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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书
1919年4月
〔巴伐利亚总理、社会主义和平主义者克尔特·爱斯奈于2月底被暗杀后，慕尼黑工人士兵委员会做出决定（以234票对70票通过，共产党人反对），宣告成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成立了，共产党拒绝参加这样一个联合政府。1919年4月7日，巴伐利亚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到4月13日，即慕尼黑卫戍部队起义之后，共产党入才参加了政府。这个政府于5月1日为军事行动推翻了。苏联外交入民委员契切林在《消息报》上写道，“对巴伐利亚共和国的每一打击，也就是对我们的打击。我们要在最紧密的团结下进行我们的革命斗争。”〕
慕尼黑，
外交人民委员，
我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你，向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巴伐利亚无产阶级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们深信，整个德国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共产国际明了，你们在德国正站在责任极为重大的岗位上战斗着，这将决定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最近的命运。
德国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万岁！
共产主义世界革命万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G·季诺维也夫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78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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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关于发展的几个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圭亚那〕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1972）
第一章关于发展的几个问题
什么是发展？
什么是欠发达？
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不断增加，尽管其经济发展相对较慢，但与此相对照的是，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相当多的所谓欠发达国家几乎发展停滞，有的则经济发展速度比其人口增长的速度还慢。
这些特点绝非偶然。而是与恣意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相吻合——将最滥用、最露骨的剥削形式转移到依附国家身上。必须清醒地懂得解决现在困扰人类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彻底消除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依附国家的剥削，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切·格瓦拉，1964年
什么是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多方面的过程。在个人层面上，发展意味着增加技能和能力，更大的自由以及创造力、自律、责任和物质生活的幸福。这些方面有些实际上属于道德范畴，难以评判——因为这要根据一个人的年龄、阶级出身以及对正确与错误的个人理解。然而，无可争辩的是，所有个人发展的这些方面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个社会的状况紧密相连。从最早的时候起，人们就发现为了生存，结队狩猎比较方便，也有必要。任何社会群体内发展的各种关系对认识社会整体都至关重要。自由、责任、能力只有在一个社会里的人际关系框架内才有意义。
当然，每个社会群体都要接触其他群体。任何两个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关系都受到这两个社会形式的规范。他们各自的政治结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各群体中的统治者是对话、贸易或争斗，视情况而定。因此，在社会群体层面，发展意味着不断增长的规范对对内和对外关系的能力。人类历史大部分是为了生存而与自然灾害抗争，或与真实和想象中的人类敌人做斗争。在过去，发展总是意味着增加保卫社会群体独立的能力，而这确实意味着对其他群体自由的侵害——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与所涉及社会群体的个人意志并无关联。
以群体从事活动的并不只有人。然而，由于具备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人类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路线。制作工具的行为本身促进理性的发展，而不是完全成熟智力的结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作为工作者的人与作为思想者的人同样重要，因为使用工具的工作将人从纯粹的生理需要解放出来，这样他可以支配其他更强大的物种和自然。人类工作使用的工具和他们组织劳动力的方式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更常见的是，“发展”这个词用在一个专用的经济意义上——其理由是这类经济本身就是其他社会特征的指数。那么，什么是经济发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指其成员共同应付环境的能力增强。这种应付环境的能力有赖于他们对自然规律了解的程度（科学），有赖于他们将这种了解用于设计工具的实践（技术）以及组织工作的方式。从长远的观点看，可以说自从人类起源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发展，因为人类从自然获取生计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人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从对人类社会早期历史的反思以及下述事实中看出。首先，从粗石器工具进步到使用金属；其次，从狩猎和采摘野果到驯化野兽和种植食物；再次，工作的组织从个人活动改进为一种表现为很多人参与的社会特点的活动。
每一个民族都能因地制宜，从而过上美好生活。每一个大陆在早期都独立参与了人类对环境控制的拓展。这意味着每个大陆都能标明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作为人类发源地，在人类群体不断提升从自然环境中获得生计能力的过程中，非洲很明显是一个主要参与者。确实，在早期，非洲是人类在体质上进化的中心，从而区别于其他生物。
发展是普遍的，因为导致经济发展的条件是普遍的。在每一个地方，人类都面临着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生存任务，而更好的工具则是人类与自然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是人类为生存而斗争中的一部分。当然，人类的历史决非仅仅是进步的记录。世界上每一个地方，有那么一些时期，会有暂时的挫折以及生产基本生活必需品和为人们提供其他服务能力的实际降低。然而，总体趋势是朝着生产增加。在某些时间段，物质产品的增加与社会质量或特点的变化相辅相成。这种关联将在下文以非洲为例显示，但数量/质量变化原则的普遍作用机制则会用中国的例证来说明。
在中国，早期人类生存得益于大自然的仁慈。他们慢慢地发现一些基本事实，如火可以人为，一些草种可以种植在土壤中以满足果腹需求。这些发现使中国居民形成了简单的农耕群体，使用石器和生产足够的食物以维持基本生存。这种情况发生在基督诞生或先知穆罕默德出走前数千年。那个阶段生产的物品在那些在家庭中生活和工作的社会成员间分配得相对平等。到7世纪时的唐代，中国的经济能力已大大增长，不仅可以种植更多的作物，也能制造更加多样化的产品，如丝绸、瓷器、船舶和科学设备。这当然代表所生产的物质产品数量增加，同时也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质的变化。在唐代，一个政治国家代替了前述早期的自治群体。以前，每个家庭和每个人进行农业耕作、房屋建筑和裁缝等，现在出现了专业分工。人口的大多数仍在土地上干活，但出现了制造丝绸和瓷器的技术工人，负责国家政务的官僚，还有佛教徒和儒家宗教哲学家（Confucianreligiousphilosophers），他们专门试图解释那些人们难以直接理解的事务。
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增加了生产，但也导致了分配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的一小部分人开始颇不相称地获取人们劳动成果的极大部分，而这一小部分人实际上是对产生财富的农业和手工业贡献最少的。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在对基本生产资料即土地的占有权上产生了严重的不平等。大多数农民占有的家庭土地变得更少，而少数人占有了大部分土地。广义上说，土地占有权的这些变化是发展的重要部分（partandparcel）。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不能被简单地看作经济事务，而应被看作一个整体的社会过程，这一过程根据人们努力与其自然环境打交道的结果而定。
经过仔细的研究，我们有可能部分理解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与其他上层建筑变化之间的复杂关联，包括意识形态和社会信仰领域。例如，在亚洲和欧洲，由社群主义（communalism）向封建主义的转变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行为准则。欧洲的铁甲骑士与日本的武士（Samurai）或勇士在行为方式上有诸多共同之处。他们逐渐培养了被称为“骑士精神”的观念，即一方面表现为身份高贵的骑士，反过来又必须学会在上司面前脱帽光脚的极度依顺和奉承的谦卑行为方式。在非洲也是样，随着国家和高等阶级的兴起，出现了普通臣民须在君王和贵族面前匍匐在地的行为。很清楚，当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大致的家庭平等将让位于新的社会现状。
众所周知，在自然科学领域，许多情况下，量变经过一段时间即引起质变。最常见的例子是水可以吸收热量（一种量变过程）当温度达到100摄氏度时，便变成了气体（一种形式的质变）。同样，在人类社会，总是出现这种情况，即经济的扩展往往会导致社会关系形式的变化。作为第一位注意到这种现象的作者，马克思早在19世纪的著作中就区别了欧洲历史上的几个发展阶段。在简单狩猎体后的第个主要阶段是财产集体所有、共同工作和食物分配平等的社群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奴隶社会（Slavery），其产生是由于家庭中出现的专横因素的扩展和一些群体被另一些群体所征服。奴隶们完成了各种任务，但主要工作是生产粮食。下一个阶段是封建主义（Feudalism），农业仍然是生存的主要方式，但生存所必需的土地却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他们掌握着极大部分财富。土地耕作者（现在称为农奴）不再是主人的私有财产，但他们被束缚在某个采邑（manor）和庄园（estate）的土地上。当采邑转手后，农奴仍必须守在原地，为领主提供各种产品，对于农奴而言，只是够吃而已。正如奴隶之子恒为奴隶，农奴之子也永远是农奴。接着是资本主义，此时社会的最大财富不是来自农业而是由工厂或矿井的机器生产。正如此前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是以生产财富的资料由少数人集中占有和人类劳动产品的分配不公为特点的。资产阶级是少数统治者，他们来源于封建时代的商人或手工业者，后来变为工业家或金融家。此时的农奴具有自由离开土地并在资本主义企业寻求被雇用的权利。这样，他们的劳动力成了一种商品，可以买卖。
人们预言将会有下一个阶段，即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社群主义阶段的经济原则将会恢复。在当今世纪，社会主义阶段确实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每一个相继出现的阶段代表着严格意义上的发展，即控制物质环境能力的增强，同时意味着为社群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更多数量的产品和服务建立在最伟大的技能和人类的创造力基础之上。人类被解放出来，从而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展现和发展自己的才能。人类是否可以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则仍存在着争论。生产力的提高增加了社会的一些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权限。作为社会集团中间为生存和发展而展开竞争的一部分，暴力也在成倍增长。从“原始”这个词的本来意义看，我们毫不清楚，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资本主义效力的士兵与16世纪在日本封建军队中服役的士兵相比。或是与生活在巴西从林中的第一阶段人类组织的猎人相比，没有他们那样“原始”。尽管如此，我们确实知道，在狩猎游团、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三个各自的阶段，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所改进。生活少了一分冒险性和不确定性，社会成员可能对他们的前途有更大的选择权。所有这些都牵涉到我们所使用的“发展”一词。
在那些已经经历了几种生产方式的社会的历史上，我们有机会看到量变如何最终产生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在这里，重要的特点是在上述的关节点上，社会关系已经不再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相反，这些社会关系开始对生产力起阻碍作用，因此不得不被抛弃。我们以欧洲的奴隶制时代为例。尽管奴隶制从道德层面而言是无法为之辩护的，但它在一段时间内毕竟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为开发矿井和农业种植园做出了贡献，在罗马帝国特别明显。然而，由于奴隶的存在，当时的自由农民的劳动受到压抑而得不到充分发挥。奴隶们并未从事任何需要技能的任务，因此社会的技术演进受到威胁，几近停滞。更有甚者，奴隶们躁动不安，镇压奴隶暴动成本颇高。当这些地主们看到他们的庄园在破产，决定最好还是将奴隶们一直强烈要求的法律上的自由身份给予他们，同时确保自由农奴除了在地主土地上劳动外无地可耕作，从而可以继续剥削这些农奴。这样，一套新的社会关系即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取代了奴隶主与奴隶的那种旧关系。
在有的情况下，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伴随着某个关键点的暴力。当被牵涉的统治阶级在变化过程中面临着被剥夺的威胁时，这种情况会出现。多个世纪以来，封建领主掌握着权力。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商人和制造业主的利润使其财富逐渐增长，他们开始寻求权力和社会地位。当阶级的界限变得清晰时，阶级意识也达到了高水平。领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意识到成败在此一举。前者致力于保持那种与机器生产的新技术和通过买卖劳动力来从事工作的组织颇不相适应的社会关系。资本家则投身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革命，以推翻旧的生产关系。
当研究现代非洲工人和农民阶级状况时，我们必须牢记革命和阶级意识的概念。诚然，在非洲历史的大部分时期，现在的各个阶级并不十分明确，变化是渐进的而非革命性的。对早期非洲发展更具关联性的可能是世界各地的发展永远是不平衡的这一原则。
尽管所有的社会都经历过发展，但同样真实的是，一个大陆的发展速度与另一个大陆并不相同；即使在大陆内部各个不同部分在掌控自然方面的提升速度也各不相同。在非洲，埃及在2500年前即能生产出大量的财富，因为埃及人掌握了很多科学的自然法则，发明了灌溉、种植作物以及从土壤深处获取矿物的技术。那个时期，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如不列颠群岛（BritishIsles），人们一般用弓箭或木棒从事狩猎来维生。
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是，为何被置于独立的境地时，不同的人们会以不同的速度发展。问题的答案部分在于人类群体涉及的不同环境，部分在于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也就是说，当人类与物质环境抗争时，他们创造了社会关系的类型、政府的类型、行为方式以及价值体系，这些一起构成了上层建筑。这种上层建筑在任何两种社会绝不会相同。上层建筑的每一因素既与上层建筑内的其他因素产生互动，也与物质基础产生互动。例如，政治与宗教模式互相影响，有时搅和在一起。认为某一处森林是神圣的这种宗教信仰是上层建筑中能够影响经济活动的某种成分，因此那处森林就不能开发出来作为耕地。
归根结底，人类发展新阶段突破取决于人的应对自然的技术能力。我们也应牢记，任何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的独特之处对发展速度有显著影响。
很多观察者对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这一问题深感疑惑。实际上，早在基督出生前1000年中国就已经进入了封建的发展阶段.已在技术的多个方面有所发展，也有很多的工匠和手艺人。然而，它从未转变为那种机器是生产财富的主要手段和资本占有者是统治阶级的生产方式。要对其进行解释相当复杂，但总体而言，欧洲封建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主要的不同在于上层建筑方面，即从物质基础产生的信仰体系、诸种动机和社会政治制度，同时反过来影响物质基础。在中国，宗教、教育和官僚资格是最重要的，政府掌握在国家官员手上，而不是由那些身处自己庄园的领主们来管理。此外，与欧洲的土地分配不同，中国的土地分配有诸多平等主义的倾向，中国政府拥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后果是土地所有者与官僚一样把持着比财富占有者更大的权力，从而用这种权力来维持同一模式中的社会关系。尽管他们不可能永无止境地这样做下去，但他们却延缓了历史的进程。在欧洲，变化的因素并未被国家官僚的大权扼杀。
当第一批资本家在欧洲社会出现后，这个阶级的态度为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诱因。人类社会以前从未有过这样一群人，他们有意识地发挥作用是为了通过生产来创造最大的利润。为了达到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本这一目的，资本家阶级对可以用来操作机械的科学法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而为他们自已创造利润。在政治层面，资本主义也对今天被称为“西方民主制”的诸多特点负有责任。在废除封建主义的过程中，资本家阶级坚持设立国会、颁行宪法和保证新闻自由等。这些也可以被称为发展。然而，欧洲的农民和工人（最终将是全世界的居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从而使资本家们能够从始终隐藏在机器背后的人力劳动中获取利润。这种情况与发展的其他方面相矛盾，从那些曾遭受痛苦并仍然遭受痛苦以使资本主义的成就成为可能的人们的角度来看尤其如此。这些人是人类的大多数。要前进，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这正是为什么目前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关系现在已经过时，正如奴隶关系和封建关系曾经过时一样。
有一段时间，资本主义体系在为少数人寻求利润的同时，作为一种副产品，它也为相当数量的人们增加了福利。而今天，对利润的追求已经与民众物质和社会需求得到满足的要求产生了激烈冲突。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已不能引导科学技术无限制发展，因为这些目标与利润动机相冲突。资本主义已经证明无法克服其弱点，如生产能力的利用不足，失业人口的长期存在，以及与“市场”概念相关联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一情况关系到人们的支付能力而非对商品的需求。资本主义已创造出自身的不合理现象，如邪恶的白人种族主义，与广告相连的极大浪费，以及即使在巨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如美国于财富和浪费之中存在着的极度贫困的不合理现象。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在企图征服欧洲以外的国家与大陆时加剧了自身的政治矛盾，这样全球任何地方的工人与农民已形成自觉，决心将自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决心也是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任何发展阶段都是暂时的、过渡的，迟早要让位于其他阶段。在提及资本主义时强调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资本主义阶段还未到结束之时，那些生活在一个特殊时期之内的人们往往看不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处在转型或消亡的过程之中。确实，那些资本主义辩护者（资产阶级作家）的作用之一就是企图伪称资本主义会永远存在。只要看一下在过去五十多年里社会主义的进展，就会知道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是一种迅速消逝的社会制度的代言人。
今天资本主义仍然与社会主义同时存在的事实警示我们，生产方式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先后接替的阶段的问题。不平衡的发展总是能保证处于不同水平的社会互相接触，如处于社群主义的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
当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处于持久和有效的接触时，两个社会的变化速度和特点会受到严重影响，以至可以创造出全新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两个社会中较弱的那个（即具有较少经济能力的社会）肯定会受到负面影响，所涉及的两个社会的差距越大，后果越不利。例如，当欧洲资本主义与美洲和加勒比的本土狩猎社会接触时，后者实际上被消灭了。第二，假如较弱的社会能够生存下来，最终只有在行进到比以前统治它的经济体更高水平的情况下，它才能重新独立发展。关于第二个原则运行的实际例证可以从苏联、中国和朝鲜的经历中体现。
当中国和朝鲜被资本主义的欧洲和日本殖民时，两国大致属于封建主义社会。俄国从未在法律上被殖民过。但当它仍处于封建时期，其本土的资本主义起步不久，俄国即被西欧更成熟的资本主义所征服。三个例证都是通过社会主义来打破资本主义的统治。只有社会主义快速发展才能修正被征服时期被误导和延误的增长。确实，以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而言，它们的快速发展已在赶超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了几个世纪的英国和法国。
到20世纪50年代末（本研究到此时为止），苏联、中国、朝鲜和东欧一些国家是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的国家。帝国主义自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针对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因而不能抵御他国统治的其他国家建立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霸权。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延伸了数个世纪并占领了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即一方是剥削者，另一方是被剥削者；一方如霸主般行动，另一方被统治；一方制定政策，另一方处于依附地位。
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侧翼向前迈进，即受压迫、受剥削和被迫成为依附地位的部分。在亚洲和东欧，社会主义释放了被殖民的各民族的民族主义能量；它将生产的目标从金钱市场转向满足人民的需求；它根除了类似永久性失业和周期性危机的瓶颈；它通过提供经济状况的平等实现了隐含在西方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里的一些承诺，而经济平等是充分实现政治平等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前提条件。
社会主义已经重新建立了社群主义时期的经济平等。但社群主义崩溃是因为经济生产力低下和匮乏。社会主义旨在最大限度地创造出丰富产品，从而可以根据平等分配的原则持续地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导致经济能力更快速持续拓展的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是实行有计划的发展。至今我们所描述的各种历史过程大部分都是与非自愿和无计划的发展有关。没有人计划在某一阶段人类应该停止使用石斧而用铁器取而代之；（在更近的时期里）单个的资本家公司计划他们自己的扩展，但他们的制度并未旨在设计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进行断断续续的和部分的干预，以指导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将代表劳动阶级来管理经济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后者即工人和农民，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和人类发展的最能动的力量。
要为这一关系到人类发展的极其复杂的问题所做的简略导言收尾，实有必要充分认识资产阶级学者对这一现象所提供的各种解释是如何不恰当。他们很少尝试去从整体上解决问题，而只是将注意力狭窄地集中在“经济发展”。根据典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定义，发展只是一种单纯的“生产要素”的集合体，即土地、人口、资本、技术、专业化和大规模生产。这些要素确实相关，已如前所述。然而，那些在被资本主义学者认为相关的要素名单上被省略的确实具有压倒性的意义。无人提及对大多数人的剥削，而这构成了社会主义以前各种发展的基础。无人提及生产的社会关系或阶级。无人提及生产要素和关系的组合方式以形成有区别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制度或生产关系。无人提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逻辑阶段。
相反，任何试图将自己的分析建立在社会主义和革命原则之上的研究必然会尽早开始讨论阶级、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以及工人和受压迫人民等概念。每一个新的概念都充满着自身的矛盾性，不要想象仅仅凭借使用一些词语就可以为任何问题提供答案。然而，我们在对“欠发达”或避免欠发达的战略进行可行性讨论之前.至少必须承认发展的人文、历史和社会各方面的充分意义。
什么是欠发达？
讨论了“发展”以后，我们更容易理解欠发达这一概念。很明显，欠发达肯定不是没有发展，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在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或多或少地发展着。欠发达只有在作为一种比较发展水平的方法时才有意义。这主要是根据这一事实，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严格地从经济角度来看，有的人类集团走得比较远、生产得更多从而变得比较富裕。
一旦一个集团看上去比另一个富有，马上就会有关于这种不同之原因的探究。当英国于18世纪走在欧洲其他国家前面的时候，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觉得有必要探究“国家财富”背后的原因。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对于他们的国家在18世纪以及后来的19世纪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相比是“落后的”这一事实非常在意。今天，我们全神贯注于两者之间财富的不同：欧洲和北美为一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为另一方。与前者相比，后者可以说是落后或欠发达。这样看来，无论何时，欠发达背后是一种比较的观念。对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并决定它是否发展了，这是可能的；同样（更重要的是），对时间上处于不同阶段的两个国家或两类国家的经济进行比较也是可能的。
现代欠发达的第二种也是更为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是它表达了一种特殊的剥削关系，即一国被另一国剥削。世界上所有被称为“欠发达”的国家都被其他国家剥削。世界上现在一致关注的欠发达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产物。非洲和亚洲社会一直是在独立地发展，直到它们被资本主义所有者直接或间接地接管过去。当这种情况发生后，剥削增加了，剩余的出口随之而来，这些社会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利益被剥夺。这就是当代意义上的欠发达的主要部分。
在有些地方，有人经常认为用“发展中”（developing）来代替“欠发达”（underdeveloped）比较聪明。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避免因为与第二个词相关而引起不快，即被解释为意味着在心智、身体和道德等方面的欠发达。事实上，如果欠发达意味着任何其他方面而不是比较经济，那么世界上最欠发达的国家应该是美国，因为它进行大规模的对外压迫，对内则是一种剥削、残忍和精神病的混合体。无论如何，在经济层面，最好还是保留“欠发达”而不要用“发展中”，因为后者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所有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落后状态都与世界上的工业国家无关，它们正在将自己从剥削关系中解放出来。这肯定是不正确的，而且与世界大国相比，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很多欠发达国家正日益变得事加欠发达，因为宗主国（metropoles）通过新的方式加剧了对它们的剥削。
经济比较可以通过审视关于生产了哪些商品和服务并被用于所研究的社会等的数据统计和指数分析来达到。专业经济学家谈论的是国家的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这些词语已经通过报纸成为一般人的口头禅，这里不进行详细解释。可以看出，国民收入是表示一个国家所有财富的分量，而人均国民收入则是通过将国民收入除以居民人数而得出的数字，从而得出每个居民的“平均”财富的想法。这种“平均”在贫富悬殊的地方会产生误导。一位乌干达青年用个人方式表达了这种情况，他说他的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掩饰了作为贫穷农民的他父亲所得的收入和当地最大的资本家麦德瓦尼（Madhvani）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如果撇开欠发达的状况来考虑发展问题，这一过程要求消除土地分配、财富占有和收入中存在的总的不平等，这些都隐藏在国民收入的数字中，意识到这一点极其重要。在历史的某一阶段，进步是以牺牲一些既有的特权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发展必须意味着对现存的特权群体的清算以有利于那些与其相对应的社会最底层群体。不过，人均国民收入仍然是将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比较的有用的数据；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都比任何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高出数倍。
下面的表格展示了非洲国家与其他一些国家人均收入差距的确切情形。这种差距使得有些国家被称为“发达国家”，而另一些被称为“欠发达国家”。（这些信息均从1968年联合国发表的数据中得到，特别标明的年份除外）
[1]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是1958年2月1日由埃及与叙利亚合组的泛阿拉伯国家。1961年9月27日叙利亚发生军变，次日宣布联盟解散。埃及至1972年为止一直自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译者注
从以上证据发现的差距不仅非常大，而且仍在扩大。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发达国家正在快速地变得更加富有，而欠发达国家或是停滞不前，或是增长速度很慢。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计算出一个数字来表示该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最快，其次是资本主义大国，殖民地和前殖民地远远地落在后面。欠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例正在下降。这一比例在1938年约为30%，到20世纪60年代下降到20%以下。这是—个重要的指数，因为贸易既可以表明生产的商品数量，也可以表示所获取的非本土出产的商品。
发达国家经济具有与欠发达国家经济完全不同的特点。发达国家都已实现工业化。这就是说，它们的劳动人口中的大部分从事工业生产，而不是农业生产，他们的财富大部分来源于矿山和工厂等行业。由于具备先进的技术和技能，他们每个人在工业中的劳动产出很高。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但另外显著的事实是，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比起世界其他地区来也先进得多。它们的农业也成为一种工业，经济中的农业部分虽小，但产出很大。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被称为农业国家，因为它们依赖农业，只有很少的工业甚至没有工业；它们的农业生产不科学，产量比发达国家的产量低得多。在几个最大的欠发达国家中，农业产出在1966年及随后都出现停滞不前或下降。在非洲，每人的农作物产量近年来一直在下降。因为发达国家具有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强的工业和农业经济，它们生产出的产品不论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都比穷国多得多。有可能列出一个数据表格表明谷物、牛奶、钢铁、电力、纸张和其他各种类型的产品的生产，同时也可表明每一个公民（平均）对每一类商品的占有量。同样，这些数字对世界上享有特权的几个国家极为有利。
一个国家使用的钢铁数量是工业化水平的最好指数。一个极端是，我们发现美国每个人消费685公斤钢铁，瑞典人623公斤，东德437公斤。另一个极端是，我们发现赞比亚人消费10公斤，东非人8公斤，埃塞俄比亚人2公斤。当同样的计算用于食糖时，结果之一表明澳大利亚为57公斤，北美和苏联平均为45～50公斤。然而，非洲每人每年只消费10公斤，这比亚洲人好，他们每年只有7公斤糖。
就基本的粮食需求而言，数据更加令人沮丧。每个人每天都需要以卡路里计算的—定数量的食物。每天的理想数目是3000卡路里，但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接近这一数字。阿尔及利亚人每天消费只有1870卡路里，而“象牙海岸”[1]在非洲国家应该是幸运的，全国人口每人每天平均消费2290卡路里。进一步而言，我们还应判断食品中所含的蛋白质。非洲很多地方都遭受着“蛋白质饥荒”，即尽管卡路里可以从淀粉类植物中获取，但只有很少的蛋白质。发达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消费的蛋白质两倍于欠发达国家。这些差异可以帮助我们搞清楚哪些是“发达”国家，哪些是“欠发达”国家。
[1]今科特迪瓦。——-译者注
在为人们带来福利和幸福方面，一个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与物质生产同样重要。众所周知，国家有责任建立学校和医院，不论它们是由政府还是私人机构提供，其数量可以根据人口的规模来建立。一个国家的基本产品和社会服务达到何种程度也可以根据以下项目来间接地观察，如寿命长短、儿童死亡率、营养缺乏、可以通过预防接种或公共卫生设施来预防的疾病的发生以及文盲的比例。在所有这些方面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十分巨大甚至是令人恐惧。在喀麦隆，每1000名新生儿中有100名不会活过一周岁，在塞拉利昂农村，每1000名活着出生的非洲婴儿中，160名不会活过一年。然而。在英国和荷兰。可比较的数字分别为12和18。此外，更多的非洲儿童活不到5岁。缺少医生是主要的劣势。在意大利，每580人中有一名医生，在捷克斯洛伐克，510名公民中有一位医生。在尼日尔，每一名医生要为56140人服务；在突尼斯，每一位医生要服务于8320名突尼斯人；在乍得，73460人中才有一位医生。
要使一个工业经济体运作需要大量技术人才，但非洲国家具有高技术的人少得可怜。刚才提到的医生人数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工程师、技术人员、农学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甚至在有的地方，管理者和律师同样缺乏。有的行业如电焊等中等技术人员也同样缺乏。更糟糕的是，目前还存在着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向美国和西欧的“人才流失”。也就是说，专业人士、技术人员、高水平的管理人员和技工从他们的家乡向外移民。欠发达国家本来就很少的技术人才又被发达国家更好的待遇和机会进一步吸引过去。
欠发达国家需用荒谬的高价来招聘外国专家这一事实使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表现得淋漓尽致。
目前所展现的大部分数据可以被形容为“计量”。这种方法使我们可对—些经济体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测量。此外，必须对牵涉到一种特定经济的组合方式进行某些质量评估。因为就经济发展而言，只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是不够的。国家必须生产更多的那些反过来可以保证经济在未来发展的产品和服务。例如，食品生产行业必须繁荣，这样工人们才可以健康，整个农业生产必须有效率，这样农业产生的利润（或储蓄）才可以刺激工业。重工业如钢铁工业和电力生产必须存在，这样才可以为其他类型的工业和农业制造机械。缺乏重工业，食品生产的不足以及不科学的农业，这些都是欠发达经济体的特征。
欠发达经济体的典型性是它们不能（或不被允许）集中于那些能够反过来从总体上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生产至新水平的经济行业，一种行业与另一种行业之间缺乏联系，这样（比方说）工业与农业之间难以产生良性互动。
此外，从这种经济体中所得的任何储蓄都被转到国外或是浪费在消费上面，而不是用于再生产上。保留在这个国家内部的国民收入主要用于支付那些并未参与直接生产财富而只是提供附加服务的人，如秘书、商人、十兵或演艺人员等。使情况愈发恶化的是。被雇用到那些确实需要提供足够服务的行业的人员更少。最糟糕的是，所有这些人都不会向农业或工业进行再投资。他们将农民和工人创造的财富挥霍在购买汽车、威士忌和香水上。
人们注意到，在欠发达国家，最发达的“行业”是管理，这颇具讽刺意味。不久前，达荷美[1]60%的国内收入用于支付公务员和政府领导人的工资。给予被选上的政客的工资比英国议员的工资都要高。欠发达的非洲国家的议员的工资也相对较高。在加蓬，每6000居民中有一位议会代表，而法国的议员代表的是10万法国人。更多的这类数字表明，在对典型的欠发达经济进行描述时，非常有必要指出，本地分配的财富高得不成比例地流入到了那些少数特权者的口袋。
[1]Dahomey，今贝宁。——译者注
非洲内部的那些特权集团的成员总是自我辩护，说他们交纳的税款使政府得以运转。从表面上看，这一声明有其道理。然而，仔细探究就会发现，这一说法确实是最荒谬的，表明了对经济如何运行的全然无知。税不会产生国民财富和发展。财富必须从自然中生产出来，即耕种土地或开采矿物，或是伐木，或是将原材料转化为制成品以供人们消费。这些事都是由大多数民众如农民和工人来完成的。
如果劳动人民不工作，则无收入可征税。
给予那些公务员、专业人员和商人的收入来自于整个社会团体的财富积累。除了财富分配中存在的不公正，“纳税人的钱”是使国家发展的因素这一论点也必须驳回。在实现发展目标时，我们必须从生产者开始，从这里出发，再看这些劳动者的产品是否合理地运用到给国家带来更独立的地位和更多的福利。
在关注人类劳动从自然创造财富时，我们立即意识到极少有欠发达国家缺乏可以给人们带来更好生活的自然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中的两三个地区往往可能会为了相互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欠发达国家是那些占有自然资源最丰富，同时为其公民提供享有的产品和服务最少的国家。
联合国的《非洲经济条件概览》在最近的1964年是这样表述这个大陆的自然资源的：
非洲有着丰富的矿产和初级能源资源。估计仅占世界人口9%的地区却占有约世界矿产总产值的大约28%以及原油产量的6%。最近几年，它在后者所占的份额仍在增加。在16种重要的金属和非金属矿产中，非洲的10种矿产在世界产量中所占份额从22%到95%不等。
事实上，随着每天新的矿产被发现，非洲的潜力也日益巨大。在农业方面，非洲的土地并非像热带雨林在图片中引导人们所相信的那样丰腴；但其他优越的气候条件却使得只要加以适当灌溉。这个大陆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终年种植作物。
目前的情况是非洲尚未达到可以最充分利用其自然资源的那种地步，生产的大部分财富并未留在非洲为非洲人的利益服务。赞比亚和刚果生产大量的铜，但那是为了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利益。即使那些在非洲生产同时保留在非洲的产品和服务也落入了非洲的那些外国人手里。这样，南非吹嘘自己有非洲最高的人均收入；但指数表明这是如何分配的，我们应该注意，当种族隔离（Apartheid）政权保证每1000名活着出生的白人婴儿中只有24名死亡，他们却乐于容许1000名活着出生的黑人婴儿中死亡128名。为了理解非洲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有必要知道为何非洲在实现其自然潜力方面如此之少，我们也有必要清楚为何如此多的现有财富落到了大部分是住在非洲以外地区的外国人的手上。
从某种程度上看，欠发达是—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世界上很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事实上很穷，而土地并不丰饶或地下资源不丰富的国家却享有最高的生活水平。当来自世界上发达地区的资本家尝试解释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时，他们经常使它听上去似乎这种情况是“天赐”的。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关于发展的书中承认当今世界的比较数据表明现在的差距比以前更大。他承认，在过去的150年里，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大了15~20倍。然而，我们谈论的这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既没有给予历史的解释。也未考虑存在着的剥削关系，正是这一关系养肥了资本家寄生虫同时使依附者日益贫困。事实上，他提出了一种依据《圣经》的解释!他说：
所有均在《圣经》中告知：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29行）
那个有关“没有的”故事，就是今天现代欠发达国家的故事。
大概任何人对这一说法的唯一评论都只能是“阿门”。
关于欠发达是由上帝决定的这种解释之所以被强调，主要是因为欧洲学术界存在的种族主义倾向。这种说法与种族歧视相符合，即公开或隐晦地认为他们的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的人民天生高人一等，而非洲经济落后的责任是源于非洲黑人种族的落后性。更大的问题在于非洲和其他殖民地世界的人民都经历了一场文化和心理上的危机，从而至少部分接受了欧洲人对这一现象的说法。这表明非洲人自己对改造和开发自然环境的自身能力产生了怀疑。因为有了这些怀疑，他甚至对那些表示非洲人可以也必须通过自身努力来发展的兄弟们提出挑战。如果我们能够决定欠发达何时改变方向，必须首先消除那种疑虑，即欠发达是种族所决定或困境使然。因此我们无能为力。
当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们”不给予种族主义的解释时，他们又往往将实际上是欠发达的结果作为其原因来混淆事端。例如，他们会论证非洲的落后是由于缺乏发展所需的有技术的人员。确实，由于没有工程师，非洲不能自己修建道路、桥梁和水力发电站。然而，这并非欠发达的原因，除非出现这种情况即原因和结果互相结合来起作用。事实上，某一个非洲国家经济落后的深刻原因不可能在那个国家内部发现。我们能够发现的只是欠发达的症状和导致贫穷的次因。
对欠发达原因的解释或是源于有偏见的思维，或是源于那种以为可以从欠发达经济内部找到答案的错误想法。真正的解释存在于找出非洲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并认识到这是一种剥削关系。
人类总是利用自然环境以谋生存。在时间的某一节点上，产生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即少数人变得富有并可利用他人的劳动享受利益。然后达到一个阶段，某一个被称为国家的集团的人可以剥削另一个国家和人民的自然资源和劳动。由于欠发达是关于国家的比较经济学，它就是具有最大利益的最后一种剥削，即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剥。一个国家剥削另一个国家最普遍同时与非洲对外关系相关的方式是通过贸易进行剥削。当贸易条件是由一个国家以一种完全有利于自已的方式设立时，这对其贸易伙伴具有危害性。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以非洲出口的农产品和从欧洲、北美和日本进口的制成品为例。大国设立了农产品的价格，再不断地下调农产品价格。与此同时，制成品的价格也由它们来确定，还有在贸易中用这些国家的船只运输的费用（freightrate）。就定价方面而言，非洲的矿产品也与农产品处于同样的命运。非洲与其贸易伙伴的整个进出口关系是一种不平等交换关系和剥削关系。
远比公平贸易更为重要的是—个国家生产资料的实际所有权属于外国公民。当非洲的土地和矿山归欧洲公民所有，这是吸非洲大陆的血的最直接的办法。在殖民主义统治下，这种所有权是完全的并有军事统治提供支持。今天，在许多非洲国家，尽管外国人的军队和旗帜不在了，但这种外国人的所有权仍然存在。只要土地、矿山、工厂、银行、保险公司、运输工具、报纸、电站等为外国人所有，非洲的财富便会长期地外流到这些人的手中。换言之，即便缺乏直接的政治控制，外国投资也将保证自然资源和非洲劳动力生产的经济价值流出这个大陆。
外国投资经常采取给非洲政府贷款的形式。自然，这种贷款需要归还。在20世纪60年代，欠发达国家每年归还官方贷款（分期偿还）的费用从每年4亿美元增加到每年7亿美元，而且还在不断增长。另外，还有这些贷款需偿付的利率以及通过直接投资经济带来的利润。这两种来源合起来构成一个事实：1965年共计5亿美元从欠发达国家流出。关于这些事情的信息很少是完全的，理由十分简单，那些赚取利润的人希望保持沉默。因此，上面的那些数字很可能是低估了的数字。它们只是为了表明一个概念，即非洲的财富在多大程度上被那些投资者攫取，以及非洲财富的生产资料的大部分归这些人所有。更有甚者，近些年来，投资的方式变得更加微妙，也更加危险。其中包括由资本主义专家来援助和管理本土非洲公司的所谓“不在地主身份”的方式。
非洲主要是与西欧、北美国家以及日本进行贸易。非洲也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交易来使自己的贸易多元化。如果与后者的贸易证明对非洲不利，那么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加入了剥削非洲的行列。无论如何，在这一阶段清晰地区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非常重要，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无论何时候都没有在非洲大陆的任何地方占有过土地，也没有以赚取外来利润的方式在非洲投资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参与过对非洲的掠夺。
那些就欠发达问题著述的人或那些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诸大陆拥有读者的人。多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的代言人。他们极力在国内或国外为资本主义剥削进行辩护。为了混淆这一问题，他们所做的事情之一是不顾社会制度有所不同，将所有的欠发达国家放在一个阵营，将所有的发达国家放在另一个阵营。这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名词从未进行讨论。取而代之的是，人们面对的只是在工业化国家和那些尚未工业化的国家之间的简单划分。确实，美国和苏联都是工业化的；确实，当人们看数据时，法国、挪威、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国家的相似程度远高于它们之间任何一个与非洲国家的相似度。绝对有必要确定某一个工业化国家的生汽水业平是自身的内在资源的产物，还是源于它对其他国家的剥削。美国只占世界人口和可和用的自然财富的很小部分。却占有财富的极大比例，而这些都是通过剥削整个世界的劳动和自然资源而得来的。
关于欠发达的荒谬观点和在富国与穷国之间所做的简单划分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或外部的社会主义学者所反对。这些荒谬的观点也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揭露，他们发现，资产阶级学者提供的这些解释是为了迎合那些通过贸易和投资来剥削世界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法国社会主义作者皮埃尔·加雷（PierreJialee）认为，要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确立一个合适的分析角度，应该确立两类国家，一类是帝国主义。一类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包括所有那些已经决定与国际资本主义决裂的大小国家。帝国主义阵营不仅包括如美国、法国、西德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大国，也包括那些工业国进行投资的弱国。因此，帝国主义阵营可以再划分为剥削国家与被剥削国家。大部分非洲国家可以归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里的被剥削国家集团。大致而言，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已经在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其他三分之二构成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阵营，大部分属于被剥削的群体。
有趣的是，尽管资产阶级作者想尽力混淆视听，但他们也不时触及真实情况。例如，联合国（为西方大国所统治）决不会强调资本主义的剥削，但他们的经济评论一方面会涉及“中央计划”的经济，往往指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他们谈论“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指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后者又细分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以掩盖市场是资本主义市场这一事实。本研究是对均属于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
将非洲带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是贸易、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投资。贸易已经存在多个世纪；殖民统治始于19世纪后期并已基本消失；对非洲经济的投资在20世纪内持续增加。在非洲参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个时期，两个因素导致了欠发达。首先，由非洲劳动力从非洲资源中创造的财富被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所掠夺：其次。对非洲能力加以限制，使其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经济潜力，而这正是发展的重要内涵。这两个过程代表着我们前面提出的两个问题的答案，即为什么非洲实现自身的潜力如此之小，为什么非洲如此多的财富流向大陆之外。
非洲经济体已经融入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本身；它们是以一种不利干非洲的方式融入的。并保证非洲依颗于资本主义大国。实质上，结构依赖是欠发达的基本特征之一。大部分进步作者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统治的、宗主国部分，那些属于第二组的国家往往被称为“卫星”，因为它们是在围绕着那些大国经济的轨道上。同样的观点可以用简单的话这样表达：欠发达国家是宗主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者。
当任何动物的幼仔停止依靠其母提供食物和保护时，可以说它是朝着成熟的方向发展了。但依赖别国的国家永远不会被认为是发达的国家。确实，现代的条件迫使所有的国家倾向于相互依赖以更好地满足其公民的需求；然而，这并非与经济独立互不相容，因为经济独立并不意味着孤立。但它确实需要一种在对外关系中做出选择的运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它要求一个国家的增长在某一时刻必须成为自力更生和自我持续的。很明显，这种事情是与很多国家对西欧、北美国家和日本的经济依赖背道而驰的。
确实，所谓宗主国家的经济也同样依赖于世界上受剥削国家的财富。这是它们的力量源泉，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潜在弱点，因为依附国的农民和工人正在觉醒，他们意识到完全有可能斩断帝国主义延伸到他们国家的触角。然而，在宗主国家对殖民地的依赖和屈服于外来资本主义的桎梏之下的殖民地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上更先进，这样帝国主义制度也是决定看方向变更的部分。这种影响的明显例证是以下事实。即资本主义宗主国家制造的合成纤维已经取代了由殖民地生产的原料所生产的纤维。换言之，（在特定范围内）正是技术先进的都市国家可以决定它们何时可以在某个领域不再依赖殖民地。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殖民地或新殖民地将不得不手捧讨饭碗去乞求缓刑或新份额。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原来是殖民地的国家必须有效打破依附状态的恶性循环和作为帝国主义特征的剥削才能发展。
在社会文化层面。存在着很多方式以维持欠发达国家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并使它们保持被宗主国控制的地位。基督教会一直是进行文化渗透利文化统治的主要工具。尽管存在很多非洲人建立独立教会的尝试。同样重要的是教育的作用，通过培养，使非洲人服务于资本主义并接受其价值观。近来，帝国主义正在利用非洲新的大学来确立自身在最高学术水平上的牢固地位。
语言作为基本工具也用来作为融合和依附的机制之一。在非洲广泛使用的法语和英语也是为非洲社会与剥削者联系而不是非洲人与非洲人联系。事实上，很难发现哪一个领域没有反映经济依附与结构融入。初看起来，没有什么会比音乐更无害更令人愉快，但这也被用作文化统治的武器。美帝国主义者甚至通过美国之音将受压迫黑人的民间音乐、爵士乐和灵歌转变为宣传工具在非洲播出。
殖民主义时期的非洲，政治从属的状态十分明显。设有总督、殖民官员和警察。在政治上独立的非洲国家，宗主国的资本家必须通过远程控制来保证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决策。这样，他们在非洲的很多地方建立了政治傀儡，他们无耻地按其政治主子的要求向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妥协。革命作家弗朗兹·法农激烈而详尽地分析了非洲的少数人集团这一问题，他们在宗主国资本主义与非洲依附国之间起着传播线的作用。这个集团的重要性不可低估。这个背叛者集团是欠发达定义的一部分。任何对非洲欠发达的病症诊断不仅揭示低国民收人和蛋白质缺乏，还有那些一旦巴黎、伦敦、纽约的音乐一响即开始在阿比让（Abidjan）、阿克拉（Accra）和金沙萨（Kinshasa）跳起舞来的非洲绅土。
非洲表现出来的政治不稳定是在帝国主义环境下欠发达政治生活的综合症状。军事政变—个接着一个，它们往往对普通民众而言毫无意义，有时甚至是对民族解放运动中各种努力的一种反动的逆转。这种趋势在拉丁美洲历史上有现存的例子，因此当它出现在新殖民地的南越和非洲时也就毫不奇怪了。如果经济力量是以非洲国家边界以外地区为中心，那么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也会以非洲以外地区为中心，除非农民和工人大众能动员起来提供一种有别于虚假的政治独立以外的制度。所有这些特征都是欠发达和帝国主义制度剥削的结果。在绝大多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或是这些特征毫无涉及，或是关于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整个概念被斥为纯粹的花言巧语而全然拒绝，特别是那些自称为远离“政治”的“学术者”尤其如此。在本项研究的剩余部分，作者将会详细论述以表明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等所谓口号背后的可怕现实。目前，简要地列出以下几点以表明所采取的立场。
关于谁或什么应该对非洲的欠发达负责这一问题，可从两个层面回答。第一是帝国主义制度的作用应该对非洲经济的延缓承担主要责任，因为这一制度榨取了非洲财富，使它不可能更快地开发这个大陆的资源。第二是那些巧妙地控制着这一制度的人和那些不是代理人就是无意中成为这个制度帮凶的人。正是西欧资本家阶级积极地将他们的剥削制度从欧洲内部延伸并覆盖到整个非洲。
近来，他们参与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或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后者取代。很多年以来，这些宗主国的工人们也得益于对非洲的剥削和非洲的欠发达状况。这些评论无意将发展的最终责任从非洲人的肩上免除。不仅在帝国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着一些非洲帮凶，且每一位非洲人有责任理解这一制度并致力于推翻这一制度。
阅读指南
关于“发展”和“欠发达”的著作很多，但极少考虑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所有可以找得到的著作中，绝大多数都是强调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因此，存在着过于狭窄地集中于“经济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现象，而不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这种方法受到了宗主国马克思主义作者的挑战，也日益为来自欠发达世界学者所挑战。
FREDERICKENGELS,OriginsoftheFamily,PrivatePropertyandtheState,Chicago:C.H.KerrandCo.,1902.
KARLMARX,PrefacetoaContributiontoa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
KARLMARX,Pre－CapitalistEconomicFormations,editedbyE.J.Hobsbawm,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64.
上述三种著述是现在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的代表作。绝大多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著作均与发展主题有关，重点主要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
PICHARDT.GILL,EconomicDevelopment；PastandPresent,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67.
RAGNARNURKSE,ProblemsofCapitalFormationinUnderdevelopedCountries,OxfordUniversityPress,1953.
以上是资产阶级宗主国有关发展和欠发达观点的典型表述。第一本是一位加拿大经济学家为北美大学生准备的教材，第二本多次重印，作者是一位“贫穷的恶性循环”理论的最有名气的资产阶级鼓吹者。不幸的是，任何大学和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都有关于非洲的这种类型书。读者应对这种一般化做出自己的判断。
J.D.BERNAL,SeienceinHistory(4vol.),Cambridge:MITPress,1972.
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4.
两部著作都很厚，但都应该读。科学和技术来自于对自然环境理解和控制的努力，熟悉科学史对觉察社会发展十分必要。在此引用李约瑟的书基于纠正这样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即科学似乎是欧洲独特的东西。
CELSOFURTADO,DevelopmentandUnderdevelopment,Berkeley:U.ofCaliforniaPress,1964.
A.GUNDERFRANK,Capit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LatinAmerica,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67.
TAMASSZENTES,ThePoliticalEconomyofUnderdevelopment,Budapest:CenterforAfro-AsianResearchoftheHungarianAcademyofSciences,1971.
第一位作者来自巴西，一个有着长期依附并受欧洲和北美宗主国剥削历史的国家。弗兰克的著作反映了很多拉丁美洲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宗主国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森迪斯是一位匈牙利经济学家，他将欠发达世界和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运用到对实际数据和过程的分析上。
SAMIRAMIN,TheClassStruggleinAfrica,Cambridge,Mass:AfricaResearchGroup,n.d.
萨米尔·阿明是北非人，他著述的数量和洞察力的质量都十分出众。上面引用的这一著作是高度概括性的，描述了包括从古代非洲发展的根源直到现在以及计划的社会主义未来的整个阶段。很可能他的更多著作将被译成英文（他的工作语言是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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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黑格尔》选译（195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1954）
DerJungeHegelunddieProblemederKapitalistischenGesellschaft
青年黑格尔
选译
卢卡奇
（1954）
商务印书馆，1963年。译者：王玖兴
译者前言
序言
导论
第一章青年黑格尔的共和国思想时期（伯尔尼，1793—1796）
第一节黑格尔的“神学”时期
第二节青年黑格尔的“实证性”是什么意思？
第三节历史观和当前现實
第二章黑格尔社会观的危机和他的辩证方法的萌芽（佛兰克福，1797—1800）
第一节佛兰克福时期的一般特征
第四章黑格尔与谢林的破裂和《精神现象学》（耶纳，1803—1807）
第四节“外化”是《精神现象学》的中心哲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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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左翼活动家阿兰·克里文（AlainKrivine，1941-2022）（﹝法国﹞迈克尔·洛维（MichaelLöwy），2022年3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托派人物小传
法国革命左翼活动家阿兰·克里文（AlainKrivine，1941-2022）
﹝法国﹞迈克尔·洛维（MichaelLöwy）季耶翻译、日土兀校对
相关文献：“他从未放弃过斗争”：纪念法国革命活动家阿兰·克里文（1941-2022）（﹝英国﹞马努斯·麦格罗根（Manus
McGrogan），2022年3月22日）
法国知名的革命左翼活动家阿兰·克里文于（2022年）3月12日去世，享年80岁。
1941年，他出生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他的家族为了躲避乌克兰（当时是沙俄帝国的一部分）的反犹运动举家移民，他在50年代末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的运动中开始政治化。由于犯“托洛茨基主义偏差”而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属下的共青团。他于1966年与一群同志成立了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Jeunessecommunisterévolutionnaire），该青年团很快成为1968年起义的一个积极组成部分。阿兰·克里文和他的同志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ïd）是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们帮助点燃了这场独特的叛乱运动，导致了1000万工人的大罢工。
1969年，他成立了第四国际支部法国支部共产主义同盟（Liguecommuniste），并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获得1%选票。1969年和1973年他两次被监禁，两次他的组织都被政府解散。1973年，他是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iguecommunisterévolutionnaire）的创始人之一。1999年到2004年，他当选欧洲议会议员。2009年，革命共产主义同盟解散，成立新反资本主义党（NouveauPartianticapitaliste），他在该党一直活跃到最后。
多年以来，克里文一直站在反帝国主义斗争、工人罢工、移民权利斗争和反法西斯运动的前沿。他是1968年运动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忠于年轻时的理想，忠于为社会主义、革命和人类解放而奋斗的人。他的魅力、勇气和辛辣的讽刺使他在激进左派中很受欢迎。他从未放弃过他的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信念，但对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生态学的新思想和运动抱持开放态度。他为新反资本主义党和第四国际采纳生态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
让我们用被美国统治阶级处决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的艺术家乔·希尔（JoeHill）临终前的话来纪念他：别花时间哀悼，赶快去组织吧！
2022年3月14日
〔作者简介〕迈克尔·洛维1938年生于巴西，1969年起居住在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名誉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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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问题漫谈（续完）（七）（穆德〔郑超麟〕，来源：《新旗》1946年第6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6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革命问题漫谈（续完）（七）
作者：穆德〔郑超麟〕来源：《新旗》1946年第6期
1946年8月16日，香港
与我们同主张不断革命论的人，有一派反对我们上面提出的革命观，他们对于中国底不断革命提出了一个与我们不同的公式。他们的代表人之一写道：「我们所称现时中国革命之不断性的意义，是着重于第一点，即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中之「转变」的中心关键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这「专政」一方面是民主革命的结束，同时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是革命发展转变的产物。」（见一本讨论集「现阶段的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第一页）
这个公式，与毛泽东底公式，同样把未来的中国革命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所不同的在于毛泽东认为两个阶段中间有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隔离着，而这个公式则视无产阶级专政为两阶段间转变之「中心关键」，前一阶段到此结束，后一阶段立即开始，罢了。
我们反对毛泽东公式，不仅因为他设想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而且因为他把革命分做两个阶段﹔又不仅因为他把革命分做两个阶段而已，而且因为他坚持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必须截然分开，不能合并着完成。
照不断革命论说，在革命过程中，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是不能依照时间先后分别完成的，这两种任务都须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从合并着完成。
照不断革命论说，整个革命过程是不能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仿佛民主革命能于第一阶段结束，而社会主义革命能于第二阶段开端的。事实上是民主革命还未结束以前，社会主义革命早起开端了，而社会主义革命开端了以从好久，民主革命才能结束。
照不断革命论说，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什么「转变的中心关键』，尤共不能拿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这个「关键」，因为无产阶专政并不能结束民主革命，革命中的民主任务反而须待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好久才能完成。
我们仍旧征引俄国大革命事实来说明罢。俄国民主革命是十月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时候结束的么？不是的，那时不惜没有结束，而且正在开始解决哩。
十月革命之后至少有半年长久，无产阶级政权还在解决民主任务。俄国民主革命结束时也并没有什么「两个革命中间量变质的特殊现象，即大爆裂的关键」（见同书第五页）。俄国民主任务是在社会主义过程中顺带地完成的，完成得如此平凡以致说没有什么大爆裂意义的量变质的特殊现象。
由此可见，上面征引的那个公式，虽自命为不断革命论的，实与不断革命论没有共同之点，不过是毛泽东公式底一个变种罢了。
那个公式为了坚持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不能合并着完成，须分为二个截然不同阶段来完成原故，所以拼命攻击「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郎含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概念。它认为革命第一阶段，即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前的阶段，即能提出民主任务，绝对不能提出社会主义任务。它说：「社会主义的任务的口号提出议事日程，必须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或许是第二日）。」（见另一本讨论集，「国民会议与苏纵埃」，第十一页）它不知道「无产阶敌专政」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任务。革命一开始既然必须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要求，那么这革命自始就含有社会主义性质了。它又不知道，中国革命在其第一阶段就须动摇资本主义的私产制度：乡村，不仅要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口号，而且要提出没收富农的是土地归贫农口号；城市，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工人管理生产问题也会很快提到我们面前来的。凡是反对革命一开始即含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人，必不可避免地反对一切能动资本主义私产制度的口号和要求的，必不可避免地要放松夺取政权的努力的，因之亦即不可避免地要葬送革命自身的。
那个公式为了同样原故，又拼命攻击「中国民主任务只能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完成』的观念。它认为民主任务必须同社会主义任务分别开来，单独完成。它不知道，这两种任务是互相纠缠，互相错综，不可分别完成的。总之，在无产阶级未会建立其专政以前，民主任务是莫想完成的，而民主任务依赖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亦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顺带完成之意。
我们主张不断革命论的人，必然也认为：（一）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即含社会主义性质，（二）中国民主任务只能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完成，（三）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互相纠缠错线不可分离的。反之，凡断言：（一）中国革命初期决无社会主义性质，（二）民主任务决不能顺带完成，（三）社会主义革命，须持民主革命结束之后，才能开端（这中间无论是否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转变关键」）的人，无论自称什么都可以，但决不可自称为「不断革命论者」，因为他们坚持的三点正是不断革命论所要反对的呀。
惟有我们确定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性质，而且一开始就属于这个性质。
根本反对我们的革命观的人要反问道：你们以为中国已经成熟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了么？
仅仅就中国一国来说，无疑，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是向未成熟的。但我们与其他党派不同的，是我们并非从中国一国观点来看中国革命，而是从世界观点来看中国革命。
就世界整个来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早已成熟了。一九一七年时，列宁对于俄国革命也是这般看法。列宁坚决断定俄国革命属于社会主义性质，难道那时俄国已经成熟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了么？没有！那时俄国民主革命尚未会完成哩。但俄国一国截然尚来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却已成熟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俄国资产阶级主革命机构那时已经造成了如此条件，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便不能完成民主任务了。革命机构发展下来既然非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无论你愿意不愿意，也非积极向社会主义革命走去不可了。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否成功，以及成功到什么程度，则不是俄国一国所能决定的，必须由世界来决定，至少由多数先进国来决定。俄国如此，中国亦然。我们所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不过表示中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及必须沿着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走去之意，并非表示中国一国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之意。惟有世界革命才能记成社会主义。
并不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观但坚持革命第一阶段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人，也要反问道：你们以为中国民主任务已经完成了么？或者这种任务在未来革命斗争之中不占重要位置么？
不，中国民主任务是尚未完成的，这种任务在未来革命斗争之中还要占重要位置的。我们说革命一开始即含有社会主义性质，这话并不带有无视或轻视民主任务之意。这话不过强调：中国革命中的民主运动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有力量，民主任务必须至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才能完成，而革命一开始也不能避免提出若干超出民主范围以外而能动摇私产制度的要求。反之，凡坚持革命第一阶段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人，则往往要反对在这阶段提出那些超出民主范围以外而能动摇私产制度的要求的。他们认为必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或许是第二日』）才能提出那些要求。可是，革命在乡村若不为贫农利益去反对富农，在城市若不要求工人监督或管理生产，则中国能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之能否完成民主任务，也是很可疑的。坚持革命第一阶段不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人，从好处不过告诉人以中国民主任务尚未完成而民主运动对于革命又很重要能了，从坏处说则有轻忽了民主运动应由工人领导及超出民主范围以外的口号和要求应及时提出之危险。可是现在中国广大群众期待于革命党的，并不在于希望他们提示民主运动如何重要呀。群众已经普遍认识民主运动底主要了，已经广泛地开始为民主要求而斗争了。现在群众所缺少的，正是人们告诉他们如何能获取民主运动底胜利，如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和若干社会主义要求去完成民主任务群众所缺少的，正是无产阶级在民主运动中的领导权，正是社会主义的前途。惟有将中国革命定为社会主义性质而且一开始就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我们，才能给予群众这个指示。
（完）
录入者江山按：供参考
彭述之《对石凡同志〈不断革命论？还是阶段论？〉的答复与批评》，1934年1月6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engshuzhi/marxist.org-chinese-peng-19340106.htm.【彭述之选集】，2:79–95.九龙：十月出版社，1982年。
彭述之.《与舜君论民主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933年12月27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engshuzhi/marxist.org-chinese-peng-19331227.htm.【彭述之选集】,2:32–68.九龙：十月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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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问题漫谈（续）（六）（穆德〔郑超麟〕，来源：《新旗》1946年第5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5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革命问题漫谈（续）（六）
作者：穆德〔郑超麟〕来源：《新旗》1946年第5期
1946年8月1日，香港
共产党在理论上借毛泽东底笔明白写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这个阶段底完成，「中国资产阶级如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肩上了」（《新民主主义论》），至于完成以后，则「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同上）
以上征引的两段话，需要加以说明。共产党，或至少毛泽东一派，对于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不敢同托派一样坚决断定：属于无产阶级。毛泽东还认为资产阶级有领导可能：「如能尽此责任」。资产阶级既然兼有革命性和妥协性，则理论上，在未来「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之中，也是能占据一个位置的。实践上，则共产党要求参加国民党政府，服从国民党领袖，信奉国民党主义，简直是承应资产阶级底革命领导权。但我们仅仅指出这一，关于领导权问题，上面已经说够了，不必再讨论下去。至于革命后的社会，则既然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了。以后我们还要分析所谓「新民主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或「新资本主义」，如某些共产党员所坦然承认的。
首先我们要反驳的是共产党底「两段革命论」。毛泽东在上引书中有一专章替这个理论辩护而反对所谓「一次革命论」。他认为「一次革命论」有「恶意的」和「无恶意的」两种，前者是国民党中人，他们认为「什么革命都包含在三民主义里面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三民主义并不超出资本主义范围，并不包含社会主义革命在内。此外，毛泽东这里反驳国民党中人的话，自有国民党中人去答复，我们对此没有兴趣。反之，他反对「无恶意的一次革命论」的话，则值得抄在下面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们，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我们不知道，所谓「无恶意的一次革命论」者，究竟指的是什么人？他们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究竟是怎样说的？我们也是反对「两段革命论」的，但我们不是主张「一次革命论」，而是主张「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应用到中国具体条件，就是说：中国革命无论怎样开始的，若非不断发展至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便不能完成。在这革命不断发展过程当中，不仅「不容横插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而且不容横插所谓「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国未曾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是不能单独在一定时间预先完成的，而必须与另一任务，即社会主义任务，合并完成。换一句话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只能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
为什么革命非分为两个阶段不可呢？为什么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呢？毛泽东没有向我们解释，他仅仅提出来作为无需证明的命题。事实上，同另一命题：资产阶级革命必归资产阶级领导——一般，这个命也不是超历史的法则，而是受历史所决定的，即是说：在一定历史条件之下是真的，在其它历史条件之下则不是真的，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当时的中国条件之下则决不是真的。20世纪以前，资产阶级革命当然是归资产阶级领导。孟什维克派把这个事实当作超历史的法则，因此主张俄国革命应归资产阶级领导，因此将无产阶级夺来的政权送给资产阶级，若是没有布尔什维克派出来主张俄国革命应归无产阶级领导，恐怕一九一七年就没有成功希望了。与此同样，以前的革命确是非分为两个阶段不可的，确是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的，可是从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起，情形就变了。试拿这个革命来说，它曾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么？没有。它是先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么？不是。
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经过是这样的：二月，无产阶级和兵士暴动起来，推翻帝制，把政权交付于自由派资产阶级手里；乡村农民响应城市运动，起来与地主阶级斗争；但从二月至十月，土地问题并没有解决，其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也未曾解决；这八个月中，革命深入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权在不断动荡之中，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无一刻稳定；十月，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城市从工人监督生产迅速发展为没收资本家一切产业，在乡村从农民全体反地主的斗争迅速发展为贫农反富农的斗争，结果解决了土地问题。如果仅从政权推移一点来决定革命性质，那么一九一七年革命是分为两个阶段，确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经过八个月无产阶级才取得政权。但一般说来，革命性质不是用政权推移来决定的，而是用任务解决来决定的，共产党一向是如此决定革命性质，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非完成于十月以前，而是完成于十月以后，即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而此革命（主要土地问题），即使不是完成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生产机关公有制）以后，至少也是同时完成的。如此一来，革命就不可分为两个阶段了，就不是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了，而是互相纠缠，互相依赖的。总之，这个不断的革命过程之中不能横插以什么「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阶段。
俄国革命如此，中国革命更可知了。以政权推移来说，中国资产阶级至迟于北伐成功之后，就完全掌握政权了；以任务解决来说，则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不仅不能由资产阶级来解决，而且不能由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范围内来解决。无产阶级要解决这些任务，不仅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领导贫农的专政，二者是同样意思），而且必须同时，甚至更早些，剥夺中外资产阶级财产权，宣布土地公有制，与其它无产阶级国家联合等等。总而言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只能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不是由一个革命至另一个革命，而是两个革命互相纠缠，互相依赖，至于不能分离。这中间是没有什么新民主主义阶段可言的。
需要说得更明白些么？那么我们试仔细考察中国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这两个所谓主要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我们所谓民族独立，并非形式上独立之意，并非如中日战争之后，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被列为世界五强之一或四强之一之意，亦非脱离日本压迫而独立随即成为美国附庸之意。真正的民族独立乃是脱离全世界帝国主义束缚之意。但是中国不比其它的殖民地，中国乃是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底安全活瓣，其它殖民地独立了，帝国主义制度还能存在，中国独立了，帝国主义制度就要受致命伤，非出全力压迫不可。如此庞大的任务，不仅资产阶级不能担负，中国一国无产阶级也难于担负的，必须依靠世界革命力量，使中国革命本身带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以此加入世界革命为其一部份。
我们所谓土地革命，也非同先进国一样仅仅反对封建地主之意。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结了不解缘，不仅不会援助农民反对地主，而且要援助地主反对农民。土地革命就是反对资产阶级本身，此革命发展必须至于乡村贫农占用富农土地和城市工人剥夺资本家工厂时候，才能成功。可是这个历史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必须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的。
反驳了「两段革命论」之后，共产党革命观其它诸点就容易批评了。
共产党幻想资产阶级能领导或参加领导中国革命，——这是错误的。
共产党还在把中国革命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这是错误的。
共产党还在认为中国革命之后须经过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才能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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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生日宴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八章生日宴会
对于我，的确像对许多别的人一样，二月是一个不平常的月份。这是一个有爱人节的月份，也是诞生阿伯拉汉﹒林肯和乔治﹒华盛顿的月份。两个伟大的黑人领袖佛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布克﹒华盛顿虽然都不知道他们的确实的生日，可是他们的生日向来是在二月里庆祝的。黑人历史家卡特﹒伍德逊就为了这个原因，把“黑人历史周”的庆祝定在二月里。我也是在这个月出生的，每逢到这个月的时候，我感觉到它对我的一生慢慢地愈来愈有庄严的和决定性的意义。我不但慢慢老了，而且现在正在超出许久以来世俗人生的生命限度。
一九五〇年的二月份对我有了新的意义。我成了一个鳏夫。与我相处五十三年的妻子葬落在新英格兰的山里，她的头生儿子的坟旁边。因为我的许多儿时的朋友都死了，又因为我的个性有些沉默孤僻，使得我没有许多知己的朋友，所以我觉得非常寂寞。但是却有一个年轻的女子，一个牧师的女儿，多年以来，在文学方面和在她生活困难的时候，我一直以一种父亲的身份帮助她，十五年前她的父亲死了以后更是这样。我知道她的困难，我也为她的成就庆幸。秀莱﹒格拉汉，怀着美丽的殉道者的心情，最后终于使她自己相信：我需要她的帮助，需要她做我的伴侣，事实上我的确有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决定在我下一次生日后几天结婚，这样使我的生日有了新的意义。
在埃塞克斯大饭店举行宴会的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霍华德大学的弗兰克林﹒弗拉齐尔，一个社会学家，又是我的同事，是宴会筹备委员会的主席；我的朋友，做过三十五年牙医师的华尔特﹒比克曼是委员会的会计；我的表妹爱丽斯﹒柏格哈德﹒克劳福德是积极的秘书。发起人名单阵容堂堂，而且人数每天在增加。在我被起诉以前，大约已经有三百个人订了座，付了两千美元以上的现款。
这以后就有一连串的奇特的事情发生：二月九日我被控以莫须有的罪名；二月十四日我和秀莱秘密地结了婚，因为担心一旦我被判定有罪，她可能没有权利到监狱里去看望我；二月十六日我被传到华盛顿；二月十九日，也就是宴会前四天，我们预定举行宴会的大饭店用电报通知我们取消与我们所订的合同，他们说：“按照我们的规则和章程，以及为了其他的充分理由，我们特此通知你们取消你们预定将在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晚上假本饭店举行威﹒爱﹒柏﹒杜波依斯庆祝寿辰宴会的定席合同。定钱退还。埃塞克斯大饭店副总经理兼营业部主任文森特﹒柯伊尔谨启。”
埃塞克斯大饭店在中央公园南部，营业很发达，是由阿诺德﹒康斯泰博公司总经理经营的，估计整个大饭店价值七百五十万美元。有几家银行的董事是这个大饭店的董事，除了一些商业公司、铁路、油井等企业的董事以外，特别还有斯端林国家银行信托公司的几个董事。这家大饭店向美国某大铁路联营公司抵押了五百万美元。它参加纽约市旅馆业公会，这个公会为会员定了一个共同的营业方针，这个方针虽然不是强制性的，可是是用很大的压力来执行的。这个方针内容包括像收费、饮食、劳工政策、房租等这样的问题。
公会的机关刊物叫《旅馆业汇刊》。这个刊物的政策是和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密切合作。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它刊载了司法部长的《颠覆分子名单》，并提出警告说，不要招待名单上的任何团体。它说在两家旅馆里举行的和平会议使得这两家旅馆蒙上了“不好的名气”。它还说无论哪一家旅馆如果招待这种团体，就会招致“一定的怀疑”，“严重得罪”政府。
我们在宴会日期前，只有五天时间去寻找一个招待三百位客人的地方。此外，我们的三位准备演说的人夏洛蒂﹒霍金斯﹒布朗、莫德凯﹒约翰逊和拉比希莱尔﹒希尔佛慌忙表示不愿出席。有些发起人退出了，但是我不知道原来名单上还剩下多少人。
我经得起打击，我在一生之中也经受过打击；但是这一次却超过了我所愿意经受的限度，尤其是打击接二连三不断地到来：四十年前我协力创办的黑人同学会否决了向我发生日贺电，并在不公开辩论这个问题时，进行了苛刻的批评。在华盛顿，我被迫打了手印，戴上手铐，最后具保在外侯讯。我极想打消举行生日宴会的一切念头。
但是我剩下来的一些朋友都说“不！”。我只有同意他们，不过要没有秀莱的信心和力量，我大概就不会答应举行这个宴会了。筹备委员会主席弗兰克林﹒弗拉齐尔的意志很坚定，他说这个宴会必须而且也一定会举行。
跟着就在各方面寻找举行宴会的场所，接洽别的演说的人，通知参加宴会的人。整个局面很微妙地改变了，一个客气友好的社交宴会变成了一场争取民权的斗争，在那些退出的懦怯的客人的座位上换了一批新的意志坚定的男女，他们愿意为了保卫我，为了维护美国的自由，不惜毅然对抗美国政府。他们进行着斗争，而我却不安地退居在后。
宴会的节目仓促地重新排了一下。市内白人开设的旅馆没有一家愿意接待我们，我们到哈莱姆区去，这才找到一家很有名的叫做“小乐园”的跳舞厅，地方虽然太小，可是它的主人却很心甘情愿，即使因此亏本也在所不惜。“阿尔法﹒菲﹒阿尔法”校友会负责人贝尔福德﹒劳逊自动发表了一篇我们的演说；保罗﹒罗伯逊也勇敢地、热情地讲了话。会上宣读了休伯特﹒德兰尼法官写来的一封有力的信。弗兰克林﹒弗拉齐尔任大会主席，他也讲了话。当时会场上挤得大家喘不过气来，有许多人没法走到他们的座位上去。但是这种精神是德国人所谓的“欢乐的”〔注：即德文字feierlich——译者〕精神。最后在欢呼声中献花和生日蛋糕的时候，我讲了话。这次到会的大约有七百人，他们缴餐费和捐款一共六千五百五十七美元。
所有演说都是勇敢而明确的。听众无论是熟识的，还是陌生的，情绪都很热烈。生日蛋糕多极了，所以在秀莱切蛋糕时，有好几百位客人排着队走过去。世界各地来的祝贺函电都在会上宣读了。我最后上床的时候，虽然有点感冒，心里却很高兴，因为我们坚持武器，面对咒骂的世界毫无畏色。
然后，在用公开仪式又举行了一次婚礼以后，秀莱和我就坐飞机到纳萨去了。我们不知道政府是否准许这次旅行，可是并没有人来阻止我们，太阳的光辉和大海的碧波，至少治愈了我们比较表面的创伤。
当地人非常诚恳地接待我们，好像接待刚回到家乡来的本地人一样。我们遍访了杜波依斯白种祖先流浪的足迹。我们看到了弗吉尼亚州州长邓摩尔送给他们的土地证件，我们想像小黑白混血儿亚历山大和约翰﹒杜波依斯一八一八年第一次到美国的旅行。我们循着他们的路线回到家里，把春天消磨在争取自由的斗争里。
补充说明
我们终于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婚礼。我们在华盛顿被传讯的那天早晨，我站在联邦地方法院的台阶上，把详细情况告诉了同情我们的《美国非洲人报》的记者。所以在报纸报道我们被传讯的消息的时候，同时宣布我们将于二月二十七日在“长岛新娘的家里结婚”。后来在办理保释手续的时候，我们在华盛顿的律师柯布、海斯和霍华德提出了特别请求，要求准许杜波依斯博士到巴哈马去旅行结婚，并且说是已经预定了席位。为了有把握得到这样的许可起见，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密士失比州委员培利﹒霍华德的儿子小培利﹒霍华德先生亲自作我丈夫的保证人。
我们回到了纽约，由于埃塞克斯大饭店取消了生日宴会的定席，我们感到又沮丧又心乱，我们要急忙寻找另外的地点，我们发现哈莱姆区的自尊心觉醒了过来，这使得筹备委员会给超出它所能容纳的付款预定座位弄得忙不过来。新闻记者到圣阿尔班斯来了，新闻电影摄影师要求准许他们拍结婚的镜头，朋友们自愿来装饰我的房屋，结婚礼物开始送到。威﹒爱﹒柏的独生女儿幼兰达﹒杜波依斯﹒威廉斯夫人由巴尔的摩写信来说，她要来参加宴会，并且准备过了婚礼再回去；东海岸各地的许多朋友也都写了同样的信来。我要写一张来宾名单给酒席筹备人，再去选择蛋糕上用的装饰品。
同时，纽约居民正享受着典型的二月天气。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三的晚上，威﹒爱﹒柏冒着大雨大雪到哈莱姆区去参加一个规模很大的美国劳工党集会。他原来以为要对着少数忠实的支持者和他们周围的空椅子发表演说的，结果不但是金门大厅挤满了热心的听众，而且在大会结束的时候，还有人献了两打长茎的红玫瑰花和一块三层的大生日蛋糕给他。这块大蛋糕是由两个人抬到他的公寓里去的。可怜的宝贝，他感动得连在电话里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哽咽了，他说：“我怎么处理它呢？”我建议他早上一起来就打电话给哈莱姆医院，他感到有些宽慰，这才去睡了。
这次八十三岁的生日宴会是一件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那天晚上，“小乐园”充满了勇气、善意和愉快的祝福，以致墙壁都好像膨胀了。为了要插八十三枝蜡烛，预备了许多生日蛋糕。要解决这许多蛋糕，倒有些伤脑筋，我们以当场把蛋糕切开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每个人都尝到了蛋糕的奶油的甜美滋味。最后一个祝贺的人离开讲台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了。威﹒爱﹒柏那天晚上始终精神焕发，不过后来我看见他的脸上有了疲劳的皱纹，他的声音也已经发沙，可是他还是兴高采烈的。他说：
“你和幼兰达星期日早晨一定要来与我一同吃早餐。”
凡是女人都会了解我这时的为难情况。大规模的婚礼在星期二晚上举行；然后我要到别的地方去度蜜月，那个周末我有无数的事情要做。
但是，星期天早上，我们喝着有名的杜波依斯咖啡。事事都很顺利，忽然，事先一点征兆也没有，威﹒爱﹒柏放下了他在早餐后一向要抽的香烟，说他感到头痛。我们竭力劝他躺下让我们洗碗碟。他四肢舒展地躺在睡椅上，继续和我们谈话。我们洗完以后，他叫我“快走吧”，我要他答应打电话给卡雷医生。卡雷可能在下午来看他。幼兰达必须回到中学里教她的书去。我们在两点钟光景离开了公寓。
在天黑以前，卡雷医生叮嘱威﹒爱﹒柏去睡觉。用脑过度、恶劣的气候和极度的疲乏把他拖倒了，这有成为肺炎的危险。我打电话的时候，医生当然没有告诉我这些话。但是他说的话，以及他的声调使我很担心，所以星期一早晨我又到了公寓里去了。在医生没有来到以前，我们星期二结婚的希望看来是很暗淡的。但是卡雷医生很乐观。
“你最需要的是阳光和休息。我们要你在明天黄昏以前不要下床。到那个时候我能够使你撑起来，这样你就能到圣阿尔班斯去了。然后你到有阳光的地方去。你一倒纳萨，就要去请一个医生照顾你。这样我担保你在一星期之内可以完全恢复健康。”
在参加婚礼的来宾到来前一小时，我确实认为整个事情就是一个错误。每一件事都不对劲。不过非常奇怪，事情的结果却很正常。威﹒爱﹒柏还是和平时一样，比原定时间早许多。他无懈可击地穿着一身挺括的黑白礼服，看起来神气和平常完全一样。不过他立刻走到我的空屋里躺了下来。屋里堆满了鲜花，烛光摇曳不定，柔和的音乐和低低的谈话声融和一片。幼兰达把衣服从我的头上套下，然后立在我背后念着一些吉利话。八点三十分，举行婚礼的时候到了，可是牧师还没有来！时间一刻刻地过去，我开始急躁起来，但是有人告诉我说威﹒爱﹒柏却很镇静。迟到误事没有是他不安，这还是第一次！
大卫把威﹒爱﹒柏的话转告我：“我们本来用不着结婚两次，今天晚上我们动身去度蜜月！我已受够了！”大卫并加上一句：“妈妈，放心吧！麦克戈温牧师就会来的。”
有人建议请住在马路对面的一位牧师，但是由于结婚登记书已经签了字，而且有了证明，我们是不能请他来的。
麦克戈温牧师终于来了。驾车送他到长岛来的朋友以为他认识路。他们到联合国总部附近便不送了！
这样，在我的伴娘幼兰达领路下，在我的儿子陪伴下，在鲜花丛中，在朋友们的簇拥下，在音乐声中，我们第二次答应要“彼此相爱”。然后大家都来吻我们，接着就切蛋糕，换旅行服装，赶到拉瓜地亚飞机场。
直到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们才想起一件事情来。
“天哪！我们忘记带三明治了！”
辉煌的婚礼桌上放着白色大蛋糕，一大盆耀眼的甜酒、一盘盘烤三明治、一碟碟美味点心在我们眼前浮现出来了。我们想象到在圣阿尔班斯的我们的朋友还在一匙匙地吃可口的冰激凌，我馋极了。那天我们都没有吃东西——威﹒爱﹒柏是因为医生叮嘱他饿肚子，我是因为整个早晨除了匆匆地喝了一杯咖啡以外，没有时间吃东西。筹备酒席的朋友特别为我们准备了一盒美味的东西，给我们带着走。我扫兴地想，不知道那盒子里的美味要给谁去享受了？（这倒提醒了我，到底给谁享受去了？）
我抱着很大的希望问：“你想女侍应生能给我们一些吃的吗？”
她送来了两杯温咖啡，我尝了一口，不禁作恶。这哪里如杜波依斯咖啡啊。
于是他握起我的手，我的手指捏住他的手腕——几天以前被套上铁的手铐的手腕。在下面很快地往后退去的地面上，他们正在等着我们！我们现在能够乘飞机离开是因为在华盛顿有一个人用他的自由担保我们回去。只有这段时间——我们的蜜月——是我们的。我们总算有了我们的蜜月！我们就要在纳萨进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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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TheOrdealofMansart
《黑色火焰》第一部
孟沙的考验
〔加纳〕威·爱·伯·杜波依斯（DuBois,W.E.B.）
本书根据MainstreamPublishers1957年版本译出
蔡慧等译；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1966年3月上海第一版1966年3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第一章布雷铿立治上校的诺言
第二章汤姆·孟沙
第三章上校毁约
第四章曼努埃尔的诞生
第五章天下大事和布雷铿立治夫人
第六章贝蒂露的婚事
第七章孟沙的教育
第八章约翰·庇尔斯和亨利·格兰迪
第九章鲍尔温老博士和他的一家
第十章萨巴斯兴·道意耳的梦想
第十一章曼努埃尔毕业了
第十二章耶路撒冷
第十三章种族等级制度
第十四章亚特兰大暴动
第十五章亚特兰大忏悔记
第十六章黑人资本家
第十七章曼努埃尔·孟沙作出决定
作者后记
ATrilogy,BookOne
TheBlackF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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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工会运动（1900一191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国工会运动简史》（1954）
第五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工会运动（1900一1914年）
1．二十世纪初群众运动的高涨
2．俄国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德国工会斗争的影响
3．机会主义在德国工会运动中抬头
4．德国左派——当时工人利益的优秀代表及其对工会斗争的态度
5．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年的群众革命斗争
小结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开始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特别尖锐了。在这个阶段，阶级斗争的一切问题都产生了新的提法，于是要求制订新的战略策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科学。要求根据新的即革命的特性来改造全部工作，要求教育工人，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这样的任务，决不是在国会主义和单纯经济斗争的和平环境中教养出来的老社会民主党和原先的工会所能胜任的，它们的力量和方法是解决不了这个任务的。必须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战斗的党。工会这个阶级斗争的组织则必须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学校。
德国工人阶级、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在这个新的阶段采取什么态度呢？
1．二十世纪初群众运动的高涨
德国和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法国一样，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完全进入了帝国主义。在冶金、采矿、化学、电器、造船、重型机器制造等工业部门，建立了巨大的企业。这些大企业大多数都掌握在少数几个大垄断资本家手里。这一小撮人，如克虏伯、施同、梯森、罗施凌、斯丁尼斯、汉堡—美利坚航运公司、电业总公司、西门子等等，操纵了全部经济命脉。
德国帝国主义是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二位一体的帝国主义。由于它兴起的种种特点，它特別富于掠夺性、军国主义性和侵略性。力求用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自从十九世纪末起便开始加速度来准备这种战争，热火朝天地扩充军备。建立一支大舰队的计划付诸执行了。全部社会生活中军国主义的气氛笼罩着每一个劳动者，尤其是青年。
备战的负担是落在劳动者的肩上的。掠夺人民最甚的是间接税和高额的日用品进口税。在康采恩的大企业中，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增加了劳动强度，以此来不断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尽管机会主义者的百般粉饰，工人阶级的相对和绝对贫困仍不断加剧。在准备战争的状况下，日益加重了金融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垄断资本家借助于反动的国家机器向工人和一切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展开了进攻，而这些权利原来就已经是够可怜的了。在重要的工业区萨克森和汉堡，选举权受到了侵犯，所有民主力最都受到打击。比以前更为残酷的是，开动国家机器——警察、军队、法庭——来对付进行斗争的工会会员。因“越规行为”被判处十至十五年徒刑成了司空见惯的事。
资本家把自己的权力都集中于若干有中央统一领导的雇主协会，如臭名昭彰的朗格纳姆协会，并且开始采取大量解雇工人的手段来对付任何罢工，甚至是小小的部分罢工。垄断资本家用尽了一切力量来保持他们特別是在大企业中的“家主地位”。
这样，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更形激烈，而且越舰多地采取了譲会之外的斗争形式。一个和统治阶级公开冲突的阶段开始了。罢工的次数和参加者越来越多。虽然斗争的目标，主要是经济挫质的，如工资、工时、安全保护之类的要求，但是也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些斗争间接反对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德国工会会员同肘禪卫了全体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
萨克森州克林米朝的八千纺织工人于1903年8月22日至1904年1月17日举行了有历史意义的罢工。工人提出了十小时工作制和提高工资百分之十的要求，雇主报以普遍解雇的答复。政府派了宪兵到克林米朝去，并于后来宣布戒严。但是工人在纺织工会的领导下，勇敢坚决地坚持了五个月，反抗了各种血腥的镇压。这八千工人的罢工成了全德国政治生活的焦点。罢工工人获得了全德国工人阶级和奧地利、捷克、波兰及其他国家兄弟工会的大力支援，这是阶级团结的榜样。由于纺织工会领导机关和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投降行为，罢工终以纺织工人的暂时失败而告终。结束时罢工经费尚存三十万马克，罢工工人的战斗精神还是很饱满的。总委员会主席列金在“前进报”上发表社论，企图以下面的理论论证这次出卖行为:罢工造成克林米朝的纺织业萎缩，从而使它丧失世界市场上的地位。
这次斗争的意义何在？
这次罢工表明，阶级矛盾大大尖锐化，劳动群众的斗争积极性提高了。在这次斗争中，德国的整个资产阶级开动了他们的国家机器来对付德国的整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则以空前的兄弟般的友爱去支援罢工的阶级弟兄。
这次罢工表明，德国工人在为自己利益斗争时是何等顽强，何等团结，多么勇敢，又多么有纪律。而且参加这次罢工的多数是女工。她们和其他未参加组织的工人的行动证明，所谓落后阶层是完全可以争取过来，积极参加工会斗争的。
这次罢工大大加强了工会。虽然罢工失败了，但是在全德国却有成千上万的工人新加入了组织。这有力地证明，工会正是在行动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
但是这次罢工也表明，机会主义已经深深地腐蚀了工会领导机关，旧的斗争方式方法已不适时。罢工期间，党把罢工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大半交给了工会。但是事实证明，在现阶段，没有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就连工会斗争也是很难有所成就的。
在二十世纪初，柏林的五金工业、几乎全德国的建筑工业和其他地方的纺织工业的工人，也进行了意义重大的斗争。其中尤其有政治意义的是鲁尔二十六万矿工于1905年一、二月间举行的罢工。这次罢工的矛头是指向来因—西法伦煤业辛迪加的残酷的剥削方法的，操纵这个辛迪加的是：希特勒臭名远扬的吹捧人和后来的金钱资助人基多夫，胡哥·斯丁尼斯和其他矿主。
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当时所有四个矿工工会，即自由工会、基督教工会、希尔施—董克工会、波兰工会，曾共同提出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禁止謙报空车、废除企业内部处分、承认工会合法。
这是德国工人阶级当时空前强大的罢工。是这些年代罢工运动的高潮。其主要意义在于这是在德国帝国主义的心脏里举行的，它证明，在垄断化了的工业中举行群众大罢工是可能的。鲁尔矿工几乎全部卷入了这次罢工当中，这次罢工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和革命意志。参加罢工的有各种工会的会员和没有组织工人，这是模范的联合行动。皇家政府调遣了军队和警察来镇压罢工。右翼工会领袖又一次出卖了工人。他们不顾矿工的抗议，二月擅行宣布罢工结束，虽然那时还未取得任何成就，而且垄断资本家已经准备让步了。
上述事实表明，1900-1905年德国劳资间的矛盾尖锐化了：群众运动大大开展起来了，只因为若干工会领袖机会主义的退缩，才没有获得更重大的成就。这些伟大的斗争输送了几十万工人加入自由工会，使该会会员从1899年的五十万，增至找1906年的一百三十四万四千人。
2．俄国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德国工会斗争的影响
俄国1905年革命对德国工人运动起了莫大的影响。它使全德国工人都兴高采烈。在彼得堡流血星期日（1905年1月9日）之后，德国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游行示威，表示抗议。这些有力的支援行动表明，德国工人和工会会员和正在斗争中的俄国工人阶级是兄弟一般团结的。这严重地阻碍了德国军国主义实施它的计划: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以利于沙皇制度。
在俄国这一事件的影响下，德国于1905年末及次年初，群众运动又高涨起来了1903年进行了一千二百八十二次罢工，参加的工人共一十二万一千五百九十三人；1905年便举行了二千三百二十三次罢工，参加工人已迖五十佘万。1905年12月在德累斯顿举行了一连串的游行，要求在萨克森州恢复普选权。汉堡工人对反动的三级选举制的抗议发展成为半天的群众政治罢工，这样，工人阶级便成了民主力量的领导者，领导他们为约束德国反动政权和创造民主环境而斗争，这是攸关各人民阶层的利益的事。
在革命的熔炉中俄国工人阶级创造了新的方法和新的斗争方式，并且指出了，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工会斗争也应该具有革命的性质。
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年革命中首次运用了群众政治罢工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新的无产阶级斗争手段，这在帝国主义阶段，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如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教导的——，群众政治罢工是
“……无产阶级手中很重要的新的武器，这种武器是从前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中未曾有过，而后来则为大家公认了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九十一页。)
群众政治罢工是无产者的阶级斗争中非常高级的斗争形式，是发挥群众革命积极性的重要手段。用斯大林的话来说：
“……是无产阶级革命底最大学校，是在冲击本主义堡垒前夜动员和组织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不可替代的手段……”(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十三页。)
当时俄国的群众政治罢工距现在已五十年了，工人运动的实践早已证实，它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这是德国广大工人群众已完全正确地感觉到的。他们热烈赞同俄国工人的斗争。德国的罢工在此之前几乎全都是单单为了经济要求。此后，党和工会都开展了深入的讨论，研究德国是否也可以运用俄国的经验。德国工人阶级最优秀的代表，以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左派，都是俄国革命热心的追随者，他们竭诚拥护群众政治罢工，认为这也是德国工人阶级不可或缺的斗争手段。由于工人的压力和左翼分子卓越的政治活动，190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耶拿举行的党代表大会肯定了群众政治罢工是斗争手段。
德国工人在以往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斗争的决心和纪律性，使人有理由信任工人阶级的力量。1肋0年以来的历次五一游行特別有力地证明了，举行群众政治罢工，对德国来说，也是正确的。庆祝五一节时往往都放下了工作，这样做，基本上就是举行一天的群众政治罢工。国家和雇主都采取报复、解雇等办法来对付参加五一游行的人，这表明，统治阶级是完全理解这种意义的。参加游行的人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五一斗争的思想在工人阶级中一年比一年根深蒂固，说明他们在准备群众革命斗争。
3．机会主义在德国工会运动中抬头
帝国主义的兴起，不仅对工人阶级加重了直接的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而且资产阶级还千方百计从思想上来影响劳动群众。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垄断资本从殖民地掠夺来的额外利满，使资产阶级有可能贿赂和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这就是所谓的工人贵族。他们主要是作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支柱。列宁教导说：
“……机会主义……的阶级背景：少数享有特权的工人与‘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群众，资产阶级的奴仆与资产阶级本身联合起来反对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列宁：“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载“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09页。）
在德国，机会主义者主要是盘踞工会的领导机关。逐渐形成了工会官僚集团，他们拒绝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宣传“和平长久社会主义”。奥古斯特·倍倍尔宣称，这班工会“领袖”已“像行会会员般呆痴”，以致公开讥笑党，讥笑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在实际的工会工作中，他们反对罢工斗争，认为这是“过时的野蛮的斗争手段”，必须代之以和平协商的方式：仲裁、劳动合同和工资协商等。他们否定工人阶级在一般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把工会组织的活动局限于单纯经济任务，他们还往往和雇主的同业公会直接合作。
因为他们完全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和社会主义的目标，所以便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和雇主的政治买卖上，而干这种买卖当然是以资本主义永世长存为前提的。这些年间，最道道地地的机会主义分子列金、胡叶、司立克、罗伯特·施密特等人，日益得势地控制了各工会的领导机关。列宁会对这班“领袖”给予最恰当的评语：
“西欧的孟什维克在职工会内‘盘据’得更加牢实，那里所形成的职业主义的、狭隘的、只顾私利不顾大局的、贪婪的、市侩式的、趋向于帝国主义的、受帝国主义收买的、为帝国主义所腐化了的‘工人贵族’，要比我们俄国有过的强大得多。这是无可争论的事实。”（“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载“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七一七页。）
他们之所以得势，原因何在？
他们掌握着组织机器、报纸和救济机构，并善于十分巧妙地利用这些手段来歪曲和压制会员真正的意见。他们无所不为地阻挠会员群众接触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他们这样做，既取得了工人阶级中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支持，同时又取得了那些对熟练技工并对其本人所在的工会组织很有影响的工人贵族的支持。此外，他们把群众的工会斗争所取得的任何成就，或稍稍提高了一点工资，或略为缩短了一点工时，都宣称是他们自己的功劳，其实这都是工人自己在顽强的斗争中获得的。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力使会员相信，所以取得成就并不是群众斗争的结果，而是由于他们“善于进行谈判”，从而掩盖他们违背真正的阶级政策的丑行。
工会官僚满脑子都是纯工联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是拒绝政治斗争，打起“中立”幌子，在工会运动内部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中立论”认为，工会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应采取中立的态度，工会应当把党视为“平等的组织”，党决不能对工会起领导作用。中立论的辩护士认为，会员对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任何接触研究和学习探讨，都是不必要的，否则便会损伤工会的超党派的性质。
弗·伊·列宁老早就认识了“中立论”和纯工联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的危害性，并密切注视着它在德国的发展状况，他说：
“……甚至在马克思主义最有传统和影响的德国，工会中——注意：指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也发展着反社会主义的倾向，发展着英国式的，即绝对是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指导的纯工联主义倾向。”（“列宁全集”，第九卷，俄文第四版，第二六六——二六七页。）
“中立论”的实质，不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外是拒绝反对资本主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原则性的斗争，从而反对工人阶级政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心甘情愿承认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会运动中的统治地位。“中立论”，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总是反工会的。这是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反复说过和一再确认的，就中可以1953年8月13—15日举行的自由德国工联中央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为例。这次会议揭露了这种谬论的反工人阶级的本质，向整个工会组织发出号召，积极和这种谬论进行斗争。德国工会史上的经验证明，只有接受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并和党取得密切的联系，工会才能有效地维护会员利益。一当纯工联主义和“中立论”占据优势，工会斗争就会失败。
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最关心的是: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阻挠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行动。所以他们也完全拒绝采用俄国工人阶级1905年的经验。他们借以骗人的“理由”是，这些斗争经验仅仅对俄国有意义，对德国毫无意义。在俄国革命的鼓舞下，工人群众已非常激动，普通工会会员已淮备举行群众政治罢工，但是1905年5月在科伦召开的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却作出这样的决定：
“大会认为，意欲宣扬群众政治罢工，从而规定出某种策略来的任何企图，都是令人嫌恶的；大舍劝勉已参加组织的工人竭力反对这种企图。”(转引自奧托·格罗提渥：“三十年之后”，柏林底茨出版社1948年版，第四五页。）
奥托·格罗提渥以这样的话评论这个罪恶的决议的意义：
“当时发生了德国工人运动史上尚属首次的事情，无产阶级报效革命的力量和战斗决心竟为自己的颁袖所蔑视、轻视和压抑，被自己的领袖认为是‘令人嫌恶的’和危险的。”（同上。）
一些党的干部也受到了机会主义的“中立论”的影响，因为他们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会是社会主义学校的这一学说。这可以从社会民主党1906年在曼海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看得出来。这次大会通过了一个这样的决议：举行群众政治罢工须得工会总委员会的同意，就是说，须得机会主义者和反对罢工的工会官僚的同意。这表明，工会官僚完全战胜了党，机会主义分子完全战胜了会员群众。
同时，机会主义分子还经常企图抽去五一游行的革命内容。使五一游行不成为其唤醒更广泛的工人阶层起来积极斗争的群众政治罢工，而成为由政府当局批准的带着纸牌和啤酒出去玩玩的和平郊游，就像罗莎·卢森堡说的，成为资产阶级老爷能够完全心平气和地当热闹看的玩要。几乎每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大会都要对五一节的性质展开剧烈的争论。真正的工人代表都要求，不仅要保持五一节的战斗性，而且还要予以加强。其中特別是罗莎·卢森堡和威廉·皮克，他们都一再辩护五一节巨大的革命意义。
机会主义的领袖对青年工人也同样抱敌视的态度。青年工人自1904年便开始进行独立的有组织的斗争，以求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反对军国主义。在青年会员的压力下，1906年在汉堡举行的第六次工会代表大会，不得不讨论自由工会对无产阶级的青年组织应取的态度问题，但是大会多数竟拒绝对青年积极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工作，因为如列金所说，进行这样的工作是“怪诞的儿戏”。改良主义者施密特说，青年会员宁可买一根香肠，也不会去买共产党宣言。
战斗的德国工会会员及其著名的代表——左派分子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受到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特別支持。列宁在他的“做什么？”一书中曾特別以德国机会主义分子为例来揭露纯工联主义反工人的本质。列宁创造了党是无产阶级最高组织的学说。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会的原理，使之成为一套完整的学说：工会是党和阶级间最重要的纽带。这些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的政党和阶级斗争的全部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列宁指出，工会斗争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持久的成就。可惜的是，尽管左派分子竭诚拥护列宁的见解，在此后数十年广大的德国工人和工会会员群众还是很少接触到这些学说。这是德国工人运动中很不幸的事。
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反对俄国机会主义的斗争，也是反对“中立论”的斗争。俄国的孟什维克也是想在工人中撒布这种毒素的。但是他们惨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第五次代表大会从思代表粉碎了这种“理论”。使它从此便完全不能严重损害俄国的工会运动了。
列宁的斗争同时是针对国际机会主义的。国际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就是德国的修正主义者和纯工联主义分子。这些人在第二国际和本世纪初成立的国际工会联合会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1912年，德国工会有三分之一的会员都加入了国际工会联合会。但是这些德国工会领袖的活动起的是破坏作用。他们阻挠这些工会组织成为传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中心，阻挠它们真正援助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解放斗争。这也表现在第二国际1907年于斯图加特召开的大会上，当时，挺身起来作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主要辩护士和军国主义的保护者的，就是以卡尔·列金为首的改良主义的德国工会领袖。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像从前那样，假装“中立”了。列宁常常都举出列金来作为德国机会主义者的典型例子，一再揭发他对德国和国际工会运动的破坏作用，这决不是偶然的。
德国改良主义者在拒绝和歪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时，还开始和美帝国主义发生联系。产生这种联系的背景是，德美垄断资本之间的合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年日见加强。这当然就需要它们各自在工会运动中的代理人，即德国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和反动的美国劳联的领袖，也同样携手合作起来。列金于1913年赴美时，会在华盛顿众议院中向美国资产阶级代表发表演说，并博得了他们很好的赞扬，这件事可以提醒我们想起今天的许多事情。列宁有名的“什么是不应模仿德国工人运动的”一文(“列宁文选”(十二卷集)第四卷，维也纳—柏林1953年版，第三四七页、就是批评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堕落行为的。
4．德国左派——当时工人利益的优秀代表及其对工会斗争的态度
然而，在德国工人运动中除了机会主义分子之外，还有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学说、视工人利益高于一切并坚决予以维护的力量。这就是德国左派，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其中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威廉·皮克、弗朗茨·梅林、赫尔曼·董克和弗里茨·赫克特等杰出的战士。他们都激烈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和各方面无止境的战争淮备。因此他们也是德国优秀的爱国者，因为他们的斗争是维护全德国人民的利益的。
左派主张广泛吸取俄国工人阶级的经验，在德国开展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他们的行动和观点表明，他们是德国工人群众的革命立场和革命呼声的显示和化身。他们是工人阶级的著名代表。他们的力量是巨大的，因为他们联系群众，无限忠诚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虽然他们有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和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德国工人阶级满可以因有他们而自豪。
就是工会运动，也市以把他们算作优秀分子。左派经常都竭力给工会会员指出正确的道路，使他们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关于群众罢工的讨论乃是其中的焦点。他们以高度的热情和明确的理论来保护群众革命斗争的这一重要武器，因为他们认清了俄国的经验的意义，并坚定不移地相信德国工人阶级的力量，相信它的意志也要求作这样的斗争。
罗莎·卢森堡于1906年曾写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罗莎·卢森堡文集”，第一卷，柏林底茨出版社1951年版，第一五七—二五七页），此书当然有一些缺点，但仍不失为当时德国最革命的文件。她在这本书中推翻了机会主义者反对群众罢工的论据，同时对工会工作给予了基本上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左派的斗争目标不仅要维护工会的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性质，而且要争取加强这一性质的革命性，以适应新的形势。在这方面，帮助他们的也首先是俄国的经验。罗莎·卢森堡1906年写的“工会政策中的两种方法”一文（同上书，第二卷，第二六二¬¬—二六八页。)就是一个例子。她在其中比较了德国印刷工人和莫斯科印刷工人的劳动合同。德国工会虽然有堂皇的组织，雄厚的经费，众多的人数，但是，因为它的领导机关遵奉的原则是“中立”、“和缓”、“慎重”，工人状况还是被资本家搞得一天比一天坏，而俄国印刷工人实行革命的工会政策的结果，提高了工资，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掌握了疾病救济金的管理事务，工厂中的工人代表机构得到了承认。该文的结论要求学习俄国的榜样，采取革命的工会政策。
左派人士，特别是罗莎·卢森堡及以后的威廉·皮克，粉碎了改良主义者五花八门的反工会的“理论”。他们驳斥了这种论调：任何群众运动的成败都要视工会经费的雄厚与否而定。他们证明了：会员群众的牺牲精神和战斗力远较工会满满的钱柜来得重要。鲁尔矿工1905和1912年的行动以及其他许多工人团体的行动证明了这个论点的正确性。
机会主义者的另一种论调说，工会要发展壮大，便要安静：群众斗争，特別是不能胜利结束的群众斗争，是危害组织的发展和生存的。左派则指出，工会正是在斗争中巩固起来的，会员人数也是这样增多起来的。不仅俄国1905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克林米朝的罢工和德国工人的其他斗争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对此，罗莎·卢森堡说：
“然而我们的组织，却是非在斗争中锻炼自己不可，只能在斗争中生存，只有在斗争中才会生长起来的……最近的经验都说明了什么？它告诉我们，要发展工会组织，除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之外是没有更为有利的时机的，因为这种斗争是唤醒那些尚在旁观的无产阶级群众并使他们具备参加组织的条件。”（“群众政治罢工与工会”，载同上书，第二卷，第三七〇——三七一页。）
在工会会员群众的压力下，允许了罗莎·卢森堡及其他左派分子在工会集会上讲话。他们讲的是工会官僚不得不玩尽花招詭计来加以阻挠的东西。上面引的一段话就是罗莎于1910年在西法伦州哈根市的一个工会集会上讲的。
左派表现在工会斗争中的主要缺点也是对组织的作用估计过低。因为他们没有充分认识群众先锋队——党的作用，所以便不能执行和贯彻列宁的这一学说：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要对工会起领导作用。这样，他们在工会中便往往缺乏牢靠的组织上的支持。虽然会员群众也常常给左派喝彩叫好，兴高彩烈地跟着他们喊，但是这些成就，往往都被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运用巨大的组织力量破坏无佘，不能巩固。
虽然有这许多缺点，德国左派的斗争仍不失为德国工会运动中值得自豪的传统之一。
5．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年的群众革命斗争
自1906—1907年起，尤其是从1910年起，帝国主义分子扩张军备的速度大大增加了。这是为了发动新的战争。军费开支，从1875到1912年，增加了五倍。劳动者的生活情况则相应地日益恶化。接踵而来的是工人权利大受剥夺。在许多康采恩企业中实际上取消了结社权。政府则千方百计限制罢工权。五光十色的罢工破坏者的面体和其他“黄色工会”应运而坐。同时，战争的思想淮备也加强了。仇视俄国、法国和英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叫嚣到这了白热化。军国主义的宣传展开了，尤其是在青年中间。
值得我们自豪的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没有受到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下，还进行了反击。不仅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而且各式各样日常琐碎的工作也获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也反映在劳动合同的增加上。1905年才订五百七十五个劳动合同，1912年便已达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九个了，解决了一百九十八万五千零十六个工人的劳动和工资条件的问题。这绝不是资本家甘心情愿地赞同的事，而是工人顽强和忘我的斗争换得来的成果。然而，直至1914年，订了劳动合同的工人才有两百万左右，还有两千万左右的工人仍然没有获得这种武器来反对资本家的暴戾专横。这是许多工会领导机构奉行改良主义的罪恶政策的结果。
工人阶级战斗精神的日益旺盛，还可以从工会本身的成长看得出来。会员数目到1914年增加了一倍，共达二百六十万人。这里还应当注意到，雇农、铁路工人和官吏是没有结社权的。在这些新会员中，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都来自从前很不靠拢工人运动的劳动阶层。目前的卡尔·马克思奖章获得者，女会员路易士·克勒尔，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起家庭佣人中央工会的。
组织上的发展首先应归功于许多非专职干部的活动，他们曾不辞劳苦不惜牺牲地为工会工作。年轻的恩斯特·台尔曼就是其中一个。他先是亲信人，后来是德国运输工会汉堡地方委员会委员。在这些时候，他进行了模范的工会工作。在很短的时间中就使他工作所在的一个大洗衣坊的工人几乎全部者参加了工会，并且使他们团结的很好，从而使工资得到显著的提高。此外他还是首先对青年进行革命工作的会员之一。他在汉堡运输工会中建立了一个青年支会，在他的努力下，支会会员从三百人增至了一千五百人。在这方面，他主要是向青年进行反军国主义的教育。
他很早就已经和机会主义交锋了。在1912和1914年的运输工会代表大会上，他一再要求加强会员对工会机构的监督，以巩固会内民主。所以，恩斯特·台尔曼在这些年是工人利益不倦的维护人，是当时工人运动中促使工会强大起来的许多“小”干部之一。
在这许多革命的工会干部中尚有弗里茨·赫克特。他旅居瑞士时曾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有过接触，学习了他们的丰富的斗争经验。1912年克姆尼茨建筑工人选举他做书记，从此便开始了他的出色的工会工作，这个工会组织后来在大战期间成为了左派的堡垒。
和企业主及反动政权的日常斗争提高了群众的这一要求：大规模行动起来，制止日益加深的贫困化并粉碎战争淮备。这个时期，罢工次数显著增加了。但是愈益明显的事实是，由于工会官僚奉行牺牲工人以换得资本家“谅解”的政策，这些罢工都只能取得对折的胜利，甚至一无所获。叛卖政策的规模之大，是要知道了工人坚持的意志有多大，知道他们往往都只因为领导方面的逼迫才不得不放弃斗争的事实之后，才能作出充分估计的。
1912年3月煤矿工人的大罢工是会员群众杰出的斗争范例，也是国际团结的光荣史例。英国、比利时和德国的煤矿工人一起罢工。这是许多类此的国际联合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它开始是支援英国矿工的罢工，后来变为反对备战的行动。成了德国矿工对德国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沙文主义的煽动的回答。对这次斗争的意义，罗莎·卢森堡这样说过：
“德、英矿工的一个罢工，在今天便震惊了世界。这是一场普通的工会斗争，但是却属于这样的斗争：由于它的规模浩大，由于它对社会的经济生活带有根本性的作用，使得简单的‘吃饭问题’引起了国家生活中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工人的队伍还没有动起来，资产阶级便张着大眼睛注视着他们的行动，认为这是当时最重大的事件。在几百万手挽着手的矿工面前，英国国内成天言之无物的政治空谈停止了，德国国会不再争吵震动世界的问题了，即不再争吵谁应当把他的屁股坐在国会主席的交椅上的问题了。
这次罢工会不会得到胜利呢？这是个多余的问题！斗争的本身就是工人事业的一个胜利，因为它启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唤起了工人的团结友爱，显示了工人的力量，吹起战斗的号角，唤起了工人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将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黎明的风暴”，同上书，第二卷，第四三一——四三二页。）
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的政策在1913年造船工人罢工时，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反阶级的性质。汉堡布罗姆—福斯造船厂的铆工在工资谈判的过程中，于1913年7月14日放下了工作。第二天全汉堡的造船厂都罢工了。参加罢工的汉堡造船工人差不多有一万二千人，他们都是不顾工会领导的反对把工作放下的。接着，不顾工会领导拒绝物质的资助，基尔、施特汀和不来梅的造船工人也罢工了，于是罢工人数便增至四万人。对此，工会领导召开了一次特別会议，宣称这次罢工违反了工会章程，对罢工者的行为提出了谴责。造船工人因为自己的领导机构的出卖行为，不得不停止罢工。这次罢工表明，工会官僚和垄断资本已经有了多么密切的联系，工会官僚是多么卖力，特別是为了避免在德国帝国主义的重要基地——港口是属于这样的基地之列的——发生任何斗争。这次罢工斗争也表明，阶级矛盾尖锐化了，大企业的工人的革命情绪高涨了。
在1910—1913年期间，劳动者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也激烈起来了。其突出的表现是，在普鲁士、萨克森和其他州在争取普遍、秘密和直接的选举权，全国在反对日益加强的战争准备。1910年2月威廉第二的政府公布了唱说已久的所谓选举改革，但是所谓改革却完全是对工人开玩笑，于是不顾政府的禁止，各地举行了强大的示威游行，参加者有好几十万。示威游行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劳动群众已决心用全力去争取民主权利。运动的进展甚至发生了工人和警察在大街上搏斗的事情，例如在柏林的威丁区。于是左派人士便在激动的群众聚会上号召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罗莎·卢森堡要求群众，把争取民主选举权的斗争继绩下去，使之成为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
但是左派人士和这个运动的组织联系太小了。所以改良主义分子很快就重新掌握了工人群众，把群众引上了他们所向往的方向。运动一开始，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就下了一个秘密通知，不要让斗争继续发展下去。决定发这个通知时，坚持最力的是列金和总委员会中的列金分子。这样，工会官僚又一次扼杀了有希望获得成功的群众运动。
在反对军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战争煽动的斗争中，也发生了相似的情况。左派人士在广大群众的精神鼓舞下，在热烈地进行斗争，改良主义的工会领袖却企图在“中立”的掩饰下，阻挠工会进行任何积极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会活动。
这一切斗争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次政治危机在成熟中，同时证明，广泛的群众革命运动，如果有目标明确的领导，是可以粉碎帝国主义分子的战争计划的。可是那时侯还没有能够领导群众走向胜利的革命政党。这又一次表明，工会即使联有众多的会员和强大的组织，如果没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领导，也是不能有效地维护工会利益的。
小结
帝国主义初期，德国的阶级矛盾尖锐化了。德国帝国主义在准备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
德国工人和工会会员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进行了多次重要的群众斗争，从而巩固了他们的队伍。德国左派人士在列宁、斯大林出色的支持下，表达了群众的革命情绪。他们是德国最优秀的爱国者。
另一方面，在工人运动中，尤其在工会的领导机构中，日益广泛地传播着机会主义。因此，革命行动受了抑制，使德国帝国主义能够准备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机会主义在工人运劲中的胜利，阻碍了革命政党的产生，也阻碍了工会活动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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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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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那么，为什么本卷终于此处，终于14世纪中叶？它的主题是从古典时期到中世纪的一种政治理论的社会史。但是，关于中世纪时期的界限，尤其是它何时真正终结，可能是最最受争议的问题。比起本书，其他各种中世纪政治理论史常常在一个世纪后（或更晚）结束。例如，《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大致从350年跨到1450年，理由是“大约在15世纪中叶，我们可以察觉出智识生活样式上的一种决定性转变，这使我们有足够理由主张，‘中世纪政治思想’的主要发展……明显渐入尾声”。[1]这当然是一个艰难做出的判断，因为，正如在历史进程中经常存在的那样，这里也存在一种变化中的连续性。但是，论证继续：尽管中世纪思想的许多主题或“传统”“在15世纪末及以后依然生气勃勃……它们却日渐在一种与其他更新的（同时也无疑是更老的）思考方式共存的处境中生存”。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与中世纪哲学的“经院主义”共存，但也开始冲突，“而且，正如中世纪社会的伟大制度，即教皇、帝国、‘封建君主’、教会法和民法学家只是以变化了的形式存在着，中世纪政治观念也继续存在着，它们在变化了的环境中发挥作用，自身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改变”。
关于划时代的转变，这或许并未告诉我们多少，而且，读者可能会发现，很难想象任何历史时刻无法以类似的方式被描述成变化与连续性的统一体。比这种说法更确凿地说明我们的时间界限，或许是可能的。然而，这里还有其他要说的。如果我们认真考虑前章中列举的封建主义概念，界限或许就不那么难以被划定了。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封建主义上，就有可能把某些重要的转折时刻置于14世纪中叶及以后：一个瘟疫、人口剧减、农民叛乱和百年战争的时代。这些进展合起来标示着分割化主权的危机，而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从封建主义的“转变”。
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末，有一段正典匮乏期，它被马基雅维利决定性地终结了定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2]当西方正典的故事重新展开时，我们处在一个被不同的财产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塑造的欧洲世界中。在绝对主义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法兰西，君主试图用官职的特权和特殊待遇换取贵族的封建自治权，以此收编贵族。在英格兰，一个已经充分确立的中央国家与一个强有力的土地贵族阶层并行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初步看到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尽管延续着它们的公社形式，这时却不再是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冲突的战场，而是法兰西君主国与西班牙君主国战争的战场。
注视着这些给意大利公民自治带来全新挑战的邻国，马基雅维利思考着佛罗伦萨的历史与政治。在法兰西，支持君主中央集权的让•博丹介入与宪政主义思想家的哲学争论，后者为地方贵族和法人团体逐渐式微的自治权力辩护。在英格兰，托马斯•莫尔（他侍奉一位强大的君主，并最终沦为其牺牲品）观察到也参与了圈地运动对小生产者的剥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羊吃人”。
这些各不相同的从封建主义的“转变”，还有与之伴随的不同政治理论传统，是我们另一部书的主题。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谈论封建主义的一种危机，或各种危机，那么，14世纪中叶看起来是一个结束中世纪时期的自然位置。同时，我们应该记住，随之而来的转变铭刻着它们之前者的印记。不仅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后续发展继承了一份影响强大的遗产的意义上是如此，而且更为根本的，在下述意义上也如此，即在其各民族的不同形式中，整个正典传统会继续受到财产权自主性和财产权与国家之间的独特紧张关系（它们会在所有不同的转变中发挥作用）的塑造。
尽管西方政治理论正典包括了一些极其激进的思想家，但它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成员或被庇护人的著作。民众的声音在正典传统中鲜有耳闻。但是，正典传统是由国家、占有阶级和生产者之间一种复杂的三方互动关系塑造的。有产阶级依靠国家保护他们的财产和统治，防范来自下层的挑战，但是，他们也与国家及其来自上面的侵犯存在冲突。换言之，他们经常不得不两线作战。这也意味着，对政治权威的挑战，不仅来自从属阶级对他们主人的压迫的反抗，而且来自与国家对立的主人自身。
国家与有产阶级之间的这些复杂互动关系，确实构成了西方政治理论传统的源头活水，即使人民在反抗压迫时沉默不语，这些关系也提出了关于权威、正当性与服从的基本问题。但是，这也造成了某些在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中仍然根深蒂固的模糊之处和悖论。例如，显而易见，西方宪政学说，乃至民主学说既归功于人民的斗争，也同等地对贵族权力和财产权的捍卫。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它的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观念，更多与中世纪领主权及其对自治权的主张有关，而较少与古雅典人所了解的平民统治有关。
这不仅仅是因为公民平等的观念和阶级不平等的现实之间一直存在张力。从古希腊公民共同体那里诞生的西方政治理论传统中，最模糊和悖谬之处在于，根本性的公民身份和公民平等观念几乎一开始就被改造，用来为不平等和统治事业服务。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公民身份观念如何被罗马人当作寡头政治和帝国主义的一种霸权工具来使用。不仅帝国的罗马公民身份观念用消极服从取代了公民主动性，而且，甚至像西塞罗这样一位共和主义思想家也找到了巧妙应付平等主义观念的方法，他把平等归入一个超越日常不平等和寡头统治的抽象道德领域，以此让民主原则反对自身。
基督教学说也宣称全人类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同时宽恕此世生活的凡俗现实中深刻的不平等、压迫甚至奴隶制。现代早期的政治理论家会宣称，人（或至少是男人）在自然状态中是自由和平等的；通过运用同意这个弹性十足的观念，他们接着在自然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反对自然平等），建立起支持绝对君主制的论证（霍布斯）或支持有产阶级统治的论证（洛克）。一种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纯然“经济的”阶级统治形式，会把这个悖论推向极致，使它能够把民主归入一个形式上独立的“政治”领域，同时完整保留市场和工作场所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巨大权力悬殊，还把大部分人类生活推出了民主问责的范围，使它们受市场铁则的统治。
这里要讨论的不是我们熟悉的人类说一套做一套的倾向，而是说这些悖论位于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正中心。在西方传统中，有限政府甚至民主政府的观念具有持久而蓬勃的生命，这不仅是因为人民权力的表达或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而主要是因为一种特殊的财产权、阶级和国家权力的构造使它们能够被采纳为统治思想。但是，无论这如何有益于这些观念的持久和活力，它都同时限制了我们的民主概念。一种更加恢宏的人类解放视野，要求我们在行动和思想中超越统治思想，迈向一种更丰富的为解放而斗争的传统。但是，如果理解了盛行的正统观念所立足的正典传统和历史经验，我们就能最好地揭示这些正统观念的局限。
[1]《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约350年—约1450年》，第652页。
[2]库萨的尼古拉（1401年—1464年）属于这个正典匮乏期。尽管立场的不一致和变化，使他在正典史中难有一席之地，但他肯定是一位重要人物。他被某些评注者认为是一位重要的教会会议至上论理论家，也被指责帮助摧毁了它，因为他最终与教皇站在一起，反对教会会议。无论如何，可以认为，正如教会会议至上理论的大体经历一样，他的经历属于分割化主权的危机和国家中央集权过程，我们把这些留给另一卷。教会会议至上论是在这样的时期兴盛起来的，那时教会的分歧导致一种重大分裂，这些分歧因为新兴的世俗国家，特别是法兰西君主国（它们通过与这位或那位教皇结盟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加深，甚至就是因为它们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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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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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世纪
1．从罗马帝国到“封建主义”
2．教会、国家与财产权
3．宗教、哲学与法
4．重新界定政治领域
5．中世纪政治思想？
6．托马斯·阿奎那
7．法律关系对公民（政治）关系的取代
8．巴黎的约翰
9．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
10．奥卡姆的威廉
从罗马帝国到“封建主义”
“看起来无疑”，杰出的中世纪历史学家罗德尼·希尔顿写道，
农民是古代文明的基础，而古代文明中成长出了欧洲大多数封建社会……实际上，从这个农村社会中人数最庞大的阶级的视角来看，晚期罗马文明和早期中世纪文明之间的差别可能并不太容易分辨。[1]
尽管有这种根本的连续性，由于西罗马帝国在“衰落与崩溃”后滑入“黑暗时代”，西方文化的某些传统还是在古典时代与“封建”社会之间制造了某种深刻的断裂感。例如，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念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倾向于把中世纪看成一种中断，它中断了西方文明从古典时代源头开始的进步式发展，它在理性主义和/或“商业社会”在古代地中海展现了前程似锦的开端后，延误了它们不可避免的胜利。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看起来才重新开启。
在这些传统看来，封建主义似乎是无中生有，或者充其量是从外部产生的，是蛮族入侵者向帝国领土引入的东西。当封建秩序已经被表明是罗马因素和蛮族因素的一种综合时，罗马的过去看起来仍然只是一种空虚的回忆，而不是一份鲜活的社会遗产。晚近的学术研究在纠正这种断裂历史观上已经着墨甚多。但是，这些旧传统的遗产已经很难根除，这不仅仅是因为如果从农民的视角出发，连续性会更加明显，而实际上鲜有从农民立场记录的历史。即使更多怀疑把“衰落和崩溃”视为断裂的历史学家，或质疑“日耳曼”影响的历史学家，或通过寻找现代性在中世纪的根源来拒斥中世纪间断观念的历史学家，有时候也倾向于强调死而不僵的罗马帝国留下的真空，被一种全新的封建秩序填满，这种封建秩序或者是蛮族入侵带来的，或者来自帝国的残骸，来自社会失序和战争产生的混沌。
看起来，政治思想史或许对这些历史断裂观念免疫，因为在中世纪文化中，古代思想家的遗产、罗马法和基督教是如此显而易见。但是，哲学和“正典”政治理论（它们极大地受到统治阶级和文化精英的经验局限）的连贯历史，可能会更容易遮蔽农民和地主关系中根本的社会连续性。
强调连续性，完全不是否认帝国垂死时期及其后发生的社会转型。相反，关键是观察封建社会的发展，把它严格看作一种转型而非一种外来之物。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静止，而是作为一种连续历史进程的变化。当然，入侵的蛮族带来了他们的实践与制度，它们会塑造封建秩序。但是，他们的制度与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相融合。不提及罗马社会的各种具体特点或其独特的财产权形式，中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形式就是无法解释的。强调连续性，也并不要求我们挖掘一种从农民话语中产生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这是一种完全无处可寻的历史，即使在农民反叛的记载中也找不到。承认这些就足够：地主之所以是地主，是因为他们与财产权及农民（他们向农民行使领主权）的关系，而且，中世纪的土地关系深植于罗马的土地关系中。
封建主义的概念常常被认为是价值可疑的，它的用法肯定也有很多变化。然而，毋庸置疑，西罗马帝国的各种发展产生出了一些独特的社会形式，抛开它们，欧洲后来的历史就是无法解释的，而某种简略的名称看起来也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为方便起见，除非发现一种普遍接受的名称来替换它，我们仍可以使用“封建主义”或者封建社会来称呼这些社会形式，同时承认不存在单一的、在整个西方都没有变化的封建秩序。[2]
6世纪到10世纪通常被认为是封建化时期，在此期间，罗马帝国被所谓的“分割化主权”取代。[3]最近已经有令人信服的论据表明，这个过程远比中世纪历史研究者通常认为的更突然，而且，只在这个时期的末尾才发生了一场“封建革命”。[4]但是，无论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还是革命性的，帝制国家确实让位于一种司法权拼接物，在其中，国家职能在纵向和横向上都是碎片化的。一种包举宇内的帝制国家的统治，被地理上的碎片化，以及借助地方或区域行政的组织所替代，这些地方或区域行政采取的形式可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国王与领主或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契约性协议，尽管这些协议会有许多不同形式，而且封臣制的存在已经受到质疑。[5]这种行政、法律、军事上的拼接物，通常伴有一种有条件的财产权制度，在其中财产权利必然包含司法和军事上的服务。
这里不去考虑封建主义是否是，或在何种程度上是日耳曼影响的一种产物，即便有可能辨识出任何单一的“日耳曼”实体或文化。但是，若臆想罗马帝国受到了直接从北方森林中出现的、多少有些原始的“日耳曼”部落入侵，这会是误导性的。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交往，早在通常被称作“蛮族入侵”的大规模移民之前很久就出现了。这些交往包括经年累月的贸易关系，它有助于加剧日耳曼部落内部的社会分化，动摇各日耳曼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引发持久的战争并加强军事化。当他们对罗马领土的侵入变成帝国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时，日耳曼人已经被他们与罗马的长期交往留下了深刻烙印。
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是否应该包括在封建主义的定义中，就此存在着大量争论。一种极端看法是认为，封建主或采邑主与其附庸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不能被称为封建的，因为封建主义与统治和依附无关，而与司法上的平等者之间（至少是具有贵族身份的人之间，即使有些人有义务为其他人服务）的契约性关系有关。另一种极端看法是认为，一种封建主义的定义完全建立在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上，有时这不仅适用于西方中世纪特殊的农民依附形式，而且适用于任何类型的依靠租金榨取的土地剥削。这两种看法看起来都无补于事。
一方面，自不待言，不管我们如何界定封建领主，他们的存在都依赖其与农民的关系。哪里存在领主，哪里就存在用自己的依附性劳动维续他们的农民。另一方面，一种稀释后的、包含任何类型地主与农民关系的“封建主义”定义，模糊了中世纪西方土地关系的各种特殊特点。西方情况的独特之处在于，分割化主权（伴随或不伴随封臣关系）背景下农民受到的地主剥削。“封建主义”概念是有用的，因为它能够引发对这种独特构造的关注，也只在这个意义上它才是有用的。
在出现于中世纪“欧洲”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经济权力和超经济权力联合体中，经济上的占有关系和政治关系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正如它们在古代官僚制国家中那样。但是，与那些臣属农民受君主制国家统治的古代文明形成鲜明对比，封建国家因为分割化主权而碎片化；国家的征税让位于领主征募和以地租为形式的占有；领主权结合了个人的占有权力和一小片国家权力。领主权构成了一种个人财产关系，以及对为领主工作的农民的支配权，它履行着在其他时间地点中由国家履行的许多职能。结果是把私人的劳动剥削和公共的行政、司法和强制角色结合起来。换言之，这是一种“政治建构的财产权”形式，一种经济权力和超经济权力的联合体，它的先决条件是古罗马独一无二的私有财产权自主性发展。
在后续几章中会有一些对古希腊罗马财产关系的讨论，这些讨论会在对比其他古代“高等”文明时强调前者的独特性。土地财产权比“官僚制”王国中的财产权更为彻底地与国家分离，在“官僚制”王国那里，财产权倾向于和对国家的服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王国中，生产者农民被榨取剩余，其形式较少表现为个体私人所有者的剥削，更多表现为对一个从事占有和再分配的国家及其贵族统治者的集体屈从，典型表现为税收和强制劳役。在罗马，私有财产权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权力中心；农民生产者更直接地附属于个体私人所有者，后者以地租形式榨取剩余劳动。如我们所见，这些发展反映在罗马法中，罗马法正式承认了私有财产的排他性，并阐述了两种支配形式的区别，即财产所有权和国家统治权的区别。对这两种有区别的权力中心的概念阐述，会对政治理论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当一个巨大的帝制国家及其官僚制和税收体系出现时，它已经根本不同于其他古代帝国或君主国。即使在帝国的巅峰，统治阶级的主要占有形式也不是通过国家官职凭借税收实现的，而是凭借土地占有和对耕种土地的劳动力的剥削，无论他们是农民还是奴隶。地主和农民更为直接地作为个人和阶级（有别于作为统治者和臣民）面对彼此，同时，帝国统治本身依赖着一种地方土地贵族的网络，在西罗马帝国尤其如此。其他古代国家阻碍了私有财产权或独立于帝国官僚制的有产阶级的充分和自主发展，对比而言，罗马这种帝国统治模式具有加强财产权的作用。当帝国采取用授予土地来偿付兵役的权宜之计时，这种土地所有权保留了罗马所有权的属性。[6]
国家和私有财产权这两种权力中心的共存意味着，在帝制国家的正中心存在一种碎片化趋势。帝国的瓦解恰恰发生在西部，这里国家统治和以大地产为基础的贵族处于紧张关系中，当这一切发生时，贵族的自主性会继续增长，即使这时某些形式的公共权力依然存在。即使在君主权力至少一度成功地使国家重新中央集权的地方，也出现了公共职能向地方贵族的下放。尽管程度不同，但总是不可避免地，各君主国通常依赖行使各项先前属于国家的职能，即行使司法、行政和军事职能的地方贵族。
8世纪及以后，法兰克人，特别是查理曼治下的法兰克人，使西罗马帝国的混乱废墟恢复了某种统一与秩序，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庞大帝国疆域。但即使在这时，法兰克王国也是由地方伯爵管理的，同时，新征服的领土由地方军事强人掌控。公元800年，查理曼以罗马方式加冕为皇帝，看起来复活了这个世界帝国，但即使在此后，这种碎片化的管理也继续着。在随后的几世纪中，继起的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甚至加剧了碎片化司法权的冲突，它在一个已经一点就着的领主、国王和教皇权威混合体中加入了又一种对世俗权威的主张。
中世纪西方的王权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带这样的特征，即它们伴随着君主权力与领主权力、中央集权和地方权威之间的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会产生出独属于西方的各种统治概念，在其中，对各种互竞的权力主张的解决办法，不是宣告中央权力对地方权力具有完全、明确的优势地位，而是诉诸某种相互性，即两种正当权力之间以契约方式，或最终以宪政方式产生的一种协议。[7]若没有西方独特的财产权作为一种与国家既有紧张关系又有合作关系的自主力量的发展，就很难想象这样一种权力配置何以能够出现。
如果国家主权的标志是立法权（有别于现行法律的实施），那么，在9世纪末以后实际上就不存在主权国家了。某些公共机构，特别是某些类型的法院仍然存在，但是，除了习惯法中的变化，实际上有两个世纪完全没有立法。10世纪，西法兰克统治的瓦解使地方的城堡领主居于支配地位，而东部特别是德意志被强大的公国控制。到11世纪早期，甚至公共法院的职能也落入地方领主之手，地方伯爵把司法权不是作为公共职务而是作为私人财产来擅用。有人说过，如果这些地区的法律和政治秩序还存在的话，那么，唯一服从社会纪律的人也只是个体领主控制下的农民。[8]贵族自治现在真正变成了主权的分割化。
换种方式说，公共领域或公民政治领域完全消失了。这不仅是因为国家机器实际上分崩离析，也是因为一种在整个加洛林王朝中都曾幸存的、自由人可以参与的公共集会不复存在。[9]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明确区分，被一种复杂的依附状态的连续光谱取代。在前法兰克帝国中，“自由”人范畴实际上消失了，在这里，即使自由土地所有者可能也要服从领主司法权和封建义务，同时奴役概念被一种依附程度的光谱所取代，这种光谱存在于领主与“他们的”人的关系中。
到13世纪，得到更稳固确立的封建君主国恢复了有效的行政体系。同时，在这个时期，当时由德意志诸王领导的神圣罗马帝国作为一个核心欧洲国家达到权力顶峰，而教皇正在主张自己在世俗领域中的权威。即使在此时，尽管农民对领主的封建性从属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放松，但领主的自治权力，以及他们在行政和司法上对国王权威构成的挑战，仍然标明了中世纪秩序最典型的特征。当一种公共领域和公民参与领域重现时，它典型地采取了法人团体的形式，即内部自治，但受到规定其与上级权威的法人关系的章程约束。中世纪晚期新的权力配置远未解决旧的司法权冲突，甚至造成更为恶性的争夺，带来了领主和法团对自主司法权的主张，这些权力主张与皇帝和教皇的权力竞争，也被它们强化。
当然，即使在封建主义的鼎盛时期，除了地主、农民和国王之间的典型“封建”关系，欧洲也存在着其他不同的社会秩序模式。在罗马帝国的崩溃中幸存下来的城市聚集区，在土地所有形式产生了更大比例有别于农奴的自由农民的地方，领主体系就相对虚弱。意大利北部就是如此，那里的城镇仍然相对强大，并且罗马地方自治体系的遗产更为持久。城镇曾是罗马化地方精英的社会和政治领地，他们实际统治着周围的农村，与此相似，城市继续成为世俗和教会权威的行政中心，这些权威承接了罗马的遗产。一种典型模式是主教管理，而主教保留了罗马帝国及其地方自治政府的某些东西，但是，这种相对统一的市政管理，日渐让位于一种由各式法人团体和行会统治的更为破碎的体系。帝国精英绝大多数曾经是地主阶级，但是，在中世纪意大利（尤其是从11世纪初开始）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城市贵族阶层。一些城市公社（urbancommunes）变成了繁荣的商业中心，统治阶级也凭借为国王、皇帝和教皇提供的商业和金融服务而富裕起来。他们集体统治着周围的农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中榨取财富，主要是为了维持那些直接或间接养肥许多城市精英的公职。
把商业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货币和贸易当成与封建关系敌对的东西，这样的历史解释已经引起了诸多混乱。货币地租是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显著特征，而以奢侈品交易为典型的商业交易是封建秩序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10]意大利北部繁荣的商业中心多少脱离了领主体系，但它们在更大的欧洲封建网络中发挥着一种关键功能，充当着那个碎片化秩序的各部分之间的贸易纽带和通往欧洲以外世界的通道。
这些城市也没有逃脱主权的分割化。当欧洲其他部分经历封建化过程时，城市行政也经受着自身的碎片化。公社在不同程度上变成了贵族家族、派别、社群和法人团体的松散联合，并一直如此持续下去，它们有自己的半自治权力、组织结构以及世俗和教会的司法权，彼此之间经常进行激烈竞争，并处身对立政治派系之间的战斗中。这个混合体中的一个致命因素是教皇和皇帝权力的介入。即使当城市公社在较大或较小程度上自治于更大的世俗权威之外时，它们也常常成为这些更广泛的权力斗争的激烈战场，这些权力斗争表现为公民共同体内部剧烈的派别对抗，例如圭尔夫派（教皇派）和吉伯林派（皇帝派）的冲突，两者通常但不必然地对应着商人阶层和土地领主的划分。
各种对中世纪“共和主义”的解释，特别是把它想成政治现代性的一种预兆，会是误导性的，不仅因为具有实际公民自治的各城市本质上是寡头制，而且因为它们从未构成一种真正统一的公民秩序，也不具有这种公民秩序所具有的超脱各种私人权力的、得到明确界定的公共领域。在更真实的共和政府出现的时刻，为了统一公民共同体而付出了更大努力。但是，中世纪意大利公社从未成功克服其内在的碎片化或对公共权力和私人占有的混淆。更专制的寡头的胜利，并不代表着与共和形式的严重决裂，而是同属于（我们可称为）城市封建主义的一种动力。他们扩张和巩固自己统治的努力，也没有真正克服封建的统治碎片化。即使在中世纪以后的意大利，最中央集权化的“文艺复兴时期”国家仍然被党派、特权和混乱的司法权所分裂。
对国家秩序的封建化瓦解而言，西方最显著的例外是英格兰，它对于后来的欧洲发展，对于政治理论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比起西方其他地区，在不列颠，罗马帝国的崩溃产生了更具灾难性的物质结构和政治结构的瓦解，造成了与罗马形式更剧烈的断裂。但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一种国家形成过程已经取得顺利进展，国王、地主和教会统治阶层为了创造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威而通力合作。当法兰西在变得支离破碎时，英格兰铸造了一个统一王国，它有一个国家司法体系和西方世界最具效率的行政机构。这里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国民身份：“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后来的“英格兰人”。
盎格鲁—撒克逊王国无疑是在有相当多权力的地方贵族协助下得到管理的，然而在原则上甚至实践上，地方贵族不是作为自治的地方伯爵，而是作为王国的伙伴而统治，他们的行政权威来自王国。在英格兰会出现一种独特的中央政府与下级贵族关系。具有相当大地方权威的地方精英，不是作为封建领主，而实际上是作为王国的代表来统治，他们与中央国家没有紧张关系，反而配合着国家议会作为有产阶级与国王合作统治的会议的兴起。
11世纪，诺曼人带来他们的大陆封建主义因素，但是，封建的主权分割化从未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在英格兰牢固确立。诺曼人的统治阶级来到英国社会，并把自己作为一支组织优良并且统一的武装力量强加给英国社会，他们还使诺曼人的贵族自由传统适应盎格鲁—撒克逊的统治传统，从而巩固了新确立的君主国的权力。
毫无疑问，英格兰的庄园领主对其佃户拥有大量权利和司法权。但是，君主制的中央集权力量仍然强劲，而且，一种国家层次的法律和司法体系很早就以普通法和国王之法的形式出现了。英格兰君主制的发展，本质上是而且一直是君主和地主之间的一种合作计划。[11]即使当国王与贵族之间爆发公开冲突甚至内战时，利害关系也较少与中央集权化政府和分割化主权之间的斗争有关，更多与纠正君主和领主之间合作关系的不平衡的尝试有关。例如，在组成《大宪章》的文件中，贵族对君主制的挑战当然可以被解释成恢复某种封建权利的诉求。但是，尽管贵族们也许曾经要求他们应有权利在自己的法院中受自己同济的审问，他们却不是在主张自己对其他自由人的司法权。在法兰西，领主和国王的司法权长期被视为彼此冲突的，与法兰西贵族不同，英格兰贵族所主张的是普通法中的权利，也就是源于中央国家的权利。贵族们把视国家为理所当然，在这一点上几乎不逊于国王本人；直至并且包括17世纪的内战和光荣革命，在君主制和有产阶级之间冲突的每一幕中，都一直如此。
尽管如此，英格兰中央集权国家的相对强大，并不意味着土地贵族的虚弱。在重要的方面，反过来说是正确的。在中央君主制国家和地主阶级之间，出现了一种合作性的劳动分工，地主阶级的权力不依靠碎片化的主权，而是依靠它对财产的支配权。确实，像罗马国家一样，罗马的财产权体系在英格兰比在前帝国的其他地方经受了更为彻底的破坏。但是，正如有效的中央行政机构在英格兰比在其他地方更加快速地被重新确立，一种强大的、排他的财产权形式也仅仅出现在英格兰而非其他地方。
表面上看，英格兰的财产法应该是欧洲最“封建的”。这在下述意义上是成立的：不同于封建欧洲的任何其他地方，这里无一例外地遵守“没有无主之地”原则，而且这里没有自主地。然而，英格兰“封建主义”的悖论在于，财产权彻底封建化的条件是中央集权君主制及其法律和法院，不是分割化主权，相反是分割化主权的阙如。如果所有土地都有主人，那么，只有在形式意义上，君主才能被认为是最高地主。尽管（或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普通法日益取得对罗马法的优势地位，但（所以）实际上，普通法中直接处于国王司法权下的保有物（tenements）（包括不必服军役且不受领主司法权管辖的农民和自由持有农所具有的某些类型的绵薄财产）构成了比大陆存在的财产权更具排他性、更少承担对领主义务的私有财产权。[12]换言之，君主统治和排他性私有财产权是共同发展的。
尽管英格兰财产权具有封建装饰，尽管普通法背离了罗马法传统，私有的、排他的财产权在英格兰仍会比在任何大陆国家都发展得更为完全，在大陆国家，罗马法幸存下来并且主权分割化占上风。在英格兰，罗马帝国秩序的全盘瓦解或许产生了悖论性的结果，即当罗马的遗产从大陆（不只是通过诺曼征服，而且甚至在此前，通过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对大陆法律专门知识的利用）再次被引入时，排他性的私有财产制度被更有力地植入并被更严格地实施。
尽管有这个重要的例外，分割化的主权仍然是中世纪欧洲史中一个最主要主题。12世纪末，各种或多或少稳定的政治管理机构要么以君主国的形式，要么作为城市公社开始在欧洲的各部分重新确立。中世纪政治哲学经典大多属于这个晚期，它们较少关注封建领主与君主国之间的张力，更多关注国王、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冲突。然而，即使当国王与教会和帝国等级体系斗争时，君主仍会继续依靠土地贵族的领主司法权并与之竞争；这样那样的法人团体也仍会继续主张自己的自治，以对抗各种世俗的和教会的对一种更高的统一主权的主张。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法律和政治主权问题总是与统治权威和财产权力之间的张力密不可分；政治冲突经常通过财产权争论这一中介展开。在封建的财产权与司法权统一体中，主张任何类型法律或行政权力的机构，都不可避免地必须面对各种相互竞争的财产权；“统治权”与“所有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必定会以特别的紧迫性将自己抛出。
教会、国家与财产权
基督教把自己的特点加诸封建统治的复杂情况。在罗马帝国中已经出现的教会与国家的劳动分工，会受到帝制国家的瓦解和中世纪领主权力与国王权力之间张力的塑造。在基督教学说的发展中，分割化主权的影响一目了然。
关于属世权力和属灵权力之间划分的经典表述，是教皇格拉修在5世纪末写下的。它意欲在东西教会分裂的特殊时刻解决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但在整个中世纪，它会一直成为西方基督教关于两种领域之间关系学说的常被引用的权威性章节。在致君士坦丁堡的阿纳斯塔修斯皇帝的一封信（通常被拟题为《有两种权力》）中，格拉修坚持属灵权力对属世权力的优越地位，以此针对拜占庭的帝权主张为罗马教会辩护：
威严的陛下，有两种权力，这个世界主要被它们统治，这就是教士的神圣权力和国王的权力。两者当中，教士的权力更重要，因为在神圣审判中，他们必须为哪怕尊为人中之王的人报账。亲爱的儿子，你也明白，尽管你光荣地被允许统治人类，但在神圣的事情上，你应该在教士首领面前谦卑地低下头，恭候他们手中使你得到救赎的方法。在接收和妥当安排神圣奥秘（heavenlymysteries）上，你承认你应该服从宗教团体而不是凌驾其上，而且在这些事务上，你依赖他们的判断，而不希望强迫他们追随你的意志。[13]
这份宣言很好地揭示了在基督教与世俗权力关系上位于西方基督教核心的各种悖论。它对属灵优越性的主张，可以被而且确实曾被用来支持教皇的世俗权威。它不仅像保罗式学说那样预设了权力的二元性，而且能够，甚至可能更容易被理解为保留世俗权力统治这个世界，同时把教会归入一个超越日常统治实践的崇高领域。这里传递的信息似乎是，统治世界的“双剑”应该由两只不同的手掌握，世俗权力的剑应该归给恺撒。但是，当帝国土崩瓦解时，基督教不得不适应新的状况。特别是当教会的制度和学说被法兰克人当作国家行政的一种补充而进一步发展时，世俗权威和教会权威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加洛林王朝缺少一种可以实现目标的中央国家权力，而且依靠地方领主掌控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对一个庞大帝国，加洛林王朝的策略的一个基本部分是利用基督教，以之作为一种有助统一的力量和一种规训。在巩固统治上，查理·马特的主要策略是利用教会等级制和主教制及与之相伴的所有财产权和特权，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友好贵族阶层，以此种方式回击贵族自治的挑战。他还确立了与教皇的联盟，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基督教超然于各种地方性忠诚（包括对地方圣徒的尊崇），而这些地方性忠诚曾经帮助地方领主反对他的中央集权计划。当然，教皇权与君权或帝权之间的这种联盟后来变得问题丛生，它们之间的冲突也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主题。但是，在这个阶段，它与这两种世俗权力是志同道合的。[14]
查理曼会继续动用教会机构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意味着，基督教的皈依说到底是由剑强加和执行的，也意味着，他力图在自己的王国上下实现宗教一统。除了别的方面，他的宗教策略需要一个有教养的教士阶层；对于通常归功于他统治时期的文化复兴而言，这种需要并非是最无足轻重的动力。这还意味着，为了覆盖生活的所有方面，基督教的教义和仪式以日益复杂的礼拜仪式的形式被制造出来，并且愈益强调罪，强调宗教的惩戒和规训作用。
查理曼的统治要为此负责：它在西方基督教中巩固了某些本质上是奥古斯丁式的学说，并且在这样做时导致了东西教会的最终分裂。这里我们不去细究“和圣子”的玄奥问题引发的争论（上章讨论过）；我们也无法判断，法兰克人坚持《尼西亚信经》中包括这句话，这在多大程度上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法兰克人和东方拜占庭（这一方被谴责为实际是东方希腊的、异端的三位一体解释）之间斗争中的投机行动，为的是支持一种能把法兰克帝国确立为真正的罗马的策略。但是，至少值得去这样考虑：正如对之前的奥古斯丁一样，对查理曼而言，“和圣子”一句在加强原罪学说和加强服从主导权威的必要性上，或许具有额外优势。
上至教会贵族、主教，下至被认为是一种把国王意志传达给农民的手段的低级教士，这个教会官僚阶层补充了国家行政机构。[15]教士和地方伯爵一样，都是国家的行政等级体系的一部分。因此，难怪加洛林王朝的统治常被描述成神权政治，这不仅因为它对正当性的主张依赖它与教会的联合和信仰共同体中的相互义务，还因为国家机器如此依赖教士阶层。然而，追问加洛林王权是否更多是“神权”性质的，而较少是“领主”或“封建”性质的，看起来是徒劳无果的，更有益的做法是，仅仅承认西方中世纪秩序的复杂情况、君主与领主之间难免紧张的合作关系，以及教会在他们之间的竞争中的作用。
在整个中世纪及以后，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多数关系都会不断变化，但在基督教神学中，基督教的管理和惩戒功能产生的学说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同时，世俗权威和司法权的碎片化会由于教会权力和财产权的平行结构而加剧。尽管加洛林王朝的统治代表着教会与世俗国家之间的一种合作关系，但是，正因为它把教会自身确立为一种世俗权力，它最终注定会加深两者之间的紧张。在我们的时代，这些紧张关系也始终能被感受到。中世纪晚期，当君主国巩固统治时，它们日益受到教会权威的挑战，特别是教皇统治的加强和教皇对一种“充分权力”的主张的加强所带来的挑战。世俗领域与灵性领域之间的劳动分工，可能是罗马教会与恺撒之间的各种关系中相对简单的事情，但它会以愈发纠结的方式卷入国王、皇帝、教皇及其他各种自治权力之间的复杂竞争。
当国王或皇帝权威与教会权威的冲突变得更加紧张时，格拉修的学说也相应得到发展，这些发展不仅对教会与国家观念，而且对政治理论的其他方面造成了广泛影响。继任的教皇们超越了格拉修式的属世权威与属灵权威之间的劳动分工，远比格拉修本人更加斩钉截铁地主张教会权力在世俗中的优越性。在11世纪这一极为关键的时刻，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着手剥夺王权任何剩余的圣礼或神权的因素，他主张国王们仅仅是世俗的、归根到底可罢免的官员，以此支持教皇对一种充分权力的主张。他巧妙地用德意志的选举君主制观念来反对德意志皇帝们自身，坚持国王职位候选人的合格性需要得到教皇认可，教皇具有开除教籍的最终制裁权。
在把教会巩固为一种不仅在属灵事务中而且在公共领域中具有司法权的政府权力上，后来的教皇们甚至走得更远。很明显，在哲学家与民法和教会法学家详尽阐述的各种私有财产权理论中，这个问题得到了充分展示。教会的灵性角色与每个基督徒的内在生命即灵魂有关，而公共领域中的教会权威，它对世俗和物质事务的司法权被等同于它对财富和财产的控制。教会的巨大财富可以成为其世俗权威主张的基础，理由是教会被认为代表着整个基督教共同体。从主张对基督教共同体之物质幸福的世俗权力，到主张教会权威高过世俗国家权威，只需一小步。例如，教皇权威的辩护者会主张，教会世俗财物的所有权存在于作为整体的基督教共同体中，因此，管理基督教共同体巨大财富（也就是对它行使司法权）的既有教会机构，实际上就是一种政府权力，它在对共同善的追求中代表信众运用强制力量，正如世俗政府声称代表自己的各种下级共同体运用强制力量一样。教会司法权因此在世俗权力自己的地盘上挑战了其司法权。在自称为了整个基督教共同体的灵性利益和世俗利益、为了其共同善而行动时，教皇就可以主张更高的权威。
概念上的最后一步，是由教皇卜尼法斯八世迈出的，14世纪初，在他与法兰西的菲利普四世就完全世俗的税收问题爆发的冲突中，这一步最终完成。他的教谕《至一至圣》以最不容妥协的方式宣告了教皇的充分权力，宣告了教皇权威对一切世俗权力、灵性之剑对世俗之剑毫无疑问的优越地位。教皇卜尼法斯明显越过了雷池，并且被法兰西国王打败。过往的其他人在主张教皇权威上或许更为谨慎，然而，一旦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之间的各种关系以互竞的司法权的方式被摆出，某位或另一位教皇做出这样的概念改变就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不应理所当然地认为，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的斗争必定会采取这种司法权的形式，也不应认为，各种互竞权威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牵涉诸种财产权概念。在中世纪欧洲以这些方式展现出的冲突，表明了西方发展过程中国家与财产权之间极其特殊的关系，表明了由国家与财产权的二元性所界定的各种权力概念。对司法权的关注，或许甚至司法权的概念，都以某些边界争议为前提，这些争议是由分割化主权和与之相伴的各种交叠的权利主张引发的。分割化主权的前提又是古典时期财产权的自主发展，以及与国家公共权力相对的、基于土地所有权的贵族权力的出现。各种交叠并互竞的封建主义司法权，都是由那种原初的权力二元性塑造的。一个权威来自中央授予并且官员职务边界被明确界定的官僚制国家（我们会想到中华帝国）或许会产生自身的皇帝与地方官员的冲突。但是，这些争端属于不同类型，它们也并不要求产生一种法律机制，设计它是为了处理各种互竞、交叠的司法权，或者甚至可以说，它们并不要求产生司法权之争的话语。这种法律的和话语的机制是独属于西方的。
因此，封建的主权分割化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要求：解决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司法权之争。但是，如果没有罗马财产权的遗产，西方的司法权观念本来不会采取现在这种形式。西方政治理论史会继续受到承袭自罗马的财产权与国家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塑造。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帝国中，“统治权”和“所有权”之间的区别是相对明确的，它们代表着公共的和私人的这两种不同形式的权力，处于不同程度的紧张关系中，其紧张程度取决于帝制国家针对私有财产权提出的主张。罗马财产权的遗产从主权分割化中幸存下来。但是，当帝制国家被各种碎片化的司法权取代时，“所有权”及其与政府权力之间关系的概念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在帝国与各“蛮族”王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已经出现了这些变化。封建领主权肯定以古罗马的财产权和土地贵族的自主发展为前提，但是，dominium所暗示的完全的、排他性的所有权，它无法容纳有条件的封建主义财产权。“统治权”与“所有权”之间的区别，也不足以充分体现封建领主的“政治建构的财产权”中占有与统治的统一。二元中的双方都需要改变。
一方面，“所有权”和占有之间的界限，无法再那么清晰地被划出了。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已经规定了次于绝对所有权的各项财产权利，因此，占有或用益权可以与合法的所有权分开。为了照顾各种有条件的、交叠的财产权，中世纪对罗马法的改造不得不进一步模糊所有权与占有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封建的私有财产权与公共权力统一体意味着，公共统治领域再无法从罗马“统治权”的角度得到轻松界定，或者说，再无法从公共主权和私有财产权之区别的角度得到轻松界定，或者说，因此归根结底再无法从公私二分的角度得到轻松界定。在分割化的主权和政治建构的财产权的条件下，政府权力不再仅属于中央国家的公职人员。司法权可以由各种没有“统治权”的权威行使，或者由各种与世俗国家相分离甚至反对它的权威行使；或者，它甚至可以被归进私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统一于其中的领主财产权。司法权可以属于皇帝或国王，同样可以属于地主或教皇。“所有权”和“司法权”之间的区别，并不要求私有财产权和公共权力的明确分离。然而，尽管它为财产权和统治权的统一留有余地，却并没有排除“所有权”与管理权或控制权之间的区别。因此，举例而言，既有的教会机构可以对原则上属于整个基督教共同体“所有权”的教会财产行使司法权。
财产权问题引发了覆盖政治理论和实践所有范围的一系列争论。封建财产权包含的占有、使用和所有权的混淆，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具有被承认的使用权的人，能否仅凭使用的本质，就可以主张“所有权”暗含的那种支配权。如果实际的所有权能够从使用中产生，这是否意味着财产权是一种与法律和习俗无关的自然权利？或者，财产权是一种由公民政府授予的权利，它只包含法律承认的这些权利以及与此相伴的义务？
世俗统治者设法宣称他们的公共权威高于各种自治权力的主张者，同时又不否认后者的私有财产权，对这些世俗统治者而言，财产权是一个问题。对教会而言，事情甚至更为复杂；而且，在这里最为系统地进行着关于财产权性质的种种辩论。教会自己的巨大财产和信众的私人财产必须得到辩护。教会权威也必须得到主张以对抗世俗权力；而且，如我们所见，财产权概念可以被用来实现这个目的。然而，教会也面临着来自内部的对其巨大财富的反对，这巨大财富与基督教群众的贫穷形成了令人愤怒的对比。
在12世纪和13世纪，随着抨击教会的奢华财富和腐败的“异端”教派兴起，这一点变得尤为真实。这转而导致了新的托钵修会出现，除其他目的以外，他们自寻的贫困旨在捍卫天主教正统、反对这些离经叛道者。因此，对托钵修会的贫困需要加以解释：它代表着一种对财产权本身的挑战吗，或者，存在一种调和“使徒式的”贫穷与各种财产权的方法吗？既然托钵僧使用物质产品来维持自己，他们实际上主张财产权吗，或者，如同在其他情况下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与所有权有区别吗？此外还有关于上帝规定的道德秩序的问题：基督徒是否必须认为，此世财产和权力的既有安排无论多么明显不道德，都是神定的，并在此意义上是“自然的”，或者，世俗的现实与一种神定的道德秩序之间会存在冲突吗？
在古罗马，对财产权有各种不同观点，但总体上，罗马法学家把财产权视为一种由国家确立、由公民法执行的约定。在晚期帝国，教父们，尤其是圣奥古斯丁提出了一种在整个中世纪及其后持续产生影响的解决方案。根据这种学说，政府和财产权都是堕落后出现的必要的恶。这意味着，尽管财产权是一种由国家创立和执行的人为约定，它维护和平和社会秩序的职能却正如政府职能本身一样，是由神的权威核准的。由此，不公平的财产和权力安排可以命令基督徒默许，正如恺撒可以命令他们服从一样。
在中世纪晚期，为了维持对使徒式贫穷的信奉，方济各会提出了更多要求。圣方济各，一个商人家庭之子，他看起来持一种非常极端的观点，不允许教友中有个人财产，断绝商业贸易。至少在中世纪意大利，商品经济包围着他们并且他们的生存依赖着它，这样一种与商品经济的极端脱离是难以为继的；而方济各会思想家想方设法证明，使用可以与所有权分离。神学家和哲学家邓斯·司各脱（1266年—1308年）尤其主张，在天真状态中，所有事物都被共同使用。这意味着，共同使用是由自然法规定的。但是，共同使用并不必然要求共同所有权，因为每个人只有资格使用必要的东西，而没有排除他人的使用。由此，没有任何形式的所有权，更不必说私有财产权，可以被当成自然的，即使公民社会中的复杂关系需要财产权制度以维护和平和社会秩序。
方济各会的贫穷学说，引发了关于财产权问题的辩论和更为一般的关于所有权和司法权之间关系的辩论。如我们所见，对于教会和国家、教皇权威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而言，这具有更为广泛的意涵。方济各会士采取的观点是，因为上帝把世界给人类是为了让他们共同使用，所以，无论个人还是法人团体，都不能以自然为由主张所有权。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所能做的，不过是作为管家管理财产。首先，这个原则可以被理解成赋予教会权威一种优势，即使仅仅由于下述原因：既然所有权和司法权都来源于上帝而不是任何世俗权力，那么，在尘世上代表基督的教皇，就可以有效地自称代表真正的所有者行动并行使更高的司法权，而其他各种世俗的或教会的权威，只享有教皇授予的司法权。因此，教皇的司法权实际上等于或几乎等于“所有权”。
多明我会反对方济各会的主张。一方面，多明我会士（特别是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使用不能与所有权分离，使用的转让就等于所有权的转让。另一方面，他们坚持所有权和司法权的分离，并否认世俗权威或教会权威能够在任何意义上对他们管理的财产主张实际的所有权。在对托马斯·阿奎那的讨论中，我们会更详细地考察多明我会的论点，而在奥卡姆的威廉那里，我们会进一步看到方济各会的主张。现在我们只需指出，尽管乍看起来，方济各会的立场与教皇权威更加亲和，但在14世纪早期，它会被视为一种威胁，甚至被当成一种异端。对使徒式贫穷的信奉，以及为了维护它所建立起的全部论点，会被看成一种对既有教会机构及其巨大财富的挑战。因而，多明我会的相反论点会得到教皇青眼，而托马斯·阿奎那最终被载入正典。
最强烈反对方济各会立场的论点，展现在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谕令《因为一个恶人》中。这位教皇坚称，上帝对造物的“所有权”可类比人类对尘世财富的“所有权”，这一点在堕落前和堕落后都确凿无疑，因此财产权确实是自然的。而且，使用与所有权不能分离。只有所有权能使物品的消费（实际上也就是它们的损毁）正当化，因为只有所有者有权利破坏自己的财产；甚至对非损耗品的使用，也需要一种使用的权利。
中世纪关于财产权的辩论会继续决定西方政治理论的发展方向。在14世纪及以后，这个问题因为封建主义的各种危机而复杂化，这些从瘟疫到农民叛乱的危机会导致从封建主义向其他经济政治形式的“转变”。然而，我们必须抵制这种想法的诱惑：中世纪晚期澄清财产权概念的种种努力，象征着一个从封建财产关系到资本主义的转折时刻。不如说，是封建主义的诸种现实自身，要求一种对财产权的系统性澄清。正是在封建司法权的各种复杂问题最有力地产生作用的时候和地方——在那里财产权和公共权力之间，或所有权和占有之间存在着一贯模糊的界限，更不用说还存在着教会管理其巨大财富的需要，这种要求更为紧迫。
甚至可以认为，正是在分割化主权的封建关系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英格兰，封建的财产权观念至少可以在正式法律中得以保留。在正式原则上，英格兰的财产法看起来可能是欧洲最“封建的”，但它轻而易举地适应了异常排他性的、免于封建义务的私有财产权形式。类似地，在几个世纪后，一种系统的主权理论会出现在法兰西，在那里进行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正在与分割化主权斗争，而不是出现在英格兰，在那里中央主权的现实已经充分确立了，而且看起来并没有修改一种正式学说的紧迫需要。[16]
宗教、哲学与法
继承自罗马帝国的教会制度属于中世纪法律和行政秩序的基本结构，而且，在公共权威的制度和强制力不够的地方，教会的规训性教义是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虽然在中世纪基督教中，古代遗产也仍然存活着，但是，基督教学说在接受古代哲学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特殊问题。希腊罗马遗产不仅是凭借罗马基督教和罗马法传统而传承下来的，而且是随着穆斯林的征服，凭借伊斯兰的古希腊哲学复兴而传承下来的。在不同的宗教传统中，哲学与神学的相互影响不可避免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而这意味着，对古典遗产的接受，是由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种一神论信仰不同的、有时互斥的学说需要决定的。
对这三者而言，在处理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上，核心问题都是法的地位。正如一位论者指出的，它们最鲜明的共性是“一种神启宗教，一个要么完全要么在最高目标上由神启法建立的共同体中希腊政治哲学的外表，以及神法的要求和哲学家的政治教诲之间的争执或冲突”。[17]三种宗教也都可以接受主要由亚里士多德做出的实践科学和理论科学的经典划分，并大体上可以接受理论科学的优越性。但是，关于神法与世俗法的联系，由此还有神学与哲学的联系，它们得出的结论却不可避免地有分歧。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思想家之间也千差万别，穆斯林和犹太人亦如此。然而，在一个关键方面，西方基督教整体来说与其他两者有本质区别。这种不同，源自作为罗马帝国产物的基督教极为特殊的经验，它在中世纪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展示，它也适应了封建主义多层次的权威碎片化状态。
在信仰一种涵盖世俗的和宗教的所有人类实践领域的、唯一的神启法体系上，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有别于基督教。相比之下，基督教从一种本质上的犹太信仰转变成一种“普世”教会和一种帝国国教，靠的正是不仅疏远犹太教的旧律法，而且疏远一种唯一的、无所不包的、无差别地适用于信仰事务和世俗日常实践的宗教法。换言之，“普世教会”脱胎于恺撒和上帝之间的区别以及每一方各有专属领域的信念。这种区分的结果，甚至可能还有目的，是使恺撒的主张，也就是世俗国家的主张正当地成为主导的世俗权威，并成为法的一个来源。同时，它赋予神学尊贵的地位，至少在原则上，神学是唯一基于神启的最高知识形式。
基督教学说能够为服从哪怕最渎神、最罪恶的世俗权力的义务而背书，同时仍然在信仰领域提出严厉要求。这并不必然排除反对这个或那个世俗权力的宗教原理革新，但是，尽管在中世纪欧洲，各领域之间的边界多数是有争议的，西方基督教的明确原则依然是归给上帝和恺撒其各自的法的领域以及要求的服从。确实，如果没有这个既承认每个领域从对方那里获得的支持，又承认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的张力的原则，就不会有这些边界争议。没有它，就无法理解中世纪西方五花八门的世俗权力主张之间的理论斗争和实践斗争。
基督教独特的二元论产生了深远的理论后果。除了其他事情，这意味着，作为一种依靠其在教会中的制度基础得以维持和实行的独特知识形式，神学在邂逅古典政治哲学时遇到了非常特殊的困境。早期教会学说，已经受到了从柏拉图式宇宙论、亚里士多德式认识论到西塞罗式伦理学的古典遗产塑造，这一点确凿无疑。但是，古典政治哲学，特别是13世纪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复兴，提出了特殊的挑战。教会不仅必须考虑神学与哲学之间是否存在学说上的不相容性，而且必须考虑哲学是否正在侵入教会自己的神学领地，权威的边界是否正在被危险地跨越，信仰原则是否，或何时要求他们划一条不可侵犯的界限。当然，各种各样的答案都与基督教学说相容。例如，可以像最具代表性的托马斯·阿奎那那样建构一种哲学，它结合了神学思考和有关人类政治组织和法的理论，甚至提出了神法与政治法之间的联系问题，或它们之间界限何在问题。尽管基督教学说可能包容性强，但联系和边界问题在这里被提出，仍然意义重大。
伊斯兰教没有可与基督教会体制匹敌的制度性权力，没有这类专门守卫神学的自治权力，它似乎更容易容纳哲学，而无须在哲学专属领域和神学领域之间划界。当然，法的统一，会导致哲学和所有世俗科学完全失去正当性。但是，承认理性和信仰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达到同样的真理而不需要挑起边界争议，这也是有可能的，伊斯兰教也正是如此。既然只有唯一一种法和唯一一种法律权威的来源，就没有理由把哲学当成危险的世俗对手。它可以被视为通向永恒真理的另一条道路，这些永恒真理同样由宗教启示，后一条道路每个人都可通行，而前一条道路只有智识精英能够接近。可以根据哲学和世俗科学自身的价值来从事它们。
无论如何，由于这里两种法律权威之间没有冲突的可能，哲学与宗教的比较优势没有采取司法权之争的形式。而且，哲学教诲与伊斯兰法之间的不一致问题是法学家处理的事情，而不是保护自己权威领地的神学家处理的事情。确实有坚持哲学危险性的伊斯兰思想家，但是，哲学同样可以根据伊斯兰教的理由得到辩护，甚至被赋予优先性，正如伟大的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路世德（阿威罗伊）所做的那样。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注解是基督教思想家，如阿奎那的主要资源之一，如果不是全部资源的话。
伊本·路世德（1126年—1198年）生于科尔多瓦，是一位卓越且地位显要的法学家、法官，同时是一位医学家和哲学家。除去一段失宠和被放逐（后被召回）时期以外，他都侍奉着北非和摩尔人伊比利亚地区的穆瓦希德王朝。在《决断集》中，他阐述了宗教法和哲学的关系，他就像在一个法庭面前一样提出自己的观点，并用伊斯兰法作为自己的判断标准。他不仅得出结论认为两者是相容的，其时对哲学的攻击并没有伊斯兰法的基础，他甚至还暗示，作为一种达致宗教所求真理的方法，哲学具有天然的优越性。但是，既然哲学的理性的、证明的方法只能为少数人理解，宗教的信仰方法就是有利于群众的接近真理的最好方法。因此，宗教和哲学能够且必须在大有裨益的联盟中共存。
重要的是，尽管伊本·路世德质疑一种强烈的伊斯兰教倾向，他却不是作为一个反伊斯兰教的外人，而是作为支持穆瓦希德统治者庇护哲学的辩护士发言。这个论点，有时会被当作一个根本反宗教的理性主义者和哲学辩护者所施展的战术策略，而不予认真对待，但是，承认它与伊斯兰教的根本相容性看起来更有益。在更早时候，一个相差无几的论点由阿尔法拉比（870年—950年）得出，他通常被穆斯林称为伊斯兰世界的哲学的建立者。他区分了两种人，一种是凭借证明方法（就像在哲学中那样）通过自己的理智到达真理的人，另一种是“粗鄙的”群众，他们通过信仰和想象性描述的方法，也就是宗教的方法被赋予接近真理的门路。伊本·路世德的论点，或许可以被理解为，当发现宗教原则与可证明的真理不相容时把最后的发言机会留给哲学，而这或许可以被当作对宗教的一种攻击。但是，无论我们是否根据表面价值接受他坚持的两种真理道路的调和，这里的关键问题都在于，对伊斯兰教而言，神学并没有资格主张优越性甚至绝对无错性，而这种尊贵的资格却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教会机构被授予基督教教义。因此，在伊斯兰教学说中，没有理由把神学家视为比哲学家更好的真理解释者——即使是宗教真理解释者。
人们曾经把一种近乎现代的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归于伊本·路世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伊斯兰教本身欢迎接受古典哲学的方面——正如它促进科学的方面，我们就无法把握中世纪伊斯兰教的特色及它与基督教的对比。把伊本·路世德的方法当作完全世俗的、反对伊斯兰宗教狂热的，或许会强加给伊斯兰教一种基督教特有的严格二分法：就好像当哲学跨过司法权边界时，它只有通过全盘否定宗教才能得到辩护。实际上，甚至阿威罗伊主义——它适用于包括基督徒在内的相信一种“双重真理”、相信哲学世界与宗教世界的分离的人们，这个概念也基于一种在阿威罗伊本人那里肯定没有出现的并且可以被证明与伊斯兰教无关的二分法。伊斯兰教学说不需要这种二分法。
尽管今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中世纪穆斯林所具有的这种开放胸怀，但一个惊人的事实是，比起基督教，伊斯兰教学说能够在某些重要方面提供一种更大的智识灵活性。硬币的另一面可能是，正因为基督教在国家与教会的劳动分工中如此谨小慎微地守护着神学权威的领域，它才产生了以一种反教权主义为形式的对立面，而这种反教权主义对伊斯兰教来说是陌生的。尽管反教权精神对坚定的世俗主义者（包括本书作者）具有吸引力，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刻板与伊斯兰教思想的自由之间的对比。
哲学看上去较少威胁到伊斯兰教权威，这可能至少部分是因为，阿拉伯人只有限地接触到古典政治思想，而哲学的其他方面并没有如此直接地挑战法律。也有可能，他们能接触到的柏拉图政治哲学更符合伊斯兰教的目的。伊本·路世德是亚里士多德式科学和哲学观念的伟大追随者和解释者，但是，正如阿拉伯学者总体而言那样，他接触希腊政治理论主要是通过柏拉图；而且，他写过一篇对《理想国》的评注，他感到可以无须多大保留地把《理想国》推荐给他的穆斯林同胞。他接触不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否则可能会对它有不同的看法。比起柏拉图的强烈反民主的著作，在这个经典文本中，城邦的公民文化表现得更为突出，而这可能使《政治学》不如柏拉图的文本那样让他称心如意，在后者那里，统治者和生产者的区分被如此森严地界定。
甚至有可能（尽管没有证据支持这样一种推测），除了接触《政治学》的可能性不大，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更为明显的危险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政治学》不属于伊斯兰教正典。或许柏拉图式的统治概念更顺应哈里发的抱负，而封建的主权分割化使西方基督教更容易吸收，或至少是策略性地利用承袭自古典哲学的公民政治原则。柏拉图式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明确划分，或许在西方中世纪的重要性较小。在那里，统治部分和其从属者之间表面上已确定的关系在政治思想中位居其次，首要的则是不同的统治权主张者之间的冲突。或者，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统治概念，大概更容易适应一种服从世俗法的世俗王权观念，而不是一种起源于一位得到神启的先知的统治者观念。
无论如何，在中世纪的拉丁基督教中，处理宗教和哲学关系的方法，深深扎根于封建社会在制度上的二元性。同样的二元性也反映在民法和教会法的区分上，这在伊斯兰教或犹太教中找不到对应物；而且，中世纪政治思想的特征是，它很大程度上是由各自的专家在这两种法律话语之内或之间完成的。正如我们在对托马斯·阿奎那的讨论中会看到的那样，在自然法概念中，拉丁基督教的二元性仍然发挥着作用。自然法概念在西方政治理论中扮演着一种核心角色，但在伊斯兰政治哲学中完全不存在。
重新界定政治领域
至此，我们已经讨论了中世纪关于政府、财产权和司法权的观念，还没有系统讨论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如我们所见，中世纪统治的复杂情况意味着，这些观念是在各种各样的话语中得到讨论的，除了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所理解的政治哲学以外，特别还有法学话语和神学话语。在封建的国家碎片化达至顶峰的时期尤其如此。中世纪晚期政府的重新巩固，对政治哲学确实是一种刺激。在那时产生了大量创新性的关于权力、权威和司法权问题的法学和神学思考，在某些方面，这些思考比曾经的希腊罗马政治理论更直接地介入了当时各种具体的统治实践。但是，对于专门的政治理论而言，像古代或现代早期经典作品那样的原创性贡献显然微乎其微（如果有的话）。特别是随着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被翻译成拉丁文，中世纪思想家确实以巨大的热忱和创造性吸收了古典政治哲学传统。然而，最富创造性的是他们对这个传统及其明确界定的政治服从概念的改造，这种改造是为了适应一种非常不同的、古典政治话语难以把握的环境。
这里的问题不只是扩展古代政治理论以涵盖更为广泛的政治形式：不同于古希腊城邦的城市国家、王国和帝国。毋宁说关键问题在于，中世纪的社会安排如此不同于古代的形式，以至于它们无法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理论语言中被轻易理解。确实可以认为，封建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是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那种界限分明的政治领域的实际消失。即使后来当中央集权国家正在确立牢固基础时，法律秩序和行政秩序的复杂情况、分割化主权和复杂的司法权领域带来的混乱、同意关系或契约关系的复杂网络，这些都意味着“政治”的边界是模糊和变动的。教会法学家和民法学家苦心孤诣得出的推理，比古典政治哲学更能适应这些复杂情况。
这样说似乎有悖于某些被广为接受的关于中世纪欧洲公民政治原则之强大的观点。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确实引起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把中世纪公社政治理论视为现代共和主义先驱的倾向，当我们思考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他的《和平的保卫者》常被解读成一本先驱性的共和主义小册子）时，会更详细地考察这种解释。此刻，让我们思考一位杰出的政治思想史家提出的一种更为一般的说法，他认为，至少与古罗马相比，中世纪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更多而非更少地与积极公民身份和公民共同体合拍：
中世纪政治理论家和实践者严格遵守、后来又改造了晚期罗马法的基本准则：“关涉所有人的事需得到所有人的同意”（quodomnestangitabomnibustractarietapprobaridebet），他们把它抽离出《优士丁尼法典》（他们从这里发现了这句话）的语境，并由此强调“人民”在同意法律时进行的一种审议性参与。此外，人民可以被宣称能够选举可罢免的官员成立政府……这是古罗马人……绝不会许可的事情，因为“人民”从未被他们看作一种审议团体。[18]
“中世纪法学家，”作者接着指出，“优先考虑公民身份的实质，而不是单纯考虑罗马法规的抽象原则”，而这种优先考虑源自“中世纪城市公社独特的契约性起源，在那里，公民是城市中的一个积极成员而非消极成员”。[19]
这里指出的中世纪积极公民身份概念与古罗马设计的消极类型之间的对比，确实点出了它们之间的某些重要差别。当罗马人把一种公民身份授予其帝国臣民时，他们确实创造了一种新的消极公民身份概念，甚至罗马人自己也没有行使过雅典平民的审议性职能。无论我们对中世纪公民共同体（随后会探讨它）抱有怎样的怀疑，认识到独属于西方的“经同意而统治”的观念，以及它们如何独特地依靠着各种契约性安排从中世纪经验中起源，都肯定是重要的。同样确凿无疑的是，这些概念暗示出独特的主权参与观念，而这又暗示了一种古罗马所没有的积极公民身份。但是，认识到这些同意观念或参与封建主权分配的观念如何不同于希腊的积极公民身份和公民共同体的观念，也一样重要。中世纪概念与古代概念的对比，不应该掩盖中世纪分割化的主权形式是如何改变政治话语，使其远离古希腊人特别视为“政治”的事情以及作为其主题的公民身份的。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即使在城市公社极为强大的意大利北方诸城市共和国，也是如此。
在前几章中，我们探讨了政治理论得以在古希腊出现的条件。我们看到，在城邦的公民政治领域中，公民是基本的政治行动者，且政治关系是公民之间而非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公民政治领域以有别于古代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殊社会条件为前提。民主城邦代表着一种在前资本主义历史中可能独一无二的例子，在这里，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有产阶级不具有维持其财产权利和占有权力所需要的军事优势和政治优势。它无法强加一种不容置疑的统治，而依赖与从属阶级的政治妥协。如我们所见，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是为了在没有一种明确的阶级统治的情况下调节阶级关系，它们创造了一种公民政治秩序，在其中占有者和生产者直接作为个体、作为阶级（作为地主和农民）面对彼此，而不是主要作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面对彼此。这也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不平等与公民平等的并存，以及两者之间的张力。
在这个新的公民领域中，深刻的社会分工表现在政治方面，不仅表现在公然的权力斗争中，而且表现在公民大会和陪审团的审议与辩论中。这是积极公民身份的理论和实践出现的背景，积极公民身份是理解并处理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权力配置形式及其引发的非常特殊的冲突的工具。古希腊政治理论经典是由不怎么喜爱穷人和富人，组成的公民联合体的哲学家们书写的，但他们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它的塑造。即使反民主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也在自己的哲学思考中探索，阶级之间的何种政治妥协能够使城邦从面临毁灭威胁的社会冲突中得以挽救，他因此追随了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传统。
封建主义的基本社会关系，阻碍了作为古代城邦和政治理论之基础的那种政治妥协。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恰恰依赖被古希腊公民身份排除的那种法律不平等，这种法律不平等甚至被罗马共和主义排除，尽管它有寡头政治色彩的对次等公民之公民地位的限制。封建土地贵族的经济权力，即他们对农民劳动的使用权，与他们的超经济的地位和特权，即他们的政治、军事和司法权力不可分离。领主权是经济的同时也是政治的。这意味着，一种像把地主、农民还有工匠统一进古代城邦（或者哪怕罗马共和国）那样，把占有阶级和生产阶级统一进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公民身份，严格来说会是封建主义的终结。
因此，西方中世纪的各种政府理论都不涉及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一种公民关系。但是，它们的主题也不是统治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封建领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构成，基本是一种统治者和生产者的关系，它们被看作是给定的，而阶级间关系不再是政治话语的核心主题。政治理论提出的问题围绕着统治本身的性质和定位，以及各种互竞、交叠的统治权主张之间的关系。即使当最终权力被说成来源于“人民”时，这个原则也是被用来支持一种统治权主张（国王的、皇帝的或教皇的），以此反对另一种。各种同意概念或人民参与主权概念，会被主张自己的权威基于人民同意的人们当作统治工具使用。但是，通过质疑一种竞争性权力的同意权威，这些概念也可以更巧妙地，甚至可以说更讽刺性地被用来挑战它，正如我们在教皇格里高利挑战欧洲诸王和神圣罗马帝国诸皇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
即使封建关系是平等者之间的关系，它们也不是公民之间的政治互动，而可以说是国家的各个碎片之间的契约性协议，是各种组织起分割化主权的相互义务纽带。从行会到城市公社的各种法人团体，确实可以在自己的特定领域内实行自治，但是，很难说法人团体的内部事务，甚至城市公社的审议实践是政治哲学的主题。我们可以承认，在原则上，质疑统治的权利并使它依赖某种形式的同意，是责任政府发展中的一个进步。但事实仍然是，这强调的不是积极公民身份，而是统治的权利。
古典世界形成的积极公民身份观念，在之后的西方政治理论发展中会被消极的甚至默示的同意概念取代。在其早先的形式中，这些同意概念仅仅扩展了基于罗马法的中世纪法团原则，根据罗马法，法团全体可以被代表它的少数人的决定所约束。但是，现代早期的同意观念，无论是法团的同意还是个人的同意，都可以与哪怕绝对君主制相容（在托马斯·霍布斯著作中最突出），也可以与源自“人民”（尽管这里的人民是狭义上的，完全没有实际作用）的主权观念相容。这些同意观念和主权观念，更多归功于中世纪的（甚至还有罗马帝国的）统治概念，而不是古代的积极公民身份观念。政治角色如此消极的人民，或许仍可以被奥古斯丁视为“公民”；但是，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标准，他们应该是城邦的“条件”而非“部分”。
《政治学》第一个完整译本中对亚里士多德的一处误译，充分展示了中世纪政治话语到底离开古典政治理论语汇多远。似乎是在托马斯·阿奎那的鼓动下，莫尔伯克的威廉（约1215年—1286年）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包括约1260年翻译的《政治学》。除了其他事情，他对一个重要段落的误译，会被圣托马斯本人采用并由此产生深远影响。它之所以重要，不单纯是因为它例证了一个人的模糊翻译造成的偶然影响，更因为它表达了中世纪对政治本身的理解。
在前几章中，我们已经略为提及了亚里士多德对不同统治形式的区分。例如，有对处于奴役状态的人行使的统治，但也有一种自由人之中的“政治”统治，在那里政治上的平等者轮番统治和被统治。这种统治形式之所以是“政治的”，是因为它出现在而且只出现在一种公民共同体中，这是一种由本质上具有平等地位的公民组成、所有公民都有资格参与统治的公民共同体。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统治概念确实存在某种含糊之处，它是否适用于从民主制到君主制的所有政体形式，特别是，一种君主制是否可以是“政治的”？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只有在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上既能够统治也能够被统治的人们之中，统治才可能是政治的。在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那里，公民共同体仅限于富人和出身高贵的人，而且这个共同体统治着从属的，不得具有公民身份的生产阶级。也就是说，这个城邦区分了一个公民共同体的“部分”和对这个公民团体必要的、但总是被它统治的“条件”，部分和条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政治的”。
像之前的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无疑也热衷于强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分界，但他以雅典民主的经验和话语所框定的术语来处理这个问题。由于公民共同体对于雅典政治实践和理论如此重要，在勾勒自己的理想城邦时，他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定义成一种公民共同体和在它之外的人之间的关系。公民共同体由公民，即城邦的“部分”组成，他们有资格统治并因此能够轮番统治和被统治。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这并不是说统治和被统治同时发生，但这是一个真正“政治的”共同体（其公民大体上能够胜任政治实践）的本质。
在莫尔伯克的威廉的译本中，“轮番”（inturn）变成了“部分”（inpart），而亚里士多德论及的“轮番”统治和被统治，不再适用于一个所有成员都有资格统治的公民共同体，而是适用于一个“部分”是统治者，部分是被统治者的统治者。我们会看到，无论莫尔伯克的威廉的意图何在，对托马斯·阿奎那而言，统治是“政治的”，是指统治者本人像其臣民一样受法律约束。作为一种平等公民之间关系的“政治”领域，完全销声匿迹了。在中世纪的术语中，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那种公民身份范畴究竟是否有意义，这确实是扑朔迷离的。人们或许可以凭借领主身份而享受权利，或者成为具有自由特许权的行会或法团的成员而享受权利。但是，构成中世纪秩序的封建领主权和法人团体的复杂等级结构，与古希腊的公民共同体有天壤之别。
这并不是否认，中世纪哲学家思考了从皇帝或君主统治到人民统治的所有政治形式，而且，包括托马斯·阿奎那在内的一些人，甚至承认经人民同意而统治的好处。但是，中世纪关于“帝王”或“国王”统治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区分，不仅反映出一种非常不同于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秩序，也反映出一种对失序和冲突（它们非常不同于统摄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那些失序和冲突）原因的关注。富人与穷人的各种冲突，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是城邦内乱的最终根源，是最需要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的冲突，但这些冲突在中世纪哲学中并不具有如此核心的地位。自不待言，这些冲突确实存在，但它们在政治思想中的核心地位，被各种交叠和互竞的统治权造成的失序所取代。要讨论的政治关系既不是公民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个公民共同体和它之外的人之间的关系，而政治理论提出的问题也并不以古希腊的那种方式涉及公民共同体或公民身份。
这些问题的呈现形式，依中世纪欧洲不同部分的不同权力配置而有所不同，依各种互竞的世俗权威主张的特定形式和相对力量，以及它们之间对抗的强度而有所不同。在领主、国王、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司法权争夺中，正如一些皇帝或教皇对某些国王构成比对其他国王更大的威胁，同样，某些王国中领主的权力比其他王国中的更强，而君主权力比其他王国的更弱。例如，法兰西和英格兰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同于彼此，这尤其是因为法兰西的法人团体强于英格兰的，在英格兰，法团权力相对君主权力的虚弱，更加凸显了统一的中央国家和私人个体，或者说更加凸显了私人权利与公共主权的关系。我们将看到，这些不同既在理论中也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中，政治领域都不是由一种公民共同体界定的。
意大利又有不同。在北方，领主权力相对虚弱，作为替代，一种自治的城市公社对农村行使一种法团的、集体的领主权。在这里，我们或许有望看到公民共同体重回政治话语中心。但是，在这里，各种互竞的自治权力和冲突的司法权，同样是政治哲学的主要关注。法学家和修辞学家无疑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公民生活和公民身份，但是，在对政府的重要哲学思考中，最突出的关系既不是一个公民共同体中平等公民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寡头和他们下面的力量之间常常激烈的冲突。
教皇权力在地理上的邻近性及其世俗主张的直接性，对意大利统治阶级构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挑战，正如对意大利这部分领土的统治权主张更容易受到具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身份的德意志国王的妨碍。在北方相对较小的公民共和国中，城市精英的物质利益极大地维系于公社，这不仅维系于其对农村的权力，更维系于其商业力量和公职收益，在这里，一种或另一种，即教皇或皇帝的更强大权力的支持，对于这个或那个政治派别的统治和发财而言是关键的。尽管城市精英和他们下面的人之间的冲突经常是公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核心事实，但是，无须奇怪，这些共和国的政治活动典型地表现为城市贵族内部的派别斗争，这些斗争常常伴有外部援助，为的是控制公社有利可图的资源。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即使是（更确切地说，尤其是）被许多评注者奉为中世纪共和主义典范的马西利乌斯《和平的保卫者》，也较少与一个公民共同体中的积极公民身份有关，而更多与教皇和皇帝之间的斗争有关。
有必要谨记，如果这些意大利城市代表着古希腊罗马的直接延续，那也是罗马帝国统治的地方自治体系的延续，而不是城邦或者哪怕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共同体的延续。即使当公民共同体走上中世纪政治哲学的舞台中心时，它也通常是作为各种互竞权力之间冲突的参与者。城市公社可以伸张自己的权利，反抗领主统治，或者反抗教皇或皇帝权力的干涉。相反，它也可以（如我们在对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的讨论中会看到的那样）请求这些敌对权力中一方或另一方的支援。但是，政治哲学的主题并不是一个自我统治的共同体中公民们的政治生活。[20]在这些中世纪城市公社中，确实存在一种生气勃勃的公民生活，也有丰富的文献证明其审议活动存在，但这些事实只能有助于强调中世纪政治哲学的独特关注。
中世纪政治理论与古典遗产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之所以复杂，不仅是因为世俗权威与教会权威之间的关系，还因为世俗国家权力不断变动的范围，以及国家中央集权过程和分割化力量之间始终存在的张力。在实践和理论中，帝国的遗产及其继承自古典时期的遗产，继续构造着封建主义的分割化主权。它既在基督教普世主义的神学学说中，也在教会的等级制度中存活下来。但是，这些总是与各王国的特殊性，与领主司法权和各种自治法团之间存在张力。同时，政治哲学必须使自己适应一种整齐划定的政治领域阙如的情况，政治领域不是像城邦那样的一个公民共同体，而是世俗机构、教会机构，以及财产权与司法权的统一体构成的盘根错节的网络。
中世纪政治思想？
本章大部分都在讨论，在没有一种明确界定的政治领域的情况下中世纪对权威和司法权的思考。有人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思考形式，政治理论并不理想地适合中世纪统治的独特状况。《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甚至开篇就提出这样的主张：“‘中世纪政治思想’的特征是无法确定的”，它认为，那些适合古典城邦经验，或适合后中世纪西方世界中“国家”经验的“政治”思考形式，在中世纪的语境中没有用武之地等等。[21]既然“这个时期只有少数作家能够被有意义地描述成‘政治思想家’，而且只有极少数可以被认为对这个学科做出了重要的个人贡献”，那么，一种从研究杰出人物著作入手的历史“很难不呈现出一幅不完整的、失真的中世纪政治观念图景”。[22]
基于这些理由，《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选择采取一种主题式或概念式的路径，而不是系统地依次讨论每位主要思想家的观念。考虑到中世纪统治的特点，以及它产生的神学思考形式，这种选择颇有道理。尽管如此，为了说明从古代传承的政治理论传统是如何适应中世纪条件的，这些适应性改造在中世纪各种特定的语境中又是如何变化的，考察一下杰出人物的个案可能也有所裨益。
如果存在有资格列入中世纪西方“政治理论”的思想家，他们肯定身处中世纪晚期，那时或多或少稳定的政府以君主国和城市国家的形式兴起，而且，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之间，国王、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冲突尤其剧烈。这还是一个古典政治哲学的影响蓄势待发的时期，特别是随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被翻译成拉丁文。通过考察几位主要人物，我们可以对那个时期政治思考的特殊性有所洞察。他们都受到了相似的智识影响，并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古典政治思想的语言，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语言，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性语境中为了不同的目的而运用它们。
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年—1274年）、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约1275年—1342年）和奥卡姆的威廉（约1288年—约1348年），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抓住了他们时代的典型冲突，并立足于不同的与政治事件和权力斗争的概念距离，在哲学上对这些冲突做出了回应。三人中最直接介入斗争的是马西利乌斯，他非常密切地参与了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和有帝王之志的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之间的激烈斗争，并在他的经典哲学著作《和平的保卫者》中为支持皇帝、反对教皇提供论证。其他两人的著作更具神学色彩，但是，他们都被动员参与了托钵修会的争斗，托马斯站在多明我会一方，奥卡姆的威廉后来站在了方济各会一方，这不仅对神学，也对教会和教皇的世俗利益产生了影响。两人也都有一些更直接的对公共生活和各种世俗权力冲突的参与。阿奎那不仅经办教会的实际事务，乃至在公共事务上是教皇的建言者，而且一度为与他有关系的法兰西的（严格地讲，法兰克人的国王和阿图瓦伯爵）路易八世提供建议。他的观念会被其他更直接地参与权力斗争的人，例如巴黎的约翰（逝于1306年）所拣起和采用。我们将看到，他阐释了托马斯主义学说，以便在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四世和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冲突中支持前者。当奥卡姆的威廉代表方济各会一方进行的干涉触怒教皇时，他发现自己像马西利乌斯一样，被卷入了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和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之间的斗争。这位哲学家在路德维希的宫廷中寻求庇护，毋庸赘言，这种经历对他关于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关系的论述有非常关键的影响。
无论还有其他什么区别使这些思想家不同于彼此，都值得思考他们在面对相似的神学问题时所处的直接语境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对比，当然不能化约为各自语境的不同，但是，在他们的观念和他们阐述哲学时所处的特殊环境之间，确实存在一些明显的吻合之处。奥卡姆的威廉和其他两位之间的区别是尤为显著的，这反映了中世纪英格兰的特定条件。因此，在探讨这三位思想家的观念之前，让我们简要地提示一下法兰西（更具体地说是巴黎，在那里阿奎那不仅参与了神学争论，而且参与了教会政治和世俗政治）、意大利北部（马西利乌斯的政治活动领域）和奥卡姆的威廉的英格兰在权力网络和政治建构的财产权上的差别。
在13世纪法兰西的生活中，封建的主权分割化仍然是一项主要事实，在这里，领主的权利和司法权锋芒毕露，它们直到一个强大的中央国家以“绝对”君主制的形式在16世纪和17世纪崛起后才日渐式微，直到18世纪革命后才被彻底铲除。同时，君主在实现其领土野心上取得重要进展，而且到12世纪末和13世纪，君主已经开始把巴黎确立为一个全国中心，它不仅是一个政府所在地，而且是教养和文化的源泉。尽管如此，国王的计划不仅与周边农村的领主自治权存在紧张，而且与自治的城市法团的主张存在紧张。即使其时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的巴黎，其政府也是一种由国王的机构和法团的机构组成的复杂网络，其大部分公共生活被强大的商会和行会统治着。在这个王国仍不稳定的边界之外，存在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诸侯（法兰西人拒绝承认他们的权威）的挑战，而在国王菲利普四世和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斗争中，国王权力和教皇权力的激烈冲突达到顶点。
在本章先前的地方，我们思考过，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和诺曼征服之前及之后的英格兰王国，如何背离了以法兰西为典范的封建分割化主权模式。就此处的目的而言，这足以使我们回想起意大利城市公社的复杂组织：它们相对于某种或另一种中央集权力量的自治和相对独立，同时还有它们内部的碎片化，即其内部的各种半自治权力和法团、皇帝和教皇施加给它们的压力，以及与一种或另一种更高权力联合的内部各派别。在马西利乌斯那里，我们会看到，在起源于城市公社的政治理论的发展中，这些城市国家赖以组织的法团原则（既有公民法团或城市法团本身，也有其内部的各种法人团体）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英格兰不同于这两种情况，这会对政治理论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相比法兰西的分割化主权，英格兰发展出了一种过早出现的中央集权国家，与它并驾齐驱的是独特的排他性个人财产权。英格兰人确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来取代领主司法权，同时，普通法日渐承认一种独立于任何超经济的权利、特权或义务的个人财产“利益”。这有别于在法律面前为个人财产权辩护的权利，中世纪晚期的法兰西人也享有后者。在法律面前，甚至在王家法院面前为个人财产权辩护的权利，可以在财产权仍遵循封建原则并伴有附带义务的地方、在每片领主领地仍具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和自主司法权的地方存在（就像在法国那样）。在英格兰，个人的财产权利本身大得多地独立于封建义务和领主司法权。
在法兰西和意大利，法团原则更强大，而且政治秩序的构成单位是法人团体，相比之下，英格兰人的国家日益被建构成一种自由个体的集合，这些自由个体除国王以外不臣服于任何主人（尽管臣服于领主的私人权力）。这些差别会反映在英格兰的代表制度中，这些差别导致一个统一的议会非常早地兴起，这个议会不是被设想成代表法人团体（就像法兰西等级议会代表法人团体那样），而是被认为代表由自由个人和财产持有者组成的整个民族共同体。议会也远比法兰西代议机构更早地行使立法权，有产阶级不是作为封建司法权拥有者，而是作为中央集权国家参与者享有立法权。
托马斯·阿奎那、巴黎的约翰、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和奥卡姆的威廉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使用了古典政治理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每位思想家无疑都有自己的独特才具。他们也无疑有不同的目的和政治信念。他们对古典政治理论的改造和背离也有区别，而这无疑与他们的语境差异有关。
托马斯·阿奎那
约1225年，托马斯·阿奎那出身那不勒斯和罗马之间的罗卡塞卡（Seccarocca）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兰道夫公爵，母亲与神圣罗马帝国的霍亨斯陶芬王朝有关系。作为西西里王国一个显贵地主家族的成员，阿奎那生逢西西里国王腓特烈二世与教皇格里高利九世之间激烈冲突，他很早就近距离领教了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的斗争。他的正规教育始于本笃会修道院，他的叔叔是那里的院长；之后是那不勒斯大学，在那里他违背家人的强烈意愿，接受了新的多明我会的影响。这是一个智识和宗教上的发酵期，新的大学不仅在满足一个有教养的教士阶层不断增长的需求上，而且在传播受到古典源泉深刻影响的“新学问”上日益发挥着突出作用。接下来，阿奎那作为一名哲学博士在意大利的不同城市授业，但是，他最集中参与神学辩论和关于托钵修会的争论的地方是巴黎。有理由认为，同样是在巴黎，他在管理教会事务和向国王建言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在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的交叉点最切近地参与了交战。
政治事件和冲突对阿奎那著作的影响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支持多明我会的财产权概念，这肯定具有教会世俗事务方面的实践意涵。但是，不像马西利乌斯或奥卡姆的威廉，他在哲学中并未对其时的权力斗争表现明确立场——除了在一般原则上支持君主权力，例如和他有关系的路易八世的权力。我们或许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阿奎那的政治哲学以及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改造，如何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状况和关注。
本章先前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并不适合中世纪统治的现实。只有通过重要的概念跳跃，才能使一种立足古代城邦公民生活的思想体系适应中世纪的状况。然而，亚里士多德式政治哲学可以被精心设计以履行一项根本功能。伴随着阿奎那完成的某些调整，它提供了一种概念框架，这个概念框架以一种巧妙适应中世纪基督徒的世俗需要的方式，把世俗政府置于一种更大的宇宙秩序中。
看起来这可能是一个奇怪的命题。从表面上看，一位异教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似乎更能契合中世纪政府的世俗运作方面的研究，而非对基督教世界中人类位置的神学思考。然而，正是在阐述这这样的神学思考上，亚里士多德扮演着关键角色。像阿奎那这样的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一直深受早期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特别是奥古斯丁式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但是，他们的需要不同于这些早期基督徒的需要。在晚期罗马帝国，新柏拉图主义的超尘脱俗，其对灵性的追求和对世俗存在的贬低，还有从物质世界中的神秘解脱，都很好地服务于基督徒。在这里，公民共同体已经彻底让位于帝国统治，不需要基督徒臣民关心世俗政府的繁杂事务。对于像奥古斯丁这样的神学家来说，为恺撒和上帝之间的劳动分工提供担保就已经足够。好基督徒服从恺撒，同时继续操心自己的属灵事务。但是，要解释中世纪基督徒的关注及封建（和后封建）统治的复杂情况，特别是各种世俗权力主张之间的冲突带给他们的困扰，需要某种不同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以及他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留给它的位置，为基督教思想家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由此可以在承认属灵领域至上性的同时，把尘世事务乃至世俗政府当作基督徒在此世的最高关注。
首先，让我们以极为简略的概括，思考阿奎那采纳的本质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原则。其后，我们可以探究当他回应基督教神学的要求和中世纪统治的现实时对亚里士多德的背离。如我们所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论点来自他一般性的自然理论。他尝试解释一个不断运动的自然世界中维持不变的秩序原理，在此他强调了两条原理：目的或每个过程所趋向的自然目的，以及自然秩序的固有等级。亚里士多德把这些原理应用于城邦，他主张这种人类联合形式是最高形式，它使人的发展臻于完美；“人自然地是一个城邦动物”，一个愿意在城邦中生活的造物，因为只有在城邦中，他才能实现自己作为一个理性和道德存在者的目的。城邦及其习俗和法律，使人们习惯按照美德原则和相称于人类的幸福所要求的善而生活。至于何种城邦最好，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理想形式，在其中，基本的自然等级原理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划分，显然从城邦的“部分”和“条件”的划分中得到再生产。但是，他认为，“最可行的城邦”是一个结合了寡头制形式和民主制形式各要素的城邦，它的目的是减少失序，特别是由富人和穷人的冲突以及他们不同的正义观念造成的失序。
主要在《神学大全》中得以阐述的阿奎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始于把人作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来对待，在自然秩序中，每个部分都被引导着朝向自己独有的自然目的。人类独一无二地被赋予理性，并且，作为理性动物，人类具有一种独特的认知真实的途径，包括一种用来理解基本道德原则的自然禀赋，而这些道德原则是为了获得与人类相称的幸福所要求的。人类的目的是，在追求自然理性可以通达的善的过程中，实现这些理性禀赋。
正如对亚里士多德一样，对阿奎那来说，理解事物本性的认知禀赋因为实践理性而得到发展，实践理性使人类不仅能对事物真实是什么做出理性判断，而且能对正确的行动做出理性判断。关于善的原理是理性可以获致的，在实践中，人的善德是一种由理性指导的感觉功能。这事关训练和习惯化，训练和习惯化可以培养一种不仅求善而且爱善的性情。像亚里士多德一样，阿奎那认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训练人们学习道德原则并使他们习惯于爱为人准备的善。因此，人类自然地是“政治”动物，因为人类的自然目的在由法律统治的“政治”共同体中得到最好实现。最高的美德是正义：给予人们应得的；这或许在某种“混合政体”中能够得到最好实现。
阿奎那论述的人的“自然化”、美德、正义和“政治”共同体，是对早期基督教学说的重大背离，在这个方面，他与奥古斯丁有实质性区别。阿奎那对此世生活的解释，非常不同于他的伟大前辈对这个罪恶的尘世生活中的人类历史的态度。对阿奎那而言，历史并非仅仅是一种和谐无法获胜、正义的或正确的秩序无法获胜的悲剧演出：在这样的世界中，能期望的最好事情是某种程度的安全和物质舒适，只要臣民，包括基督徒服从恺撒，同时寻求属灵领域中的解放。这并不是说阿奎那的神学与堕落和罪无关，而是说，对他而言，政治联合并不仅仅是一种应对堕落人性的必要的恶。既然政治秩序是自然的，它必定在堕落之前就已经存在，尽管人类犯罪的倾向要求用强制手段，以堕落前状态所没有的那种方式维持和平与秩序。堕落并不意味着自然理性的丧失；尽管人类能够选择不追随理性原则，但他们独特的理性禀赋使他们能够理解和遵循自然法。通过符合理性和道德原则地生活，他们可以获得此世的幸福或至福（beatitudo）。导向一种共同善的世俗政治秩序，是完成这个目的的手段。这里有必要补充一句，对于一种对君主世俗权力的基督教的辩护而言，这样一种世俗权力概念本应是几乎不可或缺的。
对阿奎那而言，完全的、最终的至福在何种程度上，或者进而是否只能在死后、在一个超越此世的世界中实现，评注者对此或许存在分歧（正如评注者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相较于沉思生活的相对价值的观点存在分歧一样）。但是，正如即使就亚里士多德对一种沉思生活的信奉做出最极端解读，也无法否认他赋予城邦的重要性一样，我们也不会弄错可以在此时此处为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人类得到的至福对于阿奎那的价值。同样清楚的是，尽管他从未系统地阐述对属灵权力和属世权力之间关系的看法，但他赋予世俗政治共同体很大程度的独立性。在为永生所做的准备方面，属灵共同体和代表它的教会当然仍具有一种关键职能，但这并不贬低世俗联合体——无论家庭还是国家在追求尘世幸福方面的职能，甚至也不会使后者成为次要的。尽管如此，阿奎那归根到底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为了适应基督教教义，需要在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上做一些调整。
正如我们在前章看到的那样，亚里士多德的目的概念包括“终极因”，即自然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为了它的缘故”而发生的终极条件。这些是内在于事物本身的（正如橡树的潜能内在于橡子），不需要有意的目的，不需要外在的控制，不需要神的思想。他的“不动的推动者”的概念，即运动的第一因，本身并不通过任何先验原因而推进运动，这个观念并不暗示着神的理智或意图。这只是一种陈述下述原理的方式，即在一个运动持续而永恒的宇宙中，必定存在某个运动原理，它推动事物而自身不被推动，否则我们必须设想一种推动者的无限倒推，这对他而言是不可能之事。换言之，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不动的推动者是一种物理学原理，而非神学原理。自不待言，在阿奎那看来，必定存在着某种高于这个意义上的不动的推动者的东西。必定存在一位造物主，宇宙秩序的前提也是上帝的意图和理智。
对政治理论来说，这个观点最重要的意涵表现在法的概念中。通过区分不同种类的法：神法、永恒法、自然法、人定法或实在法，阿奎那在神学和世俗政府的原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导向永恒生命、导向人类与上帝的联系的神法，是《圣经》中神启的对象。它在概念上有别于永恒法，后者代表着上帝统治的一种宇宙秩序的诸原理。当人类理性有途径接触这种宇宙秩序时，我们才可以谈论自然法。自然法是神的规则中可以为人类理性理解的那个方面，它确立了人类实践和正当政府中善的基本原理。它接着应该体现在世俗政府制定的实在法中。
阿奎那的自然法概念代表着对亚里士多德的一种重大背离。学者们对亚里士多德本人是否持有一种自然法学说存在争议。他确实相信美德的标准不仅靠习俗而存在，而且靠自然而存在，但是，他从未从法律方面阐述这些原则（如后来的斯多亚派和西塞罗所做的那样）。无论他对于美德和正义的自然化对后来的自然法概念做出了多大贡献，这里肯定不存在立法的含义，更不必说一位最终的立法者，也谈不上某种对违反法律的惩罚。他的“自然的”美德原则，甚至不是理性发现的绝对、严格的规则，而常常看起来不过是（如我们所见，几乎反复地）体现在人的实践智慧中的经验法则。相比之下，在阿奎那那里，自然法非常明确、绝对必要地被理解成法律，它必然包含立法和一位最终立法者。
从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推动者到一位神圣的造物主和立法者的转变，在阿奎那的神学中和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基督教化中具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地位。但是，关于中世纪政治理论中自然法的功能（它既与中世纪统治的现实有关，又与基督教神学的需要有关）还需要多说几句。我们已经观察到，例如在伊斯兰哲学中，没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具有独特地位，仅仅是因为罗马遗产，包括西塞罗的自然法理论更容易为拉丁基督徒而非阿拉伯人得到。但这样说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解释自然法概念所迎合的神学需要：在西方封建主义语境下存在于基督教中的需要，但它们并不存在于伊斯兰世界。
我们已经解释了基督教和其他两种一神论信仰在法律问题上的区别，解释了独属于基督教的、神启的宗教法和日常生活中的民法之间的划分。但是，仅仅想象一位在天上立法并惩罚背离其法律者的神圣立法者，对于中世纪基督徒来说仍不够。正因为中世纪基督教经常不得不处理神法和民法之间的划分，就像它总是面对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张力一样，所以基督教哲学需要它们之间的一座概念桥梁。它需要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涉足两方又不会损害任何一方完整性或挑战其权威的法律领域。必须有这样一种法，它最终由神圣立法者批准，但可以不通过神启的方式而为凡人掌握，尽管神启有助于确认自然理性发现的事物。像托马斯·阿奎那这样一位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无法接受一种以唯一的法律体系为前提的十足阿威罗伊主义的解决方案。因此，除非他愿意接受一种与两个完全分离的世界相联系的“双重真理”，否则自然法就是一个极有用处的观念。
它的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功能是，它可以把世俗联合体置于一个神定的宇宙里，同时又强调即使不依靠神启，人类理性也拥有通往善的可靠途径，从而赋予世俗政治共同体相对于属灵权威的独立性。人类的习俗可以补充自然法，或者甚至有可能修改它的次要原则。例如，尽管所有人在自然上都是平等的，凭借万民法而存在的奴隶制却可以在自然法面前得到辩护：尽管没有自然原理规定一个人应该成为奴隶而另一个人不应该，但基于效用的理由，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奴役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是自然的，效用规定，一个奴隶被一个更智慧的人统治可能是有益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
阿奎那所构想的自然法，其有用性在他的财产权概念中得到了最好说明。我们已经看到了，多明我会的财产论如何回应教会的批评者，如何服务于使其巨大财富符合托钵修会原则。但是，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阿奎那也在基督教神学的原则和现世生活的世俗要求之间保持一种巧妙的平衡。他认为，上帝对物质的本质具有所有权，而人对其使用具有实际所有权。自然中没有原则规定，占有是或应该是私人性的还是公共性的，但私有财产权确实因万民法而存在。尽管物质世界最初是为了让全人类使用，但是，私有财产权的效用使它符合自然法。它甚至服务于一种更高的目的，它不仅对家庭营生有贡献，也对安抚穷人和促进共同善有贡献。
在阿奎那的著作中，对诸如高利贷或诈骗这样的经济活动给予了严厉的道德责难，在他看来，商业也是一种不怎么高贵的活动。尽管“公平价格”观念位于他伦理哲学的核心，他却无疑认可交易的利润，正如人们对一位如此牢牢立足于13世纪巴黎这样一个重要的中世纪商业中心的哲学家可以预期的那样。虽然他觉察到财富和商业的道德危险，这需要通过民法甚至君主统治权对财产和商业活动进行管制，但是，当私有财产和财富被合理地使用时，他显然也赞成它们。
法律关系对公民（政治）关系的取代
西方基督教的二元性，仍不足以解释自然法扮演的关键角色。我们还必须考虑法在中世纪秩序中普遍具有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确实关注法在城邦中的角色，但是，这绝不能与阿奎那对作为社会秩序构成原理的法的关注相提并论，这种关注成为阿奎那哲学的特点。这种差异反映出古代城邦的公民共同体与法律和契约关系（构成中世纪秩序的各种法人团体之内和之间的法律和契约关系）的复杂网络之间的差别。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与单一公民共同体中的阶级间政治妥协有关，那么，中世纪思想家更关心的是，划清各种交叠和互竞的司法权之间的权威领域，并处理好多元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世纪统治的理论化主要是由民法和教会法的法学家主导完成的，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已经渗透着古罗马法条主义的自然法概念，巧妙地把法条主义的秩序概念扩展至宇宙全体。
在中世纪政治哲学中，法律关系对公民关系的取代源远流长。例如，这在莫尔伯克的威廉对亚里士多德的误译中就很明显，如我们所见，其中“政治”的定义与其说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有关，不如说与合法性有关，或者说与统治的合法性有关。阿奎那对《政治学》的注疏表明，尽管他遵循亚里士多德对公民身份的讨论，却以莫尔伯克的威廉的方式呈现了“国王的”或“帝王的”统治与“政治的”统治之间的区别。正如家庭的特征是一种双重统治：民主的统治和专制的统治，前者是对家庭成员的统治，后者是对奴隶的统治，城邦也“受一种双重统治支配，即政治的统治和国王的统治。当某人以全权统治城邦时，就是国王的统治，当某人以受到城邦某些法律约束的权力统治城邦时，就是政治的统治”。[23]这段话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把君主统治视为理所当然，它不是在君主制和其他政体形式之间进行区分，而是在君主统治的合法形式与不合法形式之间进行区分。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托马斯明确偏向“政治的”君主制，尽管他在这一点上如此不清晰，以至于被冠上从绝对君主主义者到现代宪政主义先驱的一切称号。尽管如此，这里的关键问题与这种区分据以做出的标准有关，与对比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如何界定“政治的”有关。
毋庸置疑，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合法的统治者与不合法的统治者，或按公共利益行事的统治者和为自己利益行事的统治者。但是，无论由谁来行使，“政治”统治的最典型特征不单纯在于它是合法的，而在于它出现在一个公民（应该强调，不仅是自由人，而且是原则上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公民）共同体中。相比之下，正如在其他中世纪思想家那里那样，在圣托马斯那里，随着他改造“政治”以使其适应封建秩序的条件、法律地位层级和法人团体，公民共同体就离开了政治话语的中心。
即使他把君主统治视为理所当然，托马斯在其著作中也确实指出，按照公共利益来统治，必定包含着被统治者方面的某种同意，他们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具有类似一种契约的特征，而暴君统治，即按照统治者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统治是对契约的违反，这就可能产生一种废黜或者甚至诛杀暴君的权利。[24]但是，这不是一种私人权利而是一种公共权利，它也不是一种属于公民个体的政治权利。而且，虽然阿奎那从未确切论述这个问题，但是，正如其同代人总体上那样，对阿奎那而言，这种权利所包含的公共权威是封建身份或法团身份的一种职责。
人类的理性禀赋使个人有能力判断法律的公正性，它似乎暗示所有人都有资格分享存在于整个共同体中，或存在于某种代表性实体中的最高权力；而这或许意味着，对于不符合理性原则的法律，没有绝对的服从义务。当个人被命令从事一种罪恶行为时，甚至可能需要不服从。然而，即使我们把这些关于同意和代表的说法解释到极致，认识到这些观念和古希腊公民身份概念之间的区别，依然是重要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在现代世界中，我们如此习以为常地从同意和代表的角度思考公民参与，但这些概念，例如阿奎那的这些概念是深植于中世纪秩序中的。正如本章先前指出的那样，这类主权分享观念，与其说与一个公民共同体中的积极公民身份，甚或中世纪早期的自由人集会中仍然存在的那种公民参与有关，不如说与许多法人共同体及各种共存的世俗等级和教会等级组成的一种复杂组织网络中主权和司法权的分配有关。在这种中世纪秩序中，核心的“政治”主体不是古典城邦中的个体公民或加洛林王朝时期的自由人，而是某种封建司法权的据有者，或是一种法人团体，它具有自己的合法权利、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可能还有一份界定它与其他法团及各种更高权力之间关系的章程。
同样，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可以最好地理解托马斯的“混合政体”概念及他对它的明显偏向，这种“混合政体”结合了君主制和其他政体形式的要素。这种观念看起来与他对君主统治的明确偏爱并不一致，但那只是在我们认识到封建君主制（它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被自治的领主权力和法团权力所平衡）的现实情况以前。不如说，托马斯可能比他的许多同代人更倾向于“帝王般”不受约束的君主制，甚至可能有某种理由称他为“绝对君主主义者”一词出现之前的绝对君主主义者。但是，在他的时空中，一种完全摆脱分割化主权的“绝对”君主制是几乎无法想象的。
甚至阿奎那的正义概念，也是由这些独特的中世纪现实塑造的，是由它的法条主义和法团组织界定的。再一次地，正义必然包含给其他人应得的东西。作为一种一般性的道德原则，它表达了基督教的“待人如己”律令。因为正义预设了一种对他人好处的关注，所以它的恰当领域是共同体，共同体的目标是共同善，在这里人们学会像爱自己的善一样爱他人的善。然而，正如一位评注者精彩地指出的那样，阿奎那的概念中有“一股封建气息”，以及一种西塞罗式的对等级和差别性权利的尊重：[25]“一个事物，”圣托马斯写道，“以一种方式为平等者所应得，以另一种方式为上位者所应得，又以其他方式为下位者所应得；同样，从一份契约、一个承诺或一种恩惠中应得的东西也存在差别。”[26]这是一种相当明显的对亚里士多德的背离。为了描述这种背离的特征，我们只需要指出阿奎那的“何为应得取决于接受者的地位”的信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地位就理想而言是道德价值的一个结果”的观点之间的区别。[27]然而，还有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种不同，这或许能更多地告诉我们阿奎那的中世纪秩序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之间的差异。
确凿无疑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比例平等概念并不基于这样的原则：正当的应得之物是由某种明确界定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例如，它可以与一个不同阶级在其中享有同等公民地位的城邦相容。但是，当然不能说社会差别在他的正义概念中、在他关于何为个人应得的观念中不起作用。他讨论过民主派的正义概念与寡头派的正义概念之间的冲突，前者信奉“数量”平等，后者信奉“比例”平等，亚里士多德很明确地声称两者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们忽视了平等与不平等的真正标准，即品性，在真正的正义中，品性正当地规定了每个人应得什么。像民主派那样认为所有自由出身的人都平等，是错的；像寡头派那样把财富作为相关标准，也是谬误的。真正的标准是人们对实现国家的基本目的，即真正好的生活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寡头派信奉的比例平等最接近完美形式，而民主派的作为数量平等的正义观念无疑最坏。同样清楚的还有，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富裕和出身好的人更有可能获得荣誉和官职所要求的必要美德。这意味着，尽管为了避免社会冲突，必须达成某种妥协，但是，平衡向民主派正义观的倾斜，或向平民参与城邦公民生活的倾斜，绝不能超过避免内乱所绝对必需的限度。
因此，说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概念本质上比阿奎那的更民主，或更少关涉社会差别，会是误导性的。在城邦中，各阶级共享同等的公民地位和法律地位，比例平等和差别正义不受法律地位的差别决定。但是，亚里士多德甚至更多而非更少地关注社会差别，关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阶级关系。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的道德美德概念本身受到了社会差别乃至风格问题的深刻影响。他的主要道德标杆经常看起来是贵族雅士。相比之下，在阿奎那的世界中，阶级差别与“超经济”权力和“政治建构的财产权”纠葛难分，差别的标准较少与单纯的财富差别有关，更多与法律关系、法律界定的地位差别、契约性网络和法团等级有关。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概念，再一次反映了他对阶级间政治妥协的关注，而阿奎那处在一个经济权力仍紧紧束缚于法律地位、法团身份和司法权利的社会中，他更关心中世纪统治和司法权错综复杂的问题。
巴黎的约翰
阿奎那可能并没有如此直接地参与他那个时代的权力斗争，他的观念却被其他思想家直接用来为一种世俗权力反对另一种世俗权力而进行更为公开的辩护。例如，巴黎的约翰介入了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四世和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间冲突所引发的争论，他可能曾向阿奎那学习，而且他在《论国王和教皇的权力》（约1302年）中肯定运用了托马斯主义论点。为了论述教会和国家在财产权上的关系，也为了论述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关系，以及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冲突，约翰在回应教皇《至一至圣》教谕的过程中阐述了多明我会的财产权概念，以及所有权和司法权之间的关系。
与法兰西独特的紧迫问题（它们对于在巴黎介入纷争的阿奎那来说肯定不是无关紧要的）相适应，约翰必须实现一种微妙的平衡：法兰西国王与教皇有冲突，但这个王国没有接受帝国及其德意志诸侯的正当性。这意味着，要提出一种支持世俗君主反对教皇至上地位的论点，同时又不能使这种论点巩固皇帝的主张。巴黎的约翰主张教皇的属灵权威，又否定他的绝对“所有权”，因此也否定了他的世俗至上地位。同时，他主张，属灵领域的普世性无法适用于各世俗王国及其多样的状况，这意味着世界帝国不可能存在。
约翰吸收了阿奎那的王权理论，并以他的财产权理论作为基础。这个论证始于一种反对共同所有权的私有财产权辩护，其理由是，如果万物都被共同所有，就很难维持和平。允许个人在某种旨在实现共同善的世俗权力监督下，把他们的财产放在大有裨益的用途上，共同善就可以得到最佳实现。但是，约翰对多明我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区分进行了重要完善。他从狭义角度将所有权界定为对物的所有权，而不是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将其界定为主人的权力，他主张个人具有不可转让的财产权利，它源于他们自己的劳动和工作，先于世俗和教会的制度。
因此，世俗国家具有用来调节个人财产并仲裁他们之间争议的司法权，但它没有“所有权”。有财产的个人保留他们相对于国家权力的权利和自治，这个事实意味着，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信托权力，它的权威以追求共同善为条件。至于教会，尽管教会法人集体享有对物的财产权，这种财产权却并不属于教会及其作为基督代理人或保罗继承人的教士，而是来自虔诚的统治者或平信徒对他们的让与。这意味着，不论国家还是教皇都没有绝对的“所有权”；这还强调了世俗国王在世俗事务上相对于教皇的独立性，甚至优先性。
巴黎的约翰关于财产权、王权和世俗权威的论述，明显反映了他所处时空中的当务之急，尤其是法兰西君主、教皇、帝国及各种次级的财产权自治主张（或来自领主或来自城市法团）之间殊为复杂的关系。他对个体性和个人权利的强调，不应被理解为现代个人主义或者甚至现代宪政主义的一种预兆。相反，他关于私有财产权的论点无法与封建原则和法团主义分离。
在约翰的政治思想中，承载权利的个人是个体的财产持有者，而且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权本身如何被构想。即使封建财产权（尽管它是有条件的，也不管它包含怎样的义务）也是归于个人名下的，但这些个人本身乃由他们的法律身份或法团身份所界定。他们不是单纯地作为自由人，而是作为领主，或作为服从封建义务和领主司法权的地主而持有自己的财产。或许更为根本的是，约翰的私人所有权观点与法人团体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概念共存。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国家应对个体的财产持有者负责，这也不意味着它是由一群个人组成的。在中世纪术语中，这更有可能是指，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并对“人民”负责。这里的“人民”是一种法人团体，或者甚至是一种各法人团体的集合，他们的代表为他们讲话。把不可转让的权利归给个人，使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信托权力，但即使这种观念，也与其说是现代宪政主义的一缕曙光，不如说是封建分割化主权及对抗中央集权国家的领主自治权或法团自治权主张的一抹余晖。
政府权威来自“人民”的观念，得到中世纪思想家广泛接受，而且这种观念一般同意国王有责任保护其臣民的权利。但是，这些原则与形形色色的政治信念兼容，其中包括君主权力应该几乎不受限制的信念。甚至可以说，“人民”作为一种法人团体，更经常地被用来支持君主权威，而不是被当作一种对其权力的限制，遑论被用来支持更为民主的政体形式。即使当“人民”被赋予一种废黜失职国王的权利时，这种权利一般也被归于一种法人团体或其代表，特别是被归于这样或那样的封建权贵。例如，对巴黎的约翰来说，个人权利看起来构成了对政府的重要限制，甚至包含着一种废黜国王的权利。但是，他是代表封建权贵而诉诸这种权利的，而且，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否定教皇具有这种权利，同时，君主仍然是共同善的裁决者。[28]
这并不否认，尽管“人民”被狭义地界定，封建的国王与人民之间信托关系的概念仍可以对君主权力产生严重限制。这也不否认，尽管把这些中世纪观念说成现代性的预兆是误导性的，但它们确实会对现代宪政主义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正因为这些观念建立在权贵或法团的自治权力之上，它们才确实能比后来的某些个体同意概念更具有约束力，那些个体同意概念（就像在霍布斯那里）甚至可以为绝对君主制背书。例如，16世纪法兰西的激进抵抗理论仍然建立在权贵和城市法团的自治权基础上。[29]还有一些挑战专制统治的法团主义理论，它们不仅诉诸特殊法人团体的自治权力，而且诉诸一种大型的、囊括全体的法团的优越性，它们基于的原则是，尽管统治者或教皇比任何下级个人更高，却低于由整个共同体组成的法人团体。这种学说（尤其得到巴黎的约翰本人运用）被用来反对教皇，它主张，以大公会议（ageneralcouncil）为形式的基督徒全体是最终的教会权威，甚至可以罢免教皇。
在14、15世纪兴起的所谓教会会议至上理论中，这种观念会得到发展。到14世纪中叶，阿维尼翁教皇日益受到法兰西君主权的影响，阿维尼翁和罗马的教皇职位竞争者，不可避免地卷入法兰西与其欧洲邻国的国家间的较量中。在对教会内部不断增长的冲突（这最终导致所谓的西方教会大分裂）的回应中，教会会议至上论者阐述了这样的观念：在属灵事务上享有最终权威的不是教皇，而是以大公会议（ageneralChurchcouncil）为形式的基督徒法人团体。尽管从一系列大公会议中会诞生一种解决方案，但是，教会会议至上论将让位于一种复兴的教皇主导权，并作为世俗立宪政府理论的一个原型继续存在。
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记住，各种作为授予同意的个人和唯一目的是保护他们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政府之间一种商议性协定的社会契约概念，所基于的条件非常不同于巴黎的约翰或托马斯·阿奎那所设想的那些条件。无论这些概念被用来为绝对君主制辩护，还是被用来支持某种有限的立宪政府，它们都一方面以不被分割化主权分裂的中央集权国家为前提，另一方面以脱离了法团身份的个人组成的政治共同体为前提。不容忽视的是，这种观念首先会在英格兰明显地出现，那里的法团原则较弱，而议会既被认为是一个代表团体，代表着自由个人组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又被认为是中央国家在立法职能方面的一个伙伴，不经其同意则国王无法统治。
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
我们看到，在法兰西和意大利，法团原则具有一种根本地位，在英格兰则并非如此。这种不同不仅反映了国家形成过程的差别，而且反映了财产权性质的差别。像其他形式的封建权力一样，法团自治权属于与中央集权国家对立的分割化主权结构。与封建领主权类似，法团的自由、特权和权力是政治建构的财产权形式，是一种公共权力和私人占有权的混合物，同无关乎超经济地位或司法权的占有权形成对比。
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和奥卡姆的威廉之间的对比，绝妙地阐释了这些语境差异造成的影响。这两位哲学家都为反对教皇权力提供论证，而且这都是从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他的帝权主张使他与教皇发生冲突）的宫廷寻求庇护所导致的一个结果。然而，他们的论证策略大相径庭，他们的差异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政治意见不同或性情不同：马西利乌斯极端主义的反教皇论点，对比威廉试图在教皇和皇帝之间达成一种略微偏向一方的平衡的努力。这两位思想家从不同的假设出发，而这些不同明显与意大利公民城市和中世纪英格兰国家之间的差别相适应。
约1275年，马西利乌斯出生于帕多瓦的一个家庭，其家族成员作为民法律师、公证人和法官密切参与了公社政府。他没有跟随家族从事法律职业，他起初在帕多瓦随后在巴黎学习医学，他在巴黎教授自然哲学，1313年成为大学校长。他得到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给他高级圣职的许诺，但愿望落空。无论这次失望是否与他对教皇的怨恨有关，他都继续服务于意大利北部的两个大贵族家族：维罗纳的德拉·斯卡拉和米兰的维斯孔蒂，正如土地贵族中典型的情况那样，这两大家族都对皇帝（吉伯林派）忠心耿耿，而那时帕多瓦处于教皇（圭尔夫派）的支配下。
《和平的保卫者》完成于1324年，在这部著名的反教皇论著中，马西利乌斯对马蒂奥·维斯孔蒂大加褒扬，后者作为行政官或“帝国代理”统治米兰，并且实际上摧毁了公社政府。当我们思考各种关于《和平的保卫者》是一部共和主义小册子，还是一种对帝国权力的强烈辩护的冲突解释时，铭记以上这一点是重要的。不管怎样，当这本书的作者被人指出是最初匿名传布它的马西利乌斯时，他被迫向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寻求庇护，而他接下来明确支持路德维希反对教皇，甚至陪同国王入侵意大利。马西利乌斯与皇帝的联系，可能更明显地反映在他最后的著作《和平的保卫者（小卷）》中，而非他的主要著作中。但是，我们仍有必要思考，在《和平的保卫者》中，是否确实存在共和主义者和皇帝拥护者马西利乌斯之间的矛盾。
让我们首先审视一下他的反教皇论。马西利乌斯把教皇视为欧洲和平的主要威胁，他还攻击教皇对一种充分权力之主张的真正基础，甚至从根本上攻击教皇和教士一般有权主张世俗权威的观念。他的论点不是存在着教会的和世俗的两种分离的司法权领域，而是司法权这种观念本身不属于属灵领域。他从两条战线展开自己的论证，首先或多或少地以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主义考察公民共同体的起源、性质和目的，其后建立一种神学论证和一种历史论证，叙述堕落后的教会史，并把教皇的权力主张追溯到其在罗马帝国的根源：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的皈依。
正如马西利乌斯在《和平的保卫者》第一段中就提出的那样，公民共同体的目的是创造和平与安宁的条件，这是实现“人类的最大好处……生活的充裕”所需要的。城市或王国的安宁意味着，它的每一部分能够根据理性和习俗风尚履行自己的专门职能，处于一种有机的和谐中。这就需要施加法律，而马西利乌斯的法的概念是意义重大的，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他强调法作为一种实现和平之手段的强制职能，而不是以亚里士多德式或阿奎那式的方式把它视为使公民熟习美德的手段。正如他在论证中阐发的那样，这种强调使司法权牢牢地握在世俗权威手中，并且排除了世俗领域中的教会司法权。政治的和平与安宁是世俗权力的责任，同时教会不具有强制职能。基督教允诺的赏罚要等死后才到来，因为基督的仁慈允许人在死前忏悔。正如军事职能和司法职能一样，教士的职能当然是公民秩序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马西利乌斯明确认为，在世俗领域中，教会仍从属于世俗权力。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国家观预示着一种现代世俗国家。正如在其他方面那样，在这方面，他牢牢地根植于中世纪秩序，这不仅是因为他赋予教士职能的重要性，而且因为——正如我们马上会看到的那样，他对教会的世俗权威的挑战，是代表另一种毫无疑问属于中世纪的世俗权力主张而发动的。
第二，法来自一位人类立法者，马西利乌斯把这个立法者等同于公民法团整体，即“公民全体”。公民政府的最终权威源自整个公民法团，而且需要它的持续同意。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关于这位哲学家的共和主义的问题，某些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出现了。我们已经说过，在中世纪政治思想中，政治权威来自“人民”的信念并无非同寻常之处；我们还看到，这种主张可以完美地与为远不民主的权力、直至并包括无限的君主权力所做的辩护兼容，甚至常常与后者结合。马西利乌斯本人明确指出，公民法团是由一个统治群体（parsprincipans）代表和统治的，统治部分可以由多数人、少数人或者甚至一个人组成。更重要的是，在谈及公民全体时，他总会加上“或其占优势群体”（valentiorpars，有时被翻译成“更重要群体”）的限定，而这个群体明显人数非常有限。因此，不仅选举（或罢免）统治群体或行政群体的权力，甚至还有立法职能和最终的同意权力都属于非常少数的人。
但是，在把主权归于公民法团上，马西利乌斯确实比其他中世纪思想家迈出了更大步伐。一位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写道，他的理论“彻头彻尾是中世纪法团理论”，对法人团体（有别于任何个体的智者或人）（既作为公民全体又作为信众全体）判断和制定最有助于充裕生活的法律的能力信心满满。[30]在坚持司法权的统一上，他的理论也与众不同，它完全把立法权交给公民法团。他否定教会法的强制力甚至其本身的存在，这无疑是对教皇权力的致命打击。然而，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回头会来考察它：这些原则如何能够，或是否能够与一种对皇帝权力的辩护协调，或者因此与对维斯孔蒂那种领主权力的支持协调。
在《和平的保卫者》二论中，关于政治秩序起源和目的的论证，得到了神学论证、圣经解释、各种论教会权威的教会法资源，以及一种复杂的关于教皇权力起源的历史论证支撑。马西利乌斯运用圣经和基督的榜样，即他的贫困和他的仁慈，来证明教会在世俗事务上或在强制统治上没有地位。历史论证意欲证明教会史是，引一位评注者的说法：“教皇造成的一部逐渐堕落史”，它由“对世俗财物的贪婪和对世俗所有权的野心”所驱动，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当代的教士与基督及其使徒的榜样背道而驰。[31]
根据马西利乌斯的看法，这种腐化过程吊诡地始于君士坦丁的皈依。在他皈依前，教会立法者和作为异教徒的人类立法者存在明确区别。这意味着教会和罗马主教必须被赋予一种制度上的优越性，他们代表基督徒共同体行事，而基督徒共同体不能通过自由集会协商信仰事务。君士坦丁的皈依，使基督徒能够集合并管控仪式和信仰问题，此时教会或教皇就不再有必要代表他们行事。然而，正是在此时，罗马主教宣称他们对其他主教和教士的优越性。他们这样做的基础是所谓君士坦丁的赠礼，这部法令被认为赋予罗马主教圣西尔维斯特以司法权优越性。这份赠礼的真实性一直成问题，马西利乌斯却选择把它当成历史事实接受，他还认为，尽管君士坦丁仅仅是善意地效仿异教皇帝统治下早期教会的做法，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被改变，而且其结果会被证明是灾难性的。现在，人类立法者是一位信徒，基督教的人类立法者和教会制度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划分。当信众全体和公民全体被统一，而人类立法者因基督教而完备时，教会制度和教士职位就逐渐被世俗野心、圣职收益和财产腐化。
在这个论证中，神圣罗马帝国居于何种地位，并非一目了然。马西利乌斯认为，当教会和公民共同体合一时，人定法可以最好地实现其创造和平、安宁和充裕生活之条件的目的，但是，他也为五花八门的自治公民共同体，例如意大利的城市国家留出地方。表面上，他并没有鼓吹一种把基督徒的属灵共同体和一个同等范围的世俗帝国统一起来的世界帝国。但是，有人言之凿凿地指出，在这方面，马西利乌斯与诗人但丁的共同之处比通常认为的要多得多，但丁在他的《论帝制》中提出明确理由支持一位唯一的世界统治者（其实就是罗马人的皇帝）。[32]尽管但丁承认，针对不同条件需要不同法律，但他坚持，在全人类的共同事务上应该有一位至上君主。马西利乌斯没有走那么远，他甚至在表面上否认了任何这样一种必要性。然而，他的论点并不是说，对于保持信众之间的和平而言，一位世界统治者并非必要，而是对一位世界的强制仲裁者之需要还没有被证明为“对永生救赎而言是必要的”；他接着说：“在信众之中，对此的需要看起来比对一位世界主教的需要更大，因为一位世界君主比一位世界主教更有能力维护信众的统一。”[33]
如果一位世界君主会在维护信徒之间和平方面为一种有益的目的服务，且如果没有以和平为目的的统一，以救赎为目的的信徒之间的统一就无法实现，那么，就肯定能提出理由支持这样的世界统治者或强制仲裁者。在《和平的保卫者》中，马西利乌斯几次指出，尽管各省或市有自己的立法者，它们也必须服从罗马帝国的至上人类立法者，这正是为了避免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现在存在的战争状态，在这里，教皇篡取了普世的人类立法者地位。这种世界君主的概念可能在地理范围上不及但丁的世界帝国，但它确实暗示，在对教皇的僭越（这破坏了神圣罗马帝国现有边界内的和平）进行拨乱反正上，皇帝具有一种基本作用。马西利乌斯晚期的著作以及他对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的侍奉，与这个论点完全若合一契。
对马西利乌斯的这种解读能够与通常归于他的共和主义协调吗？如果他确实是一位共和主义者，我们是否必须承认，他在《和平的保卫者》中的共和主义倾向被他在路德维希宫廷中的经历改变，使他在《和平的保卫者（小卷）》中成了更加明显的皇帝拥护者？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必须在对马西利乌斯的拥护皇帝论解读和共和主义解读之间做出选择？某些评注者已经理由充分地指出，考虑到意大利城市国家的现实，我们不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即使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也可以存在自治公社及一种积极能动的公民法团（尽管皇帝权力通常支持领主统治而非公社统治）。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马西利乌斯论点的惊人之处在于，他对统一的司法权的呼唤（这在中世纪思想家中是如此与众不同）只适用于教会和世俗政府之间的划分。他没有用这种论点反对领主的封建权力，而且他看起来完全不关心他们对政治和平的威胁，即一种肯定无法被他的同代人忽视的威胁，这与他对教皇造成的危险的末日想象形成截然对比。在确立了一种单一的、貌似统一的公民法团后，他丝毫不去触及，甚至在实践上积极支持一种对政治统一和统一司法权的主要挑战。
或许有一种解释能够包容马西利乌斯政治理论的所有复杂之处。仅仅这样认为会是非常有理的：教皇的主张给欧洲和平带来威胁，在他的这种真实恐惧中，他虽对共和主义情深意切，却感到不得不为支持皇帝权力的领主辩护。尽管如此，我们不妨设想，反过来说可能是真实的：他真的相信马蒂奥·维斯孔蒂这类人，而他的反教皇论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种对领主的拥护所激发的。有可能存在一种办法使他表面上的共和主义观念可以为这项事业服务吗？
在意大利城市国家，特别是他的故乡帕多瓦（它经历了圭尔夫派统治和吉伯林派统治之间的戏剧性转换）的具体条件中，他的论点可以轻松地被用来支持一个皇帝保护下的吉伯林派领主统治的城市公社。在意大利公民法团的语境中，要为吉伯林派提供支持理由，要为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之流反对帕多瓦圭尔夫派提供支持理由，确实很难想象一种比这更有效的办法。确实有可能，甚至很可能，因为他偏爱公社统治而非他的领主大人们行使的统治，马西利乌斯对维斯孔蒂的支持有所缓和，尽管这里谈论的公民团体是一个有限的寡头阶层，即使领主统治也可以维持公社自治的形式。至少可以说，即使对《和平的保卫者》最富共和主义色彩的解读，也没有排除寡头统治，而马西利乌斯对神圣罗马帝国统治权的支持倾向于封建贵族如维斯孔蒂的寡头统治。
当马西利乌斯描述城市或公民法团之“部分”的特征时，他恰恰赋予通常与封建贵族联系的军事职能一种特权地位，这意味深长。他效法亚里士多德说，这些包括“农业、手工业、军人、金融家、教士、法官或顾问”的城市各部分和各职能中，只有教士、军人和法官“在一种无条件的意义上是城市的部分，在公民共同体中，他们常被称作显贵”。[34]只“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粗野”的群众才属于城市的部分，因为他们服务它的需求。这些从事生产和交易（据测也包括商业活动）的人，看起来属于亚里士多德的“条件”之类的范畴，而领主才是真正的“部分”。甚至马西利乌斯对法的强制职能的强调，看起来也加固了这一论点：“考虑到法官对内部的恶徒和叛乱者的宣判必须凭借强制力量执行，”他写道，“有必要在城市中设立一个军事的或保卫的部分，许多手艺也都服侍它。”[35]
位于马西利乌斯“共和主义”之核心的论点，即他对公民法团的标举，正可以被理解为在支持领主利益上扮演着一种关键角色。毕竟公然攻击公社自治而支持一个贵族家族残酷的领主统治，以此为吉伯林派反对圭尔夫派统治和教皇权力而辩护，这种论证能有多大说服力？一般而言，反对领主的商人派别，其权力存在于半自治、自治的行会和法团中。因此，首先诉诸更普遍、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公社法团，甚至诉诸彻底的法团主义，打败次级法团的自治权威，无疑会有效得多。后来，一种类似的策略会被绝对主义君主采纳，他们宣称代表着一个无所不包的法人团体，即某种近似民族的东西，即的普遍意志，以此反对封建贵族、自治的地方权威或其他次级法团的特殊利益。因此，马西利乌斯的公民法团概念，通过挑战教皇权威（它支持反领主法团的利益）而得到支撑，并可以保卫皇帝权力，后者维系着德拉·斯卡拉和维斯孔蒂世家这样的贵族“帝国代理”。
奥卡姆的威廉
即使略作思考也可以明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例如在奥卡姆的威廉的英格兰中，这样的论点是多么不可思议。无论一位英格兰思想家在思考英格兰的状况时会有其他何种理由为皇帝反对教皇权威辩护，独属于意大利的派别（它们与上述一种或另一种更高权力相互支持）间政治冲突肯定不在其列。更根本的是，即使我们拒绝这样一种对马西利乌斯的党派式解读，并姑且相信他的可疑的共和主义，他倚重的法团主义论点在英格兰也绝不会产生它在意大利北部产生的效力。
至少有必要重新定义法团，以适应英格兰的状况。这正是奥卡姆的威廉所做的。他的论证（认识论、神学和政治学论证）出发点显然是个人；甚至他的法团概念，也否定了以马西利乌斯为最主要代表的中世纪法团主义的第一前提：一个法人团体可以具有一种人格及法人意志，它们独立于并且有资格代表那些组成它的个人这种观念。把奥卡姆的哲学个人主义单纯归结于背景决定是愚蠢的，但是，无视他在英格兰的成长经历和所受教育也同样愚蠢，比起欧洲其他地方，如在英格兰，国家、财产权和个人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为法团指定了一种非常不同的、较弱的地位。
1280年代，奥卡姆的威廉生于萨里，在牛津接受神学和哲学教育，并作为方济各会成员继续研究和教学。他何时，又如何与教皇发生初次交锋，对此存在一些争议，但最普遍的观点是，他被传唤到阿维尼翁，在一个为异端嫌疑者准备的教皇调查团面前，为自己的神学和哲学著作辩护，而这时他发现自己被卷入关于使徒式贫穷的争论。如我们所见，约翰二十二世的教谕《因为一个恶人》是对方济各会立场的最有力挑战；而在奥卡姆的回应过程中，他开始相信教皇本人犯了异端罪。
奥卡姆从未被正式逐出教会，他却逃往路德维希的宫廷，那年正值这位国王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像马西利乌斯一样，他在路德维希与教皇的冲突中支持路德维希，他不断为使徒式贫穷学说辩护，并攻击教皇对一种充分权力的主张，这迫使他阐述自己关于属世司法权和属灵司法权之间关系的观点。他从未阐发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至于他真正说了些什么，也存在各种相互冲突的解释；但是，一种政治学理论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著作中得到重构。[36]无论对他的政治观念做何评论，他对法团和个人权利之思考的原创性和重大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
奥卡姆对法团的重新定义与他处理一般哲学问题，特别是他的认识理论时所采取的个人主义路径，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确凿无疑的一致性。因此，这会诱惑我们简单地认为前者轻巧地紧随后者而来，而不去考虑背景因素。主张他的哲学完全是英格兰条件的一个副产品，这显然太过极端。但是，他的权利理论、法团理论与英格兰的法律、财产权及统治的现实如此惊人的一致，所以，如果注意不到这些联系和对应，则无疑是粗心大意。
奥卡姆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在这个世界中，除了个别以外别无他物，而且，所有普遍或本质无一例外是心智从对特殊事物的思考中建构的抽象物。知识来自个体认识，个别认识就定义而言是特殊的、因情况而异的，而普遍概念并不反映一种外部现实，毋宁说是人类心智的作用。普遍概念是人类努力寻找特殊事物之间的共性时，赋予特殊事物的名称或符号；正是这些语言的创造物而非事物的实在，构成了认识的对象。
奥卡姆对社会和政府的看法从类似前提出发。政治体也是一个由个人而非其他东西组成的世界。集体意见仅仅是很多个人意见的产物，集体不过是其部分的总和。这意味着，没有集体能够具有一种法人人格或自己的意志，它们有别于组成它的个人人格和意志。当然，个人不是隔绝于他人而存在。他们出于社会、政治和宗教的理由而聚集在一起；但他们是作为自由、自主的存在者这样做，而政治体并不是作为一种与组成它的众多个人分离的领域而存在。不存在可以主张代表他们的、由法律创造的假想人格。集体或法团永远只是自主的理性个人的一种集合。个人意志无法被一个法人团体代表，个人也不能转让他们的自主权、他们的权利或他们的责任。
尽管如此，按照奥卡姆的看法，堕落确实使世俗权威成为必要，因为个人无法再单凭他们的理性统治自己。奥卡姆不仅为能够向自由个体施加强制权力的世俗权威留有余地，甚至还承认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府的可能性。政府由将受其统治的个人的全体同意所确立，但是，此后将由形势来规定统治者是否会，或是否应该按照实在法行事。不需要被统治者反复的同意行为。他们一开始就已经同意了将按照正确的理性、公平和共同善，同时也按照特殊形势的需求而行动和立法的政府。这或许暗示了一种仅当根本条件未被满足时产生的抵抗权利，但是，不存在持续同意的规定，也没有任何限制统治者的制度。由于没有人民的定期参与或对政府的制度限制，奥卡姆的威廉的政治立场曾被描述成“绝对主义者”。同时，他是一位牢牢基于个人不能转让他们的自由和自主权这一原则的绝对主义者；而且，既然没有个人能主张对他人的绝对权力，也就不存在他们能够授予任何其他人的绝对权力。这种对人的权利和自由之不可转让性的坚持，使诉诸他的学说来支持抵抗权利和立宪政府成为可能。
那么，个人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又如何呢？在关于使徒式贫穷的争论中，奥卡姆在区分堕落前状态和堕落后状态时探讨了所有权概念。在堕落前状态中，人类享有使用所有造物的资格，但没有财产所有权。当亚当的罪改变了人类境况时，上帝就赋予人类以个人所有权形式拥有尘世物品的资格，并赋予他们通过建立政府保护财产权的资格，由此提供了改善人类生活的手段。在与教皇的辩论中，奥卡姆的直接目标是证明，既然财产权和政府都是亚当之罪的结果，那么，它们明显属于世俗领域，服从世俗权威的指示，这意味着教皇无法主张充分权力。然而，他的论点还有更广泛的意涵。尽管财产权是一种依靠世俗权力的人类创造物，行使堕落后的所有权形式的资格却是一种来自上帝的馈赠。私有财产权的效用，不仅得到公民法而且得到万民法的承认，这种效用暗示私有财产权符合自然法，尽管私有财产权是在一种与堕落前的共同享有不同的意义上符合自然法；而且，一旦被承认，它就构成一种不可转让的权利。
作为一位为使徒式贫穷辩护的方济各会士，奥卡姆反对多明我会的使用和所有权统一并且所有权和司法权分离的学说。但是，财产权是一种政治制度，这个原则已经被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多明我会士和其他中世纪神学家接受。就奥卡姆的目的而言，这种学说明确将财产权放进世俗权威领域，从而具有对教皇权威釜底抽薪的优势。在对自然法的不同形式做出区分，以及对私有财产权某种程度上符合自然法的看法上，他也与阿奎那有共同之处。尽管他坚持财产权是政治制度，但奥卡姆的财产权理论，比其他中世纪理论更接近作为一种不可化约、为人类个体固有、独立于政治权威的自然权利的私有财产权观念，因为，对比其他中世纪理论家的法团主义，他把个人作为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组成单位并赋予其优先性。
奥卡姆的政治学说中确实有一些模棱两可之处。他关于个人和法团之观点的实践意涵，在与属灵权威而非属世权威联系起来时可能更为清清楚，而且，他对法团原则的创造性论述，其最直接的意图确实是处理属灵权力问题。面对属灵司法权和属世司法权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没有选择马西利乌斯的解决方案，简单地使一者从属于另一者。他再一次从至关重要的个人中寻找答案。他认为，个人是灵性和世俗双重存在者，所以，任何解决这两种司法权之间关系的方案都必须承认这种二元性。作为灵性存在者，个人受神法统治，而作为世俗存在者，他们要服从实在法。既然个人是自由和自主的，且其自由和自主不可化约，他们就有资格确立自己的世俗政府及自己的法律体系。
马西利乌斯使教会完全从属于国家，奥卡姆或许没有走到他那么远。但是，他对两种司法权的分离是一种对教会和教皇世俗权力的重要挑战。同时，正如他否定法团在世俗领域中的首要地位，他也丝毫不信任教会的大公会议。某个基督徒个体，甚至一个小孩或女人都可能比教会大公会议更接近真理。正如没有大于个人之总和并有权利代表他们的世俗法团，也不存在具有任何优越地位的灵性团体。马西利乌斯和巴黎的约翰的法团主义延伸至教会的大公会议，赋予它们一种绝对正确性，因而使它们具有罢免教皇的权利。与他们不同，奥卡姆没有这样一种可供他使用的法团主义武器，并被迫依靠教会的个体成员来抵抗教皇的异端邪说和罪恶行径。
因此，奥卡姆的威廉对法团的重新定义是一把双刃剑。毫无疑问，他的个人自主和个人权利学说可以被用来支持宪法对政府的限制。一旦代表在定义上无法等同于他代表的集体，就会产生代表的意志和他声称代表的众多个人意愿之间的一致性问题，也因此会产生代表对其选举人的责任问题。相比之下，在马西利乌斯的法团理论中，就没有出现这些问题。通过代表体现的法人团体的意志必然界定了共同善，而无论任何个人想什么或要什么。
然而，通过主张独立于中央国家的自治权和权利，中世纪的法团主义可以，也确实曾为限制国家权力提供一种基础。奥卡姆拒斥同时代人所了解的法团主义，这使他无法得到中世纪思想家可以用来限制君主和教皇权力的某些最有力武器。尽管他的一些观念会被教会会议至上论者采纳，但他对教会大公会议的观点看起来致命地削弱了教会会议至上学说；在他对法团的重新定义中，也很难看出，任何主张法团抵抗世俗或教会的暴虐权威的观念如何能够存留下来。
同时，正如我们在马西利乌斯那里看到的那样，法团主义也存在着模棱两可之处，特别是当这里谈论的法团在范围上等同于整个公民共同共同体时。的确，一种普遍的法团，无论是一种教会大公会议还是一种世俗的公民团体都可以被用来反对一位君主或教皇，但是，专制统治者也可以声称代表着一种更普遍的法团利益，以此主张对次级自治权力的优越性。
因此，法团主义和个人主义都能够与范围广泛的政治选择相容：从或多或少绝对的政府，到宪政主义和对公民自由的保护。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不仅在理论而且在实践中，都会出现绝对主义和宪政主义各自的不同传统；这些差别根源于中世纪欧洲，它们反映了（特别是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在政治体及其组成单位的性质上的重要差别。
在奥卡姆的威廉之后很久，另一位英格兰人、当时伊丽莎白女王的法兰西大使托马斯·斯密斯勋爵，在一篇论英格兰政治体的论文中把“国家”或“公民社会（政治社会）”定义为“一群自由人为了在和平与战争中保存自己而集合在一起，并基于一致同意和契约而联合起来的社群或共同行动”。[37]他的同时代人让·博丹在思考法兰西的状况时形成了一种不同的国家概念，它不是由自由的个人组成的，而是由“家庭、社团或法人团体”[38]组成的。这两种定义体现的差别在13世纪就已经确立，并明显表现在财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和代表制度中。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英格兰，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和一种独特的统一法律体系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一种独特的“自由”人，他只臣属于国王而非次级领主。地主确实享有巨大的地方权力，但是，在采邑之外，在与自由人的关系中，他们作为王权的代表行事。尽管在自由保有财产权与隶属于采邑主而不受王家法院管辖的不自由保有权之间，仍存在鲜明差别，但是，自由的英格兰人是一种独特的形成物，他具有一种为普通法承认且独立于任何超经济的权利主张、特权或义务的个人财产“利益”。相比之下，在法兰西，自由身份是较为模糊的。在一个即使绝对主义极盛时期也被成百上千的地方法律法规、习俗和碎片化司法权统治的社会中，自由宪章并没有消解领主义务，而且，即使拥有土地且能够得到国王保护的农民，仍要接受领主司法权及其相伴的义务。
在英格兰，自由人身份必然包含一种独特的政治身份，它不需要欧洲其他地方那些处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封建的和法团的中介。这种关系反映在一种新的代表概念中。1254年，当郡骑士被选举在议会中代表他们的地区时，他们不是作为封建单元，而是作为王权下的行政单元代表这些地区。而且，他们是被郡法院选举的，这是自由人的议会，这些自由人与组成英格兰陪审团的自由个人是一种类型的。当然，英格兰人并不比其他欧洲人更少地倾向于把国家当成一个法团来谈论。但是，例如，1365年当英格兰首席法官宣称“议会代表王国全体”时，这里的“体”已不再是马西利乌斯所构想的那种法人团体；它也不是像博丹的“社团和法团”或法兰西各等级那样的法人团体组成的一种集合。它更多是一种像奥卡姆的威廉设想的那种自由个人的集合。
承认这些差异并非仅仅是理论上的，这很重要。欧洲思想家确实共享着一种丰厚的哲学和文化传统，在财产权和国家的发展中也确实存在某些重要的共同之处。但是，他们共同依凭的遗产，只是凸显了他们之间差别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反映社会和政治状况的重要差别（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冲突，并为他们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不同的实践选择）的程度。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欧洲会出现几种不同的国家形成和经济发展模式，它们会在不同的政治思想传统中得到表现。
[1]罗德尼·希尔顿：《受缚者得解放：中世纪农民运动和1381年英格兰起义》，第10页。
[2]关于封建主义，特别是英格兰和法兰西封建主义差别的一个重要讨论，参见乔治·科米奈尔：《英格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起源》（GeorgeComninel，“EnglishFeudalismandtheOriginsofCapitalism”），载于《农民研究》（TheJournalofPeasantStudies），2000年7月，第1—53页。
[3]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第148页以后。
[4]在坚持连续性的封建主义历史研究和更为强调革命性转变的封建主义历史研究之间长期存在着摇摆。1994年，T.N.比森（T.N.Bisson）在现在》中为一场“封建革命”提供了论证，参见《封建革命》（“The'FeudalRevolution'”），载于《过去与现在》（PastandPresent）第142期，1994年2月，第6—42页。这在随后几期（1996年8月第152期和1997年5月第155期）引发了几位历史学家的一场争论。参与者之中有克里斯·威克汉姆（ChrisWickham），他对比森的论点有某些保留意见，但他审慎周全地、有说服力地为一场“封建革命”的观念做了辩护。
[5]苏珊·雷诺兹尤其主张，封臣制概念实际上没有意义，甚至“采邑”概念也太过模糊和多变，用处不大，参见《采邑与封臣：中世纪证据重释》（SusanReynolds,FiefsandVassals:TheMedievalEvidenceReinterpreted,NewYorkand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4）。正如我们随后会解释的那样，这里的论证绝不依赖封臣制的存在，或者进一步，也不依赖采邑概念。雷诺兹还与某些观点进行争论，在她看来，这些观点对包括古希腊哲学复兴在内的智识建构物在构造中世纪社会和政治关系上的作用赋予了太多重要性。她强调“传统的共同体纽带”和公共实践，它们很早之前就被确立，并且独立于这些观念。应该明确的是，这种批评对本章所使用的封建主义概念并不适用。
[6]一位杰出的晚期罗马和中世纪历史学家克里斯·威克汉姆提出过一种有趣的、但在我看来有缺陷的论点，他最近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完全置换那些在我看来最成问题的方面。在他的最初表述中，他诉诸“贡赋体系”概念，该体系通过征税产生剩余榨取，他还以之对比封建主义，在后者中，剩余榨取采取的形式是地租而不是税收。参见《另一种转变：从古代世界到封建主义》（TheOtherTransition:FromtheAncientWorldtoFeudalism）和《东方的独特性》（TheUniquenessoftheEast），初次发表于1984年—1985年，又刊发在《土地与权力：意大利和欧洲社会史研究，400年—1200年》（LandandPower:StudiesinItalianandEuropeanSocialHistory，400—1200，London:TheBritishSchoolatRome，1994）上。贡赋体系包括我所描述的那种从事再分配的官僚制王国。但在威克汉姆看来，它还包括以希腊罗马为典型的“古代”形式，在其中，征税实体是城市而非中央君主国。他认为，希腊罗马的情况之所以独特，也是因为贡赋形式与“封建主义”共存。他指出，当这两种共存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贡赋因素（具体而言就是帝国）衰退，而封建形式日渐占优时，转变发生了。我出于几个理由认为这种解释有问题：“贡赋的”和“封建的”这两个范畴差别太小，并且解释的东西太少，特别是因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任何抽租关系都被称为“封建的”，这容易模糊西方地主/农民关系的各种特点，同时，任何税收形式看起来都具有“贡赋”形式的特征。这种进路更多是分类学的而非历史学的，它提出了两种没有历史起点也没有内在动力的生产方式，因而无助于解释这种转变——“封建”形式只是摆在那里，并处于与“贡赋形式”的紧张关系中，没有明显的理由来解释它的最终占上风。归根到底，这种进路没能抓住“古代”形式的特殊性。只是指出这里的贡赋形式不同，因为城市是征税实体，或者进而指出它与“封建主义”共存，这都是不够的。关键问题至少是，城市，甚至还有帝国，以及它们的税收体系，这些本身已经被独一无二的私有财产权自主发展所决定。罗马共和国的城市国家是由罗马独特的地主与农民关系构成的，从中产生的帝国也以一个历史上独特的地主阶级的发展为前提。
最近，威克汉姆已经放弃了“贡赋的”和“封建的”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分，代之以两种政体或国家类型的区分：一种建立在税收上，另一种建立在土地上。相比其他区分而言，这个区分无疑具有某些优点，但仍然远不能描述罗马这样一个以税为基的国家的各种特点，也远不能说明它与像中华帝国这样一个以税为基的国家之间的差别，在后者那里，国家与土地所有权之间的关系是明显不同的。因此，如果不承认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在其国家/财产关系上的这些差别，就很难公正地对待两者之间的各种不同。在东部，帝制国家典型地叠加在已经存在并且高度发达的国家结构上。在不存在这些结构的西部，贵族土地所有权的发展及其离心作用更为强劲，也正是在这里，帝国瓦解了。无论如何，除非在某种非历史的分类学中，否则可能根本不存在一种单纯以土地为基的国家与以税为基的国家相对。威克汉姆的以土地为基的形式，其模型似乎是国家的碎片化或“主权的分割化”，后者的基础是一种出现在封建欧洲的土地所有权等级制（他引用了研究封建主义的伟大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把他作为最出色地分析了它的学者）；但是，那种封建形式肯定以罗马财产权和罗马土地贵族，还有罗马帝制国家及其税收体系的独特发展为前提。威克汉姆自己对中世纪早期的权威而有说服力的分析确证了这一点，然而，他的概念框架倾向于模糊它。
[7]关于西方独特的解决地方与中央权威之间紧张关系的办法的讨论，参见珍妮特·科尔曼：《政治思想史：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JanetColeman,AHistoryofPoliticalThought:FromtheMiddleAgestotheRenaissance,Oxford:Blackwell，2000），第18页。
[8]《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约350年—约1450年》（TheCambridgeHistoryofMedievalPoliticalThought:c.350—c.145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认为，在整个西方，包括英格兰都出现了领主权和所有权的重合，这下使农民同时成为佃户和臣民（第195页）。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无论如何，英国的情况是例外的，因为领主权和所有权的重合并没有采取分割化主权的形式，而大陆采取了这种形式。
[9]这个论点归功于乔治·科米奈尔。
[10]有人认为资本主义是在贸易扩张摧毁了封建主义后出现的，也正因为贸易扩张摧毁了封建主义，它才出现。在所谓的“转变争论”中，这种观点已经受到致命挑战。这场争论在1950年代早期爆发，导火索是莫里斯·多布和保罗·斯维齐之间的一场论战，随后引发了其他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讨论。参见《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TheTransitionfromFeudalismtoCapitalism,London:NewLeftBooks，1976）中罗德尼·希尔顿撰写的导言。
[11]关于英格兰的封建中央集权过程中贵族与君主制的关系，特别是对比法兰西进行的探讨，参见罗伯特·布伦纳：《欧洲资本主义的农村基础》（RobertBrenner,TheAgrarianRootsofEuropeanCapitalism），载于T.H.阿斯顿和C.H.E.菲利平编：《布伦纳之争：前工业时期欧洲的农村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ed.T.H.AstonandC.H.E.Philpin,TheBrennerDebate:AgrarianClassStructureandEconomicDevelopmentinPre-IndustrialEurop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尤见第253—264页。
[12]这里需要强调，英格兰普通法的发展及其与排他性财产权之确立的关系，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这样一种简单转变：从封建法下的封建相互关系，转变为普通法中个人的、排他的，并且在一种公共的国家法院中可得到辩护的财产权（例如，参见科尔曼：《政治思想史：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第616页）。普通法根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并因此先于“封建主义”，所以，当诺曼人从大陆带来封建法时，它被植入一种已经确立的普通法背景中。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在一种欧洲其他地方也存在的国家法院面前为财产权辩护的可能性，本身并不代表着对封建财产权的否定。例如，在法兰西，当农民有权利在王家法院为自己的财产权辩护时，财产权仍然遵循各种封建原则、伴有各种义务，而且每一片领主领地都一直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和自主司法权。土地或许是可转让的，这个事实也没有改变与土地相伴的封建义务或领主干涉交易的权利。仅仅因为财产权日益能够在法律上、在一种国家法院面前得到辩护，就认为到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和大陆的财产权都已经开始从封建的转变为资本主义的，这是误导性的，更何况绝对财产权也不能混同于资本主义。事实是，英格兰财产权的发展方式，非常不同于欧洲的其他情况，甚至它的封建装饰物也比其他地方更为“绝对”和排他。
[13]J.H.罗宾森：《欧洲史读本》（J.H.Robinson,ReadingsinEuropeanHistory,Boston:Ginn，1905），第72页。
[14]关于这种策略的讨论，参见帕特里克·吉尔里：《法兰西和德意志之前：墨洛温世界的创造和转变》，尤见第212—220页。
[15]关于教会在加洛林王朝中的独特作用，参见《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约350年—约1450年》，尤见第220—221页。
[16]16世纪，当让·博丹在《国家六书》（SixBooksoftheCommonwealth）中阐述他的绝对主权概念时，他并不是在表述法兰西的绝对至上君主权的现实，而是在应对贵族和各法人团体的自治权力对君主中央集权提出的挑战。这在宗教战争中是非常明显的，那时地方贵族运用胡格诺派的各种学说来支持他们对抗国王的权力。
[17]拉尔夫·勒纳和穆欣·马赫迪编：《中世纪政治哲学》（EdsRalphLernerandMuhsinMahdi,MedievalPoliticalPhilosophy,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72），第1页。
[18]科尔曼：《政治思想史：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第6页。
[19]科尔曼：《政治思想史：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第8页。
[20]从中世纪意大利到文艺复兴的政治思想的连续性，可能是误导人的。例如，我们倾向于把马基雅维利列入对中世纪意大利政治理论的讨论中，理由是他代表着一种根植于中世纪城市公社的传统的顶峰。但是，中世纪政治哲学中公民共同体的地位，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的对共和主义自治和公民生活的思考，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重要差别，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对公民自治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是来自后封建时期的君主国。
[21]《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约350年—约1450年》，第1页。
[22]同上，第4页。
[23]《政治学》，I.1.13。
[24]例如，参见《致罗马人书》，13.1V.6。
[25]科尔曼：《政治思想史：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第97页。
[26]转引自科尔曼：《政治思想史：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第97—98页。
[27]科尔曼：《政治思想史：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第97页。
[28]依据《剑桥史》，“在法兰西，人民废黜国王的权利，通常只是在反驳教皇可以这样做的主张时才会得到讨论。”（第517页）。
[29]胡格诺派的抵抗小册子，像《反暴君论》（VindiciaecontraTyrannos）诉诸贵族和长官对抗国王的独立权力，以此主张“人民”的抵抗权。
[30]科尔曼：《政治思想史：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第137页。
[31]乔治·加内特：《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和“历史的真实”》（GeorgeGarnett,MarsiliusofPaduaand'TheTruthofHistor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6），第146页。
[32]这里和下一段沿用的论点是加内特概括的，尤见《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和“历史的真实”》第160—164页。对马西利乌斯的一种不同看法，参见卡里·尼德曼《共同体和同意：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和平的保卫者〉中的世俗政治理论》（CaryNederman,CommunityandConsent:TheSecularPoliticalTheoryofMarsiglioofPadua'sDefensorPacis,Lanham:Rowman＆Littlefield，1995）。
[33]《和平的保卫者》，II.28.15，安娜贝尔·布雷特（AnnabelBrett）编译。
[34]《和平的保卫者》，I.5.1。
[35]同上，I.8.5。
[36]例如，参见反对约翰二十二世的《反本笃论》（ContraBenedictum,Tractatus）、《波纳文图拉论暴君统治的权力》（Dialogus,theBreviloquiumdepotestatetyrannica/Ashortdiscourseonthetyrannicalgovernmentoverthingsdivineandhuman）的部分，以及《论国王和教皇的权力》（Deimperatorumetpontificumpotestate/OnImperialandPontificalPower）。
[37]托马斯·斯密斯勋爵：《论英格兰国家》（SirThomasSmith,DeRepublicaAnglorum,ed.MaryDewar,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第57页。
[38]让·博丹：《国家六书》（JeanBodin,SixBooksoftheCommonwealth,ed.M.J.Tooley,Oxford:BasilBlackwell，1967），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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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艾伦·米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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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STOLORDS
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
〔加拿大〕艾伦·米克辛斯·伍德（EllenMeiksinsWood）
（2011）
译林出版社，2019年4月。译者：曹帅
致谢
第一章政治理论的社会史
1．什么是政治理论？
2．政治理论史
3．政治理论的社会史
4．政治理论的起源
5．政治理论史：一个概述正典
第二章古希腊城邦
1．政治学的发明
2．民主的勃兴
3．这种民主是民主的吗？
4．政治理论的演化
5．民主的文化
6．民主与哲学：智者
7．苏格拉底和普罗塔哥拉
8．柏拉图：《理想国》
9．《政治家》与《法篇》
10．哲学与意识形态
11．亚里士多德
12．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13．《政治学》与自然
第三章从城邦到帝国
1．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历山大
2．希腊化哲学：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
3．罗马的兴衰
4．财产权文化：罗马法
5．财产权文化：罗马的斯多亚哲学
6．西塞罗
7．道德平等，政治不平等
8．罗马基督教：从保罗到奥古斯丁
9．希波的奥古斯丁
第四章中世纪
1．从罗马帝国到“封建主义”
2．教会、国家与财产权
3．宗教、哲学与法
4．重新界定政治领域
5．中世纪政治思想？
6．托马斯·阿奎那
7．法律关系对公民（政治）关系的取代
8．巴黎的约翰
9．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
10．奥卡姆的威廉
结语
索引
译后记
注释
感谢蒙军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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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农业工人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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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农业工人
我们先来考察占各种产业中人数最多的一类劳工，即农业工人。当我们考察他们从1790至1830年的历史时就会看到，要估计出“生活水平”是多么的困难。[1]有一种说法（如哈蒙德夫妇所说的），说这方面的史料“稀少”，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更为困难的往往还是如何作出解释。关于19世纪初的工资和物价，有大量的记载，不过，同一个地区或同一职业中可靠的连续性数据却比较少。只要考查一下约翰·克拉潘爵士的《现代英国经济史》中汗牛充栋的史料，有关各个地区和各种职业之间多种多样的证据，就会感到此书内容极其丰富。确实，克拉潘所写的“农业组织”和“工业组织”两章本身就是一种训练——不是训练如何解释史料而是训练如何评定史料。
这位伟大的实证主义者在全部辛勤的研究中避开一切一般化结论，而只留下一个，即神话般的“平均”。在他关于农业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的只有“平均的农场”、“平均的小土地占有”和劳工对雇主的“平均比例”等等——这些概念往往把事情弄得更模糊而不是更清楚，因为这就把威尔士山区和诺福克谷物生产地区的证据混合在一起，尽管克拉潘自己也在竭力想把它们区别开来。继而我们又看到了“受圈地影响地区的普通农场雇工”、由于工业副业的产生而造成农业收入的“平均”减少、“形象十分含糊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平均劳工的”大致收入，等等。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平均”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结果：1830年，在工资较低的那些郡中有全国60％的劳工，这些郡低于这个“平均”水准。[2]克拉潘承认：“在所有的平均数中，有50％的数字其平均数可能低于平均线。”但是，如果这些平均数本身是依据长期就业工人习惯的工资得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地主审查自己的账簿并且通知农业部在田里耕作或驾车的农民习惯的工资为12先令，那么我们便可以得知全体或大多数临时工的平均工资将低于这个平均线。
克拉潘在讨论辅助收入和圈地的影响时，把我们来来回回置于实证的琐碎事务（如在格拉莫根“愉快地收割”、在勒德洛有半英亩宅边园地等等）和“平均”的估计之间；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感到同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了：
如果养猪和宅边园地给1824年英格兰的普通劳工带来的收入少于1794年……那么，很可能是那块土豆地的收入弥补其减少的部分，当然又是平均而言许多地方的劳工在这30年里丧失了公用地的使用权，当然使他们景况恶化，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就英国平均而言，由公地的大量圈占而造成的福利损失是不是相当大。在民众的回忆中，损失被夸大了；因为它在英格兰的许多地区影响并不大，在威尔士影响更小；在苏格兰，对纯农业工人的影响几乎等于零。[3]
那么，平均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论点的第一部分如果可以证实在同一个村庄中失之于宅边园地又可补之于土豆地的话（虽然我们还应当考虑有关的地租），那它也许还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第二部分结论已经溶入了令人愉快的传统之中，这不是使用平均方法的例子，而是统计递减的例子，他要求我们用没有圈地地区的数字去冲减已圈地地区的数字，然后用郡的数字来除以这个弱等式中的得数，从而得出“由于圈地”而造成的福利方面的“平均”损失。不过，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因为人们不可能从性质不同的数量中得出平均数，更不可能用郡的数字去除以这个数字而得出有价值的平均数。可是，克拉潘却恰恰这样做了。
实际上，他所做的事当然是想为圈地狂潮时期的“福利状况”的难以捉摸的生活质量提供无从捉摸的价值判断。不过，要达到这个目的，还必须在作出判断的同时考虑其他的许多因素，包括文化的因素和物质的因素。由于这个判断就像是在由环境的细节所构成的灌木丛中长出来的一颗高大的橡树——由于它本身披上了“平均数”的伪装——因而很容易被错误地当作对事实的描述。
事实本身也不像克拉潘所说的那样已经清楚了。19世纪大部分的农业收入顽固地不肯转换成统计数字。[4]我们不仅面临着劳力需求上明显的季节性的起落，而且还至少面临着四种不同的主仆关系：（l）按年度或季度雇用的农场仆佣；（2）基本上按年度雇用的大农场里的全日制长工；（3）按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付给报酬的临时工；（4）或多或少的有技术的专门人员，他们按工作签订合同。第一类农业工人的数量在这个时期减少了，他们的工作最有保障，但独立程度最低。他们工资少，劳动时间长．但农场主在家中为他们提供食宿。第二类农业工人中既有条件最好的，也有条件最差的。一方面，是耕作工人或牧畜工人，他们在精明的农场主手下获得了工作保障，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也可以优先获得充当临时工的机会，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购买牛奶和粮食。在另一方面，是十来岁的农场人手，他们居住的房屋和吃的食品与早期工厂中贫穷的学徒一样差，他们住在堆干草的棚里，随时可以被解雇。在两者之间的是“生活必需品迫使他们沦为某个人的奴隶的那些不幸的人们”，住的是租来的农舍，“整年只能为某种程度的低工资而从事劳动。”[5]第三类农业工人内部差别很大，可分为赤贫工人；妇女和儿童其工资与赤贫工人工资相仿；爱尔兰的流动工人（甚至纺织工人或其他城镇的手艺人为收获时节的高收入也会抛开本来的工作）；分级计件劳工，例如割不同质量的草地而付给报酬的计件劳工。第四类劳工有数不清的具体做法，包括隐瞒转订的契约或全家共同收入等等，使得统计表格一团混乱。埃塞克斯一位农场主1797年的账簿上曾经有这样的记载：[6]
3月21日：
萨姆森：水耕29亩8先令9便士
罗伯特：锯树梢一天1先令9便士
5月20日：
外来者：锄小麦地5英亩
每英亩3先令6便士17先令6便士
7月29日：
莱特：割苜蓿草7英亩14先令
理查森和帕维利：清池塘2镑12先令6便士
约瑟夫·卡特谈到1823到1830年农业工人的情况时，对亚历山大·索默维尔说道：“我是个扎篱笆、铺草顶的，以筑篱为业”,
地主说，在7年内我每年都以那种工作从他那里赚得64英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要有一个人来帮我，有时还要加上两名妇女；但是他没有讲这一点。在那几年里，我有些年份要付给助手20英镑，他没有讲这一点。[7]
如果这些数字“没有讲这一点”，也就不可能讲出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实物报酬或低率报酬、宅边园地和土豆地、圈地的影响，税收、什一税、狩猎法和济贫税的影响，农村工业就业情况的变化，以及尤其值得一提的1834年前后济贫法的执行情况。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地方可以感受到不满情绪所产生的影响很是不同。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农场，除工资以外还有额外的实物报酬，这表明生活状况有一定的改善。但是，（一位农业史学家告诫我们）在更为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把这些补贴看做是“在农业中玩弄文雅而口是心非的交易——是一种压低工资的手段，或者在极端情况下是完全免去货币工资的制约手段。”[8]克拉潘有时候提出一些间接证据，目的是加强“乐观派”的观点，而多数证据的总的方向恰好却指向相反的结论。[9]例如在讨论圈地的影响时，他举的事例给人的印象是公地的丧失导致牛的饲养业衰落；以此作为证据是矛盾的，并为各种不同的解释敞开了大门。但在这方面，1790到1820年的证据显然是清楚的。温奇尔西勋爵在1796年写道：“凡在中部各郡旅行过而且愿意多询问的人，都会得到这样一个回答：过去这里有许多养牛的农场雇工，而现在土地都落到农场主的手中。”这不仅因后者希望扩大用地面积，而且还因“他们希望有更加依附于他们的劳动力。”[10]
事实证明，所有这些相互矛盾难以理清的证据——在济贫法的影响和种土豆的新土地两者之间；在丧失了的公用地使用权和宅边园地两者之间——“平均的”劳工在其中都显得极难捉摸。[11]但即使没有这些平均数，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地描绘出在全国许多地方正在发生的某种总的进程。我们首先应当牢记，18世纪推动农业改良的精神并不是——像一些冗长的著作所说的那样——产生于开发贫瘠的荒地以便“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粮食”的利他主义的愿望，而是产生于增加地租和更多利润的愿望。这样一来，他们便向劳工露出了一副悭吝鬼的面孔：
午前和午后给他们喝酒……不管是什么工作，这种普遍的做法，是可笑的习惯，应当立即废除。最荒谬的事情莫过于看见农夫在寒冷的冬天每过半小时就把耕地的马停下来跑去喝酒。[12]
圈地宣传者一般都提出这样的论点，说圈地可以提高地租的价值和平均亩产量。但圈地在一个又一个的村庄摧毁了勉强维持生存的贫民经济——养牛或养鹅，从公地上拾柴草取得燃料以及其他东西。茅舍农无法从法律上证明他们的这种权利，因而极少能得到赔偿。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有这种权利的茅舍农获得了一小块土地，但仍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存，相反在很高的圈地费用中，他们却要承担不相称的分额。例如在亨伯河畔巴尔顿的圈地中，虽然考虑了对公用地权利的补偿，但我们发现，在近6000英亩被圈占的土地中，60%（3733英亩）由3个人分得，其余的51人只得到1至3英亩的土地。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分析：10个土地所有者占有81％被圈占的土地，剩下的19％的土地由116个人占有。在（1794至1799年）5年的时间里，这个教区圈占的可耕地，地租平均价值从每英亩6先令6便士上升到20先令，增加3倍多。[13]
问题不在于找到一个“平均”的村庄——即用邻近的海巴斯托去和巴尔顿对冲（希尔巴斯托显然是不允许茅舍农有公地使用权利的），再以此去约分约克郡的皮克林（皮克林情况特殊，那里的房产持有人的收入比土地所有人好[14]）——问题在于要注意经济的和社会的各种趋势的结合。（无论怎样强词夺理）圈地都是按照明显的财产规则及有产者和律师组成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而进行的一种明白的阶级掠夺。在整个拿破仑战争中，进行圈地的目标（提高地租）已经实现，由于亩产量的提高和物价的提高，一直维持着高额地租。在1815至1816年和1821年，当物价下降时，地租仍然很高——或像以往的情况那样，缓慢地下降——从而造成了那些在圈地运动中获得几亩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的破产。[15]高额地租使地主得以维持铺张的享受和炫耀性的支出，与此同时（正像科贝特所抱怨的那样），物价的提高滋长了农场主和他们妻子对社会地位的更高欲望。这就是拜伦在《青铜时代》中所挖苦的那种“农村爱国者”的极盛时期。
不过，仅仅用贪婪还不足以解释在那个年代农业劳工何以会出现地位的沦落。在地主和农场主的财富大量增加的同时，农业劳工们怎么可能被迫处于牲畜一般的生存水平上呢？对此，我们必须从当时的整个时期内反对革命的普遍论调中去寻找答案。1790年以前的10年中，劳工的实际工资可能有一定的提高，尤其是在工业区和矿山附近的地区。18世纪90年代北方的某些乡绅甚至叫嚷说：“要通过一场战争来削减工资。”[16]法国革命引起了贵族对法国的大恐惶和阶级对立的反思，这为强化雇主与被雇用者之间的剥削关系消除了障碍。在战争期间，城市里的改革者遭到镇压，以怀威尔为代表的讲人道的乡绅们也销声匿迹了。在普遍进行圈地的问题上，除了“贪婪说”外，还有一种新的论点，即“社会纪律说”。在托马斯·比尤伊克的记忆中，公地即“穷人多年遗留下来的遗产”依然存在着，独立劳工依然居住于其上，他们用双手为自己造起了茅舍，[17]而现在，这却被看做是无纪律的危险中心。阿瑟·扬把他们看做“野蛮人”的温床，“培育了为害天下的一类人”；在谈到林肯郡的沼泽地带时，他说：“那样荒野的郡培育了像沼泽一样野蛮而不开化的人。”[18]
除了自私自利所起的作用以外，意识形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乡绅们认为，他们所谓的公益精神就是要取消茅舍农的公用地使用权，使劳工成为依附者，削减他们的补充收入，赶走小土地所有者。当华滋华斯在高度赞扬年迈的迈克尔夫妇的美德，说他们为维护“世袭土地”而进行斗争时，影响大得多的《商业和农业杂志》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耕农”:
狡猾而固执的小农场主就像是院子里的母猪，他们是几乎与世隔绝的人，互不来往，也不管世界上有什么看法。
至于说茅舍农在圈地中有什么权利，他说“对他们的要求看来可以不加理睬”:
不过，其他的人提出了一些要求，他们的兴趣最终集中在让劳动者得到一定份领的土地上……因为这样的恩赐必定可以大大地减少济贫税；只要14英亩的宅边地就可以让农民独立地生活着，不再需要任何援助。然而，这种慈悲的意图必须受到节制，否则我们便会把劳工转变为小农场主，会把一切行业中最有用的人变成废物。如果一名劳工所得到的土地超过了他全家夜间耕种的能力……农场主就不能再依靠他来不停地工作，翻晒干草或收割庄稼……一定会受到损害……这有时甚至会给整个国家带来不利。
至于村庄里的穷人，他们是“狡猾的无赖，他们使用种种借口去欺骗教区”。“他们把全部本领都用在欺骗上，以便从教区官员手中弄到钱，从而可以懒惰和挥霍。”[19]
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例外。但是，从1790到1810年，情况基本如此。增加廉价劳动后备军的依附性是个政策问题——“勤勉劳作”以翻晒干草，收割庄稼，使农场主有方便可图，还要从事由圈地而来的筑路、筑篱和排涝等劳动。科贝特所说的“苏格兰哲学”和哈蒙德夫妇所说的“时代精神”得到了地主和工业家同样衷心的赞许，尽管这完全符合工业革命的状况，然而在农业中，（从最好的角度而言）这与更古老的家长制传统（即地主对他的劳工负有责任）发生冲突，也与以满足基本需求为基础的收入传统（按照年龄、婚姻和子女状况付给不同报酬的古老的习惯，这种习惯体现在斯品汉姆兰济贫制度中）发生冲突。与此同时，（从最糟的角度而言）这又得到了对低微的劳工阶层态度傲慢的封建贵族的支持和强化。劳动按照供求规律实现其自己的“自然”价格的学说早就把关于“公平”工资的想法取代掉了。在战争期间它还被以各种方式进行宣传。1800年，一位乡村行政官员写道：“对劳力的需求必然会调节工资”。他接着又说，济贫税维持着剩余人口的生存，鼓励结婚，从而使劳动力的供应超过需求，结果降低了工资。这位官员确实是“平均”学的先驱者：
我们假定把全英格兰每年的济贫税和工资总数加成一个总量，我认为如果不再征收济贫税的话，这个总量将会低于纯工资总数。[20]
把救济与面包价格和子女人数联系起来，种种这一类济贫制度的出现，无疑有多方面的动机。1795年建立斯品汉姆兰制度的决定既出于人道的动机，也出于需要。不过，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的斯品汉姆兰制和“推销员”制度却产生于大农场主要求（在对季节工和临时工有特别需要的行业中）有一支常存的廉价劳动后备军。
战争以后，重点发生了新的转移：农场主非常愿意听从马尔萨斯发出的“限制人口”的警告。济贫税从18世纪80年代每年低于200万英镑上升到1803年的400万英镑以上，1812年以后又上升到600万英镑。正像济贫法委员会在1834年所说的，“限制人口就是限制懒惰和犯罪。”地主和农场主开始对公用地的丧失痛心疾首，因为农民利用公用地来养牛，养鹅，取泥炭，可以使穷人维持着生存，而不必求告于教区济贫吏。农村恢复饲养牛群，到处扩大种植土豆的小块土地，农业部慷慨宣传分配土地。但是，要把整个进程扭转回来已为时太晚了：公用地没有恢复（尽管更多的公用地被圈占），地主也不愿意冒险把土地出租给劳工（养1头牛需要4英亩土地，最低的租金为每年6英镑）。既然农场主在战争的繁荣时期制定了节俭的原则，在小麦价格下降的时候他们必然会更加节俭。此外，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增加了村庄的人口，破产的小土地所有者也加入了农业工人的队伍；因圈地而常常需要的工作量减少了：纺织业向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集中进一步削弱了东盎格利亚、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劳工的地位。新的或扩大了的农村工业（麦秆编结和花边业）虽然可以在某些郡暂时起一些缓解作用，但全面的衰落（特别是纺纱业的衰落）是无法逆转的。随着家庭就业的减少，妇女充当廉价农业劳动力的情况增加了。[21]
地租的上涨或物价的下降；战债高筑和货币危机；啤酒税、窗税、马税；狩猎法和看守猎场人的用具，弹簧枪，捕人的陷阱以及1816年以后的流放判刑，所有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加强了对劳工的压榨。科贝特谴责说：“连雅各宾派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政府会借口说这些都是‘老天爷’做的吗？……啐！这些事是法国为摧毁自由而付出的代价，除非法国的榜样会在英国产生一个改革。这些辜就是为此而付出的代价……[22]
劳工也不可能期望去找一个“平均”水平的教区牧师做他们的保护人。在科贝特看来，这牧师是住在教堂外面的兼职神职人员，在巴思与全家玩乐，却由一名获酬低的副牧师到教堂去主持礼拜：
如果你同他们〔教区牧师〕谈谈，他们一定不会承认在我们国家有什么苦难；因为他们明白自已已从中获得了多大的好处。他们永远是傲慢和蛮横的；而反雅各宾派的时代使他们更傲慢更蛮横了……这是他们的荣耀时代。他们希望战争；他们把号角吹得最响。他们看到他们收取的什一税已处在危险之中……[23]
在将近40年的时间中，人们感到传统约束力的腐蚀作用，感到反革命的势力在农村里占绝对优势。1816年，贝德福郡的一位“哲学家”（麦奎因博士）给农业部写信说：“关于济贫税，我总认为是和工人阶级的懒惰和堕落联在一起的”:
社会中下等人的道德和举止自从法国革命早期阶段以来一直在退化着。平等和人权的道理还没有被遗忘，而是受到盲目的爱护，同时又不情愿地弃置在一边。他们以为各自的教区是他们的权利和遗产，他们有资格去依靠……[24]
人们好不容易才想到英国也是属于劳工的。
在南部和东部各个教区中，长期的消耗性的战斗围绕着济贫资格这个中心进行着。在公用地丧失以后，受救济的权利就是劳工最后的——和仅有的——权利了。年轻人和单身人——或村庄的手工业者——可以沿着运河（后来则是沿着铁路）到城市去冒险，或移居他乡。但是，成年劳工有家庭的牵挂，害怕失去“居住”安全。这一点连同他对家乡和农村习俗的依恋使他无力在工业劳动市场上同爱尔兰的贫民作全面的竞争（爱尔兰的贫民比他们更为不幸，甚至没有住所更说不上丧失住所了）。即使在工业地区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迁徙他地也不会得到鼓励。1834年以后，济贫委员会试图鼓励这种迁徙，主要是向兰开郡和约克郡工厂的迁徙——也许作为对工会的迎头一棒——把优先权给予“子女较多的寡妇家庭或人口较多的……手工业者家庭。成年人不能得到工厂里那种先进的生产过程所需要的技能”。在曼彻斯特和里兹开设了劳动力市场，在市场里工厂主可以仔细了解各个家庭的详细情况，如儿童的年龄，作为工人的素质，道德品质以及有关的评语（“健康状况良好”，“适合其年龄”，“愿意承当三个孤儿的一部分父母职责”），市场就像出售货物一样。萨福克的一位有前途的督导员补充说：“我们有一批小家庭，比如说只有夫妻两个．如果你全部雇用他们的话，他们愿意按男人8先令，女人4先令的工资受雇。”[25]
济贫税是劳工的最后一笔“遗产”。从1815到1834年，斗争在继续着。乡绅和济贫吏一方，有权进行经济控制、居住权诉讼、罚做碎石工作和其他工作、掌握成群的廉价劳动力、侮辱性的劳动力拍卖甚至把人们圈在车上。穷人一方则有对济贫吏的威胁，零星分散的破坏活动，“奴性狡猾”或“愠怒不满”的精神，济贫委员会报告上逐页记载着明显的意气消沉：“我们马上去做奴隶也比在这样的制度下劳动好一些……当人的精神已经崩溃，他还有什么用呢？”在南部实行斯品汉姆兰制度的各郡，劳工有他们自己辛酸的笑话——农场主“在这里（用济贫税）养活我们，就像把我们当做地窖里的土豆，直到非需要我们不可的时候才把我们拿出来。”[26]
这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说法。科贝特责骂了农村人口的普遍减少，他正确地说明了原因，但结论却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圈地——尤其是战争期间南部和东部地区对可耕地的圈占——可能并没有造成人口的全面下降，劳工们如涓涓细流一般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这个郡向那个郡移民，人口总数的上升可能超过了由此造成的人口减少。战争结束后，物价下降，农场主不能再“向我们的陆军和海军提供年轻人”了（他们在地方长官的手中是一支很有用的、有纪律的力量），于是出现了关于“剩余人口”的叫喊。不过，事实证明，1834年新济贫法实施后，“人口过剩”的说法在许多村庄是虚构的。在这些村庄里，养活劳工主要靠济贫税。劳工们偶尔工作几天或半日工作然后又去依靠教区。一位济贫吏说：“当霜冻开始时，工人被解雇。季节转暖时，农场主又来到这里，把他们带回家去。农场主把我的房子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劳动介绍所。”潮湿的天气造成了“剩余”，收获季节又造成了“短缺”。雇主们不愿意用济贫税来帮助自己邻近的劳工，却要遣散自己的人而到济贫吏那儿去要求得到工人。“某某解雇了他的两个工人，如果我要给他们付工资，他就应该给你们付工资，你们必须开路！”这个制度造成了混乱、浪费和敲榨的无穷循环，也给劳工们玩花样打开了一点点方便之门。不过，这除了造成狡猾和顽固的倾向外，还有一个倾向，就是劳工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工资或劳动生活的最后的小小机会。[27]
“这个制度”——当时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用这句时髦话来指斯品汉姆兰制度——“打破了雇主和受雇者之间相互依存的纽带”。实际上，南部的劳工已经沦落到对作为一个阶级的雇主的完全依附。但是，奴隶劳工是“不经济的”，特别是当它产生于对失去权利心怀不满并开始实行“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抵抗权利时更是如此。对小批劳工进行监督也是“不经济的”（尽管多年来在东部各郡一直是这么做的）——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劳工们必须三五成群地靠自己的主动精神带着农具耕畜在田野里劳动或筑篱墙。在这些年里，剥削关系简直已经强化到停止“付钱”的程度——赤贫劳工已变成了偷萝卜的小偷、酒店里骗吃骗喝的乞丐、偷猎者和流浪汉。迁移比抵抗容易，因为加强剥削关系就是加强政治上的镇压。没有文化，精疲力竭，有抱负、脑子快的年轻人离开乡村，地主和牧师的重重阴影，对圈地暴动、面包骚动和偷猎进行野蛮的惩罚——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造成了听天由命的思想，使不满无法表达出来。科贝特这位最伟大的劳工代言人曾在农场主和小市镇中得到了许许多多的支持者，在1830年以前，很难说有多少劳工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有一次，科贝特骑马经过老萨勒姆的“不幸山”，遇见了一位下工回来的劳工：
我问他生活得怎么样，他说，糟透了；我问他原因何在，他说时事艰难。我说：“什么时事？不是有晴明的夏天，很好的收成吗……？”他说：“啊，他们使得穷人的处境糟透了，使所有的一切都糟透了。”我说：“他们？他们是谁？＂他沉默了。我说：“啊！不，不！我的朋友，不是他们，而是这不幸山抢劫了你们……。”[28]
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个“社会大结构”全靠“悲惨的……农村基础”支持着。戴维·戴维斯写道：“这些人的妻子们艰难地抚养着一大群孩子，这些孩子除了为国家提供所需要的人力外，还填补了死亡在军营和城市里不断造成的空缺。”[29]战争结束后，物价高涨，军人回乡，酝酿着骚乱。一封从约维尔地区来的信上，落款画的是一颗血淋淋的心。信上说：“我们决心不再忍受压在我们头上的负担了。血！血！血！一场总革命一定会来的……”。[30]但是，这种暴力的威胁却表达着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只有东盎格利亚，那里的劳工往往是大批大批地被雇用，在1816年爆发了严重的骚动。这次骚动把限制最低工资（每天2先令）和限制最高物价的要求结合起来，出现了食品骚乱，对乡绅强征捐款，并捣毁打谷机。可是，骚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骚动者转而进行秘密的偷猎战，写匿名信，烧谷垛。[31]
1830年的骚乱开始时，有一批奇怪地犹豫不决、不主张流血的暴民（“士气不振的自由人骚动”），在骚乱中也达到“黑面人”起义时出现的同样程度的暴怒心情。滑铁卢的胜利者记载道：“我劝地方行政长官们自己骑上马，”
每个人都带领着自己的长工和仆人、马夫、猎手、猎场看守，幸起马鞭．手枪、猎枪和一切能够拿到手的东西，共同地向……暴民们发动进攻，驱散他们，打垮他们，把那些无法逃跑的人抓起来，监禁起来。[32]
但是，派出特别使团去恐怖镇压起义的并不是威灵顿公爵，而是（要在议会中通过改革法案的）新上任的辉格党内阁。而且正是中等阶级激进主义的机关刊物《泰晤士报》带头呐喊主张严办。它发出告诫说：
（1831年）1月9日记载，23名囚犯因捣毁造纸机器在伯明翰被判处死刑；11日在多塞特有3名囚犯因敲诈勒索钱钞和两名囚犯因抢劫被判处死刑；在诺里季，55名囚犯因捣毁机器和骚动被判罪；在伊普斯威奇有3人因勒索钱钞，在佩特沃思有26人因捣毁机器和骚动，在格拉斯特有30多人，在牛津有29人被定罪；在温彻斯特，有40多人被定罪，6人将处死刑……，在索尔兹伯里有44名罪犯被定罪……。[33]
三年以后，另一名辉格党首相批准了多塞特郡托帕德尔劳工的流放判决，因为他们无视禁令，组织了工会。
农业劳工的这次造反蔓延开来，发展到东盎格里亚和中西部及南部各郡，其范围和持续的时间都比哈蒙德夫妇书中的叙述更广更长。劳工方面很少留下什么第一手叙述史料。1845年，萨默维尔记载了约瑟夫·卡特的故事，他是汉普郡的一个村庄萨顿斯科特尼（这场暴动开始爆发的地点之一）的工人，因参加起义被判处流放，并在普茨茅斯的囚船上服刑二年。卡特说：“每个人都得去，不可以拒绝”:
我参加了街对面转角处那所房子里的集会。那天晚上，乔·马森向我们大家宣读了奥弗顿来的一封信。那封信没有署名。不过乔说他知道是谁写的。乔很有学问。我知道这封信是年迈的德××写的，他大概已经死了。信是从牛顿而不是从奥弗顿寄来的。信上说，我们全都应该离开工作，萨顿的老乡应该出来，不再耕地。他们应该把农场主的马赶回去，让他们自己去照料。他们要把农场主的工人带出谷仓，要一起去把农场主用来打谷的（机）器捣毁掉。……
嗯，关于那封信，乔·马森读的那封信，我们当时不知道信是谁写的。不过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在场的所有人知道，年老的德××跟这封信有关，他是科贝特先生的好朋友，他常常给科贝特先生写信。他从没有遇到过麻烦。他是一个太能干的人了，让别人陷入麻烦，而自己却不牵进去。不，我不是怪罪科贝特先生。我是说年老的德××，那个鞋匠……
劳工们于是向乡绅和农场主收钱或敲诈钱，约瑟夫·卡特当上了司库：
他们说我很清白，把钱交给我管。我一次有40英镑，这40英镑全是先令。有人对我说应当带着这笔钱溜走，我曾想那样干一下。我们走在伦敦大道的时候，来了一辆车，我突然想要坐那辆车，带着那40英镑，不再做那些事了。可是我想到要抛下我的妻子，想到他们都会说我是流氓，于是，那辆车很快就从我身边过去了。
根本就没有必要审问我。我被关进温彻斯特监狱后，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来找我，让我指控马森家两个人。只要我供出他们，我就可以没事了。如果我说出我知道的什么，他们就会被绞死，就像波罗曼、库克和库珀被绞死一样。我和其他囚犯曾被带出去看他们被绞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一个一个地威胁我们说出我们知道的事。但我决不能告密。所以，两个马森只被判了流放，他们也把我流放了。我是被暴民们裹胁进来的，不是我的意愿，但这也不足以让我去告密，因为你明白，我同他们站在一起……那都是年轻人干的……。[34]
劳工暴动是一场道地的捣毁机器的骚动，连一点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也没有。谷垛和其他财产（农业地区的一些机器设备）被捣毁，主要的攻击对象是打谷机（尽管预言家有过告诫）,这种机器明显地正在取代已经饥肠辘辘的劳工。因此，捣毁机器实际上起到了某种及时发泄的作用。[35]不过，在“年轻人”当中，具有未来意义的政治思想可能正在广泛地传播着。[36]像乔·马森那样“有学问的”人可能预示着乔治·洛夫莱斯的出现，而德某某那样激进的鞋匠在大多数小市镇里都可以见到。可以说，在诺福克郡的村庄里可以看到雅各宾派和激进派进行鼓动的迹象。1830和1831年，在林肯郡，当局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恫吓那些读过科贝特的《纪事》的劳工。[37]不过，即使存在着动荡的政治意识，也还没有达到城市和乡村的劳工建立共同的组织并形成共同目标的程度，直到这次农工暴动被镇压的多年以后才达到这样的程度。[38]
1830年的暴动并非完全没有作用。它造成南部各郡工资的暂时提高，间接地说，也对腐败的旧制度给予了致命的打击。许多对事情看不下去的农场主和一些乡绅同骚动者进行谈判，或者给予他们消极支持。这次骚动既削弱了乡绅的信心，也有助于唤起1831至1832年的议会改革宣传。科贝特写道：“这个事件的重要特征在于，至今为止，中等阶级总是沆瀣一气，一般说来是反对工人阶级的，现在，中等阶级却从心里同他们站在一起，虽然并不总是在行动上站在一起，……99％的小商人，甚至是伦敦的小商人，都站在劳工一边。”[39]贵族丢了“面子”，议会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趋于明显。于是从这时开始，在农业工人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政治发展了：30年代农业工人中隐藏着工会主义想法；1835年，约瑟夫·阿奇的父亲（“一个像古人一样坚强和稳重的人”）为拒绝在支持谷物法的请愿书上签名而受难；宪章派分会遍布于东盎格里亚和南部地区。
但是，劳工的不满像过去一样，仍是一种与构成城市工人阶级意识的其他因素合在一起的共鸣。虽然——与法国或爱尔兰不同——他们的不满情绪从未导致全国性的一致的宣传运动，但从最大程度上看，却总是归于土地。（1834年，伯明翰郡劳工请愿书上写道）“布莱德洛圈地以前日子好过一些……。我们享用1/4英亩土地和支付全部租金”。（1837年，埃塞克斯劳工请愿书上说）“给每个劳工分配一小块土地，让他们可以用铲子耕种……”（1845年，威尔特郡一个劳工的演说）“他希望每个劳动者都按照农场主所支付的同样的租金得到三四英亩土地。他们会交纳租金的，而且是愉快地交纳。（大声欢呼……）”劳工或其子女迁往城镇后，这种愿望仍然存在。当什一税、狩猎法和打谷机已被人们遗忘以后，失去的权利仍然留在人们记忆中，或者像克拉潘所说的，在“民众回忆中”“被夸大了”。我们将会看到科贝特和亨特这两位农场主如何帮助形成新的城市激进主义，不过，农村的回忆通过无数个人的经历被输入了城市工人阶级的文化之中。[40]在整个19世纪，城市工人公开表达也许是他的祖父暗中就有的对“土地贵族”的仇恨；他欢喜看活报剧中丑恶的地主角色；他宁可进济贫院也不愿接受慷慨的夫人给予的救济；他认为地主无“权”得到他的财产，却愿意工厂主哪怕是用下流的方法“赚”他的钱。城市工会会员对流放托帕德尔农工的案件立即作出普遍的反应，对于后来阿奇工会的斗争也作出了不亚于此的反应。对土地的渴望，从斯彭斯时代一直到宪章派土地计划以及以后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地升起，与（领料之后在工厂外面做工的）外作工对“独立”所抱的愿望交织在一起。也许我们在今天的一份土地和小园地里还保留着这种愿望的遗痕。土地永远同联合相伴随——社会地位、安全和权利的联合——它比庄稼的价值更为深远。
早在18世纪90年代在雅各宾派对土地贵族的仇恨中，我们就可看到这种影响。这是潘恩的《农业正义论》和斯彭斯宣传的“土地国有化”培育起来的手工工匠的激进主义中一贯的特征。在战后严重的萧条中，沃森医生和其他演说家得到了失业者的巨大支持，也得到了被解雇的水手和士兵的支持，他们都参加了矿泉地的集会：
……贸易和商业被消灭了，但还有土地，这是自然界的安排，土地就是为了养活人类的。在任何时候，土地都是以使人们免受苦难……只要他有铁铲和锄头……[41]
在以后的十年中，欧文主义在平民追随者当中改变了形式在土地上建立合作公社的梦想获得了非凡的力量。
于是，在“诺曼杂种及其武装匪徒”来到之前英吉利本来是有自由的这样一个政治神话之上，如今又增添了社会神话．即在圈地和战争之前有一个农村公社的黄金时代：
就是说，我们要活到那一天，亲眼看到恢复英国的古老时代，英吉利的古老集市，英吉利的古老节日和英吉利古老的公正，每个人都依靠自己的汗水生活着……到那时，织工用自己的织机劳动，站在自己的土地上伸懒腰，到那时，法律承认穷人充分享受每一样东西的权利……
这就是宪章派领袖费格斯·奥康诺对这个神话所做的宏伟的描绘，不过却是科贝特、亨特、奥斯特勒和其他二三十个激进派领袖作出的贡献。英格兰过去野蛮的刑法、贫困、拘留所等等统统被忘却了，而已经过时的家长制社会本身却成了一种神话力量——也许，同欧文和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乌托邦幻影一样有力。我们说这是一个“神话”，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是虚构出来的，而是说，它是回忆的综合，是一个“平均”，其中每一种损害和每一种凌辱都被集合起来了，构成了一个整体。（在奥康诺的一个小册子中）“老罗宾”告诉工厂主说，他年轻时，“特威斯特先生、格拉布先生和斯克鲁先生[42]家后面的新街道……全是空地，8岁，9岁，10岁，11岁，噢，还有12岁的孩子们常常在那儿玩耍，度过时光，他们玩板球，捉迷藏，玩弹子，打球……做跳背游戏……后来时代变了，富人说着‘他来了’,‘他们来了’，把穷人吓坏了”。工厂主于是问："‘他们’是谁，罗宾？”
怎么，当然是波尼〔即波拿巴〕和法国人。那时，富人吓走了穷人，偷走了所有土地。这都是公用地，史密斯先生……左边的右边的，直到监狱和军营，所有的土地都是公用地。在魔鬼墓地这个地方，每个人都可以在公用地上养牛，养驴，养马，他们可以玩板球，赛跑，摔跤……
……现在他们在一头造起了军营，在另一头造起了教堂，最后，所有的人都卖掉了牛，向格林德律师、斯奎斯律师[43]交钱……他们当中一位的儿子现在是市长，另一位的儿子是银行经理。啊，天啊，许多诚实的人为了古老的公地被绞死了，被流放了。[44]
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地发动要求归还土地而骚动的并不是农村劳工而是城市工人。他们当中有些是农村劳工的儿孙，城市的政治生活增长了他们的智慧，摆脱了地主的阴影。有些土地计划的支持者是农村出身的织工和手工工匠：“父亲、祖父和所有的乡亲都属于我耕种的这块土地，既然它没有害了他们，那么，为什么要害我呢？”[45]面对着不断发展的城市中的砖头废料上的艰苦与失业，伴随着被剥夺而产生的新的痛苦，对失去权利的回忆重新出现。
我们早已离开了对“平均”的讨论。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把福利状况做一个平均。我们看见了与简·奥斯汀小说中所描写的世界相对的一面，生活在那一面的人们充分地感到了那个时代是一个灾变。科贝特写道：“当农场主成为绅士的时候，他们的劳工都变成了奴隶。”如果可以说在这个进程的结束时有所收益，那么，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收益给了另一些人。如果拿萨福克的劳工与他在棉纺织厂工作的孙女相比较，则我们比较的不是两种生活水平，而是两种生活方式。
不过，关于那些“平均”，这里也许有两点说明。第一，有可能拿同样的数字来证明贫困的相对下降和绝对上升。在劳动力需求上，农业是一个伸缩性很小的部门。如果某个农场在1790年需要10名劳工，那么，到1830年所需要的劳工可能还是10名，或者由于改良犁和打谷机的使用，需要8名。我们可以证明在这个时期内，有正常工作的劳工或车夫的实际工资增加了；与此同时，村庄里的人口——还有临时工和失业者——的增加造成了穷人数量的绝对增加。如果这在农业中最为明显，那么，我们在讨论全国的情况时必须记住一个相同的假设。出于论证的需要，我们来假设40％的人口（1050万人）生活在1790年设定的”贫困线”以下，而到1841年只有30％的人口（181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那么，穷人的绝对数字就从400万左右上升到了500万以上。更多的贫困被人们“感觉”到了，而且事实上穷人也增加了。
这并不是玩弄数字游戏。这样的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但与此同时，关于平均状况的任何估计都无法向我们说明人与人的关系之间的“平均状况”。为了做出这方面的判断，我们必须尽可能通过相互冲突的主观证据来开辟一条路。对这个阶段进行判断还必须考虑到“平均的”英国绅士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我们并不需要接受科贝特作出的抨击：他们是上帝创造的一切事物中“最残酷，最无情，最蛮横傲慢”的人。但是，我们决不能回到近来重新出现的奇谈怪论中去：“英国农村绅士确实是最特殊的人类阶级，世界上任何其他的社会都没有产生过这样一个阶级。”[46]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提供诺福克一位劳工的看法，他在给“阿希尔的绅士们”的一封匿名信中说：“这个时候，你们把最重的负担压在我们身上，把从来没有见过的最硬的轭套在我们颈项上”:
我们实在难以忍受了，你们常骗我们说，所有这些错误全怪议会中那些当官的，但……他们同这个教区所做的规定毫不相干。
你们为所欲为，抢走了穷人的公用地权利，犁掉了上帝让它长草的土地，而穷人却全靠草地来养牛，养猪，养马，当然还养驴。你们把垃圾和石头堆在路上，不再让草生长……你们五六个人把教区的全部土地弄到手，你们想发财，却让所有的穷人挨饿……
“我们计算过，我们和你们是60比1，所以这么许多人比一个人，你们难道想统治吗？”[47]
但是，农村社会尤其恨那些靠消费什一税而生存的教士们。1830年，埃塞克斯的一位教区牧师收到一封包着两根火柴的恐吓信，信中说：“准备好同你丑恶的灵魂一道下地狱去吧，你和你的一班人马是教区里最大的穷光蛋……”（怀特岛的）弗雷希沃特的教区长收到一位教区居民以轻微纵火的方式加以更明确的提示并附来一封信：“20年来，为了维持你那该死的骄傲，我们一直在忍饥挨饿”:
我们这样做是不得已的，而你的心肠却像法老的心肠一样硬，……你不要以为放这把火是当众昌反（冒犯）你，要不是你罪有应得，我们也不会这样坐（做）。好吧，我的老朋友，你说不定在这儿，我怕你会被烧焦。要是这样的话，农民们会怎么样大笑起来，看像你这老牧师到底被烤焦了……
写信的人最后以同样阴沉的口气说：“至于这把小火，你不要太吃惊，当我们把你的谷仓烧掉时，它还更厉害呢……”。[48]
[1]由193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农业中就业的家庭有96.1万户，占英国家庭总数的28%。
[2]参见上文，第208页。全国“平均数”是从郡的“平均数”中计算出来的，各郡的“平均数”本身也受到同样的批评。此外，这些数据不是从劳工的证据中而是从雇主的证据中得出来的。
[3]摘自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第126页。
[4]重要的是在克拉潘对工资和生活费用的比例变化进行估计时，不是依据他自己编制的数据，而是依据其他学者的成果．其中主要有西尔伯林的数据，这个生活费用的序列数据近来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见艾什顿在《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中的论文。关于在把结论一般化时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方面，见J．萨维尔：《英格兰和威尔士农村人口的下降》（1957），第15一17页。
[5]农业部：《王国农业情况》（1816），第162页。林肯郡的一份报告把某个农场的租农舍的农民与另一个庄园里地主租给每个劳动者1英亩土地以种植土豆和4英亩草地养牛的劳工做了比较。
[6]A.F.J小布朗：《埃塞克斯史料中的中国史》（切尔姆福德，1852），第39页。
[7]A．萨歌维尔：《扶犁的人》（曼彻斯特，1852），第262页。
[8]有关的类似问题，见O.R.麦克格里戈尔为厄恩利爵士的《英格兰过去和现在的农场》（1961）所写的很有价值的导言，特别见第118一121页。
[9]克拉潘前引书，第116一117页。
[10]亦见农业部：《圈地总报告》（1806），第18页；和《王国农业状况》（1816），第8一17页。
[11]在这一方面，哈蒙德夫妇的《农村工人》和厄恩利勋爵的《英格兰过去和现在的农业》仍然是最好的叙述。关于农民住房，衣服和食品的状况，见G.E．富塞尔的《英国农业工人》（l947）。
[12]伦尼、布朗和希雷夫：《约克西区农业概览》（1794），第25页。
[13]R.C．拉塞尔：《亨伯河畔巴尔顿和希尔巴斯托的圈地》（巴尔顿工人教育协会，1961）。
[14]W.马歇尔：《约克那的农村经济》（1788），第50页起。
[15]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衰落的典型，见W.G．霍斯金斯：《中部地区的农民》（1957），第265－268页。
[16]R．布朗：《约克西区农业概览》，第13页。
[17]比尤伊克前引书，第27页起。
[18]阿瑟·扬：《林肯那农业概况》（1797），第223、225、437页。
[19]《商业和农业杂志》1800年7月、9月和10月号。
[20]《商业与农业杂忠》，1880年10月号。
[21]I.平齐贝克:《女工与工业革命》（1930），第57页起。
[22]《乡村游记》（人人版），第1卷，第174页。
[23]同上书，第2卷，第96页。
[24]《王国农业状况》（1816），第25页，
[25]《济贫法委员会第一份年度报告》（1836），第313—314页。W.多德：《工厂制剖示）（1842），第246—247页。亦见A.雷德福德：《英国的劳工移民》（1926），第6章。
[26]同上，第212页。1845年的威尔特郡也有相同的笑话，不过“地窖”改成了“工房”，又见萨歇维尔前引书，第385页。
[27]雷德福德前引书，第58—83页；关于盛构的“人口过剩”，参见《济贫法委员会第一个年度报告》（1836），第229—238页；桑顿：《过剩人口》（1846），第231一232页。
[28]《农村游记》（人人版），第2卷，第56一57页。
[29]W．贝尔沙姆：《论改善穷人生活的提案》（1795），第5页；D．戴维斯：《农业劳工的状况》（1795），第2页。
[30]穆迪圈地会致西德默思信，1816年5月13日。内政部档案，第42.150号。
[31]内政部档案，第42.149/51号。关于东盎格利亚的劳工群体，见W.哈斯巴奇：《英国农业劳工史》（l兑8），第192一204页。
[32]《惠灵顿快讯》，第2集，第8卷，第388页。摘自H.W.C．戴维斯前引书．第223页。
[33]普伦蒂斯：《曼彻斯特历史纲要》，第372页。最后，有9名工人被处以绞刑，457人被流放，约400人被囚禁。见哈蒙德夫妇，《农村工人》，第10一11章。
[34]A．萨默维尔前引书，第262一264页。
[35]见E.J．霍布斯鲍姆：《捣毁机器者》，载《过去和现在》，第1期（1952年2月），第67页。
[36]肯特一位劳工的说法广泛地流传着：“今年我们要捣毁谷堆和打谷机，明年我们要同牧师们较量，后年我们将向政客们开战。”可参见内政部档案第40.25号中的传单。
[37]见J．休斯：《无尽期的审判》，载《农工》杂志．1954年11月号。
[38]1833年，詹姆斯·沃森要求工人阶级全国同盟的成员要做出特别的努力，在农业工人中建立分部。《工人之友》，1833年8月3日，亦见《激进改革派》，1831年11月19日。
[39]《政治纪事报》，1830年12月4日。
[40]20世纪30年代，理查德·霍加特曾证明过利兹的工人阶级中还残存着农村的回忆。见（应用文字）（1957）．第23-25页。
[41]W.M．柯尼：《尼姆斯·沃森审判案》（1817），第1卷，第70页。
[42]人名双关语：特威斯特（Twist），即折磨；格拉布（Grab），即抢夺；斯克鲁（Screw），即小气鬼。——译注
[43]人名双关语：格林德（Grind），即压榨；斯奎斯（Squeez），即敲诈。——译注
[44]O.F．奥康诺：《雇主和雇工》（1844），第15、41一42、56页。
[45]《劳工》（1847），第46页。
[46]R.J．怀特：《从滑铁卢到彼得卢》（1957），第40一41页。
[47]爱德华兹牧师1816年5月双日致西德默思信附件，内政部档案，第42.150号。
[48]W.M．赫洛克牧师1830年12月14日信附件，迪恩·伍德牧师亲启信，1830年11月29日，内政部档案。第52.7号。
感谢王异录入及校对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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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即将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呼吁（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即将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的呼吁
（节录）
〔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0年9月20日举行的会议中报告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倡议召开的巴库代表大会共有三十二个民族的一千八百九十一名代表出席。他们主要来白俄国的高加索和中亚细亚地区，其中也有许多土耳其人和波斯人。在全体代表中，共产党人占三分之二；妇女代表共四十四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贝拉·库恩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要代表。季诺维也夫在开幕词中时时提到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准备援助一切反对英国政府的革命斗争。……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东方从英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我们的任务是掀起一场真正是反对英法资本家的圣战。”
拉狄克对代表们“什么敌人也不必害怕，土耳其和印度的工人和农民如果同苏俄联合起来的话，他们那股洪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苏俄能够生产军火，它不但能武装有已的工农，也能武装印度、波斯、阿纳托利亚的农民以及所有受压迫者，并镇压他们进行共同的斗争，取得共同的胜利。”他断言，他们的共同敌人已使他们具有了共同的目标。“所以苏维埃政府的东方政策决不是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手段，决不是把东方各族人民推上火线，然后出卖他们，以便苏维埃共和国坐收渔人之利。……共同的命运把我们和你们联系在一起：要么我们就同东方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加速西欧无产阶级的胜利；要么我们就灭亡，你们就沦为奴隶。”
在两人发表演说后所进行的讨论中，一位土耳克斯坦代表指出（赢得掌声），这次大会有责任对苏俄政府说：“同志们，穆斯林是不会背弃苏维埃的，但条件是：东方各民族的特点必须得到承认，”苏俄政府所采取的策略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必须付诸实行。西方指控布尔什维克是赤色帝国主义。要答复这种指控，苏俄政府和共产党的领袖“就应该亲自来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各地方当局实际上在干些什么？它们采取了哪样的政策，以致劳动群众都不愿意接近苏俄政府。”他要求苏俄政府和共产党领袖们“撤去你们那些躲在共产主义假面具后面从事活动的殖民者。”贝拉·库恩谈到东方的苏维埃。他认为，苏维埃制度可以作为一种贫农专政而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条件下建立起来。他的关于“东方的苏维埃政治制度”的提纲获得一致通过。宣布大会闭幕时，季诺维也夫说，大家希望每年开一次会。同时，还要选出一个隶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东方民族行动和宣传委员会”；该委员会要用三种文字发行一种报纸，在东方各地进行宣传，将地方上的各种解放运动统一起来，并为东方工人设立一所社会科学大学。“委员会的一切工作都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参加委员会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巴甫洛维奇、奥尔忠尼启泽、厄莉娃、基洛夫、斯塔索娃、斯卡奇科。它每年至少要在巴库开会四次，并且要设立一个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二人在内的七人常设主席团。大会发表了对东方民族的宣言，宣言列举了英国的罪恶和暴行之后，号召他们“团结一致地向英国征服者展开一场圣战。……你们大家都要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英帝国主义。”大会又发表了对欧洲、美洲和日本工人的宣言，说明东西方反帝斗争的相互依存关系。
由于巴库代表大会，1920年在莫斯科成立了东方学院，次年又成立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那里，用各该民族的语言为来自俄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开设了有关政治工作的课程。还没有任何记载说明行动和宣传委员会曾经开过会。
波斯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1920年7月于恩捷里举行的，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在塔什干完成的。恩捷里曾于1920年5月被苏军占领，表面上是为了前来接收邓尼金部队遗弃在那里的俄国船只。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四十八人，据说代表着二千个党员加同情者；在红军来到以前，波斯共产党只在雷什特有两个“地下”团体，党员三十七人。大会的一项决议案指出，波斯共产党有责任“同苏俄一道进行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并支持波斯内部所有反对英国人和波斯国王政府的力量”。1921年2月苏波（波斯）条约签订后，苏军撤退，波斯共产党总部移至巴库。〕
告波斯、阿尔明尼亚和土耳其受压迫群众书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于9月1日在巴库召开一次波斯、阿尔明尼亚和土耳其的工农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是什么？共产国际是千百万俄国、波兰、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工人的他们为战事的炮火唤醒后已在饥饿的压迫下站起来了，他们为的是不再替富翁工作，而为自己工作；不再用武器对付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受苦受难、饥寒交迫的兄弟，而以武器防范剥削者。这些工人群众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唯一力量在于团结，在于把他们的力量组织来；这才是他们胜利的保证。去年，他们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建立了必要的那就是共产国际。尽管各国资本主义政府屡次加以迫害，它在成立以来的一年半中，已成为全世界的工人和革命农民从事解放斗争的鼓舞力量。
为什么共产国际要召开一次波斯、阿尔明尼亚和土耳其工农的代表大会呢？大会能使他们得到什么？大会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富于战斗性的欧美工农现在所以要面向你们，因为你们和他们一样，也在世界资本的奴役下受着苦难；因为你们和他们一样，也要对剥削者进行斗争；因为波斯、土耳其和阿尔明尼亚工农同欧美无产阶级大军的联合，会巩固这条战加速资本的灭亡，从而使全世界的工农获得解放。
波斯的工人和农民！卡加尔王朝的德黑兰政府和追随卡加尔王室的地方可汗已经掠夺和剥削你们达数百年之久。伊斯兰教法典规定为公众产的土地也被德黑兰政府的走狗吞没了。他们随心所欲地处理这些土地。他们任意向你们征收捐税。当他们把土地滥用到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利润的时候，便在去年以二百万英镑把波斯出卖给英国资本家了，英国资本家将在波斯建立军队来对你们施加前所未有的压迫。德黑兰政府的这群走狗，为了替可汗们和德黑兰政府征收租税，竟把波斯南部丰富的石油资源卖给了英国资本家，帮助英国资本家来掠夺波斯。
美索不达米亚的农民们！英国人已经宣布了你们国家的独立，但是仍有八万英国兵在你们国家里从事掠夺，杀害你们，强奸你们的妻子。
阿纳托利亚的农民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仍把君士坦丁堡保持在它们的大炮射程以内。它们把苏丹当作了它们的俘虏；强迫他同意把完全属于土耳其的土地分割出去，强迫他把国家的财政交给外国资本家去摆布，以便他们进一步剥削已被六年战争弄得一贫如洗的土耳其人民。它们业已占领了伊腊克利亚的煤矿；它们正派兵到你们的国家，践踏你们的田地；它们正把异族的法律强加在和平的土耳其农民的头上；它们要使你们变为牛马，把一切负担加在你们身上。有些艾芬第[1]和巴伊[2]已经把自己出卖给外国资本家；其他艾芬第和巴伊则叫你们拿起武器，组织你们去对外国侵略者作战；但他们却不允许你们把自己国家的政府执掌在自己的手里，不允许你们把苏丹送给他那帮寄生者的田地拿过来自己耕种；不允许你们在这些田地上种植谷物，来供养自己。明天，假如外国资本家给你们的主子以较好的和平条件，你们今天的领袖就会在外国人的帮助下，把你们重新束缚起来，像大地主和旧官吏在外国军队占领区所做的那样。
阿尔明尼亚的农民和工人们！多年以来你们一直是外国资本阴谋下的牺牲品；外国资本高呼反对库尔德人屠杀阿尔明尼亚人，鼓动你们起来反对苏丹，其目的无非是想从你们的斗争中捞到更多的利润。在大战期他们不但答应让你们独立，还煽动你们的商人、教师和僧侣向土耳其农民索取土地，使阿尔明尼亚和土耳其人民永远处于敌对状态，以便他们从中攫取无限利润。只要你们和土耳其人之间存在着仇恨，英、法、美三国的资本家就能驾驭耳其人，就能以阿尔明尼亚人叛变的危险来殴胁他们，同时又以尔德人屠杀的危险来威胁阿尔明尼亚人。
叙利亚和阿拉伯的农民们！英国人和法国人曾经答应让你们独立，但是他们的军队现在还占领着你们的国家，他们现在还强迫你们服从他们的法律，你们现在虽已摆脱了土耳其苏丹和君士坦丁堡政府的压迫，却又变成了巴黎和伦敦政府的奴隶，这两国政府与苏丹政府毫无二致，只不过是更加强大更善于剥削你们罢了。
这一点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波斯的工农群众业已起来反对奸恶的德黑兰政府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农民也在反抗英国军队，英国报纸已经公布了英国军队在巴格达同群众作战中所遭受的损失。
阿纳托利亚农民们！你们已经响应基马尔巴夏[3]军队的征召而对外国侵略者作战了，但是我们知道，你们同时也正在设法组织本国人民和农民的政党，这样，即使巴夏们同协约国掠夺者媾和，你们也能单独继续作战。现在叙利亚没有和平可言；协约国尽管许下了许多诺言，但是它们把你们阿尔明尼亚农民置于行将饿死的境地，以便加紧对你们的控制；于是你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投靠协约国资本家是没有希望和出路的，即便你们的资产阶级政府，即协约国仆从达什纳克党人的政府，也不得不转而向俄国工农政府寻求和平和援助。现在既然知道你们已经开始认清自己的利害关系，我们作为具有宝贵经验的欧洲工人的代表，便要面向你们，以便帮助你们从事斗争。我们认为，欧美资本家靠他们的军队来压迫你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欧洲各地的工人都纷纷站起来了，他们正在拿起武器反对资本家,他们正在走向胜利。……
近东的工人和农民，假如你起来，假如你们武装自己，假如你们联合俄国工农红军，你们就能够抗拒法国、英国和美国的资本家，你们就能够摆脱你们的压迫者，你们就有机会同世界上各个工人共和国结成自由的联盟来保卫自己的利益。那时，你们国家的财富就会归你们所有。我们的劳动成果，就可以在不但对你们有好处而且对全世界工人都有好处的情况下进行等价交换，我们还可以互相帮助。我们在大会中还要同你们讨论这些问题。
务请在9月1日多派代表到巴库来。每年你们都要越过沙漠到圣地去朝圣。现在你们要越过沙漠和山川来集会，以便一同来讨论如何摆脱奴役的枷锁，如何结为兄弟般的联盟，并作为享有自由平等权利的人。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367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1]奥斯曼帝国时期对僧侣、官吏的称呼,现在用在土耳其，即大人、先生之意。——译者
[2]中近东封建王朝官衔。——译者
[3]伊斯兰教国家的官衔——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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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通告（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通告
（节录）
1920年6月
〔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间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除俄国代表（巴拉巴诺娃、别尔津、布哈林、沃罗夫斯基、克林格尔、季诺维也夫）外，还包括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芬兰和立陶宛的代表。1919年3月指定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其它政党，只是偶尔有代表参加。在不同期间访问俄国的其它国家共产党领袖，也都应邀参加了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局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间举行了五十六次会议。〕
致所有共产主义政党和团体、所有红色工会、所有共产主义妇女组织、所有共产主义青年团、所有接受共产党纲领的工人组织所有正直的工人们！
同志们：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决定于1920年7月15日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所有业已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并经执行委员会承认的共产主义政党、团体和工会，均被邀请出席代表大会，并有表决权。
接受共产国际政纲而反对正式参加共产国际的共产主义政党的那些团体和组织，也被邀请参加代表大会，至于是否享有表决权，将由这次代表大会决定。
对革命工团主义者的所有团体、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所属的工会，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经与之建立关系的其它组织，也发出了邀请……
如果可能，红色工会第一次国际大会将同这次代表大会联合举行。
请所有政党和组织尽可能多派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要求所有派遣代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共产主义政党，必须指定其代表之一为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常任代表。凡被选为常任代表的同志，必须能够在俄国停留相当长的时期。……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举起了共产主义的旗帜。今天，全世界的千百万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已经集合在这个旗帜之下。现在的问题已不仅是一个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问题。现在，一个组织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并为实现共产主义革命而进行直接斗争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第二国际已经像一所纸牌搭的房子似的崩溃了。少数“社会主义”外交家想在第二和第三国际之间建立一个冒牌的新国际的企图，简直是可笑的，并且也得不到工人的支持。各国工人已经被军事检查、包围状态、黄色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报刊的毁谤运动隔离开，但是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仍然互相伸出了友谊之手。在共产国际成立以来的一年中，它已在全世界的工人群众中赢得了道义上的决定性胜利。……这些普通工人应该迫使他们的政党和组织作出最后的选择，他们应该制止他们的一些旧“领袖”所玩弄的可耻把戏，这些“领袖”正设法阻止他们的政党加入共产国际。
那些在形式上仍然属于由资本的代理人在阿姆斯特丹组织的白卫国际的工会，它们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的组织同出卖工人事业的叛徒断关系，并派遣自己的代表来出席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
每个工人组织，每个工人党派，都应该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提出的议程。工人们应该将他们自己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送来；在以后数周中，所有共产党的报刊都应该提供它们的篇幅来讨论我们所遇到的重要准备工作必须积极热情地进行。……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G·季诺维也夫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K·拉狄克
《记录》第2卷第1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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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节录）
1920年6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20年8月举行的会议上决定，这两个美国政党要根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在10月10日以前合并。执行委员会在9月间举行的会又限令两党在1921年1月1日以前合并。但合并未曾实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鉴于两党拒绝合并就等于是一种反对共产国际的罪行，所以在1921年3月召开的、有两党代表出席的一次会议上宣称，除非两党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前合并，否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要建议两党代表均不得出席大会。两党终于在1921年5月举行的代表大会中合并了。〕
亲爱的同志们：
从几位来自美国的、代表美国两个共产主义派别的同志的报告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机会了解到美国同志们之间那些引起公开冲突和建立两个共产主义政党的意见分歧。这个问题曾在一次除有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有美国两个政党的代表以及法国、瑞士、匈牙利、芬兰和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的代表参加的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过了审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中得出了下列结论：这种分裂大大损害了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分散了革命力量，造成了有害的平行主义，引起了不必要的磨擦，并使精力浪费在内部斗争方面。不但如此，这种分裂恰恰发生在美国资产阶级以空前巨大的规模动员了他们的各种力量，阶级斗争正在日趋尖锐化，需要美国无产阶级做出前所未有的牺牲的时候；也正是在美国工人阶级由于世界革命的必然发展，而看到了无限广阔的机会和光辉灿烂的前景的时候。
仔细审查了双方的全部材料之后，我们相信，两党之间没有纲领上的严重分歧。只有某些组织上的矛盾，和有关如何同旧的社会爱国主义政党断绝关系的争执。如此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分裂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这种现象无论如何必须加以解决。只要两党都采取共产国际的立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它们不是这样——那么美国共产党的统一就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执行委员会坚决主张，两党的统一应该立即实现。
两党立刻合并的必要性还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在某种程度上，两党代表着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同方面，因而彼此是相辅相成的。美国共产党主要包括一些组织在各个所谓民族联合会中的外籍人士。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则主要代表美国人或说英语的人。前一政党虽然理论修养较高，同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传统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它同在逐渐走上阶级斗争道路的美国工人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联系却较少。后一政党虽然没有这样高的理论修养，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有非常优越的条件；美国共产党通过它，比较容易对将来在阶级斗争的决战中起最大作用的广大土生土长的工人群众发挥自己的影响。一个政党比较善于宣传，另一个政党则比较善于鼓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召开一次联合代表大会，以便两党尽早合并，大会的决议应对双方都有约束力。事先应设立一个组织局，由它筹备和召开代表大会，并在两党合并以前协调两党的工作。这个局应由两党各派人数相等的代表组成。两党的统一必须以共产国际指示中的原则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为基础。此外，执行委员会还要说明……
（4）这个统一的共产党，在千方百计促使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其他类似的行会内部发生分裂时，必须设法同那些代表产业工联主义倾向的工人阶级产业组织（例如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一大工会、世界产业工会以及从美国劳工联合会分裂出来的各工会）尽可能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7）美国对共产党人的变本加厉的迫害引起了秘密工作的问题。共产国际在1919年3月举行的代表大会已对这点充分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秘密工作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实际上已对共产主义工人宣布了戒严令。两三年前，我们的英国同志们认为要在英国那样自由的国家中从事秘密工作的想法，似乎是可笑的。现在英国的革命工人也学会进行秘密工作了。……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采取合法行动，同时也必须学会散发非法的传单，组织秘密团体，必要时还必须建立秘密的工厂委员会和秘密的指导中心，等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相信，你们必能完成你们面前那些责任重大的任务。国际无产阶级的命运有赖于共产主义在美国的胜利。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266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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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信（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信
（节录）
1920年6月21日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曾派代表四人到莫斯科：他们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但没有表决权。回国后，二人主张参加第三国际（道伊米希和斯托克尔），其他二人表示反对（克里斯平和迪特曼）。这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就是为了确使右翼分子感到无法接受。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1920年9月举行的会议拒绝了这些条件。〕
你们知道，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定于7月15日在莫斯科开幕。……很清楚，我们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将是一次真正的先进工人世界代表大会。大会将总结我们的斗争向我们指出今后的斗争道路；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将听到这次代表大会的呼声。同志们，你们真的要置身于这次代表大会之外吗？
我们知道，你们这些属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无产者是全心全意拥护我们的。我们知道，你们是渴望参加我们这个国际工人团体第三国际的；因此就更不能容许你们党中央的右翼领袖来阻挠我们双方望的实现。
在你们的压力下，在工人的压力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莱比锡代表大会做出了脱离第二国际、而同第三国际建立关系的决定。但你们的右翼领袖实际上破坏了并且仍在破坏这个决定。……我们曾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写过一封公开信，具体、明确地陈述了我们接纳你们党以及至今还属于中派的其它政党的条件。你们的中央委员会竟没有在德国发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这封信。你们的中央委员会藏起了并且仍在藏着它，不让你们看到；但共产党人已经把它公布了。……他们的行为证明，我们所说的话是如何正确，我们说过，你们只有抛开你们的右翼领袖才有可能参加第三国际。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建议，凡是想要单独参加第三国际的任何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和地区组织，应该立即推派代表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工人必须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请你们在所有工人集会上讨论我们的建议，并公布在你们的报纸上。要揭露那些使你们的愿望不能实现的人。行动吧。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G·季诺维也夫
书记K·拉狄克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塞拉蒂、博姆巴契、格腊齐亚德伊（意大利社会党）、列宁、布哈林、卡拉汉、巴拉巴诺娃、克林格尔（俄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第12期第2257栏，1920年7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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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公开信（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公开信
（节录）
1920年6月2日
〔列宁对于德国共产党分裂并导致德国共产主义工入党的成立一事感到遗憾，但又无法加以阻止（当时两国之间的交通缓慢而且困难）。他在1919年10月20日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他是从德国官方的新闻广播中得悉这次分裂的。“假如你们在基本问题（赞成苏维埃政权，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上意见一致，我认为，统一不单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就像对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一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准备采取和解态度，而不去注意双方在诸如议会活动这种次要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以便取得那些反对第二国际的组织的支持。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在成立大会上，决定申请参加共产国际，并派了荣克和阿佩尔特到莫斯科去。
劳芬堡和沃尔弗盖姆曾鼓吹“民族布尔什维主义”，那就是，根据一个反对凡尔赛和约、反对西方、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同德国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合作。他们的建议提交拉狄克后，被列宁驳回；他们二人也被德国共产党开除出党。1920年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因为共产国际阿姆斯特丹局的领袖同情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而将该局解散，同时声称，“在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上，阿姆斯特丹局采取了一条在原则上背离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方针的路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委员会除撤销这批荷兰同志所取得的权力以外，别无办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下列决议：“我们相信，我们同荷兰同志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快就会得到解决。我们与第二国际不同，我们并不隐瞒我们的意见分歧，也不容许有暧昧的态度。在若干问题（如工会和议会问题）上，荷兰局采取了一种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一致的态度。该局在召开阿姆斯特丹国际会议以前，并没有把它的不同看法告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有鉴于此，执行委员会宣布，授予荷兰局的委任状已经失效，今予以撤销。执行委员会又指令这个小的荷兰局，将一份关于本问题的报告送交荷兰同志。荷兰局的职权移交西欧书记处。”上述阿姆斯特丹国际会议于1920年2月初举行，出席的有荷、英、法、意、比、德、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及美国左翼团体的代表。米哈伊尔·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席会议。会议在第二天就被荷兰警察解散了，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同志们，
1920年4月4日，德国共产党的若干“左翼”反对派集团，在柏林召开了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新党，即共产主义工人党。据代表大会者称，大会代表着大约三万八千名党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举行几个星期以后，才知道这件事。我们没有收到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代表大会组织者声称（见大会记录），共产国际西欧局曾有一位代表出席大会，那是不确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到你党主席团代表关于共产主义工人党成立的报告，并在很长的讨论中审查了这篇报告及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部资料。执行委员会在充分了解真相的基础上决定写这封信给你们，以说明执行委员会对德国革命中的争执问题所持的观点。
我们知道，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绝大多数党员都是正直的、有革命思想的工人；我们知道，他们充满着要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神圣愿望；我们知道，他们深信他们是拥护共产国际的。我们知道，我们对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态度所要说的话会使他们感到痛苦。
但是和第二国际截然不同，第三国际的指导机构并不是从“外交”角度来看待各党的内部冲突的。它也不容许自己单纯为形式上的和方面的考虑所支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成为各国工人运动的政治指导中心。在目前的事件中，它认为它有责任对现有争论和现存问题的性质清楚地加以说明，因为这些争论和问题已由于德国共产党的分裂而变得极其严重了。
我们绝不是主张不惜任何代价取得统一的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完全知道，在有些情况下，使一个党组织分裂是一个革命者的神圣职。当旧的党组织不忠于无产阶级利益、并引导无产阶级走向毁灭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就发生了。我们深信，倡导德国共产党人分裂新的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人们决没有感到，他们已经处于这种情况之中。相反，共产主义工人党所坚持的、不同于旧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的观点，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看来，是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而且会给这个新政党带来不幸的结果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意思并不是说，它在一切细节上都完全同意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已经起来反对的德国共产党中央。例如，执行委员会完全反对斯巴达克联盟中央在1920年3月21日那篇著名的声明中，为可能成立所谓“清一色社会主义者的”政府所提出的理由。如果这样一个“清一色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可以保证造成一种形势，使得“资产阶级民主并不一定就作为资本家专政而出现”，那是不正确的。
我们也承认，斯巴达克联盟中央在它同反对派分子作组织上的斗争时，并不是一贯十分慎重和有耐性的，因此曾把一部分工人赶入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空想家的怀抱。但是我们必须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全体党员坚决指出，在现已成为德国和整个共产国际当前最急迫的问题的那些极重要的原和策略问题上，正确的意见不是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方面，而是在德国共产党方面。
让我们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讨论。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共产党参加工会和参加工厂委员会选举运动的问题。……
共产主义工人党柏林代表大会正式肯定了主德国共产党人脱离“自由”工会的口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不能同意这个口号。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有什么理由要求共产党人脱离自由工会呢？它只提出了一个理由，不幸是一个完全不恰当而且是荒缪的理由：“自由”工会是改良主义的工会，仍然是它们那些官僚主义首领们所掌握的驯服工具。
让我们更详尽地讨论这个问题。德国“自由”工会的会员人数正以空前的速度增加着。在帝国主义大战之初，会员共有三百万，大战期间减少到一百五十万。现在巳增加到将近八百万。德国工人正涌入这些工会，因为他们希望在那里找到办法来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经济要求。难道共产主义工人党能够站在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几乎全体参加的组织之外吗？我们认为不能。……
这是一个新时代，是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时代，这种阶级斗争正在我们眼前转变为国内战争；“自由”工会也被新时代改变为新的某些“自由”工会，我们必须加以分裂。其它“自由”工会的全体或大多数人会自动转到我们方面来。正在进发的无产阶级革命火焰将把所有群众性工人包括“自由”工会的机会主义倾向烧光，并把这些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个转变过程已经在德国工会中开始。多工会已在驱逐属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代之以德国独立党人，有时代之以共产党人。强烈的分化过程已在工会会员群众中开始，这会使工会中的共产主义影响一天天加强。
的确，这个过程进行得很缓慢，太缓慢，比我们所期望的缓慢得多。这些工会中的普通会员将通过自己的看清他们现在的领袖的背叛行为和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极端软弱无力。德国在卡普-卢特维茨反革命叛乱中发生的三月事件再度证明：工会现在是一支何等巨大的力量；工会追随黄色社会民主党人已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怎样一种无可补偿的损害；工会如果能被共产党人从社会民主党影响中争取过来，那么它们会成为何等强大的力量。
许多事件本身将会矫正工会一般会员对“旧”的、“可靠”的社会民主党策略的信任。人的教训太深刻了。德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就是促进和加速已在进行中的这种发展。然而，只有留在“自由”工会内部，在工会内部组织共产党支部——开始时哪怕人数很少，积极参加工会当前的日常工作，并揭露列金之流在日常事务中的失败，才能做到这一点。……
共产国际所深切关怀的是，德国共产党人不在工会问题上犯无可补救的错误。目前，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第二国际，就它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而言，已经像纸牌所搭的房子那样地崩溃了。但它正试图在工会的基础上恢复起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远比第二国际布鲁塞尔国际局更加危险的敌手。第二国际只有保持住它在工会方面的势力，才能恢复起来。如果它在工人阶级运动中还得到群众的一些支持，那只是因为我们还不能从第二国际手中把工会夺取过来，还不知道如何从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势力中把工会援救出来。无产阶级革命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粉碎“自由”工会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正如我们粉碎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一样。资产阶级目前所以能保持政权，那只是因为第二国际还有些影响。而第二国际所以能维持下来，则只是因为它对于“自由”工会还有些影响。共产党人在这方面的错误只能造成延长资产阶级统治的结果。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正在帮助——当然是出于无意——资产阶级维持他们对工人阶级的统治；这是共产国际决不能与之调和的一点。……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从德国共产党分裂出来，因为它认为德国共产党的策略是机会主义的，但是与此同时，它却接受了劳芬堡和沃尔弗盖姆入党……他们主张，在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摧毁和粉碎以前，假如资产阶级承认工人委员会的政权，就可以同资产阶级保持国内和平。他们又主张，所有农民，不论拥有多少土地，都有选举权。这样，他们的政策实际上就等于是建立假的苏维埃共和国，因为真正的苏维埃共和国，即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无产阶级通过国内战争而击败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如果无产阶级没有经过这样的斗争就取得了政权，他们以后仍然要经过斗争。如果无产阶级无需进行大规模斗争就可以夺取政权，而不去夺取政权，那就成了迂腐的学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首要责任就是要警告无产阶级，决不要信任资产阶级分子，因为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权。劳芬堡和沃尔弗盖姆则恰好相反。他们试图把无产阶级的政策引向建立假的苏维埃共和国方面，因为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共和国，也就是需要一个同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和军官团联合的政府，来对协约国作战。对协约国作战便是劳芬堡及其同道者的政策的全部内容。假如协约国工人不及时援助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那么苏维埃德国同协约国资本主义作战就可能成为必要的了。但是，假如必须对协约国作战，德国无产阶级就会发现，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击败资产阶级，因为德国资产阶级，即德国反革命力量虽然百般诅咒法英两国，却要把反对德国无产阶级作为他们和协约国资本的共同事业。劳芬堡和沃尔弗盖姆在他们的演说中散布有毒素的幻想，说德国资产阶级由于民族仇恨，可能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假如德国无产阶级受了这种说法的欺骗，它们就会成为德国资本的炮灰，因为德国资本要在假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号下，利用德国无产阶级对协约国作战，然后扯下假面具，公开恢复资本家的统治。劳芬堡和沃尔弗盖姆的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观点必然要使无产阶级反对共产国际。凡是信任本国资产阶级的人，必然不信任国际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经向你们的代表指出，只要你们……在你们队伍中保留着蹂躏共产主义原则的人们和组织，执行委员会就不能认为你们是真正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政党。你们的代表不得不完全承认，共产国际的态度是正确的，并不得不发表声明说，他们回到德国后将要求把劳芬堡和沃尔弗盖姆以及那些采取同样立场的组织赶出党外。我们欢迎你们的代表开始有了这种无产阶级的荣誉感和无产阶级的远见，并希望你们履行他们庄严承担的义务，承担这种义务就会为你们扫清通向加入共产国际的道路。……
假如你们愿意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愿意为共产主义大家庭所接纳——我们知道，这是你们的意愿，否则你们派代表到莫斯科来便毫无意义了——你们显然必须事先声明，你们将接受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共产国际已经同第二国际的恶习一刀两断了，第二国际一向把实际上不是志同道合的政党都召罗到自己周围。共产国际并不是一批被普通的空话泛泛地联系在一起的政党；它是一个战斗的组合；凡是愿意参加的，都必须服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所规定的总则，并按照这些总则行事。……
我们再说一次，我们决不为斯巴达克联盟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每一步骤辩护。我们知道中央委员会曾经犯了许多错误；我们认为，它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在参加工会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也没有采取一个坚定的立场。我们知道，共产党人并不要造成“领袖”崇拜。我们很清楚，整个一代的所谓“领袖”已无耻地出卖了工人阶级的事业。我们知道，在有些情况下，对旧领袖展开斗争已经成为绝对必要的事情，不“推翻”这些领袖，就不能前进并造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但是，在我们有机会看到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纲领性声明中党只能使我们相信，它反对斯巴达克联盟的斗争并不是出于这种考虑，而是朝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政策那方面的一种动摇。……我们建议，你们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同德国共产党中央达成协议并由两个党中央建立一个具有同等代表权的临时组织局，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担任主席。在德国工人阶级现在所经历的时期中，任何分散共产主义力量的行动都可能为他们的斗争造成巨大的危险。我们必竭力减轻这次分裂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我们提出实际可行的建议如下：
（1）立刻批准你党代表关于行将开除劳芬堡、沃尔弗盖姆和吕勒的声明。
（2）正式声明你们当然要做的事，那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3）接受我们的建议，组织一个在我们主持下的、代表两个党中央的临时局。
（4）派代表出席将于1920年7月15日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292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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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团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团的信
1920年6月27日
〔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先后在莱比锡和哈勒举行的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期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曾对该党继续不断地洗行了一系列的宣传并发出了一系列的呼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进行的这些交涉——越过了人数不多的德国共产党——是步步加紧的，其目的是“掌握”德国这个重要的群众组织。（在1920年6月的选举中，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四百无十万选票，而德国共产党只获得了不满五十万票。）〕
亲爱的同志们，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遗憾地注意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团尚未答复执行委员会1920年2月5日的信。这封信涉及了我们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全部争执问题。明白的答复肯定有助于澄清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团同第三国际之间的关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感到遗憾的，还不仅仅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不作答复，更糟的是党主席团竟认为它可以对它的党员隐瞒我们的信；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对于共产国际的态度，不仅是该党主席团的事情，而且也是百万德国工人的事情，这些工人拥护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他们的强大压力迫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团同我们发生了关系。独立党的工人群众的意见对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对共产国际的态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应否参加共产国际的问题不是由组成主席团的五六个男女委员决定的，而是由独立党的百万工人群众以实际行动决定的。我们深信，我们那封信足以使独立党的工人了解他们斗争的意义，也足以使他们自觉地决定拥护共产国际。因此，隐瞒我们的信，从客观上看来无非是想拖延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就他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做出决定的时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团破坏了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贯彻大会决议方面，他们以党外困难——卡普叛乱——和准备竞选为借口，所以至今也没作什么事情，只是发出了一封信。为他们这种破坏行为寻找借口的任何企图，都将因一个简单的事实而落空，这个事实就是：对于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来说，参加国际的问题乃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姑且不谈这些，我们的西欧书记处已经发表了我们的信，这一点无论如何可以证明，发表这封信在技术上是可能的。
我们知道，大多数独立党工人都恳切地希望加入共产国际，所以我们认为，尽管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团在解决无产阶级国际联合这个问题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我们仍有责任要求你们派代表到莫斯科来，以便我们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策略问题的提纲告诉他们，并弄清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团为何迟迟不愿加入共产国际的原因。此后就要由德国独立党工人来决定，究竟他们是同意党主席团，还是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了。
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技术困难足以阻碍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作这次旅行。假如南非、澳大利亚和美洲的工人能够来到这里，有时他们几乎还是完全出于自动的，那么一个有百万党员的党的代表，只要真正想办法，就能够到这里来。
谨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书记K·拉狄克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284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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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波兰进攻俄国的宣言（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波兰进攻俄国的宣言
（节录）
1920年5月18日
〔经过断断续续的战斗和勉强的停战谈判以后，波兰军队于1920年4月底开始了旨在并吞部分乌克兰的进攻；波军进展迅速，5月初占领基辅。在俄国南部，红军和弗兰格尔部队之间的国内战争再度爆发。拉狄克在分析德国共产党在卡普叛乱中的错误时，要求德国共产党人注意，“苏俄和波兰的冲突展示了新的前景。”据说，保尔·列维曾经表示，共产党将支持在这次冲突中支持俄国的任何德国政府。〕
告各国无产阶级
各国的工人们！东方又在流血了。广大的地区又被军事行动蹂躏了；渴望和平，渴望从事重建和复兴的创造性劳动的俄国劳动群众又被迫拿起了武器。
资本家和地主的波兰对苏俄的进攻，已经阻扰了俄国工农在击溃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之后立即投入的和平建设工作。……
谁应该对这些新的敌对行动责呢？你们知道，苏俄政府从成立的头一天就承认波兰共和国的独立。……你们知道，为了挽救俄国和波兰工人的生命，苏俄政府曾准备在领土和经济方面作出让步。你们知道，苏俄政府深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波兰工人迟早是会执掌政权的，所以它甚至准备把那片从人口成份说来不应于波兰的土地暂时交给波兰统治阶级。……但是波兰却向乌克兰发动了背信弃义的进攻，作为对苏俄政府的和平建议的答复。……
不过，在这次战争中有罪的不仅是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各协的国政府也要它们过去和现在都在武装白卫波兰。它们虽然同苏俄进行恢复贸易关系的谈判，却没有放弃征服俄国工农的念头。……法国资本家不但给了波兰大批军火，而且还派去了六百名军官。本来，英国政府只要说一句话——“够了，不要再打仗，不要再破坏了。全世界都需要俄国来供应谷物和原料”——就可以制止这次战争了。但劳合-乔治政府在致苏俄政府的照会中，却指出人类情感来替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克里米亚的俄国反革命分子要求赦免，而丝毫也未想到对波兰指出，血已经流够了。……所有的协约国政府都在或多或少地支持着波兰侵略者和强盗。
全世界的工人们！苏俄是要像过去收拾尤登尼奇、高尔察克、邓尼金那样收拾无耻的波兰帝国主义匪徒的。……但问题是，战争要进行多久，血要流多少，财富要损失多少，俄国人民的创伤要增加多少？各国的工人们，战争能否早日随着波兰资本家和地主的失败而结束，那就要看你们了。
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军火工厂的工人们，切勿为波兰制造一颗子弹、一支步枪、一门大炮。
运输工人、铁路员工、码头工人和海员们！切勿将给养或食物运给波兰，因为这些东西将被用来对工农的俄国作战。
各协约国的工人们！要在“停止援助白卫波兰”的口号下，上街游行示威，举行罢工。……
德国的铁路员工！不要让法国开往波兰的火车通过。但泽的码头工人们！不要替驶向波兰的船只装货。奥地利的铁路员工！不要让一辆从意大利开往波兰的火车通过。……
波兰工人们！你们的责任不需要提醒了，三十年的共同斗争已把你们同俄国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你们一定会为波兰同苏俄讲和组织示威游行和罢工。……共产国际相信，你们现在一定会以最大的力量在后方打击白色波兰，这样，你们就会同俄国工人一起击败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你们知道，苏俄给合波兰带来的不是压迫，而是民族自由，它使你们挣脱协约国资本的锁链，帮助你们对本国资本家进行斗争。俄国工农的胜利将是俄国工农的兄弟和同盟者波兰无产阶级的胜利。波兰工人们，进攻吧。
《共产国际》第11期第1861栏，1920年6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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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各国工会的信（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各国工会的信
（节录）
1920年4月
〔国际工会联合会在1919年7月到8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大会中经过了改组。大会通过了一项指责“劳工条例”（就是凡尔赛和约第十三部分）的决议，但决定让工会参加将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劳工会议。条件之一是，会议要承认它们的代表为劳工运动的代表。国际工会联合会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号召各工会采取“群众行动”来反对对俄国的封锁。
1920年3月，季诺维也夫向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提出了创立新的工会国际的建议。当时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但在4月间，俄国工会决定参加共产国际，并号召其他革命工会也参加。当时正值国际工会联合会在帮助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由之产生的华盛顿会议。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成立了一个国际工会委员会，以筹备召开一次“红色工会的国际代表大会”。〕
……现在工会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它们将采取哪条路线呢？旧的工会领袖们将再次设法把工会推上资产阶级的道路。……
在旧的工会里，实际上是什么东西使它们投降了资产阶级呢？
狭隘的行业作风。自成小单位的分裂状态。对于资产阶级法制的过分尊重。对于工人贵族的重视，对于广大非熟练工人的轻视。收取普通工人所不能负担的高额会费。工会领导权集中在一些发展成为官僚阶级的官僚主义头子们的手里。在政治问题上主张采取“中立”态度，也就是支持资产阶级的政策。歪曲集体合同制，使之实际上意味着：由官僚主义头子们签订合同，使合同所约束的工人几年不能自由行动。……把工会中的救济和共同福利工作放在首要地位，而忽视罢工基金。把工会看作是一种以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求得局部改善为目的的组织，而不是以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组织……
工会是否仍会采取这条旧的改良主义道路呢？那是国际劳工运动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深信，回答一定是否定的。
清新的空气正吹进发霉的工会办公室。工厂委员会正在英国组织起来；生产委员会正在德国成立；“工会中的工会”——类似英国三业同盟那样的工会新中心正在法国工会中形成；新的潮流正涌进美国工会——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世界工会运动的准则正受到彻底的重新估计。
我们相信，新的工会运动正在形成之中。
它的特征应该是什么呢？
新的工会运动应该消除行业作风的一切痕迹。它应该把联合共产党进行直接斗争的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作为自己的任务。……它应该把总罢工这种武器放在首要地位，并准备把总罢工同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新的工会应该包括全部工人群众，不能只包括工人贵族。它们应该贯彻严格实行集中制和按工业部门而不是按职业进行的原原则。……新的工会应该为立刻实现最重要工业的国有化而发动革命斗争，同时要记住，除非无产阶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真正的国有化是不可能的。……
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席卷着整个欧洲大陆，也席卷着美洲和世界其他部分，这点最能证明，工会是不会消亡，而会很快具有新的生命力的。它们对于全世界所注视的、把全人类划分为白色和红色两个阵营的各个重大问题，是不能而且不会袖手旁观的。……
旧工会正在改造，不出一年我们就会不认识它们了。旧官僚将成为光杆司令。新时代将培植出一代新的无产阶级领袖，来重整工会运动。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到了这一点，是不会打瞌睡的。他们正在设法通过他们的忠实可靠的仆从即旧的工会袖，再度控制工会。你们知道，在阿姆斯特丹已经召开了一个自称为国际工会代表大会的会……赫赫有名的、实际上是由帝国主义强盗组成的国际联盟曾先后在华盛顿、巴黎召开过有关“国际劳工保护”问题的可笑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中，资产阶级获得三分之二的选票，自称工人代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列金、茹奥之流获得三分之一选票。……他们想通过资产阶级部长先生们和工会官僚们的狼狈为奸，强制使工会就范，按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行事。
共产国际号召工会中的无产阶级制止资产阶级的这种嘲弄，揭穿这幕可耻的闹剧。……告诉全世界，你们与克列孟梭、成尔逊这帮家伙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共产国际认为，摆脱了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叛徒的影响的生产者工会现在应该开始为各产业和一般工人建立自己的国际组织了。为了对付资产阶级代理人想在阿姆斯特丹、巴黎和华盛顿重建的黄色工会国际的企图，我们应该设立一个同第三国际并肩前进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红色工会国际。……
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要求把无产阶级的一切有组织的力量集中起来。如果我们要对资本主义发动一次胜利的进攻，任何武器都是需要的。共产国际……打算同革命的工会建立最紧密的联系。它不单希望把工人的政治也希望把一切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事实上也致力于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专政的工人组织都联合在一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不仅各国共产党要出席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而且具备革命的工会也要出席。各红色工会应该在国际上联合起来，并成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支部）。
我们向全世界在工会中的工人提出这个建议。工会运动中马上就要发生无产阶级政党中所发生的那种演变和分裂了。正如所有最重要的工人政党脱离第二国际那样，所有正派的工会也应该脱离黄色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
《共产国际》第10期第1677栏，1920年5月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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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土耳其共产党发表的宣言（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土耳其共产党发表的宣言
（节录）
1920年3月〔4月〕5日
〔巴尔干社会民主联盟于1910年在具尔格莱德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宣告成立，出席大会的有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希腊的社会民主党，1914年，这个联盟出来反对战争；1919年，它在索非亚召开的一次会议中改称为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并决定加入第三国际，1920年获准参加。该联盟的目的是使巴尔干各国共产党，在有关整个半岛的问题上行动一致。土耳其共产党于1920年6月秘密成立。
1919年6月，保加利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捷斯尼亚克派）主张参加第三国际。在保加利亚的选举中，共产党在总计二百二十九个议席里占五十席；农民党占一百一十席，社会民主党占九席。这次选举是在3月28日举行的。〕
共产国际向巴尔干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致以欢欣的祝贺。保加利亚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所获得的辉煌胜利，最近在保加利亚屡次举行的、时常同军队发生流血冲突的群众罢工和示威游行，去年在罗马尼亚发生的经济和政治罢工浪潮，1918年12月布加勒斯特无产阶级所采取的行动以及数十工人的牺牲，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工人党的正式参加第三国际——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现了巴尔干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他们表示愿意追随俄国的无产阶级，愿意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俄国无产阶级在三年严酷和流血的革命经历中所采取的和斗争方法，是符合包括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流域国家在内的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的。
巴尔干国家和多瑙河流域国家，由于它们所处的地理和经济地位，很久以前即被划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沙皇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俄国向地中海推进的压力和奥、德帝国向爱琴海沿岸、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推进的压力，英、法、意在地中海、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争取霸权的角逐——所有这些纠葛都集中交织在这个通往南方、近东、远东的巴尔干半岛上面。
在巴尔干半岛争取霸权的血腥角逐已历数十年之久，但当这些角逐者因为完全筋疲力尽而停止作战时，它们的代理人和仆从，即巴尔干国家的统治阶级却继续自相残杀。上次的帝国主义战事就是在巴尔干半岛开始的；它的前奏便是1912到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这次战争最后并没有使参战的任何一方获得彻底胜利，但却替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最后解决谁应统治巴尔干半岛并控制通往亚洲和地中海的主要通道的问题而在1914年发动的大战制造了借口。
巴尔干国家的帝国主义保护人为了嗾使巴尔干国家自相残杀，便利用资产阶级略取领土的野心，以“大保加利亚”、“大塞尔维亚”或“大罗马尼亚”等诺言来引它们。这些帝国主义保护人在各族间挑拨离间，攫取矿山和港口作为军火贷款的抵押品，实际上是要把这些国家变为他们的殖民地。……
以美国资本为一方，以英美联合资本为另一方的攫取罗马尼亚油田的斗争已经清楚地证明，协约国毫不打算保证巴尔干资产阶级能享受到协约国的胜利果实。
由于这一政策，巴尔干半岛各国人民所面临的前景甚至要比现状更加恶劣。奥匈帝国的解体和保加利亚、土耳其的溃败重新引起的民族分裂，从而使巴尔干半岛的民族问题变得比战前更加复杂。在战胜国统治之下，取得外国国籍的人大大增加了，民族压迫政策即野心无穷的黯武政策使人民谋求解放的愿望更加强烈了，争取解放的斗争也越来越扩大了。……
只有无产阶级获得胜利，才能防止新的灾难；只有他们才能把工农群众从经济和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才能在一个巴尔干或巴尔干与多瑙河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中把群众联合起来，并把它们从本国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封建-资本主义剥削中，从殖民地奴役和民族冲突中解放出来。由于形势的需要，共产党在巴尔干半岛所承担的任务要比在没有民族问题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沉重。巴尔干各国共产党应把全部力量用来完成共产主义在巴尔干国家所负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在目前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预备阶段，巴尔干各国共产党必须十分注意同巴尔干其它各政党的工作取得密切联系和配合。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所以瓦解，就是因为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白色政府冲突，而没有取得那些国家的工人的支援的缘故，我们应该从这种明显的经验中得到教训：没有所有巴尔干各国党之间的最密切的联系，胜利是不可能的。
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流域各国共产党必须牢记在心的第二个教训是，必须把劳动农民即贫农和中农，以及产业工人吸引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苏维埃政权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土耳其的胜利和巩固，将取决于共产党人是否能对农民群众发挥其政党的影响。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229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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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德国国内战争的宣言（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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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德国国内战争的宣言
（节录）
1920年3月25日
〔卡普叛乱是军官和义勇团反对魏玛共加国的一次为时短暂的叛乱，它开始于1920年3月13日，当冯·卢特维茨将军进军柏林的时候。当时的政府撤至德勒斯顿，后来又撤至斯图加特，而冯·卢特维茨则在W·卡普下面建立了一个“中立专家”的右翼政府。德帝国国防军拒绝干涉。工会联合会发起了一次总罢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核心（Zenf-rale，即中央委员中由七人组成的常驻柏林的小型工作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局）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对这件事不感兴趣——“无产阶级决不会给这个民主共和国任何援助”——因为它认为，这一赤裸裸的反动行为进一步揭示了真实的情况。然而共产党的党员群众却跟着工会走，3月15日德国共产党也出来支持这次罢工。叛乱发生时正在狱中的中央委员会核心人物保尔·列维激烈地攻击了德共中央委员会核心的这一政策。不久以后召开的德共代表大会同意他的谴责。罢工胜利了，卡普政府只维持了几天，但国内各地的罢工者却道到了严重的报复。为了镇压鲁尔方面的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的抵抗，协约国竟准许帝国国防军进入凡尔赛条约所规定的非武装“中立地区”。德共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说：“大家都知道，而且向来也没有隐瞒过，在卡普叛乱所造成的局面下，党的领导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没有采取行动。”然而党员们却不顾领导而采取了行动。自从1919年1月以来，或多或少处于非法地位的德国共产党，终于1920年4月成了合法政党。〕
不论目前正在德国城市中进行的街头战斗结局如何，现在发生的事变总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一年半以来，白色社会民主党政府，即谋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凶手，已经有计划有步骤地解除了德国工人的武装，而武装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子孙。白色社会民主党人已为白色将军们扫清了道路；这些白色将军一旦认为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德国革命的锐气已被叛逆的社会民主党人充分挫折时，他们就企图在德国实行反革命的变革了。
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德国的整个无产阶级都毫无例外地行动起来了。艾伯特和诺斯克这伙懦夫由于害怕自己手下的将军而逃出了柏林，但柏林的英勇的无产阶级则在一次声势浩大的起义之中推翻了白色将军维持没有几天的政府。这些将军的反革命行动带来了一个奇迹；它甚至唤醒了从前在黄色社会民主党宣传的腐蚀下，曾对艾伯特和诺斯克的政府寄予希望的落后工人阶层。柏林无产阶级以一次强有力的打击，把卢特维茨和卡普的一伙人赶出了他们的城市。总罢工的火焰几乎燃遍了整个德国。……
德国工人已经获得了武器，那是主要的事；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夺去他们的武器，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工人一旦再被解除武装，军事独裁就不可避免。德国红军在难于置信的困难情况下建成了，而且正在不顾一切地发展着，这是无产阶级的压迫者所畏惧、而各国工人却为之欢欣鼓舞的事。一支常备红军的建立，不管目前人数多么少，可是对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却具有绝大的重要性。同样重要的是，大批农业工人和雇农也参加了城市起义的无产阶级队伍，他们正在武装自己，并以后备队的身份加紧援助城市中的先头部队。
在工人获得胜利以前，德国的国内战争不会终止。无论工会“领袖”怎样叛变，也无德曼之流的德国右翼独立党人怎样谋求卑鄙的妥协，都不能挽救资产阶级的政权。这个教训太明显了，推动德国全体劳动人民的力量太强大了。在德国工人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布满着荆棘，资产阶级和他的仆从白色社会民主党人正在顽强地抵抗，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挽救资产阶级的统治。德国资产阶级的王位也在摇摇欲坠，假如法国和英国资本家明天派军队去镇压德国工人，他们第二天就会惊惶地发现所派去的军队已经同德国工人握手言欢了。法英资本家的干涉将使共产主义浪潮像回声一样地传到英法两国，加速这些国家中日益成熟的革命。资产阶级不能逃避他们的厄运。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在全欧洲的建立，将像黎明一样，必然要继黑夜而来临。
德国反革命的企图对各国工人说明了什么呢？它再一次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共产国际是多么的正确，因为共产国际曾一再宣称，国内战争时期开始以后，只可能有两种专政，要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要末就是最反动最残忍的资产阶级和军人的专政；前者将解放全人类，并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改造全部生活，后者将进一步勒紧工人阶级颈上的绞索，并把人类拖入新的战争。只有这一种或那一种专政，没有第三种可能。……
苏维埃政权在德国的胜利将给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推动力。俄国和德国这两个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盟将使这两个国家得到巩固，将使德俄两国工人得以组织他们的经济生活，挽救人民于饥饿。这两个苏维埃共和国的联盟将成为一个吸引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这个联盟的成员也将随着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而一个一个地增加。
德国工人们！现在你们都可以看出，白色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将导致什么结局。你们也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谢德曼和艾伯特过去怎样把你们出卖给德国资产阶级。现在你们可以看出，艾伯特和谢德曼所派出的那帮匪徒，不但射击共产党人，而且还射击那些拿着武器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德国无产阶级，你们要武装自己；要拿起所能找到的一切武器，要设立你们的委员会。目前所造成的形势将会使这种委员会具有新的生命力。黄色社会民主党现在已经不能像一年前那样扼杀这种委员会了。在能够组织红色部队的地方，都要立刻建立你们的红军……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士兵们，假如你们被派去攻打你们的弟兄——起义的德国工人，假如你们奉命去杀害饥饿的德国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妻子和母亲，你们要把刺刀转向你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当局；投到起义者方面去，同他们结为兄弟。要记住，对一个正直的工人来最大的罪行莫过于使自己的双手沾染上别国工人的鲜血。要记住，德国工人是为面包、和平、自由而斗争的。要记住，除非我们用铁拳消灭资本家的政权，否则无法消灭战争。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241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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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俄波战争危险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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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俄波战争危险的宣言
1920年2月17
〔1920年1月间，苏联入民委员会建议和波兰举行谈判。同年2月初，苏联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波兰人民发表长篇呼吁书，否认苏联有任何凭借暴力在波兰国土上传播共产主义的企图。波兰也提出了半心半意的建议，但是双方互不信任对方的意图。劳合-乔治通知众议院，他曾在1月底告诉波兰代表们，英国政府“不打算劝告波兰对俄国宣战”。〕
四年以来一直在进行血腥战争的法、英、美等国政府，现在正在民主、自由、和建立各国人民之永久和平的幌子下，煽动波兰对苏联发动战争。这正是得力于俄国和德国的革命而并非依靠这些帝国主义政府的力量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波兰。克列孟梭的一条政治箴言是：指使波兰对苏俄作战，直到最后一个士兵流出最后一滴血。波兰不顾当地民意已经侵入立陶宛、白俄罗斯和和乌克兰，在这一整条战线上，穿着英国施主赠与的苏格兰军服的波兰无产阶级，正在同俄国农民和工人血战。
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终于失败了，现在乍看起来似乎是波兰不至于对俄国发动战争。可是这些白匪将军们不仅动员了所有俄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在“统一的、不可分的大俄罗斯计划”之下发动了封建沙皇制度遗留下来的一切残余势力，同时，他们不仅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援助，还受到旧俄国一切资产阶级分子出于对革命的刻骨仇恨而给予的支持。如果连他们都抵御不住红军的猛烈袭击，难道说波兰真敢动员供其驱使的小小军队对俄国的工农共和国发动战争吗？如果波兰政府这样做，那会是一种丧失理智的、自杀的冒险行为。
然而，同志们，我必须坦白承认，这种冒险行动是可能发生的，全世界的工人必须竭尽一切力量加以防止。
首先，协约国正在极力迫使波兰采取这一绝望的冒险行动。在凡尔赛和会中，协约国想从经济方面消灭德国，粉碎中欧同盟，使它的成员个个孤立，好让金融老饕们更容易地逐一吞噬德国、奥地利和巴尔干各国人民。但是欧洲各国人民并不是印第安人和黑人。法国资本主义者既然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害怕他们的政策将引起的后果。他们不相信受凡尔赛合约扼制的德国人民会忍气吞声地忍受这种可耻的奴役。今天的法国统治者们，正像俾斯麦在1871年击败法国后一直害怕法俄可能结成联盟来对付德国一样，怀着恐惧的心情注视着中欧各国人民中发生起义的危险。他们还特别害怕：俄国人民一旦同他们的许多敌人进行清算以后，就将联合从资本和容克地主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德国人民，并将大力支持法国和英国的工人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
此外法国资产阶级还有其他担心的事。他们害怕一个强大的“大俄罗斯”一个属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俄国。俄国反动派如果在协约国的帮助下成功地击败工农俄国，就一定会和已被打垮的帝国主义德国结成联盟去反抗它的救命恩人，以便分得一些被法、英、美、日资本家所瓜分的战利品。因为，俄国反动派只能借着炫耀对外的军事胜利和通过“大俄罗斯”的幻想来继续愚弄工农群众。一方面害怕俄国和德国的革命无产阶级将来会结成联盟，另一方面害怕反动的德国和反动的俄国可能携起手来，这种顾虑决定了协约国，特别是资产阶级法国对波兰的政策。……
由于波兰的地理位置像是打入俄国和德国之间的一个楔子，法国资本为了在欧洲保持有利于资产阶级法国的新的均势，决定要使波兰成为对付德国的军事屏障和防御东方的壁垒。……
但是，资产阶级法国之所以要利用波兰，不仅是为了防备将来可能发生的对德战争。它现在想让波兰去充当刽子手，强迫波兰尽快地在德国工人阶级获得胜利以前，扼杀俄国的苏埃政权。如果苏维埃俄国在德国工人阶级获得胜利以前被消灭，福煦元帅就可以放手调派他的黑人和黄种人部队去占领莱因煤矿区，割断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生命和汲取力量的最重要的源泉。法国剥削阶级希望，在逐一解决了俄国和德国的革命以后，就可以顺利无阻地清算他们本国的无产阶级。
这就是法国资产阶级所以那么狂热地煽动波兰对苏联发动战争的原因。……
苏联曾经数度向波兰共和国提出举行和平谈判的建议，而且，不仅着重表示要无条件承认波兰的独立，还表示衷心期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一切双方发生争执的苏联曾尽其所能地防止战事和另一次流血。
世界各国的同志们，现在要依靠你们了。波兰的工人们曾多次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来反对战争。光荣归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波兰工人们！
法国和英国的工人们，现在要依靠你们来支援正在进行反战斗争的波兰无产阶级。把波兰从战争的恐怖中拯救出来。帮助波兰工人们从他们的国土上解除协约国的控制和击败它们的阴谋。帮助苏联避免一场新的战争。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214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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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关于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1917年4月6日〔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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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关于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
（1917年4月6日〔19日〕）
苏维埃对临时政府的支持使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得以维持一段时间。
1．革命中形成的临时政府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达成协议后，发表了一个包括政府工作纲领的声明。
2．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委员会认为这个纲领包括了俄国民主派的基本政治要求，认为到目前为止临时政府基本上一直在履行它所宣布的义务。
3．委员会呼吁全部俄国革命民主力量团结在革命创造出来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周围、苏维埃是民主力量的组织中心。它联合其他进步力量，能够回击沙皇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种种图谋，能够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
4．委员会认为必须逐步取得对临时政府及其地方机构的政治控制和影响，以迫使它们对反革命力量进行最强有力的斗争，朝着俄国生活诸方面的完全民主化迈出决定性的步伐，并为建立以民族自决为基础的，不割地不赔款的普遍和平作好各项准备工作。
5．委员会号召民主力量支持临时政府，尽管它没有允诺为政府各项工作负责，但只要政府坚定地相信并扩大革命的成果，只要它的对外政策是建立在放弃领土扩张野心基础上就予以支持。
6．另一方面，在俄国革命民主力量已经组织起来并团结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周围的时候，委员会号召民主力量不要让政府逃避民主力量控制或逃避履行它已允诺的义务的企图得退。
（译自《俄国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第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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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团的信（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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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团的信
（节录）
1920年2月5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批党作为反战的左翼反对派，于1916年3月脱离了党，并于次年4月在哥达举行的代表大会中成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即“独立党人”）在它的领导人中有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其中的极左翼是后来成为德国共产党的斯巴达克联盟。李卜克内西说，“我们参加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为了促使它前进，使之处于我们控制之下。”独立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底退出了同年11月组成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
在1919年12月举行的莱比锡代表大会中，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以二百二十七票对五十四票，决定退出第二国际，并以一百六十九票对一百一十四票，反对加入第三国际。大会建议召开一次由“第三国际和其它社会主义革命组织”参加的会议，来讨论如何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以便把所有这些组织包括进去。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写道，德国向左转变的趋势加强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力量，而不是加强了德国共产党的力量。因此就更有必要把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争取过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显然是不一致的：其中除掉那些……老机会主义领袖……以外，还有一个左翼，即无产阶级的翼已经形成，并且正在非常迅速地发展着。……如果害怕同这个党的这一翼‘妥协’，那真是可笑的。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必须寻找而且一定会找到一种同他们妥协的适当形式，一方面可以便利共产党入迅速同这个翼实现必要的完全的溶合，一方面丝毫不妨碍共产党入对机会主义右翼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1]这封信是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同年晚些时候通过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的先声。〕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上次代表大会决定向共产国际和其他“社会革命组织”建议，大家在一个共同的国际组织中联合起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它有责任把这问题提交所有革命工人讨论。它认为，在无产阶级国际大军的真正革命的广大工人群众面前公开讨论这一问题，是唯一可能采取的途径，秘密达成协议不是办法。因此执行委员会提出下列几点考虑作为对克里斯平于1919年12月15日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并于1920年1月2日发表在《自由报》上的那封信的答复。
1．革命时期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的工人和他们的领袖
共产国际深知，德国独立党中的工人和他们的右翼领袖在思想上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我们估计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形势的出发点。共产国际认为，莱比锡决议是该党在政治方针上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在党内那部分德国工人阶级的压力之下产生的。这部分工人阶级由于从革命经验中得到了教训，所以越来越倾向于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在共产国际旗帜之下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群众斗争。该党的机会主义右翼骨干分子正在极力阻挠这种运动，他们在口头上承认它，而事实上却竭力阻止这一革命的发展。这些机会主义“中派分子”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制止无产阶级采取任何积极的群众行动，支持保卫资产阶级“祖国”的阴险政策，否认非法组织的需要，在发动国内战争的主张面前畏缩不前。革命爆发后，他们同明目接胆出卖工人阶级的叛徒一道组织了政府，批准了将俄国无产阶级驻柏林大使馆人员驱逐出境的可耻行动，支持了同苏维埃共和国断绝色外交关系的政策。德国独立党人的右翼领袖们，从德国革命一开始，就鼓吹倒向协约国的方针，极力反对德国和苏俄缔结同盟。他们在德国工人中间有计划、有步骤地散布有关威尔逊主义的性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他们赞扬威尔逊，把他说成是正义和平的捍卫者和民主主义的象征。由于他们的策略，威廉帝国的国家机器便在共和旗帜的掩盖下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在反对杀害工人阶级的刽子手的斗争进入紧要关头的时刻，独立党人右翼领袖诺斯克竟采取了可耻地出卖工人的妥协政策，削弱了工人的革命意志，破坏了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团结，从而使无产阶级遭到了失败。……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国革命之所以走上了这样困难的道路，是因为谢德曼之流解除了人民的武装，因为革命的开始并没有导致德国和苏俄缔结同盟，因为旧的政权机构依然原封未动。这方面的罪过和责任绝大部分要由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承担。
为了再度纠正独立党人的路线，必须对这些错误有所认识和改正。纠正党的路线，是属于该党的工人们的主要任务，即使违反某些党领袖的意愿，也要贯彻实行。
2．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一般中派政党的主要错误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德国特有的现象。法国的龙格信徒、英国的独立工党、美国的社会党和其它政党都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的特征是经常在诺斯克式的对社会主义的公开叛变和革命无产阶级所采取的政策即共产主义这二者之间摇摆不定。他们的错误可以综述如下：
（1）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由无产阶级，实际上是由它的革命先锋队，来推翻资产阶级。如果要求无产阶级先锋队首先要在资产阶级议会或资产阶级立宪会等等的选举中，赢得人民的多数；也就是说，要在雇佣奴隶制还存在、剥削者还可以自由行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很普遍的时候，通过选举来争取他们，那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而采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
（2）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承认用暴力来压剥削者的反抗的必要性，意味着有准备、有能力、有决心来进行这种镇压。资产阶级，哪怕是最主张共和和民主的资产阶级（例如德国、瑞士或美国的资产阶级），也都在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杀戮、私刑、暗杀、武装暴行和恐怖行动等手段来对付共产党人；他们实际上是反对无产阶级所采取的一切革命步骤。在这种情况下，放弃暴力和恐怖手段就是悲观的小资产阶级行动，散布有关社会和平的反动的庸俗的幻想，具体地说，就是害怕指挥刀的表现。……
（3）在国内战争方面也是如此。帝国主义大战之后，反动的将军和军官们以恐怖手段对付无产阶级；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又在各资产阶级国家的当前政策下酝酿成熟，它不仅被处心积虑地酝酿起来，而且也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全部政策在客观上必然要产生的结果。在这种情况和形势面前，谁要是谴责反对剥削者的国内战争，并为之悲叹，为之吓倒，谁实际上就成了反动派。因为这意味着，害怕工人的胜利，而宁愿接受另一次帝国主义屠杀；工人要取得胜利，难免要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但是帝国主义的屠杀，过去已经夺去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将来还要夺去同样多的生命。……
（9）右翼独立党人和龙格的信徒们并没有在军队方面进行任何鼓动工作（提倡打入军队以便发动军队倒向工人方面共同反对资产阶级）。他们并没有为这个目的建立任何他们也不以进行非法组织的有系统的宣传和建立非法的办法来还击经常犯“法”（战时和战后都一样）的资产阶级的暴行。不论在德国、瑞典、英国、法国或美国，如果不以合法工作结合非法工作，以合法组织结合非法组织，就不可能有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
（10）右翼领袖们通过“国有化”这个字眼，并按照改良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理解方法讨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即剥夺剥削者的问题。国有化一词使人看不到由于难以负担的帝国主义债务和工人的贫穷而进行没收的必要性，也看不到剥削者的反抗以及无产阶级采取革命手段来镇压这种反抗的必要性。它造成了与无产阶级专政绝不相容的改良主义幻想。”
（11）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里，完全不提同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合并的问题。共产国际认为，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在原则上也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个党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德国斯巴达克派的基本思想，尽管它接受这些思想的过程过于迟缓，过于不坚定和不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团结要求这种合并。因为，一方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一方面又不采取朝这方面走的具体的、严肃的和审慎的步骤，以便使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得到一切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支持，巩固其威信，注意保卫和发展其传统，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已在长期和严酷的斗争（对机会主义以及对工团主义者和所谓左翼半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证明了它领导工人群众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能力。……
3．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国际
在无产阶级的国际统一问题上，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也奉行着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怯懦政策。
（1）右翼独立党人和龙格的信徒不去设法促进和加深群众对于实际上已在第二国际（1889到1914年）内普遍存在的改良主义的腐化堕落现象的认识；也不设法消灭这些现象，反而设法模糊群众的认识；不去揭露这种病态，反而加以掩盖。关于具有极大历史意义的第二国际的崩溃问题，崩溃的原因，第二国际的主要错误和罪恶以及它作为“国际联盟”附属部门的作用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都没有加以讨论，这意味着，它们要掩盖罪恶，模糊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意识。
（2）右翼独立党人和龙格的信徒并不了解，也不向群众说明：各先进国家由于获得了帝国主义超额利润，所以过去和现在都能够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能够从掠夺殖民地和对弱小国家实行财政剥削所得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些残羹冷饭舍给他们，并制造一个属于熟练工人的特权阶层，等等。
不揭露这种罪恶，不对工会官僚主义以及行会和工人贵族的一切小资产阶级表现作斗争，不把代表这种态度的典型人物从革命政党中无情地驱逐出去，不把下层分子、广大群众和被剥削者的真正多数吸收过来，便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
（3）右翼独立党人和龙格的信徒对于殖民地各族人民的一切起义和革命运动都没有立即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就说明他们不愿或不能同那些已被帝国主义腐化了的工人上层分子决裂。在这种情形下，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就无非是伪善的表现，或者是愚蠢的市僧的无聊叹息。……
（4）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在工人群众的敦促下，虽已开始同共产国际谈判，但仍与第二国际各政党（包括曼纳林的芬兰社会民主党）勾勾搭搭。他们把这些政党称作社会革命的政党，并建议共产国际同这些政党联合。他们企图建立一个没有明确的没有一定的策略，没有长远打算，没有任何前途的冒牌的第四国际，这种毫无希望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这种企图说明，这些右翼领袖正在破坏他们党的莱比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不打算同战斗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结成忠实的联盟。
对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声明……
（b）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为了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决不容许以任何借口建立任何新的国际工人协会，因为它在实际上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革命的。而分裂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只会有利于资本和背叛了社会主义的资本仆从。
（c）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同那些已经表示愿与第二国际一刀两断的政党进行谈判是极为可取的。因此，执行委员会邀请这些政党的代表们到共产国际执行机关的所在地俄国来。过去的经经验表明，通过边界的技术困难无论怎样大，政党代表要作这样一次旅行还是十分可能的。
（d）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深知，由于在革命发展中产生了各种复杂的关系和各种具体的特点，所以对这些特点必须加以充分的考虑。我们早已准备发展第三国际，研究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和全世界革命斗争的经验来修正和发展第三国际的纲领。
我们坚决反对同独立党人右翼领袖和龙格的追随者合作，因为他们正在设法把运动拉回到黄色第二国际的资产阶级泥坑里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欢迎莱比锡代表大会关于同第二国际断决关系的那部分决议，所以邀请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前来谈判，并表示坚信：由于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意识日益加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将会整顿一新，党将会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党最优秀的分子终会在共产国际的共同旗帜下组织起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德国的进步工人把这封回信拿到无产阶级公开举行的集会中讨论，并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对于信中所提出的问题予以明确的答复。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195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1]末句与《列宁全集》所收的列宁原著略有出入，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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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法国社会党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的信（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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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法国社会党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的信
（节录）
1920年1月17日
〔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以四千三百票对三百票决定退出第二国际；又以三千票对一千六百票决定不参加第三国际。代表党中央的加香和弗罗萨尔被任命为访俄代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相信，法国工人群众的压力会促使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同第二国际决裂。……执行委员会号召法国所有共产主义分子联合起来，建立单一的组织，并向出卖无产阶级的叛徒公开宣战。
将无产阶级队伍里依附黄色第二国际的分子清洗出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G·季诺维也夫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149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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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信（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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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信
（节录）
1920年1月
〔美国左翼党派于1919年9月在芝加哥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结果产生了两个共产主义政党：分别称为共产主义劳工党和共产党。1920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同两党代表会商后，曾为两党的合并拟定了一项协议，并附有以下意见：“这是共产党人的行动范例。他们中间一旦发生严重分歧，首先应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双方不同的观点，并在共产国际协助下，设法加以解决。共产国际的决定是每个共产主义组织所应遵守的法律。”这项协议未付诸实行，两党都派了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两党的人数都很少。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则是一个比较大的组织，也更富有无产阶级性。对于共产国际说来，它敌视正统议会社会主义的态度，当时要比它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更加重要。〕
同志们：
正在革命中心莫斯科开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代表美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致敬。
因战争而瓦解的世界资本主义现在已无法再控制它自己所缔造的巨大力量，它正在走向崩溃。
工人阶级的时代已经来到了。社会革命已经开始；在这里，在俄国的原野上，俄国先锋队已经打了第一仗。
历史并不问我们是否有理，是否准备好革命。有利的时机总之是来到了。抓住它，整个世界就会属于工人。放过它，它过一百年也未必会再来。
现在不是谈论“在旧的躯壳内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时候。旧的社会秩序正在扯裂自己的躯壳。工人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建立新秩序。……
我们了解并同情你们对黄色社会主义者的原则和策略的憎恶，因为他们已使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名誉扫地。我们的目的与你们的相同，那就是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阶级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工人将管理生产和分配手段以为全体人民谋福利。
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同志们，我们写这封信,是为了肯定你多年来参加阶级斗争的英勇行动，……并阐明共产主义的原则和纲领。
我们号召你们这些革命者，参加这个诞生在社会革命黎明时期的共产国际。……
全世界的资本家，美国以及法、意、英、德等国家的资本家正图谋把工人们一劳永逸地捆在一种新的、绝对的永无变更的从属地位。
要末就这样，要末就实行工人阶级专政；没有第三条出路。工人们现在必须当机立断。
资本主义正拼命设法重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因此工人们必夺取国家政权，以便改造整个社会秩序，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
资本家会达到他们的目的吗？
他们当然会，除非工人们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宣战，推翻资本主义政府，建立工人阶级政府，废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使全部财富为工人所共有。
这就是俄国工人所采取的行动,其它国家的工人也只有这样，才能推翻工业奴隶制并改造世界，使工人享有自己所生产的全部果实，任何人都不得剥削别人的劳动。
但是，假如别国工人不起来反对本国资本家，俄国革命就不能立足。全世界的资本家认识到苏俄这一榜样所带来的危险，已联合起来摧毁它。协约国很快就忘记了对德国的仇恨，竟要求德国资本家和它们一起来实现共同的目的。
其它国家的工人也开始有了认识。革命浪潮正在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英国不断高涨。……社会革命业已开始；第一场战斗正在俄国激烈进行。社会革命不能等待工人去从事改良试验。资本家已经摧毁了苏维埃匈牙利，如果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政权，并把别国工人运动镇压下去，那么工业奴隶国家就必然会随之产生。全世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必须及早作好准备以对付资本主义的攻势，打击并消灭资本主义，使之一去不复返。……
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人国家政权来替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粉碎资本家的反抗，解除资本家阶级的武装，为了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并移交给整个工人阶级——为了执行所有这些任务，必须建立一个政府，也就是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通过它,苏维埃政权下的工人就能以铁拳来消灭资本主义秩序。
这正是苏俄的情况。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临时的手段。我们共产党人还要消灭国家。国家只能在阶级斗争尚未熄灭的时候存在。……
每个工人都知道，举行罢工，就需要一个罢工委员会；那是领导罢工的中心机构，它的命令必须服从。这个委员会应由普通工人选举和监督。苏俄正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罢工”。社会革命是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总罢工。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的罢工委员会。……
作为美国革命的产业工会中最重要的革命工团主义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应该主动为一切具有阶级觉悟和革命性的工会以及一切承认阶级斗争的工人，例如产业工人工会、一大工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的少数革命工会，寻求一个联合的基础。现在不是为一些名称或次要组织问题争吵的时候。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所有能在重要关头采取革命的群众行动的工人联合起来。
作为革命者，他们不应拒绝美国共产党人为达成有关采取革命联合行动的协议而作的努力。政党和工人组织必须并肩合作，来实现共同的目的：以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建立苏维埃；消灭阶级，消灭国家。
共产国际向世界产业工人协会致以兄弟般的敬意。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G·季诺维也夫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173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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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匈牙利革命告各国工人、士兵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匈牙利革命告各国工人、士兵书
1919年3月28日
〔匈牙利寿命不长的苏维埃政权是继匈牙利前任政府的辞职于1919年3月21日建立的。前任政府辞职的原因是不愿接受协约国对匈牙利提出的领土要求和自边境撤退匈牙利军队的要求。临时总统迈克尔·卡罗伊伯爵在他的辞职声明中说，他“正在把政权移交给匈牙利无产阶级”。新政府系由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联合组成，由以前居留在俄国的战俘拉·库恩担任内阁总理。匈牙利共产党建立于1918年11月，党员大部分是从俄国遣返的战俘。
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意下，于1919年3月21日和社会民主党签订了一项两党全面合并的协议。“共产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迅即掌握了政权。专政政府将通过工、农、兵组成的委员会来行使职权。因此，召开国民议会的计划就不再适用了。……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政权，为了反抗勾结在一起的帝国主义，应就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在军事上和道义上结成紧密无间的联盟。”
列宁在1919年5月27日写给匈牙利工人的信中最后说：“你们一开始就在真正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上把一切社会主义者统一起来了，你们给世界做出了比苏维埃埃俄国更好的榜样。”[1]〕
同志们！
匈牙利的政权已经移交给工人阶级了。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向匈牙利提出了新的最后通牒。它们想攫取匈牙利的全部存粮。它们想彻底破坏匈牙利的独立。他们想越过匈牙利的国土对苏俄发动战争。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以为匈牙利资产阶级会接受它们的新的最后通牒，以为匈牙利无产阶级无力反抗它们的凶狠的要求。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匈牙利资产阶级惧怕人民的怒火，决意拒绝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最后通牒。他们不得不忍痛把政权交给工人们。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碰了壁。它们对匈牙利出于掠夺的压迫，只不过加速了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在匈牙利的诞生。当匈牙利资产阶级一旦肯定本身无力挽救国家的灭亡时，就非常明显地证实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而作为他们的掘墓人的无产阶级已经取而代之了。
然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是不甘心的。帝国主义强盗们正在巴黎磨刀霍霍，想扼杀这年轻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这些资产阶级先生尽了一切坏话来毁谤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正如他们在过去十六个月中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所做的一样。法帝国主义政府正想派兵进攻匈牙利工人，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也准备这样做。
这个恶毒的计划能够成功吗？工人的匈牙利当前的命运就决定于这个答案；欧洲其他一切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最近命运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答案。
我们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呼吁各国工人们起来援助我们的匈牙利工人和农民兄弟。
法国的工人和士兵们！全世界工人们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你们。法国资产阶级当前在全欧最为反动。法帝国主义者的头子克列孟梭正在竭力煽动“协约国”去镇压俄国和匈牙利的革命。
法国的工人和士兵们，你就要被驱使去充当扼杀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的刽子手了。法国资产阶级想借你们之手扼杀布达佩斯的无产阶级革命，从而避免在维也纳、柏林、巴黎和伦敦即将酝酿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过去四年半的战争中，你们是为银行家的利益打仗，现在他们又要强迫你们去充当国际宪兵，去充当无产阶级革命的刽子手。
那是办不到的。法国工人们不会让背叛行为玷污自己，他们将把剌刀对准压迫他们的人，对准法国和一切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
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全世界爆发了。匈牙利的革命只不过是透过乌云的第一道闪电。
各国资产阶级在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中屠杀了两千万人，现在他们应当向我们交代这笔账。人类还没有疯狂。他们是不会让那些把我们带到帝国主义大血战中的人们当权的。
大家起来支援匈牙利革命！
士兵们！起来反对那些把你们送去进攻红色匈牙利的人们。一致起来，把你们的委员会组织起来,投到苏维埃匈牙利这边来。
让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向各国资产阶级敲起的一次警钟吧！不许侵犯红色匈牙利！这个呼声将响遍世界。
让匈牙利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一系列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吧。资产阶级统治的末日到了。
匈牙利的工人阶级和革命士兵们万岁！匈牙利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万岁！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74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1]见《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3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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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1919年3月6日
〔这个宣言由托洛茨基起草，经第一次代表大会末次会议一致通过。〕
全文链接：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3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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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1919年3月6日
〔莫斯科显然是这个新国际立总部最理想的地方；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将由执行委员会代表它进行工作。从俄国领袖们当时发表的言论和文章看来，他们显然希望并打算在情况一旦适宜时，把执行委会会址迁到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
在提出这一决议案时，普拉廷说，执行委员会有权把它的总部迁住另一国家。但是俄国同志暂时要承担起它的工作，因为代表们向本国共产党汇报并请派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一事尚需时日。〕
全文链接：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
《记录》第1卷第200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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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与协约国政策的提纲（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与协约国政策的提纲
（节录）
1919年3月6日
〔这一提纲是由没有表决权的俄国代表奥波连斯基-奥新斯基起草的。共产党的代表大会照例是要总结国际形势的。劳合-乔治建议邀请俄国各事实政府参加太子群岛会议。这个建议，得到威尔逊总统的支持和巴黎和会十人委员会的批准。苏俄政府也接受了邀请，但会议并没有举行。〕
全文链接：关于国际形势与协约国政策的提纲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367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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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告全世界工人书（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告全世界工人书
（节录）
1919年3月5日
〔1918年初夏，协约国军队在俄国登陆，苏联政府因此发出了一系列的抗议和呼吁。
1919年4月1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发出“告协约国工人”书，抗议对俄国的封锁和干涉，以及西方国家政府对俄国边疆国家反苏阴谋的支持。“不是别人。正是你们的统治者支持了野蛮的反革命分子，从而延长了我国的内战；正是你们的统治者对苏俄进行了罪恶的封锁，从而造成了饥饿和失业。
同年10月20日，契切林又对德国政府和一些在大战中保持中立的欧洲国家政府提出警告说，它们答应协约国的请求而参加封锁一事，将被看作是一种敌对行动。由于没有正式的外交接触，这些文件是用无线电播送的。苏联政府广泛地利用了类似本文件的许多声明来宣布和推行自己的政策。共产国际为之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对苏联的封锁于1920年1月撤消。〕
全文链接：告世界工人书
《记录》第1卷第195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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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第二国际各政党的伯尔尼会议的决议（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第二国际各政党的伯尔尼会议的决议
（节录）
1919年3月5日
〔这项决议由季诺维也夫起草并经一致通过。第二国际各政党于1919年2月3日到10日在伯尔尼举行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二十六个国家的九十八名代表。意大利、瑞士、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这次会议是“反动派”召开的，所以拒绝参加；比利时的党因为会议邀请了德国人，也没有出席。许多代表，特别是法国和奥地利的代表，对社会民主党正式奉行的政策深为不满。有人建议派遣一个代表团到俄国，去研究那里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并提出报告。苏联政府允许他们入境（尽管有若干重要的布尔什维克表示反对，认为这样一个代表团如果不谴责俄国革命，便是谴责自己），但是这个建议最后未被采纳。这次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委员会以便为恢复第二国际做出安排。〕
全文链接：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对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
《记录》第1卷第163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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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
1919年3月4日
〔这个纲领是布哈林起草的。德国代表埃伯莱恩同意并指出，应在成立新的国际前，把这一纲领提交各国革命政党和组织讨论。会议决定成立第三国际时，纲领获得通过，只有一票（挪威）弃权。〕
全文链接：共产国际行动纲领
《记录》第1卷第185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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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黑格尔与谢林的破裂和《精神现象学》（耶纳，1803—180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1954）
第四章黑格尔与谢林的破裂和《精神现象学》
（耶纳，1803—1807）
第四节“外化”是《精神现象学》的中心哲学概念
在我们对“外化”这一概念进行详细分析以前，把这个问题过去的发展经过以及这个概念在黑格尔那里的产生情况用很少几句话作一次简要的复述，将是很有用的。只要回想一下，在黑格尔的伯尔尼共和国思想时期，“实证性”是被他用来表示这样一种思想机构的，这种思想机构存在于僵死的客观性里，与人的主观性，首先是人的实践互相对立。当时他创造“实证性”这个概念，已经就是专为表示现代社会的特别性质的。他的历史哲学乃是一种革命希望，他希望在法国革命里理想的古代得以再现，并且从而出现一个自由的、真正人的新时代，一个没有“实证性”的时代。
黑格尔在佛兰克福的思想危机，使他这个希望归于破灭，跟着也使他对“实证性”的理解更历史些更辩证些。他开始觉得现代的社会机构并非自来就是僵硬的完全实证的，而永远要作具体分析，看某种东西究竟是怎样变成“实证的”，看人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在历史地具体地产生、变化、消灭。我们都知道，他这样愈来愈重视历史具体性，是跟他愈来愈钻研英国古典经济学所产生的思想结论，是跟他愈来愈对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发生兴趣以及愈来愈对它产生见解，彼此平行发展的。我们同样知道，在黑格尔思想危机的发展过程里，他已经意识到他的特种形式的辩证观念了。愈到这个发展过程的后期，愈到黑格尔的世界观成熟了，“实证性”概念在黑格尔的词汇里就愈趋减少。但它绝对没完全消失。不过愈到后来使用它的时候愈只限于法学和神学的特殊意义，通常只用于说实证法权和实证宗教等。伯尔尼和佛兰克福时期所用的那种一般哲学含义，后来确实消失了。同时，正如在黑格尔那里屡见不鲜的那样，“实证的”这个名词后来也取得了一种应该加以否定的气味。因为黑格尔的发展哲学不容许任何一种思想机构要求长期存在，要求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所以这样的一种“实证性”，直到耶纳时期以后很久，黑格尔还把它当作某种僵死的、某种须从历史道路上予以清除的东西讨论过。
但是，黑格尔哲学的发展和深化只排挤了“实证性”这个名词，却并没有把佛兰克福时期用这个名词所表示的那个问题、即人的社会实践跟他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也排挤掉。我们在这里无需把我们对黑格尔思想发展的耶纳时期的社会内容或哲学术语所分析的结果再加以复述。只说他虽然试用了各种名词，下列这个思想却倒是越来越坚定：在人的社会实践里，原始的直接的东西、天然的东西被克服掉并且必然被克服掉，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人的实践通过他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一系列产品所代替；而这种劳动不仅创造这些社会客体，并且也改造人的主体，因为它也扬弃主体里原始的直接的东西，从而主体就异化了自己。
在他最初与主观唯心主义后来与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作斗争的时候，黑格尔开始使用了新哲学术语，来确切地表示这些经他重新规定了的关联，来把他通过研究经济学和历史所找出来的那种社会的客观性提高成哲学的普遍性。于是像中介、反映等等范畴就取得了黑格尔式的专门合义；于是早在佛兰克福即已抽象地陈述过的那种黑格尔式的矛盾统一学说就变成了一种成熟的矛盾运动和矛盾扬弃学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外化”或“异化”这一名词就逐渐取得了黑格尔思想体系的中心地位。我们很难给它写出确切的发生史。我们都曾看到，在他1803-1804年的讲演词里，主要还是使用谢林的术语。在1805—1806年的讲演词里，虽然已一再出现“外化”这个字，但还远不是一个占有统治地位的名词。不过，在这两年的讲义里，特别在后一年的讲义里，已经讨论了很多后来在《现象学》里被当作“外化”问题的社会和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按事情的本质来说，都已经是在“外化”的意义下提出来和解决了的，所不同的只是在术语上还没有用后来的基本概念予以概括罢了。新的概念系统，到《现象学》里才坚持使用起来。
真正说来，“外化”（Entausserung）和“异化”（Entfremdung）都不是什么新名词。它们只不过是“alienation”的德文翻译。“alienation”这个字在英国经济学里向来被用以表示货物的出售（Vrausserung），同时在几乎一切自然法的社会契约学说里被用以表示原始自由的丧失，表示原始自由向根据契约而成立的社会的转让或出让。在哲学里，就我所知，费希特已经使用过“外化”。他使用时的含义一方面是，客体的建立是一种主体的外化，另一方面又是，客体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外化了的”理性。[1]
同样的问题在谢林的一篇青年著作里也出现过，只是所用的术语不同。由于他这些思想既能典型地表示出青年谢林对新问题的敏锐感觉，又能很好地表示出他那与黑格尔相反的日趋极端、日益过分、越来越把自己的辩证思想萌芽僵化了的精神气质，所以我们在这里稍微谈一谈这篇文章。谢林在这篇文章里把后来黑格尔称之为“外化”的，叫做“物化”（“Bedingen”）。“物化是指使某东西变成事物的那种行为，物化了的东西（Bedingt），就是变成了事物的东西，这同时说明，没有东西可以通过它自身而被建立为事物，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物化的事物乃是一个矛盾。只有根本没有成为事物的东西，根本不能成为事物的东西，才是没有物化的（Undedingt）。”[2]毫无疑问，青年谢林在这里是以一种极其抽象的形式讨论著青年黑格尔那样严重对待的同一个问题。不过，他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一种很漂亮很巧妙的解决，“只是”这个解决办法中有小小的错误，它在实践与对象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唯其如此，谢林给自己提出来的问题就成了无法解决的问题了。由于在费希特和谢林那里这些名词术语的试用都只是一些插曲，对于他们哲学体系的基本问题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管它们，而直接把《精神现象学》里的概念体系视为黑格尔本人的一种全新的独创。
在《现象学》里，“外化”已经表现为一种高度的哲学概括。“外化”概念已经远远超越了它原来产生和应用的范围，超越了经济学和历史哲学。可是虽然如此，人们仍然能够从黑格尔对它的哲学应用中相当确切地分辨出它的不同意义来，断定哪个是原来应用的本义，哪个是出于后来的哲学概括。
从这一方面看，黑格尔的“外化”概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含义是指与人的一切劳动、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结合着的那种复杂的主客关系。在这里就产生了社会的客观性，社会的发展，以及其发展规律的问题，而同时却仍保留着人自己创造他的历史这个思想。因此，历史就被理解为通过社会化了的个体的人而产生出来的那种复杂的、充满了交互作用与矛盾的人类发展过程。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已经向着辩证地理解主观性与客观性关系往前迈进了一大步。因为一方面他比旧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说进步了，旧的唯物主义社会学说总不能把人的实践的主观作用跟那些大多从自然方面理解的社会规律性（如气候等等）统一起来，总不能不陷于对这一个或那一个被死板地理解了的因素作过分的夸张。另一方面，他又比康德和费希持进步了很多，在他们两人那里，必然性和客观性是一种跟自由和实践互相对立，完全异质，绝对陌生，截然不同的世界。大家都知道，谢林在他客观唯心主义时期，也只由于模模糊糊的揣测，才没陷于这个两难论点里去，而且是宣布他的揣测多于哲学地论证他的揣测。
第二阶段的“外化”是指马克思后来称之为拜物教（Fetischismus）的那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外化”。不言而喻，黑格尔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因为他只认识到阶级对立的经济基础是一些社会事实（如贫富等），却没有能从这种认识里得出有决定性的基本的理论结论。但是他对于资本主义里社会事物的偶像化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揣测，而且人们必须承认，他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中唯一的思想家，曾经对这些问题至少作过揣测。当然，黑格尔在理论上的不明确，在经济学的价值学说上就产生了下列结果：他认为这一批“外化了的”社会事物永远是跟劳动融合在一起的，他有时甚至把那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特别的外化了的本质标志当成了劳动社会化的必然结果。但虽然有这种缺陷，——马克思在评论《现象学》时已把这种缺陷作了批判的中心——在黑格尔那里无疑地已经出现了强有力的倾向，要把偶像化了的经济社会产物和关系的客观性还原到人，归结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上来。
唯心主义在这里也使黑格尔走了极端，以至他竟有时忽略了在这样把社会客体化为人的关系时事物的中介作用。当然只是有时忽略，并非总是忽略。最初试图把资本主义里社会产物的那种偶像化了的客观性予以消溶的这种特别形式的唯心主义，据我所知，在黑格尔那里是第一次出现。在李嘉图学派的瓦解中，它起过很大的作用。所以马克思在论荷治斯金时说道：“全部物质世界，在这里，‘财物世界’概被视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人之因素，是他们的会消灭但必须不断地被生产的实践。现在，我们可以用这种‘观念论’跟粗陋的物质的拜物教比较一下。李嘉图的理论，在‘拙劣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党徒’麦克洛克手里，是被分解成为那种拜物教了。依照那种拜物教，不仅人和兽的区别消灭了，生物和物的区别也消灭了。但人们还是说，无产阶级方面的反对，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的庄严的唯心论之前，宣传一种粗陋的唯物论，而专以满足鄙野的欲望的为目标。”[3]
不言而喻，我们不应该忽视黑格尔与荷治斯金之间的深刻差别。荷治斯金已经从李嘉图的价值学说里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即便是还很不明确而且充满矛盾。而黑格尔在他写《现象学》的时候，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根本还没了解斯密价值学说里的全部问题和内在矛盾。至于社会主义结论，他就更谈不到了。根据这一点，就可见荷治斯金在这一切问题上都能够而且必然比黑格尔坚定得多。但这些差别却并不改变这个事实：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倾向，他是唯一的思想家，曾想从这种经济事实里得出哲学结论来。
第三阶段是这个概念的一种广阔的哲学概括。此时“外化”与“物性”“Dingheit”或“对象性”（Gegenstandlichkeit）具有相同的意义。它就是用以哲学地表述对象性或客观性发生史的那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表明客观性是通过主客同一体的“外化”而返回其自身的那种辩证环节。黑格尔说：“精神的直接存在即意识具有两个环节，一是认知，一是处于认知的否定方面的客观性。既然精神是在这种因素中发展其自身并分解为两个环节，那么这两个环节就构成这个对立，而双方各为一个意识形态。遵循这条道路达到的科学乃是意识所造成的经验科学；经验实体及其运动是作为意识对象而被考察的。意识所认知和理解的，只不过是属于意识经验以内的东西；因为属于意识经验以内的东西，只是作为经验对象的精神实体。但是，精神又变成了对象，因为精神就是把自己变成他物，变成它自己的对象的这一运动，就是扬弃这个他物的这一运动。”[4]
在这样地收回客观性时，其中所包含着重要的神秘化倾向，这是我们大家已经熟知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正是由于“外化”的这种过程性，正是由于他认为绝对或者说主客同一体只是过程的结果，黑格尔才赢得了一个宽广的活动领域，来建立客观现实和思维的重要辩证规定，“以至黑格尔的体系，终于只代表着一种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唯心主义地头脚倒置了的唯物主义。”[5]
但是，如果把恩格斯的这句话这样了解，仿佛只要把哲学符号调换一下就可以把黑格尔的哲学头脚摆正过来，那就非常危险了。我们的分析已经指明情况正相反，全部决定性的问题，因唯心主义的方法而完全被歪曲了，而且在个别问题的讨论中，重要的猜测和唯心主义的胡吹不断地纠缠在一起，有时甚至在同一句话里都彼此交叉和混杂着。同时，如果把我们前面为了简明易晓而提到显着地位上来的那个从中取得重要历史规定的领域，这样地理解，仿佛在黑格尔那里在发展过程中一切都是对的，仿佛唯心主义的神秘化只是在结尾的时候才加进去的，那也是很不正确的。我们相信，我们前面的具体陈述，已将这种见解的不正确性具体指明了。在这里，我们只限于提出几个最重要的问题。
由于错误地统一了“外化”与“物性”或客观性，黑格尔在规定自然与社会的本质并试图指出它们的差别时，就作了完全错误的区别。照黑格尔看来，自然和历史两者都是精种的“外化”。但自然是精神的一种永久外化，因而自然的运动只是一种虚假的运动，只是主体的一种运动。所以在黑格尔那里，自然没有真正的历史。他说：“它（指精神——卢卡奇注）的这后一种变化——自然，乃是它的活生生的直接的变化。自然，外化了的精神，就其具体存在来说，不是别的，只是它的持续存在（Bestehen）的这种永久外化和主体所建立起来的运动。”[6]
与此相反，人类社会实践里的、历史里的“外化”，则是精神在时间上的一种“外化”，因此它是一种，按黑格尔的观念说，真正的实现、真正的变化、真正的历史。诚然，我们将要见到，黑格尔的“外化”概念以及被当作真正的而曾经为人所争取过的历史变化，归根结底也转化为一种虚假的运动。黑格尔对于这一种“外化”曾经说：“但是，它（指精神——译者）的变化的另一方面，即历史，则是从事认知的、自我中介的变化，——在时间上外化了的精神。但这种外化也是外化自身的外化；否定也是否定自身的否定。这种变化显示着诸多精神前后相续的一种迟缓的运动，它显示着诸多图画陈列起来的一个画廊，画廊里的每一幅图画都包含着全部的精神财富，而它所以运动迟缓，正是因为自我（dasSelbst）必须渗透并消化它的实体所具有的这全部财富。由于它（指精神——译者）的完满实现在于完全认知它之所以为它，在于认知它的实体，所以这种认知就是它的返入自身；当它返入自身时，精神就离开它的具体存在，并将它的形态遗留在记忆里。”[7]
黑格尔在自然与历史两种“外化”之间所作的这种区别，其方法论上的直接后果我们在《现象学》里已经看到了。在黑格尔讨论实际历史的第二章里，一切自然问题几乎完全消逝了。自然问题只在第一和第三章里出现过。而持别在第三章里，黑格尔对自然界里的客观性的观点，大大帮助了辩证法问题的神秘化。但事情还不止于此，黑格尔的历史方法论，不承认自然与社会有实际的相互作用，不承认在社会发展期间自然还有它的发展历史。作为启蒙思想的学生，黑格尔当然知道自然与社会之间有关系，当然知道有自然条件所决定的社会发展（如气候等）。在他后期的历史哲学里也出现过这类问题，但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们都只属于一般的导论性质的问题，对于历史方法论结构本身并没有真实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在伟大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家黑格尔那里，关于自然界本身的发展历史，从来没有提出探讨过。虽然康德在世界起源方面已经作了伟大的发现（暂且可以这样说，这个发现对康德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完全没发生影响，康德的哲学的自然观并没有因之而取得历史性又虽然他同时代的个别思想家，特别是哥德，作了重要的努力来具体发挥有机界的发展思想，黑格尔却对自然的发展历史只字不提。
当然，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里也有某种发展顺序，但这种发展顺序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恰恰不应该是历史的、在时间里先后出现的顺序。时间上先后的顺序，黑格尔保留了专门用于狭义的历史，即人类社会的历史。不言而喻，这也不应该这样理解，仿佛在黑格尔那里根本不会有与此相反的倾向。但这些倾向永远只停留于开端，到后来自己就停止前进了。譬如说，在《耶纳逻辑》里黑格尔曾相当革命地试图把地球理解为人类历史的舞台。但是在这里他极其露骨地表示了他的倾向，就是说，他认为历史只有一个，再没有另外的历史了；他认为当人的历史开始的时候，地球已经发展齐备了，地球的历史已经完全停止了。而地球的历史本身也是一种矛盾重重的东西。下面我们引录黑格尔一段总结性的话，因为这段话对他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地球，作为它自己的循环运动的一个环节，乃是一种僵化了的东西，一种已经从运动过程里脱离出来了的东西。它在这个环节圼真正是这样的整体，这个整体已经使自己具有了规定性，但这种规定性是永远不变的，摆脱了时间影响的……。所以地球，作为这个整体，它只呈现着运动过程的图像而并不呈现运动过程本身……地球的活生生的发展过程本身只存在于它的个别原素里，而这些原素并不就是它的整体……。因此，过程本身对于这个内容来说乃是一个过去了的东西；可以用时间使过程成为活生生的，诗以把过程的图像所含的诸环节想象为先后联续的，但这样对于过去了的东西的内容本身并不相干。”[8]
由于黑格尔的一切这样观点里都充满着内在矛盾，又由于我们甚至在他最初的神秘化论点里也已经一再发现有重要的辩证和历史规定，所以，如果说他这样严格区别自然与历史的“外化”，亦即客观性，也包含有肯定的方面，并且说黑格尔在这里也表示对本质性的区别已有所觉察，我们并不觉得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黑格尔想哲学地表达出人类历史的特殊性质；而他所处的时代偏偏是这样的：在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范围内接近他的思想家们都非常片面地以自然为主要课题（如谢林和哥德）；而受了这样一些思想家的影响就盛行着一种对自然哲学范畴的浪漫和神秘的夸张。因此，在他这样的时代里，社会的历史发展、历史过程的一切实际具体的东西，都有在这样一种对“永恒”和“自然”的形式主义的神秘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危险。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黑格尔在自然与历史之间作了极其严格的方法论的区别，并且有时甚至把承认精神忧先于自然视为是一种人类道德问题，也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关于这一点，他在耶纳的讲演里说得很有趣，他说：事实上个别的精神，作为个性的一种力量，可以坚持其自己，维持其个体性，使自然顺从它的意愿的。虽然自然已经是一种与精神不同的东西，精神所持的那种否定态度是蔑视自然的势力，精神通过这种蔑视而与自然保持距离，自由独立于自然之外。而实际上个别精神有多么伟大和自由，全看他蔑视自然到什么程度。”[9]
当我们叙述他这一段粗暴的谈话时，我们不可忘记加以补充。那就是，黑格尔在这里所谈的是个别的行动的人，因而他这些论点与他之反对以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来强制自然的那个论点并不矛盾，或者说，并不扬弃它。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种态度——在他后期著作里这种态度还一再重复出现——曾给予相称的评价。拉法格在对《忆马克思》一文中谈到马克思对黑格尔下列一句话表示赞同并一再引用：“即令是一个恶徒的犯罪思想，也要比天堂里的奇迹更伟大更崇高。”[10]
因为黑格尔想用这种斩钉截铁的说法明确地把人类社会发展不同于自然发展的那些特殊方面区别出来。而且即使黑格尔对自然发展的看法也有错误，毕霓他通过这样严格的区别接触到了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本质的规定，接触到了人类历史的这一环节：人类自己创造他的历史。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两种历史的这一区别——当然他同时还正确认识了它们的客观性和统一性。所以，譬如说，当他赞同达尔文关于自然界里有自然工艺发展史的见解，而又要求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发展史时，他就指出了这个区别。“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Vico）所说，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区别，正好是在这一点：前者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后者非我们自己造成的。”[11]
即便是黑格尔误解了神秘化了自然史那一方面，他却如维科一样，对人类史这一方面有了正确的揣测。
我们认识和承认，黑格尔的历史观里不仅提供了达到一种丰富的正确的历史图像的可能性，并且还包含不少历史科学方法论方面的本质规定；可是当我们这样做时，并不意味着我们以为神秘的“外化”在他的历史观里不发生作用。事实上，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因他的整体观念而把他在叙述过程的时候很彻底很辛苦很锐利地建立起来的东西，又取消了。我们已经说过，他认为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是有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它的自身扬弃，就是它返回于主客同一体，而按照我们已经熟知的黑格尔的整个历史观来说，返回于主客同一体可以说就是一种对时间上的“外化”。因此，历史返回于绝对主体就是时间的扬弃，因为这是客观性的扬弃的自然结果。但是，这样一来，不仅历史的辩证过程被安置到两个神秘的界限之间来，从而重新显现了宗教里时间有始有终的创世纪范畴，而且历史过程的起点与终点本身也必然地碰到一起，就是说，历史的终点必定预先存在于它的起点里。我们在这里又见到了我们在讨论神学时已经指出过一次的同一事实，那就是，由于过度的漫无限制的概括化而竟使自己独到的天才的观念遭到了自身扬弃。黑格尔自己对历史的这种性质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但是，这个实体，亦即精神，乃是精神向着它自己自在地是的（或者说，它自己本来即是的）那种状态的变化；而只有当它（指精神―译者注）作为这个向其自身返回的变化时，本身才真正是精神。它（精神）本是一种运动，亦即认识，它就是从自在到自为，从实体到主体，从意识的对象到自我意识的对象，亦即到已经扬弃了的对象或概念的那个转化。转化是一个返回自身的循环运动，它先要有一个起点，而又只在终点里才达到他的起点。”[12]
但这个终点就是绝对精神，而且绝对精神在达到它的顶峰时就是绝对知识，就是哲学这样，历史就成了这样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在现实里固然是作为过程在发展演进，但它却只能以后在哲学里，在对此发展道路的理解里才达到它的真正完成；而这个完成，按黑格尔的说法，从开始起就是它的内在目标，就是它包含于起点中的自在。这个思想对《精神现象学》里的历史哲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以至全书最后的结语所谈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个思想。
在那里他写道：“但是，‘记忆’[13]把以前的精神经验保留下来了，记忆就是内在，并且事实上就是更高形式的实体。因此，如果说这个精神之重新从头开始它的发展形成显然只是从自身出发，那么，它的这个开始，同时却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开始。以这种方式在具体存在里形成起来的精神王国，就构成为一个前后相续的系列，在这个系列里，一个精神接替着另一个精神，而且每个精神都从它的先行者那里把精神的世界王国承受过来。这个精神系列的目标在于将精神的内在深处予以显示，而精神的深处就是绝对概念；所以这个显示，就是精神的深处的扬弃，或者说，就是精神的广延和精祌的时间。精神的广延乃是这个内在于其自身深处的自我的否定性，而自我的否定性即是它的外化或它的实体；至于精神的时间，乃是说，在时间过程里这个外化运动才在其自身中完成其自我外化，因而，无论在它的广度上或是在它的深度上，外化总是在其自身。通往最终目标、通往绝对知识、或者说通往认识其自身为精神的那个精神的道路，即是要对各种形态的精神加以回忆，回忆它们本来是些什么样子，回忆它们是怎样组织起它们的王国来的。按照它们以偶然的形式自由显现出来的具体存在方面来把它们加以保存或回忆，那就是历史，而按照它们的概念组织方面来把它们加以保存或回忆，那就是现象知识的科学；这两方面合在一起，换句话说，概念地理解了的历史，就构成绝对精神的记忆和回顾，就构成绝对精神的王座的现实性、真理性和确定性，如果没有这个王座，绝对精神就将是一种死寂的东西了；只有一从这个精神王国的酒杯里，它（精神）自己的无限性才对它泛起泡沫。”[14]这段话本质上就是说的历史自身扬弃。历史变成了从开始就现成存在于它的主体，它的精神中的那种目标的简单实现，同时还扬弃了它自己的内在性，就是说，历史本身并不包含着它的真实的自身规律和自身运动，规律和运动都是在理解历史和扬弃历史的知识，绝对知识中才达到现实存在的。按照黑格尔的观念，精神是历史的创造者，精神的本质恰恰在于它是历史的真正推动力，历史的发动机，而事实上却像马克思在《神圣家族》所指出的那样，精神只在表面上创造历史。马克思写道：“黑格尔的过错在于……不彻底性：……他仅仅在表面上把绝对精神本身变成历史的创造者。既然绝对精神只事后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这个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的揑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象中。”[15]
所有这一切——我们这只是提到其中一些最重要之点——都是黑格尔的“外化”概念的必然结果。于是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哲学中心问题就迸行了一次伟大的分析批评。这一分析批评是改造唯心主义辩证法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用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来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同时继承其辩证法遗产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马克思在他1844年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了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批判。这个批判，在方法论上，对我们说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第一，他集中批判了《精祌现象学》，并在《精神现象学》里又集中批判了“外化”及其扬弃的思想。他这样集中当然也有当时的历史情况和理论斗争上的理由，因为极端的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布鲁诺·鲍威尔和史蒂尔纳（Stirner）进行黑格尔哲学的主观化，主要是以黑格尔的这本书为根据。从哲学上消灭正在瓦解中的黑格尔学派的这个左翼，不仅对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的理论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而且对正处于准备阶段的革命的政治理论的巩固，对当时正在形成中的工人政党的理论与实践纲领的巩固，也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所以马克思的这些分析批评，就一定意义上说，已经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准备工作。
另一方面，如我们随后将要见到，对黑格尔外化观念的批判，是费尔巴哈的黑格尔批判里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它是四十年代的德国所完成的那个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伟大转变的一个重要部分。正是在这个批判里，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的重要方面和弱点与限制都集中暴露出来了。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外化观念的批判，也是对费尔巴哈哲学遗产的一种继承和纠正，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一种辩证的超越。
这个批判的第二个有代表性的重要特征是，自黑格尔以来德国又第一次在讨论一切社会和哲学问题的时候统一使用了经济学和哲学的观点。当然，马克思的统一使用比黑格尔的统一使用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哲学方面，都是处于一个高得不可同日而语。的水平上的。大家都知道，哲学上的问题在于以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排除唯心主义辩证法。但马克思在这里批判唯心主义时所根据的经济学知识也比黑格尔当时所能有的经济学知识高得很多。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论著里已经包含了从社会主义角度对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挂判。（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论著之前，青年恩格斯早在《德法年鉴》里就有一篇天才的文章。）而只有对资本主义经济学及其在古典著作里的科学理论作了这样的社会主义批判，才有可能发现人的经济生活、经济实践本身里面的现实的辩证运动。而只有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地具体完全地认识了经济生活里的实际的辩证发展，才有实际基础来批判一方面是古典经济学家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见解，他们都曾试图概念地把握辩证发展这一事实。
所以，如果说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外化当作精神现象学和整个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中心概念进行了批判，那么，这个中心概念他不是任意选定的。黑格尔的天才揣测曾根据一种很不完全的经济学知识发现外化、异化是生活里的基本事实，因此把这个概念提出来当作哲学的中心。马克思的黑格尔批判则是以他对经济事实本身更深刻更正确的见解作为出发点的。必须首先对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提出一种社会主义的批判，并以批判为基础在经济学上理解了基本经济事实的真实特性和规律性，然后才能全面和辩证池批判黑格尔对经济现象的观点里正确的与错误的东西，本质的和神秘：化了的东西。
费尔巴哈的黑格尔批判的片面性，主要在于这位重要思想家只就其哲学上的最后结论分析批判了黑格尔的外化，至于从实际中引伸出这个概念来并在黑格尔哲学里矛盾百出地反映了自身的那个发展过程，至于在黑格尔的外化里经济学与哲学的密切关联，费尔巴哈一点也不知道。所以他的批判就不能不是片面的、不完全和抽象的，所以他虽然作为唯物主义者在哲学上与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正相反对，而对黑格尔的局限性和偏狭性——归根到底都不仅是哲学上的而且是社会上的，都是与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分不开的则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根本克服不了。
因此，在马克思这部手稿里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乃是方法论上的一个深刻的必然，是实际排除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先决条件。所以如果以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只到手稿的最末一部分批判《精神现象学》时才开始的，那就是太肤浅太表面了。前面那些纯经济学的部分，虽然从来没明白指出黑格尔的名宇，却包含着后来的分析批判的最重要的理论根据，那就是，从经济学上给异化事实作了说明。我们在这里只列举马克思的几个最本质的论点。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实际事实出发的。马克思坚决拒绝任何鲁宾逊漂流记式的经济事实叙述，因为它推论分工和交换等等正如神学之从原罪推论罪恶起源那样，这就是说，因为它从既成事实出发，而这些既成事实的发生却又有待于说明。马克思根据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实际事实的分析，对于从劳动过程本身产生出来的外化，作了如下的描写：“劳动所生产的对象，亦即劳动的生产品，跟劳动对立起来成了一种外来的存在，一种不依存于生产者的势力。劳动的生产品，就是劳动把自身固定在一个对象中，使自己变成为客观事物，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对象化就是劳动的现实化。劳动的这种现实化，在国民经济的状态里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而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隶从，占有表现为异化，为外化。……劳动者把他自己劳动的生产品当作一种外来的对象看待——就在这个论断里存在着这一切结论。”[16]
在这里还没有提到黑格尔的名字，也还没有直接从经济事实里得出哲学结论。但是，一眼望上去人们就能看出，这种看起来好像仅只是些叙述性的语句里已经包含了对黑格尔哲学观点的根本批判。因为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把外化与客观性本身，与劳动里的客观化作了最严格的划分。后者（客观性，劳动客观化）乃是一般劳动的一种特征，它表示着人的实践对外在世界的关系，前者（外化）则是在资本主义里由于社会分工而出现的所谓自由工人的附随现象，这种自由工人必须使用外来的生产工具，因而无论这种生产工具，或是他自己的生产成品，都成了与他对立的、与他无关的、外来的势力。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劳动过程本身，那么我们就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基本结构集中表现在劳动主体身上，并且表现得非常突出。对于这一点，马克思首先指出，“劳动成了外在于劳动者的东西，即是说，劳动不构成劳动者的本质，因此，他在他的劳动中并不是得到了肯定，而是受到了否定，并不感觉舒畅，而是觉得苦恼，并不是在发挥他肉体和精神的自由力量，而是在使其肉体萎缩，精神败坏。所以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劳动的时候才觉得是他自己，而当他劳动的时候反而觉得不是他自己。”[17]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这种情况，于是人类的一切价值就被颠倒了。“动物性的东西变成了人性的，而人性的东西变成了动物性的。饮食生殖等等机能固然也都真正是人的机能，但如果抽象起来，即是说，如果把它们跟其余的人类活动范围分割开来，当作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标，那它们就毕竟是动物性的机能。”[18]因此，外化就既在客观上又在主观上影响着整个人生。在客观上，劳动的生产品表现为一种外来的、对人具有统治势力的对象，在主观上，劳动的过程成了一种与上述的事物外化相应的自我外化。
这些论断，都是马克思毫无例外地彻底观察和表述了经济生活以后才得出来的。而马克思现在又以这些论断为前提，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与人类的关系作了如下的总结：“既然异化了的劳动，（1）从人那里把自然异化出来，（2）又从人自身把他自己的活动机能，把他的生活活动异化出来，那么异化了的劳动就从人那里把人类异化出来了。……第一，它异化了人类生活和个人生活，第二，它把抽象了的个人生活当作同样抽象了和异化了的人类生活的目标。”[19]
显而易见，这样的从社会和人类自身的一切方面来论断劳动的外化间题，只有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批判为基础才是可能的。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那段评语的意义就容易理解了。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固然达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最髙峰，并且已把劳动正确理解为人的自我创造过程，但他并没见到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的消极方面，他只从其积极方面对劳动进行了考察。马克思对《精神现象学》的基本概念的全部哲学批判，是建立在下面这个思想基础上的：既然黑格尔没见到劳动的这个消极方面，那么在他那里就必然地产生出哲学上错误的分割、错误的统一和唯心主义的神秘化。发现资本主义劳动的实际辩证法，乃是对这样一种哲学进行唯物主义批判的前提，这种哲学，根据对资本主义劳动的片面观点，试图从哲学上理解人类的发展。
我们已经提到过，马克思在一段评语里批评黑格尔哲学含有一种“无批判的唯心主义”倾向。现在，这种“无批判的唯心主义”——这样，我们已经进入了对现象学的哲学批批判——自己在关于哲学的观念自身里表现出来了。黑格尔谈到过“外化”及其通过哲学而扬弃。但他根本不知道，据说扬弃了其自身体系中的“外化”的那种哲学，其本身乃是一种最突出的最典型的“外化”形式：“正如哲学精神的，只不过是在其自我异化中进行思维的，即是说，抽象地把握其自身的那种异化了的世界精神。逻辑——精神的货币，人类和自然的思辨的思想价值——乃是人类和自然的一种已经与一切现实规定性完全不相干的、因而非现实的本质——乃是外化了的，因而脱离了自然与现实的人的思维；乃是抽象的思维。”[20]
这一点，黑格尔没有看见。而且由于他不把这种异化了的思维理解为异化了的，由于他恰恰把这种思维视为扬弃“外化”的动力，他就陷入于他那“无批判的唯心主义”泥沼，他就在哲学上把生活里外化的现实关联和规定性头脚倒置起来。在这个基础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就把人的本质与自我意识等同起来了。“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只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罢了。自我意识的异化不是人的本质的实际异化的一种表现，不是实际异化反映在知识与思维中的一种表现。而毋宁相反，实际的异化，即看起来好像是实在的那种异化，按照它最内在的隐藏着的一通过哲学才显现出来的^本质来说，不是别的，倒是人的真实本质，亦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的现象。理解到这一点的科学，因而叫做现象学。这样一来，重新占有那异化了的对象化了的本质，看起来好像就是把它并入于自我意识；掌握自已的本质的人，只不过是掌握对象化了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因此，对象的返归自身，就是对象的重新占有。”[21]
马克思的这些评论精辟地向我们指明，错误地把人与自我意识等同起来是如何由于错误理解了社会生活里的外化。错误理解了社会生活圼的外化以后，在主观方面，就等同了人与自我意识，在客观方面，就等同了外化与对象性、客观性。
马克思在他对经济学问题的考察里，通过实际生活里的事实，已严格地区别了在劳动本身里的对象化与在资本主义形式的劳动里主体和客体的异化。那么现在以此为基础，他就能够进而揭穿黑格尔的错误同一。所以他对《现象学》的方法论基础批评道：“被当作建立起来了并且要去加以扬弃的那种异化的本质，不是指人的本质把自己对象化为非人的、与人对立的东西而言，而是指人的本质把自己对象化为不同于和对立于抽象思维的东西而言。”[22]
对黑格尔的这种错误的问题提出，我们大家从他的《现象学》以及现象学的整个形成史里都是知道得很详细的。从这些错误观点出发，黑格尔哲学就在扬弃客观性或对象性方面达到了错误的顶峰。“所以，应当克服意识的对象。对象性本身被当作了人的外化了的关系，被当作了一种与人的本质，亦即与自我意识不相称的关系。因此，重新把那在外化的规定下产生出来的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占为己有，就不仅意味着扬弃异化，而且意味着扬弃客观性，因此，这就是说，人被当成了一种非对象性的、精神性的本质。”[23]
到这里，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黑格尔错误地把问题唯心主义地提出和唯心主义地解答，何以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具有的片面和不完全的见解的必然结果。我们同时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最高形式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何以只当人们已展望到真实地扬弃资本主义的异化从而有可能对资本主义经济学作社会主义批判的时候，才能够彻底地予以扬弃。
马克思于是在唯心主义的对象性扬弃学说之外，另提出唯物主义的对象性学说。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要详谈，不过现在就应该指出，马克思的这个唯物主义的学说，既说明资本主义的异化，也说明它的异化的扬弃，因而比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学说能够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作出一种更完善更全面的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学说对于这个社会问题完全未加闻问，因此它一方面就没有注意到黑格尔学说里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在理解人与社会的时候犯了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观点相反而性质类似的错误。马克思关于对象性或客观性的这种唯物主义的学说的精华，就表现在下列这段话里：“当那实际的、肉体的、站立在坚实稳固的地球上的、呼吸着一切自然力量的人，通过他自己的外在化而把他的实际的客观的性能（Wesenskrafte）建立为异己的（Fremde）对象或客体时，这种建立并不是主体；这种建立乃是客现的性能的主观性，因而它的动作也必然是一种客现的动作。那客观的存在就能发生客观的效力；如果它的本质规定里没有包含着客观的性能，则它将不能发生客观效力的。客观的存在所以能创造、建立对象，只因为它自己是由对象建立起来的，因为它原来就是自然。因此，在建立的动作里，客观的存在并不是从它的‘纯粹活动’进而创造对象，而乃是这样：它的客观的产物只证实了它的客现的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乃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存在的活动。……说一个东西是客观的、自然的、感性的，和说一个东西在它自身之外有着对象、自然、感性，或说它本身对于第三者是对象、自然、感性，是同一个意思。……一个没有客观性的存在就是一个“非存在。”[24]
所以，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所作的唯物主义批判，是以他所陈述的人的思维与人的实践的实际条件为根据的，他提出这些实际条件以与绝对唯心主义自称的无条件性相对立。这种对比，同时也就把绝对唯心主义的实际条件揭露出来了。在这个意义下，唯物主义辩证法也可以说是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真理，因为前者不仅仅批判地消灭了后者，而且同时也推论出后者的错误的必然来源，并根据这种推论找到一条真正扬弃后者的道路，即是说，找到一条同时也保存其中重要和正确因素的道路。现在，既然已把这些哲学实际条件、生活实际事实（自然的、经济的、历史的事实）跟客观唯心主义的神秘化了的条件对立起来，既然这些事实的正确的辩证反映已导致出正确的哲学论断，那么，无论是黑格尔的“无批判的唯心主义”或是“无批判的实证主义”，都是他的社会存在的必然后果，也就昭然若揭了。此外，从这些陈述里，我们又可以“不待言喻”地看出来，黑格尔是怎么样和为什么竟能在这样神秘的唯心主义里面还指明出一些不仅有关于经济学和历史的而且也有关于一般客观现实的辩证关联的实际规定来，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什么能够成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直接前驱。在这里，决定性的一点，如同我们已屡次指出的，就是，黑格尔把劳动理解为人的、人类的自我产生过程。
正是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马克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因为黑格尔把这种正确的见解蒙上了神秘的外衣，因而使之受了歪曲。我们以前曾经引用过马克思的话，说在黑格尔那里历史变成了一种纯然表面的历史。当时我们引用这段话是为了肯定这个事实，就是，在绝对知识里客观性被扬弃以后，就一定导致出结论，断定黑格尔的那个历史负荷者，即绝对精神，并非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真正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只是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历史的创造者罢了。现在，从批判黑格尔的客观性学说出发，马克思着重批判了这整个关于一个历史“负荷者”的学说里的神秘性，着重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地把历史加以神秘化的基础。“这个过程必须有一个负荷者、一个主体。但主体之成为主体首先是作为一个结果；这个结果，这个认知自己是一个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因而就是上帝、绝对精神、自己知道自己和自己证实自己的理念。实际的人和实际的自由都只成了这种潜伏着的非现实的人和非现实的自然的宾词和符号。因此，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一种完全顚倒了的关系：神秘的主客同一体、或统摄着客体的主体性、筢对主体，作为一个过程，成了一个外化其自身的、并从外化中返回其自身的、但同时又将外化收回于其自身的主体，而主体成了这个过程：纯粹的、无休止的自身循环。”[25]
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实际的历史有着一个抽象的、神秘的、虚构的“负荷者”；这个负荷者当然只能抽象地、神秘化地、虚构地“创造”历史，因而实际的历史过程，历史过程的实际规定就都只能走后门——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偷偷溜进构造里面来。由于这些实际规定在陈述历史过程的具体阶段、具体时期的时候占有着统治地位，这就造成了黑格尔辩证法里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我们大家都已知道，并且我们曾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过分析。
十多年以后，马克思曾再度回到黑格尔的这同一个问题上来，不过这次在形式上不再是直接对《精神现象学》的批判，而是对整个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基础的一个概括的评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伟大的导论里分析了在思想上反映客观现实、掌握客观现实的各种互相补充互相结合在一起的道路，他把黑格尔所幻想的道路跟达到这种认识的实际的唯物主义的道路对立起来。他说：“具体之所以为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总结，因而是复杂的统一（EinheitdesMannigfaltigen）。因此，在思维中它表现为总结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出发点，虽然它是现实的出发点，因而也是直觉和表象的出发点。……因而黑格尔陷入了幻想，把实在理解为自行总结、自行深化与自行运动的思维之结果，其实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这种方法，仅仅是思维掌握具体而把它当作一个具体在精神中予以再生产的方法。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6]
这就是马克思的最成熟最概括的黑格尔唯心主义批判。
马克思对黑格尔“外化”概念的这一全面的批判，使他有可能进而也用唯物主义观点来批判黑格尔辩证法里另一基本概念——扬弃。在这里我们认为重要的是重新指明，当马克思批判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时候，批判地克服它的缺点而把它有价值的因素吸收到唯物主义里来的时候，他心目中所指的纯然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所以就拿我们现在讨论的扬弃概念来说，他从来没有提到过.谢林的那种扬弃，把扬弃了的规定完全消灭掉，通过扬弃而把它们消溶于绝对里去，他从来也没提到过康德的那种不可知主义的二律背反。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是以前各种的辩证法的一个完全的和最后的克服。所以他在批判扬弃的时候就专门批判黑格尔的最高形式的辩证扬弃，在这种扬弃里被扬弃了的规定不仅被取消掉，而同时也被保存起来提升到一个较高阶段上去，这种扬弃，不是让他在消灭于绝对中，而是尊重他在的具体存在，尊重它的相对权利。黑格尔的“外化”与谢林的不同，具有一种积极的、创造客观性的意义，而马克思的批判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因为在黑格尔跟他的先驱者们的意见分歧中，马克思总是坚决支持黑格尔的。现在，马克思来分析黑格尔式的扬弃所包含的唯心主义弱点了，于是他得出下列的结果：
“另一方面，黑格尔说道，这里面同时就包含着另一环节，就是，它（指主体——卢卡奇注）同样扬弃了它的这种外化和客观性，并将其收回于自身，因此，它在它的‘他在’，里也就是在它自身。——在这番讨论里我们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第一，意识、自我意识在它的他在中即是在它的自身中……在这里面便包含着：意识——就其为知识本身、思维本身而言——直接自称是它自己的对方，就是感性，就是现实，就是生命，……这里面之所以包含有这一方面，乃由于那仅仅作为意识的意识所遇到的与它发生抵触的东西并不是异化了的对象性，而就是对象性自身。——第二，因为有自我意识的人，他把精神世界——或他的世界的一般精神定在^认作自身的外化并加以扬弃了，却又证明这个外化了的形象就是精神世界，宣称这个世界就是它自己的真实定在，恢复这个世界，佯言在它的他在中即是在它自身中，因此，譬如说，他在扬弃了宗教以后，即是说，他在承认宗教是他的自我外化的一种产物后，却又认为在宗教本身里（而不是在作为自我外化之产物里）得到了自身的证实。这就是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的只是假象的批判主义的根源；这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那个宗教或神学的肯定、否定和再肯定的过程，不过，这个过程应该得到更一般性地理解罢了。因此，理性是在非理性本身中也是在理性自身中。一个已经认识到他自己在法律、政治等等里面所过的生活是一种外化了的生活的人，却在这种外化了的生活本身里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所以在和自己的矛盾中，无论在和对象认识的矛盾中或在和对象的本质的矛盾中，自我肯定、自我确证就是真正的知识和生活。——可见，黑格尔对宗教和国家等等进行了调和，已经可以不必多讲了，因为这些谎话是他的进步的谎话。”[27]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段话，恰恰是对黑格尔思想的最积极最重要的方面里包含的缺陷所作的最深刻的批评。马克思在这里揭露了黑格尔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在哲学上所导致的最后结论，因为这些结论都是在他的哲学的辩证结构的抽象方法论问题里反映出来的。以前，我们曾在不同的地方指出在黑格尔本人那里就有这些矛盾，指出这些矛盾在他当时的社会存在方面的根源，以及在他对待这种社会存在的态度方面的根源。现在，我们看到，社会存在里的这些矛盾已经导致并且必然导致了什么样的纯粹哲学论断出来。现在我们同时也看到，那些根据公开的与内心的双重黑格尔的说法而对黑格尔在宗教和国家等问题上的模棱两可的现象所进行的任何批判，都不能击中和克服黑格尔哲学的中心问题。即使说，在黑格尔本人那里，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主观上确实存在着这类的环节，表示有些是他内心的论点，有些是他公开对外的论点，两者互有区别，这种事实也并不能改变我们的论断，我们仍然认定分别内心的与公开的黑格尔的办法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他的哲学里的矛盾性和问题性也一直贯彻到他的内心的观点的深处。不用说，从个别的具体问题里找出黑格尔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么样对他当时的社会存在作了妥协，这永远是哲学史的一个问题。但是，在我们从事于哲学史叙述的时候必须永远记住，经验告诉我们，黑格尔辩证法里的中心问题，从来不能因为在个别的具体事例中解答了这些历史问题就得到解决。[28]
马克思的批判的深刻处在于，它是从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上升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问题上来的，它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把问题最后地哲学地解决了的，而它却又从这里出发立刻跟生活里的现实问题直接关联起来。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整个黑格尔哲学的中心矛盾问题。这个中心矛盾，恩格斯后来称之为体系与方法之间的矛盾。[29]
这个矛盾，包合着黑格尔哲学对人类进步问题特别是对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德国特别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过程里的地位问题的矛盾性。扬弃问题，在黑格尔哲学里，固然一方面是辩证法本身的一个最后的和最抽象的形式，但另一方面它对黑格尔的社会和历史哲学也具有最重大的含义。因此，黑格尔的进步倾向与反动倾向之间的矛盾性，就集中表现在我们刚才谈到的马克思所批评的那种辩证的扬弃过程的矛盾性上。
从社会主义观点对“外化”所作的批判，已经在资本主义式的劳动里把异化的真实存在方式和异化的真正应该予以扬弃的存在方式发现出来了。这种批判，加以哲学的概括，就向我们指明，黑格尔式的“外化”观念^按照这种思想来说，意识在它的他在里就是在它的自身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反动因素，它包含着对过去，即使历史上已经克服了的过去的一个辩护。至于说黑格尔在对待过去的历史问题上也有与此相反的倾向，并且曾一再地贯彻他这种倾向，那只足以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批判的正确性，就是说，他们正确地断言黑格尔的体系与方法之间存在着不可解除的矛盾。
这个矛盾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倾向，曾在四十年代的伟大的意识形态论战里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而这次论战，又是德国民主革命I在思想意识上的准备。这里面与我们有关的是两个不同的观点，不过这两个不同的观点却产生同一个结果，那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被动，一种对民主革命的具体问题以至对整个革命理论的不理解。这个问题的一般意义远远超过了四十年代的论战范围，因为错误的政治态度可以说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里产生出来的，而仅只这些错误态度的思想形式，在四十年代里由那围绕着黑格尔的辩证法里的扬弃形式而进行的论战规定了。这些错误观点的一种形式是青年黑格尔学派直接继续发展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使之进一步主观化，使之加深其唯心主义的错误。另外一种形式是费尔巴哈本人所提出来的对黑格尔的扬弃概念的批判，这种批判在认识论上是正确的，但不仅太抽象而且太片面。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第一种态度。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归根结底，“外化”就是意识的一种“外化”，所以它只可以在意识以内完全由意识来加以扬弃。黑格尔本人还并没明白地看到绝对知识与具有这种绝对知识的哲学家两者即是同一个东西。黑格尔以他的客观主义为根据，竭力反对从这个同一性中发展出一个简单的个人眹合体来。但这种倾向显然是已经内含在黑格尔的态度里的。这一次又是亨利·海涅（HeinrichHeine），他以一种讽刺和自我讽刺的方式把这种态度的最后结论引伸出来了。海涅说：“当时我决不是一个抽象的思想家，而我只是把黑格尔的基本论点的综合体不加考虑地接受过来，因为它的推论满足了我的虚荣狂妄。我当时年青而骄傲，当我从黑格尔那里知道，可爱的上帝不是我祖母所说的那个住在天上的上帝，而就是住在地上的我自己时，我感到非常自豪。”[30]
海涅在这里以讽刺的口吻所说的话，到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的哲学》里就变成了一条哲学的和政治的原理。这条原理无论对德国的左倾知识分子，无论对新兴的无产阶级政党一通过“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条弯路——都产生了危险的和有害的影响。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对鲍威尔的观点的严厉批评，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批评是直接由上述的对黑格尔扬弃学说的哲学批判里发展出来的。此外，我们还必须提醒的是，鲍威尔这种理智上的骄傲自大，他对群众在历史里的作用的那种鄙视，也是从黑格尔的哲学和历史观里发展出来的一种倾向，不过他又把黑格尔哲学里重要的和进步的实在主义的倾向都忽视了，而只把其中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地发展到极端。马克思对鲍威尔的这种观点曾说过下面的这一段话：
“在群众之外的进步的敌人，恰恰是群众通过自我挺抑、自我摒斥、自我外化所制造出来的那种独立自存了的、已取得自己生命了的产物。所以，群众是用反对他们的自我贬抑所制造的独立自存的产物的办法来反对他们本身的缺点的，这就像一个人用反对上帝存在的办法来反对他自己的宗教心理一样。但是，群众的这种自我外化的实际后果既然以外在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世界中，那么群众也就不得不同时以外在的方式和这些后果进行斗争。群众绝不会把自己的自我外化所产生的这些后果仅仅看做观念性的幻影，看做自我意识的单纯的外化，而妄想通过一种纯粹内在的唯灵纶的活动来消灭物质性的异化。早在1789年路斯达洛编辑的报纸上就有这样的警句：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
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
站起来吧！’
但是，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让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够的。可是绝对的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卢卡奇注）从黑格尔的‘现象学’中至少学会了一种技艺，这就是把现实的、客现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锁链变成只是现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锁链，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里的斗争。”[31]
鲍威尔的这种思想之直接出自黑格尔的“外化”以及外化的扬弃观念，是不需要任何说明的了。它的政治危害性，也是无需任何说明的。同样，唯知主义的（intellektualistisoh）自高自大所造成的这样一种被动性意识形态，即便它今天已不再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它的一个理论支持，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要继续存在下去，并且在今天也还发生效用，这也是无需说明不言而喻的。至于黑格尔哲学之包含有这样一种观点的重要线索，则不仅四十年代的那段历史表明得很清楚，而且帝国主义时代的新黑格尔主义也以极端和突出的方式表明了出来。
现在让我们转到第二种形式的即费尔巴哈式的黑格尔辩证法批判上来，简单分析一下马克思与这种批判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批判有积极的和开创的价值，因为费尔巴哈把黑格尔式的扬弃表述为已经被扬弃的东西的一种恢复或重新建立。费尔巴哈的黑格尔批判里对我们此地最有决定性的一段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引证过了（本书原文第597页）。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说黑格尔哲学是一种重建起来的宗教这一论证，以及他之坚持走向真正唯物主义，和他对扬弃、否定的否定的批判，都是费尔巴哈的伟大功迹。在这里我们仅只谈谈最后这一点。我们认为费尔巴哈是对的，“因为他把那以自己本身为根据的、肯定地建立在自己本身上的肯定跟自称是绝对肯定的否定之否定对置起来。”前一种肯定正表示存在先于意识的优先性。而照费尔巴哈的看法，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扬弃过程里是把存在对意识的关系头脚倒置了。费尔巴哈并指明，黑格尔用哲学把宗教重新在思想上建立起来，正是由于他把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这样作了唯心主义的颠倒。所以马克思总结费尔巴哈的观点说道：“这样，费尔巴哈把否定之否定只了解为哲学和它自身的矛盾，这种哲学于否定了神学（超越性等）之后，叉去肯定神学，因而是自相矛盾地去肯定神学。”[32]
费尔巴哈的黑格尔批判的这个唯物主义的方面，马克思是接受的，但他立即批判了它的片面性。它的片面性一方面在于费尔巴哈把“外化”当作了纯粹哲学的问题，因而同样地停滞于抽象的处理之中（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对费尔巴哈式的“人”的抽象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在于费尔巴哈对于现实存在的唯物主义态度不是辩证的，因而他没看见黑格尔那里有着即使是以歪曲的形式出现而辩证地看来却是正确的东西，并且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分其中正确的也好错误的也好整个地予以否定。所以费尔巴哈，如马克思在上面引证的那个地方指出的，认为否定之否定只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在哲学上的一个软弱的肯定，所以他“直接地无中介地用一个感性上确定的、建立在自己本身上的肯定与它对置起来”。
由于这样周限于纯粹认识论的范围以内，费尔巴哈的问题提出就产生了抽象性。直接性、对一切中介的有意识的排除，就不仅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且连辩证法也一起取消了。而由于这样，费尔巴哈就从黑格尔哲学所包含的那些最本质最重要的规定旁边走过而完全没加注意。马克思补充他上面的话说道：“但是当黑格尔把否定之否定这个原则所包含的肯定方面了脾为真正的唯一的肯定，并把这个原则所包含的否定方面了解为喉一真正的动作和一切存在的自我确证的动作时，他所我到的却只是关于历史运动的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述，历史还不是一种被设定先已存在了的全体、人的实际历史，而仅只是人的产生史、发生史。”[33]
因此，从社会主义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就能看出黑格尔的《现象学》里包含有马克思后来称之为人类发展“史前史”的那段发展过程的一些本质的和正确的规定，至于费尔巴哈，他诚然与黑格尔属于不同的方面，但同样是在资产阶级的范围以内，所以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就只能够采取一种僵硬的非此即彼的态度。马克思在他的《现象学》论述里曾指出一些本质环节，说黑格尔在这些本质环节中从思想上正确地理解了这段人类史前史的一定恃征。而且他同时还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关于外化的思想以及关于外化的扬弃的思想，固然被唯心主义地歪曲了，被顚倒为反动的东西，但并不像费尔巴哈所以为的那样天生是一种百分之百的错误思想，而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正确的、但为资本主义所束缚了的片面的反映，其中所含的正确倾向为了思想上的未来发展是应该予以保余的。他说：“因此，精神现象学乃是隐蔽的、自己本身还不明确的和神秘化的批判；但由于精神现象学坚持人——即使只是表现于精
神形态中的人——的异化，它里面就包含着一切批判因素，而且这些批判因素有时甚至已经准备得和发挥得远远超过黑格尔立场的程度。‘苦恼的意识’，‘正直的意识’，‘高贵的意识和卑贱的意识’的斗争等等，这些个别章节里都包含有对例如宗教、国家、资产阶级生活等等整个领域的批判因素——只是这些批判因素，还处于一种异化了的形式中而已。”[34]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真正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综合批判，同时就发展成了一种对费尔巴哈的黑格尔评价里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批判，发展成一种对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批判，发展成对于他拒斥辩证法的一种批判。详细讨论马克思的这个批判，不属于我们本书的任务范围。对于我们重要的一点是，费尔巴哈式的黑格尔唯心主义批判在四十年代的精神斗争里同样曾经导致非常危险的政治后果。费尔巴哈对否定之否定的批判，溯源到物质生活里的直接感性的东西上，这是对的，但费尔巴哈不能在这种物质生活本身中去理解辩证运动。他不知道像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里所说的那样去把握感性里的实践环节。“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的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被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不知道有真正现实的、咸性的活动。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威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现的活动。所以，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35]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在哲学上批判黑格尔而作的经济学上的准备，即是说，这样把客观性与人类实践的异化作出严格区别，不仅为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且也为批判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准备了条件。
在这里，我们要简单地指出四十年代的思想与政治斗争里这种观点所带来的后果。恩格斯在他评论费尔巴哈时已把费尔巴哈对于现实的观点里的本质环节明确地指出，并且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他曾引证费尔巴哈下列一些话：“存在不是一个一般的、可以与事物分离开来的概念。……存在就是对本质的肯定。我的本质就是我的存在。……从语言上看，存在与本质已经就是一个东西。存在只于人的生活里才跟本质区别开来，但仍然也还是在不正常的、不幸的情祝下才区别开来——只在这种区别下，才发生下列情况：一个人，他的存在、他的本质在一个地方，而这个人不在这里，而同样由于这种区别，一个人，他的身体实际上在一个池方，而这个人并不真正地、连同灵魂在这里。只有你的灵魂在哪里，你才在哪里：但是一切事物——违反自然的事例除外——都欢喜存在于它们所存在的地方，欢喜是它们所是的东西”。[36]
恩格斯在这段引文之后马上指出了它的政治社会性，他立即揭示了这个哲学立场在政治上的必然后果。这些政治后果虽然肯定是主观上具有真正自信的民主革命家费尔巴哈所不愿意有的，然而却是必然有的，因为他是那样地排斥黑格尔辩证法，因为他废弃一切具有中介作用的规定和关系而返回于直接性，而且这些政治后果还反映出他对待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生活所持的是一种盲目无知的和固执的态度。但是他这种盲目无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客观上可以含有一种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反动性质。恩格斯说：“好一篇对现状的赞美词。除了违反自然的情况、少数的不正常的情况而外，你是满意于历时七年之久的炭坑守门人，你是喜欢每日十四小时独自一人呆在黑暗里的，因为这是你的存在，所以这也是你的本质。……完全归属于一种劳动部门，这乃是你的‘本质’。”[37]恩格斯的这个批判清楚地指明，为什么激进的并且有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在四十年代里曾向费尔巴哈那里替他们的政治激进主义寻找哲学根据，而结果正像那些想从黑格尔辩证法里寻找的人们一样，没有能够我到任何理论准则。如果我们对费尔巴哈的这个立场详细地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他这样根据存在与本质在哲学上的直接统一性而对现状所作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辩护，在费尔巴哈以后很久的一个时期里对于维护反动状态仍在发生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也还在发生作用。
我们所以不得不简略地谈一谈四十年代里世界观斗争的这种政治后果，乃是为了要使每个人都看清，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所作的批判克服，是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批判里发展出来的，而且进一步又发展成了1848年德国革命——以及它以后的一切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意识上的准备。马克思的批判里的这种内在活动，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些哲学问题即使在黑格尔本人那里本来也不是“纯粹”从哲学上看待的，所以决不能单从哲学上来批判。费尔巴哈在这些问题上的弱点，主要在于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当作是纯粹哲学的、纯粹认识论的问题，在于他根本不知道社会生活、人的经济和社会实践跟最后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哲学问题之间存在有辩证的关联。由于黑格尔认识到这些关联，由于他曾把这些关联（即使他的努力毋宁可以说是徒劳）充当他的辩证法的基础，这就使他的哲学尽管是唯心主义，而（在一定的领域里，从一定的角度上说）仍然超过费尔巴哈的哲学。正因为这样，他的辩证法是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它是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因而是整个资产阶级哲学的最高形式，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发生的时候可以直接与之接合的那个中间环节。
列宁并没能读到我们在这本书里详细分析了的马克思手稿，在这份手稿里包含着批判和评价黑格尔时具有着决定意义的那些经济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关联，但是，虽然如此，列宁已经完全清晰地看出了这些关联。他所说的马克思直接与黑格尔相接近的那段话，我们在本书（原文）第406页里已经引用过了。[38]列宁在那段话里强调了一个观点。在第二国际期间，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绕有放过任何一个机会，通过各种序言、评论、书信等等来指出黑格尔的重要，并强调要了解唯物主义辩证法不能不研究黑格尔，但这个观点在第二国际期间完全没受到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指示即使对于第二国际期间最重要最正直的理论家们也听若罔闻，一点也没产生影响。甚至普列汉诺夫，他与默林和拉法格不同，曾非常深入地研究过黑格尔哲学，对于经济学与辩证法之间的这些深刻的方法论上的关联，同样一点也不知道。
这种关联，马克思以后，直到列宁才又重新建立起来。所以如果说列宁对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批判纯粹属于狭义的认识论范围，那是非常肤浅的。即使列宁所谈论的是认识论问题，但他谈论认识论问题却是一一如我们在他讨论目的论问题时所见的那样——从这个巨大的整个的观点，从真正的冯克思主义的现实观点出发的。所以当列宁批判黑格尔的时候一再谈到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只想用列宁的几段本质性的论断来加以证实。列宁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39]
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说：“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当前的问题是指黑格尔的辩证法——卢卡奇注）。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40]
列宁的这些论断，在有关黑格尔辩证法的计划的论著之中是具有特征性的，而跟这些论断相关联的、有关马克思《资本论》里辩证地使用经济学范畴的那些论断，同样是具有特征性的。通过这些论断，列宁像当年马克思一样，指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问题必须怎样提法和怎样解决。斯大林所倡议的哲学发展史的“列宁阶段”，必须在每一个哲学领域里都遵循这条辩证唯物主义的道路，并通过这样一种哲学实践把第二国际时期遗留下来的东西最后她消除尽净。
“列宁阶段”的哲学的这种特点，不言而喻，也涉及到哲学的历史。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研究这种关联。这本书想历史地.具体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实际矛盾如何影响了最高形式的资产阶级哲学，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但这种关联当然应该从它表现于社会和哲学的衰微方面来予以指出。在指出这种衰微的关联时，我们曾试图揭露这些矛盾在英国古典经济学里的思想反映，以及它们在法国大革命里的实际暴发，如何影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发生与发展，我们并试图揭露下列这一事实产生了些什么样——不论好的或坏的——影响，这个事实就是，在法国发生的实际事件和在英国发生的思想意识方面的事件已经在经济社会落后的德国的一个几子的头脑里统一起来，变成了辩证的方法和唯心主义的体系。
只有通过这样的一种问题提出，本书在讨论黑格尔与他的先驱者们的关系时才有可能超越了资产阶级哲学史里通常使用的那种考察方法，资产阶级哲学史里流行的那种图式化的、阉割和曲解现实历史的复杂性的考察方法，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讨论这些问题时仍然不时流露出它的遗迹。我们相信本书已经表明，黑格尔所以并没依傍于他重要的同辈和先驱，以及他何以虽不是出于心愿而事实上又和他们有许多彼此一致之处，都可以归结到这些社会存在的问题上来。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这并不是所谓黑格尔研究里的一个内部事件（虽然这些问题作为对抗法西斯化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歪曲的斗争环节也是非常重要非常现实的）。表述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和缺点的真实原因，同时也就等于是在阐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也就是等于在把辩证唯物主义从黑格尔辩证法中批判地吸取和保存起来的历史遗产加以具体化。因为显然马克思所分析批判的总是真正的黑格尔。正是在他的论战里，马克思总是严格地划清界限，区别出哪是黑格尔真实的表现（连同他的一切局限性），哪是他的学生和后继者们所捏造的。从马克思的批判到现在，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一个世纪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工作，恰恰只是对真实黑格尔形象的歪曲。在这种歪曲面前，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黑格尔本人所作的相应的研究，来把真实的黑格尔挖掘出来和清理出来。很多有哲学修养的读者对黑格尔所怀的印象，也都不自觉地深受着资产阶级对黑格尔哲学的曲解的影响。但是，只有当人们确切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批判黑格尔的时候其真正的批判对象是谁，谁是真正的黑格尔，人们才能正确地理解和正确地评价他们那些批判的深远意义。
只有根据这些关朕，人们才能看清黑格尔的经济学论点的哲学意义。不管黑格尔这些论点多么不完全，包含着多少矛盾——我们已经在不同的地方详尽的论列了其中内含的矛盾——而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完成者之恰恰是这个时期里唯一曾试图认真地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哲学家，则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反倒可以说，黑格尔所发展出来的那种特殊形式的辩证法，乃是从他研究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研究经济学问题里生长出来的。
我们再复述一遍：空洞形式的矛盾统一，近代早在尼古拉·库萨奴斯（NicolausCusanus）和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Bruno）那里已经就出现了；但谈到辩证法的决定性的问题，则就连谢林的哲学（这是黑格尔以前的最高阶段的辩证法），较之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并不意味着有什么真实的高明之处。只有黑格尔的那些特别的范畴——我们在本书里已详细地研究了这些范畴的起源及其矛盾性——才把辩证法提高到知识的高度，才发展出来一批本质规定，从而使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得以批判扬弃和顚倒地、但却是直接地与这些规定接合起来。马克思的黑格尔批判的巨大意义，恰恰在于它根据黑格尔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矛盾和发展规律的理解的正确性与局限性，来说明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所在和缺点所在。
黑格尔的历史伟大，只有从这里才能真正理解。每一个思想家，正如黑格尔一再说的，都是他的时代的儿子；作为他的时代的产物，黑格尔当然与他的先驱者们发生关联。然而如果人们要评定一个思想家的重要和等级，那就必须考察一下，究竟他对他不得不从他先驱者那里接受过来的那些内容与方法上的思想遗产保持怎样程度的独立，究竟他能够在怎样程度上毫无偏见地根据现实本身来检验这样承继过来的哲学的内容和形式，并通过这种检验而予以批判地克服和发展；那就必须考察一下，究竟他是在怎样程度上从现实本身出发，究竟他与他的前辈们的哲学传统保持怎么样的一定距离。
这里就是黑格尔与费希特和谢林之间的质的差别所在（更不需说这一时期比较小些的思想家了，当然，这些较小的哲学家，比起我们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哲学的“伟大”思想家，也还是些真正的巨人）。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的出发点和方向，不言而喻，也同样是由客观社会现实规定着的。但是，在哲学上，他们两人都被束缚在康德哲学的范围之内。而如果说，譬如，谢林从主观唯心主义进展到了客观唯心主义，那么必须承认，他并没能突破康德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这个哲学框框，而仅只是把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作了另一种的组合。谢林之超出于康德，与其说是真正哲学上的，不如说是口头上讲讲而已。
黑格尔是康德以后时期里的唯一曾真正说得上独到地研究过时代问题的哲学家。我们已经详细地分析过黑格尔的青年早期，从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全部的辩证法问题，即使还没发展到后来的成熟形式，都是从他研究两个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时代事件，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里发展出来的。只是在具体地建立他自己的体系的过程中，黑格尔才在思想上跟他的前辈们发生实际关联。而他与前辈们在思想上的关朕，从一开始起就是一种批判性的、要冲破康德观念的思想框框的。只有当德国的社会存在迫使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得不表现出窄狭的，甚至狭隘的局限性时，如我们所看到的，黑格尔与他的哲学前驱们才趋于共同一致。
从历史上看，黑格尔那个时代里只有哥德一人可以跟他列于同一个层次。在《精神现象学》的准备时期文稿中，我们发现有长篇大论的论述哥德的《浮士德》的文章，实在不是偶然的事情。因为这两部著作表现了一个类似的目的，那就是，试图对到达了当时那个阶段的人类的诸发展环节作一个全面的理解，并将它们的内在运动，它们的自身规律性表述出来。普希金曾把《浮士德》称之为一篇“现代生活的赞美诗”（“JliasdasmodernenLebens”），意义是很深长的；而谢林曾给他自己的精神哲学命名为一篇精神还乡记行，一篇《精神浪游归记》（《OdgsseedasGeistes》），其实这个意味深长的名称，倒不如说用之于《现象学》比用之于谢林的任何著作都更为合适。
哥德和黑格尔生活在资产阶级最后的伟大的悲剧的时代的开端。摆在这两个人面前的，已经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可解决的矛盾，已经是从资产阶级社会里产生出来的个人与人类的分裂。他们两个人的伟大，一方面在于他们毫无畏惧地正视这些矛盾，并试图用最高形式的、文学的或哲学的语言把这些矛盾表述出来；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开端，他们还有可能——虽然也不免穿凿附会矛盾百出——就整个人类的经验，就人类意识的发展，创造出一些概括的却又含有深刻而真实的规定的综合形象来。就这一点而论，《威廉·麦斯特》和《浮士德》应该说是与《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哲学全书》同样不朽的人类发展史文献。当然，他们两个人的最后的基本倾向上的这种高度相同，不应该使我们因而完全忽略他们在思想上的差别。哥德较之黑格尔有很强烈的自然倾向，所以终其一生都很接近于唯物主义，而另一方面，唯物主义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重大发现可以说不再有什么意义了。这个差别应该受到研究这一伟大时期详细历史的人的深切注意。只有具体研究了哥德与黑格尔之间的相同与相异，才能真正清晰地和在最高阶段上显现出这一时期的进步性里的内在矛盾。
对我们来说，只要肯定他们有共同倾向就够了。我们用不着去详细地分析这样一些原因与后果的复杂辩证关系，这些原因与后果，曾使哥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的理解，较之黑格尔所理解的，有时更现实些，有时更有远见些，但有时又比较缺少辩证，比较缺少矛盾些。对我们来说，只要证明了哥德和黑格尔共同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的劳动的结果是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就够了。这个基本观点，早在青年哥德的残篇《普罗米修斯》里，——虽然在那里还没有发展成一种有意识的、经济学形式的观点——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很典型地表示了哥德与黑格尔的差别，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反宗教的气息。不过，在哥德的绝大部分著作里，谈论人通过劳动而自我产生的时候，巷是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问题，归结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尖锐的人道主义的批判问题。人道主义的批判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人类进步的思想，所以它宁愿在矛盾的粪便里钻动，并竭力从中打开一条出路，而不愿意对任何一个浪漫主义的反动倾向作任何让步。当然，如果有人想在哥德的文学巨著与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之间硬画出一条机械的、牵涉到个别细节的平行线，那将是极其迂腐可笑的。但是，哥德在构思他的《威廉，麦斯特》或《浮士德》时所走的道路，就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来说，正就是黑格尔的《现象学》里的精神所通过的那同一条道路。[41]
[1]第一含义，见于《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年〉，费希特《全集》，第1卷，第360页。第二含义，见于《知识学》，（1801年）《全集》，第4卷，第73页。
[2]《谢林全集》，第1卷，第166页，《论我是哲学原则》（1797年）
[3]参看《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11页。
[4]《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28页。
[5]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看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译者）。
[6]《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610页。
[7]《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610页。
[8]《耶纳选缉》，第320页。
[9]“罗申克兰茨”，第187页。
[10]《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3页。
[11]马克思：《资本纶》，第1卷，第389页（参看中译本，人民出版杜，1953年版，第448页，注89——译者）。
[12]《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605页。
[13]“记忆”（Er-innerung）一字在这里分开写为和两段，含有使之内在化的意思。
[14]最后这两句诗是黑格尔引用谢林《哲学书信》里的话，只凭记忆，所以字句有所变动。
[15]《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09页。
[16]参看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2—53页。
[17]参看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5页。
[18]参看同上书，第56页。
[19]参看马克思：《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第57—58页。
[20]参看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4页。
[21]参看同上书，第129—130页。
[22]参看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6页。
[23]参看同上书，第129-130页。
[24]参看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20页。
[25]参看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第28页。
[26]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27]参看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第23—24页。
[28]马克思已经把他自己论青年黑格尔派区分内心的黑格尔与公开的黑格尔的文章，以及认为公开的黑格尔只是黑格尔对当时杜会的一种妥协论调，斥为肤浅的说法。关于这一点，作者在《德国哲学杂志》，1954年第2卷，第2期《论青年马克思的发展》一文里有详细的沦述。
[29]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7页。
[30]海涅：《全集》，第6卷，第48页。
[3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105页。
[32]参看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第9页。
[33]参看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第9页。
[34]参看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第13—14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页。
[36]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德文本（1953年柏林版），第593页。（此处所引费尔巴哈原话，参看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1957年，三联书店版，第46页。——译者）
[37]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同上德文本，第600页。
[38]参看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9页。
[39]列宁：《哲学笔记》，第165页。
[40]同上书，第233—234页。
[41]《浮士德》与《现象学》间的关系，我会在我的《哥德及其时代》一书中详加论述。该书由建设出版社出版，柏林，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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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黑格尔社会观的危机和他的辩证方法的萌芽（佛兰克福，1797—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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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黑格尔社会观的危机和他的辩证方法的萌芽
（佛兰克福，1797—1800）
第一节佛兰克福时期的一般特征
黑格尔的伯尔尼时期的社会观点，与他当时德国的社会现实之间，没有互相沟通的桥梁。当时的德国，在客观现实上，不存在也不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这就使他的这样一些社会观点根本没有任何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可能性。而黑格尔的本性却从来就对实际怀有强烈兴趣的。他一直盼望能有积极参加他当时的政治生活的机会。举例子说吧，他在写完了《精神现象学》以后，接受《班堡日报》（《BambergerZeitung》）编辑职务的时候，是兴高采烈满怀希望的。他之产生失望情绪，乃是因为在他执行职务的中途，而且特别是由于在当时的新闻检查制度之下，他的日报的内容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不错，相当广大阶层的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同情法国革命的思想。根据一切可能性来看，这个阶级的人数比资产阶级写的歪曲历史所告诉我们的要多得多。但是，无论如何，却不能说这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人数众多力量强大到这样的地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已经有能力给法兰西的革命思想作哲学的或文学的传播。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好朋友荷尔德林的悲剧式的命运，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有力例证。
黑格尔的伯尔尼时期思想跟当时德国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随着法国革命本身的发展而越来越大。法国革命在两方面发展着，一方面是法国境内的阶级斗争日益发展，另方面是法兰西共和国反抗封建君主干涉的战争影响日益扩大。
法国革命史里的巨大转折点，即在1794年的所谓热月里罗伯斯庇尔政权崩溃的时候，黑格尔还正居住在伯尔尼。照我们看来，这个革命形势的逆转，在当时似乎并没给黑格尔构成什么决定性的深刻印象。我们上文已经讲过，他欢迎对罗伯斯庇尔派的镇压行动，然而这只能证明他从来就是一贯反对法兰西革命中主张平民政权的左翼激进分子的。至于在他的共和国主义的革命思想里，我们无法找出热月前后他的论调有什么不同。这种事实，初看起来好像很奇怪，其实它一方面可以从法国革命本身的发展来解释，另方面又可以从青年黑格尔在论断法国革命时所用的观点来解释。在执政内阁时代，法国革命的内部发展史是想保持和扩张资产阶级所必需的革命成果的那些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一部东摇西摆的历史。共和主义者们始终在反动的保皇党与企图继续走平民革命路线的激进派之间，摇摆不定。这些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领袖们不是跟这一极端党派临时妥协一下，就是跟另一极端党派临时妥协一下。当时阶级斗争的阵营是很不稳定的。由于阶级斗争的阵营这样不稳定，于是法国资产阶级就感觉需要一个军事独裁者（这就造成1799年拿破仑第一的政变）。
对于这一时期的判断来说，更重要的是对热月本身的社会意义的估计。马克思跟那些自由派的历史学家及其反革命信徒，托洛茨基派相反，对热月的社会内容曾给予极其明确的规定，他说，“罗伯斯庇尔倒台以后，从前曾……耽于幻想的政洽启蒙运动，才初次开始平凡地实现。尽管恐怖主义竭力要使资产阶级社会为古代政治生活制度而牺牲，革命还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在执政内阁时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浪潮迅速地高涨起来，于是出现了创办商业和工业企业的热潮、发财致富的渴望、新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喧嚣忙乱，因为资产阶级生活的自我享受方才是初期，所以还是粗鲁、肤浅、轻率而嚣张的；于是法兰西的土地得到了真正的开发，因为土地的封建结构已经被革命的巨锤打得粉碎，现在才开始由无数新的土地所有者以其第一次出现的狂热对这块土地进行全面的耕作；于是解放了的工业也第一次活跃起来——这些就是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些生活表现。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的代表是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开始了自己的统治。”[1]
法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方向的这种转变，反映到落后的德国，不言而喻，就比在法国所反映的英勇的革命事件本身更加受到歪曲，更加间接，更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事了。在德国，当然不会出现一种与法国的发展情况相当的经济繁荣景象。德国的观察家们，几乎没有人理解到，或者说没有人曾经能够理解1794年热月以后的法国革命的经济方面发展。但是，正因为这样，由法国革命而产生的思想意识，其影响就更大了。仅仅由于德国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者们、人道主义者们，向来不赞同法国革命极端左翼的平民化的苦行作风，已经就不能不在德国产生出一定的同情者，同情于法国的这种资产阶级统治。因为这种资产阶级的统治，一方面反对反动的封建主义，而同时却又尖锐地反对“极端”的革命派，它乃是一种兴高采烈的热爱生活的统治。而德国对资产阶级统治的这种同情，到后来就非常强烈地集中表现为对拿破仑第一的好感。在这种好感里，包含有对于热月政变后历史发展的一种人道主义——唯心主义的曲解。
于是就产生了幻想，以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可能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产生出全面发展的热爱生活的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重要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没有看到这种发展里的矛盾，特别是，他们并不是没看见资本主义社会给真正的个性发展、人格发展所设置的障碍和阻挠。所以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构成着德国古典文学的一个主要内容。而我们在分析黑格尔这一时期的思想的过程中，会一再地看到他的问题是如何跟德国最重要的古典人文主义代表如哥德和席勒的问题，密切关联着，平行发展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一心一意要利用黑格尔在佛兰克福时期思想和名词上的混乱、晦涩和神秘意眛，来把他编成是反动的浪漫主义的一个先驱或附和者，事实上他们在这里又是把真实的历史发展头脚倒置了。
所以，由于法国革命的发展进入了这一发展阶段，就使资产阶级社会问题成了讨论的中心课题。而由于德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对资产阶级社会问题的讨论就差不多是沿着一条纯粹意识形态的路线进行的。在德国，不是像在法国那样把资产阶级社会问题当作一个政治问题来讨论的，也不是像在英国那样把它从它的经济规律性上来进行科学分折的，在德国，乃是根据人道主义的观点，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人、人格和人格发展的情况。然而不管这个问题在德国带着多么明显的意识形态的性质，毫无疑问，它仍然是热月以后法国革命发展的一种映像；而且，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里，特别在哥德的作品里，这个问题转化成为一个非常高度的现实主义问题。
不言而喻，在青年黑格尔的哲学里，唯心主义的特征是极其突出极其强烈的。但是，就在这里，我们也已经必须预先指出来，黑格尔是德国这个时期的唯一哲学家，曾经由于分析资产阶级社会问题进而认真地分析过经济问题。而且我们说这句话，还不仅止意味着黑格尔是这个时期唯一曾详细研究过英国古典经济学著作的德国重要思想家，并且是由于他的研究范围一直伸展到英国的具体经济状况本身。所以，恰恰是在佛兰克福时期，黑格尔的国际视野有了特别的扩大。当他在伯尔尼的时候，.他的历史哲学的全部结构仅仅是建筑在法国大革命这一世界史事件的基础上的，那么现在到了佛兰克福，英国的经济发展同样也成了他的历史观、社会观的一个基本成分了。至于黑格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失其为一个德国哲学家，德国的落后状态在他的基本观点上到处都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那可以说是无需持别提出来分析讨论的了。
这个新成分在佛兰克福时期剧烈地加强起来，而且恰恰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发展而加强起来的。黑格尔出国三年以后，重新回到德国，在他的家乡乌登堡庄了几个月，然后就定居在德国的一个商业中心佛兰克福。所以他就有机会直接观察和亲身体会法国革命对德国生活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乌登堡的表现是非常强烈的，——当然只表现在德国的落后的政治范围里曾使乌登堡发生历时几年的政府危机。因此，德国的封建专制政体必须如何通过法国革命而加以改造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黑格尔的一个普通的历史哲学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政治问题了。
但是，法国革命对德国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已不仅限于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已不仅限于使德国人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封建专制制度站不住脚而已了。在这个时候，法兰西共和国的原来是防御性的战争，已转变成一种差不多连续不断的攻击性战争。这意味着，一方面，现在的战场已不再是法国本身，而德国和意大利也都变成了战场。另一方面，由于热月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防御战和第一革命时期的国际宣传战混合在一起的情况，主要已变成一种侵略战争。当然，某些宣传战的因素还一直在整个共和时期都保留下来，并且甚至保留到帝国时期。这个时期的每一个法国政权，都不能不尽一切可能去消灭征服地区里的封建残余，以便使这些占领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尽可能赶上或接近于法国的水平。然而这种要求，与资产阶级共和国特别是后来帝国时期的征服占领目的比较起来，就越来越变得次要了。
因此，法国所进行的战争，就直接地和深刻地影响了德国人的生活。而这种影响，如我们后面将要详细论述的那样，是一种极端充满了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德国最好的最进步的思想家，都把他们复兴德国的希望寄托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上，有时甚至寄托在法国的武装干预上。对于这一点，大家回想一下马因兹（Mainz）共和国及其与当时曾一度取得胜利的居斯丁（Custine）战役的关联，就可以理解了，甚至一直到莱因联邦时代，这种心理也还没有完全消逝。但是另一方面，法国的征服更加促进了德国民族的分崩离析状态。德国的民族统一，民族统一国家的产生，显然更加希望渺茫，更加矛盾百出而不能实现了。
在我们后面详细讨论黑格尔的佛兰克福时斯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无论在政治上或哲学上他对于因这种情况所引起的矛盾，都没能提出克服的办法。但是我们同时又会看到，恰恰由于这样接触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问题，由于接触到了德国的现实政治和社会命运，于是其中的矛盾性就越来越升高到他的思想的中心，他就越来越强烈地体会到矛盾是生活的基础和动力。我们特别强调“体会”这个字，乃是因为黑格尔的思想发展并不是像谢林的发展进程那样从一个哲学体系前进到另一个哲学体系。我们必须记住黑格尔的伯尔尼时期，并且特别记住他当时的论著的特点，他当时的论著表明他对哲学问题，特别对认识论和逻辑问题兴趣很小。他当时只想从思想上处理一些社会的和历史的事件，而利用哲学则只是为了给这些论述作必要的概括。这个特点，一般说来在他的佛兰克福时期的工作方法里还保持下来，没有改变。但是，我们会看到，他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越来越具体，他向有意识的和直接的哲学问题的过渡也就同时越来越缩短，并且社会和政治问题就越来越直接转化为哲学问题。而很有趣的是，愈是当着被讨论的具体问题的哲学核心恰恰就是矛盾本身的时候，社会和政治问题向哲学问题的转化也就愈是直接，愈是有力。
正确解释黑格尔在佛兰克福时期的札记残篇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从社会政治问题向哲学问题的过渡，绝大部分都是非常杂乱无章、支离片断，而不是一种按照理论推演出来的过渡或关联。黑格尔在佛兰克福时期的思想活动，与他此时以前和以后的情况，迥然相反，差不多总是从带有个人色彩的生活体验出发的，总是盖着个人体验所持有的那种既富有热情又混乱不清的烙印的。而且他初期对这些体验到的矛盾所作的哲学阐述，不仅总与个别的体验直接纠缠在一起，并且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很少达到了真正明确的程度。他初期的那些哲学论述时常变成了一种神秘的抽象。还有一点，他在开始的时候根本不感到有把这些个别的思想活动加以系统概括的必要。黑格尔首先要解决的，是某些具体的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是在他分析这些个别现象的过程中，才逐渐产生出紧密地内在关联着的哲学观点来。到了分析佛兰克福时期问题的终了，他才生平第一次试图把他的一些哲学见解概括成为一个体系。
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在最初出现的时候是非常混乱的。他—把从个别的生活现象中体验到的那些矛盾组成为一个非常神秘的眹合体，并且在这个时期曾一再地以“生命”这个名词来表示这种联合体。所以，最初他所见到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思想之问的对立，乃是思维、表象、概念等等作为一方面与生活作为另一方面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已经流露了黑格尔后来的深刻辩证法，已经表现了他热情地从具体的生活现象里把握其矛盾性的倾向，而正是由于他这样地把握矛盾性，他才有时候像列宁很有说服力地指明的那样，非常接近于正确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但在佛兰克福时期，他的这个“生命”概念，不仅由于没有解释说明而是模糊不清的，并且内容上也充满了神秘气息。在这个时期里，他既然把表象和生活对立起来，于是黑格尔就不得不把宗教视为是“生命”的最高完成和哲学体系的顶峰。
所以他在伯尔尼的时候比较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转变。这个转变，我们随后就要详细地讨论；而这个转变的基础，则在于从这个时候起黑格尔的中心问题已经改为个人，或者说，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问题了。在伯尔尼时，黑格尔在某种意义上说曾从外面对他当时的资产阶钑社会进行了观察，这即是说，他曾把这整段的历史发展，从罗马共和国的灭亡到他当时，当作一个统一的没落时期，当作虽然历时千百年之久而实质上只算是世界史上的一个暂时的过渡时期。他认为这个过渡时期将要过去，而为古代共和国的复兴时期所代替；而由于他的这种看法，所以他所见到的纯然是这个时期的一些消极的特征。人们几乎可以说，他是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存在，视为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唯一的没落现象。
黑格尔思想发展的新阶段，首先表现在这里：他现在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基本的、无可改变的事实，开始认识到，他必须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分析处理这个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这：种分析研究是从一种非常主现主义的基础上开始进行的。这就是说，黑格尔还没有像他后来在耶纳时期那样提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本质的问题。这个时候的问题，毋宁只是要弄清楚，个别的人如何一定要与资产阶级社会发生抵触，人格发展的道德前提与人.性前提如何与资产阶级社会现状和规律陷于矛盾，以及两方面如何又可能取得一致而达成和解。
这样，黑格尔对待他的当前现实的态度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为了说明他的态度，我们使用了他的哲学体系里的一个后来声名狼藉了的范畴：“和解”（Versohnung）。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范畴，大家都还记得，是他在伯尔尼时最激烈反对的一个范畴，到了这个时期，却变成了他的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不错，他曾经根据个人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矛盾研究了两者的关系，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在具体分析个人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的过程中，曾一再发现出新的矛盾来，然而黑格尔的思维的目标，却在于扬弃这些矛盾而取得和解。（在黑格尔那里后来变得非常重要了的名词“扬弃”，也是在佛兰克福时期初次出现的，自此以后，就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居统治地位的范畴。）
我们必须把黑格尔的这种新型的主观主义与他在伯尔尼时的主观唯心主义加以严格区别。关于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作了详细的分析，因而我们现在只须提醒读者一点，那就是，当时黑格尔心目中的社会历史事件的主体，总是一种集体性的东西，而把个人从他在古代城邦共和国中的生活的直接社会性里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私人”，这在当时的黑格尔看来，乃是共和政体趋于没落的一个最明显的征兆。与此相反，黑格尔在佛兰克福时期的主观主义则是一种名符其实的主观主义。黑格尔真正是直接从个人出发，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命运遭遇出发，来研究个别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对于该个人的命运的影响以及该个人与他所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交互关系。
至于对个人的客观环境的研究，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研究，是后来才慢慢地逐渐地占得上风的。现在，黑格尔从个别的人，即从以前他非常蔑视的所谓“私人”的具体命运出发，来探索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规律，追求对这些规律的客观知识。在此期间，伯尔尼时代的那个老问题，即“实证性”问题，又重新出现而变成了中心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研究过程里，获得了一种比在伯尔尼时更复杂得多，更矛盾得多，更富于历史意义的性质。而正是这个问题，现在引导黑格尔日益深入地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统治势力，研究经济问题。由于他试图在人格发展的人道主义理想与资产阶级无可改变的客观事实之间找到一条哲学上的和解道路，黑格尔就逐渐加深了对私有制的问题的理解，后来并且进而加深了对劳动问题的理解，他理解到劳动是个人与社会之间最基本的交互关系。
黑格尔对现实的态度比在伯尔尼时起了这样的变化以后，跟着他对基督教的态度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只从我们的上述种种看来，已经可以说是无足惊奇的了。大家都是熟知的，任何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出现重大的变化，总是与宗教观上的变化关联着的。即使费尔巴哈的历史观，也并没能超越这一点。那么在青年黑格尔那里，他对“私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那种否定性的评价，就更是与基督教最密切地结合着的了。青年黑格尔虽然也作过一些努力，试图去寻找古代共和政体崩溃的社会原因，然而归根到底，他是把基督教视为近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的。而既然他对历史抱有这样一种看法，那么他对当前社会的评价上的改变之立即转而影响他对基督教的评价，就没有丝毫足以惊奇的了。因为很明显，青年黑格尔的基本观点在佛兰克福时期原封未动，甚至在它的宗教神秘性方面还有所加强，所以对他来说，到这个时候，基督教才必然地真正继续是当前社会思想的道德基础。
关于这样一种历史观点的唯心主义性质，我们用不着再来作任何说明。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这种历史观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没有根源的；所以它有它的坚韧性，根深蒂固牢不可拔。不论它的影响如何歪曲地和神秘地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它的根源则是一个，即基督教与整个现代欧洲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关联。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在许多深刻的具体历史分析里指出，为什么在罗马帝国瓦解时期的各种教派之中独有基督教发展成了世界性宗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指出，基督教在欧洲经济发展的各种不同时期里是怎样适应当时具有统治地位的人的需要，是怎样因欧洲阶级斗争的阶段不同而层出不穷地产生出基督教的新的不同形式来的（例如，中古时代的宗派运动、路德派、加尔文派等等。）。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也同样必然要产生出某种修正了的基督教当作它的上层建筑。马克思在他反对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的论战文章里说过：“把基督教当做自己的基础、国教，因而排斥其他一切宗教的所谓基督教国家，并不是完备的基督教国家，而无神论国家、民主制国家，即只把宗教当做市民社会的一个因素的国家，才是这样的国家。……相反地，它（民主国家——译者注）可以脱离宗教，因为它已经用世俗方式实现了宗教的人的基础。……这种国家的基础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的人的基础。宗教还是它的成员的理想的、非世俗的意识，因为它是这种国家中实现的人类发展阶段的理想形式。”[2]
这种真实的、社会历史方面的关联，出现在唯心主义者的历史哲学里就总是被歪曲了的，总是头脚倒置的。在青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里，也不例外。基督教本来是欧洲近代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黑格尔却把它当做这个时期历史发展的首要的推动力量。在这个一般观点上，黑格尔在佛兰克福时的哲学与他在伯尔尼时的哲学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差别。因为尽管他在伯尔尼时批评基督教而在佛兰克福时竭力跟它和解，但在这两个地方，宗教在他的历史观里都是占据着足以显示其为唯心主义的主导地位的。当然，由于黑格尔一方面从个人的生活问题出发，另方面又竭力争取与现实社会相和解，他与基督教的关系就比以前亲切得多了。从这一点上说，他在佛兰克福的态度与在伯尔尼时比较起来表现出了一个剧烈的变化。
黑格尔从个人的生活问题出发，这种现象，我们只能在他的思想发展的佛兰克福过渡时期里看到。黑格尔的思想特征，无论就他的初期或成熟时期来说，都在于：他之所以对个人感兴趣，永远只因为个人是社会的成员。他后期对康德和费希特，对施莱艾尔马赫尔（Schleiermacher）和浪漫派的道德观所作的那些尖锐批评，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些人，虽然方式不同，却共同地都忽略了看起来仿佛是纯个人的行为的社会因素，都忽略了个人道德范畴里的社会条件性和社会规定性。因此，佛兰克福时期之深究个人生活，及从个人欲望与需要出发，乃是黑格尔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插曲。当然这个插曲并不是一个毫无痕迹地过去了的插曲，它的后果在它本身被克服了以后很久还一直保持着遗迹。因为，我们随后还有机会时常指出来，在黑格尔的佛兰克福时期的问题里，在他从个人意识转向客观社会问题的过渡中，在他辩证地分析思想的与情感的世界观的个别阶段的试图中，即是说，在他把高级阶段描写为低级阶段的矛盾的扬弃的结果时，已经就孕育着《精神现象学》的方法的最初萌芽了。
然而黑格尔在佛兰克福所留下的记载，只有根据后期著作回过头来加以分析，其意义才能看得这样清楚。如果单就它们本身来看，或者说，如果紧接着伯尔尼时期的著作来阅读它们，人们就会觉得它们晦涩和混乱得惊人。在黑格尔的任何其它时期，含混不清、意义不明的术语名词都没有像他这个时期里这样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个时期里，他愈来愈强烈地体验到生活的基础是矛盾性，而这种矛盾性几乎表现成为矛盾的一种悲剧性的不可消除性。所以，有些临时性的范畴如命运等等，变成了他从思想上掌握世界的中心环节，并且恰恰在这个时期圼，有一种关于宗教生活的神秘观念变成了他的哲学的最高峰，如此种种，就完全不是偶然的事情了。这是黑格尔的生活和思想里发生的一个危机。我们在开头时已经就简略地谈到了这个危机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这是他的共和主义革命思想的一个危机，到后来在耶纳，这个危机曾以肯定现实的、拿破仑式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佛兰克福时期是他寻求新思想的一个摸索时期，是他缓慢地但永不间断地摆脱旧观念的时期，是一个彷徨无依，探讨摸索的真正危机时期。
黑格尔本人也感觉到这个时期确实是个危机时期。他不仅在后来的著作里，而且在他同一时期的著作里都曾明白地谈到过这种危机情况。他在后期著作里曾毫无顾虑地公开承认——一般说来黑格尔是比较公开坦率的——这个时期他处于不幸的疑病状态，自我摧毁和自我崩溃状态。譬如在《哲学全书》里，当黑格尔描写人的各个时期的年龄特征时，他曾对达到成人以前的青少年时期作了一段叙述，那段叙述，其实有很多基本特征都是以他自己在佛兰克福时的经历为材料的。他在那里认为年轻人的理想，或多或少地都有一些主观色彩。他说：“在这样的理想的实质内容的这种主观性里面，不仅包含着理想与现实世界的对立，并且也包含着通过实现理想以求消除这种对立的意愿。”从青年人理想中的生活进入到资产阶级的现实社会里去，乃是一个痛苦的和充满危机的过程。所以他说：“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逃过这个疑病阶段的……。谁陷入于这种疑病时的年龄愈大，其病症也就愈显着。（黑格尔在佛兰克福时是在27岁到30岁之间——卢卡奇注）……在这种病态的心情下，人是不愿意放弃他的主观性的，人是不能克服他对现实世界的违抗的，而正因为他不能克服自己对现实的反抗，就处于一种相对的无能之中，并且这种相对的无能，很容易变成一种真正的无能。因此，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沉沦下去，他就不能不承认世界是一个独立自存的、基本上完满自足的世界……。”[3]
在1810年的一封信里，他对佛兰克福时期的这种评价，就说得更加坦率，更直接关联到他个人。他说：“我出于自己的亲身经验，曾经体会了这种心情，或者毋宁说，曾经体会过这种情调的理性，因为理性一方面已经连同兴趣和它自己的克制交织成一团混沌的现象，……另方面它内在地对整个目标的详细情节还不完全明了。这种疑病状态，我遭受了好几年，以至精神上几乎陷于瘫痪。一般地可以说，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转折点，这是他的本质上的一个昏暗的收缩点；他要通过这一关，才能达到安全境地，从而确信他自己，确信普通的日常生活，而如果他已经没有能力以日常生活来充实自己，则通过这一关才能确信一个更内在更高贵的生存。”[4]
佛兰克福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献，对这一点说得还更加清楚。在这些文献中，人们可以看到具体的人和社会方面的解除这种危机的因素，而看得比在他后来已经加以一般化了的回忆记载里更清楚得多。比如说，黑格尔有一本论《德国宪法》的小册子，就是以叙述当代人的内心状态开头的。他说：“这些（人们——卢卡奇注）不能单独地生活，而人则永远是单独生活的。……时代迫使人进入了一个内在世界，因而，人的状态，就只能或者是一种死亡，或者是一种企图：如果人愿意停留在这个内在世界里面，他就只能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死亡，而如果自然驱使他生活下去，他就只能是一种企图，力图取消当前世界的否定方面，以便能够适应这个世界，享受这个世界，以便能够生活下去。”[5]
黑格尔自己说得最亲切的供状，是在几封通信里。他在从伯尔尼迁往佛兰克福的中途，曾在斯图加特（Stuttgart）居留过一个短时期，在那里他认识了他姐姐的一位女朋友名叫娜奈特·恩德尔（NanetteEndel），他在佛兰克福初期写信给她时说道：“……而我发现，在这里要想给人们提供一个范例，将是完全吃力不讨好的事，我发现，巴丢阿的圣安多尼由于他曾对渔夫们传教，他所做的就肯定比我以现在的这种生活所能做的要多得多。因此，我慎重考虑以后，已经下了决心，不盼望使这些人有所改善，而但愿与他们同流合污……。”从另外一些文献里看出来，黑格尔跟他充任其家庭教师的这家佛兰克福商人家庭相处的关系，比他以前在伯尔尼跟他的学生和家长相处的关系要好得多。根据他给谢林的信，我们知道他是以共和主义立场坚决反对伯尔尼的贵族经济的。现在引证的这封信表明，黑格尔在佛兰克福已经彻底改变了他对待他周围的人们的外表态度。当然，这封信也还可以这样解释，说它里面谈到的只是他待人接物的一些纯粹策略问题，或者干脆说，是他的一些虚伪手法。但是，这种解释与黑格尔的个性是不相符合的。而且同年七月二日他还写过一封信给娜奈特·恩德尔，谈到他改变了他与自然的关系。这封信表明得很明白，他的改变不仅是一种虚伪的手法，而是更深刻得多的一种观点上的改变。在这封信里他写道：“……在那里的时候（指伯尔尼——卢卡奇注），我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总是竭力使我自己与自己、与别人融洽，现在在这里，我则时常逃向这个自然的慈母，以便在她这里能够使我跟别人，即跟我与之和平相处的那些人们，重新分离开来，以便我能在大自然的庇护之下不受他们的影响，并且破除我跟他们之间的联系。”[6]
从这些信里，特别是后一封信，我们完全清楚地看到黑格尔在对待他当时社会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还看到，这种变化里本来就包含着一种内在矛盾，或者说得更好些，这种变化的核心里包含有一个整个的矛盾复合体。这些矛盾的性质及其客观基础，黑格尔起初并不清楚，只到后来才逐渐明白起来。因为这样，于是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他在佛兰克福时期的那种痛苦的、疑虑的、陷于危机中的心情，虽然这时他的私人生活状况已经比在伯尔尼时好得多了；我们说他的私人生活好，还不仅是指着他的外表上的生活，就连他的内心精神生活的孤寂也比在伯尔尼时轻得多了。比如说，最初一段时闻里他曾跟他的青年朋友荷尔德林过从很密，并且通过他而跟许多别的、在德国青年一代诗人和哲学家中地位并非不重要的朋友们发生了密切接触，其中就有，例如，辛克莱尔（Sinc’air）。
而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矛盾都与他所亲身经历的个人遭遇结合在一起因而长期间带有一种没经过概念系统加以说明的纯经验的性质，所以这个时候黑格尔用以处理问题的那种方法虽已成熟，即是说，他已经从个人的经验出发进而作概念上的概括，但是就他遗留下来的记载来看，他的整个道路显然还是跟引起矛盾的经验原因混杂在一起的。黑格尔处理问题的这种方法，我们以前在引录《德国宪法》一文的残篇时已经看到一个范例了。他所以那样处理问题，恰恰因为黑格尔在这个时候才刚刚开始成为一个辩证的哲学家。所以他不是像后来在耶纳那样把引起矛盾的私人的经验事件只当作一种经验事件，只就这个事件本身加以分析，探求其客观原因和规律性，而是把这种经验事件看成问题本身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黑格尔在此时所提出来的间题，恰恰是他自己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的问题，他的问题在于试图替他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安排一个位置。
不言而喻，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私人的问题。假如这仅仅是黑格尔一生里的一个纯个人的经历问题，那就不会引起我们这样大的兴趣。但是，青年黑格尔在佛兰克福与之搏斗的那种矛盾，乃是德国这个时期一切重要诗人和思想家所共有的客观矛盾；这个时期的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都是从解决这些矛盾而产生出来的。而且由于这个时期的德国古典文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具有深剑的和广阔的国际意义，所以显而易见，作为它们的基础的那种社会矛盾，也就不会仅止是局部的德国问题，即使它的特殊表现形式是受当时德国的社会条件所规定的。
这是伟大的德国人道主义者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的态度问题。资产阶级社会在法兰西大革命中并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取得了胜利，但同时却开始暴露了它的可怕的、仇视文化的方面，暴露得比法兰西大革命以前及其进行期间所表现的那种虚幻的英雄时代更加清楚。于是，在德国的重要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们面前，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复杂非常矛盾的必然问题：他们必须承认这个资产阶级社会，必须把这个资产阶级社会当作一个必然的、唯一可能的、进步的现实存在而加以肯定，而且必须公开地褐发和暴露它的矛盾，而不去为它的本质所带来的非人性的东西作辩护，而不向它的这些非人性的东西表示屈服。德国的古典哲学和文学，曾在哥德的《威廉·麦斯特》和《浮士德》里、席勒的《瓦论斯坦》和其它美学著作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及其以后的著作里指出了这些矛盾，并且试图解决这些矛盾。德国古典文学和哲学提出和试图解决这些矛盾所采用的方式，本身就足以表明这些矛盾是具有重大的世界史意义的，——而且同时，也表明这些矛盾一般地由于是出自资产阶级社会和特殊地由于是反映“德国的苦难”而具有它们一定的局限性。
如果说，黑格尔在我们最后引录的那封信里所表示的是他自己逃向自然，以免为他的社会环境所完全同化，那么，他正是用了一种原始的、直接的、感性的形式在表示着这种矛盾。一方面，他愿意按照资产阶级社会的现状充分地掌握他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并想在这种社会里发挥他自己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他又坚决不愿意把当时社会里的非人性的、僵死的和招致死亡的东西承认为活的、能够赋予生命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在佛兰克福初期所经历的那种矛盾，既是他的私人生活里的一种情感上的、主观上的矛盾，同时又连带着是他的那个时代的一种重大的客观的矛盾。
由此可见，黑格尔的生活和思想里的佛兰克福危机，已促使他把这种矛盾提高到哲学客观性的阶段了。黑格尔的哲学天才，他比他同时代人在思想上高人一筹的地方，在于他不仅仅叙述他的私人生活里亲身体验的矛盾，不仅仅由此进而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性（当然他所认识到的矛盾性只限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而且具有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的局限性）并且还从这种矛盾性里更进一步认识到一切生活、整个存在、整个思维都具有普遍的辩证性质。佛兰克福危机的结果，使黑格尔初次概括了他的辩证方法，当然还只是一种非常神秘的辩证方法。佛兰克福危机同时——而且不是偶然地——还使黑格尔跟他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之间达成一种辩证的、承认在基础上含有矛盾的“和解”。黑格尔克服他的佛兰克福危机时所持的那种生活态度，他曾在一首小诗里表示得非常清楚。这首小诗不是他在佛兰克福末期就是他在耶纳初期写钓：
“完满的神灵子孙，
愿你在自我斗争中勇敢而有信心，
打破你内心的宁静，
打破你与世界事业之间的和平！
即使你的努力超过了今天和昨天，
你将不会比时间更为完善，
而至多也不过是，你将即是时间。”[7]
[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6—15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1、432、434页。
[3]《哲学全书》，第396节，附释。见《黑格尔全集》，柏林，1845年，第7部，第2卷，第98页。
[4]见前引“罗申茨威格”第1卷第102页。此外，罗申茨威格还根据黑格尔信徒加布勒（Gabler）的回忆录，还发表了一段在1805年跟黑格尔的对话，在这段对话里，黑格尔对佛兰克福时期表示了完全相似的看法。同上书，第236页。
[5]见“拉松”，第139页。至于我们为什么把这一段记载从《德国宪法》里抽出来挪到佛兰克福时期的理由，我们将在详细讨论这段浅篇的时候再谈。
[6]《黑格尔研究》，拉松发行，第2期，柏林，1910年，第7、11页。
[7]见“荷夫麦斯特”，第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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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青年黑格尔的共和国思想时期（伯尔尼，1793—179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1954）
第一章青年黑格尔的共和国思想时期
（伯尔尼，1793—1796）
第一节黑格尔的“神学”时期
第二节青年黑格尔的“实证性”是什么意思？
第三节历史观和当前现實
第一节黑格尔的“神学”时期
启蒙运动，对于黑格尔也像对于这一时期的几乎一切重要的德国人一样，构成他的思想的出发点。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哲学史里一个巨大的至今很少研究的领域。因为长斯以来，德国文学史家和哲学史家千方百计要在启蒙运动与古典时期之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人们甚至完全错误地把“狂飙”时期视为与启蒙运动截然相反。直到最近几十年，历史科学开始要把启蒙运动也说成一种卫道的反动的运动，人们才开始比较重视这些关联，以便通过这样理解的启蒙运动，好把古典时期的重要人物都按反动的观点来加以曲解。
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必须详细地分析德国启蒙运动的阶级性和法国的与英国的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影响。它必须揭露德国启蒙运动的内部存在着什么阶级对立。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看到，德国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既为封建小国的专制政治的目的服务，也为在意识形态上有组织的资产阶级革命人士的目的服务。启蒙运动内部的这种对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已经指出来了。法国当时比较进步，因而阶级分化也比较尖锐，阶级斗争也比较坚决而明确，这就使法国的重要启蒙思想家们自然而然地成了准备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而在德国，由于资产阶钑革命当时并没提到日程上来，所以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在德国的影响也比在法国本身的影响，分散得多模糊得多。
封建专制政治和它的理论家们曾屡次企图利用启蒙思想里的某些方面来实现其自己的目的。德国启蒙思想家的反对力量，特别是他们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力量，却比在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里要薄弱得多。德国启蒙运动的这种性质，在世界观的一切领域里也都有反映。当法国的发展路线愈来愈明确地走向狄德罗、霍尔巴哈和爱尔维修的坚定的唯物主义的时候，德国的启蒙家们则仅仅达到了“理性宗教”的思想。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在当时的德国属于少数例外，他们（例如厄德尔曼B.J.ChEdelmann）大多数是些孤立的单干户。德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们所达到的最极端的思想是一种斯宾诺莎主义。而甚至信服这样一种主义，譬如老年的莱辛（Lessing）和青年的哥德，也会在普通德国启蒙思想家之间引起震惊。最典型的例子是，莱辛虽然和德国启蒙运动家孟德尔逊（MosesMendelssohn）是过从甚密的好朋友，却并没把自己的斯宾诺莎主义世界观告诉他，因而到莱辛死后他与雅科比（F.H.Jacobi）的谈话发表之后，孟德尔逊才知道莱辛曾抱有斯宾诺莎主义，并且大为震惊。
在本书的范围里，当然不能研究德国启蒙运动本身。为了我们在本书里的目的，只肯定下面这一点就够了：黑格尔早年求学的那个图宾根学院里的课程，含有一种对当时的宫廷势力作了一定迎合的启蒙思想。最近我们掌握了一批笔记摘要（荷夫麦斯特发表的），非常清楚地表明青年黑格尔很熟悉德国、法国、英国的全部启蒙著作。直到后来在伯尔尼求学时期，他还深入地阅读有启蒙思想的著作，并且不限于历史和哲学，也包括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譬如伯尔尼时期的笔记里就曾引证马利乌（Marivaux）的一本小说，这本小说的主要人物，特别是在起首部分，都是德国启蒙运动家。在上面提过了的那些图宾根时期札记里，我们发现对几乎所有的德国启蒙运动家，甚至二三等的人物，都不仅叙述而已，并且还或多或少地作了详细论列。特别在伯尔尼初期，曾一再提到孟德尔逊那本当时非常出名的书：《耶路撒冷》。摘录最多的是莱辛的诗文，持别是那本《智者那丹》（“NathanderWesis”）。
但这些人的著作还远不能代表青年黑格尔在图宾根时期的全部阅读范围。从他的文章和笔记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非常熟悉法国启蒙大师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哈、卢梭等等。他的历史研究，特别在伯尔尼的时候，一定涉猎极广。从他的摘录里可以看出，他曾深入地研究过格老秀斯（HugeGrotius）的著作，雷诺德的《印度史》、休谟的《大不列颠史》、吉朋（Gibbon）的《罗马帝国的没落与灭亡》。此外还阅读过席勒的历史著作，孔斯丹（BenjaminConstant）的个别论文和德国革命家福斯特的论著。至于黑格尔之非常熟悉古代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只要想到他当时所受教育的内容，就可不言而喻了。在这里只有一点很重要，即是说，他对古代历学家和哲学家的解释，完全是沿用法国和英国启蒙思想家的方向。并且青年黑格尔这一点随后我们将详细讨论——不是把古希腊的城邦共和国视为在一定具体条件下曾经产生而已经消逝了的一种历史上的社会现象，而是把它视为当前的社会和国家具体改造的一种永久的标本和榜样。
根据上述种种，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青年黑格尔的阅读方向了。在贯穿着整个德国启蒙运动的内部方向斗争中，黑格尔愈来愈站到民主的左翼方面，而左翼是对于德国启蒙运动因迎合德国的小国专制政治而产生的那些倾向展开批评和斗争的。从图宾根到伯尔尼的发展，恰恰是青年黑格尔的兴趣愈来愈强烈地从德国的转向法国和英国的启蒙思想的发展。而如果说黑格尔在伯尔尼引用德国启蒙运动家，则这些人都是日益明显地属于德国启蒙运动的极端左翼的。比如引人注意的是，黑格尔在这个时期常常引用前面提到过的莱辛的那本戏剧里的一些对当时德国来说非常极端的宗教批评。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他在评论古代与现代关系时，特别表现在古代艺术与基督教艺术的关系问题上，他的观点导源于福斯特的《尼德尔海因的见解》一书中所表述的那些观点。黑格尔曾从这本书作过详细的摘要。海尔曼·诺尔诚然不得不承认这些摘要是真实的，但为了使读者难于理解它们对黑格尔思想发展上的重要性竟在他的书里不把它们复印出来，这可以说是现代黑格尔编纂人的典型趋向了。
我们在下文将来还要比较详细讨论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即青年黑格尔对待狭义的哲学问题相当淡漠。他诚然念了古代哲学家以及斯宾诺莎和康德，但他所念的斯宾诺莎著作，有确切证明的只有《神学政治论》。而他所以念这本书，很可能与他研究宗教批判和宗教历史有关。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必须提到黑格尔之阅读莫斯海姆（Mosheim）的教会史；因为所有的现代黑格尔评论家和青年黑格尔发展史家都极端重视这一事实，认为从中可以证明他的宗教兴趣和神学兴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将要详细地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提到这么一些：前面说过的那些启蒙时期历史著作同样也多半是讨论宗教史特别是基督教史的。黑格尔从莫斯海姆的书里虽然只作了些有关事实的摘录，而在他的叙述里却表示出坚决赞成吉朋和福斯特等人书中那种尖锐批评基督教的立场。至于据说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也研究过德国的神秘主义者（爱克哈尔特〔MesterEokhart〕、陶勒尔〔Tauler〕等），这同样也无助于证明狄尔泰、诺尔和孔藻尔登（Consorten）的虚构。因为我们随后也要说明，对于当时黑格尔对基督教的看法而言，教派具有比较重大的意义。他既然揭发了并批判了原始基督教里的宗派性质，那么他在这今时期一定是基于历史论战的兴趣而研究后期基督教里的宗派问题的。
不过，如果回到青年黑格尔的哲学读物问题上来，则我们当然必须首先提出他对康德的阅读。他读康德一定是早在图宾根求学时代。从他当时思想的发展来看，从当时哲学界青年一代的气氛来看，应该说一说的是，无论青年黑格尔也好，无论青年谢林也好，其兴趣中心都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上。黑格尔比谢林尤其是如此。我们找不出黑格尔在伯尔尼时代的任何一句话，足以证明他曾比较深刬地讨论过《纯粹理性批判》的问题，或者说，纯粹的认识论的问题。他与谢林的通信里也清楚地表明，青年黑格尔研究费希特的早期著作时并不踊跃，并无强烈兴趣，并且从现有材料里可以看出，他对这些著作很有意见。反之，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席勒的《论审美教育的书信》（BriefÜberästhetischeErziehung）确实曾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因为这是符合他当时的一般思想倾向的，而且并不是完全由于它的美学哲学的内容，而毋宁是由于它对现代缺乏文化的尖锐批判，由于它比较了当代文化的衰落和古代文化的伟大。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等于说，青年黑格尔的整个世界观可以简单地被列入启蒙思想。甚至连德国启蒙思想也不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唯心主义观点，这使他根本与法国人和英国人不同。黑格尔从来没像他的许多重要同时代哲学家那样有过真正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倾向。列宁在他的《经验批判论》一书曾指出康德有过唯物主义的倾向；在席勒的整个早期著作里，在他学医的时候，人们同样也能找出一定的唯物主义的倾向；而谢林在他的自然哲学时期这种唯物倾向之如何强烈，我们将可以在随后叙述黑格尔的耶纳时期思想发展时予以指明。比上述的这几位思想家更加坚持一贯，黑格尔终其一生是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列宁在他论黑格尔的逻辑时说他有的地方接近唯物主义，他的这种接近唯物主义，则是通过间接道路：通过他的客观唯心主义，通过他的百科全书式的广博知识，通过他对事实的冷静而公正的观察。至于他的自觉的哲学思维，则自始至终是唯心主义的。
我们已经说过，青年黑格尔在图宾根和伯尔尼的时候没有深入地钴研过真正的哲学问题，他当时的兴趣从来没落到认识论问题上去。虽说如此，他在判断社会和历史现象时却持有一个统一的观点。没有征兆表明他在伯尔尼曾真正深入地研究过自然哲学问题。青年黑格尔对于他的这个统一观点的哲学基础，也进行分析，但不进行哲学的分析。他像许多他同时代的重要哲学家一样，想把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提出的观点应用到社会和历史上。这样，康德的观点就在双重意义上保持着统治地位：一方面，黑格尔把社会问题主要当作道德问题看待；另一方面，对他来说，实践问题，即人对社会现实的改造问题，构成着他的思维中心问题。
然而在一个有决定作用的论点上黑格尔从最年轻时代起就已经超过了康德。康德是从个人观点分析道德问题；在他看来，基本道德事实是个体的良心。而他所以具有一种唯心主义的假客观性，则仅只因为他把他所试图揭示的道德共同特征，道德一般规律性投射到一种虚构的、好像是超个体的、实际上神秘化了的个别主体里去，投射到所谓“可理解的自我”里去。在康德那里，社会问题只是第二性的，只因首先分析的那些个别的主体事后要彼此结合起来，社会问题才产生。
与此相反，青年黑格尔的那种指向着实践的主观主义，则从来就是集体的社会的。黑格尔的出发点和研究中心对象始终是活动，是社会实践。他在这一点上表现的方法论与赫尔德（Herder）的方法论有一定共同之处。赫尔德是德国启蒙思想家中第一个提出集体社会实践问题的人，不过他并没能把这样的行动主体的性质及其实际行动规律从概念上予以明确规定；正是在方法论方面，他还是一片蒙眬模糊。没有任何具体可靠的证据，表明青年黑格尔赞成赫尔德的历史研究成果，甚至没有任何文献，表明他曾对赫尔德特别注意过。赫尔德的思想在当时的德国却倒是已形成一定的气氛。所以如果硬去穿凿附会，寻找赫尔德与青年黑格尔思想里彼此对应契合之点，则不免是一件徒劳无功的哲学工作。
不过，对于了解黑格尔的整个思想发展下面这一点非常重要：他是从赫尔德所未加说明的集体的主体概念出发的。他在伯尔尼时期根本就没曾努力从认识论上去说明过集体的主体这一概念的本质。他毋宁是直接去研究这个集体的主体，去分析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实际社会转变中的行动和命运。我们将会看到，在他这样的研究里，这种集体的主体之瓦解而为“私人的”个体，起着决定的作用。现在“私人的”个体的“总和”，构成社会。
青年黑格尔在他的伯尔尼时期也只承认这种集体主体的瓦解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将要看到，他并没有从中得出进一步的哲学结论。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是一个实际问题：他追问古代城邦共和国的这种集体的主体性是怎样可能瓦解了的。他所想望的，乃是曾经鼓舞着法国革命中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或圣茹斯特（St.Just）等人行为的那种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意义的空想。直到雅各宾主义失败之后，直到法国革命日历的十一月份以后，在他思想的佛兰克福危机中才首次出现一个更加肯定地评价现代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私人的”个体的问题。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如何从这次思想危机中，他同时既开始了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也出现了辩证地理解社会现实的思想。
因此我们暂时姑且谈谈这个在概念上未加分析的集体的历史主体。我们已经知道，青年黑格尔所考虑的所有的那些社会和历史问题，都是以道德问题形式出现的。从这个论点出发，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些历史哲学的讨论中，宗教占据一个决定的地位。这一点现在已经被帝国主义时代的反动哲学利用来歪曲黑格尔了。海尔曼·诺尔就曾态度鲜明地把黑格尔在伯尔尼和佛兰克福时代的青年杂记命名为《黑格尔青年神学论文集》（“HegelsTheologischeoheJugendschriften”）这样，就表明了他的见解，仿佛黑格尔之在图宾根神学院读书，不仅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才修习神学，而是因为神学问题构成了他整个思维的基础和出发点。这种倾向后来被其它新的黑格尔评论家如乔治，拉松更加有力地强调了。拉松认为宗教和神学根本是整个黑格尔思想体系的轴心；任何黑格尔评论家，不管他在其它方面是如何反动，只要他不把宗教观点绝对当作黑格尔说明的中心点，拉松就一律予以抨击。赫林的论青年黑格尔的卷轶浩繁的专著，其基本思想也属于这个范畴。他把黑格尔说成是一位“人民教育家”，因为他把我们上文所分析的黑格尔的那个实际出发点，解释为企图对人民进行宗教教育。
那么黑格尔青年著作的这种神学性质究竟有多少呢？公正的和用心的读者在这些著作里将会发现神学的东西非常之少，甚至将在青年黑格尔那里遇到一种鲜明的反神学的情调。当然，如我们所已指出的那样，宗教问题在青年黑格尔的历史问题领域里确实占据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而且我们都知道，在黑格尔的体系里宗教从来没有丧失过这样的重要地位。
不过，问题必须加以具体分析：第一，青年黑格尔研究宗教的本质是什么；第二，提出这个问题的历史基础是什么，它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是什么。如果我们先分析第二个问题，则我们必须立即断言，关于宗教的，特别是基督教的历史内容和社会作用问题，一直是整个德国启蒙运动包括莱马卢斯（Reimarus）和莱辛的一个中心问题。而且我们还必须补充说道，在黑格尔主义消失了的时候，这个问题又在施特劳斯（Strauss）、鲍威尔（BrunoBauer）、费尔巴哈等人的著作中显露出来。因此，青年黑格尔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乃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一般路线使然。恩格斯曾清楚地揭示过费尔巴哈所以研究宗教问题的实际原因：“但是政治的道路在当时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所以主要的斗争是反对宗教。然而那个时候，特别是从1840年起，反对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是政治的斗争。”[1]
在黑格尔写他的《青年时期神学论文集》的时代，宗教和反对宗教的斗争也完全具有这种间接的政治性质。如果说在1848年革命的直接准备期间，哲学上的极端主义对于神学的批判，作为对于一种不充分的和半边的思想对手的批判，不久就放弃了、撇开了、超越了，那么我们必须说，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由于当时的条件尚未成熟，任何对神学进行认真的批判分析的论著，都必须在较大程度上被视为是革命的。黑格尔的《青年时期神学论文》都属于这类作品。它们的基本倾向都是反对基督教。我们在前面已经接触到黑格尔当时在历史哲学方面的基本思想：他认为古希腊城邦共和国的瓦解意味着人类自由与人类伟大的社会的没落，意味着城邦的共和国英雄市民向现代社会的纯然自私自利的“私人”，向资产者的转化。如果我们现在要把黑格尔在这个时斯分析基督教本质的结论简单地先说出来，那么我们必须说：青年黑格尔正是将基督教视为“私人”的宗教，资产者的宗教，丧失人类自由的宗教，维护千百年来专制与奴役的宗教。由于这些思想，黑格尔就沿着启蒙运动的一般路线发展。
不过我们必须立即追补一句说，青年黑格尔也如同德国启蒙运动家们一样，在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中，从来没进行到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那么深远。他的反对基督教斗争，从来没发展到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恰恰相反，他的全部努力具有一个宗教的核心：他，想找出一种社会条件来，在这种条件下，专制和奴役的宗教可以重新为古代范型的自由宗教所代替。
根据德国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个事实丝毫没有值得惊奇之处。恩格斯甚至在论费尔巴哈时指出，费尔巴哈的反对宗教，揭露宗教本质的斗争，有时反而是在促进一种新的“纯化了的”宗教的发展。恩格斯还指出，高估宗教的历史意义，认为人类发展上的重大历史转折，受制约于宗教变化，这样的思想，即使在费尔巴哈的历史观里也还是很基本的。恩格斯的所有这些论点，对于黑格尔以前的德国启蒙运动家们而言，当然更加适用。人们首先会想到像莱辛这样真诚而重要的思想家，他的启蒙斗争始终还笼罩着一种宗教气氛。另一方面，在人们历史地考察这个时期时，也不可忘记，德国的启蒙运动虽然在反宗教斗争中从来没达到像狄德罗、霍尔巴哈和爱尔维修那样坚决的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但在宗教的发生史观上，在理解宗教形式变迁的社会根源上，却有时比上述那些法国思想家的见解更为深刻（例如莱辛和赫尔德）。
正是在这里，黑格尔青年时期的著作具有重要意义。青年黑格尔以极为激进的态度把基督教兴起的社会根源列为他自己的研究中心问题。由于他唯心主义地高估了宗教的历史地位这一点我们上文刚才谈过^，他把基督教视为他所反对的现代生活里的一切社会和政治现象的最后的决定的原因。他的中心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城市民主，市民的自由和市民的伟大，照他当时的看法，这就需要一个历史根据，一个历史基础，即是说，这就需要指出使基督教变成为统治宗教的那些社会运动，那些社会和政治上的失败来。他的目标，就是要消除这整个的症结。他研究它的兴起原因，以便能清楚地描绘出它的没落远景。
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出来，所有青年黑格尔的这些观点都是受了法国革命的影响而产生出来的。黑格尔早期对法国革命的向往是大家都熟知的事实。大家都知道，黑格尔和青年朋友荷尔德林和谢林在图宾根时曾种过一棵自由树，唱着革命歌曲围绕着这棵树载歌载舞。根据流传的说法，他们又是图宾根神学院里的秘密读书会的中心成员，专门阅读有关法国革命的禁书。这种热情乃是我们前面说过了的当时绝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对法国革命普遍拥护的心情的一种表现。我们前面也已经指出，这种热情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杰出作家那里为时很短。当时德国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能正确理解和判断1793—94年间发生的事件。雅各宾派在巴黎实行的平民专政，使大部分德国知识分子为之震惊，并且产生畏惧（例如，克罗普史陶克〔Klopstook〕和席勒等）。至于说这一震惊就使他们都变成法国革命的坚决敌人，说他们都放弃了1789年的原则，那当然是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杜撰。大多数人的情况，都与资产阶级学者的胡说恰恰相反，而尤其是青年黑格尔。
比如在一封致谢林的信里（1794年圣诞节）黑格尔写道：“你们知道，卡里耶尔（Carrière）已经在断头台上处死了。你们还读不读法国报纸？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有人跟我说在乌登堡（Wurttemberg）禁止读法国报纸。这场审讯非常重要，已把罗伯斯庇尔派的丑行败德完全揭发出来了。”[2]这一段信表示得很清楚，黑格尔在青年时代就已反对平民阶级的雅各宾主义了。黑格尔在他德国同时代人中的特殊地位，也并不在于他政治上的激进思想。不仅福斯特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激进得多，——并且还有实际行动——就连费希特也比他更激进。老一辈的启蒙运动家如赫尔德或维兰德（Wieland），即使对法国革命的极端激进派，也都还保持了更长期的热烈同情。黑格尔的特点在于：他虽然从开始起就拒绝法国革命的极端左翼，但他终其一生毫无动摇地坚持认为法国革命具有历史必然性，并且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坚信法国革命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
当然，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看法，前后改变得很利害。在我们现在正谈的这个伯尔尼时期，黑格尔虽然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政策，他却认为这是将来社会更新的基础。后来在经过佛兰克福的思想危机之后，当他开始深刻地见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本质时，他就不再把法国革命看成促使将来社会发生更新变化的激动力，而相反地看成在他当前社会里存在着的客观现实的基础，这种基础，历史地已成过去，但历史地必不可少。在这一段时间里，诚然为时很短，他曾对于法国革命的极端激进方面也表示热烈欢迎。
黑格尔在这方面的发展，我们以后可以根据他现成的言论材料一直跟踪追索到《精神现象学》里著名的那一章。现在让我们暂且来详细而具体地看看黑格尔当时的心情态度。他在稍后致谢林的一封信里写道（1795.4.16）：“我认为，标志时代特征的话再好莫过于说：人类已以极可尊敬的姿态出现在它自己面前。围绕在人世间的那些压迫者和神灵人物头上的灵光正在消逝，即是一个证明。哲学家们正在论证人的这种尊贵品质，人民将学会去体认自己，并且不是要求他们受了践踏的权利，而是直接去重新接受它们、掌握它们。宗教与政治已经狼狈为奸通统作弊。教会所教的，都是专制政治所想的。它们的说教是：人类是可鄙的，无能力于任何善行，依靠其自身是什么也不成的。但等到一切都应该如何如何这个观念传播开来，则那些规规矩矩的老实人以为永远得按照现存的情况而逆来顺受的听天由命心理，就要消除了。”[3]
从很多方面看，这封信都是很有趣的。一方面，它表明青年黑格尔的出发点是《实践理性批判》。就黑格尔晚年的思想而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中心是从现实出发而拒绝康德的抽象的应该。与他后来的思想完全相反，黑格尔在此时则采取康德的方式把能动的产生变化的应该与静止的反动的存在对立起来。同时，我们却还能看得出来，他不太考虑认识论上的根据，竟大大曲解了康德。他这里的应该，具有一种纯粹政治社会的意义，至于康德的应该原有的道德性质，只还构成它的唯心主义一般基础了。而且，这里的存在与应该的对立不是个人的个别心理里的对立，不是像康德的经验的我与理解的我之间的对立，而是社会政治生活中进步倾向与反动倾向的对立。
至于谈到这种社会政治内容本身，显而易见，黑格尔反对具有统治地位的哲学和宗教的斗争，乃是他当时反对专制政治的整个斗争的一个理论部分。既然黑格尔把对基督教的批判理解为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一般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他就和启蒙运动特别是和法国的伟大阶级斗争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法国革命里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也是反宗教的。恩格斯在论法国革命的本质特征时，曾非常正确地指出了它与过去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相反的那种非宗教的本质性。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包括17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内，都还是在宗教旗帜下面进行战斗的，而法国革命则完全诉之于“法律和政治的观点，……而只有在宗教阻碍它前进时才去过问宗教。但对于用一种新宗教来代替旧宗教的问题，他们则根本连想都没想到。大家知道，罗伯斯庇尔在这里曾遭受了怎样的失败。”[4]
恩格斯在这一段话里准确地描绘了法兰西革命实际演进的总路线。但如果我们要了解青年黑格尔与法国革命的具体关系，我们就不能忘记前面已经提出了的那个观点，即由于德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落后，法国革命事件在德国的反映是歪曲了的反映。因为不论法国革命的政治领袖们都还抱有如何多种多样的偏见和幻想（在宗教问题上有时也不免于此），他们毕竟都是有思想的政治家。在法国，革命的政府与天主教的教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由这样的事实决定的：一方面，天主教教会是保皇党的反革命派的一个理论中心和组织中心；另一方面，政治领袖们又认识到或至少感觉到天主教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影响不是可以通过一纸禁令而直接予以破除的。人们只要研究一下有关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的发展路线的详细史实，就会完全证实恩格斯所指出的那个特征是正确的。
研究法兰西革命期间宗教运动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极端高估了宗教的实际意义。譬如马蒂茨（Mathiez），他认为巴贝夫（Baboeuf）的反叛对神学博爱主义者们之间的关系具有巨大的重要性，然而从他自己的叙述里，从他自己所发表的事实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巴贝夫和他的同志们只不过利用了这一派的宗教与道德合流的思想为它们的合流找出一种比较无危险的法理根据罢了。奥拉尔（Aulard）和马蒂茨所发表的史实表明，丹敦（Danton）和罗伯斯庇尔之反对艾贝尔（Hebert）和硕默特（Chaumette）等人的宗教观点，也有其纯政治的基础，即是说，是由于害怕他们的极端煽动，会把农民完全赶到反革命的保皇党阵营里去。
可以说，就连罗伯斯庇尔在他执政末期之企图建立新宗教，崇拜“最高本质”——这种崇拜，由于罗伯斯庇尔及其追随者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前途抱有幻想，所以带有受卢梭观点影响的一种特殊色彩——按其本质说，也是一种政治的而不是宗教的行动，虽然这种政治行动是在客观社会完全绝望的处境下的政治家的一种绝望的行动。罗伯斯庇尔愈来愈把道德问题提到雅各宾派的革命恐怖的中心地位上来，就反映他是在对革命所解放出来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绝望的斗争；资本主义倾向必然地要取消雅各宾派的平民专政，要实行公开无耻的资产阶级专政。在罗伯斯庇尔那里，代表共和主义道德的恐怖手段，以及反对一切形式的不道德行为的斗争，都是为了在意识形态上不仅反对反革命的保皇党，并且也反对资产阶级本身，从而保卫以平民方式实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罗伯斯庇尔的政策诚然是建筑在幻想上的，雅各宾的平民专政在完成了它动员群众击败外国干涉而拯救革命的使命之后，诚然不得不归于崩溃，但罗伯斯庇尔执政末期的那些行动，包括有关宗教问题的行动在内，主要是些政治性的行动这一事实，则并不因之而有任何改变。
因此，当罗伯斯庇尔在1794年2月5日向国民代表大会发表的演说[5]中说到敌人为了准备政治上的反革命现已形成了一种道德上的反革命时，从他的观点上看——当然姑且不论其中必然含有的幻觉——他是完全正确的。而他所以要创立一种新宗教，所以要提倡崇拜“最高本质”，恰恰是因为他想在人民的道德思想里为革命的巩固和发展找到一个宽广的基础，借以一方面对抗教会的反革命煽动，另一方面对抗资产阶级的腐化败坏。[6]
在十一月（Thermidor）以后动摇的阶级斗争过程中，法国还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宗教派别，都想通过宗教道德对群众的影响来保持共和主义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是“宗教博爱”派。这一派人大都是温和的共和主义者，有时能对执政内阁中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阁员发生一定的影响。他们的基本思想是：旧宗教已不能按照共和主义的观点来改造道德，而同时如果不进行这样一种道德改造，共和政治在群众之中，在人民道德之中就不可能有基础。
罗伯斯庇尔已经把重大的民间节日，已经把具有共和风俗的日常重大事件视为对人民进行宗教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他在我们前面谈到的那篇演说里详细地谈论了希腊民间节日的意义，特别着重谈论了人民在这些节日里所表现的自主活动的重要性，并且在结束时盼望所有这一切将更大规模地在法国复活起来：“一系列这样的节日，既是联系兄弟情谊的最温和的韧带，同时又是促使宗教道德更新的最有力的手段。”[7]不消说，这种仅属外表的“宗教革新”环节，在十一月以后的各种宗派运动里所占的地位，当然又比在政治家罗伯斯庇尔那里更加重要得多了。
我们已经指出，像奥拉尔和马蒂茨这样的历史学家都太过于高估了这些宗教运动的意义。对我们的问题来说，首先要考虑的倒不是这些运动在革命的法国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而是它们在落后的德国究竟引起怎样的反应，特别是，它们对青年黑格尔究竟曾发生怎样的影响。
不错，证明黑格尔曾研究过革命的法国里这些宗教思潮的直接证据，我们没有。但是，说他知道这些思潮，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马蒂茨在他的书里列了一个登载过赞成或反对宗教博爱派论文的杂志目录。其中包括当时拥有最广大读者的杂志之一维兰德主编的《TeutsoheMerour》，以及阿尔欣霍尔兹（Arohenhholz）主编的《Minerva》。我们现在确切知道黑格尔读过《Minerva》。同时我们又知道，他在瑞士的时候曾长期阅读各种法国出版物。因此，既然他对于与法国革命有关联的人类宗教道德革新问题威兴趣，而如果说他根本不知道法国的这些宗教运动，那就非常不合情理了。
但是比这种外在关联更重要的是内在关联。在本章讨论黑格尔对古代的看法时，我们将详细地谈一谈他把希腊的民间节日以及在节日里和在希腊宗教里人民所表现的那种自主活动，看成如何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与我们提到的罗伯斯庇尔的那篇演讲里的思想十分接近。至于道德通过以复古为基础而创立起来的新宗教而发生的一般咸化作用问题，则正是黑格尔当时的兴趣中心。
像当时绝大多数德国唯心主义者一样，黑格尔认为人民道德的更新，与其说是革命的后果，不如说是革命的先决条件。这种见解，席勒在他的《论审美教育通信》里——我们已经证实这些信件曾给青年黑格尔以深刻印象一一就已表示过了。不过，席勒的见解带有悲观色彩。正是由于他把人民道德的更新视为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所以他怀疑革命成功的可能性，虽然他也承认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之将被推翻，是一个历史和道德的必然。同时，席勒思想里还有一点很重要，值得注意：他认为在人民道德更新问题上，政府不可能发生任何教育作用。
青年黑格尔与席勒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在于他对人类的更新，充满苏醒了的自由与人道的革命时代的到来的乐观精神。所以在他青年时期的唯心主义思想里，宗教才占那样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在康德的伦理学和社会学说方面他也表示同样的见解——国家或政府只能使它的国民外表上遵守法律，只能使他们合法而不能使他们有德。但是，照他看来，一个政权能否巩固，全看它是否在国民的道德观念里生了根。于是他就在历史里寻找对国民道德观念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终于发现宗教是左右道德观念最有效的手段。所以他在他伯尔尼时期论国民与国家的关系的那篇最重要的论文《基督教的实证性》（DiePositivitatderChristlischenReligion）里甚至这样说：“它（指国家——卢卡奇注）要想使国民从这些机构得到益处，那就只有通过信赖心理，这是国家必须培养的。宗教是一个杰出的手段。至于宗教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全看国家如何使用它。一切民族的宗教，都明显地具有这种目的。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永远从事于培养那些不能由国家法律来处理的思想意识……。”[8]
我们相信，现在看来已经完全清楚，黑格尔青年期著作的“神学”性质究竟是怎么回事。青年黑格尔以为重大的历史转变，如从古代的自由到中古和近代的专制的过渡，以及希望中的从现在的专制再到新的自由的过渡，都是与宗教的转变密切结合着的。他以为不论是民主或是专制，都必须有与它的特殊目的相适应的宗教，才能长期生存下去。（而且从我们上文所说的看来）黑格尔提出未来的宗教问题以及未来宗教与复古的关系问题在方法论上其问题的提法都与法国革命人士的幻想以及法国革命中的宗教道德思潮具有非常深切的关系。黑格尔在青年时期这样强烈地注意法国革命理论发展中这个基本上可说是次要的方面，这乃是黑格尔的德国品性的必然结果。但我们在下文里将要看到，他甚至从这个边远的观点上也把握到了社会历史发展中一些客观上很重要的环节。
诚然，过分地高估宗教的历史作用乃是唯心主义哲学之所以为唯心主义哲学。而且这种高估在黑格尔的整个思想发展里是贯彻始终的。黑格尔虽然后来差不多在他的历史观的一切重大问题上都彻底修正了他青年时期的见解，但直到他在柏林讲授历史哲学的时候，直到他已论述1830年七月革命的时候，他还归结到他早期的这个观点上来。他当时驳斥西欧国家的自由主义说道：“因为，认为不解放良心而可以解放法权和自由，没有（宗教）改革而可以有（政治）革命，乃是一个错误的原理。”[9]大家看到，青年黑格尔在方法论上对宗教的历史作用的这一观点陪伴了一一虽然内容上有巨大变化一他整个一生。这乃是一份无法摆脱的哲学唯心主义的遗产。但是，尽管如此，说青年黑格尔曾有过一个“神学”时期，则纯然是帝国主义辩护人的一种历史捏造。
第二节青年黑格尔的“实证性”是什么意思？
青年黑格尔在伯尔尼时期的中心问题是宗教的、特别是基督教的“实证性”（Positivitat）。为了立即使读者明了黑格尔的思想核心，我们必须这样说：对于青年黑格尔，实证的基督教是专制与压迫的一种支柱，而非实证的古代宗教则是自由与人类尊严的宗教。对黑格尔说来，恢复古代宗教是他那个时代的人要求其实现的一个革命目标。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青年黑格尔所说的宗教实证性是什么意思。在他伯尔尼时期的著作里他曾在好多地方谈到这个思想。我们将在下文引证他几段话，以便读者尽可能通过黑格尔自己的话来认识他这个中心概念。他说过：“一种实证的信仰，是这样一系列的宗教命题，它们所以对我们说来是真理，乃因为它们是被当作诫律由一种权威吩咐给我们了，而我们又不能不使我们的信仰昕从于这种权烕。这个概念，首先表示这样一系列的命题或真理，它们不管我们承认其为真或不真，总得视之为真理，它们即使从来没被人认识过，即使从来没有人承认它们是真的，也仍然是真理，而且，它们虽然时常被称为客观真理，现在也必须是为我们的真理，主观真理。”[10]
黑格尔的这个定义的本质在于：实证的宗教命题对主体的独立性及其对主体的要求，它们要求主体对于不是它自己所建立的这些命题盲目地予以承认。这就是说，实证性首先意味着主体的道德自主性的扬弃。可是尽管这种见解与康德的道德很接近，并且事实上也确实含有许多共同因素，我们却必须提出注意，黑格尔这里所说的主体，与康德的道德主体根本不是一回事，而毋宁永远是某种社会的历史的东西。青年黑格尔的定义非常闪灼模糊。因为他这个观念的内容——只要它是指希腊精祌，是指历史的道德理想的话是个别主体的道德自主性与整个民族的民主集体性的合而为一，互相一致。照黑格尔的看法，特殊个人的主体性与社会整体的集体活动之间的矛盾，是由于希腊的城市民主政治崩溃，并且由于民主崩溃而出现了基督教以后才发生的。于是基督教就与个别主体对立起来，成了一种客观的、实证的东西，而顺从基督教的诫律，就一方面说，是丧失了自由的必然后果，就另一方面说，则使压迫和专制得以永远再生。
青年黑格尔认为，专制时期从古希腊民主崩溃后一直延续到他的当时，并且专制精神已经贯穿到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的全部表现里了。青年黑格尔判断一个人的堕落程度，主要看他自安于自由的丧失到了何种程度，看他在解决世界观问题上坚持自由或屈从于实证性到了何种程度。黑格尔在伯尔尼时期的旅行日记里有一段话（1796年7-8月间）非常确切地标明了他这种观点，并且使我们上面引证的关于实证性的那个一般定义更加显明。黑格尔当时在伯尔尼东部高原地区作了一次短期旅行，观察了当地自然条件的贫瘠，以及在这种贫瘠的自然条件下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创造生存基础时人们所遭遇的巨大困难。从他当时的兴趣出发，他很自然地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人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世界观呢？他得到的答案很具特色，他说：“在这种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里，有教养的人们也许会发明出一切别种的理论和科学，但惟独发明不出自然神学里为了满足人的骄傲而去证明自然已为人类享受和安适准备好了一切的那一部分学说。人的这种骄傲，同时标示着我们时代的特征，因为这种骄傲毋宁主要是在想象里得到它的满足，仿佛一切一切都已由某一外来的本质给它安排妥当了，而不那么在意识里寻找满足，意识明明知道给自然强加上这一切目的的正是人类的骄傲自身。”[11]
青年黑格尔的极端主观主义在这里非常鲜明地显露出来了。康德也反对所谓自然神学里证明粗糙的独断的目的性观念的那些论据。但他之反对，乃在于指出这种目的性观念里有内在矛盾，乃在于揭示从目的性观念中产生出来的二律背反。对于这一切，青年黑格尔都不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问题是：哪一种人相信自然神学，哪一种人不相信它呢？究竟人是以他自己所做的，自己所创造的东西而自豪呢，还是因有一个外来势力（上帝）替他准备好了一切而高兴呢？因此，黑格尔之想从道德里把一切神学的——实证的——因素都清除出去，并不是因为他——像康德一样——觉得神学的对象不可认识，而是因为他认为信仰与自由和人类尊严是不相容的。所以青年黑格尔坚决拒绝康德的那种态度，康德是想把《纯粹理性批判》从认识论取消了并宣布为不可知的那些神学的东西，一律充当“实践理性的公设”重新搬到世界观里来。
在反对利用康德的伦理学来恢复神学的斗争中，青年黑格尔并不是孤军奋战，他的青年朋友谢林在这个问题上是和他站在一条战线上的。谢林在1795年的一封信里向黑格尔抱怨说，在图宾根，——当时他正住在这里——《实践理性批判》被人利用来当作复活反动的正统的神学的理论根据了。“一切可能的教条，都已打上了实践理性的公设的烙印，而凡是理论上历史上证明不了的地方，实践理性就出而大刀阔斧为之解围。跟着大家一起旁观这些哲学英雄人物的胜利，实在是件赏心悦目的快事。过去所说的那些哲学苦闷时代，现在是一去不复返了！”[12]在这场斗争里，青年谢林的基本根据是费希特的哲学。
谢林反对利用康德的老一套来重新恢复神学，这是黑格尔完全同意的。但他在回信里显露了几点特征，我们必须在这里予以分折。首先他对狭义的哲学问题表示相当冷淡，同时他在这里已经表明他对费希特很有批评意见。在他同意谢林的意见之后写道：“我可以想象到你来信所说的那种胡作非为的结局，但无可争辩，费希特曾以他的启示批判给这种胡作非为开辟道路。他本人并没怎么样使用他那些原理，可是一旦他那些原理被接受了，神学的逻辑就再也没有阻碍了。按照他的道德本性他应该和必须做的，他都用上帝的神圣性来解释，这样他就把教理学里那套证明教条的老办法重新使用起来了。也许我们值得费些气力来明确一下，在道德信仰巩固了以后，为了譬如解释目的关系等等，究竟现在我们可以在什么程度上使用合法化了的上帝观念，可以怎样把它引进道德神学乃至自然神学里并且以它来处理问题。”[13]如果我们没忘记前面所谈的关于自然神学的那些话，我们就清楚地看到，黑格尔比他任何同时代的哲学家都更加极端地要清除神学因素，从而纯化康德的实践理性，人的道徳自主性。我们还看到，他认为康德和费希特的这一切花样，都不过是使基督教的实证性得以变相地继续下去罢了。
致谢林的回信里，还有另一段话表示青年黑格尔的特征，表示得那样突出，以致我们无论如何也得提出来谈一下。黑格尔虽然对于宗教和神学里实证问题的认识论方面表示相当无所谓，却非常深刻地分析了这个问题的社会基础，用一种严密的自然主义的观点描绘了这种神学复兴现象的实际基础：“你在给我的信里谈到的在图宾根出现的那种神学与康德哲学混在一起的情况，实在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只要正教这一行业还有世俗的利益，只要它还交织在国家的整个机构里，对正教的信奉就动摇不了。这种兴趣还太强烈，所以信仰不会马上被扬弃掉的，并且它正在发生着作用，虽然人们并不完全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14]
从这封信里可以分明地看出，青年黑格尔的实践概念如何比康德的，比费希特的，甚至比谢林的实践概念更加宽广更具有社会意义。黑格尔诚然是以康德的实践的自由概念为哲学出发点进而提出自由和人类尊严的要求的，但一到这些要求如何予以实现的问题上，他就立即转到社会方面去。而且在这个时期，他完全不考虑这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在认识论上如何可能与他给它结合在一起的那些社会历史实际后果彼此协调起来的问题。大家知道，在他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黑格尔曾对康德伦理学的主观主义作过非常尖锐的批评，并且试图根据客观唯心主义，根据唯心主义地理解了的社会发展客观辩证法来解决康德伦理学里包含的社会实际问题。
不过在伯尔尼时期，黑格尔还曾作过一个有趣的试图，想把康德和费希特式的二元论予以社会历史地发展。当然，在黑格尔那里，二元论也是从他对于道德核心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产生出来的。康德把世界分为两个极端相反无法过渡互相隔离的世界，一个是伦理世界，理解的我〔本体）的世界，在这里面现象世界的诸范畴（因果性等等）完全不适用，另一个是知识世界，经验的我（现象）的世界，在这里面上述的范畴都有效准。费希特提出他那由“我”建立起来的“非我”（即是说，整个外在世界）的学说，从而把这个问题推到一般哲学问题里去，把康德对于伦理的解释当成了知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这个观点，我们马上就将看到，对青年谢林的哲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自由的道德意识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关系上，青年黑格尔的看法完全不同。客观现实在他看来诚然也是一种与道德意识不同并与它的活生生的主观性相对立的客观的和“僵死”的外在世界。但黑格尔的对立与在康德及其追随者那里不同，它不是“永久的”，不是哲学的，不是认识论上的对立，而是一种历史的对立。它是中古和近代的历史特征，它在古代的民主城邦共和政体下根本就不存在。而青年黑格尔的未来希望的核心所在，就是这种对立的扬弃。
只有在这样的了解下，我们才能看清伯尔尼时期的中心问题，即基督教的实证性问题的全部意义。这个实证性，照青年黑格尔的看法，就是相当于康德伦理学里二元论的那种社会现实性。只有我们看清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懂得青年黑格尔对费希特之修改康德哲学持冷淡态度，并不是由于黑格尔没有哲学兴趣。因此不应该产生这样的印象，仿佛青年黑格尔当时还没有真实的哲学问题，仿佛黑格尔的传记就是他从非哲学家向哲学家发展的历史。相反，我们以后将要看到，他的哲学里绝大部分独特的东西都是从这个实证性与道德主观性的对立中有机地发展出来的。但是，只有到黑格尔看到这个原始概念里的矛盾即是社会现实的内在客观矛盾的时候，只有到认识论本身变成了现实辩证法的时候，黑格尔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才正式出现，才被意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
因此，青年黑格尔认为道德律的这种外来的僵死的“被给予的”性质乃是实证性的最重要的标志。他说，由道德主体本身来制定道德规律，乃是任何道德规律的本质；“但基督教向我们宣称，道德规律是外在于我们的，被给予的东西，所以它必须努力通过另外的途径使人尊重这种规律。在实证的宗教这种概念里就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味：它是把道德律当作某种被给予的东西强加给人们的”。[15]
因为这样，基督教就为道德创造出一种良心鉴别学，完全不同于非实证宗教之在社会里依靠纯洁的道德感的自由抉择。基督教教会里有一种法典，其中规定“什么是人们应该做的，什么是人们应该知道和相信的，什么是人们应该感觉的。”教会的整个立法大权和司法大权都是以这部法典的运用为根据，如果说一个人之屈服于这样一种外来的法典是与人的理性的权力相抵触的，则教会的全部权力就都是不合法的了。而任何人都不能放弃自己给自己制定法律，自己负责处理法律的权利，因为当他放弃这种权利时，他就停止是一个人了。”[16]
在这里黑格尔明确地表述了实证的宗教与人的自由之间不可解除的矛盾。在伯尔尼时期最重要的著作《基督教的实证性》里，这篇著作我们上文已经谈到过，并且随后还要引用黑格尔把这种对立扩展到人类道德生活的一切领域，社会问题的一切重要部门里去。照黑格尔的看法，他所描绘的这种宗教实证性的性质，乃是决定整个中古和近世生活的决定因素。不言而喻，这种规定也适用于认识、知性和理性的领域。在黑格尔看来，丧失了道德自由就必然地跟着要丧失理性的独立使用。实证宗教的那种外来的、僵死的、被给予的、却又具有统治势力的客体，破坏了从前在自由的古代生活着的人所享有的那种生活的自由与亲切，而把，决定一切的生活问题转变为一些不可知的非理性所能及的超验的问题。
青年黑格尔所以发生这样的问题，同样也是由于实证的宗教。实证宗教的力量恰恰在于，人们在其存在与思维的整个范围里承认有一种这样超越其自己的外来力量；只要人放弃了他的道德自由，他就再也躲不开实证宗教的这种超越力量。而现在实证宗教已经把它的力量扩张到生活的一切领域，对任何自由使用人类理性的试图从萌芽起就加以压制。“做这样事情（指从事于实证的信仰——卢卡奇注）的能力，必然以丧失理性的自由与理性的独立性为先决条件，而完全不能与一种外来的力量有所对抗。这是一切相信与不相信一个实证宗教的出发点，同时也是一切争论围绕着进行的中心点。而即使这一点并没达到明确的意识，它却构成一切屈服与违抗的根源。在这里正教徒们必须坚持，在这里一步不能退让……。”[17]
这种统治势力，当然也达到了知识领域。理性必然断定所谓宗教的历史真理，——更不必谈所谓奇迹等等——都纯然是些幻想，是些“捏造”，而这样的判断，实证的宗教就不能容忍了。实证宗教就认为：“因此，在这里发生作用的必定是一种更高级的能力，知性在这种高级能力面前只能缄默。而信仰则被当成属于义务的事情，被放逐到一种超感性的、知性再也不得在其中出现的领坺里去。根据这种考虑，那么所谓信仰，不过是对那被给予于想象力而根本不同于知性所寻求的一种事实关联，由于义务心，即出于对给予者的畏惧心理的缘故而坚持不渝，并且还强使知性去从事它所极端厌恶的这种勾当……。”[18]
大家现在看到，这些所谓黑格尔的神学著作，根本可以说是对基督教的一篇伟大的控诉书。任何一位念过启蒙运动文献的读者，都会从我们方才引证的这些文字里找到许多与当时一般反宗教斗争的语调相似的地方。但是，在肯定黑格尔与启蒙运动在反对基督教方面的这种相同性的同时，有必要尖锐地指出两者在方法上的相异。我们前面已经提请注意过，黑格尔从来没有像狄德罗、霍尔巴哈或爱尔维修那样一般地反对过宗教，他只是提出一种非实证的宗教精神以与实证宗教相抗衡而已。（在这一点上他大部分还与卢梭的思想相近。）然而，除此而外，在反基督教斗争的方法上还有另一个分歧：重要的启蒙运动家也像黑格尔一样时常谈到基督教的奴役作用，摧毁自由与人类尊严的作用，但他们从来没像黑格尔那样完全把这种理由当作论战的中心要点。对他们来说，把基督教以及各种宗教的教义跟科学所肯定了的事实进行对比，从而揭露宗教的内容空虚和自相矛盾，至少也同样是重要的任务。
对青年黑格尔来说，揭露其空虚与矛盾只占一个完全次要的地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间或有时也谈到基督教教条与现实和理性不相容，但这种议论在他只是一种陪衬之笔。即使当他明确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他来说，决定性的东西也不在于科学不科学，或者说，也不在于宗教教条与客观现实符合不符合，而在于教会不道德地硬要人类理性不加考虑地把这样的教条接受为信仰和宗教经验的对象。方法上的这种差别，表明得很清楚，伟大的法国启蒙运动家们在反宗教斗争的坚决程度上，比青年黑格尔是有天壤悬殊的。但我们同时可以断言，致使青年黑格尔采取这种态度的那种主观主义，从社会和思想根源上说，一方面固然产生.于德国的落后状态，德国启蒙运动和康德哲学等等，同时却又是黑格尔的观点里所以发展出“能动方面”和历史主义的基础。
我们在本章里还要详细讨论一次黑格尔的实证性概念的哲学基础和后果。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他伯尔尼时期的这一中心概念的基本特征、主要轮廓，使读者能正确理解青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我们已经指出，青年黑格尔是相信“实践理性第一”的信徒。对他来说，绝对的、自主的和实践的，简直都是一个东西。这种完全信赖实践理性的态度，是他青年时期哲学与谢林哲学的共同之处。前面在讨论实践理性与神学的关系问题时，我们已经谈到青年黑格尔与青年谢林的相同，同样也谈到了他们的相异。由于黑格尔与谢林早年的哲学友谊和后期的意见分歧，对辩证法的发生起着重大作用，我们就觉得不能不将这个时期谢林的观点向我们的读者作简略地介绍。在他的一篇最早期著作《自然法的新演绎》（1796年春）里，谢林表示了与费希特一致与黑格尔的实证性观念也相当接近的思想，宣称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永远不能成为对象，他说：“当我想坚持把它当作对象的时候，它就退入于条件性的范围里去。对我是对象的东西，只能是现象；一旦它对我不再是现象，我的自由就被摧毁了……如果我要想使无条件的东西实现出来，它就必须不再是我的对象。”绝对与我就是一个东西。[19]
谢林的这种思想以及它的一切有关论点，在他的一篇很短的、本来没打算发表的文章里表现得更加清楚。这篇短文的一些个别部分黑格尔在1796年曾抄录过，所以流传下来了。黑格尔的抄录是从伦理部分开始的。前面还有什么，我们已无从知道。也许因为前面那部分已经遗失了，也许他根本就只抄了这一部分——这个做法在青年黑格尔那里本是常有的事情。谢林在这里声称，整个哲学（他是说：形而上学）与道德就是一回事；康德对于这一点仅只作了开端，远远还没有发挥详尽。从他这段话里，人们就将看到关于自然哲学的一些全新的概念。青年谢林最早的自然哲学梦想在这篇短文里已经透露出来了。不过，对我们的问题来说，最重要的则是他关于社会和国家的看法。在这方面谢林说道：“我从自然达到了人的事业（Menschenwerk）。人类这一观念，预先我想指明，根本没有关于国家的观念，因为国家是一种机械的东西，就像根本没有关于一架机器的观念一样。只有自由的对象，叫做观念。所以我们必须超越国家：因为任何国家都必然把自由的人当作机械的齿轮看待；而它不应该这样地对待，所以它应该停止存在。”青年谢林从这种思想出发，想为人类历史奠立基本原则，“并且将非常贫乏的人类事业，国家、宪法、政府、法律剥除净尽。”据说这样就能表述出道德世界和宗教的观念。“一切暇信仰的崩溃，牧师神父之受歧视，近来都表明理性自己正在显示理性。~‘理性乃是精胂的绝对自由，一切精神都在自身之内包含着知识世界，而不可以在其自身以外去寻求上帝与不朽。”这篇残缺不全的文章在收尾时宣布，美学是精神哲学的最高峰，要求创造一种新型的通俗的神话学。[20]
从青年谢林随手写下的这些语句里，我们不难认识出他在耶纳的那个著名的自然哲学时期的重要的基本的思想。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谢林所扩大应用了的“实践理性”，与黑格尔的“实证性”概念是何等相近。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谢林和黑格尔在青年时期何以互相视为哲学上的同志。不过，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应该清楚地看到，在这个时期谢林与黑格尔之间已经存在着深刻的、即使从来未曾公开说出的对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拒绝“实证性”这一点上谢林比青年黑格尔更趋极端的多。对谢林而言，国家以及一切与国家关联着的东西从来和根本都是黑格尔所谓“实证的”；在他看来，人类的解放就是人类对国家的摆脱。这表示谢林早在这个时期，对青年黑格尔主张彻底改造国家和社会，以便去除其“实证”特质的那种革命幻想，已经就不同意或至少不再同意了。但这样一来，青年黑格尔的那种具体的革命乌托邦，就变成了一种——使用后来的名词说——使人类摆脱国家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而同样显而易见，这样的一种思想，不论它是结果也好或是原因也好，总是与青年谢林当时坚持的费希特主义密切关联着的。
青年黑格尔不同于他的哲学同志，从来就在于他抱有较多的历史现点。对他来说，国家并非一般地都是实证的东西，只有从罗马帝国到现在的这种专制国家才是实证的。至于古代国家，与专制国家截然不同，乃是自由自主的人、民主的社会的产物和表现。因此，他的目标和发展远景，不是根本取消国家，而是重建那种一一非实证的一一古代城邦国家，恢复自由自主的古代民主政治。
按照青年黑格尔这个时期方法论上的习惯来看，他的问题似乎不像谢林那样哲学意味浓厚。谢林在使用康德——费希特式的关于自由与必然、本质与现象的对立关系（这些对立面，在谢林和费希特那里比在康德本人那里，结合得更加直接）时把知识论完全归结为伦理学。凡是只成为伦理学对象而不构成实践的主体的东西，都仅仅是客体（按照青年黑格尔的术语，都是“实证的”）。这种僵死的客观性世界同时与康德的“现象”世界即是一个东西；只有实践才使人与真正的现象，与本质发生联系。在这里，青年谢林的康德式认识论跟他的反历史的观点，都看得很清楚。同时我们还可以理解，为什么谢林和费希特在认识论方面对康德主义所作的发展，对于认为实证性首先是一个历史问题的青年黑格尔来说，简直没有什么意义。
因此，黑格尔对他青年朋友独具匠心的认识论—伦理学思想所表现的冷淡态度，决不是一种与哲学无关的态度。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就已经能看到黑格尔晚期的伟大思想的初期萌芽。黑格尔后来曾把哲学问题、范畴问题跟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密切联系起来。当青年黑格尔把实证性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在神学和法学里曾是一个非历史性的一般概念，即是说，曾是自然神论的自然宗教以及自然法的对立概念——放置到中心地位上时，他实际上已经向着他后来的辩证历史观走了不自觉的第一步。当然，我们在这里必须永远重复地指出，青年黑格尔在这个时期不但没有完全看清他的见解的哲学深远影响，甚至很少注意它们的哲学基础，很少关心它们在哲学上的要求。
青年黑格尔的中心见解的这种历史性，是逐渐发展出来的。当然有某些倾向，就我们已知的关于他的思想发展的材料而言，从早就有了，特别是比如说古代与基督教的对立等。但是，他的思想里的历史主义毕竟是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在下一章分析他佛兰克福时期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早在伯尔尼就已历史地理解了的实证性概念，到了佛兰克福，它的历史性就更加发展更富有弹性了。
当黑格尔在图宾根读书时期，他的这种思想还具有很强烈的人本学——心理学的性质。我们已经谈到，我们占有黑格尔在这一时期所作的相当丰富的札记和摘录，它们从人类学的角度讨论了人的精神能力和各种身心属性，其中差不多涉及到与此有关的德国启蒙运动的全部著作，同时也涉及到英法启蒙运动里的重要著作。这些摘录和札记，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发表问世（最初发表在杂志里，后来荷夫麦斯特以专书出版），这些文献，在黑格尔研究里根本还没有加以利用。特别是，究竟其中有多少成分已发展成《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全书》的人本学部分，至今还完全没有人研究过。
分析这个问题，将超出这本书的讨论范围。我们在这里只想提出一个方法论上的一般要点，即从人本学走向历史主义化是黑格尔终生发展的一般标志。这不仅表现在他在《现象学》里企图把原来人本学的问题编排到一个历史辩证过程里去，而且表现在他整个后来的哲学体系结构上。譬如直观、表象、概念，这在他原来的摘录札记里都是被当作人本学问题来讨论的，到了后来，黑格尔一方面把它们当作他体系的分类原则（直观：美学；表象：宗教；概念：哲学）而且另一方面又把它们当作历史分期的基础（美学：古代；宗教：中古；哲学：近代）。
对于我们的问题来说，他原来在记忆与想象之间所作的对比很重要。黑格尔在这个时期比较了客观宗教和主观宗教，认为对客观宗教来说“知性和记忆是在其中发生作用的两种力量。……属于客观宗教的可能还有实际知识，但实际知识必须仅仅是一笔僵死的资本——客观的宗教可以让人有条不紊地记住，可以形成一个体系，可以写成一本书来加以陈述，并且还可通过讲演传达给别人；而主观的宗教则只表现在人的感觉和行为里，……主观宗教是活的，是本质的内在效用和外在活动”。他并且进一步把主观宗教比为自然界的生物本身，而把客观宗教比为自然科学陈列室圼的动物标本。[21]主观宗教与客观宗教的对比，贯穿着整个伯尔尼时期，并且读者还可从我们以前的论述里清楚地看到，图宾根时期所描绘的客观宗教就是伯尔尼时期的基督教实证性的一种思想前身。我现在只引述他在伯尔尼时的一句话，以表明这种思想的深远影响：“记忆是勒死希腊神灵的绞首台，……记忆是停放死尸的墓穴。死人躺在这里面就是死人。像一堆石头一样被扔在里面。”随后就是一段对基督教仪式的尖锐攻击，其中有这样的话：“这是死人的行动。人们试图完全变成一个客体，完全为一个外来人所支配。这种活动就叫祈祷。”[22]
青年黑格尔在图宾根的态度是带有启蒙思想的一种非常尖锐的反客观宗教的态度。在他心目中，只有主观宗教有价值。当然他这个时候的反客观宗教思想还具有非历史的色彩，还是从启蒙运动的“自然宗教”或“理性宗教”里发展出来的。同时青年黑格尔的这种思想显然受莱辛的影响极大：“主观宗教是善良人的宗教，客观宗教则几乎愿意有什么色彩就可以有什么色彩，相当无所谓——那丹说：使我成为你们心目中的基督教徒的，使你们成为我心目中的犹太人，（莱辛的《智者那丹》里第四幕第七场一卢卡奇注）一因为宗教是内心的事情，而内心时常并不始终一致地对待它的知性或记忆所接受的那些教条……”[23]不过，主观宗教与客观宗教的这个对立，在图宾根时代的青年黑格尔那里是跟公共的宗教与私人的宗教的对立交叉并存的，这两组对立直到伯尔尼时期才形成了一个方法论与历史的统一。但在图宾根，黑格尔已经就使公共宗教与主观宗教，私人宗教与客观宗教密切关联起来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青年黑格尔早在他自觉地思考辩证法问题以前就已具有了的那种最原始的辩证法。因为按照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想法，私人的宗教比公共的宗教更应该跟主观的宗教结合起来。而既然黑格尔自发地打破了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框框，这就表示他那日渐成熟的历史观已在发生作用，同时也表示法国革命使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自由愿望。照他的见解，主观宗教是一种真实的“人民宗教”。并且他把这样一种宗教应该具备的条件总结为下列几点：“（1）它的学说必须都是建立在一般理性上的。（2）它必须使想象、心灵和感觉从它这里各有收获而不是空无所得。（3）它必须是一切生活需要的国家的公共措施的，汇集点。”在随后的一段否定性的论战文章里，黑格尔拒绝了一切偶像信仰，他认为假启蒙运动的基督教辩护士们通统属于这种偶像信仰。[24]
黑格尔自己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在这里只还需要补说一句：黑格尔这一切议论的出发点显然是主观和公共宗教的合理性（Vernunftigkeit）。由此可见，帝国主义时代所有那些认为黑格尔把想象与记忆对立起来是他的“非理性主义”的表现的反动解释，都是歪曲和毁谤。至于这些条件的社会内容，黑格尔在这个时期也已经毫不合糊地说明了。他强调公共宗教不仅要包含直接的诫律和禁律，譬如说人不许偷窃等等，并且“要特别考虑到那些比较不直接的，而对它们加以重视往往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中主要的是，提髙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使它昏睡中的民族尊严觉醒起来，使一个民族不自暴自弃也不听人遗弃”。所以对于图宾根大学生时代的黑格尔，主观的公共的宗教已经就是一种民族自我解放的宗教了。
第三节历史观和当前现实
青年黑格尔于是竭力要把主观的公共的宗教当成德国自由运动的基础和支柱。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在伯尔尼时期黑格尔曾经很特别地把历史客观性和极端的哲学主观主义混合起来，现在我们知道，其所以如此，就是由于他要把主观宗教当成德国自由运动的基础。青年黑格尔的历史问题，在于第一步具体地指出古希腊是发展到最高形式的民主社会的主观主义（DemokratischerSubjektivismusGesellschaft）然后再用阴暗的笔调描写出这种世界的没落，叙述出僵死的、非人的、专制的实证宗教时代的产生，以便通过这个对比使人展望到未来的自由解放。所以，把古希腊与基督教、主观宗教与实证宗教对置起来，乃是青年黑格尔在伯尔尼时期的政治哲学的基本根据。
当然，反动的黑格尔哲学评论家们对于黑格尔哲学的这种实际性质也不会不注意到的。譬如赫林认为黑格尔哲学发展的最本质的特点是他青年时期的那些“人民教育家的”倾向，就表明赫林已经把黑格尔哲学的实际性质提到了中心地位。如果只就这一点而论，赫林也是对的。但是，赫林和其它的一些反动哲学家们在解释青年黑格尔的时候，却从他后期的反动政治立场出发，认为他的反动政治观点是黑格尔哲学“从来就有的一贯存在的本质”，企图利用青年黑格尔思想中，特别是宗教问题方面的许多无可避免的混乱论断，来证明黑格尔的中心思想从来就是具有反动倾向的。
青年黑格尔的共和国主义倾向，我们当然不能完全不加以论列。不错，在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抹煞它们，或完全不提到它们，但完全不注意它们则是不行的。帝国主义的辩护人们在这类问题上往往狡辩，硬说青年黑格尔的共和国主义是一种“幼稚病”。譬如罗申茨威格，就硬说黑格尔是俾斯麦的政治在观念形态方面的先驱。他完全以违反历史、篡改历史的方式，闭口不谈下列事实：首先，即使黑格尔到了老年，也从来不曾是俾斯麦的先驱，而且即使黑格尔最反动的观点，也与俾斯麦的反动方向完全不同；其次，他又掩盖了许多对黑格尔政治态度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的历史危机，这些历史危机，如十一月事件（Thermidor），如拿破仑的倾复，都曾使晚年的黑格尔产生浓厚的听天由命的心理，就像曾盼望德国也能复兴，也能出现一个拿破仑时期的那些重要德国人物所具有的那种颓废心理一样（比如说，晚年的哥德）。而现在既然帝国主义的辩护人们在青年黑格尔的灵魂里就已经找到了“尚未成形的”类似于俾斯麦的东西，那么他们自然就很容易把黑格尔的全部共和国思想，把他与法兰西大革命的全部关系，都说成是某种肤浅的幼稚的东西，说这种思想到黑格尔的思想“成熟”了以后就逐渐消失了。
当这些帝国主义辩护者们这样做的时候，有些事实他们就完全不去理会了。例如，黑格尔对法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对法国革命之为当时的文化基础的认识，一直到老年黑格尔的著作里还都毫不含糊地流露出来，像这样的史实，对于他们是完全不发生作用的。我们在这里只想举一个例子，表示他们的这种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灵巧手法。罗申茨威格有一次谈到青年黑格尔的一篇政治论文，在把其中能够据以推论他有反共和思想、反启蒙思想的可能线索，通统列举出来以后，用轻蔑的口吻——仿佛要表明他很客观，实际上只是混淆事实而已——说道：“当然，在那个时候，黑格尔赞成君主政治的思想，也还没发展到那么成熟的地步。”[25]
我们已经知道，在青年黑格尔那里，哲学的实践性是跟他的政治梦想密切结合着的。我们现在必须通过一些引证来简单表明，黑格尔是如何倾向于把德国当时的情况理解为他所谓以宗教实证性为其特征的那段历史发展的产物。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完全清楚地看出来，何以强调古希腊的自由与民主，对青年黑格尔来说，乃是给当时德国的情况提供一个革命性的对比。
经过上面的种种论述以后，我们相信，说宗教观点、宗教传统在这个问题上也构成黑格尔的论断的出发点，就不会有人还觉得奇怪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他评论德国的时候说道：“我们的传统——民间歌谣等等。这并不是享受着永恒荣誉的哈尔牟宙斯（Harmodios）或亚里斯徒盖屯（Aristogeiton），因为他们刺杀了暴君，给予他们的公民以平等的权利和法律，他们一直生活在我们民族的传说里，生活在民族的歌谣里。那么我们民族的历史知识是什么呢？我们的民族根本缺少自己的祖国的传统，无论记忆也好，想象也好，都充满着人类的原始历史，充满着外族的历史，充满着与我们毫无关系的那些君王的所作所为。”[26]——接着黑格尔就拿德国的建筑学和古希腊的建筑学相比较，但青年黑格尔主要不在于从美学上进行比较，他的主要用意，毋宁在于比较两种不同的生活习惯，拿希腊人的自由优美的生活跟德国人的那种狭隘、琐屑、庸俗、放纵的生活相比较。在青年黑格尔那里，建筑学上的不同仅只是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内容的不同表现而已。（在这里，已经就显示出了他在后来的美学里还一直保存下来的那一种考察方式，当然，此时无论在辩证法上或历史分析的具体性上都还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水平。）
他对当时德国的最重要论断，我们发现还曾重新表现在他的伯尔尼时期主要著作《论基督教的实证性》里。在那本著作里，他曾谈到，罗马的征服以及后来基督教的兴起，毁灭了原始的民族宗教，也毁灭了德国的宗教。他认为德国的历史发展并没能给予一个民族的、宗教的幻想提供任何营养。“除去新教徒里的路德而外，有谁曾是我们民族的英雄？有谁能算得是我们的建立国家和制定法律的西修斯（Theseus）？向哪里去找我们可以歌颂之为祖国解敖者的哈尔牟宙斯和亚里斯徒盖屯呢？吞食了成千上万德国人的战争，都是为了公爵们的荣誉和独立的战争；民族只是一个工具，它即使也浴血奋战，可是归根结底它并不知道它是为了什么而战？或者说，不知道我们赢得了什么?”黑格尔于是进一步以极其怀疑的态度谈了基督教新派的历史传统的继续存在，而总结到这样的观点：德国的当权者们根本不必去关心基督教新派运动的具有解放作用的那一方面是否会在人民群众中继续保存下去的问题。[27]
根据他对德国情况的这种分析，黑格尔断定德国民族是一个没有从自己的土壤上自发地生长起来的、与自己的历史结合着的宗教幻想的民族，“也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幻想的民族”。[28]而且认为这种缺乏民族的、自己的情感生活的缺陷，是在整个德国文化里到处都有表现。在文化问题上，青年黑格尔首先感兴趣的——这一点表现得又非常具有特征——并不是德国文化成就的绝对高度，虽然我们都已知道他对德国文化成就是非常熟悉的，而黑格尔的主要注意之点，毋宁在于德国文化之缺乏民族特色，在于它没有在人民中间生根。他指责他当时的德国文化，主要就是由于它具有这个缺陷，所以他说：“像赫尔提（Herty）、比尔格尔（Burger）、慕索斯（Musaus）这些人的可爱的戏剧，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真正可说完全丧失了，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其余的文化方面落后得太远了，欣赏不出这些戏剧的美处——同时也因为民族中有教养的人士的幻想跟普通人民的幻想完全属于不同领域，因而那些为普通人创作戏剧的作家和演员们，就其所描写的戏剧场面和入物而言，是完全不能为普通人民所理解的。”即使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也是把德国和古希腊对置起来的，他特别指出，恰恰古代最高度的古典艺术，如索福克利斯（Sophocles）和菲狄阿斯（Phidias）的艺术，乃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为整个民族所独有的艺术。[29]
在这个问题上，青年黑格尔斗争的目标是要使未来的德国文化建筑在古典的传统上。他认为这样才是德国文化唯一真正的进步，他特别反对克罗普史陶克的文化观，因为克罗普史陶克的诗所表述的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原始历史（如海尔曼大战），就是基督教的犹太人的古代传说（后者是英国产业革命的思想传统通过米尔顿的影响而在德国引起的一种微弱的后响）。克罗普史陶克提出反古典思想的问题说：“难道古希腊的阿哈雅（Achaja）是日耳曼人的祖先图伊斯科的祖国吗?”对于这个问题，黑格尔首先详细地作了分析，说明今天要想在艺术上恢复原始德意志传统是毫无希望的，正如罗马大帝朱立安当年想恢复古代宗教之不能成功一样。他说，“原始德意志的幻想，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已找不到任何可以发生关联的东西，它支离破碎地保留在我们的思想和信仰里，使我们觉得它像俄喜安人的或印地安人的幻想一样对我们是陌生的……。”其次，对于恢复基督教和犹太传统问题，黑格尔反问道：“那位诗人就希腊神话问题向他的人民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同样就犹太传统问题向他本人和人民问道：难道犹太国是日耳曼人的祖先图伊斯科的祖国吗?”
就在这里，特别是关于原始德意志倾向问题上，我们也看得出黑格尔终身信守不渝的一种态度。他不仅在政治上反对解放战争，而且也同样反对一切德国化的浪漫主义倾向。而就连这一点，帝国主义的黑格尔篡改家们也避口不谈或恶意地加以“曲解”，硬要给黑格尔盖上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烙印。
青年黑格尔所见到的当时德国的这一幅拘泥和狭隘的景象，当时的这种缺乏真正民族文化的情况，是与他的整个的民主政治立场密切关联着的。他在伯尔尼居留期间，伯尔尼正在实行一种贵族寡头政治，他对这个瑞士城市的评语因而也就和他对德国的评语同样是非议性的。而且他的评语还更明确地含有政治性质，因为这是表现在一封信里而不是在一篇文章里，既然不是发表在文章里，他就可以不必考虑德国的出版审查问题了。黑格尔的这封信是1795年4月16日写给谢林的，里面写道：“议会是每十年补选一次在此期间出缺的议员。补选之如何不合乎人情，官廷里兄弟姐妹之间的一切阴谋诡计之如何有碍于此间实行的这种制度，我实在无法给你描写。父亲任命自己的儿子或礼聘最厚妁女婿。人们如果想了解一种君主立宪政治的真实情况，就必须在此地复活节举行补选之前经历一个这样的冬季。”[30]这封信实在无需另加说明了。在这里我们只还需要指出一点，就是说，对黑格尔以后的发展而言，他在伯尔尼的这段经验，根深蒂固，使他终生鄙视贵族寡头政治制度。甚至在他已经彻底改变了他在伯尔尼形成的其它政治信念之后，这种反对态度也还丝毫没有改变。
于是黑格尔就把这样一种政治的和文化的情况视为是一种以基督教实证宗教的统治为其中心力量的社会发展的产品。而如果说黑格尔直到他临死以前仍然还称赞法国革命为“灿烂的朝霞”，那么人们应该不能想象得出，他在大革命期间该是如何急切盼望由此革命而使整个世界有所革新。在他看来，要想达到世界的革新，就必须先对基督教进行批评，以为论战的先决条件，而革新的具体内容，显然就是复古，就是使古希腊的一切得到复兴。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说，黑格尔对古代的民主所作的分析和赞扬，是具有着一种巨大的现实政治意义的。
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的见解也不是没有先驱的。从文艺复兴起，在那些为消灭封建社会而进行的伟大阶级斗争里，人们对古代民主政治的憧憬从来就是在表述进步思想的著作里占据着决定性地位的。过去的思想史里没曾能把古代的复兴与资产阶级解放斗争之间的关联指明出来，可以说也是过去所写的思想史的重大缺陷之一。甚至可以说，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日益努力于抹煞这种关联的痕迹，以便把古代的复兴描写为艺术、哲学等等方面的一种内部事务。但是，表现在艺术以至政治学和历史著述里的全部思想斗争的实际历史，将会表明这种关联当初是如何的密切，并且将会表明——为了用反面事例来说明——这种对古代的推崇，在十九世纪期间，丧失了它的政治社会内容以后，如何立即丧失了它的进步意义而变成了一纸虚文。我们在这里当然不可能对于从马基亚弗里（Machiavelli）经过孟德斯鸠（Montesquieu）、吉朋（Gibbon）以至卢梭（Rousseau）这样一条发展路线作任何乃至非常简略的叙述。在卢梭那里，如恩格斯所明确指出来的，就这一方面而言，已经就出现了一些关于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的思想萌芽。
由此可见，黑格尔已经阅读过这些人的绝大部分的著作。（只有马基亚弗里的的著作似乎是阅读的较迟，可能是在佛兰克福末期。）但即使没有这些文献的影响，青年黑格尔之推崇古代与他赞成资产阶级发展之间的关联，也是无可置疑的。因为法国革命的政治哲学，它的英雄幻想的系统学说，是站立在资产阶级这整个启蒙运动的肩头上的。雅各宾派的领导人物都是卢梭的直接学生。
尽管雅各宾派关于恢复古代民主政治的思想是平民阶级革命分子的一种英雄幻想，这种幻想却决不是完全无所根据的。主张这种社会革新的思想家们是从一定的、非常实际的经济社会条件出发而作出这种主张的。他们跟那些比较不坚定的民主革命代表人物们之间的差别，正是一个经济差别：激进的雅各宾派认为财产上的相对平等，构成着实际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认为一个国家的公民的财产越来越有贫富悬殊，就必然要导致民主政治的毁灭与新的专制政体的出现。这种学说在上述的那些有关古代复兴的绝大多数的文献里都已包含着了，而且这种把财产的相对平均视为民主政治的基础的思想，到卢梭的《民约论》里已经达到了它的发展顶峰。
在法国大革命本身，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曾产生过多大的作用，人们可以从任何一本严肃的法国革命史里清楚地看出来。我们只想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譬如说，拉鲍·艾圣德迁（Rabautst.Etiennes）在1793年的《巴黎纪事》中一篇时常引用到的文章里就曾提出这样的要求：“1.尽可能地平均分配财产，制定保持财产平均和防止将来财产不平均的法律。”[31]又譬如，《巴黎的革命》也在1793年写道：“为了防止完全平等的共和党人在财产上发生巨大不平均现象，必须规定一个财产的最高限额，过此限额，就不许再添置，即使按照财产增额加收赋税也不可以超额添置。”[32]卡斯特尔（Castres）的人民联合会有一个决议，其含义也是一样，决议说：“绝对不能离开真正的原则，永远不能接纳一个巨富的人到联合会里来，除非他已被公认为真诚而热烈的爱国者，除非这种财产上的不平均现象已经由他事先以一切可用的办法使之消除掉了。”[33]坎蓬（Cambon）在有关实行累进税和发行强迫公债的辩论里的发言，也有类似的话，他说，“这个制度是最理性的、最符合于我们原则的制度，因为通过这样的规定，你们将会把有些人认为属于童话范围的那种平等实现出来。”[34]诸如此类的例子，不一而足，要列举多少可以列举多少。
马克思对于雅各宾派革命党人所进行的复古运动的幻想性曾作过无情的揭露，严格地分析了这两个发展在经济上的区别。他在《神圣家族》里谈到这一点时写道：“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和国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一方面，不得不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想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想仿照古代的形式来建立这个社会的政府头脑。”[35]
不过，这些幻想在法国本身说却是平民革命政治家的一些英雄幻想，即是说，这些幻想虽然具有幻想的性质，却是与平民革命党（PlebejischePartei）在1793-94年间具体情况下所采取的一些个别的现实政治行动密切关联着的。因此，在法国本身，当时根据这样一些幻想性的理由就曾顺利地实行一些政治措施，这些措施从当时的实际发展的观点来看，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这里只举出两个这类措施。第一，当时受着联合一致的整个欧洲的威胁的法国，在战争中，一方面为了在政治上以及民主阶级内部镇压反革命的思想，另方面又为了保证军队的给养和保证对急进的雅各宾主义的社会基础、城市下层居民的最低供应，曾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紧急措施。第二，由于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曾没收一大部分封建土地予以分配，这就是说，无论从主观意愿上看，或是从客观实际上看，就一个时期来说，至少部分地曾以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对土地进行过平均。
按照上述马克思的那个批评，我们知道雅各宾党人的行动里的幻想的东西都是与这一点有关的，即他们并不了解他们自己所以要采取那些革命措施的实际意义和政治社会原因，并且对于那些革命措施所要产生的发展远景抱有错误的观念。因此，他们的行动的这种幻想性就丝毫也不排斥他们行动的民主本质，丝毫也不排除它们的革命性。恰恰相反，正确的、平民阶级的、民主革命的现实政策，跟对于那因民主革命而解放出来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前景所抱的奇妙幻想两者的这种混为一体，正是最足以标志这一革命时期特点的那种活生生的辩证矛盾。
从这个观点来看，人们就必须对民主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和雅各宾党人本身跟古代的关系，进行考察。马克思非常正确地指出，这种幻想性的见解，一方面完全忽视了古代经济的实际基础，奴隶制度，另方面又没能在思想上掌握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作用和地位。不过，这种基本观点上的错误，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界限之内，并没消除人们的正确感觉，人们仍然感觉到在相当平均的小土地所有制与古代民主制度之间存在过一定的关联。马克思对于这种关眹曾极其明确地加以肯定。他说：“自耕农民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形态，当作支配的通常的形态，一方面在古典的古代的最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近代各国，我们又发现它是由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引起的各种形态中的一种。英国的Yeomanry（自耕农民），瑞典的农民阶级，法兰西和西部德意志的农民，都属于这一类。……像工具的所有权是手工业经营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样，土地所有权是这种经营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里，土地所有权是个人独立的发展的基础。”[36]马克思的这些话在很多方面对于我们的问题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首先是，马克思在这里用简单几句话，肯定了古代民主政治与农民小土地所有权的比较平均两者之间的经济关联，其次，他特别重视英国的自耕衣民，意义也非常重大。因为，正如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和拿破仑时期的战争中，那些被革命解放出来的小土地所有者，自耕农民是军队的核心一样，在英国革命中，Yeomanry也是人民赖以从斯图亚特王室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革命军队的核心。
就这个意义上说，雅各宾派的种种幻想是具有一种现实的经济内核的。可是他们思想里的幻想的东西马上就暴露出来了，因为雅各宾党人把这种向成熟的资本主义过渡的经济状态，当成了被解放出来的自由人类的一种永久状态，并且他们还企图把这种过渡状态作为最后的状态固定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历史论著，都曾列举大批的证据，表明这些幻想是毫无根据的和错误的。譬如，恩格斯曾经指出，Yeomanry当年进行过克伦威尔指挥的重大战役，到克伦威尔以后一两百年的时候，由于产生了土地的集中和圈地运动，这些自耕农民则已经几乎毫无踪迹地消灭了。再譬如，马克思在他的论年法兰西大革命的历史著作里，曾经指出那些从封建桎梏底下解放出来的法兰西小土地农民，到这个时候，又陷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更加沉重的桎梏之下了。所以，雅各宾派革命党人们的幻想，“仅仅”是由于他们没认识到这一小点；他们的革命措施，从客观上看，是一些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
这种现实和这种观念，对于当时德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决定的影响。然而当我们详细研究这种深刻影响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提醒大家，这个时期的德国哲学固然只是法兰西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反响，但毕竟是在经济和政治落后的德国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反响。我们并且已经指出过，当时德国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也是由于德国的这种落后状态产生的。而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唯心主义，又反转过来使对于法兰西大革命的思想反映和哲学概括互相结合的地方，正是有关实际措施的思想观念中最具有幻想性的地方。因此，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德国哲学恰恰是跟这些幻想结合着的，因为这个时期的德国哲学把这些幻想从哲学上予以系统化深刻化，使它们的幻想性质更为加强了。如果说这些幻想原来已经就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唯心主义地歪曲了的反映，那么它们的这种性质经过德国哲学的加工之后就只有更加显着了。它们成了幻想的幻想。
在德国，所有的哲学家中费希特是最坚决赞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的。他早期匿名发表的书籍，都是些公开赞成法国革命而反对革命敌人、反对封建专制君主制度的宣传小册子。在1796年，当费希特着手把关于实践哲学方面的见解构成严密体系的时候，他在《自然法基础》那本书里采用了许多从雅各宾派对法国大革命的许多幻想性主张中引伸出来的极端激进的论点。费希特的自然法，像十七、十八世纪的一般法哲学著作一样，是建筑在“社会契约”学说上的，不过，有一点不同，就是它一方面受康德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另一方面又受雅各宾派的社会观所影响。因此，在费希特看来，社会契约本身就包含着社会义务，社会有义务在财产相当平均的情况下照顾每个社会成员，使之都能生存。费希特说，“一切所有权都是建筑在一切人之间的相互契约上的，这个契约的全文应该是：声们一切人所以能保有我们的所有权，是由于一个条件，即我们让你享有你的所有权。因此，当着有人依靠他自己的劳动而不能生活时，这就表示绝对属他所有的东西并没有让他享有；因此对他来说，这个契约是完全废弃了，而且他从这个时候起就不再有法律义务去承认任何人的所有权。”[37]
费希特的这些观点，实际上与雅各宾党的极端左翼已经非常接近。而且有趣的是，费希特是德国重要哲学家中坚持这些观点为时最久的一个人。孔斯丹（BenjaminConstant）有一次嘲笑这一点，说费希特一直到1800年还在写他的乌托邦（《闭关自守的商业国》），其基本原理可以说与罗伯斯庇尔政权最后阶段所实行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如出一辙。当然，在这里我们必须说明，费希特把这些观念从哲学上加以系统化的时候，所走的方向，又是使这些幻想的东西更加唯心主义。（在费希特哲学的后期发展中，由于他参加民族解放运动而产生的内在矛盾，不在我们现在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是有必要简单提一提，因为资产阶级所写的历史，就连费希特在这里所暴露出来的实际问题和矛盾，也或者是闭口不谈，或者是予以歪曲。）
青年黑格尔在他居留伯尔尼时期，思想上也还没走到费希特这样激进。我们在上文曾从他致谢林的信里看到，黑格尔是反对雅各宾党的激进派的。可是，虽然如此，构成他的革命哲学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应该说，就是卢梭、雅各宾关于平均财产的思想。而他的这个革命哲学，却具有一种奇异的特点。这种特点的实际影响，要到我们详论黑格尔有关古代和有关基督教的思想时才能看得清楚，然而我们在此处就已经应该加以注意了。简单说，这个特点就是，在青年黑格尔的心目中，古代几乎是一个“无经济”的时期。黑格尔独断地相信古代城邦共和国里财产是相当平均的，从这个观点出发，于是他就仅只分析了表现这些古代共和国的一些政治、文化和宗教现象。与此相反，当他讨论基督教的时候，他的经济观点就强烈得多，虽然这些经济观点也许一时还很幼稚。因为在他看起来，基督教时期是一个私人生活时期，这个时期的人所关心的是他的财产，并且只是他的财产。在青年黑格尔看来，由于古代公共生活的消灭而出现的专制时期，恰恰就是他当时所了解的基督教这一经济生活时期。一直到他的雅各宾式的幻想跟现实发庄了冲突之后，他才开始觉得有寻找一个基础比较深厚的经济学观点的需要。因此，黑格尔之所以比较晚期，直到他移住耶纳才认识到奴隶制度在古代的重要作用，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青年黑格尔对于社会问题熟视无睹。相反，在他区别古代社会与基督教社会的时候，社会分工问题占有极大的地位。他的历史哲学里幻想的成分还表现在这里：他把古代之缺乏社会分工这件事实理想化了，并且希望民主革命能够重新恢复古希腊的这个时代特点。
当然，就其本身说，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进行批判的研究，乃是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哲学的一个非常具有进步意义的因素。
席勒的功劳特别大，因为是他使大家对这个问题感到中心兴趣的。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青年黑格尔曾以极大的热情读了席勒有关这个问题的决定性的著作《论审美教育的书信》一书。我在一篇论席勒美学的专著里曾详细地指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这种批判，不是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行动的成果，而是启蒙运动，特别是斐尔古逊（Ferguson）[38]的优良传统的继续。青年黑格尔的观点究竟有多少是受了席勒的影响，有多少要归因于他所肯定阅读过的斐尔古逊本人，那是很难确定的了。重要的是席勒和黑格尔两人与斐尔古逊比较起来确实存在着方法论上的一致。在他们两人的思想里，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经济基础显然是非常暗淡，不居显要地位的，他们两人所关心的，首先是社会分工在思想意识和文化上引起的后果。诚然，黑格尔又有他自己的特殊重点，对他来说，尚未因社会分工而陷于支离破碎的人的人文主义理想的实现，并不寄托于艺术道路，而要通过政治行动。席勒认为古代艺术，作为全面的、尚未肢解的人的表现形式，是极其伟大的。伟大的古代艺术是席勒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而在黑格尔那里，人的这个人文主义的理想，则体现在古代民主的政治行动里。青年黑格尔仅只偶尔谈到，并且仅只当作他的中心问题的一种说明时才谈到艺术。
更重要的，乃是席勒和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见解上的不同。席勒写他的历史著作是在他的一个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已经开始不赞成法国革命的行动了。因此，他的著作里贯穿着一股对当前现实的强烈悲观主义，而且因此，他觉得古代是人类的一个可以作为永久范例的伟大时期，但这个时期已经完全地最后地成了过去，一去而永不复返了。青年黑格尔在伯尔尼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采取了一个相反的立场。他认为古代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范例；古代固然已经过去，但是它的伟大之处应该恢复，而复兴伟大的古代，正是当代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的中心任务。
[1]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页。
[2]罗申克兰茨：《黑格尔的一生》，柏林，1844年，第66页。
[3]同上书（以下简称“罗申克兰茨”），第70页。
[4]参看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25页。
[5]《罗伯斯庇尔全集》，A.Vermoral编，巴黎，1867年，第302页。
[6]同上书，第308页，1794年5月7日演说词。
[7]同上书，第329页。
[8]“诺尔”，第175页。
[9]《黑格尔全集》，柏林，1840年版，第9卷，第542页。
[10]“诺尔”，第233页。
[11]“罗申克兰茨”，第482页。
[12]普立特（Plitt）：《信里表现的谢林的生活》，莱比锡，1869，第1卷，72页。
[13]“罗申克兰茨”，第67页
[14]“罗申克兰茨”，第67页。
[15]“诺尔”，第212页。
[16]同上
[17]“诺尔”，第234页。
[18]同上书，第236页。
[19]《谢林全集》M.Sxhroter发行，耶纳，1926年，第1卷，第108页。
[20]“荷夫麦斯特”：第219及以后各页。
[21]“诺尔”，第6页。
[22]“罗申克兰茨”，第518页。
[23]“诺尔”，第10页。
[24]“诺尔”，第20页。
[25]罗申茨威格：《黑格尔与国家》慕尼黑、柏林，1920年，第1卷，第51页。
[26]参看“诺尔”，第359页。
[27]“诺尔”，第215页。
[28]同上。
[29]“诺尔”，第216页。
[30]“罗申克兰茨”，第69页。
[31]转引自欧拉（Aulard）的《法国革命政治史》，慕尼黑、莱比锡，1924年，第1卷，第364页。圣艾德迁大部分是跟着吉伦特派（Girondist）走的。这个主张在吉伦特派那里当然不会得到赞同。
[32]《法国革命玫治史》，第1卷，第366页。
[33]同上书，第2卷，第723页。
[34]同上书，第1卷，第36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6页。
[3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53页。
[37]《费希特全集》，第2卷，莱比锡，1908年，第217页。
[38]参见拙著《哥德及其时代》一书（建设出版社，柏林，1950年）中论“席勒的现代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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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一九四○年一月）
*这是毛泽东一九四○年一月九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一中国向何处去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因此，趁着《中国文化》[1]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已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就当作一番开台锣鼓好了。对于全国先进的文化工作者，我们的东西，只当作引玉之砖，千虑之一得，希望共同讨论，得出正确结论，来适应我们民族的需要。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我想，这可以算作《中国文化》出版的态度。
二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三中国的历史特点
我们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但是这种新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文化呢？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2]。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4]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
这样说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
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是什么？而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文化又是什么？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
那末，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呢？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由此可以断言，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四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那末，这个历史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呢？它是一百年来就有了的，还是后来才发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就知道这个历史特点，并不是从鸦片战争[5]以来就有了的，而是在后来，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个形成过程。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6]、中法战争[7]、中日战争[8]、戊戌变法[9]、辛亥革命[10]、五四运动[11]、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上说来，都是实行这第一步，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未完成，还须付与很大的气力，这是因为这个革命的敌人，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强大的缘故。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
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斯大林还在一九一八年所作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的论文时，就说道：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12]
从这篇文章以后，斯大林曾经多次地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解释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载在张仲实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上面，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其中有这么一段：
“舍米契引证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年底所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那里曾说：‘在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民族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相互之间的斗争。’显然，他企图以此来暗示他给当前历史条件下的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所下的定义是正确的。然而，斯大林那本小册子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写的，那时候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不是一个具有全世界意义的问题，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当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时候起，国际形势已经根本地改变了，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要是看不清这一点，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宁还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间，就在他的《民族自决权讨论的总结》一文中说过，民族问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了。列宁以及俄国共产主义的其它代表者关于民族问题的以后的一些著作，我就不用讲了。现在，当我们由于新的历史环境而进入于一个新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舍米契在这一切以后却引证斯大林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这能有什么意义呢？它只能有这样一个意义，就是舍米契是离开时间和空间，不顾到活的历史环境来引证的，因而违反了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要求，没有考虑到在某一个历史环境下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环境下就可以成为不正确的。”
由此可见，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已经一天一天把世界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在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有能力领导和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战争，打击资本主义反动的时候；是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正在准备打倒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在今天，我们是处在这种时候，那末，应该不应该估计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应该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特点，这就是二十年来（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算起）的新的革命过程，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生动的具体的内容。
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中国革命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而其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新的特点具体地表现在中国内部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上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说明这种情形。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时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
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反对革命人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在一九二七年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度附和过反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13]为代表，又已投降敌人，表示了大资产阶级的新的叛变。这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欧美各国，特别在法国，当它们还在革命时代，那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则连这点彻底性都没有。
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就是欧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也是同具的。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
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它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因此，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第一种，是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气息，已经转变或即将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血腥的军事专政了。某些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可以附在这一类。
第二种，除苏联外，正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酝酿着。将来要成为一定时期中的世界统治形式。
第三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中的小异。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但可惜，抗战许久了，除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外，大部分地区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还未着手，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个最根本的弱点，大踏步地打了进来；再不变计，民族的命运是非常危险的。
这里所谈的是“国体”问题。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一九二四年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十六年来，国民党自己违背了这个声明，以致造成今天这样国难深重的局面。这是国民党一个绝大的错误，我们希望它在抗日的洗礼中改正这个错误。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六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它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
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七驳资产阶级专政
这种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共和国，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赞成的，舍此没有第二条路走。
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吗？诚然，这是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但无如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
依国际环境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现在是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它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现在是日本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却不是什么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是日本资产阶级在中国专政，却不是什么中国资产阶级专政。不错，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它快要死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14]。但是正因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为日本帝国主义陷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坑之中，就是说，它快要死了，它就一定要打中国，一定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它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
其次，是社会主义不容许。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虽然不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或其中一二国的革命胜利之后，但须加上它们的力量才能胜利，这是没有疑义的。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反苏运动[15]的教训，不是异常明显的吗？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一个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16]，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中国从来也没有过土耳其的那种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它的道路是没有的[17]。
依国内环境说，中国资产阶级应该获得了必要的教训。中国资产阶级，以大资产阶级为首，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刚刚由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得到胜利之际，他们就一脚踢开了这些人民大众，独占革命的果实，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并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举行了十年的“剿共”战争。然而结果又怎么样呢？现在是当一个强大敌人深入国土、抗日战争已打了两年之后，难道还想抄袭欧美资产阶级已经过时了的老章程吗？过去的“剿共十年”并没有“剿”出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难道还想再来试一次吗？不错，“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一党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如果有人还想从今日起，再“剿”十年，那就已经是新的“剿共”典型，同旧的多少有点区别。但是这种新的“剿共”事业，不是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奋勇担负起来了吗？这个人就是汪精卫，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了。谁要加进他那一伙去，那是行的，但是什么资产阶级专政呀，资本主义社会呀，基马尔主义呀，现代国家呀，一党专政呀，一个主义呀，等等花腔，岂非更加不好意思唱了吗？如果不入汪精卫一伙，要入抗日一伙，又想于抗日胜利之后，一脚踢开抗日人民，自己独占抗日成果，来一个“一党专政万岁”，又岂非近于做梦吗？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谁还敢于去踢他们，谁就要变为粉碎，这又岂非成了常识范围里的东西了吗？但是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我说的是顽固派），二十年来，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教训。不见他们还在那里高叫什么“限共”、“溶共”、“反共”吗？不见他们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后，再来一个《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再来一个《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18]吗？好家伙，这样地“限制”和“处理”下去，不知他们准备置民族命运于何地，也不知他们准备置其自身于何地？我们诚心诚意地奉劝这些先生们，你们也应该睁开眼睛看一看中国和世界，看一看国内和国外，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样子，不要再重复你们的错误了。再错下去，民族命运固然遭殃，我看你们自己的事情也不大好办。这是断然的，一定的，确实的，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如不觉悟，他们的事情是并不美妙的，他们将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坚持下去，不是一家独霸而是大家合作，把抗日的事业弄个胜利，才是上策，否则一概是下策。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衷心劝告，“勿谓言之不预也”。
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
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产党，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统一战线，那是不行的。中国必须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进步下去；谁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是不能容忍的。
八驳“左”倾空谈主义
不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路，是否就可以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路呢？
也不可能。
没有问题，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是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这种情形，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造成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后，知道单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国，乃着手于政治进攻和经济引诱。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在抗日阵线中诱惑动摇分子，分裂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所谓经济引诱，就是所谓“合办实业”。在华中华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五十一，日资占百分之四十九；在华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四十九，日资占百分之五十一。日寇并允许将各中国资本家原有产业，发还他们，折合计算，充作资本。这样一来，一些丧尽天良的资本家，就见利忘义，跃跃欲试。一部分资本家，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投降了。再一部分资本家，躲在抗日阵线内的，也想跑去。但是他们做贼心虚，怕共产党阻挡他们的去路，更怕老百姓骂汉奸。于是打伙儿地开了个会，决议：事先要在文化界舆论界准备一下。计策已定，事不宜迟，于是雇上几个玄学鬼[19]，再加几名托洛茨基，摇动笔杆枪，就乱唤乱叫、乱打乱刺了一顿。于是什么“一次革命论”呀，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呀，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之必要呀，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游而不击呀，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呀，共产党不听话、不统一、有阴谋、要捣乱呀，来这么一套，骗那些不知世事的人，以便时机一到，资本家们就很有理由地去拿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而把全民族的利益一概卖给敌人。这个叫做偷梁换柱，实行投降之前的思想准备或舆论准备。这班先生们，像煞有介事地提倡“一次革命论”，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却原来不为别的，专为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其用心亦良苦矣。“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九驳顽固派
于是资产阶级顽固派就跑出来说：好，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了，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20]，那末，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这种议论，在所谓“一个主义”的标题之下，已经变成了狂妄的叫嚣。这种叫嚣，其本质就是顽固分子们的资产阶级专制主义。但为了客气一点，叫它作毫无常识，也是可以的。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因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产主义，岂非荒谬绝伦之至？在共产党人，正因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这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所谓“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21]，也正是指的这种统一战线。否认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顽固派也正是要奉行其一党主义，否认统一战线，才造出那些否认共产主义的荒谬说法来。
“一个主义”也不通。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现在封建阶级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佛教徒有佛教主义，基督徒有基督主义，农民有多神主义，近年还有人提倡什么基马尔主义，法西斯主义，唯生主义[22]，“按劳分配主义”[23]，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既然是数不清的主义，为什么见了共产主义就高叫“收起”呢？讲实在话，“收起”是不行的，还是比赛吧。谁把共产主义比输了，我们共产党人自认晦气。如若不然，那所谓“一个主义”的反民权主义的作风，还是早些“收起”吧！
为了免除误会，并使顽固派开开眼界起见，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有清楚指明之必要。
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主义比较起来，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第一，相同部分。这就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这些相同，并由于三民主义见之实行，就有两个主义两个党的统一战线。忽视这一方面，是错误的。
第二，不同部分。则有：（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相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如果它不补足这些，并且准备实行起来，那对于民主政纲就只是基本上相同，不能说完全相同。（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即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革命彻底性。上述这些，都是两者的不同部分。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明白了这些之后，就可以明白，资产阶级顽固派要求“收起”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就是毫无常识了。
一○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
资产阶级顽固派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变化，其知识的贫乏几等于零。他们既不知道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区别，也不知道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的区别。
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我愿顽固派先生们，于其“限共”、“溶共”、“反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余，也去翻阅一下这个宣言。原来孙中山先生在这个宣言中说道：“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就可知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其它都是伪三民主义。只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它一切都是伪释。这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吧，这篇宣言的通过，我和很多的国民党员都是亲眼看见的。
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
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
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
第一，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现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不见一九二七年之后，就已经有过这种情形吗？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何况中国是在同一个深入国土的帝国主义奋斗，没有苏联帮助，就休想最后胜利。如果舍联俄而联帝，那就必须将“革命”二字取消，变成反动的三民主义。归根结底，没有“中立”的三民主义，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义。如果照汪精卫从前的话，来一个“夹攻中的奋斗”[24]，来一个“夹攻中奋斗”的三民主义，岂不勇矣哉？但可惜连发明人汪精卫也放弃（或“收起”）了这种三民主义，他现在改取了联帝的三民主义。如果说帝亦有东帝西帝之分，他联的是东帝，我和他相反，联一批西帝，东向而击，又岂不革命矣哉？但无如西帝们要反苏反共，你联它们，它们就要请你北向而击，你革命也革不成。所有这些情形，就规定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决不能是同帝国主义联合反俄的三民主义。
第二，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如不联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们就请你加入他们的反共公司。但这岂非有点当汉奸的嫌疑吗？我不跟日本走，单跟别国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谁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汉奸，因为你不能再抗日。我独立反共。那是梦话。岂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汉们，能够不靠帝国主义之力，干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吗？昔日差不多动员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气力反了十年之久还没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独立”反之吗？听说外边某些人有这么一句话：“反共好，反不了。”如果传言非虚，那末，这句话只有一半是错的，“反共”有什么“好”呢？却有一半是对的，“反共”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欢喜“反”。老百姓是决不容情的，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你要反共，他们就要了你的命。这是一定的，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齑粉。如果没有决心准备变自己为齑粉的话，那就确实以不反为妙。这是我们向一切反共英雄们的诚恳的劝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否则，三民主义就要灭亡。这是三民主义的存亡问题。联共则三民主义存，反共则三民主义亡，谁能证明其不然呢？
第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25]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26]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着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它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由此可知，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义者，必须认真地考虑到这点。
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
至于旧三民主义，那是中国革命旧时期的产物。那时的俄国是帝国主义的俄国，当然不能有联俄政策；那时国内也没有共产党，当然不能有联共政策；那时工农运动也没有充分显露自己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尚不为人们所注意，当然就没有联合工农的政策。因此，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三民主义，乃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乃是过时了的三民主义。如不把它发展到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就不能前进。聪明的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但如果在新时期内，在新三民主义已经建立之后，还要翻那老套；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要反对联俄；在有了共产党之后，要反对联共；在工农已经觉悟并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后，要反对农工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识时务的反动的东西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反动，就是这种不识时务的结果。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愿今日的三民主义者记取此语。
如果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那就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什么基本上相同之点，因为它是旧时期的，是过时了的。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要反俄、反共、反农工，那就是反动的三民主义，它不但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而且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三民主义者应该慎重地考虑一番的。
但是无论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基本上完成以前，新三民主义是不会被一切有良心的人们放弃的。放弃它的只是那些汪精卫、李精卫之流。汪精卫、李精卫们尽管起劲地干什么反俄、反共、反农工的伪三民主义，自会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继续拥护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如果说，一九二七年反动之后，还有许多真三民主义者继续为中国革命而奋斗，那末，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今天，这种人无疑将是成千成万的。我们共产党人将始终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除了汉奸和那班至死不变的反共分子外，我们是决不抛弃任何友人的。
一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上面，我们说明了中国政治在新时期中的历史特点，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问题。下面，我们就可以进到文化问题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如我们在第三节中已经提过的话，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这些旧东西是由两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以后者为盟主。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但是如前所说，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这两大段落中，各有一个基本的带历史性质的特点，即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旧民主主义——前八十年的特点。新民主主义——后二十年的特点。这种区别，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文化上如何表现这种区别呢？这就是我们要在下面说明的问题。
一二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27]，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一三四个时期
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
这种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二十年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两年，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年，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第四个时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现在的三年。
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中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标志。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28]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29]和北伐战争。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第二个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继续了并发展了五四运动时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吸引了农民阶级加入，并且在政治上形成了这个各阶级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和教育界、学术界、青年界没有多大联系的，因为它没有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提出反封建社会制度和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口号。在这以前，它是旧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是被人们看成为一部分人为了夺取政府权力，即是说为了做官，而临时应用的旗帜，看成为纯粹政治活动的旗帜。在这以后，出现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由于两党革命党员的努力，这种新三民主义便被推广到了全中国，推广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这完全是因为原来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之故；没有这一发展，三民主义思想的传播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时期中，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以阶级论，则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30]，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31]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曾经在中国军队中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由于这些，再由于苏联的援助，就取得了北伐的胜利。但是大资产阶级一经爬上了政权，就立即结束了这次革命，转入了新的政治局面。
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因为在前一时期的末期，革命营垒中发生了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所以这时候，中国革命就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这个革命。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人农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反革命“围剿”的消极的结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全国人民至今还是非常痛恨那十年反共的最大原因。
这一时期的斗争，在革命方面，是坚持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在反革命方面，则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斩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斩了他的新三民主义，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的灾难。
第四个时期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革命的曲线运动中，又来了一次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范围更放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很多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地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是在武汉失陷以前。这时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武汉失陷以后，为第二阶段，政治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投降了敌人，其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结束抗战。在文化方面，反映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叶青、张君劢等人的反动和言论出版的不自由。
为了克服这种危机，必须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击破这些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无望的。这一斗争的前途如何？这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问题。依据国内国际条件，不论抗战路程上有多少困难，中国人民总是要胜利的。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国的进步将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吗？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一四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文化也是这样，二十年中有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一切好的坏的东西都考验出来了。
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和他们在政权问题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新时期的历史特点，他们不承认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一部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32]（我说的是一部分），他们曾经实际赞助过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剿共”，现在似乎又在赞助什么“限共”、“溶共”政策。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这条文化专制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权问题一样，没有国内国际的条件。因此，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也还是“收起”为妙。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它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说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在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就国民文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这种一部分，虽则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但是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由此可知，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一五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33]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4]，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注释
[1]《中国文化》是一九四○年二月在延安创刊的杂志，一九四一年八月终刊。
[2]“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一语，见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
[3]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4]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新的译文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5]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5〕。
[6]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6〕。
[7]见本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注〔19〕。
[8]见本书第一卷《矛盾论》注〔22〕。
[9]见本卷《论持久战》注〔12〕。
[10]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3〕。
[11]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12]见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13]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14]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页）。
[15]指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反苏运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广州苏联副领事；同月十四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下“绝俄令”，不承认各省苏联领事，勒令各省苏联商业机构停止营业。一九二九年七月蒋介石又受帝国主义的唆使，在东北向苏联挑衅，不久引起军事冲突。
[16]基马尔，又译凯末尔（一八八一——一九三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主义指使希腊对土耳其进行武装侵略，土耳其人民得到苏俄的援助，于一九二二年战胜了希腊军队。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基马尔被选为总统。
[17]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谈话时对这个观点作了修正。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它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九五八年由埃及同叙利亚合并组成。一九六一年叙利亚脱离阿联，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一年阿联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
[18]见本卷《必须制裁反动派》注〔5〕。
[19]毛泽东在这里是指张君劢及其一伙。张君劢在五四运动后宣扬一种自称为“新玄学”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提倡自孔孟以至宋明理学的所谓“精神文明”，同时又鼓吹“自由意志”，一九二三年引起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当时张君劢被称为“玄学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经蒋介石授意，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主张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及陕甘宁边区，要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为蒋介石张目。
[20]见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1]见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6页）。
[22]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发表《唯生论》一书，宣扬宇宙的实质是“生命之流”，万物的根本问题在于“求生”，用来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并认为宇宙万物各有一个重心，以人类社会现象来说，就是只能有一个领袖，否则就无法维持其均衡和生存。这种唯生主义的理论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专政服务的。
[23]山西军阀阎锡山曾标榜过“按劳分配”的口号。其主要内容是：用军事方法强迫劳动人民在村公所控制的固定份地上，或官办的工厂、商店里，从事农奴式的劳动，只将很小一部分劳动果实，按劳动情况分配给劳动者。
[24]汪精卫在一九二七年叛变革命之后不久写过一篇东西，题为《夹攻之奋斗》（载1927年7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
[25]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讲《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中说：“……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页）
[26]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些教条主义者讥笑毛泽东注重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上山主义”。毛泽东在这里是用教条主义者的这句讽刺话，说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作用。
[27]“学校”指当时效法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科举”指中国原有的封建考试制度。十九世纪末，中国提倡“维新”的知识分子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封建顽固派竭力反对这种主张。
[28]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至六月初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反抗军警镇压，集会讲演开始，由学生的罢课，发展到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各地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五四运动至此遂成为有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
[29]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30]《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武汉终刊。
[31]上海《民国日报》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创刊，国民党一大后正式成为国民党的机关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曾经宣传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后，曾被西山会议派把持，成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一九四七年停刊。
[32]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一部分欧美派文化人是指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一些人物。
[33]所谓“全盘西化”，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的主张。他们主张中国一切东西都要完全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34]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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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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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德国古典哲学的发生和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里一个重要而尚未彻底澄清的问题。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一再指出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虽然恩格斯已把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列为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哲学前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已在不同的深刻论著里对这一复杂史实的中心问题作了光辉的启示，但这段历史还远远没有研究透彻。
我们从来还没对这些问题作过具体的历史说明，从来还没对现有的事实和文献作过具体的分析，从来还没对有关这一段发展的最重要的错误和欺骗性的资产阶级理论进行过坚决彻底的此判。
在资产阶级科学里，德国古典哲学的发生发展史长期以来是根据黑格尔自己的天才的但唯心主义地歪曲了并且在许多方面图式化了的历史观念来解释的。黑格尔的天才的历史观念在于肯定哲学系统相互之间有内在的辩证的关联。他是第一个人不把哲学史当作哲学轶事和哲人传记的汇编，不把哲学史当作对于个别哲学家的个别观点的正确与错误的一批形而上学的论断，而把哲学史提高到一种真正的历史科学的高度。就德国古典哲学史方面而言，这种观点意味着：黑格尔认为康德的“先验哲学”是这一段兴盛的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起点，他认为辩证的唯心主义哲学从康德的“批判”哲学出发，而以他自己的体系为其顶峰和终结。他以高度锐利的眼光深入地研究了辩证法中最重要的问题（如物自体及其可知性，二律背反和矛盾学说等），从而指出如何从康德哲学的矛盾和不彻底性里产生出费希持的中心问题，如何从费希特的矛盾和未决问题中又发展出谢林的和后来他自己的哲学。
上述种种，包含着很多真实的东西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但由于黑格尔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把哲学视为概念的自身运动，他就不能不把关联头脚倒置，在这里也不例外。恩格斯曾多次地指出，每一个哲学体系确实都是与它以前的哲学里的未决问题关联着的。但是，作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论者，他曾反复地指明，这种纯粹的哲学关联只是现实关联的表面现象，哲学史必须落实到现实的底层的客观的基础上。如果哲学史里直接显现的现象，被唯心主义地绝对化了，变成为各种个别的哲学体系依照问题顺序的“内在”连续发生过程，就像黑格尔本人所做的那样，那么，就连他那合理内核——对这种关联现象的肯定——也就必然要被夸大和歪曲。黑格尔本人已经作了这样的夸大和歪曲。例如，这个时期的哲学实际发展中的纵横交错和不完全对称！的现象和实际历史过程的非常复杂的反映，就必然地被忽视了，而辩证地把握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那些科学试图，就被归结为少数几个——虽说是很重要的几个——“内在”关联着的范畴。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把握哲学的历史关联的图式。由于硬套这种图式，后来在资产阶级哲学没落的末期里，对历史的解释就完全是牵强附会了。
到第二国际时期，这种硬套图式的哲学史观也影响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例如普列汉诺夫和梅林。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黑格尔哲学史观中的错误和弱点的影响。一直到克服了这些错误，认识了列宁斯大林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步，研究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哲学著作，我们才能够―对这些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当然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一段历史里，当我们对它的发展过程进行批判研究时，最近十年以来新发现和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同样也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在资产阶级哲学本身，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却到了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就维持不下去了。早在这个时期以前，就已出现了很多比黑格尔低得多的反历史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反历史的观念是叔本华的思想，它在1848年革命以后才有广大的影响。叔本华的基本思想在于，他认为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想去超越康德的矛盾的那些试图是一个巨大的混乱。按照叔本华来说，哲学应该返回到唯一正确的康德的方法上去；而其它一切都是些欺骗、鬼话、空洞的呓语。叔本华于是一方面取消了德国古典哲学整个的辩证发展并恢复了形而上学的现实观念，另一方面他“清除了”康德哲学里一切倾向于唯物主义的东西并把康德与柏克莱归为一类。（赫尔巴特虽然是另一种哲学但在许多方面也产生了类似的作用。）
这种见解基本上等于完全取消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在后来出现的新康德学派那里这种见解表现得更加顽固狭隘，而其表现最突出的代表著作则是李卜曼（OttoLiebmann）1865年的《康德及其后继者》等书。自李卜曼的书出版以后，德国的那一种新康德主义在哲学上就占了上风，这种新康德主义把康德打扮成一个百分之百的主观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拒绝一切想认识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现实的企图，认为那都是“非科学的形而上学”。因此，在新康德主义里哲学史的叔本华路线就为大家所奉行，虽然没有像叔本华那样的漫骂，但多数坚持认为康德以后的哲学是脱离康德唯一正确的主观主义路线的一次深远的误入歧途。黑格尔被当成了“死狗”。
这种见解支配着前一世纪所写的绝大多数论述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历史著作。黑格尔主义已经变成肤浅的、民族自由派的思想，只还有很少数的残余代表，他们的见解主要表现在费舍（KunoFisher）和厄尔德曼（J.E.Erdmann）的哲学史里。但这个时期出版的论述黑格尔的著作中最重要的要算是海谋（RodulfHaym）的一本篇幅巨大的著作，它基本上专门反对黑格尔的客观主义和辩证法的“非科学性”。
直到帝国主义时期，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才又重新开始。自由的新康德主义越来越不能满足帝国主义时期德国资产阶级的理别的思潮势力越来越大。它们固然并不触动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的基本论点，但竭力企图复兴客观唯心主义（浪漫主义的复兴，“生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狄尔泰（Dilthey）的“现实心理学”等）。与这些反动思潮密切相联，于是就产生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复兴运动，首先是黑格尔的复兴运动。而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问题也就跟着被提了出来，倾向于既要超越后期黑格尔学者对黑格尔的图式的依样画葫芦，又要超越正统的新康德学派方面所作的全盘否定。
因此，帝国主义时期的古典哲学的“复兴”并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更新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具体化，而是想利用黑格尔哲学改造新康德主义使之更加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更加反动的一种企图。所以新黑格尔主义初期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论战，主要在于反对黑格尔衰微时期那些认为康德和黑格尔互相排斥绝不兼容的论据。帝国主义时期的新黑格尔主义，完全无视黑格尔对康德的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所作的那些深刻而具有毁灭性的批评。这种新黑格尔主义的基本论题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统一，首先是康德和黑格尔的统一。所有的这一派的哲学家，如文德尔班（Windelband）、艾宾豪斯（J.Ebbinghaus）、布隆斯泰德（Brunstad）等，都竭力要证明黑格尔哲学里的一切问题在康德那里都本已有之，黑格尔只不过把康德所有不自觉地暗含着的现成的问题都弄成自觉的明确的罢了。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历史观念，它只在外表上还重复了黑格尔论德国古典哲学发展所用的正反合图式，而实际上包含了更多的从黑格尔图式产生出来的错误和全部唯心主义的错误。这种观念事实上是与黑格尔的观念完全相反的。黑格尔本人对他的一切哲学前辈都就他们的不合于客观唯心主义和辩证法的错误进行了严历的批评，但同时却也大力地揭示其中含有提出和解决辩证问题的萌芽的那些特征，并按照其历史的意义给予应有的评价。而帝国主义时期的新黑格尔学派所走的则是一条相反的道路。他们把黑格尔引回到康德那里去，即是说，他们只承认黑格尔的那些与康德的不可知论不谋而合的东西。他们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史降低到康德的水平上。这种倾向我们在战后的新黑格尔主义它其实还有其它更为反动的研究动机——那里看得清清楚楚。格罗克纳（HermannGlockner），这位新版黑格尔全集的主编人，战后新黑格尔主义的领袖之一，就曾在第一届黑格尔年会上明白表示：“今天德国的黑格尔问题首先就是康德问题”。
我们在这里只能简略地提一提在黑格尔观念上的这种改变的一般的阶级根源和政治背景。让我们作一个对比，也许可以阐明这种改变。海谋当时反对黑格尔哲学的客观主义和辩证法，他的主要倾向虽说已经带有国家自由主义的精神，却还是一种自由倾向。他由于完全不理解黑格尔思想的辩证性质，认为黑格尔哲学在一切方面都是反动的，并且认为排除了黑格尔哲学将使自由的意识形态易于形成。与此相反，帝国主义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迈涅克（F.Meinecke）与德国西南部新康德学派（文德尔班、李凯尔持）有密切联系^则把黑格尔哲学视为俾斯麦的政治与宪法的先行者。因此，黑格尔主义的复兴，就表示在海谋时代虽已畏首畏尾时断时续却还活着的那种反抗精神，即对俾斯麦式的国家形式以及对德国宪法的假立宪的反动性质的不满心理，已经完全熄灭了。新黑格尔主义据说是一种在思想意识上能促使与德国的国家形式取得具体的积极的和完全的“和解”的世界观。由此可见，在新黑格尔主义里突出显现的必然恰恰是黑格尔哲学的那些反动的思想动机。
但是，这样的一些反动的思想动机当然不仅表现于直接的政治历史的范围里。我们前面所谈的新黑格尔学派把新康德主义的有效范围扩展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历史，从而企图对新康德主义加以发展和现代化。然而这还远远不能满足帝国主义时代反动意识形态的一切需要。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反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的”思潮，日益重要。狄尔泰式的黑格尔主义所取得的巨大声望，恰恰就是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这里已被沿着反理性主义的哲学方向篡改了。就这一方面说，狄尔泰1906年论青年黑格尔的那本着作意味着德国人对黑格尔的看法的一个转折点。而就哲学史的角度上看，重要的是，狄尔泰向帝国主义的反动的浪漫主义复兴倾向靠拢了，因为他不考虑甚至歪曲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把黑格尔跟哲学的浪漫主义密切联系起来。
战后时期的新黑格尔主义，本质上走的是狄尔泰所规划的那条道路，当然它也利用了新黑格尔主义其它流派的哲学成果。克朗纳（RichardKroner）在他的那本对新黑格尔主义后期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书《从康德到黑格尔》里说：“辩证法就是已变成了方法、变得合乎理性了的反理性主义。”战后时期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共同奋斗目标，照克朗纳、格罗克纳等在历届黑格尔年会上所清晰反映出来的那样看来，在于利用黑格尔式的“和解”，并表同地应用黑格尔的哲学史方法，来构成包括当前一切哲学流派（包括法西斯主义在内）的一个“合题”。
这一整段发展，开始于狄尔泰专门讨论青年黑格尔的那篇论文，并不是偶然的事情。狄尔泰以为在黑格尔发展的过渡时期里，特别在这个过渡的紧要关头里发现了某些思维动机，足以使他有理由解释黑格尔哲学为反理性的神秘主义的。早在这本着作以前，他已经把正是黑格尔这一时期的青年朋友和伙伴荷尔德林相应地窜改了。（对他这样反动地窜改荷尔德林，我曾在论他的《海波利翁》[1]一文里作了详细的批判。见《哥德及其时代》，建设出版社，柏林，1905年版。）狄尔泰对黑袼尔哲学的反理性主义的看法使德国黑格尔主义方面某些解体的倾向转回头来从事于黑格尔的解释。著名的黑格尔主义美学家维歇尔（F.Th.Vischer）在他的后期著作里就曾反对他自己早期的黑格尔主义论著，并提出一种反理性主义的神秘学说以对抗黑格尔的辩证法。狄尔泰现在就用这种学说转回来解释黑格尔哲学。（关于这方面的间题，请参看我的“马克思与维歇尔”一文。见于《美学史研究》一书，建设出版社，柏林，1953年版。）
狄尔泰对黑格尔的见解，如我们上文所见的那样，对于新黑格尔主义的后期发展方向起了决定的作用。所以，在费舍或海谋那里只居于陪衬地位的青年黑格尔的形象，以后就越来越变成了黑格尔主义的研究兴趣中心。黑格尔的那些大部分不是为发表而写的提纲和笔记，越来越强调地被解释为可靠的材料，认为通过这些材料可以描绘出一个“真正德国的”、即是说，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为法西斯主义所欢迎的哲学家形象。赫林（Th.Haering）1929年的那本论黑格尔的专著，代表这个发展的顶峰。
德国哲学史家对黑格尔的篡改歪曲固然达到了高峰，而这个运动却也带来了好处。散失各地无人闻问的那些黑格尔青年时期手稿，倒因此终于整编出版了。这样我们就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有关黑格尔青年时代思想发展的材料。
我把这些出版物中最重要的列举如下。我们在本书里具体研究黑格尔青年发展时不断地要引证它们。
《黑格尔青年时期神学著作》，图宾根，1907，由诺尔（HermannNohl）发行（以后引用，简称“诺尔”）。
《德国宪法》与《伦理体系》，见于由拉松（G.Lasson）发行的《黑格尔的政治和法哲学的论文集》中，莱比锡，1923年（以后简称“拉松”）。
《黑格尔耶纳时期的逻辑、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以后简称《耶纳时期的逻辑》），由拉松发行，莱比锡。
《耶纳时期的实在哲学》（以后简称《实在哲学》）是《精神现象学》以前黑格尔的讲演稿，在荷夫麦斯特（J.Hofmeister）发行的《黑格尔全集》里是第一、二卷。莱比锡，1931年。
《有关黑格尔思想发展的文献集》由荷夫麦斯特发行，斯图嘉，1936年（以后简称“荷夫麦斯特”）。
这些出版物合在一起，构成一批相当丰富的有关黑格尔辩证思想形成史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我们至今可以说还根本没有利用。研究这段发生史的工作，在有些地方可以很方便，因为在编纂出版这些文献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多考据研究。诺尔、荷夫麦斯特、赫林、罗申茨威格（FraugRosenzweig）等人曾经利用信件和手稿的准确日期替黑格尔的手稿编制了一个详细的年谱。他们首先确定黑格尔确切在什么时候笔迹上发生什么变化，然后以此为依据，把各个手稿的日期或者确切或者大概地确定下来。因此，在我们不能重新审查这些日期以前，凡在哲学内容上不发生重大疑问的地方，我们也就以这个年谱作为我们的研究基础。
当然这远不是说我们已经占有了与黑格尔青年时期思想发展有关的一切文献，或这些文献都合乎科学使用。原来出版黑格尔遗著的人在处理这些材料时有的地方轻率和粗疏到惊人的程度。有一部分黑格尔最重要的手稿，比如他在佛兰克福时期所写的头一部分经济学手稿，特别是对斯图亚特著作的重要评论，显然已经无可弥补地遗失了。我们在第二章里将会看到，恰好这一部分手稿的遗失，在研究黑格尔的经济思想发展上意味着如何重大的损失。罗申克兰茨（K.RosenKranz）还收藏到过这部分手稿，可惜他完全不知道经济学对黑格尔观点形成上的意义，所以单单依靠他的陈述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它是个什么样子。因此，恰恰在黑格尔思想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上，我们所根据的只是从零星散乱的记载里凑合出来的结果和从后期的著作倒推出来的论断。
但即便这些由罗申克兰茨整个或部分发表了的手稿，要想当作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很靠不住的。比如说，他在叙述黑格尔的生平时虽发表了一部分地黑格尔在伯尔尼时期的历史札记和耶纳时期的哲学评注，却完全没说明这些记载出于这两个时斯的哪个阶段。对他来说，确定它们所属的阶段应该不太困难，因为他曾亲眼见到手稿。今天，手稿已经遗失，于是就连利用这一部分材料，也只得依靠间接推断了。已经发表的那些札记对于研究黑格尔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甚至决定的客观价值。譬如伯尔尼札记里包含了不少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论。可是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要确切地把它们排列出时间先后来，以便看出黑格尔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的不同阶段，比如说看这些评语究竟是直接反应法国革命的哪些事件。至于认清耶纳时期哲学札记的确切年月，那就更重要了。大家都知道，在耶纳黑格尔最初与谢林联合起来反对康德和费希特，到后来在《精神现象学》的导论里连谢林本人也一起反对了。而在耶纳札记里既包含批判谢林学生们的评语，也包含批判谢林本人的评语，那么如果我们能确切认清黑格尔在尚未公开出面反对谢林的时期里从什么时候起已经暗自严厉批判他，则对黑格尔的青年时期思想发展的了解一定会比今天所能客观断定的更加具体得多。因此，人们现在利用这样一种材料的时候，就只能把一般的发生时期视为可靠的历史根据。
不过，虽然有这么多的缺陷和漏洞，我们毕竟具有相当大量关于黑格尔青年发展的材料。而且由于法西斯化的新黑格尔主义已经利用这个时期硬把黑格尔说成一个适合法西斯口味的反理性主义者，那么根据历史事实来驳斥这些对历史的篡改，就不是一件不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因为，这种“最新的科学”钻了马克思主义者至今对于黑格尔的青年发展时期还等于根本没进行研究的空子，已经把它的论调打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里来。比如在1931年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假马克思主义者就曾一字不易地把狄尔泰对黑格尔青年时期的论点搬过来加以传播。
但我们对青年黑格尔发展的兴趣并不仅限于通过论战把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谎言加以摧毁罢了。我们只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考察这段发展，就必然看到这是德国辩证法产生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而且认清黑格尔达到他的观点的道路，这对正确地马克思主义地理解黑格尔成熟时期的著作也不是毫无关系。况且这样一来，他对他的先驱者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关系就能得到比过去所作的更加具体得多的说明。他与浪漫主义派曾有思想联系的神话证明完全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一句话——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本来一清二白的事——：如果我们多研究黑格尔体系的发生史，如果我们不像黑格尔本人在哲学史论著里所做的那样只把谢林的成熟著作与黑格尔的成熟著作直接对比而不研究双方的发生经过，那么我们对后期黑格尔的理解，就能无可比拟地更为深透。
黑格尔哲学的发展史同时提出一些巨大的历史问题来，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澄清，就能为了解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以及古典哲学里的辩证方法向黑格尔的辩证法发展奠立一般的基础。然而在我们这本书里并不根据黑格尔的个人发展提出这个极端巨大的全部问题，而仅限于讨论其一个组成因素的发展，即社会史的发展。
因为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的发生过程里，当时自然科学所经历的发展危机曾起过决定作用，比如那些极端重要的、动摇着过去科学基础的新发现，新兴的化学科学的产生，以及各种自然科学里发生学问题的提出等等，对辩证法的发生都曾发生过决定性的影响。恩格斯在他的《论费尔巴哈》一书中，非常详细地论述了自然科学的这种变革，如何影响到形而上学思维的危机，如何迫使哲学不得不走向辩证把握现实的方向。
这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过程，就其全部而言，至今还没真正有过研究。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自视不凡，很久以来就轻视德国古典哲学里的“自然哲学的各种思辨”。在19世纪中叶和末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一的两个人，不为其唯心主义的有时甚至荒谬到神秘主义的表现形式所迷惑，而能清晰地看出这个时期的真实问题并给予评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里关于这一点写道：“照卡尔·福格特的样子，和愚蠢的庸人一起去攻击旧的自然哲学，当然比较估计它的历史意义要容易得多。在旧自然哲学里有许多谬见和空想，可是也不比在当时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的非哲学的理论内所包含的为多。至于在它里面还包含着许多有见识和合理的东西，那么这点自从进化论流传以来，已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了。……自然哲学家对自觉的辩证法的自然科学的关系，是正好像乌托邦主义对于近代共产主义的关系一样的。”[2]对这段历史关联作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具有关于全部自然科学发展史的广博而精深的具体知识。本书作者认为自己连初步探索这些问题的能力都没有。我现在作这些提示，纯然为了使读者认识到我这本书有必不能免的片面性和缺陷，需要加以补充。
这种补充之所以必需、重要和现实，还不仅仅出于上述理由。另外一项理由还必须提出来，那就是，当代的帝国主义时期反动哲学对待自然哲学的态度比它的先行者的态度要肯定得多。而这一转变，却只有使问题更加混乱和更被歪曲。因为今天肯定自然哲学价值的那些人，专门是从它那里搬出荒谬的、神秘的、在科学上反动的东西来，想以这种办法来把自然哲学当作反对科学自然观的一种工具。所以研究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与辩证方法的发生之间的实际关联，同时也包含着一场反对法西斯及其前驱的科学理论的斗争。
我们的这本书，将讨论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的发展史上的另外一个但同样极端重要的一个问题范围，即是说，讨论这一时期巨大政治社会事件，首先是法国革命及其后果，对德国辩证思维方法的产生所起的作用。
法国革命对于德国的影响的历史也还是一个远没有充分研究的领域。资产阶级的历史科学，特别是1848以后，总是竭力要把德国生活里一切革命的民主的企图完全忘掉。有很多很多德国人直接附和了法国革命，但我们今天知道的却非常之少，福斯特（GeorgFoster）是其中唯一还没被我们完全忘记的人，这是因为他作为自然科学家和评论家在他附和革命以前早就出名了，而对于他的活动和他的著作至今也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况且福斯特只是很多德国人中的一个，而只有对于这一事实进行了既全面又深刻的探讨，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法国革命的影响。当然，我们同时必须还研究广大人民群众的情调。比如从哥德的回忆录性的作品里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虽然他的措词极端谨慎——德国公共舆论是如何深为法国事件所震荡。
但在从事这种研究的时候，永远不可忘记当时的德国无论在社会经济或是在政治方面都是十分落后的。德国人对法国革命的一些个别言论和行动，必须永远以这个观点来考察，人们不可把在法国作为实际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而产生并发展了的那些政治范畴，直接地机械地应用到对落后的德国发生的这些事件的思想反映上去。譬如大家都记得，即使在法国，吉伦特派也长时期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大会而直到实际阶级斗争尖锐化了以后两党才开始真正明确的区别开来。因此，如果想用法国革命的政治标签来表示某些个别德国人的言行，那就是机械的和错误的，因为那样一种实际社会区别，到很久以后才在德国形成起来。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也须加以注意。大家都知道，列宁曾经指出建立德意志的民族统一是德国这一次革命的中心问题。那么，德国人对法国革命的那种兴奋鼓舞之情，必然地使德国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企求消除封建专制的小邦小郡的分崩离析和整个国家的虚弱无力状态，而切望出现一个自由的、统一的、强大的德国。可是，在这些倾向的世界史的基础里却包含了一种不可解除的矛盾。马克思在论西班牙人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时写道：在这里，如同在这个时期的任何同类的解放运动一样，“反动与更生是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的这个深刻的论断对当时的德国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一方面，法兰西的革命战争必然地转化为侵略战争。即使拿破仑的入侵，特别是在莱因河地区，消除了封建残余从而客观上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但这些侵略战争却必然同时也加深德国的民族破碎和国力式微。另一方面，由于德国的社会发展落后，这些民族运动充满了一种反动的神秘意味。它们并不能以革命来摆脱备地侯爵的羁绊，进而组织一个民主的对抗拿破仑侵略的全国抵抗运动。它们甚至软弱到连这个问题都没有能力提出，而竟然企图联合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地的反动君主以便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进行民族抵抗。所以按照历史的必然性，它们在客观上就助长了拿破仑失败以后统治整个德国的那种反动势力。
这种客观矛盾表现在这个时期的一切杰出的德国人的生活、思想和行动里。不论是像史泰因（FreiherrvonStein），格耐斯纳（Gneisenau）或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这样的军人和政治家，或是像哥德和席勒这样的诗人，或是像费希特和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的整个事业，都笼罩着这种不可消除的矛盾。
因此，对这个时期的历史陈述，就负有一种复杂的双重任务，永远要同时记住世界史上的伟大事件和它在落后的德国的歪曲反映。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谈论康德时说得很清楚。他认为在康德的思想里含有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的一种回音或余响。但他立即补充说，在这里由于德国的落后，问题就本质上被歪曲了。马克思说：“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他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硬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3]马克思在这里以无比的尖锐眼光，发现了为什么这种哲学在德国一定发展为一种唯心主义哲学的本质原因。马克思并且同样尖锐和明晰地指出，对于这个问题，哲学唯心主义必然要进行那种无可避免的歪曲。
然而这样找出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性质的根源，这样有力地批评它的唯心主义弱点，决不能说已把这一时期哲学史上的历史问题完全研究清楚了。马克思自己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就曾着重地指出古典唯心主义的积极方面。他在批评了旧唯物主义的单纯直观性以后说道：“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4]这是马克思所表示的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正确和有效亦符合历史的批评时的基本原则。这样的批评，他本人在他青年时期著作里以及好几十年以后列宁在他对黑格尔著作的天才评注里都已作过的。
因此，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家的任务，在于具体地找出这个“能动的方面”对辩证法的产生所起的作用。同时还必须指出，如何由于世界史上的伟大事件在落后的德国里的反映而从人的实际活动里产生了这种唯心主义的抽象，并且同时又要指出，如何在这种抽象的和部分被歪曲了的现实反映里天才地把握了某些活动、运动等等的普遍原理。因为如果哲学史家的任务只限于去确定德国的落后状况的消极后果，那就未免太简单太片面太局限了。德国古典哲学在人类思想发展上所发生的历史作用，既然也是一种历史事实，我们就必须同样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讨出它当时之所以产生的具体社会环境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这样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不过在第二国际期间就连他们在这一方面的传统也丧失掉了。即使在这一方面也是到列宁出来才重新接受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路线。列宁论他同时代人对康德的批判时写道：“1.普列汉诺夫批评康德主义（以及一般不可知论）多半是从庸俗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而很少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因为他只是不痛不痒地驳斥它们的议论，而没有纠正（像黑格尔纠正康德那样）这些议论，没有加深、概括、扩大它们，没有指出一切的和任何的概念的联系和转化。2.马克思主义者们（在20世纪初）批判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多半是根据费尔巴哈的观点，而很少根据黑格尔的观点。”[5]很显然，列宁的这个重要提示也完全适用于对黑格尔哲学作历史和批判研究的方法论。
恩格斯在一封通信里曾经很精彩很有说服力地证明，哲学上的领导地位如何从英国转到法国又从法国转到德国，而且在哲学领域里也并不是经济和社会最发展的国家总占领导地位；在个别国家里，并不是经济发展的高峰恰恰也就是哲学发展的高峰；因而就是在这一领域里也呈现着不平衡的发展规律。
德国古典哲学里积极的和天才的特征是与它在思想上反映了这个时期的伟大世界事件密切结合着的。同样，它的不仅表现于一般唯心主义方法而且也表现于个别论点的具体阐述上的那些阴暗面，也是当时落后德国的映象。我们必须从这个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中，把德国古典哲学发展中的活的辩证关联指明出来。
我们再重复地说：我们在这本书里所研究的乃是历史事件在思想上的反映，而它所反映的中心史实则是法兰西革命和在法国继之而起的伟大阶级斗争及其对德国内部问题的影响。人们一般地可以说，这一时期里伟大的思想家，愈是关心世界史里重大国际事件的，其重要性也就愈大。费希特的哲学在德国内部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不可解除的矛盾上就悄悄地失败了。相反，哥德的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则从它们问世之日起，都对整个的思想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黑格尔在这一发展中的地位，他对这一时期最伟大的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的态度，还具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性质，使他在哲学领域里与他的一切同时代人大不相同。黑格尔不仅在德国人中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持有最高和最正确的见解，而且他同时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问题；他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在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经济思想如何获得了一种抽象的哲学形式，满足了正在准备革命的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他并且进一步指出，后来这种思想又如何回到英国去，以便在那里获得一比较具体的经济学形式，而到了已经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手里却必然地导致出一种哲学的彻底平庸化。（参看马克思《论边沁》）另一方面，各个不同阶层对资本主义上升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所持的反对态度，乃是浪漫主义最重要的瓦解因素之一。黑格尔在辩证地把握这些问题的时候，既不同于错误的反动的浪漫主义的“深刻”，也同样不同于边沁的平庸。他的企图毋宁在于以思想来把握他的时代，亦即资本主义的实际内部结构及其赖以实现的力量，并说明其运动的辩证法。
如果以为黑格尔哲学的这种倾向仅只表现在他明确地直接地讨论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那些论著里，那就大错了。他对这种问题的分析研究，毋宁决定着他的哲学体系的整个构造并且构成他的辩证法的特性和伟大。他的哲学，他的辩证法，所以比他的同辈优越，其中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这里。我们这个研究的任务，就在于指明，至少大概地指明，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发展的这种交互作用。我们将指明如何恰恰在他的发展的一个紧要关头，即在他对伟大的法国革命的革命理想发生迷惑的时候，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他对英国的经济情况的分析研究，给他提供了指南针，使他走出了这个迷宫，找到了他通往辩证法的道路。并且我们还想具体指出，掌握经济问题对于青年黑格尔的自觉的辩证思想的产生，具有如何巨大的意义。
我们这样看待黑格尔哲学，只不过是把马克思的天才观点试图应用来说明黑格尔的青年期发展罢了。马克思在年他的《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明白表示：“黑格尔的现象学的伟大，……因而完全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理解为一个过程，因此，他掌握了劳动的本质，并将客观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6]
马克思在这里指出黑格尔哲学是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多么相类似的一种思想运动。当然，在古典经济学里，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
问题表现为具体的经济规律性，而在黑格尔的哲学里则仅只是它：们的一般原理的抽象（唯心主义的）反映；但另一方面，黑格尔是唯一理解这个运动的辩证性质并从而发展出普遍的辩证法的人。（我必须再一次提醒读者，上面所谈到的这一切一切，仅只涉及到黑格尔辩证法的产生的一个方面。）
读者们读了我们上述种种以后，就会明白，对人类社会的这种伟大的辩证观点，正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它带有唯心主义必然要加添到辩证观点里去的那一切错误、缺陷和歪曲。这本书的任务正是要就黑格尔辩证法发生的各个阶段来具体地指明它的重要方面与薄弱方面的活的交互作用。作者希望不久就能见到一些著作出版，它们探讨自然科学对黑格尔辩证法产生的影响，足以补充和更正本书的历史见解上的片面性。只有这样的著作出版以后，黑格尔发展的全面才能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预料它们将要对本书里由于研究范围的片面而必不能免的一些缺陷提出更正和改善。不过，作者仍然希望，他所表述的黑格尔发展，就现在已知的材料来说，大体上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的这本书能达到它的上述目的，那么它就提出了一个哲学史的方法论上的新观点来。这个观点的意义，将不仅限于展示出黑格尔青年时期思想发展的正确情况而已，我们称这个观点为经济学与哲学、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内在关联。过去的经验表明，叙述哲学史的时候，为了揭发和陈述更深一层的关联，愈来愈不得不超越狭义的哲学问题范围，而把注意转移到整个的人类思想在科学地掌握具体现实中的历史发展上。当然在科学地掌握具体现实中，自然科学过去是、现在还是站在首要地位。关于自然科学作为一方面与哲学方法论、认识论和逻辑作为另一方面这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过去已作过一些研究，也并不是没取得过重要成果，只是这种研究确实经常地遭受失败，因为它老把康德的或柏克莱和休谟的不可知主义当作方法论的标准，当作研究的顶峰，并因此而漫不经心地把哲学上自觉的即使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德国自然哲学）与那生于自然科学实践而在认识论上未经说明的辩证法（拉马克、达尔文等）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完全忽咯了。相反，哲学与社会现象的思想掌握之间的方法论关系，则可以说至今完全没有人研究过。
我们相信这不是偶然的。原因就在社会关系本身和它的发展里。当资产阶级经济学成立之初，这门新兴科学的伟大代表们一方面认为经济学就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科学，另一方面又正确地坦率地认为经济学范畴就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到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客观必然地愈来愈加强了对经济学范畴的偶像崇拜，而这种对经济学范畴的崇拜又愈益深刻、愈益决定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愈来愈专门使用这类偶像化了的范畴，而完全不去钻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不通过这种关系进而钻研人与自然的关系。与这种发展同时，特别是这种发展之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就由社会生活的基本科学变成为许多严格专门化了的科学中的一门科学。现在，既然哲学——主要地也走了这条向着个别科学专门化的道路，那么哲学家们根本想不到从方法论上来特别研究经济学范畴的发展借以丰富自己，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了。
我们再重复一遍说：早期的经济学家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完全不是这样。加瑞安尼（Galiani）说：“价值就是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经济学范畴的这种性质在李嘉图学派解体的时期还曾由荷治斯金（Hodgskin）这样的人有意识地并且大力地予以强调。不过，这项重要的认识只是半个真理。当马克思引证了上述加瑞安尼的话之后，接着就评论道：“所以他本应该添加一句说：在物的外衣下隐藏着的关系”；而当马克思批判地分析荷治斯金的时候写道：“因此，荷治斯金乃是用另一种词句说明：一定社会形式的劳动所发生的作用，被说成是事物的、这种劳动的生产品的作用了；关系本身被幻想成具有事物形态的东西了。我们曾经说过，这就是以商品生产，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的一个特征，而且这种混同将在商品里，在货币里（这是荷治斯金没看见的），尤其在资本里表现出来。事物或东西作为劳动过程的客观环节所产生的作用，被认为是资本里的东西所发生的作用，仿佛是这些东西人格化以后，从劳动里独立出来以后所具有的作用。好像这些东西如果不再以这种异化了的形式与劳动对立起来，它们就不会再具有这种作用了。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只是那与劳动相对立而赋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人格的劳动创造物——资本的人格化。荷治斯金把这种看法视为是背后隐藏着剥削阶级的欺骗和利益的一种纯粹主观的幻想。他不知道，想象方式是从现实关系本身里发生出来的，他不知道，现实关系不是想象方式的表现，而事实正好相反。”[7]
这样，我们就接触到经济学范畴与哲学范畴的交互关系的中心了：社会科学的辩证范畴表现为这样一种辩证法的思想映像，这种辩证法，它独立于人的知识和意志之外，而客观地表现于人的生活里，它具有客观性，其客观性使社会现实变成为人的一种“第二自然（天性）”。我们只要进一步地回想一下，就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正是在这种经济学辩证法里，如果掌握得正确的话，会把人与人之间最原始最基本最有决定作用的关系呈现出来；并且认识到，正是在这一片园地上，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可以就其没受歪曲的本来面目予以研究。所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一从科学学说的观点来说——与这种经济生活辩证法的发现出于同时，决不是偶然的。恩格斯在《徳法年鉴》里论述经济学范畴的那个“天才的草案”和马克思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都明确地标志着这个开端。同时，在马克思的书圼，一方面分析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里的辩证本质，另一方面又分析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经济基础，也决不是偶然的。
读者将会看到，我们这本书完全是以马克思的这些论点作为指导原则。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些论点，并且谈得比较详细，因为我们觉得这里是在方法论上有效地开展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大门。我们在本书里分析了黑格尔经济学观点的发展与他的纯哲学的辩证法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借助于这种新观点我们能够把那些还没认识到或至今还没正确认识的关联都给科学地揭露出来。
但这个问题的提出仅只适用于黑格尔吗？他是唯一在其主要著作中给于经济学以重要地位的大思想家吗？任何懂得英国哲学的人都将立即坚决地否定答复这样的问题。懂得英国哲学的人都知道霍布斯与配第（Petty）的关系，都知道洛克、柏克莱和休谟也是经济学家，而亚当·斯密也是哲学家，都知道曼德维耳（Mandeville）的社会观是与他的经济学说根本分不开的等等。但同时他也知道，洛克的经济学与认识论之间方法论上的关联是一个至今还没有研究过的领域，也知道现有的文献都只限于替这种融会经济学与哲学于一身的思想家们编写传记，然后仍然是把该思想家的这两个活动领域平行地分开来研究。
不言而喻，这种关联并不止存在于英国哲学里。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甚至从赫拉克利特以来，几乎没有一个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家，没有一个真实的哲学家曾完全不过问这个问题。当然这决不是说，这些思想家们处理在近代已变成专门的经济科学对象了的那些人与人的关系时，一定都曾有意识地把它们理解为特殊的经济学问题，只要他们不管以任何形式接触到问题，也就够了。
作者觉得这里展开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极其肥沃的新的哲学史园地。所以作者在结束这篇导论时希望，这片园地可以在很短期间得到大力的垦殖，而揭露这样的关联的这一初步尝试，能够很快地为其它更全面的著作所超过。
[1]海波利翁（Hyperion），希腊神话中的原始神。
[2]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页。
[3]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3页。
[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
[5]参看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0—191页。
[6]参看马克思：《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7页。——译者
[7]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斯图嘉，1921年，第354页以后。（参看中译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44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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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作者后记
本书虽是根据文献数据上确凿可靠的事实写成，但并非历史。相反的，我用了虚构的情节来表现那些历史事实，要不这么做，那些历史事实就说不清楚。此外，为了把无人知晓、也无从知晓的历史写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故事以飨读者，我在若干地方也凭空杜撰一番。少数地方，在历史事件的原来次序上，在人名和地名上，也稍作无关紧要的更改。不过，依我看，这些变更没有一处地方改动了主要的历史背景。
既要写真实，何必窜改历史呢？这话问得好，作为一个从事过一些历史研究的人，我也要这么问一句。回答是，如果不这样做就能弄清事实真相，那当然不会这样做。可是每个历史学家都沉痛地看出：今天的科学家对往事不大可能有正确的了解；单凭文献和回忆，我们对往事总是一知半解。于是我们都禁不住要不懂装懂，还把明明不是事实的东西写成历史事实。在我看来，只要用公认的、明确的方式，虚构一些事情来表现史实，还是可取的，公正的。
每当我们探求人们的思想、感情、行动的真相，总要碰到一些克服不了的困难。对人类的行动，我们难得能够直接去充分了解，从而把它适当的表现出来。对当前人们的思想感情，我们也不能有足够的正确理解，从而估计出这些思想感情的前因后果。当行动、感情和思想都成为老早的事了，我们才有可能从著作和回忆里对全部真相获得个概念，但也很不全面，其中有不少事给遗漏了，不少事给忘掉了，也有不少事给歪曲了。
这是历史上永远存在着的一个矛盾现象。碰到这种事实暧昧不清的情况，只有一个补救办法，那就是运用想象来弥补文献资料和个人经历上的不足。
美国黑奴制及其造成的恶果这一大悲剧，缺少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因为写历史文献数据需要深厚感情，而且人们总是具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为自己和先辈辩护。我对奴隶贩卖和“重建时期”这两个问题进行研究，就是想纠正这一缺陷。如果我有时间和金钱的话，就要继续这种纯历史性的研究。可惜没有这机会，我的日子也快到了头。虽然如此，我还是要从我长期的经历中，抢救出一些见闻和臆想，因此我试图采用历史小说的方式，把我花了半世纪工夫进行思索、研究和活动的一段时期的史实从头到尾叙述一番。
美国黑人历史的大半个时期，从一八七六年到一九五六年，我个人都经历了。尽管我足迹遍天下，见多识广，经历不算少，实际知识当然也只是所有事情中的一鳞半爪而已。我不知道的事情，多少可以借助别人的回忆，阅读发表的和未发表的文件来弥补。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正确的记下那决定黑人命运的八十年的历史。
因此，我开头尽力设法搜集确凿可靠的事实。我把这些知识，同别人的报告对照了一下。不过即使如此，还漏掉不少东西，事实上是漏掉了大部分东西：当时人们转的是什么念头，真正用的是什么词汇，驱使他们的是什么感情、什么动机，这一切我都不知道，大部分不会有人知道。好些事实都早已成了明日黄花。然而，这种无人知晓的真相，创作家还是可能想象出一些来。如果运气好，或者触动了灵感，也许还可以写出个故事，公正的记下一个时代，或者人类历史的一系列事实的真相。
我力求达到这一目的：凡是能够考证的历史事实，都尽可能还其本来面目。为了把故事写得合乎情理，我还添了些虚构的情节。也许有些地方，我弄错了；也许有些地方，我自以为是真相，其实是大大误解了。可是我总是尽力而为，我也相信这分努力不是白费的。
因此，但愿本书里，历史多于虚构，事实多于臆想，阐明了更多的真理，没有什么失实的地方。
（第十五章至十七章及作者后记徐汝梅、陈良廷译）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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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曼努埃尔·孟沙作出决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十七章曼努埃尔·孟沙作出决定
一九一〇年七月，吉姆士·柏哈特正在收拾行李，曼努埃尔·孟沙来找他谈谈潘里那家保险公司的事。当时正碰上那家保险公司在筹募第一笔十万元股金。
“对不起，孟沙，我有什么法子呢，”他说。“我在这儿每年拿一千二百元，干了十三年，如今可要走啦。我虽然没有分文积蓄，倒也没欠什么债。”
“走？你卖了那么些年的力，难道他们还把你解职了？”
“不。怪就怪在这里。我是辞职的。人家要我上北方去领导一个争取黑人权利的新组织。我明知我该走，可又不愿放弃社会科学这个终身事业。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因为我批评布格·华盛顿，还公开提出黑人平等的要求，小韦亚校长就受到不少压力，要他把我辞掉。开头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知道韦亚不希望我的工作扔下没人管。可是他有多大胆量敢留住我呢？办学校总要花钱，那笔钱又得由约翰·庇尔斯那些财主掏出来，他们可信不过我，对我的工作才不放在心上呢。我决心探探那位年轻校长的口气。他叫我留下，我就留下。不叫留，我就走。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到他办公室去，对他说：
“‘韦亚校长，人家请我到纽约去工作，领导一个争取黑人权利的新组织。我真不愿意扔下这儿的工作，可是——’
“校长本来愁眉苦脸的，竟露出了笑容，那份惋惜的样子的掩不住一副如释重负的神色。我看出了这点，心里直像泼上瓢凉水。‘我们也感到遗憾，非常遗憾，’他嘟嘟哝嚷说了一句，又赶紧添补说：‘我不知道——你看汤姆士·杰西·琼斯肯到这儿来接替你的工作吗？’
“我就恨汤姆士·杰西·琼斯给有钱的大善士当奸细。这个圆滑的威尔士小伙子在罕普顿学院教书；不过好几年来他总是把我当作朋友来看我，我也跟他无话不谈。后来才晓得，原来他把我那番知心话都搬弄给跟我作对、说我坏话的家伙听了。我就此不再跟他见面。这个家伙不是反对黑人受高等教育吗，如今竟然给提出来当我后任。我真觉得恶心。不过比起来，那份厌恶还算不了什么，最叫人心凉的就是我看出那位大伤脑筋的校长竟然巴不得要我走。这一说，孟沙，你总明白，我也可以说是自动辞职的吧。”
“我真遗憾，非常遗憾，”孟沙结结巴巴说。.
“我也是。实在说不出有多遗憾。我放弃了一个伟大的理想。我原想当个学者。原想超然物外，关起门来研究一门科学，把世界引导到真理上去，在那个科学领域里，比其他领域更需要真理，否则世界就完蛋了。我坚决相信，只要继续不断、精益求精的判断人类的活动，那么社会学就可以搞得像自然科学工作那样精确可靠。我也相信在美国被隔离的黑人当中，找得到一伙试验品，特别可以用来作调查、判断和推论的实验。这是个荒唐的梦想，不过也值得彻底试验一百年。谁知干了十三年竟就此停顿啦。放下这试验工作，我倒反而得去设法干最不在行的事，要我去对那些痛恨我、讨厌我这样试验的人进行劝说和笼络工作。”
他郁郁的看着窗外，眺望亚特兰大那溜红彤彤的山岭，肯尼索山就巍然耸立在那里，遮没了西下的夕阳。
“我的梦根就此葬送了，”他说，“我的象牙塔就此倒塌了。从此我要去教一个民族听信一种不会给他们带来自由的真理啦！”
约翰·庇尔斯眼看柏哈特没等人家辞退，就自动离职，不由得松了口气。庇尔斯认为布格·华盛顿对黑人倒是领导有方，只有在白宫吃饭那件事另当别论，那都是罗斯福不好，可不能怪他。闹了那场暴乱以后，华盛顿仍旧泰然自若，而且还给黑人出了个好主意。他在任命南方白人官员这种事情上，倒不愧是个了不起的顾问，固然在那黑女人当密西西比州一个小镇的邮政局长和黑人当查尔斯顿的海关税吏那种事上，不是他犯了错误，就是罗斯福犯了错误。但是华盛顿吃了一次亏，学了一次乖；他基本上还是可靠的，庇尔斯心里想。
不过庇尔斯也弄不明白，如果华盛顿的教育方案破了产，他还能把黑人摆弄多久？像刚离开亚特兰大大学的柏哈特这种偏激的北方黑人，还有北方某些狂热的黑人，不是都在抨击这个教育方案吗？不管罕普顿学院和塔斯其基学院对黑人学生讲过多少回从事农业的话，这两家学校的毕业生还是理直气壮的，几乎一致都去教书，或者从事其他专业了。他出席过塔斯其基学院的会议。出的主意倒也中肯合理。可惜没人听从。黑人还是照样离开乡下到城里去。这里有不对头的地方呢。
工业教育的成绩也不见得高明。他熟悉的一家黑人学校用手工造了一辆精巧的大车，拿出来展览伤。脑筋的是，成本比用机器大规模生产的贵上一倍。黑人学校置不起这种机器，也找不到销路。白人工会都反对培养黑人的工业技术，甚至还反对州府维持的学校教授建筑业的各项手艺。
这一来，那旨在形成互相制约的两派工人的计划，搞出什么名堂来呢？什么名堂也没搞出来。目前正形成两派工人，一派是南方白人工人，拥有的政治势力大得异乎寻常，还有一派是压在底层的忧心忡忡的黑人工人，包括小工和仆役，他们工资低廉，公民权被剥夺掉了，在暴徒的眼里看来，不啻诱人的食饵；尤其糟糕的是，他们的政治势力并不是给取消了，反而是给南方白人中头号反动分子利用了。
在这派压在底层的黑人工人上面，还兴起一批黑人自由职业者，例如教师、传教士、医生、牙医师和少数几个律师。还有药剂师，他们在南方城市里像雨后春笋般的开起黑人药房来了。此外，还渐渐多了一伙经营企业的黑人，这里头包括兼营赌场和历来就有的投机事业的酒商。
华盛顿给黑人出主意，叫他们去经营企业，这是个新主意，庇尔斯认为行不通，要么只让他们开开小铺子。庇尔斯曾经资助过华盛顿办的“企业联盟”。这机构开起会来人数可不少，发起言来都滔滔不绝。可是总有什么阻碍了黑人企业的发展。那是什么呢？庇尔斯不知道。他看出黑人开始在梦想走一条得法的新道路；走一条可以解决黑人问题的新道路；黑人不仅可能成为专家，替自己同胞服务，而且也可能成为资本家和雇主，主要是剥削自己人，因为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给了他们独特的方便；不过也能在有限程度里剥削白人工人，这种剥削日后也可能变本加厉。
这一来，亚特兰大黑人一心发财致富，虽然盛衰无常——就总的说来，倒还算一帆风顺。有些保险公司发达了，个别包工头发财了；黑人商店等企业增加了；所有这一切的发展，叫穷苦的白人世界起了恐慌，生了妒意。
何克·史密斯的对手乔·勃朗，目前是参议院的候选人，他指出说，白人工会干部要想组织工人，其实也是在替黑人仆役和农场工人谋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这一来，就巧妙的把阶级界限歪曲成种族界限了。哪一家穷苦白人家里穷得不愿用黑人佣人的？白人农场主不残酷剥削黑人工人，那靠什么过日子呢？
南方的白人熟练工人也渐渐不听话了，甚至还利用政治势力。他们正在组织工会，发动罢工。开头是罢工反对黑人抢走“白人的”饭碗。这倒可以理解，有几次罢工中，费了一番周折，雇主也给谈得让了步。不过，一九一〇年，亚特兰大的富尔顿工厂白人职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雇主却断然拒绝。工人说工作条件越来越艰苦；工资越来越低。他们就在七月一日罢了工。厂方声称一共只有八十五个工人罢工；可是罢工工人经费虽少，每天倒要养九百多个人吃饭。
他们向报界和教会吐露苦衷。凡是工人一加入工会就被开除。他们得拿一星期的工钱押在厂方，要是不在一星期前通知厂方就私自离职，这笔工资就给没收。他们弄坏了机器，还得从少得可怜的工资里扣出钱来赔偿；厂方不肯白白付给工人工资。厂里还用童工，虽然经过长期斗争，还是通不过一项废除童工法案。厂主只答应禁止雇用十四岁以下的儿童，不过孤儿和奉养寡母的儿童不在此例。他们说：“儿童在十四岁以后，再学念书写字，是绝无仅有的事。”他们强辩说，既然如此，就用不着把这种儿童留在学校里，说到头来，罢工工人就是反对棉价下跌和粮价上涨呀。
七月十三日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总共开了三个钟头。教会开头反对工会，后来又反过来，开始大声呼吁，抗议罢工造成了灾难，但结果是白忙了一场。还刊登了广告向基督大事呼吁。在《宪法报》上出钱登出了一百三十七栏之多的篇幅，声称“上帝要求我们成功”。
尽管作出一切努力，罢工还是渐渐停止了，失败了。于是这场斗争就转为政治斗争，九月份民主党在梅肯召开一次大会，结果竟变成一场吵闹，一场暴乱。“一切议会法则都被忽视；人们采用的种种方式决非有组织的群众所赞许的。主席受到漠视；无论年龄、官职、名望都无人理会；政敌给喝下台来；州长不准发言；晨会上秩序大乱，以致一事无成；会场叫嚣四起，一片混乱。”
白人工人一派在政治上取得优势，白人经济界就此面临这一威胁。这派人靠了“白人预选”制，势力越来越大，大得不相称了。他们同时还想把州里工人分成两派，把黑人这一派打到翻不了身的底层。比方说，在亚特兰大，白人选举人一再拒绝拨给黑人学校充分的经费；拒绝设立黑人公园和运动场，还不准黑人进入市立公园。两派工人阶级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战斗，白人工人同黑人自由职业阶级和黑人资本家慢慢也展开了无声的战斗。居住和劳动两方面的隔离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了。
这一来，亚特兰大市也跟其他南方城市一样，就此兴起两个自成一体、多少有点各自为政的种族派别。不用说，他们彼此问也有几分了解。你不妨把他们看成有了枝的一棵树；在底层，树根密切相连，难分难解，就是在生活上有某些休戚与共的地方，在罪恶、贫困和疾病这几方面，都同受煎熬。可是即使在这一层地方，监牢和医院里还是实行隔离制度的。在高一层的地方，树枝就此分开，不过在主仆关系方面，还是密切相连的。然后，树枝渐渐分得更开了，成了雇主和广大职工的关系，距离更远了，这两者之间彼此的了解也都有一定的距离，此外就什么也不了解；要么只了解白人职工的政治势力越来越大了，只有换用黑人这一威胁才能遏止他们势力的扩大。
再高一层的地方，树枝终于弯弯曲曲的分得更开，连看都看不清。黑人雇用起黑人来了；黑人不再住在白人的后院和靠近大马路的小胡同里，纷纷住起自己的住宅区，地段也不是贫民窟。白人可不踏进这么种住宅，要么是房地产主和掮客，就是这种情况后来也越来越少了。这些住宅里的黑人也不踏进白人的住宅，要么是佣人或者佣人的朋友。黑人和白人各有各的礼拜堂，各有各的殡仪馆，各有各的坟地。
最重要的是，一看就知道南方白人组织里新出现的裂缝在扩大。在二十世纪以前，没有一个白人肯承认自己日后不会变成个阔雇主，当然要剥削黑人，还有白人工人，他们日后自然都会成为上层工人阶级的人。但如今到了二十世纪，事情明显了，白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永远要当工人；他们必须指望子女也挣工钱，如果他们不当心，子女就要沦落到黑人工人的水平。因此必须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利用政治势力设法建立个有特权的工人阶级，拿较高的工钱，受较好的待遇，最主要的是有政治势力。
说不定到时候，虽然这个念头还不清楚，可是说不定到时候，这个白人工人的特权阶级就会越来越多的分享财主的财富，在州里成为统治力量。由于这个念头越来越具体，白人工人一下子就急着追随何克·史密斯和汤姆·华德生，实行那个剥夺黑人工人公民权的计划了。黑人就要形成一个没有正当权利的工人阶级，拿更小的工钱，在最差的条件下工作。
这种把种族一分为二的希奇现象，在手艺行业里特别显着，在那些行业里出现了工人贵族，他们有工会组织，工钱又大，工作条件又好；在那种行业里，雇主常常雇用没入工会的廉价黑人劳动力，来设法平衡付给白人的高薪开支，白人就此设法搬走黑人，不让他们干这种活，作为报复。这种斗争在黑人机车火夫一案上面表现了出来。内战以前，在南方少数几条铁路上都雇用黑人当火夫。战后，在新修的铁路上纷纷改用白人工会会员当火夫。后来到了一九〇五年，佐治亚铁路当局开始实行雇用没入工会的黑人当火夫的政策。这一来就此酿成一场万分激烈的罢工。黑人火夫提出要加入工会，可是白人不答应。白人工会领袖喊道：
“但愿我这一辈子看不见有光荣传统的机车火夫工会丢尽体面，把上帝创造的那等人收容进来。”
白人火夫不管事实上工钱比黑人火夫高，反而怪黑人拿的工钱低。到一九〇九年，佐治亚铁路当局就把日薪一元七角五分的白人副手撤掉，换上日薪一元二角五分的黑人，同时还给黑人同等资历的待遇。黑人火夫请求外界支持，可是当时黑人资产阶级正在兴起，这帮人对黑人工人的利益才不像对黑人资本家的新利益那么关心呢。他们只是不大热心的声援一下，说不定声援得再热心些也无济于事，根本对付不了白人那股与日俱增的怒火。事实上，白人对留用黑人火夫还是恨到极点，随时随地只要碰得到他们，就对他们暗下毒手。
亚特兰大的工会领袖就此又能把话题拉回到亚特兰大暴动那件旧事上。“白人为主！”亚特兰大市和黑人火夫跑过的一些城镇都纷纷来声援他。佐治亚的铁路运输线就此瘫痪了。证人都传了来进行调解。他们声称黑人太笨，当不了好火夫；可是铁路当局却替黑人辩护，说他们能干，还公开承认雇用黑人是因为价钱便宜。
“如果我们能不花大钱，就找到需要的人手，那算得上犯罪吗？”
最后，调解处决定必须付给黑人和白人同等的工资，结果呢，黑人就此要失业。不过，仍然还留用了几个黑人火夫。
两年后，“奎克线”的工人罢了工，南方铁路的白人火夫接着也罢起工来。劳资双方协议在铁路线上某一站以北不用黑人火夫，黑人的工钱也比白人低百分之三十。最后南方铁路当局一致同意，今后雇用的黑人比例决不能超过一九一〇年一月一日的数字。这一来，黑人火夫和调度员今后就业的门路就给堵死了。
这下子，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关系上的种族“等级制”，在南方就此确立，在北方也多少有点确立了。待等泰迪·罗斯福把全部心思和精力转到帝国主义扩张上面，随着塔夫脱上了台，这时指靠联邦政府援助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幻灭了。塔夫脱继续向布格·华盛顿讨教政治上的问题，可是华盛顿却谨慎得很，塔夫脱呢，原是辛辛那提出身的人，对黑人也不大同情。当初他在共和党提名大会上收买了南方黑人代表，才提上了名，过后就马上宣布，对他来说，凡是南方黑人都不配享有政治权；还宣布，未经南方白人推荐，他决不委派黑人做官。这一来，那些在北方势力越来越大的黑人选举人就此骚动起来。
因此，塔夫脱、威尔逊和罗斯福三个人竞选总统的角逐一开始，有些黑人就向罗斯福请愿，希望他承认黑种人的苦境，允许恢复他们参加政府的民主工作。可是罗斯福早就深信，这种做法根本行不通。因此他对琴·亚丹姆士和乔艾尔·史宾迦恩等自由主义分子的忠告，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间接压力都置之不理，反而打算跟那真正拥护剥夺黑人公民权、赞成垄断的白人南方结成一伙。罗斯福失败了，威尔逊上了台，至少有几分是因为得到黑人选举人的支持。
内战后第一个南方人当选了总统，不久就产生重大的后果。一九一二年威尔逊在竞选期间写过这么段话：
“我一旦当选为美国总统，他们（黑人）可以信赖我办事绝对公正，我办的一切事都能帮助促进他们种族在美国的利益。”
可是一九一四年《危机报》控诉说：“这些话是威尔逊先生在一九一二年十月十六日说的。为什么总统说了不算数？总统一党有三百四十一票，其中一百十五票是前蓄奴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投的。如果这一百十五票不支持，威尔逊先生的一党就会以二二六票比二八七票成为少数。因此，威尔逊先生要推行他的政策，必须得到‘南方堡垒’的支持，而‘南方堡垒’只有一个政治主张：‘打倒黑鬼！’”
南方，尤其是痛恨黑人的南方，认为如今大权在握了。因此开始对国会竭力敦促，向政府提出要求，在各州到处鼓吹，一整套种族“等级制”的纲领，对美国境内黑种人实行种族歧视，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历届政府倒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样要求制订反黑人的法律，因此也是反民主的法律呢。
威尔逊对这些要求十之八九都拒绝，可是有一点他让了步，他还当这是小事情，何况他妻子也坚持要他让步，他就听从了，这就是在华盛顿政府各部门对黑人公务员实行种族隔离制度。
威尔逊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措施却有这么严重的影响。虽然华盛顿也好算一个南方式城市，可是自从黑奴解放以来，那里黑人的社会地位一直跟国内其他地方不同。在那里，道格拉斯一度当过司仪官，负责举办官方的盛大宴会；自从任命黑人做官以后，从来没出过种族歧视的事，还兴起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主张维护自己权利和尊严的黑人有产阶级。虽然各有各的学校，可是黑人的学校系统不受白人牵制，教职员都是黑人，组织搞得十分出色，即使不比白人学校系统强，也不相上下。内战以后，受过教育的黑人早已纷纷进入联邦政府做官，由于又打开了三两个门路，他们不久就在政府里形成一个强大的骨干队伍。例如在国防部和土地局几个机关里，黑人都高居负责地位。内战后历史上头一个南方人刚当选了总统，就有大批热衷宦途的南方人涌到华盛顿来了，特别是有不少南方妇女，她们眼看竟在“黑鬼”身边工作，都不由大吃一惊。威尔逊对这些情况不大了解；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校长时，根本就没见过一个黑人学生，其实他认识的黑人只有当佣人的。一碰到压力，尤其是碰到妻子也对他施加压力，他就马上屈服，一口答应在联邦政府几个机关里对黑人公务员实行隔离。这下子就规定黑人公仆在不少情况下，不能跟白人合用一个餐室，合用一个厕所，而且往往根本不能合用一个办公室。他们感到受了侮辱，向北方黑人选举人发出了呼吁。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威尔逊不得不接见北方黑人选举人的代表团。他们代表“全国人权平等联盟”，这个组织虽然成效不很大，倒是相当活跃。除了代表团团长之外，团员都不是什么比较知名、比较有影响的黑人。一个是公理会传教士，曾经在纽约州他老家镇上反对过一所“黑人”学校；另一个是心直口快的弗吉尼亚黑人，他在华盛顿开着一家印刷所；这里头还有几个黑人社会活动家，发言人就是门罗·屈洛特。
威尔逊大概不大晓得屈洛特这个人，可是这人倒值得认识一下。他父亲曾经在葛洛佛·克利夫兰总统手下当过哥伦比亚行政区的契据注册官。当时那机构按手续费发薪俸，老屈洛特就此攒下不少钱。在波士顿日子过得很不错，写了一本黑人音乐书，把三个子女送到最好的学校念书。他的独生子威廉·门罗以优等成绩和“非培塔加巴会”会员的身份，在哈佛大学毕业，就在这一年，布格·华盛顿在亚特兰大发表了演说。而且，就在这攸关历史命运的一年里，本·梯尔曼进了参议院；另外还有三个人在马萨诸塞州中部的阿姆赫斯特学院毕了业：一个是白人，卡尔文·柯立芝，命定要在十年里头继承威尔逊当总统，还有两个是黑人，乔治·福勃士和比尔·刘易士。
阿姆赫斯特学院这一毕业典礼，对黑人青年说来，无异是个节日。他们和几个朋友，包括屈洛特，结伴从波士顿出发去旅行，里头有一个千娇百媚的“奥克托隆”〔注：“奥克托隆”是有八分之七白人血统，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姑娘，后来就嫁给了比尔·刘易士。刘易士在哈佛法科学校念书时，一下子就当上哈佛橄榄球队的主力中锋。塔夫脱后来派刘易士当副检察长。屈洛特和福勃士成了知己密友。
屈洛特，个子结实，肤色浅黄，在同学当中是出类拔萃的一个。由于先天的秉赋，加上后天的熏陶，他成了个心直口快的领袖。他精力旺盛，信念坚定，凡是他认为正当的事，决不惜任何牺牲来保卫。福勃士，年纪大些，皮肤黑些，为人也更诡谲些，是个笔锋如刀的讽刺作家。这两个人在一件事上有一致的看法，都认为布格·特·华盛顿所发展的那套种族哲学是个祸患。他们联合在一起；屈洛特用了一大笔私产，福勃士在波士顿市立图书馆分馆当助理管理员，他把业余时间全部用上了。他们开始印行《卫报》，从一九〇一年起，这份刊物就一直跟华盛顿和他那帮白人朋友展开激烈的斗争，争取不分肤色种族，人人在政治和社会上一律平等。这几位作家改变了黑人的态度，结果就在他们亚特兰大的朋友柏哈特主持下，在一九〇五年发起了“尼亚加拉运动”。
一九一三年，屈洛特给威尔逊递上一份请愿书，过了一年，又要求谒见他。威尔逊拿不定主意，不过看来还是答应为妙。屈洛特跟四个伙伴准时赶到。屈洛特没说几句开场白，就单刀直人，说到正题：
“总统先生：一年前，我们曾经递上一份三十八州的非洲裔美国人签名的国民请愿书，抗议财政部和邮政部对祖籍非洲的国家政府公务员实行种族隔离。我们还请求您根据您当总统的职责和您在当选前的保证，废除这一种族隔离。我们声明，实行种族隔离，尤其是在政府中服务的有不少种族，而只对一种种族实行隔离，那就谈不上自由，谈不上受人尊敬，谈不上凡是公民一律平等。因为这样对待公务员无异嫌弃人家有失体统，或者传染疾病，或者嫌弃他们是劣等人。
“当时您声明要把情况调查一下。如今事隔一年，我们发现财政部和邮政部两个机关大楼里对非洲血统的政府公务员仍旧实行一切种族隔离制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还扩大到其他政府机关大楼，所以我们又来了。
“我们由本盟推选出来，向您陈述这一种族隔离制度肯定继续存在，重新提出抗议，要求您在行政部门对美洲黑人公务员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当时威尔逊总统心里正在躁急发愁。三个月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了。他正竭尽全力不让美国卷入战火。他觉得眼下事务正忙，偏偏插进这个没完没了的黑人问题，未免可笑。不过他想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他说自己调查过这问题，下面也向他保证过，在生活方便和工作环境上，并没有对非洲裔美国人职工实行种族歧视。他补充说，据官员向他报告，实行种族隔离原是为了避免种族间的摩擦，并不是蓄意伤害非洲裔美国人公务员。总统说他深深关怀黑种人，对黑种人的迸步大为赞赏。后来他又令人惊讶的声称，非洲裔美国人所追求的东西是“跟白人完全不沾边”的，还说他认为白种人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黑人达到这一目的。
屈洛特一听顿时发火，狠狠回驳说：“黑人并不追求施舍和帮助，他们只是主张跟白人享有平等权利，而且这些权利应当受到尊重。”
“两年前，”他补充一句说，“人家还把您当做亚伯拉罕·林肯第二呢。”
总统涨红了脸，打断了对方的话。他听了这番比较，心里分明不痛快。“别谈个人问题，”他说。“你上火了。”
谁知屈洛特硬要说下去。“难道您是给白种美国人‘新自由’，给您的非洲裔美国人同胞新奴役吗？”
这下子总统可火了。他说目前讨论的不是什么本质问题，因为人人都有骨气，在这方面人人都一律平等；可是目前谈的是经济政策问题，非洲裔美国黑种人是否能像白种人同样干练的办同样的事。
屈洛特继续提出抗议，总统对他说，如果他代表的组织希望再跟他会晤，必须另选一位发言人；因为屈洛特的语调实在“咄咄逼人”。
尽管屈洛特矢口否认，总统还是对他说，他已经辜负这番来意，还说但愿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本着基督徒的精神来见他。接着总统又对代表团说，他上任以来还没有碰到人家这么无礼的跟他谈过话。
这场原定一刻钟的谒见，竟拖了一个钟头，就此突然中断了。
但是屈洛特倒不是孤军作战。“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马上给总统呈上一份陈情书，上面有莫非尔德·史道雷和奥斯瓦德·贾利逊·维拉德的签名，是《危机报》编辑执的笔，写道：
联邦政府从未因肤色不同而对公务员实行过歧视。在这以前，这类行为都是在个别州里发生的。国会大厦和联邦旗帜把黑人纷纷吸引到哥伦比亚行政区里来了，他们一心认为住在别处，必定会因为皮肤黑而受到迫害和歧视，住到首都来，在联邦政府的庇护下，就不会受到迫害和歧视。
今天他们方才明白，虽然他们的祖先在每次战争中都为美国打过仗，可是在葛的斯堡战役和黑奴解放以后第五十个年头，当前这个根据所有公民一律平等自由的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府，却在公务员当中划分了两个阶级。他们把黑人划分出去，仿佛只要一接触到黑人就会玷污他们。黑人的工作效率，科学管理的原则，都遭到忽视，提升的机会，即使在眼前还没有严格限制，不久也要受到限制。他们眼前只有执行下属的日常公务这一前途，根本没有希望论功行赏，升职加薪；无论对所有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也好，对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后裔也好，对目前参加政府工作的意大利人、法国人和俄国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也好，升职这个权利都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隔离制度势必限制升职。
发布这一命令，根本就没有征求过黑人公务员的同意，有谁不怕麻烦去调查他们对这项命令是怎么看法呢？如今他们就像害上麻疯病似的同白人分开，坐在屏风后面、紧闭的房门里头。由于政府颁布了法令，他们男男女女身上都烙上了劣等人的标记。还要过多久，“黑鬼”和“黑佬”这种可恶的绰号才公开用在这些部门的公务员头上？让任何一个通晓华盛顿事务的人，或者任何熟练的新闻记者来回答吧。黑人将亲自对你说，他们黑种人里头那些敏感的高尚人士，用不了多久就不愿参加政府工作，因为在他们看来，政府颁布的这种法令是最可恶的一种种族歧视。在他们中间，的确普遍认为发表这些不正当的命令，目的就在于实行种族歧视。而且哪里有人抢夺黑人的选举权，对他们称之为劣等民族的人进行剥削、贬低、侮辱和私刑，那里就把联邦政府这一错误行动引为张本，实施新的种族暴行，呼吁苍天行道于世。
种族歧视一旦闹开头，谁说得上闹到什么地步才收场呢？谁能否认天底下的歧视行为没有一件不会引起新的违法活动呢？
总统对这件事什么行动也不采取，屈洛特遭受的抨击实在难以还击。像屈洛特这种黑人改革家，要想跟白人政党或领袖在政治上算清帐，遭受的困难就特别严重了。看看北方黑人国会议员和市参议员的表决记录就可见一斑。他们服从表决机器；反对政府贯彻法令；帮助扩大预算；拒绝限制酒类贩卖、娱乐场所和赌场；投票反对行政事务进行改革；反对垃圾及时出清、公事按时办理；虽然代表工人阶级的选民，却反对工会需要的法律。
他们对这么表决自我辩解说，因为工会对黑人实行种族歧视，因为“得力的”政府对他们毫不关心。他们跟腐朽的白人政党头子一鼻孔出气，因为这些头子想法给黑人谋到差使，哪怕用的办法对社会有害也不管，还卫护他们的公民权免受侵害。白人的改革运动对如何挑掉蒙在黑人脸上那“二等公民”的面纱，几乎往往一无所知，也一无所为。
孟沙正想着这件事，突然间一颗心收回来了。他听到一项惊人消息：亚特兰大黑人学校那位黑人学监害了重病。一层阴暗的纱幕笼罩在浸浴着阳光的群山上，透过这层纱幕，射出一道光芒，还照旧染着那场暴乱的血污。
约翰·詹姆士长得黑苍苍的，满脸皱纹，老眼昏花，目光可亲，流露出一种丧家犬的神色。他一个人在家里，躺在密不通风的卧房里，房里没有几件舒适的设备；房外是起居室和厨房。虽然看不出一点赤贫的迹象，也多少看得出没人收拾，缺少安排。家具新的时候倒不坏，可是没好好保养，而且都是陆续买来的，式样也不调和。这幢房子座落在一条窄小的街上，其实几乎可以说是条小胡同，没有人行道，也没有铺石块，夏天里尘土满地，冬天里泥泞填道。两头都通宽阔的大街，大街是联接亚特兰大重要地区的干道，铺来行驶汽车和大车的；但即使在这么两条大街，人行道也从来没有好好修成过。
约翰·詹姆士在亚特兰大公立学校中教了四十多年的书，从一八九〇年起，就享有“黑人学校学监”这个虚有其名的空衔头。其实他多少是个白人督学的听差，也是个中间人，专门对黑人教师传达上级颁布的决定，特别是讨厌的决定。不过他教书多年，经验丰富，多少还有些势力。在遴选新教师这种问题上，他的意见倒还有人肯听，可是在辞退老教师这种问题上，他的意见就不大起作用了。在薪俸或教学负担这些问题上，他不是没什么资格发言，就是根本没资格发言，尽管他畏首畏尾的进过多少次言，但在十年里头，还是没有搞到一所新学校，也没有改进一下现有的黑人学校的设备。
在他临终的时候，满脑子只觉得自己一生碰到的只有挫折和失望。照好人这字眼的一般含义说来，他算得上是个好人。没有恶癖。既不喝酒，也不抽烟。看见女人就害怕。生来和善；待人心眼好；自己挣到的钱多半都送给别人，成了家以后也用心顾家。他妻子是个文盲，生性消极，胼足胝手，可惜死了不知多少年啦。他有个女儿，结了婚就跑到北方，一去就没个影；还有个儿子，成了人，可惜也死了，留下一堆孙儿女，都归他抚养，但是他一回也没见过面。
如今没人来送他终，他也明白是什么道理。他一向胆小怕事，这自己心里也有数；一向怕白人，怕白人的财势，因为在童年时候和青年时代，亲身尝到过残酷镇压的滋味。亲眼看见过心地邪恶的人、厚颜无耻的人、野心勃勃的人、轻率卤莽的人，突然遭到各种各样的镇压。他做人的方针，有意无意归结为三条，一是避免跟白人冲突，二是白人肯答应赐给的东西才向他们开口要，三是承认他们在才干、财力和功绩等方面都高人一等。
第三点倒是事实。他虽然知道白人对他同胞常常不讲公道，可是也更心确信白人天生高人一等，还认为他们终究是一片好意。他们有权势，因为他们理该有权势；他们相貌好，风度好；他们有财产，那是他们合法挣来的。轮不到他这流人，也轮不到他同胞来议论他们那份天赐的优越；只有顺天应命、安份守己才对。当然罗，不是所有白人个个都能符合最高水平，连一般水平都达不到的也有。有些白人降到水平以下，少数人比黑人还不如。可是詹姆士并不把这些人当白人看待，甚至也不当人看待。他们是奇特的早产儿，局外人；多半都是“穷苦白人”。
另一方面呢，他最近看到了年轻一代黑人的行为，这些年轻人不是下三流，也不是流氓，甚至还是上流人，好人家的子弟，家教也好；这些源源不断涌进黑人学校的子弟，似乎入学年龄越来越年轻了，看了他们那种几乎冒犯神明的行为，真叫他心烦，往往不知如何是好。他们一不敬神，二不敬人，而且痛恨白人。他们咒天骂地的对白人悄声恫吓，有时竟还高声恫吓。有一回他大吃一惊，看见一个满脸杀气、衣衫槛褛的黑孩子，在街上扑打一个相貌漂亮、衣冠楚楚、也没惹人的白孩子，等到他这个学监跌跌冲冲的赶去搭救，那孩子差不多给打得半死了，他连忙赶到督学跟前，语无伦次的大赔不是，那挨揍的白人倒霉蛋还没送到医院，他已经把这小黑鬼抓到苦工队里去了。
连黑人教师也在纷纷抱怨，不安于位；尽管他们嘀咕不满，公开不服，他还是经常抓住机会跟他们谈个明白。可是怎么办呢？他有什么办法呢？在这个有财有势的大城市里，黑人只占三分之一，如果看一下他们的收入、教育和势力，那连三分之一也不到了。那么黑人除了当当比较听话的佣人，比较卖力的工人，不再怨天尤地，身上弄得干干浮净，态度恭恭敬敬，又有什么办法呢？
如今他躺在床上，感觉不大痛苦了，思路也越来越模糊了，但不知怎么的反而明白自己一事无成；有些事情自己无法理解；说不定自己原来还可以有更大的一番作为；不过他不愿做错事，绝对不愿做错！
他心头一亮，刹那间忽然想起了曼努埃尔·孟沙这个人。孟沙出身本州南部地方，如今在亚特兰大待了十二年啦。他是当地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一家黑人学校校长。詹姆士不喜欢他，虽然这说法也许有些过分。詹姆士不了解他。当初孟沙就是直接提出要求。他要一所新校舍。难道他不知道白人不肯出五万块钱办所黑人学校吗？他还要多请几个教师。还要改善设备，还要添上大批一向缺少的新式用具。
好吧，他提出这些“要求”有什么结果呢？什么也没有。他太躁急啦。白人决不会吃硬的。得向他们苦苦哀求才行。可是这还不算，詹姆士不久还一清二楚的看出，原来孟沙真正目的是想接替他当学监，把他从来不敢提的要求提出来；他不敢提，是因为提这么种要求毫无用处——难道真是毫无用处嗯？就在这时刻，门开了，孟沙走了进来。
孟沙向来不把詹姆士放在心上。他熟悉那种人，干脆就是不理不睬。他有什么要求，总是向督学直接提出，即使知道自己会挨到一顿训，或者碰个软钉子，他也不管。只要知道自己一番意见和仔细搜集的论据上达真正的当权派，没有断送在詹姆士那种吞吞吐吐、软弱无力的措词里，他至少也满足了。
当初他一听到詹姆士害病的消息，就存心去探望一次，因为他知道老头一定弧苦伶仃，没人照顾。可是，由于忙着工作，管家，忙着梦想，学习，操心，就把这份内该做的事几乎无限期的拖延了下来。今天早晨，有些教师说起有好几天没见到学监了。孟沙才连忙赶到那条小巷底，立定脚跟，敲了敲口。他正巧赶上接过老头的手，紧紧握一下，眼送他双目失神，呼吸停止。说来也怪，孟沙竟大为震惊。他原本不喜欢这人。那是个胆小鬼，白人的“黑鬼”，“老奴才”。与其说孟沙恨他，还不如说可怜他。孟沙就是同情他。虽然多少还有点了解他，可是心里还是高兴他终于死了，孟沙在这个异常不舒服的停灵地方四下看看，眼眶里竟不由涌上泪水。
他沉思着坐下，盯着那死人。那人一死，事情就要起变化；亚特兰大的教育就要起变化，黑人教育也要起变化啦。这不光是因为约翰·詹姆士过世了，而是因为亚特兰大一定要意识到新兴力量。事实上应当由他来发动这些改变，因为他知道应该提出什么要求：一所黑人高中；一所夜校，至少再来两所新的小学校舍；黑人学监要有更大的实权。这些要求都合情合理。他们不会一直不答应，否则那些种族间合作的言论都是空话了。他要提出这些要求。如果答应了，他的权势就会大起来；如果不答应，他就要一提再提，一直提到——一直提到——想到这里，他没有再往下想，只是紧紧咬住牙关。
他走进家门，还在一心转着念头，就此没看出全家人心头那份兴奋。饭早开上来了，他妻子和三个儿子，还有五岁的女儿正在等着他。还有罗斯福·威尔逊也在，这孩子是亚特兰大暴动期间留下命的，他母亲已经把他献给了上帝，这会儿他是来看孟沙几个儿子的。
孟沙心不在焉的打过招呼，落了座。做了一番祷告，就俭省的吃了起来，其他的人当然也照着做。孟沙一颗心正放在全家人身上呢。
他的大儿子道格拉斯有十五岁了。棕皮肤，松头发，身材结实，脑筋迟钝，不过干起活来倒是一个劲干到底，对自己该受什么教育，将来日子怎么过，还有一般黑人该处什么地位，该尽什么职责，心里都有一套明确的想法。为人特别坦率。瞧不起胆小鬼。认为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坚决赞成一切种族都平等，也经常这么挂在嘴上。所有这些虽然都有良好的一面，可是面对这个残酷无情的世道，他存着那番信念怎么过下去呢？
勒弗尔斯是按密西西比州第一个黑人参议员取的名，十一岁，个子瘦小，为人沉着，不声不响。头脑灵活，不大善于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过自有一套看法。孟沙向来拿不准自己是否了解这孩子，平时屡次对他谆谆叮嘱，也拿不准他是否放在心上。
勃罗士，九岁，生性古怪。比两个哥哥长得黑，皮肤就像细腻的棕色丝绒般覆在清秀的容貌上。他是个漂亮的孩子，身上有种不同凡响的古怪气质，仿佛是个不知倒退多少年的原始人。一头乌发鬃成一个个小圈圈，眼神蒙胧，亮闪闪的。小时候，碰到过路人停下跟他招呼，他却一点也不客气，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带着点目空一世、超然物外的冷漠神气横扫世界。他慢慢变得圆滑听话，对学校功课却不大关心。他是母亲的心肝宝贝。
索裘纳是孟沙家的独生女，在亚特兰大暴乱后才出生的，生下来就不受欢迎。她长得娇小玲珑，特别怕羞。皮肤很黑，容貌确实粗陋难看。头发又硬又稀。她老是溜开，独自待着，家里人也好，来客也好，完全没把她放在心上。.
孟沙两眼离开餐盘，抬头一看，突然感到大家都不作声。家里人都吃好了，个个都在望着他。他妻子隔桌递过一份电报，一看就知道这份电报已经拆开看过了。原来是印第安纳州格里市发来的夜电，请他去当格里黑人高级中学校长。他坐着望望电淡。这份聘书他可等了五年啦。一九〇七年他没有收到聘书，是因为当时格里黑人正跟黑人学校斗争，反对让外人参加学校工作。今天他收到聘书，是因为首创学校的校长如今过世了，白人想找个黑人来接替，这个黑人就是已故的校长老早推荐过的，说他这个人是按南方那种甘愿隔离的奴才型训练出来的。他们给孟沙年俸两千完。
他朝全家人看看，不知怎么的他仿佛还是头一回把他们当做人看待，而不是当做私有财产和家丁食客；他把他们当做独立自主的人，自己倒愿意跟他们交谈、讨教。也许他如今感到精神上孤单，是因为他两位老师都不在了，眼前就要他作出重大的决定了。
冷不防他开口说：
“我怎么办？”
大家都不胜惊讶的听他说话。以往他跟他们说话的口吻，不是家长式，就是小神明。如今他倒向人家讨教了。他妻子头一个答腔。
“到北方去做个自由人。”
“黑人在格里并不自由；比亚特兰大是自由些——可也并不自由。”
“‘黑鬼’到处都不自由。”道格拉斯咕哝道。
勃罗士扯着嗓子说：“我们干嘛不斗争——拿起枪杆子，干掉白人？”
“他们人比我们多，”勒弗尔斯说，“手里枪杆子也比我们多。”
“这还不去说它，”孟沙说，”就算我们胜利了，还是会失败的。杀人不会带来友谊和平等。”
勒弗尔斯沉吟道：“原来我们既不能斗争，又不能屈服。那我们怎么办呢？”
“就是逆来顺受，”道格拉斯说。
“不，”曼努埃尔说，“决不。反正总有什么地方，一定有条从邪到正的路，一条不走邪道就能达到目的的路。一定有这么条路，否则求生反而是找死啦。”接着又说，“约翰·詹姆士过世了。”大家听了都大吃一惊。“我要去申请接替他那个位子。”孟沙又加上一句说。
苏珊吓得喘不过气来，倏的站起身说：“你这个糊涂虫！”她眼泪汪汪的收拾起碗盏来。
曼努埃尔看着几个儿子冷酷的眼光，接下说：“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我受洗礼取名字的事？”
“只说过十来回吧，”道格拉斯话里带刺说。
谁知孟沙还是接着说下去：“当初我父亲遭私刑处死了，我正好生下来，姥姥就把我抱到教堂里。她用我父亲的鲜血给我行了洗礼，还给我取名叫‘黑火焰’好久以来我都没弄懂她的意思。今天我大概弄懂了。我在燃烧，几乎把自己烧为乌有。我烧的是文火，火苗幽暗，可是永远、永远也不灭。等我上了年纪，才看到有些灵魂都在熊熊燃烧。这里头有我母亲；从她那黑灵魂的罅缝里，简直看不透她心头那股白热；弗雷依堡小姐烧的是弱火，火苗密集，火光带惨绿色；道意耳发出的火光带青色，明亮而炽热；柏哈特是受过自己思想熏陶的深红色火焰，我也是火焰，我在燃烧。”
孟沙站起身，朝全家人看看。道格拉斯也盯着他看。勒弗尔斯和威尔逊不敢抬眼，勃罗士慢慢走出去，到厨房里帮他母亲收拾。索裘纳早就在榻上睡着了。
孟沙接下去说：“姥姥给我取名叫‘黑火焰’。我从来也没有完全忘掉过。当初在耶路撒冷过的那段日子，却害得我记不大清了。我内心里的火焰几乎熄灭。我卑躬屈膝，忍辱偷生。监狱里的铁窗把我压得抬不起头来。后来我给释放了。我获得自由了，可是还弄不明白，直到出了那次暴乱，出了那种袭击到我们大家头上来的仇恨和死亡的恐怖行为，才弄明白。如今我可活着了。如今我站起来了。我是外祖母心目中的‘黑火焰’，她就是指着我血污的身体起誓的。我是‘黑火焰’，可我烧的这股火是为了要把一切清洗干净，不是要把一切都毁灭。因此我烧的是文火。
“我这么说可不是开玩笑；不过我每回痛下决心，心里总是隐隐有些怀疑，这种怀疑害得我麻木不仁、动弹不得。我从来也没有绝对拿定过主意。对另一面倒老是看得一清二楚。哪怕我知道自己对的时候，也老是担心恐怕多少有点不对头。我就是在这方面需要帮助和鼓励。我看到火苗笔直、一直烧到底的红火焰，不免眼红。黑火焰也在燃烧，但也许没那么彻底；也许多几分顾虑，多几分同情心——不过烧还是在烧着；不烧可不行，因为天下需要烧呀。因此我要烧下去，就在这儿我做窝的亚特兰大烧下去。我知道这话听来可笑。我心里想的话，每当打算说出口来，总是有不少话听起来就像疯话。可是你们别笑。帮帮我忙。我知道作出这番决定，害得可怜的老婆多伤心，也知道要害得你们吃多少亏；不过我应当成为‘黑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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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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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黑人资本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十六章黑人资本家
曼努埃尔·孟沙觉得，他本人看到了亚特兰大暴动和工业情况，就一心想逃出南方。特别是小约翰·庇尔斯出走以后，他开始考虑走这步棋子了。作出这番决定，主要是因为他对自己在亚特兰大学校中所处的地位感到失望。这儿的黑人学校跟耶路撒冷的没有多大区别。虽说学校多些，入学人数也大得多，但是就像耶路撒冷一样，不大有人关心，经费也相当少。实际上所有儿童上的是两班制。既没有黑人高中，也没有黑人夜校。黑人教师的薪金不仅低微，而且只有同等资格、同样工作的白人一半收入。
最最糟糕的是，孟沙对这事不知怎么办才好。无论是耐心等待，还是暗中活动，还是利用白人势力，这一切都可能搞出些名堂来。但是，务必要唤起家长们注意；罗列事实，提出强硬要求。眼下刚闹过暴动，要想掀起那么个运动，他的差使就保不住。这正是南方的麻烦问题。得法的黑人一定要满嘴甜言蜜语，喜怒不形于色，忍气吞声。一定要卑躬屈膝，求人家，万万不能挺起胸膛，说实话。孟沙打定主意，决不这样干个一辈子。
如今他的三个儿子成为他家庭的核心和生活的目的了。他妻子慢慢见老，动不动就发脾气，还经常闹病，身体虚亏了。家里总是弄得邋里邋遢，乱七八糟。总是一点也不安静。他在家里什么也干不了，脑筋也动不了；尤其是他收入不多，碰到这五口之家有什么额外开销，总凑不出钱来，他心里自然格外不痛快了。一文钱可顶不了两文钱呀。说来也真奇怪，那几个孩子，鞋子一上脚就穿坏，还老是要添新衣服。说到他妻子呢，简直跟陌生人差不多；他们两人总没工夫谈谈心。只有一件事可以谈谈的，那就是缺少不了而又偏偏缺少的金钱问题。
苏珊对人生的一般看法是又简单又天真。仁慈的上帝不知造了多少坏人，他们犯了罪，上帝只得严厉惩罚他们。至少可以说，那帮人犯下这样多的罪，对上帝这样的不敬重，上帝才生了个儿子（不是靠寻常的办法生下来的，而是出于奇迹，因此那做母亲的仍旧是个处女），派他到罪人中去，结果他们立即把他害死。但是基督复活了，只要那帮罪人肯悔改，肯信教，他还会替他们赎罪。
碰到三个儿子不信这套鬼话，多少表示些怀疑，曼努埃尔往往给他们撑腰，至少也不想禁止他们怀疑。苏珊就此不胜气愤。
“难道你是无神论者？”她抱怨道。
听到这项大罪名，曼努埃尔立即矢口否认。到后来他就不谈宗教问题，索性让苏珊和“主日学”去操这份心了。虽然用了这个办法，也没什么圆满的结果。他到底有什么宗教信仰，自己也实在闹不清。
此外，白人世界也越来越张牙舞爪了。你自己避免受到白人侮辱和碰上麻烦，那是一回事；你尽可以置之不理，也可以付之一笑，也可以抛之脑后。但是，你怎能忍心看着亲生儿女挨巴掌呢；你怎能看着他们的希望落空，美梦化成恶梦呢。要自己眼看着他们吃苦而坐视不救，那可办不到；要自己琢磨到他们日后必定要吃什么苦头，受什么歧视，那可吓坏人。曼努埃尔有时想起了过去发生的一些小风波，琢磨到将来可能发生什么事故，往往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
因为一想到自己三个儿子的情况，又叫孟沙感到意外，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三个儿子跟他可不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们的想法跟他都不同，自然他也向来摸不准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想法。他生平还没有碰到过他们那种脚色，自己虽然有权管他们，也不是样样都管得了。他吩咐尽管吩咐，他们有时高高兴兴的照着办，有时却明目张胆的死不听从。
道格拉斯这孩子，刚愎自用，凡事都不求人。勒弗尔斯，年纪小两岁，生来不声不响，脾气却倔强。勃罗士是个淘气鬼、原始人、大怪物；既像体育家又像艺术家，既粗野又不听话。曼努埃尔原可以教导这三个截然不同的人，给他们定出家规，指引他们怎么做人，可是他不这么做，有时反而觉得自己对他们连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顶他嘴，跟他争辩，话说得头头是道，有条有理，十回倒有九回叫人驳不倒。
为什么不该揭穿人家扯了谎呢？为什么凭人家一句话就不走人行道呢？其实人家还不跟自己一样，那条街也不是他的啊！一个孩子有什么资格光凭脸皮白，就俨然以天下主人自居呢？诸如此类的问题真是不胜枚举。照孟沙看来，趁三个儿子还没有长大成人，就得想出个对策，马上下手才好。
眼下孟沙才头一回毅然决然的正视生活问题，尽管他注定要跟生活问题拼七十年的命，对下列问题却找不到一个答案能叫自己称心，或者让旁人满意的：遭到“压迫”，怎样才能保持“清白”呢？碰到人家“欺骗”，自己要不要“诚实”呢？碰到“侮辱”，要不要“谦恭”呢？碰到“打击”，要不要“自卫”呢？“功绩”和“成就”遭到人家“轻视”、“诽谤”、“抹黑”，怎么办才好呢？碰到“暴力”，要不要讲“德行”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有的人或者一年、或者十年遇到一向，有的人每天每日、每时每刻都碰得到，对这两种人说来，答案何止千万，而且矛盾百出；真是天差地别呢。
“转过左脸去”，这种行为多高尚呵！可是，人家一直打你嘴巴，根本不会受处罚，甚至还会捞到好处，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人家神气活现，自己反而低声下气，这种行为多崇高呵！可是，这样做是叫自己成个硬骨头呢还是软骨头？获得世人赞美、取得大好机会的，是和事佬呢，还是恶霸王？那么一连串难题，叫曼努埃尔·孟沙不知苦思了多少个夜晚，多少个年月。
他有好多朋友和同学都上北方去安家落户了，他们经常催他去。他却犹豫不决。他到北方怎么才能混到饭吃呢，特别是他想吃的那口饭，怎么才能混得到呢？黑人教书的机会可不多；他年纪太大，家庭人口又太多，要想学个专业可不行；他没兴趣做生意，哪怕有兴趣，也天生不是生意人。话虽这么说，眼下他倒决定到芝加哥去一次；东部地区他曾经见识过，但只是作为一个课余歌手，在假期中去过，接触的多半是白人大财主或是有钱的白人。他想看看北方黑人到底怎么过日子，更想看看西部黑人的生活。好久以来，他耳濡目染，早就爱上西部啦。
于是，在一九〇七年夏天，趁全家人都到耶路撒冷附近的乡下去时，他就仔细安排一番，整整坐上一夜客车，到了芝加哥，由朋友们免费供应膳宿，在那里住了一个月。他对亲眼目睹的现象都大感兴趣。或许是因为离开了亚特兰大街道上那层“恐惧的阴影”，他一开头看到芝加哥黑人那种自由，才大感兴趣吧。他们是那么自由；那么神气；他们显然什么都不怕——不怕天，不怕人，更不怕白种人。
但也不是说黑人都捞到了和白人一样的好机会；他们住的是拥挤不堪的贫民窟，是臭气熏天的小公寓，是白人扔弃的破公馆，如今年久失修，到处尘土，快要倒塌了。黑人多数是当佣工的。尽管这样，他们倒享受到权利，可以选举，都有职位。地方官员在亚特兰大敢侮辱黑人，在这里可不敢。黑人可以堂而皇之的大声抗议。整个社会并没有结成一伙来欺侮黑人。如果白人打了黑人，黑人可以还手，也用不着担心受私刑。说真的，在芝加哥南区，最最担心受私刑的，看样子倒往往是白人。这里尽管有贫穷现象、犯罪行为，但到处都出现一些丈夫气概，刚从亚特兰大来的一个黑人，倒尽可以像吸口新鲜空气似的感受一番。
然而，除此以外，芝加哥市宏大的规模、繁忙的现象、雄厚的力量，也把孟沙吓得心惊胆战。没有黑人，芝加哥就不成其为芝加哥，不过，黑人在干什么呢？芝加哥怎么对待黑人呢？有的黑人得法了；少数人还发了财；好多人又有才智又有学问。芝加哥这城市意味着人人都可以自由竞争，竞争就是运用体力、运用智力。在这竞争中，白人也好，黑人也好，都大大发挥了毅力和精力；但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几百万芝加哥人有什么目的，为什么抱这种目的呢？难道这只是为了赚钱，赚钱，再赚钱吗？
就整体来看，芝加哥的黑人真叫他伤心。他们受尽榨挤，受尽剥削，拼命需要有人指导，手头简直一无所有，而且心头也一无所求。他们夸耀那份自由，唯恐不利用一下，就会失掉；他们总是大叫大笑个不休。他们身心两方面都受尽压迫呢。
孟沙自然关心学校情况。他也知道，按照法律规定，如今伊利诺伊州当然不该有黑人学校；但是一看到芝加哥有的学校学生几乎全是黑人，还有不少教师也是黑人，他倒也不觉得奇怪。这多少是因为黑人收入少，受歧视，全部应集在限定区域的结果；这多少也是种名符其实的“黑人”学校制度。不过，黑人学校拿到的经费跟其他学校一样多，有时还要多些，这样做是为了好封住黑人的嘴，此外，薪金制度也同其他学校相仿。可是，黑人教师要找到工作却不容易。孟沙看出，自己在芝加哥找不到什么出路；当地学校的名声都太响，薪水都太高，人地生疏的可不容易挤进去。
后来孟沙碰巧到附近印第安纳州的格里市去了一次。有个朋友开了自备汽车送他到那里去看几个大家都认识的熟人。格里是座新兴的工业城，刚由“钢铁托拉斯”传入种族隔离的风气。新近开了所黑人高级中学，校长和教师都是黑人，全市黑人子女一律不准进市立高中，实际上都只好到这家学校读书。孟沙虽然看出这里头牵涉到原则问题，但是也看出自己倒有机会谋到事。这家学校的校舍真不错，经费也充足，设备也完善。
试想亚特兰大也有这类学校，那有多好啊！这对热心教育的教师是多好的机会，趁此可以让世人看看黑人有多大能耐啦。他跟校长谈了次话，那可怜虫眼看到竟有个黑人没骂他叛徒，而且跟他所见相同，不由得深为感动，就此劝说孟沙到他学校里来教书。他保证替孟沙找到个年俸一千二百元的职位。孟沙听了又惊讶又感激。他讲定如果请他来，就一定接受。
他兴冲冲的动身回亚特兰大，满心以为妻子听到有这个机会逃出南方，一定高兴得要命；还满心以为可以趁机让孩子们在自由环境中长大。同时，他却又觉得南方的风气也传到了北方，因为他乘的“黑人专用”车在芝加哥肆无忌惮的开进开出呢。当他乘着这节“黑人专用”车驶过田纳西州时，一想到格里那所学校目前正遭到当地黑人市民反对，日后还会继续遭到他们反对，他心里不由一怔。他们想要铲除种族隔离观念呢。这样做原则上并不错；但是目前黑人子女正受到白人教师的轻视，难道除了反对这所学校、逼走黑人教师之外，就没有更聪明、更有效的办法吗？他承认这是个不容易解决的难题；大概是因为他从小就在种族隔离的气氛中成长的，才比较看得清，在这场争论中，他站的是哪一边。漫漫一个长夜，他坐在那又挤又脏的客车上，心惊肉跳的睡着了。
孟沙怀着一肚子心事和经历，回到家里，真没想到，居然看见妻子快要发神经病了。原来她刚听到说肚子里又有了喜。她哭啊号啊，甚至还哇哇叫。她声称再也不跟曼努埃尔同居；不愿再生孩子；她可不是个传宗接代的畜生；身上已经有病，已经虚亏了；十年来夜夜都睡不安稳；换尿布啊，骂孩子啊，洗洗补补啊，扫啊擦的，拖啊拽的，已经干了一辈子苦工；她可厌倦啦，厌倦啦，厌倦啦；但愿死了拉倒；只要懂得怎么才死得了，她倒愿意去自杀。
曼努埃尔吓坏了。他请来医生，诚心诚意劝说一通；他们三人一起商量。医生对他们安慰了一番。他告诉曼努埃尔，这种烦躁心情并不希奇；养下这胎，以后还是不养的好。他给那个心神不宁的太太服了一帖镇静剂安眠，还劝告曼努埃尔送她到乡下去，家里由三个儿子帮着料理，凑合着过上两三个月。曼努埃尔就此把格里抛在脑后，坐下来想想所谓人生这件事是否有他想象中那样大的价值了。
如今孟沙对自己的前途认真揣摩起来。他年纪快到四十，再也算不上“年轻”了。相反的，转眼就要进入中年，从不少方面看，中年似乎比晚年还糟糕呢。他在领导一所公立黑人学校，市府对这学校并不充分支持，校舍也太拥挤了。他本来梦想逃到北方去，谋一个薪金较高的差使、找一所经费较足的学校，如今这个梦想却慢慢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做生意的念头。布格·华盛顿提倡工业和工艺教育，已经有十五年之久；不过，除了宣传这一套主张之外，同时还鼓励念过书的黑人做生意，发大财。一九〇〇年，华盛顿先生组织了一个黑人企业联盟，目前会员越来越多了。一九〇五年，亚特兰大大学专门研究了黑人经营企业的情况，华盛顿就利用了那一鼓舞人心的报告，扩大了联盟。孟沙就此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可以从事某种黑人企业了。
日益扩展的企业，其范围和势力一年比一年扩大，成了他这时代的主宰。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那种工业帝国，素来遭到各国忌妒，也是各国竭力追随的目标，至今仍然占着统治地位，这种情况是否理所当然，大势所趋，倒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疑问。在亚特兰大之类的城市里，孟沙的四周围不知有多少日益发展的大企业。他眼看着城里造起了一座座办公大楼，还有白人房东的漂亮住宅，从德卡特街的贫民窟，一直造到了四周的山上。他看到大批原料源源输入亚特兰大；木材、棉花、钢铁、麻马，样样都有；特别叫他感到惊奇的是，运到城里来的原料，像变戏法一样的变成了机器、砖头和车行、家具和棉布、床垫和床铺、皮箱和玻璃、箱子和肥皂、油漆和提包、桥梁等种种奇形怪状的东西。这真算得上神妙的童话。
因此，到一九一二年，黑人说什么也不信，在美国经营企业不是他们取得进步的正规途径，他们也不信，布格·华盛顿一再提到的那番话，说什么只怪他们懒惰、无知，才不能发大财，因此才不能跟白人讲平等。于是做生意就成了大家的口号。
“黑人企业联盟”的年会，成了宣传做生意的讲坛。开办较早的是理发店，随着一下子又开起不少小杂货铺、洗衣作、车行和饭馆。可是，经营这种种企业也要碰到重重困难，除非都同理发店和饭馆一样，种族偏见的心理，在这方面倒给了黑人独特的方便；这一类行当，白人向来不得经营，倒正好适合黑人的需要。希腊人和其他外国人往往在饭馆这一行跟黑人进行竞争，还跟白人企业和信贷业结成一伙，就此发了财。在一般行业上，黑人企业抢不过白人的生意。既不能按批发市价进货，也捞不到长期贷款。万一碰巧生意兴隆了，也是注定要给虎视眈眈的白人吸血鬼暗中吃掉的。
然而，有一种生财之道倒早就叫黑人注意上了，那就是保险事业；那就是预防不测的横祸、疾病和死亡的保障。早在黑奴解放前，北方黑人和南方自由黑人就常在教会里组织这么种小团体和合作事业。在黑奴解放后，秘密帮会组织也曾打算扩大过这种活动，只是成绩不大罢了。千千万万个独立经营的小型施诊所和慈善山庄纷纷合并起来了。在弗吉尼亚州，“真新教派”和“圣路加会”遍及全境，而且大有成就。佐治亚和佛罗里达两州也接踵而起；一九〇四年，亚特兰大有个黑人大教堂也创办了一个小型的互助会，这可引起一个得法的黑人理发师阿令佐·赫恩东的注意。
南方那批白人保险公司也来抢这块油水越来越大的肥肉了；黑人区里到处都是白人保险公司的掮客。这门生意真好比聚宝盆；客户到期不付保险费就给取消资格，客户搬家也不发还保险费；再就是凭着硬哄软骗，公司方面竟然赚到了大笔钱。黑人开始把这种投资方式看做新的生财之道了。虽然奥古斯塔等几个城里有几家公司在经营保险事业，但是阿令佐·赫恩东在亚特兰大经营的事业却是破天荒的。赫恩东是个浅色皮肤的黑白混血种，只上过小学。他在亚特兰大开着一家专替白人服务的第一流理发店。要是有谁在这家店里被尊为上宾，尤其是由店主亲自侍候，那就等于说明他在社会上有地位。
赫恩东，肤色跟白人差不多，生在亚特兰大二十五里外的一个乡镇上，做过农场工人，后来才当了理发师。他为人斯文，生活节俭，心眼也好。一开头他就把钱节省下来，全部积蓄都投资在公寓房子上；那是一排排式样简单、造价低廉的小公寓，住的是黑人工人，每周付他房租。赫恩东总是亲自去收房租，理发店和房子上的全部盈利就此增加了。他把积蓄悄悄存进第一国民银行。时时拿出大笔钱来装修理发店，到后来就比城里其他店铺都漂亮精致了。他算盘精明，竟把理发店那座大楼买下来。地产掮客本来有点犹豫，不敢把大楼卖给黑人，可是他那批有头有脸的白人朋友解除了那层顾虑，代他买下大楼再转手卖给他，捞到了好一笔佣金。他付的倒是现钞，也不要做什么抵押。
如今赫恩东家道富裕了，但是他看到自己还有机会发大财。布格·华盛顿的一套主张，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他想拿钱投在什么事业上，盈利就可以比目前来得多。开头，他扩充分店，在城里这儿那儿开了三四家支店。虽然都赚了钱，就是不如总店赚得多，而且有白人开的理发店抢生意，跟他成了对头冤家。后来他造了几座高级公寓房子，可是不久就看出这些房子都赚不了钱。住得起这么种房子的黑人，都愿意自己买住宅，可不愿租房子住。
然而，赫恩东看到白人保险公司在黑人客户方面捞到了好处，他是越看越有劲。大部分黑人听了掮客的一套生意经，动了心，纷纷购买人寿险；每周付一小笔钱，少则五分，多则五毛，替家里人保上寿险，万一闹了病，每周就可以拿到一小笔补助金，有二元，有三元，也有五元；如果去世了，家属就可以拿到五十元的丧葬费，也有一百元的。
在这基础上建立了黑人殡仪馆这个行业；他们一方面跟白人保险公司结成伙，一方面跟黑人教堂通声气，替穷人承办费用浩大的丧葬事务，钱就越赚越多。黑人眼看死了亲属，又好应酬亲友，就此想在丧事上大摆排场；这一来，无论对保险公司也好，对黑人殡仪馆和白人寿器店也好，看来倒都是个有利可图的剥削机会了。
赫恩东马上又看出，这件事的真正妙处还在于：不少人开头都踊跃保险，但是不久以后，有的由于一时疏忽，有的倒了霉，有的失了业，就此不再继续付保险费了。这下子，大笔大笔款子都遭到没收，按照法律规定，都作为保险公司的纯利收入了。
这可逗起了赫恩东的兴趣。他把情况打听了一番；碰到有些收保险费的白人掮客闻进他店里来，他就跟他们说说笑笑。平常只有末座才轮到他们坐，只有技术不大高明的理发师去侍候他们；但如今赫恩东却常常拍他们马屁，把自己管的那个上座请他们坐，巴巴结结的亲自侍候他们。这下子就摸清了保险业的不少情况。他可从没听说过，在天下什么地方，有什么城，有什么州替穷人办过这种专管生老病死的社会服务事业。在美国其他地方，这种“社会主义”或许公开讨论过，在亚特兰大却从无此例；在南方，也没什么地方为了黑人进行过这种讨论。当时赫恩东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笔好处究竟应该让黑人剥削阶级捞呢，还是让白人剥削阶级捞，不过他认为黑人剥削阶级捞这油水倒是名正言顺的事。
眼看竞争越来越剧烈，白人保险公司纷纷聘请黑人来收保险费了。有些上等黑人人家见了白人掮客就生气，看来黑人掮客对这种人家倒比较对劲。白人掮客都自以为走进黑人家里用不着脱帽子，对主人应该叫名字。黑人掮客却脱下帽子，尊称人家“太太”。这种掮客的人数自然就此慢慢增加了。
眼看到收保险费的黑人无往而不利，黑人企业家早就禁不住想亲自创办保险公司。对这门行业，州府简直没有什么限制，也用不着什么保证金。可是，等到弗吉尼亚等几个州里刚刚出现生意兴隆的黑人保险公司，在亚特兰大市内刚刚开始崛起，州府就注意到了，还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从一九〇六年开始，凡是工业保险公司都必须向州府交纳五千元作为保证金。赫恩东就买下一家小公司，赶紧抢先拿出五千元交给州保险业监督官。那监督官每天都是由他亲自刮脸的。在一九〇六年，这家黑人保险公司的资产共计一万元；十年后就增加到七万一千元。一九二七年，赫恩东死后遗下了百万家私。
于是，随着政治势力消失，有学问、有野心的黑人就此产生了新的幻想。尤其在南方，黑人上层阶级不仅从政界转到商界，而且从经营工业转到专事剥削了。黑人当中开始出现一种不同以往的阶级结构。以往，黑人和有色人之间有道裂痕，这不单单是种族界限，而且还是奴隶和自由人之间的界限——黑白混血种向他们的白人父辈要求自由，而且往往是合法的提出这个要求。由于一方有了产业和薪金优厚的职业，这道界限益发显着，在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之类的城市里，壁垒分明的阶级鸿沟就此形成。
在一八二〇年到一八六〇年，废除黑奴制度的论战期间，阶级界限自然是在奴隶和自由人之间，着眼点多少是放在世代相传的自由权和日益重视的财富上面。后来，随着黑奴解放，这一提倡平等的运动慢慢起了变化，黑人开始在发财致富上下工夫了，从他们纷纷转向企业经营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那种企业本来是个人经营的，例如开理发店、饭馆和小商店，如今却开始剥削工人了。教师、医生和作家都被划为新的剥削阶级，跟工人阶级分开了，唯一明显的例外就是传教士，他们对现代劳动在新工业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虽然一知半解，倒成了工人群众的领袖。
医生和药剂师这两行，开辟了企业经营的新道路。黑人医生的人数增加得不快，这一则因为黑人不容易进白人医科学校，再则因为学得到东西、够得上水平的黑人学校也是寥寥无几。不过，黑人医生却越来越需要，白人医生也巴不得摆脱黑人病人呢。药剂这一门倒不难学到手，水平也不用太高；制造成药这门行业，在黑人当中就此大大吃香。于是，黑人药房慢慢多起来；成了黑人世界的社交中心；兼售饮料食物，这儿那儿还暗中进行“彩票”赌博，偷卖烈酒。
亚特兰大的黑人活跃起来了。他们看出城里越来越繁荣；对投资的奥妙、雇用工人的好处也慢慢明白过来；不久就了解到黑人企业家可以雇用黑人工人，就整个看来，工资比白人拿得少，做起事来倒周到得多，如果黑人可以给手下的黑人雇工某种社会地位，有机会穿得体面，还有个适意的工作环境，他们做事就格外周到。黑人职员、速记员和掮客就此慢慢多起来了。
如果黑人包工头搞得到资本和后台，黑人技工就情愿替他们做事。他们虽然不容易搞到资本和后台，但是有时压低工人的工资，倒也有机会在投标时比白人包工头开价低；如果他们能跟白人的头面人物拉上关系；就可以动手干啦。在暴动前二十多年里，有个黑人建筑师，总是在投标时压下白人，廉价雇用黑人工人，同手下一起劳动，稍微赚到一点钱就知足了，工程干得很出色，因此亚特兰大附近各地的木桥工程就数他包得最多。
这期间，年代悠久的黑人兄弟会和秘密帮会都开始转向这一新的经济事业。这些团体帮会本来早已不得人心，不大流行，因为对广大黑人只有一种号召力，就是做会员的拿得到徽章，可以参加游行，死后家属领得到小额津贴，还有“秘密”这分魅力。但如今某些精明的领导人却又在会里增添了“养老金”的项目，或者说举办保险的服务项目。“共济会”就是个例子。这种团体帮会正好说明黑人老早就比白人棋高一着。在北方城市里，这种团体帮会曾经风行一时，在南方却不大盛行。
在二十世纪头十年，佐治亚州里出了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帮会头子。班·台维斯是个大个子，孔武有力，能说会道，在亚特兰大大学念过书。他和一伙人纷纷组织“共济会”新支部。他们走遍三街六巷，到处活动，让黑人专门在“共济会”会堂里进行文娱活动；在支部会上给黑人演出新编的游艺节目；替黑人安排新的联欢场所；最后还想出新办法，让黑人块儿八毛的存进“共济会”支部作为养老保险费。
黑人妇女在“罗思姊妹会”里受到良好照顾。不久以后，亚特兰大每年收到的会费就成了一笔惊人巨款，在一九一一年共计八万元。台维斯真是不胜得意，就此想出了一套主意。一九一二年，“共济会”在奥本路买下整整一排房子，拿出五万三千元买地皮，再花上二十五万元造了一幢五层楼的办公大楼。后来又盖了个大会堂，眼看“共济会”的事业成绩这么大，台维斯就决定到全国各地进行活动，把整个黑人“共济会”抓在手里。当时黑人“共济会”虽然遍及美国，但是除了佐治亚州以外，仍旧不大重要，只是从事建造几座支部会堂，每年举行一次游行罢了。
台维斯出席了第二届年会，由于他发展的会员大大增加，在年会上差点把整个组织都抓在手里，北方黑人眼看到他势力这么大，都不由眼红，又看到他的保险生意这么得法，也不免害怕。这股反对势力是芝加哥的毛里斯领的头。他是个棕色皮肤的阔律师，芝加哥律师界的领袖，又精明又缺德。他在组织规则问题上用计打败了台维斯和南方人，当选为“老头子”，会上还通过由他全权掌握佐治亚分会。
台维斯紧张过度，再加灰心失望，就此病倒在床上，整个问题也就搁了几个月。不过，那座漂亮的“共济会”会堂终于落成，巍然屹立在那里号召黑人储蓄和投资。像“匹息亚会”等其他黑人团体也在纷纷积累资金。凡是白人，特别是资本家和银行家，对黑人企业家总是客客气气。
这时台维斯在佐治亚州掌管的“共济会”财产已近九十万元，眼见自己落得如此下场，一怒之下，竟然走了步险着。他告到佐治亚法院里，佐治亚法院立即判决“共济会”佐治亚分会成为州营机构，受当地法律管理。台维斯就把整个“共济会”统统交给代管当局。这下子，黑人资本家苦心经营的事业，才引起银行家约翰·鲍尔温的注意。一天，他去看他的保护人庇尔斯，就一些地皮、一座办公大楼和其他资产做押款的问题去请示一下。庇尔斯告诉他说，如果条件对头，只顾放手去干。不用说，做押款要担风险，可是在这种太平年月，在亚特兰大，风险也不大。
鲍尔温却拿不定主意。“那笔产业，”他说，“在奥本路，是黑人的。”.
庇尔斯吃了一惊。“多少钱？”他问道。
“五十万。”
“是什么人的产业？”.
“黑人‘共济会’。”
“黑人？”庇尔斯不胜诧异道。“这可碰不得。黑人的地产好比毒药。”他绷住脸，望着窗外沉思。他快要说出黑人无论置产业还是想投资，都没用处，只要——。可是他这种想法不是跟自己原来一套理论相矛盾吗。
鲍尔温站起了身，”给你这一说，我的看法倒不错了，”他说，“不过我本来是要请你指教指教的。自然到头来我们还是要拿出钱来给做押款，不过是做给白人，这些房地产早晚是他们的。这保险出不了毛病。”
庇尔斯点点头，但他还是派人去把约翰·薛尔顿请来。薛尔顿来了，嘴里还嘀咕说：“又要干下流勾当啦！”庇尔斯委托他去调查这“黑人共济会”的事。他就去调查了一番。不过他明白这决不会叫庇尔斯感到兴趣。庇尔斯心里想着的是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先是全国性的，然后是全洲性的，最后是全球性的生产和分配。他关心黑人，不过是一时兴趣，但对这件事的成功倒不无帮助呢。
薛尔顿在这件事上只是个副手，报酬可不小。不过，做生意的赌博性——抛进抛出，抛出抛进，一再投机，倒正投其所好。他感到兴趣的，唯一感到兴趣的，就是在这件事上自己分得到多大油水。这样他就成了这件事的策划人。他一面利用鲍尔温之流的金融家，一面听任庇尔斯和他的一家人去掌握大企业的命脉，自己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呢。
这“黑人共济会”的事，叫他又喜又惊。他本人对秘密帮会不大了解，也看不起，还以为只有起码人才爱干这种蠢事，等到他弄明白过去的奴隶主和步其后尘的资本家在新南方白人当中发展秘密帮会，他的看法方始改变。他参加了不少白人帮会，悄悄坐在里头留心观察。这下子，对政治内幕和“社会”运动才晓得了不少情况。他看到了一连串年轻热情的自由主义分子，他们纷纷在报章杂志上投稿，甚至在支部会上发表政治演说，听得一房间的人都俯首帖耳，默不作声。
在那里，他头一回听到“黑人共济会”，大家都当作笑话的谈着这件怪事：白人帮会都是没有执照的非法团体，黑人帮会倒偏偏是合法团体。早在一八四七年，北方自由黑人就从英国取得执照，成立了“大联合会”。从这以后，美国白人帮会才开始成立，不用说，无论英国的总会也好，美国的黑人支部也好，自然都没有得到承认。在十八世纪时，黑人共济会会员也曾进行过一场多少有点类似的斗争，当时白人拒绝承认“黑人共济会”，可是打了两百年官司，到底只好承认它合法了。
由于布格·华盛顿不断鼓励黑人经营企业，“黑人共济会”就此有了发展，要不如此，这个“共济会”问题可能仍旧是个笑柄呢。这种黑人团体有没有搞出什么阴谋诡计，素来是南方白人担心害怕、密切注意的事。要不是黑人教育产生了意外的效果，恐怕免不了发生这种事故。那批受过教育的年轻领袖，可不像过去那帮传教士，并不专搞地下铁路那种秘密活动，他们却赞成布格·华盛顿的一套，就是认为解决黑人问题要从经济上着手。
一千万人的经济问题，可不是件小事，哪怕这批人全都贫穷无知也罢。他们挣了几百万，也花了几百万；人家也曾蓄意鼓励他们参加这种工业生产，帮着一起经营。有时他们在这儿那儿下手，倒也获得些成就。可是，前途究竟如何呢？如果他们眼见自己不断受挫折，那又会怎样呢？于是薛尔顿又看出这问题不仅不应排除在全国的主要问题之外，而且还是当前唯一的中心问题。
薛尔顿把“共济会”的情况搜集起来，告诉了庇尔斯。庇尔斯大吃一惊。这原来是他那个种族共处纲领的发展，实在出乎意外。他不知道有多少黑人领袖真正懂得这一套玩艺。新手可不配玩这一套。这是自相残杀，永不罢休，一直到“托拉斯”接管了才停止，或者是什么“超级托拉斯”——想到这里，他猛吃一惊，顿时收住了。这是“社会主义”吗？他可没想到自己居然看出这种共通点。
他向来把黑人看做是普通工人，受了训练就能成为半熟练技工，有几个人还能成为熟练技工。这对解决新南方的劳力问题倒大有好处。听说布格·华盛顿此外还谈到黑人“做生意”的事，庇尔斯不在乎的笑了笑，心想这种主张对不安分的人真是出色的宣传材料，也是逃避现实的哲学。虽然如此，庇尔斯当然也拿得准，在自己亲手建立的那个网罗一切的工业帝国中，劣等人种的经济休想获得发展。
这“黑人共济会”的事真叫有趣，或许还说明这一种族有一定的潜在才能，在渺茫的将来可能发挥个作用。不过，在今天，这种运动决不会成功。不用说，经营这种保险事业所根据的保险统计数字并不正确，就算万一经营成功了，到头来也只有给白人企业一口吞掉罢了。
薛尔顿开门见山的说了出来。“黑人没有政治势力，就去乱做生意，那才叫愚蠢呢。记得那些黑人医生和教师在林荫大道买地皮造房子，市府是怎样对付他们的吗？在他们鼻子底下不知设立了多少个洗衣作和工厂，因此到今天那笔产业连一半本钱都不值呢。据说，在梅肯市内，他们就在当地上等黑人住宅区的中心，开了家专供白人玩的窑子呢。台维斯没什么法官会帮他的忙，哪怕他有现钞，也收买不到一个法官。谁敢向他卖身投靠呀。他注定要失败，北方黑人在佐治亚州休想得胜。”
薛尔顿走了，让庇尔斯一个人去为难。不过，薛尔顿本人倒有了套打算。密切注意黑人企业慢慢发展起来，这主意或许还不算坏，可能从中捞得到外快。如果那帮傻瓜决心要给人家捞一票，他最好也去分点油水。
到最后，佐治亚州黑人工人辛辛苦苦挣来的百来万血汗钱，终于由法院判决送进白人代管委员会的手里，约翰·薛尔顿也是其中一个委员。他们的开支都是从约翰·庇尔斯控制下的约翰·鲍尔温那家银行里借来的。打了几年官司以后，“共济会”那笔资产终于“清理”了，黑人保险户可什么也没有捞到。一个美梦就此幻灭。不过美梦总难全部幻灭，这个幻灭了，那个又出现了。在这件事上也是如此。
一九〇八年，就是暴动后两年，希曼·潘里来到了亚特兰大。他是个黄皮肤的小个子，干净利落，性子直爽，办事认真，能说会道。跟一般见惯的那种黑人传教士完全不同，他这人是又热诚又冷静。既不自命口才好，也不以领导自居。他生在得克萨斯州，只是在公立学校读过六年书，以后就去当了棉花样品检验员。后来成了保险业跑街，替拥有黑人保险户的白人公司当差。他到纽约去找更好的出路，可是看不到那里有什么机会。他说：
“我决定离开纽约，到佐治亚州来。我就上当铺，拿衬衫袖扣当了五块钱。下了一条船，把那五块钱给了事务长，一路做工，到了萨凡那。一路上挣了六毛五分钱小帐。”
在亚特兰大，他开始替白人保险公司在黑人客户当中兜揽生意。不过他坚信黑人自己可以开办法定储备保险公司。他请孟沙帮忙。孟沙笑了一通。他不是生意人，也永远做不了生意；对对，他挣的钱当然还不够用。他承认黑人问题多少也是个收入问题。他自然乐意把潘里介绍给自己那批朋友。
事实是，孟沙最近虽然考虑到企业界去找出路，但是他对企业界的情况看得越是清楚，就越是畏缩不前。有一天，他跟黑人大夫盖斯同车，去参观盖斯替黑人造的新公寓房子。那都是些两间一套的公寓，又蹩脚又不坚固，也没有新式设备；市府既不在那里铺人行道，也不造下水道。房租倒不便宜。
“干吗不造些高级点的房子呢？”他问道。
医生咧开嘴笑了笑。“这种房子才赚钱呢，”他说。
孟沙从他的学生嘴里听到说保险掮客如何欺骗穷人；新兴的黑人企业也不见得高明，跟白人企业不同的只是雇用黑人当职员，由他们去收保险费；还有黑人企业家赚到了钱。
不过，孟沙还是把潘里介绍给他那批朋友。归根结蒂，储备保险公司总可能高明些。潘里拉到了一批黑人，有的手里有些积蓄，有的有私人企业，还特别拉到了一批黑人自由职业者，他就把开办一家储备保险公司的计划摊在他们面前。这批人几乎都不容易保到人寿险。每逢他们向白人开办的大保险公司申请保险，那些保险公司不是因为怕担风险而一口回绝，就是大大提高了保险费以后才接受他们的申请。
潘里手头有的是论据和数据；他向大家说明，开设黑人保险公司，只要用投资企业和科学方法来经营，就能赚钱。大家都满腹狐疑的听他谈。有几个人给说动了心，投了些资本，但是为数不多。虽然如此，潘里还是不断进行活动，非但在亚特兰大，而且还在其他南方城市和北方一些枢纽城市里活动。
按照法律规定，潘里必须在一年内筹到十万元本钱才可开张。由于他不泄气，信心足，再加上孟沙对他越来越信任，结果终于出了件惊人奇事，到一九一一年，潘里实际上已经筹到八万五千元现金。后来他偏偏又碰到件伤心事，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在一年内筹不到十万元，这笔钱一定要连本加利退还认股人。
在事后几年中，潘里常常回想起下列情景：“我们勉强表决通过，把那八万五千元赔上四分利息，无条件还给投资人。我每寄一张汇票，都附一封信，说明我筹这笔款子一共花了四千七百四十元。我至今还清清楚楚记得那最后一夜。那天风又大，天又冷。炉火灭了。有个人讲了一句：‘天快黑了，各位，让我们点上煤气灯吧。’另一个人说：‘不，别点煤气灯；别叫潘里再多花钱啦！'说着他们就挨个儿出去了，撇下我一个人待在没有生火的炉子边，把事情重新想上一遍。”
钱统统还掉了。潘里心头却自有打算。他又百折不挠的卷土重来，到一九一三年三月，亚特兰大黑人和白人都大吃一惊，原来他已经筹足十万元资本，创办了标准人寿保险公司。
一九〇二年，密西西比州惠斯特市也创办了类似的企业。这跟一个名叫明妮·柯克斯的黑人妇女有关系。一九〇三年，明妮·柯克斯在政界出了名。她长期来在一个叫印第安诺拉的小镇上当邮政局局长，那里居民几乎全是黑人。大家对她办的事都很满意，没什么意见，直到她连任这件事提呈西奥图·罗斯福总统决定时，情况才起了变化。本来连任问题无非是例行公事，可是不巧一九〇一年密西西比州出了个新人物，那就是杰姆士·凯·瓦达孟。由于瓦达孟进行竞选和罗斯福宴请布格·华盛顿这两个原因，明妮·柯克斯就此在一九〇三年下了任。
她倒不怎么计较。一则，邮政局薪水不大，再则，她争取的只是原则罢了。她丈夫韦恩·柯克斯，受到“布格·华盛顿方案”的启发，不愿做官，情愿做生意，因此开了家保险公司。那家公司在一九〇九年注册，资本共计二万五千元，到一九一〇年成了世界上第一家黑人法定储备保险公司。潘里虽然不大了解这一成就，但是后来，这两家都在摸索着经营的企业，到了大战后居然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了。不过那是后话。
眼看到潘里这番成功，孟沙在好几个方面印象都很深。第一，他开始看到南方黑人的新曙光。第二，他的儿子道格拉斯如今上了大学，已经成为潘里的热诚信徒，在假期里，也是潘里手下一个得力的跑街。
布格·华盛顿教导黑人工人要边工作边积蓄，边积蓄边投资，边投资边发财；这一来，亚特兰大黑人为了一心发财致富，就此盛衰无常了。不过，就总的说来，倒还算一帆风顺。保险业发达了；个别包工头发财了；黑人商店等企业增加了。可是，所有这一切的发展，却叫穷苦的白人工人起了恐慌，生了妒意。
黑人一被剥夺公民权，白人选举人就此一再拒绝拨给黑人学校充分经费；拒绝设立黑人公园和运动场，还不准黑人进入市立公园。两个工人阶级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战斗，白人工人和黑人资本家也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战斗。居住和劳动两方面的种族隔离情况还是一成不变。新上任的民主党总统威尔逊，在华盛顿各部门的公务员中实行了种族隔离制度；“美国律师公会”也拒绝黑人入会。
此外，由于“白人预选”制，只有白人才能参加选举的民主党预选，靠了私刑的威胁，就此成了正式选举。在亚特兰大的白人选举人当中，谈到白人工人的政治势力总是言过其实的。
后来到一九一四年，欧洲爆发了世界大战。亚特兰大本来并不重视，直到企业和商业给战争搞垮了才重视起来。棉花慢慢没有销路了。资本家变得战战兢兢，事业变得岌岌可危。
天边还有其他乌云，孟沙却想视若无睹。一九一五年，“三K党”在石山开了次会，半夜里举行了仪式，烧了十字架，就此恢复活动了。这种白人至上的思想不仅传遍亚特兰大，而且遍及南方，远达北方。到一九二〇年，“三K党”遍布全国各地，在当年选举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脚色。他们趁此暗中出售被单、枕套和各种行头，售价都相当高，那批人到手的暴利一定不小。“三K党”在亚特兰大买下了偌大一座大楼当会堂。
话虽这么说，黑人眼前倒还是有些希望。一九〇五年，在亚特兰大的柏哈特教授领导下，黑人在北方组成一个激进的“尼亚加拉运动”，一九〇九年，黑人和白人在纽约开了一次大会来创办一个新的激进组织。几乎在这同时，杰克·约翰逊在拳击赛中连战连捷，这件事影响之大真是无与伦比。约翰逊的捷报一传出，就此通过了一连串联邦法令，促使南方发生了几次暴动，加剧了种族间的紧张局面。发生这一切情况，虽然多少是因为约翰逊身强力壮，好挖苦人，但主要是因为他娶了一个白人，可惜这女的也不是个好人。
一九〇九年，有个叫马太·汉逊的黑人，同裴利一起到达北极，这件事不大引人注意；但是，在佐治亚州，反对黑人而罢工的次数越来越多了，这件事却大大引起注意。
在纽约那次大会上成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柏哈特教授就此离开亚特兰大来担任这个新组织的主要发言人，这个组织采取了一致诉诸法庭的方针，这可难免引起麻烦。最高法院一旦真正碰到“种族等级”是否合法的问题，还有什么办法回避呢？在一九一五年就看到了这一问题的解答，当时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刚正初次明文公布。举国上下注意到新释奴运动者这一破天荒的胜利吗？
然而，还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新兴组织中，偏偏没有黑人工人的真正代表。那批教师、自由职业者和社会活动家，可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并不是黑人工人阶级的代表人和发言人。不用说，他们是比较接近黑人工人，同一阶级的白人对白人工人就不如他们接近。当时黑人无产阶级跟小资产阶级也没有多大分别。往往在一个黑人家庭里，可能有的是做佣人的，有的是当工人的，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专科学生。在白人家庭中倒很少看到这种团结、和睦的现象。虽然如此，无论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也好，在同时代的“城市联盟”也好，还是没有这么种工人的代表。
此外，在号召黑人进行工艺训练运动的中心，塔斯其基学院里，大多数学生毕了业就做了教师、医生、牙医师和生意人。少数人当了农民和技工。虽有不少人打算经营农场，吃建筑饭，却遭到白人工人运动和日益扩大的社会力量阻拦。在塔斯其基学院和罕普顿学院里占上风的是“黑人企业联盟”。这两家有势力的学校对工会向来看不起。在这两家学校里，总是北方大企业界说了算的。
对黑人经营企业的情况经过一番研究，就此促成“黑人企业联营”的成立，柏哈特不久就看出，这也促使华盛顿的哲学有所改变，他本来提倡使用熟练工人进行基本劳动和生产作为工业生产的目标，如今却主张为黑人商场而剥削黑人。这是因为工会，特别是新成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不准黑人进入工业生产部门。大企业界曾经进行“开放工厂”运动来设法打破这种障碍。不过这对黑人工人还是没有多少好处，而且在南方，由于白人工人政治势力的影响，即使在塔斯其基学院里，有好多门工业技术都不准教黑人学习。另一方面，在某些行当中，黑人剥削黑人市场，倒没有人来竞争。除此以外，金融业在黑人当中也有不少诱惑力，不久以后，黑人就又纷纷进入金融界了。
不久以后，塔斯其基学院就开始热衷教导黑人对黑人群众进行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这一来，就不再以提倡黑人从事工业生产作为主要工作了。后来过了几年，柏哈特看到事业有了种新的变化：自从华盛顿同罗斯福进餐以后，塔斯其基学院就逐渐成为美国黑人的政治中心。本来华盛顿在北方大企业界的压力下，总是摆出副姿态，劝告黑人不问政治，如今又在这同一压力下，成了政府顾问，凡是官员任命事项，无论南方或北方、黑人或白人，政治上有什么问题，都由他献计策划。
由于黑人当中的政治势力集中在塔斯其基学院，再加南方白人当中的政治势力也多少集中在那里，经济势力就此不难集中在这一迅速发展、拥有巨大校舍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万捐款的学府中心了。在布格·华盛顿的周围渐渐有了个庞大机构，专门对官员任命事项以及南方各地，甚至北方的政策提供意见。黑人青年男女，不管想做哪一门工作和哪一处的工作，都向塔斯其基学院提出申请，或者请华盛顿作保，到其他地方去工作。这一切活动华盛顿当然不能——都亲自参加，因此就必须发展一个与此相适应的庞大机构了。全国各地的黑人报纸不是拿到津贴，就是干脆给收买去。所有黑人会议和团体都受到严密监视。作家都得到照顾和帮助。凡是有名望的黑人和所有想出名的黑人，不是他们去跟布格·华盛顿攀交情，就是华盛顿派代表找上门去。无论教会，州府，还是团体，都是先同塔斯其基学院商议了才订定计划的。凡是有名望的白人，还有黑人，不管土生的也好，外国来的也好，早晚总要到塔斯其基学院去一次，这名字早晚总要看到或听到，也免不了受到它那套宣传的影响。
曼努埃尔·孟沙打算把这整个情况统统谈出来。他正跟一伙黑人待在亚特兰大奥本路那设备简陋的青年会里。这当然是“黑人”的青年会，无论组织上和工作上，都跟住宅区里那个精致的白人青年会不沾什么边。这个会名为“星期一俱乐部”，每月只是聚餐一次。
“在世界各地和美国国内岀了什么事？我简直茫无头绪，”孟沙问道。有个历史教员想要解释一番：
“在七十年代的晚期，本国工人闹过一次风潮，险险乎闹成革命。结果给暴力镇压下去了，不过，在这以前，全国已经深信，民主政府在美国办的事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好。这自然多少是因为雇主和业主大权独揽，再加金融资本的分配都是他们一手抓的。”
老克罗格曼博士添补一句说：“我记得当初南方各地兴起了‘平民主义’。我们当中有的人但愿黑白工人就此团结起来。当时领导这运动的是华德生，你们想得到是他吗？有一阵子还是我过去的学生道意耳领导他的呢。”
“接着就是九〇年和九二年的大选，”琼斯博士添上一句说，“结果真是糟得不堪设想。”
“这正是我弄不懂的地方。华德生出了什么事啦？”孟沙问道。
华德生的大同乡，约翰·霍伯是个金头发、白皮肤的佐治亚黑人，在莫尔郝思学院教书，他回答孟沙说：
“你一定了解民主党分裂的情况。当时北方民主党开始成为工人党，改良派。南方民主党可算不上个政党，不过是一伙工业家，决心替大企业界治理整个南方罢了。一八九四年，汤姆·华德生一手抓住了佐治亚州的民主党，还表示要把南方抓在手里。当时我们快要有个全国性的工人党了。谁知大企业界一下子插进手来，一边收买了北方的选举，一边窃取了南方的选举。本世纪头十年的政治形势就此动荡不定了，共和党大有可能成为工人党，泰迪·罗斯福就是打算叫大企业界这么做来的。南方把黑人选举权操纵在手里，就此成为工业强盗的保镖啦。
“一九〇四年，华德生打算鼓动南方两地的工农选他一票，可惜白费了心，结果弄得一败涂地。南方民主党只要他抛弃黑人，就让他重回政界。梯尔曼一伙人还在一旁煽风点火，一度给道意耳止住的老一套社会风气，这时又作祟了。华德生要抛弃黑人工人，就得抛弃白人工人，尽力抨击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他彻头彻尾的背叛了，因此引起南方发生一连串私刑、凶杀和暴动等案件，这可把全国各地的大企业界都吓得不亦乐乎。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处境。”.
“星期一俱乐部”的会员，三五成群的慢慢走回家去；他们多半人，包括孟沙在内，都走过约翰·庇尔斯办公的那座新建的银行大楼。
“我们摆脱了这种处境，有什么出路呢？”孟沙问道。
霍伯回答说：“如果我们能够不卷入大战，能够由那个南方自由主义的文人伍德罗·威尔逊来领导，就可能把黑白工人都团结起来，共同进行一个运动来提高工人阶级的待遇；可能取消剥夺公民权的做法，恢复美国的民主理想。可能恢复普及教育，让全国、全民族都有点知识，而不是光懂得见机行事、发财致富；把一千万非洲人的血液和音乐同这国家构成个统一体。”
克罗格曼看看霍伯，笑道：“好小子，你倒天生是那种统一体，这国家还没成那种统一体，要过好久才会呢。”说着他伸出胳膊搂住约翰·霍伯的肩膀。这年轻白人讲的话跟黑人一样，因为他的曾祖父是个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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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亚特兰大忏悔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十五章亚特兰大忏悔记
暴动后的第二天早晨，白人亚特兰大醒了过来，像醉鬼刚闹了场酒，像忧心忡忡的人刚做了个恶梦。那些宽容的市民，当初眼看乌云满天，风潮骤起，既不提出抗议，也不采取实际行动，如今才猛然明白自己做公民的责任。亚特兰大是个出名投资安全的地方，也是新南方的金融中心，企业家和资本家只怕这一来会坏了这名声，好心人生来畏首畏尾，如今就此益发惶恐不安了。一定要让全国人心都安定下来才好。尤其是这个种族问题，一定得直截了当的严加押击才是。知名的黑人和白人纷纷组成了种族联合委员会，不知开了多少次会议。
然而，这次暴动一起，大家动不动就感到心惊肉跳；一味想看看城里是否有人存心捣乱或打算报复。这指的当然不是白人，而是心怀不满的黑人，他们可能打算公开暴动，甚至报仇雪恨。一份黑人小型杂志《黑人之声》的编辑，是个为人直率、头脑聪明的年轻人，他冒冒失失的给纽约《世界报》写了封意见书，就立刻受到警告，勒令离城。
亚特兰大暴动把约翰·庇尔斯吓坏了。就是把他吓坏了，没有别的字眼好形容了。一九〇六年，他正是五十六岁。他父亲不仅留给他百万家私，而且还有不知多少亿的资产归他管理，听他支配。
他的太太凯特在南方点交界并没有走红。固然大家都喜欢她那副直爽性子，不过对一伙崇尚圆滑世故、有意不露真情的人来说，她的心眼未免太直了点儿。亚特兰大社交界对所谓南方历史上中心大事的一场战争装做记忆犹新。在凯特眼里看来，那场战争只是饥荒和苦役罢了。什么牛奔河啊、马那萨斯啊、《美利马克号》铁甲舰啊，她想都想不起来，而且还时常闹出大笑话，比方提到休曼啊，哼哼《跨过佐治亚》这支歌啊，或者声称从未听到过“石墙将军”杰克逊这个大名啊！
久而久之，像贝蒂露之流的社交界领袖，也不把她当做知己好友了。不过凯特要么不活动，活动起来当然不出第一流人物的圈子，因为她丈夫是财主。她经常足不出户，替丈夫把家治理得舒服透顶。有时也请请客，菜做得可口，招待也周到，尽管人家有时没有回请她，也不在乎。
家里既然安排得没什么好说的，约翰·庇尔斯也就渐渐不把妻子放在心上了。这点他当然看不出来，就算看出来也不肯承认的。他固然喜欢凯特，可是生意越做越发达，也就顾不上她了。她对生意的情况越来越不摸边，夫妻俩也越来越少谈生意经。因为她有家务牵绊，他出去应酬，也渐渐不带她去了。每当凯特受了冷待，庇尔斯往往不了解，因为她向来不发牢骚。
凯特跟儿子向来不大接近。儿子生来就是个有名人物。小时候过得快快乐乐，后来就突然给送到当地学校去念书，再后来又给送往北方去上高中和大学。凯特总觉得他从来没有回家好好住过一天。只是把家里当作客栈罢了。每天早晨来给她请个安，就此不见人影。
一八九二年，凯特生了个女孩儿，这孩子倒是无病无灾，谁知糊里糊涂过了两年，突然得了痢疾死了，当时在亚特兰大，孩子生这种毛病很普遍，跟部分露天的下水道脱不了关系。孩子一死，凯特也渐渐觉得活看没多大意思了。她不禁联想到都是自己脱了教才惹上这场大祸。在亚特兰大她竟然一点也不敢让人看出她懂得点天主教的教义，更不用说上天主堂了。她带了小女儿的尸体上纽约，埋在自己父母的坟地旁边。从此以后她跟丈夫的生活越来越疏远，虽说他天性不大在乎，还是没看出来。
一九〇一年，欧洲正需要资金用来在亚非地区和巴尔干半岛扩展日益嚣张的殖民帝国主义，这一来，约翰·庇尔斯出趟国倒也适宜。他记得那年春天儿子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要毕业，要继续深造还得上欧洲去。再说，这也好断绝他跟亨丽爱泰·薛尔顿来往，他俩的来往未免太密切啦；她父亲已经故世，最近两年她就是同庇尔斯家一起消夏的。不过，正如庇尔斯跟凯特说的，这门亲事实在门不当户不对——他替儿子另有番安排呢。此外，他也没有忘掉请凯特一起出国，实现夫妻俩经常谈到的那个旧梦。
凯特不由想起，当初丈夫结的这门亲事也是门不当户不对的，但她什么也不说，就此一起去了。旅途上夫妻俩又闹了别扭。凯特原以为他们少不得到爱尔兰去一次。在她看来，出国旅行总不外乎上科克郡观光一番。谁知这回儿子竟看着她，问道：
“到爱尔兰去干吗？跟爱尔兰穷鬼去打交道吗？”
凯特冒火了。“对！”她说，“我父亲就是个爱尔兰穷鬼！”
丈夫脸色一沉，儿子大吃一惊。“我还当外祖父是个南方人——‘南方同盟‘的军官——”
做父亲的赶紧打了岔。“我们这趟出国可没工夫上爱尔兰，”他说。“我得赶到伦敦和巴黎去。”
这件事就此不再提起。他们三人在伦敦待了两个星期，这地方凯特可不喜欢；接着在巴黎待了一个月，这地方倒是人人都喜爱，尤其是在凡尔赛消磨的那个星期，更叫大家恋恋不舍。
等他们回到亚特兰大，凯特就说服庇尔斯在远离桃树区的地方买下一块地，免得自己为社交生活多烦心。在那条大道的路面下，有片地势稍低的草原，他们就置了五十亩地，在中间造了座住宅，一般设计和色调全部仿照凡尔赛宫。
凯特就在那里整天忙着布置公馆，料理家务，在田野上和树林里漫步。平常只有在进早餐时才看得到丈夫，早餐是她亲手料理的，也配他口味。午餐和晚餐，他十之八九在城里吃，免得给她添麻烦，因为她在那新庄子上有不少事要做。她买了一条狗，一条大种丹麦狗做伴。出去远足，总是随身带着那条狗。自从小女儿死后，她又偷偷入了天主教，只是跟亚特兰大的教会不沾一点边。儿子倒还是一直跟父亲亲近，不像是母亲的亲骨肉。甚至在暴动期间和平息以后，他也总是跟父亲说话；从来没有想到跟母亲谈谈这类题目。凯特呢，也不像早先那样随便发表意见了。
约翰·庇尔斯原来打算把儿子留在南方。他对南方有信心。到一九〇六年，他已经在当地花了二十年的心血，不惜工本、煞费苦心的发展他那套计划。他可从来没有料到人家会把种族仇恨当作那么可怕的动力，那么恐怖的动机。就在他那新南方的首都亚特兰大，他曾经看到人们像丛林里的野兽那样受到偷偷残杀。
庇尔斯是个奉公守法的人。他没看见过什么聚众暴动，违法乱纪，或是杀人流血的事，就是看见也只认为那是偶然事故；只要警察跑来一管，秩序就会立刻恢复。小时候，在纽约，有一次他看见父亲厂里的工人闹事，可是他马上就给赶跑了；他晓得这种事总是一下子就解决的。不用说，新南方是动荡不安、无法无天的地方；他听是听到不少，看却没看到多少。有一次他给一个遭私刑处死的黑人尸体吓得浑身发抖；有一次听到过暴徒的怒吼；有几次还看见过人家开枪火并。可是，他见到有人闹事、动武，总尽量躲开，既然社会上太平惯了，那么突然爆发这种原始的血腥行为，势必叫他措手不及，大吃一惊了。
暴动平息以后，亚特兰大继续举行了一连串形形色色的种族联合会议，会上大家表示了不少善良的愿望，也提出了几个补救办法。只是没有打算采取真正彻底的办法。这次暴动，倒把小约翰·庇尔斯第三吓醒了，这才明白做人不是开玩笑。他做梦也没想到过，在堂堂新南方的首府，居然有恶棍暴徒当众杀人。眼看到亚特兰大似乎清醒过来，打算采取什么措施，他不禁兴高采烈。不过小庇尔斯还以为真要马上行动，进行一番根本改革和善后工作呢。他根本不了解南方种族间有着微妙的传统规矩，只要一接触到种族问题，就会造成一个错综复发的心理战问题：防御，攻打，刺杀，控制，撤退，打到后来，表面上看来是真刀真枪的进攻，实际上往往是退却。
小庇尔斯一片天真，热情的参加了种族联合团体召开的一次次会议；倾听各种发言，有长篇宏论，有简短意见，听听得出个结论，他跟其他热心来开会的人听到的原来都是“空话”。什么重要大事都没有解决，连提都没提。黑人的发言尤其叫他恶心。发言人一般都是传教士，总是油嘴滑舌，灌足迷魂汤；煞费苦心的赞美“好心的白人”，听来凡是白人分明都是“好心的”，只有“地痞流氓”例外，这分明把所有穷人，特别是工会会员都算在里头了。庇尔斯虽然世代相传讨厌工会，倒知道这次暴动绝对不能单单只怪白人工人不好，还知道在座的全体白人和几个黑人对这一点也都心里有数。
照庇尔斯看来，亚特兰大有三个烂疮疤：由内定人物进行竞选，白人和黑人各有各的教堂，黑人找不到工资合理的职业。照他看来，回避这些问题就是回避整个问题。他打定主意，等到那早经选任的全体委员下次开会，一定要把这些问题统统端出来。他心不在焉的走出当天的会场，一头撞上了曼努埃尔·孟沙，原来孟沙也来开会。他有十年没见到孟沙了，亲热的握了握手。有些白人回过头来，瞪大眼睛望着，看样子孟沙本人也有点吃惊。
“哈罗，孟沙！你好吗？我倒忘得干干净净，你就在亚特兰大。好！我想跟你谈谈。”庇尔斯就此诉说自己那番愤慨，还把他那三个要点大致谈了谈。
孟沙起初不大开口，后来说道：“呃，上我学校去吧。学校里还在上课；我是请了假来开会的。去看看我们吧。我看，你计划里还忽略了一个第四点，”
“好，”庇尔斯答道。“我们怎么个去法？”
孟沙犹豫一下，就领着庇尔斯到桃树街口的奥本路，搭上一辆电车。两人在车厢里挤到半当中，孟沙就说道：“你坐在这儿；我到后边去。”
庇尔斯不胜惊讶的看看他。“可我们本来不是可以谈谈——"说到一半想了起来，不由脸红了。孟沙径自走到后车厢，跟其他黑人坐在一起，庇尔斯坐在前车厢，暗自驾了一句：“真是个混账透顶的国家！——”
孟沙领他参观了学校。课椅只有四百张，学生倒有一千个。“可怎么坐啊？——“庇尔斯结结巴巴说。
“五百个人在上半天上课，五百个人在下半天上课，一班教师教两班学生，设备也很糟糕。我一年拿一千元。这种规模的白人学校，校长一年拿一千五百元，也不开两班课。你应该在你那些要求中再加上教育一项才是。”
“那还用说。‘黑人专用‘电车又怎么说呢？”
孟沙苦笑了一下。“那不妨慢一步，”他答道。
在全体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上，庇尔斯一早就到了，而且也是最早发言的一个。他干脆直接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种族摩擦的基本原因是：黑人被剥夺公民权，黑人公立学校经费不足，基督教徒不团结，黑人找不到高工资的工作干。他要求委员会把这四点考虑一下，在下星期会上再提出具体建议。
大家都目瞪口呆的默默听取这番意见。三两个黑人悄悄离开会场，免得卷进一场难解难分的争论。会议主席，白人卫理公会第一教堂的牧师彭斯威尔博士，清了清嗓子，正色说他确信：“在座各位都感谢我们这位年轻朋友提出他那番建议，并且一定不负这些建议的重要意义和真诚目的而予以重视。不过，请允许我提醒大家，暂时应当先来讨论本会当前一些例行事务！”
说完他就着手指派几个委员会的主席，再听取好些冗长空洞的报告。最后，等到大家缓过气来，定下了心，主席才试着“建议”小庇尔斯先生跟刚才指派的几位主席去商量商量，商议过后，可以把一致同意的新决议放在下次会上提出。主席这项建议一提出，都没人反对，虽说有些破格，但是一下子就代替庇尔斯的提议通过了，会议就此结束。
庇尔斯心里明白，对方来了个出奇制胜，可是他没有就此屈服。正当牧师彭斯威尔博士匆匆出去，刚跨上马车，庇尔斯就冷不防窜出来，问了句话。那传教士好容易才按捺住一肚子火，没摆在脸上，神态自若的让了座，同时对超车的黑人说：“请你赶快，班，我已经赶不上本堂国外布道部的一次重要会议啦。”这次会议就在他教堂里一个十分精美的密议室内召开。庇尔斯赶紧谈到正题：
“这次暴动是件可怕的事吧，博士？”
“是吓人！天道真不可知啊！”
“您的意思总不见得是怪上帝吧？”
“哪里，哪里。我怪我们自己，我们都是可怜的苦命罪人——"
“那么，您看，难道我们不该着手制止犯罪吗？”
“老弟，那可办不到。我们都是胎里罪。不过我们应当围绕上帝的宝座，求拜上帝赐给我们力量，挑起这副千斤重担。”
“请恕我放肆，先生，可是看样子我们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您总不是说上帝在跟我们玩‘猫捉老鼠‘吧？”
彭斯威尔博士尽管看上去冒了火，还是不动声色的说道：“不，先生，我是说天道不可知。”
“这点我倒愿意承认，不过，人道不是一目了然吗？”
“我对同胞不下评语。”
“已故州长乔·勃朗不是你们的教友吗？”
“他是个专门热心办好事的人。”
“也是个稍稍干几件大坏事的人。”.
博士这时真火了，嘀咕道：“我天天祷告——”
“可是，先生，我们不能一忽儿这么说，一忽儿那么说啊：不是我们有罪，就是上帝有罪。如果是我们的过错，或者就算是我们的过错，那除了祷告，我们还应当做些什么才好。照我看来，教会门户分立就是一件罪孽；有黑人的，有白人的；有新教的，有天主教的；有卫理公会，有浸礼会，等等——您看，我们难道不该开始联合起来做礼拜，共同努力，各派都组织起来一致对付坏人坏事，互相促进了解，建立手足情谊？”
“我不这么看！教会——”.
“哪一个？”
“请原谅我打断了这次谈话，先生，可我们已经到——”
“那么您当真以为，上帝对白人卫理公会那分爱，胜过对黑人卫理公会；对新教那分爱，胜过对天主教——”
“再见！”博士厉声说着下了马车。
彭斯威尔博士在传道部女主席的身边坐下。
“有时候，”他拭着额角说，“我真担心年轻一代对上帝丝毫也不尊敬了！”
庇尔斯闭紧嘴，坐上出租汽车到了教育局。督学是新教育方案的倡导人。他凭了父亲这块招牌，马上被接见了。可是督学却冲着他脸哈哈笑道：
“庇尔斯先生，我可没钱让黑人学校办得跟白人学校一样。就算我有这笔钱，要是用在这上面，教育局一开会，我的差使就不保啦。再说，”他意味深长的找补一句说，“我们有些人不保住饭碗可不行。”
两人相对看了老半天，约翰才一言不发的出去了，他爬上山，到了“市俱乐部”，喝下两杯烈酒。耳边听得邻座有人说话——“心向‘黑鬼‘的该死北方佬，休想把那改变一下！”他转过脸，劈面盯着俱乐部主任布莱迪上校。
“改变什么？”他问道。
“‘白人预选会’！‘黑鬼’休想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投票！”
“哪怕再出次暴动也罢？”
上校又喝下一杯威士忌酒：“就算再出次暴动，也无所谓！就算庇尔斯行里个个心向‘黑鬼’的混账北方强盗都去见鬼，也无所谓！”
约翰·庇尔斯一听顿时一拳捣着上校的眼睛。亏得上校当时没有带着那把常备手枪，不然当场就会把他打死。两人扭成了一团，转眼就给人劝开了，但是这一来，小庇尔斯那短命的改革运动自然就此告终。他被迫退出了“市俱乐部”，渐渐的也没人跟他来往了。
他跟父亲开诚布公的谈了次话。
“约翰，我失望了。我原来希望你成为庇尔斯第三来掌管我们的企业呢。”
“我也失望了。我原来满以为我应当走您和爷爷那条路，尽管我不喜欢也罢。可如今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啦。走什么路？朝什么地方走？企业到底是什么玩艺？不瞒您说，我总隐隐有点觉得，企业可以成为一种替世人谋福利的专业。我虽然没把自己看作侠客，倒也愿意尽尽本分。如今我反而弄不懂我是否值得尽这本分了。
“记得您给我安插的头一件差使吗？马利爱塔街那头一家小药房里有个职员调制了一种饮料，里头掺了可卡因，可以治头痛。社会上都喜欢这种饮料，消费量很大，那药房老板就此开了家公司。公司里渐渐赚了钱。这时美国税收官插手管帐了。您认识那个黑人税收官辣格吗？他在麦金莱和罗斯福两位总统手下当佐治亚州的国内税收官，一连当了二十三年。由于那种饮料里头掺有可卡因，再加又颁布了那新的‘卫生食物法’，辣格就禁止那种饮料生产了。
“可是那家公司却用咖啡精代替可卡因，就此又发展起来。‘禁酒令’一下，‘不含酒精’的饮料顿时销路大増。这时我们入了伙，公司要我们下本钱。我就是要去调查一下。说起利润，那倒的确像个聚宝盆。花一毛本钱原料做出来的饮料竟值十块钱，还有专利权，防止仿造。从利润着眼，这也不足为怪。不过，对公众来说——呃，这好比从娃娃嘴里抢走糖果。”
他父亲涨红了脸，反驳道：“说得对，不过娃娃倒还活着，何况我们不抢走他们的糖果，别人也会抢走的。我们不抓住这个机会，还有不少资本家都准备好现钱投资呢。”
“原来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人家服务，”约翰说。
“做生意就是生活——它自有肮脏、残酷的一面；不过，多数是——多半是为人家服务；这是抓权，你不抓，别人也会抓的。所以先赚钱，再服务。不赚钱，就谈不上服务。”
“不，不！”约翰抗议道。“不服务，就谈不上赚钱。绝对办不到！”
“在只讲仁爱的天堂上，也许如此。不过在这儿——”
“原来如此，”约翰说。“当时我辞掉了那职务。您拿十万块钱投进去，这样就好用自动装瓶机器来代替人力，利润就更大了。”
“约翰，”他父亲回答道，“一看就知道你这个人成不了企业家。你早晚会明白，自己赚钱就是生活。不过你还是别信我的话。出门去看看吧。说不定，你会找到我从没找到的东西；说不定，生活会让你懂点事。”
“谢谢，爹。我日后会照您这话去办的！”
庇尔斯不再把儿子放在心上，径自去经营企业了。这次暴动把他吓坏了，不过他慢慢就把这次暴动看成个无关紧要的障碍——虽然糟糕，而且多余，但也没什么了不起。南方尽管有不对头的地方，毛病也不是出在企业上；不可能出在企业上。
有几个惊人的数据刚引起了庇尔斯的注意。这些数据真惊人，就是说，一九〇〇年用一块钱，一九一〇年就要用上两块半。购买价格涨了一倍多，从中取得的利润也增长了。当前正是发展工业生产和广泛利用劳动力的时代。
一九〇〇年，国内工业品产值不仅比农产品大，而且比农场、果园和牧场的产品总值还要大一倍。在战前，任何企业不是独资经营，就是合伙经营；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经营大规模企业的成了股份有限公司，每个股东都只对自己投下的一笔股子负责罢了。
股份有限公司是二十世纪的“弗兰克斯坦”，由十九世纪的几个律师设计出来的。到一九五〇年，在美国就会成为主宰人类的机器人。它“既无身躯可供摧残，也无灵魂可供咒诅”；不过在本世纪，它掌管了大地，奴役了人类。在有钱天下去得、有理寸步难行的世界上，它可没人管得了。它掌管种种企业，左右贸易路线，规定物价、薪金和工资。它决定人们的命运。它是诸圣历本上记载的任何神明授权的国王。如果不是真有其事，如果暗中还有人在掌握大权、决定一切的话，那么股份有限公司依法还是一切的主宰。
从一九〇〇年就开始进入“大企业时代”。一九〇一年成立了第一家拥有十亿资金的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大规模生产开始了。十辆汽车倒有九辆是三家大公司的出品。四家公司出售的橡胶占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两家电气公司开始垄断全部电灯，制鞋业多半由一家机器制鞋公司包办了。“休曼反托拉斯法”虽已通过，但是由于最高法院的判决，几家最大的工业联合组织，反而在该法制定以后成立了。
伍德罗·威尔逊说得不错：“在本世纪初叶，人力低贱，机器昂贵。一个人可能因为滥用精巧的机器而丢掉饭碗，但决不会因为滥用人力而失业。”
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殖民国。在一八五〇年，蓄奴国无法并吞西印度群岛，但在二十世纪开始之前，通过美西战争，西印度群岛就给并吞掉了。我国在殖民地拥有的糖厂、烟草种植园、矿山和铁路，共达十亿元。在天然资源方面，只有俄国可以跟我国匹敌。因此，我国对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发生了兴趣。我国既要购买廉价劳动力生产出来的廉价原料，又要倾销高价工业品。
我国工业总产量开始大大增加。不久以后，世上工厂主的产品就可以多得销不出去啦。到那时，他们就得找些新市场来吸收剩余物资。美国汽车、打字机、电气设备、电气剃刀、电影、浴缸和钢笔就要运往天涯海角，从而促使世界一律美国化。我国不但有剩余物资，还有用来生产的剩余资本。有一度，英国等几个欧洲国家的资本曾经源源输入我国来建造铁路，开采矿山，经营牧场，但是到一九〇〇年以后，美国资本反而纷纷渗透世界其他各地了。人寿保险是企业信用的标志，在过去十年里，几乎发展了一倍。难道这并不说明美国企业的巩固吗？
约翰·庇尔斯的事业跟美国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干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已经在这些部门投下了千百万元的资金。不过目前他全神贯注的打量着世界贸易在二十年内从一百七十亿增加到三百三十亿。这真是神话；他倒愿意打个赌，到一九三〇年，保险会升到一千亿。好个天文数字！
此外，政客嘴里所谓的“托拉斯”也在增加。那又怎么样呢？这种运动就是“企业所有、企业所治、企业所享”的政府结的果，难道有头脑的人还看不出来吗？这一来，开支不是奇迹般的减少了吗，取消了无谓的竞争，利润不是大量增加了吗？这个运动是自然趋势，自发过程，什么也阻挡不了。让泰迪·罗斯福之流的疯子去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吧；让那帮造谣生事的揭露黑幕作家在杂志上登满骗人的吹牛文章吧。这都不管用。谁也休想阻挡工业的灿烂前途。
庇尔斯当然知道企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路上总要碰上什么挫折，例如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七那几年的银行风潮。那是个混帐的危机。那可不是工业的过错，怪只怪少数几个赌棍贪得无厌。他认识他们；还警告过他们；可是他们照旧闯下去，几乎掀起一场真正的危机。在自由企业中，总会出这种倒毒事的。托拉斯倒会及时制止这种倒霉事呢。
不过，这个黑人问题真叫庇尔斯伤脑筋。他一度把这问题看成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后来才渐渐关心起来，把这看成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办法；看成是多少可以用来对付厚颜无耻的工会的办法，尤其是可以用来对付新南方的工会。
布格·华盛顿在亚特兰大发表的那番演说，正是政治调和论的高峰，这一套做法在亚特兰大暴动以前倒似乎还顺利。最近，一个半慈善性质、半社会组织性质的筹备机构，南方教育局，刚派了个代表来见庇尔斯。来人对前途抱着乐观态度。南方在法律上剥夺黑人公民权的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密西西比州在一八九〇年就开始了这工作，虽然这项法律引起外界议论纷纷，但是反对势力并不大，也不起作用。一八九五年，南卡罗来纳州也跟着实行了。尽管黑人拼命提出抗议，在梯尔曼大铁锤般的暴政统治下，也给镇压下去了。
一八九八年轮到了路易斯安那州，那里也跟南卡罗来纳州一样，黑人占多数。这就引起了北方提出一些批评，连布格·华盛顿也出来说话了，他虽不反对剥夺无知穷苦黑人的公民权，但还是提出请求禁止种族歧视。这个意见可没人听取。这跟南方对他早期立场的解释完全背道而驰。
一九〇一年和一九〇二年，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亚拉巴马三州也纷纷通过“祖父条款”，给目不识丁的白人享有世袭的选举权。此外，还通过了地方上有权决定一切的法令，这一来黑人投票选举就往往困难重重。最高法院立即支持这些法令，种族主义的计划终于得逞。等到日后，佐治亚和俄克拉何马两州同“南方堡垒”其他各州一致了，最后环节也就衔接了，这两州不久自会这么做的。
此后，法律上又规定一项包括旅行、娱乐和公民权等方面的“等级”制，这一来，美国黑人在南方就成为二等公民，在北方多少也是如此。国会中的黑人代表不见了。一八七三年到一八七七年有六个黑人众议员和一个黑人参议员，一八九一年到一八九九年只有一个黑人众议员了；一九〇六年以后连一个也没有了。庇尔斯和一批朋友都一致同意。如果剥夺黑人公民权是解决黑人问题的办法，那倒总算解决了。不过，真是这样吗？亚特兰大暴动这件事充分说明不是这么回事。
庇尔斯这一惊，才看出黑人问题对全国整个企业机构仍旧是个威胁。如果南方随时都有人作乱，那么，在日益发展的南方工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机构，哪里谈得上巩固呢？这问题可严重。这种局面一定要应付过去。
庇尔斯首先注意这次暴动怎样影响他三个年轻人——“三个约翰”。小约翰·鲍尔温，亚特兰大大学校长的儿子，当今庇尔斯银行的一个小老板；约翰·薛尔顿，前任亚特兰大黑人大学白人校长的儿子；尤其是他的亲生儿子，约翰第三，今年二十五岁。为人老实，脾气温和，不过看样子还不明白自己的本分。喜欢跟上等人来往，喜欢喝上等酒，对女人倒很有眼力。
在大学念书时，约翰对另一个约翰的妹妹亨丽爱泰·薛尔顿献过殷勤。她父亲死后，那年夏天，她曾经给请到庇尔斯家去作客。她长得不算美，不过生来娴静，人也聪明。就凭这副魅力也没捞到什么好处，做父亲的倒宁愿儿子娶个南方人做媳妇；娶个活泼、豪放、俊俏的名门闺秀。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闹了暴动，父子间闹了误会。
小约翰·庇尔斯动身上纽约了。自从那次父子谈心以来，快一年了，可是他一直拿不定主意，心里反复考虑着前途的种种打算。在家里，多半时间都花在绘画上，练习水彩画和油画；此外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研究绘画法和解剖学。他开始跟母亲谈起心来，她提到了亨丽爱泰·薛尔顿。
后来他突然打定了主意。他打算去找亨丽爱泰谈谈。自从来到亚特兰大以后，他差点把她忘了，也没有通过信。他从她哥哥那里打听到地址，做哥哥的听他问起，不由朝他打量了一通，但是什么也没有问，他也是什么都不说。他记得以前跟亨丽爱泰经常谈到前途问题。他想再谈一次。
那天夜里，约翰事先说也不说一声，就闯到纽约一家女帽店去找亨丽爱泰；亨丽爱泰见了，心里倒也不觉得意外。当时她就在那家女帽店里当打字具兼管帐。她想象不出天下有什么比目前这份工作更乏味的，要么大概只有在亚特兰大替哥哥管家这件事吧。当初她喜欢庇尔斯那家人；她喜欢他们避暑别墅里那种安逸平静的生活，当年她父亲突然故世后，她曾经在那里住过。但是他们请她到南方去，她却拒绝了；首先是因为她不喜欢亚特兰大；特别是因为她自觉对小约翰·庇尔斯过于关心，而他只是谁得想起人间有她这个人罢了。此外，从他话里听出他父亲替他自有番安排，这里头可没她的份。
所以她上了纽约，多亏哥哥好心，给她干点讨厌的零活，住上三两个月。她彷徨、苦闷、想想心事、看看书报。她头脑冷静，喜欢干净，做事一板一眼，身体相当健康。自从跟那褐发的黑小子闹了那场孩子气的恋爱以后，她就认为“谈恋爱”实在无聊，也从未感到有什么特别的性冲动。她并不要求过什么奢华的生活，看来也只能过上庸庸碌碌的生活。后来她终于在一家铺子里找到个职业，每天干八小时索然乏味的苦工，一星期干上六天，付去房租饭钱，勉强总算还多出一点点零钱，这就是她过的那种庸庸碌碌的生活。
当时她正在纳闷，不知这种生活还能过多久，还要过多久，不料抬头一望，竟看到了约翰·庇尔斯。她低下头看看自己的工作，隔了一会才又抬眼望望。幸亏没有差错。
“哈罗！”她小心翼翼的说。
“哈罗，”他应了一声；接着又说，“要是今晚你有空，打算怎么玩玩？”
他们两人就到京都歌剧院去听了歌剧《卡门》。
“呃，”他精神勃勃的说，“我们到什么地方去谈谈吧。”
他们两人就到了她宿舍的“客厅”里，倒没有人来打扰。看来人家用不着这地方，从来没有人来过。
“我已经离开亚特兰大，离开爹了，”他告诉她说。她安详的听着，隔了一会才说道：
“你不喜欢亚特兰大？”
“对；闹了暴动以后，我见了就讨厌。”
“你打算做个企业家？”
“直到最近，我一直以为只好做个企业家呢。不过这真无聊。至少我要做的这件事是真——无聊，也可以说，真龌龊。何必呢？我看，开个小铺也许倒快活些，对街坊也有好处。我知道我只要能混到口饭吃，还有点闲工夫，我就情愿圈上一块地，去种上一批好土豆。至于算成本，碰运气，雇傻瓜，剥穷光蛋的皮——这可没意思。”
亨丽爱泰两眼发呆，朝他探着身子：“你祖父发的财多得他自己花不了。你父亲目前发的财，多得你们三代人都花不了。我想不透这为的是什么？世上一定有种正正经经的生活方式，用不着大量攒钱，欺诈，说谎，杀人。光是活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干这活混得上吃穿就成；不要太多，能过日子就行了。我倒愿意干苦工——累人的苦工，只要还有时间让我过上真正人的生活就好啦。可不能光做工，不过人的生活——不——”.
约翰握住她双手。看来她还没有注意到。“我们就去寻找这么种生活吧，”他说。
她抬头看看他。“好啊，”她说。
这时约翰有心伸出胳膊搂住她。“我们明天去领结婚证书；下一步呢？”
“下一步嘛，”她说，“我在书上看到，在法国南部，靠近加格尼，有个叫伐那杜的小海滩。我真想到那儿去坐上一会儿，歇歇，吃吃，看看书报。”
“那儿是不是靠近尼斯和蒙特卡罗？”
“离开那两个地方十万八千里呢——那是说，思想上的距离。乘公共汽车是八十里。”
“好！我们去，我就去画画。”
在亚特兰大，贝蒂露眼下首先要做的几件事当中，有一件自然是要趁儿子约翰·鲍尔温还没有干出什么糊涂事，先给他娶个门当户对的媳妇。她知道他需要什么老婆。不是要个“内助”来打扰他的工作。只要她在世一天，他需要什么帮助，她就尽力帮助。头一件大事，就是他万万不能娶个强头倔脑、瘦长脸型的北方人，任她多有钱也不行。
因此，连他在大学念书时，她都看住他；碰到假期，不是带他回家，就是小心照料他，陪他一起度过。不用说，贝蒂露决心让约翰娶个南方旧式女人，根本就忘了当初自己扮演那种角色吃过什么苦头。她决定在查尔斯顿一些旧贵族当中找个门当户对的做儿媳妇。
她一眼见到丽蒂霞·白雷特，就看中了。她的家世可挑不出半点毛病，那分姿色也真惊人：高高的身挑，软软的金发，蓝眼睛水汪汪的，挺天真。身材苗条，衣服穿上身就显出雍容华贵，所以只要有对她口味的料子就行了。只要她家里尽量省吃俭用，让她在诺勃尔夫人那家完善的“女子”学校“毕业”，她家里穷倒未始不是个有利的条件。
约翰这方面居然也不反对这门亲事，真叫贝蒂露大出意外。那位美人儿，经她母亲仔细打扮了一番，介绍给他，他就失魂落魄的爱上了她。她那副楚楚可怜的娇态；那种天真无邪的样子，把他迷住了。看上去她不会肯让他搂在怀里，随便亲热的。
事后证明这种想法多少有点对。丽蒂霞不喜欢人家对她“动手动脚”——这是她的说法，何况，剥掉她遮身的外衣，她确实不像天仙那般迷人。稍微瘦了一点，不过衣服倒更贴身了。她天真得近乎愚蠢；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她受的那套教育，不大叫她注意头脑，叫她注意的是手脚和姿色。其实丽蒂露差不多是个文盲，可是她一踏进社交界，马上就红了。他们那门亲事成了查尔斯顿社交季节中一件大事，亚特兰大市热烈欢迎这对新婚夫妇。不久，谁要给她请去参加茶会和宴会，就被社交界认为无上荣誉了。
约翰·鲍尔温真正的性生活，却另有一番安排，开头贝蒂露对这件事可伤透脑筋。他的相好是个黑白混血种，曾经在鲍尔温家当过使女。贝蒂露立时三刻叫她滚了蛋，不过她晓得双方还是藕断丝连。话虽这么说，事情倒没有张扬出去，而且她儿子也没有再去寻花问柳。贝蒂露就由他们保持关系。不过跟这个叫赖思的白人姑娘却是两码事。
玛丽·赖思在一八八七年生于堪萨斯州萨利那市。受过良好的小学教育，后来在托皮卡高中念过“商科”。是个体格健美、身强力壮的大家闺秀。刚开始找事那时，她一点也不希罕嫁给庄稼人当老婆。所以，也像不少西部人一样，玛丽到了芝加哥。说不定那年冬天跟往常一样，显不出大城市的特色；不过那里的风雪严寒实在叫玛丽受不了。后来，事出凑巧，居然给她弄到个临时工作，代表芝加哥一家商行，出差到亚特兰大。
说不定，又是事出凑巧吧，一九一二年秋天，正是亚特兰大天气最好的时节，当时玛丽待在那里，同花旗银行签好了一份合同。具体细节都是跟约翰·鲍尔温先生协商安排的，说实话，他真没想到一个小职员办起事来居然效率那么高，不差毫厘，不误期限。办完事他终于问她肯不肯在他行里工作，她毫不犹豫的一口答允，也不讲条件。
其实根本原因是，在这拔海一千四百尺的城市里，当年十月正是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季节，玛丽看到这份好天气就给迷住乐。芝加哥那家商行的老板见她突然离职，不由冒了火，对她发了顿脾气。但是瑞丽决定在亚特兰大安家落户，正式工作了，至少眼前是这么打算。她跟鲍尔温讲妥了工资和工时，待遇很不错，而且还亏得他帮忙，在未婚职业妇女往往遭到白眼的西桃树街一家旅馆里，租到了一间房间，房金也相当公道。她开始办理银行业务和投资事务，竟然对此大感兴趣。不久以后，重要业务都委托她去办，她倒也胜任愉快。
说真的，约翰·鲍尔温对她只有一点不满，就是怨她分明不拿他当个男人看待。她对手头一大堆工作倒从来不叫苦。她熟悉自己的业务，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连他的业务也熟悉了。不过，尽管她明晓得他是男人，外表上对他还是跟黑人茶房一视同仁。谁知出了件事，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跟纽约一家商行约好交割一批外国公债，承兑期限在星期六早晨。前一天，星期五夜里，鲍尔温家婆媳两人举行了一次豪华非凡的宴会。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还有两个参议员和三个南方州长都来赴宴。那天专程从新奥尔良请来一个办酒席的，白雷特·鲍尔温穿的衣服还给《宪法报》的记者大事渲染了一通。
约翰，对妻子几次求欢不成，当天在亚特兰大城外二十里一个狩猎别墅里玩了一夜牌，到将近星期一中午才到行里。玛丽，用尽一切办法也没有找到他，贝蒂露还劝她别多管闲事，她就不慌不忙的冒签了他的名字，买下公债，电告纽约承兑。星期一早晨，就收到了人家寄来的快包。
星期一，约翰·鲍尔温走进办公室，正动手翻阅票据，只见玛丽走了进来，在老位子上坐下。猛然间，约翰跳了起来。
“我的天！”他眼看自己一时疏忽，就此白送了一百多万块钱，不由吓得脸色煞白，叫了出来。“那合同——”
“星期五就签好寄出了，”玛丽回答说。
“可是——”
“我冒签了你的名字，寄出了。这就是公债，”她解释道。
约翰顿时将她一把抓住，双手抱着，吻了个遍，她可想不起以前有没有给人这么吻过呢。
玛丽·赖思可不是什么水性杨花的人。对男人从未倾心过，也最不愿意跟一个有老婆的上司搞上关系。不过她身强体壮，又是单身一人，再说她还没有碰到过一个男人像约翰·鲍尔温那么吸引人的呢。她认识的那批粗野的西部人，既不懂礼貌，又不讲究衣着，连说话也不通，一个也没叫她动过心。可是，她跟鲍尔温天天在经理室里朝夕相处，共同做着引人入胜的工作，不免给鲍尔温打动了心。玛丽虽不乱搞男女关系，倒也不是什么假正经。她晓得贝蒂露不久就会看出这种关系，但还是明知故犯的跟他搞上了。
不出玛丽所料，贝蒂露果然看出来了；晚看出还不如早看出的好。贝蒂露趁约翰夫妇在梅肯参加一次盛大宴会，特地请玛丽·赖思去喝茶。她这天谢绝一切应酬，光是一个人在家。谁知赖思小姐偏偏不来。反而在最后时刻送来了一封正式短简，推托公事忙，婉谢了。贝蒂露什么也不说，可是隔了一个月，竟趁约翰·鲍尔温去了纽约，在下午三四点钟，不经通报，就直接闯进了他的经理室。赖思小姐从堆满文件的办公桌边站起身，指了指一张椅子请她坐，她也不兜圈子，开门见山的说道：
“你不肯赏我脸去喝茶，赖思小姐。”
“不错。我不是写信说过，我很抱歉，可惜当时手边有鲍尔温先生留下的事要办理。”她坐下。贝蒂露悠悠闲闲的脱掉手套，身子朝椅背一靠。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她说。“你跟我儿子究竟是什么关系？”
玛丽·赖思把文件放去一边。
“我是他的秘书兼私人速记员；他的信札和公文都归我管。此外，”她换了一口气，“我还是他的情妇。”
贝蒂露倏的站起身，挨近办公桌。赖思小姐一动也不动。转眼间贝蒂露就克制住了。“约翰几时从纽约回来？”
“明天半夜。”
“好极了。明天六点钟，请你替我办件事好吗？——也是给你自己办的。”
赖思小姐迟疑不决。贝蒂露松了口气。“好不好？”她央求道。“为了我好，也为了你好。”
赖思小姐答允了。第二天晚上五点半，贝蒂露雇了辆汽车，开到银行里来接她。汽车朝奥本路慢慢驶去，开过一个高等黑人住宅区，停在暗角落里等着。两人都不开口。后来贝蒂露终于叫玛丽·赖思注意一辆汽车，只见车子开到附近一家门口，匆匆下了客。一个高个子、棕皮肤的女人开了门，约翰·鲍尔温就跳下车走进去了。
玛丽·赖思吓得透不过气来。她对妇女自由和夫妇不和这类事都有清楚认识，可是她心目中的廉耻也是有个分寸的。她们那辆汽车一路开走，贝蒂露一路低声谈开了。
“这件事闹了好几年啦。刚开头那时，约翰还是个孩子，那女人是替我们家干活的。我心里明知道，也没想去拆散他们，因为这对约翰多少有点保险。照法律规定，那女人不能强迫他结婚，照风俗规定，也不能告他养私生子。在约翰结婚前，他跟那女人有了来往，就不去嫖了。在约翰结婚后，他的家既拆不散，前程也毁不了。那女人倒又贤惠又健康。看来总有两个孩子了。跟你来往，恐怕情况不同。家庭和银行都要出毛病。你这可明白了吗？”
瑞丽一听顿时慢慢感到心如刀割。她明白了。第二天早晨，她付清了帐款，一早到了银行里，没到九点就把全部公事办得井井有条，自己的私人帐户也结清了。她就搭上九点钟一班火车，前往底特律。从此没有回来过。
至于丽蒂霰·白雷特·鲍尔温，就算知道世上有玛丽·赖思这个人，就算耿耿在心的话，她也没有摆在脸上。她对自己的家庭和服装、社交界上的领导地位和响亮的名气，都很满意，她素有美人胎子和亚特兰大未来市长夫人的名气。她的声誉实在挑不出半点毛病。在一九一一年，玛丽·赖思来到亚特兰大之前，丽蒂霞刚刚生下李·鲍尔温。十月怀胎这种事真叫她厌恶，她跟约翰的夫妇关系就此越来越淡薄。但两人倒还能相敬如宾。
在小约翰·鲍尔温眼里看来，亚特兰大暴动无异是个好机会。他那位顽固不化的老太爷，只好从亚特兰大大学里退休，不再出来露面。小约翰·庇尔斯就此滚出亚特兰大，鲍尔温趁此成了老约翰·庇尔斯的亲信合伙人，在他庞大的企业里插上一手。企业家对南方的势力就此扩大了，政客却就此声誉扫地了。
他的父亲，老鲍尔温博士，晚年生活并不幸福。他那套种族问题和发展问题的见解，同校董和不少校友的一套完全背道而驰。马上叫他下台可不行；他已经成了社会名人，成了传奇人物。最好不去管他，只是缩小他的权力，限定他的薪俸。另一方面，在他家里人看来，他越来越叫人讨厌了。年轻的母亲和儿子住在亚特兰大，靠了一笔家私，再加他收入越来越多，生活就此过得非常美好。两人提到做父亲的，总是肩膀一耸；管他叫做老顽固，说他脑子不大正常。事实上，儿子从小到大，母亲都教他把父亲当做怪人，不必理睬。
老鲍尔温博士活到八十六岁，套个文雅的字眼，终于到了不得不“在家纳福”的地步。他那套见解和直率的批评，都叫人吃不消。比方说，在亚特兰大暴动那时候，他在课堂上竟说什么这次“谋杀是北方工业界和南方种族仇恨分子之间一场下流的政治交易的直接产物”。
消息传遍了学校，校董赶紧开会。幸亏没有出乱子。鲍尔温博士就此脸带微笑，悄悄辞职，还要求住到他的避暑别墅去，别墅造在亚特兰大东北八十里左右的地方，塔鲁拉瀑布附近的契罗基郡，碧岭的山水就在那里冲下来，形成天然美景，滚滚流到大西洋岸的萨凡那。让他在那里跟一个管家和书籍作伴，由他去胡思乱想，对世界可起不了什么坏影响。
小约翰·鲍尔温的母亲，贝蒂露·布雷铿立治本来就有野心，渐渐他也怀着这些野心了。这些野心包括三个目的：一是根据战前南方制度的标准，在社会上能爬多高就爬多高，二是发财，三是做官。他看出身为农场主的孙子、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庇尔斯事业上的合伙人、彬彬有礼的绅士，在新南方还怕找不到机会当上——谁说得上呢？他母亲悄声说：当市长，当州长，当参议员——什么当不上啊？
在约翰·鲍尔温眼里看来，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做人就是做生意。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銭。赚了钱就好发财。发了财就好做官。做了官就有权势。有了权势就好做生意。做了生意就好赚钱，如此循环不息。人生还有其他重要蹊径——交际应酬，打高尔夫，醇酒妇人。尽管有暴动，有杀人；尽管有猜疑，有贿赂，整个说来，人生还是简单的。企业界统治着南方。统治的结果实在骇人听闻。自从他的保护人约翰·庇尔斯到了南方，当地财产价值就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二。棉花尽管闹虫子，一次收成还是从六百万包上升到一千五百万包。铁路从二万五千里扩展到七万五千里。工厂企业发展了两倍，投入资金增加了四倍。这真荒诞。这种发展在世界上真是空前。
约翰·鲍尔温步步都留神。他成了花旗银行里一个步步高升的职员，一个交际场所的红人，一个善观气色的专家。他了解，这次暴动对企业界和北方投资暂时不利。不过照他看来，不会永远有这么大的影响。一定要公平对待黑人才对，因为黑人是宝贵的劳动力，日后会越来越宝贵的。但是黑人和白人之间却有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早在一九〇八年，鲍尔温那家银行的会议室里聚集了一小伙头面人物。这个委员会中有四五个南方企业界巨头，还有两个政客，都是沉默寡言，不过倒是一言九鼎，还有约翰·薛尔顿。其实这是一个秘密党魁会议，南方政府几乎都操纵在它手里，会上还拟定了几个日后可以派派用场的人物。这次开会的真正目的是议定推举鲍尔温当一九一〇年的“改良派”市长。他是个社会关系相当好的南方人，年纪轻，人品好，跟北方资本家关系密切，种种长处他都具备。在这次竞选运动中，薛尔顿握有大笔活动经费，在幕后操纵起来大有苗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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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剥削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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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受诅咒的亚当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圣经•创世纪》，第3章，第19节
第六章剥削
约翰•瑟尔沃尔把每家“制造厂”都看成是政治反叛的潜在中心，然而，并不只是瑟尔沃尔看到了这一点。一位贵族在1792年游历约克郡河谷时就惊讶地发现，在埃斯加思那“田园般的河谷”里新建起一座棉纺厂。他说：“哎呀，现在这里有了一座火光闪闪的大工厂，它后面的那条小河夺去了桥的上流瀑布的一半水源”：
随着钟声的鸣响，厂房的喧闹声震动了整个河谷；人们的话题是叛逆和平均制度，反叛随时可能发生。
工厂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象征而诞生，这种社会力量摧毁的正是“自然进程”。它对现存秩序构成了双重威胁，第一种威胁来自工业财产的所有者。这些暴发户拥有不公平的优势，他们依赖这种优势超过了仅靠收取地租为收入的地主；
如果人们都这样开始致富，或者说，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极其容易成为富人，那么，我们这些固定收入平平的人是多么可悲呵！所有起毛工和田里的农夫们又是多么不幸呵！
第二种威胁来自产业工人大众。我们的这位访问者以不可名状的仇视态度对待他们，这种态度与今天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待有色人种的态度相去不远：
确实，这些人得到了工作；但是，他们全都被抛进因人多而形成的罪恶之中……这些人只要不在工厂里劳动，就必定出去偷窃、挥霍和抢劫，……[1]
在1790至1850年之间，观察家们通常都把棉纺厂和新型的工业社会等同起来，他们还把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关系对应起来。然而，只有卡尔•马克思才以非凡的勇气表达了这一点。他宣称：“手工工场给予你们一个有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机工厂却给予你们一个有产业资本家的社会。”但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新”不仅新在产生了工厂主，而且还在工厂和工厂的周围诞生了劳动群众。1808年，一位地方官员写道：“我们一靠近兰开郡工厂区的边缘，就遇见了一种新的人类，他们在行为方式、就业和从属关系上，全是新的。”同样，罗伯特•欧文也在1815年指出：“工厂在全国的普及使全国居民有了新的特征……产生了民众基本特征的根本转变。”
到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观察家们仍然把“工厂制”看做新事物。1833年，彼得•加斯克尔在提及工厂劳动群众时说，他们“不过是摇篮里的赫克勒斯”,“自从开始使用蒸汽动力以来，他们才变得极端重要，‘蒸汽机’把人们高度集中地聚集起来。”加斯克尔已经在工人阶级的组织中看到了最令人憎恶的“权力中的权力。”[2]十年以后，库克•泰勒用同样的口气写道：
蒸汽机的出现没有先例，珍妮纺纱机也没有先例可循，畜力的和动力的织机之出现更是追溯不到任何渊源，就像朱庇特脑子中的密涅瓦一样，它们突然诞生了。
然而，引起这位观察家深切不安的却是这些“新事物”给人类带来的后果：
“当外地人穿过聚集在棉纺厂和印染厂周围的人群时，……他不能不以近乎绝望的忧虑和担心的情感去看待这些‘芸荟众生’。这些人和他们所从属的制度一样，都是新的，但他们的力量在一小时一小时地增长。这是一个人群的聚集，包含着他们自身在内的这个概念所表达的某种不祥的令人害怕的东西……就像海水慢慢地上升，逐渐地上涨，它包含了从社会下层升起的一切因素，在未来某个不远的时候，将浮起到上帝才知道的地方。这些人群蕴藏着可怕的能量……工厂的劳动群众，仅仅从他们的形成来看，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却是崭新的，是在它的条件环境下形成的，它不接受来自外部的指导和引导。[3]
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做了这样的描述：在他看来，“第一批无产阶级是与工厂相联系，由工厂而产生的。工厂工人是工业革命的长子，他们从开始到今天，一直是构成劳工运动的核心。”
不论保守的、激进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观察家在价值判断上存在无论多么大的分歧，都不妨碍他们提出一个相同的等式：蒸汽动力＋棉纺织厂＝新工人阶级。他们认为生产的物质手段以直接的、多少带有强制性的方式诞生了新型的社会关系、社会建制和文化方式，而1811至1850年的群众骚动与运动的历史显然证实了这个情景。18世纪90年代，英国民族似乎被投入了一座大熔护，而在战争以后以完全不同的面貌重新出现。1811至1813年间发生了卢德运动的危机，1817年爆发彭特里奇起义，1819年发生彼得卢事件。在此后10年中，工会的活动大量和全面地展开，欧文主义者的宣传，激进的报刊运动，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运动，1831至1832年的革命危机，以及此后的一系列运动最终导致宪章派的诞生。（在当时的观察家和现在的历史学家看来）也许正是这种统一的群众骚动与运动的规模和强大力量，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有力地使人感到发生了某种突变。
人们可以看到，18世纪90年代发生的每一种激进现象都以成10倍的规模在1815年以后再次发生。一小批雅各宾派的传单导致了极端激进派和欧文主义者的期刊大批地诞生。过去，丹尼尔•伊顿曾因出版潘恩的著作而被判处监禁。现在，理查德•卡莱尔及其店铺伙计们也因同样的罪名被判刑，刑期总量竟达200年上。过去，通讯会只能勉强地在约20个城镇里生存下来，战后，汉普登俱乐部和其他政治联盟却在许多小工业村庄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既然人们想起这种民众的骚动与棉纺织业中急剧的变化同时出现，它自然就使人认为其中有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看来，棉纺织工厂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推动者，也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不仅生产了更多的产品，而且生产了“劳工运动”。工业革命最初只要求人们去描述，现在却要求人们来解释。
从阿克莱特时代到“活塞骚动”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在重现它的时候主要把它想象为“黑暗的、巨大的厂房”，这就是人们想象中的工业革命。这里的部分原因也许是急剧的变化作用于视觉而产生的想象——军营似的厂房，高大的烟囱，工厂里的童工，工人的木底鞋和妇女的披巾，分散在工厂周围的一簇簇居民点，就像工厂生出的鱼卵一样。（这些印象当然使人们首先想到工业，然后才会想到与工业有关的并为工业服务的人们。）另一个原因是棉纺织工厂和新兴的工业市镇——它成长之迅速，技术之精巧，纪律之奇或严格——这些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那么的明显和奇特。比起那些默然不知名却不断蔓延的工业区来（它们常出现在内政部的“动乱登记薄”上），这些现象为有关“英格兰状况”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更令人满意的表征。文学传统和历史传统都是从这里面产生出来的。当时的人们对工业革命的状况所做的经典描述，例如欧文、加斯克尔、尤尔、菲尔登、库克•泰勒和恩格斯等人的描述，几乎全部以棉纺织工业为基础，其中又主要以兰开郡的棉纺织工业为基础，这里列举的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迈克尔•阿姆斯特朗》、《玛丽•巴顿》和《艰难时世》等一些文学作品则使这种传统永世流传，人们在后来的经济史和社会史著作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的侧重。
不过，这里面依然有不少问题。棉纺织工业是工业革命的前哨工业，[4]棉纺织工厂是工厂制的突出雏型，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社会或文化生活的动力之间存在着某种自动的或过分直接的因果关系。在棉纺织工厂“崭露头角”（约1780年）的半个世纪以后，棉纺厂工人人数依然只是棉纺织业成年劳动力中的少数。19世纪30年代初，单是使用手工织机的棉织工人，在数量上仍超过棉织业、毛织业和丝织业纺纱和织造工厂中男女工人数量的总和。[5]此外，在1830年，成年的男性棉纺工人并非所谓的“一般工人”这种难以捉摸的工人形象中的典型，正如20世纪的年代考文垂的汽车工人也不是这种“一般工人”的典型一样。
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过份地强调棉纺织工厂是一种新的事物必然会导致过低地估计政治和文化传统在工人阶级整体形成过程中所保持的连续性。工厂工人远非“工业革命的长子”，他们出现得比较晚。他们的许多思想和组织形式早已存在于家庭手工业工人当中，例如在诺里季和中西部地区的呢绒工人和曼彻斯特的窄幅衣料织工当中。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期，（以及在北方和中部地区某些市镇，1832至1834年直至工厂大歇业之前），除了棉纺织业地区以外，工厂工人是否“构成了劳工运动的核心”是值得怀疑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雅各宾主义在手工工匠当中有最深厚的根基。卢德运动的主体是小作坊的技术工人。从1817年到宪章运动，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每一次激进骚动，家庭手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一样极有声势。在许多市镇，为劳工运动提供思想、组织和领导的真正核心是由鞋匠、织工、制鞍匠、马具匠、书贩、印刷工、建筑工人和小商贩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在1815至1850年之间．伦敦广大地区激进运动的中坚不是来自于大型重工业（当时的造船业正趋于衰退，机械工人到19世纪末才发挥作用），而是来自于一批较小的行业与职业。[6]
事物经历的多样性，引起了一些作者对“工业革命”和“工人阶级”（单数）等术语产生怀疑。不过，我们的讨论没有必要停留在前一个提法上。[7]这个提法从其一般含义上来说有足够的使用价值。至于后一个提法，有许多作者倾向于使用复数来指称“工人阶级”，强调复数的“工人阶级”含有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技术水平和生活状况等各方面的重大差异。这样做实际上是响应了弗朗西斯•普雷斯的抱怨：
如果工人的特征和行为是从期刊、杂志、宣传小册子、报纸以及议会两院和工厂委员会的报告中去认识，我们将会发现他们都被杂乱无章地凑在一起叫作下等人，技术最熟练、最谨慎的工人与最无知而最鲁莽的工人和穷人混同在一起了，尽管他们之间的差异很大，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无法比较。[8]
普雷斯显然是正确的。从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人”看来，森德兰的水手、爱尔兰的挖土工、犹太人水果贩子、东盎格利亚村庄作坊里的工友和《泰晤士报》的排字工人，都属于“下等阶级”（复数），而他们自己却可能相互听不懂各自说的话的意思。
尽管如此，在各种小心求证之后，我们仍可以发现，在1790至1830年之间这段时期内最明显的事实仍然是“工人阶级”（单数）的形成。它首先表现为阶级意识的成长，即各个不同群体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利益认同以及它与其他阶级利益对立的意识。其次，它表现为相应形式的政治和工业组织的成长。到1832年，已经成立了基础雄厚的、自觉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事业机构（工会、互助会、教育和宗教运动、政治组织、期刊等等），形成了工人阶级的知识传统、各种工人阶级群体社交的形式和工人阶级的感情。
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是经济史上，而且是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事实。它不是工厂制的自发产物，也不应当想象有某种外部力量（即“工业革命”）作用于某种难以形容的、混沌的人类原料，从而在另一端生产出一种“新人类”。工业革命过程中变动着的生产关系和劳动条件并非施加在这种原料上，而是施加在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身上。这些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是由潘恩传下或由卫斯理宗铸成的。工厂工人或织袜工人也继承着班扬的传统，继承着人们记忆中的村庄的权利，继承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继承着行业的传统。他们是民众宗教信仰灌输的对象，又是新政治传统的创造者。工人阶级被别人形成，同时也在形成自己。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在反对目前流行的经济史和社会学各流派观点，而为当时的一个“经典”看法作辩护。由马克思、阿诺德•汤因比、韦伯夫妇和哈蒙德夫妇首先提出并加以考察的工业革命研究，现在仿佛已是学术性争论的领域。现在，人们所熟悉的“灾变论”已经一点一点地受到争议。这一论调习惯于把这个时期看做是一个经济上失去平衡、大量发生悲惨的生活和剥削、政治上受压迫和英勇的民众骚动时期；现在，学者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向经济增长率（以及从经济“起飞”过渡到自我持续不断地技术再生产阶段的种种困难）。对圈地运动的研究现在受到了重视，但原因并非因圈地而驱赶穷苦农民所显示的残酷性，而是此举成功地为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了粮食。在他们看来，那个时期的苦难并不是由于剥削和你死我活的竞争造成的，而是由于战争、交通不便、银行和交易所的不成熟、市场不稳定和贸易周期打乱了正常秩序所造成的。群众骚动是由于小麦价格上升而同时又出现商业萧条这样一种难以避免的巧合而造成的，这可以用有关数据所揭示的“社会紧张”图表来表达。[9]总之，他们提出，从许多方面来衡量，1840年产业工人的状况比1790年家庭工人的状况更好。工业革命不是一个灾难性的、激烈的阶级冲突或阶级压迫的时代，而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进步时代。[10]
现在，经典灾变论的正统观点，已经被一种反灾变论的新正统观点所取代。这种新观点以根据经验谨慎地对待证据而著称。它的著名倡导者（约翰•克拉潘爵士、多拉西•乔治博士和艾什顿教授）严格地批评了过去的学派中某些作者不够严谨的态度。新正统观点的著作丰富了历史学的学术性，修正了经典学派的一些重要论述。但是，新正统观点如今也变得陈旧了，并且在大多数学术中心扎下营盘，所以现在就轮到它们来面临挑战了。这些实证主义大师的继承者们表现得意满志得、孤陋寡闻，对当时工人运动的实际状况缺乏了解。他们对正统的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比较了解，但对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杜会关系和文化方式的变化了解甚少。他们失去了对整体过程的认识，其中包括对那个时代整个政治和社会背景的认识。作为有价值的验证，他们绕过察觉不到的阶段到达新的普遍化（不过很难用事实来加以支持），并从普追化而取得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看法。
实证主义正统观点的发展往往是在批判哈蒙德夫妇的著作中实现的。确实，哈蒙德夫妇显然是想把历史道德化，从而过多地以“激愤的情感”来排列材料。[11]后来的研究揭示了他们的著作有不少观点是错误的，或者需要验证，而且我们打算提出其他的见解。不过，为哈蒙德夫妇作辩护也就说明了他们关于劳工研究的著作及其所广征博引的史实，仍不失为有关那个时代的不朽的最重要的史料著作。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说，他们的透彻叙述表现出他们对工业革命发生时的政治背景有充分的认识。在对某个棉纺织厂的帐簿进行过考察的学者看来，拿破仑战争只不过对国外市场及其起伏多变的需求发生了异常的影响而已。哈蒙德夫妇却从未忘记那也是一场反对雅各宾主义的战争。他们在《技术工人》的导言中一开始就指出：“书中所讨论的那个时期的英国历史读起来就像是一部内战史。”在《城市工人》的结论中，他们在评价其他无关紧要的价值观念的同时，表现了深邃的洞察力，从而使这整个时期的历史豁然开朗：
正当半个欧洲为“公民”这个词的新魅力变得如痴如狂，而另半个欧洲为此而感到无限恐慌的时候，英国却被那些认为农民的思想是对他们的宗教和文明的挑战的人们所掌握；他们有意识地试图把生活的不平等作为国家的基础，强调工人作为从属阶级的地位，并使之永远固定下来。因此，事情就是这样：法国革命在法国人民之间所造成的分裂还不如工业革命在英国人民之间造成的分裂。……
“事情就是这样：……”这个判断可能会引起怀疑。然而，正是这样的洞察力——即在英国事实上并没有发生的革命却比法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的那场革命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在某些方面显得更为分裂——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使我们可以看清那个时期真正的灾变性质。在那整个时期，同时发生的巨大影响不只是这两个，而是三个，那就是人口的巨大增长（英国人口从1801年的1050万上升到1841年的1810万。其中，1811至1821年间的增长率最大），工业革命在技术方面的巨大影响，而且，1792至1832年是政治上的反革命。
总之，同蒸汽机一起，政治环境对工人阶级意识和组织形式的形成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18世纪末争取进行政治改革的各种力量（如威尔克斯，城市商人，米德尔塞克斯的小乡绅，乡绅和“暴民”亦或是怀威尔的小乡绅和自耕农、小布商、刀具匠和其他小商贩）在18世纪9O年代正处于取得部分胜利的前夜：皮特已被人冠以改革派首相的角色。如果事情按这种“自然的”道路发展下去，我们或许可以预料，不必等到1832年就会有一个结果，以大地主、大商业集团为一方，以工业家和小乡绅，以及紧跟在中等阶级宣传鼓动运动后面的工人为另一方，最后一决雌雄。实际上，即使当1792年，工业家和自由职业者在改革运动中占主导地位之时，各种力量之间依然是平衡的。但是，在《人权论》[12]取得了成功，法国革命日益激进并造成了恐怖，皮特开始镇压以后，只有下层的通讯会挺身而出，与反革命战争对峙。这些下层团体尽管在1796年还很弱小，却构成了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的“地下活动”传统。贵族与工厂主因法国的榜样而感到惊恐，又处在好战的爱国主义狂热中，他们因此结成同盟。英国的“旧制度”不仅在国家事务方面，而且在使古老的市政团能够永久存在下去方面都取得新的生命，而这些市政团则在对膨胀的工业市镇进行错误的统治。工业家则由此获得了重要的让步;特别是废除即取消了关于学徒制、工资调节和工业劳动条件方面的“家长式”法令。贵族所关心的是镇压人民当中雅各宾派的“密谋”，而工厂主所关心的却是去挫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的“密谋”；反结社法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双重目标。
在战争期间，劳动人民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处于被冷落的地位（有时，他们还不得不加人战争）。这的确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这种状况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出现；与自觉性的增强和希望的扩大（例如“自由之树”已从泰晤士河播种到泰伯恩河）发生重迭；与人口的增长发生重迭——在伦敦和其他工业地区，对人口增长的感觉一年比一年趋于明显（随着人口数字的增长，他们对主人、地方行政长官和牧师的依从趋于减弱）；而且和更深刻更明显的剥削方式发生重迭。在农业和旧式的家庭工业中，剥削加重了；在新型工厂也许还有矿山里，剥削更明显了。在农业中，1760至1820年之间出现了全面的圈地，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地丧失公共权利，无地的农民以及——南方的——赤贫劳动者沦为农场主和地主的劳工，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在家庭工业中，1800年以后出现了小业主让位于大雇主（无论是工厂主或中间商）的趋势，大多数纺织工、织袜工、制钉工不得不外出去寻找工作，成为依靠工资收人生活的工人。就业往往得不到保证。在棉纺厂和许多矿区，这是雇佣童工（以及女工下矿井）的时代。大规模的工矿企业、工厂制及其新的劳动纪律、工厂社区——其中工厂主不仅依靠工人的劳动致富，而且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可以眼看着致富——所有这些都使得剥削的过程明显可见，也造成了被剥削者在社会和文化上的汇合。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工业革命真正的灾变性了；同时也可以明白英国工人阶级在这些年代形成的一些原因了。人民要同时从属于两种关系的加强：这两种关系都是无法忍受的，一种是经济剥削关系的加强，另一种是政治压迫关系的加强。雇主和劳工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少人情味。不错，这确实使工人的潜在自由程度得到增强，因为农场里的雇工或家庭工业里的帮工（按汤因比的话来说）“被放在农奴的地位和公民的地位之间”，但这种“自由”意味着他们更多地感觉到了不自由。他们在力图抵抗剥削的斗争中前进的每一步都与雇主或国家的力量相遇，而且通常是同时遇到两者的力量。
大多数劳动人民是从剥削的性质及其强度的变化中感受工业革命的残酷经历的。这种说法决不是用今天的眼光去推导过去而强加于证据之上的。我们可以描述一下1818年（即马克思诞生的那一年）某位引人注目的棉厂工人所遭受的一部分剥削过程。这是一名“棉纺帮工”向正处在罢工风潮中的曼彻斯特公众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其叙述一开始就指出雇主和工人“是两个不同阶级的人”: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雇主：他们是这样一种人，几乎没有例外。他们都出身于棉纺织作坊，没有教养，没有风度。他们只有在同曼彻斯特交易所的商人做交易中获得的那一点点知识。但是，为了弥补那种缺陷，他们会向你摆阔气，炫耀精美的宅第，成套的家具，仆从，园圃，猎马和猎狗等等，他们特别喜欢以自负的样子向外地来的商人们夸耀。他们的房屋的确是豪华的宫殿，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你在伦敦附近看到的那些干净漂亮的别墅……但是．那些对自然和艺术相结合的美有真正认识的观察者会发现他们的嗜好有可悲的缺陷。他们把子女送到最昂贵的学校去培养，决意要把他们自己缺乏的东西双倍地给予后代。他们的头脑里几乎只有一个念头．即自己是他那个地区中道道地地的小君主、独裁者和专制者。为了维护所有的这一切，他们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如何花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量的劳动上……。总之，我最大胆地不怕有人反对地说，那里的工厂主与纺纱工人之间的差别，比伦敦的商人首富与他最低贱的仆人或最低级的工匠之间的差距还大，而且简直无法相比。我知道，绝大多数的纺纱厂主为了使纺纱工人永远贫困潦倒……为了从他们的口袋里拿走剩余物而尽可能地降低工资。这就是事实。
棉纺纱厂主是这个国家中不同于所有其他业主的阶级。他们无知、骄傲、专制。那么，作为这种工厂主的工具，或者不如说是东西的那些人，又怎么样呢？喏，多少年来，他们连同妻子儿女——都是残酷主人的男女奴隶——必须忍耐。有人说这些人是自由的，法律既保护富人也保护穷人，纺纱工人如果不欢喜这份工资可以离开他的工厂主嘛。他们就是这样来对我们共同的认识横加讥讽打击的；不过，这是徒劳的。确实，他可以走，但又走到哪里去呢？为何不到另一家工厂去呢？是的。好，他去了，于是他受到盘问，“你原来在哪儿工作？他把你开除了吗？”“不，是我们不能接受那样的工资。”“那么，我不能雇你，以那种方式离开工厂主的任何人，我都不能雇用。”因为工厂主之间有一种讨厌的联合。这种联合于1802年首先成立于斯托克波特，从此以后推广到各个地区。曼彻斯特周围方圆许多英里内的大工厂主都加入了这个联合。不过，小工厂主没有参加：他们被排除在外，对大雇主来说，他们是最讨厌的人，想象不出比谁更讨厌的了。这种联合一成立，就首先制订了一条规定：任何工厂主必须查明．如果工人是被他原来的主人解雇的，便不能再雇用。这些工人怎么办呢？如果他去一个教区，那是个独立自主的坟墓，便会得到通知：我们不能救济你，如果你是同老板吵了架，又不养活你的全家，那么，我们就送你去监狱。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得不服从老板。他不能像鞋匠、木匠、裁缝那样外出觅工，他在任何市镇都找不到工作，他无法离开自己的地区。
一般说来．工人是不会欺侮人的，是谦逊而消息灵通的。他们怎样获得消息，对我来说几乎是个谜。假如没有被逼得太急，他们是驯服的、听话的；只要我们想到他们从6岁就开始从早晨5点到晚上8——9点学做工，这就不奇怪了。让一个主张服从老板的人每天早晨5点以前站在通往工厂的街上去看看这些小孩的可怜相吧，无论什么样的天气，他们的父母都要一大早就把他们从床上叫起来。再让他去看看他们吃的那一点点可怜的食物吧，他们的食品主要是掺了碎燕麦饼的稀粥，一摄盐，有时用一点点牛奶着着色，午餐则是几个土豆，一片腊肉或肥肉。伦敦机器工匠会吃这种东西吗？他们到了工厂（迟到几分钟便要克扣一天的1/4工资），一直到晚上9点钟被关在温度极高的房间里，比今年夏天最热的那几天的温度还高。他们得不到休息，一整天只有三刻钟的时间用来吃饭，超过了这个时间就必须一边劳动一边吃饭。西印度群岛的黑奴如果在炎热的太阳下劳动还有喘息一会儿，扇扇扇子的时间，他们还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给他们一些时间去种地。英国的纺纱奴隶却不能享受室外的空气和吹荡的微风。他们被关在八层楼高的工厂里，直到笨重的机器停止了才能喘一口气，然后回到家里去恢复体力以便第二天再劳动。他们没有时间与家人愉快地聚会，他们一个个疲劳不堪、筋疲力尽。这里一点也没有夸张，完全是事实。我还要再问一句：英国南部的机器工匠忍受得了这个吗？当棉纺织业刚刚起步的时候，在称作蒸汽机的那些可怕的、取代了必需的人力的机器开始使用之前，有一大批当时被称作“小老板”的人；这些人有一点点资本，能采办几台机器，雇用一些劳力，包括男人和男孩子（大约20至30名），他们的劳动产品都被拿到曼彻斯特的中心市场去出售，便落到了掮客们的手中……掮客将产品卖给商人。通过这种方法，纺纱老板便可以呆在家中劳动，看管工人。原棉一般是大捆大捆地散发给各家纺织工人的妻子，由她们加热清洗，为工厂里的纺纱工做好准备。她们每周可以赚到8先令、10先令或12先令，并在家做饭，照顾孩子。但是，现在不再有这样的工作了，因为所有的原棉都用被叫作魔鬼的蒸汽机驱动的机器来拆散打松。于是，纺纱工的妻子们失去了工作，除非她们也到工厂去整天劳动，去做儿童可以做的工作，每周赚几个先令，4先令或5先令。过去，如果工人同老板发生了争吵，可以离开他，到别处去寻找工作。但是，几年的功夫一切事情都变了。开始使用蒸汽机了，为了购买蒸汽机以及建造可容纳蒸汽机和六七百个工人的厂房，需要大笔资本。蒸汽机动力可以生产比小老板能生产的更多的（虽然并不是更好的）产品，并以同样价格在市场上出售。结果，这些小老板很快就破产了。大资本家通过他们的衰落取得了胜利，因为小老板是横在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对工人实行完全控制的惟一障碍。
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各种争吵都起因于产品质量问题。工人按照发给他们的一定量的原棉所生产出来的棉纱束数或码数来领取工资，数量要由监工来鉴定，监工的利益决定了他们必须依赖老板，因此总是谎称产品粗糙。如果工人不服，就必须把老板叫到地区长官面前去对证，而所有的地区长官，除了两名受人尊敬的教士外，全与纺纱厂主一样，出身于乡绅。纺纱厂主总是叫他们的监工去出席听证，回答询问，因为他们认为不屑于同低于他们身份的奴仆会面。地区长官的决定总是有利于工厂主的，因为他们只听监工们的陈述。工人们不敢向上级法庭申诉，因为他们花不起申诉费。
工人的这些不幸都来源于那些地区的令人诅咒的垄断，财富和权力都落在少数人手中，他们傲慢得自以为是天下的主人。[13]
这些事实读起来有相当的说服力，不过这像布鲁厄姆勋爵的“政治经济学”一样，是一面之词。所不同的是，这位“棉纺帮工”描述的事实是另一类型。我们不必管他的所有判断是否都可靠。他的公开信详细诉说了工人群众对资本主义剥削性质变化的一宗又一宗不满，比如缺乏传统权威或义务的一个雇主阶级的兴起；主人与工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利用他们的新财富和新权力进行的剥削于明朗化；工人失去了社会地位，尤其是失去了独立而完全依附于工厂主的生产工具；法律的偏袒和不公正；传统家庭经济的瓦解；劳动纪律、单调的劳动、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丧失了闲暇时间和人生的乐趣；工人沦落到“工具”的地位，等等。
不管怎么说，工人觉得不满——而且是强烈地不满——这个事实本身就足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有力地提醒我们，那些年代一些最激烈的冲突所围绕的争端并不是由生活费用的数据引起的。引起最强烈感情的往往不是“面包和黄油”的简单问题，而是价值观念问题，例如传统习惯，“公正”、“独立”、安全保障、家庭经济等等，这些都面临危险。19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骚动所涉及的各种争端，工资是次要问题：对陶瓷业工人来说，是反抗实物工资制；对纺织工人来说，是争取十小时工作制议案；对建筑工人来说，是争取合作社的直接行动；对全体工人来说，是争取参加工会的权利。1831年东北部煤田的大罢工是为了争取就业保障、“煤田实物工资制”以及有关童工的问题。
剥削关系不只是不满和相互对立的总和。这种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与所有制和国家权力的形式对应的不同形式。工业革命中典型的剥削关系是非个人化的，也就是说，它不承认相互间的长远义务，如家长式的或服从的义务、“行业”利益的义务等等。不存在与自由市场力量的作用相对立的“公平”价格的余地，也不允许有受到社会和道德观念支持的工资的默契。对立被看做是这种生产关系中固有的特征，管理和监督职能要求压制除了能够从劳动中攫取最大剩余价值以外的一切特性。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解剖过的政治经济学。工人已经变成了单纯的“工具”，是各种投入成本中的一项。
实际上，任何复杂的工业企业都不可能按照这样的哲学来运行。出于对工业劳资关系和睦、对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以及对有经验有技术的劳动者的需要，到1830年，棉纺织厂已经非提高管理技术不可，而且事实上也出现了新的家长制。在过去的分散家庭手工业制度下，劳动力供应过剩，总有足足一大批尚未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在为就业而彼此竞争，因此，上述新的想法行不通。现在，旧的习惯已经衰落，旧的家长制已被抛弃，这种剥削关系于是上升到了主导地位。
这并不意味我们可以把对工业革命的种种冷酷性的“责难”都加之于“老板”或加之于自由放任主义。工业化的过程在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条件下，必定都会带来苦难，造成可贵的旧生活方式的解体。最近的许多研究揭示了英国的这一过程存在一些特别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市场风险；战争给商业和金融带来的重重后果；战后的通货紧缩；贸易条款的变动；人口“爆炸”造成的空前压力等等。此外，20世纪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使我们对笼罩在经济增长上的问题有所了解。可以说，工业革命中的英国遇到了“起飞”的种种问题；对运河、工厂、铁路、铸造厂、矿山和其他设施大量的长期投资是以牺牲当时的消费为代价的；1790年至1840年的那几代工人为了将来而牺牲了一部分，甚至全部的消费增长的希望。[14]
有许多论点都值得密切的注意：例如关于南美市场需求的起落变动以及国家银行危机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造成个别工业部门成长或停滞的原因。与占统治地位的正统学术观点相左并不等于反对实证研究的方法，只是反对一鳞半爪、一知半解地认识整个历史过程。首先，实证主义者把一些事件从这个过程中孤立出来进行考察。由于产生这些事件的条件是假定的，因此，不仅可以而且不可避免地要从他们自己的含义上加以解释。例如支付战费必须加重税收，战争便以这种方式加速经济增长，或以那种方式阻碍经济增长。既然这是可以证明的，也就意味着这是必然的。但当时成千上万的英国人赞同托马斯•比尤伊克所谴责的“这场最邪恶的战争”。[15]不公平的纳税负担、债券持有人从国债和纸币中渔利——这些都不是当时许多人所接受的设定的数据；相反，这些是激进派的大事谈论的主要证据。
然而，实证主义者还有第二个研究步骤，他们可以把这些支离的研究成果组合在一起，又放回去重现一个由许多个相互关联的“必然”所构成的历史过程模式，亦即用零碎拼凑起来的整体。我们仔细考察信贷机构或贸易条款，发现每一件事都可以得到解释，而且每一件事都是其他事件的充足原因，这样一来，我们就抵达了一种事后宿命论的境界：人的能动性没有了，阶级关系的背景也被遗忘了。
实证主义者所指出的那些事确曾存在，这当然是事实。1811年，枢密院令几乎使某些商业活动中断，战后木材价格的上升大幅度地提高了建筑成本，流行饰品的变化（例如丝带花边）可能使考文垂的织机无法开动，动力织机与手工织机展开竞争等等。不过，即使对这些明显的事实以及有关的证据也还应当提一些问题：谁的枢密院？为什么发布这样的命令？从木材紧缺中渔利的是哪些人？当成千上万的农村姑娘迷恋上了花边却又买不起的时候，为什么织机都无法开动？节约劳力的发明，靠什么社会炼金术才不致造成灾难的推动力？简单的事实——例如一场歉收——似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事实之所以成为事实，却要通过具体而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法律、所有权、权力而显现的。我们听到某些生动的词汇时，例如“贸易周期的潮流起落”，就应当立即提高警惕。因为在这种贸易周期背后的还有社会关系的结构，它支持着某类掠夺（地租、利息和利润）,而使其他掠夺非法（盗窃、封建税等）；使某些冲突合法化（竞争、武装的战争）；同时又禁止另一些冲突（工会、面包骚动、群众政治组织等）。从未来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野蛮于一时的结构。
提出这些大问题也许没有必要，因为不能总是向历史学家所研究的社会表示怀疑。但是，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当时的人们提出来的，其中不仅有上层阶级（雪莱、科贝特、皮科克、汤姆森、欧文、霍奇斯金、卡莱尔），也有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的代言人不仅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政治机构，而且对其社会的和经济结构产生了怀疑。对于正统政治经济学的事实来说，他们反对了他们自己的论据和计算。早在1817年，莱斯特的织袜工人就在一连串决议中提出了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理论：
削减工资所造成的大批人的贫穷不幸，与由此必然造成的产品消费〔力〕的减少成正比。
如果全国的技工都能获得充足的工资，产品的家庭消费将立即增加一倍以上。结果，每个劳动力将很快获得充分就业。
我国技工的工资被削减到极低的水平，使他们无法靠劳动养活自己。他们为了赢得一名国外顾客而把出口产品低价在国外市场上出售，结果丧失了两名国内顾客……[16]
如果把就业工人的劳动时间缩短，如果禁止使用童工，便可以为手工工人提供更多的工作，失业者便可以获得工作，用他们的劳动直接交换产品——缩短难以预测的资本市场的循环周期——商品将会更便宜而劳动却获得更高的报酬。他们用“新道德秩序”的说法来反对自由市场的词藻。正是因为在1815到1850年之间两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人类秩序观——一种以互利为基础，另一种以竞争为基础——彼此发生了冲突，才使今天的历史学家感到需要做出选择。
如果我们不运用最起码的想像力去理解那位“棉纱帮工”是如何看待证据的，恐怕就很难写出当年民众骚动的历史。他所说的“雇主”并不是指个人的集合，而是一个阶级。他说，“他们”否认他的政治权利。如果营业萧条，“他们”便减他的工资。假使营业兴旺，他须同“他们”和他们的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分享经营改善带来的利益。假使粮食丰裕则“他们”得利，如果粮食短缺，“他们”盈利更多。“他们”不仅在这样和那样的个别事情上耍滑头而且在根本的剥削关系上玩弄阴谋，使所有的事实都合理化。确实存在着市场的兴旺和疲软、农业歉收以及其他，但是，尽管这些原因造成了种种困难，加紧剥削的过程却始终不断。它不是直接地给劳动群众带来负担，而是曲折地反映在极不公平地分配经济得失的所有制和权力上。
近几年来，所谓的“生活水平的大争论”在学术界开展（一切学者都必须在这个争论中表示赞同或反对），妨碍了前述思路开阔的考虑。1780至1830年之间，或1800至1850年之间，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呢，还是下降了？[17]为了弄清这场争论的意义，我们必须先扼要地考察一下这场争论的发展过程。
有关价值观念的争论从工业革命以来已经开始了。而有关生活水平的大争论却是从较近的时候开始的。有关意识形态的混战更是最近的事。我们先来看看这场争论中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在《现代英国经济史》第1版（1926）的前言中，约翰•克拉潘爵士写道：
大约从“人民宪章”的起草到大博览会之间的一些时期内（即1837至1851年——E.P．汤普逊注）关于工人生活状况恶化的传说完全破产了。实际情况是，1820至1821年的价格下降后，工资的一般购买力（当然不是每个人的工资）显然高于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以前。这个事实与人们一般的说法极不同，因此很少被人提及。社会史学家长期以来忽视了统计学家在工资和物价方面所进行的工作。
对此，J.L．哈蒙德在《经济史评论》（1930）中作出了回答。他的回答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他批评了克拉潘有关农业部门收人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是把各郡农业的平均收人数字相加后除以郡数，从而得出全国农业的平均收人。但是，实际上，南方工资收人较低郡的人口多于收人较高的那些郡的人口（后者的农业收人还因靠近工业地区而贬值），因此哈蒙德便能指明，“全国平均收人”掩盖了一些郡中60％的劳工工资低于“平均数”的事实。他的第二部分的回答则以最含混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态度一变而转到了对于价值（幸福）的讨论上。对于第一部分的回答，克拉潘在《英国现代经济史》第2版（1930）前言中表示，他接受哈蒙德的说法，但是，他认为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第二部分的回答（他说这是“用词语构成的曲线”，是“较高的问题”)，尽管他也承认：“从根本上说，我充分同意……决不能用物质福利的统计数据来衡量群众的幸福程度。”此外，他还指出，在批评“一切都恶化了”的观点时，“我并不是想说一切都改善了。我只是说近来的历史学家过分……强调恶化，看轻了或忽略了改善的事实。”对此，哈蒙德夫妇在《惨淡的时代》1947年的修订版中表示赞同：“统计学家告诉我们……他们满意地看到收人已经增长了，而当这种不满之声喊得响亮之时，大多数男人和女人的处境比他们在18世纪开始像秋天那样平静地发展时还好一点。当然，这种总的看法证据不足，解释起来也不容易，但大致是正确的。”对群众不满要做出解释“必须到严格的经济条件以外的领域中去寻找。”
到此为止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个时期历史学家们的大部分丰富的想法——但不严谨——却遭到一位最著名的实证主义者的严厉批判。结果，双方都作出了让步。尽管双方之间的争论后来导致了更激烈的争论，但双方相互争吵的学者在严酷的经济条件上并没有多大的实际分歧。如果没有哪位认真的学者提出“全盘恶化论”的观点、就不会有认真的学者坚持“全盘改善论”。霍布斯鲍姆博士（悲观派）和艾什顿教授（乐观派）一致认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一段时期里，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霍布斯鲍姆博士不同意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的生活水平有明显的全面提高，而艾什顿教授则认为经济气候在1821年以后“转暖”——出现了“明显的向上运动，仅由于1825至1826年和1831年的萧条才有所中断”，而且从茶叶、咖啡、食糖等商品进口数量的增加来看，“很难相信工人没有分享利益”。另一方面，他自己编制的奥德姆和曼彻斯特地区的物价表证明，“1831年，穷人在日常伙食上的支出不可能明显低于1791年，”但他没有提供相应的工资表。他的结论提出，工人阶级中有两个主要群体，一个是“一大批生活水平大大高于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阶级”，另一个是“大批的非技术工人或略有一点技术的工人——特别是季节性就业的农业工人和手工织工，他们几乎把全部收人用于支付生活必需品。”“我倾向于这样的推测，能够从经济改善中获得好处的人数大于无法从中得到好处的人数。前者的数量正在稳定地上升。”[18]
实际上，从1790至1830年期间，情况并非如此。绝大多数人的状况在1790年相当糟糕，到1830年依然很糟糕（而且应当看到40年是段很长的时间）。不过，对于各个工人阶级群体的规模究竟有多大，看法不一致，以后10年的情况如何，也不见得更清楚。1832到1834年间工会活动大为开展，加人工会组织的工人的实际工资无疑有了增加。但是，在1833至1837年的商业繁荣时期，工会因遭政府、地方官员和雇主的协同打击而瘫痪；而1837至1842年又出现了经济萧条。因此，“大致从人民宪章的起草到大博览会之间”的某一个时候，比如说，从1843年的大规模修建铁路开始，情况开始逆转。此外，即使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工人群体的境遇仍然悲惨，而铁路建设的衰退又导致了1847到1848年的经济萧条。看起来，这完全不是一个“成功的过程”。在工业主义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半个世纪里，虽然并非全体工人，但绝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仍然处在生存线上。
然而，当时出版的多数著作没有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早一代历史学家同时也是社会改革家（例如索罗尔德•罗杰斯，阿诺德•汤因比和哈蒙德夫妇等），他们对穷人寄予的同情有时将历史研究和意识形态混同起来；无独有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经济史学家对资本主义企业家所寄予的同情，使他们把对历史的研究和辩护术混同起来。[19]1954年出版的由F.A．哈耶克主编的《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的学术讨论会的汇编的出版，是一个转变点的标志。这本书汇编了一批专家的研究成果，“几年来，他们一直在定期举行会议，讨论有关维持自由社会不受专制主义威胁的问题。”这批国际专家把“自由社会”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他们把经济学的理论同具体的辩护结合起来所获得的成果就很可悲；其中有一位作者，即艾什顿教授的文章就是这样，他把1949年得出的谨慎结论变形为直言不讳的陈述却又不提出进一步的证据：“总的说来，学者们一致公认，大多数人的实际工资所得是很可观的。”[20]争论到这个阶段进人混乱状态。尽管近来有人试图努力恢复其学术性，[21]但在许多方面仍是混乱的主张与各取对自己有利的论点进行诡辩的论战。
这场大争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要根据大量的零零碎碎的证据着手建立工资序列、价格序列和统计指数，这一点极为困难。我们在后面讨论有关手工工匠的情况时，就要考查对证据进行解释的困难。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遇到一连串新的困难，因为“生活水平”这个词把我们从量化的统计数据（工资或消费品）带到了有时被统计学家描述为“不可计量”的方面去。我们从食品进入家庭，从家庭到健康状况，又从健康状况进入家庭生活方面，然后又涉及闲暇生活、劳动纪律、教育、娱乐、劳动强度等各个方面。于是，“生活水平”这个词把我们带到了“生活方式”上。但这两者有根本的不同。前者是对量的测度，后者是对生活质量的描述（有时也是估计）。统计数据的证据仅适用于第一部分，在处理第二部分时，我们必须主要依靠“文字证据”。之所以产生混乱情况，主要原因是从只适合于某一部分的证据中得出另一部分的结论。统计学家们常常说：“这些指数证明茶叶、食糖、肉、肥皂的人均消费量有所增加，因此，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比较幸福了。”但是，社会史学家却回答说：“文字史料揭示，人们是不幸福的，因此，他们的生活水平肯定恶化了。”
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但是，我们必须得出简单的观点。平均的统计数据和人们的经历完全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在用数量来说明人均生活水平有所上升的同时完全可能发生人们在生活方式、传统关系和道德约束力质的方面大大地失调。人们在消费品增加的同时，他们的生活也可能变得更不幸福，更不自由。在工业革命的整个时期内，在人数上仅次于农业工人的最大劳动人民群体是家庭雇用的仆役。他们绝大多数是同东家住在一起的仆人，从事家务劳动。他们挤在狭窄的小房子里，劳动时间很长，每周只赚几个先令。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把他们列入工业革命中生活水平（指食品和衣服的消费）略有提高、处境比较幸运的群体中去。但是，那些濒于饥饿边缘的手工织工及其妻子仍然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高于这些“奴才”。我们再来看看诸如煤矿等一些行业，这些行业中的实际工资在1790到1840年之间有所提高，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更长的劳动时间和更大的劳动强度，这些养家糊口的人不到40岁就“精疲力竭”了。但从统计数据上看，他们的生活水平呈现为一个上升的曲线；对他们的家庭来说，恰似一种实际的灾难。
因此，漫不经心地看，显得相互矛盾的两种结论完全可能同时存在。1790到1840年之间，平均的物质生活水平略有提高。在这同一时期，剥削加强了，不安全加剧了，人类的苦难也增多了。到1840年，与50年前的前辈相比，大多数人的“生活改善了”，但他们已经忍受的并将继续忍受的这一略微的改善，却似一种灾变性的历程。工人阶级的意识，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表现就是从这个经历中产生的。为了探索这个经历，我们应当做的几件事是：第一，我们要考查三类工人的生活经历的变化，即农业工人、城市手工工匠、和手工织工。[22]第二，我们将讨论有关人们生活水平中某些不那么容易“量出来”的因素。第三，我们将讨论工业生活方式的内在强制力以及卫斯理宗对他们的影响。最后，我们还要考查新出现的工人阶级整体的某些方面。
[1]CB．安德鲁斯编：《托林顿日记》（1936），第3卷，第81-82页。
[2]P．加斯克尔：《英国工人群众》（1833)，第6页；布里格斯：《英国19世纪的‘阶级’语言》，载布里格斯和萨维尔编：《劳工史论文集）(1966），第63页。
[3]W•库克•泰勒：《兰开夏工厂区游记》（l842)，第4-6页。
[4]关于棉纺织业在工业革命中占优势的原因，E.J．霍布斯鲍姆作了令人信服的重新评述。见他所著的《革命时代》(1962)，第2章。
[5]根据1833年英国的估计数据，各类纺织业中，工厂成年工人为191,671人，手工织机棉织工人为213000人。参见下文，第311页。
[6]霍布斯鲍姆前引书，第11章。
[7]有关这方面争论的综述，参见E.F．兰帕德：《工业革命》（美国历史协会，1957）。又见霍布斯鲍姆前引书，第2章。
[8]摘自M.D．乔治：《18世纪伦敦的生活）(1930)，第210页。
[9]W.W，罗斯托：《19世纪英国经济》(1948)，第122-125页。
[10]以下著作明确或不明确地提到了这些观点；T.S．艾什倾：《工业革命》(1948）和A.拉德福德：《英国经济史》（1960，第2版）。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见N.J．斯梅尔泽：《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化》（1959)，比较通俗的小册子有约翰•瓦泽：《成功的故事）(W.E.A．版，无出版年月），第12页。
[11]兰帕德前引书，第7页。
[12]此处所指的人权不知是1789年8月由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还是1791年托马斯•潘恩出版的《人的权利》？——译注
[13]《黑矮人报》，1818年9月30日。
[14]见S．波拉德：《投资、消费与工业革命》，载《经济史评论》，第2集，第11卷(1958)，第215-226页。
[15]T．比尤伊克：《回忆录》(1961)，第151页。
[16]内政部档案：第42.160号；又见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第303页；奥斯特勒有关手工织工的证词，见后文，第298页。[
[17]使用不同的基准线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释，1780至1830年的基准线支持“悲观派”的观点，而1800至1850年的基准线却支持“乐观派”的观点。这说明这场讨论很可能是没有结果的。
[18]着重号是作者加的。见T.A．艾什顿：《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1790--1830》，载F.A．哈耶克编：《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第127页；E.J．霍布斯鲍姆：《英国的生活水平，1790--1850》，载《经济史评论》，第10卷（l957年8月）。
[19]为了不使读者对历史学家做出太苛刻的判断，我们可以摘录约翰•克拉潘爵士的说法来看看这种选择性原则可能如何来排列证据。他说：“这样的硫忽是很容易造成的，我在30年前曾经读过并标点了阿瑟•扬的《法国游记》，并根据标点的段落进行教学。5年前，我又通读了这本书，却发现我只标点了阿瑟•扬提到的生活悲惨的法国人，却没有注意到他在许多地方同样提到了幸福和繁荣的法国人。”人们据此可以怀疑，10至15年来，大多数经济史学家也许一直忙于在论题中补充有关幸福和繁荣方面的证据。
[20]T.S．艾什顿：《历史学家看资本主义》，载《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第41页。艾什顿教授的文章《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原载于1949年的《经济史杂志》，也收人该书。
[21]关于这场争论的最有启发性的评述，见A.J．泰勒：《英国的进步和贫困，1780--1850》．载《历史》.1960年2月。
[22]我之所以选择这三类工人，是因为他们的经历最能说明19世纪上半叶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矿工和冶金工人的影响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充分显示出来。另一类重要的工人——棉纺工人——已在哈蒙德夫妇的《技术工人》中作了卓越的研究。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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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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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亚特兰大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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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亚特兰大暴动
剥夺黑人公权、规定种族等级、加上私刑迫害，带来的后果是仇恨、暴动和凶杀。一九〇六年，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日本刚刚打败了俄国；印度正向着自由的目标艰苦前进。有个音乐天才“瞎子汤姆”，替白人老板赚够了钱以后，如今落得一身贫困，奄奄待毙。四月，旧金山发生了地震和大火——离查尔斯顿地震正好二十年。六月，在纽约有个富家荡子谋杀了美国最权威的建筑师，逍遥法外。七月，旨在争取美国黑人自由的新兴的“尼亚加拉运动”，在哈卜渡口举行了集会。八月，西奥图·罗斯福镇压了在得克萨斯反抗种族歧视的黑人部队第二十五骑兵团。九月，发生了亚特兰大种族暴动。到十月，曼努埃尔·孟沙正好年满三十。
孟沙在亚特兰大的五年功夫，不是没有一点成绩的。他这个校长当得很不错，还升了级；可是他的经济情况仍然很困难，他发现他的大部分时间不是用于研究黑人问题，甚至也不是用在学校的工作上，而是都得用来应付家庭问题。他的薪水固然加了一倍以上，但是不久他就看到：他的开支却至少要增加两倍。头一桩就是房子：他们住的房子并不新，实在也不怎么好，但是租金大得惊人，看来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去买一所住宅——所有的教师都有这么个打算。白人地产商对这桩买卖也十分起劲，可是谁要是真买了的话，那就一辈子做了抵押、利息、捐税的奴隶。
他能租上一幢五个房间的住宅，在目前应该很满足了；不过五个房间却断不能再少了，因为他们不但从耶路撒冷带来了一个两岁的娃娃，就在搬来的当年又添了一个，到一九〇三年又生下了第三个。家里现在挤得很，妻子背上了一大堆家务，家具、衣服、鞋子经常要添置，伙食的开支愈来愈大。孟沙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背上了债，时常要光顾靠盘剥黑人教师和工匠发财的高利贷。
亚特兰大的黑人学校，也仿照耶路撒冷的编制，使局长可以尽量少为这些学校浪费时间。局长不希望黑人教师去向他诉苦，他根本就不希望他们去找他。对于他们的申诉，他即使想要处理也没有多大办法，何况他也真不大想去操这份心。因此黑人学校在名义上就交给一个黑人“督学”掌管，实际上“督学”是没有一丝一毫权力的。自一八九〇年以来，这个职务一直由约翰·詹姆士担任。詹姆士是又衰老又疲累。孟沙有意不理会他。他立志要领导起亚特兰大的黑人学校。他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自己还需要进一步深造，另外还得同白人上司搞好关系。华盛顿主义虽然已经受到批评，可是留下的影响极为深固。孟沙打算就在亚特兰大生根落户了。
亚特兰大的工人情况可不怎么好。单是劳动力过多这一点，就很容易引起麻烦。工人有白人有黑人，双方必须小心的保持平衡。如今黑人在活跃起来了，黑人的活跃引起了穷苦白人的疑忌。
一八九九年，白人城市无产阶级开始挺进了。他们把各个白人工会联合起来，组成了佐治亚劳工联合会。然后他们就展开行动，反对黑人进一步挤入技术工人的队伍，同时也反对那不可小看的黑人资本家的活动。每当工厂里雇了黑人，或者有黑人干了按例不属黑人干的活儿，白人工会就举行罢工，结果往往能使已雇的黑人解雇。这样的事，在机器厂和纺织厂里发生过好几起。可是，每当白种工人要求改善自己的劳动条件而起来罢工的时候，他们却往往遭到失败，他们老是遇到一个威胁，就是老板雇黑人来顶替他们。这就更加深了种族仇恨，后来到一九〇一年，劳工联合会就干脆表示赞成剥夺黑人的公权，这样就有意的使工人选票分裂为二。这一点是不难办到的，因为这使白人工人也沾染上了老板那样的种族优越感，使他们依稀觉得将来会有一天，凡是白人都会成为富人，一切黑人都会成为他们的仆役。
一九〇二年，出现了佐治亚工厂主协会。这是白人老板组成的一个实力雄厚的组织，有宣传机器，有政治势力。工厂主的合作是早就开始了，他们在一八九六年就曾经联合起来，搞垮了反对使用童工的第一个法案。童工是直到四十年以后才被部分禁止的，而在一九〇〇年，佐治亚的一万八千工人却有四分之一不到十七岁。这个新组织的手法，在那个时代说来是相当精明的。他们对州议员施加压力，出钱举办“公益”事业，逐步把工厂从城市迁往乡村小镇，在小镇上，住宅、学校、教堂都属工厂主所有，教师、牧师也都由工厂主出钱。政治权力几乎全部落到了工厂主的手里；他们的下一步行动，就是要使拥有巨大势力的白人浸礼会在教会的州代表大会上采取反对工会的立场。就在同一年上，州议会把女子的法定最低结婚年龄降低到了十岁。州里是一片贪污纳贿的邪风；向私人业主出租囚犯依然是州里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庇尔斯在思想上、在感情上，也一年比一年南方化了。他不会像他父亲那样直言无忌的说“老百姓，去他妈的！”他说人民是应当笼络收买、加以控制的。自从一八八五年他搬到南方以来，他懂得了很多事情。南方渐渐把他同化了，使他定型了。他周围的人们都是骂“民主”、“民意”为“昏话”的。他们说：只要看英国好啦，只要看那个“日不没”帝国好啦。那个政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府，也是世界上最仁慈的政府。可谁听说过东印度、西印度的人民有投票的？难道斐济的食人生番也选举议员去为英国贵族制订法律吗？而我们呢，我们的手里掌握着未来世界上最大的一块殖民地，可我们却为了一伙懒惰的黑人不要干活要投票，而在一个劲儿的叫苦。
这班黑人能够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生活，能够为促进这个国家的繁荣而工作，他们应该知道感激。他们不应该因为当不上议员，因为不能跟白人妇女结婚，而就大叫大嚷。实业是天下之至尊。白种人是世界的主宰，而且将永远是世界的主宰。“我们当权的白人固然犯过错误，出过漏子，可是我们创造了世界上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文明，我们一定要使这种文明保持纯洁，而且能够赚钱！”
一九〇〇年这篇讲话在纽约市商会上一发表，立刻博得了热烈的喝采。捐款大量涌来，都帮着麦金莱竞选，好击败布利安。“银币自由铸造”的狂想和人民主义在美国被打败了——正如在英国，“小英格兰派”也遭到了失败。在中国，痛恨白人的勇猛的义和团被镇压了下去。美国的人寿保险营业额已达到四亿。电影、收音机、汽车，都已是平常事儿。世界贸易总额高达两百亿美元。大资本的权势一天比一天旺盛，唯一的挫折就是一八九三年的危机，结果就产生了那可怜的柯克西大军，挂着破烂，饿着肚子，拖着脚步走到了国会。
可是这次商业危机却是个不祥之兆，它和世界性的反动逆流出现在同一个时候。商业投机的巨利喂肥了许多新的豪富。这股势力把国家推向帝国主义，使麦金莱扣下了原可使美西战争避免的西班牙政府的电报，推动美国向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进行领土扩张。夏威夷的日本苦力、古巴和波多黎各的黑人短工、菲律宾的大批贫民，日夜不断的把大量利润倒进这些贪婪的手里。资本的大规模兼并，造成了企业的合并和垄断化。罗斯福意外的当了权，打碎了大商业和大商业御用政客的算盘。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对于大商业说来也更具有危险性了，因为现在工人队伍里已有了受过教育、经过锻炼的领导。
一九〇四年，汤姆·华德生又出现了。他觉得要实现自己的计划，机会又来了。那个意外继承了总统的职位、如今又准备竞选连任的罗斯福，同当初选麦金莱的大商业势力发生了矛盾。民主党提名一个南方人为总统候选人。华德生马上也接受了人民党的提名。他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使南北双方的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党。
可是那“新南方”却不愿意跟着他走。白人工人已经不再和信同黑人团结会有什么好处，而且现在又没有一个道意耳能使华德生看清，工人要在南方取得胜利就非联合黑人不可。南方的白人工人被一个新的幻想迷了心，那就是：黑人剥夺了公权，白人都变成贵族，有工钱便宜的黑人仆役和雇工来侍候。
用法律剥夺黑人公权的活动，蔓延到整个南方；佐治亚迟疑了一下，但目的也不过是要庇尔斯和他的北方朋友保证履行诺言，促使各级法院一致为新法案撑腰而已。那时另外还搞起了一套“白人预选”的花招。只要是白人选民，不管属何政党，都可以去参加民主党的预选。这种预选，后来渐渐就被看作是真正的选举，而法定的选举倒成了装装样子。这样，连有文化，有财产的黑人也都被剥夺了政治上的发言权。法院的判决，也慢慢的然而稳步的给美国的这一切背叛民主的做法提供了法律根据。
如果美国有个伟大的人物，这紧急关头的一九〇五年就是他大显身手的机会。这个人一定要有足够的勇气，能打破种族界线，同情穷人，在政治上和产业中捍卫民主。布利安可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他对种族问题和劳工问题（种族问题就是劳工问题的一部分）不是完全理解错误，就是故意不加理会。罗斯福开始了他的反托拉斯战，即反对一些大企业组织为控制市场而在一九〇二年达成的协议。他利用反托拉斯法案、收回资源措施、纯洁食物条例、以及州际商务委员会等等，来反对这些组织。豪富势力则通过法院向他反扑，他的反托拉斯法案实际上都被法院否决了，他的保存国家自然资源计划也遭到了法院的反对。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全国都有一种抛弃“民主”的趋势。罗斯福自己也马上感觉到豪富势力对国家政府的控制一天比一天厉害了。论他的立场，自然是站在有产者和企业主这一边的，但是他很快就看到了豪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权势日重的危险性，因此他就大声疾呼。一九一〇年，他在奥萨瓦汤米举行的约翰·布朗纪念会上说：
“只要财产来路正当，用得合宜，有人发财我们决不阻难。但是，发财要不损害他人，单单这一点还不够。我们所允许的发财，一定还要对社会有所裨益。”
可是，罗斯福却并没有把打退豪富集团、解救“民主”的斗争进行下去，他偏偏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在巴拿马他挥舞“大棒”；在中国他为大商业搞“门户开放”。
一九〇五年佐治亚的政界出现了一个极离奇的分裂局面。北方来的投资十分充裕，这一点，北方资本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庇尔斯是很明白的。一八九三年危机的愁雾已渐渐消散了。可是资本家希望投资能够安全可靠——能够有个保障。北方的罢工依然风起云涌：那无烟煤矿的大罢工好容易才平息了下去；印刷工人的罢工已经持续了两年。今年一年各行各业的罢工就有两千五百起，而在二十年前还不过是七百五十起。全国各地的铁路公司都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托拉斯不断出现，不断合并；人民要求流通低值货币的呼声，响到了惊人的地步。
佐治亚当权的民主党分裂成了两半。一派的主将，是那影响极大的《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老板克拉克·霍威尔，他代表的是报纸、豪富、资本家、铁路公司、大银行、大工厂。在他背后撑腰的自然还有庇尔斯和他的北方财团。同这一派对立的是何克·史密斯，他参加过克利夫兰的内阁，看到了北方的激进潮流，受了些影响。他也像罗斯福那样，对势力不断扩大的大公司，特别是铁路公司，发动了攻击。结果，他在本州的实权派中就站不住脚了。他除非在州里竞选得胜，当上州长，将来再当上参议员，不然他的政治生涯眼看就算完了。他就在民主党的预选会上竞选州长，猛烈攻击托拉斯和铁路公司，攻击一切大企业和北方资本家。他把汤姆·华德生的人民党竞选纲领全部照搬了过来，只除了一点，就是：对待黑人的方针。
华德生惊得呆了。他在一九〇四年重新出山，当了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西部没有给他多大支持，南方的支持是更少了。可是史密斯采用他的工人政治纲领，这就说明那个纲领还有获胜的可能。这一点，另一方面也引起了霍威尔派的警惕。假如他们也仿照南卡罗来纳、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的榜样，剥夺黑人的公权，那他们依靠谁的选票去击败自己白人中的激进派，继续独揽大权呢？假如他们不剥夺黑人的公权，民主党是不是还能继续采用目前的办法，来控制政治呢？
因此这两派人都把华德生当作了关键人物，对他进行拉拢。霍威尔表示可以给他高官显职，史密斯则通过朋友表示愿意送钱。话当然都不是打明了说的，可是那种意思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华德生支持霍威尔，他就可以重新当议员，说不定还可以再高升一步。如果他站在史密斯一边，他就可以不必再为抵押田地而发愁。他左右为难，因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作的。假使他站在史密斯一边，遵循自己的纲领，他就势必得从纲领中抽掉一条——联合黑人。假使他跟着霍威尔走，他又会失去白人激进派的拥护。
他犹豫了。他已经泄气了，他的身体、精神都已经垮了，经济上也破了产了。当初是道意耳以他卓越的学识、高尚的品格和无懈可击的立论，引导着华德生为争取全国人民不可动摇的民主而斗争；而现在华德生，却缺少了这位黑人导师的指点。华德生的脑筋也渐渐不济了；他渐渐产生了一种迫害狂的变态心理，认为黑人就是他不断挫折、不断失败的原因所在。青年时代受到的仇恨黑人、恐惧黑人的教育，又在他的意识中冒头了。
他正在寻找出路，忽然看到了一线亮光。对了，他用不到作这个选择。他可以去叫这班政客伤伤脑筋。他要逼着他们对黑人作出或取或舍的决定。他们是一定不敢的。霍威尔怕失去操纵黑人选票的机会。史密斯则不敢触犯人民的民主思想，他过去在克利夫兰总统手下的时候，也算是拥护这种民主思想的。
华德生发出了虚张声势的挑战。他说，佐治亚有哪一派人主张剥夺黑人的公权，主张修改宪法，使“白人的无上地位在佐治亚永世长存”，他就支持哪一派。史密斯立刻响应了，他保证一定要“把黑人逐出政治舞台……而不使一个白人丧失公权！”
挑战有人接受了。华德生只好干了。他不能不干了。可是这样一来，史密斯和华德生双方的政策方针都得修改。白人激进派的选票，现在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设法保住。所以，以讨伐贪残的豪富开场的史密斯竞选运动，如今突然一变而为对黑人的恶毒攻击，那种恶毒的程度，是南方近三十年来从未见过的。
何克·史密斯不再抨击大公司了，他重又拾起了亚历山大·司蒂芬斯一八六一年的那个竞选纲领。他在一九〇六年说：
“我认为，我们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全盘接受佐治亚的意见，就是：黑人在哪一点上也比不上白人，在这个州里黑人永远也不能跟白人占有同等的地位。”
他召集农村里的白人开会，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需要挑选黑人教师的话，不要挑最好的，要挑最不济的。他说——特别是对白人工人说：白人工人的工资都是让黑人给拉下的。他还散发黑人木匠造白人住宅的照片。从前骂资本家和垄断势力的那些激烈的话，如今都一股脑儿栽在黑人的头上。他说黑人是南方一切祸患的根源。他骂黑人好吃懒做，百无一用，不堪到极点。
史密斯明白：他必须把竞选活动的重心放在黑人问题上。他必须把黑人抹得黑透，把他们说成是犯罪分子，是社会的威胁，是强奸犯，是魔鬼，不然的话，要跟这样一个有财有势的对手竞争，史密斯是绝对赢不了的。他必须把这次竞选运动搞成一个拼命煽起种族仇恨和歇斯特里的运动，回复到一八七六年的情景——尽管在目前实际上并不存在一八七六年的那种所谓威胁。
但是庇尔斯和北方的大公司还另外看到了一个好处：只要选民相信黑人是南方一切不幸的根源，他们就不会再注意大公司和大资本受到的指责。“银帀自由铸造”运动闻无声息了，铁路公司的不法行为愈来愈没人注意了，北方资本家都变成黑人横行的南方的大恩人了。
一九〇六年八月，罗斯福得了个机会，向南方白人表明了他不是一味向着黑人的。那时有一团黑人士兵驻扎在得克萨斯的一个小城里，受到了当地的歧视，黑人士兵忍无可忍，一天晚上就向镇上放了几枪。造成的损失不大，只死了一个白人。但是罗斯福却记得这个黑人团队，他记得这一团黑人在古巴的圣胡安山救过他的性命。当时他就大发雷霆，好向南方表明他也是个“白人”。他下令把整整一个营的士兵全部开除。各地黑人纷纷抗议。那时萨巴斯兴·道意耳肺病已极沉重，他从得克萨斯写了封信给他在俄亥俄时的同学小福兰克。小福兰克说动了他的爸爸，他的爸爸那时已当上参议员，经过了十年的斗争，这桩案子才得到了部分的矫正。
到九月，就发生了亚特兰大暴动。
不过这件惨案的真正原因，还不仅仅在于史密斯的竞选活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十年前南卡罗来纳的梯尔曼、密西西比的伐达曼和北卡罗来纳的汤姆·狄克松的那一连串猛烈攻击。他们把黑人说成是国家的大敌、文明的威胁。北方人在报纸上看到，在俱乐部里听到，也很表同情。种族仇恨的臭脓，这些年来一直在烂疮里不断溃烂、不断扩展。
佐治亚的工人情况也起了动荡。黑人为了逃避新的奴役，都离开了乡下，聚集在镇上和城市里。后来爆发了一九〇三年的危机，黑人大批被捕，特别在亚特兰大情况格外严重。城市里有的是困苦、愤恨的人民，有黑人也有白人。一九〇三年有一万六千人被捕，六千是白人，一万是黑人，内中有三千是妇女。他们坐牢的罪名都是妨害治安、酗酒滋事、无业游荡，有时就不过是有一点嫌疑。一九〇四年被捕人数增加到一万八千。尤其是亚特兰大，一九〇当年的被捕人数就三倍于有它三倍那么大的城市而且犯人绝大多数是黑人，虽然在亚特兰大的人口中黑人实际上还占不到百分之四十。
州里人心骚动，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种族仇恨升到了沸点，白人工人都控制不住了。他们要求不但要剥夺黑人的政治权利，还要剥夺黑人的经济权利。他们要求禁止黑人买地，还要削减黑人的教育经费，限制黑人的职业范围。
“群众的注意力必须再予转移，使他们不再着眼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问题，而完全受种族仇恨的支配。子是，男女问题立刻就上升到了第一位。在佐治亚，人们总是下意识的把种族关系同男女关系联结在一起。黑人问题往往都变成了男女问题。投票吗？他们是想打进我们的社交界。读书吗？他们是想打我们姑娘的主意。要土地吗？他们说不定会强奸我们的妻子。一切机密的私语、隐约的暗示、公开的警告，往往都离不开男女问题；流言风行，吓人的故事到处传播。无知的人，迷信的人，一味听信这种煽动的话；他们又气又恨，都失去了理性。社会上老是有一股恐怖的气氛，不时会膨胀爆炸。这个世界是完全疯狂了。”
佐治亚全州居民都给煽动得怒火冲天。分属于霍威尔、史密斯和约翰·坦波尔·格雷夫斯的几家亚特兰大报纸，在血淋淋渲染行凶杀人这一点上，特别争先恐后。紧接着，他们就对黑人发动了攻击。揑造的强奸凶杀的新闻登满了报纸。黑人学校也挨尽了臭骂。黑人领袖都遭到了恶言中伤。一下子，佐治亚贫困愚昧的主要原因好像都不在于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因为有了黑人的缘故了。三十年来的欺骗，到这个背信弃义、谎话连篇的竞选运动就算到了顶了。而在这一片刺耳的反黑人的合唱中，还有个更响、更刺耳的喊声，那就是汤姆·华德生。他像疯子一样狂叫狂嚷。对自己先前的朋友、同盟者、引路人——那受尽屈辱的黑人，他竟然什么下流、丑恶的话都骂得出来。
孟沙吃了一惊。他起初遵循华盛顿的处世哲学，始终“不问政治”。他的学校里从来不公开提到竞选运动。他即使在朋友之间也闭口不谈。后来他去听华德生的演讲。报上报道华德生的发言，他怎么也不能相信。他远远的站在后排听着，他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这就是当年保护道意耳、抵抗私刑暴徒的那个人吗？这就是当年为工人和小农而战斗的那个人吗？如果是的话，他一定神经错乱了。他一定是发了疯了。
一九〇六年，何克·史密斯在汤姆·华德生和约翰·庇尔斯的支持下，抬出了反黑人的竞选纲领，当选了佐治亚的州长。那一年，整个国家都像发了狂一样。四月，旧金山发生了大地震，全城吞没在一片火海和大水之中，男女老幼死亡数以千计。世上的人们看到这样一个人力无法挽回的灾难，都不胜叹息，往往会想起人类的文明是多么渺小。但是很少有人会从这个灾难连想到同年六个月以后的另一个灾难——亚特兰大暴动。
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六的下午。亚特兰大挤满了进城的乡下人、没活儿干的雇工、无所事事的游民。在这个热闹的半天的假日，酒吧都把店门大开，街上醉汉跌跌撞撞，二流政客高声喊嚷，报童在叫卖“强奸新闻”的号外。亚特兰大的报纸都拼命出版号外——光是《新闻报》今天就出版了五种号外，标题都有五尺来高，说是接连有四名白人妇女受到了“侵犯”。后来，突然暴动爆发了句咒骂，一场扭打，一下子暴徒都成了无缰之马。这帮暴徒也跟通常一样，主要是些无赖、醉汉和未成年的小伙子。他们开始追捕、毒打单身的黑人——缩在电车后面角落里的，在拥挤的街上匆匆走过的。他们看见小伙子就追，抓到老人就打。有几个给他们开枪打死了。
可是这一伙横行不法的白人，还不是这场暴动的真正的原因。有一些有家产、有地位的白人，早在上一天就警告过家里的黑人仆役，叫他们第二天下午不要上街。还有一些官员，对富裕黑人的再三恳求都置之不理，不肯派警察去保护他们那个安静的地区。暴徒在全城折腾了整整一夜，弄得街上没有一个黑人的影踪，有的只是倒在路边的死人。但是暴徒却并没有闯进居住着勤劳的工人、多的是教堂和酒吧、人称犯罪堕落的根源的黑人区。在这里，大批黑人悄悄的聚集了拢来。在这里，要屠杀的话有的是成千上万的黑人，而在市中区，可只剩下了零零落落的几个。黑人结队在德卡特街上呐喊：“来吧，白小子，我们等着你们哪！”可是白人暴徒却睡觉去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那帮暴徒骂了几声，灌饱了酒，上教堂去了。星期一清早，他们躲在警察的背后，绕着傲然不屈的黑人区转了一圈，出了市区，向南郊进犯。南郊有一所黑人大学，克罗格曼就在这里执教，当初道意耳也在这里读过书。这里住着一些生活比较优裕的黑人：有教师，有技工，有小铺老板。这里的黑人都信任白人，跟着布格·华盛顿走。警察说是来“搜索枪支”，跟在背后一拥而入的，却是来打劫的白人暴徒。暴徒打进住宅，杀死手无寸铁的黑人，见什么抢什么。警察拿着手枪和警棍，帮着镇压反抗的黑人。
这种醉醺醺的、残酷的大规模凶杀、抢劫和残害，向城里城外不断蔓延，一连持续了四天。终于，全市市民渐渐清醒过来了。那些要靠亚特兰大赚钱的聪明人——商人、高等政客、牧师、自由职业者——看到放任暴徒这样无法无天，再下去就要难于控制了。有个工业界巨头的话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叫苦说：“星期六晚上，亚特兰大要向纽约借个几百万毫无问题。可是今天星期一，我们连半块大洋也别想借到。”
这两句话使全市市民完全清醒了过来。有钱、有势、有名望的人们，紧紧的控制了局势，教会也出来劝戒。他们计点了一下损失。仅据已知的材料，死伤就有一百人，差不多全是黑人；逃出城市、失掉工作的有好几百；还有许多孤儿寡妇失去了亲人，无家可归，断了生计。财产——不是白人阔佬的财产，而是穷苦黑人的辛苦积蓄——都遭到了洗劫或破坏。但是，却始终没有查出或逮捕一个犯人——不管是人所共知的凶犯还是游民，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
在今天，人们是不大会看到这种文明的建筑崩裂瓦解、毁于一旦的情景了。但是约翰·庇尔斯却在马丽达街他事务所的窗口里亲眼看到了，对此他久久不能忘怀。另外还有一个黑小孩也看在眼里，一辈子没有忘记。这就是孟沙的大儿子道格拉斯。七岁的道格拉斯拉了五岁的弟弟，正急忙忙从市中心赶回家去。忽然迎面跑来一个人——一个黑人，脸上滴着解血，怀里抱着全娃娃，踉踉跄跄，连跑带跳的奔来。他的背后，是一伙叫呀，嚷呀，骂呀的白人汉子和小伙子。他们有开枪的，有扔石子泥块的，有挥舞棍棒的。他们的喊声响成一片，他们那股恶凶凶的气势仿佛地狱里的一阵阴风，在两个孩子身上卷过。
道格拉斯拼命的爬起身来，只看见这帮暴徒撞上了一群人，仿佛一软一硬的两块东西砰的一声撞在一起。来的那群人是黑人。他们也是浑身鲜血，他们也在狂暴的呐喊。双方扭打成一团，后来突然一下子都不见了，只撇下了几个再也不动的血淋淋的泥污的死人。道格拉斯好容易、好容易才跌跌冲冲到了家，只看见家门大开，屋里是空空的。他带着弟弟悄悄的爬到楼上。那天直到夜深的时候，他才听见爸爸妈妈带着小弟弟回到屋里，上楼来找他们兄弟。道格拉斯闭着眼，躺在那里不作一声。他们来看了看，就把门关上，下楼去了。道格拉斯听见他们来往走动，整夜不停。远处传来愤怒的呼喊和垂死的号叫，也整夜不断。这就是亚特兰大暴动了。
浸礼会友爱教堂的卡尔特博士，也就是当年在种族问题上指点过孟沙的那位牧师，放下窗帘，坐在书房里。亚特兰大暴动使他完全灰了心，因为他深深的相信上帝，相信世上终究有个公理。暴动过后的星期天，他作了讲道，结束时唱了支低沉单调的黑人民歌。教徒们也跟着这支黑人悼歌的庄严的调子，齐声和唱：“上帝会叫这万恶的世界地动山摇！”
他鼓不起多大热情，因此也就不打算热情一番了，他只是单调乏味的勉强说了些常套话。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他出席了好些有黑人白人一同参加的集会。看来整个世界都在摇晃了。
后来卡尔特博士犹豫了一阵之后，就动手筹备教堂一年一度的“信仰复兴”。几年来，一些较大的黑人教堂都雇了巡回教士，把这个临时工作交给他们去办，巡回教士都会连诱带吓，打动“有罪的人”来参加教会，负担一份教堂的花销。卡尔特博士向来不愿意用这种办法，因为他觉得这种办法是虚伪的、提不住的；可是现在经过了这场可怕的暴动以后，他实在没有勇气再号召辛苦的劳动人民来信仰一个在危难当口弃他们于不顾的上帝了。他就雇了个有名的黑人巡回教士，自己却留在家里。
那个巡回教士为人机灵聪明，他干这一行完全是为了生活。他非常了解群众心理，特别是黑人的群众心理，教堂里的牧师都很愿意付他一大笔报酬，请他代劳做这一年一度的发展信徒的工作。卡尔特不大赞成他的办法，但是知道他有能力、有技术。卡尔特不能不承认，若论“谈话”的本领，这位教士简直是个卓绝的艺术家。
今年这位教士的机会特别有利，因为那场暴动使人们的神经紧张到极点。他们看到了死神最丑恶的面目，他们很想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干过些什么，打算干些什么。可是这位教士却弹错了一个调子。人们想听的不是顺从和天堂；他们刚经历了一场苦难，他们想谈谈上帝给人世的报应。这位没有亲身经历暴动的外来的教士，不了解他们的心情。他那一套惯用的词句，那一肚子的诙谐，一点也逗不起听众的兴趣，这他自己也很明白。他热情洋溢的讲话，本来总能引起一片喧嚣的“亚门”声，有时还能博得高声的赞扬，可是现在他的热情中却渗入了一丝疑惑。他暗暗承认，多少年来他还没有遇到过这样顽固、这样不开窍的听众。他一边打着手势，大声讲道，一边在心里紧张的盘算：他在这个教堂里能不能获得预期的成功？他能不能募集到足够的捐款，除去自己的开支，还要能够向卡尔特牧师交帐？他还能不能靠托卡尔特的有力推荐，而接到新的聘请？他已经来了一个礼拜了，假如情况依然不见起色，他可不打算再浪费一个礼拜了。
他提高了嗓门大呼一声：“来信耶稣吧！”然后就像演戏一样，一下顿住。这是个节骨眼儿的时刻。在这方面他是很有经验的；他只要能把听众的情绪鼓动到一定的程度，闸门自会冲开，感情的巨浪就会把他们裹住，卷着他们往前冲去。这个高潮到来之前往往先有些迹象，那就是此一处彼一处愈来愈多的骚动，以及小声的私语、低微的啜泣；可是今天晚上这群冷淡沉默的听众里却突然发出了一声响弄的尖叫，连这位教士都吓了一跳。起初他还以为这跟他的讲道是不相干的。他以为也许有人身上带着伤，或者有人迷迷糊糊又想起了白人暴徒。后来他定了定神，立刻明白了过来。原来听众席里站起了一个女人，脸上挂着两行热泪，旁边有个小孩，小手被她紧紧抓住。
教士歇了一下；然后就探出身去。他又平静下来了：这种征象他是很熟悉的。这是信号来了，是着了魔了，是宗教狂热发作了。这一切，都表现在那个看来不大容易激动、至今还在拼命抑制满腔汹涌感情的女人身上。教士伸出了双臂；他本来就身材高大，现在站在高高的讲台上，看去就像矗立在听众的头顶上。他直瞅着那个女人，放开了宽宏的嗓子，说道：“来信耶稣吧，”那个女人拉着小孩，就急急忙忙的走去，小孩虽然害怕，却很听话。女人顺着走道往前走去，她情绪的激烈、那双手的颤动、那强自忍住的一阵阵哽咽，揪住了全场听众的心——因为大家都认识她。在她的身上，就体现了他们的一切苦难——这些天来的恐怖，警察的迫害，囚犯队的苦役，凶杀，强奸，暴徒，纵火，总之是所谓“种族问题”所包含的一切灾难。她，也象征着那只老茧累用的手，向上帝伸出了这些年，到现在才奇迹般的受到了理睬。
全场听众都忍不住出声悲泣。悲泣变而为低语，后来突然成了祷告，还有轻轻的陪音，反来复去：
主啊（听她说吧，耶稣啊——颂扬你的圣名）
接待这个人吧（让我们跪下——让我们虔心诚意的跪下）
她流着眼泪，来到你的怀里。
（上帝啊，在罪恶的荒野里开一条路吧）
上帝啊，敞开你仁爱的怀抱吧（十字架上的耶稣啊，敞开你的怀抱吧）
收容她，赐给她安宁吧，上帝啊，赐给她安宁吧。
（洗去她的罪孽——拯救她的灵魂吧）
用你的血洗去她的罪孽吧——你的血呵，
主啊，我们的上帝，人类的救世主！
那个低头祷告的女人突然抬起头来。她已经收起了眼泪，脸色是那么严肃。正眯起了眼睛瞧着她、觉得有点摸不透底细的教士，立刻收住了挥动的双手，于是全场顿时一片寂静。只听见那个女人低声说道：“我看见‘他’了！”
“不知道这又是什么玩意儿？”教士心里暗暗纳闷。他担心这个女人是个怪人或者疯子，这样他好不容易在听众身上做下的功夫就会前功尽弃。但他还是高声说道：“说吧，姊妹，告诉大家吧！”
那个女人口齿非常清楚，教士立刻理会到这不是个无知无识、任凭感情驱使的寻常黑人妇女。这个女人上过学，有教养，她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可怕经历。她清清楚楚的说道：“我看见耶稣了！”歇了好一会儿，她才又说下去，一个字一个字更分明了：“我看见耶稣了。以前我总不相信有人真的见过耶稣。他们告诉大家的时候，我总以为那是撒谎。可是昨儿晚上我看见他了。我明明白白看见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圣体沾满了尘土和血污。”
人群里响起一片痛苦的呼喊，人们纷纷跪倒在地上。那女人又接着说：“我起初以为屋里躺着的是我的丈夫——那天暴徒来把我的丈夫杀了，把我的家抢个精光，还放了一把火。可是我弄错了，那不是我的丈夫，因为那个死人开口说了话。他说：‘我宽恕你！’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就是罪人，原来我就是凶手。上帝是我一个人杀死的。”说着，慢慢的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她的声音愈提愈高，盖过了那愈来愈喧哗的人声。
“耶稣说了：‘你只要给我献上一份祭品，我就可以拯救你和你的同胞。你把你的长子带来，献上我的祭坛，让他的血和着我的血，洗清世上的一切罪孽。’
“同胞们啊，现在我就把他带来了。我把这个孩子献给你们了。牧师啊，收下他吧，叫他做个上帝的仆人吧，叫他去传布《圣经》吧，这样耶稣就可以由他而再生，我所有的同胞，我那可怜的黑人同胞，也可以得救了。”
她扑咚跪了下去，出神的默祷了一会，然后赶紧站起身来，把小孩全身举起，向教士跟前推去。惊恐的孩子直打哆嗦，瞪着那数不清的脸。可是教士把他接了过去，竭力安慰他。教士的宏亮的嗓音，庄严的声调，震撼了教堂。一个接一个的声音，都和了进来。
教士以一字一顿的调子吟诵：
难道我能无虑无忧
安然升上天堂？
不，要达到目的我必须战斗
穿过血海惊浪。
教士那迸裂跳动的声音，被男人们的男低音盖了下去，可是比这更响的，还有那高八度的女声。在吟诵停顿间断的当口，有那个女人的歌声填补了空隙。这一群听众都天生有唱歌的才能，都懂得音乐。可是，看来友爱教堂里还从没听到过这样一个声音，如此气势浩荡，然而又是如此完美和谐。教士的富有节奏的调子，像是空拳擂鼓。那个女人的歌声愈唱愈响，到后来简直震动了屋梁。全场听众都像发了狂一样。千把人的声音带着颤动，愈提愈高，最后那教士就干脆住了嘴，只是狂挥着双手，领着大家歌唱。古老的友爱教堂，多少年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歌声。
这样，那个小孩罗斯福·威尔逊——孟沙儿子的小伙伴——就只好讲一辈子的《圣经》了。这是他母亲为亚特兰大暴动而献出的牺牲。
这一阵狂热过后，教士在书房里找到了卡尔特博士，可是他受到的称赞却没有预期的那么热烈。老牧师心情抑郁。他想起了四月里的那个星期天，当时他曾大呼旧金山地震是上帝的报应。但是今天，他却不能相信亚特兰大暴动是惩戒了人类的罪孽，刚才那个神经错乱的可怜女人说是黑人的罪过，自然决无此理。尽管这次“信仰复兴”相当成功，进教的很多，捐款也不少，然而卡尔特博士心里总排遣不开这个天大的不平，他觉得这完全是上帝错了。他赶紧打发走了失望的教士，抱着白发斑斑的脑袋沉思。
下一个星期天，他亲自主持礼拜。他沉重的声音在信徒的头顶上回荡。他不再惶惑的向上帝祈求了。他大声疾呼上帝是有报应的。他吼道：
“不要想错了：上帝可是不会受愚弄的；要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他也不等信徒们过来跟他招呼、握手，就摸到了书房里，关上房门，在黑暗里默默的坐了好久、好久。
疑惑的乌云压住了他的心头。他一向劝导人们要绝对相信《圣经》上的每一句话；他一向把上帝看作自己的密友，跟听他讲道的人一样活生生的；他每天向上帝祈祷，赞美上帝；可是现在他想不通了：对亚特兰大的惨案居然会听任默许，不闻不问，这样一个人或神，当初他是怎么会相信的呢？世上到底有没有上帝？有没有代表善的事物？如果有，何以见得呢？是什么呢？在哪里呢？
过了好久，听见有人胆怯的敲了下门。卡尔特博士没有答理。歇了一会，又敲了几下，声音还是很轻，却有点急了。他不大耐烦的吐出了一声，“进来！”
门轻轻的开了，进来的是个年老的白人妇女，灰白头发，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卡尔特博士赶紧站起来。客人迟疑了一下，才拉着悦耳的调子，说道：
“卡尔特博士吗？请坐着吧。真对不住，要打搅你。我知道你一定是够累的了，我只要打搅你几分钟。我有点事不能不来。”
卡尔特博士答不上话来，只是默默的摆了摆手，请她坐下。那个女人坐下以后，整了整身上那件高贵衣服的褶皱，脱下了灰色的手套。她作了个抱歉的微笑，望着牧师。
“亲爱的卡尔特博士，多谢你今天讲的道理。不过我有两点意见想要补充。第一，在这个可怕的时代，我们对于上帝也许不能过于苛责吧？我们知道，上帝如果有办法的话，对恶事也决不全容忍。不是上帝震动了这个万恶的世界，是这个万恶的世界震动了上帝。”
卡尔特博士咕哝了一声：“人是邪恶的！”
“人多半是十恶不赦的魔鬼。所以我们应当可怜那不幸的亲爱的上帝。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了。还有一点：不是地震引起了暴动，而是掉个过儿。暴动造成了旧金山的地震和大火，就像一百五十年前造成里斯本的毁灭一样。你看，有时候亲爱的上帝愤怒而又无可奈何，气得都发抖了。”
卡尔特博士直起腰来：
“可暴动是五个月以后的事呀！”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时间不过是我们思想上的一个习惯罢了。道理比时间更重要，而事实就可以说明道理。你瞧，我刚从旧金山回来。我觉得我非去亲眼看一下不可。我现在明白了，是暴动引起了地震。地震的损失还要大得多：死了五百人，损失了三亿五千万元的财产。死那么多人，起那么大的火，其起源就是亚特兰大的仇恨和恐怖。”
卡尔特博士不同意：“可这两件事，一件是上帝的惩罚，一件是人类的罪恶。”
那个女人安然一笑：“一点不错，不过先有罪恶，然后才有五个月以前的惩罚。”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为什么佐治亚作下的罪孽，却要惩罚加利福尼亚呢？”
那个女人说：“我们应当相信上帝是最公道的。旧金山所以受到惩罚，不仅由于佐治亚的罪孽，还因为本身的作恶。那里的金子，毒害了世界五十年。旧金山使这个国家变得贪婪而卑鄙，使人们变成了窃贼和杀人犯，最后那里就化为一片熊熊的火海。可是这场大火，却是亚特兰大的那种更其卑劣的本性所燃起的。亚特兰大用金钱支持奴隶制度，勾引正人君子，使他们堕落为贼党。我还清楚的记得从前的那位勇敢的骑士，敬爱的戈登将军，可是亨丁顿却使他变了个小偷；那个骗子何克·史密斯原是个文雅的小伙子；而小汤姆·华德生也因为挨不起饿，成了疯子。
“好了，不谈这些了。我只想再说一句，卡尔特博士：不要把这件事归咎于上帝。你应该归过于世人。你还是讲讲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吧，你要告诉大家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还需要承担多么大的苦难，而且现在就得承担，不然上帝就会死去。对不起，我太饶舌了。请多多原谅。这是我的一点捐款，捐给你的神圣事业。噢，我可不可以借打个电话？我家里一定在为我着急了。”
卡尔特博士有点摸不着头脑，他站起来指了指电话，正在这时响起了一阵紧急的敲门声。他开了门。一群衣冠楚楚的白人，还有两个警察，匆匆走了进来。
“啊，”那位女客喊了一声，“你们来啦。这太好了。我正在等你们，刚要打电话呢，”
她温文有礼的鞠了一躬，跟卡尔特博士握了手，就挽着一个满面焦急的男人的手臂，走了。
有一个警察是认识卡尔特博士的，他临走时对牧师眨了眨眼睛，大有深意的指了指自己的脑门，低声说道：“是个神经病，乘家里人不防溜了出来。你猜她上哪儿去过？——嘿，旧金山！”
卡尔特博士坐了下来，在黑暗里默默的坐了好久。然后他就伸手到书报堆里去摸索，终于翻出了上星期寄到的、已经翻得破破碎碎的那份纽约《独立报》。他捧着报纸，却没有在看；他是在默默背诵，痛苦的默默背诵：
我们为什么要祈祷？我们祖先的上帝不是已经死了吗？先知们不是已经在天庭里看见了吗？看见你上帝的尸体装在棺中，四周弥漫着滚滚的罪恶的黑烟，黑烟里无穷无尽的哀痛的死人，一个个都低下了头。
醒来吧，你睡熟的上帝呵！
上帝，我们的主啊，一座城市起了阵阵腹痛，产下了一对双生子，就是凶杀和毒恨。黑夜是一派血红；刀声、枪声、濒死的絶叫、愤怒的呼喊，响成了一片，在星空下震荡，星空下一座座教堂的顶尖，都默默的指着你呵。而这一切，却只是为了要满足假借天罚之名的贪心人的贪心！
听听我们的声音吧，主啊！
我们迷茫，我们激动，我们怀着被迫害、被欺骗、被残杀的民族的愤怒，我们举起上铐的手，伸向你御座的扶手，我们凭着我们被骗走的父亲的骸骨，凭着我们去世的母亲的眼泪，凭着你十字架上的基督的血，向你上帝控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打算！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
快开开口吧，沉默的上帝啊！
（第一章至十四章蔡慧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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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种族等级制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十三章种族等级制度
一个新的世纪——比伟大的十九世纪影响更巨大、光辉更灿烂的新世纪——开始了。那是一九〇一年十月里的一天，在首都白宫有个意外当上的总统，正在那里吃饭。西奥图·罗斯福上任已经一个月了。他的精神饱满极了。他本来就身体健壮，况且对于治理美国这样一件巨大的工作，他也真想来干一手。同桌还有他的家属——妻子，女儿爱丽丝，和一个儿子。另外还有两位阁员，和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个客人就是布格·华盛顿。
他们饭桌上讨论的题目，在总统看来是不重要的，是浪费时间，可是问题却很迫切。他很想快些解决，好去办别的事情。这次讨论，是早上接见时开始的，当时没有谈完，只好搁到晚饭的时候再谈下去。讨论的中心，是南方一些官职的用人问题。任用官员，在全国各地都是个头痛问题，但是在南方格外头痛，因为南方有个黑人问题，“民主”政治是没法实施的。
如果是不熟悉政界情况的，不了解华盛顿先生的那套哲学的，在这里必然会有许多想不通的问题。美国还要不要民主呀？如果要的话，这个民主可怎么贯彻呀？千万不要以为这个问题是完全由黑人问题引起的。其实问题之所以严重，是由于长时期的论争和内战，是因为黑人问题已经同全世界的种族问题连结在一起。
布格·华盛顿在亚特兰大作那篇演说的时候，西奥图·罗斯福刚当上纽约市的警察局长。在纽约之类的大都市，政治制度很不民主，然而人们还是称之为民主政治。实际上那完全是少数人在幕后操纵，控制一切（特别是控制外籍移民的选票）；某些政党靠了送钱、派差事、给老百姓小恩小惠等等收买手段，掌握了大权并且霸住了大权。
在纽约，政治制度已开始有了些“改革”。在南方，要不是人们还记着那场造成分裂、引起内战的奴隶制度论争，说不定“改革”工作也早已酝酿成熟，向前跨出了一步。内战结果，黑人获得了公权，后来南北双方半遮半盖的达成了谅解，又把黑人的公权给剥夺了。南北双方一致同意布格·华盛顿提出的亚特兰大妥协方案，就是：黑人不得参与政治，只能做老老实实的熟练工人。这个方案实行的话，工会里的白人工人就不能提出非分的要求，南方就可以恢复元气、获得发展，已经在发展的北方也可以得到好处，谁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在这班大人先生们看来，绝大多数黑人选民无疑还是不够资格参与“民主政治”的。
能不能找到一个黑人领袖，肯同意这样的安排呢？长时期以来，一直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事。不少人对这样一个领袖地位的名利权势倒很眼红，可是试验下来都不能符合那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后来布格·华盛顿到了汉普顿，又从汉普顿到了那“黑人地带”的中心亚拉巴马。他的思想愈发展，看来就愈合乎条件。因此罗斯福就想征询一下他的意见。
第一道菜已经吃罢，总统正在磨大餐刀，准备切烤肉。在家里请客，逢到客人不多的时候，他总爱亲自操刀。
“华盛顿先生，”他说，“请你把今天早上你跟我说的话，对我太太和我们的朋友再说一遍。请告诉他们，你对我初步拟定的几个南方公职的人选觉得怎么样。”
布格·华盛顿一直到现在，差不多还没有开过口。他为人一向精明谨慎。他出身极其贫苦，从小做苦工，没有书念。他知道白人手里有权。这一点，他觉得争辩也没用。跟白人用硬的也不行。北方白人决不会永远站在黑人一边，同日益得势的南方白人对抗。所以问题是摆得很清楚的：黑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南方白人争取最有利的条件，把这些条件接受下来。这才是道理。
他所以这样主张，其实心里还有个“权利”观念。华盛顿相信白种人今天有这样的势力是十分自然的。他相信劳动创造财产，财产就是美德的标志。白人因为劳动，所以有钱。黑人因为不辛勤劳动，因为不懂得怎样劳动，所以穷苦。他还认为黑人不如白人——不是事事如此，也不是天生如此，更不会永远如此，但是在今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里，黑人还不如白人。黑人应当学会怎样劳动，然后靠劳动而富裕起来，这样他们自然而然会分沾到有钱人的势力。白人不是好人。他们往往是十分残酷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狠毒、阴险的手段都使得出来。不过总的说来，他们之有势力是由于他们有成就，那毕竟还是正当的。
这是布格·华盛顿的根本信念，对此他始终深信不疑。他之厌恶白人工人，倒不是因为他们是白人，而是因为他们穷苦，穷苦就表明他们懒惰、无能。他们反对资本家，就是反对整个世界的根本基础。
另外有个原因，也暗暗支持着他这个信念，那就是：他自负还有白人贵族的血统。他是弗吉尼亚最古老的门第之一泰利亚弗洛家的后裔。这一点，他从来不提，却也从来不忘记。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把自己归在老板、东家、“世家大族”的一边。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出身奴隶、家道贫寒产生的自卑心理。担任领袖，他有这个才能吗？有这个学问吗？他得步步留心，时时提防。白人是不一定能信任的；他们对自己的权力相当吝惜，“骗骗黑小子”也不是不可能的。
除此以外，他认为还有受过教育的黑人妒忌他，巴不得他失败。他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原谅他在汉普顿学院毕业以后、到首都专收黑人的怀兰书院作短期进修时所受到的待遇。嘻嘻哈哈不知忧愁的世代自由的黑人子弟，以及野心勃勃的新来的南方青年，都公然嘲笑他这个寡言多思、处处提防的粗笨的乡下佬。在他看来，他们的嬉笑就是胡涂，他们的浮夸就是懒惰。他渐渐想出了一个法宝，那就是要使可靠的黑人工人同富裕的白人建立起巩固的联盟，而一方面要密切留意，小心被人出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白人谋士劝他：尽管黑人有短处、爱妒忌，他可无论如何要把黑人牢牢的抓在手里。
这样华盛顿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不大说话，处处留神；后来觉得自己脚跟站稳了，就改变方针，装得憨实而可怜，使人不疑。他是黄色皮肤，中等身材，大有发胖的趋势。脸儿相当臃肿，简直可说是胖鼓鼓的；可是一对灰色的眼睛却十分警觉，有时目光简直很锋利。他头发卷曲，脸老是刮得光光的。在衣着上他起初很随便，可是后来非常注意——并不流于招摇，但是总能给人一种“收入挺不错”的印象。
他的拿手本领就是聚精会神的听人说话；不过，他也决不做得太过分。到了适当的时刻他就会开口，有时甚至可以完全掌握主动；他说话很简单，而且看来很坦率。他一开始先说些合乎对方口味的话，然后再巧妙的掺进自己的意思。譬如有一次，安德鲁·卡内基给华盛顿的塔斯其基学院认捐一万块钱，华盛顿就回答他说：“一万块我怎么受得下呢——卡内基先生捐一万块，我怎么受得下呢？”——意思是说，假如卡内基大老板只捐这么点儿，那别人还捐什么呢。结果卡内基就给塔斯其基学院捐了六十万。
这会儿华盛顿以清楚而干脆的口气，回答了总统的问题：“总统先生，我早上也说过，我相信你派到南方去的官员，应当选能力最强的，而不必问其政见如何。我特别推荐亚拉巴马州的汤麦斯·琼士担任目前出缺的联邦法官一职。他是一个高尚的人，是个正直的法官。我认识他。他是经常给塔斯其基帮忙的。我相信谁也不会反对他。我已经根据你的指示，去征询过他的意见，他表示愿意担任这个职务。”
“好极了！”总统喊了一声，他妻子也微微一笑。“那就这样决定啦，”
接下来他又说：“那么，华盛顿先生，我们再来研究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任用黑人的问题。”
罗斯福对黑人问题有点不大耐烦。黑人问题谈得已经太多了。而且说到黑人，另外还有些缘故，使罗斯福良心上感到很不安。三年前在埃尔·卡奈，他的“剽骑队”多亏黑人部队的援救，才逃脱了必败的命运。以后，他的无纪律的部队挺不住的时候，又全靠后来被他无情镇压的那个黑人部队二十五团，才把圣胡安山守住。这些事实，罗斯福都知道，也都承认，可是有时候他又禁不住要自相矛盾，在说话中暗暗骂有些黑人胆小。让黑人救过命，这可不大光彩呢。因此他就特别强调，黑人部队所以这样能打，就是因为有他这样的白人军官的缘故。黑人听了非常气愤，因为在美西战争中，白人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一些有才能的黑人军官上前线去。连那个黑人上校容恩也给留在俄亥俄。黑人坚决认为黑人士兵是能够在黑人军官的指挥下作战的；他们说，在古巴，遇到白人军官大半阵亡或不在阵地的时候，黑人士兵就打得很出色。
可是今天的问题却有点特别。在南方，通过暴力手段，通过“白人预选制度”，愈来愈多的是通过实际法律，对黑人的公权已经剥夺得相当彻底了。不过黑人毕竟还是南方的居民，他们的人数也影响到南方在众议院里的席位多寡。而且，他们都是共和党员，在南方投共和党票的也几乎只有他们。
现在，在委派联邦官员的问题上，这一部分人是不能完全置之不顾的，而且这样也合乎“民主传统”。但是反过来说，南方的白人却又不愿意黑人担任政府职务，他们无比殷切的盼望新任总统能革除这种侵犯白人优越地位的做法。这真是件难事，躲不过避不掉。按常例，委派联邦官员到州里，要根据该州居民的推荐。在南方的居民中共和党员几乎全部是黑人。
共和党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上，在竞选运动中，已经慢慢的然而很坚决的把黑人丢在一边了。从一八六八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起，黑人代表就参加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在一八八四年的代表大会上，前任众议员、密西西比州的黑人约翰·林契，还被推选为临时主席。在一八八八年的党纲上还有一百二十二字谈到黑人，但是一九一六年的党纲上就只字不提了。
共和党还要不要黑人，作为维持均势的一个砝码呢？有人说不要了，因为在南方黑人反正投不了票。话固然不错，可是黑人毕竟还在南方过日子、干活。当然，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要尽可能剥夺他们的权力。但是南方到底还有黑人，黑人的政治势力还没有消灭，南方在众议院里的席位还得靠着他们。这是说：因为有了黑人，在南方当选众议员，只需要北方众议员所需票数的四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而南方人依仗资望深，又往往能占据众院一些重要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后来又来了布格·华盛顿，他的号召实际上就是这样几句话：
“黑人不应当参加投票，黑人不应当参加工会，黑人不应当罢工。”
他的话当然不是这样说的，但是他的话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意思，他也并不否认有这样的意思。结果，黑人的上层分子就脱离了政治，能不参加工会往往就不参加，甚至还当了工贼破坏罢工。而美国的工人阶级有五分之一是黑人。这样一来，工人运动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纯白派”，这些南方白人打算从共和党手里夺过南方官员的任命权，把担任顾问、官员的黑人一概解职。这班人往往既无人格又无才能。罗斯福对这班人是不大赞成的，但是，他能不能不用黑人做官呢？
因此罗斯福所处的时代，正是白人要动手把共和党内的黑人势力排除出去的时候。不过这件事一下子是干不来的。北方的黑人选票正在增加。总统不想冒犯南方白人。他有好些南方朋友，对南方白人的困难很是同情。不过，开罪黑人选民，当然也是犯不上的。
华盛顿的处境也很困难。他的本意，自然不是要黑人完全放弃政治权利。他是想劝黑人不要再坚持把政治权利放在第一位。他以为这样一来，南方自会把选举权给一些规矩、勤劳、节俭的黑人。他相信这是不久就会实现的。请他去演讲的多极了，特别是北方，但是在南方给白人演讲的次数也不少。这一回总统居然召见了他，向他咨询任用官员的事，他觉得做巧买卖的机会来了。他决定一方面推荐一个南方白人民主党员，另一方面再保举一个第一流的黑人。这样南方白人可以平一平气，心中不安的黑人也可以安下心来。
他顿了一下，就回答总统的上面一个问题：“总统先生，我看任用一些黑人担任公职，恐怕也是无法避免的。前任几位共和党总统，都是任用黑人官员的。海斯总统，迦非尔德总统，阿瑟尔总统，麦金莱总统，哈利逊总统，还有民主党的克利夫兰总统也任用了黑人。迄今为止，黑人已担任过联邦执法官、海关税务司司长以及财政部官员等职务。因此我斗胆建议，请你选择一位才能既高、品德又无可非议的黑人，派他担任一个重要的职务。”
罗斯福若有所思。他所暗暗希望听到的，可不是这样的意见。不过他觉得这一篇话也是合情合理的。“你是不是认识这样一个人呢？你看担任什么职务合适呢？”
“嗯，总统先生，纳什维尔有个纳披尔，是位银行家，他的品德才能是一致公认的。”
“担任什么职务呢？”
“联邦出纳局长。”
罗斯福把脸一沉，手指弹着桌子。真不像话！全国人民怎么会答应呢。再说他的财政部长也决不会同意让个黑人在部里占据这样一个高级的职位。他忽然想到了一个推托：
“可是这个职务不在南方啊。把首都当作南方的一部分，首都的人可要不高兴咯。”
华盛顿觉得自己开价太高了。他接受了对方的异议，沉吟了一会，最后说道：“我想起来了。南卡罗来纳是黑人人口占多数。那何不派个黑人去当查尔斯顿港的税务司司长呢？新奥尔良和加尔韦斯敦都有过黑人税务司司长，目前亚特兰大就有一个。”
“有没有合适的人呢？”
“有。威廉·克鲁姆博士是个很好的人，深得大家敬爱。他是个医生，家里很有钱。"
“你给他担保？”
“完全担保。”
“好，那我就任用他。”
华盛顿又补充说：“克鲁姆博士是我们黑人的模范。任用他，黑人会感到满意，我也不信白人会起来反对。”
接下去又谈了些有关任用白人和黑人的问题，还有好些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的问题。这一顿饭吃得真是有趣极了，大家都觉得收获不小。
可是，无论是这位工于心计的总统还是那位谨慎小心的华盛顿先生，都没有料到这一顿饭却闯下了一场祸。罗斯福在无意中触犯了南方种族关系上的一大忌讳：白人绅士淑女不能和黑人同桌用饭。这个规矩，固然有时也不一定遵守。白人主妇跟黑人厨娘，白人农场主跟黑人雇工，都在一起吃饭。可是逢到这种情形都很小心，或者对此绝口不提，或者虽在一起吃饭而不致让人看着觉得有平等的意思。南方白人同黑人间的规矩，就跟中世纪“坐上下席”的规矩差不多。
请华盛顿吃饭的事，在第一个星期里还没人议论，虽然在报纸上还是照例报道了。就在这时候，在众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约翰·夏普·威廉士的办公室里，却有几个南方众议员在商议。他们都很焦急。
“任用琼士这条计很狡猾，很恶毒。琼士居然肯同意一个黑人的推荐，去当联邦法官，也应该挨鞭子。”
“当然。不过琼士倒是个好法官，这种策略要是使用下去，南方就会出现一个强大的共和党。什么事儿？”
原来威廉士的秘书匆匆走了进来，跟他凑着耳朵说了些什么。
“好极了，请他进来。各位，我有个心腹的记者，说是他有个主意。”
走进来一个年轻人，约略的谈了一下他的计策。
“也许有用，试试看吧。各位，请赶快写信打电报回家。”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就这样，一个记者把消息传遍了整个南方，南方白人的秘密头子觉得抓到了把柄，可以把罗斯福任命这两个官员的高明手法一笔勾消。南方人都知道了罗斯福破坏种族界线，跟个黑人同桌用饭。
南方白人群情愤激。他们叫啊，嚷啊，真是到了嘴角飞沫的地步。暗暗煽起的騒乱（完全是名副其实的骚乱）简直吓人。从梅逊—狄克松线到墨西哥湾，从大西洋滨到加利福尼亚，一切南方报纸都是满版满版对罗斯福的辱骂。一个密西西比州的政客公然骂罗斯福是条狗，说这样称他还辱没了狗呢。南方对布格·华盛顿也骂得挺凶。罗斯福和华盛顿都收到了成筐成筐的恐吓信，说是要对他们下毒手。在塔斯其基还抓住了一个人，据他供认（不管是真是假）他是从路易斯安那派来，打算来杀死布格·华盛顿的。亚拉巴马的琼士法官，也不得不作了些煞费苦心的解释。
这场喧嚷，后来终于平息了下去，可是罗斯福和华盛顿却永远也忘不了。显然这是个有组织的行动，其目的是要把黑人完全排除在南方的政治生活以外，用法规和惯例给他们划定一个社会等级。
罗斯福在种族问题上迅速的连下了几步棋。他特意不睬南方的那场喧嚷。他任命那位南方的白人民主党员为亚拉巴马的联邦法官。另一方面，他又干涉巴拿马，在巴拿马抢了一块属地，把南方的那一套种族歧视制度，从分校读书一直到分用货币、黑人低薪，统统搬了过去。接着他又赶快来了个大转弯，就在当年，他又委派华盛顿推荐的克鲁姆博士为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的税务司司长，并宣布再次任命一位黑人妇女到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邮局里去当局长。
喧嚣又起来了。南卡罗来纳的，罗斯福也不加理会。可是在密西西比，又添了新的纠葛。有个从山区来的穷苦白人煽动分子伐达曼，想当密西西比州州长，下一步再上华盛顿去当参议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就选中黑人问题大做文章；他在印第安俄拉办有一份泼辣的报纸《公益报》，在报上他就以华盛顿吃饭事件作为题目，把那个黑人女邮政局长明妮·柯克斯作为攻击的目标。他穿了一身白衣，披着长长的头发，坐了一辆大白牛拉的车子，以“白人首领”自命，在州里巡游，向人民大声疾呼。他比梯尔曼更富有梯尔曼的作风，大喊“黑婆娘”管白人的信件是伤风败俗，应当制止。
在阿肯色有个以勇敢闻名的白人军官，“第一骑兵营”的营长，当时打了个电报给伐达曼：“我率领部下骑兵一百五十名，随时待命，愿保卫印第安俄拉良民，击退黑人的嚣张势力。”跟倔强的总统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延及全国的搏斗之后，伐达曼终于获得了胜利，到一九〇三年，明妮·柯克斯就丢了邮政局长的职务。
自从发生了在白宫吃饭的事件以后，布格·华盛顿受到很大的震动，感到深深的失望。他清楚的看到，南方对他一八九五年妥协方案的反应，根本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热烈，他受到这样的欢迎也并不就说明他们欢迎他的建议。他眼看本·梯尔曼的势力日益扩大，不禁感到忧心忡忡。
本·梯尔曼比华盛顿大十岁，是华盛顿的头一号白人死对头。汤姆·华德生跟华盛顿差不多年纪，在华盛顿作那篇演说的时候，华德生的名气要比梯尔曼响得多，可是自从一八九〇年梯尔曼当了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一八九五年又当了参议员以后，作为“新南方”的代言人，梯尔曼的影响已迅速盖过了华德生，这种情形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波士顿汇报》曾引用维吉尔的一句话，给梯尔曼作了个写照：“Monstrum，horren-dum，ingens，infandumcuilumenademptum”——意思是：“凶邪可怕的独眼妖怪！”
梯尔曼发起了一个运动，打算通过法律手续，在美国给黑人永远划定一个等级。他公开的、毫不含糊的主张：凡是黑人，不问其教育程度高低、财产多少，应一律剥夺其公权；而白人则不问地位、教育、财产、职业，应一概给以公权。他表示黑人天生比白人低劣，白人跟黑人只能作为主仆而相处。他主张在州法和联邦法中应该对这些差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用刑罚保证严格实行。他认为黑人只有当仆役或低工资工人，承担白人不屑承担的职务，才可以容许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一员。他坚决反对让黑人受教育，因为他说黑人是不可教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黑人，能证明自己跟白人一样有灵性。
梯尔曼在众议院会场上提出过这个计划，有财有势的人请他上家里去，他又要谈上一通，抬出这个计划。这几个条件不接受，他是决不跟人合作的。他在各地的家常聚会上和讲台上到处鼓吹，至于他自己心里究竟真正相信多少，那就很难说了。他有黑人朋友，也很喜欢“安分守己”的黑人。不过他再三提出这项计划，这是无可置疑的。在他一个劲儿的推动下，南方各州在一八九〇至一九一〇年间陆续都把剥夺黑人公权正式定为法律。从一八九五年华盛顿发表演说一直到一九〇六年亚特兰大发生暴动，等级制度的法规层出不穷：黑人白人乘车分座，禁止通婚，在学校、在社会都实行隔离。
在种族仇恨的浸润下，所谓“美国文明”堕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步，简直叫人不敢相信。梯尔曼在众议院发言时曾公开这样叫嚣：
“不错，我们混了假票，可我们还要混假票。我们在选举中驱过‘黑鬼’，可我们还要骗‘黑鬼’。我们剥夺了‘黑鬼’的公权，可我们还要剥夺我们需要剥夺的一切。我们宰过‘黑鬼’，用过私刑，可我们还要宰，还要用私刑。我们让‘黑鬼’尝过火刑的滋味，可我们还要让他们尝。一个‘黑鬼’要不是白人叫他活着，他就根本没有权利活。你不乐意，也得受！”
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头脑伐达曼嚷道：“我反对让黑人投票，不管这黑人自夸有多大的道德和才华。布格·华盛顿尽管多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液，我还是坚决反对他投票，就像反对每天早上给我擦皮鞋的那个椰子式脑袋、巧克力色皮肤的普通小黑子安第·陶生一样。”
路易斯安那制宪会议的主席在闭幕词中说：“新宪法是不是有点不像话，这我不管！重要的是新宪法管不管用？是不是保证白人有选举权？是不是禁止黑人投票？——我们大家来开这个会，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三K党徒》一书的作者小汤麦斯·狄克松说：“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我对黑人得出的结论是：黑人连下地狱都不配。假如我是地狱里的魔鬼，我就不让他们进地狱。黑人是披着人皮的驴子。尽你怎么调驯，他也变不了马。让他跟马交配，产下的仔就没有一点马味，而是一头更大的驴子，叫做骡，连传种接代的本领都没有。"
狄克松写黑人低劣、写黑人犯罪的剧本风行全国，格里夫斯根据这个剧本摄制的电影《一个民族的诞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南北各地上演最多、捧得最高的一部影片。
还有个著名的南方牧师亨利·弗兰克，鼓吹重新建立奴隶制度：“黑人天生的疏懒、奴隶解放后黑人大量减少的迹象、黑人获得自由后进步的滞缓、行为的极端野蛮，凡此种种都不能不使有头脑的人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给黑人自由是个天大的错误。”
盛行已久的私刑，如今也有人出来公开辩护了。梯尔曼说：“南方人民要不让黑人做官，除了杀黑人没有别的路。绳子、手枪，南方还有的是。”
谁也不敢出来阻止这种言论。大企业控制下的北方正在拼命的抚慰南方；他们极力想缝合“南北战争”留下的“血污的裂口”，还要——引用一个黑人的话——“把黑人都圈起来！”在九十年代，被控犯罪未经审理而给人公然杀死的，增加到每年两百人，差不多全部都是黑人，都是过去从未受过法官或陪审团审讯的。从一八九六到一九〇六这十年间，这种公然的凶杀多达一千二百起，已经渐渐发展成为一种公然无忌的残忍的淫虐狂。
这种恐怖活动最猖獗的地区，也正是宗教活动闹得最起劲的地区。南方自命对于神意有其独特的领会，在欧洲人看来那简直是大逆不敬。城市里满是教堂，在乡下也是麻麻密密；谁要不是个福音派新教徒（入监理会或浸礼会更好），那就别想担任公职。
然而很奇怪，南方教会对于私刑杀害黑人的现象却闭口不言。当然，长时期来对奴隶制度的辩护，在人们思想上已经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可是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南方的自由主义分子却踌躇了。他们知道黑人并不都是劣种。他们知道所谓黑人其实并不都是黑人，其中好些人混有南方第一流门第的血统。他们知道这些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的人都是可以教育的，他们能够提起枪来跟白人打仗，而且事实上也打过，打得南方终于在阿波马托克斯投了降。他们知道重建之所以可怕，倒不在于黑人选民并不称职，而是在于黑人选民学得不错，能够治理国家。
这一类人感到不知所从，十分苦恼。还有些无知的人，就干脆说黑人不是人，不是“上帝的孩子”。大多数有教育的南方人则给自己找到了辩解的根据，那就是流行的种族理论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欧洲帝国主义理论，还有进化论学说一按照这种学说，过了“一千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人类就可能一律平等。他们采取宿命论的态度，认为上帝到了相当的时候自会解决这个难题，他们的本分只是遵从上帝的意旨。
有时教会也不能不看到南方的滔天罪行。譬如这件事，发生在一九〇四年亚特兰大举行的北佐治亚白人监理会全会上。会议即将结束时，有个年轻的白人传教师要求发言。这人又矮、又瘦、又苍白，长长的头发披在白白垩土般的面颊两边，颧骨突出，紧糊着一层皮。他胆怯得不得了，不住的哆嗦，尽管主持会议的主教和气的劝他坐下，他还是坚持要发言。
“我得说说，”他说。“我沉默得太久了。这件事出在去年秋天，就在我传教的地方道斯维尔。有个黑人叫路德·霍尔伯，跟个白人吵了嘴。两人开枪对打，把那个白人打死了。那黑人带了妻子想逃走，却让一伙白人给逮住了。我得把当时的情形都告诉你们。那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已经沉默得太久了。”
听众有点坐立不安了。有两个女教士躲到厕所里去了。这传教师又接下去说：“两个黑人被绑在树上，下面架起了柴火。那伙白人逼着他们伸出手来，把指头一个个的砍掉，分给大家留作纪念。那个男的还给割掉了耳朵。他挨了毒打，脑壳打碎了，一只眼睛也给棍子打了出来，吊在眼眶外，只连住一丝筋肉。夫妇俩谁也不求饶，也不叫痛、不央告。最惨酷的刑罚是一个暴徒手里的那把大螺旋钻。钻子往两个黑人的皮肉里钻进去又拔出来——胳膊上，腿上，躯干上——每次拔出来，那螺旋就撕下大块大块血淋淋的抖动的肉。
“种种酷刑用完之后，两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就给烧了。这个黑人是不是强奸了白人妇女呢？不是的！他是打死了一个打算杀害他的白人。他的妻子更是一点儿罪也没有，她不过是想跟着丈夫一块儿逃走罢了。”
牧师们听得都呆住了；主持会议的主教站起身来，可是那小个子传教师不肯打住。
“听我说，我还没有说完呢。去年我奉派到佐治亚南部的彭恩赛去。那里有个白人让人杀了，凶手逃跑了。暴徒就找别的黑人开刀。他们杀了乔·透纳，因为他们说他认识凶手，可他说他实在不知道凶手在哪儿。乔的妻子马利，是常在我们家做帮工的。那时她快要分娩了，她听说乔遭到了杀害，就大骂暴徒，发誓说她一定要把杀她丈夫的凶手都指出来。因此那些恶魔就逮住了她，把她绑在树上，剖开她的肚子……”
“别说啦！”几个牧师叫起来了，主持会议的主教跨步走来。可是那面色苍白的年轻传教师跳上了讲台，喊道：
“他们剖开了她的肚子，肚子里的孩子就掉了下来。他们又在那个女人身上浇了汽油，点火焚烧……”
几双手揪住了他。主教举起了双手，高叫“肃静”。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他说。“须知上帝之道神妙难测……”
“上帝在哪儿呢！上帝什么事儿也不管！你们也个个都一样！可耻啊……”
可是那年轻的传教师终于给堵上了嘴，急忙架了出去。
“神经病！”有个牧师说。“应该送密列奇维尔〔注：当地有所精神病院。〕。”
“上那个鬼地方？”有个教徒说。“要是关进了这个所谓疯人院的活地狱，他便是不疯也会变成个头号大疯子，”
大长老和主教一同坐车到了主教家里。主教很气恼。
“你听见了那个狂热分子的话没有？”他气咻咻的说。
“听见了，”长老说道。他是一个人们所说的“世故人物”。
“哪会有这样的事呢。”
“不，会有，而且也真有。”
“我的上帝！那咱们怎么办呢？”
“吃饭——赶快吃饭。”
那时真正的战斗却是在北方进行，是经过了奋力的搏斗，最后才失利的。在北方有这样一小撮人，他们哄自己说：南方打算剥夺黑人的公权，这是正常的事情，这不过是防止文盲懒汉投票的广大民主运动的一个结果；种族等级制度也不过是对胆小的人的一种让步，日久自会归于消灭。其实他们也很明白这完全是自欺之谈，剥夺黑人公权不只是因为黑人不识字，实行种族等级制度也决不是忽发奇想。多数的北方人知道自己是附和了一桩肮脏的交易，这桩交易根本否认了民主，打了签署独立宣言的祖宗的耳光，对帮助打赢内战的黑人士兵和工人忘恩负义。他们曾经向全世界大声宣告，说内战的原因和理由是要解放一个种族（所谓“救世主降临了！”），可是如今这桩肮脏交易却是侮辱了这个种族。他们知道，私刑是“美国文明”最大的耻辱。
这种人却用一个理由，原谅了自己的良心和国家，那就是：受上帝委托管理这个扰攘世界的当权的白种人，有时由于世界各族堕落低能的人民所造成的原因，不能不为整个人类的利益着想，而采取一些不愉快的严厉措施。尽管有少数人要暂时受些损害，上帝的意旨还是得奉行，拯救世界的事业还是得进行。所以他们一方面削减南方黑人学校的捐款，一方面却又加强非洲、中国、印度和其他地方的传教活动。殷实的工商家向他们作了保证，说剥夺黑人的公权可以恢复正常生活、改善经济情况，说推广文明也是一门赚钱生意。他们还说，给汉普顿学院和塔斯其基学院捐钱，可以促使最正当的美国黑人教育方式发展起来。
也有一些北方人，则咬紧牙关不开口。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谈，不写文章，也不作讲道。不是推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推说他们不懂，还是让懂的人去解决吧。但是还有少数人，他们援引了《基督金箴》和《独立宣言》。他们高高的举起了废奴主义者的破碎旗子，指责国家背弃了自由和民主。跟这些人站在一起的，是那些善于思考、能够独立的黑人。在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就只有这一群人，保卫着美国的真正的“民主”。
在南方有一批人，包括约翰·庇尔斯在内，打算在废奴主义式民主和南方的自由主义之间，谋求一条解决黑人问题的妥协途径。所以会有这样的打算，这跟庇尔斯对黑人教育的兴趣是分不开的。一八九五年布格·华盛顿在亚特兰大作那篇演说，庇尔斯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事实上谁也没有庇尔斯那么清楚，在这篇演说发表之前，曾经经过了多么长久、多么微妙的谈判。其实就是庇尔斯所知道的，也只是这场把戏里他幕后主持的那一部分罢了。
形势复杂极了。在南方，种族隔离制度是不能不保留的，不然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联合起来，就会威胁南北双方的资本家。私刑猖獗、无法无天的现象不能不加以制止，不然就有引起革命的危险。对黑人不能不用法律手段剥夺其公权，不然这股政治力量就会同白人工人汇合起来。黑人的教育，不可超过他们应处的卑微地位，不然他们就会滋长野心，成为半瓶子醋的煽动分子的俘虏。应该让黑人受些初等教育，怀着一些希望，兴致勃勃的、有头有脑的进行劳动；不过一方面也应该毫不含糊的让他们明白：要想混进白人的社会，或者想在政治上压倒白人，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这些办法，却又相互抵触，不可能完全调和。但是忽略了任何一条，都会带来灾难。假如一齐实行而又都进行顺利，那结果会怎么样呢？谁也说不上来。可是现在这些措施必须实行，必须迅速实行。其他的事，就只好听天由命，看这个“上帝的国家”造化如何了。
首先就应当办教育——倒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最紧急，或者最重要，而是因为这个工作最容易入手。于是南方的自由主义分子就在弗吉尼亚的一个休假地凯本泉开始举行会议，讨论黑人教育问题。黑人自然都没法参加，这个休假地是只招待白人的。会上作出决议，说黑人应该受教育，但是目前的教育应当限于一些基本课程和职业教育，而且一定要先办起穷苦白人孩子的较为完备的教育，下一步才谈得上办黑人的。
庇尔斯和他的同事听到汇报的会议决议就是如此。他发起去参观汉普顿学院，那是一所专收黑人和印第安人的著名的职业学校，注重道特鲍埃斯学校式的“劳动教育”，一向为黑人大学所嗤笑。在汉普顿学院里，一些南方白人，以及罗勃特·奥格屯之类的北方商人，还有几个头儿脑儿的黑人，一同举行了会议。会上拟定并公布了一些建议。还选出布格·华盛顿为主持人，主持开展既定的计划——而事后证明这个主持人住往是很为难、很倒霉的。另外还成立了南方教育委员会，以推进南方的教育事业；不过要先办白人学校，第二步再办黑人职业学校。
困难马上就来了。白人学校经费不足，黑人学校更不用说了。黑人教师也极感缺乏。正在培养黑人教师的黑人大学，又是建议中所不主张办的。结果说动洛克菲勒家族捐了钱，成立了一个提出举办一切教育的大众教育委员会，根据这个委员会的计划，将来也要扶助黑人大学，但是首先要扩展白人学校，黑人学校只能放在最后。他们逼着黑人同意这个计划，而且还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黑人必须在法律上剥夺公权，划为一个特殊的等级——至少在目前必须如此。
一九〇〇年，孟沙离开耶路撒冷后不久，亚特兰大大学来了一位年轻的黑人教师，接替了弗雷依堡女士。弗雷依堡女士已经撒手不干了，一位白人妇女要在一个仇恨黑人的环境里教黑人历史和政治，这是够艰巨的。她嫁给了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农场主——这个男人为了把农场弄到手，先后累死了两个妻子，现在又需要第三个妻子，帮着他好寿终正寝。弗雷依堡女士觉得养养鸡、喂喂牛、种种花、看着夕阳，倒也满不错，子是就同那两群子孙订下了和平友好条约。另外，老头子又给她签封了一份遗嘱，保证她这辈子有丰衣足食的生活。她经常买些书来看看，还订了些杂志。
接替她的詹姆士·伯格哈德，是位北方的黑人。那个白人资本家、学校校董约翰·庇尔斯，知道他的家世。庇尔斯家里时常谈起，在十九世纪初叶，有一户从非洲迁来还不到三世的黑人，在庇尔斯家大农场的附近占有几小块地。这户黑人不知什么缘故，从哈得逊河谷搬到了这里，成了自由人，有几个还能读会写。他们靠这点土地耕种度日，有时还出外打打短工。
他们咬紧牙关，不肯把地交给庇尔斯家，这事使庇尔斯的祖父大不高兴。庇尔斯记得，大约在他快要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听说这户姓伯格哈德的黑人已经把地丢得差不多了，都到镇上当雇工、做仆人去了。有几个孩子上了学，就在庇尔斯结婚的时候，听说他们家有个小伙子进了中学。庇尔斯跟他的妻子（她的爱尔兰裔祖先也在这个乡下小镇上做过工），当时还议论来着：一个黑孩子要念中学干什么呢？
看来这个年轻的黑人不但念了中学、大学，而且居然还在耶鲁大学得了个历史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他请求亚特兰大大学给他一个工作，庇尔斯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录用了。庇尔斯不想跟这位新教师认识，但是一直注意着他的工作。
在亚特兰大的大学界，有许多人对伯格哈德的到来感到很不安。白人教师不信一个黑人有那么大的学问，也配教历史和社会学，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具有应有的修养和风度，他们觉得对这些学生来说，这两点比学识更重要。大部分黑人学生虽然没有那么明显，却也同样确实的感到不快。他们自有生以来一向认为黑皮肤就表示低人一等；他们尽管对多数白人十分厌恶，甚至痛恨，可是事实上却又承认白人优越，因为他们对事物的估计和判断完全受了白人世界的影响，而周围的黑人世界又显然有些缺陷——尽管这种缺陷是不能由黑人负责的。可是（他们内心隐隐怀着这样的疑虑），假如黑人的能力真的不如白人，那怎么样呢？因此学生们对于伯格哈德即便说不上反对，至少也很不放心。
孟沙一回到亚特兰大，就决定进修历史和社会科学，打算考个学位，将来可以升级。他原来希望能得到弗雷依堡女士的指点，弗雷依堡女士一走，他失望极了。他尽管坚决不承认自己有偏见，可是老实说总不能相信，一个学习机会肯定十分有限的黑人，也能给他以所需的指导。伯格哈德是在北方读书的，说话带一副新英格兰腔，这一点很中流沙的意；可是，他那副生硬冰冷的态度、那套严格的教学方法、那种高到近于苛刻的要求，却是没有一个学生喜欢的。
伯格哈德自己，看来却坦然不疑。他进学校头一年，就在附中的中世纪史课上，给一个快要毕业的女学生——一个有名的黑人承办商的女儿——打了个不及格分数。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姑娘娇养坏了，一味任性，所以才把课程荒废了。伯格哈德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肯让步，结果那个姑娘就没有毕业。这种做法，也许提高了学生的学业水平，可是对这位黑人新教师的声望却是肯定没有帮助的。
可是孟沙很喜欢新教师的这种独立性的表现，他不好意思的承认，自己对黑人是有偏见。他就报名参加了晚间的现代政治进修班。导师态度冰冷，很难接近，然而说话清楚明确，讲课很有内容。他谴责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扩张，和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他认为当前局势的祸首就是大企业。
回过头来再研究国内政治，于是人民主义、汤姆·华德生、工人运动，都成了讨论的题目。班上的学生对工人不大喜欢，看到这位教授如此激进，为工会辩护，都很反感。后来教授又站在黑人知识分子一边，表示反对布格·华盛顿，这时连那位新任的年轻白人校长（薛尔顿校长已经去世），也不能不注意了。当时学校的经费仍然很紧，好些黑人中学大学都停办了，而塔斯其基、汉普顿和其他一些职业学校，却有千百万经费源源不断的送来。
校长很欣赏伯格哈德的理想。伯格哈德明白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对待黑人问题，不能再感情用事，必须抱着科学的态度，通过详尽、精密、充分的研究，而求得解决。而且，黑人问题并不仅仅只是一个问题，那是同全世界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的一大串的问题。他订出了一个一百年的研究计划。第一个研究项目，健康问题，打算就在今年开始，后面还有九个项目，准备再研究它九年。过了十年再回过头来重新研究健康问题，这次要收集更多的资料、投入更多的经费、增添更好的实验室和助手。他非常亲切而真挚的，把这个计划扼要的告诉了那位年轻的校氏，可是校长感到相当为难，他正打算去向传道会募点捐款，传道会可是主张“感化”非洲和南方的野蛮人的。
随后就着手进行的黑人问题研究，是当时世界上有关这类问题的唯一的科学研究，因此很快就得到了普遍的好评。可是校长却受到了警告：只要这个人留在学校里，学校就别指望捐款会增加。庇尔斯不久也了解了情况，跟校长作了谈话。
但是伯格哈德还是安然自若的继续干下去。有一回他应邀到罕普顿去参加一次教育会议，在会上他为黑人大学教育作了热烈的辩护，从此就没有再受到邀请。孟沙却觉得很高兴，不过这件事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在这辈子里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始终没有完全解决，不过总是在渐渐解决，那就是：对于白人世界里奴役着他和他的同胞的那部分势力，究竟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行动？他很明白是非，也有他自己的主张。这些，他应该坦然无隐的说出来呢，还是应该不尽明言？在有些情况下，他是不是不仅不应该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且还要退让一步，揣摩白人愿意给些什么，就要些什么，甚至还得少要些？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以至可说这几乎完全要看那帮白人的势力有多强大、态度有多坚决而定。或者不应该这么说吧，应该说：要看黑人的力量是不是还很薄弱。他现在在研究班上坚决主张黑人可以要求自己应有的权利，甚至可以要求更多的权利，那么他在耶路撒冷只提那么少的要求，是不是他胆小呢？还是采取这两种态度，都是他的精明之处呢？精明是不是总意味着妥协呢？实际上，精明是不是总有些虚伪呢？
伯格哈德只有跟很少几个人说话，才是无拘无束的。不过，正如弗雷依堡女士喜欢孟沙一样，伯格哈德也跟孟沙作过几次谈话。有一次是在一九〇三年的一天，那时伯格哈德到北方去了一次，刚回到学校里。夜课散了以后，孟沙跟他一起走到街上，他若有所思的看了看孟沙。
“我跟布格·华盛顿去谈过了。”他说。
孟沙显得很惊奇。“我还以为……”
“以为我跟他意见不合。在很多问题上是意见不合。但是我尊重他的努力，现在我真替他难过。他的处境很不好过呢。”
“怎么会呢？他的名气不是还挺响的吗。”
“他向南方白人作了个慷慨的姿态。当时我就觉得，这下子恐怕太慷慨了。南方白人给他的回答是剥夺黑人公权，规定种族等级，无法无天的滥施私刑。华盛顿发现，汉普顿和塔斯其站的毕业生都不愿意进农场工作，因为那里尽是暴徒，而他们又没有政治权力。塔斯其基的工科也教不下去，一来没有机器，二来没有就业的出路。机器价钱太贵，出路又让白人工会堵住了，黑人除了一向干惯的几门老式的建筑行业以外，哪一行也进不去；即便在这几门行业里，也快要被法律、被新技术挤出去了。塔斯其基只能教些修鞋补鞋之类的没落的手艺，或是管家当差之类专属黑人的差事。因此，华盛顿打算重新部署兵力。他把眼光转到了零售业上，利用我的研究结果，组织了一个黑人商业同盟。”
“这个办法行吗？”
“也许，不过很危险。那需要科学的指导。白人极力劝华盛顿请我去工作。”
“为什么？”
“就是这话呀。为什么？我就去跟他谈了，想知道他到底要我干什么。”
“他怎么说呢？”
“什么也没有说，简直什么也没有说。我倒是说了好大半天：谈到我的计划和工作方法，谈到我的理尊。他就让我一路住下说，后来我明白了：他并没有真正的，或者明确的表示过要请我去工作。我看出他很不信任我，他是在试探我‘耍’的是什么‘诡计’。我可没有什么诡计。不过现在我倒知道了他的白人谋士在耍些什么诡计。他们打算把我安置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好支配、束缚我的思想。嘿，这个我可不干。请我到塔斯其基去工作，我是不去的。其实他也始终没有明确的表示。今年我打算出版一本书，批评华盛顿和他的处世哲学。”
“你打算抨击他？”
“不，我要劝劝他，让他知道自己错在哪儿。”
孟沙沉思了一会，然后鼓起勇气说道：“这件事，白人可是不乐意的。”
他说对了。其实庇尔斯就是打算把伯格哈德从亚特兰大大学调到塔斯其基的幕后主持人。伯格哈德有头脑，有才能，又勤劳，但是对他必须严加约束。最初提议把他安插在汉普顿，让他编一份专供黑人阅读的刊物，可是他马上向罗得岛主教富列塞尔博士和约翰·庇尔斯——策划如何把他调走的两位要员——表示：刊物的方针必须完全由他决定，不然他坚决不干。在这样强硬的条件面前，对方只好悄悄的赶快收起这个计划。后来就打算调他到塔斯其基，而结果，伯格哈德却出版了那本传诵一时的书。
这太不像话了！这个家伙，一定要叫他离开亚特兰大大学，封住他的嘴巴！可是困难很不少，首先就是他的那套“黑人问题研究”，这个研究无疑是很科学的，而且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当时世界上哪儿也没有搞这么一整套研究的。这套研究虽然并不高明，然而在当时算是最好的了，而且还为一门新的社会学提供了基础。
一九〇五年，正当种族等级制度加紧推行的时候，这束火把发展成了“尼亚加拉运动”。这个组织，总共不过十几个黑人，没有一个是有钱的或有名的，可是他们的宣言仿佛一声反抗的呐喊，响遍了全国。到一九〇六年，这个组织发展到一百多人，在约翰·布朗起事的哈卜渡口再度集会，发表了由伯格哈德草拟的文告：
过去一年里，仇恨黑人的分子在全国各地活动猖獗。保卫美国公民权利的人士一步步退却。盗窃黑人选票的勾当越发猖狂，在首都现有五十名以上的众议员是靠了盗窃选票而当上议员的……在现代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文明民族，曾声言要用这样卑怯的手段，来对待生在本国、长在本邦的同胞。美国奉行的新信条，已经抛弃了连篇的花言巧语，赤裸裸的露出了丑恶的面目，这就是：为了免得黑人同白人平等，不要让黑人有半点儿出头的仇会。这种事，还出在自命信仰耶稣的国家里呢！这种行为对上帝的极端不敬，也唯有其卑怯的程度堪与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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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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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耶路撒冷
孟沙要是聪明些的话，就应该先到他的新学校去一趟，弄清了那里的情况，再回来结婚，把新娘接过去。可是他的手头实在太紧，再说他也难保苏珊不会再有什么变卦。因此他就匆匆赶到萨凡那，急急忙忙的行过了婚礼。小两口这就搭上了去耶路撒冷的慢腾腾的区间列车，坐进了污秽不堪的黑人车厢。中午过后，火车到了。车站又小又阴暗，简直没有地方可供黑人乘客休息。孟沙只好让苏珊坐在站台的板凳上，自己赶紧去见教育局长。
局长倒是在办事处里，当时正有几个白人来客。他瞟见了孟沙，暗暗骂了一声。这个没脑子的“黑鬼”真干得出来！正忙着接待白人哩，他倒闯了进来，老天乖乖，瞧他还是一身整整齐齐的城里打扮哩！他要是想待在这儿，一定得让他知道点厉害！因此孟沙一进门，局长就瞪着他，直到孟沙递上信去，这才垂下眼皮瞧了瞧。对咯，这个城里来的黑人也学白人，讲究准时，因此横冲直撞。非得教他守点规矩不可！
“等会儿！”他只冷冷的说了一句，又回过头去跟那几个白人来客一个接一个的谈起来。一个客人来抱怨某位教师水平太差，一个客人来申诉白人中学的校舍老不修理，还有一个客人因为女儿还没有安插工作，等得不耐烦了。“这年头学校的经费大概都花在‘黑鬼'身上了，”这位女客临走还骂了一句。
客人都走了，局长理了理文件，心里盘算：对这位穿得既好，气度又佳，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新来的黑人教师，那几句非说不可的不愉快的话应当如何措辞？偏偏这时候又来了一个白人，好不亲热地跟局长握了手，两个人笑了一阵，就坐下来，往椅背上一靠，悠闲自得地抽起烟来，一谈就是半个钟点。孟沙还一直站着，这时就大着胆子说道：
“先生，我想我还是等你空点的时候再来吧？”
局长把脸一板，喝道：“等着！”
客人站起身来。“我不打搅你了，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坐，坐，急什么呢。我们约好去钓鱼的，什么时候去呀？”又是一刻钟，客人终于走了，局长转过脸来，把孟沙周身一打量。“曼努埃尔，”他说，“我有白人来客的时候，可不许你打岔！记住：这是一个南方市镇，在这里只要是黑人，不管他是干什么的，他的地位就低人一等，他就应当服从长上！”
说完他就望着孟沙，孟沙一声不响，也直当当的盯着他。局长终于把头低了下去。“得了吧，曼努埃尔，其实我也何尝愿意呢，可是你我不能不顺从耶路撒冷的白人舆论，要不然咱们俩的饭碗都得打碎。你站了大半天，我也不得不浪费时间瞎扯一通，为的就是刚才那位客人是本镇的一位势派人物。我很惭愧，你也很恼火。可是情形就是这样。你跟我合作，我就尽力相助。你要跟我作对，我就请你滚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可千万要好好琢磨琢磨。”
孟沙一言不答。他真恨不得转身就走，搭下一班火车回去。可是那又累又慌的年轻新娘还在污秽的站台上等他呢。他们还得找个安身之所呢。他同局长谈了半个钟点，接受了指示，也明白了自己应守的“本份”。局长答应给孟沙月薪四十元，为期十月。这比前任那位女教师多了十块钱。原来她为了保住饭碗，把这十块钱送给了两个白人校务委员。如今那两位一定又要大嚷薪水过高，千方百计来找岔子了。
耶路撒冷是一个典型的佐治亚小镇。就是说：市镇中心是个广场，位于四条乡间土道的交汇之处。广场上有市政府（包括法院和监狱）、邮局、一家带赌场的酒吧、几家杂货铺子，还有一家药房、一家银行。法院对面是一座颇为奢华的洛可可式庞然怪物——卫理会第一教堂。西镇靠近乡下一带是黑人区，有几家店铺、赌场和教堂。在东镇，矗立着白人专用的浸祝会大教堂，还有一所新建的白人中学、一所医院。
从广场上还伸出三条街道通到乡下：一条街上全是白人城市贵族新建的精致住宅，另外两条街上则是低级白人的比较平常的住房，新旧不一。广场附近造了一所新的白人小学。黑人学校则设立在西郊一座破落的黑人教堂里，附近是一家制造厂和一家肥料厂。
要了解这个市镇，必须牢记：这里的居民经过了战争，思想情况和社会关系都给打乱了。人在不断的变化，旧有的文化传统虽也有显著的改变，可是那老的一套还给人死死的拉住不放。外人如果来观察一下，可以看出这个小镇的生活中有七件大事：首先是财产，其次是种族界限和社会地位，第三是男女问题，第四是酗酒赌博，第五是法院和警察，第六是凶杀，第七是宗教。毫无疑问，财产和收入是最首要的问题。这也是势所必然的事，因为全国都笼罩着贫穷的阴影。
战前，地主贵族都散居乡间，而在城里往往另有住宅，后来城市生活日益繁荣，相比之下城里的住宅就日益重要了。战后，比较穷苦的白人都集中在小村子和耶路撒冷之类的小镇上，他们在地方上可以获得同城市中类似的重要地位，有的当了介于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商人，有的当了律师和医生，还有些人当了技工和雇工，有些则成了流浪汉，或者偶尔干些犯罪的勾当。而在这一帮人的周围，则是千千万万的黑人。
商人做买卖手段苛刻，有的还蓄意欺诈。地主贵族或因为漫不经心，或因为无法可想，把债都赖着不还。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互相抢活儿干。新的“民主制度”开始实行了：黑人不是被强行剥夺了选举权，就是遭到恐吓，或受到雇主的“友谊”劝告，不能去投票。
广场上差不多从早到晚都挤满了人，有白人也有黑人，好像亲亲热热打成了一片，然而其中却有条清清楚楚的分界线：黑人都聚集在人行道边上和拴马的木桩附近，白人则以墙边和石阶为地盘。在铺子里，来了白人顾客总是尽先招待，服务周到。对待黑人顾客可就要马虎多了，但是也不能不做出些降尊俯就的亲热样子，免得自己的顾客被别家商店拉过去。当地老是有一股紧张的气氛，有时（特别是在酒气冲天的星期六）就会招来一两个巡警，抓去几个黑人。白人是难得被捕的。
这个镇上有白人的秘密帮会，也有枪械充足的白人民团。广场上经常可以看到马匹、骡子、狗、车辆，还有许多黑人；而有闲的白人以及大摇大摆、喧喧嚷嚷的油头小伙子，则在屋子门口一站，向不时招摇而过、装作若无其事的白人年轻姑娘做做媚眼。到星期六，乡下的黑人就大批的来到广场上，替代了一部分闲荡的白人。
黑人区里大部分的日子是一片宁静。疲累的仆人和雇工每天早出晚归。小孩子在尘土和泥泞中挤来拥去。这些孩子不久也要进教堂内的穷学校去读书了，可是到头来他们还得到白人种植园主的地上去干活。到星期六，黑人区就来往热阀了。在那天，不管白人还是黑人，喝点廉价的威士忌和杜松子酒是很平常的，还有赌博，以及种族界线内外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到头来总有几个黑人坐了牢，到星期一早上被租给农场主去当苦工。
这种种族隔离和种族压制的制度，就这样在镇上固定了下来，严格实行。给人多少工资，予人几分信任，待人亲疏如何，谁也不会违反这个规矩。外地人进来都遭到监视，受到告戒。收成和收益的分配，都按照长久以前的一套老章程。白人可以在顷刻之间纠集大批暴徒，去干私刑的勾当。闹事，杀人，都有一套规矩。平日总有一两个白人警察监视着黑人。在南方，这样的市镇有几千个，就是这些市镇维护了那一套种族关系，在政治上控制了全州，而且还是那最顽固的宗教教条势力的中心。有句俗语用在这里倒不是说笑话：“造城市者人，造乡村者上帝，造小镇者则魔鬼。”
这个小镇的居民所害怕的倒不一定是真正的饥饿和贫困，有些人更担忧的是失去社会地位。这中间有少数人是日子过得并不安稳的，有一些是在穷富之间极力奋斗的小康之家，也有一些是知道自己经常有倾家荡产之虞的财主。在这个小镇上，社会地位可以对财产和收入起上帮衬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社会地位甚至还可以多少代替财产的作用。
地位最高的是白人前奴隶主，其中却也有真伪之分。许多从来没有奴隶的人也都夸口自己过去有多少奴隶；有些人靠闷头干活，靠欺诈盗窃而发了迹，如今却摆起了架子，给人讲自己父祖辈“庄园”上的传奇故事，谁要是不信，谁要是说这个或那个的祖上战前不是大地主贵族，而顶多是监工，那谁就得倒霉。
社会地位包括两个因素，第一是肤色，第二是田地。镇上，居民大半是白人；在附近的乡下，则多数是黑人。镇上，有不少人皮肤是浅褐色的，黄色的，或差不多全白的；在乡下，混血种可就少得多了。
保地和占地的激烈斗争，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有些庄园，就像河对岸布雷铿立治上校的那片产业，在日益衰败了。一部分土地低价出售了，那个价钱比废除奴隶制度以后的实际价格还低了许多；一部分土地荒在那里，有的已经被那些没有机器没有肥料、尽管起早摸黑、还是落得没法糊口、没处容身的白人佃农和黑人佃农弄得地力都衰竭了。
有些白人靠当监工、开小店起家，后来爬了上去，这种田地就是他们买进的。他们买进以后，一个办法就是再卖给那些拼命想得到一块土地，打算自耕自种的黑人。他们给黑人放高利贷，然后伪造债据，没收了抵押的土地，有时甚至还有用武力强夺的，结果大部分黑人还是土地落空，而那些白人转手之间却赚了一大笔。还有一些铺子老板用赊帐的办法也发了财：他们在地里庄稼尚未收割或工资尚未发下之前，把货品“供应”给佃农和雇农（白人黑人都有）；等到还帐的时候，就高价索取，所以佃农雇农总是背着一身的债。
除了肤色和土地以外，教育也是社会地位的一个标志，所以黑人学看书写字的要求特别迫切。要完全剥夺他们读书的机会是办不到的。北方佬就要黑人读书，还寄来了经费，派来了传教士；南方的白人认为这班传教士都是卑鄙的伪君子，但是传教士在北方很有势力，所以黑人学校还是维持了下来，虽然在城市以外实在也收效不大。
耶路撒冷的黑人学校设在一座木头造的破落教堂里。学校里没有课桌，也没有像样的椅子，当地的白人总是找个最恭顺、最没学问的人来做这里的教师。每到仲冬，学校才上了两三个月的课，学生还刚会死背几课课文、乱涂几个字母、连算术都还没有学会，就给拉出了学校，到镇外的农场上去拔草摘棉花，或者去帮着白人太太料理家务。白人的孩子大都上了六个月的学，就学会了看书写字。继续升学的就很少了。
除了肤色、土地和教育以外，最能表示并保持本人社会地位的，就是家里有多少仆人。凡是自以为有些身份的白人妇女——甚至可以说凡是自命正派的白人妇女，家里至少总得有一个黑人女仆：替她做饭、洗碗碟、打扫屋子、照料孩子。有些人家是给仆人工资的，仆人干得满勤快，可是心里总不乐意，因为干这种活儿还跟当奴隶差不多。很多人一有机会就往大城市里跑。大部分白人人家出不起比较像样的工资；因而服侍得就没有那么周到。不过，黑人妇女也不大敢不当差，不然的话就很可能被当作“游民”，抓去坐牢。因此她们还是照样干活，有时摸点儿吃的，捡几件东家丢掉的破衣服穿穿，能装病尽量装病支吾，就这样过着日子。
至于男的黑人雇工，以及他们的家属，则多半是附近农场上的雇农，工资是徒有其名，劳动条件还不脱奴隶制度时代的老一套。黑人雇工跟白人雇工争得很厉害，白人雇工要的工钱大，有时即使活儿干得差些，也能挣到较大的工资。这样就经常造成竞争状态，黑人工资低，结果把白人的工资也拉了下来。因此而得到好处的还是雇主。做仆人是没有白人竞争的，可是工资也低得到了头了。
在耶路撒冷，仅次于财产和社会地位的第三件大事是男女问题：在男女问题上思索、盘算、梦想。不是说这个镇上的男女关系比北方和西部的其他市镇来得随便；而是这里的人对这个问题想得、谈得比别处都多得多。最重要的是，在思索、谈论和空想的过程中，还出现了男女关系上的种族竞争问题。凡是有点资格的白人，一般除了娶个白人妻子以外，至少还要有一个黑人妇女做外室。黑人可以娶个黑人妻子，但有时却不得不让自己的妻子同时兼做白人的外室。反过来，黑人可千万别想碰一下白人妇女，就是不留神碰一下都不行。黑人要是真跟白人妇女发生了关系，那就会招来暴动和凶杀，哪怕那个女的是个有名的娼妓。这个原则，在实际运用时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正因其变化莫测，所以小镇的生活永远带着一股紧张不安的气氛。
在这里，人们把男女关系看作一种特殊的享受，看作是苦闷万分的小镇生活的一种解脱。在这里，人们心目中的生活就是男女关系，男人的梦想就是占有女人。酒吧和客厅里的谈话中心就是男女问题。
特别是黑人妇女处境最为困难。长得漂亮窈窕的，一定要早些结婚，即便如此，做丈夫的还得费很大的劲保护她们，以防白人。假如不结婚，她们就会成为白人黑人竞相追逐的好目标。假如去当仆人，那就十之八九会变成白人的姨太太。有少数黑人妇女还被人公开的养在镇上，作为外室，谁都知道她们的主子是哪个白人。有时黑人妇女拼命抗拒白人的追求，甚至弄到打死打伤的地步。也有一些黑人妇女故意当着白人妇女的面，向白人男子卖弄风情，那些白人妇女只能暗暗切齿而无可奈何，她们心里当然是恨得够厉害的。
至于白人妇女，则无论在肉体上、精神上，都受到穷凶极恶的防卫；私通当然是绝对禁止，就是些微的嫌疑、牵连，也决不容许。她们必须装得十分“纯洁”，好像绝对天真无邪的样子。所以她们格外喜欢私下闲谈、独自空想。因为，她们谈的、想的、内心向往的，都是一个问题：男女问题。不是说她们遇到强横的白人汉子如何害怕，就是说她们撞上黑人狂徒怎样没命的逃走。她们老是觉得白人汉子在向她们进攻；有时遇到冒失的黑人汉子胆敢盯她们一眼，她们就觉得像是受了侮辱。
在黑人青年说来，他们除了对自己同族的黑皮肤姑娘有自然的爱慕以外，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女人，象牙色的四肢，飘着香水味儿的身躯，对他们也很有诱惑力。这种女人他们是得不到的，除非强逼。在白人眼里这种强奸是天下最罪大恶极的行为。有时也有白人妇女自愿找了个黑人做情夫，万一事情露了底，或者引起了疑心，她只要喊一声“强奸”，那个黑人就会马上给私刑处死，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在这样畸形反常的局面下，人们必然沉湎于各种嗜好，纵欲无度；在耶路撒冷，这就表现在酗酒、赌博和殴斗上。不信的话，只要在星期六晚上到广场上去看看。那天有的领到了微薄的工资，有的借到了钱，而酒是那么便宜。广场上空气紧张到极点，一言不合就动起武来。一般都是同族之间的纠纷，但有时也发生在白人和黑人之间。要是那样的话，就会引起暴动，以至凶杀。
当地的法院也有其奇怪的困难。犯罪案件他们管不了，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居民的社会地位，是要让白人，哪怕是穷苦白人，能在地方上居于上风地位，决不能让黑人提出异议，或加以侵犯。所以，黑人就因为是黑人而横遭逮捕，白人则因为是白人而可以为所欲为。当地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犯人去做苦工，这就必须尽量抓人，即时判刑。囚犯的队伍所以那么长，就是因为上司来了命令，需要多少多少黑人去做苦工的缘故。
可是白人犯了罪，要惩办就简直不可能——杀人大罪都办不了，更不必说小偷小窃了。假如按情判罪，必然要下白人的面子，损害白人的优越地位。所以法官坐堂都是束手束脚，只有那些心硬如铁、动不动就的黑人四十年徒刑、无期徒刑以至死刑的法官，官运最为亨通。
正因为如此，所以凶杀就成了这个镇上的一大特色。结果一条人命在这儿真算不了什么。这部分是由于本地曾多年深受战争和武力的影响，部分是由于有地位差异和深仇宿恨。也有一小部分原因是因为需要犯人去充苦役，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里的人对杀人满不在乎。人人身上都带着枪，如果有人被杀，只要问一问：凶手是白人还是黑人？假如是白人，十之八九会不了了之，哪怕被杀的也是个白人。倘使凶手是黑人，那就不是挨绞，就是监禁终身。只有原被告都是黑人的时候，那才稍微像个有公道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白人法官超然事外，有时倒可以公平判决。
最后，必然还有宗教影响着这一切。大家都拼命想逃避眼前的这种生活，几乎人人心里都有有罪的感觉。白人知道自己的罪孽是杀人，是压榨雇工，是强迫妇女满足自己的兽欲，是相互哄骗、盗窃、诽谤。黑人也觉得自己有罪，他们明白自己偷过东西，说过谎，因为工钱小而躲过懒。因此大家都希望得到“拯救”，希望“用基督的血来洗清自己的罪孽”。他们希望神能够保证他们过去或目前所犯的罪恶可以不受惩罚。人人都知道“罪恶”，有的用如痴若狂的忏悔，有的用巧妙的诡辩，把自己的良心麻醉了。
宗教之流行也一如犯罪。各人都有其所属的教会。黑人有四个教堂，号呼唱诗之声，星期天日夜不断，平日还至少要闹一个晚上。白人有三座教堂，礼拜的方式各有不同：卫理会第一教堂牧师史璜恩博士的讲道属于正统派，但是带些热情的福音派新教的味道；浸礼会第一教堂讲起来比较热烈，嘴上挺甜；而浸礼会顽固派则完全是一派如醉如迷的号叫，往往嚷得比黑人还响，论好听那可就差远了。
这个镇上最主要的出产是流言。任何人，任何事情，都免不了受人议论，或窃窃私语，或大声宣扬：猜测啦，恶意中伤啦，造谣诬蔑啦，讲下流事儿啦。说人闲话的风气，宛如一个化脓的大疮，毒化了镇上的空气，吓坏了所有的居民。这只魔爪揪住了那班规矩正派的诚实白人，破坏了他们单纯的生活——他们只希望老老实实，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打扮、做饭、吃饭、洗衣、熨衣，或者带上一两个黑佣人把家里收拾收拾，然后上教堂去参拜上帝。
可是现在他们害怕了，特别是害怕黑人。特别还有一段他们所不敢忘记的往事，像个黑色的幽灵缠住了他们——为什么不敢忘记，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可是黑人问题总像一只黑色的巨掌张开在那儿。他们老是感到有这么只大手，他们一直妄想避开这只大手，但是他们始终避不开，也始终没有胆量避开。
黑人也感到害怕——无论是竭力想讨好主子的低贱的奴仆，还是迫于饥饿、拳头和镣铐的威胁的愤恨的农奴，还是远远望见了子孙后代的一线自由曙光的苦苦干活的雇工。他们都害怕白人，怕凶恶的白人也怕善良的白人——比之害怕上帝，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白人和黑人的面前，各自蒙着一方面纱，把生活的真实面貌歪曲了。蒙住白人的，是自命不凡，是竭力要装得高人一等的心理，是与生俱来的特权，这一切就表现于昂首阔步，高声谈笑，大模大样。在独自一人，或者跟老朋友相处的时候，看不到这副架子，可是只要面前一有黑人（哪怕是冷清清的给撇在个角落里），这副架子马上就端得高高的。白人老是觉得黑人在冷眼瞧他，因此就老是摆着这副架子。
黑人也确是蒙着一方面纱，在冷眼瞧着他们。或是存心看好玩儿，或是假装卑恭无耻。快活的笑声，骨子里却是冷笑鄙夷，“暗藏机关”；也或许是辛辣的讥诮嘲弄。欢乐无虑的大笑，隐含着切齿的痛恨；满面春风的背后，却是伤心绝望。
一八九八年夏天，由当地白人选出的那位耶路撒冷镇的教育局长，正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他真想找个好些的差事，跳出这个倒霉的小镇。能否如愿，一要看他在地方上的官声，二要看他的上司，州里的教育厅长。厅长当时正逼着他要改进黑人学校，原来的黑人学校简直是胡闹。学校设在一座破旧的浸礼会教堂里，上学期的那位教师是个年老体衰的妇女，由于长期吃不饱饭，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偏偏就死了。
局长的心其实倒是不坏的，不过他知道，他真正的上司，他衣食的来源，是当地的白人选民。他也知道，他要高升，要脱离这个死气沉沉的小镇，必须州教育厅里的官员大力成全。不知道什么缘故，州里目前正在催逼下级，要改进黑人小学。
他不信这纯粹是出乎善心。多半又是“生意经”，同他们最近对北方的频送秋波怕不是没有关系的。不管是什么吧，为什么他们要跟他过不去呢？他的困难，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要维持那几所可怜的白人学校，经费还差着一大截呢。他哪儿来钱给黑人学校造校舍、添设备？三百个学生至少要三个教师，还要加上这笔薪水？
他在亚特兰大同鲍尔温博士夫妇儿子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苦恼对老博士说了。老博士也想不出什么切实的办法，后来小鲍尔温推荐了孟沙，博士太太吃了一惊，而局长却十分高兴。他总算找到了一个受过良好教青的黑人，不但有高尚的白人作保，而且在薪水问题上也不会斤斤计较。这一下，厅长该给他记上个大功了。但愿这个孟沙是个明白人，能够理解他这个白人局长面前的困难也决不少于黑人教师。假如这个黑人明白道理，肯于合作，他们也许可以干出点成绩来——即使不是很大，他们俩要跳出这个鬼地方该是不成问题的了。
孟沙不能不要求预支半个月的薪水，随后就去找住处。他们在一户黑人人家先借住了两个星期，虽然人家竭诚招待，总是诸多不便。后来房子终于找到了，但是很简陋。外表灰溜溜的，里面有两间屋，还有一个光秃秃的院子，半堵围墙。屋顶漏雨，窗子不是闭不拢，就是缺了玻璃。给水龙头装在后院里，离屋外的老式茅厕不远。浴缸、壁橱，当然都谈不上。
这样，孟沙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小镇上开始了他忙碌的生活。早先没有了解的一些地理情况，不久也都摸清了。原来这里离汤姆·华德生的家乡汤姆森不远。他对华德生的沉默早就感到很诧异，时常向人打听道意耳的下落。那时种族等级制度和剥夺黑人公权的活动，正在南方迅速蔓延；孟沙听说耶路撒冷是史克洛格斯一家的故乡，也就领悟了此中的一部分原因。史克洛格斯家是梯尔曼的拥护者。他听母亲讲起过他们，母亲知道有个山姆·史克洛格斯，知道他一八七六年在南卡罗来纳时打算扮演怎样一个角色。这人后来给人杀了，他的妻子儿女还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乡下。这家人的其余各支都住在亚特兰大。艾伯·史克洛格斯今年二十六岁，他曾一度积极参与农民联盟的活动。后来美西战争爆发，就当了志愿兵，目前正在古巴。
艾伯·史克洛格斯出生在耶路撒冷，因此是在顽固的种族主义思想影响下长大的。他对黑人怀着狠毒、盲目的仇恨。要是他探究一下仇恨的根源，那就要追溯到他童年的一件小事。但是他却从来不去追究。他不知道自己的仇恨有其根源、有其缘由。他就觉得心里有股仇恨。
不过，这一件小事，年轻的史克洛格斯倒一直记在心上。他当时虽然只有六岁，但是留下的印象却终身难忘。对他的一生，更起了决定的作用。他们家人口很多，孩子就有十个，还死掉了不少。母亲经常吃不上饱饭，弄得又瘦又丑；父亲是个酒鬼，在艾伯五岁那年就死了。有一天，家里实在没有东西吃了，偏巧邻居的黑人正好在那里宰猪——一头精心喂养的大肥猪，打算宰了它来供养一家大小，饱餐几顿，快活一下。
这户黑人人家的男人原先买了一块地，却被人用赤裸裸的欺骗手段抢走了，他没有办法，只好照付租金，为了把一家的生活对付过去，着实费了些苦心。可是今年秋天看来光景还不错。猪养肥了，蔬菜瓜果也贮藏了不少。男的找到了一个搬运工的差事，女的经常在广场上一家白人公馆里干活。孩子到上学的时候都去上学。但是这会儿他们都簇拥在四周，庆祝杀猪大典。爸爸上班去了，妈妈和孩子留下来收拾。
到黄昏时候，史克洛格斯太太来到了这家黑人的院子里。她虽然急得心乱如麻，却还是不断提醒自己，别忘了自己是个白人。她们遵守种族间的习惯礼法：那个目光严厉的黑女人叫她“史克洛格斯太太”，她叫那黑女人“南昔”。史克洛格斯太太问南昔可不可以卖给她一点“肉”？她出去晚了，铺子已经关门了。钱，当然“很快”就可以付给她。
南音表示抱歉，非常抱歉“肉实在没有多余了”。她有六个孩子，所以一丁点儿也不多。史克洛格斯太太侧着身子慢慢挨到桌子边，南昔正起那里切肉，就赶紧把肉挪过点儿，叫她抢不着。可是那儿还留着一些肚肠内脏，一条猪尾，南昔还没有来得及去搬，史克洛格斯太太那只枯瘦的手早已扑了上去。“就这点儿，你要多少钱？”南昔一脸怨毒的神气，直盯着她。南昔知道，要不打上一架，她别想叫史克洛格斯太太放下这堆猪肠。万一动起手来，他们夫妻俩准有一个得去坐牢。在法庭上她是斗不过史克洛格斯太太的。因此史克洛格斯太太就捧起猪尾和两把带粪的猪肠，立刻拔腿跑了。
刚一出门，篱笆背后的黑孩子就哄的爆发了一阵嘲笑和挖苦：“白鬼子偷猪肚肠哩。”躲在妈妈裙子底下的小史克洛格斯，听见这句话感到彻心的痛苦。从那天起，他对黑人就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他要杀黑人。他要用尽一切手段折磨黑人。他那可怜的老母亲不过是为自己和挨饿的孩子找点东西吃，而黑人居然嘲笑她，挖苦她！小史克洛格斯在耶路撒冷的第六个年头，就是以这样一出悲剧开始的。
在十四岁那年，史克洛格斯辍学了。他读书、写字、算术，都学得相当不错。对其余学科就不感兴趣了。文法他怎么也学不好。“代数”是怎么回事他也弄不明白。外国人的事，特别是过去的事，他也不大在乎。而且，他觉得自己应该到镇上去找个活儿干，帮着妈妈维持一家的生活。最初他进肥料厂做工，可是嫌那里的活儿太累、太乏味，而且工资也比黑人大得有限。他又到农场上去当监工，管理黑人和白人佃户，可是那里的商人和佃户都要欺他。他也干过些别的活儿，有时没活儿干，就在广场上闲混。
他加入了三K党。蒙着面罩，套件长袍，骑匹快马，那真是有趣。而且他还可以经常在打劫黑人人家的时候抢些财物，贴补贴补家用。后来他心里渐渐滋长了一种要猎捕活人的疯狂欲望。他打过松鼠、野兔，也打过一些较大的野兽，可是他觉得什么也比不上猎捕活人。他第一次猎捕活人是这样开始的：有人发现一个黑人跟个白人姑娘在一起睡觉。那个女的是个娼妓，这是大家知道的。可是“强奸”的喊声煽起了镇内外白人居民最狂烈的怒火。暴徒连夜出动，史克洛格斯就是首先抓住那个惊惶失措的小伙子、把他的脑袋用斧头一劈为二的白人之一。后来他们割下了他的生殖器，把他的尸体点火焚烧，灌饱了烈酒，醉疯疯的围着尸体跳舞。
那天夜里史克洛格斯回到家里，倒在床上不住的战栗。他想起自己干下的事，害怕极了。小伙子的面容老是出现在他面前，怎么也赶不开。第二天晚上他就赶到教堂去，这样一连去了七天。到星期日，有个巡回教士经过这里，“拯救”了他。他渐渐使自己相信了，他是在执行遏止乃至消灭黑人罪犯的天授的使命。他对黑人的态度也从此改变了。他过去讨厌黑人，现在却鄙夷黑人，因为他觉得黑人实在算不上人。这种想法，他在学校里就懂得了一些，但更多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他还看过几本恐怖的书。他觉得问题很明白了：他的责任就是要不让这帮坏坯子同别人一样生活。
可是孟沙的奋斗目标却正是要同别人一样生活，同上等人一样生活。不过，他在耶路撒冷的开端可并不顺利——事实上他的一生就是一开始便挫折重重。由于缺少必要的设备，他不能按自己的希望进行教学。但是反过来说，他在这里却可以做些最根本的工作。布格·华盛顿批评黑人青年离开了需要他们的农村、大批涌入城市，给他的印象很深。也许就在这儿耶路撒冷，他可以着手为真正的生活打下一个基础。也许他同三个约翰之间的小小关系——也就是他同建设新南方的北方强大势力的联系——以后可以巩固些、更现实些。
孟沙和苏珊的结合，无论从生活上看还是从精神上看，恐怕都只能说平平而已。天作之合当然谈不上，说是一对怨偶也不符合事实？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十七年，先后生下了四个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过离异。然而这件婚姻却并不理想，而且从一开头就不断的遇到风浪和障碍。首先是，双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对结婚都还没有思想准备。双方尽管都生活在男女关系放荡、家庭观念淡薄的时代和环境里，但是无论身心都还没有受到一点沾染。
苏珊的父亲生前工作十分勤劳，对女儿并不注意。母亲为了帮着养活家里的一大堆人，干活也很辛苦。他们住的地方环境很不好。但是母亲非常严格。苏珊是最小的孩子，她从小就懂得了，男女关系以及生殖器等等都是罪恶的。姑娘家连想都不能想一想。苏珊很听话，所以几乎从来不想。她看到些情况，或者听人谈起强奸啦，私生子啦，下流的嗜好啦，都不大懂。她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结婚以后，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罪恶、下流的事情就又变成是正当的了，至少是可以允许的了。她不是个容易动情的姑娘，所以她的好奇心也只到此为止。
孟沙看见周围的男女关系，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却很少实际的体验。他在这方面仅有的一些经验都是失败的、不完全的，因而他始终没有堕入放荡不检的歧途，他倒是急于要早婚。就这样，新婚的生活起初使苏珊惊惶万状，可是后来她就含羞顺从了，而且还觉得乐滋滋的。而孟沙则一开头心花怒放，兴奋万分，可是接着就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失望，仿佛他打开了天堂的大门，一看那里却并没有天堂——至少他是没有找到。
这一切其实都是很自然的，其原因就在于小两口还不得不在艰难的环境下辛辛苦苦谋个生活。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余裕去设法顺应新的环境。假如他们的道路平坦些，付出的劳动能早些得到收获，则结果也许会截然不同。可是现在双方却弄得各挑各的担子，既不能彼此分担，又不能相互谅解。
孟沙完全不了解要管个家很不简单，特别在苏珊格外觉得困难。苏珊的娘家一切都很简朴，她又是最小的女儿，一向只是充充帮手，从来没有独当一面。在学校里念了四年书，用惯了冷热水龙头、抽水马桶，还有自动垃圾箱。就是在娘家的最后一年，也自有哥哥姐姐当差打杂，干最粗重的活。她憧憬已久的理想家庭，即使没有琼斯医生所炫耀的那种阔绰排场，至少也要有个安恬舒适的环境，有个伴侣可以谈谈心，有事就可以请他帮帮忙、出出主意。上街买东西，她完全是外行；做出的饭菜，翻来换去总是那老一套，跳不出秋葵、米饭和红辣椒，还有在学校里烹饪“学”课上没有学到家的那几样菜肴。
孟沙所习惯的，却一向是伸手就有的家庭生活。当然他的要求是不多的，后来虽然一天天多起来，他也自有愈来愈多的办法去应付这些需要，而且母亲总是竭诚合作，十分体贴。因此，他的饭总是准时开出，摆上来的总是他心爱的饭菜，因为这些能菜他已经吃惯了。他要个地方做作业的时候，“客堂”马上就变成了他清静的书房。家里的一切安排首先就要顾到他的工作和学习。搬进学生宿舍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但是即使在宿舍里，同室的同学只要能让，也总是先让他做他的工作。吃饭、洗澡、玩乐，都各有各的地方。
不但如此，现在孟沙的面前还摆着一个无比沉重的任务。在南方农村的黑人小学里教书是不简单的。教师不受欢迎，更得不到鼓励；地方上不过是勉强容纳了他。他要应付四方面的人：黑人家长、镇上的白人居民、白人校务委员和教育局长、校内的黑人学生。学生的水平都低得可怜——多半只有一二年级程度。他们上过乡下的村学，有的因为不能不下地干活，有的因为父母无力管教或疏于管教，所以简直没有学到什么。现在到镇上来上学，也是有一天没一天的。就是高年级学生，看书写字也多半很勉强。
学校里简直没有什么设备——没有课桌，没有板凳，只有一块白灰灰的黑板，没有地图，连课本都很少。上面不给，孟沙只好千方百计去募集。上面不给的原因，是因为白人根本不希望有黑人学校。黑人学校得了点什么，白人的眼睛就红了。那不仅是他们直接的损失，更严重的是间接的损失，因为黑人小伙子小姑娘读了书就不肯再当仆人、雇工，就要索取更多的工资，往往会变得“狂妄无礼”，源源不绝的流入大城市。街道上和家庭里还常常发生纠纷，事情本身虽然微不足道，然而后果可能极为严重。孟沙为了替黑人排解纠纷，也花费了不少时间。
局长难得来找孟沙，也不要孟沙上他的办事处去。孟沙有什么要求，回答总是“不行”。倒不是局长不想办黑人学校，而是他要保住饭碗的话，花在白人学校上的钱要愈多愈好，花在黑人学校上的钱则愈少愈妙。不然的话，到下次选举，黑人投不上票，他的位置就难保了。
孟沙迫于无奈，只好马上着手钻研在南方农村求取生存的处世哲学。他虽然心里很不喜欢，却也没有办法。不随俗就得滚蛋。他可是没有地方可滚了。他对待上司，尤其是那个白人局长，就处处小心。局长有什么意见，孟沙无论如何要表示同意，过后却可以提出一些修正，表示一下不同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使他惊奇的是，他的建议倒也往往能被采纳实行，特别是不必花钱、或者能少花钱的。有时，也准许他自己去办理。他渐渐明白了，原来局长自己身上也锁着叮叮当当令人心惊的锁链。
当地也有一些居住时间较久，同白人攀上点关系，因而拥有一定权势的黑人；孟沙同他们相处得却不怎么和睦，因为他觉得对他们不必口是心非。他想怎么说，就爽爽快快的怎么说，有时还提出批评；而他们对他说的，却不是他们由衷的话，他们知道要保住自己的职位和势力，就不能不另外拿些话来对付一番。
就在孟沙这样力求适应于周围环境和当地人情的时候，又来了一场大地震：他添了个娃娃了。孟沙固然也一直想将来要有个孩子，可是结婚才短短十个月孩子就出世，这未免叫人吃惊。然而更可惊、影响更剧烈的，却是他家庭中引起的变化。
孟沙事后回顾起来，看出一八九九年道格拉斯·孟沙的诞生是个转折，他的家庭从此就变了样了。他不再是一家的中心了。他妻子身体衰弱了，面容憔悴了，尤其到一九〇一年又添了勒弗尔斯以后，情形格外显着。
孟沙没有想到在这方面可以设法采取措施；事实上，他即使知道有什么办法，恐怕也不会使用。他觉得孩子是人世间的自然现象。可是孩子的诞生确实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差点儿拆散了孟沙的家。当然这句话他们俩谁也不会出口，那劳累过度的年轻妈妈是决不会说的，就是孟沙也不作一声。可是现在孟沙辛苦了一天，回来看见的已经不是一个清静整洁的小家庭了，他再也不能跟个漂亮姑娘谈谈情话，一同幻想美好的未来了。如今看到的只是一所又挤又窄的小屋、一方可怜的庭院，还有个哭闹不休的小娃娃，小娃娃又是样样儿科病都有一份——其实也难怪，这里水源受到污染，蚊蝇虫蚤那么猖獗。饭从来不能准时开出，还要孟沙帮着做家务事。学校里一大堆棘手事儿不算，还要操心许多最头痛的问题：照料妻儿，买菜生火，张罗衣着，应酬邻居；更何况茫茫的前途，时常使他忧心忡忡。
后来艾伯·史克洛格斯回到了耶路撒冷，孟沙更深切的感到前途可虑了。史克洛格斯打过了美西战争退伍回来，他对黑人更反感了，他对北方人更恨了。他发现黑人学校花的是“完全属于白人”的钱，当教师的居然是个衣冠楚楚、上过大学的黑人，他气得七窍生烟。
孟沙得到这个深切的感受，是在一八九八年一个十一月的早晨。那时棉田里的活儿已经结束，学生差不多都到齐了。摇摇晃晃的板凳上坐得满满的，教室里是一派压低了小嗓子的嗡嗡的说话声，还夹着几个大孩子的低沉的嗓音。
突然校门打开了，门口赫然站着艾伯·史克洛格斯。他刚从广场上来，他的伙伴今天在那里为他接风。有个伙伴谈起，当天早上他家的黑人厨子讲了一桩从黑人学校里听来的新闻。据说那个新来的教师孟沙谈到美西战争和泰迪·罗斯福的时候，告诉学生说：去年七月罗斯福和他的“剽骑队”是完全亏了黑人士兵的救援，才没有在埃尔·卡奈全军覆没；还说这个消息已经由一个南方籍的白人军官证实了。
“完全是放屁！”史克洛格斯气得大吼。事实上他对这件事一点也不了解，可“黑鬼”打得了什么仗呢！“这谁不知道！”当下他就提议大家一齐到黑人学校里去，要孟沙当场更正。
史克洛格斯当时只是喝得半醉，所以经大家几句话一劝，也就暂时搁起了这个打算。可是他偏又灌下了一杯威士忌，在回家的路上远远看见了黑人学校，心里又一阵火冒，于是就独自一人直奔学校而去。他一路推开闲逛的黑人，在黑人区里直闯。他从后门进了学校，跑到孟沙的旁边，就嚷起来：
“听说你们这里的‘黑鬼’教师在对你们胡说八道，谈到古巴的什么黑人军队。那儿根本没有什么‘黑鬼’救过罗斯福，你们可要少胡说。听见没有？”
他猛的扭过身来，直瞪着孟沙。孟沙刚站起身来，又慢慢坐了下去。他看见百来个黑孩子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他知道他们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是老师。他什么都知道。他一定可以告诉大家：黑人受到白人的当面侮辱该怎么办。好吧，现在就请他说说吧！请他拿出点行动来吧！可是他拿不出什么行动来。他就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声不响。他有什么办法呢？他没有武器。把史克洛格斯一拳打倒？他担心自己没有这么大的力气，而且他也不会打架。他自幼儿从来没有打过人，更不用说打白人了。假如他能打，真要打上一架呢？他不到天黑就会给私刑处死，他的同胞就会无家可归，他的妻儿就会无依无靠，他的学校就会化为灰烬。
没想到他落到了这个结局！他好容易才挣上了一口饭吃。他也看不到有什么出头的希望。他兢兢业业有谁知道？还有谁会知道？他还有什么前途？美国的黑人还有什么前途？世界的大门对他是闭得紧紧的。什么样卑鄙、下流、无知的白人无赖都可以来公然侮辱镇上最有名望的黑人，然后扬长而去。在这样的世界上，一个黑人能熬上多久呢？
只听见缓缓的钟声滴答。不声不响的孩子，忽然起了一阵骚动。史克洛格斯犹豫了。他要不要把这个黑丑怪揍上几拳？揍了，这帮气鼓鼓的黑小子会拿他怎么样呢？正在迟疑，忽然听见外边有个脚步声。大家听见也都一惊。石子小路上有人走来了。一会儿，在史克洛格斯对面的门口，出现了教育局长的身影。
孟沙站起身来。局长在门口停了一下，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知道一场危机近在眼前，可是他只装不知道。
“你好，史克洛格斯先生，”他说。“我一直在等着给你接风呢。”
史克洛格斯挺了挺身子，跟局长握了手。他支支吾吾说：“我是在……给这班黑小子……教训几句。”他尴尬地咕囔了这么一句，就踉踉跄跄的走了。
局长转过头来对孟沙说：“下课吧。时间是还早着点儿，可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下课了，”孟沙呆呆的说道。
孩子们悄悄的涌出了教室，一到操场，立刻就起了哄。史克洛格斯听见，回头一瞧。那个混蛋教育局长，放出这么一大帮“黑鬼”追他来了。他加快了脚步，一到转角，远远望见了广场，就拔脚飞奔。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阵急雨般的石子落在他的身上，一颗石子打掉了他的阔边军帽，打得他鬓角上直流鲜血。他没命的逃跑了。
局长没有理会这些。他瞅着孟沙的脸，看见那深褐色的脸膛已是死灰般的苍白。他也没有多问，就赶紧说：“孟沙，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亚特兰大市教育局要你去。我已经答应让你去了。我想你一定也很愿意吧。薪水，要比这里大一倍。”
他顿了一下，也不等孟沙回答，就转身匆匆的走了。他伸手去摸烟盒，可是手哆嗦得厉害，连火柴也擦不着。他转身的时候望了孟沙一眼，只见孟沙站在那儿木然不动，脸上挂下了两道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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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曼努埃尔毕业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十一章曼努埃尔毕业了
曼努埃尔真没有想到少了母亲会这样寂寞。母亲不大爱说话，也没有多大的知识，但是对儿子非常关怀，常常把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告诉儿子，而最重要的还是，她很听儿子的话。自她去世以后，曼努埃尔觉得失去了家庭的温暖，渐渐的起了成家的想头。学生宿舍里的生活虽然有趣，却总有些不足之处。到他念大学二年级的那年，他就把自己的计划和理想慢慢的告诉了苏珊·赛德士。苏珊是师范学校的学生，所谓师范学校，实际上是大学附设的大型中学。至于他究竟为什么选中苏珊，那就很难说了。母亲的看法不知不觉的印在他的心上，他对那些肤色较浅、华发飘垂的漂亮姑娘是不敢请教的。自己的皮肤那么黑，恐怕她们看不上眼。因为这班学生不仅在衣着上、举止上，就是在审美观点上，也都以白人的意见为准。他们认为凡是肤色淡、头发直的，就一定漂亮，因为白人觉得这样漂亮。由于在不知不觉间受了这种看法的影响，曼努埃尔和他的同学都一致认为他长得很丑。
苏珊是个褐色皮肤的矮小姑娘，家乡在萨凡那。她生性胆怯怕羞，在联欢会上往往可以看见她独自一人坐在个角落里。她和曼努埃尔俩倒不是有意要接近，而是凑巧常常碰在一起说话，谈到有些同学和教师的古怪可厌的行为，彼此的意见都很一致。他们俩很早就暗暗注意到薛尔顿校长的女儿十分有意于那才华过人而又相当逗人喜爱的汤密·亨德利克斯。汤密有些黒人的血统，却长着一头沙色头发。他们发现那女的哥哥约翰对此十分愤慨，其实他们心里也很愤慨。
但是曼努埃尔对苏珊的兴趣，不只限于要听听她对旁人的看法。曼努埃尔也留意到她黑褐色的皮肤是多么柔滑光洁，蜷在脑后的头发是多么可爱，听他倾诉自己的心意和理想时又是多么专心。曼努埃尔看到苏珊平日少不得要他作伴，有事少不得要同他商量，觉得自己已完全是个大人，是个男子汉了。
在黑人大学里，学生的平均年龄要比北方的白人大学生大得多，所以到将近毕业时，订婚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曼努埃尔念大学三年级的那年，他俩本人还没有考虑决定，同学们却已把他俩当作了一对未婚夫妇，而他俩也默认了大家的看法。到春天，曼努埃尔送了苏珊一只订婚戒指，才算正式订了婚，可是这下子曼努埃尔的口袋也就掏空了，想起膳宿费和学费还欠着没付，心里不禁暗暗发起愁来。
一八九七年举行应届毕业典礼前不久，薛尔顿校长派曼努埃尔率领学生四重唱组到北方去作暑期演出。原来的那个干事找到了职业，结了婚了。曼努埃尔的任务是筹办音乐会，按惯例还要在会上作募捐演说。这是学校当局用以弥补亏空的办法之一。一来可以弄到些捐款，二来更可以给学校做做广告，因为一般暑期游客都很爱听黑人民歌，而且也很愿意了解了解南方的情况。
对曼努埃尔来说，这也为他打开了一条通往未来的路。今年夏天有了工作，他的欠费就可以付清，下学期念了大学四年级，他就可以慢慢留心找个教员的位置。在苏珊这方面，她的家里总可以维持她读到一八九八年毕业。到那时，两口子都有了工作，就尽快结婚。所以曼努埃尔这次到北方去，心里怀着很大的希望。他平生还没有走出过南方呢。他觉得如今心里又添了一股推动的力量。
亚特兰大大学的那位白人校长，为了学校的经费问题伤透了脑筋。个人闹穷，这是容易理解的：一所学校闹穷，那可就有点玄妙，看来也特别吓人了。那比个人的穷困、比一个大家庭的穷困，都要严重得多。那是去了又来、永远循环不已的一副沉重的担子，要彻底摆脱除非是出现奇迹，那就是：遇上一个极有钱而又极慷慨的大阔佬。
高高身材、雪白胡子、脸上很少血色、抱着伟大宗旨的薛尔顿校长，是在南北战争期间来到南方的。他不愿意参军，却又很想做点事情，他觉得教育黑人倒是个理想的工作。招来的学生，起初就在风透雨漏的旧兵营里、在快要倒坍的教堂地下室里上课，后来自由民局从无人认领的阵亡失踪黑人士兵家属抚恤金中拨出一笔款子，造了一所漂亮的新校舍。亚特兰大大学的创建人去世以后，他又转到这里来工作。
在薛尔顿的理想中，有朝一日成立了白人黑人共同执政的新州政府，学校的经费就应当由政府来担负。至于黑人白人究应同校读书，还是分校上学，他觉得这个问题完全是不务实际的空谈，他也不大放在心上。他相信将来的学校一定是白人黑人同学的，不这样，花费太大，决难维持。
后来，看到学校需要教师数目愈来愈大，要求愈来愈高，他只好改变计划。以前，战时昂扬的情绪、猎奇的心理、“救世主降临”的想法，曾一度促使大批具有一定水平的北方教师流入南方，其中绝大部分是被残酷艰苦的战争、被家破财尽的困境逼得成了独身的妇女。但是由于战后的一度繁荣，这个来源逐渐枯竭了，而黑人学校对教师的需要却直线上升。而且现在需要的教师一定要受过训练，受过完备的训练。教师所受的教育要愈高愈好、愈完备愈好，这个要求在南方、在黑人，比之在北方的白人更为迫切，因为在北方，社会环境到底减轻了学校不少负担。这样，薛尔顿的学校就一半根据理想、一半迫于需要而成了一所“大学”，尽管开支激增，经费都还没有一点着落。
所以，剥夺黑人的选举权一事，尽管在南方的白人看来是加速恢复残破的经济所必不可少的措施，在好心的北方人看来不过是把遥远的民主的理想多搁置些时日，但是对薛尔顿校长来说这是摧毁了黑人教育的基础。黑人只要手里有权，能叫州当局负担学校的经费，靠募捐维持总不过是暂时的事。反之，如果黑人管不到公家的财务，成了无权的工人阶级，挣到的钱还不足以糊口，那他们学校的经费从哪儿来呢？不仅公立小学，更重要的是初等学校所依赖的高等学校，试问经费从哪儿来呢？
一边是南方反动派要剥夺黑人的选举权，一边是北方资本家在一心寻求有利的投资，黑人的教育事业处在左右夹攻之下，受到的打击很大。不但南方的新主宰大张挞伐，要把黑人学校极力压缩、扼死；连北方传教会拨给黑人高等学校的经费也减下来了。战时的激情早已平息，跟南方的仗也打赢了，亚非南洋一带的传教活动是那么诱人，这就把教会的幻想和捐款大半吸引了过去。北方有钱的教会人士，同时也都是南方许多实业的投资人，他们想不通为什么南方的学校现在不该由南方自己来维持，他们认为南方白人训练南方工人要比北方白人更有办法。
因此，像亚特兰大大学的薛尔顿校长之流，处境就一天比一天天困难。他不得不花费愈来愈多的时间到北方去募捐，学生歌咏队就是他用来为他的募捐活动帮忙的。当年费司克大学的歌咏队把黑人音乐传遍了世界，建立了声誉，至今提到学生歌咏队，还是远近闻名的。
在做这项工作时，薛尔顿不得不采取了同南方新当局相敌对的态度，而这时南方新当局却已日益博得豪富权贵的青睐。自从一八八六年亨利·格兰迪在纽约发表了那篇演说以后，心力交瘁的薛尔顿校长向北方教会、特别是向工商界募捐时，受到的招待就明显的冷淡了下来。黑人已经“自由平等”啦，黑人的生活，黑人的学校，不都该自己来维持了吗？
老庇尔斯尤其冒火。一八九五年有一天，他的秘书递上来一张薛尔顿校长的名片。吓，又来了！办起了“大学”给贪懒的黑人享清福！老庇尔斯认识薛尔顿，对他本人倒是印象不坏。可是这所谓黑人教育，却对买卖大有妨碍，而且还可能使南北之间难以达成谅解。老庇尔斯决定让儿子跟薛尔顿坦率的谈一谈，要是薛尔顿还执迷不悟，那就干脆停止一切捐款。因此老庇尔斯当下就捐了个数目——比平日小得多——把薛尔顿先打发走。他请薛尔顿去找小庇尔斯，说是小庇尔斯现在住在亚特兰大，给南方的学校应该捐助多少，还是小庇尔斯比较有数。
薛尔顿校长一直到一八九六年选举过后才去找小庇尔斯，小庇尔斯（他现在已经在亚特兰大住惯了）这才想起父亲要他跟薛尔顿校长谈一谈黑人教育的问题。他了解了亚特兰大大学的一般情况，又特地跟鲍尔温老博士谈了谈。老博士已经七十六岁了，依然神清体健。他还时常到亚特兰大他妻子、儿子这边来住住，很招他们的讨厌。
小庇尔斯夫妇是贝蒂露府上的常客，所以要和老教务长谈谈是不费什么事的——事实上也是少不了的。鲍尔温博士极力劝庇尔斯跟薛尔顿校长好好谈谈。他认为那所黑人学校大有前途，就是说，事实一定可以证明黑人学生也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能力；不过话要说回来，把大学分为白人大学和黑人大学分头来办，这也未免太蠢。将来只能有一种大学，黑人白人一律招收。
将来——也许行得通吧；可现在怎么办呢？
鲍尔温博士一时也回答不上，于是庇尔斯告辞出来，就去找薛尔顿校长谈谈。按他自己的想法，让黑人读大学似乎并非当务之急。他就把这个意思对薛尔顿校长说了。会晤结果，双方都很失望。庇尔斯提出的理由，也不如他事先估计的那样能说服人。
“人不能一下子就上大学呀，”他说。“小孩子应该先上小学，进工场——甚至到厨房后院去干活。黑人都是孩子嘛。”
“那孩子又靠谁来教育呢？不识字的人可不能完全靠自学呀，”薛尔顿反驳道。
“不错，是应该有一些教师，可教师也不一定都要得博士学位呀。”
“教师的教师就非要不可。那是个极崇高的职业，必须具有最完美的修养。”
庇尔斯提到了北方的几所名大学。他嘴上虽这么说，可是心里也明白：这些学校的白人毕业生，给他们薪水再优厚，社会地位再高，也别想请他们到南方来。对，是应该办一两所黑人大学。……
薛尔顿又问他：“庇尔斯先生，你参观过黑人大学没有？考察过学校的教学工作没有？你何不参加我们学校的董事会，来了解了解、指导指导我们的办学方针呢？”
这话听来倒也有理。对，这个主意不错。庇尔斯想着，就朝校名录上看了一眼，看见亚特兰大大学的校董项下，列有几个北方著名工商家的名字。那何不添上几个南方的名流呢？真的，现在他是个南方人了。他可以带动别人参加。
“好极了，薛尔顿校长，我参加，我还要劝别人参加。”
他开出的支票，数目并没有薛尔顿校长预期的那么大；他含糊提到要“劝别人参加”，恐怕希望也极渺茫。然而薛尔顿校长还是很高兴。庇尔斯肯担任校董，其实倒是真心，因为他打算用这个地位，来配合自己那一套宏大的、迫切的计划。一八九七年亚特兰大大学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校董会同时召开会议，庇尔斯也出人意料的来了。那天出席会议的外地校董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北方的校董通常是不屑于出席这些会议的。
庇尔斯在学校里作了一番详尽的视察，薛尔顿校长很乐意的为他提供了一切便利。校长表面上十分庄重，似乎并不经心，暗里却处处留神，紧张得要命。他希望庇尔斯的来访是个转折点，能把他盼望已久的大捐款给盼来。
庇尔斯视察之下，觉得又满意又惊奇。就凭这么一点经费，学校居然办得满不错，满有成绩。学生质量很高，人数却不多，基础知识也恐怕远远比不上北方同科的大学生；学生年纪大，经验多，那是有利，也有不利的。不过庇尔斯认为他们的前途如何还很难说。他认为他们应该培养成熟练技工、小本商人以及有文化的庄稼人之类。可是他们却偏要做教师、牧师、医师、律师。他们的理由很明显：学这几门行业，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马上找到工作。然而对整个南方来说，这简直是胡闹。这促成了世界的分裂：一边是个黑人世界，生产者极少；一边是占主导地位的白人世界，虽有无限巨大的消费需要，然而大部分生产者却得不到使用。简直是奇谈！这种情况应当马上扭转。
可是另外有件事，却使庇尔斯不胜惊讶而且气愤：他看见这些黑人学生中间竟有个白人小伙子。那是校长的儿子约翰·薛尔顿。小伙子苦恼极了。他那时才十六岁，却已经恨透了黑人，因为黑人仿佛一副重担吊在他脖子上。他出生在学校里，从小就一直跟黑人在一起。起初他跟黑孩子交朋友，结伴玩，情况完全正常。后来他渐渐意识到了周围的白人世界，明白了白人世界对黑人是怎么个看法，对于同黑人来往的人又是怎么个看法。
他和妹妹亨丽爱泰，一度也上过白人的公立小学。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知道了他们是谁，那种迫害和虐待，实在叫人受不了。薛尔顿校长亲自出马交涉，连争带求，还是不顶事；孩子只好退学。结果，兄妹俩就进了黑人大学的附属小学。
其实在薛尔顿校长看来，进附属小学倒是最妥当；他所以要把孩子往公立小学里送，不过因为这里牵涉到一个原则问题。亨丽爱泰在黑人学校里过得挺不错。她喜欢黑孩子，黑孩子在拘束了一阵以后，也喜欢了她。事实上，到姑娘情窦将开的时候，校长太太还吓了一跳，发觉女儿竟有爱上同学汤密·亨德利克斯的严重危险。汤密是个沙色头发的漂亮小伙子，尽管肤色很白，按南方的说法却是个“黑人”，不过他也和亨丽爱泰一样，根本不晓得有种族这回事。
假如做父母的考虑问题能摒除偏见，他们就应该承认那是青年男女相互接触的自然结果。可是，想到自己的女儿和一个黑人学生的恋爱事件不仅会影响黑人教育事业，而且还要影响到整个种族问题，薛尔顿校长也吓坏了。因为在南方有个根深蒂固的看法，认为黑白学生同校就会引起种族混淆。因此，到下学期，亨丽爱泰就给悄悄的留在马萨诸塞，薛尔顿一家从此分居两地。
冷清清的哥哥心里恨极了。他把一切都怪在黑人头上，尽找那完全无辜因而坦然不疑的汤密吵架。其实汤密对约翰，也像对亨丽爱泰一样喜欢。起初他尽量避着约翰，碰到他使性子也尽量忍让；后来实在耐不住了，就把约翰狠狠的揍了一顿；为此被学校除了名。这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增加了约翰对自己处境的痛恨。
可怜的校长到此真没有了主意。亨丽爱泰已经远在他乡了，依他的意思，想把约翰也送到外地去念大学，可是他实在负担不起。他欢迎庇尔斯的批评，回答得也很坦率。他还是不能放弃自己的原则：
“我认为白人儿童可以和黑人儿童在一起念书，这对彼此都有好处。”
“那你主张在南方实行同校？”
“是的，不但在南方，还要在北方，在全世界；人类是一家，这一点，我们应该让世人尽早认清。”
“你知道这会引起种族混淆啦——就说你小姐的事吧，听说你也是防着这一手啦。”
“是这样。那可能——非常可能是我无谓的忧虑，可我担不起那个风险，就怕出了事，打碎了自己的饭碗，又害了黑人。我依然认为：白人同黑人偶有通婚——目前社会上还认为有种族差别，通婚现象恐怕也极少——那比大事宣扬种族仇恨乃得自天赋啦，人所难免啦，要有益得多，聪明得多。”
“那么说，你把孩子留在这儿，是为了要证明你的理论咯？”
“不，是因为我没办法。就凭我这点收入，我没有力量送他上外地的大学，而我又怕耽误了他的教育。事情不能怪他。他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能不受到种族仇恨思想的影响。他觉得自己是让人害了。我，真是走投无路了。”
庇尔斯望着他，又是轻蔑又是同情。随后，就简单地说：“我来送他上大学。”
薛尔顿校长觉得，这当口他要是能吐出个“不”字，要他牺牲什么他都愿意。但他终于还是恭恭敬敬的向这位大善士表示了谢意。
庇尔斯刚要走出校长办公室，迎面来了一个人；就由于这次偶然的相遇，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来的是曼努埃尔·孟沙，他要在四重唱组动身以前，来向校长辞别。当时他就彬彬有礼的闪在一边，可是校长已经看见他了。
“喂，曼努埃尔，来见见我们学校的新校董。庇尔斯先生，这是曼努埃尔·孟沙，三年级学生。今年暑假我们的四重唱组就由他带领到北方去演出。”
“很高兴见到你，孟沙。你送我到大门口吧。”
他们踏着悠闲的步子，一起穿过青葱的草坪，草坪后边矗立着挂满藤萝的列文斯敦堂。他们又走过建校人的墓碑。庇尔斯停下了脚步。
“……使我们、我们的子孙、我们子孙的子孙，能受惠无穷……”小庇尔斯念着碑文，似有所思。孟沙在一旁冷眼看着。这种人他倒没有见过。南方的白人、北方的传教师，他都熟悉；可北方的商人，又是怎么样的呢？孟沙十分警惕，不露一点声色。
“真有意思！”庇尔斯说，“看来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突然，他灵机一动。他要到普林斯顿去参加毕业同学聚会，把十六岁的儿子约翰·庇尔斯第三也一起带去。他儿子今年秋天就要进普林斯顿大学了。小伙子心思很活，变化无常，做父亲的想好好引导他。薛尔顿校长的儿子约翰·薛尔顿，也不妨一同带去，来年让他试试能不能进普林斯顿大学。他不久前同贝蒂露闲谈，知道贝蒂露的儿子约翰·布雷铿立治·杜比侬·鲍尔温，已经在普林斯顿附近的亨恩学校念书了。这里边，想个什么法儿……？
“嗨，孟沙，你带的四重唱组，去普林斯顿弯一下行不行？”
“啊，行啊，先生，当然行啊。”
“你知道吗，普林斯顿的毕业典礼，要再过个把月，到六月下旬才举行。”
“明白了，先生，我们很高兴去。”
他们又谈了好些话。庇尔斯很喜欢孟沙。孟沙却摸不清庇尔斯。庇尔斯心想，改天跟孟沙谈谈，一定很有意思，对三个年轻人也一定可以有所启发。他带着儿子上北方的时候，把这件事对儿子说了。小伙子起劲极了。
“哎哟！那可太棒了！三个约翰，加个费雷斐兹！”
“谁？”
约翰也没有给他解开这个闷葫芦，就赶紧去找小鲍尔温。
“嗨，我又有个佐治亚朋友，叫薛尔顿的，快要来了。还有个黑小子一块儿来哩！我爸爸是这黑小子学校里的校董，要我好好照应他。他带来了一个四重唱组什么的，要给学校募点捐款。咱们来给他帮个忙，怎么样？我想请他开过了音乐会上我屋里去。他年纪比咱们都大，已经念到大学四年级了，可是不管它，咱们就好好招待他一下吧。”
小鲍尔温没有表示多大的热情，不过还是答应去了。薛尔顿到后，庇尔斯也邀请了他，心想他既然是亚特兰大大学来的，一定也知道孟沙，因此就只说等音乐会结束以后请他上自己那儿去坐坐，没有提到客人里边还有孟沙。
于是，到了一八九七年初夏，就在亚特兰大五月的毕业典礼已经结束，普林斯顿六月的毕业典礼尚未举行的当口，孟沙带领的四重唱组来到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个极理想的大学城。喧嚣煤污的宾夕法尼亚铁路本打算穿过这端庄的缪司女神的深居，可是尊严的学院当局起而反对，终于迫使铁路在三里以东绕道而过，因而这个小镇还是一片恬静，照旧做着自己的梦。
普林斯顿很早就有了一所著名的神学院，主管的长老会徒作风古板矜严，不过有时也肯收上一两个黑人学生。卡罗来纳许多白人著名人士都受过他教诲的那位黑人教师约翰·查维士，就是十九世纪初在这里上的大学，不过自然没有得到学位。后来奴隶制度的论战日趋激烈，南方人鉴于唯一神教派的哈佛大学有废奴主义思想，公理会的耶鲁大学又有自由主义倾向，于是都把子弟送进长老会主持的正统保守的普林斯顿，到战后，普林斯顿差不多就成了一所南方大学。从一八四〇年起，一百年来这里没有收过一个黑人学生，教师也大部分是南方人，所以南方士绅都很放心的把子弟送到这里来读书，这种风气，一直传到了二十世纪中叶。
孟沙率领四重唱组沿着新泽西海岸，一路到五月岬、长枝镇和大西洋城等地演出。黑人要找个地方住、要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向来都是困难。孟沙把自己学校的情形和黑人的境况，坦率而明白的作了介绍。他少不得还要答复有关黑人社会地位和黑人白人通婚情况的那几个老问题。他慢慢学会了用俏皮话把问题避开，而又不致于把人得罪；他还渐渐积累了一些滑稽故事——这些故事其实也不太滑稽，因而效果只是平平。他们一路募到的捐款不多，所以六月底到达普林斯顿时，孟沙的心里不是太高兴。他看到毕业同学聚会日的那副怪样子，倒吃了一惊。不过他们住得很舒服，演唱也很成功，听众很多，捐款也很踊跃。音乐会开过以后，他就去找庇尔斯。想不到就碰上了那三个约翰。
庇尔斯他们正舒舒坦坦地坐在屋里，喝着咖啡，忽然门开了，有人把孟沙领了进来。满屋的人顿时都悄然无声。孟沙刚迈了一步，就站住了，呆在那里。他觉察到空气紧张，知道应该等他们先开口。在座还有老庇尔斯的几个老同学。有一个悄悄的说：“佐治亚来的‘黑鬼’？活见鬼！”另外几个却觉得满有趣。反正庇尔斯又没有请这个家伙来吃饭，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来干什么？是唱歌，还是跳舞？
但是老庇尔斯的目光却在三个小伙子身上。小庇尔斯很快就站了起来。
“哈罗，”他一边招呼，一边就向孟沙伸出手去。“你是佐治亚来的吧？见到你真高兴。我的父亲你是认识的啦。这几位都是他的老同学。”
小鲍尔温也迎上前去。“我也是佐治亚来的。欢迎欢迎。”
那第三个约翰，约翰·薛尔顿，一看见孟沙就坐在那儿楞住了。他当然认识孟沙。他们在一所黑人学校里，一起同学过多年。孟沙瞧了他一眼，只作不认识的样子，但是薛尔顿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我们是认识的，”他说。
“你们俩认识的？啊，对了，你是从亚特兰大来的。”
“还在一个学校里读书呢，”薛尔顿嘴上说着，两眼却瞅着鲍尔温。鲍尔温起初有点摸不着头脑，但随即就明白了：薛尔顿一定是上了一所黑人学校。也许他的爸爸就是个教黑人读书的“带手提包儿的”呢。他虽然感到一震，却没有太大的反感。他记得父亲常常谈到这些学校，母亲老是气冲冲的痛加驳斥，一口咬定这些学校把黑人都惯坏了，学校里的教师是存心要把她们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家当搞个精光。小鲍尔温还没有机会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现在正巧来了个受过教育的年轻黑人，鲍尔温倒很想跟他谈谈。
庇尔斯高兴极了，对这些丝毫也没有觉察。他调了鸡尾酒敬客，孟沙婉言辞谢了，薛尔顿也只是沾了沾嘴唇。庇尔斯开了腔：
“暧，你喜欢不喜欢普林斯顿？你们住在哪儿？”
“普林斯顿真美，我们住在一户挺厚道的黑人人家。”
庇尔斯立刻明白了，旅馆对他们是不招待的；他就掉过话头，问孟沙在北方觉得怎么样。在北方还是南方，看来其间的差别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大。他又把话头转到音乐会上。
“你的同学唱得真不错。”
谈到这个题目，小鲍尔温也插得上口了：“黑人音乐可真是一绝！”
“我在想，”小庇尔斯说，“种族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这样来解决：音乐、艺术、戏剧让黑人去搞；政治、商业、工业，归白人负责，”
“恐怕南方不会答应吧，”孟沙说。“南方需要工人。”
鲍尔温说：“真的！我母亲也老是这么念叨的。”
“那可不大好办哪。是工人就会起来要工资、要保障、要政权。”
“可是，”小鲍尔温说，“在工人还没有具备条件，还缺乏知识，还担负不起责任的时候，工资大小和劳动条件，是不是最好由上层阶级来决定呢？”.
“我不明白你说的‘上层阶级’是怎么个意思，”大庇尔斯触着了痛处，顶了一句。“依我看，这种问题理所当然应该由企业的东主来决定。……”
随后是一阵沉默——门第和权势，在暗暗冲突。孟沙十分见机，没有再说下去。反正他的任务只是要庇尔斯给亚特兰大大学捐几个钱。薛尔顿默然不语，是因为他早已抱定了宗旨：他要钱，为了弄钱可以不计手段。假如需要他把黑人工人当牛当马，他也决不犹豫。不过他心里却巴望这辈子能再也见不到一个黑人。就在这时候，小庇尔斯脑子里忽然闪过了一个新奇的想法。
“哎呀，孟沙，你走运啦！”他一嚷，引得孟沙就瞅着他。“告诉你，你有了工作啦！这个工作你一定得做，也一定很愿意做。你终身的事业有了着落啦，那可是个大事业哩。我平生除了喝酒交女朋友以外，对什么事情的兴趣都不会超过一个礼拜。一场精采的足球赛也许可以叫我迷上一时半刻。可是你，孟沙，你用不到去干这些玩意儿。你的工作才有意思呢。两位老兄，咱们是不是可以一块儿来帮帮他的忙？咱们凑个‘三剑客’，一同来解决黑人问题——怎么样，老兄，干不干？”
对于庇尔斯的一团热心，那另外两位都没有当真，他们以为那是他的酒后之言。老庇尔斯呢，却还想进一步探索这几个年轻人的思想，特别要叫不大开口的孟沙吐出心里话来。
他说：“整个世界，就是一场大比赛，今天南方就是这场大比赛的中心。”他把身子往后一靠，点上了一支雪茄，用话试探：“说到你们几个小伙子的前途嘛……鲍尔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去搞政治，为治理国家、特别是治理南方而出力？”
鲍尔温看来很感兴趣。“啊，我也说不上呢，大叔。妈妈也几次三番表示过这样的意思。这个工作，我想我会喜欢的。”
庇尔斯笑笑，想起他同贝蒂露也多次谈起过这个问题。他又望了望薛尔顿。“薛尔顿，你是南方人——至少是在南方出生的。如今新南方是实业第一。你想不想进实业界呀？”
薛尔顿红了脸，急忙答道：“能进的话当然想进啦，只要有路子可走！”
老庇尔斯又转向自己的儿子——他最大的一件心事。可是小伙子淘气地嘻嘻一笑，用手一拦。“得了吧，爸爸，别耍花招了——‘不要对我摇晃你血污的头发。’这些问题咱们不都谈过了吗！政治家、工业家，你都找到了。我知道你现在要找个银行家了。对不起，我不干。不感兴趣。简直受不了！你看我去搞文艺怎么样？”
“嗯，或许也行吧，要是我们这里出了个小莎士比亚的话……
“那谁说得定呢——很可能嘛。可你怎么把孟沙忘了呢？你怎么不替他看看，他干什么合适呢？”
老庇尔斯听了有些不快。孟沙干什么行当合适，他当然要谈，不过在他看来那都是低三下四的行当，所以还没有决定怎样用比较婉转的口气，来谈这个问题。小鲍尔温心眼儿直，忍不住冲口而出：
“孟沙，南方的工业将来如要坐上全国以至全世界的第一把交椅，就需要大批忠实可靠、技术熟练的劳动力，你看你们黑人是不是可以经过适当的训练，而给南方提供这种劳动力？”
这也正就是老庇尔斯心里想问的问题，因此他就伸长耳朵听着。他儿子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薛尔顿却闭上了眼。孟沙对老庇尔斯瞧了瞧，看见他头顶上似乎有个影子，像是弗雷依堡女士他扭过头来，直瞅着小鲍尔温，带着思索的神气，慢慢的说：
“工人——能干重活、又有技术的工人，当然是需要的。可我不知道将来会让我干哪一种活？是为了谁干活？……”他略微顿了一下，“为什么要替人干活？”
小鲍尔温显得很窘，老庇尔斯沉下了脸，小庇尔斯却欢呼起来：“这下你可砸啦，约翰！看你有什么话说？”
小鲍尔温却什么也没有说。
他们又谈起了音乐会，在小鲍尔温的钢琴伴奏下，孟沙还唱了一支歌：《孩子们，并步前进莫松劲！》。
然后孟沙热忱地向大家表示了谢意，推说明天要乘早车，就告辞回去了。一到住处看见有封电报：苏珊·赛德士来电说她要跟别人结婚了！
事情，其实也并不奇怪。苏珊的父亲去世了，苏珊下学年读书的费用没有了看落。她又不是优秀生，可以申请免费。由于心情抑郁，她早年在佐治亚沿海得的地方病——疟疾，又复发了。为她看病的亨利·琼斯医师，是个热心、魁梧而又颇有家产的黑人医生，他治好了姑娘的病，也说动了姑娘的心：他妻子去世已有十年，姑娘来补这个空缺倒挺合适。原来他的妻子苦苦的帮他熬出了头，结果却得了奔马性肺结核，死了。
琼斯医生愈来愈胖，愈来愈发达了。他对业务也精熟了。在学校里他成绩并不出色，他能有这点医术，并不是靠了钻研书刊，也不是靠了实习，而完全是靠了临床经验。他是个超人一等的看护士，又是个不自觉的精神分析学家，更是个快活爽朗的话伴。他同白人也相处得不错。这一点，尤其是他得法的原因。有一次，他赶着他那辆花哨的马车穿过一个闹市的十字路口，一个警察冲着他恶狠狠的喝了一声：“嗨，‘黑鬼’，你要往哪儿闯？”
“我，我这就退回去，长官，等你叫我走我再走，”琼斯医生故意讲得土腔十足，还作了个傻笑。
警察给逗得呵呵大笑，这样琼斯就逃过了拘留和罚款。
他专门给工人、女仆和脚夫一类人看病，能让他们很快就恢复工作；他还在白人医院附设的黑人诊所里帮忙，也不要求医院给他医师的身份和待遇。他小心翼翼不问外事，在白人看来他对种族问题似乎也没有什么主张。他也从不过问政治。这样，他就成了全亚特兰大最受欢迎、也是最有钱的黑人之一。苏珊嫁给他的话，生活可以有保障，还可以有漂亮的住宅、华丽的衣服。当然，苏珊是并不爱他的；他年纪太大了，举止又粗俗。可是人总得活下去啊。
此外还有一个理由，苏珊便是对自己也一直讳莫如深，有个女伴却冒冒失失的替她说破了：“老琼斯是个傻子，孟沙才招人喜爱呢！可惜孟沙的皮色黑了点儿，而琼斯倒像个白人。姑娘，你可不能生下了黑小子看他们受罪啊。皮色白点儿，希望就大点儿。”苏珊不敢再听下去。可是这几句话打中了她的心坎，她终于打定了主意。她发了电报又写信，把孟沙的那只并不贵重的戒指也随信退了回去。孟沙恨不得丢下歌咏队赶回南方去，可一时又走不了，于是只好每天写信，苦苦恳求。他情绪低沉到了极点，以致薛尔顿校长不得不提醒他别把黑人问题给听众讲得太悲观了，人家捐钱，总是希望将来还有可能收到点好处的。
好容易挨到九月下旬，孟沙回到了亚特兰大，找到了苏珊。一向非常文静的苏珊，今天看到孟沙时的那个高兴劲儿，在她也真称得上热情奔放了。假期里她在自己学校的宿舍里当了个仆人，一边有一针没一针的缝她的嫁衣，准备十月里结婚之用。她手上戴着一枚耀眼的钻戒，尽管处境如此，她对这枚钻戒还是觉得很得意。她有生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好宝贝呢。孟沙也顾不得学校在假期里还有许多古板校规的限制，他天天跑去看苏珊。琼斯医生看在眼里，心上明白。不过他很知趣，就故意回避，也没说什么。他不时打发人送来鲜花、糖果。可是总不跟姑娘理论。他只是耐心的等着。
孟沙问了苏珊。不不，她哪里会爱琼斯呢。是——的，她一向就爱着孟沙。可是，叫她有什么办法呢？她得活下去，她可不想当仆人。她希望能有一所漂亮的住宅，能有些衣服，能吃得好些。孟沙怪她吗？哪儿的话呢。这些事情，一定给她办到就是。可怎么办呢？不要紧，他马上就可以工作了，他可以去教书，可以上北方去。
可怜的苏珊设下的几道防线，自然是一攻就破，因为她自己也正巴不得如此。最后双方就决定了：孟沙还是把四年级念完，一边去找工作；苏珊回到萨凡那的老家去，假如找不到好些的职业，就帮着妈妈和妹妹替白人洗衣服。到来年毕业的时候，两口子就结婚。
这样，苏珊就回家去了，琼斯医生也没有提出异议，甚至连订婚戒指也坚决不肯收回。这一年过得好慢。孟沙很想好好学习，尽量抓紧时间多看些书，可是有件事情却比那阴沉苦闷的世界局势还使他担心，那就是：他到四月还没有找到工作——教书也罢，当个办事员也罢。就是去做佣人吧，也找不到一处能让他维持两口子生活的。而苏珊的来信又是满纸的失望——看来她已是濒于绝望了。
薛尔顿校长也特地想过办法，想为这个得意高足谋个教师的位置。可是公立学校当局对亚特兰大大学及其教学方针已渐具戒心。城里的学校教员早已足额，再也聘不起一个教师。乡村学校不需要大学毕业生，而且那里的薪水也低到几近于零。一直等到四月尾，亏了遇到小鲍尔温，这才得了个机会。那时距“三约翰聚会”已近一年，小鲍尔温从普林斯顿回来，出了火车站，正在密契尔街上候马车，却碰上了孟沙。
“哈罗，孟沙！”小鲍尔温招呼了一声。这当儿正赶上他把行李交给车夫，所以可以免了握手，他心里一方面是千情万愿，一方面却又暗暗有点惭愧。但他毕竟还是逗留了一下。“近况如何啊？”
“够呛的。快要毕业了，还找不到学校教书！”
“巧了！今儿晚上正好有个小镇上的教育局长要到我们家里来吃饭。他那里还少一个教师。我跟他说一下吧。他住在耶路撒冷，那是在本州的东南部啦。”
小鲍尔温把孟沙大力推荐了一番。他倒是真心诚意想给孟沙帮个忙。结果事情办得很成功：孟沙收到了局长的信，请他从七月份开始，到黑人学校去教十个月的书。
孟沙高兴得跳起来。他马上写信给苏珊，请她安排一下，在六月里结婚。他满心希望苏珊能来参加五月间举行的毕业典礼，可是苏珊凑不起这笔钱。
苏珊可不怎么起劲。她知道在他们面前的是贫困、艰苦的岁月。可是她喜欢孟沙，即使淡漠如她，想到同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哪怕是住在漏雨的茅屋里），也不是不动心的。加以孟沙不在的时候，琼斯医生的殷勤献过了头，倔强的天性，使姑娘反而更增加了对孟沙的感情。琼斯到萨凡那去过几次，但是姑娘毕竟不是能用钱买的。医生也不过分强求。他把那枚钻石的订婚戒指就送给了苏珊，使苏珊高兴极了；他还打算送上一份结婚礼物，好保住自己在地方上的名声。
那年四月二十四日，美国借古巴问题向西班牙宣战。关于古巴问题，在弗雷依堡女士的课上早已讨论过多次。早在二月里，她就提醒同学要注意古巴的革命；她给同学讲解，在五十年代美国奴隶主政权如何阴谋吞并古巴并占有其奴隶，在一八六八至一八七八年间古巴的黑人和白人如何跟西班牙进行了十年战争，美国的舰船又如何作海盗式袭击加以“支持”。后来美国在古巴的食糖工业上投下了足足五千万美元的资金；一八九五年古巴人民在马蒂和混血儿马塞奥领导下举行了起义，美国就决意乘这个机会来插一手。
孟沙打算把美西战争作为他毕业论文的题目。他在文章里极力颂扬了马塞奥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美国解放者的仁慈心肠。
弗雷依堡女士鼻子里嗤了一声。她说：“糖业托辣斯哪里会发什么慈悲呢。何况麦金莱还忘了告诉参议院：西班牙早在他要求宣战以前就已经屈服了。”
孟沙把论文作了修改，但改动不大。他还是把美国陆海军大大赞扬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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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萨巴斯兴·道意耳的梦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十章萨巴斯兴·道意耳的梦想
年轻的萨巴斯兴·道意耳长得相当俊秀。他是一个金发深色脸的黑白混血儿，世上最俊俏的人往往就出在这个类型的混血儿里。他体态端正，气概轩昂，嗓音宏亮，讲话抑扬分明，宛似音乐。他为人绝顶聪明，当年曾在克拉克大学受过博学多才的克罗格曼老博士的教诲。克拉克大学是亚特兰大南郊的一所监理会主办的黑人学校。就在那儿，道意耳建立了他要在道德上做个完人的理想。
道意耳后来又进了威斯莱大学俄亥俄分院，同学里有福兰克州长的儿子和一些西部青年，他们都把他当作朋友，平等看待。在那里他对生活有了自己的看法，立下壮志，要舍己为人，肩担重任。一八九〇年他二十三岁，到佐治亚的农村里当了个教师；一八九二年又在怀恩斯勃罗当了监理会的牧师。这个小镇，就离汤姆·华德生的家乡汤姆森不远。
道意耳对黑人问题不光是研究而已，他简直就同黑人问题溶为一体，血肉相连。黑人问题占据了他的全部生活，占据了他的全部思想。他对近代史很有些研究，也很注意时事。他特别研究过经济学和社会改良理论。他了解欧文的消费合作社和傅立叶的公社。他看过《原富》和《共产党宣言》，也涉猎过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著作。他看过《进步与贫困》一书。他虽不是个渊博的学者，但是看书很用脑筋，也很肯思考。他看书、思考，都是为了要解决一个问题，即美国的黑人怎样才能在本国、在世界，堂堂皇皇的做个人。
对好多问题，他觉得还茫无头緖，自知还需要多读点书、积些经验。可是有一件事，他敢说自己已摸到了底，那就是：美国的黑人只有取得了选举权，才有生路。只有打下了这块基石，才谈得上进一步的建设。他信奉的，是以现实生活与工作为基础的一套模模糊糊的哲学。对教义他不大相信，对奇迹他表示怀疑，对神学上的美妙词句他一笑置之。他喜欢诚实，痛恨虚伪；他滴酒不饮，对妇女十分尊重。他讲道从来不讲抽象的理论，而是教导人们行为要端正，做人要勇敢，要追求真理。有个听过他讲道的年轻人，写了这样几句：
“他的学问、他的口才、他的胆气，深深的打动了我这个后生小子。他的讲道很富于感情，但又不致落入有些牧师的俗套，利用听众的感情来获取他们的支持。
“在牧师中唯有他敢于谴责种族歧视。其实他也知道，他的言论完全可能被当时很占优势的所谓‘汤姆大叔式‘黑人领袖用来对他进行攻击。他不但敢于谴责歧视黑人的制度，还敢于对当权各党的当权资格提出质难。”
道意耳一直很起劲地注意着汤姆·华德生的活动。他是在佐治亚中部上的小学，到十五岁上又进了亚特兰大南郊的克拉克大学，早在那时，他就已经在注意华德生的动静了。
汤姆·华德生是个瘦骨伶仃的穷苦白人，家乡在佐治亚南部，母亲是奥古斯塔的纱厂女工，父亲是个小农。亚历山大司·蒂芬斯和那个大名鼎鼎的通布斯，就住在他家附近。华德生年轻的时候对他们十分仰慕，一直到后来，还是颇受他们的影响。
他进佐治亚大学的时候，正当学校处在战时的困难时期，他半工半读的略念了几年书，就去“研究”法律。他变成了一个浮华的演说家，不过他的心多少年来一直还是正直而真诚的。他意识到农民和雇工对大资本、大工业非常不满，因此在一八八〇年他当选为佐治亚的州议员以后，就展开了一场斗争。
他的对手可不是好惹的。本州的大权紧紧抓在三巨头的手里，这三个政客都具有无比厉害的手腕和势力。在州议会里，大财主公然操纵着一切，华德生对此简直毫无办法。大公司控制了全州。企业合并也更多了。铁路运价对大城市十分优待，而对农村却订得极高。土地要上税，股票倒可以免捐。佃户可以指着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把连个影子都没有的收成抵押给商人。华德生又抨击了囚犯租赁制度，也毫无效果。他幻想破灭了，心灰意冷，终于卸去了州议员的职务。
这以后的十年，正是格兰迪所说的“新南方”蓬勃兴起的时期。资本势力被请到南方，成了南方的主宰。南方的前途给吹嘘得天花乱坠，连华德生也一时受了迷惑。可是过不多久，他对“新南方”的一颗热心就冷了下来。他没有忘记他自己也做过庄稼汉，他的兄弟至今还是个贫苦无告的佃农。于是他就起来说话了。
“有这样一个佃农——他是白人还是黑人，我不知道，也不去管它，不过他的情况我知道。他租了块地，讲明使用一头骤子算二十五块，地租是一千磅棉花，还要缴两包棉花抵偿口粮。等到他还掉了骡子的租金，付清了店里的赊账，还有肥料的费用，剩下的钱连瓶老酒都买不到，剩下的棉花给他老婆塞耳朵还不够。”
接着他就大声疾呼：“我向你们呼吁——向你们这些在二十五年前放下了枪的人们呼吁。一场搏斗已经摆在你们的面前——虽然不像当年那么惨酷，可也一样激烈。你们的对手不是要来解放你们的奴隶，而是要来把你们当作奴隶。”
金钱和资本的势力照旧控制着佐治亚的州议会；对企业合并的现象，对铁路公司优待大城市歧视小站的作法，特别是对盛行的收成抵押扣押制度，始终没有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征税制度也都原封未动。
那时弗雷依堡女士还刚进亚特兰大大学任教，她对汤姆·华德生和亨利·格兰迪这两个人实在摸不透。社会上对他们俩的一般评价，她认为还不能说明问题。北方把华德生看作一个疯狂的社会主义者，南方则认为他是个十分有用，却又必须加以指引的群众领袖。北方把格兰迪看成是胜利的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南方则以为他是个才华出众的报纸编辑兼演说家。这些看法虽然并不矛盾，可是都不够全面，也不能互补不足。
弗雷依堡女士很想知道这两个人给黑人的印象如何。有一次她听到了道意耳的演讲，又听说道意耳就在离城不远的乡下教书，于是就请他改天到学校里去，开个讨论会，大家谈谈。道意耳每次上城，总是住在他最敬爱的老师克罗格曼博士的家里，因此弗雷依堡女士把克罗格曼博士也邀请在内。克罗格曼博士本是亚特兰大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所以就欣然答应了。弗雷依堡女士准备了丰盛的点心，请教务长和几个大学部学生一起参加。她让曼努埃尔·孟沙也参加了，因为孟沙虽然还只有中学程度，可是见解很高，特别是对道意耳一向很感兴趣。孟沙提出最好把佐治亚大学的教务长鲍尔温老博士也一起请来，这倒使弗雷依堡女士一愕。同校长商量过以后，她终于也邀请鲍尔温博士“午饭以后”来校叙叙。老博士也答应了。
克罗格曼博士是有话藏不住的。他一开头就说：“你别忘了，弗雷依堡女士，华德生和格兰迪两个人都是南方的演说家。在南方，因为有些特殊的原因（这一点我今天不打算细谈了），演说家可以说是诗人的一个变种。他们总是抓住一些事实，极力把现实生活渲染得好像很称心，甚至很美好。高亢的嗓子、强烈的表情、汹汹的手势、炯炯的眼神，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法宝。他们不同于古希腊的演说家，因为他们让感情压倒了理智。他们也不同于平常的诗人，因为他们是有目的的。诗人是为美而求美、为真而求真，而演说家，特别是南方的演说家，却总有一个具体的政治目的或社会目的。他们要使大家相信他们对现实的看法，从而听他们的指挥行事。尽管他们所依据的事实也许是不全面的，甚或是被歪曲的，然而他们对自己的那张万应灵方却相信得不得了。当年不是有过许许多多拥护奴隶制度的演说，把奴隶说得那么幸福，把主子说得那么慈悲吗？”
道意耳也补充说：“格兰迪根本不了解黑人。他虽然同黑人在一起长大，眼里却从来没有黑人，不了解黑人也是人。在他看来那不过是些木头人儿——是做工的，是当差的，是黑种。他赞美‘黑保姆’，其实也完全是出于凭空的想象。而尤其糟糕的是，他连大部分白人都不了解。不是把他们理想化了，就是压根儿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譬如说吧，他有一次看见在一伙黑人囚犯中间，居然拴着个白人姑娘。他气愤填膺，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文章向公众申诉，很快就使那个姑娘放了出来。他为这个‘可怜又可爱的姑娘‘痛哭流涕，州里的白人也都伴着他落泪。
“其实，格兰迪真要是了解南方的话，他就应当明白：白人妇女要不是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是决不会被逮捕的，更不用说坐牢了。而黑人则不分男女，不问老少，让人抓住一点点由头就有坐牢的罪名。这个‘可怜的白人姑娘’品德败坏，她获释以后出了一阵风头，就被人忘了，过不多久又重新堕入了深渊，上街当了妓女——除了这个行业，她也不会干别的营生。
“格兰迪又是气愤又是灰心。他向上天痛诉世人的忘恩负义。至于囚犯队里那些没人理会的无辜黑人，他却没有看见，或者根本不屑一看。同样，尽管格兰迪大吹南方出现了繁荣幸福的新气象，实际上南方却是一片贫困、愚昧、杀人行凶、疾病流行的世界。”
克罗格曼博士又补充说：“对于这些丑恶的现象，华德生就比格兰迪看得清楚、深透。他懂得什么叫穷，知道在农场上做苦工是什么滋味。他过去也一天到晚冒着烈日，在农场上干过。他后来固然也吹过牛，说他祖父是个财主，手下奴隶成群，可是他们一家其实都是佃农、雇农，穷得连顿饱饭都吃不上。
“另一方面，华德生在他长久而艰苦的求知的过程中，也了解了人们打算用什么方法去消除贫困和无知。因此他极力赞成赋税要均等，财政管理要公正，农村要建立邮递制度，消费者要成立合作社。可是他不懂得‘知’与‘行’可并不是一回事。他没有经验，不知道‘民主办事’是缓慢而艰难的。仗着宏亮的嗓子、精警的言论、激烈的手势，使欢呼喝采的群众完全明白了真情实况，他以为这场仗就算打赢了。至于接下来改革工作不能迅速进行，他认为那是要一些蠢货和坏蛋负责的。华德生一怒之下，就此隐居不出，心里气得不得了。”
道意耳说：“在这两个人看来，黑人问题是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格兰迪不是干脆不理，就是硬说没那事儿。华德生却知道黑人问题是个问题，永远是个问题。他受了上代的影响，对黑人虽然谈不上憎恨，至少也很看不起。不过他十分了解贫困和无知给白人世界带来了多么大的苦难，因此就有勇气认真的想一想：黑人所受的苦难是不是还要更多些？这是不是又会反过来使破落的白人越发增加？我打算去跟他谈谈，看看能不能劝他去着手解决黑人问题。”
“有一件事不能忘记，”克罗格曼博士说，“华德生身体不好。他小时候挨过饿，把胃饿坏了。他还有个偏头痛的毛病。他的神经容易紧张；他老是剑拔弩张，夸大其词，最近又躲起来休养，也正就是这个缘故。”
“这么说你还认识他？”弗雷依堡女士问。
“不认识。在南方，黑人除非是当仆人的，否则就不大可能跟白人认识。不过我见过华德生，看到过有关他为人的记载。他身体不好。我看他迟早要发神经病。”
午饭还没有完，鲍尔温老博士来了。他在旁边坐了下来，一字不漏的细听。他自己几乎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不过有时也提出一些问题，或者请发言的人再说得详细点儿。总之，这个南方白人觉得自己跟人接触、交谈了一辈子，还没有一次得到过这么大的启发。他坐在那儿，心上一直在想：“假如南方所有的白人黑人，都能经常这样碰碰头、谈谈心，那还有什么种族问题，还有什么人类问题不能解决呢？”
那时在佐治亚，话已经说得愈来愈明白，大家都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工人政党同资本家对抗；有人还就建立第三党的必要性举行了公开的讨论。农民联盟在南方到处蓬勃发展。在南方几个州，有四十多名众议员和好几名参议员是采纳了农民联盟的纲领而当选的。一八九〇年，在佛罗里达举行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公开提出了建立第三党，即人民党的问题。
汤姆·华德生也加入了农民联盟。他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的，一八八八年帮着克利夫兰竞选，后来觉得还是财政问题最为重要，于是就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国会议员，不过他采用的完全是农民联盟的纲领。
农民联盟原是得克萨斯州的牧民在一八七九年组织起来的。十年以后，又融合了其他各州的组织，成立全国农民联盟，成员以白人为限。农民联盟在一八八七年也传播到了佐治亚，佐治亚纷纷成立合作社。第二年麻袋业托辣斯在圣路易成立时，在汤姆·华德生的家乡汤姆森就有八百个农民举行集会，起来抵制。
一八八九年，这个全国农民联盟，同北方一些兼收黑人的农民联盟地方组织，在圣路易举行了会谈。那年，虽然离第十选区的预选日期还有近两年的时间，汤姆·华德生却已经同家道豪富的巴奈斯少校展开了竞选众议员的角逐。
由于格兰迪在这一年去世，因此到一八九〇年竞选运动正式开场的时候，道意耳就打定主意，要设法去跟汤姆·华德生亲自谈谈。如果说一个有自尊心的黑人要见地主贵族是个难题的话，那么，一个受过教育的黑人要去见个雄心勃勃的穷苦白人，也同样要碰运气。不过道意耳的运气不坏，那天华德生正巧在屋外前院里坐着，所以走前门还是走后门的问题就不用操心了。道意耳又故意没戴帽子，这样脱帽的问题也避过了。他就直截了当的走进了院子，说道：
“华德生先生，我可以跟你谈谈吗？”
华德生坐在一张旧摇椅里，四面摆满了书，手里捧着一大本在看。他慢慢的抬起头来，先看到了蒙着一层尘土的乌光光的皮靴，然后是非常合身的裤子，背心，上衣，还有领带。他只当来了个有钱的选民，就要站起来迎接，可是往上看去，却是金黄色的脸膛、鬃曲的头发。他连忙打住，端坐不动，铁板着脸，不客气的问道：“什么事？”
“华德生先生，我有几张选票想卖给你。”
“我可没钱买‘黑鬼’的选票，”
“可我的价钱非常便宜。这桩买卖要是做成了，你的好处不会比我们少，说不定比我们还多得多呢。”
“那你们想要得到些什么好处呢？”
“我们要学校，要住宅，要适当的工资，要分配土地，还要取消囚犯租赁制度。”
华德生睁大了眼，猛的站起身来。“好家伙，胃口倒不小！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内地人。我姓道意耳，从小就注意你的政治活动了，”华德生朝四外看了看，说声“跟我来”，就带着道意耳往后院走去。绕过后院，来到了花园里；外边即使有过路的行人，也不会注意到这里。华德生往木柴堆上一坐，指了指一张破椅子，说道：“坐吧。道意耳，你年纪轻轻，不了解佐治亚的情况。”
“我在佐治亚生长，又在佐治亚念书，祖上累代都是如此。我目前在内地教书，以后想到怀恩斯勃罗去当牧师。佐治亚大部分地区都有我的足迹。”
“不过我看你准得碰钉子。你的主意虽然不错，可‘黑鬼’是不会跟着你走的。他们没有脑子。我是了解他们的。我只要肯出一块钱一票，要向‘黑鬼’买个千把张选票还不容易。”
”是很容易，因为超过一块也没有人肯给，他们靠正当劳动要挣一块钱，就得费好大的力气。你就出多些吧，我们不要钱，要的是权利。“
他们一连谈了几个钟头。华德生谈到了奥古斯塔的黑人选民怎样使他灰心失望；可是听说农民联盟在佐治亚的其他地区、以至在整个南方都有很大发展，他又觉得十分惊异。
道意耳极力想使华德生看到，农民联盟所以会取得节节胜利，在极大程度上是靠了黑人的支持。他指出：早在一八七五年，弗吉尼亚就有个烟草业工会的黑人领袖到克利夫兰去参加过绿背纸帀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三年以后，在得克萨斯的全州绿背纸币俱乐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四十名代表中就有十名是黑人；同年又举行了一次绿背纸工人党代表会议，在派出代表的四百八十二个俱乐部中，有七十个俱乐部是黑人的。
“可北方农民联盟是不是吸收黑人参加呢？”华德生问。
“吸收啊，”道意耳答道，“当然话也要说回来，在北方黑人农民比较少。不过南方农民联盟对组织黑人农民的工作也早就很注意；一八八六年，在得克萨斯的休斯顿市成立了全国有色农民联盟。书记是个浸礼会的白人牧师，不过其他办事人员都是黑人。”
“有色农民联盟现在有多少会员？”华德生又问。听说会员人数有将近一百二十五万，南方有五个城市已经办起了合作社，他感到非常吃惊。他还听说，在奥加拉会议上，有色农民联盟的两个黑人代表还被选为南方联盟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南方联盟的机关刊物上，每星期总有一栏地位报道有色农民联盟的消息。
在一八九〇年的选举中农民联盟获得大胜，华德生也随着被选进了国会。全州十个选区有六个是农民联盟的天下，农民联盟控制了州里的代表大会，推举了州长，选出了州议会四分之三的议员。可是，一只苍蝇坏了一缸香油。那年按例要选举一名参议员去接替那个声名狼籍的乔·勃朗。戈登想重新再进参议院，格兰迪生前也大力推荐，连华德生最后也支持了他，为的是不让卡尔洪的孙子，那个铁路公司的法律顾问，补上这份空缺。
那年在奥加拉会议上，农民联盟毅然决定同民主党脱离关系，准备筹组第三党。第二年，在辛辛那提的一次会议上，第三党正式成立了。农民联盟和人民主义运动在南方和西部无往而不胜。看来在一八九二年的大选中大有取得全国胜利的希望。
有色农民联盟办起了中小学校。不过，道意耳也坦白承认：在白人和黑人之间也出现了一些分歧。譬如说吧，有色农民联盟支持联邦政府监督选举，而白人的南方联盟则表示反对。不过南方联盟还是赞成给黑人以选举权。一八九一年，有色农民联盟要发动摘棉工人举行罢工，而南方联盟则代表许多雇工农户的利益，自然要加以反对。结果罢工就没有举行。
白人的南方联盟和有色农民联盟在奥加拉会谈期间，曾派代表团相互问候；一八九一年在路易斯安那通过的召集第三党会议宣言，也是对黑人组织和白人组织共同发出的；各地地方组织，更是相处得亲如兄弟。
一八九一年五月，举行了第三党代表大会，南方联盟、有色农民联盟和其他联盟组织，同劳工骑士团等团体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种族隔离遭到了彻底的粉碎，当南军和北军的老兵伸出手来紧紧握住时，旁边还站着一个黑人代表。
在国会中，华德生脱离了民主党，公开的同人民主义者和圣路易会议的领袖站在一边。道意耳向华德生指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已有所增进，他特别着重指出黑人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都已有了提高。他表示愿意为华德生的斗争出一份力。华德生的心动了。他从来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黑人，论才学这黑人并不比他逊色，说不定还比他高明，论理想实质上也跟他不谋而合。他们彼此都很有意结纳，因而道意耳就全力投入了竞选运动。
不过他的帮助一般只限于出些主意，难得出面去作演讲。在一八九〇年的选举中，华德生虽然采纳了道意耳的意见，发言已愈来愈果敢、解明，可是他以为公开争取黑人选票还没有到时候。那年的选举结果，华德生大获全胜，不但在本选区获得胜利，在州里也占了优势。于是道意耳又劝他以后要公开的出来争取黑人的选票，要同全国工人选民站在一条线上。
道意耳知道，在外国，工人快要掌握大权了。这个想法，在欧洲思想家的脑子里早已孵育了很久。为此曾提出过好些精心筹划的方案，有时虽不免流于空想，然而多半很切合实际。为此还闹过了革命。工人必须摆脱贫困的煎熬，必须独立自主、起来自卫的思潮，向四面八方传播。反映在美国，就是绿背纸币运动的兴起、人民党的茁长，特别是如今农民联盟在一个州里竞选得胜，把汤姆·华德生送进了国会以后，人民党的声势格外壮大了。这种形势，加上了华德生在国会中的活动，使工人领导和反动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公开化了。道意耳劝华德生要爽爽快快争取黑人的选票。假如南方其他各州也跟着他走（事实上也一定会跟着他走），这场胜利就非同小可了。黑人就可以成为工人运动的一员，在政治舞台上取得无可辩驳的地位。
华德生在一八九一年表示了态度：“人民党现在向白人和黑人声明：‘人家所以把你们分为两半，是为了把你们的劳动所得分别骗走。人家所以挑起你们之间的仇恨，是因为你们都受其奴役的那个经济独裁制度，就是靠这种仇恨而建立起来的。人家所以欺骗你们、蒙蔽你们，正是为了不让你们看清：这种种族仇恨实际维护的是一个害得你们都一贫如洗的经济制度！’”
当然，道意耳和华德生也看到了面前摆着的困难。黑人选民大半工资微薄，有的简直跟乞儿差不多，因此有些选票可能被人收买。有的黑人可能被反动分子赶到投票处，包办代选。有的黑人可能受到威逼，吓得不敢去投票。这种种都是在所难免的。不过道意耳表示，只要相信公理、拿出勇气、广泛宣传、大力呼吁，这些漏洞大部分可以弥补过去。
华德生不仅担心一般穷苦黑人会出卖选票，他更害怕敌人会使用暴力和欺诈手段来压制选举。可是决策已定，华德生如今是南方第三党运动的领导人了。他的盟友道意耳，则想促使白人工人同黑人工人团结起来对付大企业主，想为黑人工人争得选举权和参政权，想设法保障黑人工人，制止私刑和苦役。
在这个问题上对方也觉得十分棘手。因为，南方如不建立起法律和秩序，对大企业本身也很不利。南方白人再要靠暴力和欺诈来取得选举的胜利，是没指望了。可是他们目前又遇上了危机。如不用合法手段剥夺黑人的选举权，一旦白人选民和黑人选民联合起来，大企业就会给打垮。这真是个严重的威胁。
连那些极端顽固的前叛乱分子，如今也大不恭敬，攻击起北方来了：“咱们这座大饭店又请来一帮‘带手提包儿的’了，这就是到南方来追求利润的北方商人。”
华德生狠劲十足的，把白人农民着手组织起来；他告诉他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在八十年代许下的虚伪骗人的谎言，其结果只有使劳动人民更进一步沦于大公司的奴役之下。道意耳也同有色农民联盟建立了合作关系。他和华德生都一致抨击私刑，还谴责三K党，要求废除新型的奴隶买卖——囚犯租赁制度。
在道意耳的领导下，黑人在第三党的建党工作中干得十分出色。道意耳提出黑人应当有读书的权利，他还赞扬了当时正在抗击罗得斯、抗击侵入非洲的英国势力的那个黑人国王洛本戈拉。州议会里的几位黑人议员揭露了伯明翰地区一些新开煤矿里残酷剥削黑人的现象。白种工人也表示要坚决保卫黑人的权利。
道意耳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了在一八九一年年底开场的一八九二年竞选运动。他自愿为华德生效力；为了帮助竞选，他不顾主教的训戒，差不多有三个月之久没有过问教堂的工作。他为华德生先后作了六十三次演说。虽然有十五个黑人遭到了杀害，可是信仰华德生的人愈来愈多了。
道意耳说：“受了多少年压迫的穷苦蒙昧的黑人男女，如今都有个心愿，觉得就是能碰一下华德生先生的手都是好的。”
然而还是多亏有道意耳的手在下面支着，华德生的手才举得那么坚定。有人企图杀害道意耳，因而道意耳演讲的时候旁边往往有人带着手枪，上了子弹。有一次华德生还在自己的农场上筑起了防栅，召集了两千个白人农民，来保护道意耳，不让暴徒把他杀害。农民们坐车的，骑马的，纷纷赶来，有的跑了一夜才到。村子里挤满了人，街道上也排满了人，大家高举着武器，在郡长的陪送下，列队前往法院。华德生对大家说了这样几句话：
“在我们这个自由国家里，我们坚决主张：不管白人黑人，无论地位如何低下，谁要宣扬我们的主义就尽可以自由宣扬，要是有人敢动他一根毫毛，我们全人民党的人都要跟他拼命。”
就在华德生的这个郡里，住着一户姓史克洛格斯的穷苦白人佃农。他们家原是个道道地地的苏格兰―爱尔兰古老家族，在十八世纪初卖身当了仆人，飘洋过海来到了这里。他们家出过一个山姆·史克洛格斯，在一八七六年的竞选运动中被人杀死在查尔斯顿。那时他已当上了一帮白种工人的领袖，他们本打算在选举中同种植园主结成同盟，帮着对付黑人的选票。结果，种植园主却不需要他们帮忙——至少还不承认需要他们帮忙。就在黑人领袖汤姆·孟沙被私刑处死的当夜，史克洛格斯也在黑人住区里不明不白的遭了暗算。他的妻子留在佐治亚，种地糊口。到一八九一年，大儿子艾伯·史克洛格斯已经十八岁，家里一大堆人的生活，主要就靠他来维持了。
山姆·史克洛格斯死后，他的一个哥哥就离开了佐治亚南部，搬到亚特兰大居住。这人的儿子杰姆，也正就是小孟沙上学时受他欺侮、后来报了仇的那个家伙。杰姆的儿子生于一八九〇年，这个人物将来在书中也要提到。目前就单说艾伯。.
艾伯·史克洛格斯跟上了三K党，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他阻挠黑人投票，又一贯抢劫黑人。在抢劫中他碰到了一件事，从此对地主贵族和资本贵族也更痛恨了。事情发生在一次夜袭中，他正在一户黑人人家趁火打劫，有个很有地位的白人拦住了他：
“嗨，放下放下，你抢这些个人的东西干什么？”
史克洛格斯吃惊地瞪着他，说：“可他们是‘黑鬼’呀！"
“是什么人这不关紧要。把东西放下，快滚出去，”
从这时候起史克洛格斯明白了：有些白人还同蓄奴时代一样，跟黑人一鼻孔出气。这其叫他想不通。他家离华德生的乡里汤姆森不过，因此没过多久，他就让华德生给吸引住了。在他看来华德生跟他是同病相怜，于是他就经常去参加农民联盟的集会，尤其是麻袋业托辣斯在圣路易成立、装袋价格上涨以后，他参加得更起劲了。有人提议采取抵制行动，他也热烈拥护。
为了想找个工作，有一次他跑到了南卡罗来纳州；在那里他参加了一次政治集会，主持会议的是个高大、独眼的中年人。会上有人主张吸收黑人参加农民联盟，说是黑人工资再低也不能不干，否则就得挨饿，如果黑人雇工和白人雇工能联合一致，那……他话没有说完，那主持会议的本·梯尔曼顿时变了个狰狞的妖魔，差点儿一把招住了说话人的咽喉。
“我们跟‘黑鬼’联合个屁！”他高声叫道。“我们根本不承认他们是人。他们只配在农庄上干活，我们就叫他们在农庄上干活！他们配挣多少，我们就让他们挣多少！他们要是胆敢对我们的女人偷看一眼，我们就宰了他们！用私刑对付他们！是的，我们是要团结，可我们要的是白人间的团结，不是跟黑人的团结。白人和黑人之间没有什么团结可言。我们一定要把黑人的公权剥夺，我们一定要迫使他们安份守己。黑人是白人的奴仆，这可是《圣经》上说的！”
这还不过是梯尔曼的激烈言论的一小部分，这些激烈的言论给了史克洛格斯很深的印象。史克洛格斯同梯尔曼会过一次以后，他的人生观渐渐起了变化。他跟这位鲁莽的内地领袖谈了话，梯尔曼告戒了他一番。史克洛格斯告诉梯尔曼，说他家乡的那些穷苦白人朋友和同事，使他感到失望极了。
梯尔曼气汹汹的说：“你们这些笨蛋，错就错在要打倒贵族阶级。你们不应该打倒贵族阶级，你们应该取而代之。不过你要知道，掌大权，当贵族，也不是谁都能够的，不是谁都有资格的，够资格的只是少数。你和我，咱们可以钻进这个圈子里去；至于别人，那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有些白人是永远也出不了头的。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决不能让‘黑鬼’爬起来；我们一定要叫‘黑鬼’永远踩在一切白人的脚下。”
史克洛格斯提起了华德生，梯尔曼冷笑一声：“华德生是脾气大、胆量小。他挨了揍，就逃到家里，关起门来搞理论、写诗歌了。那怎么打得了胜仗呢？要胜利，就得去搏斗，再接再厉的搏斗，而且一定要明确自己斗争的目的。我的目的就是要打败这帮贵族，可我不打算把他们赶跑。我只要在他们旁边占个座儿。我要当选为这个州的州长。”
史克洛格斯差点儿笑了出来，可是他没有敢笑，因为梯尔曼的那只独眼正炯炯地盯着他。“记住，”梯尔曼训戒他说，“我们有些人将来可以爬到顶上，可我们千万不能把顶推倒。我们要留着自己用！”
谈到组织农民联盟，梯尔曼的态度很冷淡。他说这是北方的玩意儿，因此十分可疑。
一八九〇年华德生当选为众议员以后，史克洛格斯参加了一次群众大会，庆祝华德生和白人小农的胜利。在人群里他看到了梯尔曼，倒吃了一惊，因为梯尔曼那时已当选为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尚未上任，到会的人显然多半都不认识他。史克洛格斯起初也不知道，他不小心把这个高大粗鲁的独眼庄稼汉撞了一下，双方横眉怒目，正要动武，梯尔曼却认了出来，他嘻嘻一笑，伸出手去，同时暗喑警告对方，不要把他的真名实姓说破。
嘱咐完毕，这才像狼嗥般的嚷道：“你们在庆祝些什么玩意儿？”
“庆祝华德生和人民的胜利啦，”史克洛格斯恶狠狠的回答——他想起梯尔曼也有田地，对华德生是不大赞成的。
“你是说华德生和他的那帮‘黑鬼’？”
“有地的老爷可以收买‘黑鬼’的选票，为什么他就不可以收买呢？”
“放屁！这哪儿是收买‘黑鬼’的选票——这简直是把咱们都出卖给了黑小子。居然跟黑人讲平等！这样闹下去，你等着瞧吧，头一桩就是你的妹子难免要嫁个‘黑鬼’。”
史克洛格斯听到“咱们”两字心里一动，这样可怕的前景也确实使他吓了一跳。他忿忿的说：“哪会有这样的事。”
“你瞧，”梯尔曼说着指了指讲台，讲台上有个年轻黑人正要对群众发言。史克洛格斯惊得呆了，他赶紧转过脸去。
“这个‘黑鬼’只要留在本地，我非宰了他不可，”他咕咕囊囊说。
梯尔曼露出了微笑。“你叫什么名字？史克洛格斯？啊，对对。哎，史克洛格斯，你听我说。我跟你一样都是穷苦白人。不久我就要用‘合法’的手段，把‘黑鬼’的选举权干脆剥夺。密西西比州一带头，南方各州都会跟着走。以后我还要进参议院，要设法使我们的国家今后永远归南方白人掌管。我们已经使最高法院承认了‘黑鬼’是没有半丝儿权利的！不要三心两意！去招集伙伴，把那个‘黑鬼‘道意耳宰了！”
史克洛格斯对他直瞪，半晌才喘吁吁的说：“我不信。”可是就打从这时候起，史克洛格斯渐渐从华德生和人民主义一边倒向了梯尔曼那一边。特别是看到了华德生的黑人伙伴道意耳，他觉得这种怪现象实在叫人气愤。如果说史克洛格斯见一切黑人都恨，那么他尤其痛恨受过教育的黑人，因为他对他们怀着恐惧。这种黑人一心想当白人，讲话也同白人一般无二。一旦有了机会，他们真会挤入白人的行列，骑在穷苦白人的头上，还要娶他们的姊妹。那怎么得了！这个道意耳，非宰了他不可！
一八九一年十月末，有帮暴徒想要杀害道意耳，带头的正就是史克洛格斯。那真是个难忘的夜晚：明月正圆，玉兰飘香，缓缓的凝滞的河水像血一般的流向大海。在密密层层的人群中央，讲台上高高的站着那个魁梧英俊的混血黑人，数不清的白人和黑人带着枪，在台下凝神屏息的听他精辟的演讲。他的旁边，站着矮小枯瘦、火红头发的汤姆·华德生。
史克洛格斯带领上千名武装暴徒，借着树影悄悄的隐蔽在一片苔藓遍生的林子里。突然，哗啦啦响起了一片叛乱分子的口号，暴徒们连咒带骂，挥舞着枪，从林子里冲了出来。可是也一样突然，这边的听众立刻还以一阵呐喊，枪光闪闪，扳枪机的声音响成一片。暴徒们才撒开了大步，又慌忙把马扣住。四下里顿时是一派死般的寂静——血肉横飞前一瞬间的可怕的寂静。只听见一只夜莺在哪儿歌唱。
史克洛格斯吓呆了。真没想到这帮人居然情愿为个“黑鬼”而动武，还不惜杀人呢。慢慢的，慢慢的，他收住了步子，放下了枪，对徒众们望了一眼，就往后退去。那帮暴徒也不吭一声，一齐兜转马头，没命的逃回家去，转眼就不见了。
那天夜里史克洛格斯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幻象，他仿佛看见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都团结一致，黑人同白人都一律平等。不，决不能有这号事。他宁可饿死也不能容许有这号事。他宁可屈服于大地主或北方佬，也不能让黑人同自己平起平坐。为了道意耳，群众一连戒备了两夜。这样的事可是南方从来也不曾有过的。这是一场革命。亚伯拉罕·林肯开创的事业，在这里达到了顶巅。
北方也好南方也好，工人都压制不住了，要起来闹革命了。其激烈的程度，已足以把种族仇恨这种极端强烈的感情都抛在脑后。无论在俱乐部还是在家庭里，无论在教会里还是在帮会里（南方的帮会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已经由讲究虚仪繁礼的秘密组织一变而为白人宣传和行动的中心），人们都在纷纷议论。
南方的大人先生们表示：为了阻止第三党成立，必须分裂工人运动。要分裂工人运动，显然必须利用“上帝所赋、天经地义的种族差别”，使工人阶级无法团结一致。种族差别应当定之于法律，严加执行。科学界起来说了：有了种族差别可以培养出最优秀的人种，所以这种差别还不失为正当。宗教界也出来声明：种族差别不能算作仇视也不能算作压制，这是承认历史决定于“神意”。
早在一八九〇年，人民主义就已风靡整个南方。在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人民主义者候选人的得票都超过半数。但是只有在佐治亚，人民主义者才真正当了权。其余各州，在敌人的舞弊、迫害、欺诈之下，候选人都落了选。可是如今又出现了山雨欲来的局面，南方振了振精神，准备迎接新的选举。西部也在密切注视。
佐治亚的反动分子和仇恨黑人的势力马上纠合起来。一八九二年度的选举，在一八九一年就展开了竞选，华德生的选区给悄悄的改划了一下，划掉了一个黑人居民占多数的区域。远在纽约的大公司，也给这里的反动分子捐来了大批竞选基金。对选民有威逼的，有恐吓的，有殴打的，至少有十五个黑人被当场打死。在投票站上，公开收买，暗偷明抢，无奇不有。华德生说：“我没有给打死，这才叫怪呢。”该州州长也认为华德生按说是早就没命了。报纸上叫嚷：“华德生发了疯了！”“南方要陷入无政府状态了，要闹共产了！”
就这样，佐治亚州一八九二年的选举就变成了一场充满恐怖、欺诈、舞弊和诡计的滑稽戏。在奥古斯塔，联邦政府派下了监察员，由司法官率领，来监督选举，然而也无法防止一人投几票啦，贿选啦，混假票啦，以小孩充大人啦，恐吓选民啦等等现象。有人还把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雇农和佃农一车车的运来，送到城里去投票，投了票给酒喝，还给钱。因而奥古斯塔点出的总票数，超过了选民人数一倍。
华德生和道意耳的竞选活动遍及三十七郡，听过他们演讲的人达数十万之多。华德生办的《人民党报》销数也仅次于《亚特兰大宪法报》。然而官方宣布的开票结果，华德生却失败了。当下有个代表团足足跑了三十五里路，从奥古斯塔直跑到华德生家里；他们为他筹募了一笔款子，让他好告到众议院去。华德生表示他一定要把第三党的斗争坚持下去。“我有决心：活着一天就要斗争一天！”
可是，他告上去的状子却直拖到国会第二次会议上才受到审理，而且到时候又碰上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他这个告状人竟不准申述自己的意见。最后众院提出的审查报告，完全掩盖了事实，说主持选举的委员会委员“均系佐治亚第一流人士，代表各行各业，其人格亦至为高尚，无可非议”云云。
一八九三年，爆发了经济恐慌。银行倒闭了，钱都不知到哪儿去了，工厂关门了，失业大军也愈来愈大了。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南方饥饿和贫穷的现象比一八七三年还要普遍。不过这一回在白宫里的却是个民主党人。下一年，被人们称为“美国史上的可怕一年”。经济萧条持续不退，到处是罢工，残酷的镇压，困苦的生活。柯克西带领“失业大军”向华盛顿进发。《回顾》与《富豪对国家》两书传诵一时。总统派了军队去镇压芝加哥的罢工，还拘禁了尤金·德布斯。
当时革命情绪十分高涨，敌人只能拿出最严酷的反革命手段，否则就无法阻止人民党在一八九四年秋季取得全国胜利。这一年人民党人得票又占了上风。在佐治亚州得票猛增一倍，就全国而言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南方的南部各州都是人民党人的天下。然而他们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还是因为敌人采用欺诈和暴力的手段，破坏了仅有的那点儿民主制度，结果得票较少的候选人反而都当选了。
华德生参加了佐治亚州第十选区的竞选。可是这一年来了个新的“选举法”。华德生在九个郡里占得上风，他的对手只取得两个郡的胜利。但是这两个郡里有个奥古斯塔城。奥古斯塔城总共只有一万一千选民，然而那里华德生的对手布腊克却比华德生多得了一万四千票。布腊克宣告当选。一时舆论大哗，过了三个月，布腊克只好辞职，于是就决定举行一次特别选举。特别选举在一八九五年进行，布腊克这次提出了赞成“银币自由铸造”的纲领，加以又有那极不合理的预选登记法的庇护，因而又重新当选。
华德生已是第三次落选了。可是他大声说道：“泄气啦？呸！我这就投入一八九六年的战斗！”华德生认为在佐治亚斗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就打算进行全国性的竞选。人民党提出的纲领是：铁路及其他公用事业一律收归国有；征收所得税；联邦政府不得镇压罢工；对夏威夷及委内瑞拉不作帝国主义的扩张；发行不受黄金垄断集团支配的低值货币。
西部破落城镇里的白银大王，收买了民主党的上层领导，又极力鼓吹“银帀自由铸造”政策，想以此堵住人民党的“社会主义”。他们提名布利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利安是个政治演说家，专在“银币自由铸造”问题上纵横谈论，对人民党人的其他主张却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副总统候选人则是缅因州的一个铁路公司大富翁。共和党方面，在马克·汉纳的促成下，推出了一个貌不惊人、唯命是从的政客来当总统候选人，还拿出大量的钱来搞了一个宣传运动，向有家产、有享受、有地位的人们敲起了警钟。
人民党集会最晚，民主党就向他们建议，要他们接受布利安为总统候选人，并且用狡猾的手段引他们上了钩。人民党的各路队伍为了商定竞选大计，推选了一千四百名代表在圣路易聚会。华德生故作忸怩，他非但没有参加会议，而且根本避不过问。尽管如此，这群龙无首的一千多名代表还是先一致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然后才表示，若是民主党接受这华德生的人选和人民党的“社会主义”纲领，那他们就可以同意以布利安为总统候选人。这后一个条件，民主党可是不敢接受的，因此就把人民党两百万张选票的十分之九给丢了。
等到华德生发觉自己不到会乃是失策，要加以补救，要重新争取西部的支持，已经来不及了。他重新提出要把铁路和其他公共事业收归国有，要抑制托辣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货帀信贷制度，最后又想起了道意耳的话：“要消灭选举中的舞弊现象，要给黑人以政治权利。”他还说“目前人民群众中的不安心理，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问题决不是“银币自由铸造”这样简单的办法所能解决的。
然而南方和西部是合不来的。双方具有原则的分歧，积不相容。这些分歧起源于黑奴制度。后来奴隶制度虽然部分废除了，可是南方仍然保留着低工资以至无工资的奴隶劳动。没有知识谈不上民主，而在南方，黑人也罢白人也罢，学校既少，又极简陋。战后，由“白人至上”思想造成的无法无天的局面，更成了南方的通病。
相反，在西部，却以社会地位基本平等并有良好学校的有地农民为基础，发展了一种“民主”政治。日益垄断化的大工业势力，纠集了一切力量，向南方和西部扑来。在南方，有人想促使工人和小农联合起来抵抗这股势力。可是种族界线使工人内部开了分裂，小农又都在大种植园主的掌握之中，因此事实上并无真正的团结可言。在西部，农民联合起来击败了银行和铁路公司，但是采矿公司许下的“低值货币”的诺言，却使他们动了心。
华德生打败了，布利安打败了，“社会主义”流产了，得意扬扬的私人企业垄断组织夺得了选举的胜利，挑起了美西战争，从此走上了殖民帝国主义的道路。这样，革命就失败了。汤姆·华德生也差点儿发了疯。一八九六年选举过后，华德生说道：
“在政治上我完蛋了。在经济上我也落得一无所有。我的神志已完全到了要发狂的地步。我的神经差那么一丁点儿就要错乱。”
他隐居不出，写写歪诗，想想心事，一过就是十年。直到亚特兰大发生了暴动，旧金山遭受了猛烈的地震，化为一片火海，他才又发了疯似的，出来狂吼了。
萨巴斯兴·道意耳在一八九二年选举过后就杳无声息了。他已经播下了种子。他已经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连一生的事业都豁了出去。他同共和党分裂、同民主党和穷苦白人联合的方针，受到了自己同胞的怀疑。他的教会就要举行会议，他还得向上级汇报，可是他募到的捐款——教会赖以维持的收入，实在少得可怜。主教大人板起了脸，大声说道：
“孩子，这个数目实在不像话，我们在奥古斯塔还需要盖一座新教堂呢。我本来应当把你开革。不过我看你很有讲道的才能，而且你的本意原也不坏。你听我的话：把政治丢开，多讲讲十字架上的耶稣，多募集点经费。我现在决定调你到亚拉巴马去。”
道在耳没法反抗。他家里还有妻儿。他又干不来别的工作。他只好低下了头，到西方去了。十年来，愈来愈多的教徒为他的讲道所打动，热烈的祈求上帝的恩惠，还捐献了新的教堂。后来他不幸得了结核病，失去了宏亮的嗓音。他同病魔苦苦搏斗，一再失利，这样又拖了十年，最后，心灰意懒，孤苦一身，终于死在得克萨斯——那农民联盟的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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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鲍尔温老博士和他的一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九章鲍尔温老博士和他的一家
鲍尔温博士开始了新的生活。佐治亚州立大学是个古老的学府，可是几年来一直经费不足，校舍早已颓败不堪，不过学校还保持着一定的传统。鲍尔温博士很喜爱这所学校，他早年也在这里念过书；他觉得这所学校大有可为，常常幻想有朝一日他的学校要领导南方找到新的前途，那时他的学校该有多重要啊。
说也奇怪，鲍尔温博士倒没有因为结婚而受到多大打搅，他还是照常用他的脑筋。夫妇俩从上校赠送的款子里动用了一部分，把破落的校长住宅作了一番翻造和装修。他们同校内的教授、当地的社会人士和一些年纪较大的学生都有交往。总之，鲍尔温博士觉得生活有了新的乐趣，而贝蒂露呢，也觉得日子并不像她早先想象的那么难过。她不敢说自己十分幸福，不过她至少过得很安宁、很太平。
布雷铿立治上校也很喜欢这所古老荒凉、屋舍疏落、为许多校友所念念不忘的学校。他喜欢同鲍尔温博士谈论天下大事，有时还去听听他的讲课。他听说苏丹出了个马赫迪，赶走了英国人，心里十分不快。他听说意大利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要并吞埃塞俄比亚，又减到很惊异。他虽然看到阿瑟尔这样一位绅士意外地当上了总统，看到民主党自内战以来第一次有了不日重掌大权的希望，然而心里总不敢相信万事就会上轨。那时国际贸易在不断扩大，铁路向全国拼命扩展；人寿保险公司增加了一倍，电话也已开始使用。
可是上校心里却渐渐不安起来。他怎么也忘不了孟沙家的那个孩子。他觉得自己老是隐隐有些头痛，痛得虽然不很厉害，却始终不退。他的知觉也迟钝起来了。他的记性坏到极点，有苦难言。晚上就是能阖会儿眼，也大做其恶梦。有时候他觉得似乎看见了什么，可是别人分明什么也没有看见。他起了幻觉了。上校觉得自己起病并不突然，也不吓人，可是亲友们都来向他殷殷探问了，那使他格外烦恼。有几次他在大白日之下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了。
一次，他看见一个陌生人身上有滴血渍，差点儿就骂起来，而其实那人身上什么也没有。又有一次，他看见一伙骑马的杀人犯，就大喊大嚷，而实际上那不过是些打猎归来的白人猎户。还有一次在公园里，他恍惚看见妻子血淋淋的尸体横在丁香丛中。医生来看了病，叫他好好休息，以后不妨出去旅行旅行，最好到国外去走走。但是贝蒂露却另有个妙方儿。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等到女仆退下以后，贝蒂露就对父亲和丈夫宣布：过几个月她就要抱娃娃了。说罢就吻了吻他们，上楼去了。翁婿俩全都一楞，可是最惊奇的还数贝蒂露自己。贝蒂露今年三十岁，她的丈夫已经六十五岁了。她以前一向都很规矩；就只有那么一回，她忘了自己的出身和门第。可是如今在这儿雅典，她有了知心的密友。丈夫的温存是极难得的，对此贝蒂摩虽然不太热心，也安然自若的忍受了。
鲍尔温博士自己知道，这孩子可能是他的。但是他心里也并不隐晦，这孩子也可能不是他的。即使不是他的，他也不在乎。一个大学城里，总难免有些风言风语。贝蒂露还年轻，喜欢有伴儿。这个孩子可以给她作伴。是谁的骨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这个孩子，将来该是归他教导的了。
上校听到这消息先是一怔，可是随后就高兴了。他一度也觉得事有可疑，可是看老博士安然自得，想想自己家的姑娘也决不会有什么不端，上校的疑团顿时就消释了。他不由得兴高采烈。布雷铿立治家有了后代了。他的名字有人承继了。本来他总以为他们这个家族到了他就绝后了，他也不必为天下大事而操心了；可是如今却出了个奇迹：他后继有人了。他的健康有了起色，于是心里就作起打算来。
他总忍不住要想起那个健壮的黑小孩，心想这个黑孩子跟自己的外孙将来也不知会怎样相遇，彼此关系如何。他将遗嘱作了修改，指定把大部分财产赠给外孙，另外提出两千五百元，赠给密兰迪·孟沙和她的儿子。
一天天一月月慢慢的过去，贝蒂露心里又是欢欣，又是厌恶。她不久就打定了主意：她决不在雅典住一辈子。这个大学城又小又沉闷，流言既多，又爱嫉妒。贝蒂龌知道自己尤其是人家说坏话、瞪白眼的对象，虽然对于教务长（这里的人都这样称呼鲍尔温博士），大家还是极尽恭敬。有几次他们还受到了社会的排斥，鲍尔温博士是浑然不觉，贝蒂露却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时学校的今后发展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贝蒂露听说有一批校友坚决主张把这所古老的大学迁往新兴的亚特兰大，心里好不喜欢。亚特兰大没有一所高等学校，只有一所黑人大学，那是不能算作大学的。为了研究迁校问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在学校里开过几次会议，贝蒂露对他们招待得十分周到。设在亚特兰大的州议会也起了推动作用，他们不肯再给学校拨下必要的大量经费。外间有个公开的传说，说是学校如果设在亚特兰大，州议会就会慷慨多了。
几个月紧张的等待终于过去了。一八八一年夏天，在亚特兰大的一家医院里，贝蒂露染着血污，忍着绞痛，生下了一个男孩。几天以后，在桃树街一家新开旅馆的漂亮房间里，约翰·布雷铿立治上校站在洗礼盘跟前，怀里抱着约翰·布雷铿立治·杜比侬·鲍尔温，老博士也笑吟吟的站在一边。上校把外孙交给了满面春风的贝蒂露，慢慢的转过身去想要坐下，却突然中了风，死了。
贝蒂露伤心得不得了。她直到最近几个月，才深深的了解了自己的父亲，感到无限的同情。她本来想让父亲出去旅行，多认识一些同道的人物。可是偏偏又来了这个娃娃，而如今，父亲却死了。
不过贝蒂露现在拿定主意，她的另一个计划一定要实行。她要在亚特兰大这个蓬勃发展的大都市里住下，她要让儿子在那里长大。在一个穷苦白人的城市里，布雷铿立治和杜比侬这样的贵族门第在社会上很占便宜，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贝蒂露还利用外人的附会之词，把佐治亚大学的创始人亚伯拉罕·鲍尔温认作了丈夫的本家。后来，她又帮助校友的迁校委员会拿出一笔经费，供学校在亚特兰大设立办事处，好让她的丈夫抽出一部分时间待在亚特兰大，会会当地的商人和议员，为迁校事宜作好准备。
另外，贝蒂露还决定把新得的遗产清点一下，重新投资。她如今很有钱了，家私都由她一人支配。同她有银钱往来的是一家很老的银行，最近刚把驰名全国的约翰·庇尔斯公司的小老板招来合了伙。这个年轻人跟她差不多年纪，也是刚刚得了个儿子。贝蒂露就去找他商量。她听说父亲有两千五百元赠给孟沙的孩子，心里非常生气。她父亲不知道，在几年以前，蓓茜大婶服侍了她几天，就敲去了她五百块钱。贝蒂露尤其不能原谅的是：她父亲来作客的时候，那两个黑婆娘竟敢那么急不可耐的，揭下活儿就走。她没有费什么事，就把孟沙名下的赠款设法减到了五百。前些时她在立奇百货商店看见一件皮大衣，这余下的两千正好用来买了大衣。反正，黑人又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呢？
但是鲍尔温博士则一心想建立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学校本部暂时设在雅典，以后或许要搬到亚特兰大。他实在觉得在哪儿都一样，只要计划对头就行。目前他首先要使自己的想法和教育方法适应新的形势。他亲眼看到：卡罗来纳的试验——打算依靠有自由、有文化、有公权的黑种工人来建立新农业的做法，已经宣告失败了。那是在一八七六年给血淋淋地扼杀的。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局面，私刑盛行，法院枉法，目的是想重新建立奴隶制度（博士知道这个打算是最后一定要落空的），或者建立一种新的、现代化的等级制度（他也不信这种制度能够建立成功）。他觉得这一切完全是多余的。他还是抱定原来的主张，认为让一些稍有才能的黑人念点儿书，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亚特兰大这个新兴都市，位置正介于那古老的贵族社会——卡罗来纳，和兴起较晚的棉花王国——密西西比流域之间。这里是北方工业势力源源入侵南方的天然孔道。这未来的变化，使鲍尔温博士很感兴趣。
鲍尔温博士结果并没有当上佐治亚大学的首长。学校的首长名义上是校长，但这一向只是个作为号召的挂名职务。最近甚至有人提出，要让那高龄的杰弗逊·台维斯来当校长。不过，学校另外还需要一个真正的领导人，负责领导教学工作，受过鲍尔温博士教导的学生都知道博士担任这个职务最为合适。因此，老博士就当上了“教务长”，薪水定得相当高；凡是教育方针、教学实践，都归他负责，筹集经费、公开演讲则仍属校长所管，而校长一职却始终空悬在那儿。
从一八八〇年到一八九〇年，形势的演变非常缓慢。工业和资本滚滚的流入亚特兰大，政治局面日渐严重。鲍尔温老头觉得很反感。他看到一些政客妄想解决人的问题，结果搞得一塌糊涂。在经济方面他是一窍不通的。他认为劳动是应当的，工资是必需的；不过这种日益高涨的农民的呼声决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劳动问题。他认为华德生是个煽动分子，而年轻的格兰迪则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八八九年有一次，他照例到亚特兰大去，一方面去看看自己的儿子（那时已经八岁了），一方面去同校务委员会商量些事；他抽了个空，在一个金黄色的十月的下午，悄悄跑到山区展览会公园，去听亨利·格兰迪演讲。
格兰迪站在上万名农民和他们的家属面前，俨然是个满面红光的胖胖的知识天使，态度显得那么和蔼。
“喂，乡亲们！”他先讲了两个非常好笑的故事，逗得满场哄然大笑。接着，他就大声疾呼了。只见他把脚踮得高高的，双臂像打连枷一样乱挥。他的声音有如雷鸣。他的头发飘动，脸上直淌汗水，胖胖的面颊涨得血红。
突然他顿了一下，听众都探出了身子，紧张地等着。他带着颤抖的声调，把话头一下子转到上帝和宗教上。他手指着苍天，脚高高踮起，深沉的声音里又充满了感情，眼睛里含着热泪，尖着嗓子叫道：
“上帝划分了人类，谁也不许把他们并拢！”
鲍尔温博士反感极了。他不赞成在政治演说中动感情。他觉得这是模仿黑人的讲道，黑人味儿太重了。
格兰迪的演讲，可以说是一个熟悉自己角色的老练演员的精心表演。每个姿势、每个音调，都经过精心的设计，而格兰迪本人则小心地藏在背后，观察演讲的效果。可是这一次的效果却不能使他满意。
鲍尔温博士看见在场还有不少黑人，多半三五成群，避着白人，不过也不是所有的黑人全都如此。他看到，在前排的听众里就有华德生的盟友，那个漂亮的黑人道意耳，目不转睛地全神望着格兰迪。格兰迪自己一定也觉察到了，他结尾的高潮——呼吁实行种族隔离，并不像往常那样受到欢迎；掌声虽然不少，却并不热烈。
鲍尔温博士看得出：格兰迪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一定知道自己病了，他说不定还在担心他们那一派人在下届选举中要遭到失败。格兰迪看到黑种工人和白种工人手拉着手，在向胜利迈进。可是，其实他们还不会得到胜利。只要黑帮操纵了选举，他们得票再多也得不到胜利。他们还顶不住暴力的镇压；至于格兰迪的武器——资本、工业、“新南方”的繁荣，那是打不倒他们的。
鲍尔温博士事后知道，格兰迪作过这次演讲以后就得了头晕症，病倒了。可是他不肯休息。十二月又赶到波士顿，去对马萨诸塞商业公会演讲；他也不看看时间、不看看地方，竟又接着赶到普立茅斯石，光秃着脑袋站在岩石上，作了他的最后一次演说。他受了风寒，回到南方，不到一个星期就死了。
鲍尔温博士失望极了。第二年汤姆·华德生当选了国会议员，更使他心中不快。他一向认为华德生是个煽动分子，从来不去听他的长篇大论。鲍尔温博土抱定宗旨，认为医治南方的灵药是教育，不是政治。因此他看见自己的建校方案有了新的进展，受到很大的鼓舞。以前，推动州立大学迁往亚特兰大的，是雅典的学校的校友会。如今亚特兰大白己也来拉一把了。亚特兰大有的是钱，却没有白人的高等学校。亚特兰大需要一所大学。
那些实业界的巨头跟贝蒂露通同一气，利用鲍尔温老博士的声望，建议把佐治亚大学——至少也要把一些重要的院系——搬到亚特兰大。为此，成立了一个“佐治亚大学扩建委员会”，由贝蒂露提供适当的房屋，把办公处设在亚特兰大。许多会议都在这里举行。为了参加一次会议，一八九〇年春天，鲍尔温博士又来到了亚特兰大。
鲍尔温博士一向的教育方针，是要使学生能参加建设一个发展中的新世界；他认为在这个世界里，不应该有枉法、舞弊、贪污的行为，不应该有无能、懈怠的政府，法院也不应该抛弃正常的职责，被用作奴役黑人的工具。此外，鲍尔温博士对那些上升的黑人也很感兴趣。在他看来，生活就是教育；只要锻炼智力、认识现实，人类的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因此，黑人问题乃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事实又摆得很明白：黑人——应该说大半的黑人——是不可教育的。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可以受些训练。不知道这样的黑人究竟有多少？在那么多的黑人中能占个百分之几？
他对学生讲得很坦率：要把黑人压下去是多此一举。他说：
“对这些天生低能、出身卑微、永远也不可能出人头地的人，根本就用不到大动干戈，把他们压下去。我们只要耐心点儿，放聪明些就行。你们要了解他们的处境非常悲惨，特别是那少数——那极少数出类拔萃的黑人。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对他们不必加以隔离，也不必加以压制。他们成不了什么大事，就是有少数几个取得了一些成就，那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是他们的光荣，也有利于世人。就让他们有那么点儿机会吧。这一切骚乱、恐惧、搏斗，都是荒谬可笑的。绝大部分黑人是永远也爬不上去的。
“假如有人拉着自己的靴带拼命要把自己往上提，那也不必同他们争论，更不必加以拦阻。要不了多少时候，他们自会撒手不干的。黑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跟黑人打了一辈子交道了。黑人的特点是滑稽、古怪、诚恳、模仿力强，可就悬没有脑子，”
不过，鲍尔温博士承认那也有一些例外，偶尔也有一些例外。他承认，他熟识的黑人其实也非常有限。而且接触的范围相当狭窄，只限于交换彼此的看法和意见，而并无个人的交往。他很想知道：对他的看法，那些北方来的新教师是不是都能够同意？他等不得别人介绍，就在奥古斯塔找了几位教师，谈了一下。他得出结论，认为其中有几位根本是失意的老姑娘，她们不过是把自己在北方学到的一些东西，刻板地照搬一通。她们为人是真挚而诚恳的，然而教学成绩只是平平。
他从前在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南部地区参观过几所黑人学校，看到那里的情景，真忍不住发笑。三两个学生勉强在学习读书写字，大部分学生则简直在干着急。所以看来黑人的大学是根本不必要的，普及中学教育恐怕也难以成功。他不大看得起那些当黑人教师的。他过去也碰见过几个，觉得他们心地都是极好的，可是没有受过十分扎实的古典教育。他倒很愿意跟他们合作，也很想跟他们谈谈黑人学生的问题。
当然，这些黑人学生里也有一些有才能的，也有一些例外，不过例外是不多的。对他的意见，有些北方来的白人教师表示同意，也有一些则一心想建立黑人大学，鲍尔温博士觉得他们简直是迷了心。他们的理由，只要是正确的他也都承认。黑人学校确实需要教师，教师也确实需要受相当教育，可是那也不必读正规的大学啊，只要搞个什么样的师范学校就行，对，师范学校是一定要办起来的。
鲍尔温博士担任了新的工作以后，有好-一阵没有再过问黑人教育问题。今天，他为了佐治亚大学的公事来到了亚特兰大，顺便就到桃树街的新居去看看自己的妻子和小儿子。妻子漫不经心地接待了他；又催他快走，免得赶不上三点钟的校董会会议。鲍尔温博士一看时间明明还很充裕，心想何妨顺便到密契东街去看看那所绿草如茵的黑人大学。他刚要登上石阶，看见来了个年轻人，就把他唤住，打算问路。这个年轻人就是曼努埃尔·孟沙。
鲍尔温博士走进亚特兰大大学，教人一看就觉得很不相称。他的外表完全像个老派的南方绅士，只是衣着比一般马虎些，眯着一双近视眼，东张西望，拿不定主意。他看见了孟沙，赶紧提起那又高又尖的嗓子，向他招呼：
“嗨，小伙子！”
可是这头一句话就说得不对头，一听就知道他是个南方白人。亚特兰大大学的大学生怎么能叫“小伙子”呢。是大人了。这时孟沙也认出了鲍尔温博士，但是事过十年，老博士已经认不出他了。老博士把这“小伙子”打量了一番，心里觉得相当中意。他忘了问路，倒跟他攀谈起来。
“你就在这里念书吗？”
“是的，先生。”·
“你喜欢念书吗？”.
“很喜欢，先生。”
“你毕业以后打算干什么呢？”
“我也说不上来，先生。姥姥要我当传教师，妈妈又要我当律师。我倒想去教书。”
“为什么？是因为你想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呢，还是因为这个职业最好找呢？”
“因为我自己还要学习。”
鲍尔温博士睁大了眼，顿住了。他半晌才说："对，年轻人（不是“小伙子”了），你这条道儿走对了。不过——（又想起了他是黑人）——旁的职业还多着呢，譬如当木匠啦、厨司啦……”说着，紧紧瞅住了这个年轻人。
孟沙觉得一阵子不自在，说：“我才不愿意替白人干活呢。”可是他猛然想起鲍尔温博士不但是白人，还是南方人，因此又改口说：“我喜欢教书，先生。”
鲍尔温博士“嗯”了一声，说道：“我是来看看……”
“你要不要见见我们的希腊文教授？”孟沙知道鲍尔温博士最喜爱的就是希腊文。
“希腊文？”老博士说。“你们学校里也教希腊文？”
“是啊，先生。”孟沙就滔滔不绝地夸奖起史本斯教授的学问来。“先生，他的老师就是那大名鼎鼎的杜奇呢，”
鲍尔温博士瞪大了眼，急切地说：“带我去。我要见见他，”暗里却在嘀咕：“杜奇的学生能在这儿干些什么呢？”
这以后的一段经历，使他终身难忘。他会见了史本斯教授。史本斯教授是密执安大学出身，懂得希腊文，而且极其精通——竟是个杰出的希腊文大家呢！鲍尔温博士跟他交谈之下，不禁心花怒放，差点儿把所以要冒昧跑来跟他结识的真正的原因倒忘了。后来他想了起来，就问道：“史本斯，你为什么好好的教授丢下不做，要到这儿来教黑人呢？”
史本斯教授个子矮小，非常和气。他笑笑说：“我喜欢黑人，也爱教书，”
“可是教他们什么呢？”鲍尔温博士问。
“你下午来听听我的课吧。”
因此鲍尔温博士就留了下来，他只好很尴尬的，伴看史本斯教授和他瘦弱的妻子、年幼的女儿，还有六个黑人学生，在地下室的饭厅里吃了午饭。学生吃得也很讲规矩，一边还跟他、跟史本斯夫妇、跟自己的同学，坦率地交谈。他们的英语讲得很不错。鲍尔温博士对着此情此景，忍不住笑起来，心想要是他的学生见了，真不知会怎么说呢！还有他的妻子会怎么说呢？饭后，他就伴着精神勃勃的史本斯，走进简陋的教室，教室里有三个男学生，一个女学生，肤色从白到黑，深浅各不相同，衣着都很平常。可是鲍尔温老博士是一个真诚的学者，又是精通希腊文的，因此也就忘了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了。
对鲍尔温博士来说，这天的下午实在难以忘怀：他遇见了一位对希腊文无比精通的高明学者，他恍惚又跟着色诺芬（这次还有几个黑人作陪）一路长驱到海边。何况史本斯又极饱学——学问那么精深，知识那么渊博，为人又是那么仁慈——这样愉快的下午，一生能有几回呵。
鲍尔温博士事后细细回味，他老实承认：那天他在那儿听课，觉得简直就跟在自己班上一样。唯一的不同是，这一次课室里有两个希腊文大家，还有一个黑人小伙子——哎，这个小伙子假如不是黑人，也早已成了个希腊文大家了！对，那是一定的！鲍尔温博士不禁沉思起来。具有特殊才能的黑人，恐怕要比他过去想象的多得多呢。他不由得认真的思考起来：那绝大部分的黑人，或许也不是像他过去想象的那么不堪教育、不可造就吧。他很想谈谈，很想问问，可是……他碰巧瞟了下表：四点钟了。哎呀天哪！他把妻子的事情给忘了。他们是约好三点钟碰头的。——他赶紧去打了个电话。
约翰·庇尔斯和贝蒂露驱车赶到亚特兰大大学，把鲍尔温博士从史本斯教授的希腊文班上叫了出来。老博士自知误了时，道歉不迭，想要解释。贝蒂露心里有点生气，赶快给他介绍第一国家银行的知名要员、纽约的庇尔斯先生。鲍尔温博士也回过头去想要介绍史本斯教授，可是史本斯早已见机悄悄的走了，过来接替他的是亚特兰大大学的校长薛尔顿。贝蒂露勉强同他打了个招呼，显然是急着要走。约翰·庇尔斯虽然很高兴同薛尔顿结识，也很想看看他父亲捐赠过巨款的这所黑人学校，可是他明白在这个当口也不便耽搁。他亲热地跟薛尔顿握了手，于是一行三人就上车疾驰而去。薛尔顿今天有缘认识了一位常给他的穷学校捐款的北方阔佬，心里好不喜欢。
鲍尔温博士笨手笨脚地上了马车，就对庇尔斯和贝蒂露大发议论，说是只要有史本斯这样的学者教导，黑人的脑筋也能开窍——简直可以说什么样的脑筋都能开窍。贝蒂露不作一声，庇尔斯也懒于答理。独有那个赶车的黑人，却似乎有说不出的高兴。
鲍尔温博士听过布格·华盛顿的演讲。他觉得华盛顿相当精明老练，可是假如南方对他献上的妥协方案不肯慨然应允，他也不能算有识见。依鲍尔温博士看，南方对这个方案是不会答应的。自从他经常来到亚特兰大，密切注意了南方的时局以后，他懂得了很多事情。他看到目前有人提出的一些建议，实际上是不要黑人受真正的教育。他总忘不了亚特兰大大学的那一堂希腊文课。一个被剥夺了公权的奴隶阶级，假如连天才人物都不能脱颖而出，将来会落到怎么样呢？他真有些担心。
鲍尔温博士在种族问题和人类进步问题上所抱的见解，同几位校董以及许多校友的看法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要把博士立即解职是办不到的，博士早已成了个名流，成了个传奇人物了。他们就决定不去动他，只是逐步压缩他的权力，限制他的薪水。连博士的家里人，也觉得这老头子愈来愈讨厌了。年轻的妻子带着儿子住在亚特兰大，母子俩靠了自己的财产，和老博士不断增长的收入，过着极优裕的生活。他们提到博士就耸耸肩膀：老头子真难弄，神经怕不大正常呢。事实上，儿子长到十四岁，受了母亲的长期熏陶，一直把父亲当作个怪人，不放在眼里。
鲍尔温博士的家人和朋友，只是由于一个原因才耐着性子。老博士今年七十五岁了。虽然身体看来还很不错，可是要不了多久，他就是不死也得退休了。倒是在目前，他那一套看法，他那样的直言无忌，使人很伤脑筋。据说有一次鲍尔温博士竟在校董会上提出，未来的州立大学应当包括黑人的亚特兰大大学在内。当时大家都惊奇得说不上话，因此对这“妖言邪说”也未加批驳。后来又有一次，博士在课上谈到兴起中的人民主义运动，竟说这个运动“也许就是意识到新型民主的人民——包括穷人和黑人——发出的呼声”。
这就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传遍了全州。教务长的辞职或解职问题，也不能不认真考虑了。然而结果还是慎重的意见占了上风。
可是年轻的孟沙听到了这些新闻，就想起他应该设法让鲍尔温博士同萨巴斯兴·道意耳见见面，谈一谈。那需要用些手腕，因为在南方，黑人和白人要以平等的关系会一次面，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孟沙终于还是写了封信给鲍尔温博士，请他到黑人的学校——亚特兰大大学去参加一次讨论会，同克罗格曼博士、弗雷依堡女士和萨巴斯兴·道意耳见见面、谈一谈。鲍尔温博士高兴地去了，对妻子也并不隐瞒。
贝蒂露气得发昏，可是老博士并不介意。午后他回到家里，告诉妻子今天谈得真有意思。贝蒂露气得心里直骂：“这老东西怎么还不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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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1954）
序言
这本书完成于1938年秋末。由于不久后就爆发了战争，它延迟了好多年才出版。在1947—48年间有可能付印的时候，我曾对原稿进行过一次彻底的审阅校订。当然，由于我另有种种琐务，在校订时只参考了I938年后出版的关于黑格尔的研究著作中的一小部分。现在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行的这个新版本付印之前，我曾再度审阅全书，但除文字上有某些润色之外，内容上并没有作任何修改。
作者写这本书所根据的方法论上的观点，请读者参看导论，在导论里我有详细的说明。即使在这一方面，我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须要修改我十六年前的说法。法国现在有很多人企图按照存在主义反理性主义的观点去“现代化”黑格尔，——例如首先伊波利持（J.Hippolyte）在他那本著名的著作里就是如此——但这些企图丝毫也不足以促使我改变我的论述，甚至我认为连对它加以补充的必要都没有。我对帝国主义时期的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不仅限于对德国，同样也是对法国人的黑格尔新诠释的批判，尽管法国的“黑格尔复兴”毫无疑问不论在外在条件或内在条件上都必然地与德国的有所不同。
对于德国读者，读过我的其它著作特别是新近著作的人们，我愿在这里指明几个注意之点。我在本书里对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发展的陈述，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补充我在其它论著里关于德国哲学史和文学史的论点。譬如说，首先，我在《理性的毁灭》那本书里谈论的那个“古典的”反理性主义时期，在这本书里就能我到它的积极的对应面；那本书里分析的那个反对谢林及其门生的斗争，在这本书里就表现为黑格尔对反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克服。当然这种批判纯然是出于消极批判的动机，为的是便于建立他自己的新的唯心主义辩证方法。但是两部著作的相互补充还不止于此。只有在这本黑格尔论著里，我们才能积极地说明，为什么黑格尔哲学恰恰是这个时期的反理性主义者的最大敌人，为什么这些反理性主义者把黑格尔当作他们时代的资产阶级进步哲学的最完全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以及，为什么他们在批判历史主义辩证法时会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错误和局限性里我到真实的论据，找到某种相当中肯的批判的借口。因此，对黑格尔青年发展时期的陈述和批判，同样也说明，为什么在科学的社会主义作为反理性主义的大敌出现以后，反理性主义在谢林青年时期还拥有的那种哲学确信，就必然地连同尼采而完全归于消声匿迹。要想充分理解马克思在德国思想发展中的作用，不仅直接的而且有时是非常间接的作用，先对黑格尔的伟大和限制作一种实事求是的认识，乃是绝对必要的。
这个问题对于了解德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文学的鼎盛时期也同样是极其重要的。我在论荷尔德林（Hölderlin）和海涅（Heine）的文章里，特别在论哥德的《浮士德》的那些文章里，已经从德国文学的观点谈到过这种关系。现在，虽说这本书的中心问题是论述《精神现象学》，但同时自然也不免要谈到它与《浮士德》在思想和观念上的密切关联，所以留心的读者们可以从中获得一种对于我尽前发表的哥德作品研究不无裨益的补充，当然那些研究反过来对这本书也是一种补充。而且在德国进步文学的几乎一切问题上都有类似的情况。由于对反动的浪漫文学作理论上的清算是德国文学史的一个中心问题，因为浪漫文学的代表愈是反动得利害，会愈受到纵情地歌颂，又由于帝国主义时期的德国文学史不是公开地以反动姿态出现，而试图取消德国古典文学与浪漫文学之间的对立，所以在思想上树立一种正确的关系，乃是一项重要的科学任务。
但这样的一种理论任务同时又立即转化为一般的文化政策。在当前这个时代里，德意志人民正在寻我它的道路，而大部分德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决定究竟自己愿意采取前进的还是后退的路线，那么在这样的时代里，对过去的精神斗争的正确认识，同时也就是对将来发展的一个指南针了。作者一向是致力于通过他的哲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来帮助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他认为说明黑格尔哲学本身及其与他当时的进步思想和反动思想的关系，也同样可以有助于更好地阐明这个如此重要而现实的问题。
在这样的重大思想决定里，如何理解马克思的问题起着决定的作用。而且不仅如何理解马克思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问题是重要的，如何理解马克思在德国文化上过去和现在的意义问题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托马斯·曼在差不多三十年前写道：“我当时说，德国自身早晚会认识到，如果马克思当初读过荷尔德林，那德国就好了，——而且这样的一种思想会面，现在正在完成之中。可是我忘记补说一句：仅只单方面的认识仍然还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这段话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文化纲领；特别是，假如人们——就像作者在本书和其它地方所努力的那样——能够重新认识真正的荷尔德林的话。但是，如果以为这个文化纲领在德国人民中间已经实现了或有了某种程度的实现，那就是一种危险的幻想。而另一方面，德国广大阶层的文化意识忽视马克思的作用，乃是德国文化里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德国生活的每一领域里显现着。德国民族比起别的民族来客观上缺少革命传统，因而决不可如此大方，随便舍弃这一中心价值。
有很多道路可以通往这个目标。其中有一条是，指出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的德国根源，从而揭示出来，马克思与德国的从莱辛到海涅、从莱布尼兹到黑格尔这一进步的文化发展如何密切关联，马克思的著作从思想结构到文字形式如何充满了德国精神。而对黑格尔作一正确的历史分析——这是需要从头到尾根据他与马克思的关系这一观点来考察和说明的——对于解决这项任务也能有所贡献。
毫无疑问，这本书主要是对哲学的和哲学史的事实和关眹的一个科学分析。它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它对哲学和哲学史的事实关联能否作出比至今这方面的研究更多些的阐明。但任何知识都不是孤立的。正确地理解黑格尔的发展，牵涉到我们上面简单列举的那一切问题。本书也有意于在这些问题上有所说明。至于这些说明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则不是作者自己有权妄作主张的。但他有义务把他的意图明白地告诉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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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卡奇->《青年黑格尔》选译（1954）
译者前言
《青年黑格尔》一书原名的全称是《青年黑格尔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DerjungeHegelunddieProblemederkapitalistischenGesellschaft）。原书是卢卡奇在1938年写成的，1948年由苏黎世欧洲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全书约五十万字，这个译本选译了若干章节，依据的是1954年柏林建设出版社的版本。
卢卡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表了不少论述德国古典哲学方面的著作，其中要算这本书和《理性的毁灭》影响最大。这本书虽然是以黑格尔青年时代的思想发展为线索，重点地论述黑格尔头一本重要著作《精神现象学》，但随处也涉及与黑格尔同时和前后的一些德国哲学家，所以同他系统论述德国近代各种反理性主义哲学流派的那本《理性的毁灭》，是互相补充的。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个选本当初除选了这些材料以外，还从《理性的毁灭》一书中选了若干部分，打算合编成一本卢卡奇《德国哲学史论文选集》出版的。现在，《理性的毁灭》一书已全译，不久将出版全译本，这些材料就独立出来成为这个选译本的形式。
卢卡奇的原书讨论的问题也很多。我们在这里只就其中少数几个现实意义比较大的问题，选译了一些章节。
例如，首先，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卢卡奇的观点就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他在这一点上非常自诩，认为过去的黑格尔研究者，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都是只从黑格尔的哲学先驱那里寻找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而他自己则据说是根据黑格尔对待法国大革命乃至英国工业革命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的看法，来说明黑格尔辩证法的形成的。
其次，黑格尔哲学与神学的关系以及有无神秘主义气息的问题。从狄尔泰年所写的关于黑格尔论著开始，资产阶级学者硬说早期的黑格尔才代表真正的黑格尔思想，拼命夸大早期著作中的神秘主义，甚至认为黑格尔的发展史里有过一个神学时期。卢卡奇在这本书里提出黑格尔所以注意宗教问题，只因为他唯心主义地误认为宗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他有关基督教的一些言论都是他对“实证性”宗教的愤怒控诉，至于他的思想里看来带有神秘意味的东西则是他从青年向成熟过渡时思想危机的暂时表现。也就是说，卢卡奇认为真正的黑格尔思想中没有、至少基本上是没有神秘主义气息的。
再其次，黑格尔的“异化”思想。卢卡奇说“异化”是《精神现象学》的中心概念，《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阐述人类精神的异化历史。卢卡奇认为黑格尔的重大贡献在于认识到劳动是人的自我创造过程，缺点只在他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异化同真正的劳动客观化混淆了。
卢卡奇在关于黑格尔哲学的一系列问题上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不是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比资产阶级学者甚至普列汉诺夫都大大前进了吗？比如说，当他从黑格尔对经济问题的看法来分析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形成时，那样强调黑格尔对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以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深刻研究，几乎使人觉得黑格尔已经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比马克思所差的只不过他没有写出《资本论》而已。再比如说，黑格尔的成熟作品里真的一点神秘主义因素都没有了吗？黑格尔所谓的“劳动”就是马克思视之为人的本质的感性的劳动实践吗？不错，卢卡奇对资产阶级学者歪曲和诬蔑黑格尔有所批驳，但与此同时，也显然高估乃至美化了黑格尔，使之成为马克思的并无本质区别的直接前驱。这样，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史上的革命。
究竟卢卡奇的方法和论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了何种修正，这是需要仔细研究的，译者一时还提不出较成熟的意见，以上所列几点也仅是初步的考虑，相信读者们将会根据这个选译本所提供的材料作出更全面的评判。
这个译本毕竟是选译，所选的材料不够齐全，不过，只就这个选译本的材料来看，我们觉得也就能够看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并且能够看出其中的倾向。
在选译这个小册子的过程中，得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贺麟同志和杨一之同志等提供过有益的意见，帮助很大。但无论在选材和译文上的缺点和错误恐怕仍然很多，切盼读者多加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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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议
1919年3月4日
〔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唯一德国代表埃伯莱恩奉上级的明确指示，反对成立第三国际，理由是时机尚未成熟。他在讨论时说，他的党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成立第三国际，但是认为，莫斯科会议所应该做的，顶多是拟订原则，提出临时纲领，以明确他们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从而使这些原则和纲领可以用来检验其他国家的各种力量的实力，并为这些力量的联合奠定基础。他说，会议所差的，就是西欧没有全派代表出席。德国共产党人希望预先知道，这个新的国际是否有力量支持无产阶级的斗争。由于德国共产党的重要地位，俄国代表最初同意把这个会议看作是一次预备会议，不过季诺维也夫表明：俄国代表认为成立第三国际的时机已经成熟。
季诺维也夫驳埃伯莱恩反对立即成立新国际一事时，问他为什么要推迟。
“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已在一个伟大的国家里获得成功。我们强有力的革命也在另外两个国家中走向胜利；难道我们还要说自己过于软弱吗？我们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谁也不能说这是乌托邦。我们深信，这已是最近将来的问题；滩道我们还不敢建立第三国际，以替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创造一种手段吗？……难道你们还要世界各国首先把共产党正式建立起来吗？……你们德国已经胜利地进行了革命，这比正式建党更有价值。你们德国有一个就要取得政权的党，而且它在几个月内就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府。难道我们还要拖延吗？这是谁也不能理解的。”直至奥地利代表赶到，并对中欧的革命发展形势作了极为乐观的估计以后，才决定把这次会议变为新国际的成立大会。下面的决议草案是由拉柯夫斯基、格鲁伯（施泰因哈特）、格里姆隆德、鲁德尼扬斯基提出，在埃伯莱恩弃权的情况我下通过的。
巴拉巴诺娃、季诺维也夫、拉柯夫斯基、托洛茨基、列宁、普拉廷以“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名义宣布，他们认为齐美尔瓦尔得组织已经解散，因为“该组织中的真正革命分子”现已全部为第三国际所吸收。〕
全文链接：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定
《记录》第1卷第131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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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成立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成立大会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本应在2月15日开幕，但因代表前来俄国有困难而延期。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十九个政党和组织的三十五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来自十六个组织的十九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根据巴拉巴诺娃后来的报道，大多数代表“都是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过去组成俄罗斯帝国的各小国的所谓共产党中，精心选出的……其他代表不是战争俘虏，就是当时刚好在俄国的外籍激进分子。”从外国特来参加大会的代表，只有埃伯莱恩（德国）、格鲁伯（奥地利）、斯坦奇（挪威）、格里姆隆德（瑞典）、拉杰尔斯（荷兰）。季诺维也夫当选为主席、巴拉巴诺娃和沃罗夫斯基担任书记。
俄国共产党的代表有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契切林。斯大林虽然也列在代表名单中，但无论在大会的记录里或在与会者和视察员的记述中，都没有迹象表明，他参加了大会的任何集会。大会没有完备的速记记录，大会以德文为正式文字。
经决定，凡没有所属组织的委托书，或不是所委派的代表，均不能行使表决权。（例如萨多尔就是以“红军的一名法籍军官”的身份来发言的。）
会议开幕时，报章上没有作任何报道。直到3月6日，决定把这次会议看作为第三国际的成立大会之后，才开始有了报道。德国代表埃伯莱恩遵照他本党的指示，从头就反对这个决定。在3月1日的一次会议上，列宁曾试图说服他，希望他同意成立第三国际，但是没有成功。当时决定把这次会议看作一次预备会议，由这次会议草拟一个纲领并选出一个工作委员会，以便为另一次代表性更广泛、出席代表也更多的会议做出安排。
会议开幕时，列宁致开幕词。他说，国内战争不仅已在俄国，而且已在德国发生；因此必须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组织
形式，使工人运动中的革命的反对派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
埃伯莱恩就斯巴达克联盟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决裂，并于1918年底成立德国共产党一事作了报告。他说，“如果一切迹象都不是虚假的话，那么德国无产阶级就已经面临着最后的决斗。无论这场决斗如何困难，共产主义的前景是光明的。”
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共产党作了报告。他说，“我们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提供尽可能多的物质援助……我们将继续认为，我么有义务支援每一个承认共产主义原则的工人运动。”
西罗拉谈到芬兰的形势时说，那里的革命已经紧张到一触即发的程度。
在将近四年以后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拉狄克说，在共产国际成立的时候，人们便相信世界革命已迫在眉睫，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荷兰代表拉杰尔斯受命在荷兰设立共产国际西欧局，因为莫斯科已同外界隔绝。该局于1919年底在阿姆斯特丹设立。
西欧书记处也于同年秋季组成，总部设在柏林，保罗·列维是书记处成员之一。这个机构是由巴伐利亚人托马斯和曾在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处任职的波兰人勃朗斯基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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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彼得格勒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关于信任临时政府的决议（1917年3月2日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8．彼得格勒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关于信任临时政府的决议
（1917年3月2日15日〕）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后，社会革命党立即通过决议表示支持，从而暴露了它的妥协面目。
彼得格勒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在1917年3月2日的会议上讨论了当前的政治情况，决定：
（1）因为反革命的危险还没有消除，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巩固革命的政治成果。代表会议认为，支持临时政府是很迫切的。因为它将执行它所宣布的政治纲领，其内容是实行大赦和个人自由，废除等级、宗教信仰和民族的限制，筹备立宪会议。代表会议保留在临时政府抗拒执行它所拟定的纲领时，改变自己对它的态度的权利。同时，代表会议认定，当前迫切的任务是同任何企图破坏临时政府的组织工作，以及阻挠它实现政治纲领的行为作斗争。
（2）代表会议认为必须实行劳动群众对临时政府的监督，欢迎亚·费·克伦斯基作为人民利益和自由的保卫者进入临时政府担任司法部长，并对他在革命日子里正确理解时局的行动路线表示赞同。
（3）为了巩固革命的政治成果和进一步扩大人民的政治社会权利，代表会议号召全体社会革命党员积极参与组织人民群众的活动，途径是参加工兵代表苏维埃，组建农民同盟和其他以保卫人民利益为目的的组织。
（4）代表会议在支持临时政府实现它的政治纲领的同时，认为必须大力开展筹备立宪会议的工作，宣传共和体制和社会革命党最低纲领中提出的所有社会政治要求。
（译自《专制制度被推翻后的俄国革命运动》第414-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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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
1919年1月24日
〔列宁在1917年4月提交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提纲》中，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以代替第二国际；该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会议于同年4月29日做出决议说：“作为一个在世界各国中革命较早的国家的政党，我们有责任着手创立第三国际。”1918年12月德国共产党的成立又进一步起了促进作用。
由于得知第二国际企图恢复，而这又意味着工人运动中“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势力的联合，该中央委员会于是匆匆决定召开一次“反对第二国际”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和团体的国际会议，以便成立一个新的革命的国际。他们并不期望会议有广泛的代表性，因为当时的俄国实际上已与欧洲隔绝，通讯和往来都极为困难。在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期间，又缺乏正常的外交途径可以利用，于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便通过无线电向外界播送了这一邀请书和其他通讯。
共产国际第一任书记安吉利卡·巴拉巴诺娃写道：当时明知不可能在俄国举行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但仍认为有必要举行某种集会，以抵制第二国际将在伯尔尼召开的会议。这一邀请书由托洛茨基起草，经列宁和当时任俄国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等人所组成的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通过，并于1919年1月24日首次发表在《真理报》上。所邀请的政党和组织的名称并不完全正确，这反映出世界工人组织在1914年到1918年这场战争结束时的混乱状态，也说明了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对其他国家发展情况的无知。在邀请书上署名的人当时都在莫斯科。〕
全文链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信（1919年1月24日）
《布尔什维克战斗》第113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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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序言
第一卷所收集的文件大致分为四类。首先是共产国际的纲领性和理论性文件，如共产国际章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等。它们阐明共产国际的宗旨和目的，论述共产国际对于某些特殊问题的总方针。选材范围相当广泛；除有关共产党在妇女和青年以及合作组织中的工作提纲不收以外，本卷所涉及的时期的所有重要文件都收罗无遗。其次是关于时事的评述；这里所选的是已发表的一小部分。在关于凡尔赛条约和华盛顿会议这类问题上，反映并补充说明了苏联政府政策的共产国际的文件，往往是经过慎密考虑、发人深思的，其中大多数都收入本卷。共产国际还经常就劳工运动中的事件发表一些往往是粗浅和重复的声明；这些文件纵使再多也无助于进一步了解共产国际的活动，因此本卷只转载其中的一小部分。第三类是致各国共产党的信件以及关于各国共产党的决议。很明显，这种信件只有一部分公开发表过，即使这一部分，本书也只能收入可以表明这个中央机构对所属支部的态度的有代表性的几件。其中大多数涉及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因为这些国家当时似乎为革命工作开辟了最有希望的前途。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比欧洲较晚的东方国家的有关文件，将收入第二卷中。最后是有关共产国际内部的文件。所收的数量虽少，但重要的都没漏掉。到了本卷涉及的时期的末期，共产国际才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并在莫斯科设有从事联络和维持其权威统治的大本营。
按上述这种方法编排文件本来是有好处的，然而按年代编排似乎更好一些。由于某些文件根本没有日期，有些则显然标错了所以也没有能够严格按年代编排。
第一卷终止于1922年12月，即共产国际举行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这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大会，也是最后一次自由讨论的大会。在后来的年代中，辩论受到了较多的限制，俄国共产党内部的争论对共产国际也有明显的影响。不仅如此，由于革命的希望逐渐暗淡，共产国际早期文件中的坦率作风也随之消失，苏联政府的言论也是一样。对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说来，英雄时代已告结束，俄国在没有其他国家革命的支援下，生存了下来，并且重新取得了强国地位。布尔什克的威望和权势一开始就相当大，到这时候实际上已不可动摇。考验共产党人的关键在于他对苏联的态度，这一点已经越来越不可否认；同时，在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以后，权宜主义代替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已成为纪律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
编者按语企图就文件的背景大致加以说明，并将共产国际重要人物当时和以后对争论问题所发表的意见集中起来。写按语时，我利用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记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报告、《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的合订本、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注释和《列宁全集》的注释，以及《十年来的共产国际》等材料。我也从安吉利卡·巴拉班诺娃、克拉拉·蔡特金以及罗斯梅已出版的回忆录里摘录了大量材料。我还特别参考了E.H.卡尔先生所著《布尔什维克革命》第三卷、O·弗莱希特海姆著《德国共产党史》、G·华瓦尔脱著《法国共产党史》、罗西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F·波尔堪诺、R·费舍和B·拉济奇对共产国际的研究著作。
文件是从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举行的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德文本译出的，因为德文是当时使用的主要语言,但有疑问的地方都核对了俄文本。二者之间无论在文字上或编排上都有许多出入，但并未发现任何实质上的不同。关于参加大会和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代表人数,有时二者互有出入。
提纲草案往往在大会开幕之前公布，然后在全体大会上进行辩论，通常还要提交专门委员会作详细讨论和修改。修改后的提纲要重新提出，加以辩论并付诸表决。专门委员会会议的报告并不公布，然而报告人时常向大会汇报他们的工作。投票通常是由个人而不是由代表团进行的。
蒙维奥利特·康诺利女士和E·H·卡尔先生帮助和指教，F·卡斯顿先生惠借国内无法借到的书籍，R·洛温塞尔先生允许我使用他为即将出版的恩斯特·罗伊特傅搜集的材料，特此致谢。
珍妮·德格拉斯
195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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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经济范畴的具体化和“社会生产过程的准确概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二十九章经济范畴的具体化和“社会生产过程的准确概念”
马克思说：“正如资产阶级经济学体在我们面前逐步展开那样，它的自我否定即它的最后结局也是如此。”[1]但这确已被证明是一段非常漫长的、艰苦的和困难的历程！它不仅包含着对资本的具体形态的发展进行检验和描述，而且还包含着对资本所呈现的神秘形式一步步地进行解释，从而揭示出其真实的内容。就这方面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体系同时就代表着人类“自我异化”的历史。研究这一过程，我们不仅能揭示出经济范畴的异化特点，而且还可以抓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独有的和现实的生产过程所必然发生的“主体和客体的颠倒”。[2]早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年轻的马克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直到他完成了《资本论》，才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
当然，如果没有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开创性工作作为基础，这个任务是不能完成的。——马克思本人首先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我们读道：“李嘉图，象所有值得提到的经济学家一样，……强调指出劳动是人的、而且是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李嘉图和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前后一贯地商品的价值看作仅仅是社会规定的劳动的‘体现’”。当然，所有这些经济学家“都多少懂得（李嘉图更懂得）应该把物的交换价值看作仅仅是人的生产活动的表现，人的生产活动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看作一种和物及其作为物在生产消费或非生产消费中使用完全不同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价值实际上不过是以物表现出来的、人的生产活动即人的各种劳动的相互关系。”[3]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专门评论琼斯的那一节里，马克思更加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他说：“甚至在李嘉图那里”，理论的分析“就已经进行得如此远了：……财富的独立的物质形式超于消亡，财富不过表现为人的活动。凡不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不是劳动的结果的东西，都是自然，而作为自然，就不是社会的财富。财物世界的幻影消逝了，这个世界不过表现为不断消失又不断重新产生的人类劳动的客体化。任何物质上持久的财富都只是这个社会劳动的转瞬即逝的物化，是生产过程的结晶化，生产过程的尺度是时间，即运动本身的尺度”。此外，对于李嘉图说来，甚至“财富的不同组成部分，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流入社会的不同部分，这些形式正在丧失自己的表面的独立性。利息，仅仅是利润的一部分，地租，仅仅是超额利润。因此，不论利息还是地租都溶解在利润里面，而利润本身则归结为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4]
因此，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化在“资本一利润，土地一地租，劳动一工资”这个经济“三位一体”中达到顶点的情况下，在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表现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5]的情况下，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李嘉图，在“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上作出了一个伟大的贡献。[6]
与此同时，马克思又强调指出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必然是这样，——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少或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7]对此，我们要加以说明的是，所有的这些经济学家都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一般与具体经济范畴的联系；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社会关系以这种颠倒的方式表现出来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必然结果。而如果他们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不会象这样地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相反，他们就会象马克思那样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即，他们就会得到只有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才能得到的东西。
换句话说，马克思是第一个最终克服了资产阶级的思考方式的人。由于马克思，我们得以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生产的社会关系就越要作为不断扩大的、统治的和异化的力量同人类相对立。
这个异化的过程是同经济范畴的不断具体化相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论述“剩余价值的异化”的那一节[8]中说，“我们已经指出了一种神秘性质，它把在生产中以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作为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都有这种颠倒。”[9]（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商品流通的那一节中可以找到著名的分析“商品拜物教”的那一章的内容就不是偶然的。）
当然，这个具体化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果我们首先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考察资本，把它看作是剩余劳动的吸取者，那末，这种关系还是非常简单的，实际的联系会强使这个过程的承担者即资本家本身接受，并且还被他们意识到。为了工作日的界限而进行的激烈斗争，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10]事实上，“情况很简单，如果用等于10个人的劳动的100镑购买20个人的劳动（即包含20个人的劳动的商品），产品价值就等于200镑，而100镑剩余价值就是10个人的无酬劳动。或者说，如果有20个人劳动，那末每人只有半天为自己劳动，另外半天为资本家劳动。20个半天等于10天。这等于是，只有10个人的劳动得到报酬，而另外10个人则是白白为资本家劳动。这里，在这种胚胎状态中，关系还是很清楚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完全不会误解。这里的困难只是在于说明这种不付等价物便能占有劳动是怎样由商品交换规律（即商品按其包含的劳动时间互相交换）产生的，首先是，怎样与商品交换规律不发生矛盾”。[11]
“流通过程已经抹掉了、已经掩盖了实际存在的联系。”“不管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吸取了多少剩余价值并把它体现在商品中，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必须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于是，生产上予付的价值的收回，特别是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似乎不是单纯在流通中实现，而是从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这个假象特别由于以下两个情况而更加令人迷惑：首先是让渡的利润，这种利润取决于欺诈、狡猾、熟知内情、随机应变和千万种市场状况；其次是这样一个情况，即除了劳动时间以外，在这里又出现了第二个决定的要素，即流通时间。流通时间虽然只是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起消极限制的作用，但是它具有一种假象，好象它和劳动本身一样是一个积极的原因，好象它会带来一个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的、不以劳动为转移的规定。”[12]
具体化的更高程度是由“完成了的资本（它……表现为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所表示的。[13]“完成了的资本”又产生出种种新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中，内部联系的线索越来越消失，各种生产关系越来越互相独立，各种价值组成部分越来越硬化为互相独立的形式”。首先，“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不再和它得以产生的投在劳动上的资本部分相比，而是和总资本相比。利润率受它本身的各种规律调节，这些规律。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允许利润率发生变化，甚至决定着利润率的变化。这一切使剩余价值的真正性质越来越隐蔽，从而也使资本的实际机构越来越隐蔽。由于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情况就更是这样了。”
“在这里，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插进来了。这就是资本的平均化过程。这个过程使商品的相对平均价格同它们的价值相分离，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平均利润同特殊资本对劳动的实际剥削相分离。在这里，不仅看起来是这样，而且事实上商品的平均价格不同于商品的价值，因而不同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特殊资本的平均利润不同于这个资本从它所雇用的工人身上榨取出来的剩余价值·商品的价值只是直接地表现在这件事情上，变化的劳动生产力，对生产价格的涨落，对生产价格的运动产生影响，而不是对生产价格的最后界限产生影响。既然对劳动的直接剥削，允许资本家按照似乎和这种剥削无关但起着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来实现一个和平均利润相偏离的利润，那末利润好象只是附带地由对劳动的直接剥削决定的。”“由于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这种基础本身，似乎也被取消了”。[14]
这种拜物教的外表性由于资本的平均化过程而进一步得到加强，“因为赋予利润以这种平均利润形式的资本的平均化过程，使一部分独立存在的，似乎是在其他基础上（即在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利润，在地租形式上同利润脱离了。诚然，地租起初是作为租地农场主向土地所有者支付的一部分利润出现的。但是，因为他（租地农场主）既不能把这种超额利润装入自己的腰包，而他所使用的资本，作为资本来说，又与其他资本不论在哪一点上都毫无区别（租地农场主之所以把超额利润交给土地所有者，是因为他并不认为作为资本的资本是超额利润的源泉），所以土地本身在这里就表现为商品的这一部分价值（它的部分剩余价值）的源泉，……在这种说法中，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地租——表现为同某种特殊的自然要素的关系，而与人的劳动无关，在这里，不仅剩余价值的性质完全被掩盖了（因为价值本身的性质被掩盖了），而且利润本身的存在现在也要归功于作为一种特殊的、物的生产工具的资本，正如地租的存在要归功于土地一样。土地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存在，并提供地租。资本由人们生产的产品构成，这些产品提供利润。一种由人们生产的使用价值提供利润，另一种不是由人们生产的使用价值提供地租，——这只是物创造价值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前者与后者一样都是既可理解又不可理解。”[15]
此外，由于“利润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更不用说这中间还要插进商业利润和货币经营业利润了），这两种利润都是以流通为基础，好象完全是从流通中产生的，而不是从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的），就完成乎剩余价值的独立化，完成了它的形式对于它的实体，对于它的本质的硬化。利润的一部分〔企业主收入了……完全从资本关系本身中分离出来，并且好象它不是来自剥削雇佣劳动的职能，而是来自资本家本身从事的雇佣劳动。[16]与此相反，利息则好象和工人的雇佣劳动无关，也和资本家自己的劳动无关，而是来自作为它本身的独立源泉的资本”。[17]于是资本拜物教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取得了最完成同时又是“无颠倒错乱”的形式。[18]
我们在上面已经详细地引用的这个对于“剩余价值的异化”的概述，不仅仅是对于《资本论》所有三卷内容的最好的概括，而且它还进一步表现了体现在其中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基本的成果，换句话说，它证明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恩格斯语）。这个发现的划时代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正是由于这个发现，马克思才能在加利阿尼所正确地表述的“真正的财富是……人”[19]的意义上，用“社会生产过程的现实概念”去代替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具体范畴。也正是由于这个发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才能变成为一门社会的科学，正如马克思在《草稿》中所阐述的那样：“如果从整体上来考察资产阶级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具有固定形式的一切东西，例如产品等等，在这个运动中只是作为要素，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只是作为要素出现。生产过程的条件和物化本身也同样是它的要素，而作为它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20]
[1]《马克思恩格斯金集》第46卷（下），第226页。
[2]《资本论》第3卷，第53页。
[3]《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197页。
[4]同上书，第473页。
[5]《资本论》第3卷，第938页。
[6]参见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无产阶级的反对者”托马斯·霍吉斯金的著作的评论：“整个客观世界，‘物质财富世界’，在这里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因素，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正在消失而又不断重新产生的实践活动而退居次要地位。请把这种'理想主义'同李嘉图的理论在……麦克布洛赫的著作中变成粗野的物质拜物教比较一下，在他的著作中，不仅人和动物的区别不见了。甚至连有生物和物之间的区别也不见了。让人们还去说什么在崇高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唯心论面前，无产阶级反对派的鼓吹的只是以满足鄙俗的需要为目的的粗野的唯物主义吧！”（《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94页。）
[7]《资本论》，第3卷，第939页。
[8]《资本论》第3卷，第934~940页。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中的有关段落。
[9]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39~940页：“在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下，这种经济上的神秘化主要只同货币和生息资本有关。按照事物的性质来说，这种神秘化在下述场合是被排除的：第一，生产主要是为了使用价值，为了本人的直接需要；第二，例如在古代和中世纪，奴隶制或农奴制形成社会生产的广阔基础，在那里，生产条件对生产者的统治，已经为统治和从属的关系所掩盖，这种关系正现为并且显然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动力。”
[10]《资本论》第3卷，第939~940页。
[11]《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534页。
[12]《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534页；《资本论》第3卷，第935~936页。
[13]由此，我们就达到了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讨论的问题。
[14]《资本论》第3卷，第936~937页，《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535页。
[15]《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536~537页。
[16]“在这里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劳动被等同起来了”。（同上书，第550页）此外，在更多的场合下，“剥削的劳动”不是由资本家自己进行的，而是由他的管理人员进行的。
[17]《资本论》第3卷，第937页。
[18]同上书，第528页。
[19]《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9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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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价值规律的历史限制。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六篇结尾
第二十八章价值规律的历史限制。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个性发展的论述
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条件的机器的作用
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消亡
按照马克思最初的计划，他的著作的最后一本书应该以检验“指示崭新历史形式的前提以及采纳崭新历史形式的迫切性”的那些要素来结束。即他打算论述“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之解体”及其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其焦点自然是价值规律的结局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集中讨论的课题。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个性发展的论述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反对所有形式“对未来的描绘”，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依照“公正的永恒原则”和“人类本质的不变法则”就能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在最初阐述社会主义的时候，建立这样的制度是必要的，合理的。但是一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据加以解释，那种想法就发展成为日益增长的工人运动的障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据远比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教条优越得多，它以与乌托邦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将来社会主义概念的问题。由此，社会主义就不再只是一种观念，而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一个以往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对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所能说的只能是作为在历史上被发现的新的社会形式的萌芽及其发展趋势。当然这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概念（一种机会主义者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或者说他们简单地把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的后代人的事情，好象这就是构成他们的理论的科学特征。相反，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这些概念起着突出的作用。如果我们检查一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主要著作，就可以信服地看到这一点。例如《资本论》就在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的同时，也论证了它将导致废除人类“自我异化”的“伟大变革”产生的必然性。通过这个变革，人类将会成为自然和他们自己的联系的“真正的有意识的主人”（恩格斯）。因此，我们常要引用《资本论》以及在他之前的著作中的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它们特别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理论的联系和区别。
这些论述是马克思的试图把握每一个社会现象的发生、存在和走向灭亡的全过程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分析的必然结果。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指示我们要注意“历史上更早的生产方式”[1]“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予示着未来的先兆，交易的运动。一方面，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2]
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一方面直接导致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结构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又把它同将要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社会对立起来。”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的私人交换，既同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不管这种统治和服从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又同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3]其结果是整个人类社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个辩证的三阶段的形态是“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中，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4]
因此，人类历史在其最基本的和最终结果的方面，被看成是一个人类个性和人类自由的演变和发展的必然过程。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个结果与其说是证明了这个过程的必然性（这一点已为德国古典哲学所认识），不如说是把这个发现从意识的知觉中解放出来，而将它放在现实历史（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的坚实基础上，这个任务只能借助于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完成。
在《草稿》中，马克思指出，“如果考察的是产生不发达的交换、交换价值和货币制度的那种社会关系（即前资本主义关系。——英译者注）……，那么一开始就很清楚，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与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而这种表面现象使民主主义政治受到迷惑），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突破了，被粉碎了……；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5]……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接触的条件即不考虑生存条件的人看来（而这些条件又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它们尽管由社会产生出来，却表现为自然条件，即不受个人控制的条件，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的。在前一场合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后一场合则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因为单个人不能摆脱自己的人的规定性，但可以克服和控制外部的关系，所以在第二个场合他看起来享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对这种外部关系或这些条件的进一步考察表明，属于一个阶级等等的各个人作为全体来说如果不消灭这些关系或条件，就不能克服它们。个别人偶而能战胜它们；受它们控制的大量人却不能，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各个人从属于而且必然从属于它们。）这些外部关系决不是‘依赖关系’的消除，它们只是使这种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6]
在《草稿》的一个对论述“客观的货币权力”的旁注中，我们读到：“人们说过并且还会说，美好和伟大之处，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互相独立和毫不相干为前提的联系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新陈代谢上。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7]如果把这种单纯的物的联系理解为自然发生的、同个性的自然（与反思的知识和意志相反）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个性内在的联系，那是荒谬的。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人们还处于创造自己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这是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然而“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8]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9]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能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10]
现在，资产阶级自由概念的缺点是明显的，其辩护者们的方法是非历史的，他们把特定时代和特定生产方式中的个人的发展看作是绝对的，从而把它同现实的“自由的求爱”混为一谈。（“正象一个信仰某一宗教的人把这种宗教看成一般宗教，认为除此以外都是邪教一样。”[11]他们完全没有抓住这一点，就是说他们所说的远远不能“自由一般”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特殊产物，他们把对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限制看作为是所有社会都具有的。他们没有看到，已经摆脱了更早社会限制的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又遭到了新的束缚，即为他们的生产关系所支配，竞争和偶然性的盲目力量日益增长地凌驾于他们之上。[12]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人们成了自由人，另一方面人们又更不自由。
这种非历史的思想方法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一般地说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对于资本主义竞争的态度。马克思说，虽然竞争“在历史上表现为取消行会强制、政府统制、内地关税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国内部的束缚，在世界市场上表现为废除封锁、禁止入口制，或保护关税”，但从来不曾有人“从这样纯粹的消极方面，从它的这个单纯的历史方面对它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却得出了一个更加错误的结论：把它看成是解除了束缚的、单纯根据他们的自身利益而行动的个人间的冲突——看成是自由的个人彼此间的排斥和吸引，并因而看成是自由的个人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内绝对的客观存在形态。”
“再也不会有比这更错误的看法了”，在同一个地方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如果说自由竞争已经消除了以往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限制，那么首先便要看到，对竞争说来是限制的那些东西，却正是以往的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界限，它们便是在这些界限之内自然而然地发展和运动的。只有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充分发达、从而资本自己能够开始作为调正生产的原则而出场的时候，这些界限方才变成限制。资本所摧毁的界限是它在运动、发展、实践上的限制。因而它决不是废除一切的界限，也不是废除一切的限制，只是废除和它不相适应的界限、对它变作限制的界限。[13]在它自己的界限以内——尽管这些界限从一个更高的观点来看，表现为生产的限制……它感觉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换句话说，它只受到它自身、只受到它自己生存条件的拘束。这正像行会工业，在它全盛时代，在行会组织里面找到了它所需要的全部自由，即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其实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它自己从它自身里面创造出来而且把它作它自身的内在条件而发展起来的，所以绝不是从外面强加于它的和束缚它的限制。通过资本那一方面的自由竞争而被否定的行会之类的组织，从历史方面来看，没有别的，无非是说：已经充分强大起来的资本利用对它方便的交往方式摧毁那些历史的限制，因为那些限制拘束和妨碍对它便利的行动。”
但是竞争绝对不是仅仅具有这样的历史意义或仅仅限于这样的消极方面。自由竞争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关系！[14]因此说“在自由竞争以内，个人纯粹根据他们的私人利益而行动便能实现共同的甚至说一般的利益”[15]，这就是一种幻想。因为“在自由竞争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在纯粹资本条件范围内的个人行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的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宣扬为自由。”[16]因此，“另一方面，由此也产生一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竞争看成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便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但这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因此，这种个人的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揭示什么是自由竞争，这是对于中产阶级先知们赞美自由竞争或对于社会主义者们诅咒自由竞争所作的唯一合理的回答。”[17]事实上，“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中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种愉快的想法”。[18]
很清楚我们在这里所认识到的内容就是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早已经见到的观点的直接发挥，即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已经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这就是最初的个人的彼此依存关系已经为简单的物的关系所代替，在人们之间的地方和国家的社会联系已经为普遍的联系所代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指出了以前的社会进步的这个矛盾及其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为一个社会的个人创造了更能发展的条件和丰裕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了这个人的更加扩大的“异化”和“空虚”。最后我们还可以找到这样的评论，即资本主义把人类从封建的和其它强制力下解放出来，只是带来了表面的自由，竞争的自由，“个人创造性的和自由的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会成为现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看到：“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正是“这种在一定条件下无阻碍地享用偶然性的权利，迄今一直称为个人自由”。[19]这个概念在《草稿》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外，在《草稿》中，马克思还更加清楚地强调指出了这个矛盾的积极的一面，——“表面的资产阶级自由”所带来的其实的进步。
在其著名的论述，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照的“幼稚的古代世界”的段落中可以很好地看到这一点，马克思在那里指出：“哪一种土地财产等等的形式最有生产效能，能创造最大财富呢？我们在古代人当中不曾见到谁研究过这个问题。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尽管卡托能够很好地研究哪一种土地耕作法最有利鲁土斯甚至能够按最高的利率放债。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形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这种情况是同现代世界完全不同的。在这里，“财富都以物的形式出现，不管它是物也好，还是以存在于个人之外并偶然地同他并存的物为媒介的关系也好。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对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制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最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20]，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本身。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提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21]
马克思与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批评家间的对立在这里被表述的再清楚不过了——马克思反对（浪漫主义者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伤感的眼泪”，[22]也不是因为他们为了拉拢人民，“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与此同时把“旧的封建盾徽”藏在他们的背后。[23]马克思指责他们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不能把握住“现代历史的发展过程”，即不能把握住他们所批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是必然的，是历史的进步，因而把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反对仅仅局限在道德的说教上。
没有人能够否认资本的统治是建立在更无情地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更无情地剥削和压迫大多数人民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一方面，“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24]而且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25]因此，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26]
资本主义生产结合的特点及其推动生产的物质力量不断革命的特点使其与所有以前的生产方式截然不同。如果说前期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由于其粗糙的不发达的技术，不能使劳动增加到超出维持中等生存水平所必需的程度，那么“资本伟大的历史侧面”就在于“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的使用价值观点或单纯的生存观点看来是多余的劳动。”它一方面通过把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过把人类需要和劳动能力发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来实现这一任务。
在《草稿》中，我们可以读到下面这样一段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字：“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了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通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27]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求，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28]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29]
换句话说，同所有以前的不得不满足于生产力非常缓慢的进步，甚至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部保持不变的生产方式相反，资本的“那种使它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全面趋势。尽管按照资本自身的本性来说，它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不是为了再生产一定的状态或者最多是扩大这种状态而发展生产力，相反，在这里生产力是自由的、毫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在这里唯一的前提是超越出发点。”[30]只存在这个新的基础上，“个人的全面性”才能成为“不是想象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表现为支配自然界的实际力量）当作对自己的现实体的认识。”[31]
因此，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就提供了解决由历史所形成的人类个性和人类自由问题的基础，从这个观点看，资本的历史成就——像马克思本人经常和有说服力地指出的那样——不能被过分地强调。
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条件的机器的作用
马克思在《草稿》中指出：“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产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其相适应的种种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和尝试都是唐·吉诃德式的荒唐行为。”[32]但那些导致向无阶级社会转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物质生产条件是什么呢？
在马克思对机器的作用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找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它告诉我们，一方面自动机器体系的发展是怎样把单个工人贬低到只是劳动过程中的特殊工具的水平；另一方面自动机器体系的发展又创造了把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前提。此外自动机器体系的发展正提供了今天单方面发展的工人为全面发展的个人所取代的可能性。对于后者来说，他们的“不同的社会职务是可互换的活动方式”。所有这些在《资本论》第一卷和《草稿》中都可以找到。但在《草稿》中，还包括了在《资本论》中所没有提到的对机器在未来的作用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包含着人类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最大胆的想象，尽管它是在一百多年前写的，但至今还会使人产生敬畏和兴奋的感觉。
马克思写道：“活劳动同物化劳动的交换，即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这种发展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已耗费的劳动量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现实的财富倒不如说是表现在——这一点也由大工业所揭明——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同样也表现在被贬低为单纯抽象物的劳动和这种劳动看管的生产过程的威力之间在质的不成比例上。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33]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34]
在《草稿》的另一部分中，可以读到：“在必要劳动时间以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因而也为社会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资本还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一切技艺和科学的手段，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是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35]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外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立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36]
这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机器所引起的历史性变化的分析。在今天，在新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强调这一生气勃勃的和本质上是乐观的思想的予言意义几乎是不必要的了。因为马克思在1858年被迫与德国革命相隔离而流亡到伦敦时的这个梦想现在已经开始变成现实。今天——感谢现代技术的发展——在历史上第一次具备了最终和完全废除“偷窃他人劳动时间”的前提条件。进一步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事实上在不久的将来，作为衡量社会财富的尺度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前所有提高人类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的实践中证明它们同时又是促进劳动者更加退化，更加从属于资本，更加丧失个性的方法，而今天，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工人们可以最终地从“使他们极度痛苦的恶魔”下解放出来；从曲折的自动生产线中，从片面的、单调的，分得过细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由生产过程的附属物变成为生产过程的实际监督者。当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非常成熟的时候，就再不会有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对于社会主义已经不会象今天那样是必不可少的，或者在经济上是行得通的。这使人想起了陈腐的资产阶级的相反的看法，说社会主义必然会使人们承担艰苦的不愉快的任务的必要性而崩溃，每个人都会试图摆脱他人的拖累。[37]这样的异议是建立在非正常的资产阶级个人本性的基础上的，面对今天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它是十分可笑的。当然在人们不得不用桶提水到房间里的范围内，只有少数人才会不想把这个单调乏味的工作强加给他人。然而，自来水管的建立就使得这种运水的职业成为多余的人。现在很清楚，技术的发展已逐渐造成这样的一种局面，早先的不完善的劳动分工和与其相应的单调乏味的工作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将是脑力和体力的自由活动的表现形式。对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托洛茨基的一个诙谐的比喻[38]：对住在有着丰盛的午餐的高级旅店的人来说，为奶油、面包和糖而争吵是十足的愚蠢。因此，在新的社会里，人剥削人，“偷盗他人的劳动时间”将是没有意义的，在经济上是不得要领的。不到那时，真正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会得到的。
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消亡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群众的剩余劳动仍然存在，但它不再是在少数人的支配下，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存在的了，这是因为，也是为马克思所强调指出的，劳动“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39]
“你应当满头大汗地劳动：那是耶和华给与亚当的诅咒。所以亚当·斯密就把劳动当作诅咒。‘休息’被看成跟‘自由’和‘幸福’相同的东西。个人‘在他的正常的健康状况、体力、活动状况、技巧和熟练程度之下’也有从事部分的正常劳动和停止休息的欲望，这在亚当·斯密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40]劳动自身的尺度诚然是根据所要达到的目的而由外面给与的，而且为达到它的目的所遇到的障碍也要由劳动来克服。然而克服这样的障碍，就其自身而言，便是自由的活动——而且更深一层看，外在的目的就是由剥去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而得到的，并且作为由个人自身所设定的目的，它自身就是被设定的——因而就是自我的实现，主体的物化，所以就是真正的自由，劳动就是自由的活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丝毫没有预料到的。[41]不过他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工资劳动这几种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可憎的，始终表现为外来的强迫劳动，与强迫劳动相较，不劳动便是‘自由和幸福’了。”
马克思继续说道，“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第一方面是这种对立的劳动；[42]另一方面与此有关，是这样的劳动，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这样一些主观和客观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象付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43]此后，马克思又谈到付立叶的观点；“劳动不可能象付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校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物化中的科学”。[44]
因此，生产性的人类活动，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将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它将在质和量上发生显著的变化！它在本质上与为斯密所如此精确地描述的“缺乏自由和幸福”的资本主义劳动形式不同，首先是工人将成为生产过程的有意识的指挥者，他的任务越来越成为只是简单地监督生产过程中运行的庞大的机器和自然力。其次，由于其具有直接社会共同劳动的特点，其产品将不再作为异化的和统治的物质力量而与工人相对立。[45]在这点上，劳动就会免除昔日的糟粕，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将不再具有使人厌恶的强迫劳动的特点，而变成为付立叶和欧文所说的“有吸引力的劳动”了。[46]劳动性质的完全转变在量上表现为从根本上减少劳动的时间，其结果是创造出和扩大了可以支配的时间、自由的时间。虽然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没有“剩余劳动”，[47]但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它将会把社会每个成员的劳动量减少到一个最低的限度。当这一点完全实现的时候，不仅把人分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传统劳动分工要推到一边去，而且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差别也将会由于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开始互相接近，互相补充而失去其在今天所具有的对立的特征。[48]
当然，既使劳动的性质已经改变，既使把劳动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它也要根据生产力的要求在社会各类不同生产部门和不同的个人中间进行分配。这就需要有一个平均的单位尺度来进行衡最。“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就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象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和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49]因此，时间的节约[50]以及有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的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区别”。[51]
由此，我们就要遇到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什么？一般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把价值看作是一个经济范畴，它“表示生产者在更大范围内隶属于其自己的产品”（《反杜林论》）。很清楚，从这个观点看，不能把价值规律的作用扩展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中去。相反，任何永恒的价值概念都总是作为小资产阶级乌托邦的观点而被我们所反对的。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我们看到：“在共同劳动的条件下，人们在其社会生产中的关系就不表现为‘物’的‘价值’”。[52]“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这种必要性本身表明了两点：（1）个人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2）他们的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的生产，不是本身实行分工的联合体的产物”。[53]因此，在一个集体生产的社会里，“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为一般劳动。”而单个人的私人劳动的“媒介作用来自商品交换，交换价值，货币，它们是同一关系的表现”；相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成为社会劳动。……因此，他不需要去交换特殊产品，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这种产品无须先变成一种特殊形式，才对单个人具有一般性质。在这里，交换价值的交换中必然产生的分工不再存在了，代之而建立起来的是某种以单个人参与共同消费为结果的劳动组织”。[54]因此用劳动时间衡量、劳动只是作为社会计划的手段。[55]（不论其在别的方面对社会主义社会表现出何等的重要性），用劳动时间衡量劳动在本质上与“著名的价值”（恩格斯语）和价值规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用劳动时间衡量劳动可以履行两个不同的职能；首先在生产过程本身，它将起到决定为生产各种商品所需要的活劳动量的作用，以便更经济地使用劳动；其次这种衡量正可以被当作分配的手段，据此，每个生产者将在用于消费的社会产品中得到他们自己应得到的份额。
应该，而且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对于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采取这种分配方法，则要直接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即在基本上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56]在《资本论》中，我们可以读到：“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马克思补充道，“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57]
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的确，社会主义社会剥夺了资本家的财产，并把生产资料变成为公共的财产，人民的财产；但它还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58]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59]，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60]换句话说，劳动者只是领回劳动的证书，其唯一的目的是遵守按劳分配的原则。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没有价值规律存在余地的，因为这种生产形式和商品生产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调节不是由市场盲目发挥作用的结果，而是社会有意识地进行控制的结果。
当然，也可以试图进一步探究与此相关联的价值规律在苏联和一些所谓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中的作用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目前的讨论的范围。即使如此，也不能说在这个已经由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这个著名的苏联经济学家的深入浅出的著作说明了的问题之外[61]我们还能说些什么东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主要观点是在工业不发达国家中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的改革都一定是在过去的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价值规律同与之截然相反的社会计划原则间的不断斗争的条件下发生的，社会主义的前途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果。若是今天苏联集团中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把价值规律提高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的地位上，那就不仅表明他们和波奥巴扎斯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之间的鸿沟扩大了，而且也表现苏联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已经和最初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目标大相径庭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作出结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与他的前辈们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它具有科学性，就在于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把现存的社会制度科学地理解为予测未来社会主义的基础。对这两种情况研究的主题是相同的，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除了与其当前的形式相关的情况外，另一方面也与未来的从其中产生出来的社会相关联。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把马克思所研究的经济关系更广泛地理解为是辩证的发展规律（事实上，也只能这样来理解它们），这揭示了我们进一步探讨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评论的现实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试图既检验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又检验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制的方法。[62]因此根据这种方法，为推翻资本主义的目的而得出的社会主义的结论，[63]就象马克思的对其他经济范畴本身的实际研究和批判一样对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十分重要的。
[1]参见第20章注③。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1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5页。
[4]同上书，第104页。
[5]马克思补充道：“这种独立，不过是一种红影，比较正确地说，乃是彼此漠不关心”。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0~111页。在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关系当然只能表现观念中，因为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上述关系的统治（上述物的依赖关系，不用说，又会转变为摆脱一切幻想的、一定的、人的依赖关系）在个人本身的意识中表现为观念的统治，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同上书，第111页。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英文版，第49页。）
[7]即他们不能造成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8]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相似的语气描写了现代机器工人的隶属。“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63~464页。
[9]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79页。“买者和卖者之间所表现的关系，不是纯猝的个人关系，因为他们两者发生关系，只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劳动已被否定，即作为非个人劳动而成为货币。因此，把买者和卖者的这种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身份理解为人的个性的永恒的社会形式，是荒谬的，把他们当作个性的消灭而伤心，也同样是错误的。”
有趣的是在青年黑格尔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相似的内容。在他的残存的只剩下片断的《论德国政体》（1798~99年）一书中，他谈到了早期的立宪前的“德国自由”问题，他写到：“把那种社会的人都描写为是令人厌恶的，可怜的和愚毒的，而把我们自己设想为是更具有人性，更快乐和更聪明的，这正是懦怯和无能的表现。留恋那样的社会——似乎只有它才是合乎自然的，或者认识不到由法律所支配的社会是必然的——只有它才是自由的，这都是十足的幼稚和愚蠢。”（引自卢卡斯《青年黑格尔》，第14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8~109页。
[11]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04页。
[12]参见〔《德意善意识形态》三、圣麦克斯（施蒂纳）〕，“我们已经在前面向他指出过，在竞争中个性本身就是偶然性，而偶然性就是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6页。）
[13]这个例子（“界限”和“限制”的相互关系）正表明马克思利用了黑格尔的概念。
[14]参见本书第一篇第二章。
[15]在马克思的术语中（这尤其适用于青年马克思），“一般”决不等同于“公共的”，而是指在“公共的”，而是指在分裂为私有者的社会中与各个个人的“特殊的利益”相对立的“共同利益”。（参见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8~39页。“正因为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普遍的东西本来就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是‘不依赖’于他们的，也就是说，这仍旧是一种特殊的‘普遍’利益。）
[16]马克思进而写道：“把竞争看作自由个性的所谓绝对形式这种幻想消失了，那么这种情况就证明，竞争的条件，即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已经被人们当作限制而感觉到和考虑到了，因而这些条件已经成为而且越来越成为这样的限制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61页。
[17]即蒲鲁东主义者。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59~16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84页。
[20]“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足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这种态势造成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价值的颠倒。“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9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5~48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8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
[24]《资本论》第1卷，第34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88页。
[26]《资本论》第2卷，第44页。
[27]在《草稿》另一处中，我们还可以读到，资本自身，“如果正确地来理解，只有当生产力需要外部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同时又是对生产力的控制的时候，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对生产力的训育，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会完全象行会等等那样成为多余和累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上），第399页。
[28]“劳动”马克思说“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已经是自由的了，现在的同题不在于解放劳动，而在于消灭这种自由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25页。参见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马克思的想象的未来的劳动方式与现在通行的劳动方式是这样的不同，以致于他在使用相同的“劳动”范畴去表示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和共产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时犹豫不决。”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7页。
[30]“以往一切社会形态都随着财富的发展，或者同样可以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落了。……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就是以这些共同体解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4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6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6页。
[33]参见本节，第17章。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6~217页。
[35]《资本论》第3卷，第285页。“资本的生产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1~222页。
[37]布兰奎（Blanqui）曾经恶意地谈到反对资产阶级批评家提出“在壮会主义社会中谁倒便壶？”的何问题在实际上可归之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谁会倒我的便壶？”
[38]托洛茨基：《对革命的背叛》，第46页。
[39]《资本论》第1卷，第208~209页。
[40]在这里马克思引用了亚当·斯密的下面一段话：“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工人本身都必定具有同样的价值。在工人的健康、精力和活动正常的情况下。在他所具有的平均熟练程度的情况下，他总是要牺牲同样多的安宁、自由和幸福”。（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8页。）
[41]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82页：“但是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象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
[42]即为阶级对立所制约的。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13页。
[44]同上书，第225页。
[45]我们在《草稿》中读道：“关键不在于物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驱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物化过程实际上从工人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异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则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就这一点来说，这种错乱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单是想象的，不单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物化的必然性是限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60~361页。
[46]“不言而喻，随着雇主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对立的消灭等等，劳动时间本身——由于限制在正常长度之内，其次，由于不再用于别人而是用于我自己——将作为真正的社会劳动，最后，作为自由时间的基础，而取得完全不同的、更自由的性质，这种同时作为拥有自由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量。”：《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82页。
[47]在《资本论》第1卷，第578页上，它是被这样表述的：“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日益丰富，他们的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的必要的劳动。”
[48]“此外，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象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5页）
[49]“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予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资本论》第3卷，第209页）
[50]还可以我到马克思对“时间经济”的另一种看法：“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者，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5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20页。在《资本论》第3卷直接批判施托尔希的那部分中，这段话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被阐明：“第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资本论》第3卷，第963页）顺便提一句，这可能就是象琼·罗宾逊和里昂惕夫这样的经济学家为了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规律”的观点归之于马克思所能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引证的唯一的一段话。很清楚对他们来说，在这句话中出现了“价值决定”这个短句就足够了。但是他们能够用同样的论证来领会见在马克思著作中的“谈论庸俗经济学的用语”的那些话吗？马克思在谈论到庸俗经济学的用语时，曾讲过古代世界里（甚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但能由此认为对马克思说来，资本不是历史的范畴而是永恒的范畴吗？（参见马克恩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82页上的指出下面一般话，“即使交换价值消灭了，劳动时间也始终是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财富的需要的费用的尺度。”）
[52]《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139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5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19页。
[55]恩格斯指出，“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349页）
[56]参见恩格斯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按其他方式分配。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辩沦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496页）
[57]《资本论》第1卷，第95~96页。
[58]见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托洛斯基在《对革命的背叛》中有关这个问题的重要评论。
[59]马克思列举了这些扣除的项目：“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只是剩下的总产品的其他部分才是“用来作用消费资料的”，但“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只有现在才谈得上……‘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10页。
[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11页。
[61]见《新经济学》，莫斯科1962年版，英译本，牛津1965年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中译本）
[62]我们特别重视《草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只是偶尔提及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在《反杜林论》中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量论述和评论的原因。
[63]“但是，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有大量对立统一的社会形态，这些社会形态的对立性质，决不是通过平静的形态变化就能破坏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6页。因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及其思想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践条件的分离是一种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就象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财产，觉悟到他是一个人时，奴隶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嘴，而不能继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样。”同上，第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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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近期来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批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附录
近期来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批评
I．在马克思的全部体系中，很少能有象他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这样一条基本原理遭到学院派和非学院派如此一致的批驳。然而，马克思的批评者对此所持的论据可能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在关注于马克思这一规律的两位作家可以作为例证。他们是琼·罗宾逊[1]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保罗·斯威齐。[2]
作为对马克思这一规律的早期批评，罗宾逊和斯威齐认为，马克思犯了一个根本的在方法论方面前后矛盾的错误。据说马克思是在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阐述其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他武断地把降低利润率的因素与提高利润率的因素割裂开来，以便从降低利润率的因素中导出他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从提高利润率的因素中导出“起抵销作用的影响”。或如这种批评意见的早期支持者冯·鲍特凯维茨所说的那样：“马克思对其利润率下降规律所提供的简要证明中的错误在于，他忽略了劳动生产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的数量关系。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率是个不相关的因素。这种把相关因素割裂为不相关因素的方法通常导致的谬误能够从下面简单的例子中看出来。假设正值a，它与其他正值b和c通过函数a=b/c相关联。
问题是当价值b和c都取决于d时，a是如何变化的。例如，当b=d5，c=d3时，对此题的正确解法显然是这样的，我们从a的表达式中消去b和c，使a=d2，从而我们得出结论，a会随着d的变化而发生同向变化。但是，如果我们应用马克思的割裂法于此例，以b/d3表示a，就会从这个公式中得出结论，当d增大时a会减少，当d减少时a会增大。如果有人对此进行补充，认为若b不是一个相关的事物，那b的变化将会掩盖a与b之间的联系，从而这一过程与马克思的割裂法之间的基本同一性就会变得更加明晰。[3]
这种反驳对吗？马克思果真因为违反了基本的罗辑法则而使自己遭到谴责吗？让我们作进一步的考察。
II．实际上，在《资本论》第三卷论述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第十三章的第1页（仅仅是第一页），就似乎论证了上面论述的正确性。马克思以数字例子开头，旨在表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是如何影响五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各个利润率的（在这些利润率平均化为一个平均利润率以前）。很自然，如果我们从影响利润率的其他因素中简单地把劳动剥削程度的差别暂时地抽象掉，那么这一点是很容易表明的。所以，马克思假定——正如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前两章一样——在所有五个生产部门中，剩余价值率为100%，也就是说，工人在一个工作日中为自己劳动半天，为其雇主劳动半天。马克思叙述了五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与有机构成的水平呈反比例关系排列。[4]然而，在一点上适用于互相独立立的生产部门的，最终也适用于社会总资本的各种连续的场合。”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这种逐渐增加，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即：“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5]之所以如此的真正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平均构成的不断提高。但是，就在这同一页上（指英文版《资本论》，中文版在下一页。译者）我们也会读到“假定的（五个生产部门的。作者注）序列，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趋势。资本主义生产，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6]再翻过两页（指英文版《资本论》。译者）“一个同样的甚至不断提高的剩余价值率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这个规律换句话说就是：一定量的社会平均资本（例如资本100）表现为劳动资料的部分越来越大，表现为活劳动的部分越来越小。这样，因为追加在生产资料上的活劳动的总量，同这种生产关系的价值相比，是减少了，所以，无酬劳动和体现无酬劳动的价值部分，同预付总资本的价值相比，也减少了。或者说，所投总资本中转化为活劳动的部分越来越小，因而这个总资本所吸收的剩余劳动，同它自己的量相比，也越来越小，虽然所使用的劳动的无酬部分和有酬部分的比率可以同时增大。”[7]
马克思还在《资本论》（英文版）第3卷的第220~221，226~227，229，233~234，以及241~242页作了相同的论述。并且，最后在第十四章的末尾，他还认为“为了避免误解”而有必要重述：“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剩余价值率趋向提高，从而和劳动剥削程度趋向提高是结合在一起的。……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的生产效率降低了，而是因为劳动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剩余价值率提高和利润率降低，这两者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下借以表现的特殊形式。”[8]
上面这段话还可用《剩余价值理论》中具有相同概念的论述作为补充。[9]显然，马克思并不想将其利润率下降规律限制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场合。根据马克思的思想，甚至上升的剩余价值率也将最终表现为下降的利润率。然而，这并不能阻止马克思的批评者们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解释这一规律。所以，琼·罗宾逊对这一规律写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马克思的理论是建立在剥削率不变这一假定基础上的。”因此，这将导致如下的反对意见[10]：“这个命题（指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对马克思的其他论点来说是一个惊人的矛盾。因为，如果剥削率趋于不变，实际工资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上升，工人将在不断增长的总量中获得一个不变的部分。马克思只有放弃他的关于实际工资趋于不变的论点，才能解释利润的下降趋势。看来马克思忽视了这种极端的自相矛盾。”
然而其次，罗宾逊认为，马克思的规律存在于“一个简单的同义反复之中，当剥削率不变时，利润率随人均资本量的增长而下降，假定周转期不变，从而C+V代表资本论：当s/v不变和c/v上升时，s/(c+v)下降。”[11]这就难怪琼·罗宾逊得出完全相反的判断，即认为“马克思对利润下降趋势的解释根本没有说明任何问题”[12]了。
III、很清楚，现在我们能够扫除这两种反对意见了；既然马克思并没有将他的规律与剩余价值率不变的假定联系起来，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遭受“自相矛盾”或“同义反复”的责难。然而，这并没有完全注意到来自对他的“割裂要素方法”的批评。因为，如果事实上马克思将其规律建立在剩余价值不变的假定上，那么为什么他把导致利润率上升的因素看作是“独立的因素”呢？为什么他把这些重要因素的研究作为“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或相对过剩人口”等等，直到阐述完规律本身，即直到第十四章，才仅仅规定了它们是对规律“起反作用影响”的因素？
这种反对意见在斯威齐的批评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把劳动生产率提高过程的整体中的一个部分（斯威齐指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割裂开来，并作为一个抵销因素对待似乎是不明智的，一个更好的方法从开始就认识到，提高劳动生产率本身将带来一个更高的剩余价值率。更进一步说，这正是马克思通常所做的。”[13]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论点。马克思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不断提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将如何影响平均利润率？既然利润率的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并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影响到这两个因素，那么，我们的确需要这种“割裂法”，鲍特凯维茨批评说，比如，如果马克思仅仅注意到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忽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会同时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即便是一个较小幅度的提高），或者相反，他仅仅看到了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导致的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而没有考虑到与此紧密相关的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更强的倾向。当然，也有仅仅影响一个因素，而不同时影响另一个因素的时候。例如，对论述“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的第十四章，细心的读者将会注意到，马克思仅仅看到了使剩余价值率提高而同时并不伴有不变资本相对可变资本的增长或成比例地增长的那些剥削方法，也就是说，在这些场合，有机构成始终保持不变。[14]（例如《资本论》第三卷第十四章I“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相反，“包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相比相对增加，因而也包括利润率的下降”（即那种实际上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的方法当然已经在第十三章“规律本身”中作了考察。正因为如此，第十四章中考察了“相对过剩人口”是仅仅就它促进了那些有机构成特别低的生产部门的存在，并作为下述情况的结果：“可供支配的或失业的雇佣工人价格低廉和数量众多，一些生产部门出于其本性而更加强烈地反对由手工劳动转化为机器劳动。”（然而，《资本论》第三卷第十四章的第四节并没有也不打算论述相对过剩人口对工资和劳动剥削程度的影响。[15]这种限制不仅适用于随后论述的不变资本的贬值[16]而且适用于一切使“利润率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提高或不以剩余价值率转移而提高”[17]的生产方法。如果批评家们没有注意到第十三章与第十四章在方法论上的区别，这一点就很可能与这些章节的相当复杂的结构无关，而与他们用以建立自己理论的先入之见相联系。
IV．然而，如果马克思本人的确考虑到了有机构成与剩余价值率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马克思的规律并不是建立在一个武断的“割裂法”的基础上，那末，难道我们就不得不接受否认利润率具有下降趋势的解释吗？难道我们就将有一切理由来同意斯威齐的观点吗？“如果资本有机构成与剩余价值率都假定为可变，……那末，利润率的变化方向就是不确定的。对此我们能够说的一切只是，如果剩余价值率提高的比例小于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降低的比率，利润率将下降。”然而，“并不存在着这种一般的假定，即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相对于剩余价值率的变化来说是如此之大，以至前者统治了利润率的运动。恰恰相反，我们似乎必须把它们作为大体上具有相同重要性的变量来看待……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应当假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与剩余价值率提高的进程是同步的。”[18]或者，正如娜塔莉·莫兹科夫斯卡所说的：“利润率仅仅伴随着技术进步而下降，如果技术进步仅指资本构成的提高而不包括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话。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起物质与人力生产要素价值的下降，那末，资本构成（C/V）将随之下降并且剩余价值率（S/V）将随之上升。一旦引进技术革新以后，用昂贵的生产资料装备工人，的确会提高资本的构成，但是，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带来的生产资料的贬值又会使资本构成下降。而且，既然工人消费品贬值后会带来工人工资的下降，即剩余价值率的提高，那么，利润率就不会下降。”[19]
马克思的批评家们不断地将他们的论点下在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起反作用的因素上一一一方面，是随后发生的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以及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因素在起作用，但关键问题是，它们各自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
就第一个因素而言，我们只要联系上下文看一看《剩余价值理论》（II）中关于舍尔比利埃的那一章中的一段话，就足够了，而批评家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章，在那里我们可以读到，“毫无疑问，机器变得便宜是由于两个原因：由于制造机器的原料是由机器产生的；由于在把这些原料变成机器时使用机器。但是这样说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在这两个部门，拿它们采用的机器和工场手工业生产中使用的工具相比，花在机器上的资本同花在劳动上的资本相对来说，在价值上增加了。第二，单纯机器和它的组成部分变得便宜了，但发展起一个机器体系；代替工具出现的不仅是一个机器，而是整个体系，从前可能是起主要作用的工具，……现在是成千上万地结合在一起。同工人相对立的每一台机器，都是工人从前一个个单独使用的工具的庞大组合，例如1800枚纱锭代替了一枚纱锭。但是除此以外，机器还包含旧工具所没有的要素等等。尽管各单个要素便宜了，机器的总体在价格上都大大提高了，生产率的增长就是由于这个总体的不断扩大。”马克思继续写道：“因此，机器价值的增长与使用的劳动量相比较（因而也是与劳动价值），与可变资本相比较，同机器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适应，这种说法，是不言而喻的，或者说是同义反复。”[20]
关于原材料的问题又如何呢？”很明显，原料量必须同劳动生产率成比例地增长，也就是说，原料景必须同劳动量成比例。〔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导致的原料在量上的增长能否恰巧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使其在价值量上的减少相等呢？〕[21]……假如纱锭业的生产率提高10倍，也就是一个工人现代纺的纱和过去10个工人纺的纱一样多，那末，为什么一个黑人现在生产的棉花不可以和过去10个黑人生产的棉花一样多，也就是说，为什么不可以使价值比例在这里保持不变呢？纺纱者在同一时间里纺掉10倍的棉花，但是10倍的棉花量并比以前等于它的1/10的棉花量贵。这就是说，尽管原料量增加了，它对可变资本的价值比例都可以保持不变。……对于上面提出的问题，可以非常简单地回答如下：一部分原料，如毛、丝、皮革，是通过动物性有机过程生产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至不能，并且永远不能象掌握纯机械方法或无机化学过程那样来掌握这些过程。象皮革等等以及动物的其他组成部分这类原料所以变得昂贵，部分原因就在于……地租规律随着文明的进步使这些产品的价值提高了。至于煤和金属……，它们随着生产的发展已变得非常便宜，然而在矿源枯竭时，金属的开采也会成为比较困难的事情等等。”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原料、辅助材料等的降价，使资本的这个部分的价值增长变慢，但没有使增长停止。这种降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利润率的下降。这个讨厌的问题到此结束。”[22]
V．最后，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价马克思的批评家们所提出的主要的反面论点：即正如他们指出的，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与有机构成的提高能否同步发生？这个论点忽略了一些细节。第一，“劳动能力的价值不是按劳动或资本的生产力提高的比例降低的。”这是因为“生产力的这种提高会在一切不（直接或间接）生产必需品的部门提高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而不引起劳动价值的任何变化。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是，它发展工业比发展农业快。[23]这并不是由于土地的性质，而是由于土地需要其他社会关系，以便按照它的性质实际加以利用。……此外，由于存在土地所有权，农产品比其他商品贵，因为农产品是按其价值支付的，而不会降低到生产价格的水平。但是，农产品是必需品的主要组成部分。[24]进一步说，由于竞争的规律，如果有1/10的土地在耕种时花费较贵，其余9/10的耕地也会“人为地，受到这种相对不肥沃的严重影响。”[25]然而，另一方面，“抵销因素”也会进入这个领域，例如，“工人本身虽然不能阻止（实际）工资下降，但是他们不会容许工资降到绝对最低限度，相反，他们会努力争取在量上分享一些增长的共同财富。”[26]
这决不是导致马克思的批评家们所犯错误的唯一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劳动剥削强度的提高所导致的利润率的提高不是一种抽象的过程或算术运算，相反，它总是与实际的活工人及其劳动联系着。换句话说，一个工人能够提供的剩余劳动有其确定的界限。一方面是工作日的长度，另一方面是工作中的为再生产工人本身所必需的部分。例如，正常的工作日为8小时，生产能力不能从工人身上挤出比8小时减去生产工资的时间更多的剩余劳动。如果生产技术成功地将必要劳动时间从4小时减少到半小时，那末剩余劳动仍然不能多于工作日（一天8小时）的15/16；它从4增加到7½；即没有翻番。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将不得不极大地提高（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的那样）！”生产力提高以前，资本的剩余价值越大，预先假定的剩余劳动或资本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大，或者，工作日中形成工人等价物的部分越小，这也可用必要劳动来表示，资本从生产力的提高中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小。资本的剩余价值提高了，但相对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是较小的提高。因此，资本越是已经发展，……它为了维持自身就越要拼命地发展生产力，即把剩余价值加于自身，甚至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这样做，——因为其界限总是存在于工作日与工作日中表现为必要劳动的部分之间的关系中。它只能在这些界限之内运动。”[27]我们不应忘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简单地表现为可变资本（工作日中的有酬部分）相对于不变资本而减少，而且也表现为“用于推动生产资料的全部活劳动……相对于这些生产资料价值而减少”，也就是说（V+S）/C之间的比例也下降。然而，这实质上并不是一个关于构成资本价值变化的问题，而是更关系到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问题，而这一点规定了技术进步的特点。因此，如果给定确定规模的不变资本，而工人从20人减少到10人；并且，如果以前20个工人为自己劳动80个小时，为雇主劳动80个小时，那末，剩下的这10个工人就不可能提供象以前20个工人所提供那样多的剩余劳动，因为他们的全部劳动时间只有80小时。[28]
为了保持剩余劳动的水平，则必须延长工作日或者必须提高劳动强度。（实际上，资本家能够雇佣更多的工人来推动更大量的资本，用增加利润量的办法来补偿利润率的下降。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李嘉图的“无产阶级的反对派”（马克思语）说明他早在120年前就完全理解了这些，当时，托马斯·霍吉斯金和《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这一小册子的作者，从剩余劳动不可能无界限地扩大（或者，如他们自己表述的那样，工人不可能满足“复利”的压倒一切的要求）来解释利润率的下降。《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对他们这些观点的评论中说，从长期来看，如果工作日能够“无止境地延长”，或者必要劳动减少到零，[29]剩余劳动的增加才能成比例地补偿雇佣劳动的减少。然而，这两条假定同样都荒谬绝伦的。[30]
现在我们回到《资本论》第一卷对规律的阐述：“平均工作日（它天然总是小于24小时）的绝对界限，就是可变资本的减少可以由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来补偿的绝对界限，或者说，就是受剥削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可以由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的提高来补偿的绝对界限。”“这个非常明白的……规律，对于解释资本要尽量减少自己所雇佣的工人人数即减少转化为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的趋势……所产生的许多现象，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种趋势是同资本要生产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量的另一趋势相矛盾的。”[31]显然，这是为我们准备的解决《资本论》第三卷中包含的“利润率下降之迷”的一个暗示。可惜批评家们又一次忽略了它。
冯·鲍特凯维茨在英美的马克思经济学院享有很大的声誉（斯威齐、未克等亦如此），并不是因为他对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反驳，而是因为他对马克思的“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资本论》第三卷，第11章）的批评。对我们来说，鲍特凯维茨批评的第二个方面似乎不如第一个方面更令人满意，我们将它仅仅看作是一种“学究式的狂想”。鲍特凯维茨的支持者们提出论点，认为“马克思的转形方法将导致简单再生产均衡的破坏”，从而它在“逻辑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32]然而，这种反驳只有当马克思真是一个“和声学家”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这就是说，如果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将被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所采用的方法解释的话。（不言而喻，从商品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必然伴随“简单再生产的均衡”的失调；但是，从何时起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不发生失调地向前发展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还有第二点：冯·鲍特凯维茨的支持者们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概念实际上根本不是“价值”，而是直接由平均利润率规定的价值，因而鲍特凯维茨提议进行的“价格计算”，对解决实际的“价值和价格的转形”问题无济于事。马克思已经在《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了解决实际转形问题的方法，对此再寻找解决转形问题的代替方法是多余的。
[1]琼·罗宾逊：《论马克思的经济学》，伦敦麦克米兰1966年第5章。
[2]保罗·M·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年，第6章。
[3]L·冯·鲍特凯维茨：《马克思体系中的价值与价格》，载于德文版《社会科学与杜会政治文献》1907年9月，第466~467页。（英译文载于《国际经济文献》1952年第2期。此外，鲍特凯维茨不仅应将其批评对准马克思，还应对准穆勒，因为穆勒早已分两步论述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何题，第一·步，他考察了规律本身，第二步，他又考察了起反作用的因素。（是哈里克·格罗斯曼在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与崩溃》（德文版）第116页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与穆勒在方法上的一致性。）
[4]马克思给了下列例子（见《资本论》第3卷，第235~236页）：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利润率
I50100
100100%66⅔%
II100100
100100%50%
III200100
100100%33⅓%
IV300100
100100%25%
V400100
100100%20%
然而，很快就会清楚，马克思也能够举出例子，以便使剩余价值率一个部门比一个部门地提高，即：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利润率
I50100
100100%66⅔％
II100100
130130%65%
III200100
192192%64%
IV300100
252252%63%
V400100
310310%62%
[5]《资本论》第3卷，第236页。
[6]《资本论》第3卷，第237页。
[7]同上书，第240页。
[8]同上书，第267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498页：“利润率下降——虽然剩余价值率这时保持不变成提高——是因为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因此，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降低了，而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减轻了，而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加重了，不管这是由于绝对有余时间的增加，还是——在国家对此进行阻挠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必然要使劳动的相对价值降低，从而使相对剩余时间增加。
[9]我们亦应提请大家注意上下文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第256、333、344页和402页之间的联系。在第333页，马克思阐述道：“我已经通过可变资本相对于不变资本、即现在的活劳动相对于已使用过和被再生产出来的过去的劳动的减少，说明了，尽管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上升，利润率还是要下降。”以及在第344页：“这里霍吉斯金的见解可以归结为我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剩余价值即对工人剥削增加了，但是同时利润率下降了，因为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活劳动量同推动它的资本相比，一般来说相对地减少了。在劳动的年产品中，一个较大的部分会在资本的名义下为资本家所占有，一个较小的部分会在利润的名义下为资本家所占有。”
[10]斯威齐以相同的方式争辩说：“我们已经看到，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马克思在假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剩余价值率不变的前提下推导出来的。然而，在同时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是否合理呢？因此有必要弄清楚这一假定的含义。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将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这就意味着实际工资会完全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成比例地提高。假如说劳动生产率翻番，这就是说，在相同的时间里，劳动者生产出两倍于以前的产品。那么。既然剩余价值率不变意味着工人为自己的劳动时间与为资本家的劳动时间还象以前一样不变，因而这将导致工资所代表的物质产品与剩余价值所代表的物质产品都翻了一番。换句话说，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条件下，工人与资本家将平分秋色。因此，从逻辑上说，不会存在对导致这种结果的假定的反对意见，倒是存在对这种假定是否适当的怀疑。”（《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第100~101页（英文版））
[11]见琼·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英文版，第36页。
[12]同上书，第42页。
[13]《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第101页。
[14]《资本论》第3卷，第258~259页“使劳动强化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增加·……例如在一个工人必须看管更多机器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但是，还有使量的强化的另一些因素，例如提高机器速度。这些因素固然会在同一时间内消费更多的原料，而就固定资本来说，固然会加速机器的磨损，但是丝毫不会影响机器价值和使机器运转的劳动的价格的比率。而特别是延长工作日这一现代工业的发明，会增加所有的剩余劳动的量，但不会使所使用的劳动力和它所推动的不变资本的比率发生实质上的变化。实际上反而会使不变资本相对减少。”
[15]因此，当斯威齐就第四节的论证提出下述反驳时，他错了：“然而，事情似乎是这样，产业后备军的一个更蜜要的影响，是在劳动市场上，通过活劳动力的竞争来压低工资率，并且以此来提高剩余价值率。”（《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英文版，第99页。）无疑，如果马克思在第十四章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么这将在实际上导致象鲍特凯维茨那样对马克思的批评。”
[16]马克思将不变资本的贬值归结在对利润率的下降起反作用的倾向中来论述。这激起了斯威齐的非难，他说：“首先考虑有机构成的可谓“最初的”提高，考察这种提高对利润率的影响，然而再考察与有机构成这种“最初的”提高相联系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引起的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这样做似乎更为可行。可以认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有机构成的增长率就会显得更大，并且，在统计学中，仅仅一个“起作用的原因”就可将这个事实掩盖起来。然而，维护马克思所暗指的有机构成最初的提高与由于不变资本要素贬值所引起的有机构成（较小的）的下降之间的区别这种企图，是否能为任何有用的目的服务，则是大可怀疑的。所有这些，只有通过作为资本有机构成最初的提高与不变资本要素贬值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结果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净变化才能显示出来。因此，只有在考虑到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并剔除这种贬值对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所产生的影响的意义上，使用“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这种表述才似乎更好。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使从价值角度考虑有机构成要比从实物角度考虑它更具魅力。”（同上书，第103~104页）
如果我们相信斯威齐的活。那就是说马克思是把资本的技术构成作为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基础，因而他能够把价值构成偷换为”起反作用的原因。
[17]《资本论》第3卷，第262页。
[18]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英文版，第102、104页。
[19]莫兹科夫斯卡：《目前对现代危机理论的批判》，1935，第46页。在她的早期著作（《马克思的体系》，1929年。第118页）中，她写道：“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不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而是一条动态规律。它并不是要证实一种历史事实，即利润率的降低，它仅仅是为了阐明两个变量的相互依存，即1.如果剩余价值率不变。利润率下降。2.如果利润率不变，剩余价值率提高。
这就是说，这个短辕简单地表述了一种作用之间的联系。正因此，人们可以同样地称“利河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为“剩余价值率趋向上升”的规律。根据同样的逻辑，莫兹科夫斯卡能够称规律为“下降的规律，或者，不下降的利润率。”显然，这样解释破坏了马克思的规律。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403~404页。
[21]括号里的话为《剩余价值理论》的最初编者考茨基所加。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404~406页。
[23]通过技术进步来消除工农业间的差别的程度显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
[24]再说一遍，保留在这里是必要的。北美工人工资中用于食品的花费比欧洲工人要小得多，反过来欧洲工人的花费又比亚洲工人的要小。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331~332页。人们能够看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已尽其大努力将自己的观点表述得既清楚又明确。尽管如此，人们仍能从琼·罗宾逊的著作中读到：“马克思无意中假定生产率的提高不会影响工资品部门，从而不变的实际工资与不变的剥削率可以和谐共存。这是可能引起争论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英文版，第40页）这段话中包含的错误与它包含的字数一样多。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345页。
[27]我们已经在第十六章中阐明了这些论点。见《草稿》，德文版，第340页。
[28]《资本论》第3卷，第276页：“只要生产力的发展使所使用劳动的有酬部分减少，它就使剩余价值增加，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它使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劳动的总量减少，它就使人数这个在追求剩余价值量时和剩余价值率相乘的因素减少。两个每天劳动12个小时的工人，即使可以只靠空气生活，根本不必为自己劳动，他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量也不能和24个每天只劳动2小时的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量相等。就这方面来说，靠提高劳动剥削程度来补偿工人人数的减少，有某些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这种补偿能够阻碍利润率下降，但不能制止它下降。”琼·罗宾逊甚至成功地曲解了这段话，在下面的评论中，她逐字地引用了这段话：“劳动生产率可以没有界限地提高，并且，如果实际工资不变，剥削率将随之提高。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显得陷入了某种混乱，因为，当他开始讨论生产率的提高对剥削率的影响时，他却在论争转换话题，而去讨论工作日长度的变化的影响去了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英文版，第39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345页。
[30]罗宾逊现在似乎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解释这个问题，她写道：“正如马克思论述中的大多敏荒谬之处一样，这个困难很可能是从他处理价值概念的方法中产生的。在给定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不变的，因此，c+V就是不变的。乍一看，似乎如果工资下降，s/v就会上升。但这是一种错觉。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条件下，生产率的提高会减少商品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在实际工资不变时，V趋于降至零，而s/v趋于升至无限。”（《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英文版，第39~40页。）大家公认，由于工作日包含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两个部分，如果必要劳动不断下降，剩余劳动必然提高。（必须放弃马克思“处理价值概念的方法”才能理解这一简单事实的原因真是不可测度。）然而，这种同义反复并不能产生奇迹：它并不能改变这样一种事实，即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仅能在确定的、狭小的界限内补偿实际提供的剩余劳动的损失，这种损失是由不断减少每单位资本量所雇佣的工人人数带来的。
[31]《资本论》第1卷，第339页。《资本论》第3卷，第449页：“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同一，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一个质的界限；这个界限取决于总工作日、生产力和人口（所以同时剥削的工作日数目由人口限定）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水平。相反地，如果剩余价值在利息这个没有概念的形式上来理解，那末，界限就只是量的界限，资本的积累就会超出任何想象。”
[32]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英文版。第8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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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为早日开展工作起见，本届代表大会以选举方式成立必要的机构，但认为共产国际的正式组织机构应由下届代表大会根据执行局的报告来决定。共产国际受执行委员会领导。执行委员会由大国共产党各派代表一人组成。下列各国共产党应立即派代表参加首届执行委员会：俄国，德国，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巴尔干联盟，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凡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其他各国政党，将在执行委员会占有一席。在外国代表尚未到达之前，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执行委员会所在国的同志承担。执行委员会选举五人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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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形势与协约国政策的提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关于国际形势与协约国政策的提纲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经验全面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就是大国为瓜分世界和强化金融资本对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经济政治独裁而进行的角逐。千百万人伤亡、无产阶级受奴役、中等阶级破产、资产阶级上层靠军火合同和贷款等等大发横财、各国军国主义势力反动气焰万丈——所有这一切使人们对民族自卫、国内和平和“民主”的幻想开始破灭，而缔结和约的政策更使各国帝国主义者露出马脚，致使“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暴露无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与德国帝国主义真面目的暴露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及后来的布加勒斯特和约都暴露了中欧大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性和反动性。战胜国迫使无力自卫的俄国割地赔款。它们制造了一些仆从国，从而把民族自决原则当成了一块掩盖兼并政策的遮羞布，这些仆从国的反动政府助纣为虐，推行掠夺政策，镇压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德国帝国主义因为在这场世界范围的较量中未能占居上风，其真正野心还一时无从公开表露，所以不得不同苏维埃俄国勉强和平相处，用伪善的言词掩饰其反动的掠夺政策。以世界战胜国自居的协约国列强摘掉了一切假面县，彻底暴露出世界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协约国的胜利与世界各国的组合协约国列强的胜利使世界上所谓文明国家分成了几类。第一类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者，即胜利的帝国主义列强（英、美、法、日、意）。第二类是因战争而破败不堪、因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而摇摇欲坠的帝国主义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及其以前的仆从国）。第三类是协约国的仆从国。这一类包括同协约国一起作战的资本主义小国（比利时、塞尔维亚、葡萄牙等），以及新近成立的民族共和国和缓冲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波兰、俄国境内白卫分子建立的共和国等）。中立国的地位近乎仆从国，但它们受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强大压力，因而它们的地位往往又接近战败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则是一个工农国家，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它在社会方面构成对胜利的帝国主义的巨大威胁，使帝国主义胜利果实随时可能断送在世界革命的洪流中。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和平政策"及其自我暴露统治世界的五大国即协约国列强的“和平政策”，说穿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彻底自我暴露的政策。它们标榜这是“民主外交政策”，其实这只能表明秘密外交的全面胜利。它们依靠秘密外交，背着世界各国千百万劳动人民并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任凭金融托拉斯的代理人进行交易，来支配世界的命运。一切重大问题都是毫无例外地由巴黎五国委员会在没有战败国、中立国、甚至没有仆从国参加的情况下开秘密会议决定的。劳合－乔治、克列孟梭、索尼诺等人在演说中竟直言不讳地宣称兼并和赔款是必要的，并且是正当的。他们一面虚伪地宣称要“为普遍裁军而斗争”，一面公开鼓吹必须扩充军备，尤其是借口所谓“保卫海上自由”，而要保持英国的海上霸权。协约国所标榜的民族自决原则已遭公开蹂躏，而代替这一原则的则是统治国及其仆从国对有争议地区的瓜分。不经当地居民公决，亚尔萨斯—洛林就并入了法国；爱尔兰、印度和埃及被剥夺了表决权。南斯拉夫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使用武力建立起来的。在瓜分横跨欧亚两洲的土耳其的问题上，无聊的讨价还价正在进行中；瓜分德国殖民地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开始；等等，等等。赔款政策已达到洗劫战败国的地步。战败国不仅被迫支付几十亿的货币账单，不仅被夺走了一切军用物资，而且被协约国抬走了机车、铁路货车、轮船、农具、黄金储备，等等。不仅如此，战俘还沦为战胜国的奴隶。现在协约国又提出了由德国工人缴纳实物贡赋的方案，其目的是要把德国工人变成协约国资本的饥寒交迫的奴隶。极端民族仇恨政策表现为协约国报刊和占领当局对战败民族大肆进行诽谤，表现为实行粮食禁运，企图置德、奥两国人民于死地。这个政策使得协约国的帮凶——捷克和波兰的沙文主义分子对德意志人以及犹太人施加种种暴行，其野蛮程度较之俄国沙皇专制政府的一切暴行有过之无不及。协约国的各“民主”国家还奉行极端反动的政策。无论在协约国各成员国内部，或是在协约国支配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反动势力嚣张已极，法国甚至倒退到拿破仑三世的黑暗时代。协约国在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占领区扼杀革命，并以断绝粮食供应相威胁，唆使战败国的资产阶级妥协派政府迫害革命的工人。协约国扬言，它们要把敢于升起革命红旗的德国舰只一律击沉！它们拒绝承认德国工人代表苏维埃，它们在德国占领区废除了八小时工作制。它们不仅公开支持中立国家的反动政策，不仅指使仆从国家推行反动政策（如波兰的巴德列夫斯基专制制度），而且唆使这些国家（芬兰、波兰、瑞典等）的反动势力反对革命的俄国，并要求德国出兵进攻俄国。协约国列强之间的矛盾统治资本主义世界的列强，虽然在帝国主义政策方面其基本路线是一致的，但在它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种种深刻的矛盾。矛盾的集中点，主要就是美国金融资本炮制了一个和平纲领（所谓威尔逊纲领）。纲领的要点是：“海上自由”、“国际联盟”和“殖民地国际化”。所谓“海上自由”，说穿了，就是取消某些大国（首先是英国）的海上霸权，使美国商船得以在海上畅行无阻。“国际联盟”意味着剥夺欧洲大国（首先是法国）直接统治或兼并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的权力。“殖民地国际化”也是如此。炮制这个纲领的背景是，美国资本尚不具备世界第一流的商船队，不能在欧洲直接进行掠夺，因而只得借助于贸易和投资来剥削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因此，美国资本想迫使其他列强共建大国辛迪加，以“公平地”分享剥削世界的权益，把大国之间的斗争变成纯粹的经济斗争。高度发展的美国金融资本的如意算盘是，取得霸主地位，进而取得经济和政治的霸权。“海上自由”同英国、日本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还同意大利（亚得里亚海）的利益，有着尖锐的矛盾。“国际联盟”和“殖民地国际化”不仅同法国、日本的利益背道而驰。而且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也有一定的矛盾。法国限于工业不发达，生产力遭受大战的严重破坏，加上金融资本以放高利贷为主，所以法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不择手段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即野蛮地掠夺德国，对仆从国家直接进行控制和实行强盗式的剥削（如提出“多瑙河联盟”方案，成立南斯拉夫国家），以及向俄国人民强索沙皇政府所欠法国的债款。此外，法国和意大利（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有日本）既是大陆强国，它们还可以实行直接掠夺的政策。欧洲列强除了同美国有利害冲突之外，它们彼此也有利害冲突。英国担心法国在大陆上得势。在小亚细亚和非洲，英国的利益同法国的利益也有矛盾。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和的黎波里同法国有利害冲突。日本同英属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屿问题上争执不下，等等。协约国内部的两大集团和两个派别列强之间的上述矛盾必然导致协约国内部形成各种集团。迄今为止，已经形成两大集团：一是针对美国和意大利的法英日集团；二是针对其他列强的英美集团。法英日集团到1919年1月初，即威尔逊总统放弃他取消英国海上霸权的主张时为止，始终占统治地位。后来，英国工人革命运动和英国士兵革命运动的发展，促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彼此妥协，一致对付俄国的冒险行动并谋求早日缔结和约，致使第二大集团即英美集团在英国迅速形成。自1919年1月起，英美集团占居了统治地位，它既反对法国有掠夺德国的优先权，也反对法国过火的掠夺。这个集团对法、意、日三国的兼并要求施加了限制，并阻止新成立的仆从国直接从属于这三国。在俄国问题上，这个集团的态度较为和缓，但其真正的用意是：腾出手来先把世界瓜分完毕，把欧洲革命镇压下去，然后再来镇压俄国革命。与两大集团相适应，在列强内部形成了两个派别，即极端兼并派和较温和派；威尔逊—劳合-乔治集团支持温和派。“国际联盟”鉴于协约国列强内部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国际联盟”即使名义上成立的话，它也只能扮演资本家为镇压工人革命而结成的神圣同盟的角色。但是，宣传“国际联盟”，这却是扰乱工人阶级革命思想的阴险手段，因为，它取消工人革命共和国实行国际联合的口号，而代之以新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以达到虚构的民主国家实行国际联合的目的。“国际联盟”是一个骗人的口号，社会党叛徒在国际资本的指使下，利用这一口号来分裂无产阶级队伍，为帝国主义反革命势力效劳。全世界的革命无产者必须同威尔逊的“国际联盟”的主张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坚决反对加入这个具有掠夺、剥削和帝国主义反革命性质的联盟。战败国的国内外政策奥地利和德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的惨败和内部的崩溃，导致资产阶级妥协势力在中欧各国革命初期的纷纷上台。德国社会党叛徒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对内实行保护和恢复资产阶级经济统治和政治独裁的政策，对外则实行要求归还殖民地并允许德国加入掠夺性的“国际联盟”的政策，以期德国帝国主义东山再起。随着德国白匪势力日益嚣张和协约国营垒日益瓦解，资产阶级和社会党叛徒的大国野心也愈加膨胀。同时，资产阶级妥协派政府秉承协约国的反革命旨意，讨好协约国，唆使德国工人反对俄国工人革命，以此来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并使德国工人脱离别国工人兄弟。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资产阶级和妥协派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重复着德国资产阶级妥协派的政策。协约国的仆从国协约国帝国主义对协约国的仆从国和由协约国新近建立的国家（捷克、南斯拉夫以及波兰、芬兰等）所奉行的政策是，依靠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和社会民族主义分子，将其变成民族主义的反革命运动中心。运动的矛头指向战败国，并且通过彼此之间的斗争，使新兴国家保持均势，并从属于协约国。此外，还要通过这种运动来阻挠新兴“民族”共和国内部不断发展的革命运动，最后，还要建立白卫军，以对付国际革命，特别是对付俄国革命。至于此利时、葡萄牙和希腊等与协约国结盟的小国，由于它们完全从属于大国，并企图倚仗大国兼并小块领土和取得少量赔款，所以它们的政策完全取决于大国的政策。中立国中立国的地位相当于不享受特权的协约国帝国主义的仆从国。协约国对中立国所采取的手段与对战败国所采取的手段是一样的，只是方式上略微缓和一些而已。其中一些为协约国较为赏识的中立国向协约国的敌人提出种种要求（如丹麦要求兼并弗伦斯堡，瑞士要求对莱茵河行实国际托管等等）。同时，中立国执行协约国的反革命指示（驱逐俄国大使馆人员，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招募白匪等等）。另外一些中立国家，它们的领土则时有被人分割的危险（要求将荷兰的林堡并入比利时和对斯海尔德河口实行国际托管的方案就是如此）。协约国与苏维埃俄国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残暴性和反动性在对苏俄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十月革命伊始，协约国列强就站在俄国反革命政党和俄国境内各个反革命政府一边。它们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兼并了西伯利亚、乌拉尔、俄国欧洲部分的沿海地区、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的一部分。它们从所兼并的地区中已经和正在盗运术材，石油、锰等各种原料。它们在捷克斯洛伐克雇佣匪帮的帮助下，窃去了俄国的黄金储备。英法间谍在英国外交官洛克哈特的指挥下，阴谋炸毁桥梁、铁路和火车，以破坏粮食供应。协约国用金钱、武器和弹药支持反动将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克拉斯诺夫在罗斯托夫、尤佐夫卡、诺沃罗西斯克、鄂木斯克等地绞杀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协约国借克列孟梭和比松之口，公开宣布“经济封锁”的原则，即对革命的工农共和国实行饿死的原则，并答应给予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克拉斯诺夫匪帮以“技术援助”。协约国始终拒绝苏维埃共和国一再提出的和平建议。1919年1月23日，协约国列强迫于内部温和派势力的加强，建议俄国境内各个政府派代表出席太子群岛会议。这项建议无疑也是对苏维埃政府的一种挑衅。2月4日，协约国接到苏维埃政府的肯定的答复，苏维埃政府为使俄国工人和农民摆脱协约国强加给他们的战争，表示愿意向协约国割让领土，提供赔款和租让权。尽管如此，但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这项和平建议仍然置之不理。由此可见，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反动的兼并野心何其强烈。今后，他们难免不逼迫社会主义共和国进一步地割让领土，难免不对社会主义共和国施展新的反革命阴谋。协约国的“和平政策”向国际无产阶级彻底暴露了协约国帝国主义和各种帝国主义的本质。同时，这种政策也表明，各帝国主义政府并不能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金融资本并不能恢复被破坏的经济。金融资本继续统治下去，不是导致文明社会的彻底毁灭，就是导致更加残酷的剥削、更进一步的奴役、在政治上更加反动和进一步扩军备战，最终导致新的毁灭性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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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世界工人书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告世界工人书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代表大会谨向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及领导他们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共产党表示感激和敬佩。伟大的俄国革命使长期以来被机会主义者所歪曲的社会主义学说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俄国革命在道德和伦理方面，在集体和个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为建立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制度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世界，在过去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做出了非凡的努力；俄国革命始终援助各国工人为反对独裁的军国主义政府而进行斗争——所有这一切必然会博得各国工人阶级普遍的赞扬，并使他们为之欢欣鼓舞。在建立以劳动、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方面，俄国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大工业已全部收归国有，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统一管理，各个部门则由委员会管理。颁布了劳动法令，从而实现了超越社会民主党原来最低纲领的一系列改革。法院、高等学校、医院、宫殿，总之，一切公共机关实际上都由人民接管。在其他各个生活领域，无产阶级的解放不仅已经开始，而且有的已经实现了。革命把解放和改革的影响也扩展到农村。仅仅把全部土地分给农民，把农民从富农的精神和物质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不够的。这种改革其实早在1917年11月和1918年3月就已完成了。现在，村社和大型国有庄园在大力经营被没收的土地，按照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耕作。国家在大型国有庄园中采用最新农业科学发明成果，这种庄园堪称精耕细作的典范。上述改革的直接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增进人民的福利。这一目的虽然尚未达到，俄国中部居民虽然还在忍受饥饿，日用品日益缺乏，但这不能归罪于苏维埃制度，归罪于布尔什维主义。恰恰相反，今天之所以能根本扭转克伦斯基和资产阶级民主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局面，之所以能使俄国的经济生活维持现有水平，还多亏了苏维埃制度，多亏了布尔什维主义。目前这种危机完全要由苏维埃政权的国内外敌人负责，他们实行怠工，策划阴谋，进行武装干涉，迫使俄国用很大一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建立新型军队。俄国全体人民尽管渴望和平，却勇敢地正视和承认了建军的必要性。众所周知，苏维埃政权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布尔什维主义是否有罪，是否应受指责，最好的检验办法就是让协约国不再迫使苏维埃政权实行自卫。为此，协约国不仅应停止派兵到俄国，从俄国港口撤军，而且应停止在俄国国内从事破坏活动，不再以金钱和武器装备支援反革命匪帮，因为，反革命匪帮失去了协约国的支援，很快就会自行瓦解。这样，红军士兵就可以复员回家，优秀的工作人员、忠诚的组织者和熟练的工程师就可以由苏维埃政权自由调用，因而和平经济建设很快就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是，不应当忽略，年轻的俄国工业离不开外国援助。现在协约国却禁止以前实际经营俄国工业的外国专家返回俄国，以此来破坏新经济的组织工作。协约国阻挠恢复和维持现有工厂，阻挠原料和燃料的运输，禁止向俄国输出机器、车厢和机车，以此来扼杀俄国工业，使人民饱尝失业的苦果。交通工具缺乏，使城市食品供应无法保证。农民得不到以前靠国外进口的必不可少的农具，致使粮食收成都成为问题。苏维埃共和国屡次正式表示，今后它仍愿得到外国工业和专家的帮助，并声明愿为此付出优厚的报酬，因为在目前，这种帮助是繁荣俄国经济所必不可少的。然而，协约国对上述表示竟不屑理睬，对俄国，甚至对中欧大国以及中立国家进行威胁，施加压力，以达到对俄国实行严密封锁的目的。各国劳动群众必须要求他们的政府停止对苏维埃俄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涉。为使这种要求具体化，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向各国人民提出以下行动纲领。各国无产阶级的尊严、独立及其最基本的利益要求他们立即行动起来，采取各种手段，直至革命手段，实现下列要求。1．协约国不干涉苏维埃俄国内政。2．立即全部撤退目前驻在俄国欧亚地区的协约国军队。3．放弃一切进行直接或间接干涉的政策，无论这种干涉的政策采取的是挑衅的形式还是给予俄国反革命分子或俄国反动匪帮以物质或精神支援的形式。4．废除由本国、由俄国反革命分子或由俄国邻国所签订的旨在干涉苏维埃共和国内政的一切条约；立即召回协约国政府为了反对苏维埃共和国而派到俄国北部和南部、罗马尼亚、波兰、芬兰、捷克的所有外交使团和军事使团。5．承认苏维埃政权，因为诞生18个月之久的苏维埃政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也更具有威望。6．恢复外交关系，包括派出正式驻俄代表（社会主义者），并承认俄国驻外代表。7．和会接纳苏维埃政府代表为俄国人民唯一的代表。欧洲和约如果不经俄国参加审议和签订，则难以奏效。如果和会在没有布尔什维克出席的情况下，甚至在有布尔什维克出席的情况下，接纳把持各区域政府的傀儡作为全俄或俄国部分地区的代表，那是卑鄙可笑的，因为傀儡政府是协约国一手制造的，只是由于有协约国作靠山才能存在下去；而这群傀儡几乎都是个人野心家和利己分子。8．停止经济封锁，否则俄国经济很快就会陷于崩溃，人民陷于饥饿。9．恢复贸易往来，缔结贸易协定。10．派遣数百名以至数千名工程师、技术指导、熟练工人，尤其是五金工人到俄国，使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经济方面，首先是在解决恢复交通、铁路和组织运输这一紧迫任务方面得到实际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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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对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对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一早在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讨论第二国际的殖民地政策和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时，人们就已经看出，第二国际的多数成员及其领袖对这些问题所持的观点与其说是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观点，还不如说是接近资产阶级观点。不过，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毕竟采纳了革命派列宁和卢森堡所提出的修正案。修正案说：“一旦战争爆发，社会党人就必须进行干预，以早日结束战争，并采取一切手段，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发动群众，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在1912年11月巴尔干战争时期召开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第二国际曾发表声明说：“让资产阶级政府记住，普法战争导致了巴黎公社的革命起义，日俄战争则发动了俄国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认为，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各国王朝的称雄争霸，为了外交密约的信誉而互相厮杀，是犯罪行为。”※※※1914年7月底和8月初，在世界大战爆发前24小时，第二国际的领导机关还在谴责迫在眉睫的战争，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滔天罪行。所以，第二国际各主要政党当时所发表的声明，后来竟成了对第二国际领袖的最有力的控诉。※※※帝国主义战争刚一打响，第二国际各主要政党便背叛了工人阶级，以“保卫祖国”为借口，纷纷投降“本国”资产阶级。德国的谢德曼和艾伯特，法国的托马和列诺得尔，英国的韩德逊和海德门，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得和德·勃鲁克尔，奥地利的伦纳和佩纳斯托费尔，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鲁巴诺维奇，瑞典的布兰亭和他的党，美国的龚帕斯和他的同伙，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之流，纷纷鼓吹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实现“国内和平”，拒绝以战争对付战争，从而把无产阶级变成帝国主义者的炮灰。至此，第二国际便宣告彻底破产和死亡。※※※于是，富强国家的资产阶级趁经济普遍发展之机，以其巨额利润中的区区一小部分来收买利诱工人阶级的上层——工人贵族。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路人”纷纷加入官方的社会民主党，并使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方针逐渐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主张走议会道路的工人和平运动领袖，工会领袖，社会民主党的书记，编辑和成员组成了工人官僚等级，他们一味谋求本集团的私利，对社会主义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这样，官方的社会民主党就蜕变为反社会主义的沙文主义政党。人们通过第二国际已经看出有三个基本派别。经过大战，直到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初期，这三个派别的轮廓已经完全显现出来了：l．社会爱国主义派（“多数派”）。这一派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杀害了共产国际领袖卡尔·李卜壳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现在，社会爱国主义者已经暴露了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的真面目。他们按照资产阶级的旨意，执行所谓“解决”战争的计划，即；把绝大部分捐税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不触动私有制；让资产阶级继续控制军队；解散各地正在兴起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让资产阶级继续掌握政权。一句话，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反对社会主义。到目前为止，尽管共产党人对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进行异常尖锐的斗争，但工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叛徒给国际无产阶级带来的危险。因此，向全体劳动人民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叛卖勾当，开展武装斗争以使这些反革命政党不能为害，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首要任务之一。2．中派（社会和平主义者，考茨基分子，独立党人）。这一派在大战前就已开始形成，主要是在德国。大战初期，各国“中派”的立场观点与社会爱国主义者几乎基本相同。“中派”的理论头子考茨基替德、法两国社会爱国主义者所奉行的政策辩护，说什么国际只不过是“和平时期的工具”而已，考茨基的口号是“为和平而斗争”，“在和平时期进行阶级斗争”。战争爆发之后，“中派”就主张“联合”社会爱国主义者。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杀害以后，“中派”继续鼓吹“联合”的主张，即让工人共产党人同杀害共产主义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凶手实行联合。在战争初期，“中派”（考茨基、维克多，阿德勒、屠拉梯、麦克唐纳）就开始鼓吹以德、奥两国社会党领袖为一方，以英、法两国社会党领袖为另一方彼此释怨。现在，大战已经结束，“中派”仍在鼓吹这一主张，致使工人无法看清第二国际瓦解的原因。“中派”已派代表往伯尔尼参加叛徒社会党人的国际代表会议，这样就使谢德曼和列诺得尔之流更容易欺骗工人。把“中派”中最革命的分子分化出来，这是绝对必要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中派”的领袖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在组织上同“中派”决裂，这是历史的必然。各国共产党人应根据各该国运动的发展阶段来确定决裂的时机。3．共产党人。在第二国际中，这一派始终捍卫共产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对战争和无产阶级任务的观点（即l907年在斯图加特通过的列宁—卢森堡修正案），但他们依然居于少数。这一派中，德国的“左翼激进派”（即后来的斯巴达克派），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荷兰的论坛派，瑞典的青年派和许多国家中青年国际的左翼，构成了新国际的最初核心。这一派忠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从战争一开始就提出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派现在已经组成了第三国际。二1919年2月社会党在伯尔尼举行代表会议，是复活第二国际这具僵尸的一次尝试。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代表成分清楚地说明，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与这次会议毫不相干。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英勇的德国无产阶级，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奥地利和匈牙利工人阶级中的共产党人，瑞士的无产阶级，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的工人阶级，瑞典、挪威、芬兰的左翼工人政党，乌克兰、拉脱维亚和波兰的无产阶级，以及英国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优秀分子，青年国际和妇女国际，都公开拒绝出席社会爱国主义者的伯尔尼代表会议。在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参加者之中，那些同目前真正的工人运动还保持一定联系的人，组成了一个反对派，他们至少在谴责俄国革命这个主要问题上抨击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政策。法国洛里欧同志痛斥伯尔尼代表会议多数派是资产阶级走狗，他的意见代表了全世界一切有觉悟的工人的真正意见。在所谓“战犯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始终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德、法两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像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一样，互相指控。伯尔尼代表会议在无关痛痒的问题上纠缠不休，揪住资产阶级部长们在战前的所作所为不放，却不肯承认战犯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两个交战集团的金融资本及其社会爱国主义的走狗。伯尔尼的社会爱国主义多数派力图找出战争祸首。其实，他们只要照一照镜子，就不难找出某些祸首了。伯尔尼代表会议就领土问题所发表的声明，完全是模棱两可的。这正是资产阶级所求之不得的。因社会爱国主义者的伯尔尼代表会议替帝国主义反动派效劳有功，作为一种褒奖，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代表人物克列孟梭先生接见了伯尔尼代表会议代表团，并且拉他们加入帝国主义巴黎和会的一切有关委员会。在殖民地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显然是迎合自由资产阶级的殖民地政策，这种政策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的剥削和奴役作辩护，所不同的是，它试图用人道和慈善的词句来粉饰这种剥削和奴役。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鼓吹德国殖民地应继续归德国所有，即这些殖民地应继续受德国资本的剥削。由此而出现的分歧证明，协约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实质上是抱着奴隶主的观点，认为英、法两国的资本继续奴役各该国的殖民地是天经地义的。由此可以看出，伯尔尼代表会议已经把“滚出殖民地！”的口号忘得一干二净了。在“国际联盟”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表明，它是跟那些企图不择手段地扼杀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亦步亦趋。伯尔尼代表会议非但不揭露巴黎和会的强盗行径，反而支持巴黎和会，甘当它的驯服工具。代表会议把劳工法问题交给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去解决，这种奴颜婢膝的态度说明，社会爱国主义者存心要保留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度，使工人阶级为微不足道的改良所欺骗。社会爱国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政策的嗾使下，企图使伯尔尼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议，以为将来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打掩护，只是由于会议反对派竭力反对，这一企图才没有得逞。伯尔尼会议反对派挫败公开的沙文主义分子的这一阴谋，间接地证明：西欧无产阶级同情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决心反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群资产阶级走狗躲躲闪闪不敢讨论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足以说明他们对工人代表苏维埃必然普遍兴起感到恐惧。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继巴黎公社之后出现的划时代的事物。伯尔尼代表会议漠视这一事物，就公开暴露了它精神上的空虚和理论上的破产。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认为，伯尔尼代表会议企图复话的“国际”是一群工贼的黄色国际，这个“国际”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而已。代表大会号召世界各国工人同黄色国际作坚决的斗争，并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虚伪诈骗的“国际”加以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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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行动纲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共产国际行动纲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所孕育的各种矛盾，在一次大爆发——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中，极其深刻地暴露出来了。资本主义企图用组织生产的办法来克服它所固有的无政府状态。资本家成立了辛迪国、卡特尔、托拉斯一类的强大联合组织，以代替无数分散的．互相竞争的企业主，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勾结起来；整个经济生活都处在资本主义金融寡头支配之下，这些金融寡头依靠联合组织取得了独占的统治地位。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各个单独的资本家变成了资本主义联合组织的成员。有组织的状态逐渐代替了疯狂的无政府状态。但是，随着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逐步为资本主义的有组织状态所代替，世界经济的矛盾、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却日益加剧起来。最强大的、有组织的强盗国家之间的勾心斗角，必然导致惨绝人寰的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为了攫取利润，世界各国的资本争夺新的销售市场，新的投资场所，新的原料产地和殖民地奴隶的廉价劳动力。帝国主义国家既然瓜分了全世界，既然把亚，非，澳、美各洲的千百万无产者和农民变成了牛马，它们就迟早要在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中暴露出资本的无政府的真正实质。这就是掠夺性世界大战产生的根源，也是它们对人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资本主义还企图克服自己社会结构中的矛盾。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文明”大国的资本力图掩盖社会矛盾。资本靠掠夺殖民地人民来收买雇佣奴隶，使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在对付被压迫的黄种、黑种和红种殖民地人民方面取得一致利益，而对欧美工人阶级，则强迫他们接受帝国主义的“祖国”概念。但是，这种用来树立工人阶级爱国心和对工人阶级进行精神奴役的一贯收买做法，由于战争而走向自己的反面。人身的消灭，对无产阶级的绝对奴役，骇人听闻的压迫，贫困和堕落以及世界性的饥荒——这都是为换取国内和平而付出的最终代价。国内和平破灭了，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了国内战争。一个新的时代，即资本主义解体的时代，资本主义内部崩溃的时代，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帝国主义体系正在土崩瓦解。殖民地的骚动，尚未独立的弱小民族的骚动，无产阶级的起义，某些国家内节节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帝国主义军队的瓦解，统治阶级一手支配人民命运的地位的丧失——这就是当前世界的形势。人类的全部文化已遭摧残，人类本身也处于完全毁灭的威胁之中，只有一种力量能够拯救人类，那就是无产阶级。旧的资本主义“秩序”已不复存存，也无法继续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结果就是混乱，这种混乱只有最大的阶级，生产者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才能克服。工人阶级必须建立真正的秩序——共产主义秩序。工人阶级必须推翻资本统治，消灭战争的根源，打破国界，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自力更生的合作的社会，实现各族人民的自由和友好。然而，世界资本并不甘心，正在准备决一死战。它打着“国际联盟”的旗号，高唱和平主义，进行最后挣扎，要把自动裂开的资本主义体系弥合起来，集中力量对付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来挫败资产阶级的这个新的大阴谋，反击阶级敌人，并利用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经济的杠杆。全世界无产阶级最后胜利之日，将是人类解放的真正历史开始之时。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手中最强有力的政权工具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就是由资产阶级和地主出身的军官指挥的资本主义军队、警察、宪兵，狱吏、法官、神甫和官吏等等。夺取国家政权，这绝不只是更换内阁成员，而是消灭敌对的国家机器，由无产阶级掌握实际权力，解除资产阶级、反革命军官和白卫队的武装而把无产阶级、革命士兵和工人赤卫队武装起来；撤换所有资产阶级的法官而组织无产阶级的法庭；消灭反动官吏的统治而建立无产阶教的新的管理机关。无产阶级的胜利系于粉碎敌人的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也就是说，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胜利并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之后，才能迫使从前的敌人在无产阶级的监督之下逐渐参加共产主义建设，来为无产阶级效力。民主与专政无产阶级国家同任何国家一样，是一个压迫工具，所不同的是，它是压迫工人阶级的敌人的。剥削阶级为了把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总要不择手段地作垂死挣扎，所以，这个工具的目的就是要将粉碎他们的反抗并使这种反抗不能发生。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居于正式的社会统治地位，又是一种过渡的形式。随着资产阶级反抗之被摧毁，随着资产阶级之被剥夺，随着资产阶级逐渐变成社会上一个劳动阶层，无产阶级专政就将消失，国家就将消亡，社会上的阶级划分也将随之消失。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纯粹是伪装起来的资产阶级专政。臭名昭著的“民意”也同人民统一体一样，是并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是在意志上彼此对立、相互排斥的阶级。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需要这种欺人之谈，需要这种“民意”的谎言，以便在这些漂亮的字眼掩饰下确立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并把本阶级的意志强加于工人阶级。相反，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则完全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印苏维埃的阶级实力，来取消资产阶级的特权并保证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冠冕堂皇地在形式上承认一些权利和自由，但劳动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限于物质手段而不能享受这些权利和自由；而资产阶级却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物质手段、自己的报刊和组织来欺骗蒙蔽人民。与此相反，苏维埃制度这一新型国家政权的实质，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真正能够保障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苏维埃政权为人民的出版、集会和结社提供了最好的宫殿、房屋、印刷所、纸张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民主才可能真正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及其议会制允许群众参与国家管理，这只不过是空谈。事实上，群众和群众团体完全被排斥在政权机关之外，完全被排斥在真正的国家管理工作之外。而在苏维埃制度下，因为苏维埃吸引越来越多的工人参与国家管理，所以国家事务由群众组织进行管理，也就是由群众自己通过群众组织进行管理，这是逐步引导全体劳动人民真正参与国家管理工作的唯一途径。由此可见，苏维埃制度所依靠的是苏维埃、革命的工会、合作社等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由于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由于规定选民无权撤换议员，而使群众和国家之间的鸿沟愈益加深。与此相反，苏维埃制度，由于规定选民有权撤换代表，由于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它本身就是一个工作机关，所以能把群众和管理机关二者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之所以易于建立，还因为在苏维埃制度下，选举不是以人为划分的选区为基础，而是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这样，苏维埃制度便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即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民主。在这种制度下，工业无产阶级作为最有组织、政治上最成熟的阶级而成为领导阶级；只有在它的领导下，半无产阶级分子和贫农才能逐渐翻身。必须利用工业无产阶级的这种暂时的优越地位，把农村中贫苦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从富农和资产阶级的势力下解放出来，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一同参加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剥夺资产阶级与生产社会化由于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劳动纪律的瓦解，要想在现有阶级关系中，在原有的基础上恢复生产是不可能的。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即便胜利，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能得到预期的改善，因为消费品的涨价使每一次胜利都成为泡影。工人的生活只有在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亲自管理生产之后，才能改善。在那些经济显然已经崩溃的国家中，由于工人为增加工资而奋起进行的坚决斗争来势凶猛，并有蔓延全球之势，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可能保持下去。为了振兴经济，为了早日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以免这种反抗延长旧社会垂死的挣扎，从而使经济不致遭到彻底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剥夺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并使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公共财产。现在，共产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是历史指给人类的唯一出路。机会主义者妄想恢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推迟国有化，到头来只能推迟危机的解决，造成全盘崩溃的直接危险；而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保全社会的真正生产力——无产阶级以及社会本身的最有效的，也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要对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实行任何形式的瓜分。相反，它要使生产力进一步集中起来，并使全部生产服从统一的计划。经济全面国有化的第一个步骤是：把现在支配工业的大银行收归国有；接管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经济机关，将其移交给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接收一切公用企业；把组成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工业部门以及按资本积聚和集中的程度而在技术上可以收归国有的工业部门收归国有；把农村的大庄园收归国有，改为公营农场。至于小企业，无产阶级应视其规模，逐步地加以合并。同时必须强调指出，小产业不应剥夺，对于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小业主，也不应采取任何强制手段。这一阶层将通过示范和证明新制度优越性的具体实践而被逐渐纳入社会主义领域。新制度将把小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别从富农、地主的经济压迫和捐税（特别是通过废除公债）等重担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方面的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能够建立起集中生产管理机关并能够实现工人管理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在这一方面，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同生产过程有密切联系的群众组织。在分配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应以合理的产品分配制度来代替商业；为此，必须采用的步骤是，大商业由国家经营；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的以及市有的一切分配机关一律由无产阶级接收；对在过渡时期仍起重大经济作用的大型合作社组织实行监督。上述机关要逐步地加以集中，组织统一的整体，以便实行产品的合理分配。无论在生产方面或者在分配方面，都要利用一切熟练的技术专门人才，但是，只有在其政治反抗被粉碎之后．同时又能适应新的生产制度，而不在（再）为资本服务以后，才能任用。无产阶级并不打算压迫他们，相反地，使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充分施展创造才能。资本主义历来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开，无产阶级专政则把二者结合起来，从而把劳动与科学结合起来。无产阶级除了剥夺工厂、矿山、庄园等等以外，还应取消资本主义房产主对居民的剥削，把高楼大厦交给地方工人苏维埃，让劳动人民迁入资产阶级的住宅，等等。在这一翻天覆地的变革过程中，苏维埃政权既要坚定地建立越来越集中的庞大管理机关，又要吸收越来越多的各阶层劳动人民参与直接的管理工作。胜利之路革命时代要求无产阶级采用能够把它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的斗争手段，即群众斗争手段，群众斗争必然导致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公开发生直接冲突。其他一切手段，诸如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进行革命活动，都必须服从这一目的。要取得斗争的胜利，一个先决条件是，不仅要同资本的公开走狗和绞杀共产主义革命的刽子手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决裂，而且要同在危急关头背叛无产阶级而去讨好无产阶级公开敌人的“中派"（考茨基分子）决裂。另一方面，还必须联合革命运动中那些从前虽然不属于社会主义政党、但现在总的说来是赞成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分子，例如某些工团主义分子。当前，世界各国革命运动正在高涨；资本主义国家互相勾结起来，随时企图镇压革命；变节的社会民主党企图联合起来（在伯尔尼组织一个黄色“国际”），充当威尔逊的国际联盟的走狗；因此，无产阶级的行动必须绝对协调一致，成立真正革命和真正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势在必行。国际能够使所谓国家利益服从国际革命的利益，从而实现各国无产阶级的互相支援，因为，没有经济方面及其他方面的相互支援，无产阶级是不能建成新社会的。另一方面，与社会党的黄色国际相反，无产阶级的共产国际将支援被剥削的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以促进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彻底崩溃。世界大战爆发时，资本主义强盗口口声声说他们只是在他们保卫自己的祖国。但是德国帝国主义很快地就以它在俄罗斯、乌克兰、芬兰的血腥暴行暴露了自己的强盗本性。现在协约国列强的面目，甚至在最落后的居民阶层面前，也暴露无遗了，原来他们是世界强盗和屠杀无产阶级的刽子手。他们同德国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串通一气，嘴上挂着伪善的和平词句，企图用坦克和穷凶极恶的殖民军队来扼杀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暴徒的白色恐怖，惨不忍睹。工人阶级的牺牲，不计其数，工人阶级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优秀战士——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无产阶级必须自卫，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自卫。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这场最后的斗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打倒资本的帝国主义阴谋！国际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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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关于利息与信用的片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二十七章关于利息与信用的片断
一、在原大纲里所设想的对这些题目论述的范围
二、《草稿》关于生息资本的论述
三、“作为货市的资本”的范畴
四、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
五、《草稿》中关于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作用的论述
六、信用制度的限制
一、在原大纲里所设想的对这些题目论述的范围
我们还必须对《经济学草稿》中马克思论述利息和生息资本的篇幅进行评论。
这部分论述很短，（总共不过四面纸——不算整个手稿中通篇可见的大量的注释）这不仅因为马克思急于完成手稿，因他在接近完成手稿时由于过度工作而旧病复发，[1]而且还因为这部分内容本身的结构之所限。我们知道，《经济学草稿》并不打算超出“资本一般”的范围；从一开始它就排除了对生息资本的更细的研究即没有涉及对生息资本在现代信用制度中的作用。因此，马克思在《经济学草稿》中（与对利润与一般利润率相联系）仅仅涉及到了利息的概念，然而根据马克思的最初计划，对信用制度的分析应该放到《资本论》的第三部分即论述竞争的那部分之后。[2]
马克思的这一想法一直保持到他的第二部大型手稿即《1862~1863年手稿》之中。因此，我们在《剩余价值理论》II的第三篇即论述利润和利息的那部分可以读到：“对于利息以及利息与利润的关系，这里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对于利润按怎样的比例分为产业利润和利息，这里也不加以研究。”[3]翻过七页：“一般利息率当然是和一般利润率相适应的。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因为对生息资本的分析不属于概论[4]这一篇，而属于论信用那一篇。”[5]于是，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除了偶尔的评论，我们找不到对信用及其作用和形式的分析。马克思仅限于阐述（1）以产业资本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现代社会中利息的概念，以及（2）资本关系的“异化”，其拜物教形式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达到了顶点。此外，《剩余价值理论》还反复强调了对信用的分析只能在后面给出。马克思在第二部分论述说：“这里，我们只需考察资本在其发展中所通过的各个阶段所采取的形式，因而并不分析现实的生产过程发生的条件……我们并不考察资本的竞争或信用制度。”[6]（参见同一部分的同一段，据此，“真正的危机”只能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竞争和信用的实际运动”发生）[7]在这同一部分里，我们还读到：“由此可见，正是竞争促使每个生产领域不是按照这个领域的资本家自有资本的数额，而是按照他们生产的需要，去支配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资本，——而在竞争中单个资本对于个别的资本来说是独立地出现的。这种信用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这样就从资本的竞争巧妙地过渡到作为信用的资本。”[8]这段话对理解马克思为其整个著作的结构而制定的写作计划是个关键。我们能够看到，《剩余价值理论》仍然遵循了马克思的最初计划，并坚持把这一计划直到《资本论》第三卷。这后面的一卷远远地超出了原来的计划，并是马克思第一次在最初使用“资本一般”的意义上超出了“资本一般”的界限。[9]尽管《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的前四章并没有发展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的结论部分中[10]所阐发的思想，但是，其余章节（第25~35章）包含着对信用制度与“产业资本本身的关系”，如在不长的第27章里，以及在其后的数章中，包含着信用制度与“生息资本的关系”。[11]然而，恩格斯发现有必要改写马克思的这部分草稿，[12]因而很难说，如果马克思本人“最终完成了他的工作”，这部分草稿中会有多少被马克思所采用。然而，论述“信用与虚拟资本”的第25章是以如下的话开头的：“我们不打算详细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信用货币等等）。我们在这里只着重指出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所必要的几点。”[13]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篇中更加明确地表达出来（在题为“资本的增殖和贬值、游离和束缚”的那一节）：“我们在这一章中要研究的各种现象要得到充分阐明，必须以信用制度和世界上的竞争为前提……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14]
二、《草稿》关于生息资本的论述
《草稿》中马克思用来解释他所观察到的关于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部分性质的论述，看来是充分的。这里，马克思所关心的首先是表明，资本本身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剩余价值分解为产业利润和利息，以及“利息相对于利润的独立化”。其次，他所关心的是，对“资本一般”的分析中已经包含的基本定义的萌芽，由此信用理论可以得到阐发。
然而，难道利息概念不是先于利润概念吗？难道马克思不总是强调与产业资本本身相比，“在历史上是先有生息资本”吗？[15]
我们知道，“利息从而货币资本”[16]正是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特殊职能中发展起来的。简单商品流通已产生了“使商品的让渡同商品价格的实现在时间上分离开来的关系……这使得商品所有者之间产生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尽管这些关系是信用制度的自然的（和自发产生的）基础，但这些关系早在信用制度出现以前就能得到充分的发展。”[17]因为，“在以前的制度下也有过借和贷的事情，而高利贷甚至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中最古老的形式，但是借贷并不构成信用，正如各种劳动并不构成产业劳动或自由的雇佣劳动一样。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以资本或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地出现。……高利贷本身虽然就其资产阶级化的、同资本相适应的形式来说，是信用形式，但是就其资产阶级以前的形式来说都是信用缺乏的表现。”[18]
因而问题在于生息资本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社会作用不同。马克思在关于信用问题上反对施托尔希的评论中论述道：“指出特征在这里既是逻辑的发展，也是了解历史发展的钥匙。”[19]“就生息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要素来说，它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主要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从而和贷款人相对立的借款人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高利贷者首先是对那些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放款，（手工业者，和全体农民）其次，“是对那些大肆挥霍的显贵”，基本上是地主放款；而现代银行则向资本家放款。“即使得到贷款的产业家或商人是没有财产的人，那也是由于相信他会用借来的资本执行资本家的职能，占有无酬劳动。他是作为可能的资本家得到贷款的。”另一方面，现代信用以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它与高利贷的情况正好相反，“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贷就越是兴盛。”[20]
上述表明，把现代生息资本与其洪水期前的形式混为一谈是多么荒谬可笑。我们在《草稿》中读到：“在印度，利息的高度对普通土地耕种者来说，决不表示利润的高度，而是表示：不仅利润，而且部分工资都被高利贷者以利息形式占有了。[21]凯里先生把这种利息同英国货币市场上所通行的、英国资本家所支付的利息作了对比，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劳动率”（劳动在产品中所取得的份额）在英国比在印度高得多。他应该拿英国的，例如得比郡的手工织工，即由资本家预付（倍贷）材料和工具的手工织工所付的利息来作比较。他会发现，这里利息很高，工人在支付各项开支后，结果还是个负债者，尽管他不仅归还了资本家的贷款，而且在贷款之外还无偿地加上了自己的劳动。”[22]进一步说，凯里应该看到。“从历史上来看，产业利润的形式只是在资本不再与独立劳动者同时并存之后才产生的。因此，利润看来最初”即前资本主义时期，“是由利息决定的。但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利息由利润决定，而且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因此，利润必须很高，它的一部分才能作为利息分出。在历史上情况则相反。利息必须压得很低，一部分剩余收益才能作为利润独立出来。”并且，进一步看，如果说，这种独立的小生产者受高利贷盘剥的“关系在资产阶级经济内部再现出来，那么，这只是发生在落后的工业部门或现代生产方式中那些有覆灭危险而极力挣扎的部门。在这些部门中还存在对劳动的最令人愤慨的剥削，而且在这里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根本不包含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和新的历史形式的萌芽。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资本在这里在物质上仍从属于单个劳动者或劳动者家庭——不管是在手工业生产中，还是在小农业中。有资本的剥削，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在这种高利贷形式下，资本还没有支配生产，因而只在形式上是资本，这种高利贷形式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前期的生产形式占统治地位，但是，它会在资产阶级经济内部在次要的领域中再现出来。”[23]
在开始必须强调的是“利息和利润这两者都表现资本的关系”；利息范畴“以利润分为利息和利润为前提”。马克思指出，“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实际区别是作为货币资本家阶级和产业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区别而存在的。”[24]但是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这两个阶级能够互相对立，它们的双重存在，要以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化为前提。”[25]
三、“作为货币的资本”的范畴
正是资本的增殖导致了剩余价值的内部分化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当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预付的资本已经增殖后，货币就“具有了已经实现的资本这种新规定。货币就成为“资本的长期有效的表现形式”。[26]当然，“在客观上它只是作为货币而存在着。“但这种货币现在已经自在地是资本；作为资本，它是取得新劳动的凭证。在这里，资本已经不再只和原有的劳动发生关系，而且和未来的劳动发生关系。……货币作为这样的凭证，它的作为货币的物质存在是无关紧要的，可以用任何一种要求权来代替。正如图债债权人一样，每一个资本家有了他新获得的价值，他也就拥有了取得未来劳动的凭证，他占有了现有的劳动，同时也就占有了未来的劳动。”（马克思补充说：“资本的这一方面以后还要加以阐述。但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资本的特征，即它作为价值可以脱离自己的实体而存在。这里已经奠定了信用的基础。”、因此，对资本家来说，“货币形式上的资本积累决不是劳动的物质条件的物质积累，而是对劳动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是把未来的劳动确立为雇佣劳动，确立为资本的使用价值。”[27]只有这样，才使“资本本身成为商品，或商品（货币）作为资本出卖”成为可能。[28]
这样，我们才把“作为商品的资本”或“作为货币的资本”的范畴，同以前详细阐述过的“作为资本的货币”区别开来。[29]在《草稿》的第一部分，我们读到了如下的话：“在利息上资本本身又表现出商品的规定，不过是不同于其他任何商品的独特商品；资本是作为资本——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单纯总和——进入流通并成为商品的。在这里，商品本身的性质（即资本的特殊使用价值）是作为经济的、独特的决定因素，它既不象在简单流通中那样无关紧要，也不是象在产业资本——即处在从生产和流通中产生出来的直接规定上的资本——中那样直接同作为对立面、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劳动发生关系。[30]……因此，作为资本的商品或者作为商品的资本，在流通中不是同等价物交换；资本进入流通时保存了它的自为存在；[31]也就是说，即使资本落入另一个占有者手中，它同它的所有者仍保存着原有的关系。因此，资本只是被贷出。对资本的所有者来说，它的使用价值本身是它的价值增殖，货币是作为货币，而不是作为流通手段；它的使用价值是作为资本。”[32]或者，正如我们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读到的那样：“既然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一定的价值额……使人有可能白白地从工人身上榨取一定信的劳动，占有一定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剩余产品，那末很清楚，货币本身可以作为资本，作为特殊种类的商品出卖，或者说，资本可以在商品或货币形式上被购买。……资本可以作为利润的源泉出卖。通过货币等等，我使另一个人能够占有剩余价值。因此，我取得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很自然的。土地具有价值，是由于它使我能够获得一部分剩余价值，因此我在土地上不过是为借助于土地所获得的这部分剩余价值而支付，同样，我在资本上不过是为借助于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支付。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除了实现剩余价值外，资本的价值还会永恒化，会再生产出来，所以自然而然，货币或商品作为资本出卖时，会在一定时期之后又流回卖者手中，卖者永远不会象转让商品那样转让货币，而是保留自己对货币的所有权。在这种场合，货币或商品不是作为货币或商品出卖，而是作为它的二次方，作为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货币或商品价值来出卖了。”[33]
四、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
正是因为资本变成了商品，并且可以被贷出，从而必须回流到其所有者手中这样一个事实，构成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及其学派）对生息资本进行批判的基础。马克思写道：“在蒲鲁东先生同巴师夏的全部论战中……蒲鲁东的论断的全部奥秘就是，他认为贷放是一种与出售完全不同的东西。（蒲鲁东认为）取息的贷放‘是人们可以不断重新出售同一物品，并且不断重新为此得到价格，但从来不出让对所售物品的所有权。’……资本的再生产在这里所表现的不同的形式使他迷惑不解，看不到资本的这种不断再生产——在这种再生产中价格不断收回，并不断重新同劳动相交换而获得利润，即通过买卖不断重新实现利润——构成资本的概念。使他迷惑的是，这种‘物品’不会变更所有者，这同在买和卖时不一样；因此，这实质上不过是包括固定资本在内的取息的贷放资本所特有的再生产形式。”但是，“如果我们考察流动资本的整个过程，那么就会看到，尽管同一个物品（例如，一磅糖）不会一再出售，但是同一个价值总是一再地再生产出来，让渡只涉及形式，而不涉及实体。”因此，根据蒲鲁东的理论，“一切东西都应当出售，任何东西也不应当贷放。”他“想坚持最简单、最抽象的交换形式”，同时，他无法看到；“商品交换是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为基础的”，而利润和利息则来自后一种交换。也就是说，他不懂得，要废除利息，就必须废除资本本身，必须废除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必须废除雇佣劳动。”[34]蒲鲁东“要求资本不应当贷放和取息，而应当象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作为商品出售，以换取等价物，他提出的这种要求只不过是要求交换价值永远不应当变成资本，而应当始终是简单交换价值；要求资本不应当作为资本存在。蒲鲁东在提出这一要求的同时，还要求雇佣劳动应当始终是生产的一般基础，这就表明他在最简单的概念上混乱到了可笑的地步。”[35]
五、《草稿》中关于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作用的论述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把信用制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区别开来。
我们看到，信用关系的可能性产生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从而，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任何作为资本投放出去的一定量货币都代表一种“让渡劳动的凭证”，从而可以作为潜在的利润来源取息放贷。事实上这种定期的数量巨大的借贷资本的提供取决于资本的流通过程，这种过程使一定量货币能够定期地游离出来，成为私人企业的多余资本，从而可以通过信用手段使其成为其他资本家的支配物。[36]
因此，信用的可能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性质”的产物；它与其“概念”是与生俱来的。然而，在资本生命周期的发展中，有许多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建立了信用制度的可能性，而且产生了它的必要性，这些因素使信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而出现；这些因素的主要作用是保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保证这种过程不致中断。
为什么这种保证有其必要，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仅仅创造了剩余价值：这种过程的“经常连续性”“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表现为基本条件。”另一方面，每一个生产过程都必然伴随着一个流通过程，这个流通过程不断地打断生产的连续性。“因此，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资本的各种生产条件是互相矛盾的。扬弃和克服这种矛宿，只有两种方法。”其一，是使资本并存于各个部分上。（如上面第23章中所讨论的）；其二，是通过信用。“虚假的买者B——即他实际已经支付但没有实际购买——充当媒介使资本家A的产品转化为货币。但是B本人只有当资本家C购买了A的产品以后，才会得到偿付。至于债权人B向A提供的货币，是用来购买A售出产品以后才能加以补偿的劳动，还是原料和劳动工具，都不会使事情有所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b取代资本a，但是这两个资本不是同时增殖。B现在处于A的地位，也就是说，B的资本在它和资本C交换以前是闲置的。它固定在A的产品中，而A把自己的产品转化成了资本b。”[37]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这个方面是从生产过程的直接本性产生出来的，因此是信用必要性的基础。”[38]但是，其他构成信用必要性的因素也并非不重要。
我们知道，流通时间总是对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限制，“这不是由生产一般中产生的限制，而是资本的生产所特有的限制”。[39]因此，“资本的必然趋势”不仅要缩短流通时间，而且要可能都要把流通时间减少到零，即达到“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马克思强调，正是这种趋势“才是资本的信用和信用业务的基本规定。”[40]在这种联系中，我们首先应当把货币的职能当作“流通机器”，而它与非生产费用紧密相关。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流通费用之一是具有价值的货币本身。”[41]因此，资本尽量“节约”货币，并把货币“仅仅规定为形式的要素；这样使货币对商品的“形式转化起媒介作用，而本身却不是资本，即不是价值，”[42]另一方面，这种企图“赋予流通时间本身以生产时间的价值，把这一切器官规定为货币，更进一步则规定为资本。……这一切都出自同一个来源。流通的一切要求，……虽然它们采取外表上完全不同的各种形式，但都可以归结为流通时间。用来缩短流通时间的那些机器，本身也属于流通。正因为如此，“劳动时间和流通时间的对立，特别是在这里当涉及通货历史等的时候，包含着全部信用学说。”[43]
然而，流通时间并不是资本为增殖而与之相抵触的唯一障碍。此外在交换范围上也存在着障碍；它存在于这样一种事实之中，即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资本不顾有限的消费范围而一定要生产，而且另一方面，资本作为价值。要设定一种收回的价值与之相交换。[44]在这种联系中，正如产业周期运动过程所表明的，信用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实际上，马克思补充说：“这一点表现在各族间的关系上比表现在个人间的关系上规模更大，更典型。例如，英国人为了使其他国家成为自己的主顾，不得不贷款给它们。事实上英国的资本家用生产的英国资本进行了两次交换：（1）是作为英国资本家本身，（2）是作为扬基（指当时在美洲的英国殖民者——译者）等等，或者是以投放他的货币的任何其他形式。”[45]
（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补充指出：“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以便对利润率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的。”[46]但是，在《草稿》中马克思没有提及这一方面。）
六、信用制度的限制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全部信用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易过度，投机过度等等，就是以必然要扩大和超越流通的界限和交换领域的界限为基础的。”[47]从这个意义上说，信用是“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以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48]然而，不应当过高地估计信用的作用！因为，正如“货币扬弃物物交换的限制，只是由于它使这些限制普遍化，就是说，使买和卖完全分离”，同样，信用扬弃资本价值增殖的这些限制，“也只是由于它使这些限制具有最普遍的形式，把生产过剩时期和生产不足时期确立为两个时期。”[49]尽管信用的发展产生于“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但是同时“信用又使买和卖的行为可以互相分离相当长的时间，因而成为投机的基础。”[50]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嘲弄那些“流通魔术家幻想，利用流通速度除了可以减少资本本身为资本再生产所设置的障碍以外，似乎还可以搞点什么别的名堂，……当然，有些流通魔术家更加荒唐，他们幻想借助把流通时间化为乌有的信用机构和信用虚构，不仅消除把成品转化为资本所必需的生产过程的停顿、中断，而且使生产资本与之交换的资本本身成为多余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想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同时又想用魔术来消灭在这个基础上从事生产的必要条件。信用在这方面——仅仅同流通有关的方面——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保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如果保持这种连续性的其他一切条件已经具备，就是说要与之交换的那种资本实际上已经存在等等。”[51]
显然，《草稿》中的这些论述至今仍然是正确的。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对“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的批判“只要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这里也包括土地私有制的废除），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继续存在，并且事实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础。”[52]因此，信用本质上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这种概念，属于小资产阶级乌托邦的理论武器。显然，这一点不矛盾是因为，信用本身显示出它是促使资本主义秩序发展到其“最高和最后形式”[53]的驱动力，从而使其走向灭亡，其原因在于信用是这样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资本极力使自己区别于个别资本”，并且在这种形式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质被最严格地表现出来。[54]“资本在这上面能够取得的最高成就，·方面是虚拟资本，另一方面，信用仅仅表现为积聚的新要素，即各个资本被个别实行集中的资本消灭的新要素。”[55]然而，这就提出了一系列远离“资本一般”所研究的问题，因而，这些问题《草稿》中并未评加论述。我们应当记住，《草稿》中并未论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草稿》仅仅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抽象的一般的分析中引出对信用的基本趋势的论述。[56]然而，令人叹服的是，许多后来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信用制度分析的结论已经在《草稿》中用这种方法提前阐述了。
[1]参见马克思于1858年3月29日致恩格斯的信，“我又生重病，已经两个星期了，现在开始服治肝病的药。夜间不断工作和白天家庭经济状况引起的许多细小烦恼使得我最近经常发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97页。）
[2]见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2、223页上的概括。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503页。
[4]即论述“资本一般”的那一部分。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512页。实际上，在《剩余价值理论》这一部分当中，并没有分析总利润如何分解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也没有分析利息率与一般利润率的关系。这种分析是《资本论》第3卷直到第20章以后才开始的。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542页。
[7]同上书，第542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233~234页。
[9]参见本书第二章。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554页。
[11]“以上，我们主要是和产业资本相联系来考察信用制度的发展以及在这一制度中包含的资本所有权的潜在的扬弃。以下几章，我们将要和生息资本本身相联系来考察信用，考察信用对这种资本的影响和信用在这里所采取的形式”。（《资本论》第3卷，第498页。）
[12]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的序言中对此作了如下的评论，“主要的困难在第五篇。那里讨论的也是全卷最复杂的问题。……因此，这一篇不但没有现成的草稿，甚至没有可以提供轮廓，以便加以充实的纲要，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头，不少地方只是一堆未经整理的笔记、评述和摘录的资料。”（同上，第8~9页。）从而我们可以看到，仅有第21~29章是“基本上完成了”，而第30~34章是不得不被基本上常写的。
[13]《资本论》第3卷，第401页。参见第22章的开头（“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这一章研究的对象，和所有要在以后说明的信用现象一样，不能在这里详细探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竞争以及货币市场上由此造成的短暂变动，都不属于我们考察的范围。要说明利息率在产业同期中通过的循环，必须先说明产业周期本身，但这种说明同样不能在这里进行。世界市场上利息率或大或小的、近似的平均化，也不能在这里说明。我们要在这里研究的，只是生息资本的独立形态和利息从利润中独立出来的过程。”
[14]《资本论》第3卷，第一篇第六章第二节。第126页。
[15]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412页。同上书，第422页：“从历史上说，生息资本是作为一种现成的、遗留下来的形式存在的，因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观念和利润观念存在以前很久，利息就作为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现成的派生形式存在了。”
[16]同上书。第35章。货币经营业可以作为信用制度的第二个起源来阐述。它与“生息资本……的管理，就作为货币经营者的特殊职能发展起来（同上，第453页。）
[17]《资本论》第1卷，第155页，以及《大纲》英文版，14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9页。
[19]同上书，第185页。
[20]《资本论》第3卷，第672、679、689页。
[21]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是仅就利润和工资的“萌芽”形态而言，因为他在此考察的是前资本主义的状况。
[22]《资本论》第3卷，第676页：“例如，如果我们想把英国的利息率与印度的利息率比较一下，那么就不要采用英格兰银行的利息率，而要采用比如那些把小机器租给家庭工业小生产者的人所收取的利息率。”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82、384页。这段话可在《资本论》第3卷中看到，但已经被改写和扩展了。第673~676页。
[2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资本论》中读到：“事实上，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地说，才创造出利息的范畴。”（《资本论》第3卷，第41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8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38~33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81页。
[29]参见本书第10章。
[30]参见本书第3章，第80~8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79页上的注。
[32]同上书，第280页。“货币资本家在借出期内让渡并出让给生产资本家即债务人的使用价值又是什么呢？是货币由于下面这一点而取得的使用价值，它能够转化为资本，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因而在它的运动中，它除了保存自己原有的价值量。还会生产一定的剩余价值，生产平均利润。……就其余商品来说，使用价值最终会被消费掉，因而商品的实体和它的价值会一道消失。相反，资本商品有一种属性：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它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不仅会保存下来，而且会增加（《资本论》第三卷，第393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503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72~373页（被重写的相同的段落见于《资本论》第3卷，第386~388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0页。
[36]“由单纯的周转运动这一机构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还有由固定资本依次流回而形成的货币资本，以及在每个劳动过程中可变资本所需要的货币资本），只要信用制度发展起来，必然会起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必然是信用制度的基础之一。”（《资本论》第2卷，第313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8、44页。
[38]同上书，第29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7页。
[40]同上书，第169页。
[41]《资本论》第3卷，第492页。参见《资本论》第2卷，第384页：“每年耗费在金银这种流通工具的生产上的劳动力和社会生产资料的总和，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任何生产方式来说，是一项巨大的非生产费用。这种非生产费用，会相应地使一定量可能的追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即一定量实际财富，不能供社会利用。在生产规模不变或者生产扩大程度不变时，只要这个昂贵的流通机器的费用减少，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就会提高。所以，只要那些和信用制度一起发展的辅助工具发生这种作用，它们就会直接增加资本主义的财富，这或者是因为大部分社会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因此会在没有实在的货币的参与下完成，或者是因为实际执行职能的货币堂的作用能力会提高。”
[4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决不要忘记，……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资本论》第3卷，第685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70页。
[44]这种必要性显然不存在，“除非我们假定，所有资本彼此都根据订货进行生产，因而产品始终直接就是货币——这种想法同资本的本性相矛盾，所以也同大工业的实践相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3~44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00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130页：“他也认为信用制度是危机的原因。（好象信用制度本身不是由“生产地”即“有利润地”使用资本的困难产生的。）例如，英国人为了开辟市场，不得不把他们自己的资本贷到国外去。在生产过剩、信用制度等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图突破它本身的界限，超过自己的限度进行生产。一方面，它有这种冲动。另一方面，它只能忍受与有利润地使用现有资本相适应的生产。由此就产生了危机。”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35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00页。
[48]《资本论》第3卷，第685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33页。
[50]《资本论》第3卷，第493页。参见第498~499页：“如果说信用制度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不过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堵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的解体的各种要素。”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0页。
[52]《资本论》第3卷，第686~687页。
[53]《资本论》第3卷，第685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69页。见1858年4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所提出的纲要：“信用，在这里，整个资本对单个的资本来说，表现为一般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英文版，第97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69页。同书第167页：“使各单个资本的表面独立性和独立存在被扬弃，这种扬弃在更大的程度上表现在信用中。这种扬弃的最高形式，同时也就是资本在它的最适当形式中的最终确立，就是股份资本。”我们已经在上面第2章中指出，马克思在《草稿》中已经预见到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资本主义的转变。
[56]这解释了为什么信用在一般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中的作用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草稿》中没有加以阐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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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利润率下降规律及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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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利润率下降规律及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趋势
马克思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还提供了对经济学中另一个基本问题的解释：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解释。
这种解释还出现在马克思与李嘉图的论战中。象所有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李嘉图强调伴随着资本积累，“利润率自然趋向下降”。[1]但是，这种趋势的源泉和基础是什么呢？
李嘉图显然不满意亚当·斯密的解释。我们在马克思的《草稿》中读到：“亚当·斯密用资本之间的竞争来解释利润率随着资本的增长而下降。李嘉图反对他的这个论点，认为竞争虽然能够使不同行业的利润化为平均水平，能够把利润率拉平，但是不能压低这个平均率本身。”马克思继续说："资本的内在规律，资本的趋势只有在竞争中，即在资本对资本的作用中，才能得到实现，[2]就这一点来说，亚当·斯密的论点是正确的。但是，按照他对这一论点的理解，似乎竞争把一些外部的、从外面引进的、不是资本本身的规律强加给资本，从这个意义来说，他的论点是错误的。只有在利润率普遍下降的条件下，而且只有在竞争之前，并且不管竞争如何，利润率……以作为规律起作用的方式下降的情况下，竞争才能不断地压低……利润率”。“因此，单纯用竞争来解释这些规律，那就是承认不懂得这些规律。”[3]然而，根据李嘉图本人的观点，什么是产生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内在规律呢？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李嘉图对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4]、对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区别的忽略。进一步说，根据李嘉图的理论，利润与工资之间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他论证说，“除非不存在某种使工资持续上升的原因，资本积累就不会持续地使利润降低”。[5]然而，什么是使工资（李嘉图通常指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持续地在价值上（不是在使用价值上）上升，以致使工作日中工人为自己劳动的部分增长，而工人无偿给资本家的部分下降的条件呢？显然，这种可能性仅仅存在于“当工人用其工资购买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上升的时候。但是，作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工业品的价值会不断下降。因此，利润率的递减只能用食物这一必要生活资料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价值不断地上升来解释。”[6]根据李嘉图的理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越来越低，……从而利润的持续下降与地租率的持续上升紧密相联。”[7]
由此显然可见，李嘉图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解释是基于下面两点假设的前提：（1）马尔萨斯所假设的土地肥力递减和农业收益递减；（2）“错误地假定利润率等于相对剩余价值率[8]并与工资呈反比例变化。”[9]
众所周知，马克思反对李嘉图对问题的这种解决，尽管我们在此不能一一阐述马克思所提出的大量理由。[10]在此我们要阐述的唯一问题是，李嘉图错误的利润理论使他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最明显的现象之一”：利润率下一降的趋势。[11]“由于李嘉图这样简单地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淆起来，并且由于只有在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即同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之比下降（这只有在劳动生产力降低时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剩余价值才可能不断减少，才可能作为趋势减少。所以，李嘉图认为，劳动生产力在工业中随资本积累而增长，在农业中则下降。他从经济学逃到有机化学中去了。”[12]
但是，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在《草稿》的第一部分，与马克思用以试图解释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区别的大量例证相联系，他问道：“但是，如果从别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数字中难道就没有正确的东西吗？”“尽管剩余价值与总资本相比下降，也就是说利润率下降，但是剩余价值就不可能上升吗？”[13]马克思在后来与李嘉图的论战中说：“整个问题的解决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利润率不等于绝对剩余价值，而是剩余价值与预付资本之比，并且，生产力的增长伴随着可变资本部分[14]相对于不变资本部分的减少。”[15]“因此，当总资本雇佣的总劳动下降时，那末，总劳动中的剩余劳动部分，或称剩余价值必然亦将下降。”[16]换言之，既然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截然不同，那么，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革命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引起的可变资本相对于不变资本的减少，就必然会表现为利润率的下降。（正如马克思在1868年4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结论就是：“在生产过程中所详尽阐述的资本的不变部分相对于可变部分的递增”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规律。）[17]“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意味着：（a）相对剩余价值或工人向资本提供的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增长了；（b）再生产劳动能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了；（c）同作为物化劳动和预先存在的价值参加生产过程的那部分资本相比，整个用来交换活劳动的那部分资本减少了。因此，利润率同相对剩余价值或相对剩余劳动的增长成反比，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同在生产中作为不变资本来使用的资本的量成反比。”[18]“因此，资本作为资本同直接劳动相比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份额越是大，因而，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越是增长，利润率也就按相同的比例越是下降。”[19]在现实中，利润率的这种下降，“象所有其他经济规律一样，只是作为一种趋势”，[20]并且还受到各种“起反作用的原因”的阻碍。我们在《草稿》中可以读到：“在发达的资本运动中，存在着以不同于危机的方式阻碍资本运动的另一些因素；例如，一部分现存资本不断贬值；很大一部分资本转化为并不充当直接生产要素的固定资本，很大一部分资本被非生产地浪费掉，等等。……利润率的下降也可以通过建立这样一些新的生产部门来加以阻止，在这些部门中，同资本相比需要更多的直接劳动，或者说，劳动生产力还不发达。……（类似于垄断）。……其次，利润率的下降可以通过取消对利润的现有扣除，例如降低税收，减少地租等等，来加以阻止，不过这本来不属于这里考察的范围，虽然这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因为这些扣除本身是换了名称的，并且不是由资本家本身而是由别人占有的利润的份额。”[21]
进一步的考察将表明，我们在这里作为例证简单地列出的阻碍利润率下降的因素，是与《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提出的那些因素相对应的。然而，主要之点是，马克思最初是站在对“资本一般”的分析之外，来看待对这些因素的研究。因此，我们可以在后来写成的《剩余价值理论》的草稿中可以读到，“如果没有抵销这种向心力的离心倾向同向心力一起在经常起作用，那末利润率下降的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告终；对于这种离心倾向，这里我们不去考察，因为这是属于论资本的竞争那一章。”[22]直到写作《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才改变了工作计划，把这独立的一章与其他那些起反作用的因素归在一起。（《资本论》第三卷第十四章“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尽管如此，即便象在危机中资本贬值这样重要的因素在这里也没有进行分析，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23]及《剩余价值理论》[24]中所反复强调的那样，"对危机的分析不属于我们这里研究的范围”。
我们已经看到，李嘉图把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归因于自然，[25]而马克思与其相反，他坚持利润率的下降只能用这样一种事实来解释：“虽然工人被剥削得更厉害，或者仍旧那样厉害，用来交换活劳动的那部分资本却相对减少。”[26]然后，在一定限度内，资本能够通过增加其利润量的方法来抵销利润率的下降。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在《经济学手稿》（草稿）中读到：“总利润，也就是撇开其形式关系，不是作为比例而是作为同其他价值量无关的简单价值量来考察的剩余价值，将不是作为利润率，而是作为资本量平均地增长。因此，利润率同资本价值成反比，而利润额则同资本价值成正比。但是，这一原理只是对资本或劳动的生产力发展的某一有限阶段说来才是正确的。资本100在利润为10%时提供的利润额，小于资本1000在利润为2%时所提供的利润额。在前一种场合，利润额是10，在后一种场合是20，就是说，较大资本的总利润，比只等于这笔资本的1/10的较小资本的总利润大1倍，尽管较小资本的利润率等于较大资本的利润率的5倍。但是，如果较大资本的利润率只是1%，那么利润额就是10，同只等于这笔资本的1/10的较小资本的利润额是一样的，因为利润率下降的比例和资本量增长的比例是相同的。如果资本1000的利润率只是1/2%，那么利润额就会等于较小资本的利润额的一半，只等于5，因为利润率减少到1/20。[27]因此，总起来说就是：如果较大资本的利润下降，但是下降的比例小于资本量增长的比例，那么，利润率虽然下降，总利润会增加。如果利润率下降的比例和资本量增长的比例相同，那么，总利润就和较小资本的总利润相同；保持不变。如果利润率下降的比例大于资本量增长的比例，那么，同较小的资本相比，较大资本的总利润会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下降。”[28]
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观律“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最重要的规律。这一规律虽然十分简单，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被自觉地表达出来。”[29]利润率的这种下降，意味着“已经存在的物质的、已经造成的、以固定资本形式存在的生产力，科学的力量，以及人口等等，一句话，财富的一切条件，或者说，财富的再生产即社会个人的富裕发展的条件，或者说，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到达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30]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因此，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一旦达到这一点，资本即雇佣劳动同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发生象行会制度、农奴制、奴隶制同这种发展所发生的同样的关系，就必然会作为桎梏被打碎。于是，人类活动所采取的最后一种奴隶形式，即一方面存在雇佣劳动，另一方面存在资本的这种形式就要被撕破，而这本身是同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结果；雇佣劳动和资本本身已经是以往的各种不自由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否定，而否定雇佣劳动和资本的那些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本身则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结果。
“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用暴力消灭资本，这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31]
《经济学草稿》的第三部分以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结束。[32]
[1]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英文版，第139页。
[2]参见本书第五章。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71页。
[4]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涉及，或者根本不知道生产过程内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23页。）
[5]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英文版，第290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526~527页。）
[6]参见李嘉图上书第139页：“这种理论是，利润取决于工资的高低，工资取决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主要取决于食物的价格，因为所有其他必需品可以不受限制地增长。”另参见第296页：“可以补充说，使工资提高的充足的长期的理由只能是为增加工人人数而提供的食物与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困难。”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97页。“在李嘉图那里，同利润率的下降相适应的是，工资在名义上增长和地租在实际上增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71页。）
[8]马克思在这里用相对剩余价值这种表述是因为李嘉图“假定工作日不变”，从而只考虑相对剩余价值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97页。）
[9]同上书，第499页。
[10]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8、361~362页；第46卷（下）第44~45页，第94页，第263~26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97~498页，第526~529页，第594~59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135~138页）以及《资本论》第3卷，288~28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1页。
[12]同上书，第27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53页。
[14]见本书第24章的有关部分。
[15]见本书第24章的有关部分。《草稿》中在使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时的最初变化。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英文版，第191~19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84页。
[19]同上书，第265页。
[20]《资本论》第3卷，第195~196页（并参见上书）：“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也就越大。”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7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344~345页。
[23]《资本论》第3卷，第23章、第50章。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529、545页。
[25]《资本论》第3卷，第15章。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263页。
[27]这基本上是重复马克思后来在《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3卷第13章叙述过的李嘉图的论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英文版。第142~14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下），第267页。
[29]《资本论》第3卷，第238页：“亚当·斯密以来的全部政治经济学一直围绕着这个秘密的解决兜圈子”并见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英文版，第194页：“以往的一切经济学都没有解决过这个难题。”
[30]在《草稿》中马克思说道：利润率的这种下降“既然意味着按劳动同由直接劳动再生产出来以及新创造出来的物化劳动量相比减少了，所以，资本就想尽一切办法，力图通过减少必要劳动的份额，并且同所使用的全部劳动相比进一步增加剩余劳动的量，来弥补劳动同资本总量之比的减少，从而弥补表现为利润的剩余价值同预先存在的资本之比的减少。因此，在现存财富极大地增加的同时，生产力获得最高度的发展，而与此相适应，资本贬值，工人退化，工人的生命力被最大限度地消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6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68~269页。或在德国版的英文本第636页，我们可以读到如下的话：“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灾变、危机。这时，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继续发挥职能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以更大的规模重复发生，而最终将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
[3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修正主义者们断言。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崩溃理论”。罗莎·卢森堡和哈耶克·格罗斯曼两人为反对修正主义者，坚持“崩溃理论”作出了不可估量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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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一般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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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作为结果实的资本。利润和利息
第二十五章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一般利润率
如标题所示，《草稿》的最后一部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63页），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资本论》第三卷。然而这仅仅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因为除了《草稿》的概略性质[1]而外，这一部分仅就从“资本一般”的分析中导出的利润和利息的概念进行了考察。这构成了这部分与《资本论》第三卷第一至三篇的关键性的区别。[2]
在论述利润和利息这部分的开头，马克思说出了下面一段颇具黑格尔味道的话：“资本现在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统一”（即对资本的整个循环进行了论述以后）“不仅实现为自行再生产，因而自行长久保存的价值，而且实现为设定价值的价值。资本通过吸收活劳动时间，并且通过它本身所固有的流通运动（在这里交换运动表现为它本身的运动，表现为物化劳动的内在过程），同设定新价值，生产价值的自身发生关系。它作为根据，同以它为根据的剩余价值发生关系。[3]……在一定时期（因为这个时期……表现为资本周转的单位尺度）内，资本生产一定的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仅取决于资本在一个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取决于一定时期内生产过程重复的次数，即资本的再生产的次数。由于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也包括流通，即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以外的运动，剩余价值就不再表现[4]为由资本同活劳动的简单的直接的关系所确立的东西，相反，这一关系只表现为资本的总运动的一个要素。……因此，资本计量新生产出来的价值，不再是用这一价值的实际尺度，即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的比例，而是用作为这一价值的实际尺度前提的它自身来计量了。具有一定价值的资本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出一定的剩余价值。……用预先存在的资本的价值来计量的剩余价值，即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资本，就是利润；……因而利润率是由剩余价值同资本价值的比例决定的。”[5]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人造的先验解释。实际上，这正是马克思首次阐述他的一贯思想的起点，在《资本论》（（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中，我们可以在更加展开的形式中发现马克思的这些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马克思利润理论的基础。就是说，利润概念不应该与剩余价值概念相混淆（古曲经济学家们就将两者混淆了）。[6]更确切地说，利润必须被理解为是“第二级的，派生的和变形的形式，……资产阶级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起源的痕迹消失了。”[7]因而，马克思不得已而说的“一切表现形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的一番话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前者是作为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生产出来的，而后者只是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8]
实际上，“直接形式上的利润无非是以对资本总价值的比例的形式出现的剩余价值总额。[9]根据这一点，于是，（1）资本家阶级的利润，[10]……决不能大于剩余价值总额，（2）利润——应该看作利润率——“在任何情况下，……所表示的盈利的比率，必定小于剩余价值的实际的比率。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利润都是用总资本来计量的，而总资本总是大于用在工资上的、同活劳动相交换的资本。[11]结果，利润率“永远不会表示资本剥削劳动的实际比率，而总是表示小得多的比例。“只有……全部资本都同活劳动相交换，……因而不仅原料等于零，而且生产资料……也等于零，只有这时，利润率才能表示实际的剩余价值率。”然而，“这种情况在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出现的。”[12]
因此，既然利润率从一开始（正如它不同于利润一样）就在质上与剩余价值率不同，因此它的运动规律亦如最初可能表现出来的那样，与剩余价值率的运动规律是“直接地和完全地”不相符合。[13]“现实的剩余价值虽然提高，利润率却可能下降。现实的剩余价值虽然下降，利润率却可能提高。”这是从利润率的计算取决于总资本价值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利润率从而“取决于（1）剩余价值率本身的量；（2）积累的劳动对活劳动的关系”[14]（即取决于资本价值的形成）。并且，最后，周转时间的差别也影响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规模，从而影响利润率。
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同一个利润率在实际上可以以极不相同的剩余价值率为基础，或者反过来说，“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15]因此，劳动剥削程度在剩余价值率具有相同水平的不同生产部门中可以是相同的。然而，既然资本有机构成在各个部门间是不同的，因而这些部门将生产出极为不同的剩余价值量，这些剩余价值量会通过大幅度的利润率表现出来。[16]精确地说，就是“在各个不同的产业部门中，数量相等的各个资本的利润不相等，即利润率不相等，这是竞争的平均化作用的条件和前提。”[17]
因此，我们现在遇到的一般利润率问题以及从价值中导出的生产价格。庞巴维克的断言提醒我们，在《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在第三卷阐述的平均利润理论应该理解为一个象“预先自卫行动”那样的“临战”逃脱。希法亭对此答道，与第三卷相关的部分实际上等于1865年，即《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前两年，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平均利润率问题实际上已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解决了，即在马克思建立其价值论以前！我们在《草稿》中读到：“因为资本的利润只有在为资本而支付的价格中，在为资本所创造的使用价值而支付的价格中才得到实现，所以利润取决于所得到的价格超过用来补偿支出的那一价格之上的余额。”即超过“成本价格”。[18]其次，因为这一实现过程只是发生在交换中，所以对于单个资本来说，利润不是必然要受资本的剩余价值的限制，即受资本所包含的剩余劳动的限制，而是同资本在交换中所得到的价格的余额有关系。资本在交换中得到的可能超过其等价物，那时利润就大于资本的剩余价值。但是，这只有在另一个交换者得不到等价物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另一方面，利润也可以比剩余价值小，这就是说，“对于资本来说，即使它的实际生产费用——就是说，它所推动的全部剩余劳动——没有实现，利润也可能存在。”然而，“总剩余价值，以及总利润这一不过是以另一种方法来计算的剩余价值本身，通过这种活动决不会增加，也决不会减少；由此，发生变化的并不是剩余价值本身，而只是剩余价值在各个不同资本之间的分配。”[19]
这种分配是如何发生的呢？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那一篇中提供了答案：“一般利润率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这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过高，那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过低；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剩余价值——与剩余劳动对应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一个资本家手中转到另一个资本家手中。例如，如果在五个生产部门中利润率分别为：（a）15%，（b）12%，（c）10%，（d）8%，（e）5%，那么，平均利润率就是10%，但是要使平均利润率实际上能够存在，资本家A和B就必须把他们利润的7%交给D和E，即2%交给D，5%交给E，而C保持不变。
“同量资本100不可能有相同的利润率，因为剩余劳动的比例随着劳动生产率，随着原料、机器和工资之间比例以及随着一般进行生产所必需的规模的不同而极不相同。……资本家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分配总剩余价值的：总剩余价值不是按照各个个别生产部门的资本所实际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分配，而是与他们的资本量成比例地大致平均地进行分配。较高的利润——来源于某个生产部门内的实际剩余劳动，来源于该部门中实际创造的剩余价值——由于竞争会降低到这个平均水平，而另一生产部门的较低的剩余价值，由于该部门的资本被抽出……利润率的这种平均化是通过不同生产部门的价格关系实现的；在一些部门中价格降低到价值以下，在另一些部门价格提高到价值以上。[20]由此产生一种假象，似乎同量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会创造出同样多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21]然而，马克思注意到，这个问题首先属于“许多资本的竞争的篇章”而不属于“本题的范围”，我们此刻所考察的仅仅是“资本的利润”[22]（即“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和利润。[23]）
马克思补充说：“弄清楚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剩余价值在资本之间的计算——这种第二级的经济活动——引起一些现象，这些经济现象在普通经济学中与原初的经济活动混淆在一起了。”（“显然，其他方面也将参加利润率的平均化过程。然而，在这里，我们要论述的不是剩余价值的分配，而是剩余价值的创造”。[24]）“既然以前的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在纯粹的形式上考察过剩余的利润，而把它与用于分配的实际利润混在一起进行考察，在那里各种资本都参加形成，一般利润率，因而产生了最大的混淆和神秘化。”[25]）“然而这两种水平的分析都还是必要的。因此，李嘉图的利润理论所以没有克服产品的价值是由相对劳动时间决定还是由“实际的价格决定”之间的矛盾，其原因就在于他没有“把利润理解为剩余价值的派生的、第二级的形式”。[26]
这使我们遇到了马克思的利润理论与李嘉图的（以及一般的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利润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李嘉图学派在价值是由劳动还是由一般利润率决定的矛盾面前失败了，这个矛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达到马克思的新利润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与李嘉图主义者不同，他并不企图用强制的抽象法把“价值规律”从现象的矛盾中拯救出来”，[27]而是相反，他要阐明的是，通过一般利润率这个中间环节，“与交换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如何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实现……或者更确切地说，交换价值的规律是如何通过走向自己的对立面而实现的。”[28]因而，人们就能够理解马克思在1858年7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对自己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表现出来的满意。马克思写道：“我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马克思还说：“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理解。”[29]
我们现在懂得了用以“推翻”以前的利润理论的东西包含着把利润作为剩余价值的“必然表现形式”的科学理解。但仅此还不够。马克思对一般利润率的解释还要求有许多中间环节，它不仅要以生产价格和成本价格的理论为前提，而且还要正确地理解资本的周转，以及上述有关剩余价值的一切问题。另一方面，只要不懂得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根本区别，而这一点又以发现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为前提，那末，要阐明剩余价值问题就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中间环节在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那里都是空白。因此，毫不足怪，李嘉图“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30]而且，“强行”使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相等。[31]因此，他企图“用简单形式的抽象从一般规律中导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庸俗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说，理论上的真理是同现实情况相矛盾的抽象。相反，他们没有看到，因为李嘉图在正确抽象方面做得不够，才使他采取了错误的抽象。”[32]换言之，李嘉图缺乏把资本作为一种“运动”来理解及阐释其矛盾所需要的那种辩证法的彻底性。李嘉图利润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其方法上的不足，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用来“推翻”这一理论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黑格尔的《逻辑学》所给予的帮助是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的。[33]
[1]在总共130多页（指《章稿》英文版。）的这一部分中。最多只有40页论述了利润和利息。其余的篇幅论述了货币理论史，“扼要重述”了剩余价值理论，等等。事实上。我们也应考虑到前一部分，因为前一部分包括大量的属于第三部分的论述。（马克思对此说道：“这里要考虑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在前面已经讲述了。但是，提前讲过的东西应该放到这里来。”）
[2]参见本书第一章。
[3]在《资本论》中有一段与此非常相似的阐述：预付的货币资本所以成为资本，是由它对G’的另一部分的关系决定的：“——已经增殖的资本——”后者是由它生出的，是它作为原因引起的，是它作为基础产生的结果。（《资本论》第2卷第54页）见本书第44页第1注。
[4]“本质必须得到表现。”黑格尔：《逻辑学》第2卷，第107页。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593页：“……表现形式不同于它所表现的本质关系”。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63~264页。
[6]事实上在《草稿》的开头，（在关于生产过程的那部分中，第342—344页），并未将“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的表述严格地区分开来，并且甚至混为一谈了。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95页。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的事实：随之而来的剩余价值向利润形式的转化直接代表了“生产过程中已经发生的主体和客体的颠倒的进一步发展。在那里，马克思说道，我们已经看到，“劳动的全部主观生产力怎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方面，价值，即支配着活劳动的过去劳动，人格化的资本家，另一方面，工人反而仅仅表现为物质劳动力，表现为商品。（《资本论，第3卷，第53页。）这正是因为“在一极上，劳动力的价格表现为工资这个转化形式，所以在另一极上，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这个转化形式。”（《资本论》第3卷，第44页。）参见马克思于1868年4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因为通过工资的形式，全部劳动表现为已经得到的报酬，所以它的无偿部分似乎必然不是产生于劳动，而是产生于资本，而且不是产生于可变资本部分，而是产生于全部资本。因此，剩余价值获得了利润的形式。（《书信集》，第265页）
[8]《资本论》第1卷，第593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89页。分析的过程将表明，作为一般利润率形成的结果，“外表化的过程将进一步发展，并且利润在数量上也将表现为一个和剩余价值不同的量”（《资本论》第3卷，第57页）参见《剩余价值理论》IV，英文版，第482—483页：“其次，由于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以及与此有关的或由此决定的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单个资本的利润，不仅在表现上（即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区别上），而在实体上（这里也就是在数量上）都和单个资本在其特殊生产领域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本身不同。如果我考察单个资本，而且也考察某个特殊领域的总资本，那末，利润现在就不仅在表面上，而且在实际上都和剩余价值不同。”
[10]“利润，我们这里还在考察的这样的利润，即资本的利润。但不是某一单个资本靠牺牲另一个资本所获得的利润，具体地说，是资本家阶级的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8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73页。
[12]同上书，第28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42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66页，第344页。
[15]《资本论》第3卷，第81页。
[16]另一方面，“如果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不同，因而生产力也不同的各个资本为总资本提供同一百分比，那么，实际的剩余价值在不同部门中必然极不相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7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83页。
[18]“对于利润来说，在生产开始就已存在的资本价值表现为预付——生产费用，它们必须在产品中得到补偿。在扣除用来补偿生产费用的那部分价格以后，余额就构成利润。因为剩余劳动……并不花费资本分文，因而不列入资本预付的价值之内，……所以，包括在产品的生产费用之内的，构成剩余价值的源泉的，因而也构成利润的源泉的这种剩余劳动，不列入资本的生产费用之内。资本的生产费用只等于资本实际预付的价值，而不等于资本在生产中占有并在流通中实现的剩余价值。因此，从资本的观点来看，生产费用不是实际的生产费用，这正是由于剩余劳动不花费资本分文。产品价格超过生产费用价格而形成的余额，为资本提供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8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81页。
[20]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草稿》中已经讲过“价格作为市场价格和一般价格”的话。“生产价格”的表述最早见于《剩余价值理论》。（见考茨基编辑的《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5~16页的注释〔英文版〕及《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英文版，1862年8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第120~123页，在那里，“生产价格代表”成本价格”）。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26~427页。
[22]同上书，第427页，（下）第27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05页。
[24]同上书，第137页。
[25]《草稿》德文版，第684页。我们应将上述的一切归结于根据“等量资本带来等量利润”，“剩余价值分割的平均利润”所产生的错觉。当然，“如果我们知道成品的总价值，那末，我就可以把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每一部分同它相应的支出部分相比较，利润对全部产品的百分比自然也就是对产品相应部分的百分比。……很明显，这无非是说，如果我从100获得10%的利润，那末这100的每一部分的利润合起来，也和总额的10%一样多不。”“不可能看出来这种计算有什么用处。”（同上书，第62。）这种幻箕在“普莱斯博士奇迹般的发明”（1772年）那里似乎被弄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根据普莱斯的理论：“一个便士，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5%的复利放出，到现今会增长成一个比15000万个纯金地球还要大的数目。”普菜斯顿误入歧途是“因为他完全不顾再生产和劳动的条件，把资本看作是自行运动的自动机，看作一种纯粹的、自行增长的数字”。然而，“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同一，为资本的积累提供了一个质的界限，这个界限取决于总工作日、生产力和人口可以同时剥削的工作日数目由人口限定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水平。相反地，如果剩余价值在利息这个没有概念的形式上来理解，那末，界限就只是量的界限，资本的积累就会超出任何想像。……实践已向经济学家们表明，普莱斯的利息倍增是不可能的；相反，他们从来未发现其中包含的特大错误。”（《资本论》第三卷，第444—445页、449页。）本段最后一句在风格上有轻微的改动，它是从《草稿》英文版第375、842—843页上摘下来的。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0页。
[27]《资本论》第1卷，第340~341页。
[28]《贡献》第6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英文版，第93页。我们能够不止一次地证明，在这类工作方面，“浏览”黑格尔的《逻辑学》不仅有助于解决利润问题，而且有助于解决其他许多问题。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181页。（“他从不分析中介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第373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69页；（II），第497页。
[33]正如一位马克思的批评家正确地说的：“马克思的基本哲学地位显然贯串于他的体系中的一切分歧点当中。他用黑格尔的方法、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及黑格尔的概念来阐释他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社会。”（E·普雷斯尔：《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实质》德文版，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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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特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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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特有形式
一
恩格斯在他所写的《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谈到这样一种通常的误解，按照这种理解：“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且人们一般有权利期待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固定的、精细计量和一劳永逸可应用的定义。他指出：“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不是被看作是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之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1]
这一论述的正确，也许在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概念的区别的分析中可以看得更清楚。概括而言：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主要关心的事是价值增殖。这里唯一重要的区分是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之间。活劳动是资本得以维持并增加它的价值的唯一手段。当作结果，分析是被限制在资本的价值增殖一个决定性的区别——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2]
然而，价值增殖只构成资本的生命期间的一个阶段。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存在于它的生产阶段和流通阶段的不断交替之间；它是生产和流通的统一。“这种统一本身便是运动，便是过程”，并且作为这个运动的主体的是资本——是“作为凌驾于这一运动各阶段之上的、在运动中自行保存和自行增殖的那种价值”。[3]“从一个要素转变为另一个要素表现为特殊过程，但是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向另一个过程的转变。这样资本就表现为处于过程的价值，这个价值在每一个要素上都是资本，这样，资本就表现为流动资本；在每一个要素上它都是资本，并且是从一个规定向另一个规定不断循环的资本”。[4]从这观点出发：“一切资本起初都是流动资本，都是流通的产物，同样又是产生流通的东西，……”。[5]“所以流动资本最初并不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形式，相反，它就是处在它的一个进一步发展了的规定中的、作为上述运动主体的资本本身，而上述运动就是资本本身表现为它自己的价值增殖过程”。[6]
然而，资本不仅是生产和流通的统一，而且也“同样地有区别，并且事实上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有差异”。这样，如果资本“作为流通的整体，[7]是流动资本，是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那么资本在每个阶段上，就是处在一种规定性上，表现为被束缚在特殊形态中的东西，这种特殊形态是对整个运动主体的资本的否定。所以资本在每个阶段上，都是对作为各种转化的主体的它自身的否定。非流动资本。固定资本，本来意义的被固定起来的资本，它固定在各种规定性中的某一规定性上，固定在它必须通过的各个阶段中的某一阶段上”。这就是说，当资本“停留在这些阶段中的某一个阶段上时，——这个阶段本身不表现为流动状态的过渡，而且每个阶段都有其持续时间，——那么资本就不是流动的，而是固定的。当资本停留在生产过程中的时候，它是不能流通的，是潜在的丧失价值的。当资本停留在流通中的时候，它是不能生产，不创造剩余价值，不是作为资本处在过程中。当资本不是投入市场的时候，它便作为产品固定起来；当资本必须停留在市场上的时候，它便作为商品固定起来。最后，在生产条件停留在自己作为条件的形式上面不进入生产的时候，资本就又固定起来，并且丧失价值。资本作为通过一切阶段的主体，作为流通和生产运动着的统一体，作为处在过程中的统一体，它是流动资本，资本作为束缚在每个这样阶段上的它自身，作为具有自身差别的资本是固定资本，被束缚的资本作为流动着的资本，它把自身固定起来，而作为固定起来的资本，它在流动”。因此，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首先表现为资本的形式规定，既要看资本是表现为过程的统一体，还是表现为过程的特定环节”。[8]而这两者是绝对的真实的——因为资本同样既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统一，又有它们的区别，并且因为它们的连续性和连续性的中断，是固有的“资本作为流通的，处于过程中的资本的规定中”。[9]
从对整个资本运动的研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关于“流动”和“固定”资本的概念，很清楚，这里的问题不是“两个特别种类的资本”，而是“同一资本的不同形式规定”。[10]“同一资本总是出现在两种规定中，这表现在一部分资本出现在一种规定中，另一部分资本出现在另一种规定中。一部分是固定的，另一部分是流动的。这里所谓流动的，并不是说似乎它处在不同于生产阶段的本来意义的流通阶段上，而是说它所处的阶段，是流动的阶段，是朝着另一个阶段转移的。处于过程中的阶段，资本在任何一个这样的阶段上都不是滞留不动的，因而它的总过程不会受到阻碍。例如，工业家用在生产上的只是他拥有的一部分资本，……因为另一部分资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从流通中返回来。于是，在生产中，处在过程中的那部分资本是流动的，而处在流通中的那部分资本是固定的。……虽然象在工业家那里一样，资本有时这一部分有时那一部分处在上述规定中，但它的总资本总是存在于两个规定中”。
但是，“从价值增殖过程的性质本身所产生的这个限度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情况变化的，并且资本能够或多或少地接近其作为流动资本这个适当的规定，因为资本分为上述两个规定，……是和资本最大限度增殖价值的趋势相矛盾的，所以资本就想方设法来缩短固定状态的阶段。此外，资本不是同时并存于这两个规定中，这两个规定是相互交替的。在一个时期，过程表现为全是流动的，这是资本最大限度的价值增殖时期，另一个时期，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反作用，在这个时期内，另一个要求更加强制地表现出来，这是资本最大限度的丧失价值和生产过程停滞时期。两个规定并列出现的那些时刻，不过是这些强制过渡和周转之间的中间时期”。马克思注意到这个时候，（那就是）“把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这两个规定理解为资本一段的形式规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则就无法理解资产阶级经济的许多现象，如与资本的一次周转时间有本质区别的经济周期的各时期；新的需求的影响；甚至新生产金银的国家对一般生产的影响”。[11]“谈论澳大利亚金矿或新发现的市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是没有用的。如果不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决不能全部被使用，即总要有一部分固定起来，丧失价值，不生产，那么，任何剌激都不能驱使它更多地生产”。[12]
二
然而，当我们转向严格意义上的流通过程，即资本在生产阶段以外的运动，“固定的''和“流动的”资本的区别是不够的。这里我们看到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以不同的方式流动，并且因此展现出不同的周转时间。这样，劳动力（机器等）手段从没离开实际的生产场所，只是它们的价值在流动，通过它们不断地、逐渐地转移产品中去，但是其余的生产手段（原料和辅助材料）[13]和垫支于劳动力购买的可变资本以一种十分不同的方式流动。这些不同的流动方式导致接受“固定的”形式的第一因素和“流动的”资本的第二因素。
既然直到现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仅仅表现为资本的不同的暂时的规定，那么，现在它们却硬化为资本的特殊的存在方式。……现在有了资本的两种特殊形式”，两种特殊类型的资本。在这个范围内，“就一定生产部门的一年资本来看，这年资本就分成这两个部分，或者说按一定比例分成资本的这两种形式”。[14]“作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是资本在它是资本的这一规定性之外所具有的一个特殊规定性”。但是，马克思强调指出：“但资本必然发展为这种特殊化”，[15]它是和资本的这个组成部分的特殊使用价值相联系的。
我们已经考察的生产领域的资本的命运，这一事实意味着，生产的各种要素之间的物质差别，只是被看作与实际劳动过程有关，我们必须区分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和活劳动。相比之下，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相当于生产要素的资本的各组成部分只表现为价值量。它们区别的标记只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被称为“不变的”，另一个（花费在购买劳动力上的资本）称为“可变的”。但是，现在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范畴内，“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过去只是量的关系，现在则表现为资本本身的质的差别，表现为决定资本总运动（周转）的关系”。[16]至于说一个资本仅仅是固定的，这是指它在物质形式上，在生产过程中采取劳动手段形态而言。这意思是说它给产品以价值，并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周转。“价值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或者说，现在表现为资本驱体的使用价值所具有的特殊性质，本身在这里表现为规定资本的形式和活动的东西，它赋于某一资本~种与其他资本不同的特殊属性，使资本特殊化气[17]这就是，使用价值再一次展现它自身“当作一个经济范畴”。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已经更详细地论述过（即“在经济中使用价值的作用”一章），那里所讲的在这里同样适合。
三
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地说明《草稿》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概念的区别是如何在发展的，因为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看到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最完全的结果。所以，我们将把我们自己限制在这一点上，即《草稿》与《资本论》中的分歧，或保留在《资本论》自身背后的较早的《草稿》所强调的方面。
让我们首先看一下后期著作所接替的部分。按照《草稿》的论述，流通资本首先由原料、辅助材料构成，其次由被人称之为工人的生活资料资金，也就是他的生存手段构成。[18]后半部是所谓“小范围”流通的对象，和实际的或“大范围”的资本流通不同。[19]“这是不断流通的那部分资本，它任何时候都不进入生产过程本身，但不断伴随着生产过程。……工人生活资料基金是作为产品、作为结果离开生产过程的，……因为……它直接进入工人的消费并直接为此目的而进行交换。可见，生活资料基金既不同于原料，也不同于劳动工具，它是地道的流动资本”。[20]
这就是《草稿》所说的。那么，在《资本论》第二卷同一问题是如何回答的呢？当然，马克思在那里也强调指出：“资本家为使用劳动力而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实际上只是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一般等价形式。就这一点说，可变资本在物质上是由生活资料构成的”。然而，正是“工人自己把出卖劳动力所得的货币转化为生活资料，以便把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劳动力，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和资本家购买并在生产过程中消费对照起来，“是劳动力本身，而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因此，和固定资本相对立而取得流动资本的规定性的，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也不是工人的劳动力，而是生产资本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由于它的周转形式，取得了这种和可变资本某些组成部分相同，但它和另一组成部分相反的性质”。[21]（那就是，它取得这一特点是因为这部分价值和辅助材料以及原材料的价值近似，它完全投入每次价值的生产中，并且因此完全被它所取代。）
但是，另外《资本论》也考察导致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工人的生活资料，与固定资本相对照，当作“流动”资本的原因。这些最初起源于这一流派的经济学的阶级本质——它的本能对考察“隐蔽的利润形成”反感很深。“一般说来，预付资本会转化为生产资本，就是说，会采取生产要素的形式，而生产要素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劳动力包括在内。）……如果现在我们用工人的生活资料代替资本的可变部分转化成劳动力本身，那就很清楚，就价值形成来说，这种生活资料本身，同生产资料的其他要素，……是没有区别的。……生活资料本身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或者说，不能把剩余价值加到自己的价值上”。因此，“把投在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价值，规定为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那就不可能理解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因而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这部分资本是和投在产品物质形成要素上的不变资本相对立的可变资本这一定义，被掩埋在这样一个定义之下：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就用转说来属于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这种掩埋由于不是把劳动力，而是把工人的生活资料列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而最终完成”。[22]
但是，在《草稿》中，马克思仍然把工人的生活资料或生活资料基金始终当作流动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当然，上面对这错误的解释，这里不起什么作用，因为恰恰是在《草稿》中，马克思首先提出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概念，从而给予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以最后的形态。因此，错误的根源必定在别处。按我们的看法，这个错误是由于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疏忽或不够强调而引起的，这就是就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之间的区别来说，唯一的问题就是“生产资本在产品形成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又引起资本的周转和再生产中的区别”。[23]换句话说，《草稿》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很大的错误，马克思后来把责任归咎于亚当·斯密。这就是，他“把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和那些属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形式即流通资本混同起来；[24]……因此，他就把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混同起来，不言而喻，在社会产品采取商品形式的地方，工人的生活资料和非工人的生活资料一样，材料也和劳动资料本身一样，必须由商品资本提供”。[25]（而且按照这个观点，工人的生活资料似乎是属于“流动”资本。）[26]
四
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草稿》比《资本论》更加严密地详细论述的一个方面。这个问题与在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固定资本不断增长的重要性有关。[27]
这个问题就是劳动资料的发展为机器或机器体系的问题。马克思在《草稿》中写道：“只要劳动资料仍然是本来意义上的劳动资料，象它在历史上直接地被资本纳入资本价值增殖过程时的情形那样，它所经受的就只是形式上的变化，也就是说，现在它不仅从物质方面来看表现为劳动资料，同时还表现为由资本的总过程决定的特殊的资本存在方式——表现为固定资本”。然而，它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外表的交换上，“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28]进一步看，在机器的形态上，更多的是在作为自动体系的机械形态上，“劳动资料就其使用价值来说，也就是就其物质存在来说，转化为一种与固定资本和整个资本相适合的存在，而劳动资料作为劳动的直接手段加入资本生产过程时所具有的那种形式消失了，变成了由资本本身规定的并与资本相适应的形式二这样，在机器上第一次“物化劳动在物质上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它主动地使活劳动从属于自己，这不仅是通过活劳动的占有，而且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本身中实现的”，并且第一次“物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的形式或者以当作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因此，知识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固定资本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生产过程。因此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29]并且这恰好是因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已经达到的发展程度，……是以固定资本的现有规模来衡量的；不仅是以固定资本的址，而且是以固定资本的质来衡量的”。[30]
但是，正如马克思接着说的，固定资本的发展在另一方面可以适用于作为资本生产发展深度的标准。他说：“直接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的生产，以及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生产，其对象都是供消费用的产品本身”。但是，“生产固定资本的那部分生产既不生产直接的消费品，也不生产直接的交换价值，至少不生产可以直接实现的交换价值。因此，越来越大的一部分生产时间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这种情况取决于已经达到的生产率水平，取决于用一部分生产时间就足以满足直接生产的需要。这就要求社会能够等待；能够把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从直接的享受中，也从以直接享受为目的的生产中抽出来，以便（在物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把这一部分财富用到非直接生产的劳动上去·……正如相对剩余劳动的大小取决于必要劳动的生产率一样，用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劳动时间一一活劳动时间和物化劳动时间——的大小也取决于直接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时间的生产率。[31]过剩人口（从这个观点来看），[32]以及过剩生产，是达到这种情况的条件。这就是说，用于直接生产上的时间所取得的成果相对说来必定很大，超出了这些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的再生产的直接需要。固定资本带来的直接成果越少，越少参与直接生产过程，这种相对的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应该越多，因而，修建铁路、运河、自来水、电扳等等场合，同制造直接用于生产过程的机器的场合相比，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应该多些。[33]
在另一段中又说道：“既然固定资本的生产，甚至从物质方面来看，其直接目的不是为了生产直接的使用价值，也不是为了生产资本的直接再生产所需要的价值（即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又相对地代表使用价值的价值）；……而宁可说是为了生产创造价值的手段……（从物质上看，价值的生产在生产对象本身表现为生产的目的，……），——既然如此，正是在固定资本的生产中，和在流动资本的生产中相比，资本在更高的程度上使自己成为目的本身并作为资本发挥作用。因此，从这方面来看，固定资本的规模和固定资本的生产在整个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富发展的尺度”。[34]
这些段落当然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一个有价值的补充。而且实际上《草稿》在这一点上进了一步，《草稿》还描绘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机器的发展和生产的一段条件达到这种程度，[35]即它不再是“人们自身完成的直接劳动，既不是指他的工作时间，也不指他拥有的一段生产能力的占有，……它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全部的基础”，因此，这个社会价值自身的规律必须消失。但是，我们将把这个问题留到以后（即“价值规律的历史障碍”章）再讨论。
五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经历了由于固定资本的发展而引起的变化。但是，这种发展——也就是限于机器形式的价值的不断增加和价值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对资本流通过程有什么影响呢？
通常倾向于下述的回答：“流动资本的再生产取决于流动时间，而固定资本的流通则取决于它作为使用价值即它的物质存在在生产行为中被消耗的时间，也就是必须把它再生产出来的时间。但是，这种区别意味着，“分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总资本，其周转时间就有重大的变化”。[36]例如，如果资本为10,000镑，其中5,000镑是固定资本，5,000镑是流动资本（用《草稿》中的计算方法），并且，如果后者周转一次为一年，而前者周转一次为五年，那么，“总资本10,000镑在20个月内实现了周转，尽管固定资本要经过五年才得到补偿。但是，这个周转时间仅仅对于重复生产过程，就是说，对于创造剩余价值具有意义，而对于资本本身的再生产则没有意义”。[37]这是因为资本本身不是，也无须说用平均的周转来替代，[38]五年已经过去以后，资本家在事实上“只有到第五年年底资本占有者才重新拥有他开拓生产过程时的全部资本”。那么，“在生产剩余价值方面他的资本所起的作用，好象它的20个月内已全部周转了一样；总资本只有在五年内才能再生产出来。周转的第一种规定对于资本在其中得到增殖的那种关系很重要，而第二种规定却带来了一种在流动资本那里所没有的新关系”。就是说，因为“流动资本全部进入流通，并且全部从流通中流回，所以它作为资本来再生产的次数同作为剩余价值或追加资本来实现的次数一样多。但是，因为固定资本从不作为使用价值进入流通，而它作为价值进入流通的数量只限于作为使用价值被消费的部分，所以，当获得由总资本的平均周转时间所决定的剩余价值的时候，固定资本还决没有再生产出来。流动资本必须在五年内周转5次，固定资本才能再生产出来，就是说，流动资本的流通必须重复5次，固定资本的流通期间才进行一次，总资本的平均周转——20个月——必须重复3次，固定资本才能再生产出来。[39]由此可见，由固定资本构成的资本部分越大，就是说，资本在同它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下，在大量运用已生产出来生产力的情况下，发挥的作用越大，而且固定资本越耐久，就是说，它的再生产的时间越长，它的使用价值越符合自己的使命，——那么，被用作流动资本的那一部分资本的周转期间重复的次数越多，资本为完成它的总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总时间也就越长。因此，随着被用作固定资本的那一部分资本的发展，生产的连续性，对于资本来说，便成了外在的必要性。对于流动资本来说，只要中断的时间不太久。不致于破坏它的使用价值，那么中断就只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中断。但对于固定资本来说，既然在这个中断期间，它的使用价值必然由于不进行生产而相对的丧失，就是说，没有以价值形式得到补偿，那么中断就是它原有价值本身的破坏。因此，只是随着固定资本的发展，与资本概念相符合的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才成为维持资本的必要条件；消费的连续性和不断增长也是如此”。[40]
但是，这并不是全部。马克思说，考察固定资本对周转时间方面的影响导致的第二个结果是“从形式方面看更为重要”。“我们用来计量资本回流的总时间是一年，正如我们用来计量劳动的时间单位是日一样。我们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对于工业上使用的大部分植物原料的再生产来说，年大体上是自然的再生产时间或生产阶段的持续时间。因此，流动资本的周转是按照一年这个总时间内的周转次数来决定的”。[41]但是“流动资本在每一周转结束时就开始它的再生产，如果说一年里的周转次数影响总价值，那么流动资本每一次周转所遭遇的命运，尽管对于它重新开始再生产的条件起决定作用，但每一次再生产就其本身来说都是流动资本的一次完整的生命活动。当资本重新转化为货币时，比如说，它就可以转化为与最初的生产条件不同的另一种生产条件，以致从物质上来看，再生产不是在同样的形式下重复”。
马克思继续论述道：“把固定资本也考虑进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无论是资本的周转时间，还是计算周转次数的单位，也就是年，都不能继续充当资本运动的时间尺度了。相反地，现在这种单位是由固定资本所需要的再生产时间决定的，就是说，是由资本作为价值流入流通而又从流通中流回其价值总额所需要的总流通时间决定的。固定资本的再生产，从物质上看，在整个这段时间内也必须在同样的形式下进行，而它的必要的周转次数，即为再生产原有资本所必需的周转次数，或长或短地分布在若干年里。所以，用来计量这种资本周转的单位便是一个较长的总时期，周转的重复现在同这种单位之间不是外在的联系，而是必然的联系”。[42]（马克思在《草稿》中假设，我们研究的是大约十年为一个时期。[43]）这一点的重要性从以下的事实变得明显：“自从固定资本大规模发展以来，工业所经历的大约为其10年的周期，是同上面那样决定的资本总再生产阶段联系在一起的”。[44]因此，机器更新的平均时间体现了决定危机周期的一个基础。[45]这是我们发现，并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进一步被发展的推理方法（路线）。[46]
[1]《资本论》第3卷，第17页。参见《资本论》第2卷第十一章第252页，标题为《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其中写道：“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把各种物品加以归类的定义。问题在于表现为一定范畴的一定职能”。
[2]“上面我们已经把资本划分为不变的价值和可变的价值，如果在生产阶段内内，即在资本的直接价值增殖过程中观察资本，这种划分始终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57页）。
[3]同上书，第122、123页。
[4]马克思在此起初用语为“资本流通”。在《资本论》第2卷第171页用“资本周转”来表达，“资本价值回到同一形式时上的一段时间”。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0页。参见《资本论》第2卷第177页：“我们曾经一般地说过，全部资本价值是处在不断流通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资本都是流动资本”。
[6]同上书，第123页。
[7]“流通”应该被理解为资本通过它的所有阶段的流动。（参见《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1页：“如果我们考察整个资本同转，……”。）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23~124页。这个争论的重复在《资本论》第2卷，第5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73页。
[10]同上书，第12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25~126页。
[12]同上书。第126~127页。
[13]但是，“有的生产资料，例如辅助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等，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劳动资料，但从价值转移来看，因而从价值的流通方式来看，是和劳动资料一样，因此，它们也是固定资本的物质承担者，即存在形式。”（《资本论》第2卷，第18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5页。马克思在《草稿》中注明：“在人体上，也同在资本上一样，各个部分在再生产中并不是在同一时间交替的。血液的更新比肌肉快，肌肉比骨骼快，从这方面来说，可以把骨骼看作是人体的固定资本”。（同上节，第18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52~153页。参见《草稿》英文版，第275页马克思的计划：“（2）资本的特殊化：（a）流通资本、固定资本。
[16]同上书，第207页。（“资本单纯按物质方面所作的划分，现在被包括在资本的形式本身中，并且表现为使资本分化的东西”。同上书，第21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54页。
[18]“如舍尔比利埃所祢之为的生活资料基金”，它涉及“这样的产品，它们是使工人作为工人活着，并且使他们在生产期间在新产品创造出来之前能够生活的前提，它是“以消费品形式，以使用价值形式表现出来的货币”，这种货币是“工人在他们和资本家进行交换的行为中从资本家手里得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57~258页）
[19]“在作为总过程的流通中，我们可以把大流通和小流通区别开来，第一种流通包括资本从离开生产过程到回到生产过程这一整个时期。第二种流通是连续不断的，总是和生产过程本身同时并行的。这是作为工资支付的、同劳动能力进行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8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88页。在这一页上总结道：“流动资本在这里是直接提供工人个人消费的，……因此，在这里，通过资本对活劳动能力以及对保存活劳动能力的自然条件的关系，我们看到。流动资本也是使用价值方面被规定为直接加入个人消费并作为产品在个人消费中被消耗的东西”。
[21]《资本论》第2卷，第185~186页。
[22]《资本论》第2卷，第237~239页；参见第247页：“投在工资上的现实物质，是劳动本身，是发挥作用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力。是活的劳动。资本家用死的、物化劳动来和它交换，并把它并入他的资本，只有这样，他手中的价值才转化为一个自行增殖的价值。……相反地如果把流动资本这个次要的，为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和一部分不变资本（原料和辅助材料）所共有的规定，看作是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的本质规定，因此必须全部由产品的出售得到补偿，那末，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在物质上也就必然不是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构成，而是由工人用工资购买的各种物质要素构成，也就是由进入工人消费的那部分社会商品资本构成，即由生活资料构成”。
[23]《资本论》第2卷，第213页。
[24]“流动资本”这个术语是用于《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去解释“资本价值在它的种种形式之中，它属于流通过程之内。（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不管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怎样执行资本的职能。怎样顺利流通，它们只有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才能够变为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但是，因为资本的两种形式存在于流通领域，所以，正如我们以后会看到的，亚·斯密以来的经济学错误地把它们和生产资料的流动部分一起列入流动资本这个范畴。……它们是与生产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资本论》第2卷，第187页。）并且直到“多种资本”的分析，那就是在竞争领域，使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这些概念才容纳一个广泛的含义，因此。它们能被应用于“一个机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338~340页。）
[25]《资本论》第2卷，第237页。
[26]因此，在《草稿》关于“一个机器制造厂主的流动产品”中有这样的论述，“对于机器制造厂主来说，机器是流动资本，对于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机器的厂主来说”，（也就是机器）“是固定资本，因为对前者来说，机器是产品，只是对后者来说，机器才是生产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39页）在《资本论》中又完全颠倒了：“机器也是这样，作为机器制造厂主的产品，它是他的资本的商品形式，是它的商品资本；只要它停留在这个形式上，它就不是流动资本，也不是固定资本。如果把它卖给一个使用它的工厂主，它就成为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资本论》第2卷，第229~230页）
[27]这里的一些段落已经在前面第17章部分地论述。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0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08-210页。然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对固定资本中流通能力的减少，情况就不同：“正是在固定资本这个规定上，也就是说，在这个规定中，资本失去了自己的流动性，并与一定的使用价值合二为一，这种使用价值剥夺了资本形态变化的能力，——发达资本……表现得最为突出”。（目前，第193页）但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固定资本和资本的概念是不相适应的，作为价值来说，资本对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都是无所谓的，它可以把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形式作为自己一视同仁的化身来加以采用或者抛弃”。因此，在这方面从资本对外部的关系来看，流动资本是固定资本的适当形式”。马克思还说：“这个矛盾相当大，并且发展了”。（同前，第210页）。
[30]同上书，第229页。
[31]“在资本的生产过程本身内部，用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劳动时间和用于生产流动资本的时间的关系，就象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3页。
[32]那就是说，不是在“工业后备军”这个意义上。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0~221页。
[34]同上书。第223页。
[35]这些“一般的”或“普通的”生产条件在《草稿》中被理解为运河、铁路等等。
[36]同上书，第232页。
[37]同上书，第232页。
[38]这对于流动资本也是明显的：“假定有一笔100镑的资本，一年周转4次，从而带来20%的利润，和一笔400镑的资本一年只周转一次的情形一样，那么到年终的时候，这笔资本还是100，另一笔资本还是400，尽管前一笔资本在生产使用价值和创造剩余价值方面起的作用同另一笔4倍大的资本所起的作用一样。因为在这里周转速度补偿了资本数量，所以这就令人信服地表明，决定创造价值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只是被推动的剩余劳动和一段劳动的量，而不是资本的量本身”。（同上，第232页。）
[39]参见《资本论》第2卷，第204~206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33~234页。
[41]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同时是工艺过程，——生产过程本身，——即通过一定的劳动生产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总之，以这一目的本身所规定的方式进行的过程，既然在所有这些生产过程中，最本的是人体再生产本身所必需的物质变换，也就是创造生理上的生活资料的过程；既然这种生产过程同农业相一致，而农业同时也直接地（例如棉花、亚麻等等）或通过所饲养的动物间接地（蚕丝、兽毛等等）为工业提供大部分原料（实际上是提供来自采掘工业之外的全部原料），既然温带（资本的发祥地）农业的再生产同地球的公转有关，就是说，收获大部分是一年一次；既然如此，那么，年（只不过年的计算对不同种类的生产来说是不同的）就该用作计算和衡量资本周转总数的通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45~146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34~235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英文版，第291~293页，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1858年3月2日和1858年3月4日的信）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35页。
[45]我们还会发现其他一些决定的依据，但这是其中之一。过去，工业也同（农业的）秋收一样，有好年景和坏年景。但是延续多年的、本身分为一些各具特点的时期或时代的工业周期，都是大工业所固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35页。
[46]《资本论》第2卷，第194—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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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资本周转和周转时间。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和资本分为若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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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资本周转和周转时间。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和资本分为若干部分
我们已经几次指出：资本的寿命决不限于实际的生产过程，而是同样包括流通过程。”它们形成资本运动的两大部分，而资本运动表现为这两个过程的总体。一方面是劳动时间，另一方面是流通时间。整个运动表现为劳动时间和流通时间的统一，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统一。这种统一本身便是运动，便是过程。资本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这种处于过程中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既可以看成是资本生产过程的整体，又可以看成是资本一次周转，一次复归于其自身的运动的一定期间”。[1]
换句话说，资本的循环——被理解为资本通过各个阶段的运动（从资本价值的预付到它的复归）——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既可看作是个别的、独立的过程，又是看作是在它的周期性的、周而复始的同样的循环。马克思在最后著作《资本论》第二卷中采取了两种研究方式。第一种方式运用于《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一篇，在那里他关心的是：“资本在它的循环中不断地依次采取和抛弃的各种形式”以及这个循环本身的各种形式”。[2]（资本循环是不断重复的这一事实对于这一点的分析不能有实质性的帮助。）紧接着在第二卷的第二篇情况就不同了。那里马克思力图说明，每一个产业资本如何表现为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等各种形式。“在流通和持续的形式内”，“假如在各种的深度内同时发生。”在那里这些形式不仅“互相交替”，而且总资本价值的不同部分也不断地并存于这些不同的状态中并执行不同形式的职能”。[3]只有当资本的循环不是被看作是孤立的部分，而是被看作是资本价值在过程中的全部运动时，这一点才能体现出来。
我们在第二卷读到：“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叫做资本的周转。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和决定。这个时间之和构成资本的周转时间。因此，资本的周转时间，包含着总资本价值从一个循环周期到下一个循环周期的间隔时间，包含着资本生活过程的周期性，或者说，包含着同一资本价值的增殖过程或生产过程更新重复的时间”。[4]
那么，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循环过程中，资本周转的重要性何在呢？
当我们逐渐去陈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循环的具体形式[5]和平均利润率的更确切的含义时，[6]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明显。在这里扼要地概括一下我们在前一章得出的结论就足够了。
因为资本的周转时间等于它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总和，很显然，在周转期间的差别可能产生于这两因素，也就是说，可以产生于生产时间，也可以产生于流通时间。
就生产时间而论，这里有两件事是有关的。首先，不同的产品对于生产它们的劳动时间的要求是不同的，——一种产品可以在一周内完成，而另一种产品也许用几个月才能完成——即使这两种情况下每天被雇佣的劳动时间是相同的。这两种产品的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不同，[7]当然也意味着这两种资本的周转时间的不同。[8]其次，我们会涉及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两者的区别，那是我们已经遇到过的。这里的问题是：“与劳动过程长短无关，但受产品性质和制造产品的方式本身制约”的那种生产过程的中断。在这个中断期间，“劳动对象受时间长短不一的自然过程的支配，要经历物理的、化学的、生理的变化，在这个期间劳动过程全部停止或者局部停止”。[9]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时间较劳动时间长，并且很显然，资本的周转时将被扩展，“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在这里是不一致的，[10]最后，我们要区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它们是由生产资本存在的各种物质形式的不同所产生的。这些形式的不同造成资本周转受到重大的变更，这将象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那样。
更重要的是，起源在流通阶段的周转期的各种变化。象我们曾经见到的：“流通越快，流通的时间越短，同一资本能够重复生产过程的次数就越多。可见，在资本周转的一定周期内，资本所创造的价值总额（从而剩余价值总额，……），同劳动时间成正比，同流通时间成反比。在一定的周期内总价值（从而创造的新的剩余价值总额）等于劳动时间乘以资本周转的次数”。换句话说，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现在已表现为不单单决定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占有的剩余劳动，“而决定于生产过程的系数，即决定于表示生产过程在一定时期内重复次数的数字”。[11]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即使同样的资本规模、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资本周转时间的长度会有异常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象它在《草稿》中所陈述的那样，）流通时间“本身就是生产的因素，或者确切些说，表现为生产的界限”。[12]但是，在这一章中真正要讨论的是一些不同的方面，也就是说，是由必要的流通和流通时间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一个新的矛盾。
我们看到了，资本“由于它的本质只是在当作资本的重复生产过程中，在它的不断作用中保留它作为资本的特点”。[13]因而，“过程的经常连续性，即价值毫无阻碍地和顺畅地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同以往一切生产形式下的情形相比，是在完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为基本条件”。[14]自然，假如完全不需要流通时间，这种生产的连续性会得到最好的保证。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不是象头脑中想象的那样，而是实际上经过不同的流通阶段，这是资本本质所固有的。“资本的本性要求资本通过流通的不同阶段，而且不是在想象中以一闪念的速度立即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而是在时间上彼此分隔的状态下通过这些阶段。资本在能够象蝴蝶那样飞舞以前，必须有一段蛹化时间。因此，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资本的各种生产条件是互相矛盾的”。[15]它们只能在实践中通过资本分裂为两部分而得到调解，（不考虑信用），“其中一部分作为成品进行流通，另一部分则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再生产，这两部分彼此交替着；当其中一部分回到P阶段（生产过程）的时候，另一部分则离开这个阶段。这个过程不仅每天进行着，而且也在较长时间里进行着。当资本的两个部分都经过了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或者说，当资本的第二部分重新进入流通的时候，整个资本和总价值就被再生产出来。因此，起点就是终点。可见，周转取决于资本的数量，或者在这里必须更确切些说，取决于上述两个部分的总额。只有在这两个部分的总额被再生产出来的时候，整个周转才告完成；否则，就只有1/2、1/3、1/x的资本（按照资本经常流通着的部分所占的比例）完成周转”。[16]
马克思继续讲道：“现在问题是，资本有多大部分可以在整年内持续地用于生产？”“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等式来解决，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17]……无论如何下述情况是清楚的。我们用pt表示生产时间，用ct表示流通时间，用C表示资本。C不能同时处于自己的生产阶段和流通阶段。如果它想在它流通的时候继续生产下去，它就必须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处于生产阶段，而另一部分处于流通阶段，过程的连续性由以下情况得到保持：当a部分处于一种规定性中时，b部分处于另一种规定性中。如果始终处于生产中的那部分资本为X，那x=C-b（b是处于流通中的那部分资本）。C=b+x。如果ct即流通时间等于零，那么b也等于零，X就等于C。b（处于流通中的那部分资本）：C（总资本）=ct（流通时间）：pt（生产时间）；b:c=ct:pt；即处于流通中的那部分资本同总资本之比，等于流通时间同生产时间之比”。[18]
不过，上述资本分割为两部分所达到的这一切就等于资本不必为了流通期间而中断它的生产过程一一过程的持续得以维持。（假如不是这种情况，假如全部资本的价值必须首先作为货币资本，然后当作生产资本，最后当作商品资本发挥职能，那么，生产不是持续，而是会发生“间断，只有经过一段由流通过程的这两个阶段[19]完成得快慢所决定的长短不定的时间，生产才能重新进行”。[20]那是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所排除的事态之一。）尽管如此，资本被分割为各部分，不但阻止资本的一些部分在每个资本主义企业中停留，从而阻止它的增殖。[21]因此，资本的必然趋势是用改进通讯、发展信用系统等等去减少流通时间，也就是去建立“一个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这是我们将在第27章“利息和存款的分裂”中回答的一个方面。
由于资本的周转时间包括劳动时间和流通时间两个部分，因此人们容易错误地把应该归功于劳动时间的东西，归功于流通时间。他们因此认为：“有一个神秘的自行增殖的源泉，它来源于流通领域，与资本的生产过程，从而与劳动的剥削无关”。[22]这种观念在资本家他们自身以及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形成许多错觉的主论基础，这些人陷入了资本主义思想方法的泥潭。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22~123页。
[2]《资本论》第2卷，第391页。这里应该指出，在《资本论》第2卷第一篇的论述（即“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阅读它是如此的困难，但是它确实再现了在辩证方法方面的一个新高度——在《草稿》中是完全的、漫不经心的。那里在周转过程的展示方面是一个相当大的弱点。
[3]《资本论》第2卷，第391~392页。
[4]《资本论》第2卷，第174页。
[5]参见第24章。
[6]参见第25章。
[7]“我们讲工作日，指的是工人每天必须耗费劳动力，每天必须劳动的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我们讲劳动时间，指的是一定生产部门为提供一件成本所必需的互相联系的工作日的数目，在这里，每个工作日的产品只是局部的产品，它每天继续被加工，到一个或长或短的劳动期间结束的时候，才取得完成的形态，成为一个完成的使用价值”。《资本论》第2卷，第257页。）
[8]参见《资本论》第2卷第七章。
[9]同上书，第266页。
[10]同上书。第26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31页。
[12]同上书，第132页。
[13]《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文版，第40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3页。
[16]同上书，第171页。
[17]参见《资本论》第2卷第十五章：《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75、177页。
[19]那就意味着这样的阶段：M—C或更确切地说，M＜LMMP（购买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和C’一M’（在生产中被扩大的再转化为最初的货币形式。）
[20]《资本论》第2卷，第118页。
[21]“周转对剩余价值生产，从而对利润生产的影响……（就是）因为周转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在生产中不能同时使用全部资本；一部分资本总是以货币资本的形式，以储存原料的形式，以已经制成但尚未出售的商品资本的形式，或者以尚未到期的债权形式闲置起来；在实际上生产剩余价值即创造和占有剩余价值中发生作用的资本，总是要减去这个部分，而所创造和占有的剩余价值，也总是要按相同的比例减少。所以，周转的时间越短，同全部资本相比，这个闲置的资本部分就越小，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大。（《资本论》第3卷，第84页。这部分实际上是恩格斯写的。）
[22]《资本论》第2卷，第142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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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流通时间及其在价值决定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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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流通时间及其在价值决定上的影响
我们在前一章所解释的关于《草稿》的部分，基本只是体现了我们对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和初步的说明——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事实上在《草稿》本身[1]完成之后一直没有完全解决。它的目的在于指出在实现过程中的障碍和困难，这些困难和障碍随着研究“一般资本”而提出，但是它们又作为可能性而存在，并且其结果仅仅是“当作可能性被克服”。
但是，讨论流通过程，《草稿》的要点是“阐述流通领域……和在流通时所产生的特殊形式的关系”，借以说明资本本性在那一方面的发展情况，[2]出于这个目的，我们不得不假定（如前一章所说的）“资本在正常方式下，通过流通过程”。所以说——不管其所实现的困难范围有多么大——资本家必须把他的商品卖掉，并把由出售商品而打散的钱再次恢复，汇集成资本，这决不是一种武断的设想，乃是符合“实际发生的情况”，在资本再生产的范围内会实际的发生的。[3]
对再生产过程的这种分析已经有了结果，那就是资本的增殖只存在于未支付的异化劳动的占有中，并且这种增殖的范围可以用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劳动时间作最准确的衡量。但是，在生产过程中，这是不是说生产中的时间因素是唯一重要的呢？假如这不能直接表现为劳动时间，我们能不能把生产过程中维持的资本的全部时间也当作价值的形成和剩余价值的形成呢？
我们这里涉及生产过程自身的长度——生产时间——和对于生产机器所需要持续的劳动时间之间的区别。[4]例如在农业（并且或多或少地在其他不少生产部门），“由于生产过程本身的条件会引起劳动时间的中断或停顿，而在一定的时候又必须重新开始劳动以便继续进行或完成生产过程或者“产品完成以后，也许需要把产品存放一个较长的时间，让它受自然过程的作用，在这期间需要的劳动较少，例如葡萄酒”。[5]这样，它可能是这种情况：同样的劳动时间可能用在不同的产品上，并且，实际上生产时间可能显著的不同，因为对不同的企业家来说，它们采取不同形式的周转时间，假如等量资本要产生等量的利润的话，这些不同必须得到“补偿”。[6]但是，马克思说：“这个问题显然只属于利润率平均化的问题”。[7]然而，他已经打算反驳这样一种观点：“自然条件要是阻碍[8]某一生产部门的资本，使它不能象别的生产部门中别的资本那样在同样的期间与同样数量的劳动时间相交换，这样的自然条件就能够以某种方式使资本的价值增大。价值，从而还有剩余价值并不等于生产阶段持续的时间，而是等于这个生产阶段内耗费的劳动时间，包括物化劳动时间和活劳动时间。只有活劳动时间——而且按照它同物化劳动时间之比——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因为〔只有活劳动能够创造〕剩余劳动时间”。[9]并且，恰恰是这样的原因，与劳动时间不同，把任何价值形成归之于生产时间是不可能的。
仅就时间因素适用于资本在生产领域中的作用来说，关于时间因素的重要意义，我们只讨论这么多。然而，在生产阶段完成以后，资本在流通领域里花费时间仍然是必需的，流通也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它对价值的创造和资本的增殖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首先。我们应当对这样一个事实保持清醒的认识：“流通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对“空间的”或“实际的”流通同“经济的”流通本身加以区别。第一，——把产品实物运到市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属于生产过程本身”，并被看作“由产品到商品的转化”，因为，“产品只有上了市，才真正完成。产品运往市场的运动，仍然属于产品的生产费用”。[10]事实上，运输“仅仅是改变生产的地点”。“我们不论是从矿山弄来金属矿石，还是把商品运到商品消费地去，这同样是位置的转移”。[11]产品被运到市场上去“使产品获得了新的使用价值（这一点一直到零售商人都适用，他们称、量、包装，从而使产品获得适于消费的形式），[12]这种新的使用价值化费劳动时间，因而同时是交换价值”。[13]然而，从这种观点出发，运转并不构成一种“特殊情况”，同直接生产相比，——尽管运输行业本身的确与生产资本的投资的其他领域不同，因为事实上“它看来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中的继续，并且是为了流通过程”。[14]
和“真正”的流通，即携带产品到它们的消费基地，并且因此使它们第一次变成商品的形式相对比，现实的“经济的”流通是简单的”价值〔运动）的质的过程”，“是价值通过不同阶段所经历的形式变化”。[15]这种流通也需要时间，也就是“限于把商品转化为货币和再把货币转化为商品所需要的时间”。[16]然而，难道不是经过了这个阶段进入了“某种不依赖于劳动、不直接来自劳动、而是从流通本身中产生出来的价值规定的要素？[17]
马克思的回答是，这种情况是当然的。“生产的更新取决于成品的出卖”，或者“取决于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再转化为生产条件”，并且取决于构成资本生产的一个必要部分，即在流通领域中的停留。还有，“在一定期间能够生产出多少产品，在一定期间资本能够增殖多少次，它的价值能够再生产和增殖多少，就取于流通的速度，取决于流通经历的时间”。“这显然是一种不是直接由生产过程本身造成的条件”。[18]这样，很明显，首先看到的是，假如100塔勒一年中经过四次周转，并且每一次获得5%的利润，那么，（且不管任何可能的积累）这就等于“一个在数量上增加到四倍而利润率相同的资本……一年周转一次，每次的利润是20塔勒”（起初：20%）。“可见，在其他生产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周转速度可以代替资本的量”。[19]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周转较多的次数，就象“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南方的收获次数多于北方一样”。[20]因此，流通的速度对于资本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显然生产过程的速度依赖于它，而且，作为一种结果，“虽然不决定价值”，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则决定价值量”。[21]
但是，从什么意义上讲流通影响价值的决定呢？让我们回顾一下收获的例子。我们说过，一个有较好气候条件的国家，可能有多次收成。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例子，“某一个国家小麦生产的现实条件如果只允许一年收一次，那么，任何流通速度都无法使它一年收两次”。但是，对比之下，“如果流通受到阻碍，如果租地农场主不能及时卖掉小麦，……那么生产就要停顿”，并且也会危及这次收成的净利润。[22]这就是说，以加速流通为手段最大限度地取得利润，避免再生产的障碍。这种障碍是资本本身的本质所固有的。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正是它的贬值时间，⑥[23]如果前者被缩短，那么后者也缩短。我们当然不能由此推论说；资本的增殖会因此变大，而只能说资本的贬值会因此变小。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个差别不过表现在：如果资本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达到最大限度，比如说，达到无限大的量∞，结果必要劳动时间成了这个∞中的无限小的部分，而剩余劳动时间成了这个∞中的无限大的部分，那么，这就是最大限度的资本价值增殖，而这也就是资本势力追求的趋势。另一方面，如果资本流通时间=0，如果资本转化的各个阶段在规定中也象在头脑中那样迅速，那么这也就达到使生产过程能够重复进行的因素的最大限度，就是说，达到一定期间内资本价值增殖过程重复次数的最大限度”。“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过程的重复就只受生产过程本身持续时间的限制，只受原料转化为产品所需要的时间的限制”。和下面的对照起来，“如果剩余劳动时间或者必要劳动时间=0，就是说，如果必要劳动时间占去了全部劳动时间，或者进行生产可以完全不要劳动，那就既没有价值，也没有资本，也没有价值创造”。[24]“因此，很明显，流通时间绝对地来看，是对价值增殖的最大限度的一种扣除，它小于绝对的价值增殖。因此，任何流通速度或者流通时间的任何缩短所能引起的价值增殖，都不可能比生产阶段本身所提供的价值增殖更大。假如流通速度增长到∞，那它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东西，就是使流通=0，即扬弃自身。因此，流通时间不能成为创造价值的积极要求，因为它的扬弃——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是价值增殖的最大限度，它的否定等于资本生产率的最高肯定”。[25]更确切地说，流通时间只能以消极（否定）的方式影响价值形成和资本的增殖，它的加速和减速只能帮助缩短或延长资本不能雇佣生产劳动或增殖自身的时间。[26]“从这方面看，流通时间不增加价值；……流通时间不表现为如同劳动时间并列的创造价值的时间”。[27]
但是，关于流通费用，那些通过各个经济阶段“而化费的活的劳动或物化劳动的支出是什么情况呢?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规律是适用的。即“一切只是由商品的形式转化而产生的流通费用，都不会把价值追加到商品上。这仅仅是实现价值或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需的费用。投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包括它所支配的劳动），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必须从剩余产品中得到补偿，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是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一种扣除，就象对工人来说，购买生活资料所需的时间是损失掉的时间一样”。[28]
《草稿》还引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假定有两个人，每人都是他自己产品的生产者，但是他们的劳动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因此他们之间就要相互交换，他们的产品的实现依赖于通过这种交换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就很清楚，他们为交换所化去的时间，即他们在成交之前为了讨价还价和算账所花去的时间，无论是对于他们的产品，或者是对于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都不会增加任何东西。[29]如果A向B提出要求，说交换占去了他若干时间，那么B也会向A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每个人在交换中耗费的时间相等。它们的交换时间是共同的。如果A为自己的产品要10塔勒（他的产品的等价物），又为他从B那里取得10塔勒所花去的时间再要10塔勒，那B会说A完全可以进疯人院了”。这是因为这种时间的耗费是“由分工和交换的必要性造成的”。[30]因此必然表现为从他们的生产活动中的扣除。（“如果A本人能够生产一切东西，那他就不会用一部分时间去同B进行交换，或把自己的产品转化为货币，而把货币转化为产品了”。）然而，假如生产者发现“他们之间安排一个第三者C作为中介人，此人把自己的时间用在这个流通过程上，他们就能够节省时间的话”，（当然，如果不只是A和B，而是有较大数量的生产者都是这样，才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他们每个人就得把自己产品的相应份额让给C。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能够得到的好处，只是损失的多寡而已”。[31]
马克思推论，因为这个原因，流通的实际费用“决不能增加价值”，“不是对花费者生产上的时间的扣除”。它们是商品生产的非生产性费用，并且作为非生产性费用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32]“商人业务，尤其是真正的货币业务“应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仅就它们介入的方式减少交换费用而言，“它们给生产增添了东西，但并不是因为它们创造了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减少对已创造的价值的否定。……如果这些业务使生产者能够创造的价值多于在没有这种分工的条件下所创造的价值，而且多到在支付这一职能之后还有剩余，那么，它们事实上就增加了生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价值之所以增加，并不是因为流通活动创造价值，而是因为流通活动耗费的价值比别的场合小。但是这些流通活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33]
但是，资本家本人在交换过程中损失的时间应怎样看呢？是否应该把它看作“劳动时间”并因而也看作“价值创造”呢？完全不是，因为他只是一个资本家，“而资本的代表，人格化的资本，只是因为他同作为他人劳动的劳动发生关系，占有他人的劳动时间并确立这种时间。……工人必须在剩余时间内也从事劳动，这也就意味着，资本家用不着劳动，因而他的时间表现为非劳动时间，以致他甚至在必要时间内也不从事劳动。工人必须在剩余时间内也从事劳动，才有可能使他自身的再生产所必须的劳动时间物化，实现即客观化。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说，资本家的必要劳动时间也是自由时间，并不是维持直接生存的必要时间”。马克思还说，之所以如此，恰恰因为资本家用于他自己交换所生产的商品的时间，“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就象资本家同他的情妇消磨的时间跟我们的关系一样。[34]如果时间就是金钱，那么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这指的只是他人的劳动时间，用最确切的语言来说，这种时间当然是资本的金钱”。流通时间“只有从它使资本可以占有他人劳动时间的那种时发生中断这层意义上说，才同劳动时间是~致的；而且很明显，资本的这种相对的价值丧失，不会增大而只会缩小资本的价值增殖。或者说，流通时间同劳动时间是一致的，是从流通要求资本花费客体化的他人劳动时间即价值这层意义上说的。（例如，资本必须向承担这种职能的另一个资本支付报酬。）在这两种场合下，所以要考察流通时间，只是因为它是对他人劳动时间的扬弃，否定”；[35]在这两种场合，它被证明对于资本的生产率是一个障碍，并且是从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价值中的一个扣除。
然而，价值增殖的差别是不同资本在流通时间上不同的结果。这种差别不用一般利润率平均化吗——就象本章开头提到的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别那样？[36]当然。“当资本仍然保持成品形式的时候，它是不能执行资本的职能的，所以是被否定的资本。……因此，这些情况表现为资本的损失，表现为资本价值的相对丧失，因为资本的价值恰恰是在价值增殖的过程中形成的。……现在我们设想，各个生产部门拥有许多资本，而这些资本全部是必要的（这表现在：如果资本从某一生产部门大量流出，这个部门的产品会供不应求，因此市场价格会高于自然价格，也就是高于生产价格），设想某一生产部门例如要求资本a有较长时间处于价值丧失的形式中，就是说资本a通过流通的不同阶段所花的时间多于其他一切生产部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a会杷它所创造的较少的新价值看作是有形的损失，看作是它为生产同量价值而必须增加开支。因此，同其他资本相比，资本a会提高自己产品的交换价值，以便分享同样的利润率。可是实际上只有把损失分摊到其他资本上才能做到这一点”。
马克思接着说：“因此，最荒谬的是作出如下结论：因为资本从自己额外的流通时间得到补偿，……如果把所有资本都合在一起，资本就能从无生有，从负变正，从负剩余劳动时间或负剩余价值变成正剩余价值，……。各个资本用来计算自己那一分剩余价值的方式——不仅根据它们所推动的剩余劳动时间，而且还根据他们的资本本身不活动即闲置不用、处于丧失价值阶段的那段时间来计算，——当然丝毫不会改变在各资本家之间瓜分的剩余价值的总额。这个总额本身不会由于它少于它自己成有的份额，即由于它少于资本a不是处于闲置状态，而是创造剩余价值时应有的数额而增大起来，也就是说，这个总额本身不会由于资本a在同一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少于其他资本而增大起来。这种闲置，只有当它是资本a所在的特殊生产部门的条件必然造成的结果时，才会给资本a带来补偿，所以对资本一般来说，只有当这种闲置表现为价值增殖的障碍，表现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必然限制时，才会有这种情形。[37]
同时，在《草稿》的另十章，我们还读到：“如果设想的是一个资本，或者，如果把某一个国家的各种各样的资本看成是与其他国家资本不同的一个资本（国民资本），[38]那就很明显，这个资本不作为生产资本发挥作用的那段时间，即不创造剩余价值的那段时间，不应当算作归资本支配的价值增值的时间。“资本不作为生产资本发挥作用的那段时间，……表现为一种否定，但不是对实际存在的价值增殖时间的否定，而是对可能的价值增殖时间的否定，即对流通时间等于零时可能存在的价值增殖时间的否定。显然，国民资本不会把它没有增殖的时间看作它增殖的时间，正象比如说一个孤立的农民，不会把他不能收获，不能播种，总之，劳动中断的时间，看作使他富裕的时间一样。”马克思还说：“资本由于它必然要把自己看作不依赖于劳动和劳动的吸收而成为生产的、结果实的东西，它就认为自己在任何时间都会结出果实，把自己的流通时间也算作创造价值的时间，算作生产费用那这种情况完全是另一回事”。[39]但是，为什么这种伪装会发生并且必然发生，其原因在我们现在研究过的“第二个价值增殖过程”，也就是利润和一般利润率之后，才能看出来。[40]
在结论中有一个评论。在这一章所阐明的也同样适用于货币和货币流通。我们在《草稿》中读到：“货币本身由于是由贵金属制成的，或者由于所有货币生产——例如，即使在纸币流通的情况下——都需要费用，就是说货币本身要花费劳动时间，所以它并不给交换对象——交换亦值——添加任何价值；相反，生产货币的费用是对这种价值的扣除，这种扣除可由交换者按比例分担”。[41]在另一页中，马克思指出：“从货币在资本流通中所表现的两个方面来看，即作为流通手段和作为已实现的资本价值来看，货币属于流通般用，只要它本身是劳动时间，这种劳动时间一方面用来缩短流通时间，另一方面用来实现流通的一个质的要素——资本再转化为作为自己存在的价值自身。从这两方面看，货币都没有使价值增加，一方面货币是一种需要费用即耗费劳动时间，因而是从剩余价值中扣除的价值体现形式。另一方面，货币可以被看作一种机器，它可以节约流通时间，从而腾出生产时间。但是，既然作为这种机器的货币本身需要劳动并且是劳动的产物，所以对资本来说，它是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货币属于流通费用”。因此，资本的努力，在于扬弃货币的传统的直接现实性，把它变成一种由资本设定的同时又由资本扬弃的纯观念的东西”。[42]我们从马克思在第九章引证的评论中已经看到，为什么这种趋势不能充分地实现，并且，我们将再一次在利息和利润这一章中回顾这个主题。
[1]我们应当记住，·马克思的最初计划是把危机问题的阐述移到后面的第六部分。
[2]马克思自己把这看成是（《资本论》第3卷第936页）《资本论》第2卷的作用和内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5页“我们所考察的流通是价值的转化过程，是价值〔运动〕的质的过程，……在这种从一个规定向另一个规定过渡中，产生出新的规定”。
[3]《资本论》第1卷，第709、710页。
[4]参见《资本论》第2卷，第8章。这个区别在《草稿》中只是粗浅的论述，——恰好是以说明对资本增殖的影响。在《草稿》的有关部分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如何首先详尽地闸述这一区别（例如在第46卷（下），第7页，生产时间仍然等于劳动时间，随后他又用“谬误”的插入语来修正。）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02~103页。
[6]参见本书第23章。
[7]同上书，第180页。
[8]“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不一致。可能只是由自然条件引起的，这些自然条件在这里直接妨碍劳动的利用。即妨碍资本占有剩余劳动。资本遇到的这些障碍当然不会带来利益，从资本的角度看，只会是损失”。（同上书，第18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81页。
[10]同上书，第27~28页。
[11]同上书，第14页。“如果我们设想，同一资本既从事生产又从事运输，那么这两个行业都属于直接生产，而流通就……只有当产品运到预定地点后才会发生。（同上。）
[12]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17章和第2卷第六章第二节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下），第141页。但是，当转移商品一达到目的地，它的使用价值所发生的这个变化也就消失，这个变化只表现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提高了，商品变贵了。虽然在这里，实在劳动在使用价值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可是这个劳动已经实现在这个物质产品的交换价值中。可见，凡是适用于其他一切物质生产领域的，同样适用于运输业；在这个领域里，劳动也体现在商品中，虽然它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并没有留下任何可见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445页）
[14]《资本论》第2卷，第15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5、130页。
[16]同上书，第129页。
[17]同上书，第10页。
[18]同上书，第3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8~9页。
[20]同上书，第10页。
[21]同上书，第32页。
[22]同上书，第39页。
[23]参考这一章的开始，“正如谷物，当它作为种子播在地里时，就失去了它的直接的使用价值，作为直接使用价值就丧失了价值；同样，资本从完成生产过程直到再转化为货币，并从货币再转化为资本为止，也丧失了价值”。（同上书。第1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2~33页。
[25]同上书，第134页。
[26]《资本论》第2卷，第14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30页。
[28]《资本论》第2卷，第167页。
[29]如果商品所有者不是资本家而是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那末，买卖所费的时间。就是他们的劳动时间的一种扣除，因而，他们总是（在古代和中世纪）力图把这种事情留到节日去做”。（《资本论》第2卷，第147页）
[30]马克思后来总结他的观点说：“所以，约•斯•穆勒把流通费用看作分工的必要代价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费用只是不以财产公有而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自发分工的费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3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28~129、138页。
[32]同上书，第128、138页。
[33]同上书，第139页。
[34]马克思在原文中进一步阐述：“另外，可以想象资本家在他没有获得作为另一个资本家的工资劳动者的货币时，资本家支取对于时间的补偿，……”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39~140页。
[36]马克思在《草稿》的几个部分中研究了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的问题。尽管，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这些文稿没有按原计划编入“资本一般”的范围，但是编入了“很多资本”的范围内。因而，在最后著作中平均利润率是第一次在《资本论》第3卷中论及，就不会感到意外了。在这里表述更接近于资本的具体形式，也就是竞争领域。见本书第25章。）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0~42页。
[38]参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72~173页。参见《资本论》第2卷第142页：“但是，说到经济学看到的是表面的现象，也就是流通时间对于资本增殖过程的作用。它把这种消极的作用，理解为积极的作用”。
[40]参见本书第25章。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29页。
[42]同上书，第183页。我们在此章中进一步读到：“扬弃直接形式下的贷币，是已成为资本流通要素的货币流通的要求，困为货币在其直接的预先存在的形式下是资本流通的限制。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是资本的趋势，因此，把只用于缩短流通时间的工具变成只有资本设定的形式规定，……。（同上书，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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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从资本的生产过程过渡到资本的流通过程。补述实现问题和再生产的最初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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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流通过程
前言
现在我们进入《草稿》的另一部分，这部分大致相当于《资本论》第二卷，即论述资本流通过程的部分。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上一篇的前一章里，当论及资本已经是“形成”的资本，而不是“在形成中”的资本时，这只是以后分析结果的一种预见，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尚未达到超出资本“在形成中”的阶段。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资本的完成形式”的先决条件是：不但要经过生产过程，而且要经过流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流通体现资本自身形成的一个必然阶段，——“资本自身的形成过程，同时就是它的形成、成长并充满活力的过程”。[1]不过，只有当资本“从它的可以说内部的有机生命，进入外部的生活关系”[2]时，也就是，当分析过程从“资本的一般”进入到“多种资本”、“实际中的资本”时，我们才能说到资本的形成和资本的完成形式。
由此出发，现在这一部分只是对流通过程作一般的研究。对在流通时资本所发展的新形式，特别对资本停留在流通领域的新形式，加以研究。然而，我们应该时时刻刻记住：“事实上，这个领域是偶然性占统治地位的。因此，在这个领域中，通过这些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调节着这些偶然性的内部规律，只有在对这些偶然性进行大量概括的基础上才能看到。因此，对单个的生产当事人本身来说，这种内部规律仍然看不出来，不能理解”。[3]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在对循环过程作科学分析时，我们首先不应考虑竞争的表面如何，这样才能抓住过程的纯理论形式，也就是它的单纯的基本形式。
马克思从两个观点发展了资本流通的概念：第一，资本是停留在流通本身范围内的状况，就是说，停留在劳动力和商品的市场中的状况；第二，资本循环通过各阶段的整体，这些阶段包括生产过程以及流通本身，各种独特的形式都会从这两个观点里产生出来。这些形式修改（完善）前一部分所得出的规律。因此，对这些形式的分析，对了解资本生产过程的总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十一章从资本的生产过程过渡到资本的流通过程。
补述实现问题和再生产的最初计划
和《资本论》第二卷对照起来，《草稿》中论述资本流通过程从补充叙述开始，严格地说这种补充叙述已经超过流通过程和《草稿》中提出的资本的新的独特形式的抽象分析的范围。但是，这部分应看作在分析中是一个有用的补充。可以在《草稿》的第383-400页见到。这个补充叙述阐明了实现问题和生产过剩危机问题。
《草稿》一开始写道：“我们已经看到，资本通过价值增殖过程（1）通过交换本身（即同活劳动交换）而保存了自己的价值；（2）增加了价值，并创造了剩余价值。现在，作为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这种统一的结果表现出来的，是这个过程的产品，即资本本身，它是作为产品从以它为前提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而且是更高的价值，因为这个价值比最初作为出发点的价值包含更多的物化劳动。这个价值作为价值是货币。但是它仅仅自在的是货币，它还没有表现为货币；[4]首先表现出来的，现有的东西，是具有一定的（观念上的）价格的商品，也就是说，这个商品只是在观念上作为一定的货币额而存在，它要在交换中才能实现为一定的货币额，也就是说，它首先必须重新进入简单流通过程才能实现为货币”。[5]
马克思继续写道：“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货币只有通过价值增殖过程才变成资本——同时表现为资本的价值丧失过程，即资本丧失货币资格的过程”。这是因为货币通过它进入生产过程丧失了它的货币形式，并且只能在流通过程中收回它。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资本家进入流通不再是简单地作为交换者，而是作为生产者与作为消费者的其他交换者相对立。这些消费者为了得到资本家的商品来供自己消费，就要换出货币，而资本家为了得到消费者的货币，则要换出商品。假令这个过程失败了——仅仅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这种失败的可能性在个别场合就已经存在，——资本家的货币就会变成无价值的产品，不仅得不到任何一个新价值，而且连原有的价值也要丧失。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不管怎样，资本的价值丧失构成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要素，[6]这一点单是由于下述情况就已存在，即过程的产品在其直接形式上不是价值，而是首先必须重新进入流通才能实现为价值。因此，如果说资本通过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和新价值被再生产出来，那么，它同时也是作为非价值，作为还要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为价值的东西被创造出来。……现在资本作为商品本身与商品同命运：它能否与货币交换，它的价格能否实现，这些都是偶然的事情”。[7]
这样，我们回到实现问题，并且延伸到危机问题，《草稿》进一步阐述道：“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在这里资本一直被看作价值——资本的价值增殖表现为完全取决于资本作为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但现在作为产品、作为商品，资本却表现为取决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流通。……作为商品，资本必须是使用价值，而作为使用价值，必须是需要的对象，消费的客体；（2）必须同它的等价物——货币——进行交换。新价值只有在出售中才能实现”。[8]
在分析简单商品流通中，这两个条件都已碰到了。我们看到：“当作交换手段，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但是它只能成为为了出卖而被提供。因为那些在他们手里是商品的人来说，它不是使用价值，而对于那些接受它的交换的人来说，是当作使用价值。对于商品所有者，它是使用价值只在于它的交换价值，由它再现对交换价值的可让渡性”。[9]“因此，同一关系既应该是商品和商品作为质上相同而只在量上不同的量和量之间的关系，是它们作为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而相等的关系，同时又应该是商品和量的作为质上不同的物，作为满足特殊需要的各种特殊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简言之，作为各种实际使用价值而相异的关系。但是这种相等和相异是相互排斥的”。[10]已经在商品中和简单商品流通中表现出来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在资本的流通中以新的形式被重现。”但是，这一次〔在资本流通的条件下〕这个矛盾不再象在〔简单〕流通中那样，只是表现为单纯形式上的差别，[11]而是表现为：由使用价值来估量产品，在这里被断然规定为由交换者对该产品的总需要，即由总消费量来估量产品。……产品的存在的尺度，就在于产品的自然属性本身。
使用价值要转化为一般形式，就只须有一定的数量，这个量的尺度量不是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而是来自产品作为使用价值的性质，而且是作为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性质”。[12]那就是“作为特定的、片面的、具有某种质的使用价值，例如谷物”，资本的生产，“只在一定数量上，或者说在某种限度内才是需要的。而这种限度一方面决定于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的性质，产品的特殊效用、用途，另一方面决定于需要这种特定消费的交换者的人数。这种限度决定于消费者的人数乘以他们对这种特殊产品的需要量”。这是因为，“使用价值本身不具有价值本身所具有的无限度性。一定的物品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被消费，才是需要的对象。……因此，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在自身中含有某种限制，——即对该产品的需要的限制，一但这种限制现在不是由生产者的需要来计量，而是由交换者的总需要来计量”。[13]但是，如果需求的总量短缺，资本的产品不再是使用价值，也就理所当然地不再成为资本。[14]
然而，资本的产品不仅必须是一个消费的客体，而且它必须“同它的等价物——货币——进行交换”，[15]这对它的实现就产生更多的障碍。因为，“流通最初曾假定是一个固定的量，是有一定限度的量，而另一方面，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新价值，所以对这个新价值来说，事实上似乎不会有等价物存在，“剩余价值……需要有剩余等价物”，但这首先必须由生产来创造。因此，资本”作为价值遇到的限制是他人的生产，正如产品作为使用价值遇到的限制是他人的消费。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它的尺度是对这种特殊产品的需要量。产品作为价值，它的尺度是流通中存在的物化劳动量”。“认为价值本身同使用价值无关，或者另一方面认为物化劳动本身是价值的实体和尺度，这两种说法都同样是错误的了”。[16]
紧接着上述分析，我们见到的那就是我们前面已经遇到的关于资本的“传播”和“文明”趋向的动人的描述。在那里马克思指出，资本无止境的追求价值增殖带来了“通过生产自身的流通周期的延伸”和“当作它自身的补充的更多的剩余劳动的持续创造”。并且，在另一方面，这个同样追求价值增殖的因素又如何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样一个事实，即：用创造新的需要和扩大现实存在的方式，使“包括在流通内部的消费周期，象先前所展示的生产周期一样地延伸”。在这方面，起初看来它对实现是障碍，就象已经被描述过的那样，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发展能在实际上加以克服。但是，它决不会伴随资本所遇到的因为资本试图摧毁的每一个障碍，“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按照它直接进行的方式，资本“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它们不复存在。[17]相反，如果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资本是“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现在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个生产和价值增殖的统一不是直接的，它仅仅是一个过程”，……它内在的所有矛盾“是不断被扬弃”，“通过暴力被扬弃（虽然这种扬弃在达到一定点之前只是表现为平静的平衡作用），”“而又不断重新产生”。[18]这个过程如何在实际上取代了“另外一个问题”，它不属于“一般资本”所研究的范围。在这个分析阶段需要研究的是“首先要确认这些矛盾的存在”，并且论证这两个矛盾和它的趋向，即暂时扬弃它们是在它们自身已经包含在“简单的资本概念”之中。因此，随后的阐述便能看到从这个内核中它们的发展。[19]
在《草稿》中马克思只是抽象地论述了生产过剩危机的问题。他说：“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生产过剩是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个问题的整个争论焦点在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否直接决定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实现：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价值增殖是否是资本的现实的价值增殖”。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分为两个营垒，那些，“象李嘉图这样一些经济学家，把生产和资本的自行增殖直接看成一回事，因而他们既不关心消费的限制，也不关心流通本身由于在一切点上都必须表现对等价值而遇到的限制，而只注意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人口的增长，只注意供给而不管需求，因此，他们对资本的积极本质的理解，比西斯蒙第这样一些强调消费限制和对等价值现有范围限制的经济学家更正确和更深刻，虽然西斯蒙第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局限性，对它的消极的片面性的理解比较深刻”。当然李嘉图也曾“意识到，交换价值没有交换就不是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证明它是价值；但是，他认为生产由此而遇到的限制是偶然的，是可以克服的。因此，他认为资本的本质就包含着克服这些限制的可能性，不过他的阐述往往是荒谬的；而西斯蒙第则相反，他不但强调生产会遇到限制、而且强调这个限制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于是资本限入矛盾之中，他由此看出，这些矛盾必然导致资本的毁灭。因此，他想通过习惯、法律等等从外部给生产设置以限制。但是，正因为这些限制只是外部的和人为的，所以必然会被资本推翻。另一方面，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实际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日益严重地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20]
从西斯蒙第和李嘉图观点的对照中已经清楚地说明马克思的解决问题所采取的倾向。和李嘉图相反，他坚持强调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强调“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制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1]这样，对于马克思来说，危机并不“象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偶然的，……而是内在矛盾的广泛的定期的根本爆发”。[22]但是和西斯蒙第的观点相反，马克思强调的是“普遍的趋势”和资本的“绝对的本质”。因而他把（定期地）克服“交换范围的障碍”看成是“资本本质”本身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熟悉。根据这种看法，资本主义所存在的矛盾是会不断被克服的，但同样也会不断推向更高阶段。不断升级，最终导致垮台，而过渡到“社会生产的更高形式”。
这就是马克思批判经济学家（如詹姆斯·米尔，塞·李嘉图，麦克库洛奇等）辩护企图的立场，——他们否认生产过剩的一般危机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从《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中已经了解了这个批评，就没有必要更详细地看《草稿》的有关章节（第46卷（上），第395—398页）。马克思对这些经济学家的主要批评是：为了把生产过剩的危机“解释为不存在”，他们漠视所有这些特点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明确具体的说明，并且他们把资本的流通等同于简单商品流通，甚至等同于直接的物物交换。“在把生产和消费说成一回事的情况下，是把价值增殖这个要素完全抛弃了，并把生产和消费简单地加以对比，也就是说，把直接以使用价值而不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当作前提了”。[23]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力图只强调整体的重要，而否认它们自身的矛盾，既然在事实上“经济关系的范畴……包含着对立的地方，也就是矛盾统一的地方”，在这方面“对立的统一成为这些矛盾的直接的同一性”。[24]评论的思维的方式属于逻辑范围，而不属于经济学范围”。[25]这样，经济学家们强调，例如，“资本有按照正确比例来分配自己的趋势（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但是故意忘记“由于资本无限度的追求超额劳动。超额生产率，超额消费等等，它同样有超越这种比例的必然趋势”。[26]当然，假如资本主义的生产按照一般的和予定的计划来进行，“那么，实际上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27]但是，因为在措词上这是一个矛盾，象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不是直接由社会需要调整或决定的一样”，资本必须“既是合乎比例的生产的不断确立，又是这种生产的不断扬弃”。[28]并且，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比例“表现为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29]资产阶级的辩护者因而会反驳说，尽管增殖过程的个别运动从属于内在的相互制约，他们“可能寻求得到也可能寻求不到，可能互相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可能互相适应也可能不适应”，并且“和这个整体作为各种互不相关的独立要素而存在，这已经是种种矛盾（和危机——原译者注）的基础”。[30]
马克思接着指出：“但是，这还决不是问题的全部。生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资本按其概念来说就是这两者的统一体——还必须从更加内在的方面去理解，而不应单纯看作一个过程的或者不如说各个过程的总体的各个要素互不相关的、表面上互相独立的现象”。那就是说，只涉及经济危机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是不会如愿以偿的，而是必须阐明“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一一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是矛盾的”。这已经足以“揭示出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就足以揭示出，资本并不象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31]这个特殊的限制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资本趋使价值增殖，它迫使资本无限度地去扩大生产（也就是说不顾及现有的市场或有效的需求）。与此同时，又迫使资本去限制交换的范围，“也就是安排在生产过程中价值增殖、价值实现的可能性”。这是西斯蒙第所抓住的一个矛盾“粗浅的但又相当正确地看成是为生产的生产同因此而排除了生产率的绝对发展的分配之间的矛盾”。[32]
现在，马克思更加详细地着手于他的理论的具体化。他说，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是：在任何事情发生以前，资本必须带着它的劳动者进入交换领域，也就是设置必要劳动。只有这样，资本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资本确立必要劳动，是因为并且仅仅由于劳动是剩余劳动，而且剩余劳动可以实现为剩余价值。可见，资本把剩余劳动作为必要劳动的条件，把剩余价值作为物化劳动即价值本身的界限。……因此，资本……限制劳动和价值的创造，而资本这样做，正是由于并仅仅由于它确立剩余劳动的剩余价值的同一理由。因此，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因为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33]
在紧接着的下一段中我们读到，如果说资本“一方面把剩余劳动以及剩余劳动同〔其他〕剩余劳动的交换作为必要劳动的条件，从而作为把劳动能力变成交换中心的条件，——单从这方面来看自己已经缩小和限制了交换领域——，那么另一方面，使工人的消费只限于工人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物品，使表现必要劳动的那个价值成为实现劳动能力的价值，从而实现工人交换能力的限制，并力求把这种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降到最低限度”。[34]这是由资本对价值增殖的无限追求而引起了一种趋向，但是，事实上它再一次表现为在交换领域内的限制。
生产力的情形也是一样，“一方面，资本的趋势是，为了增加相对剩余时间，必然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另一方面，必要劳动时间由此减少了，因而工人的交换能力由此降低了。其次，……相对剩余价值增加的比例比生产力要小得多，而旦这个比例不断降低，生产力已经达到的程度越高，这个比例就降得越低。[35]但是产品的数量却以相同的比例增加”。“但是，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要实现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的困难也增加了——因为这要求消费不断扩大”。[36]
最后，马克思概括指出，“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把剩余劳动时间作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界限，把剩余价值作为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与此同时，资本又趋使生产超过所有这些界限”，忽略它们并从中抽象。“由此出现生产过剩，也就是使人突然想起[37]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所有这些必然要素；结果是，由于忘记这些必然要素而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与此同时，向资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在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等等重新开始它〔突破本身限制〕的尝试，而它作为资本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因此很明显，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38]。
生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在于资本本质自身，并且是建立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之上，剩余劳动越多（相对的）必要劳动越少，而且剩余产品实现的可能性越小。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对于价值增殖的无限地追求是“同样地对交换领域设置限制”。[39]
如果是这种情况，如果资本本身通过限制劳动者的消费而对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形成一种障碍，资本如何能发展呢？资本如何能避免经常的危机呢？假如从这些前提出发，那么你是不是没必要去接受由西斯蒙第或者拉歇·拉罗得尼克科的解释，也就是说，从长期看来剩余价值的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并且剩余价值不得不从外部，即和其他国家的交换中来解决？[40]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想把问题的争论限制在方法论和逻辑方面的评论。那就是，以这种方式争论问题的那些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是以竞争为先决条件的，那是在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在“一般资本”的分析所需要的抽象的特点，首先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而且同时又是修饰过了（间接的）。
从马克思的《草稿》中，这种联系是清楚的。我们在附记中读到，和资本主义以前占优势的条件对照起来，资本主义的生产中，“消费通过交换充分地调节，并且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决不是一个直接的使用价值。当作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形成，消费的全部基础是劳动”。所以，工资劳动者（与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生产者不同）是“他本身就是独立的流通中心，他是交换者，是创造交换价值和通过交换来获取交换价值的人气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每一个资本家来说，除了他自己的工人以外，所有其他的工人都不是工人而是消费者，是交换价值（工资）即货币的所有者，他们用货币来换取资本家的商品。[41]他们都是流通中心，交换行为从这些中心出发，资本的交换价值通过这些中心而保存下去。他们相对来说形成很大一部分消费者——虽然如果指的是真正的产业工人，那并不象通常想象的那么多”。（并且我们知道，“资本的趋势是尽可能地增加产业人口的数量”。）但是，“一个资本家同其他资本家的工人的关系，……它丝毫不会改变资本本身同劳动的关系。关于自己的工人，每一个资本家都知道，他同他的工人的关系，不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并且希望尽可能地限制工人的消费，即限制工人的交换能力，限制工人的工资。[42]每一个资本家希望其他资本家的工人成为自己的商品的尽可能大的消费者。但是每一个资本家同自己的工人的关系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就是本质关系。然而正是由此产生了这样的幻想（对不同于所有其他资本家的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是真实的）：除了自己的工人以外，其余的整个工人阶级对他来说都是消费者和交换者，不是工人，而是货币支出者。这是忘记了例如马尔萨斯所说的[43]。任何商品的利润存在本身，必须先有一种超过生产这种商品的工人需求范围的需求，“因此，由工人本身造成的需求，决不会是一种足够的需求”。然而，这个幻觉是非常重要的。
正象我们在《草稿》中所读到的，这是因为“一种生产推动另一种生产，从而给自己创造了作为他人资本的工人而出现的消费者，所以对于每一单个资本来说，工人阶级的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表现为‘足够的需求’。这种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一方面，生产必须超越这种比例；另一方面，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那时，资本本身就把工人的需求——即作为这种需求的基础的工资的支付一一不是看作利益，而是看作损失。换句话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内在关系就显示出来了。这里又是资本的竞争，它们彼此漠不关心和互相独立，促使单个资本不是把所有其余资本的工人看作工人。由此就驱使生产超出正确的比例”。[44]
我们在一个脚注中读到：“由生产本身造成的对原料、半成品、机器、交通工具以及生产中使用的辅助材料即染料、煤炭、油脂、肥皂等等的需求也完全一样。这种需求作为支付能力的、实现交换价值的需求，在生产者本身之间进行交换的时候，是足够的和充分的。一旦最终产品在直接的和最终的消费上遇到界限，这种需求的不定就显露出来了。[45]驱使生产超出正确比例的这种〔足够的需求的〕假象，也是以资本的本质为基础的，资本的本质——这要在考察竞争时更详细地加以说明——就是自相排斥，也就是彼此完全漠不关心的许多资本。[46]当一个资本家向另一个资本家购卖东西，购卖商品或出售商品的时候，他们是处在简单的交换关系中；他们不是作为资本互相发生关系。他们为了最后能够作为资本来增殖自己的价值而必须互相进行交换的那个正确的（想象的）比例，是处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之外的”。[47]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必然的”、“固有的”障碍，就论述这么多，正象这些障碍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中所表现的那样。很清楚，在这里我们没有论述绝对障碍，只是论述那些证明他们自己在不断的运动中，在冲突趋向的不断斗争中证实的障碍。如果是这样，那么资本主义体系尽管有危机的干扰还能再生产自身，那么造成资本主义体系相对平衡的条件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在事实上对经济科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马克思[48]把社会总资本划分为五类，用资本家A、B、C、D、E表示。前两类是原材料制造业者，第三类是机器生产者，第四类是工人的必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者，第五类注定生产为资本家自己消费所需的奢侈品。资本的有机构成在五个部门是一样的：75C+25V（C又划分为2/3是原材料，1/3是机器）。剥削率也是一样——100%。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下列表示：
机器原料
劳动者
剩余产品
A．1．原料的生产者2040
2020
B．2．原料的生产者2040
2020
C．机器的生产者2040
2020
E．工人必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者[49]
204020
20
D．剩余产品的生产者2040
2020
依据上表，如何进行再生产呢？[50]资本家E“把他的价值等于100塔勒的全部产品同下列各类工人的工资相交换：他自己的工人20塔勒工资，原料生产者A的工人20塔勒工资、原料生产者B的工人20塔勒工资，机器生产者C的工人20塔勒工资、剩余产品生产者D的工人的20塔勒工资。E从他所得的进款100塔勒中用40塔勒同原料交换，20塔勒同机器交换，20塔勒给〔他自己的〕工人，工人再用这笔钱从他那里购买必要的生活资料，20塔勒留给自己购买维持自身生活的剩余产品。其他资本家都按同样的比例交换自己的产品，（即每一个原料生产者在原料方面保持40塔勒——因为他不用交换，用这些即可进行新的生产，[51]——并与其他资本家的生产交换60塔勒；就机器生产者和“剩余产品生产者”而论，他们在各个机器和奢侈品上仅能保留20塔勒——用另外的80塔勒去交换）。这样，每一个资本家一年就能够在同样的水平上继续进行生产。[52]
我们从《草稿》中这个有五个部分组成的表中认识简单再生产的典型图表并不困难。我们从《资本论》[53]和《剩余价值理论》[54]中就知道了。如果我们把两个原料的生产者和机器的生产者部门组合为一方，把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和奢侈品的生产者组合为另一方，这样就形成两个特别的部门，我们可以得出下列表式：
机器原料
劳动力
剩余产品
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60120
6060
消费品生产4080
4040
或者如下表：
I180C+60V+60S
II120C+40V+40S
第一部类的资本家能直接使用180C进行再生产，因为它是以生产资料的自然形态存在，第二部类的40V和40S正好在这个部门的限度内，不需要到外部去交换。然而，第1部类的60V和60S和第I部类的120C就必须在两个部类中进行交换，因而我们获得表示再生产顺利进行的一个等式，象在《资本论》二卷中所提到的再生产图式:VI+SI=CII。
但是，在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流通过程中，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假如图式中的五个资本家“消费了全部产品，他们最后不会比在开始时有更多的增加，他们的资本所带来的剩余价值也不会增加”。——这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相矛盾的）。对于扩大再生产要求有一个特别的图式，并且我们已经发现在《草稿》中开始有了一个草拟的粗糙的图表。[55]尽管这个图表包含着一个明显的流通方面的错误，但是马克思力图说明什么是很清楚的。它说明如下：
首先，至少在“剩余产品的生产者”的D部门必须受到限制，以便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的转变能够发生。因为，如果每个资本家只是从他的剩余价值20塔勒中消费10塔勒和积累10塔勒,那么.剩余产品生产者D部门现在仅仅能生产奢侈品50（5X10）个单位。（以这种方式，向扩大再生产的转变已经与经济危机有密切联系。）但是，第二，每个资本家（A、B、C和E）按以前同样的比例，必须将10塔勒积累价值中的5塔勒用于原料，2½用于机器，2½用于工资。只有保持这样的比例，才能保持“更多的价值增殖的现实可能性，即生产新的更多的价值的现实可能性”。如果不是这样，E和D两个资本家，即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的生产者会生产过多一一“同用于工人的资本部分所占的份额相比生产过多，或同用于资本家消费的资本部分所占份额相比生产过多（同他们的资本必须增长的比例相比生产过多，……）”。那也就是，“普遍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她〔消费〕过少，或者说，不是因为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56]
马克思接着指出：“换句活说，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因为这种发展决定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产品分割为原料、机器、必要劳动、剩余劳动相应的各个部分时，以及最后剩余劳动本身分割为一个用于消费的部分和另一个重新变为资本的部分时，都有固定的比例。资本的这种内部的概念上的分割，在交换中则表现为各资本彼此按照一定的和限定的比例进行交换——虽然这种比例在生产过程经常发生变化”。“无论如何，资本内部的这种分割既规定了可以进行交换的量，也规定了这些资本中第一个资本进行交换和生产所必须保持的比例。例如，如果必要劳动对资本不变部分的比例如上例中那样是1/5:3/5，那么，我们已经看到，用于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的资本〔即资本D和E〕总共不能超过五个资本的1/5+1/10，如果每个资本为1，那它就=1½个资本”。“同样，资本内部的这种分割，还规定了每个资本同代表它本身的某个特定要素的另一个资本相交换时所必须保持的比例。最后，还规定了每个资本都进行交换所必须保持的比例”。[57]
但是，上表的意义只是表明“内在的”、概念的”资本的分割，——这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使平衡状态成为可能，保证增长过程的条件。实际上，为了平衡这些条件，只能在面临不断失调中达到，因为，“交换本身使这些在概念上彼此一定的要素具有一种彼此毫不相干的存在；它们彼此独立的存在；它们的内在必然性会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因为危机会通过暴力结束它们彼此毫不相干的假象”。[58]
然而，这不是唯一威胁着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危险。因为，“在资本中的交换比例是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所决定”，并且因为这个比例本身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每一次“生产力的变革”必然会造成这些比例的变化。如果生产不顾这些变化而向前发展，（同时资本驱使价值增殖的无限动力往往导致资本超过所有“正确的”比例！）那么最后，“在交换中这一方或另一方就会出现亏损、负数”。因为，“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固然不变，这对交换，从而对生产来说始终是一种限制，因为这等于资本的价值增殖固定不变”。[59]但是，如果生产超过这个限度，那么恰好在一定的阶段“资本的普通价值丧失或者说资本的消灭”就会发生。这样，危机自身消除“实际上减少生产，减少活劳动，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构成一切的基础”。“可见，不论是资本通过生产过程而丧失价值还是扬弃这种价值丧失并造成资本价值增殖的条件，都包含在资本的本质之中了”。[60]这部分对我们有以下两点启示：首先，马克思较多地讨论再生产表式，其目的只是为了说明在有限的时期内，以相对稳定的技术和对劳动的剥削率，扩大再生产如何能发生，假定在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中，维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假定这个表式的任何“和谐的”解释都是不适宜的；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从以上这个补充中我们能看到，马克思所强调的是，在资本对价值增殖的无限追求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作者们所忽视的，或者只看作是偶然的。尽管这一点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必不可少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七篇更详细地予以讨论。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8页。
[2]《资本论》第3卷，第52页。
[3]《资本论》第3卷，第936页。
[4]参见本书第五章第141页第2注。
[5]《马克思恩格斯金集》第46卷（上），第383~384页。
[6]这个价值丧失（马克思只是在《草稿》中用这个词）它构成了它自身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要素，是应该和资本丧失相区别，它来自劳动生产力增加的结果。我们看到1851年8月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曾写道：“价值最初是由最初的生产费用，即生产该产品最初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但是，产品一旦生产出来，产品的价格便由该产品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费用来决定了。而再生产的费用在不断地降低，而且在产业方面，时代愈发展，这种下降就愈迅速。因此，在资本价值本身不断贬值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3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4~38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6页。
[9]《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文版，第92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3页。
[11]原译者注：也就是商品必须经历由资本到货币和货币到资本的转变。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8~389。
[13]同上书，第387页。这里马克思已经论及到一个我们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遇到的一个题目。（见《资本论》第3卷第210~211、220~221，732~734页）。
[14]同上书，第387页。
[15]同上书，第38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7~389页。
[17]同上书。第393页。
[18]同上书，第38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4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54~55页。西斯蒙第观点的出名的说明，也就是西斯蒙第与李嘉图的协议。
[21]《资本论》第3卷，第54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5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91、106页。参考II第571页：“例如，如果比如说买和卖，或者说，商品的形态变化运动，代表着两个过程的统一，或者确切些说，代表着一个经历两个对立阶段的过程，因而，如果这个运动本质上是两个阶段的统一，那么，这个运动同样本质上也是两个阶段的分离和彼此独立。但因为它们毕竟有内在联系，所以，有内在联系的因素的独立只能强制地作为具有破坏性的过程表现出来。正是在危机中，它们的统一、不同因素的统一，才显示出来。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因素所具有的彼此独立性被强制地消灭了。因此，危机表现出各个彼此独立的因素的统一。没有表面上彼此无关的各个因素的这种内在统一，也就没有危机。但是，辩护论经济学家说：不对。因为有统一，所以就不会有危机。而这种说法无非是说，各个对立因素的统一排除它们的对立”。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12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8页。
[29]《资本论》第3卷，第28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8页。
[31]同上书，第399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8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08页。
[34]同上书，第409页。
[35]参见本书第16章。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09页。
[37]这是黑格尔学派专门名词的暗示（参见格·卢卡奇《青年黑格尔》，第542~543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00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09页。
[40]见本书第30章。
[41]资本同（资本主义前的）统治关系的区别恰恰在于：工人是作为消费者和交换价值实现者与资本相对立，是作为货币所有者，作为货币，作为简单的流通中心与资本相对立——它是无限多的流通中心之一，由此他作为工人的规定性便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07页。）
[42]一个持反对观点的人可能引证象他所知道的美国汽车工业为例，这个工业是由三个巨大的企业所支配的，它们要求它所雇佣的工人作为它们的汽车购买者。但是，假如在一个工业部门中，有几个这样的企业，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尽可能地”能够并希望去迫使他们的商品售给它们的竞争者的工人，因而目的在于减少他们自己工人的工资（其结果是减少他们的交换能力）。
[43]事实上这不是马尔萨斯说的，而是奥特（Otter）说的。他的《原理》一书中的一个脚注中写道：“由于生产工人本身造成的需求，决不会是一个足够的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不会达到同工人所生产的东西一样多的程度。如果达到这种程度，那就不会有什么利润，从而就不会有使用工人劳动的动机。任何商品的利润的存在本身必须先有一个超过生产这种商品的工人的需求范围的需求”。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936年版第405页。见《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02~403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07页。
[45]同上书，第140页；（下）第155页。
[46]参见本书第48页第1注。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07~408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35页。
[49]此表从固定资本中抽出。
[50]原译者注：顺序来自《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35页。
[51]假定原料能被使用于原料制造中的这样一个原料问题（同样适用于资本家C的机器）。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32~434页。
[53]《资本论》第2卷，第441~442页；第3卷，第948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271~274页（参见第30卷，第362~367页；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版一卷本，1948年，第533~536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35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36~437页。
[57]同上书，第437~438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38页（在《草稿》中重复碰到的不同概念也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
[59]同上书，第438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1~442页。马克思还说，“关于这一切实际发生时所经历的运动，只有在考察了现实的资本即竞争等等之后，只在在考察实际的现实条件之后，才能加以考察。”（同上书，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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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2011）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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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ZurEntstehungsgeschichtedesMarxchenKapitals
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
〔联邦德国〕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Rosdolsky）
EuropäischeVerlagsaustaltFrankfurt1969
根据德文版的英译本翻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译者：魏埙张形玉沈玉玲等审校：魏埙
本书译者：魏埙（作者序、第二章）；李慧明（第一章、第二章附录、第三章）；邹树梅（第四、五、六、七、八章）张彤玉（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章）；林惠慈（第三篇的附录）；沈玉玲（英译者的话、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章）；王庭笑（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章、第五篇的附录）；郝寿义（第二十八、二十九章）。
作者序
英译者的话
中译者的话
第一篇导言
第一章《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来源
第二章马克思著作的结构
一、最初的大纲及其变化
二、最初提纲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程度上被放弃的
三、关于大纲变动的以往的解释（格罗斯曼和贝伦斯（BEHRENS）的尝试性解释）
四、最初提纲的方法论意义
1．前三分册
（1）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对象的论述
（2）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
（3）社会的三个基本阶级
（4）“资本向土地所有权的转化”和“土地所有权向雇佣劳动的转化”
（5）三分法的真实作用
2．《资本》分册
（1）《资本》分册的最初细分
（2）“资本一般”和“多种资本”
（3）《草稿》与《资本论》在结构上的联系
五、提纲变化的范围和大概的解释
附录一：《雇佣劳动分册》
1．这个分册可能包括的主题
2．马克思为什么没有把《雇佣劳动》作为独立的分册
附录二：关于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再生产公式的批评的方法论评论
第三章卡尔·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中的使用价值问题
第二篇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最早阐述
原始笔记
第四章劳动货币理论的批判
第五章从价值到货币的转变
一、货币产生的必然
二、价值问题的量与质（价值量和价值形式）
三、货币的产生和商品拜物
四、货币形成内在矛盾的展
第六章货币的职能
一、货币作为价值尺度
1．最初的笔记
2．货币作为价值尺度
第七章货币的职能
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
第八章货币的职能
三、作为“货币的货币”
1．一般评论
2．货币作为贮藏手段
3．货币作为支付手段
4．货币作为世界货币
5．结束语
第三篇生产过程
第九章前言（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现实性）
第十章简单商品经济中的占有规律
第十一章向资本过渡（“资本来自货币的发展”）
第十二章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交换
第十三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第十四章在生产过程中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保存（“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
第十五章剩余价值的一般概念和两种基本形式
第十六章相对剩余价值和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价值增殖的增长困难）
第十七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
第十八章“同时并存的工作日”。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和产业后备军（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批判）
第十九章再生产过程和占有规律的转化
第二十章原始积累和资本的积累
附录：对马克思工资理论的评论
1．马克思的工资理论
2．马克思关于工资运动的理论
（1）增加工资的一般条件
（2）经济周期和工资的运动
3．马克思的相对工资学说
4．作为工资调节器的产业后备军
5．所谓的“贫困化理论
6．“贫困化理论”的真实核心
7．结束
第四篇流通过程
前言
第二十一章从资本的生产过程过渡到资本的流通过程。补述实现问题和再生产的最初计划
第二十二章流通时间及其在价值决定上的影响
第二十三章资本周转和周转时间。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和资本分为若干部分
第二十四章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特有形式
第五篇作为结果实的资本。利润和利息
第二十五章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一般利润率
第二十六章利润率下降规律及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趋势
第二十七章关于利息与信用的片断
一、在原大纲里所设想的对这些题目论述的范围
二、《草稿》关于生息资本的论述
三、“作为货市的资本”的范畴
四、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
五、《草稿》中关于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作用的论述
六、信用制度的限制
附录：近期来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批评
第六篇结尾
第二十八章价值规律的历史限制。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个性发展的论述
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条件的机器的作用
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消亡
第二十九章经济范畴的具体化和“社会生产过程的准确概念”
感谢一夫、GnothiSeauton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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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致列夫·托洛茨基（1940年2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列夫·托洛茨基
（纽约，1940年2月20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抄送多数派所有团体）
亲爱的康奈尔（托洛茨基）同志：
现在这里的领导同志们一致认为，我们无法避免反对派领导人一直在准备的分裂。我们从现在开始的斗争策略必须以此为出发点。上周日晚在纽约举行的全体党员会议消除了我们所有人对这个问题的最后疑虑。
辩论发生在沙赫特曼和戈德曼之间。托洛茨基的最新文章——《小创不治必成坏疽》——已经发表，我们等待着沙赫特曼和反对派同志对这个最后制止警告的公开反应。甚至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理解这份庄严文件的政治含义。沙赫特曼——正如其为人——一直在文件中涉及到他个人的那些点上反复纠缠，无视基本原则部分，并且比其他开玩笑都更过分的是，他用一种即便是对沙赫特曼本人来说也是非常可笑的方式来开玩笑。反对派的追随者，特别是高中生和大学生，非常喜欢这些笑话。至于戈德曼的讲话，他们甚至都没有听。他们相互之间大笑，开玩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喋喋不休。可以说，每个严肃的同志在离开会议时都在暗自咒骂，并在心里说：现在真的是时候叫停了。这种讨论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
戈德曼直截了当地问他，反对派是否打算要求拥有自己的公共机关报的权利，以此作为分裂的最后通牒，沙赫特曼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对“众所周知的传统”进行了空洞而幽默的阐述，在这些传统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托派和其他人出版单独的机关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用许多苦笑和调侃传达了这样的印象：任何怀疑重复这些经验，并重新开始的必要性，将一切当作从未发生的人，都是愚蠢的。大学生们特别喜欢这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是历史系学生。
同时——就在会议期间——登比坐在一个角落里为派别的库房收钱，许多面额不小的钞票在桌子上传递。(上周我们因无法支付印刷工人的工资，受到了印刷厂罢工的威胁）。据我所知，这些募捐显然是为了资助本周末将在克利夫兰举行的全国反对派会议。这不是几个全国领导人的聚会，而是一次正式的会议，代表来自所有地区，显然是为了组织和准备分裂。如此大规模地召开这次会议的事实本身，再加上周日晚上会议上所表达的态度；伯纳姆的最新文件《科学与风格》，在无耻和蔑视以及对无产阶级多数派的阶级仇恨方面超过了所有其他文件；阿本给托洛茨基的信，阿本以他所知道的方式坦率地威胁说要分裂；反对派领导人完全不参加党的工作；反托洛茨基的运动，认为他是个傻瓜、骗子和诈骗犯——反对派中的任何一个高中生都会告诉你，托洛茨基过去犯过各种错误，早在马克斯·伊斯特曼和列宁遗嘱的争论中，他就表明自己没有道德上的顾忌——所有这些都通向一个必然的结论：任何进一步限制小资产阶级倾向和在共同组织的框架内同化和再教育他们的尝试都是乌托邦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一心想要分裂。必须毫不迟疑地承认这一现实，并据此准备我们的战斗路线。
这个问题也有另一面。讨论已经完全变质了。在纽约各支部，如果有人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角度来阐述俄国问题，顶多只能引起笑声或讥讽。各支部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地被阿本市委员会发起的关于最劣等的实际分歧的争论所占用。与此相伴的是对党的日常工作的完全忽视甚至是破坏。例如，人们发现，沙赫特曼的布朗克斯支部在五个星期内没有分发过一份《呼吁报》。
有必要承认，讨论这个方法已经没用了。我们面对的正是“癫狂的小资产阶级”的最好典型。我们所有人现在都为大会的推迟而感到遗憾，因为讨论的延期显然正在导致瓦解和士气消沉。当然，我们事先不可能知道这一点。我们都希望托洛茨基的最后一份文件至少能使他们清醒，促使反对派停下来考虑他们未来的道路。而在这里，我认为我们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我们没有意识到，小资产阶级的恐慌和小资产阶级的腐败在反对派领导层以及反对派队伍中渗透得多么深。
在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我们不敢低估的同样重要的因素。党内严肃的工人分子已经受够了这种胡闹。我们已经收到了关于这一发展的若干不祥的警告。试想一下：11份厚厚的公报已经出版了，而且还有两份的公报材料正在着手。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这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多的党内讨论。我们在几封信中得知，活跃的工人已经厌倦了这种泛滥的材料，并开始抱怨。工人们已经对争端的是非曲直和危机中所揭示的领导人的特点有了坚定的看法。他们不想永远空谈。他们想采取行动。
即使是允许在大会后有限度地继续讨论——康奈尔（托洛斯基）在一封机密信中如此建议并由我们最负责任的人传信——也在现场引起了反对的风暴。一位同志非常有说服力地写道：“我非常担心，如果我们在大会之后继续进行这项工作，工人们会直接走开，并留下他们的地址，以便我们在有意义的时候去找他们。”明尼阿波利斯事件可以被视为一个危险信号。沙赫特曼从芝加哥写信给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们，要求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党内纠纷。他们粗暴地回答他，认为没有必要召开这样的会议。他们并没有就这一事件征求我的意见。如果他们征求了我的意见，我可能会建议他们召开会议，以便把关于民主等不相干的争论放到一边。在一份派别通告中沙赫特曼因此提出对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的反对意见，但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们仍然不为所动。他们已经阅读和研究了所有的公告，并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些公告；他们了解沙赫特曼；他们不想再听沙赫特曼说什么。现在，当党内最先进、最有经验、最负责任的无产阶级同志采取这种态度，并毫不讳言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意识到，无产阶级分子普遍希望结束这场讨论，踏踏实实工作。
我们有必要作出决定和制定行动方针，这将使“组织问题”的概念在生活中得到检验，而不是出现在反对派的连载小说中。我自己的观点非常明确，我坦率地指出：不可能以对分裂的宽容态度建立一个战斗的政党。在讨论中，每一项民主权利都必须得到保证，并且已经得到保证。每一个合理的组织让步都必须是为了维护团结和在正常的气氛中教育党而作出的。但我们也绝不能将一直使得士气低沉变为一项正当的做法。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在党内搞一个无休止讨论的俱乐部。那些超越这些界限，走上分裂道路的人，不再被视为讨论意见分歧的同志，而是被视为敌人和叛徒。必须毫不留情地与他们斗争，在每条战线上都不与他们妥协。除非我们树立这样的观念，即违反党的团结不仅是一种犯罪，而且犯罪者会受到政治消灭的最无情的惩罚，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在队伍中灌输真正的爱党主义。
我个人对法国的组织制度没有什么用处。我非常清楚，特别是在我在那里的经历之后，所有导致法国不幸结果的许多因素[1]。其中许多因素也许是无法克服的。但我长期以来一直深信，对一方面的统一和另一方面的分裂所持的轻率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在即将达成成功之前的失败。
反对派领导人有可能利用我们对丑闻的恐惧和托洛茨基众所周知的超乎寻常的耐心，真的以为他们会唬住我们，让我们允许出现两个公共机关报，主张两种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政策的场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有办法的话——他们将会遇到残酷的幻灭。我的建议是什么？我建议向他们叫板。我将建议参加大会的工人代表坚定地说，我们要的是一个党，而不是一个游戏厅，我们要的是一个纲领和一个捍卫它的出版物。如果反对派不接受党内多数派的这一命令——他们目前的狂热排除了他们接受这一命令的可能性——而走上分裂的道路，那么你死我活的斗争就会开始。
沙赫特曼一直在流传一个轶事，说我在讨论的一开始向他提议“友好分裂”。这只能说明，这个爱开玩笑的人不懂最广泛和最明显的讽刺。在我看来，无产阶级的先锋党是一个在规定明确的纲领基础上夺取政权的战斗组织。另一个有另一个纲领的党——我只能理解为敌人。说得更清楚些，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基本纲领相同的同志可以分成不同的组织，以方便分工，例如，入党派和非入党派，而且至少在理论上仍然保持友好关系，避免相互争论攻击。我们知道有这样的案例：两个不同来源的独立党派相互接近，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为合并做准备。美国托派和米斯蒂组织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对一个在纲领性问题上从第四国际的一个党派中分裂出来的团体采取友好的态度，而且是在战争的前夕分裂的，即便是想想也会觉得这也是极其荒谬的。
※※※
我完全同意，即使是现在，面对反对派组织的某种分裂，我们也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表明分裂者在组织上的不满是不正当的；分裂是基于原则性的政治问题上，而根本不是官僚主义的不公正。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即我们的组织方法不是固定的和最终的，也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僵硬地适用。为了打入社会党，我们曾放弃我们的组织，甚至一度放弃我们的报刊，这一事实应该使所有的同志相信，我们的“组织方法”是足够灵活的；当我们在政治上有收获时，我们甚至可以做出最彻底的让步，而这种收获后来可以在组织上具体化。
我个人原则上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允许少数派拥有自己的内部公报。我甚至进一步认为在特殊情形下这种妥协可以拓展至允许在一段时间拥有独立的出版机构——如果持不同意见的团体的组成和基本性质使得该团体在各种事件的影响下有学习和改变的合理可能。但目前的反对派不是那种团体，这就是整个问题的关键。反对派的队伍和领导层都是彻底的小资产阶级。除了不决定路线的游离个人外，它与工人运动没有联系，也不从阶级斗争的经验中学习任何东西。因为它不是无产阶级的，所以它没有吸收组织纪律和对组织的尊重，而这些对于工人而言多多少少是自然而然的。从整体上看，正如讨论中显而易见的那样，少数派从未吸收过作为阶级斗争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则，如何解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神奇地背离了一切基本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大会之后延长与这个团体的讨论，或者试图用两个独立的公共机关报来维持统一的假象，只会使党的无产阶级部分士气低落，迫使它在最贫瘠的领域浪费时间和精力。我深深地相信，反对派目前的大杂烩式的纲领只是它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决裂的第一阶段。决不是仅仅在领导层，而且是，我重申一次，在其队伍中固有的真正倾向的完整表达。
从分裂的第一天起党内的两个团体就会背道而驰。一旦反对派摆脱了与我们同属一个政党的正式束缚，伯纳姆的“实验科学”就会开始全面宣扬其真正的反无产阶级和反革命的精神。如果我们的无产阶级多数派在大会上如此愚蠢地允许进行两个公共机关报的实验，这一点也会表现出来，即使不是以如此快的速度。可以事先肯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倾向不会一起发展，而是各自为政。实验的结果只会使党失去信誉，成为一个不了解自己的纲领、不知道如何保持自己的队伍团结、没有决心进行彻底分裂的组织。
※※※
分裂应该标志着我们的方向和我们日常工作的特点的急转。事实上，分裂更多地是一个丑闻而不是一项损失。全国各地的党的基本干部将几乎不受影响。我们所有的工会团体也是如此。只有个别工会同志误入了少数派的行列。青年--即真正的青年，也是如此。反对派拥有小资产阶级学生的大多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年轻的水手、钢铁工人和其他人，几乎都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的队伍将会有持续一段时间的足够的讨论，而且会有一种普遍的、全面的动力来着手进行实际工作。随着多布斯来到中央，我们的工会工作尤其可以得到很大的推动，并首次得到系统的指导和发展。
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应该是自上而下地重塑《呼吁报》的特性，使之成为一份真正的工人报纸，让普通工人能够接触到，并且能够理解。我们将有能力完全背弃病入膏肓的知识分子和复杂的激进分子，认真而坚定地努力渗透到新的无产阶级圈子里。即使在纽约这里，也有大量的工人。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接触到他们中的大多数。恐怕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和太长的时间向老练的激进分子解释这些细枝末节，而没有在工人的街区进行足够的坚持不懈的活动……
※※※
我们决不能为了说服那些不想被说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自作聪明者，或者即使他们从根本上同意也不准备认真行动的人而耗尽生命。我非常担心，至少在纽约这里，党的活动——包括我自己的活动——已经过多地集中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我们必须在大会之后改变这一切，采取严厉的措施，重新塑造我们在纽约的整个活动性质。这对党来说会有更大的好处，也比试图向过于聪明的大学男生和女生解释国家的阶级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以及托洛茨基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真的不是作为一个派别的把戏更令人满意。
※※※
如果我们现在认识到，反对派决心完成分裂，并且我们无法阻止它，也许顶多只能延长痛苦的时间，最后得到更严重的分裂，并且是以士气低落和解体为代价——如果是这样，正如我们在座各位所感觉到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应该重新考虑我们以前对在《新国际》上发表争论中最重要文件的态度。如你们所知，以前我反对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发表尖锐的论战文件会使反对派在公众面前无望地妥协，并切断他们的退路。
这个理由在新形势下并不成立。如果我们要进行分裂，我们就应该在这一点上的策略上作出180度转弯，并开始让同情我们的公众为分裂做好准备。我们昨天在委员会中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必须在分裂发生的第二天就开始解释，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这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在我们的报刊上占据大量的空间。最好是在大会之前发表最重要的文件，以便我们的同情者了解整个情况和分裂的基本问题。可以说，这将扫清障碍。然后，在大会之后，我们可以为分裂者写几篇尖锐的、不太长的总结性文章，然后让他们自己讨论。我们将有更严肃的事情要做。
我很想知道你对这封信中各点的看法。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见列夫·托洛茨基所著《法国支部的危机（1934-35）》（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7年），以及《詹姆斯·帕·坎农：国际主义者》（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80年）中附录中坎农的一系列信件，第20-38页。——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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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栽培自由之树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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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栽培自由之树
现在，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打量一下托马斯·哈迪和他的同伴们。1792年1月，他们在埃克斯特街的“钟声酒吧”碰头。我们绕了这么大的圈子，是为了打破存在于18世纪与19世纪之间，存在于工人阶级骚动史与这个国家其他阶级文化思想史之间那道万里长城。18世纪90年代发生在英国的事过多地被视作仅仅是巴士底狱风暴的反射。[1]但是，由法国的样板作用而加速发展的那些因素——非国教的和自由主义的传统，早在英国历史中存在。18世纪90年代的骚动尽管只持续了五年（1792—1796年），但它的意义却尤为广泛深远。这场骚动改变了人民的亚政治态度，影响了阶级组合，并首创了延续到这个世纪的传统。虽然法国的事件激发和煽起了这次骚动，但它并不是一场与法国有关的骚动，而是一场争取英国民主的英国骚动，其范围之广给人以深刻的印象。[2]
法国样板击破的那道闸门是立宪主义，但时间是在1792年而不是1789年，而且流入的洪水是汤姆·潘恩。要了解这一点，可以看一下1792年下半年英格兰北部的形势。夏季，陆军大臣已认为形势十分严峻，有必要派副官前去巡视，以摸清军队的部署情况以及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军队的可靠程度。在设菲尔德，他“发现潘恩的煽动性学说和那些竭力扰乱国家安宁的派别分子所施展的影响已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他看到设菲尔德有一个“他们策划所有煽动性阴谋的中心”，2500名“最下层的机匠”加入了主要的改革协会（宪法会）。
在这里，他们阅读言辞最激烈的出版物，对这些出版物及协会的信件进行讨论，他们的信件不仅发给分布在附近域镇乡村的下属协会，也发给分布在王国其他地区的协会……[3]
1792年秋冬时分，威尔伯福斯（约克郡议员）从不同渠道收到令人惊愕的报告，怀威尔写给他的信中谈了“达勒姆郡下层人民的状况”：
伯纳德域堡中有大量的人对宪法表示不满，诸如“不要国王”、“自由”和“平等”这样的口号写在市场十字路口。不久前希尔兹和桑德兰的船工骚乱时，他们向兰布顿将军问道：“你读过汤姆·潘恩的小书吗？”“没读过。”“那么就读读它，我们很喜欢它。将军，你拥有大量财产，我们很快就会把它瓜分掉。[4]
11月份，有一个人从北希尔兹直接写信给皮特，用近乎惊慌失措的笔调描述了海员的罢工和暴乱（“又及：令人震惊的是，暴民抓获了一些不大情愿与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海员和高级职员，正强迫他们一丝不挂地走在队伍前面游街示众”）：
我环顾四周，看到这个国家充斥着成干上万的矿工、船工、车夫和其他工人。这些蛮家伙满脑子装满平等的新学说，国家到处布满了干柴，一点火星就能引起熊熊大火。我不得不认为地方官员的懈怠是应受到严厉指责的。[5]
一位有声望的人从利兹写给威尔伯福斯的信中谈到“潘恩的那本毒书……被缩写成6便士小册子，大量售出和散发。……你可以在屋内我的雇工的衣柜中看到这些书。士兵们都受到了影响。”威尔伯福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国家的状况看来十分危急”，他还告诉利兹那位信友：“我想向坎特伯雷大主教提议……确定某一天为斋日和蒙耻日。”但从利兹传来了好消息：一群效忠国王的人在街上举行示威。
举着戳在棍尖上的汤姆·潘恩的模拟像，后面有一个人握着套在模拟像脖子上的绳索，并用赶车用的鞭子不停地抽打它。最后，模拟像在市场焚烧，市场的大钟缓慢地敲响。……毎个人的脸上露出了微笑……街道上回响着“上帝拯救国王”的口号声……[6]
但是，设菲尔德的街道上却出现了性质完全不同的场面。人们在11月底举行游行庆祝法国军队的瓦尔密大捷，当地一份支持改革派的周报《设菲尔德纪事报》对此作了报道（1792年11月30日）：在枪炮的轰鸣中，一支由五六千人组成的游行队伍拖着一头被切开的烤牛走过街道。队伍中有——
一幅漫画，画的是不列颠女神一伯克骑在一头猪身上一还有一个人上身酷似某位苏格兰来的大臣，[7]下身是驴……自由之柱倒在地上，断成数块，上面刻有“真理是诽谤”的字样——阳光从云缝中投射出来，和平天使的一只手抛下《人权论》，伸出另一只手举起不列颠女神。
“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冥顽不化的一群恶棍”，一位持有敌意的旁观者这样说道。
这里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即矿工、船工、整布工和刀匠。不仅外滨和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和杂工（他们那五彩斑斓、喧嚣尘上的示威经常用来支持威尔克斯），而且全国城乡的所有工人都住为自己要求普遍的权利。正是这——而不是法国的恐怖，使有产者阶级惊慌失措。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人权论》出版前后的事，就可以看清这一点。第一个大众团体直到攻陷巴士底狱两年多以后才组成。中等阶级和上等阶级中的一般倾向是对法国革命最初发生的事表示欢迎，甚至连传统主义者也宣称法国终于迟缓地向英国的“混合政体”概念看齐。非国教徒，尤其是普赖斯法师是最早利用法国样板的人，他们的做法是：援引英国的类似事件、援引从光荣革命取得的权利，对本国的“首席执政官”进行清算。要求停止剥夺非国教徒的权利（“宣誓法”及“市镇团法”）的宣传在1789至1790年的冬季达到高潮，在这场斗争（以及相反的斗争〉造成的情绪激昂的氛围中，改革派的第一批外省“宪法会”和敌对贵族的第一批“教会与国王”俱乐部成立了。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斥责普赖斯法师的一本书）是即将出现全面反应的第一个重要迹象，该书的问世先于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和针对反革命分子的第一次恐怖行动。确实，伯克激昂的论点使许多立场不坚定的改革派（皮特和伯克本人也曾是这种人）感到突然，甚至连传统主义者也是如此。如前所述，1791年夏发生在伯明翰的“教会与国王”派暴乱几乎不属于“法国革命”时代。尽管发动暴乱的借口是巴士底狱纪念日的庆祝晚宴，但是雅各宾派和反雅各宾派的宣传都未能深人民众。从1792年5月起，威尔伯福斯所描述的那种利兹式的反稚各宾示威组织得更好了，示威者中掺进了更多的生活不得意者和无自立能力者，而且更公开地具有恐吓下层改革派的倾向。
然而，伯明翰暴乱标志着一个过渡阶段。[8]当局明显地参与在内而且感到满足，这使改革派非常愤怒，使他们态度更加坚定，改革派在其他许多地方也庆祝巴士底狱的陷落，但没有发生恶性事件。暴乱还以一种讨厌的方式为改革派的活动作宣传，而这时，又恰是《人权论》的第1部正在贏得民众的心。兰开郡的官员发觉了由伯明翰事件造成的“普遍敌意”，并将它与“各种工人和工匠中的联合意向相联系，他们对一切法律控制都表示不满。[9]在伦敦，也许是为了对伯明翰事件作出反应，曾是威尔克斯副手的霍恩·图克在8月主持了“普遍和平与自由之友特别会议”，会议在茅屋酒馆举行，以传单形式发表了《致词与宣言》，直截了当地指出英国与法国榜样间的关联。
事态在1791至1792年的冬季加快了，当时伦敦和外省成立了好几个改革派协会。1792年2月，含有重要“社会”一章的《人权论》第2部出版3月，宪法知识会重组，[10]霍恩·图克是主要人物，他将在改革各派之间充当积极的联络人。4月，辉格党的一批贵族和议员创立了排他性的“人民之友会”，该会目标之一是抵消潘恩极端的非宪政主义，而它最大的贡献就是发表一个委员会报告，其中以费边主义式的彻底性调査了议会的代表制情况、腐败情况和受人摆布的情况。1792年5月，一项禁止煽动性出版物的国王公告颁布实施，它尤其是针对潘恩而来的。那一年的夏天，奥俄军队开进法国；法国国王和王后被捕，第一场打击旧政权支持者的恐怖行动开始了。（法国）国民公会于9月开会，宣布当年为共和元年。11月，约翰·里夫斯创建了他的反雅各宾协会。12月，潘恩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本人缺席），《人权论》被定为煽动诽谤之书。1793年1月，法王路易被处决，2月，英国和法国开战。
像这样把事情平平地串在一起会使人误解，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在1792年2月到1793年2月这12个月中的戏剧性变化。这—年初，皮特很有信心地期望和平会持续“15年”；6个多月之后，他仍然希望英国在保持中立的情况下从法国动乱中渔利。1792年5月的公告表明政府方面对潘恩派的宣传首次真正感到惊慌，但这仍被视作一个纯内政问题。三个因素改变了局势：第一是9月大屠杀后法国革命的迅速激进化。第二是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扩张主义狂热对英国利益和欧洲外交均势构成直接威胁。第三则是法国的革命激情与英国日益增强的雅各宾激进运动之间出现合流的危险迹象。1792年11月，法国国民公会向各国人民颁布了著名的“博爱与援助”法令。在同一个月的稍后时刻，来自伦敦和苏格兰的友好代表团出席（法国）国民公会，国民公会的一位委员（格雷瓜尔）预祝新的共和国将很快会在泰晤士河畔崛起，而正在法国流亡的潘恩则被加莱市选为国民公会代表。犹豫不决的吉伦特派的扩张主义政策到12月时在萨瓦、莱茵兰、尼斯和比利时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响彻四方的口号是：“向宮廷开战，给茅舍以和平”。真正开战的时机（处决法王路易和控制斯凯尔特河）在这12个月结束时出现了，而这段时间里，皮特己由一个主张经济紧缩、和平和微小改革的首相变成欧洲反革命力量的外交设计师。[11]这种变化并不只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是遍及一个阶级；贵族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变了，后者曾在皮特身上看到了实现经济合理化和谨慎的政治改革的希望。
这些因素中的第三个因素——英国民主骚动的深刻性和激烈性，一直受到普逋的轻视。英国有产者的惊恐和反革命攻势在法王被捕和法国9月屠杀的数月之前就已开始，而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当局的每个部门都在运用一切手段大肆宣扬断头台的受难者和法国流亡者的苦难，这不仅是出于震惊和怜悯，而且也许主要的是用来对抗英国雅各宾派的宣传。
应该说，《人权论》第2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一般都承认（1793年一本小册子）的估计是：到那一年为止，售出总数达20万册，而当时的人口是1000万。[12]在宪法知识会和地方协会的资助下，第2部很快出版了6便士版本。汉娜·莫尔抱怨道：“造反、不忠和邪恶的支持者们费尽全力把那些有害的小册子驮上驴背，然后不仅在茅舍和路边卸下来，并且运进矿山煤窑”。[13]据说在设菲尔德，“所有刀匠”人手一册。在纽卡斯尔（斯塔福德郡），据说潘恩的书“几乎每人手握一本”，陶工帮工们更是如此。“这个人口稠密的地区中有2/3以上的人做好闹事的准备，下层居民尤为突出”。[14]潘恩的书流传到康沃尔的锡矿，门迪普的村庄和苏格兰高地，不久以后又流传到爱尔兰大部分地区。一封信的作者抱怨道：“威尔士的北部地区
到处都是卫斯理宗巡回传教士，他们详细宣讲《人权论》，攻击国王政府。[15]
一位英格兰的作者在信中写道：“这本书现在与《鲁滨逊漂流记》和《天路历程》一样，变成了这个国家的必读之书。”[16]
在对潘恩作缺席审判时，总检査官抱怨道：《人权论》被“塞到各式臣民手中，甚至用来包装孩子们的糖果”。邓达斯解释道：“当大工业城镇中有大量的人倾向于接受和传播有害的学说时”，1792年5月国王公吿的颁布是有道理的，他明确宣称，廉价的节选本加剧了危害性。全国各地都召开了精心筹划的会议支持这个公告，地方官员和教士发表效忠演讲谴责潘恩，乡绅们组成协会以“维护古老英格兰的光荣宪法不受侵害"。一本肆意谩骂攻击潘恩的小册子在持许经费的资助下印行22000本。[17]潘恩写了言语犀利的《复函》来回击越来越强烈的攻击，其中与贵族的“人民之友会”论辩，嘲弄将请愿作为改革途径的做法。
我认为通过向议会请愿来改革议会是一种陈腐不堪的老生常谈，这个国家已对此感到厌恶。……权利以及对于这种权利的行使只属于民族，合适的途径是召开一个由全体人民选举的国民公会。[18]
由于海峡另一侧的国王因国民公会的缘故而被投入大狱，所以这是具有革命性的言论。但在这封《复函》出版之前，潘恩本人就为逃避逮捕跑到海峡另一边去了。他的临行赠言是“共和国元年11月11日从巴黎”发出致总检査官的信、以便在他的审判上宣读。（他说）对他的裁决意味着对“虚构之人”的裁决，将表明这实际上是对英国人民权利的裁决。
先生，在这个时候玩弄司法起诉是极为严峻之事。……这里已出现的可怕先例应引起你这样人的重视，不到一年前，那些人还感到他们是平安无恙的，当时他们的想法和现在在英国起诉别人的法官、陪审团和总检查官完全一样。自政府问世以来，英国政府在欺诈和腐败方面如果说还未登峰造极，那么也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了，你对此不可能不知道。……你（或者是我）是否会相信像教皇党先生或他那些不肖之子所具有的才能对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必不可少的呢？[19]
但是，甚至在潘恩采用如此激烈的腔调之前，他的著作就已成为区分改革派中不同侧重点的试金石了。贵族的“人民之友”竭力想证明他们对1688年解决的忠诚，切断他们与任何有关国民公会方案的联系以及与潘恩的“飘忽不定的妄言的联系”，因为这些妄言“企图激起标新立异的精神，对这种精神，任何智慧都无法预见其结果，任何技能都无法指引其方向”（1792年5月）。[20]克里斯托弗·怀威尔是约克郡一位绅士改革派，他发表《为普赖斯法师辩护》（1791）—书驳斥伯克，但他在书中还是对潘恩的著作感到惋惜，因为它试图“挑动最下等阶级的人民以暴力和非公正的方式行事”由此造成“有害的影晌”。[21]在《人权论》第2部出版之后，怀威尔的语调强硬起来。在他和全国范围内的温和改革派进行通信时，他运用他的巨大影响敦促他们进行一次反宣传，以减弱“潘恩先生那不合时宜和有害主张”的影响。1792年4月，他还敦促伦敦宪法知识会断绝与“大众派”的联系。
由于潘恩先生……主张用富人的余财作为穷人的年金，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反对他那无法无天学说的极端危险倾向……
潘恩将政治要求与经济要求相联系，造成更尖锐的阶级对抗精神，这无疑使怀威尔最为震惊。“对公众事业不幸的是他在1792年5月绐设菲尔德一位绅士的信中写道，“潘恩先生采如此违宪的立场，在下等阶级人民中建立了以共和国为目的的政党，其手法是向他们推述抢劫富人的前景”。[22]
怀威尔在伦敦宪法知识会内（潘恩本人也是会员）的支持者不如潘恩派人多，该会曾正式欢迎《人权论》第1部的出版，与此同时又通过一项决议确定对混合宪政表示支持（1791年3月和5月）。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里，温和派败下阵来，让位于毫不妥协的卡特莱特少校、具有机会主义观点同时又有冒险精神的霍恩·图克、雅各宾派律师约翰·弗罗斯特和潘恩的最亲密小圈子。戏剧家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在给戈德温的信中欣喜地写道：“赞美你啊，新耶路撤冷，千年盛世，将和平和永恒之福陚予潘恩精神吧。”该会于1792年初春进行改组，潘恩的追随者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人权论》第2部，尤其是有关“社会的主张”受到正式的欢迎，协会提出更有生气的鼓动政策。图克和弗罗斯特协助哈迪筹组伦敦通讯会，它自己的通信范围也扩大到各郡的协会和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5月）；传单、小册子和潘恩著作的廉价版本得到出版，协会还为潘恩出庭辩护视集民众筹款。约翰·弗罗斯特以该会代表的身份于1792年11月和12月前往巴黎，出席了对法王的审判。伦敦通讯会以及曼彻斯特、诺里季和设菲尔德通讯会均表达了对潘恩的支持；博尔顿年轻的商人、一神教信徒托马斯·库珀是颇有才华的宣传家，他对《人权论》第2部的问世欣喜若狂：“它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迷恋于政治。这本书满篇皆是真知灼见……尖刻抨击之处屡屡出现，更使该书增色不少。我认为该书真是一部精品……伯克再无还乎之力，已被该书击垮。”[23]
1792年是汤姆·潘恩极为风光的一年，在这12个月中，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书流传到不列颠岛的各个角落，那是一块试金石，将绅士改单派和辉格党贵族与那人数少但寻求工人和工匠结成同盟、欢迎潘恩有关社会和经济的主张、希望建立共和国的激进制造商和专业人员区分开来。皮特经过长期的拖延终于作出起诉潘恩的决定，这标志着镇压时代的开始。在宣布潘恩不受法律保护（和査禁《人权论》）之前和同时，当局以执著的努力与改革派交锋。潘恩在1792年夏写给沃克的信中说：“既然我们已开始动手，那就不能停下来，要继续出版廉价出版物，这将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会使宫廷老爷们晕头转向，因为这是他们所不熟悉的东西。”[24]但是，“宫廷老爷”也使他们的出版物具有进攻性，在他们自己的支持者中开动“发条”。里夫斯的“保护财产反对共和主义者及平等派协会”的出现，正好巩固加强了为对付大众团体而建立的大量地方官员和绅士的协会，这些协会在1792至1793年冬季企图重新使用暴民的暴力手段，而一年前，这种手段在伯明翰很有效。1792年12月，一群醉醺醺的暴民在有人指使下袭击托马斯·沃克在曼彻斯特的住宅，沃克和他的支持者朝天开枪，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相同的伎俩也在一次竞选中使用”，沃克写道：“他们从各个酒馆中网罗酒徒，然后上街游行，由一个横冲直撞的家伙领头，手举一块写着‘教会与国王’的标语牌。”[25]
“火药阴谋节”式的反潘恩游行在全国各地发动，这种游行与威尔伯福斯从利兹得到报告的那种情形相同。彭宁山区一个名叫里本登的纺织小镇上有一位富裕律师，他在1793年1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道：他付给“举着潘恩模拟像并向它射击的人10先令6便士。”[26]赫克蒙德怀克的一个磨坊主扮作潘恩，他让自己在煤窑里阅读《人权论》时被“发现”，然后他的面具被套在一个用稻草扎的模拟像上，拖着绕村庄示众和“处决”。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人们费了很大力气用大锤将潘恩的木模拟像砸成碎块，抡锤人的双手都震出了血。[27]1792年12月，
在十分庄严的气氛中，托马斯·潘恩的模拟像被用雪橇从林肯城堡运到绞架下，然后在众多的旁观者面前吊了起来。按常规吊了一段时间后，模拟像被运到城堡山上，吊在事先专门设置的示众架上。到了晚上，模拟像下燃起大火，在成百上千人的欢呼声中，在一个庞大的乐队演奏《上帝拯救国王》的乐曲声里，模拟像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
里夫斯协会的分会甚至在像布里格和凯斯特这种小市镇上也有建立，其目标（以凯斯特分会为例）包括提高“警惕，采取行动，揪出那些家伙绳之以法，这些家伙出版和散布煽动性的传单和著作，参加非法协会活动或策划阴谋，企图破坏公众的安宁……”[28]
如果说《人权论》的散发是全国性的话，那么反雅各宾协会的发展也是这样。因而，英国的革命势头在几乎还没有开始积聚力量之前，就暴露在反革命进攻面前，而且这种进攻得到当局财力物力的支持。乔治·勒费弗尔写道：
因此，每当人们闹事时，整个欧洲的领导人都认为必须使这些闹事者按照传统所教导的那样清醒过来。法国革命的成功，使得其边界以外的事态沿着与确保法国成功的事件刚好相反的方向发展。[29]
但是，这些精心组织的效忠游行，不论暂时的贿赂和放纵使它们如何显得深入人心，却越来越显示出人为的迹象。每一堆焚烧潘恩模拟像的大火都以不自觉的方式指明了乡绅的宪法和人民的权利之间的分歧。“教会与国王”派的行动，反映偏见对异己集团的乱砍乱伐，而较多地表现出这是一场政治内战中的前哨战。托马斯·沃克驱散了攻击他的暴民，这些暴民是“最无原则性派别的可怜工具”，如果让人们自己管自己的事，“所有人……都将会守本份，或者依我之见，这些作为人民一分子的暴民会与我们站在一起。”[30]
沃克说的对不对？在所有问题中，这是最难回答的。我们必须再简要地叙述一下此后两年的事。
在民众情绪的每次大变化之后，冷凝和收缩的现象总会发生。这种现象在1793年开头几个月中有所加强，其原因有三，即处决法王、战争开始和着手起诉改革者。在改革者中，有非国教牧师威廉·温特博特姆，他仅仅由于一次布道而入狱四年，而布道的内容几乎没有超出由普赖斯法师广为传播的有关君主责任的观点；还有约翰·弗罗斯特律师，他被处以枷刑和监禁一年半，其表面上的罪名是在玛丽莱本一家咖啡馆发表的言论：“我主张平等。……嗨，不要国王！”而真正的原因是他以英国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法国国民公会。纽沃克一个名叫霍尔特的印刷工由于重印了宪法知识会早先的一份宣言而坐了四年牢。莱斯特的书商理査德·菲利普斯因出版同情改革的《莱斯特先驱报》而被囚禁一年半，他表面上的罪名是出售《人权论》。许多不知名的人也遭到各种不同的骚扰。当局还想尽办法十分成功地在人民团体中安插了奸细。早在1792年秋，186名曼彻斯特酒馆业主就签署了一项宣言，拒绝将他们的房间用作“任何形式的俱乐部或协会……有一种倾向是企图采取那些该死的家伙所极为渴望采取的行动，即毁灭这个国家。”有人登门警告那些没有签署这项宣言的酒馆主说，他们的执照将不予延期。拒台上的行会招牌上写着：“本店概不接待雅各宾分子。”曼彻斯特改革协会的书记在写给伦敦通讯会的信中说；“这个城市中的改革之敌竭尽全力遏制崇高的自由精神……。”[31]
同样的半非法形式的恐吓也在伦敦运用，伦敦通讯会的各个分会被从一家家的酒馆中逐出。“刹时间，从朴次茅斯到纽卡斯尔、从斯旺西到切姆斯福德的几乎每一个城镇中，政府都采取了清査异端邪说的行动。”[32]伊普斯维奇的官员驱散了一个啤酒馆中“由特别下贱的人组成的”“辩论俱乐部、威尔特郡的一名小学校长因“发表反叛言论”而被解雇；在北安普顿郡的乡村中挨家挨户的效忠游说广泛进行。各个地区都派驻了密探，巡视各书店，对任何出售《人权论》的人提出起诉。至少有一名不识字的广告张贴工因张贴了拥护改革的传单而被监禁。
国外事态的发展也未能使英国雅各宾派的日子好过一点。毫无疑问，从一开始就不得人心的对法战争重新唤起了人民中间长期存在的反法传统。每一次新的处决都作了大量详尽的报道：9月屠杀、处决法王、处决玛丽·安托瓦妮特，这些都加强了这种反法情感。在1793年9月，潘恩的朋友吉伦特派也被逐出国民公会，该派领袖被送上断头台。而在1793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潘恩本人也在卢森堡被投入监狱。这些经历在有思想的一代人中引起最初的深刻幻灭感，华滋华斯就是其典型代表，他们曾以热烈和乌托邦的方式将其信仰与法国的事业视为一体，1792年出现的那种知识分子与下层改革派之间的团结再未出现过。
在1794年，战争狂热进一步升温。人们组成志愿军团，向公众募捐，传统集市变成了阅兵的好时机。政府对报刊的津贴增加，影响也增加，通俗的反雅各宾传单成倍增长，在埃克斯特流传的一份传单写道：
……至于那些不喜欢……现存宪法的人，让他们罪有应得：上绞架和暴尸，再架火焚烧。但不是对潘恩那样只烧他的模拟像，而是烧他们的身体。对此，每一颗效忠的心灵都会说“阿门”。
在伯明翰，一个名叫“乔布·诺特”的庸俗下流的小册子撰写者对改革派说道：
给我滚开——去想想新断头机——你也许会被记在《新门监狱日志》上——流刑也许能将你变变样子——应当好好抬举你——你见过新断头机吗？
里夫斯的协会在伦敦各教区中影响最大，于是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调査。在圣安妮，一本教区记录簿上记载了“居民和外来人的肤色、年龄和行业等”。在圣詹姆士，居民被召集起来谴责所有“不负责任”、不愿责成其仆人、雇工和学徒在效忠宪法的宣言上签字的家长。未经里夫斯的人鉴定的手工工人不得被雇佣，酒馆主若不举报“可疑者”就拿不到执照。里夫斯委员会的成员强制为军队征集法兰绒马甲，并将此作为检验是否效忠的辅助方式。后来又从征集马甲扩大到征集“连指手套、内裤、帽子、衬衫、威尔士平纹棉布、袜子、鞋子、长裤、靴子、床单、大衣、睡衣、裙子、毯子……”[33]
战争期间如此规模的清除异端邪说的行动并不能证明异端邪说的广泛存在。“效忠主义”在这样的时刻总是认定“反叛”的存在，即便只把它作为一种陪衬也好。但是，大量涌现的文章、布道以及对偏僻区域的雅各宾派成员的攻击却表明：其中不仅仅是“战争狂热”，或有产阶级的一种负罪或不安感，其中必另有所含。1794年4月，一伙手持短棒的粗汉在去罗伊登的途中路过米德尔顿时恐吓年轻的塞缪尔·班福德——用谩骂、砸碎玻璃窗来对待“潘恩派”。他们捣毁“轻骑手”酒馆，改革派当时正在这里开会，在场的人均遭殴打。与此同时，家住在离现场仅几十码之外的地方官拒绝走出家门干预，教区牧师则站在小土坡上为这伙暴徒指认逃跑者：“那边有一个。……那是个雅各宾分子，还有一个！”[34]看起来，当局似乎感受到了群众观点上的某些变化，那是一种情绪上的隐蔽变化——虽不会把英吉利民族变为潘恩派或雅各宾派，但会使它倾向于容纳和容忍煽动分子。某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足以使所有“易燃物”大火冲天。所以，必须对改革者加以监视和恐吓，必须用怀疑的目光将那些协会孤立和包围起来，必须激起无知者的偏见并赋予其合法性，尤其是对那些与下层改革派有联系、又能够接触印刷业、书店、讲坛或演讲台的专业人员更要加以恐吓。
不清晰者的态度或穷人情感结构中这种显著变化可以在人们不曾预料之处得到证实。在1793和1794年，突然出现了对千年王国的幻想，其规模是17世纪以来最大的。霍尔克罗夫特的“新耶路撒冷”是一个理性的奇想，布莱克的“耶路撒冷”是一种幻像（尽管千年王国派对他的影响比评论家们所注意到的要更大些），穷人和老实巴交之辈却发现理査德·布拉泽斯是一个更直率的预言家，布拉泽斯是一名领取半薪的退役海军上校。他的《预言所揭露的知识与时代》于1794年初出版。他的预言综合了对上帝意图的精深了解和启示录的一般内容，所用语言也是将穷人非国教中的“易燃物”和革命时代的“易燃物”合二为一：
所有民族都沉浸在对巴比伦妓女的愤怒之中，地球上的国王与她私通，而地球上的商人因她的倾城美貌而发财……
他的幻像之一是“一条流经伦敦的、宽阔的河沾满人血”，他预测伦敦将于某一天毁灭，是日恰逢极其猛烈的雷暴雨。约翰·宾斯在去伦敦通讯会参加会议的途中到一家啤酒馆避雨，他在那里（饶有兴致而又惊奇地）发现人们正在等待毀灭的到来。[35]—会儿之后，布拉泽斯宣布只是由于他本人在最后一分钟干预的结果，伦敦才免去此劫难。由于他十分明显地施展了对上帝的影响，他的信徒瞬间便翻了一番。
有一本8页篇幅的小册子，它是否得到布拉泽斯的授权尚不清楚，小册子名为《布拉泽斯对于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的预测……：预言教皇的倒台；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德意志发生的革命；本国和他国某些重要人物的去世，以及令人可畏的饥荒、疽疫和地震……》。书中说；英国将出现“巨大的悲哀和痛苦，并与难以言状的欢乐交汇在一起”，“骄横者和显贵们将会一落千丈，甚至会蒙受奇耻大辱。正义者和穷人们将在恶人的废墟上兴盛起来，宫殿将会是……，茅舍将会是……。”至于饥荒、疽疫和地震，显然它们都是隐喻：
饥荒将要毀灭的只是西班牙毛虫，瘟疫将要扫除吞噬工业成果的蝗虫，而地震将要埋葬魔鬼般的海中怪兽。在这一切发生时，贫穷者、诚实者、善良者和爱国者将会欣喜欢呼。
“法国必将再次流血，但流出的只是肮脏之血。”“意大利将把反基督者从宝座上掀下来……。”土耳其与俄国将陷入战争，最后以土耳其政府、伊斯兰教信仰、俄罗斯帝国和希腊教会的毁灭而告终。在这些显示仁慈的征兆之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时代将到来。“所有人就像是一个民族，都是一条心。……基督教徒、土耳其人以及异教徒将不再是区别人的界线”：
时候到了，巴比伦妓女正在倒下，将不会再爬起来。永恒光明的子孙们，向前进，启迪愚昧和黑暗的子孙们。……
这样，不会再有战争，不会再有短缺，不会再有邪恶。一切都将安宁、富足和美好。
布拉泽斯的影响也许比人们所认为的要大得多。[36]他的一些含义不明确的预言好像都兑现了。每当法国军队获胜时，人们便会想起这些预言。伦敦通讯会的会员时常拜访他，他们也许甚至会鼓励他。一位议员已准备好为布拉泽斯预测力的真实性作证（这已屡见不鲜）。著名的雕刻家、政治改革家威廉·夏普成了他的信徒。枢密院视布拉泽斯若芒剌在背，于1795年3月将他逮捕，在此后几年里将他囚禁在一个精神病院中。像利兹的乔治·特纳这样的追随者们直到世纪之交时仍在努力要求释放他（威胁道：如果预言家依然被囚禁的话，他们就要毁掉伦敦），这样，他们就为更狂热的乔安娜·索思科特崇拜铺平了道路。[37]对立的预言流派壮大起来，许多人在《启示录》中一遍遍搜索，而卫斯理宗和浸礼会的牧师们则努力消除这种新的异端。1798年，一个“真正浸礼会”的传教士与他在诺里季、威斯贝克和利物浦等地穷人中的教徒进行比试，从《启示录》中寻找根据反驳其证据，要他们不要与魔鬼靠得太近，而要回到精神的朝圣路途上来：
当人类处在尘世和政治交往的状态中时，基督的信条并不能使他们亲如兄弟。它召唤个人脱离尘世，只将他们视为地上的陌路人和进香客。一个基督徒，如果去干涉宪法的事，那就……像一个旅行者，正忙着去见他在远方的妻子和家人，那里应当是的全部幸福所依托之处，而他竟在他所经过的每一个城镇、村庄干涉别人的内部规则……
千年王国被肯定放在死后出现，到那时：
高贵者和下贱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将处于同一个完善的水平上。放纵的暴君和贫穷的百姓、身缠万贯的贵族和一文不名的乞丐都接受平等而公正的审判。[38]
出现在威斯贝克和利物浦的千年王国精神反映了一种反抗的情绪，当局将这种情绪诋毁为“标新立异的精神”，它还反映了轻信者不甚明确的社会乐观主义，它与更复杂的革命理想是同一类东西。彭斯写道：“为了那个世界，它正在降临；如果兄弟们为那个世界而奋斗，到那时全世界将坦诚相处。”“人惟有亲如兄弟才能生存布莱克也附和道。同样的精神是他自己写的“预言书”和关于耶路撒冷的美好憧憬的着重点：
在心灵交流之中，
我在每块土地上行走，
共同建设耶路撤冷，
大家心连心手拉手。
无论这种精神是以梦幻的或是迷信的形式出现，它都是“理性时代”到来时的一种离奇的矛盾现象。但是，在观点的变动和新理想的孕育方面，它也许和潘恩的论述一样具有持久的影响。
那些经受住了1793年开头几个月的打击和政治迫害的群众团体也许是对1792年乐观精神的证明。1792年就牢固建立的团体守住了它们的大部分阵地，甚至改进了其组织。伦敦、设菲尔德、诺里季，也许还有德比和诺丁汉的情况就是如此。大部分协会的会员有所减少，许多有影响的中等阶级支持者也撤回了他们的支持。曼彻斯特协会因托马斯·沃克抗击暴民保卫住宅正在等待涉嫌反叛罪的审判而大大削弱了；莱斯特的菲利普斯被投入监狱，当地宪法知识会也就解散了。但在这两个中心城镇，更平民化的协会在其受人尊敬的母协会失势之后继续存在。（曼彻斯特的地盘由沃克的宪法会和改革爱国会分享，后者据称由“最下等阶级的技工”组成。）[39]
设菲尔德协会是最强大的协会，1792年时在册会员接近2000名，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4月，该会通过了一系列言辞直率的、谴责战争的决议；5月，该会宣称它为一项全国性的争取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请愿书征集到了近1万个签名。诺里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非国教徒堡垒，拥有大量的小雇主和手工工人，这些人有强烈的独立传统。也许，诺里季在地位上还超过设菲尔德，是雅各宾主义最重要的地方中心，尽管有关当地运动的档案资料还不够完备。1792年8月，当诺里季革命会资助《人权论》出一个廉价本时，它宣布拥有48个附属俱乐部。该会到10月又宣布它的“合伙兄弟”已不少于2000人，[40]在1793年3月，诺里季仍是小规模俱乐部环绕的中心，市内有“30至40个独立的协会”，“此外乡村中还有许多协会”，[41]但是，6月寄给伦敦通讯会信函的语调却表明他们遇到了困难：
……当我们考虑到用了多少汗水、辛劳和多么忍饥挨饿来支持它时，我们怎能被说服？但地主和商人们策划了一个奴役人民的诡计，因为他们就像吃面包似的吞噬人民。贵族和统治集团的影响变得十分令人惊恐，因为他们榨干和吞噬了人民。然而一个传说正从南方传来，这使暴君们感到胆颤心惊。[42]
伦敦的情况较难确定。战争开始后，宪法知识会大大衰落了，直到1793年秋季，其活动基本上限于通过正式决议的范围。伦敦通讯会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在1792年的最后几个月，该会曾宣称拥有数千名会员，1793年1月（据一名密探在哈迪受审时的证词），该会采取措施，拨经费给斯皮特费尔兹分会和莫尔费尔兹分会，以支付会议室的租金。这两个分会尽管财政拮据，“但其会员数目相当于其他分会的总和”。不过在9月，事态表明有必要对莫尔费尔兹分会和另一个“位于瘸子拐林地……十分暴烈的”分会进行改组。在全国请愿方面，尽管委员会很努力（约瑟夫·杰拉尔德在高等（债务）监狱中征集到200名犯人的签名画押），但伦敦通讯会仅征集到6000个签名。[43]1793年5月30日，（据密探说）“哈迪先生提议中止活动3个月，该提议被否决。”7月，哈迪在给利兹新成立的宪法会写信时颇为自信地，我们已在对抗有地位、有年金者方面站稳了脚跟”：
我们在议会中受到辱骂，在公共场合受到中伤，在私下里受到迫害，在酒馆中受到骚扰，但是我们继续频繁地开会，完好无损……而且我们的信条使众多的人改变信仰……^[44]
这种信心并不是盲目的，因为在夏季，明显地恢复了与外省的通信，旧的协会恢复活动，新的协会建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是伦敦通讯会而不是宪法知识会占据了核心地位。伯明翰一个于1792年最后几个月中成立的协会在初夏时谨慎地扩展其活动，受到不同寻常的欢迎，“贵会会员人数的增加将很快洗刷掉由‘教会与国王派’暴民非正义的行动所强加在贵城头上的耻辱”。利兹一个由“一伙贫穷的技工”组成的新协会要求与伦敦宪法知识会建立“兄弟般的关系”，
贵族暴正〔政〕和对民主的忽视好像要吞没利兹城，达到了使人害怕的地步。总地来说，我们被看成更像魔鬼，而不像人民的朋友。我相信在过去的6个月中，人民中那个无知的部分（由于贵族和教士的暗示）以为我们会扑向他们，把他们毁掉。……我们的会员数达到近200名，而且还在不断增多……
7月，赫德福德郡和图克斯伯里的新组织写信给伦敦通讯会。图克斯伯里的书记本人签字时用了这样的词语：“你们的同胞、光荣的自由事业的合作者”，他推述了何以——
焚烧托马斯·潘恩的模拟像和现在这场战争的幸运影响会比大部分有力的论点对事业的好处更大。自由的朋友人数增加，探索的精神四处传播，令人惊叹不已，连老妇人都在谈论政治。
8月，伦敦通讯会恢复与德比、斯托克波特、曼彻斯特、诺丁汉和考文垂等地协会的通信联系，要求它们“指出比邮局更安全的传递我们信件的方式”，而且还提出要求，希望它们采用通讯会的名称，组建一个“统一协会”（暂不实行）。该会的会议记录表明它的会议到会人多、安排有序，成立了新的分会并接纳了新的会员。[45]
群众团体经受了第一场风暴，但它们重新出现时，侧重点和调子都有了明显的变化。潘恩的名字放到了后面，他那率直的共和主义的调子也变成了重新强调恢复宪政的“纯洁性”。（1793年6月，伦敦通讯会走得是如此之远，以致用1688年的解决方法来看待宪政。）但是，在当局显然已打算对任何超越此范围的言论予以起诉之时，这种改变就必不可少了，而另一方面，镇压行动又导致这些协会更加激进。首先，步伐正在予以调整，但不是在伦敦，而是在苏格兰、设菲尔德和诺里季。其次，当几个坚定的专业人士如约瑟夫·杰拉尔德、莫里斯·马格罗特和约翰·瑟尔沃尔等与诸如哈迪和巴克斯特这样的手工工人在伦敦发挥领导作用时，1793年参加协会的多数改革派却是些手工工匠、挣工资者、小业主和小商贩。他们现在反复强调两个新的主题，一是经济上的苦难及纠正它的社会方法，二是模仿法国的组织形式和发表宣言的形式。
如果我们可以从哈迪保留的会议记录中加以判断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位卓有能力、态度认真的组织者，是那些数十名跟随他的志愿工作人员所推崇的光辉榜样。根据宾斯所述，哈迪“衣着朴素，谈吐直率，从不摆架子，也不装腔作势”。伦敦通讯会的一位主席莫里斯·马格罗特是酒商的儿子，他的很多童年时光是在葡萄牙和瑞士度过的，（在瑞士时，曾就学于日内瓦大学）有时被称为“法国人”。他精力充沛、胆识过人，但深深染上了英国雅各宾派的特有恶习——自吹自擂。[46]约瑟夫·杰拉尔德和约翰·瑟尔沃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具有全国领袖和理论家的气质，杰拉尔德是塞缪尔·帕尔博士的高足（帕尔素有“辉格党的约翰逊”和西部学术前辈之称），是他最有力地宣传了潘恩的危险主张，即召集英国改革派的国民公会。[47]正是这种改革者大联合的威胁和一种甚至更为严重的、日益加强的威胁（英格兰、苏格兰的改革派和联合爱尔兰人的结盟）促使政府下决心采取行动。
当局的困境是立宪主义的自身矛盾造成的。当法律足以使地方官员作出即刻定罪的时候，国王的司法官员们却迟迟不愿作出重要起诉。有关煽动的法律不明确，总检查官面临的选择是可按叛国罪起诉，也可以提出较轻的煽动诽谤罪指控。福克斯的《诽谤法》于1792年开头几个月的温和时期生效，使陪审团既是案件也是案情的裁决人。这也许是福克斯为普通人民做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上述法案是在镇压浪潮到来之前的最后时刻通过的。[48]因此，英国政府面临着重重障碍：法律不明确；陪审团制度（它两次裁定丹尼尔·伊顿无罪，1794年裁定托马斯·沃克无罪，使当局丢了面子）的存在；有一个人数不多但十分出色的福克斯反对派，其中包括大律师托马斯·厄斯金（他在几次审判中指导辩护工作）；以及公众舆论中填满了立宪主义的口号，它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抗击任何侵犯个人自由的行为。
但苏格兰法律并不相同。这里的法官很温顺或有党派偏见，陪审员也可以从容地加以挑选。而且，这里的苏格兰“人民之友会”在1792年12月召开了国民公会。1793至1794年苏格兰的审判不仅针对很有活力的苏格兰雅各宾派协会，而且也针对英格兰的协会。第一次打击发生在1793年8月，最有才华的苏格兰领导人托马斯·米尔在一次恶意中伤的虚假审判之后被判处14年流刑。法官布拉克斯菲尔德的举止比起诉本身更为恶毒，他对一位从法官席后面走过的陪审员小声说道：“喂，霍纳少爷，帮我们绞死这些该死的恶棍。”在向陪审团提交的指控中，他提到米尔的能力，和“在无知的乡下佬和下等阶级中”进行宣传挑拨，“使他们扔下活计不干”：
米尔先生也许本来就知道根本不用把这些乌合之众放在眼里。他们有什么权利要求得到代表权？……政府……应当像一个社团。而在这个国家里，它是由土地利益集团组成的，只有这个利益集团才拥有代表权。
他告诉陪审团一个“不须予以证实的”事实：“英国宪政是自创世以来最好的宪政，要使它更好是不可能的”。他的那些有学问的法官同事们颇有同感，其中一位（斯温顿勋爵）认为煽动罪包括“谋杀、抢劫、抢夺、纵火等各种罪行。……如果要寻找与罪行相当的惩罚的话，这不可能在我们的法律中找到，因为严刑已被幸运地废除了。”[49]第二次打击在9月份，当时在邓迪任牧师的帕尔默在珀斯受审。帕尔默是一名英格兰惟一神教派牧师、剑桥大学女王学院成员。他的“罪行”是鼓励人们阅读潘恩的著作，参加邓迪自由之友会（被说成是“下等织工和技工的”协会）而成为会员。法官席上假慈悲的人“以最轻的量刑”判处帕尔默去波塔尼湾服7年流刑时流下了大把的鳄鱼泪。
这就是两个有才华的专业人员的例子，他们都愿意无保留地与平民改革派合作。这两人都极为顽强地经受住审判，保持了尊严。苏格兰改革派在这些审判的威胁下也没有被吓倒，看起来他们有可能通过与英格兰的协会保持更紧密的团结而使自己得到某种保护，因而敦促尽早召开国民公会。哈迪、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都表示同意，会议通知提前两个多星期发出，定于在爱丁堡开会。伦敦通讯会指定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为代表，于1793年10月24日在哈克内举行其首次露天集会，确认这项指定。数千名支持者参加了这次集会，到场的还有一些好奇者，他们由于听到了法国雅各宾派已经登陆或“汤姆·潘恩就要来种植自由之树”这样的谣言而被吸引到会场来。大会记录忠实地记载了投票决定的代表开支标准（来回旅费10镑、旅途费4镑，在爱丁堡每日生活费9先令）。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协会在严厉催促下筹集这笔“经费”。然而，这笔经费最后竟足够把他们的代表送到澳大利亚去。
会议通知发得过于急促，地方上的协会来不及筹集款项派出代表。设菲尔德的协会是个例外。11月1日，该会发了一封带有嘲讽语气的信给伦敦宪法知识会，对其按兵不动提出批评：
这个国家中名列前茅的协会，诸如“伦敦宪法知识会”和“人民之友会”，他们以爱国自诩，但到目前为止只是以某种程度的冷漠去看待兄弟国家中最近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是与……自由的宪法完全对立的，正如水火一样不相容……。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乡下人将它们视为楷模，……我们几乎就要动这个念头：是掐下那些自由花蕾的时侯了，……以免它们面临在严霜下枯萎的危险。
设菲尔德的协会指定布朗为其代表赴爱丁堡，他是一名“演艺人”，后来改行当律师，他还受托代表利兹协会。诺里季各协会授权马格罗特作为其代表，并提供“费用”。苏格兰的审判、法国在瓦朗西安的胜利、价格和失业率的上升以及召开一次国民公会的现实威胁造成一种新的沮丧气氛。伯明翰协会对无力派出一名代表感到抱歉：
皮特先生的屈辱战争几乎完全毀掉了这座城市的生计，迫使大批本城最优秀的居民和技工横渡大西洋。……然而，总的来说，这已沉重地打击了骄狂，消除了怨恨，挫败了改革的敌人的许多伎俩……并使许多人改变信仰，投身于自由事业。
设菲尔德协会也感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影响：
我们拥有数千名会员，但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这场战争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完全失业，而且几乎每个人的收入也下降了一半。在这个王国中，我们比其他任何人都跌得更惨。[50]
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完全明白他们所面临的危险。他们在把精神团结的“援助”抢送给他们的苏格兰同志们。要是当时不这么做的话，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运动就会一蹶不振。布莱克斯菲尔德主持的法院像对待米尔和帕尔默那样来对待英格兰人，而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就是在对此提出挑战。援助到得正是时候，爱丁堡的国民公会于10月底简短地召开，然后便在英格兰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休会。当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抵达之后，国民公会急忙重新召开，会议力量比以前增强。马格罗特、杰拉尔德和苏格兰干事斯克文左右了会议进程，这次会议在1793年11月最后两个星期一直开会，直到12月第一个星期被冲散，其领导人旋即被捕。（在此之前，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向哈迪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提供更多的经费以便能够去造访苏格兰各主要协会。“所有召回我们的借口都是站不住脚的，除非是出于恐惧。我们必须提醒你只有我们才应该害怕而不是你”。）国民公会的进程是温和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仿佛是在做戏。但有一些情况使之更具革命色彩：国民公会毕竟得以召开了，联合爱尔兰人派观察员出席会议，法国式的程序和演讲被使用（尽管“公民”这个术语已在设菲尔德使用了很长时间〉，它在爱丁堡的亲法气氛中出现。会议记录所用的年号是“英国国民公会元年”，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其条款在后来的审判上引起争论），同意在人身保护法中止实行或动用法律手段对付改革派的情况下，立即在一个秘密地点召开紧急国民公会。[51]
随后进行的审判按照对米尔和帕尔默审判的方式进行。斯克文和马格罗特为他们自己所作的无罪辩护十分出色，但他们被判处14年流刑。斯克文在离开法庭时说道：“大人们，我知道这两天所做的事将被重新评价，这是我的宽慰，也是所有的希望”。马格罗特出庭时有一队人陪伴着他，他们举着一棵成“M”形的“自由之树”罩在他头上，他做得很夸张，急欲得到殉难者之冠。但是，他大胆地向布莱克斯菲尔德挑战，在受审前的一次晚宴上，马格罗特夸耀地说他情愿让改革派在服流刑前先受鞭笞，“暴民们流一点血有好处”。科伯恩勋爵（他在马格罗特年幼时见过他）回忆道：“一个个头不高、肤色黝黑的小家伙，身着缀有银白色金属纽扣的黑色服装、长丝袜，有些像人们头脑中弱小法国人的样子，一个最冒失和最会出乱子的孩子”。[52]
约瑟夫·杰拉尔德获保释，返回伦敦向伦敦通讯会作汇报，再处理一些自己的事，然后折回爱丁堡，在1794年3月接受审判。他没有必要这样做——同事朋友们都恳求他利用保释逃走。杰拉尔德在18世纪80年代在西印度群岛留下了病根，所以体质虚弱，流刑可能意味着死刑，后来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争辩说，他的“名誉不是托付”给苏格兰法院，而是托付给那些“由于受我的观点影响而陷人相似危险境地的”社会上地位低下的人们。他只惹了一个麻烦，拒绝用粉把他的头发做成“保王派”的发型，出庭时“头发上没有扑粉，松散地披在脑后，他的颈部几乎完全裸露出来，身穿大翻领衬衫，这是当时的法式服装。”至于其余情况，科伯恩勋爵这样记述道：“从来没有一个犯人的言谈举止与法官们的言谈举止形成如此鲜明的对照”。[53]当杰拉尔德坚持认为耶稣基督自己是改革派时，布莱克斯菲尔德抿着嘴向当庭的其他法官笑道：“看他在胡诌些什么，他早该绞死。”杰拉尔德曾受过法律方面的训练，他依其他改革派的样子为自己作辩护，在改革派的要求上丝毫未作让步，广泛引用胡克、洛克和布莱克斯通的学说为宣传改革的权利作辩解。这是—个展示立宪主义言论的立宪主义案例：
宪法！宪法！这个词在我们的耳际经久不衰地回响。这是改革的敌人加在轻信和单纯的人们头上的符咒。他们像巫士一祥，先将人们镇住，用巫术使人们处于昏沉状态，再见机行事。但是，当官吏和领取年金者的一生都在破坏宪法原则时，我们听他们谈论宪法，就如同听和尚宣传集中居住一样……[54]
布莱克斯菲尔德在向陪审团提出其“指控”时说道：“当诸位目睹杰拉尔德先生……像你们今天所听到的这样发表演说时，我认为他是一个十分危险的社会成员。因为我敢说他的口才足以教唆人们拿起武器闹事。”杰拉尔德插说道：“噢，大人！大人！用这样的口吻跟陪审团说话真是很不适宜呀。……”
杰拉尔德被判刑14年，他和斯克文在到达新南威尔士之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55]布莱克斯菲尔德和“苏格兰法”的神秘由于这些判决而得到英格兰历史学家的大力称赞，这既是苏格兰司法体系作出的判决，也是英国政府作出的判决。皮特、邓达斯、拉夫伯勒和瑟洛在随后进行的议会辩论中全力为审判过程的所有细节作辩护，邓达斯认为法官们在作出判决时运用了“出色的判断力”；皮特努力挡开福克斯那最具破坏力的进攻，认为法官们假如没有运用其判断力来惩处“如此胆大妄为的违法行径”和压制“对这个国家如此危险的学说”的话，他们就“铸下了大错'（改革派则竭力指出这些学说显然与皮特本人在18世纪80年代所宣扬的学说几乎毫无二致。）而威尔伯福斯“尽管没有看过帕尔默先生的审判记录，但他却嘲讽那种对帕尔默施以人道待遇的主张”，“凭良心说，他不认为应该延缓宣判”。[56]
我们知道，镇压是一把两刃刀。以后10年，人们并不回顾“布莱克斯菲尔德时代”，而是像德昆西那样——回顾“杰拉尔德时代”。汤姆·潘恩在海峡彼岸与国王之敌密谋的形象，也许会引起恐惧或仇恨；但是，一个疾病缠身的人自愿来接受“审判”，这种形象就不会造成同样的反应。此外，民族偏见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有助于改革派的事业。持温和立场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由于认为这种事可以在苏格兰发生，却不可以在“这里”发生从而减轻了自己的负罪感。“体面的、可尊敬的”英格兰人这种感情上的突变可以通过伊顿被第三次认定无罪（1794年2月）和托马斯·沃克于4月被认定无罪得到反映。它在强度上足以抵消由罗伯斯庇尔恐怖所引起的另一种恐惧感。杰拉尔德和他的同伴们，通过自身的榜样，为拯救哈迪、图克和瑟尔沃尔的生命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他们牺牲了自己，却为英国免受白色恐怖的灾难出了力。
苏格兰受害者们的榜样并没有吓倒英格兰的协会，而是使它们坚强起来。当约翰·弗罗斯特（这一年一直在狱中）于1793年12月19日拖着病体从新门监狱获释出狱时，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被簇拥着穿过伦敦的街道，人群在威尔士亲王的府邸前停下来欢呼雀跃。约翰·瑟尔沃尔此时己取代杰拉尔德成为伦敦通讯会最有才能的理论家，他开设了一系列讲座，为被捕者提供辩护基金。1794年1月17日，杰拉尔德（他是两个协会的会员，此时正在保释中）出席了宪法知识会的一个会议（该会已恢复活动），在欢呼声中被选为会议主席，会议通过了一项“以暴政的手段来反对暴政”的决议。杰拉尔德己提醒英格兰改革派：“反对暴君就是服从上帝。”3天之后，环球酒馆中挤满了参加伦敦通讯会大会的会员，连地板都压塌了。大会提议在英格兰土地上举行新的全英国民公会，约翰·马丁公民以主席身份发表了—篇挑战性的演说：
我们还在举棋未定。现在我们必须立即为自己和后代选择自由或选择奴役。你们是否要等到兵营遍布毎个村庄，等到拿津贴的黑森人或汉诺威人朴向我们之时才釆取行动呢？
4天之后，宪法知识会认定“伦敦通讯会有功于他们的国家”，指令印刷4万份该会的宣言予以散发。这份宣言的结果是恢复地方协会的活动，布里斯托尔协会干事在收到宣言后写道：“那天晚上，我尽我力所能地召集到一批朋友，我们阅读，我们兴奋，我们鼓起勇气……你们的第二封信加强了我们的勇气，振奋了我们的爱国主义……而且，我们现在的会员数已增加了许多。”[57]
信件从其他停止活动的协会寄来。来自纽卡斯尔（很长时间没有音讯）的消息说：当地仍有许多“协会”存在，它们“每星期聚会一次，只接纳熟知的朋友为会员，并只采用报纸名称为其会名”。显然，还有许多其他协会存在或恢复活动，它们与伦敦没有正式的通信联系，比如罗伊斯顿协会和哈里法克斯协会于1794年4月首次来信，对它们的行为中“一直采取的极端谨小慎微”表示歉意：
我们希望一般公众知道在这座城镇中、在这个教区里有许多激烈反对……一切自由讨论的人。……目睹这座城镇中一个宣传自由的人被罚款、戴枷或入狱，将便他们感到说不出的愤怒……
在同一个月，哈里法克斯举行了一次露天集会，“来自利兹、韦克菲尔德、哈德斯菲尔德、布拉德福德和附近地区的许多朋友”参加了集会。到场者赞同（在布里斯托尔）举行一次代表大会和国民公会的计划。在莱斯特，酒馆里开办了几家俱乐部，并举办“民主讲座”。在伦敦，伦敦通讯会和宪法知识会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以召开国民公会，尽管宪法知识会要求使用其他会议名称。4月，一次成功的露天集会在白垩农场举行，瑟尔沃尔和其他人发表了演说，所通过的决议认为任何进一步试图“破坏那些尚存法律的行为……应被视作是彻底废除英吉利民族与其统治者之间社会契约之举”。[58]
这不仅是镇压、而且也是价格上涨和经济困难所造成的后果。某些证据表明，鼓动活动深人到伦敦东区的贫困地段。10月份，哈克尼的集会还是一件新鲜事，而弗朗西斯·普雷斯已经回顾说：乔克农场集会的参加者“人数众多……，各行各业的男女都有……，这是我所见到的秩序最为井然的一次……，尽管他们受到弓街巡捕和各种警官、政府密探和记者的侮辱和寻衅，他们是有思想有理智的人。”[59]也是在4月，设菲尔德举行了一次有六七千人（改革派声称有12000人）参加的集会，抗议苏格兰法院的判决。来自德比的亨利·约克主持集会。约克是一位十分年轻、口才出众但反复无常的绅士，他期望有一天“全体人民的威严声音将指使圣斯蒂芬教堂的558位绅士如何去干他们的事”。“醉汉们在夜里”袭击了设菲尔德改革派人士的住宅，协会干事戴维森于是提出一项计划，打算发“长矛给爱国者，数量要足以使他们令人可畏”。在后来对哈迪和约克的审判中，这一点被大肆渲染。起诉书将它作为打算谋反的证据，辩方证人否认这一点，或指出这充其量也不过是针对“教会与国王”派暴徒的自卫意图。事实上，以上这两种意图在各协会中也许均存在。在爱丁堡，由英国国民公会残存下来的一个委员会仍在举行秘密会议，它在一个原政府密探罗伯特·瓦特的控制下度过了险关。他们制造了几把矛头和战斧，瓦特在临终忏悔中宣称他已改变立场投身改革事业，计划在爱丁堡、都柏林和伦敦同时举行起义。无论瓦特的动机如何，数十名苏格兰织工和手工工人深深卷入他的密谋之中。[60]
在皮特于1794年5月对各协会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的局势就是如此。袭击后，伦敦宪法知识会和伦敦通讯会的领导人被捕入狱，他们的书信文件被査缴，议会任命了一个秘密委员会对他们进行调査，[61]《人身保护法》中止实施。在诺里季，艾萨克·圣特和其他委员会成员被捕。在设菲尔德（其参加爱丁堡国民公会的代表M·C·布朗已在候审之中），亨利·约克和委员会的成员均被抓了起来，该会书记理査德·戴维森躲了起来，《设菲尔德纪事报》编辑约瑟夫·盖尔斯也被指控谋反（6月），他逃到美国去了。紧接着这些逮捕行动之后，随着这些阴谋在议会中耸人听闻地“曝光”，加上有关造反的密谋和各协会与法国人勾结的谣传，公众舆论转而敌视协会。出售民谣和传单的小贩走街串巷，他们手中传单的标题是“叛国案！叛国案！叛国案！”。传单在伦敦城各处张贴。在“光荣的6月1日”海战胜利庆祝活动中，一群暴民袭击了哈迪夫人的住宅。一家伦敦报纸以嘲弄的笔调报道了“一个女人被她亲爱的汤米身受绞刑和车裂的幻像折磨至死”。一些俱乐部在惊慌之中解体了，而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俱乐部忙于为被捕者的家属筹集款项。（伦敦通讯会会员在寻求为被捕者家属筹集款项时受到起诉。）《泰晤士报》登载了一篇虚构的有关英国革命的记叙报道，将被捕者刻画为嗜好血腥权力的人。[62]在林肯郡，“有人收买民谣吟唱者，让他们站在街头巷尾，歌颂雅各宾派的倒台……”在有教养者的圈子中，甚至连对审判一事保持缄默也会引起怀疑。[63]“教会与国王派”在诺丁汉使用异常的暴力手段搜寻雅各宾派。就像上一年的情形一样，改革派的住宅被“破门而入，里面的人被拖出来，脖子上被套上绞索，然后被扔到城边泥泞的小河沟里”。一个效忠派委员会给那些受雇开凿一条新运河以进攻雅各宾派的“民工们”支付工资，市长拒绝为雅各宾派提供保护。[64]大约在这个时候，费尔斯沃斯的一名雅各宾派领导人被“绑在一名龙骑兵坐骑的马鞍上，一伙疯狂、偏执的人将针扎进他的双腿”。[65]
然而，伦敦通讯会远未达到解体的程度。该会建立了一个9人秘密执行委员会，其中最活跃的委员是制帽工理查德·霍奇森、书贩约翰·博恩和“公民格罗夫斯”。根据一份官方备忘录，伦敦通讯会在整个春季都在大力吸收新会员，这份备忘录也许对皮特采取行动产生了影响。到1794年5月，该会分会数目不仅达到48个，而且除了小商贩和手工工匠之外近来在他们中还出现了一类新的人物，即一些泰晤士河码头工人、伦敦城货栈的店员和一些贵族的仆人。”50名爱尔兰人集体加入一个分部，伍尔威奇和德普特福德的分会也建立起来。[66]在哈迪、瑟尔沃尔和其他领导人被捕之后，霍奇森、博恩和“公民格罗夫斯”能够将大多数新会员团结起来。据报道，7月份“18个分会惊慌失措没有幵会”，协会派出代表使它们恢复活动，但其余30个分会继续正常运作。事实上，迫害的后果迫使该会内部进一步激进化，如果说，某些分会在8月份“进入休眠状态”，有一些会员又退出了其他的分会，那么、（按一名告密者的说法）“该会此时主要是由胆大妄为和不顾死活的人组成了”。会议上的正式话题集中到议会改革上：“现在，推翻这个国家政府的意图得到公开承认。”在秋季，随着逮捕所造成的震撼的消失，公众情绪发生了另一个变化。被捕者的待遇有了改善，哈迪注意到新门监狱中普通犯人开始对改革派们表示尊敬。普雷斯回忆道：“政府的强硬措施吓退了许多人，”
但是，许多人（我是其中之一）认为这是件好事，参加协会成为会员现在成了义务。……它改善了本会的品质，因为大多数参加者都具有坚定的品质和清醒的头脑，不会被轻易地驱离其目标。[67]
与此同时，该会的秘密执行委员会却遇到了麻烦。它在寻找“安全传递”与地方俱乐部之间信件往来的“合适方式”方面有困难。8月，若不是弓街巡警“抓错人”，该委员会中能力最强的委员公民霍奇森就会以叛国罪被捕，这件事（向秘密执行委员会其他未被捕委员作汇报时）“使人倍感欣慰”。此后，他只能以“流浪者”的落款与秘密执行委员会委员们通信。9月3日，弓街巡捕们粗暴地冲击秘密执行委员会，逮捕了执行书记。“公民格罗夫斯”抗议他们无权这样做，然后率领其他人到一个酒馆为被捕者的家属募捐。但在次日，一件更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了。哈迪的陪审长指控格罗夫斯是一名政府密探，格罗夫斯于是在伦敦通讯会委员会全体会议举行的一次正式审问上为自己辩护。他的陈述真挚动人，虽稍嫌做作。他提供了许多表明他忠心耿耿的证据，也提供了许多能证明他具有雅各宾党人品质的证人。结果他成功地被宣布无罪。
但是“公民格罗夫斯”事实上是一名密探，是从奥利弗到宪章运动乃至以后这一漫长时期中能力最强的密探之一。在秘密执行委员会每次开会之后，他的详尽报告便递交上来，供皮特或邓达斯或财政部司法官阅读。正是多亏了他那少有的技能，我们才能够完整地叙述这几个月发生的事件。[68]
1794年10月25日，对哈迪的审判在中央刑事法院开庭，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叛国罪，而且似乎是为了渲染这一指控的恐怖气氛，10天之前罗伯特·瓦特在爱丁堡被斩首，瓦特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阴谋者，也许还是“双料特务”。公众和陪审团都知道受审的被捕者生死未卜。（在法庭中惟一拒绝承认诉讼严峻性的人是约翰·霍恩·图克，他佯装厌烦又不乏大不敬的机智，完全是真正威尔克斯派的派头。当被问到他是否接受“上帝和国家”的审判时，他“以很少有人能摆出的如此大度的一种架势，盯着法庭上的人看了数秒钟后揺了摇头，断然答道：‘我可以接受上帝和我的国家的审判，但是——！”）庭审延续了8天之久，能够证明危险“阴谋”的证据看起来越来越不使人信服，而厄斯金对原告证人那口气强硬的、甚至野蛮的交叉提问，使庭审显得更加站不住脚。公众从哈迪身上又一次发现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所喜爱的那个独立自主的形象：一个坚强而具有尊严的平民，对国家权力表示藐视。哈迪夫人的去世引起了更深的同情，人们越来越躁动不安，在各郡道路上，人们拦住旅游者和邮政人员询问情况。在作出判决的前一天夜里，人们盛传哈迪已被宣判无罪，人们将厄斯金马车上的马匹卸下来，拖着他在街道上欢哼雀跃。在最后一天，当陪审团退庭达3个小时之久时，刑事法院附近街道上挤满了激动的人群。毫无疑问的是，法庭若宣判“有罪”，将会触发一场暴乱。来自诺里季爱国会的代表名叫戴维，他正在伦敦观看审判。在宣判无罪的消息传来后，他立即坐邮车回诺里季，连夜赶路，在星期天上午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刻回到诺里季。他径直前往圣保罗教堂的浸礼会聚会室，该教堂的主持牧师马克·威尔克斯是一位热心的改革派，他是旧式浸礼会牧师，既有自己的职业（农场主）又兼任不领薪俸的牧师职务。当戴维进来时威尔克斯正在布道坛上，他立即打住话头问道：“有什么消息，兄弟？”“无罪！”“那么让我们高唱‘赞颂万福之源的上帝’。”
政府坚持审理霍恩·图克的案子。但是诉讼过程本身甚至更使政府丢尽了面子。皮特首相被传到庭为被吿作辩护，并被迫承认他参加过由怀威尔召集的支持改革的郡会议。图克被宣判无罪。紧接着，政府在12月作最后一次努力以给瑟尔沃尔定罪。但是，结局是在人们意料之中，但也不完全如此。瑟尔沃尔具有喜好炫耀的性格，在新门监狱中忙着写以汉普登、西德尼和暴政为主题的诗篇：
在牢狱的晦瞑阴沉之中，
爱国者依然挺起无畏的胸膛
面带微笑，心里明白
神圣的德行会带来欢畅。[69]
在对瑟尔沃尔的审判快结束时，他想到要亲自向陪审团发表一通激昂的演说。他对厄斯金说：“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将被绞死”。厄斯金回答说：“如果你这样做，你将被绞死”。在宣布瑟尔沃尔无罪之后，对其他被捕者的指控也就被取消了。
也许有人希望找到直接了解各协会会员情况的途径。但是，要理清下一年的事件的头绪是困难的。首先，大多数外省协会在1794年夏季自行解体，或转人地下，踪迹难觅。（秘密委员会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通信的危险性，而审判则暴露了政府密探无处不在的真相。）由于约克仍在狱中，设菲尔德协会处于瘫痪状态。对约克的审判直到1795年7月才举行，他被以密谋罪的罪名处以两年监禁。这种审判只是走走过场，在各郡中，官员们具有相当大的即决审判权，而且名声不高的改革派根本不能指望像厄斯金这样的人来为他们作辩护。[70]
而且，还必须支付辩护费。（在诺里季，有影响的公民仍然支持爱国会，马克·威尔克斯于1795年4月在圣保罗教堂举行了两次声势浩大的雅各宾派募捐布道，以支付辩护费用。）如果说这些无罪释放避免了一次普遍的恐怖浪潮的话，那么审判也反映出政府打算要走多远——哈迪从十分权威的渠道获悉：当局已草拟了不少于800份缉拿改革派的逮捕令（实有300份正式签发），打算在对他定罪之后立即使用。无罪释放使官方的宣传家不再顾及立场的持续性，伯克曾参与草拟秘密委员会报告，又每年领取4000镑年金，1794年后，他就与詹姆士·里夫斯成了思想上的同路人。现在，伯克将1/5的选民和大部分无选举权者视为“纯粹的雅各宾派，根本不可救药，始终是需要加以防范的对象”。他认为这些无罪释放的人是“凶手”，而国家的病疾则需要“以动用烙铁和刀剑的严厉恐怖手段”去医治。[71]
其次，改革派领袖中一些人已不再能坚持。宪法知识会从未恢复元气，而霍恩·图克直到1796年选举为止再未涉足于公共事务。哈迪在妻子去世后私事缠身，未能在伦敦通讯会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伦敦通讯会此时纷争不已，仅为是否需要制定一个新章程的问题就争论了好几个星期。一部分会员争辩道：任何章程都是直接民主制的障碍，另一部分会员则指出应当实行更严格的内部纪律以对付迫害。（甚至一封信中偶然使用了我们的“领袖们”一词也引起会内一片民主的鼓噪声。）在一场人身攻击的混战中，这两部分会员退出伦敦通讯会组成新的协会。约翰·博恩出任伦敦改革会书记，该会与伦敦通讯会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约翰·巴克斯特似乎策划了另一部分会员退会，组成自由之友会。该会专门做出一种夸张的自由主义姿态。一名密探形容巴克斯特：“是一个长相平庸的人，……脸庞削瘦，一头黑发梳成发辫，身着深棕色外套和棕黑色马甲，年龄约40岁”。巴克斯特显然主张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他作过《抵抗压迫》的系列演讲：“当国家的所有权力都把持在土地财产所有者手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也就把持了生杀大权。”托马斯·斯彭斯原来是纽卡斯尔的小学校长，由于他写了“另一部《人权论》……比潘恩的著作走得更远”，因此争取到一批追随者。他认为，贵族的土地必须没收，新的合作生产者将接管这些土地，“如果地主依然存在，你能想象人类可以靠改革议会来享受任何可怜的自由和幸福吗？……一个人民的公会或议会将永远与贵族处于战争状态。”[72]
冲突是意料之中的事。早在1793年10月，伦敦通讯会的会议记录就记载了由其中一个派别提出的一项动议，号召驱逐那些宣传平等派原则的人。随着生活费用的提高和该会向伦敦东区和南区发展，“社会”问题愈来愈占有更突出的地位。1794年一本富有特色的小册子坚持认为改革的结果将是减税、改革济贫法和狩猎法、停止限制工会、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停止抓丁和在客栈中驻军。[73]这样的要求也许会得到社会的普遍接受，而斯彭斯和巴克斯特更极端的观点则不会。然而，该会显然还在策略问题上存有分歧。我们可以举两位伦敦通讯会领导层中的新人为例来表明不同的倾向。普雷斯头脑清醒，他的巨大组织能力、善于应用的思维能力和在工会组织方面的经验都与哈迪的传统一脉相承。1795年夏，他经常担任每周举行的总委员会主席之职。根据他本人说，他认为该会的主要职能是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
我相信大臣们在使政府停止运转之前是不会罢手的，也就是说在他们无法将它维持下去之前是不会罢手的。在我看来，人民能够拥有或可能会拥有健全和节俭政府的惟一机会就在于接受有关代表制度优越性的教育……这样，每当大臣们的行为造成危机之时，人民便能够给那些最有可能创立廉俭和筒朴政府的人提供支持。因此，我建议本会的活动尽可能沉静、非正式。
这段话很值得玩味，“廉俭和简朴的政府”是普雷斯后来的一个边沁主义术语，而伦敦通讯会在1795年的要求是：在自由平等的立场上停止压迫和授予成年男子选举权。也许，普雷斯早在1795年就很准确地说：他认为工人改革派充当的角色是议会中等阶级或贵族改革派的附属物。工人们不能指望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为自己带来改革，但应当为其他“最有可能”贏得让步的人提供支持。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目光长远的战术妥协，它准备参与危机——比方说，等待财政混乱、食品暴动和大众动乱的出现，但不采取宣传群众的方法去加速危机。这是那些具有自尊心的小商贩或手工工匠的政策，他们宁愿架设通向中等阶级的桥梁，而不是试图填平他们自己与骚动不安的穷人之间的鸿沟。正因为如此，它反映了退出在“成员无数”中进行宣传鼓动的立场，同时代表着自我教育和艰苦组织的力量。[74]
另一种倾向的代表人物是约翰·宾斯。他是出生于都柏林一个手工工匠家庭的年轻人，此时在伦敦干管子工。他也在1794年加入伦敦通讯会，很快晋升为委员会的主席和集会的主持人。他与大部分会员的现点相同，认为在无罪宣判之后，协会应当更广泛地宣传其主张，召集大规模的公众集会，这样，政府也许会“被迫同意进行改革”。事实上，宾斯所致力的改革是一种通过革命进行的变革，因此尽管改革是他们公开承认的目标，但是（宾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伦敦通讯会〕许多有影响的会员们希望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75]
由于一些会员退会，到1795年3月时，伦敦通讯会的分会减少到17个，[76]更为严重的是，来自外省的信件也减少了，因而运动失去了全国中心。约翰·瑟尔沃尔也宣布退出，其表面原因是（他本人声称）他充当一名无党派演说家、政论家更能起作用，但真实原因可能是他对内部纷争感到厌烦。然而，在退会事件之后，该会显得更加团结，其活动也得到恢复。普雷斯认为公众集会将招来新一轮的镇压和人身保护法的中止实行，但盖尔·琼斯和宾斯提出的最广泛进行宣传鼓动的政策在伦敦通讯会所有分会举行的公决上占了上风。结果，一次大规模的集会于6月底在圣乔治草地举行，以支持成年男子普选权和每年召开议会的主张。即使我们把伦敦通讯会声称的10万人与会这个数字缩减下来，这次大会仍然是有史以来在伦敦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支持改革的集会。公民约翰·盖尔·琼斯主持了集会，并发表了演说。他那充满激情的语言与普雷斯所作的边沁主义式的回忆相去甚远：
难道我们不是英国人，自由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权利吗？……你们这些想报复的大臣们，拿出你们的鞭子和刑具，安好绞架。……在每条街上修筑兵营、在每个角落建造牢房！镇压和故逐所有无辜的人。但是，你们是不会得逞的。……从屠刀下流出的爱国主义圣血将滋润自由的种子……
与会者被这些血腥的比喻所打动，但他们保持平静和良好的秩序，直至散会。[77]
从这时起到年底，伦敦通汛会迅速发展。它冲破了具有较大局限性的手工工匠和小商小联的圈子，越来越多地获得雇佣劳动者的支持。该会声称它在6月吸收了400名新会员，在7月又吸收了700至800名新会员。它在3月拥有17个分会，到7月底增加到41个，到10月份又增加到70或80个。与此同时，那两个由退会会员组成的协会也兴盛起来；附属研讨会和阅读俱乐部纷纷建立。自然神论和理性思潮也贏得一席之地，因而，盖尔·琼斯在第二年毫不奇怪地写下了“尽管我自称不是一个基督徒……”这样的词句。伦敦通讯会制作纪念币和纪念章来庆祝1794年的无罪判决和其他事件。瑟尔沃尔两周一次的讲座每次都能吸引数百名听众，他禁不住要在给妻子的信中炫耀一番：
连着两个夜晚都有近600人来。……有两个讲座尤其……震撼着腐败制度的支柱，使它每块石头都在颤动。每句话都如电流一般迅速传入人们的胸膛。那些蜂拥而来听我演讲的贵族们……不断被迫……一起欢呼喝彩。
而且，另外一些团体和酒馆俱乐部在这些协会周围产生，它们发出新的响亮的共和主义之声。一位叫“公民李”（有时又叫“卫斯理派”）的人从“梭和区贝里克街98号，英国自由之树”发出一系列煽动性挑衅性的小册子，其标题包括《国王杀人》、《英国罗伯斯庇尔的统治》和《乔治上一世的偷快统治》。（像斯彭斯一样）他的重点放在“教区和村庄的联合”，他也是以热烈的赞同口吻谈论断头台的几个英国雅各宾分子之一。虽然D·L·伊顿和其他几个地方上的协会也在编写廉价小册子，但“公民李”的那些流行小说、雅各宾记事和传单也许是促使汉娜·莫尔用“廉价文库”进行反击的原因。[78]
在1795年6月之后，外省的信件也重新增多。设菲尔德在8月举行了一次露天集会，伦敦特地派出一位主席去主持这个集会。据称，与会者有10000人之多。[79]但在另一方面，诺里季是外省最有影响的中心，9月份，爱国会有19个分会在运作之中，其会员除织工、鞋匠、手工工人和小店主外，它还得到较富有的商人家族——格尼家族和泰勒家族谨慎的支持。此外，诺里季还有一批才华出众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在1795年间出版了一本叫做《内阁》的期刊，该刊也许是这个时期准雅各宾知识分子刊物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内阁》所登载的一些文章用充满诗意的手法对欧洲事务和战事作细致的分析，另一些文章则对马基雅维里、卢梭、妇女权利和戈德温社会主义作学术的探讨。尽管各派重点不同，但整个诺里季在反政府情绪上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从浸礼派教堂到《内阁》派有抱负的学者、从“织工之徽”酒馆（即爱国会总部所在地）到格尼家的宅邸、从霍尔克汉姆的福克斯派成员科克到城郊村庄中的体力劳动者都是这样。[80]组织团体从诺里季扩展到雅茅斯、林恩、威斯贝克和洛斯托夫特。一些相似的运动也在梅德威地区城镇如査塔姆、罗切斯特和梅德斯通等地兴起，参加者包括外科医生等专业人员及码头工人等等。诺丁汉的协会也有了恢复，工厂主和织袜工之间（再次）建立起某种联盟。己公诸于众的伦敦通讯会《通信集》还刊载了其他一些地区的活动，如：利兹、布拉德福德、伯明翰、莱明斯特、萨洛普郡的怀特彻奇、德比附近的墨尔本、米德尔塞克斯的桑布雷、海威克姆、特鲁罗和朴次茅斯等。
曼彻斯特历史学家普伦蒂斯说：“在群众中奔忙的是一位新的指导者——匮乏”。1795年是个危机的年头，在法国在英国都是这样。1794至1795年罕见的寒冬、战争造成的混乱和谷物歉收，这些都使食品价格飞涨。著名的斯品汉姆兰决议于1795年5月出台，按面包的价格调节工资补贴。小麦价格之高令人难以置信：伦敦每1/4英担〔等于28磅〕为108先令，莱斯特则为160先令，而其他许多地方还不止这些。在夏秋季节席卷全国的、史无前例的食品暴乱风潮中，民兵数次成为暴民。[81]军队中也出现不满的迹象，爱尔兰正走向叛乱；诺里季、曼彻斯特和约完西区的工厂主请愿要求停战。约翰·瑟尔沃尔就匮乏的问题作了几次最有说服力的演讲，（他声称）在雅各宾的诺里季，有不少于25000名工人正在要求救济；济贫税已髙达每英镑征收12至13先令；斯皮特菲尔兹著名的丝织业已被挤垮：
甚至在我不久前的记忆中，赤着双脚、衣衫褴褛的孩子……在镇上的那个地方还很难见到。……我还记得在那时，一个吃苦耐劳的农业劳动者除了拥有一套度假用的公寓外，一般在镇子的近郊还拥有一座面积不大的避暑房屋和菜园，他在这里过星期一，放鸽子或种萝卜。但是这些庭园现在都衰败了。小小的避暑房屋和星期一的闲暇活动已渺无踪影。你将看到的是贫穷的织工和他的家人挤在丑陋、肮脏和有害身心的房间里，这里毫无舒适感，甚至连必要的生活设施部没有。
这就是古老的英格兰消逝的景象，这甚至比“遭遗弃的村庄”（瑟尔沃尔也关注的）更能使雅各宾派办报人和工匠们的记忆深处受到震撼。[82]
1795年10月26日，伦敦通讯会又在伊斯林顿的哥本哈根旷野召开一次大会，由公民约翰·宾斯（22岁）担任大会主席。普雷斯认为这是“不明智之举”，他拒绝正式参加大会。伦敦这时真的出现饥荒，群众情绪很高。瑟尔沃尔是主要发言者之一，他以相当出色的口才使人群保持平静。此时他怀有一种希望：“从奥克尼群岛到泰晤士河河口，从多佛峭壁到地角，全国……联合成一个巨大的政治协会或通讯会”。集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向全国各主要城镇派出代表。（瑟尔沃尔本人于11月重新加入协会。）那种关于到会者达10至15万人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83]尽管动用了三座讲台或“讲坛‘但是一半以上的与会者还是离得很远，连只言片语都听不到”。这次集会向国王提出了“抗议为什么在显而易见的富足世间，我们却被迫忍饥挨饿？为什么我们不停地出力苦干却不得不遭受匮乏之苦难？……议会的腐败……像一个冒泡的漩涡，吞噬了我们所有的劳动成果。”为两项法案作史的匿名历史学家宣称：“集会的气氛极为和谐，人们遵纪守法，秩序井然。这是一个神圣的自由之日。”[84]
三天之后的那个日子如果不是神圣的自由之日，那也毫无疑问是使政府感到恐惧的日子。国王在堂而皇之地去议会主持开幕式时，他的御车在途中受到袭击，人群中发出嘘声和口号声：“打倒皮特！”“不要战争！”“不要国王！”“不要皮特！”“和平！”大约20万伦敦人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一些人将小块面包插在棍子上，再饰上黑纱，来回挥舞。一个小贩在人群中出售“每本定价1便士的《人权论》”，他被抓了起来，又被人们救出，坐在人们高举的椅子上欢呼胜利。也许是受到一块鹅卵石的打击，国王御车的车窗被击破。据说国王到达上院被人架出御车时说道：“我的上帝！我、我、我被人射了一枪！”[85]第二天，当国王坚持去戏院时，街道上的人都被赶走，执行护架任务的有200名步兵、200名骑兵和500名警察。
伦敦通讯会否认对此事负有责任，但是该会完全有可能试图举行类似于此的示威活动，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指望它能控制其追随者的激愤之情。（在那场暴釓发生后的晚上，该会的一名会员在一家小酒馆中对约翰·宾斯吹嘘道：他曾爬上了御车，并试图袭击国王。）不过，政府立即作出反应，颁布文告，査禁一切煽动性集会。皮特即刻提出《两项法案》。根据第一项法案，通过演讲或文字煽动人们仇恨、蔑视国王、宪法或政府的行为被定为叛国罪。根据第二项法案，所有50人以上的集会均须报告当地官员后才能举行，而当地官员完全有权阻止讲演、逮捕演讲者和驱散集会。而且，法典上又增添了一项死罪：拒绝服从当地官员命令者均处以死刑。一项条款对瑟尔沃尔特别有效，它使改革派的演讲室可以作为“妨害治安之屋”被关闭。
在该法案的提出（1795年11月10日）和获国王批准（12月18日）之间，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群众宣传时期。规模不大的福克斯反对派在法案通过的每一个阶段上进行战斗，它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全国与群众团体并肩作战。伦敦通讯会于11月12日在哥本哈根旷野召集了一次紧急集会（据称，这一次的到会者为20万人），[86]根据普雷斯的回忆，“这次集会与这种场合的通常情形一样，参加集会的有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会议的时机和带孩子到会的做法都不属“通常情形”。其中带孩子到会的做法表明了集会的非暴力性质，它成为此后工人阶级运动的传统。12月，该会在玛丽莱本旷野举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集会，约瑟夫、法林顿在他的日记中对此作了记述。在好几个“讲坛”上发表讲话的演讲者包括威廉·弗伦德、瑟尔沃尔和约翰·盖尔·琼斯。琼斯是一位“衣着随便、举止斯文”的外科医生，他患有某种“麻痹症头、肩和双臂不时地抽搐扭动”。但是，他的“嗓音很美，声音尖锐，吐字清楚……”。琼斯在讲话中发出了一个威胁：皮特将被“当众处死”。
没有任何骚乱发生，人们也没有作出任何越轨行为，他们只是举起双手或喝彩欢呼而已。[87]
大规模的集会在国内其他地方举行，几乎所有集会都对那两部法案表示反对。皮特说：“假如我辞职的话，我的脑袋不出半年就会搬家”。约克郡发生了一个重大挫折，郡议员之一威尔伯福斯秘密地与皮特合作修改“《煽动法令》，使之扩大适用范围”。（他在议会对其中一项条款表示反对，以此来精心地维护其“具有主见”的名声。）同时，忠于温和原则的克里斯托弗·怀威尔打算召集一次约克郡抗议集会，他提前4天于星期五发出通知，号召西区的所有自由持有农参加下周二在约克市举行的集会：“从你们的织机那里来吧，诚实而勤劳的织工们；丢下你们在田里的活计，停工一天，健壮而有主见的自耕农们；让你们祖先的精神伴你们同来……”。威尔伯福斯在伦敦去教堂的路上收到一封发自约克郡的快信。（几天前，威尔伯福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要牢记基督徒的独特性格，在下院保持庄重，要开朗、仁慈和宽厚，同时暗中提防，保持含而不露的严肃”。）他对于在安息日旅行心存顾忌，但他轻易地克服了顾忌，驾车去见皮特。皮特说威尔伯福斯必须出席该郡的集会。但威尔伯福斯的马车并未准备妥当，皮特说：“我的车已准备妥当，乘我的车走吧。”（一位同行者说道：“如果他们发现你乘的马车是属于谁的，你将冒丟掉性命的风险。威尔伯福斯乘着皮特借给他的马车，向北“急行军”。全郡的人好像都在涌向约克，织工们（或“伙计们”）骑着他们的驮马前往会场。集会刚一开场便显示出强烈的反政府倾向，当时威尔伯福斯正驱车进人约克。威尔伯福斯以“无与伦比的”口才向“约克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绅士和自由持有农集会”发表演讲，“将力量和活力注入那些胆怯的效忠分子的沮丧心灵中”。他的独立立场和热心于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巨大声誉征服了西区非国教的自由持有农和织工，集会出现分裂，4000名自由持有农的大部分支持威尔伯福斯拥护国王和宪政的宣言，而“那个疯子桑顿上校却身着军眼站起来”，向“约克的贱民们”说话，“……拥护雅各宾派。……他告诉他们有许多军人已做好准备，无论他们何时举事，这些军人就加入他们。”桑顿在结束讲话时“把军服脱下来扔向贱民”，贱民们欢呼雀跃着用椅子将他抬到市政厅。[88]
这似乎是揭示两个时代交错之时危机的历史时刻之一。除了选举集会之外，下一次在约克郡西区举行的大规模集会将是奥斯特勒于1832年举行的工厂奴隶的“朝圣”。由于约克集会分裂为忠于国王的自由持有农和无选举权的煽动闹事者，因此直到1850年为止，19世纪的社会将在竞选场所出现分裂，选民和工人各居一方。而且，它还代表了另一种分裂。福克斯说过：“整个英格兰就在约克郡和米德尔塞克斯之间形成。”事实表明，约克郡的非国教意识相当脆弱，“教会与国王”派在那里也许会受挫，但威尔伯福斯和卫斯理宗却能取得成功。在米德尔塞克斯，手工工匠和小商小舨的非国教传统正在更明显地向理性思想倾斜，而这也是“两项法案”和国教及非国教教会领袖的宣誓“效忠”造成的结果。
人们一直在论证这一点：两项法案是雷声大雨点小，有关死刑的条款从未得到强制执行，尽管人身保护法中止实行达8年之久，但未经审判被拘押者似乎在任何时候只有几十人。[89]当然，这些雷声正是皮特所需要的，如恐吓、密探、拥有无限权力负责监视的官员以及偶尔的儆戒等。但是，在两项法案的雷声和雨点之间存有一道由英格兰陪审团组成的障碍。普雷斯在1842年作出的判断很成问题，他说；“众多的小店主和体力劳动者可以说是在不理解它们〔两项法案〕的情况下赞同了它们。”[90]
不过，两项法案获得了成功。起初，伦敦通讯会推行一项颇有风险的对抗政策。该会派出代表前往各郡，希望重建全国性组织。约翰·宾斯被派往重要的海军基地朴次茅斯，但又被召回，因为伦敦的委员会得知宾斯被人跟踪并有可能被捕。约翰·盖尔·琼斯奔波于肯特郡的各个城镇：罗切斯特、査塔姆、梅德斯通、吉林厄姆和格富夫森德。他在罗切斯特创建了一个多达9个或10个分会的协会；在查塔姆，当听众中有人提问到会人数是否超过法案所允许的50人时，“另一人愤怒地要提问者离开房间，以他的离席达到减少人数的目的”。琼斯了解到，查塔姆的码头工人拒绝在支持两项法案的致国王信上签名，相反在一份抗议请愿书上签了名。普雷斯（多年以后）坚决否认任何会员赞成“在法国的支持下建立共和国”但该会对这些海军基地的关注却使普雷斯的否认产生了疑点。伦敦通讯会会员对这些海军码头的造访也许是表明雅各宾派与1797年斯皮特黑德和诺尔海军哗变分子之间联系的线索。[91]
琼斯和宾斯以代表的身份前往伯明翰，在1796年3月11日的会议上发表演说时被捕。他们分别受审，琼斯在1797年被判入狱，但宾斯则无罪释放。（杰拉尔德原先的雇主塞缪尔·柏尔博士对这一裁决做了很大贡献。他在整个审理过程中面对面地坐在陪审团面前。当有人提出起诉的证据时，他便摆出一副强烈的、不相信的怒容，而对被告方所作的每一点辩护都面色温和，点头赞同。）与此同时，瑟尔沃尔在打着“罗马史”的招牌继续举办其讲座之后，失去了演讲室，并被迫停止出版《论坛报》。他周游东盎格里亚，在诺里季举办一个系列讲座，共22次。但在雅茅斯，他和听众受到90名携带短剑和短棒的水手的野蛮袭击，这伙水手是专门从港口一艘军舰上调来进行袭扰的。伦敦通讯会其领导人或外出或被捕，又仅与各地保持不稳定的通信关系，它陷入内部的争斗，进入一个内部纷争和分化的阶段。[92]
这场纷争并非不具有创造性。它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宗教问题一或反宗教问题。这些人过去曾与国家作斗争，此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急欲用他们的思想与囯教相对抗。普雷斯参与出版廉价的《理性时代》，该会大多数委员对此表示支持，导致教徒退会，[93]一名雅各宾“叛徒”威廉·汉密尔顿·里德发表了有关该会在这些年中的一些情况，颇具权威性，书中说：分会选拔参加总委员会的代表时，常见的做法是把被推荐的人说成是“优秀的民主分子和自然神论者”，或者说“他不是基督徒”。倶乐部和阅读小组流动于小酒馆之间，漂泊不定。一个辩论会于1795年产生于跛脚门的“绿龙酒馆”，此后先后迁到芬斯伯里广场、铐子巷、小不列颠的“苏格兰改章”酒馆和荒草地的两家酒馆，最后于1798年迁到霍克斯顿，“处于城市官员的控制范围之外。直到存在的末期，它每次会议次次爆满。雄心更大的一件事是1796年春，设在白十字街尼克尔销售厅的“理性神殿”开放，会员们自行装修，并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它未能兴盛起来，但为一代人之后的欧文主义莫定了基础。[94]
在我们结束描述之前，我们可以停下来考査一下这些协会，看看它们是哪类团体。我们可以举设菲尔德和伦敦的协会为例，因为它们力量最为强大，而且人们对它们的了解也最多。
设菲尔德协会与伦敦通讯会一样，源自“五六名机工……谈论食品惊人高价”的聚会。它发展得很快，到1792年1月，已拥有8个分会，“它们在不同的房屋里各自开会，开会时间则定在同一个晚上。”“所有人凭票入场……，秩序极为井然。”各分会每两星期开会一次，大会每月举行一次，“有数百人出席”。1400人订购了简装本（每本定价6便士）的《人权论》第1卷，人们“在设菲尔德的许多工场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在该会问世4个月后的1792年3月，它宣称拥有近2000名会员。5月，该会采取了一种新的组织方法：
即把它们分解为10人一组的小团体或会议，每10人任命1名代表；10名这种代表组成另一个会议，以此类推……直到最后减为合适数目以形成委员会或最高理事会。
这些小团体用撒克逊的方式叫作“十人团”。从一开始，当地乡绅就对这个由“最低等级的人”组成的协会感到惊恐不安，但对温和的改革有好感的局外人报告中总是强调在开头的几个月里该会会员行为理智而有秩序。1792年5月怀威尔收到一封信，写信者再次向他保证该会会员都是“品质优良者……具有出色的理解力，渴望接受知识”。会员中有一些教友派教徒（但协会并不承认）和“许多卫斯理宗教徒”：
出于偶然的原因，有一个人列席了其中一次会议，会议按部就班地、有秩序地进行。开头由主席宣读会议记录……然后几名会员轮流选读其中某些段落，……以指导会议进程，全都拥护自由，赞成进行和平的改革……”[95]
在1792至1794年间的所有协会中，设菲尔德协会在处理通信事务方面最下力气，也最为迅捷。（由于从技术上讲，建立全国性协会是违法的，因而通信以及各协会间相互正式接纳各自会员为荣誉会员是维持全国性协会的途径。）尽管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会员们欣赏演讲中的表演才能，但协会领导人像M·C·布朗和亨利·约克却都是设菲尔德本地的帮工或技工。设菲尔德是一个由小工场师傅和技术高超的、收人相当优厚的技工构成的城镇“不存在市镇权力机构”（如髙等代理副官长所抱怨的那样）。1792年，两名地方官都住在城外，其中一名的宅邸离城14英里，另一名“去年对圈地暴乱采取了一些措施，人群焚毁了他的部分财产。自那时起，他就很少住在这一地区”[96]因此，该地的贵族影响甚少，它有大量熟练的、有文化的工人、有民主独立的传统，是雅各宾分子进行宣传鼓动的理想中心。在为数不多的专业人员中，有好几位怀有善意“一个教友派医生”是首批会员之一，两位非国教牧师在约克受审时为被告提供证词，而一些家境殷实的刀具师傅本人就是改革派。尽管组织出色，但设菲尔德刀匠们似乎没有在他们之中找到一位突出的雄辩家。然而，从他们的委员会中派出的证人，在审理哈迪和约克案件时，以其团结一致、不怕威吓、不落入盘问圈套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证人在审讯哈迪的法庭上阐述了协会的目标是：
当一个人毎天启迪人民，向人民展示理性，告诉他们所受一切苦难的原因时；当工作、毎天苦干十三四个小时，却无力养家糊口时；这就是我对此的理解，去向人民说明这种状况的原因和他们无力养家糊口的原因。
另一位证人在审讯约克时受到盘问，他说：“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接受教训，而是要说出真相”。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可能在1793至1794年的萧条（和衰退）中策划武装起义，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义无反顾地反对战争，而且最早站出来支持帕尔默和米尔。
设菲尔德拥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有利条件：这里有一位能干的出版商和编辑约瑟夫·盖尔斯，以及一份支持协会的周报《设菲尔德纪事报》。（设菲尔德一度还发行过更合知识界口昧的刊物《爱国者》。）《纪事报》于1787年创办，在1794年的发行量（一度）高达每周2000份。“民主”精神对政治和举止装束都产生了影响。“民主派”也是服装改革家，他们在乡间徒步行走，不乘马车，取消包括“先生阁下”在内的一切正式头衔，而且如果他们是雅各宾分子的话，就把头发剃得很短。外省的民主刊物，如《设菲尔德纪事报》、《曼彻斯特先驱报》、《剑桥通信》（由一神派改革人士本杰明·弗劳尔编辑出版）和《莱斯特先驱报》为地方报刊编辑工作确立了新的标准，不再用剪刀浆糊式的裁剪转载伦敦的报刊文章，而是登载有独到见解的评论文章。盖尔斯首倡的方针还在《曼彻斯特先驱报》创刊号（1792年3月31日）中作了表述：
我们将不给有关上流社会生活的文章留什么版面，也不给谈论宮廷服装或官廷密谋，谈论狩猎宴会、酒会或交往要会的文章留什么版面，因为只有上流社会追求享乐的人才对这类文章感兴趣。……
盖尔斯的报纸、书店和小册子印刷所是设菲尔德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97]
设菲尔德协会的基础从一开始就是刀具业的“下层业者和工人”。[98]（尽管有人提及周围乡村中的宣传活动，但各委员会似乎都没有矿工或农业劳动者参加。）当然，伦敦协会的会员种类要多得多，该会从数十个团体中吸收会员，沿袭了马车制造工会所和“自由辩论会”（瑟尔沃尔就是在这里学成出家的）及被里德称为“异端协会”的后来那些会社的做法。伦敦通讯会到那时为止是这些团体中最强大的，而许多团体则始终继续在其自己的圈子中活动。
伦敦通讯会由“分会”组成，每个分会拥有30名会员，拥有45或60名会员就另组分会。每个分会派一名代表出席每周一次的总委员会会议（也派出没有投票权的副代表），分会可以召回其代表，并有权在原则问题上要求请示。保存完好的会议记录表明总委员会与各分会之间意见交流很活跃，不断地作出决议，他们对委员会的权力十分警惕。在另一方面，1794年后，出于对密探的害怕，有相当大权力的代表会议让位于一个执行委员会，或总委员会所属的通信委员会，该委员会大约有5名成员。[99]
要精确地估计该会会员人数是十分困难的，其中以1792年秋、1794年春和1795年的后6个月会员人数较多（也许在1795年后6个月最多）。协会自己多次宣称会员多达数万名，而历史学家提出的数字又过于谨慎。（经常有人认为，会员人数从未超过2000名，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设菲尔德和诺里季的会员都超过了这个数字。）1795至1796年任委员会领导人的两名会员在他们各自的回忆录中作了相互矛盾的记述，无助于弄清这个问题。弗朗西斯·普雷斯曾担任总委员会临时主席，他说1795年夏该会拥有70个分会，有2000人实际上出席每周的例会。约翰·宾斯谈得比较详细。（据他的陈述）协会收人有时超过每星期50英镑，如果每星期收取1便士，这意味着有12000名会员定期出席会议。由于许多会员难得缴费，或只是偶而到会，他认为出席周会的会员平均数为18000至20000名，“大多数是……小店主、工匠、机工和劳工”。当他担任总委员会临时主席时（1795—1796年间），到博福特大楼瑟尔沃尔的演讲室出席会议的分会代表和副代表的人数平均为160至180名。
两人的记述都是事后几十年才写成的。普雷斯的记述更可信，但由于他旨在淡化协会内“鼓动者”的作用，因此就存有偏见；宾斯的偏见在于将他的青年雅备宾分子涂上浪漫的色彩。一个问题是对每个分会人数的估计，在开头几年里，分会应在45人时一分为二的规定没有得到遵守，保存下来的各分会1792—1794年档案表明，人数最少的有17人，最多的有170人，而哈迪在枢密院所作的中肯和有保留的答复（1794）中称，他所在的分会有600名会员，但是，其中仅有50至60人参加每周的会议，这样的缺席率在群众运动中并非罕见。马格罗特在英国国民公会（1793年12月）上宣称协会拥有12000至13000名会员，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夸张之辞。1794年5月，一个消息灵通的密探（也许是“公民格罗夫斯”）报告说：“他们自称的数字高于18000人……但这显然完全不可信。”在这期间（他报吿说）协会每季度的收入是280英镑（每个会员每季度缴纳13便士），这表明缴纳会费的会员数约5500人。1795年秋季，另一名密探（鲍威尔）定期报告各分会每星期发布的新会员和到会会员人数，这些报告表明普雷斯关于每周定期到会者人数不足2000人的估计是精确的，它一定有好几次记在协会的记事录上。1795年底，（鲍威尔报告说）“协会的概况已从各分会记事录上总结出来，确实有10000人以上登记在册，但是，由于这个数字包括了许多自1794年起离会的人和“许多报了名，缴纳了13便士会费，却再未在协会中露面的人”，因此他认为这是个“不实的记述”，这样，普雷斯和宾斯之间的差距被缩小了一点。皮特决不是个傻瓜，不会因害怕一个从未超过2000人的团体而批准两项法案并支持不受欢迎的叛国案审判。就1794年初和1795年末而言，以下数字是可信的：积极的会员至少有2000名，缴纳会费者为5000名，登记在册的会员为10000人以上。[100]
协会非常谨慎地处理日常事务和财政问题，极为关注民主原则。10月会议曾提名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出席1793年的英国国民公会，在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上，有一位代表自愿“不取报酬（即自费）去出席国民公会，他的提议以“违背本会原则”为由被否决。在协会缺乏经费的时候这祥做，目的是强调按劳付酬的原则，从而避免协会的事务被那些有钱有空的人所控制。另一方面，宾斯回忆道在我任代表期间，每当因公出差，他们都慷慨地支付我的费用。”[101]
有关分会工作的记述也各不相同。普雷斯最感兴趣的是追溯不走极端、符合法律的那条路线，最强调的是教育活动。他的伦敦通讯会绝不是皮特眼中的那种，而是一个尚未成熟的工人教育协会。他所在的分会在一所私人房宅中开会：“我和许多好提问、聪明而正直的人见面，……我们订阅图书。……我们举行星期日晚会……阅读、交谈和讨论。”
周会的程序通常是这样安排的：主席（每个人轮流担任主席）朗读某一本书……到会者应遨对这本书发表自己的见解，发言人数由主席决定，但发言者不用起立。然后，主席读那本书的下一部分，再请到会者发言。接着，主席读该书的其余部分，第三次请人发言，那些在此之前尚未发过言的人就要说些什么了。随后，便进行全体讨论。
“协会的教育作用确实很大，它促使人们读书，而不是在酒馆里消磨时光。它教他们进行思考，尊重自己，愿意教育子女，并提高了他们自己的判断水平。”[102]
所有这些记叙都很出色，它对一个阶级作政治自我教育的第一个阶段作了绝妙的记载，并且包含着一些很重要的真实情况，它部分是确切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普雷斯也是在摆好姿势让詹姆斯·穆勒给他自己画像，如同白人笔下的汤姆大叔一样。当时的密探报告中却有一种生动的笔触，而这恰恰是普雷斯所缺乏的。一个伦敦搬运工人说：“几乎每个人都在说话，总是吵吵嚷嚷的，直到代表站起来大伙才安静下来。大伙越来越吵闹，不愿等待，然后代表站起来努力让大伙平静下来。”而且，我们知道各分会并非总是于星期日在私人住宅中开会，许多位于贫困区的分会开会时从一个酒馆赶到另一个酒馆。W·H·里德是这样对18世纪90年代后期的俱乐部会议进行描述的与会者：“唱着歌，教士总是歌词辱骂的对象”，人们“抽烟斗吸烟卷”，“桌上放满了定价1便士、2便士和3便士的出版物。”这似乎与普雷斯的记述同样可信（但内容并不一致）。[103]
在协会的社会组成问题上，我们不必有任何疑问。它首先是一个手工工匠的协会。保存下来的分会登记册上有丝织工、钟表匠、鞋匠、细木工、木匠、裁缝等。一个分会的登记册上有98名会员，其中包括9名钟表匠、8名织工、8名裁缝、6名细木工、5名制鞋工、4名鞋匠，木匠、洗染工、理发匠各3名，商人、丝带整饰工、屠宰工、袜商、雕刻工、砌砖工、袜片剪裁工、制裤工、床架工、烧瓷工各2名，文具工、制帽工、面包匠、家具工、锁匠、金属丝工、乐师、外科医生、铸工、釉工、锡盘工、漆工、书贩、镌版工、舞布商、仓库工及农业工人各1名，余者未作分类。[104]如果说协会最活泼的几位宣传家，如盖尔·琼斯和瑟尔沃尔是医生或记者的话，那么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是手工工匠或小生意人：阿什利是制鞋工、巴克斯特是帮工银匠、宾斯是管道工、约翰·博恩是霍尔本的书商、亚历山大·加洛韦是精密机器工（后来成为伦敦机械业大雇主之一）、托马斯·伊万斯是印刷所调色工，（后来是）拥有专利的背带商、理査德·霍奇森是制帽业师傅、约翰·洛维特是理发匠、勒夫曼是金匠、奥克斯莱德是书籍装订师傅，而其他委员则可确认为制鞋工、面包商、车工、书贩和裁缝等，1794年6月，“公民格罗夫斯”向他的主子揭露了协会的社会组成情况：
有一些人看外表是体面的工匠，他们能力强但仍待提高，虽然勇敢却又谨慎，这一类代表人数极少。另外一些人显然身份低得多——无疑是帮工。尽管他们似乎没有能够也不发言，但他们看上去很坚定……对所有的提议只要带有一定程度的大胆，就一概投票支持。最后一类人……人数最多，是由社会最低层人物构成的——连看起来顺眼的都很少，其中有一些穿得又脏又破，另一些简直就是邋遢的贱货，任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哪怕是只坐在他们身边，都需要很好地控制住自己必然会有的自尊心；我还在中央刑事法庭的巡回法庭上看到有些体面得多的人在庭审结束时因无人愿意充当起诉人竟被宣布释放。这些人似乎都很暴躁，拥护任何会导致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事。[105]
英国雅各宾派的人数比人们所公认的要多，而且与在法国发动革命的“小人物”更为接近。事实上，与其说他们近似于雅各宾派，倒不如说他们更近似于巴黎“各区”的无套裤汉。无套裤汉狂热的平等主义构成了1793至1794年间罗伯斯庇尔革命战争专政的基础。[106]英国雅各宾派的堡垒此时还不是新兴的纺织城镇，而是老工业城镇中具有较悠久思想传统的城市手工工匠：这样的老工业城镇有诺里季，该城的毛织业的优势地位还没有被约克西区所取代；有斯皮特菲尔兹，该城喜好闹事的学徒恶名远扬，其丝织业因受到兰开郡棉织业的竞争而蒙受损失；还有设菲尔德，该城许多刀具业帮工正处于向小师傅的过渡之中。正像共和二年的巴黎一样，制鞋匠始终充当引人注目的角色。这些手工工匠把潘恩的学说推向了极端，主张实行绝对的政治民主，彻底反对君主制和贵族，反对国家和税收。在热情高涨之时，他们是运动的坚强核心，这场运动一方面获得了数千名小店主、印刷商、书商、医生、教师、雕刻师、小师傅和非国教派教士的支持，另一方面又贏得了搬运工、拉煤工、劳工、士兵和水手的拥护。
该运动只造就出两位颇具影响的理论家，而他们又反映了运动核心的冲突。绸缎商的儿子约翰·瑟尔沃尔最为重要，他连接着华滋华斯、柯勒律治的世界和斯皮特菲尔兹织工们的世界。在这场运动衰落之后，毀谤“可怜的瑟尔沃尔”成了一种习惯，在19世纪早期，他被打扮成一个令人怜悯的人物，头脑空空，总是害怕受到起诉，而这种害怕又并非空穴来风，靠讲授演说术谋生。此外他还有平庸诗人的名声，这是他的另一个不幸——尽管这个罪名在我们周围日日发生，但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却不能宽恕这一点。德昆西是“在极端厌恶雅各宾义……和尊崇皮特的英名”的年代中长大的，他说过，“像瑟尔沃尔那样可怜而空洞的皮鼓”这样的话，这句话就表达着下一代有知识的激进派所持的流行现点。这个观点后来一直伴随他，直至今日。
然而，在杰拉尔德和马格罗特受审之后，运动需要有人站出来充当雅各宾派的杰出领袖，空洞的皮鼓是不行的。这个领袖要面对叛国罪审判，坚持到两项法案颁布之时乃至以后（图克和哈迪没有这样做）。要做到这些，领袖也许需要具备一点演员的气质。像演员那样装腔作势是英国雅各宾派〈哈迪除外）的恶习，而且有时他们的做作看上去显得滑稽可笑。但是，那是一个花言巧语盛行的时代，一个“暴发户”的花言巧语还不如一个伯克的花言巧语编织得好。自由论坛（的确是真正自由的论坛）的华美词藻如果用来给雅各宾派鼓劲的话，那肯定能够得到谅解。而且，在1793至1795年之间发表的政治性文字中，瑟尔沃尔既有勇气也很谨慎。他在1793年这个年头里一直与伦敦当局进行公开的斗争，以维护发表演讲和进行辩论的权利。在被从一个个演讲厅驱逐之后，瑟尔沃尔最终得到了在博福特大厦的一处房屋（受到一个赞助人委员会的帮助），将这处房屋用作他发表演讲和1794至1795年间协会一般性活动的中心。[107]哈迪被捕后，他立即重振协会。当密探来旁听他的演讲时，他就把话题转到密探制度上；当有人试图挑起暴乱时，他带领听众平静地离开演讲厅。他修改过激的决议，提防挑唆活动。他对人群的支配能力很强，据说在最后一次反对两项法案的示威中与会者高喊“士兵们、士兵们！”的口号时，他宣讲协会愿与军队保持亲善关系的意向，使人们打消恐惧，转而与之团结起来。
瑟尔沃尔在1795和1796年发表的演讲和撰写的著作无论在深度和观点的一致性上都领先于其他活跃的雅各宾派成员，他清楚地表达了英国对法国事件的一种估价：
我为法国革命感到自豪的是这场革命所坚持和宣传的原则，即：古代的流弊并不会因其产生于古代而转化为美德……，人拥有法令和惯例都不能剥夺的权利……，思想应有自由……知识分子有权运用其知识……，社会的一个等级无权掠夺和压迫社会的其他方面，无论它犯这种掠夺罪的时间有多长……这些都是我所钦慕的原则，尽管这些原则有过激之处，但它们使我对法国革命欢欣不已。
瑟尔沃尔在罗伯斯庇尔恐怖时期站出来宣称：“法国发生的过激和暴力不是革命新学说的产物，而是由旧专制主义有组织的残酷行为所导致的复仇、腐败和清疑等旧时陋习所引起的后果”。他认为自己对法国革命的支持既与无能的吉伦特派又和山岳派不同，他既批判“哲学家的愚蠢”，也批判“精力旺盛的党派的暴行”。但在罗伯斯庇尔死后，他立即就“皮特和罗伯斯庇尔性格的相似性”发表演讲：
罗伯斯庇尔不公正地压迫富人，以维护他在穷人中的声望；皮特则忽视由于战争及随之而来的税收而压迫穷人，以维护他在富人中的威望。……罗伯斯庇尔制订出一部自由宪法，并建立暴政来直接反对它；皮特称颂另一部自由宪法，但践踏它的所有条款。[108]
这样做也需要勇气。
瑟尔沃尔一周两次的演讲稿发表在《论坛报》上，他运用了后来科贝特所采用的方法，将政治教育与对时事的评论相结合。他阐述了国际主义的恢宏精神，通过描述科希秋什科领导下的波兰民族独立斗争遭到镇压的情形来唤起读者瑟尔沃尔的激进主义大体上局限于潘恩所确定的范围之内，但与潘恩相比，他更强调经济和社会问题。他道出了手工工人依靠适度劳动而获得独立生计的要求，谴责这种法律：它责备“贫穷的帮工联合起来……而富裕的厂主、包工头和垄断者……却可以随心所欲地相互联合。”[109]他放弃了“平均财富”的主张，指责遥远的土地国有化计划或乌托邦大同世界是“纯理论的货色”。瑟尔沃尔称赞独立开业的企业主，因为他们可以靠“自己的汗水”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如果不同时实行公正的分配，生产就是一件可鄙的事。……如果财产能够妥善地进行分配，那么少量的劳动就足以得到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与妥善的分配为敌的是“土地垄断”、圈地运动和“资本积累”，他从《人权论》发展到《自然权论》：
我坚持认为每个男子、毎个女子、每个儿童应当从劳动果实的总分配中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得到食物、破攻和烂床破被。而且，也不需要从6岁工作到60岁……每天工作12到14小时。他们有权——一种神圣和不受侵犯的权利——得到舒适的条件和娱乐生活……有权得到一些闲暇时间以进行这样的讨论，有权得到使他们的权利获得理解的途径或信息。……
这些“权利”包括“与雇主利润成比例的……分享产品的权利”和受教育权利，根据后面这项权利，劳工的孩子可以跻身于“社会最高层'此外，瑟尔沃尔还提出了很多汇入19世纪工人阶级政治洪流的思想和建议（《论坛报》和《自然权论》到19世纪还为激进派人士们所阅读），他努力为劳工们去寻找八小时工作制作为传统“准则”的出处。
我们可以说瑟尔沃尔为手工工匠提供了始终如一的思想体系，他在《自然权论》中作的进一步考察包括对于“财产的起源与分配”和“封建制度”的分析。像潘恩一样，当他在批判私人资本积累本身时望而却步的时候，他又寻求限制实行“垄断”和“商业”剥削，着力描绘小业主、小商人、手工工匠和劳工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他们的劳动条件和时数、他们的健康状况和老年生活都受到保护。[110]
瑟尔沃尔将雅各宾主义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和革命主义的边缘。他的矛盾并不存在于他的思想里，而是存在于他周围的环境中，这是所有直到宪章运动时期及以后时期的激进主义改革家所处的两难境地。无代表权者的组织面临着迫害和压迫，他们如何实现其目标呢？像宪章派所称的，是成为“道义的”还是“实力的”力量呢？瑟尔沃尔不赞成普雷斯的教育渐进主义政策，认为它从属于中等阶级。他同意迸行无限制的鼓动，但反对地下革命组织的极端行为。这就是他（和此后的改革派）所面临的困难境地，他们要在发表反抗言论和不战而退之间作出选择。在1792和1848年间，这样的两难境地不时重现。雅各宾派和宪章派是广大民众威胁的化身，但他们不愿进行任何实际的革命准备工作，在某些重要关头，他们总是在自己的支持者中失去信心，要么就是受到其对手的嘲弄。
当然，伦敦通讯会的一些会员准备走得更远，不用说，从事非法行动的团体总有许多方面是不为人知的，因为它们都很小心，几乎不留下文字记录。但是，伦敦通讯会中的革命派始终以某种形式与托马斯·斯彭斯的名字相联系，斯彭斯是纽卡斯尔的—名穷教员（他早在1775年就在那个城市提出了他的土地国有化理论），于1792年12月来到伦敦。他因出售《人权论》当即被捕，但被无罪释放。他出版和销售小册子，起初是在法官巷的一家店铺，而后搬到小栅门街8号，再后来转移到牛津街9号，最后用手推小车叫卖，顺便还销售热汤（热黄樟汤）。普雷斯回忆道：他“身髙不到5英尺，十分诚实、朴实和真诚可靠。他热爱全人类，相信人变得善良、聪明和幸福的时代将会到来。他对待人世的方式很不现实，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他制作传单，大幅印刷品，发行《猪肉》期刊（1793—1796年），还用粉笔书写标语。1794年5月至12月，他在人身保护法中止实行期间入狱。在1795至1797年间，他除了出售传单、小册子之外还铸造雅各宾的纪念币。1801年他再度入狱，获释后，规模不大的斯彭斯协会仍是一个鼓动中心，并一直坚持到他于1814年去世及以后一段时间。
从斯彭斯使用的社会改造良方和拼音书写方法（他用这些书法出版了他在1801年受审的记述）来看，人们会轻易地将他视为怪人。但在1794年的叛国罪审理过程中，有人提出证据说他的店铺与武装操练有关；而在伦敦通讯会的后期，好几名领导人是地道的斯彭斯派，包括托马斯·埃文斯和亚历山大·盖洛韦。斯彭斯用潘恩的观点抨击世袭贵族，并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必须不仅剥夺个人的和世袭的贵族权力，而且要毁灭它的基础，即私有地产”：
通过阅读我的小册子，公众在精神上做好了准备……几个先遣教区只要宣布土地归它们所有并召集一个各教区代表大会，其他邻近教区将……照它们的样子去做，并派遣代表出席会议，由此，一个美好、强大的新共和国将生机勃勃地在瞬间诞生。战争的力量和资源立刻以这样的方式转到人民的手中……，暴君将变得软弱无害……岁入和地产是产生暴君的来源，将这些剥夺，他们的权力就永不能再增长，永不能颠覆我们自由的圣殿。
至于斯彭斯本人是否直接参与暴动密谋（与一般的煽动行为不同），人们还不清楚。但是，他对那些地下活动方式深信不疑，诸如秘密印刷品、匿名传单、炭画的路标和酒馆俱乐部，也许还有食品暴乱等等。在受审时，斯彭斯称他自己为“亚当的被剥夺继承权的子孙们的义务辩护者”。他的宣传几乎不可能在城市贏得大量追随者，也从未深人到任何乡村地区。然而，斯彭斯的一个追随者托马斯·埃文斯最早使斯彭斯的农业社会主义有了更广泛的适用范围，埃文斯所著《拯救帝国的基督教制度》在对法战争结束时出版，他在书中要求：
所有土地、水源、矿山、房屋和所有永久性封建财产都必须归还给人民……并像教会那样，以伙伴关系来进行管理。
其强调的重点仍放在“封建”财产上，与商业或工业的财富相对。但是，关于阶级的定义比潘恩所下的任何定义都更加清楚：
首先，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解决人民的财产，即国有资产问题，这个解决方式将使所有人受益……并在各个方面引起其正激逬的改革。所有不包含这项解决方式的改革努力只能会导致实际上的致灭……，将不会触动社会上相关的阶级。
埃文斯的著作确实属于战后时代，但他是伦敦通讯会的最后几位书记之一，这使我们意识到斯彭斯派作为在战争期间惟一成功地保持不变的英国雅各宾团体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且，另一个传统尤其与这个团体有关。为《女权》和性别解放奋斗的人主要限于一个知识分子小圈子里，包括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温、布莱克（后来还包括雪莱）等人。斯彭斯是向劳动妇女宣讲自己著作的雅各宾派宣传家之一，他写的一篇评论潘恩的《农业正义论》的文章的标题是《婴儿之权利，或不可剥夺的母亲分享自然物之权，该权为哺育和抚养后代的必不可少之条件》，该文以一位妇女和一位贵族间的对话形式发表。由于妇女发现她们的丈夫“令人遗憾地忽视和不重视他们自己的权利”，因此妇女不得不声称：“我们妇女要自己争取自己的权利”。在后来的一本小册子中，斯彭斯为平民百姓争取自由离婚的权利：
这个问题在这个国家得到人们衷心的理解。人们认为婚姻之神的锁链应……在发生革命时首先予以砸碎，家庭生活事物应交由爱神掌管。尽管爱神有些异想天开，但他不像狱吏般的上帝那么严厉。
“如果人们不能使他们家庭中的弊端得以消除，那么政府的改革和公共弊端的消除又有何意义？”[111]
普雷斯在两项法案颁布后写道：“一些会员认为再开会是危险的，另一些会员认为这样做是徒劳的。整个局势迅速走向衰落。……在会员减少之后，协会的事务反而增多了。”总委员会派出代表巡视那些停止活动的或懒散的分会：“我记得我不得不在一个晚上如此巡视三个分会之多，并对其玩忽的状态予以训斥。……与地方上的通信数量也十分庞大，[112]
协会感到它被密探所包围。（宾斯说过：）如果瑟尔沃尔走进一家牡蛎餐馆或红烧牛肉馆，“他可以想象屋内半数以上的厢座里坐着政府密探”。乔治坎·伯兰是布莱克的朋友和做雕刻活的同事，他写道：“人们听到的消息只是英国在绞杀爱尔兰人、猎捕黑奴、食旺代人的肉，并做起了人肉买卖他只要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一份早餐，立即就会有“某个陌生人穿戴讲究地坐到我的厢座对面的座位上”。[113]瑟尔沃尔在雅茅斯遭到水手的袭击之后，继续巡回演讲。他又在林恩、威斯贝克、德比、斯托克波特和阿什比德拉朱什等地的会议上遭到“水手、武装团伙和龙骑兵”的袭击（地方官员还拒绝提供保护）。瑟尔沃尔被聘为《德比信使报》编辑，但两个星期之后被迫辞去该职。
瑟尔沃尔最终弄到崩溃的边缘。那些在他奔波于东金格里亚和北部地区时接待他的“手工工匠、小店主、非国教教士、教师”受到各方的恐吓。1797年，法国入侵的担忧日益增强，武装忠诚协会和自愿军团纷纷组建，它们像反对法国人那样反对国内的密谋团体。[114]瑟尔沃尔在1796年已开始与年轻的柯勒律治通信，柯勒律治在布里斯托尔宣讲万民平等理论，他很喜欢瑟尔沃尔的《自然权论》。他在1797年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他无所畏惧、口才出众、诚实可靠。如果黑暗和风暴降临的话，瑟尔沃尔最有可能对下层阶级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在1797年夏，瑟尔沃尔的情绪低落，7月他在斯多威造访柯勒律治，与柯勒律治和华滋华斯一起在乡间徒步远足，对他们的平静生活羡慕不已：
……这是多么美好啊，
我们友善地相互帮助，
边翻松小园中的土地，
边亲切交谈，放松双肩，
时而把锹插在土中，有人热切地提议，
有人倾听，掂量着每句富有想象的话语，
思考着适宜的回答……
这是抒情歌谣兴起的年代，诗人们是政府密探监视的对象，他密报了他们与“一个黑发平头、戴着白色帽子的矮小壮实的人”热烈交谈，这个人是雅各宾分子。瑟尔沃尔决心放弃公共生活：
噢！让我远离公共生活的厮杀，
（在这里理性的警记不再听到，
他吹起其理的号角，
却唤醒争权的暴徒，
制造最藏狂的混乱和流血。）
啊！让我远在与世隔绝的山谷中，
垒筑我的小屋。塞缪尔，我最挚爱的朋友，
能与你在一起与你经常亲切交谈，
也许是人间最大乐事。
然而，柯勒律治已对“真理的号角”感到厌倦，正打算砸烂他自己的“煽动号角”。他以友好但坚定的口气回答瑟尔沃尔说：“在目前，我认为你住在这里是弊远大于利。”[115]
与此同时，宾斯和琼斯正在候审，伦敦通讯会拒绝退让。在1796年大选中，威斯敏斯特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辉格党——激进派联盟，福克斯在竞选场地宣称：“英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比这个（政府）更令人憎恶的政府。……这个政府在对外战争中比路易十四断送了更多的生命，又想在国内比亨利八世加害于更多的无事者。”在此后的10年中，福克斯反对派（纳米尔派历史学家对它竟无法理解）与陆审团制度一起是英国自由的最后一道防线，福克斯本人毫无困难地进人威斯敏斯特的议会，而伯克的“杀人犯”之一霍恩·图克也获得了近3000张选票。[116]在诺里季，教友派上层人士巴特利特·格尼在爱国会的支持下与陆军大臣温德姆展开竞选。与在威斯敏斯恃一样，这里的选举权范围很广。格尼贏得了当地自由民的大部分选票，但被从伦敦输入的外来选民击败。在瑟尔沃尔看来，如果格尼不是一个软弱无力、不住在当地的侯选人，“劳动自由民们”本来是会贏得选举的——格尼本人甚至连竞选场所都不去。在诺丁汉，克朗普顿在雅各宾派的支持下获得了数目可观的选票。[117]
协会在1796年底开始瓦解。它在那一年的秋天仍有力量出版一份颇有分量的《道德与政治杂志》，虽然普雷斯明智地警告说，此举将耗尽协会的财源。该刊在很大程度上靠汲取瑟尔沃尔的思想源泉维持出版。尽管协会的新书记约翰·傅恩（从改革协会重新返回）在1797年1月印制一份通知发给所有会员，谴责他们不参加协会活动，但是在这个月仍有18个分会缴付会费。这年夏季，协会开创了露天政治宣传的悠久传统，它以非国教和卫斯理宗的户外传教士为榜样，每个星期天都在伦敦城路附近，在伊斯林顿、霍克斯顿、海克内、霍恩塞、贝斯诺尔草地等处发表演说，其内容将雅各宾派的宣传与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糅合在一起。（里德说）他们还开始有计划地渗入互济会，这一发展对非法时期的工会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1797年7月，他们在圣潘克拉斯召集公众集会，公然反对两项法案，与会者人数可观，但集会被市政官员驱散，讲坛上的6名会员（包括宾斯）被捕。与外省的通信渠道继续保持场通，诺里季爱国会在7月写道：“我们仍然坚守岗位……还是准备公开活动，而不准备放弃它……”。然而，通信更加困难了，该会启用了5个新地址，这些都是不被怀疑的店主的地址，而且“我们有时将还会像上面做的那样变更地址”。在7月逮捕行动之后，斯彭斯派的托马斯·埃文斯出任书记。11月，总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发表一项声明谴责“意志薄弱者”，这些人散布群众结社一事无成的观点。声明还保证要使伦敦通讯会坚持到底，但在声明上签宇的仪有7人。[118]
然而，有证据表明，伦敦通讯会此时至少分为两派：一派坚持以准合法的形式存在下去（仍公开发表其会议记录），另一派则建立非法组织。有些人也许两派都参加了，比如约翰·宾斯，他的兄弟本杰明，还有约翰·博恩等。历史学家对地下活动的证据嗤之以鼻，但是在1796至1801年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地下活动，人们反而会感到惊奇。其实，工人们对这类活动并不陌生，通信员定期来往于英国各地，从事违法的工会活动。尽管当局篡改文件，再加以挑选，造成耸人听闻的样子，但是，没有证据表明1799年由《秘密委员会报告》提交的文件是伪造品。
雅各宾派的“地下活动”使我们联想到英国流亡者在巴黎的聚居地和苏格兰织工的暴动（特拉仑特，1797年），但更重要的是想到英格兰雅各宾派与联合爱尔兰人之间的关系，后者所进行的愤怒的暴动于1798年剧变为一场公开的战争。但对英国来说，最具意义的革命征兆是1797年4月和5月发生在斯皮特里德和诺尔的海军哗变。毫无疑问，哗变前那里的食品、工资和纪律状况令人震惊，但是也有一些证据表明雅各宾派直接进行了煽动。有些哗变者本身就是通讯会会员。理査德·帕克勉强地出任诺尔“海上共和国”的“司令长官”，他本身就代表着受过教育的“吃份子粮的人”，他们将《人权论》的声音和组织委员会的经验带入了舰队。11500名爱尔兰水兵和4000名爱尔兰陆战队是革命的又一个因素。一个参加哗变的人在写给“海军部高级专员”的信中说：“要是我理解你们的套话和搜长的公告，我就瞎了眼”，
一句话，马上把那些我们应得到的东西发给我们，其他的等我们去抓我们国家的流氓和故〔敌〕人时再发。
这也许曾是大多数哗变者的语言。但在那个事态紧张的星期中，泰晤士河被封锁，哗变者中有人谈论将舰队开往法国（确有几艘舰只在绝望中最终去了法国）。水兵们行动的突出之处并不是他们的“绝对忠诚”或雅各宾主义，而是他们情绪发生变化时的“野蛮和放肆的本质”。理査德·帕克在其遗言中正是就这种易变性忠告朋友们：
要记住：永远不要为下层阶级去奔忙，因为他们无知、自私、忘恩负义，针尖大点小事都会把他们吓住，他们会在某个时刻把一个人捧为领袖，而后他们又会尽情欢呼雀跃地看着他走上绞台。我在对你们说这些话时心里感到疼痛但……我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我很快就要成为其例证。
但在同一时刻，他宣称他将作为“一名人类事业的烈士”而死去。[119]
这些重大的哗变和第二年发生的爱尔兰暴乱的确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表明英国古老政权的控制是多么靠不住。对英国舰队来说，宣称“理性时代最终到来'就是威胁要颠覆整个世界的权力大厦，因为这支舰队是欧洲扩张的最主要工具，是横亘在革命法国和它的头号对手之间的盾牌。有些人认为，由于大多数水兵几乎不具有明确的政治观念，所以这只是舰上饼干供给和拖延发饷之类的小事，并不是一场革命运动。这种观点是糊涂的，它弄错了人民革命危机的性质，这种危机恰恰是大多数人的不满与具有政治意识的少数人所表达的愿望相结合的产物。但在同时，伦敦通讯会对待这些哗变的态度并不清楚。有证据显示水兵们参加了査塔姆和朴次茅斯的雅各宾派会议，而且伦敦通讯会的个别会员也与军舰上的代表联系，甚至向一群群哗变者发表滇说。据说，一位身份不明“着黑色服装的绅士”曾与帕克和他的伙伴联系，这个人也许就是沃森医生，他此时确在为法国入侵做准备工作。但（根据后来的一次作证），伦敦通讯会方面否认沃森为该会会员。[120]
哗变以一种最剧烈的形式使得伦敦通讯会会员中对共和国的同情和对民族的忠诚二者之间的冲突有可能产生。正是在这段时间前后，亲法国的革命派（内有许多爱尔兰移民）已经能够同比较坚定的立宪改革派区分开来了，而后者中的许多人（像普雷斯）此时正在渐渐抽身。在哗变发生之后不久的1797年6月，一个名叫亨利·费洛斯的人因在梅德斯通向军队散发传单而被捕，他是伦敦通讯会的一个密使，他在一封写给身在伦敦的约翰·博恩的信中报告说：“梅德斯通协会的两个分会仍在活动（有60人参加会议要求送更多的传单来（尤其是散发给爱尔兰士兵的传单）以及“波拿巴的演讲”和潘恩的《农业正义论》。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又有两项法案获通过，规定对犯有非法起誓和企图诱使武装部队放弃忠诚的人处以死刑。[121]紧接着，一个名叫理査德·富勒的人因向寒溪卫队的一名队员散布煽动性讲话而被逮捕、处死。
伦敦通讯会己采用新的会章，它经过修改更适合地下组织的需要，防止密探的渗入。与此同时，一个秘密委员会在霍尔本的弗尼瓦尔旅店地下室开会，这很可能是联合英格兰人的一个大本营。联合英格兰人基本上是联合爱尔兰人的附属组织，实际上，这两个组织在英格兰几乎难分彼此。该组织用切语或暗号进行联络，密使们都使用口令和手势：
……你伸出你的左手与他的左手相握，然后用你的拇指揿压他食指的第一关节，他也同样做，这就是可靠的讯号——其中一个人说“团结”，另一人答“其理”——或一个人说“自由”，另一人说死亡”……
在伦敦，新加入这个组织的人中包括约翰·宾斯、本杰明·宾斯和德斯帕德上校。有一个分部在成尔克洛斯广场的“公鸡与海神”酒馆开会，密探由此报吿说“参加会议的人以挑煤脚夫为主”。如果说该组织在伦敦的成员主要是泰晤士河畔的爱尔兰劳工的话，那么据称它还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拥有不少于50个分部，此外还在兰开郡东南部的纺织村庄中拥有一些分部。[122]该组织在曼彻斯特还成功地打入了军队，组织一些轻龙骑兵举行宣誓：
面对上帝，我某某，发誓不服从上校，只服从……人民，不服从长官，只服从联合英袼兰人委员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用武器去帮助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建立共和政府，帮助法国人登陆以解放这个国家。
（这段誓言在发音上都表现出爱尔兰风格。）但是，当秘密组织显然已扩大到爱尔兰人的圈子之外时，密谋者们的观点似乎在1798年春发生分歧。一方面，本地雅各宾派似乎在利用各种伪装继续活动，1797年夏季，罗奇代尔和罗依顿的“自由之友会”大概与曼彻斯特的一个自称为“向曼彻斯特和附近地区工人传播知识会”的中心有来往；1798年2月，在博尔顿，一个密探（通过宣誓）成功地加人了联合英格兰人，当地领导人“推荐一个对改变政治信仰大有作用的图书俱乐部”。在索恩利，一位爱尔兰牧师于1798年2月接待一个同胞，他是共济会成员（一位“奈特·坦普勒”），夸口说曼彻斯特的联合英格兰人拥有两万名成员。（这位教士写信给当局说）“由于我是神父”，所以这个人感到可以信任他，并把秘密告诉他。博尔顿的一位牧师同一个月里在写给波特兰公爵的信中说：“他们似乎并不完全赞同法国干涉些人说他们能够管好自己……[123]
1797至1798年冬季，爱尔兰教士奥科依格里神父使用“琼斯上尉”的名字往返于兰开郡、爱尔兰和法国之间。1798年初他来到伦敦，当时约翰·宾斯正设法在肯特的几个港口寻找一个愿意将奥科依格里和阿瑟·奥康诺带到法国去的走私者，他们3人均被捕。在奧科依格里身上査出一份文件，讨论在入侵发生时如何在英国迎接法国人。尽管英国人怀有许多不满，但是他们也担心法国人会把英国削弱为一个省，因而，法国人被告知，他们在登陆之后应发布一项公告：1．不列颠诸岛将建成“几个独立的共和国”；2．每个共和国将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3．所有投靠入侵一方的人将发给武器；4，除征收必要的入侵开销费用之外，不得再征收其他捐税；5，法国应索取的仅限于那些被反法同盟夺走的船舰和海外属地。被捕后，奥科依格里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拒绝供出同谋者，终遭处决。宾斯受神灵庇护，被认定不犯有叛国罪，在被指控犯有较轻的罪行之前，他就化名藏匿于“德比郡和诺丁汉郡，我在那里有许多朋友”。[124]
同情爱尔兰暴动的不仅限于像宾斯这样的爱尔兰人，伦敦通讯会于1798年1月30日发布《告爱尔兰民族书》，该文件由伦敦通讯会主席R．T．克罗斯菲尔德和该会书记托马斯·埃文斯签署：
致慷慨和英勇的民族
希望本《告爱尔兰民族书》能使你们相信我们是多么真诚地同情你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希望各民族……懂得“现存状况”始终是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专制主义所推崇的格言。而当一个民族允许政府违背真正的自由原则时，侵犯行为将愈演愈烈，罪恶将滋生出罪恶，亵渎之举将接踵而至，权力将产生出权力，直至所有民族的自由操纵在专制寡头的手中……
这是一篇激动人心的檄文，洗刷了英格兰人全体参与镇压爱尔兰人的罪名，该文还呼吁驻爱英军士兵拒绝充当“奴役爱尔兰的代理人”。它使协会能够体面地“当众下台”。1798年4月，埃文斯和其他幸存的委员们被捕，当时他们还在激烈争论法国入侵时应采取什么行动。托马斯.埃文斯认为法国政府背叛了革命事业，似乎“更想建立一个广泛的军事专制政权，而不是宣传共和原则”。因而，他提议会员们应加入志愿军。克罗斯菲尔德医生赞同埃文斯的指责，但宣称伦敦通讯会不应以虎制狼，这时，弓街巡警结束了这场争论。[125]
前一天，德斯帕德上校和联合英格兰人的3名成员被捕。我们对1799年秘密委员会关于该组织的力量的言过其实的报告完全可以不予理会：
英格兰各地曾与伦敦通讯会保持通信联系的协会中，大部分……采纳了建立联合英格兰人协会的同样计划……，它们所赖以行动的有害原则，由于在社会最下层阶级中建立俱乐部而逬一步扩大了影响，在俱乐部中人们唱的歌曲、发表的祝酒辞和使用的语言都具有极端的煽动性质。
但在同时，历史学家们没有理由毫不犹豫地接受普雷斯的说法。按照他的说法，联合英格兰人是一个死胎，其成员人数从未超过一打。[126]普雷斯长期以来不仅反对非法组织，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群众鼓动活动，他赞成安安静静地进行教育工作。他在1797年退会，肯定不会再取得密谋者的信任。表明该组织在兰开郡存在的证据很充足，财政部司法处文件和枢密院文件中密探的报告也谈到几个伦敦分部的活动。有两名密探声称他们曾参加一个总委员会，其中有来自肖迪奇、霍克斯顿、伯思诺尔草地各分部的代表，代表们在艾平森林接受军训（1798年9月）。还有一个名叫“自由之子”的组织与之相竞争。[127]据奥科依格里随身所带的“英格兰秘密委员会致法国督政府函”中宣称：“幸运的是，我们没有领袖”：
一些人数不多的富人的确通过言论表白他们是民主的朋友，但他们没有行动。他们认为自己与人民不同，而人民也认为他们对人民有利的话是不公正的和没有意义的。
我们现在只是在不耐烦地等待那位在意大利的英雄和那些伟大民族的勇敢战士。数不尽的人将在他们到来时高兴地大声欢呼……[128]
真实情况是复杂的。一方面，“数不尽的人”远未采纳“英格兰秘密委员会”所声称的立场，他们到1798年时卷入因预计法国会发动入侵而引起的爱国热潮。事实上，这些年头的志愿军运动也许并没有使法国人感到惊恐，但它是教会和国家镇压国内雅各宾派的一支辅助力量。[129]普雷斯的下述看法也许是正确的：他认为在当时伦敦的极端主义者圈子中存在一些天生的密谋分子。他们生活在一个偏执妄想的酒馆世界中，与现实的交往不多，其宣言（如果法国人相信这些东西的话）将使人误人歧途。理査德·沃森医生（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原是伦敦通讯会会员，我们已注意到他与海军哗变有某种形式的联系。1797年，沃森因取道汉堡向法国传递情报而被捕“公民沃森”于1799年获释时写给法国督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称自己为“伦敦通讯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不列颠联盟成员和巴思、布里斯托尔等地协会的代表。”逃到法国后，他又以同样夸张的口吻向英国发表演说。[130]
但其他的密谋分子就比较严肃，就像德斯帕德上校于1803年在刑场上所表现的那样。[131]到1797年时，一些极端的雅各宾分子显然开始对合法的煽动活动感到失望，从这时起的20多年中，伦敦的一小群民主派（斯彭斯派和共和派）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政变，也许还由法国军队提供援助，通过某种程度的暴力行动能剌激伦敦“暴民”行动起来支援他们。阿瑟·西斯尔伍德和另—个沃森医生于1816年所继承的正是这一传统。该团体中的几个人，包括理査德·霍奇森和约翰·阿什利（鞋匠，前伦敦通讯会书记）在18世纪90年代后期去法国避难。到1817年时，他们仍留在那里。事实上，该团体的两名成员在同年返回伦敦这件事本身就是向西德默思勋爵本人提出大惊小怪的报告。[132]
因此，雅各宾的密谋者确实存在，而且他们的执着态度足以使他们甘冒生命危险、不怕坐牢和流放。但是，他们的那种密谋具有某种偏激性质和抽象的共和主义狂热，与时代格格不入。而且，随着奥科依格里被处决、爱尔兰暴动被挫败以及伦敦和曼彻斯特的领袖们被逮捕，密谋活动已不再是全国性的活动了。在地下组织依然存在的地方，这些组织要么陷入孤立境地，要么开始重新植根于其所在的工业背景中。1799年制定的特殊法规点名对伦敦通讯会和联合英格兰人进行“严厉镇压、彻底査禁”，甚至连不屈不挠的密谋者约翰·宾斯也认为全国性的组织无望进一步得到发展，并试图与枢密院达成一项互不侵犯协定，尽管这一努力的结果是他成为格洛斯特监狱的客人，在狱中服刑。宾斯在被捕时，随身携带着一张“口才学校季票”，这也许是为伦敦通讯会“打掩护”的最后一批票证之一了。[133]
到1799年时，几乎所有当初的领袖们都被关入监狱或在流亡。其中埃文斯、霍奇森、博恩、宾斯、加洛韦、德斯柏德和约翰·巴克斯特都在坐牢。与30年前的威尔克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在监狱的境遇不尽如人意，根据托马斯·埃文斯本人的叙述，他
被押解到监狱，关在一个单人牢房中达许多月份之久。车房中只有麦草铺、一条毯子和一堆破布，没有书籍、钢笔、墨水、纸和蜡烛，许多时间还不准生火。
他的住宅被弓街官员査封，妻子和孩子被软禁。埃文斯被囚两年零十一个月。冷泉地监狱的阿里斯狱长给予囚犯的待遇是一件丑闻，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带头对此予以揭露。伦敦民众的自由倾向在以下事实中得到反映，即伯德特为囚犯而进行的斗争使他贏得了只有先前威尔克斯能与其相比的声誉。在许多年里，伦敦最流行的口号是“要伯德特不要巴士底！”埃德蒙·德斯帕德上校就是在伯德特的帮助下获释的囚犯之一。19世纪激进主义的历史就是从这两个人开始的。[134]
经验值钱几何？人们用一首歌能买到它吗？
或用一个街头舞蹈能买到智慧吗？
不，一个人只有用他拥有的一切
他的房屋、他的妻子和孩子才能买得到。
智慧在荒芜的市场上出售，没有人前来购买，
智慧在地力耗尽的田地里，农夫徒劳地耕种收获。
威廉·布莱克在1796至1797年完成的《瓦拉——四种生物体》一书中这样写道。随着雅各宾分子转人更为隐秘的地下渠道，布莱克本人的预言也变得更加神秘晦涩、秘而不宣。许多人在不少年里仍被监禁：基德·韦克是戈斯波特的一个图书装钉工，由于说了“不要乔治、不要战争”的话，而在1796年底被判处5年苦役和枷刑。（布莱克本人在1803年也差点受到同样的指控）；书商约翰森被囚禁，他是戈德温的朋友；兰开郡和林肯郡对犯有煽动罪者起诉；萨默塞特的一个编篮匠因说了“我祝愿法国人取得成功”[135]而下狱内政部的波特兰公爵亲自发出指令，査封以酒馆为活动场所的协会，并将出售价格半便士的斯彭斯传单的小孩子关入教养院，[136]在哈克内，行为古怪的古典学者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从他的藏书中寻找根据，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劳工阶级在法国入侵中不会遭受什么损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住宅周围方圆三英里之内，忍饥挨饿处境悲慘的人……其数字比地球上任何可居住地区同样面积内的这种人都要多。”[137]他与福克斯的友谊和他本人的学术地位都未能使他幸免入狱。布莱克在沃森主教写的《为圣经辩护》一书的书名页上注道：“恶棍与妓女无限制地统治，在1798年这一年，为《圣经》辩护将使人送命。”基德·韦克确实死于狱中，而威克菲尔德只是在临死前才获释。
镇压行动使最后一批雅各宾知识分子脱离了手工工匠和劳工。法国的情况在华滋华斯看来：
……一切都被军事强权的镣铐
所窒息，文明行动中那
变换的目标、不同的作用
和高尚的品质都屈从于那
刻扳、可憎和卑鄙的强权。
害怕变革的乌云笼罩不列颠；
怯懦者受到称赞、奖赏和擢升，
从一个正当的蔑视冲动
中，我又一次退入自我。
革命幻想破灭的模式就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开始产生，它预示着我们这个世纪中那种更低劣的模式。由于受挫于万民平等的幻想，悔过者们对雅各宾派思想上的谬误予以抨击。1797年夏，诗人们在昆托克斯与瑟尔沃尔一起散步时，来到一处美丽的、群山环抱的小山谷中。“公民约翰，”柯勒律治说道：“这是谈论反叛的一个好去处。”“不，公民塞缪尔”，瑟尔沃尔答道：“这倒是个让人忘却有任何必要发动反叛的地方。”这段轶事预示着第一代浪漫派诗人在政治上的“变节”，其中骚塞最卑鄙，柯勒律治最复杂，华滋华斯最痛苦最自疑。1799年，柯勒律治在写给华滋华斯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写一首无韵诗，给那些因法国革命彻底失败而失去人类进步的希望、而沉湎于自私自利地追求享乐、并以一心持家、不屑于哲学幻想为借口的人……”。在此时，瑟尔沃尔早已隐居于南威尔士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农场中。（到达那里时，瑟尔沃尔吃惊地发现他被一个密探盯梢，这就是迫害狂吗？）正是在这个地方，华滋华斯最后一次拜访了他；也正是在这样的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他在《远足》中描述了独居者的生活，构思那些千年王国的幻想。[138]
在另一端，我们看到缺乏组织的、遭受迫害的工人们，他们没有全国性领袖，竭力维持某种非法组织的延续。他们的困境在利兹一个协会致伦敦通讯会的一封信中得到充分的展示，这封信是在1797年10月以约100名会员的名义写成的：
我们大多是干活的机工由于此地的小生意人我们事业的朋友没有什么人敢公开站出来因为贵族势力很大所以能够把所有行业控制在他们手中因此有力量胁迫揭露腐败制度的罪恶的人。大约3年前这里有一个很不错的协会但我们这里治安法官很专断可怕地施加于我们的朋友们身上所以他们的士气已低落到一般以下他们心间的圣火也差不多熄灭了……。
所有酒馆老板都不敢接待他们，而且他们的会员证也“十分紧缺”，“因为城里没有一个印刷商敢承接我们的业务”。[139]
把这看做是结束是错误的，因为它也是开端。在18世纪90年代，某种像是“英国革命”的东西发生了，它在造就战后工人阶级意识方面具有深远意义。的确，革命冲击在其初期就被扼杀，所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痛苦和失望。统治阶级的反革命恐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出来，反映在对待工会的态度上、对待人民教育问题的态度上、对待他们的体育活动和言谈举止、对待他们的出版物和结社以及他们的政治权利的态度上；而战争期间老百姓的失望则在南方小农的颠倒的千年至福主义和卫斯理宗的新的复兴里得到解脱。1795年后的数十年中，英国各阶级深刻地离异，工人们被抛进隔离状态，其影响（在社会歧视和教育歧视等各方面）直到今天仍能感觉到。英国在这方面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反革命情感和纪律的潮流恰与工业革命的潮流间时发生，随着新工艺和新工业组织的发展，政治和社会权利则被削弱。没有耐心而具有激进思想的工业资产阶级与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之间“天然”联盟刚刚建立就崩溃了。伯明翰和北方工业城镇中工业家和富裕的非国教小生意人的骚动基本上发生在1791和1792年，伦敦、诺里季和设菲尔德手工工人和雇佣劳动者“不满”的高峰（不论是由雅各宾派的煽动还是由饥锇引起的）则发生在1795年。只有在1792年的几个月中，这两者才交汇在一起。9月大屠杀之后，工厂主除了极少数之外都被吓得背弃了改革事业。如果说18世纪90年代英国没有发生革命，那么其原因就不是由于卫斯理宗存在，而是由于惟一强大到足以发动它的联盟已经崩溃了。1792年后，已经没有吉伦特派可以为雅各宾派打开大门，如果像韦奇伍德、博尔顿和威尔金森[140]这样的人与像哈迪、普雷斯和宾斯这样的人一起行动，而且怀威尔的小乡绅也与他们一起行动的话，那么皮特（或福克斯）就会被迫承允一揽子的改革计划。但是，法国革命使地主和工厂主在共同的恐慌中团结起来，巩固了腐败的旧制度，而群众团体则过于弱小、过于缺乏经验而无力靠自己的力量发动革命或改革。[141]
甚至连瑟尔沃尔在1796年出访设菲尔德时也隐约感到了这一点。他对当地“无套裤汉”的聪明才智和政治觉醒感到欢欣鼓舞，“但这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体，很不幸他们没有领袖。”尽管有几位“具有相当财产和较大影响的人……想他们所想”，但都没有勇气站到他们一边来。
如果在设菲尔德那个地方能有三四名有权有势者妥善而公开地领导这些诚实、聪颖的制造者和他们的事业（如同这类人……在诺里季所做的那样），那么地方上实施镇压的暴政将很快寿终正寝……[142]
这也并不表明瑟尔沃尔背叛了雅各宾派。他在1796年面临着一个真正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不喜欢在实践中所遇到的改革家们的那种家长作风（诺里季的格尼便是一例），另一方面，他也不喜欢民众改革派将自己暴露于巨大的牺牲下以至于摧毀了运动或使之转人地下。
而且，运动急需受过教育的中等阶级的思想资源，但中等阶级中的一些人因对革命失去幻想而十分苦恼。通过强迫的或自愿的移民，运动在早期就失去了两位最有才能的宣传家和组织家一杰拉尔德和库珀。[143]它也不可能永远依靠《人权论》、依靠对法国的模仿、或穿着罗马人的宽外袍和撒克逊人的长罩衫生存下去。1795年运动达到高潮时，它只经历了4年发展过程，它的注意力必须放在迫切的组织问题上，而当时的气氛则充满了对叛国罪的恐惧与指控，支持者们拖延塞责，罗伯斯庇尔则用那沉默的断头机打断他们宣言中的精彩段落。瑟尔沃尔的演讲是即兴式的，听众中总有一名国王陛下的密探。直到1796年的相对平静时期，他才做出最了不起的工作（非常出色），而此时运动却开始崩溃了。英国雅各宾派不成熟，吃了缺乏经验的苦头，许多演讲者故作夸张的姿态，让人看上去显得愚蠢可笑，这些都不使人感到吃惊。
如此看来，这是一部挫折和失败的记录。但是，这段经历具有更为积极的一面。许多传统而不是某一传统源自这些年头，这里有戈德通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传统，雪莱后来对此重新确认；有自然神论和理性思想的传统，战争还未结束，理査德·卡莱尔就开始重新出版潘恩的所有著作；有经过发展的惟一神教派和“思想自由的基督徒”传统，它由本杰明·弗劳尔和威廉·弗伦德等人的发扬光大，载人W·J·福克斯的《每月积蓄》；[144]有普雷斯和那些头脑清楚、具有立宪思想的手工工匠和小商小贩的传统（其中一些人，像哈迪、盖洛韦和普雷斯本人后来发迹起来，成为小雇主或大雇主），他们在1807年威斯敏斯特大选中重新露面，支持图克的信徒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并从那时起一直保持积极的合作。
这些传统不仅从思想中而且从人物身上得到反映。虽然一些雅各宾派成员隐退了，另一些人像约輸·盖尔斯、托马斯·库珀、“公民李”、约翰·宾斯、丹尼尔·艾萨克、伊顿和别的许多人移居美国，[145]但其他人却等待每一个机会以重新进行宣传。约翰·盖尔·琼斯和约翰·弗罗斯特是战争期间伦敦辩论俱乐部的成员。在俱乐部中，他们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激进派。琼斯直到19世纪20年代一直在伦敦激进派圈子中很突出，[146]同样的延续性在许多地方中心城镇也能看得到。很少有几个中心城镇留下了能与莱斯特的乔治·鲍恩相比的漫长记录，鲍恩于1792年任莱斯特宪政会书记，1794年被捕入狱，迟至1848年，他仍是宪章主义“实力派”的鼓吹者，奋笔疾书不已。[147]在许多城镇里，具有相似思想的手工工匠、小生意人和反战分子继续在一起开会，杰出的雕刻家托马斯·比尤伊克回忆道：“那些坚定的人类自由的鼓吹者”在纽卡斯尔的“蓝铃”、“独角兽”和读报室聚会，他们是“有见识和推断力的人”、“有教养的小生意人”、“银行业者、职员、手工工匠和代理人”。与比尤伊克联系密切的人中包括一名制鞋工、一名建筑工人、一名铸工、一名锡匠、一名编辑、一名击剑师、一名瀲进的绅士和几名演员。他们都团结起来谴责战争及其社会后果：
航运业者沉迷于富裕生活之中，乡绅们摆出贵族的架子四处招摇。他们忘记了他们过去对生活在下层的人们的态度和善意、和蔼的举止，现在却无时不将他们视为垃圾。农场主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笨拙地模仿绅士的样子行事，现在除葡菊酒之外不饮其他任何酒。……当这些暴发的绅士们离开市场时，他们打算把……路上遇到的所有人踩在脚下；但是，这些与他们身着红色服装……被称为“义勇骑兵”时在空虚暴躁的头脑里装满的自负和愚蠢相比，那就算不上什么了……勤勉的劳工不是这样，他们的贫穷无与伦比……。[148]
虽然小业主师傅、职员和小生意人中的许多人对乡绅、资本家和大农场主持有敌意并对“勤勉的劳动者”表示同情（这是1795年之后50年中激进意识形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但是，他们像利兹的小商小贩一样被“贵族权势”吓倒了。就连具有清教般热情的贝里克，在战争期间也只与那些能够“为倾心于暴力的人树立得体的榜样”，而且把对“时政之黑暗”的愤怒保持在“一定限度”内的人打交道。因此，平民雅各宾派受到孤立，退入自己的圈子中去，并被迫去寻找独立的半合法或地下组织的形式。（在贝里克所在的纽卡斯尔，数十个酒馆中的互助会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其中许多无疑是工会活动的掩蔽所，而以前那些雅各宾分子，就在会议上“进行热烈的辩论、使用激烈的言辞”。[149]由于与其他阶级相脱离，所以激进的机工、手工工匠和劳工们便埋头充实他们自己组织的传统和形式，因此，尽管1791至1795年这几个年头出现了民主的波动，但明确的“工人阶级意识”应该是在镇压年头才走向成熟的。
甚至在最黑暗的战争年月，仍能感觉到民主的波动在暗中起作用。它的贡献是它确认“权利”这是平民千年王国的倏忽闪光，它从来就没有完全消逝过。结社法所起的作用只是将非法的雅各宾派和工会更紧地拧在一起，[150]甚至在“入侵”的狂热下，新思想和新组织形式仍在不断涌现。数万名非自愿从军的士兵的经历使人们的亚政治态度向激进方向转变，我们可以看到在1811年，新的人民激进主义和新的具有战斗性的工联主义同时出现，这一方面是新经历的产物，一方面是对反动时期的必然反响。“我没有忘记英国的恐怖时期。在那里，你能发现我的政治倾向的源头”，埃比尼泽·埃利奥特曾这样写，埃利奥特是一位“谷物法诗人”，他父亲是设菲尔德一家铁厂的职员，是个雅各宾派，“义勇骑兵们时常骑马倒退着挤进他的窗户来取乐。”[151]
（总的来看），1792至1796年间的改革骚动史是一部中等阶级改革派集体退却和下层激进派急速“左转”的历史。这些经历给群众的意识形态打上了长达50年的印迹，在这个时期，激进主义的活力不来自中等阶级而来自手工工匠和劳工。人们把群众团体的成员叫作雅各宾派，这是对的，包括瑟尔沃尔在内的一些领袖也乐意接受这个称号：
我毫不迟疑地釆纳雅各宾主义这个称号，第一，因为这是我们的敌人强打在我们身上的印记。……第二，尽管我憎恶法国雅各宾派在后期犯下的血醒暴行，然而他们的原则……却与我关于理性的思想最为一致，也与人的本质一我所遇到的任何人的本质最一致……。我用雅各宾主义这个术语来指一个宏大广泛的改革体系，并不认为它建立在传统习俗的权利和原则上。[152]
他们的雅各宾主义的特殊之点表现在他们对平等的强调上。“平等”这个词（按其在英语中的一般含义）对于那明确而肯定的学说、即主张消除一切身份差别并反映其过程的学说而言，就含有过多的否定意味。工人阶级运动在此后一些年代里将继续充实自由和博爱的传统，但是，工人阶级组织的存在，工人阶级资金的保管，都需要一支有经验的干部队伍，并形成对领导阶层的尊敬和大肆宣扬的忠诚，这就是产生官僚制度和官僚控制的根源。英国雅各宾派在18世纪90年代却首创了很不相同的传统，当雅各宾派的戴尔勋爵和手工工匠及织工们坐在一起，违反18世纪的定式，以“公民戴尔”相称时，平等中就有了一种淋漓尽致之感。但“人总是人，不是东西”这种想法以其他种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方式在我们今天批评当今世界的许多做法时，还会不时地回忆起来。委员会中毎一位公民都指望发挥一些作用，主席通常是轮流充当，以领袖自居会受到注视，委员会运作的基础是坚信每个人都有理性，都能增长自己的才干，崇拜和身份髙低有悖于人的尊严，雅各宾派的这些长处，对宪章运动有很大贡献，但在19世纪后期的运动中却衰落下去，那个时候，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将侧重点从政治权利转移到经济权利上。20世纪英国在阶级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别之所以很大，部分是由于20世纪工人运动缺乏雅各宾派的优秀品质。
我们没有必要强调雅各宾传统中其他具有明显重要性的方面：自我教育和理智地批评政治和宗教体制的传统；自觉的共和主义传统；以及最重要的国际主义传统。一段短短时间的鼓动，竞能将其思想传播到英国的许多角落，这的确是非同寻常。[153]英国雅各宾主义的后果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也许就是打破了不在“成员无数”中进行鼓动的禁忌。在任何地方，只要雅各宾思想还存在，只要那里还珍藏着《人权论》那里的人就不再等待威尔克斯或怀威尔出来做榜样、开始进行民主鼓动后才付诸行动。在整个战争期间，英格兰的每个城镇和许多村庄都有托马斯·哈迪式的人物，他们的书箱里或书架上放满了激进主义的书籍，他们等待时机，在酒馆、教堂、作坊和鞋匠偶尔说一两句话，等候运动的复兴。他们所等候的运动并不属于绅士、工厂主或纳税人，而是属于他们自己。
1849年，约克郡一位言词尖刻的讽剌家为所谓的“乡村政治家”画像，画得还相当形象。那是一个皮匠，这很典型，是他所在的工业村庄中一位德高望重的人：
他有一间藏书室，这使他十分自豪，藏书书目非同一般，……其中包括《伟大的普雷斯佳作》、《科风特的两便士劣作》，还有《天路历程》……和《前进杂志》、《劳动的错误》、《人权论》、《法国革命史》、班杨的《圣战》……以及《理性时代》和一本十分陈旧的《圣经》。
他“当然是波拿巴的狂热崇拜者”。“当他听说革命取得成功——王室倾覆、国王逃跑、王子们四散于国外时，就像喝了一夸脱香甜的热啤酒，温暧了他那衰老的心。他认为他年轻时的梦想很快就能实现了。”他沉迷于使用一些雄伟壮观的比喻，像“自由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等等，并声称对俄国事务了如指掌。
他回顾那些简直不敢上街的日子。他会告诉你人们是如何嘲骂他，向他扔东西和唾弃他……，有人对他说如果他没有在哪个夜晚被活活烧死（连同汤姆·潘恩的模拟像一起），那就谢天谢地了。他告诉年轻人那时候已没有什么人身保护法……总检查长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在全国各地上窜下跳……年轻人被这些话弄得目瞪口呆。他还对别人说有一个人因说了国王生下来时没穿衬衫，而被以煽动罪处以流刑……。[154]
他所梦寐以求的革命从未爆发，但有一种革命仍然发生了。小詹姆斯·瓦特在1793年抱怨道：正是效忠派通过唆使暴民反对改革派而“弄坏”了“较低等级的人”：
他们几乎没有想到让人民了解他们自己的力量是多么危险，人民咒骂教会与国王派那些毫无意义的口号、调转枪口来对付他们自己的日子一定会到来。[155]
在1795年这个近乎发生饥荒的年头之后，许多地方都能感到变化。诺丁汉的雅备宾派在1794年沉默下去，但在1796年大选中已拥有足够的力量去公开对抗和击败对手。一个愤愤不平的保皇效忠派分子1798年曾写道：[156]“在进入这个城镇的大多数入口处，都立有一块告示牌，上书‘所有游民都将被依法拘捕和惩处’”、而现在，“游民”这个词被人用“暴君”这个词覆盖了，没有人愿意出来把它撕下来。[157]1797年参加海军哗变的人宣称：“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努力把自己看做人，现在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应得到人的待遇。”[158]
1812年，司各脱环顾四周，沮丧地看着苏格兰工联主义和英格兰卢德运动的势力，写信给骚塞：“这个国家的地雷就埋在我们脚下，而皮特把“埋雷者”赶入了地下。现在的“乡村政治家”在1789年的村庄中就很难找到。雅各宾思想被赶进纺织村庄，每当价格上涨和生计艰难时，就有人在诺丁汉织袜工和约克郡剪绒工的工场以及兰开郡的棉纺织厂里进行宣传。瑟尔沃尔(而不是皮特)作出了总结：“在人口大量集中的地区苏格拉底精神一定会兴盛”：
……垄断，及少数几个人手中积累骇人听闻的资本……使这些罪恶内部孕育出消除罪恶的种子……不管什么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虽然有可能滋生堕落，但它却有助于传播知识，并最终能促进人类的自由。因此，每一个大工场和制造厂都是一个政治协会，议会的法案不能使它沉默，地方的官员不能将它解散。
[1]至于人民结社，见G．S．维奇：《议会改革的起源》（1913）；W．P．霍尔：《英国激进主义，1791-1797》（纽约，1912）；和P．A．布朗；《法国革命在英国历史上》（1918）。另见J．德尚：《不列颠岛与法国大革命》（布鲁塞尔，1949）；H．柯林斯：《伦敦通讯会》，载《民主与工人运动》(1954)，J．萨维尔编；W．A．L．西曼：《法国大革命中的英国民主协会》(未发表的博士论文，伦敦，1954)。
[2]当然，争取爱尔兰独立和苏格兰民主的骚动以更激烈的形式进行。见H．W．米克尔：《苏格兰与法国大革命》（格拉斯哥，1912）；R．B．马登：《联合爱尔兰人》（1842—1846）。
[3]引自A．阿斯皮诺尔；《早期英国工会》（1949），第4一5页。
[4]R．I．与S．威尔伯福斯：《威廉•；威尔伯福斯传》（1838)，第2卷，第2页。
[5]1792年11月3日鲍迪奇致皮特信，内政部档案，第42．22号。
[6]威尔伯福斯前引书，第2卷，第1—5页。
[7]内政大臣亨利·邓达斯。
[8]暴乱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扼制了此后伯明翰激进运动的发展，假如不是因为暴乱，拥有大量小业主和工匠的伯明翰也许会与诺里季和设罪尔德一起成为主要的雅各宾中心。
[9]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1页。
[10]这里指伦敦（或全国性的）宪法知识会，该会在各郡设有分会。外省（如设菲尔、曼彻斯特和德比）的宪法会与伦敦保持通信联系，通常既与伦敦通讯会也与宪法知识会通信，但它们是独立创建独立运作的。
[11]见G．莱弗布赫：《法国革命》(1962)，第274—283页。
[12]伯克的《法国革命的感想录》售价3先令，前两年售出3万册。《人权论》第1部售价也是3先令，1791年售出5万册，到1802年，潘恩自称两部的发行数为40至50万班，到1809年据称为150万册，但这个数字包括爱尔兰的巨额售出数和欧洲的译本数。尽管R．D．奥尔蒂克告诫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一本非文学书籍……曾达到如此一个发行量”，但我倾向于接受在1791至1793年间，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共售出20万册这个数字(两卷总数，并包括地方俱乐部发行的节选本）。见《英国普通读者》（1957年），第69-73页。
[13]W．罗伯茨：《汉娜·莫尔女士回忆录》(1834)，第2卷，第424—425页。
[14]1792年11月22日J．马西信，内政部挡案，第42．22号；F．奈特：《托马斯·沃克怪案》（1957），第117页。
[15]“俱乐部备忘录”，1792年11月22日，内政部档案，第42．22号。至于威尔士的雅各宾主义，见D．戴维斯：《法国革命对于威尔士生活和文学的影响》（卡马森，1926）和M．P．琼斯：《格兰高斯的约翰·琼斯》，载《威尔士协会会报》（1909—1910）。
[16]1792年11月30日本杰明·沃恩信，内政部档案，第42．22号。
[17]1792—1793年冬季印行，见A．阿斯皮诺尔：《政治与出版》（1949），第152—153页。
[18]潘思前引书，第56页。出版《复函》的伊顿受到起诉，但被一个友善的审团(在这一次）宣吿无罪。
[19]全文发表在约瑟夫·格尼的《托马斯·潘恩审判案》（1793）中。
[20]怀威尔：《政治文件》，第3卷，附录，第154-155页。
[21]同上书，第3卷，附录，第67—68页。怀威尔反对对潘恩作任何起诉，这是值得称赞的。
[22]怀威尔：《政治文件》，第5卷，第1、23—24、51页。
[23]引自奈特前引书，第63—64页。
[24]布兰查德·杰罗尔德：《原文录》（1874），第41页。
[25]沃克前引书，第55页。另见奈特前引书中的绝妙叙述，以及A．普伦蒂斯：《曼彻斯特简史》（1851），第419页起。
[26]J．H．普里斯持利：《约翰·豪沃恩律师》，载《哈利法克斯古物协会会报》，1949年。
[27]弗兰克·皮尔：《斯彭谷地——过去与现在》（赫克蒙德怀克，1839），第307—308页。
[28]《斯坦福信使报》，1792年12月8日，1793年1月11日。我对雷克斯·拉塞尔先生提供的资料来源表示感谢。
[29]勒费弗尔前引书，第187页。
[30]奈特前引书，第101、105页。
[31]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0A（3）号。A．普伦蒂斯：《曼彻斯特简史》（1851），第7—8页。关于类似的对付莱斯特酒馆主的行动，见A．坦普尔·帕特森：《激进的莱斯特》（莱斯特，1954），第71页。关于各郡起诉的情况，见R．菲利普斯：《〈莱斯特先驱报〉等登载的原始文件》（莱斯特高尔，1793）；《面包师亚历山大·怀特审判录》（纽卡斯尔，1793）；丹尼尔·霍尔特：《<纽沃克先驱报>印刷商的行为与原则的辩白》(纽沃克，1794）。
[32]P．A．布朗前引书，第85页。
[33]这一段中的某些例子引自一本匿名小册子《和平与改革——反对战争和腐败》（1794）。关于反雅各宾派的出版物（包括乔布·诺特的小册子），另见R．K．韦布：《英国工人读者》（1955），第41—45页。；M．J．琼斯：《汉娜·莫尔》（剑桥，1952），第6章。
[34]班福德：《早年岁月》（1893），第55—56页。
[35]宾斯前引书，第47—48页。
[36]见塞西尔·罗恩：《上帝之侄》（1933）；G．R．巴莱恩：《过去揭秘》（1956），第4章；R．骚塞：《唐·曼纽尔·阿尔瓦雷斯发自英国的信》（1808），第3章，第223页起。
[37]G．持纳：《发给全世界的号召》（利兹，1800）。关于乔安娜·索思科特，见下文第382—387页。
[38]S．费希尔：《上帝之国的一致与平等》（诺里季，1798）；《基督徒的吿诫》（威斯贝克，1798）。
[39]备忘录载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035号。沃克的同案犯包括来自这些协会的手工工匠；染纸匠威廉·保尔、制帽匠詹姆士·奇塔姆、织工奥立弗·皮尔索尔。见J．格尼：《T．沃克等人审判案》（1794），附录，第122——126页。
[40]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ll．3510A（3）号。
[41]秘密委员会报告》（1794），第140页。
[42]同上，第150页。“南方”可读作“法国”。
[43]一份奸细报告（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U．3510A（3）号）列出了在1793年4月的29个分会，其中至少有16个分会积极征集签名。
[44]秘密委员会报告》（1794），第152、154页。坦普尔法学会学人：《托马斯·哈迪审判案》（1794），第142、144页。F．奈特前引书，第134页。
[45]《秘密委员会报吿》（1794），第148—157页。伦敦通讯会会议记录，附加手稿，第27812号。
[46]见《英国人物传记》中的记栽；宾斯前引书，第42页：M．罗：《莫里斯·马格罗特——两个半球上的激进分子》，载《历史研究院院刊》，第31期，（1958），第68页。
[47]见约瑟夫·杰拉尔德，《国民公会——唯一能使我们毁灭的途径》（1793），第111页起；亨士·柯林斯：《伦敦通讯会》，载萨维尔：《民主与工人运动》（1954），第117—118页。关于瑟尔沃尔，见后文第157—160页。
[48]该法案于1792年5月21日在上院三读通过，打击煽动性著说的公告在同一天颁布。大法官瑟络勋爵说它预示了“英椹兰法律的混乱和毀灭”。
[49]科伯恩勋爵前引书，第1卷，第175页起，另见米克尔前引书，第6卷；《托马斯·米尔的生平和审判》（鲁瑟格伦，1919）。
[50]秘密委员会报告》（1794），第160—165页。
[51]根据起诉书，该决议在其他情況也适用，其中包括法军在英国登陆。另见《一个与会者英国国公会……记述》（1794），第24、34、45页；米克尔前引书，第7章。
[52]科伯恩前引书，第2卷，第25页，马格罗特擅长做戏的性格在他后来的生平中也得到表现。他在斯比特赫德的囚船上等候流放时，向诺里季发了一封最愚蠢的信：“谣言……说海面上有70艘法国船，如果这样的话……其后果也许是一次袭击。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尊贵的朋友，可别放松。……”（1794年3月10日，《秘密委员会报告》，第81页。）在途中，他与同船的犯人吵架，其他犯人对他不信任。他是惟一返回英国的流放犯人，（于1810年），然后他继续投身于激进政治之中，直到1815年去世。见M．罗：《莫里斯·马格罗特》，同前引书，
[53]科伯恩前引书，第2卷，第41一43页。
[54]《约瑟夫·杰拉尔德审判案》（爱丁堡，1794）)，第197—198、241页，杰拉尔德于18世纪80年代也许在宾夕法尼亚的法院中工作过，见《杰拉尔德审判案》（格拉斯哥，1835），第4页。
[55]杰拉尔德在新门和其他伦敦监狱中被囚禁了一年多，我们有理由推断他曾被给于赦免，条件是放弃他的原则。
[56]有关辩论的出色总结仍载科伯恩前引书，第2卷，第133—149页。
[57]《秘密委员会报告》（1794），第185页起。约瑟夫·杰拉尔德：《国民公会——使我们免遭毀灭的惟一途径》，第59页。《伦敦通讯会宜言……1794年1月20日》。约翰·马丁在爱丁堡的托尔布斯写信给马格罗特（1794年1月22日）：“协会在士气和数量上都迅速增长，富人们现在开始来到我们中间，高兴地与腰扎皮制围裙的本分人坐在一起。”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0（B）号。
[58]秘密委员会报告》（1794），第185-194页；《哈里法克斯宪法会一次集会的记述》（哈里法克斯，1794）；P．A．布朗前引书，第111-117页；A．坦普尔·帕特森前引书，第74页。
[59]附加手稿，第27814号。这些集会有助于确立重要的先例。为在未经当局同意、不是为向议会请愿的情况下由普通人民召集公共集会的合法性还不够确定。见杰夫森防引书，第1卷，第277页。
[60]《哈迪审判案》，各处；《亨利·约克审判案》（1795），第26、80-81页；《罗伯特·瓦特审判案》（爱丁堡，1795），第353页；米克尔前引书，第150-153页；《罗伯特·瓦特的生平与性格》（爱丁堡，1795)，第76页。
[61]关于伦敦改革被捕的情形，见前文，第18—19页。
[62][詹姆士·帕金森]：《为伦敦通讯会辩护》（1795），第1一6页；《泰晤士报》，1794年9月5日。
[63]W．加德纳：《音乐与朋友》（1833），第1卷，第222页。
[64]F．D．卡持莱特：《卡持莱特的生平和信件》（1826），第1卷，第312页；布莱克纳前引书，第396—401页；萨顿前引书，第193—199页。
[65]B．布赖尔利：《费尔斯沃斯——我的故乡》（奥德姆，1895），第14页。
[66]1794年5月6日关于通讯会，允其是“伦敦东区和城区”通讯会的备忘录、载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0A（3）号。根据这份备忘录，设菲尔德、布里斯托尔和诺里季的协会同期也出现相似的增长。
[67]G．沃拉斯：《普雷斯生平》，第21页，对普雷斯手稿中的“历史”必须以某种保留的眼光去看待，他是在事件发生多年之后动手修史的，当时他是个不够热心的边沁改革派。这部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本人的辨解，书中对“头脑清醒者"（即弗朗西斯·普雷斯之流)加以拔高，对不够温和的人加以贬斥，瑟尔沃尔的演讲被说成是“迎合当时所有下贱偏见”的“欠考虑的演讲”。只要稍微研读一下《论坛报》，其判断中的偏见清晰可见了。
[68]“秘密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格罗夫斯的报告均收录在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0A（3）号之内。格罗夫斯报告的日期是从1794年5月至（10月中旬）。我无法指出报吿为何终止，也许虽然他被正式宣布无罪，但他在“受审”后不再得到信任。关于他所作的观察报告，其实例可免后文，第156页。至于有关密探的更一般性的问题，见下文第488页起。
[69]J．瑟尔沃尔：《在伦敦塔和新门监狱羁押中写下的诗作……》（1795），第9页。
[70]比如，利兹的詹姆士·欣德利因出售煽动作品而于1794年被判处两年监禁。乔治·鲍恩于1794年在莱斯待被捕，数月后来受审被释放。在设菲尔德，詹姆士·蒙哥马利力图通过发行更为谨慎的《彩虹报》来继续约瑟夫·盖尔斯的亊业，于1795年两度入狱（分别为3个月和6个月时间）。关于地方上此类迫害事件的范围及程度问题，迄今尚未作系统的研究。
[71]哈迪：《回忆录》，第42—43页；马克·威尔克斯：《阿撒利阿——或警钟鸣响》（诺里季，1795）；瑟尔沃尔：《自然权利》（1796），书信，第1卷，第40、56-57页：萨拉·威尔克斯：《马克·威尔克斯回忆录》（1821），第78—79页；E．伯克：《致当今议会一位议员的两封信》（1796）。
[72]《伦敦通讯会通信集》（1795），第4、20-21．26、42—43页；哈迪：《回忆录》，见各处：P．A．布朗前引书，第142、151页；J．巴克斯特：《抵抗压迫》（1795）；无名氏（T．斯彭斯）：《压迫的终结》（1795）。关于斯彭斯，见下文第161—163页。
[73]无名氏（詹姆士．帕金森）：《不流血的革命》（1794）。这个表达得很有力、反映温和雅各宾派要求的优秀例子，载于科尔和菲尔森编：《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第48—52页。
[74]G．沃拉斯前引书，第24—25页。
[75]宾斯前引书，第45页。
[76]1794至1795年冬又出现一次“叛国”恐慌，伦敦通讯会的3名会员一史密斯、希金斯和勒梅特被指控密谋用气枪射出毒镖的方法行刺国王。指控者是一个居心不良的告密者。被吿在未受审讯的情况下获释。见J．史密斯：《揭露密谋者》（1795）；P．T．勒梅特：《被捕记事》（1795）；枢密院档案，第A35/6号。
[77]《伦敦通讯会通信集》（1795），第4一5页及散见；1795年6月20日《论坛报》，附加手稿，第27808号；无名氏：《两项法案史》，第91页起。
[78]《伦敦通讯会通信集》（1795）第4一5、29、35页；J．G．琼斯：《政治旅行概述……》（1796），第33页；瑟尔沃尔夫人：《约翰·瑟尔沃尔传》（1837），第367页。
[79]《设菲尔德克鲁克荒野公众集会进程》（设菲尔徳，1795）。
[80]前引《通信集》，第27—28、63—64页；《内阁》，第3卷（诺里季，1795）萨拉·威尔克斯：《马克·威尔克斯回忆录》（1821）。
[81]关于1795年暴乱，见前文第63—65页，另见1795年5月20日《晨报》的报道：在德文郡奥克汉普顿的“暴乱”中，斯塔福德郡的民兵“全都……像一个人似的与人民站在一起”；财政部司法处档案工人，第11．3431号；哈孟德夫妇：《城市工人》(1920)，第85—86页：麦科比前引书，第90页；J．H．罗斯：《威廉·皮特与大战》(1911)，第282—288页。
[82]1795年9月23日《论坛报》，第29期。
[83]普雷斯通常主张压低所声称的人数，而且他(在1824年)根据丰富的有关政治骚动的经验写作时，只是说15万人这个数字“也许是一种夸大”。
[84]伦敦通讯会：《1795年10月26日……集会过程记述》；附加手稿，第27808号；J．瑟尔沃尔：《向舆论呼吁：反对绑架和谋杀》（1796），第8页；瑟尔沃尔：《传记》，第379页起；《两项法案史》，第97页起。
[85]无名氏：《实情与叛国！——国王圣驾纪实》（1795）。
[86]事实上，伦敦通讯会出版的一份“记录”称有“30万”不列颠人与会。
[87]法林顿日记》（1922）J．格雷格编，第1卷，第118-119页。
[88]威尔伯福斯前引书，第2卷，第112—113页；怀威尔：《政治文件集》，第5卷。
[89]在普雷斯手稿中，有一篇《约翰·奥克斯雷德自述》。奥克斯雷德是伦敦通讯会会员，1798年5月被捕。按这篇手稿的估计，在镇压高潮时期（1798—1800），约40名伦敦通讯会会员及35名联合英格兰人未经审判被囚禁。另见枢密院档案第A158号“嫌疑犯名单”。
[90]沃拉斯前引书，第25页。
[91]约翰·宾斯前引书，第63—64页；J．G．琼斯：《赴罗切斯特、査塔姆、梅德斯通、格雷夫森德的政治旅行……》（1796），第27、87页；沃拉斯前引书，第27—28页。
[92]宾斯前引书，见各处；瑟尔沃尔：《雅茅斯暴行记》(l796)；C．塞斯特：《约翰·瑟尔沃尔》(1906)，第127--129页。
[93]詹姆斯·鲍威尔是另一名在1795至1796年间被选入总委员会(还曾当选为执委)的密探。他在1795年9月24日报告说：“该会卫斯理宗教徒召开一次大会，递交一封信件，宣读了这封信，信中要求将无神论者和自然抻论者开除出会”。当他们的决议被拒绝后，他们退会并组成了“教俗自由之友会”。鲍威尔认为6个整分会和其他数百名单独会员会随他们一起退会。枢密院档案，第A38号。
[94]W．H．里德：《首都异端协会的兴起与解体》（1800），第5、9—12、22—23页。
[95]菲茨威廉文件（藏设菲尔德档案馆），第F44（a）号；怀威尔：《政治文件集》，第5卷，第43-50页；H．麦克拉克伦：《西奥菲勒斯·林赛书信集》（1920），第132页；（对于设菲尔德及周围地区改革之友所受恶毒指责的彻底反驳）（设菲尔德，1793）；《秘密委员会报告》（1794），第85、116、119页；W．A．L．西曼：《设菲尔德的改革派政治》，载《亨特档案学会会刊》，第7卷，第215页起。
[96]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4一5页。
[97]见唐纳德·里德：《报刊与人民》(1961)，第67-73页；F．奈特前引书，第72页；和J．泰勒：《设菲尔德宪法会》，载《亨特档案学会会刊》，第5卷，1939年。
[98]菲茨威廉文件，第F44(a)号。
[99]更充分的推述，见H．柯林斯前引书，第110页。全部调査过程，见西曼博士未出板的论文。规章本身作过数次变更，以上推述主要基于从起初两三年会议记录中得到的印象。
[100]分会档索和鲍成尔的报吿，载枢密院档案，第A38号；“枢密院审案宗”，载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09号；格罗夫斯，见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0(A)号；普雷斯记述，见附加手稿，第27808号；宾斯：《回忆录》，第45—46页；一名会员：《英国国民公会记述》，第40页；《伦敦通讯会通信集》（1795），第29、35页。1795年6月至11月间，人会的新会员为2600人。
[101]伦敦通讯会会议记录，附加手稿，第27812号；宾斯前引书，第36页。
[102]附加手稿，第27808号；G．沃拉斯前引书，第22页；R．伯利：《英国雅各宾派》（1924），附录Ⅱ，第5页。
[103]P．A．布朗前引书，第73页；里德前引书，第8页。普莱斯的记叙也许描述伦敦中心地区的手工工匠和小生意人，其他记叙描述伦敦东区和南区的各分会。
[104]枢密院档案，第A38号。
[105]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0（A）3号。
[106]参见A．索布尔：《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巴黎，1958），第2卷。关于法国革命时“区”的社会基础的有益探讨，见R．科布：《法国革命中的人民》，载《过去与现在》，第15期，1959年4月。
[107]见C．塞斯特，前引书第74页起。
[108]《论坛报>》，1795年4月25日，5月23曰；C．塞斯特前引书，第173页起。
[109]尽管结社法直到1799年才通过，但此举的作用只是加强了现存立法打击工会的力量。
[110]《论坛报》，第3卷；塞斯特前引书，第175页起；J．瑟尔沃尔：《自然权论》（1796），第1、2篇。
[111]普雷斯文件中关于斯彭斯生平的资料，附加手稿，第27808号；O．D．拉德金：《托马斯·斯彭斯和他的团体（1927）：A．W．沃特斯：《1801年对斯彭斯的审判》（利明顿温泉，1917）；A．达文彼特：《托马斯·斯彭斯的生平、著作和原则》（1836）；托马斯·斯彭斯：《猪肉：婴儿的权利》（1797）、《将社会复归至其自然状态者》（1801）；科尔和菲尔森前引书，第124—128页；T．埃文斯：《拯救帝国的基督教制度》（1816），第14、33页；和《斯彭斯传》（曼彻斯特，1821）。
[112]附加手稿，第27808号。普雷期于1796年夏退出执行委员会、1797年3月退出总委员会并于1797年6月退出该会。鮑成尔的密报(枢密院挡案，第A38号）表明两项法案通过之后协会吸收新会员的工作几乎停顿了。16个分会1796年1月没有开会，2月份定期参加各分会会议者仍有1094人，3月份为826人，5月份为626人，6月份为459人，而11月份只有209人，普雷斯在1796年12月仍被任命为助理书记。
[113]宾斯前引书，第44页；D．V．厄尔德曼前引书，第272页。
[114]1797年2月，法国人确在彭布罗克郡菲什加德附近的海岸进行了小规模登陆。见E．H．S．琼斯：《对英国的最后一次入侵》（加的夫，1950）。
[115]J．瑟尔沃尔：《主要作于隐居期间时诗歌》（赫里福德，1801），第30、129页；塞斯特前引书，第142页起；内政部档案，第42、41号；E．布伦德（编）《柯勒律治研究》（1934）。
[116]C．J．福克斯获5160票、A．加德纳爵士4814票（均当选）；约翰·霍恩·图克2819第（未当选）。
[117]瑟尔沃尔：《自然权论》，第1篇，第25—29页。诺里季：H．霍巴特获1622票、W．温德姆1159票（均当选），巴特利特·格尼1076票(未当选)。诺丁汉：卡林顿勋爵1211票、D．P．科克1070票（均当选），克明普顿医生560票（未当选）。
[118]《伦敦通讯会道徳与政治杂志》，1796年11月号；枢密院格案，第A．38号；内政部档案，第65．1号；伦敦通讯会通信集，附加手稿，第27815号；里德前引书，第17—20页。
[119]G．E．曼纳林和B．多布雷：《海上共和国》（企鹅版），尤其见第200、246、265—268页。该中的叙述低估了雅各宾派在舰队中影响的证据。C．吉尔在《1797年海军哗变》（1913）—书中对此作了更加详尽的探讨。
[120]C．吉尔前引书，第301、319、327及339页起，附录A；关于沃森，见枢密院档案第A152号亨利·黑斯廷斯的作证。《英国人物传记》富于激情地叙述的有关整个欧洲范围内先觉派和雅各宾共济会的密谋显然与英国毫无关系，尽管这些密谋也许对爱尔兰发生的事件具有某些影响。见阿贝·巴鲁埃尔：《有关雅各宾历史的回亿录》，HAN．R克利福德翻译并加注（1798），第4卷，第529页起。
[121]这部惩治非法宣誓的法案就是后来打击卢德派和“托帕德尔烈士”的那一部。
[122]一个受审的囚犯于1798年5月作诋说曼彻斯特协会“由于该协会内的绅士和机工之间的争吵”而在1796年“大为衰弱”机工们好像进而组建了联合英格兰人的分部，内政部档案，第42．45号的另一份证词上列出了29个分部。
[123]《秘密委员会报告》（1799）；各种史料载于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33号和4406号；枢密院档案，第A152、A158、A161号；内政部档案，第42、43/6号。
[124]《秘密委员会报告》(1799)各处；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3号；枢密院档案，第A152号；宾斯前引书，第4-6章。
[125]见H．柯林斯前引书，第132页；R．霍奇森：《伦敦通讯会总委员会的活动》（新门，1798）；《秘密委员会报告》（1799），附录，第70-73页；H．C．戴维斯前引书，第92—93页。
[126]附加手稿，第35142号，第42—46页起。也许，普雷斯的说法已被接受，因为该组织在性质上是一个地下组织，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件，因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并无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可言。
[127]约翰·滕布里奇和金特的报告，枢密院档案第A144号。
[128]《移密委员会报告》（1799），第74页。
[129]见J．R．韦斯顿：《作为反革命势力的自愿军运动，1793—1801》，载《英国历史评论》，1956年，第603页；至于自愿军的不足之处，见《城市工人》，第87—89页。
[130]枢密院档案，第A152号中的多份文件；米克尔前引书，第171、第191一192页；《督政府秘档》，共和七年霜月2日；《英国人物传记》。
[131]关于德累帕德，见下文，第478-484页，
[132]1817年4月13日G．桑斯特致西德默思函，内政部档案，第42、163号。
[133]枢密院档案，第A152号：宾斯前引书，第140—141页。
[134]T．埃文斯：《基督教制度》，第4页；《理性人》，1808年3月26日；《约翰·奥克斯雷德之口述》附加手稿，第27809号；枢密院档案，第A161号。
[135]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5390号。
[136]内政部档案，第119．1号第65．1号。
[137]G．威克菲尔德：《答兰达夫主教》（1798），第36页。
[138]瑟尔沃尔并不像一个独居者，他继续从事激进主义政治活动。战争期间他靠教授演说术维持生计；1818年11月重新出现在威斯敏斯特的激进讲坛上，《女怪》说：“人们大吃一惊，如同见到一个人死而复生似的”（1818年11月21日）。此后，他编辑《斗士报》，受到检査部门的干扰；參加1831至1832年的《改革法》宣传。但他无法与新运动相协调，其著作也缺乏早年的独创性和战斗性。
[139]伦敦通讯会通信集，附加手稿，第27815号。
[140]这三人都是当时的工业家。——译注
[141]有关改革派与制造业界在18世纪如年代早期的联系，见E．鲁滨逊：《詹姆士·瓦特——一个英国雅各宾派》，载《剑桥历史杂志》，第11期（1953-1955），第351页；W．H．査洛纳：《约瑟夫·普里斯特科博士、约翰·威尔金森与法国革命》，载《皇家历史学会会刊》，第5辑，第8期（1958），第25页。
[142]瑟尔沃尔：《自然权论》，第1部，第20页。
[143]他们所著的两本最有说服力小册子是《杰拉尔德的国民公会一一惟一能使我们免遭毁灭之途径（1793）和T．库珀的《对伯克先生抨击库珀先生和瓦特先生的回答》（曼彻斯特，1792）。至于库珀移民美国一事，见D．马隆：《托马斯·库珀的公共生活》（纽黑文，1926）。
[144]见F．E．米内卡：《作国教徒的非国教》（1944）。
[145]伊顿是这些人中惟一返回故国者，见下文，第605页。巴黎也有一个英国雄各宾移民的侨居地，移民中有桑普森·佩里、阿什利、戈德史密斯、马克斯韦尔医生和约翰·斯通斯等人。他们出版了反皮特的《警世者》，其中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对波拿巴主义的幻想。见S．佩里：《警世者》（1796），第257页；J．G．阿尔杰：《法国革命中的英国人》（1899）。
[146]受到盖尔·琼斯和约翰·弗罗斯特影电的人中有一位与弗罗斯特同名同姓者，他是新港市前市长，于1839年领导了威尔士的宪章派暴动，见D．威廉斯：《约翰·弗罗斯特》（加的夫，1939），第13—14页。
[147]A．T．帕特森前引书中，第70、74页；J．F．C．哈里森：《莱斯持的宪章运动》，载A．布里格斯(编）：《宪章运动研究》(1959)，第132页；G．鲍恩：《实力派》（莱斯特，1848）。
[148]T．贝里克：《回亿录》；M．威克利编（克莱塞特，1961），第146—148、153页。
[149]见下文，索419——422页。
[150]见下文，第500—502页，
[151]引自1832年11月17日《贫民卫报》，该报（回忆恐怖时期时)还说：“除了埃利奥特先生的例子之外，这种情况还在数千个例子中出现”。
[152]J．塞尔沃尔：《自然权论》(1796)，第2卷，第32页。
[153]W．A．L．西曼前引书，第20页，他注意到协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100多个地方存在的证据。
[154]E．斯隆：《随笔、传说和小品文》（1849），第61页起。
[155]见E．鲁滨逊前引书，第335页。
[156]J．F．萨顿：《诺丁汉日志》（1880）、第212页。
[157]J．W．卡特莱特1798年6月19日致波特兰公爵书，载内政部档案，第42，43号。
感谢王异录入及校对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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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为俄波战争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呼吁书（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为俄波战争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呼吁书
（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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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致格雷丝·卡尔森（1940年2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格雷丝·卡尔森
（纽约，1940年2月9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亲爱的格雷斯：
我收到了你1月15日的来信，并注意到你的时间都用在了与老板和资本主义法庭的斗争中。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布朗克区的人认为你是“落后分子”的原因。
在党内有一场由伯纳姆和沙赫特曼煽动的反对明尼阿波利斯州圣保罗的运动。他们声称那是一个被围起来的中世纪城市，他们拿不到进入的通行证。但我认为他们并不真正担心进入的问题。真正让他们担心的是进去之后再出来的问题。
最近几周，我听到很多高中生对双子城运动表示不赞同，有好几次我都想对他们发火。然后我决定我还是做个卑鄙的人，等到多布斯来了之后再把他们交给他。
据我统计，到目前为止，我在这场争斗中已经发表了43次演讲，我开始对自己的声音感到有些厌烦。最糟糕的是，对这里的许多人来说，坎农的演讲甚至托洛茨基的文章都没有什么用处。这就像在旱地上讲授游泳的艺术。我们必须把他们扔进水里（群众运动），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那些以某种方式浮在水面上的人就是还可以的……
一如既往地，
詹·帕·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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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致默里·韦斯（1940年2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默里·韦斯
（纽约，1940年2月6日）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默里·魏斯
俄亥俄州，扬斯敦
亲爱的穆里：
正如我昨天给你写的那样，我们已经决定赞成你去加利福尼亚，并留在那里直到大会召开。但是，你从支部正式脱手出来也是很重要的。在今晚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将提出一项动议，解除你的职责，但前提是要得到支部的同意。
目前为止，加州是最重要的区域。同志们写道：在那里，“组织”问题正在困扰着许多同志。这有点奇怪，但没有经验的人总是被抓住这个把柄，有些人永远不会从经验中学习。请考虑一下：我在加利福尼亚呆了一整年，总的来说，我对社会党内我们派别的“体制”的影响远远超过我对上一届政治委员会的体制所能施加的影响，在上一届政治委员会中，我一个人对抗现今少数派中的六个人。
请加利福尼亚的同志们考虑一下他们自己对“坎农体制”的亲身经历，并将其与那些据称发生在3000英里以外的、无法核实的、从未对加利福尼亚的组织生活产生过任何影响的奇妙故事相比较，这难道不是合乎逻辑的吗？
可以肯定的是，在我的鼓动下，政治委员会确实非常积极地干预了旧金山当地的派别情况。但那是为了反对特林布尔和其他人的官僚主义，保护少数派的党权，而你从我给你的信中知道，我们对这些人没有任何政治同情。难道你不觉得，从加利福尼亚同志的立场来看，仅这一例子就对体制的真实性质有重要的影响了？
另一件事：我听说萨姆·梅耶斯正在对坎农的体制、一人独裁体制等等做大量的抨击。但是，在1936-37年坎农体制在他眼皮底下运作时，梅耶斯是如何判断的呢？1936年11月23日，萨姆·梅耶斯写信给当时担任我们派别的全国书记的拉森（斯瓦贝克）：
“坎农同志在这里看到了局势的实质，并像一个现实主义者一样工作。他不高估别人。他小心翼翼地摸索，运用每个人，从不放过一个问题。他以惊人的速度取得成果……”
“坎农同志的到来使我们有机会估计我们的力量。他的经验和领导能力使情况成倍改善。这就像有各种成分的强大溶液，同时还有一个知道如何将他们混合的化学家。如你所知，在工人党大会之后，我和查尔斯调换了位置，这样我就离开了洛杉矶。我在坎农同志一系列六次讲座中的最后一次讲座当天访问洛杉矶，当天在大厅里很难找到一个座位，而且出现了如此热烈的欢呼声，以至于讲座结束后大厅周围的咖啡馆与纽约第十四街的咖啡馆相差无几。”
“这种‘复苏的社会主义’使加州社会主义在短时间内走了很长一段路。正是在那个时候，劳工行动[1]开始诞生。有些同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适应这种想法，这并不奇怪。”
“我们与滨海区的联系也对我们有利。在此，我必须承认，我关于滨海区的报告有些错误，给人的印象太消极了。我被怀疑主义蒙蔽了双眼，没有看到问题的真正特征。我是被我对同志的不信任蒙蔽了双眼。在这里，坎农同志也看得更远一些。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能力和权威是不可缺少的。我发现自己像个苏联记者一样地写作（我是说在讴歌坎农的文章中），但当然是更真诚的。”
正如你所看到的，萨姆同志在赞美和指责中都有点夸大其词的倾向。然而，当时他写的是他自己看到的东西；现在他说的是他听到的东西。
现在戈德曼同志回到办公室给我打下手，我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坐下来写一份结算党内讨论和组织问题的综合文件。我将顺便把反对派的冗长的温切尔式的专栏中关于“官僚保守主义”的半真半假、歪曲和伪造的东西一一拿出来。但我将尽力表明，在所有这些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论中，真正的关键是关于列宁主义集中制和小资产阶级松散主义的概念的冲突。
我非常迫切地想知道你从个人角度是如何安排加州之行的。因为你将回到纽约参加大会，而我们的计划是让你在东部再呆一段时间，所以你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我想知道你对我们寄给普赖斯并请他转交给你的老头子的最新文件——《小创不治必成坏疽》[2]有什么印象。在我看来，这就像拿着20磅的大锤子去砸跳蚤一样。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指在加州出版的期刊，坎农同志在1936-37年托派打入社会党期间担任编辑。——编者。
[2]见《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73-231页——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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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工人国家的崩溃（﹝英国﹞杰克·伯纳兹（JackBernard），199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TheCollapseoftheEast-EuropeanWorkers'States
东欧工人国家的崩溃
﹝英国﹞杰克·伯纳兹（JackBernard）（1996年）
紫阳翻译、coward校对
〔来源〕原载英国《下一步怎么办》（WhatNext）1996年第一期
在混乱中区分国家
“一般来说，知识是从区分事物和现象开始的，而不是从嘈杂的混乱开始的……”[1]
在过去十年中，“东欧”（中东欧、巴尔干和前苏联）发生的变化既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困惑，也暴露了他们的困惑。在国家性质这个特别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的困惑最为明显。
国家并不等同于社会，它只是社会的一部分，是阶级社会这一人类社会特定阶段所特有的一种“特殊的压制力量”[2]。国家本身既不是前阶级社会的特征，也不会是未来无阶级社会的特征。既然我们可以设想没有国家的人类社会，那么很明显，社会和国家不可能是同一种东西。在谈到苏联时，列夫·托洛茨基（LeonTrotsky）将这个国家描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拒绝将其称为苏维埃社会。[3]
当他使用“苏联”这个词时，它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但有时也指更广泛和相应的国家社会（“国家”）。国家（country）一词不仅意味着国家（state）、领土和国家身份，而且通常还有第四个含义：经济。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任何阶级社会的基本结构都是“经济结构”以及在此之上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4]。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也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苏联是一个国家社会，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特征：国民经济和一种“特殊的压制力量”，但这一点却让一些观察家感到困惑。例如，玛丽莲·沃格特-唐尼在美国期刊《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中这样解释“工人国家”：
“这个词是由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领袖，列夫·托洛茨基用来定义苏联的。（指的是一种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由全体工人阶级集体‘拥有’的制度……）”[5]
但国家不是社会，即使极权主义国家可能会以社会的形式出现。国家也不能简化为经济。工人国家只是“资本主义被废除，生产资料由全体工人集体‘拥有’的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区分经济和国家的需要并没有消除，因为工人的国家也是一种“生产资料由全体工人阶级集体‘拥有’”的机制——国有财产。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将实行计划经济，但经济计划不会是“特殊压制工具”的功能。国家将不复存在——它将消亡——，但社会和经济仍将存在。
国家的阶级性质
国家是维护特定社会阶级经济利益的特殊镇压力量。在1937年的一次辩论中，托洛茨基将这种理解概括为以下科学公式：
“国家的阶级性质……是由……国家保卫的财产形式和生产关系决定的。[6]”在这里，托洛茨基把国家的基本特征与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总体特征联系起来，即与经济的特征联系起来。这与马克思关于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依赖于“经济结构”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后者最终决定前者。但这种关系的有效性是有限的。
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归纳法来确定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在这种社会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实际存在的“财产形式和生产关系”的性质直接暗示了国家的阶级性质。由于经济计划和国有财产的结合是过渡经济的主要特征，这些关系的稳定存在——而且仅仅是这些关系——意味着这个国家是一个工人的国家。
这种通过归纳法确定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的方法，约瑟夫·汉森就在古巴革命中使用过。他声称，1960年8月至12月，“美国和古巴资本家的资产被实际剥夺”，“古巴进入了工人国家的过渡阶段”。[7]对古巴阶级性质的这种评价基本是正确的，但也伴随着一个特殊的问题。他指出，在1960年8月至12月的没收之前，古巴是资产阶级国家，然而，他声称，政府自“1959年秋天”以来就是非资产阶级的。[8]因此，根据汉森的说法，在一年的时间里，政府拥有与国家完全不同的阶级特征。政府是国家实际的执行委员会。但是政府不能领导一个与它阶级性质不同的国家。汉森把阶级冲突放在了错误的位置。
从1959年1月夺取政权，到1960年8月到12月的国有化，实际上表现出社会革命和反革命各个阶段的固有特点，也就是说，社会中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托洛茨基在1937年的一场辩论中谈到了这个普遍的问题。他写道：
“但历史真的不知道经济与国家之间的阶级冲突吗？”它知道！在“第三等级”夺取政权后，社会在一段时期内仍然处于封建状态。在苏维埃统治的最初几个月里，无产阶级以资产阶级经济为基础进行统治。在农业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在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上运行了好几年（直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这样）。如果资产阶级反革命在苏联取得成功，新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不得不以国有化经济为基础。但这种经济与国家之间的暂时冲突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革命或反革命。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意味着胜利者将按照自己的利益重建经济。这样一种对立的状态（指国家政权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对立）……是每一个社会倾覆的必要阶段。[9]
托洛茨基非但没有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国家的阶级性质都与经济性质一致，反而认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阶级冲突……是每一次社会倾覆的必要阶段。这也意味着在每一次社会颠覆中，政治上的颠覆先于经济上的颠覆：国家权力必须有效地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才能改变经济的根本特征。
这对今天有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现在东欧和其它地方的阶级性质不一定可以用归纳的方法来确定，即首先确定各自经济的阶级性质。如果过去10年的动荡反映了社会反革命的整体进程（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应该预期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不得不以国有化经济为基础”。例如，这就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波兰和可能还有其它国家的实际情况。尽管各国政府希望实现更广泛的私有化，但这些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与仍然广泛的国有经济部门共存。
不要试图通过首先确定各自经济的阶级性质来确定目前东欧国家的阶级性质，而必须考察这些国家本身。对私有制不加法律限制和重新引入继承权的国家，不论它们使经济私有化到怎样的程度，都是资产阶级国家。
在东欧，似乎不再有任何国家保护计划经济、国有财产和对外贸易垄断，这些是过渡经济在落后国家的特点。新南斯拉夫（“大塞尔维亚”）或许是个例外。分离出来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肯定已经放弃了前南斯拉夫的计划经济制度（包括工人自我管理制度），而以伊泽特贝戈维奇（Izetbegovic）政府为首的波黑似乎并不太依赖这种制度。两年前，新南斯拉夫似乎仍在维护工人的自我管理，但笔者完全不知道，这种情况今天是否依然存在。除去这一保留意见，今天所有的东欧国家似乎都是资产阶级国家。
苏联从工人国家到资产阶级国家的转变
1991年8月的政变一度推翻了戈尔巴乔夫，从这开始，一直到叶利钦上台，在这一段时间内，确定苏联什么时候从工人国家过渡到资产阶级还是很有趣的。但要宣称苏联在8.19事件之前一直是一个工人国家，就有必要证明，戈尔巴乔夫、他的政府和国家，在那之前一直在捍卫计划经济、国有财产和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但事实是正好相反，正如我们将试图展示的那样，中央经济计划的支柱已经被拆除。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1985-1990年的苏联已经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国家。
戈尔巴乔夫政府的行动不是一个完全有意识的过程，他们也有部分先例。为了应对1922年严重的经济危机，斯大林和其他人在1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实质上废除了国家对外贸的垄断。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从主观上讲，斯大林肯定不想背叛社会主义的未来。但是，废除垄断，就其不可避免的和更直接的后果而言，与废除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并无不同。”[10]所幸的是，斯大林和其他人的这一行动得到了及时的纠正。而1985年开始实施的措施则不是这样。
苏联计划体系的核心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它是苏联最高的经济计划机构。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之下是各个苏维埃共和国的较小的规划机构。国家统计局由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组成，他们的任务是为国家经济活动起草一份蓝图，通常为五年。该蓝图将政府决定的主要目标（电气化目标、农业目标、交通网络等）转化为具体的工业要求（发电机、化肥、钢轨的产量）。然后将这些一般要求提交管理相关工业的各部门。在这里，目标被进一步分解为具体的产出（钢板、梁、棒、电线等的数量、质量、形状和尺寸），而较低层次的目标是固定的，如企业预算、不同技能水平的工资率，或经理奖金。
1985年，在“改革”（即“重组”）的旗帜下，戈尔巴乔夫开始对该体系进行意义深远的重组。从重组的程度可以判断该计划系统的变化：（1）计划的范围和深度大大减少，主要是针对总体经济目标，如利率的增长，消费和投资目标，或区域发展；（2）工厂企业的规划，由工厂自己的规划，以利润和亏损为指导；（3）工厂经理不再受原料来源和产出目的地的的约束，而是可以自由地从任何他们喜欢的人那里购买和出售；经理们还可以自由雇佣工人，更重要的是可以解雇工人，而以前这些工人是不能轻易解雇的；（5）鼓励各种小型私营企业，特别是在农业和零售行业。这个计划显然代表着中央计划的一次重大后退。
但是改革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提议了什么，而在于实际发生了什么。放弃中央计划体制的任务比预期困难得多。然而，由于摆脱了过去的一些强制性压力，这一制度的运作迅速恶化。例如，尽管收成很好，但要把土豆从地里运到零售店是不可能的。口粮减少，粮食严重短缺的谣言在莫斯科蔓延。到90年代末，该体系面临着一场比30年代的大萧条更为严重和深远的经济崩溃。这场骚乱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并威胁要肢解经济和政治制度。随着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共和国和地方各级经济的控制，中央计划体制受到侵蚀。到1990年，苏联经济几乎陷入瘫痪。
就像1922年的斯大林一样，戈尔巴乔夫最开始并不是有意识地恢复资本主义，只是务实地修补了一些他不理解的东西。几乎是在无意中，他和他的政府摧毁了一个工人国家的关键职能。从本质上来讲，国家现在已经不再从保护和捍卫中央计划，也没有用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或官僚的自我管理来取代它——正如改革的提议所梦想的那样。这个国家不再是一个工人的国家。
一部改良主义电影的倒放
苏联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从工人国家到资产阶级国家的转变，就像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是“一部倒放的改良主义电影”。但我们有必要更仔细地看看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到底说了些什么。
1933年10月，他写道：“声称苏联政府已由无产阶级逐步转变为资产阶级的人，可以说，是在倒放一部改良主义的电影。”[11]但四年后，1937年11月，他使用了另一种表述：“他们的错误在于认为不革命或不反革命就可以改变社会的基础；他们倒放了改革主义的电影。[12]在1933年的表述中政府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但在1937年则被称为“社会的基础”。
1933年至1937年间发生的事件证明了1933年论述的不足。在1936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托洛茨基总结了苏联社会发生变化的意义，并提出了新的想法：现在的问题是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社会基础是否会推翻上层建筑，或者上层建筑是否会改变社会基础。基层只有通过政治革命才能推翻官僚主义。这将需要更多的警察措施。两年前（也就是1934年初）后者就足够了。但这两年我们见证了统治阶层特权的稳定，特别是军队和警察。如果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社会和政治意义的社会事实，那就太愚蠢了。这种矛盾可能会变得非常尖锐，以至于官僚机构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恢复（私人）财产关系。它可能不得不打击目前社会制度的根基。[13]
顺便说一下，在上面引用的话中，托洛茨基第一次提出了政治革命[14]这一概念。在1934年和1935年，官僚主义巩固了它的地位。这个国家在性质上已经变成了极权主义，为了让工人和农民推翻它，现在需要相当多的暴力——一场革命。“统治阶层特权的稳定”这一“社会事实”伴随着政治变革：新宪法的实施。几个月后，托洛茨基在一篇论文中对后者作了评论，他说了下面这句话，因为这段话的倒数第二句话有一个相当费解的观点，所以值得全部引用：
此外，新宪法在法律上取消了无产阶级在国家里的统治地位，而事实上，这个地位早已被剥夺了。接着，宪法声称，专政是“没有阶级的”，是“全民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纯粹的胡说八道。“人民”对自己专政应当意味着国家已经解体为社会，也就是，国家已经死亡。实际上，新宪法把苏联社会特权阶层的专政加在劳动群众头上了，从而使国家和平消亡成为不可能，给官僚主义开辟了进行经济反革命的“合法”道路，也就是说利用“突然袭击”来恢复资本主义，官僚们可能在用“社会主义”胜利这一骗术来准备这场“突然袭击”。我们的任务是号召工人阶级起来用自己的力量反对官僚主义的压迫——保卫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15]
在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真正的去结构化实际上走的是“经济反革命的‘合法’道路，即资本主义的恢复”，官僚机构在1934-35年建立了“苏维埃社会特权阶层对生产大众的独裁”，在那时官僚们就已经开辟了道路。我们已经注意到，1933年被认为是“倒放的改良主义电影”今天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苏联政府已经逐渐从无产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虽然“改良主义的电影”并没有真的在现实中倒放。1935年以后，工人和农民要求进行政治革命以推翻官僚体制，1985年至1990年期间，改革足以使“特权阶层”维持其独裁统治，同时将政府和国家从无产阶级变为资产阶级。但是，这种改革是一种国家的改革，一种政治的改革，只是社会反革命时期的前奏，也就是社会基础变化的前期。
社会的基础一词通常指的是它的“经济结构”，在托洛茨基1937年和其它时间的论述中，这个词似乎没有其它含义。这个词，与他在《被背叛的革命》[16]中所说的“社会的经济基础”，似乎是同样的意思。但外表可能具有欺骗性。
虽然十月革命在其直接的社会内容上是资产阶级的（“限于小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和工人对生产的监督”[17]），但它“发展”成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秋，大规模的国有化为苏联社会奠定了经济基础。但与后来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东德和匈牙利等国的革命不同，这些征用并不是官僚法令的产物。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秋，城市无产阶级，即大型工业中的工人阶级，获得了工人控制生产的经验[18]。在此期间，资本家虽然仍然是工厂的主人，却采取了破坏生产和关闭工厂的手段。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经验认识到，必须超越工人监督，摆脱资本家，在全国范围内管理工厂。因此，十月起义只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第一步。通过实行1918年秋天的国有化，至少在革命的中心地带，即旧的莫斯科公国[19]，无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社会专政。无产阶级真正地统治着新社会。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事实上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独裁统治。虽然这是事实，但这仅仅表明了无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此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是由有阶级意识的城市无产阶级组成的。这是他们的党。无产阶级最终控制了这个政党，甚至在10年后左翼反对党失败之后，他们继续对斯大林化的布尔什维克党施加巨大的影响。
把一个阶级的社会专政简化为政治专政和经济专政两部分，就等于忘记了一个辩证法的规律：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例如，这将意味着，东欧缓冲国自1950年代初以来的局势与1918年秋季末在莫斯科建立的社会制度的性质相等。当然，两者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在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以工人国家形式存在的无产阶级政治独裁，和以构成过渡经济的社会的某些经济基础形式存在的经济独裁。但是，在十月革命的中心地带，城市无产阶级是起义和征用的先锋，而在缓冲地带，克里姆林宫的红军充当了先锋。后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了资产阶级，但这些缓冲国革命是官僚主义革命。在建立工人国家的同时，他们并没有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专政，而只是官僚主义和空洞的拙劣模仿。
托洛茨基1937年提出的关于“倒放的改良主义电影”的公式，虽然表面上是笼统的，但最重要的是解决了苏联的反革命问题。他的公式暗示，在苏联，为了实施这样的变革，必须对城市无产阶级使用暴力——过去通过斗争和牺牲获得的成果不会轻易放弃。目前（1996年2月），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煤矿工人正在罢工，因为他们的雇主：国家，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给他们发工资了。这两个国家，虽然各自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但社会的反革命还没有完成，即十月革命的某些成果今天完好无损。然而，这些剩余的成果，这些“社会基础”，在性质上不是经济的，而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它们存在至少一部分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当中。托洛茨基1936年2月的思想至今仍然有效：“现在的问题是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社会基础是否会推翻上层建筑，或者上层建筑是否会改变社会基础。”改良主义的影片不能倒放。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复辟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和平的进程。
二战后东欧缓冲国的社会制度与今天仍然存在于十月革命中心地带的社会制度大不相同。例如，当东德的无产阶级在1953年走上街头时，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感谢克里姆林宫的礼物。东德的无产阶级从来没有过俄国无产阶级的经历：它没有被允许建立自己的社会专政，它只是被给予了一个现成的工人国家和过渡经济。因此，我们至少可以部分地得出结论，即在东欧的社会反革命中，比如东德，暴力相对较少。而在十月革命的中心地带，无产阶级到农村去打了三年的内战，以巩固和保卫他们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东德的无产阶级却从来没有对“它的”革命的物质利益建立起很大的感情。
托洛茨基1937年的公式不应被解释为说，没有反革命，就其本身而言，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不可能改变的。相反，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句话的隐含含义：如果在一个工人的国家无产阶级没有建立其社会独裁，那么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也可以仅仅通过改革来改变，而不需要革命，也就是说，仅仅通过一个官僚来改革，与全面反革命的暴动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在本质上，这只是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是唯一真正革命力量。
为什么会有社会反革命呢
对于苏联来说，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不仅仅是一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社会，它必须要取得比任何资本主义生产下都要高的劳动生产率。如果1848年的革命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建立，劳动生产率就其定义而言，将比以往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通过人类努力所取得的生产率都要高。在这些革命失败之后，资本主义开始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在英国），尽管速度比社会主义生产下的速度要慢。因此，不存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如果后者是在1848年之后实现的，19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将低于资本主义在20世纪早期实际实现的生产率水平。
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Bukharin）想在一个孤立的、经济落后的国家“龟速实现社会主义”，其根本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移动目标。有许多理论家认为，苏联可以通过发展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超越西方，并且不只是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这么看。例如，第四国际（USec）一再暗示，官僚管理不善是这种发展的根本障碍。这个组织形式上拒绝“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20]，与此同时，它认为即使苏联建立最广泛的和真正的民主，并且与战后其他工人国家实现了完全的政治和经济统一，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足以超越西方的劳动生产率。换句话说，在现实中，第四国际接受了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时又在形式上否认它。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非常明确地认为苏联的前景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他说：“如果无产阶级没有使革命螺旋式上升，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官僚的地位就会螺旋式上升，革命就必然会在国家框架内，不可改变地开始收缩。”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变成欧洲和全世界的专政，它就必然走向崩溃。从广泛的历史观点来看，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辩的。[21]
他认为，官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无法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中生存[22]，尽管这是一个错误的预测，但上述断言仍然是“完全无可争辩的”，现在东欧工人国家的崩溃已经证明了它是正确的。这种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任何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革命，这使得东欧国家在技术和文化上处于孤立状态，也无法为推翻官僚主义提供必要的刺激。
冷战，是苏联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特点，这使得东欧的工人国家得以长期存在。这场战争的胜负将不可避免地由东方和西方劳动生产率决定。
“在历史中，人类上升的动力是用最少的劳动获得尽可能多的商品。”文化发展的这种物质基础也提供了我们可以用来评价社会制度和政治方案的最深刻的标准。劳动生产率定律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与引力定律在力学中的意义是一样的。过时的社会形态的消失只是这种残酷定律的表现，这种法律决定了奴隶制战胜同类相食、农奴制战胜奴隶制、雇工战胜农奴制。[23]
工人国家的社会制度不是一种注定要消失的“过时的社会形态”，但它也不是社会主义。为了更清楚地理解所谓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有必要简要地考虑一下资本主义的诞生。
“尽管地中海的某些城镇，早在14或15世纪就偶然地开始了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写道[24]，“资本主义时代应该从16世纪开始。”他的许多“追随者”经常因为过于笼统地提及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而模糊了这一区别。但是，这个区别是很重要的，因为必须在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作出同样的区别。社会主义生产已经有了，但是还没有社会主义。
但与资本主义诞生的类比还有另一个层面。从14世纪到19世纪，也就是说，直到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之前，资本主义的生产都是依附于商业资本的。商业资本是一种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商品生产的原始资本形式。“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对应的是商业资本的基本运作范围从地中海地区扩展到世界范围。起初，荷兰的商业资本和制造业占主导地位，但到了18世纪初，英国的商业资本和制造业已经远远超过了荷兰。虽然这些都是国家发展的产物，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生产方式，甚至在14世纪的零星表现中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涉及两种不能实际限制在国家范围内的交换关系：货币资本与原材料（和其它生产资料）的交换和成品与货币资本的交换。因此，生产性资本的循环几乎总是涉及国际生产关系。与流行的神话相反，“一国资本主义”是不存在，同样，“一国社会主义”也是不存在的。
“……雇佣劳动对农奴制的胜利”构成了国际生产方式对国家生产方式的胜利。后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里程碑，是不可逆转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方式（nationalmodeofproduction）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互会的过渡经济——包括东欧所有国家（阿尔巴尼亚除外）以及古巴、越南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虽然在范围上是国际的，但不具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文化水平。经济计划的好处不能弥补决定劳动生产率的这一主要因素的不足。经互会代表社会主义生产的早期开始，但并不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战胜了“雇佣劳动”，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既不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历史性胜利，也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仍然是我们的纲领
要在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它至少必须达到北美或欧洲经济的规模。这并不能阻止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梦想在“他们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尼尔·默里（NeilMurray）在《社会主义前景》（SocialistOutlook）第79号中告诉我们，“必须要澄清社会主义”，接着概述他的版本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应该将〔英国〕经济的制高点从私人手中夺走，由一个工人和消费者的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来负责运营，这些代表要接受监督，可以撤换，并在一个国家系统内共同协作”。
但是，由英国苏维埃管理英国经济，这样的体制很难实现社会主义。比如，在欧洲最先进的工业中，也就是那些对高劳动生产率至关重要的工业中，英国工人只生产欧洲空中客车公司a300系列飞机的机翼。同样，尽管布里斯托尔的劳斯莱斯（RollsRoyce）工人设计并开发了一款最新、最大型号的喷气发动机，但支付每日500万英镑开发成本的是德国企业宝马（BMW），该公司极有可能组织大量生产这种发动机。将“经济制高点从私人手中夺取过来”，从而使社会主义能够在英国孤立地建立起来，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我们不是生活在十九世纪。这些“制高点”不是工业资本，而是城市的金融资本。后者大多以纽约房地产等形式存在。如果工人夺取了英国的政权，而革命仍处于孤立状态，那么所谓的国民经济将迅速崩溃。与1917年的俄国不同，英国没有广阔的防御领土，也没有能力自给自足。
“更加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出版的《工人新闻》，回避了尼尔·默里版本的“英国社会主义之路”。它的每一期都宣称，它“为了推翻资本主义，以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人国家联盟取而代之”。但是这个公式是从哪里来的呢？无论何时，托洛茨基提到联邦时都是指一个国家内几个民族的联邦，在“一个经济和政治实体之下，各组成部分以民族自治为基础”，[25]——1910年他在论巴尔干半岛时写道——“只有在一个巴尔干国家的框架内，马其顿的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才能统一在一个民族-文化群体当中，同时享受巴尔干共同市场的优势”。1939年9月，他重申联邦是几个民族组成的一个国家，他说：“世界各民族的社会主义联邦……这是第四国际的纲领。[26]
主权国家的“联邦”是一个邦联。根据这一理解，托洛茨基关于欧洲合众国[27]的公式反映了美国的实际政治形式，即由一个单一的联邦国家，指挥着自治但没有主权的“州”，也就是说联邦指挥着“共和国”，它们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国家”，不是单独的“特别镇压力量”。
《工人新闻》的同志们似乎只是在回避更明显的公式：“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用社会主义取代它”，因为他们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人国家联邦”。这种等同，在两个方面是错误的。正如我们所说，社会主义有可能仅仅在一个大陆的范围内建立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可以通过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结合来建立起来。因此，社会主义不必从一开始就“世界性”。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样一个政治上层建筑（指由一个个享有主权的工人国家构成的邦联），不太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一个主权国家意味着有单独的军队、单独的货币、边境哨所、海关、贸易关税等等——换句话说，在所有方面都是单独的“特别镇压力量”。在欧洲和北美，资产阶级中较有远见的部分明白，民族国家的阻碍是什么，对他们自身的生存构成了什么样的障碍——因此，他们各自走向经济和政治联盟。因此，这种组建主权工人国家邦联的观点，是否太过强调经济计划的力量？它是否能有效地证明，这样一个邦联既能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又能承受民族国家的持续存在？
马克思主义关于纲领的概念是，纲领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我们的纲领归结为一个词，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今天，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意社会主义并不是在东欧建立起来的，但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个基本的原则问题上却几乎没有一致的意见：什么是社会主义？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性质，也没有什么一致的意见。事实上，对社会主义性质的正确认识，立即就包含了实现它所必需的革命性质。
“在国家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它所创造的生产力与民族国家的框架不能再协调一致。由此而来的，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是欧洲资产阶级合众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革命在国家的舞台上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展开，在世界舞台上完成。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变成了一种不断的革命，获得了新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只有新社会在我们整个星球上取得最后的胜利，它才能完成。[28]
[1]托洛茨基，《阶级和艺术》，写于1924年5月。
[2]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和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一章
[3]托洛茨基，《理论的堕落和堕落的理论》，（TheDegenerationofTheoryandtheTheoryofDegeneration），写于1933年4月29号。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言
[5]《马克思主义和前苏联的民族问题》（MarxismandtheNationalQuestionintheFormerSovietUnion），刊载于《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第109期
[6]托洛茨基，《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NotaWorkers’andNotaBourgeoisState？），写于1937年11月25日
[7]参见《有关古巴革命的草稿》，写于1960年12月23日，位于《古巴革命的动态》（DynamicsoftheCubanRevolution）74-75页的第九点和第十点
[8]同上，74页，第六点
[9]托洛茨基，《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NotaWorkers’andNotaBourgeoisState？），写于1937年11月25日
[10]托洛茨基，《论那些忘记ABC的人》（OnThoseWhoHaveForgottentheABC），写于1932年12月28日。
[11]托洛茨基，《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TheClassNatureoftheSovietState），写于1933年10月1日。
[12]托洛茨基，《再论苏联和保卫苏联》（OnceAgain:theUSSRanditsDefence），写于1927年11月4日
[13]《(托洛茨基)和莫里斯·斯佩克特的对话》（AConversationwithMauriceSpector），写于1936年2月
[14]托洛茨基，《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TheClassNatureoftheSovietState），写于1936年1月1日
[15]托洛茨基，《第四国际和苏联》（TheFourthInternationalandtheSovietUnion），写于1936年7月8日
[16]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17]比如，参见托洛茨基的《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写于1933年10月1日
[18]比如，参见列宁的《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
[19]托洛茨基，《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写于1933年10月1日
[20]对这种理论的批判，参见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三卷的附录二，《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
[21]托洛茨基，《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写于1933年10月1日
[22]托洛茨基，《二战前夜》（OntheEveofWorldWarII），写于1939年7月23日
[23]托洛茨基，《民族主义和经济生活》（NationalismandEconomicLife），写于1933年11月30日。
[24]《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1974年出版，669也
[25]托洛茨基，《巴尔干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TheBalkanQuestionandSocial-Democracy），写于1910年8月1日，收录于monad出版社出版的《巴尔干战争》（TheBalkanWars）第39页
[26]托洛茨基，《谁应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责？》（WhoisGuiltyofStartingtheSecondWorldWar），写于1939年9月5日。
[27]比如，参见托洛茨基《现在是否是提出‘欧洲合众国’这一口号的合适时机呢？》（IstheTimeRipefortheSlogan’TheUnitedStatesofEurope），写于1923年9月23日
[28]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写于192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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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极盛时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第一国际史（1904）
第三章极盛时期
从巴塞尔代表大会到巴黎公社的覆灭
（一八六九——一八七一年）
↘第一国际发展的最高点
↘代表大会的延期
↘普法战争和工人阶级
↘汝拉组织和巴枯宁
↘巴黎公社
从巴塞尔代表大会到巴黎公社的覆灭这一年半的时间，是国际发展的极盛时期。国际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再次承认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要性，从而给自己最终制定出了完备的理论纲领；国际通过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在总委员会、联合会委员会和支部之间建立较密切联系的办法，使自己的组织变得更加严密有效。有了这样的纲领和这样的组织，国际便能够吸引愈来愈多的新国家和持旁观态度的居民阶层接受自己的关于建立整个无产阶级的联盟的观念和思想。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组织已经得到了巩固，在日内瓦成立了俄国支部，在不发展的农业工人中问，国际的活动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就像几年前在半开化的矿业无产阶级中间取得了很大成果一样。国际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似乎接近于实现。
预示雷雨即将来临的沉闷气氛笼罩着资产阶级的欧洲。所有的内阁都在等待着行将来临的革命爆发。十二月宝座二十年来一直是欧洲均衡的重心，而在大陆资产阶级的眼中也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重心，这个宝座现在已开始动摇。一八六九年的普选结果表明，人们对国家政变持怀疑态度，于是政治犯罪的能手便让全民投票来重新解决这个问题。全民投票的结果一般说来虽然对他是有利的，但是各大城市和相当大一部分军队终究是反对他的。革命就在门前。但是，它来时并不是“穿着铁履、披头散发地”闯进来，而是以被国境上的贵族士官所鞭策的普鲁士兵士的形象出现的。普鲁士兵士“制造了”革命。德国军队的胜利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使法国资产阶级实行了共和主义的复辟。这些胜利把永恒的罗马交给了意大利资产阶级，帮助了凡尔赛分子同公社迸行斗争。当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被淹没在萨托里的血泊中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王国则在整个欧洲庆祝胜利。
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与此同时开始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必然耍导致国际的倾覆。德国无产阶级以实际行动，指出了一条工人运动在保存自己充分的民族独立性的情况下同国际的组织和意向保持密切联系的道路。可以设想，如果其他地方也像德国那祥，由于形势的需耍而减弱了形式上的联系，总委员会同样也不会去横加阻挠的。
在一八六九——一八七一年期间，瑞士和英国的运动也变成了具有民族独立性的运动，但是并没有和总委员会发生冲突。国际不应当崩溃和瓦解，但是应当发生分化，应要放松自己组织的一个方面，以便使它在另一方面变得更加巩固。要引起组织瓦解的过程，还必需有一些特别的酵母。
民族分化不仅改变了总委员会和各民族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使得受历史和民族差别以及在更大程度上受政治设施的不同所制约的民族矛盾，有可能比在过去几年中进行差不多纯粹的经济斗争的时候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全世界的无产者旣一致要求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军阀制度和反对比利时的部长兼股东，也一致要求反对巴塞尔、日内瓦、巴黎或伦敦的工厂主。在进行简单形式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本能地感觉到要团结起来；在政治土壤上进行较复杂形式的集中斗争的情况下，这种态度则只能是分析和思考的结果。换言之，在民族范围内进行的政治斗争，不仅削弱了同总委员会的关系，而且这种斗争本身中也隐藏着民族之间互相疏远的原因。在最初几年里，蒲鲁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矛盾还没有表现出来；可能，只有历次代表大会上的少数代表才意识到这些矛盾。但是，当政治观点上的差别不是在本身就要求联合的经济斗争中，而是在把历史上形成的划分提到了首要地位的政治斗争中同实际现实发生了冲突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历史现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它把一般的政冶活动问题变成了一个引起国际内部纷争的原则性问题。一般说来，是否可以把政治斗争和政治活动列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手段之中？无产阶级是否会因参加具有党性的资产阶级政治、参加有利于现代强制性国家的工作而蜕化昵？这些问题变成了一个中心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内部斗争。当然，这些问题与其说是眞正的原因，不如说是一种口实，与其说是对可能发生的危险的一种严肃的警吿，不如说是各罗曼语国家中不断受骗的无产者的传统怀疑的一种蛊惑性的表现。因为实际上，从成立宣言出现和日内瓦代表大会作出决议以来，关于政治活动的问题早就从理论上解决了。至于国际的实际活动在此以前一直局限于纯粹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方面，那并不取决于国际的愿望和纲领，而完全是由于具体条件决定的。限于具体条件，差不多欧洲的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此以前一直缺少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前提。一当在德国和英国具备了这种前提，国际便立刻展开了政治活动，从而实现了自己纲领的政治部分。
对国际说来，很大的不幸是：在这个危机关头，在国际队伍内出现了一些具有很大个人影晌和特别手法的人，他们强调和扩大争端，力图吸引无产阶级离开它眞正的目的和放弃它的久经考验的斗争手段，并谴责政冶活动。但是，他们既然谴责了较复杂的组织形式，从而也就谴责了整个组织。把德国和罗曼语区的无产阶级区分开的那些历史特点，是由德国和各罗曼语国家的整个政治制度的不同决定的。国际联合本来可以消除这些特点，使它们协调一致起来，但它未能做到这点，而变成了罗曼语区无产阶级的误会、不信任，甚至仇恨的源泉；而罗曼语区的无产阶级仅仅因为德国的实践显然符合于总委员会的理论，就毫不犹豫地把这种仇恨集中到总委员会身上。在冲突、罢工和政治迫害的时代，曾经被经济斗争掩盖了的理论矛盾，如今在关于政治活动的形式、关于一般的政冶活动本身以及关于组织形式的争论中暴露出来了。不仅如此，矛盾还由于个别人的恶劣品质而被弄得更加深刻了，由于各种各样的不幸的偶然事件而变得更加激烈了，结果使得分裂采取了尖锐的形式，甚至在那些分裂大致已经结束的地方（如英国）也是如此。
第一国际发展旳最高点
随着国际的思想在农业无产阶级中间的迅速传播，新的支部在各个新的国家中相继建立起来，各个旧的组织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以各国政府方面进行新的政治斗争和新的迫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反动势力，只是加速和加强了无产阶级的运动。在维也纳以及在整个奥地利，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政府力图用曲解法律的办法来阻止联合会的一切合法组织，其结果只是使得各种秘密联合会和秘密组织得到了非常广泛地发展，并且由于举行规模宏大的工人示威游行而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在荷兰，一年之中就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工人联合会网，这些联合会现在都加入了国际。总委员会早就同荷兰建立了联系；现在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多尔得勒支、乌特勒支和安亨，出现了建立宣传委员会的方案。在日内瓦，建立了俄国支部，其任务是反对泛斯拉夫主义，同时也把奥地利境内的斯拉夫工人吸引到国际方面来。俄国支部同伦敦总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使总委员会批淮了它的章程和纲领，委托马克思为它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并和俄国保持联系。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在日内瓦为工人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死后，由年轻的有才能的吴亭担任俄国支部的领导。在巴黎、里昂、马赛以及在法国的所有大城市中，在法国的采矿工业区和产煤区，对国际的向往大大增加了。在比利时，经常举行一些会议，来有效地进行支持国际的宣传。在瑞士，工会和合作社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此外，苏黎世《哨兵报》的出版为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国际的敌人也没有打盹。在巴黎，提出了反对国际的政治审判案，七个受控人被判处一年监禁，罚款一百法郞，并剥夺公民权一年；二十七个人被判处两个月监禁和罚款五十法郞，四个受控人被宣判无罪。被判刑的人还没有来得及服满自己的刑期，像腐烂了的藤菇般的帝国便被俾斯麦的胸甲骑兵的铁蹄踏碎了，他们也就飞出了樊笼。在维也纳，帝国法庭对奥伯温德、肖伊、莫斯特和其他十一个同志提起叛国审判案，以“图谋”犯“预料的”罪行的罪名，把他们判处四个月到六年不等的感化监狱监禁。在日内瓦，也像前两年一样，发生了建筑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只是在普法战争开始以后才吿结束。
代表大会的延期
由于波拿巴主义的新的迫害（四月三十日警察局长比埃特里为了给五月八日的全民投票创造良好的条件，制造了“谋杀”拿破仑第三的事件；结果奥利维耶便命令在所有城市中逮捕国际会员），还在一八七〇年五月十八日，总委员会便发表了一个宣言，抗议波拿巴警察当局的下流诽谤，并决定于一八七〇年九月五日在美因兹召开代表大会；这个决定是总委员会根据共同章程第三条的规定：“在必要时，可以改变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并考虑了德国会员请求在德国举行代表大会的愿望后做出的。七月十二日总委员会公布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其中包括七点：承认社会义务和讨论获得工资的权利，工人运动对政治活动的态度，把土地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实际途径，把商业银行变为国家银行问题，生产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的条件，根据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实行工人统计的必要性，以及讨论防止战争的手段问题。几天之后，战争便爆发了，它不仅打消了代表大会的整个议程，而且使得代表大会根本不能举行。不伦瑞克委员会通过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建议把代表大会延迟到战争结束后再召幵，总委员会接受了这个建议。
普法战争和工人阶级
战争的狂热首先呑没了法国。巴黎工人给波拿巴主义报刊的挑衅泼了一瓢冷水。国际在给各国工人的呼吁书中称战争是一种犯罪的愚蠢行为，它将使莱茵河两岸的专制制度获得完全胜利。七月十六日，在不伦瑞克的顿哈勒举行了有二千五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响应了这个呼吁书。这次大会把波拿巴和法国议院的大多数议员称为欧洲和平和安宁的轻率的破坏者，认为反对这些破坏者是首要的任务。此外，承认防御战争对德国说来是“不可避免的祸害”。不伦瑞克党委员会七月二十四日发表的宣言也是根据这种精神写成的。达个宣言号召德国工人“作为德国人起来保卫德国”。纽伦堡和菲尔特的党员反对这种“德国沙文主义”。这个抗议书刊载在《人民国家报》上。不过《人民国家报》本身对战争的态度是极其摇摆不定的。最初，它声明北部联邦处于危险之中，后来预言十二月的宝座要垮台，最后又冷淡地宣称：“我们无产者同战争毫无关系。”与此同时，在开姆尼斯举行的萨克森人民党会议，以及在开姆尼斯、莱比锡、德累斯顿、克雷弗尔特和爱北斐特举行的“群众集会”，都通过了反对不伦瑞克党委员会宣言的决议。然而在奥格斯堡、慕尼黑、阿尔腾堡和布勒斯劳举行的工人大会却同时都反对拿破仑，主张必须用一切手段保卫祖国。伦敦总委员会七月二十三日发表的宣言称这次战争从德国方面讲是防御性的战争。这篇对德国工人的宣言中说，如果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对他们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接着，宣言指出了不伦瑞克和开姆尼斯两地工人大会对战争的看法上的矛盾，但是没有赋予这点以很大的意义。[1]在北德意志联邦议会中，在表决战争拨款案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弃权，可是不仅施韦泽和哈森克累韦尔，而且在这时参加了爱森纳赫派的弗里茨舍也投赞成票，因为他们害怕拿破仑第三的胜利会导致法国工人的失败，使法国军国主义称霸欧洲，并且使德国处于彻底分裂状态。[2]
在与这次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也举行了反对破坏和平的规模宏大的群众示威游行。在比利时，根据联合会委员会的指示，在波里纳日、佛尔维耶和列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列日支部发表了致世界各国工人的宣言。国际西班牙组织中央委员会于七月二十八日举行了反对战争的示威游行。国际在西班牙的各地方委员会在所有大城市中，如马德里、巴塞罗那等，也举行了这样的抗议。
普鲁士军队以迅速有力的打击击溃了拿破仑的军队，迫使他们的领袖在色当投降。十二月的宝座垮台了。九月四日在巴黎宣布了共和国，而巴黎的议员则篡夺了临时政府。德国的民族防御战争结束了，法国的常备军做了德国的俘虏，其中一部分被围困在麦茨；只有极少一部分逃回巴黎。于是，在整个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的德国军队便站到了没有武装的法国面前，而这个没有武装的法国已经推翻了把它拖入不幸战争的政府。共和国政府不应为拿破仑的罪行担负责任。德国军队获得了这样大的胜利，只有爱国者们最大胆的幻想才是可以想象到的；色当之后最初几天的整个事态和共和国在巴黎的宣吿成立，对于迅速签订一个使双方都不会受到严重损失的公平和约，是极其有利的。不伦瑞克委员会于九月五日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写的一篇致德国工人的宣言；宣言提醒说战争应当具有防御性质，呼吁签订对法国是光荣的和约，指出德国侵略政策对欧洲的威胁，预见大陆上的工人运动的重点已从法国转移到德国。四天之后，根据阿勒尔河沿岸地区总督法里肯施坦将军的命令，逮捕了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他们被戴上镣铐押至东普鲁士列岑附近的博因要塞。此后不久，海布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是汉堡监察委员会的主席，暂时代理委员会的职务。约翰·雅科布也未能逃脱被捕的厄运；他曾在科尼斯堡一次大会上抗议侵占亚尔萨斯和洛林。此外，许多散发宣言的党员也遭到逮捕，其中包括约尔克。不同的是，他们被暂时关在本地的监狱中。反对并呑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任何抗议都遭到禁止。《人民国家报》被禁止在法里肯施坦管辖的整个地区发行。于是党委员会迁到了德累斯顿，在那里法里肯施坦已经无能为力了。对于法里肯施坦所逮捕的人，例如对约尔克，法院曾根据关于“仇恨和鄙视”的条文进行了审讯，但结果被宣吿无罪。然后，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们被控进行叛国活动，但归根到底这一指控又变成了“破坏社会治安”罪。在第二审后，被告们被根据“参加违法团体”的罪名判处几星期到几个月不等的监狱监禁。最后，在莱比锡会对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提起了政治审判案；可是这个案件直到一八七二年三月才得到审理，结果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被判处两年要塞监禁。所有这些政治审判案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根据法里肯施坦的命令没收的不伦瑞克党委员会的信件。
军国主义对不伦瑞克委员会的打击把德国无产阶级中阔分裂的分子联合起来了；战争的王朝掠夺目的变得越来越明显，工人一致赞成不为这种战争出一文钱。新战争拨款不仅遭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反对，而且现在也受到施韦泽、哈森克累韦尔、弗里茨舍、门德和施拉普斯的否决。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两个派别第一次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了团结一致；这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团结所必需的一切历史条件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因为它们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在现实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之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因此可以说，不伦瑞克宣言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证明德国无产阶级内的分裂倾向是可以战胜的。
九月九日，即在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被捕的那一天，总委员会发表了致国际所有支部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详细分折了并吞亚尔萨斯和洛林问题以及可能产生的一切历史后果，并且预言，这个掠夺政策的后果将是俄国称霸欧洲。纽约的国际工人协会法国人支部和德国人支部，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小组和维也纳无产阶钑的代表，也都发表了类似的宣言和呼吁书。维也纳无产阶级的代表还把一封反对并吞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抗议书交给一个有八千人参加的维也纳公众大会批准。
卡尔·马克思向德国工人发出呼吁书，抗议德国的掠夺政策，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光荣的”和约，这个呼吁书招致了对德国工人阶级及其代表的一系列司法迫害。正当不伦瑞克委员会公布了卡尔·马克思的这个呼吁书的那一天，在纽沙特尔出版和在汝拉法语区及其他地方传播的《致国际各支部的宣言》则号召国际会员拿起武器来捍卫法兰西共和国，因为它“如今代表着欧洲的自由”，而“君主制的德国则是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的代表”。“共同敌人是普鲁士的军事实力”，“让我们武装起来，作为志愿兵去同我们的法国兄弟携手为自由和平等而战”。“募集特别捐款吧。……为志愿军要求武器吧”……。在瑞士，支援运动引起了政府当局的干预：伯尔尼联邦会议命令没收发表有宣言的《团结报》的附刊，并且逮捕了《团结报》编辑吉约姆。命令的第一部分立即就付诸实行，而关于逮捕吉约姆一事，纽沙特尔绍局声明说，这会赋予问题以过大的意义。于是伯尔尼联邦会议取消了自己命令的后一部分。而对于《团结报》则在印刷厂里面郑重其事地加以没收；预定运入德国的《团结报》在巴塞尔边境被查获，但是预定运入法国的报纸的一部分则在巴黎、里昂、马赛及其他大城市自由出售。一些法国报纸转载了宣言，而在里昂这个宣言则被张贴在街头。
法国资产阶级在读了这个宣言以后，大概会感到十分惊奇。国际武装起来为保卫共和国而去同普鲁士作战！所以毫不奇怪，谁也没有去阻止这些战争叫嚣。正当国际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继续这场不幸的战争的时候，这些荒诞的狂热分子却号召国际会员拿起武器来，这些狂热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呢？这是不是滥用感情的蒲鲁东主义者库列里及其同伴出的主意呢？啊，不是！这是那些一切革命者中最革命的分子的主张，这一伙人在一八七〇年四月四日、五日和六日在拉绍德封举行的最近一次罗曼语区支部代表大会上，已脱离多数派而独立，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组织，以《团结报》为自己的机关报。《平等报》则仍然是联合会委员会设在日内瓦的旧组织的机关报。[3]分裂分子在拉绍德封举行的单独的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无条件否定一切参加政权的行动，让无产阶级纯粹从事经济活动，而各个旧支部则正好相反，反对放弃政治活动。这些放弃和否定政治活动的人同时却主张从事最主要的政治活动——战争，而且是主张为了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利益而进行战争，这对他们说来是一种极不合逻辑的行为！在拉绍德封，他们这样来论证自己的政治弃权论：任何政府或国家只能是一种以基本法固定下来的资产阶级剥削组织”，可是他们现在却想同共和国的兵士一起去战斗！当然，整个这一计划只能是一种卤莽的轻率行为；而更其卤莽和缺乏原则的是，这伙人发表了一个致国际所有支部的宣言，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总委员会就设在纽沙特尔，似乎吉约姆是总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宣言可以说是个别人头脑发热的一种表现，不过它远不是这些天汝拉德语区的叫嚣中最坏的东西。最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图谋的策划者们在形式上和实际上坚持自己有做这种蠢事的权利时所表现出的那特别的顽固性，以及他们在辱骂批评他们的人时所暴露的那种荒诞的幼稚性。而对于国际说来，特别重要的是拒绝对九月四日共和国作任何支持。所以，在拉绍德封的旧支部的代表立刻发表了一个反对这个臭名昭彰的宣言的抗议书，他们称这个宣言是一个根本无权发表宣言的无人知道的委员会的创造物。吴亭在《平等报》上发表了一篇出色的文章，题为《欺骗者的宣言》，反对这种“幼稚的企图”，认为这是空谈家或根本不学无术的人的骗局。吴亭以辛辣的讽刺笔调写道，这个宣言根本不可能是《团结报》编委会发表的，因为它经常宣扬消灭任何国家，甚至嘲笑瑞士的爱国主义，——既然如此，难道可以想象它去推行法国的沙文主义吗？分裂派把对吉约姆的狂妄行为的这种反击称为“库列里—吴亭集团的下流勾当”，但是，当罗曼语区各支部的中央委员会把总书记亨利·培列签署的一封抗议书递交给伯尔尼联邦会议以后，他们的狂怒达到了极点，因为在这个抗议书中，中央委员会声明同这个荒唐的宣言没有任何关系，并且指出这个宣言应由几个根本不了解国际的目的的无名之士负责。库列里也在自己的报纸《山岳派》上撰文说，他愿意向吉约姆和巴枯宁指出他们的行为的不合逻辑性；同时他仅仅反对联邦会议对个别人怂恿它的公民去干健全理智所反对的事情的企图进行干预。
事实上，巴枯宁的行动也几乎同他的伙伴吉约姆一样；最初他发表了一个小册子《给法国人的信》，然后他作为实干家鼓吹在法国采取行动，并在里昂组织了起义。他占领了市政厅，但是他没有派兵守卫市政厅；也许他觉得这是一种“政治行动”；结果，正当他颁布了“废除国家”的命令的时候，一小队国民近卫军就把他驱遂出官邸。
汝拉组织和巴枯宁
在这里必须叙述一下特殊的汝拉组织的情况，因为它起了一种特别的作用，成为国际内部破坏组织倾向的中心。在这里，即在瑞士法语区的汝拉山区、拉绍德封、列洛克里和纽沙特尔，出现了分解的因素，这个因素逐渐潜入国际的所有组织，最初潜入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年靑的组织中，然后潜入法国、比利时，潜入大陆运动的中心——日内瓦，最后，甚至潜入国际的心脏——伦敦，潜入英国联合会和总委员会。瑞士法语区的汝拉山区成了破坏活动的中心。当然，这种野心计划在这些偏僻的瑞士山城中是不可能自行产生的；如果让这些地方的支部自己发展，它们会像其他支部一样，将以自己的手段结束内部纷争，永远不能，而且也不会去破坏国际的组织的。它们只是在破坏的天才、具有恶魔般的政治犯罪禀赋的人——巴枯宁的挑唆下和被他掌握了以后，才接受了这种可耻的思想，并且凶恨顽固地追随这种思想和实现这种思想。
汝拉组织本身为自己的罪行提供了证据。前面提到的汝拉联合会的备忘录[4]曾企图阐述它的分立主义意向和独特组织的历史。备忘录的结构表明，而且序言里也讲得很淸楚，这个文件是在起草的过程中逐渐扩大起来的，因此重复的地方很多，而且这些重复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三番五次、喋喋不休地赘述同一事件，而且敌意和仇恨一次比一次深。可以用数学的准确性指出，在起草这个通告的九个月之中，激动情绪与日俱增，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和以后具有了各种不同的色彩。备忘录最初是打算作为一个申辩书提交海牙代表大会的，但是到一八七二年九月它还没有准备好，后来便逐渐变成了一种激烈的煽风点火的作品；它煽动反对总委员会，特别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竭力诽谤卡尔·马克思，把他说成是国际中的恶魔。但是，尽管这个备忘录中包含有疯狂的愤怒、明显的片面性和谎言，尽管其中对个别人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并包含有抬高汝拉联合会的愚蠢企图，而对于一切善于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这个备忘录的人来说，它至今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因为它不是用政治骗子手们的明显的谎言写成的，而是带有受了骗的、自以为找到了哲学基石的人的幼稚性。
当然，备忘录具有极端的倾向性，但是它的倾向性是非常幼稚的。巴枯宁带到国际里面来的矛盾，在拉绍德封举行的罗曼语区各支部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全面暴露出来了。这次代表大会导致了汝拉人和瑞士法语区其余会员的分裂。可是按照备忘录的说法，这种矛盾还在巴枯宁出现以前就已经产生了。为了揑造这种倾向性的谎言，找了一个极其方便的借口，这就是：来自拉绍德封的敌人、瑞士法语区汝拉山区许多支部的创立者库列里[5]为了满足个人野心而进行的政治实验变成了可耻的投机勾当，这彻底激怒了汝拉山区的工人。库列里在政治上的失策成了备忘录中诬蔑任何政治活动的凭据。但是，当巴枯宁出现以后，库列里便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巴枯宁当时还是以国际的忠顺宣传鼓动家的身份进行活动的。巴枯宁于一八六八年七月来到了日内瓦，从这里他很快就把自己的活动扩展到瑞士法语区的汝拉山区。一般说来，备忘录对巴枯宁在进行政治活动和放弃政治活动之问制造矛盾的做法进行了中肯的批评，对各个年靑支部的幼稚的理论观点做了正确的评价。备忘录指出：工人当时在响应国际的号召时，只听到了联合起来的号召，因而对任何响亮的词句[6]都一槪加以欢迎；日内瓦代表大会及其决议对瑞士法语区各支部的影响是极其微不足道的[7]，这些支部中没有一个支部对国际的目标有充分明确的认识[8]，以及最后，巴枯宁以前的时期应当看做是胚胎时期，在这个时期盛行的是豪言壮语、感伤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只是在巴枯宁出现以后，集体主义精神才被充分自觉地提出并具有了明确的理论。集体主义思想的发展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导致了新的革命时期的开始，在这个时期，国际的会员“从理论转到了实践”。[9]在汝拉各支部发展的最初几年中，这些矛盾后来被抽象为“理论”，人为地移植到同它格格不入的各支部中去；在汝拉的一些城市中的“库列里派”和“集体主义者”之间爆发的冲突，同巴枯宁的恶毒宣传所撒下的种子相比，简直不値一提。
如果把关于在巴枯宁出现以前就已存在所谓的分歧的神话除外，那末在汝拉各组织的整个历史上剩下的就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地方性纷争了。这些纷争，如杲不是汝拉备忘录把它们作为汝拉的不幸争吵的反映永远保存下来的话，它们早就被遗忘了。整个历史的中心是库列里，关于他的精神面貌我们在叙述各次代表大会时已经介绍过了。在这个人的性格中，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人道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同狭隘的虚荣心、进行蛊惑宣传上的不择手段，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库列里的朋友们只看到了他的品质的肯定的一面，因而无限忠实于他，而且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宣传自己思想时所表现的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从一八四八年开始，库列里便一面行医，一面作为流浪宣传家进行活动，而当国际建立时，他便立刻购买了印刷厂，并建立了《未来之声报》。这个报纸同《先驱者》一样，是瑞士法语区各支部的机关报。实在说，这个小报从来都仅仅是宣扬一些空洞的社会主义词句，经常用一些漂亮言词来谈论当前发生的一切问题，但是当需要采取十分明确的立场时，这些词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在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参议员选举中完全暴露出来了。库列里在拉绍德封曾被选为参议员和治安法官。根据备忘录的说法，他当选为参议员应归功于激进派的帮助，而当选为治安法官是幸赖有保守派的效力。当库列里开始为国际进行宣傅鼓动的时候，激进派的机关报《瑞士国民报》开始对库列里进行最恶毒的攻击，因此库列里对新选举的结果甚为担心。正在这时候，国际会员甩开了激进派和“库列里派”，于一八六七年五月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对将于一八六八年进行的参议员选举一事发表了宣言。库列里想要考验一下自己的威望，于是拒绝了治安法官的职务。但是社会民主党选了一个保守派分子做自己的候选人，因为后者还得到所有保守派选票的可靠支持，这样一来，激进派害怕自己成为少数派，便也投票选举了这个保守派候选人，因此后者差不多被一致选出。
列洛克里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这里的领导人是詹姆斯·吉约姆和弗里茨·罗伯尔。这里的国际会员也和激进派脱离了关系，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戴奥吉尼兹报》。但是这家报纸很快就停止出版，库列里便用报纸《山岳派》取而代之。当纽沙特尔州议会选举快要临近的时候，库列里由于几件文字审判案而被剥夺了一个时期的自由，从而提髙了自己的威望。才诞生的社会民主党在一八六八年二月发表的选举纲领非常温和。库列里愈来愈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他在自己的报纸《山岳派》上建议所有党派联合起来反对激进派。列洛克里的社会主义者对此表示抗议，于是吉约姆公开和库列里断绝关系。拉绍德封的波动非常大。库列里力求息事宁人。在列洛克里的一次会议上，座列里的朋友们替他辩护，说人们对他的文章作了错误的理解。库列里自己也保证说，他绝不想同保守派结成任何联盟。可是，几天之后，拉绍德封的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公布了，其中有一半是保守派分子！库列里固然再次当选，但是他在国际中的作用也完结了；不过他还参加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但是谁也不认眞看待他了。[10]在列洛克里，国际会员同激进派携起手来，但是激进派好几次欺骗了他们，于是他们通过了一项严厉的决议，宣称他们将拒绝参加任何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个庄严的决议曾发表在日内瓦的周报《自由报》上；这家周报在一个时期内曾和《未来之声报》一起把自己说成是国际的机关报。
大家知道，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通过了拥护集体主义的决议。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库列里在自己的《未来之声报》上激烈攻击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代表大会本身。这种攻击引起了极大的愤慨，特别是在日内瓦。此外，日内瓦各支部还责备他交付手续和账目不淸。事情直闹到公开发表激烈声明的地步。在列洛克里，大致在这个时候，梅隆和吉约姆为了在即将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因为列洛克里社会民主党人很想参加市的政治活动，他们只是否弃州的政治活动），创办了《进步报》，在报纸上讨论了市政、税务和宗教等问题。巴枯宁[11]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小报的撰稿人和幕后领导者。在汝拉，从库列里逃避参加运动的时候起，国际便开始衰落；他所建立的支部也停止存在；在洛桑，建筑工人生产合作社的瓦解在长时期内阻碍了国际的发展。于是，备忘录赞扬说，正当国际在瑞士法语区的汝拉山区发生普遍危机的时候，巴枯宁在日内瓦出现了，他被当做是救世的天使。
巴枯宁究竟是个什么人？汝拉备忘录很少谈自己英雄们的过去的生活。按照备忘录的说法，巴枯宁在一八六八年就已经是日内瓦罗曼人支部的成员；而根据卡尔·马克思的回忆，巴枯宁只是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之后才加入国际的。当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正在举行的时候，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主席向大会建议加入国际。这是巴枯宁在出席同盟理事会会议的时候出的主意。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坚决拒绝了这个同盟的建议；于是几天之后巴枯宁便在伯尔尼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各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平等”的主张；他成为少数派，于是他就利用这个方便的机会退出了同盟。他大槪了解到这个同盟是微不足道的，便选择了国际作为自己活动的场所。
巴枯宁究竟是个什么人？根据认识他的人的说法，他的外表就使人难于信任。他有一双狡猾的、神秘的眼睛，就像猛兽的眼睛一样。他生着一头蓬松的鬈发，所以乍看起来像狮子一样。马克思还在靑年时代就认识巴枯宁，当时他们都在研究黑格尔。在德累斯顿五月革命后，巴枯宁在开姆尼斯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是俄国要求引渡了他，于是俄国政府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西伯利亚的总督、波兰“绥靖者”的亲戚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是他的表兄，因此流放西伯利亚对巴枯宁说来还是过得去的。巴枯宁具有在整个西伯利亚旅行的护照。他在一八六一年逃跑，途经日本转赴伦敦。在伦敦他和当时出版《钟声》的赫尔岑建立了联系。他发表宣言，写文章宣传泛斯拉夫主义。[12]一八六七年巴枯宁出现在和平和自由同盟成员的行列中，而在一八六八年就钻入了第一国际。伯尔尼代表大会少数派在和平和自由同盟中遭到了惨败以后[13]，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组织声明自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发表了自己的纲领，选举了自己的中央局，并暂时以日内瓦为驻在地。参加这个中央局的，除了巴枯宁以外，还有佩列和约·菲·贝克尔。这个新同盟的纲领同巴枯宁在和平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纲领是一样的，其主旨是“阶级平等”，并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同盟在确定了章程后，便给自己提出了一项任务：“在伟大的自由原则的基础上硏究政治和哲学问题”。但是，据卡尔·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八日给不伦瑞克委员会的《机密通知》[14]中说，这个“理论纲领”没有任何意义；整个实质在于组织。问题在于，新的同盟要想变成一个具有由巴枯宁亲自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国际，而这个中央委负会应该设立在日内瓦，并像总委员会一样有权接受新支部。一切应当领导地方组织的全国局都要听从这个中央委员会的支配。预定在国际举行代表大会期间同盟的盟员甚至还要举行自己单独的代表大会。不仅如此，总委员会是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选出的，而这个僭称的中央委员会却是自己选举自己的。总的来讲，这个新组织同时旣存在于国际之外，又存在于国际之内，它是破坏国际组织的最有效的手段。
当这个纲领送交总委员会（它于十二月十五日收到）批准的时候，同盟巳经根据自己的章程为自己网罗了相当多的成员。在日内瓦，同盟的盟员已有一百人，此外，他们在罗曼委员会中占据多数。巴枯宁靠自己的旧联系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都已建立了同盟的支部。意大利盟员法奈利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之后，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样的城市中也建立了人数众多的支部。同盟还以瑞士法语区日内瓦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告西班牙工人书：这个告西班牙工人书是由巴枯宁起草的，其中包含有同盟的纲领。伦敦总委员会完全了解这些情况，它保持很高的警惕。马克思非常了解巴枯宁，知道他的个人生活和过去的政治活动，因此很淸楚，这个独特的组织除了干最坏的勾当以外，不可能做别的事情。当同盟由约·菲·贝克尔写了一个申请书，正式向总委员会要求加入国际的时候，总委员会立即复信（注明十二月二十二日，由奥哲尔和肖署名）拒绝接受，并宣布它的章程是不合格的。复信中详细论证了拒绝的理由，指出，这个新组织只能是破坏国际的一种工具，它的章程的条文是同国际的共同章程完全抵触的。[15]
在日内瓦，拒绝接受同盟这件事像一颗爆炸的炮弹一样引起了震惊。贝克尔最初说，不要理睬总委员会的决定，因为它是“非法的”。但是，由于代表比利时中央委员会的德·巴普，法国的联合会委员会[16]，甚至列洛克里的吉约姆，都建议解散同盟，因而任何反抗都是无济于事的。于是根据佩龙和巴枯宁的正式建议，决定解散同盟。佩龙受委托通知总委员会说，同盟中央局承认总委员会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声明解散中央局和民族局，建议同盟的所有支部加入国际，不过这些支部应当保存自己的“理论纲领”。然后，佩龙询问，根据这些条件是否可以接受这些支部。一八六九年三月九日佩龙得到了对这封信的答复。总委员会在回信中通知了自己的决定。决定说，如果同盟，确切些说，它的中央局和民族局确实已经解散，那末就没有任何障碍阻挠同盟支部变成国际的支部。如果同盟已经解散，总委员会便委托这些支部把每个新支部的建立地点和成员数目通知它。
与此同时，总委员会也顺便说明了它对同盟的“理论纲领”的意见。总委员会预先指出，根据国际的章程，允许承认阶级斗争和工人互助的一切工人组织加入国际；但是由于它们发展的条件的不同，它们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有不同。不过，共同的活动可以促进在工人阶级内部交换意见；在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上的讨论也有助于交换意见；这样就为制定共同的理论纲领提供了可能。但是，对同盟的纲领进行分析批判并不是总委员会的任务；总委员会只应当研究，这个纲领中是否包含有同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相冲突的东西。在同盟的纲领中有一句话正好具有这种缺点。纲领中说，同盟追求“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阶级平等就意味着确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协调，可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眞正目标正好是消灭任何阶级。总委员会非常客气地补充说，这可能是一种简单的笔误，纲领的起草人无疑会纠正这个错误。
中央局考虑了这个要求，把受到指责的那个句子改写为：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和实现一切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巴枯宁以这种方法来回避解散同盟。在同盟各支部一致把全权委托给中央局以后，中央局才宣布自己解散，并建议各支部请求总委员会承认它们是国际的合法支部，只是它们仍然奉行同盟的纲领。巴枯宁领导的同盟日内瓦支部做出了榜样，于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请求总委员会接受它。总委员会非常淸楚这种诡计，知道解散只是做做样子，同盟将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它当时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接受，于是在七月二十二日一致决定接受它加入国际。巴枯宁在他起草的关于同盟的备忘录中虚伪地说：“从今以后我所要说的同盟，已经完全是另一个同盟；它仅仅是日内瓦同盟的一个地方支部。”只有同盟的那不勒斯支部以后彻底瓦解了；而马德里支部、巴黎支部和里昂支部则走上了巴枯宁给它们指出的歪路。[17]在里昂，担任同盟领袖角色的是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后来他们变成了波拿巴的代理人。
日内瓦支部向联合会委员会申请入会时，遭到了拒绝。因为，在日内瓦，人们对同盟的盟员了解得十分淸楚，以至连他们自己也不指望被接受。[18]同盟日内瓦支部从一产生起，就是一切地方纷争的策源地。由于一连两个春天发生的日内瓦建筑工人大罢工，以及由于全体日内瓦建筑工人对建筑工程承包人的联合反杭，结果消除了日内瓦地方“工厂”工人之间，即熟练的、高薪的钟表匠、雕镂匠、工具制造工人等等和大多数是外来的、低薪的建筑工人之间的经济矛盾。同盟盟员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复活这些矛盾，并尽量加剧这些矛盾。他们把日内瓦的“工厂工人”仅仅看做是激进的资产者；在他们看来，只有不熟练的工人才是无产者。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参加一八六八年十一月的参议员选举遭到了同盟盟员的嘲笑，他们极力阻碍这一活动。工人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时，同盟盟员则把这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后来，巴枯宁便开始为自己罗致顺从的刊物；他很狡黠地利用了人们对库列里和他的《未来之声报》的不满，并想用瑞士法语区的正式机关报来取代这个销路不广的小报。为此目的，他认为使瑞士法语区各支部加入法国联合会是有益的。他把这两个方案提给了各个支部并获得了它们的赞同。此后便于一八六八年一月三日在日内瓦召开了法语区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正好是在等待总委员会对接受日内瓦同盟一事做出答复这个紧要关头召开的。代表大会没有辜负巴枯宁的期望，做出了关于建立新机关报《平等报》的决定；为该报撰稿的有贝克尔、巴枯宁、马兰、瓦尔兰、荣克、埃卡留斯和德·巴普。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巴枯宁起草的组织草案。联合会的章程规定由它来替代同盟的组织。《平等报》变成了纯粹是同盟的、也就是巴枯宁的机关报；巴枯宁预先强使把他选为由七人组成的编辑部的成员之一。在瑞士汝拉山区，巴枯宁控制有《联盟报》。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同盟的机关报《平等报》开始在那不勒斯出版。
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接受同盟这件事使得分别由工厂工人和建筑工人组成的国际在日内瓦的两个派别之间的敌意大大激化。按照汝拉人备忘录中的说法，约·菲·贝克尔当时是同盟方面的整个灵魂。[19]只是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前夕，由于偶然机会而成为《平等报》指导者的巴枯宁，才着手积极宣传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关于废除继承权和实行集体主义[20]的思想。在选举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巴枯宁未能得到日内瓦的委托书，因此，不得不接受他的里昂的信徒们发给的代表资格证。
马克思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给不伦瑞克委员会的通吿信[21]中就已经指出，巴枯宁在巴塞尔组织了一个真正的阴谋，以便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拼凑一个拥护自己废除继承权方案的多数派并推翻总委员会。当这种阴谋未能得逞的时候，当巴枯宁确信他自己更加促进了总委员会权力的扩大的时候，他便在《平等报》和《进步报》上对总委员会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所举出的反对总委员会的理由只不过是吹毛求疵而已。他说什么，总委员会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它没有出版定期报告，而按照历届代表大会的规定它应当做这件事；它应当卸去英国各支部的工作并关心建立像其余联合会委员会一样的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它如果卸脱它所担负的英国事务，它的工作就会轻松得多。按照他的意见，总委员会就芬尼社社员被捕一事发表的声明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因为对于工人阶级说来改善现存制度并不重要，而是须要彻底消灭它。总委员会不应当去管纯属大不列顚本身的事务。最后，同盟要求对于“施韦泽和李卜克内西的臭名昭彰的问题”做出正式解释，因为他们两个都参加了资产阶级议会，而他们两个及其信徒又似乎是国际的会员。在发生了这些挑衅以后，总委员会认为它进行干预的时候已经到了。它发表了给设在日内瓦的法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函，通函中首先驳斥了这样一种说法：似乎总委员会有义务回答报刊的挑衅。然后答复了一些预料是由瑞士法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出版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是受经费限制的，而这个条件至今从未具备过。总委员会所以没有和英国地方性委员会分离，是由于英国现在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强有力的杠杆，总委员会不应放弃这个杠杆。居于总委员会之外的地方性委员会将作为国际的总委员会和工联的总委员会之间的中间环节。总委员会对爱尔兰大赦的态度可以由爱尔兰的特殊条件来说明；在爱尔兰，人民反对大地主的斗争同时旣带有经济的性质，又带有民族的性质。此外，爱尔兰问题至今是资产阶级所掌握的分裂英国工人阶级的手段。总的来说，总委员会断定，《平等报》和《进步报》所宣布的关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之间的矛盾的学说，是同国际的章程相对立的。同时总委员会对于国际章程法译本歪曲原文的做法进行了谴责。那些询问施韦泽—李卜克内西事情的人的好奇心也可以从下面的回答中得到满足：爱森纳赫派属于国际，但施韦泽并不属于国际。其次谈到，施韦泽拒绝接受李卜克内西提出的把他们的事情提交总委员会裁决的正式建议；对于这个问题总委员会没有更多的意见。法国各委员会以及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都一致赞同总委员会的这封通函。[22]
但是，这封通函还没有送到设在日内瓦的法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那里的《平等报》编辑部里就发生了危机，日内瓦委员会对巴枯宁的专横独断感到厌烦了，于是它便利用编辑部内的“宫廷”革命来摆脱巴枯宁。巴枯宁的拥护者被新生的力量所代替，其中最有才能的是俄国人吴亭。吴亭力求使同盟不致为害，为此目的他加入了同盟，并宣传反对同盟纲领中最糟糕的两条：无神论和放弃政治活动。他在贝克尔的帮助下的确争取到对这两条迸行了修改。可是巴枯宁突然到日内瓦来了儿天，他没费多大力气又把被删去的这两条恢复了。在这之后吴亭就脱离了同盟。
同时，同盟全力准备在拉绍德封召开罗曼语区代表大会，他打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国际进行最后的打击。这次代表大会要把《平等报》归还给同盟，并解决接受同盟参加罗曼语区联合会的问题，因为罗曼语区联合会以及联合会委员会都拒绝接受它。拉绍德封的一个属于同盟的支部和库尔特拉里雕版匠工会也就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接受它们一事向这个代表大会提出申诉。最后，同盟盟员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把对所有罗曼语区支部的领导权都夺到自己手里。如果他们能做到的话，他们会很乐意地把联合会委员会的会址和《平等报》编辑部从“反动的”日内瓦迁移到汝拉的某个山村去。
代表大会定于一八七〇年四月四日举行。为了保证自己获得胜利，同盟为自己在代表大会上制造了一个人为的多数。在汝拉山区，巴枯宁靠《进步报》的宣传，仍然有很多信徒，可是在日内瓦，他早已声誉扫地。[23]因此，同盟在代表大会上只获得了两三票的多数，虽然它所获得的二十一票所代表的支部还不到十五个，而仅仅日内瓦一地，就有三十个支部。这十五个支部所代表的会员甚至还不到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全体会员的五分之一。代表眞正多数的是十八名代表：日内瓦的十二名代表，拉绍德封的五名代表和纽沙特尔的一名代表。[24]而且，联合会的章程规定，每一项重要决定，除了代表大会以外，还应当提交各支部表决，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忽视了章程中的这一规定。大会就接受同盟日内瓦支部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个支部总共只有二十个人，实际上根本不値得为它焦急不安。但是同盟的拥护者占大多数。他们都持有汝拉山区的限权代表委托书，他们必然要利用自己的优势。所以他们决定接受同盟；于是少数派提出抗议，离开了代表大会，另行召开了自己单独的代表大会。多数派现在把自己装做是联合会的眞正代表，称自己的代表大会为“罗曼语区代表大会”，指定拉绍德封为联合会的驻在地，并在纽沙特尔创立了自己的正式机关报《团结报》。这家报纸的专门任务是把日内瓦的工厂工人描绘成半资产者，同眞联合会的机关报《平等报》论战，并鼓吹放弃政治活动。《团结报》的编辑是吉约姆。多数派的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反对工人阶级参加任何旨在通过政治改革的方法达到社会变革的活动。相反地，少数派则决定，必须同放弃政治活动的主张进行斗争、必须参加政治活动来宣传和组织工人的代表机构（这个代表机构会成为未来的准备形式）。
代表大会闭幕后，各日内瓦支部的代表召开了全体大会，大会不顾巴枯宁及其朋友的反对，赞成了各支部代表在代表大会上的行动。在弄淸楚了表决的结果后，日内瓦各支部打电报召回了自己的代表。在这之后不久，巴枯宁及其最积极的追随者便被开除出旧罗曼语区支部。
伪称自己现在是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拉绍德封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后立即向总委员申诉，请它迸行干预。总委员会建议它把全部申辩材料寄来。当它把材料寄来后，总委员会于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九日通过决议，认为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徒有其名，而日内瓦委员会一贯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拉绍德封委员会无权剥夺它的名称；因此，日内瓦委员会今后仍将被认为是瑞士罗曼语区的联合会委员会，而拉绍德封委员会愿意叫什么名称听其自便。此外，荣克还补充说，任何政治活动作为一种手段应该服从干经济活动。随着事件发展的进程，这个决议变成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团结报》及同盟的拥护者掀起了一个反对“不公正判决”的大合唱，攻击总委员会太骄傲自大。于是总委员会同拉绍德封断绝了任何关系。
当普法战争爆发的时候，吉约姆在《团结报》上发表了一个犯罪的叫嚣战争的宣言。汝拉人于十二月九日在圣伊米耶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赞同了吉约姆的宣言。但是，与此同时却不得不通过了一个停止出版《团结报》的决议。在巴黎公社倾复以后，《团结报》以所谓流亡者的机关报的形式复刊，但是只出版了四号。关于把各汝拉支部组织为汝拉联合会的建议遭到了代表大会的否决，认为这个建议为时过早，因为预料国际的下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将最终解决罗曼语区的纠纷。
巴黎公社
德国军队只花了四个星期的时间，就把法兰西帝国的正规军粉碎、俘虏和围困在法国的要塞中，但是它为了战胜法国的民兵和国民自卫军，却整整费了五个月的功夫。巴黎是国防的中心。为了把巴黎从德国人的铁桶般的包围中解放出来，全国都武装起来了。当九月四日卖国政府背叛地交出了巴黎的时候，整个法国也就被出卖给德国侵略者了。不仅如此，对这个政府说来，似乎在紧张地动员全国人力物力来组织的国防只不过是一出笑剧，是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及其伙伴为了取得个人统治、搜括钱财和夺取政权的一种借口。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对武装起来的国民自卫军的恐惧更甚于对已经站在巴黎门外的普鲁士人的恐惧。这个“国防”政府（这是它自挂的招牌）从一开始就决定要成为卖国政府。这个政府的军事委员特罗緖在巴黎被围四个月之后当着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的面承认，他把保卫首都仅仅看做是一种“英勇的蠢举”[25]；因此，按照九月政府的意见，国防的任务在于戒除武装的巴黎进行流血斗争的这种英勇的蠢举和削弱可怕的国民自卫军的力量，因为它对普鲁士人进行毫无意义的、需要付出许多人的生命的出击。实际上，与其说九月政府在防备普鲁士兵士，不如说在防备武装的巴黎无产者，而唯有无产者在认眞地对待国防，并为了国防而不惜牺牲生命和一切财物。九月政府的如意首脑是梯也尔，这个«mischievousavorton»——邪恶的畸形儿[26]，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他的行为的卑劣”。[27]这个政府的“外交部长”是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在同德国人签订了合约后，社会主义者议员米里哀尔，把所有这些可耻的勾当公诸于世。在公社倾覆后，茹尔·法夫尔为了报复，下令枪毙了米里哀尔。茹尔·费里也同他们是一丘之貉。他是个不名一文的律师，曾利用巴黎被围期间城内的饥荒刮了大批钱财，而厄内斯特·皮卡尔——这个罪犯政府的“卡尔·福格特”，他使他的弟弟阿尔图尔·皮卡尔成为自己主办的《自由选民报》的主编；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伪造行为被巴黎交易所撵走，而且他曾被控盗窃了三十万法郞。当这帮“投降分子”骗子手在三月十八日起义后仓皇逃离巴黎时，把一些证明他们政府卖国勾当的文件遗留在巴黎。正如公社致外省的一个宣言中所说的那样，“为了毁掉这些文件，‘这些人会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投降分子”的行为完全证明对他们的这种评价是正确的。[28]
九月政府的心怀叵测的行为还在巴黎被围期间就已经导致了与它平行的仿佛是另一个政府的建立，这就是巴黎二十区共和中央委员会，它在每个区里组织了一个监督政府采取的国防措施的监察委员会。在这个中央委员会里占优势的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工人，特别是国际的会员在其中几乎没有代表。[29]在勒—布尔热失败那天，以及当麦茨投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一些坚决的委员，如布朗基、弗路朗斯、皮阿、米里哀尔、德勒克吕兹等，冒险实行了政变，占领了市政府，逮捕了政府成员。曾经选出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实行公社选举。但是皮卡尔逃跑了。以前，九月政府党的成员、巴黎市长阿拉戈自己曾经规定在十一月一日举行选举，以便在城内建立一个合法的代表机关。后来政府又取消了公社选举，当巴黎的一个区不顾禁令实行了选举的时候，政府便下令逮捕当选人。布朗基和皮阿逃脱了被捕。巴黎市长阿拉戈被茹尔·费里所替代，而国民自卫军的将领塔米泽叶被前骑兵司务长和《国民报》过去的撰稿人克列芒·托马“将军”所替代。只是在这之后政府才准许每个区选出一个区长和两个议员。郊区选出的十一个社会党人，其中包括朗维耶、弗路朗斯、勒弗朗赛、德雷尔、米里哀尔、马隆、托伦，没有得到批准，他们被政府专员所代替。其余的区长没有任何权力，他们对政府的事务甚至连谘议权都没有，因此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便卸去了自己的职务。在一月的最初几天里，当宣布成立公社的新宣言发表了的时候，政府逮捕了宣言的签署者。
仅仅在前台活动的人的名单就已经表明，国际在参加所有这些造反活动方面是极其有限的。总委员会充分意识到法国工人阶级的困难处境，它在自己的九月九日的宣言中指出：“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资……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30]巴黎的国际会员接受了这个指示，利用围城的时间来完善自己的组织，并学习掌握武器，打算在军事独裁结束（这将是投降的必然结果）后提出自己的共和主义要求。布朗基和他的拥护者弗路朗斯、朗维耶、米里哀尔、德勒克吕兹、德雷尔以及其他忠于布朗基主义革命理论的人，进行了暴动的尝试，自然这些尝试始终是没有结果的。而国际的会员，如托伦、马隆、赫利贡，虽然也属于当选而没有被批准的人之列，但一次也没有在暴动宣言上签过字。两年之后，托伦在给议会任命的公社历史议会调查小组写的报告中说，国际会员在巴黎被围期间很少参加当时的运动。托伦认为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参加任何运动的实际可能性，因为所有工厂都关闭了，而参加国民自卫军的活动占去了工人的全部时间和吸引了工人的全部注意力。正因为一切精力都集中到国民自卫军的活动中，所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了三月十八日革命的自然中心。其次，托伦说，国际在公社社员中有一些坚决的反对者，如德勒克吕兹、皮阿、里果、普罗托、特里东和其他许多人，因此国际会员在公社中始终是少数派。[31]
一月二十八日“投降分子”政府签订了停战条约，并根据条约中的一项规定，立即决定在二月八日举行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以便由议会来批准和约。这个议会，即农村贵族把持的“地主议会”，便立刻了解到自己的真正任务，是同巴黎进行国内战争。梯也尔当了共和国的总统。三月一日，议会批准了和约，三日它任命耶稣教徒和宗教界的奴仆奥列尔·德·巴拉丁为国民自卫军的总司令，四日便命令军队包围巴黎。三月十日议会决定不迁往巴黎而迁往凡尔赛，并决定只有将来议会在巴黎开会时才承认巴黎是首都。接着波拿巴主义的无赖汉瓦伦亭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而维努亚则在巴黎封闭了六家激进的社会主义报纸。但是清偿过期期票的法令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因为这个法令使巴黎的小商业遭到了破产。三月中旬左右就提出了二十七万五千个期票拒付证书；此外，商人无力缴付房租。如果国民议会希望在巴黎引起暴动的话，那末必须公正地说，它是做得非常狡猾的。
投降的消息在巴黎引起了对九月政府的无能而又暴虐的军事专政的强烈不满。国民自卫军战士、工人把自己看作是巴黎的捍卫者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代表会议决定通过自己的机关——中央委员会——抗议解除他们武装的任何企图，并烕胁要用武力反抗这种企图。同时他们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制订国民自卫军的章程。[32]三月三日章程制订好了，并任命了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33]三月十五日国民自卫军组织自行在联邦制的原则上建立起来了。接着国民自卫军最终选举出自己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共有十五名委员。根据托伦的供认，委员会中最初只有两个国际会员。[34]瓦尔兰和阿宛代表国际联合会委员会；但是不久之后瓦尔兰便对中央委员会的方针起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国民自卫军的二百七十个营中有二百个营承认了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保卫巴黎的宣言，并命令在蒙马特尔和肖芒高地上建立坚强的工事。三月十五日，国民自卫军战士举行了露天大会，他们所有的人都在会上保证从今以后只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巴黎的各个堡垒都鸣炮欢迎这个消息，在蒙马特尔还挂起了红旗。政府命令逮捕了四百个人，但是在三月十八日他们被国民自卫军解放出来。梯也尔在三月十七日还发表了一个告巴黎居民的宣言，里面充满了漂亮的词句。可是第二天他的政府便企图以盗贼的方法窃取国民自卫军的武器，而武器是国民自卫军自己的财产。这个图谋未能得逞。正规军同国民自卫军联合起来了，托马“将军”被拖下了马，不知道根据谁的命令，被拉去由一群兵士和国民自卫军战士枪毙了。
巴黎人和凡尔赛分子之间的国内战争便以这些事件开始了。虽然中央委员会以它没有签署死刑判决书为理由，否认了对枪毙托马的任何责任。但是，凡尔赛政府不理睬这个声明，于是在三月十八日的告示中说，这是个“叛乱委员会，人民几乎不知道它的成员，他们只是遵循共产主义的教条，一心要掠夺巴黎”。对三十万国民自卫军的这种恶毒诽谤自然在巴黎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从三月十九日起，巴黎公社的机关报《公报》开始在巴黎出版，该报由龙格、莫罗、罗热尔等主编。该报三月二十日的社论中说：“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洽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动，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但是——总委员会宣言补充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35]所以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以公社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总委员会的宣言说：社会共和国的要求，“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36]关于公社的历史意义总委员会说：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髙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祌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淸修生活，像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祥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淸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mandat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眞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成为废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pardécretdupeuple〔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髙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当巴黎公社亲自领导起革命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长’的管理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这个工作……的时候，——旧世界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简直是气得发疯了。
这终究是工人阶级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这是除了富有的资本家以外的巴黎中等阶级的广大阶层——小贩、手工业者和商人也都一致公认的。公社英明地解决了一向是中等阶级内部纷争起因的债权和债务问题，因而拯救了这个阶级。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一八四八年会参加镇压六月工人起义，可是随后制宪议会立刻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交给债主们去任意宰割了。可是，他们现在靠拢工人，还不只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感觉到他们必得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牌的帝国之间决定取舍……在波拿巴派髙官显宦和资本家那帮bohème〔流氓〕从巴黎逃跑以后，以共和联盟名义出面的中等阶级眞正的秩序党，就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面，并且反驳梯也尔的诬蔑，保卫公社……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属于这类措施的有：禁止面包工人作夜工；用违者严惩的手段禁止利用各种借口课收工人罚金来减低工资——这是雇主们惯用的方法，他们一身兼任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而且把罚金纳入私囊。另一个这一类的措施是把一切企业主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保证企业主有权获得补偿。”[37]
从卡尔·马克思阐述的公社这个纲领可以看出，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一种能排除阶级国家的政府机器并且会自然导致财产关系中的变革的组织的第一次尝试。当然，公社领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到了他们所提出的纲领的意义，这是另一个问题。在三月二十六日公社选举之后，公社会议主席、国际会员别列在第一次会议上的演说中只叙述了行政改革的纲领。“公社的自由就是共和国本身的自由……政府将掌管全国的事务，省将掌管省的事务，而我们建立的公社将成为一个模范公社。”[38]由此可见，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公社带有浓厚的纯法国的精神。在差不多整整一世纪中，法国人民尽管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大的政治变革，但是不论是在两个帝国中，还是三个共和国中，不论是在复辟时期，还是在奥尔良王朝时期，它始终保持了自己最恶劣的祸根：集权制的国家官僚体制，这种体制在一切制度下都原封未动，并篡夺了国内的、直到最偏僻的乡村公社的自治；但是，尽管发生了种种政治变革，一七九三年的公社仍继续活在人民的记忆中，而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则是对许多世纪来一直起窒息作用的官僚制度压迫的—种最起码的反动。各大城市，首先是巴黎，想一劳永逸地摆脱警察的宰割，并力求把公社作为社会机体的一种自然细胞加以恢复。正是这些意向才促使了公社的建立。所以，纽约《工人日报》在一八七四年七月十八日的一篇文章中非常公正地说，国际并没有创造公社，不能把国际同公社混为一谈，但是国际的会员领会了公社的纲领并扩大了它的意义，他们同时是公社的最热心和最忠实的捍卫者，因为他们了解到公社对工人阶级的意义。参加了公社的大多数国际会员并没有停留在别列所宣布的行政改革的纲领上，他们中间最进步的分子把这些改革看作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国际会员在公社存在的最后几天发表的告伊夫里和贝尔西车站工人书[39]中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地更换政府和实行国家改革，不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而是建立能够保证实现我们一切社会要求的制度……我们所实行的革命是社会革命。”
“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现出来，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40]总委员会宣言中的这些话正确地评价了国际在巴黎公社中的活动。从无数的事实，从不同程度的正式声明中可以看出，国际会员还在公社成立以前就组织成为独立的政党，它并没有把自己同公社等同起来，而公社也把它看作虽然支持它但实质上独立于它之外的一个政党。利沙加勒说，革命政党（他指的是国际会员和布朗基主义者）在公社产生时几乎对它采取了反对立场。这实质上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略微尖锐的说法，即公社的多数派是由小资产者和职员组成的，工人仅是公社中的人数不多的少数派（在八十七名公社委员中只占二十五名），而少数派中又有一半是布朗基主义者。利沙加勒指出[41]，俱乐部的决议常常对事情的进程起很重大的影响。国际正是选择这种方法来影响最重要的团体的。国际联合会委员会早就通过全权代表保证自己在政权机构中（最初在中央委员会中，后来在公社中）对重大问题的解决经常起影响。这些全权代表逐渐变成了联合会委员会在共和联盟中的常驻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在公社的领导下进行独立的工作并向公社提出建议，从五月二十一日《公报》[42]上刊载的一则声明便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国际工人协会
“巴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驻公社代表团。由于我们受联合会委员会的委派来向公社报告所有巴黎支部的工作结果，所以代表团委员会通知所有的国际会员，委员会暂时宣布自己是常设性的，今后每天一点至六点在科尔德里街六号开会。
建议各支部尽速将它们认为需要公社研究的建议提交委员会。
根据委托
代表团临时书记
伊·诺斯塔格。”
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国际是怎样帮助公社的。
在三月二十六日公社选举之后，联合会委员会便在《公报》[43]上发表的一篇文告中立即表示了自己对公社意义的看法，同时陈述了自己的社会纲领。“利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灾变；自由、平等和团结定能保障在新基础上建立秩序，定能改组劳动。公社的自由是将要进行讨论的那个条约的保障，这个条约将使阶级对抗中止，将导致社会的平等。我们要求解放劳动，而公社的权能就是这种解放的保障，因为这种权能给每一个公民以保卫自己的权利和实际上监督自己全权代表服务活动的手段。我们为我们的平等原则进行了斗争，忍受了痛苦，现在当我们要为新社会大厦奠定第一块基石的时候，我们决不退让。我们要求组织信贷、交换，建立协作社，以便保证工人享有他们劳动的全部价値。我们要求实施非宗教的免费普及教育，要求集会结社的权利和言论自由，要求建立市政警察机关，建立武装力量，采取保健和统计措施等等。我们以往的历届政府在这方面始终欺骗我们。现在巴黎的人民成熟了。它在市政机关的选举中开辟了由它亲自领导的运动。这个原则今后仍然应当成为我们的指导原则。人民将会记起，决定团体或协会的原则也就是决定整个社会的那个原则。人民将摒弃从外面强加给它的任何一个主席，将否弃以这种方式向它提出的任何一种措施，任何一个地方长官。”[44]显而易见，向工人发表的这个文告涂有蒲鲁东主义思想的色彩。它在一定程度上把资产阶级的平等翻译成了社会平等，关于这种平等论的代表人物托伦，我们在叙述国际建立的时候巳经介绍过了。[45]国际对公社的独立地位直到后来当它由于人数多和参加各种专门委员会而能够对事件的进程起更大的直接影响的时候，都没有改变。不仅如此，它直到公社的最后几天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在五月二十日的《公报》[46]中，公布了国际联合会委员会在五月十七日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决议：
“兹定于下星期六，五月二十日下午一点整召开联合会委员会非常会议，讨论当前局势。邀请参加国际的公社委员出席这次会议。在那里他们应当报告自己在市政府中的活动并说明公社内部发生分裂的原因。国际会员凭自己的会员证可以参加会议，各支部的全权代表列奥·弗兰克尔和赛拉叶以及所有与会者都投票赞同这个建议。”
这次会议的结果如何，从五月二十四日出版的最后一号《公报》[47]上发表的一个声明便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声明说：
“国际工人协会在自己五月二十日的非常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
在听取了同时是公社委员的国际会员的说明以后，承认决定他们行动方式的理由是绝对正当的。我们要求他们在经常保持工人利益的条件下，竭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维护公社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反对凡尔赛政府的斗争中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赞同他们的要求：举行公社的公开会议并限制建立‘公安委员会’的决定的第三条，因为这一条使得对执行权力机关，即公安委员会及其全权代表的行动的任何监督都成为不可能。”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际的二十六个巴黎支部的成员；公社委员中有六人出席了会议，三人缺席。在人数众多的最积极的公社委员中，最多只有二十个国际会员。如果国际有更多的会员参加了公社的话，如果巴黎无产阶级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时间较久的话，许多事情很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
在三月十八日公社宣布成立那天，政府巴黎市长茹尔·费里和几乎所有资产阶级逃出了首都。谁也没有用手指去碰他们一下，于是逃跑者便把这看作是软弱性的标志；三月二十二日，巴黎的纨袴少年，可鄙的花花公子们和有闲阶级的分子，同“半上流社会”的代表一起举行了“示威游行”，然后暗地里用凶器袭击国民自卫军的岗哨，企图出其不意地占领国民自卫军的要塞警卫室。当他们拿自己的手枪和刀剑开始制造混乱并拒绝让他们走开的合法要求的时候，国民自卫军便向他们开了火，于是这些“高等”恶棍抱头鼠窜，逃到凡尔赛去了。
三月十八日发生的敌对行动实际上已经是内战的开始。梯也尔命令截断通往巴黎的一切电报线，于是巴黎城与外界完全断绝了电报联系。当时梯也尔实际上已在等待着国民自卫军向凡尔赛进攻，所以命令维努亚率领四万军队守卫到凡尔赛去的道路。但是，由于他在军事方面暂时比巴黎人弱得多，所以他暂时对公社采取了拖延的策略，提出了种种“调停的建议”，以争取时间。与此同时，他再就遣返被俘到德国去的四万法国正规军问题同俾斯麦进行谈判。中央委员会受了骗。它没有在三月十九日立即向凡尔赛进攻，以便连根拔除地主议会和梯也尔，使全国投入运动[48]，而开始同那些虽然与委员会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是对它持不信任态度的一些巴黎区长和议员进行谈判。之后，瓦尔兰和其他三个人被派去说服巴黎的自由主义的区长和议员，让他们设法使凡尔赛同意公社的选举。在经过了无数次的谈判之后，巴黎的区长们和议员们向凡尔赛提出了一个建议——请同意实行选举。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但是它被用另一种方式再次提出；区长们试图进行调解；发生了议会争吵。只是在气忿的区长们走了以后，议会才承认了实行选举的必要性。三月二十五日路易·勃朗在议会中通知说，巴黎的区长们和议员们已经同中央委员会达成协议，以便让选举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议会默然接受了这个声明，而当它的在巴黎的受托人、由梯也尔任命的国民自卫军总指挥赛塞海军上将发表了一个关于国民议会已经同意实行选举的文吿（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的时候，也没有予以驳斥。三月二十六日星期日举行了选举。由于富裕的居民中一部分已经逃跑，一部分拒绝参加投票，所以参加选举的人数只占居民的百分之五十二多一点。当选的人有十六个上届区长和议员，几个激进派分子和七十二个社会主义者，其中有十七个国际会员[49]：潘迪、杜邦、瓦尔兰、别列、泰斯、弗兰克尔、马隆、得马、克列门斯、茹尔德、阿西、阿夫里阿耳、杜瓦尔、托伦、奥斯登、阿穆鲁、郞之万；瓦尔兰是第三次当选，泰斯是第二次当选。国际会员别列被选为主席。
组织公社的那些日子同时也是眞正淸洗的日子。在选举之前和在选举迸行的时候发生的那些事件本身，便把不坚定分子和不可靠分子淸除出去了。巴黎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区长和议员是以为数不多的一部分国民自卫军为靠山的，这部分国民自卫军承认赛塞为自己的指挥官。中央委员会三月二十四日的文吿说，这些区长和议员支持了一些营的叛变行为。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坚决措施：它任命布律涅尔、杜瓦尔和艾德为国民自卫军的将领，并责成布律涅尔占领各资产阶级街区的区政府。布律涅尔带领国民自卫军和火炮开往罗夫尔区区政府。起初事情似乎已经到了发生敌对行动的地步，可是后来就选举问题达成了协议，于是在若干时间内又普遍友好起来。这种情緖直到举行选举的时候还继续存在；当选举结束以后，资产阶级的区长和赛塞便拒绝任何合作。塞纳省的议员中在中央委员会发表的选举宣言上签字的只有五人，其中包括托伦在内。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议员根本再也没有在巴黎露面。另一方面，马隆、米里哀尔、德雷尔和雅克拉尔也拒绝参加凡尔赛的议会。
公社现在转而对凡尔赛采取进攻行动，但可惜只是纸上谈兵。它决定代表祖国和共和国向国民自卫军表示谢意，并宣布凡尔赛国民议会应受法庭审判，宣布凡尔赛政府的命令无效。其次，它宣布免收三个季度的欠缴的房祖，禁止房东逼迫房客搬家和停止拍卖当铺里的典当物品。降低了官员的薪金，规定官员的薪金最多不得超过六千马克。教会和国家分立，取消了对教会支付的一切费用。绝户地产被宣布为国家财产并予以没收。最后公社宣布，它的成员不得同时是国民识会的议员。
国际也赞同这个决议；因此，巴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把国际的一个最老的法国会员托伦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因为他怯懦地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而正是为了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才选举他的。总委员会在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指示中批准了这个决定，指示中同意联合会委员会的理由并补充说，国际的任何一个法国会员无论如何应该站在公社方面，而不应该站在凡尔赛的篡夺了权力的反革命议会方面。[50]的确，国际参加公社的活动现在越来越积极了，人数也比较多了。参加公社各个行政委员会的国际会员越来越多，例如：杜瓦尔参加了执行委员会；瓦尔兰、别列和茹尔德参加了财政委员会；潘迪和杜瓦尔参加了军事委员会；阿西和沙兰参加了公安委员会；马隆、弗兰克尔、泰斯、杜邦、阿夫里阿耳参加了劳动委员会。阿西、阿宛和阿夫里阿耳还作为国际的代表参加了构成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核心的一个委员会。但是小资产阶级和布朗基主义者仍在数量上占优势。由于许多资产阶级代表的逃跑而不得不于四月十六日举行的公社补充选举，很少改变数量的对比关系：除选出了几个新的国际会员（如龙格、赛拉叶、杜朗、约翰纳尔、库尔拜）以外，还选出了几个国际的敌人，就中有一八六六年被开除出国际的韦济尼埃。在经过补充选举而革新了的公社内，茹尔德和瓦尔兰主管财政；弗兰克尔主管劳动和商业；泰斯主管邮政，他发现邮政处于混乱状态，在接管后把它重新组织起来；封丹主管电报局；卡梅利纳主管铸币局；科姆勃主管直接税。所有这些实质上都是行政职务。领导职务仍然掌握在小资产阶级和布朗基主义者的手中。
四月一日，梯也尔截断了巴黎和外省之间的邮政联系；四月二日，在库尔贝瓦附近发生了巴黎军队和凡尔赛军队之间第一次冲突；进攻是由凡尔赛分子发动的。公社宣布梯也尔、法夫尔、皮卡尔之流应受法庭审判，并命令没收他们的财产。凡尔赛人对待俘虏的行为是令人发指的；被俘的常备军兵士经常被他们枪毙，而突然被俘或被解除了武装的国民自卫军战士通常也被他们枪杀或用马刀砍死。凡尔赛的贵族猪猡们，加利费、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及其妻子们，把枪杀俘虏当做愉快的涫遣。公社决定采取报复措施。于是残酷和胆怯的梯也尔停止了残杀俘虏的暴行，但是不久之后，当他了解到公社的命令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威胁后，便又开始大批地枪杀俘虏。于是公社逮捕了巴黎的大主教和一些神甫作为人质。
利沙加勒不无讽刺地说，公社根本没有注意到“真正的人质”：银行、地籍簿、文件保险柜、税务机关和储蓄银行的保险金库。公社只要把这些东西抓在自己手里，就会掌握资产阶级的命脉。一切认眞的起义都是从掌握敌人力量的主要源泉——金库开始的；只有公社在取消了宗教费预算以后，面对着唾手可得的资产阶级储金而不知所措。凡尔赛人认为银行里已经一无所有，而实际上里面还有三十亿法郞，其中有十亿法郞是现金。这就是说有九万个存户可以作为“人质”，而在流通中的二十亿法郞是由银行保证的。三月二十九日，别列来到了巴黎银行，建议银行帮助支付薪饷。银行经理把自己的职员武装起来，准备抵抗他所期待的暴力。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事情并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于是同意别列作为公社的全权代表来掌管银行事务。银行经理激动地说：“请您帮助挽救这里的财产，这是法兰西的财产。没有它就不会有工业和商业，没有它法兰西就要破产。”公社中的蒲鲁东主义者忘记了他们的导师和鼓舞者把取消银行放在自己革命纲领的首耍地位，而支持别列反对自己的较坚决的同志。[51]公社的财政任务是：每天要找到供发官员薪饷用的六十七万五千法郞，供应二十五万人的给养和支付军费。为了支付这些费用，公社首先利用了政府机关，如邮政局、电报局、直接税局、烟草税局、铁路等机关的收入，只是在这些收入不够用的时候，公社才请求银行帮助。从三月二十日到四月三十日，公社从这两个来源共拿到了二千六百万法郞，而从五月一日到自己倾复时为止，还开支了二千万法郞。这样，公社的预算在四千六百万法郞以上，其中大部分用作军费。一千五百万法郞是由银行提供的，而其中九百四十万法郎为巴黎所有。[52]
公社的元老和驻巴黎银行的全权代表别列关于对法兰西银行采取什么态度将最符合公社的利益这个问题，看法稍有不同。[53]在别列看来，社会对银行的信任是每一个银行存在的主要条件，而每一个能够动摇这种信任的行动都是对银行存在的打击。别列认为，派一营国民自卫军去占领银行会是剥夺对银行的信任的最有效的手段。采取这种措施，银行券的价値就会跌到纸币的价値，别列继续说，由于公社是靠银行贷款为生的，因此采取暴力措施来破坏银行的威信从自己方面来讲是一种自杀行为。银行应该成为中立的，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应该只管自己的业务。[54]别列使公社及其执行委员会相信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所有的人都同意让别列独自一个人去完成驻银行的全权代表的职资，而不需要任何军事力量的协助。别列使银行副行长普列克也赞成了他的思想，而且他向后者担保，为了公社和银行的利益，他将利用自己的权威来防止军事力量的任何干涉。到四月八日别列就有机会来认眞捍卫自己的观点，因为“国民自卫军的一些领袖想要派军队占领银行”。别列恪守了自己的保证；几天之后，当银行所在的街区的警察局长勒·穆修想以搜查家宅为借口占领银行的时候，别列严词加以拒绝，同时提出了卸去驻银行全权代表职务的辞职书。但是在大家的坚持下他收回了辞职书，在五月二十二日，当凡尔赛分子已经打进城内两天之后，他还为公社取得了五十万法郞的公共福利费。
谁的观点比较正确，利沙加勒的观点还是别列的观点？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这样一个问题：公社究竞应当追求什么目的。如果公社是一次社会革命，是资产阶级复灭的开端，那末蒲鲁东的密友别列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和无意义的。[55]别列根本不赞成公社的革命政策，他把公社看做是行政改革的开端，关于实行这种改革的问题可以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别列把银行看做是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基础，这种基础根本不需耍改变，自然应当保护它不受任何侵犯。在利沙加勒看来，银行是政权的武器，而在别列看来，银行是一种信贷机关。使别列感到懊恼的是：普列克在三月十八日委员会面前把他叫做空想家，“空想家的幻想是不能被看做是淸醒的理智的”。可见，普列克是个了解自己事业和自己阶级的资产者，而别列则不了解公社。
公社对待保存了一七八九年以来的文件的资产阶级官方档案，几乎也像对待银行一样，备加保护。监察院向公社暴露出官方骗局的秘密；国务委员会藏有专制政府的秘密条约；从警察局内会揭发出各种社会势力的最可耻的阴谋，而各国的外交官都害怕有关“外交”事务的文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只要把有关文件加以公布，就有可能让全体人民了解革命、督政府、第一帝国、七月王朝、一八四八年各届政府和拿破仑第三的眞正历史。可是却没有这样做，而仅仅发表了两三个文件。[56]
最坚决的革命分子集中在中央委员会中。因此，瓦尔兰坚持要中央委员会继续和公社并存。尽管这个委员会否认一切政治活动，想使委员会仅仅成为国民自卫军的机关，但它毕竟以自己出色的文告给事态以影响。它所发表的文告日益充满社会主义精神；这些文告愈来愈肯定地把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斗争称为争取社会统治的斗争，并不断指出，在市政自治问题后面隐藏着现代社会阶级矛盾的秘密。[57]
最初情况对公社是有利的。巴黎城内的广大居民都同情公社；辛迪加全国联合会——实业家和大商人的联合会——宣布自己是自由共和国和巴黎市政自由的拥护者。与此同时，知识分子、教授、医生、律师、技师和大学生都向人民发表了宣言，他们在宣言中要求实行公社自治和组织公社联邦。巴黎一部分旧区长副区长成立了共和联盟，来保卫巴黎实行自治的权利和国民自卫军用武器来保卫巴黎的绝对权利。凡尔赛国民议会从全国各地收到了要求同巴黎缔结和约、承认公社自治和解散议会（因为委托书已经失效）的呼吁书。在巴黎城内的公社选举结束后，在里昂、图卢兹、纳尔榜、马尔格利、圣太田、格勒诺布尔、阿维尼翁，甚至发生了暴动，但是暴动被军队鎭压下去了。为了平息普遍的不满，梯也尔不得不决定于四月三十日在全法国实行公社选举。这些选举的结果到处都对凡尔赛分子不利；新选出的法国各大城市的公社委员会决定用共和国城市爱国联盟代表大会来对抗篡权的凡尔赛议会。政府禁止召开这个代表大会，并宣布在全国实行戒严。
在整个四月中，巴黎和凡尔赛之间的斗争互有胜负。与此同时，经常有人出来调停，这主要是上述那些资产阶级人士，支持他们的还有共济会会员。梯也尔用模棱两可的词句来搪塞他们，同时迫使议会通过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只有不超过两万居民的公社才有选举区长的权利。于是共和联盟发表了一个很有战斗精神的宣言，它在宣言中威胁说，整个巴黎将奋起为公社的正当要求而斗争。巴黎市政府在《公报》上发表了关于调停尝试的总结报告。几天之后，共济会会员隆重地加入了公社，同公社的代表一起热情地联欢，并在巴黎防御工事上的公社红旗旁边竖起自己的小旗帜。在四月三十日举行的有一万五千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集会上，各省的共和联盟决定加入公社。[58]
在四月十六日实行了补充选举以后，公社向全国阐述了自己的纲领。同时它对自已的内部制度进行了改组。执行委员会被解散，由九个具有全权的委员会代替，并由它们来分工管理。由国际会员领导的那些管理部门工作做得最好，而纯粹由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主持的劳动和商业部门的工作成绩尤为卓著。这一部门的领导人是弗兰克尔，他不管在公共事务方面，还是在私人事务方面，都为社会改革奠定了始基。他建立了劳动统计局，为工人建立了仲裁法庭，取消了面包工人的夜班工作，禁止企业主向工人罚款和扣除工资，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设法使被抛弃的工厂开工。最后，他要求到处成立生产费用核算委员会，以便确定手工劳动的价格。一切产品的价格都应由工人代表、企业主代表和劳动部商业委员共同协商确定。
在四月下旬，两支敌对的军队的人数对比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四月初，梯也尔军队的人数还不到五万人，四月二十五日他已经掌握有一支有十三万五千人的军队；当然，为了使凡尔赛分子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个数目太少了。对这一点，谁也没有像俾斯麦了解得那样淸楚，他在得知公社委员会选举的结果以后，立刻建议梯也尔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去签订最终和约。在法兰克福，俾斯麦要求缩短缴付军事赔款的期限和延长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要塞的时间，但为此表示愿意遣返被俘的波拿巴军队以便歼灭巴黎，并答应在必要的时候由普鲁士军队支持波拿巴军队。梯也尔和他的全权代表欣然同意了这个建议。五月十日签订了和约，而在十八日国民议会就批准了这个和约。
最后一次调停的尝试是由外省进行的；里昂、里尔、马赛和哈佛尔的市政府代表团在四月下旬到梯也尔那里去，建议实行调停。梯也尔坚持拒绝允许实行自治。向国民议会提出了同公社进行谈判的建议，但是遭到坚决拒绝。五月八日，梯也尔在同俾斯麦商妥以后，便断然破坏关于调停的任何谈判，向巴黎人提出了最后通牒，并在其中号召他们起来反对他们的“暴君”——公社。公社命令把这个文告张贴在巴黎的所有大街上，而于五月一日组织起来的公安委员会下令没收梯也尔的资产和个人财产，并拆毁他的住宅，在这个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布朗基主义者朗维耶。
还在四月的最后几天，在伊西炮台附近就已经发生了战斗。五月八日这个炮台便无法继续防守，于是公社命令炸毁了它。在公社中，对领袖们的失职行为进行了讨论，结果选出了一个新的公安委员会。参加这个新委员会的有布朗基主义者朗维耶和阿尔诺，此外还有加姆波恩、艾德和德勒克吕兹。这个委员会的活动，也和前一届一样，是没有成效的，而且这一届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引起了公社的分裂。在差不多全是国际会员的十八个公社和中央委员会成员发表的集体声明中，对公安委员会这个机关提出了抗议，因为他们把这个机关看作是对产生了公社革命的那个真正社会改革的否定。[59]
在四月底，凡尔赛分子就已经掌握了十四万二千名兵士，而公社则只有九万六千名国民自卫军战士，他们大部分是工人，作战非常勇敢。五月二十一日凡尔赛分子经过防御薄弱的地方闯入城市。展开了历时八小时的惊心动魄的巷战。公社社员殊死进行抗击。梯也尔命令炮轰城市；公社社员构筑了街垒。为了掩护退却，公社烧毁了整整好几条街。[60]大批房屋也由于凡尔赛分子的榴弹而燃烧。德勒克吕兹发布了一项命令，授权街垒上的指挥员可以烧毁他们防御工事附近的房屋，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拖延斗争或者可以促进敌人失败。关于这一点别列可以作证[61]，而别列本人是坚决谴责放火的。[62]这样便证实了总委员会宣言中所确定的事实，即放火既然是根据公社的命令实行的，这说明公社对它是负责任的，是仅仅为了防御的目的，根据一般的作战惯例这是可以允许的。五月二十七日维努亚攻占了贝尔拉雪兹公墓；二十九日文新炮台投降。公社被战胜了，文明社会取得了胜利；巴黎恢复了秩序。
梯也尔统率下的野兽般的暴兵所实行的八日血洗，连可怕的六月大屠杀也为之黯然失色。梯也尔这个半虎半猴及其手下的匪徒们，对于不管男女老幼一无赦免，他们用无产者的血来满足自己嗜血的欲望。“为了祭奠两个被打死的将军的亡灵”，凡尔赛分子参谋总部的一个军官命令在蒙马特尔枪决过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的墙下枪决了四十二个男人、三个妇女和四个儿童。对俘虏、伤员、妇女和儿童的残杀成为凡尔赛分子的主要活动，在这之后他们便抢劫商店，酗酒，在喝得酩酊大醉之后又继续进行枪杀。街垒的捍卫者常常一连几天点食未进，他们遭到沿街追捕和屠杀。凡尔赛分子迷恋于残酷暴行，他们为了在和平的日子里也能欣赏他们杀人的景象，还把那些进行屠杀的可怕场面摄影留念。任何一个人，他要是想了解资产阶级的“道德”，了解这个阶级的牲畜般的野蛮、无原则的残酷、无止境的卑鄙，了解这个在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怯懦、可耻和残酷的阶级，他就应当研究巴黎五月里的八日大屠杀。世界历史上有过不少次可怕的大屠杀，从苏拉的丰功伟绩和耶路撒冷的被毁灭直到马格德堡的杀戮和巴托罗缪之夜[63]，但是即使把世界历史上的所有大屠杀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嗜血的资产阶级的兽行。麦克马洪的暴兵复仇的欲望使得无产阶级血流成河，他们对俘虏的精神和肉体进行百般蹂躏，毫无例外地杀害每一个被怀疑的人，他们的复仇的欲望在这些暴行中得到了满足。在贝尔拉雪兹公墓附近，有五千多名公社社员被俘，他们被送往拉罗盖特街监狱。一个营长命令把他们分为左右两行；凡是站在左边的都被拉到围墙下枪决。被枪决的共有一千九百多人。在马尔斯监狱里，在军事学校里，在蒙索公园里，在卢森堡公园里，也发生了同样的疯狂大屠杀，这些地方的凉台的墙上溅满了牺牲者的血和脑浆。在沙托列戏院，瓦布尔上校演出了军事审讯的滑稽剧。审讯只用了四分之一分钟。他把俘虏，不管是男人、妇女、小孩还是老人，根据外表加以“分类”，然后把他们带到附近的花园或院子里去，让宪兵像打猎一样向他们射击，残杀他们。在杜普勒兵营，在波拿巴中学，在北车站和东车站，在植物园，在许多区政府和兵营，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这种屠杀，这些地方在杀人方面竞相比赛。那些失去了抚养者的妇女和孩子向兵士们叫喊：“把我们也枪毙吧！”兵士居然也把他们枪毙了。尸体被装在带栅门的大货车上，拉到附近的空地上去。《公共福利报》还在大叫大喊：“必须通缉公社社员。”资产阶级把他们叫做匪徒、强盗，鼓励军队杀害他们。只是在尸臭变得对资产阶级不可忍受的时候，它才要求停止屠杀。但是，大屠杀仍然继续到六月初，大规模处决继续到六月中。这样，仅仅在巴黎一个地方遭到杀害的就有两万人。
这种野蛮的屠杀逐渐变成了根据军事法庭一切审讯程序进行的杀害。从五月二十一日到三十日，共逮捕了四万个不同年龄的男人和女人（包括有乳儿的母亲在内）。他们被戴上脚镣手铐，在炎热的太阳下，被骑兵用马刀赶往凡尔赛，在那里，就像对待牲畜—样，让他们挤在狭小的牢房里。数千人因患热病而死在那里，惨无人道的待遇使得瘟疫在他们中间流行起来。俘虏死于饥饿者不计其数，而在监狱墙外的萨托里田地上又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处决。然后军事法庭又开始审讯。从六月到九月共处决了二万八千人；其中将近一半人被判处流刑、要塞监禁或监狱监禁。这些不幸的人备受野蛮的摧残。在女狱中监禁有八百个妇女，他们被剥光衣服来玩赏。在这个监狱中，让妓女来监视品行端正的妇女。秩序的救主们——凡尔赛人，当着所有人的面同这些下流妓女们亵狎纵乐。他们对被俘的儿童们采取了同样的兽行。一个旅长把一个小孩的肚子踩破，内脏四流；朗维耶的十岁的儿子被打得半死不活，因为他拒绝说出他父亲在什么地方。
八月里，资产阶级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开始了轰动一时的审判案：对逃脱了血腥屠杀的一些著名的公社社员费烈、阿西、茹尔德、帕沙尔·格鲁赛、库尔拜和十一个其他社员，以及两个中央委员会委员进行审讯。军事法庭由波拿巴的军官组成。色当和麦茨在审判巴黎。受审者全被判处死刑或终身流放。然后又开始了一系列同一类型的大规模审讯。在整整一年内这种大规模处决从未间断，甚至在一八七六年秋天还对被捕获的公社社员进行了审判。他们之中许多人在被判处死刑后，还要在监狱里受几个星期的折磨，然后在一天早晨，突然被拉去行刑。罗塞尔和费烈的遭遇就是这样。他们两人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惨遭枪决。屠杀结束后便开始了流刑。对好几千人做出了“缺席判决”。被处流刑的共有一万三千人，其中有一百七十个妇女和六十个儿童。
历史的公正性还要求我们指出国际在公社最后几天斗争中的表现。在巴黎遭到冲击的时候，国际著名的活动家中在公社里担任要职的有瓦尔兰、别列、泰斯、卡梅利纳和阿夫里阿尔。瓦尔兰在公社进行殊死斗争的最后儿天里担任军事代表。在德勒克吕兹牺牲后，瓦尔兰代替了他的职务。他从一个街垒转战到另一个街垒，他以身作则来激励和鼓舞公社社员。五月二十七日午后他还在别利维尔林荫道指挥战斗，在这里进行最后的抵抗。《每日新闻》曾转载了他发布的一个命令：“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里二点三十六分。集合命令。听鼓声集合；各营联合起来！军事代表瓦尔兰。”只是在五月二十八日星期日，瓦尔兰才被捕，他被押到蒙马特尔要塞司令那里去。要塞司令下令把他押到罗捷街上枪毙。瓦尔兰一路上备受辱骂和虐待。他的头部遭到佩刀乱砍。一个眼珠也从眼窝里耷出来了。到了罗捷街他再也走不动了，他们就架着他走。在枪毙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站立，只好坐在那里。在他死后，那些可耻的无赖还践踏他的尸体。关于别列，流行着这样一种传说：据云，他在五月二十四日得知，在公社任命他担任代表的那家巴黎银行的地下室里放有十一桶炸药，以备用来炸毁银行。别列起来（据说，事情是在夜里发生的，当时他已经睡了），到地下室去打开了炸药桶，把里面的炸药全倒到井里去。凡尔赛分子把这看做是一种维护“秩序”的行为，为了感谢他拯救了银行，允许他毫无阻碍地离开法国。[64]奇怪的只是，别列本人根本不知道这种传说。他是根据普列克的邀请于五月二十一日搬到银行里去住的，显然普列克对他去住很感兴趣。五月二十三日公安委员会曾要求银行提供五十万法郞。完全可以理解，处于绝望中的委员会试图派军队来支持自己的要求。尽管如此，银行仍然拒绝给钱。别列亲自向委员会代表保证，他立刻可以得到钱，这样便使得军队被召回。钱的确立即交给了委员会。在公社的其余成员都被捕后，别列本人向总检察官和梯也尔自首，但是毫无下文，于是别列被不受阻碍地赶到纽沙特尔去。[65]关于别列的传说的实际情形就是这样。泰斯曾是邮政局长，他阻止烧毁邮局大厦，因而也得以从法国逃走；我们以后在伦敦还可以遇到他。卡梅利纳是铸币厂经理，他也阻止了烧毁铸币厂。根据托伦向调查委员会的报吿，阿夫里阿尔和书籍装订工人Ｌ(他的姓名没有查明）的情况与此相同。巴黎的国际会员并不赞成公安委员会的活动。国际会员的会议做出决定，对委员会封闭一些报纸提出抗议，并支持公社的少数派反对委员会。但是，把国际会员个人活动的历史自始至终加以考察就会看出，他们从未采取一次暴力行动，虽然根据当时的局势是完全有理由采取任何暴力的。尽管会员的行为是这样，但是国际毫不动摇地宣布自己拥护公社。
对于法国的国际来说，公社的覆灭成为工人运动精神复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起点。别列、托伦及其同伙们的行为非常明显地说明，蒲鲁东主义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宣告破产，尽管蒲鲁东主义者中的个别人具有肯定的品质。托伦于一八七一年六月十六日在议会大声宣称自己厌恶“纵火犯—公社社员”。差不多与此同时，国际会员在巴黎举行了三次会议，这些会议也都推卸了自己对放火的责任，并建议在选举中支持极端激进派的候选人；但是所有这些表态都未能对国际会员有所帮助，未能防止反对法国国际的特别法的颁布。这项法律的实施给了蒲鲁东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在一八七六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和一八七八年的里昂代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还占有优势；一年之后，在马赛代表大会上，多数已经属于拥护国际的集体主义决议和政治决议的新派别了；这个新派别着手建立工人党组织，把建立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夺取政权和对社会实行社会化的要求写在了法国工人运动的旗帜上。
在公社覆灭以后，国际资产阶级对公社展开了一个可耻的诽谤进军，企图辱没它的名誉。人们力图把备遭蹂躏和折磨的公社骂成是罪犯；在资产阶级的眼中，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及他们手下的刽子手同公社相比是上流社会的代表。对公社的唯一稍有根据的指责，是公社处决了人质。但是，这是在公社已经流血之后，由一群处于绝望状态的人枪决的。不用说，公社对这种处决是不负责的。即使说公社在这件事上有什么过错的话，那末同无产阶级的血海[66]相比，这种处决简直微不足道，而无产阶级的血海则是由资产阶级犯罪地造成的，因为它要维护自己最神圣的东西和自己的阶级统治，耍对那些胆敢亵渎圣灵来触动它的最神圣的东西的人进行报复。
资产阶级战胜了公社，但是这没有什么値得髙兴的，因为它不能消灭无产阶级，而只是在本国人民中间给自己造成了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个敌人的力量与日俱增。公社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觉悟，并教会它了解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学会了一切，什么也没有忘记。“在一八七一年的圣灵降临节之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67]这不仅对法国，而且对全世界说来也是正确的，因为“法国工人不过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罢了”。公社没有死亡。它活在无产阶级的记忆和希望中，因为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凡尔赛人的肆无忌惮的暴行则是资产阶级专政。
[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六——七页。——译者
[2]详见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第四页及以下各页，其次参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在莱比锡工人纪念会上的报告。第五十五页及以下各页。
[3]参看一八七〇年《先驱者》第五十九页及以下各页；《汝拉联合会给国际各联合会的备忘录》，第一〇七页；《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十二页。
[4]《国际工人协会汝拉眹合会给国际各联合会的备忘录》，一八七三年桑维耳耶。
[5]在国际成立以后，即在一八六五年穿天，库列里便立即建立了许多支部，同国际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在这些支部中备忘录提到的有：彭库尔支部、比安支部、桑维耳耶支部、圣伊米耶支部、佩伦特柳支部和纽沙特尔支部。列洛克里支部是由一八三一年的老侨民康斯坦·梅隆和詹姆斯·吉约姆建立的。
[6]《备忘录》第四页
[7]同上第五页。
[8]同上第六页
[9]同上第四十五页。
[10]汝拉人常常企图把库列里当作政治活动的拥护者列入马克思主义者之中。这里把总委负会委员荣克的一封信拿来和这种说法对照一下将不是多余的。荣克在拉绍德封分裂之后不久给汝拉人（寄给吉约姆）的一封信中说：“至于库列里，对他已经宣判了死刑，他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后的行为已经充分向我说明了他的意图。”参看《备忘录》第一三八页。
[11]巴枯宁写给《进步报》的信后来聚印成书，题为：《给汝拉国际的信》，见巴枯宁《文集》第二〇七——二六〇页。
[12]鲁道夫·迈耶尔著《第四等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第二卷第三六八页及以下各页。
[13]备忘录在谈到它的狭隘眼界以外的事情时是多么荒谬和愚蠢，从下面的例子中便可以看出。备忘录第三十八页上说，巴枯宁在伯尔尼和平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社会主乂的决议案由于从爱森纳赫代表大会（！）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的罪过而遭到了否决。“这些先生们才在爱森纳赫通过了关于在实行社会改革之前必领实行政治改革的决定，他们企图同人民党的激进的资产者联合起来，他们来到伯尔尼是为了同反动派携起手来反对国际的拥护者（！）及其建议。”大家知道，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只是在一八六九年才举行的，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不可能出席一八六八年的伯尔尼代表大会。一般地讲，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和平同盟代表大会的说法纯系撒谎，尽管汝拉人表现了这样的可耻的愚蠢，可是他们却恬不知耻地在自己的备忘录中把出席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和英国代表称为“国家共产主义者”（第九页），并且讽刺他们是“崇拜权威的社会主义者”（第三十页）。
[14]见《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四七二页及以下各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二九六页。——译者）。关于约·菲·贝克尔参加同盟的情况，马克思还写道：“理智往往被宣传癖遮盖住的约·菲·贝克尔被提到首要地位。”（参看马克思著《机密通知》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四六五页。——译者）
[15]德·巴普的这封信无疑是由荣克给他的信而引起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总委员会给同盟以这种打击的那一天，巴枯宁给卡尔·马克思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到他们过去的交情，力图替自己近年来的政治冒险辩解，并尽量向马克思谄媚。这封信刊登在《新时代》第十九年集第一册第六页及以下各页上。马克思知道究竞和什么人打交道，由于巴枯宁通知马克思说，他已经把同盟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德·巴普，所以马克思托付荣克提醒德·巴普保持警惕。
[16]同盟的这两个联合会委员会更早一些时候就曾申请加入国际，但是遭到拒绝。参看《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六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译者）
[17]关于同盟和总委员会之间关系的详情，参看《汝拉联合会备忘录，申辩书的一部分》第四十六——五十六页，以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八——十页。
[18]《汝拉联合会备忘彔，申辩书的一部分》第五十八页。
[19]拫据需要赞扬贝克尔还是需要谴责贝克尔这两种情况，备忘录时而把他称为“饶舌的总主教”（leverastilepatriarche）（第六十九页），时而把他称为“热情的老头子”（lefougeuxvieillard），见《申辩书的一部分》第四十九页。
[20]我们在这里举出汝拉人愚昧无知的两个例子。马克思称巴枯宁关于废除继承权的方案是圣西门的旧调重弹，可是汝拉人却拿《共产主义宣言》来反对马克思，说什么马克思自己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建议废除继承权（第八十页）。两页之后，他们又断言，他们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发现了马克思学说和蒲鲁东学说的合题。
[21]《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四七五页。
[22]参看马克思著《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四三五页。——译者
[23]一八七〇年《先驱者》第六十页。
[24]参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第十九——二十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译者）。
[2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三六页。——译者
[26]见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新时代》第十九年集第一册第七〇九页。（参见《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一八页。——译者）
[27]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版的第三版。一八九一年《前进报》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四二——三四三页。——译者）
[28]对茹尔·法夫尔、茹尔·费里和厄内斯特·皮卡尔这些卖国贼的揭露，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三五——三四五页。——译者
[29]关于这个第一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利沙加勒（《公社史》第二十三页）说，这个委员会是由工人、公务员和作家组成的，这些入都是最近几年革命运动中的出色人物，中央委员会的开会地点在德良科尔德里街的一个大厅，这个大斤是国际专为这个目的而准备的。（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二十八页。——译者）
[3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二九二——二九三页。——译者
[31]据利沙加勒说（《公社史》第七十六页），国际制止了中央委员会去干极大的蠢举，中央委员会在得悉普鲁士人向巴黎进攻之后，便一致决定拿起武器来抵抗这种进攻。这个消息立即传到了国际开会的地点科尔德里。在这以前，国际的委员会对这个“由根本没有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无名人物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于是便立即采取行动。国际会员赶到中央委员会去，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第二天他们便发表了一个反对中央委员会决定的宣言；于是，中央委员会做了让歩，并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在最重要的部分中一字不差地复述了总委员会九月九宣言中的一些地方。（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七十六页。——译者）
[32]利沙加勒（《公社史》第七十页）这样叙述这个委员会的组成情况：“每区选出了一个代表参加章程起草委员会。这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是宣传鼓动家、科尔德里俱乐郁〔国际开会的地方——作者〕的革命家或社会主义者吗？不是的。他们之中并没有一个有名的人物。各区的代表全都是小资产者、小商人、小官吏，他们过去与各种政治集团，甚至多半与政治本身毫无关系”。（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七十二——七十三页。——译者）
[33]根据利沙加勒的说法（《公社史》第七十八——七十九页），由于中央委员会和国际的委员会历次谈判的结果，两者接近起来了。据利沙加勒说，瓦尔兰、潘迪、雅克·社朗参加了改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七十八页。——译者）
[34]在中央委员会四日发表的宣言上签名的是瓦尔兰、潘迪、奥斯登。在三月二十日宣言上签字的，除了上述人外，还有阿西和茹尔德，可见，国际在委员会中逐渐加强了自己的代表。顺便指出，茹尔德只是在公社时期才成为国际会员的，关于茹尔德的个人品质，别列（《回忆录》第四〇二页）这祥写道：“这是个年轻人，头脑淸晰，思路敏捷，性格坚决。他具有最好的意向……此外，他是个不倦的劳动者。他在管理财政的短短的时期内的情况也证明了他是个聪明而有毅力的人……在公社存在期间他毎天只花三十二苏（约一马克二十八分尼）的饮食费，而他的妻子依旧在塞纳河里洗自己的衣服。”后来茹尔德被判处流刑，经过长年的监禁后，他和罗什弗尔及其他几个囚犯一起逃走。
[3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五五页。——译者
[36]同上书，第三五八页。用仿宋字体表示的着重处是本书作者的。——译者
[37]以上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五八——三六四、三六六、三六七等页。用仿宋字体表示的着重处是本书作者的。——译者
[38]参看《巴黎公社会议纪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一年版，第三十五页。——译者
[39]见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公社机关报》，第六一二页。（以下简称《公报》。——译者）
[4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八四页。——译者
[41]《公社史》第八十五页。（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五十四页。——译者）
[42]《公报》，第六三〇页。
[43]《公报》，第六十六、六十七页。
[44]参看凯尔任策夫著《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一年版，第三〇八页。——译者
[45]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译者
[46]《公报》，第六二一页。
[47]《公报》，第六五四页。
[48]这种建议还在中央委员会最初几次会议上就巳经提出来了。但是它遭到了否决，因为中央委员会“仅仅被委以捍卫巴黎的权利”。由于外省的想法也和巴黎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外省也就仿效巴黎的榜样。见利沙加勒《公社史》第一〇二页。（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一〇二——一〇九页。——译者）
[49]参加公社的国际会员的确切人数很难确定，因为有些公社社员，例如茹尔登（托伦特别指出他），只是在公社时期才加入了国际；因此，参加了公社的国际会员的数目逐渤地比最初的时候增多了。鲁道夫·迈耶尔（《第四等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第二卷第六五一页）把各种布朗基分子，例如瓦扬、德雷尔、弗路朗斯，甚至布朗基本人，都算作国际会员，同时却漏掉了许多眞正的国际会员，例如阿西和阿夫里阿耳。国际会员中担任区长副区长的有托伦、赫利贡和马隆；此外，托伦和马隆还是塞纳省选岀的凡尔赛议会的议员。所有这些代表机关中的多数派都是由激进分子和布朗基主义者组成的，他们在公社中同祥也占居多数。利沙加勒（见《公社史》第一七六页）说，三月十九日参加公社的有二十五名工人代表，其余成员都是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十七个国际会员的名单是从《公报》第一〇四——一〇八页上摘录下来的。
[50]这个决定发表在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东邮报》上，在议会一八七一年六月十六日的会议上，托伦坚决否认同“巴黎的杀人犯和纵火犯”有任何关系。在三月十八日国际情况调查委员会面前，他对政府表示忠诚，虽然带有一些蒲鲁东主义的片面性。
[51]利沙加勒《公社史》第二一二页。（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一九四——一九五页。——译者）
[52]利沙加勒《公社史》第二四一见。（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二二三——二二四页。——译者）
[53]参看别列著《回忆彔》第三九三——四三〇页。
[54]有趣的是，银行理事会也持这种观点。利沙加勒说：三月十九日瓦尔兰和茹尔德被任命为财政事务全权代表；他们在财政部里找到了四百六十万法郞，但是保险柜的钥匙在凡尔赛，而全权代表们竞认为不需要打破保险柜；于是，他们在第二天到路特希尔德那里去，请求他给予贷款。他们得到了一张一百万法郞的支票。银行经理在接见全权代表时吿诉他们：“我不想谈论所发生的事件，法兰西银行不过问政治，你们事实上是政府；银行今天给你们一百万。你们在自己的收据上应当注明，这笔钱是提取巴黎市的存款。”公社并没有利用这四百六十万法郎和二亿一千四百万有价证券。（利沙加勒《公社史》第二四一页。）（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眹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二二三页。——译者）
[55]参看别列著《回忆录》第三七一页。
[56]利沙加勒《公社史》第二五九页。（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一年版，第二三八——二三九页。——译者）
[57]利沙加勒《公社史》第一七八和二一〇页。（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一年版，第一六五和一九三页。——译者）
[58]参加联盟的各省，保证各自通过寄发文吿、通吿和派代表的方式向各省解释公社的意义。这是米里哀尔的倡议，他已经彻底投入了运动。
[59]参看维列塔尔德著《公社史》第三十和三十四页；利沙加勒著《公社史》第三一七页以及第一六五页。
[60]在五月二十四日《公报》最后一号中，公布了公社的最后一批命令。公安委员会下令，所有房屋的窗户都必须开着，任何一幢房屋，如果发现有人从中向国民自卫军射击或攻击的现象，立即将其烧毁。同时委员会号召巴黎构筑街垒，并授权国民自卫军没收一切存粮和防御武器。处在这样的绝望状态中，中央委员会还公布了一个同凡尔赛分子协商的方案，而且这个方案是由美国驻巴黎公使华施贝恩提出的，公安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分别向进攻的凡尔赛兵士发出了呼吁书，向他们的无产阶级感情呼吁。大概，公社是在自己倾覆以后才了解到资产阶级的全部卑鄙行为。
[61]别列著《回忆录》第四一二页。
[62]同上书第四一三页。
[63]苏拉（公元前一三八——七八年）古罗马的统帅和国务活动家，建立了军事专政，实行恐怖统治，以残酷著称。
耶路撒冷的被毁灭——公元前五八六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攻占了耶路撒冷，他将城中富裕居民迁往巴比伦，然后毁掉该城。
马格德堡的杀戮——马格德堡是德国的一个城市，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的三十年战争期间，该城居民惨遭杀戮，城市几乎全被破坏。
巴托罗缪之夜——一五七〇年胡格诺战争结束后，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新教徒）之间签订了和约。此后胡格诺教徒的势力日增，并企图掌握宫廷大权，于是政府于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巴托罗缪节前夜在巴黎对胡格诺教徒实行了大规模屠杀，一夜之中就杀害了三万个新教徒，结果胡格诺战争再起。——译者
[64]鲁道夫·迈耶尔著《第四等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第二卷第六五一页。
[65]别列著《回忆录》，第四一〇、四一一页。
[66]根据利沙加勒的计算，公社牺牲者的数目如下：两万五千个男人、妇女和小孩在五月和以后的日子里被杀害；三千人死在监狱、平底船和耍塞里，或死于在监禁期间染上的各种疾病；一万三千七百人大多数被判处终身监禁和流放；七万个妇女、小孩和老人被剥夺了当然抚养人。总共有十一万一千个牺牲者。这就是资产阶级对三月十八日革命报复的总结。（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四四四页。——译者）
[6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八三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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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怪物（戴维·麦克纳利（DavidMcNally），2021年10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TheMonstersof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怪物
戴维·麦克纳利（DavidMcNally）2021年10月31日
钟鼎铭文翻译、韩达校订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们一直将这个制度与吸血鬼、僵尸和狼人联系在一起——并将推翻这个制度看作将人类从恐惧中解放出来的方式。
卡尔·马克思关于资本“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的描述十分著名。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怪物、瘟疫和混乱不安的时代。当然，正如卡尔·马克思本人所深刻认识到的那样，资本主义一直是一种可怕的制度。在他试图科学地描述资本主义内部的运转方式时，马克思多次借助吸血鬼和狼人的意象来描绘这种制度是如何运转的。
为了揭示工人的无偿劳动在推动资本的疯狂增长当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马克思如此写到“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如同吸血鬼对于鲜血的渴求无法满足一样，资本对于更多无偿工作的渴求也是如此。
为了确保《资本论》的读者们不会忽略这一点，马克思迅速地描述了这番怪诞景象。谴责了资本主义以剥削和非人道作为这个体系的核心，他宣称现代经济的秘密在于资本对于剩余劳动力“狼人般的渴求”。
如果说有一种怪物能在晚期资本主义景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那便是僵尸。在电视屏幕上、小说字里行间、漫画书的图画上，僵尸们横行无阻。在2008-09年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低迷的时候，僵尸主题的文艺作品变多了，《时代》杂志宣称僵尸是‘经济衰退的官方怪物’。如今，我们也许也能将僵尸当做大规模流行疾病的官方怪物。
正因如此，美国疾控中心已经启用了“僵尸防备博客”以便人们为下一次瘟疫爆发做好准备。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发布了一项关于“僵尸公司”的重要报告，指的就是收支勉强平衡且濒临破产的公司。世界经济论坛（WEF）也不甘示弱，在其网站上有一个版块刊登了题为《你的同事是僵尸员工吗?》的文章。
不知不觉之间，WEF描摹出一幅暗含着颠覆的怪诞图像。的确，僵尸工作者这一概念乍一看非常符合资本主义的实际需求：没有思想的驮畜，对指令无条件服从，这一意象经常主宰着今天的好莱坞和大众文化。僵尸经常被描绘成无意识的工人和消费者，服从体制的命令，他们没有意义的生命里充斥着无用的商品。
先说到这里，不论如何，僵尸的形象落下了它批判性的一面。为了了解这面，让我们回到僵尸第一次在现代背景出现的地方：海地。
僵尸劳工
海地，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奴隶殖民地，僵尸工人的形象深深地根植于海地奴役劳工的历史经历。但正是在美国占领期间（1915-34），当美国海军陆战队扶植了一个暴力政权强迫劳工来建造公路和其他基础措施时，僵尸工人的形象才呈现出基本形态。
僵尸一词在海地具有独特的含义即被判处无尽劳役的活死人，他们丧失了记忆和身份认同，仅存血肉之躯。20世纪30到40年代之间，这个意象首次进入美国文化行业时，它承担了一种批判性的职责即揭示资本主义如何鱼肉劳动者，如何不断地剥削直至他们仅剩不断进行剩余劳动的躯壳。
根据一项20世纪50年代完成的学术研究，海地僵尸“是一头遭受主人无情剥削的驮畜，主人强迫其在田野里劳作，用劳动压迫他，并且以最微不足道的借口鞭笞他”。因此僵尸象征着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也暗示着即将到来的反抗。
在20世纪60年代，好莱坞将僵尸转变成毫无理智嗜人血肉的形象。尽管“僵尸消费者”的形象极具讽刺意味地描绘了描绘晚期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无节制趋于窒息，却失去了其在海地原意象中所隐含的颠覆性寓意。
事实上，21世纪初，僵尸就和末世联系到一起了。随着社会由于瘟疫或者环境崩溃而分崩离析，人类幸存者将不得不抵抗那些想要吞噬他们的活死人。例如，非常成功的系列剧《行尸走肉》便以此作为主题：该剧流露着一种深沉的绝望情境，以至于处于剧中核心的一小群幸存者的领导人带领他们把自己关进监狱——西乔治亚惩教所得以安顿时，团队领导人就庆幸地宣称他们的处境是“完美的”。
僵尸起义？
自困于一所监狱也许会缩小末世生存主义的视野。但海地的僵尸形象暗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可能：解放。僵尸劳工觉醒的可能就潜藏在自身中，这通常需要一个简单的诱因——比如在舌头的盐粒——僵尸从而获得自我意识和抵抗能力。
马克思指出了无产阶级即海地的“僵尸”们其实具有历史性的觉醒能力的。尽管雇工们可能觉得自己就像雇主统治下的活死人，但他们仍然拥有反抗的能力。虽然面临着压迫和失业，劳动者们觉醒和创新的能力却随着资本主义愈发地猖狂变得越来越强。并且正因为是他们创造了维系这一制度的价值，使得他们的反抗有能力颠覆世界。海地的僵尸们就是这样，其形象总是暗示着海地革命（1791-1804）的伟大剧变。
在这方面特别有趣的是首部在美国出版的吸血鬼传说恰恰以海地奴隶革命的遗产作为其颠覆性信息的依据。《黑色吸血鬼》，出版于1819年，仅仅在海地宣布独立于所有的殖民列强15年之后。就像研究者萨姆·乔治已经指出的那样，《黑色吸血鬼》也许也是第一部推动了美国黑奴解放的短篇小说。作为小说主角的吸血鬼是一位黑人，不但没有死于主人凶残的毒计，还逆转局势，导致了他的主人的死亡。
这种辩证的逆转——奴隶对他主人的摧毁——是卡尔·马克思到弗朗茨·法农革命思想的核心，也是《黑色吸血鬼》的核心。事实上，在故事的一个关键时刻，当一群吸血鬼遇到一群奴隶时，一名吸血鬼对着聚在一起的奴隶和吸血鬼发表了演说。他用革命性的语言如是说道“我们的枷锁已经被丢弃，我们的脚镣也已经被踏碎，我们应当享有自由，——自我救赎，——自我解放，——让我们一同去追求不可抗拒的更伟大的共同解放！”
从第一个吸血鬼的故事在美国出版起始，这个怪物的故事便被赋予了海地革命般的解放理想，这些精神体现在《黑色吸血鬼》和广大被奴役者身上。同样，类似的批判性思想也让也让原始的海地劳工形象栩栩如生。
随着资本主义到了晚期每况愈下——无论是环境、经济，还是流行疾病——我们需要记住看似糟糕的事物其实有它的另一面。诚然，马克思需要借用可怕的景象来描绘资本主义的运作。但他也会理解会反抗的怪物——僵尸劳工和黑色吸血鬼——倾覆世界能力的重要。
2021年10月31日
〔作者简介〕戴维·麦克纳利在休斯顿大学教授历史。他著有七本书，其中包括《市场里的怪物：僵尸，吸血鬼和全球资本化》（MonstersoftheMarket:Zombies,VampiresandGlobalCapitalism）。
原文链接：https://tribunemag.co.uk/2021/10/halloween-monsters-vampire-zombie-karl-marx-haiti-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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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罗论西班牙（﹝比利时﹞恩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7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
MorrowonSpain
莫罗论西班牙
﹝比利时﹞恩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1974
韩达翻译，博约校对
〔来源〕原载英国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InternationalMarxistGroup）的理论杂志《国际》（International），第2卷第3期，1974年夏季，第40-42页。
FelixMorrow
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Spain
NewParkPublications,£1.25/75p.
菲利克斯·莫罗（FelixMorrow）的《西班牙革命与反革命》（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Spain）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对1936-37年西班牙革命及其悲剧结局的最佳分析。自此以后撰写的其他著作借鉴了大量新的原始资料，更为详细地描述了标志这些戏剧性岁月的事件和斗争（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以及导致这些事件和斗争的深层根源。[1]但是，莫罗在分析起作用的基本阶级力量时，认为他们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斗争的结果，是由部分劳苦大众缺乏革命领导或明确的政治意识所决定的，在这方面，没有人是平等的，更不用说地位更高的人。莫罗从社会力量的角度解释了西班牙革命和反革命的关键事件。他彻底证实了托洛茨基的判断，即斯大林主义者及其各种盟友和跟班的战略（“先赢得战争，然后完成革命”），忽视阶级斗争的现实，寻求以政治操纵取代阶级斗争，只会导致灾难:首先扼杀革命，然后输掉战争。
自1938年莫罗的书首次出版以来，涌现出了大量的回忆录文献，这些文献提供了新的证据，进一步加强了莫罗的基本分析。斯大林和苏联官僚将其反革命路线强加给西班牙共产党方面的主要责任已经得到了该党最高领导层的证实。[2]国家政治保卫局（GPU）试图向西班牙输出其大规模逮捕、拷问、谋杀和陷害革命者（被诽谤为“佛朗哥的第五纵队”）的手段，这些残酷的细节正如其在政治上的失败一样如今众所周知。没有人相信斯大林主义者的诽谤。工人们对政治恐怖感到惊愕。佛朗哥可以利用共和主义者阵营内部形成的严重低落的士气。当幸存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领导人最终被送上法庭时，他们被判的罪名不是“佛朗哥的代理人”，而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
有趣的是，即使在苏联内部，虽然官僚集团对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保持着严格的思想控制，尽管措辞谨慎，1936-39年期间共产国际（Komintern）和西班牙共产党的路线在今天也受到了质疑。[3]这条路线——连同为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起；强制推行集体化的政策，造成了苏联农业三十多年的持续危机；以及1936-38年的大清洗，屠杀了布尔什维克党所有幸存的干部和红军指挥部的精英，从而为1941年夏秋两季的军事灾难铺平了道路，使苏联处于军事崩溃的边缘——这是斯大林犯下的主要罪行之一，历史已经明确地作出了裁决。
西班牙革命的失败不仅仅是次要战场上的小事故。这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事件，法西斯主义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直至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城门。希特勒在德国的权力的征服开始扭转欧洲大陆反革命的局势。它对欧洲无产阶级中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善、政治意识最强的部分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但希特勒的胜利绝不是稳定的，他征服欧洲也并非不可避免。1936年，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大罢工浪潮以及世界范围内甚至席卷美国的工人阶级斗争（强有力的静坐罢工导致了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的出现）的激进化的支持下，西班牙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出现了巨大的高潮，足以威胁到希特勒的切身利益。1936年夏天，希特勒的军队仍然处于弱势，无法与红军抗衡。如果一场胜利的西班牙革命能够蔓延到法国，将会在意大利和德国激起工人阶级的强烈反响。[4]历史本可以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西班牙革命的失败，使法国、比利时等地的工人阶级起义走向衰败和士气低落，为希特勒征服欧洲开辟了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为了与法英帝国主义的外交博弈而牺牲西班牙革命的政策，甚至不能被视为从属于苏联‘国家利益’的世界革命。因为他对西班牙革命的背叛，同样对苏联军事自卫的直接利益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这一政策反映了苏联社会特权统治阶层的基本的保守主义，他们害怕世界革命的任何重要进展会扰乱国际和国内社会力量的现状——这种现状决定了苏联工人阶级的政治被动性并使官僚统治成为可能。
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对南斯拉夫、中国和古巴革命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对世界任何地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敌意。此时此刻，越南共产党正在目睹这种肮脏景象的重演。1936年的西班牙与战后发展的根本区别在于国际阶级力量平衡的变化。首先，革命浪潮力量的变化恰恰意味着，尽管苏联官僚集团有可能扼杀西班牙革命，但它随后为取得类似结果所做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这不仅是由于阶级力量平衡的变化，而且是由于地方共产党或独立革命力量已经准备好与孟什维克倾向的斯大林主义决裂。
西班牙革命也为反对自发主义观点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证据，该观点暗示群众高潮只要足够广泛本身就足以带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历史上从未有过像1936年7月那样普遍的高潮，当时西班牙工人在该国几乎每个主要城市以及大部分农村地区粉碎了法西斯军队的叛乱。西班牙的劳动群众自发接管工厂、公共服务中心和大块地产的现象从未像现在这样普遍。
然而，革命并没有取得胜利。劳动群众没有建立统一集中的权力结构。面对任何革命的这一关键问题，一直以立即“压制”政府作为教条向大众灌输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是阻止革命群众——其中许多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建立自己的工人国家，从而事实上接受资产阶级国家及其镇压机构的复兴的决定性力量。事实上，这些无政府主义领导人首先作为与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成员参与了这次复兴，然后又反过来成为自己一手促成的镇压受害者，仅仅倾向于强调1936年7月的主要教训。在特定情况下，群众的反资本主义战斗力、革命斗志和英雄气概，是革命者自己所不能预见的。但是，如果没有实际破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以新的工人国家取而代之，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没有统一领导，仅靠自发的斗争是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新型工人国家的。
斯大林的外交策略——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幻想之上——是导致西班牙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归根结底，作为一种寄生社会阶层的苏联官僚集团的利益由社会提供，这为反革命政策提供了物质解释。但两者之间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是错误的，孟什维克适用于西班牙（带有特殊的“反法西斯”变体）的“分阶段革命”理论不仅获得共产国际的主要政治家的认可，而且还被他们的不少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盟友所采用（更不用说那些狂热地接受这一理论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客了）。西班牙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议程上的革命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主要任务被视为捍卫资产阶级民主、民主共和国，反对法西斯主义、君主制和“半封建地主”：不是把工人和农民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推进到逻辑上的最终结果，通过一个使工人获得权力的不断革命的过程，顺便解决西班牙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时至今日，在内战结束三十多年后佛朗哥仍然掌权，西班牙共产党和各种中间党团正在拼命坚持同样的基本战略。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分阶段革命”的灾难性观念。第一阶段必须是恢复“民主”。事实上，西班牙共产党甚至准备放弃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并接受君主制复辟，只要民主自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以恢复。然后将进入议会民主阶段，在此期间，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力量”将争取改革。只有以这种方式赢得了西班牙人民的“大多数”（大概是在选举中），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通过“先进民主”的新中间阶段——才会被提上议程。
共产党的秘密希望是，资本家自己会以某种方式逐渐使佛朗哥老朽的拿破仑主义军事独裁政权“自由化”（由于缺乏支持该政权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基础，因此不可能再称其为法西斯政权）。这就是为什么它支持西班牙加入共同市场（西班牙社会民主党热切地分享着同样的希望和幻想）。由于自上而下的民主已经表明它本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这条线转向了通过“和平总罢工”自下而上征服的“民主”，得到所有“民主”政治力量（包括自由君主主义者）的支持。正如在1936年那样，政治策略完全取代了对基本社会力量的冷静评估。
如果否认自1936-39年内战以来西班牙社会发生的许多变化，那将是愚蠢至极。经过多年的孤立，西班牙资本主义在50年代被卷入了西欧帝国主义经济大繁荣之中。
通过旅游热潮和西欧经济吸收的农村和城市失业者的大规模移民，国内市场显著扩大，从而引发了重要的工业化进程。今天，西班牙基本上已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其中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城镇，产业工人阶级已成为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
当然，与西德、英国、法国或意大利等帝国主义国家相比，它仍然明显落后。其工业依旧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维持真正的竞争。其出口产品仍以农业为主。它的许多南部和西部地区仍然严重欠发达。尤其是在巴斯克人中的民族问题，仍然是一个未治愈的痼疾。尽管如此，如果说在1936年把西班牙描绘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已经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在今天，这简直是荒唐可笑的。
由于可怕的镇压（佛朗哥胜利后的镇压和内战本身一样残忍）以及缺乏远见或自信，西班牙工人阶级长时间销声匿迹，从60年代初开始才重新稳步崛起。无数的罢工和其他的小冲突已经开始在工厂、工人阶级居住区和大学里形成一个新的激进先锋。
最初，资本家有意识地试图将这种热潮限制在直接的经济需求上（“纯粹的工会主义”）。但独裁统治的本质导致这一战略失败。新的战斗精神不得不展开解放政治犯的斗争；争取工会自治的斗争；争取新闻自由、组织自由和示威游行自由的斗争；被压迫民族争取自决权的斗争。因此，经济和政治要求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经历了一些跌宕起伏之后，尽管独裁者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自1969年以来，大罢工浪潮已经在巴斯克自治区、巴塞罗那地区、马德里、阿斯图里亚甚至落后的加利西亚地区蔓延开来，将经济需求与反对镇压的团结运动联系起来。
由于工人阶级的力量在所有这些斗争中是绝对关键的，当这个阶级开始为自己独立的阶级利益而斗争时，指望它在“第一阶段”自觉地把自己限制在恢复资产阶级民主上，是绝对不现实的。那些开始占领工厂的工人，那些正在学习对付警察和军队的工人，不会仅仅为了温顺地把胜利的果实交给自己的剥削者而与残暴的对手进行决定性的实力较量。即将到来的西班牙革命，必然从一开始就具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性质，即由工人阶级的行动所决定，并将打开无产阶级征服权力的可能性。
这并不意味着民主要求不能在引发这场革命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不意味着在推翻佛朗哥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不可能有哪怕几个月的过渡时期。这只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领导将再次象1936年那样，成为局势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与1931年至1936年的情况相比，这种政权空白持续下去的机会更为有限。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西班牙从此认识到工业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内部矛盾比当时更加具有爆炸性。失业者、农村贫民、结构性衰退的受害者的苦难，将迅速同工人阶级大大增强的客观力量结合起来，从根本上动摇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很快就会发现，它没有办法用改革来收买革命的社会力量。大规模镇压将很快再次成为统治阶级的基本策略。在品尝了组织层面上的自由之酒之后，工人阶级不会被动地屈服于这种压制，至多就像他们在1934年或1936年准备那么做的一样。
在任何情况下，最有可能的变种是，只有一场革命性的总罢工才能推翻西班牙的军事独裁（无论是在佛朗哥或胡安·卡洛斯的统治下）；革命总罢工产生了双重力量；因此，通过独裁政权自身垮台，伊比利亚工人共和国联邦的问题将被提上议程。由于意识到这种可能的远景，西班牙资产阶级继续倾向于独裁，並缺乏任何现实的替代方案。
伴随着大规模工人和学生斗争的兴起，新一代的西班牙革命者今天正在诞生。这一代人正在吸取1936-39年内战的教训。与历史赋予它的艰巨任务相比，新一代革命者仍然是弱小的，但它比菲利克斯·莫罗在本书中所描述的在关键的几周和几个月里存在于西班牙的少数托洛茨基主义者要强大得多。即将到来的西班牙革命将在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一进程已于1968年5月在法国再次启动。今天，帮助西班牙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一个强大的列宁主义政党，成为第四国际的一个强大的西班牙支部，是全世界革命者最紧迫的任务之一。这本书的再版是对该项任务的适时贡献。
[1]例如。PierreBroué和E.Témime,LaRévolucionetlaGuerred'Espagne,Paris1961.HughThomas，《西班牙内战》（TheSpanishCivilWar），伦敦1965年。
[2]内战期间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前成员耶稣-埃尔南德斯（JesusHernandez）在1953年发表了一篇对斯大林和格别乌（GPU）在内战期间侵入共产党政治的严厉控诉：YofuiunministrodeStalin（我是斯大林的部长）。为了摧毁一个方便的传说，有必要坚持托利亚蒂（Togliatti）作为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主要代表，在向西班牙共产党强加“阶段革命论”的右翼路线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见他的文章《论西班牙革命的特殊性》（OntheparticularitiesoftheSpanishrevolution），转载于他的论文集SulMovimentoOperaioInternazionale,Rome1964），以及在西班牙实际组织格别乌的恐怖活动。费尔南多-克劳丁（FernandoClaudin）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LaCrisisdelMovimientoCommunista）中也证实了这一分析，巴黎1970年（法译本，Maspéro，1972）。
[3]例如，K.L.Maidanik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西班牙无产阶级》（TheSpanishProletariatintheNational-RevolutionaryWar），莫斯科1960年。作者承认，1936年7月，工人实际上已经开始征服政权，并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限度。他的书后来在苏联受到了激烈的批评。
[4]逃兵确实发生了，不仅是在西班牙参与反对共和党的意大利军队中，甚至在希特勒派去帮助佛朗哥的空军的精选飞行员──秃鹰军团（CondorLegion）中（见沃尔特-戈尔利茨（WalterGörlitz），《德国将军》（DeutscheGeneralstab），法兰克福，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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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早期的欧洲工会运动（1848—186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纲》（1956）
第六章早期的欧洲工会运动（1848—1864年）
↘德国工会运动的诞生
↘法国早期的工会
↘意大利工会运动的开端
↘其他国家里的早期工会运动
十九世纪开始的时候，在工业发展速度方面远远落后于英国的欧洲大陆，渐渐摆脱了腐朽的封建制度。法国大革命和破坏性的拿破仑战争打倒了整个中欧和西欧的许多君主，加速了封建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增长。西部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那时还刚刚在成长之中，但是德国和意大利仍然是由许多小单位组成的集合体。俄国统治着东部，土耳其控制着大部分巴尔干半岛。拿破仑溃败后在1815年拼凑起来的奥地利帝国散漫地占有从多斯加尼到喀尔巴阡山的地区；它统治着后来并入德意两国的许多小国。
这个广大的地区，慢慢按照在第一章里叙述过的总路经发展着资本主义。它在英国之后大约五十到一百年，响应了产业革命本身的直接刺激。欧洲1848年的革命是对它的一个巨大推动力。欧洲大陆工会运动的发展，正如同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一样，也比在英国的要缓慢。一般说，欧洲大陆工会运动的起点大体就是1848年的革命。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追溯一下欧洲各国工会的起源。那就是说，我们将谈到具有历史意义的1864年为止，在那一年里，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一块主要的里程碑。
德国工会运动的诞生
库辛斯基说：“在十九世纪开始时，整个德国的工人队伍，实际上只包括了在封建制度束缚下工作的农奴和行会制度中的行东和学徒式工匠。”[1]工厂制度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里才开始在德国——主要是在普鲁士——发展起来。在1850年，德国共有6000公里的铁路，1860年有14687公里；普鲁士的煤矿，1850年雇用29907个工人，1860年雇用64682人；1846年普鲁士拥有蒸汽机（火车头不在内）1216架，1861年有4582架。[2]然而据弗兰莱说，在1848年，“行会的手工业工人的数目，仍然远比工厂和矿厂工人的数目要多得多”[3]。手播纺织机仍然有78423架，而动力纺织机则只有4603架。
[1]库辛斯基：“德国工人状况简史”，第23页。
[2]海恩里希·法维：“工会的斗争”，第53页，莫斯科，1929.
[3]弗兰莱：“德国现代史”，第165页。
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德国的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六小时，拿着吃不饱饭的工资，住在破烂的贫民窟里，也享受不到社会保险和选举的权利。德国的工业中心地区，像在所有其他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样，工人之间也存在着“友好会”。工人们靠着互济制度来设法得到最起码的保障，以对抗正在发展起来的新剥削。德国也发生过早期的罢工和典型的破坏机器行动。马克思追述说，在十七世纪的整个欧洲，包括德国在内，“都有劳动者起来反抗Bandmüble（或称Schnurmühle，mühlenstuhl，是一种织丝带和花边的工具）”，这种机器是在德国发明的。在经过许多次暴动后，这种机器被禁止使用。而它的发明者也在这些暴动中“秘密地被绞杀了或溺杀了”[4]。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0页。
1848年之前，德国如果有工会也是为数极少的。在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打算削弱——如果不是打破的话——封建制度加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上的枷锁。当时德国是在反动地主和奥地利统治下，由三十六个独立邦构成，并且每个邦都拥有用来对抗其他邦的政治和经济屏障。这种情势对于刚刚兴起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德国资产阶级仿照法国资产阶级在同一年所采取的办法，着手统一德国，排除封建主义的危害性控制和障碍。但是，资产阶级已经对于发展中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发生了恐惧，他仍在这种革命性的行动上并不十分积极。最后，他们和普鲁士占有土地的容克贵族达成一个救弱的折衷协议，让容克贵族保持它在政治上的控制权，而使德国仍然保持分裂的状态，然而为资本主义经济开了一线发展之路。工人阶级积极地参加了这次斗争。斗争的成果之一，是德国工会的诞生和德国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开始。关于工人参加这次斗争的情况，我们以后还要加以叙述。
许多工业中心地区都出现了工会，不过大多数是行业性工会。它们中间的两个——印刷工人工会和烟草工人工会——是全国性工会。在1848年9月举行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时，德国刚萌芽的工人运动采取了一种兄弟会的形式。它的创立人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合作的斯蒂芬·波恩。这个组织在1850年时拥有250个地方分会。它是友好会和工会结合起来的一个政治性团体，提出了一个列举工人的要求的广泛纲领。它的纲领是混乱的，它号召工人和雇主组成混合委员会来解决工资和工作条件的问题。[5]这个组织和散处在全国各地的工会，都被1848年革命失败后形成的反动力量所消灭。[6]在1854年7月工会和其他“追求政治、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目的”的组织都被下令解散，并且严厉地禁止罢工。
[5]斯·奈斯特雷普克博士：“工会运动”，第一卷，第137页，斯图加特，1919。
[6]卡尔·齐温：“德国自由工会史”，第6页，1922。
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工业急剧发展的时期里，德国工人像英国和美国的兄弟工人在他们之前所做的那样，不顾法律的禁令而着手组织起来并进行罢工。倍倍尔说，在这二十年里，工会“像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7]。接着，组织全国性工会的运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1862年一群访问了伦敦并对英国工会进行了研究的萨克森工人，成立了一个准备召开全国工人大会的委员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工人同马克思的一个合作者、社会主义者费迪南·拉萨尔进行联系。拉萨尔极力劝说工人脱离资产阶级的进步党来自行建立自己的组织。[8]大会在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召开，会上成立了德国工人总会。拉萨尔担任这个工会的领导人。[9]拉萨尔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可以通过在政府协助下的经济合作社的方法来达到。为了这一点，工人必须取得选举权。拉萨尔的组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直接前身。它虽然主要是一个政治性的但也是一个全国各工会的中心。到1869年，这个组织分裂，由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领导的爱森拿赫派成立了社会民主工人党。这两个政党在1875年合并起来以前，会进行过极端剧烈的斗争。
[7]倍倍尔：“工会与政党”，第224页，米瓦基，1906。
[8]弗朗兹·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第31页，斯图加特，1924.
[9]坎贝尔：“世界工会运动的历史背景”，第33页，悉尼，1944.
法国早期的工会
法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先进国家之一，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在1765年，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力量就已经强大得足以就说服路易十六来严厉地谴责行会制度。[1]对行会来说，这是一个使它们再也不能恢复的严重打击。在法国大革命时，它们便被取缔了。大革命期间发生过一些罢工行动。巴具夫拟订了一个共产主义纲领。但是1791年的法律不仅宣布行会为非法，而且规定一切旨在提高工资的组织和行动都是非法的。[2]
[1]让·夏诺夫：“从过去来看合作主义的到来”，第178页，巴黎，1948。
[2]列弗朗：“法国工团主义史”，第39页，巴黎，1937。
直到1830年左右，法国发生过许多失业的纺织工人和其他工人大事破坏机器的行动。勒弗朗记载了好多起这种破坏机器的行动：1790年在阿弗尔和卢昂；1807年在里昂；1830年在巴黎。在巴黎发生的事件中，工人破坏了法国一家大报馆的印刷机。[3]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法国工人的一种口号是：“打倒大臣！打倒蒸汽机，里昂工人万岁！”[4]
[3]勒弗朗：“法国工会运动史”，第68页。
[4]让·布鲁阿：“法国工人运动史”，第241页，1952。
1820到1850年之间是空想主义者在法国进行鼓动的时期。像在英国和美国一样，一些胸怀开朗但是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圣西门、傅立叶、卡培、布朗等人——提出了建立新型社会的理想计划。他们由于大革命中的民主口号未能实现而感到幻灭，他们要把工人和整个社会从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恐怖中解放出来。但是问题却在于他们的空想计划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主观办法，而不是按照社会进化的法则制订出来的。但是他们尖锐地抨击资本主义，所以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一般说来，他们在法国没有得到工人阶级的大量支持。[5]一些比段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意大利、俄国、印度等等——在那里，他们终于在日益发展的运动中起了作用——没有经历这个空想主义阶段，因为那时工人阶级已经大大成长起来了。
[5]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半个世纪里面，尽管有严禁罢工的法律。但是仍然发生了很多次罢工。1825——1847年之间，工人因为反对忍无可忍的工资和劳动条件而迸行罢工，因而遭到控告的案件有一千二百五十起，牵涉到的工人数目达七千人。[6]这些年里最著名的罢工是1831年里昂发生四万名纺织工人的罢工。这次斗争是由于工会的要求而展开的，但是它很快变成一次起义行动。工人击败军队，并控制了里昂市达数日之久。这个时期内的罢工行动，大多数是由没有组织的工人和许多“流动”工匠组织的成员[7]以及友好会和秘密的“抵抗会”的会员们所发动的。[8]跟在其他国家一祥，法国的这些组织证明是回避反罢工法律的一种很便利的方法。
[6]克里特斯基：“法国工团主义的演化”，第43页，巴黎，1908。
[7]路易斯·莱汶：“法国的工团主义”，第26——33页，纽约，1914。
[8]瓦尔·鲁·罗温：“法国工人运动”，第6页，剑桥，1954。
1830年的革命是反动势力的一次胜利，而工人积极参加的1848年革命的结局，也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然而它对法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团结和组织产生了推动作用；而对欧洲其他地区也产生同样的作用。在这次革命之后，法国工业迅速地成长起来——1850到1865年铸铁产量增加了两倍，火车机车的数目增加了三倍。工人阶级的人数也急剧地增加。到1868年，仅仅在机械化了的纺织工业中，就雇用了三十万人。工人组织起来和进行斗争的趋势，也同样地增强了。
在这个时期里，妨害法国工人阶级工会运动和政治行动发展的一个因素，是工人中间广泛存在着的一种幻想，就是认为他们可以通过互助，特别是通过经济合作社，尤其是生产方面的经济合作社，来实现他们热切期望的解放。这个想法在1848年的革命中得到了鼓舞。当时在空想主义者路易·布朗领导下发动了推进经济合作社的运动，使政府设立了（后来终归失败）大型工场，让失业工人在那里工作。[9]经济合作社的幻想由于一个印刷工人、无政府主义之父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行动而加强了。他宣传这样一个主张，就是成立以工人的自由合作社为基础的无国家的社会。1863年，他在巴黎和各省成立了若干工人汇兑银行。蒲鲁东不但在法国工人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起了重要作用。我们以后还要再来讨论他。
[9]“大英百科全书”，第三卷，第697页。
尽管有政府的迫害和蒲鲁东的幻想，法国的工会渐渐成长起来了。1857年的经济危机给了工会一个推动力量；在1862年，法国工人代表团赴伦敦参加世界工业展览会，他们在那里有机会进一步了解英国工会运动的情况。回到法国后，工人便进行组织工会的宣传。1864年，号召工人阶级采取独立政治行动和号召争取组织工会自由的著名文件“六十名工人的信”发表了，这进一步加强了工会运动。拿破仑第三在群众日益增强的压力下，在1864年放宽了1791年的严峻的禁止结社的法律。于是工会在“被默认但并非合法”的条件下开始发展和扩大。但是在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的前夕，法国工会运动仍然是处在幼年期。
意大利工会运动的开端
当意大利在十九世纪初期进入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时，全国仍然处在若干独立邦并立的分裂状态下（和德国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它遭受着奥地利的压迫。1848年发生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实际上席卷了整个欧洲，意大利也同样受到很深的影响。在1848到1849年间，整个意大利半岛充满了起义。但是这个全国的暴动被击败了。一直到1859年，奥地利人才被赶走；而到1870年时，法国人才被赶出罗马。于是意大利在本国资产阶级的领导下，才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工人阶级积极地参加了武装革命斗争。然而它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纲领以及领导人物。它追随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加里波的和玛志尼的领导。但是它也直接为了本身的利益，发动过几次进攻，那就是在1848年革命期间的若干次罢工。那时意大利是欧洲工资极低的国家之一。大约也在这个时期中，工人开始组织初步的工会——第一次组织工会的尝试者是1848年印刷工人的尝试。[1]其他行业的工人很快地跟着行动起来，组织了工人称之为“抵抗同盟”的组织。然而意大利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早期阶段里的情况一样，工人所得到的唯一保障，主要还是从行会衰退后形成的“友好”互济会。意大利政府在1859年仿照法国政府1791和1810年禁止结社的法律，颁布禁止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的法律。这个法律直到1890年才被废除。
[1]坎戴洛罗：“意大利工会运动简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8页。
然而工会活动在扩展着。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里，每年平均发生十三次罢工——这个数字在以后年代里将要大大地增加。对意大利工人未来历史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些罢工中有一些是农业工人所发动的。第一次地方性工人大会是在185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工人大会是1861年召开的。在这些大会中，工人运动处在玛志尼的控制下（玛志尼在以前就已经工人组织里面来了）。一直到1871年举行的全国大会发生分裂时，玛志尼的控制才消失。
玛志尼在年轻的意大利工人运动中代表中产阶级的势力。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在不能从正面打垮工人阶级的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时，它就企图直接或间接地来控制工人阶级的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玛志尼所起的作用，是和资产阶级这种具有特征性的企图相吻合的。玛志尼提出一个保守的行动路经，进行反对罢工的鼓动，并坚持只有采取合法和和平的手段才能取消1859年的反工会法。玛志尼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和马克思是不相容的。他的政策和领导权，由于第一国际的革命性影响在意大利工人中的增长而被打败了。
其他国家里的早期工会运动
在九十年前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世界上仅有的重要的全国性工会中心是在英国、美国和德国（按照各国工会大小的顺序排列）。至于在其他各国，只有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幼小的萌芽。
奥匈帝国的工会运动可以追溯到1848年的革命时期，包括在波希米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属波兰的工会。1846年布拉格和皮尔森发生过罢工，而这个地区的第一个工会——印刷工人工会——便在两年之后成立了。1848年的革命失败之后，接着来的是一个极端反动的时期。但是1867到1870年的奥地利法律准许工会在一定的限制之内进行组织。1867年，工人教育协会在维也纳成立（它是一个工会和政治组织相混合的组织）。[1]此后三十年间，在匈牙利和在庞大的奥匈帝国境内若干微弱的工业中心里，零星地散布着一些工会。
[1]查尔斯·亚当斯·吉里麦：“奥地利：从哈普斯堡到希特勒”，第17——25页，柏克莱，1948。
在西班牙，纺织工人在1840年于巴塞罗那组成第一个工会。比利时的第一个工会在1842年组成[2]，也是由印刷工人来组织的。但是此后比利时的工会运动便进展得很缓慢了。到1864年，荷兰、丹麦、瑞典、挪威都还没有真正的工会，尽管在它们之中的大多数国家里有工人互济会并且偶尔发生过罢工事件。至于注定要在以后的年代里在世界工人运功起重大作用的俄国，据罗佐夫斯基布说，早在1838年就有了互济会，但是却没有工会。至于罢工，俄国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如果有罢工事件，也是很少的几次。[3]
[2]勒·德尔西内的文章，载“国际劳工评论”，第1950年5月号。
[3]阿·罗佐夫斯基：“俄国革命中工会的作用”，第7页，纽约。
在这个时期中，在欧洲以外的世界里（美国除外），几乎完全没有工会。这说明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里还刚刚开始建立。在十九世纪中叶，保守的英国工会随着英国向海外的发展，也扩展到各个英国自治领，甚至于扩展到英国殖民地去，目的主要是去组织自治领和殖民地里的熟练的英国工匠。因此，早在1833和1836年时，澳大利亚的悉尼就有印刷工人工会和橱箱制造工人工会。1840年，新南威尔士至少有十个工会，而且已经发生过一些罢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采掘黄金的高潮对于矿工的组织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1854年，矿工发动了一次反对艰苦处境的暴动。[4]悉尼工会在1871年成立，而在1879年，建立一个全国工会联合会的基础就已经奠定了。1891年，工人迸行了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总罢工。远在1841年时，新西兰就有过一些早期的行业性工会。[5]劳工联合会在1916年组成了，但是笫一次全国工人大会是在1885年召开的。
[4]夫·格·邱吉瓦德的文章，载“科学与社会季刊”，第1953年春。
[5]贝蒂·华莱士：“世界劳工的成长”，第27页，伦敦。
加拿大的第一个工会——印刷工人工会——是往1827年成立的，少数其他的行业的工会是在十九世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成立的。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里，英国的木匠工会和机工工会进入加拿大，设立了分会。十年之后，美国的铸造工人工会、印刷工人工会、箍桶匠工会、水管工人工会，雪茄烟工人工会等也都随之进入。[6]在这个时期中，英国的一些工会也随着移居的工匠进入美国，而与美国工会运动在管理权限上发生了冲突。
[6]赫·阿·马奎恩德：“四大洲的有组织的工人”，第407页，伦敦，1939。
在爱尔兰这个“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里，行业工会大约在十九世纪初开始建立，特别是在培尔法斯特和其他大城市里。都柏林的警察厅长在1824年就埋怨工会的斗争精神，据他说，所有手工业者都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实行一种“工会的暴政”[7]。这些工会对这一段时期内的欧文主义和宪章运动是响应的。它们大多数是作为英国工会的一部分，或者和英国工会密切合作而进行活动的熟练手工业者工会。爱尔兰的移民在宪章运动中也同样起着重大的作用，把他们的激烈的革命精神灌输到这个运动里去。爱尔兰工会大会于1894年组成，它所属的70个工会中约有一半是爱尔兰的工会。其余的则属于以英国为中心的“全国性”工会。
[7]詹姆士·康诺利：“爱尔兰历史上的工人”，第9页，纽约，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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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非洲在15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是如何发展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圭亚那〕沃尔特·罗德尼《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1972）
第二章非洲在15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是如何发展的？
一般概览
具体例证
结论
甚至在英国人与我们人民建立联系以前，我们已经是发达的民族，有我们自己的制度、有我们自己关于治理的思想。
——J.E.凯斯利-海福德（J.E.Casely-Hayford），1922年非洲民族主义者
一般概览
前文已经表明，通过各种标准的比较，非洲与西欧和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欠发达的；目前这种情况并非由非洲和欧洲的各自发展达成，而是通过剥削。众所周知，非洲与欧洲有着长期广泛的联系。我们应该知道，不同社会的接触会改变这些社会各自发展的速度。为了澄清是非，需要进行四个方面的工作。
（1）重新建构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发展的实质；
（2）重新建构欧洲在向外扩张之前发展的实质；
（3）分析非洲对现在欧洲“发达”状况所做的贡献；
（4）分析欧洲对现在非洲“欠发达”状况所做的贡献。
第二项任务在关于欧洲的文献中已有大量论述。我们只需稍有涉及。其他议题都值得进一步关注。
非洲大陆充分表明了社会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运行。在埃塞俄比亚帝国与刚果森林中俾格米人狩猎群体之间，或是西苏丹帝国与卡拉哈里沙漠里的科伊桑人狩猎-采集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确实，在任何指定的地理区域中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埃塞俄比亚帝国中既有识字的阿姆哈拉封建贵族，也有贫穷的卡法农耕者和盖拉游牧者。西苏丹帝国有成分复杂和受过教育的曼丁加城市人，也有包佐人渔民小社区和过着游牧生活的富拉尼牧人。即使是在看上去相似的氏族和血族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然而，有可能在属于独有的“非洲的”特点和处在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所共有特点之间进行区分。认识从较低社会组织向较高社会组织的辩证的演进过程也十分必要；诚然，当观察最先进的社会结构时，我们会意识到整个大陆的潜力和变化的方向。
当欧洲人来之前非洲历史这一话题提出来时，很多人都会出于各种目的希望知道非洲“文明”是否存在。这主要出自想与欧洲“文明”进行比较的心愿。这里不是对所谓的欧洲文明进行评判的场合。只要看一下欧洲资本家从奴隶制时代到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在非洲和亚洲进行的种族屠杀战争等一系列所作所为，就足够了。这种野蛮行径使我们对于是否应用“文明”这一词语来形容西欧和北美产生了怀疑。就早期发展阶段而言，用“文化”而不是文明来谈论非洲更好。
文化是一种生活的整体。它包括人们吃的东西和写的东西；他们走路和谈话的方式；他们对待死亡和新生儿的方式。很明显，独特的方式实际上产生并存在于每个地区，涉及社会的所有细节。此外，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组成了个大的共同体，诸多相似之处明晰可见。例如，音乐和舞蹈在那些“未被污染的”非洲社会具有关键作用。它们一直存在于出生、成年礼、结婚、死亡等场合，同样会出现在娱乐活动之时。非洲是鼓乐和打击乐的大陆。在这一方面，非洲人民的成就达到极点。
由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将在后文论及），在殖民时期，欧洲人和非洲人自己对非洲文化的独特之处缺乏适当的认识。这些特点具有其自身价值，无论是在1500年以前的可比较的时期里还是在随后的世纪里，是不可能被欧洲文化所遮蔽的。它们之所以不可能被遮蔽，是因为它们并非真正可以比较的现象。这个世界谁有能力判断奥地利的华尔兹比马孔德的恩戈马更好？进一步而言，即使在更容易比较的一些文化领域如“美术”，我们知道，非洲在前欧洲人时代对创造美丽的人类遗产做出了贡献。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艺术在早期便为其余地区的人们所知。非洲其他地区的艺术仍然正在或重新被欧洲人和现代非洲人所“发现”。历史学家对伊费（Ife）和贝宁铜雕的评论为世人所熟悉。由于它们的时间确定于14～15世纪，因此这些艺术品与有关非洲在与欧洲接触前时代的发展的讨论息息相关。它们也不应被看作是异常的，除了那些用来制作雕塑的材料之外。很明显，同样的技艺和情调也被运用于一些不能持久的物质如木头的雕刻和艺术品之中。非洲的舞蹈和艺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几乎永恒不变地与宗教世界观相连。众所周知，传统的非洲宗教实践多种多样，我们也应该记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几乎从一开始就在非洲大陆找到了它们的家。传统非洲宗教的特点使得非洲文化有别于其他大陆的文化，但在目前这种场合，更重要的是关注非洲宗教与其他地区宗教的共同之处以及如何将此作为在15世纪受欧洲影响之前非洲发展水平的指标。
宗教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从根本上反映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和控制程度。然而，当人们用宗教方式思维时，他是从理想而非物质世界（已超出他理解的范围）出发。这就创造了一种非科学的、超自然的观察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经常与科学与物质的世界观及社会发展相矛盾。非洲的原初宗教与其他的宗教相比无好坏之分。然而，到封建主义结束之时，欧洲将人类生活领域变得更为狭窄，宗教和教堂起了一部分作用。宗教不再对政治、地理和医药等方面具有统治权。为了将这些事物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则必须论证宗教有它自身的领域，世界上的其他事物有它们自身的世俗领域。这种生活的世俗化加快了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白人到来前的时代，宗教遍布非洲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宗教统领着其他前封建主义社会如澳大利亚的毛利人、阿富汗的阿富汗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的生活一样。
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宗教可起正面作用，也可起负面作用。在早期非洲的大部分情况下，宗教信仰主要是动员和约束社会上数量众多的人以组成国家。在有的情况下。宗教也可以提供斗争中的概念从而起到社会正义的作用。当宗教倾向于维持相当长的时期而不变化时，它的负面效应则显现出来，当维持生存的技术变化很慢时尤其如此。非洲社会正是如此，与其他前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与此同时，宗教信仰自身也与生产关系互动，从那个方面使进步变得缓慢。举例来说，相信祈祷以及祖先和其他神祇的干预可能成为通过创新设计来控制气候和环境影响的替代。
同样类型的双边关系也存在于维持生计的方式以及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类型。在非洲，15世纪以前，支配社会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与社群主义相联系的家庭和亲属原则。非洲社会的每一位成员都根据其母亲和父亲所属亲缘关系来决定自己的位置。有的社会更看重母系，有的社会更看重父系。这些因素对非洲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土地（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归家庭或氏族这样的群体所有，而群体首领代表所有亲属——包括祖先和尚未出生的后人——对土地负责。从理论上说，这种类型的解释如下：任何群体的所有居民都是在这块土地定居的第一人的直系后代。当一个新的群体到来时，他们总是装着其祖先也是定居在此的样子，或是保证他们中的早期亲属群体能继续举行与这一地区的土地和水相联系的仪式。
同样，在土地上耕作的劳动力也是以家庭为基础招募的。单独一个家庭或一家人一般总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工作，也可以与大家族和氏族的其他成员分担某些联合的农业劳动。每年的狩猎活动和河里打鱼都是由整个大家族或村庄社区来组织的。在奔巴人（Be-mba）社会（赞比亚）那样的母系社会，新郎要为他的新娘的父亲工作数年；很多年轻人与同一个家庭的女儿们结婚后往往组成一个劳动团队以互相帮助。在达荷美，年轻人并不住到他妻子的家里，但多普韦（dokpue）或劳动团队允许儿子去参与较大型的任务以帮助他妻子的父亲。这两个例子表明了岳父获取劳动力的权利和女婿根据亲缘关系提供劳动力的义务。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购买劳动力以及封建主义制度下农奴提供劳动力从而可以耕种属于地主的一块地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
在属于家庭财产的土地上通过家庭成员劳动生产所得的农作物和其他商品是在亲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分配。一旦某人的庄稼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摧毁，他所在的村庄里的亲戚会帮助他。如果整个社区遭遇不测，人们会搬到另一个地方，与食物不稀缺的亲属们一起生活。阿肯人国家（加纳）具有高度组织化的氏族制度。一个从布朗（Brong）来的人可以访问位于数百英里之外的芳蒂（Fante），从一个完全陌生却正好属于自己氏族的人那里获得食物和款待。
我们掌握的无数例子表明家庭原则在非洲发展的社群阶段占统治地位。它影响了生产的两个主要因素——土地和劳动力——以及分配物品的制度。欧洲人类学家们主要是从一种非常偏见和种族主义的立场来从事非洲社会的研究。然而，他们的研究仍能提供有关家宅和大院、大家庭（包括那些并非因出生而是联姻关系而加入的亲属成员）以及因亲属原则而跨地区相连的世系和部族的丰富事实。
然而，尽管具体细节可能有所不同，但在11世纪的法国高卢人、那一时段的印度支那越南人以及某一时期的几乎世界各地都可以发现相似的社会制度，在同一时间或其他，因为这是一个所有人类社会发展都要经过的阶段。
在所有早期的非洲社会，个人在生命的每一阶段对社会的其他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也有一系列权利，这意味着有些事他或她可以期望或要求其他个人来做。年龄是决定何种权利和义务的最重要因素。社会里最年长的成员往往深受尊敬并享有权威；根据年龄决定资历在许多非洲社会可通过年龄等级和年龄组反映出来。割礼意味着进入社会和变为成年人的开始。从那一刻起，一个男人开始与自己年龄组的其他人一起，女人也一样。通常存在着至少三个年龄等级，大约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
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当社群主义崩溃后，它让位于广泛的奴隶制，这是一种劳动力动员的新形式。这一奴隶制度在中世纪的欧洲一直延续，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十字军东征为奴役他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借口。随后，奴隶制让位给了农奴制，即劳动者被束缚在土地上，不能再进行奴隶买卖和运输。因为欧洲花了很多年才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主义，在封建社会仍然保留了大量奴隶是常见的现象。在中国的部分地区、缅甸和印度，当社会逐渐摆脱原始社群主义时，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奴隶，但无论在任何时间段，奴隶制从未成为亚洲的主要生产方式。在非洲，存在着一些奴隶，但肯定没有奴隶制时代。大多数奴隶是在北非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在整个社会处于封建结构情况下，一个男人及其家庭可能会数代拥有相同的奴隶的身份。在非洲的其他地方，一旦有人在战争中被俘，占有外来人的概念即被引入社群主义社会。刚开始时，这些俘虏与奴隶相比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但很快，这些俘虏或他们的后代成为社会的一般成员，因为在一个既非封建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社会，这里不存在那种人永久剥削人的机会。
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具有不同的动机）都指出欧洲生产方式的序列并未在非洲再现。在非洲，社群主义阶段后没有从内部演进中产生奴隶制时代，也没有产生有如欧洲封建社会模式那样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在亚洲，发展阶段产生了一种社会形态，并不能轻易地套用欧洲的模式。他将这种模式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沿着这些思路，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最近讨论非洲是否与亚洲同一类型或是否非洲有自己的“非洲生产方式”。
这些论点的含义是非常先进的，因为他们关心的是非洲的具体条件而不是从欧洲带来的偏见。但是，这些学者似乎决心找到一个术语来涵盖非洲大约从公元5世纪直到殖民主义这一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形态。构成这一研究的假设是1500年以前的非洲社会正处于一个在家庭社区进行农业实践（加上捕鱼和放牧）以及在可与封建社会相比较的国家和社会里进行类似活动两者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历史都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变，但在这一变化轨迹上，有的历史形势具有比另外的形势更清晰可辨的特点。因此，在社群主义的社会里，生产和技术水平低下不存在阶级，土地的使用和分配平等。在封建社会，土地和社会产品分配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地主阶级及其官僚控制着国家并利用它作为压迫农民、农奴、奴隶甚至工匠和商人的工具。在每一个大陆，从社群主义到封建主义的演进要花好几个世纪，在某些情况下，被打断的内部发展使成熟社会的过程受阻。毫无疑问。在非洲最终达到封建主义的社会极少。只要封建国家仍在形成，社区主义的因素与封建主义的因素共存，并带有某些由于非洲环境而具备的特质。过渡的另一个特点是各种社会构成的存在。牧民和农民、渔民社会和贸易社会、掠夺者和游牧者。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分配网络的扩展，他们都被逐步拉入与土地、相互之间以及与国家的关系之中。
封建社会存在着地主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冲突，以及后来的地主和商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欧洲主要的阶级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些敌对的阶级关系提供了各自社会的原动力。非洲社群主义社会有着年龄等级的差异和普通成员与宗教领袖如唤雨者之间的不同。然而，这些矛盾均非剥削关系或敌对关系。阶级作为社会发展中的原动力这一概念尚未产生；在社群主义阶段，我们必须观察生产的基本力量从而理解变化过程。
通过运用一些方法和概念，我们可以重建使孤立的家庭联合且生产增加的模式。例如，年龄等级的出现可以被视为应对更团结的需要，因为年龄等级包括并跨越许多家庭。同样，社区各部分的共同劳动可以使社区的工作效率更高。前面提到达荷美的多普韦劳动团队往往为全社会提供各方面的服务，如清理土地和建筑房屋等繁重任务。在大部分非洲社区，包括北非的浅肤色的柏柏尔人（Ber-bers），只要提供一些食物和啤酒或棕榈酒，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可动员一个工作团队或“工蜂”团队。
当然，当劳动力组织可能有助于生产更多产品时，生产力的主要变化是指新技术的构成——使用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即包括在应付环境以及新的植物和动物种类过程中使用的工具和技术。掌控环境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了解环境。到15世纪时，非洲人对土壤、气候、动物、植物和它们之间的多重关系的总的生态学方面已经相当了解。这种知识的实际应用体现在用陷阱捕捉动物、建造房屋、制造器皿、寻找药物等，最重要的是设计农业系统。
在与欧洲人接触前的数百年里，非洲最重要的占主导地位的活动是农业。在所有定居的农业社区，人们观察到具有自身特点的环境并试图以合理的方式找到应对它的技术。一些地区采用了先进的方法，如梯田、作物轮作、绿色肥料、混合农业和保护湿地。非洲农业发展的最重要技术变革的基础是铁器的引进，特别是斧头和锄头，以取代木制和石制工具。正是在铁制工具的基础上，新技能在农业以及其他领域的经济活动中变得日益复杂。
铁的到来、谷物种植的产生和陶器制作的崛起是密切相关的现象。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些东西产生于基督诞生后的那个阶段，在几个世纪的变化速度令人印象深刻。小米和水稻已由野草被耕种，正如薯蓣类植物是从选定的野生根茎进化而来。非洲大多数社会将具有自身特点的常用作物的耕种培养成一种艺术。即使是广泛采用的撂荒和轻锄、轮耕，也不像第一批欧洲殖民主义者所推测的那样幼稚。那种农业的简单方式实际上建立在对土壤潜力的正确评估之上，初看上去不像浓密的植被那么壮观；可是当殖民主义者将表层土壤翻上之后，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上述论述表明，当一个局外人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即使他很熟练，也不一定能比那些多少个世纪以来熟悉了当地环境的人更有效地生存；如果新来者过于傲慢而未认识到他必须向“土著”学习一些东西，那么他可能看起来更荒谬。这里并非认为早期非洲的农业优于其他大陆的农业。相反，非洲在农事和圈养牲畜上并不如那些独立演进的亚洲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水平高。非洲的弱点在于对获得更多科学知识、设计工具来减轻劳动负荷以及将恶劣环境转换成适合于人类活动领域等方面缺乏专业兴趣。就欧洲的农业而言，这种专业化由对土地感兴趣的阶级来进行，先是封建领主。后来则是资本主义农场主。
前面已经指出，发展主要是由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即那些与人们在生产财富过程中的作用相连的关系。少数人拥有土地和多数人是租户，这种在某一历史阶段的不公正使那少部分人得以集中精力改进他们的土地。相反，在社群主义的社会，每个非洲人只要属于一个家庭或一个群体就必定会有足够土地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正是这一原因，同时因为土地相对丰富，这里缺乏社会压力，也没有为了提高生产率而进行技术改造的动机。
在亚洲，土地大部分是公有的，那里某些类型的农业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灌溉农业。这是因为在印度、中国、锡兰（今斯里兰卡——译者注）等其他地方，国家进行了干预，并大规模地从事灌溉和其他水利工程。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北非。它在很多方面遵循着一种与亚洲相似的演进模式。非洲的土地使用模式更接近于亚洲而不是欧洲，但即使是政治上最发达的非洲国家也没有在引领和监督农业发展方面起作用。一个原因可能是缺乏人口压力以及定居点的分散性。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国家集中于对非农产品的贸易从而排除了其他的事情。当然，在非洲社会与大陆以外的其他社会体系从事贸易活动的情况下，不会太重视农业。
当谈到欧洲人来以前的非洲制造业这个问题时，认识到非洲的成就被低估这一点很重要。欧洲作者往往轻视或忽略非洲的制成品，因为这个词的现代的概念会很快使人想到工厂和机器。然而“制造”字面上的意义首先是“用手做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洲的制造业可以看得出来是有成就的。大多数非洲社会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大范围地生产了家里使用的物品以及农具和武器。衡量500年以前非洲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方法是检查产品的质量。这里给出的例子是引起了外部世界注意的几件物品。通过北非，欧洲人得以熟悉一个来自非洲的优秀品牌即被称为“摩洛哥皮革”的红色皮革。事实上，它是由尼日利亚北部和马里的豪萨（Hausa）和曼丁加的专家鞣制和染色的。当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在东部和西部沿海地区建立时，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产品被发现。当葡萄牙人抵达古老的刚果王国时，他们在送回的信中谈到由树皮和棕榈纤维制成的布匹，这些布精美得可与天鹅绒相比。巴干达人（Baganda）也是熟练的树皮布制造者。然而，非洲能够提供更好的棉布，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广泛生产。20世纪以来，几内亚海岸地区的本地棉布要比曼彻斯特棉布更结实。一旦欧洲产品到达非洲后，非洲人也可以将自己的产品与外来商品进行比较。在加丹加省（Katanga）和赞比亚，本地铜与进口铜相比仍然是首选产品，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出产在塞拉利昂等地的铁。
正是在规模这一点上非洲的制造品未能有所突破。也就是说，棉花织布机小，铁冶炼厂小，陶器由手工而不是由轮子做从而生产速度慢，等等。但有些变化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在社群主义制度下，每一户人家制作自己的衣服、盆子、垫子等以满足自已的需要。在任何一个大陆都是如此。然而，经济增长从那里开始是与行业的专业化和本地化相联系的，人们的需求通过交换得到满足。
这一趋势在非洲主要制造品中体现出来，特别是在服装行业。棉花纤维先得经过轧（与棉籽分离），然后梳，纺成纱，才能进行编织。纱线和织物必须先被染色，而制作染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曾经有一段时间，例如在约鲁巴地区（Yorubaland），所有这些工序都由单一家庭或单一家庭里的妇女来完成。但是，经济发展正是反映在印染与制布的分离以及纺纱与织布的分离。每一种分离标志着更大的专业化以及产品产出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
欧洲工业已被深入研究，人们通常认识到，除了新的机械之外，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从家庭作坊生产转变为工厂系统，以行会标志着一个中间阶段。行会是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协会，通过培训学徒传播他们的技能，并在专为此目的设立的建筑物中工作。非洲也同样有这种行会制度的元素。在廷巴克图（Timbuktu），有裁缝行会，而在贝宁则存在着一个非常严格的行会等级以控制著名的黄铜和青铜工业。在努佩（Nupe）（现在的北尼日利亚），玻璃和圆珠工业在行会基础上运作。努佩的每个行业都有一个共同的车间和一位师傅。师傅获得合同，为行会出资并处置产品。他自己的亲属以及陌生人自由进入行会，学习玻璃行业的各种专门任务。这意味着什么已十分清楚，即在非洲存在着日益增多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传统的非洲经济通常被称为“生存”经济。一般而言，小村庄通过养殖、打猎、钓鱼等活动来照顾自身的独立，与大陆的其他地方很少联系。然而，与此同时，非洲绝大多数社区通过贸易来满足自己对至少一些商品的需要。非洲是一个具有无数贸易路线的大陆。一些贸易路线路程遥远，例如穿越撒哈拉沙漠或连接加丹加铜带的商道。但主要而言，贸易还是在邻国之间或不远的社区之间进行。这种贸易始终是一种生产的功能。各种社区生产了过剩的某种产品，可用于交换它们缺乏的产品。正是通过这种需求，一个地方的盐业会受到刺激，而另一个地方炼铁行业同样会受到鼓励。在沿海、湖泊或河套地区，干鱼可以变得有利可图，而另一个地方则会大量种植山药和小米以用于交换。在10～15世纪，非洲大陆的每一个地区的贸易很容易区分，这是表示经济扩张和其他方面发展及相应的对环境增加控制程度的极佳指标。
由于贸易的扩展，值得注意的是，易货贸易逐渐让位于一些形式的货币交换。易货贸易一般是在贸易量很小且只涉及少数产品时才会进行。然而，随着贸易变得更加复杂，一些物品开始用来作为标准以测量其他货物。这些物品可以保持着一种财富形式。一日需要时，即很容易转化为其他商品。例如，食盐、布匹、铁锄和贝壳都是非洲颇受欢迎的货币。黄金和铜不在其列，主要是因为非常稀少，因此仅用来衡量颇具价值的物品。在一些地方，如北非、埃塞俄比亚和刚果，货币系统是非常复杂的，显示出这些地方的经济已远离简单的以物易物和生存经济。
还有许多其他的社会政治性质的变化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如农业活动、工业、商业、货币和政治结构这些东西都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之间互相影响。所有这些元素都融合在一起的地方正是非洲最发达的地区，两个社会政治特征是发展的最佳指标。即社会分层的增加与国家机器的巩固。
在欧洲人乘船到来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家庭原则和遵从年龄的原则被慢慢打破。技术变革和劳动分工使得这些变化不可避免。例如铁的引进给那些可以制造和获得铁器的人们以经济和军事实力。更好的工具意味着更多的食物和更多的人口，但后者往往超出物资供应的限度，少数人抓住了由于占有铁带来的获得财富的可能性从而为自身利益服务。铁器、布匹、陶器、皮革或制盐等行业的熟练技术工人往往将他们的技能在一个封闭的类似专业集团里传授。这样就保证了劳动分工在有利于他们的基础上运作，因为他们的地位具有特权和战略性。铁匠在—些非洲社会里特别受欢迎，他们要么成为执政团体，或是非常接近于社会等级的顶端。劳动分工也表现在非物质领域，产生了专业的音乐家和历史学家。他们也有一定的特殊权利和优待，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可自由批评而无须惧怕报复。在有些情况下，技能专业集团被降到很低的地位。但这种情况较为罕见，在任何情况下，它不会与社群主义制度下社会分层日益增多的趋势这一断言相矛盾。
社会分层是阶级兴起和社会对立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在此前的公共社会存在的非对抗性差异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延续。例如，老年人可以利用他们对土地分配、聘金和其他传统交易的控制将自己确立为一个享有特权的经济阶层。在现今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秘密社团出现在这些地区，并允许知识、权力和财富掌握在长老手中，实际上最终是某些特定血族的长老之手。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矛盾不是那种会引起暴力革命的类型。
然而，年轻人显然有理由不满于对长者的依赖，尤其是涉及娶妻这种至关重要的个人问题时。当他们不满时，他们可以离开他们的社区并另行建立自己的社区，或他们可以挑战原有社会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发展趋势是一些个人和家庭比其他人更成功，那些家庭确立了自己作为永久的统治者。然后，年龄不再有多大作用，因为一旦确立了有关皇族或皇家血统的概念，即使儿子也能接替父亲。
在转型时期，虽然非洲社会保留了许多无可争议的社群主义的功能，它也接受了某些家庭、宗族或血族注定要统治而其他人则不行的原则。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耕种者，牧民也是如此。事实上，牲畜比土地更容易分配不均；那些占有最大畜群的家庭在社会和政治上占据了统治地位。
社会分层过程中一个更重要的方面由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的接触而生。渔民得与农耕者联系，而农耕者须接触牧民。甚至还有尚未进入社群合作阶段的其他的社会形态，如猎人和采集者群体。这种接触通常是和平的。在非洲大陆的许多地方，在谋生方式不同的各个群体之间出现了所谓的“共生”（Symbiosis）关系——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同意交换货物和互利共存。然而，他们之间也存在着重大冲突的余地；当一个集团力图通过武力征服另一个集团时，结果不可避免是社会阶级的出现.即处于上层的征服者和处于底部的被征服者。
不同社会形态之间最常见的冲突出现在放牧者和耕种者之间。在某些情况下，耕种者占据上风，例如在西非，曼丁加族（Mandinga）和豪萨族（Hausa）耕种者直到18～19世纪一直是富拉尼牧牛人（Fulanicattlemen）的统治者。相反的情况发生在非洲之角和大部分东部非洲。另一种类型冲突是掠夺者从农耕者手中夺取了权力，类似情况发生在安哥拉，以及在撒哈拉沙漠及其周边地区，那里的摩尔人（Moors）和图阿雷格人（Tuaregpeople）向平和的定居民族索取贡品甚至奴役他们。在每一种情况下，其结果是一个相对较小的集团获得了对土地和（相关的）牛、矿山及长途贸易的控制。这也意味着少数人集团可以从他们的臣民那里要求劳动力，这种要求并非建立在亲属的基础上，而是由于支配和从属关系的存在。
在真正的公有社会，领导者是基于宗教和家庭关系。长者和社会成员与其他人分担工作，并获取所有产品差不多的份额。当然，不会出现有人饿死而有人吃饱后将多余食物扔掉的情况。然而，一旦非洲社会通过内部演化、征服和贸易而开始扩展，统治集团的生活方式会变得明显不同。他们消费最多和最好的那些由社会提供的物品。然而，他们却最少直接参与农业生产、放牧、捕鱼等产生财富的生产劳动。统治阶级特别是国王有权要求普通民众来从事某些项目，或是每年提供一定天数的劳动。这就是所谓的“徭役”（corvee），来自于封建法国实行的类似程序。这种制度意味着更大的剥削，同时也是生产资源的更大发展。
上述社会分层与国家的崛起齐头并进。除了在具有确切地理疆域的政治国家，有关皇家血统和平民宗族的观念毫无意义。重要的是，世界上的伟大朝代统治着封建国家。对欧洲人或对欧洲有相当了解的人而言，都铎王朝、波旁王朝、霍章索伦和罗曼诺夫等名字可谓耳熟能详。日本有镰仓幕府和德川幕府；中国有唐朝和明朝；印度有笈多王朝以及马拉塔王朝；等等。所有这些封建王朝都出现在基督诞生后的几个世纪里。除此之外，有一些王朝在封建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已完全成型之前就已经统治着各自的国家。这意味着，欧洲向封建主义的过渡（在欧洲，社群主义让位于奴隶制，因此王朝和强大国家出现在奴隶制时代前夕）以及亚洲见证的统治集团和国家的崛起是同一个过程中相互依存的部分。在这方面，非洲没有什么不同。
从政治角度看，从社群主义向封建主义的过渡时期正是非洲国家的形成时期。在开始（和许多世纪），国家仍然脆弱而不成熟。它获得了明确的领土边界，但这些边界内的臣民们生活在自己的社区，除了每年支付税收和贡赋的时间外，与统治阶级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只有当一个国家里的某个集团拒绝交纳贡品，早期非洲国家才动用其镇压机器——军队向臣民们要求它认为属于自已的权利。
慢慢地，不同国家从它们的公民社区那里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它们要求“徭役”，它们进行征兵，它们任命普通税吏和本地官员。在非洲，那些劳动关系打破了社区限制的地区正好与复杂的政治国家兴起的地区对应。国家的崛起本身就是一种发展形式。这种发展扩大了非洲政治的规模，使小族群得以合并到更大的国家实体的雏形。
从某些方面看，我们过于强调政治国家的生长。在欧洲，由于民族国家到了比较先进的阶段，欧洲人倾向于将是否存在组织良好的政体作为衡量“文明”的标准。这并不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在非洲，一些小的政治单位具有较先进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例如，无论尼日利亚的伊博人（Ibo）还是肯尼亚的基库尤人（Kikuyu），均未在他们传统的环境中产生中央集权的政府。然而，两者都具有以氏族和（以伊博人为例）宗教神谕以及“秘密会社”为基础的政治统治的复杂制度。两者都是卓有成效的农耕者和铁匠。
伊博人早从9世纪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就开始制造黄铜和青铜器物然而，在呈现了上述条件之后，可以承认，整体而言，非洲大陆的较大的国家具备最有效的政治结构和较大的生产食品、服装、矿产和其他物品的能力。这些存在着统治阶级的社会关注获取奢侈品和有声望的物品。控制国家的特权集团热衷于刺激制成品生产，并通过贸易获取这些产品。正是他们动员劳动力生产远高于生存需要的剩余产品，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鼓励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学者们经常对非洲存在国家的类型和“无国家”（Stateless）类型做出区分。有时，“无国家”这一词语使用得很随意，甚至是滥用；但它确实描述那些人，他们中间不存在政府强迫机器，也没有关于比家庭或村庄更大的政治单位这一概念。总而言之，如果社会里没有阶级分层，那就不存在国家，因为国家的兴起是作为一个特定阶级的一种工具，为了自身的利益控制社会上的其他人。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考虑将无国家社会作为非洲社会政治组织的较早形式，而大的国家代表着从社群主义向前发展的一种进化，有时达到了封建主义的边缘。
必须再次强调，对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的实地调查会显示相当大的发展不平衡性。有代表狩猎游团的社会形态，有社群主义、封建主义和许多处于两者之间位置的社会形态。本章的其余部分将致48力于回顾与欧洲建立稳定联系前的最后—千年左右，非洲几个最发达社会和国家的主要特点。要考虑的地区是埃及、埃塞俄比亚、努比亚、摩洛哥、西苏丹、东非大湖区和津巴布韦。每一个地区作为一个例子，以表明在早期非洲发展意味着什么和社会运动的方向是什么。从较大或较小的程度上看，上述每一国家（地区）通过吸收或更多的间接影响邻近地区带动着它们沿着相同路径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是非洲大陆的主导力量。
具体例证
埃及
从埃及开始符合逻辑，因为它是非洲最古老也是最杰出的文化。法老统治下埃及的辉煌众所周知，也不需要叙述。曾经有人认为或假定古埃及不是“非洲的”——这是一个奇怪的观点，但目前已不再有多少市场。然而，为了目前的论证，我们提及从7世纪以后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埃及则更具关联性。因为从那个时期开始，统治阶级是外国人，这意味着埃及的内部发展与其他国家绑在一起，特别是阿拉伯和土耳其。殖民统治下的埃及将大量的财富以食物和收入的形式送往国外，这是一种非常不利的因素。总的趋势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外国人要与他们自己帝国的主人断绝关系，在埃及国内以统治精英的身份行事，使得埃及成为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
埃及封建制度的首要特征之一是在军事方面。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切尔克斯（Circassian）侵略者都是具有军事倾向的，从13世纪开始掌权的马穆鲁克也是如此。从7世纪起，埃及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军事寡头的手上，由这些寡头来委派实际的政府官僚，从而创造了一个类似在中国和印度支那那些地方出现的情况。更根本的是，事实上土地权属关系处于这样一种变化以至于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封建阶级。所有的征服者将土地赐予他们的追随者和军事首领。最初，埃及的土地是租给耕作者的国家财产。后来，国家有权再次收回土地并进行重新分配，颇似充当相关家庭土地监护人的村庄社区首领。然而，军事统治者又成为一个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到15世纪，埃及的大多数土地成为素丹（sultan）及其军事首领的财产。
如果存在着小部分人垄断了大部分的土地，必然会有大部分人没有土地。农民耕作者很快被转变为农业劳动者，被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封建领主的佃农或奴仆。这些占地少或无地的农民被称为“费拉辛”（fellahin，农夫）。在欧洲，流传着关于俄国农奴或穆齐克（muzhik）在封建统治下受剥削和苦难的传说。在埃及，农夫所受的剥削甚至更加彻底。封建领主们对费拉辛的唯一兴趣是看见他们产生的收益。农民们生产的大部分东西都被以税收的形式拿走，收税人被要求表现出色，甚至希望从农民手上获得并不存在的东西！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农民便会遭受摧残。
多次的农民起义显示了封建武士地主和农民之间矛盾的对抗性，在8世纪早期尤为突出。没有任何大陆的封建主义是劳动阶级的浪漫时代，但发展的元素可以从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增长中看出来。在法蒂玛王朝（Fatimiddynasty）（969～1170）的赞助下，埃及的科学蓬勃发展，工业达到了—个新的水平。在10世纪时，风车和水车从波斯引进，一些新的工业如造纸业、制糖业、瓷器生产和汽油分馏等也被引进。旧的产业如纺织业、皮革业和金属业等进行了改造。随后的阿尤布王朝（Ayyubiddynasty）和马穆鲁克政权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运河、水坝、桥梁和渡槽的建设以及刺激与欧洲的贸易方面。当时的埃及仍能教给欧洲许多东西，同时在接受新技术方面也很灵活。
虽然封建主义是基于土地，但它通常以牺牲农村的方式发展城镇。埃及封建文化的突出之处与城镇有关。法蒂玛建立的开罗市成为世界最著名和最有教养的城市，也是传说中的阿拉伯骑士的所在地。与此同时，他们建立了爱资哈尔大学（AzharUniversity），这是至今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那些封建领主和富有商人是得益最多的人，而开罗、亚历山大城的工匠和其他城市居民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悠闲的城镇生活。
埃塞俄比亚
与埃及一样，埃塞俄比亚伊始是一个大国，后来被外国人统治。阿克苏姆（Axum）是最重要的王国之一，封建的埃塞俄比亚以它为核心最终脱颖而出。阿克苏姆位于红海海岸，是由起源于红海对岸的塞巴人王朝建立的。但阿克苏姆国王从来都不是外国的代理人，他们已经完全地非洲化了。阿克苏姆的建立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它的统治阶级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成为基督教徒。随后。他们迁到内陆并参与了基督教的封建埃塞俄比亚国家的发展。
埃塞俄比亚人、提格雷人（Tigrean）和阿姆哈拉人的统治阶级十分骄傲，他们将自己的血统追溯到所罗门。从同一意义上说，它作为一个包含了几个小国和王国的国家，是与封建奥地利和普鲁士颇为相似的帝国。埃塞俄比亚皇帝被称为“征服犹大部落的狮子，神的选民，埃塞俄比亚皇帝，国王中的国王”。然而，在实践中，“所罗门的”血流并未能保持延续。大多数的埃塞俄比亚内陆高原的巩固工作得力于12世纪查格威王朝（Zagwedynasty）入侵时期，查格威王室声称自己是摩西的后裔。查格威诸王用整块坚石修建了几座教堂，从而名声显赫。建筑成就证明了埃塞俄比亚人达到的技能水平以及国家在动员庞大劳动力方面的能力。这样的任务不可能通过志愿的家庭劳动而只能由被剥削阶级的劳动来完成。
埃塞俄比亚帝国的上层建筑尤其是其基督教及其识字文化已为世人所知。历史是为荣耀国王和贵族而写，在于公元1270年取代查格威王朝的复辟“所罗门”王朝统治时期尤其如此。精致彩色的书籍和手稿是阿姆哈拉文化的突出元素。同样精致的服装和珠宝专为统治阶级和教会生产。最高神职人员是一部分贵族，而埃塞俄比亚修道院机构的比例日益增大。在公有社会，有组织的宗教与国家的联盟相对明显，而政治、经济、宗教。医学之间几乎没有划定界限。在任何地区的封建社会，教会和国家结成密切联盟。佛教徒在处于封建社会的越南、缅甸、日本和中国的一些地方颇有名气。
在印度，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声望盖过了影响力有限的佛教。当然，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天主教会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埃塞俄比亚的东正教会。埃塞俄比亚的财富建立在农业基础上。肥沃的高地支撑着其大量的谷物种植，辅之以相当规模的牲畜养殖。包括马的饲养。工艺技术在一些领域得以发展，并鼓励外国工匠。例如，在15世纪初，在该国定居的土耳其工匠为埃塞俄比亚军队制造锁子甲和武器。
埃及的科普特人（Coptics）也被引进以帮助进行财政管理。没有人否认可以用“封建”来形容过去这些世纪的埃塞俄比亚，因为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着清晰的阶级矛盾。这些关系脱胎于具有埃塞俄比亚特点的社群主义，与非洲其他地区一样。封建社会的埃塞俄比亚包括由村社集体和族群所有的土地和那些直接属于王权的土地；除此之外，得胜的阿姆哈拉王朝将大片领土授予了王室成员、士兵和牧师。那些获得大片土地的人成为王公（Ras）或省的首领，由皇帝任命的法官联系他们。他们管辖区域的农民沦为佃农，只能通过向地主提供产品和向国家交税（也是产品）来维持生计。地主本身免于税收，这是封建社会的典型情况，也在资产阶级变得强大的情况下点燃了欧洲革命的火种。其时资产阶级已强大得足以挑战这一事实——封建领主们通过运用政治权力向除他们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征税。埃塞俄比亚当然从未达到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向封建主义的过渡已经达到。这点很清楚。
努比亚
努比亚是非洲另一个基督教的区域，但不如埃塞俄比亚著名。公元6世纪，基督教被引入位于尼罗河中游的著名的库施（Kush）或麦罗埃（Meroe）统治的地区。在基督诞生前，库施曾是辉煌的埃及的竞争对手，它曾经统治过埃及数年。在公元4世纪时，它开始衰落，并在当时不断扩张的阿克苏姆的攻击下崩溃。稍后兴起的三个小的努比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库施的继承者，尽管它们皈依了基督教，而正是这一宗教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努比亚文化。
努比亚诸国（在约8世纪时合并为两个）的成就大部分是在9～11世纪这一时期取得的，尽管当时受到来自阿拉伯和伊斯兰敌人的巨大压力，直到14世纪它们才最后屈服。对努比亚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那些有着壁饰和优质壁画的大型红砖教堂和修道院的废墟。可以从这些物质证据中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建造这些通常四周用石头防御工事围起来的教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正如埃及的金字塔和欧洲的封建城堡，这些平民建筑者被极度利用甚至可能是被强迫的。其次，熟练劳动力参与了砖头制作和建筑装饰。这些绘画表明其能力远远超过了单纯的手工技巧，同样的艺术价值在那些从努比亚发现的彩陶碎片上明晰可见。
前文已表明教堂和修道院在埃塞俄比亚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一点在努比亚也是值得详细说明的。修道院是主要的生产单位。无数农民的茅屋围着每个修道院，其功能很像一个封建领主的庄园。在教堂里积累的财富与农民无缘，而非物质文化的最精致的方面如书籍也只有一小部分人享用。农民不仅不识字，而且他们大多数不是基督教徒或只是名义上的基督教徒，这一点可以从处于相同年代的更为知名的埃塞俄比亚的例子来判断。当努比亚基督教统治阶级被穆斯林淘汰后，旧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构建中所剩无几。历史进程的这种逆转在人类经历中并非罕见。最终，发展的辩证法表现着自己，一些起伏兴衰不可避免。努比亚诸国在15世纪时已不复存在，但它们构成了非洲发展潜力的合法例证。
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即使在库施衰落并让位于基督教的努比亚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仍然不断地在为非洲的发展做出贡献。很明显，库施是一个中心，许多积极的文化元素从这里扩散到非洲其他地方。麦罗埃的黄铜制造工艺在西非复制，两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人们一般认为西非的黄铜浇铸工艺起源于埃及。通过库施传入。最重要的是，库施是非洲最早、最具活力的铁矿开采和治炼中心，它肯定也是这一技术的关键方面流向大陆其余部分的源头。这就是为什么尼罗河中游是非洲整体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方面的一个领先力量。
马格里布
马格里布（Maghreb）是先知穆罕默德于基督纪元的7世纪逝世后的岁月里横跨非洲、亚洲和欧洲的伊斯兰教帝国的最西端地区，伊斯兰教是在马格里布封建发展时期起到主要作用的伟大的“发现的”宗教。在伊斯兰教旗帜下的阿拉伯帝国的构建是宗教作用方面的一个经典例子。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是14世纪北非的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使阿拉伯人超越彼此不断内斗的家庭小社区的狭隘界限的最重要的力量。他写道：
阿拉伯人的荣耀感、敏感和对权力的强烈嫉妒心使他们不可能意见一致。只有当他们的本性已被其宗教冲动所浸染，他们才会被转化，使混乱的趋势被一种共同防御的精神取代。设想一下那个时刻，当宗教主导他们的政策并引导他们遵守为促进文明的道德和物质利益而设计的一种宗教法律。在先知（穆罕默德）的一系列继任者的统治下，他们建立的帝国多么辽阔，他们的帝国何等强大。
伊本·赫勒敦的上述评论只涉及了阿拉伯帝国扩张的一个方面，但它确实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并证明了在发展过程中思想的重要作用。这必须与物质环境一起考虑。此外，物质条件可以形成生产的拓展和社会力量增长的基础，在判断任何特定时期的物质条件时，也有必要考虑历史遗产。像伊斯兰教的埃及、基督教的努比亚、伊斯兰王朝的马格里布地区都继承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这是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蓬勃发展的迦太基社会的所在地，这一社会是一个地中海东部的外来影响与马格里布地区的柏柏尔人的混合体。这个地区随后成为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成为伊斯兰社会以前，马格里布实际上已经成为非遵奉者的基督教中心，此流派往往以多纳徒派（Donatism）之名为人所知。
伊斯兰的马格里布的惊人成就涉及海军、军事、商业和文化等领域。它的海军控制着西地中海，它的军队接管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当穆斯林向欧洲的进军在公元732年遭到阻挡时，北非军队已经深入法国。11世纪，阿尔穆拉维德王朝（Almoraviddynasty）的军队从远至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的地方聚集兵力，跨过直布罗陀海峡以加强当时正被基督教国王威胁的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阿尔穆拉维德王朝在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是以商业财富、灿烂文学和建筑记录为特点的。当他们在13世纪30年代被逐出西班牙后，马格里布穆斯林或摩尔人继续在非洲土地上维持着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作为社会生活水平的一个指数，有人指出公共浴室在马格里布城市里非常普遍，而在当时的牛津却仍有人提出清洗身体是危险行为的教条。
马格里布历史最有益的一个方面是社会形态的互动产生国家。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将孤立的柏柏尔人融入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人口中的定居群体和游牧畜牧人群之间也存在矛盾。
柏柏尔人主要是以族长统治下的氏族为组织的游牧民，多个氏族由一个所有成年男性组成的氏族民主理事会连接在一起。放牧地是在公共所有制之下，维护灌溉也是农耕者的集体责任。然而，亲属群体内互相合作，与之相对的是那些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群体之间的敌对。只是在面对阿拉伯人侵者的时候，柏柏尔人才在非遵奉派的哈瓦利及（Kharijite）伊斯兰教的思想指导下团结起来。公元739年的哈瓦利及暴动在某种意义上看是民族主义的反抗，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被剥削阶级对那些声称是正统逊尼派伊斯兰的阿拉伯军人、官僚和神权精英的反抗。柏柏尔民众的起义为摩洛哥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三个世纪之后，阿尔穆哈德王朝（Almohaddynasty）（1147～1270）为整个马格里布地区带来了政治统一，这是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在国家建构方面的成就的整合。
不幸的是，马格里布统一国家没能持续，这一区域变为以三个民族—国家为核心，即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在三者管辖区内，分裂的倾向在14～15世纪时非常强。例如，在突尼斯，执政的哈夫斯王朝（Hafsiddynasty）不断致力于粉碎地方叛乱和维护国家的完整。人们已注意到，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政治国家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国家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这二者是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因此，马格里布民族国家建构的失败以及即使是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个分离国内巩固国家权力方面的困难成为阻碍这一地区进一步发展的消极因素。此外，政治上的分裂削弱了马格里布对付国外敌人的力量，欧洲很快就利用了这些内部的弱点，并从1415年开始发动攻击。
马格里布地区的经验可以用来说明从一种生产关系转换到另一种生产关系的长期性以及两种不同社会组织方式可以数个世纪并存这一事实。在讨论所涵盖的整个时代，涉及的非洲地区的大量土地仍保留着公共所有权和家庭劳动。与此同时，发生了相当大的社会经济分层，对立阶级也出现了。在阶梯的底部是奴隶或“哈雷亭”（harratine），他们通常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黑人。随后是“阿克哈姆”（akhamme）或失地农民，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上耕作并将其产品的五分之四给予地主。特别值得提的是妇女的地位，她们并不是一个阶级，却遭受到她们自已的男人和男权统治阶级的剥夺。因此，属于阿克哈姆阶层的妇女处于特别悲惨的境地。位于社会顶层的是大地主，他们与其他伊斯兰宗教供奉者一起行使着政治权力。
迄今为止所讨论的非洲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至资本积累成为主要动力的关节点。然而，它们都有繁荣的商业部门、高利贷者和强大的手工.业，这些都是最终通过演进和单命催生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特色。马格里布商人很富有。他们从农耕者、牛仔和牧羊人那里获利；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在铜、铅、锑和铁矿组织劳动力；他们占用那些工匠们通过技艺制造的纺织品、地毯、皮革、陶器、黄铜与铁器品所含的剩余价值。商人是一个积累者阶级，他们的活力不仅可以在马格里布，也可以在撒哈拉沙漠和穿越撒哈拉到西部非洲感觉得到。这样，马格里布地区的发展充当了被称为“西苏丹”的发展的一个要素。
西苏丹
对于阿拉伯人而言，撒哈拉以南的整个非洲地区是“比拉德一苏丹”（BiladasSudan），即黑人的土地。这个名称只存在于今天位于尼罗河上的苏丹共和国，但在早期提到的西苏丹涉及现在塞内加尔、马里、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译者注）和尼日尔所涵盖的地区，还要加上部分毛里塔尼亚、几内亚和尼日利亚。在举例说明非洲历史成就的努力中，西苏丹帝国加纳、马里和桑海（Songhai）已经成为典型。这是一个非洲民族主义者和进步的白人经常提到的领域，以证明在白人到来以前非洲也有能力取得政治、管理和军事的伟大成就。然而，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里，人的各种要求会使需要历史学家提供答案的各类问题产生变化。今天，非洲的群众寻求发展和总体解放。这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鉴于西苏丹的历史，找到非洲中心一些国家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的原则。
加纳帝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但它在9～11世纪达到了高峰。马里在13～14世纪时处于鼎盛期，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是桑海。三个帝国的位置并不完全相同；三个统治阶级的民族起源也不同；但它们应视为“继任者”，在沿着本质上相同的线路演变与发展。它们如此经常地被称为贸易国家以至于几乎忘记了这三个国家人口的主要活动是农业。在这一地带，几个品种的小米被种植，还有一种大米以及其他几种食用植物，至少还有一种棉花。这个地区早在基督诞生前1000年就引进了铁。以及使用铁制工具，而使农业受益。开阔的西苏丹草原也有利于畜牧业。一些群体如富拉尼人（Fulani）全部是牧民，但是在这一广大地区发现了不同程度的牲畜。牛是最为显著的驯养动物，其次是山羊。在没有采蜂的广大地区，饲养马、骡和驴也成为可能。广阔的尼日尔河允许专业渔民崛起，从而增加了另一种经济类型。人口，这一生产不可缺少的要素，只有增加粮食供应才能达到一定密度；而手工业和贸易的兴起最初主要有赖于农业产品。棉花种植导致了多种专业化的棉织品制造，尤其是内部贸易的棉布，如富塔贾隆（FutaDjalon）的未漂白织物和杰内（Jenne）的蓝布。畜牧业提供各种用于制造业的产品，特别是牛皮、山羊皮可以用于制作凉鞋、用于军事用途的皮夹克、装护身符的皮革袋，等等。马作为统治阶级的交通工具，为战争和国家的大小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了繁殖的目的，一些马是从北非进口的，因为阿拉伯纯种马具有最优秀的品质。对于包袱运输，驴子当然更为合适，上沃尔特的莫西人（Mossi）专门长期饲养那些用于在这一辽阔区域进行长途贸易的包袱运输的牲畜。在撒哈拉沙漠边缘，骆驼接管了运输——另一项从北方引进的“技术”资产。
矿业是另一项重要的生产领域。西苏丹的一些皇室宗族如孔德（Kante）家族是专业铁匠。在一个战争扩张时期，控制铁的供应和铁器制造技能显然是决定性的。此外，长途贸易最重要的两种物品是盐和黄金，均是通过矿井挖掘获得。无论是盐还是黄金的供应最初都不在加纳管辖范围内，但它采取措施通过贸易或领土扩张来整合它们。加纳向北进击撒哈拉沙漠，并最终于10世纪末从柏柏尔人那里占领了奥达加斯特镇（Awdaghast），该镇有利于控制输入的从沙漠腹地开采的食盐。同样，马里和桑海也寻求对最大的采盐中心塔阿扎的安全控制。桑海从沙漠里的柏柏尔人那里夺得了作为战利品的塔阿扎，并不顾摩洛哥的反对控制了这一地方多年。另一个重要但很少强调的生产模式的要素是马里和桑海对撒哈拉沙漠中铜矿的所有权。
在加纳的南边，有塞内加尔河上游及其支流法莱梅河这一黄金的重要来源地。据说加纳通过“沉默”或“哑巴”的易货贸易（Dumbbarter）来获取黄金。描述如下：
商人击大鼓召唤生活在地下洞穴里的裸体的本地人。这些洞无疑是他们从中挖到了金子的坑。他们拒绝从里面出来并出现在外国商人的面前。商人们因此将贸易之物堆放在河岸边，然后退到视线之外。本地人来后。将一堆金子放在每一桩货物旁边，然后退出。如果商人满意，他们拿上金子撤走，并击鼓表示贸易结束。
上述段落的作家（E.W.博维尔，E.W.Bovill）是有关西苏丹的所谓欧洲权威，他继续说，沉默贸易或哑巴贸易是西苏丹黄金交易的特征，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直到近代。实际上，他描述的唯一内容就是哑巴贸易。有关西非黄金的哑巴贸易的故事有多种版本，最早的是古希腊的手稿。这种描述显然与任何一个人尝试与陌生人进行交流粗略近似，但并非一个永久性的程序。在加纳统治期间，两个主要金矿班布克（Bambuk）和布雷（Boure）的人与西苏丹保持着有规律的贸易交往。加纳（可能）和马里（肯定）对这两个地区行使着政治统治，那里的黄金开采和分配过程变得非常复杂。在马里的伟大的世纪里，广泛的黄金开采始于现代加纳的森林地区，以供应穿越撒哈拉的黄金贸易。现有社会系统的扩展和强大国家的出现，以应对黄金出售。来自西苏丹大城市的商人使用一种小型的被称为“本达”（benda）的准确衡器来称重购买黄金。
当葡萄牙人到达冈比亚河时，观察到黄金是如何在河的上游进行交易的，他们对曼丁加商人所展示的灵巧十分惊讶。后者用的是非常精细平衡的衡器，用银镶嵌，并有制衡用的丝线扭成的绳索。金沙和金块的重量用黄铜权重。曼丁加人之所以在测量黄金和其他形式的贸易中表现出专业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在这一民族集团中有一个专业商人核心，通常称为迪乌拉人（Dioulas）。他们并不是很有钱，但却因愿意从西苏丹的一端旅行数千英里到另一端而享有盛名。他们也往往抵达冈比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和加纳的海岸或非常接近海岸的地区。迪乌拉人经营着一长串非洲产品的贸易，大西洋海岸和撒哈拉沙漠出产的食盐，利比里亚和“象牙海岸”森林里的柯拉果，现代加纳阿肯人国土出产的黄金，豪萨兰（Hausaland）的皮革，海岸上的干鱼，许多地区特别是从西苏丹中心区产的棉织品，现代几内亚的富塔贾隆产的铁，上区比亚出产的乳木果油，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土产品。此外，西苏丹的贸易也涉及原产于北非的商品，特别是埃及和马格里布产的面料和位于地中海海岸的休达（Centa）出产的珊瑚珠。因此，西苏丹和跨撒哈拉贸易整合了从地中海延伸至大西洋的一个广阔地域的各种资源。
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长途贸易有其特点。一些学者认为，骆驼是撒哈拉沙漠之舟，驼队进入沙漠两端的城镇被称为“商站”。在实践中，跨撒哈拉贸易是可以与穿越海洋相比的伟大成就。其影响远不止于当地贸易，还对该地区的著名城市起到促进作用，如瓦拉塔（Walata）、廷巴克图、加奥（Gao）和杰内，它也带来了有文字的伊斯兰文化。长途贸易加强了国家权力，这实际是指加强了那些将自己转变为永久贵族的宗族的权力。然而，如果说跨撒哈拉贸易建立了西苏丹帝国，这显而易见是对原因和影响的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加纳、马里和桑海得益于它们的环境，得益于各国人民自身的努力。只有当它们具有一定的地位以后，其统治阶级才能对长途贸易表现出兴趣，并为这贸易的蓬勃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意味深长的是，西苏丹从来没有为跨撒哈拉贸易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资本。资本来自非斯、特莱姆森和马格里布的其他城市的商人，他们将自己的代理人派驻西苏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殖民地的关系，因为交换是一种有利于北非的不平等。然而，黄金交易至少能够刺激西非洲内部的生产力发展，而伴随着的奴隶贸易却没有这样的好处。加纳、马里、桑海均出口少量的奴隶，加奈姆-博尔努帝国（Kanem-Bornuempire）给奴隶出口以更高地位，因为它没有控制黄金供应。加奈姆-博尔努为了捕获战俘，全力南进，甚至远达现代喀麦隆的阿达马瓦（Adamawa）。在随后的世纪里，当不断地从西非一些地区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小量奴隶与迁移至欧洲人指定目的地的大量非洲人会合时，这种政策的负面影响便充分体现出来。
尽管明显不符合封建阶段的标准，但在公元500～1500年期间，西苏丹的国家形成远比非洲其他部分更为先进，除加纳、马里、桑海和加奈姆-博尔努王国外，豪萨兰、莫西、塞内加尔、几内亚的富塔贾隆山区和尼日尔河的贝努埃（Benue）支流流域的诸王国也相当突出。西苏丹的政治组织和管理技能扩散到许多邻近地区。影响了遍布于塞内加尔河到喀麦隆山脉的沿海地区无数的小国家的兴起。一些突出的苏丹特点在许多王国清晰可辨，特别是“母后”（QueenMother）在政治结构里的位置。
西苏丹国家的长处和弱点证明了这一点，即在社会关系和生产水平方面，它们已远离公有社会。国家将几种互相冲突的社会形态和不同民族整合在一起。以加奈姆-博尔努为例，游牧民和耕植者甚至能够将沙漠中的骆驼放牧者整合在一起。在其他地方，图阿雷格人（Tuareg）游牧民族被保持在海湾，所以耕植者和其他定居民族能够和平地生活。人、家畜和商品可以安全自由地移动数千英里。然而，国家尚未打破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壁垒。国家作为从各社区收取贡赋的机构而存在，同时防止它们之间相互冲突。当国力较弱时，国家的上层建筑几乎消失，从而为分离的政治和社会倾向留下了空间。每个连续的伟大国家就是一个进一步处理统一问题的实验，有时是在有意识的水平上，但更多则是为生存而奋斗过程中的无意识的副产品。
在封建制度下，国家统治阶级第一次与社会机构分离，因为这些机构极力防止仍是胚胎状态的早期国家对每一个臣民直接实施行动。也就是说，封建主义带来了土地统治者和失地者之间的一系列直接的义务关系。在西苏丹，那种鲜明的阶级分野尚未出现。在马里处于其繁荣时期的13～14世纪，奴隶制在少数地方已经存在，在15世纪末，出现了动产的奴隶和与封建农奴地位相似的“家庭奴隶”。例如，在塞内加尔，葡萄牙商人发现有些人大多数时间为他们的主人劳动，每个月只有几天为自已劳动，这是一种封建趋势的萌芽。然而，大多数人口仍然可以通过他们的亲属获得土地。从政治方面看，这意味着大多数统治阶级主要是对家族和氏族首领行使权力，而不是针对每个臣民。
尽管公社平均主义逐渐淡出，但社区关系仍然存在，在15世纪时甚至成为西苏丹发展的阻碍。社会生产超出生存需要的那些盈余来自集体社区的贡赋，而不是直接由生产者提供给剥削阶级。这种情况为维护旧的社会结构提供了一种动机，尽管旧的社会结构在劳力动员和专业化程度上已无能为力。这时不太可能出现剧烈的社会革命，因为还没有形成可以发动革命的阶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主要的技术进步来引发进一步变化。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需要通过不同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得到加强，即允许更多的贸易、劳动分工更加专业化以及剩余价值积累的可能性。然而，轮式车辆和犁仅止于北部非洲，大型灌溉也一样。事实上，由于缺少大型灌区，撒哈拉沙漠在推进，西苏丹的生产基地实际上下降了。加纳曾经拥有肥沃的农田，但马里和桑海的中心在更远的南部、因为以前加纳北部的土地由于气候干燥而逐渐被撒哈拉吞没。控制这种充满敌意的环境和提高农业和制造能力所必需的技术，要么是在本土进化而来，要么从外部引进。在非洲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即白人到来以后，这两种选择在西非几乎都被排除了。
大湖区
西苏丹的社会发展高水平引发了长期辩论，辩论的缘由在于该地区是否已达到了欧洲各类水平的封建制度，或它是否应该与亚洲大帝国划归同类，或是它创建了一种新的独特类型。在这一大陆的东部，同一时期的发展肯定较慢。首先，东非人民获得铁制工具的时间比他们在北部和西部的兄弟们要晚一些；其次，他们的技术及各种技能的范围更窄。然而，到14世纪，国家的形成正在顺利进行，这一过程所揭示的发展原则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引起特别兴趣的地区是非洲大湖区，尤其是那个围绕一些湖泊的周边地带，英国人为了对英国统治家族成员表示敬意而重新将这些湖命名为维多利亚湖、艾伯特湖、爱德华湖、乔治湖。在大湖区，最终出现了几个著名的国家，最早也是最大的国家是布尼奥罗-基塔拉（Bunyoro-Kitura)。布尼奥罗-基塔拉由如下的全部或部分地区组成，即今天的布尼奥罗、安科莱（Ankoli）、托罗、卡拉圭（Karagwe）和布干达（Buganda）——所有这些都在乌干达，除了在坦桑尼亚的卡拉圭。历史传说由各个民族通过口头保存，这些民族曾一度属于布尼奥罗-基塔拉边界以内；这些传说集中在众所周知的巴齐维兹（Bachwezi）统治王朝。巴齐维兹据说是一个迁移的牧民群体。他们引进的长角驼峰牛，后来成为在大湖区的主要牛种。在14～15世纪时，拥有这些牛毫无疑问帮助他们成为执政的贵族。他们成为居于原先居住在此并有着狭窄领土基础的氏族之上的社会阶层。巴齐维兹时代的卓越与下列因素有关，铁器的制作、树皮布的制造、通过岩石叠成沉井的技术和（最引人注目的）广泛的土方工程系统，后者显然是用于防卫和圈养大批牛群。最大的土方工程位于比戈，沟渠延伸超过六英里半。
游牧者和农耕者的劳动分工以及他们接触的性质加剧了大湖区的等级形成和阶级分层。游牧民巴赫马人（Bahimapastoralists）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农耕者或巴伊鲁人（Bairu）身上。社会阶级正是从劳动关系状况变化的环境中产生的。比戈和其他地区的土建工程并非由自愿的家庭劳动力修建，肯定使用了某种形式的强迫以使农耕者为他们的新领主生产剩余产品。例如，巴齐维兹人据说已经建立了一种系统，征召青年人为国王服务，并由占着分配给军队的土地为军需耕作的巴伊鲁人进行维护。他们还引进了奴隶工匠和管理员。当被任命的行政官员在地方一级代表贵族时，这是建立有如埃塞俄比亚封建采邑的第一步；当土地转让的问题还没有进入场景时，我们应该牢记，对牛群的不平等分配就意味着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围绕着巴齐维兹人（Bachuezi）确切的身份问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他们可能并非移民。然而，一般认为他们是肤色较浅的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如果是这样，我们有必要强调，无论14～15世纪在大湖地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这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非洲社会发展的结果，而非从外部的移植。为了将这些东非发生的事件放在世界人类成就的环境中考察，可以将印度作为比较。在基督诞生前几个世纪，北印度也是浅肤色的被称为雅利安人（Aryans）的游牧民的接收地。然而，曾经有一一段时间，印度的一切文化都被认为是雅利安人的；但后来仔细审查发现印度社会和文化基础已由被称为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的早期居民奠定。因此，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将印度北部的成就作为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荼人两者的结合或组合的成果是一种比较明智的观点。同样地，东非有必要寻求新与旧元素的合成，而这事实上正是14～15世纪大湖区的发展道路。
正如刚才所指出的，巴齐维兹人与铁器制造和树皮布制作的技术密切相连。并不能清楚地确定是他们最先引进了这样的技术，比较可能的是他们在精细加工这些技术方面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当然，东非使用铁器的社会早在巴齐维兹人以前数个世纪便为人所知。就在现今的肯尼亚—坦桑尼亚边境南部的恩加鲁卡（Engaruka），发现了一个规模虽小却令人印象深刻的曾处于铁器时代的社会的废墟，这个社会约在第一个千年结束前（即公元1000年以前）蓬勃繁荣。恩加鲁卡是一个集中的农业定居点，从事梯田、灌溉以及应用被称为干燥石头堆建技术的围墙建筑，即不需要灰浆将石头粘在—起。在大湖地区，出现了以香蕉为基础的农业，从而能够支持大群定居人口。这是从孤立的公有社会进化到国家的某个前提条件。具有某种意义的是，口头保留的传说暗示在巴齐维兹人之前存在着布尼奥罗和卡拉圭两个王国。当巴齐维兹人到来时，国家形成已经处在胚胎阶段，很可能他们并没有长期保持外人的身份。不像在印度的雅利安人，巴齐维兹人甚至没有强加自已的语言，而是采用了当地居民的班图语（Bantu），这反映了在文化合成方面，本土而非外来元素占据着主导地位。无论如何，文化产品是非洲的，它也通过本土化的演变与社会形态相互作用的结合构成了发展模式的一部分。
由巴齐维兹人为大湖区诸王国做出的贡献之一据说是引进了以月相为基础的宗教。在目前为止调查过的所有情况中，宗教对推动家庭社区的简单组织到建立国家这一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往往与非洲内部和外部的大规模建构联系在一起。这并不是从实际的宗教信仰来解释，而是因为一个强大的普世教会的成员给予一个年轻国家的统治阶级多方面的优势。一个基督徒或穆斯林的国王可以接触一个具有识字文化和更广阔的世界。他可以与宣称信奉宗教的商人和工匠打交道；他任用那些识字的管理人员和神职人员；他可以前往世界的其他地方如麦加。
首先，普世宗教在埃塞俄比亚、苏丹、埃及、马格里布和西苏丹取代了传统的非洲的祖先宗教，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是根植于任何一个家庭社区，因此可以用来动员许多社区并融入国家。然而，已经被一个单姓部落或族群接受的宗教信仰可以提升到同一形式或稍改变的形式以成为整个国家的宗教。这是在大湖区的情况，而且在以上描述过的地区以外的绝大多数非洲地区也一样。
津巴布韦
在津巴布韦，由砖头建起来的伟大建筑物之一（约在14世纪）通常被称为“寺庙”，并被认为是为宗教目的服务。即使从微薄的证据也可看出，社会发展的宗教方面在新生的非洲社会中对个人之间起到最重要的黏合作用，这一点是明确的。例如，15世纪津巴布韦的莫塔帕（Mutapa）帝国的统治阶级是游牧民，他们的宗教仪式包括象征着牛的物品，在大湖区的布尼奥罗和卡拉圭王国也发现了类似情况。可以猜测，这种仪式也象征着牛的主人的统治，这与他们为了达到稳定结合的目的而尊重农耕者此前存在的观念一样。这一场景的细节在现阶段已无人知晓，但重要的是任何有关非洲宗教的讨论必须尽力将其置于一种动态的渐进的方式中，并将其与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式与机构相联系。这项任务超出了目前的研究范围，建议研究津巴布韦以作为在非洲被卷入与欧洲的联系之前数个世纪里可以确定的生产力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均有明显发展的地区。非洲大陆最南端的部分在15世纪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一地区在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LimpopoRiver）之间覆盖后来被称为莫桑比克和罗得西亚（Rhodesia）的地方。既使用铁器也在建构国家的民族早在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就在此积极活动，这里最终在15世纪出现了被欧洲人称为莫诺莫塔帕（Monomotapa）的帝国。
“津巴布韦”一词在这里用于表示欧洲人到来之前几个世纪的赞比西河-林波波河文化，因为在11～14世纪这里的社会繁荣，最具特色的是统称为津巴布韦的大石头的宫殿建筑。
关于使津巴布韦文化闻名于世的建筑物已有不少著述。这是对花岗岩环境的直接反应，这些建筑用片状花岗岩建在花岗岩山上。最著名的幸存的石头废墟是位于萨比河（SabiRiver）北岸的大津巴布韦遗址。大津巴布韦的主要建筑之一约300英尺长，220英尺宽，并有着高30英尺、厚20英尺的围墙。将砖不用灰浆黏合一块接一块地垒起来，这一技术与前面描述过的坦桑尼亚北部的恩加鲁卡的风格一致。这事实上是非洲物质文化的一个特殊方面，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到处可见。大津巴布韦和其他遗址的环绕砖墙也是典型的非洲风格，同样体现在班图语民族的精美的土围建筑上。
据报道，一位欧洲考古学家认为，在津巴布韦耗费的劳动力与埃及金字塔消耗的劳动力相当。这肯定是言过其实。因为金字塔使用了数量难以置信的奴隶，而津巴布韦的统治者不可能有这么多奴隶可供差遣。然而，绝对有必要对直到15世纪津巴布韦地区建造各种建筑物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进行思考。这些工人们很可能是一个被其他民族征服了的特定民族，但在被征服过程中，他们获取了那种劳动力被剥削的社会阶级的角色。他们也不是纯粹的体力劳动者。技能、创新性和艺术性的建设融入了墙面，尤其是装饰、内间以及门的处理上。
当塞西尔·罗得斯（CecilRhodes）派他的代理人在津巴布韦进行抢劫和偷盗时，他们以及其他的欧洲人对幸存的津巴布韦文化的废墟感到震惊，并自动地假定它是白人所建。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一种倾向即带着一种神奇的感觉来看待这些成就，而不是冷静地承认这是人类社会在非洲的一种完全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作为人类劳动打开新视野普遍过程的一部分。只有明确这种建筑物是建立在经过数百年演变才得以形成的先进农业和采矿业的基础之上，真实感才能恢复。
津巴布韦是一个混合农业区，牛是很重要的，因为该地区没有采采蝇。灌溉和梯田达到相当大的比例。没有单一的大坝或渡槽可与亚洲或古罗马的相比，但无数小溪被分流并沿着山间流淌，这种方式显示人们已认识控制水的流动的科学原理。实际上，通过认识物质环境，在津巴布韦人中已产生了“水文学家”。在采矿业方面，同样令人惊奇的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一地区的非洲人中已经产生了勘探者和“地质学家”，他们清楚地知道在地下的何处寻找黄金和铜。当欧洲殖民者于19世纪来到这里时，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含金和含铜层在此之前已被非洲人开采，当然不是在相同的规模，因为欧洲人使用钻井设备。在津巴布韦人中间也出现了工艺人，他们通过高度的技巧和精致的感觉将黄金制成饰品。
特别是黄金的存在刺激了对外贸易，反过来这种外部需求又加快了采矿业。在公元1000年时，在赞比西河北面的因贡贝-艾里德（IngombeIlede）出现了一个使用黄金的贵族。据推测，他们从更南边的金矿得到了黄金供应。然而，只有在那种产生了非常大量的经济剩余从而可以将剩余部分变成黄金，以表达威信（如在印度）或是造币和金钱来推广资本主义（如在西欧）的社会里，黄金才会有大量的需求。前封建社会的非洲没有这样的盈余，也不存在使黄金有必要在内部大量流通的社会关系。因此，是远至南部莫桑比克通道的索法拉（Sofala）的阿拉伯商人促使津巴布韦开采更多的黄金以供出口。正是在11世纪的同一时期，这些石头建筑开始修建。这里有一系列的因素相互吻合，即阶层分化的加剧、国家的巩固、生产和建筑技术与贸易。数个不同民族为津巴布韦社会做出了贡献。这一地区最早的人是“布须曼人”（Bushmen）和科伊桑类型的猎人，今天他们在南部非洲已为数甚少。他们被纳入从更北的地区迁移而来的说班图语的新种族家系，事实上他们为这一地区的班图语言做出了贡献。在说班图语的人中，也有几个不同的群体在不同时间里逐渐繁荣起来。考古学家发现的物质证据表明了各种陶器风格，与不同的埋藏位置和骨骼中的不同骨架结构形成对照。其他文物材料表明，几个世纪以来，许多社会占据过津巴布韦这一区域。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渗透多是以和平的方式，尽管在同—时间。加固的山顶和石头防御工事显示出最大的国家往往通过军事斗争来争得生存和卓越。此外，一些族群肯定被永久降到劣势地位，从而为农业、建筑和采矿提供劳动力。其他的氏族则专门从事畜牧业、战争、宗教职业如占卜和祈雨。
据信从11世纪到14世纪，津巴布韦的居民说索托语（Sotho）；但当葡萄牙人到达的时候，一个说绍纳语（Shona）的王朝已经控制了大部分地区。那是在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之间建立莫塔帕国家的罗兹韦氏族（Rozwiclan）。统治者被称为姆韦尼·莫塔帕（MweneMutapa），这对他的追随者而言显然意味着“莫塔帕之主”，但对于被他征服并整合为一个帝国的人民而言，这意味着“伟大的掠夺者”。第一个拥有姆韦尼·莫塔帕这一称号的人的统治期约为1415～1450年、但当时的王朝在此之前已经日益著名。首都最早位于大津巴布韦，后来搬到北部。重要的是，姆韦尼·莫塔帕任命总督，管理首都以外的各个地方，这种方式与西苏丹帝国或大湖区的巴齐韦兹国家相似。
莫塔帕的罗兹韦人首领们尽最大努力鼓励生产以利出口贸易，特别是黄金、象牙和铜等产品。阿拉伯商人来到这个王国居住。津巴布韦地区因此卷入印度洋的贸易网络，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相连。莫塔帕的罗兹韦人首领的一个主要成就是组织了一个单一的生产与贸易系统。他们向王国的各种社区索取贡赋，这既是一种主权表示，也是一种贸易形式，因为这刺激了商品的流动。毫无疑问，对外贸易加强了莫塔帕国家，但主要是加强了统治阶层对经济活动的垄断。与当时的其他非洲精英相比，津巴布韦的罗兹韦人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与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贵族或马格里布的阿拉伯-柏柏尔人封建领主相比，他们还不是同一类型。他们接受了一些外来影响，但他们没有像去麦加朝圣的马里和桑海的统治者一样出外旅行。他们的衣服仍然主要是兽皮，以及他们新近从阿拉伯商人那里进口的布，而不是通过自身技术演进的本地产物。在这方面，津巴布韦也落后于其他早期非洲国家，如约鲁巴的奥约（Oyo），同一地区的贝宁，以及14世纪的刚果帝国（在欧洲人到来时被他们称为最伟大的西非国家）。
为了说明的目的，一直认为有必要考虑一些（但不是全部）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发展比较突出的地区。但不应该忘记，还有无数的乡村社区，正处于形成国家的过程中，它们虽然规模小，但有时内部产生了急剧的分层，也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物质进步。
上面所叙述的应足以说明，15世纪的非洲不是一个不同“部落”的混乱组合。这里既存在模式，也存在着历史运动。一些社会如封建的埃塞俄比亚和埃及处在进化发展过程的前面。津巴布韦和巴齐韦兹诸国也显然处在脱离公有社会的上升过程，但与封建国家和那些在西苏丹的尚未达到封建阶段的国家相比，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结论
在介绍发展观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生产能力缓慢的、不易察觉的扩展最终会达到—种质的差别、伴随着有时由社会暴力所宣布的新时期的到来。可以说，大多数非洲国家没有达到一个与社群主义明显不同的新阶段。因此，在这项研究中采用了“过渡”这一谨慎的术语。我们还注意到，这里没有任何内部的社会革命。这种革命已在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发生过，也只有在非自愿的社会经济过程中阶级意识导致对人民意志的大规模干预的情况下发生。这种观察有助于将非洲直到15世纪的发展定位在一个低于成熟的阶级统治的封建制度的水平。
我们也应该重申，奴隶制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在非洲的任何社会都不存在，虽然在公有社会的平等被腐蚀得最厉害的地方可以发现一些奴隶。这是一个突出特点，说明非洲之路在更广泛的世界发展框架中的自立地位。研究非洲早期历史的一个悖论是，只有在深化对世界整体的认识之后才能使我们充分理解非洲，但对复杂的人类与社会发展的真实图景只有在对长期被忽视的非洲大陆进行广泛的研究之后才能描绘。只有通过比较才有助于清晰。事实上，平行类比被狭隘地限制在欧洲，尽管也可以提供亚洲历史的例子。这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因为这使得受过欧洲教育的非洲人更容易回忆（法国）卡佩王朝和（普鲁士）霍享索伦王室之类的名字，而不是越南的lydynasty或陈朝，因为后者对他而言是陌生的，即使知道也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甚至有可能被认为太难发音！
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在对15世纪的非洲发达地区和同一时期的欧洲发达地区进行研究后，两者之间的不同丝毫不会败坏非洲的名誉。事实上，正是那些第一批从海上抵达非洲西部和东部的人指出在大多数方面非洲的发展可以与他们所知道的地方媲美。例如，当荷兰人参观了贝宁后这样描述：
进入贝宁城的时候，似乎觉得它非常大。你走进了一条宽阔的大街，没有铺路面，似乎比阿姆斯特丹的瓦尔莫埃大街要宽七八倍……
国王的宫殿是一组建筑群，占用有如哈莱姆镇一样大的空间，四周是围墙。有许多国王的部长们的公寓，还有大多数可与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房间大小相仿的精美画廊，房间由包裹着铜的木桩支撑着，那里描绘着他们的胜利，并小心地保持着清洁。
该镇由三十个主要的街道组成，街道很直，120英尺宽，还有无数小交叉的街道。房子彼此相连，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些人在爱清洁方面绝不比荷兰人差；他们的房子洗刷得这样干净，以至看上去像是抛过光，如镜子一般光亮。
然而，设想贝宁和荷兰在所有事情上都是相等的，那只能是自欺欺人。欧洲社会已经更具侵略性和扩张性，并在产生新的形式方面更有活力。欧洲的活力蕴藏在商人和制造业阶级。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走廊里坐着荷兰市民——现代金融和工业资产阶级的祖先。这个阶级在15世纪的欧洲能够将封建地主推向前进或推到一边。他们开始摒弃保守主义，并创造了变化是可取的这样一种知识环境。技术上产生了发明精神，生产方式的变革速度加快。因此，当欧洲通过贸易与非洲建立了亲密关系时，已经存在着有利于欧洲的边缘优势，这种优势表现在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与一个仍在摆脱社群主义的社会之间的差异。
阅读指南
对早期非洲史缺乏研究有很多原因。最明显的是，殖民主义者长期以来认为非洲历史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重建。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对非洲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欧洲资产阶级人类学家进行的，其有关“原始社会”的哲学观使他们将非洲社会与它的历史背景分离开来。存在着对微观单位的集中关注，而对整体模式没有涉及。正在进行中的新的非洲学术研究时间太短，尚未提供任何重大的突破。以下引用的几本书是这一新方法的一部分。
BASILDAVIDSON,AfricainHisory,NewYork;Macmillan,1969.
HENRILABOURET,AfricabeforetheWhiteMan,NewYork:WalkerandCo.,1962.
MARGARETSHINNIE,AncientAfricanKingdoms,NewYork;St.Martin'sPress,1965.
K.M.PANIKKAR,TheSerpentandtheCrescent,NewYork;AsiaPublishingHouse,1963.
上述这些书不是由非洲人写的，它们因同情的角度且具有足够的价值使其在非洲内部获得尊重并广泛使用。K.M.潘尼卡（K.M.Paninkkar）是一位对非洲大陆表现出专业兴趣的亚洲学者的不寻常例子。
J.AJAYIandI.ESPIE(editors),AThousandYearsofWestAfricanHistory,NewYork:HumanitiesPress,1969.
B.A.OGOTandJ.A.KIERAN(editors),Zamani,aSurveyofEastAfricanHistory,NewYork:HumanitiesPress,1968.
非洲的历史学家开始汇总收集的相关资料以提供大陆历史的综合论述——但通常只是大陆的一部分，如上面两个例子所示。不幸的是，质量参差不齐，非洲作者对他们论及的地区也未能提供任何有连贯性的地区综合。
G.J.AFOLABIOJO,YorubaCulture,aGeographicalAnalysis,London:UniversityofLondonPress,1967.
B.M.FAGAN,SouthernAfricaduringtheIronAge,NewYork:Praeger,1965.
这两本不同书籍的共同点在于对物质环境的认知。阿弗拉比·奥卓（Afolabiojo）是尼日利亚地理学家，B.M.费根（B.M.Fagan）是英国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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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1919年3月）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定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决定成立第三国际并定名共产国际。表决权的比例不变。各政党、组织和小组在八个月以内保有正式申请加入第三国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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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的活动大事记（1914年8月-1926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
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的活动大事记
（1914年8月-1926年12月）
一九一四年
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大多数党背叛了巴塞尔宣言的革命原则，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这时，季诺维也夫和列宁一起，逆流而上，揭露第二国际的破产，公开宣传建立新的第三国际，并着手进行建立第三国际的准备工作。
9月，季诺维也夫一家随列宁之后移居瑞士伯尔尼。
10月，季诺维也夫同列宁一起积极为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而做准备工作。
11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复刊，由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任编辑。在复刊后的第1号，即第33号上刊登了列宁的《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等文章，还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反潮流》一文。他在文中强调指出，目前，在整个国际中流行着一种沙文主义的通病。我们毫不掩饰，目前连股沙文主义潮流十分强烈，这种流行病已经广为蔓延。但是，这种状况并不能使我们推卸自己的责任。相反，它却无条件地迫使我们逆流而上，实行反潮流。“反潮流”当时成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一个战斗口号。
12月5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战争和俄国社会民生党工人党团》、《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步孟什维克的后尘》、《重要文件》等四篇文章。其中，在《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口号》一文中，季诺维也夫具体阐发了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他指出：“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口号不能是别的，只能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我们应该举起国内战争的旗帜，真正无愧于自己名字的国际，或者在这个口号下复兴，或者在这十口号下灭亡。”
12月12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5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国际和“保卫祖国”》一文，文中强调；“当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在欧洲的主要党内取得胜利时，第二国际就停止生存了。代替第二国际的将是新的国际。”
一九一五年
1月9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6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非好汉》一文。在文章中，他热情赞扬了投票反对军事投款的李卜克内西，并把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其他人斥之为社会主义的叛徒。
2月1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7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从1905年1月9日到1915年1月9日》、《“魏尔事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坐在别人膝上的大学生》、《也谈马尔托夫的转变》等四篇文章。在《“魏尔事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文中，季诺维也走在指出魏尔是一个极端的机会主义者的同时，强调说，诺斯克、哈阿兹、弗兰克之流要更坏些，从他们对魏尔的谩骂中可必看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了一个“肮脏的马厩”。
12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8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战争和俄国解放的命运》一文，文中批驳了希望俄国在战争中取胜的种种论调，阐发了列宁关于他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思想。他指出，俄国军队在战争中失败对俄国人民和世界革命最为有利。这样，俄国人民就能迅速推翻沙皇制度并掌握自己的政治命运。同时，俄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很快会波及到其他国家，转变成一场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
2月27日至8月4日，季诺维也夫出席了在伯尔尼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
3月8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论抢劫者》一文，文中指出，把德国社会主义日前的危机说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的危机，是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的危机，这不过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抢劫者的行径。
5月1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1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资产阶级的“五·一”节》一文，文中谈到，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贩卖性地要求工人群众为战争而放弃自己的节日，使工人的“五·一”节变成全世界资产阶级的节日。
5月21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2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论“赦免”和它的预言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未来的国际》等文章。在前一篇文章中，季诺维也夫揭露了考茨基之流企图通过互相“赦免”来恢复国际，掩盖帝国主义战争交战国双方的社会民主党人背叛社会主义的罪恶行径。在后一篇文章中，季诺维也夫指出，在现时正式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实质上有两个政党、两种阶级意识形态、两种纲领在斗争着：民族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和无产阶级级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政策。他认为，目前，德国左派的首要义务是同那些抛弃了旧的旗帜的过去的同志实行组织上的分裂，并迈出坚定的步伐去建立与机会主义者实行分裂的社会主义的国际。
7月11日，季诺维也夫参加了由罗·格里姆在伯尔尼召开的研究筹备左派社会党人国际代表会议的预备会议。他提出把建立第三国际的问题列入代表会议议程和只邀请真正的左派参加代表会议等建议，但被会议否决。
7～8月，季诺维也夫同列宁合写《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
7月26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3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王德威尔得怎样同库达舍夫公爵拟定俄国社会党人的共同意见》一文。
8月23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4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和平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和《陛下的“社会民主党人”》等文章。在前一篇文章中，季诺维也夫指出，无论是把和平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整个体系，还是把和平主义当作战争结束前的鼓动口号都是错误的。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口号只能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9月5日前，季诺维也夫同列宁合著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译成德文，并单独印刷成册。这本小册子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分发给会议代表。
9月6日至8日，季诺维也夫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并同列宁一起组织起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会上，他们同占多数地位的“中派”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会后，季诺维也夫同列宁、拉狄克被选进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务局，并参加左派常务局的机关刊物《先驱》杂志编辑部的工作。
9月11～12日，《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开始连载季诺维也夫的长篇政论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沙文主义》。
9月25日后，季诺维也夫被指定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参加扩大的社会党国际委员会的委员。
10月11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5-46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和《战争和俄国革命危机》等文章。在前一篇文章中，季诺维也夫简要介绍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筹备经过、人员构成及其思想面貌。他指出，会议组织者的打算与其说是召开左派的代表会议，不如说是召开“中派”和左派某种混合的代表会议。他认为，尽管代表会议的组织者、多数派代表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声明，他们不希望建立第三国际。但是，事态发展的进程将导致这样的结局：与代表会议多数派的愿望相反，不久前召开的代表会议将成为新的第三国际的第一块基石。
11月2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8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我们的胜利》一文。
12月21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9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在残酷监禁中受折磨》一文。
一九一六年
2月5～10日，季诺维也夫参加了在伯尔尼召开的扩大的社会党国际委员会会议。
2月18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爬进合法状态》一文。
2月29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1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再论国内战争》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考茨基反对“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口号，这不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背叛了他自己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说过的话。
3月25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2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写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以后》☆一支。在这篇文章中，季诺维也夫指出，社会党国际委员会召集的二月国际会议向全世界工人发表了纲领性的宣言，并决定公开地并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召开新的国际会议。这是在成立第三国际的道路上、在摆脱社会沙文主义的俘虏状态方面前进了一步。不过，不要用幻想来欺骗自己。在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内部，有许多人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革命者。我们毕竟还不能最终地说，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究竟会走向何处。
3月中旬至4月中旬，季诺维也夫通过信件往来同列宁一起为迎接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召开做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4月24~30日，季诺维也夫参加了在瑞士昆塔尔召开的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左派力量有了进一步增长。由于列宁、季诺维也夫等左派的坚决斗争，会议的决议有了一定的进步，并扩大了对建立第三国际思想的宣传。会后，左派几乎在欧洲所有国家中都形成了固定的小组，这些小组以后成为第三国际的核心。
6月1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4~55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从齐美尔瓦尔德到昆塔尔》☆一文，文中介绍了昆塔尔会议前的状况、会议成员的构成和会议的简况。季诺维也夫认为，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上是重要、最富有战斗性的问题是对待社会党国际局的态度问题。这项议程实质上解决的是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的问题。他指出，谁对旧的国际局抱着某种希望，谁就是朝后看。应该大胆而公开地号召各国工人同叛徒们决裂并建立自己的第三国际。
8月4日，季诺维也夫完成了自己的长篇理论著作《战争和社会主义的危机》的第一部分。
10月，在《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1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从前的失败和现在》一文。在《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2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第二国际和战争问题》和《阿德列尔会晤和社会主义的危机》等文章。季诺维也夫在《第二国际和战争问题》一文中谈到，“中派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二国际内总是帮助机会主义，而现在又在帮助社会沙文主义者。”他表示，当前首先要反对“中派马克思主义者”，并提出，“回到马克思那里去，为第三国际而奋斗！”
11月6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6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崩得的“国际主义”》一文。
一九一七年
3月，在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时，季诺维也夫同列宁等正在瑞士伯尔尼。得到二月革命的消息后，季诺维也夫立即同列宁一起起草了《1917年3月4日（17日）的提纲草案》。在这个提纲草案中，提出了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问题。
4月7日，季诺维也走同列宁参加了在伯尔尼文化馆召开的有法国、德国、瑞士和波兰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参加的会议。季诺维也夫后来指出，这次会议“事实上具有第三国际的第一次预备会议的意义。”
4月16日，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一批布尔什维克取道德国、瑞典返回俄国。
5月7～12日，季诺维也夫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会上，季诺维也夫同列宁在参加第三次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问题上发生了策略上的分歧。列宁认为，应该不参加或仅仅作为观察员、为了了解情况而参加会议。季诺维也夫在其向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则认为，我们是最后一次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在会上不但要了解情况，而且要争取其他左派，达到全体左派共同退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目的，并建立起第三国际。四月代表会议通过了季诺维也夫的决议草案，否决了列宁的提议。
10月23日，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举行的会议上，季诺维也夫被选进为领导起义而设立的中央政治局。会上，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并同加米涅夫在表决时投了反对票。
10月29日，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继续坚持反对立即发动武装起义的立场。
11月7日，季诺维也夫在《工人之路报》上发表了三篇文章。他在其中一篇题为《迎接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文章中作了自我批评，说：“和平消除危机的最后希望已经消失了。很遗憾，本文作者直到最后几天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和平的最后希望，但是这种希望被生活粉碎了。”
一九一八年
2—8月，布尔什维克党内由于布列斯特和约发生了重大分歧。季诺维也夫同列宁站在一起，对“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进行了斗争。
一九一九年
1月24日，《真理报》上发表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
3月1日，季诺维也夫出席了在莫所科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会上，德国共产党代表埃贝莱因根据德共和卢森堡生前的决定，不同意立即建立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协助列宁对埃贝莱因进行了说服工作，希望他能支持立即建立共产国际的主张。然而，说服工作没有成功。
3月2日，在共产国“一大”第一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共（布）中央发表《关于成立第三国际的声叫》☆，声明指出，我们党认为，正式成立第三国际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因此我们曾建议就在过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第三国际。但是，由于德国共产党坚持认为这次会议只应确认为一次代表会议，所以我们认为暂时同意德国共产党人的选项建议是必要的。不过，今后我们仍将为尽快成立作为正式机构的第三国际而进行宣传。
在这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还代表俄共（布）作了工作报告。报告简要介绍了俄共（布）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回击了对所谓“红色恐怖”的攻击，今天的《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起草的《共产国际——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
3月4日，在共产国际“一大”第三次会议上，季诺维也走在会议辩论是否应该立即建立第三国际问题时以俄共（布）中央的名义发言。他热烈支持立即建立第三国际的提案，并论证了立即建立第三国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3月5日，在共产国际“一大”第四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的报告。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也是他起草的。
3月6日，《真理报》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巴黎一柏林一莫斯科》一文。
晚上，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第三国际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3月20日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
3月20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共产国际的报告。
3月30日，《真理报》上刊登了署名为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主席格·季诺维也夫的《来自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呼吁》一文，文中指出，匈牙利革命是一系列革命的开端，结束资产阶级主宰一切的时刻来临了。
4月20日，季诺维也夫写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一文，此文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期上。文中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写道，“可以有把握地说，再过一年我们将会忘记在欧洲曾进行过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因为再过一年整个欧洲将是共产主义的欧洲。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将转移到美洲，或许转移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
4月，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名义发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书》。
5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第1期出版。季诺维也夫任《共产国际》杂志的主编。
5月11日，《真理报》刊登了由季诺维也夫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由于对匈牙利的进攻而发出的呼吁书》。其中号召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士兵和工人不要充当扼杀革命匈牙利的刽子手。
5月15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名义发表的《致全世界劳动人民书》。
6月1日，在《共产国际》杂志第2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社会民主党是反动派的工具》一文，文中指出，“旧的正式社会民主党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工具。这不是论战性的词语，这不是夸大，这是客观的、可以说是科学的真理。”“应当从资产阶级手中把这个工具夺下来，把它粉碎、消灭。那时，对资产阶级堡垒的最后冲击将不会如此困难了……”
6月20日，《真理报》上刊登了由季诺维也夫签署的《共产国际致全世界工人书》。文件号召西欧和美洲的无产阶级行动起来，制止英、法军队对苏维埃俄国的进攻。
7月15日，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名义发出《致全世界工人书》。文件针对第二国际预定在8月上半月召开卢塞恩代表大会一事，号召工人们在这一天上街举行示威游行，以表示对第二国际的蔑视和愤怒。
7月24日，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名义发出《致协约国工人书》。文件要求“协约国”工人们发动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政治罢工。
9月1日，季诺维也夫签署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议会和苏维埃问题的通报》。通报针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左思潮强调说，绝不能混淆以议会政治作为理想的政权形式和利用议会来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这两个问题。
在今天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5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对第二国际的起诉书》一文。
9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和书记巴拉巴诺娃共同签署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社会党博洛尼亚代表大会的信》。信中强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消灭作为资产阶级独裁工具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和建立红军——这就是国际革命无产阶级应该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几项任务。
10月1日，在《共产国际》杂志第6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俄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指出，俄国革命只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开端，俄国革命能够支持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到来的时候。他预言，“共产国际很快就会发展成各个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世界国际。”
12月初，在《共产国际》杂志第7～8期合刊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垂死的国际和新生的国际》☆一文。
12月8日，季诺维也夫在全俄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分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针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退出第二国际一事指出，考茨基和他的朋友们建立的党，现在同他们断绝了关系，把考茨基之流看成是世界工人所级的耻辱。这是共产国际道义上的伟大胜利。
12月13日，《真理报》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名义发出的《致法国工人书》。文中赞扬法国工人把沙杜尔提名为国会议员候选人表明法国工人同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号召法国工人打碎锁链、掌握政权、变资产阶级民主为无产阶级专政。
12月13日前后，季诺维也夫在全俄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会议上发表关于共产国际的讲话，说明共产国际在全世界都有了自己的支撑点。
一九二零年
1月16日，《真理报》刊登了由季诺维也夫签署的《共产国际告全世界工人书》。呼吁书是专门为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遇害一周年而发的，它强调说，任何屠杀也无法阻止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行进。
1月17日，季诺维也夫签署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法国社会党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的信》。公开信号召法国所有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建立单独的组织，并向无产阶级的叛徒公开宣战，将无产阶级队伍里依附第二国际的分子清除出去。
1月18日，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名义在《真理报》上公布了《共产国际关于乌克兰各党的决议》。决议指出，在共产国际“一大”上有代表权的仅仅是乌克兰共产党（布）。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必须使乌克兰所有的共产主义力量联合起来。
1月，季诺维也夫签署了《共产国际给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情》。信中号召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加入共产国际，并建议它联合一切能在紧要关头采取革命行动的工人和组织。
2月5日，季诺维也夫致函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邀请他们派代表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所在地，谈判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2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9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国际工人运动动的迫切问题》一文的前半部分。
3月，季诺维也夫向俄共（布）九大提出了创立新的工会国际的建议。
4月3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致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一文。文章提到，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建立工会国际组织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季诺维也夫认为，关于组织红色工会国际的建议将受到全世界工人的欢迎。
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建立红色工会国际问题发出《给各国工会的信》。
5月1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五·一”节和共产国际》一文。
5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0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国际工人运动的迫切问题》☆的后半部分。文中分析了退出第二国际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法国统一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组织的状况，论述了共产国际“二大”将要讨论的对待议会制和工会的问题。此外，文章提出了防止“中派”分子钻进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内部继续他们的旧政策的问题。
6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书记拉狄克签署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通告》。
6月16日，季诺维也夫同法国社会党代表弗罗萨尔和加香进行会谈。
6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书记拉狄克及委员塞拉蒂、博姆巴契、格腊齐亚德伊、列宁、布哈林、卡拉汉、巴拉巴诺娃、克林格尔等签署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信》。信中指出，只有开除右翼领袖，独立社会民主党才能加入共产国际。
7月3日，《真理报》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书记拉狄克签署的《对波斯、亚美尼亚和土耳其被奴役的人民群众的呼吁书》，呼吁书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将于1920年8月15日在巴库召开波斯、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工农代表大会。
7月6日，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致电法国社会党中央。电文中谈判，弗罗萨尔和加香已接受共产国际的原则，将代表法国社会党出席共产国际“二大”。
7月上旬，季诺维也夫同列宁频繁地交换对召开共产国际“二大”的具体事宜的意见。
7月12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写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一文。文中指出，过去的一年是共产国际同第二国际激烈斗争的一年，是共产国际得到很大发展的一年。
7月19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开幕。季诺维也夫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托宣布代表大会开幕，并致了开幕词。在选举主席团时，季诺维也夫当选为主席团成员。
7月20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一文。文中指出，在共产国际“一大”时国际共产主义仅仅是一种趋势。在召开共产国际“二大”时，国际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趋势，而且有了一个强大的组织。由于这个组织的迅速发展，它已经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
7月23日，在共产国际“二大”第二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后共产党的作用和结构》的报告。在报告中，季诺维也夫批评了潘涅库克把党和群众对立起来的论点，指出，工人群众在革命中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顺利地采取行动。那些以“左派”自居，否定党的作用的人，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几十年来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机构向他们灌输的东西。在大战中垮台的是旧政党，我们要建立起新的共产党。我们阶级的党越强大，取得胜利的道路就会越短、越容易。共产党应该是集中制的，军事化的、具有铁的纪律的党。
7月24日，在共产国际“二大”第三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共产党的作用和结构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在第三次会议上，当讨论邀请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参加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委员会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荷兰代表怀恩科普作了反对的发言后，季诺维也夫起来进行了驳斥。他表示，要继续反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的动摇和不彻底性。但是，当每一个群众性的党想同我们一起为无产阶级事业而斗争时，我们就要接近他们，同他们谈判。
7月27日，在共产国际“二大”公报第1号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两条道路》一文，后又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3期上。
7月28日，在共产国际“二大”第五次会议上，在辩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发生激烈争论。塞拉蒂发言后，季诺维也夫进行了反驳发言。季诺维也夫指出，塞拉蒂指责我们支持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是不对的。我们认为，共产党人有义务支持任何革命运动。
7月29日，在共产国际“二大”第六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报告☆。
季诺维也夫同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共同签署了《致法国社会党全体党员、致法国全体有觉悟的无产者》的公开信。
7月30日，在共产国际“二大”第八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对为什么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没有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和能否现在接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等问题作了解释性发言。
7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的条件下能够建立工人代表苏堆埃》和《共产国际今昔》☆等文章。他在后一篇文章中指出，“共产国际迄今为止主要是宣传和鼓动的机构。共产国际现在则是必须直接领导各国运动的战斗组织。”
8月4日，在共产国际“二大”第十四次会议上，在对《共产国际章程草案》进行辩论时，季诺维也夫作了发言。在发言中，季诺维也夫反驳了美国代表团关于不应该把工会包括在共产国际里的意见，指出，革命工会应该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上有自己的代表，并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组织起来；他反驳了怀恩科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变成扩大的俄国委员会的说法，指出，5名委员从执委会驻在国来，其余10名委员从其他各党来，这不会使执委会变成一国的执委会，只会使执委会真正具有国际性；他还反驳了列维关于8个月召开一次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的建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应该是随时工作的机构，不能各党每隔三个月才派出自己的代表，开一次摆样子的会议。
8月5日，在共产国际“二大”第十五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可能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条件》的报告。报告指出，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可能建立苏维埃，不要建立人为的组织，否则会使苏维埃的思想威信扫地。
季诺维也夫在辩论工会问题时作了发言，指出，不应该摧毁数百万人的工会，而应该使工会革命化，并把它引上我们的道路。为此，必须深入到旧工会里去，“到群众中去！”
8月7日，在共产国际“二大”第十六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向大会致闭幕词。他在闭幕词中指出，世界工人运动的主流正沿着共产主义的河床流派前进。我们已经看到一条共产主义的大河。但是，在这条大河旁边也还有许多溪流和小河，我们要使它们汇入共产国际的大河。
在这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再次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
8月27日，季诺维也夫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布哈林、列宁等共同签署了《致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与全体党员、致意大利革命的无产者》的公开信。信中认为，意大利已具备进行一场群众性革命的最重要条件，关键在于意大利社会党必须清除自己内部的改良主义者和自由资产阶级分子。
8月31日，在巴库苏维埃和阿塞拜疆工会代表大会联合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向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代表致欢迎词。
9月1日，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在巴库召开。在第一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被选为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他强调要把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潮流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汇集在一起，发动一场反对英法资本家的真正圣战。
9月7日，在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向大会致闭幕词。他在闭幕词中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9月26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和罗斯梅共同发表的《致法国工人》的公开信。
9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3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两条道路》等文章。
10月上旬，季诺维也夫由红色工会国际代表洛佐夫斯基陪同，前往德国。
10月12-17日，季诺维也夫参加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他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
在哈雷代表大会期间，季诺维也夫同法国社会党代表龙倍和列诺得尔进行了会谈。他表示，如果龙格等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条件，就可以考虑接纳他们加入共产国际。
10月25日，季诺维也夫在离开德国前发出了《致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公开信。在此之前，他还写了一本题为《在德国的十二天》的小册子。
10月29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对西方的冲击》一文。
11月7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1917～1920年的国际革命》一文。
11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4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霍夫曼、列维联合发表的《致英国革命矿工战士》，季诺维也夫和罗斯梅共同发表的《致法国工人》，季诺维也夫的《致意大利无产阶级》、《致德国革命工人》、《我的告别信》、《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的条件下能够建立苏维埃》和（论哈雷代表大会）等信件和文章。
12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5期上刊登了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季诺维也夫、列宁等同工会国际委员会成员托姆斯基等联合签署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工会国际委员会致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公开信》，以及季诺维也夫的《孟什维主义、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一文。
同月，季诺维也夫签署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致法国社会党图尔代表大会的信》。信中希望法国社会党成为一个清除了改良主义和半改良主义分子的、强大而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
一九二一年
1月15日前，季诺维也夫签署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信》。信中强调，意大利社会党必须在屠拉梯、达拉贡纳之流和共产国际之间进行选择。信中希望，意大利社会党能彻底清除屠拉梯、达拉贡纳之流。
1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在讨论德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把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接纳加入共产国际一事提出的抗议时，季诺维也夫解释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是由真正革命的工人组成的，执委会的决定符合共产国际“二大”的决定，德共对该党在行动上要宽容一些。
2月22-23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月8日发出的《公开信》的会议上，季诺维也夫表示，《公开信》过于造作。他还认为，“不能号召工人同其他工人政党达成协议，我不希望真正的工人卷入这种协议。”
2月底，季诺维也夫派遣贝拉·库恩去德国。在库恩离俄前，季诺维也夫多次与他会晤。岸恩在德期间参与了所谓“三月发动”的领导工作。
3月22日，季诺维也走向俄共（布）“十大”作了题为（共产国际状况）的报告。
3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6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写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致巴黎的茹奥公民、致阿姆斯特丹的菲麦恩和乌竖格斯特先生》，及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托发表的《致意大利社会党佛罗伦萨代表大会》等文章和信件。
4月29日，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同除德国外的其余的执委会委员共同签署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开除保尔·列维的声明》。声明强调，即使列维在三月发动问题上的看法十分之九是正确的，但由于他破例地违反了纪津，在特殊的情况下从背后打击了党，仍应把他开除出党。
5月24日，在收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后，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致以兄弟般的问候》一文。
5月，季诺维也夫签署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议程的通告》。
这个时期，季诺维也夫积极投入共产国际“三大”的筹备工作。但是，他同列宁在形势和策略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季诺维也夫看不到形势已经变化，应该使共产国际的策略适应形势的变化。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问题上形成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两派不同意见的对立。
6月10日前，季诺维也夫组织了共产国际“三大”的《策略问题提纲》草案的起草工作。
6月10日，列宁在看了最初的《策略问题提纲》草案后，向季诺维也夫提出自己的意见，并指出，“共产国际必须把策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逐步地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首先是旧工会内部的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6月10-12日，季诺维也夫主持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的会议。会议根据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决定在“三大”期间增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成员。同时决定，由季诺维也夫作《关于执委会活动的报告》，向大会建议选举季诺维也夫为大会主席团主席。
6月17、18日，季诺维也夫主持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法国问题的会议。
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季诺维也夫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向大会致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把共产国际“三大”前577的形势描绘得比“二大”时更有革命性。
6月25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第四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的报告。
6月28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第八次会议上，在讨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问题时，季诺诺也夫建议大会给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规定一个期限，以便使它能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决定它是否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和纪律，是否赞成加入德国统一共产党。而在这之后，再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开除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6月29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第九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就会议议程，开除列维、意大利社会党的状况等问题多次发言。
6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7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斗争的一年》一文。
7月2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第十四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在辩论共产国际策略问题时作了发言。他谈到，同中派和半中派相比，“左派”作为组织起来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左倾却对共产国际构成较大的危险，它使共产国际有变成脱离群众的小宗派的可能。在整个发言中，季诺维也夫仍然认为共产国际的打击重点应放在中派上。
7月3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第十五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在辩论工会同题时作了发言。他认为，在工会问题上当务之急是组织反对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的斗争，以及规定共产国际对红色工会国际、各国共产党对本国革命工会的相互关系。他指出，红色工会国际已拥有1800万成员，但还没有取得工人阶级的多数，我们应采取一切手段争取工会的多数。当取得工会的多数时，我们就取得了一切。
7月9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在讨论德国统一共产党的问题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共（布）代表团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做了说明。决议草案强调，代表大会将把进一步分散德国统一共产党力量的行动和任何建立宗派的行为看成是对整个运动的最大危险，并要求以前的反对派放弃任何派别组织，完全和无条件地服从相应的党的机构的领导。
7月12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又一次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当选后，致大会闭幕词。
7月23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援助受灾者和共产国际》一文。文章号召西方工人阶级向苏维埃俄国的灾民伸出援助之手。
8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8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的策略》☆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中具体阐述了共产国际“三大”的策略方针。他指出，共产国际新策略的特点在于：到群众中去，到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最深处去，参加无产阶级的日常的和细小的斗争，将工人阶级的多数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使工人群众系统地、顽强地准备临近的搏斗。
9月8日，季诺维也夫出席在斯堪的纳维亚某地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斯堪的纳维亚联合代表会议。
9月10日，《真理报》报道了共产国际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情况。会上，季诺维也夫被选进执行局。
9月14日，季诺维也夫主持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会上，根据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提议决定，《共产国际》杂志以后将一直以每期160页的篇幅出版。会议还决定，季诺维也夫继续担任杂志主编并负责杂志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栏目。会议还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提议决定，今后将执行局改称为主席团。
11月1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在意大利社会党内发生的事情》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中指出，尽管在里窝那代表大会到米兰代表大会期间，塞拉蒂和屠拉梯把从1912年以来被党开除的15000名改良主义者又拉回党里，但党的人数却从112000下降到65000。这一事实表明塞拉蒂同右派联合的政策将导致意大利社会党的彻底崩溃。
11月13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发展中的主要阶段》☆一文。他在文章中把共产国际的发展过程分成四个主要阶段，并指出，有人把共产国际业已开始的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堡垒进行的正确的然而缓慢的围攻，把共产国际刚刚开始的细小的然而表面上效果不很显著的困难复杂的工作，看作是共产国际影响的衰落和“黄昏”。实际上，任何悲观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现在共产国际已进入成年，已进入工作更为困难、但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
11月底，季诺维也夫在列宁的领导下，开始了制定工人统一战线策略的工作。
11月底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9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旧的目标，新的道路（论工人统一战线）》一文。这是共产国际中第一篇全面论述工人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
12月初，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季诺维也夫起草的《关于工人统一战线，关于对待加入第三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以及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的工人的态度（提纲）》☆（以下简称《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提纲》）。
12月4日，俄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将《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提纲》转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
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提纲》。
同日，《真理报》全文刊登了由季诺维也夫署名的《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提纲》☆。
12月22日，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在讨论《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提纲》时，季诺维也夫作了专题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提纲》。
12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20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再论统一战线的策略》☆一文。
一九二二年
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
季诺维也夫主持了开幕式并向到会代表致欢迎词。他在欢迎词中强调，共产国际不仅努力成为欧洲的组织，而且要成为世界的组织，并指出，建立起无产阶级和东方劳动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盟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会上，季诺维也夫同列宁等一起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1月22日，季诺维也夫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报告的摘要发表在1月24、25日《真理报》上。报告指出，亚洲成了世界政治的中心，要加强欧洲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
1月25日，季诺维也夫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欧洲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但推翻帝国主义的群众重心即步兵是远东被压迫人民。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决定世界革命的两股革命力量联合起来。
2月2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闭幕，季诺维也夫向大会致闭幕词。他指出，东方劳动人民正负起完成欧美人民开始的事业的使命。
2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全会开幕。季诺维也夫被选进会议主席团。
2月24日，上午，季诺维也夫在执委会第一次扩大全会上作了《关于执委会的活动》的报告。
晚上，季诺维也夫在执委会第一次扩大全会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的问题是同俄国的新经济政策有关系的，但是这里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俄国的狭隘的自私的利益。他谈到，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使害怕我们的策略的人暴露自己的面目，挖掉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根基。他又谈到，统一战线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而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社会革命的胜利，共产国际的胜利就有了保障。
2月28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全会上，在结束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策略问题的辩论时，季诺维也夫作了总结发言。他着重批评了意共和法共对统一战线策略的反对意见，认为，德国共产党提出的“工人政府”口号是治愈意、法两国共产党所害病症的良药。他还强调了召开国际工人代表会议的必要性。
3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全会在通过《关于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提纲》等文件后闭幕。
3月7日，《真理报》刊登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合写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一文。
3月14日，季诺维也夫将其起草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出席三十国际代表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草案交给列宁。列宁对草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如删去改变对孟什维克态度的部分，在议程问题上仅仅提出争论最少的问题，不要由于会议的人员组成而使会议破裂等等。草案按列宁意见修改后，于3月17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
3月29日，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作《关于共产国际的报告》。
4月12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前景》☆一文。文中谈到，“三个国际的柏林会议结束了。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获悉这次会议的详情细节。但据我们所知，我认为列宁同志说作了过多的让步，这是对的。”“不管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小小的开端已经奠定了。局部性问题不应使我们看不到基本的前景。”文章最后指出，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动员工人群众起来反对资本家，反对资本家就是反对社会妥协派领油。工人们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和叛徒领袖们，这就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前景。
4月30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1922年的“五·一”节》一文，并在这篇文章后面又重新转载了季诺维也夫1915年所写的《资产阶级的“五·一”节》一文。
5月18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全世界工人代表大会何时召开？》一文。季诺维也夫指出，在预定于1922年5月21日召开的三个国际“九人委员会”会议上，共产国际将最坚决地要求召开世界工人代表大会。哪怕其他两个国际都拒绝，共产国际也要单独展开争取工人统一战线的运动。
5月21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反革命的辩护士——王德威尔得到来之前》的短评，并以季诺维也夫1915年7月26日所写的文章《王德威尔得怎样同库达舍夫公爵拟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意见》作为代“欢迎词”。
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二次扩大全会开幕，季诺维也夫被选进会议主席团。
在今天的会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共产国际和对社会革命党的审判》的报告，他具体建议了共产国际方面在审判中充当公诉人和辩护人人选。他还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谈到，我们从上层和下层都开始了争取统一战线的斗争。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不能期望在上层取得巨大的成果。
6月1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二次扩大全会辩论法国党问题时，季诺维也夫作了发言。他强调说，法国党要避免派别斗争，并要加强在工会中的工作。
6月11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二次扩大全会上，按季诺维也夫的建议，会议一致赞同共产国际参加柏林会议的代表团的报告和关于“九人委员会”活动的报告，并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制定了相应的决议。此外，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委员会的组成，季诺维也夫参加了纲领委员会。
在今天的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就意大利共产党的状况作了发言，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只在经济方面贯彻统一战线策略的作法是用一条腿走路。他还指出，“工人政府”口号适合于意大利的情况。
6月28日，在共产国际纲领委员会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在发言中对制定一个共同的纲领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7月11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意大利社会党是怎样被毁灭的》一文。在文章中，季诺维也夫列举了意大利社会党在共产国际“二大”后两年时同里遭受的重大损失，并论证说，中派分子的全部客观作用还在于，使无产阶级胜利的时刻推迟，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困难化。
7月28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党的诞生》一文，文中指出，在1920-1921年间法共只能算是希望成为共产党的党，现在法共正在诞生过程中。
同日，季诺维也夫给意大利社会党的拉查理、马费等写了一封公开信。
信中，希望他们不仅要在口头上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国际，而且要用自己的正确决议来证明这一点。
8月7日，季诺维也夫向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会议作了关于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9月5日，季诺维也夫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季诺维也夫在会上作了主席团的报告，并以主席团的名义建议共产国际“四大”增加下列三项议程：（1）十月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2）资本的进攻；（3）情报问题。
9月20日，季诺维也夫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在会上进一步讨论了共产国际“四大”的议程问题，并做出决定：在10月25日将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审查共产国际“四大”的全部准备工作。
9月24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给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前信》。在信中，季诺维也夫请德国共产党人向社会民主党提出公开建议，用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季莫费也夫去交换被德国政府关在监狱中的麦克斯·赫尔茨同志。
9月27日。《真理报》刊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共产国际“四大”的议程和报告人、副报告人的决定。由季诺维也夫担任第一项议程《执委会前报告和共产国际今后的策略》的报告人。
10月6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的胜利》一文，文中指出，意大利社会党开始改变对共产国际的态度，这是共产国际的胜利。
10月上旬，季诺维也夫派曼努伊尔斯基等参加预定在10月15日召开的法共第二次代表大会。
11月2日，季诺维也夫主持了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由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四大”的主席团主席。此外，会议还通过了季诺维也夫对大会议程的补充建议。
11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开幕。大会选举季诺维也夫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按照季诺维也夫的建议通过大会主席团名单。季诺维也夫向大会致了开幕词，他强调说，我们整个时代最主要的中心任务在于战胜社会民主党，即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道路上的主要国际反革命因素。
11月7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俄国革命中不朽的东西》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指出，如果要最简洁地说明俄国革命中不朽的东西是什么，那么，这就是世界革命的开端。
11月9日，在共产国际“四大”第二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被选进法、意等国问题委员会。他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的报告。
11月10日，在共产国际“四大”第三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报告。他在报告中对“工人政府”口号作了解释：一方面说，工人政府口号是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具体条件下的某种具体的运用，工人政府只能是一种过渡阶段；另一方面说，我们对这个口号的理解不是别的，正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11月12日，在共产国际“四大”第六次会议上，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和共产国际策略的报告辩论结束时，季诺维也夫作了总结发言。他提出，工人政府有四种类型：（1）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府；（2）社会民主党政府；（3）社会民主党人、工会领袖以及共产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4）共产主义的工人政府。他认为，工人政府口号既是使我们能深入群众的口号，同时也是一个包含了许多危险的口号，我们必须善于利用这个口号。
11月19日，工会国际“二大”召开。季诺维也夫为工会国际“二大”的召开发击了致敬电。
11月20日前后，在共产国际“四大”第十八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以主席团的名义就共产国际纲领问题提出一个包含五点意见的决议案，要求大会把制定共产国际纲领问题转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作进一步的研究，以便在下次代表大会能制定出共产国际纲领。决议案被会议通过。
11月30日，在工会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突出谈了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问题。
12月8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一文，文中指出，共产国际“四大”在使共产国际由各国党的联盟变成真正统一的国际的道路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四大”使以前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更加具体化，更适合各国的具体条件。文章还强调了在“四大”上提出工会运动统一问题的重要意义。“当共产国际提出无论如何也要维护工会的统一的口号时，它再一次挽救了国际工人运动。”
12月8同前后，在共产国际“四大”第三十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就意大利同题作了发言，他指出，意大利先进工人要刻不容缓地联合起来，建立起工人统一战线。同时，他对意大利群众的革命性作了过高的估计，并低估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
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在闭幕式上，季诺维也夫再次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并发表了闭幕词。他在闭幕词中认为，每次大罢工、任何局部起义、甚至任何重大的议会危机，在目前不稳固的均势的条件下都可能转变为重大的革命发动，甚至成为革命的起点。在几年之内我们将转入进攻。
12月6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再次被确认为《共产国际》杂志主编。他在会上通告了共产国际同红色工会国际达成的一项协议：彼此不再交换代表，而是由两个执委会共同组成行动委员会。
在执委会扩大会议的晚间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建议让塞拉蒂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并享有发言权。他的建议被通过。
一九二三年
2月13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和意大利社会党》一文。文中指出，包括塞拉蒂在内的一些人已经是共产国际“四大”决议的拥护者，是共产党的同志和朋友了。这时，应该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造成一个能够消除过去的斗争和分歧的新形势。
3月29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对福斯特的审判和美国工人运动》一文。
3月30日，《真理报》刊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对“美索不达米亚人民代表”致共产国际书的复信。复信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解放不能依靠帝国主义国家或国际联盟的帮助来实现。而只能通过伊拉克广大群众对占领者所进行的有组织的斗争来实现。
4月12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意大利社会党的状况》一文。文章强调说，意大利工人应该学会自下而上地建立工人阶级统一。如果上层领袖们准备统一，就同他们统一；如果他们暗中破坏统一，就建立没有他们的或反对他们的统一。
5月31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新事物》一文。
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为解决德国共产党的内部分歧而召开专门会议。季诺维也夫参加并主持了会议。会上，取消了德共莱比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确立了共产党人参加萨克森和图样吉亚邦政府的方针，表面上解决了德共的内部分歧。
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扩大全会开幕，季诺维也夫被选为会议主席团主席，并作了长篇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论述了工人统一战线问题。他认为统一战线策略是战略手腕，指出，从共产国际存在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始终主张对社会民主党和工团主义工人群众，以及无党派工人群众接近和友好，以便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共产国际“二大”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满怀信心指望无产阶级革命会很快到来，我们有可能越过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立即诉诸群众，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方面来。从“三大”起，我们看到，事情并没有发展得那么快，群众的革命情绪毕竟开始低落，资产阶级坐得更稳了，社会民主党所依靠的力量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大。由于这一切，我们不得不放弃越过领袖把社会民主党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愿望。于是就产生了新的统一战线策略。在论述所谓战略手腕是否正当的问题时，他表示：他毫无保留地承认，在反对不可调和的敌人的斗争中存在着各种军事计谋，但是唯有这样的军事计谋不会败坏我们自己的军队。
6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扩大全会第六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就辩论作总结发言。其中，他批评了保共对章可夫政变所持的中立态度，指出，保共应同农民联盟联合起来反对章可夫政府，促成工农政府的诞生。
6月23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扩大全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被选进主席团，并致闭幕词。
7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保加利亚政变的教训》一文。
8月底，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布兰德勒等受季诺维也夫的邀请先后来到莫斯科，以便同俄共政治局成员共同研究德国革命问题。
9月2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国际青年日》一文。
9月23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季诺维也夫起草的《德国未来的革命和俄共的任务》提纲。其中谈到，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马上就要到来。德共已经争取对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而且，施特莱泽曼政府没有掌握任何现实力量。
9月至10月上旬，共产国际召开讨论德国问题的特别会议。会上，路特·费舍、马斯洛夫等“左派”鼓吹直接夺取政权。季诺维也夫积极支持了“左派”的主张。
10月4日，在讨论德国问题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在作辩论总结时说，在德国目前阶段上工农政府口号是不够的，他支持立即展开直接夺取政权的武装起义的方针，并向会议通报了由他起草、经俄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德国未来的革命和俄共的任务》提纲。
10月9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保加利亚事件的意义》一文，文中对保加利亚九月起义的失败作了总结。
10月12日，季诺维也夫从今日起至10月31日止，在《真理报》上陆续发表《德国革命问题》一文。今天发表的第一部分的题目是《未来德国革命的典型无产阶级性质》。其中，季诺维也夫把1918-1923年的德国同1905-1917年的俄国作了类比，认为，“1923年秋季不仅是德国历史上，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转折点。”
10月16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德国革命问题》第二部分《关于所谓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联盟”的神话》。
10月19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德国革命问题》第三部分《工人阶级、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
10月24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德国革命问题》第四部分《工会、工厂委员会、工人代表苏维埃》。
10月25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德国革命问题》第五部分《德国革命的内部困难》。
10月26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德国革命问题》第六部分《德国革命的外部困难》。
10月27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德国革命问题》第七部分《德国革命的临近和统一战线的策略》。
10月30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德国革命问题》第八部分《工农政府，无产阶级专政》。
10月31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德国革命问题》第九部分《德国革命和俄国的反革命》。
11月1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丢掉幻想》一文。文中指出，“在德国工人中还存在着一种幻想，指望社会民主党左派同战斗的无产阶级站在战壕的同一边来反对资产阶级。最近几周所经历的阶段的意义在于，进个幻想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
11月17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论挪威党的真理》一文。这篇文章是对挪威共产党领导人霍格伦在11月4日《政治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答复。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再次强调，宗教对共产党来说决不是个人的事情。
11月23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德国的霉菌》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揭露和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右两翼的反革命作用。
11月，《共产国际》杂志第28~29期合刊出版。在合刊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德国革命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是由季诺维也夫先前发表过的一些文章和著作的前言组成的。
12月1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国际革命的第二个浪潮》一文。在文章中，季诺维也夫认为，德国1923年十月革命和保加利亚1923年九月起义标志着战后国际革命的第二个高潮已经到来。
12月14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致美国共产党人》一文。
一九二四年
1月11～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德国十月革命失败问题举行会议。在会议上讨论了关于德国事件的五份声明：季诺维也夫的声明、德国党中派集团的声明、季诺维也夫和中派集团草拟的另一份声明、拉狄克为布兰德勒提出的辩护以及德国党左派的声明。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与会者认为季诺维也夫对德国革命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季诺维也夫则为自己进行辩护。
1月12日，季诺维也夫写了《法国共产党的任务》一文。
1月16～18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召开。在会上，季诺维也夫做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报告》。在报告中季诺维也夫着重谈了德国十月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在德国问题上俄共整个中央委员会和整个政治局都有责任。由于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起义的失败，要实行有节奏的退却政策。
1月24日，《真理报》刊登了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堆也夫和执委会成员蔡特金等签署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号召书》。号召书指出，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不朽的领袖。他虽然逝世了，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要沿者列宁指引的道路前进。
1月30日，季诺维也夫在第一次全苏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代表会议做了报告。其中谈到，欧洲正进入决定性事件的时期，德国明显地走向激烈的内战。
2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日于1月19日通过的《德国事件的教训》这一决议。季诺维也夫为决议的发表写了一个前言。前言指出，德国共产党由于十月革命的失败而经历着政治危机，发生了内部力量的重新组合问题。党的中派核心和左派必须团结起来，这样，才能使德国共产党正确解决它面临的任务。
2月，在《共产国际》杂志1924年第1期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德国事件的教训和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等文章。
3月初，季诺维也夫先后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共产国际建立5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讲活。他在这些讲话中谈到，我们有时感到国际革命进展得太慢。5年过去了，而我们不仅没有夺取欧洲，甚至没有取得一次重大的革命胜利。要知道，五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是很短暂的。而且，革命的发展也不是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容易。因此，我们要客观地评价共产国际五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共产国际的成就首先在于，在5年间，共产国际由一个不大的组织发展成强大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这两次讲话后来整理成《共产国际的诞生及其头五年的活动——列宁与国际工人运动》☆一文，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1924年第2期上。
3月16日，季诺维也夫写了《德国共产党的状况》一文。此文发表在同年4月19日《真理报》上。
3月26日，季诺维也夫先后签署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第一封信》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第二封信》。
4月8日，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工农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当代国际形势的主要因素》的报告。
4月10日，《真理报》发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签署的《关于召开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通告》。
5月1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1924年的“五·一”运动》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指出，1923年“五·一”节至1924年“五·一”节之间的一年，是国际工人运动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一年。在欧洲很快就要萌发出新的革命枝芽，这些枝芽会使第二国际的纸房子倒塌。工人阶级将挺胸去反对资产阶级，以阶级反对阶级。
5月8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德国共产党人的选举胜利和今后党的任务》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指出，德国共产党人最近在选举中的胜利，就数量对比而言，已经达到了俄国1917年的水平。德国党应在是短的时间内消除内部争论，并转入广泛的政治工作。
6月12日，季诺维也夫主持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四次扩大全会开幕式。
6月14日，《真理报》公布了包括季诺维也夫在内的俄共（布）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的代表名单。
6月17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季诺维也夫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向大会致开幕词。
6月19日，在共产国际“五大”第三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和策略》的报告☆，并向大会提交了由他起草的《策略提纲》草案。
6月26日，在共产国际“五大”第十五次会议上，在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和策略的报告》辩论结束时，季诺维也夫作了总结发言。他在谈到形势同题时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1）资本主义的稳定时期将持续一段时间；（2）很快就会在某些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形势，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出现工人运动的新高涨。
6月30日，季诺维也夫在县委书记训练班结业式上发表了题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总结》的讲演。
7月7日，在共产国际“五大”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在讨论工会问题时，季诺维也夫发表了题为《共产国际和工会运动》的讲话。
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季诺维也夫在闭幕式上第五次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并致闭幕词。他在闭幕词中指出，共产国际已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和平主义阶段拟定了自己的方针，并以“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到群众中去！”这两个口号作为自己的工作指南。
7月9日，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的集会上发表了题为《共产国际“五大”的基本总结》的讲话。
7月27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战争和列宁主义》一文。此文是为帝国主义大战爆发10周年而作的。在文章中，季诺维也夫指出，当前世界面临着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危脸，并论述了列宁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
8月31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同志给瑞典共产党人的信》。
9月11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和捷克斯洛伐克支部》一文。在文章中，季诺维也夫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提出十项要求。
9月28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为第一国际建立六十周年而写的《第一国际及其继承者共产国际》一文。
10月1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就英国共产党在1924年10月的英国大选中应如何展开工作的问题发表讲话。
10月23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写在汉堡起义一周年前夕》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指出，汉堡起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起义，是激烈搏斗前的一次预演。这次起义被打垮了。但是，这次失败却比某些“胜利”更富有成效，它将对今后德国无产阶级的命运产生巨大的作用，季诺维也夫最后强调，汉堡是无产阶级准备战斗的口号，是德国国内战争的明天，是共产国际的旗帜。
10月27日，季诺维也夫向一些外国报刊代表发表谈话，断然否认有所谓1924年9月15日的“季诺维也夫的信”。他指出，这封信是英国政府别有用心地捏造的，它从头到尾都是虚假的。
10月28日，《真理报》在报道季诺维也夫接见外国报刊代表的消息后，全文刊登了所谓的“季诺维也夫的信”。
11月7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七年——第一个没有伊里奇的十月革命纪念日》一文。
11月11日，在苏联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作了题为《争取世界工会运动的统一》的讲演。在讲演中，季诺维也夫指出，工会运动的统一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实现了工会运动的统一，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世界性胜利就有了最好的保证。
12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英国共产党的工作报告专门召开会议。在会上，季诺维也夫指出，在将要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要提出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问题。布尔什维克化不应理解为对什么国家都是一个样子。例如，在波兰，布尔什维克化意味着回到列宁在1903~1905年在农民和民族问题上的观点。英国党布尔什维克化目前意味着要弄清无产阶级的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的相互关系，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工会上，要解决好殖民政策问题。
一九二五年
1月18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一文，文中谈到，共产国际进入自己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共产国际存在的第一个时期正是帝国主义战争刚刚结束和许多国家革命自发运动蓬勃高涨的时期。那时我们大家都清楚地明白政党在革命中具有何等重要意义，甚至认为对资本主义可能取得迅速胜利，尽管在一些重要的国家里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建立起来，共产国际活动的第二个时期大约是1921-1924年。事情已经清楚，胜利取之不易，首先需要花几年时间来建立共产党。这项工作在共产国际“三大”和“四大”期间已经多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现在第三个时期开始了。这个时间可以从“四大”算起，共产党大致已经建立起来。现在问题是使这些党布尔什维克化。他强调说，“共产国际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要把布尔什维克党在三次俄国革命中的经验（以及共产国际其他优秀支部的经验）运用到每个国家的具体环境中来。”
3月7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布尔什维克化和妇女中的工作》一文。
3月14日，季诺维也夫为孙中山逝世而发出《致国民党的唁电》。他表示，“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将为孙中山的逝世而悲痛。”他认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极其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3月21日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前，季诺维也夫会见了美国共产党代表。他要求美共缓和内部派别斗争，并建议美共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福斯特派应占多数，鲁滕贝尔格派按比例应有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代表。
3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开幕。季诺维也夫被选进会议主席团，并被选为全会的政治委员会和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的主席。他向全会致了开幕词。他指出，世界革命的道路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荆棘丛生和更加艰难，我们将用比起先预想的更轻慢得多的速度走完这条路。
3月22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工作着的共产国际》一文和他起草的《论共产国际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草案。
3月25日，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五次扩大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国际前景和布尔什维克化》☆的报告。
3月27日，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五次扩大全会上作了题为《捷克斯格伐克共产党的状况和共产国际》的发言。
3月30日，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五次扩大全会的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的发言。
4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因为讨论兴登堡竞选总统问题召开会议。会上，季诺维也夫主张撤回德国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改为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奥托·布劳恩，以防止帝制派候选人兴登堡当选。但被德共拒绝。
4月4日，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第十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和世界革命》☆的总结发言。
4月6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的闭幕式上，季诺维也夫致闭幕词☆。他在闭幕词中指出，这次全会的工作是在“反对极‘左派’的幻想，争取现实地估计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不要对右派让步”、“布尔什维克化”、特别是“进一步到群众中去！”等口号的标志下进行的。
4月9日，季诺维也夫应邀出席青年共产际第四次执委会扩大全会的开幕式。
4月12日，《真理报》刊登了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多数派和少数强等代表共同签署的公开信《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全体党员》。
4月26日，《真理报》发表了由季诺维也夫为俄共（布）代表会议起草，得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任务》提纲草案。
4月29日，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作了题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又根据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同一题目的报告作了补充，整理成《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与共产国际和俄共（市）的任务》☆一文，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1925年第5期上。报告指出，应该根据法国的实例来判断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的限界，根据保加利亚和德国的例子来判断资本主义政治稳定的限界。他认为，应该善于区分三样东西：（1）一般革命形势；（2）直接革命形势；（3）直接革命。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一般革命形势是存在的。
6月6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状况》一文。
6月7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上海事件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文。文中指出，“历史的辩证法是：正是对殖民地的压迫，加速着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成熟，从而也加速着英帝国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上海事件的伟大世界性历史意义正在于：它十分清楚地、使人毫不怀疑地证明了这个真理。”中国工人以要求最起码地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开始，以喊出“外国帝国主义军队滚出中国去！”的口号而结束。正是在这个时刻，中国工人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极重要因素。”
6月11日，季诺维也夫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发表了题为《摩洛哥和上海是激烈搏斗的前奏》的演讲。
6月18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我是怎样在中国“激起骚动”的》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的“骚动”不是共产国际的什么人激起的，而是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内部矛盾激化造成的。
6月28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的《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一文。
7月2日前，季诺维也夫签署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德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信。在信中，季诺维也夫要求德国党承认资本主义在德国取得暂时稳定的事实。指出，党要运用这种形势所要求的策略就必须根除“极左狂热”。
8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同德国共产党代表团、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签署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德国共产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信中集中批评了德国党内的“极左”派在工会问题、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和对形势的估计等方面的严重错误。
9月6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是齐美尔瓦尔德的产儿——列宁主义国际组织的头十年》☆一文。
10月1日，季诺维也夫写了《我们的国际状况》一文。文中谈到，工人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共产党人应该在反对战争危险和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斗争的基础上，尽一切可能接近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
10月10日，季诺维也夫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德国共产党的状况》的讲话。
11月7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两个四年》一文。
11月25日，季诺维也夫在全苏纺织工人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关于国际形势的评价》的讲演。
12月18～31日，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在会上季诺维也夫作了《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工作的总结报告》。
一九二六年
1月初，季诺维也夫同德国共产党的“左派”路特·费舍多次会昭。在会晤时，季诺维也夫向路特·费舍透露，他们将同托洛茨基结成反对斯大林的联盟。以后，路特·费舍给德国国内的“左派”去信，要求他们主持托季联盟。
2月16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起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当前问题（提纲）》☆草案。
2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开幕。季诺维也夫被选进会议主席团，并致开幕词。
2月20日，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的报告☆。
3月8日，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上作了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当前存在的问题》的报告。
3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闭幕式上，季诺维也夫致闭幕词。首先，他着重论述了在动摇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加强各党布尔什维克化的重大意义。接着，他以列宁不断进行反倾向斗争为依据，论证了在共产国际内部加强反对“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季诺维也夫还认为，现在正处在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因此要加快革命发展的速度。
3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六次扩大全会后的第一次会议。会上，布哈林，台尔曼和塞马尔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副主席。
3月26日，季诺维也夫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会上作题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总结》的报告。
5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为讨论托·贝尔关于英国罢工的报告召开特别会议。在会上，季诺维也夫断言，英国的“头号敌人”是改良主义者左翼。这个论断被会议所否决。
5月13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英国罢工的“经济”和政治》一文。
5月21日，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大学为英国罢工工人和无产者大学生募捐大会上作了题为《英国的总罢工和它的世界意义》的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谈到，有过一个时期，英国存在由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领袖领导的资产阶级化的工人运动。但是在目前，英国的工人运动变得越来越无产阶级化、越来越革命。
5月，季诺维也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提纲，其中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国共产党发出退出国民党的指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个建议是“取消中国革命”的路线。
6月初，季诺维也夫帮助路特·费舍离开苏联返德。
6月15日，《真理报》刊登了季诺维也夫的《总委员会的“8月4日”》一文。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指出，1914年8月4日对第二国际的多数领袖来说，意味着他们公开背叛了无产阶级，1926年5月12日后，总委员会也变成了一具僵尸。在1914年8月4日后，列宁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直接分裂、建立共产党；第二国际的分裂、建它第三国际的口号，但是，我们今天能否提出分裂英国工会的口号呢？当然不能！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这样做。应该记住，党和工会是有区别的。应该记住列宁关于必须在反动工会中工作的教导。
7月23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7月，季诺维也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要求苏联工会立即退出英俄委员会的提纲，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否决。
10月16日，季诺维也夫同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等人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其中谈到，坚决谴责那种有损于共产国际地位的批评，绝不允许直接或间接支持法国的苏瓦林集团；德国的马斯洛夫——路特·费舍集团、意大利的博尔迪加集所和其他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集团。这些集团与他们无关。
10月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作出决议：“鉴于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不能体现联共（布）的路线，并且由于他本人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上进行派别活动而丧失了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的信任（这些共产党在自己的决议中表示了这一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认为季诺维也夫不能继续在共产国际中工作。”
10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撤销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职务的决议》。决议指出：“考虑到苏联共产党内反对派集团的反列宁主义路线，考虑到季诺维也夫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主席在执行这一错误路线中所起的作用，考虑到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从来有过反对派集团这种破坏性的宗派活动，并考虑到季诺维也夫同志把这种宗派阴谋带到了共产国际的队伍中，列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根据几十最重要支部的决议，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已不能留在共产国际的领导职位上继续工作。”
11月1日至11月3日之间，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在讨论斯大林所作的《关于反对派和党内状况》的报告时，季诺维也夫作了辩护性发言。
11月8日，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代表会议完全赞同若干兄弟党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所作的关于解除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的工作的决定。
11月21日，季诺维也夫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根据共产国际几个最大支部领导机构的决议，我请求解除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以及目前在共产国际中担任的全部工作。”
11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撤销季诺维也夫同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议》。决议中指出：“考虑到共产国际最重要的支部，即苏联、德国、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意大利等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的决议，并注意到季诺维也夫同志1926年11月21日的请求，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定解除季诺维也夫同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和他在共产国际中的工作。”
12月8日，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作了长篇辩护发言。
12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了《关于取消共产国际主席一职的决议》。决议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认为，共产国际主席一职不宜保留；考虑到全会已经通过了解除季诺维也夫同志共产国际主席职务的决议，认为现在有必要取消这一职位。”
录入自〔俄〕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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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临时政府关于它的组成和任务的宣言（1917年3月8日〔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7．临时政府关于它的组成和任务的宣言
（1917年3月8日〔16日〕）
〔注：宣言公布日期。〕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妥协退让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8月2日〔15日〕成立。这样就最终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公民们！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得到首都军队和居民的支持和同情。现时又在战胜旧制度黑暗势力方面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以致它可以着手建立更加稳固的执政机构。
为此，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任命下列人员为第一届社会内阁的成员。他们过去的社会政治活动保证他们会得到国家的信任。
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公爵〔注：李沃夫（1861-1925），地主，公爵，地方自治活动家，立宪民主党人。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译者〕
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
陆海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注：古契柯夫（1862-1936）。大资本家，十月党的创始人。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译者〕
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
工商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
财政部长——米·伊·捷列先科
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
正教院总监——弗·尼·李沃夫
农业部长——安·伊·盛加略夫
司法部长——亚·费·克伦斯基
内阁将依据下列原则开展自己的当前活动：
（1）完全和立即赦免由于政治和宗教事务，包括由于个人暗杀，军事起义，农业犯罪等事务而被捕的人。
（2）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自由。这些政治自由应在军事技术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扩大到军人。
（3）废除一切等级、宗教信仰和民族的限制。
（4）立即筹备召开立宪会议。通过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的投票选举产生这一机构。它将确定国家的政体形式和宪法。
（5）用选举产生的民警代替警察，民警归地方自治机构管辖，
（6）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选举产生地方自治机构。
（7）不解除参加革命运动的部队武装，也不把它们调离彼得格勒。
（8）在保持队列的严格军事纪律和履行军事职责的条件下，废除对士兵的一切限制，使他们享有其他公民所拥有的一切社会权利。
临时政府认为有必要附带声明，它决不打算利用战争状态来推迟实施上述的改革和措施。
国家杜马主席米·罗将柯总理李沃夫公爵
部长：米留可夫，涅克拉索夫，曼努伊洛夫，柯诺瓦洛夫捷列先科，弗·李沃夫，盛加略夫，克伦斯基
（译自《专制制度被推翻后的俄国革命运动》第419-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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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附录
附录A上海工匠罢工情况，1902—1919年
附录B上海非技术性工人的罢工，1898—1919年
附录C上海人力车夫数量
附录A
上海工匠罢工情况，1902—1919年
涉及行业罢工缘由资料来源
船厂（木工）要求增加工资《北华捷报》1902年5月21日
铸造要求撤换工头《北华捷报》1904年1月29日
兵工厂要求增加工资《中外日报》1904年6月6日
纱厂要求撤换工头《时报》1905年4月30日
印刷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05年11月10日
印刷要求释放因散发反美传单而被捕的工友《时报》1905年12月5日
煤气要求增加工资《北华捷报》1906年9月7日
自来水要求发放扣留工资*《申报》1910年7月22日
豆腐业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1年6月17日
裁缝反对延长工作时间*《时报》1911年7月12日
印刷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1年7月27日
铸造要求成立工会《太平洋报》1912年7月15日
油漆业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2年11月6日
木作要求增加上资《时报》1912年11月26日
豆腐业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2年12月2日
珠宝业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2年12月11日
木作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3年1月5日
铸造要求掌握雇佣权利《时报》1913年2月16日
制墨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3年3月8日
铸造要求撤换工头《时报》1913年3月20日
印染受工匠公所操纵《时报》1914年3月18日
家具业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4年6月3日
石工要求停止购买宁波石器《时报》1914年6月19月
木作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4年8月20日
印染要求更换公所董事《时报》1914年9月29日
油漆业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4年11月6日
木作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4年11月19日
裁缝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4年11月30日
铜匠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5年1月17日
木作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5年2月1日
珠宝业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5年4月2日
印染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5年5月7日
印染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5年7月20日
裁缝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5年10月10日
屠工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5年12月14日
铸造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6年5月26日
油漆业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6年8月25日
兵工厂要求发放扣留工资*《时报》1916年9月21日
兵工厂废除监工《民国日报》1916年11月26日
印刷要求成立工会《时报》1917年3月31日
刀剪业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7年10月8日
白铁要求解雇工头《时报》1917年10月20日
理发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8年1月1日
理发要求增加工资《民国日报》1918年1月10日
白铁遭受门岗虐待*《时报》1918年5月3日
木作要求增加工资《时事新报》1918年5月7日
皮箱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8年5月12日
草席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8年5月15日
制柜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8年5月18日
豆腐业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8年6月29日
船厂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8年7月15日
制柜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8年9月18日
皮箱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8年9月23日
丝绸印染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8年9月24日
裱糊业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8年9月27日
金属加工要求增加工资《民国日报》1918年11月1日
灯笼要求增加工资《民国日报》1918年12月9日
制伞要求增加工资《民国日报》1919年3月13日
图书装订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9年3月17日
机器业要求重新雇用被解雇的学徒*《时报》1919年3月22日
印刷要求增加工资《民国日报》1919年4月5日
皮箱因公所控制钱财《时报》1919年4月28日
刀剪业坚持公所雇佣制*《时报》1919年4月29日
注：有*号者为“防御性”要求。
附录B
上海非技术性工人的罢工，1898—1919年
涉及行业罢工缘由资料来源
棉纺业削减工资《中外日报》1898年1月10日
棉纺业削减工资《时务日报》1898年6月24日
棉纺业扣留工资《时务日报》1898年6月30日
棉纺业从计日工资变为计件工资《北华捷报》1898年9月26日
丝织业削减工资《中外日报》1898年11月8日
丝织业工友受伤《中外日报》1899年1月25日
棉纺业削减工资《中外日报》1899年6月4日
丝织业扣留工资《申报》1899年12月15日
丝织业扣留工资《北华捷报》1904年5月27日
棉纺业对工头不满《北华捷报》1905年5月5日
丝织业削减工资《北华捷报》1906年6月10日
烟草业要求增加工资《北华捷报》1906年6月10日
自来水要求增加工资*《北华捷报》1906年9月3日
丝织业扣留工资《北华捷报》1909年5月8日
丝织业增加工时《北华捷报》1909年8月6日
丝织业扣留工资《申报》1910年1月8日
丝织业罚款《申报》1910年2月13日
丝织业扣留工资《时报》1911年1月22日
丝织业削减工资《时报》1911年2月9日
棉纺业扣留工资《时报》1911年4月25日
丝织业扣留工资《时报》1911年5月30日
丝织业扣留工资《时报》1911年6月20日
丝织业削减工资《时报》1911年8月7日
丝织业扣留工资《时报》1911年8月9日
丝织业削减工资《时报》1912年10月8日
丝织业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2年11月2口
棉纺业工友受伤《时报》1912年11月2日
织布业削减工资《时报》1913年2月25日
造纸业工头虐待《时报》1913年6月16日
澡堂经理与工头发生纠纷《时报》1914年2月1日
棉纺业削减工资《时报》1914年10月9日
掏粪颁布新的公共卫生条例《时报》1914年10月26日
丝织业扣留工资《时报》1914年10月30日
掏粪扣留工资《时报》1914年12月8日
码头装卸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4年12月14日
烟草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5年2月2日
棉纺业扣留工资《时报》1915年4月7日
搬运业工头之间械斗《时报》1915年12月23日
烟草削减工资《时报》1916年3月10日
棉纺业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6年12月2日
丝织业与外方经理发生冲突《时报》1916年12月30日
烟草削减工资《时报》1917年7月21日
丝织业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7年7月30日
棉纺业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7年9月4日
修路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8年5月22日
铁路害怕终结合同制《时报》1918年5月31日
烟草增加工时《民国日报》1918年8月4日
棉纺业要求增加工资《申报》1918年8月14日
棉纺业与工头发生纠纷《民国日报》1918年9月20日
棉纺业工头辞职《申报》1918年10月18日
棉纺业中止病假制《申报》1918年10月30日
棉纺业从计日工资转为计件工资《报》1919年2月11日
棉纺业要求增加工资《时报》1919年4月19日
注：有*号者为“防御性”要求。
附录C
上海人力车夫数量
年份公共租界法界
华界
18822500
18832000
18842000
18852100
18862500
18872600
18882682
18892730
18902633
18912723
18923016
18933081
18943218
18953248
18963610
18974074
18984308
18994500
19004647
19015076
19025217
19035323
19046345
19056629
19068129
19078204
19088173
19098741
19107786
19116508
19128445
19138621
19148718
19158920
19167487
19177954
19188000
19198000
19208000
19218000
19228000
19238000
192411485
192510000
19269953
1927999613188
17304
1928999513717
17776
1929999514076
17764
19301039014193
18767
1931999515597
20069
1932999021220
1933999022335
1934999022335
1935999022335
1936994622335
19379609
19389497
19399497
19409498
194520424
194626890
194720582
资料来源：AnnualReportsoftheShanghaiMunicipalCouncil，1882—1904；罗志如编：《统计表中之上海》，南京，1932年，第58页；《中央日报》1947年5月7日；上海市市政局档案，#331-1。
注：本表不包括私人雇用的人力车夫。例如，1931年，在公共租界，私人雇用的人力车夫为11446人，法界为3420人，华界为75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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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结论
中国内部的比较
工匠和欧洲工人运动
半技术性工人和美国工人运动
非技术性工人——农民与工人运动
无产阶级罢工的意义
中国工人运动的遗产
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简言之，这就是本书的论点。在探讨上海罢工问题时，我力图追溯这些工人是些什么人，他们来自何处，他们开始进厂时有些什么习惯，在厂里结成了什么团体，这些习惯和组织对其集体行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发现，技术水平是识别工人的一个关键变数。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在地缘祖籍、性别构成，以及教育、文化和适应城市生活的程度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思想上，也反映在他们的抗议中。
通过将工人阶级文化——以其工作经历为中介——与抗议行动联系起来，我试图将“新工人史”的有关方面（特别强调大众文化和劳动环境）与对罢工的常规看法和其他形式的工人斗争结合起来。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这种联系尤为重要，因为上海工人阶级不同的文化特性和团体倾向是与主要政治党派的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对以行会为基础的江南籍工匠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及以帮会为基础的北方籍机器工人与国民党的关系的探寻，充分揭示了两党的力量和局限性。这两个对立的政党都产生了各自的政权（中华民国之后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以上海工人运动为对象的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现代中国政府之社会基础的研究。
当然，在现代中国，工人与政府相互影响的方式并非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丝毫不差。确实，近年关于工人研究的一种有益趋向是避免将工人阶级的形成普遍模式化，而是更关注国家的发展和演变。[1]但是，如果每个国家的（以及每个城市的）工人历史都是独无二的，其基本变数就明显是一样的。在“结论”这一部分，我将探讨这些共性——先从中国的其他地区入手，然后再看看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
中国内部的比较
对中国其他地区工人状况的研究为数不多，但这些已经出现的成果有助于支持我关于工人阶级内部差异的先入之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云南省对工厂工人的一次调查揭示了主要来自江南地区的技术工人和来自内地的非技术工人之间的鸿沟：
三十八号工人，来自上海，他对自己长期在现代企业工作感到自豪。他的父亲是名汽车修理工，他的兄弟也是一名技术工人。他们家住在一家工厂附近，在他儿时，常常随父亲去厂里，摆弄各种零件。……所以，他很熟悉各种现代机器。
来自本地乡村的工人只熟悉庄稼和土地，……对于各种机器，中国农民由于没机会接触，完全是外行。当他们进厂后，往往一筹莫展。他们举手投足，看起来很愚蠢，因为他们从没有接触过这些新东西。[2]
在云南，就和在上海一样，技术水平和地缘关系互相关联。那位研究云南的学者抱怨道，这种关系使工人们过分重视乡土关系的重要性：
人们普遍认为，提升靠的是同乡关系，而不是技术水平。我收集的大量抱怨和谣言也证实了这一点。……无疑，一定的同乡关系确实起着作用，对工人们来说，技术水平是次要的。那些不刻意讲究这种关系的人觉得技术高不可攀，越来越泄气。必须看到，讲究同乡关系的人，事实上都是非技术工人。……在采访过他们后，我惊奇地发现，许多人并不想成为效率高的工人。他们的兴趣与其说是在厂里，还不如说是在农村的家里。[3]
尽管此项云南研究的作者希望工人们能超越同乡情结，直面更重要的技术问题，但这两个问题是互相缠绕在一起的。这不单单是因为非技术工人留恋乡村社会的问题，而是技术工人常常炫耀其更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背景的问题。还因为“技术”一词的定义是主观性的。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所说：“技术是一种社会产品，一种谈判的身份。尽管知识、经历和聪明都与技术密切相关，但技术最终并不取决于单个工人的特性，而是取决于工人和雇主的关系；技术工人很难被取代或是可有可无，非技术工人很容易被取代，或有或无均无大碍”。[4]
当绝大多数雇员都是江南籍人时，地缘关系占了上风，工作能力退居其次。就像蒂利说过的，技术是“一种建筑在社会基础上的关系”，它的定义外延甚广，远不止于工厂的主观要求本身。这个定义过程不单单是雇主偏爱的结果，而是反映了技术工人严格控制进入某个行业的潜力。作为必备知识的垄断者和向那些需要知识的工作提供工人的看门人，工匠在形成与其技术相联系的标准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同乡关系很容易被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
虽然与现代机器业联系在一起，工厂技术工人儿几乎与其来自乡村的非技术工人同伴一样，仍然生活在一个封建的环境里。并不是现代性，而是特权地位给了工厂工匠先锋队的角色。工厂兴旺和地位，加上公共组织及其发挥的作用，就具备了工匠进行激烈反抗的条件了。
工匠在上海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的显著作用并未脱离常规。琳达·夏弗（LyndaShaffer）在湖南省找到了可以对比的情形。琳达在其对中共湖南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的四次罢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共产党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中，工匠或其他传统型工人扮演了领导角色；也许，其他省份的情况也是如此。”[5]值得注意的是，在天津——一座工人表现十分本分的城市——盖尔·赫尔沙特（GailHershatter）发现，工匠所得津贴甚少，以至很难将他们与非技术性工人相区分。工匠和工厂工人一样，都与被称之为家乡的华北乡村保持着密切关系。[6]天津“贵族工人”的缺乏，伴随着该市作为重要的工业都市而缺乏活跃的工人运动，可能不仅仅是巧合。*
*1918—1926年间，据一位中国学者的计算，天津只发生了14次罢工，与同时期上海发生的638次罢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近八年来国内罢工的分析》，载《清华学报》1926年8月。这种差异可能与两个城市工人力量的悬殊有关。1928年，上海产业工人的数量据估计有222670人，而天津只有47519人。见MaxwellS.StewartandFangFu-an.“AStatisticalStudyofIndustryandLaborinChina，”ChineseEconomicJournal7，no.4（1930）：1083，1087.
工厂工匠与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之间联系的一个例外是珠江三角洲。那里的工人政治性很强，但往往是站在国民党一边，而不是站在共产党一边。例如广东机工协会——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就与国民党人保持着密切关系[7]——在20世纪20年代对共产党的动员工作一直持公开抵制态度。正如陈明指出的，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国民党工运领袖都是广东人，而且他们都是在当工人时作为同县或同乡人一起做工的。相反，共产党往往是外来人，无法渗入适宜国民党领导的工会生存的工匠行会。[8]在这种情况下，地缘政治和政党政治（在服务于国民党的广东工运组织的操纵下）将当地工匠剥离于共产主义事业之外。然而，从比较中不难看出，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工匠和欧洲工人运动
对欧洲工人的最新研究，明确界定了特权工人在工人阶级抗议之增长和激进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从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开始，一批卓有成效的研究均倾向于认为，在欧洲的工人运动中，技术性工匠是斗争的先锋。[9]对于这种现象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一种说法强调的是工匠的社会网络。同行业工人居住毗邻，常常相聚于非正式的聚会场所：在英国，常常是小酒馆或音乐厅；在法国，则是咖啡馆或是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在中国，就是茶馆之类的地方。这些场所既为工人抗议提供了传播公众不满的机会，也是组织的中心。[10]此外，到19世纪中叶时，工匠们为了发展其事业，组成了许多互助团体。[11]这些组织在圣诞日举行宗教仪式，在其成员遇到丧葬、疾病和其他个人困难时提供帮助（这种情况与上海的会馆公所如出一辙）。
第二种说法揭示了技术工人的流入问题。工匠数量的相对繁荣，为互助组织提供了可靠的后备源，互助组织的壮大又为工会的充分发展打下了基础。积储于这些组织的钱财又为维持长期罢工准备了经济条件。[12]
技术工人集中的劳动条件也常被人认为是促使他们走向政治行动主义的一个附加因素。这一点对作为前工业化时代工匠的工厂匠人确实如此。正如埃立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rn）所注意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机器工人“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富有战斗精神之工人运动的当之无愧的领导者”.米切尔·汉纳根（MichaelHanagan）也看到，“工厂之工匠，没有什么地方比机器制造业更多了。尽管被圈在工厂的围墙里，机器工匠仍与以前在小作坊里一样我行我素”[13]实际上，这种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半个多世纪就出现了。1851年，图卢兹警方在竭力解释工厂机器工人为什么“几乎都是社会主义分子”时指出，他们的宣传工作那么快捷便利，主要是因为他们都集中在大车间里。[14]
作为工作关系密切——还有学徒制的盛行——的结果，技术工人对其职业感到自豪。他们习惯于稳定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对雇主的要求甚高。对自身经济价值的认识促使这类工人常常与资方较真。[15]杰弗里·海杜（JeffreyHaydu）指出：“技术工人总是想凭借其在生产中的关键作用对雇主施加更大的影响，并为自己被取而代之制造更大的麻烦。由于人数较少，在车间里活动的空间更大，他们在发泄不满、提出要求和协调行动时，遇到的麻烦要比非技术工人为少。”[16]虽然工厂工匠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个特权阶层，但他们常常把自己视为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在他们的脑子里，“工匠觉悟”与“阶级觉悟”这两个概念并不必然是矛盾的——所谓“工匠觉悟”，就是某个特定技术群体对集体利益的认识；所谓“阶级觉悟”，就是人们对自己及工人阶级其他阶层的共同利益的认识。[17]
绝大多数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不一样——后者与城市的联系常常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他们则习惯于城市生活。作为城市社会的永久居民，他们不单对工厂，同时也对公共事务感兴趣。大多数工匠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政治化倾向。*工匠不但有着响当当的城市化、工作稳定、受过教育、充满自豪感等特性，在工人阶级的战斗性方面，表现也特别突出。很多学者都在研究中指出了这一点，如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Davis）以印刷业为对象的研究，罗伯特·贝祖查（RobertBezucha）以丝织业为对象的研究，埃立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和琼·斯各特（JoanScott）以制鞋业为对象的研究。[18]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上海几位最活跃的共产党工运领袖的背景：陈云曾在该市最大的印刷厂商务印书馆做过学徒；张祺是上海前丝织业巨头美亚绸厂的熟练工匠；从北方南下的刘长胜曾是一名制鞋工。
*1908年的莫斯科调查显示，技术工人——绝大多数都是机器工人——有文化者约占90%，与纺织工人比起来，他们的城市生活经历更久（以其城市出生者的百分比来衡量）。参见DianeKoenker，MoscowWorkersandthe1917Revolution（Princeton，N.J.，1981）.正是这类工人——有技术、收入高、有文化、生活城市化——在20世纪初年俄国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罢工。见同前，pp.76-78.
但是，如果工匠们在组织上和文化上的条件都已具备的话，那么，是什么因素激发了他们的战斗性呢？有鉴于以往学者只是强调机器生产给工匠带来的是失业和苦难，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首先，机器的引入并不总是对工匠构成威胁。正如威廉·塞韦尔（WilliamSewell）已经指出的，工厂的增长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对工匠及其产品的需求。[19]另外，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凝滞很少能激发罢工浪潮。[20]
然而，罢工确实反映了因工业发展而带来的重大变化。许多分析家认为，工匠激进主义的最初爆发并不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在城市工人中引进了大量女工和童工，而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当时出现了半技术性、工厂培养的男工。在后一阶段，工匠历来对技术的垄断受到了挑战，他们的怒火被激发出来。此后又是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Tailor）科学管理方法（即所谓“泰勒制”——译者注）的引进——资本家试图以此将工匠的立身法宝即自主性劳动过程连根拔除。这些生产体制上的变化有助于解释早期工匠罢工的目标：劳动纪律和工厂工头，而不是工资或机器。[21]
尽管这些作者没有从其观点出发，进一步对技术性工人和半技术性工人展开调查，但现在对上海的研究表明，这条途径是值得一试的。近代中国工人政治的动力大部分都可以从曾经是独立的工匠之激进主义和资方养成工之保守主义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中追溯根源。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利用这一原生敌意的现象有助于解释两党形成鲜明对比的工运计划之优势和弱势。
半技术性工人和美国工人运动
虽然欧洲工人运动常常被视为国际比较的标准，但就上海的情况而言，把它与美国的工人情况做个比较也是可行的。两者的相似之处包括招收工人的过程——两国从一定地区和背景中流泄出来的工人都进入了一定的工作行列。就像约翰·坎布勒（JohnCumbler）在讲到美国的情况时所说：
挑选、招收移民工人时，他们不同的技术和经历往往决定了其今后特定的工种。往往在移民之前便已存在的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规定了新来者进入既有的以地缘祖籍相划分的工作和居住环境……社会的人种的区分通过传统、习俗和他们原有的技术水平将工人分隔开来，又在他们目前根据人种群体相划分的生活和工作经历的基础上得到了加强。[22]
美国和上海一样，技术和地缘的差异也在政治倾向上反映出来，斯坦利·阿龙诺维茨（StanleyAronowitz）在研究美国工人运动时指出，最初，社会主义者发现，他们在技术工人中的主要支持力量，要么是在本地出生的，要么是从北欧移民而来。相反，非技术工人——绝大多数来自东欧和南欧——则很少参加激进的工人运动。[23]
但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上海，都有一个以半技术性工人构成的中间群体，他们也在工人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缺乏技术工人那样的稳定性和地位，这类人往往依赖帮会网络（在美国以黑手党为代表）求得保护。帮会有助于农村移民渐渐适应城市生活。帮会还充当工人与政治家之间的中间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臭名昭著的曼哈顿民主党组织“坦慕尼（Tarnmany）协会”之案例，就充分说明了这种联系。
和中国一样，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一个帮会活动向更为复杂的政治活动转化的过程。当时该国的禁酒，就像中国的禁烟一样，有助于加强政治家和帮会之间的联系。[24]为了换取政府对其非法勾当的保护，帮会分子答应发动工人支持政客。[25]1923年，《纽约时报》曾对旧式黑帮手法的终结发出哀叹，并带着赞赏的口吻谈论其新手段——刻意插足工人问题——的出现。[26]
有组织的犯罪染指卡车司机工会*就是这种趋势的先兆。还在四轮马车时代，声称代表车夫利益的该工会创立伊始，便已贿赂公行。有位出道不久的黑帮分子在解释黑帮对美国运输工人的控制情况时说：“每个工人都是一个处于危险境地的小人物，所以很容易恐吓得手。”敲诈勒索和保守政治是这类工会的标记。在20世纪50年代初，凡是被怀疑为同情共产党的人，就是被开除的理由。[27]
*此处“卡车司机工会”之卡车司机的英文为Tearristers即运货马车夫的意思——译者注。
卡车司机工会之臭名昭著随着工会活动分子吉米·霍法（JimmyHoffa）受到底特律紫社（PurpleGang）和芝加哥黑手党的青睐而至于极点。霍法凭借黑帮关系被推上政治舞台的情形，与依靠工人和帮会而日益闻名的上海闻人杜月笙及陆京土、朱学范相去无几，对所有这些人来说，帮会关系是他们迅速攀升的阶梯。霍法追求社会名望的心思在他最后一次对其工会信徒的演讲中表现得十分露骨：“我的儿子女儿刚刚大学毕业。无论是对我们霍家还是对我妻子波齐瓦克（Poszywak）家来说，这可是从未有过的大事。对我岳父岳母来说，对我父母来说，都没机会读大学。正是美国制度之伟大，才使我从一个看仓库的站到这里来，才使我妻子从一个洗衣妇得到了她现在的位子。”[28]所谓“伟大的美国制度”，实际上不是别的，就是黑手党霍法家族上升的机遇与杜月笙家族利用青帮关系上升的情况如出一辙。杜月笙修建家庙以及让儿子接受高等教育同样是为了追求社会名望。[29]
对普通工人来说也是一样，保护与被保护的帮会关系既是进步的阶梯，又是恐怖的陷阱。正如霍法所说：“个人关系是接受服务的关键，帮助下属是我们做买卖的惟一原因。至于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并不那么重要。我想，司机们并不希望我在为他们主持什么社交聚会，或是在广播里讲什么德国做错了什么，意大利做错了什么。我们所做的就是出卖劳力。我们要尽量敲定最好的价钱。”[30]
帮会通过公开否定政治兴趣来赢得半技术性工人的支持，而在同时，他们的工会又在竭力构筑与当局的联系。正如安东·布洛克（AntonBlok）在分析黑手党时所说，黑手党与普通土匪相区别的关键是，前者与执掌权柄者之间是共生的关系。在联系政客与普通人之间的保护和被保护网络中，黑手党成员扮演着政治中介或权力掮客的角色。[31]半技术性工人由于地位不稳——他们的未来有赖于城市，但他们在为自己争取永久性城市空间的斗争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使得他们特别容易接受这种有组织的犯罪。作为资方养成工，他们没有技术工人那种自治性行会传统，很容易成为强调经济利益而非政治抵抗的黄色工会中人。
非技术性工人农民与工人运动
如果说工匠天生就能响应激进派工人领袖的号召，而半技术性工人与保守派工人领袖则相伴而生的话，那么，非技术性工人与无论哪一种政治类型的组织都缺乏密切联系。这类工人对农村的亲近甚于城市，他们倾向于按照旧习惯采取突然而简单的行动，一遇苗头不对就打退堂鼓。[32]他们的抗议很少产生持久的政治组织。
非技术性劳动者割不断的乡村关系遭到了其城市同伴的歧视。就像有位俄国机器工人在世纪之交说过的一番话一样：
人人都知道机器工人占尽优势，高人一等……纺织工人的古怪外表却令人感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穿着农民的服装。他们看起来就好像是走错了路而徘徊于城市街头的乡巴佬，明天就要寻找回家乡的路。妇女在其中占了多数，人们一见到这些人，就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与纺织工人相比，机器工人完全是另一类人，他们已经习惯于都市生活，更具有独立性。[33]
由于对未来城市生活缺乏信心，这些农民工人难以成为工会主义者的依靠力量。正如戴维·曼德尔（DavidMandel）在其对俄罗斯的研究中指出的：“在彼得格勒工人阶级中，非技术性工人是最不活跃的分子。”[34]
当非技术性工人真的走上街头时，他们的抗议常常不由得使人联想到乡村的集体行动。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Sabel）曾对1973年克罗根（cologne）的福特汽车制造厂的罢工作过描述，当时工厂各大门都被来自土耳其各乡镇的农民移民所占据。他说：“这些移民的斗争方式——在他们占据的工厂里跳舞欢宴，他们的妻子也加入了纠察队的行列——与其说是工业化时代的冲突，还不如说是传统的乡村冲突。”[35]
几乎所有工人史学者都认为，不同技术层次的工人之间的合作不是工业化过程的自然结果。*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工人的历史就是工人之间互相冲突的历史。[36]然而，尽管在绝大多数城市中的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两者之间的联合并非不可能。大规模罢工浪潮（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内战时期上海工人的斗争等）正是依赖于这种合作。在俄国革命时，黛安·柯恩克尔（DianeKoenker）指出：“机器工人帮助催化，将他们的激进主义传导给技术含量较低的纺织工人，激发他们的行动主义。”[37]史蒂夫·史密斯（SteveSmith）解释道：在革命过程中，这两个群体扮演着不同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角色。那些发动工人运动的都是“干部”工人，特别是机器工人，因为他们有较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和金钱，视厂如家，文化水平较高，有参加非正式团体的经历，有责任心，所以能积极参加工运和政治活动。另一方面，新工人的举动比起“干部”工人来更为狂暴，因为他们糅合了低工资工人的种种不满、贫农的愤怒、女工和童工所遭受的特别沉重的压迫。[38]
*CharlesF.Sabel，WorkandPolitics：TheDivisionofLaborinIndustry（NewYork，1982）.例如，萨贝尔指出，技术性工人和非技术性工人对什么是公平工资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农民一工人往往反对工厂的工资分类原则，认为工资应当按照工人劳动量的比例而不是按价值来支付。技术工人——其劳动创造了更大的价值——自然与他们的观点相反。
无产阶级罢工的意义
是什么原因使工人们克服差异、进行共同的斗争？许多分析家强调刚刚萌芽的阶级觉悟之重要性——克服既有差异，将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团结起来采取阶级行动。对早期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家如马克思、苏莱尔（Sorel）、列宁和托洛茨基来说，总罢工是工人阶级之阶级觉悟产生的戏剧性预兆。*虽然目前许多论者喜欢用其他词汇来取代“阶级觉悟”一词，例如“反抗的亚文化”或是“团结文化”之类，但其内容仍是人们所熟悉的：只有当工人们认识到他们有着作为被剥削的劳动者共有的处境，超越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才有可能采取争取改善其利益的政治斗争。**
*马克思把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化过程中的罢工视为无产阶级军火库的一件重要武器，见KarlMarx，OnRevolution，edSaulK.Padover（NewYork.1971），p.61.对乔治·苏莱尔（CeorgsSorel）来说，罢工表达了无产阶级“最高贵、最深厚、最激动人心的感情”。见ReflectionsonViolence（NewYork.1961）.列宁在强调只有外来的革命者才能将真正的无产阶级觉悟灌输给工人的同时，又把19世纪俄国的罢工视为“酝酿中的阶级斗争”。见WhatIstobeDown？（Beijing，1975），p.36.对列昂·托洛茨基来说，罢工是无产阶级内在激进主义的显示，也是比较落后的工人被卷入阶级冲突大漩涡的一种方式，见HistoryoftheRussianRevolution（Londlon，1967），2：243.
**RichardJulesOstreicher，SolidurityandFragmentation（Chicago，1986），p.60，作者认为，“如果存在一个有力的工人阶级的话，不同的工人阶级文化就会汇合成一种超越人种差异的工人阶级反抗的亚文化。”RickFantasia，CulturesofSolidarity，（Berkeley，Calif.，1986），p.238.作者认为“团结文化……能够破除工人之间的地位差异，更大范围地团结起来。”
总罢工是不是表现了源自对工人被剥削的认识而产生的政治行动主义呢？可以肯定，大规模罢工反映了更广范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可以说，国家繁荣与罢工浪潮是紧密相连的。[39]但是，国家繁荣并不总是伴随着工人自身生活水平的改善。特别是常常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的通货膨胀可以被视作无论是待遇较好还是待遇较差的工人都会产生不满的一种警报。然而，正如詹姆斯·克罗宁（JamesE.Cronin）指出的，通货膨胀问题是在消费点上而不是在生产点上使工人们团结起来。当工人在工厂里被技术、性别和人种区分开来的时候，在市场上，有的工人都是遭受通货膨胀负面影响的消费者。[40]当然，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时期上海的罢工浪潮就与当时的通货膨胀密切相关。
政治因素也可能激发罢工浪潮。就象像德华·肖特（EdwardShorter）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发现的那样，政治危机——和经济繁荣一样——容易提高跨行业罢工活动的水平。[41]在1905年的俄国，“血腥星期日”的悲剧使沙皇统治人心大失，在城市技术性以及非技术性工人中激起一波反抗大潮。[42]在中国，“五卅”悲剧也有着相同的催化作用。很有意义的是，20世纪中国的政治危机常常包含民族主义的因素。五四运动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侵略而引起，五卅运动同样是由针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愤怒而引起，内战时期的抗议则涌动着反美情绪。就像经济竞技场的通货膨胀问题一样，政治竞技场的民族主义问题以一种超越工人分裂的方式将城市居民动员起来。男人和女人，北方人和南方人，有技术的和没技术的——全都加入到反对外国人压迫的斗争行列中来。正如上海一位纱厂工人回忆五卅运动的情形时所说：
当时反帝情绪不仅盛行于工人当中；所有在上海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情绪。罢工时，甚至连警察、掏粪工人、外国人家中的仆役以及厨师无不参加进来。这当然是一场群众运动。共产党以前从来没能激发出这种情绪。当人们听说外国人杀害了我们一名中国人时，都被激怒了，觉得我们必须起来反抗。[43]
工人们发动罢工并不总是为了爱国的目的；如同我们在前面的个案研究中所见，在激发工人战斗性的原因上，企业的外资性质并不比企业的繁荣及其工人的构成更重要。工人们也不因为通货膨胀的压迫就立即起来反抗；同伴的被开除或是管理措施上的变更更容易刺激他们的情绪。在这些激发工人骚动的更为普遍的原因里，工人们以所在的车间组织起来，而且常常是以唤起大家对雇主剥削的认识的方式组织起来但是，这种认识并不必然包含阶级团结的内容。并不那么简单的是，就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的，“要把无产者变为一个阶级，然后再变为一个政党，总是要受到工人自身之间竞争的困扰”[44]可是，无产者的行动主义（罢工的发动和政党形成）常常就是这种工人内部之间竞争的产物。
合理选择论者迫使我们面对横亘在集体行动道路上的障碍。即使当人们分享他们所看到的共同利益时，由于缺乏信任可能妨碍他们采取一致行动。[45]在同一容易导致工人阶级分裂的人种/性别/技术的群体里，信任更有可能产生，自由散漫更容易克服。同行业无产阶级的倾向看起来会按照这些阶级内部的（往往是竞争性的）群体来划分，而不是按照某种通向阶级团结的进步道路发展。绝大多数工会、罢工和政党都是建立在这种或那种阶级内部团结的基础上的。*
*就像亚当·普尔泽瓦尔斯基（AdamPrzeworsky）和约翰·斯普拉格（JohnSprague）在他们关于工人阶级政治的重要著作中所指出的，情况可能是，“与决定政治行为的阶级特点有关的历史变迁，可以归因于政治党派所实施的战略。”见PaperStones（Chicago，1986），p.11.但必须记住，成功的政党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战略裁剪得当，以适应其选民的感情。工人阶级中的有些群体，最著名的如工匠，看起来对阶级召唤特别敏感。关于从合作传统走过来的工匠容易产生阶级觉悟的情况，可以参见WilliamH.Sewell，Jc，WorkandRevolutioninFrance：TheLanguagelaborfromtheOldRegimeto1948（NewYork，1980），pp.179—213.
换句话说，工人的战斗性并不等同于阶级觉悟。确实，正是看到了工人内部实际存在的差异，才常常使工人行动主义受到了鼓舞。工人们依赖于他们所处的工作地位，在力图缩小维持或扩大他们自己与其他工人之间在工资或工作条件上的差别时，往往显示出斗争精神。[46]即便是在不同技术和工资水平线上的工人开展联合斗争的重大案例中，他们的联合也不必定反映阶级觉悟。[47]就上海的情况而言，如同前述，通货膨胀和民族主义激发了多次大规模罢工。这类事件的参加者都是以消费者或市民的身份出现的，而不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出现的。而且，导致大规模斗争的动员通常都是建立在原已存在、规模较小的组织的基础上的。只有将虚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秘密结社之类引入合作，才可能有大动作。正如戴维·斯特兰（DavidStrand）在研究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情况时所说：“群众组织并非一个能打破基于地位、地缘或不同工种等而产生的障碍的解决办法，而只不过是在公共场合展示其分裂的机会。”[48]
克雷格·卡尔洪（CraigCalhoun）说：“传统团体给了其成员开展持续斗争的社会力量，给了他们保证全体参加的‘选择动机’，给了他们一种为什么而战、并且是立竿见影的感觉。”[49]卡尔洪加入了当前否定马克思的时髦潮流，认为传统工匠和农民比起现代工厂人确实更具革命性（为他们原本就有团体），后者的工会和党派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但是，在“传统”的工匠或农民与“现代”的工厂工人之间真那么容易划出一条界线吗？[50]我要说的是，工人阶级行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前工业化时代长时期形成的习惯之上。正如赫尔伯特·古特曼（Herbert.Gutman）所说，工人阶级仍然与前工业时代的传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家庭、阶级和人种等关系不可能轻易化解。”[51]
技术因为作为“一种建筑在社会基础上的关系”而成为工人政治的一个强有力的预言者，它常常与长期的文化与组织习俗联系在一起。技术水平不同的工人往往来自不同的地区，熟悉不同形式的组织，受过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享有不同程度的工作保险系数，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程度也不同。就上海来说，江南工匠依赖茶馆文化和行会组织，经常发动罢工，以保护其传统特权。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适应城市生活，这些工人很容易接受激进学生组织者的动员，后者很多也来自江南。相反，来自华北的非技术性工人，对当时知识分子争论的问题很少有兴趣。由于缺乏教育，与城市生活联系不紧密，这类工人在言谈举止上还与农民无异。介于前两类工人之间的是半技术性工人。虽然仍然不相容于“精致”的江南文化，但这些来自北方的机器工人倾向于在容纳他们的城市生活下去。因为他们的背景严重限制了他们升迁的机会，半技术性工人便转向秘密帮会寻求帮助。
反映各自背景的技术性、非技术性和半技术性工人，虽然倾向各异，但并不能冲淡其历史意义。即使工人们没有显示出阶级觉悟，但他们仍在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半技术性工人，通过他们与帮会和国民党的关系，有助于界定国民政府的特征。技术性工人，通过他们与共产党工人运动的联系，成为城市革命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非技术性工人，尽管他们对两个相互对立的政党相对缺乏兴趣，但他们在改变近代中国历史的大规模抗议中是重要的参加者。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都是紧接在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共同参加的罢工之后建立的。
植根于其成员色彩斑驳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经历，上海无产阶级显示出多重战斗性。绝大多数学者，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向来把“中国工运史”研究限定在“中共党史”的范围内。[52]谢诺（JeanChesneaux）把现代中国工人运动阐释为阶级觉悟的觉醒，并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53]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外来指导的结果。安德鲁·瓦尔德（AndrewWalder）以同样的角度观察当代中国工人运动，提出在社会主义政党/政府的政策指导下工人阶级的“重塑”问题。[54]这些分析强调了共产党在塑造以及重塑一个先是有阶级意识的、后来是依附性的工人阶级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本书在对上海工人的研究中对这些观点提出了质疑。中国工人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背景文化和工作地位的影响，他们不是党派陶工手里的陶土，可以随意捏弄。原有的经历虽有局限，但也开启了不同的工人群体开展不同形式的政治之可能性。我认为，中国工人运动之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各具特色的倾向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只有一种倾向的主体被证明是共产党的忠实盟友。
中国工人运动的遗产
探讨工人运动的历史，对我们了解当代中国政治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将在本书研究的第二卷中看到，共产党人，就像他们之前的国民党人一样，很快就会明白，在国家权利得到巩固之后，不能忽视一支政治化的工人力量的存在。相反，他们不得不面对某些新的矛盾。
尽管有人说中国工人阶级被共产党政府改造过了，但千万不要忘记，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定共和国政策的许多官员都是从前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陈云，50年代中期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设计者，当他20年代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时就加入了共产党。馆内的激进工会——陈是其中的一位积极分子——是从早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前很久的印刷工人行会演变而来的。[55]陈云来自江南，是上海早期参加共产党工人运动的许多人中的一个典型。（大跃进时，他主持制定的政策受到冷遇，便以写有关其家乡江南地区的戏剧传统的文章打发日子。[56]）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在一个面向工人的工学计划里接受教育的，其政治生涯的第一步，是在上海以工运组织者的面目出现的。周恩来总理曾经在1927年3月成功地领导了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皮革工人出身的刘长胜，在抗战时期和内战时期负责上海的共产党工人运动，曾经在1949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祺是江南籍熟练织工，作为上海地下团组织的成员参与领导了1934年美亚绸厂的罢工，后来担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即使是邮务工人出身、参加过帮会的朱学范，建国后担任邮电部长，参与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政策。作为杜月笙插手工运事务的主要助手，朱学范在产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49年后，他开始把这些有价值的经验转而应用到新政权的建设中去。后来，上了年纪的朱学范作为民革中央主席在全国政协里担任要职（按：朱学范已经在几年前去世——译者）。
共产党新政权为这些从前的工运组织者提供了机会，他们在制定国家政策时扮演了关键角色。考虑到技术工人在革命运动中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他们在1949年以后得到优厚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待遇——这些都是全世界工匠拥有或希望拥有的——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57]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最能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工业经济中，工匠遗产成为最显著的一部分，即国有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态保障了工人的工作、高工资和良好的福利待遇。正因为有了这些好条件，人们常把国有企业的工作称为“铁饭碗”，与之相对应的便是集体企业不那么持久、不那么称心的“泥饭碗”。[58]
共产党企业的排他性和家长式管理容易使人联想到工匠行会。要进入这些对其职工提供终身保险和特权的工厂工作，必须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就像早先的行会一样，社会主义企业也对其成员规定了一定的行为准则。[59]但是，传统行会只不过依赖行业神的权威来实现其价值，而新型国有企业却从共产党的合法统治中伸张权威。
在各个省市，国有企业职工的特权受到当地总工会即政府分管工人事务的分支机构的监督。*就上海而言，该市总工会的位子一直由以前的共产党工运积极分子占据，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来自南方工匠行列。
*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同时也是该市中共市委副书记。参见PaulF.Haper，“TradeUnionCultivationofWorkersforLeadership.”inTheCityinCommunistChina，ed.JohnWilsonLewis（Stanford.Calif.，1971），p.125.
如果说共产党新政权充分体现了技术工匠的许多优点的话，其他遭到压抑的工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满。对国有企业老工人特权的怨恨，是激发1949年以后工人动乱浪潮的重要因素。
早在1956-—1957年间，在百花齐放运动的刺激下，成百的工厂爆发了罢工。这些工人罢工很多都是由边缘工人——临时工、合同工、服务业人员、学徒以及其他享受不到国有企业技术性老工人之特权的工人——发动的。[60]无论当时如何喧闹，国有企业工人与临时工、合同工之间的裂缝在后来的岁月里并未消弭。[61]
1966—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严重的斗争又重新在全国各地工厂爆发出来。在上海，国有企业老工人中充斥着所谓保守的“红卫兵”，这些人主要来自江南，都曾经历过1949年以前的工人运动。他们的领导人很多都是以前地下党的工运组织者，也都来自江南地区。相反，革命造反派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工人，部分人由20世纪50年代初期从苏北南下的干部领导。造反派中，有不少人是非技术性的合同工和临时工。[62]对于没有特权的工人的造反动机，琳·怀特（LynnWhyte）解释道：
最初，失业工人和合同工并没有被历史学家的错误、小说家的思想或是音乐家的宗旨激起狂热反应——虽然正是激进派在1965年底1966年初炮制的有关这些问题的社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然而，失业工人对他们不喜欢的政治领导人还是有些看法的。当上海市长曹荻秋之类人物——他们曾经拥护过“工农制度”——因为在文化政策上犯错误时，在下层无产阶级中开始激发出一些热情。[63]
老厂最紧张的是派别之争，那里在1949年前就有不少积极分子，并明显存在着特权工人与年轻工人的区别。在这些厂里，不仅在工作待遇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至于令人骄傲的工人罢工的光荣历史，也只有老工人才有资格夸称。当老一辈“革命英雄”在厂史室大讲自己的辉煌经历时，两代之间的对立情绪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老工人对新工人的不满，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工作者对从前的工运积极分子的采访中即已显露出来。被采访者经常在其谈话中流露出对年轻一代的批评。一位纱厂老工人称：“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们过去的艰苦斗争根本不理解。他们总是抱怨工资低，待遇差。……青年工人要是在工作中掌握了一些技术，就要翘尾巴，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年轻人总以为自己受过教育，把老工人都看作是没文化的人。”[64]
耳朵里不断听着老工人唠叨他们以往岁月的革命功劳，青年人便产生了寻找机会拉平比分的渴望。文化大革命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然而，十分有趣的是，年轻的革命造反派在他们自己的斗争中所采取的方式，与老一辈的反抗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65]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的发迹之地，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曾是工人发动暴力的场所，“文化大革命”时成为斗争的策源地，历史与现实何其相似，可能并非巧合。在1925年发生在该厂的一次事件中，工人们将一个人人痛恨的工头骗去参加一次群众大会，对他进行了公开声讨。这个倒霉的工头被迫跪在众人面前，双手被反绑着，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走狗卖国贼”！工人们还将这个工头的狼狈样拍成照片，挂在厂门口，警告厂方不得恢复其职位。[66]
“文化大革命”中，当激进派工人采取同样的策略时，他们的斗争矛头指向了老一辈和总工会之类的组织（在共产党新政权里，这些组织拥有特权地位）。在1967年的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革命造反派对从前的中共地下党工运组织者、后来是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人发起了一连串的进攻。担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解放前曾任中共上海地下党书记的张祺，被迫在群众斗争大会上不断遭到羞辱。她的双手被紧紧反绑着——当时叫做“坐喷气式”，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写有“走狗”的大牌子——因为犯下了“修正主义罪行”。当年12月，张祺被关进了她亲自监督建造的总工会大楼的地下室。[67]虽然张祺是“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而且身体还很好，但她的许多战友就没那么幸运了。最近有资料显示，在造反派对上海总工会的攻击中，受迫害者很多都是以前的地下党干部，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江南的技术性工匠。[68]
只有反观国民党时代的工运历史，我们才有可能理解“文化大革命”的裂痕。国民党在其统治初期，在处理工运事务方面，采取了更为主动的姿态。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在大力气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两者都力图把工人行动主义变为政府控制的组织：国民党控制下的黄色工会，共产党控制下的总工会。两者都在国家政权巩固后对工人中的冲突抱一种矛盾的心理。*两者都意识到并且成功地把工人领袖吸收为政府官员。（王洪文及其革命造反派在1967年“一月风暴”之后的飞速攀升，不禁使人联想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青帮工运领袖的飞黄腾达。）更有甚者，两个政权的中央领导都被迫削弱由工人参加建立的新政治组织：1927年春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之后建立的上海临时市政府，以及1967年1月夺权风暴之后建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后者还受到了毛主席的严正指责：“成立公社，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在镇压反革命的问题上，公社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如果什么事都由公社来管，那么把党放到哪里去了？……必须要有一个党，必须要有一个核心，……不管它叫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必须要有一个党。”[69]对毛泽东来说，就像对蒋介石来说一样，一支政治化的工人力量可能是一个有用的盟友，但也有可能对政府控制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是得到资产阶级拥护的国民党政权，还是声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都是一样。
*毛泽东于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针对前一年爆发的罢工指出，要加强教育，要改进领导方法。1957年春，刘少奇提出，工会和党员干部应该更勇敢地亲自投身到罢工中去，重新赢得工人的信任，参见JointPublicationsResearchService，#41889，p.58.
尽管共产党政权无疑比其前任要强大得多，但当前的中国政府与其社会力量相比还没有做到完全自主。这并不是说，现在的政权就是工人政府，就像国民党是上海资产阶级的一个委员会一样。但它有可能竭力行使专制统治，政府不得不面对各种社会势力可能产生的反抗。政府必须与这些势力达成妥协，其中工人阶级应该是优先考虑的对象，因为他们在历史上的反抗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因为在政治上利用过工人运动，1949年以后的中国领导者一直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十分警觉。今日国有企业工人所享受的特权，可以部分地解释为政府对这一处于战略地位的群体潜在的经济、政治力量的认同。*
*1974—1975年间，中国的许多工厂发生了罢工和怠工，要求发放奖金和增加工资，在当时，毛主义的正统对这种现象十分反感。杭州连续举行罢工，情况最为严重，还是邓小平亲自赶到该市，向充满愤激情绪的工人保证实行工资改革，才将事态平息。见LowellDittmer，China’sContinuousRevolution（Berkeley，Calif.，1987），pp.165—167.
和过去一样，工人阶级仍然存在分裂。[70]而且和过去一样，政治倾向和政治行动仍然可能按照分裂的界线形成。[71]对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学者提出的挑战是，必须追溯普通工人因来源和地方传统不同而形成的差异及其对现行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
注释
[1]这一趋向发端于汤普森（E.P.Thompson），见汤著TheMakingoftheEnglishClass（NewYork，1963）.对美、法、德工人运动之间差异的探讨，可参见IraKatzenelsonandAristideR.Zolberg，Working-ClassFormation（Princeton，N.J.，1986）.
[2]Kuo-HengShih，ChinaEnterstheMachineAge：StudyofLaborinChineseWarIndustry（Cambridge，Mass.，1944）.p.，p.14—15.
[3]同上，第16—17页。
[4]CharlesTilly，“SolidarityLogics：Conclusions，”TheoryandSociety，no.17（1988），p.453.
[5]LyndaShaffer，MaoandWorkers：TheHunanLaborMovement，1920—1923（Armonk，N.Y.，1982），p.210.
[6]GailHeishatter，TheWotkersofTianjin，1900—1949（Stanford，Calif.，1986），pp.49—63.
[7]参见本书第49页脚注。
[8]MingKouChan，“LaborandEmpire：TheChineseLaborMovementintheCartonDelta，1895—1927”（Ph.D.dissertation，StanfordUniversity，1975），pp.171，258—60.
[9]参见导言的注1和注2，以及第一部分引言的注4。
[10]RonaldAminzade，“FrenchStrikeDevelopmentandClassStruggle.”SocialScienceHistory4（1980）：63—78；JamesE.Cronin，“LaborInsurgencyandClassFormation，”ibid，p.143.
[11]WilliamH，Sewell，Jr.，WorkandRevolutioninFrance：TheLanguugeofLaborfromtheOldRegimeto1848（NewYork，1980）；RonaldAminzade，Class，PoliticsandEarlyIndustrialCapitalism：AStudyofMid-Nineteenth-CenturyToulouse，France（NewYork.1981）；
[12]DickGeary.EuropeanLabourProtest，1848—1939（London，1981），pp.40，72.
[13]EricHobshawern，LabouringMen（NewYork，1963），p.424；Michael.Hanagan，ThelogicofSolidarity（Urbana，.IU.1980），pp.10—11.
[14]Aminzade，“FrenchStrikeDevelopmentandClassStruggle.”p.76.
[15]约翰·弗兰奇（JohnFrench）对巴西工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发现，技术工人无论是在工会中还是在共产党里都显得特别活跃。见弗著“AchvismintheWorkplace：TheNotSoPowerlessPrevail，”unpublishedpaper，1991.
[16]JeffreyHaydu，BetweenCraftandClass：SkilledWorkersandFactoryPoliticsintheUnitedStatesandBritain，1890—1922（Berkeley，Calif.，1988），p.13.
[17]关于这一点，可参见Hanagan，TheLogicofSolidarity，p.210.VictoriaBonell，RootsofRebellion：Workers’PolitiesandOrganizationsinSt.PetersbergandMoscow，900—1914（Berkeley，Calif.，1983），p.444.
[18]NatalieZemonDavis，“ATradeUnioninSixteenth-CenturyFrance，”EconomicHistoryReview19（1966），pp.48—69；Davis，SocietyandCultureinEarlyModernFrance（Stanford，Calif.，1975），pp.4—10；RobertJ.Bezucha，TheLyonUprisingof1834（Cambridge，Mass.，1974）；EricJ.HobsbawmandJoanW.Scott，“PoliticalShoemakers.”inWorkers：WorldsofLabor，ed.EricHobsbawm（NewYork，1984），pp.103—30.
[19]Sewell，WorkandRevolutioninFrance，pp.155—156.正如塞韦尔所说，这种工厂和工匠工作共生关系的一个重要例外就是纺织业——新的纺织厂排挤了手工纺纱织布。
[20]Hanagan，LogicofSolidarity，p.79；EdwardShorterandCharlesTilly，StrikesinFrance，1830—1968（NewYork，1974），p.76.
[21]Cronia，“LaborInsurgency，”p.138；Hanagan，LogicofSolidarity，pp.12—13；Aminzade，“FrenchStrikeDevelopmentandClassStruggle，”pp.63—78；Sewell，WorkandRevolutioninFrance，p.160.同样的关于美国情形的看法可参见DavidMontgomery，“Workers’ControlofMachineintheNineteenthCentury，”inTheLaborHistoryReader，ed.DanielJ.Leab（Chicago，1985），pp.129—130.
[22]JohnCumbler，“Migration，ClassFormation，andClassConsciousness：TheAmericanExperience，”inConfrontation，ClassConsciousness，andtheLaborProcess，ed.MichaelHanaganandCharlesStephenson（NewYork，1986），p.42.
[23]StanleyAronowitz，FalsePromises：TheShapingofAmericanWorkingConsciousness（NewYork，1973），chap.3.
[24]提出这一类比的是魏斐德（FredericWakeman，Jr.，），见魏文：“PalicingModernShanghai，”ChinaQuarterly，no.115（1988）：416.
[25]关于黑手党担当工运掮客之事，可参见HowardAbadinsky，TheMafiainAmerica（NewYork，1981），pp.4—11；JosephL.AIbini，TheAmericanMafia（NewYork，1979），pp.143—144.
[26]NewYorkTimes，Sept.9.1923.
[27]JonathanKwitny，ViciousCircles：TheMafiaintheMaketplace（NewYork，1979），pp.143—144.
[28]JimClay，Hoffa！（Beaverdam，Va.，1965）.p.163.
[29]范绍增：《关于杜月笙》，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221—225页。
[30]Clay，Hoffa！p.163.
[31]AntonBlok，TheMafiaofaSicilianVillage（NewYork，1974），pp.6-7，177.
[32]参见DavidM.Mandel，ThePetrogradWorkersandtheFalloftheOldRegime（NewYork，1983），pp.31-32，其中对俄国非技术性工人的抗议模式进行了探讨。
[33]转引自S.A.Smith，RedPetrograd：RevolutionintheFactories，1917—1918（Cambridge，1983），p.29.
[34]DavidMandel，PetrodradWorkers，p.23.
[35]CharlesF.Sabel，WorkandPolitics：TheDivisionofLaborinIndustry（NewYork，1982），p.134.
[36]参见RichardJulesOstreicher，SolidarityandFragmentation（Chicago，1986）.其中对底特律工人中的工资、技术水平，尤其是人种等问题的差别做了有趣的探讨。关于中国的情况，爱米莉·荷尼格（EmilyHonig）对上海纱厂女工的分析、盖尔·赫尔沙特（GailHershatter）对天津工人的研究均对工人阶级之分裂作了详尽描述。
[37]DianeKoenker，“Moscowin1917：TheViewfromBelow，”inTheWorkers’RevolutioninRussia，1917（Cambridge，1987），p.90.同时参见DianeKoenker，MoscowWorkersandthe1917Revolution（PrincetonN.J.，1981），p.359.
[38]Smith.RedPetrograd，p.255.
[39]参见本书第二部分引言注2的有关内容。
[40]JamesE.Cronin，“LaborInsurgencyandClassFormation.”SocialScienceHistory4（1980）：144—145.
[41]EdwardShorterandCharlesTilly，StrikesinFrance（Cambridge.1974）.p.104.
[42]VictoriaBonnell，RootsofRebellion（Berkeley，Calif.，1983）p.447.
[43]“朱连科访谈录”，1958年5月6日，上海会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44]KarlMarxandFriedrichEngels.ManyfestooftheCommunitParty（Beijing，1975），p.45.
[45]MancurOlson，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Cambridge，Mass.，1977）；RusselHardin，CollectiveAction（Baltimore.1982）.
[46]关于这一观点的进一步阐述，可参见JobnR.Low-Beer，ProteslandParticipation：TheNewWorkingClassinkaly（Cambridge，1978），p.175.
[47]Haydu，BetweenCraftandClass，p.212，该书作者发现，美国和英国的工人团结中往往伴随着占上风的经济主义。
[48]DavidStrand，RickshawBeijing（BerkeleyCalif.，1989）.，p.196.
[49]CraigCalhoun，“TheRadicalismofTraditionandtheQuestionofClassStruggle.”inRationalityandRevolution，ed.MichaelTaylor（Cambridge，1988）.p.153.
[50]关于工匠之“传统团体”与工厂工人之“现代组织”的类似区分，还可参见CharlesTilly.FromMobilizationtoRevolution（Reading，Mass.，1978），pp.62—64，andinEdwardShorter，ed..WorkandCommunityintheWest（NewYork，1973），pp.17-20.
[51]HerbertG.Gutman，Work，CultureandSociety（NewYork，1977），p.41.
[52]参见《努力开创党史、工运史资料征集工作新局面》，载《上海工运史料》1984年第4期，第7页。
[53]JeanChesneaux，TheChineseLaborMovement，1919—1927（Stanford.Calif.，1968）.
[54]AndrewG.Walder，“TheRemakingoftheChineseWorkingClass，1949—1981，ModernChina10（1984）：3—48.同时参见其CommunistNeatraditionalism（Berkeley，Calif.，1986），p.85.
[55]《商务印书馆工会史》，上海图书馆，第1—2页。
[56]DavidG.Bachman，ChenYunandtheChinesePoliticalSystem（Berkeley，Calif.，1985）pp.72—73.
[57]瓦尔德（Walder）对当代中国工人对国有企业的依赖关系进行了富有创见的研究，见AndrewG.Walder，CommunistNeotraditionalism：WorkandAuthorelyinChineseIndustry（Berkeley，Calif.，1986）.
[58]MartinKingWhyteandWilliamI..Parish，UrbanLifeinContemporaryChina（Chicago，1984），p.33.
[59]Walder，CommunistNeotraditionalism，chap4.
[60]FrancoisGipouloux，Lescentfleursàl’usine（Paris，1986），pp.198—205；同时参见LynnWhiteH，“Workers’PoliticsinShanghai，”JournalofAsianStudies36，no.1（1976）：105—7.
[61]WhiteⅢ，“Workers’PoliticsinShanghai.”pp.107—115.
[62]对上海部分前红卫兵的访问，1987年5月27日，7月2日。
[63]WhiteⅢ.“Workers’PoliticsinShanghai，”pp.114—115.
[64]“顾兴盛（音）访谈录”，1958年5月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65]关于在耳熟能详的反抗方式中吸取营养的重要性，可参见CharlesTilly，TheContentiousFrench（Cambridge，Mass.，1986）。关于上海学生的研究中对这一论题进行了创造性的论述，见JeffreyWasserstrom，StudentProtestinTwertieth—CenturyChina：TheViewfromShanghai（Stanford，Calif.，1991）.
[66]《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人斗争史》，载《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上海，1953年第61—70页。
[67]《上海市总工会被砸纪实》，载《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5期，第1—6页。
[68]《铮铮铁骨垂青史》，同上，第13—22页。
[69]StuartSchram，ed.，ChairmanMaoTalkstothePeople（NewYork，1974），p.278：HarryHarding.OrganizingChina（Slanford，Calif.，1981），pp.251—252.
[70]Walder，CommunistNeotraditzonalism，1986，chap.2.其中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中存在的主要社会差别（如年龄、工作保障和工资级别等问题）提出了有益的看法。然而，在他的分析中，这些社会群体无法解释政治网络（行动主义的、非行动主义的和对立派别之间的，等等）。
[71]关于1949年以后社会差别（性别、工作保障等）与政治抗议相联系的人运动情况，可参见Gipouloux，Lescentfl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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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运输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九章运输业
电车业
法商电车公司
人力车夫
码头工人
结语
很少有产业部门能像运输业那样对上海经济的良好运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产品和人口等量而有效的流动，是该市工商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然而，在上海各产业部门中，也许没有比运输业更为分裂的产业了。动力火车、电车以及人力手推车、黄包车在全市来往行驶，承担了难以数计的人货运输，但他们的运输手段又很不相同。运输工人技术上的差异，伴随着成分的不同，反过来又影响到他们不同的政治取向。
与烟草业和纺织业的情况不同，在运输业这一行干活的几乎都是男性。所以，尽管地缘祖籍和技术水平同样具有重大影响，但性别却不是决定这一群体之工人政治分野的分水岭。本章将探讨上海运输工人的政治特性，尤其着重于电车和人力车这两个行当的工人。
电车业
民国时期，上海有三大电车公司，分别隶属于统治该市的三个政府。法商电车与水电公司创立于1905年（简称“法商电车公司”或“法电”），专为法租界居民提供市政服务。就像英美烟公司是上海的英资巨人一样，法电乃是该市法资企业老大；1908年，上海电车公司创立（简称“英电”），开始是中英合资企业，但为时不久，其业务拓展到公共租界，并被英资买断股权；最后在1912年创立的是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电”），主要在华界南市一带开展业务。
虽然三大电车公司所属国籍不同，但其运作方式都很相似。[1]各公司均有一个机务部（俗称“铜匠间”）和一个车务部。各公司的大部分工人都是车务部里的售票员（称为“卖票”）或司机，小部分工人则是机务部里技术性更高的技工。两个部里均无女工做事。此外，各公司大约有10%～20%的雇员是职员。绝大多数职员（就法电而言，多毕业于法国天主教学校；就英电而言，多毕业于英美新教学校）都在“总账房”做会计，或是在车务部里做管理人员；很少有人在机务部里任职。
公司两大部工人的祖籍源流有明显分界。车务部雇员主要来自北方；绝大多数司机都来自苏北或湖北、河北及山东等地。机务部工人主要来自更富裕的上海和宁波地区。两部的工作条件也不相同。司机和卖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群“查票”人员的监督之下，孤零零地花在各路电车上——这种状况妨碍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对查票人来说，正好利用职权对卖票敲诈勒索——他们很少能抵挡得住从卖票所得中提成的诱惑，造成并加深了矛盾和对立。*相反，技工之间工作关系紧密。作为不容易被替代的熟练技工，他们的薪水较高，在公司里的工作年限比较长。由于祖籍地缘“上档次”，工作环境较好，工作有保障，没有查票之类人员的监视而显得比较自由，这些因素造就了技工的凝聚力和战斗精神。**
*车务部查票人员的腐败情形，可参见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1984年，第241页。乘客付费常常高出实际票价。票款必须每天上交公司，但由于查票人员从中中饱私囊，上交款与公司实收数往往有差距。见《申报》1939年12月12日。不仅如此，查票人员还和扒手勾结行事。见JohnPal，ShanghaiSaga（NewYork，1963），pp.19l～192.
**《上海法电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上海，1957年，第1册，第1～15页；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241～244、265、275～277、369页。在华电，尽管机务部和车务部工人的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都是一样的，但其集中的规模仍然是两个极端。1938年的时候，77%的技工工资每月超过40元，而只有58%的司机和41%的卖票能达到这一工资水平。见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73页。
在上海三大电车公司中，两部——车务部和机务部——之间的分裂，同样反映在政治倾向上。技工们总是站在工会活动和政治性罢工的前沿。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大电车公司中，罢工活动都十分频繁，但外资性质显然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在1918—1940年间发生的44次电车工人罢工中，法电为11次，华电为15次，英电为18次。*司机和卖票受制于帮会—查票之手——在他们的监督下工作。尽管不能说司售人员是死水一潭，[2]但他们确实很少主动卷入到激进的抗议行动中去。
*ShanghaiStrikeStatistics，1918—1940.而且，这些罢工的成功率都很高，罢工者在84%的罢工中都取得了完全的或部分的胜利。法电公司罢工的成功率最高（为91%），接着是华电公司（为87%），而英电公司对罢工者是最为吝啬的（成功率为61%）。
这种差异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英电公司技工举行的同情罢工，由于车务部工人拒不参加，半途而废。[3]此后不久，三名技工在该公司成立了工会。他们的阻力主要来自车务部一位名叫倪天生的查票。倪原来是个澡堂修脚工，身在青帮，在原籍苏北的司售人员中有不少徒弟。为了阻挠英电公司工人加入新工会，倪天生便以留声机和麻将牌做礼物，送给那些不参加工会的人。只是倪天生在机务部被激进分子暗杀后，工会活动才迅速开展起来。[4]但是，两部工人之间互不相容的情形仍然继续存在。由于地缘祖籍各不相同，相互之间各有成见，两部工人的合作很难持久，1930年发动的一次为期23天的罢工未能取得完全胜利即是明证——签票陆某“做了走狗”，带进不少失业工人，在巡捕的保护下率先复工。*十年后，因为日本人的买通，该公司车务部的卖票在一个通敌工会中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5]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267页。一份警方报告注意到，在1930年罢工的6位领头人都是机务部技工：4个是装配工，1个是车工，1个是木匠。该公司总经理拒绝与工人代表谈判，声称他们不能代表工人。相反，他拿出他认为有代表资格的18名司机的名单。见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1207.1937年，司售人员在工会事务中逐渐活跃，杜月笙也开始在调解英电公司的劳资纠纷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一次为了平息罢工，他甚至从自己的钱柜里拿出了6000元。见同前，D-4176/1。
在华电公司，情况也差不多。四一二政变后，华电工人分为两大派，即老派和新派，属老派的主要是机务部工人，属新派的均为车务部工人，两派时常发生摩擦、倾轧。老派依然忠于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当时已经不存在了），新派则效忠于青帮工运领袖朱学范和陆京士。在一次颇有讽刺意味的冲突中，警方在新派工人身上搜出手枪数支和鞭炮红布等物。据说，这是新派工人准备攻击老派，在放鞭炮时杂以手枪，使秩序混乱，并将被打死者身上夹以红布，以便作为某种重大政治嫌疑之证据云云。此次图谋未能得逞，但却进一步加深了新老两派之间的矛盾。[6]
尽管类似的政治分歧在该市所有运输公司中都有，但表现最明显的是在法电。就像英美烟公司一样，法电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成为共产党组织发育的温床，并在四一二政变之后成为国共两党展开竞争的舞台。又一点与英美烟公司相像的是，法电也是一个高利润的企业。*考虑到法电在上海工人运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对其来龙去脉好好做一番探讨。
*爱德华·哈蒙德（EdwardHammond）估计，该公司在其前40年中，利润增长超过了初创时期的100倍。见EdwardHamond，“OrganizedLaborinShanghai，1927—1937。”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1978，p.175.
法商电车公司
在我们关注法电公司在后来国共两党工运领导人的计划中所占据的显著地位的同时，有必要回顾一下它的历史。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外来党派插手之前，该公司很少发生工人罢工之事。除了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对全市工人大罢工略表同情之外，它的第一次罢工发生在1921年春，当时车务部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20%，资方满足了工人的要求。[7]在此后五年里——正好是共产党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之时——法电罢工复归于沉寂。
共产党开始在法电发动工人的时候基本没什么起色。1923年春，党派了一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去当卖票。但这位年轻干部性子急躁，与许多同伴合不来。过了几个月，共产党又派去一名干部，这是一位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学生。但这位城市知识分子不会说上海话，无法与工人们建立密切关系。[8]
有好几年，共产党在法电工人中开展工作的努力未能取得成效。1926年1月，以前曾是南洋烟草公司技工的共产党员余茂怀因病住院。在医院里，余遇到了两位因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治疗的法电卖票。通过交谈，余深信，在该公司开展组织工作大有潜力。通过在英电公司当技工的朋友的介绍，余在法电机务部谋到一份临时工作。他在机务部结识了一个名叫徐阿梅的年轻技工，徐不久即成为共产党在该公司开展组织工作的负责人。徐当时20岁，出生于法租界一个菜农家庭。他因自家的地界被法电公司扩建办公楼房而被征用。17岁时，在江南船厂当了四年学徒之后，徐阿梅进法电机务部做工。也许部分是出于对家产被法电征用感到不满，当三年后余茂怀进入法电机务部开展工作时，徐很快接受了余传导的激进信息。不久，徐就成为余在1926年10月在法电成立的中共支部的成员之一。同时他也是当年10月法电工会举行成立大会的关键人物之一。[9]
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期，在机务部技术工人的领导下，法电公司成为共产党开展活动的一个主要基地。由于在技术工人中拥有50多名共产党员，法电工人成为南市区的主要战斗力量。[10]在余茂怀的领导下，法电工人纠察队与华电公司和江南兵工厂的工人一道，在打下当地警察署之后，最终占领了江南兵工厂（即高昌庙兵工厂）。[11]战斗结束后，法电工人——留下46人驻在工人纠察队指挥部待命——昂首阔步，回到厂里，当时伴随而来的是一队雇来的军乐团，他们还高擎大旗，旗子上写着：“工人革命成功了！”“打倒帝国主义！”“肃清反动派！”连法电总经理也挥舞着帽子，欢迎勇敢的工人归来。[12]可是，仅仅过了两个星期，四一二政变的白色恐怖笼罩而来，当局解除了法电46名纠察队员的武装，迫使余茂怀逃离上海，法电工会活动落入国民党的控制之下。1928年10月4日，政府承认的法电工会成立，尽管徐阿梅是工会常务委员会成员之一，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国民党分子手里。[13]
1928年12月，因为一名吃醉了酒的法国水兵用刺刀将司机吴同根刺死，引发了该公司一场为期24天的大罢工。由于参加罢工的工人意见不一致，罢工最终是在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干预下才获得解决的。杜当时拿了9000块钱出来，分派给工人，作为罢工工资；另外津贴工会每月办公费200元；至于工人代表，每人给200元。[14]这一结果使很多工人不满。共产党方面便借此大做文章，散发传单，揭露杜月笙与国民党控制的法电工会之间的腐败勾当。[15]徐阿梅拒绝接受“走狗”们的收买，他在机务部的同伴仍在继续支撑。“走狗”们便在资本家的指使下开始捣乱，先是借查工会账目为由，将徐阿梅等绑票，弄到一个茶馆里，强迫徐阿梅等交出工会的钱。又打伤徐的父亲，迫使徐阿梅暂时离开了工会。后来徐阿梅在其工友常去的茶馆打发时间，向工友们讲通俗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并把故事内容与当时的工人斗争结合起来。[16]
过了一年半之后，在徐阿梅及其机务部同伴的领导下，法电又成功地举行了几次罢工和怠工。1930年5月，机务部技工准备发起一次怠工。这一次，杜月笙插手进来，他警告徐阿梅不要在5月里罢工怠工，“5月里是不好罢工的，政府方面是禁止的，只有共产党才主张5月里罢工……一定要怠工或罢工的话，你们一定要吃亏的。”杜答应，要罢工等过了5月再说，“到那时你们罢工，我一定帮忙。”经过一番考虑，徐阿梅决定听从这位青帮大亨的建议。但这一妥协遭致中共江苏省委的极大不满——当时省委处在李立三路线的控制之下。他们指责徐阿梅向黄色工会主义屈膝投降，将徐开除出党。[17]
尽管遭到挫折，徐阿梅仍然活跃在工运第一线。次月，在他的指示下，700名技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为了反击技工们的战斗行动，车务部稽查、杜月笙的徒弟李麟书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参加者多为苏北、湖北和北洋各帮工人。在李麟书的指使下，车务部的卖票、司机从一开始就抵制罢工。*
*《上海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工人斗争简史》，载《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1953年第2期，第10页，车务工人俱乐部的人从一开始就对机务部罢工工人采取了一种挑衅姿态。当机务部全体工友列队前往公共体育场开工会大会时，行经斜桥，适有法电6路一辆车开来，司机将车“开足速率”，试图冲散工人，当时撞伤工友朱光德腿部甚重，工友及路上行人异常激愤，一起用石块将车窗玻璃砸碎，击伤车上主使肇事的卖票头目。后由华警赶到排解，一场纠纷始未扩大。见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30页。
当罢工者整队前往俱乐部、动员未参加罢工的车务部工人起来罢工时，法捕房调来大队铁甲车和武装巡捕，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扫射，致使一名路人死亡，20余名工友受伤。这一事件引起了公众对罢工的广泛同情。[18]司机、卖票甚至职员等人都加入到罢工行列。法国人原本指望在7月14日“民主纪念节”（即法国国庆节——译者注）之前解决罢工的，因为“向例公园各处均扎各色彩灯以志庆祝”。但是由于整个公司的工人（包括电气工人）仍在继续罢工，这一重大节日只得在黑暗中度过。
罢工者想起杜月笙先前的允诺，遂请他出来帮助调解。*最后，经过57天紧张的谈判——杜月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资方签订满足工人所有条件的协议后，罢工结束。**
*法国人也希望杜月笙介入调停，并威胁说，如果不能解决工潮，将下令在法租界禁止一切烟赌，等到工潮平息后，再考虑重新开禁问题。见薛畊莘：《我与旧上海法租界》，载《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6期，第156页；薛畊莘：《我所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92页。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16～350页；蒋阿龙：《五十七天大罢》，载《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上海，1958年，第13页；姜沛南：《徐阿梅》，载《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北京，1984年，第3卷，第206～213页。中共党内的“左”倾分子仍然对徐阿梅自行其是的做法深怀敌意。罢工期间，这些人大量印发传单，指责这位工人领袖一直温和对待国民党当局和杜月笙。见《黄色狗徐阿梅公开出卖法电罢工讯》，台北，调查局档案，#556.282/803.
罢工者在当地的宁波饭店举行欢庆宴会——饭店里装饰着明亮的彩灯和其他节日饰物。之后他们便复工了。[19]尽管表面上有一个温和的结局，但法电资方仍然实施了报复，开除了积极参加罢工的40名工人，虽然被开除的8名车务部工人不久重新上班，但32名技工（包括徐阿梅）是在机务部工人举行怠工、逼迫总经理答应后才重新上班的。徐阿梅被公司用车接回到厂里，工人们燃放爆竹欢迎。徐旋即又在技工中成功地发动了另一次怠工，目的是要求增加年赏。[20]
1930年夏，机务、车务二部工人的分裂得到了弥合，但为时不长。一年后，裂缝进一步加深。8月的一天，机务部一位工友从外滩经过，因铜元落地，俯而拾之，适有2路电车迎面驶来，差点撞上该工友。双方由口角而动武，一司机、三卖票帮同相打，致使该工友受伤。该工友即回厂报告同部工友，机务部全体工友及职员对此行径均“愤恨异常”，由工会召开会议，向资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车务部向机务部燃放鞭炮，以示道歉；行凶司机、卖票一律开除职务，稽查李麟书撤职；由公司发通告，保证以后不得再有同样事件发生；由公司通告各车不准司机、卖票殴人，同时派纠察员将行凶司机、卖票拘入机务部看守起来。经过一上午的谈判，公司答应：由厂方购100元鞭炮表示道歉；李麟书如确系为首者就撤职；由公司通告今后不得再有此类事件发生。然而，当天下午，李麟书即鼓动他在车务部的追随者闹事报复；两部工人在卢家湾厂门口发生大冲突，结果有数名工人受伤，被送进医院。[21]
车务、机务二部工人的公开对抗达到了顶点。这个时候，李麟书的后台老板杜月笙动用法国巡捕房的关系，将徐阿梅以通共、颠覆的罪名逮捕。1931年9月，阿梅被判处13年徒刑（实际坐牢4年余，后送感化院16个月，1937年4月出狱——译者注）。排除了年轻技工徐阿梅这块绊脚石之后，身在青帮的工会领导人发现，对法电工会的操纵顺手多了。因此，正是在这种变化了的条件下，杜月笙于1932年夏在法电发起了一场为期7天的罢工并取得了成功，这一幕戏显然提高了他与法租界当局谈判做交易的筹码。[22]
然而，当1937年春徐阿梅从关押中被放出来的时候，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在恢复法电的工作之后不久，徐秘密组织了一个“十人会”，参加者都是机务部的积极分子。该组织是成功发动1939年怠工的骨干力量，此次怠工的目的是要求增加工资。由于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政策比较灵活，他们欢迎徐阿梅回到自己的战斗行列中来。但在同时，技工们卷入救国会运动，也引起了该市亲日势力的敌视；1939年12月，徐阿梅被汪精卫的人暗杀。*此后，中共在法电的领导权转到黄福林手里。黄是一个上海籍技工，曾在沈阳兵工厂当过7年学徒。1939年，黄加入共产党，次年，中共法电支部重新建立，黄任书记。1941年，他在机务部发动了一场罢工。但是，罢工过程中，的政治身份暴露，不得不逃离上海，加入了新四军。[23]徐阿梅的悲剧下场和黄福林的被迫逃离，使中共法电支部的其他领导人得到教训，现在他们意识到有必要寻找外力来掩护其活动。因此，他们与红帮老大李芳搭上了关系（李曾任汪精卫政权的驻德大使），到抗战结束，法电工人中有将近300人参加了红帮。这些帮会成员成为共产党在机务、车务二部发动斗争的基础。[24]
*姜沛南：《徐阿梅》，第220～222页；《上海法商电车……》，第16页。1950年，上海第三电车公司在虹桥公墓树立纪念碑，纪念徐阿梅。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徐阿梅被该公司的造反派诬蔑为“叛徒”，其纪念碑也被打碎。
红帮在战后的影响虽然不那么突出，但有助于改善车务、机务二部工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新型关系的基础上，法电工人建立了战后上海第一个工会。两部工人的合作在日本人投降后不久举行的一次联合罢工中得到了体现。当国民党重新掌握上海政权后，即宣布公用事业的罢工和怠工为非法。为了得到资方发放年赏的保证，法电技工想出了一种新方法来逃避法律。车务部工人很快付诸实施——司机仍然开车，卖票则停止售票。乘客们又惊又喜，不仅如此，卖票还笑脸相迎，并说：“各位请随便，今天乘车免费。”同时，技工们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在车厢上张贴标语，解释工人们要求增加补贴的理由。这种方式的抗议当时称之为“大请客”，很快在普通市民中流传开来。*然而，对公司来说，代价昂贵。一般罢工最多是没有进账，而在“大请客”中，资方不但要支付各种成本，还要纳税。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下，资方不得不答应工人发放年赏、补发罢工期间工资的要求。很快，同样的斗争方式在全市酒菜业、沐浴业和理发业开展起来。[25]
*据中方资料显示，这种抗议策略是法电罢工者的发明。有一条史料说这一念头是中共领导人提出来的。见《法电工人的“大请客”追记》，载《上海轶事》，上海，1987年，第184页。另一条史料则把这一发明归于法电工人，见《“大请客”斗争冲破罢工禁令》，载《上海工运史料》198年第4期，第22、28页。但是，也许更为巧合的是，前此一个月，东京地铁工人罢工，也是采取这种抗议方式——地铁在运行，却不售票，与上海乘客不同——他们很快就对“大请客”表示热烈欢迎；在日本，“开始时，循规蹈矩的日本人对不付费乘车感到很不自在。”见TheodoreCohen，RemakingJapan：TheOcrupationasNewDeal（NewYork，1987），p.219.杰弗里·瓦瑟斯特龙（JeffreyWasserstrom）向我提示了这一点，我表示感谢。
“大请客”取得胜利的直接后果，便是法电公司的中共党员增加了3倍，即从20人增加到60人。机务、车务二部都成立了中共支部。[26]共产党力量在法电的壮大，有助于该公司的工人在战后迅速走上工运的最前线。1947年春，法电全体雇员2400人，向社会局请愿，表示对政府冻结生活指数的不满。*[27]当年春天，法电又和英电、华电的同志们联合发动总罢工，抗议富通事件（参见本书第六章）。1948年3月，共产党负责人王中一被捕，法电的激进运动遭到严重挫折。在搜查王的住处时发现了一份名单，上面记录了法电机务部30多名党员的姓名住址，其中14人旋即遭到逮捕。然而，野火烧不尽，次年，法电共产党员的数量迅速增加到前所未有的137人。[28]当红色军队于1949年春天逼近上海时，法电有700多人参加纠察队，维持秩序，巡逻厂区，保护公司财产不被转移到台湾去。[29]共产党的统治在上海建立不过两个月，法电工人就成立了该市第一个新工会。[30]
*蒋阿龙等：《法电工人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3期，第47页，当时，警方报告说，在法电电车车窗上发现了政治性标语：“无商不奸！”“无官不贪！”“腰包鼓鼓的市长为啥要冻结生活指数？”由于这些标语都是用硬物刻划而成的，警方怀疑系卖票工人用剪票夹或车门的钥匙所为。见ShanghaiMunicipalArchives.1-7-48.
就像英美烟公司一样，作为工人行动主义的范例，法电在上海工人运动史的研究中占有显著地位。确实，法电工人在30年间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罢工和组织工会的记录。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的工人斗争在五四运动时始发其端。与纺织业和烟草业的情况不一样，法电缺少“无产者”工人力量，在20世纪的头20年，他们所进行的只不过是“自发的斗争”。可是，到了20世纪20—40年代，法电的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在共产党和青帮工运领袖的影响下变得特别活跃。就像这些外来政治势力在其他企业要取得稳固的立足点一样，是否能站稳脚跟要根据工人中原本存在的界限而定。
电车工人团结斗争的方式当然是革命者所欢迎的，但他们更普通的行动方式是按照技术水平和地缘关系而定的。只有在共产党人和帮会首领达成妥协时，他们才能在内部充满矛盾并削弱其团结潜力的工人中赢得支持的基础。
人力车夫
如果说电车工人中有技术性和半技术性之分、地缘背景各异、政治忠诚不等的情况的话，那么，在运输业中还存在着非技术性工人。完全没有技术的人力车夫是个数量相当大的群体。1874年，一个法国人把黄包车介绍到上海后，这种交通工具很快就盛行于全市。尽管其数量随季节变化而有很大的波动，但据估计，上海黄包车夫的数量，在1920年约为3.5万人，1934年约为8万人，1938年约为10万人。[31]所以，无论机械化交通工具如何发达，无论政府当局如何限制其人数，黄包车夫在20世纪初期的上海仍然不是一个濒死的群体。（参见附录C）
绝大多数黄包车车夫都来自苏北的农民家庭。据1929年对100名黄包车夫的调查，有85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其中的92%仍在老家拥有土地。[32]由于大多数黄包车公司都由苏北人开设——尤其是来自贫穷的盐城、阜宁二县的人，所以，很自然的，来自这一地区的人新来乍到，就干起了这一行。[33]就像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力车夫所说：“我62岁，来自盐城县。我家有五六亩地，靠近海边，现在已被海水浸灌了。由于苏北经常发生自然灾害，我的老婆、儿子、女儿和我都逃到上海来了。我年纪大了，没有办法寻找其他工作，只好去找同乡的车行老板帮忙。”[34]车行老板与车夫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车夫——很多都是单身来沪的（约占总数的6/10）——一般都挤住在车行条件极差的二层、三层阁楼上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另有约占4/10的车夫有家眷，其中一半以上住的是自己搭的草棚。居住棚户的车夫没有自来水，只能自掘浅水井，常常遭受污染之苦。[35]
拉黄包车很难维持一个工人家庭的生计。1934年，平均每个车夫的收入不足9元，而家庭支出要16元多。即便是单身汉，也很难以此糊口，因为每月要十元多才够花费。因此，很多车夫都深陷债务之中。[36]
考虑到上海的生存环境不佳，车夫们与家乡地区保持着密切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一位中年车夫在讲述其自身情况时所说：
*考虑到车夫及其家庭仍然与家乡保持联系，江淮同乡会有时也介入黄包车业的事务。这就是为什么同乡会会介入1935年以及1936年发生的两起车夫在与洋人纠纷中被害事件的原因。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575。
我三十六岁，来自盐城。两年前，由于家里遭灾，我来到上海。我有四个兄弟，我是老二。老大在电灯厂工作，老三和老五在家乡种地。老四也在上海拉黄包车。我们兄弟五人都已分家，每人有十三亩地。我来上海后，家里的地由我老婆在种。但今年家里又遭灾了，老婆和六个小孩子都被迫来到上海。现在，我家的地由我的兄弟照看着，父母也由他们照看。以后我父母过世，我再把地收回来自己种。[37]
即使是没有结婚的单身车夫也希望与苏北亲属保持密切关系。一位来自阜宁的单身车夫说：“由于太穷，我还没结婚，但我要是想结婚的话，也很容易，因为我在苏北有许多亲戚可以帮忙。我叔叔没有儿子，我就被过继给他。现在他在苏北种了20多亩地。如果我有余下来的钱，我就寄给他；如果我没钱，我叔叔就接济我一些。”[38]
许多车夫每年春天要回家乡干农活，待到秋收结束以后再返回上海。*这些人是真正的农民—工人，当其他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寻求活路时，他们在家乡的土地上还留有一腿。只要条件许可，绝大多数车夫都会返回家乡，有些一去不复返。其结果是，上海这一阶层的工人轮换率特别高。1940年的一次调查显示，能在上海干满三年的人力车夫不足30%，而只有2%的人能干满5年。[39]
*雷景敩：《上海杨树浦人力车夫调查》，上海，浦江大学毕业论文，1930年。另有一部分车夫来自崇明和泰州地区，他们以种花生为副业。与盐城和阜宁籍车夫正好相反，这些农民一工人是深秋回到家乡，次年春天返回上海。
尽管拉黄包车的活儿苦累至极，但对从乡村逃难来的人来说，不失为一个及时饭碗。更有经验的同伴往往教给新来乍到者一些技巧：街道、界标的名称和分布，以及赚钱的门道。初学者一般被叫做“打野鸡”，为期也只不过几天时间。[40]因为苏北逃难者源源不断，上海车夫队伍来源充足。中国其他城市的每辆黄包车一般分为两段，即日班和夜班，上海则不同，劳动力大量过剩，一辆黄包车往往要租给四个人每天分段使用。
车夫之间的激烈竞争使车主得以刻意抬高租车价格。1919年，该市最大的人力车企业法商飞星公司，属下有16个大承包商，分别监管该公司2000多辆黄包车的出租事宜，每个大承包商下面，还有10～20个承包人，具体负把车子租给车夫之事。每个大承包商从公司领租车子的价钱是每辆每天7角，再以每天9角的价钱转租给车夫（通过承包人）。[41]正如一位外国观察家所评论的：“在这个开放型的大城市里，人力车业堕落为一种连环骗局。工部局每年都要发放黄包车照会（即执照——译者注），此事由黄包车车主包揽，车主又转包给承包人，承包人再卖给车夫，层层盘剥。”[42]
由于在上海的车夫身上有油水可赚，青帮便介入进来。车主和车夫一般都加入青帮，部分地是不想让当局插手。尽管车主和承包人要向车夫收取高额租费，但各方都要面临一个共同的敌人——政府干涉。英国人、法国人和中国当局各自实行收费高昂的照会制，如随便停车或违反交通规则就要收取高额罚款。为了对付警察的监管，无论是车夫还是车主都认为有必要加入秘密帮会。顾竹轩是上海苏北人中的青帮老头子，他早年做“放黄包车”生意时，即以同乡关系拜法租界的曹幼珊为老头子。*有人估计，约有90%的车夫加入了帮会。[43]
*王德林；《顾竹轩在闸北发迹和开设天蟾舞台》，载《旧上海的帮会》，第357页。顾还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做过巡捕，这一点对他后来的发迹极有帮助。由于和租界巡捕房继续保持关系，他开设的车行，租出的车子遇有不遵守交通规则，便由顾向各捕房站岗巡捕打招呼，“宽容放过。”见《旧上海的帮会》，第187页。
尽管帮会关系有助于缓解政府与人力车经营者的紧张关系，但相互间的敌意仍不时爆发。早在1897年，公共租界有5000多名小车工人罢工，原因是工部局决定从4月1日起，将小车执照捐增加到每月600文。[44]1915年12月，成千上万名车夫突然发动罢工，抗议提高捐税并限制本地区黄包车的数量。[45]1918年4月，工部局制定新的交通规则，不得在主要干道或电车轨道边拉客，激起了车夫们的反抗。们怀疑电车公司是这一新规则的幕后指使人，愤怒的车夫们在承包人的指使下，把石头泥块扔向电车，打碎车窗玻璃。混战中，一名车夫被英国巡捕用枪打中。然而，抗议者最终占了上风，黄包车仍然被允许在该市大街上逡巡。[46]
尽管有这样一个好战的开头，但在整个民国时期，人力车夫并未成为以发动工人运动为己任之政党的主要依靠。虽说黄包车苦力在五四运动后的上海劳资纠纷中并未退隐其身，但他们是工人阶级中最不容易罢工的分子（见表11）。车主、承包人之对于车夫，乃是一种家长式关系，加上同乡关系，车夫反抗其雇主就受到了极大的约束。车夫就业，竞争激烈，工作时相互之间又是孤立的，所以车夫们没有就业保障，也没有较高技术含量之工种那种工作配合——可以导致更高战斗水平的产生。由于基本上都是文盲，也使他们对当时政治形势感知迟钝，缺乏参与的兴趣。上海市社会局的一份调查发现，有9%的车夫能识得该市街道上所有的标志。同一份调查还发现，调查者在工作时遇到了很大困难，不仅是因为被调查者浓重的苏北口音，而且还因为这些车夫们对“生活”、“改良”和“救济”之类“抽象”词汇完全不懂。[47]虽然这份调查表明，调查者更多地是站在高人一等的角度来看待那些被认为是愚昧无知的被调查者，但从中也确实可以看到，由于缺少文化，车夫与小市民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而且，因为黄包车苦力继续与乡村生活保持联系，阻隔了他们改善劳动状况的热情——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回到家乡。
表111918—1940年间上海运输工人罢工情况
行业工人数量罢工人数
每1000工人中参与罢工的人数
电车580043
7.4
码头5000025
0.5
人力车夫8000015
0.2
资料来源：ShanghaiStrikeStatistics.1918-1940.
黄包车夫不愿开展持久的劳动组织工作，也反映出他们的工会化程度很低。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之后不久，成立了一个车夫工会，但它所吸收的成员不过300来人，而且不到六个月就解散了。1930年，上海市政府拒绝了成立新的车夫工会的请求。[48]直到三年多过去，即1933年秋，公共租界车夫何武山、徐竹林等发起组织“人力车夫互助会”，并得工部局许可成立。该会不仅得到了久欲发展外商大资本的交通企业（如电车、公共汽车）的工部局和商人的支持，也得到了中外社会改良者的支持。为了削减车行的利润，满足改良者和车夫们的要求，*工部局同意公共租界内的黄包车日租费最高限价为8角5分。而且，车主必须把日租费中的5分钱交给互助会作福利开支。虽然车主们竭力阻挠新规则的实施，甚至在1934年8月唆使、收买“车夫败类”向公共租界里的车夫滋事（或给车胎放气，或捣毁车辆），但他们的图谋并未得逞。[49]
*正像批评者不久就指出的，车行老板积聚了大量财富，却不进行任何新式生产的投资。至1933年，飞星公司每天出租2072辆黄包车，每车每天租费1元。即便扣除执照、修理等费用，公司每月可从每辆车中得到10元的净收入。所有车子加起来，公司每月可得20720元的净收入，或者说，一年可净得248640元的收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2-1061。
次年，车主们向法租界工部局新规则发动了新一轮强有力的挑战——有4万名车夫参加了罢工。法租界新规则规定，凡在法租界内的黄包车及车夫都必须登记（登记费甚高）。由于害怕此项登记是今后限制其生意的第一步，租界里的250名黄包车车主鼓动承包人和苦力们起来反对新规则。凡是领了执照开始做生意的黄包车都被帮会中人拔去气门芯，车主们同时又向工部局发动请愿，要求取消新规则。由于害怕新规则实施，同时担心抗议不会有好结果，大批车夫选择返回苏北家乡，而不是坚持斗争。正如一位记者在评价这些人脑子里的种种想法时所说的：
对法人规则犹豫不决的人力车苦力们大约有这么几种类型：一些人担心在执照上按手印就是让他们信天主教。另一部分人则相信这种方法就是在另一场世界大战发生时把他们送上前线。而第三部分人则误以为会夫妻分离。[50]
无论其动机如何，有人估计，到8月中旬，法租界有2/3的人力车夫踏上了回苏北老家的路程。为了继续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车行老板们开始向罢工的苦力们发放食物。最后，还是杜月笙出面调解，租界方面答应将登记费从5角降到2角。尽管车主和车夫都不满意，但因无力回天，也就只能勉强接受了。[51]
次年发生了一次车主一车夫罢工，这次罢工发生在公共租界，要求废除互助会，取消对车夫登记的限制。车主和车夫都认为互助会拿着收集的30多万元却不干事，所以对互助会提出的进一步减低车子日租费的建议不仅不支持，反而予以反对。批评者坚持认为，互助会不仅不要干预市场，而且应该将其财产拿出来救济车夫，然后关门歇业。不消说，工部局不会同意解散互助会，但同意在公共租界已登记的4万名车夫的基础上再增加5000人的名额。*
*《新闻夜报》1936年4月1日；《立报》1936年4月4日；《大公报》1936年4月14日，15日。无论公众如何批评，互助会仍然没有明显改变其福利措施。正如埃利诺·辛德尔（EleanorHinder）1944年在谈到该组织时所说：“该会是否真能为车夫解决什么问题还是个问号。车夫们在1934年时的生活水平很低，后来也没有什么改进。”见LifeandLabourinShanghat（NewYork，1944），p.131.
人力车夫中孤立而分散的罢工在民国后来的历史上仍在继续进行着，但仍然没有什么大的起色。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工运领导者都不对这个松散的阶层抱什么希望，人力车夫也就无法寻求政治靠山来改善其境遇。车夫们虽然是被压迫者的缩影，但同时也是落后社会令人不舒服的遗留物，所以，年轻的进步人士往往不屑一顾。[52]
可以肯定，激进派也曾作过组织人力车夫的尝试，特别是在“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当时上海的共产党干部希望能在该市工人阶级中受压迫最重的群体中打开局面。1930年9月，中共工运组织者在上海人力车夫中成立了一个红色工会，据说人数达12万人（可能有些夸张）。[53]第二年，国民党当局对“无知识之车夫”会被“反动分子”（指共产党）所利用表示担心。[54]1934年，一份共产党传单号召人力车夫“反抗车主”、“支持红军取得胜利”。[55]1935年法租界罢工时，共产党人又四处散发传单，号召车夫们起来打倒政府、打倒帮会、打倒车主。[56]可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鼓动收到了效果。而且，在1946年，行政院下令，用三年时间分阶段淘汰上海全市的2万多辆人力车，此举进一步表明，人力车已行将消亡，开展长期的组织工作不啻竹篮打水。[57]
与电车工人不同——这些技术性和半技术性工人都分别积极地参加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上海为数庞大的人力车夫不与任何一方打交道。*在车主和承包商的控制下，人力车夫几乎不可能起来反抗他们的雇主。而且，在这些雇主的煽惑下，车夫们倒是经常性地对当局制定的规则发起抗议。车主和承包商在这类斗争中的显著作用使得任何拉拢车夫的企图都将无果而终。
*1937年10月，“臭名昭著的车夫苦力煽动者”、国民党党员陈囷梁组织车夫救亡协会。但据警方情报说，陈是单独行事，“并未得到当地工会的支持。”见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8144.
上海车夫的相对沉寂与北京的情形不同，戴维·斯特兰（DavidStrand）将1929年时的北京车夫称之为“该市政治上最为积极的群体”。这种差异肯定是因为两市车夫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不同而造成的。北京车夫包括了相当比例的市民——旗人、当过警察的人、商贩、失业匠人，与上海车夫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的情况不同。北京匠人也不生存于包租制之下，境况要好得多，受教育程度、娱乐活动也比其上海同行好不少。故而，北京车夫“全盘具备了城市居民所拥有的集团的、公众的策略”，而上海车夫则只不过是一个在抗议方式上受到诸多限制的范本。[58]
上海黄包车夫受限制的行动主义与运输业中其他非技术性工人的情况相类似，后者也面临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例如，板车苦力和挑米工不会团结起来，争取改善劳动状况，而是更易于为争夺装卸权利而互相械斗。[59]码头工人，我们已经看到（参见本书第三章），则各自追随互相对立的包工头为抢地盘而混战不已。
码头工人
比起运输业中其他非技术性群体来，码头工人更经常地卷入当时的政治冲突，主要是因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对他们特别注意。由于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已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装卸业便赫然出现在政治人物的战略计划之中。因此，国共两党的干部都竭尽全力，把关键的码头工人吸引到他们的事业中来。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最初，共产党开了一个好头——部署了几个湖北籍学生到湖北籍码头工人中开展工作。有位来自湖北的党员李子安，自告奋勇，去浦东给码头工人的孩子免费教书。他惟一的要求是孩子的家庭能管饭。通过这一途径，李子安得以在普通码头工人家庭传播激进信息。这种关系成为动员码头工人参加五卅运动的渠道。[60]可是，可以确信，参加为期三个月罢工的约3万名码头工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在其他东西刺激下才跟随行事的。有位积极分子回忆道：“我们要找到仍在干活的人，然后和他们谈话，告诉他们，要是停止干活，每周可以领到两块钱的罢工费。”[61]
稳定的收入对许多游荡于码头附近、等待工作机会的临时工（俗称“野鸡”）来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另一位组织者曾回忆说：“五卅罢工时，有些固定工人想继续干活，但我们更容易劝说“野鸡”参加罢工……毕竟，罢工者及其家属每天可以收到两角钱的罢工费”。[62]虽然在五卅运动时就成立了码头工人工会，但其影响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之后不久就消失了。*
*《上海港史话》，上海，1979年，第304～322页。该码头工人上会于1926年10月由陶静轩发起，陶是一名湖北籍党员，曾在码头上做过工，后来进入内外棉厂（见本书第四章）。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时，陶因为领导浦东码头工人纠察队而被逮捕处死。见《陶静轩烈士》，载《上海党史资料》，1985年第5期，第39～44页。
正如党史学者所指出的，共产党在码头工人中开展工作受到了几个因素的制约。首先，要把占码头工人绝大多数的“野鸡”动员起来、造就一支稳定的追随者队伍特别困难。今天吸收进来的人可能明天就走了。其次，全市有250多个码头，分属不同的企业：航运公司、纱厂、烟厂、米店，等等。共同的政治行动要在这种分裂状况中产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共以行业划分来开展工作的战略进一步削弱了将码头工人团结起来的可能。例如，英美烟公司码头与邻近的日华纱厂码头就属不同的党组织开展工作的范围。第三，码头把头严密控制着手下的工人，给外来的组织者造成了极大阻力。要想在码头上做工，就必须通过把头这一环，所以，把头自然而然地对普通工人有着极大影响。这种联系由于同乡关系、虚拟的血缘关系和帮会关系而得到进一步加强。这种关系使得码头工人惟把头马首是瞻，经常性地卷入抢地盘的残酷械斗。[63]
把头的权威也阻碍了国民党在码头工人中发展势力的企图。当局对把头从工人工资中抽取高额回扣大发不义之财感到不满，同时为了争取普通工人，在1928年颁发了一个所谓的“二八条例”，规定把头只能从工人薪水中扣除20%，其余80%归工人。此项条例立即激起了把头们的愤怒，他们已经习惯于依仗严密的关系网络大肆榨取工人血汗。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把头们动用其在政府里的帮会关系，力图说服政府取消该条例的实施。结果，“二八条例”不但没有导致在码头工人中产生一个团结而忠诚的工会，反而在互相敌对的把头的操纵下，时时诉诸武力的工会层出不穷。[64]
抗战时期，共产党干部卷土重来，想在码头工人中建立立足点，但是仍然事与愿违。到抗战结束时，在上海6万多名码头工人中，只发展了区区16名党员。[65]工人的流动性，行业内部的分裂，以及把头的权威，仍然是壮大革命势力的重大障碍。*
*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所采取的整顿上海码头的措施，反映了这些障碍依然存在，新政权决心清除，首先，在1950—1951年间，发起反把头运动（时称“反霸斗争”——译者注）。在52次总共有3万多人参加的斗争会上，约有3000多名把头被斗争、清除、镇压。其次，将全市260个码头集中管理，建立港口统一管理机构，即上海区港务管理局，最后，在1953—1954年间，将大批流动的临时工（“野鸡”）固定为海港的正式工人、参见《上海港史话》，第336～338页；陈港：《上海港码头的变迁》，上海，1966年，第66页。
结语
上海运输业内部的分裂状况也是其他行业和其他城市情况的反映。徐阿梅及其技工同伴在共产党于法电开展的工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与其在烟草业、纺织业的战友之激进主义是并行不悖的。而且，这种情况也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技工行动主义产生了共鸣。正如有位记者在解释彼得格勒的技术性机器工人为什么参加俄国革命的问题时所说：
机器工人总是站在每次运动的最前头……车工、翻砂工、铁匠、机修工和技师——这些人境遇都很好，收入较丰，富有个性……这种工人富有头脑，在每一个工作环节上都必须深思熟虑……他们的谈话风格，甚至他们的语言，与我们知识分子几乎没什么区别。据我看来，他们（对革命事业）更有兴趣，因为他们的判断更敏锐，他们的信仰一旦确立，就十分坚定。[66]
如果说技术性工人当仁不让是政治抗议的排头兵的话，则其对立的群体总不外乎是苦力。在非技术性运输工人中组织政治运动，其难度之大，并非上海所独有。在远隔重洋的英国曼彻斯特港，要将码头工人组织起来，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他们往往“画地为牢，各立山头，极具排外性”。就和上海的情况一样，曼彻斯特的码头工人以人种和宗教信仰划分，在工头的主使下拉帮结派：“例如，爱尔兰人往往在爱尔兰工头的手下干活……在同一帮里，很少发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会在一起干活。”还有，在曼彻斯特，半数以上的码头工人都是没有固定工作的“游民”或“流浪者”。就业机会的高度偶然性，反过来又致使他们对工会事务缺乏兴趣。[67]
处于这两类工人之间的是半技术性工人。和烟草公司的卷烟间一样，在电车公司车务部，我们发现，这一工人阶级的中间阶层，主要是来自华北和浦东的男性，与雇主有关系，缺少文化，参加过帮会。这一阶层的工人比起非技术性工人来，更习惯于城市生活，有时也会被政治号召所打动。然而，激发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因，更多的是钱，而不是阶级觉悟。他们与熟练技工的鲜明区别可从1927年12月英电公司的一场罢工中看出，此次罢工的起因是一名司机被巡捕的子弹误伤致死。一位积极参加此次罢工的共产党干部报告说：
司机和卖票对参加罢工表现很冷漠，技工们十分气愤……再三对他们解释，眼下到公司领工资不合适，但他们根本听不进。他们想钱想得不得了，我们没法说得动他们……我们发现，那些来自江北（即苏北）的工人很难说得动。他们坚持要去拿钱，任何劝说都听不进……我们在“老部”和技工中的同志的工作就好做多了。[68]
上海运输业中因缺少女性而不存在男女差异的问题，地缘政治和产业政治便以特别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由于地缘不同和技术水平不等而产生的裂缝表现得特别明显，无论其企业属外商还是华商。
我们有必要再度重申，地缘、工种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是间接性的——以工人的思想和群体习惯为中介。而且，这种中介过程既受到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制约，又受到该市政党政治举动的左右。非技术性劳动力的过剩和技术性工匠的濒临消亡，两者相结合，使得工人之间的分裂尤其剧烈。但这种现象只是在政党政治意义上即外来组织者力图吸引工人阶级追随者时才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所取得的成功当然不仅取决于对工人力量掌握的程度，还取决于当时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
注释
[1]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1984年，第八、九、十章。
[2]有几次早期罢工是车务部工人发动的，起因是为了抗议其司机同伴因违反交通规则而遭逮捕。见《时报》1914年8月18日；《民国日报》1917年7月2日。
[3]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上海，1985年，第93页。
[4]“张孝方访谈录”，1957年2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5]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6449A.
[6]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82～383页。
[7]《民国日报》1921年3月4日，7日。
[8]周国强：《回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上海，1957年，第1～2页。
[9]《上海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工人斗争简史》，载《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1953年第2期；姜沛南：《徐阿梅》，载《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北京，1984年，第3卷，第189～190页。
[10]《上海工人运动的一座坚强堡垒》，载刘长胜编：《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工人》，上海，1953年，第13页。
[11]周国强：《回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第12～16页；《上海法商电车》，第5～6页。
[12]周国强：《回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第28页。
[13]姜沛南：《徐阿梅》，第199页；《上海法商电车》第8页；周国强：《回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第31页。
[14]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08～312页。
[15]参见ShanghaiMunicipalArchives，#6-7-370，#6-7-371，#6-7-372，#6-7-373，#6-7-374，#6-7-375，#6-7-376，#6-8-069，#6-8-483，传单号召工人反对杜月笙和国民党控制的工会解决罢工的方法，号召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罢工。这些传单藏在小包中药里，互相传阅，见姜沛南：《徐阿梅》，第203页。
[16]姜沛南：《徐阿梅》，第201页，204页；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12～313页。
[17]姜沛南：《徐阿梅》，第209页，215页；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19页。
[18]即便政府当局也对罢工表示同情。因为死难者是被法国巡捕打死的，国民党中央指示外交部向法国方面发出照会，抗议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事件。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1：2-747。
[19]蒋阿龙：《五十七天大罢工》，载《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上海，1958年，第13页。
[20]姜沛南：《徐阿梅》，第217～218页；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53～354页；《上海工人运动的一座坚强堡垒》，第14页。
[21]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54～356页。
[22]BrianMartin，“TuYueh-ShengandLabourControlinShanghai，”PapersonFarEasternHistory，no.32（1985）：134～135；薛畊莘：《我与旧上海法租界》，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79年）第157～158页；薛畊莘：《我所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93～94页；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359页。
[23]陈卫民：《黄福林烈士小传》，载《上海工运史料》，1984年第4期，第41～43页。
[24]《上海法商电车》，第24～25页。
[25]《上海法电工人运动历史资料》，上海，1957年，第2册，第82～95页；权琳甫等：《法电工人为实现“三不停”而斗争》，载《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2辑，第134页；《“大请客”和“劫法厂”》，载《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上海，1958年，第27～34页。
[26]《上海法电工人运动史料》，第2册，第96页。
[27]《上海工人运动的一座坚强堡垒》，第20～21页。
[28]《解放前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共产党组织沿革》，载《上海工运史料》1987年第4期，第37～38页。
[29]《上海工人运动的一座坚强堡垒》，第22页；权琳甫等：《法电工人为实现“三不停”而斗争》，第137页。
[30]权琳甫等：《法电工人为实现“三不停”而斗争》，第138页。
[31]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第72页；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第100页；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673页。
[32]雷景敩：《上海杨树浦人力车夫调查》，上海，浦江大学毕业论文，1930年，该调查显示，几乎所有被调查者（占94%）都是因为家乡遭受自然灾害而作为难民来到上海的。
[33]见ShanghaiMunicipalArchives，#13-1-2131，其中排列了属于人力车同业公会的所有业主——绝大多数都来自盐城和阜宁二县。
[34]“陈彩图谈话”，转引自雷景敩：《上海杨树浦人力车夫调查》。
[35]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676页。
[36]《上海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3期（1934年），第41～42页。
[37]“史芝林谈话”，转引自雷景敩：《上海杨树浦人力车夫调查》。
[38]“陈殷裕谈话”，引同上。
[39]EleanorHinder，SocialundIndustrialProblemsofShanghai（NewYork，1940），p.135.
[40]雷景敩：《上海杨树浦人力车夫调查》。
[41]《时事新报》1919年3月9日11日。每天一角五分的利润落到大承包商的腰包，承包人则赚取五分钱。
[42]EenestO.Hauser，Shanghui：CityforSale（NewYork，1940），p.135.
[43]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677页。
[44]《上海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载《海地方史资料》，1983年第2期，第173页。
[45]《时报》1915年12月3～9日、为了扩展电车业务，工部局决定将黄包车数量从1万辆降到6000辆。
[46]《民国日报》1918年4月12日，19日，20日，21日，22日，26日；《时事新报》1918年4月18日，19日，20日，21日，26日。
[47]《上海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第103、107页。
[48]这一请求是律师兼国民党党员陈国梁提出的，他和部分车行老板很有交情。其请求被拒绝的理由是他本人并非车夫。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513。
[49]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678～679页；骆耕漠：《上海公共租界人力车纠纷结束之后》，载《中国经济论文集》，北京，1936年，第1卷，第240～252页。并见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3482中有关车主与车夫相勾结反对工部局规定之事。
[50]NorthChinaDailyNews，Aug.23，1935.因为有些车夫在登记过程中按手印达19次之多，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51]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5670；《申报》1935年8月7日，8日。
[52]《东方日报》1939年12月2日。
[53]《全党争取黄包车夫总罢工的实现》，1930年9月20日，台北，调查局档案，#556.696/817。
[54]《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南京，第2卷，第44册，第5551号文件。
[55]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5864.
[56]同上，D-5670.
[57]ShanghaiMunicipalArchives，#1-14-237.即便如此，当局仍然怀疑共产党卷入了人力车夫发动的小规模的反对政府禁令的罢工。
[58]DavidStrand，RickshawBeijing（Berkeley，Calif.，1989），pp.243，28～64.
[59]参见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5661，其中详细记叙了1934年2月板车苦力和挑米工之间为了争夺苏州河上卸米的权利而大打出手的情况。
[60]“江元青和宋三妹访谈录”，1957年9月1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61]“钟盛发（音）访谈录”，1957年1月9日，同上。
[62]“郑长山（音）访谈录”，1957年3月7日，同上。每日的罢工费尽管比工厂底层工人的日工资来说还低点，但对“野鸡”每日所期望的收入来说可能要高些。
[63]“上海港访问记”，1987年5月26日，1988年9月26日。
[6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0-3，#722：4-233，#722：4-502，#722：4-504。青帮闻人常玉清、朱学范和陆京士等人都卷入了处理把头建立妨碍政府条例实施的工会的事务。
[65]“上海港访问记”，1988年9月26日。
[66]转引自DavidM.Mandel，ThePetrogradWorkersandtheFalloftheOldRegime（NewYork，1983），p.13.
[67]UniversityofLiverpoolDepartmentofSocialScience，TheDockWorker（London，1956），pp.5，74，78～81，122～123.
[68]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8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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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纺织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八章纺织业
缫丝业
早期罢工及其组织
帮会的介入
共产党的收获
缫丝工人之有限的激进主义
丝织业
贵族工人的觉醒
社会结构与大众文化
1934年美亚绸厂罢工
1936—1937年的全市罢工
共产党的复活
结语
从19世纪末开始，纺织业便是上海产业的主要支柱。1861年，一个英国人创建了该市第一家机器缫丝厂。此次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却刺激了法国和美国商人几年后的接踵仿效。不久，中国商人加入该行列，并且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上海缫丝业欣欣向荣，对海外织工的需求持续增长。然而，作为奢侈品的丝绸，市场有限；最终纺织业成为上海的主要产业。当然，丝织业仍是该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主要由日本人和英国人投资的纺织业不同，丝织厂至世纪之交时已几乎完全由华商投资运作。这种情况到1915年机器被运用于丝织业时仍然如此。缫丝厂（以低价雇用非技术性女工）和丝织厂（以较高的工资雇用男工和女工）几乎全部掌握在中国资本家的手里。[1]
由于人们常常把众所周知的上海纺织工人之行动主义归因于他们对外国业主的怨恨，因而有必要对棉纺织厂与土生土长的丝织业的工人反抗类型进行一番比较。研究由社会局编纂的上海罢工统计资料显示，从1918年至1940年，纺织工人的罢工确实要较丝织工人频繁。但是当把罢工频率与各自行业的工人人数作比较的话（以22年计），就可看出，纺织工人的罢工倾向要小得多。反之，技术水平高、收入高的丝织工人人均罢工次数最多。纺织行业——技术含量低，收入也低——的人均罢工次数要低得多。*
*因为上海的纺织工人为数巨大，他们的罢工往往是大规模的。纺织业罢工平均每次有2286名参加者，而丝织业罢工平均每次仅有212名参加者。然而，当把两个行业的工人人数进行比较的话（棉纺工人有13.5万人，丝织工人为1.2万人），丝织工人参加罢工的频率更高一些。许多丝织厂规模甚小，雇用的工人仅有几十人，所以，该行业工人参加罢工的比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缫丝工人——技术含量最低，工资最少——的罢工比率甚至更低（见表6）。
表61918—1940年间上海纺织工人罢工情况行业
行业每小时工资收入
（1932年）工人数量罢工次数
每1000工人中参与罢工的人数
丝织业0.112元12000
24920.8人
棉纺业0.044元135000
3702.7人
缫丝业0.034元52000
1022.0人
资料来源：ShanghaiStrikesStatistics，1918—1940；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
缫丝业
如表7所示，上海缫丝业在19世纪末发展缓慢，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了可观的增长，其后迅速衰落，抗战时全面崩溃。绝大多数缫丝厂每张机子雇用2到4人，每个大缫丝厂拥有的工人数在500至1000人之间。妇女和童工占了被雇用者的95%。绝大多数都来自贫困家庭，丈夫的工资不足以养家糊口。缫丝工人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他们不仅工资低，工时长，经常挨打受骂，还要受到季节性失业的威胁，所以，缫丝工是妇女最不愿意做的工作之一。缫丝厂厂主大多为江南籍资本家，他们对工人——大多来自苏北——的苦难往往不闻不问。由于对改善劳动环境几乎不抱什么希望，缫丝工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会毫不犹豫地另寻工作。所以，该行业工人的转换比率奇高。而且，总是有源源不断的年轻妇女来填补空缺。[2]
表7上海缫丝业发展状况
年份丝厂数量机车数
1890年5—
1901年28—
1911年4813737
1915年56—
1916年61—
1917年7018386
1918年6818800
1919年6518306
1920年6318146
1921年5815770
1922年6517260
1923年7418546
1924年7217774
1925年7518298
1926年8118664
1927年9322168
1928年9523534
1929年10423582
1930年10525066
1931年10525394
1932年11225300
1934年20—
1935年245000
1937年2—
资料来源：《上海之丝业》，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9期（1935年）第46～48：ElcanorHinder，SocialandIndustrialProblemsofShanghai（NewYork，1942），p.18；RobertY.Eng.EconomicImperialisminChina：SilkProductionandExports，1861-1932（Berkeley，Calik.，1986），p.45.
与卷烟业、纺织业或丝织业相比，缫丝厂不把机器间作为常设车间。相反，此项工作一般都包给熟练技工（俗称“老鬼”），他们再自雇助手，自购大部分所需设备，同意按月拿钱，抽出足够的时间管理机子。[3]由于缺乏熟练技工，共产党要动员缫丝工人势必会遇到许多麻烦。
缫丝工作共有八道工序：烘茧、剥茧、选茧、煮茧、缫丝、扬返、检验、包装。成年女工做比较复杂的工作，而童工则做又脏又累的打茧活，这种生活（称为“打盆”）是在近乎煮开的水盆中进行的，童工们的手在其中进进出出，境况十分痛苦。童工们遭受的非人道待遇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他们针对没有外资介入的缫丝业情况的道德说教无疑很是动人。正如一位外国观察者在其一篇关于上海缫丝业情况的报告中所说：“小孩子站着干活，一天达十一个小时，他们的手一直浸在冒着蒸汽的水里，手指根根发白，瘦弱的身体站立不稳，在他们旁边还站着一个面目凶狠的监工，哪个稍稍走神，他马上就会冲上去揍一顿。”[4]
早期罢工及其组织
很自然的，在缫丝业中，只要有机会，工人就会逃离那可怕的环境。罢工——成群的工人涌出厂门，在街上和公园里自由地行走——正是逃离的一个机会。缫丝工人举行罢工时很少占据他们自己所在的工厂。他们的罢工还容易引起连锁反应——邻近厂里的女工和童工虽然不自行罢工，但都会涌出来“看热闹”——也许最能说明他们逃离那可恨环境的愿望。*缫丝厂罢工的成功率不高。在1895—1913年间，在现有资料记载的24次罢工中，只有4次取得了胜利。[5]后来，成功率有所增加，在1918—1940年间共发生罢工102次，其中有37次取得了胜利。[6]但这个比率仍然相对较低。
*同样地，米歇尔·佩罗（MichellePerrot）把早期的法国工厂描绘成为“工业充军地”，在那里，“因犯们在“士兵”的监视下劳动。因此，罢工就像越狱一样，“大批的人逃向开阔地、村庄、街道和社区”。见TheFrenchWorkingClass，inWorking-ClassFormation，ed.IraKatznelsonandAristideR.Zolberg（Princeton，N.J.1986），p.18.
许多缫丝业罢工的热闹气氛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乡村集市，而不是一场有计划争取权益的战略，因而很难把丝业工人的斗争融入到政治组织者的计划中去。当然，我们不是说外来组织者在动员丝业工人中缺乏努力。作为该市产业工人中最大的群体之一（其人数仅次于纺织业），丝业工人吸引了外来干部的广泛注意。他们每每有所收获。可是，这类组织的成员极不稳定，也很难胜任指派的任务。
上海缫丝工人第一个有影响的工会成立于1912年5月，当时正值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化时期。这一名为“上海丝业女工慈善会”的组织，宣称要开办训练所，提高其成员的技术。据该组织成立宣言说，提高工人的技术，就能使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少受处罚，因而也就可以减弱他们的罢工倾向。然而，训练所从来没办过，丝业工人继续以发动热热闹闹的罢工来抗议业主的虐待。江南籍丝业业主们极有权势的丝茧公所指控该组织威胁实业发展，向江苏省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加以取缔。对慈善会之生存威胁更大的是其成员不肯交纳会费。该会成立不过几个月，即宣告瓦解。[7]
帮会的介入
当善意的共和派未能在丝业工人中建立起一个长久的立足点时，帮会分子却找到了进门之处.至20世纪20年代初，有报道说，青红帮无论是在纺织业还是在丝织业的女工中都已拥有相当实力。[8]1922年夏，一场全市丝厂同盟罢工爆发，领导者是新成立的、与帮会有联系的上海女子工业进德会，该会会长是一位丝厂女工兼帮会成员穆志英，她代表罢工者向江苏省政府请愿，要求协助缩短工时，禁止虐待工人。由于这是上海丝业历史上第一次组织良好的罢工，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关注。报纸广泛报道了罢工者手里拿着的旗子，上面写有：“共和世界”，“增进道德”，“男女平等”，“保证人权”。[9]
真相不久便揭开了，进德会并非丝厂工人的自发组织。有三位来自苏北的装配工，希望改善自己受歧视的地位，鼓动成立了这个丝厂工人组织。有利可图的缫丝业几乎都掌握在江南籍业主手里，成立一个工人组织可望给苏北人注入一些力量，从其富裕的江南对手中分得一些油水。其中一位装配工名叫吴彝伯，是盐城人，他在1922年7月到上海作了一次特别旅行，从当地找人协助其进行此项冒险计划。结果他与帮会成员穆志英（也是盐城人）及另两位苏北人取得了联系，由吴出钱，三位女工租了一间办公室，开始印刷传单，宣传其新组织的宗旨。[10]
进德会成立不过几个星期，就有女工上门来寻求帮助。尽管车间里的温度令人窒息，但她们一天也得不到休息。进德会头头们答应与丝茧公所交涉，要求在热天减少工时。当她们的要求被拒绝时，罢工开始了。冲突开始两天后，穆志英对报纸发表谈话称，虽然削减工时是罢工中提出的要求，但真正的问题是丝茧公所拒绝承认其进德会。她的谈话具有预见性：次日，穆志英及其进德会的五名成员被保安司令部根据丝茧公所的旨意逮捕。由于其头头在监狱里仍旧操纵其事，因而进德会遭到禁止，罢工戛然打住。*
*《民国日报》1922年8月7日、9日、10日、15日，1923年5月1日。此次罢工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来自苏北盐城和泰兴两县女工的合作。人们往往把来自这两县的妇女分别叫做“大脚”和“小脚”——根据她们家乡裹脚与不裹脚的习俗而定。她们以往都是合不来的，可是这一次，她们克服了互相之间的反感。这种情况可能与罢工领导人融合了不同地方人物的现象有关。穆志英是盐城人，但至少另一位领导罢工的妇女领袖可能来自泰兴（史料里常常简单地称为“江北人”，即苏北人）。我们知道，1920年7月被捕的两位妇女领袖分别来自盐城和泰兴，我们还知道，参加1920年罢工的人曾积极推动1922年进德会的成立。《民国日报》，1920年7月14日，1922年7月24日，8月8日、16日。
然而，一旦罢工结束，丝茧公所即着手活动，敦促释放穆志英、缫丝业业主们说她是个“年幼无辜的女子，定是外人蛊惑欺骗所致”。请求将穆释放，严加看管即可。第二天，这位帮会女工就被释放了。业主们还进一步采取安抚手段，同意在夏季缩短工作时间。原来是早上五点上班，现在改为六点；原来是下午六点半下班，现在改为五点半。[11]
业主和工人之间的冲突——以地缘关系截然划分开来——继续折磨着缫丝业。1924年1月，苏北妇女成立了上海丝棉女工联合会，由声名远播的穆志英任会长。由于害怕此种势态会引发另一波罢工浪潮，宝康缫丝厂（业主是江南无锡县人）决定解雇该厂所有苏北籍工人，用上海人取而代之。[12]其他的工人不久即举行罢工。到6月，一场危机已在酝酿之中。来自14家缫丝厂的1.4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恢复工会。*
*《民国日报》1924年3月27日，6月18日、20日、21日、25日；《论上海丝厂罢工风潮》，载《妇女杂志》第10卷第7期（1924年），第1064页，共产党对丝厂工人的罢工表示同情，并试图参与领导。当时，陈独秀写道：“我们承认此次女工罢工所要求的都狠（很）正当；我们希望一般社会，尤其是主张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的国民党，对于这些穷苦无告的女工们，公开地出来加以援助。”见《上海丝厂女工大罢工》，载《向导》第71期，1924年6月16日。共产党工运领导人向警予，当时还是国民党妇女部部长兼农工部领导成员，向罢工工人伸出援助之手。但是，我们还不清楚，这些努力是否对罢工起到实际作用。参见李明：《悼向警予同志》，载《烈士传》，南京，1949年，第231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北京，1949年，第136页；《上海工人运动历史大事记》，上海，1979年，第1册，第81—82页。在一部偶像化传记中（显然带有夸张成分），作者说向警予成功地将“共产党领导”引入此次罢工之中。见戴绪恭等编：《向警予传》，北京，1981年，第74～94页。
在这种紧张形势下，无论是穆志英还是丝茧公所，都在寻找机会达成妥协。也许是对一年半前促成自己被释放心存感激，穆志英开始与丝茧公所谈判，以期成立一个被认可的工会。6月初，吴弊伯（穆志英的盐城老乡）与陈仁侯（音，代表江南业主一方）之间最终达成协议，允许成立一个附属于丝茧公所的工会，丝茧公所每月给予300元的补贴。作为对这笔丰厚补贴的回报，工会答应保证不在本行业举行罢工。[13]
新协议几乎立即生效。穆志英用她每月所得到的补贴雇用了48名失业女工，专门监视各缫丝的情况。任何骚乱迹象都首先报告给车间工头，然后转告工会头头穆志英，她就立即出面干预，防止事态发展。有时，只要简单的劝说就足以让心怀不满的工人重新回到岗位上；有时，就要适当增加些工资。无论出现哪种情况，业主们都感到十分满意——生产不至于被代价昂贵的罢工所打断。[14]
穆志英精心培育她与缫丝厂女工头之间的关系，乃是她对广大普通缫丝女工进行控制的关键。*这一体系得以排除共产党领导下的更具革命倾向的工会对这一为数甚巨的工人群体的影响。正如曾经成功地组织烟厂女工罢工的共产党干部杨之华在回忆她走访丝业工会的情形时说的：
*穆志英的工会给了女工头们在车间里代表人说话的权利，也就是说，女工头们有责任“教育”其下属，防止她们出乱子。见《民国日报》1925年9月13日。
有一次，我到几个参加罢工的女工家里去，她们把我带到“公会”办公室去了。那个地方很讲究，大门外挂着“上海丝厂同业公会”的醒目招牌，会客室里的长桌上，铺着白桌布，摆着很漂亮的茶壶茶碗。见到这种排场，我就疑惑起来，我们的工会怎么会如此阔气呢？这时，一个胖胖的约莫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怪模怪样地走了进来。她穿着一身绸衣服，与面前的工人姐妹的褴褛模样恰恰成为鲜明的对照。女工见了她，都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呼她“穆会长”。原来，这个会长叫穆子英（穆志英之“志”，各种资料中有作“子”、“之”者——译者注），是上海滩上的女流氓，是资本家雇用的工贼。这个“公会”，根本不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我觉得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工人应该有自己的组织。……向警予同志接着说：“目前我们在女工中还缺少工作基础，女工的觉悟还比较低，我们只好先用社会上惯用的结拜姐妹、交朋友的方式进行工作，然后逐步建立工会组织。”*
*杨之华：《回忆秋白》，北京，1984年第8～9页。同时，向警予公开谴责穆志英的工会：“它的办事机关就设在丝茧公所；它已经成为资本家的幕后宾客。”见《上海丝茧女工会是工人的还是资本家的》，载《妇女周报》，第71期（1925年），引自戴绪恭等编：《向警予文集》，长沙，1985年，第193页。
五卅运动期间，当全市绝大多数工厂都宣布参加总罢工时，惟有缫丝业是个惹眼的例外。穆志英的工会通过向全市各缫丝厂派出100名代表，并组织缫丝厂女工头“演讲队”，得以成功地防止缫丝工人加入到罢工的洪流中去。**
**五卅运动时期，丝茧公所给穆志英工会以额外的经济资助，以便利其监视和宣传活动。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丝茧公所档案，案卷号：#516，丝茧业业主当然愿意看到罢工对其他行业而不是对自己的行业产生影响；公所还向各成员厂募集捐款，按每张机子募集，收齐后捐给总罢工基金。见同上，案卷号：#1191。
共产党的收获
不论穆志英工会在“五卅”时期施展的本领如何高强，在普通缫丝工人中仍渐渐产生裂缝。有几位在1922年罢工时曾与穆志英密切合作过的女工——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叫朱英如——于1925年1月被赶出工会。尽管她们被驱逐的原因尚不清楚，但有可能起因于她们对穆志英专横领导风格的不满。无论如何，一旦摆脱穆志英的阴影，她们很自然地倒向了共产党一边。[15]虽然这种趋向在五卅运动时期尚不明显，但那以后不久便变得重要起来了。1925年8月，虹口区爆发了自穆志英工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缫丝工人罢工。此次罢工的领导权掌握在早些时被穆志英排斥的朱英如及其他几位女工手里。[16]穆志英和丝茧公所同意作些让步，使罢工尽快结束。从此举不难看出穆的霸主地位已开始动摇。[17]
1926年6月，虹口和闸北两区的46家丝厂发动大罢工，目标直指穆志英及其工会。此次形势之急转直下是由于穆志英要求女工从其每日工资中拿出两分（占工资数的5%）作为工会活动费用。穆志英声称，过去几年中，工人工资稳步增长都是工会的功劳，现在，工会扣些钱，乃是对工会无私贡献的些许回报。自然，工人们不这样看，当丝厂推迟发工资时，工人们害怕厂主会扣住不发，直到穆志英拿到她要的那部分。一场罢工迅速展开，工人们要求穆志英卸职并关闭其工会。尽管穆志英试图采取“五卅”时期阻止工人卷入的老一套，但此时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
穆志英穿了白华丝葛的衣服，手里拿着皮包，坐了汽车，雇用女工头往各女工区域“劝告”女工们无条件地上工。女工们见了她很惊奇，以为她是厂家太太。后来听到穆志英要找罢工中之代表及很凶厉的语气，才知道她是工贼；女工齐口回答：“我们都是代表，打倒工贼！”[18]
穆志英因大权旁落而感到十分窘迫，致信丝茧公所，提出辞职。但在公所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当时有一百多位缫丝厂厂主和经理参加——大家认为穆在五卅运动期间功劳甚著，故予以挽留。[19]当穆志英遭到围攻之时，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乘机卷入冲突之中。*上海总工会提出以解散穆志英的工会作为复工的条件，上海警备司令害怕如果不满足这一条件将导致更大的灾难，遂发布告示，宣布取缔穆志英的工会。**当局派出六百多名宪兵来恢复秩序，并对穆志英及其主要对手朱英如加以拘留审问。[20]两人不久即被释放，并立即着手组织效忠自己的工会——此举是违反保安条例的。也许是意识到朱英如有共产党这一层背景，在此历史关头不失为一张好牌，装配工人吴彝伯潜回上海，秘密会晤朱英如，表示支持新成立的、在她领导下的丝业工人工会。[21]
*中共刊物《向导》对“各丝厂女工之兴起”甚表欢迎，认为：“在上海的无产阶级运动里，增加了一支生力军。自来各丝厂女工，受资本家和官厅双方的压迫，又受工贼穆志英等的欺骗，生活在十八层地狱里。困苦万状，在去年五册运动时也未能积极参加，而这一次才勇敢奋起，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了。她们战斗的英勇，秩序的良好，尤可称赞。”见《上海最近的罢工潮》，载《向导》第159期，1926年6月23日。
**丝茧公所档案，#520。为了替自己辩护，穆志英写信给丝茧公所，说自己这些年来是如何的忠心耿耿。同时她将最近出现的麻烦不仅归于工人，还怪到资本家的身上，当然，她说外来的煽动者直接导致了最近的动乱。
缫丝工人之有限的激进主义
即便有了吴彝伯的支持，朱英如发现，要组织起许多缫丝工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举例来说，家庭压力往往妨碍持久的行动主义。正如共产党干部杨之华在谈到1926年6月罢工时所说：
勇敢而热烈的青年女工因要努力维持罢工，固然能脱离家庭的束缚，勇往直前。但是她们始终是要回家的。听说工潮后她们回家去的时候，即被父母兄嫂打骂和羞辱，甚至于饭都没有给她们吃，简直要她们饿死。其兄嫂父母说：几天不回去，一定在外边轧姘头，这样的女子可以去死了。有一位女子的父亲给她一条绳、一把刀，要她自己去选择。[22]
除了家庭束缚外，即将步入行动主义者行列的工人还要受到来自厂主和工头的多重压力。结果，朱英如不得不谨慎行事。在缫丝女工中组织起一个姊妹会准备参加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之后，朱英如在即将发生的罢工之前通知了丝茧公所，以减低其经济损失。然而，结果表明，她动员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不过200来号人（当时该行业工人约有75000人）；工厂生产并未真正中断。[23]
4月1日，即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后不久，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全体会议，会上有秘密报告说，丝厂工人中的组织工作“无起色”。虽然派了一位女干部前往协助，但“朱英如又与之不和。目前他们的工作完全不能开展。真是令人担心”。[24]
尽管四一二政变击垮了上海地区大部分的共产党工人运动，但朱英如仍然锲而不舍。当年5月，她要求丝茧公所通知全市各丝厂停工一天，允许工人参加她新组成的、经工人统一委员会批准的工会成立大会。可是，丝茧公所并未照办，而且还致信工统会，要求关闭朱英如的工会，逮捕其本人。信中说，朱英如很久以来就一直从事破坏活动。五年前，她因行为不端而被丝厂解雇后，即与穆志英一道组织工会，后来她与共产党人杨之华取得联系，成立了一个在中共控制下的工会。丝茧公所在信中还认为，朱英如系共产党漏网分子，随时可能发动罢工，要求立即制止其任何行动。[25]
一连串的丝厂罢工真的接踵而至，虽然朱英如在其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如何尚不清楚。也许丝厂相对良好的发展势头激发了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的愿望。无论如何，工统会总是闻风而动，参与调停，以保证罢工的丝厂工人能增加一些工资。*
*《民国日报》1927年4月29日、30日，7月1日、7日、8日。也许工统会也被丝厂工人的勇敢行为震慑住了。有一次，罢工女工从工统会派出的护工队手里夺取手枪，冲突中，一名工人和一名护工队队员受伤。
当年11月，一场悲剧引起了政治气候的戏剧性变化。当数千名丝厂工人聚集在闸北的一家茶馆商谈另一轮罢工时，茶馆因经受不住重量而轰然倒塌。事故中，有100多名女工死亡。在紧接其后的追查起诉中，朱英如被捕。[26]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各丝厂一潭死水。1928年3月，有四名男性技工被一家有自备机器间的丝厂解雇。这几位男工拒绝接受厂方决定，继续留在厂里，直到一队警察赶来强行驱逐。其中有位来自绍兴的男工姜阿兴，因在冲突中受伤，几天后不治身亡。眼看着自己的事业中又增添了新的烈士，上海丝厂工人中长久被压抑的感情激烈地爆发出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因姜阿兴之死而引发了一系列总罢工，使得各丝厂几近瘫痪。至年底，各丝厂工人因罢工而失去了150多万个工作日，创造了非凡的年度罢工记录，除了1925年的纺织业外，此前此后无一行业的罢工可以与之媲美。[27]针对丝厂罢工浪潮，七大工会发表宣言（见第五章），对丝厂工人的工会化要求予以支持。[28]
然而，丝厂工人参加工会的热情事实上是有限的。丝厂女工发出的抱怨表明，工会往往更多地被视为只知晓其困难的原因，而无法解决其困难。[29]很少有工人会急于卷入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为主导的工会政治。可以肯定，双方组织丝厂工人的图谋仍在继续。*1930年夏，一份被收缴的、在该市数个丝厂散发的共产党传单称：“革命高潮就在前头：第四次工人武装起义即将爆发。帝国主义、国民党和资本家在其即将灭亡的命运前发抖。总工会号召全体上海丝厂工人和其他上海工人一道，举行总罢工。”[30]
*例如，有位女工头在1930年被捕前的几年里，被指控不但与资本家勾结，还串通共产党，在虹口组织工人的行动取得了一些成功。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233；《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43册，第5409号文件。
然而，革命梦想遭遇到了不幸，这些未来组织者的激烈情绪并未得到坚定的工人阶级的支持。1930年7月，刚从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结业的陈修良奉调回上海，被派去做丝厂工作。她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我到过好多家工厂去实地调查，丝厂里面并无党员或团员，那么工会会员有多少呢？这就很难说清楚了.……我很坦率地问过她们（指党的干部阿金介绍陈去接洽的几个女工——译者注）：“是否参加过工会？”她们说“参加的”，但仔细一问，原来她们指的是国民党包办的黄色工会，并非我们所说的赤色工会。至于赤色工会到底有没有成立过呢？根据丝厂情况看，恐怕未必有过，只不过是停留在干部的计划中，工人群众的心目中并不知道有赤色工会。我曾试探过几个女工，问她们知道不知道赤色工会的章程？她们都说不知道。我说赤色工会的章程上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女工产前产后休息一个月，她们说：“好是好，只是办不到。”
就像陈修良所看到的，丝厂工人倾向于独立罢工，其行动很难纳入外来组织者的计划之中：
（我们）布置了那些有朋友关系的女工带头发动罢工，然后带领一批女工，冲到各个丝厂门外去大喊大叫：“关车！”有的丝厂的女工听到外面喊声，真的关上了车，拥出厂门外看热闹，这样连锁反应，常常有好几个丝厂同时罢工，这就叫做“总罢工”。这样的罢工方式，据说是丝厂工人的创新，……有一天的早晨，我走到一个丝厂的门口，果然看到了这个厂已经罢工了，女工们正在拥向其他的丝厂，在大呼“关车”，我想“总罢工”真的实现了。正在暗自高兴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女工模样的老女人抓住我，高喊“共产党来捣乱了”！四周埋伏的包探就不由分说把我同一些罢工的女工押上警车，关进虹口密勒路捕房，随后又送到看守所。
尽管陈修良认为“在丝的出口情况较好的时节，这样做（指罢工），资方有时也只好让点步”。[31]但是，1930年的夏天，正是世界市场萧条的时候，资本家的日子不好过，经济形势越来越坏，许多工厂关门歇业。*激进的组织者原本指望丝业工人能投身革命事业，但现实却让他们失望。正如一份关于丝厂情况的报告所说：“绝大多数丝厂工人都来自农村，还有农村亲属可以依靠。值此丝业萧条之际，许多人回到其家乡。那些无依无靠者只好另寻出路，其薪水则下降了百分之二十。”[32]丝厂工人转向农村求生存的事实使得他们持久地卷入无产阶级政治之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该问题悬而不决，只是因为中日战争的爆发，才改变了上海丝厂的面貌。[33]
*至当年9月初，有70多家丝厂关门，2.8万多名工人失业。见《民国日报》。1930年9月28日。到11月，几乎所有丝厂均停工歇业，使得10万多工人流落街头。见《申报》1930年11月15日。虽然各厂于次年开工（具体情况参见表7），但为时甚短。
尽管丝厂女工是上海产业工人中最容易罢工之群体的一分子——在该市1895—1913年间发生的51次罢工中，丝厂工人的罢工占了24次，[34]但是他们的斗争并没有为后来的动员铺平道路。由于非技术性工人与土地的联系比起与工厂的联系更紧密，丝厂工人对于外来组织者——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青睐往往若即若离。
丝织业
上海丝织工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些幸运者占据着技术岗位，薪水高，人们往往称之为“贵族工人”。在20世纪20年代席卷该市绝大多数工厂的大规模罢工中，几乎见不到丝织工人的踪影。然而，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丝织工人成为工人阶级中最具爆炸性、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因子。
中国的近代丝织业起步甚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丝织业一直是一种手工产业，主要集中于江南的杭州、湖州和苏州的各市镇上。小型的丝织机坊，每每拥有两到五张机子，由机坊主监督生产过程，并在茶会期间将产品卖给中间商。虽然生产规模小，但该行业却有势力甚大的公所。这些组织不仅站在商人的立场，而且站在工匠的立场说话，以公所为基础的丝织工人罢工可以追溯到17世纪。[35]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工商业带来了一片繁荣景象，也给古老的丝织业带来了转机——一些企业家开始投资于大规模的机器工厂。1916年，物华绸厂在上海开工，拥有100多张织机（仿照日本模式），数百名工人。四年后美亚绸厂建成投产，不久便成为“丝织界的霸王”。20世纪20年代是丝织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成批的机坊主从风云莫测的乡村来到沪上，开设小厂，从获利甚丰的机器丝织业中抢饭吃。
然而，在这十年的末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生产高档商品的业主都把眼光瞄准国际市场，丝织工人特别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世界经济给丝织业带来了繁荣，但是几年后，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恐慌，1931年全国的大水灾，九一八事变导致东北的沦陷，1932年中日之间在上海发生的冲突，丝织业在这连续不断的惊涛骇浪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前景暗淡。大部分的小厂确实经不起这许多袭击而关门了，成千上万的熟练织工被迫失业。[36]
图表2，1927—1937年间上海织工罢工情况，引自ShanghaiStrikeStatistics，1918—1940.
丝织业的困境明显地反映在丝织工人的罢工上。正如图表2所示，上海丝织工人的大规模罢工浪潮发生在1930年、1934年和1937年。这一模式与该市整体罢工模式很不相同。对该市绝大部分行业的工人来说，1925—1927年间是罢工的高潮时期。在上海的多数工厂里，罢工活动在1930年和1934年已经大大减少，尽管1937年的罢工数量增加了，但丝织工人中的罢工较该市一般行业的工人罢工多得多。[37]
乍看起来，丝织工人罢工的增长与20世纪30年代前期该行业的不景气有关。如表8所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丝织品的出口逐年下降。但经济困难与罢工之间并不一定如初看时那样成正比。大萧条时期，丝织业不仅没有彻底垮掉，而是做了基本调整。许多小厂确实遭到了破产兼并的下场，但也有一些大厂继续扩张。罢工活动主要就发生在这些相对繁荣的企业里。
表8中国丝织品出口额
年份价值（中国货币单位：元）
1927年28223472元
1928年25987270元
1929年20484285元
1930年17827441元
1931年17695349元
1932年14754601元
1933年15648269元
1934年11289794元
1935年6987582元
1936年6217958元
资料来源：D.K.Lieu，TheSilkIndustryofChina（Shanghai，1940）pp.256-257
贵族工人的觉醒
大萧条年代最幸运的留存者便是美亚绸厂，该厂是1920年由买办资本建立的一个小厂，当时资本仅万元，织机12台，工人三四十人。次年，厂主的女婿蔡声白被任命为该厂的总经理后，生产迅速发展。当时蔡声白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不久，他将从美国学到的管理知识应用于生产中，并进口新式织机，招聘受过教育的工人操作。蔡的两个助手都是浙东人，他们常常前往嵊县和东阳县招聘聪慧的年轻男女进厂做丝织学徒。当然他们得先过严格的测试关。
多亏其青年工人有朝气，懂技术，至1927年，美亚已经发展成为全中国最大的丝织企业，拥有408张织机，1300多名雇员，其中一半多的人都经过四到五年的学徒期。为了鼓励青年人提高产量，厂方提倡生产竞赛，增加薪水，同时还提供一系列福利待遇：宿舍、餐厅、诊所、图书室、夜校、俱乐部、竞技队，等等。在这些有远见的举动的刺激下，在十年时间里，美亚便发展成为拥有10个分厂、1000多张织机的企业集团——其织机数量占到上海织机总数的将近1/4。当时该市绝大多数丝织作坊都不超过10张机子。[38]
比起其他丝织企业来，美亚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都有多种渠道，使之在大萧条的冲击下能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当许多倒霉的竞争者身处绝境时，美亚的利润却继续滚滚而来。至1934年，美亚的1000张织机占到整个上海仍在运作中的织机的一半。[39]
但是，对美亚来说，成功中也孕育着危机。技术熟练、生产能力强的年轻雇员知道厂里财力雄厚，便开始要求增加额外补贴。1927年初，部分美亚工人在一位来自浙东的马克思主义者何大同的鼓动下开始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加强工作保障，承认工会。虽然总经理蔡声白开始时对这些要求不予理睬，但当何大同握着手枪闯进经理室后，蔡改变了态度。厂方同意增加40%的工资，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今后没有正当理由不得随意解雇工人，向工会发放津贴。1927年3月21日，美亚工会成立。然而，此后不久，四一二政变发生，何大同处于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之下。在一次秘密会议期间，警察突然来临，何大同逃到街上，不慎踩在一块西瓜皮上摔倒，被警察抓住，不久便被枪决，时年24岁。[40]
随着何大同之死和相伴而来的工会被解散，美亚不但打算在新招收的工人中加强纪律，还拒绝兑现先前的诺言。1930年，一名工人以难以胜任其岗位而被解雇，其余工人则被要求签定雇佣合同——早先的权利被大打折扣。对此，美亚8个分厂的工人（1229名男工和女工）罢工两周，以示抗议。结果，劳资双方都只取得了部分胜利：从理论上来说，1927年厂方同意的条件应该得到尊重，但工人们仍然必须签订雇佣合同。织工们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两个月后，即1930年夏，他们再次发动罢工。此次罢工持续了35天，在上海市社会局——他们更倾向于工人一方——的调停下，双方达成协议：实现1927年协议，给工人发放补贴，给予新近招收的临时工以永久性岗位。[41]
1933年的工人骚动是后来一系列美亚工人制造的麻烦的开端。数年后，丝织品价格大滑坡（1933—1934年间跌落了约50%），诱发了另一场更具戏剧性的冲突。因为街上到处都游荡着失业的织工，贪图利润的美亚经理们认为这是一个削减劳动成本的天赐良机。1933年，厂方削减工人工资10%。次年，厂方宣布再次降低工资，降幅平均达15%。可是这一次工人们不依了。1934年春，美亚所属10个厂的工人——45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全体罢工。
罢工者指出，美亚各厂在1933年创造了最高销售纪录，他们要求恢复1933年前的工资水平。在50多天狂热且充满暴力的日子里，罢工者不断地向厂方、党政官员和警察施加压力，并扩大舆论影响。同时，他们又与外来的盟友取得联系，其中最著名者即共青团。这些联系使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至罢工结束时，有143名工人因被指控与赤色分子有联系而被解雇。尽管政府心存怀疑，但此次罢工并不能简单地归于外来的共产党煽动的结果。其严密的组织，强有力的要求，均来自美亚各厂的工匠；美亚织工之政治自成风格，他们为自己赢得了“贵族工人”的名誉。然而，1934年罢工的失败，标志着这一特殊形式的抗议的终结。在后来的年月里，由于织工们失去了许多特权，外来党派开始在其政治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上海整个纺织业在1936—1937年间复苏时，数十家小丝织厂重新开工生产。*经官方批准成立的工会稳步地吸收最近重新上岗的雇员。1937年的罢工浪潮——涉及到全市200多家丝织厂——乃是新成立的工会大肆活动的明证。幸亏有政府（以及帮会）的关系，工会发动的罢工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工人的独立性也随之衰减。至1937年夏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织工们看起来失去了许多贵族工人的明显特征：自信、自控和自治。厂方的多方盘剥和政治干预的增加，使这些曾经幸运的工人陷于不怎么好过的境地。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35页。1937年，上海的丝织厂达500余家，共有织机7000多台，丝织工人总数共计约4万人左右。
然而，在抗日战争及随之而来的内战时期，工人行动主义无论是在频率还是在政治影响上都有所增加。由于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历，以及从农村返回的共产党革命者不断的鼓动，丝织工人——尤其是那些规模大、效益好的企业里的丝织工人——政治性日强，在上海复活的激进工人运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社会构成与大众文化
这些织工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如何成为如此有影响的政治势力的？上海丝织工人的数字各时期有着戏剧性的差异：在大萧条时期，被雇用的织工不足1万人，但随着1936—1937年间的恢复，其人数已达4万多人。[42]这一数量大、变化快的工人力量包含两种不同类型的织工。其中工作最稳定、最具威胁的织工主要来自浙江东部的嵊县和东阳县。这些工人都是受过教育的年轻男女，他们都从美亚以及其他大型机器丝织开始其丝织生涯。[43]对他们来说，来到上海乃是升迁的机遇。从现存美亚绸厂2500多份工作申请表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新工人均来自农民家庭。而且，这些年轻的织工——他们进厂时多为二十来岁——并非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因为他们几乎都曾受过初等教育。[44]
第二种人来自杭州、湖州和苏州等传统手工业地区，他们大多来自世代相传的小型丝织作坊，年纪较大，受教育较少，由于农村手工业的衰落，他们被迫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对他们来说，来到上海，就等于步入无产化过程，失去了许多原先作为传统手工业生产者的自由、自主特征。这些织工通常工作于工资较低且不稳定的小厂，与其工作于大型机器丝织厂的工人兄弟形成了鲜明对照。[45]
两种类型的织工之差别还从其文化程度上体现出来。1938年对上海织工情况的调查表明，来自浙江东部的织工的文化程度之高令人称奇：高小程度的男工有30%，初小程度的有40%，稍识字的有25%。至于来自浙江东部的女工，有一定文化的占35%。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些织工较高的文化水平是与美亚早期的招工政策分不开的。相反，来自杭州、湖州和苏州的织工——他们构成了小型丝织厂织工的绝大多数，其文化程度低下：男工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不识字的，女工文化程度更低。[46]
上海丝织业中，约有一半是女工。在小厂，女工一般都在准备部干活，而男工大多在机织部工作，从事技术性的机器操作。这种以性别划分工种的情况一直存在于浙江农村，丝织工作本身常常由男性担任，他们负责织机的操作、保养和修理。妇女则认为在复杂的织机上爬上爬下是不体面的。在美亚绸厂，蔡声白引进了新式管理方法，打破了传统的工种划分。当发现女性织工的工作能力并不比男工差时，美亚雇用了大批女性织工（一般资料称为“绸工”——译者注），而工资只及男工的80%至90%。厂方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降低成本，造就一支更为驯服的工人力量，因为一般看法都是，女工比起男工来，没那么多的要求。美亚的织工——无论是男工还是女工——都不必担负机器修理的责任，修理之事都由杭州技术学校毕业出来的技工担任。[47]
来自不同的地区，教育水平高低不等，工作环境各有天地，造成了上海丝织工人中这两类集团各具特色的大众文化。来自浙江东部的大多是青年，接受现代都市文明较为容易。在手头有钱的日子，衣食住行都带些小资产阶级色彩，有的西装革履，出门就坐车，看电影，吃西餐。[48]正如一位商务印书馆的职员回忆他在与一家大型丝织厂的雇员相遇的情况时所说：“有一次人家要求我前往协助调停附近的物华绸厂为期已两周的罢工。我是第一次进该厂，我穿着旧衣服，发现织工们拒绝在白天见我。次日，我换上一套新衣服，披着一件新外套，来到厂里，谈判得以顺利进行。”[49]这些赶时髦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信仰，人家相信关公兄弟会那一套传统的秘密结社或歃血结拜，他们则相信友谊互助会。男女婚姻很少由家长做主和回到乡下办喜事；相反，男女工多为自由恋爱，不经过什么麻烦仪式，直接实行同居的很多。这一点，他们是从上海的学生中学来的。[50]
当然，其浙东习俗并非一概弃而不用。许多织工天生就有一副唱绍兴戏（即越剧）的好嗓子，他们还常常在当地茶馆里客串演出。*在美亚绸厂，织工们组织起一个越剧团，该剧团成为1927年罢工的组织核心。[51]据说，因为有较丰富的舞台经历和对越剧的执著爱好，许多年轻织工都能在广大群众中演说；1934年美亚绸厂的罢工自然便是他们充分发挥鼓动能力的明证。因此，以地缘划分人群在这些“摩登的”贵族工人中仍然十分盛行。共产党早期在美亚的网络实际上便是以地缘划分的。[52]
*越剧据说在1906年起源于浙江东部的嵊县。1917年传到上海，最初并不是一个流传广泛的剧种，且经常被喜欢昆曲（即苏州戏）的人看不起——后者起源于江南更书卷气的地区。但在改进绍兴戏唱腔和融会京剧动作后，越剧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赢得了广大听众。见吴贵芳：《上海风物志》，上海，1985年，第315～316页。
来自杭州、湖州和苏州的织工，他们被迫离家，大多没什么文化，旧习惯、旧传统根深蒂固。他们的服装，多着蓝布褂裤，扎起裤脚。他们往往集体住宿，一间小房子，挤了许多人，很是肮脏。不少的人信佛，信命运，也有人相信耶稣和天主，因此常常迁就现实，比较缺乏远大眼光——这是1938年一份共产党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他们对婚丧的礼节比较看重，终是尚习旧俗而已，届时，少不了大吃大喝，此一情节有助于加强同乡感情。这些织工中还保持着浓重的血缘关系，有些人甚至是全家一同进厂做工。这些没什么文化的人来到上海，不是像上述浙江人那样以学生为榜样，而是效法帮会中人行事。结拜兄弟，结拜姊妹，加入帮会，使这些形同无根浮萍的工人找到了某种社会认同感。[53]正如一位女工回忆的那样：
我们大成丝织厂准备部的十位女工结拜成姊妹。大姐二姐都来自杭州，老五老六也是。在某个休息天，我们相聚在公园亭子里，当中有一人会写字，把我们大家的名字写在一张红纸上。她还将我们的誓词写在红纸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纸誓词由大姐保管。结拜之后，我们到一家娱乐中心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场。
这类结拜团体虽然是非正式组织，但在厂内拥有相当势力。上面那位回忆者还提到，有一次，她躲过了监工一次重罚，原因就在于另外九位姐妹向监工发出威胁，如果不收回成命，她们将停工不做。[54]
背景和文化的差异也反映在政治活动上。简单说来，来自浙江、受过教育、已经城市化了的工人（他们是1930年和1934年罢工的主力军）往往希望罢工有良好的组织，明确的要求，甚至提出新的权力和要求。相反，来自传统丝织业地区的织工（他们在1936—1937年罢工中担当主角）更倾向于进行比较简单的罢工，其要求很少超越他们失去的利益范围。然面，尽管存在差异（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但上海丝织工人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与上海许多产业部门的情形不同，来自不同地区的丝织工人很少发生械斗，除非工会组织者故意挑动其事。织工们对自己的工作都有一种荣誉感，容易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斗争。1934年，当美亚绸厂受过教育的织工站在动员的最前方时，小厂工人很快伸出了支援的手臂。
1934年美亚绸厂罢工
1934年美亚绸厂的罢工可能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具影响的劳资纠纷。由于罢工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的要求赢得了广泛的听众。同时由于共产党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介入，此次罢工深受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影响。
导致此次美亚绸厂著名罢工事件发生的导火线是厂方宣布削减工资——因为当时的生产受到了世界市场的影响。1928—1931年，印度和东南亚的购买量占到美亚绸厂总销售量的一半以上。可是，在后来的几年中，日本竞争者在两地的销量占了上风；至1934年，美亚的出口额只占其总销量的28%。尽管1933年对美亚来说是个丰产年（当年销量达到创记录的600多万元），但总经理蔡声白担心，销量主要转向国内市场，前景令人担忧。[55]因此，他决定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预防生产滑坡。从绸厂保存的数据来看，美亚的工资支出占了生产成本的相当比例，占其销售额的18%。所以，蔡声白希望通过大幅度降低工资来防止利润滑坡。[56]
3月2日，当工人们结束新年假期回厂上班时，厂方宣布了降低工资的决定。工人的情绪立刻愤怒起来。次日早上，第六分厂——拥有美亚的试验所和技术水平最高的工匠——的织工们在上工钟声响过后，“都庄严肃静地站在厂门口，拒绝上工。”[57]
抗议本身对六厂织工们来说不是什么未曾经历过的事。几个月前，该厂十名技术最娴熟的工匠——从事特殊织物的五台织机工人——便发动怠工，要求增加工资。他们很快就得到厂里其他工人的支持：先前厂里由极少数人组成的读书会，发展为人数较多的友谊会（四五十人），集中力量予以援助。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这样就激发了工人斗争的情绪和对自身集体力量的自信，不久，全美亚工人友谊会运动开展起来，十个分厂都有了友谊会。[58]
友谊会的背后，有一批政治化了的工人在操纵。例如在美亚四厂，在国民党统治初期，有十到十五人参加了中共地下党。[59]在六厂，有十名织工加入了共青团。其中有几人在1934年新年假期决定留在厂里，准备应付估计会出现的新一轮削减工资。[60]
所以，当六厂罢工者派出代表前往各厂联络、寻求支援时，一张组织良好的网络早已铺就。*几天里，其余工人，除了学徒工（约500来号人）外，都参加了罢工。[61]罢工后各厂都选出罢工委员，组织罢工委员会，在罢工委员会之下，分成若干小组，并产生组长委员会，十个分厂的罢委会各选派代表二人或三人，组成总罢委会，设在六厂，由该厂一名共青团员主持其事。总罢委之组织如下：总务、组织、宣传、交际纠察，共计五部。总务下分文书、会计两科；组织分登记、调查、编制三项；宣传由另一名来自六厂的共青团员负责，下设宣传、募捐二队，另设编辑部负责出版罢工日报；交际负责谈判及与外界保持联系；纠察则负责维持秩序，保护谈判代表，收集情报，保护工厂机器，供应伙食，等等。[62]
*这里，我不赞同爱德华·哈蒙德（EdwardHammond）的观点。他认为：“罢工的组织工作相当缓慢，原因有几方面，最重要的是缺乏事前准备工作。”见EdwardHammond，OrganizedLaborinShanghai，1927—1937（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1978，p.222.该问题研究的主要资料——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the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老工人访谈录，政府及工厂档案提供了一个更全面且完全不同的工人组织画面。所有这些资料都没有被哈蒙德利用。然而，哈蒙德指出，在1934年罢工中，工会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这点无疑是正确的。尽管美亚六厂的几名共产党员在罢工前试图建立一个赤色工会，但加入者寥寥无几，未能形成气候，参见“张祺访谈录”，1982年3月10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这些组织的迅速建立，乃是工人中原先存在的非正式网络的反映。例如，在美亚六厂，负责保卫工作的纠察队中，有个十二人互助会，早在罢工前五年就有了。[63]地缘关系也在组织工人中发挥出作用。张祺是来自浙江浦江县的六厂工人，她很快在七厂发动起同乡女工参加罢工。[64]也许正因为有这些长期而广泛的联系，罢工者都能听从罢工领导者的命令。正如一位参加者所回忆的：“罢工期间，工人很有纪律性。每天我们都来到工厂接受指令。每当进厂时，我们都要向孙中山的画像三鞠躬。然后，我们就听从安排，有些人负责站岗，另一些人则被派出去募捐。”[65]
凭借其行之有效的组织机构，罢工者开始发出怨愤之声。罢工开始后一周，他们发表了一份表达其立场的宣言，深深刻印着他们的道德信念：“只要我们能够生存，只要厂里能够维持我们的生存，我们很愿意忍受苦难和压迫……我们所要的只是生存……现今再次削减工资，我们已无法维持生存。为什么我们必须继续一天天熬下去？如此重压之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拿起最后的武器：罢工！”[66]
与其他行业的工人相比，丝织工人的境遇并不像美亚宣言中描绘的那么凄楚。1934年，丝织工人是上海工人中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仅次于造船工人、印刷工人和机械工人。比如，与非技术性的丝厂工人相比，他们每小时的工资是后者的三倍。而且，即使是在丝织工人中，美亚工人也是特别幸运的。他们的工资比本市一般小型丝织厂的工人要多一倍。[67]蔡声白削减工资的举动是想把美亚的工资与本行业其他企业的工资拉平，以便增强其产品的竞争力。[68]
美亚织工的工资不是绝对的下降，而是突然之间的相对下降，后者导致了工人的抗议。正如表9所示，1934年，上海丝织业的工资达到了五年来的最低点。与1932年的最高工资和1933年的次高工资相比，1934年工资的下降幅度十分明显。
表9上海丝织业工人工资情况，1930—1934年
（每小时工资，单位：元）
工种1930年1931年
1932年1933年
1935年
丝织0.096元0.091元
0.112元0.104元
0.087元
缫丝0.044元0.041元
0.034元0.038元
0.029元
资料来源：WageRatesinShanghai（Shanghai，1935），p.54.
美亚的织工希望通过唤起厂方的同情来停止削减工资，他们说，关键在于，工资是个是否能维持一个工人家庭体面生活的“道德经济”问题，而不是一个工资支出是否在生产成本中所占比例太高的“分配问题”。[69]罢工者从以往的经历中知道，作为调解劳资纠纷的社会局往往软弱无能，他们从一开始就决定直接与厂方谈判。因此，总罢委会以公函通知蔡声白，约定3月11日下午2时在法租界马浪路总厂当面谈判。
届时，工人代表40余人准时到达谈判地点，并为预防起见，特派200余名纠察队员前往保护。然而，总经理拒不见面，且要求工人派代表赴英租界山东路美亚绸厂发行所谈判。工人代表因赴该处有失保障之虞，一致要求经理赴厂谈判。不多时，法捕房开来大批巡捕包探，试图驱散人群——当时已聚集达3000人，为了将代表与成千的支持者隔开，厂方在厂门施放电流，阻止代表出门，企图加以监禁并送捕房。一场战斗随之在捕房及其调来的装备铁甲车机关枪的安南兵和手握石头的工人之间展开。在两个小时的对抗中，一名妇女死亡，工人重伤者十余人，轻伤者百余人。厂方见事态扩大，不得已将代表全数放出。此时，工人即整队退至西门体育场，召开临时群众大会，愤怒的代表们相继发表演说，强烈谴责厂方的背信弃义，并决定改变策略，向市政府社会局请愿。[70]
惨案发生后，工人情绪更加高涨。因为直接交涉之路已断，于是决定走由政府机关调解的路子，并正式向社会局发动请愿。3月13日，1000多名工人向市政府进发，提出以下要求：支付受伤者的治疗费用，抚恤死难者家属，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恢复以前的工资水平；惩办法租界肇事主犯，赔偿损失，在报纸上公开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社会局只是答应予以适当考虑。[71]
为了尽可能地传播罢工信息，充分发挥他们的文化水平，美亚总罢委会向上海市民发出公开信。此信很快在各大报纸上刊登，信中强烈谴责美亚总经理蔡声白勾结军警，袭击工人，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并说他已没有资格与美亚工人共存共荣：
美亚丝绸公司乃上海丝织业巨头，生意兴旺，每年获利甚丰。去年总销量达六百多万元之数，超过先前任何一年。但总经理蔡声白对劳资合作之意义懵然不知；他关心的只是如何增加公司利润。他用尽各种手段盘剥工人。近日他设计进一步削减工人已经低得可怜的工资，使工人无以为生，不得不举行罢工。令人惊讶的是，蔡声白不仅不妥善处理，反而动用武力加以镇压……这一借洋人之手谋杀我同胞的行径与五卅悲剧有什么两样。工人们决心坚持斗争。不消灭暴力、不打倒资本家走狗蔡声白、不废除不合理的工资待遇、不为死伤的工人同胞报仇，我们决不罢休。所有活着的人们、所有有正义感的人们，都会为这场屠杀感到愤怒。我们希望你们发挥良知，和我们一致呼吁惩罚罪犯。再有，我们希望你们为处于困境中的工人提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72]
随着这封公开信的发表，罢工者将自己与厂方之间划出一道深深的鸿沟。中国的贵族工人将不再采取私下谈判以求得雇主施恩的方法。现在战斗已经公开，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公民都被吸引加入。正是在这一阶段，外来的共产党组织者被这个曾经孤芳自赏的工人群体的阶级觉悟所吸引，更加积极地插手丝织工人的罢工。
美亚各厂附近的茶馆是工人们聚谈罢工进程的地方，自然而然地成为共产党开展动员工作的舞台。年轻的共产党活动分子以找朋友或找亲戚为借口，先从富有同情心的茶馆顾客入手，然后与罢工者逐步取得联系。[73]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来自共产党几个方面——中共沪西区委、共青团江苏省委，甚至包括远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的声音都在催促工人们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74]共青团刊物曾发表一系列文章，强调共青团江苏省委有必要掌握美亚的斗争。[75]可是，虽然共产党人全身心投入，他们执牛耳的企图却未能实现。一份4月初被英国巡捕搜获的共产党内部报告承认：“尽管美亚罢工者的态度是好的，但我们的活动仍然停留在斗争的外围。”报告还叹称缺乏“坚强的组织”，指责工人罢工委员会不懂得区分它自己与共青团之间的责任。[76]这种“混乱”显然是罢委会自主行事、不受外界干扰的结果。
共产党人虽然未能有效地取得罢工的领导权，但他们的努力却一直在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由于害怕共产党插手，美亚厂方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立场，政府也倾向于不支持工人。3月15日，厂方发布最后通牒：在两天内工人必须复工，违者以自动解雇处理，另雇新工人取而代之。次日，罢工代表被召到社会局与党政官员会谈。当局态度坚决地要求工人立即复工，其他事情由党政方面协调解决。[77]
3月17日，厂方规定的最后期限到了，但很显然，政府规劝罢工者复工以瓦解其战斗性的图谋落空了。因此，当局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大批便衣警察被派到美亚各厂，试图绑架有嫌疑的罢工领导人。在六厂，当一位姓施的领导人被包探抓住时，一位女纠察队员奋不顾身，一口咬住包探的手，施某得以乘机逃脱。但在五厂，因纠察队员一时疏忽，一个名叫刘金水的罢委被骗绑进当地公安局。[78]
第二天，400多工人及支持者围住西门公安局，要求释放刘金水。公安局头头答称，自己无权处理此事，因为捕刘是奉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命行事的。包围的人群不满意于这一解释，拒不解散。相反，抗议者整夜静坐，公安局大门前和周围街道都挤满了人，交通完全堵塞。其间，法界及南市一带的数百名绸厂工友纷纷组织慰劳团，携带大批食品前往援助，并帮助包围。西门一带的商店也纷纷捐送食物，并举行会议，准备以罢市来援助。震旦、大同等大学也派代表来慰问声援。次日早上，远离市区的工人也成批地赶来支援。[79]上午10点，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眼见工人情绪不断高涨，各界纷纷支援，不得不发布命令，释放被捕工人。
听到这一消息，工人群众欢呼起来，鞭炮声不绝于耳。在胜利的刺激下，罢工者很快向上海当局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除了恢复1933年前的工资水平外，工人们还要求全额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没有正当理由不得随意开除工人，取消罚扣工资，男女同工同酬。[80]
要求的最后一条反映了丝织女工在此次抗议中所发挥的作用。美亚原本想通过多招收女工来养成一支驯服的队伍，结果打错了算盘。3月11日事件中女工的受伤，女纠察队员的英勇，一名女工的被关押，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了女工高昂的战斗精神。[81]
刘金水的被释放大大鼓舞了织工们的情绪，但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当局并未继续让步。公安局加强监视并开始逮捕工人中的积极分子。3月27日，一个国民党代表从南京带来的一份秘密报告说，共党分子已经渗入到此次运动，他要求采取更严厉的措施。[82]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有十几名罢工者因为散发罢工刊物和进行募捐被抓（其中有好几个被处以拘留）。[83]
然而，警方的行径再次壮大了罢工者的支持队伍。为了抗议警方滥抓滥捕，500名美亚学徒于4月5日开始罢工。厂方对此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在习惯上，学徒因其地位的原因，往往是安分守己的。他们在三到五年的学徒期里，要向厂里交30到50元的保险金，如果在学徒期满之前离开，这笔钱就要被没收。[84]虽说学徒是美亚厂里最穷的，因为他们在学徒期里基本没什么收入，所以他们看起来不可能加入反对削减工资的抗议浪潮，但是，当这群工人加入斗争时，罢工者也开始修改其原先提出的要求，增加了要求厂方废除学徒交保证金的规矩，工头不得欺压学徒，向每个训练期满后的学徒（无论男女）提供一台织机。[85]
随着全体工人加入罢工，美亚罢工的影响迅速扩大，上海其他各机工厂的怠工、罢工、总罢工和请愿示威，很快汹涌澎湃起来。上海橡胶厂的工人派代表到美亚，要求罢委会给以组织上的帮助，药业、阳伞业也联合罢工与请愿，此外尚有烟厂丝厂等斗争。即使是在内地，在传统的丝织业中心湖州和杭州，织工们也步其都市兄弟的后尘发起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美亚罢工不仅受到了其他易于罢工的工人的欢迎，甚至也受到了某些雇主的欢迎。其他丝织企业自然都从美亚罢工中获利，这种现象使美亚工人募得了不少捐款，充实了力量。[86]
眼见市场渐被竞争者占领，厂内则连学徒工都不干活了，厂方决定施以报复。第一步就是试图停止膳食，先从局部开始实行，其步骤是将工人平时吃的菜蔬一律取消荤菜，只供给很坏的几碗素菜。此举立刻引起了工人的反抗，向各厂厂长要求恢复原样。在九厂，有200名女工还举行了绝食斗争。[87]四厂的织工——在该厂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领导下——将厂长住处包围起来。试图翻越路障解救厂长的警察，在遭遇到工人从屋顶兜头浇下来的粪便以后，仓皇撤退。该厂长在被包围两昼夜后，被迫签字保证改善膳食，并拿出100元作为临时莱蔬补充费，才得以恢复自由。[88]
由于劳资双方的关系日趋紧张，社会局决定更积极地介入调停。青帮头子杜月笙被请来当说客，但他要求工人放弃斗争的努力未能奏效。杜在美亚工人中没什么徒弟，所以说话也不管用。4月8日，蒋介石电令迅速解决此次工潮，迫于压力，社会局组成一个正式的调解委员会，计划在4月10日作最后的调解。[89]
在约定的4月10日上午10时之前，数百名工人聚集到市政府社会局外面。他们两人一排行进，手举孙中山画像，并派人散发写有“劳工神圣”等内容的传单。在社会局外面聚集起来后，织工们唱起了罢工主题歌：“多么悲伤，多么悲伤，多么可怕的悲伤；美亚工人的薪水减了许多……然后是齐声高呼：“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可是，令工人大感惊愕的是，调解又泡汤了——美亚厂方根本就没有露面。厂方声称，将长期停工关厂，故无调解之必要。因为事情悬而不决，调解也就无从谈起。厂方为了证明其决定不是空穴来风，关闭了所有工人食堂的大门，使得罢工者陷于无饭可吃的境地。[90]
同时，罢工者仍按照原定计划前往社会局，要求迅速解决劳资纠纷，反对厂方停止膳宿。至午后五六点钟，全美亚工人4000余人均已先后赶到，将社会局、教育局、卫生局统统包围起来，不论局长职员以至茶役，一律不许出入。当时局中职员正值办公完毕回家之时，均受阻不能返家。一场冷雨袭来，数千工人干脆静坐以待。当晚一名女工甚至带了婴儿，持坐在阴冷的空地上。[91]
此时，美亚罢工者已占领上海市政府的心脏部位，大批警察和保安队被调来，准备镇压。次日早上，数百名警察和保安队以及六辆救火车到达现场，将工人团团围住。场面陷于混乱时，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来上班，当他想挤出一条路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工人们将他围住，要他将问题解决。受这一场面的刺激，警方决定向工人发起攻击。一时间，棍棒乱舞，水龙头对准工人喷射。最终，许多人受伤，抗议者被驱散。[92]
4月11日事件成为美亚罢工的转折点。*虽然警察袭击导致人们对罢工的极大支持（4月11日事件发生后不久，沪南沪西的100多家小丝织厂即发动同情罢工），但是当局却再也不同情工人方面了。在经历了罢工带来的冲击后，上海的官员们开始倾向于站在美亚厂方一边了。
*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在评价美亚罢工时认为，4月11日的抗议是当时极“左”工运政策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之一。据此，美亚罢工委员会被说成是执行了王明“盲动冒险”的路线，如果采取谈判策略，效果就会好多了。美亚罢工最终失败的原因，是执行了当时党的错误政策。见沈以行：《工运史鸣辨录》，上海，1987年，第140—142页。尽管大家都知道4月1日事件是当时形势逐步升级的结果，但事情的发生是否与执行共产党“左”倾工运政策有关还不清楚。
美亚总经理实行的新策略也推动了资方与政府的合作。在罢工过程中，蔡声白将全世界成功地镇压纺织业罢工的新闻报道剪了一大堆。[93]蔡声白也许从这些材料中得到了启示，他决定采取更坚决的措施来结束罢工。他以同乡关系为名，积极拉拢社会局头头及其三个下属，当然大笔金钱是少不了的。同时请他们帮忙迅速结束罢工。[94]
政府的严厉态度也在不断出动大批警力以削弱罢工势力中得到了体现：在上海宣布临时戒严，禁止一切集会结社；把警察派到美亚各厂，逮捕活动分子。在四厂，有11名罢工领导人遭到逮捕并被送往淞沪警备司令部拘押，其中包括共产党支部书记。[95]4月13日，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蔡声白在那里也有关系——致电上海市党部，下令竭尽全力立即制止罢工。中央党部害怕有“不良分子”（即共产党的同义语）插手其间。次日，在美亚各厂的逮捕数字便上升到了40人。[96]
在政府严厉措施的鼓动下，美亚厂方闻风而动。工厂宿舍被关闭，工人们被迫投靠亲友，或者流浪街头，许多工人甚至不得不寄宿在郊外的五卅公墓。由于无家可归，群龙无首，丝织工人的战斗精神日渐消失。
由于失去了许多关键人物，总罢工委员会发现已经很难维持对工人的领导。美亚的学徒，在厂方答应向他们提供自己的织机的引诱下，最先开始复工。此时，织工们向罢工委员会提出取消罢工，如果不答应，就自行复工。为了挽救危局，总罢委会决定召集群众大会以便冲破或减少白色恐怖的威胁，决定在4月21日再次向市党部发起请愿。届时，有1000多疲惫的工人来到现场，要求当局释放被捕工友，立即恢复膳宿。所提要求很有限度（根本就没提工作问题），表明此次运动已经日薄西山。国民党当局相信自己此时已占上风，答称：先复工后调解，被捕者待工人复工后释放，膳宿由市党部下令厂方即日供给。由于疲惫不堪，元气大伤，织工们次日即回厂复工，结束了他们为期51天的罢工。
罢工工人回到厂里，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家宣称工厂已经改组，复工工人必须重新登记。登记之事很快变得明朗，就是对罢工工人加以留难和检查。结果，有罢工积极分子143人被开除。[97]
4月27日，应蔡声白的直接请求，南京方面下令上海当局严厉处置美亚罢工中的“反动分子”。[98]三天后，40名先前被捕的工人被龙华警备司令部判处徒刑30天或45天不等，并移送漕河泾监狱执行。四厂的共产党书记，同案中人的出卖，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99]这一法律裁决，正式宣告了美亚罢工的结束。
从此次持久的、最终失败的工人政治中，有什么教训可以吸取呢？对美亚罢工者来说，他们痛苦地认识到，自身的力量是有限的。他们的罢工是一场典型的“贵族式”罢工：其组织基于小型的、先已存在的友谊网络，所提要求十分温和，且以道德语言来引起公众注意；外来的援助受到欢迎，但领导权仍掌握在职工自己的手中。[100]而且很显然，这种针对雇主的抗议形式是无法奏效的——蔡声白原本曾经有过的对手下技术工人的尊重及道德义务，在面临追求利润的时候黯然失色。
有位积极参加1934年罢工的女工，认为那次罢工是她人生的转折点，最终导致她加入了共产党，她回忆道：“我参加美亚罢工时还很年轻，也很天真，但是经过这场罢工，我懂得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认识到工人必须斗争，必须罢工。这就是那场罢工带给我的深刻教训。”[101]
工人可能还希冀厂方能恢复劳资双方先前的良好关系，但现实很快带给他们的是幻灭。蔡声白——他曾声称：“此次纷争不仅是给我们个人或我们一个厂留下了伤疤，也给整个民族工业留下了伤疤”——很快就采取了报复措施。在这场罢工结束后的几个月里，美亚工人工资被削减30%，关闭了所有的工人宿舍，工厂食堂饭菜提价。[102]
使工人们雪上加霜的是，厂方开始实行租机制，也就是将织机包租给工人。美亚可以坐收年租，这样既可保证财源，又可卸去直接管理工人的麻烦。虽说厂方仍要负责原材料和产品销售问题，但工人的雇用、训练和工资等问题则完全由租机者负责。如此，管理费用下降了大约15%。蔡声白在与包租者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又将自己与普通工人隔开了一定距离。对工人来说，租机制进一步加剧了同乡地缘关系的分立，因为包工头显然偏爱与同乡人打交道。[103]
罢工之后，曾经引以自豪的美亚“贵族工人”失去了许多原本将他们区别于本市境遇不佳的纺织工人的特权。同时，上海其他的大型丝织厂，迫于行业萧条的压力，也与美亚一样，开始压缩管理规模，实行租机制。[104]这一步无疑是产业组织方式的倒退，缩小了原本薪水较高、劳动条件较好的大厂织工与待遇较差的小厂织工的差别。
上海丝织工人的政治潜力一向不被人注意，美亚工人1934年的罢工令人耳目一新。早期的工运组织者，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忽视了这一技术程度高、工资收入高的工人群体。因此，美亚工人的罢工，引起了各党派的极大兴趣。如同所见，共产党人试图掌握罢工的领导权——尽管未能大获成功，他们的尝试引起了其他党派的连锁反应。国民党方面曾派人（以大公报社记者名义）深入罢工者之中，试图劝说工人修改请愿内容，转移斗争目标。官方工会也对罢工发生兴趣，尽管当时只有美亚二厂有它的组织。到包围市政府的“四一一事件”之后，该官方工会就渐渐活跃起来，它利用在二厂的工会关系，开始分化二厂及五厂脱离总罢工委员会。[105]
在美亚大罢工的尘埃渐渐落定，即罢工之后二三年，一种新型的丝织工人政治开始显露出来——官方工会在其中唱起了主角。织工们与官方建立了密切关系，但同时也失去了他们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1936—1937年的全市罢工
在美亚罢工之后的一段时期里，上海丝织工人陷于沉寂。由于其“贵族工人”兄弟罢工的失败，以及经济压迫的沉重，该市织工已经无意于再发动另一场罢工。当然，罢工并未绝迹，只是规模很小，目标有限。1935年，织工的罢工每次平均为55人，与前一年平均为近1000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该行业正处于严重萧条时期，1935年的罢工，无论是反对削减工资，还是反对开除工人，普遍都未取得成功。[106]
然而，到1936年下半年，随着丝织业渐渐恢复元气，罢工的频率和成功率都有所增长。该行业形势的转变可归因于从日本大量走私进口人造丝。走私人造丝既便宜，数量又大，只要有一小笔资本，就可以建立一个小型丝织厂。到当年年底，上海约有480家丝织厂开工，绝大多数都只是拥有几台织机的小工场。[107]当年，丝织工人总共发动了29次罢工，比此前任何一年都多。这些罢工时间不长（平均为8天），目标温和，但收效却很大。这些罢工多系新近建立的小厂的织工所为，其规模声势难望两年前美亚罢工之项背。此时的罢工，没有提到1934年大罢工时提出的男女平等、改善学徒待遇等问题。1936年的罢工也没有女工的广泛加入，绝大多数都是纯男性参加的、只提出有限的工资要求的罢工。[108]这类罢工中明显的保守主义和性别歧视，反应了这些小型丝织企业的社会结构和工作情况（这一时期罢工的一个特例便是美亚二厂工人举行的又一次罢工，此次罢工发生在1936年夏，为期两个星期，有150名女工和100名男工参加，工人们要求削减包工头的权力，废除工资等级，改善劳动条件。）[109]
丝织工人罢工的全面复苏引起了上海当局尤其是国民党市党部和社会局的注意。这两个部门的高层官员，正陷于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便把日渐活跃的丝织工人视为满足其私心私欲的潜在的社会基础。因此，两个对立的派系竞相建立官方工会，力图将丝织工人纳入自己的麾下。
12月，第一个新型织工工会成立，大约有60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包括国民党代表、社会局代表和亲国民党的上海市总工会代表。这个名为四区工会的新组织很快就声称拥有3000会员，覆盖120个厂。四区工会有社会局的背景，因为有个该局调解处的职员任某插足其间，当时有沪东织工领袖何某、邹某系任某同乡。至1936年11月间，这几人已将沪东各厂积极分子百余人结成调帖兄弟，进行筹备四区丝织产业工会工作。四区工会组织严密（与美亚的罢工委员会有异曲同工之妙），下设总务、宣传、调解、监察、组织和交际等六股。区工会之下有13个分工会，分别控制着100多个厂干事会。各厂干事会下设小组，总数约600来个，每组为5人，设组长一人，纠察一人。[110]
虽然其组织严密，四区工会之行事并非一帆风顺。据警方报告，至少有两个分工会积极图谋纂夺区工会的领导权。华德路分工会（拥有40个厂的约800名工人）与四区烟业工人工会关系密切，后者是上海总工会之下由青帮控制的一个工会，它很想与其社会局对手争夺对丝织工人的控制权。另一个分工会（拥有大约350名职工，多半为美丰厂的工人）则对其上级工会的专制行为不满，转与美丰资方关系密切。[111]
上海的其他各区工会也纷纷建立起来，其政治情况之复杂，并不比四区工会逊色。1937年1月，三区织工工会在沪西成立。始作俑者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农工部的王豪，他曾在1936年下半年派去解决一场五厂联合罢工。王豪不仅是青帮领袖陆京士和朱学范的徒弟，还是国民党准军事组织蓝衣社的成员。由于沪西不少织工都曾经在蓝衣社受过训练，所以王豪很容易在这批工人中发展关系。在上海市党部的支持下，他以令抗议者满意的结果解决了五厂罢工。因此，他以该五厂为基础成立了三区工会，成立大会很是热闹，朱学范也亲自赶来参加。[112]
人们也许没想到帮会中人能在江南工匠中取得成功，但是可想而知，小厂中缺乏文化的织工，在其陌生的城市环境中生活不稳定，与缺少技术的工人有很多相同之处。对他们来说，帮会发起的工会为其不稳定的生活提供了一定保障。
王豪组织工人的行动与其后台老板陆京士和朱学范在工人中发展势力、为即将到来的国大代表选举的计划是一致的。[113]当时，尤其是陆京士，正卷入与社会局局长（潘公展）、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吴开先）及上海市代理市长（俞鸿钧）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中。[114]这些人都想插足上海工人运动，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工人们为了改善处境，欢迎建立工会正如一位织工所回忆的：
我们工人当时不知道工会是国民党为国大选举拉选票计划的组成部分。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组织起来会给我们以力量。王某此人，我认识，他是蓝衣社的人。但他有一副“左派”面孔——吃的是面条，骑着自行车，住的普通房子——确实受到了工人的信任。[115]
或者，就像另一位织工所说：“当王豪来的时候，因为有人代表工人说话，我们都很高兴。”[116]
当局各派系对丝织工人的青睐，甚至也引起了不那么顺从的工人的反应。2月，南市久华厂潘某等发起成立一区丝织产业工会，南市有美亚的六个厂，经再三动员，一向超然物外的美亚各厂先后加入。1934年斗争时起发动机作用的美亚六厂，在各厂中最后一个加入。[117]
因为在全市大部分丝织厂建立工会之事比较顺利，王豪遂打算建立一个统一的“上海丝织工人待遇改良委员会”。随即，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迅速在丝织工人中流传开来。3月27日，在王豪等人的组织下，全上海丝织工人大会在曹家渡白利南路临近圣约翰大学的空地上召开，到会200余人。大会提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待遇等要求，正式通过组织待遇改良委员会。织工认为，丝织业正从萧条中复苏，可以为工人增加工资。在经过多次争论后，资方同意为每日收入低于五角者增加15%的工资，超过五角者则不予考虑。由于这部分最低收入者在丝织工人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工人们拒绝了资方的意见，决定发动一场全市范围的罢工。[118]
当全市各丝织厂接到警方保护的命令时（面子上是为了保护工会免遭仍在干活的工的恐吓），形势顿时紧张起来。3月29日，锦新厂150名罢工者因警方阻拦他们找资方对话而冲砸工厂，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同日，大约500来名工会会员开到元林（音）丝织厂要求该厂工人组织工会。有3名工人与驻扎于该厂的英国巡捕发生激烈冲突，其中一人用石头砸一名警士的头，并冲上前想抓住他。但正像一份英文报纸所说：“警士罗威尔（Lovell）曾经代表警察参加1935年的运动会，他不费什么力气就跑掉了。”几天后，3名积极分子被抓去审问，头上还缠着绷带。[119]
警方阻碍工会之举更坚定了工会领导人的决心。3月30日半夜，220家工厂（总数为354家）的11944名工人（总数为23000人）发起联合罢工[120]——为当年规模最大的工人运动——领导者便是王豪的待遇改良委员会。如表所见，罢工遍及全市各区。
在王豪“冲厂”策略——经过蓝衣社训练的工人纠察队员冲入那些工人不愿罢工的工厂砸毁机器——的煽动下，此次罢工急速蔓延。[121]近年有些回忆录揭示，当时中共地下党反对在丝织行业开展总罢工，主张因地制宜，以比较“开明的”手段与资本家打交道。[122]尽管共产党在四区工会有些势力，但整个丝织业的罢工领导权却掌握在王豪手里。
王豪的策略不仅遭到中共地下党的批评，同时也遭到他在社会局里的对手的指责。社会局对该市关键的产业部门之一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罢工感到恐慌，同时为了削弱王豪及其后台老板的权力基础，遂发布紧急训令，以裁决办法来解决丝织业工潮。训令内容包括：工人全面增加工资一成，等经、等纬给津贴，租机制改承揽制（厂方须负雇佣关系之责任），女工生产有四星期休假工资照给。这些条件比较宽大，足以消弭工人继续罢工的热情；至4月初，绝大多数织工已回厂上班。[123]
表10上海丝织工人罢工的地区分布，1937年3月
地区罢工次数工厂卷人数
公共租界
东区4000169
西区5767
其它8386
法租界156020
南市300010
闸北20008
总计11974
220
资料来源：ShanghaiEveningPostandMercury，Mar.31，1937.
社会局在促使工人方面结束罢工取得了效果，但资本家并不那么好说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拒绝执行给工人增加10%的工资等决定。罢工期间，美亚总经理蔡声白——当时正主持丝织业同业公会——牵头成立了应付工潮委员会。各厂均服从其节制，每台织机每月缴纳两元为应委会经费，应委会则设法对抗社会局提出的裁决训令。[124]
4月中旬，蔡声白把当时冲突情况反映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断言上海地方官员建立工会的企图乃是造成该市工人大罢工的主要原因。[125]
延至5月初，当时正在上海医病的蒋介石见丝织业劳资纠纷迁延不决，各大报纸对罢工情况仍在大肆渲染，遂申斥党政机关负责人员，饬令迅予解决。作为回应，5月14日傍晚，公共租界的大批探捕对四区工会采取突然袭击，借口是工会妨碍锦新厂工人张某的自由（张实系资本家走狗），将工会印信文件及入会工人之名册全部劫去，有20多名工人被抓去拘押在捕房。*
*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77页；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77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2：2-1054。那位曾向警方告密的张某抱怨道，自己被工会关了4个小时，被迫跪在地上，身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锦新厂的走狗”。锦新厂的干事会还将其丑态拍了照片。
几天后，四区工会代表（包括工会理事，一位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职员）前往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请愿，要求立即派员交涉送回工会印信、文件、名册，释放被拘押的工会理事及工人。工会领导人希望社会局能立即答复，以防止东区愤怒的织工继续发动罢工。[126]
此时社会局方面也感到手足无措，是倾向于他们曾倾力帮助建立起来的工会呢，还是迫于中央党部的指令行事？资方的毫不妥协打乱了社会局利用上海工人的工会化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图谋。南京方面，与公共租界一样，害怕丝织、纺织和烟草等业工人的高度工会化将共同控制该市的经济，国民党的合作主义梦想将变为一场共产主义噩梦。就像当地一份报纸所说：“令当局深深烦恼的形势并不是孤立的，很有可能发展为一场工会联合的潮流，并且在将来的劳工关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南京官员的脑子里，共产主义的幽灵攫取高度组织化的工人运动的控制权已经为期不远。正如一份亲国民党的报纸在该市丝织工人罢工高潮时发出的惊叹那样：“也许，人们只是看到莫斯科妖魔经常被害怕工人的资本家放出来耍威风，但上层官员的手里确有证据表明，当前工人运动的发动与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支持是有牵连的……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应不应该增加工资的问题，而是一个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127]
实际上，克里姆林宫对此次丝织业春季罢工的影响微乎其微。最积极的共产主义组织——被其上海地下党的主要对手称为“托派”——以锦新厂为基地。该厂工人在“托派”煽动下拒绝接受社会局的调解方案，继续开展长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30%。[128]无疑，此种激进举动导致了5月14日警方袭击四区工会事件的发生，因为锦新厂的罢工者一直在用工会房屋煮大锅饭。而且，其工会的负责人是从前锦新厂一个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工人。[129]但从总体上来说，在丝织工人的罢工中，共产党的影响不是主要因素。
然而，即使没有许多共产党人的参与，这次斗争仍然极具政治性，即上海当局各派系都在力争占上风。当政府代表企图掌握工人领导权时，丝织工人中先前被掩盖的矛盾露出了水面。5月24日，美亚十厂500多加入工会的工人突然爆发帮口之争（溧阳帮与杂帮之间）。一帮同籍工人想复工，另一帮同籍工人则坚持要罢工，以取得更好的工作条件。从当晚11时至次早6时，两帮人在厂门口大打出手，以至血流遍地。[130]
社会局方面认识到他们已经失去对局势的控制，遂认定丝织工人之工会必须加以除去。6月3日，社会局下令关闭一区、三区和四区工会。新的工会，只要不在工人中煽动闹事，便被允许存在。*6月22日，王豪在其被取缔的三区工会办事处被捕。他在被关了一个月后释放，受到了沪西织工旗帜和鞭炮的迎接。[131]
*ShanghaiTimes，June3，19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520。社会局的最后一招便是在工会请愿时将皮球直接踢到中央党部。有位织工曾回忆道：“大家都想到南京去请愿。虽然大家都看穿了上海当局的面目，知道它根本不会替工人说话，但我们对蒋介石都还存有幻想。”见“竺伯清（音）访谈录”，1961年8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王豪也因为卷入请愿而遭到逮捕。见“何振声访谈录”，1961年5月25—26日，同前。
在日本人发动侵略前的一个月里，国民党官员快马加鞭成立新的丝织工人工会。同乡关系被各路工会组织者利用起来。由于形形色色的工会领袖争权夺势，拨离间，至1937年夏，在丝织工人中已形成四分五裂、不相统一的局面。[132]到当年8月日本人侵入并控制了上海的丝织业时，他们发现，曾经值得骄傲的“贵族工人”已陷于一片混乱。
共产党的复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织工罢工与其他时期、其他地方、处于相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工匠罢工有某些共同特征。就像伯纳德·莫斯（BernardMoss）在解释19世纪中期巴黎工人的斗争时所说：“工业化步伐对工人来说已经够快了，商业竞争已使熟练工匠的安全、完整和相对价值受到威胁，足以引起他们的抵制和反抗，但完全的机械化还不能排除其技术，也无法消除其抵制的能量。”[133]即便如此，工人运动不仅仅是工业结构或市场条件的产物。更大的政治背景也是导致工人反抗的关键因素。正如爱德华·肖特（EdwardShorter）和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所说：“我们期望随着有组织的工人罢工的增加能导致国家政治的变化。而且，我们希望罢工的政治性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即工人运动国家化。”[134]
上海织工也不例外。在南京国民政府末期，外来的组织者将丝织工人的罢工越来越经常地、越来越紧密地与地方性和全国性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在不长的时间里，帮派工会将织工斗争的自身特征——行业自尊、自治和道德主义——削去了不少。但从长远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化经历为上海丝织工人今后开展更重大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的一年里，在仅存的美亚两个厂里，共产党重新建立了支部。在美亚四厂，有十名工人加入了共产党。在九厂，建立了一个三人支部。[135]在1938年负责恢复上海工人运动的四个共产党干部中，有两人曾是丝织工人。*
*“何振声访谈录”，1982年7月，上海第四丝织广档案室。皮革工人刘长胜任中共上海职工工委书记，刘宁一任副书记，织工张棋任组织部长，织工何振声任总务部长。
可以肯定，战争期间，激进分子不是没有遇到对手。蓝衣社成员王豪——1936—1937年罢工的煽动者——投入了日伪怀抱。一些当初怂恿织工罢工的托派分子也不例外。[136]然而，很显然，共产党占了上风。1937年8月13日，即日本人对上海发动攻击的当天，年轻织工在共产党号召下建立起救国会。该组织成为共产党吸收新成员——尤其是从那些年纪轻、受过良好教育的织工中——的重要工具。[137]
珍珠港事件之后，即便是外国租界中的抗日活动也已无法立足，共产党采取了更隐蔽、最终也更有成效的动员方法。变化了的主要策略之一便是采取“传统的”工人联合的方法，最典型的就是结拜姊妹和结拜兄弟。这些人们所熟知的结合形式依照性别、车间和同乡关系划分，工人们很能适应。这些组织驾轻就熟，经常举行宴会，借以巩固团体纽带。在宴会热闹轻松的气氛中，共产党组织者便借机行事——阅读鲁迅的短篇小说，选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以此来提高众人的政治觉悟。在抗战后期，这些以互助为基础的兄弟姐妹结拜团体成为许多怠工和静坐罢工的组织核心。[138]
日本投降后，丝织工人在内战时期困扰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动乱中继续扮演了主要角色。开始，丝织工人罢工的组织动力主要来自战后不久重建的工会。[139]在四个区的工会中，有三个由国民党党员重新开办，但其中有两个工会的执委会是在中共地下党的实际掌握之中。而且，三区工会——包括大成的三个大厂以及美亚的两个厂——直接掌握在共产党人陶云山的手中。陶原是美亚工人，因为参加共产党活动而被开除，他在工友中长期开展歃血结拜活动，后来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工会。他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事的一个亲戚帮他活动，使其行动合法化。至1946年初，三区工会号称已在115家工厂中拥有3000多名成员。虽然也面临来自国民党和残余的托派分子的竞争，但陶云山的工会仍然在战后多次以丝织工人为主力发动的罢工斗争中扮演着主角。[140]
1946年3月，上海约300家丝织厂的1.2万多名工人发起了一场长达将近三个月的罢工。由于朱学范的介入，工人们最终赢得了增加工资的胜利，大大降低了美亚总经理蔡声白的影响。抗战时期，蔡声白把美亚仅剩的两个厂交给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管理，从而避免了日本人的直接接管。尽管这一决定在经济上有利，但在政治上却背上了间接与敌寇合作的骂名。通过威胁要公布蔡声白的通敌丑行，三区工会得以战胜这个曾经霸道的资本家。[141]
织工之行动主义在1946年推选潘月英为国大代表一事上进一步显露出来。潘是一位美亚厂的熟练织工，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在当年初为了庆祝国际妇女节，曾组织上海5万名女工大游行。[142]潘月英（以及其他熟练女织工，尤其是美亚厂的工人）之行动主义不禁让人想到1934年的罢工，女工在当时也是唱主角的。1936—1937年间，帮派盛行，女工一度沉寂，到了内战时期，这些女战士又在斗争中发出了呐喊。
1947年，织工们又站在了上海罢工的前线。国民党工运领袖陆京士曾建议建立团体，促进上海丝织业劳资双方的合作，但遭到了工人们的坚决拒绝。[143]不仅如此，1947年5月8日，四个区工会动员了1万多名织工从外滩向市政府进发，要求解冻生活指数，以便与通货膨胀的速度保持一致（为了控制当时脱缰野马似的通货膨胀速度，绝望之中，国民党当局冻结了生活指数，也就是工资不再随着物价的上涨而增加）。游行的织工散发了将近3000张传单，上面写着：“物价走起来像飞机，指数走起来像蚂蚁。”到市政府后，他们递交了一份言辞激烈的请愿书，开头就写着：“我们要活命！我们要呼吸！我们要继续为民族的利益而工作！”[144]此次织工团结行动的公开展示，激发了其他行业工人发起同样目的的抗议，当局不得不改变其政策。
取得解冻生活指数斗争的成功，与一出揭露通货膨胀罪恶的戏剧的上演是分不开的。该剧由女织工们分别扮演工资、物价和镣铐等角色，生动泼辣，向人们作了广泛的宣传动员。该剧作者王文华是名织工，也是地下党员，据他自己回忆，他是在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145]
至1947年末，在上海织工中，已经活跃着数百名像王文华这样的共产党员。然而，当年11月，革命者遭受到一次重大挫折。当特务袭击富通印刷所时，现场被捕的共产党人中有三区丝织业工会负责人陶云山，他当时去印刷所赶印共产党方面编辑的期刊《织工简报》。对织工运动极为不幸的是，陶向特务供述了一切，暴露了许多同志。[146]工会被国民党接管（在军统的保护下），直到变节者陶云山被确信已经改过自新，才让他重新担任主任一职。[147]由于三区工会变色，共产党组织者失去了在丝织业的一个重要基地。
漏网的共产党人不久就受到国民党另一次进攻的威胁。1948年3月，共产党工运干部王中一被捕，并在其住处搜出了一份中共地下党名单。丝织业曾是王中一最早负责的一块，被搜去的名单上写着丝织行业剩余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姓名和住址。有32人立即遭到逮捕，7人自首，另有43人逃离上海，去参加了新四军。[148]尽管当局大肆逮捕杀戮，丝织业的激进主义并未被斩尽杀绝。[149]到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时，中共地下党工委书记张祺成为仅存的一个前美亚工人（曾是美亚六厂的熟练工匠）——曾领导过1934年的罢工。[150]
织工们在激进工人运动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取决于他们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历。在那段艰苦时期织工们失去了许多“贵族式”特权，但增强了与其他行业工人的团结。正如米歇尔·汉纳根（MichaelHanagan）在谈到其他地方的此种情况时所说：“无产阶级本身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会导致大罢工……相反，无产阶级的增长，同时伴随着大批生活受到威胁的工匠的出现——他们扮演了工人反抗的催化剂——才导致大规模工人罢工的出现。”[151]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发展有助于上海丝织工人成为“大批生活受到威胁的工匠”，他们在中国工人运动中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就像最近对英国“贵族工人”的研究所揭示的，工厂工匠与其他工人的区别不仅在于其较高的薪水，而且在于其强调互助和倾向工会化的团结精神。[152]贵族工人往往采取集体行动来维持其特权地位。虽然这类活动只是代表部分工人，只是一种基本的保守主义，[153]但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维护既有特权的行动才能向激进主义转化。[154]对上海丝织工人来说，国民政府时期正好带来了这种经济的和政治的条件。
开始是在1933年，接下来更富戏剧性的是在1934年，丝织业中享有特权的阶层领导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比较繁荣的美亚绸厂。这些早期罢工与世界其他地方典型的工匠罢工有很多共同特征。法国里昂织工在1831年和1834年的大规模反抗与一个世纪后上海丝织工人发动的罢工很是相像。按照罗伯特·贝祖查（RobertBezucha）的记叙，里昂丝织工人的教育程度较高（约70%的男工都识字），收入较好，拥有比较鲜明的大众文化背景。以互助团体为基础的里昂织工罢工“不是混乱的佐证，而是其集体组织努力的结果。他们根本不是游荡的、‘危险的阶层’，只是在其命运遭到威胁时才奋起反抗”。[155]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丝织工人所而临的威胁主要是丝织品销售在国际市场严重滑坡带来的。但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并非惟一因素。上海丝织业本身的变化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当高度机械化的美亚绸厂在曾经充满剧烈竞争的领域占据上风后，为了保证利润（当然是害怕世界性萧条的继续会使情况更加恶化），资方开始降低工人福利水平。熟练工人遂开始考虑采取自卫行动。
美亚工人罢工的完全失败导致了上海丝织业系统的进一步变化。最显著的是，租机制降低了工匠的自治性，缩小了美亚“贵族工人”和该市其他丝织厂织工的差别。由于这些因素，雄心勃勃的当局在1936—1937年间发起了工会化运动。结果与当局的愿望适得其反，工人斗争更加政治化——尽管失去了早期反抗中“道德经济”的意味，但有助于为抗战及战后与共产主义革命联合开辟道路。在那些导致国民党政权被推翻的岁月里，丝织工人发出了激扬的呼声——常常是站在革命事业的角度上。
结语
以国内资本为主导的上海丝织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启迪意义的行业案例——其罢工起因不完全是出于对洋人的愤怒，关键变数在于该行业自身的发展。
通过归纳几种不同的丝织工人——非技术性的缫丝工人，小工场里“传统”的织工，大工厂里都市化的织工——本章致力于阐明纺织业中一个单一部门的劳动状况和反抗形式。缫丝工人，由于家庭责任的原因而与乡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厂里则受到拿摩温的严格控制，所以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为了逃避车间里枯燥的工作而举行的连锁罢工，当然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发生的，但是，他们举行持久的政治性罢工却不多见。对织工来说，他们的生产技术使自己拥有比较稳固的都市职业以及发起范围和影响都比较大的抗议的能力，所以更有可能在他们中间开展政治行动。但即便是在织工中，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年纪大的工人，因为在乡村从事过较长的丝织业，他们最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是因为农村经济形势的凋敝，并受到城市劳动组成方式的吸引——其中帮会所起的作用往往十分显著。相反，在美亚和其他大型工厂里，年纪较轻、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倾向于更为激进的政治方式。终于这些织工成为支持上海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重要力量。
如果说国内资本控制的企业如丝织业中的工人之间的差异泾渭分明的话，上海纺织业的其他部门——如棉纺厂——是否也是如此呢？或者，更多外国资本的卷入是否会使纱厂工人更加团结呢？棉纺厂虽然在纺纱工人和纺织工人中没有极为明显的技术上的差异，但仍然包含着行业内部的重大差异。纺织业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是非技术性和半技术性女工，另有一小部分男性技术性工匠，他们薪水最高，工作最有保障。我们不难发现，这一享有特权的工人群体往往站在纺织业共产主义活动的最前沿。例如，1925一1927年间，在浦东日华纱厂，由共产党领导的影响极大的纺织工会，其领导人就是一位木工。[156]同时期，规模很大的恒丰纱厂的中共党员主要都是从下层职员和机车间的铜匠中吸收进来的。[157]大康纱厂的中共支部成立于1938年，支部书记从前曾在该厂做过技工。[158]
1948年2月2日，发生著名的申新九罢工——人们常常将此次罢工视为革命斗争中非技术性女工行动主义的典范——共产党组织的领导权掌握在一名从事机器工作的男工手里，罢工指挥部就设在厂内机器间。共产党把申新九厂视为革命活动的一个可靠据点，正是因为该厂拥有比其他绝大多数纺纱厂高出许多的男工比例。罢工过程中，由于身为中共党员的男工攻击女工首领，男女工人之间发生冲突，大大削弱了罢工的力量。男工们指责这位女工首领享受资方和国民党提供的优厚待遇，他们把她关进一间黑屋子里，卡住她的喉咙，给人看起来就像在发生一起强奸事件。尽管这位女工被其他女工救了出来，但她的喉咙严重受伤，好多天都难以发出声音来。[159]
男女性别是纺织工人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女工多为非技术性劳动者，男工则大多占据着较为优越的技术性工种。由于纺织业男工比其女工同伴有着较多特权（无论是在工作条件上，还是在地缘上和受教育水平上），他们比毗邻车间的女工更容易与共产党的学生－干部打成一片（他们绝大多数都与男工们来自同一地区）。
共产党干部无法在缫丝厂开展工作，无疑与这些厂里技工的缺乏有关（在上海，技工基本上都是来自江南的男性）。缫丝女工与乡村关系割舍不断，更使她们无法附着于某个党派的事业。帮会分子穆志英所做的组织工作——开始是以来自苏北的装配工人作后盾，后来则干脆依附于缫丝厂老板，依赖于与工厂女工头的合作。即便如此，她们的每次行动都是短命的。共产党在缫丝女工中开展的工作也不那么顺手。
然而，单从性别上并不能说明问题，美亚绸厂织工及其他机器厂的情况给我们的是另一种印象。在那些厂里，受过教育的年轻江南妇女已经与农村一刀两断，她们也像其男性同伴一样积极从事党派活动。可是许多小型丝织厂的情形就不一样了，那里的妇女仍然从事着技术含量较少的工作。在那些厂里，被迫离开农村的织工成为1936—1937年间帮会—国民党所建立工会的主要成分。他们的罢工，与美亚罢工不一样，妇女参加者不多，也很少提男女平等的要求。
因此，纺织工人中不同群体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种有规则的（尽管从来不是自动的）导致工人阶级生活分裂化的联系。并非性别、地缘或职业等事项本身导致了特定的政治分野，而是这些事项与特殊的社会关系结合（如姊妹结拜、兄弟结拜、互助会、行会、帮会等），这些关系又与共产党、国民党和独立的运动交相发生作用，才使特定的政治分野显露出来。正因为如此，阶级内部的分裂并没有使上海工人陷于无所作为，相反，他们能很好地组织起来，发起富有特色的斗争——虽然其内部仍常常充满冲突。
注释
[1]RobertY.Eng，EconomicImperialisminChina：SilkProductionandExports，1861—1932（Berkeley，Calif.，1986），pp.38，56；《上海之丝业》，载《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9期（1935年），第45～46页；LillianLi，China’sSilkTrade：TraditionalIndustryintheModernWorld（Cambridge，Mass.，1981）：pp.33，164～171，204；刘大军（音）：《上海工业化研究》，上海，1940年，第23～24页；EmilyHonig，SistersandStrangers：WomenintheShanghaiCottonMill，1911—1949（Stanford，Calif.，1986），chap.1.
[2]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1984年，第186～189页；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第30～31页。
[3]D.K.Lieu，TheSilkReelingIndustryinShanghai（Shanghai，1933），p.69.
[4]EleanerHinder，SocialandIndustrialProblemofShanghai（NewYork，1942），p.18.早在20年前，上海工部局就曾对丝织业中虐待童工的情况进行过指责。见MunicipalGazette，July，1924.对上海缫丝业中非人道待遇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MaryNindeGamewell，TheGatewaytoChina：PicturesofShanghai（London，1916），pp.230～233.
[5]《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1957—1961年，第2卷，第1299～1301页。
[6]ShanghaiStrikeStatistics，1918—1940.
[7]《时报》1912年4月21日；《民立报1913年1月4日；《新闻报》1913年1月12日；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1959年，第1卷，第80～81页。
[8]《时报》1921年4月24日。1920年夏发生的一场要求增加工资的缫丝工人罢工就是由帮会领导的。见《民国日报》1920年7月17日。
[9]健孟：《从丝厂女工罢工中得来的教训》，载《妇女杂志》第8卷第10期（1922年），第17页；弥弼：《上海丝厂女工的同盟罢工》，同上，第63～65页；次常：《女子工业进德会与妇女劳动组合问题》，同上，第Ⅱ期，第46页。
[10]《新闻报》1922年8月22日。
[11]《民国日报》1923年5月1日。
[12]同上，1924年1月16日，2月28日、29日，3月4日、5日。
[13]同上，1924年7月1日、2日、3日、8日。
[14]同上，1924年8月7日、12日、25日。
[15]“朱英如访谈录”，1957年3月1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16]丝茧公所档案，案卷号：#516。后来，穆志英和丝茧公所指称此次罢工系由一位名叫孙宗昉的人煽动而起，孙是一位共产党员，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对立的工会。然而，上海警方难以确定孙的角色。见丝茧公所档案，案卷号：#516、517。
[17]《民国日报》1925年8月7日。
[18]杨之华：1926年上海丝厂女工罢工运动中之感想》，载《回忆杨之华》，合肥，1983年，第247页；该文1927年发表于《赤女杂态》。
[19]《民国日报》1926年6月10日、11日、12日、16日、19日、28日、29日、30日；丝茧公所档案，案卷号：#520。
[20]《民国日报》1926年7月1日。
[21]丝茧公所档案，#523；《民国日报》1926年7月16日、9月22日；《新闻报》1926年8月23日。
[22]杨之华：《1926年上海丝厂女工罢工运动中之感想》，……第248页。
[23]“朱英如访谈录”，1957年3月14日；沈依洪《母亲朱英如战斗的一生》，载《妇运史资料》1981年第1期，第56～57页；《战斗在三次武装起义中的上海女工》，同上，第47页。
[24]《中共上海区委有关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文献七篇》，载《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1期，第11页。
[25]丝茧公所档案，#528。
[26]《民国日报》1927年11月6日，沈依洪：《母亲朱英如战斗的一生》，第57～58页。
[27]《上海罢工统计资料，1918—1940》；《申报》1928年3月10日，6月10日、15日、23日，7月5日、14日，10月7日；《民国日报》1928年6月25日、28日，7月1日、4日，8月3日、21日。
[28]《申报》1928年6月22日。
[29]对虹口工会的指责尤多。参见丝茧公所档案，#48。
[30]同上，#72-1。
[31]陈修良：立三路线与行动委员会》，载《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1期，第14～16页。
[32]《商业月报》1937年第7期。
[33]RobertW.Barnett，EconomicShanghai：HostagetoPolitics，1937--1941（NewYork，1941），pp.96～97.
[34]《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299～1301页。
[35]杨绍英《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南京，1957年，“序言”。苏州工匠以公所为后盾，在1693年、1701年、1715年、1720年、1730年和1756年发动了大规模罢工。
[36]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32～134页。
[37]ShanghaiStrikesStatistics，1918—1940.
[38]《上海之机织工业》，上海，1933年，第175页；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33页；骆耕漠：《美亚工潮始末》，载《中国经济论文集》，上海，1936年，第227页；D.K.Lieu，TheSilkIndustryofChina（Shanghai，1936），p.191；《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北京，1988年；《美亚期刊》，1933年11月16日（该刊物存上海市档案馆，#199-48-258，以及#199-48-259）。
[39]《美亚期刊》1934年8月16日，第2页。
[40]《上海丝绸工运史》，上海，1985年，第13～17页。
[41]ShanghaiStrikesStatistics，1918—194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226。
[42]《丝织业》，1982年，手稿，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43]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42页。
[44]上海市档案馆档案，#199-48：1～6。
[45]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46页。
[46]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43页。
[47]“许锡娟（音）访谈录”，1987年6月2日于上海第九丝织厂；《丝织业》；阿英：《绸厂的女工》，载《生活知识》，1946年第39期，第4页。
[48]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42页。
[49]“谢青斋（音）访谈录”，1957年2月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50]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42页。
[51]“李树发（音）访谈录”，1969年12月4日；“沈荣庆（音）访谈录”，无日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52]“周志新访谈录”，1982年6月5日，同上。
[53]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41～143页。
[54]“万文华（音）访谈录”，1982年6月5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55]《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一苇：《美亚绸厂罢工的严重性》，载《女神》第2卷第2期（1934年），第2页。
[56]《美亚期刊》1934年8月16日。
[57]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51页。
[58]同上，第162页。
[59]“周志新访谈录”，1982年6月5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60]“张棋访谈录”，1987年6月16日于上海总工会。
[61]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52页。
[62]同上（按，该资料中说总罢委会之下另有交通一部——译者）；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5802.
[63]“俞林访谈录”，1982年5月8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64]“张祺访谈录”，1987年6月16日。
[65]“葛素兰访谈录”，1982年7月17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66]骆耕漠：《美亚工潮始末》，第229～231页。
[6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224。
[68]骆耕漠：《美亚工潮始末》，第228～229页。
[69]同上，第230～231页。
[70]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53～154页；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5802.
[71]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5802.
[7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224。
[73]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5802；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65页。
[74]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5802；《红色中华》，江西，第162期、169期、171期、178期、180期，1934年3～4月；《斗争》，上海，1934年4月19日。
[75]《团的建设》，上海，第13期，1934年月12日；第15期，1934年4月13日；第16期，1934年4月27日；《群众的团》，上海，第3期，1934年4月6日。
[76]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5802.
[77]同上；《美亚期刊》，1934年8月16日，第3～7页。
[78]骆耕漠：《美亚工潮始末》，第234页；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5802；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55页。
[79]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5802；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55～156页；骆耕漠：《美亚工潮始末》，第234页。
[80]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5802；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53页。
[81]白石：《在美亚罢工中对于女工的认识》，载《女神》第4卷第10期（1934年），第2页。
[8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224。
[83]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5802.
[84]Lieu，SilkIndustryofChina，p.222；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上海职工》，第140页；马超俊主编：《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1954年，第1190页。
[85]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5802.
[86]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56～157页。类似情况从1927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对英美烟公司罢工的支持中也可看出（参见第七章）。
[87]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5802.
[88]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57～158页；《美亚第四织绸厂》，上海，1982年，第33页。
[89]骆耕漠：美亚工潮始末》，第235页；《美亚第四织绸厂》，第33～34页。
[90]马超俊主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1191页；《上海第九丝织厂工人运动斗争史》，上海，1983年，第23页，存上海第九丝织厂档案室；《美亚第四织绸厂》，第34页。
[91]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1791.
[92]同上，D-5802；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59页。
[93]ShanghaiMunicipalArchives，#199-48-207.
[94]《美亚第四织绸厂》，第28页；姜红娇（音）：《自我批评》，无日期，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95]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1791.
[96]同上。
[97]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60～161页。
[9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224。
[99]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582；“周志新访谈录”，1981年12月21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100]G.Grossic，AnArtisanEliteinLateVictorianSociety（London，1980）；RobertGray，TheAristocracyofNineteenth-CenturyBritain（London，1981）.
[101]“董月英（音）访谈录”，1961年7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102]《群众的团》，第8期，1934年8月24日；《美亚期刊》，1934年8月16日，第2页。
[103]《美亚第四织绸厂》，第19页；《上海第九丝织厂》，第31页；“傅元华（音）访谈录”1982年12月，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104]《上海之机织工业》，上海，1933年，第175页。
[105]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63～164页。
[106]ShanghaiStrikeStatistics，1918—1940.
[107]《上海丝绸工业阶段史》，第3页。
[108]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7506.
[109]ShanghaiStrikeStatistics，1918—1940；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7506.
[110]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71～172页；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7506.
[111]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7744.
[112]《一九三七年丝织业大罢工》，1982年，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第13～14页；“张月珍访谈录”，1981年9月23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周云卿（音）访谈录”，1982年10月4日，同前。
[113]“张平山（音）访谈录”，1981年9月29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114]《上海第九丝织厂》，第39页；何振声：《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纺织工业与职工的一些情况》，载《上海工运史料》1984年第4期，第14～15页。
[115]“张月珍访谈录”，1981年9月23日，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116]“竺伯清访谈录”，1961年8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117]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73页。
[118]ChinaPress，Mar.31，1937；ShanghaiEveningPostandMercury，Mar.31，1937；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74～175页；《上海第九丝织厂》，第39页。
[119]ChinaPress，Mar.29，31，1937.
[120]工厂数和工人数见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35页。
[121]《一九三七年丝织业大罢工》，第5～6页。
[122]《美亚第四织绸厂》，第46页。
[123]ShanghaiEveningPostandMercury，Mar.31，1937；《上海丝绸工业阶段史》，第20～21页。
[124]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76页。
[125]ShanghaiTimes，Apr.14，19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519。
[126]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7744；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77～178页。
[127]ShanghaiTimes，May19，Apr.3，1937.
[128]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81页。
[129]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7744；《上海丝绸工运史》，第50页。
[130]ChinaPress，May26，1937；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79页。
[131]ShanghaiMunicipalArchives，#199-48-207.
[132]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80～181页。
[133]BernardH.Moss，“Workers’IdeologyandFrenchSocialHistory，”InternationalLaborandWorkingClassHistory，no.11（1977），p.28.
[134]EdwardShorterandCharlesTilly，StrikesinFrance，1830—1968（Cambridge，Mass.，1974），p.10.
[135]《上海第九丝织厂》，第46页。
[136]马纯古：《上海工运的现状报告》，上海，1941年，第17—18页。
[137]《湖南青年救亡团的成立及其活动》，载《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4期，第13～14页。
[138]《上海第九丝织厂》，第52页；《美亚第四织绸厂》，第55页；《上海丝织工运史》，第69～71页。
[139]工会与当局交涉的内容从女工怀孕到生活补贴，无所不有。见ShanghaiMunicipalArchives，#1-7-50，#6-9-1625，#6-9-1633.
[140]“陆端华（音）访谈录”，1970年5月9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吴永年（音）履历”，同前；ShanghaiMunicipalArchives，#19-17；《上海第九丝织厂》，第69页；《三区丝织业工会调查》，台北，调查局档案，#556.18/803.三区工会曾抱怨说，国民党干部和托派分子常常在中共领导的工会取得一定谈判结果时，在工人中制造分裂。
[141]《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丝绸工运史》，第94页。
[142]《上海丝绸工运史》，第101～113页；“潘月英访问记”，1982年11月21日，上海第四丝绸厂档案室。
[143]张永勤（音）：《从政治到合作》，载《社会月刊》第2卷第10期（1947年），第40页。
[144]ShanghaiMunicipalArchives，#1-7-54.《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上海纺织工运史料》，无日期，第3期，第83～84页。
[145]“王文华访谈录”，1982年6月22日，7月21日，存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第81～82页。
[146]《上海丝绸工运史》，第127页；“陆端华访谈录”，1970年5月9日，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147]“黄才林（音）供述”，1968年7月15日，上海第四丝织厂档案室。
[148]《上海丝绸工运史》，第132页。
[149]参见ShanghaiMunicipalArchives，#6-9-1644中有关1948年春夏丝织业工运问题的资料。
[150]《上海丝绸工运史》，第130～132页。
[151]Hanagan，LogicofSolidarity，p.216.
[152]Crossic，ArtisanEliteGray，AristocracyofLabour.
[153]EricHobsbawm，“TheLabourAristocracyinNineteenth-CenturyBritain，”inLabouringMen（London，1964）.
[154]E.P.Tompson，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NewYork，1963）
[155]RobertJ.Bezucha，TheLionUprisingof1834（Cambridge，Mass.，1974），p.158.
[156]“陆家龙（音）访谈录”，1958年4月17日，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157]“江元青访谈录”，1957年9月12日，同上。
[158]《上海国棉十二厂工人斗争厂史资料》，载《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1955年第1期，第5页。
[159]《申九“二二”斗争纪要》，未刊稿，1982年，存上海国棉二十二厂档案室，第10～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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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ShanghaiOnStrike
ThepoliticsofChineselabor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美〕裴宜理
（ElizabethJ.Perry）
译者：刘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
录入及校对：
第一至五章：夏瑾
第六至七章：常官
第八章以下：赵浩宇
〔作者简介〕裴宜理（ElizabethJ.Perry），1978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亨利·罗索夫斯基政治学讲座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所著《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于1993年获国际劳工史协会“优秀著作奖”，并于同年获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佳著作奖“费正清奖”：他因杰出的教学、研究成果获得威康·史密斯学院、耶鲁大学、杜克大学、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惠特曼学院等院汤交的表彰。
中译本序（裴宜理）
英文版原序（裴宜理）
导论
中国工人的政治影响
政治——从头开始
第一部分地缘政治，1839—1919
第一章移民城市
广州移民
宁波移民
江苏—华北移民
原籍、职业与工人团结
第二章来自南方的工匠
行会与工匠群体
早期的工匠抗议
政治化
“传统”的激进主义
行业意识与阶级觉悟
第三章来自北方的无产者
乡土源流与帮会
工厂以外的劳动者
产业无产者
大众文化
罢工模式
结语
第二部分党派政治，1919—1949
第四章激进主义的全盛期，1919—1927年
五四运动
共产党的诞生
保守派的挑战
统一战线
五卅运动——脆弱的联盟
三次武装起义
第五章保守主义时期，1927—1937年
帮会与蒋介石的崛起
国民政府时期——工人组织由胜而衰
帮会的插手
共产党“左派”
结语
第六章激进派的复活，1937—1949年
抗日战争与工人民族主义
内战与共产党工匠
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
积极反共
国民党势力的瓦解
结语
第三部分产业政治
第七章烟草业
劳动状况
地缘性分裂
共产党的介入
帮会因素
五卅罢工
三次武装起义
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英美烟公司
共产党的收获
内战时期的斗争
结语
第八章纺织业
缫丝业
早期罢工及其组织
帮会的介入
共产党的收获
缫丝工人之有限的激进主义
丝织业
贵族工人的觉醒
社会结构与大众文化
1934年美亚绸厂罢工
1936—1937年的全市罢工
共产党的复活
结语
第九章运输业
电车业
法商电车公司
人力车夫
码头工人
结语
结论
中国内部的比较
工匠和欧洲工人运动
半技术性工人和美国工人运动
非技术性工人——农民与工人运动
无产阶级罢工的意义
中国工人运动的遗产
附录
附录A上海工匠罢工情况，1902—1919年
附录B上海非技术性工人的罢工，1898—1919年
附录C上海人力车夫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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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PDF电子书】
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史部分）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徐天新选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北京
第一部分两个政权的并存与革命的和平发展（1917年3月-7月）
（一）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出现
l．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
2．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关于其组成人员的通告（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
3．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关于政权问题的通告（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
4．关于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的报导（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
5．彼得格勒工人苏维埃告彼得格勒和俄国居民书（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
6．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谈判成立临时政府的报导（1917年3月3日〔16日〕）
7．临时政府关于它的组成和任务的宣言（1917年3月8日〔16日〕）
8．彼得格勒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关于信任临时政府的决议（1917年3月2日15日〕）
9．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关于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1917年4月6日〔19日〕）
（二）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与苏维埃的革命活动
1．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7日〔20日〕）
2．加米涅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上作的副报告（1917年4月24日〔5月7日〕）
3．彼得格勒苏维埃给彼得格勒军区卫成部队的第一号命令（1917年3月1日〔14日〕）
4．关于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成立及其职权的报导（1917年4月21日〔5月4日〕）
5．帕夫洛夫后备近卫团士兵写信谈克伦斯基来访的情况（不早于1917年6月16日〔29日〕）
6．关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组建工厂委员会和劳动争议调解处的协议（1917年3月10日〔23日〕）
7．彼尔姆省丘索夫工厂工人苏维埃给工厂委员会的指示《1917年4月19日〔5月2日〕）
8．关于各地成立农民苏维埃的情况报导（1917年4月22日〔5月5日〕）
9．喀山省农民苏维埃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1917年5月13日〔26日〕）
（三）临时政府的政策和它的危机
1．临时政府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1917年3月19日〔4月1目〕）
2．临时政府关于建立土地委员会的决定（1917年4月21日〔5月4日〕）
3．临时政府关于战争宗旨的宣言（1917年3月27日〔4月9日〕）
4．临时政府致协约国政府的照会（米留可夫照会）（1917年4月18日〔5月1日〕）
5．关于士兵抗议《米留可夫照会》举行示威游行的报导《1917年4月22日〔5月5日〕》
6．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告全体公民书》（1917年4月21日〔5月4日〕）
7．临时政府关于政府新组成的决定（1917年5月5日〔18日〕）
8．舒尔加关于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9．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关于彼得格勒示威游行情况的秘密报告（1917年7月3日〔16日〕）
10．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常务局和全俄农民苏维埃执委会常务局的告士兵工人书（1917年7月3日〔16日〕）
11．彼得格勒54个工厂的代表和彼得戈夫工兵苏维埃的代表关于苏维埃必须掌握政权的声明（1917年7月4日〔17日〕）
1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夹委员会等革命机构关于进行有组织的和平示威的呼呼书（1917年7月4日〔17日〕）
1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等革命机构关于停止示威游行和罢工的呼呼书（1917年7月5日〔18日〕）
1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等革命机构号召工人和士兵保持平静和镇定的呼吁书（1917年7月6日〔19日〕）
15．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和全俄农民苏维埃执委会联席会议关于宜布临时政府为《<拯救革命的政府>的决议（1917年7月9日〔22日〕）》
16．临时政府关于在前线执行死刑和建立军事革命法庭的命令（1917年7月12日〔25日〕）
17．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给地方党组织的信（1917年7月15日〔28日〕）
第二部分彼得格勒起义的胜利与苏维埃国家的建立（1917年7月-1918年初）
（一）武装起义方针的确立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被粉碎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形势的决议（1917年8月）
2．临时政府关于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新组成人员的名单（1917年7月25日〔8月7日〕）
3．关于莫斯科国务会议开幕的情况报导（1917年8月13日〔26日〕）
4．关于莫斯科国务会议人员组成情况的报导（1917年8月15日〔28日〕）
5．前正教院总监弗·李沃夫写给克伦斯基的字条1917年8月26日〔9月8日〕
6．克伦斯基总理关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通电（1917年8月27日〔9月9日〕）
7．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告居民书（1917年8月27日〔9月9日〕）
8．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等革命机构发布的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人民、全体工人和全体士兵书（1917年8月27日〔9月9日〕）
9．督政府的组成（1917年9月1日〔14日〕）
10．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和全俄农民苏维埃执委会全体会议关于召开民主会议的决定《1917年9月3日〔16日〕）
11．关于民主会议人员组成情况的报导（1917年9月14日〔27日〕）
12．全俄民主理事会的基本条例和组成（1917年9月21日〔10月4日〕）
13．关于民主会议领袖同临时政府举行协商会设的情况报导（1917年9月26日〔10月9日〕）
14．第三届联合临时政府名单（1917年9月25日〔10月8日〕）
（二）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1917年10月10日〔23日〕）
2．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给各主要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信件（1917年10月11日〔24日〕）
3．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反对武装起义声明（1917年10月18日〔31日〕）
4．彼得格勒维堡区赤卫队代表会议通过的赤卫队章程（1917年10月7日〔20日〕）
5．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讨论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导（1917年10月13日〔26日〕）
6．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关于委派政治委员的通告（1917年10月23日〔11月5日〕）
7．关于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1917年10月23日会议的报导（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
8．关于《工人之路报》和《士兵报》被临时政府查封的报导（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3〕）
9．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关于启封革命报纸印刷厂的决定（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
10．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号召居民全力回击反革命的呼呼书（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
11．关于临时政府企图镇压彼得格勒武装起义遭到失败的报导（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
12．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
13．“阿美乐尔”号巡洋舰政委别雷舍夫关于巡洋舰参加十月武装起义的情况报告（不早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
14．瓦西里耶夫关于进攻冬宫情况的回忆
15．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917年10月25-26日〔11月7-8日〕）
16．约翰·里德关于全饿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述
（三）苏维埃政权的初期政策
1．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金关于同其他致党达成协议的条件问题的决议（1917年11月1日〔14日〕）
2．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盘关于同其他政党达成协议条件的决议（1917年11月2日〔15日〕）
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1917年11月2日〔15日〕）
4．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1917年11月2日〔15日〕）
5．工人监督条例（1917年11月14日〔27日〕）
6．苏维埃政府向交战照政府和人民建议进行停战谈判的呼呼书（1917年11月15日〔28日〕）
7．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1918年3月3日）
8．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1918年1月6日〔19日〕）
9．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918年1月12日〔25日〕）
第三部分国内战争的胜利（1918年春—1920年）
（一）外国武装干涉的开始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
1．英法司令部同康尔曼斯克苏维埃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达成的口头协议（1918年3月2日）
2．苏维埃政府关于日本陆战队在海参崴登陆的通告（1918年4月5日）
3．人民委员会关于组建工农红军的法令（1918年1月15日〔28日〕
4．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把社会革看党和孟什维克代表开除出苏维埃的决定（1918年6月14日）
5．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废除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条约的决定（1918年11月13日）
6．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克服粮食危机和扩大粮食人民委员垄断权的法令（1918年5月9日）
7．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武农的组织和供给问题的决议（1918年6月11日）
8．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号召工人、水兵和红军土兵参加征粮队的呼呼书（1918年5月31日）
9．粮食人民委员部发给征粮队的工作细则（1918年8月20日）
10．人民委员会关于向生产者征集粮食和饲料，并集归国家支配的决定（1919年1月11日）
11．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关于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的决定（1918年9月2日）
12．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关于联合各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一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能决议（1919年8月1日）
（二）粉碎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
1．协约国军队最高指挥部关于准备武装干涉俄国的材料（1919年3月6日）
2．协约国代表和高尔察克关于任命两伯利亚干涉军总司令的协议（1919年1月16日）
3．协约国最高委员会给高尔察克的照会（1919年5月26日）
3．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1919年4月11日）
5．独立的远东共和国成立宣言（1920年4月6日）
6．邓尼金的进攻莫斯科命令（1919年7月13日）
7．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速记记录（1919年10月15日）
8．关于英国政府武装干涉苏俄的开支的报导（1919年9月14日）
9．协约国军事委员会关于法国向波兰政府提供军事援助情况的报告（1920年1月22日）
10．协约国就对苏对进行封锁之等致中立国和德国政府的照会（1919年10月10日）
11．解除对苏俄的封锁：关于消费者协会全俄中央联盟代表团出国问题的电报往来（1920年1月20日-2月25月）
译名对照表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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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加恩《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书评（﹝阿根廷﹞丹尼尔·盖多（DanielGaido），202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AReviewofFriedrichEngelsandtheDialecticsofNaturebyKaanKangal
康加恩《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书评
﹝阿根廷﹞丹尼尔·盖多（DanielGaido）2021年陈
陈嘉祺翻译、匡红校对
KaanKangal,(2020)FriedrichEngelsandtheDialecticsofNature,London:PalgraveMacmillan.
恩格斯在其著作《反杜林论》中指出，黑格尔的存在使得哲学走到了尽头，而这对于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排除在自然与历史之外的哲学而言“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提出了三项“辩证法的规律”：（1）量变质变规律，（2）对立统一规律以及（3）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些规律看似复杂，但其基本内容其实并不难理解。
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以上看似神秘的辩证法规律。身为完全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假定起初物质世界是客观实在的。但经过138亿年的演化，宇宙中不仅孕育出了生命，还出现了人类这样具有思考潜力的物种。因此，我们必须在假设存在一种与客观实在区别和对立（同时又是客观实在的一部分）的东西，一个可能具有智慧的主观存在，同时其在哲学术语中是对前一个假设，即无主观存在的客观实在这一规定的确定或否定。但是，人类在为了生存和发展而理解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主观存在又反过来否定了这一否定，并产生了对客观实在的主观映像。这一主观映像自身就是矛盾且常常随着客观和主观的情况而变化的。这些认识反过来传达并存储在人的大脑中，它以物理、化学和生物规律的存在为前提；但就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不能被还原成英语语法一样，其并不能被还原为纸面上的规律，比如所谓的质的飞跃。
当然，理解辩证法的基本概念是一回事，而去啃黑格尔的著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譬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哲学科学全书纲要》——最好是德文原版，因为在他的体系中经常用德语的文字游戏完成不同范畴之间的跳跃。接下来灵魂论的至暗时刻来临了。马克思在1858年1月16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指出：“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他希望用一本50页的小册子来阐释辩证法这种“黑格尔所发现，但又被黑格尔神秘化”的方法。然而马克思将他的时间用在了另一个更有效率的地方：他与福格特先生进行了长达200页的辩论。所以现在我们就不得不自己去深入虎穴，希望以某种方式活着出来，理智地拥有那50页的智慧。
然而我们并非无路可走，我们仍然可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看到社会科学中辩证法的作用。马克思常以辩证法为指导分析从政治经济学最抽象（商品生产劳动的二重性）到最具体（围绕剩余价值的阶级斗争）的范畴的资本主义运动。在恩格斯的著作中也是如此，尤其是他未完成的关于辩证法在自然科学中应用的尝试。恩格斯这一系列手稿的原稿、评论和注释的合集被整理成了《自然辩证法》一书，康加恩（KaanKangal）[1]这部作品就是以此为主题。他引用恩格斯来说明他这一工作的本质，即“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任何一个啃过黑格尔这块硬骨头的人都应该因此对恩格斯抱有感激之情。
康加恩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并掌握德、俄、中、英和土耳其语和许多其他的语言。他在文中引用了恩格斯手稿完成前后大量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评论（1873-1886），以及《自然辩证法》于1925年首次出版以后围绕后续版本的讨论与争议。从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特伦德伦堡、哈特曼以及保罗·巴特等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早期杜林（Dühring）、朗格（FriedrichAlbertLange）、日特洛夫斯基（KhaimZhitlovskii）、伯恩斯坦、考茨基、阿德勒（MaxAdler）以及普列汉诺夫等早期社会主义者对这一主题的讨论，其中考茨基如此评价普列汉诺夫：“他是我们中的哲学家，毫无疑问是我们中唯一研究过黑格尔的人”（P51）；我们还能了解卢卡奇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他最开始反对辩证法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观点，后来又拒斥自己曾经的反对；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20到30年代，苏联内部关于恩格斯的论战——这场论战的两派分别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ZnamenemMarksizma）、《共产主义学院公报》（VestnikKommunisticheskoiAkademii）、《布尔什维克与自然辩证法》（BolshevikandDialektikavPrirode）等期刊为阵地。其中A.德波林（普列汉诺夫的学生，前孟什维克）和他的学生们与机械派的论战最为知名。而对于其他有关的内容，康加恩回忆道：“1924年伯恩斯坦曾询问爱因斯坦，后者认为自然辩证法的这些手稿于当代物理学而言毫无价值。但它们反映了恩格斯的有趣见解。”
关于政治与哲学关系，尤其是关于理论的作用以及工人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作用的章节中，包含了很多有趣的观点，还有恩格斯这句：“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
康加恩书中理论最密集的部分是其第五章，在专门讨论“自然辩证法中的辩证法”这一章中，康加恩讨论了恩格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著作的详细分析，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让当代读者在这些争论中难以找到方向的首要困难是与日常含义差别巨大的术语。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形而上学》中写道：“在事物之中，有一个不会变假的原则，相反地，我认为要让它恒真。这就是，同一事物，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既存在又不存在，也不允许有以同样方式与自身相矛盾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认为这种“无矛盾律”或由此衍生出的“同一律”（A=A）是绝对错误的，但认为它们仅具有相对的有效性。在这方面，物理学中的相变过程就是这一联系的明证：在相变过程中，物质从固态、液态或气态中的一态转变为另一态，任何物质都可以在某个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从一相变为另一相，或是在温度压力不变的情况下不发生变化。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社会科学：如加米诺夫（Kamenev）这样具有强烈机会主义倾向的人在倒戈成为米勒兰（Millerand）一样的资产阶级官僚或墨索里尼（Mussolini）一样的法西斯分子前，仍可以是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家。
换句话说，辩证法的目的从来不是将形而上学完全否定，而是指出它只在特定的条件下适用并给出它赖以适用的基础——这一点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不否定牛顿定律，而是认为它只在特定的范围内适用，在这个范围以外它将不再有效并且需要被整合进更加普适的框架当中了。康加恩再次引用了恩格斯的论断，不同于费尔巴哈试图单纯摒弃黑格尔，他认为：“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P113）从唯物主义者的视角看，这一过程并不仅仅由思潮的“自我发展”而是如恩格斯所说，由于“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P172）
对于一位书评人而言，需要十分精通哲学史才能评价康加恩的很多论点，尤其是其关于“恩格斯在哲学上具有模糊性”（P125）以及这种模糊性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恩格斯最终未能完成和发表《自然辩证法》。或许是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人所能完成的程度。马克思选择了辩证地批判一门科学，即政治经济学，来探索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发展和毁灭）。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他最终要为这一学科（剩余价值理论）完成一部三卷本的巨著。即便如此，他也未能独力完成这些工作。《资本论》后两卷的编辑任务最终留给了恩格斯。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群精通自然科学且熟知哲学史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数学领域的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其他任何人能够从自然科学史中演化出辩证法规律。更不必说我们所讨论的是科学而非宗教，这不仅是一个确证辩证法可以适用于自然世界的问题，还是一个批判地验证他们，并根据自然科学的进步决定如何改进或者更替它的问题。
就一个外行人而言，从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阐释（即波函数在观察者介入时的坍缩），到宇宙起源的大爆炸假说，当代自然科学充斥着对物理理论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受到唯物主义启发的替代理论，如彭罗斯（RogerPenrose）的“量子引力”和“共性循环宇宙”模型（这一模型试图解释大爆炸前的宇宙），但这些理论的接受度都很低。我们离自己的领域，即社会科学和哲学太远了，而在这里唯心主义已经臭不可闻。在恩格斯开始他这一未能完成的工作不久之前，达尔文从政治经济学中受到启发，用自然选择解释了物种的进化，且他用了这一学科最薄弱的分支来进行的这项工作。现如今，没有哪个头脑正常的自然科学家会从被称为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护教学毒瘤中获取灵感。而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已经将这一情况内化于心，甚至知道他们试图将自己的研究上升到专著级别，才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学科已经由于资本主义的式微而衰落。而熟知康加恩书中所讲述的议论，将对两种人都大有裨益。
〔说明〕丹尼尔·盖多（DanielGaido）是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Conicet）的研究员。
原文链接：https://www.historicalmaterialism.org/book-review/review-friedrich-engels-and-dialectics-nature-kaan-kangal
[1]康加恩（KaanKangal）于1986年2月26日出生于土耳其安卡拉，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副教授，精通土耳其文、德文、英文、俄文、拉丁文，主要研究方向为辩证哲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哲学和数学哲学。于2014年5月起在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和哲学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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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克鲁普斯卡娅和布尔什维克传统（﹝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2021年8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相关链接：托洛茨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Trotsky,Krupskaya,andtheBolshevikTradition
托洛茨基、克鲁普斯卡娅和布尔什维克传统[1]
﹝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2021年8月29日
李玥翻译、韩达校定
关于托洛茨基与列宁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关系的讨论将基于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Krupskaya）的反思，她是布尔什维克传统的创始人和核心人物之一，同时也是领导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IlyichLenin）三十年的亲密战友和伴侣。列夫·托洛茨基的生平和思想是众所周知的，它们将在本报告的主要部分进行介绍。但在此之前，我想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克鲁普斯卡娅身上。[2]
印象与现实
众所周知，人们对她的了解程度不断减弱。我们可以从1904年一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尼古拉·瓦伦蒂诺夫（NikolayValentinov）的态度中看出这一点，他后来成为了一名老孟什维克知识分子。多年以后回想起他与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关系时（在其《邂逅列宁》（EncounterswithLenin）一书中），他用简短九个词表述其当时的想法：“列宁令我十分感兴趣，而克鲁普斯卡娅则不然。”[3]
在瓦连连诺夫看来，克鲁普斯卡娅平庸才智的一方面反映在她革命性的陈词滥调中。他写道：“每当克鲁普斯卡娅以学校女教师的口吻，特别强调诸如‘俄罗斯工人生活糟糕’、‘我们的农民没有权利’、‘独裁政府是人民的敌人’之类的老生常谈之事时，我就会畏缩。”当然，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这些陈词滥调——缺乏可能使他感兴趣的有趣的知性润色——与她的日常观念密不可分，为她所选择的生活增添了活力。”[4]
瓦伦蒂诺夫对这些东西没有耐心。“列宁是我唯一愿意与克鲁普斯卡娅讨论的话题，”他告诉我们，“我尊重她，但我认为在智力上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她没有任何引人注目或与众不同的地方。”在说这句话时，他似乎忽略了她在协调俄罗斯境内外布尔什维克活动家网络内的沟通和组织工作方面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对他来说，涉及这些实际问题的基本途径可能远不如更有趣的论战和理论途径重要。他继续分享这些具有启发性的评论：“毫无疑问，像她这样的女革命家有数百名：我应该说，她属于其中没有女性气质的那一类女性。……列佩申斯基（Lepeshinsky）认为大约五年前克鲁普斯卡娅流亡西伯利亚期间是非常漂亮的。不知怎的，我不相信这一点……”[5]
很明显，瓦伦蒂诺夫没有看过克鲁普斯卡娅1890年代的照片，正如她的传记作者罗伯特·麦克尼尔（RobertMcNeal）所说，照片中的年轻女子，“从根本上来说很漂亮。[6]她的脸上几乎没有时尚或化妆品的痕迹，似乎总是散发着智慧、严肃和热情的承诺。传统的吸引力很快被一种称为格雷病（Grey’sDisease）（通常称为甲状腺肿）的甲状腺疾病所破坏——但多年后，这种承诺、严肃和智慧继续在照片中闪耀。事实证明，她的聪明才智是瓦伦蒂诺夫失败的原因。
瓦伦蒂诺夫向我们保证，克鲁普斯卡娅“不可能注意到我觉得她很无聊。”他解释说：“由于我非常重视与列宁的‘接触’，而且我知道妻子们已经或可能会对她们的丈夫产生影响，所以我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可能激怒或冒犯克鲁普斯卡娅的事情，从而导致列宁对我的态度发生变化。”他强调说：“克鲁普斯卡娅没有理由抱怨我缺乏外在的尊重和关注。”几乎是在下一口气之后，他不得不补充说：“然而，没有明显的原因，我注意到克鲁普斯卡娅对我的好感正在减弱并转变为敌意。这是逐渐发生的。”他进一步解释说，列宁与他的讨论逐渐增多从而减少了与克鲁普斯卡娅的探讨致使其妒意横生，但仍然可能存在更直接的原因。在描述克鲁普斯卡娅时，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Fitzpatrick）将她描述为“善于观察、精明、不受奉承、怀疑自命不凡”的人。[7]
后来的评论家跟随瓦伦蒂诺夫贬低克鲁普斯卡娅。以德米特里·沃尔科加诺夫将军（GeneralDmitriVolkoganov）为例——他的职业生涯从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共产主义理论家转变为后苏联叶利钦政权的反共产主义理论家是众所周知的。在他的列宁传记中，他明确地将她（用他的话来说）置于“列宁的阴影中”，“生命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她与他有联系”。但认真审视她的实际生活，却与此不符。作为一名年轻女性——受到批评沙皇秩序的父母的影响——她与列夫·托尔斯泰就社会不平等、解放斗争和大众教育等问题进行了通信。早在她遇到列宁之前，她就被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所吸引。她吸引列宁的主要原因是这一共同的承诺。虽然在她的余生中深受列宁思想和实践取向的影响，但她的角色是一名激进的活动家——传记作家罗伯特·麦克尼尔（RobertMcNeal）恰当地将她描述为多年来肩负着巨大责任的“布尔什维克党第一书记”。[8]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后，她成为国民教育人民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专注于教育和文化。在俄语中，它是由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领导的国民教育人民委员会（NarodnyyKomissariatProsveshchinya，标记为“Narkompros”）。在描述该委员会的工作时，卢那察尔斯基解释说，“劳动群众渴求教育”，政权的责任是提供“学校、书籍、剧院等”，使“人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他们自己的民主控制下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他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借鉴过去的艺术，才能创造出自己的艺术。”根据卢那察尔斯基的说法，克鲁普斯卡娅是“国民教育人民委员会的灵魂。”[9]她本人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教师，受到托尔斯泰和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Dewey）相关方法的影响。
在20世纪20年代末，杜威本人提供了一份亲历者报告《对苏维埃俄罗斯的印象》（ImpressionsofSovietRussia），部分描述了国民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在与他和其它人的广泛讨论中，克鲁普斯卡亚试图总结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他受到了这种方式的启发。以下是杜威的解释：
它的目的是使每个人都能获得个人修养。已经发生的经济和政治革命并没有结束；这是文化发展仍有待实现的手段和基础。这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因为没有经济自由和平等，全面发展所有个体的可能性就无法实现。但是，经济变革是为了使每个人都能够充分享有赋予人类生命价值的一切事物。[10]
然而，事实证明，克鲁普斯卡娅最大的名气来自她的列宁回忆录以及她与列宁一起生活的经历。克鲁普斯卡娅的传记作者罗伯特·麦克尼尔评论道：“作为对列宁生活的叙述，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内容丰富，总体准确。”。尽管这本书从明确支持列宁的立场来看是带有党派色彩的，他评论说，这种党派色彩很少带有私人恩怨或夸张的论战，而她的叙述整体上坦诚和客观实在令人钦佩。[11]
现在我们应该谈谈她对托洛茨基的看法。
列宁与托洛茨基
在一项经过充分研究的调查中，简·麦克德米德（JaneMcDermid）和安雅·希利亚尔（AnyaHillyar）得出结论，克鲁普斯卡娅“是一位忠于职守的革命者，不但使得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迁移外国的艰难岁月中得以幸存，而且在1917年从基层开始创建组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与列宁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互动远比人们有时所承认的更为警觉。
多年来，这使她能够对它的演变提供深刻的解释，并通过对与之相关的许多活跃人士的评估而丰富。其中大部分反映在她杰出的回忆录中，回忆录有两种不同的英文译本：《回忆列宁》（MemoriesofLenin）（基于1930年的第二版）和1970年出版的《列宁回忆录》（ReminiscencesofLenin）（基于1933年的第三版）。[13]
在克鲁普斯卡亚与其它人分享的一些内容中可以发现更多的想法。她与德国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早些年是罗莎·卢森堡的亲密伙伴和知己）关系密切。蔡特金在1924年3月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了与克鲁普斯卡娅的一次谈话。“她最近对我说，﹝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所断言的列宁从未信任托洛茨基是错误的，”她在列宁死后俄罗斯共产党高层发起的反托运动中写道。“恰恰相反：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一直喜欢托洛茨基，并对他非常尊敬。在列宁去世后，她也曾写信给托洛茨基表达这种印象。”[14]以下是克鲁普斯卡亚的短笺：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写信告诉你，在他去世前大约一个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翻阅你的书，他在你总结马克思和列宁的地方停了下来，让我再给他读一遍；他仔细地听着，然后自己又看了一遍。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自你从西伯利亚来到伦敦与我们碰面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你的态度一直未曾改变，直至他去世。N.克鲁普斯卡亚[15]
在1930年版的回忆录中，克鲁普斯卡娅描述了1902年秋托洛茨基第一次在他们伦敦的公寓里拜访列宁时与列宁展开的热烈讨论。克鲁普斯卡亚回忆道：“这只‘雏鹰’衷心的建议和第一次谈话都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关注这位新来者。”“他和托洛茨基谈了很多话，还和他一起散步。”列宁很满意托洛茨基明确表达自己立场的方式，也很欣赏托洛茨基能够把握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分歧的实质。“列宁的学生”是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对他的看法。[16]
托洛茨基的反列宁阶段
托洛茨基当时坚定地致力于帮助建立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使其成为一个协调良好、中央集权的组织，其核心是《火星报》（Iskra）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在1903年第二次党代会期间，《火星报》的支持者之间出现了分歧，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消极倾向感到厌恶，因为这伤害了一些德高望重的火星派成员——帕维尔·阿克雪里罗德（PavelAkselrod）和薇拉·查苏里奇（VeraZasulich）的感情。克鲁普斯卡娅指出，大部分代表“支持‘被冒犯’的人，但仅仅看到事件中的人身攻击就忽略了讨论的全部实质内容”，并补充道：“托洛茨基也没有抓住实质内容。”[17]她解释说：
其实质就是——围绕在列宁周围的同志们更加认真地致力于各项原则，他们希望看到这些原则不惜一切代价地得到贯彻，并在所有的实际工作当中执行。另一组人则更多地抱着普通人的心态，在原则上做出妥协和让步，更加尊重他人。[18]
另一个政治分歧很快加深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派系分裂。在预计将推翻沙皇俄国君主专制主义的剧变中，即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坚持需要工农联盟，而孟什维克则主张自由主义导向的工农-资本主义联盟。尽管托洛茨基在这一点上更接近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但他基于乐观的革命宿命论，在组织问题上继续坚持和解的态度。他后来这样解释：
我相信阶级斗争的逻辑会迫使两个派系走同一条革命路线。当时我还不清楚列宁立场的重大历史意义，他那种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划分政策，必要时还有分裂政策，目的是团结和锻炼革命政党的忠实骨干。[19]
从1904年到1917年，这种差异导致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论战。在1905年革命高潮期间，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出现了强大的融合趋势。卢那察尔斯基记得有人在列宁面前说过，托洛茨基正逐渐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民主工人委员会──彼得堡苏维埃的领导人。“列宁的脸色阴沉了一会儿,”按照卢那察尔斯基的说法，但“他随即说道：‘好吧，托洛茨基凭借他卓越而赢得了这一切的’”[20]正是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开始阐述他的不断革命理论，多年以后（正如布尔什维克党人阿道夫·越飞后来告诉托洛茨基的那样），“我亲耳听到列宁承认，即使在1905年，你，而不是他，是对的。”[21]
然而，在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里，托洛茨基坚持他的宿命论的调和主义，而列宁则倾向于发展一个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双方产生了激烈的相互指责。在十五年令人沮丧的经历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成长和品质给托洛茨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托洛茨基果断地拒绝了调和主义者的观点，促使列宁评论说：“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22]
托洛茨基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
克鲁普斯卡娅在1924年参加关于托洛茨基那篇才华横溢但颇具争议的文章《十月的教训》的辩论时，坚持强调其积极的一面。她对托洛茨基的重要批评（我们将在这里进行考察）是通过一篇评论作为开端，这与季诺维耶夫、斯大林和其他更具敌意的批评者的断言形成了鲜明对比。她写道，“托洛茨基同志在革命的关键时期，竭尽所能地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指的不仅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10月所起的核心作用，还有他在1918-1921年俄国内战期间组织和领导红军取得胜利方面所起的作用。克鲁普斯卡娅继续说道：“他在艰难且责任重大的职位上英勇地坚持下去”。“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他以前所未有的精力工作并创造了奇迹。党不会忘记这一点。”[23]
然而，他多年的独立自主以及他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相对孤立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影响了托洛茨基在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如何倾向于与该党合作。根据卢那察尔斯基的说法，托洛茨基“极度傲慢，无法或不愿表现出任何人性的善良或对人的关心，缺乏列宁一贯的魅力，使托洛茨基陷入某种孤独。”这可以被证明是言过其实，但不能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托洛茨基在政治团体中工作的天赋微乎其微，”卢那察尔斯基继续说（用另一种夸张的说法），并承认“在政治事件的汪洋大海中，这些个人特征完全不重要，托洛茨基的完全积极的天赋脱颖而出。”[24]
必须正视卢那察尔斯基批评中的真相。托洛茨基对其它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列宁除外）的完全蔑视态度让人震惊——不仅在《十月的教训》中，甚至在他的经典回忆录《我的生平》以及其他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关于《我的生平》，艾萨克·多伊彻认为后革命时代的发展“仍然太新颖”，托洛茨基的叙述“由于战术考虑和缺乏远见而受到阻碍。”正如多伊彻所指出的那样，“书中充满了大量的深刻洞见、插曲和人物刻画，”但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内心生活的讨论，由于各种各样的人物和观点（包括季诺维也夫、卡米涅夫、克鲁普斯卡亚、斯大林等人物），“显然需要将自己与托洛茨基认为是俄国革命真正英雄的列宁最接近，这似乎阻碍了他的发展。”[25]
克鲁普斯卡娅的批评
这让我们想到克鲁普斯卡娅对《十月的教训》的批评，其中反复强调了将布尔什维克视为一个革命集体的必要性。她指出：“托洛茨基阐述了许多关于党的事情，但对他来说党就是一个领导班子，是头脑”。但她坚持认为“党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中央委员会（‘领导班子）没有与党隔绝，党的最低组织的成员每天都与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保持联系……这场胜利之所以有可能，正是因为中央委员会和集体组织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她由此得出结论：“如果党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如果领导班子知道集体组织的意愿，而不仅仅是从决议出发，并且按照这种意愿开展工作，那么领导班子中的个别成员的动摇或错误就不具有托洛茨基同志所赋予它们的决定性意义。”[26]
提到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中的主要针对目标格利高里·季诺维耶夫和列夫·加米涅夫时，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当我们党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紧急情况时，大家不能对形势作出一致的估计，这是很自然的，那么找到正确的共同路线就是组织的任务。”
她强调：“列宁始终非常重视党的集体组织。他与党代会的关系就是基于此。每次党代会上，他都把自上次党代会以来他所想到的一切都提出来。他认为自己对党代会和整个组织负有主要责任。”[27]
她抱怨说，“托洛茨基没有认识到党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完整的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她强调说：“的确，领导人的个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成员中挑选最有天赋、最优秀、性格最坚定的成员担任我们的管理人员。”但她坚持认为，“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工作人员是否与整个组织紧密联系的问题。”[28]
反对斯大林主义
1926年，克鲁普斯卡亚与昔日的对手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一起成为联合反对派的重要人物。反对派的政纲强调了托洛茨基分析报告的关键点。其中之一是不斷革命的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将在我国取得胜利，这与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及东方反对帝国主义枷锁的斗争密不可分。”[29]另一点涉及对日益增长的官僚独裁的批判：
党内危机日益严重的直接原因是官僚主义，自列宁去世以来，官僚主义的发展令人震惊，并且还在继续发展。经济政策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感情在方向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对高压手段的需要，并赋予了一切政治的行政官僚性质……列宁多次提到国家机器中的官僚主义变形，以及工会需要经常保护工人不受苏维埃政权的侵害。但是……官僚主义在各个领域——在党、经济、家庭生活和文化方面——都对工人进行了沉重打击......[30]
反对派的政纲也反映了克鲁普斯卡亚所表达的组织敏感性：
“很明显，领导层越来越难以用党內民主的方法来执行其政策，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越不认为这些政策是自己的。高层的荒诞行为问题与对批评的压制密切相关。对列宁死后建立的共产党政权的深刻不满，以及对政策转变的更大不满，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反对情绪，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只有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健全的集体领导制度。没有别的办法了。”[31]
事实证明，联合反对派无法承受不断加剧的威胁和压力、组织间的相互指责、人身攻击，以及斯大林政权策划的日益严厉的政府镇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一些人投降并公然抨击自己的观点，但最终遭到清洗、逮捕、羞辱和杀害。许多不妥协的人被逮捕并送往西伯利亚监狱集中营，最终在那里被处决。托洛茨基被流放，最后于1940年被谋杀。几个月后，克鲁普斯卡娅放弃了反对派，但她勇敢地写下并出版了关于列宁的回忆录。直到1935年，托洛茨基还说起克鲁普斯卡娅“始终坚定地拒绝违背自己的良心行事”。[32]然而，在她生命的最后四年里，斯大林政权甚至能够从她身上夺走这一点——迫使她接受她所反对的一切，正式批准对老同志的诽谤和屠杀。[33]
在流亡期间，托洛茨基继续向布尔什维克传统中的革命集体主义致敬，但在他的回顾性分析中（例如，在他的回忆录《我的一生》中），他也重提了对其他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个人主义”的摒弃，克鲁普斯卡娅在之前也对此有过批判。然而，托洛茨基的弱点也可能被证明是一种优势——使他能够更好地抵制、批判和动员起来反对被称为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暴政。与此同时，他试图保留克鲁普斯卡亚和他所代表的革命组织的遗产，以供后代使用。[34]
2021年8月29日
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是在美国匹兹堡的一位教育家、历史学家和长期的社会主义活动家。他的最新著作《革命的集体：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同志、批评家和动力》（RevolutionaryCollective:Comrades,CriticsandDynamicsintheStruggleforSocialism）将于2022年晚些时候由美国HaymarketBooks出版。
原文链接：https://johnriddell.com/2021/08/29/trotsky-krupskaya-and-the-bolshevik-tradition/
注释
[1]这篇文章的早期简短版本出现在澳洲《连结：国际社会主义复兴杂志》（Links:InternationalJournalofSocialistRenewal），2021年8月1日（http://links.org.au/trotsky-krupskaya-bolshevik-tradition）.它是在为2021年8月2日至6日在巴西举行的在线会议“托洛茨基的永久性”（TrotskyemPermanencia）准备的一个更短的演示文稿的同时准备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D4l_KYDPVQ&t=777s）.
[2]关于布尔什维克组织，见PaulLeBlanc，LeninandtheRevolutionaryParty（芝加哥：HaymarketBooks，2015）。关于托洛茨基，见PaulLeBlanc，LeonTrotsky（伦敦：ReaktionBooks，2015）。关于克鲁普斯卡娅的基本信息和判断可参见GeorgesHaupt和Jean-JacquesMarie，MakersoftheRussianRevolution,BiographiesofBolshevikLeaders(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74),pp.156-158;RobertH.McNeal,BrideoftheRevolution:KrupskayaandLenin(London:VictorGollancz,1972);JaneMcDermiadandAnyaHillyar,"InLenin'sShadow:NadezhdaKrupskayaandtheBolshevikRevolution,"inIanThatcher,ed.,ReinterpretingRevolutionaryRussia(PalgraveMacmillan,2006),pp.另见BarbaraEvansClement,BolshevikWomen(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Fitzpatrick）《启蒙运动的粮食：卢那察尔斯基领导下的苏联教育和艺术组织》（1917-1921）（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讨论了克鲁普斯卡亚在教育人民委员会中的工作。
[3]尼古拉·瓦伦蒂诺夫，《邂逅列宁》（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143页
[4]瓦伦蒂诺夫，第142页。
[5]瓦伦蒂诺夫，第141页。
[6]麦克尼尔，第51页。
[7]瓦伦蒂诺夫，第142页;菲茨帕特里克，第54页。
[8]麦克尼尔，第88-129页。
[9]菲茨帕特里克，第十二页，第26页。
[10]约翰·杜威，《苏联和革命世界印象》（ImpressionsofSovietRussiaandtheRevolutionaryWorld）（纽约：新共和国，1929年），第112页。
[11]麦克尼尔，第267-268页。
[12]麦克德米德和希尔亚尔，第161页。
[13]克鲁普斯卡亚，《MemoriesofLenin》，2卷。（纽约：国际出版商，1930年）和克鲁普斯卡亚，《ReminiscencesofLenin》（纽约：国际出版商，1970年）。
[14]见蔡特金，《致YelenaStasova的信》（1924年1月9日和1924年3月29日），摘自蔡特金《信件与著作》（伦敦：Merlin出版社，2015年），第126页。
[15]托洛茨基，《我的生平，自传的尝试》（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0年），第510页。
[16]克鲁普斯卡亚，《列宁的记忆》，第85页。
[17]同上，第104页。
[18]克鲁普斯卡亚，《列宁的回忆》，第96页。
[19]托洛茨基，《不断革命、总结与展望》（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8年），第173页。
[20]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家剪影》（纽约：希尔和王，1967年），第60页。
[21]AdolfJoffe，“致托洛茨基的信”（1927年11月16日），国际新闻通讯，1928年1月19日，第8卷，第3期，页83;见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joffe/1927/letter.htm
[22]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2年），第105页。
[23]克鲁普斯卡亚，“十月的教训”，《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伦敦：英国共产党，1925年），第370-371页。托洛茨基10月份的教训和雪崩般的批评（包括克鲁普斯卡亚的批评）在弗雷德里克·C·科尼主编的Trotsky’sChallenge:The“LiteraryDiscussion”of1924andtheFightfortheBolshevikRevolution（芝加哥：HaymarketBooks，2017）中转载，并附有大量的学术评论和文献。。
[24]卢那察尔斯基，第67页。
[25]IsaacDeutscher，《被驱逐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年》（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221、222、229页。
[26]Krupskaya，“十月的教训”，第366-367页。
[27]同上，第367-368页。
[28]同上，第368页。
[29]《十三人声明》（1926年7月）载于《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的挑战》（1926-1927年），编辑NaomiAllen和GeorgeSaunders（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80年），第86页。
[30]同上，74、76、81、82。
[31]同上，76、84、89。
[32]利昂·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的流亡日记》（纽约：雅典人，1963年），第35页。
[33]麦克尼尔，第281-288页；KatyTurton,ForgottenLives:TheRoleofLenin’sSistersintheRussianRevolution（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2007），第122-123页，第125-127页。
[34]见DianneFeeley、PaulLeBlanc、ThomasTwiss，LeonTrotskyandtheOrganizationalPrinciplesoftheRevolutionaryParty（芝加哥：HaymarketBook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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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未放弃过斗争”：纪念法国革命活动家阿兰·克里文（1941-2022）（﹝英国﹞马努斯·麦格罗根（ManusMcGrogan），2022年3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托派人物小传
‘Henevergaveupthefight’–rememberingAlainKrivine
“他从未放弃过斗争”：纪念法国革命活动家阿兰·克里文（1941-2022）
﹝英国﹞马努斯·麦格罗根（ManusMcGrogan）苏菲娅翻译
相关文献：法国革命左翼活动家阿兰‧克里文（AlainKrivine，1941-2022）（﹝法﹞迈克尔·洛维（MichaelLöwy），2022年3月14日）
法国知名的革命左翼活动家阿兰·克里文于（2022年）3月12日去世，享年80岁。
阿兰·克里文（1941-2022）是一位终身不渝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自1968年5月法国学生运动和工人大罢工以来，他的活动一直广为人知。马努斯·麦格罗根（ManusMcGrogan）曾多次采访过他，本文讲述克里文的生平和活动。
法国革命左派失去了一位最杰出的历史人物。阿兰·克里文，因其在1968年5月事件中的活动，和随后几年中竞选法国总统，以及长期领导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iguecommunisterévolutionnaire）而闻名，最近去世，享年80岁。
克里文1941年出生于巴黎，他的家族是乌克兰犹太人，曾躲避十九世纪东欧反犹大屠杀而移民法国。他十几岁时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的青年团，但很快因法共反对阿尔及利亚从法国争取独立而成为法共的持不同政见者。
随后，他加入了青年抵抗运动网络（YoungResistance），一个鼓励年轻人不要入伍（或开小差）参加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的残酷战争的组织，后来又在法国各地秘密庇护和运送FLN的成员和物资。他后来入读索邦大学，作为一名文科学生，经常参与“清理街道”行动：清除亲法的阿尔及利亚法西斯暴徒，以及极右翼准军事组织“秘密军事组织”（Organisationarméesecrète）的支持者。
到1960年代初，克里文已信仰托洛茨基主义，并最终因异见活动而被排除出法共青年团。但他毫不畏惧，与同志一起创立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Jeunessecommunisterévolutionnaire），由于成员对拉丁美洲游击运动的推崇，他后来将这个团体描述为“与其说是托洛茨基主义，不如说是格瓦拉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1966-67年在法国各地涌现的许多反战的“越南委员会”的核心力量。
1968年5月3日，克里文是占领索邦大学校园的几百名学生活跃份子之一。这是为了抗议大学对南泰尔学院学生（其中包括康本迪（DanielCohn-Bendit））因为反对越南战争和法国当局受到纪律处分。警察强行冲散和逮捕占领校园的学生引发了68年5月学生示威和骚乱，其间防暴警察的暴行迫使工会领导人在5月13日举行了为期一天的总罢工。
几天之内，超过一百万人在巴黎游行抗议，学生和工人自发地接管了大学、工厂、办公室和商店。它变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大罢工，一千万工人的力量使国家陷入瘫痪。政府几近崩溃，戴高乐总统实际上撤退到德国边境与将军们协商，将军们伪装地建议他“振作起来”。
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自始至终都在行动中，克里文亦经常出现在当时的电影和照片中。可以从照片中看到他在被占领的讲堂里对学生大声疾呼，并在大游行期间手握扩音器带领同志呼喊。克里文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希望学生与工人结合，他们带领游行队伍从索邦大学到雷诺-比朗古（Renault-Billancourt）工厂的大门，但却发现法共控制的法国总工会（CGT）已经把工厂大门关上了，因为他们担心学生的激进主义会感染罢工工人。
7月，由于警察的镇压和妥协的工会官僚领导人的压力，罢工退潮，学生的占领行动摇摇欲坠，形势转而对激进分子不利。戴高乐的政党在6月的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新的强硬派内政部长马塞林（RaymondMarcellin）镇压了激进团体，指责他们是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11个革命组织被取缔，组织领导人被监禁，其中包括克里文和他的几位同志。
然而，尽管五月的群众运动已经结束，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仍将这些事件解释为即将到来的革命的一次“伟大的彩排”。克里文很快就被释放了，他们以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共产主义同盟”（Liguecommuniste，后改名为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iguecommunisterévolutionnaire））的名义重新集结。在他、本赛德（DanielBensaïd）和韦伯（HenriWeber）三人领导下，共产主义同盟凭借其更强的组织性、敏锐的政治分析和对新群众运动的开放性，从68年之后涌现的众多激进左派和革命左翼小团体中脱颖而出。
1969年5月，克里文在服兵役期间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参加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的公开革命者，他在电视和报纸上打出“权力不在于投票箱（而在街头）”的口号。但是，尽管共产主义同盟将他宣传为“代表68年5月运动的候选人”，但在保守的戴高乐派的反击下，他只能获得1%的选票（仍有236,000票，值得称赞），这也许不令人惊讶。
到了20世纪70年代，共产主义同盟投入到学院、大学和工作场所的各种斗争中，欢迎女权主义、同性恋解放和反种族主义等新社会运动的到来，并建立反军国主义和核能的运动。克里文总是走在前面，他为同盟的报纸《红色》（Rouge）撰写文章，阐明同盟最新的立场。
1973年6月，他再次出现在电视新闻中，为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在巴黎Mutualité区会议厅外用莫洛托夫鸡尾酒袭击（以及随后与警察发生的冲突）开会中的法西斯份子而辩护。虽然未来的社会党总统密特朗（FrançoisMitterrand）公开求情，但内政部长马塞林还是决定取缔共产主义同盟并再次逮捕克里文。
但就像以前一样，共产主义同盟以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的名义重新出现，正好赶上1974年的总统选举，克里文再次参选。然而，这次他在另一位托派候选人、工人斗争党（LutteOuvrière）的银行职员拉吉勒（ArletteLaguiller）面前相形见绌了。拉吉勒刚领导了一场银行罢工，就以“一个女性、一个工人和一个革命者”的名义参选，获得了2.5%的选票（克里文的选票为1.5%）。
此后，拉吉勒成为法国总统选举中最突出的革命候选人，尽管她和克里文在1999年成功地以一张联合竞选名单赢得了欧洲议会席位。到了2000年代，轮到活力充沛的年轻邮政工人奥利维尔·贝桑克诺（OlivierBesancenot）代表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参加总统选举，在2002年和2007年两次选举都获得约4%的选票（一百万票以上）。正是克里文说服贝桑克诺参选并在各方面指导他。2008年，他们帮助成立了新反资本主义党（NouveauPartianticapitaliste）代替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将更广泛的激进左翼运动带入21世纪，此后克里文便在法国政治中退居二线。
阿兰·克里文是一个精力充沛、敏锐和慷慨的人。我在撰写68年法国地下政治的博士论文时，曾多次采访过他，他总是非常热情和诙谐，坦诚地讲述他作为一名激进分子的生活。
已故的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īd）在他的自传《不耐烦的生活》（AnImpatientLife）中这样形容克里文的无私精神：
“他在道德上、物质上或媒体面前都不会被腐蚀。阿兰就像一个令人放心的兄长，严格的平等主义者，随时准备投入。即使在半夜，他也随时可以赶去帮助被抓捕到警察牢房的同志；乐于吃任何放在他面前的东西，忍受最糟糕的激进分子的住宿环境。”
法国和世界各地的左派人士都对他赞誉有加。即使是反对者也很难说上一句坏话。事实上，总统马克龙的办公室发表了一份声明，赞扬克里文“用激情和对正义与平等的渴求来引导委身和战斗性的一生”。但克里文这位狡猾的老托派肯定会敬谢不敏，尤其是他支持2018-19年的炽热的黄背心反贫穷运动，而马克龙试图粉碎这一群众运动。
最后一句话应该由克里文所属的新反资本主义党来说，该组织在网站上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都没有放弃，也没有屈服于‘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克服激进这种年轻病’的观念。”克里文，我们将深深地怀念你。
2022年3月22日
〔说明〕马努斯·麦格罗根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就1968年5月法国革命及其遗产，以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全球激进运动撰写了大量文章。他是《马克思到底是谁》（WhothehellisKarlMarx）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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