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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1893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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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
今天如果我不对德国工人谈谈在英国这里即将举行的、正是在今年将具有特殊意义的五一节活动，那还有什么更有意思的东西可谈呢［注：手稿中此句之前原有下面一段，报上没有登出（可能是在誊抄时略去，也可能是在发表时由于情况改变而删掉）：“当我要给德国的五一节报纸寄出这样一篇东西的时候，在柏林将发生讨论军事法草案的危机。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草案被否决，接着帝国国会就会被解散，那时选举运动将会压倒和盖过五一节活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固然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可以断定，人们所渴望的妥协还是会取得，帝国国会的寿命可以再延长两年。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就足以改变这一切。既然德国工人的五一节将在什么情况下来庆祝还不得而知，那末，关于他们的五一节我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编者注］？如果说德国现在已经不是亨利希·海涅笔下的那个“虔诚的育儿所”［注：摘自海涅的诗“安心”。——编者注］，那末现在的英国也已经不是柔顺的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的那个模范国家，已经不是勇敢的工联和合法改良派不遗余力地要使“社会主义幻想”在那里无立足之地的国家。所有这一切现在都一去不复返了。英国工人阶级在经过宪章运动时代以失败告终的光荣战斗以后，过了很长时间才重新行动起来。而它现在无疑地已经行动起来了。谈到这里的社会主义组织，不久以前它们还只不过是些宗派集团，同它们相比，旧工联倒真能算得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了。所以德国大学的乖孩子们相信，英国工人所竭力要做的不是把雇佣劳动制度消灭，而只是加以“改良”。而现在的情况怎样呢？工人群众越来越认清，他们的出路，与其说在于靠同个别企业主作斗争以争得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日，不如说，首先是在于组织成为独立政党的工人阶级争得政治权利，争得议会［注：在手稿中不是“争得政治权利，争得议会”，而是“争得议会，争得政权”。——编者注］。这在1892年大选中第一次显示出来。工人们在同两个老党的斗争中把自己的三名候选人［注：詹·凯·哈第、约·白恩士和约·哈·威尔逊。——编者注］送进了议会，而且还在二十多个选区里向这两个党有力地显示了他们至今还没有使用过的力量。[409]这就使工人们的自信心空前地加强了。
在英国，即使在现行的有限制的选举制度下，工人也至少在一百五十个选区里占了选民的绝对多数。如果政府提出的选举改革草案[410]被通过，他们就将在二百个选区里占多数。不仅如此，在大多数选区里，工人的选票现在就已经能决定选举的结果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什么，是十分明显的。工人只要有愿望，——英国就不能违反他们的意志来治理。
阶级意识的这种觉醒也表现于今年五一节的准备活动。预备性商谈第一次顺利地进行，没有发生争吵和无谓的竞争，参加者齐心一致，积极热情。更重要的是：领导权属于社会主义者，这个节日活动将第一次具有无可争辩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3年3月13日
载于1893年5月1日“前进报”社出版的专刊“五一节”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五一专刊译的，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注释：
[409]1892年夏季英国举行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自由党人获胜。这次选举运动，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进行得很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多的候选人，其中三人——詹·凯·哈第，约·白恩士，约·哈·威尔逊——当选为议员。——第469页。
[410]恩格斯指的是关于议会议员支薪的法律草案和关于规定平等投票权的法律草案。平等投票权就是每个选民只能投一次票，而不是照当时实行的选举资格限制制度那样，一个选民能投几次票（按其住宅所在地、财产所在地等等）。靠1892年选举上台的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在人民群众要求废除资产阶级和贵族构成的上层社会的特权的压力下，曾提出上述两个法律草案，但都被上院所否决。——第46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欧洲能否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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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能否裁军？[393]
序言
这里重印的几篇文章曾于1893年3月、即帝国国会就军事法草案进行辩论期间，在柏林的“前进报”上发表过。
我的这些文章是以下面这个日益获得普遍承认的前提为出发点的：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末，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
我打算证明，这种改组，在现在，甚至在目前的各国政府和目前的政治形势下，就已经是可能的。因此，我从这种情况出发，暂且只提出那种每一个现政府都能接受而无损于其国家安全的措施。我只打算说明，从纯军事观点来看，逐步废除常备军，是绝对没有任何障碍的，而如果这些军队保存下来，那末这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句话，军队的使命与其说是防御国外的敌人，不如说是防御国内的敌人。
针对这一点，我认为通过国际协议来逐步缩短服现役的期限（这是我的论断的基本点），一般说来是普遍由常备军过渡到组织成民兵的人民武装的最简捷的办法。这种协议的形式自然有可能随签订协定的政府的性质相当时的政治环境而改变。不过，现在的情况是再好也没有了；所以，如果现在就能把最多两年的服现役期限作为起点，那末再过几年也许就可以规定短得多的期限了。
我提出对男性青年一代实施体育和军事的训练作为向新制度过渡的重要条件，从而清楚地说明了：绝对不应当把这里所建议的民兵制度和现存的任何民兵形式，例如和瑞士的民兵形式混为一谈。
弗·恩格斯
1893年3月28日于伦敦
一
整个欧洲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进行武装，已经有二十五年了。每一个大国都力求在军事威力和战争准备方面超过另一个大国。德国、法国、俄国在竭尽全力要彼此超过。恰好在现在，德国政府又要求人民作出甚至现在这个温顺的帝国国会都感到可怕的特别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来谈论裁军不是愚蠢吗？
可是在所有的国家里，几乎完全承担了提供兵员和缴纳大部分赋税的义务的广大居民阶层都在呼吁裁军。而各个地方的努力都已经达到了力量（有的地方是新兵，有的地方是金钱，也有的地方二者都是）开始耗竭的程度。难道除了世界上还没有见过的毁灭性的战争以外，就没有摆脱这个绝境的其他出路了吗？
我肯定说：裁军，从而保障和平，是可能的，它甚至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而德国比任何其他的文明国家更有力量和责任来实现它。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之后，最终证明了包括预备队和后备军[394]在内的普遍义务兵役制——甚至就是在当时的畸形的普鲁士形式下——优越于可以找人代役的征兵制。大陆各国都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而采取了这种制度。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巨大的不幸。主要预备队由壮年已婚男子组成的军队，按其性质来说，比起根据征兵制组成、有大批代役兵即职业雇佣兵的路易—拿破仑的军队来，侵略性是较少的。但是又加上了亚尔萨斯—洛林的兼并，兼并的结果，法兰克福和约对法国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战，正如提尔西特和约对普鲁士那样。[395]于是法国和德国就开始了狂热的军备竞赛，渐渐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也卷进来了。
开始是延长后备军的服役期限。在法国，地方部队获得了由年龄较大的人组成的预备队；在德国，恢复了第二类后备军，甚至恢复了民军。[396]这样一步一步地继续下去，直到自然的年龄极限为止，甚至还超过了这个极限。
然后是扩大应征人员的名额，并相应地造就了一批新的干部来训练新兵；但是就在这方面也几乎或者完全达到了年龄的极限，而在法国甚至已经超过了极限。最近几年来，在法国军队中应征入伍的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一些还不能或者根本不能负起兵役重担的青年。曾经观看过1891年在香槟举行的大演习并完全承认、有时甚至是带着赞叹的口吻承认当前法国军队的战斗素质很高的英国军官，在这方面是公正的，他们一致指出，在行军和战术演习中掉队的青年士兵多得不相称。在德国，诚然还没有把适于服兵役的后备人员完全用光，但新的军事法草案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提出的。一句话，就在这方面我们也已经达到可能的极限了。
普鲁士军事制度的现代化的、革命的一面正是在于：要求每一个能够拿起武器的男子在他年龄适于服兵役的整个时期内都要为国防事业出力。而在1870年以来各国军队的全部发展中可以指出的唯一的革命的特征也正是在于，先前只是在沙文主义者的想像中实现的这个要求，各国政府已不得不（常常是违反意愿地）愈来愈多地实际地加以执行。无论是人们服预备役的长的年限，还是要所有适于服兵役的青年都服兵役，现在都已经是某种不可动摇的东西，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而且这最不会遇到来自社会民主党方面的反对，相反，只有社会民主党能够在德国把这个要求也在实际上完全实现。
因此，可以借以满足裁军需要的就只剩下一点了，这就是现役期。这里也正是阿基米得的支点所在：由大陆各大国协商，对一切兵种的最长现役期作国际性的规定，开头可以规定为两年，但是要预先说明，这个期限在将来一旦认为可能缩短时就立刻缩短，并宣布以民兵制度作为最终目的。我肯定说，正是德国首先应当提出这个建议，而且正是德国首先会因为提出这个建议而得到好处，即使这个建议不被接受。
二
对最长现役期作国际性的规定，会在同等程度上涉及一切大国的军队。大家都承认，对于其士兵还没有嗅到过火药味的那种军队来说，现役期的长短在一定限度内是战局初期衡量它们在各种战争环境中的活动能力的最好尺度，特别在战略进攻或战术进攻的情况下是如此。1870年，我们的战士们充分领教了曾经长期服役的帝国步兵的刺刀冲锋的furiafrancese〔法兰西狂暴〕，以及在维尔特和色当城下的骑兵冲锋的威力；但同时在施皮歇恩城下，他们在战争一开始就证明了，他们甚至用较少的兵力就能把那同样的步兵赶出设防坚固的阵地。[397]所以一般来说应当承认：在随着民族特点而变化的一定限度内，现役期决定着还没有经过战斗考验的军队的一般战斗训练水平，特别是他们的进攻能力的水平。
如果在国际范围内规定了最长现役期，那末各国军队的战斗能力的对比关系将大致和现在一样。一国军队在它的直接作战能力方面失去的东西，其他各国军队也会失去。正如一个国家现在不可能出其不意地进攻另一个国家一样，到那时，这同样也是不可能的。现役期的差别，例如在法国和德国的差别，到现在为止是这样微不足道，以致于没有什么意义；而在服役期缩短的情况下，正如同现在一样，一切都将取决于这两支军队中的每一支如何利用协议所规定的服役期。而且，两支军队的人数之比将与两个国家的居民人数之比完全相适应；而当普遍义务兵役制最终真正实现的时候，在经济发展的水平（这决定着不适于服兵役的人的百分比）大致相同的国家中，居民的人数永远是军队人数的标尺。那时就不会有像1813年普鲁士所玩的那样的把戏了；这种便宜事已经没有了。
但是很多东西都取决于如何利用所规定的服役期。而几乎在所有的军队中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话可说的，如果允许他们这样做的话；因为经常缺钱这一情况到处都使得对一部分应征人员只“匆忙地”训练几个月。这样就不得不限于最主要的东西，而把整堆的传统的废话抛在一边，那时人们就会惊奇地发觉，对于把一个体格发达的青年人变成一个士兵来说，所需要的时间是多么的少。倍倍尔曾在帝国国会中谈到，训练德国补充兵的军官们对此多么惊异。[398]在奥地利军队中，许多军官直截了当地说，服役期几乎和德国的补充兵相同的后备军，在质量上优于常备军。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在后备军中恰好没有常备军中浪费在传统的、因而也是神圣的蠢事上面的那些时间，正因为如此，那里也就不会白白浪费时间。
1888年德国的步兵操典把战斗的战术布势仅仅局限于最必要的方面。里面什么新东西也没有。奥地利人从1859年起就很善于在战斗队形的各种变化中保持战斗力；黑森—达姆斯塔德人几乎同时成立了由四个连纵队简单地合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营纵队，而在1866年后，他们在普鲁士的要求下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合理的编制。[399]在其他方面，新的操典废除了一大堆虽然为习惯所神圣化、但是毫无用处的陈腐仪式；而我对此是绝无任何理由进行挑剔的。在1870年的战争以后，我曾经不自量力地勾画了一个适于现代作战方法的连和营的密集队形和运动的要图，而我很惊奇地发现，这个“未来国家”的成分在新操典的有关段落中几乎完全得到体现。
但是操典是一回事，操典的执行又是一回事。在所有和平时期盛行于普鲁士军队中的只重视步法的军事操练精神，使得已经明令废除了的无益的时间浪费又通过大检阅的后门恢复了。忽然发现，校场操练作为对抗削弱团结的散开战斗队形的方法、作为树立真正的纪律的唯一手段等等，等等，是完全必要的。似乎秩序和纪律只有通过迫使士兵从事完全无益的事情才能建立起来。仅仅是废除“阅兵步法”这一项就可以腾出许多个星期来作合理的操练，更不用说外国军官到那时再不用忍住笑来观看德国的阅兵了。
卫兵勤务是同样陈腐的制度，按照往昔的观念，这种勤务教士兵——只要他们在这以前还不会——整整站两个小时的岗而决不想任何事情的技能，似乎也能促进士兵的智力发展，特别是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在当前普遍采用的野外警戒勤务训练条例之下，在有各种各样执行保安勤务的警察的城市中，卫兵勤务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废除卫兵勤务，就至少可以赢得百分之二十的服役期来作军事训练，并且可以保证居民在城市大街上的安全。
此外，到处都有大量的在各种借口下尽可能免除勤务的士兵，这就是连队中非战斗的事务工作人员、军官的勤务兵等等。这方面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
那末，骑兵的情形将怎样呢？骑兵不是需要较长的服役期吗？——如果遇到的是既不会骑马、又不会照料马匹的应征人员，长些的确最好。但是就在这方面也有许多事可做。假如马匹饲料标准不是定得这样少——要知道，现在在操演以前，不得不专门把马匹喂肥，以使它们达到标准！——假如在每一个骑兵连中都配备有一定数量的定额以外的马匹，让士兵能够更多、更久地在马上操练，一句话，假如认真地设法用比较紧张地练习重要东西和去掉多余东西的办法来弥补服役期的缩短，那末很快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事情也可以进行得很顺利。至于说到预备军马的训练（现在人们经常以此作为借口，而我也乐于承认它的绝对必要性），那末在这方面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方法和途径。此外，没有任何东西妨碍必要时保持和推广骑兵中志愿入伍者以及超期服役军人服役三年或四年的制度，但是对他们在预备队和后备队服役时应作相应的补偿，否则这是不能实现的。
如果去听军事权威的意见，那末事情当然就不是这样了。照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不破坏整个制度，就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是我已经看了五十年了，许多军事制度今天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明天就毫不客气地被当作破烂扔到垃圾堆里，而且是被原来那些权威扔掉的；我也常常看到，在一支军队里被捧上天的东西，在另一支军队里却被宣布为毫无用处；我曾在实际上屡次看到，最夙著声誉和最受赞扬的条例和队形，在敌人面前简直就是荒谬的东西；最后，我还经常看到，在每一支军队中都有其特殊的因袭的传统，这种传统是专供下级官员、士兵和群众遵守的，是由高级官员培养起来的，但是只能引起那些能独立思考的军官们的嘲笑，而且在第一次行军时就会完全化为乌有，——一句话，在这方面我有如此丰富的历史经验，我要奉劝大家正是对军事“权威的意见”要抱最不信任的态度。
三
这是多么惊人的对照：我们的高级军事权威正好在自己的领域内大部分都保守得可怕，可是现在未必能再找到另一个像军事这样革命的领域。在我当年在库弗尔格拉班[400]使用过的六磅或七磅的滑膛榴弹炮和现在的后装线膛炮之间，在当时的大口径滑膛枪和现在的后装五毫米速发枪之间似乎相隔有整整几百年之久；而这还远没有到头，技术每天都在无情地把一切东西、甚至是刚刚开始使用的东西当作已经无用的东西加以抛弃。它现在甚至在消除富有浪漫色彩的硝烟，从而赋予战斗以事先绝不能预见到的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进程。而我们在作战的技术基础这样不断革命化的条件下将不得不愈来愈多地考虑这种无法估计的因素。
四十年前步兵的火力的有效射程还超不过300步；在这个距离上一个战士可以没有任何危险地经受整整一个营的齐射，即使所有的射手都真正瞄准了他。野战炮兵的火力实际上在1500—1800步的距离上就已经无效了。在普法战争时步枪的有效射程是600—1000步，火炮的最大射程是3000—4000步。而新的、暂且还没有经过战斗考验的小口径步枪在作用半径方面却接近于火炮的作用半径，这种步枪射出的枪弹的击穿力增加了三到五倍；因此，一个装备连发枪的排在火力方面等于以前的一个连；诚然，火炮的有效射程不能说有同样的提高，但是它用的爆炸弹现在却装有威力空前的全新的爆炸物；的确，暂时还不能肯定地说，谁应当经受住这种威力，是射击手还是被射击的人。
就在整个军事这样不断地、愈来愈快地发生变革的情况下，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的军事权威，他们五年前还在强行给自己的军队灌输早已从战场上消失了的老弗里茨［注：弗里德里希二世。——编者注］的线式战术的各种传统礼仪和惊险技艺，他们虔诚地抱住这样一个条例，这个条例教导说：只要部队在右翼展开而在左翼无展开余地时，就可能遭到失败！这些权威直到现在还不敢侵犯士兵制服上的发光的钮扣和金属的镶边这些吸引五毫米口径步枪子弹的磁石；这些权威把胸前挂着宽宽的红带子的枪骑兵和虽然没有胸甲——总算没有了！——但是穿着白色制服的胸甲骑兵送到炮火下面去，他们好不容易才作出决定：拿虽然极其无聊、但却受到虔诚的尊崇的带穗肩章去为祖国牺牲，毕竟比拿佩戴这些带穗肩章的人去牺牲要好些。
我认为，无论是对德国人民来说，或者甚至是对德国军队来说，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让这些保守的偏见在军队中占统治地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如果我断言在我们的最有能力的军官中缺乏有这种头脑的人，断言极力想摆脱二十年和平时期内又极为盛行的墨守陈规和只重视步法操练的人不够多，那我就是陷进了严重的谬误中。但是在这些人鼓足勇气并且找到合适的机会捍卫自己的信念以前，我们这些局外人应当干预这件事情，并且应当尽一切可能来证明我们在军事方面也学会了一些东西。
上面我是想证明，如果只教给士兵们在打仗时有用的东西，而使他们不在任何传统的旧事物上白白浪费时间，那末，现在就可以为一切兵种规定两年的现役服役期。但是我立刻事先做了附带的说明：不应当安于两年。而且问题在于，关于在国际范围内规定两年服役期的提议只是进一步逐渐缩短服役期的第一步——比如说，最初是缩短到十八个月（两个夏天和一个冬天），然后缩短到一年，然后……？从这里开始未来的国家，真正的民兵制度，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事情真正开始的时候再来详细论述。
主要的问题在于开始这件事。只要睁眼看看事实，看到缩短服役期对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欧洲和平的保持都是必要的，那末由此得出的最直接的结论就会是确信军事训练的重心必须转移到对青年的教育上来。
当我被放逐了十年又重新回到莱茵的时候[401]，我感到惊异而高兴的是，在各地农村学校的操场上都看到了双杠和单杠。这好极了，但遗憾的是，仅止于此。体操器械是按照规定以真正的普鲁士精神添置起来的，但是这些器械的利用情况无论如何是不好的。这些器械没有派上应有的用场，或者更正确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没有加以利用。要在这方面终于认真做起来，难道就那么困难吗？在各年级学生的四肢还很富于弹性和十分灵活的时候，经常而认真地教给他们自由体操和器械操，比起现在这样在二十岁的小伙子身上下功夫（他们出一头汗，自己也出一头汗），白费气力地企图使他们因工作而变硬了的骨胳、肌肉和韧带恢复以前的灵活性和柔韧性来，不是更好一些吗？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告诉你们，分工使一切受它影响的人变成残废，使一部分肌肉发达而其他部分萎缩，而且在每一个劳动部门中这种情况都有不同的表现，每一种劳动都按照自己的方式使人变成残废。先使人们变成残废，然后在服兵役时又竭力使他们重新变得匀称而灵活，这难道不是发疯吗？只要在中小学中及时预防这种残废现象的发生，士兵的质量就会提高两倍，难道这个真理是军官的认识所不能达到的吗？
但是这只是开始。年轻人在学校里很容易学会军事密集队形的构成和运动的规则。中小学生天生就站得挺，走得直，特别是如果他们做体操的话；而我们的新兵在队伍里站成什么样子，教会他们在站和走时姿势端正是多么困难，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服兵役时都看到了的。以排和连的队形行进，这在每一个学校中都可以教会，而且容易得很，在军队中连想像都想像不到。有些事情在新兵看来极为可憎，而且往往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对中小学生来说却是一种游戏和娱乐。在以展开队形行进时和转弯时保持间隔和整齐，——这对成年的新兵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中小学生只要有系统地进行操练，就可以轻松愉快地学会。如果把夏季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行军和地形练习，那末这无论对中小学生的身心发展，或是对军事财政（它将因此省下几个月服役时间的开支）都是有好处的。这种军事远足可以极好地利用来教会中小学生完成野战勤务方面的任务，这种远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小学生的智力发展，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受到专门的军事训练，——这是我的老朋友博伊斯特（他本人过去是普鲁士军官）在他的苏黎世的学校里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的。在现代军事很复杂的情况下，不预先对青年人进行军事训练，就根本不要想向民兵制度过渡，而博伊斯特的成功经验正是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意义。
现在我要来触动一根道地普鲁士的琴弦。对普鲁士国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把服役期满的军士放到哪里去。到现在为止是用他们去当宪兵、边防军、看门人、抄写员、各种文官；在普鲁士的官僚系统中没有哪个角落可怜得可以不安插那些有权任文职的军士。总之，你们曾千方百计地给军士们安插职位；你们曾固执地把他们放在他们不适合的岗位上，委托他们去做他们一窍不通的工作；难道还不该把他们用在那个他们多少通点窍并且能做出一些有益工作的领域吗？让他们去做教员，但是，不是让他们去教读、写、算，而是去教体操和队列训练，这对他们和学生都是有益的。而且，一旦把脱离了兵营的小圈子生活的军士放到众目睽睽的学校操场上，并且不是受军事法庭的管辖，而是受普通刑事法庭的管辖，那时，我敢打赌，我们那些富于反抗性的青年学生就会把过去最恶毒地折磨士兵的军士也教好。
四
下面我们还要回过来谈谈能否指望用国际协议的办法使类似的关于普遍地、均衡地和逐步地缩短服役期限的建议被接受的问题。我们暂且假定这个建议已经被接受了。那末，这个建议能否由一纸空文变成现实呢？各方面是否会诚实地执行这个建议呢？
总的说来，肯定是会做到的。第一，任何规避协议的作法都需要费不小力气，因此无论如何是掩盖不住的。第二，每个国家的居民自己也会监督协议的遵守情况。如果想要服役者超过法定的期限继续服役，那末谁都不会自愿地留在兵营里。
至于谈到个别的国家，那末奥地利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二等和三等国家都会欢迎这个协议，把它当作一种解救的措施，而乐于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个协议。关于俄国，我们将在下一节里谈到。而法国的情况怎样呢？要知道法国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
如果法国在协议上签字并且批准它，那末总的说来，它无疑是会遵守这个协议的。但是这里假定，存在于有产阶级和还没有社会主义化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中的复仇意图暂时占了上风，并且可能直接地或以诡辩的理由作借口来破坏协议的条款。这样的破坏永远不会是巨大的，否则巴黎就宁可拒绝接受协议了。而德国处于这样一种幸运的地位，它可以对这样一些小小的诡计宽宏大量，装作没看见。尽管法国曾千方百计力求使1870年的失败不可能重演，但是德国同它比起来，还是拥有比初看起来要更多得多的优越性。第一，德国在人口方面有逐年增多的优势，现在已经有1200多万。第二，在普鲁士，现在的军事制度已经存在七十多年，居民已经习惯于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已经在许多次动员中经过仔细的检验，在这方面产生的各种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已经受到实践的考验并且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德意志其余各邦的军队也都具有这种优越性。相反，法国才刚刚要试行第一次总动员，而且是由一个要混乱得多的组织来试行。第三，在法国，实行像志愿入伍者服役一年这样一种不民主的制度，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服役期三年的士兵把享有特权的服役一年的人从军队中不客气地赶了出来。这说明德国的社会政治觉悟和它所能容许的政治制度的水平比法国低到什么程度。但是，从政治的观点看来是缺点的东西，现在军事方面却成了优点。毫无疑问，同人口对比，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德国那样使这样多的青年人受到中等和高等学校的教育，而志愿入伍者服役一年的制度，无论它多么不民主，从政治观点看来多么不可取，但是却给了军事指挥部一个很好的手段，可以用来对大量的、已经受过充分的普通训练的青年人进行准备担任军官的军事训练。1866年的战局第一次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从那时起，特别是从1871年起，德国军事力量的这个方面受到了特殊的、差不多是绝无仅有的注意。虽然最近时期德国后备军官中有不少人竭力拿干自己这一行的人开玩笑，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拿这些军官同他们的法国同行作相应的比较，那末，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军官在军事方面还是胜过后者的；而最主要的是，在预备队和后备军的全体人员中，受过军官训练的人的百分比，在德国要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大得多。
由于军官特别多，所以德国在动员时期就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地编出新的、在和平时期受过训练的军队。根据李希特尔的说法（见1892年11月26日“自由思想报”）[402]，——据我所知，无论是帝国国会或是军事委员会都没有否定这种说法，——每1个德国步兵团在战时可以提供1个机动的预备团、2个后备营和2个补充营。这样一来，每3个营就可以提供10个营，换句话说，和平时期组成173个团的519个营，在战时可以变成1730个营，猎兵和射击手还不算在内。而且这一切可以在这样短的期限内完成，是任何其他国家都办不到的，甚至在接近这样短的期限内也是办不到的。
一位法国的后备军官向我证实，法国后备军官的数量要少得多；可是对于根据正式声明建立的新部队的干部配备来说，他们应当是够了。这位军官还承认，这些军官有一半是不中用的。这些新编成的部队也远远赶不上上面所说的德国所能提供的军队。而且，法国所能提供的军官将全部被用上，而在德国却还会有剩余。
在过去所有的战争中，在作战几个月之后，就开始感到缺少军官。在所有其他国家中现在也还会是这样。只有一个德国拥有无穷无尽的军官后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法国人有时会超过协议规定的期限而把士兵的训练延长两三个星期这样的事，难道不能装作看不见吗？
五
现在我们来看俄国的情况。在这里应该直截了当地说，不仅俄国将来是否遵守关于逐步地、均衡地缩短服役期限的协议完全无关紧要，就连它是否会参加这一协议也完全无关紧要。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来看，实际上我们几乎可以根本不注意俄国，其理由如下：
的确，俄罗斯帝国拥有1亿多人口，比德意志帝国多一倍以上，但是在军事进攻力量方面，它远不能同德意志帝国相比，即使是大致地相比。德国的5000万人口集中在5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而从军事上值得我们注意的俄国的9000万或者最多1亿人口，则散居（根据保守的统计）在3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德国人因为人口非常稠密而取得的这种优势，还由于他们有无比优越的铁路网而更加增大了。虽然如此，在长时期中1亿人能比5000万人提供更多的士兵，这毕竟是个事实。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士兵到达目的地需要很多时间；但是归根到底他们终究会到达的。那时怎么办呢？
军队不仅需要应征人员，而且还需要军官。而在这方面，俄国的情况非常糟。在俄国，军官只能从贵族和城市等级中间征集；但是贵族比较少，而城市又不多；十个居民中最多只有一个居住在城市，而且在这些城市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才称得上是城市；中学和中学生的数目非常少；到哪里去征集全军所需要的军官呢？
对于一方好的东西，对另一方并不见得合适。普遍义务兵役制是以经济和智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为前提的；在没有这种水平的地方，这种制度是弊多利少。显然俄国的情况正是这样。
第一，要把一个中等才能的俄国新兵变成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一般需要相当多的时间。俄国士兵无疑非常勇敢。当战术任务是由步兵以密集队形的进攻来解决的时候，俄国士兵是适得其所的。他们的全部生活经验教导他们要同自己的伙伴紧密结合。在乡村还是半共产主义的公社，在城市是劳动组合中的合作劳动，到处都是krugovajaporuka，即伙伴们彼此互相负责；一句话，社会制度本身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只有团结才能得救，另一方面，单独的只靠自己的主动精神的个人注定是完全孤立无助的。俄国人的这个特点在军事上也保留下来了；结成为营的俄国人几乎是不可能拆散的；越是危险，他们就越加紧密地结成一个坚固的整体。但是，这种在拿破仑远征时代还是无价之宝并且足以补偿俄国士兵的许多欠缺方面的团结的本能，现在已成为直接的危险。现在密集的人群已从战场上消失；现在的问题在于保持各个分散的散兵线之间的联系，因为这时各种不同部队的队伍都掺混在一起，指挥又常常并且是迅速地转由多数士兵根本不了解的军官来担任；现在每个士兵都要善于独立地采取在当时情况下所要采取的行动，同时不失掉同整个分队的联系。这种联系不能依靠俄国士兵原始的群居本能来建立，而只有在每一个人智力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建立；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族中存在的那种比较高的“个人主义的”发展阶段，我们才能看到这种智力发展的前提。小口径后装连发枪和无烟火药把至今构成俄国军队的伟大力量的这种长处变成了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因此，在现在条件下，为了把一个俄国新兵变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士兵，就需要比以前花更多的时间，而且他再也不能同西方的士兵相比了。
第二，从哪里去找军官来把所有这些人群组织成战时的新队伍呢？如果连法国都难于找到足够数量的军官，那末俄国又如何能作到呢？在俄国，有文化的居民（中用的军官只能从这部分居民中培养）在居民总数中占的比重非常低，而且在这里，士兵，甚至是受过训练的士兵，比在任何别国的军队中都需要更多的军官。
最后，第三，大家知道，普遍盗用公款和盗窃现象在俄国官吏中间、而且往往在军官中间也非常流行，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怎样去进行动员呢？俄国过去所进行的一切战争都立刻暴露出，甚至和平时期的一部分军队和它的一部分装备都只是一纸空文。当号召转入预备役的退伍军人和民团［注：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后备军）拿起武器以及需要保证供给他们服装、武器和弹药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如果在动员时不是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不是一切都在规定期限和规定地点办好，那就会是一团混乱。而既然一切都要通过惯于盗窃和贪污的俄国官吏之手，一切事情怎么能够顺利地进行呢？在俄国进行动员，这将是一场出色的演出。
换句话说：甚至从纯粹军事角度来考虑，我们可以允许俄国人随便征集多少士兵和让他们随便服多长时间的现役，只要沙皇认为需要的话。但是，他未必能征集到比现役军人更多的军队，而且也未必能及时作到这一点。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实验会使俄国付出昂贵的代价。
此外，在发生战争的时候，驻扎在从柯夫诺到卡麦涅茨的全部边境线上的俄国军队，将在自己的国境内处于敌人的领土上，陷入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包围中，因为沙皇政府把犹太人也变成了自己的死敌。只要俄国打了一两次胜仗，战场就会从维斯拉河转向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在德军后方，在德军的保护下，就将建立起一支德军的波兰盟军；不过，如果普鲁士为了本身的安全而不得不去恢复强大的波兰，那它将受到应得的惩罚。
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考察了问题的纯军事方面，我们深信，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不把俄国考虑进去。但是，只要我们看一下俄国的一般经济状况，特别是财政状况，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六
俄国现在的国内状况几乎是绝望的。1861年的农民解放以及与之有关的——部分是原因，部分是结果——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把这个一切国家中最停滞不前的国家，这个欧洲的中国推向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正在不可遏止地前进，而这个过程目前主要是破坏的过程。
贵族在农民解放时得到了以国家有价证券提供的补偿，这些有价证券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被他们挥霍净尽了。这个结束以后，新的铁路为他们自己林地上的林木开辟了销售市场；于是贵族就从事砍伐和出卖林木，在卖得的钱够用的时候，就又过起享乐的生活来。在已经形成的新条件下，由自由雇佣工人的劳动耕种的地主庄园大部分仍然经营得很坏；无怪乎俄国的土地贵族即使还没有完全破产，也是负债累累；他们庄园的收入有减无增。
农民得到的土地比他们以前所有的土地少，而且大部分土地的质量更差；他们被剥夺了利用公社牧场和森林的权利，这使他们失去了饲养牲畜的基地；捐税大大提高，而且农民现在到处都要用货币来交税；此外，他们还要——也是用货币——支付利息和偿还赎买土地时国家所垫付的赎金（wykup）；总而言之，除了农民一般经济状况的恶化外，又突然加上了强制的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仅仅这种过渡本身就足以使全国农民破产了。结果，农村财主、富裕农民和小酒馆老板，mirojedy（按字面上的意思是吃公社的人）和kulaki（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大为加强。而且所有这些好像还不够似的，又出现了使农民的自然经济彻底破产的新的大工业。大工业以自己的竞争不仅破坏了农民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家庭手工业生产，而且还要么夺去他们的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要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使这种手工业依附于资本家“包买主”，或者更坏，依附于他的中间人。俄国农民及其原始的农业和旧的共产主义公社制度，忽然同不得不用强力为自己开辟国内市场的现代大工业的最发达的形式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注定要灭亡。但是在俄国，农民差不多占全部居民的十分之九，因而农民的破产也就是（至少暂时是）俄国的破产。［注：关于这一切，一年以前我在1891—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19期上发表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见本卷第298—303页。——编者注］中已经谈到了。］
在这种社会变革延续了二十年之后，也出现了它的其他一些结果。无情地砍伐林木毁坏了土壤水分的贮藏所；雨水和雪水没有来得及渗进地里就很快顺着小溪和大河流走，造成了巨大的水灾；到夏天则河里水量很少，土地干旱。在俄国许多最肥沃的地区，地下水位降低了，据说降低了整整一公尺，这样禾谷的根就由于接触不到水分而干枯。这样一来，不仅人们破产了，而且许多地区的土地也变贫瘠了；这种土地贫瘠的状况至少要延续整整一代之久。
1891年的饥荒使这个以前是慢性的破产过程具有了急性的形式，从而使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来。所以，从1891年起俄国始终未能摆脱饥荒。这个严酷的年头大量地毁掉了农民最后的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即他们的牲畜，并使他们负债累累，以致必然要摧毁他们最后的生命力。
任何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由于绝望才会发动战争。但是，即使要这样做也缺乏资金。在俄国，贵族靠借债度日，现在农民也靠借债度日，但是，首先靠借债维持的是国家本身。俄国在国外借了多少钱是众所周知的：超过40亿马克。它的国内债务有多少谁也不知道；第一，因为既不知道发行的公债的数目，也不知道流通中的纸币的数目；第二，因为这些纸币的价值每天都在变化。但是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俄国在国外再也借不到钱。40亿马克的俄国国家债券已把西欧的金融市场塞得过于饱和了。英国早已抛出了自己所持有的大部分“俄国”证券，德国在不久前也这样做了。认购了这些证券的荷兰和法国，也弄得无法消化，最近一次在巴黎发行俄国公债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总数5亿法郎的公债只销掉3亿，其余两亿，俄国财政大臣只得从认购和超额认购了债券的银行家那里收回。[403]这证明，在最近时期内，任何新的俄国公债甚至在法国也没有取得成功的任何可能。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状况，这个国家似乎用战争直接威胁着我们，但是实际上它甚至在绝望的情况下也无力发动战争，只要我们自己不这么愚蠢，而把为此所需要的钱投到它嘴里去的话。
法国政府和支配着它的法国资产阶级舆论的愚昧无知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不是法国需要俄国，相反地，倒是俄国需要法国。没有法国，沙皇及其政策就会在欧洲陷于孤立，他就会一筹莫展，只得容忍在西方和巴尔干半岛发生的一切。如果法国更聪明一点，它就能从俄国弄到它所需要的一切。可是官方法国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在沙皇面前卑躬屈节。
由于美国廉价小麦的竞争，俄国的小麦输出已经遭到了破坏。现在主要的输出项目只剩下黑麦了，而它差不多完全是输往德国。只要德国一开始吃白面包而不再吃黑面包，现在官方的沙皇和大资产阶级的俄国立刻就会破产。
七
我们对我们的邻邦、我们的爱好和平的敌人已经批评得够多了。但是我们自己的情况又怎样呢？
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只有永远结束对士兵的虐待，逐步缩短服役期对于军队才是有益的，而近年来这种虐待现象在军队中已经根深蒂固，习以为常，远远超过了人们愿意承认的程度。
这种虐待士兵的现象是步法操练和校场操练的永恒伴侣；只要普鲁士军队在某个时期成为和平时期的军队，这两者就在普鲁士军队里广为流传起来，然后它又从普鲁士人那里传给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等等。对士兵的这种态度是真正的“旧普鲁士”时代的遗产，那时士兵不是招募来的流浪汉，就是农奴的儿子，所以他应当毫无怨言地忍受俨若容克地主的军官们的一切嘲弄和侮辱。正是那些破产了的、变穷了的和寄生的贵族（他们在易北河以东地区为数不少）现在还在提供对士兵的凶恶折磨者，在这方面只有喜欢硬充容克地主的傲慢的资产阶级子弟才能比得上他们。
这种对士兵吹毛求疵的态度在普鲁士军队中从来也没有消除。但是以前它比较少见，而且带有较温和的、有时是幽默的性质。但是，自从一方面需要教士兵愈来愈多的科目，同时另一方面又不考虑把过时了的、失去任何意义的战术练习这全部无用的废物抛弃的时候起，军士就逐渐取得了愈来愈不受限制的权利，可以采用只要他认为合适的任何训练方法；同时，规定军士要在短期内给自己的班有效地灌输这种或那种军事规则，也间接地迫使他采取强制手段。加之士兵提出申诉的权利纯粹是一种嘲弄，中意的旧普鲁士方法在士兵顺从地容忍它的地方又大为盛行起来就不奇怪了。因为我确信，在德国西部建立的团队或者在夹杂有大量城市居民的团队中，对士兵的侮辱比在多半由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民组成的团队中要少得多。
对此从前有过一种（至少是实际上的）解毒药。在使用从枪口装弹药的滑膛枪的时候，在演习时很容易把一块打火石放入枪管，使它落到空弹筒里，因此可恨的长官在演习时常常由于疏忽大意而被击毙。有时也出错；我知道有一个科伦青年，在1849年就是这样死于别人向他的长官射出的子弹。而现在，在使用小口径后装枪的情况下，这样做就不是那么容易和觉察不到了；然而军队中自杀事件的统计数字是虐待士兵现象的相当精确的指标。但是，当“严重的时刻”到来并使用实弹的时候，当然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又会有人要采用旧的做法，据说在最近几次战争中有的地方就发生过这种情形；要知道，这是会大大促进胜利的。[404]
英国军官在自己的报告中一致赞扬1891年在香槟演习时法国军队中官兵之间的非常良好的关系。在这支军队中根本不可能产生像报刊上所经常披露的我们兵营中发生的那些现象。还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想在法国军队中效法普鲁士用鞭笞来惩罚的企图就遭到了彻底失败。在阿尔及利亚远征和第二帝国的最糟糕时期，也没有任何一个长官敢把我们当众侮辱德国士兵的那种作法的十分之一拿去对待法国士兵。而现在，当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时候，我倒想看一看，哪一个法国军士敢命令士兵们互相打耳光或者互相往脸上吐唾沫。如果法国士兵听到或读到有关自己未来的敌人毫无怨言地让人侮辱的种种情况，他们一定会多么鄙视这些敌人。而设法使每个法国兵营中的士兵都能读到和听到这种情况，——这是一定有人去干的。
现在在法国军队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以及军官、军士和士兵之间的关系，正是1813—1815年在普鲁士军队中占统治地位的，并且曾经两度使我们的士兵进入巴黎的那种精神和官兵关系。我俩现在却反而日益接近1806年的情况，当时几乎不把士兵当人看待，当时士兵常常遭到鞭笞和虐待，当时士兵和军官之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切把普鲁士军队引到了耶拿[405]，后来就当了法国的俘虏。
人们关于精神因素在战时的决定意义谈得多么多啊！可是在和平时期，他们所干的全部事情却是在差不多有系统地消灭这些因素！
八
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关于逐步地均衡地缩短服役期并且最后过渡到民兵制度的建议已为各方所接受。但是问题首先在于，它是否会被接受。
我们假定，德国首先向奥地利、意大利、法国提出了这个建议。奥地利会乐意接受把最长服役期限制为两年，而实际上它自己也许还要缩减得更短。奥地利军队中似乎比德国军队中更坦率得多地谈论正在一部分军队中实行的短期服役的良好效果。许多奥地利军官直率地肯定说，服役只有两三个月的后备军部队的战斗素质比常备军高；不管怎样，他们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像人们所说的，一个后备军的营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可以作好战斗准备，而一个常备军的营则需要几天。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常备军中人们害怕触犯非常迂腐的奥地利古老的陈规旧套，而在后备军中一切组织都是重新建立的，有勇气不实行那些陈规旧套。无论如何，在奥地利，无论人民或政府都热切地盼望减轻军事负担，他们本身的经验向他们表明，要做到这一点，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缩短服役期限。
意大利也会双手接受这个建议。它正被军事预算的重担拖得筋疲力竭，已经到了必须尽快寻找出路的地步。而缩短最长服役期在这里也是最简捷的出路。因此我们可以说，三国同盟[406]要么将瓦解，要么将不得不采取多少相当于我们建议的措施。
但是，如果德国在奥地利和意大利同意的情况下向法国政府提出这个建议，那末法国政府将会陷于窘境。如果它接受这个建议，同其他国家相比，它丝毫不会使自己的军事状况恶化。相反，它将有可能相对地改善这种状况。普遍义务兵役制仅仅在二十年前才在法国实行这一情况，对法国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缺点。但是，在这个缺点中包含有这样一个优点，即一切还都是新的，只是不久以前才废除了从古老的时代保存下来的陈旧制度，可以很容易作进一步改善，而不会遇到根深蒂固的成见的顽强反抗。所有的军队在打了几场大败仗以后，都是非常善于学习的。所以，在法国，最好地利用协议中所规定的服役期限，比在任何地方都要来得容易，由于法国的学校也像军队一样处于革命改革状态，所以那里也能比任何地方都迅速得多和容易得多地安排青年的一般体育训练和专门军事训练。而这就会意味着法国的军事力量比起德国来有所加强。尽管如此，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沙文主义的潮流，——而法国的沙文主义完全像德国的沙文主义一样愚蠢，——会强大到足以推翻任何要接受这种建议的政府，尤其是当这种建议是由德国提出的时候。所以我们假定，法国将拒绝这个建议。那时将怎样呢？
那时德国将仅仅由于提出了这个建议而获得巨大的好处。我们不应忘记，俾斯麦的二十七年统治使德国受到——不是没有根据的——全世界的憎恨。吞并丹麦的北什列斯维希，不遵守以及最后用欺骗办法废除布拉格和约中有关丹麦人的条款[407]，吞并亚尔萨斯—洛林，卑鄙地迫害普鲁士的波兰人——所有这些和恢复“国家统一”毫无共同之处。俾斯麦使德国获得了贪于侵占别国领土的坏名声；那个把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撵走，可是仍然把兄弟般地统一“从艾契河到默麦尔河”［注：这是套用霍夫曼·冯·法勒斯累本的‘德国人之歌”中的一句话。——编者注］的整个德国的愿望放在一切之上，同时很乐意把荷兰、弗兰德、瑞士和所谓“德国人的”俄国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也并入德意志帝国的德国沙文主义资产者，诚心诚意地帮助了俾斯麦，而且成就是如此辉煌，以致现在在欧洲谁也不相信“正直的德国人”了。无论你到什么地方，你都会看到对法国的同情和对德国的不信任，人们把德国看做是现在战争危险的根源。如果德国敢于提出我们的建议，那末所有这一切都会结束。它会作为和平的捍卫者而出现，而且这不会引起任何怀疑。它会表明自己决心成为裁军的首创者，正如这理应由发出了进行武装的信号的国家来作的那样。不信任一定要变为信任，厌恶一定要变为同情。不只是三国同盟是和平的同盟这个套语终将成为现实，而且现在仅仅虚有其表的三国同盟本身也会成为现实。欧洲和美洲的整个社会舆论都会站在德国方面。这会是一种道义上的胜利，这种胜利会大大压倒在我们的建议中还可能会发现（如果对它各方面进行挑剔的话）的军事方面的一切缺点。
相反，法国如果拒绝关于裁军的建议，它就会陷入德国现在所处的那种受到怀疑的不利地位。欧洲的庸人（而他们是一个最大的强国）就会说，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谁要和平，谁要战争。在这以后，如果一个真正好战的政府在法国执政，它就会遇到一种使它认为（只要它有一点聪明）进行战争绝对不可能的形势。不管法国装成什么样子，它在整个欧洲眼中都会是那发动战争、强迫进行战争的一方。这样它就不仅会挑起各个小国家，挑起英国来反对自己，而且它甚至不能满有把握地取得俄国方面的援助，取得俄国方面这样一种传统的援助，即俄国先教唆自己的盟国去进行战争，然后让它们去听天由命。
我们不会忘记，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英国。三国同盟在同俄法作战的情况下，就同被敌国领土跟俄国隔开的法国一样，它们都只有通过海路才能得到它们所必需的大量进口粮食。可是在海上，英国是绝对称霸的。只要英国把自己的船只提供交战的一方使用，另一方就会因粮食断绝而被简单地用围困法攻败；这将是规模大大扩大了的巴黎饥馑[408]，挨饿的一方将不得不投降，这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毫无疑义。
我们再往下看：现在自由党的潮流在英国占上风，而英国自由党人是坚决同情法国的。况且老格莱斯顿又是俄国的朋友。如果爆发欧战，英国会尽可能久地保持中立；但是，由于上述各种情况，甚至它的“善意”中立对交战的一方也是一种有决定意义的援助。如果德国提出我们的建议，并遭到法国的拒绝，那末德国就不仅会克服英国对它的一切敌对情绪，保证自己取得英国的善意中立，而且还几乎可以排除英国政府在战时靠拢德国的敌人的任何可能性。
因此，我们得出下列结论：
或者是法国接受建议。那时由于军备的经常增长而引起的战争危险将会实际消除，各国人民将会获得安宁，而德国将得到这一建议的倡议者的荣誉。
或者是法国不接受建议。那时它将使自己在欧洲的处境大为恶化，而使德国的处境大为好转，这样德国就完全用不着再担心战争，而且它可以高枕无忧地同自己的盟国（只有那时它们才会成为它的真正的盟国）一起自己对自己负责地开始逐步缩短服役期限和准备实施民兵制度。
是有足够的勇气迈出这个能够求得解脱的一步呢？还是等法国最终弄清楚俄国的真实情况，让法国来走第一步并让它取得全部荣誉呢？
写于1893年2月
以一组文章的形式（没有序言）载于1893年3月1—5、7、9和10日“前进报”德51—56、58和59号，并于1893年3月底出版附有序言（3月28日写）的单行本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单行本译的
注释：
[393]“欧洲能否裁军？”一文是恩格斯于1893年2月间就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出的军事法草案问题而写的。草案规定大大增加军队和追加军事开支的拨款，数量极大的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阶层的不满；这一点甚至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也起来反对这个草案，因此在1893年5月，它被帝国国会的多数所否决。但是在1893年7月，在解散帝国国会和进行了新的选举之后，帝国国会批准了一个类似的军事法草案。
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倍倍尔请恩格斯对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这个问题上应采取的立场表示自己的意见。恩格斯在把手稿寄往柏林准备在“前进报”上发表时，在1893年2月24日给倍倍尔的信中建议以一组文章（分为八篇）的形式在报纸上发表它，这个建议被采纳了。1893年3月底，这一著作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恩格斯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专门的序言。
恩格斯的这组文章还转载在社会民主党的报纸“选民报”1893年3月20、21、23、24、25、27、28和30日的第65、66和68号以及第69、70、71、72和74号的附刊上。在前面加的编者按语中指出，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具有普遍的意义。——第433页。
[394]后备军是德国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1813年在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作为民团产生的普鲁士后备军，包括年龄较大的在常备军及其预备队中服役期满的应征人员。在平时，后备军部队只是进行一些集训。在战时，后备军用来补充作战部队，以及（年龄较大的后备军兵士）用来担任警备勤务。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奥匈帝国，都仿效普鲁士后备军的样子建立了预备队组织。——第437页。
[395]法兰克福和约——见注195。
提尔西特和约——见注34。——第438页。
[396]地方部队从1872年起是法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在战时，建立这种部队是为了担任后方警备和保卫勤务。在常备军及其预备队中服役期满的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参加地方部队服役6年并参加其预备队服役6年。
民军是1813—1814年在普鲁士出现的一种民团。根据1867年的法律，民军应由未曾在陆军或海军中服役的、年龄从十七岁到四十二岁的应征人员组成，并且只是在受到外敌入侵的威胁时才征召。——第438页。
[397]维尔特（亚尔萨斯）会战是普法战争中最早的大会战之一，发生在1870年8月6日，以麦克马洪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失败而告终。
色当会战——见注194。
在1870年8月6日的施皮歇恩（洛林）会战中，普鲁士军队击溃了弗罗萨尔将军指挥下的法军第二军团。在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叫做福尔巴赫会战。——第440页。
[398]指1893年2月3日倍倍尔在帝国国会中所作的关于未来国家的原则的演说。
在普鲁士军队、后来在德国军队中，由平时因各种原因而缓期服现役的适龄人员组成的那一部分预备兵员，叫做补充兵；补充兵的服役期在1874年规定为12年，在动员时期它用来补充军队。——第441页。
[399]指在1867年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建立后，黑森—达姆斯塔德（这个公国的一部分领土加入了北德意志联邦）采用了普鲁士的军事制度。——第441页。
[400]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恩格斯作为志愿兵在普鲁士近卫炮兵旅中服兵役。
库弗尔格拉班是柏林的一条运河，炮兵旅的营房就在运河附近。——第444页。
[401]恩格斯指他在1860年3月底至4月初因父亲逝世而到巴门去了一趟。——第446页。
[402]恩格斯举的是1892年11月26日“自由思想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老一套的诡计”，内容是批评新的军事法草案。
“自由思想报”（《FreisinnigeZeitung》）是一家德国日报，德国自由思想党的机关报，1885年至1918年在柏林出版；报纸的领导人是李希特尔。——第451页。
[403]巴黎公债——见注255。——第458页。
[404]恩格斯的著作在“前进报”（1893年3月9日第58号）发表时，这一段被删掉了。编辑部代之以用括号括起来的下列按语：“恩格斯这里指出了从前因士兵受到痛苦不堪的虐待而经常引起的那些后果。不论这些材料是多么客观，我们都没有加以登载，因为我们很了解司法当局的做法，它常常把为了提出警告而对事实作客观的叙述看成是故意要引起这种事实的再度发生。”
“前进报”编辑部对文章所做的删节以及促使它这样做的情由都证明：报纸编辑部被恩格斯著作的革命调子吓倒了，因为这个地方直接号召起来反抗对士兵所施加的暴力和专横。在单行本中，恢复了被删去的这一段，而删掉了编辑部的按语。——第461页。
[405]关于在耶拿的溃败，见注34。——第462页。
[406]三国同盟是旨在反对法国和俄国的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性军事政治联盟。同盟于1882年因意大利加入1879年缔结的德奥军事同盟而最终形成。三国同盟条约的期限订为五年，但是在1887和1891年这个条约又重新订立，后来在1902和1912年又自动延长期限。三国同盟的建立使欧洲开始分成两大敌对阵营，这样终于导致了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战争开始后，意大利退出同盟并于1915年归附同德国和奥匈帝国作战的国家。——第463页。
[407]1866年8月23日签订的布拉格和约结束了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约把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的奥地利不得不放弃同普鲁士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斗争并同意成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这一点固定下来。根据和约第五条，奥地利把它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一切权利让给了普鲁士（从奥、普在1864年战争中战胜了丹麦以来，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一直处于奥普共同占领之下），同时北什列斯维希必须重新同丹麦合并，如果当地居民通过全民投票同意这一点的话。但是普鲁士没有履行和约的这一条款，而把北什列斯维希据为己有。1878年，布拉格和约第五条被宣告废除。——第464页。
[408]指普法战争时期在1870年9月至1871年1月巴黎被德军围困期间巴黎居民粮食紧张的情况。——第46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意大利读者“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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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意大利读者
“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391]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可以说正好碰上了1848年3月18日这个日子，在这一天米兰和柏林发生了革命，即发生了两个民族——其中一个处于欧洲大陆中心，另一个处于地中海中心——举行的武装起义；这两个民族在此以前都由于割据和内讧而被削弱并因而遭到外族的统治。意大利曾受奥皇支配，而德国则受到俄国沙皇那种虽然不那么直接、但是同样可以感觉得到的压迫。1848年3月18日的结果使意大利和德国免除了这种耻辱；如果说，这两个伟大民族在1843—1871年期间得到复兴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获得独立，那末，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392]
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实行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智慧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在其他国家，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是不行的。因此，1848年革命也就不能不使直到当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那些民族——意大利、德国、匈牙利——获得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
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四十五年以来，资产阶级制度由于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高涨，到处造成了人数众多的、集中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存在的政治条件下，能有什么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的国际行动！
可见，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次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四十五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次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良好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
“宣言”十分公正地承认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1300年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3年2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93年在米兰出版的意大利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注释：
[391]这篇序言是恩格斯应屠拉梯的请求，用法文为“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单行本写的，这个版本由“社会评论”杂志社于1893年在米兰出版，译者是庞·贝蒂尼（序言是屠拉梯翻译的）。该书还收有恩格斯为“宣言”1890年德文第四版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是恩格斯应屠拉梯的请求在1893年1月寄给他的。——第429页。
[392]见注278。——第42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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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386]
一
“意大利呀，意大利呀，那里的坏蛋是多么厉害啊！”——德国的一支大学生歌曲中关于意大利的臭虫和跳蚤这样唱道。可是，那里除了六条腿的坏蛋外，还有两条腿的坏蛋，而且labellaItalia〔美丽的意大利〕千方百计地想要表明，它在这方面既不亚于发生巴拿马案件的国度——labelleFrance〔美丽的法国〕，也不亚于有信教习谷和韦耳夫基金[387]的国度——纯洁和畏神的德国。
在意大利，发行纸币的有六家银行：两家托斯卡纳的，一家那不勒斯的，一家西西里的和两家罗马的，即罗马银行和国民银行。这六家享有特权的银行的银行券根据一项法律作为足值的支付手段进行流通，而这项法律的有效期在几年以前就满了，但是后来一年又一年地延长，一直延到1892年12月31日，最后，又延长了三个月——到1893年3月31日。
还在克里斯比内阁时期，即在1889年，由于必须对这种银行特权重新加以确定，又鉴于当时传播着令人不安的流言，曾经下令调查这些银行的业务。对国民银行的调查是由参议员孔西利奥进行的，对罗马银行的调查则是由参议员阿耳维西进行的，这是一个正直的人，为了帮助他，还派了财政部的一位干练官员比亚季尼去给他当鉴定家。孔西利奥发现了什么，至今一无所闻；而阿耳维西的报告及其所附的全部证明文件，在阿耳维西死后，人们得到了一份通常认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副本，由此也就产生了意大利人所谓的《panamino》，即小巴拿马。
当时克里斯比内阁一声不响地把阿耳维西的报告压下不管。阿耳维西在参议院中几次提到这件事，威胁要把事情闹出来，但是每一次都让别人堵住了嘴。当原来下令进行调查的大臣米切利由于又要使银行法的有效期延长一年而在议会委员会中做了一个替罗马银行大肆吹嘘的报告，并且坚决请求他的朋友阿耳维西不要以揭露来损害他和国内信贷机关的声誉时，阿耳维西也保持了沉默。不久，克里斯比垮台，鲁迪尼上台；后来鲁迪尼垮台，成立了现在执政的焦利蒂内阁。规定要改组银行并将其特权延长六年的确定的银行法，仍然没有着落。谁也不想去碰这个危险的诱饵。就像在儿童游戏“还没灭！”中阴燃着的松明一样，这个法律辗转相传，最后到12月21日，最后一点火星才用最违法的方式无情地踩灭掉。
还在1892年12月6日，根据焦利蒂的建议，提出了一个关于把银行特权延长六年的法案。但是由于暗中有关于在银行管理中有严重舞弊行为的令人不安的流言在传播，焦利蒂在12月21日就要求把该法律的有效期仅仅延长三个月，即延到3月31日。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议员科拉扬尼起来发言，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地宣读了阿耳维西关于罗马银行的总报告和比亚季尼关于他对账本和原有现金进行审核的结果的专门报告中的个别段落。于是就暴露出来了惊人的事情！非法超额发行的银行券达900万法郎；银行的现金同黄金储备混在一起（这对银行行长和出纳员来说极其便利，但银行章程是禁止这样做的）；总存量全部是根本不能兑现的空头票据；曾经从银行基金中拨出了7300万贷款发放给179个特权人物，其中3350万仅仅发给了19个人。在银行的债务人中间，有借款超过100万的银行行长汤隆古和借款400万的银行监事长朱利奥·托洛尼亚公爵，等等。此外，科拉扬尼一个名字也没有提到，但他暗示他知道的比说的还要多，并且要求议会对银行的业务进行调查。
接着另一位议员加瓦齐宣读了阿耳维西报告中的另外一段，其中谈到罗马银行给律师、新闻记者和政界人物发放了巨额贷款，这些特殊的顾客得到的钱将近1200万，而在已经公布的资产负债表内却没有列入。
在克里斯比内阁期间下过调查命令的前大臣米切利这时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与这件事有关的三个内阁首相焦利蒂、克里斯比和鲁迪尼也相继跳了起来，宣称所有这些揭露全是捏造。
他们在发言时是多么义愤填膺啊！即使德国的商品推销员在被人揭露他拿好样品给人订货，却用最次品交货的时候，也不可能燃起如此高尚的怒火的。
同一天，议员们在议会出纳处换掉了5万法郎以上的罗马银行的银行券，而银行的股票（票面价值为1000法郎）下跌了100法郎。然而在大臣们的豪言壮语之后，到傍晚时，证券交易商们又重新振作起来了。人们以为这桩丑闻已经了结，事情已成过去。
二
可是科拉扬尼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情况，而且他所谈的恐怕还不及调查报告中的三分之一。银行行长汤隆古、总出纳员拉扎罗尼和监事长托洛尼亚完全是按家庭式地发放了近900万的贷款。而且，按照汤隆古的说法，这个银行的管理一般都是“按家庭式的”——patriarcalmente；按家庭式到如此程度，竟然把作工商业优惠贷款用的基金凭不可靠的、实际上无担保的抵押发放出去或者发放给那些把工业仅仅理解为从事各种各样投机勾当的人，凭不断延期的票据或者甚至按公开的往来户进行发放。按家庭式到如此程度，竟然渐渐使几乎所有的新闻记者和不少于一百五十位本届众议院议员，即大部分明明是没有支付能力或甚至仅仅靠借债度日的人，成了银行账本上的债务人。阿耳维西的报告还附有这些顾客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除了唯一的一个右派议员阿尔比布外，都是几乎包括所有派别的左派议员，而且每人的借款数为50—60万法郎。在这些人中间，还有一位其姓氏深受全世界尊敬的人［注：梅诺蒂·加里波第。——编者注］和本届政府的两位大臣——格里马耳迪和马尔提尼；格里马耳迪甚至还是银行的法律顾问之一，年薪25000法郎。这已经非常可观了，但这些都是1889年的事情，还仅仅是开始，甚至还不是小巴拿马，而只不过是panaminetto，即很小很小的巴拿马。
关于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勾当的传说（其中当然也有夸大的），在科拉扬尼的发言推动下，就一个接一个地渐渐在人们中流传开来。人们开始从罗马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在几天之内就从存款总数1400万中提取了900万以上），并且怀着不信任的态度来接受它的银行券。政府感到，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这么多年来一届政府推给另一届政府去办的事情（妥善地解决关于银行和纸币的问题），现在应当火速予以解决。在1月的头几天内，关于把两家罗马银行和两家托斯卡纳银行合并为一家大的信贷机关的谈判就开始了，同时内阁发布了关于重新检查银行的命令。应当成为新机构核心的国民银行自然拒绝无条件地承担罗马银行的一切过失；因此它进行阻挠，顽固地讨价还价。所有这些被人们知道了；于是不信任变成了张惶失措。罗马全市从罗马银行中提取了100万以上的存款，储蓄银行也从那里取出了50万法郎以上的存款。罗马银行的股票在科拉扬尼的发言后跌到670法郎，1月15日的牌价只有504法郎，尽管票面价值是1000法郎。在意大利北部，已经开始拒绝接受这家银行的银行券了。
但是这时传出了关于对罗马银行进行重新检查的更加惊人的结果。诚然，朱利奥·托洛尼亚公爵偿还了债务：1月13日他还了400万法郎，1月14日又还了60万，15日还了余下的200万。诚然，行长汤隆古和出纳员拉扎罗尼为了偿债而把自己的巨额财产全部交给了银行。诚然，“一位显贵”（“那不勒斯信使报”[388]以此明显地暗指国王［注：翁伯托一世。——编者注］）偿还了大臣格里马耳迪及其家属的银行债款。诚然，激进立宪派议员福提斯声称，他是作为银行的法律顾问取得贷款的。但是，这些怎么能同下面这个消息相比，这个消息说，根据重新检查的材料，只有权发行7000万银行券的罗马银行，共发行了银行券13300万；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在银行账本上开列了一些虚构的债权人，在他们名下记了总数达4900万的账；行长汤隆古凭一张注明1893年1月3日这样近的日期的普通收据领取了2500万（1月21—22日的“世纪报”[389]）。有人还说，黄金储备虽然没有发生问题，但只是因为：总出纳员的侄子米凯莱·拉扎罗尼男爵曾经专门为此向他在瑞士的实业界朋友借了好几百万现款，挪用几天，答应在检查后立即innatura〔用原物〕归还这笔钱；不过，这需要作一番相当的努力，因为政府当时把罗马银行的全部基金查封了。事情的揭露已经到处引起了满城风雨，150个议员的名字被人们多少准确和明确地提到，于是再也不能否认，至少最近三届内阁是知道这件事的，它们为了进行选举活动，经常把大笔银行现金交给自己的拥护者使用，它们常常在内阁会议上讨论这些盗用的公款，它们完全了解自己对盗用公款所应负的责任，而有意识地加以隐瞒，因而就助长了继续盗用公款。
在这一切之后，终于在1月19—20日的“那不勒斯信使报”上发表的比亚季尼的报告显得多么平淡啊！小巴拿马确有其事。
三
危机已经不可避免了。在这些同银行一道干过欺骗勾当、挥霍浪费过银行基金（不言而喻是用诚实贷款的方法）的人中间，一部分人握有政权，另一部分人则没有掌握政权。很自然，把刀子一按到他们脖子上，前一部分人就把后一部分人牺牲了。一个共犯者采取了充当另一个共犯者的刽子手的崇高决定。同法国的情况完全一样。那里就是鲁维埃、弗洛凯和弗雷西讷之流把累塞普斯和丰唐这些人牺牲了，而累塞普斯和丰唐正是经常被他们及其共谋者“把刀子按到脖子上”（照沙尔·累塞普斯的说法），来从巴拿马骗局中榨取政治活动的经费的。同样焦利蒂和格里马耳迪也把自己的挚友汤隆古牺牲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前任先前曾向这个人勒索银行的钱财来从事选举活动，来办自己的报刊，一直勒索到只剩下一条出路——破产。而当格里马耳迪的债款通过上述神秘方式偿还之后，他就比任何人都更高声地要求逮捕汤隆古了。
但是汤隆古是一个老江湖，一个饱经世故的老意大利人，在骗人行当中决不是年轻没有经验的新手，不像曾不得不为赖纳克之流安排巴拿马骗局的沙尔·累塞普斯及其他傀儡那样。汤隆古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他每天清早4点钟都要去做弥撒，有些代理人和中间人是他不愿在自己银行的办公室里见到的，——“小乖乖，你不要使我难为情，”［注：引自海涅：“归乡集”补遗。——编者注］，——他就在做弥撒的时候同这些人打交道。汤隆古同梵蒂冈的关系很好，他就把一个文件匣子交给了意大利警察当局所望尘莫及的梵蒂冈保管，那里面所装的正是那种能保证使他不致遭受有势力的朋友和庇护人谋害的文件，这种文件他是不愿过于仓卒地托付给司法当局的。因为意大利在出现了小巴拿马案件时的情形也同法国出现了巴拿马案件时一样，人们非常怀疑司法当局到家里去进行搜查有时不是为了发现某些证明文件，而是为了使这些证明文件完全消失。于是汤隆古决定，这种能对他起保护作用和揭露事实真相的文据不应当保存在意大利预审推事手里，而只能够保存在梵蒂冈。
再接着上面的说吧。当内阁一同国民银行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后者承担罗马银行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并且负责按每股450法郎（股票价值是1000法郎）付款给股东；当内阁一觉得可用这个协议保证不公布那些欠银行钱的政界人物的名字，勇敢的汤隆古就不能不立即看到，在资产阶级政治里，对效劳所给予的报酬是忘恩负义。从1月16日傍晚起，他的家门口就布置了岗哨；1月19日，他和总出纳员拉扎罗尼被捕了。
对他来说，这决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还在早些时候，他就对“议会报”[390]的一个编辑说过：
“他们会把我关进监狱，但是希望他们明白，这是自找麻烦……如果想要我为别人的过错承担责任，那末我就要把事情闹出来……他们不是想要使我破产吗？那时我要公开宣布那些曾经成百万成百万地向我勒索的人的名字。我曾屡次说这些钱不能给，但是回答总是一个：这些钱是必需的（occorrono）。而且我有证据……经常都是这样；我越是为他们效劳，他们越是往我脸上吐唾沫；但是如果我现在垮台，那末跟我作伴的就大有人在。”
而当这个起初被拘禁在自己的豪华宅第里的有病的老人，于1月25日被带往雷季纳·切利监狱去时，他对押送他的官员说道：“我去，但是我保留揭露的权利。”他对他的家属说道：“他们希望我死在监狱里，但是我还有足够的力量来为自己报仇。”
看来这个人在公开审讯时不会像巴黎的巴拿马案件中的经理们那样百依百顺的，不会像他们那样不以自己所掌握的更严重十倍的罪证来打击原告，而用沉默来为自己哀求宽大判决的。虽然汤隆古患有痛风病，但是报纸说他是一个高大而结实的人，是一个“真正七十高龄的胸甲骑兵”；他过去的一切说明，他懂得：只有最激烈的斗争和最顽强的反抗才能救得了他。因此，必有一天，著名的cassettad’oro〔金匣子〕会从梵蒂冈搬到法庭，它里面的东西将会摆到法官的桌子上。愿他一切顺利！
然而就在1月25日那一天，议会又重新开会，这件丑事在那里也闹开了。焦利蒂能够对他的150名议员高声叫喊的，只是鲁维埃对自己的104名议员高声叫喊过的东西：要是我们不拿这些钱，你们就不可能在这里开会！这也确实如此。克里斯比和鲁迪尼所能说的也只是这些话。然而事情不会到此为止。接着必然会有进一步的揭露——不论是在议会中，还是在法庭上。小巴拿马案件也同巴拿马案件一样，目前还只是处在开始阶段。
整个这一事件的寓意是什么呢？——不论是巴拿马案件，小巴拿马案件，还是韦耳夫基金，都证明：目前资产阶级的全部政治——不论是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愉快争吵，还是它们对工人阶级的冲击的联合反抗——不花费大笔金钱是不能实行的；这大笔钱都是用于不能公开说明的目的；由于资产者先生们的吝啬，政府已越来越不得不为了这些隐讳的目的而用隐蔽的方式去谋取资金。这方面的行家俾斯麦曾经说过：“我们在哪里找到钱，就从那里取用。”至于“我们在哪里找到钱”，这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写于1893年1月26日和29日之间
载于1893年2月1、2和3日“前进报”第27、28和2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注释：
[386]“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一文是恩格斯为了评论1892年12月—1893年1月意大利议会关于罗马银行的舞弊问题进行的辩论而写的；辩论的起因是议员科拉扬尼的发言。在辩论过程中揭露出的丑事涉及一些国家活动家，许多议员、律师、新闻记者和私人，这些丑事被称为pana-mino（小巴拿马）。恩格斯在写这篇文章时利用了当时与他通信的意大利学者、社会党哲学家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寄来的材料（议会报告、报纸）。恩格斯考虑到意大利当局正在注意他们的书信往来，于是匿名发表了这篇文章；因为正如他在1893年1月29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所指出的，署名可能“使罗马的坏蛋们找到我的意大利报告人的踪迹”。——第418页。
[387]韦耳夫基金是由俾斯麦个人掌握用来贿买报刊的一种特别基金。——第418页。
[388]“那不勒斯信使报”（《CorrierediNapoli》）是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日报；1888年创刊。——第422页。
[389]“世纪报”（《IlSecolo》）是意大利激进派的日报；从1866年起在米兰出版。——第423页。
[390]“议会报”（《IlParlamento》）是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报纸，从1853年起在都灵出版。——第42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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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383]
巴黎的资产阶级报刊大肆宣扬，说什么警察当局破获了一个极其卑鄙的阴谋。据说有几个“俄国虚无主义者”阴谋要把那个温和的全俄罗斯沙皇和君主干掉；但是警察当局有所戒备，“谋杀案的主犯”被抓住了，俄罗斯祖国的慈父得救了。
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弄明白，“俄国虚无主义者”之所以荣膺这样一个称号，只是因为他们同俄国的虚无主义［nihil］毫无共同之处。这仅仅是一些不幸在彼得堡的慈父沙皇统治下出生的波兰人；他们非常规矩而谦逊地居住在巴黎，决没有幼稚到要去搞谋杀阴谋，——有理智的人现在把这种事让给警察当局去干了。单是不得不宣布这些“俄国虚无主义者”的波兰姓氏这一点，就使警察当局也觉得谋杀和阴谋的说法很不妥当了。警察当局不得不通知它的哈瓦斯通讯社和路透通讯社说，这些人仅仅被驱逐出法国国境。
到处都掀起这种叫嚣，其用意究竟何在呢？很简单。
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者——部长、参议员、众议员——都一无例外地同巴拿马丑闻[384]有关：有的是受贿人，有的是同谋犯和包庇者。然而他们都有这样的看法：社会舆论注意他们的卑鄙龌龊活动的这一方面已经太久了。他们想：全世界说我们以骗人勾当破坏了共和国信誉的事已经说得够多了；我们现在让他们看看，我们在政治方面也能使这个共和国威信扫地，我们让他们看看，在对沙皇卑躬屈节方面，我们能够大大地超过已故的俾斯麦。俄国大使馆希望了解波兰流亡者的档案，那我们就来证明我们强烈希望把它所想要的一切都敬献给它，不仅把档案，而且连波兰人也一道，要是有必要，则把整个法国都敬献给它！
如果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而自趋灭亡，那对我们只有好处。它的继承者已经等在门外——这决不是保皇派，保皇派虽然又十分积极地开始搞阴谋活动，但是他们并不危险；这些继承者将是社会主义者。然而这些法国现今的统治者的愚蠢也可能使我们受到损害。他们讨好官方的俄国，央求它的恩宠，他们舐它的长靴，他们在这帮俄国痞棍面前低三下四，他们把沙皇捧为法国的真正主宰和法国政治的领导者，而实际上沙皇自己却处于完全不能给法国以任何实际帮助的困难境地。今年冬季证明，俄国的饥荒将持续若干年；国内的资源已枯竭，并且长时期不能恢复，财政状况简直是糟透了。不是法国需要俄国，恰恰相反，正是俄国没有法国的道义支持就会完全失掉活动的能力。只要这些法国资产者稍微有点常识，他们无需用金钱和战争就能够迫使他们的俄国同盟者去做一切。他们不是这样，而是跪着向它哀求，并且让自己被利用来满足俄国的国家目的，这一点就连普鲁士在它的最受屈辱的时期也是没有做过的。可是他们还以为他们做得很巧妙；他们想都没有想到，彼得堡正在嘲笑他们这些蠢人！
Parisvautbienunemesse——很值得为巴黎做一次弥撒，这是亨利四世在以改信天主教换得巴黎投降时说过的话。LaFrancevautbienuneMarseillaise——很值得为法国奏一次“马赛曲”，这是亚历山大三世在他政治上无能为力，毫无出路的最紧张时刻而海军上将热尔韦却把法国奉献给他[385]时说过的话。
写于1893年1月10日
载于1893年1月13日“前进报”第1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释：
[383]这篇文章是恩格斯由于在法国的波兰流亡者以策划谋杀亚历山大三世的罪名遭到逮捕而写的。恩格斯从波兰社会主义者玛丽亚·门德尔森那里得到这次逮捕的消息后，立刻起来维护波兰革命者，揭露法国警察当局和沙皇政府警察当局的合伙阴谋。文章发表在1893年1月13日“前进报”第11号“政治评论”栏里，没有署名。编辑部在文章前加了如下的按语：“关于巴黎警察当局不久前的行径，我们已经在昨天作了简要的报道，现在发表的是最有权威人士的来稿”。——第415页。
[384]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创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而于1879年成立的。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其中包括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
恩格斯把法兰西共和国称做“机会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是指法国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执政党而言，一个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所谓“机会主义派”），它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个是激进派，它是从“机会主义派”当中分裂出来的议会党团，仍继续坚持一些实际上已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抛弃了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求；1901年，激进派组成为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415页。
[385]恩格斯指1891年7月在海军上将热尔韦指挥下的法国分舰队对喀琅施塔得的访问（见注254）。——第41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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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382]
敬爱的同志们：
十分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遗憾的是，我没有可能参加这次大会。
在给你们写这封信的同时，我不能不对你们队伍中发生的纠纷表示深深的遗憾。我决不是要进行干预，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不仅没有负有使命，而且由于对情况不够了解也没有这种可能。我只能表示愿望，希望在党代表大会上能顺利解决分歧和［注：手稿中在这后面有一句话被划掉：“为匈牙利党保存保·恩格耳曼同志这样一个无疑是有才干的工作人员”。——编者注］消除分裂的危险。
祝党代表大会获得最大的成功。
你们的弗·恩·
写于1893年1月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注释：
[382]这封信是恩格斯为了答复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于1892年12月底通过“工人新闻”编辑部向他发出的请他参加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邀请而写的。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93年1月6—8日在布达佩斯举行。在代表大会以前和代表大会上，以全国工人患病残废保险基金会的领导为首的党的机会主义派和以保·恩格耳曼为首的革命派之间展开了斗争。机会主义者利用自己对占党员多数的手工业者和熟练工人的影响，使代表大会批准了他们事先（1892年12月）就通过的关于开除恩格耳曼及其拥护者出党的决议，他们虚伪地指责恩格耳曼滥用党的经费和破坏民主。为了掩盖自己对党内革命派的迫害，机会主义者故意把全部斗争说成是个人的意见分歧，在代表大会上以及在党向1893年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谈到了这一点。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党的组织章程。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对代表大会隐瞒了恩格斯主张平心静气地解决意见分歧的贺信，也没有把它在党的报刊上发表。——第41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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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377]
最近有些唯理论的民族学家以否认群婚为时髦；因此，下面这篇我从1892年旧历10月14日的莫斯科“俄罗斯新闻”上译出的报道是值得一读的。它不仅明确地肯定了存在着极其盛行的群婚，即一群男子和一群女子相互间性交的权利，而且肯定了这种群婚具有跟夏威夷人的普那路亚婚姻，即群婚的最发展最典型的阶段非常接近的形式。典型的普那路亚家庭是由一群兄弟（同胞的或较远的）跟一群同胞的或较远的姊妹结婚而组成的，而在库页岛上，我们看到，一个男子是跟自己兄弟的所有妻子和自己妻子的所有姊妹结成婚姻的，如果从女子方面来看，就是这个男子的妻子有权跟她的丈夫的兄弟和她的姊妹的丈夫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它跟典型的普那路亚婚姻形式的区别，只在于丈夫的兄弟和姊妹的丈夫不一定是同一些人。
其次应该看到，我在“家庭的起源”一书第4版第28—29页所讲的，在这里也被证实了。那里讲到，群婚绝不像我们的庸人的惯于妓院的幻想所描绘的那样；实行群婚的人们，并不是公开过着庸人暗中所过的那种淫荡生活；这种婚姻形式，至少就现在还可以遇见的例子来看，与不牢固的对偶婚制或跟一夫多妻制不同的地方，实际上只不过是许多在其他条件下要遭受严厉惩罚的性交情事，在这里却为习俗所许可而已。[378]至于这些权利的实际行使正在逐渐消灭，那只不过证明这种婚姻形式本身正在消亡，它的极少流行，也可证实这一点。
此外，整个这篇描述之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它再一次表明：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上的原始民族的社会制度，在其基本特征上，是多么相似，甚至相同。关于库页岛上这些蒙古种人的记载，大部分都适用于印度的德拉维达部落、太平洋各岛屿发现时的岛上的土人，以及美洲的红种人。这篇报道写道：
“尼·安·杨楚克10月10日〈旧历；新历为10月22日〉在莫斯科［注：“莫斯科”这个字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自然科学爱好者协会人类学部会议上提出了施特恩堡先生的关于库页岛吉里亚克人[379]的有趣的报告，吉里亚克人是一个很少被人研究并处在蒙昧人的文化阶段［注：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阶段”，而是“程度”。——编者注］上的部落。吉里亚克人不知有农田耕作和陶器术，主要靠渔猎为生，用投入炽热的石头将木槽里的水温热，等等。特别有趣的是他们的家庭和氏族制度。吉里亚克人不仅把自己的生父叫做父亲，而且把自己生父的一切兄弟也叫做父亲，把生父的兄弟的妻子和自己母亲的姊妹全都叫做母亲，把所有这些‘父亲’和‘母亲’［注：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所有这些‘父亲’和‘母亲’”，而是“所有这些亲属”。——编者注］的子女统通叫做自己的兄弟和姊妹。如众所周知的，北美的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部落，以及印度的一些部落，都有这样的称呼法［注：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称呼法”，而是“术语”。——编者注］，不过在他们中间，这种称呼法早已跟现实不相符合了，而在吉里亚克人中间，这种称呼法却表明迄今仍然存在着的秩序。直到现在每一个吉里亚克男人对自己兄弟的妻子以及对自己妻子的姊妹都有丈夫的权利［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至少行使这些权利并不认为是被禁止的事情［注：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不许可的”，而是“罪恶”。——编者注］。这些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群婚［注：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群婚”，而是“氏族婚姻”。——编者注］的残余，颇似本世纪上半叶还在散得维齿群岛存在着的有名的普那路亚家庭。家庭和氏族［注：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家庭和氏族”，而是“家庭和亲属”。——编者注］关系的这种形式是吉里亚克人的社会组织的基础，是他们的氏族制度的基础。
吉里亚克人的氏族，是由他的父亲的一切兄弟（近的和较远的、真正的和名义的）［注：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近的和较远的、真正的和名义的）”，而是“（所有亲等的）”。——编者注］、由这些兄弟的父亲和母亲、由他的兄弟的子女及他自己的子女组成的。显然，这样构成的氏族，可能有大量的成员。氏族的生活是按下面的原则来进行的。氏族内部是绝对禁止通婚的。死者的妻子，根据氏族的决定，转嫁给死者的同胞的或名义的兄弟［注：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同胞的或名义的兄弟”，而是“‘任何亲等的’兄弟”。——编者注］当中的一个。氏族养活自己的一切没有劳动能力的成员。‘我们没有乞丐——一个吉里亚克人对报告人说，——谁穷，哈里〈氏族〉就来养活他。’氏族成员由共同的祭祀和节日、共同的坟地等联系起来。
氏族保障自己每一个成员的生命与安全，防止不属于本氏族的人对他的侵害［注：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氏族”，而是“哈里”；不是“不属于本氏族的人”，而是“另一哈里的人”。——编者注］。惩罚的手段是血族复仇［注：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惩罚的手段”，而是“手段”；不是“血族复仇”，而是“氏族复仇”。——编者注］，但是在俄罗斯人的影响下，这一制度的作用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妇女被完全排除在氏族复仇的行动以外。在有些场合（不过这种场合是极少见的），一氏族收养他氏族的人。通例是财产不得拿出死者的氏族以外。在这一方面，吉里亚克人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十二铜表法的一项有名的条文：《Sisuosheredesnonhabet，gentilesfamiliamhabento》〈“如无继承人，应由同氏族人继承”〉。[380]吉里亚克人生活中任何一件非常的事件，都非有氏族的参与不可。氏族长者，在不久以前，大约一两代以前，还是社会的首领，即一族之‘长’。不过，现在，氏族长者的作用只是领导宗教仪式了。氏族往往散居在彼此相距很远的地方，不过，同氏族人在分散以后，仍继续互相惦记着，互相来往作客，互相帮助和庇护等等。而且，吉里亚克人如无特别的需要，绝不舍弃自己的同族人和自己氏族的坟墓。氏族生活习惯，给吉里亚克人的全部精神，给他们的性格、习俗和制度，都打上了显著的烙印。共同讨论一切事情的习惯，经常维护同氏族人利益的必要性，血族复仇［注：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血族复仇”，而是“复仇”。——编者注］方面的连环关系，和几十个同伴一起住在一个大帐篷里的必要性和习俗，总之，经常生活在人群当中，使吉里亚克人养成了一种非常合群非常健谈的性格。吉里亚克人是非常好客的，他们爱招待客人，自己也爱作客。好客的高尚习俗，在不幸的日子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困难的年月中，当吉里亚克人自己和狗都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并不伸手去乞求施舍，他可以有把握地去作客，而且在那里有时可以被养活很长一个时期。
在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中间，几乎完全遇不到贪图私利性质的犯罪。吉里亚克人把自己的贵重东西存放在仓库里，从不锁门。吉里亚克人极富于羞耻心，如果他被揭露干了什么不名誉的事，他便会到大树林里去上吊。在吉里亚克人中间，谋杀事件是十分罕见的，大都是只有在激怒中才杀人；不管怎样，他们都没有贪图私利的目的。在和其他人的关系［注：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和其他人的关系”，而是“内部关系”。——编者注］上，吉里亚克人表现得真诚、守信用和忠厚。
吉里亚克人虽然长期隶属于中国化的满族人，虽然受了阿穆尔边区移民［注：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移民”，而是“无赖居民”。——编者注］的极端有害的影响，但是在道德方面仍保存着原始部落所固有的许多美德。不过他们的生活制度的命运已经不可扭转地被决定了。再过一两代，大陆上的吉里亚克人将完全俄罗斯化，他们在接受文化上好的东西的同时，也将承受文化上坏的东西。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距俄国人定居地的中心多少远一些，因此有可能保持纯洁稍微久一些。不过邻近的俄国居民对他们也已经开始有所影响了。各村的人都纷纷到尼古拉也夫斯克去购买东西和谋生，而每个挣了工钱返回故乡的吉里亚克人，便带回了像工人从城市带到俄罗斯乡村的那种气氛。此外，在城市里谋生及其变化不定的运气，愈来愈破坏那种原始的平等，这种平等构成吉里亚克人这样的民族的简单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
施特恩堡先生的论文还搜集了有关吉里亚克人的宗教观点、宗教仪式、法律制度［注：在“俄罗斯新闻”上不是“法律制度”，而是“法律习惯”。——编者注］等方面的材料。该文将刊载在‘民族学评论’[381]上面。”
写于1892年11月底—12月4日
载于1892—1893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2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注释：
[377]恩格斯“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一文的资料来源，是1892年10月14日“俄罗斯新闻”第284号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俄国民族学家列·雅·施特恩堡对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尼夫赫人）的生活和社会制度的研究结果的报道。恩格斯在自己的文章里几乎全部引用了这篇报道，亲自把它译成德文，为了想把若干地方搞得更准确、更清楚，译文与原文稍有出入。
“俄罗斯新闻”（《PycckueBeбoмocmu》）是一家社会政治性的报纸，是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63年至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1863年至1867年每周出刊三次，1868年起改为日报。——第409页。
[37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49—50页。——第409页。
[379]吉里亚克人是尼夫赫人的旧称，是居住在黑龙江下游地区和库页岛北部在中部的民族。——第410页。
[380]十二铜表法是最古的罗马法文献，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编成，是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的成果，它代替了原先在罗马有效的习惯法；十二铜表法反映了罗马社会财产分化的过程；法律条文写在十二块牌子（铜表）上。——第411页。
[381]“民族学评论”（《Эｍнｏιра∮ｕчｅｃкｏｅобозренｕｅ）是一家俄国杂志，1889年至1916年由莫斯科大学附属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民族学部出版，每年出刊四期。
施特恩堡“库页岛的吉里亚克人”一文载于该杂志1893年第2期。——第41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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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368]
“人民论坛”发表的一组题为“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文章，使我不得不写一个简短的驳斥。
虽然作者［注：路·艾里提埃。——编者注］似乎尽力要实事求是和不偏不倚地阐述自己的主题，但实际上，他却把它叙述得像无政府主义者老爷们自己叙述的和他们所希望叙述的那样。譬如说，他对巴枯宁派的材料旁征博引，对巴枯宁派的日内瓦对手们所公布的材料则引用得很不够，至于伦敦总委员会的材料，那就根本不提了。
我只从一篇文章（11月12日第十篇）中举出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杜撰。
说总委员会1871年在伦敦召开了一个“秘密的”代表会议[369]，
“只有瑞士无政府主义各支部没有接到通知；但是，它们得悉这一意图”云云，
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代表会议的公开和秘密的程度，同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一样；不在报纸上宣扬，也不邀请记者到会场。
汝拉各支部当时公开与总委员会对抗，同总委员会没有保持任何正式联系。相反，在总委员会里却有两个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秘密团体的成员：罗班和巴斯特利卡，他们是根据“独裁者”马克思的建议选进来的。恰好是罗班保持了同汝拉各支部的联系；他早在1871年3月就以它们的名义建议召开那次后来又被它们否认的代表会议，而且还把召开代表会议的事通知了它们。其他的一切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鬼话。
代表会议
“本来准备在马克思家里召开……在马克思的住宅里举行了……”。
愚蠢的谎言；代表会议是在所谓的法兰西区的托登楠大院路附近一家“蓝柱”小酒馆里举行的。
代表会议的成员也说得不对；有争论的地方也不是章程中的一段，而是章程的绪论部分中的一段。这一段是这样写的：“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第一个地方性的巴黎（蒲鲁东主义者的）委员会，在自己的法文译本里把它歪曲成这样：
“……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让位于它的伟大目标”。[370]
日内瓦代表大会[371]的文件在通过法国国境时被波拿巴的警察没收了，只是由于英国外交部出面干预，这些文件最后才物归原主，就在文件被没收的那段时间里，巴黎的旧译文又在日内瓦被匆忙地重新印了出来，因而无政府主义者后来能够据此断言，仿佛日内瓦代表大会就是那样决定的。总委员会受同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委托于1871年出版了英文、法文和德文标准本章程[372]，这样就最后戳穿了这种招摇撞骗的行为（当然，这是使无政府主义者大大扫兴的）。现在在我面前就放着马克思把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改动记在上面的那份章程，这些改动只限于章程的条文本身，完全没有涉及绪论部分。
其次，说伦敦代表会议决定把
“汝拉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置于日内瓦委员会的号令之下”，
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就在这里，我对作者的意图的正直性产生了一些怀疑。他究竟是会认字还是不会认字。如果说他会认字，那末他在代表会议的决议里只能够读到：（1）撤销汝拉委员会（擅自使用）的罗曼语区委员会这一名称，并把这一名称授给原先的日内瓦委员会；（2）号召汝拉方面妥善解决他们同日内瓦方面的争端；（3）如果这点不能做到，那末他们应当建立他们自己的联合会，定名为“汝拉联合会”。[373]因此，代表会议所作的，只不过是完全让日内瓦方面和汝拉方面都在他们自己自治范围内行事。
总而言之，这位作者不论真正是或者假装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他在一切方面都听信可怜的被诽谤的无政府主义者羔羊的话。对于这些老爷们认为不必要谈的事情，我们这位如此权威的作者根本一无所知，所以他对构成整个争端的内幕方面的东西也一无所知。在巴枯宁创建的公开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的同盟，它的目的是要把整个国际的领导权弄到无政府主义者手里。[374]这个秘密的同盟广泛地分布在汝拉，分布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总委员会最先是从西班牙获得这件事的证据，后来又从日内瓦得到了与这一反对欧洲工人运动的无辜的阴谋有关的章程和大批其他文件。就是根据这些文件，海牙代表大会在1872年才做出决定，把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375]为了驳斥目前又在冒头的、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件事情和其他许多事情的始末的捏造，可以读一读根据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出版的小册子：“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1873年伦敦、汉堡版；科柯斯基的德文译本：“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1874年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版[376]。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年11月15日于伦敦
载于1892年11月19日“柏林人民论坛”报第47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人民论坛”报，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注释：
[368]恩格斯写这篇给“柏林人民论坛”报编辑部的声明，是由于该报发表了一组题为“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文章。这组文章几乎全以巴枯宁派的材料为根据，凭空捏造在瑞士的第一国际组织的历史，为巴枯宁派、尤其是为无政府主义的汝拉联合会的分裂主义破坏活动辩护，汝拉联合会是1870年4月4—6日绍德封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派在瑞士罗曼语区国际各支部中引起分裂以后组成的。这组文章采用了对总委员会、对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尤其是对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许多诽谤性的杜撰。1892年11月12日发表的第十篇文章对历史事实歪曲得特别厉害。恩格斯决定不等所有文章刊完，就予以驳斥。恩格斯把声明寄给柏林的倍倍尔，让他转交给“柏林人民论坛”编辑部，并在1892年11月15日写给倍倍尔的信里请他关心这件事，以便使声明能在该报下一号上刊登出来，因为不能“容许这种谎言再瞎扯下去”。
恩格斯的声明发表在1892年11月19日的“柏林人民论坛”报上，而1892年12月24日，该报除了刊载第十三篇文章外，还刊出了这组文章的作者瑞士社会主义者路易·艾里提埃的答复。艾里提埃在他对声明的答复里，以及在1892年12月25日专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大放厥词，企图驳倒对他歪曲第一国际历史所作的谴责。恩格斯在1893年1月20日写复信给艾里提埃，揭穿他支吾其词、企图推卸歪曲事实和偏袒巴枯宁派地阐述事实的责任，使对方知道，第一国际的历史是不容许捏造的。——第405页。
[369]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见注109。——第405页。
[370]恩格斯把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1864年）和共同章程（1871年）的绪论部分对这一重要原理的表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页和第17卷第475页）同1866年出版的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伦的章程法文译本对这一原理的歪曲的表述加以对比。——第406页。
[371]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见注97。——第406页。
[372]指1871年公布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5—492页）。——第406页。
[373]恩格斯叙述伦敦代表会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62—465页）的大意。——第407页。
[374]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巴枯宁在1868年在日内瓦创建的组织。同盟的盟员宣布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他们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的地区的支持。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以后，仍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保持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并以巴枯宁为首进行了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那时巴枯宁及其拥护者特别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加强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思想。1872年9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领导人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第407页。
[375]见注134。——第407页。
[376]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65—515页）原是用法文出版的；恩格斯直接参加了德文译本“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EinComplotgegendieInternationaleArbeiter-Association》）的校订工作。——第408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马克思，亨利希·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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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亨利希·卡尔[339]
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的一个律师（后为司法参事）亨利希·马克思的家里。根据亨利希·马克思的儿子的洗礼证书可以看出，亨利希·马克思于1824年同全家一道弃犹太教而改信基督教。卡尔·马克思在特利尔的中学毕业后，从1835年起先后在波恩和柏林研究法学，以后又研究哲学；1841年，他在柏林提出一篇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340]，结果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他迁居波恩，打算在大学里任教；但是，政府对他的在波恩的大学里讲授神学的友人布鲁诺·鲍威尔百般刁难，最后鲍威尔终于被大学解聘，这个事实使马克思很快就清楚地看出：在普鲁士的高等学校里是没有他的立足之地的。大约就在这同一时期，莱茵激进资产阶级年轻一代的一些持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代表，在同自由派领袖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商妥之后，决定在科伦创办一家大型的反对派报纸；马克思和鲍威尔也被聘为该报的主要的经常撰稿人。当时办报所必不可少的许可证，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悄悄地领到了，于是，“莱茵报”就从1842年1月1日起开始出版。马克思写了一些长篇文章，从波恩寄给这家新创办的报纸；其中最重要的有：对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批评，关于摩塞尔流域酿酒农民的状况的文章，以及另一篇关于盗窃林木和与此有关的法律的文章。[341]1812年10月，马克思担任该报的领导，并移居科伦。从这时起，该报开始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质。而同时，对报纸的领导又是如此巧妙，尽管该报先后受到双重的、以至三重的检查（先由普通检查官检查，然后呈交行政区长官复查，最后还要由adhoc〔专门〕从柏林派来的冯·圣保罗先生检查一次），政府对这样一种报纸还是无可奈何，所以它决定从1843年1月1日起禁止该报纸继续出版。在这一天马克思退出了编辑部，报纸以此为代价获准缓期三个月，但是后来报纸终于还是被完全查禁了。
于是马克思决定到巴黎去，这时阿尔诺德·卢格在“德国年鉴”[342]大约与此同时被查禁之后，也准备到巴黎去。动身以前，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燕妮是马克思童年时代的女友，马克思早在刚进大学的时候就同她订了婚。1843年秋，这一对年轻的夫妇来到巴黎，在这里马克思开始同卢格一起出版“德法年鉴”[343]，但是该杂志仅出版了一期；杂志之所以停刊，部分是由于它在德国的秘密传播遇到很大困难，部分是由于在两位编辑之间很快就暴露出原则性的分歧。卢格仍然保持黑格尔哲学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的路线，马克思则热心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历史。结果马克思转向了社会主义。1844年9月，弗·恩格斯到巴黎拜访马克思，停留了几天；他们是从在“德法年鉴”共同工作时开始通信的，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合作，直到马克思逝世。这个合作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一部驳布鲁诺·鲍威尔的论战性著作（他们在黑格尔学派分裂的过程中同布鲁诺·鲍威尔之间也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即“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344]（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马克思参加了在巴黎以“前进报”这个名称出版的一份篇幅不大的德国周报[345]的编辑工作，该报辛辣地嘲笑了当时德国专制制度和冒牌立宪制度的空虚拙劣。普鲁士政府就以此为借口要求基佐内阁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这个要求被满足了；1845年初，马克思迁居布鲁塞尔，恩格斯随他之后也来到布鲁塞尔。在这里，马克思出版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以及“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346]。此外，马克思有时还给“德意志-布鲁塞尔报”[347]写些文章。1848年1月，他同恩格斯一起受秘密的宣传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春加入了这个团体）。[348]从那时起，“宣言”出版了许许多多经作者同意的和未经作者同意的德文版本，并被译成几乎所有的欧洲文字。
当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并且在布鲁塞尔也激起了人民的风潮时，马克思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比利时；这时，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邀请马克思重新到巴黎去，于是马克思又迁居巴黎。
在巴黎，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一起首先反对了组织军团的儿戏，因为这给新政府的多数派提供了一个摆脱“已经成为累赘”的外国工人的方便手段。很清楚，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组织起来的比利时军团、德国军团等等，只能在一出国境之后就堕入预先设置好的陷阱，而后来发生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领导人，为四百名失业的德国人争取到了和发给参加军团的人同样的路费，使他们也得以返回德国。
4月间，马克思迁往科伦；在他的领导下，从6月1日起在科伦开始出版“新莱茵报”，该报在次年5月19日出版了最后一号；威胁着编辑们的是：或者根据法庭命令被逮捕，或者作为非普鲁士国民被驱逐出境。马克思遭到的是后一种命运，因为他在居留布[349]鲁塞尔期间脱离了普鲁士国籍。在该报存在期间，马克思曾经两次被陪审法庭传讯：1849年2月7日被控违反出版法，2月8日又被控煽动对政府的武装反抗（在1848年11月拒绝纳税期间）；两次他都被宣判无罪。[350]
在“新莱茵报”被查禁后，马克思又回到了巴黎，但是在6月13日示威[351]以后他被迫作以下的选择：或者是留在布列塔尼被拘禁起来，或者是再次离开法国。不言而喻，马克思选择了后者，于是他移居伦敦，并且从此以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
在伦敦，马克思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352]（1850年在汉堡出版），总共出版了六期。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主要著作“从1848到1849年”阐明了这几年的事件，特别是在法国所发生的事件的原因和内部联系；此外，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写了许多书评和政治述评。在前一著作发表后不久，作为该著作的继续，出版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353]（1852年在纽约出版，1869年和1885年在汉堡重版）。由于发生了科伦共产党人的大案件，他出版了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354]（1853年在波士顿出版，最近一版于1885年在苏黎世出版）。从1852年起马克思担任“纽约论坛报”[355]的驻伦敦通讯员，并且在许多年当中可以说是该报欧洲栏的编辑。他的文章一部分署了他的名字，一部分则以社论的形式发表；这不是一些普通的通讯，它们是根据认真的研究写出的，而且往往是包含一系列对于欧洲某一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详尽评论的文章。其中军事性质的文章——论克里木战争、印度起义等——是恩格斯写的。马克思的关于帕麦斯顿勋爵的文章[356]有几篇曾经在伦敦以单行本重印出版。直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他才停止为“论坛报”撰稿。
1859年，马克思一方面同卡尔·福格特展开了由于意大利战争而引起的论战，这场论战是以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357]（1860年在伦敦出版）作为结束的。另一方面，在这同一年，出版了他在英国博物馆进行了多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358]（1859年在柏林出版）。可是，第一分册刚出版，马克思就发现他并没有完全弄清楚以后几个分册的基本思想发展中的一切细节；迄今保存下来的手稿[359]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于是他立刻重新开始工作，这样，他没有继续出版那几个分册，而是直到1867年才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360]（1867年在汉堡出版）。
马克思在写作全部三卷“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至少是初稿——的过程中，终于又得到机会同时在工人当中进行实际工作。1864年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许多人，特别是法国人都曾经自命为该协会的创始人。不言而喻，像这样的组织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创立的。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就是早在1848年就向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
在建立国际时，朱泽培·马志尼也企图笼络那些团结在国际中的人，使他们接受他所宣扬的神秘的、充满密谋精神、以《Dioepopolo》〔“上帝和人民”〕作为口号的民主，让他们为这种民主效劳。但是以他的名义提出的章程和成立宣言草案被否决了，相反，得到通过的是马克思所拟定的草案[361]；从此以后马克思就稳固地取得了对国际的领导。总委员会的宣言都是马克思写的，其中包括巴黎公社失败后出版并翻译成大多数欧洲文字的宣言“法兰西内战”[362]。
在这里不可能叙述国际的历史。这里只须指出一点：马克思这样起草了章程以及它的原则性的绪论部分，以致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英国的工联主义者能在这个范围内一致地合作共事；这种联合的内部一致直到以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从出现时起就企图瓦解任何工人运动——出现以前，从未受到破坏。当然，协会的力量是以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渴望联合起来这样一个前所未闻的事实为基础的；总委员会除了道义手段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手段，它甚至连经费也没有：总委员会并没有所谓的“国际的百万财产”，它所有的大都只是债务。用这样少量的钱做这样多的事情，大概是史无前例的。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已不可能在欧洲存在下去。如果继续用旧的形式同政府以及在所有国家都同样狂怒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就会付出巨大的牺牲。此外还要在协会内部进行反对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同他们同流合污的蒲鲁东分子的斗争。Lejeunevalaitpaslachandelle〔得不偿失〕。因此，当在海牙代表大会[363]上在形式上也取得了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胜利之后，马克思提议把总委员会的会址迁到纽约。这样就保证了协会继续存在下去，准备迎接由于局势的变化而必须在欧洲恢复协会的时刻到来。但是当这样的局势实际到来时，旧的形式已经过时了；运动大大超过了旧的国际。
从那时起马克思不再进行公开的鼓动，但同时他仍然和过去一样积极地参加欧洲和美洲的工人运动。他几乎同各国工人运动的所有领导人通信，他们在紧要关头，只要有可能，总是亲自向马克思本人请教。他愈来愈成为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公认的和有求必应的顾问。但是，除此之外，这时马克思却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上来，同时研究的范围也已经大大扩大了。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他研究原始时代的历史，研究农学、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等，主要是为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最完善地写出关于地租的章节，而在他以前没有人试图这样做过。马克思除了能以所有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自由阅读以外，还学习了古斯拉夫语、俄语和塞尔维亚语。但是很可惜，日益严重的疾病妨碍了他去利用这样收集起来的材料。1881年12月2日他的夫人［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去世，1883年1月11日他的大女儿［注：燕妮·龙格。——编者注］去世，就在同一年的3月14日，他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中静静地与世长辞了。
过去出版的马克思传记大多数都是错误满篇。唯一可靠的传记是发表于白拉克在不伦瑞克出版的1878年“人民历书”中的那篇传记（作者恩格斯）。[364]
现在把马克思的已经发表的著作尽可能详尽地开列如下：
1842年在科伦“莱茵报”上发表的有：关于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摩塞尔流域酿酒农民的状况、关于盗窃林木的文章；该报1842年10月至12月的社论。在“德法年鉴”（阿·卢格和卡·马克思合编，1844年在巴黎出版）上发表的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44年在巴黎报纸“前进报”上发表的短文（未署名）。——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1848年在布鲁塞[365]尔出版）上发表的一些署名和未署名的文章。——“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德文版：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的第二版。西班牙文版：1891年在马德里出版。——“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英文版：1888年在波士顿出版。德文版：收入“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同弗·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出版。最新德文版：1890年在伦敦出版；几乎所有的欧洲文字都已有译本。——在“新莱茵报”（1848—1849年在科伦出版）上发表的文章及社论等。其中“雇佣劳动与资本”曾多次出版单行本，最新版：1891年在柏林出版；已有俄文、波兰文、意大利文、法文译本。——“两个政治审判案”，1849年在科伦出版（包括马克思的两篇辩护词）。——“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在汉堡出版，共出6期。其中发表了马克思的文章“从1848到1849年”。同恩格斯合写的书评和每月述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在纽约出版。第三版：1885年在汉堡出版。已有法文译本。——“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在巴塞尔出版（全部被没收）；1853年在波士顿出版。最新版：1885年在苏黎世出版。——1852年至1861年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几篇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于1856年在伦敦以单行本出版（增订本）。1856年6月至1857年4月以前先后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和伦敦“自由新闻”上发表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论英国辉格党大臣们对俄国的经常的自私自利的依赖）[366]。——在“人民报”（1859年在伦敦出版）上发表的关于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外交史的文章[367]。——“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在柏林出版。1890年出波兰文译本。——“福格特先生”，1860年在伦敦出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在伦敦出版；其次还有总委员会的所有文件，其中包括1871年在伦敦出版的“法兰西内战”（最新德文版：1891年在柏林出版；已有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译本）。——“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1867年在汉堡出版；最新第四版1890年出版。已有俄文、法文、英文、波兰文和丹麦文译本。——“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在汉堡出版；第二版在印刷中。已有俄文译本。第三卷将在1893年问世。
写于1892年11月9日和25日之间
载于1892年“社会政治科学手册”第4卷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政治科学手册”
注释：
[339]这篇卡尔·马克思的传记，恩格斯是应在耶拿出版的“社会政治科学手册”出版人之一路·埃耳斯特尔的请求而写的。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十周年，这篇传记还发表于1893年3月17日“工人报”第11号（标题是：“卡尔·马克思生平”），以及保加利亚杂志“社会民主党人”1893年第3期。——第392页。
[340]卡·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7—98页）。——第392页。
[341]指卡·马克思的以下几篇文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35—96、135—181和210—243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ZeitungfürPolitik，Handelund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普鲁士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第392页。
[342]“德国年鉴”（《DeutscheJahrbücher》）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杂志“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JahrbücherfürWissenschaftundKunst》）的简称；自1841年7月由阿·卢格主编，以这个名称在莱比锡出版。在此以前（1838—1841年）该杂志是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JahrbücherfürdeutscheWissenschaftundKunst》）的名称在哈雷（普鲁士）出版的。1843年1月萨克森政府查封了“德国年鉴”，联邦议会并决定在全德境内予以查禁。——第393页。
[343]“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和626—63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第393页。
[34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268页。——第393页。
[345]“前进报”（《Vorwärts！》）是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的德国报纸，每周出两次。该报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起直接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1845年1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393页。
[34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和444—459页。——第394页。
[347]“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1847年1月创刊，1848年2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以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力求调和激进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别这种意图决定的。但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该报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马克思在该报发表过以下的文章：“‘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07—222和322—356页）等。“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还发表过恩格斯的文章“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的运动”、“奥地利末日的开端”（同上，第223—275、297—315、505—515和516—523页）等。——第394页。
[348]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把正义者同盟——三十年代成立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团体——改组之后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成立的。1847年1月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并参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宣布的原则改组同盟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表示同意。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并在同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6月初和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上得到批准。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起草了于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的冒险策略——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第394页。
[349]下面是恩格斯为写“卡尔·马克思”一文而开列的马克思著作书单的译文（日期写错的已改正）：
马克思著作
（1）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博士论文。
（2）关于莱茵省议会就林木盗窃法进行的辩论的文章和关于摩塞尔流域农民的文章，1842年在“莱茵报”上发表。
（3）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
（4）同弗·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5）1844年在巴黎“前进报”上发表的短文。
（6）1846—1847年［误，应为1847—1848年］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文章。
（7）“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
（8）“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
（9）同弗·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出版。各种文字都有译本。
（10）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社论等等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
（11）1849年在科伦出版的小册子“两个政治审判案”中的辩护词。
（12）1850年在汉堡“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的“从1848到1849年”（关于法国的二月革命）以及同恩格斯合写的批判文章、每月述评。
（1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在纽约出版（18［85］年在汉堡出第三版）。1891年出法文译本。
（14）“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在波士顿（1885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
（15）1852—1861年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关于帕麦斯顿的若干篇（1856—1857年在伦敦作为抨击性小册子出版和传播）。
（16）“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856年6月28日—1857年4月1日先后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和伦敦“自由新闻”上发表。
（17）关于1859年战争前和战争期间的外交谈判的文章，1859年在伦敦“人民报”上发表。
（18）“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在柏林出版。
（19）“福格特先生”，1860年在伦敦出版。
（20）1864年的国际成立宣言以及总委员会的所有公告，包括1871年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几乎所有欧洲各国文字都有译本。
（21）“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1867年在汉堡出版，1890年出第四版。有俄文、法文、英文译本。
（22）（逝世后）“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册），1885年由弗·恩格斯在汉堡出版，1893年第二版在排印中。
（23）（逝世后）“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册），同前，将于1893年出版。——第395页。
[350]在1849年2月7日举行的对“新莱茵报”的审判中，该报总编辑马克思、编辑恩格斯和发行负责人海·科尔夫被控的罪名是，在该报1848年7月5日发表的一篇题为“逮捕”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90—193页）中侮辱和诽谤了普鲁士当局和宪兵。马克思在恩格斯在这次审判中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62—278和279—285页。
在1849年2月8日的审判中，马克思被控的罪名是，他作为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委员，曾经煽动叛乱，因为他曾同卡·沙佩尔和律师施奈德尔第二一起签署了这个委员会1848年11月18日发表的号召拒绝纳税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9页）。马克思在这次审判中的辩护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286—306页。——第397页。
[351]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第397页。
[352]“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Rheinische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Revu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1850年11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是“新莱茵报”的继续。该杂志从1850年3月到11月底总共出了6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在恩格斯写的，此外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当局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第397页。
[35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页。——第397页。
[35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第397页。
[355]“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ily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则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10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停止为该报撰稿，马克思所以停止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主要的原因是编辑部内部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因而使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第397页。
[356]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87—461页）。——第397页。
[35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第398页。
[35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第398页。
[359]恩格斯指的是1861—1863年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这一著作即后来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第398页。
[36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398页。
[361]恩格斯指的是制定国际工人协会纲领性文件时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发生在成立大会（大会是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召开的）所选出的临时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所任命的纲领性文件起草委员会里。1864年10月8日马志尼企图通过他的追随者、临时委员会的成员沃尔弗强迫起草委员会接受充满资产阶级民主和密谋原则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作为纲领性文件。10月18日马克思在临时委员会的会议上第一次看到了马志尼的文件并批评了它；由于马克思的坚持，这个文件以必须交给起草委员会做最后的审订为理由，实际上被拒绝了。10月20日起草委员会把这项工作委托给马克思，而在10月27日通过了他起草的两个全新的文件：“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和15—18页）。1864年11月1日宣言和章程在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的临时委员会（后来叫做总委员会）上一致通过。——第398页。
[36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31—389页。——第398页。
[363]见注134。——第399页。
[364]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5—125页）。
“人民历书”（《Volks-kalender》）是1875年至1879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的社会民主党的年鉴，主编和出版者是威·白拉克。——第400页。
[365]下面是恩格斯著作书单的译文。恩格斯最初写这个书单看来是在1889年，后来他大概在1892年底又加以补充（所以书单开始部分列有的某些著作的1889—1892年版本没有标出。日期写错的已改正）。
（1）（同卡·马克思合写）。“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合写，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2）“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英译本1887年在纽约出版。
（3）（同卡·马克思合写，无署名）。“共产党宣言”，1848年在伦敦出版。各种文字都有译本。
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作为编辑代总编辑执笔（代马克思）在科伦“新莱茵报”上写的文章。
同前，1850年在汉堡“新莱茵报。评论”上写的文章。
（6）“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在汉堡出版。
（7）“德国农民战争”，由莱比锡印刷公司根据“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重印出版，［1850年］出第一版，［1870年］出第二版，1875年出第三版。
（8）“论住宅问题”，三个分册。1872年由莱比锡印刷公司根据“人民国家报”重印，出第一版，1887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第二版。
（9）“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5年由莱比锡印刷公司根据“人民国家报”重印出版。
（10）“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1876年由莱比锡印刷公司出版。
（11）“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起义的札记”，［1874年］由莱比锡印刷公司根据“人民国家报”重印出版。
（12）“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78年由莱比锡印刷公司根据“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重印，出第一版，1886年由苏黎世瑞士人民出版社出第二版。
（13）“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二、三版均于1883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有法文、俄文、波兰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罗马尼亚文、丹麦文、荷兰文译本）。
（1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见解而作”，1884年由苏黎世沙贝利茨出版社出版，［1886年］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第二版，第三版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意大利文、罗马尼亚文、丹麦文和法文译本在翻译中）。
（15）“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根据“新时代”重印出版。
（4）“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由柏林敦克尔出版社出版。
（5）“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由柏林贝伦兹出版社出版。
（16）“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1891年在汉堡出版。
下列著作的序言和导言：
（3）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的德译本，1885年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序言，驳洛贝尔图斯）。
（1）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83年第三版和1890年第四版（驳路·布伦坦诺）。
（1）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序言（驳洛贝尔图斯），1885年。
（4）1849年发表的“卡·马克思在科伦的陪审法庭上”，1849年根据“新莱茵报”重印出版，1885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序言）。
（5）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重印本，1885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导言：“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6）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1849年根据“新莱茵报”重印出版，［1886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导言：威·沃尔弗的传记和“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7）西·波克罕“纪念一八○六——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1888年由苏黎世人民出版社出版（序言：西·波克罕的传记）。
（1）卡·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赛·穆尔和爱·艾威林根据德文第三版翻译并由弗·恩格斯负责出版的译本，1887年伦敦容涅先出版公司出版（校订译文并写序言）。
（2）1846年［误，应为1848年］卡·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弗·凯·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译本，1888年在波士顿和伦敦出版（关于自由贸易的序言，用德文发表于“新时代”）。
（3）弗·恩格斯“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弗·凯·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译本，1887年由纽约拉弗耳出版社出版（附录和序言）（序言还曾以“美国工人运动”为标题于1887年在纽约用英文和德文出版单行本。1887年由伦敦里夫斯出版社重印。并用德文发表于“新时代”）。1892年由伦敦容涅先出版公司出第二版（序言有一部分是新的）。
1890年5月仅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用俄文载于1890年伦敦“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册和第2册，用英文载于1890年4月和5月“时代”杂志，用法文载于“新思想”杂志，用罗马尼亚文载于1890年5—7月“现代人”杂志）。
（4）弗·恩格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第401和402页。
[366]卡·马克思曾计划写一部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和俄国的外交史的著作。这里指的是他为此著作而写但没写完的导言。这篇导言最初于1856年6月至1857年4月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和伦敦“自由新闻”上发表，标题是：“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RevelationsoftheDiplomaticHistoryofthe18thCentury》）；1899年又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在伦敦以单行本出版，标题是：“十八世纪外交幕后史”（《SecretDiplomaticHistoryoftheEighteenthCentury》）。
“自由新闻”（《TheFreePress》，1855年至1865年在伦敦出版）和“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TheSheffieldFreePress》，1851年至1857年在设菲尔德出版）是乌尔卡尔特及其支持者出版的英国资产阶级报纸。——第403页。
[367]恩格斯指的是1859年6—8月“人民报”上发表的马克思的下列几篇文章：“斯普累河与明乔河”、“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Quidproquo》（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35—438、462—465和503—523页）。
“人民报”（《DasVolk》）是一家周报，从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正式机关报而创办的。第1号由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拉尔特·比斯康普编辑出版。从第2号起，马克思就积极地参加了该报的出版工作。从7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了该报的编辑，该报也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机关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的研究在“人民报”上得到了反映。该报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的事件、德国统一问题和意大利统一问题，对波拿巴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该报总共出版了十六号就因缺乏资金而停办了。——第40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美国的总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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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总统选举[335]
古代世界的主宰是劫数，heimarmene，即难以逃脱的神秘命运。这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说法。他们指的是使人的意志和愿望终成泡影，使人的一切行动结果大与愿违的那种不可知的万能力量，是从那个时代起就被人们称做天意、定数等等的那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神秘的力量逐渐采取了比较可以理解的形式，而这一点我们应归功于资产阶级和资本的统治，即归功于第一次出现的这样一种阶级统治：它力图弄清自己本身存在的原因和条件，从而也就为认识自己本身的必将灭亡打开了大门。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命运、天意，这就是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条件，在我们的时代，它们结合于世界市场这一概念之中。
美国总统选举的意义就在于，它对世界市场说来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事件。
四年以前，在波士顿用英文，在斯图加特用德文发表了我的一篇关于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的文章［注：弗·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1888年7月“新时代”[336]。］。我在那里曾经指出：英国在工业上的垄断同其他文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相容的；美国在内战后所实行的保护关税制证明美国人力图摆脱这种垄断的束缚；依靠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美利坚民族所具有的智慧和精神，这个目的现在已经达到了，因而在美国，保护关税已成了工业的桎梏，其程度并不下于德国。接着我又说，如果美国实行了贸易自由，那末再过十年它就会在世界市场上击败英国。
果然，1892年11月8日的总统选举为贸易自由开辟了道路。麦金利的那种保护关税已经成了无法忍受的桎梏；胡乱抬高一切进口原料和进口粮食的价格反过来也影响了许多本地商品的价格，这样也就堵塞了美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大部分销路，而另一方面国内市场则已经苦于美国工业产品过剩。事实上，近年来，保护关税制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使小生产者被结成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大生产者所挤垮，让后者，即有组织的垄断势力支配市场，从而剥削国内的消费者。美国要克服这个由保护关税制产生的经常的内在工业危机，只有为自己打开世界市场之门，为此它就必须摆脱保护关税，至少要摆脱像现在这样荒唐的保护关税。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舆论上的大转变，证明美国已决定这样做。一旦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它就会——和英国一样，而且是借助于英国——在自由贸易的道路上一往直前地走下去。
那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场史无前例的工业斗争。在所有的市场上，英国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的产品，将被迫投入一场同美国工业产品的斗争，而且最终要遭到失败。美国的棉麻织品现在就已经在排挤英国货。读者想知道，什么样的奇迹使得郎卡郡的棉纺织厂工人对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一事，经过一年光景就从激烈的反对者转变为热烈的拥护者吗？那就请翻开今年10月的“新时代”第2期第56页，从那篇文章里你们会看出，美国的棉麻织品正一步一步地把英国货挤出中国市场；英国货的进口在1881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赶上美国货，而在1891年只等于后者的三分之一左右。[337]而中国，和印度一样，是棉麻织品的主要销售市场。
这再一次证明，随着新的世纪的临近，一切条件都在变化。如果把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的重心从英国移到美国的话，英国要么就得变成第二个荷兰，也就是变成一个资产阶级靠昔日强盛的残余过日子，而无产阶级则饿肚皮的国家，要么就得按社会主义的原则重新改组。前一条出路不可想像，因为这是英国无产阶级所不能容许的，英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发展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与此相容的水平。因此就只剩下第二条出路。保护关税制在美国的结束归根到底意味着社会主义在英国的胜利。
而德国呢？1878年已经在世界市场上争得了自己的地位的德国，现在正由于它胡乱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而逐渐丧失这种地位，它现在是否会仍旧顽固地通过对原料和粮食征收关税来给自己关上——而且是在面临着将比英国竞争更厉害得多的美国竞争的情况下——世界市场之门呢？德国资产阶级是有足够的理智和勇气步美国的后尘，还是仍旧消极地等着，让已经强大起来的美国工业把容克和大工厂主结成的保护关税主义的卡特尔[338]压垮呢？最后，目前情况正需要投入一场工业斗争，对手是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年轻最强盛的国家，它在几年的时间内毫不费力地偿还了巨额战争债务，它的政府正不知如何支配收来的税款；而德国政府和资产阶级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给德国的经济力量以新的过于沉重的军费负担，它们会不会懂得这是多么荒谬绝伦的做法呢？
德国资产阶级还有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终于干成一件大事的机会。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由于它太狭隘，太怯懦，它只会利用这个机会来表明：它的戏已经演完了。
写于1892年11月9日和15日之间
载于1892年11月16日“前进报”第269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注释：
[335]“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文是恩格斯在1892年11月9日和15日之间，就美国民主党上台一事而写的。民主党代表人物克利夫兰于1892年11月8日当选为总统，代替了共和党人哈里逊。恩格斯认为美国政府的这次更选同要求废除1890年采取的麦金利保护关税率的愿望有关。这套为保证资本家首先是垄断组织获得高额利润而实行的关税率，大大提高了进入美国的工业品的进口税，结果促进了日用品的价格上涨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在竞选期间攻击麦金利关税率的民主党人于1894年实行了新的关税率，新税率比1890年规定的虽然是降低了，但仍然带有明显的保护关税性质。
“美国的总统选举”一文除在“前进报”上发表外，还转载于1892年11月21日“选民报”第270号和1892年11月25日“工人报”第48号。——第388页。
[33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372—389页。——第388页。
[337]恩格斯指的是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2期发表的一篇短文：“美国纺织工业在中国市场”。——第390页。
[338]关于卡特尔，见注7。——第39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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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331]
亲爱的同志们：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在9月8日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对这项决议是难以保持沉默的。
根据1891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受托筹备在1893年召开国际下一届代表大会的苏黎世委员会，向工联代表大会发出了邀请信。尽管煤气工人工会书记威廉·梭恩同志一再要求，这封信在代表大会的三天会期内仍未被宣读，因此，代表大会没有机会对苏黎世委员会的邀请表示意见。
最后，马特金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委托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332]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并通过关于在国际范围内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协商一致的决议。
帕涅尔同志（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奎尔奇同志回答说：已经准备在1893年召开两个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一个在苏黎世召开，另一个在芝加哥召开[333]。苏黎世临时委员会邀请工联代表大会参加这个代表大会；应当接受邀请去苏黎世参加代表大会而不是召开第三个代表大会。
保守的旧工联的代表表示反对，其借口是苏黎世和芝加哥代表大会都不是英国工联召开的；同英国工人比起来，大陆上的工人组织得差，软弱无力；英国人不应当对大陆社会主义的任何荒谬理论（wildtheories）承担责任，等等。只是在这一切之后，才宣读了我们苏黎世委员会的邀请信。
最后，以189票对97票拒绝了苏黎世委员会的邀请，并且通过了一项提案：“立即”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并通过关于在国际范围内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协商一致的决议。
这两个决议都是对全欧洲大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侮辱。我们希望，英国无产阶级中比较先进的分子（这些人在感情上已经是社会主义者，但目前对这个字眼还感到恐惧，因而让老的保守主义者牵着自己走），这些比较觉悟和比较坚定的分子能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改正所犯的错误。
与此同时，有必要使大陆上的工人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受上述决议的侮辱。我已经把格拉斯哥事件告诉了我们的法国和德国朋友，希望他们对应当遵循的行动路线达成协议；因为法国的同志们过几天就要在马赛举行代表大会[334]，他们可以在那里对工联进行第一次反击。
作为光荣的国际总委员会的前西班牙书记，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个涉及西班牙同志不亚于其他国家同志的事件告诉西班牙全国委员会。
敬礼和社会革命！
写于1892年9月16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6年第1版第29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注释：
[331]给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信是恩格斯针对1892年9月5日在格拉斯哥召开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下列两个决议写的：一个决议是拒绝接受由负责筹备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发出的要求参加该代表大会的邀请，另一个决议是召开讨论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来代替上述代表大会。这两个决议是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者所筹备的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造成分裂的又一次尝试（这一次是由保守的英国工联的改良主义领导出面）。恩格斯坚决反对英国工联领袖们的分裂行为；他给德国、奥地利和法国寄去了内容相同的信件，建议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公开谴责英国工联主义者的手法。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在1892年10月2日给恩格斯的复信中说，它将抗议英国工联的行为，并确认自己赞同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第386页。
[332]议会委员会是六十年代末英国各工会在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的名称下联合起来后的执行机关；从1871年起，它每年在工联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在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是工联的领导中心。它的职权包括提出工联的议员候选人，支持对工联有利的法案，筹备应届代表大会。奉行旧的、保守的工联主义的政策并依靠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分子在委员会中占有多数。1921年，议会委员会被不列颠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所代替。——第386页。
[333]指正在筹备中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它于1893年12月在芝加哥举行。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是：承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活动的必要性和通过包括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在内的纲领。这一决议的通过证明反映广大劳动群众愿望的进步力量在美国工会中的影响增长了。——第386页。
[334]1892年9月19—23日在马赛举行了工团全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会上除别的问题（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工业中的女工和童工等等）外，还讨论了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不参加工联召开的讨论八时工作日问题的国际代表大会，而邀请工联的代表到苏黎世去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同年9月24—28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见注503），大会通过了类似的决议。——第38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关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若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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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若干特点[329]
像英国的这种渐进的、和平的政治发展，由于无尽无休的妥协，建成一个充满矛盾的形势。在一定的限度内，这种形势由于有相当多的好处，实际上为人所容忍，可是它的逻辑上的荒谬现象却使有思想有头脑的人受到真正的折磨。所以一切“掌握国政的”政党就必须在理论上进行伪装，甚至辩解；当然，办法只能是诡辩，歪曲，以至纯粹用空话来支吾搪塞。于是，在政治领域里就大量出现重复神学护教论的所有拙劣的伪善辞句和欺人之谈、把神学的精神毒素也移植到世俗的土壤上去的书刊。于是，保守党就自己给道道地地的自由党伪善园地施肥，播种，松土。于是，神学护教论也就得到这样一种它在别国所没有的、从普通人的意识中汲取的论据：福音书里讲的事情同新约里宣扬的教义正相矛盾，那有什么不得了？难道这就意味着那些东西不是真实的吗？英国宪法里的矛盾还要更多，它到处自相矛盾，可是它毕竟存在着，因此就是真实的！
1868年以来之所以没有出现危机，世界市场的扩大也是一个原因。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英国的，从而欧洲的过剩资本，就以交通工具投资等等的形式分配于全世界，分配于许许多多的投资场所。因此，在铁路、银行等等方面，在纯属美国的投资场所，在印度贸易方面的过分兴旺的投机活动，就使得危机没有可能发生，而同时小的危机却是可能的，例如已历时三年的阿根廷危机[330]。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特大的危机在酝酿中。
写于1892年9月12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329]这两个片断大概是恩格斯在准备出版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德文第二版时写的。——第384页。
[330]恩格斯指的是1889—1890年在阿根廷爆发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造成了金融市场的恐慌、剧烈的通货膨胀、大规模的破产，国债亦因之停止偿付。这次危机是1890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表现之一，它促进了世界经济危机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英国的发展，因为英国在阿根廷是有巨额投资的。1889—1890年的危机加紧了欧洲金融资本对阿根廷的经济奴役。——第38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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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326]
现在重新呈献给德国读者的这本书，最初是在1845年夏天出版的。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那时我是二十四岁。现在我的年纪比那时大了两倍，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并没有什么使我脸红的地方。因此，本书中的这种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我现在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我只是把若干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表述得更明确些，并在某些地方加了新的简短的脚注，这些脚注都标明了今年（1892）的年份。
关于这本书的命运，我只想谈一点：它的英译本于1887年在纽约出版（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1892年由斯万·容涅先公司在伦敦再版。英国版序言［注：见本卷第311—325页。——编者注］是根据美国版序言[327]写成的，而现在德文版的这篇序言又是根据英国版序言写成的。现代大工业已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使所有出现了这种工业的国家的经济关系趋于平衡，以致我要向德国读者说的和要向美、英两国读者说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了。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琐细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本国获得很多好处并为大家所通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一到汉堡或柏林，就会使他们陷入困境。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他就会发现（至少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段和手腕，虽然这些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国对一个生意人来说被看做智慧的顶峰。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德国的许多情况似乎也改变了，特别是当德国人在费拉得尔菲亚打了一次工业上的耶拿战役[328]以后，连那条规规矩矩的德国老原则也声誉扫地了，那条原则就是：先给人们送上一些好的样品，然后再把蹩脚的货物送去，他们只会感到称心满意！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热狂，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在英国，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1847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法的废除及由它必然引起的进一步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它们发展所必需的全部地盘。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郎卡郡的动力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但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其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讲来也是空前的；而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当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场（固然是一个最大的殖民地市场），即输出原料和输入工业品（当时是英国的工业品）的国家。
此外，前一时期末出现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着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当时还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所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料，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因此，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状况同它比起来现在都显得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
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些小算盘只对那些为了免于在竞争中毁灭而必须抓住每一文钱的急需钱财的小生意人还有用处。这样，工厂区内的实物工资制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次要的其他改良措施，——其精神都同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直接矛盾，但是却十分有利于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竞争的大资本家。
此外，企业规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渐渐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手中和消灭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一种手段。对于这少数人说来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额外勒索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规模的事业的严重障碍。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远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欺压现象。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报酬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根据合同的条件，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某些小的欺压现象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现在已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了，“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1844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但是，如果说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那末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工作日、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老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的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描写一样。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房屋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不论在本版或两个英文版中，我都不打算使本书的叙述继续到目前，即详细地一一列举1844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要这样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了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样，我就得重复马克思已经讲过的话。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的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十年，中间的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在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我决不想把我的著作和我本人描写得比当时高明些。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分早了一些）大陆、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有责任使本书和英国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文章转载于此，这篇文章曾经用英文发表在1885年3月1日伦敦“公益”杂志上，后来用德文发表在同年6月的“新时代”第6期上。
“四十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远远地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经常停滞时期，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热病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破产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而且，如约翰·布莱特所说，‘让这些饥民不是作为乞求面包的穷人，而是作为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去涌入这些地区。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预政权——实行人民宪章；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暴力还是用合法手段来实现宪章。这时1847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引起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瓦解。宪章运动正当它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却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1831年的议会改革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一致或有密切关系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也就努力地做起这些事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容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使之服从于一个目的，然而对工业资本家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目的：减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供给它原料和粮食。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和大陆上沾染庸人习气较深的竞争者不同的地方。宪章运动已奄奄一息。1847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几乎是当然地重新出现的工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取得，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所激烈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把自由贸易变成有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越来越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被所有的工厂主视为可畏之物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部门中去。以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观点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罢工，现在也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在需要时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剥夺了工人同雇主平等的权利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际上已经成了那些直到最近以前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本国的法律。1867年和1884年的议会改革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正在议会中讨论的关于重新分配各选区席位的新的法律草案，规定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法国或德国的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使人民宪章生效。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结果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1850—1870这二十年间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些大变动现在已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工人的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把他们的通常工作日规定在较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1848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即使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机械工、粗细木工、泥瓦工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泥瓦工就是这样。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里维先生和吉芬先生（以及可敬的路约·布伦坦诺先生）的模范工人，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确实都是些非常可爱、非常随和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压轧着工人。
这就是1847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二十年的统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1866年的破产之后，1873年左右有一次微弱而短暂的复苏，但这次复苏并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1877年或1878年发生，但是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所有部门的所有市场上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在其中生活了将近十年的状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是一个纯粹的妄想。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创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居民看不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起来，连刚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掌握在英国工厂主手中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结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1883年不列颠协会南港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组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有些大工业部门的发展停顿了。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进入停滞状态。’
但是结果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它必须继续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面资本过剩，另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必然灭亡的究竟是哪一个？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1848—1868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末，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惨淡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状态变成英国工商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实的事情是：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居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我在1885年是这样写的。在1892年1月11日写的英国版序言中我继续写道：
“对于我在1885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做少许补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诗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再一次表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始终轻视这种舆论是有道理的。然而，对这个新的征兆，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的成就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薮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死水潭了。伦敦东头抖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新工联’，即广大的‘没有技术的’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他们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了一系列巨大的错误；但是他们的前辈也有过同样的情形，瞧不起他们的那些空论社会主义者现在还有同样的情形。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这个findesiècle〔世纪末〕的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自从半年前我写了这些话以来，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几天以前结束的议会选举向两个官方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清楚地表明，今后他们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的存在不能置之不理了。这个工人政党还只是刚刚在形成：它的个别分子还须摆脱种种传统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旧工联主义者的、甚至空论社会主义的偏见，以便他们最后有可能在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是那种把他们团结起来的本能现在已经这样强烈，以致在英国导致了前所未闻的选举结果。在伦敦有两个工人［注：詹·凯·哈第和约·白恩士。——编者注］提出了自己的候选资格，并且公开宣布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自由党人不敢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反对他们，这两个社会主义者以出乎意外的极大多数当选了。在密德尔斯布罗，一个工人候选人［注：约·哈·威尔逊。——编者注］出来同一个自由党人和一个保守党人竞选，并且战胜了这两个人；而那些和自由党人缔结了联盟的新的工人候选人，除一个人外，却都遭到了无可挽救的失败。在以前的所谓工人代表中，即在那些情愿把他们属于工人阶级这种性质淹没在他们的自由主义海洋里，因而使他们的这种性质得到宽恕的人们当中，旧工联主义的一个最显赫的代表亨利·布罗德赫斯特可耻地落选了，因为他宣布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在格拉斯哥的两个选区里，在索尔福的一个选区里，以及在其他许多选区里，都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出来同两个旧政党的候选人竞选；工人候选人失败了，但是自由党的候选人也失败了。总之，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协商，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获得什么东西。对“伟大的自由党”的迷信——在英国工人中间统治了几乎四十年的迷信——完全被打破了。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1892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其余的事情，大陆上的工人运动是会管的；那些在议会和市镇参议会中已经有那么多代表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将以自己的进一步的成绩来大大鼓舞英国人的竞赛精神。不久的将来将会发现，有格莱斯顿先生执政，新议会就不能开始工作，有新议会在，格莱斯顿先生就不能做任何事情；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就会组织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结束为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
弗·恩格斯
1892年7月21日于伦敦
载于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2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注释：
[326]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德文第二版而写的，基本上是作者根据该书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本卷第311—325页）在文字上略加修改而译成的德译文。恩格斯把英国版序言中所录“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亦按1885年“新时代”杂志第6期上的德文照录于本序言中。序言结尾部分是恩格斯专为德文版写的。——第367页。
[327]恩格斯指的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的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260—266页）。这篇文章本来是作为美国版序言写的，但恩格斯后来又改用了另一篇阐述美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文章（同上，第345—353页）做序言。——第367页。
[328]1876年5月10日，为纪念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一百年，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费拉得尔菲亚开幕。在参加博览会的四十个国家中也有德国。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评判小组主席，柏林工业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被迫承认，德国工业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价廉质劣”。此言一出，报界哗然。“人民国家报”在7月至9月也专门就这件出丑的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恩格斯把这个事件叫做工业上的耶拿战役，是借普鲁士军队在1806年10月耶拿战役中被拿破仑法国击溃一事来作比喻。——第368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卡尔·肖莱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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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肖莱马[322]
在曼彻斯特南面市公墓里今天垒起的一座新坟前哀悼的，不仅有各国科学界，而且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那里安息的大化学家，早在拉萨尔在德国崭露头角之前，就已经是个共产主义者了；他毫不隐瞒自己的信念，直到逝世之前始终是德国社会党的积极的一员，并且按时缴纳党费。
卡尔·肖莱马于1834年9月30日生于达姆斯塔德；他在故乡念中学，然后在吉森和海得尔堡学化学。大学毕业之后，他于1858年移居英国，当时在那里，对出于李比希门下的有才能的化学家广开着飞黄腾达之门。但是，尽管他的年轻同行大部分都热中于搞工业，他却仍然忠实于科学；起初他给私人化学家安格斯·斯密斯当助手，后来给罗斯科当助手，罗斯科在这之前不久被聘为新成立的欧文斯学院[323]的化学教授。1861年，充当罗斯科私人助手的肖莱马，得到了欧文斯学院实验室的正式助手职位。
在六十年代，他完成了在化学领域内的一些划时代的发现。有机化学大大发展，终于从一堆零星的、或多或少不完备的关于有机物成分的资料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肖莱马挑选了这些有机物中最单纯的作为研究对象，坚信正是应该在这里奠定这门新科学的基础；这些最单纯的有机物原来仅由碳和氢构成，但是若用其他单纯的或复杂的物质置换其中一部分氢，它们就会变成具有各种不同性能的完全另外的一种物质；这就是脂肪烃，其中人们较为熟知的几种含在石油里，从脂肪烃可以制取醇、脂肪酸、酯等等。我们现在关于脂肪烃所知道的一切，主要应该归功于肖莱马。他研究了已知的属于脂肪烃类的物质，把它们一一加以分离，其中的许多种是由他第一次提纯的；另一些从理论上说应当存在而实际上还未为人所知的脂肪烃，也是他发现和制得的。这样一来，他就成了现代的科学的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除了这些专门的研究以外，他还花很多时间研究了所谓的理论化学，即这门科学的基本规律，研究这门科学同邻接的各门科学如物理学、生理学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他也表现出特殊的天赋。也许，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位不轻视向黑格尔学习的著名的自然科学家，那时候许多人鄙视黑格尔，但他对黑格尔评价很高。这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想在理论的、一般的自然科学领域中有所成就的人，都不应该像大多数研究者那样把自然现象看成不变的量，而应该看成变化的、流动的量。一直到现在，还是从黑格尔那里最容易学会这一点。
我是在六十年代初和肖莱马认识的（马克思和我很快就跟他成了亲密的朋友），那时候，他常常脸上带着血斑和伤痕来看我。跟脂肪烃打交道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些大部分还没有被认识的物质，总是在他手上爆炸，这样他就得到了不少光荣的伤痕。只是因为戴着眼镜，他才没有为此丧失视力。
那时候他已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他需要从我们方面接受的只是对他早已理解的信念的经济学上的论证。后来，由于通过我们了解了各国工人运动的成就，他就经常怀着很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一运动，特别是克服了起初的纯粹拉萨尔主义的阶段以后的德国工人运动。我在1870年年底移居伦敦之后，我们之间频繁的通信照旧大部分谈的是自然科学和党的事务。
在这以前，尽管肖莱马已经有了公认的世界声誉，他仍留在曼彻斯特，地位很低微。但是后来情况就不同了。1871年他被提名为皇家学会（即英国科学院）会员的候选人；而他——很难得地——马上就当选了；1874年欧文斯学院终于专门为他设立了有机化学的新教授职位，接着格拉斯哥大学选他为名誉博士。但是这些身外之荣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为人。这是一个世界上最谦虚的人，因为他的谦虚是建立在他对自己的意义的正确认识上的。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把这些承认他的表现当作某种自然而然的东西接受下来，因此也就心地坦然。
他的假期，除了在德国度过以外，总是到伦敦马克思家里和我家里来度过。四年以前他还陪我去美洲进行过一次“远足”。[324]然而那时他的健康已有亏损。1890年我们还能到挪威和北角去，但是在1891年，我们一起旅行刚刚开始[325]，他的健康就显得不行了，从那时起他就再也没有来过伦敦。从1892年2月起，他几乎已经不能迈出家门，从5月起便卧病在床；6月27日他因肺癌逝世。
这位科学家也曾身受过反社会党人法的迫害。六七年前，他由瑞士去达姆斯塔德。这时，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一只装有苏黎世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小箱子落到警察手里。除了这位社会民主党人教授以外还有谁能偷运这种违禁品呢？要知道，按照警察的理解，化学家一定就是受过科学训练的走私贩。一句话，在他母亲和他兄弟家里进行了搜查；但教授当时在赫希斯特。马上去了电报；在那里也进行了搜查，但是却搜出一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东西，这就是一张英国护照。肖莱马在德国颁布反社会党人法之后，就入了英国国籍。警察在这张英国护照面前发软了：同英国发生外交纠纷毕竟得小心为上。整个案件就以在达姆斯塔德闹了一场大丑剧而告终，这使我们在最近的选举中至少又多得了500票。
我代表党的执行委员会在忠实的朋友和党的同志的坟前献了花圈，花圈上系着红带，写着《FromtheExecutiveoftheSocial-DemocraticPartyofGermany》〔“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敬挽”〕。
1892年7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92年7月3日“前进报”第153号附刊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前进报”
注释：
[322]恩格斯为“前进报”写的悼文“卡尔·肖莱马”于1892年7月3日发表在该报上，它还载于1892年7月15日“工人报”第29号和保加利亚杂志“日子”（《День》）1892年第7册。——第363页。
[323]欧文斯学院是曼彻斯特一家高等学校，它是1851年用曼彻斯特商人约翰·欧文斯在遗嘱中为它留下的资金创办的。——第363页。
[324]关于恩格斯去美国和加拿大旅行一事，见注225。——第365页。
[325]1890年7月1日至26日恩格斯同肖莱马到挪威和北角旅行。1891年7月底至8月恩格斯同肖莱马游威特岛，他们打算从那里去苏格兰和爱尔兰。但肖莱马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未能参加这次旅行；恩格斯同内侄女玛·艾·罗舍、秘书路·考茨基夫人于1891年9月作了这次旅行。——第36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奥地利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致奥地利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1892年5月31日于伦敦
敬爱的同志们：
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曾两度被禁止的党代表大会，我希望代表大会这次能够开成[321]。我虽然不可能作为客人去参加你们的会议，但是我高兴地借此机会向参加大会的奥地利同志们表示敬意和我的最恳切的关心。我们在这里享有大陆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的进行运动的自由，我们对于奥地利工人尽管遇到给他们的运动造成困难的无数障碍，还是争取到了他们现在所处的光荣地位，自然能够给以应有的评价。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这里、在大工业的故乡，工人的事业也正在向前推进；而且总的说来，当前最美好和最令人高兴的现象就是，无论我们往哪里看，工人运动到处都在不可遏止地发展着。
你们的老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1892年6月10日“工人报”第2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注释：
[321]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原拟于1892年4月17日在林茨开幕。但在4月2日，当局禁止代表大会在这个城市举行。因此，代表大会改于1892年6月5日在维也纳召开。虽然奥地利政府于5月底取消了它的禁令，可是代表大会还是于1892年6月5日至9日在维也纳举行。代表大会研究了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通过了章程并对党纲作了补充。——第36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286]
这本小册子本来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大约在1875年，柏林大学副教授欧·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他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了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践计划。自然，他与他的前辈发生了冲突；首先，他将满腹怒气发泄在马克思身上。
这件事发生在这样一种时候：德国社会党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刚刚实现了合并[287]，因而不仅大大地加强了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已经有能力运用这全部力量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德国社会党正在迅速地成为一种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种力量，第一个条件是不让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受到危害。而杜林博士却公开地着手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一个未来的单独的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
可是，这虽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显然也是够麻烦的。大家知道，我们德国人具有一种极其笨拙的Gründlichkeit，即彻底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彻底精神，不管你叫它什么都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阐述他认为是新学说的那种东西的时候，便首先一定要设法把它弄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他一定要证明，逻辑的主要原则和宇宙的基本规律之所以存在，从来都只是为了最后导致这个新发现的卓绝的理论。在这方面，杜林博士已经完全达到这种民族标准了。整整的全套“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历史的一应俱全；全套“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史”[288]——三部八开本的巨著，在外观上和内容上都很有份量的、被动员起来向一切前辈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进攻、特别是向马克思进攻的三路论证大军——事实上，这是企图“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这些就是我所要对付的。我不得不涉及所有的和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到复本位制[289]，从物质和运动的永恒性到道德观念的易逝性，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到未来社会中的青年教育。无论如何，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的争论中阐明（而且是用比以前更连贯的形式）马克思和我对这许多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见解。这就是使我把这个从其他方面来说是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担负起来的主要原因。
我的答复，最初是作为一系列论文发表在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莱比锡的“前进报”上，后来汇集成书，题为《HerrnEugenDühring'sUmwälzungderWissenschaft》（“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290]，这本书的第二版于1886年在苏黎世出版。
根据我的朋友，现在法国众议院中利尔市的议员保尔·拉法格的请求，我把这本书中的三章编成了小册子，由他译成法文并于1880年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291]。波兰文版和西班牙文版[292]就是根据这个法文本译出的。1883年，我们的德国朋友用原文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此后，根据这个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和罗马尼亚文的译本[293]。这样，连同现在这个英文版在内，这本小册子已经用十种文字流传开了。据我所知，任何其他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1848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已经印了四版，共约两万册。
附录“马尔克”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内传播若干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的基本知识而写的。当这个党团结城市工人的工作已经有完成的希望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需要着手进行的时候，这就显得尤其必要了。这个附录之所以收入英译本中，是因为考虑到一切日耳曼部落所共有的原始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衰亡的历史，在英国比在德国更不为人所知。这篇附录仍旧保持了原状，我没有涉及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最近提出的假说，按照这个假说，在马尔克的成员分割耕地和草地之前，曾经有包括几代人的庞大的宗法制家庭公社（现在还存在的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可以作为例证）共同耕种这些土地；后来，当公社范围扩大，太不便于共同经营的时候，便出现了分割公社土地的现象。[294]柯瓦列夫斯基也许是完全对的，不过问题还subjudice〔在讨论中〕。
本书中所用的经济学名词，凡是新的，都同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版[295]中所用的一致。我们所说的“商品生产”，是指经济发展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物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就是说，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即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出资雇用那些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作者并把产品的卖价超出其支出的赢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条件下，才获得充分的发展。我们把中世纪以来的工业生产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手工业，小手工业师傅带着少数帮工和学徒，每个工作者都生产整件物品；（2）工场手工业，较大数量的工人聚集在一个大企业中，按照分工的原则生产整件物品，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部分工序，所以产品只有依次经过所有工人的手以后才能制成；（3）现代工业，产品是用动力发动的机器来生产的，工人的工作只限于监督和调整机器的动作［注：在发表于“新时代”杂志上的德译文中，这篇导言从开头到“调整机器的动作”为止的几段被删去。——编者注］。
我很清楚，本书的内容将遭到相当大的一部分英国公众的反对。但是，如果我们大陆上的人稍微顾到英国“体面人物”［注：德译文中，在“体面人物”的后面补充有：“即英国庸人”。——编者注］的偏见，那末事情将会比现在更坏。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而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是使大多数英国读者感到刺耳的。“不可知论”还可以容忍，但是唯物主义就完全不能容许了。
然而，从十七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正是英国。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英国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是否不能思维？’
为了使这种奇迹能够实现，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学来宣扬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296]。唯名论，唯物主义的最初形式，主要是存在于英国经院哲学家中间。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是唯一真正的哲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哲学的最主要的部分。阿那克萨哥拉和他的同素体[297]，德谟克利特和他的原子，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引证。在他看来，感觉是可靠的，是全部知识的泉源。全部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在于用理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这种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主要是物质的动力、生命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术语来说，物质的《Qual》［注：《Qual》是哲学上的双关语。《Qual》按字面的意思是苦闷，是一种促使采取某种行动的痛苦；同时，神秘主义者伯麦把拉丁语qualitas［质］的某些意义加进这个德国字；他的《Qual》和外来的痛苦相反，是能动的本原，这种本原从受《Qual》支配的事物、关系或个人的自发发展中产生出来，而反过来又推进这种发展。［恩格斯在英文版上加的注，在德文版上未加。——编者注］］〔“痛苦”〕［注：在德译文中，在〔“痛苦”〕一词后面，又从“神圣家族”中援引了英文版中删去的一句话：“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编者注］。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本身还包含着多方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被赏心悦目的、诗意的魅力环绕着的物质似乎以迷人的微笑吸引着人的整个身心。另一方面，以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却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它的诗的绚丽色彩，它变成了数学家的抽象的经验［注：在德译文中又援引了英文版中删去的一句话：“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编者注］；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物主义开始憎恨起人类来了。既然唯物主义要克服自己的对手，即憎恨人类的、不要肉体的唯灵论，并且是在后者自己的范围内予以克服，它就只好禁锢自己的肉体而变成禁欲主义者。这样，它就从感性的东西变成理性的东西；可是，它因此也就发展着理智所特有的不顾后果的全部彻底性。
霍布斯，作为培根的继承者，这样推论道：如果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由感官提供的，那末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就不过是现实世界的丧失了感性形式的幻影。哲学只能给这些幻影冠以名称。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许多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如果一方面认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说一个词的意义不止是一个词，除了通过我们的感官而为我们所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非个别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一样，都是荒唐的。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假如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能够完成无限的相加过程，那末这个词就毫无意义。既然只有物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觉察到的，那末关于上帝的存在，我们就丝毫不能有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既有开始也有结束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就是我们称为善的东西。人和自然都受同样的规律支配。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是他没有论证培根关于人类的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洛克在他的‘人类悟性论’[298]中提供了这种论证。
霍布斯打破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柯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同样地打破了还包围着洛克的感觉论的最后的神学藩篱。无论如何，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自然神论[299]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注：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01—204页。[300]］
关于现代唯物主义在英国的起源，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写的。如果英国人现在对马克思给予他们祖先的赞扬并不感到十分高兴，那真是遗憾得很。可是不容否认，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是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的学派的前辈。尽管十八世纪时法国人在陆上和海上的一切战争中都被德国人和英国人所战胜，法国唯物主义者还是使十八世纪成为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纪，这甚至发生在卓绝的法国革命之前；而这次革命的成果，我们在英国和德国的局外人都还在试图移植于我们自己的环境。
无可否认，大约在本世纪中叶，每个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都感到惊奇的，是那种他在当时必然认为是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愚蠢的现象。在那时，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很激进的自由思想者，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几乎所有有教养的人都相信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奇迹，甚至像巴克兰德和曼特耳那样的地质学家也歪曲自己科学中的事实，以避免同创世纪的神话有太多的冲突；而为了要找到在宗教问题上敢于运用自己的智力的人，就必须到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中去，到当时所谓的“肮脏人群”中去，到工人中去，特别是到欧文派的社会主义者中去。
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1851年的博览会[301]给英国岛国的闭塞性敲起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俗和观念方面已经逐渐国际化了；它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我不禁希望英国的某些风俗和习惯在大陆上也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那样得到传播。总之，随着橄榄油（1851年以前只有贵族才知道）的传入和传播，大陆在宗教问题上的怀疑论也致命地传播开了，而且事情达到这样的地步：不可知论虽然还没有像英国国教教会那样被当做“头等货色”，但是在体面这一点上，却几乎和浸礼会是同等的，而且肯定要比“救世军”[302]的地位高。我不禁想道：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对不信教思想的进展感到十分痛心并加以诅咒的人，如果知道这些“新奇的思想”并不是舶来品，不像其他许多日用品那样带有madeinGermany〔德国造〕的商标，而肯定无疑是老牌的英国质，如果知道他们的不列颠祖先在两百年前所走的比今天后代子孙所敢于走的要远得多，那他们将会感到安慰吧。
真的，不可知论如果不是（用郎卡郡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字眼来说）［注：在德译文中“（用郎卡郡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字眼来说）”一语被删掉。——编者注］“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不可知论者的自然观，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它绝对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论者补充道，我们无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外的某个最高存在物的存在。这种说法也许在拿破仑那个时代有点价值，那时拉普拉斯对拿破仑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的“天体力学”[303]一书中对造物主连提也没有提到，——曾经骄傲地这样回答：《Jen’avaispasbesoindecettehypothèse》〔“我不需要这个假说”〕。可是在今天，在我们关于宇宙发展的概念中绝对没有造物主或主宰者立足的余地；如果人们说，有一个被排斥于整个现存世界之外的最高存在物，那末这样说本身就有矛盾，而且在我看来，这对信教者的情感也是一种不应有的侮辱。
我们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报告为基础的。可是，他补充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我们通过感官去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呢？接着他又告诉我们：当他讲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事物和特性（关于这些，他是一点也不能确实知道的），而只是这些事物和特性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看起来，这种论点确实是很难只凭论证去驳倒的。但是在有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InAnfangwardieTat》〔“起初是行动”〕。［注：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在人类的才智发明这个困难以前很久，人类的行动已经解决了这个困难。对布丁的检验在于吃。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性受到确实可靠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那末我们关于这种事物可能有什么用途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而我们的尝试就必然要失败。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它的观念，并且产生我们所预期的目的，那末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关于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是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相符合的。当我们发现自己遭到了失败的时候，我们一般地总是不要很久就能找出使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总是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不是不完全的和肤浅的，就是不正确地和其他知觉的结果结合在一起——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注：在德译文中“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一语被删掉。——编者注］。只要我们注意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并把我们的行动限制在正确地形成和正确地运用的知觉所限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种在本性上同现实不符合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但是，这时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出来说道：我们可能正确地知觉到事物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通过任何感觉的或思维的过程来掌握自在之物。这个“自在之物”是在我们的认识范围之外的。对于这一点，黑格尔很早以前就已回答了：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质，那末你也就知道了这一事物本身；这时剩下来的只是上述事物存在于我们之外这样一个事实；而当你的感官使你知道了这一事实的时候，你就完全掌握了这一事物，即康德的著名的不可认识的《Dingansich》〔“自在之物”〕。对此，可以补充的是：在康德所处的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是十分零碎的，所以他很可以猜想在我们关于每一件事物的少许知识背后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已经被科学的巨大进步逐一地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了；而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是不可认识的。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的化学来说，有机物正是这样的神秘的东西；现在我们学会了不依靠有机过程的帮助，按照有机物的化学成分逐一地把有机物构造出来。近代化学家声称：无论什么物体，只要知道它的化学结构，就可以按它的成分把它构造出来。我们现在还远远地不知道最高有机物即蛋白体的结构；但是没有理由说，我们在几个世纪以后还不能达到这种认识，并以这种认识制造出人造蛋白。如果我们达到了这点，我们同时就制造出了有机生命，因为生命，从它的最低形式直到最高形式，都只是蛋白体的正常的生存方式。
然而，我们的不可知论者在做了这些形式上的思想保留之后，就立刻像十足的唯物主义者那样说话和行动，实际上他也是唯物主义者。他或许会说：就我们所知，物质和运动，或者用现在的说法，能，是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的，但是我们没有证据来证明它们不是在某一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可是，如果你试图在某个特定的场合利用这种承认去反驳他，那末他立刻就会要你闭口。如果说他inabstracto〔抽象地〕承认唯灵论的可能性，那末他inconcreto〔具体地〕一点也不愿意知道这种可能性。他会对你说：就我们所知道或所能知道的来说，宇宙的造物主和主宰者是不存在的；对我们来说，物质和能是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的；在我们看来，思维是能的一种形式，是脑的一种职能；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物质世界是受不变的规律支配的，如此等等。所以，就他是一个讲科学的人来说，就他知道一些事情来说，他是唯物主义者；可是在他的科学以外，在他一无所知的领域中，他就把自己的无知翻译成为希腊文，称之为不可知论。
无论如何，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即使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显然我也不能把这本小册子中所概述的历史观称为“历史不可知论”。信教的人将会取笑我，不可知论者将会气愤地质问我是否在嘲弄他们？因此，如果我在英文中也像在其他许多文字中一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那末，即使英国的体面人物［注：在德译文中在“体面人物”的后面补充有：“用德文来说叫做庸人”。——编者注］也不致于感到太震惊吧。
如果我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对英国的体面人物［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英国的体面人物”，而是“英国庸人的体面”。——编者注］也是有利的，那末人们对我或许还会更谅解一些。我提到过这样的事实：约在四五十年前，住在英国的任何一个有教养的外国人都为他当时必然认为是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愚蠢的现象而感到惊奇。现在我要证明，那时候的体面的英国中等阶级，并不像有知识的外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愚蠢。这个阶级的宗教倾向是有其缘由的。
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注：在德译文中，从这里开始，直至以“新的出发点是……的妥协”一句起首的那一段（本卷第350页），恩格斯的用语《middleclass》〔“中等阶级”〕、《bourgeoisie》〔“资产阶级”〕，都译为“市民阶级”（《Bürgerthum》；以后，这些用语又被恩格斯译为“资产阶级”（《Bourgeoisie》）。——编者注］是欧洲的革命因素。它在中世纪的封建组织内已经赢得了公认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来说，也已经变得太狭小了。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同封建制度的继续存在已经不相容了，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覆灭。
但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把整个封建的西欧（尽管有各种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同闹分裂的希腊正教徒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对抗。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它自己的教阶制，最后，它自己还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此外，随着中等阶级的兴起，科学也大大地复兴了；天文学、机械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重新进行起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需要有探察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而在此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学。现在科学起来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这一反叛。
上面所说的，虽然只就新兴的中等阶级必然要同现存的教会发生冲突这方面提到了两点，但已经足以证明：第一，在反对罗马教会权利的斗争中，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阶级是资产阶级；第二，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可是，如果说大学和城市商人领先发出了呼声，那末一定会在而且确实已经在农村人民群众即农民中得到强有力的响应，农民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到处同他们的精神的和尘世的封建主进行斗争。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注：在德译文中不是“长期”，而是“伟大”。——编者注］斗争，在三次大决战中，达到了顶点。
第一次是德国的所谓宗教改革。路德发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下的下层贵族的起义（1523），然后是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304]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的不坚决，——至于不坚决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不能阐述了。从那时起，斗争就蜕化为地方诸侯和中央政权［注：在德译文中不是“中央政权”，而是“皇室中央政权”。——编者注］之间的战斗，结果，德国有两百年不见于政治上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建立了新的信条，即适合君主专制的宗教。德国东北部的农民一改信路德教，就从自由人变成了农奴。
但是，在路德遭到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学说，就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布；在经济革命时期，当一切旧的商业路线和商业中心被新的所代替的时候，当印度和美洲已经向世界开放的时候，当最神圣的经济信条——金银的价值——也已经开始动摇和崩溃的时候，这种情形就特别真实了。加尔文的教会的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的路德教变成诸侯［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诸侯”，而是“德国小诸侯”。——编者注］手中的驯服工具的时候，加尔文教在荷兰创立了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有力的共和主义的政党。
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在加尔文教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理论。这次起义是在英国发生的。发动者是城市中等阶级，而完成者是农村地区的自耕农［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自耕农”，而是“中农（yeomanry）”。——编者注］。很有意思的是：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起义”，而是“革命”。——编者注］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而在胜利后必然由于这一胜利的经济结果而破产的阶级又恰恰是农民。克伦威尔之后一百年，英国的自耕农差不多完全绝迹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民，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注：在德译文中，这句话是这样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yeomanry和城市平民的参与，斗争才进行到底，而查理一世才被推上断头台”。——译者注］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正如1793年在法国和1848年在德国那样。这看来事实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
在这种过分的革命活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又超出了它能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注：在德译文中不是“它能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而是“自己的目的”。——编者注］。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新的出发点。英国历史上被体面人物［注：在德译文中不是“体面人物”，而是“庸人”。——编者注］称为“大叛乱”的辉煌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斗争，是以自由党历史家称为“光荣革命”[305]的一件比较不足道的事件而告结束的。
新的出发点是新兴的中等阶级［注：在德译文中这里以及后面几个地方，《middleclass》〔“中等阶级”〕这个用语，也同《bourgeoisie》一样，译为“资产阶级”。——编者注］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间的妥协。后者虽然被称为贵族（就像现在这样），其实早已向法国的路易-菲力浦在很久之后才变成的“王国第一流资产者”的方向发展了。对英国幸运的是，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蔷薇战争[306]中自相残杀殆尽。他们的继承人，虽然大部分是这些旧家族的后裔，但是离开嫡系已经很远，甚至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倾向，与其说是封建的，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完全懂得金钱的价值，而且立即着手增加地租，办法是把成百的小佃户赶走，而代之以绵羊。亨利八世慷慨地胡乱处理教会土地，造成了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地主；在整个十七世纪继续不断地发生的大量没收大采邑分赠暴发户或半暴发户的情形，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因此，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工业生产的发展，反而力图间接地从中取得利益；而且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1689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注：在德译文中不是“俸禄和官职”，而是：“官职、闲差、厚禄”。——编者注］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其条件是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而这些经济利益，在当时已经强大到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了。在细节问题上或许发生过争执，但是总的说来，贵族寡头非常清楚，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同工商业中等阶级的经济繁荣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
从这个时候起，资产阶级就成了英国统治阶级的微末的但却是得到承认的一部分了。在压迫国内广大劳动群众方面，它同统治阶级的其他部分是有共同利益的。商人或工厂主本人，对自己的伙计、工人和仆役来说，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直到不久以前还说的那样，站在“天然首长”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取得尽量多和尽量好的劳动；为此目的，就必须把他们训练得驯服顺从。他自己是信教的，他的宗教曾经是他用来战胜国王和贵族的旗帜；不久他就发现这同一个宗教可以用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那些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主人的命令。简言之，英国资产阶级这时已经参加镇压“下层等级”、从事生产的广大人民群众，而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宗教倾向。这就是唯物主义在英国的兴起。这个新的［注：在德译文中在“新的”的后面补充有：“无神论的”。——编者注］学说，不仅震动了中等阶级的宗教情感，而且还宣布自己是仅仅适合于世界上的学者和有教养的人们的哲学，而跟适合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宗教大大不同。它同霍布斯一起，作为至高无上的王权的保卫者登上了舞台，并且号召君主专制制度镇压这个puerrobustussedmalitiosus〔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即人民[307]。同样地，在霍布斯的后继者博林布罗克、舍夫茨别利等人那里，唯物主义的新的自然神论形式，仍然是一种贵族的、秘传的学说，可见，唯物主义之所以被中等阶级仇视，既由于它是宗教的异端，也由于它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于是，同贵族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相反，过去曾经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提供旗帜和战士的新教教派，继续提供了进步的中等阶级的主要战斗力量，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伟大的自由党”的主要骨干。
这时候，唯物主义从英国传到了法国，它在那里遇到了另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学派，即笛卡儿学派[308]的一个支脉，并且和这个学派汇合了。在法国，唯物主义最初也完全是贵族的学说。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呈现出来了。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没有把他们的批评局限于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把批评扩大到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设施；而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了最简便的道路：在他们因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的信条。它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在大革命爆发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出来的学说，竟给了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309]提供了底本。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这也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在英国，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的制度之间的继承关系、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表现在诉讼程序被继续应用和封建法律形式被虔诚地保存下来这方面。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它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Codecivil[310]中把古代罗马法——它差不多完满地表现了马克思称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它运用得如此巧妙，以致这部法国的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在财产法方面实行改革时所依据的范本。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虽然英国的法律仍然用野蛮的封建的语言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这种语言之符合于它所表达的事物，正像英文的拼法符合于英文的读音一样（一个法国人说过：vousécrivezLondresetvousprononcezConstantionopole〔你们写下伦敦，而读出来却是君士坦丁堡〕）——但是也只有这个英国法律把大陆上那些在君主专制时期已经丧失而到现在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完全恢复起来的个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独立性，即古代日耳曼自由中的精华部分，保存了几个世纪，并且把它们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
还是回过来谈我们的英国资产者吧。法国革命给了他一个极好的机会，使他能够借助大陆上的君主国家来破坏法国的海上贸易，兼并法国的殖民地，并且完全摧毁法国争霸海上的野心。这是他向法国革命进行斗争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这次革命的方法很不合他的胃口。这不仅仅是由于这次革命的“可恶的”恐怖政策，而且还由于这次革命企图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走向极端。英国资产者如果没有本国的贵族教他像贵族一样待人接物，替他开创新风气，给他提供陆军军官去维持国内秩序，提供海军军官去夺取殖民地和新的海外市场，那他怎么能行呢？诚然，资产阶级中也有少数进步的人，他们并没有从妥协中得到多大利益；这一部分人主要是不太富裕的中等阶级，他们同情这次革命[311]，但是在议会中没有势力。
这样，如果说唯物主义成了法国革命的信条，那末敬畏上帝的英国资产者就更加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宗教。难道巴黎的恐怖时代没有证明，群众的宗教本能一旦失去，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唯物主义愈是从法国传播到邻近的国家，愈是得到各种类似的理论思潮、特别是德国哲学的支持，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愈是在大陆上普遍地真正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必需具备的条件，英国的中等阶级就愈是固执地坚守它的各种各样的宗教信条。这些信条，尽可以彼此不同，但是它们全都是明显的宗教信条，基督教信条。
当革命在法国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胜利的时候，在英国，瓦特、阿克莱、卡特赖特以及其他等人，开始了产业革命，这一革命把经济力量的重心完全转移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比土地贵族的财富增长得快得多。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贵族、银行家等等，愈来愈被工厂主推到后台去了。1689年的妥协，甚至在经过一些逐步的对资产阶级有利的修改以后，也不再适合这个妥协的参与者的力量对比了。这些参与者的性质也改变了；1830年的资产阶级，同前一世纪的资产阶级是大不相同的。仍然留在贵族手中并且被贵族用来抵制新工业资产阶级的野心的政治权力，已经同新的经济利益不能相容了。于是必须同贵族进行一次新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局只能是新的经济力量的胜利。首先，在1830年的法国革命的刺激下，不顾一切抵抗，通过了改革法案[312]。这使资产阶级在议会里获得了公认的和强大的地位。随后是谷物法的废除，这永远确定了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即工厂主对土地贵族的优势。这是资产阶级的最大的胜利；然而这也是它专门为自己的利益获得的最后一次胜利。它后来取得的任何一次胜利，都不得不同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分享，这个新的社会力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但是不久就成了它的对手。
产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的阶级。这个阶级，随着产业革命对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的占领，在人数上不断地增加；而随着人数的增加，它在力量上也增加了。这一力量早在1824年就表现了出来，当时它迫使议会勉强地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313]。在改革运动中，工人是改革派的激进的一翼；当1832年的法案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要求写进人民宪章，并且为了同强大的资产阶级反谷物法同盟[314]相对抗，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即宪章派。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
后来，大陆上发生了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在这些革命中，工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巴黎，提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看来决不能允许的要求。接着而来的是普遍的反动。最初是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失败；其次是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被镇压；再其次是1849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南部的不幸事件；最后是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战胜巴黎。这样，工人阶级的要求的吓人声势，至少在短时期内被压制下去了，可是用了多少代价啊！如果说，英国资产者先前已经确信有必要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绪，那末，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一定会如何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必要性呢？他不理会大陆上的伙伴们的讥笑，年复一年地继续把成千上万的金钱花在向下层等级宣传福音方面；他不满足于他本国的宗教机关，还求助于当时宗教买卖的最大组织者“琼生大哥”，从美国输入了基督复活派[315]，穆迪和桑基之流；最后他还接受了“救世军”的危险的帮助，“救世军”恢复了早期基督教的宣传，把穷人当做上帝的选民看待，用宗教方式反对资本主义，从而使早期基督教的阶级对抗的因素得到滋长，这对于目前在这上面花现钱的富翁来说，总有一天会带来麻烦的。
看来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至少是不能长时期地——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那样独自掌握政权。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消灭了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也只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完全掌握了政权。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即1830—1848年，是极小一部分资产阶级统治着王国，而大得多的一部分，则被高标准的选举资格限制剥夺了选举权。在第二共和国时代，即1848—1851年，整个资产阶级统治了国家，但只有三年之久；资产阶级的无能，带来了第二帝国。只是在现在，在第三共和国时代，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掌握了政权达二十年以上；而它已经显露出衰落的鲜明征兆了。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美国那样一个从来没有过封建制度而且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但是即使在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的继承者——工人，也已经在敲门了。
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掌握过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所有的高级职位。富裕的中等阶级对此表示的温顺态度，在自由党的大工厂主威·爱·福斯特先生发表那次公开演说以前，我是一直不能理解的。福斯特先生在那次演说中劝告布莱得弗德的青年学习法语，以此作为出人头地的手段，并且援引自己的经验说，当他作为一个内阁大臣而必须出入于那种说法语至少和说英语同样必要的社交场合时，他是感到多么难堪！的确，当时的英国中等阶级通常都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他们没有办法不把政府的那些高级职位让给贵族，因为那里所需要的，是其他一些条件，而不是加上了商业干练气味的岛国狭隘性和岛国自大心。［注：即使在商业上，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的自大态度也是足以坏事的。直到最近，普通的英国工厂主还以为，英国人不说本国话而说外国话，是有失体面的，而且当他看到外国的“可怜虫”迁居到英国，使他免去向国外推销产品的麻烦时，便颇为自傲了。他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些外国人（大部分是德国人）这样一来就控制了英国对外贸易（不论是进口还是出口）的很大一部分，而英国人的直接对外贸易则变得几乎只局限于殖民地、中国、美国和南美洲了。他也没有觉察到，这些德国人同在外国的其他德国人进行贸易，后者逐渐组织了一个遍及世界各地的完整的商业殖民地网。大约四十年前，当德国认真地开始生产出口商品的时候，这个商业殖民地网，就给德国帮了很大的忙，使它在很短的时期内从一个输出粮食的国家变成一个头等的工业国。后来，大约十年前，英国的工厂主才大吃一惊，去问英国的大使们和领事们：为什么他再也保持不住自己的顾客。一致的答复是：（1）你们不学你们的顾客的语言，却要求他们说你们的语言；（2）你们不但不设法去适应你们的顾客的需要、习惯与爱好，反而要他们迁就你们的英国式的需要、习惯和爱好。］甚至目前报纸上关于中等阶级教育的无休止的争论，也表明英国中等阶级仍然认为自己不配受最好的教育，而为自己寻找某种比较谦卑的东西。所以，似乎很自然，甚至在谷物法废除以后，那些取得了胜利的人物，科布顿们、布莱特们、福斯特们等等，还不能正式参与统治国家，直到二十年之后，新的改革法案[316]才为他们敞开了内阁的大门。直到今天，英国的资产阶级还深深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很低，甚至用自己的和人民的金钱去豢养一个供装饰用的有闲等级，要它在一切庄严的场合体面地代表民族；而且当他们自己中间有人被认为有资格进入这个归根到底是他们自己造就的高等特权集团里去的时候，他们便认为是无上的光荣。
这样，工商业中等阶级还没有来得及把土地贵族从政权中完全赶走，另一个竞争者，工人阶级，便已经登上舞台了。宪章运动和大陆革命以后的反动，以及1848—1866年英国贸易的空前繁荣（通常以为这只是由于自由贸易，其实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由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一般交通工具的巨大发展），重新迫使工人阶级处于依附自由党的地位，他们在这个党内，也像在宪章运动以前一样，组成了激进的一翼。可是，工人们对选举权的要求逐渐成为不可遏制的了；在辉格党人即自由党的首领们“畏缩不前”的时候，迪斯累里却显示了自己的高明，他促使托利党人抓紧有利的时机，在城市选区中实施了户主的选举权［注：在德国文中在“户主的选举权”的后面补充有：“（它适用于每一个租有单独住房的人）”。——编者注］，并且重新划分了选区。随着实行了秘密投票；1884年又把户主的选举权推广到各郡，并且又重新划分了选区，使各选区在某种程度上趋于平衡。[317]这一切措施大大增加了工人阶级在选举中的力量，使工人阶级至少在150个到200个选区中现在已经占选民的大多数。但是议会制度是训练人们尊重传统的最好的学校；如果说，中等阶级曾经怀着敬畏的心情仰望约翰·曼纳斯勋爵所戏称的“我们的老贵族”，那末，工人群众则以尊重和恭敬的态度去看待当时所谓的“优越者”即中等阶级。的确，大约在十五年前，英国的工人是模范工人，他们对雇主的恭敬，以及他们在为自己要求权利时所表现的克己的谦逊，大可排解我们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318]的经济学家们由于他们本国工人的不可救药的共产主义倾向和革命倾向而产生的烦恼。
但是英国的中等阶级——毕竟是很好的生意人——比德国的教授们看得远。他们只是迫不得已才同工人阶级分享了政权。他们在宪章运动的年代里领教过人民这个puerrobustussedmalitiosus〔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的作为。从那时以来，他们被迫把人民宪章的大部分要求纳入了联合王国的法律之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而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于是，学校董事会中就让牧师占据优势；于是，资产阶级日益增加自我捐税，以维持各种基督复活派［注：在德译文中不是“以维持各种基督复活派”，而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宗教蛊惑方式”。——编者注］，从崇礼派[319]直到“救世军”。
现在，英国的体面人物［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英国的体面人物”，而是“英国的体面庸人”。——编者注］战胜了大陆资产者的自由思想和对待宗教的冷淡态度。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已经变成了叛乱者。他们全都感染了社会主义，而且根据相当充分的理由，他们在选择取得统治的手段时，丝毫不在乎这种手段是否合法。这个puerrobustus〔强壮的小伙子〕一天比一天更malitiosus〔心怀恶意〕。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不声不响地丢掉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就像一个年轻人感到晕船晕得厉害的时候把他在船上装模作样抽着玩的雪茄烟悄悄地丢掉一样；嘲笑宗教的人，一个一个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笃信宗教的人，他们毕恭毕敬地谈论教会、它的教条和仪式，甚至在实在不得已的时候，自己也行起这些仪式来了。法国资产者每逢星期五进maigre〔素食〕，德国资产者每逢星期日就坐在教堂的椅子上耐心地听完新教的冗长的布道。他们已经吃了唯物主义的苦头。《DieReligionmussdemVolkerhaltenwerden》——“必须为人民保存宗教”，这是拯救社会于完全毁灭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手段。对他们自己不幸的是：等到他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已经用尽一切力量把宗教永远破坏了。现在轮到英国资产者来嘲笑他们了：“蠢才！这个我早在两百年前就可以告诉你们了！”
然而，无论英国资产者的宗教愚钝，或是大陆资产者的postfestum〔事后〕皈依宗教，恐怕都不能阻止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的潮流。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visinertiae〔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因此，宗教也不能长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保护物。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近或远的枝叶，那末，这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不足以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
事实上，在英国，工人也开始重新动起来了。毫无疑义，他们还被各种传统束缚着。有资产阶级的传统，例如一种很普遍的看法，以为只能有两个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而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和通过伟大的自由党来谋取自身的解放。还有工人的传统，从工人们最初摸索着从事独立行动的努力中继承下来的传统，例如，把一切没有经过正规学徒训练的工人排斥于许多旧工联之外；这就等于每一个采取这种做法的工会在为自己培养工贼。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工人阶级还是在前进，甚至布伦坦诺教授也不能不惋惜地把这一点告诉他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同仁[320]。如同英国的一切事情一样，工人阶级用缓慢而适度的步伐前进着，前进中有时踌躇不定，有时做一些没有效果的尝试；它在前进中有时对“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表示过分的不信任，同时却逐渐地吸收着社会主义的实质；运动在扩展着，并且一批接着一批地把工人吸引进来。现在它已经把伦敦东头的没有技术的工人从沉睡中唤醒了，我们全都看到这些新的力量反过来又给了工人阶级以多么有力的推动。如果运动的步伐赶不上某些人的急躁要求，那末就请他们不要忘记：正是英国工人阶级保存着英国民族性格的最优秀的品质，在英国，一个进步一经取得，照例以后永不会失去。如果说老宪章派的儿子们，由于上述原因，还做得不够，那末，孙子们则可望不辱没他们的祖父。
但是，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只依靠英国一个国家。它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证。在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大大超过了英国。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那里的工人运动在最近二十五年所获得的进展是空前的。它正以日益增加的速度前进着。如果说，德国的中等阶级已经表明自己非常缺乏政治才能、纪律、勇气、坚韧和毅力，那末，德国工人阶级则充分证明了自己具备这些品质。四百年前，德国是欧洲中等阶级第一次起义的出发点；依目前的形势来判断，德国难道不可能同样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吗？
弗·恩格斯
1892年4月20日
载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并由作者译成德文摘要发表于1892—1893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期和第2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英文本1958年版译出，并参考了德译文和俄译文
注释：
[286]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1—247页）的英文版写的。英文版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译者是爱·艾威林，书名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把他在1882年写的“马尔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1—369页）一文作为附录收在这一版中。恩格斯在1892年6月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在7月间寄给“新时代”杂志，发表于1892年第1期和第2期，标题是：“论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编辑部在发表这篇导言时，删去了前面的七段，并在脚注中说，这几段文字的内容在德国是尽人皆知的，不会引起德国读者的兴趣。导言的个别部分曾以“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三次会战”、“工人政党”为标题，用法文发表于1892年12月4、11和25日，1893年1月1和9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15、116、118、119和120号。导言还曾用保加利亚文发表于1892年“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3期（删去前面八段）。这篇导言的俄译文第一次于1926年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发表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第334页。
[287]关于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见注132。——第334页。
[288]指以下这几部著作：欧·杜林“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E．Dühring．《CursusderPhilosophiealsstrengwissenschaftlicherWeltanschauungundLebensgestaltung》．Leipzig，1875），欧·杜林“国门—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第2版（E．Dühring．《CursusderNationalundSocialökonomieeinschliesslichderHauptpunktederFinanzpolitik》．2．Aufl．，Leipzig，1876），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第2版（E．Dühring．《KritischeGeschichtederNationalökonomieunddesSocialismus》．2．Aufl．，Berlin，1875）。——第337页。
[289]复本位制是金银两种金属同时起货币作用的币制。——第337页。
[290]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0卷第1—338页）以一系列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1—5月的“前进报”，以及1877年7—12月和1878年5—7月的该报附刊。第一版单行本于1878年在莱比锡出版。“前进报”（《Vorwärts》）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根据1876年党的哥达代表大会的决定，该报从1876年10月1日起在莱比锡出版，用以代替爱森纳赫派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拉萨尔派的机关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Sozialdemokrat》）；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该报于1878年10月27日停刊。——第337页。
[291]F．Engels．《Socialismeutopiqueetsocialismescientifique》．Paris，1880．这本小册子是恩格斯根据“反杜林论”中“导言”的第一章和第三篇的第一、二两章，并对它们做了一系列增补和一些修改而编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1883年德文第一版所用的书名。——第337页。
[292]F．Engels．《Socyjalizmutopijnyanaukowy》．Genève，Redakcyi《Przedswitu》，1882．关于西班牙文版，见注211。——第337页。
[293]F．Engels．《Socialismutopicsisocialismstiintific》．Bucuresti，1891．关于恩格斯这一著作的德文版、意大利文版、俄文版、丹麦文版和荷兰文版，见注210和注211。——第337页。
[294]恩格斯指的是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Tableaudesoriginesetdel’évolutiondelafamilleetdelaproprieté》．Stockholm，1890）和“原始法权，第一分册：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Первобытноеправо，выпускⅠ，Род》．Ｍ．，1886）。——第338页。
[295]关于“资本论”英文版，见注272。——第338页。
[296]唯名论者代表中世纪哲学的一个派别，认为一般的类概念只是名字，即人的思维和语言的产物，它们只能用来表明现存的单个事物。同中世纪的实在论者相反，唯名论者认为概念不是产生事物的原型，不是创造事物的源泉。因此，他们承认事物的第一性和概念的第二性。在这个意义上，唯名论是中世纪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第339页。
[297]按照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学说，同素体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极小的物质粒子。阿那克萨哥拉认为，同素体是万物的本源，它们的结合构成各种不同的物体。——第339页。
[298]约·洛克“人类悟性论”（J．Locke．《An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第一版于1690年在伦敦出版。——第341页。
[299]自然神论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认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但是神不干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往往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批评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第341页。
[300]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引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63—165页）。——第341页。
[301]指1851年5—10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第342页。
[302]“救世军”是反动的宗教慈善组织，1865年由传教士威·布斯在英国创立，后来它的活动又扩展到其他国家（1880年按军队编制改组后才采用这个名称）。该组织利用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进行广泛的宗教宣传，建立了一整套慈善机构，其目的是使劳动群众离开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救世军的某些传教士进行社会性的蛊惑宣传，表面上谴责富人的利己主义。——第343页。
[303]指比·西·拉普拉斯的著作“论天体力学”（《Traitédemécaniquecéleste》），第一版于1799—1825年在巴黎出版，共五卷。——第343页。
[304]1522—1523年的德国贵族起义和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作了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页）。——第348页。
[305]英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都把1688年的政变称为“光荣革命”，由于这次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从1689年起）为首的君主立宪制。——第350页。
[306]红白蔷薇战争（1455—1485年）是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的代表之间即约克族和郎卡斯特族之间的战争。约克族的纹章上饰有白色蔷薇，郎卡斯特族的纹章上饰有鲜红色蔷薇。站在约克族方面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骑士和市民；支持郎卡斯特族的是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次战争几乎完全消灭了古老的封建家族，结果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的统治，实行了专制政体。——第350页。
[307]语出霍布斯“论公民”（《DeCive》）一书序言，该书于1642年在巴黎写成，最初流传的是手抄本，1647年才在阿姆斯特丹刊印。——第352页。
[308]笛卡儿学派的哲学是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拉丁文为Cartesius）的继承者的学说，他们从他的哲学中做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第352页。
[309]恩格斯指的是1789年制宪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阐明了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政治原则。1791年的法国宪法中包括了这篇宣言；根据它起草的1793年雅各宾派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被置于1793年国民公会通过的法国的第一个共和宪法的前面。——第352页。
[310]Codecivil（民法典）是1804—1810年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制订的（因此民法典又通称为拿破仑法典）、系统地阐明资产阶级法权的五部法典之一。恩格斯把1804年通过的民法典称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311页）。——第353页。
[311]恩格斯指的是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阶层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同情态度。联合在伦敦革命协会中的、主要是联合在伦敦通讯协会和英国其他各大城市通讯协会中的法国革命拥护者（在协会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中有工人阶级的代表）宣传革命思想，提出实现普选权和其他民主改革的要求。各通讯协会都受到英国寡头政治的执政者的迫害。——第354页。
[312]见注276。——第355页。
[313]1824年英国议会在工人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被迫通过了一项废除禁止工人结社（工联）的法令。1825年，议会通过了结社法亦称工人联合法，这项法律重申废除禁止工联的决定，但是严格限制工联的活动。例如仅仅宣传工人结社和参加罢工就被看做“强制”和“暴力”，而受到刑事处分。——第355页。
[314]人民宪章——见注274。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于1838年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所创立。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见注266），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谷物法废除以后，同盟即不存在。——第355页。
[315]琼生大哥（BrotherJonathan）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1775—1783年）英国人给北美人起的绰号。基督复活派是新教教会中的一个流派，十八世纪上半叶产生于英国，流行于北美。它的信徒力图通过宗教说教和组织新的信仰者的团体来巩固和扩大基督教的影响。——第356页。
[316]指1867年得比—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政府实行的议会改革（见注277）。——第357页。
[317]关于英国实行秘密投票和1884年议会改革，见法277。——第358页。
[318]见注135。——第359页。
[319]崇礼派（更流行的名称是皮由茲教派）是产生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国教会中的一个流派。它的信徒号召在英国国教中恢复天主教的仪式（崇礼派即因此而得名）和天主教的某些教义。——第359页。
[320]恩格斯指的是路·布伦坦诺论述英国工联的著作和言论（见注184）。在这些著作和言论中，布伦坦诺竭力称赞英国的工联主义，说它是工人阶级组织的典范，可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工人阶级状况得到根本的改善，并摆脱资本主义剥削。按照布伦坦诺和其他讲坛社会主义者的说法，组织得很好的工会可以使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政党成为多余的。恩格斯在“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这部著作（本卷第107—213页）中揭露了这种说法的虚伪性质和阶级内容。——第36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对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加的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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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加的按语[284]
对于这第二版，我只想说几句话：在法文原文中霍吉斯金这个名字误作霍普金斯（第45页），现已改正；又威廉·汤普逊的著作的出版年份也已改为1824年[285]。希望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的图书学的良心将因此获得安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年3月29日于伦敦
载于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哲学的贫困”
注释：
[284]1892年出版的马克思著“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德文第二版，是1885年德文第一版的翻版，只作了恩格斯在这篇按语中所说明的修改。1892年版收有恩格斯为这部著作的德文第一版所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180—194页），以及（在附录里）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一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44—459页）和马克思“论蒲鲁东”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8—36页）。
按语中提到的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10页。在1847年法文版中出现，后来又被1885年德文版重复的这两处无关紧要的疏忽，曾被奥地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法学家安·门格尔在他的“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一书（1886年版）中利用来作为诋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口实。在矛头指向门格尔的论战性著作“法学我的社会主义”中，也揭露了这些诋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513页）。——第333页。
[285]威·汤普逊“为人类谋取最大福祉的财富分配原则”1824年伦敦版（W．Thompson．《AnInquiryintothePrinciplesoftheDistributionofWealthMostConducivetoHumanHappiness》，London，1824）。——第33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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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
1892年3月17日于伦敦
男女公民们：
自从巴黎人民举起了红旗，同时向飘扬在凡尔赛的法国三色旗和飘扬在普鲁士人占领的炮台上的德国三色旗发出挑战以来，到今天已经过去21年了。
这面红旗象征着巴黎无产阶级已站得这样高，在它眼里，战胜者与战败者都同样消失了。
使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是它高度的国际性。这是它向一切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表现的勇敢挑战。各国无产阶级都正确地了解这一点。让资产者去庆祝他们的7月14日或9月22日吧[283]。无产阶级的节日将到处永远都是3月18日。
正因为如此，卑鄙无耻的资产阶级才给公社的坟墓堆上大量无耻的诬蔑。正因为如此，只有国际工人协会才敢于从公社存在的第一天直到最后一天把自己看做是巴黎的武装起义者，然后又把自己看做是战败了的无产者。的确，当公社失败时，国际也无法再继续存在下去。它在“捉拿公社社员！”的叫嚣下，在欧洲各地被摧毁了。
自从蒙马特尔高地上的大炮再度被夺回的那一天起［注：见本卷第221页。——编者注］，到今天已经过去21年了。1871年出生的孩子，现在已经达到成年，由于统治阶级的愚蠢，他们当了士兵，他们在学习使用武器的本领，学习组织起来和持枪自卫的艺术。被认为业已扼杀了的公社，被认为永远消灭了的国际，仍然存在于我们当中，仍然活着，而且比1871年要更加强大20倍。几百人变成了几千人；响应我们号召的，现在已不是几千人，而是几百万人了。第一国际只能预见并为之做准备的国际无产阶级联盟，今天已成为现实。不仅如此，1871年在公社的巴黎近郊占领过炮台的那些普鲁士士兵的千百万子弟，目前正同巴黎公社社员的子弟肩并肩地站在最前列，为争取完全和彻底解放工人阶级而共同战斗。
公社万岁！
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弗·恩格斯
载于1892年3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第79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注释：
[283]1789年7月14日是巴黎的人民群众攻下巴士底狱的日子，这一天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1792年9月22日是国民公会在1792年9月21日宣布的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这一天被认为是国民公会在1793年批准的革命新历的元旦。——第33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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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281]
从目前已有必要出版“共产主义宣言”波兰文新版本这一事实，可以引起许多联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愈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愈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愈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愈增长。这样，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销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
因此，“宣言”波兰文新版本的刊行，标志着波兰工业的重大发展。而且从十年前刊印上一版以来确实已有这种进步，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波兰王国，即会议桌上的波兰[282]，已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巨大的工业区。俄国大工业分散于各处，一部分在芬兰湾沿岸，一部分在中央区（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一部分在黑海和阿速夫海沿岸，还有一些分散在其他地方；波兰工业则集中于一个比较狭小的地区，由这种集中所产生的益处和害处，它都感受到了。这种益处是从事竞争的俄国工厂主所承认的，因为他们虽然拚命想把波兰人变成俄罗斯人，同时却要求实行抵制波兰的保护关税。至于这种害处，即波兰工厂主和俄国政府都感受到的害处，则表现为社会主义思想在波兰工人中间的迅速传播和对“宣言”的需求的日益增长。
但是，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波兰工业已经超过了俄国工业），又是波兰人民拥有无穷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诚恳的国际合作，只有当其中每个民族都在自己内部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848年革命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是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然而这次革命毕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至于波兰，虽然它从1792年以来对革命所做的贡献比这三个国家所做的全部贡献还要大，可是它于1863年在十倍于自己的俄国优势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却被抛弃不管了。波兰贵族既没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波兰独立；在资产阶级看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注：在波兰文版中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当波兰无产阶级把它争到手的时候，它就会完全有保障了。因为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
弗·恩格斯
1892年2月10日于伦敦
载于1892年2月27日“黎明”杂志第35期和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波兰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校对过
注释：
[281]这篇序言是恩格斯用德文为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波兰文版写的（“宣言”正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这个版本由波兰流亡者翻译定稿并由“黎明”杂志社出版。这个版本被标为第二版，因为前一版（波兰社会主义者彼卡尔斯基译）由该报社于1883年在日内瓦刊行。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亲自指出过，最初的波兰文译本早在1848年就在伦敦发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4页）。恩格斯在把序言寄给“黎明”社后，在1892年2月11日写给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的信中说，他希望将来能掌握波兰文，以便能深刻研究波兰工人运动的发展；到那时他就可以为下一版的波兰文“共产党宣言”写一篇更加充实的序言了。
“黎明”（《Przedswit》）是一家波兰社会主义的杂志，从1880年至1914年出版。从1891年起在伦敦发行，每周出一期。——第329页。
[282]会议桌上的波兰——见注42。——第32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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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280]
不无名气的卓万尼·博维奥在今年2月2日“论坛报”刊载的一篇文章里指责最近一个时期转到保皇党营垒里去的意大利共和党议员，说他们太轻视政体问题。这点我倒不怎么在意；然而使我耿耿于怀的是，他竟利用我的一篇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文章（载于1892年1月16日的“社会评论”）［注：见本卷第287—292页。——编者注］，把同样的指责加在全体德国社会党人和我个人身上。下面就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
“由此也可以看出，那些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说社会党人将在最近将来取得政权，但不明确说取得什么样的政权的社会党人，是怎样错的和为什么错的。恩格斯竟然用数字（而我总是觉得数字在历史上是很好的证明）来算出社会党将在德国议会中取得多数的那个不远的年份。好极了；然后呢？
——它将取得政权。
——妙极了；但那是什么样的政权呢？是王国的政权还是共和国的政权？或者是党将回到早在1848年1月就被‘共产主义宣言’抛弃了的魏特林的空想去呢？
——形式对我们无所谓。
——真是这样吗？……然而，只有当政权具有一个具体的形式时才可能谈论它。可以认为，新的实体、新的观念本身将创造形式，并从它自身产生形式，但是不能撇开形式。”
为了答复这点，我声明，我完全否认可尊敬的博维奥的解释。
首先，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让我们往下看。
“它将取得政权——但那是什么样的政权呢？是王国的政权还是共和国的政权？或者是党将回到早在1848年1月就被‘共产主义宣言’抛弃了的魏特林的空想去呢？”
这里我要用可尊敬的博维奥本人的一个说法。的确只有成为“与世隔绝的隐士”才会对这一政权的性质抱有丝毫怀疑。
整个政府的、贵族的和资产阶级的德国都责难我们在帝国国会里的朋友们，说他们是共和党和革命党。
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
当然，可尊敬的博维奥不会天真到这种程度，竟去设想某个德国皇帝会从社会党的圈子里任命他的大臣，去设想他会接受以他退位为前提的条件（因为没有这种条件，这些大臣就别想得到自己政党的支持），即使他愿意这样做。不过，老实说，博维奥担心我们会“回到魏特林的空想去”，这却使我认为，同我交谈的这个人确实是天真到极点了。
也许可尊敬的博维奥提到魏特林是想说，照他看来，德国社会党人赋予社会形式的意义没有他们赋予政治形式的意义大？这一次他又错了。他对德国的社会主义本应有足够的认识，应该知道德国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要求。这一经济革命将怎样实现呢？这将取决于我们党夺取政权时的情况，取决于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和取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正如博维奥自己说的，“新的实体、新的观念本身将创造形式，并从它自身产生形式”。譬如说，如果明天由于某种料想不到的事变，我们党担负起执掌政权的职责，那末我非常清楚应该提出什么东西来作为行动纲领。
“形式对我们无所谓”？
我认为有必要声明，无论是我还是任何一个德国社会党人，都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也从来没有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只是可尊敬的博维奥说的。我想要知道，他有什么权利把诸如此类的《sciocchezza》〔“蠢话”〕记在我们账上。
不过，如果可尊敬的博维奥等到我的文章的后一部分（载于2月1日的“社会评论”）［注：见本卷第293—298页。——编者注］出来，并且读完它的话，也许他就不会费神去把德国的革命社会党人同意大利的保皇派共和党人混为一谈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年2月6日
载于1892年2月16日“社会评论”杂志第4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社会评论”杂志校对过
注释：
[280]这篇文章是对意大利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卓·博维奥批评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前一部分的答复。恩格斯的文章的前一部分按照“1892年工人党年鉴”上发表的文本译成了意大利文，载于1892年1月16日“社会评论”杂志第2期。1892年2月2日，“社会评论”编辑菲·屠拉梯把载于“论坛报”的博维奥的文章寄给恩格斯，并请恩格斯对它作答复。恩格斯用法文撰文作答，于1892年2月6日随函寄给屠拉梯。屠拉梯把这篇文章译成意大利文，并经恩格斯同意，发表于1892年2月16日“社会评论”第4期，标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答卓万尼·博维奥”，许多意大利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
“社会评论”（《CriticaSociale》）是一家意大利双周杂志，是社会党的理论性机关报，从1891年至1924年以此名称在米兰出版；杂志的编辑是菲·屠拉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该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意大利传布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
“论坛报”（《LaTribuna》）是一家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从1883年起在罗马出版。——第32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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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264]
本书是再版的英译本。原书最初于1845年在德国出版。那时作者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所以这本著作就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反映着他青年时代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无论优点或缺点，现在都并不使他感到有什么羞愧。这本书于1886年由美国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成英文，次年在纽约出版。由于美国版已销售殆尽，而且从未在大西洋此岸广泛流传，现经有关各方一致同意，将英译本再版印行。
作者曾用英文为美国版写过一篇新的序言[265]和一篇附录。那篇序言同本书正文关系不大，其中谈的是现代美国工人运动，因此在这里作为与主题无关的部分略去；而附录——原来的序言——则大部分被采用在本序言中。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琐细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本国获得很多好处并为大家所通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一到汉堡或柏林，就显得陈旧过时，不合用了。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呆上几个月，他就会发现，要想廉价购人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段和手腕，虽然这些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国被看做智慧的顶峰。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纯粹是为了节约时间和劳动。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情况也正是这样。
1847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法[266]的废除及由此而引起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它们发展所必需的地盘。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郎卡郡的动力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最主要的一点是：美国——从商业观点看来当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场，虽然是远远超过所有其他殖民地市场的最大的一个——经济发展的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讲来也是空前的。此外，前一时期末出现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着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最初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所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料，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状况同它比起来现在都显得是原始的和微不足道的了。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这些手段对拥资百万的工厂主说来已毫无意义，仅仅对那些在任何地方只要能抓住一文钱就很高兴的较小的生意人彼此之间保持竞争还有用处。这样，实物工资制［truck-system］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267]，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次要的其他改良措施，——这十分违反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但是却十分有利于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竞争的大资本家。此外，企业规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工厂主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把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力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对他们说来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额外勒索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严重的障碍——手中的手段，是最迅速而有效地消灭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手段。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远不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的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所有那些在这一发展的较早阶段使工人命运恶化的小的欺压现象。这样一来，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雇佣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报酬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根据合同的实际内容，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小时，以便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来愈分裂成两部分，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群众，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某些小的欺压现象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已从英国资本主义1847年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疾病的牺牲者，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我不得不描写的那些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了，“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268]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1844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269]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们只能把工人的穷困状况包藏起来，而不能把这种状况消除。
但是，如果说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那末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而且，看起来很有趣，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工作日、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270]，“老板”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12000名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的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描写一样。[271]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小宅子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我不打算在这个译本中使本书的叙述继续到目前，或详细地一一列举1844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要认真地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有英译本[272]——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左右，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了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样，我就得重复马克思的名著里已经讲过的东西。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的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十年，中间的波动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在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而且当时我就已经预见到的（的确，我把时间估计得过分早了一些）大陆、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的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已经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而且有责任使本书和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曾以“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为题发表在1885年3月1日伦敦“公益”杂志[273]上的文章转载于此。这篇文章同时也简单地叙述了这四十年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现在照录如下：
“四十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经常停滞时期，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热病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破产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而且如约翰·布莱特所说，让这些饥民不是作为乞求面包的穷人，而是作为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去涌入这些地区。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预政权——实行人民宪章[274]；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物质力量还是用精神力量来实现宪章。这时1847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引起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瓦解。宪章运动正当它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却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溃[275]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1831年的议会改革[276]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有着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而这个阶级也就努力地做起这些事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容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使之服从于一个目的，然而对工业资本家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目的：减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供给它原料和粮食。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爱尔兰都围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和大陆上器量较小的竞争者不同的地方。宪章运动已奄奄一息。1847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重新出现的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取得，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所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而是把自由贸易变成有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越来越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被所有的工厂主视为可畏之物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差不多所有部门中去。以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当中传播健康的经济观点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认为是穷凶极恶的罢工，现在也逐渐被认为很有用处了，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在需要时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使工人地位低于雇主或不利于工人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际上已经成了那些曾经誓死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我在已经成为本国的法律。1867年和1884年的议会改革[277]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正在议会中讨论的关于重新分配各选区席位的新的法律草案，规定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德国的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同路人和继承人。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278]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不得不使人民宪章生效。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结果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1850—1870这二十年间的巨大产量比起来，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些大变动现在已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人口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把他们的工作日规定在较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为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1848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尽管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机械工、粗细木工、泥瓦工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泥瓦工和他们的帮手就是这样。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里维先生和吉芬先生的模范工人，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现在的确是非常可爱、非常随和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压轧着工人。
这就是1847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二十年的统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1866年的破产之后，1873年左右有一次微弱而短暂的复苏，但这次复苏并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1877年或1878年发生，但是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所有部门的所有市场上都出现的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在其中生活了将近十年的状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是一个纯粹的妄想。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创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居民看不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大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赤贫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坚决地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起来，连刚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掌握在英国工厂主手中的那个最主要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结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1883年不列颠协会南港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组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有些大工业部门的发展停顿了。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进入停滞状态。’[279]
但是结果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它必须继续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面资本过剩，另一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
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国家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必然灭亡的究竟是哪一个？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1848—1868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末，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惨淡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状态变成英国工商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实的事情是：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国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居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弟兄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对于我在1885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做少许的补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诗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了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表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始终轻视这种舆论是有道理的。然而，对这个征兆本身，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的实际成就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薮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死水潭了。伦敦东头抖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所谓“新工联”，即广大的“没有技术的”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他们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理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了一系列巨大的错误；但是他们的前辈也有过同样的情形，瞧不起他们的那些空论社会主义者现在也还有同样的情形。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这个findesiècle〔世纪末〕的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弗·恩格斯
1892年1月11日
载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弗·恩格斯
“一八四四年的英国一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一八四四年的工人阶级状况”
注释：
[264]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英国版而写的。这个版本是1887年在纽约第一次出版的经作者同意的英译本的第二版。序言基本上由恩格斯1886年写的美国版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260—266页）和该附录所包括的他所著“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一文（同上，第21卷第198—205页）构成，只是文字上略有修改，个别地方有删节。序言结尾部分是恩格斯专为1892年英国版写的。——第311页。
[26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345—353页。——第311页。
[266]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粮食进口税，其目的在于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粮食。此项法律是为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谷物法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结果在1846年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这一措施以及由此引起的粮食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更迅速的发展。——第312页。
[267]关于实物工资制，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做了介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7—469页）。1831年通过了禁止实行实物工资制的法律；但很多工厂主并不遵守。
只适用于未成年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1847年6月8日英国议会通过的。——第313页。
[268]“小爱尔兰”（《LittleIreland》）是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工人区，在这里居住的主要是爱尔兰人。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有关于这个地方的详细描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342—343页）。
“七日规”（《SevenDials》）是伦敦中部的一个工人区。——第314页。
[269]指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居住条件的报告。英格兰和威尔士”（《ReportoftheRoyalCommissionontheHousingoftheWorkingClasses.EnglandandWales》．1885）。——第314页。
[270]小宅子制——工厂主以极苛刻的条件给工人提供住所，房租由工人的工资中扣除（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69—470页）。——第315页。
[271]指1886年1月22日至2月26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万多矿工的罢工。在罢工过程中炼铁工人和炼焦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满足。
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的罢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42—548页。——第315页。
[272]“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赛·穆尔翻译，由恩格斯校订的，1887年出版。——第315页。
[273]“公益”（《TheCommonweal》）是英国的一家周刊，1885年至1891年和1893年至1894年在伦敦出版；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报；1885年至1886年，恩格斯在这家周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第317页。
[274]包括了宪章派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是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的。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年、1842年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第317页。
[275]宪章派原定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示威者要前往议会大厦，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政府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为了阻挠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章派的领导人（其中有许多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说游行的群众解散。反动势力利用游行示威的失败向工人进攻和迫害宪章派。——第318页。
[276]指选举法的改革。选举法改革法案于1831年为英国下院所通过，1832年6月为上院最后批准。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大门。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欺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第318页。
[277]1867年，英国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按照新的法律，各郡中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房租十二英镑；在城市中，一切房主和房屋承租者以及居住不下一年、所付房租不下十英镑的房客都获得投票权。由于1867年的改革，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
1884年英国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1867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第三次选举改革以后，在英国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所有的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秘密投票是在1872年实行的。——第319页。
[278]马克思在他的许多著作如“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62—465页）中，有过这样的思想：反动派在1848年以后反而做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他们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实现了革命所提出的要求，虽然是以面目全非、滑稽可笑的形式实现的。——第319页。
[279]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1883年9月在南港举行的第五十三次会议的报告”1884年伦敦版第608—609页（《ReportoftheFifty-ThirdMeetingoftheBritish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cience；heldatSouthportinSeptember1883》．London，1884，ｐ．608—609）。
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成立于1831年，在英国一直存在到今天。协会每年年会的资料都以报告形式发表。——第32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歌咏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致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263]歌咏团
（托登楠街）
1891年11月28日于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同志们：
考茨基夫人刚刚告诉我，我的朋友列斯纳通知她，说你们打算在今天晚上为我七十一岁生日举行音乐庆祝会。但我已先同一位朋友约好今天晚上到他家里去，而且因为他还邀请了另外一些人，现在要取消这个约会已经绝对不可能。因此，非常遗憾，今天晚上我不可能在家。
亲爱的同志们，这样我只好书面地为你们的深情厚谊向你们表示我真诚的感谢，同时也对于我未能及早得悉你们的意图表示遗憾。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因此，如果我对准备为我举行这种庆祝会的事稍有所闻，我就会赶快预先提出最恭顺然而最坚决的请求，要求歌手同志们放弃这个意图。遗憾的是，我直到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既然我出于不得已而只好阻止你们这个对我如此深情厚谊的意愿，我只有尽可能用如下的保证作为补救：我将以我还余下的有限岁月，和我还保有的全部精力，一如既往地完全献给我为之服务已近五十年的伟大事业——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
忠实于你们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第1版第28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263]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二十世纪，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访问过协会。——第30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关于已故的马克思夫人。致“每日纪事报”编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关于已故的马克思夫人
致“每日纪事报”编者
阁下：
贵报巴黎通讯员在本日贵报晨刊上，除对我的亡友卡尔·马克思的家庭做了其他一些事属捏造的报道外，还讲到，在公社失败以后，法国司法部长曾下令逮捕刚刚在利尔当选为议员的保尔·拉法格先生。这位通讯员接着继续写道：
“据说当时马克思夫人，以不抓走其女婿为条件，对当局讲出了一个武器库的所在地点。在此以后，拉法格先生就越过国境逃往西班牙。”
由于马克思夫人的女儿艾威林夫人此刻不在伦敦，我就有义务来驳斥上述加于她母亲的诬蔑性的指责。事实是这样的：当拉法格先生同他的妻子［注：劳拉·拉法格。——编者注］以及他妻子的两个姐妹［注：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在巴涅尔-德-吕雄的时候，一位同情他的共和国警察官员曾事先向他透露即将逮捕他的消息。当日，拉法格就骑马越过比利牛斯山逃入西班牙。[262]那时马克思夫人在伦敦，因此，她即使有援救拉法格的意图，当时也不可能插手并为此向法国政府透露任何事情。这虚构出来的所谓武器库云云，纯属无稽之谈，其用意是要在这位品德高尚、不畏牺牲因而根本做不出卑鄙之事的妇女去世之后破坏她的声誉。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1月17日于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载于1891年11月26日“每日纪事报”第926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纪事报”，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注释：
[262]关于1871年8月法国当局在拉法格和马克思的几个女儿住在比利牛斯山区疗养地巴涅尔·德·吕雄市时对他们进行迫害一事，见1871年8月25日马克思给“太阳报”（《Sun》）编辑德纳和1871年9月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给美国“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andClaflin’sWeekly》）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30—433页和第704—715页）。——第307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每日纪事报”编者的声明的附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致“每日纪事报”编者的声明的附函
阁下：
兹对一项前所未有的无耻谰言[261]做一答复，随信寄上［注：见本卷第307—308页。——编者注］，请予刊登，以明历史真相。
曾对英国工人阶级有过这样大贡献的“每日纪事报”，竟允许其外国通讯员对大陆上的工人运动及其领袖散布诽谤谰言，对此我感到遗憾。
谨致崇高的敬意
写于1891年11月17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第1版第28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注释：
[261]指1891年11月17日“每日纪事报”发表的一篇题为“拉法格先生事件”的通讯。
“每日纪事报”（《DailyChronicle》）——英国的一家自由派报纸，1855年至1930年（1877年起用此名称）在伦敦出版；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曾发表过有关英国工人运动的资料。——第30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人民之友报”编辑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致“人民之友报”编辑部[259]
1891年11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同志们：
请接受我对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人民之友报”十周年庆祝大会的最真诚的感谢。遗憾的是，我不能亲自来参加大会，因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使我不能抽身，这一卷终究要出版才行。因此让这封信来代替我吧。
不过我想趁此机会衷心地向你们光荣的纪念日表示祝贺。我知道，在奥地利的出版法和其他治安法的限制下，使“人民之友报”这样的战斗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能够维持十年，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且我至少大体上也能够想像出在这十年当中为此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你们能够不顾一切把报纸保存下来，这更加增添你们的光彩；要知道，奥地利的出版法以有产阶级的机关报一般说来没有危险性作为出发点，它的目的看来正是想通过对工人报纸的经费施加压力，来使它们不是沦于破产，就是变得驯服听话。如果说布隆的工人不顾这种财政上的压力，仍然能够在整整十年内一直出版自己的报纸，丝毫也不放弃自己的旗帜，那末，这就是现在只有在工人中间才能看到的那种坚毅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又一证明。
当我结束这封信的时候，我不能不对这样的现象再一次表示最大的喜悦：正当青年捷克的[260]和古老德国的资产者到处相互仇视的时候，捷克工人和德国工人却团结一致肩并肩地为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而进行着斗争。
再一次衷心地感谢和祝贺你们。
你们的老头弗·恩格斯
载于1891年11月25日“人民之友报”第2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之友报”，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注释：
[259]“人民之友报”编辑部在1891年11月初给恩格斯的信中，邀请他参加拟于1891年11月22日在布隆（捷克称作布尔诺）举行的该报十周年庆祝大会。这次庆祝活动的组织者原打算使它成为一次反对反动的奥地利出版法的政治示威，但是由于警察当局的禁止，未能举行。
“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是一家社会主义的报纸，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机关报，1881年在布隆创刊。——第304页。
[260]青年捷克派是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捷克资产阶级自由党；起初它加入民族党，成为民族党内的自由派；1874年，青年捷克派分裂出来成为独立的“自由思想党”，这个党在九十年代成为捷克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青年捷克派提出了把奥匈帝国改为奥匈捷三位一体的君主国的要求，力图使捷克资产阶级在这个君主国中居统治地位，用削弱德意志资产阶级阵地的办法来巩固捷克资产阶级的经济阵地和政治阵地。青年捷克党对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抱敌视态度，力图破坏它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第30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德国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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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社会主义[244]
下面是我应我们的巴黎朋友的请求用法文为“1892年工人党年鉴”写的一篇文章的译文。我认为，不论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还是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我都有责任也用德文来发表这篇文章。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因为应该让德国的人们知道，可以多么坦率地同法国社会主义者讨论那种会使德国社会主义者必然不得不参加战争，甚至是反对法国的战争的情况，这些法国人是多么没有一切资产阶级党派——从保皇派到激进派——所大加炫耀的沙文主义和复仇热。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因为他们有权直接从我这里知道，我对法国人说了他们些什么。
不言而喻，——而我再一次明确地声明，——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而决不是以德国党的名义说话。这样的权利只属于这个党的由选举产生的机构、它的代表和受托人。况且我由于自己五十年的活动而在国际运动中所取得的地位，不允许我作为这一或那一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发表与其他党相对立的意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记住我是一个德国人，也不妨碍我为我们德国工人比所有其他工人先争得的那个地位而感到自豪。
一
德国的社会主义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产生了。起初它有两个独立的派别。一方面是纯粹工人运动，即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支流；这个运动产生了作为它的发展阶段之一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其次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1848年1月出现的“共产主义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在这革命的熔炉中，他们所有的人，不论工人还是过去的哲学家，都同样地为了共同的幸福而冒了生命的危险［注：在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的德译文中不是“同样地冒了生命的危险”，而是“都光荣地表现了他们的英雄气概”。——编者注］。
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但是这已经不是“宣言”中的大无畏的社会主义了；拉萨尔为工人阶级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由国家资助成立生产合作社，这是在1848年以前追随马拉斯特的“国民报”［注：在德译文中补充有：“纯粹的共和派的机关报”。——编者注］的那一派巴黎工人的纲领的翻版，因此也就是纯粹的共和派针对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245]而提出的纲领的翻版。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这是因为拉萨尔靠自己的天才、勤奋和无限充沛的精力，竟然把工人运动发动起来了，十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的一切东西［注：在德译文中不是“十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的一切东西”，而是“十年来德国无产阶级独自做出的一切”。——编者注］都同这个运动有肯定的或否定的、友好的或敌对的联系。
实际上，纯粹的拉萨尔主义本身能不能满足那个创作了“宣言”的民族的社会主义要求呢？这是不可能的。因此，由于主要是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努力，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公开宣布了1848年“宣言”原则的工人政党[246]。接着，在拉萨尔死后三年，即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了，从此道地的拉萨尔主义便开始衰落。“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观点愈来愈成为德国全体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派也不例外——的共同财富。拉萨尔派整批整批地、接二连三地、大张旗鼓地转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注：在德译文中“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被称为爱森纳赫派的新党的队伍中来。这个党的人数不断增加；结果不久就弄到拉萨尔派和他们的对手公开敌视的地步；而最尖锐的斗争——甚至使用棍棒——正好发生在斗争双方已经没有任何真正的争论点，双方在一切实质问题上的原则、论据、甚至斗争的手段都一致的时候。
而这又正好是在两个社会主义党团的议员并排坐在帝国国会中，加倍感到必须共同行动的时候。在资产阶级议员［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议员”，而是“拥护秩序的党”。——编者注］面前，这种沿袭下来的相互敌视显得非常可笑。情况已经简直令人不能容忍。于是在1875年进行了合并[247]。从那时起，以前相互敌视的兄弟就永远构成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家庭。如果说当时还有把他们拆散的一点儿可能，那末承蒙俾斯麦在1878年颁布了把德国社会主义置于非法地位的声名狼藉的非常法，使得这种可能被防止了。迫害像锤击一样袭击着他们所有的人，把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彻底锤炼成了一个统一而一致的整体。现在，社会民主党用一只手出版拉萨尔全集的正式版本[248]，同时用另一只手在过去的拉萨尔派的帮助下把自己纲领中的道地的拉萨尔主义的最后痕迹根除掉。
是否需要详细地阐述那些标志着德国党的道路的一切变故、厮杀、失败和胜利呢？当1866年普选权向党敞开了帝国国会的大门时，党有两个议员［注：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和数十万选民；现在它有35个议员和150万选民，即比任何一个党在1890年选举中拥有的选民都多，经过十一年的非法处境和戒严状态，它的队伍扩大了三倍，而变成了德国最强大的党。1867年时，资产阶级议员［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议员”，而是“拥护秩序的党的议员”。——编者注］还可以把自己的社会党人同仁看做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异物；而现在，不管他们是否乐意，也不得不把这些同仁看做是那代表未来的力量的先进部队。社会民主党击溃了俾斯麦，并在十一年的斗争后粉碎了反社会党人法，这个党如同滚滚洪流，正在冲垮所有的堤坝，淹没城市和乡村，直到最反动的万第［注：在德译文中不是“万第”，而是“农村地区”。——编者注］，这个党现在已处于这样的地位，它几乎能像数学那样准确地确定它取得政权的时间了。
投给社会党人的票数：
1871年………1019271884年………549990
1874年………3516701887年………763128
1877年………4934471890年………1427298
自从上次选举以来，政府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来把人民群众推向社会主义：它迫害工会，镇压罢工，它甚至在目前物价昂贵的情况下还保留着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使穷人吃的面包和肉类价格上涨的关税。所以，我们能够预期在1895年选举中至少得到250万张选票；而到1900年这个数字能增加到在选民册上登记的1000万选民［注：在德译文中“在选民册上登记的1000万选民中”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中的350万至400万。好一个我们资产者的愉快的“世纪末”啊！
同这个紧密团结的和人数不断增加的社会民主党人集体相对立的只是一些四分五裂的资产阶级政党。1890年保守党人（两派合在一起）得了1377417张选票；民族自由党人得了177807张选票；进步党人（激进派）［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进步党人（激进派）”，而是“德国自由思想派”。——编者注］得了1159915张选票；天主教徒［注：在德译文中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中央党”。——编者注］得了1342113张选票。这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拥有250万张选票以上的强大的党能迫使任何一个政府投降。
但是，德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决不在于选民的人数。在我们这里二十五岁才能成为选民，而二十岁就能成为士兵。既然对党提供补充人员最多的正是年轻的一代，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德国军队将愈来愈传染上社会主义。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1900年，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柏林政府了解这一点并不比我们差，但是它无能为力。军队正从它的手中滑走。
资产阶级曾经多少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使用革命手段而呆在法律的框子里，特别是现在，当非常法已经破产而普通法对于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一切人来说都已经恢复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给资产者老爷们帮这个忙，虽然的确，现在并不是我们处在“合法性害死我们”[249]的地位。相反，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问题毋宁说是这样，不正是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会破坏合法性，以便用暴力来粉碎我们哪？我们等着瞧吧。而现在：“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250]
毫无疑问，他们会先开枪。不定哪一天，德国资产者及其政府将厌恶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高潮袖手旁观；他们将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动。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暴力能够扼杀一个在有限的地区进行活动的小宗派；但是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摧毁一个遍布巨大帝国各地的、拥有200万［注：在德译文中不是“200万”，而是“200万至300万”。——编者注］人的党。暴力的反革命［注：在德译文中不是“暴力的反革命”，而是“反革命势力的暂时优势”。——编者注］也许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推迟几年，然而这只能使今后的胜利更彻底和更巩固。
二
上面所说的一切只适用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是在和平环境中继续进行的情况。战争会使整个情况改变。而战争在今天或明天就可能爆发。
战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这意味着：法国和俄国为一方，德国和奥地利，也许还有意大利为另一方。所有这些国家的被迫入伍的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相互厮杀；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应采取什么行动呢？［注：在德译文中补充有：“其结果会怎样呢？”——编者注］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具有半封建制度的君主国，然而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归根到底却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个帝国由于俾斯麦而犯了严重错误。它的警察的、小器的、吹毛求疵的、同这个伟大民族的政府不相称的对内政策使得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国家都蔑视它；它的对外政策引起邻国人民的怀疑，甚至仇视。德国政府由于强行吞并亚尔萨斯—洛林，长期不能同法国取得任何和解，并且对自己没有一点实际好处地把俄国变成了欧洲的仲裁人。这种情况是如此明显，以致于国际总委员会在色当战役[251]后的第二天就能预见到今天的欧洲局势。在国际总委员会1870年9月9日的宣言中说：“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吗？如果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宰割法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252]
毫无疑问，和这个德意志帝国相比，连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也代表革命，——诚然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总归是革命。但是一旦这个共和国屈从于沙皇俄国，情况就会改变。沙皇俄国是西方各民族的敌人，甚至是这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敌人。如果沙俄匪帮侵入德国，他们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奴役，不是发展而是毁灭，不是进步而是野蛮。法国同沙皇携手合作，不可能给德国带来任何自由思想；如果有哪个法国将军侈谈德意志共和国，他就会被整个欧洲和美洲嗤笑。法国会不得不背弃自己的革命作用［注：在德译文中不是“背弃自己的革命作用”，而是“背弃自己在历史上的全部革命作用”。——编者注］，而允许俾斯麦帝国把自己装扮成同东方野蛮对立的西方进步的代表。
但是，现在在官方德国的背后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国家的未来、国家的最近的未来是属于这个党的。一旦这个党取得了政权，如果它不纠正它的前任对其他民族所干的非正义的事情，那它就既不能运用这个政权，也不能巩固这个政权。它一定要准备恢复现在被法国资产阶级如此卑鄙地出卖了的波兰；它一定要让北什列斯维希和亚尔萨斯—洛林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只要德国能自己当家作主，所有这些问题就不难解决，而且在最近的将来就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德国之间不可能在亚尔萨斯—洛林方面产生任何问题，这个问题将在瞬息之间得到解决。只是还要等待十来年。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整个无产阶级还在等待自己的解放；难道亚尔萨斯—洛林的爱国志士就不能也等一等吗？难道整个大陆应当由于他们的不耐烦而遭到洗劫，并且归根到底去挨沙皇的鞭子吗？这样做合算吗？
如果发生战争，那末，首先是德国，然后是法国，将成为主要的战场；这两个国家要比其他国家先感到军费开支的重担，先遭到破坏。况且，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会发生许多甚至在尔虞我诈的外交史册上也不曾有过的盟国之间相互背叛的行为；而这些背叛行为的主要牺牲品又将是法国或德国，或者同时两个国家。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由于前景是如此危险，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个会去挑起公开的冲突。俄国则相反，它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情况而避免了多次失败的毁灭性后果，唯独这个官方俄国能够从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得到好处，并且正是它在朝这方面做。但是，不管怎样，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可以大胆地打赌，只要维斯拉河上打响第一炮，法国军队就会开向莱茵河。
到那时，德国将纯粹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如果它胜利了，它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吞并的对象；在西面和东面它只能遇到语言不同的居民地区，而这样的地区在它那里已经绰绰有余。如果德国失败了，如果它被法国的锤和俄国的砧砸碎了，那末它就得把旧普鲁士和波兰的一些省割让给俄国，把整个什列斯维希割让给丹麦，把整个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即使法国拒绝接受这块征服地，俄国也会硬塞给它。因为俄国最需要的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永远敌视的根源［注：在德译文中补充有：“永久性的纠纷的苹果”。——编者注］。使这两个大国和解，俄国在欧洲的优越地位就要完蛋。但是如此分裂的德国恐怕将无力［注：在德译文中在“无力”后面是：“完成它在欧洲历史发展中所担当的任务”。——编者注］分担欧洲在发展文明中所执行的使命。德国既被降到拿破仑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强加给它的那个地位，它就只有在为恢复本民族的生存条件而准备另一场战争的情况下才能生存。而在此期间它将是沙皇的顺从工具，沙皇一刻也不会忘记利用它去反对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怎样呢？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不论是沙皇、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是德国政府本身，都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时机去消灭这唯一的、对它们三者来说都是敌人的政党。我们曾看到梯也尔和俾斯麦怎样在巴黎公社的废墟上握手言欢，我们也许将有机会看到沙皇、孔斯旦和卡普里维（或者他们的某个继承人）在德国社会主义的尸体上拥抱。
但是要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三十年来的不断努力［注：在德译文中不是“努力”，而是“战斗”。——编者注］，以及它在这段时期内作出的牺牲，它已经争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取得的地位，这个地位能保证它在短期内使政权转到自己手里。社会主义的德国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前列、最光荣、最重要的岗位上；它的职责就是保卫这个岗位［注：在德译文中补充有：“直到最后一个人”。——编者注］不受任何侵犯。
但是，如果说俄国人战胜德国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被镇压，那末在这样的前景下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将是什么呢？他们应当消极地听任那些很可能使他们毁灭的意外事件发生吗？应当不加抵抗就放弃已经争得的、他们必须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负责的那个岗位吗？
决不能这样。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他们必须坚守所有已经占领的阵地，不向内外敌人投降。而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同俄国及其所有同盟者——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如果法兰西共和国为全俄罗斯沙皇和君主陛下效劳，那末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就得同它作战，尽管令人遗憾，还是要作战。对德意志帝国来说，法兰西共和国也许能代表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对那个孔斯旦、鲁维埃、甚至克列孟梭的共和国来说，特别是对那个为俄国沙皇效劳的共和国来说，德国的社会主义无疑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
一场有俄国人和法国人侵入德国的战争，对德国来说将是生死攸关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德国为了保证自己民族的生存必须采取最革命的手段。现在的政府，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决不会解除对革命的束缚。但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党，它能迫使政府这样做，或者在必要时取代它，这个党就是社会民主党。
我们没有忘记法国在1793年为我们提供的那个光辉范例[253]。1793年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如果沙皇的征服欲望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急躁情绪要阻挡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所向无敌的、但却是和平的前进运动，那末，请放心，德国社会主义者准备向全世界表明，今天的德国无产者无愧于上一世纪的法国长裤汉，1893年能够同1793年媲美。如果孔斯旦先生的士兵闯进德国国土，人们将用“马赛曲”的这句歌词来迎接他们：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
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
总之，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取得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底的失败，至少在十五年到二十年期间不能复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德国社会主义者宁肯选择孤注一掷的战争，而不要在保持和平的条件下确定可以获得的胜利，那他们必然是丧失了理智。不仅如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论他属于哪个民族，都不会希望现在的德国政府取得军事胜利，也不会希望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取得胜利，尤其不会希望沙皇取得胜利，因为沙皇取得胜利就等于欧洲被奴役。因此，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如果战争毕竟还是发生了，那时无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有1500万到2000万武装人员互相残杀，并且会使欧洲遭到空前未有的浩劫的战争，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致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
※※※
我发表在法国工人年鉴上的这篇文章就到此结束。这篇文章是在夏末写的，那时法国的资产阶级正被喀琅施塔得的香槟酒灌得晕头转向[254]，而在塞纳河和马尔纳河之间的1814年战场上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使爱国主义的激情达到了顶峰。当时法国——那个以大报刊和议会多数作为喉舌的法国——实际上也准备好为讨好俄国而去干十足冒险的蠢事，因而战争的可能性变得非常现实。为了在这种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的情况下，不致于使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在紧要关头发生误会，我当时认为有必要向法国社会主义者说明，在我看来，德国社会主义者对这类战争应当抱什么态度。
但是，从那时起俄国的战争热大大地冷却下来了。先是人们知道了俄国的歉收，在歉收之后必然会发生饥荒。接着俄国又在巴黎公债[255]上遭到了失败，这次失败意味着俄国国家信用的彻底破产。据报道，4亿马克的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几倍；但是当巴黎银行家企图强使人们接受债券的时候，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认购的先生们不得不按降低的价格抛售自己的足值证券，以便偿付这些不足值证券，而且抛售得如此之多，以致于欧洲其他大交易所的价格也下跌了；新的“俄国”证券比票面价额降低了百分之几，——一句话，发生了这样的危机，以致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16000万马克的债券，这样，公债就只推销了24000万马克，而不是4亿马克。其结果是俄国另一次已得意洋洋向世界宣扬出去的想发行公债的企图，——这次计达8亿马克，——也遭到了惨败。其结果还暴露出，法国资本没有一点儿“爱国主义”，有的却是对战争的极端恐惧，尽管它在报刊上耀武扬威。
当时歉收的确引起了饥荒，而且规模之大，是我们在西欧好久都没有听到过的了，甚至在发生这类灾难的典型国家印度也不常见；就连神圣的罗斯，在过去还没有修筑铁路的时候，恐怕饥荒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应当作何解释呢？
非常简单。俄国的饥荒，这并不仅仅是歉收的结果，它是克里木战争以来在俄国发生的深刻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部分；它只是这场社会革命的慢性病由于这次歉收而转变成急性病。
自从沙皇尼古拉由于对自己和旧俄国感到绝望而服毒自杀的那一天起，旧的俄国就一去不复返地进了坟墓。在它的废墟上正在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俄国。
那时资产阶级的萌芽已经存在。这部分地是银行家和进口商，其中主要是德国人和俄罗斯化了的德国人或者是他们的后裔，部分地是那些靠国内贸易发了财的俄国人自己，其中主要是靠损害国家和人民而发了财的酒税承包人和军需供应商；也已经有一些工厂主。后来，开始通过国家的慷慨帮助、津贴、奖励金和逐渐提高到极限的保护关税，来真正地培育这个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帝国必须成为一个靠自己的产品生存的、能完全不要或几乎完全不要外国进口的生产国家。于是，为了不仅使国内市场不断地扩大，而且为了在国内也能生产较热地带的产品，就产生了不断想侵略巴尔干半岛和亚洲的欲望，而侵略巴尔干半岛的最终目的是征服君士坦丁堡，侵略亚洲则是想征服英属印度。这就是俄国资产阶级如此强烈的扩张欲望的秘密所在和经济基础，当这种扩张欲望是指向西南方的时候，人们就称之为泛斯拉夫主义。
但是农民的农奴依附关系是同这样的工业计划决不相容的。这种关系在1861年垮台了。但是是通过什么方式垮台的啊！被作为榜样的是普鲁士从1810年到1851年慢慢地废除人身依附关系和徭役制的方法[256]；然而在俄国，一切都要在几年之内完成。因此，为了击败大土地占有者和“魂灵”占有者的反抗，必须向他们做出比普鲁士国家及其贪官污吏当时向地主老爷所做的让步还要更大的让步。至于说到贪污行贿，那普鲁士的官僚比起俄国的官吏［注：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来只是天真无邪的幼童。因此，在分土地时贵族得到了大半部分，并且照例是农民世世代代用劳动改造过的肥沃土地；而农民分到的则是最低限度的份地，而且大部分是贫瘠的荒芜土地。公社的森林和公社的牧场归地主所有；如果农民想使用它们，——而农民没有它们就活不了，——他必须付钱给地主。
为了使土地贵族和农民双方都尽快地破产，贵族以国家债券的方式从政府那里一下子领到了全部资本化了的赎金，而农民则必须在许多年内分期偿付这笔赎金。正如预料中的那样，贵族不久就把所得到的钱财大部分挥霍掉了，而农民则由于自己的处境应付不了过分增加了的货币支付，一下子就被从自然经济的条件下抛到了货币经济的条件下。
俄国农民从前除了交纳不多的税以外，几乎用不着进行现金支付，而现在他不仅必须靠划给他的那块比以前更小而且土质更坏的份地生活，必须在废除了自由使用公社森林和牧场以后，在整个冬季里饲养自己的耕畜和改良自己的那块份地，而且他还必须交纳比以前更重的税，以及年度赎金，而所有这一切都要以现金支付。这样他就被置于活不成也死不了的境地。此外，还加上不久前兴起的大工业的竞争，大工业从他那里夺去了他的家庭手工业的市场，而家庭手工业却是人数众多的俄国农民的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在情况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的地方，这些家庭手工业则完全受商人，即中间人、萨克森式的Verleger或英国式的Sweater摆布，农民手工业者也就因而变成了资本的直接奴隶。一句话，谁要是想知道最近三十年来俄国农民的遭遇，那他只要读一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国内市场的形成”那一章（第24章，第5节）[257]就够了。
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以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为例，出色地描述了由于从自然经济转变到货币经济这个为工业资本建立国内市场的主要手段而引起的农民的破产。[258]但是，比起今天在俄国所发生的一切来，当时所发生的只不过是一场儿戏。首先，规模本身就要比当时大两三倍，其次，迫使农民从自然经济转变到货币经济的生产条件的变革也要无比深刻。法国农民是逐渐地被引入工场手工业的范围，俄国农民则是一下子就掉进了大工业的激烈漩涡，如果说工场手工业是用燧发枪打农民，那末大工业则是用连发枪打他们。
这就是当1891年的歉收把早已悄悄地发生、但还没有被欧洲庸人觉察到的那个变革及其全部后果一下子暴露出来时的局面。这种局面正是如此：第一次歉收就必然要引起全国性的危机。而这次危机是许多年也克服不了的。在这样的饥荒面前任何政府都无能为力，更不用说使自己的官吏特别惯于盗窃的俄国政府了。俄国农民原有的那些旧的共产主义的习惯和制度，一部分在1861年后被经济发展的进程破坏了，一部分被政府亲自系统地铲除了。旧的共产主义公社解体了，或者至少正在解体，但是，正当个体农民要立定脚跟的时候，却有人把他脚下的土地挖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年秋天只有很少县份种上秋播作物，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而在那些种上了秋播作物的地方，大部分作物都被恶劣的天气毁了。农民的主要工具——耕畜，起初是自己感到饲料不够吃，后来则由于同样确定不移的原因而被农民自己吃掉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农民离乡背井跑到城市，在那里找工作是徒劳，带去斑疹伤寒却是实在的，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一句话，我们这里所面临的不单是一次饥荒，而是经济革命多年来悄悄准备好了的，只是由于歉收才采取了尖锐形式的深刻的危机。但是这次尖锐的危机又会成为慢性的，并且有拖延若干年的危险。在经济方面，这次危机正在加速旧的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解体，促进农村高利贷者（kulaki）发财致富，使他们迅速变成大土地占有者，使贵族和农民的地产一起加速转到新资产阶级手中。
对欧洲来说，这次危机暂时意味着和平。俄国的战争热将瘫痪若干年。现在不是几百万士兵死于战场，而是几百万俄国农民死于饥荒。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俄国的专制制度会有什么结局呢？我们等着瞧吧。
主要部分写于1891年10月，德译文的前言和结束语写于1892年1月
载于1892年在利尔出版的“1892年工人党年鉴”（没有前言和结束语），并载于1891—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9期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法文和德文
俄译文的主要部分译自“1892年工人党年鉴”，并根据“新时代”杂志上的德译文校对过；俄译文的前言和结束语译自“新时代”杂志
注释：
[244]“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是恩格斯在1891年10月13日和22日之间写的，它的初稿是为“1892年工人党年鉴”写的。1891年9月26日“社会主义者报”刊登了有关该年鉴出版的广告，广告说，年鉴打算概要地评论1891年在奥地利、英国、比利时、德国、西班牙、罗马尼亚等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并说明恩格斯将写关于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1891年9月23日劳拉·拉法格受工人党领导的委托请恩格斯为年鉴写一篇文章，并且告诉他说，文章的题目已由茹·盖得和保·拉法格提出来。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这项请求使他有理由就法国和德国社会主义者对爆发战争的危险应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发表意见。恩格斯把文章寄给劳拉·拉法格，同时在1891年10月22日的信中要求把文章转交给党的领导，并把党的领导对文章的意见告诉他。从保·拉法格1891年10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文章受到称赞并且收入1891年12月初出版的年鉴。文章在年鉴上发表后不久，恩格斯为“新时代”杂志把它译成了德文，并且为它写了简短的前言，还写了结束语。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在工人和社会主义刊物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在1892年1月16日和2月1日的“社会评论”第2期和第3期上发表了从法文翻译的头两部分，编辑部给第一部分加的标题是：“德国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给第二部分加的标题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和平”。1892年4月1日该杂志第7期转载了文章的结束语（译自德文，并稍加删节），标题是：“俄国的饥荒及其原因和意义”。同年出版了马尔提涅蒂译的该著作的意大利文单行本。“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从德文译成波兰文，发表在伦敦出版的波兰文杂志“黎明”1892年2月13日和20日第33和34期上；又用罗马尼亚文发表在雅西出版的“社会评论”杂志1892年1月和2月第2和3期上（删去前言）。同年，该著作还用英文在美国发表。恩格斯这一著作的第一批俄译文于1892—1893年用胶版印刷出版；1906年该著作从德文译成俄文在彼得堡和基辅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工人党年鉴”（《AlmanachduPartiOuvrier》）是法国社会主义年鉴，于1892年至1894年和1896年在利尔出版，编辑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第285页。
[245]所谓“纯粹的”（或称三色的）共和派就是依靠法国工业资产阶级以及与它有联系的那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国民报”是它的机关报，该报从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阿尔芒·马拉斯特。“劳动组织”（《Organisationdutravail》）是路易·勃朗的一本著作的名称，他在这本著作中叙述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纲领；该书第一版于1840年在巴黎出版。——第288页。
[246]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该党是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后来就以“爱森纳赫派”这一名称闻名。代表大会见通过的纲领尽管有一些不成熟的和错误的观点，但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出发点的。——第289页。
[247]关于哥达的合并，见注132。——第289页。
[248]恩格斯指的是1891年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关于出版菲·拉萨尔全集的决议。——第290页。
[249]恩格斯引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的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奥·巴罗的话：“合法性害死我们”，这句话反映出1848年底至1849年初法国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打算挑起人民起义，然后把它镇压下去，恢复君主制。——第292页。
[250]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一个法国近卫军军官在丰特努瓦战场上（1745年5月11日）说的话，这个军官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6年）时期曾得到法国人的称赞。当与法军为敌的英国、荷兰、汉诺威联军走近法军的时候，这个军官高呼：“英国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第292页。
[251]关于色当战役，见注194。——第293页。
[252]恩格斯引自“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0页）。——第294页。
[253]指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在1793年击退欧洲列强（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联军的入侵。——第297页。
[254]指1891年7月在喀琅施塔得对法国分舰队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成为公开表示沙皇俄国和法国相互靠拢的场面。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1892年8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和俄国必须就国际政策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的行动。这个协定是1893年法俄同盟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第298页。
[255]指1891年9月俄国在法国发行的12500万金卢布（5亿法郎）的利率三厘的公债。起初公债很受欢迎，12500万的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六倍半。但是，由于1891年饥荒所造成的俄国经济情况的恶化，使得俄国有价证券在欧洲各交易所里急剧跌价，认购者开始拒绝接受债券。为了防止公债的彻底失败，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一部分债券。结果大约只推销了9600万卢布的公债。——第299页。
[256]关于十九世纪普鲁士的土地改革以及在普鲁士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伴随着为容克地主的利益而对农民进行的掠夺），见弗·恩格斯的著作“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246—257页）。——第300页。
[25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755—759页。——第301页。
[258]恩格斯指的是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塞·沃邦的著作“王国什一税草案”（《Projetd’uneDixmeRoyale》）（1707年出版）和比·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法国详情”（《LeDétaildelaFrance》）（1695—1707年多次出版）。——第30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摘自给保·拉法格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
（摘自给保·拉法格的信）[241]
1891年9月2日于伦敦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我们有充分理由对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表示满意。
代表大会投票赞成开除无政府主义者，是很好的：旧的国际以此结束，新的国际则以此开始。这简直是海牙代表大会[242]的决议在过了十九年之后又得到了认可。
向英国工联敞开大门这一点也是同样重要的。这一步骤证明：对局势的了解是何等的正确。而使工联受到“阶级斗争和消灭雇佣劳动”约束的表决结果表明，我们这方面并没有作出任何让步。
多梅拉·纽文胡斯事件表明，欧洲工人已经把高调盛行的时期完全抛在后面了，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他们是一个组成为“战斗”的政党、考虑“事实”的政党的阶级。而事实说明，形势越来越革命了。
欧洲局势
俄国已经发生饥荒；德国将在几个月后发生饥荒；其他国家的受害程度要轻些，这是因为：1891年小麦歉收估计为1150万百升，黑麦歉收为8700万或1亿百升，而这后一种歉收主要涉及两个消费黑麦的国家——俄国和德国。
这种情况可以保证我们在1892年春季以前有一个和平的局面。俄国在那个时候以前不会有所行动；因此，只要巴黎或柏林不干出难以置信的蠢事，战争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沙皇政府是否经受得住这种危机？我对此表示怀疑。在大城市，特别是在彼得堡，叛逆分子太多了，他们会设法利用这些有利因素来推翻醉鬼亚历山大三世，或者至少把他置于一个国民议会的监督之下；很可能，亚历山大三世本人将被迫采取主动来召集这样一个议会。俄国——即政府和年轻的资产阶级——曾花费很大的力气来创建大规模的民族工业（见“新时代”发表的普列汉诺夫的文章[243]）。这种工业的发展立即就会中断，因为饥荒将夺去它的唯一销售市场——国内市场。沙皇将会看到，把俄国变为一个不依赖于外国的自给自足的国家是意味着什么：他将面临因工业危机而加深的农业危机。
在德国，政府将下决心废除或暂时取消谷物税（照例将下得太迟）。这将引起帝国国会中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多数的分裂。大土地占有者、《ruraux》〔“地主议员”、“乡下佬”〕［注：对1871年法国反动的国民议会中多数的轻蔑叫法，恩格斯用来称呼德国容克。——编者注］将不愿意再支持征收工业品税，他们将希望买到尽可能便宜的工业品。这样一来，在表决反社会党人法时所发生过的情景有可能再度重演：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多数本身将因在新条件下产生的利益对立而发生分裂，对保护关税制的个别条款无法达成协议。任何建议都只会得到少数票的赞同；将来必定是或者退回到自由贸易制，这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解散帝国国会，这将使旧的政党和旧的多数失去自己的阵地而形成一个主张自由贸易、反对目前政府的新多数。这将意味着俾斯麦时期和国内政治停滞状态的真正的和彻底的结束——我这里不是指我们的党，而是指各种握有统治权的党；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将要开始，主张保护关税政策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人以及一部分主张自由贸易的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将开始；政府和国内政治的稳定将遭到破坏；最后，运动、斗争、生活都将开始，一切成果将由我党获得；如果事态会这样发展的话，那末，在1898年左右我党就能取得政权。
情况就是这样！我没有谈到其他国家，因为这次农业危机对它们的影响没有这样厉害。而如果这次农业危机引起了我们已期待二十五年之久的英国的工业危机……那末等着瞧吧！
弗·恩格斯
载于1891年9月12日“社会主义者报”第51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注释：
[241]“关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欧洲局势”一文是1891年9月2日恩格斯写给拉法格的一封信，该信发表在1891年9月12日“社会主义者报”第51号上，发表时略有删节，文字上也作了些修改。这篇文章被译成德文刊载在1891年9月16日“前进报”第216号“政治评论”栏里。恩格斯在1891年10月1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曾对德译文的质量表示不满意。
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在代表大会举行以前，在马克思主义派和再次企图攫取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机会主义分子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斗争（见注112）。由于领导马克思主义派进行斗争的恩格斯的卓有成效的活动，可能派这一次也未能分裂工人的国际联合。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有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337名代表参加，就其组成来说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大会。在讨论代表资格审查结果时，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英国工联的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
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于劳工保护法、关于罢工和抵制以及关于军国主义等问题。
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中，恩格斯在他的信里对关于劳工保护法的决议（他引用的句子是取自这个决议的引言部分和结尾部分）以及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作了评价。前一项决议号召全世界工人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统治，在工人获得政治权利的地方，应该利用这些权利来使自己摆脱雇佣奴隶的地位。代表大会在关于罢工和抵制的决议中，建议工人采用这些斗争手段。其中特别强调了工会组织对工人的绝对必要性。
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在李卜克内西和瓦扬就这个问题所做的报告以及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点：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导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真正的主张和平的政党是社会党。可是决议案中没有明确规定反对战争威胁的具体任务和斗争手段。决议案以这样一个相当含糊的号召结束，即号召各国工人坚决反对战争准备和军事同盟，通过使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完善化的办法来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
荷兰代表、第二国际中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多·纽文胡斯反对李卜克内西的决议案。他提出了另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一旦发生战争，各国社会主义者应当号召本国人民起来举行总罢工。纽文胡斯的无政府主义空谈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绝大多数的代表投票赞成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案。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把代表大会的结果评价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第281页。
[242]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见注134。——第281页。
[243]恩格斯指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47—52期发表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一八九○年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普列汉诺夫的这篇文章有一部分还刊登在1890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3册上。——第28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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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230]
现在这个草案[231]大大优于以前的纲领[232]。陈腐传统（无论是道地拉萨尔派的还是庸俗社会主义的）的浓厚残渣，基本上已被清除；草案在理论方面整个说来是立足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因而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讨论。
草案分为三个部分：一、绪论部分，二、政治要求，三、保护工人权利的要求。
一绪论部分（十段）
概括说来，这部分的缺点在于企图把两件不能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即要求它既是纲领，又是对纲领的解释。唯恐写得简洁而有力，意思就会不够明白，因此加进一些说明，以致弄得罗里罗嗦、拖泥带水。在我看来，纲领应当尽量简练严整。即使用上个把外国字或者不是一读就能把握其全部意义的句子，也是无妨的。集会上的口头报告和报刊上的文字说明将使所必需的一切得到弥补，这样，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不要为了通俗而做太多的牺牲，不要把我国工人的智力和文化程度估计过低。比最简洁最扼要的纲领还难得多的东西，他们也理解了；而且，如果说非常法时期使得给新参加进来的群众以充分的教育这一工作难于进行，而且在有些地方甚至不可能进行，那末现在，当我们的宣传品能自由地保存和阅读的时候，这在老的骨干的指导下是会很快得到弥补的。
我想尝试把整个这一部分写得扼要一些，如果能做到的话，我预备随函附上，或者以后另寄。现在我把第一段到第十段依次谈一下。
第一段。……“矿山、矿井、矿场”……“的分离”——，这里的三个词都是说一回事；其中两个应该删掉。我以为可以保留矿山［Bergwerke］，用这个最惯用的词来表达一切，因为在我国，即使它们是在最平坦的平原地区，也是这样称呼的。但我认为还要加上：“铁路及其他交通手段”。
第二段。我认为在这里要插进：“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或其占有者）手中”，下面同样要插进：“……对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或占据者）的依附”等等。
关于这些老爷们把所有这些东西作为“个人财产”据为己有这一点，在第一段中已经说过了，只是因为一定要把“垄断者”这个词用进来，才在这里又重复一遍。不管用哪一个词，都不会使意思有任何增加。而在纲领中是多余的东西，会削弱纲领。
“社会生存所必要的劳动资料”
——这总是指那些恰好存在的劳动资料。在蒸汽机出现以前，没有蒸汽机也行，但现在没有它就不行了。在今天，一切劳动资料都直接地或间接地——或者根据它们的构造，或者通过社会分工——是社会的劳动资料，因此这几个字就充分表达了目前存在的东西，而且表达得很正确，不致引起任何误解。
如果这段末尾是仿照国际章程的结论部分写的，那我认为不如完全照着它写，即：“社会贫困（这是第一）、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233]体质衰退已包含在社会贫困中，政治依附是一个事实，而政治的无权利不过是具有相对正确性的演说词句，这类东西是不应写进纲领中去的。
第三段。我认为头一句必须修改。
“在个人所有者的统治下。”
第一，下面接着谈的是一个经济事实，也就应当从经济上去加以说明。但“个人所有者的统治”这个说法则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所说的情况是由这一伙强盗的政治统治造成的。第二，属于这种个人所有者之列的，不仅仅是“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写在这后面的“资产者”是指什么呢？它是第三类个人所有者吗？大土地占有者也是“资产者”吗？既然谈到了大土地占有者，那给我们德国整个肮脏腐败的政治打上了自己特有的反动印记的强大的封建制度残余却可以不提吗？）。农民和小资产者也是“个人所有者”，至少今天还是；但是在整个纲领中都没有提到他们，因此在表述中应该使他们根本不包括在这里所说的个人所有者的范畴之内。
“劳动资料和被剥削者创造的财富的积累。”
“财富”是由（1）劳动资料、（2）生活资料构成的。因此，先讲财富的一个部分，接着不讲另一部分，却讲总的财富，并且用一个“和”字把两者连结起来，这是既不合语法，也不合逻辑的。
“……在资本家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
然而，上面所说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者”到哪里去了呢？如果这里只要举出资本家就够了，那末上面也只要提到资本家就够了。如果要详细谈，单单举出资本家是完全不够的。
“无产者的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
这样绝对地说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增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造成某些障碍。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的无保障。我以为要将这一点写进去。
第四段。
“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
这一句需要大加修改。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删掉“私人”这两个字，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
“广大人民阶层的破产”。
这种演说词句会使人觉得，似乎我们还在为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破产感到悲哀，要是我，就不会这样说，而只会说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由于城乡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或加深了）。”
结尾两句把同一件事说了两遍。我在第一部分附件中提了一个修改方案［注：见本卷第279页。——编者注］。
第五段。“原因”应该是“其原因”，这大概纯粹是笔误。
第六段。“矿山、矿井、矿场”，见上面关于第一段所谈的。“私人生产”，见上面所谈的。我认为应当这样说：“把为个人或股份公司谋利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全社会谋利和按预先拟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创造出来，并且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第七段。我认为要像第一部分附件中所建议的［注：见本卷第280页。——编者注］那样写。
第八段。“有阶级觉悟的”，这在我们中间固然是容易理解的简略说法，但是我认为，为了便于一般人的理解和翻译成外文起见，不如用“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或类似的说法。
第九段。最后一句：“……放在……并从而把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中于一手之中”。
第十段。在“阶级统治”后面，少了“和阶级本身”几个字。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不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统治在经济上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提议把“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改成“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等等。平等义务，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去道地资产阶级的含义。
最后一句：“在它的斗争中……能够”，我看不如删去。“能够改善一般人民（究竟是谁？）的状况……”，这句话不明确，可以包括一切：保护关税和贸易自由，行会和工商业经营自由，农业贷款，交换银行，强制种痘和禁止种痘，嗜酒和禁酒，等等。这句话所要说的，前面的句子已经说过了，完全没有必要特别说明，我们在要求整体时，也就是指它的各个部分；我认为这样会把印象冲淡。如果是想用这个句子来转到个别的要求上面去，那末大致可以这样说：“社会民主党力争一切足以使党接近于这个目标的要求”（“办法和设施”，因为重复，应该删掉）。或者，更好是直截了当地谈这里所牵涉的问题，即必须补上资产阶级所耽误了的工作；我就是按这个精神拟定了第一部分附件中的最后一句［注：见本卷第280页。——编者注］。我认为，这一点对于我为下一部分所作的评论，以及论证我在那里所作的建议，是很重要的。
二政治要求
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没有说本来应当说的东西，即使这十项要求都如愿以偿，我们固然会得到更多的为达到主要政治目标的种种手段，但这个主要目标本身却决不能达到。德意志帝国宪法，以交给人民及其代议机关的权利来衡量，不过是1850年普鲁士宪法的抄本，而1850年宪法在条文里反映了极端反动的东西，根据这个宪法，政府握有全部实权，议院连否决税收的权利也没有，正如在宪制冲突时期所证明的，政府可以对它为所欲为。[234]帝国国会的权利同普鲁士议院的权利完全一样，所以，李卜克内西把这个帝国国会称作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这个宪法及其所认可的小邦分立的基础上，在普鲁士和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茨-罗宾斯坦[235]的“联盟”，即一方有多少平方里而另一方只有多少平方寸的邦与邦之间的联盟的基础上，来实行“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谬的。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难道应该重演曾经在保护关税问题上发生的事情吗？当时有人把保护关税宣布为只与资产阶级有关而与工人毫不相干的问题，因此各人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投票，而现在有许多人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同转而热中于保护关税主义的资产者相对立，又端出了科布顿和布莱特的经济诡辩，并且把最纯粹的曼彻斯特主义作为最纯粹的社会主义来鼓吹。[236]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可是这些微妙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呢？
第一。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知道，要我们的优秀分子像米凯尔那样在皇帝手下做起大臣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的确，从法律观点看来，似乎是不许可把共和国的要求直接写到纲领里去的，虽然这在法国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统治下都可以办到，而在意大利甚至到今天也可以办到。但是，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大的幻想。
不过，关于共和国的问题在万不得已时可以不提。但是，有一点在我看来应该而且能够写到纲领里去，这就是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再多走一步，暂时做到这一点也够了。
第二。德国国家制度的改造。一方面，小邦分立状态必须结束。——只要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的保留权利[237]依然存在，而例如绍林吉亚的地图仍然呈现出目前这样一副可怜景象，你就试试看去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吧！另一方面，普鲁士必须停止存在，必须分解为几个自治省，以使道地的普鲁士主义不再压在德国头上。小邦分立状态和道地的普鲁士主义就是德国现在正受其钳制的两个对立的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中的一方始终必然是另一方的托辞和存在的理由。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现在的德国呢？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为障碍。在英国，联邦制共和国将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议会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却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存。联邦制共和国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为障碍，它之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对德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即每个州都有它特别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州无分大小，都以一州的资格参加表决。前一点我们已经顺利克服，而且不会幼稚到又去采用它，第二点在我们这里就是联邦会议，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它，而且，一般说来，我们的“联邦制国家”已经是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自下而上的运动给予它以必要的补充和改进。
因此，需要单一的共和国。但并不是像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1798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238]没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我们证明了，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省的和市镇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得多的制度，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联邦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专区和市镇也具有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现象，就像消除普鲁士的县长和参政官那样。
以上所说的一切，只有不多的东西是应当写进纲领中去的。我之所以谈到这些，主要也是为了把德国的情况说明一下，——那里是不容许公开谈论这类东西的，——从而同时强调指出那些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将这种情况改造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只是自己欺骗自己。再就是想要提醒党的执行委员会，除了人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免费司法（这两项我们归根到底不是非要不可的）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普遍不安定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燃眉之急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事先进行讨论，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但是下面这个要求是可以写进纲领中去，并且至少间接地可以作为对不能正面说出的事情的暗示的：
“省、专区和市镇通过由普选权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关于上面所谈到的几点，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写成纲领要求，我在这里比你们在当地较难于判断。但是这些问题最好趁现在还不太迟的时候能在党内加以讨论。
（1）“选举权和投票权”，以及“选举和投票”之间的区别，我是不清楚的。如果一定要加以区别，那末无论如何也要说得更加明白些，或者在附于草案之后的说明中予以解释。
（2）“人民提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这是针对什么而言呢？是针对所有的法律还是针对人民代议机关的决议呢？这是应当加以补充的。
（5）教会和国家完全分离。国家无例外地把一切宗教团体视为私人的团体。停止用国家资金对宗教团体提供任何补助，排除宗教团体对公立学校的一切影响。（但是不能禁止它们用自己的资金创办自己的学校并在那里传授他们的胡说。）
（6）关于“学校的世俗性”一条因此就失去意义了，它是属于前一段的。
（8）和（9）这里我希望你们注意这样一点：这两条要求对1．律师，2．医师，3．药剂师、牙医、助产士、看护等等实行国家化，后面还要求对工人的保险事业实行完全国家化。是否能把这一切都付托给卡普里维先生呢？而这又是否和前面所宣称的拒绝一切国家社会主义一点相一致呢？
（10）这里，我认为要这样说：“为了支付国家、专区和市镇的一切靠征税支付的开支，征收累进的……税。取消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间接税、关税等。”其他都是多余的、使印象冲淡的解释或论证。
三经济要求
关于第二点。结社权还需要防范国家的侵犯而予以保护，这在德国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厉害。
最后一句“为了调整”等等，应作为第四点加进去，并赋予相应的形式。关于这点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同意工人和企业主在劳动委员会里各占一半，那我们就受了大骗。这样，在许多年里，多数总是会在企业主方面，为此只要工人中有一个是害群之马就够了。如果没有谈妥在争论的时候两半分开来表示意见，那末，有一个企业主委员会和一个与它平行的独立的工人委员会，会要好得多。
最后，我请你们再用法国的纲领[239]来对照一下。在那个纲领里，正好是在第三部分，有些东西似乎谈得更好些。西班牙的纲领[240]可惜因时间仓卒没有找到，它也有许多方面是很好的。
第一部分附件
（1）删去“矿井、矿场”，加上“铁路及其他交通手段”。
（2）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或其占有者）手中，变成剥削的手段。由此所决定的工人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占据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屈辱、政治依附的基础。
（3）在这种剥削制度的统治下，被剥削者所创造的财富的积累在剥削者——资本家、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劳动产品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无产阶级的人数及其生活的无保障越来越增长，等等。
（4）把“私人”（生产）删去。……更加恶化，……由于城乡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或加深了），使得普遍的不安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且还证明，社会劳动资料的所有者阶级已经丧失担当经济领导和政治领导的使命和能力。
（5）“其”原因。
（6）……把为个人或股份公司谋利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全社会谋利和按预先拟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正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创造出来，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7）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不言而喻，工人阶级既不可能把自己解放的事业委托给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敌人和剥削者，也不可能委托给小资产者和小农，小资产者和小农自己被大剥削者的竞争所窒息，除了站到大剥削者一边或站到工人一边以外，别无其他选择［注：最后半句原来是：“不是依附于大剥削者，就是掉进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就是说，不是成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就是成为工人阶级的附属品”。后来被划掉，用铅笔改成：“除了站到……别无其他选择”。——编者注］。
（8）……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等等。
（9）……放在……并从而把对工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中于一手之中……
（10）……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注：“和阶级本身”这几个字是用铅笔写的。——编者注］、为了不分出身等等的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末句删去）。但是，德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妨碍着它为人类的……斗争。首先它必须为运动争得自由的场所，必须扫清大量的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残余，一句话，就是必须完成德国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过于怯懦而不能完成的工作。因此，它至少在今天应该把其他文明国家里已经由资产阶级亲手实现了的各种要求也写进自己的纲领中。
写于1891年6月18日和29日之间
第一次发表于1901—1902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期（没有附件）；并用俄文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230]“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著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之一，是恩格斯为反对机会主义、争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而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范例，这篇著作是恩格斯在1891年6月18日和29日之间写的。1891年6月18日，理·费舍以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随函寄给了恩格斯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这个草案直接促使他写了这一著作。从信里可以看出，这份主要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起草的草案，曾经在执行委员会的许多次会议上讨论过，其中的一次会议决定把草案寄给恩格斯以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活动家。从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给考茨基的信里可以看出，恩格斯接到草案后对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批判。他打算对绪论部分提出自己的更加概括的表述，但是，由于受到提意见的日期的限制，只对有些条款写了草稿（见第一部分附件，本卷第279—280页）。恩格斯对草案中专门谈政治要求的那一部分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批判。按照他的说法，正是这一部分促使他痛击这种鼓吹“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驯、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恩格斯的批判意见，以及在这以前由于他的坚持才发表的卡·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见注131），对进一步讨论并制定纲领草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恩格斯的意见被考虑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党的执行委员会收到意见后不久在1891年7月4日“前进报”上公布的纲领草案来判断。草案的文字表明，考虑到恩格斯的批评而对草案所作的修改，主要是在绪论部分及经济要求那一部分。草案中专门谈政治要求的那一部分，尽管恩格斯作了批判，但并没有作什么有意义的修改。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关于民主共和国、关于改造德国国家制度和为反对封建主义、专制制度的残余而斗争的必要性等原理，都没有写进这一部分去。正式的纲领草案发表后，在各级党组织里和在“前进报”、“新时代”杂志上开始对它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不仅提出了个别的建议和修改，而且提出了新的纲领草案。“新时代”杂志编辑部就提出了它自己的由考茨基起草的纲领草案。从恩格斯1891年9月28日给考茨基的信和9月29日给倍倍尔的信里可以看出，恩格斯对“新时代”编辑部的草案提出一系列批判性意见，但整个说来，他认为它比正式的草案较令人满意，并且对倍倍尔打算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支持这个草案表示赞同。为了审查提出来的各种草案和建议，成立了以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纲领委员会；委员会根据“新时代”编辑部起草的草案制定出最后的纲领草案；恩格斯对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最初的纲领草案所提的一些意见也得到考虑。委员会草拟的纲领草案被提交到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讨论。威·李卜克内西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恩格斯在1891年10月24日给左尔格的信里，谈到通过了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成果时写道：“使我们满意的是，马克思的批判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党的纲领清除了改良主义的拉萨尔派教条，更明确地表述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明确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此外，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作为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对最初的草案的批判意见可以认为是对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的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长期不发表恩格斯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直到1901年它才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编辑部在发表这篇著作时所加的按语中指出，恩格斯的手稿是在威·李卜克内西遗留下的文件中找到的。弗·伊·列宁第一个把“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著中的若干地方译成俄文，并在他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中加以引用。在准备把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收进本版时，考虑了列宁翻译的这些地方。这篇著作用俄文第一次发表于1930年“波涛”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马克思和恩格斯论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第263页。
[231]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寄给恩格斯的并受到恩格斯的分析批判的纲领草案手抄稿，迄今尚未发现。下面引的是由执行委员会公布的、已经考虑过恩格斯的某些意见和建议的文本（1891年7月4日“前进报”第153号）。为了便于同恩格斯的批判意见相对照，把绪论部分各段的号数用方括号标了出来。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草案［第一段］工人同劳动资料——土地、矿山、矿井、机器和工具、交通手段——的分离和劳动资料转归一部分社会成员个人占有，导致社会分裂成两个阶级：劳动者和有产者。［第二段］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手中，变成剥削的手段。由此所决定的工人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占据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屈辱、政治依附的基础。［第三段］在这种剥削制度的统治下，被剥削者所创造的财富的积累在剥削者——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劳动产品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无产阶级的人数及其生活的无保障越来越增长，过剩的工人的大军越来越具有群众性，阶级对抗越来越尖锐，把现代社会分裂成两个敌对的军事阵营并构成一切工业国的共同特征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第四段］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无计划性，产生了那些使工人状况更加恶化的越来越拖长的危机和生产的间歇，由于城乡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使得普遍的不安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且还证明，社会劳动资料的所有者阶级已经丧失相当经济领导和政治领导的使命和能力。［第五段］对这种日益不能容忍的状态通过消除其原因而予以结束，并力争工人阶级的解放——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任务。［第六段］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此力求实现把劳动资料——土地、矿山、矿井、机器和工具、交通手段——转变成公有财产，把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已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创造出来，并且还将由它继续创造，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第七段；在恩格斯使用过的文本上是第九段］社会民主党同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即同那种把国家放在私人企业主地位并从而把对工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中于一手之中的专为国库着想的国有化制度，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第八段；在恩格斯使用过的文本上是第七段］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因为所有其余的阶级和政党都站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上，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但却有它们的共同目的——保持和巩固现社会的基础。［第九段；在恩格斯使用过的文本上是第八段］工人阶级在一切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有着相同的利益；随着国际联系和为世界市场的生产的扩大，每个国家的工人的状况越来越同其他各国的工人的状况相依存，因此，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都要一致参加解决的社会问题。基于这个认识，德国社会民主党感觉到并宣称自己同所有其余的国家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是一体的。［第十段］社会民主党不是为了新的阶级特权和优越地位而斗争，而是为了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为了不分性别和出身的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而斗争。在这个解放斗争中，社会民主党不仅是雇佣工人的代表，而且是全体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代表，它坚持能够改善一般人民的状况，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状况的一切要求、办法和设施。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目前提出如下要求：1．凡年满二十岁的帝国公民，不分性别，在选举和投票的所有阶段，均可在秘密投票的情况下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实行比例选举制。规定选举和投票在星期日和假日举行。对选出的代表支给薪金。2．人民根据提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直接参加立法。在帝国、各邦、各省和各市镇实行人民自治。税收每年提付表决，有拒绝纳税的权利。3．由选出的人民代表决定宣战与媾和问题。成立国际仲裁法庭。4．废除一切限制或取消自由发表意见和集会结社权利的法律。5．取消一切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的国家经费的拨款。教会团体和宗教团体应视为私人的团体。6．学校的世俗性。公立国民学校实行义务就学。在一切公立教学机构中实行经费教育和经费供应教材教具。7．用时刻准备保卫国防的精神教育全体公民。用民兵代替常备军。8．免费的诉讼程序和免费给以司法上的帮助。由人民选出的法官进行审判。9．医疗和医药免费。10．为了支付一切应靠税收支付的国家开支，征收级差累进的所得税、资本税和遗产税。取消一切间接税、关税以及使社会整体利益服从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的其他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为了保护工人阶级的权利，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如下的要求：1．在下列基础上制定本国的和国际的有效的劳动保护法：（ａ）规定标准工作日，其长度最多为八小时。（ｂ）禁止使用十四岁以下的儿童从事工业劳动。（ｃ）禁止夜工，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或为了公共福利等特点而需要夜工的工业部门不在此例。（ｄ）向每个工人提供每周一次其长度最少为三十六小时的不间断的休息。（ｅ）禁止用实物支付工资。2．由帝国劳动部门、各专区劳动局和劳动委员会对全部工业企业进行监督，并调整城乡劳动关系。3．使农业工人和仆人同工业工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废除奴仆规约。4．［在恩格斯使用过的文本上似乎是第二点］确保结社权。5．在工人参加保险机关的管理并具有决定性权力的情况下，把整个工人保险系统转归帝国经营。——第265页。
[232]指1875年在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著中，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里，对这一纲领的草案（该草案只作了不大的修改就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10页和第11—35页）。——第265页。
[233]恩格斯引“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75页）。——第269页。
[234]由于修改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完成反革命政变和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后于1848年12月5日钦定（恩赐）的宪法，在普鲁士通过了1850年宪法。因为一心要消灭这部整个说来十分反民主的宪法中残存的民主成果，国王在1849年4月解散了众议院，而在1849年5月30日颁布了新的选举法，规定以高额财产资格限制和居民各阶层选派议员不相等为基础的三级选举制。根据新选举法选出的新议院的奴颜婢膝的多数，按照国王的提议通过了使1848年钦定宪法的反动原则加强了的新宪法。在普鲁士保留了主要由封建贵族议员组成的上院（“贵族院”），议会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它失去了立法动议权。大臣由国王任命并且只对国王负责。宪法规定政府有权设立特别法庭来审理叛国案件。1850年宪法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在普鲁士仍然有效。所谓的宪制冲突，是指六十年代初在普鲁士发生的普鲁士政府和议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多数之间的冲突。1860年2月，这个多数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改组军队提案。但是政府不久就争得资产阶级首肯用于“维持军队战备”的拨款，就是说事实上开始了计划中的改组。当1862年3月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开支并要求内阁向议会负责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重新选举。1862年9月底，组成了反革命的俾斯麦内阁，它在同年10月又一次解散议会，并且开始实行军事改革，不经议会批准就开支这项经费。只是到1866年，当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普鲁士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获得解决。1871年4月16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基础，是1867年4月17日批准的而后在1870年11月根据德国南部各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加入联邦的条约而作了修改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1871年宪法巩固了普鲁士在德国的统治地位和德意志帝国国家制度的反动基础。帝国国会的立法权大受限制，帝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只有在取得按其组成来说是反动的联邦会议的赞同和经皇帝批准之后才能生效。皇帝和帝国首相所拥有的不依赖于帝国国会的特权非常广。该宪法保存了分立主义的残余，德国一些小邦的特权。——第272页。
[235]恩格斯在这里讽刺地把两个很小的“主权”国家用一个名称联起来，这两个在1871年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小国是：属于长系罗伊斯大公的罗伊斯·格莱茨和属于幼系罗伊斯大公的罗伊斯·盖拉·施莱茨·罗宾斯坦·艾贝斯道弗。——第272页。
[236]恩格斯指社会民主党议员凯泽尔所作的、得到整个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的演说，凯泽尔在那次演说中为政府的1879年度保护关税率草案作辩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地斥责了在帝国国会里替为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利益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提案作辩护的凯泽尔的行为，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许多领导人对凯泽尔的姑息放纵。曼彻斯特主义，见注105。——第274页。
[237]指德国南部各邦、主要是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的特殊权利，这些权利在关于它们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条约（1870年11月）中和在德意志帝国宪法（1871年4月）中被确定下来了。其中，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保留了特有的烧酒和啤酒税、独立管理邮电。此外，巴伐利亚还保留了管理它的军队和铁路方面的独立性。巴伐利亚、维尔腾堡以及萨克森在联邦会议的代表成立了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对外政策问题方面的特别的委员会。——第275页。
[238]指由于完成了法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过程的1799年雾月18日（11月9日）政变而宣布自己为第一执政的拿破仑·波拿巴的专政。这一制度取代了1792年8月10日在法国建立的共和国制度。1804年，在法国正式建立了帝国，拿破仑被宣布为法兰西人的皇帝。尽管制度交替更换，但第一帝国的许多官僚机构却在法国继续保存下来，连在1870年9月建立的第三共和国时也是如此。——第276页。
[239]恩格斯指在1880年11月哈佛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法国工人党的纲领。1880年5月，法国社会主义者领导人之一茹·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定了纲领草案。恩格斯在1881年10月25日给伯恩施坦的信里指出，纲领的理论性导言是马克思口授给盖得的。恩格斯写道：“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我们提出了某些增减。”马克思起草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64页，纲领的实践部分（最低纲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35—636页。——第278页。
[240]恩格斯在这里指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是在1888年巴塞罗纳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278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给奥地利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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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奥地利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贺信[227]
1891年6月26日于伦敦
敬爱的同志们：
请接受我对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最真诚的感谢；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能亲自前来参加；我谨在此表示我最好的祝愿，祝代表大会工作顺利。
自从奥地利的工人政党在加因斐[228]重新站稳脚跟以来，你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你们这次代表大会将成为取得新的更大胜利的起点的最好保证。
我们党具有多么不可摧毁的内在力量，它用来证明这点的，不仅是它迅速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不仅是它今年在奥地利就像去年在德国那样彻底结束了非常状态[229]。它用来证明它的这种力量的，尤其还有这样一点，即它在所有国家内都在克服所有从有产阶级中补充自己队伍的其他政党所无法应付的困难，完成它们所无能为力的事业。当法国和德国的有产阶级彼此怀恨在心，相互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敌意时，法国和德国的无产者却手携手地一致行动。而在你们奥地利，当各个省的有产阶级由于盲目的民族仇恨而丧失最后一点点统治能力时，你们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将向它们显示出一个没有任何民族纠纷的奥地利的面貌，一个工人的奥地利的面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1891年7月3日“工人报”第27号和1891年在维也纳出版的小册子“1891年6月28、29和30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奥地利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并根据小册子校对过
注释：
[227]这封贺信是恩格斯为了回答由维克多·阿德勒在1891年6月22日来信中向他转达的请他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邀请而写的。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91年6月28日至30日在维也纳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93名代表。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党的状况和活动、关于争取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运动、关于庆祝五一节、关于党参加1891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工会、关于奥地利的社会改革等问题。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在1891年7月3日的社论“在维也纳举行的我党代表大会”中总结代表大会工作时指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对它的代表大会是会满意的，因为在代表大会上明显地表现出了党的国际主义性质、在策略问题上的明确性和一致性。代表大会上的辩论是按照1888年在加因斐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中的主要原则进行的。——第260页。
[228]1888年12月30日至1889年1月1日在加因斐（下奥地利）举行了统一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代表奥地利几乎所有各省的社会主义者的73名代表。代表大会在发展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会上成立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并通过了基本上以“共产党宣言”的原理为依据的“原则宣言”作为纲领。宣言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无产阶级、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争取把生产资料变成公共财产、使所有劳动者摆脱经济上的依附地位、消灭劳动者在政治上的无权状态和提高他们的精神水平等等作为党的任务。宣言宣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是党的组织基础和活动基础之一。此外，宣言的内容也有一些严重的缺点。宣言中没有提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没有提出废除君主制和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实质上没有触及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解决对发展奥地利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第260页。
[229]恩格斯指废除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反动政府为反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而施行的非常法。
关于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2。
奥地利于1884年在“反无政府主义者法”的名称下通过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根据这些法令，社会主义的和工会的工人组织及其机关报刊遭到警察当局的迫害和查封，它们的领导人被驱逐出境。但是，在罢工运动增长和1890年5月1日奥地利工人群众性行动的影响下，塔菲政府于1891年6月被迫废除这些法令。——第26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四版序言[213]
本书以前各版，印数虽多，但在差不多半年以前就脱销了，出版者［注：约·狄茨。——编者注］早就请我准备新版。更紧迫的工作，一直拖住我使我不能作这件事。自本书初版问世以来，已经有七年了；在这几年间，对于原始家庭形式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因此，在这里必须用心地加以修订和补充；加之这次增订本的排印预定要铸成铅版，这将使我在相当时期内无法作进一步的修改。［注：在“新时代”刊载的文本里，这一句的末尾在“加之”后面是：“新版将大量印行，这在德国社会主义文献中现在已是常见的事，不过对于德国出版社来说仍然还是极其罕见的”。——编者注］
因此，我仔细地把全文重新校阅了一遍，并作了许多补充，我希望在这些补充中充分地估计到了今天的科学状况。其次，在这篇序言里，我将把自巴霍芬至摩尔根对于家庭史的观点的发展，作一简短的评述；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带有沙文主义情绪的英国原始历史学派，仍然竭力闭口不提摩尔根的发现在原始历史观中所引起的革命，但同时却丝毫不客气地把摩尔根所得的成果，掠为己有。而在其他国家，也间或有人非常热衷于仿效英国的这一榜样。
我的这本书已被译成了各种外文。最先译成意大利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译，并经作者审阅，1885年贝内万托版。后来译成罗马尼亚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若昂·纳杰日杰译，载于1885年9月至1886年5月在雅西出版的“现代人”杂志。以后又译成丹麦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格尔桑·特利尔1888年在哥本哈根出版；昂利·腊韦从德文本版译成的法文本，正在印刷中。[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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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十年代开始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人们不仅毫无保留地认为那里比任何地方都描写得更为详尽的这种家长制的家庭形式是最古的形式，而且把它——除一夫多妻制外——跟现代资产阶级的家庭等同起来，这样一来，家庭似乎根本没有经历过任何历史的发展；至多认为在原始时代可能有过杂乱的性关系的时期。——诚然，除个体婚制之外，一般所知道的还有东方的一夫多妻制及印度、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可是，这三种形式并不能按历史的顺序排列起来，它们彼此并立而没有任何相互的联系。至于说在古代的个别民族中间，以及至今尚存的若干蒙昧人中间，世系不是依父亲而是依母亲来算，因此，女系被认为唯一有效；在今天的许多民族中间，在相当大的集团（那时还没有被详细的研究过）内部禁止通婚，而且这种习俗，在世界各大洲都可见到，——这种种事实诚然已经是众所周知，而且这样的例子搜集得一天比一天更多。但是没有人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它们，甚至在爱·伯·泰罗所著的“人类原始历史的研究”（1865年）一书[215]中，也还是把这些事实简单地看做“奇怪习俗”，而与某些蒙昧人不许用铁器接触燃烧的木头以及类似的宗教上的可笑琐事相提并论。
家庭史的研究是从1861年，即巴霍芬的“母权论”[216]出版的那一年开始的。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以下的论点：（1）最初在人们之间存在着毫无限制的性关系，他把这种性关系用了一个不恰当的名词“杂婚”来表示；（2）这种关系排除了确切认知父亲的任何可能性，因此，世系只能依女系——母权制——来算，古代的一切民族，起初都是如此；（3）因此，妇女作为母亲，作为年轻一代的唯一确切知道的亲长，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威望，据巴霍芬的意见，这种尊敬和威望竟达到了完全的妇女统治（Gynaikokratie）的程度；（4）向一个女子专属于一个男子的个体婚制的过渡，含有对远古宗教戒律的侵犯（实际上就是侵犯其余男子自古享有的可以占有这位女子的权利），这种侵犯要求由女子在一定时期内献身于他人来赎罪或赎买对这种行为的容忍。
巴霍芬认为他非常认真地从古代经典著作中搜集来的许多段落。可以作为这些论点的证据。由“杂婚”到一夫一妻制的发展，以及由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发展，据他的意见，——特别是在希腊人中间——是由于宗教观念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代表新观念的新神侵入体现旧观念的传统神；因此，旧神就越来越被新神排挤到后边去了。所以，照巴霍芬看来，并不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这些条件在这些人们头脑中的宗教反映，引起了男女两性相互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的变化。根据这一点，巴霍芬指出，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克丽达妮斯特拉为了她的情人亚格斯都士，杀死了她的刚从特洛伊战争归来的丈夫亚加米农；而她和亚加米农所生的儿子奥列斯特又杀死自己的母亲，以报杀父之仇。为此，他受到母权制的凶恶维护者依理逆司神的追究，因为照母权制，杀母是不可赎的大罪。但是，曾通过自己的传谕者鼓励奥列斯特去做这件事情的阿波罗和被请来当裁判官的雅典娜这两位在这里代表父权制新秩序的神，则庇护奥列斯特；雅典娜听取了双方的申诉。整个争论点集中地表现在奥列斯特与依理逆司神的辩论中。奥列斯特的理由是：克丽达妮斯特拉既杀了自己的丈夫，同时又杀了他的父亲，犯了两重罪。为什么依理逆司神要追究他，而不追究罪行严重得多的她呢？回答是令人吃惊的：
“她跟她所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亲属关系。”[217]
杀死一个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男人，即使他是杀死他的那个女人的丈夫，也是可以赎罪的，此事是跟依理逆司神毫不相干的；她们的职务只是追究血缘亲属中间的杀害案件，在这里，按照母权制，杀母是最不可赎的大罪。但是，阿波罗却出来做奥列斯特的辩护人；于是雅典娜就把问题提交阿雷奥帕格的法官们——雅典娜的陪审员们——投票表决；主张宣告无罪与主张有罪的票数相等；这时，雅典娜以审判长的资格，给奥列斯特投了一票，宣告他无罪。父权制战胜了母权制；“幼辈的神”（依理逆司神自己这样称呼他们）战胜了依理逆司神，后者终于也同意担任新的职务，转而为新的秩序服务了。
对“奥列斯特”三部曲的这个新的但完全正确的解释，是巴霍芬全书中最精彩最好的地方之一，但它同时证明，巴霍芬至少是像当年的埃斯库罗斯一样地相信依理逆司神、阿波罗神及雅典娜神；也就是说，他相信这些神在希腊的英雄时代创造了奇迹：推翻了母权制，代之以父权制。显然，这种认为宗教具有世界历史的决定性杠杆的作用的观点，归根结蒂会成为纯粹的神秘主义。所以，仔细研究巴霍芬的这部四开本的大部头著作，乃是一件吃力而远非始终有益的事情。不过，这并不贬低他作为一个开辟新途径的研究者的功绩：他头一个抛弃了关于毫无所知的原始的性关系杂乱状态的空谈，而提出古代经典著作中的许多证据来证明，在希腊人及亚洲的许多民族中间，在个体婚制之前，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状态，即不但一个男子与几个女子发生性的关系，而且一个女子也与几个男子发生性的关系，都不违反习俗；他证明，这种习俗在消失的时候留下了一种痕迹，即妇女要获得个体婚的权利，必须以在一定限度内献身于别的男子作为代价；因此，世系最初只能依女系即从母亲到母亲来确定；女系的这种独特的意义，在父亲的身分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最后，母亲作为自己子女的唯一确实可靠的亲长的这种最初的地位，便为她们、从而也为所有妇女保证了一种自那时以来她们再也没有占据过的崇高的社会地位。诚然，巴霍芬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这些论点（他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妨碍他这样做）。但是他证明了这些论点，而这在1861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
巴霍芬的这本大部头著作，是用德文写的，即用那时对现代家庭的史前史最不感兴趣的民族的语言写的。因此，他的这本书一直湮没无闻。1865年在同一领域里出现的巴霍芬的直接后继人，甚至没有听说过他。
这个后继人，就是约·弗·麦克伦南，他和他的先驱者正好相反。在这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天才的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枯燥无味的法学家；不是诗人的才气横溢的幻想，而是出庭的辩护士的字斟句酌的辩词。麦克伦南在古代及近代的许多蒙昧民族、野蛮民族、以至文明民族中间，发现了这样一种结婚形式，即新郎必须一个人或者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假装用暴力把新娘从她的亲属手里抢过来。这个习俗，应当是较早的一种习俗的遗迹，那时一个部落的男子确实是用暴力到外边从别的部落为自己抢劫妻子。那末这种“抢劫婚姻”是怎样发生的呢？当男子在本部落内可以足够地找到妻子时，是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的。不过，我们也常常发现，在不发达的民族中间，有一些集团（在1865年时，还常常把这种集团与部落本身等同起来）禁止内部通婚，因此，男子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娶妻，女子也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找丈夫；而另外有些民族，却又有这样一种习俗，即某一集团的男子只能在自己本集团以内娶妻。麦克伦南把第一种集团叫做外婚制集团，把第二种集团叫做内婚制集团，并且直截了当地虚构出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尖锐对立。虽然，他自己对外婚制的研究使他迎面就碰到这样一件事实，即这种对立如果不是在大多数场合，以至一切场合，那末在许多场合都只是存在于他的想像中，可是他仍然把这种对立作为他的整个理论的基础。根据这一说法，外婚制的部落只能从别的部落娶妻，而这在与蒙昧时期相适应的各部落之间战争不断的状态下，只有用抢劫的办法才能做到。
麦克伦南接着问道：这种外婚制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呢？血缘亲属关系的观念和血亲婚配的观念与这毫不相干，因为这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在蒙昧人中间广泛流行的女孩出生后立即杀死的习俗，则可能有关系。这种习俗使各个部落内发生男子过剩，其直接后果便必然是几个男子共有一个妻子——即一妻多夫制。由此又造成：人们只知道谁是孩子的母亲而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因此，亲属关系只能依照女系，而不能依照男系来算，这就是母权制。部落内部妇女缺少——这缺少虽然由一妻多夫制所缓和，但并未消除——的第二个后果，便是一贯地用暴力抢劫别的部落里的妇女。
“外婚制与一妻多夫制既是起于同一原因——两性数目的不等，那末我们就应当认为，一切外婚制的种族起初都是一妻多夫制的……因此，我们应当认为不容争辩的是，在外婚制的种族中间，最初的亲属制度乃是仅由母亲方面来认知血缘关系的制度。”（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1886年版。“原始婚姻”，第124页）[218]
麦克伦南的功绩就在于他指出了他所谓的外婚制的到处流行及其重大意义。他根本没有发现外婚制集团存在的事实，也完全不了解这种事实。且不说许多观察者（他们都是麦克伦南材料的来源）的更早的个别记载，累瑟姆就精确而可靠地叙述过印度马嘉人的外婚制度（“记述民族学”，1859年版）[219]，并指出，这种制度曾普遍流行，在世界各大洲都可见到，——这个地方麦克伦南自己就引用过。而且，我们的摩尔根还在1847年在他的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发表于“美国评论”杂志上）中，以及1851年在“易洛魁联盟”一书中[220]也证明了在这个部落里存在着这种制度，并正确地记述了它，可是麦克伦南的辩护士般的头脑，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比巴霍芬的神秘主义幻想在母权制方面所造成的更大得多的混乱。麦克伦南的又一个功绩，就在于他认定母权制的世系制度是最初的制度，虽然在这一点上，像他本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巴霍芬已比他先说过了。但即使是在这里，他也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他经常说到“只依女系算的亲属关系”（kinshipthroughfemalesonly），并且一直把这个对较早发展阶段说来是正确的用语也应用于较后的一些发展阶段，在这些发展阶段上，世系和继承权虽然还是只按女系来算，但亲属关系也从男子方面来承认和表示了。这是法学家的一种局限性，法学家创造了一个固定的法律术语，就继续一成不变地把它应用于早已不再适用的情况。
麦克伦南的理论，虽然好像合理，然而即使在作者本人看来，似乎也缺乏牢固的根据。至少他本人注意到
“这样一件显著的事实，即〈假装的〉抢劫妇女的形式，正是在男子亲属关系〈即依男系算的世系〉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中间表现得最明显”（见“古代史研究”，第140页）。
而且，他又说：
“奇怪的是，据我们所知，在外婚制与最古的亲属关系形式并存的地方，从来没有杀婴的习俗。”（同上第146页）
这两件事实是和他的说明方法显然矛盾的，他只能用新的更加混乱的假说来对抗它们。
可是，他的理论在英国仍然得到了热烈的支持和广泛的响应：在英国大家都认为麦克伦南是家庭史的创始者和这方面的第一个权威。他那把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对立起来的理论，虽然人们也认为有个别的例外并加以修改，但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公认基础，而且变成了眼罩，使得这一方面的任何不抱成见的观察、从而任何坚决的前进步骤都成为不可能了。鉴于在英国，而且别国也仿效英国普遍对麦克伦南的功绩估价过高，我们应当着重指出，他那纯粹出于误解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理论所造成的害处，要多于他的研究所带来的益处。
而不久便开始出现愈来愈多的，无法装进他的理论的纤巧框框中去的事实。麦克伦南只知道三种婚姻形式：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和个体婚制。但是一当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发现了愈来愈多的证据，证明在不发达的各民族中间，存在过几个男子共同占有几个女子的婚姻形式；并且拉伯克（“文明的起源”1870年版[221]）认定这种群婚（Communalmarriage）是历史的事实。
紧接着，在1871年，摩尔根又提出了新的、在许多方面说来都是决定性的材料。他确信，易洛魁人所通行的特殊的亲属制度，乃是美国的一切土著居民所共有的制度，因此，它流行于整个大陆，虽然它是同那里通行的婚姻制度所实际产生的亲属等级直接矛盾的。他促使美国联邦政府，根据他自己所拟定的问题和表格，搜集了有关其他各民族的亲属制度的材料，他从答案中发现：（1）美洲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也流行于亚洲的许多部落，并且以略加改变的形式，流行于非洲及澳洲的许多部落。（2）这种制度，在夏威夷及其他澳洲岛屿上正处于消亡阶段的群婚形式中，找到了完全的说明。（3）但是，除了这种婚姻形式，在这些岛屿上还存在一种只有用更古老而如今业已消灭的群婚形式才能说明的亲属制度。他把所搜得的材料与他从中得出的结论，一同发表在他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1年版）一书[222]中，因而把争论转移到更无比广大的领域里来了。他从亲属制度出发，恢复了与它相应的家庭形式，于是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及进一步窥探人类史前史的可能。如果这个方法得到胜利，麦克伦南的精心设计的理论就要烟消云散了。
麦克伦南在“原始婚姻”的新版（“古代史研究”1876年版）中起而为自己的理论辩护。他自己只根据假说来完全人为地编造出一套家庭史，却要求拉伯克和摩尔根不仅要对他们的每一个论点提出证据，而且要提出只有在苏格兰法庭上才会要求的那种不可争辩的证据。而提出这种要求的同一个人，却根据德意志人中一个人的舅父和他的外甥之间有密切关系（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0章），根据凯撒关于不列吞人每十个或十二个男子有共同的妻子的记述，根据古代著作家关于野蛮人共妻的其他一切记述，毫不犹豫地作出结论说，所有这些民族都盛行过一妻多夫制！这就好像在听这样一位检察官讲话，他在起诉时可以信口开河，但是却要求辩护人每句话都要有最严格的、有法律效力的证据。
他断言群婚是纯粹的虚构，这样，他便比巴霍芬落后了许多。根据他的意见，摩尔根所说的亲属制度，乃是纯粹的社交礼仪的规则，并拿印第安人把异族人、白种人也称呼为父亲或兄弟这一事实作为证明。这正如某人因为人们把天主教的教士和修道院女院长也称为父亲和母亲，而修士和修女，甚至共济会会员和英国同业公会会员在庄严的集会上，彼此也用兄弟和姊妹相称，就硬说父母、兄弟、姊妹等称呼是根本毫无意义的称呼一样。总之，麦克伦南的辩护是极端软弱无力的。
不过他还有一点没有遭到反驳。他的全部体系所依据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不仅没有被动摇，而且甚至被公认为全部家庭史的基石。人们承认，麦克伦南试图给这个对立所做的解释是不够有力的，而且跟他自己所举出的一些事实是相矛盾的。不过这一对立本身，即存在着两种相互排斥的独立自主的部落，其中一种是在本部落以内娶妻，而另一种则绝对禁止这样做，却被认为是不可辩驳的真理。请参看例如吉罗-特龙的“家庭的起源”（1874年版），甚至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1882年第4版）[223]。
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1877年）[224]（本书即以这部著作为基础），就是针对这一点的。康尔根在1871年仅仅模糊地猜测到的，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加以发挥了。内婚制和外婚制根本不构成对立；外婚制“部落”的存在，直到现在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证明。不过，在群婚还盛行的时代，——群婚极可能一度到处盛行过，——一个部落分为好几个母系血缘亲属集团，即氏族，在氏族内部，严格禁止通婚，因此，某一氏族的男子，虽能在部落以内娶妻，并且照例都是如此，却必须是在氏族以外娶妻。这样，要是氏族是严格外婚制的，那末包括所有这些氏族的部落，便成了同样严格内婚制的了。这就彻底推翻了麦克伦南人为地编造的理论的最后残余。
但是摩尔根并不以此为限。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还使他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内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步，他发现，这种按母权制建立的氏族，就是后来按父权制建立的氏族——即我们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文明民族中可以看到的氏族——所由以发展起来的最初形式。希腊的及罗马的氏族，以前一向是所有历史学家之谜，如今可用印第安人的氏族来说明了，因而也就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
这个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给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母权制氏族成了整个这门科学所围着旋转的轴心；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结果。因此，现在在这一领域内正取得比摩尔根的著作出版以前更加迅速得多的进步。
摩尔根的发现，如今也为英国所有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所承认，或者更确切些说，所剽窃了。但是我们在他们之中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肯公开承认这一观点上的革命正应归功于康尔根。在英国，人们尽可能地对他的这一著作完全保持沉默，而对他本人则只是以宽大地称赞他以前的著作来敷衍了事；对于他的记述中的个别细节尽力吹毛求疵，而对于他的真正伟大的发现却闭口不提。“古代社会”的第一版已经脱销；在美国，这类书没有应有的销路；在英国，这本书显然受到千方百计的抵制；这本划时代的著作的唯一还在出售的版本，就是德文译本。
这种冷漠态度很难不令人想到是一种共同蓄意采取的沉默抵制行为，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我们那些公认的原始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充满了仅仅是出于客气而作的许多引证，以及其他对同行表示尊敬的证据，就更会使人这样想，——这种冷漠态度的原因何在呢？是不是因为摩尔根是个美国人，而对于英国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极其难堪的是，他们尽管在热心地搜集材料方面值得高度赞扬，但是在整理与分析这种材料所必要的一般观点方面，一句话，在他们的思想方面，却不得不求助于两个天才的外国人——巴霍芬和摩尔根呢？要是德国人的知，他们还可以容忍，但是对一个美国人怎能容忍呢？在美国人面前，每个英国人都成了爱国主义者，关于这一点，我在美国看到了许多可笑的例子。[225]何况麦克伦南可以说是官方任命的英国原始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在原始历史学领域内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只能以莫大的敬意谈论他那从杀婴经过一妻多夫制、抢劫婚姻到母权制家庭的人工编造的历史理论；对于绝对相互排斥的外婚制“部落”和内婚制“部落”的存在稍有怀疑，便被视为放肆的邪说；这样，把所有这些神圣教条打得粉碎的摩尔根，就是犯了某种渎圣罪。加之，摩尔根用以打破这些教条的，又是这样一些一经说出来便立即为人人所明白的论据；因此，一直无法摆脱外婚制与内婚制之间的矛盾的麦克伦南的崇拜者，现在简直要敲着自己的脑门大叫起来：我们为什么竟这样愚蠢，自己没有老早把它发现出来呢！
如果说即使这些罪过还不足以使官方学派冷淡地把摩尔根撇在一边，那末他还有一个太过分的地方，就是他不仅像傅立叶那样地对文明，对商品生产社会，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形式进行了批评，而且还用了只有卡尔·马克思才能用的字眼来谈论这一社会的未来的改造。所以，摩尔根得到了应得的惩罚，麦克伦南忿然地责难他“根本仇视历史方法”[226]，而且日内瓦的教授吉罗-特龙先生在1884年也重申了这一点。可是要知道，这位吉罗-特龙先生在1874年（“家庭的起源”）还是束手无策地徘徊于麦克伦南的外婚制的迷宫中，全仗摩尔根才被救了出来！
摩尔根在原始历史学上的其他成就，在这里没有考察的必要；在这一方面需要提到的，在本书有关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自从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出版以来已经十四年了，这十四年间，关于原始人类社会历史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专门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以外，比较法律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见解。结果，摩尔根的某些假说便被动摇，或甚至被推翻了。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原理来代替他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迄今仍是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愈是有人力图隐瞒摩尔根是这一伟大进步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这个系统就愈将获得大家的公认。［注：我于1888年9月从纽约返欧途中，遇到一位前罗彻斯特选区的国会议员，他认识摩尔根，可惜，关于摩尔根的事他能给我述说的并不多。摩尔根以个人的身分住在罗彻斯特，仅仅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他的兄弟是个上校，在华盛顿陆军部供职；靠这位兄弟的帮助，摩尔根得以使政府对他的研究感到兴趣，并用公款出版了他的几种著作；据我的交谈者自己说，他在任国会议员的期间，也曾多次帮过摩尔根的忙。］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6月16日于伦敦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41期和1891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根据“新时代”杂志校对过
注释：
[213]这篇文章是恩格斯为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23—178页）一书第四版写的序言；在该版问世以前，经作者同意，这篇序言曾以“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为题发表在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41期。
恩格斯的这本书的经过修订补充的第四版于1891年底在斯图加特出版，此后再没有改动过。恩格斯这本书后来以德文和其他文字出版的各种版本，都收有这篇序言。这篇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刊载于1894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恩格斯的这本书的俄文第一版里。——第246页。
[214]指恩格斯的这本书的以下各种版本：《L’originedellafamiglia，dellaproprietàprivataedelloStato》．Versionerivedutadell’autore，diPasqualeMartignetti．Benevento，1885；《Originafamiliei，proprietǎteǐ,privatesiastatuluǐ》，tradusǎdeJoanNǎdejde，in：《Contemporanul》№№17，18，19，20-21，1885，№№22，23-24，1886；《Familjens，PrivatejendommensogStatensOprindelse》．Dansk，afForfatterengennemgaaetUdgave，besoergetafGersonTrier．Kфbenhavn，1888，《L’OriginedelaFamille，delaPropriétéprivéeetdel’état》，Paris，1893。——第247页。
[215]爱·伯·泰罗“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的产生的研究”1865年伦敦版（E．B．Tylor．《ResearchesintotheEarlyHistoryofMankindandtheDevelopmentofCivilisation》．London，1865）。——第248页。
[216]约·雅·巴霍芬“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和法权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年斯图加特版（J．J．Bachofen．《DasMutterrecht．EineUntersuchungüberdieGynaikokratiederaltenWeltnachihrerreligiösenundrechtlichenNatur》．Stuttgart，1861）。——第248页。
[217]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三部曲中的“厄默尼德”。——第249页。
[218]恩格斯引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附重印的‘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1886年伦敦和纽约版第124—125页（《StudiesinAncientHistorycomprisingaReprintof《PrimitiveMarriage．AnInquiryintotheOriginoftheFormofCaptureinMarriageCeremonies》》．LondonandNewYork，1886，ｐ．124—125）。麦克伦南“原始婚姻”一著最先于1865年在爱丁堡出版单行本，而“古代史研究”第一版（该版收有“原始婚姻”一著）于1876年在伦敦问世。恩格斯在下面也提到这一版本。——第252页。
[219]R．G．Latham．《DescriptiveEthnology》．Vol．Ⅰ-Ⅱ．London，1859．
马嘉人是一个部落，现在是居住在尼泊尔西部地区的一个民族。——第252页。
[220]指路·亨·摩尔根的十四封“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发表在纽约的“美国评论”（《AmericanReview》）杂志1847年2—12月第2—12期），以及他的“Ho-dé-no-sau-nee或易洛魁联盟”一书1851年罗彻斯特版（《LeagueoftheHo-dé-no-sau-neeorIroquois》．Rochester，1851）。——第252页。
[221]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蒙昧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状态”1870年伦敦版（J．Lubbock．《TheOriginofCivilisationandthePrimitiveConditionofMan．MentalandSocialConditionofSavages》．London，1870）。--第254页。
[222]路·亨·摩尔根“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1年华顿版（L．H．Morgan．《SystemsofConsanguinityandAffinityoftheHumanFamily》．Washington，1871）。——第254页。
[223]阿·吉罗-特龙“家庭的起源”1874年日内瓦、巴黎版（A．Giraud-Teu-lon．《Lesoriginesdelafamille》．Genève，Paris，1874）。
J．Lubbock．《TheOriginofCivilisationandthePrimitiveConditionofMan．MentalandSocialConditionofSavages》．FourthEd．London，1882）。--第256页。
[224]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期经野蛮期到文明期的进步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L．H．Morgan．《AncientSociety，orResearchesintheLinesofHumanProgressfromSavagerythroughBarbarismtoCivilization》．London，1877）。——第256页。
[225]恩格斯曾经同爱德华·艾威林、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卡·肖莱马在1888年8—9月去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恩格斯这次旅行的途中观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484—486页。——第257页。
[226]约·弗·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1876年伦敦版第333页（J．F．McLennan．《StudiesinAncientHistory》．London，1876，p．333）。——第258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四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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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四版序言[210]
我曾经预料，这一著作对我们的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现在这个预料已被证实。至少从1883年3月第一版问世以来已经印行了三版，总数达一万册，而且这是在已经升天的反社会党人法的统治下的事情，——同时，这也是一个新的例证，证明警察的禁令在像现代无产阶级的运动这样的运动面前是多么软弱无力。
从第一版印行以来，又出版了几种外文译本。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翻译的意大利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贝内万托版；俄文本：“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在原文中这一书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编者注］1884年日内瓦版；丹麦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于“社会主义丛书”第一卷，1885年哥本哈根版，西班牙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6年马德里版；以及荷兰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6年海牙版。[211]
本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比较重要的补充只有两处：在第一章中关于圣西门的补充，同傅立叶和欧文相比，关于圣西门过去谈得的确太少；其次是在第三章接近末尾的地方关于当时已经变得很重要的新的生产形式“托拉斯”的补充[21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5月12日于伦敦
载于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注释：
[210]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01—247页）德文第四版写的，该版于1891年在柏林由“前进报”社出版。这部著作在1880年首先用法文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Revuesocialiste》）杂志上，德文第一版是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社于1883年3月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扉页上标的日期是：1882年）。恩格斯在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表示相信这部著作的内容对德国工人读者来说困难是不多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46页）。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德文第二版和第三版仍由该报社于1883年出版。第四版是在恩格斯生前以德文印刷的最后一版。所有这四个德文版本，都以附录形式刊载了恩格斯的“马尔克”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51—369页）。——第244页。
[211]所列举的各种版本为：《Ⅰlsocialismoutopicoeilsocialismoscientifico》，Benevento，1883；《Развитиенаучногосоциализма》，Женева，1884；《SocialismensUdviklingfraUtopitilVidenskab》，Ｋфbenhavm，1885；《Socialismoutópicoysocialismocientífico》，Madrid，1886；《Deontwikkelingvanhetsocialismevanutopietotwetenschap》，Gravenhage，1886。——第244页。
[212]恩格斯提到的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最初文本（它以“反杜林论”中相应各章的文字为基础）的补充，另行刊载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0卷“‘反杜林论’的资料”部分。关于圣西门的补充见第20卷第669—670页；关于托拉斯的补充见第20卷第672—673页。——第24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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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202]
这部著作最初问世是在1849年，从4月4日起以社论的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上。它的基础是1847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203]做的几次讲演。这部著作在报纸上没有载完；虽然在第269号上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续”字样，但这个诺言并未执行，因为当时爆发的事变——俄国人开进了匈牙利，德勒斯顿、伊塞隆、爱北斐特、普法尔茨、巴登等地发生起义[204]，——使报纸本身被查封了（1849年5月19日）。这部著作的续稿，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始终没有发现。[205]
“雇佣劳动与资本”印成小册子已出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于1884年在霍廷根—苏黎世由“瑞士印书馆”出版。所有以前发行的版本都是准确地按最初的原文印行的。可是，现在刊印的新版是宣传性质的小册子，销数至少应当是一万册，因此在我面前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本人是否会同意不加任何修改地重版呢？
在四十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五十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中，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中的论点不同，并且从较晚的著作来看，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当然，在供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这种比较早期的，即代表着他的思想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并且作者和读者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任何修改地重版这些比较早期的著作。在刊印这种版本时，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
但是，当新刊行的版本可以说是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用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场合，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发表于1849年的旧的论述同他的较晚的观点一致起来。所以我相信，我在这个版本中为了在一切重要点上达到这种一致而做的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的。因此，我要预先告诉读者：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不是像马克思在1849年写成的那个样子，而大致有些像在1891年写成的那样。况且原本已经大量发行，在我将来有机会把它不加修改地编入全集再版以前，这已经够了。
我所做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于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上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关于这点修改，我应当作一个解释。向工人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知道，这里并不是纯粹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向资产者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确信，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比我们那些高傲的“有教养的”人高明得多，因为前者对最难的经济结论也很容易理解，而后者对这种复杂的问题却终身也解决不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工业实践方面因袭了工厂主的流行的看法，仿佛工厂主所购买和偿付的是自己工人的劳动。这一看法对于工厂主进行营业、记账和计算价格来说，是完全够用了。可是，把这个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就在那里造成了十分明显的谬误和混乱。
政治经济学碰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商品的价格，包括被它称作“劳动”的那个商品的价格在内，不断地发生变动；它们由于那些往往与商品本身的生产毫不相关的各种极端复杂的情况的影响，忽而上涨，忽而下降，因而使人觉得价格通常是由纯粹的偶然情况来决定的。当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出现的时候，它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这种表面支配着商品价格的偶然情况后面，而实际上却自己支配着这种偶然情况的规律。在商品价格不断变动及其时涨时落的摇摆中，它要找出这种变动和摇摆所围绕的稳定的轴心。一句话，它要从商品价格出发，找出作为调节价格的规律的商品价值，价格的一切变动都可以根据价值来加以说明，而且归根到底都以价值为依归。
结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为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作出这样的解释，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认为满足了。我们也可以暂且到此为止。不过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认为需要提醒一下，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够了。马克思曾经第一个彻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并且发现，并非任何仿佛是或者甚至真正是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都会在任何条件下使该商品具有与所消耗的劳动量相当的数量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们一起简单地说，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那末我们在这里总是以马克思所作的那些附带条件为当然前提的。这里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其余的可以在马克思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和“资本论”第一卷里找到[206]。
可是只要经济学家将价值由劳动来决定这个观点应用到“劳动”这个商品上去的时候，他们马上就陷进一连串的矛盾之中。“劳动”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来决定的。但是，在一个工人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所做的劳动里面，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包含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假如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那末我们只能用劳动来表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假如我们只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等于一小时劳动，那末我们就绝对不能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这样，我们丝毫也没有接近我们的目的，总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
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企图另找出路，它说：商品的价值等于它的生产费用。但是劳动的生产费用又是什么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对逻辑施加一些暴行。他们不去考察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遗憾得很，这是不能确定的），而去考察什么是工人的生产费用。而这种生产费用是可以确定的。它是随着时间和情况而改变的，可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下，在一定的地方，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中，它同样是个特定的量，至少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是个特定的量。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的条件下，在这里，一个人数众多并且不断增长的阶级，只有为生产资料（工具、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占有者工作以挣得工资，才能生存。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工人的生产费用就是为了使工人具有劳动能力，保持其劳动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脱离生产时用新的工人来代替他，也就是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以必要的数量保持和繁殖起来所平均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或者是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现在我们假定，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是平均每天三马克。
这样，我们这个工人从雇他的资本家那里得到一天三马克的工资。资本家就借此迫使他一天工作——譬如说——十二小时。在这当中，资本家大致是这样打算盘的：
假定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是一个钳工，他应当做出他在一天里所能做成的一个机器零件。假定原料——加工制成必要样式的铁和铜——值二十马克。又假定蒸汽机的耗煤量，以及这蒸汽机、旋床和这个工人所使用的一切其他工具的损耗，按一天时间和按一个工人计算，值一马克。一天的工资，照我们的假定是三马克。总共算起来，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要耗费二十四马克。但是资本家却打算平均从零件购买者手上取得二十七马克的价格，即要比他所消耗的生产费用多三马克。
资本家装到自己腰包里去的这三马克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商品是平均按照它的价值出卖的，也就是按照相当于这商品中所包含的必要劳动量的价格出卖的。于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的平均价格——二十七马克——就一定和它的价值相等，即和它里面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但是，在这二十七马克当中，有二十一马克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开始工作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价值；二十马克包含在原料中，一马克包含在工作期间所燃去的煤中，或是包含在当时所使用，因而被相应地减少了工作效能的机器和工具中。剩下的六马克被加到原料的价值上去了。但是按照我们那些经济学家自己的假定，这六马克只能是从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加到原料上去的那个劳动中产生的。这样一来，他十二小时的劳动创造了六马克的新价值。因此，他的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就等于六马克，这样我们就会终于发现什么是“劳动的价值”了。
“等一等！”——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说，——“六马克吗？但是我只拿到三马克呀！我的资本家向天发誓说，我的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只等于三马克，假使我向他要六马克，就要被他嗤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前面在谈到劳动价值问题的时候，我们曾经陷在一个圈子里走不出去，那末现在我们又完全陷进一个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我们寻找劳动的价值，而我们所找到的却多于我们所需要的。对于工人说来，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是三马克；对于资本家说来却是六马克，资本家从这六马克中拿出三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其余三马克则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看来，劳动不是有一个价值，而是有两个价值，并且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
假使我们把货币所表现的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那末这个矛盾就显得更加荒谬了。在十二小时劳动时间内创造了六马克的新价值。这就是说，在六小时内创造的是三马克，即工人劳动十二小时所得到的那个数目。工人劳动了十二小时，而他当作等价物得到的却是六小时劳动的产品。总之：或者是劳动有两个价值，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大一倍；或者是十二等于六！两种情况都是极端荒谬的。
不管我们怎样挣扎，只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经济学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一个代表——李嘉图学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古典政治经济学走入了绝境。从这种绝境中找到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
经济学家所看作“劳动”生产费用的，并不是劳动的生产费用，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而这个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也不是他的劳动。马克思说：“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能被工人出卖了。”[207]因此，他最多只能出卖他自己的未来的劳动，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工作的义务。但是，这样他就不是出卖劳动（这劳动还待去完成），而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报酬让资本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在计日工资下）或为完成一定的工作（在计件工资下）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他出租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是，这个劳动力是同工人本身长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它的生产费用是和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一致的；那些被经济学家称为劳动生产费用的，恰恰就是工人的生产费用，因而也就是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从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进而谈到劳动力的价值，并确定为生产一定质量的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马克思在论劳动力买卖的那一节里也就是这样做的（“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208]。
那末，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后，就是说为了获得预先讲定的工资——计日或计件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交给资本家去支配之后，情形又怎样了呢？资本家把这工人带到自己的工场或工厂里去，在那里已经有了工作上所必需的各种东西：原料，辅助材料（煤、染料等等），工具，机器。于是工人就在这里开始工作起来。假定他的日工资跟前面所假定的一样是三马克，——至于他是计日还是计件获得这笔工资，那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我们还是照前面那样假定，工人在十二小时内用自己的劳动在被使用的原料上增加了六马克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是资本家在出卖成品的时候实现的。从这六马克中，他付给工人三马克，剩下的三马克则留给自己。但是，假定工人在十二小时里生产六马克的价值，那末在六小时里他所创造的就是三马克的价值。这样，工人在替资本家工作了六小时之后，就已经把包含在工资中的三马克等量价值偿还给资本家了。在六小时劳动以后双方两讫，谁也不欠谁一文钱。
“等一等！”——现在是资本家叫起来了，——“我雇工人是雇的一整天，是十二小时。六小时只有半天。快去把剩下的六小时做完，只有到那时我们才算是两讫！”于是这个工人实际上只得去履行他自己“自愿”签订的合同，根据那个合同，他为了值六小时的劳动产品，应该去工作整整十二小时。
计件工资的情形也是如此。假定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在十二小时内制成了十二件商品。每件商品所用去的原料和机器的损耗共计二马克，而每件商品却卖两个半马克。这样，在上面所假设的同样条件下，资本家只付给工人每件商品二十五分尼。十二件就是三马克；要得到这三马克，工人必须工作十二小时。资本家从十二件商品上得到三十马克。扣除原料和机器损耗共二十四马克外，还剩下六马克，从这六马克中，他拿出三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把其余三马克放进了自己的腰包。全部情形完全和上面一样。这里工人为自己工作六小时，即为偿还自己的工资而工作六小时（在十二小时中，每小时为自己工作半小时），而为资本家工作六小时。
那些优秀的经济学家从“劳动”价值出发而无法解决的困难，一到我们用“劳动力”价值来作出发点，就消失不见了。在我们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其他的商品一样的商品，但却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商品。问题是，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一种产生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一种能产生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在现代生产状况下，人的劳动力不仅仅在一天里能生产超过它本身具有的和消耗的价值；而且随着每一个新的科学发现，随着每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劳动力的一天产品超出其一天费用的那个余额也在不断增长，因而工作日中工人为偿还自己一天工资而工作的那一部分时间就在缩短；另一方面，工人不得不为资本家白白工作而不取分文报酬的那部分时间却在延长。
这就是全部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的阶级。因为价值只是劳动的另一种表现，是我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用以表示包含在一定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些由工人所生产的价值不属于工人，而是属于那些占有原料、机器、工具和预付资金，因而有可能去购买工人阶级的劳动力的那些所有者。所以，工人阶级从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中只取回一部分。另一部分，即资本家阶级保留在自己手里并至多也只须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瓜分的那一部分，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随着每一项新的发明和发现而日益增大，而落到工人阶级手中的那一部分（按人口计算）或者增加得很慢和很少，或者是一点也不增加，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缩减。
但是，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挤的发明和发现，这种每天空前大量增长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终于造成一种定会使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陷于灭亡的冲突。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和购买者无法对付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的产品。社会分裂为人数不多的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这就使得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它的极大多数成员却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社会的这种状况一天比一天显得愈加荒谬和愈加不需要了。它应当被消除，而且能够被消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现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至于工人们正日益充满决心地争取这个新的社会制度，那在大洋两岸都将由明天的5月1日和5月3日的星期日[209]来证明。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4月30日于伦敦
载于1891年5月13日“前进报”第109号附刊和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小册子：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雇佣劳动与资本”
注释：
[202]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他校订的、于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73—506页）新版单行本而写的。恩格斯在导言开头，把他为这一著作的1884年版本所写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179页）全部复述一遍。为了在工人当中宣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曾大量刊印了附有恩格斯这篇导言的小册子。
导言在工人和社会主义报刊上获得广泛的传布，它以独立的论文形式登载出来。在单行本出版以前，它曾发表在1891年5月13日“前进报”第109号附刊上，标题是：“雇佣劳动与资本”。它还稍经删节载于1891年5月30日“自由”报第22号，意大利杂志“社会评论”1891年7月10日第10期，1891年7月22日“社会主义者报”第44号，1892年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问题”（《QuestionSociale》）的文集，以及其他机关报刊。
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后来根据1891年版本译成许多种外文出版，所有这些版本都收有这篇导言。导言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在1894年日内瓦出版的马克思这一著作的第二版上。——第234页。
[203]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伦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234页。
[204]指1849年沙皇军队为了镇压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和恢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而对匈牙利进行的武装干涉；以及为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而举行的起义（这些起义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阶段）。德意志多数邦政府都拒绝承认宪法。——第234页。
[205]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后来发现一份手稿，它是为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问题的讲演的最后一讲或最后几讲所准备的提纲，标题为“工资”，手稿封面上有“1847年12月于布鲁塞尔”字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35—660页）。从内容看来，这份手稿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克思的未完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补充。手稿于1924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社会主义经济”（《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хозяйство》）杂志上，1925年用原文发表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UnterdemBannerdesMarxismus》）杂志上。但是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没有发现“雇佣劳动与资本”一著已定稿的完成部分。——第234页。
[20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41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43—80页。——第237页。
[207]恩格斯引“资本论”第一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547页）。——第240页。
[20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177—187页。——第240页。
[209]恩格斯指1891年五一庆祝活动。在某些国家（英国、德国）里，是在5月1日以后头一个星期日庆祝五一节的，1891年，5月1日以后头一个星期日是在5月3日。英国、奥地利、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许多城市的工人，在1891年五一纪念日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在俄国，尽管沙皇当局对五一运动的参加者进行疯狂的迫害，1891年，人们还是第一次庆祝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节日。——第24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负责在米兰组织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会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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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负责在米兰组织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会的委员会[200]
亲爱的公民们：
万分遗憾，我不能够应你们这样盛情的、对我说来这样荣幸的邀请来参加你们在4月12日举行的群众大会。二十年以前，我曾经担任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意大利书记的职务[201]，我觉得同你们的国家有特别亲切的关系，因此，我就更感到遗憾。这个国际从那时以来在正式的形式上是不再存在了；但是在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感情上，它是始终存在着的；现在，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生命力，更加强大了；它现在是这样强大，以致1864—1875年的旧的正式形式，对于团结在战斗的无产阶级红旗下的千百万欧美工人说来，已显得太狭窄了。我同你们一道，希望你们4月12日的群众大会将把新的战士队伍引导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军中来；希望群众大会将对巩固意大利工人同他们的阿尔卑斯山脉另一边的兄弟们——法国人、德国人和斯拉夫人的团结关系作强有力的推动；最后，希望群众大会将在意大利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中开创一个新的阶段。
二十年来，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还要做许多工作，才能指望取得迅速的和牢靠的胜利。Dunque，avanti，sempreavanti！〔因此，要前进，永远前进！〕
弗·恩·
1891年4月9日于伦敦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注释：
[200]这封信是恩格斯对负责组织保卫劳动权利国际群众大会（它拟于1891年4月12日在米兰召开）的委员会的来信的答复。委员会是由米兰的各民主组织成立的，其成员包括意大利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委员会极力使计划中的群众大会具有广泛的国际性质，因而向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其中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工人党等）以及许多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个人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参加群众大会或以书面表示自己对它的支持。委员会在给恩格斯发出这一正式邀请的同时，还于1891年4月2日给他寄去了一封专函，其中写道：“您是这场自由和压迫的搏战中的最著名的战士之一。您是德国和英国——在社会主义领域内——最杰出的活动家之一，因此您的表示支持我们的群众大会的来信，将会对全体劳动人民发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您能参加4月12日的群众大会，并且能像我们所希望的为保卫工人的自由和独立而发表意见，那末，对您的同胞和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我们的同志就会起更大的影响。”——第232页。
[201]恩格斯在1871—1872年间担任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意大利通讯书记，1873年担任过总委员会意大利全权代表。——第23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关于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西班牙文版（给霍赛梅萨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关于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西班牙文版
（给霍赛梅萨的信）[199]
1891年3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梅萨：
从您3月2日的来信中得知您翻译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西班牙文译本即将出版，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不用说，我们是热烈赞同这一版本出版的，因为它对社会主义在西班牙的发展无疑会产生极其有利的影响。
被马克思的书彻底打垮了的蒲鲁东理论，毫无疑问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就从地平线上消失了。但它仍然是西欧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冒牌社会主义者从中取得麻痹工人的空洞词句的一个巨大武库。而既然西欧各国的工人从自己的前辈那里继承了同样的一套蒲鲁东的空洞词句，那末，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那里激进派的那套娓娓动听的空话就还能引起反响。法国的情形就是如此，那里残存的唯一的蒲鲁东派，就是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或共和派。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在你们那里，在你们的议会里和你们的报刊上也有这类共和派，他们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只是因为他们看到蒲鲁东的思想是一种十分合适的手段，以便用资产阶级的冒牌社会主义来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意志的正确而扼要的表现。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译成西班牙文载于1891年在马德里出版的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哲学的贫困”西班牙文版，并根据法文草稿校对过
注释：
[199]这封信是恩格斯为答复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霍赛梅萨在1891年3月2日的信里提出的请求而写的，梅萨请恩格斯答应让该党全国委员会出版由他翻译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的西班牙文译本。早在1872年梅萨就开始翻译这本书了。它的一些片断曾第一次用西班牙文发表在第一国际马德里各支部的机关报“解放报”（《Emancipacion》）1872年4月13日第44号、10月5日和13日第68号和第69号上。以后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梅萨继续翻译，但直到九十年代初才有实际可能在西班牙出版这本书。
梅萨在1891年4月8日又写信给恩格斯，说已收到恩格斯关于“哲学的贫困”西班牙文版的信，同时强调指出，马克思的著作对反对蒲鲁东思想的斗争，以及克服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都非常重要，各个资产阶级政党利用蒲鲁东的思想，其目的在于用冒牌社会主义的空洞词句来欺骗工人。恩格斯的信被作为1891年夏天在马德里出版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西班牙文版序言。
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888年巴塞罗纳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作为附录载于该书。——第23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给法国工人的贺信
3月17日于伦敦
男女公民们：
正好二十年以前，巴黎工人像一个人一样起来反击受梯也尔领导的资产者和地主们的罪恶侵犯。无产阶级的这些敌人看到巴黎工人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利而武装和组织起来，就吓得浑身发抖。梯也尔企图夺取巴黎工人曾经如此光荣地用来抵御了外敌侵犯，后来还要更加光荣地用来迎击凡尔赛雇佣军进攻的武器。为了摧毁起义的巴黎，地主和资产者们向普鲁士人乞求援助，并且得到了这种援助。巴黎经过英勇的斗争之后，被敌人的优势压垮和解除了武装。
巴黎工人已经二十年没有掌握武器了，到处的情况都是如此；在一切文明的大国中，无产阶级都丧失了物质的保卫手段。工人阶级的敌人和剥削者到处都握有全部武装力量。
但是，结果如何呢？
结果是：在每一个健康的男子都在经历军队生活的今天，这种军队开始愈来愈多地反映人民的情绪和思想；作为主要的压迫工具的这种军队，日益变得不可靠了。各强国的首脑已经胆战心惊地预见到，终有一天掌握武器的士兵会拒绝杀害自己的父老兄弟。当东京佬［注：茹尔·费里。——编者注］敢于觊觎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职位的时候，我们在巴黎看到了这种情况；现在我们在柏林看到这种情况：在那里，俾斯麦的继承人［注：卡普里维。——编者注］要求帝国国会拨发经费，以便借助用金钱收买了的军士来巩固军队中的服从精神，而且为此提出的理由是，在军士中出现的社会主义者太多了！[188]
既然发生了这类情况，既然军队中也出现了曙光，那就意味着旧世界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让必不可免的事情发生吧！让走向没落的资产阶级离开政权或者死亡吧！无产阶级万岁！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弗·恩格斯
载于1891年3月25日“社会主义者报”第27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注释：
[188]在法国总统选举期间，1887年12月初工人和民主力量在巴黎举行了多次群众性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反对前总理茹尔·费里（绰号“东京佬费里”，因为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部署目的在于对突尼斯、马达加斯加和东京即越南北部实行殖民地侵占的远征）做候选人，费里是被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即所谓的机会主义派抬出来争总统职位的，并且得到保皇派的支持。在第一次投票中，费里得到的票数寥寥无几，他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在第二次投票前迫不得已放弃候选资格。恩格斯在1887年12月5日给拉法格的信里，把候选人费里的失败评价为人民对联合起来的保皇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胜利。
1891年2月27日和28日，德国帝国国会讨论关于所谓军士奖金的军事预算条款。首相卡普里维说明要求拨款的用途，他说必须巩固军队中的军士这一部分人，因为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在军队中加强了。帝国国会根据中央党、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的票数，批准按政府申请总额的80％拨给此款。——第21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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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
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135]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的序言[136]里，我曾经认为有必要回溯一场反对马克思的论战，这场论战是由一个匿名作者于1872年在柏林“协和”杂志[137]上首先发动的，后来剑桥的塞德莱·泰勒先生又于1883年在“泰晤士报”上将它重新挑起。这位匿名作者——泰勒先生已经揭露，这位匿名作者就是路约·布伦坦诺先生——当时控告马克思捏造引文。我在这篇序言（已收入本书所附的文件中，编号第12号［注：见本卷第197—203页。——编者注］）里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简短说明，根本不打算取悦布伦坦诺先生；他要答复我是十分自然的。他果然在一本小册子——路约·布伦坦诺“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兼论工人阶级的进步及其原因问题”。柏林，瓦尔特和阿波兰特书店，1890年[138]——中这样做了。
这本小册子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既太多，又太少。说它提供得太多，是因为它“兼”而详细地叙述了布伦坦诺先生对“工人阶级的进步及其原因”的看法。这些看法和争论的目标根本没有关系。我只须指出一点：布伦坦诺先生经常反复谈论的所谓工人劳动保护法以及工会组织有助于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这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发明。马克思和我在自己的著作中，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哲学的贫困”起，到“资本论”和我最近的著作止，对此曾谈过几百遍，不过，我们在谈到这一点时作了很多的保留。[139]第一，工会的抵抗只有在市场处于中等和繁荣状态时才会起良好的作用；在停滞和危机时期，它们通常就失去作用；布伦坦诺先生断言“它们能克服后备军的致命的影响”，这是使人好笑的夸张。第二，——其他次要的限制更不必说了——无论劳动保护法，无论工会的抵抗，都无法消除应该消除的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关系，这种资本主义关系始终不断地把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再生产出来。雇佣工人群众终身注定从事雇佣劳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随着现代大工业的逐渐占有一切生产部门而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但是，由于布伦坦诺先生想把雇佣奴隶变成心满意足的雇佣奴隶，他不得不大大地夸大劳动保护、工会的抵抗、舍本逐末的社会立法等等的良好作用；而由于我们用简单的事实就能驳斥这些夸大，所以他就大发雷霆。
说这本小册子提供的东西太少，是因为在这次论战的文件中它只提到了那些直接来源于布伦坦诺先生和马克思的文件，而根本没有谈到后来出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为了使读者自己能对这一切作出总的判断，我在附录中收入了：（1）国际总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和“资本论”中被指控的地方；（2）布伦坦诺先生和马克思之间的论战；（3）塞德莱·泰勒先生和爱琳娜·马克思之间的论战；（4）我为“资本论”第四版写的序言和布伦坦诺先生对此所作的反驳；（5）与格莱斯顿给布伦坦诺先生的信有关的材料。自然，我同时也从布伦坦诺的议论中删去了那些与捏造引文问题无关，而只是“论进步问题”等等的地方。
一
在1872年3月7日柏林“协和”杂志第10期上，出现了一篇匿名文章，对1864年国际总委员会成立宣言[140]的作者马克思进行了激烈的攻击。据说，在这篇宣言中马克思伪造了从当时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的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引来的一句话。
成立宣言中的有关地方载于附录，文件第1号［注：见本卷第155—156页。——编者注］。“协和”杂志的文章也载于附录，文件第3号［注：见本卷第160—161页。——编者注］。在后面这个文件中，控告是这样提出的：
“这篇演说的内容和马克思的引文有什么关系呢？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无疑有了巨大的增长。他认为，这可以从所得税得到证明。但是150英镑和150英镑以上的收入才征所得税。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仅仅是用这一点来正确限定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强加给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就是匿名作者（现在已经知道这位作者名叫路约·布伦坦诺）对马克思提出的控告，而且应该说是唯一的控告。
马克思于1872年5月收到了从德国寄来的“协和”杂志第10期。在我目前还保存的一份上写有这样几个字：“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马克思过去对这个刊物毫无所知，所以把作者当成了一个舞文弄墨的工厂主，并对他采取了相应的态度。
马克思在“人民国家报”上所作的答辩[141]（文件第4号［注：见本卷第162—166页。——编者注］）中指出，这句话不仅在1870年被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上引用[142]，而且还在成立宣言出现之前就被引用在1864年伦敦出版的“兑换论”[143]一书中，最后，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的报道，也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像他所引用的那样包含着这句话：“我刚刚描述的增长〈即“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恩格斯加的。——译者注］，完全限于有产阶级”。[144]如果说“汉萨德”中没有这句话[145]（此话出自英国财政大臣之口无疑会使他声誉扫地），这是因为格莱斯顿非常明智地按照英国议会的传统惯例把它删掉了。
无论如何，这里证明了，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关于格莱斯顿在前一天晚上发表的演说的报道中，一字不差地有这句所谓增添的话。而“泰晤士报”当时是格莱斯顿先生的机关报。
像紫罗兰那样在背荫处开花的布伦坦诺先生又怎样回答呢？（1872年7月4日“协和”杂志，文件第5号［注：见本卷第166—171页。——编者注］）
他以用他自己的本名发言时永远不会有的勇气，重复他的控告，说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他补充说，这一控告
“是严重的，而且有无法驳倒的确凿的证据作为支持，这个证据……是真正毁灭性的”。
这个确凿的证据无非就是“汉萨德”中那个没有这句话的地方。因此，它充其量只对这句在“泰晤士报”上有、在“汉萨德”上没有的倒霉的话本身说来可能是“毁灭性的”。
但是这种得胜的公鸡的啼叫，只不过是要掩盖这样一个极不愉快的事实，即“增添”的话，如“泰晤士报”的报道所表明的，是符合真实情况的。而我们的匿名作者（后来发现是一位教授）感觉到，对控告说来，这一确凿的证据已经几乎是“无法驳倒的”，而且日后可能成为“真正毁灭性的”，所以他拚命地向比斯利和“兑换论”所引的引文进攻，千方百计地把问题弄模糊，断言似乎比斯利引用时所根据的是成立宣言，而马克思所根据的是“兑换论”，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是次要的东西。即使这些都是真的，它们也丝毫不能说明这句话是格莱斯顿讲的还是马克思臆造出来的这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就它们的性质而论，布伦坦诺先生那时不能下定论，我现在也不能下定论。这些东西不过是要用来转移对主要的东西，即对“泰晤士报”那段倒霉的报道的注意力。
匿名作者在谈论这个报道之前，使用了一些骂人的字眼来支持自己，什么“近乎犯罪的轻率”，“这个假引文”，等等，接着，他声色俱厉、咄咄逼人地说道：
“不过，这里我们又看到马克思的第三个辩护手段，就无耻地撒谎而论它远远超过了已经举出过的一切。马克思一点也不难为情地引用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来证明自己的引文正确。但是，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从第7版第5版〈应为栏〉第17行起，是这样叙述这一演说的。”
接着就是“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说道：
“我所描述的增长〈即“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所以，对于马克思的“无耻地撒谎”真要感到惊奇了，他竟然还敢断言，“泰晤士报”的报道包含有这样一句话：财富等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成立宣言中说：“Thisintoxicatingaugmentationofwealthandpowerisentirelyconfinedtoclassesofproperty．〔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泰晤士报”中说：“Theaugmentationtheredescribed〔我刚刚描述的增长〕〈关于这一点，甚至布伦坦诺先生到现在也没有匿名地或不匿名地否认：这里所谈的就是上文所说的intoxicatingaugmentationofwealthandpower〔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andwhichisfounded，Ithink，uponaccuratereturns，isanaugmentationentirelyconfinedtoclassesofproperty．〔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
于是，布伦坦诺先生在他指出“泰晤士报”报道中那句所谓马克思增添的话（因为“汉萨德”中没有这句话），从而证明了他自己正是像他给马克思栽诬的那样无耻地撒谎以后，得意地说，
“两个报道〈“泰晤士报”的和“汉萨德”的〉在实质上完全一致。‘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萨德’的速记记录所一字不差地记载的话。但是，虽然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也包含有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的东西，虽然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莱斯顿也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马克思还是厚颜无耻地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Siduofaciuntidem，nonestidem．既然两人做同一件事，那就不是同一件事。
马克思引证格莱斯顿的话：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是“增添”，这是“完全是捏造的”“声名狼藉的地方”。而“泰晤士报”的报道引证格莱斯顿的话：我刚刚描述的这种增长，即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就不过是比没有这句话的“汉萨德”的报道“在形式上比较扼要”，并且“同成立宣言中的这个〈也就是同一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而当马克思引用“泰晤士报”报道中的这个地方来作证明时，布伦坦诺先生说：
“最后他甚至还厚颜无耻地引证和他所说的正好相反的报纸上的报道。”
做这种事确实需要一种特殊的“厚颜无耻”。而马克思的额头无论如何是长在脸上，而不是长在别的地方［注：双关语：《Stirne》是“额头”的意思；转意是：“厚颜无耻”。——编者注］。
匿名作者，即路约·布伦坦诺，以一种确实与马克思的迥然不同的“厚颜无耻”的态度，硬要格莱斯顿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而事实上，无论根据“泰晤士报”或“汉萨德”，格莱斯顿都说，他会怀着悲痛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这种“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而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接着他说，这种增长确实“只限于有产阶级”。
最后，高尚的匿名作者愤怒地指出：“的确，要评价这种行为，只有用马克思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见“资本论”第257页）：简直‘无耻’。”
谁的行为，路约·布伦坦诺先生？
二
马克思在他的答辩（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文件第6号［注：见本卷第172—181页。——编者注］）中过于忠厚了，他认真地仔细分析了布伦坦诺先生关于比斯利教授、“兑换论”等等的一大堆废话；我们撇开这些次要问题不谈。但是在结尾的地方，马克思还引用了两件对主要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除了“泰晤士报”的报道外，另外两家伦敦的晨报在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中也有这个“增添”的地方。根据“晨星报”[146]，格莱斯顿说：
“这种增长”，——刚刚被描述为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是这样一种增长，它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根据“晨报”[147]：
“上面所说的”——刚刚被说成是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
对于其他任何一个对手说来，这个证据都会是“真正毁灭性的”。但是对于匿名的布伦坦诺说来却不然。表明了同样程度的厚颜无耻的布伦坦诺的答复（1872年8月22日“协和”杂志，文件第7号［注：见本卷第181——185页。——编者注］），马克思从未见过，因为在7月11日以后他就没有再收到“协和”杂志。我自己只是在布伦坦诺的翻印本（“我和……的论战”1890年版）中才读到这一答复[148]，因此在这里不能不谈谈它。
“他〈马克思〉坚持……被歪曲的引文时的顽固的撒谎癖性甚至使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推翻现存制度计划的人也会吃惊。”
引文仍然是“假的”，“泰晤士报”的报道“证明了正好相反的东西，因为‘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完全一致”。但是布伦坦诺先生下此断语时的武断，较之他突然向我们讲下面一段话时的“厚颜无耻”，还是真正微不足道的小事：
“模糊‘泰晤士报’报道的第二个手段是，马克思在他的德译文中干脆删掉了这一附句，从这个附句中得出的结论是，格莱斯顿只是说，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判明的财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免缴所得税；因此根据所得税的材料丝毫不能看出工人阶级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他并未说，工人阶级实际上被排除在国民财富的异常增长之外。”
所以，纵然“泰晤士报”上说，一再提到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那也和包含同样内容的那句“增添”的话相反。至于“干脆删掉了的附句”，只要布伦坦诺先生肯稍微表现一点耐心，它一定会让他得到报答的。在他顺利地做了第一个勇敢的跳跃之后，他就能够比较容易地颠倒黑白了。既然他已经把“泰晤士报”对付过去，他就不用太担心“晨星报”和“晨报”了。
“因为这些报纸即使根据他的〈马克思的〉转述来看也是为我们说话的。根据这两家报纸，格莱斯顿说，他不认为〈众所周知，是布伦坦诺这样断言〉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限于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并且还说：‘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注意到’一语的意义和运用清楚地表明，这种增加和上面所说的增长是指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查明的那种增加和说法〈原话如此！〉。”
发明siduofaciuntidem，nonestidem〔既然两人做同一件事，那就不是同一件事〕这一规则的耶稣会教徒，与匿名的布伦坦诺相比不过是小学生。当“泰晤士报”、“晨星报”和“晨报”一致声明，布伦坦诺断言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实际上格莱斯顿说过的时候，这三家报纸是一致“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当马克思，一字不差地引用同一句话的时候，它却是“假引文”，“无耻地撒谎”，“完全是捏造的”，“谎言”，等等。而当马克思不能同意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这位名叫路约·布伦坦诺的匿名作者对此无法理解，认为这“简直无耻”。
但是，只要把1863年4月17日伦敦各晨报关于这个地方的报道都列举出来，就可以彻底驳倒“增添”的说法。
“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我们已经援引过了。
“每日电讯”[149]：
“我从自己方面可以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恐惧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财富问题的这一方面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这种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
“先驱晨报”[150]：
“我可以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样巨大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完全没有考虑到贫民阶级。”
“晨邮报”[151]：
“我可以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的这样巨大的增长，如果我想，它的益处只及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样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完全没有考虑到贫民阶级福利的增进。”
“每日新闻”[152]：
“我可以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的这样巨大的增长，如果我想，它的益处只及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样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并没有考虑到贫民阶级福利的增进。”
“旗帜报”[153]：
“我可以说：我从自己方面会怀着惊恐和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的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限于富裕阶级的话。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财富的这样巨大的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并没有考虑到贫民阶级。”
这里列举的八家报纸，就我所知，已经包括了伦敦当时出版的所有晨报。它们的证词是“无法驳倒的”。其中四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每日电讯”——转述的这句话和马克思所“增添”的这句话完全相同。刚刚被描述为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的这种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另外四家报纸——“先驱晨报”、“晨邮报”、“每日新闻”、“旗帜报”——“只是以在形式上比较扼要”的说法转述了这句话，使得它的语气更强了：这种增长“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
上述八家报纸各自都有自己专门的一批派驻议会的记者。因此，它们是一些彼此完全独立的证人。其次，总起来说，它们是无党派的，因为它们属于各个不同的党派。为这句根本无法隐瞒的话的两种说法作保的，既有托利党人，也有辉格党人和激进派。根据四家报纸，格莱斯顿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根据另外四家报纸，他说：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可见，八个难以驳倒的证人都证明，格莱斯顿确实讲过这句话。问题只是，他讲这句话时用的是马克思所援引的较委婉的说法呢，还是四家报纸报道中的加强语气的说法。
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汉萨德”高傲地同所有这些报纸相对立。但是“汉萨德”是不像这些晨报那样难以驳倒的。“汉萨德”的报道要受检查，受发言人本人的检查。正因为如此，按一般惯例是根据“汉萨德”进行引证。
八个受到信任的证人对一个受到怀疑的证人！但是这和我们这位对胜利抱有信心的匿名作者有什么相干呢？正因为所有八家晨报的报道都把“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强加在格莱斯顿身上，正因为如此，它们是在“为”匿名作者说话，它们恰恰正是以此证明马克思“增添”了这个地方！
的确没有什么能超过匿名的布伦坦诺的“厚颜无耻”了。
三
但是，实际上，布伦坦诺先生那种使我们感到触目惊心的厚颜无耻，不过是一个策略上的手段。他发现，对“增添”的话进行的攻击遭到了失败，因此他不得不为自己寻找防御阵地。他已经找到了这样的阵地；现在只是需要向这个新阵地实行退却了。
布伦坦诺先生在他给马克思的第一个答复（文件第5号［注：见本卷第166—171页。——编者注］）中，就已经暗示了他的这一意图，虽然还是羞答答的。迫使他这样做的是“泰晤士报”那篇不幸的报道。虽然这篇报道包含有一个“声名狼藉的”、“增添”的地方，但是这实际上是次要的问题。因为，既然这篇报道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它说的就“同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尽管它一字不差地包含着这个地方。因此，重要的已经不是“声名狼藉的地方”的本文，而是它的意思。现在要做的已经不在于否定这个地方本身，而在于肯定它的意思和它所说的正好相反。
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中说，由于没有时间，他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自己的匿名对手的愉快来往［注：见本卷第181页。——编者注］，此后，这位匿名对手就更加武断地在这个不太纯洁的题目上做起文章来。他是在他的第二篇反驳中这样做的，这篇文章作为文件第7号［注：见本卷第181—185页。——编者注］转载在这里。
他断言，马克思力图用三种办法来模糊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的“泰晤士报”的报道。第一，用cl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富裕阶级〕［注：马克思关于这个译名的意见，见本卷第164页和第176页。——编者注］一语的不正确的译文。这一点，作为十分次要的东西，我撇开不谈，——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英语的掌握，是和布伦坦诺先生完全不同的。但是格莱斯顿先生当时用这句话时究竟想的是什么，——或者说，他是否真的想到什么，——这一点，在已经过了二十七年之后的今天，大概连他自己也讲不出了。
第二点是，马克思“干脆删掉了”“泰晤士报”报道中的一个“附句”。这个地方已经全部援引在前面第2章第7页上［注：见本卷第117页。——编者注］。马克思删掉附句，似乎是想向自己的读者掩盖这一事实：从所得税的材料可以看到的财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是因为工人阶级免缴所得税；从这些材料中丝毫不能看出工人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由此不应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实际上被排除在国民财富的异常增长之外。
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翻译的“泰晤士报”报道中的这句话是：
“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那些占有财产的阶级。”
被马克思别有用心地“删掉”的附句，是由以下这些词构成的：“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
马克思两次——因而也就是顽固地——删掉这些非常重要的词，似乎是想向自己的读者隐瞒：这种增长仅仅是应该课所得税的收入的增长，换句话说，就是“占有财产的阶级的”收入的增长。
布伦坦诺先生是不是由于胡乱地指责别人“撒谎”而义愤填膺，从而弄得双目失明了？或是他以为，可以爱怎样说就怎样说，因为反正马克思不会再作答复了？事实是，这段被指控的引文，无论在成立宣言或“资本论”中，马克思都是以这些话开始的：“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thetaxableincome）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则增加了……”［注：见本卷第156页和第157页。——编者注］
除了应该课所得税的收入之外，布伦坦诺先生是否知道在英国还有别的什么“应该课税的收入”？是不是这个极端重要的“附句”给这个清楚的解释，即这里谈的正是应该课所得税的收入，增添了什么东西？也许（看来的确是这样）布伦坦诺持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引证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人不像布伦坦诺那样大作一通关于英国所得税的讲演，并在所得税方面进行“捏造”，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文件第6号）［注：见本卷第175—176页。——编者注］，也就像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所不得不承认的那样（文件第7号）［注：见本卷第185页。——编者注］，那末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就是“被捏造了”，就是给它“增添”了某种东西，或者从它里面“删掉”了某种东西？如果在“增添”的话中只是说，格莱斯顿刚刚讲的这种增长限于有产阶级，那末，难道那里在实质上不是谈的同样的东西？——要知道只有有产阶级才缴所得税。可是，布伦坦诺先生当然是一面在前面，在正面为这句话大吵大闹，说什么这是马克思的捏造，是无耻地撒谎，而同时他自己却从后门悄悄地把这句话放进来。
布伦坦诺十分清楚，马克思援引的格莱斯顿的话，所谈的是“应该课税的收入”，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因为他在他的第一篇控告（文件第3号）中就引了成立宣言中的这个地方，甚至还将taxable一词译为“应该课税的”［注：见本卷第160页。——编者注］。如果布伦坦诺现在在自己的第二篇反驳中“删掉”这个地方，如果他从这一天起直到他1890年出版小册子，一直反复地断言，马克思故意地别有用心地掩盖这一事实，即格莱斯顿在这里谈的只是应该课所得税的收入，那末，我们岂不是应该把“撒谎”、“捏造”、“无耻地撒谎”、“简直无耻”等等这些他自己的用语奉还给他吗？
我们还是回到本文上来。
“第三，最后，马克思力图掩盖‘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这一点，他没有引证这样一些话，在这些话中，甚至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也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
马克思在他给匿名的布伦坦诺的第二篇答辩［注：见本卷第162—166页。——编者注］中证明，他没有“增添”“声名狼藉的”话，接着他驳斥了匿名者的这样一个蛮横的论断，即在作为唯一的争论目标的这一点上，“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虽然前者一字不差地包含着这一有争论的句子，而后者则将它完全删掉了。格莱斯顿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还讲了些什么，这和这个唯一的争论点是毫不相干的。
相反，在成立宣言中，——要知道这正是布伦坦诺据以提出捏造引文的控告的那个文件，——在第4页上［注：见本卷第156页。——编者注］，就在“声名狼藉的”话上面几行，直接谈到，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在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时期在下院宣称：
“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这就是据布伦坦诺说马克思别有用心地掩盖起来的话。
在整个论战中，从1872年给马克思的第一个答复（文件第5号［注：见本卷第166—171页。——编者注］）起，至1890年“我和……的论战”这本小册子的序言和附录止，布伦坦诺先生——以一种我们当然绝对不敢称之为“无耻地撒谎”的巧妙手法——闭口不谈这一事实，即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确切地引用了格莱斯顿关于工人状况的这种没有先例的改善的郑重声明。而在布伦坦诺的第二篇反驳中，——如上所述，这篇反驳，马克思直到去世时还不知道，而我也是直到1890年“我和……的论战”小册子出版之后才知道的——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只是作为一种幌子被保留着，而实际上已被抛掉了；其中不仅羞羞答答地承认，增添的句子确实属于格莱斯顿，而且断言，它是“为我们说话的”，即为布伦坦诺说话的，——就在这第二篇反驳中，布伦坦诺向新的防线退却了，说什么马克思阉割了和歪曲了格莱斯顿的演说；说什么马克思强迫格莱斯顿说，富人的财富大大地增长了，而穷人，工人居民，至多不过是变得不那么穷了，而格莱斯顿却明确地说道，工人的状况获得了没有先例的改善。
由于一个无法推翻的事实，即在被指控的文件——成立宣言中，恰恰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格莱斯顿的这些话，这第二道防线又被突破了。而布伦坦诺是知道这一点的。“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读者〈“协和”杂志的读者〉是无法监督他的！”
至于格莱斯顿实际上说的究竟是什么，后面我们还要多少谈一谈。
最后，觉得自己很安全的布伦坦诺——第一，因为他是匿名的，第二，因为马克思声明不想再和他周旋——使自己得到了小小的愉快：
“如果马克思先生最后还破口大骂，那末我们可以使他相信，没有什么比这种包含着承认自己软弱无能的谩骂更能使他的对手感到愉快了。辱骂是用尽了其他一切辩护手段的人的武器。”
让读者自己去判断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中究竟怎样“破口大骂”吧。至于布伦坦诺先生，那末我们已经展览过他那文雅之词的花束了。慷慨地加在马克思头上的诸如“谎言”、“无耻地撒谎”、“假引文”、“简直无耻”等等，无论如何是一种有教益的“承认软弱无能”，是布伦坦诺先生已经“用尽了其他一切辩护手段”的正确无误的标志。
四
我们的堂皇演出的第一幕就这样结束了。神秘的（如果说还不是枢密官的）布伦坦诺，做到了他几乎不敢希望做到的事。诚然，他在所谓“增添”的话上面没有得手；这个最初的控告他实际上已经放弃。但是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防御阵地，并且在这个阵地上保有最后一言，而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教授们总是爱说，阵地还在他手里。于是，他就可以吹嘘，——至少在同他一类的人的面前，——他胜利地打退了马克思的进攻，并且已经在文字方面将马克思本人置于死地。但是不幸的马克思对于他已在“协和”杂志上被打死的事，却一个字也不知道；相反，他还“厚颜无耻地”继续活了十一年，而且这十一年是他的成就愈来愈大的十一年，他在各国的追随者的数目不断增长的十一年，他的功绩愈来愈得到普遍承认的十一年。
布伦坦诺及其同伙，聪明地不让被蒙蔽的马克思看到这一自欺欺人的行为，或者向他说明他早已死去。但是当1883年他真的去世时，他们就再也忍不住了，他们的手已经痒得不耐烦了。于是，塞德莱·泰勒带着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文件第8号［注：见本卷第186—187页。——编者注］）登场了。
如果说泰勒或者他的朋友布伦坦诺事先并没有和艾米尔·德·拉弗勒商量好（看来的确如此），那末泰勒的登场实在太冒失了。他用一种说明他显然意识到自己的事情毫无希望的装腔作势的语调说，使他“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终于在八年之后揭露了〈马克思的〉这种malafides〔恶意〕”。接着，他就开始吹嘘神一般的布伦坦诺的巧妙攻击，吹嘘有渎神之罪的马克思接着所作的垂死挣扎等等。实际上情况如何，我们的读者已经看到了。处于垂死挣扎中的只是布伦坦诺关于增添句子的断语。
最后，我们再引用下面一段话：
“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所谓“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云云，实在是令人好笑。匿名的布伦坦诺引证的只是“汉萨德”。马克思向他提供了“泰晤士报”的报道，这个报道一字不差地包含着“汉萨德”中所没有的那个争论的句子。在这以后，布伦坦诺先生才也引证了“泰晤士报”的报道，并且比马克思多引证了三行。这三行是要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完全一致，证明似乎马克思所“增添”的话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没有登载，虽然在那里一字不差地登载着这句话；或者，至少也要证明，即使那里登载着这句话，它的意思也和它直接说的相反。泰勒先生就把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行动叫做“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
其次，说什么在这之后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避免继续进行争论，这完全不是事实。塞德莱·泰勒先生也知道这一点，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点。我们看到，马克思还向匿名的、神一般的布伦坦诺提出了证据，证明“晨星报”和“晨报”也确确实实同样地载有那句“增添”的话。只是在这之后他才声明，他不能再把时间花费在匿名作者的身上了。
泰勒先生和爱琳娜·马克思后来的论战（文件第9、10和11号［注：见本卷第187—196页。——编者注］）首先证明，塞德莱·泰勒先生片刻也没有坚持过原来的、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他竟说，这“起着完全次要的作用”。这又是对他所知道的或应当知道的事实的直接否认。
不管怎样，我们得悉他已经承认这一控告无法再坚持下去，为此我们对他的朋友布伦坦诺表示祝贺。
现在还控告什么呢？现在是布伦坦诺先生在第二道防线上提出的控告，说什么马克思企图歪曲格莱斯顿演说的意思，——这是一个新的控告，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马克思从来不知道这一控告。无论如何，这一控告把我们引入完全不同的领域。起初问题是关于一个事实：马克思是否增添了这句话？现在谁都不否认，这一控告已为马克思胜利地驳倒。但是关于歪曲地进行引证这一新的控告，却把我们引入主观意见的领域，而主观意见必然是各不相同的。Degustibusnonestdisputandum〔好尚各异〕。某人认为不重要的，——就其本身说来或者就摘录引文的目的说来，——别人可能认为是重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保守党人永远不会使自由党人满意自己的引证，自由党人也不会使保守党人满意，社会党人则永远既不会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满意，也不会使两个全都满意。任何一个党派的人，当他自己同党的话被反对者援引来反对他的时候，他照例会觉得，在引文中删去了决定讲话的真正意思的最重要的地方。这是很常见的，它带有过多的个人的观点，以致谁也不会认为这类控告具有任何意义。如果布伦坦诺先生利用匿名的办法仅仅是为了对马克思提出这一控告，那末马克思也许会认为连一个字也不需要回答他。
塞德莱·泰勒先生为了用他特有的精致手法完成这样一个新的转折，他不得不三次背弃自己的朋友和同志布伦坦诺。他背弃布伦坦诺的第一点是，他抛弃了他的原来的唯一的关于“增添”的控告，甚至否认这一原来的和唯一的控告的存在。他背弃布伦坦诺的其次一点是，他毫不客气地把永无谬误的“汉萨德”弃置一旁，——引证时以“汉萨德”作为唯一的根据，乃是高尚的布伦坦诺的“惯例”，——而利用了“泰晤士报”的那种用同一位布伦坦诺的话来说是“必然不怀好意的报道”。他第三次背弃布伦坦诺，同时也背弃他本人写给“泰晤士报”的信的是，他不是到成立宣言中，而是到“资本论”中去寻找“所提到的引文”。而这只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他竟有“勇气”在给“泰晤士报”的信中加以引证的成立宣言！他和爱琳娜·马克思争论之后，立即到英国博物馆［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去寻找这篇宣言，但是没有找到，他在那里被介绍给自己的对手，他问她能否给他一本？当时我从自己的文件中找出了一本，爱琳娜将它寄给了他。这样一来他就能“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了，而看来这种对比已经使他相信：沉默是最好的答复。
所以，实在说，对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文件第11号［注：见本卷第192—196页。——编者注］）哪怕添一个字，都是完全多余的。
五
第三幕。文件第12号［注：见本卷第197—203页。——编者注］，即从我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中所作的一段必要的摘录，说明为什么我在那里必须回溯同布伦坦诺先生和塞德莱·泰勒很久以前进行的论战。这篇序言迫使布伦坦诺作了答复。答复载于小册子“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路约·布伦坦诺著，柏林，1890年。他在这本小册子中转载了“协和”杂志上匿名发表的文章，他终于公开宣布这些文章就是他写的），也转载了“人民国家报”上的马克思的答辩，同时还加了一篇序言和两个附录，对这些我们不能不谈谈。
首先我们查明，这里也不再谈“增添”句子的问题了。在第一页上援引了成立宣言上的句子，接着声明，格莱斯顿“和卡尔·马克思的断言正好相反，他说”，这些数字只和缴纳所得税的人有关（格莱斯顿的这些话马克思也提到了，因为他明确地把这些数字限制为应该课税的收入），但是工人阶级的状况同时获得了没有先例的改善（格莱斯顿的这些话马克思也引用了，就在所争论的引文上面九行）。我建议读者自己将成立宣言（文件第1号）和布伦坦诺先生的论断（文件第13号）［注：见本卷第155—156页和第203—206页。——编者注］做一比较，看看布伦坦诺先生怎样在根本没有矛盾的地方或者“增添”矛盾，或者用其他方法制造矛盾。但是，因为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可耻地失败了，布伦坦诺先生不得不违背事实，力图使自己的读者相信，马克思想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格莱斯顿在这里只是谈的“应该课税的收入”，亦即占有财产的阶级的收入。在这样做时，布伦坦诺先生甚至没有发觉，这样一来，他的第一个控告就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因为这第二个控告与第一个控告直接相反。
在他顺利地安排好这一“捏造”之后，他认为必须请“协和”杂志注意所谓马克思所作的“捏造”；当时，“协和”杂志建议他写一篇文章来反驳马克思。接下去的话非常精彩，必须逐字逐句地转抄如下：
“文章我没有署名；这样做一方面是根据编辑部为了它的报纸的声誉而提出的希望，另一方面，使我尤其不能反对这样做的是：在马克思先前挑起的论战之后，他很可能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因此，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原来，是“协和”编辑部希望布伦坦诺先生“为了它的报纸的声誉”而隐瞒自己的名字！布伦坦诺先生在自己的同党中享有怎样的声望啊！我们愿意相信，他的确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自己拿这件事到处宣扬，这倒是这位先生真正伟大的地方。不过，这是他的事情和“协和”编辑部的事情。
因为“马克思很可能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所以当然“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不知道一个人是谁，如何能对他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这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秘密。人身攻击只有在知道这个人的某些情况时才有可能。但是为了报纸的声誉而匿名的布伦坦诺先生给他的对手免除了这个麻烦。他自己动手放肆地“攻击”起来，开始是用黑体字刊登关于“增添”的控告，后来是控告“无耻地撒谎”，“简直无耻”，等等。布伦坦诺先生——没有匿名的——看来在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笔误。不是要让众所周知的马克思能够对不知其名的布伦坦诺“大肆进行人身攻击”，而是要让隐藏起来的布伦坦诺能够对众所周知的马克思“大肆进行人身攻击”，——正是为了这个，布伦坦诺先生“另一方面……尤其不能反对”要他匿名的指示。
而这应该是“使人感到愉快的”！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不过并不是按照布伦坦诺先生的愿望。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后来他的女儿和现在的我，我们大家都竭力使这一论战具有使人感到愉快的一面。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就——无论这些成就是大是小——是靠牺牲布伦坦诺先生才取得的。他的文章无论说是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算做“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如果说在这些文章中也还有点使人感到愉快的东西，那只是由于马克思对当时“不知为何许人”的布伦坦诺的阴暗面进行了打击，而被打击者现在事后想回避这些打击，把这些打击说成是“他那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伏尔泰、博马舍、保尔·路易·古利耶的辛辣的论战著作，都曾被他们的对手——容克地主、神甫、法官以及其他等级集团的代表叫做“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这并没有能够阻止这些“粗鲁话”成为现在公认的卓越的典范著作。而我们从“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的这些样品和其他样品中得到了这样多的享受，以致整整一百个布伦坦诺也不能把我们吸引到那种充满由虚弱的嫉妒心所产生的无力的怨恨和极端绝望的苦闷的德国大学式的论战中去。
可是布伦坦诺先生以为，他已经重新说服了自己的读者，以致现在可以放肆地请他们大吸鼻烟了：
“当证明了……‘泰晤士报’上也载有和速记记录意思彼此一致的这篇〈格莱斯顿的〉演说的报道的时候，他〈马克思〉就如‘协和’杂志编辑部所描写的，像墨鱼那样行动起来，向水中放出黑色液体，把水弄浑，使敌人难于追击，也就是说，他在毫无意义的小事上吹毛求疵，竭力把争论的目标模糊起来。”
如果说一字不差地包含着“增添”的句子的“泰晤士报”的报道和“速记”记录，即完全删掉这句话的“汉萨德”，意思彼此一致，如果说布伦坦诺先生又吹嘘他证明了这一点，那末这除了说明关于“增添”句子的控告被完全——虽然是羞羞答答地和不声不响地——抛弃，说明被迫从进攻转入防守的布伦坦诺先生向自己的第二道防线退却，还能说明什么呢？我们只肯定一点：我们认为，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连这第二道防线，我们也已经从中央把它突破，并从两翼对它进行了打击。
但是，在这里，真正的大学的论战家出场了。既然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骄傲的布伦坦诺把自己的对手追得这样走投无路，所以对手就像墨鱼那样行动起来，把水弄浑，在毫无意义的小事上大做文章，从而把争论的目标模糊起来。
耶稣会教徒常说：Sifecisti，nega．如果你做了某件事，你就否认。德国大学的论战家走得更远，他说：如果你像恶讼师那样做了一件坏事，你就把它推到你的对手身上。马克思刚一引证“兑换论”和比斯利教授的话，——只因为其中也像他一样地引证了这个争论的地方，——墨鱼布伦坦诺就以它十只脚上的全部吸盘把它们“吸住”，在自己周围放出大量的“黑色液体”，以致必须聚精会神地细看和采取有力的措施，才能使真正的“争论的目标”，即所谓的增添的句子，不致消失。他在自己的第二篇答复中仍旧采用同样的方法。首先就《classesineasycircumstances》〔“富裕阶级”〕一语的意义和马克思展开新的争论，这一争论最多只能以布伦坦诺先生迫切希望的“模糊起来”告终，而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结果。随后他又就出名的附句放出了黑色液体，这个附句据说是马克思有意地删掉的，而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它是完全可以删去的，因为它间接指出的事实，已经在马克思前面引证的格莱斯顿演说的话中直接而明确地谈过了。第三，我们的墨鱼还备有足够的黑色液体，以便用下面这样的论断再次把争论的目标模糊起来：说什么马克思又在引自“泰晤士报”的引文中删掉了一些句子，——一些和那时的唯一的争论点，和所谓的增添的句子，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句子。
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自我辩护中，我们看见同样地喷射出一股墨水。自然，首先出现的又是“兑换论”。接着，又突然把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喷射出来，虽然谁都知道，马克思和它的关系就像布伦坦诺先生和发明火药的关系一样，虽然布伦坦诺先生应当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坚决地拒绝了对拉萨尔的任何推论担负任何责任[154]，而且，马克思就在这卷书中把工资规律描写为各种可变量的函数，描写为具有极大弹性的规律，因而远不是铁的。既然放出了这样的墨水，于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什么全都抓来了：哈雷代表大会[155]，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格莱斯顿1843年的预算演说，英国工会，——把这一切都抓来，为的是依靠布伦坦诺先生的自我辩护和他的那些受到凶恶的社会党人嘲弄的高尚的人道原则来抵抗转入进攻的敌人。可以认为，有整整一大批墨鱼在帮助把问题“模糊起来”。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知道，他关于“增添”句子的论断是一种绝望的胡言乱语，而他又没有勇气诚实地公开地放弃这一论断。布伦坦诺“如果现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干脆承认，他被这本书〈即“汉萨德”〉引入了歧途……那末，的确，可能使人感到惊奇，他相信了这样的材料”，把它们当做了绝对可信的东西，“不过错误至少会纠正。但是，他对这件事却一声不响”。相反，为了把问题模糊起来，他放出大量的墨水，而如果说在这里我不得不这样多费唇舌，那是因为我不得不先除去所有这些牵强附会的胡扯，清除所有使事情模糊起来的墨水，好让真正的争论目标显露出来。
可是布伦坦诺先生还为我们备有一个真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的通知。事实上，人们和他开了这样一个令人伤心的玩笑，以致他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还没有使他的心灵从各种悲伤中得到解脱。起初“协和”杂志为了自己报纸的声誉隐瞒了他的名字。布伦坦诺先生品德十分高尚，甘愿为了事业作出这样的牺牲。接着马克思以自己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对他进行了猛攻。这他也忍受了。对所有这些，他只想用“逐字逐句地转载全部论战文件来回答”。但是，唉！
“编辑部经常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和其他杂志相比最适于做这件事的专门杂志，却拒绝转载，它说，这种争论没有普遍意义。”
这就是品德高尚的人们在这个罪恶世界里的命运：他们的善良愿望常常由于人们的堕落和冷淡而遭到挫折。为了补偿这位未获公认的正人君子的不应遭到的挫折，我们在这里为他“逐字逐句地转载全部论战文件”，因为他要找到一个不是“经常有自己的看法”的编辑部，还需要相当多的时间。
六
布伦坦诺先生的小册子，除了自我辩护的序言之外，还包含有两个附录。第一个附录中有“兑换论”的摘录，这些摘录是要证明，这本书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所根据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我不准备谈论这一新的喷射墨水的行为。我要谈的只是刊登在“协和”杂志上的旧的控告。马克思在自己整个一生中没有能够迎合布伦坦诺先生，而且也没有想要迎合他。所以布伦坦诺先生自然对马克思怀有无穷无尽的怨恨，如果我来一一议论它们，我就成了傻瓜。这就等于是为了满足布伦坦诺先生的要求而做无聊的事。
在那里，在引文的末尾，要求马克思“复述预算演说的原文”，那只能说是太天真了。而布伦坦诺先生正是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引证。自然，如果任何时候都必须复述演说的全部原文，那末引证任何一篇演说都永远只能是“捏造”了。
在第二个附录中布伦坦诺先生向我进攻。据说我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中给所谓不正确的引文又增添了“晨星报”这样一个引文出处。这一点也被布伦坦诺先生利用上了，他又用喷射墨水的办法把原来的争论目标，即成立宣言中的那句话，完全模糊起来；他改用了塞·泰勒先生所援引的“资本论”的一个地方作为目标以代替成立宣言中的那句话。为了证明我指出的出处不正确和马克思只可能从“兑换论”中借用“假引文”，布伦坦诺先生以几栏并列的形式刊载了“泰晤士报”、“晨星报”的报道和“资本论”中的引文。这第二个附录也转载在本书中，——文件第14号［注：见本卷第207—210页。——编者注］。
布伦坦诺先生用“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Imustsayforoneetc．）这句话来开始“晨星报”的报道。这就是说，他是以此断言，前面关于1842年到1852年和1853年到1861年应该课税的收入的增长的那几句话，在“晨星报”上没有，由此自然应该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引用的不是“晨星报”，而是“兑换论”。
“反正和他打交道的”他的小册子的“读者是无法监督他的”！但别人是有办法监督他的，这样，他们会看到，在“晨星报”上还是有这个地方的。我们把它转载在这里，而把“资本论”中的那个地方也并列在旁边，并且把英文和译文都写出来，以便对布伦坦诺和他的读者有所教益：
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
Intenyears，from1842to1852thetaxableincomeofthecountryincreasedby6percent，asnearlyasIcanmakeout-averyconsiderableincreaseintenyears．Butineightyearsfrom1853to1861theincomeofthecountryagainincreasedfromthebasistakenin1853by20percent．Thefactissoastonishingastobealmostincredible．
“资本论”第1卷第1版第639页；第2版第678页；第3版第671页；第4版第617页注103[156]
From1842to1852thetaxableincomeofthecountryincreasedby6percent…
inthe8yearsfrom1853to1861…
…ithadincreasedfromthebasistakenin1853，20percent！Thefactissoastonishingastobealmostincredible．
翻译出来就是：
在从1842年到1852年的十年中，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就我所能查明的，增加了6％，——这在十年内是一个很大的增长。但是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
……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在布伦坦诺先生的引自“晨星报”的引文中没有这句话，这是他用以证明他下面这样一个论断的主要王牌：马克思引证的是“兑换论”，而不是“晨星报”。他以并列的各栏中这一揭露性的空白来反驳引文是引自“晨星报”的说法。可是“晨星报”上有这句话，并且正和马克思引的词句完全一样，而那个揭露性的空白原来是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捏造的。如果说这不是“删掉”，不是“歪曲”，那末这些词就毫无意义了。
但是，如果说在引文的开头布伦坦诺先生作了“歪曲”，如果说现在他已经避免断言在这同一引文的中间马克思“增添”了一句话，那末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依旧断言马克思在引文的末尾隐藏了它的一部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引文是到下面这个地方为止：
“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但是在“泰晤士报”和“晨星报”的报道中，句子到此还没有结束。在点了一个逗点之后，接着还有一句话：
“可是我们幸运地获悉，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是异乎寻常的〈“泰晤士报”登载的是：“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如我们所知道的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它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从中间截断了这句话，“迫使格莱斯顿在句子的中间结束”，“因此这句话失去了任何意义”。布伦坦诺先生在第二篇答复（文件第7号［注：见本卷第181—185页。——编者注］）中已经把它称为“毫无意义的话”。
格莱斯顿的“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这句话，是一句完全明确的完整的话。如果说它有意义，那是它自己单独地有意义。而如果说它没有意义，那末不管用什么样的“可是”给它添上无论多么长的结尾，这一结尾也不会赋予它意义。如果说这句话在马克思的引文中没有“任何意义”，那末这不应该怪引用这句话的马克思，而应该怪说这句话的格莱斯顿。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重要的情况，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根据布伦坦诺先生的“惯例”一般唯一应当加以引证的材料来源，即永无谬误的“汉萨德”。按照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的译文，那里说：
“我不敢断定，划分富极和贫极的鸿沟和以前相比是增大了还是缩小了。”
句点。而正是在这个句点之后才开始一个新的句子：“可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的一般状况……”所以，如果说马克思在这里也点了一个句点，那末他正和毫无瑕疵的“汉萨德”做的一样，而如果布伦坦诺先生根据这个句点给马克思造出一个新的罪名，硬说什么马克思是从句子中间截断了格莱斯顿的话，那末他正好是相信了“必然不怀好意的报纸报道”，因而他自己应该对后果负责。这也推翻了所谓马克思用这个句点把句子弄得毫无意义的论断；句点不是他的，而是格莱斯顿的，让布伦坦诺去和格莱斯顿讨论这句话有无意义吧，这已经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
其实，布伦坦诺先生本来就在和格莱斯顿先生通信。诚然，我们不知道他向格莱斯顿先生写了些什么，也很少知道格莱斯顿先生向他写了些什么。归根到底，布伦坦诺先生只公布了格莱斯顿信中的两句空空洞洞、语焉不详的话（文件第16号［注：见本卷第211—212页。——编者注］），关于这两句话我在自己的答复（文件第17号［注：见本卷第212—213页。——编者注］）中指出，“这种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的混合物”丝毫不能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他采取不公布整个通信而发表片断句子的手法，这一事实正好作了完全不利于他的说明。
但是我们暂且假定，对这两句空空洞洞、语焉不详的话只能作最有利于布伦坦诺先生的解释。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前大臣的话，据说——因为，就我所知，格莱斯顿先生没有用德文写信的习惯——是这样讲的。
这是否等于说：我没有讲过那句“声名狼藉的”话和马克思“增添”了那句话呢？当然不等于。1863年4月17日伦敦的八家晨报会一致揭发这种论断是撒谎。它们毫无疑问地证明，这句话曾经讲过。可见，即使格莱斯顿先生未曾在“汉萨德”的报道中作过任何修改，——我虽然比他年轻十二岁，对于二十七年前发生的这种小事情，我也不能十分有把握地相信自己的记忆，——那末，“汉萨德”中没有这句话，这也丝毫不能为布伦坦诺先生说话，反而作了很不利于“汉萨德”的说明。
如果把“增添”句子这唯一的一点放在一边，那末格莱斯顿先生的意见在这里就根本什么也没有证明。因为，一旦我们把这一点放在一边，我们就将陷入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力的意见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经过多年的争论之后，每个人都坚持自己是正确的。十分清楚，当自己的话被人们引证时，格莱斯顿先生宁愿赞同自己的热烈支持者布伦坦诺先生的引证方法，而不赞同对他进行尖锐批评的敌人马克思的引证方法，而这的确是他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至于对我们说来，以及对解决马克思是恶意地还是非恶意地进行引证这个问题说来，格莱斯顿先生的意见甚至还没有随便碰到的任何一个与事无关的第三者的意见重要，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格莱斯顿先生已经不是证人，而是当事的一方。
七
最后，我们还要简单地谈一谈，格莱斯顿先生在他1863年预算演说中的那个由于布伦坦诺先生而真正变得“声名狼藉的”地方说了些什么，从他所说的话中马克思究竟引用了什么，以及“增添”或“删掉”了什么。为了尽可能地迁就布伦坦诺先生，我们将以毫无瑕疵的“汉萨德”为根据，并且用布伦坦诺先生自己的译文。
“从1842年到1852年（1852年包括在内）的十年中，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据我们能够准确查明的，增加了6％；但是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和作为起点的数字相比，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20％。这是如此异乎寻常的和令人惊奇的事实，以致它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对马克思引证的这一句话，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提不出什么东西来反对，而只是说什么引文是从“兑换论”来的。但是关于布伦坦诺先生的引文，在这里应该指出，他也根本没有引证“预算演说的原文”。他删掉了格莱斯顿先生接下去讲的一段关于这种惊人增长的原因的题外话，甚至没有用删节号来表明被删去的地方。接下去的引文是：
“主席先生，谈到积累的普遍增长，情况就是这样。至于我自己，我应当说，我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的话。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或者，换句话说，为了确定一般真相，这些数字已足够准确了，但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
下面接着就是据布伦坦诺先生说是被马克思“增添”的、但4月17日所有八家晨报都证明是格莱斯顿先生确实讲过的那句话：
“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每日电讯”）。“它完全限于资本的增长”（“先驱晨报”、“旗帜报”、“每日新闻”、“晨邮报”）。
“汉萨德”则在“收入的增长”之后紧接着写道：
“资本的简单增长对工人阶级说来事实上有极大的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
尽管“汉萨德”删去了那句“声名狼藉的”话，它在这个问题上说的还是和其他报纸说的完全一样：如果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仅限于classesineasycircumstances〔富裕阶级〕，这对演讲人说来是很不愉快的。但是，虽然他对此很感遗憾，他所描述的增长还是仅限于不属于工人阶级的、有钱纳所得税的人，是啊，这的确是“资本的简单增长”！
在这里，终于泄露了布伦坦诺先生发怒的秘密。他在成立宣言中读到了一句话，在那里发现了不幸的自白，他拿来“汉萨德”的文本，在那里没有发现那句倒霉的话，于是就赶忙向全世界宣布：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马克思拿出“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上的这句话给他看。这时，布伦坦诺先生终于不得不——哪怕是为了做给别人看——“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了。结果他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泰晤士报”、“晨星报”、“晨报”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遗憾的是，他忽略了：这样一来，“增添”的句子也应该在实质上和“汉萨德”完全一致，而最后还应该由此得出结论：“汉萨德”在实质上和成立宣言一致。
而整个这场争论，正是因为布伦坦诺先生忽视了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虽然塞德莱·泰勒先生硬说他这样做了）引起的，而且他实质上甚至不了解根据“汉萨德”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究竟讲的是什么。的确，要了解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尽管布伦坦诺先生断言，这篇演说“特别是由于……它的清楚明确而引起了所有有教养的人士的注意和赞扬”，读者可以看到，根据“汉萨德”，这篇演说用的是极其夸张和混乱的语言，附带许多保留条件，演讲人自己也被自己那些重复的词句弄得糊里糊涂。尤其是下面这句话是纯粹的胡说：资本的增长对工人有极大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如果说某种商品和劳动竞争而这种商品（例如，机器）变得便宜的话，那末由此产生的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工资降低。按照格莱斯顿先生的说法，这也会“对工人阶级有极大的好处”！有几家伦敦的报纸，例如“晨星报”，在自己的“必然不怀好意的报道”中，用格莱斯顿先生大概想讲的东西暗中代替了上面这句莫名其妙的话，认为他想讲的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有利，因为主要消费品会减价；这些报纸这样做实在是太讲仁爱了！
格莱斯顿先生说，他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确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不是指除了他刚刚谈到的增长之外的另一种增长，即他所谓的全国状况的大大改善；他是不是立刻忘记了，他所谈的是缴纳所得税的阶级的收入的增长，而不是任何别的增长，——这我们不得而知。马克思被控告进行捏造，因而问题在于本文和它的语法含义，在于格莱斯顿先生讲过什么，而不在于他可能想讲什么。他想讲什么，布伦坦诺先生也不知道，就连格莱斯顿先生本人，过了二十七年之后在这方面也已经不是什么权威。不管怎样，这丝毫也引不起我们的兴趣。
所以，这些话的十分清楚的意思是：应该课税的收入令人陶醉地增长了。如果刚刚描述的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我将感到非常遗憾，但是这种增长的确限于他们，因为工人们没有应该课税的收入；所以，这是资本的简单增长！但是它对工人也有好处，因为它……
现在我们引证马克思的话：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引起整个这场激烈争论的话，在成立宣言中就是这样转述的。但是自从布伦坦诺先生不敢再断言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以来，已经不再提成立宣言，而把全部攻击指向“资本论”中对这个地方的引证了。在那里，马克思还加引了下面一句话：
“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
可见，马克思的“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的混合物”“实质上”“只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正好转述了毫无瑕疵的“汉萨德”所刊载的、格莱斯顿先生讲过的话。唯一可以指责马克思的地方是，他利用了“晨星报”，而没有用“汉萨德”，因而使格莱斯顿先生的末尾一句话有了意义，而格莱斯顿先生原来讲的是没有意义的。
根据“汉萨德”，往下是：
“但是，此外，可以有把握地说，人民群众获得了更直接的和更大的好处。这样一种意识给人难以估价的极大的安慰：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我不敢断定，划分富极和贫极的鸿沟和以前相比是增大了还是缩小了。”
马克思的引文是：
“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马克思只是扼要地转述了两句干瘪的正面的论断，这两句话在“汉萨德”中是浸泡在一长串毫无内容的、令人肉麻的辞藻中的。可以肯定地说，这两句话没有因马克思的转述而失去任何东西，相反，它们显得更好了。
最后，“汉萨德”在结束的时候说：
“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无论是农民或矿工，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的一般状况，那末我们从大量的显著的证据看到，最近二十年来他们的生活资料有了很大的增长，这种增长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这句话在成立宣言中被引用在上面引述的那句“声名狼藉的”话前面几行。那里说：“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1864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说：
‘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可见，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引证了。可是布伦坦诺先生顽固地不让自己的读者（当然，他们是无法监督他的）知道：成立宣言上有这个地方，就在第一版第四页上。我们也不可能向他的读者每人赠送一册，就像赠送给塞德莱·泰勒先生那样。
Notabene〔注意二：马克思在他的第二篇答辩（文件第6号［注：见本卷第172—181页。——编者注］）中只是为成立宣言辩护，因为到那时为止，布伦坦诺先生还没有把“资本论”中的这个地方列入他的挑剔的范围。而在布伦坦诺先生此后的第二篇反驳（文件第7号［注：见本卷第181—185页。——编者注］）中，攻击也还是针对成立宣言和马克思为它做的辩护。
只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事情才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同时，这个转折不是布伦坦诺先生，而是他的一位剑桥的卫士完成的。直到这时才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掩盖了格莱斯顿先生关于英国工人的状况获得了没有先例的改善的响亮论断，因而使格莱斯顿先生的话具有了相反的意思。
在这里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放过了一个运用出色的修辞手段的机会。在引言中引用了格莱斯顿的演说的那整个一节，目的是要证明，正是在财富获得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却处于困苦和被凌辱的状况。如果把格莱斯顿先生所谓英国工人阶级处于历史上一切国家和时代没有先例的幸福状况的那些夸张之词，和从议会自己发表的官方公告中摘引下来的这些关于群众的贫困状况的材料放在一起，会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但是，既然马克思并不想利用这种修辞效果，他当时也就没有任何必要引用格莱斯顿的这些话。第一，这些话不过是英国的每一个财政大臣认为自己有义务在良好的、甚至中常的时期加以重复的礼仪性的惯用语，因此它们是没有意义的。第二，格莱斯顿一年之后就否定了这些话，当时，他在工业更加繁荣的时期，在1864年4月7日发表的下一篇演说中，谈到了处于“赤贫边缘”的群众和“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根据“汉萨德”，他还说：
“而且，人的生活在大多数场合，不是为生存而挣扎又是什么呢？”［注：在这里，让我们根据“汉萨德”再从这篇演说中引证一些话。——赤贫者的人数下降到了84万人。“其中不包括获得慈善机关救济和私人慈善事业帮助的人……除了这一切之外，还应该想想那些处于这种境地边缘的人，以及有许许多多工人在勇敢地但是十分艰难地为维持高于赤贫状况的水平而挣扎。”在伦敦东部的一个教区里，在13000人中有12000人经常处于赤贫的边缘；一位十分著名的慈善家说，在伦敦东部有整个整个的街区，从来看不到公共马车和单马车，从来听不到街头音乐，甚至遇不到乞丐……自然，为生存而挣扎的手段较前略有改善（！）……在许多地方工资提高了，但是在别的许多地方工资没有提高……——而这首哀歌是出现在夸张地宣称状况获得“没有先例的”改善之后只过了一年的时候！］
但是格莱斯顿先生的这篇预算演说，马克思紧接在1863年演说之后就引证了它，而如果格莱斯顿先生自己已经在1864年4月7日宣布，他在1863年4月16日有“大量的无可置疑的证据”证明其存在的那种没有先例的幸福状况已经不存在了，那末马克思也就没有任何理由来引证这些兴高采烈的、但可惜对格莱斯顿先生说来也是过于短暂的论断。马克思可以以演讲人下面这样的自白为满足：虽然150英镑和150英镑以上的收入令人陶醉地增长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可是极贫和极富之间的鸿沟未必缩小。
我们不打算谈论德国官方经济学家断章取义地引证马克思的话的手法。如果他每次看到这样的引文都要像布伦坦诺先生那样大喊大嚷，那末他的反驳就会永远不能完结了。
可是，让我们来稍微仔细地看一看英国工人——农民或矿工，有技术的工人或没有技术的工人——当时所享有的生活资料的没有先例的增长吧。
在英格兰以及在苏格兰的大部地区，“农民”只是指农业短工。在1861年共有农民1098261人，其中作为奴仆生活在农场的有204962人［注：这里的数字部分根据1861年的调查统计，部分根据1863—1867年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157]。］。从1849年到1859年，他们的货币工资一周增加了一先令，在有的情况下是两先令，但是归根到底这种增加大部分只是名义上的。1863年他们的状况怎样，他们居住在什么样的名副其实的狗窝里，汉特医生曾经做过描述（1864年度“第七号公共卫生报告书”[158]）：
“农业工人的生活费用被固定在他仅能活命的最低水平上。”
根据同一个报告，供给一部分短工家庭的食品（尤其是在八个列举出郡名的郡里），少于为避免因饥饿而致病所绝对必需的最低数额。而格莱斯顿先生的政治上的支持者撒罗耳德·罗杰斯教授，在1866年曾说（“农业史和价格史”[159]），农业短工又变成了农奴，而且，如他详尽地证明的，他们吃得和住得都很差，生活得比他们在阿瑟·杨格时代（1770—1780年）的先辈差得多，比十四至十五世纪的短工也差很多。——因此，在“农民”方面格莱斯顿是一点也不走运的。
“矿工”的情况如何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1866年的议会报告[160]。1861年联合王国有565875名矿工，其中在煤矿中的有246613人。在后面这一部分人中，男工的工资略有提高，而且大多是八小时一班，未成年工则必须做工十四至十五小时。矿山视察制度纯粹是开玩笑：3217个矿井共有十二名视察员。因此大批矿工死于本来大都可以避免的爆炸事件。矿主经常是先稍许提高工资，然后通过少给尺寸和少给分量的办法克扣工资，使自己得到补偿。根据1864年皇家委员会的报告，金属矿的情况更糟。
而“有技术的”工人的情况又怎样呢？拿五金工人来说，他们共有396998人。其中机械钳工有7万到8万人，这些人由于他们的老的强大而富裕的工会具有抵抗力，处境确实很好。其他的五金工人，由于他们必须有体力和技能，其状况也获得一定的改善；在从1859年和1860年重新开始的工业复苏时期，这是很自然的。相反，从事这同一种生产的女工和童工（仅仅在北明翰及其郊区就有1万名女工和3万名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工）的状况却相当困苦，而制造钉子的铁匠（26130）和制造链条的铁匠的状况则极端困苦。
在纺织业中，456646名棉纺工和织工（另奇缺、美国内战正酣的时候，在（1862年10月）百分之六十的纱锭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织机停工，其余的每周只开工2—3天，5万多棉纺织业工人（单身的和有家眷的）向社会慈善机关或救济委员会领取补助，而（1863年3月）136625人为不足糊口的一点钱从救济委员会那里获得公共工程或缝纫学校的工作的时候（瓦茨“棉荒实况”1866年版第211页[161]），如果他们竟听说自己是无比地幸福，大概会大吃一惊！其余的纺织工人，尤其是毛纺和麻纺部门的工人，生活比较不错，——由于棉花缺乏，他们的活增多了。
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就一系列较小的行业的情况给我们做了最好的说明。织袜业有12万工人，其中只有4000人得到工厂法的保护，其余的（内中有很多年纪很小的儿童）则无限度地工作；在大部是家庭手工生产的编织花边和上浆的行业里，在15万工人中只有1万人得到工厂法的保护，有大量的童工和青年女工从事过重的劳动；编草帽辫和做草帽的有4万人，几乎全是被工厂主们无耻地用过重的劳动折磨得虚弱不堪的儿童；最后是成衣和制鞋业，在这个行业里有370218个缝外衣的女技师和女时装工，380716个缝内衣的女裁缝——仅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73380个男工，其中有273223个鞋匠和146042个裁缝，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年龄在二十岁以下。在这125万人中充其量有百分之三十为私人订货者干活的男工生活还多少可以过得去。其余的人，——和这里提到的所有行业中的人一样，——都遭到中间人、代理人、小业主这些在英国叫做sweaters〔吸血鬼〕的人的剥削，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他们的状况：从事大量的过度的劳动，领取少得可怜的工资。
至于谈到造纸业（10万工人，其中一半是女工）、陶器制造业（29000工人）、制帽业（仅英格兰一地就有15000工人）、玻璃制造业（15000工人）、印刷业（35000工人）、假花制造业（11000工人）等等行业中的工人的“没有先例的”幸福，情况也并不更好一些。
总而言之，童工调查委员会要求，要让在工业中从事劳动的总数不下140万人的女工、未成年工和童工都得到工厂法的保护，使他们免于过度的劳动对他们大多数人的致命的危害。
最后，依靠社会慈善事业的救济度日的赤贫者的数目在1863年为1079382人。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在1863年无疑生活很坏的工人的大略数字上：农业短工按整数计为110万人，棉纺织业工人为469000人，女裁缝和女时装工为751000人，裁缝和鞋匠——除去百分之三十——为401000人，花边业工人为15万人，造纸业工人为10万人，织袜业工人为12万人，童工调查委员会调查的小行业的工人为189000人，最后，赤贫者为1079000人。总共有工人4549000人，在许多情况下还必须加上他们的家属。
要知道1863年还是工业情况良好的一年。工业已经完全从1857年的危机中恢复过来，需求迅速地增长，除棉纺织业外，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在开足马力生产。可是，状况的“没有先例的”改善在哪里呢？
四十年代的工厂立法大大地改善了它所涉及的工人的状况。但是在1863年，它只涉及毛纺织、亚麻纺织、丝纺织工业中的工人，按整数计，他们共有27万人，棉纺织业的工人则在挨饿。在漂白和染色业中，对劳动的法律上的保护仅仅是一纸空文。此外，在需要整个的男劳力，而且往往还需要技能的工业部门，由于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的抵抗，工人在工业情况良好的时期获得了自己的一份利益，即较高的工资，因而可以说，在这些需要使用繁重的男工劳动的工业部门，工人的生活水平平均说来确实有所提高，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一提高说成是“没有先例的”也是可笑的。但是，尽管大量的生产劳动已经转移到了由弱的男工、女工和未成年工看管的机器上，政治家们却仍然愿意只把强壮的从事重劳动的男工看做工人，根据他们的状况来判断整个工人阶级状况。
同上述450万处于困苦状况中的工人和赤贫者相对的，是27万报酬高的毛纺织、亚麻纺织和丝纺织工人。我们还可以假定，在376000五金工人中，三分之一处境良好，另外三分之一还可以过得去，余下只有三分之一，即十八岁以下的工人以及制钉工人、制链条的铁匠和女工处境不好。566000矿工的状况可以认为多少过得去。建筑工人的状况，除棉纺织业地区以外，可以算做是好的。在细木工中最多有三分之一处境良好，大多数则为榨取血汗的小业主（sweaters）干活。铁路职工当时已经普遍地从事大量的过度的劳动，这种劳动只是在最近二十年才引起了有组织的反抗。总而言之，把所有数字加起来，我们也难以凑满100万工人，对于这些工人我们能够说他们的状况随着工业和资本家利润的增长而获得了改善；其余的人处于中等状况，他们从工业状况的普遍改善中整个说来只获得很少的利益，或者说，这类工人在性别和年龄上这样参差不一，以致男工劳动状况的改善为女工和未成年工的过度劳动所抵销。
如果上面所说的还不够充分，那末还可以参看“公共卫生报告书”，而“公共卫生报告书”之所以需要，正是因为在到1863年为止的最近二十年中工人阶级状况的“没有先例的”改善，就表现在伤寒、霍乱以及其他种种同样美妙的传染病的流行上，这些疾病最后终于从工人住宅区也蔓延到城市的贵族住宅区。在这些报告书中调查了英国工人在居住和饮食方面的“生活资料”的没有先例的“增长”，发现在无数情况下，他们的住宅都是传染病的真正发源地，饮食则只能勉勉强强达到，或者甚至低于不至于因饥饿致病的水平。
总之，1863年初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就是这样。格莱斯顿先生所吹嘘的工人阶级状况的“没有先例的”改善就是如此。如果说有什么地方可以责备马克思的话，那就是：他放过了格莱斯顿先生上述那段吹嘘的话，给了格莱斯顿先生不应得到的帮助。
结论：第一，马克思没有“增添”任何东西。
第二，他没有“删掉”任何东西，足以使格莱斯顿先生有权报怨。
第三，布伦坦诺之流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成千上万条引文里只是像水蛭那样紧紧地吸住这唯一的一条引文，这一情况证明，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也就是说，他引证的是正确的。
文件
一
被指控的引文
第1号成立宣言[162]
第一版用的标题：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定价一辨士。“蜂房”报社，弗利特街波耳特巷10号，1864年。宣言以下面的话开始：
“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年到1864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增长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下面从“公共卫生报告书”中引用了城乡各类工人食物不足的事实作为证明。接着宣言继续写道：
《SucharetheofficialstatementspublishedbyorderofParliamentin1864，duringthemillenniumoffreetrade，atatimewhentheChancelloroftheExchequertoldtheHouseofCommonsthat
《theaverageconditionoftheBritishlabourerhasimpovedinadegreeweknowtobeextraordinaryandunexampledinthehistoryofanycountryoranyage》.
UpontheseofficialcongratulationsjarsthedryremarkoftheofficialPublicHealthReport：
《Thepublichealthofacountrymeansthehealthofitsmassesandthemasseswillscarcelybehealthyunless，totheirverybase，theybeatleastmoderatelyprosperous》．
《Dazzledbythe《ProgressoftheNation》statisticsdancingbeforehiseyes，theChancelloroftheExchequerexclaimsinwildecstasy：
《From1842to1852thetaxableincomeofthecountryincreasedby6percent，intheeightyearsfrom1853to1861，ithasincreasedfromthebasistakenin185320percent！Thefactissoastonishingastobealmostincredible！…Thisintoxicatingaugmentationofwealthandpower，addsMr．Gladstone，isentirelyconfinedtoclassesofproperty》》．
翻译出来就是：
“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1864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说：
‘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词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书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
‘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第2号“资本论”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版第670—672页[163]
根据这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国民中央注册局局长[164]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注：“1861年……人口调查”第3卷第11页[165]。］！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者，即工人阶级。
格莱斯顿说：“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注：格莱斯顿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Itisoneofthemostmelancholyfeaturesinthesocialstateofthecountry，thatwhiletherewasadecreaseintheconsumingpowerofthepeople，andanincreaseintheprivationsanddistressofthelabouringclassandoperatives，therewasatthesametimeaconstantaccumulationofwealthintheupperclassesandaconstantincreaseofcapital》．］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过了二十年，在1863年4月16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注：《From1842to1852thetaxableincomeofthecountryincreasedby6percent…inthe8yearsfrom1853to1861，ithasincreasedfromthebasistakenin1853，20percent！Thefactissoastonishingastobealmostincredible…thisintoxicatingaugmentationofwealthandpower…entirelyconfinedtoclassesofproperty…mustbeofindirectbenefittothelabouringpopulation，becauseitcheapensthecommoditiesofgeneralconsumption－whiletherichhavebeengrowingricher，thepoorhavebeengrowinglesspoor！atanyrate，whethertheextremesofpovertyareless，Idonotpresumetosay》．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1862年三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比1851—1853年三年间上涨了20％。在随后的三年中，即1863—1865年，肉类、油类、奶类、糖、盐、煤以及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注：见蓝皮书中的官方材料：《MiscellaneousStatisticsoftheUn．Kingdom》，Part．Ⅵ，London，1866，p．260—273，passim．[166]
第二版附注。不说孤儿院等的统计材料，就是政府公报中为皇家儿女婚嫁用度辩护的言论也可以作为证明。这些公报从未忘记提到生活资料昂贵的情形。］格莱斯顿在1864年4月7日所作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于敛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注：《Thinkofthose，whoareontheborderofthatregion（pauperism）》，《wages…inothersnotincreased…humanlifeisbut，inninecasesoutoften，astruggleforexistence》．（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英国的一位作家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167]：
《Voilàl’hommeeneffet．Ilvadublancaunoir．
Ilcondamneaumatinsessentimentsdusoir．
Importunàtoutautre，àsoimemeincommode，
Ilchangeàtousmomentsd’espritcommedemode》．
（《TheTheoryoftheExchangesetc．》London，1864，p．135[168]）．］。不像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了（therichgrowrapidlyricher），而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注：H．Fawcett，l．c．，p．67，82[169]．至于说工人愈来愈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工人就业方面愈来愈多的变动和中断的结果。］
二布伦坦诺和马克思
第3号控告1872年3月7日“协和”杂志第10期
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
在卡尔·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注：转载于1872年1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5号。（布伦坦诺注）］中有下面一段话：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至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马克思的这段引文获得了很大的名声。我们在很多文章中都遇见了它。自然，作者们很少指出，这段话他们是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摘引来的。他们暗示，他们自己读过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于实际情况，可以从下面对照格莱斯顿的演说来判断（参看“汉萨德议会议事录”第3辑第170卷第243页及以下各页）：
“1842—1843年的每英镑七辨士的所得税（只是在大不列颠实行，并且在那里只是从150英镑以上的收入征收），在我提到的表册中是由总数为15600万英镑的收入征收的。在同样的基础上和以同样的限制条件计算的1860—1861年的收入为22100万英镑。而我并没有听说，税务方面有什么改变或者在征税的方式上有什么改进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差距。相反，立法方面常常做出让步或减轻负担的规定，这些规定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毋宁说是产生了相反的作用。但是，年收入的差距竟达6500万英镑，也就是按上述条件课税的国内总收入的2/7。这是非常好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的一个特点，认真考察起来更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是后一段时间内的加速增长。我再次请求委员会多少抽点时间来研究这一问题。我比较了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1853年以前，另一时期是从1853年开始（这时作为起点的数字发生了变化）。从1842年到1852年（1852年包括在内）的十年中，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据我们能够准确查明的，增加了6％；但是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和作为起点的数字相比，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20％。这是如此异乎寻常的和令人惊奇的事实，以致它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主席先生，谈到积累的普遍增长，情况就是这样。至于我自己，我应当说，我会怀着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的话。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或者，换句话说，为了确定一般真相这些数字已足够准确了，但是根本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资本的简单增长对工人阶级说来事实上有极大的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但是，此外，可以有把握地说，人民群众获得了更直接的和更大的好处。这样一种意识给人难以估价的极大的安慰：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我不敢断定，划分贫极和富极的鸿沟和以前相比是增大了还是缩小了。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无论是农民或矿工，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的一般状况，那末我们从大量的显著的证据看到，最近二十年来他们的生活资料有了很大的增长，这种增长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这篇演说的内容和马克思的引文有什么关系呢？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无疑有了巨大的增长。他认为，这可以从所得税得到证明。但是150英镑和150英镑以上的收入才征所得税。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仅仅是用这一点来正确估计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第4号马克思的答辩[170]
1872年6月1日星期六“人民国家报”第44号
我的一位朋友从德国寄了一份3月7日出版的“工人问题杂志”“协和”第10期给我，这家“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的社论。
我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顺便引用了格莱斯顿在1863年4月16日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在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议会议事录”中是没有的。于是“协和”就以工厂主的坦率逻辑直截了当地作出结论说：“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因此它幸灾乐祸地流露出自己的狂喜，用黑体字和工厂主的德话写道：
“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说什么，最初用英语在伦敦当着格莱斯顿的面出版的成立宣言中有一句话是我强加给他的，而且这句话在七年半的岁月里畅行无阻地载遍了伦敦的一切报刊，直到现在才终于被柏林的德国工厂主联盟中的“博学之士”揭穿，这倒是一件空前的奇闻。
上面提到的成立宣言中的这句话是：
《Thisintoxicatingaugmentationofwealthandpowerisentirelyconfinedtoclassesofproperty》（p．6，InauguralAddressetc．）．（逐字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在“双周评论”（1870年11月）上的一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被伦敦各家报刊讨论的文章中，伦敦一个大学的历史教授比斯利先生在第518页上引用了这样一句话：
《Anintoxicatingaugmentationofwealthandpower，asMr．Gladstoneobserved，entirelyconfinedtoclassesofproperty》．（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不过，比斯利教授的文章是在成立宣言发表六年之后出现的呀！那好吧！我们来看一看一本专为伦敦西蒂出版的、不仅比成立宣言早，而且还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以前就已出现的书吧。这本书的名称是：“兑换论。1844年银行法”，1864年伦敦，Ｔ．考特莱·纽比出版社，威尔柏克街30号。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在这本书中遭到了详尽的批驳，在该书第134页上引用了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
《Thisintoxicatingaugmentationofwealthandpowerisentirelyconfinedtoclassesofproperty》（译成德文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这同我引的话一字不差。
这一切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谣说这句“话”是“我的”产品，就是“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撒了谎”！
我们顺便指出，作风正派的“协和”还用黑体字转载了格莱斯顿嘟嘟囔囔地说出的另一句话，他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最近二十年来获得了“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说来都是异乎寻常的和没有先例的”改善。黑体字是要证明，我隐瞒了这个地方。完全相反！在成立宣言中我恰恰强调指出了这句无耻的话和英国官方关于这个时期的报告中所引用的“令人恐怖的统计”（《appallingstatistics》）——比斯利教授就是这样正确地形容的——之间的尖锐的对比［注：这篇演说中的其他胡謅的辩护词我在“资本论”一书（第638—639页）[171]中曾予以批驳。］。
“兑换论”的作者和我一样，不是根据“汉萨德”，而是根据一家伦敦报纸摘录那句话的。这家报纸在4月17日发表了4月16日的预算演说。我曾努力想从自己1863年的笔记本中找出这个摘要和那家报纸的报名，但是没有找到。不过这与事无损。虽然伦敦各报上登载的议会报告总是互有出入，但是我还是相信，没有哪一家报纸能够完全忽略格莱斯顿的这个极其耸人听闻的声明。于是我翻开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它当时和现在一样是格莱斯顿的机关报——并在第七版第五栏关于预算演说的报道中找到了下面这段话：
《Thatisthestateofthecaseasregardsthewealthofthiscountry.Imustsayforone，Ishouldlookalmostwithapprehensionandwithpainuponthisintoxicatingaugmentationofwealthandpower，ifitweremybeliefthatitwasconfinedtoclassed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Thistakesnocognizanceatalloftheconditionofthelabouringpopulation．TheaugmentationIhavedescribed，andwhichisfounded，Ithink，uponaccuratereturns，isanaugmentationentirelyconfinedtoclassesofproperty》．
译成德文是：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注：《easyclassed》，《classesineasycircumstances》一语最初是威克菲尔德用来表示有产阶级中的确实有钱的部分的[172]。］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所描述的增长〈他刚刚把它描述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而且只要一想到财富的这种增长只是有利于有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即它的真正富裕的部分，他就有点惊恐。
《Italiam，Italiam！》〔“意大利！意大利！〕［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3册。——编者注］最后，我们来谈谈“汉萨德”。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contra〔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173]把“泰晤士报”上登载的格莱斯顿实际发表的演说和格莱斯顿本人事后删改过的演说全文仔细地核对一下，会得到不少笑料，来品评这位巧言令色的、迂腐的、笃信宗教的、畏畏缩缩地把自己的虔诚和自由主义的《attitudesofmind》〔“情绪”〕展示出来的资产阶级英雄。
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关于这个情况甚至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先生们也迭有所闻。但是他们想：
“智者看不见的东西
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注：席勒“信仰的话”。——编者注］
说到做到。为了查明成立宣言上那段他们感到怀疑的引文，他们便向伦敦的同事求援，向偶然碰到的蒙德拉求援，这个人自己就是工厂主，因此他便把“汉萨德议会议事录”上白纸黑字写着的那段话抄下来，赶忙送到拉芒什海峡对岸去。现在他们知道我的生产秘密了。我不仅制造了原文，而且也伪造了它的引语。他们陶醉于胜利之中，向全世界大声叫喊道：请看“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样一来，就会使我的商品一下子永远信誉扫地，而且所用的办法正是工厂主们应该用的普通做生意的办法，没有花费一文钱来对问题作科学的研究。
不愉快的结局也许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员们表明：不管他们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们却一窃不通，就像驴子弹琴一样。
卡尔·马克思
1872年5月23日于伦敦
第5号匿名作者的反驳
1872年7月4日“协和”杂志第27期
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
一
我们的读者或许会记得今年3月7日本刊第10期登载的“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文。我们在那里研究了马克思写的国际成立宣言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名声，它经常被用来，特别是被社会民主党用来作为明显的证据，证明在保持现代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状况必然恶化。马克思在这里引证了格莱斯顿在1863年4月16日发表的预算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格莱斯顿首先断言，国内的收入有了“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他并且以所得税的增长作为证明。但是他为此而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它们“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收入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问题是，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用这一点来正确估计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格莱斯顿说的刚好相反：他不认为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处于优良条件下的人”。因此，马克思这样歪曲地进行引证的无耻行为使我们感到愤慨，我们声明：“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一控告是严重的，而且有无法驳倒的确凿的证据作为支持，这个证据对于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中占统治地位的信念，即相信伦敦先知的无人能够超过的渊博学识、诚实和绝对正确来说，是真正毁灭性的。因此，对于这种控告不能不反驳，或至少采取类似反驳的行动。在6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44号上［注：这就是说，在“协和”上的文章发表后将近三个月之久。但是“人民国家报”在刊登了马克思的答辩两个星期以后就无耻地指责我们，说我们对这个答辩“英勇地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这家报纸没有任何理由这样迫切地希望它的主人和导师发表第二篇更尖锐的反驳文章。而我们的答复之所以延迟，一部分原因是，在马克思引证的材料中有一个在这里无法找到，需要从英国寄来，另一部分原因是，正是为了阐明这些引文需要从这些材料中作比较长的摘录，因而这篇文章变得非常长，而由于篇幅不够，我们不得不数次推迟它的发表。（“协和”编辑部注）］马克思曾试图反驳。但是我们的对手根本没有能够驳倒关于：malafides〔恶意〕引证的指责。他的辩解方式如果说能证明什么的话，毋宁说是正好证明了这种malafides。他又利用了“人民国家报”的读者无法核对他的材料的准确性这一情况。这种做法的无耻，更超过了他的引证方式的卑鄙。
自然，马克思没有走得这样远，以致对我们从议会速记记录中摘录的引文的确切性提出异议。对他说来最重要的是证明自己引证时的bonafides〔善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以别人的引证和他相同这件事来作证。他写道：
“在‘双周评论’（1870年11月号）上的一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被伦敦各家报刊讨论的文章中，伦敦一个大学的历史教授比斯利先生在第518页上引用了这样一句话：‘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不过，比斯利教授的文章是在成立宣言发表六年之后出现的呀！”
完全正确。不过这里忘记了还要加上一个“不过”。比斯利教授的这篇文章谈的都是国际的历史，而且如作者本人大声宣布的，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他的材料写成的。不仅如此！在那个地方比斯利根本没有引证格莱斯顿的话，而只是指出，国际的成立宣言中有这句引文。比斯利写道，“宣言从这个令人恐怖的统计转而谈到关于所得税的官方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八年来增加了20％；‘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这实在是一种绝妙的证明方式！人们把一些捏造的材料悄悄地塞给没有听说我们不诚实的人，后者轻信地进一步加以传播，然后人们就利用这种情况，并且利用转述者的诚实，来证明这些材料是确实的，而且自己本人是诚实的！——马克思继续辩护说：
“我们来看一看一本专为伦敦西蒂出版的、不仅比成立宣言早，而且还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以前就已出现的书吧。这本书的名称是：‘兑换论。1844年银行法’，1864年伦敦，Ｔ．考特莱·纽比出版社，威尔柏克街30号。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在这本书中遭到了详尽的批驳，在该书第134页上引用了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这样令人陶醉的……’，这同我引的话一字不差。——这一切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谣说这句‘话’是‘我的’产品，就是‘在形式上撒了谎’！……”马克思继续说道，“‘兑换论’的作者和我一样，不是根据‘汉萨德’，而是根据一家伦敦报纸摘录那句话的。这家报纸在4月17日发表了4月16日的预算演说。”
确实，这本书（顺便说一下，它是一本常见的诽谤性小册子）的作者，和马克思一样，也不是根据“汉萨德”摘录的。不过，如我们下面就要指出的，马克思甚至也不是根据伦敦的报纸摘录的。但是，我们首先应当在这里指出，我们说马克思给格莱斯顿的演说增添了那句可疑的话，这“无论在形式上或者在实质上”都并没有断言，他自己也编造了它。这只有在马克思本人是这本迄今还非常神秘的书的作者的情况下才会是这样，而根据该书的那种可怕的风格来判断，看来倒是可以这样设想的。马克思所引的这句话的出处正是这本书，正因为如此，如他自己所指出的，他“曾努力想从自己1863年的笔记本中找出这个摘要和那家报纸的报名，但是没有找到”！把马克思“资本论”一书中提到格莱斯顿演说的那个地方和“兑换论”加以比较，就能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的引文的来源了。在“资本论”第639页，尤其是在注103中，这一演说被引述得毫无意义，就像在“兑换论”第134页上一字不差地引用的那样。马克思对于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评论，在这本书中也已经有了，而且“资本论”第640页注05中援引的莫里哀的文句也有了；同样，在这本书的第135页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引用的伦敦孤儿院的关于生活资料涨价的材料，但是，马克思为了证明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没有指出引自这本书，而是指出材料本来的出处（见“资本论”第640页注104）。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人是只有他自己编造了谎言才是撒谎，还是说他知道或理应知道真相却重述谎言，那也是撒谎？我们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其次，马克思重述包含在“兑换论”中的谎言，他这样做时难道不是明明知道真相，或者说他至少不是应该知道真相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也是很简单的。马克思先生无疑十分了解的、作任何解释的第一个原则是，要把那些初看起来含有矛盾因而没有意义的地方解释得没有矛盾，如果对一段话这样做办不到，那最好是批评这段话，而不是相信矛盾的存在。对于一篇特别是由于熟悉对象和它的清楚明确而引起了所有有教养的人士的注意和赞赏的演说，尤其需要这样做。最后，如果作者想断章取义地抽出构成这段话中的矛盾之半的一个地方，把它抛给全世界的无产者作为对有产者的告密，那末离开这种确切性就是一种近乎犯罪的轻率。所以，如果说根据普通教育、科学性和责任心的要求，卡尔·马克思就已经应该放弃采用上述的手段，那末他竟然引用这个假引文这一犯罪的轻率行为，就他来说就更加不能宽恕，因为他是完全可以知道格莱斯顿演说的原文的。第一，英国的报纸在演说发表后的第二天就援引了这篇演说，即使不是逐字逐句地援引，至少也是忠实于原意的。其次，在演说发表之后，格莱斯顿立即一字不差地将它载入了他的一本受到很大注意的著作：“关于财政问题的演说”1863年伦敦版，在该书第403页上，演说正是像我们援引的那样叙述的。最后，马克思可以在“汉萨德议会记事录”中找到这篇演说的速记记录。而且按照惯例，应该根据速记记录引证议会演说，即使这些演说在必然不怀好意的报纸报道中并不包含矛盾。
不过，这里我们又看到马克思的第三个辩护手段。就无耻地撒谎而论，它远远超过了已经举出过的一切。马克思一点也不难为情地引用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来证明自己的引文正确。但是，1863年4月17日的“泰晤士报”从第7版第5版第17行起，是这样叙述这一演说的：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说，我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所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注：这就是说，在“协和”上的文章发表后将近三个月之久。但是“人民国家报”在刊登了马克思的答辩两个星期以后就无耻地指责我们，说我们对这个答辩“英勇地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这家报纸没有任何理由这样迫切地希望它的主人和导师发表第二篇更尖锐的反驳文章。而我们的答复之所以延迟，一部分原因是，在马克思引证的材料中有一个在这里无法找到，需要从英国寄来，另一部分原因是，正是为了阐明这些引文需要从这些材料中作比较长的摘录，因而这篇文章变得非常长，而由于篇幅不够，我们不得不数次推迟它的发表。（“协和”编辑部注）］，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我们继续往下引证。〉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听啊！听啊！）然而，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并且我应当说是难以估价的安慰的是，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但是我们非常幸运地获悉，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听众表示赞同）”
将“泰晤士报”的这个报道和3月7日“协和”杂志刊载的“汉萨德”的报道加以比较就会看出，两个报道在实质上完全一致。“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萨德”的速记记录所一字不差地记载的话。但是，虽然“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虽然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莱斯顿也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马克思还是厚颜无耻地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
“可见，格莱斯顿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甚至不仅如此！由于我们已经根据“汉萨德”向公众报道了演说的确切原文，而这段原文根本排除了任何歪曲的可能性，所以他力图用下面的话来消除这一十分不幸的状况，说“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在‘汉萨德’中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他只是还没有指出：格莱斯顿先生或许是有鉴于1864年才问世的诽谤性小册子“兑换论”才这样做的。
对于这样的手法还有什么可说呢！首先是根据无知的诽谤性小册子向我们提出完全是捏造的引文，甚至无需和原文核对，它的内容的自相矛盾就证明了这种捏造。然后，在被迫作答时，马克思声明说，别人也是像他那样引证的，并且援引早先被他本人灌输以这种谎言的人的话作为证明。接着，他企图利用这本小册子的不清楚的来源和他一致这一点，作为替自己辩护和证明自己的引文确切的论据，似乎两者都是从一个共同的无可非议的第三个来源引来的；而其实不过是这一个照抄那一个。最后，他甚至还厚颜无耻地引证和他所说的正好相反的报纸上的报道。的确，要评价这种“行为”，只有用马克思本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见“资本论”第257页）：简直“无耻”。
马克思在结束他的辩护时说：“不愉快的结局也许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员们表明：不管他们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们却一窍不通，就像驴子弹琴一样。”
我们请读者冷静地判断一下，进行伪造和会得到不愉快的结局的究竟是哪一方。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向马克思先生说明，我们认为格莱斯顿的话包含什么意思。
第二篇文章发表在1872年7月11日“协和”杂志第28期上，它与本题毫无关系，所以这里没有收录。
第6号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174]
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63号
在7月4日出版的“协和”杂志上，德国工厂主联盟企图向我证明，它的“博学之士”在鉴别文字商品方面，就像它自己在伪造商品方面一样，都非常在行。
关于国际的成立宣言中引用的格莱斯顿在1863年4月16日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那个地方，工厂主们的机关刊物（第10期）声明道：
“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样一来，它就是宣布说，这句话从形式和内容来看都是我的产品。不仅如此，它还非常确切地知道，我是如何编造这句话的。
“协和”说“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断言过……，以便把……强加于格莱斯顿。”我从在成立宣言以前出版的“兑换论”一书中找出了这一句话，从而彻底揭穿了这家工厂主机关刊物所撒的弥天大谎。在此以后，如它自己所说的，它从伦敦函购了这本它过去未曾见过的书，并相信了这个事实。它现在用什么谎言来自圆其说呢？请听：
“我们说马克思给格莱斯顿的演说增添了那句可疑的话，这无论在形式上或者在实质上都并没有断言，他自己也编造了它。”
显然，这里发生了工厂主的理性所固有的那种概念混淆的情形。例如，有一个奸诈的工厂主同他的同行们谈妥，向他们推销一批縧带，声称每盘縧带有三十埃勒［注：埃勒（Elle）是德国旧长度单位。——译者注］，而实际上只有二十埃勒，这样一来，他事实上增添了十埃勒，而这正是因为他“没有编造了它”。增添的縧带是这样，那末增添的句子为什么就不能是这样呢？亚当·斯密说：“绝大多数人的智能，必然会以他们的日常事务为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175]，工厂主的智能自然也是这样。
通过“人民国家报”我不仅用从“兑换论”上摘录下来的引文，而且也用我的“资本论”一书中涉及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的那些篇幅丰富了工厂主机关刊物的科学知识。现在这家机关刊物企图依靠我向它提供的材料来证明：有争论的那个地方我不是从“伦敦报纸”上，而是从“兑换论”中摘录下来的。这种证明手法是工厂主逻辑的新范例。
我告诉工厂主的杂志说，“兑换论”第134页上引证的话和我引证的话完全一样。而该杂志却发现，我引证的话和“兑换论”第134页上引证的话完全一样。
往下竟说！
“马克思对于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评论，在这本书中也已经有了。”
这纯粹是撒谎。在“资本论”第639页上我是把我的评论同格莱斯顿演说中的一句话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关于这一点我曾指出：“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176]……这些“评论”在“兑换论”中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
“……评论，在这本书中也已经有了，而且‘资本论’第640页注105中援引的莫里哀的文句也有了。”
这样一来，“而且”我也引证了莫里哀，并给“协和”的“博学之士”提供了一个机会，好让他们查明来源并向公众宣布说，这段引文是从“兑换论”上摘录下来的！实际上在“资本论”第640页注105中我直截了当地说，“兑换论”的作者“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最后它说：
“同样，在这本书的第135页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引用的伦敦孤儿院的关于生活资料涨价的材料，但是，马克思为了证明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没有指出引自这本书，而是指出材料的出处（见“资本论”第640页注104）”。
“协和”非常聪明地忘记告诉自己的读者，“这本书”没有提供任何出处。这家杂志想证明什么呢？它想证明，我从“这本书”中抄袭了格莱斯顿的演说中的一个地方，而不知道这篇演说的出处；它是怎样来证明的呢？这样来证明的：说我确实从这本书中摘了一段引文，可是抛开这本书而根据原来的出处加以核对！
关于我从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1870年11月）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搞下来的引文，“协和”指出：
“比斯利教授的这篇文章谈的都是国际的历史，而且，如作者本人大声宣布的，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他的材料写成的。”
比斯利教授说道：
“对协会的成就，谁的贡献也没有像卡尔·马克思博士的贡献那样大。我认为，就熟悉欧洲各国产业运动的历史和统计而言，是没有人能同他相比的。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利用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largely）要归功于他的帮助。”[177]
我向比斯利教授提供的全部材料，只是同国际的历史有关，没有一个字提到成立宣言的内容，因为宣言一出版他就知道了。上面引述的他的意见在这方面很少引起什么怀疑，以致“星期六评论”在批评他的那篇文章[178]时非常明显地暗示说，他本人就是成立宣言的作者［注：比斯利教授曾写信给我，提醒我注意这种quidproquo［偷梁换柱的手法］。］。
“协和”断言，比斯利教授不是从格莱斯顿的演说中引用那个可疑的地方，而只是指出“成立宣言中有这个引文”。我们来看一看事实。
比斯利教授说：
“宣言大概是保卫工人利益而反对资产阶级的一篇最有力和最辉煌的文件。还从来没有人能用短短十二页的篇幅作出这样的阐述。我愿意在文章中大量摘引宣言中的话。”
他提到宣言中引用过的“蓝皮书的令人恐怖的统计”之后继续说：
“宣言从这个令人恐怖的统计转过来谈到关于所得税的官方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八年来增加了20％；‘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比斯利教授把“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外面，当做自己说的话，这一点恰好成了“协和”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他……只是从成立宣言的引文中才知道格莱斯顿的演说的！只有德国工厂主联盟的一个伦敦同行才知道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这正如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见“协和”第10和27期）一样。但是英国税务人员念念不忘的一个思想是，只有收入低于100英镑的人才免征所得税。
关于成立宣言中那个有争论的地方，工厂主的杂志写道：
“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我从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上的一则报道中引了一段话来证明情况恰恰相反。我用英文和德文在“人民国家报”上引用了这段话，因为格莱斯顿断言他“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cl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的话”，——这样的断语需要加以评论。我援引威克菲尔德的话指出，《cl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这个语句在德文中没有确切的词来表达——意味着“确实有钱的人”，有产阶级中“真正富裕的部分”。威克菲尔德甚至直接把真正的中等阶级叫做《theuneasyclass》，德文与此近似的说法是，“不太富裕的阶级［dieungemächlicheKlasse］”［注：《Themiddleoruneasyclass》［“中等阶级或不太富裕的阶级”］（“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185页[179]）。］。
工厂主的作风正派的机关刊物不仅对我的解释只字不提。它给我引用的那段话加上“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这几个字，想让它的读者了解，它引的话是我的译文，而事实上它和我的译文不同，它不是把《cl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译成“富裕的阶级”，而是译成“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它还使它的读者充分了解到，虽然占有财产始终被看成是有产阶级的所有组成部分的“优良条件”，但是它们并不全都是“富裕的”。然而就是按照“协和”杂志对我引用那段话的翻译，格莱斯顿先生也把他所描绘的资本主义财富的增加形容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并指出，这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在结尾时他说道，这种“增长完全限于那些占有财产的阶级”。可见，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报道中强加给格莱斯顿先生的那句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正好就是我在成立宣言中强加给他的那句话，在这之后，他就自己捶着自己高贵的胸膛大声疾呼道：
“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还要厚颜无耻地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可见，根据格莱斯顿自己的机关报“泰晤士报”1863年4月17日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于1863年4月16日曾在下院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声明说，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显然知道得很清楚，他应当把什么呈献给广大的读者！
我已经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指出，“协和”企图使自己的读者相信，好像我在成立宣言中没有引用格莱斯顿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提高的话，然而恰恰相反，我在那里特别强调指出这种讲法同官方确定的事实之间的明显的矛盾。这家工厂主机关刊物在其7月4日的回答中又重施了这个故技。它说道：“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我们继续往下引证。”为了反驳它，其实我只要引证有争论的地方就够了，但是，我们且来看看“往下”是什么吧。
格莱斯顿对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作了一番歌颂之后，就转过来谈工人阶级。他根本没有说，工人阶级从“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相反地，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接下去说了这样的话：
“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等等”。往下他自我安慰地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最后，他要大家相信，他和他的发了财的议会朋友们“非常幸运地获悉”一个情况——议会调查和统计资料表明，情况相反——这就是，
“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如我们所知道的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在格莱斯顿先生之前，他的所有前任在自己的预算演说中除了描写资本家财富增长的情景以外，总要“非常幸运地”加上几句关于工人阶级状况有了改善的自鸣得意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指责他所有的前任撒了谎，因为千年王国只是在自由贸易法实施以后才来到的。但是，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格莱斯顿用来安慰和庆贺自己的理由是否正确。这里说的只是，照格莱斯顿的观点，所谓工人阶级状况“异乎寻常的”改善跟“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点是根本不矛盾的。相反，资本的辩护人——而格莱斯顿先生是它的报酬最优厚的辩护人之一——的正统学说正是认为，工人们改善自己状况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使自己的剥削者发财。
使工厂主机关刊物无耻的庸俗或庸俗的无耻达到顶点的一件事，就是它断言，“‘泰晤士报’的报道只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萨德’速记纪录中确切引用的话”。［注：看来工厂主的报纸真的以为，伦敦的各家大报在它们关于议会的报道中没有利用速记材料。］我们把这两个报道对照一下吧：
一
摘自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所载的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的演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cl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二
摘自“汉萨德”1863年3月27日至5月28日议会议事录第170卷所载的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的演说
“从积累普遍增长的观点来看，状况就是这样，但是，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会怀着有些悲痛的心情和极大的忧虑来看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几乎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那类可以认为是富裕的人（theclassofpersonswhomaybedescribedasineasycircumstances）的话。
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或者，换句话说，为了确定一般真相（！）这些数字已足够准确了，但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或者（！）他们的收入的增长。资本的简单增长对工人阶级说来事实上有极大的间接的好处，等等。”
我让读者自己去把“汉萨德”中的这种夸张的、混乱的、带有一大堆保留条件的、CircumlocutionOffice〔繁文缛礼局〕［注：这是狄更斯的小说“小杜丽”中的用语。——编者注］的文体和“泰晤士报”上的报道比较一下。
这里只要确定下述事实，即“泰晤士报”报道中有一句话——“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我刚刚描述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在“汉萨德”中一部分被歪曲了，一部分被删掉了。这些被强调的“含义确切的话”，凡是听过这次演说的人没有一个人会漏过去的。例如：
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的预算演说）。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阶级（cl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的话。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长（thisgreatincreaseofwealth）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这种增长是这样一种增长（Theaugmentationisanaugmentation），它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entirelyconfinedtotheclassespossessedofproperty）。但是这种增长（Butthataugmentation）对工人居民说来应当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1863年4月17日“晨报”（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的预算演说）。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惊恐（alarm）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想，这种增长局限于真正富裕的阶级（cl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的话。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Theaugmentationstated）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classespossessedofproperty）的增长。这种增长（Thisaugmentation）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应当有间接的好处，等等。”
由此可见，格莱斯顿事后在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中隐瞒了他于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的下面这句话——“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因此“协和”在它的伦敦同行送来的摘要中找不到这句话，于是就嚷叫道：
“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如果“协和”现在教导我说，照批评的“惯例”，引用议会演说时应当以官方伪造的演说为根据，而不是以演讲人真正发表的演说为根据，那是毫不奇怪的。这种“惯例”事实上只符合“普遍的”柏林“文明”和德国工厂主联盟那种狭隘的普鲁士忠顺臣民的见识。由于没有时间，我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联盟的愉快来往，但是，在告别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难题要向它的“博学之士”请教一下。什么人在什么文章中向敌人——按其地位说来至少和“协和”相等——说过下面这句有份量的话：《Asinusmanebisinseculaseculorum》［注：你永远是一头驴子。］？
卡尔·马克思
1872年7月28日于伦敦
第7号匿名作者的第二篇反驳
1872年8月22日“协和”杂志第34期
再论卡尔·马克思的特点
马克思先生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对“协和”第27期上登载的“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一文作了答辩。他坚持从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引来的被歪曲的引文时的顽固的撒谎癖性，甚至使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推翻现存制度计划的人也会吃惊。实际上这种顽固的撒谎癖性只能说明，作者害怕如果承认这个引文，即成立宣言中这个曾经获得轰动一时的效果的地方是假的，在成立宣言广泛传播的情况下会给它的作者带来不愉快的后果。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辩护文章中同意：在载于“汉萨德”的格莱斯顿演说的速记记录中，没有这个引文。不过，原因是格莱斯顿先生删掉了这个会使他声誉扫地的地方！第一个证据是，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的文章中引证这篇演说和成立宣言引证的一样。
这可能给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除国际以外，比斯利教授还在某一篇论述其他历史题目的文章中引证了格莱斯顿先生的这篇演说。所以我们指出，首先，这篇文章谈的是国际的历史，并且是根据马克思本人提供给作者的材料写成的。对此，甚至马克思也没有提出异议。但是他断言，他提供的材料没有一个字提到成立宣言的内容，因为宣言一出版比斯利教授就知道了。但是我们也并没有这样说，甚至也没有暗示这一点。我们也完全相信马克思先生的话。如果他向比斯利教授提出“兑换论”作为自己引文的证据，那末比斯利大概就不会转载它了。其次，我们回答说（这也是最主要的答复）：比斯利没有从格莱斯顿的演说中引证那个地方，而只是在分析成立宣言时提到了它。我们从比斯利的文章中逐字逐句地引述了那句话，这从“协和”第27期上可以看到。马克思现在利用比斯利在自己的分析中把“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这句话放在引号外面［注：再版时补加的注：比斯利教授一字不差地照抄了他引自成立宣言的话，就像它在成立宣言中所刊载的那样。而在成立宣言中这个插入句自然也没有加引号。（布伦坦诺注）］这一情况来使读者相信，似乎比斯利突然中断了自己的分析，以自己本人的名义说了这句话！！
马克思想在下面这一事实中寻找证明格莱斯顿事后从自己的演说中删掉了那句话的第二个证据：比成立宣言更早出版的“兑换论”一书引证的格莱斯顿的演说，和宣言引证的一字不差。我们看了这本书，发现这一点是确实的，并且一切都说明马克思自己最初是从这本书中借用他的引文的。首先这由以下情况得到证明：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639页，尤其是在注103中，演说被一字不差地引述得毫无意义，就像在“兑换论”第134页上引用的那样。马克思先生在自己的著作“资本论”的同一个地方，也就是在他像“兑换论”第134页上那样引证格莱斯顿演说的地方，还援引了这本书的同一个地方的另一段引文，并给它们附上了同样的评论，这也证明“兑换论”是马克思引文的来源的论断。马克思先生对此又怎样反驳呢？第一，他还加上了“兑换论”中所没有的评论。但我们也并没有否定这一点。其次，他已经明确指出“兑换论”的作者就是引用莫里哀的文句的作者。但我们并没有说与此相反的话。最后，至于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第640页上引证的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和“兑换论”第135页上所引证的一模一样，那末马克思自己承认，他是从这本书中一字不差地援引来的，而且后来根据原出处核对过它们的确切性。因而马克思自己证明了：他给格莱斯顿演说的引文所加的一部分评论，是取自“兑换论”。这样他自己证明：我们用来支持我们关于格莱斯顿演说的引文他也是从这本书中借用来的这一主要论据的各点是正确的。可是对于这一主要论据，也就是对于认为他像“兑换论”一样把格莱斯顿演说引述得同样毫无意义这一点，他没有进行任何反驳。
最后，第三，马克思力图根据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刊载的关于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报道，证明自己的这个论断：格莱斯顿事后在“汉萨德”的速记记录中对他自己的演说做了捏造。可是这个报道证明了正好相反的东西，因为“泰晤士报”和“汉萨德”在实质上完全一致。为了使读者看不清这一点，马克思采用了各种手段。第一个手段是咬文嚼字的题外话，这个手段同时也会使“人民国家报”的读者为他们的先知的渊博学识而受到新的鼓舞。即使根据马克思引证的“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也是肯定地说，他认为他所说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不局限于《cl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即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马克思援引“中等阶级或不太富裕的阶级”一书的作者威克菲尔德的话，断言根据格莱斯顿的话来看，他不认为这种增长只限于“确实有钱的人”，有产阶级中“真正富裕的部分”，而因为我们没有注意所有这些议论，所以他现在指责我们隐瞒。但是，如果说我们对这一新的编造谎言的企图保持缄默，那只是由于这种企图实际上是太明显了。因为不管威克菲尔德把中等阶级叫做theuneasyclass是什么用意，格莱斯顿演说的总的意思，即使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也仍然表明：格莱斯顿所谓的《cl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在这个地方指的是那些不属于工人居民的阶级，因为他是拿它们和工人居民相对而言的。
模糊“泰晤士报”报道的第二个手段是，马克思在他自己的这个报道的德文译文中干脆删掉了一个附句，从这个附句中得出的结论是，格莱斯顿只是说，根据所得税的材料可以查明的财富的增长，限于有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免缴所得税；因此，根据所得税的材料丝毫不能看出工人阶级福利增长的情况；但是他并未说，工人阶级实际上被排除在国民财富的异常增长之外。马克思，如我们刚刚看到的，曾经毫无道理地指责“协和”隐瞒，而他现在却又心安理得地删掉了上述的附句，虽然我们向他指出了他的歪曲。而且不仅如此。因为我们根据真实情况，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只不过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萨德”的速记记录中确切引证的话，他否认这一点，并且还敢于将“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并列地刊登出来，——自然，他又把这一附句删去了。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和他打交道的“人民国家报”的读者是无法监督他的！
第三，最后，马克思力图掩盖“泰晤士报”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这一点，他没有引证这样一些话，在这些话中，甚至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也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肯定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我们指出了这一点，并且全部引证了“泰晤士报”报道中有争论的地方。虽然如此，马克思仍然欺骗自己的读者，断言似乎我们想让人们了解，我们引的“泰晤士报”的话是他的译文！！另一方面，他自然把我们指出（在第28期）的这样一点掩盖起来，即马克思所谓的、格莱斯顿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获得改善的论断同官方确定的事实之间的明显的矛盾，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相反，他又重复了这一指责。
此外，马克思在8月7日“人民国家报”上的答辩中还提出了两个新的证据，证明他对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理解是正确的，这就是1863年4月17日的“晨星报”和“晨报”。不过我们根本用不着去检查，马克思引证这两家报纸时是否做了新的歪曲［注：再版时补加的注：马克思在这里也同样删掉了他在转述“泰晤士报”报道时所删掉的那些话。请看两个报道的开头。（布伦坦诺注）］。因为这些报纸即使根据他的转述来看也是为我们说话的。根据这两家报纸，格莱斯顿说，他不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限于处于优良条件下的阶级，并且还说：“财富的这种巨大的增加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上面所说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的增长。”“注意到”一语的意义和运用清楚地表明，这种增加和上面所说的增长是指根椐所得税的材料可以查明的那种增加和说法。
但是引证这两个所谓的证据不过是要炫耀自己的博学，依靠它来维持“人民国家报”的读者对他们的先知的信仰。马克思发表在8月7日“人民国家报”上的文章，就是这种自我吹嘘的标本，值得我们的读者亲自见识一下。我们还应当举一个这类自我吹嘘的例子，以免马克思先生责备我们，说我们想向我们的读者隐瞒他在一个次要的问题上修正了我们的话。我们说年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马克思先生嘲笑我们无知，说只有当收入在100英镑以下时才不征收这种税。实际上根据1842年的法律，所有150英镑以下的收入都不课税，而在1853年所有100英镑以上的收入才都课了税，但是新课税的收入得到了优待，税率较150英镑以上的税率为低。后来在1863年享受优待的人扩大到了收入为200英镑的人，并且以下面这样的方式保持减税，即所有在这个数字以下直到100英镑为止（包括100英镑在内）的收入，始终应扣除60英镑作为不纳税的收入。
马克思先生在结束他的文章时说，由于没有时间，他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我们的愉快来往。我们懂得，马克思先生是很愿意利用机会尽可能地远离那些会指出他的捏造的人的。如果马克思先生最后还破口大骂，那末我们可以使他相信，没有什么比这种包含着承认他被揭露的谩骂更能使他的对手感到愉快了。辱骂是用尽了其他一切辩护手段的人的武器。
三塞德莱·泰勒和爱琳娜·马克思
第8号塞·泰勒的攻击
1883年11月29日“泰晤士报”
致“泰晤士报”主编
请允许我在“泰晤士报”上指出，摘自1863年4月16日格莱斯顿先生预算演说的一段使人发生误解的引文，即甚至像艾米尔·德·拉弗勒教授这样卓越的政论家，也根据德文加以重复引用并且在今天的“泰晤士报”上对它作解释的那段引文，早在1864年就涉及到了，它刊载在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发表的宣言中。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勒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在八年之后，在一个德国杂志上揭露了在国际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malafides〔恶意〕。
卡尔·马克思先生，作为宣言的公认的作者，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全部来往答辩文件，很值得从报纸的合订本中抽出来用英文重印，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了上述两位争论者中后面那位在写作方面的正直程度；当他的主要著作简直被当做社会复兴的新福音书奉送给我们的时候，这样做尤其必要。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塞德莱·泰勒
（1883年）11月26日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这篇文章刊登在1883年11月29日的“泰晤士报”上。11月30日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给“泰晤士报”寄去了她的答辩。答辩没有被刊登。写给主编的第二封信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于是爱·马克思又写信给“每日新闻”，结果仍然是徒劳。于是她把塞德莱·泰勒的控告以及自己的答辩一并发表在社会主义月刊“今日”1884年2月号上。我们把她的答辩收录在这里。[180]
第9号爱琳娜·马克思的答辩
1884年2月“今日”月刊
致“泰晤士报”主编
塞德莱·泰勒在11月29日的“泰晤士报”上提起了一段引自格莱斯顿演说的话，说这段话
“早在1864年就涉及到了，它刊载在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所发表的宣言中”。
往下他继续说道（这里我摘引了泰勒的信，从“使人特别惊异的是”起，到“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止）。
事情的实际情况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被提到的那段引文引的是1863年4月16日格莱斯顿先生预算演说中的几句话。在格莱斯顿先生描述了1853年和1861年之间国内财富的异乎寻常的增长之后，据说他讲了这样一句话：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匿名作者（现在已知道是布伦坦诺教授）在1872年3月7日的德国“协和”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答复，内中说道：
“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就是我父亲和匿名的对手之间的唯一的争论点。
马克思在他刊登在1872年6月1日和8月7日莱比锡“人民国家报”上的答辩中，引证了以下一些关于格莱斯顿演说的报道。
4月17日“泰晤士报”：
“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4月17日“晨星报”：
“这种增长是这样一种增长，它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4月17日“晨报”：
“增长完全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
被他的“巧妙的攻击”“很快地打垮”的匿名的布伦坦诺，在“垂死的挣扎中”还力图用在这种情况下常用的说法来辩护，说即使引文不是捏造的，它也是“使人发生误解的”，是“怀着malafides〔恶意〕”，是“狡猾的断章取义”，等等。我担心，您不会给我篇幅来对布伦坦诺先生的这一过了十一年，现在又被泰勒先生重新提出的控告作答辩。而且，这或许也不需要了，因为泰勒先生说：
“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全部来往答辩文件，很值得从报纸的合订本中抽出来用英文重印。”
我很欢迎这样做。这对于纪念我的父亲只有好处。至于报纸上关于这个演说的报道和“汉萨德”的报道有出入的问题，我让最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去解决。
在我父亲的著作里的成千上万条引文中，只有这一条，它的确切性引起了争辩。经济学教授们一再地用这一孤立的、并不怎么恰当的例子大做文章，这个事实是足以说明问题的。用泰勒先生的话来说，
“它清楚地表明了上述两位争论者中后面那位〈马克思〉在写作方面的正直程度；当他的主要著作简直被当做社会复兴的新福音书奉送给我们的时候，这样做尤其必要”。
阁下，我仍然忠实于您
爱琳娜·马克思
1883年11月30日于伦敦
第10号塞·泰勒的反驳
1884年3月“今日”月刊
致“今日”月刊编辑部
阁下！马克思女士被拒绝发表她的答辩，对此，没有人比我更感到遗憾了，她显然有权利这样做。不过，她认为马克思博士和布伦坦诺教授之间的“唯一的争论点”，就在于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某一句话，对于这个看法，我却完全不能同意。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完全是次要问题，更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先生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自然，要在这封信中讨论布伦坦诺和马克思之间这场牵涉很广的辩论的内容，而不占用贵报过多的篇幅，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因为马克思女士在贵报上公开说我的看法是“诽谤”和“诬蔑”［注：在未刊登在这里的致“今日”月刊编辑部的附函中。（恩格斯注）］，所以我不能不请求贵报用两栏并列的形式刊登下面的两种引文，根据这些引文，贵报读者自己就能判断，马克思博士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引证1863年预算演说时是诚实的还是不诚实的。读了马克思和布伦坦诺先生的来往答辩文件中的马克思的信的读者会了解，为什么我用“泰晤士报”的报道，而不用“汉萨德”的报道。
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
“在从1842年到1852年（1852年包括在内）的十年中，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就我们所能确切查明的，增加了6％；但是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国内的收入又增加了20％。这个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认为，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是一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因为这种增长会降低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劳动竞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然而，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并且我应当说是难以估价的安慰的是，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比过去缩小，但是我们幸运地获悉，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如我们所知道的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资本论”第2版第678页注103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
……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
……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我请您特别注意在“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我加了着重号的两个地方的意思。“我从自己方面……富裕阶级的话”这句话向我们表明了演讲人的这样一种看法，即刚刚描述的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的确，和“我刚刚描述的……有产阶级的增长”这句话对照起来，这里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这两句话中间的“这里完全没有……居民的状况”一语表明，格莱斯顿先生究竟指什么而言，这是清清楚楚的，那就是：他所援引的以所得税的材料为根据的数字，只包括要缴纳所得税的收入［注：在1842—1853年150英镑以下的收入免缴所得税，而1853年以后是100英镑以下免缴所得税。（“今日”月刊编辑部注）］。所以这些数字根本没有说明，工人居民的收入总额在所考察的时期内增长了多少。最后一句话，即从“但是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到结束，十分明确地说明，格莱斯顿先生根据和所得税材料无关的其他证据，认为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无疑是异乎寻常的、几乎是没有先例的改善。
把这些重要的地方几乎全部删掉，从而把报纸的报道弄成这样一种奇怪的样子，就像在马克思博士的书中那样，这是什么目的呢？我认为，其目的显然是：使以格莱斯顿先生那些被删节之后剩余下来的辞句任意拚凑起来的话可以理解为，似乎他断言，工人居民的工资只是稍有增长，而有产阶级的收入却大量地增加。但是，那些被删去的地方显然驳斥了这个观点，而证明了完全不同的论断。
我也不能不注意到这一事实：在“资本论”中，在这个被歪曲的引文的德译文后面，马克思紧跟着就把所引格莱斯顿语句中最后一句话同他前面对于有产阶级财富增长的描述加以对比，从而发出了关于“拙劣的诡辩”的轻蔑的惊叹。
阁下，我仍然忠实于您
塞德莱·泰勒
1884年2月8日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第11号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181]
1884年3月“今日”月刊
致“今日”月刊编辑部
阁下！我断言当匿名的诽谤者攻击马克思博士的时候，唯一的争论点在于，格莱斯顿先生是否曾经使用某些词，塞德莱·泰勒先生对我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问题实际上在于，
“引用所提到的引文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先生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协和”杂志（1872年3月7日第10期）登载的“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现在就在我手头。在这篇文章里，匿名作者先引证了国际的成立宣言，接着引证了格莱斯顿先生演说中的一个地方，即“汉萨德”所刊载的有关的全文；然后他根据自己的看法，按照自己的心意把这些话做了归纳；最后，他在结尾说：
“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仅仅是用这一点来正确估计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这就是对马克思提出的控告，而且是唯一的控告。实际上这是控告他由于“增添了”整整一句话而歪曲了格莱斯顿先生的意思。在控告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引文“使人发生误解”或“狡猾的断章取义”。问题仅仅在于，“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某一句话”。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泰勒先生读过布伦坦诺先生的攻击文章和我父亲的答辩，如果是这样，他的说法就直接违反他不能不知道的实际情况。要么他没有读过。如果是这样，那将如何呢？如果是这样，投寄注明寄自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信的这个人，就没有任何理由要费这么大的力气，用这样一种办法来非难我已故的父亲在写作方面的正直，如果他不能证明所提出的指责，这种办法就不能不成为“诽谤”。他根据匿名作者（据泰勒说就是布伦坦诺教授）和我父亲在1872年进行的笔战提出自己的控告；他以奋激的言词描写圣乔治——布伦坦诺的“巧妙的攻击”，以及他怎样很快就使恶龙马克思陷于“垂死的挣扎”；他能十分详细地向我们描述这位圣乔治“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所取得的毁灭性的成绩，——这一切使我处于这样一种微妙的境地，以致我出于仁爱之心不得不作这样的推测：对于他所说的东西，他根本一行也没有读过。
泰勒先生如果读过他的匿名朋友的“巧妙的”文章，他就会在这些文章中找到下面的话：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人是只有他自己编造了谎言才是撒谎，还是说他知道或理应知道真相却重述谎言，那也是撒谎。”
这就是“巧妙的”、匿名而又十分高尚的布伦坦诺在他反驳我父亲的第一篇答辩时说的话（1872年7月4日“协和”第27期第210页）。在同一页上他还在全世界的面前断言，
“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格莱斯顿也说，他认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不限于富裕阶级”。
所以，如果说连布伦坦诺好像都根本不知道争论的真正目标在哪里，那末难道塞德莱·泰勒先生对这一点倒还更清楚吗？在他给“泰晤士报”的信上谈的是国际成立宣言中的一条引文。在他给“今日”月刊的信上谈的是“资本论”中的引文。在这里，问题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方面，不过我对此并不抱怨。泰勒先生现在引证格莱斯顿演说中的地方，是照“资本论”第678和679页上那样引证的，和“泰晤士报”的、而不是“汉萨德”的报道中的同一个地方并列。
“读了马克思和布伦坦诺的来往答辩文件中的马克思的信的读者会理解，为什么我用‘泰晤士报’的报道，而不用‘汉萨德’的报道。”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泰勒先生不属于这种“读者”之列。如果相信他自己的论据，那末，为什么他这样做，这一点别人能够理解，但是他本人却未必能够理解。
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已经从绝对正确的“汉萨德”转向这样一个报道，为了采用这个报道的事，匿名的布伦坦诺（就在“协和”同一页即第210页上）曾指责我父亲，说他采用了“必然不怀好意的报纸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泰勒先生的“为什么”，他的朋友布伦坦诺一定是“理解”的。
对我说来，这个“为什么”实际上是很容易理解的。控告我父亲增添的那句话（“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增长”），不仅“泰晤士报”上有，其他日报上也都有，而在“汉萨德”中这句话不仅被“匆忙地修改”了，而且根本被“删掉”了。这件事已被马克思所查明。泰勒先生在他给“泰晤士报”的信中还对这种不可容忍的“粗暴行为”大发雷霆，可是现在他自己不得不放弃永无谬误的“汉萨德”，而到布伦坦诺所谓的“必然不怀好意的”“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寻找辩护了。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引文本身。泰勒先生要我们特别注意他加了着重号的两个地方。在第一个地方他承认：
“的确，和‘我刚刚描述的……有产阶级的增长’这句话对照起来，这里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这两句话中间的‘这里完全没有……居民的状况’一语表明，格莱斯顿先生究竟指什么而言，这是清清楚楚的”等等。
在这里，我们显然进入神学的领域。这是众所周知的正统的解释圣经的方法。这个地方实际上包含着矛盾，但是，如果根据基督徒的真正的信仰来解释它，那末就可能相信它的意思和真正的信仰不矛盾。如果泰勒先生像格莱斯顿解释圣经那样来解释格莱斯顿的话，那末他就不能指望得到除正统派以外的任何支持者。
但是，不管怎样，格莱斯顿先生在这个特定的场合要么是讲英语，要么不是。如果不是，那末任何引证和任何解释也帮助不了我们。如果是，那末他在这个场合是这样说的：如果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只限于富裕阶级，他会非常惋惜；而增长确实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也正是马克思引证的话。
第二个地方是一句惯用语，除了不景气的时期外，在每一次的英国预算演说中都要重复这句话，尽管每次词句略有不同。下面摘自马克思给匿名诽谤者的第二篇答辩中的一段话，表明了他对这句话以及整篇演说的看法：
“格莱斯顿对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作了一番歌颂之后，就转过来谈工人阶级。他根本没有说，工人阶级从‘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相反地，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接下去说了这样的话：‘但是资本的增长对工人也有间接的好处，等等’。往下他自我安慰地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也不那么穷了’。最后，他要大家相信，他和他的发了财的议会朋友们‘非常幸运地获悉’一个情况——议会调查和统计资料表明，情况相反——这就是，
‘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如我们所知道的异乎寻常的改善，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说，这种改善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几乎没有先例的’。
在格莱斯顿先生之前，他的所有前任在自己的预算演说中除了描写资本家财富增长的情景以外，总要‘非常幸运地’加上几句关于工人阶级状况有了改善的自鸣得意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指责他所有的前任撒了谎，因为千年王国只是在自由贸易法实施以后才来到的。但是，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格莱斯顿用来安慰和庆贺自己的理由是否正确。这里说的只是，照格莱斯顿的观点，所谓工人阶级状况‘异乎寻常的’改善跟‘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点是根本不矛盾的。相反，资本的辩护人——而格莱斯顿先生是它的报酬最优厚的辩护人之一——的正统学说正是认为，工人们改善自己状况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使自己的剥削者发财。”（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63号）
为了使泰勒先生满意，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这里提到的格莱斯顿演说中的这个地方，在成立宣言第5页上是完全引证了的，——就在有争论的引文前面。可是泰勒先生最初指责的不就是这个宣言吗？难道从他那里也得不到关于真正来源的提示，就像从道勃雷那里听不到任何合理的话一样吗？
“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是泰勒先生叫我们参看的“资本论”那一页（第679页）上注105的对象。的确，看来很像是马克思由于他的malafides〔恶意〕竭力想要消除一个这样的矛盾似的！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爱琳娜·马克思
四恩格斯和布伦坦诺
第12号摘自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182]
最近出版英文本时，曾对许多引文作了全面的校订，这是很必要的。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不辞劳苦，把所有引文的原文都找出来了，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是它原来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页码弄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笔记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克思在1843—1845年在巴黎记的旧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不懂英语，他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是读的法译本；那些经过两次转译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著作的话就是如此。这些地方我都改以英文原文为根据。其他的小错误和小疏忽也都这样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对照一下，读者就会看出，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只有一段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就是理查·琼斯的一段话（第4版第562页注47）；多半是马克思把书名写错了。[183]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至由于现在更加确切而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不过，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据我个人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由于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
1872年3月7日，柏林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协和”杂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地指责马克思歪曲地引证了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的话（这句话引用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并且在“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即第3版第671页上再次引用）。这句话就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在“汉萨德”的（准官方的）速记记录中根本没有马克思引的这句话。“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接着是黑体字〉：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马克思在5月接到了这一期“协和”杂志，他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回答了这位匿名作者。由于当时他已记不起这一句话是引自哪一家报纸的报道，所以只得从两种英文出版物中举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这句话，接着他引用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根据这一报道，格莱斯顿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格莱斯顿在这里是说，如果事实如此，他将感到悲痛，而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至于准官方的“汉萨德”，马克思接着说道：“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contra〔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
这个匿名作者愈来愈恼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复（7月4日“协和”杂志）中，抛开了所有第二手的材料，纯贞地坚持说，按“惯例”只能根据速记记录引用议会演说；但接着他硬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有这句“增添”的话）和“汉萨德”的报道（其中没有这句话）“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还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这位先生却尽量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所谓“正好相反”的意思外，还恰恰有那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不过，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难于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把自己那篇像上面所证明的通篇“无耻地撒谎”的文章，塞满了极其难听的骂人话，什么《malafides》〔“恶意”〕，“不诚实”，“捏造的材料”，“这个假引文”，“无耻地撒谎”，“完全是捏造的引文”，“这种捏造”，“简直无耻”，等等。同时他又设法暗地里使争论的问题转向新的方面，并预告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明，我们〈即这个“真诚的”匿名者〉认为格莱斯顿的话包含什么意思”。好像他那无关紧要的见解还有很大意义似的！这另一篇文章在7月11日的“协和”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马克思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又作了一次答辩，这次还引用了1863年4月17日的“晨星报”和“晨报”的有关的地方。根据这两家报纸的报道，格莱斯顿说，他会怀着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增长只限于富裕阶级（classesineasycircumstances）的话，而这种增长确实只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entirelyconfinedtoclassespossessedofproperty）；可见，在这两种报道中，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所谓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马克思接着把“泰晤士报”的字句同“汉萨德”的字句加以对比后再一次断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种互不相干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的报道，显而易见地证实了这句话的真实性，而这句话在根据某种“惯例”经过演说人审查过的“汉萨德”中却没有，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格莱斯顿“事后隐瞒了”。马克思最后声明，他没有时间再同匿名者争辩。而匿名者好像也觉得够了，至少马克思以后再没有收到“协和”杂志。
这个事件看来就此终结而被人遗忘了。诚然后来有一些同剑桥大学有关的人曾传来一些谣言，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犯了著作上的大错，但在这方面无论怎样仔细追究，都得不到任何确实的结果。可是，1883年11月29日，即马克思逝世后八个月，“泰晤士报”上登载了一封剑桥三一学院的来信，信末的署名是塞德莱·泰勒。这个研究最温和的合作制度的人在来信中完全出乎意外地使我们终于不仅弄清了剑桥的谣言，而且也弄清了“协和”杂志上的那个匿名者。
这个三一学院的小人物写道，“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勒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揭露了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malafides〔恶意〕。卡尔·马克思先生……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deadlyshifts）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原来如此！”［注：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布伦坦诺先生在“协和”杂志上发动的匿名攻击，在剑桥生产合作社的幻想小说中是多么辉煌！你看，这个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圣乔治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注：这是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中福斯泰夫的话的改写。——编者注］，进行“巧妙的攻击”，而恶龙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脚下，“在垂死的挣扎中”断了气！
但这种阿里欧斯托式的全部战斗描写，只是为了掩盖我们这位圣乔治的诡计。他在这里再也不提什么“增添的谎言”，什么“伪造”，而只是说“狡猾的断章取义”（craftilyisolatedquotation）了。整个问题完全转向另一个方面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圣乔治和他的剑桥的卫士当然非常清楚。
爱琳娜·马克思在“今日”月刊（1884年2月）上对泰勒做了答辩，——因为“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辩论归结到原来的这一点上：是不是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塞德莱·泰勒先生回答说，在他看来，在马克思和布伦坦诺之间的争论中，
“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是否有这句话完全是次要问题，更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正确传达格莱斯顿的意思，还是歪曲他的意思”。
接着，他承认说，“泰晤士报”的报道“的确包含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如果正确地推断，也就是照自由主义的格莱斯顿的意思推断，据说整个上下文正好表明了格莱斯顿所想说的那个意思（1884年3月“今日”月刊）。这里最可笑的是，虽然照匿名的布伦坦诺所说，按“惯例”应当从“汉萨德”引证，“泰晤士报”的报道“必然不怀好意”，但我们这位剑桥的小人物却固执地不从“汉萨德”引证，而从“泰晤士报”引证。不然怎么办呢？“汉萨德”上根本没有这句倒霉的话！
爱琳娜·马克思没有费很大力气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驳倒了这个论据。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泰勒先生读过1872年的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现在就是在“撒谎”，他的撒谎表现在：他不但“增添”了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东西。要么他根本没有读过这些论战文章，那他就根本无权开口。无论如何，他再也不敢支持他的朋友布伦坦诺控告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反，现在他不是控告马克思“增添”，而是控告马克思删掉了一句重要的话。其实这句话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5页上，只在这句所谓“增添”的话上面几行。至于格莱斯顿演说中包含的“矛盾”，恰好正是马克思指出了（“资本论”第618页注105，即第3版第672页）“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不过他不像塞德莱·泰勒那样企图把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义的温情之中。爱琳娜·马克思在答辩的结尾说：“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从此以后，连塞德莱·泰勒先生也闭口不言了。大学教授们所发动的整个这场攻击，在两大国持续二十年之久，而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可以想像得到，正如布伦坦诺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萨德”像教皇般永无谬误那样，塞德莱·泰勒先生今后也将不会再相信布伦坦诺先生笔战获胜的战报了。
弗·恩格斯
1890年6月25日于伦敦
第13号布伦坦诺的答复
“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1890年柏林版，第3—5页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了有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出席的公开大会。卡尔·马克思向大会提出了即将成立的国际工人组织的临时章程，以及他起草的这个组织的成立宣言。这两个文件被一致通过，成立宣言传遍了全世界。宣言中有一段引自1863年4月16日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这段引文比宣言中的所有其他材料更引起人们的注意：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1871年冬天，我在写作“现代工人公会”[184]第2卷的时候，不得不研究（参看该书第2卷第241页）一下，增加工资就要进一步减少对劳动的需求这个经常不断地被重复的论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事实相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每当英国工会要求增加工资的时候，人们总是提出这个论点来反对它们。那时我想起了引自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像别的许多人那样引用国际宣言上的话和1867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639页上的相应的地方。我找来了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速记记录，发现它虽然也指出，1842—1861年期间工资的增长丝毫没有阻止有产者收入的增长，也丝毫没有减少他们对劳动的需求，可是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断正好相反，格莱斯顿说：“我所列举的数字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免缴所得税的人的状况……根本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财产和他们的收入的增长……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英国工人——无论是农民或矿工，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有技术的工人——的一般状况，那末我们从大量的显著的证据看到：在最近二十年中他们的生活资料有了很大的增长，这种增长我们有理由认为是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那几乎没有先例的。”
由于格莱斯顿演说的引文对于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断——在现存的国家社会制度的范围内富者必然愈富，贫者必然愈贫——具有巨大的意义，所以我请在柏林出版的“工人问题杂志”“协和”的编辑部注意在这里所作的捏造。“协和”编辑部建议我就这件事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872年3月7日出版的“协和”上。文章我没有署名；这样做一方面是根据编辑部为了它的报纸的声誉而提出的希望，另一方面，使我尤其不能反对这样做的是：在马克思先前挑起的笔战之后，这一次他很可能又会对自己的对手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因此，使他不知他的对手为何许人，那只会使人感到愉快。
过了三个月，马克思在“人民国家报”上作了答辩。从论战后来的情况看出，不是马克思本人捏造了谎言，而是他从一本诽谤性的小册子借用了一句捏造的引文；这本书是在1864年匿名出版的，书名是“兑换论。1844年银行法。滥用金属货币原则导致通货贬值。从议事录看议会，‘交易所和Ｊ．贝尔纳德爵士法案的废除’一书的附录”，伦敦，Ｔ．考特莱·纽比出版社，威尔柏克街30号，1864年。这本顽固的瑟息替斯的著作很大一部分是引自各种政治经济学著作及各种演说的被歪曲的引文，其中还夹杂着拉丁文、英文、法文的诗歌以及嘲讽的评论。这样的书，自然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如果现在马克思干脆承认，他被这本书引入了歧途，并且在此之后开始引用正确的引文，那末，的确，可能使人感到惊奇，他相信了这样的材料，不过错误至少会纠正。但是，他对这件事却一声不响。此外，在成立宣言已经广泛传播的情况下，由于订正引文而取消这个卓越的论点，可能会给宣传鼓动带来巨大的损失。因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主要宣传手段是，它的代表人物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掌握着真正的科学，如哈雷代表大会所表明的，他们宁愿责备自己明知铁的工资规律是错误的，却还是利用它作为唯一的宣传手段，而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马克思不放弃他的引文，力图证明格莱斯顿事后删改了自己预算演说的速记记录；他现在用自己丑角插科打诨式的论战中的粗鲁话来攻击那位在英国同行的协助下想抓住他的话柄挖苦他一下的想像中的工厂主，而当证明了在格莱斯顿发表演说后的第二天早晨出版的“泰晤士报”上也载有和速记记录意思彼此一致的这篇演说的报道的时候，他就如“协和”杂志编辑部所描写的，“像墨鱼那样行动起来，向水中放出黑色液体，把水弄浑，使敌人难于追击，也就是说，他在毫无意义的小事上吹毛求疵，竭力把争论的目标模糊起来；而最后，他就逃之夭夭，声言由于‘没有时间’他不能继续进行这一论战”。当时他没有对我刊登在1872年8月22日“协和”杂志上的反驳他第二篇答辩的文章再作答辩。
我是发表在1872年3月7日、7月4日和11日以及8月22日“协和”上的文章的作者，这一事实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在马克思还在世时出版的梅林的社会民主党史[185]第二版中也公开指明了我是这些文章的作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塞德莱·泰勒，研究了这一争论，并就这件事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由于当时马克思已经去世，这就迫使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出面作答，爱琳娜在社会主义的“今日”月刊1884年3月号上不仅为她的父亲的忠实辩护，而且最后指出，她的父亲把据说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速记记录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当时我已考虑用逐字逐句地转载全部论战文件来回答这种顽固地坚持错误引文的做法。但是编辑部经常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和其他杂志相比最适于做这件事的专门杂志，却拒绝转载，它说，这种争论没有普遍意义。恩格斯显然有不同的意见。他在他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的序言中，回顾了这一论战，但是他在叙述这一论战时，自然没有揭露马克思在论战中所表现的不诚实。此外，他还原封不动地保留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中强加给格莱斯顿的一句和他实际讲的相反的话；不仅如此，马克思在第一版中给自己的引文注明的出处只是：“1863年4月16日格莱斯顿在下院的演说”，而第四版在这个出处之外又加上了“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好像这个报纸的报道中包含着和马克思所转述的一样的引文似的！可是就是在“晨星报”的报道中，也包含着所有被“兑换论”这本小册子删去、而且后来也被马克思删去的话；这些话表明，格莱斯顿在他预算演说中谈到所得税材料的地方，谈的只是缴纳所得税的人的收入，他是拿这些人和收入较少的、免缴所得税的人相对而言的；这些话也表明，他根据所得税的表册肯定财富和实力有了令人陶醉的增长，同时他也指出，根据这些表册肯定的收入的增长只涉及富裕的人，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因为其余的人的收入没有载入这些表册中；可是他并不认为，这种增长只限于这些阶级，因为从其他材料可以看出，英国工人的状况也同时获得了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都没有得到过的改善……
（以下的话和控告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问题的附录”等等。——弗·恩格斯）
第14号布伦坦诺答复的附录的摘录
（ａ）摘自“兑换论”，1864年伦敦版，第134页。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八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我的一位可尊敬的朋友说，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黄金造成的。我很遗憾，他深深地受了黄金问题的无稽之谈的蒙蔽。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Voilàl’hommeeneffet．Ilvadublancaunoir．
Ilcondamneaumatinsessentimentsdusoir．
Importunàtoutautre，àluimêmeincommode，
Ilchangeàtousmomentsd’espritcommedemode》．［注：诗的译文，见注167。——编者注］
“最近二十年来英国工人的状况平均说来获得了我们认为是异乎寻常的、历史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中都没有先例的改善，这是一件极其令人满意的事情，因为……工资几乎不能使人获得足够的生活必需品”……
为了确定“兑换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1版第639页）所作的结论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下面的一点。马克思把这里引自“兑换论”的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和格莱斯顿说的“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这句话对立起来，借以反驳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的预算演说；“兑换论”有一个附录，在附录中也评论了1864年的预算，作为对刚才转载的几页的补充。那里也是前面早已熟悉了的那种风格。在这些题外话中我们发现了下面的话（第234页）：
“可是大臣雄辩地讲到了‘贫穷’……‘请想想那些处于这种境地边缘的人……工资……在其他部门确实没有提高……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
现在我们把马克思的话（第1卷第1版第640页；第4版第618页）和这句话比较一下。这里仍然不是逐字逐句地复述预算演说的原文，而是同“兑换论”的完全一样的、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拚凑起来的混合物。在这里他也仍然没有注明它是引文的出处，而是直接注明1864年4月7日格莱斯顿在下院的演说。下面更进一步说：“英国的一位作家用莫里哀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以下是前面引用过的莫里哀的四行诗）
显然，马克思不仅从这本书中借用了莫里哀的文句，而且还借用了“兑换论”的作者所臆想出来的“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ｂ）如在说明这次转载的序言中已经指出的，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上，又给照旧错误地引用的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引文加上了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这样一个引文出处。这篇演说的有争论的地方已经根据“汉萨德”的速记记录转载在前面第8—9页上。虽然在第13页上已经同意思完全一致的“汉萨德”和只是为了便于报纸刊载而变得比较扼要的“泰晤士报”的报道作了对比，我们在这里还是把“泰晤士报”的报道、恩格斯提到的“晨星报”的报道和一字不差地录自马克思著作的引文再作一次对比：［注：‘泰晤士报”和“资本论”的引文的译文，见本卷第190—191页和第157—158页。“晨星报”的引文和“泰晤士报”引文大致相同。——编者注］
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
《Intenyears，from1842to1852inclusive，thetaxableincomeofthecountry，asnearlyaswecanmakeout，increasedby6percent；butineightyears，from1853to1861，theincomeofthecountryagainincreasedfromthebasistakenby20percent．Thatisafactsostrangeastobealmostincredible…
Imustsayforone，Ishouldlookalmostwithapprehensionandwithpainuponthisintoxicatingaugmentationofwealthandpower，ifitweremybeliefthatitwasconfinedtothecl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Thistakesnocognizanceatalloftheconditionofthelabouringpopulation．TheaugmentationIhavedescribed，andwhichisfounded，Ithinkuponaccuratereturns，isanaugmentationentirelyconfinedtoclassesofproperty．Now，theaugmentationofcapitalisofindirectbenefittothelabourer，becauseitcheapensthecommoditywhichinthebusinessofproductioncomesintodirectcompetitionwithlabour．（Hear，hear．）Butwehavethisprofound，and，Imustsay，inestimableconsolation，thatwhiletherichhavebeengrowingricherthepoorhavebeengrowinglesspoor．WhethertheextremesofpovertyarelessextremethantheywereIdonotpresumetosay，buttheaverageconditionoftheBritishlabourer，wehavethehappinesstoknow，hasimprovedduringthelasttwentyyearsinadegreewhichweknowtobeextraordinary，andwhichwemayalmostpronouncetobeunexampledinthehistoryofanycountryandofanyage．（Cheers．）》
1863年4月17日“晨星报”
《Imustsay，forone，Ishouldlookwithapprehensionandwithpainuponthisintoxicatingaugmentationofwealthandpower，ifitweremybeliefthatitwasconfinedtothecl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Thisgreatincreaseofwealthtakesnocognizanceatalloftheconditionofthelabouringpopulation．Theaugmentationisanaugmentationentirelyconfinedtoclassesofproperty．Butthataugmentationmustbeofindirectbenefittothelabouringpopulation，becauseitcheapensthecommoditieswhichgotothegeneralconsumption．Sothatwehavethisprofound，andIalmostsay，inestimableconsolationwhiletherichhavebeengrowingricher，thepoorhavebeengrowinglesspoor．（Hear，hear．）Atanyrate，whethertheextremesarelessthantheywereIdonotpresumetosay，buttheaverageconditionoftheBritishlabourer，wehavethehappinesstoknowtobeextraordinary，andthatwemayalmostpronounceittobeunexampledinthehistoryofanycountryoranyage．（Cheers．）》
“资本论”第1版第639页注103
《From1842to1852thetaxableincomeofthecountry
increasedby6percent．Intheeightyearsfrom1853to1861，ithadincreasedfromthebasistakenin1853，20percent！Thefactissoastonishingastobealmostincredible…
…Thisintoxicatingaugmentationofwealthandpower
isentirelyconfined
toclassesofproperty，butmustbeofindirectbenefittothelabouringpopulation，becauseitcheapensthecommoditiesofgeneralconsumption-
whiletherichhavebeengrowingricher，thepoorhavebeengrowinglesspoor！Atanyrate，whethertheextremesofpovertyareless，Idonotpresumetosay》．
如上面那段转载的话所表明的，“兑换论”在这里，从句子的中间把引文截断，而加入了莫里哀的文句；马克思，如前面的对比所表明的，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从“晨星报”引的引文，而是用一些圆点表明了被他删去的一个地方之后，一字不差地从“兑换论”引来了这句引文，迫使格莱斯顿在句子的中间结束……
从上面的对比中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句子任意拼凑起来作为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的混合物，无论在“晨星报”上、“泰晤士报”上、或“汉萨德”中都没有，而只有在“兑换论”里才可能找到它。上面引述的加了着重号的句子，正是亨利·罗伊，特别是卡尔·马克思——请比较最后一句话——删去的句子，其目的是把同格莱斯顿实际上所说的话相反的东西强加给他。
第15号1863年4月17日伦敦报纸上的议会报道摘录
［注：这里摘引的各报的引文译文，见本卷第118—119页。——编者注］
“先驱晨报”。ImaysaythatIforonewouldlookwithfearandapprehensionatthisintoxicatingincreaseofwealthifIwereofopinionthatitisconfinedtotheclassesineasycircumstances．ThisgreatincreaseofwealthwhichIhavedescribed，andwhichisfoundedonaccuratereturnsisconfinedentirelytotheaugmentationofcapital，andtakesnoaccountofthepoorerclasses．
“晨邮报”。Imaysay，Iforone，wouldlookwithfearandapprehensionwhenIconsiderthisgreatincreaseofwealthifIbelievedthatitsbenefitswereconfinedtotheclassesineasycircumstances．ThisaugmentationofwealthwhichIhavedescribed，andwhichisfoundedonaccuratereturnsisconfinedentirelytotheaugmentationofcapital，andtakesnoaccountoftheaugmentationofwealthofthepoorerclasses．
“每日电讯”。Imaysayforone，thatIshouldlookalmostwithapprehensionandalarmonthisintoxicatingaugmentationofwealthandpowerifitweremybeliefthatitwasconfinedtothemasseswhoareineasycircumstances．Thisquestiontowealthtakesnocognizanceatalloftheconditionofthelabouringpopulation．Theaugmentationstatedisanaugmentationentirelyconfinedtotheclassespossessedofproperty．
“每日新闻”。ImaysaythatIforonewouldlookwithfearandapprehensionwhenIconsiderthisgreatincreaseofwealthifIbelievedthatitsbenefitswereconfinedtotheclassesineasycircumstances．ThisaugmentationofwealthwhichIhavedescribed，andwhichisfoundeduponaccuratereturns，isconfinedentirelytotheaugmentationofCapital，andtakesnoaccountoftheaugmentationofwealthofthepoorerclasses．
“旗帜报”。ImaysaythatIforonewouldlookwithfearandapprehensionatthisintoxicatingincreaseofwealthifIwereoftheopinionthatitwasconfinedtotheclassesineasycircumstances．ThisgreatincreaseofwealthwhichIhavedescribed，andwhichisfoundedontheaccuratereturnsisconfinedentirelytotheaugmentationofCapital，andtakesnoaccountofthepoorerclasses．
第16号格莱斯顿——布伦坦诺1890年12月4日“德国周报”[186]第49期
简讯
路约·布伦坦诺在“德国周报”第45期上发表了“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一文，这篇文章同时被用来作为转载这次论战材料的小册子的序言。这次论战的主要题目是格莱斯顿在1863年发表的一篇议会演说，这篇演说被马克思在他的建立国际工人组织时发表的成立宣言中歪曲地引用。
显然，在解决关于格莱斯顿演说原文的争论方面，最有权威的人是格莱斯顿自己。因此，格莱斯顿就转载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论战材料问题寄给布伦坦诺两封信这件事，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11月22日格莱斯顿写信给布伦坦诺说：“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11月28日他又写信说：“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因此，这一足以说明社会民主党的论证方法的特点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最终解决了，而这个解决对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是不利的。
揭露骗局是布伦坦诺的功劳，而这时重新提起这一争论是特别合乎时宜的。
Ｏ．Ａ．
第17号恩格斯对第16号的答复
1891年“新时代”第13期第425页
关于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问题[187]
我在给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写的序言中，不能不谈到路约·布伦坦诺先生曾经对马克思发动的一场匿名的攻击——他控告马克思似乎从格莱斯顿的一篇演说中捏造了引文。
对此，布伦坦诺在他的小册子——“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路约·布伦坦诺著，柏林，瓦尔特和阿波兰特书店，1890年——中作了答复。我即将对他的答复作出答复。
可是在1890年12月4日出版的“德国周报”第49期上又刊登了一篇有关此事的短评，其中说道：
“显然，在解决关于格莱斯顿演说原文的争论方面，最有权威的人是格莱斯顿自己。因此，格莱斯顿就转载布伦坦诺和马克思的论战材料问题寄给布伦坦诺两封信这件事，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11月22日格莱斯顿写信给布伦坦诺说：‘您完全正确，而马克思绝对错误’，11月28日他又写信说：‘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
这应该是指什么呢？什么地方“您完全正确”？什么地方“马克思绝对错误”？对什么东西“我没有做过任何修改”呢？如果像这里所写的那样，这可以说是什么都指，也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指。为什么布伦坦诺先生只提到这样短短的两句话呢？
要么是格莱斯顿先生不准他把整封信刊登出来。那末这就充分证明，这两句话什么也没有证明。
要么是格莱斯顿先生一开始写这两封信时就准备发表，并且允许布伦坦诺先生自己斟酌如何加以利用。那末只发表这两句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的摘出来的话就恰巧证明，格莱斯顿的话整个说来对布伦坦诺先生没有好处，因而他把它“炮制”成了上面那样。
为了了解上面摘引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不仅应该看到格莱斯顿先生的两封信，而且还应该看到布伦坦诺先生的相应的信。在用原文发表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通信以前，上面的摘录对于解决争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价值还抵不上刊登它们的纸张。
弗·恩格斯
写于1890年12月—1891年2月
载于1891年在汉堡出版的小册子：弗·恩格斯“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91年版本译的
注释：
[135]恩格斯的“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这一著作是直接针对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路·布伦坦诺的小册子“我和卡尔·马克思的论战”的出版而写的。布伦坦诺在出版小册子的同时，还在一家资产阶级杂志“德国周报”上发表了它的序言部分，接着该杂志又发表了一篇短评，企图从格莱斯顿给布伦坦诺的关于所谓马克思捏造他的1863年4月16日演说的引文的信中摘录一些话来证明布伦坦诺“正确”。
布伦坦诺发表这些东西，目的在于继续他早在1872年就以匿名的方式开始、后来又得到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塞·泰勒支持的诽谤马克思的运动。恩格斯为了彻底揭露这些企图玷污马克思的学者声誉和破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任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诽谤，决定再一次在报刊上驳斥布伦坦诺及其同伙，同时给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教条以打击。
在“德国周报”发表了包含摘自格莱斯顿致布伦坦诺的信里的话的短评（见本卷第211—212页）以后，恩格斯立即在1890年12月在“新时代”杂志上刊登了答复的文章（收入恩格斯的小册子的附录中，载于本卷第212—213页），后来在1891年4月发表了整个著作。
在“文件”部分，恩格斯发表了有关马克思和布伦坦诺的论战，爱琳娜·马克思和泰勒的论战的全部材料，以及他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载于这一部分的一些文件，已经收入本版的有关各卷。本卷根据恩格斯的小册子的材料的编排重新发表了这些文件。
讲坛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大学中的教授——在大学的讲坛（德文为Katheder）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剥削阶级害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力图寻找使劳动群众俯首听命的新的手段。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硬说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能够调和敌对的阶级，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而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局限于组织疾病和不幸事故的工人保险，在工厂立法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等等，其目的是引诱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讲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第107页。
[136]恩格斯整理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于1890年问世，恩格斯为这一版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35—40页。——第109页。
[137]“协和。工人问题杂志”（《Concordia．ZeitschriftfürdieArbeiterfrage》）是德国大工业家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创办于1871年，在柏林一直出版到1876年。——第109页。
[138]L．Brentano．《MeinePolemikmitKarlMarx．ZugleicheinBeitragzurFragedesFortschrittsderArbeiterklasseundseinerUrsachen》．Berlin，1890．——第109页。
[139]见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以及恩格斯在1881年5月为在伦敦出版的英国工联的周刊“劳动旗帜报”（《LabourStandard》）写的文章“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雇佣劳动制度”、“工联”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73—286页）。——第110页。
[140]成立宣言的本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页。——第111页。
[14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97—101页，以及本卷第162—166页。
“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版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的言论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同“人民国家报”编辑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该报经常刊载他们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民国家报”的活动评价很高，同时密切注视它的工作，批评它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纠正报纸的路线，该报因此成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第112页。
[142]指爱·斯·比斯利“国际工人协会”一文，这篇文章载于1870年11月1日“双周评论”第47期。
“双周评论”（《TheFortnightlyReview》）是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文学问题杂志，1865年由一批资产阶级激进派创刊；后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该杂志用此名称在伦敦一直出版到1934年。——第122页。
[143]书的全名是：“兑换论。1844年银行法。滥用金属货币原则导致通货贬值。从议事录看议会，‘交易所和Ｊ．贝尔纳德爵士法案的废除’一书的附录”1864年伦敦版（《TheTheoryofExchanges．TheBankCharterActof1844．TheAbuseofthemetallicPrincipletoDepreciation．ParliamentmirroredinDebate，suppiementalto《ThestockExchangeandtheRipealofsirJ．Barnard’sAct》》．London，1864）。书是匿名出版的，作者为亨利·罗伊。——第112页。
[144]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发表的预算演说载于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第24535号。——第112页。
[145]见“汉萨德议会议事录”第3辑第170卷第244页（《Hansard’sParliamentaryDebates》．ThirdSeries．CLXX，p．244）。——第112页。
[146]“晨星报”（《TheMorningSta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116页。
[147]“晨报”（《TheMorning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在伦敦创刊；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报。——第116页。
[148]见布伦坦诺的这本书第21—23页。——第116页。
[149]“每日电讯”（《DailyTelegraph》）是英国自由派报纸，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一名称在伦敦出版；1937年同“晨邮报”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TelegraphandMorningPost》）。——第118页。
[150]“先驱晨报”（《TheMorningHerald》）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80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118页。
[151]“晨邮报”（《TheMorningPost》）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772年至1937年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聚集在帕麦斯顿周围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118页。
[152]“每日新闻”（《TheDailyNews》）是英国的一家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从1846年至1930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118页。
[153]“旗帜报”（《TheStandard》）是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827年在伦敦创刊。——第119页。
[15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5—6页。——第135页。
[155]见注133。——第135页。
[15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666页。——第138页。
[157]“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委员会报告书（Ⅰ—Ⅵ）”（《Children’sEmploymentCommission（1862）．Report（Ⅰ—Ⅵ）oftheCommissioners》）。——第150页。
[158]指“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1864年度第七号报告书。附附录”1865年伦敦版（《PublicHealth．SeventhReportoftheMedicalOfficerofthePrivyCouncil．WithAppendix．1864》．London，1865）。——第150页。
[159]詹·爱·撒·罗杰斯“从牛津议会的召集（1259）起至大陆战争开始（1793）止的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J．E．Th．Rogers．《AHistoryofAgricultureandPricesinEnglandfromtheYearaftertheOxfordParliament（1259）totheCommencementoftheContinentalWar（1793）》．Vol．I．Oxford，1866）。——第150页。
[160]指“矿山特别委员会报告书；委员会议事录，证据记录和附录。根据1866年7月23日下院的命令出版”（《ReportfromtheSelectCommitteeonMines；togetherwiththeProceedingsoftheCommittee，MinutesofEvidence，andAppendix．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23July1866》）。——第150页。
[161]J．Watts．《TheFactsofCottonFamine》．London1866，p．211．——第151页。
[16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14页；恩格斯下面引用的引文见第5页和第7页。成立宣言第一次发表于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后来在同月和章程一起载入小册子：《ＡddressandProvisionalRulesoftheWorkingMen’sInternationalAssociation，EstablishedSeptember28，1864，ataPublicMeetingheldatSt．Martin’sHall，LongAcre，London》．Priceonepenny．Printedatthe《Bee-Hive》NewspaperOffice，10，BoltCourt，FleetStreet，1864。——第155页。
[163]这个片断的文字和“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的文字是一致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666—667页），只有几个注释恩格斯在第四版中作了一些不同于第三版的修改。“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是1883年在汉堡出版的。——第157页。
[164]中央注册局局长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户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该局除了一般的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第157页。
[165]“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11页（《CensusofEnglandandWalesfortheyear1861》，London，1863．Ⅴ．Ⅲ，ｐ．11）。——第157页。
[166]“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1866年伦敦版第6部分第260—273页。——第158页。
[167]这里引用的和后面提到的引文（见本卷第169、174、183、206、209页）不是莫里哀的文句，而是他的同时代人尼·布瓦洛的文句（“讽刺诗集”第八首讽刺诗）。这段话的译文是：
“此人，朝三暮四，
昨夜深有所感，今晨全都忘记；
既厌恶自己，也难讨别人欢喜，
刚打定主意，又弃之若敝屣。”——第159页。
[168]见注143。——第159页。
[169]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剑桥和伦敦版第67、82页（H．Fawcett．《TheEconomicPositionoftheBritishLabourer》．CambridgeandLondon，1865，p．67，82）。——第159页。
[170]马克思的这篇答辩在“人民国家报”发表时用的标题是：“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97—101页）。——第162页。
[171]马克思这里引用的是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页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666—667页）。——第164页。
[172]“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1833年伦敦版第1—2卷（《EnglandandAmerica．AComparisonofthesocialandpoliticalStateofbothNations》．Vol．Ⅰ-Ⅱ，London，1833）。威克菲尔德的这本书出版时未标明作者姓名。——第164页。
[173]马克思在谈到“小拉斯克尔的发明”时是指1871年11月8日帝国国会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资产阶级议员、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倍倍尔的辩论中声明说，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员的样子，那末“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来打死他们”。但是演讲人不敢把这句话照直公布出来，因此在速记记录中“用棍棒来打死他们”已被改为“使他们服从”。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一个讽刺性的译名“小拉斯克尔”。——第165页。
[174]马克思的这篇答辩在“人民国家报”发表时用的标题是：“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18—127页）。——第172页。
[175]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柏林版第3卷第136页（A．Smith．《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Ⅴ．Ⅲ，Dublin，1776，p．136）。——第173页。
[176]马克思在这里和后面引用的是“资本论”第一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666页和第667页）。——第173页。
[177]马克思在这里和后面引用的是比斯利发表在1870年11月1日“双周评论”第47期上的文章。——第175页。
[178]指1870年11月12日“星期六评论”第785期上发表的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比斯利先生和国际协会”。
“星期六评论”（《SaturdayReview》）是英国保守派周刊“政治、文学、科学和艺术星期六评论”（《TheSaturdayReviewofPolitics，Literature，Science，andArt》）的简称，1855年至1938年在伦敦出版。——第175页。
[179]见注172。——第176页。
[180]与爱琳娜·马克思的答辩（刊登在“国际劳工运动报道”栏内，标题是：“英国”）同时发表的还有下面的短文，其中她指出塞·泰勒重新挑起了对马克思的诽谤运动和资产阶级报纸“泰晤士报”、“每日新闻”拒绝发表她给塞·泰勒的答辩：
“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这样多，所以我一直犹豫不决，是否要用这些篇幅来讨论私人的问题。但是，既然我没有别的办法来驳斥对我父亲提出的非常严重的控告，我希望‘今日’月刊的读者原谅我这样做。去年11月29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塞德莱·泰勒先生的信，信中重复了过去的诽谤，说什么我的父亲为了自己的目的有意地歪曲了他所摘引的格莱斯顿一篇演说中的话。
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像我父亲那样遭到这样多的诽谤，但是这些诽谤者通常都是十分卑鄙，不值得给以答复。可是这一次我父亲破例地给匿名控告者以答复，因为硬加在他身上的所谓歪曲是出现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
我读了泰勒先生的只不过是烫剩饭的那封信之后，立刻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我在英国报纸上经常读到关于英国报刊如何‘公正’的说法，所以我毫不怀疑，我的答辩也会像泰勒先生的控告一样得到发表。可是过了一些时间，我的信并没有刊登出来。我仍然有这样的想法：即使是‘泰晤士报’也好，在私人问题上可能还是正直的，所以我又写了一封信给编者。但还是没有结果。接着我又写信给我一直认为是非常公正的报纸‘每日新闻’。可是，显然，活的教授可以不受惩罚地去踢死的狮子，而自由主义的‘每日新闻’却不能把自己的自由主义普及到发表我的信的程度。因此我在这里公布了泰勒先生的信和我自己的答辩：——”（见1884年“今日”月刊第1卷第2期第150—153页）。
“今日”（《To-Day》）是英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派月刊，1883年4月至1889年6月在伦敦出版；在1884年7月以前，在海德门任杂志编辑期间，爱琳娜·马克思主持该杂志的“国际劳工运动报道”栏。——第187页。
[181]爱琳娜·马克思的第二篇答辩和“塞·泰勒的反驳”，都刊载于“今日”杂志“通讯”栏内，标题是：“马克思博士和格莱斯顿先生的1863年预算演说”（见1884年“今日”月刊第1卷第3期第228—235页）。——第192页。
[18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第35—40页。——第197页。
[183]指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哈特福版（R．Jones．《Text-bookofLecturesonthePoliticalEconomyofNations》．Hertford，1852），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引证了这本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3卷611—612页）。引文和注明的引文出处都是确切的。——第197页。
[184]路·布伦坦诺“现代工人公会”。第2卷。“英国工会批判”1872年莱比锡版（L．Brentano．《DieArbeitergildenderGegenwart》．ZweiterBand．《ZurKritikderenglischenGewerkvereine》Leipzig，1872）。——第203页。
[185]指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的历史和它的理论”1878年不来梅版（F．Mehring．《DieDeutscheSocialdemokratie．IhreGeschichteundihreLehre》．Bremen，1878）。——第205页。
[186]“德国周报”（《DeutschesWochenblatt》）是1888年3月至1900年9月在柏林出版的资产阶级杂志。——第211页。
[187]这篇文章是恩格斯收到威·李卜克内西寄来的这一期“德国周报”后不久，在1890年12月4日和13日之间写的。12月13日恩格斯把这篇短评寄给考茨基，请他把它发表在最近一期的“新时代”杂志上。——第212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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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序言[131]
这里刊印的手稿——对纲领草案的批判以及给白拉克的附信——曾于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132]召开以前不久送给白拉克，请他转给盖布、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然后退还马克思。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133]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上了党的议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延迟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但是，这个手稿还有另外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其中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从他开始从事鼓动工作起就采取的方针的态度，并且同样地表明了对拉萨尔的经济学原则和策略的态度。
这里用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述得出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一切在十五年以后的今天已不会使人见怪了。道地的拉萨尔主义者只是在国外还作为一些孤独的残余存在着，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创造者们在哈雷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抛弃了。
虽然如此，凡是在对内容没有影响的地方，我还是把一些针对个别人的尖锐的词句和评语删掉了，而用省略号来代替。如果马克思今天发表这个手稿，他自己也会这样作的。手稿中有些地方口气很激烈，这是由下述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马克思和我对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对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亲切；因此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断然的退步，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第二，我们那时正在同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那时离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34]闭幕才两年，——他们把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我们；因而我们不得不预料，他们也会诬指我们是这个纲领的秘密创作者。这些顾虑现在已经消失，因而一些有关的地方也就随之失去必要性了。
由于出版法的缘故，有些语句只用省略号暗示出来。凡是我不得不选用比较缓和的说法的地方，都加上了方括弧。其他地方都按手稿付印。
弗·恩格斯
1891年1月6日于伦敦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8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
注释：
[131]恩格斯为发表卡·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1—35页）写了这篇序言。“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同时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典范，恩格斯发表它，是为了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里活跃起来的机会主义分子以打击，这在党即将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讨论并通过新的纲领来代替哥达纲领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不得不克服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方面的某种反对。他在发表时所做的一些小删节以及将某些尖锐的词句改成别的说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新时代”杂志的出版者狄茨和编辑卡·考茨基的立场所引起的。这一著作发表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和“前进报”编辑部对它不表欢迎。但是，正如恩格斯所预见的，无论是在德国党内，还是在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当中，马克思的这一著作都受到了欢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把这一著作看做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的序言，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再版。根据路易莎·考茨基的手抄副本译出的“哥达纲领批判”的全文，于1932年在苏联第一次发表。第19卷所载这篇著作，是第一次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搜集到的马克思亲笔手稿译出发表的。——第105页。
[132]在1875年5月22—27日哥达代表大会上，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由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在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实行了合并。合并后的党叫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样，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分裂是克服了。但是，向哥达代表大会提出的合并起来的党的纲领草案（主要起草人是威·李卜克内西，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妥协的立场）有严重的错误，在原则上对拉萨尔派作了让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建立德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件事表示赞许，但是反对在思想上同拉萨尔派妥协，他们尖锐地批评了纲领草案的错误论点，可是该草案只是略加修改就被代表大会通过了。——第105页。
[133]1890年10月12—18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是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威·李卜克内西的提议，代表大会决定起草一个新纲领草案，提交将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下届党代表大会，并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内把新纲领草案公布，以便在各地方党组织里和在报刊上讨论。——第105页。
[134]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是在1872年9月2—7日召开的。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者被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将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第106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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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编辑部[129]
（布达佩斯）
1890年12月3日于伦敦
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我最真诚的谢意，感谢你们在11月26日的来信里对我七十岁生日的祝贺。
我深知：你们和其他许多人在这一天给予我的荣誉的绝大部分，只是由于我是马克思的代表，比马克思活得更久，才落到我的身上，因此，请允许我把它作为荣誉的花环奉献在马克思的墓前。我为了今后无愧于他而能做的一切，我都将做到——这点你们可以相信。
衷心感谢你们盛情地邀请我参加匈牙利党代表大会[130]。我不可能亲身赴邀，但在12月7日和8日我的心将同你们在一起。
匈牙利社会民主工党的存在再一次证明，现代大工业要在任何国家确立，都不能不使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革命化，不能不在产生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产生无产阶级，并且产生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和力图推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工人政党。在匈牙利，如我从你们盛情寄给我的“工人纪事周报”上看到的，这个工人政党也在日益发展壮大；而且它具有这样一个优点，即从一开始它就是国际主义的政党，在它的队伍里联合着马扎尔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我请你们向这个年轻的党转达我对它的代表大会的最良好的祝愿。
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万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1890年12月14日“工人纪事周报”第50号，并用匈牙利文载于1890年12月14日“人民言论”第5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纪事周报”
注释：
[129]这封信是恩格斯对“工人纪事周报”和“人民言论”编辑部1890年11月26日寄给他的贺信的复信，编辑部的贺信祝贺恩格斯七十寿辰，同时邀请他参加定于1890年12月7日和8日举行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恩格斯的贺信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过，除载于上述两家报纸外，还载于小册子“1890年12月7日和8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纪录”1891年布达佩斯版（《ProtokolldesParteitagesderSozialdemokratieUngarnsinBudapestvom7．und8．Dezember》．Budapest，1891）和1890年12月14日“柏林人民报”第292号。
“工人纪事周报”（《Arbeiter-Wochen-Chronik》）是一家社会主义周报；1873年至1890年以此名称在布达佩斯出版，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从1891年1月起至1894年以前改名为“工人新闻”（《Arbeiterpresse》）。
“人民言论”（《Népszava》）是一家社会主义周报，1873年在布达佩斯创刊，1890年起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第103页。
[130]1890年12月7日和8日在布达佩斯举行了匈牙利各工人组织代表大会，它构成了匈牙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共121人（布达佩斯87人，外省组织34人）。代表大会讨论了匈牙利工人运动情况、工人的政治状况和权利、工人对社会改革的态度、农业工人的状况、工会等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加因斐纲领（见注228）的主要论点为基础的原则宣言（党纲）。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在匈牙利成立的工人政党被命名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103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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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127]
公民们：
我衷心地感谢你们在我七十岁生日的时候对我的祝贺。
请你们相信，我的余生和我尚存的精力将献给为无产阶级事业而进行的斗争。让我在我不能进行斗争的时候再死去吧。
但是，你们，以及我们在德国、英国、奥匈帝国、俄国——总之，在一切地方的弟兄们所打的胜仗，构成一系列如此辉煌的胜利，这些胜利足以使比我更老朽衰弱的人也变得年轻起来。而最使我高兴的是法国无产者和德国无产者不顾我们的腐化的资产者的沙文主义嚎叫而建立起来的（我希望是永久地建立起来的）真诚的兄弟般的团结。
你们的伟大的同胞圣西门曾经第一个预见到，三个强大的西方国家——法国、英国、德国——的同盟是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社会解放的第一个国际条件。[128]我希望还能看到，这一同盟——将永远结束政府之间和王朝之间的战争的未来欧洲同盟的核心——将为三个国家的无产者所实现。
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12月2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12月25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4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社会主义者报”
注释：
[127]这封信是恩格斯对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为祝贺他七十寿辰而寄给他的贺信的复信。该贺信由保·拉法格署名，发表在1890年12月25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4号上，其中说：
“亲爱的公民：
我们祝您——同马克思一起作为很快就要达到目的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家的人，保持着火热的心和年轻人的热情的人健康长寿，祝您像新的摩西一样，能够看到无产阶级进入共产主义的乐土。”
恩格斯的信除载于“社会主义者报”外，还用德文载于1890年12月30日“柏林人民报”第303号。——第101页。
[128]恩格斯指圣西门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写的两部著作：“关于欧洲社会的改组，或关于欧洲各民族联合成一个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的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Delaréorganisationdelasociétéeuropéenne，ouDelanécessitéetdesmoyensderassemblerlespeuplesdeI’Europeenunseulcorpspolitique，enconcervantàchacunsonindépendancenationale》）和“关于反对1815年同盟所应采取的措施的意见”（《Opinionsurlesmesuresàprendrecontrelacoalitionde1815》）；两本小册子都在巴黎出版，头一本在1814年10月问世，后一本在1815年问世。——第10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致“柏林人民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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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柏林人民报”编辑部
当我七十岁生日的时候，有这样多真挚的关怀，这样多意想不到的荣誉落到我的身上，我很遗憾不可能对这些祝贺一一亲自作答。电报、信件、礼物、党的报刊上专门为我写的文章真是如雪片飞来——所有这些祝贺来自各个国家，尤其是来自德国各地。为此请允许我在这里对11月28日如此关怀地想念到我的老朋友们和新朋友们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地知道，这些荣誉大部分我不应该归于自己，归于我的功劳。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因此，我只有庄严地许约，要以自己的余生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愿今后尽可能不辜负给予我的荣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12月2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12月5日“柏林人民报”第28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人民报”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答保尔·恩斯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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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保尔·恩斯特先生
我的一位朋友寄给我一份9月16日的马格德堡的“人民呼声报”[123]。这份报纸刊登了一篇署名保尔·恩斯特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既然恩格斯现在把我们反对派叫做‘大学生骚动’，那末我就要请他指出，我们在什么地方坚持过同他自己的和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如果说我把我们的议会社会民主派描写成一部分是非常小资产阶级的，那就请恩格斯只要看一看他本人1887年在自己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的序言中写的什么好了。”
我同德国作家们的交往多年来不断使我得到许多极其离奇的经验。但是看来，这种交往注定还要变得更为开心。看，我必须向保尔·恩斯特先生指出，“我们”在什么地方坚持过不同的观点云云。至于说“我们”，即前不久曾经那样趾高气扬地登场又那样垂头丧气地退场的那个被我叫做文学家和大学生骚动的“反对派”，那末可以简单地回答说：几乎在他们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里。
至于说恩斯特先生本人，我认为没有必要还要就这个问题同他谈什么。我在四个月之前就已经对他谈过了，可是现在，不论愿意与否，我都不得不用我的这次《ernst》［注：双关语：Ernst［恩斯特］是姓，《ernst》是“郑重的”。——编者注］的通信来打扰读者。
今年5月31日，恩斯特先生从格尔伯多夫写信给我说，海尔曼·巴尔先生在“自由论坛”上责备他错误地把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运用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妇女运动[124]，因此问我能否给他
“用三两句话谈一谈，我的观点是否符合马克思的观点，此外，请允许我在同巴尔论战时利用您的信”。
为此我在6月5日回答他说，我不能参与他同巴尔先生的争论，而且我对“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妇女运动”一无所知。接着我这样写道：
“至于说您试图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处理问题，那我首先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一定道理的。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到小市民阶层这一个范畴里，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到这个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使您寸步难行。
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的时候，当革命仅仅在自己的祖国法兰西才激起了这样大的恐惧，使复辟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时候，挪威却制定了一部比当时欧洲所有的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
第二，最近二十年来，挪威出现了在这个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的文学繁荣。不管他们是不是小市民，但是这些人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人创作的多得多，而且还给其他国家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对德国文学也毫不例外。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必须把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点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倒退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蓬勃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发展的洪流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还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它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也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烙印，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全德的典型，直到我们的工人阶级才最终打破了这种狭隘的框框。德国工人是最坏的‘没有祖国’的人，恰好是从他们已经完全抛掉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这个意义上说的。
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是夸张到了极点的可笑的模仿，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对犹太人的可笑的模仿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同德国的小资产者绝不是处在同一个水平上。
相反，在挪威，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中间稍稍掺杂着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大致和十七世纪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这在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这里，谈不上由于巨大运动的失败和某个延续三十年的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隔绝状态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总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零散散地出现了一些大工业的萌芽，但是对于资本积聚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交易所来说，这里还没有它的地位。而且海上贸易的猛力扩展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当其他各地都是轮船在排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运，它所拥有的帆船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占世界上第二位的，而这些船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像1720年左右的英国那样。但是这样一来，在这种停滞状况下也开始了运动，而且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没有当过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正像加斯梯里亚的情形一样）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因而比起蜕化的德国小市民来，他们是真正的人。例如，易卜生的戏剧不论有怎样的缺点，它们还是反映出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性格和首创精神，并且是行动独立的，虽然有时在外国人看来相当奇怪。这类东西，在我对它们作出判断以前，我是宁愿先彻底研究一下的。”
可见，我在这里尽管是客气地，但是却足够清楚和明确地向恩斯特先生指出了“在什么地方”，也就是在他自己寄给我的“自由论坛”上的那篇文章里。如果我向他说明，他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简单地当做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这正是我责备文学家老爷们“显然不懂”这个世界观的一个例子［注：见本卷第81页。——编者注］。接着我通过他自己引用的一个例子，即通过挪威的例子向他指出，他按照德国的样子来公式化地理解小市民阶层，并把这种理解搬到这个国家来，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这样我就在事先而且也是针对他本人说明了我为什么责备这些老爷“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注：见本卷第81页。——编者注］。
而现在请看，恩斯特先生是如何假装正经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在柏林大街上被头一个遇上的高等流氓当做“那路货”来对待的纯朴的乡村姑娘。在收到上面那封信以后过了四个月，他带着美德被侮辱的姿态出现在我面前，说什么我必须向他指出——“在什么地方？”看来恩斯特先生经历了文学情绪的两个阶段。起初他勇敢而自信地冲过来，似乎在这里除了空洞的喧嚷真的还藏着什么其他的东西；而当人们起来自卫的时候，他就急忙声明说，他什么也没有说，并且抱怨别人轻蔑地和侮辱地对待他的纯洁的感情。被侮辱的美德是在他给我的信中，在那里他抱怨巴尔先生“极端蛮横地对待了他”！被侮辱的纯朴是在他给我的答复中，在那里他最天真地质问：“在什么地方？”然而他在四个月以前就应当知道这一点了。被误解的善良的心灵是在马格德堡的“人民呼声报”上，在那里他也质问曾经理所当然地训斥过他的老布雷梅尔：“在什么地方？”
我叹息着问：在什么地方？
我总是要问：在什么地方？
可能恩斯特先生希望知道还“在什么地方？”——那末，譬如说，还在他发表于“人民论坛”上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危险”的文章中，[125]在那里他直截了当地重复他从形而上学者杜林那里学来的荒谬论断，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并且说什么经济关系（但是它们本身就是人创造的！）就像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这些人。这个人竟能把杜林这样的敌人对马克思理论所作的歪曲同这个理论本身混为一谈，让别人去帮助他吧，我可不干这种事。
但愿我被许可不再回答以后提出的“在什么地方？”这种问题。恩斯特先生是如此多产，文章从他的笔尖下出来得如此迅速，以致他的文章到处都碰得到。当你认为它们终于有了个尽头的时候，他却宣布自己还是这篇或那篇匿名文章的作者。这时我们这些人就再也忍不住了，禁不住希望恩斯特先生哪怕能有片刻筋疲力竭的时候也好。
其次，恩斯特先生写道：
“如果说我把我们的议会社会民主派描写成一部分是非常小资产阶级的，那就请恩格斯”云云。
一部分是非常小资产阶级的？在那篇发表于“萨克森工人报”上并迫使我提出反驳的文章［注：见本卷第80—82页。——编者注］中说，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目前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我说，关于这点我一无所知。现在恩斯特先生想只提出这样的论断：党团似乎只有“一部分”是非常小资产阶级的。又是被误解的善良的心灵，凶恶的人们把各种可耻行为强加在这个善良的心灵上。但是什么时候曾有人不同意不仅在党团的成员中而且在整个党内也有小资产阶级派别的代表呢？每个党都有右翼和左翼，至于说社会民主党的右翼按其性质来说是小资产阶级的，这却是事物的本性。如果全部问题仅在于此，那末所有这些大叫大嚷又是为的什么呢？我们不得不注意这个老问题已经许多年了，但是这同小资产阶级在党团里、尤其在党里占多数还是离得很远。当真有这样的危险的时候，谁也不会去等待这些忠实的埃卡尔特来发出警号。但是到今天为止，无产阶级反对非常法的活泼快乐的斗争[126]以及迅速的经济发展是在愈来愈使这个小资产阶级因素失掉土壤、空气和阳光，而无产阶级因素则在日益强大。
最后，我还可以告诉恩斯特先生一点：对党来说，小资产阶级党团并不危险，因为在下次选举时可以把它当做破烂废物扔掉，而更危险得多的是傲慢的文学家和大学生集团，这特别是因为他们不能认清最简单的事物，在观察经济的和政治的情况时不能毫无偏见地衡量现实事实的相互关系和斗争着的力量的实际影响；因此他们想强迫党接受那种极其轻率的策略，就像布鲁诺·维勒先生和太斯特勒尔先生公开表示，而恩斯特先生也以较温和的方式表示的那样。如果这个集团结合成一个互助保险会之类的东西，并且动用一切有组织的宣传手段，以便把自己的人员安插到党报编辑的位置上并通过党的刊物来指挥党，那它就会更加危险。十二年前反社会党人法使我们避免了这样一场在当时就已经临近了的危险。现在，当这个法律破产了的时候，这种危险又重新出现了。但愿这一点也能帮助保尔·恩斯特先生了解，为什么我竭力反对把我同属于这类集团的分子混在一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10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10月5日“柏林人民报”第23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柏林人民报”
注释：
[123]“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是社会民主党的一家日报，从1890年至1933年在马格德堡出版。——第93页。
[124]指海·巴尔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该文发表在1890年5月28日“自由论坛”杂志第17期上，旨在反对该杂志（1890年5月14日第15期）发表的保·恩斯特的文章“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
“自由论坛”（《FreieBühne》）是一家文学杂志，从1890年至1893年用此名称在柏林出版，起初是每周出版一次，从1892年起每月出版一次。从1894年1月起该杂志用“新德意志评论”（《NeueDeutscheRundschau》）的名称出版。——第94页。
[125]恩格斯所批评的保·恩斯特的文章发表在1890年8月9日“柏林人民论坛”报上。
“柏林人民论坛”（《BerlinerVolks-Tribün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政治周报，同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接近；从1887年至1892年出版。——第97页。
[126]恩格斯在这里讽刺地套用“活泼快乐的战争”（《einfrischerfröhlicherKrieg》）一词，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反动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利奥首先使用这个词，后来在沙文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中间流行起来。——第9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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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118]
请允许我也向读者告别。
“社会民主党人报”应当退出舞台。这不仅是因为曾经时常向其他政党作过这样的声明。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在变化了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人报”本身肯定会变，它的任务、撰稿人和读者都会变。然而，起过如此明显的历史作用的报纸，它的篇幅、而且只有它的篇幅才反映了德国工人政党生命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十二年的报纸，——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改变自己的面貌的。它应当像它原来的那样，否则就应当停刊。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
我们大家还同样一致认为，由于本报停刊必然会造成一个缺口。在德国出版的任何一个机关报，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不能代替它。对党来说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损失，因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但是对于本报的撰稿人来说，特别是对我来说，这却是一个绝对的损失。
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而完全得到了出版工作中一般所能有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
第一次是1848年到1849年为“新莱茵报”[119]撰稿。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第二次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在维登代表大会上重新恢复了党，此后党又重新“用一切手段”，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开始了斗争。[120]“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种不合法性的体现。对它来说既不存在必须遵守的帝国宪法，也不存在帝国刑法典和普鲁士邦法。“社会民主党人报”无视帝国的和各邦的法律，每周都违法地潜入神圣德意志帝国国境；暗探、特务、奸细、海关官员、增加了一两倍的边防岗哨——一切都无济于事；“社会民主党人报”按期到达订户的手里，差不多像期票一样准；任何一个斯蒂凡也不能阻止德意志帝国邮局把它分送到收件人手里。而且当时在德国有一万多订户；如果说资产阶级读者在1848年前夕只是在极其少有的情况下才出钱支持自己被禁止的刊物，那末工人却在十二年的过程中都非常认真地出钱维持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我看到在编辑部、发行处和订户之间的这种安排得如此出色的无声的协作，这种组织得businesslike，也就是组织得井井有条的革命工作在一周复一周、一年复一年地一刻不停地进行，我这个年老的革命者的心里常常是多么高兴啊！
这个报纸也是值得为推销它而作出努力和经受危险的。这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它享有充分的出版自由。在它的篇幅上极其明确地和坚决地阐述并捍卫了党的原则，编辑部的策略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正确的。而且还应当补充一点。当我们的资产阶级报刊笼罩着一片死寂的时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却反映出我们的工人通常同警察的阴谋诡计作斗争时的那种生动幽默。
同时，“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当1885年党团的多数倾向于投票赞成航运津贴的时候，该报坚决支持反对意见，并且甚至在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现在连它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该报采取这个方针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权利。斗争继续了整整一个月，在这段时间内编辑部得到了德国国内外的党员同志们的有力支持。4月2日宣布禁令，而在4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了党团和编辑部的联合声明，从这里可以看出，党团撤回了自己的命令。[121]
过了一些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有机会领受了一下备受赞扬的瑞士避难权。[122]正如1830年以来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那样，在这里也暴露出了每当这种避难权真正应当发生效力的时刻，它却总是失灵的。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自从1830年瑞士实行民主化以来，邻近的大国只准许这个小共和国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国内的民主实验，即它只能在与每次事件有关的大国的监督下实施流亡者的避难权。瑞士太弱了，它不能不做出让步。这不应当责怪它。马克思正是在提到荷兰、瑞士和丹麦的时候常常说，今天没有比具有伟大历史的小国的处境更糟的了。不过，现在终于是停止胡说什么在“自由瑞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避难权的时候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经过十二年的斗争，党获得了胜利。反社会党人法已经破产，俾斯麦已被推翻。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曾经动用了它的一切有力手段来反对我们；党对这一点一直报以鄙视的态度，直到德意志帝国最后不得不在我们的旗帜面前降下自己的旗帜。现在帝国政府又企图在普通法的范围内来反对我们，因此我们也试图利用我们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争得的合法手段。至于是否要把关于“合法”手段那一条重新列入纲领，这并不那么重要。应当说法暂时用合法的斗争手段对付下去。不仅我们这样做，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用这种办法能获得最大的成果。但是这必须以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末这就不得不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走上它还剩下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的道路。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念，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将怎样呢？党将修筑街垒，诉诸武力吗？党一定不会使自己的敌人得到这种满足。党对历届帝国国会普选所赋予它的力量的认识，使它不会这样做。有百分之二十的选票投给了党，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然而这同时也表明，还有百分之八十的选票投给了联合在一起的敌人。如果我们的党在这时候看到，投给它的选票在最近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并且在下届选举时还能期望选票有更大的增长，那末，除非它失掉理智，否则不会在今天百分之二十对百分之八十，而且面对军队的情况下进行暴动，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二十五年来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
党有一个更好得多的、经受住了考验的手段。一旦有人对普通法适用于我们这一点提出异议，“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会重新出现。为这种情况而保存下来的旧的机构将重新进行活动，这将是一个更加完善、更加有力和重新整顿了的机构。而且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下一次德意志帝国一定撑不住十二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1890年9月12日和18日之间
载于1890年9月2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注释：
[118]“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是恩格斯为该报停刊而写的。恩格斯的这封信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后，接着又于1890年9月30日刊登在奥地利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月刊”（《SozialdmokratischeMonatsschrift》）第9期上。1890年10月这封信被译成意大利文刊登在“正义报”（《Giustizia》）上。1890年10月3日该信刊登在“柏林人民报”第230号上，信的头两段被删掉。
恩格斯的这封信于1913年9月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启蒙”第9期上。——第88页。
[119]“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也参加了编辑部。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的“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向反革命作斗争。决定该报对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重要问题所持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新莱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当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被驱逐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遭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301号。该报编辑们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宣布：“无论何时何地，他们将始终坚持工人阶级的解放！”——第89页。
[120]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于1880年8月20日至23日在维登（瑞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56名代表。这是在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的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克服了由于党的活动条件的急剧变化而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引起的惊慌和一定程度的动摇，在党员群众的影响下党的革命路线战胜了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党内情况，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的立场，党的纲领和组织，党的报刊，参加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的关系，等等。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于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代表大会谴责了以莫斯特和哈赛尔曼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言论，他们否认利用合法机会和利用议会等等的必要性，走上公开同党决裂的道路。莫斯特和哈赛尔曼被开除出党。同时代表大会不顾右派的立场，把1875年在哥达通过的那个纲领的第二部分中谈到党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用的“合法”这个词删掉，这样，代表大会就承认必须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代表大会批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表现，以及党的某些领导人对机会主义所抱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这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起了有成效的影响。——第89页。
[121]恩格斯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由于党团的多数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之间在对待政府的轮船公司津贴法案（见注110）的态度上持有不同意见而发表的声明，声明刊登在1885年4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4号上。在这个声明中党团不同意党的机关报有权在报纸上批评它的活动，认为对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在航运津贴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所做的原则性批评是无根据的攻击。但是，在这个声明公布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收到在德国的和流亡在外的党员寄来的大量信件，以及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集会做出的决议，坚决抗议社会民主党党团多数的机会主义立场及其对该报的攻讦。党团的多数被迫让了步。1885年4月23日该报发表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任何限制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这样，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多数就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声明。——第90页。
[122]1888年9月瑞士联邦委员会根据德国当局的要求，把“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和编辑，如伯恩施坦、莫特勒等人驱逐出瑞士，于是报纸迁到伦敦，从1888年10月1日起在伦敦继续出版。——第9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1891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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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112]
在利物浦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上（1890年9月）[113]，比利时工人党全国委员会邀请了工联出席将于明年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
比利时人受可能派代表大会的委托在比利时召开国际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我为了简便而用这个名称）只是委托他们召开代表大会，而且是和瑞士人共同召开；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当时并没有确定。
如果这里不是存心模棱两可，那末比利时人是邀请了英国人出席可能派的代表大会——他们有单独邀请权的唯一的代表大会。而英国人则热情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将不可能向非熟练工人的新工联解释清楚，说他们的信任受骗了，1891年将召开两个代表大会，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而他们答应参加的正是那个坏的代表大会。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也是那些曾呕尽心血想把工联吸引到国际运动中来的人的意见。1889年“社会民主党人报”所进行的反对英国的可能派之友的运动[114]，这一次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获得成功了。既然召开两个代表大会，那末为什么不邀请我们也去参加另一个代表大会，让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呢？现在已经太晚了，——这些讲究实际的人会这样说。他们既接受了比利时人的邀请，就要去参加在比利时举行的代表大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比利时人和可能派不做出什么不可思议的蠢事而把他们碰回去的话；但是这样的蠢事比利时人和可能派是不会做的。
既成的现状是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所犯错误的必然结果。留下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下一次代表大会的问题没有解决。更糟糕的是使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解决，因为把召开代表大会的事委托给了两个全国委员会——比利时全国委员会和瑞士全国委员会，若它们事先不取得协议就寸步难移，——这是使什么都做不成的最可靠办法。此外，比利时人也像在海牙代表会议[115]以后那样，不是严守他们所受委托的范围，而是按他们自己的利益行事。他们想要在比利时召开代表大会，于是他们就召开代表大会，而置与他们同受委托的瑞士人于不顾。我决不是要怀疑比利时全国委员会的真诚和善意；但是实际上，它采取的行动路线却是有利于可能派而有损于我们的。我们不去责备别人，而是承认我们只是得到了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我们不要过严地责备比利时人；我们所给予他们的委托，几乎是责成他们不要太就字面来了解它。）
我们是自己走进了死胡同，使自己陷于寸步难行，而我们的竞争者却能继续活动的境地。究竟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处境呢？
首先，毫无疑问，将要作出种种尝试来防止召开两个唱对台戏的工人代表大会这样的“丑事”。我们也不能放弃这种尝试；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果这种“丑事”再一次发生，就要使发生这种“丑事”的责任落在可能派及其同盟者身上。每一个多少有点国际运动经验的人都知道，一旦发生分裂，制造分裂的人或被公认为制造分裂的人始终是工人心目中的罪人。因此，如果在1891年召开两个代表大会，我们就要使制造这种分裂的过错不能落到我们身上。
既然这种争取联合的尝试是要做的，而且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末我们是否应当消极等待呢？那时我们就要冒这样的危险，即在最后关头，可能派及其同盟者会向我们提出布满明显圈套（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些圈套）的最后通牒，而这些圈套又是用甜言蜜语掩盖起来的，广大群众不能看穿其中的毒计，然而这又是我们所完全不能接受的；那时我们的处境才妙呢：要么接受最后通牒，睁着眼睛投入圈套，要么拒绝最后通牒，对工人承担我们因过于固执而破坏社会主义统一的责任！
总之，我们的处境糟透了。必须寻找出路。但如何寻找呢？用行动寻找。不要再仰赖已给予比利时人和瑞士人的委托了，我们要自己把事情承担起来。［注：以下到“我们认为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呢？”一句前的六段在手稿中用垂直线划掉。——编者注］
如果两个代表大会联合起来，我们是否会感到遗憾呢？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指靠：（1）法国集体主义派[116]和布朗基主义者（而且后者的人数由于大批转入布朗热主义者阵营而减少了），（2）德国人，（3）奥地利人，（4）西班牙社会主义者，（5）占丹麦社会主义者五分之一的丹麦“革命派”[117]，（6）瑞典人，可能还有若干挪威人，（7）瑞士人，（8）俄国和波兰的流亡者。
同我们唱对台戏的代表大会可能包括：（1）法国的可能派；（2）代表人数可能较多的英国工联，及可能利用英国国内运动的普遍高涨为自己服务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3）比利时人；（4）荷兰人；（5）巴塞罗纳等地的西班牙工团的代表；（6）可能有葡萄牙工团的代表；（7）意大利人；（8）占丹麦所有社会主义者五分之四的丹麦“改良派”，他们大概还能吸引若干挪威人。
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也可能根据情况同时派自己的代表到我们这里来；相反，瑞士人也可能派几个代表出席可能派的代表大会。
由此可见，这一次可能派将拥有一支比1889年更庞大得多的队伍。如果德国人加入我们这边，那末可能派会用英国人来弥补，这些英国人是由于我们毫无作为和不够灵活而失去的；在这以外，我们拥有多少民族，他们也拥有多少民族，可能还要更多。而且，由于他们具有制造假代表资格证和假代表的才能，他们将使我们远远地落在后面。加之，如果我们继续采用至今还在使用的毫无作为的办法，那末，分裂的罪名必将落在我们身上，结果将使我们代表大会的人数再一次受到损失。
现在假定实现了合并。那时我们的力量就会由于得到所有因分裂“丑事”而不得不至今抱中立态度的人，即比利时人、荷兰人和意大利人而壮大起来；联合有虽不十分坚定但是正直而且易于接受知识的优秀分子的英国新工联必将归附我们。我们已经在他们中间扎下了根；他们只要跟法国集体主义派以及德国人一接触，就会坚决地靠拢我们，何况以独裁作风令他们厌烦的社会民主联盟又是可能派的亲密伙伴呢。比利时人所需要的只是那种他们能够在其中起显著作用的代表大会（可能派就是给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而首先是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规模巨大的代表大会。如果我们帮助他们做到在他们国土上实行合并，那末，作为他们队伍中优秀分子的佛来米人将站在我们这一边，可以抵消布鲁塞尔人的可能派倾向。荷兰人是合并的热烈拥护者，但是他们决不是可能派。
我们认为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1）共同的代表大会应由受1889年两个代表大会委托的人来召开。比利时人召开代表大会是由于受可能派的委托，而比利时人和瑞士人共同召开代表大会，则是由于受我们的委托；到底采取哪种方式，必须确定。
（2）代表大会应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代表大会。过去几次代表大会的规章、议程和决议对它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它可以不受任何先例的限制而自行规定自己的规章、代表资格证审查方法和自己的议程。任何一个委员会，不论是以前某一次代表大会任命的还是在关于合并问题的谈判期间成立的，都无权使代表大会受到任何约束。
（3）各工人组织选派代表的条件和名额都要事先规定好（最好提出一定的建议，但提出建议不是我的事情）。
（4）委托一个委员会（其成员应予规定）拟出关于规章、代表资格审查方式和议程的建议，并提交代表大会批准。
写于1890年9月9日和15日之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注释：
[112]“1891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一文是恩格斯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博尼埃1890年9月9日来信的答复；恩格斯在该文中制定了马克思主义者在筹备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方面的策略路线。沙·博尼埃告诉恩格斯，有一些事实证明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产生了具有机会主义性质的动摇，从而使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优势有可能转到法国可能派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方面的危险。还在筹备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关于巴黎代表大会，见注97）期间立场就不坚定的比利时工人党代表，既接受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的委托（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委托他们与瑞士社会主义者共同召开下一届代表大会），又接受同时举行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关于可能派代表大会，见注97）的委托来召开下一届代表大会；可能派利用了这种情况，就通过比利时人进行活动，再一次企图攫取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动权。
恩格斯在1890年9月15日给拉法格的信中和1890年9月27日给左尔格的信中也都阐述了给博尼埃复信中的基本思想。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出，这个复信是给各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的，不准备公开发表的。恩格斯的指示帮助法国和其他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粉碎了机会主义分子的阴谋，争取到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在布鲁塞尔举行了1891年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83页。
[113]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于1890年9月1日至6日在利物浦举行。出席的代表约460人，代表着140万以上加入工联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社会主义者影响的新工联的大批代表第一次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不顾旧工联领袖的反对，通过了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同时认为工联参加国际工人团体的活动是适宜的。会上通过了关于派遣代表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第83页。
[114]指两篇抨击性文章：“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和“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Ⅱ．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前者于1889年3月在伦敦用英文出版单行本，同时用德文载于1880年3月30日和4月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号和第14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521—532页）；后者于1889年6月在伦敦用英文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538—555页），其摘录载于1889年6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4号。在这两篇根据恩格斯的授意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伯恩施坦执笔并经恩格斯修改过的抨击性文章中，揭穿了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领袖在召开于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方面的阴谋活动。——第83页。
[115]有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于1889年2月28日在海牙举行。这次会议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代表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召开的，其目的是拟订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条件。可能派虽然接到了邀请，但拒绝参加会议，而且后来并未承认它的各项决议。代表会议确定了代表大会的权力、开会日期和议程（关于代表会议的决议的详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527—529页）。——第84页。
[116]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主张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和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被称做集体主义派。他们的领导人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因此又称盖得派——这是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更为普遍的一种称呼）。从1879年工人党成立之日起，在它的队伍中就进行着尖锐的思想斗争，结果于1882年党分裂成马克思主义派（盖得派）和可能派（见注104）。马克思主义派保持了工人党的名称。——第85页。
[117]丹麦“革命派”是团结在“工人报”（《Arbeideren》）周围的以特利尔和彼得逊为首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少数派。“革命派”反对党的机会主义派的改良主义政策，为把党变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而进行斗争。他们被改良主义的多数派开除出党，于是在1889年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但是由于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个组织没有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第8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1890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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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1890年9月7日）
签署人敬请贵报刊登下面这封信，这封信已经在昨天寄给德勒斯顿“萨克森工人报”的现任编辑部。
※※※
“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在自己的告别辞（1890年8月31日第105号）中宣称，似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多数往往是很快就变成少数的，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希望，正如当时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刚卸任的编辑部的这个声明对我来说是非常出乎意外的事。也许对编辑部本身来说也是如此。关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党内拥有多数这个问题，我至今一无所知。因此，编辑部今后愿意“希望”什么和“希望”多少都可以随它的便，只是我并不打算同它“一起”希望。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文学家和大学生骚动的性质还可能有怀疑的话，那末看到这种企图宣布我是支持这些老爷的阴谋的极端无耻行为之后，任何怀疑都应该消除了。
我同刚卸任的编辑部的全部联系在于，编辑部几个星期来在我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报纸寄给我，不过我并不认为有必要把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东西告诉它。现在我应当把这些东西告诉它了，并且是公开地告诉它。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toutcequejesais，c’estquemoi，jenesuispasmarxiste》——“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实践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轻率地“拿下障碍物”；这也许会使作者们的不屈不挠的年轻人的勇气受到赞扬，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可是，甚至一个小宗派也不至于实行这种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关于这一点，从那时以来这些老爷们已经亲身体验到了。
他们几个月来对党团或者党的执行委员会积下的埋怨情绪，归结起来，最多也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些老爷乐意去滤出蠓虫，那也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德国工人为了感激这一点就应当吞下骆驼。[111]
总之，他们收割的，正是他们种下的。且不谈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内容，他们在发动这整个运动时，是那样幼稚、那样天真而自我陶醉地对待自身的重要性，对待党的状况和党内存在的一些观点，以至于结局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但愿这些老爷们坚决接受这个经验教训。他们之中有的人曾经写出可以令人抱某些希望的东西。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他们不是那么深信他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是完美无缺的话。应该让他们懂得：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加以深刻的批判性自我检查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给予他们一种军官官衔和在党内取得相应职位的权利；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9月7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9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7号和1890年9月14日“柏林人民报”第214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并根据“柏林人民报”校对过
注释：
[111]滤出蠓虫，吞下骆驼，是从圣经中借用来的一句英国谚语；意思是注意细枝末节，忽视了主要的东西。——第81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1890年9月6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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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107]
“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在该报105号（1890年8月31日）上发表的告别辞中宣称，似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目前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多数往往是很快就变成少数的，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希望，正如当时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大学生骚动的性质还可能有一点点怀疑的话，那末这些大学生的主要机关报之一的前编辑部的这一极端无耻的行为则应该擦亮我的眼睛。前编辑部同我“一起希望”——结果好像我也同它一起希望——以奥艾尔、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辛格尔这样一些人为代表的那一派很快将拥有德国工人的少数，而以前编辑部为代表的“有原则的一派”则将拥有多数。这就是说，把前编辑部的希望简直是诬蔑性地硬加在我身上，因而我得为此向它追究个人责任。
我不曾有任何愿望要去参与大学生和文学家老爷们挑起的无谓纠纷。但是我曾坦率地向每一个希望知道我的意见的人谈了我的意见。如果爱闹纠纷的老爷们也希望公开地听我的意见，那就照这样办吧。
当这些老爷们开始大吵大嚷地反对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反对党团的时候，我曾惊奇地问自己：他们究竟希望什么呢？这一切是为的什么呢？据我所知，所有这些大吵大嚷都是毫无根据的。在有关庆祝五一节的争论问题上，党的执行委员会也许阐述自己的观点稍微迟了一点。但是执行委员会包括五个人，他们居住在四个相距甚远的地方，因而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商讨出一致的意见。然而，当执行委员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这个意见却是正确的、唯一符合局势的意见。汉堡事件完全证实了它的正确性。[108]
党团的或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个别成员在辩论时无疑是犯了错误。这种情况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会发生的，这要归罪于个人，而不能归罪于整个机构。党团在自己的章程草案中有某些地方违反了民主准则。但是要知道，这只不过是个草案，党的代表大会可以通过它，拒绝它，或者修改它。1871年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109]也同样违反过某些手续，巴枯宁主义者老爷们立即抓住这点，当作他们攻击总委员会的表面的借口。尽管如此，现在谁都知道，真正的民主是在总委员会这里，而不是在巴枯宁主义者的委员会那里，这些人为了使国际从属于自己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秘密阴谋机构。
在争论航运津贴时，当时的党团曾有一度不知所措，而企图把“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变成它自身束手无策的替罪羊，当时我坚决站在编辑部这边反对党团。[110]即使在现在我还是会这样做，如果党团或者党的执行委员会真正做了任何对党有严重危险的事情的话。但是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注：手稿在这里中断。——编者注］
写于1890年9月6日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第1版第16卷第2部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注释：
[107]恩格斯写“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的草稿”，是因为由反对派“青年派”的代表组成的该报编辑部企图宣布恩格斯支持它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路线的言论。该报的言论使该报编辑部在1890年8月底被撤换，编辑部在告别文章中试图蛊惑地说明它的下台似乎是由于党内“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加强的结果，并企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放肆地利用恩格斯的威信。被激怒了的恩格斯决定公开驳斥“青年派”。
这一篇答复“萨克森工人报”的文章恩格斯没有写完，它以草稿的形式保留下来。恩格斯写完的那篇答复文章（见本卷第80—82页）曾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柏林人民报”上；它在揭露“青年派”的立场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恩格斯的这篇答复文章还发表在1890年9月19日“工人报”第38号上。
“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于1890年最后形成。它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和年轻的文学家组成的（它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青年派”的主要领导者是保·恩斯特、保·康普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青年派”忽视在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党的活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反对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
“萨克森工人报”（《SächsischerArbeiter-Zeitung》）是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日报，九十年代初是反对派“青年派”的机关报；从1890年至1908年在德勒斯顿出版。——第77页。
[108]恩格斯指的是社会民主党党团就庆祝1890年五一节而写给德国工人的呼吁书，呼吁书发表在1890年4月15日“柏林人民报”上。在呼吁书中党的领导答复了反对派“青年派”提出的关于在5月1日举行总罢工的要求。呼吁书指出，在反社会党人法还有效的条件下，以及在1890年2月20日选举后形成的情况下接受这样的要求是危险的，因为当时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统治集团已经准备利用任何借口来消灭社会民主党，它们很可能进行挑衅。呼吁书要求德国工人不要为这种挑衅提供借口，并且用和平的示威游行来庆祝5月1日。
1890年5—7月在汉堡发生了建筑工人的罢工，他们要求规定九小时工作日和提高工资。工人在不利的时机发动的罢工失败了，但是企业主也被迫放弃自己关于工人不得参加工会组织的要求。——第78页。
[109]第一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是于1871年9月17—23日举行的。这次代表会议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第一国际的成员遭到残酷镇压的情况下召开的，与会者的范围比较狭窄：参加会议工作的有2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0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未能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国家则由通讯书记代表。马克思在代表会议上代表德国，恩格斯代表意大利。代表会议总共开了九次会议，都具有秘密的工作会议性质。有关代表会议的报告不得公布，代表会议的决议于1871年11—12月公布。
伦敦代表会议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重要阶段。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论述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之一。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决定，这项决议的基本部分被收入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在代表会议的一系列决议中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重要的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打击了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伦敦代表会议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同巴枯宁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它在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战胜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第78页。
[110]1884年底俾斯麦从活跃德国殖民政策的利益出发，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的年度津贴，以便筹备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狄茨、弗罗梅、格里伦贝格尔等人）打算在发展国际关系的虚伪借口下投票赞成航运津贴。在多数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党团通过决议，决议宣称关于津贴的问题是一个非原则性的问题，党团的每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参加表决；决议还指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航运津贴。
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党员群众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坚决谴责，该报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导。在辩论的过程中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不只一次企图把辩论归咎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并企图迫使该报停止对他们的立场进行批评。在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党团的多数在1885年3月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对政府提案的态度，它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了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第78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伦敦的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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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5月4日[98]
无产阶级的五一节活动之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不单单是因为它具有使之成为战斗工人阶级第一次国际行动的普遍性质。它还使我们能够证实各个国家里的运动所取得的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就。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他们都同意一点，即无产阶级的节日活动在欧洲大陆所有各国中，以奥地利进行得最出色、最有成绩，而在奥地利的城市中，又以维也纳进行得最出色、最有成绩；因此，奥地利的，特别是维也纳的工人在运动中就取得了完全不同的地位。就在几年以前，奥地利的运动几乎完全停顿，各德意志省和各斯拉夫省的工人分裂成两个互相敌视的党派，把自己的力量都消耗在内部斗争上面；仅仅在三年以前，如果有人断定说，1890年5月1日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会向全世界做出如何庆祝无产阶级的阶级节日的示范，人们一定会报之以嘲笑。当我们必须对在其他国家，例如在法国仍然消耗着工人力量的那些内部纷争作出自己的判断时，是不应该忘记这一事实的。谁能肯定说巴黎不能做到维也纳已经做到的事呢？
可是在5月4日这一天，伦敦使维也纳黯然失色了。在全部五一节活动中，我认为最重要、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1890年5月4日，从四十年冬眠中醒来的英国无产阶级重新投入了自己阶级的运动。要理解这一点，必须熟悉一下5月4日以前的历史。
去年年初，世界上最大、最穷的工人区——伦敦东头——开始逐渐行动起来。1889年4月1日成立了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GasWorkers’andGeneralLabourers’Union），目前会员总数达十万人。这个工会同码头工人有着共同利益（很多工人冬季在煤气企业做工，夏季在码头做工），码头工人大罢工主要就是在它的积极协助下举行的，这次罢工使伦敦东部最底层工人也一改其消极状态。[99]目前，在这些大部分都是没有技术的工人中间，工会一个接一个地成立了，而他们那些迄今毫无生气的原有工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然而这新旧工联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旧工联所网罗的都是“有技术的”工人；它们带有闭塞的性质，根本不接纳没有受过行会训练的工人；这样一来，它们就自己促使非行会工人来同它们竞争；它们有钱，但是越有钱，它们就越退化为单纯的患病职工补助会和丧葬基金会；它们保守，千方百计地尽一切可能躲避“可诅咒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反，“没有技术的”工人的新工会则接纳每一个同行；它们基本上是，而煤气工人的工会甚至纯粹是，为了进行罢工而组织的联合会和罢工基金会；它们的行列中虽然还不是人人皆社会主义者，但它们至少是坚定不移地只愿意要社会主义者而不要其他任何人来做它们的领袖。而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已经在东头积极进行了许多年；在这方面做得最多的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她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最近四年里，他们在几乎全部由工人组成的“激进俱乐部”[100]里找到了进行宣传的最好的场所，他们坚持进行宣传，而且现在已经看出成绩很大。在码头工人罢工时期，艾威林夫人是三位负责分发津贴的妇女之一；海德门先生——特拉法加广场的逃兵[101]——却用诬蔑来答谢她们，说她们硬要罢工基金会为这项工作每星期付给她们每人三英镑。去年冬天也是在东头举行的银镇罢工，几乎完全是由艾威林夫人一人领导的[102]；在煤气工人委员会里，她代表她本人所创建的女工支部。
去年秋天，煤气工人在伦敦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但是在伦敦南部，却因罢工失败而又被取消了[103]，这向他们充分证明，在伦敦北部，这个胜利果实也绝不是永远保了险的。这些工人坚决响应了艾威林夫人提出的根据巴黎代表大会决议在伦敦为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举行五一节活动的建议，那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们同某些社会主义团体、激进俱乐部以及东头的另外一些工联一起，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负责为此在海德公园组织一次大示威。在发现今年任何想在5月1日（星期四）举行这种示威的企图必遭失败以后，示威决定改在5月4日（星期日）这天举行。
为了尽可能使伦敦所有的工人都参加示威，中央委员会天真地对伦敦工联理事会也发出了邀请。这个组织是由伦敦各工联，而主要是“有技术的”工人的那些旧工会的代表组成的，自然，其中占大多数的目前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工联理事会看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发展大有非它所能控制之势。旧工联也赞成八小时工作日，但是不赞成由法律加以规定。他们对八小时工作日的理解是这样的：八小时的工作付给常规日工资，——每小时的工资照此折算，——但同时也允许每个人一天加班随便多少小时，条件是提高每个小时的加班费，譬如说，提高到相当于平时一个半小时或两小时工资的数目。因此，这里的意思就是要把示威导向这样一个方向，即争取可以按照“自由”协议来规定的八小时工作日，而不是争取以议会法案形式写成硬性条文的工作日。抱着这样的目的，工联理事会就同前面提到的那位海德门先生的社会民主联盟联合了起来，社会民主联盟是这样一个团体，它仍然以英国社会主义的唯一能救世的教会自居，它完全合乎逻辑地同法国的可能派[104]永远结成了联盟，派代表团参加了他们的代表大会，因此，从一开始它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所规定的五一节活动是一种亵渎圣灵的罪过。对于这个组织说来，运动也已经不是它所能控制的了。但是加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边就意味着服从“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相反，如果工联理事会把事情抓到自己手里，如果节日活动不在5月1日而在5月4日举行，那就不是险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五一节活动了，那就可以去参加了。所以，尽管社会民主联盟的纲领中订有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样一条，联盟还是满心欢喜地跟工联理事会勾结了起来。
于是，两个以这种古怪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新盟友就对中央委员会耍了这样一种狡猾手段，这种手段在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中大概会被认为不仅是完全可以允许的，而且是非常巧妙的，但在欧美工人们看来，却无疑是极端卑鄙的。原来，在海德公园举行人民集会，其组织者应事先向公共工程部（BoardofWorks）提出申请，并报告具体细节，其中包括取得让用来做讲坛的四轮车在草地上通过的许可。此外还有一条规定是，一经有人申请在公园举行集会，即不得有第二个集会同日在公园举行。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提出这种申请。这两个为了对付中央委员会而联合起来的组织一知道这个消息，立刻就申请5月4日在公园举行集会，并被批准设立七个讲坛，这一切都是背着中央委员会干的。
工联理事会和社会民主联盟以为，这样一来，在5月4日那一天公园由他们租定了，胜利毫无问题。理事会随后就召开了各工联代表的会议，也邀请了中央委员会派两位代表出席；中央委员会派去了三位代表，其中一位是艾威林夫人。工联理事会在他们面前以全局主持者自居。理事会宣布，只有工会才能参加示威和携带自己的旗帜，也就是说，不许社会主义的组织、政治俱乐部这样做；既然如此，为什么社会民主联盟却能参加示威，这还是一个谜。理事会向会议提出了一个事先拟好的决议草案，草案中恰恰把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一条抽掉了；主张恢复这一条的提议既没有加以讨论，也没有提付表决。最后，理事会竟拒绝艾威林夫人以代表的身分参加会议，说什么她不是体力劳动者（这是不对的），尽管理事会主席希普顿先生自己已经足足有十五年的时间，连想也没想干干自己的本行。
中央委员会里的工人们对于他们这种狡猾手段很气愤。看来示威似乎已最终地落到只代表着伦敦工人中微不足道的少数的那两个组织的掌握之中了。而且看来对此似乎毫无别的办法，只好去抢夺工联理事会的讲坛了。煤气工人就曾表示要这样干。于是爱德华·艾威林就到公共工程部去，结果争取到破例批准中央委员会在公园也设立七个讲坛。靠欺骗手段利用示威来达到少数人目的的企图破产了；工联理事会变得和气起来，情愿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中央委员会就组织示威一事进行商议。
必须知道示威前的这一段过程，才能理解示威的性质和充分估计它的意义。由不久前投入运动的东头工人们倡议举行的示威，得到了如此普遍的响应，以致两个互相敌视的组织（它们互相敌视的程度并不下于它们共同对举行示威这一基本思想的敌视）也被迫联合起来，以便把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并利用这次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方面是宣扬劳资平等的保守的工联理事会，另一方面是在不会招致危险时总要大谈其社会革命的标榜激进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这两个组织联合起来施展卑鄙的阴谋诡计，企图靠它们二者都深恶痛绝的示威来大捞一笔资本。由于这些缘故，5月4日的集会分成了两边。一边是眼光超不出雇佣劳动制度框子的保守的工人，同他们在一起的是一个软弱无力但又热中于权势的社会主义宗派；另一边是不久以前投入运动的广大工人群众，他们对旧工联的那套曼彻斯特主义[105]听也不愿再听了，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争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并且要同他们自己选择的同盟军，而不是同一个社会主义小集团强加给他们的同盟军一道去争得这种解放。一边是以本身都还没有完全摆脱掉行会习气的工联和依靠最坏的同盟军的狭隘宗派为代表的停滞状态；另一边是重新觉醒起来的英国无产阶级的生气勃勃的自由的运动。即使眼力最差的人也会一下就看得出，在这次包含两面的集会上，哪一面生气勃勃，哪一面死气沉沉。中央委员会的七个讲坛的周围人山人海，奏着音乐、打着旗帜、成行列队而来的有十万多人，个人加入进来的差不多也有十万人；每一处都是万众一心，斗志昂扬，同时又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与此相反，在勾结起来的反动分子们的讲坛那边，一切都毫无生气；他们的队伍人数少得多，组织得很坏，一片混乱，而且大多数都来迟了，以致有几处在中央委员会那边已经结束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工联理事会那边有个别激进俱乐部的自由派领导人以及某些工联的头面人物参加，可是正是这些组织的一般成员，甚至包括社会民主联盟的整整四个分部的一般成员在内，却在中央委员会的行列里行进。虽然如此，工联理事会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有决定意义的成功是在中央委员会这边。
许许多多观察了这次示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离开时都已深信，充当伟大自由党的附属品和执票工具达四十年之久的英国无产阶级，已经终于觉醒过来，投入了新的独立的生活和活动。1890年5月4日英国工人阶级加入了伟大的国际大军，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而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英国无产阶级依靠着发展水平最先进的工业，而且享有最大的政治活动自由。它的漫长的冬眠——一方面是1836—1850年的宪章运动遭到失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1848—1880年工业获得巨大发展的结果——终于打破了。老宪章派的后代加入了战斗队伍。八年以来，在广大群众中，风潮一直此伏彼起，时有发生。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团体，但是没有一个超出宗派的水平之上；宣传鼓动家和所谓党的领袖——其中有的甚至是纯粹的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都是些没有士兵的指挥官。这差不多总是使我们想起1849年巴登运动[106]中著名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上校一名、军官十一名、号兵和列兵各一名。而这些各色各样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还为了争夺对未来无产阶级大军的领导而互相争吵，这种景象更是令人难以乐观。现在，所有这一切将很快像在德国、在奥地利那样停止下来。强大的群众运动将使所有这些宗派和团体不复存在，它将把士兵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而给指挥官指出他们应守的岗位。谁不喜欢这样，可以走开。事情不能没有摩擦，然而事情终能做成。不久以后，比很多人预料的还要早一些，英国的无产阶级大军将同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样成为一支团结一致、组织良好、坚强有力的大军，大陆和美国的所有同志都将为它热烈欢呼。
写于1890年5月5日和21日之间
载于1890年5月23日“工人报”第21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注释：
[98]]“伦敦的5月4日”一文，是恩格斯在1890年5月5日和21日之间，为第一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写的。当时，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组织根据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见注97）的决定举行了第一次庆祝五一节的活动。群众示威和大会——在奥地利最有组织——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口号下进行。
伦敦的工人也有组织地举行了第一次五一节活动，他们是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1890年5月4日——举行的，他们的行动使恩格斯特地写了这篇文章。尽管工联的改良主义领袖们和英国机会主义的社会党人海德门，企图对示威进行领导，把示威活动置于妥协性的口号之下，示威还是显示出，伦敦广大工人群众决心为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要求而斗争。追随改良主义者的只是一小部分属于所谓工人贵族的工人。绝大多数示威参加者——约有二十万人——都拥护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口号。示威的骨干是煤气企业和伦敦码头的非熟练工人，他们在八十年代带头开始为建立新的群众性的工联和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恩格斯出席了示威结束时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杰出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保·拉法格以及俄国革命流亡者的代表谢·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等发表了演说。
“伦敦的5月4日”一文除载于“工人报”外，还在1890年5月29日“选民报”第85号刊登过。1890年5月31日“柏林人民报”第123号也发表过这篇文章，发表时删去了开头关于奥地利的五一节活动的那部分。——第69页。
[99]]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是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会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会提出了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没有多久，它就在广大工人各个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会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之多。这个工会积极参与了组织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1889年8月12日至9月14日举行的伦敦码头工人罢工，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最大事件之一。参加罢工的有码头工人三万，其他行业的工人三万以上。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没有参加任何工联的非熟练工人。罢工工人由于自己的坚定性和组织性而使自己的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码头工人的罢工加强了无产者的团结（捐来的罢工基金约有五万英镑），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成立了码头工人工会以及其他联合了大批非熟练工人的工会；次年工联的总数即增加一倍多。——第70页。
[100]]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工人，而领导者一般却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这种俱乐部就更多了，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俱乐部的参加者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71页。
[101]]指海德门在1887年11月13日英国社会主义者组织的特拉法加广场示威当中的行径。大会以与会者同警察发生冲突而告终，有几百人受伤（3人致命），大会的一些组织者被逮捕。在这次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称为“流血星期日”的事变当中，海德门怯懦地躲避了起来。——第71页。
[102]]银镇罢工（银镇是东头的一个地方）——1889年9—12月，制造水底电缆和橡胶制品的工人举行罢工，参加者约有三千人。他们要求提高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加班工资、节日工资以及女工和童工的工资。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积极参加了罢工的组织工作。她在罢工的过程中创建了青年女工联合会。罢工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最后，因为其他工联的工人没有给予支持，银镇工人遭到失败。——第71页。
[103]]恩格斯指的是1889年12月至1890年2月伦敦南部煤气公司的工人举行的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公司老板不遵守前已达成的协议：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提高工资，只录用煤气工人工会的会员等等。结果工人方面失败了，原因是其他的工联，特别是码头工人工会没有给予足够的积极支援，此外还由于1890年罢工运动开始进入低潮。此后，八小时工作日在该公司所属的企业中被取消。——第71页。
[104]]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执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的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掌握。加入到联盟里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天联盟发生分裂，左翼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可能派——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分裂的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的原则是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因此有“可能派”之称。——第72页。
[105]]曼彻斯特主义，曼彻斯特学派——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个派别，反映着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坚持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六十年代，自由贸易论者是自由党的左翼。谈到旧工联的曼彻斯特主义，恩格斯是指它们的活动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这些工联的领袖们力图使无产阶级的任务仅限于进行要求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要求在劳工保护法方面实行某些有利于工人的变更的经济斗争，借此诱使无产阶级离开工人运动的阶级目的。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宣传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和阶级和平。——第74页。
[106]]指恩格斯参加过的1849年5月至7月间维护帝国宪法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关于这次起义，见恩格斯写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第75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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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82]
自从我写了上面那篇序言[83]以来，已经又有必要刊印“宣言”的新的德文版了，同时“宣言”本身也有种种遭遇，应该在这里提一提。
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由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译本，马克思和我曾为这个译本写过一篇序言。可惜我把这篇序言的德文原稿遗失了，所以现在我只好再从俄文译过来，这样做当然不会使原稿增色。[84]下面就是这篇序言：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在六十年代初，由‘钟声’[85]印刷所刊印问世。当时，西方认为‘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在‘宣言’最初发表时期（1848年1月［注：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手稿中，不是“1848年1月”，而是“1847年12月”。——编者注］）无产阶级运动所包括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注：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手稿中，在“各种”之前还有“各国”两字。——编者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向美国境内移民吸收着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的农业生产能够大大发展，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使用自己劳动的农场主［注：“使用自己劳动的农场主”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增加的——编者注］）的中小型地产，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一起开始发展起来。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当时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把沙皇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锢在加特契纳[86]，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
‘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
那末试问：俄国农民公社［注：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手稿中，不是“农民公社”（Bauerngemeinde），而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俄文“公社”（Obschtschina）一词。——编者注］，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过的那个解体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大约在同一时候，在日内瓦出版了新的波兰文译本：“共产主义宣言”[87]。
随后又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SocialdemokratiskBibliothek》）的一种出版了新的丹麦文译本。[88]可惜这一译本不够完备；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译者感到难译而被删掉了，并且在不少地方可以看到草率从事的痕迹，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译者较为细心一点，他是能够把它译得很好的。
1886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刊载了新的法译文；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文。[89]
同年又有人根据这个法文本译成西班牙文，起初刊登在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报”上，接着又印成单行本：“共产党宣言”，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社，艾尔南·科尔特斯街8号[90]。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件可笑的事。在1887年，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版商收到了阿尔明尼亚文的“宣言”译稿；但是这位好心人却没有勇气把这本署有马克思的名字的作品刊印出来，竟认为最好是由译者本人冒充作者，可是译者拒绝这样做。
在英国多次刊印过好几种美国译本，但都不大确切。到1888年终于出版了一种可靠的译本。这个译本是由我的友人赛米尔·穆尔翻译的，并且在付印以前还由我们两人一起重新校阅过一遍。封面印的是：“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经作者同意的英译本，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校订并加上注释，1888年伦敦，威廉·里夫斯出版社，东中央区弗利特街185号[91]。这个版本中的某些注释，我已把它们收入本版。
“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过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第一篇序言[92]里提到的那些译本便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不久以后它就被那随着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失败而抬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面去，而在1852年11月科伦共产党人被判刑[93]之后，它更被“依法”宣布为非法了。随着与二月革命相联系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退到后面去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重新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出发。它应该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注：拉萨尔本人在和我们接触时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而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当然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的那些信徒却不是如此，他们始终没有超出他所主张的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并且把整个工人阶级划分为主张靠国家帮助的人和主张自我帮助的人。］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摈诸门外的纲领。这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94]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妙是连巴枯宁和无政府派也不能不承认的。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在这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智慧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善于透彻了解工人解放的真实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1874年，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道地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展，以致它们1887年举行的斯温西代表大会的主席［注：比万。——编者注］能够用它们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95]而在1887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由此可见，“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布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变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颇为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可以进出沙龙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96]，所以我们也就丝毫没有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四十二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本身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九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先前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标准工作日。[97]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
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
弗·恩格斯
1890年5月1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在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共产党宣言”1890年版
注释：
[82]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经作者同意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第四版写的（“宣言”正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德文第四版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于1890年5月在伦敦出版，这一版中也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宣言”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4—105页）以及恩格斯为“宣言”1883年德文版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1—2页）。1890年8月1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3号，在题为“‘共产主义宣言’的新版”的社论中摘载了恩格斯的这篇新的序言，1890年11月28日“工人报”第48号，在庆祝恩格斯七十寿辰的社论中也摘载了这篇序言。“共产党宣言”第四版是最后一个经作者同意的版本。“宣言”的以后各版通常是翻印这一版本。——第61页。
[83]恩格斯指他写的“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1—2页）。——第61页。
[84]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跋里（见本卷第503页）曾说这个译本是由普列汉诺夫翻译的；普列汉诺夫自己在“宣言”1900年版本上也指明这个译本是他译出的。恩格斯说已遗失的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宣言”俄文版序言的德文原稿，后来找到了，保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里。本版发表的这篇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25—326页）就是以原稿为基础的。本卷中恩格斯以从俄文反译回德文的方式引用这篇序言的地方，都根据上述德文原稿校对过；恩格斯在根据俄文版翻译时所作的一些细小的改动，都在正文和脚注中反映出来；由于俄文版不确切而造成的异文，已根据手稿改正。——第61页。
[85]“钟声”（《Колокол》）是一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主办，1857年至1867年由赫尔岑创建的“自由俄国印刷所”用俄文出版；1868年至1869年该报改用法文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以前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这里提到的“共产党宣言”俄文译本由“自由俄国印刷所”于1869年在日内瓦出版。——第61页。
[86]指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刺杀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后的情况，当时登上王位的亚历山大三世由于害怕革命的发动，害怕“民意党”的执行委员会可能采取新的恐怖行动，躲在加特契纳。——第62页。
[87]K．MarxiFr．Engels．《ManifestKomunistyczny1847r．》Genewa，1883．——第63页。
[88]K．MarxogF．Engels．《Det．KommunistiskeManifest》．Ｋφbenhavn，1885．——第63页。
[89]劳拉·拉法格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法文译本发表在1885年8月29日至11月7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1886年巴黎出版的梅尔麦著的“社会主义法国”（Mermeix．《LaFrancesocialiste》．Paris，1886）把它作为附录予以转载。“社会主义者报”（《LeSocialiste》）是一家法国周报，是茹·盖得于1885年在巴黎创办的。1902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从1902年至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机关报，从1905年起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八十到九十年代弗·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63页。
[90]“共产党宣言”西班牙文译本发表在1886年7月至8月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并出版了单行本：《ManifiestodelpartidoComunista》porC．MarxyF．Engels，Madrid，Administracionde《ElSocialista》，HernánCortés8。“社会主义者报”（《ElSocialista》）是一家周报，是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1885年起在马德里出版。——第63页。
[91]《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ByKarlMarxandFrederickEngels．AuthorizedEnglishTranslation，editedandannotatedbyFrederickEngels，1888，London，WilliamReeves，185FleetSt．E．C．恩格斯为这个版本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362—369页）在内容上有很多地方和“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相同。——第64页。
[92]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4—105页）。——第64页。
[93]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以“共产党宣言”作为纲领的第一个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的十一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控告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457—536页）。——第64页。
[9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18页。——第64页。
[95]这句话恩格斯引自斯温西市工联理事会主席比万于1887年在该市举行的工联年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的报道，刊载于1887年9月17日“公益”报。——第67页。
[96]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就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这个原理；它以这种表述方式包含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页和第17卷第475页）。——第68页。
[97]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在1866年9月3—8日举行。出席大会的共有六十名代表，他们分别代表总委员会和各支部，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工人团体。大会主席是海·荣克。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3—223页）作为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在大会上宣读。掌握大会三分之一票数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指示”，他们就议程的各点提出了自己的广泛纲领。但是总委员会的拥护者在讨论的大多数问题上获得了胜利；“指示”共有九点，其中有六点（关于国际联合行动、关于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关于儿童劳动与妇女劳动、关于合作劳动、关于工会、关于常备军）曾作为大会决议通过。日内瓦代表大会还批准了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89年7月14—20日在巴黎举行，这次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在大会举行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同法国的机会主义者（可能派）以及他们在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中的追随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机会主义者企图把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抓在自己手里，其目的是夺取代表大会的领导地位，从而阻止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各个社会主义和工人组织的新的国际联合。但是，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占优势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在1889年7月14日，即攻克巴士底狱一百周年那天开幕了。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和美洲二十个国家的三百九十三名代表。可能派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为了同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相对抗，他们也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举行了一个代表大会。只有少数外国代表出席了可能派的代表大会，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的代表资格都纯粹是假造的。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听取了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关于他们本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制定了国际工人立法的基本原则，通过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指出了实现工人的各项要求的途径。代表大会强调指出，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必须为实现工人的政治要求而斗争；主张废除常备军并代之以人民的普遍武装。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议是规定5月1日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代表大会就讨论的一切问题通过了基本上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议，打击了那些企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第68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论反犹太主义（摘自一封寄往维也纳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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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犹太主义
（摘自一封寄往维也纳的信）[79]
……然而难道反犹太主义不是给您带来害处多好处少吗？这就是我要请您认真考虑的问题。反犹太主义，这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因而只是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还有俄国，才有它的地位。如果是在英国这里，或者是在美国，有谁打算鼓吹反犹太主义，那他简直会被人耻笑，而在巴黎，德留蒙先生的著作（这比德国反犹太主义者的作品高明得无法比拟）也只是微不足道地和毫无影响地暂时耸动了一下听闻。况且，现在当他以市镇参议员候选人身分出现的时候，他本人也不能不表白，他要像反对犹太人的资本那样地反对基督徒的资本！不过要知道，即使德留蒙先生说出相反的意见，也还是有人读他的著作的。
在普鲁士，反犹太主义的传播者，是一些收入一万马克、支出两万马克，因而落到高利贷者手中的小贵族、容克地主；在普鲁士和奥地利随声附和反犹太主义者的，是一些因大资本的竞争而没落的小资产者：行会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如果说资本在消灭社会上这些反动透顶的阶级，那末它是在做它应该做的事，而且是在做一件好事——不管这资本是犹太人的还是雅利安人的、是行割礼的还是行洗礼的，反正都是一样；它在帮助落后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前进，促使他们最终达到现代发展水平，在这种发展水平下，先前的一切社会差别溶化成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一个巨大对立。只有在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的地方，即在还不存在强有力的资本家阶级，因而也不存在强有力的雇佣工人阶级的地方；只有在资本还薄弱得不能支配全国的生产，因而证券交易所是它的主要活动舞台的地方；也就是说，只有在生产还是掌握在农民、地主、手工业者以及诸如此类由中世纪保存下来的阶级的手里的地方，——只有在这种地方，犹太人的资本才占优势，也只有在这种地方才有反犹太主义。
整个北美有一些很难用我们的可怜的马克、古尔登、或法郎来表现其财富的百万富翁，在这些百万富翁之中没有一个犹太人，同这些美国人比较起来，连路特希尔德家族也简直是叫化子。即使在英国这里，譬如说同韦斯明斯特公爵比较起来，路特希尔德也只能算是一个家财微薄的人。甚至在我们的莱茵河两岸，九十五年以前我们靠法国人的帮助曾从这里赶走了贵族并建立了现代工业，而在这里又何尝有犹太人？
由此可见，反犹太主义无非是中世纪的、垂死的社会阶层反对主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股反动逆流；因此，反犹太主义戴上伪装的社会主义假面具，只为反动的目的效劳；这是封建社会主义的畸形变种，我们同它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反犹太主义在某一个国家能够存在，那只证明那个国家的资本还不够发达。现在，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彼此密不可分地联系着的。资本愈强大，雇佣工人阶级也愈强大，从而资本家的统治也就愈接近灭亡。因此，我希望我们德意志人（我把维也纳人也算在里面）能够真正蓬勃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绝不希望它停滞不前。
况且反犹太主义还歪曲事情的真相。它甚至不了解这些它所声嘶力竭反对的犹太人。否则它就应该知道，在英国这里和在美国由于东欧的反犹太主义者，在土耳其由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而有着成千上万的犹太无产者，而且正是这些犹太工人在受着最残酷的剥削，过着最贫困的生活。在我们这里，即在英国，最近一年里发生了三起犹太工人罢工事件[80]，——怎么能把反犹太主义说成是反对资本的斗争手段呢？
此外，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得感谢犹太人。海涅和白尔尼不待说，马克思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拉萨尔也是犹太人。在我们的最优秀的人物中有许多都是犹太人。我的朋友维克多·阿德勒（他为了效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目前正在维也纳坐牢）、伦敦“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爱德华·伯恩施坦、我们最优秀的帝国国会议员之一保尔·辛格尔——所有这些人我都因为同他们建立了友谊而感到自豪，而他们全都是犹太人！“凉亭”[81]杂志甚至把我也算做犹太人，假使要我选择的话，我无论如何情愿做一个犹太人，而不愿做一个“贵族老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4月19日于伦敦
载于1890年5月9日“工人报”第1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工人报”
注释：
[79]这封信是恩格斯给奥地利一个银行职员埃伦弗罗伊恩德的复信；后者在1890年3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在他所在的维也纳银行和信用机关官员俱乐部的成员当中，以及在一部分维也纳居民当中，反犹太主义以宣传反对犹太人的资本的形式传播很广。恩格斯给埃伦弗罗伊恩德的复信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反犹太主义”为题发表在1890年5月9日“工人报”第19号上。发表时附有编辑部的注：“大概不需要指出，我们刊载这封信是征得作者和收信人双方同意的。”收信人的姓名在发表时没有指出。恩格斯的信以同样的标题转载于1890年5月13日“柏林人民报”第109号和德国社会政治周刊“劳动权利”（《DasRechtaufArbeit》）1890年5月28日第315号。——第58页。
[80]恩格斯指伦敦犹太工人举行的下面几次罢工：1889年8—9月裁缝和毛皮制品工人的罢工，1889年11月面包师的罢工和1890年3—4月鞋匠的罢工。这几次罢工都以业主满足工人的要求而结束。裁缝、毛皮制品工人和面包师达到了规定以十小时工作日代替原先的十四至十六小时工作日的目的，鞋匠达到了以在作坊里劳动代替在家里劳动和业主同意实行劳动仲裁的目的。——第60页。
[81]“凉亭”（《DieGartenlaube》）是德国一家小资产阶级文学插图周刊，1853年起在莱比锡出版。——第60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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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1]
一
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注：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英译文中不是“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而是“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西欧任何国家的每一个进步政党”。——编者注］，双倍地关心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
第一，因为沙俄帝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后备阵地和后备军；因为单是它的消极存在，对我们来到已经是一种威胁和危险。
第二，——对于这一点，从我们这方面来说，一直还没有足够地加以强调，——因为这个帝国以其对西方事务的不断干涉，阻挠和破坏我们发展的正常进程，而且其目的是占领一些可以保证它对欧洲的统治并从而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的地理据点。［注：在英译文中不是“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而是“使进步的一切可能性都消灭在沙皇的铁蹄之下”。——编者注］
卡尔·马克思的一个功劳就在于，他第一个在1848年指出，并从那时起不止一次地强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欧的工人政党不得不与俄国沙皇政府作殊死战。在这里，当我根据这同样的精神发表意见时，我也仅仅是作为我的亡友的继承者，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注：这一段在英译文中是：“在英国，论述俄国的对外政策时是不能不提到戴维·乌尔卡尔特的名字的。五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向自己同胞介绍他所认真研究过的俄国外交的目的和方式；而对他的全部劳绩的唯一奖赏就是：他成了取笑的对象，并被称为讨厌的饶舌者。的确，平凡的庸人总是这样称呼任何一再谈论不愉快的事情的人，而不管这些事情多么重要。不过，乌尔卡尔特虽然痛恨庸人，但是他既不了解他们的本性，也不了解他们在我们时代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所以他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在他这位旧派托利党人看来，至今在英国只有托利党人能给俄国以有效的抵制，而英国的和外国的自由党人的活动以及大陆上的各种革命运动通常只对俄国有利，因此他认为：要有效地反击俄国的干涉，就得成为托利党人（或土耳其人）；每个自由党人或革命家都有意无意地充当着俄国的工具。对俄国外交的系统的研究使乌尔卡尔特深信：它是万能的，它确实是现代历史中的唯一积极因素，而所有其他各国政府只是它手中的消极工具；因此，如果不是他那么夸大土耳其的实力，那就不可理解，为什么这个万能的俄国外交不早已把君士坦丁堡夺去。因此，为了竭力把从法国革命起的全部现代历史归结为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外交象棋戏，其他欧洲国家在其中只是充当俄国的小卒，乌尔卡尔特就必须装扮成这样一个东方先知，他不是宣告简单的历史事实，而是用玄秘的夸张的外交语言宣告一个秘密的、神秘性的学说，即充满了许多关于很少有人知道，甚至是难以肯定的事实的暗示的学说。他建议恢复那种把叛国的大臣误交法庭审判的做法，并用枢密院代替内阁，认为这是克服俄国外交对英国外交的优势的万应良药。乌尔卡尔特是一个有巨大功劳的人，而且是一个道地的英国旧派人物；但是，俄国外交家完全可以说：《SiM．Urquhartn’existaitpas，ilfaudraitl’inventer》［“即使不存在乌尔卡尔特先生，也应该创造出这样一个人来”］。”——编者注］
甚至俄国的革命家有时也表现出他们对俄国历史的这一方面知道得相当少。这是由于，第一，在俄国国内，关于这一切只容许官方的奇谈存在；第二，许多革命家过于轻视沙皇政府，认为它不能有任何合乎理智的行动，其所以不能，部分是由于它鼠目寸光，部分是由于贪污腐化。在对内政策方面倒确实是这样；在这里，沙皇政府的无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不仅需要知道敌人的弱点，而且还要知道它的长处。而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俄国外交界形成了某种现代的耶稣会，它强大到在需要的时候甚至足以克服沙皇的任性，足以任自己内部取缔贪污腐化，而在周围更广泛地传播这种贪污腐化之风。最初这一耶稣会主要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其中有：科西嘉岛人，如波茨措-迪-博尔哥；德国人，如涅那谢尔罗迭；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如利文。它的创始人叶卡特林娜二世也是外国人。
旧俄高级贵族还有过多的私人和家族的世俗利益，因此他们不绝对可靠，而在这一新教团中供职却是要求绝对可靠的。由于不能强迫贵族放弃个人财产，不能强迫他们接受天主教耶稣会神甫的独身主义，所以，开始时仅把次要的职位，以及驻外代表、使节之类的职位委托给他们，这样来逐渐培养出本国外交官的班子。至今只有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哥尔查科夫在这个教团中身居要职；他的继任者冯·吉尔斯的姓又是一个外国姓。
正是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把俄罗斯帝国变得现在这样强大。这一帮人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的，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节，重金贿买，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和至少是一个沙皇的尸体向前进，——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对于使俄国的边界从德涅泊河和德维纳河扩展到维斯拉河以西，直到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从顿河和伏尔加河扩展到高加索以南，直到奥克苏斯河和亚克萨尔特河的发源地，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在国内巩固了沙皇政权。在庸俗爱国主义的公众的眼中，胜利的光荣、一连串的征服、沙皇政府的威力和表面的光彩，绰绰有余地足以补偿它的一切罪恶、一切暴政、一切不义和专横；沙文主义的夸耀绰绰有余地足以弥补一切拳打脚踢。这些成就的真正原因和群情细节在俄国越无人知道，它们越被官方的奇谈所代替（那些好心肠的政府为了臣民的福利和为了刺激他们的爱国主义到处都在这样做，例如在法国和普鲁士就是如此），这种现象就越厉害。因此，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像我们从吉霍米罗夫的例子中已经看到的那样。
可是这样一帮冒险家怎么竟能够对欧洲历史的进程起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呢？非常简单。他们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东西，他们只不过正确地利用了现存的形势。俄国外交的一切成就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物质基础。
我们来看看上一世纪中叶俄国的情况。那时它就拥有一大片国土，它的居民完全属于同一种族。人口稀少，但增长迅速，因此，单是时间的推移就足以保证国家威力的增长。这些居民在精神上停滞不前，缺乏创造性，但是在其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范围内，他们无所不能；他们坚韧顽强，大胆无畏，忠诚不二，吃苦耐劳，对于由密集的群众决定战局的时代的战争来说，他们是最好的兵源。这个国家的本土只有自己的西部边界面向欧洲，因此只有这一面可以受到攻击；国内没有一旦攻下来就可以迫使它媾和的中心；这个国家道途梗阻，幅员广阔，补给来源缺乏，因而它几乎是根本无法征服的——这里为任何善于利用它的人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坚强的阵地，他可以从这里不受惩罚地在欧洲搞各种能把任何一个别的政府拖入无休止的战争的勾当。
强大的、在防御方面几乎是不能攻破的俄国，在进攻方面却相应地软弱无力。在国内，军队的征集、组织、武装和调动，都碰到极大的障碍，不仅在物质上有种种困难，而且官吏和军官的贪污现象也极端严重。直到今天，所有想使俄国能够大规模地采取攻势的试图都遭到了失败；很可能，最近一次即目前所作的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12]的尝试，也会遭到完全的失败。可以说，在这里障碍几乎与需要组织的群众的数字的平方成正比地增长，更不用谈在少得可怜的城市居民中找不到现在所需的大量军官了。这一弱点对俄国外交来说从来不是秘密；因此，俄国外交总是尽力设法避免战争，只是把它当作万不得已的手段，并且只是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战争。俄国只愿意进行这样的战争：由俄国的盟国担负主要的担子，由它们的变成了战场的领土承受破坏，由它们提供最多的兵士，而俄国军队则担任后备军这种在大多数战斗中都备受珍惜、但在所有的大战役中却能以较少牺牲换得决定战局的荣誉的角色；在1813—1815年的战争[13]中就是这样。但是，在这样有利条件下进行的战争是不常有的，所以俄国外交宁愿利用其他强国的互相矛盾的利益和贪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唆使这些强国互相倾轧，从它们的敌对关系中坐收渔利，以便推行俄国的侵略政策。沙皇政府只是在对付那些显然弱小的敌人如瑞典人、土耳其人或波斯人时，才自己把战争担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无须跟任何人分享战利品。
然而再回过来看看1760年的俄国。这个由单一种族构成的不可攻克的国家的邻国，全都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或者表面上或者实际上已趋于衰落，濒于崩溃，因此成了真正的matièreàconquêtes〔侵略对象〕。北部是瑞典，它的实力和威望正是由于查理十二作了入侵俄国的尝试而丧失的；查理十二以此葬送了瑞典，并清楚地向大家表明了俄国是不可攻克的。南部是已成强弩之末的土耳其人和他们的纳贡者克里木鞑靼人；土耳其人的进攻力量早在一百年前已被摧毁，他们的防御力量暂时还算可观，但也已减弱；这一日益扩大的弱点的最好标志是：在被他们征服的基督教徒（构成巴尔干半岛大多数居民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中已开始骚动。这些基督教徒，几乎全属于希腊正教派，因此是俄国人的教友，而其中的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又是他们的同族。因此，只要俄国一宣布自己保护被压迫的正教教会和被奴役的斯拉夫人的使命，这里就会马上为在解放的幌子下的侵略准备好基础。高加索山脉以南，还有一些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小的基督教国家和信奉基督教的阿尔明尼亚人，对于他们，沙皇政府也同样可以自称是“解放者”。而且，在这里，在南方，还有一件使贪婪的侵略者着迷的、在欧洲无与伦比的战利品：东罗马帝国的旧都，整个正教世界的都城；这个城市，单是它的俄国名称——君士坦丁堡-沙皇格勒，就表明了对东方的统治，表明它的统治者在东方基督教徒中间享有的威望。
然而，沙皇格勒作为俄国的第三都城而与莫斯科和彼得堡并列，这不仅会意味着对东方基普教世界的精神统治，而且也是确立对欧洲的统治的决定性的一步。这会意味着对黑海、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的独占统治。这会意味着，只要沙皇高兴，他随时都可以封锁黑海，禁止除俄国之外的任何别的商船和舰队航行，会意味着把黑海变为俄国的军港和俄国舰队独占的演习场所，俄国舰队可以在任何时刻从这个安全的后备阵地通过设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进行偷袭，然后返回这个港口隐蔽。那时，俄国只要再取得对松德海峡和两个贝耳特海峡的同样的（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从海上也就无法攻破它了。
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将把俄国的疆界扩展到亚得利亚海。但是如果不相应地扩展俄国整个西部边界，不大大地扩张它的势力范围，西南部的这段边界就是不稳固的。而在这方面，形势可以说是更加有利的。
首先拿波兰来说；这个以掠夺和压迫农民为基础的贵族共和国处于完全土崩瓦解的状态；它的宪法使得任何全国性的行动都无法采取，因而使它成为邻国可以轻取的战利品。根据波兰人自己的说法，从十八世纪初开始，波兰就靠混乱维持着（Polskanierzademstoi）；外国军队不断地侵占波兰全部国土或取道波兰；它成了他们的客栈和小饭店（如波兰人所说的：karczmazajezdna），而且他们通常总是忘了付钱。彼得大帝有步骤地毁坏了波兰，他的继承者只要伸手去拿就行了。而且对此他们还有“民族原则”[14]这样一个借口。波兰不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当大俄罗斯受到蒙古人压迫的时候，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归并于所谓立陶宛公国以寻求保护，防御来自亚洲的侵犯。后来，这个公国自愿地同波兰合并[15]。此后，由于波兰有较高的文明，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波兰化了，而在十六世纪，耶稣会教徒统治波兰，迫使波兰的信奉正教的俄罗斯臣民改宗罗马天主教。这就给了大俄罗斯的沙皇们一个称心如意的借口，使他们能够把过去的立陶宛公国当做一个俄罗斯民族的、但是遭受到波兰压迫的地区，而对之提出领土要求，尽管根据最著名的现代斯拉夫学家来克洛希奇的意见，至少小俄罗斯人讲的并不就是一种俄罗斯方言，而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语言；另一个干涉的借口是：作为正教的维护者，要保护东方礼天主教徒[16]，虽然后者早已安于自己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中的现状。
在波兰后面是另一个似乎已最终陷入完全崩溃状态的国家——德国。从三十年战争的时代起，德意志罗马帝国就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帝国诸侯的权力愈来愈接近完全的自主。他们不服从皇帝意志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德国相当于波兰的liberumveto〔自由否决权〕）根据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条款得到法国和瑞典的明确保障[17]；因此，德国中央权力的加强就得取决于其全部利益在于阻挠这一加强的外国的同意。而且瑞典由于在德国有它的征服地，所以是德意志帝国的成员，它在帝国议会中有席位，有投票权。在每一次战争中，皇帝都发现德意志帝国诸侯是他的外国敌人的盟友，所以每次战争同时也是内战。几乎帝国所有较大的诸侯和中等诸侯都被路易十四收买了，而且在经济上这个国家已经被破坏到这种地步，要不是每年流入这笔用于贿买的法国钱，它就根本不可能在国内维持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注：见Gülich．《GeschichtlicheDarstellungdesHandelsetc．》Jena1830，2．Band，S．201—206[18]。］。因此，皇帝早已不是在只要他花钱而除了麻烦和忧虑之外什么也不带给他的帝国内部寻找他的政权的支柱，而是在他的奥地利的（德意志的和非德意志的）世袭领地中寻找了。于是普鲁士王朝作为奥地利王朝的对手开始显露头角，并逐渐与它并驾齐驱了。
这就是彼得大帝时代的德国状况。这位真正的伟人（其伟大决不是像彼得的继承者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恭顺奴仆弗里德里希大帝那样的“伟大”）第一个充分估计了对俄国非常有利的欧洲形势。他清楚地（比他那大概是由某个后裔编写的所谓遗嘱[19]中所写的要清楚得多）看到了、制定了并开始实行了无论是对瑞典、土耳其、波斯和波兰的还是对德国的俄国政策的基本原则。除瑞典之外，德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地引起了彼得的注意。瑞典他一定能打垮；波兰只要他一伸手就能拿到；至于土耳其，离它还太远；但是要在德国站稳脚跟，在那里占据法国所充分利用的而瑞典还没有力量利用的那种地位，——这是他的主要任务。他曾经尽一切方法想取得德国的一部分领土，从而侧身于德意志帝国诸侯之列，但是徒劳；他只是成功地采取了同德意志帝国诸侯通婚以及在外交上利用德国内部纠纷的办法。
在彼得之后，由于普鲁士的兴起，这种情况进一步变得有利于俄国了。普鲁士的成长使德国皇帝在帝国内部有了一个差不多与他势均力敌的敌人，它使德国的分裂状态永久化和极端化。但同时这个敌人羽翼未丰，还不能离开法国或俄国——特别是俄国——的帮助，因此，它愈多地摆脱对德意志帝国的从属关系，则愈牢靠地陷入对俄国的从属地位。
由上可见，欧洲只有三个必须正视的强国：奥地利、法国、英国。而要唆使它们相互倾轧或用许诺领土的诱饵去收买它们，这并不需要多高明的手法。英国和法国仍然是海上的竞争者；可以用占领比利时和德国领土的前景引诱法国；可以用向法国、普鲁士，而从约瑟夫二世时代起也向巴伐利亚索取各种利益的诺言引诱奥地利。因此，只要善于利用相互冲突的利益，就能保证俄国在从事任何外交活动时取得强大的甚至是绝对强大的盟友的支持。这样，与俄国相对立的，是这样一些正处于瓦解状态中的邻国，是这样三个大国，它们被传统、经济条件、政治或王朝利益或者侵略野心所引起的永无休止的争吵弄得四分五裂，彼此经常想以狡计取胜对方；而俄国却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种族的、年轻的、迅速成长的国家，它是几乎无法攻破的，完全不可征服的，而且它是一块未被触动的、几乎毫无阻力的可塑之材。对于有本领和野心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不论地点，不择手段，只求取得真正权力、能为他们的本领和野心找到真正用武之地的人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地方啊！而“开明的”十八世纪产生了许多这样的人；这些人在为“人类”服务的名义下走遍全欧，谒见所有开明的君主，——而在那时有哪个君主不想成为开明的呢！——在找到好差事的地方安居下来，组成一个“没有祖国”的贵族资产阶级的开明国际。这一国际拜倒在北方的塞米拉米达的脚下，拜倒在那位在俄国被叫做叶卡特林娜二世的也没有祖国的安哈尔特-策尔布斯特的索菲娅-奥古斯塔的脚下。这位叶卡特林娜正是从这个国际中为自己的俄国外交耶稣会搜罗人材的。
卡尔·考茨基在其论托马斯·莫尔的著作[20]中说明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人道主义”，在进一步发展中怎样变成了天主教的耶稣会精神。我们在这里同样看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完全成熟了的第二种形式在十八世纪变成了现代的耶稣会精神，变成了俄国的外交。这种向自己对立面的转变，这种最终会达到与出发点完全相反之点的现象，是所有不清楚自己的原因和存在条件，因而抱着纯粹幻想目的的历史运动的必然命运。“历史的讽刺”对它们作出无情的修正［注：在英译文中没有这段话。——编者注］。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耶稣会怎样地活动，怎样地利用相互竞争着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目的作为手段，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
二
1762年，当大淫妇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丈夫被杀后登上王位的时候，国际形势从来不曾这样有利于沙皇政府推行其侵略计划。七年战争把整个欧洲分裂成两个阵营[21]。英国摧毁了法国人在海上、在美运去摆布。这后者，在1762年，当登上俄国王位的彼得三世停止对普鲁士作战的时候，已经濒于毁灭；被自己最后和唯一的同盟者英国所遗弃、跟奥地利和法国长久闹翻、在七年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弄得筋疲力竭的弗里德里希，只得投身到刚即位的俄国女皇的脚下，而不能有其他的选择。这样做，他不仅能获得强有力的保护，而且还有希望兼并那块将东普鲁士和他的帝国的主要部分隔开的波兰土地，而占领这块土地现在已成了他一生的主要目的了。1764年3月31日（4月11日），叶卡特林娜和弗里德里希签订了一个彼得堡同盟条约[22]，根据这个条约的一项秘密条款，双方承担了用武力保护波兰现行宪法这个毁灭波兰的最好工具免遭任何改良的义务。这就预先决定了波兰在将来要被瓜分。波兰的一块土地是女皇抛给普鲁士的一根骨头，使它在整整的一百年间驯顺地被拴在俄国的锁链上。
我不来详细谈第一次瓜分波兰的事[23]。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瓜分是违反守旧的玛丽－泰莉莎的意志，主要由欧洲“开明”政治的三大台柱叶卡特林娜、弗里德里希和约瑟夫进行的。后两人以拥有把传统的国际法准则当做成见而加以践踏的开明的治国才智而自负，然而却愚蠢到这种地步，甚至看不出，他们由于参加掠夺波兰而把自己完全置于俄国沙皇政府的控制之下。
这些开明的至尊的邻居对于叶卡特林娜是再有用不过了。“开明”［注：在英译文中不是“开明”，而是“‘进步’和‘开明’”。——编者注］是十八世纪沙皇政府在欧洲高喊的口号，就像十九世纪的“解放各族人民”一样。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而天真幼稚的西欧自由党人，直到格莱斯顿，都相信这一点［注：在英译文中不是“都相信这一点”，而是“直到今天还相信这一点”。——编者注］，就像同样幼稚的保守党人对于官方俄国同时反复说的那些关于保卫正统主义[24]，保持秩序、宗教、欧洲均势，以及关于条约神圣的空话也深信不疑一样。俄国外交巧妙地蒙骗了欧洲的两大资产阶级党派。它，也只有它，被许可同时既是正统派又是革命派，既是保守派又是自由派，既是传统派又是开明派。因此，这种俄国外交家对“有教养的”西方所怀的藐视，是可以理解的。
波兰之后就轮到德国了。1778年，奥地利和普鲁士由于巴伐利亚的王位继承权打了起来[25]，这又只对叶卡特林娜有利。俄国现在已经强大到不要再像彼得那样想取得作为德意志帝国成员的权利了［注：在英译文中不是“取得作为德意志帝国成员的权利”，而是“通过获得某个小的德意志公国的办法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成员”。——编者注］；它现在力求在那里取得它已在波兰取得的和法国在德意志帝国所占据的地位，即能防止任何改良企图而保持德国混乱局面的保证人的地位。它终于争取到了这一地位。根据1779年的帖欣和约，俄国和法国共同负责保证这项和约以及它所确认的以前各项和约，其中包括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执行。这样，德国的软弱就被固定下来，它本身也成了法国和俄国未来瓜分的对象。
土耳其也没有被遗忘。俄国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总是在俄国西部边界太平无事，而欧洲在别处忙于其他事务的时候进行的。叶卡特林娜进行了两次这样的战争[26]。第一次战争的结果是得到了阿速夫海沿岸地区，克里木宣布独立，并在四年之后成了俄国的一个省份。第二次战争使俄国的边界从布格河推进到德涅斯特尔河。在这两次战争当中，俄国的代理人都煽动希腊人起义反对土耳其人。自然，起义者最后都被俄国政府抛弃而听任命运的摆布。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叶卡特林娜以自己及自己同盟者的名义首先提出了“武装中立”的原则（1780年），即要求限制英国认为党的军舰在公海上应当享有的权利，这一要求从那时起便成为俄国政策的不变目的，并且按照1856年巴黎和约的条款已基本上为欧洲和英国本身所承认。[27]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直到现在还不愿意予以考虑。
法国革命的爆发给叶卡特林娜带来了新的时运。她毫不惧怕革命思想渗入俄国，而只是把这一事件看做是使欧洲各国彼此争吵起来，从而使俄国能自由行动的一个新的有利时机。在她的两个“开明的”朋友和邻居死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普鲁士，列奥波特在奥地利企图实行独立的政策。革命给了叶卡特林娜一个大好机会，使她能以反对法兰西共和国作幌子重新把这两个人拴在俄国的锁链上，并且在他们两人忙于法国边界的时候，在波兰进行新的掠夺。普鲁士和奥地利都陷入了罗网。虽然普鲁士（它从1787年到1791年扮演了波兰反对叶卡特林娜的同盟者的角色）及时地醒悟过来，并且这次要求在掠夺波兰的勾当中获得较多的份额，虽然也不得不分给奥地利一块波兰土地，但是猎获物的最大部分仍然落入叶卡特林娜手中。[28]差不多整个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现在都并入了大俄罗斯。
但是这一次事物也有相反的一面。由于对波兰的掠夺也分散了1792—1794年同盟[29]的力量，使得同盟进攻法国的力量削弱了，法国在这时就得以巩固起来，以至完全独立地取得了胜利。波兰倒下了，但是它的反抗拯救了法国革命，而随着法国革命开始了连沙皇政府也无力对付的运动。波兰人的这一作用，我们西方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而且，我们将看到，波兰人并不只是这一次拯救了欧洲的革命。
在叶卡特林娜的政策中已经明显地显示出俄国目前政策的所有主要的特征：兼并波兰，虽然最初还不得不把一部分猎获物让给邻居；把德国变成未来的瓜分对象；把君士坦丁堡当做永不忘记的、可以逐渐实现的最主要目标；夺取芬兰作为彼得堡的屏障而把挪威并给瑞典作为补偿，——叶卡特林娜在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就是这样向国王古斯达夫三世提出的[30]；用国际法的限制性条款来削弱英国的海上优势；在土耳其的基督教徒-莱雅中煽动起义；最后，把自由主义的和正统主义的词句巧妙地结合起来，俄国按照需要用它来愚弄西欧酷爱词句的“有教养的”庸人，以及他们的所谓舆论。
到叶卡特林娜逝世的时候，俄国的领地已超过了甚至最肆无忌惮的民族沙文主义所能要求的一切。凡是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少数奥地利的小俄罗斯人除外），都处在她的继承者的统治之下，这个继承者现在完全可以称自己为全俄罗斯君主。俄国不仅夺得了出海口，而且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都占领了广阔的滨海地区和许多港湾。受俄国统治的不仅有芬兰人、鞑靼人和蒙古人，而且还有立陶宛人、瑞典人、波兰人和德国人。——还想要什么呢？对于任何其他民族来说，这是足够了。可是对于沙皇的外交来说（民族是不去问的），这只不过是现在才得以开始的真正掠夺的基础。
法国革命已经平息，它自己产生了自己的镇压者——拿破仑。它似乎证实了没有被大规模人民起义吓倒的俄国外交的高度英明。拿破仑的崛起现在给了俄国外交取得新胜利的机会：德国日益接近于遭遇和波兰一样的命运。但是叶卡特林娜的继承者保罗是个固执、任性、不可忖度的人；他时时刻刻打乱外交家们的计划；他变得使人无法容忍，必须要把他除掉。这件事情的执行者在近卫军军官中很容易就找到了；皇储亚历山大参与了这一阴谋并掩护了这个阴谋。保罗被勒死了，立刻开始了为新沙皇争取更大光荣的新的进军，这位沙皇由于他登极的方法本身而成了外交家的耶稣会匪帮的终生奴仆。
这帮人让拿破仑彻底摧毁德意志帝国并使它的混乱局面达到顶点。但是当要最后结算的时候，俄国便重新出面了。根据吕内维尔和约（1801年）[31]，法国获得了德国的莱茵河左岸的全部地区，同时约定，因此而丧失领地的德意志诸侯应当在莱茵河右岸从帝国僧侣（主教、神甫等）的土地中得到赔偿。这时，俄国援引它根据1779年帖欣条约所取得的保证人的权利宣布，在分配赔偿的时候，决定性的话应当由它和法国这两个德国混乱局面的保证人来讲。而德意志诸侯的割据和贪婪，他们习以为常的对帝国的背叛，已经保证了俄国和法国讲的话成为真正决定性的话。结果是俄国和法国拟定了失去领地的诸侯瓜分教会土地的计划，并且这个由外国根据外国的利益拟定的计划的全部要点都上升成了德意志帝国的法律（1803年帝国代表会议决议）。[32]
作为联邦国家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已经瓦解；奥地利和普鲁士开始作为独立的欧洲大国行动，而且像俄国和法国那样，把帝国各小邦仅仅看做是供侵略的领土。什么在等待着这些小邦呢？普鲁士还太小，太年轻，因而还不能僭望对它们的霸权，奥地利则刚刚彻底丧失了这种霸权。但是俄国和法国也希望得到德意志帝国的王位继承权。法国用武力摧毁了旧的帝国；它利用自己沿整个莱茵河与德国毗邻的关系对各小邦直接施加压力；拿破仑和法国军队胜利的荣誉完成了其余的工作，——德意志的小诸侯都俯身在它的脚下。而俄国呢？现在当它世代追求的目的几乎要达到的时候，当德国已陷于彻底瓦解，已弄得筋疲力竭、软弱无力和走投无路的时候，——正是在这种时候，俄国能容许科西嘉岛的暴发户从它的鼻子底下把猎获物夺走吗？
俄国外交立刻为确立对德意志各小邦的霸权而开始了进军。不言而喻，不战胜拿破仑要达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把德意志诸侯和德国的所谓舆论（如果那时能谈得上什么舆论的话）拉到自己这方面来。开始用外交来对付诸侯，用文字来对付庸人。在各个宫廷充满了俄国人的献媚、威胁、欺骗和贿赂的同时，给公众散发了神秘的小册子，其中把俄国捧为唯一能够拯救并且有效地保护德国的强国，而根据1779年的帖欣条约，保护德国是它的权利和义务。当1805年战争爆发时，只要稍微懂一点事的人都会明白，问题仅仅在于各小邦是做法国的莱茵联邦，还是做俄国的莱茵联邦。
命运保佑了德国。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在奥斯特尔利茨城下被打败了，新的莱茵联邦也就没有成为沙皇政府的前哨。[33]而法国的压迫至少是现代的压迫，它迫使德意志的君主们消除了当时制度中最不能容忍的旧时代残余。
在奥斯特尔利茨战役以后，接着而来的是普俄联盟，耶拿战役，埃劳战役，弗里德兰德战役和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34]这里又一次表明，俄国在战略上的安全地位给了它多么大的优势。虽然它在两次战役中都打败了，但是它却靠牺牲自己昨天的同盟者而获得了新的领土，并且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
这个同盟的第一个成果是占领芬兰。俄国人不经宣战，只是得到拿破仑的同意，便开始了进攻；瑞典将军们的笨拙无能、卖身投靠以及彼此意见分歧，使俄国人轻易地取得了胜利；俄国军队大胆横越冻结的波罗的海这一行动，引起了斯德哥尔摩的暴力的宫廷政变和芬兰的让与俄国。[35]但是三年后，当沙皇亚历山大准备同拿破仑破裂时，他把被选为瑞典王储的贝尔纳多特元帅召到亚波，向他许诺，如果他加入英俄同盟反对拿破仑，就把挪威让给他。[36]这样就在1814年实现了叶卡特林娜的计划：芬兰归我，挪威归你。
但是，芬兰不过是一个前奏曲。亚历山大追求的目的，像往常一样，仍然是沙皇格勒。在提尔西特和爱尔福特[37]，拿破仑曾坚定地答应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给他，并且给了他以瓜分土耳其的希望，但是君士坦丁堡得除外。从1806年起，俄国开始同土耳其作战；这一次，举行起义的不仅有希腊人，而且还有塞尔维亚人。[38]但是，对于波兰来说只是讽刺性的话，对于土耳其倒是符合真实情况：它靠混乱维持着。钢铁般坚强的士兵，钢铁般坚强的土耳其农民的儿子，正是由于这种混乱才得以补救被卖身投靠的帕沙所破坏了的一切。土耳其人可以被打败，但是要把他们粉碎是不可能的，因此俄国军队向沙皇格勒推进得非常缓慢。
但是，这种在东方“行动自由”的代价是加入拿破仑的大陆体系[39]，同英国断绝一切贸易往来。而这对于当时的俄国意味着商业的彻底破产。这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的）已经从亚当·斯密那里得知，
国家是怎样富起来的，
…………
当它有天然物产的时候，
为什么它不需要黄金。
可是，另一方面，
他的父亲不能理解他，
还是老把田地拿去抵押［注：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第1章第7节。（在原文中恩格斯的散文体的德文译文是：《wieeinStaatreichwirdundwieerkeinGeldbraucht，wennernurUeberfluβanProduktenhat…seinVaterdasnichtbegreifenkonnteundeinLandgutnachdemandernvorhypothekirenmuβte》．）——编者注］。
俄国只有通过海上贸易，把自己的原料产品输往当时的主要市场——英国，才能获得钱；而俄国已经是太欧洲化的国家，没有钱是不行的。贸易封锁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经济比外交和沙皇加在一起还要更强；同英国的贸易又悄悄地恢复了；提尔西特和约的条款被破坏了，于是爆发了1812年的战争。
拿破仑率领着整个西方的联军越过了俄国的边界。波兰人在这方面是够格的评断人，他们劝告他停留在德维纳河和德涅泊河边，改组波兰，并在那里等待俄国人的进攻。像拿破仑这样的统帅应当懂得，这个计划是正确的。但是，拿破仑由于站在令人目眩的高处，他所依靠的基础又很不稳固，已经无法下决心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他需要迅速获得成功，取得辉煌的胜利，通过突击争取签订和约；他忽视了波兰人的忠告，直向莫斯科挺进，从而把俄国人引进了巴黎。
拿破仑的大军在从莫斯科撤退时全军覆没，这成了西方普遍起义反对法国统治的信号。普鲁士全民奋起，迫使怯懦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对拿破仑作战。奥地利刚一完成作战准备工作便加入了俄国和普鲁士的行列。在莱比锡会战[40]以后，莱茵联邦脱离了拿破仑，而在拿破仑攻入莫斯科之后过了大约十八个月，亚历山大便作为欧洲的主宰进入了巴黎。
被法国所出卖的土耳其，于1812年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了和约，把贝萨拉比亚让给了俄国人。维也纳会议把波兰王国给了俄国[41]，因此，过去波兰的领土现在差不多有十分之九已并入俄国。但是，更重要的是沙皇现在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在欧洲大陆上，他不再有对手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听他使唤。法国波旁王朝在他的帮助下得以恢复王位，因此也对他俯首听命。瑞典在他的帮助下得到了挪威。作为它实行亲俄政策的保证。甚至西班牙王朝的复辟也应更多地归功于俄国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的胜利，而不尽归功于威灵顿的胜利，因为后者的胜利永远也不能消灭法兰西帝国。
俄国从来还没有获得过如此强大的地位。但是它也在自己的天然边界之外又跨出了一步。如果说对于叶卡特林娜的侵略，俄国的沙文主义还有某些托词——我不愿说是理由，那末对于亚历山大的侵略，就根本谈不到这一点了。芬兰是芬兰人和瑞典人的，贝萨拉比亚是罗马尼亚人的，会议桌上的波兰[42]是波兰人的。在这里根本谈不到使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各个分散的亲属部落重新合并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强力的掠夺，是明白的抢劫。
三
对拿破仑的胜利就是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因为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恢复“正统主义”就是对这次胜利的庆祝。但是，当达来朗想用他所臆造的这个词儿使沙皇亚历山大上钩的时候，俄国的外交却更加成功得多地借助这同一个词儿愚弄了整个欧洲。它借口保卫正统主义而建立了“神圣同盟”[43]，这个同盟是俄奥普同盟的扩大，把它变成了所有欧洲的君主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其他的君主都相信这一借口；但是沙皇及其外交如何看待这个借口，下面我们就会看到。
对俄国外交说来，问题只在于利用在欧洲所取得的霸权进一步向沙皇格勒推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可以利用三个杠杆：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最合适的是希腊人。这是个以经商为业的民族，而商人最苦于土耳其帕沙的压迫。信基督教的农民在土耳其统治下，物质条件比任何地方都优越。他们保留着在土耳其人统治以前就已存在的机构，并且实行充分的自治；只要他们缴纳赋税，土耳其人照例不管他们；他们只是间或受到像中世纪西欧农民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来自贵族的压迫。这是一种屈辱的、勉强忍耐的生存，但是在物质方面并不太坏，也并不怎样不适合这些民族当时的文明水平；因此，只是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斯拉夫的莱雅才发觉这种生存不可容忍。相反，希腊人的贸易从土耳其的统治使它摆脱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具有压倒优势的竞争以后，迅速地繁荣起来，并且达到这样巨大的规模，连土耳其的统治也不能再容忍了。的确，土耳其的统治，也和任何别的东方的统治一样，是和资本主义社会不相容的；所取得的剩余价值无法保证不受总督和帕沙的贪婪的劫掠；没有资产阶级从事经营活动［注：在英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从事经营活动”，而是“从事有利可图的贸易”。——编者注］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即保证商人的人身及其财产的安全。所以毫不奇怪，自1774年起已做过两次起义尝试的希腊人，这时又一次举行了起义[44]。
这样，希腊人的起义便造成了有利的机会；但是要使沙皇的外交能在这里展开有力的活动，必须防止西方的干涉，也就是说，要设法使西方忙于自己内部的事务。而正统主义这个词儿就出色地为此准备好了土壤。正统主义的君主们到处招致了深仇大恨。企图恢复革命前的秩序的尝试，使整个西方的资产阶级群情激情；在法国和德国开始酝酿风潮，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爆发了公开的起义[45]。这一切阴谋和起义都有沙皇外交插手其间。并不是说这些阴谋和起义都是由它搞起来的，或者它们获得暂时的成功至少是得到它的重大支持。但是沙皇外交曾通过它的半官方代理人尽可能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领地内散布内部不和的种子［注：在英译文中不是“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领地内散布内部不和的种子”，而是“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臣民中煽动不满和内部不和”。——编者注］。它完全公开地庇护那些在同情希腊人的幌子下进行活动的西方叛乱分子，而这些募集金钱、往希腊派送志愿军及成批的武装辅助部队的希腊之友，不正是那些烧炭党人及西方其他的自由党人吗？
所有这一切丝毫不妨碍开明的沙皇亚历山大在亚琛、特劳波、莱巴赫、维罗那的会议上号召自己的正统主义同行们采取最坚决的行动来对付他们的叛逆臣民，并且为了镇压革命于1821年派遣奥地利人进入意大利，于1823年派遣法国人进入西班牙[46]；这并不妨碍他甚至装模做样地谴责希腊人的起义，虽然同时它却给这次起义煽风点火，并怂恿西欧的希腊之友加倍努力。愚蠢的欧洲又受到难以置信的愚弄；沙皇政府向各国君主和反动派宣扬正统主义［注：英译文中在“正统主义”的后面补充有：“和保持现状”。——编者注］，向自由主义的庸人宣扬各族人民的解放，宣扬开明［注：在英译文中“宣扬开明”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而前者和后者都相信了它。
在维罗那，法国大臣、浪漫主义者沙多勃利昂完全为沙皇所迷惑，因为沙皇向法国人表示，只要他们驯顺地追随俄国，他们就有取得莱茵河左岸的希望。俄国外交就用这种希望（后来在查理十世时又以一些明确的诺言来加以充实）牵着法国的鼻子走，并且直到1830年，除了一些短暂的间隔以外一直支配着法国的东方政策。
尽管有这一切，力图在解放希腊基督教徒、使之不受伊斯兰教压迫的幌子下而自己取代伊斯兰教的地位的沙皇，他的“仁爱”政策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注：这句话中的“他的‘仁爱’政策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在英译文中是：“世界以不信任或者充其量是冷漠的心情看待沙皇的‘仁爱’政策”。——编者注］。因为正如俄国驻伦敦大使利文公爵所写的（1825年10月18日（30日）报告），
“整个欧洲都怀着惶恐的心情望着这个俄国巨人，他的大军只待信号一发，就会向它压将过去。因此，欧洲的利益是，支持土耳其强国这个我们帝国的天然的敌人”[47]。
希腊的战争仍然是胜败无常，俄国想得到欧洲的崇高的许可，即允许它占领多瑙河各公国，从而迫使土耳其投降的全部企图都没有成功。而在此同时，土耳其于1825年得到了埃及的援助；希腊人到处被击溃，起义几乎被镇压下去。俄国的政策面临着抉择：要么失败，要么作出大胆的决定。
总理大臣涅谢尔罗迭向自己的大使们征询意见。驻巴黎的波茨措-迪-博尔哥（1825年10月4日（16日）报告）和驻伦敦的利文（1825年10月18日（30日）报告）无条件地主张大胆行动：应该不理会欧洲，甚至不理会欧洲大战的危险，立即占领多瑙河各公国。显然，整个俄国外交界的主张都是这样。但是亚历山大是一个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的人，他自命不凡，充满神秘主义的幻想；他不仅由于他的狡猾和虚伪，而且还由于犹豫不定和缺乏毅力，活像《grecduBas-Empire》〔“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即拜占庭人〕（拿破仑这样叫他）。他当真地推崇起正统主义来，他已经讨厌希腊的起义者了。他无所事事，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几乎不可捉摸地在南方塔干罗格附近旅行。忽然传来了他的死讯。谣传他是被毒死的。是不是外交界又像以前除掉父亲那样除掉了儿子呢？无论如何，对外交界说来他死得再适时不过了。
沙皇尼古拉登极。外交界不能希望有比他更好的沙皇了，因为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注：在英译文中不是“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而是“他是个自我陶醉的庸人，他的眼界永远超不过一个连级军官的眼界，他错误地把残酷当做毅力的表现，把任性执拗当做力量的表示”。——编者注］；在他看来权力的外表高于一切，为了这外表他可以不顾一切。现在开始更坚决地行动起来，终于发动了对土战争，而同时却避开了欧洲的干涉。对英国用自由主义的词句，对法国则用上面提到过的许诺，使它们两者都出舰队与俄国舰队联合起来，于1827年10月20日突然不宣而战，在纳瓦林袭击了土耳其和埃及的舰队，并把它一举消灭。[48]诚然，英国不久就退出了联合，但是波旁王朝的法国仍然忠于俄国。当沙皇向土耳其人宣战，他的军队于1828年5月6日越过普鲁特河的时候，15000名法国士兵已准备乘船开往希腊，并且在同年8月和9月间在希腊登陆。这对于奥地利来说，是一个足够明显的警告，使它不敢在俄国人进军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从侧翼进攻他们，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会引起同法国的战争，那时，规定由一个同盟者占领君士坦丁堡、由另一同盟者占领莱茵河左岸的俄法同盟就会生效。
于是，吉比奇推进到了阿德里安堡。但是他在那里陷入了这样的处境：只要土耳其人再支持两个星期左右，他就得赶忙翻过巴尔干山脉退却。他只有两万人，并且其中四分之一患了鼠疫。这时普鲁士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出面调停，用所谓俄国人行将发动进攻（实际上根本发动不起来）的虚假消息促使土耳其人媾和；用毛奇的话说，这使俄国统帅摆脱了
“这样的处境，只要再延续那么几天，就会把他从胜利的高峰抛进毁灭的深渊”（毛奇“俄土战争”第390页）[49]。
无论如何，这次媾和使俄罗斯帝国得到了多瑙河口、亚洲的一块土地以及经常干涉多瑙河各公国事务的新口实。[50]多瑞河各公国从这时起直到克里木战争为止，成了俄国军队的《karczmazaje-zdna》［注：在英译文中，《karczmazajezdna》的后面是：“（小饭店）”。——编者注］；在这整个期间，它们不受俄国军队侵扰的时间是很少的。
在还没有来得及利用这些优势达到下一步的目的以前，七月革命[51]爆发了。这时俄国的代理人不得不暂时收起自己的自由主义词句；现在的问题只是保卫“正统主义”了。神圣同盟向法国的进军已经准备停当，可是忽然爆发了波兰起义，这个起义把俄国牵制了整整一年；波兰就这样再次以自我牺牲拯救了欧洲的革命[52]。
我不来详细谈1830—1848年期间的俄土关系。其中重要的是，俄国第一次能够出面保护土耳其不受它的发动叛乱的埃及附庸穆罕默德-阿利的侵袭，派遣三万军队去博斯普鲁斯海峡保卫君士坦丁堡，并通过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在许多年内把土耳其置于俄国的实际统治之下[53]；其次，它后来在1840年，由于帕麦斯顿的背叛，能够在转瞬之间把威胁它的欧洲同盟变成反法同盟，[54]最后，它通过不断的占领，对农民实行剥削［注：在英译文中不是“对农民实行剥削”，而是“把自己的士兵驻屯在农民当中”。——编者注］以及用《Règlementorganique》[55]（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章）［注：括弧里的话在英译文中改成了一个脚注：“这是一种为农村居民制定的法典，它规定农民的大部分工作时间由贵族（地方上的土地贵族）支配，并且完全无偿。详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10章第218—222页。”[56]——编者注］将贵族引诱到自己方面来等办法准备好了对多瑙河各公国的兼并。而这个时期主要的事情是征服高加索并使之俄罗斯化，而这只是经过二十年的斗争之后才终于完成。
这时，沙皇外交遭到了一个惨重的失败：当康斯坦丁大公1830年11月29日为了躲避波兰起义者被迫逃出华沙的时候，他的全部外交档案、外交大臣［注：涅谢尔罗迭。——编者注］的指示原本和使节们的一切重要报告的官方复本都落到了起义者手中。1825—1830年间俄国外交的全部手腕被揭露了［注：这句话在英译文中是：“俄国外交的全部手腕和它在1825—1830年间所搞的全部阴谋被揭露了。”——编者注］。波兰政府通过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转交给了英法两国，按照英国国王威廉四世的指示，戴维·乌尔卡尔特于1835年将它们发表在“公文集”[57]上。这个“公文集”至今仍是关于沙皇政府力图使西欧各国彼此发生争吵，从而使它们全都服从自己的统治的那些阴谋的历史的主要资料之一，至少是最可靠的资料。
俄国外交已经经受住了这么多次西欧革命，不仅没有受到损害，而且还得到直接的益处，所以当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俄国外交竟能够把这个革命作为对它极为有利的事件来欢迎。革命扩展到了维也纳，不仅除掉了俄国的主要对手梅特涅，而且还把奥地利的斯拉夫人，这些沙皇政府的可能的同盟者，从沉睡中唤醒；革命席卷了柏林，从而治好了什么都想做而什么都做不到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渴望脱离俄国而独立的病症。还有什么更称心的事呢？俄国保证不会受任何传染，波兰被重兵驻守着，动也不能动弹。而当革命一延伸到多瑙河各公国[58]，俄国外交就得到了它所希望的东西，——重新侵入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以便在那里恢复秩序并且进一步巩固俄国的统治的口实。
不仅如此。奥地利，俄国在巴尔干半岛边界上最顽固最倔强的对手，因匈牙利和维也纳的起义已濒于毁灭。但是匈牙利人的胜利意味着欧洲革命的重新爆发，而在匈牙利军队中有许多波兰人这一事实，将保证这次革命不会在波兰的边界上停留下来。所以尼古拉宽大为怀。他命令自己的军队开进匈牙利，以优势的兵力镇压了匈牙利军队，从而肯定了欧洲革命的失败。而当普鲁士仍然企图利用革命破坏德意志联邦，并且至少使德国北部诸小邦服从于普鲁士霸权的时候，尼古拉就传普鲁士和奥地利到华沙去受他的裁判，并且作出了有利于奥地利的判决。[59]普鲁士许多年来顺从俄国所得的报答是，当它稍微表示了一点儿抗拒的意图时就遭到了难堪的侮辱。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尼古拉也以不利于德国的方式解决了，他并且预先看到了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符合于沙皇政府的目的而指定他为丹麦王位的继承人。[60]不仅匈牙利，整个欧洲都俯身在沙皇的脚下，这就是革命的直接后果。所以，俄国外交不是很有理由对于西方的革命暗中感到高兴吗？
但是二月革命终究是沙皇政府的第一声丧钟。浅薄的尼古拉的狭隘心胸消受不了这意外的福份；他过分性急地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爆发了克里木战争；英法都去援助土耳其，奥地利则热中于d’étonnerlemondeparlagrandeurdesoningratitude〔以其极端忘恩负义的行动震惊世界〕［注：据说这是奥地利政府首脑施瓦尔岑堡在奥地利采取敌视俄国的政策时讲的一句话。——编者注］。因为奥地利知道，作为对于在匈牙利的军事援助以及在华沙的判决的报答，期望于它的是对俄国在多瑙河地区的侵略保持中立或者甚至予以支援，而这就等于让奥地利的边界由克拉科夫到沃尔肖伐和泽姆林被俄国包围起来。而这一次奥地利竟敢于有自己的主张，这在它几乎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克里木战争是一出无与伦比的大型误会喜剧，在看这出戏的时候，你时刻都会问自己：这儿被骗的究竟是谁？但是这出喜剧花了无数的钱财和一百多万人的生命。联军的头批队伍一在保加利亚登陆，奥地利人就进入多瑙河各公国，而俄国人则退到普鲁特河以东。这样，奥地利便在多瑙河地区插入交战双方之间；在这个地区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只有得到它的同意才行。而在俄国西部边境进行战争是需要奥地利的。奥地利知道，俄国永远不会原谅它这忘恩负义的行为；所以奥地利决心加入联军方面，只是为了进行一场旨在恢复波兰并大大推回俄国西部边界的认真的战争。这个战争必然会把普鲁士也卷入同盟［注：这句话在英译文中是：“这个战争将使普鲁士不可能中立。”——编者注］，因为俄国是通过它的领土获得自己的全部给养的；欧洲同盟会从陆上和海上封锁俄国，并以肯定能够取得胜利的强大的优势兵力向它进攻。
但是英法两国根本没有这种打算。相反，它们两国都很高兴，因为奥地利的行动方式使它们免除了进行一场认真的战争的危险。正是俄国所希望的事情——联军开往克里木，牢牢地陷在那里，——由帕麦斯顿提了出来，而受到路易-拿破仑的热烈赞同。要从克里木向俄国腹地进军，那在战略上是丧失理智的行动。这样，战争就被顺利地变成了假象的战争，而使所有主要参战国都感到满意。但是沙皇尼古拉不能长期容忍敌军在他帝国边陲的俄国土地上稳稳地住下来；假象的战争对他来说很快又成了认真的战争。但是这个地方对假象的战争最有利，对认真的战争却最危险。当尼古拉把自己的全部兵力集中于边疆的一点，集中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使俄国在防御方面强有力的因素——幅员辽阔、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补给困难，便反转来不利于俄国本身了。本来应该成为入侵的敌人的坟墓的南俄草原，成了那些直到严冬时节还被尼古拉以其特有的凶残和愚蠢一批又一批地驱赶到克里木去的俄国军队的坟墓。当最后一支匆忙拼凑起来、武器装备和粮草给养都很差的军队在途中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员（整营整营地死于暴风雪），而剩下的人也不能对敌人进行任何真正的进攻的时候，妄自尊大、头脑空虚的尼古拉完全陷于绝望，只好服毒自杀，以逃避他那凯撒式的狂妄行为的后果。
他的继承人［注：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匆忙缔结的和约，条件极其宽大。[61]比较起来，战争的后果对国内的影响要更大一些。为了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沙皇政府在国外应该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它必须不断地赢得胜利，它应该善于用沙文主义的胜利热狂，用征服愈来愈多的地方来奖赏自己臣民的无条件的忠顺。而现在沙皇政府遭到了惨败，并且是发生在它的外表上最显赫威武的代表人物身上；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过的觉醒时期开始了。战争中的庞大牺牲使俄国人民太激动了，沙皇太滥用了俄国人民的忠诚，要立即使他们回到从前那种机械服从的消极状态是不可能了。而且俄国在经济方面和思想方面也逐渐发展；除贵族阶级之外又出现了另一个开明的阶级——资产阶级。总之，新登极的沙皇不得不装扮成自由派，但这一次是在国内。而这就为俄国的内部历史、为本民族的思想界的运动及其反映即社会舆论奠定了开端，这社会舆论尽管还很微弱，但是它愈来愈具有重要意义，愈来愈不容人忽视。这样，在沙皇外交面前出现了一个同它势不两立的敌人；因为只有当人民还完全消极容忍，除了政府的意志之外没有别的意志，其唯一的使命就是为实现外交家所追逐的目的而提供炮灰和缴纳赋税的时候，这种外交才有可能存在。但是既然俄国已开始了内部的发展，同时也开始了内部的党派斗争，那末赢得使这一党派斗争能在不引起暴力震荡的情况下进行的立宪形式，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到那时，原先的俄国掠夺政策就将成为过去；在各党派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外交将失去它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无条件地支配全民族的力量将成为不可能，——俄国将和以往一样难于攻破而在进攻方面和过去一样相对地软弱无力，但是在所有别的方面，它将成为与其他国家完全一样的欧洲国家，它以往的外交的那种特殊力量将永远被破坏。
LaRussieneboudepas，elleserecueille〔俄国不生气，它在积聚力量〕，——总理大臣哥尔查科夫在战争结束后说道。[62]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话多么正确。他说的只是外交的俄国。但是非官方的俄国也在积聚力量。而且在作这种积聚（recueillement）时，政府本身帮助了它。战争证明：哪怕出于纯粹军事上的考虑，俄国也需要铁路和大工业。于是，政府着手培植俄国的资本家阶级。但是这个阶级没有无产阶级是无法存在的，而为了创造无产阶级分子，不得不实行所谓农民解放；农民为了人身自由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土地给了贵族。他们手中剩下的土地，对他们来说饿死嫌太多，活命嫌太少。这样，在俄国的农民公社［注：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加了如下的脚注：“俄国农民的自治公社”。——编者注］被根本破坏的同时，新兴的大资产阶级的发展，却由于给铁路公司的种种特权、保护关税及其他优惠办法而大大得到鼓励；于是，在城市和乡村里开始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再不让业已活动起来的思想界平静下来了。年轻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在自由主义立宪运动中，而无产阶级的诞生则反映在通常称作虚无主义的运动中。这就是俄国的《recueillement》的真正后果。
然而外交界看来还没有注意到，它在国内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相反，在国外，它好像接二连三地获得胜利。在1856年的巴黎会议上，奥尔洛夫扮演了一个为许多人所追求的主角［注：在英译文中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奥尔洛夫是中心人物，起了领导作用”。——编者注］；他不但没有作出牺牲，反而获得了新的成就；英国自认为应当享有的、而俄国从叶卡特林娜时代起就提出异议的海上作战权利，被彻底取消了，并且缔结了反对奥地利的俄法同盟。[63]而在1859年，当路易-拿破仑决定向奥地利为俄国报仇的时候，这个同盟便见诸行动。当时马志尼揭露了俄国与法国的协定，按照这个协定，如果奥地利进行长久的抵抗，便准备提出俄国的一个大公作为独立匈牙利的国王候选人；而奥地利由于迅速缔结和约避免了这些后果。但是从1848年起，各国人民时常打乱外交家的计划。意大利既违反沙皇的意志，也违反路易－拿破仑的意志而成了独立统一的国家。[64]
1859年的战争也震惊了普鲁士。普鲁士几乎把军队增加了一倍，并且找了一个至少在完全不择手段这方面能跟俄国外交较量的人物执掌政权。这个人就是俾斯麦。在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他用一种做戏似的夸张的姿态站在俄国方面反对奥、法、英三国，竭尽全力保证俄国获胜。[65]他以此使沙皇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上放弃了他通常采取的政策；经沙皇许可，这两个公国在1864年脱离了丹麦。[66]然后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这里沙皇又有了高兴的机会，因为奥地利又受到了惩罚，而普鲁士这个甚至在1849—1850年挨了耳光之后仍然忠诚不二的唯一的附庸则增强起来。1866年的战争导致了1870年的普法战争，沙皇又站在他的普鲁士“好样的舅舅”［注：在原文中这几个字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加了如下的脚注：“好样的舅舅［Uncle’sabrick］是亚历山大二世在收到威廉的报捷电报时惯用的赞语。”——编者注］一边，他直接威胁奥地利，这样就使法国失去了能帮它避免完全溃败的唯一盟国。但是正如路易·波拿巴在1866年一样，亚历山大在1870年也由于德国武器的迅速成功而受了愚弄。接着到来的不是使交战双方都弄得筋疲力竭的持久战，而是迅速的打击，结果在五个星期之内，波拿巴的帝国就被打垮了，它的军队作为战俘开进了德国。
当时欧洲只有一个地方正确地理解了所造成的局势：这就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1870年9月9日，它发表了一篇宣言[67]，其中把1866年战争跟1870年战争作了类比［注：在英译文中不是转述宣言的内容，由此到本段末尾是援引宣言中相应的一段话，从“正如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一样”起到“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0页）。——编者注］。宣言中说，1866年的战争是经路易－拿破仑同意进行的，但是一当普鲁士获得胜利，力量增强，法国立刻就采取与普鲁士敌对的立场。同样，1870年的新胜利以及由此引起的普鲁士德意志力量的进一步增强，会迫使俄国沙皇和德国敌对，尽管在战争期间他曾给过德国以外交上的支持。俄国对欧洲发生极大影响的必要前提，是他那现时被破坏了的对德国的传统的控制力。在革命运动开始在俄国内部成为威胁性的力量的时刻，沙皇是不能容许这样一种国外威势的丧失的。假若现在德国再以吞并亚尔萨斯-洛林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那末它不是必将成为俄国掠夺计划的公开的工具，就会是在短暂的喘息之后开始准备同时对俄法两国作战，——这个战争很容易变成一场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种族战争。
新德意志帝国给俄国效了劳，它从法国夺去亚尔萨斯-洛林[68]，从而真的把法国推入俄国的怀抱。沙皇外交现在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它得以把由于这一兼并而成为死敌的法德两国都控制在它手中。它又利用了这个有利的形势来发起对沙皇格勒的进攻，在1877年向土耳其宣战。在经过长久的战斗之后，俄国军队于1878年1月来到了土耳其首都的大门口，这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忽然出现了四艘英国装甲舰，迫使已经能够看见索菲娅教堂圆顶的俄国人停下来，把自己拟定的圣斯蒂凡诺条约提交欧洲会议审查。[69]
尽管如此，似乎还是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由于俄国的帮助而扩大了领土，得到了独立，因而它们都欠了俄国的债；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四边形要塞区，土耳其的这个强有力的棱堡[70]被暂时破坏了；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掩蔽物巴尔干山脉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去了，并且被解除了武装；形式上是土耳其的附庸的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实际上成了俄国的附庸；收复了1856年失去的那部分贝萨拉比亚领土；在阿尔明尼亚占据了新的重要的阵地；奥地利在占领了波斯尼亚以后就成为瓜分土耳其的同谋者，它必定要反对塞尔维亚人要求独立和统一的一切意图；最后，土耳其由于领土丧失、筋疲力竭和过重的战争赔款而完全从属于俄国，并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它只能是——按照俄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注：在英译文中不是“按照俄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是“这一点俄国外交界也十分清楚”。——编者注］——暂时地为俄国守护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因此，看来俄国只需要选择适当时机来实现它的伟大的最终目的，即攫取《laclefdenotremaison》〔“我们房屋的钥匙”〕［注：这是亚历山大一世在1808年和法国大使科林库尔谈话时的用语。——编者注］君士坦丁堡了。
然而，实际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如果说并吞亚尔萨斯－洛林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那末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和柏林和约则使奥地利投入俾斯麦的怀抱。这样，整个情况又改变了。大陆上的大的军事强国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地利。较小的国家不得不集结在这一或那一阵营周围。但是这意味着，俄国沙皇政府要采取最后的决定性的步骤，要真正占领君士坦丁堡，就不能不进行胜负机会大致相等的世界战争，而这次战争的结局大概并不取决于交战的双方，而取决于英国。因为奥地利和德国对俄国和法国的战争会使俄国的粮食不能再由陆路运往整个西欧。而所有西欧国家都是靠从外国进口粮食来维持生活的。那时只能由海路输入粮食；而英国在海上的优势使它有可能断绝法国或德国的这条运输线，从而用围困法来攻占这一或那一国家（这要看当时它站在哪一方面）［注：在英译文中，这里加了如下的脚注：“英国没有那种长期以来它自认为应当享有的、而按照1856年的巴黎宣言最后放弃了的海上权利，它在对一二个大陆强国的普通战争中也是一样能够应付的。这些大陆强国甚至在海上被封锁的情况下，在我们的铁路畅通的时代也总是可以通过陆路从与它们毗邻的中立国输入它们所需的任何数量的货物；正是在这方面普鲁士在克里木战争时给予俄国以最大的帮助。但是在目前威胁着我们的欧洲战争中，整个欧洲大陆会分裂为两个敌对集团；保持中立归根到底将是不可能的；各国之间的陆上贸易如果不是完全中断，也会近于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会因为放弃自己的海上权利而感到遗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英国的海上优势将在这场战争中充分表现出来，而除此之外，其实也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编者注］。但是，要知道，通过一场将由英国决定其结局的世界战争来夺取君士坦丁堡，这正是俄国外交一百五十年来力图避免的事情。这已经是俄国外交的失败。［注：在英译文中，下面加了这样一段话：“圣彼得堡的外交家们清楚地了解，使英国不能反抗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彻底控制是多么重要。克里木战争以后，特别是1857年的印发起义[71]以后，早在1840年就已开始的对土尔克斯坦的征服[72]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1865年俄国人占领了塔什干，从而在亚克萨尔特河上建立了据点；1868年合并了撒马尔汗，1875年合并了浩罕，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被变成俄国的附庸。然后，开始了从里海东南角对麦尔夫的缓慢的进军；1881年占领了沙漠上的第一个重要的前哨格奥克－帖彼；1884年麦尔夫投降，于是里海东岸的铁路就填补了里海的米海洛夫斯科耶和奥克苏斯河的查尔朱伊之间的俄国交通线上的空白。目前俄国人在土尔克斯坦的地位还远不能为他们进攻印度提供可靠的和充分的基地。但是，它至少造成将来入侵的严重威胁，并且在当地居民中间不断引起骚动。当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还没有出现可能的竞争者的时候，甚至1857年的起义以及对它的残酷镇压都可以看做是归根到底加强了英国人的统治的事件。但是当在土尔克斯坦出现一个头等的欧洲军事强国的时候，当它正在用暴力或劝诱的方法把波斯和阿富汗变为自己的附庸，并且缓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向兴都库什山脉和索利曼山脉推进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英国的统治对印度来说已不再是什么不可更改的命运；在当地居民面前展现了另一个前途；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也可以用暴力推翻；现在如果英国企图阻挡俄国通向黑海的道路，俄国就会设法在印度给英国制造许多麻烦。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海上威力还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看来正在逼近的大战中，英国能给俄国造成的危害，会比俄国能给英国造成的危害大得多。”——编者注］
其实，就连与共和制的法国（它的执政者经常变动）的同盟对沙皇政府来说也决不可靠，而且更不符合它的宿愿。只有君主制复辟的法国，沙皇政府才会充分相信它是自己在现在唯一可能发生的可怕战争中的盟友。这就是五年以来沙皇政府将奥尔良王室置于自己的十分特殊庇护之下的原因；他们甚至必须通过和丹麦王室（俄国在松德海峡的前哨）的代表通婚来同沙皇俄国结成亲戚。布朗热将军被利用来准备奥尔良王室（现在也成了俄国的前哨）在法国的复辟，这位将军的信徒们在法国自我吹嘘说，他们大肆挥霍的那些金钱的神秘来源不是别处，正是俄国政府，它供给他们1500万法郎从事复辟运动[73]。这就是说，俄国又在干涉西方国家的内政，这一次是公开以反动派的庇护人的姿态出现，利用了与法国工人的革命精神相对抗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急躁的沙文主义。
一般说来，正是在1878年以后可以看出，从各国人民愈来愈敢于起来发表意见并且得到成功的时候起，俄国外交的处境严重地恶化了。甚至在巴尔干半岛，在俄国exprofesso〔专门〕以各国人民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的地区，也毫无收获。是罗马尼亚人使俄国人得以在普勒夫那城下获得胜利的[74]，但是他们得到的报答是不得不重新让出自己的那块贝萨拉比亚，现在他们未必还会相信关于将来合并塞米格腊迪埃和巴纳特的诺言了。保加利亚人已经从派到他们国家去的沙皇代理人的活动中饱尝了沙皇式解放的滋味；只有塞尔维亚人，也许还有希腊人，暂时还没有被吓坏，而这是因为他们都不直接站在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沙皇认为把他们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自己的使命——从那时起，至少是在帝国的息斯莱达尼亚部分，本身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75]关于万能的沙皇解放各国人民［注：在英译文中不是“解放各国人民”，而是“解放受压迫的信仰基督教的各国人民”。——编者注］的空话已经过时，它至多还能适用于克里特岛或者阿尔明尼亚，但是在欧洲，甚至对虔信基督教的英国自由党人，它也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了；自从美国人谦楠向全世界揭露了[76]沙皇政府在自己的帝国中镇压一切反抗企图的全部卑鄙勾当以后［注：英译文中在“自从美国人谦楠向全世界揭露了沙皇政府在自己的帝国中镇压一切反抗企图的全部卑鄙勾当以后”的后面补充有：“自从虐杀西吉达女士以及俄国人的其他‘暴行’被公开以后”。——编者注］，甚至连格莱斯顿这样的沙皇崇拜者也已经不会为了克里特岛或阿尔明尼亚而冒欧洲战争的危险了。
现在我们谈到了主要的问题。为政府政策所支持的、从1856年开始的俄国的内部发展，显示了它的作用；社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俄国越来越成为西欧式的国家；大工业和铁路的发展，一切实物贡赋之改用货币支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旧社会基础的破坏，——所有这一切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俄国进行着。但是沙皇专制制度同正处于形成阶段的新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也以同样的速度日益显现出来。成立了立宪的和革命的反对党，政府只有用越来越粗野的暴力才能使它们屈服。俄国外交界恐惧地看到，俄国人民自己作主的日子已经不远，——到那时，俄国人民由于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就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干夺取君士坦丁堡、印度和世界霸权那样的儿戏了。1848年停留在波兰边境上的革命，现在正在敲打俄国的大门，而在国内，它也已经有足够的同盟者，他们只等时机成熟就会为革命打开大门。
当你读俄国报纸的时候，的确会以为整个俄国都热中于沙皇的侵略政策；到处是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到处是把基督教徒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把斯拉夫人从德国和马扎尔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号召。但是，第一，任何人都知道俄国报刊披戴着什么样的枷锁；第二，政府成年累月地在所有学校里培养这种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第三，如果这些报刊也表达出一点独立见解的话，那末它只是表达了城市居民的情绪，即新兴资产阶级的情绪，而资产阶级自然是热中于作为扩大俄国市场手段的新的侵略的。但是这种城市居民在全国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一旦国民议会使俄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即农村居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所听到的就会完全不同。政府曾经试行建立地方自治机关，［注：在原文中这里和下面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在括号中作了注解：“（郡参议会）”。——编者注］而随后它又被迫把这些地方自治机关化为乌有[77]，这个经验可以作为这样一点的保证，即俄国的国民议会为了克服哪怕是最主要的内部困难，也很快就会坚决打消一切发动新的侵略的意图。
决定着欧洲当前的局势的是以下三个事实：（1）德国吞并亚尔萨斯-洛林；（2）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3）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所有国家中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高涨是这个斗争的标志。
前两件事实使得欧洲分裂为现在的两大军事阵营。德国的吞并把法国变成俄国反对德国的同盟者，沙皇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把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变成德国的同盟者。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第一，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只有当在俄国发生这样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本身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
到那一天，俾斯麦［注：在英译文中不是“俾斯麦”，而是“德意志帝国”。——编者注］将失去他的一切反对法国的同盟者，因为这些同盟者是受到俄国的威胁才投入他的怀抱的。不论对于奥地利来说还是对于意大利来说，为俾斯麦［注：在英译文中不是“为俾斯麦”，而是“为德国皇帝”。——编者注］火中取栗，去参加欧洲大战，都不会有丝毫的好处。德意志帝国又将陷于孤立，在那种情况下，用毛奇的说法是：大家全都怕它，可是谁也不喜欢它[78]，这是它的政策的必然结果。那时，为自由而斗争的俄国同共和制的法国的相互接近，对两国的局势来说将是非常自然的，而对欧洲整个局势来说将是非常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本人或他的继承者在决定对法国发动战争之前也必须三思，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不会牵制奥地利，奥地利也不会牵制俄国，来掩护他的侧翼，两国反而都会为他遭到的每一个失败而高兴，这样，即使单是法国人他是否能对付得了，也是值得怀疑的。那时所有的同情都会在法国一边，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会保障法国不再丧失领土。因此，那时德意志帝国将不会采取战争的方针，相反，它大概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孤立地位难以忍受，因而将诚心诚意地去同法国达成协议；这样一来，可怕的战争危险就会消除，欧洲就能裁军，而从这里得益最多的会是德国自己。
到那一天，奥地利将丧失它存在的唯一的历史根据——作为防止俄国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屏障。只要俄国不再威胁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对于这堆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存在就会失去任何兴趣。全部所谓的东方问题，即关于土耳其在斯拉夫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区的统治的未来命运问题，以及关于黑海门户的占有权的争执（那时已经没有人能够独占这个门户，并用它来反对欧洲）也将失去意义，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纳乌特人［注：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编者注］、希腊人［注：英译文中在“希腊人”的后面补充有：“阿尔明尼亚人”。——编者注］和土耳其人将终于有可能不受外来的干涉而自己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划定自己的国界，按照自己的意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那时很快就会发现，在喀尔巴阡山脉和爱琴海之间的地区，各民族以及各民族的残余部分实行自治和实行自由联合的主要障碍，原来就是那个以解放这些民族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独霸世界计划的沙皇政府。
到那时，法国将摆脱由于和沙皇结盟而陷入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反常的处境。如果说沙皇厌恶与共和国结盟，那末革命的法国人民对于与暴君，与波兰和俄国的刽子手结盟则更加厌恶得多。法国如果站在沙皇一边作战，一旦失败，法国就不可能使用自己伟大的、唯一有效的自救手段，1793年的挽救手段——进行革命，通过恐怖来动员全民的力量，在敌对的国家进行革命宣传。一旦如此，沙皇就会立即与法国的敌人联合起来，因为从1848年起时代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从那时候起沙皇已经在俄国国内亲身体验过什么是恐怖了。因此，与沙皇结盟根本不会加强法国的力量，相反，在最危险的关头，它会妨碍法国拔出自己的刀剑。但是，如果俄国国民议会在俄国取代了强大的沙皇的地位，那末新的解放了的俄国同共和制的法国的同盟就是十分自然和完全正常的了，那时这个同盟将促进法国的革命运动，而不是阻碍它，那时这个同盟对于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欧洲无产阶级也会是有利的。由此可见，沙皇的万能威势的破灭对于法国也有好处。
与此同时，那种把整个欧洲变成兵营并且迫使人们把战争几乎当做救星看待的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所有借口也将消失。那时甚至连德意志帝国国会也很快就会被迫拒绝不断增长的军事拨款的要求。
而这样一来，西方就有可能不受外来干扰地、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注：在英译文中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解决与此有关的经济问题”。——编者注］。
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则会直接促使这个过程加快。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注：在英译文中不是“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而是“因为柏林和维也纳的大人先生们”。——编者注］都很清楚，它们虽然由于君士坦丁堡等等而同沙皇争吵不休，但是可能有这么一天，它们会乐意把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沙皇所要求的一切都抛给他，只要他能保护它们不受革命之害。所以，一旦这个主要堡垒［注：英译文中在“一旦这个主要堡垒”的后面补充有：“一旦俄国”。——编者注］本身转入革命的手中，欧洲的反动政府就会彻底丧失自信心和镇静；那时它们将只有指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并且很快会感到局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许，他们竟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恢复沙皇政权，——这将是世界历史的莫大讽刺！［注：在英译文中，这句话原为：“也许，德国皇帝会受到诱惑，竟会派兵去恢复沙皇政权，可是这一定会成为毁灭他自己的政权的一个步骤”。接着还加了这样一段话：“事实上，毫无疑问，德国正迅速地接近革命，而完全不以俄国或法国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为转移。最近的普选表明，德国社会党人的力量每隔三年便增加一倍；现在，社会党是帝国所有的政党中最强大的政党，在总数700万张选票中，它拥有1437000张，一切惩治法和非常法都完全无法阻止他们取得胜利。但是德国社会党人一方面准备接受年轻的皇帝愿意向工人阶级作的任何理所当然的经济上的让步，同时也满怀决心——在实行非常法十年之后这种决心更是空前地坚定——去争回1848年在柏林街垒战中获得的、但在曼托伊费尔和俾斯麦统治时期丧失殆尽的政治自由。他们懂得，只有这种政治自由才会给他们争取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必要手段。尽管某些迹象仿佛证明着相反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处在德国社会党人同代表着专制和宗法权力的德国皇帝斗争的前夜。在这场斗争中，皇帝最后必定失败。选举结果表明，社会党人甚至在农村选区也迅速地取得胜利，大城市则实际上已被他们争取到手了，而在每个身体合格的成年男子都是士兵的国家中，这就意味着军队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只要俄国的制度突然发生变化，这一事件就会在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会加快危机的到来并且使社会党人获胜的机会倍增。”——编者注］
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关心着，深切地关心着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欧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滚向规模空前和力量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只有一个东西能够阻止它，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将在最近若干年内发生，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愿这种改变及时发生，发生在没有它就无法避免的那种事情出现之前。
写于1889年12月—1890年2月（英译文完成于1890年3月）
译成俄文载于1890年2月和8月“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册和第2册，德文原文载于1890年5月“新时代”杂志第5期，由作者译成英文载于1890年4月和5月“时代”杂志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时代”杂志，并根据英译文校对过
注释：
[11]“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是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欧洲国际形势尖锐化和世界战争的危险增长的情况下写成的；这种局面是由两个军事政治集团——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和法俄同盟——的形成引起的；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法俄同盟已处于最后形成的阶段。这是文章尖锐地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首要原因。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是他在报刊上和在给各国社会主义者的书信中揭露欧洲列强的军国主义、军备竞赛和掠夺政策的言论的继续。写作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维·查苏利奇（通过谢·克拉夫钦斯基（斯捷普尼亚克））以当时准备在伦敦出版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杂志“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的名义约请恩格斯为该杂志撰稿。恩格斯为回答这一请求，给编辑部寄去了自己的文章，以便用俄文发表（由德文译成俄文），同时决定将这篇文章刊登在其他社会主义报刊上。本文的第一章最初刊登在1890年2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册上（用“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的标题发表）。本文的其余两章载于1890年8月才出版的该杂志的第2册。在这一时期，前两章用原文发表在“新时代”杂志4月号上，但是在发表时杂志编辑部未经恩格斯的同意对文章作了某些修改。这些修改缓和了恩格斯对俄国和普鲁士的统治集团、霍亨索伦王朝的代表等所作的评论。恩格斯在收到“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册（大约在1890年4月1日），并将译文和德文本作了比较之后才得知“新时代”编辑部所作的这种修改。恩格斯在1890年4月1日给杂志的编辑考茨基和出版人狄茨的信中，表示坚决抗议对他的文章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并且要求根据原稿再次刊登前两章。这两章不加修改地和第三章一起发表在杂志的5月号上，同时编辑部还加了如下的一个脚注：“‘新时代’4月号在刊载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由于理解不正确有一些脱离原文、严重影响文章性质的地方。如果我们按照原样再次发表全文，而不是列出修改的个别地方，想必我们的读者将会感谢我们。现在将它完整地发表在这一期上。”在文章的末尾加上了著作完成的日期——“1890年2月底于伦敦”。文章用英文载于“时代”杂志1890年4月号和5月号。恩格斯在给这家英文杂志准备文章的译文的时候，对文章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给“时代”杂志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译文，从其中所作的某些修改的内容来判断，是恩格斯在1890年2月以后，可能是在当年3月翻译的。在恩格斯生前，他的这一著作已得到相当广泛的流传；1893年用波兰文出版了它的单行本，它还发表于1890年的罗马尼亚杂志“现代人”第7期、1890年的法国杂志“新思想”（《Idéenouvelle》）（前两章）以及1891年2月21日—3月3日的保加利亚杂志“巴尔干曙光”（《Балкансказора》）。文章最后阐述欧洲形势的部分，作为一篇独立的文章发表在下面两家报纸上：1890年7月13日“北方守卫者”（《Nord-Wacht》）第28号和1890年7月1日“选民报”（《Wähler》）第113号。“社会民主党人”（《Соｕｕаль-δемокｐａｍ》）是“劳动解放社”1890年在伦敦和1892年在日内瓦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政治杂志；不定期出版，总共出过4期。维·伊·查苏利奇，格·瓦·普列汉诺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参加了编辑工作。“新时代”（《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在斯图加特出版，1883年至1890年10月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库诺夫。在1885—1894年弗·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许多文章，并经常以自己的劝告帮助杂志的编辑部，时常对杂志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提出批评。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时代”（《Time》）是英国一家社会主义派月刊；1879—1891年在伦敦出版。——第13页。
[12]恩格斯指俄国1874年废除征兵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一事。根据自187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义务兵役制条例，俄国所有从二十一岁起至四十三岁止的男性居民，除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以及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和极北地区若干民族地区的人以外，都必须在正规军、后备部队或民团中服兵役。征召服役采用抽签的办法进行。这种制度旨在把俄国的军队变为一支资产阶级类型的居民普遍服役的军队。但是在沙皇俄国的专制贵族制度的条件下，等级特权、仅仅给予有产阶级的许多优待、各居民阶层的服役条件不平等以及其他等等，都妨碍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原则的实现。——第19页。
[13]指反拿破仑法国的欧洲各国第六次（1813—1814）和第七次（1815）同盟所进行的战争。在1813—1814年的战争中俄国军队在联军（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以及其他国家）中占三分之一以上，他们在从拿破仑的统治下解放德国，以及在歼灭法国领土上的拿破仑军队从而导致第一帝国的崩溃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第19页。
[14]弗·恩格斯借用这个反映波拿巴第二帝国（1852—1870）统治集团对外政策的一个原则的名词来说明十八世纪沙皇俄国对波兰的政策。各大国的统治阶级普遍地利用这个所谓的“民族原则”来从思想上掩盖它们的侵略计划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其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对“民族原则”的揭露，见卡·马克思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97—754页）和弗·恩格斯的著作“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70—183页）。——第21页。
[15]指十三世纪初建立的封建国家立陶宛大公国。从十三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初，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领土沦于立陶宛诸王公的统治下。立陶宛的封建主利用它们由于鞑靼蒙古人的入侵，由于封建割据和内讧而被削弱的机会，利用人民想联合起来抵御蒙古侵略者的愿望，占领了这些地方。波兰和立陶宛合并的第一次尝试是在1385年进行的，当时两国签订了所谓克列沃合并条约，其目的主要是共同抵御日益严重的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合并条约规定立陶宛大公国并入波兰，并在立陶宛强制推行天主教。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前，合并曾数度废除和恢复。合并逐渐从防御性的联合变成了波兰和立陶宛的封建主反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联合。1569年签订了卢布林合并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波兰和立陶宛组成为一个国家，名叫波兰贵族共和国；立陶宛保持自治权。——第21页。
[16]东方礼天主教徒是对属于正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教会合并成的所谓东方礼天主教会的基督教徒的称呼。合并是按照波兰封建主和天主教僧侣（首先是耶稣会教徒）在1596年布列斯特宗教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而宣告的。根据布列斯特合并条约，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正教居民应承认罗马教皇为自己的首领和接受天主教的基本教条，虽然还保持正教教会的表面仪式。合并是波兰的大地主和贵族巩固他们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统治的一种手段。它得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高级僧侣和封建上层人物的支持，却遭到人民群众的抵制，为反对合并而斗争成了人民群众的解放运动的口号之一。——第21页。
[17]Liberumveto（字面意思是：“禁止的自由”）是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封建贵族的波兰所实行的国会决定任何问题必须一致通过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国会下院的任何一个议员都能阻止议案的通过，尽管所有其他的议员都赞成这一议案。这个原则同波兰国王的选举制一样，是旨在削弱国王权力以巩固波兰大地主和贵族的政治地位的波兰贵族“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结束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指的是两个和约：一个是德国皇帝、德意志诸侯和瑞典在鄂斯纳布鲁克签订的和约，另一个是德国皇帝和法国在闵斯德签订的和约（两个城市都在威斯特伐里亚境内）。由于战胜国（瑞典和法国）和德意志诸侯的互相勾结，根据和约的条款，德国被割去一大片领土。整个波美拉尼亚西部加上吕根岛、波美拉尼亚东部的几个地方，以及几个教会领地割让给瑞典，法国获得了哈布斯堡王朝在亚尔萨斯的过去的领地，以及对它过去所侵占的领土的权利的确认。一些德意志诸侯也扩大了自己的领地。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加强了德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状态。德意志诸侯获得了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彼此间缔结同盟以及和外国缔结同盟的权利。——第22页。
[18]古·居利希“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年耶拿版第2卷第201—206页（G．Gülich．《GeschichtlicheDarstellungdesHandels，derGewerbeunddesAckerbausderbedeutendstenhandeltreibendenStaatenunsererZeit》．Bd．2，S．201—206，Jena，1830）。——第22页。
[19]指西欧的政治家和政论家们用来进行反俄宣传的一个假文件。早在1797年，在西方就出现了有所谓“彼得大帝遗嘱”的传说；1812年，累居尔的“论俄罗斯国家从它的产生到十九世纪初叶的发展”（Lésur．《Desprogrèsdelapuissancerusse，depuissonoriginejusqu’aucommencementduXIX-esiècle》．Paris．1812）一书叙述了这份假遗嘱的内容；1836，盖亚尔德的“勋章获得者德奥的回忆录”（Gaillardet．《Mémoiresduchevalièrd’éon》）一书，又使这份伪造的东西具有文件的形式。在十九世纪西欧普遍都相信，这份“遗嘱”或者真正是彼得一世的文件，或者是根据他的后裔的委托编写的。——第22页。
[20]卡·考茨基“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附历史的引言”1888年斯图加特版（K．Kautsky．《ThomasMoreundseineUtopie．MiteinerhistorischenEinleitung》．Stuttgart．1888）——第24页。
[21]七年战争（1756—1763）是欧洲两个国家联盟间的战争：一方是英普，另一方是法俄奥。这次战争是由于各封建专制国家（普奥俄法）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法英的殖民竞争而引起的。除海战而外，各交战国之间的军事行动在欧洲以及它们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进行。1756—1757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曾多次战胜奥军和法军，但是，俄国军队于1757—1760年在普鲁士取得的胜利，使普鲁士的胜利果实化为乌有，普鲁士濒于失败。由于女皇伊丽莎白于1762年1月5日（1761年12月25日）去世，彼得三世即位并同普鲁士签订了和约，俄国对外政策的方针突然改变，使普鲁士得以同奥地利结束了战争。七年战争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尔茨堡和约告终。根据巴黎条约，法国被迫将自己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在东印度的几乎全部法国领地等）割让给英国，从而加强了英国的殖民势力和海上威力。胡贝尔茨堡和约恢复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战前疆界。——第25页。
[22]1764年3月31日（4月11日）的彼得堡条约是俄国和普鲁士签订的防御同盟条约，有效期为八年，代表俄国签字的是尼·伊·帕宁和副总理大臣亚·米·哥利岑，代表普鲁士签字的是普鲁士驻彼得堡大使索尔姆斯。缔约双方彼此保证领土不受侵犯，一方受到进攻时他方给予军事和财政援助，以及保障彼此的贸易利益。在条约的秘密条款中俄国和普鲁士承担了不得修改波兰和瑞典宪法的义务。一项专门的秘密条款规定，普鲁士有支持俄国提出的波兰王位候选人的义务。条约反映了俄国和普鲁士企图阻止奥地利和法国在波兰的势力的增长。——第25页。
[23]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第一次瓜分波兰贵族共和国是在1772年进行的。根据1772年8月5日（7月25日）在彼得堡签订的瓜分协定，奥地利和普鲁士攫取了一部分乌克兰西部的和波兰本土的领土：奥地利分得了加里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滨海区、库雅维亚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拉特加利亚和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第25页。
[24]所谓的“正统主义原则”（来自拉丁字《legitimus》，即“合法的”）是法国代表达来朗在维也纳会议（1814—1815）上提出来的。这个原则的内容，是要恢复欧洲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和拿破仑战争过程中被推翻的各个“合法的”王朝。——第26页。
[25]指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这次战争的起因是，德意志各邦由于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选帝侯逝世后无直接继承人，都企图得到巴伐利亚的领土，以及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战争以1779年5月奥地利同普鲁士、萨克森缔结帖欣和约而告终。根据这个条约，普鲁士和奥地利各获得了巴伐利亚的一些地区，萨克森得到了赔款。巴伐利亚王位给与了普法尔茨选帝侯。帖欣和约确认了以前德意志各邦所签订的一系列和约（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起，至1763年的胡贝尔茨堡条约止）。俄国最初是以交战双方的调停人的姿态出现，后来在条约的一项专门的条款中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定的秩序的保证国，实际上获得了干预德意志各邦事务的权利。——第26页。
[26]恩格斯指1768—1774年和1787—1792年俄国对土耳其进行的获得胜利的战争。——第27页。
[27]在叶卡特林娜二世1780年3月11日（2月28日）发表的武装中立宣言中宣布：中立国船只，有权在海上以武力抵御交战国的进攻，中立国有权利和交战国自由贸易，中立国船只上的敌方货载不受侵犯，只有在被封锁的港口的入口实际为海军所封闭的情况下才承认封锁。这篇宣言的矛头针对英国，当时英国正在进行镇压北美洲的起义的殖民地的战争（1775—1783）；宣言成了俄国和一系列国家签订的一项协定的基础。在1780—1783年先后赞同宣言的有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双西西里王国。武装中立的这些原则后来成了1856年4月16日奥地利、法国、英国、普鲁士、俄国、撒丁和土耳其的代表所签订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的基础。宣言附于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参加国在1856年3月30日所签订的巴黎和约上。——第27页。
[28]指1793年和1795年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这两次瓜分是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对波兰贵族共和国实行掠夺政策的结果，它们成了镇压波兰民族运动的手段。第二次瓜分波兰时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地方和德涅泊河西岸乌克兰地区划归了俄国；普鲁士攫取了格但斯克、托伦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奥地利未参加第二次瓜分。第三次瓜分波兰时立陶宛、库尔兰、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和沃伦的一部分划归了俄国。奥地利攫取了包括卢布林和克拉科夫在内的小波兰区的一部分。包括华沙在内的波兰的本土的大部分为普鲁士所攫取。在第三次瓜分以后，波兰贵族共和国已不再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第28页。
[29]指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反对革命的法国的同盟。贵族资产阶级的英国也积极参加了反革命同盟的建立。1792年2月，在英国和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开始对法国进行干涉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缔结了军事同盟。在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共和和1793年1月处死路易十六之后，英国、荷兰、西班牙、那不勒斯、撒丁和德国与意大利的一系列小邦于1793年公开地参加了反法同盟。法国和这一次（第一次）同盟的参加国的战争一直进行到1797年。——第28页。
[30]1783年夏天根据瑞典国王古斯达夫三世的提议在弗里德里希斯哈姆（芬兰）举行了他和叶卡特林娜二世的会见。古斯达夫到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去的目的，是要探明叶卡特林娜二世对土耳其和克里木的意图，以及她对瑞典兼并挪威的计划的态度。叶卡特林娜二世由于俄国准备对土耳其作战，当时从自己方面也力图密切和瑞典的关系。——第28页。
[31]吕内维尔和约是在欧洲各国第二次反法同盟失败之后奥地利与法国于1801年2月9日签订的。和约规定奥地利把在德国和意大利的一大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国，并且承认在荷兰、瑞士和意大利北部的一些依附于法国的共和国。——第29页。
[32]根据1803年2月25日的帝国代表会议决议（帝国代表会议是1801年10月经帝国议会选出的、由德意志帝国各邦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德国西部的许多小邦被取消。这些邦的领土合并于德国的较大的邦，作为对于根据吕内维尔条约割让给法国的莱茵河左岸领土的赔偿。结果有总人口为300万的112个德意志邦（几乎包括全部教会领地和帝国城市）被取消；它们的领地很大一部分划归完全依附拿破仑法国的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和巴登以及普鲁士。帝国代表会议决议只不过是正式确认了1801年10月法国和俄国签订的秘密协定（规定根据拿破仑法国的利益解决德国莱茵河沿岸的领土问题）的条款。——第30页。
[33]1805年12月2日（11月20日）俄奥联军和法军进行的奥斯特尔利茨（莫拉维亚）战役以拿破仑第一取得胜利告终。奥地利在这次失败后退出了第三次同盟，和拿破仑签订了普勒斯堡和约。俄国和英国继续进行斗争，在1806年组织了反拿破仑法国的新的第四次同盟。莱茵联邦是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1805年击溃了奥地利，所以拿破仑得以在德国建立这样一个军事政治堡垒。莱茵联邦组成后，德意志民族的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就不复存在了。最初有16个邦（巴伐利亚、维尔腾堡、巴登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5个邦（萨克森、威斯特伐里亚等）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附庸。这些邦的军队参加了拿破仑的侵略，包括1812年的入侵俄国。由于拿破仑军队战败，莱茵联邦在1813年瓦解。——第31页。
[34]这里列举了反对拿破仑法国的第四次同盟（英国、俄国、于1806年7月同俄国签订了反对拿破仑的秘密同盟的普鲁士、以及瑞典）战争中1806—1807年的一系列战役：耶拿（绍林吉亚）战役是普鲁士军队和法国军队在1806年10月14日进行的，结果普军被击溃。在1807年2月7—8日（1月26—27日）法国军队和俄国军队进行的普略西什·埃劳（东普鲁士）战役中，拿破仑尽管牺牲大量的法军也未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1807年6月14日（2日）法国军队和俄国军队进行的弗里德兰德（东普鲁士）战役，以拿破仑军队获胜而结束。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俄国没有丧失任何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给它的的别洛斯托克地区（后来，在1809年战争中拿破仑战胜奥地利以后，加里西亚东部的塔尔诺波尔地区也并入了俄国）。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方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俄国和拿破仑法国缔结了针对英国的攻守同盟。作为报答，拿破仑答应俄国对土耳其和瑞典有行动自由。——第31页。
[35]指1808—1809年俄国和瑞典战争期间巴克莱-德-托利率领俄军于1809年冬横越波的尼亚湾的进军。俄军踏上瑞典领土加速了瑞典贵族反对国王古斯达夫四世阴谋的实现，这次阴谋的目的在于限制王权，维护贵族寡头的利益。1809年3月古斯达夫四世被推翻，不久，他的叔父塞德曼兰公爵被立为瑞典国王，号查理十三。同年9月瑞典被迫和沙皇俄国签订了弗里德里希斯哈姆和约，将芬兰让给俄国。——第31页。
[36]1812年8月亚历山大一世和瑞典王储卡尔-约翰（贝尔纳多特）在亚波（土尔库）举行了会见。会见的结果是，俄国和瑞典于1812年8月30日（18日）签署了一项协定，两国实际上结成了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军事同盟。协定还规定在丹麦拒绝将挪威让与瑞典国王时，俄国有给予瑞典军事援助以反对丹麦的义务。瑞典方面保证支持沙皇政府的领土要求，其中包括对拿破仑统治下的华沙大公国的领土要求。——第31页。
[37]指拿破仑第一和亚历山大一世于1808年9月27日（15日）—10月14日（2日）在爱尔福特的会见。拿破仑对他的各个属国的，特别是西班牙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感到不安，同时，害怕奥地利对他发动进攻，因此希望在同奥地利交战时取得亚历山大一世的援助，同时他也向亚历山大一世保证，支持俄国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领土要求。虽然谈判结果签署了秘密协定，形式上规定了恢复1807年在提尔西特缔结的法俄同盟，但是亚历山大在拿破仑和奥地利作战时并未积极支持拿破仑。在1809年法奥战争期间俄国只限于占领了加里西亚，而没有对奥地利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第31页。
[38]俄土战争从1806年开始，一直进行到1812年（1807—1809年曾中断）。这次战争是由于拿破仑外交的阴谋诡计促使俄土关系尖锐化的结果。在战争中俄军在欧洲战场和高加索战场曾多次给土军以重创。战争以1812年5月28日（16日）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而告终。根据条约，俄国获得了直到普鲁特河的贝萨拉比亚和多瑙河沿岸的通商航行权，以及南高加索的一些地区。条约肯定了俄土过去达成的关于承认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享有一系列自治权的协议。俄国在战争中的胜利客观上帮助了巴尔干半岛上的各民族摆脱土耳其的统治。俄军在巴尔干的著有成效的行动是对1804—1813年塞尔维亚人民起义的重大支援，这次起义是许多世纪以来塞尔维亚人民反对土耳其封建主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塞尔维亚人在起义中赶走了土耳其侵略者，在1805—1811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根据1812年布加勒斯特条约，土耳其应允许塞尔维亚内政自治。但是，土耳其苏丹利用拿破仑军队入侵俄国的机会，破坏条约，于1813年对塞尔维亚进行了征讨，在那里一度恢复自己的统治。由于塞尔维亚人于1815年又胜利地举行了起义，加上俄国在外交上的支援，土耳其的枷锁被粉碎了，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后，土耳其不得不通过1830年的苏丹特别敕令承认塞尔维亚的自治（实际上的独立）。——第31页。
[39]大陆体系即1806年拿破仑宣布的大陆封锁政策，这个政策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1807年的提尔西特条约决定了俄国加入大陆体系。——第32页。
[40]1813年10月16—19日（4—7日）的莱比锡会战是参加欧洲各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第六次反法同盟的联军同拿破仑法国军队的决战。联军在这次会战（史称“民族之战”）中的胜利决定了同盟国在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导致了莱茵联邦的瓦解和德国摆脱拿破仑的统治。——第33页。
[41]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约——见注38。根据欧洲各国君主及其大臣所举行的维也纳会议（这次会议在拿破仑法国被击败后在1814—1815年断断续续地举行）的决定，为了复辟各正统王朝，欧洲地图被违反着各国人民的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利益加以重划。波兰再度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所瓜分。在瓜分时，拿破仑第一在1807年根据提尔西特和约所建立的华沙大公国的一大部分划归俄国，称作波兰王国。——第33页。
[42]会议桌上的波兰是对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波兰王国的正式名称划归俄国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的称呼。——第34页。
[43]神圣同盟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和维护各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于1815年建立的欧洲各专制君主的反动联盟。——第35页。
[44]恩格斯指的是1821年春天发生的、并且很快具有群众性的希腊起义。1822年1月在厄皮达夫尔召开的国民议会宣布了希腊的独立，并通过了宪法。土耳其苏丹由于用自己的力量对付不了起义的希腊人，于是呼吁他的附庸、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给予援助；1825年穆罕默德-阿利的军队侵入了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到处野蛮地迫害希腊居民。在起义的初期，参加神圣同盟的几个大国，包括沙皇俄国在内，对起义都抱着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是鉴于希腊人的斗争到处引起巨大的同情，而更主要的是考虑到利用这一斗争来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影响的可能性，英国、沙皇俄国和法国承认希腊为交战的一方，并给予它军事援助。俄国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的胜利对希腊获得独立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俄国的胜利，土耳其被迫承认希腊为独立国。但是按照欧洲几个大国的统治集团的决定，希腊人民在1832年被强加以反动的君主专制制度。——第36页。
[45]指在西班牙（1820—1823）、那不勒斯王国（1820—1821）和皮蒙特（1821）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由于神圣同盟的干涉（它派遣法国军队到西班牙，派遣奥地利军队到意大利）都被镇压下去。——第36页。
[46]这里列举的神圣同盟的几次会议系1818年在亚琛、1820年在特劳波（奥帕瓦）、1821年在莱巴赫（柳布梁纳）和1822年在维罗那召开。所有这些会议的决定都是旨在镇压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第37页。
[47]这段话看来恩格斯是引自“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年巴黎版第52—53页（《RecueildesdocumentsrelatifsàlaRussiepourlaplupartsecretsetinéditsutilesàconsulterdanslacriseactuelle》．Paris，1854，p．52—53）。——第38页。
[48]纳瓦林会战（纳瓦林现名皮洛斯，是希腊的城市和港口）是1827年10月20日进行的以土埃舰队为一方和以英国海军上将爱·科德林顿指挥下的英法俄联合舰队为另一方的会战。后者是欧洲列强为了武装调停土耳其和希腊起义者之间的战争而开进希腊领海的。土耳其司令部拒绝停止对希腊居民的迫害后而开始的会战，使土埃舰队全军覆没，并加速了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爆发，俄国在这一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第39页。
[49]毛奇“1828年和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第390页（Moltke．《Derrussisch-türkischeFeldzugindereuropäischenTürkei1828und1829》．Berlin，1845，S．390）。——第39页。
[50]指阿德里安堡和约；这个和约是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1829年9月缔结的。根据条约，多瑙河口及附近诸岛屿，以及库班河口以南的黑海东岸很大一部分土地，划归俄国所有。土耳其不得不承认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赋予它们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俄国来保障，这等于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国（同土耳其的联系仅在于向苏丹纳年贡），遵守以前就塞尔维亚的自治问题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并用特别敕令在法律上把这种自治固定下来。——第39页。
[51]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第40页。
[52]指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这次起义是由沙皇政府的民族压迫和警察压迫引起的。1830年11月29日（17日）在华沙以军事政变开始的这次起义，具有人民起义的性质，结果赶走了沙皇军队。但是波兰政府和军队中的贵族领导人实行投降政策，阻挠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同时表现了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的侵略野心。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未能废除农奴的依附关系，因而起义没有得到农民的应有支持。1831年2月开始的战事的最后结局是：波兰政府于1831年9月8日（8月26日）投降，把华沙交给沙皇军队。波兰起义虽然遭受了失败，但是在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第40页。
[53]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在1833年7月8日（6月26日）缔结的条约。在条约签订以前，俄国登陆部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安吉阿尔-斯凯莱西地方登陆。这支登陆部队派遣到土耳其是为了支援苏丹去对付威胁土耳其首都的伊布拉希姆-帕沙（起义反对苏丹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儿子）的军队。1833年5月，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法国的调停下同穆罕默德-阿利缔结了和约，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割让给穆罕默德-阿利。尽管苏丹的直接危险已经过去，但沙皇外交利用紧张局势和俄军驻扎土耳其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同俄国缔结防御同盟，并且在使这个同盟固定下来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中列入了一项秘密条款：土耳其必须根据俄国的要求禁止外国军舰通过海峡。另一项条款确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和其他的俄土协议。条约的有效期定为八年。——第40页。
[54]指由于新的土埃战争（1839—1841）和英法矛盾（法国暗中支持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加剧而引起的东方问题的尖锐化。英国唯恐站在苏丹方面的俄国片面地干预冲突，坚持西欧列强集体向土耳其政府提供军事援助。1840年7月15日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土耳其背着法国在伦敦签订了援助土耳其苏丹的协定。当时出现了法国和欧洲几个大国同盟之间的战争的危险，但是法国没有下决心进行这场战争，停止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援助。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军事干涉穆罕默德-阿利不得不放弃自己在埃及境外的领地，并且服从苏丹的最高权力。——第40页。
[55]《Règlementorganique》“组织规程”）是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由这些公国（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为俄军占领）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巴·德·基谢廖夫于1831年实施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农民曾举行许多次起义来回答这部“宪法”。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了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内部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马克思对组织规程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集第2版第23卷第249—250页）。——第40页。
[56]恩格斯在这里援引的是“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第一版（1887年伦敦版），这个版本的章节的分法和德文版不同。——第40页。
[57]“公文集”（《Portfolio》）是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的汇编的简称。“公文集，公文汇编”（《ThePortfolio；oraCollectionofStatePapers》）丛刊在1835—1837年出版；新的丛刊是以“公文集。外交评论”（《ThePortfolio．DiplomaticReview》）的名称在1843—1845年出版的。——第41页。
[58]指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这两个公国的人民群众在革命过程中掀起了争取彻底摆脱对土耳其帝国的依附，消灭农权制度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其他障碍的广大运动。革命遭到了国内反动势力、苏丹土耳其与沙皇俄国的武装干涉的联合镇压。——第41页。
[59]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为了调整两国的关系，曾在尼古拉一世的调停下于1850年10月在华沙举行谈判。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在1848—1849年的革命后尖锐化了。奥地利力图恢复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在革命中已实际瓦解的德意志各邦的联合——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希望建立在自己庇护下的各德意志邦的联盟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尼古拉一世皇帝不愿意普鲁士强大起来，企图保持德国的封建割据状态，他在华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争吵中扮演了仲裁人的角色，并表示坚决支持奥地利。——第42页。
[60]恩格斯指的是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和丹麦的代表一起在1852年5月8日签订的关于保证丹麦君主国完整的伦敦条约。这个文件的基础是上述几个国家的代表于1850年7月4日在伦敦签订的议定书。议定书确定了丹麦国王的领地包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公国在内不得分割的原则，从而为这两个公国的德国居民想脱离丹麦，与德国合并的企图制造了障碍。1852年条约虽然承认了两公国有自治权，但是仍然保留了丹麦国王对它们的最高权力。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提安被指定为无嗣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后为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第42页。
[61]指以法国、英国、奥地利、撒丁、普鲁士、土耳其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的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结束时在1856年3月30日签订的巴黎和约。在战争中失败的俄国不得不割让多瑙河河口和贝萨拉比亚南部的一部分地方，放弃对多瑙河各公国和土耳其的信基督教的臣民的保护，同意意味着禁止外国军舰通过海峡和禁止俄国、土耳其在黑海设置海军军需库和驻扎舰队的黑海中立化；俄国将卡尔斯归还土耳其，以交换联军在克里木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城市。英国和奥地利在巴黎会议谈判期间未能完全实现它们对俄国的侵略意图。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保卫战，土耳其军队在高加索战区的失败，联军在波罗的海的失利，以及俄国外交对英法矛盾的巧妙利用都对谈判的结果产生了影响。——第44页。
[62]这是亚·米·哥尔查科夫1856年8月21日给俄国驻国外的外交代表的通告中的一句话。他在1856年就任外交大臣时在这个通告中规定了俄国外交政策的方针。——第45页。
[63]恩格斯指附于巴黎和约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见注27）。由于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在巴黎会议上的接近，两国在拿破仑第三的倡议下于1859年3月3日缔结了法俄秘密协定。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答应拿破仑第三在他准备从军事上粉碎奥地利方面给予外交上的援助，而一旦战争发生即将俄军开至奥地利边境，以便在东方牵制奥地利的一部分军队。同时拿破仑根据协定的精神，继续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第46页。
[64]1859年，拿破仑第三在事先得到亚历山大二世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了法国和皮蒙特（撒丁王国）对奥地利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他企图在“解放”意大利的旗帜下，通过胜利的“局部”战争掠夺新的领土并巩固法国波拿巴制度。朱·马志尼当时在他的宣言“战争”中揭露了拿破仑第三的真正意图，马克思在他的“马志尼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06—412页）一文中详细地摘引了这篇宣言。意大利的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希望通过战争实现在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统治下的意大利统一。奥军在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失败以后，拿破仑第三由于害怕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发展和不愿意促进意大利的统一，于1859年7月11日同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初步和约。战争结果，法国获得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皮蒙特。但是违反着皮蒙特执政的上层人物的王朝政策和法国波拿巴分子的阴谋诡计，1860年在意大利掀起了争取国家统一的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斗争。由于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加里波第的志愿军的英勇战斗，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波旁王朝被推翻了，南意大利和皮蒙特合组为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威尼斯省则直到1866年仍然处在奥地利人的统治下。意大利的最后统一到1870年意大利军队攻占了罗马和教皇国后才告完成。——第46页。
[65]俾斯麦的普鲁士政府在1863—1864年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期间，企图阻止起义扩展到普鲁士所侵占的波兰领土，并且希望事先得到俄国的支持以便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因此向沙皇政府提供了军事援助以镇压起义。1863年2月根据俾斯麦的倡议缔结了俄国和普鲁士的关于共同对付起义者的协定。——第46页。
[66]1864年由于奥普同丹麦之间的战争（最后丹麦战败）的结果，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1866年普奥战争以后这两个公国被并入普鲁士。——第46页。
[67]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5—294页）。——第47页。
[68]由于法国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失败，根据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缔结的初步和约，法国将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1871年1月18日宣布成立的德意志帝国。1871年5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的和约最后确认了这个条约的条款。——第48页。
[69]圣斯蒂凡诺初步和约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以后，俄国和土耳其于1878年3月3日（2月19日）在圣斯蒂凡诺（君士坦丁堡附近）签订的。这个条约意味着俄国对巴尔干影响的加强，它引起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激烈反对。在外交和军事威胁的压力下，俄国政府被迫把条约交给1878年6月13日至7月13日在柏林举行的国际会议审查。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有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大不列颠、意大利和土耳其的代表，会议的结果，签订了柏林条约。根据柏林条约，圣斯蒂凡诺和约的条款被大大修改，变得不利于俄国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民族了。圣斯蒂凡诺和约规定的自治的保加利亚的领土被割掉二分之一以上，巴尔干山脉以南的保加利亚各地区成立了“东鲁美利亚”自治省，仍受苏丹管辖；门的内哥罗的土地也被割去很大一部分。柏林条约承认圣斯蒂凡诺和约的规定，把1856年从俄国夺去的贝萨拉比亚的一部分归还俄国，同时也批准了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占领。在会议的前夕，英国侵占了塞浦路斯。柏林会议的决定在巴尔干造成了孕育着新战争的新的国际矛盾的策源地。——第48页。
[70]恩格斯指保加利亚领土上的四边形要塞区：锡利斯特里亚、鲁舒克、苏姆拉和瓦尔那。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初期土耳其军队的主力集中在这个地区。——第48页。
[71]1857—1859年印度发生了反抗英国统治的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起义在1857年春天在所谓孟加拉军西帕依部队（从当地居民中招募组成）中爆发，并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几个最大的区。起义的基本动力是农民和城市中从事手工业的贫民。由当地封建主领导的这次起义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状态，宗教和种姓的差别，以及殖民者在军事技术上占优势而遭到了失败。——第50页。
[72]奥连堡军事总督瓦·阿·彼罗夫斯基将军曾率领远征军，于1839年11月开始侵略希瓦汗国的进军。这支配有若干大炮和粮秣辎重的5000人的军队对于冬季通过荒原的困难条件没有准备。由于士兵大量患病，人员折损一半，彼罗夫斯基未能到达希瓦，被迫于1840年返回奥连堡。——第50页。
[73]恩格斯指和布朗热将军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886—1889年的法国沙文主义运动。布朗热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策的不满，展开了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的宣传，目的是准备政变，在法国实行君主复辟。恩格斯认为布朗热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指出了它的危险性，并要求法国社会主义者坚决揭露布朗热及其支持者的蛊惑性的复仇主义的口号。——第51页。
[74]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俄国和罗马尼亚的联军于1877年12月10日（11月28日）经过与土耳其军队的激战后攻占了普勒夫那（现名普累文，保加利亚北部一城市）。——第51页。
[75]1867年奥地利帝国变成了二元制的奥匈帝国，莱达河被确定为该国两部分的分界线。一部分称息斯莱达尼亚，包括奥地利、捷克、莫拉维亚、西里西亚、施梯里亚、克伦地亚、提罗尔和其他地方，另一部分称特兰斯莱达尼亚，包括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第51页。
[76]指美国记者乔治·谦楠的一组文章“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这些文章是他在1885—1886年在西伯利亚旅行后写的，发表在1888—1890年在纽约出版的“现代插图月刊”（《TheCenturyIllustratedMonthlyMagazine》）上。——第51页。
[77]恩格斯指的是1864年俄国实行有限的地方自治、建立地方自治机关一事。而从1866年起，沙皇政府已经又开始有计划地排挤地方自治机关，这种排挤在八十年代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的反动时期特别加强起来。——第53页。
[78]毛奇在1874年2月16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的演说（这里指的就是这篇演说）中，不得不承认，德国人从打胜仗以来“到处都获得了尊敬，可是爱戴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得到”。——第54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今后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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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怎样呢？[6]
1890年2月20日是俾斯麦时代完结的开端。容克地主和金融巨头为了剥削德国人民群众而结成的联盟（因为这个卡特尔[7]正是这样的联盟而不是别的）正在收获自己的果实。烧酒税、食糖出口奖励金、谷物和肉类的关税使千百万的钱财从人民的口袋流进容克地主的口袋；正当德国工业用自己的力量和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在世界市场上争得了地位的时候，实行了工业品的保护关税，实行这种关税很明显只是为了工厂主能够在国内以垄断价格、在国外以倾销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整个一套间接税的重担压在最贫困的人民群众身上，差不多不触动富人；为了抵补不断扩大的军备开支，过分地加重赋税的负担；随着军备的不断扩大，世界战争的危险也日益增大了，这次战争可能使四五百万的德国人“倒下去”，因为对亚尔萨斯—洛林的侵占已把法国抛到俄国的怀抱里，从而使俄国成了欧洲的仲裁法官；在出版界盛行前所未闻的贿赂行为，每当重新进行帝国国会选举时，政府就通过出版物系统地向人民群众倾泻大量令人惊慌的谎言；贪赃受贿的警察当局利用收买或暴力迫使妻子背弃自己的丈夫，儿女背弃自己的父亲；出现了在德国几乎前所未闻的暗探诱捕手法；警察的专横远远超过了1848年以前的专横；一切权利都遭到德国的法院，首先是高贵的帝国法院的无耻蹂躏；由于反社会党人法，整个工人阶级变成了无权阶级——所有这一切在相当时期里存在过，而且这样的时期由于德国庸人的怯懦延长了很久，但是现在就要结束了。构成卡特尔的多数已被粉碎，而且是彻底地和不可挽回地被粉碎了；因此只有一个办法能够重新把它拼凑起来，而且只是在某个时机，那就是政变。
今后怎样呢？为支持旧制度而拼凑一个什么新的多数吗？啊，这不仅仅是政府当局所梦寐以求的事情。在自由思想派[8]中将有不少胆小鬼，他们宁愿自己投奔卡特尔，也不愿让阴险的社会民主党人提高地位；同弗里德里希三世一起被埋葬了的那些关于政府作用的幻想，又从棺材里钻出来了。但是政府不能利用自由思想派，因为自由思想派目前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和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地主结成联盟，而后者却是帝国的一个最重要的阶级！
那末中央党呢？中央党里也有不少容克地主，威斯特伐里亚的、巴伐利亚的以及其他地方的等等，他们都渴望投入易北河以东地区自己同胞兄弟的怀抱，并且兴高采烈地投票赞成对容克地主有利的税收。在中央党的队伍里资产阶级反动分子也是够多的，他们力求比政府所应当做的倒退得更远，一旦他们有能力做到，他们就会重新把整个中世纪行会制度强加给我们。要知道，道地的天主教政党，也像任何一个道地的基督教政党那样，不可能不是反动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可能有同中央党组成的新卡特尔呢？
这很简单，因为实际上中央党的统一不是靠天主教而是靠对普鲁士人的仇恨来维持的。中央党完全是由敌视普鲁士的人组成的，他们是：莱茵河流域的农民、小资产者和工人，南部的德国人，汉诺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天主教徒，不言而喻，他们在天主教地区特别有势力。所有其他的资产阶级的和农民的反普鲁士分子：例如韦耳夫派和其他分立主义者、波兰派、亚尔萨斯派，都聚集在中央党的周围。[9]一旦中央党成为政府的党，它就会分裂成容克地主行会反动派和农民民主派；属于前一派的老爷们知道，那时候他们将不会再在自己的选民面前露面了。尽管如此，还是会作这样的尝试，而且中央党的大多数都会赞同这种尝试。而这样做对我们只会有利。道地的反普鲁士的天主教党本身是俾斯麦时代的产物，是道地的普鲁士主义统治的产物。随着后者的垮台，前者也必定要垮台。
因此，中央党和政府结成暂时的联盟是可能的。但是，中央党不是民族自由党，相反，它是第一个在同俾斯麦的斗争中成为胜利者而迫使俾斯麦去卡诺萨[10]的政党。可见，旧的卡特尔在这里是完全不可能的，俾斯麦只能利用新的卡特尔。
今后怎样呢？解散帝国国会，举行新选举，利用对社会民主党这一洪水猛兽的恐惧吗？这样做的时机也已经放过了。如果俾斯麦想这样做，他甚至不应当同他的新皇帝发生任何的争吵，尤其不应当到处散布关于这种不和的谰言。
当老威廉在世的时候，三执政——俾斯麦、毛奇、威廉——在德国庸人的眼里是稳固的、永远不可动摇的。但是现在，威廉不在世了，毛奇已被迫退休，而俾斯麦正在犹豫不定，是等别人叫他退休呢，还是自动退休。而继承了老威廉地位的年轻的威廉则以他的短时期内的全部政绩，特别是以他的著名的诏令表明，殷实的资产阶级庸人无论如何不能信赖他，他也不希望受任何人的控制。庸人所信赖的人已经没有权力，而有权力的人庸人不能信赖。相信1871年建立的帝国内部秩序永恒不变的那种旧信念已经死亡，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它复活。以前政策的最后一根支柱——庸人——动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散帝国国会能有用吗？
实行政变？但是这不仅将解除对人民的束缚，而且也会使隶属于帝国的各邦君主不再有义务遵守被这次政变推翻的帝国宪法。改变将意味帝国的崩溃。
进行战争？发动战争将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一旦把战争发动起来，会有什么结果，却是不能预料的。如果克雷茲渡过加利斯河，或者威廉渡过莱茵河，就会毁灭一个大国。但是，是谁的国家呢？是自己的国家还是敌方的国家？要知道，目前之所以还能维持住和平，只是由于军事技术发生不断的革命，这种革命使任何人都不能认为自己已对战争做好准备，同时还由于对世界战争中的胜负完全无法估计普遍感到恐惧，而世界战争是现在唯一可能发生的战争。
只有一个有效的办法：政府用残酷的手段挑起暴动，然后用加倍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在各地实行戒严，在普遍恐怖的情况下举行新的选举。然而，即使这样做也只能使毁灭延缓几年。可是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我们知道，俾斯麦是属于那种不择手段的人。威廉不是也说过吗：一遇到极轻微的反抗，我就要下令把所有的人当场杀光？所以这个办法一定会被采用。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刚获得了光辉的胜利，他们正是由于自己的坚毅和沉着、铁一般的纪律、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和坚持不懈的毅力，才获得这样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对他们自己来说大概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它也使得全世界感到惊讶。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在每次新的选举中都像不可改变的自然进程那样不断增加；暴力、警察的专横、法官的卑鄙勾当——一切都白费力气；一支人数不断增长的突击队一直在向前挺进，愈来愈快地向前挺进，现在它已成为帝国的第二个最强大的党。难道德国工人会仅仅为了把俾斯麦从致命的危险中拯救出来而使自己卷入无望的骚动，从而把自己的事情弄糟吗？当他们自身的无比的勇气受到外部情况的鼓舞，当一切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都有助于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他们的一切敌人也不得不像得到报酬那样地为社会民主党效劳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难道我们应当丢掉纪律和镇静，而自己冲向那对着我们的刀剑吗？不，决不能这样。反社会党人法已经给了我们工人够好的教训，在我们的队伍里已经有够多的老战士，他们当中有够多的人已经学会，在弹雨的袭击下持枪待命，直到冲锋的时刻到来。
写于1890年2月21日和3月1日之间
载于1890年3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号和1890年3月14日“工人报”第11号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并根据“工人报”校对过
注释：
[6]“今后怎样呢？”一文和“德国1890年的选举”一文一样，都是恩格斯就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写的，选举的第一次投票是在1890年2月20日举行的（见注1）。这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紧接着又转载在1890年3月14日“工人报”第11号上。文章的最后一段以短评的形式加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目前形势”的标题转载在1890年3月13日“柏林人民报”第61号上。“工人报”（《Arbeiter-Zeitung》）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从1889年至1893年在维也纳每周出版一次，1894年每周出版两次，从1895年1月1日起每天出版。该报的编辑是维·阿德勒。在九十年代弗·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发表在这家报纸上。为该报撰稿的有奥·倍倍尔、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工人运动的其他活动家。——第7页。
[7]卡特尔是两个保守政党（“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在1887年1月俾斯麦解散帝国国会以后结成的联盟，它支持俾斯麦政府。卡特尔在1887年2月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在帝国国会中占了优势（220个席位）。俾斯麦倚仗这个联盟，施行了一系列对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有利的反动法律（制定了保护关税税率，增加了许多种税收等等）。但是他没有能够在1890年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生效期限。加入卡特尔的各党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以及在1890年选举中的失败（一共得到132个席位）导致了卡特尔的瓦解。——第7页。
[8]指德国自由思想党，该党是1884年进步党同民族自由党左翼合并成立的。它的领导者之一是帝国国会的议员李希特尔；它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俾斯麦的政府。——第8页。
[9]韦耳夫派是1866年汉诺威并入普鲁士以后形成的一个汉诺威派（其名称来自古代汉诺威大公韦耳夫家族）。这一派的目的是恢复汉诺威王室的权力和汉诺威在德意志帝国中的自治权。它追随中央党主要是出于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动机。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一些不大的民族党团，其中包括亚尔萨斯派和波兰派，代表德意志帝国中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不满意政府所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在帝国国会中它们支持大的反对党，有时同中央党结成联盟。——第9页。
[10]恩格斯讽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俾斯麦政府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因此资产阶级自由派称之为“文化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一些措施的最终结果，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反对支持分立主义倾向和反普鲁士倾向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在同天主教会冲突开始时，俾斯麦于1872年5月在帝国国会上宣称：“我们决不去卡诺萨”，然而在七十年代末，他为了首先同工人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益扩大的影响作斗争，需要天主教中央党的支持，因此几乎废除了在冲突时所颁布的全部反天主教的法令，并且迫使反天主教政策的主要拥护者辞职。俾斯麦在1878年到1887年间对教权派和教皇利奥十三作的让步，等于承认“文化斗争”是毫无结果。“去卡诺萨”一词的来源是：1077年德皇亨利四世为了祈求教皇格雷哥里七世取消开除他的教籍的决定，到卡诺萨城堡（意大利北部）去做了一次不体面的朝圣。——第9页。 |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德国1890年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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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1890年的选举[1]
凡是注意观察近十年来德国政治发展的人，都不会怀疑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0年的普选中将获得巨大的胜利。1878年德国社会党人受到了严酷的非常法[2]的迫害，根据非常法，他们的一切报刊被查封，会议被禁止或被解散，组织被破坏，而任何想恢复这些组织的企图都在这些组织是什么“秘密团体”的借口下遭到迫害；法庭判决的结果，党员总共被判处了一千多年的徒刑。尽管如此，社会党人仍然秘密地每周定期地把他们在国外出版的大约一万份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3]运进了德国，并分发出去，数千本小册子也是这样传播的；他们把自己的代表选进了德意志帝国国会（九个议员）和许多市政管理机关，其中包括柏林的市政管理机关。党的力量的增长，甚至对它的最凶恶的敌人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
但是社会党人在2月20日获得的胜利，甚至连他们中间最乐观的人也没有预料到。已经获得了二十一个席位，也就是说在二十个选区里社会党人的力量比所有其他党派加在一起还强大。还要进行五十八次重新投票，这意味着，在五十八个选区里，社会党人在那些提出候选人的党派中不是力量最强大的，便是居第二位的党，而重新进行的选举将在两个得票最多但是都没有得到绝对多数的候选人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至于社会党人总共得到的票数，我们只能做大概的计算。1871年社会党人得到的选票不超过102000张；1877年——493000张；1884年——550000张；1887年——763000张；1890年他们可能得到不少于1250000张选票，也可能大大超过这个数目。党的力量三年来至少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在1887年只有三个党的选民超过了1000000人：民族自由党——1678000人，中央党即天主教党——1516000人，保守党——1147000人。[4]在这一次，中央党将保持住自己的阵地，保守党失掉了相当多选民，而民族自由党则失掉了非常多的选民。这样，社会党人在选民的人数上同中央党比起来仍然处于劣势，但是却完全比得上民族自由党和保守党，或者甚至会超过它们两者了。
目前的选举使德国各党派的地位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它真正开创了德国历史上的新时代。它意味着俾斯麦时代完结的开端。当前的局势就是这样。
年轻的威廉由于自己颁布了关于劳工保护法和关于国际劳工保护会议的诏令，摆脱了他的老师俾斯麦的监护。[5]俾斯麦认为，最明智的作法是给自己年轻的主子以充分的行动自由，并且安静地等待威廉二世连同他的拿手好戏——扮演工人之友——陷入窘境；那时候俾斯麦就会得到以deusexmachina［注：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剧场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出舞台）；转义是：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的资格出面干预的良机。这一次俾斯麦没有对选举的进程表现出焦虑不安。一个当年轻的皇帝一察觉到自己的错误就要予以解散的不顺从的帝国国会，甚至会对俾斯麦有利，而社会党人的巨大成功可能帮助他在帝国国会解散的时刻到来时献给国家一个适当的选举口号。狡猾的首相现在也真的得到了一个谁都不能驾御的帝国国会。威廉二世很快就会认识到，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以及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目前的情绪，他在诏令中所提到的那些意图甚至一点也不可能付诸实现。同时选举已经使他相信，德国工人阶级只是把他所能提供给它的一切当做分期偿付的债款来领受，而不会在它的原则和要求上作丝毫的让步，而且不会缓和它对那个只有靠奴役人民中的劳动者大多数才能生存的政府所采取的反对立场。
这样，皇帝和帝国国会之间很快就会发生冲突；角逐着的政党就会把发生的事情完全归咎于社会党人，一个新的选举口号就会应运而生，那时俾斯麦在给他的主子和元首一顿必要的教训之后，就会采取行动，解散帝国国会。
但是俾斯麦以后会发现，情况已经变了。社会主义的工人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和果断了。俾斯麦从来都不能信赖贵族阶级；贵族一向把他当做真正保守主义的叛徒，并且准备一旦皇帝想摆开他，就把他甩掉。资产阶级是俾斯麦的主要支柱，但是它不再信任他。俾斯麦和皇帝之间的不大的家庭争吵成了众所周知的事。这次争吵说明俾斯麦已经不再是全能者，而皇帝也不保险不产生危险的怪念头。德国的资产阶级庸人究竟会信赖他们之中的哪一个呢？明智的人不再有权力，而有权力的人却不明智。的确，对1871年建立起来的秩序的稳固性的信念，这个在老威廉作皇帝、俾斯麦执掌政权、毛奇统帅军队的时候对德国资产阶级说来是不可动摇的信念，现在已经消失了，而且是永远消失了。赋税负担的加重，由于对所有进口物资、不论是食品还是工业品都课以不合理的关税而引起的生活费用的高涨，难以忍受的兵役重担，对于战争、而且是全欧洲规模的、将会有四五百万德国人被征入伍的战争所始终抱有的和不断加深的恐惧，——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作用，使得农民、小商人、工人（实际上是整个民族，只有从政府所建立的垄断组织中获得利润的那一小部分人除外）愈来愈离开政府了。当老威廉、毛奇和俾斯麦构成一个似乎不可战胜的政府三执政的时候，人们曾像忍受某种不可避免的事物那样忍受了这一切。但是现在，老威廉死了，毛奇已退休，俾斯麦必须和年轻的皇帝打交道；俾斯麦曾亲自挑起了皇帝的漫无止境的虚荣心，因而使这个年轻的皇帝自认为是第二个弗里德里希大帝，事实上他不过是一个自负的、渴望摆脱自己首相的控制的纨袴子弟，而且还是宫廷阴谋家手中的一个玩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不能再毫无怨言地忍受这种过度的压迫了。过去对于局势巩固的信念已经消失了。以前看来是没有希望的反抗，现在成为必要了。所以，如果说这个帝国国会不是那样顺从，那末下一个帝国国会在这方面也许还要大大地超过它。
因此，俾斯麦显然是打错了主意。如果他要解散帝国国会，那末甚至spectrerouge〔赤色幽灵〕——反社会党人的口号——也帮不了他的忙。然而他具有一种毋庸怀疑的特性——不顾一切的蛮干。如果他要这样，他可能挑起暴动，尝试少量“放血”的作用。但是他这时不应当忘记，德国社会党人至少有一半在军队里呆过。他们在那里学会了遵守纪律，这一点至今帮助他们抵制了任何挑起他们暴动的做法。此外，他们在军队里还学到了一点别的什么。
写于1890年2月21日和3月1日之间
载于1890年3月3日“新堡每日纪事报”，并稍加修改后载于1890年4月6日“柏林人民报”第8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新堡每日纪事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60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6期
注释：
[1]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0年2月20日帝国国会普选第一次投票中取得巨大胜利的直接影响下写的。第一次投票的结果，党得到了1427323张选票并在帝国国会里得到20个（根据最初的报道是21个）席位。3月1日举行了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也是成功的第二次投票（在那些没有一个候选人在第一次投票中得到绝对多数的选区进行重新投票），恩格斯在写完这篇文章以后才知道第二次投票的结果。两次投票的结果，社会民主党人总共得到1427298张选票，并且在帝国国会中得到35个席位。
这篇文章不署名发表在1890年3月3日“新堡每日纪事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栏，同时加有这样的编者按语：“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是德国社会党一位最有威望的成员寄来的。作者由于自己同该党有多年的联系，由于同卡尔·马克思和所有的社会主义领导人有亲密的个人关系，因而他有充分的权利来解释他们的观点，也许比任何其他的人都更有权利来解释。”
这篇文章在“新堡每日纪事报”上发表后，又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文章”为题发表在1890年4月6日的“柏林人民报”上。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德译文时，编辑部把恩格斯的个别词句改得温和一些，并且在编者按语中指出，这样做是考虑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所造成的条件。
“新堡每日纪事报”（《NewcastleDailyChronicle》）是一家英国日报，从1858年（从1862年起用这个名称）至1922年出版。
“柏林人民报”（《BerlinerVolksblatt》）是于1884年创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日报。根据在哈雷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Vorwärts．BerlinerVolksblatt》）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被任为主编。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落入党的右翼手中。——第3页。
[2]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德国于1878年10月21日颁布，直到1890年10月1日，在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压力之下被废除。——第3页。
[3]“社会民主党人报”（《DerSozialdemokrat》）是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生效期间，从1879年9月至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从1888年10月至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在1879年至1880年间该报的编辑是格·福尔马尔，从1881年至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和在该报整个出版时期为该报撰稿的恩格斯，都积极地帮助该报编辑部执行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批评并纠正它的个别错误和动摇。——第3页。
[4]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对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
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于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第478—479页）和“今后怎样呢？”（见本卷第7—11页）两原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细的评价。
保守党是普鲁士容克地主、军阀、官僚上层和路德派僧侣的政党。它是从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极右的保皇派党团发展起来的。保守党的政策充满好战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精神，其目的是在国内保持封建残余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在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以后，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保守党是从右边反对俾斯麦政府的反对党，它担心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会使普鲁士“溶化”在德国里面。但是从1866年起就从这个党分出了一个叫“自由保守党”（或者“帝国党”）的党，这个党反映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支持俾斯麦。——第4页。
[5]恩格斯指的是威廉二世在1890年2月4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前夕颁布的两道诏令，它们被作为政府的竞选纲领。
在第一道给帝国首相的诏令中，皇帝命令他向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有关制定统一的劳工保护法的问题。1890年3月在柏林的确召开了这样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德国外，还有英国、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国政府的代表。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关于禁止十二岁以下的童工劳动的决议，关于缩短未成年工和女工工作日的决议等等。但是这些决议对于参加会议的国家并没有约束力。
在第二道给公共工程大臣和工商业大臣的诏令中，皇帝提出要修改现行的劳工保护法，说什么修改的目的是要改善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的工人的状况。
这两道诏令的颁布证明俾斯麦主要靠惩罚措施来对付工人运动的办法遭到了失败，并且说明德国统治阶级企图通过加强社会蛊惑宣传和更灵活地运用传统的“鞭子和糖饼”政策来阻止工人运动的发展。——第4页。 |
国际工人协会——它的创立、组织、政治社会活动和扩展（〔德〕威廉·艾希霍夫，18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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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协会——它的创立、组织、政治社会活动和扩展[1]
〔德〕威廉·艾希霍夫1868年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十三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闻坚、仁祥、志军译。
一、协会的创立
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直接起因是最近的波兰起义。伦敦工人派了一个代表团，带着一封声援书去见帕麦斯顿公爵，请他签名声援波兰人。他们同时还向巴黎工人发出一封呼吁书，呼吁巴黎工人同他们共同行动。巴黎工人为此派代表到伦敦。为了欢迎巴黎工人的代表，1864年9月28日在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公开集会，有许许多多的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的代表出席。
这一集会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诞生地。它除了讨论聚会的政治目的外，还讨论了一般的社会状况。它揭露了各国工人遭受着同样的苦难，各国存在着同样的根本祸害。它证明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它选出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后称总委员会，驻在地为伦敦。由各国的代表组成。这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受委托成为有待建立的协会的临时中央管理机构，负责发表一个成立宣言（一个纲领）和制定临时章程。
会上充满团结激昂的气氛。各国都派来了自己的令人尊敬的代表。结果，英国工人自1842年立法不得不承认他们有结社权以来，在进行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时总是独立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之外和不受其影响，现在第一次摆脱了自己的民族闭关自守状态，并与各国的工人就共同行动的必要性达成了协议。由此，令人振奋的是：人们认识到，工人运动的新纪元宣告，开始了。
二、协会初创时期的种种艰难
新的运动形式，即使是用于满足一种迫切的时代需要，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被创造出来。首先，新组织往往会触到暗礁，至少会碰到妨碍新组织达到原来目标的种种障碍，必须设法避免这种情况。过时的运动形式的代表人物加入新的运动形式，是要把新的运动形式变成旧的运动形式的传播工具。这里也是一样。临时中央委员会的意大利成员是马志尼的信徒。他们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一份由马志尼本人起草的成立宣言草案和临时章程草案。在这份宣言草案中，马志尼重弹他的早已为人熟知的政治纲领的陈词滥调，只是用了一些社会主义的词藻点缀一下。他大喊大叫反对阶级斗争。他制定的章程是严格集中制的，适用于政治密谋团体，但从一开始就会取消一个国际工人协会的生存条件，因为国际工人协会不是要制造运动，而只是要把各国已经存在而处于分散状态的阶级运动统一和联合起来。
马志尼的名字当时在英国工人阶级当中是很响亮的，特别是在加里波第的伦敦凯旋之行以后。因此，马志尼满有把握地指望能把国际工人协会抢到自己手中。但是，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卡尔·马克思在圣马丁堂的集会上当选为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他针对马志尼，提出了一份由他本人起草的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均获一致通过并发表，他的临时章程后来在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上获得最终批准。
由此可见，是一个德国人使这个国际工人协会具有明确的宗旨和组织。这里同时应当指出，伦敦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不断地得到了确认。
三、马克思的成立宣言
这一成立宣言，现从英文原文尽量忠实地译成德文如下：（略）[2]
四、协会的章程
章程最后的、实际上未经修改过的，即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所批准的表述如下：（略）
五、伦敦临时代表会议（1865年9月）
圣马丁堂的集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后称总委员会）曾决定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应于1865年9月初在布鲁塞尔举行。但中央委员会发觉这一决定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这个团体成立时间尚短，扎根不深；另一方面，比利时政府在内政问题上听命于巴黎，重新颁布了它可以任意驱逐外国人的法令。因此，中央委员会在伦敦召开了临时代表会议，代替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全协会代表大会。大陆只有少数的领导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这次代表会议。
这次代表会议确定了在1866年9月召开的下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应讨论的问题。日内瓦被确定为下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召开的地点。
六、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9月3—8日）
与会代表六十人夕其中四十五人为国际工人协会二十五个支部的代表，十五人为十一个合作社的代表。
会议一开始就在代表大会的与会权问题上出现热烈的争论。从法国来了协会的许多个人会员，他们并没有某个支部的全权委托书，却希望让他们作为巴黎各支部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和参加代表大会的讨论。他们说，法国的立法状况使他们不可能有一个正规的组织。许多与会者支持他们的要求，理由是这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并不是十分完备的，也不是已经最后确定的，因此，处理此事时不必太过于严格和科学，倒不如允许所有赞同协会原则的个人会员参加讨论。但英国的代表们对此说：他们所代表的支部和团体，每个都有好几千成员；他们据此要求把代表制当作代表大会的基础；如果允许并非某一有组织的团体所委派的个人参加代表大会，那就会损害表决平等的规则，损害他们英国代表的权利。代表大会于是决定，只有出示正式的委托书的代表，方有权参加讨论和表决。
在审查了代表的全权委托书之后，进行主席团和办事机构的选举。伦敦中央委员会委员，钟表匠荣克当选主席。这位主席精明能干地领导了以后的讨论。感情冲动的法国人我行我素，不听其他发言者的意见，使会议的领导工作并不轻松，但是主席态度镇静，庄严和有分寸，得到坚定和审慎的英德两国工人的支持，终于化险为夷，排除了破坏会议的种种事件。
我们恐怕扯得太远了。关于会议的讨论，这里只能作一简短的摘录*。[3]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临时中央委员会给代表的指示》这一指示的各项建议实际上经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其中最重要的各项建议如下：
§1项指示讲国际协会的组织。建议最终采纳经两年实践证明了的上述章程，建议下一年总委员会仍设在伦敦，由代表大会选出总委员会和一名总书记，总书记是协会中唯一领取薪金的负责人，每星期付给他两英镑。
代表大会批准了临时章程，决定总委员会仍设在伦敦，批准了伦敦临时总委员会1866-1867年行政年度的职权，并确定了下次代表大会于1867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在洛桑召开。
§2项指示讲协会在劳资斗争中能向各国工人提供的国际支援手段。这一问题包括协会的全部活动。因为协会的目的就在于把至今仍然分散的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把它纳入共同的轨道。在某种场合协会已经可以感到自豪的是，它能够成功地预防资本家在工人罢工时把外国工人当作对付本国工人的武器引入战斗的阴谋。协会的伟大任务之一，就是要使各国工人不仅有互为解放大军中的兄弟和同志那样的感情，而且象互为解放大军中的兄弟和同志那样地行动。建议把“工人阶级自己所进行的对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当作更进一步的国际支援手段。为了能成功地进行这种工人统计，应按下列调查大纲收集涉及的资料。工人一旦开始这项巨大的劳动，就会证明：他们有能力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建议协会所有的分部立即开始这项工作。建议代表大会请欧洲和美国的全体工人参加工人阶级的统计工作；报告和证词应寄给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将把这些资料整理成总报告，把证词本文作为报告的附录，报告和附录经代表大会允准后刊印发表。
所建议的调查大纲包含如下各项，当然，每个地区均可根据需要有所改动：
1、生产部门的名称。
2、工人的年龄和性别。
3、工人的人数。
4、薪金和工资：a、学徒工资；b、计日工资或计时工资；c、中间人的工资额。平均周工资、平均年工资。
5、a、工厂中工作日的长短；b、在小雇主那里作为职业从事的家庭劳动中工作日的长短；c、夜工和日工。
6、吃饭时间和供膳方式。
7、劳动场所和劳动条件的好坏：房屋拥挤、通风不良、光线不足、采用瓦斯照明、清洁条件差等等。
8、工种。
9、劳动对体格的影响。
10、道德状况，教育。
11、商业统计，季节性生产还是全年开工比较均衡，产品是否遭受很大的价格变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为本国消费服务还是为出口服务等等。
总委员会的这些建议得到代表大会的一致通过。此后，工人关于本身情况的统计调查和证明，便平稳地进行下去。
§3项指示涉及工作日的限制。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它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的广大群众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正因为如此，代表大会宜主张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这一要求在美国已经是劳动阶级的共同呼声，代表大会的决定将使它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要求。夜工只能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一定生产部门中当做一种例外，必须力争逐渐完全废除夜工。这一建议只涉及年满十八岁的成年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但必须绝对禁止妇女从事任何夜工，也禁止她们从事对妇女较弱身体有害的，或会使她们受到有毒物质或有害物质影响的各种劳动。
代表大会以五十票的多数赞同这一主张。法国的代表是少数派，他们主张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十小时。
§4项指示涉及“男女少年和儿童的劳动”，它连根铲除这一社会祸害。
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参加伟大的社会生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规律的趋势，虽然在资本的统治下它是畸形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九岁起都应当象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必须服从普遍的自然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为了吃饭，他必须劳动，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
但目前代表大会讲的只是工人居民，它在这里把男女儿童和少年分为三类，分别对待：第一类包括九至十二岁的儿童，第二类包括十三至十五岁，第三类包括十六至十七岁。代表大会建议法律把他们在任何工场或家庭里的每日劳动时间限制如下：第一类二小时，第二类四小时，第三类六小时。法律应规定第三类至少有一小时吃饭或休息的时间。
小学教育也许最好不到九岁就开始，不过代表大会在这里所谈的只是一种最必要的抗毒素，它被用来抵制下述社会制度的各种趋势，这种制度把工人降低为积累资本的简单工具，迫使那些苦于生计的父母出卖亲生儿女。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
如果资产阶级和贵族忽视他们对自己后代应尽的责任，那是他们的事。享有这些阶级的特权的孩子们都不免要由于他们的偏见而遭殃。
对工人阶级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工人的行动不自由。他们在很多场合甚至十分无知，不能理解自己孩子的真正利益或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但不管怎样，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这些工人十分清楚，首先应当使儿童和少年工人不受目前劳动制度的危害。这只有通过变社会意识为社会力量的途径才能办到，而在目前条件下，只有通过国家政权施行的普遍法律才能办到。工人阶级支持政府施行这种法律，决不是巩固政府的权力。相反，工人阶级正在把目前被用来反对他们的政权变为自己的武器。工人阶级通过普遍的立法行为能够得到靠许多分散的个人努力无法得到的东西。
从这一点出发，代表大会必须主张这样的意见：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就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
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
第一：智育。
第二：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教授的东西。
第三：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的技能。
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应当按不同的年龄循序渐进地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技术学校的部分开支应当靠出售这些学校的产品来补偿。
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
不言而喻，法律应当严格禁止十七岁以下（包括十七岁在内）的人在夜间和在一切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劳动。
代表大会一致赞同这些论述，并补充作出一项如下内容的决议：必须对青少年既进行技术理论教育，也进行技术实践教育，以防止拟议中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工厂临时工和师傅阶级。
七、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9月2—8日）
六十四名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其中，德意志人有二十五名代表。
代表大会没有举行什么开幕典礼。而是立即选举主席和办事机构占总委员会委员和伦敦法国人支部的代表欧仁·杜邦当选主席，他机敏地执行了他这一并不轻松的任务。他由于出色地主持会议而得到支持。没有不友好的言词要纠正，没有失礼的言语要反驳，没有不得体的动议要记录在案。用三种语言（英语、德语和法语）进行讨论所遇到的困难，这次也和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样得到顺利的克服。
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内容是各支部和社团关于协会的实际成就和发展的报告。但是，如果我稍微复述一下这些十分有趣的报告的内容，那也扯得太远了。我尤其可以在这里不谈这方面的内容，因为后面有一章将综述协会目前的扩展情况。关于1867年这次代表大会的正式报道，用法文刊载于拉绍德封《未来呼声报》。
下面一件事非常突出地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意大利工人协会（由六百个工人团体组成，总部设在那不勒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米兰的加斯帕尔·斯塔姆帕。在9月4日的会议上通知说，加里波第要出席日内瓦和平代表大会，将路过洛桑。他提议代表大会指派一个代表团到别堂去欢迎加里波第，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向他致意和邀请他以上述意大利工人协会名誉主。席的身份访问代表大会。其他代表反对这一提案。他们说，不管加里波第的声誉多高，代表大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它不能崇拜个人。如果加里波第希望作为意大利协会的名誉主席在代表大会占有自己的席位，他会象其他任何一个代表一样得到衷心的欢迎。因此，代表大会没有理会斯塔姆帕的提议而径直转入议程。
当时，国际和平代表大会几乎同时（9月9-12日）在日内瓦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许多与会者私下打算去参加，这迫使工人代表大会要对日内瓦和平同盟采取一种明确的立场。结果，大会在一片掌声中通过了如下决议：
“鉴于战争的重担不是落在任何社会等级的肩上，而只是落在工人等级的肩上，不仅夺去工人的生产资料，而且首先强迫他们流血；
鉴于所谓武装的和平把人民最优莠的力量花费在非生产性的和破坏性的劳动上，因而它的重担象战争的重担一样沉重地落在工人的肩上，
最后鉴于改变目前的基于社会的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社会制度，是根除这一弊端的必要条件；
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声明完全和坚决赞同9月7日在日内瓦成立的和平同盟及其谋求和维护和平的努力，并且代表大会不仅要求消除战争，而且要求废除常备军，代之以各民族普遍的和平的联盟，这个联盟建立在相互友好和正义的基础上，但其前提条件是：工人阶级从不自由的和被压迫的状态中，从它所受到的社会歧视中获得解放，并通过消除现有的对立最后结束阶级间的相互斗争。”
1866年的日内瓦工人代表大会是法国报刊，尤其是巴黎和里昂的报刊热烈讨论的题目。但伦敦的各家大报却竭力对它一字不提。一年之后召开洛桑代表大会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泰晤士报》往那里派去了一个新闻记者。另外，它还发表了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一篇社论，全英各家日报和周报都仿效了它的例子。《泰晤士报》定了调子之后，其他报纸也就不认为在简讯，甚至社论中谈论工人问题有损自己的身份了。各家报刊都在谈论工人的代表大会。许多报纸以傲慢和讽刺的口吻议论它，这是很自然的。任何一件事情，除了具有其崇高的一面之外，难道不是也具有其滑稽的一面么？一个工人的代表大会，而且与会者当中有饶舌的法国人，也就不可能完全避免这一情况。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报刊对代表大会的态度，总的说是相当得体的。甚至连约翰·布莱特和曼彻斯特派的机关报《曼彻斯特观察家》也发表社论，把这次代表大会称作是一件时代的重大事件。如果把这次大会与其异母兄弟和平代表大会相比较，其结果则总是有利于这个兄长。工人代表大会被看作是一出惊心动魄的命运悲剧，而和平代表大会只不过是滑稽短剧和闹剧罢了。
八、国际工人协会、工联和罢工
自国际工人协会成立起，英国工联的新纪元开始了。在此之前，英国工联一直是只忙于为争取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而斗争，并没有摆脱中世纪行会的狭隘性。
工联是这样的团体，它们不仅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得到国家的承认和1825年议会制定的法令的批准、解决劳资间每日每时发生的冲突所必需的。工联的任务是在师傅和资本家面前代表工人的利益。工联的最后手段是罢工，而罢工的合法性是得到议会的一道法令在不得公开破坏和平和不得用暴力阻碍营业的前提下承认的。在这一法律的庇护下，工联扩展到了英国所有的工业区，并且发展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组织健全和财力雄厚的团体，令人肃然起敬地站在雇主们的对面，以各种方式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影响。工联经历了所有的政治反动时期，所有的师傅和资本家对立的联合，已往十年所有的物价飞涨和商业危机而终于幸存下来，并且正如卡尔·马克思1847年就已经在他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版中指出的，工联对于组织工人阶级来说，具有中世纪的城镇自治团体对于市民社会的中等阶级所具有的意义。
现在这些工联一方面要明确地认识到，工联是组织工人阶级的手段（虽然它们并求知道这一点），它们不应由于自己直接的最近的目标而忘记自己总的目标——工人阶级完全的政治和社会解放，另一方面要明确地认识到，没有国际的联合，最后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工人运动就其本性来说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界限的。
因此，1866年在设菲尔德举行的英国全国所有工联派代表参加的大型代表会议提出如下动议并作出决议：“国际工人协会致力于通过一个共同的兄弟联盟把各国工人联合起来，代表会议对此表示完全的赞赏，并恳切地建议所有派代表到此的团体加入这一组织，坚信这对于整个工人等级的进步和发展至关重要。”
在此之前，伦敦工联理事会（英国工联的中央机构〉与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总委员会订立了联盟。工联理事会常务书圮奥哲尔一直同时又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只是从这个时候起，英国工联的作用才获得普遍的性质。现在，它第一次直接参加政治运动，这种普遍的性质也就立即显示出来了。这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那是众所周知的。罗素-格莱斯顿内阁1866年6月垮台后，实行议会改革一事看样子要无限期地延期了。托利党的领袖在多数派的热烈掌声中宣布：根本不必改革。但这时，工人出来左右运动，在伦敦、北明翰、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布里斯托尔等地主办盛大群众集会，工联参加了这些集会。工联理事会支持运动的机构——改革同盟。没过几个月，胜负就定了，托利党政府不得不采取主动去进行议会改革。
在英国和大陆各国，1866—1868年是不断发生工人罢工和资本家歇业*[4]的年份。这一现象的总根源是1866年的危机及其后果。危机使投机买卖停止了。大的企业项目陷于停顿，一部分企业主在投机买卖浪潮达到最高峰时负有财政债务，由于金融市场情况的变化而无力偿还，遭到破产。商业萧条达到了极点，英法两国银行的黄金积存过多，到了异常的地步，这些黄金在银行里库存起来，因为黄金在商业方面找不到长期使用的去处。由此，交通普遍陷于停顿，价格普遍下跌。唯有生活资料，尤其是工人的生活必需品面包的价格上涨了，这是1866和1867这两年农业歉收的后果。物价正普遍飞涨，普遍危机已咄咄逼人。由于雇主们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日，削减了工人的工资，工人已明显地感觉到危机逼人的形势。于是，罢工和工厂歇业频繁出现。刚好不久前法国和其他大陆国家又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毫无疑问，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作出的各项决议产生了一种道义上的影响，随着人们认识到国际工人协会是各地工人的重要靠山。这种影响更加增长了。
但是，欧洲一部分资产者的报刊毫无道理地指责国际工人协会是这一冲突的制造者。协会根本没有发起过罢工，只是在地方性冲突的性质使它有权干预和不得不干预时，它才进行干预。
具体说，它有过三次可以进行干预的巨大机会，同时它也利用了这些机会，卓有成效地宣传了自己的原则。
上面我们对协会在英国工人罢工期间所采取的策略作了一些一般的介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伦敦总委员会提交洛桑代表大会的《第三年度报告》提供了说明，其中说道：
“无论是伦敦还是外省的英国资本家通常主要是这样恐吓工人，如果工人不俯首帖耳地服从他们的专横规定，他们就输入外国工人，把本国工人的位置挤掉。输入外国工人这一招哪怕纯粹是一种可能性，在许多场合足以使英国工人一听便吓得不敢再坚持自己提出的耍求。总委员会采取的措施发生了作用，这类明目张胆的恐吓行不通了。不管在什么地方，想要输入工人就只能悄悄地进行，如走漏一点点风声，让工人听到，资本家的计划就会完全破产。如果某一加入协会的行业发生罢工或工厂歇业，协会就会定期指示它在大陆各国的通讯员，要他们告诫当地工人不要接受罢工地区的资本家代理人的招聘。这一措施不只是用于加入协会的行业，而且根据请求，也用于其他行业。”
事实也是这样，英国的铁路挖土工、铁路售票员和火车司机、锌铁工、细丝工、伐木工等举行罢工（与之相关，出现工场和工厂歇业）时，就是采用这种办法挫败了英国资本家的种种阴谋诡计。有时，例如在伦敦的编筐工举行罢工时，资本家就悄悄地从比利时和荷兰招聘了一些工人。但是，这些工人一到，由于国际协会总委员会的劝说，都加入了英国工人的行列，同英国工人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
协会的巴黎管理委员会对某些工人的帮助更大。在鲁贝，织带厂厂主在工厂里实行专横的惩罚条例，最终自然主要是扣工资。这种惩罚措施的必然结果就是开除对此表示抗议的工人，而工厂歇业又引起骚动和当局的武装干预。但是国际协会巴黎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干预措施，它证明了，工厂主实行这种条例，亲自扮演立法者、法官和宪兵的角色，应负有损害法律的罪责口事实上法国政府也不得不宣布，工厂私立法律，又根本不是纯粹的行政立法，而是制定惩罚的法律，那是违法的，纯属篡权举动。
国际工人协会所作的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干预行动有如下三次：
1、巴黎铜器工场歇业（1867年2月）
这次冲突的伟大的原则意义如下：工会不久前才在法国获得法律认同。铜器工人（大约五千名）最先利用这种认可，于1866年初，按照英国的模式成立了一个工人联合会。当然这种组织一开始便成了师傅们的眼中钉。师傅们商定，一有机会就消灭这种组织。机会果然来了。1867年2月，工人联合会认为必须为工人的利益进行活动，于是要求五个师傅服从工人联合「会的各项规定。资本家则立即联合起来要求工人：或者退出工人联合会，或者离开工场。结果八十七名雇主开除了大约一千五百名铜器工人。
因此，这一情况关系到这个重要的运动基础在法国的存亡。
铜器工人联合会在工场开始歇业时拥有三万五千法郎的财产。它决定付给每个被开除的工人每周二十法郎，同时，为此目的通过国际工人协会接受英国工联的贷款，以应付每月偿还五千法郎的债务。
由于伦敦总委员会在道义上和资金上的支持（它设法从英国工联募到所需的资金），由于国际工人协会巴黎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它鼓动法国其他工人联合会给铜器工人以实际援助），工人取得了胜利。
法国工人通过英国工人的援助，取得了胜利。这件事的社会意义暂且不谈，关于它的国际意义。《法兰西信使报》1867年3月24日作了如下评述：
“梯也尔先生说过在国际关系方面，想不出会有什么新的政策。与此相反，不久前发生的一起绝对不是孤立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却让人觉察到了一点真正新鲜的东西。
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长达几百年之久、非同寻常的、巨大的民族仇恨是否还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这两个民族的一些人的心胸之中，我们不敢妄加判断。但是，英国无产阶级在劳动和工资问题上声援巴黎铜器工人，为此同他们结成联盟，向他们提供资助，这却是旧政党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新政策的迹象。”
2、1868年春日内瓦的罢工[5]
如果说在巴黎铜器工人那里，事关工人联合会在法国的存亡，那么在这里，则事关国际工人协会在大陆的存亡。
国际工人协会和日内瓦的一部分雇主之间的冲突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这样的：
1867年8月以来，日内瓦的建筑工人对自己的状况就已深感不满，于是，1868年1月19日举行的全体建筑工人大会决定选举一个共同委员会，同雇主进行谈判，设法通过和平谅解的途径，达到将工作日从十二小时减为十小时，工资提高百分之二十的目的。备忘录已经写好并送交全体师傅。而师傅们不向工人让步，反而组成对立的社团，于3月18日召开了全体建筑师傅大会，他们的临时委员会一再拒绝同意工人委员会关于在召开大会以前双方代表进行友好协商的请求。
师傅临时委员会的态度向工人表明，工人从即将举行的师傅代表大会能期待到什么。工人委员会声明，它没有完成同师傅委员会进行谈判并取得相互谅解的任务。于是，在3月14日晚上它请求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中央委员会经管此事，出面调解。
协会有义务答应这个请求。它任命了一个由三位日内瓦公民组成的委员会，但该委员会进行私下调解的尝试也毫无结果。因此，它于3月20日，即在师傅们3月18日召开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了师傅联合会以后，公开要求“建筑业主先生们”在3月23日进行会晤。翌日各报刊登了一条以3月18日全体师傅会议名义写的公开答复，说全体师傅会议以三票反对，多数同意。通过了这样的决定：不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委员会进行任何谈判。
3月23日早晨，国际工人协会任命的委员会贴出布告，将事情经过全部公布于众，并指出，如果到当晚还得不到满意结果，同雇主进行友好协商的希望一旦破灭，它将击鼓为号，召集国际工人协会各支部代表大会。晚上六时，它发出了信号，协会会员从四面八方潮水般地拥向罗讷河街的协会会址。资产阶级惊恐万状，商店、货栈关门打烊，银行戒备森严，个别办事处的人员甚至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势时全协会五千余人秩序井然地开往射击协会会址，那是预定的会场。大会讨论了这时的严重局势，并一致同意国际工人协会支持建筑工人。这时各工人理事会（不是国际工人协会）在其会员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沸腾的支持声中代表日内瓦的石匠、瓦工、抹灰工和油漆工宣布罢工。接着，大会静静地散会。晚上九时，日内瓦才恢复往日的平静。
3月25日，这次不可避免的罢工消息传到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和布鲁塞尔，巴黎和里昂的管理机构。这些管理机构也得到请求赶紧支援的通知，因为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支部对这次罢工毫无准备，而且罢工规模超过了它的力量。
在这期间师傅们也没有忘记招募工人，特别是从德森和皮蒙特招募工人。但工人们一到就被领到国际工人协会所在地，听人介绍罢工情况，并且被人动员参加了罢工。
在这段时间里，国际工人协会遭到百般的敌视和恶意的指控，是不言而喻的。《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一马当先定了调子，《新苏黎世报》和维也纳的《新自由报》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刊物纷纷起劲响应。由于日内瓦中央委员会的积极活动，罢工的起因退居次要地位，国际工人协会被推上运动的前台。
3月28日，师傅联合会贴出一份3月26日颁发的布告，答应在各个方面公平对待工人；说什么国际工人协会是靠外国资金支持的，是它发起罢工，要工人谨防它的什么专制主义和危害；要工人记住以前的友好合作，私下回去复工；他们愿意改善工人的命运，同意暂时将工作日缩减为十一小时。但是，如果工人不识抬举，拒绝以上各点。师傅们将不得不宣布现在尚未参加罢工的各建筑部门歇业。
国际工人协会想取得相互谅解的所有尝试，终因师傅们不愿同协会的代表谈判而告失败。由于工人没有答应复工，3月30日工厂就开始歇业，粗细木工和白铁场也先后歇业。这次工厂歇业事件对日内瓦工人产生的道义上的影响，极其明显地表现在许多原来没有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手工行业，如车辆制造工、马具匠、鞍匠、裱糊工、制革工和装饰工纷纷成立支部，要求加入协会。在这几天里，国际工人协会接纳了一千多名新会员。
此外，装饰行业的工人，如手饰匠、钟表匠，套匣制造工人和雕刻匠等（他们除少数外都是日内瓦公民）也于3月30日召开了一次有二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会上一致决定向建筑工人提供一切道义上、物质上的支持，帮助他们取得罢工的胜利。在谈到国际工人协会时，大会坚决驳斥那些说日内瓦工人受一个外国团体的专制控制的无耻谰言。
如果说在此以前国际工人协会曾试图积极调停这次冲突，那么现在，一切调解的尝试都已告失败。它必须着手为罢工长期坚持下去募集资金。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必须救济约三千名工人及其家属，这个负担，日内瓦工人本身是承担不了的。
不过，捐款已从四面八方汇来。首先日内瓦工人乐于牺牲的精神博得了高度赞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内瓦的在业工人同罢工工人共同分享面包。不仅是每个人都自愿捐出部分工资，而且他们还捐出储蓄会和互助会的基金，总数达五百至五千法郎。瑞士其他城市的工人和瑞士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也不甘落后。从德国寄来捐款的有：汉诺威（工人联合会）、汉堡（工人教育协会）、施韦林（建筑工人）、罗斯托克、考克门、佐林根、曼海姆（缝纫工人协会）、埃斯林根（工人教育协会）、慕尼黑（工人教育协会）等等。然而，首先是伦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及其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管理委员会进行了积极的活动。为了筹集更大数目的款项，总委员会虽然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但是到4月初它已经能够保证做到，仅英国一国每月可寄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四万法郎，直到罢工胜利结束。其中部分是贷款，部分是捐款。经过布鲁塞尔和巴黎管理委员会的活动，当地的工人也捐款不少，如印刷工人捐了二千法郎，白铁匠捐了一千五百法郎。
这时师傅们认识到，他们想以饥饿迫使工人就范的诡计已彻底破产。由于他们早已有言在先，不愿同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进行谈判，所以他们委托日内瓦政务会议主席兼司法和警务部长康佩里奥先生出面收拾残局。4月9日，康佩里奥叫人请协会总委员会通知全体建筑工人的代表到他办公室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三天。结果是师傅们答应，工人每天工作时间缩短一至二小时，工资增加百分之十。
当天（4月11日）晚上，康佩里奥先生就贴出布告说，雇工和雇主之间的冲突经他调解已经平息，罢工可以说已经结束，工人将于星期五（4月13日）复工。
国际工人协会也立即张贴布告声明罢工顺利结束，同时对工人在这几周中的勇敢行为表示感谢，并请工人忘记以往发生的一切，星期五高高兴兴地去复工。
这次冲突的结果是一大批瑞士工人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
3、比利时政府和沙勒罗瓦矿工之间的流血冲突
（1868年3月）
比利时是资产阶级的天堂，它的制度是一个资产阶级模范国家的理想，它的政府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资本统治的代理机构。在这个国家，哪怕发生极其微小的劳资利益冲突。都得使用炸药和铅弹，造成流血才能解决，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国际工人协会在这里越是毫无保留地肩负起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的事业，就越觉得有必要向各方面阐明沙勒罗瓦矿区工人罢工的原因。
在各国的民族工业中，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占居首要地位，这两个工业部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煤炭就不可能有冶炼厂和高炉，而对于煤炭来说，高炉和冶炼厂又是最主要的客户。因此，这两个工业部门不管哪一个部门出现波动，就会立即影响另一个部门，同其他一切危机一样，只要冶金部门发生周期性危机，同时就会对煤炭价格产生直接影响。
英国是露天煤矿和铁矿最多的国家。在英国，这两种矿藏都在地层表面，开采十分方便。与此相反，法国是缺乏矿藏的国家，几乎不生产煤炭，它的高炉用煤依靠英国和普鲁士供给。进口外国煤炭对法国来说是经济必需，而对于本身产煤的比利时来说却是非常可怕的竞争，特别是在运输方面，英国和普鲁士（经莱茵河及其支流水道）要比比利时便利得多，而运输费是决定当地煤炭价格的因素。
与此相反，一个国家的煤炭的一般价格取决于为之支付的工资。由于不同的国家生产等量煤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不同，工资额具有引人注目的国际意义。同样，劳动时间不同，工资就不同，英国的工资至少比大陆的高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七[6]。
各国的煤矿工人从这个比例中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冶金业的危机或通常的商业萧条往往会使煤炭的价格降低。那时矿主就企图降低工资。他们知道，工资本来已经很低，每再降低一次都很棘手，比如，在物价飞涨时期，这很容易使工人感到绝望。在这种情况下，要降低工资，就得找些可信的理由。
这样的理由一般只有两条，其中一条只能用于英国，另一条只能用于大陆。
英国矿主提出来的可信理由是：大陆的工资低。
大陆的矿主提出的可信理由是：英国煤炭价格低廉和竞争力强。
在这种情况下，比利时煤矿工人的社会状况如何？对此，《民主周报》[7]作了恰当的评价：
“无法想象还有没有比做一个比利时煤矿工人所处的状况更悲惨的了。他自从被贬为工业机器以来就没有社会权利和义务。他在矿主的财产目录中仅仅是诸如马、驴、工具等一类劳动资料。这是事实。矿主认为他掌握的工人越多就越富有。如果他出于‘仁爱’建立一个工人城市，那他直接为此花费的资本至多是百分之二至三，但从中获得的间接利益却巨大无比，所谓间接利益就是，矿主可以占有更多的把生命都交给矿上的工人。这样他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确保煤矿的生产。因此，把矿工称作农奴或奴隶是比较恰当的，决不可象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家那样，慷慨地赐给他们自由人的称呼。
在所有的工人中，比利时煤矿工人额头上的奴隶印记最明显。无知、野蛮、肉体和精神的堕落。这就是工业资本的无限权势造成的可悲后果，这种权势本身就已经把人贬低到什么都不如的地步。资产阶级自然乐于把煤矿工人的贫困归咎于他天生的缺陷和罪恶、缺乏远见，头脑简单和淫佚放荡。他们聪明地避而不谈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避免揭示原因和情况。而这些原因和情况必然产生的局面，用几声无谓的叹息是改变不了的，但改变这种局面，而且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却关系到普遍的利益。
把煤矿工人变成有血肉之躯的机器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劳动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其次是工作日极长。根据当前社会组织的经济法律，工作日要象劳动强度不断增大一样不断延长。
矿工的劳动是纯粹的体力劳动，体力劳动根本不必费脑筋。矿工的大脑几乎无所事事。他们的思维能力由于缺乏活动始终处在原始、迟钝和昏睡的状态之中。因此，他们的思想极其狭隘。他们的活动纯属体力活动，他们的需求和欲望也就只是肉体的和动物的需求和欲望。只要看一看矿工这一行的劳动情况，就不会对他们的精神和道德的堕落感到惊讶。他们紧张的体力劳动会使机体变得畸形，他们忍受着这样紧张的劳动的毁灭性影响，他们的道德和习惯不可能不与理性相悖。
矿工的价值只按其体力衡量。才智不算数，毫无用处。在矿山劳动，不需要技巧，不需要才智，不需要文化，有体力就行。矿山的各种日常劳动只需稍加描绘，读者就会看到，在现在的国民经济制度下，矿工要得到体、智，德诸方面发展，是不可能的。
井下劳动一般是这样的：采掘工把煤采掘下来，由铲运工铲出坑道，由掌子面上的装卸工装上小车或狗耙。这些小车再由搬运工拉到竖井，吊上地面。管线工、架子工和掘井工挖掘竖井、甬道和装运土石。所有这些活儿都是在一盏小矿灯的微弱光线下，在污浊不堪的空气中干的。矿工在干活的时候姿势是很不自然的：必须侧着身子或跪着双膝，双脚蹲着或者费劲地弯着腰，往往只能爬行。因此，他的劳动条件与地面上的工人或佃农相比更艰苦更恶劣，后者的劳动虽然同样是体力劳动，但至少他们在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条件下作业。
在这种情况下，矿工在精神上道德上最为低下，难道奇怪吗？一个人在昏暗的、空气污浊的矿井里每天劳动十五至十八小时，他怎么能保持哪怕一点儿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呢？即使是肌体最健全、天资最聪慧的人，在次样一种只想消灭个人才能的制度下，也必定会迅速变成牲口。因为今天人们已不再否定物质对精神，生理对道德的影响。身体的状况通常可以说明一个人的精神状况。蒙斯商业部门1844年的报告可以说是一个官方文件，它在描述矿工时这样写道：‘这些工人年轻时就脸色苍白，身体已经伛偻，内翻腿，步履缓慢，四、五十岁就已经是一副未老先衰模样’。
有一个叫做比多的煤矿工程师在一份正式报告说：‘无可否认，干矿工这一行享受不到阳光，得把其他气体当作氧气吸入体内，干活的姿势不自然，会不断碰到危险等等，干这一行完全失去正常生存的条件，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特别的措施。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了。’
这段话在1843年是正确的，在1868年仍然正确。矿工的身体状况和道德状况即使没有变得更坏，也是绝对没有得到改善。自那以后，工作日没有缩短，反而延长了；工资（撇开目前的失业不谈）还是原来的工资，而生活资料的价格却已提高。如果说采矿工作条件有了重大改善的话，那受益的也不是工人。比如，矿工不用再拾级上下矿井，节约了时间和体力干了更多的活，但受益的是矿主。这一切的结果是，矿工没有进行精神活动的机会，他们把学文化和受教育看成是‘懒汉’干的事，他们不送子女上学，自己沉溺于最粗野的寻欢作乐。如果说矿主有兴趣让矿工总是过这种动物般的生活，那是因为有一批小企业支持他们。这些小企业完全靠工人的消费来维持，如果工人头脑清醒、小心谨慎、勤俭节约，这些小企业就无利可图。它们为工人处处设下陷井，好骗取他们的最后一点积蓄，何况这些工人没有受过任何学校教育，智力尚处于冬眠状态，引诱他们是极其容易的事。
这种状况不能，也不允许长期继续下去。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的义务是徒劳的，人类在资产阶级经济法则面前束手无策。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认为它能把工人变成农奴和牲口，而它本身并不受其道德后果的影响，那它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只要看看煤田和工厂城的资产阶级就知道了！资产阶级为什么轻视教育和科学？它为什么除生意经以外就不能独立思考？为什么它的特征就是淫佚放荡？这同美国种植园主和奴隶主的所作所为毫无二致。如果说奴隶制和奴隶劳动在美国是道德败坏的原因，那么，类似的后果在这里完全可以说有着类似的原因。矿主对工人的压迫越深重，他跟着工人堕落也越深，在道德上堕落到不把人当人的地步。
工人自己业已找到良方来医治使他们深受其苦、使社会机体长满疥疮的私有工业的弊病。这个良方就叫作教育和合作。只有缩短劳动时间，工人才有可能享受到教育和文化的福利，只有也享受到资本的福利，他才能摆脱他现在只好无可奈何地听任其折磨的贫困。
工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提高，这是一个社会正义问题，也是公共福利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普及国民教育和成立合作社外别无他法。推行、促进和支持这一办法，这是国家的任务。如果国家对资产阶级经济的后果如何吞噬和瓦解社会的情景等闲视之，就等于自我毁灭。”
早在1867年2月，马尔希延的矿工就爆发骚动，遭到了武力镇压方才平息。骚动的原因是物价飞涨，特别是1866年的歉收引起的面包价格的飞涨。为了争取英国工人捐款救济在这次大屠杀中不幸牺牲者的家属，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于1867年3月初发出了下面的呼吁：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伦敦中央东区包佛里街18号）
致大不列颠矿工和冶金工人
工人们：才几天前，《泰晤士报》曾预言，如果工联的会员坚持拒绝在工资低廉的情况下工作，英国的冶金业就要崩溃和毁灭。据它说，比利时人以廉价的煤炭和低廉的工资，将在国内外市场上抢走这门生意。《泰晤士报》的两个通讯员克利德和威廉斯详细论述了比利时矿主、冶金业主没有令人烦恼的工厂法和工联的扰乱的幸福；比利时的矿工和冶金工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心甘情愿一天劳动十二至十四小时，领取低于英国同行一天劳动十小时收入的工资。然而，墨迹未干，就传来了这些心甘情愿的人们举行起义的消息。《比利时经济学家》说，冶金业由于近来煤的价格飞涨和产量不丰而陷于困境。这家报纸还说：‘矿工愚蠢无知，野蛮粗鲁，挥霍无度，工资再高也不够。’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那些使他们一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人们对此应该负有责任。
二月初，马尔希延地区三座高炉停了火，其他冶金业主随即宣布降低工资百分之十，沙勒罗瓦的矿主也跟着仿效。然而，《比利时经济学家》还说，那时煤炭的需求决不比现在大，价格也决不比现在高。由于面粉价格也同时上涨，冶金业主又是这个地区的磨坊主，事情就越发糟糕了。许多工人对此极为愤怒，但他们没有组织，没有讨论共同事务的习惯，没有行动计划作准绳。
工人们聚集在大路上，沿着大路到各地去，打算劝阻那些愿意在降低工资的条件下去上工的人。沙勒罗瓦的矿工沿路来到一家磨坊，见有一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这一挑衅激怒了工人，他们发起了攻击。结果遭枪杀、打伤和逮捕。这些可怜的横遭挑衅和暴行的牺牲者丢下了贫病交加的妻室，一个个进了墓穴和监狱。在比利时无人敢为他们说一句好话。就其行动的进程来说，这些人有错，他们被人引入了歧途，但他们毕竟是为了劳动的事业牺牲的，他们丢下的家属理应得到同情和支持。对孤儿寡妇的援助，特别是来自国外的援助，以及它产生的道义上的影响，将会消除整个阶级的严重的沮丧情绪，并可导致通讯联系和意见交流，从而使我们的大陆兄弟更好地懂得应当怎样进行劳动的战斗。在战斗中的工人大军需要什么样的组织和教育。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呼吁你们考虑这件事，因为一国的劳动的事业，也是世界各国的劳动的事业。
主席乔治·奥哲尔
副主席约·格·埃卡留斯
书记罗·肖”
英国的矿工和冶金工人尽管自己也经济拮据，但都自愿响应向他们发出的呼吁。正因为如此，国际工人协会对比利时劳动居民的影响在不断增长，直到1868年3月沙勒罗瓦事件发生的时候。而沙勒罗瓦事件为国际在整个比利时的存在开辟了道路，确定了它的重要的社会影响。
这一年的工人骚动的原因是这样的：
煤炭生产出现大量过剩。比利时的煤炭消费持续下降，一是因为1866年的普遍货币金融危机引起了冶金业的危机，而冶金业的危机首先加重了法国和比利时的冶金工业的负担；二是因为普鲁士煤炭与比利时煤炭的竞争。比利时的矿主为了提高其煤炭的价格特地组成同盟。但冶金业主这时发现进口外国煤炭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且为了防止今后涨价，他们签订了几年的合同。
而矿主关心的是要填补由于自己贪得无厌地生产而造成的亏空，首先就是要压缩煤炭的生产量。这里附带提一下，比利时的大部分矿井是由匿名的贸易股份公司经营的，这些股份公司拥有强大的资本在最近几年里给股东分配了大量的红利。现在矿井的业主和经理首先决定，把每周的工作日缩减为四天，这对工人来说就意味着损失百分之三十三点三三的标准工资。这还不足以平衡已经失调的供求关系，所以他们又决定降低煤炭的价格。为了不降低股东们的红利，他们在标准工资已经降低百分之六十六点六七的基础上又降低百分之十。这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由于1866年和1867年两年歉收比任何时候都要高昂。饥饿的矿工本来对强加给他们的休息日已极为愤怒，便群起反对降低工资，反对饥饿，于是罢工普遍闹了起来，并席卷了整个沙勒罗瓦地区。饥饿和贫困驱使这些不幸的人去起义和抢掠，无怪乎几乎是妇女打头阵，举着钉有破布片的棍棒走在队伍的前面。
于是资本家要求政府当局和军事当局进行干涉，用精心策划过的方式挑起了流血冲突，许多工人遭到枪杀，打伤和逮捕。3月25日在沙勒罗瓦附近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当时有一位军官来同工人谈判停战，对工人好言相劝，工人们正准备让步和散开。突然有人扔了块石头击中负责指挥的少校，他便下令开火。结果七人死亡，十三人受伤。接着是同宪兵和骑兵的冲突。在阿尔西蒙，尚未发生任何暴力行动，就来了宪兵和检察官，逮捕那些作完罢工通知的工人。警察紧跟着士兵，直接向那些成群结队从矿上回家的工人射击。
在近代史上，只有屠杀和血洗牙买加岛黑人起义的情景能够同这次暴行相提并论。这里同那里一样，资本家为他们的血腥行为欢庆雀跃；这里同那里一样，他们希望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消灭工人的最后的反抗精神和自信心。我们从他们的机关刊物《比利时独立报》（1868年4月1日）上的一段话可以听到他们庆贺其“白色恐怖”时的讥讽、傲慢和嘲弄的口吻：
全国布满军队，当他们撤回来的时候，那些被视为领袖的人，那些公认的危险分子都将锒铛入狱了。这是因事制宜的聪明措施。……抓人的时候仿佛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检阅，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对居民的心理产生威慑性影响，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防可能有人发动突然袭击，企图营救被武装力量逮捕的人。……之所以对群众施加这样一种有组织的压力，道理很容易明白，那就是决不能让起义重演。此外，流血的戏剧产生了深刻的威慑作用。……这群不安分的但毫无危险的暴乱者不到今天晚上就将完全丧失力量。我们把在最近几天内他们所听从的领袖人物都扔进了监狱，甚至把那些他们可能会听从的人也抓了起来。……实际上进行这次强有力的干涉的还不是军队，而是警察……人们同当地村镇镇长、警官和宪兵队长一合计，派人把所有那些有人报告说是捣乱分子的人从家里抓来。”
正当那些在这次暴行中首当其冲的工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就在报上声援比利时，召集群众大会，鞭挞矿主及其帮凶，抨击政府，鼓励比利时工人阶级共同反抗，为被迫害者聘请律师和辩护人，并声明，沙勒罗瓦矿工的事业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事业。伦敦总委员会以及巴黎和日内瓦两个委员会表示支持布鲁塞尔委员会。
沙勒罗瓦地区的矿工运动被武力镇压以后，矿主们没有任何同失业的挨饿的工人和解的表示。他们以长期关闭矿井相威胁。政府也没有什么表示。工人除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援助外得不到任何援助，同时发生的日内瓦事件也正需要国际工人协会的援助，工人的救济委员会刚在筹建之中，因此，工人挨饿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这时沙勒罗瓦的城市居民也亲眼目睹了日甚一日的贫困，感到不可名状的恐惧。沙勒罗瓦的自由派威胁政府说，如果它不立即给失业的工人安排工作，他们将解散自己的选举委员会，为天主教徒让出地盘。这个威胁起了作用，自由主义的政府在1868年5月着手举办较为重大的公用建筑工程，但是促使它这样做的，不是濒临饿死的工人群众的呼喊声，而是害怕在下一次选举中丢掉一票。
这时对三月被捕者案件开始审理，不管结果如何，不管法官宣判徒刑还是宣布无罪释放，政府都是遭受了一次失败。工人们知道，他们从政府那里只能期待到火药和铅弹或者监禁；他们不能期待这个政府能倾听自己的正义呼声，保护并支持自己反对矿主的侵犯。政府本身替工人擦亮了眼睛，使他们看清，必须从谁那里取得援助，必须向谁呼救：不是政府，而是国际工人协会。
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政治活动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自己的纲领中曾要求工人通过夺取政权为自己的社会解放准备前提。它忠实于自己的纲领，在从事社会活动的同时丝毫混有耽误在适当的时机参与政治活动。它在这方面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是：
1、早在国际成立以前，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就已在自己周围为北美联邦开展活动。政府和统治阶级竭力支持同盟派，把由于封锁美国港口而在英国引起的贫困当作杠杆加以利用，并想方设法怂恿英国工人举行支持脱离联邦派的游行示威，而工人的领袖们也全力粉碎了这些阴谋，给合众国政府和人民写信报告了英国群众的真正呼声并召集伦敦工人举行群众示威，支持北美联邦。1864年11月8日，林肯再次当选时，总委员会给他寄去了贺信。同时，总委员会还为联邦的事业召开群众集会。因此，林肯在复信中也明确承认国际工人协会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
2、此外，总委员会还不定期地召集公开集会，表达英国工人对波兰的同情，揭露俄国在欧洲的侵略。
3、在德国1866年的事件结束以后，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似乎有一触即发之势。法国政府的各种报刊竭尽煽风点火之能事，激发法国人的民族虚荣心，挑起法德之间的民族仇恨。这时，国际工人协会巴黎中央委员会召集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声讨主战派，致信德国工人和工人联合会表示同情，并警告法国工人不要陷入别人为他们设置的圈套。只有历史才能够确定。法国工人阶级在国际的积极倡议下所采取的反沙文主义立场，对于避免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起了什么作用。
4、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积极参与英国改革同盟的创立和组建，而改革同盟的鼓动工作导致了1867年的议会改革。到这时为止，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的积极分子都是总委员会委员。伦敦的公开集会（其结果是托利党的内务大臣沃尔波尔先生下野）和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集会都是他们召集的。
5、总委员会认为，对被控犯有杀人罪的曼彻斯特芬尼亚社社员的审判案[8]是一出闹剧，是非法的。1867年11月，行刑前夕，总委员会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警告后者：要防止发生流血事件。同时，它趁曼彻斯特事件在伦敦引起的恐慌尚未平息之际，召开了一次维护爱尔兰和爱尔兰人权利的公开会议。这是声援不幸的司法受难者的第一次集会。《泰晤士报》和各家日报都发了消息。伦敦工人的情绪改变了，英国贵族企图利用英国的民族偏见，把主要由爱尔兰人组成的工人阶级分裂成敌对的两派的计划破产了，因此，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如《星期六评论》等开始污蔑国际工人协会是祸国殃民的组织。
十、与各政府之间的冲突
1、与法国政府的冲突
在法国有一条众所周知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未经政府批准，二十人以上的团体不得存在。按照这项法律条文规定，法国大多数的工商业团体都是非法的，或者它们的存在只是被容忍着。因为，根据最高法院的判决，如果这里所说的团体是公开的，并且长期以来未被政府解散，那么批准就是一种默认。熬而无论是否批准，人们至少可以认为，政府最多只是有权解散这些在成立时已得到政府默认的团体，而无权惩处其成员。
国际工人协会在法国的组织形式如下：法国所有的支部都是在英国的团体的成员，它们在这个团体的总委员会中的代表是欧仁·杜邦。（另外，在伦敦有一个法国小组，以及一个德国小组）。法国各支部尽管在一定的情况下共同行动，但相互之间没有联系，而只同伦敦总委员会发生联系。各个组织都组成一个以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构的特别支部。同伦敦总委员会发生联系。法国的各组织由巴黎支部的巴黎管理委员会产生。巴黎支部早在1864年就已向内务大臣和巴黎警察局长报告了自己的建立和存在。在这一时期内，巴黎委员会和法国其他城市的委员会都是公开活动的，它们每周举行协会会员的公开集会，各公开的报刊都有关于协会的集会的情况报道，总的说，这个团体就其本质来说，同过去几十年来的密谋团体迥然不同，它是公开的，另外，伦敦的各家报纸每都报道伦敦总委员会的会议情况。
国际工人协会同法国政府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867年9月，即洛桑代表大会之后。法国的一位代表。茹尔·哥特罗受托把一部分代表大会文件从法国送往英国，他刚越过法国边界，文件就被没收。伦敦总委员会书记就此事写信给法国内务大臣，要求归还被没收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应归英国所有。他没有得到答复。接着，协会总委员会又向英国外交大臣斯坦利勋爵求助。这位外交大臣命令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去索回这些文件，法国政府才把文件交还。
第二次冲突大约也在同一时期发生。有一份文件是法国代表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宣读过的，它阐述了他们的观点（附带说一下，文件的观点是片面的、蒲鲁东主义的，法国代表特有的观点，协会根本没有承认过这些观点），维护了他们的原则。文件在巴黎没有人敢印刷，巴黎委员会只好把它送到布鲁塞尔印刷。当文件从那里寄往法国时，在法国边境被没收了。协会巴黎委员会便于1867年3月3日写信给国务大臣、皇上的亲信鲁艾，要求了解文件被没收的原因。鲁艾给格拉维埃大街44号协会巴黎委员会的正式场所写了一封回信，邀请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到他那里去。委员会委派了一定代表前往。鲁艾要求修改或缓和文件中某些不太得体的地方。那位代表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对文件的任何修改都会使它失去意义。因此，鲁艾说了下面这段独特的话：“如果你们能加进哪怕是几个感恩皇上的字眼，那就还有可能达成协议。要知道，皇上曾经为工人阶级做了许多事情。”代表回答说，协会不会耍手腕，既不会奉承，也不会诽谤，并且，这也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党理应做到的。于是，鲁艾中断了谈判，不交还被没收的文件。
法国政府误以为可以把国际工人协会当作工具来使用，现在它感到是估计错了。另一方面它也看到了协会在亚眠、鲁贝和巴黎的罢工中日益增高的威望和日益增长的影响。在上述谈判之后过了几个星期，它终于极其懊丧地发现协会进行反对帝国沙文主义的宣传。政府决定要进行干涉，于是出现了第三次冲突。
第三次冲突发生在1868年初。巴黎警察在夜里突然搜查巴黎委员会委员的住所，所有被搜出的书信和文件都被没收了。他们从这些书信和文件中得知，巴黎支部已经登记入册的成员大约有两千人（此后这一数目显著增加了）。委员们被控犯有参加秘密团体罪，但是经过法庭两个月的审理后，这一罪名被撤销了。继而又指控他们犯有违警罪，也就是说，未经政府许可就成立了二十人以上的团体。
1868年3月20日，在塞纳河违警罪法庭开庭审判。被告之一，雕刻工托伦代表十五名被告发言。审判情况如下：
法官：您承认您和您的同案被告们所属的那个国际工人协会从未得到过批准吗？
托伦：我认为现在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适当时候，我们将在我们的总辩护中申诉，我们团体的公开活动是在它的存在得到默认的前提下进行的。
法官：但您承认它根本没有得到批准吗？
托伦：这甚至从来也没有指望过。一个国际协会可以向哪国的政府要求批准呢？向法国、比利时、英国或者德国政府吗？它不可能知道，也没有人能告诉它。比如说，一个法国协会在英国要求批准，或者反过来说，一个英国协会在法国要求批准，行不行呢？
法官：你们集会时讨论过政治问题吗？
托伦：从未有过。
法官：您那里有一份在布鲁塞尔印刷的1866年的宣言被没收了，里面有政治内容，甚至是大量的政治内容。
托伦：这篇宣言是我私人所有，我想，在法国也只是我一个人有。它是由英国人撰写和发表的，法庭也许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组织都有权发表这种或者那种意见，其他国家的组织并不因此要同它共同承担责任。因此，如果一个英国分支或德国分支讨论了我们未敢谈论过的政治问题，那是不足为奇的。我声明，我们开会时始终是避而不谈政治的。
法官：你们协会的组织是什么样的？协会设在何处？目的是什么？总委员会和巴黎委员会的职能是什么？
托伦：总委员会于1864年在伦敦成立，它的驻在地从未长期固定过。但是如果说三年来它一直设在伦敦，那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至于协会的目的，我不妨把协会的章程读给您听一听，没有比这再好的解释了（读协会章程）。
法官：您给我讲一讲巴黎委员会这个组织吧。
托伦：巴黎委员会是通过在报纸上发表了致全体工人书的方式宣布成立的，建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为巴黎各支部建立一个活动中心，以便派送代表出席国际代表大会和从事有利于协会的活动。所有这些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的。有一本小册子讲明了巴黎委员会的章程，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每个会员每周缴纳会费十芬尼。
法官：这个委员会是否直接为协会的扩展进行了宣传？
托伦：有时有人向我们请教如何建立一个委员会，我们多半打发他们去问伦敦总委员会。
法官：巴黎委员会是否参与了工人罢工，例如巴黎的铜器工人的罢工，或者是鲁贝和亚眠的工人罢工？
托伦：国际在刚才提到的事件中确实是尽可能积极参加的。而且经过对罢工起因的考察，认为不论对厂主还是对工人都应给予帮助。
这时检察官莱佩勒梯尔开始作如下的起诉：
“先生们，站在你们面前的被告都是勤劳、聪明、正直的工人，他们未曾受到过任何判决，他们的道德无可指责。先生们，为了论证对他们提出的起诉，我不会说出任何会损害他们荣誉的话来。”
检察官想以此证明，法律受到了损害，判决是有理由的。针对辩护人为了驳回起诉而提出的论据，他说：
“那么，起诉受到什么指责呢？先生们，如果你们看了这几天的《世纪报》、《民论报》和《法兰西信使报》，你们就会从中发现，同情国际协会的那一派报刊表示遗憾和同情。它们作如下推论：三年来，协会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虽未经行政当局批准，但被容忍着；协会的目的是求得工人的物质解放和精神解放，为达到这一目的采取的手段是研究经济问题，并用真理、道德和正义的原则解决这些问题……它已长期被容忍着，突然严厉追究它的刑事责任，这只不过是权力的任意妄为，强权的肆无忌惮，除此之外，决无其他缘由！即使说到底，协会会员忘记了协会的纲领，研究危害国家的问题，从事政治活动，那行政当局也会阻止他们进行这种活动，禁止他们参加代表大会，他们也不会超越他们的章程范围的。而这些章程是当局所熟知的，至少是由于当局的默认而间接地得到批准的。
先生们，这就是谴责，我没有轻描淡写，也没有过分夸大。这种谴责有根据吗？协会真的没有从事政治活动吗？它真的是象它的纲领所说的只限于研究经济问题吗？”
紧接着检察官企图证明巴黎委员会参与了政治活动。鉴于协会在卢森堡事件中的总的态度，他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他还要求从法律的利益出发进行判决。
这时被告托伦站了起来，向法庭递交了如下申诉：
“鉴于：一个组织未经过当局批准即属非法；并未为这种批准明确规定手续程序；这种批准本身也可以是默认的；要求一种特殊的批准形式等于是使一条法律变得更严厉；这条法律已由立法者本人承认为特别法；因此公众的信任已被辜负；何况从讨论（1834年的法律是讨论的题目）中，从政府代表的发言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批准可以是默认的；这种默认或者容忍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二十人以上的所有工商业团体均可存在；显然，由于这些团体的存在是众所周知的，政府当局便把它们看作是得到法律有效批选的团体，在这种情况下事先并未宣布取缔就授权追究这些团体，这是违背公众意识的；鉴于：协会得到的默认性的批准是由于：1、它长期以来公开存在，它的活动规模实际上远远大于商业团体，2，国际协会曾给内务大臣和警察局长写了两封信，说明了协会已于1864年成立并开始存在；鉴于：从内务大臣办公厅，确切地说内务大臣的临时代理人即国务大臣先生寄给我们协会的书记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当局已经明确地正式批准了我们的协会；那位大臣在与我们的一次会晤中没有对协会的合法性提出任何异议；检察院不能断言，协会在这期间改变了其学说和目的；鉴于：协会书记（他被传讯出庭解释法国代表提交1866年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实际上曾经阐述过的协会的学说和目的，就是现在遭到抨击和指责的同一学说和目的，当时检察院本身也认为协会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检察院知道协会的存在并在1867年1月4日公开审理时仍然声明它不想对协会进行任何追究；根据这些理由，我们请求法庭驳回检察院的起诉。”
递交了这份申诉以后，托伦代表其他被告发了言。他的发言就是对劳动阶级不受法律保护这一情况提出的强烈抗议。他讲述了工人如果想通过相互启迪、通过研究与自己至高利益有关的情况来弄清和力图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就会遇到种种危险。无论他做了什么事情，一直采取了何等谨慎的措施，而且尽管他的目的一直是纯正的和善良的，他都始终受到威胁和追究，受到法律的制裁。二十年来，工业方面的无数创新产生了新的需求，国民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本身也有意无意地投入了运动，积极参与促进这一转变。
托伦接着说：“我们工人很想知道，我们将来会怎么样，这就是我们联合起来组成国际协会的原因。工人们要想亲自看一看，而不是戴上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眼镜去看。英国工人集会欢迎法国工人，他们和我们都受同一思想支配，即研究社会问题。英国工人说，机器的完善每天都在改变着工人的社会地位，它使我们互相帮助，使我们要寻找保障自己生存手段的办法。我们必须维护相同的利益，我们也有着相同的灵感。从此我们就提出了共同的口号：工人只有通过自己的力量才能改变其社会地位，这个口号是1864年在伦敦召开的一次公开集会上提出来的。”
托伦叙述了伦敦总委员会和巴黎委员会的成立、组织和活动。他重申是政府默认了他们的协会，相反他们出于原则并没有要求官方批准，这是因为他们不能承认政府有权准许或者否决应该属于工人和所有公民自己的权利。然后他以下面这段重要声明结束了讲话：
“我还要补充一点，必须认真地考虑一下别人给我们安排的这种处境。不管你们可能作出什么判决，我们明天要做的还是昨天所做的；我们这样做既不是什么仇恨，也不是什么违抗，这是我们的权利的意识。从现在起，我们要求，凡是与我们有关的事情都由我们自行处理；我们要摆脱我们目前的处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触犯法律，以便证明法律的弊病。但是我们至今并不想触犯法律，毕竟，我再重复一遍，警察、政府、市政当局和公众都知道这一切，看见这一切，容忍这一切。”
法庭的判决如下：
“鉴于从调查和审理中可以得出结论：三年来被告一直是以国际工人协会命名的团体的巴黎成员，这个团体已超过二十人，并且未经批准；鉴于：协会的工人通过协会的目的相互联合起来，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共同行动；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合作、生产和贷款改善工人的状况；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聚会并组成一个常设团体；
鉴于：刑法的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二百九十二条和1834年4月10日的法律是警察法和公共安全法，可用于惩治在法国国土上违法的任何人；问题不在于已知伦敦是协会的驻在地，而在于已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巴黎委员会已触犯了这两条法律；
鉴于上述团体通过报刊宣布了它的存在，或者它得到了政府当局的容忍，都未免除需经政府方面的明确批准；
鉴于被告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和第二百九十二条，以及1834年4月10日的法律的第二条；
法庭判决：解散以巴黎委员会命名的驻在巴黎的国际工人协会，判处每个被告一百法郎的罚金，无力偿付者判处监禁三十天。”
被告对此判决提出了上诉。在这期间，巴黎支部完全象托伦向法庭声明的那样行动。他们选出了九名协会会员，代替十五名受到法律追究的委员，组成了新的委员会。报纸报道了他们的选举，他们共同署名，号召巴黎工人公开为日内瓦工人的罢工捐款。
1868年4月22日，十五人案件在第二审法庭开庭审理。
公诉的要点是：委员会对帝国针对二十人以上的团体制定的刑法的公然违抗；这个团体的政治性质，它对现存制度的一切基础都进行批判；这个团体的力量，如果允许它用以往的方式扩及到所有的国家，成为某种无所不包的罢工中介，那么任何政府都对付不了它。
被告在这里同在所有其他场合一样，没有借助于律师，而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关于他们没有得到官方批准一事，他们声明说：
“如果在我们这些伦敦总委员会的巴黎通讯人员向警察和行政当局报告了我们委员会的成立之后，被告知说必须获得明确的批准，那我们会认为这是对某一其他组织说的，因为，坦率地说，我们根本不可能想到要去忍受让人批准这样的屈辱。我们章程的鉴于部分的第一句话就已规定我们不能这样做。上面写道：工人的解放应该由工人自己去争取。谁要是承认了批准，谁也就是承认了恭顺、服从和奴役权，一句话，就是承认了屈从。正因为这个理由，国际工人协会致力于以各种形式使工人争得解放。”
上诉法院批准了违警罪法庭的判决，另外还判处被告罚款，理由基本上同第一审时的判决理由相同，不同的地方仅仅是多了下面这句话，
“由于这个组织力量强大和活动广泛，危险日益增加。”
在这期间。3月选出的新委员会的九名成员也被指控，并于1868年5月22日被违警罪法庭传讯。
审理的过程同3月20日的审理过程一样。
被告之一、装订工人瓦尔兰进行了辩护。他以严密的逻辑和中肯的理由驭斥了那篇使每一个法官都感到光荣的法律指控，然后又阐述了这一问题的道义政治方面和社会经济方面。在这里，讲话人的言词充满尊严，见解犀利深刻，这只有对美好事业和深刻的道义权利具有觉悟的人才能做到。他说道：
“在我们看来，罢工只是为了确定工资而采取的一种不成熟的手段；我们只是违心地采取这一手段，因为这会给工人及其家庭带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之久的极度贫困，而又不能保证工人最终能够得到合理的工资。国际工人协会的任务是，通过经济关系的研究，求得劳动问题的和平调整。然而，如果有人给我们的研究设置障碍，以此拖延社会问题的解决，我们为了保住我们的面包，就不得不常常举行罢工了。
但我还要说说另外一个问题。
在法律面前，你们是法官，我们是被告；但在原则面前，我们是两个党派，你们的党是不惜代价维持现存秩序的党，停止不前的党，我们的党则是改革的党，社会主义的党。让我们老老实实地调查一下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呢？难道我们怀疑它的完美无瑕就是犯罪吗？不平等把它折磨得痛苦不堪，自私自利威胁着要吞噬它的生命，它在反社会的偏见的铁爪之下喘息呻吟。尽管有人权宣言，尽管人民的意志获得了短暂的胜利，但依然是唯少数当权者的意志行事，使民族与民族进行兄弟互相残杀的斗争，双方的人民，双方在同样的压迫下呻吟、盼望着同样的解放的人民的鲜血流成了河。
只有少数人在享受，穷奢极欲，纸醉金迷；广大群众在贫困和无知之中枯萎凋谢、失却乐趣。这里有人在无情的压迫下呻吟，那里有人被饥饿夺去了生命，但是处处都是在偏见和迷信的黑夜之中蹒跚，他们遭受奴役的日子没有尽头。
你们如果想细看，那好，你们会看到，交易所的业务怎样招来混乱和灾难，金融老爷们怎样一手攥着豪富与饥荒，怎样在堆积如山的金钱旁边又堆满欺骗与谎言，制造败落与破产，在行业中，无休止的竞争把工人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彻底破坏了生产和消费之间任何合情合理的关系。穷人急需无从得，富人无需却多余。千百万穷孩子赤身露体，而在世界博览会上，披巾光彩照人，其价钱昂贵得难以想象，相当于一万多个工作日的收入。工人买不起必需品，却要喂养大批脑满肠肥的寄生虫。
古代必然地灭亡了，因为奴隶制的刺扎在它的肉里。如果新的时代对群众的疾苦也漠不关心，如果它要迫使大家终日劳动、含辛茹苦和贫病交加，只有个别人才能过豪华舒适的生活，如果它不想认识这个社会状况完全是丑恶的。那它的末日也就为期不远了。
牛津大学教授威·佩利在今年5月的《合作报》上说：
‘不妨设想一下，庄稼地里有一群鸽子，其中的九十九只鸽子不把新鲜的谷粒吃掉，而只要谷草和谷屑，把谷粒堆成了一大堆，专给唯一的一个通常是最弱小、最受爱怜的鸽子吃。勤劳的鸽子们亲切地围坐一圈看着那只鸽子在谷堆上趾高气扬地咕咕叫，乱啄乱吃，践踏着，毁坏着。有一只鸽子也许是比同伴们胆大，也许是比它们更饥饿，竟敢啄走一小粒；这时所有其余的鸽子都出于盲目服从，扑向这个罪犯，扯乱了它的羽毛，夺回了它啄走的那粒谷，并把它从团体中开除了出去。”
如果你们琢磨一下这番情景，就一定会发现，这种现象在大自然中是不会出现的，但是它却每日成百倍地在有理性的人类中重演。由此可以得出双重结论：人因有理性而高于动物。但是我要对你们说，人虽然有理性，却还应向动物学习！
那些生于贫困家庭的孩子，他们几乎见不到母亲，因为母亲要外出工作，他们忍饥耐寒，他们在污秽中长大，遭受种种不幸意外，他们从孩提时期就开始生病，疾病一直伴随着他们走进坟墓，这样的孩子难道不属于那九十九之内吗？他们还不到八岁，没有什么力气，就必须：劳动！他们在有害于健康的稀薄的空气中劳动，受尽虐待，他们被注定是无知的，并且，在坏的榜样的影响下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为此付出代价。就这样一直进入青少年时代。到了二十岁，正当父母需要他时，年轻人却离开父母才到任何一个兵营去过非人的生活，或者到任何一个战场上去卖命。如果他幸免于难，他才能结婚（英国慈善家马尔萨斯和法国大臣杜沙梅尔恐怕有别的看法，他们认为，工人既不需要妻子，也不需要家庭，一旦他不想再过那困苦的日子了，不会有人强迫他活下去）他一旦结了婚，贫困、物价上涨、失业、疾病、生孩子。就立即会光临他的家庭。如果他由于贫困而要求获得合理的工资，那么人们就会用饥饿箝制住他（例如在普雷斯顿），就会射杀他（例如在沙勒罗瓦），就会监禁他（例如在博洛尼亚就会实行戒严对付他（例如在加泰罗尼亚），就会把他送交法庭（例如在巴黎）。
因此，这个不幸的人还要继续忍受痛苦和屈辱。到了中年（这时他已对青年时代没有任何美好的回忆了），他惊恐地发现，老年已经临近了。如果他没有家庭，或者只有一个穷苦的家庭，那他最后就会象一个罪犯一样在一个乞丐收容所中死去。
然而，这个人生产的东西要比消耗的东西多四倍。那么社会又是如何处理这些多余的东西呢？问一下占百分之一的那只鸽子吧，它什么也不生产，而靠其他九十九只鸽子的劳动为生。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或者社会，离开严守正义的道路而靠行不义来维持，注定要遭到分化瓦解。我们在这个奢侈和贫困、强权和奴役，无知和愚昧、腐败和堕落的时代所能得到的慰藉恰恰在于，我们肯定能够从过去的教训中得出结论：只要还有一个人在藏满珠宝的宫殿门口饿死，这个国家的机构就不能持久。
你们给我们这个时代诊诊脉搏就会发现，在享有一切的阶级和想取回自己的劳动果实的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深沉的怨恨。我们认为十八世纪已经消灭了的明显偏见又被召唤回来；贪得无厌和道德沦丧比比皆是，这就是衰败没落的标志，你们脚下的基础在动摇，在崩塌，你们要留神呀！
有一个阶级，它为了执行一项伟大的正义行动，迄今只是时不时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它在各个时代，在各个政府之下都备受压迫，这个阶级就是劳动阶级，它现在向你们提供获得重生的手段；你们要是聪明一点的话，就承认它的合理论据，不要阻碍它的公益事业。一点点绝对自由的气息就可以净化空气，驱散威胁着我们的阴霾……
如果一个阶级失去了维持其统治的道义优势，如果它不想采取暴力这个一切没落势力的最后手段。它就得从历史舞台消逝。资产阶级也许会明白，它的努力还不够。还不能满足时代的所有要求，因此它只有溶化到那个新的阶级中，由这个新阶级通过自由给它带来蓬勃的政治复兴、平等和团绪，此外别无他法！”
法庭对九名被告判处每人三个月的监禁和一百法郎的罚款。被告对此提出上诉，但最后被驳回。
法国政府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这种迫害，除了社会意义以外，还有其政治意义。自1852年政变以来，第一次有一个在法国成立的团体敢于以民法的抵抗同刑法的迫害相抗衡，并为自己要求公民权。普选权的当选人不便于利用其机构拒绝这种公民权，否则，长年以来对工人阶级的百般献媚就会以恐怖告终。因此，可以相当肯定地认为。迫害是国务大臣鲁艾发出的。他出于政治原因臆想出这一迫害的必要，使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以致他在迫害巴黎委员会时，还不敢解散里昂、鲁昂、鲁贝、波尔多，马赛等地的协会支部。
赖德律-洛兰的党的机关刊物巴黎《改革报》极其赞赏巴黎委员会成员的态度。它把工人阶级政治上敏锐的洞察力和道义上巨大的优势与统治阶级的阴险奸诈和目光短浅相比较，得出了以下出色的结论：
“欧洲各国工人的思想和信念的一致，是我们的和平愿望赖以建立的基础。几个星期以后，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就要召开。欧洲各国都将派代表出席，也许只有法国是唯一的例外。如果说，这一全欧劳动代表的聚会将由于其英明决议而成为欧洲的神圣议院，那是否太过份了呢？并不过份。如果这个代表大会在法国革命的永恒原则和工人的要求秩序、人身安全和自由的神圣利益的基础上发布和平号令，整个欧洲都会热情地欢迎这一号令。”
2、与比利时政府的冲突
在以《比利时独立报》为首的比利时资产阶级报刊的煽动下，比利时政府企图把国际工人协会说成是沙勒罗瓦矿区事件的发起者。但是法庭对比利时的三月被捕者的调查立刻证明了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只不过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带有倾向性的谎言而已。
1868年5月，比利时司法大臣茹尔·巴拉紧紧抓住下议院讨论恢复驱逐外侨法这一机会，对国际工人协会发起猛烈的攻击，并以协会的存在作为恢复外侨法的主要借口，甚至声称不许下届全协会代表大会召开（根据洛桑代表大会的决定，这次代表大会于1868年9月7日在布鲁塞尔召开）。
因此，布鲁塞尔各管理委员会和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所有其他小组于5月22日联合致信大臣，并将该信付印公布于世。信中说大臣在这件事情上绝对无话可说并且代表大会将在布鲁塞尔举行。这封不恭的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大臣先生，我们写这封信是为您在议院会议上为自己的事业竭诚服务，从而使议院年鉴传播了我们的原则向您表示感谢。
看来，您今天不再轻视我们了。长期以来，您的报刊对协会在国内取得的进展一字不提。为了躲避危险，您象鸵鸟一样闭上了眼睛。而今，您不得不把我们看作是一股力量，不得不给予我们正式的承认，并处在您的地位承认我们是一股与您对抗的力量……
不过您也很难承认，您和您的下属在比利时都是不受欢迎的。倘若任何一个外国人来支援我们的协会，你们就会迫不及待地把，发生的一切都归罪于他。”
该信坚决驳回了大臣关于比利时工人运动是从国外发起和领导的臆测，然后又接着说：
“大臣先生，您明白，我们不会受某一个人的支配，就象不会受一桶杜松子酒支配一样，我们很清楚，我们要自己采取行动。我们的行动只受每一颗正直的心对正义的要求的支配。我们的同盟几乎是昨天才刚刚成立，我国就已经有几千人来参加了。我们大家有着共同的见解，我们全体下定决心，努力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劳动的解放。
大臣先生，您难以相信这番道理，您听到的都是别的。”
接着该信把国际工人协会所做的事情详细告诉了大臣先生，并劝他到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去搜集更加详尽的消息。然后又向他历数了政府的罪状，要他在那些在沙勒罗瓦水池内无辜被杀的工人（人们不给他们面包，却给了他们死亡）的尸体面前受良心的谴责。该信认为，罢工作为改善工人状况的一种手段是不完备的，但声明这是用以反对资本的暴行的一种合法手段，留给劳动的唯一手段。该信最后说道：
“是的，‘司法’[9]大臣先生，您否认正义，我们却要使正义获得胜利。是的，我们这样做是无视您、违背您、反对您……
您说不准我们召开代表大会。大臣先生。您竟讲出如此荒谬的话，肯定是太冲动了……例如，您颁布了‘集会法’。为了违反这项法律而又不受惩罚，您将采取什么手段，我们倒要拭目以待……尽管您说了大话，代表大会一定将于9月在布鲁塞尔召开……最后再说几句，您说我们给比利时传来了雷击，可是，这霹雳雷击正是您自己用您那势不两立的独裁制度召唤来的。真正的暴风雨就在您的身旁，您却没有发觉。”
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总委员会于1868年6月16日召开会议，批准了比利时委员会的决定：不管政府宣布要阻挠，代表大会按原定时间在布鲁塞尔召开。
法国各管理委员会也致信赞同，表示决心不顾一切后果，一定要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巴黎的《法兰西信使报》在谈到国际工人协会在瑞士，法国和比利时同时遭到攻击时说：
“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因为协会这时在整个欧洲大陆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它好象到处都成为反动势力的替罪羊，而这说明，协会到处被视为社会改革的先锋了。”
十一、协会的扩展
英国：自工联1866年设菲尔德代表大会结束以来，大约有五十个工联组织连同它们在联合王国的分会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其中有许多工人小组，例如有三万名铁路挖土工，他们以前既没有加入工联，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运动。
爱尔兰：都柏林也成立起一个组织。
北美合众国：1866年8月20日在芝加哥召开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同国际工人协会采取共同行动。从此伦敦总委员会同合众国的全国劳工同盟建立了通信联系。这个同盟将派出一名特别代表出席今年召开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法国：有许多同伦敦保持直接的和专门的通讯联系的组织。法国有如下支部：巴黎、卢昂，里昂，马赛、波尔多、里尔、鲁贝、阿尔让当（奥恩人卡昂、迪涅（下阿尔卑斯）、弗勒里厄克斯（索恩河）、菲沃（罗纳河口）、弗莱尔（奥恩）、格朗维尔（芒什）、哈科特、蒂里（卡尔瓦多斯）、阿弗尔、利济厄、纳维尔（索恩河）、南特、纳沙陶（孚日山脉）、奥尔良、克雷茨（罗纳河口）、比耶弗郎歇（罗纳河）和比安（伊泽尔）等地支部。应当指出，法国还有更多的地区组织加入了协会。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尔和瓜德罗普岛也有一个小组。
比利时：布鲁塞尔、列日、佛尔维耶和勒文是协会的主要所在地。今年，大批大批的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加入协会。
荷兰：有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两个支部。
西班牙：有一个巴塞罗那支部。
意大利：由六百个工人团体组成了一个工人联合总会，主要所在地在那不勒斯和米兰，同英国工联和美国全国劳工同盟一样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另外在热那亚和博洛尼亚还有国际工人协会的特别小组。
瑞士：自日内瓦罢工以来，工人们踊跃参加国际协会，主要支部在巴塞尔州各城市、伯尔尼（其中包括布瓦山乡村的地区组织日内瓦（仅日内瓦市就有六千多名协会成员纽沙特尔州、窝州和苏黎世州。瑞士格留特利联盟和瑞士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都参加了协会。
德国：有许多组织，然而其中多数组织虽然同情协会，但因法律不允许而不能正式参加协会。因此，协会同德国的联系尚少。德国特别中央委员会也就是瑞士德语区的特别中央委员会，它由约·菲·贝克尔领导，地点是日内瓦主教广场33号。德国在伦敦总委员会的代表是卡尔·马克思，他是德国的书记，住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还有格奥尔格·埃卡留斯，他是总委员会书记。
协会的报刊有：
《蜂房报》，伦敦出版。
《工人辩护士报》，芝加哥出版。
《法兰西信使报》，巴黎出版。《世纪报》、《自由报》和《民论报》，这些报刊也发表协会的决议等文件。
里昂，卢昂，波尔多等地的民主报刊。
《未来呼声报》，洛桑出版。
《先驱》，日内瓦出版。
《民主周报》，莱比锡出版，这个报刊虽然不是协会的刊物，却宣传协会的原则。
《人民论坛报》、《自由报》、《淘气》、《义务报》、《米拉波报》、《蟋蟀报》、《坦率报》、《比利时人民报》，这些报刊都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佛尔维耶等地）出版。
还有意大利出版的工人报刊。
结束语
在作者向德国工人（本书就悬为他们而写）告别之前，还要想行一项愉快的义务。
1868年7月19日的《科伦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八小时运动》的令人兴奋的报道：
“几年来已在合众国流行的宣传鼓动意外地收到了圆满的效果，其原因更多地在于对立法发生影响的外在情况的凑合，而不是本身内在努力的功劳。政府开办的工厂和国外分厂的工作日已由每天十二小时减少到十小时。工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继续要求把工作日缩减到八小时（注意，原有工资不减，所以称“八小时运动”八国会多次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此刻它不敢让一个重新提出的议案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因为两党在面临的总统选举中都需要工人的选票，尽管它们内心的信念也许反对上述运动，但谁也不想由于采取反对行动而给自己招来失掉众多选票的危险。在英国，一部分工人玩弄文字在他们的旗帜上写上了脍炙人口的口号：‘八小时的工作，八小时的休息，八小时的睡眠，八先令的工资’。只要这一运动还没有超出法律的范围，只要工人还没有遭到威胁和非法强制，自己替自己打算，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人们对于这种宣传就得听其自然。那万能的调整供求关系的不成文法律在这里最终也发挥作用。”
德国资产阶级的报刊《科伦日报》对八小时运动在美国取得的意外成功不太高兴，人们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人们象这家报纸一样，深信“不成文的”供求法律的“万能”。
“从供与求的观点看来，《纽约商业报》的观点是对的，尽管它没好气地说：
我们必须谴责一个蛊惑民心的决定。国会两院规定政府开办的工厂的工作日为八小时，工资照旧，总统不加思索地签署了这一法律。换句话说：国家当局实行了八小时制，国家当局有权这样做；一个店主可以在他的店铺里规定工作日长短。可是当局这样做也就等于承认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宣传，当局也清楚这一点。一般说，立法调整不了什么劳资关系，就象解决不了这个共和国的一个高贵和自由的公民常常穿件新衣服，但他是否一辈子应穿双好袜子还是应穿双破袜子的问题，解决不了将多余的生产力闲置不用是否合乎时宜的问题一样。有个人想取悦一部分盲目的工人群众，扔给了他们一把火，但在这全国大选将临的时刻谁也不想去冒烧伤自己手指的危险。劳动的价格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供求关系调整的。如果由立法调整，那可就大出洋相了。众参两院的议员先生们竟然没有看到这一点，真是不可思议。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甚至象参议员萨姆纳这样一个人也为工人的教育需要说了许多好话，说必须考虑到工人的教育需要，而这些话的内容的完全空洞，他本人也深信不疑。只有他才是人民的朋友，是一个不顾个人危险、无畏地向人民指出真理的朋友。而一旦选举完了，工人们也就立即发现自己受骗了。”
无论八小时运动是否“毫无意义”，美国工人是否在总统选举完了后就能立即发现自己“受骗了”，这是不久的将来会予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合众国的立法承认了八小时运动这一伟大事件出现了以后，这个问题对欧洲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效果不会不产生。从合众国政府开办的工厂和国外分厂起，八小时制就为自己开辟道路。作为工人阶级的合乎道义的合理要求，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到处都实行了八小时制，在那些直至今天以前还确信供与求的万能，从而把劳动时间延长到劳动力能忍受的最大限度、而把工资压低到工人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地方，也到处都实行了八小时制。
一位对社会状况有透彻研究和认识的人卡尔·马克思1867年7月25日的预言现在得到了证实：
“正象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10]
[1]这是第一部际工人协会史专著，1868年于柏林用德文出版。作者是德国社会主义者。他在1868年6月6日致信马克思，表示要为国际作宣传，马克思不仅寄给他许多文件和材料，而且寄给他自己的一些稿件和写作意见。艾希霍夫写好后，马克思又校改过清样。总之，这一著作是马克思给材料、给观点立由艾希霍夫写成，再经马克思亲自校改过的，因此，可以说是艾希霍夫和马克思的合著。——译者注
[2]艾希霍夫并不知道有马克思的德译文，所以自己翻译了。艾希霍夫的译文，经马克思校阅过，十分准确，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德国广泛流传。——译者注
[3]*协会历次代表大会会议的详细报道，刊登在1866年起出版的杂志《先驱。政治和社会杂志》，国际工人协会德语支部中央机关刊物，约·菲·贝克尔主编，日内瓦主教广场33号协会出版社出版，
[4]*歇业即某一工业部门的整个工厂和所有工场暂时关闭。这是资本家强迫工人接受较低工资的武器。
[5]约·菲·贝克尔的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和1868年春日内瓦的罢工》（1866年日内瓦主教广场33号德文出版社出版）对这次罢工作了详细描述。这里有必要向本书的工人读者推荐这位正直的贝克尔的这个小册子（其收益只用于抵补支援罢工所化的费用）和《先驱》月刊。贝克尔本人从小当工人，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为工人阶级用刀剑、言词和笔墨进行了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斗争。他是工人运动的一位精力充沛、见解独到的宿将。同今天那些在工人中到处自我扩张摆架子的“有着满腹的德行，有支付能力的道德”的渺小的大人物相反，他深得整个工人阶级的爱戴。他是瑞士国际工人运动的灵魂。而且实际上他还给许多德国人做了工作，使他们在德国本国加入了协会。
[6]根据理查·怀丁的调查。为了确定法国工人的状况与英国同行的状况之间的差距，怀丁作了下面这个假设：两国生活必需品价格不同，由此，一个工人在法国消费五法郎，在英国消费五先令（等于六法郎）。于是出现了百分之十六点六七的差额，由于价格不同，这一差额是合理的。怀丁完全认定法郎和先令对这两个国家来说是等值的，所以他认为，除了上面的差额，法国工资至少还比英国的低百分之十。但法国的工资同比利时和莱茵普，鲁士的工资基本相同。
[7]《民主周报》系德国人民党机关报，由莱比锡福尔拉持出版社印刷出版，主编系威廉·李卜克内西。
[8]1867年9月18日，武装的芬尼亚社社员袭击了一辆警察押送的囚车，使两名政治犯（芬尼亚社领导人）逃跑成功。而一名警察当场被打死。这个案件被转交给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即特别法庭，对被捕的参与这次袭击的芬尼亚社社员指控为杀死那个警察的凶手。这种做法违反英国法律，因为英国法律规定，全国各郡由定期巡回刑事陪审法庭司法。布莱克本先生被任命为法官。他采用各种伪证使陪审团相信，每个参与袭击囚车的在押被告都犯了杀人罪。这就是布莱克本先生的判决五人，五个死刑的由来。后来其中两人被赦免，三人被绞死。同一个布莱克本先生于1868年6月主持了前牙买加总督埃尔先生一案的审理。在预审期，他引用最高法官科克柏恩勋爵的所谓决定说服了大陪审团。使他们相信埃尔先生没有越出委任给他的行政权力，从而撤销了起诉，救出了埃尔先生。6月8日在最高法院的一次公开会议上，或高法官科克柏恩指控他犯有歪曲事实罪，他这才以误解法律为由请求宽恕。
[9]“司法”又译”正义”。——译者注
[10]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译者注 |
〔德〕耶克：第一国际史（190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第一国际史（1904）
DieInternationale:eineDenkschriftzurvierzigjährigenGründungderinternationalenArbeiter-Assoziation
第一国际史
〔德〕耶克（GustavJaeckh）
1904年
译者：张文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64年4月第1版，1974年3月第2次印刷
出版说明
前言
第一章第一国际的建立
圣马丁堂——日内瓦代表大会（一八六四——一八六六年）
第一国际在圣马丁堂成立
第一国际和工联
成立宣言和章程
最初的成就
伦敦代表会议
组织上的成就
成立宣言
日内瓦代表大会
第二章斗争和胜利的年代
从日内瓦代表大会到巴塞尔代表大会（一八六六——一八六九年）
第一国际和德意志战争
一些偶然情况
英国争取改革选举法的运动
劳动的最初几次战斗
洛桑代表大会
马克思的《资本论》
合作社思想在英国
总委员会和芬尼亚社
波拿巴主义的审判案
第一国际和罢工
日内瓦建筑工人大罢工
比利时的屠杀
比利时政府徒劳的威胁
第一国际在德国和奥地利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第一国际的最初几个议会党团
劳动的艰苦搏战的一年
在英国的危机
巴塞尔代表大会
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的影响
第三章极盛时期
从巴塞尔代表大会到巴黎公社的覆灭（一八六九——一八七一年）
第一国际发展的最高点
代表大会的延期
普法战争和工人阶级
汝拉组织和巴枯宁
巴黎公社
第四章旧国际的解体和新国际的建立
从巴黎公社覆灭到第二次日内瓦代表大会（一八七一——一八七三年）
巴黎公社覆灭以后
工联和巴黎公社
伦敦代表会议
瑞士德语区的社会民主党
汝拉朕合会
同盟在西班牙
同盟在意大利
第一国际在丹麦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海牙代表大会
总委员会迁往纽约
分裂
巴枯宁的秘密组织
第一国际在英国的终结
新的国际
Г.ИЕКК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КНИГА》,1918
本书根据苏俄“书籍”出版社1918年俄文版转译。原著以德文出版。原作者是GustavJaeckh原著名称是DieInternationale，德国莱比锡图书有限公司1904年出版。
感谢DamianChen录入及校对 |
我和陈独秀（许德珩，198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我和陈独秀
许德珩
〔说明〕本文刊载于《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我是1915年到北京大学文科英文学门（1919年改为英文系）读书的。1917年初，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后，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的人物不少，是北大前进的障碍，亟需寻找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主持文科，所以立即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
陈独秀是急进的民主派。早年因参加反对清政府的活动遭到追捕。后来留学日本，深受新学思想的影响。从1903年到1914年，他先后参与编辑《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并协助章士钊在日本办《甲寅杂志》。当时在新闻言论界已有影响。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影响逐渐大了起来。
陈独秀来北大之前，我虽然不认识他，但他的文章我早就在《甲寅杂志》上读过了，因为他是首倡新文化运动的人物，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最初，《新青年》是他在上海创办的。他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了反对封建复古思想、主张民主主义的要求。他痛斥周汉以来“崇尚虚文”、“尊儒重道”、“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的昏妄现象，激切陈言：“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明确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在那时他就提出来了，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旗帜鲜明地写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指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据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这就表现了陈独秀反对封建主义的急进立场，比起胡适的文学改良主义来，要激烈和前进得多。
蔡元培到来之前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纪律松弛。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校风。陈独秀来校任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
陈独秀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地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即为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这也就是陈独秀认识我的开始。
在北京发动五四运动后，引起了全国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军阀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这时正是段祺瑞执政的时期，段系集团的横行霸道卖国投敌，尤为全国广大人民所愤恨。北大和其他学校学生为此实行罢课，陈独秀的态度是同情并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的。五四运动后期，胡适料理母丧完毕回到北京时，正值学校罢课，胡适曾亲自出面要学生复课，遭到学生的拒绝。胡适又想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愿去者签名，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陈独秀知道后，把傅、罗叫去训了一顿，此事遂告寝。陈独秀为反对北洋军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印成传单，并于1919年6月11日与高一涵、邓初三个人到万明路新世界去散发。陈遭到警察厅暗探的逮捕，被关押了三个月。
当时，为成立全国学联，我正在上海。陈独秀印发反对北洋军阀的传单及被捕的消息传来，我对他改变了过去的看法，产生了好感。陈在新文化运动中是很有影响的，他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北京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一些省市的教育会、国民大会等群众团体曾先后发出通电，要求北京政府释放陈独秀。一些知名人士如章士钊等也曾通电保释。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文章，称誉陈为“思想界明星”，说他被捕“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谟克拉西（民主）”。
陈独秀于9月出狱，此时我已回到北京。陈释放后，我们在李大钊同志的办公室里欢迎他，并进行了座谈。
1919年秋，我正准备赴法勤工俭学。10月12日，国民杂志社假南湾子欧美同学会举行成立周年纪念会，并欢送我及陈宝锷赴法勤工俭学（后来陈宝锷并未赴法，而去英留学）。陈独秀与李大钊、蓝公武、徐宝璜先生都到会欢送，并致词。陈独秀的致词，对五四运动评价甚高，对国民杂志社社员诸多鼓励（陈、李等的致词见《国民》二卷一期，1919年11月）。随后，少年中国学会在京会员在中央公园水榭为欢送我们举行茶话会，陈独秀与李大钊同志也参加了欢送会。
我于1919年冬到上海，等候乘船赴法。陈独秀虽然被北洋军阀释放，但一直受到监视。这时，李大钊同志给我打来电报，叫我在上海帮助陈独秀找所房子，准备让他到上海居住。结果我与张国焘帮他找到了渔阳里二号的房子。不久，在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陈独秀化装成商人模样逃出北京，到了上海。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更激进了，他和上海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继续主办《新青年》，发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随后，他就积极投入了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陈独秀在北大工作三年多的时间里，对北大的改革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应予肯定的。
我于1927年1月回国，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和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官。“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的前夕，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同志的催促下，我于四月初离开了广州，敌人捕我的预谋落了空。我应恽代英同志与张国焘之约来到武汉。1927年4月下旬，亦即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之际，一次，张国焘用马车来接我，说陈独秀请我吃饭。席间，见到了陈独秀，一见面他就说：“还是老样子，没有变！”这次聚会共有四桌人，好多熟人都见到了，蔡和森同志也在座，他问我：“准备在什么地方工作？”恽代英同志马上接着说：“已经安排好了，他到我这里（指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陈独秀与和森同志说：“好！好！”我与陈独秀阔别近八年，这次重逢，畅谈甚欢。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自南京被释放出狱，随即到了四川江津，住在邓初的医院里（邓初是北京大学邓以蛰教授的二兄，抗战时在四川江津开医院）。那时，我原在重庆，1939年到1940年之间，重庆常为日机轰炸，我遂在白沙找了两间房子，我的子女住在那里。这其间，我从重庆到白沙常来常往，船往白沙要经过江津，因此有时就到江津看望陈独秀，师生聚首，谈及“五四”往事，不胜感慨系之。我大约看望陈独秀一共有四次，后来因为搬回重庆居住，所以也就没有再见面了。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病逝于香港，陈独秀闻讯后写了一篇《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其中说：“道德是应该随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行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落后，愈堕落。反之：西洋诸大科学家的行为，不比道貌尊严的神父牧师坏。清代的朴学大师们，比同时汤斌李光地等一般道学家的心术要善良的多。”这几句话，到现在仍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患高血压病逝于四川江津，终年六十四岁。
陈独秀的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均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延年、乔年与我同时在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底，我回国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延年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当时我在各方面很得他的照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延年与赵世炎（即施英）等同志在上海惨遭杀害。乔年亦于1928年被捕牺牲。
记得有一件当时令人惊奇现在谈起来也还有趣的事：1919年下半年，也就是陈独秀尚在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的时候，延年和乔年来京看父亲，他们并不直接去陈独秀家里，而是准备了一张名片投递，上面写“拜访独秀先生”，下面写着延年、乔年弟兄的名字。一时传为笑谈，人们说陈独秀提倡民主，民主真的到了他的家里。 |
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高一涵，196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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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
高一涵（1963年10月）
〔说明〕本文载于《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这是1919年冬的事。
在北京发动“五四”运动后，引起了全国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军阀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这时正是段祺瑞执政的时期，段系集团的横行霸道，尤为全国广大人民所仇视。因为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段系集团更视为眼中钉。对北大教授具有前进思想的，或赞成苏俄革命的，都称之为“过激派”，对陈独秀，李大钊等则早称之为“过激派”的首领。
陈独秀在这时，可以算做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的性情一贯地急躁，反对北洋军阀尤其激烈。有一天，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大约有十几条。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在夏天的夜里，我同陈独秀一道，到蒿祝寺旁边一个小印刷所去印刷这个《北京市民宣言》。因为这个印刷所是为北大印讲义的，夜里只有两个印刷工人在所内，工人们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后，又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我们印完时，已入深夜一点多钟。
暑假期中，北京学校和机关人员，下午多到“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去吃茶、乘凉、会友。他们坐到茶桌子后，往往是坐坐走走。有时茶桌子上，只有茶杯茶壶，而没有人在座。我们就把印好的《北京市民宣言》一张小传单放在没有人的茶桌子上，用茶杯压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桌子上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引起陈独秀和我们大家高兴。
第二天下午，陈独秀约我们四个人（即王星拱——北大理科教授、程演生——北大预科教授、邓初——内务部佥事）到香厂新世界附近一个四川菜馆子浣花春去晚餐。餐后，陈独秀、邓初和我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王星拱、程演生往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
今天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真正幼稚，一点不知道做秘密工作的方法。根本没有想到昨天在中央公园散发的传单，已被军警拾去，因而在各个游戏场、电影院、戏馆、公园里暗布下军警密探，穿着便衣，装作游客，散在各个角落；等到散发传单的人到来，他们就予以逮捕，讨赏。
我同陈独秀、邓初三人到新世界，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同我两人只得上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我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哪知道，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天真、幼稚，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传单给那个人，那个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把陈独秀抓住。我乘着这个机会，急走到屋顶花园的天桥上，探子大叫：“那里还有一个！”我就在此一刹那间，把手中拿的传单抛了，赶快走下去，杂在戏园的观众中，并脱去长衫，丢掉草帽，躲藏起来。转眼看到邓初一人，还在对过台球场内，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放在茶桌子上。我小声告诉他，说：“独秀已被捕。”他还说：“不要开玩笑罢！”正说间，遥见陈独秀已被探子们捉下楼来。陈独秀怕我们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来，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侥幸的是：京师警察厅派来的暗探多，京师卫戍司令部派来的暗探少，在双方互相争夺时，陈独秀落到警察厅便衣暗探的手中，立即用汽车把他解到警察厅去。为什么说侥幸呢？因为那时京师卫戍司令是段派嫡系段芝贵，我们散发的传单中，有一条就指明：“要枪毙段芝贵”。如果陈独秀落到段芝贵手里，就不一定能保证他不被杀害。那时警察厅长吴炳湘是安徽人，平日还认为陈独秀是很有名的文人。等到后来，安徽几个老顽固派马通伯、姚永朴、姚永概等都用书状要求保释，吴炳湘也就卖个人情，把陈独秀释放了。但陈独秀虽然被取保释放，仍加以管制，不得自由行动，有行动就须得到政府批准。这是陈独秀在京师警察厅中关了三个月的经过。
在陈独秀被捕的三个月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的人物向左右分化的开始。李大钊真正是威武不能屈的好汉，他这时还是大讲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就，广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胡适则真相毕露，不敢在家里居住，搬到受帝国主义保护的东交民巷附近的北京饭店去躲藏起来。胡适听说有人对他所写扇面的主人说：“你怎么找这个‘过激派’胡适替你写扇子？”大吃一惊！因此，就要出来辩白，说他自己并不是“过激派”。那时我同胡适同住在南池子缎库后第八号，我们所办的《每周评论》，就是以这个地方为通信处。我那时负《每周评论》编辑责任，因陈独秀被捕，气愤不过，对段政府和安福系大加痛骂，说：“安福胡同是他们的聚义厅。”李大钊仍然在《每周评论》上介绍马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那时反动的北洋政府叫布尔什维主义为“过激主义”，说所有谈“过激主义”的人都是“过激派”。胡适至此，掩盖不了自己的真面目，就在这时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论文，针对李大钊进攻，借以表明他自己不但不是“过激派”，反而是反对“过激派”的人，可是李大钊的态度却十分坚定，就在反动政府极端仇视“过激派”的时候，仍在《每周评论》上著文答辩，声明他自己是欢喜研究马列主义的，绝不动摇。当这场大辩论还没有结束时，《每周评论》就被反动政府勒令停刊了。
陈独秀出狱后，仍住北京北池子寓所，这时他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他因有事到上海去，回北京时，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取道武汉，做了一次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他讲演的重点，用大字刊出。北洋政府看到这些报纸，才知道他已出北京。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
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后来每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陈独秀和瞿秋白到苏联去，路过北京，住在邓初家中。此行极端秘密，一切照料也都是李大钊同志计划安排的。等到他们安全地抵中苏边界来信后，李才告诉我们沿途平安的佳音。
今天回忆，知道这件事的共六个人，至今仅有我一个还在，因而把它记录起来。
【注】李大钊同志于1927年在北京被害，陈独秀于1942年在四川江津逝世，王星拱于1949年秋后在上海逝世，程演生于1955年在上海逝世，邓初于1959年在北京逝世（他是北京大学教授邓叔存的二兄）。
再关于《每周评论》出版及被封时间的回忆：《每周评论》第一期是在1918年12月22日出版的。共发行三十六期。到三十七期刚付印时，即被查封，停刊时间是1919年8月31日。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登在《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三十一期。李大钊同志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登在1919年8月17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这时李大钊同志在五峰，陈独秀尚未出狱，故李大钊文中有“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一句话，就是指陈独秀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的事。
胡适害怕“过激派”三个字，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说：“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派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1963年10月 |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在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演讲（胡适，1932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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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在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演讲
胡适（1932年10月30日）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这本来是国文系同学研究的材料，想不到报纸上登出去，变成公开的了。陈先生与文学革命的关系，是很有讨论的必要的一个问题。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为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得我们不得不去谈它。民国六年第二学期陈先生来到北大，去年陈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因为要谈政治，另外办了一个《每周评论》我也不曾批评它，他们向我要稿子，我记得我只送了两篇短篇小说的译稿去。民国八年，五四以后，有一天陈先生在新世界（香厂）散传单，因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见陈先生的口供，说他自己因为反动，前后被捕三次，在此地被捕一次，就是因为在香厂散传单。那时候高一涵先生和我都在内，大家印好传单，内容一共六条，大概因为学生被拘问题。有一条是要求政府免去卫戍司令王怀庆的职，惩办曹章陆三人……到了十一点钟回家，我和高先生在洋车上一边谈，看见有没关门的铺子，我们又要给他一张。我还记得那时是六月天气正热，我们夜深还在谈话，忽然报馆来电话，说东京大罢工，我们高兴极了；但一会又有电话，说自你们走后，陈先生在香厂被捕了，他是为了这种事被捕，然而报上却载着他是反动！这是反动，那么现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动？“反动”抹杀了许多事实，他怎么能算是反动？
今天这个题目，说起来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因为我们既是同事，而且主张也颇相同。在民国十二年，上海出版了一部《科学与人生观论集》，那时陈先生已经同我们分别到上海去了。这部二十万字的集子，我做了一篇序，陈先生也写了一篇，他极力反驳我，质问我，陈先生那时已转到马克思主义那方面去了。他问我所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可以解释大多数的话，能否再进一步，承认它能解释一切。他说白话文也是因为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才产生出来的，他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般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十三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他是注重经济的条件的，我也没有反驳他，因为他不否认人的努力，两个人的主张不算冲突，不过客观的条件虽然重要，但不仅限于经济一个条件，至于文化的条件、政治的条件，也是不能否认的。
陈先生与新文学运动有三点是很重要的背景。
一、他有充分的文学训练，对于旧文学很有根底，苏曼殊章行严的小说文章，他都要做个序子，这是散文方面的成绩。说到诗，他是学宋诗的，在《甲寅》杂志他发表过许多作品，署名“独秀山民”、“陈仲”、“陈仲子”。他的诗有很大胆的变化，其中有一首《哭亡兄》，可说是完全白话的，是一种新的创造。他更崇拜小说，他说曹雪芹、施耐庵的《红楼梦》《水浒传》比较归有光《姚姬传》的古文要高明得多。在那时说这种大胆的话，大家都惊异得很，这可见他早就了解白话文的重要，他最佩服马东篱的元曲，说他是中国的Shakespeare。
二、他受法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他的英文法文都可以看书，我记得《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上，他做过一篇《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表示他极端崇拜法国的文化，他说法国人发明了三个大东西，第一是人权说Rightsofmen，在1789年法人Lafayette做《人权宣言》（LadeclarationdesdroitsI'hommes）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是他做的。第二是生物进化论，法人Lamarck在1809年做《动物哲学》其后五十年才有达尔文出来。第三是有三个法国人Babeaf，Aaint-Aimon，Tonrier是马克思的先声，首开社会主义的风气。但另外还有一点，陈先生没有说到，就是新文学运动，其实陈先生受自然主义的影响最大，看他一篇《欧洲文艺谈》把法国文学艺术的变化分成几个时期：（一）从古典主义到理想主义（即浪漫主义）；（二）从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三）从写实主义到自然主义。把法国文学上各种主义详细地介绍到中国，陈先生算是最早的一个，以后引起大家对各种主义的许多讨论。
三、陈先生是一位革命家，那时我们许多青年人在美国留学，暇时就讨论文学的问题，时常打笔墨官司。但我们只谈文学，不谈革命，但陈先生已经参加政治革命，实行家庭革命，他家是所谓大世家，但因恋爱问题及其他问题同家庭脱离了关系，甚至他父亲要告他。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开的一所大铺子的掌柜听说小东人来了，请他到铺子去一趟，赏个面子，但他却说“铺子不是我的”，可见他的精神。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在《新青年》上有许多基本革命的信条：（一）自主的不是奴隶的；（二）进步的不是保守的；（三）进取的不是退隐的；（四）世界的不是锁国的；（五）实利的不是虚文的；（六）科学的不是想象的。这是根本改革的策略。民国五年袁世凯死了，他说新时代到了，自有史以来，各种罪恶耻羞都不能洗，然而新时代到了，他这种革命的精神，与我们留学生的消极的态度，相差不知多少。他那时所主张的不仅是政治革命，而是道德艺术一切文化的革命！
民国四年《甲寅》杂志最后一期有两篇东西，一篇是学校国文教材之商榷，反对用唐宋八家的文章做材料，要选更古的文章，汉魏六朝的东西做教材，这是一趋势；又一篇是通讯，名记者黄远庸写的（他后来在美国旧金山被暗杀了）。他说：“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起说，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至根本救济，还意当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爱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章士钊答他说文学革命须从政治下手，此又一潮流。但陈先生却恭维自然主义，尤其是左拉（ZoLa）。有一个张永言写一封信给他，引起他对文学兴味，引起我与陈先生通信的兴味，他说现在是古典到浪漫主义的时期，但应当走到写实主义那方面去，不过我同时（看到）《新青年》第三号上，有一篇谢无量的律诗《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后面有陈先生一个跋：“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民此种精神委顿久矣，谢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比佳丽，谢君自谓天下文章尽在蜀中，非夸矣，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欵？于此征之。”他这样恭维他，但他平日的主张又是那样，岂不是大相矛盾？我写了封信质问他，他也承认他矛盾，我当时提出了“八不主义”，就是《文学改良刍议》，登在《新青年》上，陈先生写了一个跋。
他想到文学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后来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产生新文学，他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我的诗集叫《尝试》，刊物叫《努力》，他的刊物叫《向导》，这篇文章又是《文学革命论》！他的精神于此可见。他这篇文章有可注意的两点：（一）改我的主张进而为文学革命；（二）成为由北京大学学长领导，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庄严灿烂的欧洲是从革命来的，他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为中国文学开辟一个新局面，他有三大主义：（1）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2）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3）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愿意拖了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打倒十八妖魔：明之前后七子和归、方、姚、刘！这就是变成整个思想革命！
最后，归纳起来说，他对于文学革命有三个大贡献：
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
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
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
陈独秀与新思想（李达，1919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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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新思想
李达（1919年6月24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19年6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署名“鹤”。
陈独秀先生是什么人？大家都晓得是一个“鼓吹新思想”的书生。
北京政府逮捕他是怎么缘故？因为他是“鼓吹新思想”的缘故。
“鼓吹新思想”的书生，北京政府何以要捕他呢？因为现在的北京政府，是顽固守旧的政府、卖国的政府。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并且还用文字反对政府卖国的行为。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北京政府为了这样，卖国的举动不大方便。所以忌到这位“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想把“莫须有”的事随便戴在陈先生的头上，说是在他家里发现过激派的书籍印刷物。这事并不是真的。要把陈先生做个标本，来恐吓许多鼓吹新思想的一般人。不然实在陈先生乃是一个赤手空拳的书生，不是拥兵来反对政府，又不是拿炸弹手枪要暗杀政府里面那个的大老官，何以政府恨他到这样极点，要得他而后甘心？顽固守旧思想的政府，要想对“新思想”杀个下马威，一定要在这位鼓吹新思想最力的陈先生下手。我这句话不是凭空虚拟的，实在是此次北京政府捕陈先生用意的索隐。
政府一定要捕陈先生，既捕以后，还是时时刻刻在那里想法子的。何以见得呢？当陈先生初被捕时候，很有许多人代他营救，政府恐怕这样又是干得不好。一时又并没有什么罪名加他身上，乃假手一人（王克敏），说：“陈已经释放，政府且派人安慰陈的家属。”这话的意思，就是拿来缓和那一般代陈先生营救的人。现在陈先生还是没有释放，并且防卫加严，也不许家属省视。正在慢慢“锻炼周纳”陈先生的罪名。似政府这等苦心孤诣的对待一个书生，也算是很难为了他。
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的敬意。
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
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
陈先生拼命“鼓吹新思想”，人人都晓得的，不消我再说。我把他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理由说出。
当蔡鹤卿先生出京时，许多朋友也来劝陈离开，陈不但不肯走，还说道：“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的社会”。又在第二十四号《每周评论》上说，“研究室和监狱是文化的发祥地”。据此看来，陈先生已将他“宁为了主义情愿牺牲的决心”全盘托出。因为他受了种种刺激，遂下了“牺牲的决心”，以为用“文字”来“鼓吹新思想”，还不够觉悟多人，索性把自己的“肉体”来凑做“鼓吹新思想”的资料。
陈先生捕去已经多日，听说要交法庭，我们大家且看政府怎样吩咐检察官起诉、审判官定罪就是了。
要而言之，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以捕得的。
顽固守旧思想的政府能捕得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一个人，不能捕得许多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人。纵使许多人都给政府捕去，那许多人的“精神”还是无恙的。
今日世界里面的国家，若是没有把“新思想”来建设改造了“新国家”，恐怕不能够立足在二十世纪！北京政府若能觉悟这个意思，快回复“无罪的”、“有新思想的”、“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的自由来，给他自由“鼓吹新思想”，帮助中国文明的进步。咳！我说到这里，又是“对牛弹琴”咧！ |
悼陈独秀同志（郑超麟，194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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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陈独秀同志
意因（郑超麟）（1942年5月31日）
〔说明〕刊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1942年6月25日第3期。
陈独秀同志死去了。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同志病死在四川江津县。世界革命于此损折了一员老战将，中国无产阶级于此丧失了一个大领袖！
他的六十四年的一生富于象征的意义。他积极参加辛亥革命，是安徽光复少数领导者之一；他是五四运动的主帅，中国启蒙的导师，他转移文化运动的方向，领导这个运动的左翼走上社会主义思想；他发动和领导中国初期工人运动，他创立中国共产党；他领导1925-1927年革命，他抛弃那葬送此革命的斯大林主义而接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学说，他成了统一的中国左派反对派的领袖，他以中国托洛茨基派代表资格被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监禁了五年长久，他又以这个资格成为斯大林党攻击对象，他就是以这个资格死去的。
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中找不到像他这般的革命家。从甲午到辛亥到己未，我们有着不少的资产阶级领袖，其中也有以“社会主义者”甚至“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但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合流的时候，他们就望而却步了，不仅抛弃了社会主义，而且沦入于最反动的营垒。从“二七”到现今，我们也有着不少的从工人运动生长出来的领袖，但他们都沾染了斯大林主义的毒素，甚至王明主义的毒素，无法解除这些毒素。惟有陈独秀同志能够从卢梭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进于马克思主义，进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一繁复而急剧的过程，完成于一个人的一生之中，而且每一个阶段的转变的时候，这个人又居于主动的领导地位，可见不是件平庸的事。这个人必须是一个不平庸的革命者性格，有绝顶的聪明、刚强的意志、敏锐的直觉，不屈服于任何偶像或旧规的。陈独秀同志正是这般的性格。
他的一生中，从斯大林党领袖到托洛茨基党领袖之转变，在我们看来是比他从资产阶级革命者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的转变，更加难能的。第一次大战后无产阶级运动早已震动全世界了，此时期真诚的革命者并不很难解脱资产阶级影响而投身于无产阶级运动。然而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当时还是很新鲜的事情，必须凭靠自己的经验才能觉悟得到。决定陈独秀之抛弃斯大林主义的，出于托洛茨基的理论解释的还少些，出于斯大林之领导1925-1927年革命的更多些。陈独秀同志自己就是革命过程中这个破产路线之执行人。
这里说到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斯大林以及一切斯大林主义者将这次失败完全归咎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中国革命的失败乃是由于第三国际的官式理论，即仅将中国革命看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看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官式理论的错误，他在执行当中，凭着他自己的经验，已经部分地看到了：他于1926年曾秘密向第三国际领导机关提议：中国共产党应该退出国民党，但被第三国际所拒绝。他自然不能全盘见到布尔什维主义之蜕变为斯大林主义的趋势，即使他窥到了苏联以及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堕落现象，那他也不能从理论加以解释的。这就决定了他在革命当中不能当机立断地违抗第三国际的领导，而使革命走上它应走的轨道，如他一生多次转变时所表现的那般果决，他代替了斯大林负了革命失败的责任。同样，在他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也有好几次替斯大林负了运动失败的责任。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即那些无骨气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绝不能同这位老战将相提并论的。陈独秀同志绝不会在第三国际会议席上抛弃自己的意见，反而拿对方的意见做护符，他也不会发表悔过书骂自己为卑鄙龌龊的。总之他不是一个王明主义者，即不是这样一个类型的“领袖”。他们是列宁退出工作以后的产物，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见，或虽有而不敢泄露出来，他们以上级机关的意志为意志，以上级机关的思想为思想，他们重视上级机关恩宠过于下层群众的信任，他们宝贵的不是自己的刚强性格，反是自己的柔软脊梁，他们注重的不是权威者的分析方法，而是权威者的已成文句，甚至仅是通告和议决案的成句。每逢有新的意见提出来时，他们注意的不在这新意见合于事实分析与否，而是新意见能否与“路线”或权威者成句相调和。总之，这个类型“领袖”是最适宜于执行斯大林路线的。他们不是或差不多不是从工作上自然成长为群众领袖的，而是上级机关看中了提拔起来的。现在共产国际各国支部领袖，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属于这个类型，陈独秀同志做中国支部领袖时，这个类型的领袖已经开始产生了，连中国也有形迹可寻了。但是陈独秀同志决不是这个类型的领袖。他决不是“王明主义者”。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以及一般地在全国各阶级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完全是他自己的努力造成的，也可以说正是他的不合于王明主义者的性格所造成的。
但其他方面，陈独秀之所以为陈独秀，最后分析起来，还是中国革命特殊发展的产物。我们知道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相隔半个世纪，从罗、巴诸人经过傅立叶到马克思也相隔半个世纪，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又相隔半个世纪，但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于半个世纪之间就可以过尽了，俄国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托洛茨基的发展也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但中国这个发展缩短在一个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几年。由此可见，“陈独秀”象征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间之接近，接近到一代人可以参加的程度了。“陈独秀”象征着中国的“不断革命”。两种革命如此接近，如此融化，使人不能辨别何者为这个革命的终点，何者为那个革命的起点，——这是前进各国连俄国在内所未曾有的。所以“不断革命”问题，在中国，比在前进各国，更以特殊的力量，提出于一切革命者面前。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究竟处于怎样一种关系呢？
在这个问题上革命者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因而对于革命党战略策略问题也有种种分歧意见，——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不可避免的。革命者决不可以压制这种分歧意见的发挥；恰恰相反，惟有彻底讨论种种分歧的意见才能得到战略上和策略上正确的结论。
自从1929年以来，陈独秀同志关于这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比较地多，也比较地深刻。他死了，但他的意见留下来参加今后的继续讨论。我们视他为领袖，但我们视他为最有经验的、最忠诚于革命的、最富刚强性格的领袖，并不视他为绝无错误的教皇。总之，我们视他为同志，和他辩论，甚至面红耳赤地和他辩论。他不是王明主义者，我们对于他也决不是以王明主义者自居的。我们和他之间有意见分歧，而且这五年战争以来我们的分歧更大了。他于今年初写成《我的根本意见》一文可以代表他的最后的系统意见。这是我们见到的他的最后文字了！我们未得他的死耗以前已经决定发表他这篇文字，同时表示我们的不同意见，希望同志和读者讨论他的意见。这是纪念他的最好的方法。
1912年，即中华民国成立之年，列宁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其中有一处拿西方资产阶级和东方资产阶级作个对比：“西方的资产阶级已经腐化了，站在它面前的已经是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了。但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正的奋斗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它不愧为法兰西18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这话写在1912年是对的，但不久之后，中国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也已经站在资产阶级面前了，因之中国也只有腐化的资产阶级而没有“能够代表真正的奋斗的彻底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了”。其中个别的分子，资产阶级的革命者，要做个“真正的奋斗的和彻底的民主派”，就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本身，就必须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者。这就是陈独秀同志走的道路。所以，中国不愧为法兰西18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的是陈独秀，而不是孙文。陈独秀为了不愧为法兰西18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的缘故，于是也不愧为俄罗斯20世纪初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列宁、托洛茨基的同志，不愧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托洛茨基党的领袖。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特色。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以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为领袖，是足可自豪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
意因写给独秀同志的信（郑超麟，1942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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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因写给独秀同志的信
意因（郑超麟）（1942年2月4日）
〔说明〕刊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1942年6月25日第3期。“……”处，除标明“字迹不清”外，原刊如此。意因即为郑超麟，文中的“保卫主义者”与“领袖”则指“多数派”与彭述之。
先生：
……你的意见我本很清楚，这次文章又把你的意见更有系统说出来了。有许多条（即《我的根本意见》），在文字上说，我都可以完全同意的，尤其最初五条和最后四条。但有一个根本点，我和你不相同，就是：有无革命起来干涉战争。不错，现在是最反动的局面，现在全凭事实看不出丝毫革命的影子，但革命究竟是客观历史过程，即使没有一个党，即使没有人自觉地去准备革命，革命仍旧是要来的，而且就在这个战争之中到来。这个战争拖延下去，——这个战争不能不拖延下去，因为某一阵营帝国主义胜利而结束战争，这比革命还更渺茫些，——统治阶级总有一日不能维持其统治，中间阶级总有一日徘徊，而欢迎革命为惟一的出路，广大群众更不用说了。1915-1916年，革命也是极渺茫的，列宁估计儿子或孙子一代才会看见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一两年之后革命就到来而且成功了。现在我们正处在1915-1916那样的时代。革命成功虽没有保证，但革命局势是必然要到来的，而且在这个战争当中，就要到来的，我们过去预言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主要也是从历史发展说的，而非从各国军备状况说的。
我有这个确信，所以在我面前的革命问题，即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问题，离开革命专谈独裁或民主，则民主之优于独裁是很明白的，首先我自己也承认的。
说到民主，则我以为应当区别一般的民主和特殊的资产阶级政制之一的民主，你说明的是一般的民主，这种民主当然是好的，过去好的，现在好的，将来也好的，将来，直到国家枯萎以前，我们都少不了民主。这是当然的。但我们讨论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一般民主之表现为这个特殊的形式。这个形式当然与资本主义统治不可分离的。我也不否认现在英美政制优于德意政制，英美也比德意更有利于准备革命，但第一，英美的民主之下，无财产者仍旧无真正的参政权，即无真正的民主。第二，英美资产阶级若认为独裁比民主更便利些，随时可以转变为独裁。第三，我们现在的问题并非是在资产阶级这两个统治形式之中选择一个较好的，而是根本不要这两个形式，因为战争向我们提出了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任务了。
苏联的堕落当然不能归罪于斯大林一人，因为这是俄国本身落后和世界革命第一潮失败之结果。我们有权利希望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会产生“斯大林”，因为第二次革命潮将成功于好几个先进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资产者无政治权之意，是对于过去统治阶级的专政，而非对于劳动群众的专政——对于劳动群众则是民主。这是理论，不错，但苏联的试验还不够给我们证明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再来一个试验，如果再产生一个“斯大林”的话，我们才肯怀疑这个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也可以称为无产阶级民主，正如资产阶级民主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一样。
你把“革命的失败主义”误解为秃头无字的失败主义了。“革命的失败主义”并不是说本国失败比敌国失败好些，而是说本国战争失败比本国革命失败好些。L.D.给革命的失败主义下一个“足够的”定义说：彻底实行阶级斗争不必顾虑本国战争胜败。如此，若非明显有利于革命，我们当然不希望本国失败的。你说英国革命削弱了英国抵抗纳粹的力量，但应当注意，如果美国革命，那不过是世界革命浪潮之在英国部分的表现而已，换句话说，此时德国也在酝酿革命之中了。
总之，我们只能从革命前途出发，提出夺取政权任务为我们对于战争政策之中心点。革命会失败么？战争结果会开始第二段帝国主义么？会的，革命局势甚至完全不会来么？也许。但是我们革命党，只能从革命前途出发，如果拿去这个前途，我们在中国只好选择做菲律宾人或高丽人两条道路了。做菲律宾人自然比做高丽人好些，但不值得去牺牲性命求做菲律宾人的。求做草字头统治底下的中国人也不很值得。……
意因
一九四二年立春节
意因按：
以上是我写给独秀先生的一封私人的信，因为邮寄困难至今未曾发出。信内大部分是关于理论上的争论，即对于他最近的《根本意见》之批评，所以拿来在《国际主义者》上发表了。顺带着，我们也发表他的《根本意见》一文。
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此次的大争论——此争论现在已达到分裂结果——独秀先生并未能直接参加，但他的意见我们还是知道的；他在此次争论之前，写来四封论民主和独裁的书信，本写得很清楚，此次的《根本意见》更加是有系统的了。那些保卫主义者把他当作“右派”，把我们当作“极左派”，一起来的反对；他们写的论文和议决案，几乎没有一篇不拿他来同我们对照的。我们则相反，我们过去的文字完全没有提到他。这并非因为他的意见与此次争论无关，也不是由于我们避免提到他，而是为了在我们争论的问题上，即关于中国战争性质和无产阶级党对此战争对策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本质上就是那些保卫主义者的立场，我们批评了那些保卫主义者，同时也就是批评了他，本无需乎特别批评他的。但因有些人重视辞藻过于内容，至今还以为他的意见和那些保卫主义者的意见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故我这里先来解释一下。
不错，就表面上看，独秀先生的话和那些保卫主义者的话是有好多不同的。首先他不借用托洛茨基主义辞藻来修饰他的意见，那些保卫主义者则开口“第四国际纲领”，闭口“第四国际纲领”。但这不过表明他比他们诚实罢了，因为他明白第四国际纲领是与保卫主义不能相容的。那些保卫主义者无论如何征引托洛茨基同志的成句，但其主张则违反了第四国际纲领，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发挥几次了。现在不妨重复一下。
托洛茨基同志在1937年前后，曾根据当时中日战争特殊情况，如诸大强国不会参战及战争含有群众性等等，主张我们应当把这个战争看成客观上有进步意义的，我们应当支持它。我们支持它，还是为着要获取群众信任，积聚力量，以便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战争和准备夺取政权，——此二者是不可分离的。但是我们的保卫主义者则接受了托洛茨基同志关于支持战争的指示而排弃了他关于夺取政权的指示。他们阉割了托洛获基，正不减于第三国际那些保卫主义者之阉割了马克思。经过他们笔下引来的托洛茨基成句是完全无害于资产阶级“祖国”的，是在爱国交响乐之中奏一把提琴的。我们这样说，他们也许要否认。他们也许认为他们并未排斥托洛茨基同志关于夺取政权的指示。可是托洛茨基每有谈话、书信、论文，凡说到我们在中国支持战争的，都必然要提醒我们准备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他们的议决案、宣言以及一切文字则相反：“支持战争”的话是连篇累牍的，“夺取政权”的话则一字不提或至多作为远景罢了。他们在此次战争中从来未曾号召过：为准备革命而努力。最明显的是关于“打倒国民党”口号问题。他们的支持战争，是与“打倒国民党”口号不能相容的。当然的啰。所以现在的保卫主义领袖，当初不惜……（字迹不清）争得取消“打倒国民党”口号，而今也屡次声明：在抗战“不变质”之下，不改变对国民党态度的，即不能重提此口号的。可是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怎样呢？第四国际书记局，1937年中日战争初起时，曾有一篇关于此战争的决议发交各国支部讨论的，其中明白指出要“准备以革命方式使政权从国民党手里转移至工农手里”。这个决议后面附了六个口号：“武装的劳动者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第三次中国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革命万岁！”。这些口号之中，不仅“打倒国民党”而已，其他几个也是我们的保卫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
要“支持战争”，但在此次战争中谈不上“夺取政权”——这正是独秀先生的立场。他明知这不是第四国际的立场，所以他也不借托洛茨基权威以自重。他老老实实发挥他的一贯的保卫主义，为了保卫中国无产阶级只可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对派，不敢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为了保卫中国，我们反对印度独立；为了保卫中国，我们赞助民主阵营对轴心阵营的胜利，承认民主政制优于法西斯政制等等。这些结论都是当然的，无论你认为这些结论如何违反了“第四国际纲领”，但你一经站在保卫主义立场，即支持战争，而不准备夺取政权的立场，则理论的逻辑和事实的逻辑发展下去，不由你不走到这些立场上去的。我们试举一事为例。中国出兵缅甸，我们的保卫主义者看如何说法呢？有个领袖说：中国在自己境内作战是进步的，但派兵到缅甸境内作战则是反动的；又有一个领袖说：中国派兵到缅甸作战还是进步的。这两个不同“原则”折中一下，于是成为如下的结论——我们并不说他们是无原则的结论，因为这种分歧是可以容许的——就是：中国出兵缅甸若是为了镇压缅甸的民众运动或占领缅甸的领土，则是反动的；若是为了保卫滇缅路——抗战生命线，则是进步的。但不幸的是，这二者作用并不能严格分清。为了保卫滇缅路，中国军队不能不为它的同盟者英国军队之胜利而作战，不能不保障英国在缅甸的统治权，防止日本进攻……。现在滇缅路丧失了，但还有着或将有中印路。中国也许要派兵至印度保卫此中印路的。此时当然是为了保卫抗战生命线，但要如此，中国军队已经不能不为了保卫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而作战了，即已经不能不反对印度独立了。如此发展下去，我们很容易走到：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一切都为进步之结论，因此民主阵营胜利，优于轴心阵营胜利，因此在一切民主阵营国中都不可采取失败主义立场。
所以独秀先生的保卫主义和我们的保卫主义者的保卫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实一切种类的保卫主义本质都是一致的。“一切大路都通罗马！”这就是：在国家对外战争期间不能革命。
不过，有一点也须辨明的，就是独秀先生的结论是从没有革命干涉战争这个误解出发的，但并非民族爱国主义者，一旦显然有革命局势可见时，他定会抛弃他的保卫主义。至于那些死死抓着“客观进步性”的人，那时仍是要死死抓住他们的保卫主义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意因再按：
这篇按语写好次日，即见报载先生已病逝于四川江津县了。我的内心的悲痛不减于两年前初闻托洛茨基同志遇害消息的时候。我曾追随先生参加1924-1927年革命运动，我曾追随先生抛弃斯大林主义而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我曾追随先生为反对派四组织统一而斗争，我还希望能追随先生参加第三次革命哩！然而在这样漆黑之夜，又陨落一颗巨星了。对于中国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我始终怀抱着敬意。
自从中日战争以来，我开始与先生的意见发生分歧。我曾与先生争过，曾通信辩论过，这对最后的信不幸已永不能让他看见了。希腊某哲人说：“吾爱苔师，吾尤爱真理。”我不辞以我的不同意见与先生争辩，我也不隐瞒我们的分歧。
现在我仍发表我的信和信后的按语，不更改一个字。我写那“按语”，原意是在说明那些保卫主义者领袖攻击先生对于此次战争的意见，不惜以极不堪之词诋毁先生，这是完全不对的。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他们没有权利反对先生。因为他们的立场本质上就是他的立场，而且已经走到或将要走到他的结论的。惟有我们的应场才能批评他。但这是就政治上来说的。如果从革命者性格来说，从人的观点来说，如何能把他们来比他呢？他们的领袖……（字迹不清）其中曾追随先生之后学习政治的一个人，曾有一日是名副其实的革命者么？盖棺定论之日，他能当革命者而无愧如先生一样么？拿他来和先生相提并论，在这一方面说是玷辱了先生——这是我应向先生之灵抱歉不尽的。
五月二十一日 |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对“DS”来信的决议（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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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对“DS”来信的决议
（1940年）
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油印小册子《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1940年6月。引自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7期第1-2页，1996年3月。文中的“DS”同志即为陈独秀。
我们前后读了“DS”同志关于大战的三封信之后，觉得在政治责任上不容许再事缄默，故特作如下表示：
（一）“DS”同志在三封信中所表现的根本思想是：这次世界大战决非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而是民主阵营反对法西斯阵营的战争。因此，他公开站在民主的英、法帝国主义方面，反对革命的“失败主义”，反对“以国内战争去转变帝国主义的战争”，而“认为不但在英、法、美国内反对战争是反动的，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这明显地完全承袭了过去史大林“以民主阵线反对法西斯阵线”之荒谬立场，这在本质上是英、法帝国主义的狭隘爱国主义思想，是蒲列汉诺夫、格德和亨得曼第一次大战中所表现的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之再版。这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第四国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立场和策略毫无共同之点。
（二）第四国际对第二次大战立场和策略，详见于《第四国际与战争》纲领。此纲领为托同志所起草，后由第四国际书记部通过，至今仍被视为第四国际对战争的基本文件之一，我们这里无需引证（因“DS”同志曾经阅过这一文件）。现在且将托同志自大战开始后对于战争所发表的意见略引一二于下：
“把下次战争描写成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战争，这一企图已给事变的实际进程粉碎了。目前的战争（它的参加者在他们签定凡尔赛和约前后就已发动它了）从帝国主义的矛盾中生长起来。……
外交的各种阴谋诡计拿民主主义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公式，拿关于责任的诡辩来欺骗人，但他们却不能使人忘记：这次战争是为着重新分割世界而在不同阵营的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照他的目的和方法看来，目前这次战争是过去第一次大战直接延长，只不过资本主义经济较前变得更腐朽，破坏和毁灭的方法变得更可怕吧了。
因此，我们找不出半点理由，把1914年和1917年在列宁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最优良的代表所苦心制作出来的关于战争的原则，加以改变。目前战争的双方都有一种反动的性质，无论哪一方阵营胜利，人类都会被抛到老远的后面的。
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众的真正代表的任务不是帮助某一帝国主义阵营来反对另一阵营，而是教育各国的劳苦群众去了解目前这次战争的反动意义，高举他们自己的政纲——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和自行准备用普遍的合作制度来代替掠夺的制度。
这就是第四国际的政纲。”
（上文写于1939年9月5日，见《德苏协定的前因后果》27-28页）
上面引证的托同志的几段话，我们认为是再明显也没有了。这也正是我们自大战开始以来所采取的立场。我们最近半年余来对大战所发表的意见（连《动向》的意见在内）也不外于此，当然这是与“DS”同志的意见完全相反的。因此，我们应郑重声明：“DS”同志对于这次大战所持的意见是根本错误的，是赤裸裸的英、法帝国主义的思想，是根本违反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尤其是违反英、法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的。“DS”同志如果不立刻放弃此种错误的危险思想，势必完全离开第四国际而重蹈亨德曼、格德和蒲列汉诺夫等之可悲的覆辙。我们最后希望“DS”同志对此加以慎重的考虑，我们准备继续与“DS”同志讨论这一当前的根本问题，但在考虑和讨论时，我们希望“DS”同志不要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向外发展，以免引起我们中间的严重纠纷。 |
为陈独秀与其他人被捕向国际无产者的呼吁书（左派反对派临时委员会（中国地区），刘仁静起草，193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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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陈独秀与其他人被捕向国际无产者的呼吁书
左派反对派临时委员会（中国地区）刘仁静起草（1932年12月）何柞康译；陈锦骍校
〔说明〕原载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合编，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合订本上册，第150-151页。
据提供此文的美国埃奇伍德学院（EdgewoodCollege）历史系陈锦骍教授介绍，此文为刘仁静所执笔，原件藏于哈佛大学霍顿（Houghton）图书馆托洛茨基档案中。文末附的信，尼尔斯疑为李福仁的化名。
10月15日至17日，国民党政府与国际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进行了一连串袭击和逮捕，并将我们的领导同志带走，陈独秀同志也在其中。自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以来，成千上万为全国解放而斗争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战士被匆促处决，不审即被枪决、受酷刑、被监禁，直至监狱人满为患。“白色恐怖”到达了世界所有文明国家所闻所未闻的程度。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了保住他们统治毫不犹豫地用一切手段来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它仇视一切进步思想和创造性。国民党的军事独裁毁了国家，将中国送至帝国主义的魔爪之中。中国在国民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甚至比革命前的政权下更为贫困和荒芜。
中国革命被镇压的直接后果就是日本入侵满洲。国民党军阀在屠杀饥民起义、镇压工人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和迫害共产党人时貌似强大，但在外国侵略面前却软弱无能，将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加抵抗地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将满洲义勇军弃之不管，让他们自行与日本作战。军阀们运用一切权力来禁止抵制日货的运动，从而在财政上帮助日本在满洲反对人民的战争，能想象出比这还要背信弃义的政府吗？
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越是脱离人民，它们就越感到统治不稳，越是求助于恐怖和暴力反对革命人民，而共产党人是首当其冲的对象。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比斯大林派尽管在人数上处于劣势，比斯大林派更受资产阶级的仇视，被认为“更危险”。无疑，国民党在做出这一判断时是考虑到我们在中国革命中的政治立场的，因此，一次又一次地对我们进行打击。
中国最近的政治发展情况是：蒋介石的政权在满洲事件后遭受了短时间的动摇后又得到了巩固，但这次，它发现它的社会基础更狭小了。在国民党内部，它组织了秘密法西斯“蓝衣社”，其目的是进行系统的剿共活动，蒋介石希望，这种工作的胜利会使他自己成为帝国主义的最青睐的傀儡，从而使其他军阀都无法动摇其地位。但蒋介石长期维持其政权的努力将会落空，因为它是与民族发展的最基本的要求相抵触的，它将被首先在城市里爆发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最初攻击所打倒。
是蒋介石法西斯匪帮利用了我们的叛徒作为向导才发生了10月15日的事件。陈独秀同志在被捕时身患重病。为解放而斗争的年轻的无产阶级将永远怀念陈同志的人格。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参加了革命民主活动，首先是反对满清王朝，然后反对北京军阀官僚政权，后来又长期领导了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革命运动，为中国的民族觉醒，特别是青年觉醒，作出了巨大贡献。陈同志后来将他的命运与青年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成为第二次中国革命的领袖。虽然他在革命中犯有错误（这部分是由于共产国际斯大林派领导所导致的），陈同志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他在了解了国际左派反对派的文件后，毅然决然的转向反对派，由此遭到了斯大林派官僚集团的开除和猛烈攻击，中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报界对他的被捕欢欣若狂，他们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无产阶级最真诚最有才华的代表的被捕。
在陈同志被捕后，中国斯大林派的所作所为十分拙劣。1925-1927年间，斯大林派不顾反对派的警告和抗议，以一切方法帮助蒋介石扼杀革命。现在他们却厚颜地称我们是“取消派”。他们一直喋喋不休地宣传反对派和陈同志帮助了资产阶级和蒋介石。在陈同志被捕后，他们竟根据国民党新闻机关故意散布的谣言嚷嚷陈投到国民党的营垒去了。蒋介石的法西斯的喉舌与斯大林派一同称我们为“取消派”。
中国革命的失败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帝国主义列强为控制中国市场的斗争愈益尖锐。战争的危险愈益变得真实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消除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最重要的根源。确实，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医治好自己的伤口，站立起来去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但在中国，没有其他力量能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陈同志和其他十位布尔什维克的被捕会暂时削弱我们的力量，但同时也会唤起许多革命青年投入到以陈同志为代表的事业中去。左派反对派的阵营会紧密团结起来，继续陈同志和其他同志留下来的斗争事业；我们需要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我们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将和我们一起提出抗议，反对逮捕我们的领袖，要求释放他们。
左派反对派临时委员会（中国地区）
1932年12月于上海
附：
致国际秘书处的信
亲爱的同志：
我们已收到你们11月15日的来信，兹将本呼吁书送给你们。如你们认为必要，请修改本呼吁书或根据以上所提供的情况另写呼吁书。
尼尔斯1933年1月1日 |
起来！！起来！！援救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1932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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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起来！！援救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
（1932年11月17日）
〔说明〕刊载于中共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机关报《先锋》第四期，1932年11月17日。转引自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东亚书局1933年出版。
中国革命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左派反对派的导师陈独秀，已被残酷的国民党逮捕了。这不仅是左派反对派的损失，同时也是整个中国革命的损失！
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同时，又是全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他那坚苦卓绝为无产阶级斗争的精神之伟大，他那为中国革命斗争之不可磨灭的伟绩，只要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人都没有不知道的。在革命的阵营中他是伟大的领袖，在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眼中，是他们惟一的死敌！这次他之被捕，并不是历史上的例外，乃是阶级斗争中之事实上所难免的！
反动的资产阶级国民党几年以来压迫工农革命运动，日益毒辣的加紧对中国革命分子的攻击，逮捕、屠杀、监禁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现在更逮捕中国革命的领袖陈独秀，企图更有力的压迫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每一个革命群众，在此种情形之下再也不能稍事犹豫了，起来！为中国革命反对国民党逮捕陈独秀，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从反动的手中夺回我们的领袖陈独秀！
只有丧心病狂的史达林派才会诬蔑陈独秀，说他是“资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阶级的叛徒才会这样作可耻的漫骂造谣！一切革命的战士们！认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已被反动的国民党逮捕了！我们还不起来为夺回我们的领袖而斗争吗？
起来！起来！为援救陈独秀首先要接受他对中国革命的遗产，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为援救陈独秀，要立即粉碎史达林派的造谣诬蔑与它葬送中国革命的错误路线！
陈独秀被逮捕了，中国革命失掉了伟大的领袖，中国的革命群众和一切左翼的社团，一切革命的分子都应立即起来，游行、示威、通电、开大会，坚决不拔的援救陈独秀而斗争！
反动的资产阶级国民党，几年以来压迫群众运动，屠杀革命分子，青天白日的白色恐怖旗帜之下，不知有若干万的革命者的鲜血与头颅，现在更日益毒辣的加紧对中国革命分子残酷的进攻，逮捕、屠杀、监禁，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现在，更捕获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并在各地大批的屠杀工农群众，每一个革命群众在这种情形之下，还能屈膝忍受吗？还不起来推翻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政府吗？ |
给Y的信（194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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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Y的信
1942年5月13日
Y兄［注：何之瑜．时在国立第九中学（设在江津）任历史教员。］：
返校后来示敬悉，××［注：××，均系原有的。］带给你的江津日报，望寄给我，弟不愿送文章在该报登载，而×××已快走了。××已赴印度，前函已告兄，谅已收到了。兹送上一文（原编者按：即《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可以说是前三文（原编者按：即《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的结论，更是画龙点睛了。给二位老寡妇看后，可与×××一看，愿抄与否，由她们自便。需否抄一份给×××诸君看看，由兄决之。倘需抄一份给他们看，他们看后，可寄给×××。抄寄他人，可以不必，因请人抄写不易，寄去他们也不会瞭解和同意，第三文《再论世界大势》弟处已无抄稿，望将原稿掷下。此祝
健康
弟独秀启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
陈独秀：被压迫民族之前途（194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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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陈独秀（1942.5.13）
被压迫民族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产物，被压迫的劳动者为他生产商品，被压迫的落后民族为他推销商品和生产原料，这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两个支柱。
被压迫的民族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以至走到战争，都是天经地义，无可非难，这样为民族自由而战的大斗争，无论为何人所领导，民族中一切进步分子都应该拥护；因为不但为资产阶级所领导，即令是封建王公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有打击资本帝国主义的进步意义。
但是这一斗争若是限制在民族范围以内，其前途如何呢？
第一，自国内言之，活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战争对于民族落后性，不但不能减少，而且是增加，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因此向后转且不论，单就经济而言，在持久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封锁及通货膨胀，因为没有社会制裁，政治上的组织又薄弱，很容易为贪官、奸商和地主造成囤积居奇大发其国难财之千载一时的机会，因此陷前方浴血抗战的将士和后方刻苦力作的平民受饥寒困苦，你若主张用不很和平的手段去掉这种现象，便有人大喊：这是超出了民族斗争的范围，破坏了一致对外的民族阵线；并且实际也真超出了民族斗争的范围，然而这种现象不去掉，正是民族战争的致命伤，而又不是宣传劝告或政府一纸禁令所能去掉的，这便怎样办？
第二，自国际言之，在各派帝国主义互相争夺殖民地及落后国市场极端尖锐化的今天，甘地认为一民族不能依赖强国的帮助而得到自由，这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可是没有别的强国的帮助，也不能脱离眼前的强国之压迫；并且有些强国不管你依赖不依赖它会强来帮助，这也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于是尼赫鲁没有出路了，他和甘地或者微有不同，即不主张拒绝美国之帮助，美国势力如进了印度，我们知道它对于殖民地的态度，不但好过德意日，并且好过英国，菲律宾便是榜样，然而菲律宾并不算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果印度人以民族独立的理由（这理由当然十分正当）排去英国势力，另换一个新主人日本，那便更糟了；甘地和尼赫鲁无论如何强调宣言印度受外人压迫时代已经过去，然而他们内心也未必认为他们自己的力量真能赶走英国，同时又击退日本和德国；结果不过是照旧屈服在新主人的统治之下，继续执行不合作运动而已。这又怎样办？
所以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
对于我这一见解，或者有人提出两种驳论：一是说，落后民族如何谈得上社会主义，又如何能够和别国的劳动者及别的弱小民族结合在一起？一是说，社会主义是否包含民族解放问题？
提出第一种驳论的人，是被旧的民族观点蒙住了眼睛，看不出将来国际化的新趋势，落后民族自己的经济条件，当然谈不上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如何发展也谈不上。在今天，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非依赖先进国家不可，只要不是民族夸大狂的人，便能够认识这种命运。近百年来，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已经打破了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此次大战后，各派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将由殖民政策，转化为更集中的更有机性的国际集团，所谓大西洋宪章，所谓太平洋宪章，如此等等，便是这一集团运动之开始。如果有一个领导国际集团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于纳粹失败后的德国，先进国和落后国不久便会融成一个社会主义的联邦；即在资本帝国主义领导的国际集团之内，落后国将被吸引着强迫着和领导国全面合作，即此不平等的合作，也能给集团圈内的各落后民族和领导国的劳动人民互相结合的机会，这便是帝国主义强盗自己造成推翻自己的被压迫者大结合，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能够阻止这一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而且被压迫的民族，也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将来才有前途。
提出第二种驳论的人，是被第二国际的理论弄迷惑了，第二国际只企图在资本统制之下，从事改良运动，所以不曾计及被压迫民族解放问题，因为它是资本帝国主义支柱之一。真正社会主义运动，是要根本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统制，所以自第一国际以来，“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是这一运动的两面大旗。社会主义革命一成功，只要不中途变质，他是不能日久和商品货币制度及国家制度并立的，到此时还有什么被压迫民族存在呢？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有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并且对外国把帝俄时代被压迫国的不平等条约自动的宣告废除，把它在被压迫国家的特殊权利如租界，领事裁判权等，一一宣告放弃了。所以当时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参谋部。如果有人根据近来苏联对于日本战争及此次大战之初对于波兰及希特勒之政策，而怀疑到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这乃是他自己不明了！有班人诋毁我们所拥护的前期苏联，和有班人所吹拍我们所痛惜的后期苏联，大大不同，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自苏联领导者，因为西欧革命之顿挫，乃中途变节，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各国头脑清醒的人，乃日渐由怀疑而失望，直到现在，人们对于苏联虽然内心还怀着若干希望，而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塌了社会主义！假使俄国仍旧艰苦的守着当年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中日战争一开始，它便应该以全力援助中国，这就是说，不应该和英美同样站在事外援助中国，而应该以领导中国对日抗战为它自己的责任，并且应该出兵参加战争，拚着苏联和中华民族共存亡，这才是国际社会主义的态度，这才是领导国的态度！如果是这样，日本便没有那么容易占领上海和南京；至迟在张鼓峰事变发生时它不再和日本妥协，武汉也决不会陷落；中俄一直共同抗战到今日本便无力横行南洋，蹂躏菲律宾、马来、爪哇、缅甸，这一大群弱小民族了！当纳粹军队进攻波兰时，苏联若仍旧站在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便不会和希特勒妥协，便不会把代表民主主义，领导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向法西斯蒂进攻这一伟大事业，说成为他人在火中取粟，更不会伙同法西斯蒂瓜分波兰！这时英法比联军还未崩溃，希特勒并未曾认为能够在东西两战场同时得到胜利，孤立的波兰失败后，东战场没有问题了，希特勒才有力量击溃英法比联军，才有力量征服挪威、荷兰、丹麦、南斯拉夫、希腊这一大群小国！
单就俄国前后立场不同其结果也不同这一串历史故事，已足够说明国际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了。
俄国在欧洲，毕竟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民族，她的全民族政策之后果如何呢？她为俄国安全计，以向法西斯蒂妥协代替了向法西斯蒂进攻，其结果俄德战争不开始于希特勒在欧洲孤立之时，而开始于希特勒击败了欧洲各国之后，俄国不但向法西斯蒂妥协的代价之半个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小国仍为希特勒所有，连欧俄的大部分土地人民也都沦陷于法西斯蒂军队之手；若没有英美的援助，莫斯科也未必守到今天。她为俄国安全计，始终避免和日本开战，连中国共产党都因此被人加以“游而不击”的恶名，其结果，明天日本仍会协同希特勒夹攻俄国，陷俄国民族于不很安全的地位，那时将不能得到中国有力的声援，因为她已坐视中国被日本削弱了。所以任何落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没有前途，就是苏俄也不能例外。
〔一九四二〕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 |
再论世界大势（194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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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世界大势
1942年4月19日
未来世界
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法西斯蒂专制
近代世界
资产阶级民主制
封建诸侯及其末期的君主专制
古代世界
（希腊罗马）
城市市民的民主制
大地主大巫军事首领的专制
上古世界
氏族社会民主制
有人说我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中所估计的国际形势，将来只有帝国主义的天下，这未免太悲观了。我以为评量客观上的估计只应问其现实性如何，不必论其是否悲观。现世界自前世纪之末以来，金融资本即已冲破了民族界限，帝国主义的天下已经成为事实，不如此便不成其为帝国主义。这并不是将来的问题，将来不过是七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再火并为两个帝国主义集团而已。一天没有振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之干涉，这种状况仍要继续下去，而且会发展到比我们所估计的或者还要坏些，即是：此时大战如果胜利属于希特勒，英国固然完了，罗斯福或也至倒台，美洲的希特勒将起而代之，下次的世界大战亦即德、美战争，将不是民主与纳粹之斗争，而是两派法西斯蒂集团之火并；如此则会真是如罗斯福所说，民主自由将丧失数百年才能恢复；如此则人类进化史将走入如上表的道路。
照上表，则将来法西斯蒂专制会和以前的专制一样，普遍的发展，而且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亦即每个时代民主制向前发展之先，都经过一专制黑暗时期，如果人们躺在幻想和乐观的安乐椅上，听任纳粹存在发展，我们没有理由否认这一黑暗的时期到来之可能。
客观上的估计和主观上的努力虽然不能相差很远，而也不一定都走同一方向，譬如：我们估计此次战争德、日胜利的可能较大，这不阻止我们主张在胜负尚未决定之前，力助英、美获得最后胜利；同时也不能因为应该力争民主同盟方面之胜利，遂盲目认为轴心国家只有失败。我们可以追求理想，而不可追求远离事实的幻想；只可认清非绝对不可能的理想，艰苦的前进，那怕较为辽远，却不可拿乐观的幻想以自慰。与其以乐观的估计构成海市蜃楼来自己安慰自己以至松懈了事前的戒备；不如拿可能的悲观的估计，以警策自已，以唤起别人，加紧事前之努力。如其闭着眼睛否认将来会只有帝国主义的天下；不如睁开眼睛，看清可悲的趋势，承认将来还有法西斯蒂的帝国主义专制会普遍发展而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之危险，因此加紧主观上之努力，在此次大战中，彻底击溃希特勒及其伙伴的势力，而加以严厉的惩戒，以民主自由的巨大潮流，淹没法西斯蒂的思想，使之不能在战后胜利的国家内，以别种形式而复苏，而蔓延，使人类近代的进化史，走向另一道路，即不经过整个黑暗时期的法西斯蒂专制，而由资产阶级民主制，直接走到未来世界更扩大的民主制；即令不可能，也要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影响下一代的青年，继续努力缩短将来的法西斯蒂黑暗时期，至可能的极限。我们可能追求的理想如此而己；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这即是我所以不顾旧日同路人的讥评，而始终赞成联合英、美向纳粹进攻之理由。最坏的是以客观上乐观的估计，来代替主观上的努力；假使在此次大战之前，张伯伦、伏罗西诺夫和诺斯克，不取轻浮的乐观态度，把敌人看得不值一击，而很慎重的以充分的军事准备，替代大言壮语，此时战局形势当然要好的多；因为现时的敌人，不像清朝的总理衙门可为外国人的大言壮语所吓倒，也不会为口头宣布的军备扩充案或军火生产激增的数字所欺骗，由恐吓欺骗而得到胜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三月十六日李维诺夫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聚餐会演说中，有几句话说得很对：“余信时间之因素，为作战双方均不可持之诡诈盟友，吾人一方面从事持久之战争，另一方面准备军需品与后备力至于超过敌人之程度，固为得计；但此种计划，必须敌方保证在该期间内无所事事，方克有济。但君等均悉吾人之敌方必不如是，彼等必将利用其现有之成功，继续推进，继续占领土地，囊括原料之新来源地，奴化百千万人民，甚至获取新与国，敌方所获之此项利益，其结果势必较之我方在此种单方面停战状态下所获得之军备上优势，超过我方之成就而有余。”“吾人苟竟以吾人无战败可能一类泛泛之论，互相告慰，则吾人之距离胜利之实际途径，亦必愈远，此为吾人所常引以为惧者也。”这即是对于美国人以及所有同盟国的人“最后胜利天然必属于我”“德、意、日只有失败”这等轻浮的乐观，加以痛切的砭针。既往不咎了，时机不容我们一再放过，今后要想获得最后胜利，必须痛戒轻浮的乐观，我们试将哈里法克斯（此人是敦刻尔克战役后英国舆论所指谪的张伯伦内阁中误国罪人之一。）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乐观的演说，和同时季〔李〕维诺夫的说话（见上）对照一下，我们更应该根绝乐观态度，把他看作敌人，而严肃的注意下列几件事以代替乐观：
（一）英，美两国必须对俄国不怀疑忌之心，而以大部分力量协同俄国军队保住莫斯科，不可再像李维诺夫所指谪“把配备很好的军队放在没有战争的地方”；也不可相信某些人的胡吹，俄国在战争中已证明他的实力超过了英、美，她可以击溃希特勒；更不可认为保住莫斯科只有利于俄国。军器生产之增加，是同盟国最后胜利之保证，而军器生产需要时间，哈里法克斯很乐观的说．“美国尚具有军事上与工业上之潜在力量。”他忘记了我们不能用魔术使那些潜在力量很快的变成军器，希特勒把春季攻势推延到夏季，大约他的进攻目标还是莫斯科，只有保住莫斯科至一年，或是一年半，使希特勒无法抽调大军南下，美国和英国才能有够用的时间，增加军器生产至超过敌人的程度，否则一旦莫斯科陷落，俄国军队精锐溃丧，这正中了希特勒各个击破的计划，乘战胜之威，移军南下高加索、伊朗、伊拉克，和日本会师苏伊士，以封锁地中海，此时英、美军器生产之增加尚未成就，而大势已去矣！
（二）增加军器生产，不是空喊所能收效的，求与敌人的军器不但相等，还要超过，现有的军器制造厂当然不够用，建设新厂时间来不及，唯一的办法只有“强迫改厂”，即是尽可能的将别种工厂改造军器。没有超过敌人的军器，即没有最后胜利。说到这里，恐怕又有人反对，说这是“唯武器论”。其实人类自发明石矢以来，战争的胜利即日渐依赖武器，到了现代，几乎可以说战争是武器的竞赛，法军在绥丹，英军在敦刻尔克以及马来、新加坡之英勇的惨败，都证明了这一真理；反对唯武器论者，他们自己向美国要求坦克车和飞机的呼声，也并不弱于别人，其自身也证实了这一真理。
（三）以过去国际联盟的经验，要得到战争的胜利，要得到战后的集团安全，都须要组织有领导有相当强制力的经济及军事之国际集团，由民族化趋向国际集团化，这不独是今后势之所不免，而且是人类进步的要求，要求——我们应力争以民主集团代替法西斯蒂——走向世界联邦之过渡。至如尼赫鲁所主张之除开英、美的亚洲集团，说起来很漂亮，其实这样只有使亚洲落后延长，而且这和缅甸人“宁可和认识的魔鬼结交”的说法，同样是一种人种的偏见，同样会替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张目，我们必须排斥这一有害的幻想！在唯力的现世界，离开英、美和德、义、日这两大帝国主义集团而苍头特起，这不是幻想，便是欺骗。尼赫鲁亚洲独立的主张，和苏巴斯鲍斯印度民族独立的呼号，虽然动机不同，而结果都只会帮助德国和日本。
（四）我们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的美国所领导之反纳粹战争，我们既然参加了为保护世界民主自由而战的同盟国集团，自然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使全国人同其视线同其标的以集中战斗意志；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民主自由，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谪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他们的共同意见，是民主自由已不适用于现代国家，他们所谓现代国家，无可争辩的是德、义、日，或者还包含着俄国，而当然不是英、美。这样，是否会使全国进步分子不明白我们抗日战争扩大为反德、意、日战争到底为了甚么？是否会使全国战斗意志分散，是否会帮助敌人讥笑美国“拿民主物资援助非民主国”这一毒辣的宣传；又或是否会使友邦怀疑到我们参加民主同盟之忠实性；这都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或者有人认为今后永远只有法西斯蒂的天下，并不只是一个时期，民主自由将永死不能复生。这种没有多少事实或历史依据的估计，只能说是一种思想，这也无所谓悲观或乐观。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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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1942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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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
1942年2月10日
1942年3月21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了本文前半部分；后半部分由于军事委员会战事新闻检查局认为“该文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而予检扣，未能发表。现全文照录。5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李心清《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一文。
历史决不会重演，此次大战已使世界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或已发生巨大变化之萌芽，拿过去理论公式的表格来填写将来的事变之发展，简直不中用了。
此次大战不外三种结果：一是英、美和德、日不分胜负而议和；二是胜利属于英、美，三是胜利属于德、日。第一种结果之可能最少，我们似不必加以推测，第二种和第三种以何者最大呢？以现状观之，自然是德、日占优势。开战已两年多了，又因得到苏联出来撑持，英国全然休息了半年，此时以全力仍不能敌住德国在北非的少数部队，若说它能够于最近的将来战胜德国的大军，这是很难想象的事。若认为英国在各战场之失败，都由于陆空军之寡不敌众，再过一年或至一年半，英、美军器生产大扩充之后，战局便会转变；惟现时虽有人发出“全面改厂”的呼声，而鉴于过去直至现在，政府官吏之因循误国及工厂主只顾私人的利益，将来军器生产之竞赛，英、美能否胜过德国本土及其可能利用之邻邦，确实大成问题。即假定将来可以胜过，又有何神秘能够使希特勒及其伙伴，在此一年甚至一年半以内，按兵不动，静候英、美扩充军备呢？德国的内部危机，诚然大过英、美，然在对外战疲或溃败前未必爆发。德国唯一的弱点是缺乏煤油，这也只是她在始终无力夺取高加索或伊朗的条件下不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因素。基于各种情势，德国利于速战速决，英、美则利于持久战，双方都以争取时间为第一要着；所以迫在目前之德国的春季攻势，无论发生在地中海或欧俄大陆、马尔他、直布罗陀、苏伊士以至新加坡，这一战线之胜败，或莫斯科、高加索、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至新加坡，这一战线之胜败，都可以说是决定此次大战全局胜败之最大关键。这一战线之胜利若属于德、意、日，英、美是不能够长久支持下去的，自古至今，单是地大人众物博，并不是决定胜利的重要条件。
倘胜利属于英、美，德、意、日都完了，英、美在和会中，或国际善后会议中，便开始形成对立的局面，战后英国收拾欧洲、北非洲、近东以至中东，已非易事，一时决无力量及于远东，远东以至南洋、澳洲，自然会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那时苏俄将是两方面拉拢的奇货，英、美的命运乃决定于下次大战。
胜利倘属于希特勒，英国便完了，美国也只得暂时划两洋以自保。希特勒虽胜利，他的枪口仍然要向着西方，自乌拉山、伊朗、印度以东，则非他的军事力量直接所能及，那时无论美、日是否成立和议，日本将是美、德两方面拉拢的奇货。美国固然未必继续对日战争，希特勒在未征服美国以前，他也不会为了远东问题开罪日本，逼迫他所倚重的同盟者转向美国，自断其两洋夹攻美国之右臂，希特勒知道英国在远东的势力消灭后，他若威胁日本，日本有获得美国退出远东的条件而和美国妥协之可能。美、德的命运乃决定于下次大战。
世界还会有几次大战，我们还不能知道，所能知道的只是在战争的因未除去以前，战争的果是不能免的，并且胜利若属于德国，一下次战争必然来得更快。美、德间固然虽无所谓和议，而实际战斗亦必告一段落，德国固然需要一停战时期，建立她的新秩序以收胜利之果，更需要补充足够渡美的战舰及运输舰之时间，然一过此时期，德国对美战争便会从南美洲开始。本来每次国际大战都不过是前次大战之继续延长，我们切不可为“永保和平”、“民族自决”、“民族平等”、“资本制度消灭”，如此等等好听的宣传所眩惑，梦想战后这些都会实现。
欧美人想就资本制度加以改良的企图，不自今日始；然而其结果乃是在股份公司、合作社的旁边，巍然起来了脱拉斯；在劳动立法普遍了半个世界之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还得恢复计件工资。改良制度既非易事，消灭资本制度更不能够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轻松。此次大战后，不但英、美，就是在德、意、日的世界里，也必然企图改良资本制度，以适应他们的统治，希特勒一向非难资本主义，这并不能够欺骗任何人，只是他和他自己开玩笑。他们改良的企图，不外拿关税协定甚至经济同盟，来减轻各集团圈内的关税壁垒；拿物物交易来减轻各集团圈内的货币作用；拿产业国有化，来代替某些私人的企业。各集团圈内关税壁垒即能减轻，对于另一集团圈的关税壁垒势必还要加强；物物交易的办法，不但不能全部施行，即其所能够交易的，仍旧以货币计算，仍旧是商品交易，而非分工互助，某种产业国有，已经是前世纪所有的事，全部国有化，即实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上好似说得通，而事实上必不可能。占有生产工具的大集团，不经过革命的没收，而自愿的把私有财产贡献给国家，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如果有人幻想能有一个超然政府来和平的没收。这一所谓“超然政府”，上午企图没收别人的企业，他的政府下午即被别人没收了。所以以上三种改良企图，决不能动摇资本制度的基础。资本制度这种东西，一旦开始发生，利与弊都势必顺着她自身发展的逻辑逐日增长，一切改良方法既不能动摇其基础，节制之，更只有使整个的社会经济趋于衰落，欲只得其利而免其弊的如意算盘，是不会成功的。私有财产制和商品生产制，是资本制度之基础，亦即其弊害之根源。这一生产制，其目的是为拥有生产工具者出卖商品，增加其私有财富而生产，不是为直接供给一切人民食用品而生产；其生产力愈益发展，依供求律愈益失去生产力与购买力之均衡，因之，而生产过剩，而物价低落，而工厂倒闭，而工人失业，而形成经济恐慌；经过一时期，生产力削弱而恢复原状，后又因生产力比以前更加强而走向更大的恐慌，如此循环而构成恐慌之周期律。自来救济生产过剩之策有二：一是自动的减少生产量甚至毁坏生产品这一愚蠢可笑的办法；一是争夺殖民地及国外市场走向战争这一疯狂可怖的办法。为了必须把国内生产过剩的商品向国外市场推销，还必须阻止国外商品侵入国内市场，就不得不加高关税壁垒，扩张军备，准备战争，以至实行战争。这一串因果相联的现象，都是现代国家当局所必须采用的步骤。因为他们既不能消灭资本制度，便只得让资本制度牵着鼻子走，否则只有失败，这本是事实之必然，决不是什么思想，什么良心所能使之改变的。在全世界几个强大国家必须争夺市场，必须准备战争，必须实行战争的时代，大家尽力扩大其势力范围，他们彼此挤得水泄不通，怎样谈得上民族自决、民族解放呢？上次大战之终了，威尔逊的十四条，未尝不轰动全球，而随即销声匿迹者，并非路易乔治和克利蒙梭欺骗了威尔逊，乃是威尔逊欺骗了他自己，并且这一欺骗，亡了法国，害了英国和美国，对日本丧失了强国的体面。此次大战后，谁还要在资本制度世界标榜和平主义的幻想，在下次大战中，谁就是失败者。
此次大战后，无论胜利属于何方，帝国主义的统治都仍旧不变吗？资本制度存在一天，由它所自然产生的帝国主义，当然不能自动的根本放弃，但统治的形式必然有所改变，即是：由民族化到国际集团化这一形式的改变；这一改变并非帝国主义制度之终结，而它反走向扩大与加强。今后不但十九世纪以前的民族国家运动已随着帝国主义发生而没落，即二十世纪初期的七八个帝国主义列强之对立也要完结。德、意、日都是由民族国家进而为帝国主义国家之较幼者，日本是最后一个，全世界殖民地及落后国的市场都已为他人捷足先得，这就是他们不得不冒着危险，疯狂的以战争来改变帝国主义世界旧秩序之唯一的原因。战争的绪果，真正完全独立不受他人支配者，只能有两个领导国之对立，美、德之对立，或英、美之对立，其他国家民族，都不得不在同盟或全面合作等名义之下，分别隶属于这两个领导国所领导的集团圈之内。日本和苏俄，当然都有各自领导其集团圈之野心，然而生产力终于要决定他们的命运。其他殖民地及落后国，若企图由民族斗争而产生新的独立国家，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各集团圈内，依国力之强弱，其地位略分四等，第一等是较有面子的所谓“同盟者”，例如日本之于德国，苏俄之于英、美；第二等是半殖民地，例如意大利之于德国，荷兰、法、比之于英、美，虽然有一个自己的政府，政治尤其是经济，都多少要受领导国支配；第三等国是被保护国，例如法、比之于德国，丹麦、意大利之于英国，菲律宾之于美国，虽然有一个自己的政府，而不能有独立之外交；第四等是殖民地，连自治政府也没有，统治权操诸领导国总督之手。比殖民地更次一等，自来是没有的，有之便是种族日渐消灭之美洲、澳洲之土人。各集团圈内的国家民族地位虽高低不同，而有一共同点，即是他们的政治及经济制度都必得或多或少的按着领导国的模样改造，根本相反的制度是不能够存在的；德国所领导的集团圈内，多少郁要按纳粹制度改造，英、美所领导的集团圈内，多少也要按着民主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呢？这要靠着领导国的革命成功才能实现，才能够影响整个集团圈，依俄国革命的经验，帝国主义世界中最弱的一环之破碎，终于不能够使它全部瓦解。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她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有些欢喜做梦的人，当此次大战一开始，便梦想弱小民族独立的机会到了，其实亚洲的殖民地，一脱离英、美便入了日本的掌握，非洲的殖民地一脱离英国便入了德、义的掌握。有人甚至梦想战争会引起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不幸事实幻灭了他们的美梦，已经不胜悲哀，如果再觉着今后连民族斗争都会受到限制，并且纳粹党会支配半个地球，他们将感觉着由欢喜的天国坠落到悲哀的深渊，将感觉着命定的要走下坡路了，其实人类进化史，它始终很冷静的走着它前进的道路，此时它并未意图走向天国，也不是走向毁灭坠落深渊，对于人们自己由虚幻的希望欢喜而来之失望悲哀，它不负任何责任。此次大战，即使不幸得很，胜利果然属于纳粹，它竟至支配了半个地球，这占人类半数的人民，在政治上将受到整个时期窒息的大灾难，而在经济上和英、美胜利一样，固然不能动摇资本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而资本制度的范畴以内会有一大进步，例如由币制统一、减轻关税壁垒、物资集中等等，渐次减少世界上许多小的经济单位，除去一部份经济发展之障碍，将比战前的社会生产力要突飞猛进，这是在客观上为将来的社会主义世界开辟宽广的道路，加强物质的基础，这本是资本主义在血的罪恶中产生进步的惯例，只有眼光狭隘的教派之人，才见不出这一远景。人类历史和地球一样，无论在光明的白昼或黑暗的深夜都是进行不息的。
正经的说来，认真的民族解放，只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实现：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之“民族自决”、“民族解放”，本是一种幻想，何况在两派帝国主义的主脑，争着以战争状况裹胁全世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的今天，民族斗争会受到限制。这句话，只有欢喜幻想的人听着才感觉得惊异，如果从全世界经济由统一而进步的观点看来，民族斗争受到限制，不一定完全是很坏的事。无论是全世界或一个国家以内，没有革命的统一，反革命的统一也有进步的意义。例如吴佩孚的统一比军阀割据好，刘湘的统一比防区时代好。并且民族斗争会受到限制这句话，并不是说被人领导的民族将驯羊似的一无所作为，只是今后的民族斗争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并且有此警觉才能够开始实行有效的步骤：（一）努力于自己的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之进展，以增高在集团圈内之地位，现在已经不是李鸿章时代，不应仍做富国强兵一跃而为十八、十九世纪式民族独立国家及二十世纪式世界头等国的好梦；（二）创造自己的实力（工业及民族的组织），以准备与领导国国内革命相应和的斗争，以达到自己的民族的真正解放与进步，不应幻想关起门来，在一个国家内以一个民族的力量，能够排除帝国主义的势力，以实现民族资本主义的国家之独立；（三）对于国外斗争，无论是对于轴心国或非轴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因为专制的德、义、日三国之携手横行，已冲破了各个民族之最后铁丝网，这已经不是某一民族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民主自由存亡问题，若仍旧由民族立场出发而斗争，印度眼前的敌人便是英国，中国将来也要再来一次抗美战争；（四）我们应该尽力反抗帝国主义危及我们民族生存的侵略，而不应该拒绝它的文化。拒绝外来文化的保守倾向，每每使自已民族的文化由停滞而走向衰落。中国文化诚然有它的优点，惟如果渲染过当，便会使之高踞在形式上的地位，俯视一切，形成偏畸的发展，竟把民生国防所依赖而应该特别重视的物质文明，排除在文化以外，还有人竟把中国历史上民族的光荣，印刷与火药之发明，也排除在文化以外，把文化缩小在文艺圈子里，这样误解文化的结果，遂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发生了万分不应该发生的两件事：一是把口里哼哼诗词手里耍耍笔杆，应该称为“文人”的，无端改称为“文化人”，这和日本称中国为“文字国”同样是对于中国文化之讽刺；一是继续义和拳符咒能够抵挡枪炮的思想，企图用标语、口号、歌咏来抵挡飞机、大炮、坦克车，这便是中国文化畸形发展之末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经害了我们半个世纪没有长进，我们不要高唱“本位文化”、“东方文化”再来害后人吧！
或者有人认为此次大战是轴心和非轴心两派帝国主义各自扩大其势力圈之斗争，非民族解放之斗争，弱小民族之参加毫无意义。这一见解是由于他们不明白民族解放自然不能够依赖帝国主义帮助而成功，也不是弱小民族自己力量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中立”这一名词，现在战争史上将不会再见了。缅甸人如果说：宁可和认识的魔鬼结交，而不能和不认识的天使来往；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并不知道现世界有甚么天使，只知道你们所谓认识的魔鬼，比你们不认识的魔鬼，还要凶恶十倍！中国如果有人说：帮美国打日本，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我们应该告诉他：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义、日，我们必然沦陷为殖民地，连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会滚蛋！
以上的说话，或者有人认为是低调，那只好让将来的事实教训他。
〔一九四二年〕三十一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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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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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1940年11月28日）
（一）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有革命局势。最荒谬的是把反动的局势，说成革命局势：即把统治阶级战胜后，开始走向稳定，说成是走向崩溃，把中间阶级离开革命阶级而徘徊动摇，说成开始离开统治阶级而徘徊动摇，把革命阶级打败后的愤闷情绪，说成革命情绪之高涨。我们必须驳斥“人民愈穷愈革命”的胡说。“压力愈大反动力也愈大”这一物理现象，虽然也可以应用于社会，而必以被压迫者有足够奋起的动力为条件。
（二）无产阶级的群众，不会在任何时间都倾向革命，尤其是大斗争遭到严重的失败之后，或社会经济大恐慌之时。
（三）无产阶级没有适合于其社会条件的充分数量，没有经济的政治的组织，和别的居民没有甚么大的不同。特别是十余年来苏俄官僚统治的经验，中日战争及此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经验，使我们不能把现时各国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使我们不能轻率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没有震动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战自然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之终结，而是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之开始，即是由多数帝国主义的国家，兼并成简单的两个对垒的帝国主义的集团之开始。
（四）应该严格区别小资产阶级“集中”“统一”的武断性，和无产阶级“集中”“统一”的自然性之间的不同。
（五）应该严格区别急进而虚矫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坚决而坦率的无产阶级分子之间的不同。
（六）现在并不是最后斗争时代，不但在落后国家，即在欧美先进国家，如果有人武断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一点进步作用，已经完全走到反动的营垒，这只是种下了将来资产阶级表现进步作用时向之仓皇投降的后果。
（七）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八）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九）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十）此次国际大战，自然是两帝国主义的集团互争全世界霸权的战争。所谓“为民主自由而战”自然是一种外衣，然不能因此便否认英、美民主国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在那里，在野党，工会，罢工之存在，是现货而非支票，除了纳粹第五纵队的爪牙，是不能用任何诡辩来否认的。我们更未曾听到美国用纳粹对犹太人的办法来对待孤立派。希特勒的纳粹党徒，则企图以其统治德国的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即是以比中世纪宗教法庭更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许有它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许任何异己之存在，并不容被它征服的国家中土著纳粹及各种各色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党徒之胜利，将使全人类窒息，将使全人类由有思想脑神经有自由意志的人，变为无思想脑神经无处由意志的牛马器械。所以全世界各国中（德国也当然在内）有良心的进步分子，在此次大战一开始以及现在与将来，都应该以“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为各民族共同进攻之总目标，其它一切斗争，只有对于这一总目标有正的作用而非负的作用，才有进步意义。因为希特勒的纳粹一胜利，甚么社会主义，甚么民主主义，甚么民族解放，一切都无从谈起。
（十一）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国方面采取失败主义，采取以国内的革命战争代替国际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方略，无论口里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例如英国人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若被革命推翻，其时的英国海陆空军势必分裂削弱，革命的新政权，又决不能在短时期内生长成强大力量，来抵抗纳粹军队侵入英伦（若说“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之失败，无疑是较少祸害的”，那么现在被纳粹征服的捷克人、法国人真是幸运！），忽略了时间问题，真理会变成荒谬。人们有理由认为中日战争已因帝国主义大战而变质，然不能因此便主张在中国采取失败主义。重庆政府之毁灭，在今天，除了帮助德、意、日加速胜利外，不能有别的幻想。我们也以同样理由，不主张在苏联采取失败主义，虽然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史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
（十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革命之基础准备，即群众结合，在有若干民主成份的政权之下，比在纳粹极权统治之下，更为艰难；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纳粹胜利比其失败于德国革命运动更为有利。纳粹霸权在欧洲能支持好久，无人能够为它算命，如果拿纳粹胜利后必然崩溃，来做帮它胜利的口实，这样大的牺牲，这样滑稽的战略，和以前在德国国内政变时，史大林宣布“让希特勒上台”“他上台不久，就要失败”等说法，没有两样。并且现在的欧洲，也和中国的战国时代及欧洲近代初期一样。在经济发展上要求统一，因为没有革命的统一，纳粹党反动的统一，也有客观条件使其能够实现之可能。不过这种反动的统一，在经济上不能够动摇资本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私有财产制），像欧洲王权时期动摇封建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缚（农奴与行会），那样的进步作用。在政治上毁灭民主制，回复到中世纪的黑暗，即使不很长久，也是人类可怕的灾难和不可计算的损失。
（十三）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转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则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堕落——夸诞、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军事独裁化。
（十四）国际战争，只有在两方面武器和军事技术相等的国家，才能把人数、民气和作战精神，看做决定胜负的因素；即在国内战争，十九世纪新武器之发明，使恩格斯不得不重新估计巷战之价值，二十世纪新武器新战术之发明，将不得不更加减少民众暴动与巷战之可能性，如果统治营垒内部不崩裂。
（十五）帝国主义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存在条件，犹之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财产为存在条件。我们不能幻想资本统治不崩溃可以取消私有财产，同时也不能幻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战争，不和帝国主义国家（宗主国及宗主国的敌对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会得到胜利。在今天——英美和德国两大帝国主义互争全世界奴隶统治权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战争，无论由何阶级领导，不是完全失败，便是更换主人，或者还是更换一个更凶恶的主人，即使更换一个较开明的奴役主人，较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经济之发展，而根本不能改变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奴役地位。
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
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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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西流的信
1940年9月
西流兄左右：日前寄上一函，内附超麟兄来信，想已达览，七月廿一日手示并守一兄的信已读悉，因病不能早复兄信，今犹如此（此函陆续写了廿余日才写好，精神不佳可想）。望勿多疑！
来函谓：“他对民主的了解，和对于世界的局势过于乐观，我觉得还不免一些稚气”，我们所争论的中心点，正是这两种问题：（一）大战失败国有无革命。（二）应当保护民主。你既然认为他稚气（其实是反动），又说他没有错，即你自己也感觉得有点自相矛盾罢！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只能答复一个否字，尤其在英、法，在此点，资深和希之［注：资深，即何资深，又名何之瑜。希之，即吴季严，陈独秀的外甥。］比我尤坚决的否定英、法会有革命的局势，其理由是：（一）各国的革命力量，已为史大林派摧除干净；（二）各国的资产阶级有了一八七一和一九一七的经验，战败后宁肯把武装全交给国外的敌人，免为国内的敌人所利用；（三）此时德国的武器和战术及统治征服地的方法，均非一八七一和一九一七可比，英、法政府军失败后，民间一时决不能苍头特起；（四）德国尚未获得世界霸权，一败战事即可了结，纳粹失败后，继之者不会仍为法西斯政权，（此情势恰与英、法相反）届时社民党及其他自由派会抬头，然此只能说有利于革命运动之开始，很难说希特勒失败德国马上便会起革命，以无革命政党故，基于上述原因，以前我们相信的“帝国主义大战后失败国将引起革命”这一公式，完全被排翻了，只有迷信公式对历史事变发展闭起眼睛的人们，才会做一九一七的梦，才会说此次大战是上次大战的重演。英、法革命既无望，在英法取失败主义，除了帮助希特勒胜利之外，还有甚么？历史不会重演，人为的错误是会重演的，以前认为白朗宁内阁和希特勒是一样的，因此帮助纳粹得了政权；现在又认为纳粹的德国和民主的英、法是一样的，又帮助希特勒征服了有民主传统的法兰西，我还可进一步推论，如果人们仍旧轻视民主崇拜独裁像守一所说：“人类不管好坏，总只得抉择于法西斯与社会主义这两种独裁之间。”换句话说只能抉择于德、俄两种政制之间；那么，即使英、法失败引起了革命，也只有使世界更加黑暗堕落和希特勒胜利一样，一个格柏乌的苏俄己足够使人们窒息了，再加上几个格别乌的苏法、苏英，你老兄能受得了么？如此，则必须详细讨论第二个问题，即诚如守一所说：“我们中间主要的不同意见，还是在于民主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一）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二）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三）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见前函及后表）。（四）我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做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五）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列宁所谓“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废话，LT主张为恢复苏维埃、工会及党的民主而斗争，也是等于叫昨天回来，等于叫老百姓为历史的残影流血。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级和资级是一样的。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六）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手，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来代替民主，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LT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其余一班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所以东方需要民主，西方不需要民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人类若无力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只有变成机器牛马的命运。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连系起来，才有意义，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如无产阶级革命，民族革命，都会无意的在客观上帮助这三大反动堡垒巩固及扩大势力。如果我们认为目前推翻这二大反动堡垒为首要斗争，第一必须承认即英、法、美不彻底的民主制也有保护的价值；第二必须取消刘仁静破产的通论，即：任何时期，任何事件，无产阶级都不能与别的阶级共同行动；这一理论，显然在北伐战争中，在抗日战争中，都不能采用，在目前国际战争中也同样不能采用，若采用这一理论，都只有反动作用。昌兄说：“在战争进行中之现在，民主与法西斯之显然限界己归消失，或将归消失”。这句话真莫名其妙！（一）在政制本身上，民主与法西斯绝对不同的限界永远不会消失；（二）若说其限界消失是指英、法、美等民主国日渐法西斯化，即令真是如此，也绝对不能据此以为我们应该欢迎独裁反对民主的理由；（三）英、法、美将来法西斯化，是要靠第三国际第四国际帮助希特勒完全胜利，希特勒军队打到甚么地方，当然法西斯化到什么地方，否则英、法、美的民主传统不是轻易可以推翻的，如果把战时的内阁权力加强当做是法西斯化，这便不懂得法西斯究竟是甚么；（四）若认为现在的民主国和法西斯之显然限界已归消失，请睁开眼睛看看下列对照表：
（甲）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乙）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据这张表，二者的限界，在英、美是几时消失的呢？在法国是因何消失的呢？每个康民尼斯特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罢！今后的革命若仍旧认为“民主已经过时，无级政权只有独裁，没有民主”，那只有听任格柏乌蹂躏全人类，并且即这种革命（？）亦无可能在英、法失败后发生，你们主张在英、法取失败主义的口号，到底是为了谁呢？史大林派很巧妙的第一步以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代替了反法西斯的口号；第二步便对英、法、美放冷箭以掩护法西斯；你们和他们取了同样的步骤，你们的第二步骤，在破晓［注：破晓，系一杂志名。］及守一［注：守一，王守一，即王凡西，］与我函中充分表现出来了！守一等对大战的见解，是由于估计苏联性质及对民主态度出发的，我皆与之相反，而彼此却都是一贯的，惟有你老兄对大战态度同意于守一等，对苏联与民主似乎还是和我接近，此真不可解。此函请抄给老赵［注：赵，即赵济。］及守一等。原函及前各函，均望寄还我，因为打算将来印出来。昌兄信附上，此祝健康！
弟
仲白〔一九四○年九月〕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
给连根的信（194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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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连根的信
1940年7月31日
……［注：文中的删节号是原有的。］你们的意见一致。我都见着了，不得不力疾简单的复你数语：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十月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的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有今天的史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是跟着学话。现在你们又拿这一空洞的名词做武器，来为希特勒攻打资产阶级民主的英美。第二，是不懂得法西斯和英法美帝国主义者阶级作用不同（帝国主义是金融寡头结合中产阶级，只能容忍无产阶级的组织宣传至某种限度，法西斯则是金融寡头结合流氓无产阶级及右派急进小资产阶级，根本铲除无产阶级组织与宣传），不懂得法西斯的经济制度比起英美帝国主义来，是由日渐国际化的局面，回转到国家化，自给自足的封建化，而认为只是简单的政制不同。政制是由它阶级的经济的推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即以政制的表面而论，德意俄的格柏乌政治和英美法的议会政制，是小小的不同吗？第三，是不懂得“中间斗争”的重要性，我们若一眼只望最后斗争，以为只有最后斗争才能够消灭法西斯及其复活，才能够解决问题，则中间斗争若反法西斯运动，罢工运动，国民议会运动，等等，都是无益之举，只好静候着最后斗争从天下降了。再加上第四，英法失败后革命起来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统治之假定，这完全是幻想奇迹（参看与××的信）。以上四种根由之总根由，还是：“对于实际的历史事变发展闭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的公式。”自然科学的公式有时还可推翻，社会科学公式更脆弱得多，历史是不会重演的，拿旧的公式当做万应丸，永久演绎的用在现时日益变动复杂的事件上，自然牛头不对马嘴。
大战开始以来，重庆的《新华日报》，大声疾呼根据列宁在上次大战的理论，指斥英法等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之虚伪，反对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声称两边都是侵略的强盗，实际上词句之间却暗暗左袒希特勒。我细读你们的信，不但在思想上与死狗无二，即词句亦多相同，近读《破晓》一小册，（《破晓》当然是根据托洛斯基的意见）竟放过法西斯，专向英美攻击，且为苏联征伐芬兰辩护，像这样为史大林、希特勒做义务宣传，态度还不明白吗？还说什么对两边都不左袒呢？“反对民主国的英、美”，“不攻击法西斯’，“拥护苏联”这三个政纲合起来，第三第四国际理应该合并了。如此你们以后再反对史大林，便是无政治原则的私人权位之争了。除了史大林手中所掌握的军警法庭等国家统治机关，谁能寻着一个悬在空中的苏联来拥护呢？你们的意见若无望改变，和死狗妥协，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如果依照你们的希望（至少《破晓》的作者是如此），各民主国连美国也失败了，托洛斯基便不能在墨西哥居住，那时不与死狗妥协，还有何出路！
……
一九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我现在提出两个问题请兄答复：
（一）在纳粹威胁之下英法革命党，是用反纳粹口号能够集合力量，还是用反本国政府口号能够集合力量呢？
（二）假使现在德国内部有一种民主势力对纳粹掀起国内战争，你们主张同时一齐打倒，还是联合纳粹打倒民主派呢？或是如意因的主张同时冷淡呢？
又白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
陈独秀致西流等（194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陈独秀致西流等
陈独秀（1940年）
〔注：西流：即仆清泉，托派组织成员之一。〕
一
第三国际过去反法西斯的口号并没有错，他错在以不通的“人民阵线”“反侵略阵线”等口号，凭空做联合布尔政府的梦，而不是组织国际普罗反法西斯的联合阵线，等到英、法布尔政府和法西斯的希特勒政权开了火，他们却一面实际站到希特勒方面，一面宣布反对帝国主义大战，促使英、法工人反对战争，法国共产党四十余人，因赞成对希特勒战争而被开除，这实际也是援助希特勒让他对英、法得到胜利。在渝出版的《新华日报》，大大译载其列宁反对一九一四年大战的论文，天天高喊此次战争是上次大战的重演，即双方的帝国主义者都是为了维护其奴役本国人民和掠夺殖民地而战争。《动向月刊》竟做了他们的应声虫，在这一理论上，我竟看不出中国托派与史派之区别，列宁对一九一四年大战理论之正确，是由于他不肯抄袭马恩对普法战争之现成的理论，而是自己脑子观察分析当时帝国主义大战的环境与特质；其口号之收效，是由于帝俄实际是战败国，而且俄国地大，德国对它不能加以布列斯特和约以上的迫害，十月革命才得以保全。现在呢？我们也不应该抄袭列宁对一九一四年大战之现成的理论，也应该用自己的脑子观察分析此次战争的环境与特质，一切理论与口号都有其时间性与空间性，是不能随便抄袭的。对于像欧洲大战这样大的事变，不能观察其活的环境与特质，而视为历史重演，以背诵一大篇过去大战的经验与理论了事，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乃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啊！历史不会重演，错误是会重演的，有人曾把列宁一九一四年大战的理论与口与应用于中日战争，而忘记了被压迫民族反帝的特质，无论他唱如何左的高调，只能有助于日本；现在又有人把列宁当年的理论与口号应用于此次战争，而忽略了反法西斯的特质，无论他如何左的高调，只能有助于希特勒，英、法虽不是被压迫的普鲁士，但希特勒却是横行欧洲的拿破仑第三，而不是威廉第二；因此，不但在德国，即英法普罗政党固不应采用“保卫祖国”的口号，却应该采用“共同攻打法西斯的希特勒”的口号。今天的武器和交通都和以前大大地不同了。英、法的国内战争即令能够成功，倘在希特勒倾覆以前，革命新政权的命运决不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那样幸免了！吾兄来信也说：“如果是法西斯胜利，人类将沦于浩劫，因此应尽力阻止法西斯的胜利。”这话对极了。但怎样阻止法西斯胜利呢？我认为只有希特勒对英、法战争失利，和以前拿破仑第三战败一样，引起国内革命，才能阻止法西斯的胜利；若在英、法取失败主义，只有促成人类的浩劫，胜利的自然是希特勒，固然不是英、法政府，也不是英、法和德国的无产阶级。若谓交战的双方都是帝国主义者，工人都应该反对，这完全犯了以前把希特勒和白朗宁同样看待，把国社党与社会党同样看待一样的错误，这样不分轻重皂白的错误，以前因此帮助了希特勒在国内成功，现在又会因此帮助希特勒在国际成功，普罗固然要准备明天，可是今天应做什么？今天已经在战争啊！赞助希特勒或反对希特勒，事实上，理论上都不能含糊两可；反对希特勒，便不应同时打倒希特勒的敌人，否则所谓反对希特勒和阻止法西斯胜利，都是一句空话。尊意如何？尚望详示。
一九四○年三月二日
二
……前函意有未尽者，兹再陈述如下。弟有二信念：（一）在此次大战结果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二）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的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柏乌政治。因此，一切斗争（反帝斗争也包含在内）比起这个斗争都属于次要又次要地位，若是有害于这个斗争的斗争，更是反动的。我根据以上的见解，认为不但在英、法、美国内反对战争是反动的，即令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民族斗争一脱离了世界斗争的利益，便不能不是反动的；而且在事实上，印度一旦脱离了英国，必然转入日本或俄国的统治，使希特勒对英取得决定的胜利，这不是反动是什么？我这一意见，不但连根兄［注：连根，即王凡西。］见之骇然，即兄等亦必认为宜慎重考虑，因为和我们脑中以前所学习的公式太冲突了。此信亦望转寄连根兄一阅，并前函一并抄给×兄，那便更好。……
一九四○年四月廿四日
反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的大斗争，不是由于民众，而是由英、法对德战争这一较好的形式，这是全世界革命者的耻辱，若再空谈高调，使国社主义者获得胜利，那更是耻辱罪恶！又及。
三
……关于你对欧战的意见，答复如下：你对于欧战所持的意见，是根本把平日所持对于民主和苏联的意见推翻了，还免不了为现存的理论和公式所拘囚，即是为列宁对于上次大战的理论和公式所拘囚，未能用自己的脑子思索问题，即犯了上次写给兄的两点之第一点，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马恩未见着，所以列宁不能袭用马恩对于普法战争之现成之理论；我们时代之法西斯主义及格柏乌政治，列宁未曾见着，我们也不能袭用他对于上次大战的理论。上次大战的结果无论英败或德败，人类命运无甚变化，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我们能认清法西斯的胜利，能加速大众民主的实现吗？如果这样想，便是“死狗”在德国希特勒登台前之荒谬见解之重复，我们能假定此时能在英法号召国内革命来答复法西斯吗？我看客观上的条件没有一点使我们能够这样轻率的假定，这样的假定除了帮助希特勒和“死狗”以外，没有别的效果。以前有许多人不要国民会议，只要苏维埃，我曾问他们，苏维埃诚然好过国民会议，但将怎样走向苏维埃？兄现在说：“我们不能忘记大众的民主”；我也要问你：“你只是不要忘记没有用，将怎样走向大众的民主”？形式的局限的民主，于大众的民主斗争是有利的，法西斯主义和格柏乌政治，是大众民主运动的制动机。即以中国问题而论，英法若是败了，中国不外日俄两国统治，若英法胜了，全世界法西斯运动破产，当然恢复东西旧秩序，其影响于中国国内政治，也可想而知，我们能做比此更好更美丽的梦吗？以前，第三国际在国内的口号是“人民阵线”，在国际的口号是“和平阵线”；“民主阵线”这一口号很少用，即各国党曾经用过，我不能承认那是不对的，因为根本苏联不民主，各民主国又未曾有和希特勒决战的表现，那时拿民主阵线这一礼物，从事联欢英美政策，以为各民主国内民众斗争的制动机，这和现在各民主国向希特勒开炮时他们不采用民主阵线政策，最后都是错误的。至于此次拥护民主，不能和上次大战中拥护民主相比，因为上次大战尚没有法西斯的问题，上文已详释过了，余详前次为此问题写的信，可以参看，此信和前写老×的信，均望寄××一阅，免弟重写，兄和我在数年前都已认为死狗是全世界罪恶之魁首，（这次不是○×兄所谓感情用事）谁来推翻它，我们都赞成，兄已忘了吗？我现在说，老实说，谁打倒死狗和希特勒，我都向他叩头，我情愿做他奴隶……［注：致西流等信中的删节号是原有的。］
（录自《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所载四篇论文、十封书信已全部收入张永通等同志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以下简称《选编》）。水如同志据《选编》本，将十封信收入他所编的《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我们在编辑这部分资料时，初据《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一书（又名：《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6月版，无编者姓名），进行校勘，发现《选编》本在文字上有脱误，致使某些文句费解，或含意相反。因此，我们只有尽力寻找到《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才能校勘这部分资料。这里我们要感谢安徽大学历史系沈寂同志，是他首先在该省博物馆找到这本书，寄与我们。该书为铅印本，上有编者改动一、二字的手迹数处。但亦无编者姓名，和无出版单位名称，据“编者按”所注的时间是1948年11月28日。经校阅，《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与《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两个本子所不同的是：前者按论文和书信分类编纂；后者依写作时间先后次序编排，并少收了四封信，增加了胡适写的《序言》。本《著作选》第三卷除已收录《致托洛茨基》、《给陈其昌等的信》二文外，其余各篇均据前书收录。
《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编者注 |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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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
以农业国的中国对工业国之日本之战争，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卒应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并非意外的事。
最近广州、汉口相继失陷后，全国工商业的大城市完全落到日军手中，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防御线已宣布在平汉路粤汉路以西，长沙和西安恐怕都不能守住。日本军得了长沙，便可将粤汉路完全占领；他得了西安，便可断绝中国和苏俄的交通，所以这二处是他所必争的。中国的军事力量虽未因汉口失陷而完全崩溃，而至多也只能退守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这几省。这几省的经济和文化都比长江流域落后，开发这几省来反攻不是一件容易而迅速的事。如果蒋介石政府不能从云南获得英法物资的接济，连守住川、云、贵都没有把握。
中国目前局势有三个前途：（一）经过英法等国的调停，蒋介石承认日本之要求而屈服；（二）蒋介石政府退守四川、贵州、云南，事实上停止战争；（三）日本攻入云南，蒋介石逃往外国。如果是第一个前途，那便要看屈服的程度和国民党政府对内的政策，而决定中国将来之局势。如果是第二第三个前途，日本在中国庞大的占领地，统治上必然发生困难，然亦只是困难，日本的经济虽日陷窘境，无力开发中国，而新中国获得大量的现存资源及物力和广大的新市场，未必不能勉强支持其驻中国的必要军队，加以新式武器和工事占住了中国几处重要据点和交通线，日本国内和国际如果没有巨大的事变，中国是没有力量赶它出去的。
中国初生的无产阶级，经过上次革命之失败和中共盲动政策所招致的屠杀，已大大削弱了，再加以此次战争中全国工厂及运输机关大部被毁灭，中国工人在数量上，在物质上，在精神上，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
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萎。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份；有些人认为中国下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为夺取政权的口号，无产阶级只有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它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的［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版本无“主要的”三字。——上传者注］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更加窄狭，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
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史大林派不了解上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新的局势，因此做出许多错误；此次失败后，中国局势的变动更要大过多少倍，更加不能乐观。在今天，我们若不能深刻了解未来可能的政治环境，和明白认识中国无产阶级现实的力量及其政党的状况，而依次决定实际可能开步走的工作方针，则惟有睡在亭子间里自夸自慰而已。
汉口陷落后，大规模的战争是不会有的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各农村各小城市所领导的零碎的反日斗争，在相当时间还会普遍的存在着。在近代战争中，这只是一种余波，不能构成集中的力量，击退敌人。如果国民党政府走捷克的道路，向日本屈服割让一大部分土地给日本，靠英美的力量保留下长江流域某些省份，在这一统治之下，回到反共的旧路是很可能的。这时不但我们，即共产党，不改组及变更党名，连半公开的存在都会成为不可能。
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推迟到收复失地以后再做；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我们的发展须等待一个时期，战后工业开始恢复（无论在外国的或本国的统治之下）才是我们工作较顺利之时。我们的工作较顺利之时，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或半公开的小团体必然在好些地方发生。没有大运动，没有中心势力，这些小团体是很难统一的。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在组织上努力接近工人，加上民主民族斗争的宣传，这种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占领区域或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同样是应该采取的方针；所不同者，在日本占领区域更加秘密而已。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的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
原载《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1949）
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收录时，末注“双山译：《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81年版”。——上传者注 |
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1938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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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
1938年10月12日
张伯伦说：“任何国家，欲以武力统治全世界，余则认为非抵抗不可，因在此种之统治下，酷爱自由之人民统不能一日生存也。”罗斯福也屡次显明的以摧毁民主与自由斥责希特勒之统治。东西两半球这两大民主国的政治领袖，对于法西斯制之批判，可谓切中要害。
全世界近几百年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大部分是为了自由。
自由为什么是如此重要呢？
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群兽，而为之灵长，正因为主思想之大脑特别发达，生物学家，人体生理学家，同样告诉我们：人体及一切生物器官，愈用愈发达，愈不用则愈退化以至消灭。法西斯的统制，是要停止人们思想之自由，全德国人非希特勒之言不能言，全意大利人非墨索里尼之言不敢言，企图把全国人变成无知的牛马，随着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鞭子转动，人们失了思想自由，大脑自然废而不用，日久不用的器官，自然只有退化消灭。人类因为能够自由思想，才由猴子变成人类；法西斯统治停止自由思想，会把人类变成猴子。这是法西斯统治发展的自然逻辑。即短时期不至变为猴子，而失去公法上自由的人民，除了绝对服从奴隶道德外，不能课以任何道德的及政治的责任。
希特勒为德国自由而撕破凡尔赛和约，我们是应该举起双手赞成的；然而事实上得着自由的，只是希特勒及其党徒。其余的德国人成了希特勒的牛马奴隶，这又何能够得到全世界酷爱自由的人士之同情！
号称民主共和国的捷克，直到国家垂亡的今天，最近改组的薛拉维内阁，以与捷克民族合作著称的斯拉伐克民族尚无一人参加；斯拉伐克自治政府和立法机关，斯拉伐克省以斯拉伐克语文为正式文字，今天才被容许；（斯拉伐克民族或者会感谢希特勒！）其对待他民族可知。任锡曼说：“捷克苏台区内之人民，素在毫无生趣之情状中渡其时日，直至三、四年以前，德国始予彼等一线希望。”捷克民族所独霸之政权，其对待异民族之专横，我们不必为之讳，希特勒高呼为捷克境内的日耳曼民族自由而奋斗，也未尝不动人听闻；然而我们要问：日耳曼人在捷克无自由，归并到法西斯特统治下的德国，自由又在哪里？如果希特勒、任锡曼认为捷克境内的日耳曼人处在十八层地狱，我们则认为德国境内的日耳曼人是处在十九层地狱！
希特勒大声攻击别的国家，“自称为独裁制之政府，其存在全赖屠杀冤狱者，反被誉之为民主政体。”我们固然没有一点理由为这一独裁政府辩护，我们却可以劝希特勒拿镜子照照自己，免得只看见别人，看不见自己，也不能以别人吃海洛英作为自己抽鸦片烟的理由。希特勒夸耀自己并夸耀墨索里尼都为“举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九所拥护之政府”，其实一切独裁政府，都会耍这套把戏，独有民主政府办不到，这正是它的优点，因为它不敢象独裁政府那样无法无天的干。
本年三月七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有一段攻击法西斯特的文章道：
“全世界优秀的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都很清楚的认识了法西斯主义在展开进攻正义和真理的暴行。在这些法西斯主义横行的国家中，所有优秀的国民都被钳制了行动，封锁了耳目。日本的进步作家鹿地亘先生说：在日本文化已经失掉了，民众的呼声已经听不到了。‘文化’在牢狱里面。法西斯的流氓们，要把世界拖回黑暗中古的时代，要把历史向后转，他们疯狂的杀人放火，‘焚书坑儒’，颠倒是非，淆乱黑白。他们明目张胆的在进行破坏人类幸福的浩劫，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这一段话真说的痛快淋漓！可是我们也要劝他们拿镜于照照自己！凡是攻击法西斯特的人们，便应该自己反省一下，有没有和法西斯特同样的行为，不要在别人是“暴行”、“横行”、“钳制”、“封锁”、“颠倒是非”、“淆乱黑白”，在自己便是政治斗争的正当手段，说什么“只问目的，不择手段”！
我们之反对法西斯特，不唯其名唯其实，无论他挂的是何等金字招牌，无论他为了何种目的，只要他在事实上采用和法西斯特同样的手段，我们都一律反对。
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们．拿出毅力来救救人类的大脑吧！不要跟着法西斯特“把历史向后转”，不要领导人类退后到猴子的道路上去！
十月十二日
1938年11月15日《政论》旬刊第一卷第二十九期署名：陈独秀 |
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1938年8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1938年8月24日
不但是亡了国只要丧失了煤铁棉花等重要原料的区域而不能恢复，工业也很难发展。在抗战中，工厂被破坏，海口被封锁，更谈不上工业，因此也谈不上什么主义。如果我们一面高唱抗战建国，一面却因为回避意见纠纷，主张不谈主义，即不谈究竟采用何种主义的经济制来建设工业，那便有点莫名其妙了！
因为铁的事实之教训，即便向来迷信东方精神文化的人们，现在也很少公然反对发展工业，这是中国的幸事。然而采用何种经济制度来发展工业呢？资本主义制还是社会主义制，都成了问题；尤其是在进步的青年心中，成了火热的希望着解答的问题。对于一般本来头脑不清又怀着成见的半老人，我们值不得踉着他们缠夹，而对于纯洁的青年，却不能放弃指导的责任，不抹杀他们前进的心理，也不因为顾忌他们的幻想，而造出莫名其妙的理论，来迎合他们，欺骗他们，以图拉拢。
直到今天，除了古代社会，我们所知道的逐渐进步的经济制度主要的只有三个：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封建经济制的特质是土地附著于封主，农民附著于土地，工人附著于行会；世界各国所行过的封建制度，虽不尽同，而这三个根本特质是相同的。有些人把中国一切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现象，都称为封建，这不是科学的说法。聪明的人类，能够修改自己的缺点，为适应生活的需要，不得不打破封建制对于生产力之束缚，使土地有买卖自由，农民有迁移自由，工人有劳动自由。经过长期奋斗，由前资本主义时代以至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制代替了封建经济制，人类社会生产力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的特质是“财产私有，自由竞争和生产集中”，这本是打破束缚和补救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落后性，自然发展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制之下，生产力是大大的发展了，生产也集中了，惟以财产私有之故，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为制造贩卖的商品增加少数私人资本而生产，不是直接为大众消费而生产。生产物之分配，以财产大小有无为标准，不以大众需要为标准。因此发生了生产力与购买力不平衡即伪生产过剩的问题。于是限制生产，毁坏生产物，为争夺市场与原料争夺殖民地的战争，都缘此而生。为战争而不得不扩张军备，于是人类一大部分力量，不用在生产养人的生活品而用在杀人的工具上面。这便是资本主义制自身的缺点。聪明的人类，乃企图设法再修改自己的缺点，即是废除束缚生产力的财产私有制，以国家计划的生产代替私人自由竞争，使社会的生产力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便是社会主义制的根本意义，至于生产集中和技术增高，社会主义的这些要求，和资本主义相同的。
如此说来，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制，为取法乎上计，我们为什么不应该采用社会主义制来发展工业？
诚然，社会主义制好过资本主义制；并且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和资本主义制同时发生。世界各国只要那里有资本主义发生，也几乎紧接着都有社会主义运动。它们的成败，都由于社会发展的条件使然，并非人类主观上故意要先采用较坏的资本主义制，后采用较好的社会主义制。远在十六世纪尼德兰革命中，南方各省的大层居民，要求在革命期间投收的土地及财产无报酬的分给贫民，而为三级会议所拒绝。在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由国会多数党（独立派）分出了约翰李尔波恩所领导的“平均派”，他们的理论家乌伊可吞利主张共同耕种土地，共同消费，废止买卖，废止货币，废止雇佣，政府指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在十八、十九世纪间法国革命中，有巴黎公社代表者苏美时派、许伯派及被人称为“疯人”的甲格龙、华来等，要求向富人征收所得税及财产税，组织公共作场，把国家一部分财产出租给无产人民，严惩高利贷者，由城市政府廉价售粮食给人民，并且企图掀起反抗富人的新革命。有巴比夫、达尔脱等组织的“平等社”准备以暴动的手段，来实现平等者的共和国以代替资产阶级的共和国，那是建立劳动者革命专政的政权，主张共和国国民财富之分配，必须用在保证共产主义公社每个社员（即六十岁以下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在里昂工人暴动中，有布南克巴尔比士领导于一八三六年成立的“四季社”反对人剥削人，反对社会上的一切不平等，主张用革命建立独裁政府，实现平等的原则。这些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暴动，都相继失败了，只是为资产阶级政权和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路。这并非证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好过社会主义，而是在社会之历史发展上，资产者、小有产者以及工农平民为生活的需要，一致急迫的要求生产力增高。同时在旧社会的母胎内，己经由高利资本、商业资本和手工业资本，造成了资产阶级的优势。当时还没有集中的大产业，因此也没有能够领导一般平民执行社会主义任务的产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沉醉在阻碍生产集中和生产力增高的“均产”、“平等”之幻梦。他们的失败命运，本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他们的失败，正是社会之进步，虽然他们的英勇斗争，至今还值得令人钦佩，十九世纪上半期，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日渐巩固，资本主义的罪恶日渐暴露出来。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各派别，乃如雨后春笋普遍的发达起来，特别在法国，主要的，如圣西门派、傅利耶派、路昌［疑为“路易”——上传者注］伯朗派、浦鲁东派、卡白派、勃兰克派，一时风靡了欧洲。这些派别，痛恨资本主义是一致的，他们当中，除了勃兰克派和以前的巴比夫一样主张由少数革命家的秘密组织武装组暴动，夺取政权外，其余都是和平宣传者，希望统治者或慈善的资本家，接受他们的主义主张，和平时走到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斗争，甚至反对工人运动。他们除了做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科学的社会主义先驱外，自然不能有所成就。
现在的中国，也有许多青年人模模糊糊的反对资本主义，爱好社会主义，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我们必须向他们指出不根据经济发展，不根据政治斗争，只满怀着厌恶资本主义感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区别。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有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之可能。因此只有无产者，而不会有工业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决不能因为人们厌恶它而不来，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人们爱好它而来。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决定的，人们的努力，只能使可来者快点来而已。在十九世纪的末期，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根据俄国的特别国情，来否认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俄国可以由农村公社制，直接走到社会主义，跳到〔过〕资本主义阶段免得受它的毒害。其时俄国科学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反动思想，加以严厉的抨击，因为这种思想没有一点现实性，只有阻碍俄国社会跳跃的进化。列宁曾劝俄国的民粹派学习中国的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工业计划是革命的。我希望历史不至重演，希望中山先生的信徒，不至于倒过来学习俄国的民粹派！
此时有些反对资本主义的缠夹意见，我们不需要加以讨论。因为他们并非真心反对资本主义，更非因为爱好社会主义而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口中所说和手中所做的是两件东西。我只提出老经济学者马寅初先生的意见讨论一下就够了。马先生的大意是：中国不能走俄国的路，走美国的路，又流弊很大，很危险；于是马先生感觉得没有出路，仍旧只有提出发展国家工业，同时容认私营工业而加以节制的主张，这正是罗斯福经济复兴计划的骨干；然而却没有人认为罗斯福的计划已经走出了资本主义的范畴，马先生也不曾否认资本主义。不过马先生要注意，今日的中国，并非美国可比，且以世界大势而论，来得太晚的中国资本主义，即将来也不会有他的十九世纪的末期一个饥寒变迫的人，而日夕仿徨为预防将来发财时子孙滥用是谋，这和马先生同样是杞人忧天。并且这一杞优，便会和张之洞“中学为体”的意见一样，又要阻碍中国工业发展数十年，岂非中国民族活该倒霉！由国家来发展工业中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必须局部的采用。可是由中国过去的经验，由日本明治初年，国营工业的经验，由中国眼前招商局和民生公司成绩对比的经验，都同样警告我们不要对国家经营工业的办法渲染得乐观过分。即使国营普遍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走出了资本主义范畴，就人们所歆羡的苏俄国家工业说罢，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如果列宁有理由说苏俄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也可以说，苏俄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在别的国家，如果有人一提到国家工业便以为这是国家资本主义，己经又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那更是轻浮之见。
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
我们不象一班迂腐的先生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老成谋国者，要“负责任，说老实话”，不好有丝毫虚矫之气！
八月二十四日
1938年9月15日《政论》旬刊第一卷第廿二期署名：陈独秀 |
告日本社会主义者（193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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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日本社会主义者
1938年8月21日
日本如果还有社会主义者，我这篇文章便是献给他们的。
把压迫国的资产阶级和被压迫国的资严阶级分别看待，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和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分别开来，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即令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及社会主义者（战时两方的工人及社会主义者，自然都包含在内），也应该援助这一反抗战争；这本是我们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前辈自己所曾经实践的遗教，而为今天我们的日本同志所背弃了。
据我所知，首先背弃的便是山川均先生，我很奇怪巴金先生还会和他说道理，他还有什么希望呢？第二个背弃者便是我们的老友忠厚的佐野学，我们曾称他是日本的李大钊，他现在变得太不忠厚了！第三个乃是最近铃木茂三郎先生的所谓转向，他们都由社会主义转向爱国之战了。
我们责备他们转向爱国主义，他们会愤愤不平的责问我们在中日战争中，只许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赞助爱国运动，而我们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转向爱国主义就应该被斥责吗？我以为这是站在形式逻辑的观点上，玩弄名辞，而不曾考察其实际内容，被压迫民族的爱国运动是进步的，因为这一运动是给帝国主义者以打击；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压迫侵略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这是对于爱国运动之辩证的见解。山川、佐野、铃木诸人不至于不懂得这个，如果他们真来责问我们，这只是证明他们是自觉的背弃了前辈社会主义大师的遗教！
还有班厚颜的先生们，居然狡猾的藉口无产阶级利益来说谎话，以欺骗人们；他们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从中国夺取得资源，于日本无产阶级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社会主义的建设，都是有益的，所以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赞助对华战争。这种发源于背叛国际主义者“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应用到帝国主义的日本，更是错上加错。不把建设社会主义立足在革命的国家间分工互助上，而立足在预先占取资源以争胜，这是中国旧时大家庭各房媳妇抢着“积私”的丑态，还配谈什么社会主义的建设！现在已经不能实现一个幻想自给自足的法西斯国家，将来还会有一个幻想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再就现在的生活说，日本除了供给财阀军阀填不满的欲壑而疯狂的扩张军备疯狂的侵略战争所需要外，究竟影响到平民生活的资源贫乏到什么程度呢？日本帝国主义来到世界上太晚了，要想学资本主义先进国，把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来的一小小部分，喂养劳工贵族，已属不可能，无产大众更不待言，她的商品和别国竞争，贱价劳动力始终是她的特长，那是骗人的改良运动，是如何可怜，所以日本对外侵略战胜一次，即紧跟着军备扩张一次，工农平民生活亦即紧跟着降低一次。如果说获得了丰富的资源，日本的资产阶级才有施行改良政策的物质条件，那末夺取了中国东北四省丰富的资源以后数年中，何以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还是下降，而不是上升，农村更加破产而不是恢复呢？“九一八”前，日本输入满洲的商品价值，七千万元，芦沟桥事变前已达到三万万元，同时物价总指数却比“九一八”前高涨到百分之百，这是表示工农平民的生活改善了吗？况且拿分润掠夺品的余沥来鼓动工人阶级赞助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战争，这本是欧洲资产阶级御用的所谓“社会主义者”的背叛行为，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也学会！
又有一般人（自称社会主义者的高畠素之）责难胡适之为什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亲近英、美帝国主义。这一责难，表面上好象很公平，可惜他是日本人，就夭然不免有点为日本帝国主义做说客的嫌疑！我现在没有必要代胡适之先生答辩，我只得正告他们：中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曾企图在帝国主义者当中选择主人，我们认为中国的解放，必须脱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制，并不只是日本；可是事实上，近十年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公开的压迫之尖锐化，超过任何帝国主义者加于中国的横暴，因此只好集中我们可怜的力量，来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殊死战，在抗日战争中，如果有人教导我们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我们只有认为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中国国民党从前的政策，本来是不反日而反英的，后来为什么走到相反的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政府何以不自反省，反而责难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呢？
我还要告诉一切日本的平民，我们的所谓“抗日”只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财阀和军阀，而不是反对日本的平民，我们知道侵略中国，本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要求，而不是日本平民的要求。任何派社会主义者，都不能附和极少数人所谓“纵断的民族运动”的说法，不但理论上说不通而且实际上也没有这回事，中国人中有大批汉奸，日本人中有不少同情于中国抗战的人，鹿地亘失妇就是代表，请何这将如何纵断法？我们的纲领是，结合中国朝鲜日本三国的平民，共同打倒日本的帝国主义者，不独中韩人民，即日本人民，也只有到这时才能够得到解放。
如果许我做一个荒唐的假定，中国战胜日本后，成为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侵略日本时，则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便应该首先反对本国政府赞助日本政府及人民对华抗战！
我这些话决不是对山川，佐野，铃木这等人说的，我希望日本的工人和倾向社会主义的青年，能够听到我的说话，而且得到合理的回声！
最后，我还要说到我们的周作人先生，敬爱日本人民的诚实和勇敢，洁静和富于同情心，甚至承认日本政治也比中国清明，并且痛恨中国社会之堕落和政治之不良，我都和周作人先生没有两样，然而这一切决不能减少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心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尖指挥之下，在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中国的汉奸卖国贼领导之下高谈中国文化再生，这不能不是人类文化之奇耻大辱！因此我不能不为周作人先生惋惜，严格的说，应该是斥责而不是惋惜，虽然他是我多年尊敬的老朋友！
八月二十一日
1938年9月5日《政论》旬刊第一卷第二十二期署名：陈独秀 |
“八一三”（193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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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
1938年8月15日
此次抗日战争，自历史上的意义言之，自当溯之“七七”芦沟桥事变，然由地方事件发展到中央出兵，形成两国正式战争之开始，则为“八一三”上海之战。
自“八一三”上海开战之前夕以至今天，对于在南方开战之当否，始终有两种意见之不同。一种认为战争宜限于北方，在南方开衅，则于金融工商业牺牲太大；一种认为北方地形不利于我，而且惟有战地扩大，才能够达到消耗敌人之目的。我以为后一种意见是对的。
既然开战，只有采用全面战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敌人不但在军事上强过我们，在经济上亦富过我们，我们本消耗不过他们，我们之所以欲于采用消耗战的战略，一是因为我们有可能得到外国的援助远过于敌人所能够得到的；二是因为我们是以全力作战，敌人须分力以备别的国家，如陆空军之对俄，海军之对英、美；三是因为敌人能战而不能拚，我不能战而能拚。第三点尤为重要。
自开战以至今日，我们始终不曾幻想在军事上能够得到若何显赫的胜利，我们所有的把握，只是一个“拚”。我们地大人众，我们是农业国而非工业国，我们拚着失地，拚着丧师，拚着牺牲工厂，拚着伤亡满地，甚至拚着一片焦土，敌人是暴发户，我们是破落世家；破落户本一无所有，性命更不值钱，暴发户的绅士，慢说大门前的旗杆被人打毁，就是绸长衫被人撕破，也够大失体面，我们并不奢望能够打死这暴发户，只要拚得他无可奈何，不得不对我们稍微客气的说和，我们便算是胜利了。
我们若始终忍受暴发户横霸无己的欺凌，而不与之较，今天丢一屋角，明天丢一块田地，后天又丢一处祖坟，现在变成脓包，将来更要讨饭无路走，只有死里求生的与之一拚。这一拚的损失，虽然不如敌人所说非五十年不能恢复，而牺牲与痛苦却是太大了，尤其是南方各省。
我们的出路，只有忍受这不堪忍受的牺牲与痛苦，给敌人一点小小教训，使他知道我们也不甚容易欺负，或者会知难而退，尤其是到了国际形势稍稍于我有利之时。我们只要恢复一个象样的国家，只要我们在痛苦牺牲中，真正得到教训，真正懂得科学与工业之重要，真正懂得建立民主政治使人民与国家融合之重要，真正懂得绝对停止内战与军队统一、国家统一之重要，真正懂得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之重要，经过两三个五年计划，我们便可以由破落世家变成新兴世家。
始络不抵抗，始终做脓包，固然毫无出路，即抗战限于北方，也正中敌人逐步南侵节省兵力财力之毒计，所以为扩大战地消耗敌人兵力财力计，由“八一三”上海之战开始全面战争，在战略上我认为是没有错的。
1938年8月15日《政论》旬刊第一卷第二十期署名：陈独秀 |
我们为什么而战？（1938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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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而战？
1938年8月2日
要问日本兵士为什么而战，他们多数的答复是为执行上官的命令而战，稍稍进一步的答复是为国威而战，此外便没有了，只有他们的政府知道真正是为什么而战。
我们为什么而战呢？我们多数的兵士知道为了日本鬼子欺压我们，我们是为民族生存而战，在这一点，我们的兵士比他们要进步得多。可是我们的政府和知识分子，时于此次抗战，应当更有进一步的了解。“为民族生存而战”，这句话当然没有说错，并且比“为正义”、“为世界和平”等空话大话，要高明得多，但还未免抽象一点，笼统一点，并未表明为怎样的生存而战。
各个人以至全民族是不能靠空气生存的，要靠衣、食、住、行上物质的条件，而且要有很好的丰富条件，才是光荣的生存，而不是贫苦的屈辱的生存。日本广田曾对王正廷大使说：“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合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中国何必要反日呢？”他这儿句话，正是不要中国有民族工业，要中国民族永远为日本民族生产工业原料，做他们的农奴，日本民族永远过工业的光荣生活，中国民族永远过农业的屈辱生活，如此，中国民族并不是不能生存，而乃是屈辱的生存，不是光荣的生存。如果真照梁漱溟先生的办法，以乡村建设为主要事业，而无视城市工业，则正合日本的口胃，日本固不必加兵于我，而我之抗战也是多余的事。可是事实上，日本不惜消耗大量的飞机大炮，炸毁我们的大城市，炸毁我们的工厂，正是因为要消灭我们的城市工业；我们不惜牺牲一切与之抗战，也正是不甘心做他们的农奴，而力争民族工业的发展不受她的束缚。所以，此次我们对日战争，固然可以说为民族生存而战，然而明了正确的说，应该是“为民族工业而战”。
“战争与革命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这句话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例如此次战争，不但中日两国都因为发展工业而战争，而且两方面都因为工业有了发展才至于推动战争。先就日本说，轻工业的日本，在经济上本非什么了不得的强国；欧战以后，工业突飞的发展起来，原料和市场都不能与之相应，于是不得不急于在中国取得煤铁羊毛棉花与市场，在库页岛及南洋取得煤油，非此则日本帝国主义只有停止发展；因此，她对英、荷对苏俄尤其是对中国之冲突，遂日益加剧。在中国呢？中国有广大的市场，有丰富的煤铁羊毛与棉花，我们如果以乡村建设自足，无意发展民族工业，广大的市场听日货倾销，工业的原料让日本尽量取用，这正是日本政府心目中的中日亲善的真实意义，她便没有对中国作战之必要了；如果中国的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半封建，则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致命冲突，对日抗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以封建半封建的农业国之生产力与武力，绝对没有能力对工业国战争，尤其不堪比较的长期战争。可是自欧战以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毕竟缓慢的一直发展着；国民政府对于工商业，对于币制，对于交通，对于军事，都沿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路线，着手建设，虽然因政府政策的错误建设得很缓慢；这便是告诉日本以及全世界：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建残余的旧国家，而企图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兴国。这一新兴国的企图，使大部分靠着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才能够继续发展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大吃一惊，于是在全世界人士心目中，发生了究竟将来谁是中国主人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最后只有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以工业的日本统治农业的中国，只有用战争来打破中国建立资本主义新国家之野心；中国不甘心受日本的统治，要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也只有努力抗战以打破敌人的企图。
中日战争在客观上是无可避免的。有些人以为中国对日抗战太晚了，又有些人以为开战太早，这是战争的时期是否于我有利的问题，而不是战争本身的中心问题。
无论战争的时期是否有利于拢们，而既已战争，我们只有把握住此次战〔争〕本身的中心意义，即是为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而战，而不为一切空话大话所眩惑，大多数人才能够脚踏实地的始终为抗战而奋斗。大众只能为切身利害的问题而奋斗，不能为虚无飘渺的空话大话而奋斗。
只要大家靠定为发展民族工业自做主人而战这一具体要求，即令此次战争完全失败，我们的民族运动决不会瓦解冰消；可是我们的民族运动，决不会在空洞的“民族利益”口号或什么“为正义”“为世界和平”等空话大话之下再起的。
至于中国共产党一听到有人主张发展民族工业，便认为是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这种狂吠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乐闻的，我们不应该起来严肃的加以纠正吗？
八月八日
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1938年11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
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1938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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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
1938年8月2日
现代的经济制度只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第三个。私人资本制度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国家资本制度也是资本主义的范畴；节制私人资本，只有使资本主义之发展停滞缩小，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希特勒和莫索里尼所号称的统制经济更是大规模的大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经济；只要不废除财产私有，都不能走出资本主义的范畴。因为私有财产制是资本主义之骨干，它之存在与否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水岭。
如果有人新发明一种制度，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那么我便要请问他：在这一种新的经济制度，财产私有制是否存在？这一种新经济制度的生产和分配方法，究竟和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此外还有许多根本的理论，我另有专篇论列，兹不赘及，现在只提出两个无关宏旨的枝叶问题，唤起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注意一下：
第一，小资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又厌恶害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于是乃提出“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说法，这正合你们的口胃；并且你们所谓中国社会生产力是封建的，这一怪论也从中共抄来，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呢？
第二，欧美的知识分子，毕竟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点知识，不会象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许多新发明，他们如果认为你们反对资本主义是不诚实的，他们便知道你们将和希特勒一样，以反对资本主义始以充当大资产阶级的豪奴终；如果认为你们反对资本主义是认真的，他们便知道你们必然要走共产的道路，（德意的法西斯道路，仍然是资本主义；如果他们不是资本主义，不是为商品交换而生产，便不需要殖民地和市场了。）无论你们愿意或不愿意。并且象你们“一反近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为交换而生产”的主张，这正是全世界至少是几个最主要的国家社会革命成功后，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祝方法，所谓“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苏俄，还不敢也不能如此主张，你们居然想把它运用到国民党及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几个党员这样随便谈谈，还不关紧要，倘若抗战建国纲领真来用了这样幻想的主张，则敌人将如何宣传，国际形势将发生如何变化，这是可以预见的。
这虽然是两个小小的枝叶问题，也值得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认真考虑一下罢！
八月二日
1938年8月5日《政论》旬刊第一卷第十九期署名：陈独秀 |
敬告侨胞——为暹逻《华侨日报》作（193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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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侨胞
——为暹逻《华侨日报》作1938年8月1日
此次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需要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不愿受日本帝国主义工业的统治，所以这一战争，除了少数汉奸外，凡是中国人，无论国内国外，都应该尽他所能尽的力量，援助这一战争。国民对战争愈尽力，胜利愈有希望，即使不能胜利，甚至因战败而亡了国，全世界也不至把我们看成永远亡国而不能复兴的民族。我们须自信：我们在全世界历史上，是伟大民族之一，只要多数国民能为国家尽力，是不会日久被人战败或征服的。
在此次战争中，海外各地侨胞，对于祖国之热望与援助，使我们住在国内的人，不但兴奋，而且惭愧。
关于侨胞的状况，我不大知道，本来不能有所贡献，只感觉有两件事要和诸位谈谈。
第一，我们的民族运动，是站在各民族平等的原则上面，和帝国主义者以夸大自己的民族为口实来侵略兼并别人的民族主义（如以前俄国沙皇的大斯拉夫主义及现在希特勒的大日耳曼主义，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等等。）根本不同；因此我们侨胞所在的地方，如果是一个民族的独立国家，如果她不公开的直接加害于我们，我们便不应该站在自己民族利益的立场，或站在什么“阵线外交”的立场，来妨碍别人以民族利益为本位的外交政策。这样的妨碍，不但违反了民族自决的精神，而且只有迫着他们对我们益加疏远，甚至仇恨。至于对于所在地的人民（无论是独立国或外国的殖界地），更应该公公正正的平等看待，断不可有伤害本地人民经济生活的侵略行为，我们自己正在为反抗日本的侵略而战争，便没有理由侵略别人。
第二，伐们国里的贪官污吏对于人民欺压敲诈，是世界各国中最可怕的地方，回国侨胞吃过他们苦的事实，大概十本书也写不尽；然而侨胞断不应该因此对于祖国失望灰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国家的公仆，公仆不良，主人有权利起来赶走他们！不起来赶走他们，是人民自暴自弃，失望灰心，更是自杀！他们虽然是些公仆，而有了累代传袭的权威，“奴欺主”的局面已非一日了，赶走一批，又来一批，根本解决，只有主人渐渐起来亲理家政。主人能分神亲理家政一分，公仆的权威便自然减少一分。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然而我过去不曾自暴自弃和自杀，将来也不会自暴自弃和自杀，但愿与海内外志同道合的人们携着手共同奋斗到底！
我所欲言者，暂止于此。
民国廿七年八月一日于重庆
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1938年11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
资本主义在中国——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193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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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在中国
——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1938年8月
人类进化有两种形式，一是循序的进化，一是跳跃的进化。循序的进化是依一般进化的阶段，循序渐进，跳跃的进化是跳过中间阶段，突然进化到较高的阶段。循序的进化之真实性，除了进化论的反对者，已为众人所周知，现在无庸多讲了，至于跳跃的进化，则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每个民族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力量，固然能够使循序的进化比较的加速，而跳跃的进化则大半由于外界之影响。例如：在古代社会史上，北朝鲜及日本有些地方，跳过绳纹陶器时代，由无绳纹陶器直接走到铜器时代，甚至走到铁器时代，这是因为受了中国输入铜铁器之影响。又如近代史上，俄国因为西欧的影响，由封建的农业国，很快的经过了甚至于可以说跳过了西欧手工工厂时代，一跃而为近代工业并且踏进了产业托拉斯边沿的国家；在中国，一面继续前资本主义的生产状况，一面采用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最新的纺织机器，跳过了英国数世纪的循序进化，所以在上海马路上往往可以看见独轮车和无轨电车及最新式的汽车并行，马拖的公共街车时代则未曾经过。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工业之所以在中国有些跳跃的进化，也和俄国及其他落后国家一样，是受了资本主义先进国的外来影响，而不是由于内部力量以循序进化的。
说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问题，又会引起过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论。过去的争论：有人认为中国还是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有人则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其实呢，一个社会的经济，各种不同的新旧成分，都往往继续并存着，尤其是在落后国家；因此，找们观察各国的经济，要估计是那一种经济成分居领导地位，来确认它是那一种社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更不能因为它有各种经济成分，遂认为它是各种社会。中国的中外银行直接支配了大城市经济，间接支配了小城市经济，中外的工业商品和中央货币普及了穷乡僻壤，农村生产品如棉花、丝、茶、烟草、桐油等，其扩张或缩小，不但听命于本国市场，且听命于国际市场。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而不是划地自足的封建经济居领导地位；因此，我们便可以说中国己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只是资本主义在中国，一方面由先进国的资本主义之影响而发生而跳跃，一方面也由它（资本帝国主义）的阻碍而未有高度的发展，因此庞大的商业资本，还未完全工业化，农业之工业化则更加谈不上，统一的国内市场还未形成，产生工业生产工具的工业，几乎还没有，比起资本主义先进国来，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之余地。
由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缺点，其发展也，可怕的罪恶，亦随之而来；然而它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能够增加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旧的封建生产制的缺点与罪恶；在目前过渡时期，我们宁可忍受资本主义的罪恶，来代替封建军阀的罪恶。
人们或者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既然含有缺点与罪恶，我们何不取法乎上，再大大的跳跃一下，采用生产力更高的社会主义呢？诚然，社会主义生产制，比资本主义生产制有更高度的发展，也能以清除资本主义的罪恶，已经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中国，便不能够说没有跳跃进化之可能；可是，我们所相信的社会主义，乃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的特质是废除私有及生产集中，和固执私有及均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若走循序进化的路，必须以内部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不象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却是幻想的，在经济上则是反动的；资本主义比起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是革命的，因为前者使生产力增高，后者使生产力停滞甚至萎缩。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的成熟；外部的影响，目前还在等待时期，而我们的经济建设却不能等待。
列宁说过：“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
陈独秀；《民族野心》。1938年8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
说老实话（1938年7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说老实话
1938年7月27日
“负责任，说老实话”，汪精卫先生这两句话，特别对于现在的中国人（精卫先生自己和我当然都在内），真是逆耳的良言！
我以为这两句话实在是一句话，不说老实话的人，决不会负责任，话既然不老实，根本便无责任可负。说老实话，可以说是负责任的基本条件。
说老实话的意义，在表面上好象就是不说谎，然而更进一步解释起来，似乎前者比后者还有积极的意义。不说谎，只是消极的不说谎话欺骗人；说老实话，更是积极的举世非之而不顾的把真理说出来，在欧洲许多国的语言中，“老实话”和“真理”可以同用一个字，例如英语之Truth，俄语之Pravda。
说谎话说出最高的价值，也不过是宗教；宗教是要靠说谎才能存在的，说老实话乃是科学的。科学家有时也有错误，然错误不过若干假定之不成立，真正科学家都不曾有心说谎。科学正是严肃的制止人们说谎，欢喜说谎的人们所以也厌恶科学。
欧美学术界，自从科学战胜了宗教，能够说老实话的人，日多一日。政治界便逊色多了；然而比起我们的士大夫群，还老实得多，譬如：他们的右派便自称是右派，资本主义者便自认是资本主义者，我们的右派和资本主义者，如果被人称为右派和资本主义者，心中便感觉得不愉快，甚至勃然大怒。
在抗战八股大流行的今关，把宗教般的感情代替了科学，说老实话更是不合时宜了。后方的英勇战士实在太多了，尤其在开会宣言和通电的时候。全民抗战，各党合作，全国精诚团结，民众奋起，歼灭敌人，最后胜利，如此等等，似乎都已经不成问题，事事结果圆满，处处印象极佳，即有一二忧时之士，心所谓危，亦不敢出诸口，此种状况究竟能够支持几久呢？个人不说老实话，其事还小；政府使人不敢说老实话，事情已经够严重了；社会不容许人说老实话，则更糟。至于纯洁的有志青年，也不愿听老实话，而乐于接受浮夸欺骗的宣传，尤其是盲目信从在野党不负责任的胡吹乱道，那便是无药可救了！
现在的环境并不容许我说我所应说的老实话，即偶然吐出万分之一不忍附和时论的话，已经使有些人大大的不快了。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
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会清明，社会才会有生气，如此国家，自然不会灭亡，即一时因战败而亡，其复兴也可坐而待，否则只会有相反的结果！
七月二十七日
1938年7月30日《青年向导》第四期署名：陈独秀 |
论游击队（1938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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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游击队
1938年7月21日
时论对于游击队或者都有点毁誉过分罢。我所得的材料，却是可以毁的多过可以誉的，然而现在还不能下一个最终的结论。可是我们对于游击队有两点必须充分认识，方不至为时论所迷。
第一，正当的游击队有两种：一是属于正规军队指挥供给的别动队，一是民众自携武器、粮食的武装队，这两种游击队，也都必与正规军配合起来，才能起较大的作用。第三种便是在民众之外在民众之上向民众征发军器、粮食的游击队，辛亥革命以来有所谓“民军”，即属此类，在战争中，在战后，往往为社会国家之累；在此次抗战中，被人骂为“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亡国的游击队”的，正指此辈。
第二，即正当的游击队，虽有它的特殊作用，即战争中扰乱和牵制敌人，战争失败后使敌人不容易安全统治。然一离开正规军，而幻想专靠游击队来保国家，便是天大的错误。就是正规军的游击战术即运动战，亦不可滥用。近代国家已经是工业支配了农业，城市支配了乡村，大城市支配了小城市。敌人首先要占据的是我们沿海沿江沿铁路的大城市，他们占据这些城市，便可支配全中国，别的比较不重要的地方，即令我们的军队或游击队闹得天翻地覆，他们都可以暂时不管；因为他们谁得大城市在近代国家之重要。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过去的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的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阿比西利亚的农村中，至今尚有不少的游击队，不断的袭击意大利军队，我们能说阿比西利亚还不曾亡国吗？印度西北至今还有一些所谓“王国”，我们能说印度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吗？
我们必须充分在原则上认识这两点，游击队运动在抗战中始有利而无害！
七月二十一日
1938年7月23日《青年向导》第三期署名：陈独秀 |
民族野心（1938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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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野心
1938年7月16日
通常说到野心二字，人们便有点厌恶，其实无论个人或民族，野心用在占有欲固然不免令人厌恶，倘用在创造欲上，便是伟大、向上、有志气等同意义的名词。
我们民族现在种种不长进，受人侮辱，正因为缺少野心。为什么缺少野心？有人说，因为民族衰老了，罗马之后今有意大利，为什么我们却衰老了？有人说，因为孔、孟、老、庄、佛教、宋儒等礼让退婴的学说，衰老了中国民族精神上的血液。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产生和培养这些败坏民族精神上血液的学说？剥肤以求，便是不得不归根于社会经济的原因了。
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武力、道德、文化，资本主义社会有它的而且是更高的生产力、武力、道德、文化；这两个社会过渡时期，即前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农业造成社会的蒙昧无知和散漫，商业造成社会的奸诈和苟偷，于是它的生产力、武力、道德、文化，都一般的衰落。
欧洲罗马衰亡后数百年，便踏进了资本主义社会。日本德川幕府一倾覆，紧接着便是明治维新，两个社会的过渡时初为时不久或几等于无。中国自晚周封建崩溃以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社会，差不多延长了二千年，第一是因为四邻都是些生产力和文化较低的民族，没有外来的刺激；第二因为海岸线实际的短，不作易形成沿海岸对外贸易的都市；第三因为缺少纵线的河道，形成大陆内部交通之困难，不容易发展国内市场，迅速的集累原始资本；第四因为最大的四次蛮族侵入（五胡、金、元、满清），破坏了中国经济之继续进展，以此种种，遂至延长了中国前资本主义时期，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这就是中国和欧洲、日本强弱盛衰之历史原因。
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既然没有资本主义的工业，自然也没有集中的前进的产业工人。这时代的原始农业，各家族占有或使用一块土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只要风调雨顺，便可靠天吃饭；只要家畜和子孙繁殖，使家道兴隆，便是无上幸运；薄税轻刑，是最好的政治，此外用不着人民的组织，用不着国家的保护，用不着政治革命，用不着对外战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是商业支配工业，而不是工业支配商业，国内市场已足供其回旋，商人将本求利，固无择于本国制品或外国制品，即令是仇货走私，也一样发财，用不着民族斗争，便谈不上爱国，更厌恶革命故争；他们也和农民一样，根本不会有民族野心。农民的特性是守旧、散漫和无知；（手工业工人不占重要地位，其特性亦近于农民，乡村的手工业，有许多就是农民的副业。）商人的特性是奸诈和无耻，这两种落后的特性合并起来，便形成了双料落后的士大夫群，无知而又无耻，中国二千年来长期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虽然多次治乱循环，多次更换王朝，而统治权终于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和商业上面，在朝在野扮演重要脚色的，也终子是一班代表农民和商人的无知而又无耻的士大夫群，能产生孔、孟、老、庄、宋儒，发挥佛教等礼让退婴学说的，还算是其中优秀分子，这正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落后的农业与商业之反映；在这样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基础上，也只能产生我们固有的武器，固有的道德与文化，即所谓东方文化与精神文明。
一到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那便万象一新了。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原料，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市场，它需要国家保护，它需要扫荡封建旧势力的国内战争，它需要对外竞争的民族战争，于是它的民族野心自然日渐高昂。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的基础，是人类进化途中一次大飞跃。
经济长久停滞的中国，也因为鸦片战争之后，又经过欧洲大战，资本主义的工业有了初步的生长，民族野心己开始萌芽，于是才会有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和此次抗日战争发生。然而正因为经济长久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的缘故，旧社会的抵抗力过于强大，资本主义的工业与文化不易侵入，民族资产阶级昏懦的可怜，双料落后的士大夫群仍然充塞了朝野，这便是历次革新运动中途夭折和此次抗日不易成功的根本原因。
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在隔岸观火，商人大做其经济的汉奸；买办和银行家（中国现在的银行，仍旧是商业的，而非工业的）出身的官僚，利用国家机关，来投机外汇，或垄断国产，阻碍出口贸易，以大饱私囊；士大夫、土豪劣绅纷纷充当汉奸；为抗战而尽力而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识的工业家、工人、军人和受过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谓“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传日号。因工业不发展而民族野心不高昂，影响到抗战如此之大，至于军器、军事技术和交通工具之贫乏，更是铁一般的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这都是吃了我们崇拜东方文化、精神文明而轻视西方物质文明的大亏！
如果经过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战争，以至今日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还不能唤醒我们的痴人迷梦，还死守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跟着以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或者承袭着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半吊子的见解，反对全部欧化，一方面主张采用现代生产制与军器，一方面主张保存固有的道德与文化，高唱东方的精神文化胜过西欧的物质文明，如此则中国永远不会欧化，即是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永远不会走进中国来；永远死守着固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中国永远还是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夫无知而又无耻的中国，永远没有什么民族野心。如果这样永远糊涂下去，我们对得起子孙吗？！
七月十六日
陈独秀：《民族野心》。1938年8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
抗战中川军之责任——七月十四日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1938年7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抗战中川军之责任
——七月十四日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1938年7月14日
在对外战争中，地大人多，自然是一大优点。俄国第一次被拿破仑之侵入，第二次十月革命后被欧、美、日本各国联合进攻，都仍能保全者，正因地大之故。此次中国对日本抗战，若非中国地大人多，已被日本灭掉了。中国单是四川一省，土地、人口都与日本相等，论理只四川一省，都有对日本抗战的资格；不幸中国的工业与教育都不及日本发达，所以在抗战一年中虽有各国的援助，仍然丧失了不少的土地、不少的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更是蹂躏不堪。我们自从开战以至今日，并不是想在军事上战胜日本，只是因为日本逼迫我们到了民族不能生存的最后关头，不得不出于孤注一掷，为保存国家民族的人格而出于一战。敌人利在速战速决，我们利在延长战争；战争愈延长，我们固然愈加破产，敌人也愈加困难；我们的破产是愈加贫弱，敌人的困难是不能维持富强，这是由于他对华长期战争减弱了对英、美、俄国防的力量，尤其是对英、美造舰的竞争，形成了她将来的破产；这一点在敌人明白的政治家已看得透明，所以他们当中或者希望速战速决，或者希望停止战争，骨子里同样是认为战争不应该延长下去。所以只要我们再困苦支持半年以上，守住武汉不失，敌人便会知难而退，即是撤回使我们不能忍受的媾和条件，我们便能够在战败破产的废墟上，加倍努力，复兴我们的国家民族。我们现在不要气馁，也不要大言自豪，只要看清敌我两方的真实状况，脚踏实地的再困苦支持半年以上，我们便有希望了。
我们将怎样支持呢？最重要的自然是军事力量。过去参加战争的军队，都有各种程度的疲劳与残破，最后的长城，乃是我们四川的大批生力军。因为大水灾的缘故，敌人用主力军由河南南下的战略，改变为由长江西进。此时在长江南北两岸和敌人血战和防守的，川军颇居重要地位，我们希望四川第三次出兵，并且迅速派出大批的精锐部队，保住武汉，即是保住中国，所以我们敢说：川军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最后长城。这便是抗战中川军的责任，也就是川军在历史上不朽的荣誉。
即万一不幸，武汉失守，在经济上、文化上，也只有四川能够领导云、贵做复兴中国的安哥拉。
四川的同胞们为了要加强劳动力和战斗力，以尽目前和将来的责任，禁绝鸦片烟，乃是第一件大事！
陈独秀：《民族野心》。1938年8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
抗战一年（193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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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一年
1938年8月
此次对日全面抗战，虽然开始于去年八一三上海之战，而历史上的意义，当以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始，至今恰好一周年了。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一年，一年战争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与教训，胜过一百年。过去对外战争，对方都是些文化较低的民族，此次对日战争，对方乃是文化较高的民族，可以说虽败犹荣。
此时战争还未停止，最后胜利究竟属谁，姑且不论，根据这一年的事实，我们算得是胜利了。敌人的军器、军事技术、人才和经济力都强过我们，这是全世界周知的事实。他们军事上的胜利，本有科学的必然性，这是不必讳言的；然而经过一年的战争，以一个大力士竟然不能够击倒一个病夫，使他不敢还手，全世界人士都眼见这位大力士的本领不过如此，这位病夫也不是人们以前所想象那样容易驯服的民族，这是敌人失败之第一点。敌人虽然占领了我们许多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而政治上仍然毫无办法，不但未得着一个张弘范、洪承畴，在民族意识压迫之下，并没有一个稍负时望的人肯认真为他效劳，因此敌人对于一般汉奸，很少敢于信任，一年以来，未曾出现一个有力的汉奸，这是敌人失败之第二点。敌人对我民族污蔑的宣传，曾经普遍了深入了全世界，然而在此次战争中，我民族抵抗强者的人格提高了不少，同时敌人野蛮无赖的面目，在全世界文明人士面前无隐藏的暴露出来，这是敌人失败之第三点。敌人对我之侵略战争，尤其是长期战，并非真是全国一致的。最热衷战争的，只有少壮派军人和军事工业家．工农劳苦大众甚至小商人，根本反对战争，轻工业家和元老重臣甚至老成持重的军人，对于长期战争，也都有各种程度的怀疑，尤其是有头脑的政治家和经济学者，都眼见对华长期战争减弱了对英、美、俄国防的力量，感觉得是他们国家致命的危机。这各种程度的反战情绪，将随对华战争延长而加强，如果进攻武汉战旷日持久，得不着效果，受军事压迫的各种反战分子，会日渐抬头，这是敌人失败之第四点。
敌人的失败就是我们的胜利。
我们自己怎样呢？我们的政治、军事、工业、经济、文化，事事不如人，吃败战是当然的；所幸在这一年抗战中，我们的一切缺点都暴露出来了，只要不是痴子和骗子，都应该勇敢的承认，不应该自欺欺人。勇敢的承认缺点，认真的改去缺点，比轻浮的高喊“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要有益万倍。最后胜利并非必然的，要努力改去缺点，才能接近胜利之路；倘若轻浮的狂妄的高喊“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把我们的眼睛蒙住了，看不见自己的缺点，此乃失败的道路。
说到改去缺点，真是千头万绪，现在已经有点缓不济急。在战争第一的今天，只好从治标方面，择其有利战争而不妨碍战争的几点着手，因为战败亡了国，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
第一，外交上坚决的择用以本国现实利益为本位的政策，不但要从各与国获得大量的物质援助，特别是军器，即令是魔鬼的国家，只要它有利于我国或者不利于敌人，我们都应该尽量的利用；假如意大利能有助于我，我们便不惜承认它兼并阿比西尼亚。什么阵线，什么军事同盟，什么某国出兵，诸如此类的幻想，都应该断然抛弃。打吗啡针虽然能够暂时兴奋，结果是有害的。在野党倚外援以自重及利用外交来压迫政府，更是万分卑劣！
第二，民族垂危的今日，在野的党派应该口心如一的援助政府抗战，获得胜利。不应该有保存实力趁火打劫的企图。我们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现代，在今天的中国，现政府如果失败，别的党能够支持一省或数省政权继续抗战，即使有某一国家军器的援助，也不能成为西班牙的局面，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出兵作战，和德、意援助佛兰哥的形势不同，并且那时的国际形势会有利于日本。
第三，政府应该迅速决心解除人民的痛苦，扶助各业人民的群众组织，改去过去一盘散沙的状态，使之有力量援助政府继续抗战，人民有了庞大的组织，募债和征兵的问题，便易于解决了。
第四，政府应该下大决心，严惩从高级官吏一直到保甲长的贪污分子，代之以奋发有为的青年，以利抗战而挽人心，任何达官贵人，凡生活豪华，狂嫖滥赌，人民侧目者，此种毫无心肝的亡国大夫，应一律发往前线，参加开挖战壕工作，或编入运输队，以示薄惩。
以上四事，虽然卑之无甚高论，都是目前迫切应该力行的事。
如果力行此四事，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则今后七七纪念，比双十节还有价值，如此方不负抗战中军民的痛苦与牺牲！
陈独秀：《民族野心》。1938年8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
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1938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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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
1938年6月10日
领导全国抗战建国的中国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在国民党的本质及其最近临大宣言和纲领中，政治水平较高的人们，自然早已懂得，其余或因政治的头脑不甚清晰，或系别有用心的人们，无论在党内或党外，似乎或还是意见纷歧，因此国民党的领袖及其中坚干部，应该清楚明白的昭告国人，以免曲解和误会，这是为要的，尤其是在高呼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今天。大公报曾经主张国民党的总裁应当对三民主义加以确定的解释，或者也是这个意思。
最近读到《政论旬刊》第十三期罗教伟先生“党派统一问题’一文，其主旨是反对多党论，其主要理由是如下一段所说：
“在资本主义的统治形态之下，经济机构上的力量是寡头的。有的是比较复杂的寡头，例如法国他们是多党制，英美是比较简单的寡头，他们是两党制，最近也有多党的倾向。代表多数集团的资本政党，当然并不在想像党外无党，也不在禁止党内无派。一旦资本的统制高度发挥，经济机构单一化，独占化，即立刻复为统一的政党。德国的纳粹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都有他们历史发展的必然轨迹，只有最庸俗的政党论者，才以为是人为的。苏联共产党的统一，也有他的必然性，完全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独占主义基础上，应有的上层筑物。”
罗先生这篇文章，不用说是对我们“各党派合作问题”那篇文章而发（曾载时事新报），在这一段中及全文他处我所不能同意之点，本文中均不能详及，我认为现在应该急于提出讨论的是：罗先生当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论者，而罗先生是否认为中国的经济己达到“资本的统制高度发挥，经济机构单一化，独占化”，而需要采用“德国的纳粹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的政制呢？如果两者（无产阶级专政和德意法西斯制）都不好，英美法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也不好，那末中国国民党打算采用什么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呢？虽然各国建国都有他的特点，国民党将领导国民向那一大方向走去呢？如果领导国民抗战建国的党，自己还没有决定大的方向，自己还没有统一的政治意识和意志，则国民的努力真无所适从了，党内党外的纷歧意见更莫由统一了。罗先生所高唱的：“现阶段的中国，固然需要统一的领导，要强化国民全体一致的团结，尤其需要统一的政治组织，统一的命令与行动”，更是无从说起了。
因罗先生这一段话，使我们更感觉得国民党自己明确决定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有十分迫切的需要，万不能再含糊下去了！
六月十日
1938年6月15日《政论》旬刊第一卷第十四期署名：陈独秀 |
我们断然有救（1938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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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断然有救
1938年6月5日
去年九月，我在南京出狱未久，在中英协会和适之、孟真晤谈时，孟真向适之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乐观”，他这样说的缘故，是因为在那几天以前，我们谈论世界大势时，孟真很颓丧的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运命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势力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阴贼险狠，专横武断，一切不择手段的阴谋暴行，都肆无忌惮的做了出来，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运命！”我说：“不然，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他很严肃的向我说：“全人类己临到了窒息的时候，还能够自救吗？”我说：“不然，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譬如日本的黑暗势力，横行中国，压迫蹂躏得我们几乎窒息了，只要我们几个人有自信力，不但可救中国人，日本人将来也要靠我们得救，不要震惊于他们那种有强权无公理的武装力量！”当时孟真也颇以我的见解为然。
我现在还是想着。
请看！鹿地亘先生夫妇的言行，堀田少尉的觉悟，他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一种信公理不信强权的表示，而是黑暗中放出一线曙光，这小小的一线曙光，在我们人类还能够自救的保证上，比中国军队打败日本军队，还要有价值。有些中国报上，很错误的竟有“崛田少尉向我军投诚”这样说法，简直是把曙光变成了黑暗，恕我不能附和！
我们不要害怕各色黑暗势力笼罩着全世界，在黑暗营垒中，迟早都会放出一线曙光，终于照耀大地，只要我们几个人有自信力，不肯附和，屈服，投降于黑暗，不把光明当做黑暗，不把黑暗对付黑暗，全世界各色黑暗营垒中，都会有曙光放出来，我根据这些观点，所以敢说“我们断然有救！”
1938年6月5日《政论》旬刊第一卷第十三期署名：陈独秀 |
“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1938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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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
1938年5月15日
有人以为“五四”运动时代已经过去了，时代已经走到前面，人们的思想如果停留在“五四”运动时代，那就未免太落后了。
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吗？要研究“五四”运动时代已否过去，必须要明白“五四”运动时代是什么一个时代，且必须具体的指出“五四”运动时代要求的是什么，现在是否还有这些要求，如此则“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时代性，和这一时代现在是否已经过去，便不许闭眼胡说的了。
“五四”运动时代所要求的是：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卖国贼。
反对旧礼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解放，妇女解放，以扫荡封建的残余。
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建设工业。
反对古典文，提倡语体文，以为普及教育和文化的工具。
提倡民权，反对官僚政治。
这些要求现在己经过去了，或完全过去了吗？“五四”运动时代不是孤立的，由辛亥革命而“五四”运动，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而抗日战争，是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时代之各个事变。在各个事变中，虽有参加社会势力广度之不同，运动要求的深度之不同，而民主革命的时代性，并没有根本的差别。所以“五四”运动的缺点，乃参加运动的主力仅仅是些青年知识分子，而没有生产大众，并不能够说这一运动的时代性已经过去。这一时代性不但现在不曾过去，即在近的将来，离开了民主革命的要求（民族独立也是民主革命的要求之一），不会推动什么革命，并且连规模较大的运动也不会有。政治经济之发展，会因革命的动力不同而异其形态，而推动革命的历史任务，必然是民主民族的要求，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条件所决定的，人们头脑中的幻想不能够改变它。
正因为有些人们虽然口中也曾说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实际上并没有认真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住这一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时代性，所以才会有“五四”运动时代已经过去这样的见解，所以才有拿农村苏维埃抵制国民会议运动的荒谬政策，所以才有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所以才闹出“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所以才有依靠农村攻取城市的错误路线，以及由打倒富农到“请土豪劣绅帮忙”，由苏维埃政府到国防政府，由普罗文学到国防文学，由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到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串头脚颠倒乱杂无章的政策，都由于未能了解并把握这一时代性，遂至忽左忽右的乱跳，而进退失据。
现在或者已经过去的是这班头脑昏乱的人们，而不是“五四”运动时代，现在一代的青年，不可再重复这样的错误了。所以我在大家回忆“五四”运动的今天，不得不指出“五四”运动之具体要求所代表的时代性，这不仅仅为了说明“五四”运动的意义，重要的还是为了指出青年们参加政治运动的据点，即是：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参加一切民主民族的斗争。要坚守住这一据点，必须把所谓“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混乱思想从根铲除，因为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是城市领导农村。
1938年5月15日《政论》旬刊第一卷第十一期署名：陈独秀 |
抗战与建国（193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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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与建国
1938年4月25日
近来新发现“抗战建国”这一名词，可以说是有深思远虑的了。惟解释各有不同，有人说抗战胜利后再来建国，有人说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我认为这两说都是完全对。抗战就是建国事业之一，并且中国已建国数千年，即以民国而论，二十七年前的辛亥革命，就已经是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之开端。倘以建国作建设工业解，那便诚然非抗战胜利后谈不到，无论是内战或对外战争，都是破坏经济的，尤其是对外战争，海口被封锁，交通被破坏，机器原料之输入都很困难。原有的工业基础都很难维持，民族工业之大规模的发展，更是梦话了。
为了要明白建国即建立近代国家之整个概念，以及战后会出现一个什么形态的国家，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我们现今处在全世界历史发展的什么时代。自从十五六世纪一直到今天，本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时代，法西斯特运动，乃是这一整时代的大流将转变为另一时代之暂时的逆流。这一逆流象征着前一时代行将完结，另一新时代快要到来，在前此五六百年整个民主革命时代，各国所完成之主要的民主任务是：
民族的国家独立与统一，
立宪政治之确立，
民族工业之发展，
农民解放。
在这一时代的各民族，必须完成这些民主任务，才能够摧毁旧的封建经济与政治，开展新的较高的生产力和新的政治制度，以成功所谓近代国家，即多多少少民主制的国家。
为什么要国家独立与统一？因为非脱离国外非民主的压迫和国内的分裂，一切经济政治都不能自由发展。为什么要确立宪法政治？因为非如此不能确定政府的权限，保障人民的权利，使全国人民的智力和道德能够普遍的发展，以增加整个国家的力量。为什么要发展工业？因为非如此不能增高国家物质的力量和提高人民生活与文化，以减杀整个民族文化方面的落后性。为什么要解放农民？因为非如此不能根本摧毁封建的社会势力，繁荣本国工业的国内市场，这便是我们建国的整个概念。
在历史上各民族完成这些民主任务的动力，并非先天的限定是那一阶级，英国是资产阶级完成的，法国是小资产阶级联合工人完成的，德国和意大利是资产阶级联合地主贵族完成的，俄国是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完成的。各国所完成的民主任务虽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无根本上的差别，即在落后的东方如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也完成了某些民主任务，所以她也勉强算是一个近代国家。
中国辛亥革命，也是企图步武欧美，建立一个近代国家；虽然成立了民国，产生了宪法与国会，民族工业也开始萌芽，然以国外及国内巨大的阻力，所谓民主革命任务，并未真实的完成，因此乃有一九二五——一九二七的第二次革命和此次抗日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都是建国运动，并且是建立近代国家之主要的基本的运动，即民族的国家独立与统一。
处在全世界历史发展之民主革命时代行将完结而东方犹未完结的中国，民主任务不完成，即建立近代国家的根本问题不曾解决，在国内外任何事变中，这些国家根本问题都会很自然的提到全国人民的面前，成为革命的酵母。
目前的抗日战争，是建国事业中之主要的基本的事业，除开国际因素外，单就国内社会势力而言，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完成国家独立（即收回以前所有丧失的主权）与统一，并且能够解决农民何题，谁便能够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素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及财产关系，都截然不能混合并行，社会政策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因此在这一建设时期，政权党只能自行其是，除非在野党断然言行一致的放弃其阶级立场，是不能像在对外战争中和阶级性不同的党派合作的，这时阶级性不同的政党，只有站在在野的反对派地位。
如果国内各种社会势力都不能够完成民主任务，来建立一个近代国家，那末中国受外力牵制和国内纷乱的局面，只有延长至国际巨大变动法西斯特崩陇新时代到来之时。
1938年4月25日《政论》旬刊第一卷第九期署名：陈独秀 |
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答《抗战行动旬报》征集抗战集体意见问题之一（193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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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
——答《抗战行动旬报》征集抗战集体意见问题之一1938年4月
一国中为什么有党同伐异的各党派存在，这不是根据人们愿意不愿意，而是根据社会各阶层客观利害不同形成思想不同所结合的共同意志，不能够由人们在主观上任意令它发生，令它消灭。
为什么利害不同、思想不同、意志不同的各党派能够合力抗日，这是由于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共同意志；也只是因为有形成这一共同意志之可能性，我们才有理由提出各党派合作抗日的问题，过此以上的合作、团结，只是人们的幻想而已，没有共同的利害，便没有共同的意志，便谈不上合作、团结。
不幸得很，竟有人在各党派合作抗战中，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问题，这未免太过幻想了，而且对于各党派合作抗日是一种有毒害的幻想！思想信仰统一了，则只有一党存在，根本无所谓各党派，便根本无所谓合作、团结了。诚然，人们提出思想信仰统一的问题，正因为企图实现一国一党消灭其余别的党派之理想。其实党派是相对的名词，如果别党消灭了，科学的说来，任何一党也就不能存在，因为那时各党派所代表的各部分人民不同的利害都消灭了，一切党派也自然消灭。这样的社会还很遥远，现在俄、德、意所谓一国一党的办法，即令政权的阶级性不同，都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正因为这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招来国内不断的纷争，将来还会成为崩溃之一因素。
现在的中国，无论政府党或在野党，都更不应该利用抗战的机会，效法这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来消灭异己！能够使各党派合作团结的口号，只有一个，即“抗日救亡”，这就是说，无论各党各派在思想信仰上如何不同，而对于抗日救亡的行动，必须一致，这便是所谓“对立的统一”，“对立的统一”，本是全宇宙普遍的规律，政治也不能例外。若企图统一思想信仰来抗日救亡，那便不知道要等待到何年何月了。譬如宗教上有儒、释、道、耶、回之分，哲学上有唯物唯心之别，政治上有集权分权之争，如此等等，何时才能够统一呢？我们能够要求他们为抗日救亡而放弃他们的思想信仰吗？如果定要拿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各党派合作抗日的条件，那只有先从事内战，肃清了异己，然后才来抗日；这对于党派的问题，只是分散而不是团结，对于抗日救亡的力量，不是增加而是削弱，都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如果顾虑到战后之经济的政治的制度纷争问题，这乃最后决定于国际和国内经济政治之发展，而非决定于思想信仰。
统一思想信仰，根本是一个荒唐无稽的幻想。在欧洲中世纪，全欧洲的文化几乎都在公教会手中，宗教法庭用过无数次烧杀酷刑，也消灭不了异教徒，也没有把思想信仰统一起来，反而公教会本身倒分了无数的派别；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在中国古时，汉武帝和黄仲舒，他们君臣曾热心拿尊孔来统一思想信仰，然而汉朝的宫廷中，始终完不了儒、法、黄、老的斗争，即董仲舒本人的思想信仰，就是一个儒、道两宗的混血儿；后汉诸帝也曾严厉的拿谶纬来统一思想信仰，然而终于降服不了桓谭、王充的党徒。
历史的教训是很严酷的，我奉劝主张统一思想信仰的人们，多做点抗日救亡工作，少发点幻想罢！幻想一旦碰到实际，便如霜雪见了太阳！
陈独秀：《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1938年4月广州亚东图书馆印行 |
致《新华日报》（1938年3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致《新华日报》
1938年3月20日
说明：1937年8月底，罗汉（托派成员，自称已多年和托派没组织联系）拜访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以个人名义”提出托派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建议。并在叶的安排下到了西安，后因山洪毁路无法前往延安。9月10日，中共中央电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向“陈独秀等托派分子”提出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叶剑英、董必武、博古《致〈新华日报〉公开信》，《新华日报》1938年3月21日）。1938年1月13日，康生在《解放》杂志第29、30期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说什么陈独秀是汉奸，自九一八以来每月领取日本的津贴三百元。3月16日，王星拱、高一涵等九人在《大公报》发表公开信：“独秀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为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17日，《新华日报》针对九人的公开信发表《短评》，说“陈独秀是否为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陈独秀在这种情况下，给《新华日报》写了这封公开信。（《新华日报》未发表）。
“我在去年九月出狱之后，曾和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又单独和剑英谈过一次。到武昌后，必武也来看过我一次。从未议及我是否汉奸的问题。并且据罗汉说，他们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近阅贵报及汉口出版之《群众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报》，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顷见本月贵报短评，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评可以看出，你们所关心的，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的问题。你们造谣诬蔑的苦心，我及别人都可以明白了。你们对我的要求是：‘他如果不甘与汉奸匪徒为伍，他应该公开坦白地宣言他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并在实际上反对托派汉奸行动’。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见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谋，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灭。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决不应该如你们所说：‘陈独秀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除开真实的证据而外，声明不声明，并不能消灭或成立事实呵！况且现在并非无政府时代，任何人发现汉奸，只应该向政府提出证据，由政府依法办理。在政府机关未判定是否汉奸以前，任何私人无权决定他们为汉奸，更不容许人人相互妄指他人为汉奸，以为政治斗争的宣传手段。
“我经过长期入狱和战争中的交通梗塞，中国是否还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为避免增加抗战中纠纷计，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刊物。我所有的言论，各党各派的刊物，我都送去发表。我的政治态度，武汉人士大都知道，事实胜于雄辩，我以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
“从前我因为反对盲动政策，被中国共产党以取消主义而开除，此全世界周知的事。所以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画蛇添足之事。你们企图捏造汉奸的罪名，来压迫我做这样画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们做啦啦队，真是想入非非。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一九三八〕三月十七日”。
1938年3月20日《扫荡报》 |
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1938年3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1938年3月5日
一切幻想碰到实际，便如霜雪见了太阳，战争，尤其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件最实际最严肃的事，如果把它寄托在幻想上面，这是多么危险呀！
自对日抗战以来，我们全国上下，拿各种各样幻想的宣传，特别对于国际的幻想，代替了实际的努力。这不独减少了实际战斗力，而且撒下了幻想落空时使一般人失望消沉的种子。所谓苏俄出兵，英、日战争，英、美舰队联合，国联制裁，《九国公约》制裁等等幻想，事实上已经随着第一期战争失败，而杳无踪影的过去了。倘吾人若不平心静气毫无成见的洞察国际形势，难免不从旧幻想的根蒂上，再生长出新的幻想来，以造成第二期作战之不幸，这是我们万万不容忽视的事。
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维护大英帝国在全世界各处的利益，这是英国的国策；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尽可能的联合任何国家尤其是英国，以防御德国复仇，这是法国的国策；自己极力避免陷入战争的漩涡，而利用他人的战争销售军火，这是美国的国策；不恤牺牲各国的革命，不恤忍受不名誉的和平，以谋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安全，这是苏联的国策；统一日耳曼民族，对法复仇，以收复德、奥在上次大战中的失地，这是德国的国策；向北非、中欧、近东发展，以成为地中海的主人，这是意大利的国策；吞灭中国及南洋，独霸远东，这是日本的国策。
以上便是目前国际形势之骨干。
在这样各国各自利害不同的现状之下，简单化的两个对立的战争的集团，自然不易形成，虽然他们都在各自寻找与国；这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时决不会到来的最大原因，各国预想的军备尚未完成，还是其次又其次的原因。他们之间都相互知道彼此的军备同样不充分，只要两个对立的集团形成，是不妨一战的。在此环境中，中国对日抗战，除了向各别国家购得军火外，不能有别的幻想，不能幻想国际有某一集团，或某一国家和我们共同对日作战。
人们所谓德、意、日侵略阵线，或法西斯特阵线，乃是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德、意、日侵略阵线这一个名词，在外延上不合逻辑。德、意、日固然是侵略的国家，如果说英、法、美不是侵略的国家，便等于说他们不是帝国主义者；德、意、日三国有了《反共协定》，虽然是一个国际政治集团，而还未成为决定对于另一集团的军事同盟，特别是意大利之眼光四射，动摇不定，最近她因为奥国问题和德国暗斗，开始了和英国的谈判。德国虽然承认了“满洲国”，这并非等于宣布今后对于中日战争取消中立。军阀政治的日本还不是法西斯特国家，这乃铁一般的事实。前年法西斯特派政变失败后，受到广田内阁严重的打击，眼前以政友会和民政党为主力的议会，正在金融托拉斯资助之下，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右派各团体，还在向政府要求释放二月十七日防共护国团包围政、民两党总部之法西斯特派领袖；世界上有这样的法西斯特国家吗？那一个法西斯特掌握政权的国家能容许别的政党盘据议会，公开的进行反法西斯特斗争呢？那一个法西斯特掌握政权的国家，法西斯党会因侵犯别党总部而被捕，而向他们自己的政府要求释放他们自己的领袖呢？如果以为凡是有了法西斯特运动的国家，便是法西斯特国家，那么全世界能找得几个非法西斯特国家呢？在法国法西斯特的运动和力量都强大过日本，难道法国也是法西斯特国家吗？所以德、意、日法西斯特阵线这一说法，也不能成立。
至英、法、美、苏民主阵线，或和平阵线，更是予虚乌有之谈。苏联的政制，是独裁而非民主，她和英国始终是貌合神离，英国始终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表示对苏俄与德、意的斗争两面都不参加；英、法、美虽然同是民主国家，而美国固守着孤立政策以免陷入欧洲的纷纠漩涡，更谈不上和欧洲任何国家的联合阵线。和平吗？在帝国主义制度未倾覆以前，和平是不可想象的事，尤其是克里姆宫的人们，应该懂得这个，因为他们现在还自称为列宁的门徒。不错，英、法、美、苏是一致避免战争希望和平的，然而他们所希望的和平，是跟在侵略者的后面承认侵略者侵略弱小民族的既成事实，以避免战争，这是对于侵略者的和平，她们对于国内人民的反对派（如苏联）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如英、法）却是不很和平的。自九一八以来，我们已经饱受她们这种和平政策的苦教训了；现在中日关系，我们若企图避免战争，而希望和平，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所能得到的只有屈膝后暂时的和平而已！希特勒说：“如果某些强国不援助日本的对方，远东的和平当已成立了。”如此则和平便是侵略者胜利，被侵略者屈服之另一说法。在呼吁和平避免战争的各国，或者将来也会认为这是合理的解决，它们或者更会进一步压迫中国，牺牲中国，跟在日本后面承认既成的事实，以维持他们之间的和平。如此则中国便在全世界一片和平声中断送了！呜呼！和平！和平！天下许多罪恶，假妆之名以行！
国联派所号召的集体安全制度，在伦敦政府心目中的飞鸿，与其说是英、法、美、苏的什么阵线，不如说是英、法、德、意四强协定。这样模糊不定的集体安全制度，经过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事变，又以“不决战不妥协”的态度处之，所谓集体安全制度遂至搁浅。于是包尔温不得不继霍尔而下台，继霍尔的艾登仍旧继续“不决战不妥协”的政策。张伯伦内阁依然走头无路，直到最近中日战争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日见英国在远东的特权与利益朝不保夕，迫得张伯伦不得不于决战或妥协二途选择一个：依避免战争的国策，张伯伦只有选择后者，于是艾登不得不辞职，集体安全制度遂由张伯伦宣告破产。所谓民主阵线，和平阵线，更是由海市蜃楼而幻灭了。照现时国际紧张的局面，“不决战不妥协”的政策，本来是最无出路的如意算盘，依英国帝国主义的立场，霍尔及张伯伦的政策，比包尔温及艾登自较为合理，所以张伯伦一宣称“国联不能为任何国家保持集体安全，吾人不应再作国联仍能保护弱小国家抵抗侵略之想”，和平梦想家所召集的国际反侵略大会，昨日还轰动伦敦，今日便如泥牛入海，踪影全无了！这班梦想家，受过一九一四年的大教训还不够，现在又受到一个小教训，如果还不觉悟，将终于是一个教不醒的蠢材！艾登辞职的消息初传到中国时，我们的梦想家，还认为张伯伦的外交转变政策不会为内阁及国会所通过，会因此引起政潮；不料事实上，反对派工党在国会提出的谴责政府案，已为张伯伦的一长篇激昂演说所驳倒，结果下院卒以三三○票对一六八票而否决了。这是因为张伯伦在演说中所提出的“汝究欲汝祖国卷入战争漩涡内乎”一问题，不独阿特里、格林伍德、艾登等只能回答一个“否”字，即在我们的梦想家所谓“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热烈反对侵略运动的英国劳苦人民”，也只能回答一个“否”字；因为他们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是与张伯伦同调的，剩下的所谓“热烈反侵略运动”只是一句空话而己。除了战争，空话是不能损伤侵略者毫发的。英国的劳工运动，本来是在和平空气中生长起来的，又加以第三国际近几年来和平主义的强调宣传，更是为张伯伦现行的政策铺平了道路。
张伯伦的现行政策，不但要拿和德、意妥协来避免欧洲战争，并且还会和日本妥协来停止远东战争。张伯伦这一政策是应该受人谴责的，然而克里姆宫的人们却不配谴责他。张伯伦虽然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物，而却是一个实际政治家，至少不象克里姆宫的蠢材，会幻想呼吁和平反对战争能够制止战争，会幻想喊喊反侵略口号，开开反侵略大会，宣传宣传，就能够不动干戈吓退德、意、日本。希特勒说：“日本的胜利是比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危险要少些。”希特勒可以这样说，英、法、美也还可以这样说，苏联也可以拿这一理由来呼吁和平避免对日战争吗？照英、法、美、苏所力行的维持和平避免战争的政策，只有让德、意、日本日益坐大，会造成全世界一个更黑暗时期！在这一点，中国放弃和平，对日抗战，不但有民族的意义，而且有世界的意义，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革命的国家，如果它专门计较自国的利害，在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口号掩护之下，眼见中国失败而袖手旁观，这便是革命之背叛者！
英意、英德的谈判，如果在牺牲弱小的条件之下顺利的成功，英、法、德、意联合干涉远东停战局面，便会到来。我们万万不可因这一局面又引起新的幻想，认为他们会武装制裁日本，这不独非德、意所愿，亦非英、法所愿；它们干涉的压力，三分用在日本，七分还用在中国，使中国向日本屈服，日本向欧洲让步，以阻止日本势力一直南下，完全独占了中国，完全扫荡了英国在中国南方的特权与利益。
如果我们不愿被迫而接受屈服甚至亡国的条件，只有努力支持长期抗战之一途，也只有我们有力量能够支持抗战，不再败退，才能够多少转变张伯伦的政策。此时中日两方面都发出了长期战争的呼声，其实日本财政虽然比我们优裕，也支持不了二年以上的战争。她的赤字公债，战前已超过一百万万元，二年战争又需用一百万万，如果不能从中国攫取大量金钱，到了明年夏秋间，甚至明年春天，日元一先令二便士的汇兑率便难以维持了。财政一露破绽，无论日本军阀如何横蛮，也不能不认真考虑战争应否继续的问题。所以她们已经事先准备拿集会出版之自由向国民让步，来建立国民总动员的计划，以应付杉山所谓“较目前形势更劣之局面”。我们中国怎样呢？
我们的财政，我们的国民经济，自然更脆弱于日本。我们不能寄托幻想于国际，我们只有依靠自己，我们更应该拿改良政治向国民让步，来动员全国的财力和人力，再困苦撑持一年以上的战争，以期待敌人的财政先我而崩演。尤其要建立对各级政府的人民监督制度，才能够肃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苛捐苛税，以扫荡这些破坏国民经济基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最大因素。国民经济之崩溃，对于战争的影响，比吃败战更加是致命伤。并且改良政治的实惠，如果真能广及于人民，风声所播，还能以挽回敌人占领地已失将失之人心，使之内向，使之自动的拒绝日货日钞，以加速敌人财政之崩溃。这不都是目前迫不容缓的事吗？
在怀疑民主政治的人们，或者会反驳我这一提议也是幻想，那么，外来的力量既不可靠，求之于自己的政治改良又是幻想，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如果不能拿改良政治来动员财力人力，和安定国民经济，不独战无可战，即忍痛言和，而战后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百孔千疮，又用什么方法来补救呢？乐观夸大自慰的宣传，经不得事实的打击；“人民愈穷苦愈革命”更是道地的胡说！
1938年3月5日《政论》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署名：陈独秀 |
抗战中应有的纲领（193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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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应有的纲领
1938年2月
政治纲领是国内革命战争决定胜负一因素。此次中国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抗战，也是一种革命战争，在抗战中，要唤起全国广大民众拥护这一战争，动员全国的财力人力以求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有鲜明的抗战纲领，具体的昭告全国人民为谁的利益而战，抽象的笼统的民族利益，不一定能够动员全国人民，尤其是比较落后的人民。如果我们不赞成拿主观的愿望来代替客观的实际效果，下列的十条纲领，在抗战中断然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一）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
（二）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不自由的奴隶，很少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自动性。
（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财产，没收汉奸及贪官污吏的财产，充作救济伤兵及难民之费用。
（五）强迫富人购认救国公债，征收财产累进税和加重因战事营业所得税，不把战费加在工人贫农及小商人小职员身上。
（六）解除人民痛苦，如：减少工人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和保甲制度，停止征工拉夫等，以提高民众抗战的热情和力量。
（七）恢复由各业群众选举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
（八）改组全国军队，直隶中央政府，加强军队中的政治教育，改良兵士待遇，实行军队和驻在地民众之亲密合作。
（九）武装人民，尤其要武装工农民众，以肃清汉奸，巩固后方。组织训练前线失业工人的特殊军队，加入作战。
（十）迅速召集国民大会，集中全国抗战力量，主持和战大局。
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
《我对于抗战的意见》自序（1938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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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1938年2月18日
作者注：本文是《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一书的自序。
去年九月从南京到汉口舟中，我就拟定五个题目，打算写一本抗日意见的小册子。一在武昌住下，便开始动手写，并且在华中大学讲演时已告诉了听众；在华中、汉口青年会及武汉大学的讲演，便用了这个小册子头三篇的内容。其中第一篇在华中的讲演稿曾在汉口《扫荡报》上发表过；后来在各处的讲演稿，都在“暂缓登载”的禁令之下，未曾发表。其后，上海的朋友屡次来信叫我把这些稿子寄到上海发表，因为当时那里出版还稍稍自由一点，然我总以为有点过时了，未曾寄去。现在有几位朋友认为无论过时不过时，仍然应该发表；他们的意思是想拿这一本卑之无甚高论的小册子，做试验目前政治空气的寒暑表，在高呼继续抗战期中，究竟有无成为禁书的资格，我报之曰可，并自序此书之原委是此。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我英勇的空军击落敌机十一架于汉口上空时，急书此为纪念！
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
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在汉口市立女中讲演（193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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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
——在汉口市立女中讲演1938年1月
根本说起来，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之一，它和别的社会问题有连带关系，很少很难单独的解决，它是必须跟着大的运动来解决的，例如贞操何题，缠足问题，教育问题，职业问题，财产问题，法律地位问题和社会地位问题，婚姻问题。在以前封建的道德习惯还保持着传统的势力之时，妇女处在不利地位和受着残酷的虐待。经过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封建的道德习惯，受了几次民主运动的致命打击，妇女才得到了相当的解放；贞操问题虽然还不曾彻底解决，而稍受过教育的男子，却不敢公然以此苛责女子了；缠足问题解决了大部分；教育和职业问题之解决，我们虽然最不满意，而已有一点萌芽；财产问题和法律问题，虽然在实际上还没有多大效果，而法律条文上总算有了进步，如遗产继承及犯奸罪。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很低，虽然在欧化的绅士之交际社会妇女地位提高了，而一般妇女仍然拘囚在“家主婆”的生活中，“家主婆”遇着了怕老婆的“家主公”，固然是家庭之王，而在社会地位上终于隶属于男子；婚姻自由问题，曾经小小的震动了社会一下，而问题之解决还甚辽远，此问题之顺利的真正的解决，当在教育向题和经济问题解决之后，否则像现在不自由之自由，会造成许多女子之不幸和耻辱。没有劳动自由，便没有婚姻自由，妇女脱离了不自由的家庭，便走进不自由的社会，仍旧在天罗地网中呻吟着。
妇女现在所得到的一点解放，是以前几次社会大的运动之后果，不是从单独的妇女运动所能够得来的。将来也是如此。所以妇女即为了本身问题，也应该努力参加此次抗日战争的工作，努力使战争胜利，努力在抗战运动中，双手完成民族的解放和自身的解放！
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1938年1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
为自由而战——在武昌艺专讲演（193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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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而战
——在武昌艺专讲演1938年1月
我今天讲这个题目，首先要说明“自由”的意义。“自由”是政治上法律上有严重意义的术语，不是如通俗的说法，自由自便，即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通俗说法自由自便的“自由”，和政治上法律上的“自由”必须要分别清楚。人类也是一种动物，别的动物如虎、豹、狮、象，其体力高过人类，人类之所以能够征服别的一切动物，只因为人类的心灵即智慧比一切动物高，故有“人为万物之灵”之说。人类的智慧必须不受束缚，才能自由发展，换言之，人类智慧之发展，和所获得的自由程度成为正比例。欧洲人在中世纪，受了宗教和王权的束缚，学术政治的思想一切都没有自由。自文艺复兴前后，科学、艺术、宗教、政治，各方面都有过为自由而战的流血的剧烈斗争，因此才有光华灿烂的今日。欧洲近代五六百年的历史，乃是为自由而战的历史，东方比西方落后，正因为一切学术思想，都为古来传统的政教所束缚，不能自由发展。例如艺术家必须有自由创造的精神，不受外来的束缚，而后天才始能发展，其他一切科学政治天才，也必须不受束缚，才能够自由发展，这是因为人类心灵不受外来的束缚，才有自由发展的可能。我们都知道近代科学之发生与发达，都得力于思想自由，有些其初还是由于胡思乱想，而得到偶然的发明与发见。
思想是人类心灵即智慧之内在的活动，一受束缚便阻碍了它的发展，其发展无论至何程度，都无碍于他人，所以应该是绝无限制的；至于涉及行动，在公法上，自由仍不应限制，因为它的对象，是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在私法上，在国际法上，便不然了。个人的自由，应以他人的自由为限，一国的自由，应以别国的自由为限，过了此限，在个人为强暴，在国家为侵略，强暴与侵略，都对于人类整个的自由，加了伤害，这是应该制止的。譬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因受了别国的压迫，他们为自由而战，是正当的，现在他们为侵略中国而战，为侵犯中国自由而战，便不正当；中国对日抗战，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则是正当的了。所以中国对日抗战，并不止是要收复失地，而是要争取整个的民族自由。日本从前曾提过中日亲善的说法，我们并不反对中日亲善，可是他所谓亲善，乃是要他坐着，中国人对他跪着的亲善，我们便不得不为自由而战了。中国对日抗战，并非侵犯别人的自由，乃是为自己的自由而战。那么，如果中国一天不得自由，就要抗战一天，必须获得整个的民族自由，才能罢休，决不能中途妥协。故所谓抗战到底，不是空空洞洞的无目的而战，乃是要脱离奴隶的地位，得到真正自由独立的地位。抗战是为自由而战，抗战到底，即是为自由而战到底。这次战争如果失败，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做不自由的奴隶，永远的做奴隶，所以什么人都应该参加。
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1938年1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
抗战到底（1938年l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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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到底
1938年l月
“抗战到底”这句话，在许多人当中，已成为一种有力的呼声，但什么是“底”，却从来不曾明白清楚的指示出来。我以为真正彻底之“底”，应该是我在《抗日战争之意义》一文中所说的“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即是说日本及他国损害中国主权的一切特权利益都要收回，仅仅日本撤兵和收复失地，还不算是“底”。
要抗战到这样的底，第一必须从改进政治来推动民众能够自动的参加抗日战争。“战争是政治之延续”，我们此次军事之失败，实际是政治之失败，不改进政治，民众是不会自动参加抗战的。如此，漫说抗战到底，连战到一年半载都很困难。
要抗战到这样的底，第二不可幻想能够速成，必须放大眼光，必须把抗战延长到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这期间也许某一时惨败不堪，甚至某一时政府议和，我们也不可因之气馁。在强大的敌人之前，要想一战成功，这是不可能的。任何革命运动，中途挫折和一时停顿，是不可避免的事，最要紧的是打定主意，终于非达到国家独立之目的不已。
要抗战到这样的底，第三不可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一面对英、美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这并不是说在对日抗战中拒绝别国现实的帮助，而是说不应该害单思病，把热脸就人家的冷屁股。况且依靠甲帝国主义来赶走乙帝国主义，这是一种何等滑稽的国家独立运动？！英美帝国主义者统治殖民地的制度，诚然比日本恩惠些，然而这是奴隶选择主人的态度，不是国民独立运动的态度。
这便是我对于“抗战到底”这句话的瞭解。
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1938年l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
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193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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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
1938年1月
我们不但现在要援助政府对日战争获得胜利，即令将来政府军一败涂地，我们还是要继续抗战，不应该因战败而灰心丧气。
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我对于此次抗日战争，也作如是观。
在芦沟桥事件发生之时，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这回政府真要对日抗战了。我说：这是应该的。他说：开战后胜败如何呢？我说：军事上会一败涂地。他说：你既然明知会败，又何以主张抗战呢？我说：明知必败而战，才能够战胜，若认为必胜而战，结果只有战败。
单靠政府手中所有的一点飞机、大炮、坦克车，不但非日本帝国主义全部力量之敌，即比它在整个国防计划上所能够加于中国作战的一部分即其三分之一，也还相差很远，以此抗战，不啻以卵投石，不待开火，胜败已可逆睹。我们必须预先见到这一胜败之必然性，然后才不至妄自夸大，才会诚心诚意的结合与国（特别是苏联），获得必要的军器，才会坚决的发动民众运动，形成全国民众的抗日洪流，以补足我们致败的缺点，以达到持久战、消耗战之目的，使敌人知难而退。
我们必须从与国获得大批的军器（特别是飞机与大炮），才能够作三个月以上的正式战争；我们必须从全国广大的民众获得大批的游击抗日的力量，与正式军队合作，才能够持久战，否则敌人还只消耗一小部分，我们早已消耗得精光了，还谈得上什么持久战、消耗战呢？
即令我们的正式军队节节失败，即令敌人能够占领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的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这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如此，敌人越深入，占领的地方越扩大，它们危险便越厉害，德国国社党机关报驻远东记者说得对：
中国境内战事演进情形，颇不利于日军，苏联若自外蒙援助华军，既足以妨碍日军之推进，且可在“满洲国”边境有所举动，而予日以极大牵掣。苏联此项计划若果见诸事实，则外蒙即当由苏联予以援助，而成为对日作战区域，似此，日军之成败利钝端在该国能否迅速结束军事，俾克防止战事范围勿任扩大也明矣。
依日本人口十分之一计，可得六七百万壮丁，然而曾经入伍能够正式作战者，不过一百廿万人，其余的壮丁都不能作用，因为它为了侵略别人出国战争，当然不必要也不可能武装民众来作游击战。在它整个的国防计划，至多只能动员三分之一即四十万兵，来中国作战，其余八十万兵要留着防俄。它现在调来中国的兵，虽然还不及四十万，倘若它的胜利要超过华北及上海以外，调到中国的兵额必要达到四十万甚至五十万，这己经使它的参谋本部头痛，（假令它占领的地方，没有中国民众的游击队在它的后方扰乱，而且有大批的汉奸帮着它巩固后方，它是可以节省兵力十万二十万的。）如果再加上外蒙参加战争，至少又要增兵十万，这更要使它的参谋本部束手无策。况且在中国民众蜂起持久抗战中，日本工业品在中国的市场莫由恢复，它在经济上所受到很大的打击，便影响到军费。
所以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的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的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呢？香港英文《晨邮报》说得对：
中国目前最危险的现象，就是在被占领地方的人民，处之安然，任敌人把他们的手给束缚起来。日本人现在是尽其可能的以博得他所占有的人民的欢心，如日本人在这方面能成功的话，那的确是中国抗战前途的一个隐忧。
如果我们不愿意将来任敌人把我们人民的手束缚起来，我们现在便应该赶快开放民众运动，使人民的手不容易为敌人所束缚，更不应该由我们自已把人民的手束缚起来，免得将来敌人费事。我们如果不愿意让敌人博得他所征服的中国人民之欢心，使他们甘愿做亡国奴，我们便应该解除人民的痛苦，博得人民之欢心，使人民能够自愿的与政府合作抗战到底。
如果我们不愿意让全国民众蜂涌起来，对日持久抗战，一旦政府军失败，精锐丧失，武器耗竭，国际调解论压迫于外，妥协动摇份子簧鼓于内，不妥协、屈服、投降，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呢？即上海局部停战言和，便不能继续抗战，无论在形式上实质上放弃华北，更是公开的屈服投降。至于接受日本限制军备，聘请军事顾问，加入反共协定，取缔抗日运动等条件，那更不用说了。
此次抗战只有两个前途：中途妥协，对日投降；或者发动民众，抗战到底。每一个自命为拥护民族利益的人，都必须采取后一前途。如果真心主张抗战到底，就必须真心主张发动民众，对于发动民众，不加以任何怀疑与阻碍。
如果民众蜂涌的起来了，不但能够援助政府对日抗战获得胜利，即令政府军一败涂地，日本军占领了全中国的大城市，即亡了国，也还能够继续抗战，使敌人不能够顺顺当当，安安稳稳的统治全中国。
每一个真心拥护民族利益的人，总不至感觉到民众蜂起抗日比日本兵打进中国来更为可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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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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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陈其昌等的信
1937年12月21日
说明：本篇及以后有关各篇托派成员的假名、别号等，均由郑超麟提供。
璠昌霁［注：璠，即罗世藩。昌，即陈其昌（上海托派临委成员）。霁，即赵济。］诸兄鉴：
璠兄十月十四、十七两信早已收到。十六日信并猴子［注：猴子，即孙煦（雪庐）。］的信与做书计划，亦早收到（廿日的信也收到）。他所拟做的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现在能这样耐心的做书，真使我不敢不赞一词，因为我是一个外行。我回他这样的话，未免使他扫兴，然而实在无可回答也。璠兄的婚事，我闻之且喜且忧，喜的是得着意外的良缘，优的是他将来的生活。圃兄［注：圃，即晓圃（濮清泉）。］来此已一星期，日内或将到湖南去教书。我不愿在此久居，亦不能久居，去处尚末能定，因天下老鸦一样黑也。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你们都是史大林主义者，都是老彭［注：彭，即彭述之。］的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侣。罗汉为人固然有点糊涂，你们对他大肆攻击，便比他更糊涂万倍。你们乱骂史国，尤其是骂史，虽然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如此错误下去，不知将来会走向何处去！璠兄说别人是宗教徒，现在大概也受了宗教的传染而不自觉了！霁兄十一月二日收到，璠霁和俊昌［注：俊昌，即寒君、陈其昌。］意见或微有不同，根本仍是一样，即是不懂得此次战争的意义，超林则走得更远，根本和你们仍是相同的，即是把上次帝国主义间大战的理论，完全应用到今天，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我对昌俊还有点幻想，并不是他们关于最近局势的见解和我接近，而是因为他俩的工作精神比较积极，如果能在群众中积极工作的人，终会抓住现实。我对于史合作，在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对象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合作”自然是胡说，罗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们又何必神经过敏呢？至于互相造谣臭骂，自然都是混蛋。都为教派所限，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关于老彭和长子［注：长子，即尹宽。］，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况且根本意见相差很远。香兄来信亦收到。昌兄十月廿九日十一月三日的信及英文信均收到，是事无法可设，我也不愿设法，恐怕出力不讨好，前次罗君就是一个殷鉴，报馆所记自多失实，《申报》访问记，我未见着，能寄我一看吗？此种事太多了，无从预防，也无法更正，只好听其自然，好在将来有我自己写的文章书物为证。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此祝健康。
弟
仲手启
一九三七、十二、二十一
来源：《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 |
实庵自传（1937年1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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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庵自传
1937年11-12月
第一章没有父亲的孩子
休谟的自传开口便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的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东西，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我迟迟不写者，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也不是因为什么虚荣；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力求简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来，作为现代青年一种活的经验，不力求简短，也不滥钞不大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以夸张篇幅。
写自传的人，照例都从幼年时代说起，可是我幼年时代的事，几乎完全记忆不清了。佛兰克林的自传，一开始便说：“我向来喜欢搜集先人一切琐碎的遗事，你们当能忆及和我同住英格兰时，遍访亲戚故旧，我之长途跋涉，目的正在此。”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只略略写出在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
第一件事：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我在广东时，有一次宴会席上，陈炯明正正经经的问我：“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我也正正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当时在座的人们，有的听了我的话，呵呵大笑，有的睁大着眼睛看着我，仿佛不明自我说些什么，或者因为言语不通，或者以为答答非所问。
我出世几个月，我的父亲便死了，真的，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我记得我幼时家住在安徽省怀宁县城里，我记得家中有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
亲戚本家都绰号我的这位祖父为“白胡爹爹”，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这位白胡爹爹有两种怪脾气：一是好洁，一是好静。家中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桌椅没扫抹干净，我的母亲，我的大姊，便要倒大霉。他不许家中人走起路来有脚步声，我的二姊年幼不知利害，为了走路有时有脚步声，也不知挨过多少次毒打，便是我们的外祖母到我们家里来，如果不是从他眼前经过，都不得不捏手捏脚的象做贼的一般走路，因为恐怕他三不知的骂起来，倒不好出头承认是她的脚步声。我那时心中老是有一个不可解的疑问：这位好洁好静的祖父，他是抽鸦片烟的，在家里开灯不算数，还时常要到街上极龌龊而嘈杂的烟馆去抽烟，才算过瘾，那时他好洁好静的脾气那里去了呢？这一疑问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我才有了解答。第一个解答是人有好群性，就是抽大烟，也得集体的抽起来才有趣；然而这一解答还不免浅薄，更精微奥妙的解答，是烧烟泡的艺术之相互欣赏，大家的全意识都沉没在相互欣赏这一艺术的世界，这一艺术世界之外的一切一切都忘怀了。我这样的解答，别人或者都以为我在说笑话，恐怕只有我的朋友刘叔雅才懂得这个哲学。
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诗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象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勉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眼泪，一面责备我道：“你这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的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我们知道打着不哭的孩子很多，后来虽不定有出息，也不定做强盗。祖父对我的预料，显然不符合，我后来并没有做强盗，并且最厌恶杀人。我以为现时代还不能免的战争，即令是革命战争中的杀人，也是残忍的野蛮的事，然而战争还有进步的作用；其余的杀人，如政治的暗杀，法律的宣告死刑，只有助长人们的残忍与野蛮性，没有一点好影响，别的杀人更不用说了。
父亲的性格，我不大知道。母亲之为人，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其实她本质还是一个老好人，往往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据我所记忆的有两件事，可以充分表现出她这一弱点。
有一位我祖父辈的本家，是我们族里的族长，怀宁话称为“户尊”，在渌水乡地方上是一位颇有点名望的绅董，算得一位小小的社会栋梁。我的母亲很尊敬他，我们小辈更不用说了。有一年（大约是光绪十二年前后），大水冲破了广济圩，全渌水乡（怀宁东乡）都淹没了，这位族长哭丧着脸向我母亲诉说乡民的苦痛之后，接着借钱救济他的家属，我母亲对他十分恭敬，然而借钱的事却终于不曾答应。族长去后，我对母亲说：“我们家里虽然穷，总比淹水的人家好些，何以一个钱不借给他呢？”母亲皱着眉头一言不发。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她不愿说的话，你再问也是枉然，我只在心中纳闷道：母亲时常当衣借钱济人之急，又时常教训我们，不要看不起穷人，不许骂叫化子，为什么今天不肯借钱给淹水的本家而且她一向尊敬的族长呢？事隔五六年，我才从许多人口中渐渐知道了这位族长的为人：族中及乡邻有争执的事，总得请他判断是非曲直，他于是非曲直的判断，很公平的不分亲硫，一概以所得鸡、米、烟土或老本洋多少为标准，因此有时他的亲戚本家会败诉，外人反而胜利，乡间人都称赞这位绅董公正无私！他还有一件事值得舆论称赞，就是每逢修圩放赈，他比任何人都热心，无论严寒酷暑，都忙着为大众奔波尽义务，凡他所督修的圩工，比别人所担任一段都更不坚固，大概他认为如果认真按照原定的工料做好，于他已是一种损失，失了将米放赈的机会，又是一种损失，这未免自己太对不住自己了！至此我才明白母亲皱眉不语的缘故，是因为她已经深知这位族长之为人，然而她仍旧恭敬他，这岂不是她的弱点吗？
还有这族长手下用的一位户差（户差的职务，是奉行族长命令，逮捕族中不法子孙到祠堂处罚），同时又是一位阴差（阎王的差人），他常常到我们家里来，说他在阴间会见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没有钱用，托他来要钱买钱纸银锭烧给他们，我的母亲很恭敬的款待他，并且给钱托他代买钱纸银锭，不用说那钱纸银锭是烧给这位当阴差的先生了，这位阴差去后，母亲对我们总是表示不信任他的鬼话。有一天他又来到我们家里过阴，大张开嘴打了一个呵欠，直挺挺的倒在床上，口中喃喃说胡话，谁也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大概是澧都城的土话罢！是我气他不过，跑去约了同屋及近邻十多个孩子，从前后门奔进来，同声大喊某处失了火，这位阴差先生顿时停止了声响，急忙打了一个小小呵欠便回到阳间来了，闭着眼睛问道：“这边有了火烛了罢？”我的母亲站在床边微笑的答道：“是的！”他接着说：“这可不错罢，我在那边就知道了。”我在旁边弯着腰，缩着颈脖子，用小手捂着嘴，几乎要大笑出来，母亲拿起鸡毛帚子将我赶走的很远，强忍着笑，骂道：“你这班小鬼！”但她还是恭恭敬敬用酒肉款待这位阴差爹爹，并且送钱托他买钱纸银锭，这便是我母亲优容奸恶之又一事实。
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燥，其实我性情暴燥则有之，嫉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幸而我母亲崇重科举的思想，我始终没有受到影响。这件事我们当然不应该苛责前一辈的人，尤其是不曾受过新旧任何教育的妇人。
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时捐班出身的官，人们还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须正途出身，洋博士那时还未发明），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那时存银行和做交易所生意，也还未发明），盖大屋（并非洋房），欺压乡农，荣宗耀祖；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将来做刚白度（即买办）的，还只有上海十里洋场这一块小地方，其余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用人的气都得受；贫苦农民的儿子，举人、进士、状元不用说，连秀才的好梦都不敢做，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供给儿子读几年书，好歹能写出百而八十字，已经算是才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过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那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农民的儿子如果考取了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也就是立了将来做土豪劣绅的基础，一生吃著不尽；所以无论城乡，屡考不中的人们，往往埋怨祖坟的风水不好，掘出尸骨来改葬，这便是那班圣人之徒扬名显亲的孝道；在这样的社会空气中，在人们尤其是妇女的头脑里面，科举当然是一件神圣事业了。
我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当时传统的“忠孝节义”之通俗教育标语，她是知道的，我很感谢她从来不曾拿这些标语教育我们，她对于我们之教育，是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当大哥考取了秀才时，母亲很高兴，而我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母亲高兴，惧的是学八股文章和应考的灾难，要临到我身上来了！
自从祖父死后，经过好几个塾师，我都大不满意，到了十二、三岁时，由大哥教我读书，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初读时，我也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这件事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一直到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我己经十七岁了，在县考前一两个月，大哥实在再挨不过去了，才硬着头皮对我说：“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我当时一声不响。他知道我的脾气，不做声并非反对，而是承认。他高高兴兴的拿出合于小考格式的路德的文章为我讲解，我表面上是在听他的讲解，心里还是想着我的《昭明文选》，不久大哥也看出路德的文章太不合我的口味，于是再拿出金黄和袁枚的制艺给我看，我对于这几个人的文章虽然有点兴趣，而终于格格不入，他对于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大哥虽然十分忠厚老实，我猜想他此时急则智生，必然向母亲做了一个虚伪的报告，说我如何如何用心学八股文，那是在这期间母亲喜悦的面容中可以看出的。象我那样的八股文程度，县考、府考自然名次都考得很低，到了院试，宗师（安徽语称学院为宗师》出的题目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正在收抬考具要交卷，那位山东大个儿的李宗师亲自走过来收取我的卷子（那时我和别的几个人，因为是幼童和县、府试录取第一名，或是经古考取了提堂，在宗师案前面试，所以他很便当的亲自收取卷子，我并不是考幼童，县、府试也非第一名，一入场看见卷面上印了提堂字样，知道经古己经考取了，不用说这也是昭明太子帮的忙），他翻开我的卷子大约看了两三行，便说：“站住，别慌走！”我听了着实一吓，不知闯下了什么大祸。他略略看完了通篇，睁开大眼睛对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问我十几岁，为啥不考幼童？我说童生今年十七岁了。他点点头说道：“年纪还轻，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我回家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在我，应考本来是敷衍母亲，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这时看见大哥那种失望的情形，却有点令我难受。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捷报传来，母亲乐得几乎掉下眼泪。“眼皮子浅”这句批评，怀宁人自已也承认，人家倒了霉，亲友邻舍们，照例总是编排得比实际倒霉要超过几十倍；人家有点兴旺，他们也要附会得比实际超过几十倍。我们这一门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现在看见我们弟兄又都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许多神话，说我们家的祖坟是如何如何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一管笔，说我出世的前夜，我母亲做过什么什么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们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最有趣的是几家富户，竟看中了我这没有父亲的穷孩子，争先恐后的托人向我母亲问我可曾定亲。这就是我母亲大乐而特乐的社会原因。母亲快乐，我自然很高兴；所害怕的，来年江南乡试的灾难，又要临到我身上来了！
第二章江南乡试
江南乡试是当时社会上一件大事，虽然经过了甲午战败，大家仍旧在梦中。我那时所想象的灾难，还远不及后来在考场中所经验的那样厉害；并且我觉得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的用点功，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以后好让我专心做点正经学问。所以在那一年中，虽然多病，也还着实准备了考试的工夫，好在经义和策问，我是觉得有点兴趣的，就是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习那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我们弟兄感情极好，虽然意见上没有一件事不冲突，没有一件事依他的话做，而始终总保持着温和态度，不肯在口头上反驳他，免得伤了手足的感情。
大概是光绪二十三年七月罢，我不得不初次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了。同行的人们是大哥，大哥的先生，大哥的同学和先生的几位弟兄，大家都决计坐轮船去，因为轮船比民船快得多。那时到南京乡试的人，很多愿意坐民船，这并非保存国粹，而是因为坐民船可以发一笔财，船头上扯起一条写着“奉旨江南乡试”几个大字的黄布旗，一路上的关卡，虽然明明知道船上装满着私货，也不敢前来查间，比现在日本人走私或者还威风凛凛。我们一批人，居然不想发这笔横财，可算得是正人君子了！
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除我以外，都到过南京乡试的，只有我初次出门，一到南京，看见仪凤门那样高大的城门，真是乡下佬上街，大开眼界，往日以为可以骄傲的省城，——周围九里十三步的安庆城，此时在我的脑中陡然变成一个山城小市了。我坐在驴子背上，一路幻想着，南京城内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华美丽，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为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进城一看，使我失望了，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然而房屋却和安庆一样的矮小破烂，城北一带的荒凉，也和安庆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个“大”。可是房屋虽然破烂，好象人血堆起来的洋房还没有；城厢内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驴子，跑起路来，驴子头间一串铃档的丁令当郎声，和四个小蹄子的得得声相应和着，坐在驴背上的人，似乎都有点诗意，那时南京用人拖的东洋车，马车还没有，现在广州人所讥讽的“市虎”，南京人所诅咒的“棺材”和公共汽车，更不用说，城南的街道和安庆一样窄小，在万人哭声中开辟的马路也还没有，因为甲午战后付了巨额的赔款，物价己日见高涨，乡试时南京的人口，临时又增加了一万多，米卖到七八十钱一升，猪肉卖到一百钱一斤，人们已经叫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南京人的面容，还算是自由的，快活的，至少，人见着人，还不会相互疑心对方是扒手，或是暗探，这难道是物质文明和革命的罪恶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别有原因的。
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到南京的头一夜，是睡在一家熟人屋里的楼板上，第二天一早起来，留下三个人看守行李，其余都出去分途找寓处。留下的三个人，第一个是大哥的先生，他是我们这一批正人君子的最高领袖，当然不便御驾亲征，失了尊严；第二个是我大哥，因为他不善言辞；我这小小人自然更不胜任；就是留下看守行李的第三个。午后寓处找着了，立刻搬过去，一进屋，找房子的几个正人君子，全大睁着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异口同声的说：“这屋子又贵又坏，真上当！”我听了真莫明其妙，他们刚才亲自看好的房子，怎么忽然觉得上了当呢？过了三四天，在他们和同寓中别的考生谈话中间，才发见了上当的缘故。原来在我们之先搬来的几位正人君子，来找房子的时候，大家也明明看见房东家里有一位花枝招展的大姐儿，坐在窗口做针线，等到一搬进来，那位仙女便化做一阵清风不知何处去了。后来听说这种美人计，乃是南京房东招揽考先生的惯技，上当的并不止我们这几位正人君子，那些临时请来的仙女，有的是亲眷，有的是土娼。考先生上当的固然很多，房东上当也不是没有，如果他们家中真有年轻的妇女，如果他们不小心把咸鱼、腊肉挂在厨房里或屋檐下，此时也会不翼而飞；好在考先生都有“读书人”这张体面的护符，奸淫窃盗的罪名，房东那敢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到商店里买东西，有机会也要顺带一点藏在袖子里，店家就是看见了也不敢声张，因为他们开口便说。“我们是奉着皇帝圣旨来乡试的，你们诬辱我们做贼，便是诬辱了皇帝！”天高皇帝远，他们这几句大话，未必真能吓倒商人，商人所最怕的还是他们人多，一句话得罪了他们，他们便要动野蛮，他们一和人打架，路过的考先生，无论认识不认识，都会上前动手帮助，商人知道他们上前帮着打架还不是真正目的，在人多手多的混乱中，商人的损失可就更大了，就是闹到官，对于人多势大的考先生，官也没有办法。南京每逢乡试，临时增加一万多人，平均一人用五十元，市面上有五十万元的进帐，临时商店遍城南到处都有，特别是状元境一带，商人们只要能够赚钱，受点气也就算不了什么。这班文武双全的考先生，惟有到钓鱼巷嫖妓时，却不动野蛮，只口口声声自称寒士，商请妓家减价而已，他们此时或者以为必须这样，才不失读书人的斯文气派！
我们寓处的房子，诚然又坏又贵，我跟着他们上当，这还是小事，使我最难受的要算是解大手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头痛。屋里没有茅厕，男人们又没有用惯马桶，大门外路旁空地，便是解大小手的处所，我记得那时南京稍微偏僻一点的地方，差不多每个人家大门外两旁空地上，都有一堆一堆的小小金字塔，不仅我们的寓处是如此。不但我的大哥，就是我们那位老夫子，本来是个道学先生，开口孔、孟，闭口程、朱，这位博学的老夫子，不但读过几本宋儒的语录，并且还知道什么“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他也是夭天那样在路旁空地上解大手，有时妇女在路上走过，只好当做没看见。同寓的有几个荒唐鬼，在高声朗诵那礼义、廉耻、正心、修身的八股文章之余暇，时到门前探望，远远发见有年轻的妇女姗姗而来，他便扯下裤子登下去解大手，好象急于献宝似的，虽然他并无大手可解。我总是挨到天黑才敢出去解大手，因此有时踏了一脚屎回来，已经气闷，还要受别人的笑骂，骂我假正径，为什么白天不去解手，如今踏了一脚屎回来，弄得一屋子的臭气！“假正经”这句话，骂得我也许对，也许不对，我那时不但已解人事，而且自己戕贼得很厉害，如果有机会和女人睡觉，大约不会推辞，可是象那样冒冒失失的对一个陌生的女子当街献宝，我总认为是太无聊了。
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简，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一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容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一条号简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简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屎号”；考过头场，如果没有冤鬼缠身，不曾在考卷上写出自己缺德的事，或用墨盒泼污了试卷，被贴出来，二场进去，如果不幸坐位编在“屎号”，三天饱尝异味，还要被人家议论是干了亏心事的果报。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睡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
1937年11月11日、11月21日、12月1日《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期署名：陈独秀 |
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十一月在武大讲演（1937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
——十一月在武大讲演1937年11月
动员全国的财力人力需要民众，军队前进作战固需要民众之援助，即军队后退亦需要民众之援助，救济伤兵，肃清汉奸，巩固后方，无一不需要民众的力量，如果我们还不曾忘记阿比西利亚皇帝曾因单靠军队不发动民众而失败的教训，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急需发动广大的真正民众——主要的是参加生产的工农民众——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即在敌人也懂得这个。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时，上海的日本报纸曾替告他们的政府说：“日本军队战胜中国军队，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全中国的民众真的起来作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这便不是武力可以解决的了，政府应于此点深加注意”云云。
开战以来，无论政府党或在野党，都异口同声的说要发动民众，公开说不需要民众的人，只是极少数。并且“全民抗战”这句话，成了一切刊物上的套语；实际上如果允许我说句老实话，完全没有这回事。所以空喊发动民众，喊破了喉咙，民众也不会有多大的回声，要民众起来，必须考虑到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
我们须知：民众是有高度意识和意志的人类，不像牛马可以随着鞭子的声影，叫他们行就行，叫他们止就止的；更不是无意识的木石或粉团，人们要把他们做成什么东西就成为什么东西；所以无论政府的命令或政党的空口宣传，都同样没有发动民众的万能。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
第一必须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学生因为每日上课七八小时，尚且无法参加抗日工作，工人每日做工十二小时或十三小时，连星期日都不得休息，无论做日工或夜工，下了工疲乏得成了半死人，更没有担任抗日工作的可能了。农民耕地不足，衣食己很艰难，又加之以高租高利苛捐杂税以及种种征发、敲诈，压迫得他们不能活命，他们眼前的敌人是贪官污吏、地主、土劣、保甲长，而不是日本军队，终年过这样痛苦生活的农民，怎样会有抗日的情绪。参加生产的工人农民，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民众，绝非无业游民可比，而且他们占全国人民之最大多数，他们不能起来抗日，还能发动什么广大的民众呢？此外苛捐杂税，向下层人民强派公债和裁员减薪，也足以减杀小商人小职员的抗日情绪；学生功课太繁忙，也没有做抗日工作的时间。所以坐在沙发椅上，责备民众不爱国，不起来抗日的人们，简直和说“百姓无饭吃何不食肉糜”的昏皇帝是一样的货色！
第二必须让人民有经常的组织。组织是一种力量，一切生物皆由无数细胞组织而成，细胞无力量，由无数细胞组织成各种器官，组织成各种生物，才发生各种力量；一盘散沙的民众也自然没有力量，民众有了组织，而且是经常的组织，不是乌合之众，便会发生伟大的力量。民众自身的痛苦解除了，然后才谈得上组织，也只有为解决自身的痛苦，民众才会迫切需要组织，并且解决痛苦之真的实现，还是要靠民众自己的组织力量。所以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必须立即恢复并充实由各业民众自己选举的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等。官办的招牌的没有民众的民众团体，在抗战中，除了禀承上官命令发几个通电以外，是不会有任何力量的。
第三必须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如果人民有了组织而没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他们的组织力量，只会用于解决他们自身的痛苦上面，而不能用之于政治，抗日乃是一种政治斗争。人类是政治动物，人民必须有政治的自由才算得是自由民，是国民，而不是被征服的奴隶，奴隶是不会爱国的，奴隶是不会自动的为国家民族利益而舍命斗争的。在数千年专制政治之下，过着没有组织没有政治自由的痛苦生活，对于统治者，老是抱定“抚我者后，虐我者仇”的见解，国家与民族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仿佛是一种奢侈品。所以现在要叫人民爱国，要叫人民起来为国家民族利益积极的对日抗战，不但要解决人民自身的痛苦，不但要让人民有自己的组织，尤其要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使人民自己真能感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自身的利益与国家休戚相关，这件事决不是政府的命令和宣传教育所能够代替的。
如果我们切切实实做到上述这三件事，发动民众当然不成问题。或者有人认为这样未免太发动了，我则以为没有这样的“太发动”，是不能够抵抗站在我们眼前凶恶而有力的敌人，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的！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和发动民众有关，就是政党领导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在发动民众运动中政党领导的作用，一国中有几个政党存在着，便必然发生政党间争取领导民众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欧美各国及日本，从来并不感觉有什么严重，无论在平时或战时，因为他们的政府党及在野党，都用发表政纲和公开的讲演，争取民众到自己党的方面来；各党在民众团体中亦各有分野，各自争取群众，争取在团体中的领导权，无论党争如何剧烈，从未想像到根本不容许他党争取群众，争取领导权。至于近年以来，有几个国家发生了一党专政的怪现状，根本不容许他党存在，这便根本没有什么政党间争取民众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在中国，谁都不能说现行的政制是法西斯主义专政或共产主义专政，当然应该容许有党派间争取民众的问题，并且可用先进的民治国家的所通行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并不特别严重。尤其是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天，各党各派合作救亡的呼声，遍于全国，只要能够发动民众起来抗战，谁愈多尽点力愈好，在野党固义不容辞，政府党亦无所用其疑忌，在野党仅仅有了若干民众拥护，并不就能够夺取政权。并且政府党如果毅然决然采用上述三种办法发动民众，别的党派能够采用更激进的纲领，争取得更多的民众，这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即令抗日的纲领不同，政党间遵循各国通行的办法，各据自己的纲领及政策，努力宣传，一任民众之从违，以争取民众，这正能够推动政治进步和提高民众之政治水平；倘然以为这样太过民主了，而采取不正当的甚至极卑劣的手段抢夺民众，如用武装打手和金钱来威迫利诱民众，复拿民众做自己的打手；造谣诬蔑对方，企图一党垄断；利用政治势力，利用民众落后意识，甚至以党员冒充民众压迫对方；政党间，甚至一党中各小派别间，如此这般非政治的无原则的强拉硬夺，不仅不能发动民众，还会使已起来的民众失望灰心而消极。大家如果不赶快觉悟，如果一直采用这样的手段争取民众，我包管各党各派将得不着一个民众；其结果不是各政党领导民众抵抗敌人，而是敌人领导着汉奸灭亡中国！
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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