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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鲁迅之认识（1937年11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1937年11月21日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有几个诚实的人，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1937年11月21日《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五十二期署名：独秀 |
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1937年11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
1937年11月21日
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的一切物质力量，是打不过敌人的，我们可以打胜敌人的，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全民族一致起来，不做奴隶的伟大情神。
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不是空口说大话，而要有具体的事实表现，这种具体的事实表现，就是除了汉奸以外的全中国人民“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这是我们胜利之最大的保障。
假如我们有钱者能拿出十万万现金，有力者能拿出千万壮丁，不待战事结束，已足够使敌人气馁，无法继续对我们作战了。
大家万万不要笑我说大话，十万万现金，一千万壮丁，实实在在能够拿得出的。
或者有人说，自抗战开始以来，“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两句话，在街头巷尾都看见了，听见了，可是谁出过多少钱，谁出过多少力，何以至今还不大看见听见呢？我以为这是因为大家还没有指出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之实行条件。
要使有钱者出钱，首先要问：谁是有钱者？顶有钱的是在外国银行有大批存款的人们。我归纳起好几个银行界朋友的谈话，中国阔人存在汇丰、麦加利等等银行的款项，至少有一百万万元。如果政府下一个决心，最客气最少也可以请他们拿出十分之一即十万万元来，购买救国公债；万一不及此数，再加以农村富户的窖藏，妇女首饰，及一般国民的献金，十万万元是可以办得到的。这个数目已经比政府现在发行的救国公债额加了一倍，而且都是现金。政府有十万万现金做准备金，便可以加印二十万万法币，决没有通货膨涨后物价高涨和外汇跌落的危险。政府拿这二十万万元，一半加购军火，一半补助后方的纱厂、大小规模的织布业和运输业，这样一来，抗战的胜利可以说有了一半把握。如果把“有钱者出钱”变成“无钱者出钱”，把救国公债的负担，加在仅能养家活口的小职员小商人身上，甚至加在身负各种捐税已经困苦不堪的农民身上，此不独政府所得有限，且会因此造成后方可怕的危机，若再加以不肖的官吏土劣借此从中敲诈渔利，前天《武汉日报》《扩大献金救国运动》一文中所说：“尤望显宦巨富，……出其所有，以身作则，为国民倡。”“勉力济助政府者，多为生计困难，节衣缩食之平民，而拥资巨万之人，反不数数觏。”这几句话真是切中时弊之名言。
谁是有力者？当然是农村和城市的壮丁，要使壮丁出力，必注意两个条件。第一，必须使他们有自动参加抗战的情绪，不可依靠拉夫形式，拿绳子牵着来强迫服役。这种强拉来的壮丁，数目必不能多，不够用，而且无论在前方或后方，均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送往前方补充兵额，比募兵更要坏得多，在后方强迫征兵和强派公债合起来，更会造成农村中可怕的危机。前天有一位黄埔出身的青年军人，和我谈到这一问题，他也承认强拉壮丁的危险，他也承认经过广大的群众宣传而招募的兵，比有名无实的征兵要好得多。第二，壮丁必须使之成为有政治教育有自动活力的群众组织，有了这种组织，补充前方，保卫后方，都根本不成问题，尤其重要的是以游击队的形式，扰乱敌人后方，即令敌人利用近代武器占领了我们的大都市，而不能够统治我们的全部领土，这种效果，当然不是简单的强拉少数壮丁所可得到的。据好几个从河北来的朋友说：“政府这几年在河北各县的壮丁训练，是有了成绩，可是缺少政治教育，未能成为有自动活力的群众组织，我们的军队从平汉津浦一撤退，各县县知事和警察一挟款逃跑，壮丁们便无人统率召集，一时群龙无首。又没有自行集合工作的习惯，敌人委派的县知事和维持会一到来，已训练好的壮丁，大多数都变成了敌人的力量。”他们说到这里，都几乎声泪俱下，象这样有力者为敌人出力的可悲现象，是绝对不应该再使之出现的了。现在南方十几省，每省以百万壮丁计，能够有一千多万人，再多多少少的武装起来，政府手中若有一千多万武装的有政治教育的有自动活力的壮丁，前方后方的问题，那一样不能解决呢？
如果在现在的民族危急中，有钱者不出钱，有力者不出力，将来亡了国，大家都一样要做奴隶，要受敌人的残酷蹂躏和东北四省及冀、察、绥人民所受的一样！
如果政府得到人民二十万万元和一千万壮丁的援助，不但能够打退站在眼面前的敌人，即全世界各大强国，也永远不敢小视我们中国人了！
1937年11月21日《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五十二期署名：独秀 |
多谢敌人的飞机大炮（1937年11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多谢敌人的飞机大炮
1937年11月11日
对于醉生梦死昏昏沉沉的我们中国人，令人郁闷欲死的中国社会，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固然有毁灭我们之可能，如果我们能够善于利用它，正是及时的无限大警钟，一针强心针和一剂最猛烈的兴奋剂。尤其是敌人的飞机轰炸遍了全中国的大都市，使我们没有逃避的余地，谁勇敢，谁怯懦，谁正直，谁奸诈，谁是有心肝的人，谁是冷血动物，谁有才干，谁是蠢才，都一一显露在众人的面前，不是拍马吹牛可以代替的了。人们只要不准备现在当汉奸，或静候将来做亡国奴，就是一班最写意的男女们，迟早都会脱下睡衣和拖鞋，拿起武器来自卫以卫国。我们不要把敌人的飞机轰炸简单看做灾难，应该看做是我们起死回生的圣药，希望它轰炸遍中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由悠游自在变成疯狂。疯狂！疯狂！再来一百个疯狂！永远疯狂，永远不再悠游自在。我们吃了悠游自在的亏太厉害了，太长久了，多谢敌人的飞机大炮，或者会医好我们这一个祖传老病。
1937年11月11日《宇宙风》（十日刊）第五十一期署名：陈独秀 |
“言和即为汉奸！”（1937年11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言和即为汉奸！”
1937年11月9日
战胜而言和，乃停止军事行动而收得战胜之果实；不胜而言和，这不是和，而是妥协、屈服、投降！敌军一天在我国领土之内，一天都不能言和；如此而言和，不能不说是汉奸卖国行为！
前几天外报盛传中日言和停战，全国人心大为不安；幸而外部发出辟谣的消息，并且中国负责当局告合众社记者，谓“于今日而与日本言和，即为汉奸”，从此以后，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国人及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协，即是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该再怀疑政府了。
此时不但全部言和是妥协、屈服、投降，就是上海局部停战言和，也是一样！其理由有七：
一、全面抗战，是既定的国策，一旦局部言和，是明明破坏了国策，政府的威信失坠，在内政上会发生极大危机。
二、在军事上使敌人得缩短战线，专力于其真正目的地之华北，以减少其军力和物力之消耗。
三、上海左近一天在战争状态中，不啻一天为中国关税之天然壁垒，国内工业一天有发展的机会；一旦停战，上海所有的工厂都毁尽了，外国工业品（连日本的工业品也在内）便如潮涌入，无法阻拦。
四、战争是工业国出超国致命的威胁，农业手工业入超国的中国在这方面便反而有益无损，在三个月的战争中，中国的入超显然是停止了；一旦停战，外货涌入，入超必然较战前更为可怕，因为入超增加，法币的准备金必然减少，法币一旦动摇，全国经济大恐慌便随之到来。
五、民族抗战，正是提高国民精神上之最有力的兴奋剂，一旦妥协屈服言和，由失望而悲观，国民道德之向下坠落，必一日千丈，强项者自杀，卑快者沉溺于烟、赌、娼，也是一种自杀，如此可悲的现象，必然普遍于全社会，而无可救药，这是我们可以预见的。
六、妥协、屈服、投降之后，在落后分子中，愈益加强他们认为日本必然兴盛，中国必然倒霉的信念，一班趋炎附势无耻投机分子，现在犹未正式加入汉奸团体者，必然潮水似的奔赴汉奸这条道路。他们如果有顺利的政治环境，还会公然形成政治集团，如朝鲜的“一进会”。
七、南宋偏安的局面，现代已经做不到了，日本兵占据华北后，不久军事工作一完成，华北伪国或所谓华北自治一出现，中国的工商业的国内市场丧失了一半，南方将如何存在呢？况且日本军至多停一二年必然还要南下，以达到她原来以华北为“自治区”，以华南为“亲善区”的计划，那时人心已去，政府即欲抗战，更加无人愿意出钱出力了！
政府要抗战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现在还是时候；“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人民要政府抗战到底，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
全国文武大员，必须首先认购巨额救国公债，以为人民之倡；富商大贾们，也应该激发天良，掏掏荷包。象汉口这样一个最大的国内市场，纱业商人担认区区百五十万元公债，还要丑表功，并且实际还未缴纳；全武昌商界只认购七万元，已经不成话说，而且至今尚未缴齐！此等“贻误戎机”之徒，此种犹太商人，应该由政府及民众加以严厉的惩罚！不然还谈什么“有钱者出钱”的废话！当真只应该令无钱者出钱吗？
农村中城市中有力的壮丁，都应该不待政府之征召，而自动的依职业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保卫地方，并且杀到前敌。或者有人怀疑政府不许民众自动的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我以为这是过虑，难道政府不许人民抗敌救国吗？并且民众自动的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也可免去政府下级人员及保甲长办理强迫兵役的许多流弊。
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这两句话，我相信政府更能够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因为政府自己已经公告天下：“言和即为汉奸！”
言和固然是汉奸，即这几天言和谣言所传播的空气，已经足以灰前方将士及后方人民之心，助长汉奸的气焰；倘此种空气不澄清一下，还会令北方本来动摇之将领更加动摇，发生保存实力的企图，甚至会有象阿比西利亚酋长的那种怪物出现。
要澄清这种恶空气，政府最高当局应该下一决心，将政府阁员中妥协动摇分子立时除去，而代以坚定主战的人物，则谣言不辟而息矣。一次行动，胜过千万次宣言。
十一月九日
陈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1937年12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
打倒消极先生（1937年11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打倒消极先生
1937年11月8日
各方面的消极态度不改变，会形成抗战的致命伤。
在民族解放的抗战中，人人都应该积极的参加抗战工作，不应该消极的避难，尤其是青年男女。
政府及党部应该积极的发动民众，增加抗战的力量，不应该消极的防止民众运动越轨，官僚派心目中不越轨的民众运动，乃是一种仪仗，在抗战中不能够发挥群众的自动的真实力量。
政府在财政上，应该积极的强迫富裕的官商拿出钱来；不应该消极的采取紧缩政策，裁人减薪，造成社会恐慌，甚至制造一部分汉奸。
政府在处置汉奸的问题上，应该积极的从政治上经济上杜绝汉奸所以普遍发展的根源，消极的惩罚是不够的。
在商业上，应该积极的谋货币百物之流通；不应该消极的限制人民向银行提取存款和阻碍内地米谷买卖，致商业停滞，造成经济恐慌。为了防止资本逃走和米粮资敌，只有在最后出口地方，由政府严行统制和检查。
在军事上，应该积极的向敌人弱点进攻；不应该消极的防守应战，使敌人得以自由移动集合其优势军力，将我们的防地陆续各个击破。
商人应该积极的要求政府筹款发展生产；不应该消极的力图减少救国公债之负担。
工厂主应该积极的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以培养工人的工作技术与劳动力，不应该消极的减资加时，以削弱工人的劳动力，削弱生产。
农民应该积极的抵抗土劣之压迫，不应该因为愤恨土劣据区保甲长之地位鱼肉农民，而对于参加抗战取消极态度。
学校应该积极的改变课程，以适合战时的需要；不应该消极的迁移到边远地方，简单的避免敌机轰炸。
对于伤兵，应该积极的改良其生活与教育，并帮助其组织与活动，不应该消极的防止他们捣乱。
对于伤兵之救济与慰劳，应该积极的号召社会团体群起参加工作，不应该因为顾虑汉奸从中活动，而消极的加以阻止或限制。
对于地方各级政府，应该积极的改造加强，不应该消极的维持现状。
一切不反对抗日战争的人们，不应该因为怀疑政府抗战的决心而取消极的旁观态度，应该积极的参加抗战工作，以加强政府抗战之决心。
消极态度是抗日战争之致命伤，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必须战胜我们自己的消极态度。
1937年11月8日《民族战线》创刊号署名：陈独秀 |
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十月十五日在汉口青年会讲演（1937年10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
——十月十五日在汉口青年会讲演1937年10月15日
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这个题目。
现在有许多人都在说：“我们对日战争，要得最后的胜利，”并且说：“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但是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怎样的胜利才是最后的胜利呢？同时，怎样才能得到胜利呢？这一点，我们应当具体的说明，仅仅抽象的说说胜利，那是过于空洞的。
今天有很多人都在骂“和”，以为和就是投降，其实一个国家打仗，有战必有和，说和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只看怎样的和法。如果是屈服的和，那是投降；如果是对等的和，那是可以的。民族战争，和是可以，投降则不可。
前几天我在华中大学曾经讲过此次抗战意义，今天当然已经用不着再说这一方面的话，不过我当时有一个结论是不能不提一提的：我说这一次抗日不是感情的，复仇的，而是求中国在国际上、经济上脱离半独立的地位，得到完全独立的地位。不然，则我们是奴隶的生存。我们必须经济能自由发展，不受外国任何势力的宰制。这才是我们战争的意义，才是我们战争的目的。
我们的胜利，是不是要割取日本的土地呢？不是。我们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只要他交还侵略去的土地。是不是要他赔款呢？不是。因为赔款是负担在日本人民的身上。我们不是侵略国，我们不要使敌国人民负担加重，我们只要日本把在华侵略去的权利交还。这些权利是什么？如租界、如关税协定、如领判权、铁路矿山权、内河航行权、在中国驻兵和开办工厂……等等，我们只要这些权利交还我们。因为有上述几种特权存在，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能称为自主的国家，中国就永远做他们的农奴，他们就永远做了我们民族工业的主人。我们这一次的战争，是要争取民族工业的主权，要自己起来做主人。所以，这一战争不是感情的，复仇的。我们并不要日本割地赔款，我们只要交还我们的主权，把在中国侵略去的交还我们，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胜利。并且也只有这样才算是最后的胜利，不应该存苟且的心理，以为日本能够停战撤兵（，）至多做到交还失地，就算我们的最后胜利；这便和以前一样，排满只限于清帝退位，讨袁只限于取消帝制，迷惑于苟且成功的心理，极力降低要求，缩短战线，自以为是稳健的战略，结果仍旧是失败。这种最后的胜利，是不容易得到的，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需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现在有一班中国必胜论者，很轻率的说日本已经陷入了经济崩溃的境地，这一句话显然是毫无根据的乐观，是自己欺骗自己，在事实上，一个短时期内即一年半甚至二年，无论在经济上在军事上，我们是摧毁不了她的，我们须要能够持久的和她抗争，至少是二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这样的长期战争，在现代当然不可能，但我们要想得到最后的胜利，必需有虽三十年也不愿意做奴隶而要做主人的决心，纵然中间经过惨败甚至一时的屈服。
现在有二件事，就是远东会议。也许有很多的人希望这一个会议可以帮助中国得到胜利，如果真是这样希望，那就非常错误。就是我个人的意见，远东会议能够不增加中国的困难，就已经是很好的了。虽然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远东会议会有什么结果，但我们从历史上观察远东会议的来源，也就可以知道一半。自从英帝国会议以后，澳大利代表就提出了太平洋会议，日本表示相当赞成，美国不理，其目的就可以想见了。澳大利对于远东问题，有一个目的，想拿中国问题满足日本，只要日本不干涉她，她自己得到安全就够了。这是过去的情形，现在呢？现在国联的机构以内，给日本以经济制裁的空气非常浓厚，连加拿大都赞成了，但是英国在意、阿战争中已经有了经验，经济制裁以后，倘不进一步加以武装制裁，经济制裁必然要失败的，武装制裁，又非所愿，只得赞成远东会议来和缓经济制裁的空气，来安定她自身，表面上虽说希望两者并而为一，实则只想玩玩远东会议而已。再说远东会议会有什么结果呢？只要看看到会的成分便知道了，如丹麦、比利时、葡萄牙、瑞典、挪威，一向是跟着英国走的，法与苏会同情于中国，但终局也不能走出英国的范围，美国的算盘打得很精，她和日本剧烈的冲突还在明天，今天值不得一战，不妨流点他人的血，自己向中、日两方面卖卖军火，这便是美国孤立派和和平主义者的真实意旨，罗斯福现在虽然走进一步，也不过为了他自己将来选举票，敷衍少数主战派一下，决不会抛弃和平派而走到英国前面；德、意两国呢？意大利对日本当然很同情，德国不能公开的帮助中国，也不会帮助日本，德助日以欧洲方面为限，在经济上她不愿失去中国市场，她或者中立，或者不参加会议，如此看来，除德、意别有自己的立场，其余都要或迟或早惟英国马首是瞻。所以决定远东会议之前途的还是英国。英国呢？大概还不外是折中、调解，和承认既成事实这些老办法。如此则远东会议便无疾而终了，我们对它能有什么别的希望呢？那么我们是不是对于国际的援助一点希望没有呢？这到不尽然。我们在客观情形明瞭以后，应该断然抛弃对国际对“九国公约”国任何集体制裁的幻想，并且应该抛弃什么和平阵线侵略阵线这一虚构的公式，努力在外交上尽可能的向各别国家获得军火的接济，如苏联、美国、德国和捷克。所谓外国军火之接济，决不仅仅是寻常小量的补充，而是大量的接济，而是要看做我们得到胜利的因素之一。说到这里，或者会有人出来反对所谓“唯武器论”，我以为“唯武器论”，在人类社会进化史上是无可非难的，因为用弓箭刀矛的人战胜了用石头的，用来福枪的人又战胜了用弓箭刀矛的，用飞机大炮的人将来也会战胜用来福枪的，武器并不能简单看做武器，它是每一时代每一民族一般文化发展的象征；即在实际战争上，“唯武器论”在一定限度上也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武器的数量质量约略相等的条件之下，兵数众多和作战勇敢才有决定最后胜负的作用。如果我们盲目的反对“唯武器论”，那只好痴心妄想精神可以战胜物质，希望大刀队可以抵抗飞机大炮，仿佛标语、祈祷、歌咏，可以打退敌人，这都等于用符咒治病，病人只有倒霉！
日本比起我们来，已经是工业国家，军火尚须不断的从外国补充，战时更不用说，中国是农业商业国家，军火儿乎全部依赖外国，如果打算继续抗战二年，就是说二年以内不向日本屈服，便不是宣传大话所可济事，要能够从外国获得四十八万万元的军火才行。单是飞机一项，二年内陆续补充一千架，平均每架以三十万元计，就要三万万元，大炮及大炮的子弹的价钱那就更可观了。
如果我们有了军火，那就可以拿兵数众多和作战勇敢来决定胜负了。日本对中国作战，只能出兵四十万，我们的军队以训练上的缺点，应该用一百二十万兵来对付，一百二十万兵的给养及被服药品之补充，官兵每人每月平均以三十元计，二年共需八万万六干四百万元，此外尚需钜额的运输费，连军火，二年战费当在六十万万元以上。以半年计至少要用十五万万元，日本预计半年战费要二十五万万元，我们不能再少过十五万万元了。假定在此半年中，能够得到五万万元的军火借款，尚需筹得现款十万万元，才能够支持半年，若准备支持一年，还要加多十五万万元，合共二十五万万元，只抵得日本半年的战费，似乎不能再少了。现在政府发行的救国公债只五万万元，实在太少，第一批救国公债，最少要二十万万元，而且最好是一半现金，一半法币。现在集中在政府手中的现金虽很多，但为了维持外汇的平衡，当然不能多量动用，近代的战争，谁不能维持外汇的平衡，谁就踏上了失败的道路，日本对于中国的全面抗战，倘然不能攻取中国多少地方，从她占领的中国地方获得大批战费，恐怕不到二年，外汇的平衡便不能维持了。我们在此二年中，将怎样维持外汇的平衡呢？外国借款当然希望很小，只有陆续从国内筹出三四十万万现金。怎样筹法呢？我们要知道现金在人民身上，政府无法没收，要靠人民用救国公债的形式拿出，如果说不能不用强迫力，大部分是要用民众的强迫力，单靠政府的强迫征收，那是不行的。如果人民能够拿出二三十万万现金充战费，这才真是财力的全国动员，这件事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因为这一消息传出后，日本绝不好再说：对日抗战的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
这是财力问题，再有人力的问题。日本打中国，可以出到四十万兵，中国的军队，除了中央军、两广军、川军，其他军队战斗力是有限的。中央、两广、四川军合拢来，大概有八十万，全中国也许有二百万兵，但可打的则只有这八十万，这八十万可超过日本一倍。但现在的战争，日本不但是机械化厉害，就是军队的训练也好过我们，所以拿八十万对四十万，还没有胜利的把握，我们最少要一百二十万，三人打他一个，这样我们就要大大的补充，照现在征兵办法，似乎不会有多大效果。中国习惯怕当兵，强迫征兵，还会偾事，必须要使民众了解民族解放战争的意义，自动的起来参加战争才行。民众如果蜂涌起来，武装起来，自愿的参加战争，那么，不但正规军之补充不成问题，并且还有大量的游击队，辅助正规军作战，这才真是人力的全国动员。人力的全国动员和财力的全国动员一样，都需要民众自动，靠政府的强派，是不会有多大成绩的，譬如小孩子读书，靠父兄强迫是不行的。强迫征兵和强派公债一样，不但不会有多大成绩，倘贪官污吏、土劣、保甲长等，视为发财机会，藉着征兵派债，肆行敲诈，那更要大糟而特糟。政府若赶快发动广大民众，来动员全国的财力和人力，上说的毛病，自然是不会发生的。这回上海战争，军人的确尽了他们的力量，他们当中竟有接了撤退命令还不肯退的，这种英勇的牺牲，是值得敬佩的。但后方民众还不曾起来，所谓“全民抗战”，还是未曾实现的宣传口号。现在单看看武汉，大家还在睡觉，不仅是随便的睡觉，还是吃了鸦片烟的沉睡！救国公债，湖北省只摊派一百三十万，数目并不算多，现在连五分之一还未收齐，而武汉商人还在斤斤较量摊派数目太多，这真不成话说！政府应该立即决心发动民众，使民众蜂涌起来，疯狂起来，热心抗战，要做到政府征兵一万，报名的有二万，公债发行五万万，人民拿出十万万，真正做到有力者出力，有钱者出钱并出力，则抗战的胜利才会有把握。所以我认为胜利的因素是：
第一，从国外得到大量军火之接济。
第二，全国民众蜂涌起来，做到全国财力人力之动员。
再加上政府军队的力量，这才能够保证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这三样好比一张桌子的三只脚，缺少了一只，甚至两只，漫说胜利，就是曲线的失败，也是很难想象的事。此次中、日战争，不是两个国家军备约略相等的战争，而是军备贫弱的中国民族，反抗军备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战争，只有依赖外国大量军火及国内广大民众的力量，才不会使政府军队因孤立而失败，这两种力量，又恰好是敌人所得不着的。
我们要得到胜利，必须在具体办法上指出怎样才能得到胜利，倘空口高喊“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便等于一种咒语，这种咒语，打毁不倒敌人，帮助不了自己！
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
辛亥革命之回顾与前瞻（1937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辛亥革命之回顾与前瞻
1937年10月10日
辛亥革命，在实质上，对内推翻满清统治，对外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势力，总之是建设民族独立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惜乎当日的政府口号，是偏于排满，当日的工作，是偏于军事，满清一推翻，军事一停止，人民以为革命己经完结，即党人亦感觉无事可做。真正认为革命尚未完成，并且前途还甚辽远的，只孙先生一人。民国八九年间，孙先生曾对我说，“袁世凯背叛了中华民族，可是救了革命党人！”，孙先生见我完全了解他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异常高兴，如是接着大发议论道，“我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一般党人都不感兴趣，甚至说我空想，多事，孙瑶卿在汉口公开的反对我提倡三民主义，他们以为革命就是排满，排满就是革命，现在满清已推倒，革命已成功，何必又来谈什么主义呢？他说的这些话，是代表许多党人心理的，象他们这些近视，还懂得什么是革命呢？”这一段话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脑中响亮着。我们在今日的抗日战争中，切切不可忘了孙先生的教训，我们要认识中国的革命还未完成，我们不要使政治工作落在军事后面，我们不要以为抗日就是革命，我们要深切的认识抗日战争之目的，是在必须首先排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才能够建设民族独立的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以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之任务！
1937年10月10日《武汉日报》署名：陈独秀 |
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1937年10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
1937年10月9日
说明：1937年10月9日，答《抗战》周刊记者采访。
国庆日前夕，记者访陈独秀先生于其病中，恳谈目前对日抗战的种种问题，兹分节记述于下：
记者：前两天，武汉文化界有一次较为盛大的集会，陈先生没有到，有许多人都颇失望，因为他们都很想听听陈先生的演说。
陈：呵，是的，是的。那一次的集会，听说到了很多人，我本来很想参加的。可是先和华中大学约好作一次讲演，恰恰在同一个时候，事实上分身不开了。
最迫切的两件事
记者：现在对日战争，已经全部展开了。从海南到华北，都在炮火连天的状况之下，而东北的义勇军也活跃起来了！前线将士的英勇，不仅得到国人的爱戴，而且得到世界的赞美，可是后方的工作，陈先生以为最迫切的是什么呢？
陈：这一次的抗战，军人确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可是后方却赶不上，前方的血战是何等紧张，而后方竟是这样的松懈，尤其是武汉，简直连表面的工作都做得不够！武汉为全国后方的中心，而空气这样沉寂，太可怕了。所以党政当局，应该积极的发动民众起来，募集公债和训练壮丁，才会有最有效的办法。
记者：五万万元的救国公债，湖北承销了一千二百万，现在还没有收足。
陈：这是不好的现象。日本人打算筹集二十五万万的侵略费。中国应该筹足此数，五万万还嫌太少，湖北人承购一千二百万，更是太少了。并且此次公债应该多数以现金购买。
记者：以现金购买？
陈：是的！用纸币购买，实际上并不能收“有钱出钱”之效。现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所代表的若干现金，己集中在政府手里，以政府所发行的纸币，以公债形式交纳政府，几乎等于未曾购买公债，其效用至多减少若干通货膨胀，所以以纸币购公债，效果小得很，因为外汇是需要现金的。
记者：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政策，很是成功，曾博得世界各国时政专家的称赞，现金不是早已集中了么？
陈：政府的法币政策，确是成功，如果法币政策不成功，这次的仗是打不起来的。不过国内的现金仍未能完全集中。因为大部现金都还在乡村里，政府只能集中都市中若干现金，而不能完全吸收乡村的现金，乡间富户的窖藏，比都市里银行的保险库要充实得多！政府应该设法把乡间的元宝和银币以及珠宝等都集中起来，则对日抗战的费用，方可长期支持下去。
记者：训练壮丁问题怎样？
陈：敌人的炮火很厉害，我们战士的牺牲一定很多，我们应该把全国的壮丁训练起来，然后才能谈得上持久战。
记者：据我所知，现在武汉三镇受训的壮丁，大概有×万人，×个月后，可以调到前线上去作战。
陈：不够不够！中国的壮丁．大部在农村里，都市里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在体质上，都市里的壮丁也还比农村为劣。政府应该征集农村里的自愿作战的壮丁来受训，以作对日战争的后备军。
记者：陈先生所说的两个问题——集中现金和征集壮丁，都是注重在农村里，进行起来，恐怕很为困难。
陈：要是民众起来，而且有组织，并不怎样困难。
民众的组织和训练
记者：如何才能使民众组织起来呢？在现阶段中，我们应该给予民众以何种训练为最适宜呢？
陈：关于组织民众一事，在目前，我希望党政当局，下一个绝大的决心，完成自上而下的改革。社会的改造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由下而上，一个是由上而下。现在既还没有自下而上的方式，我们不能等待，只好取自上而下的这个方式，我们希望执政的国民党从速完成他。尤其在抗战期中，要做到全国总动员，民众的组织应看成第一重要。
记者：所谓“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是由中央、省、县，以至区、乡、保、甲的这个制度，层递下去而运用起来呢？
陈：区、乡、保、甲，不能担负这个任务，而且也不大适宜。
记者：现在上海出了许多新的刊物，都在鼓吹利用这个系统呢！还有许多青年，都准备回乡去运动做保、甲长，或去和保、甲长联络呢。
陈：据我所知，现在的区、乡、保、甲，和民众还有许多隔阂，并不能切实组织民众，更不能训练民众，我们所谓组织民众，是希望政府选派优秀青年，分赴各县担负这个责任，而不能厚望于区、乡、保、甲长。
记者：那末，这些青年回乡去后，岂不是要和那些区、乡、保、甲长冲突起来，对于抗日的后防，不是一个大累赘么？
陈：土豪劣绅摇身一变而为区、乡、保、甲长，将来我们如果一旦军事失利，他们又会摇身一变而为汉奸，他们可成为敌人利用大汉奸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我们将如何避免和他们冲突呢？
记者：陈先生对于这次抗战前途的观察怎样呢？将来会有什么结果？
陈：对日抗战对内可以使中国统一，对外可以使中国富强。只要政府能领导人民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日本是断然要屈服的！日本屈服以后，他在中国的权利，当然要为中国所收回，中国的主权，可因此而得保完整。
记者：此次抗日胜利，日本在中国特权固可收回，其他各国的呢？
陈：不成问题！土希战争以后，使土耳其的主权渐次完整，但土耳其只打败希腊，没有打败英法，然英法在土耳其的权利，也渐渐被土耳其收回了。所以中国只要对日抗战到底，统一固不成问题，独立也不成问题。英美各国和中国的关系，或者可循外交途径来解决，不一定要诉诸战争；假如中国不能振作，他们就非分尝一脔不可了。
远东会议的展望
记者：陈先生既然谈到国际问题，那末，现在快要举行的远东会议，据陈先生的观察，对于中国有不有帮助。
陈：会议不过是一种形式，不必重视。
记者：那末，请陈先生把这个会议的背景来分析一下。
陈：苏俄是同情中国的，法国和苏俄有军事和政治的谅解。在会议中，中国可望得到这两个国家的援助。德国此时还离不开英国，不一定会帮助日本，他也不想牺牲中国的市场，可望他中立。意大利的态度倒很令人怀疑。美国的态度，以前不大好，自从罗斯福发表演说后，稍稍改变了，然美国终不会走到英国的前面，法俄也不会采取和英国对立的态度，在远东会议中，最大多数国家还是惟英国马首是瞻。英国太持重了，太保守了，太看重既成事实了，他固然不愿从中国的市场退出，而让日本独占，然而他的态度能够有利于中国至何种程度，中国抗战的胜负是有很大影响的。
非常时期的文化运动
记者：关于宣传，文化界的责任是很重大的了。现在武汉已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平津和京沪各地的文化人，都跑到了武汉，有人还提出了“武汉时代”的口号来，陈先生觉得这个抗战的非常时期，以武汉为中心的文化运动，应该怎样开展呢？
陈：所谓非常时期的文化运动者，就是文化人的参加抗战运动。小说家、戏剧家、诗人、电影从业员、音乐家、绘画家、大学教授、新闻记者……凡是以文化为职业的人，都应该把他的精力用到抗战的行动上。我们要把抗战的基础，建筑在广大的农村里，希望各地到武汉来的文化人，不要专门在武汉办刊物，而忘记那急待唤起的农民群众。这样一来，并且可使他们的艺术民众化。
记者：听说陈先生要办一个刊物，确否？
陈：没有这个意思。现在各报纸杂志都肯登我的文字，我何必自己办刊物呢。
记者：报纸上说，陈先生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是不是呢？
陈：不对！不对。这是大公报记者听错了我的说话，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那位记者问我，是不是打算参加实际政治（他的意思全然是指政府里面的行政）工作，我说，这于我不大相宜，十五六年时，我也没有担任政府里的实际工作，我最怕被政府里的实际工作所捆住，没有清醒的头脑观察政治局势。换言之，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是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的。
记者：明天就是国庆日了。陈先生准备发表一点东西吗？
陈：武汉日报约我写一篇国庆论文，我打算把辛亥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以及抗日与革命的关系，约略的说一说。只写几百千把字就够了，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看长文章。
谈至此，已经将近六点钟了，室内也渐渐阴暗起来，窗外又正下看雨，记者还要过江，于〔是〕就告辞出来。
1937年10月16日《抗战》周刊第一卷第六期署名：陈独秀 |
抗日战争之意义——十月六日在武昌华中大学讲演（1937年10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抗日战争之意义
——十月六日在武昌华中大学讲演1937年10月6日
全国要求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为什么要抗战？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日本欺压我们太厉害。这话固然不错，可是，未免过于肤浅了，一般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明瞭更深一点的意义，抗战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而有深长的历史意义。
十九世纪之末，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各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挟着工业与科学，企图掠夺征服全世界，做他们的殖民地；在这一时期，全世界的各民族，能够自动的发展工业与科学以适应环境的便兴旺起来，否则不免日渐衰败下去，这是近代史的一般规律。
资本主义在东方发达较晚，因之产业、生活、文化遂比较落后，大部分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供他们的奴役，在东方后起的资本主义，因为各国发展不平衡，强弱遂至不同，现在单就中国和日本两国说：日本在德川时代，盛行过守旧和攘夷运动，可是他们幸运得很，在守旧攘夷运动中，社会上有力分子，受了由欧美留学回国者奔走号召的影响，渐渐感觉到守旧攘夷不是办法，由此一变而为明治维新运动，全国上下疯狂的崇尚工业与科学，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六七十年，工业与科学很顺利的发展着，未曾一次遇到反动势力的阻碍，所以才有今日的强盛。中国怎样呢？中国提倡科学与工业也略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第一次改革便是李鸿章采用西法以富国强兵的企图，不幸当时民间没有援助，留学欧美回国的学生也没有发挥一点力量，李鸿章的一切设施计划，都受了守旧的清廷之阻碍而失败，使中国改革的头一炮便没有响，因此收得了甲午年对日本战败的后果。
因战败的刺激，产生了戊戌维新运动；康梁所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其动力是出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其理想是输入西学以振兴工业，改革行政制度，一时震动了全国，其意义大于李鸿章时代之改革。这一运动若一直顺利的发展到现在，即令只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而工业与科学之发达，国力之强盛，是不会在日本之下的，不幸这次改革，又被清廷守旧的太后派所摧残而失败，这第二次改革失败，遂酿成了庚子拳匪事变，八国联军占领首都的后果。
庚子战败后，中国更加陷入了帝国主义宰割的深渊中，赔款连息九万五千万，这样大的数目，在现在还足惊人，在那时的国计民生上更是不可承受的打击。这还是小事，最致中国死命的是：在以前的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之外，又加上全国重要的铁路矿山权，内河航行权，在中国境内开办工厂权，和北京、天津、汉口、上海驻兵权。这些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无一不是破坏中国的主权，辛丑条约可以说是不平等条约中最不平等的条约，此后中国陷入半独立国家的悲境，较庚子以前更加明显了，因此国计民生日增困苦。清廷之无能而又横暴，很明白的摆在人民面前，排满革命论逐渐抬头，君主立宪论逐渐失势，于是乃有孙黄领导的辛亥革命。以辛亥革命的朝气，本有收回主权，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以发展工业与科学的希望，不幸又遇到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军阀之反动，一切都趋向复古，此次革命在推翻满清帝制是成了功，在完成国家独立以致富强的大改革又失败了，因此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称帝，清帝复辟，南北战争等不断灾难的后果。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欧战中有了一点发展，又加以俄国革命之刺激，革命党之努力及工农之奋起，于是乃有轰动全国的北伐战争运动，以此次运动的朝气，本有可能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不幸又以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而失败了，因此酿成了“九一八”的后果。
在此六七十年中，日本的工业与科学，一直顺利的发展着，资本主义已达到高度，中国每一次改革，都为反动势力所破坏，资本主义至今犹停滞在最初阶段，戊戌维新时代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动理论，经过袁世凯反动时代梁启超的渲染，至今犹支配着知识分子的头脑，至今还有人认为东方的精神文化胜过西方的物质文明，认为大刀队能够抵抗敌人的机关枪和大炮，这就是中日强弱之所由分，也就是一般恐日病者主和派（实际是投降派）之理论及事实的根据。
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气弥漫了全中国，政府也有了二三年军事上的努力，于是乃有今日的抗日战争。
此次抗日战争，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也不是由于民族的复仇，更不是为了正义、人道、和平，这些好听的空洞名词，而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战争之对象，虽然只是日本帝国主义，亦仅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而不是日本人民，因为压迫束缚我们的，亦非日本人民，而是帝国主义的日本军阀政府；战争之历史的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之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
每个民族之国家独立与统一，必须实现经济独立与统一，始能完成，而经济落后的国家，尤必须力争关税自主，采用保护政策，本国的幼稚工业才能够和资本主义先进国的工业品竞争，自由贸易政策，在工业有高度发展的国家，有大量的商品输出并且农产品不足，才能适用，中国幼稚的民族工业，如纺织、人造丝、火柴、肥皂、面粉、纸烟、水泥等，正因为处于半独立国家的地位，不但不能对于上举各项工业品施行关税保护政策，（现时海关增税的，仅仅是少数的奢侈品，虽然增多一点政府财政的收入，而于保护上举各项工业无所裨益。）抵制倾销，而且各国还有在中国境内设厂，航行的特权，此种状况不改变，依资本竞争的规律，中国的民族工业，便永远不能抬头，这是中国需要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之基本原因。
前年日本广田对王正廷大使说：“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合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中国何必要反日呢？”我们的答复是：我们所以反日，正因为也要做工业国，不甘心做别国的农奴，专为他们生产原料。今日日军之大炮飞机向我们轰炸，也正是要屈服我们做他们的农奴。
此次对日战争，乃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第一次李鸿章改革，第二次戊戌维新，第三次辛亥革命，第四次北伐运动，今日的抗战乃是第五次，到了对帝国主义武装冲突阶段，也就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尖锐阶段。
两个帝国主义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两方面国家中社会主义者，都应该各自反对其本国的侵略战争，使之失败，因为这种战争只有牺牲人民，而没有进步的意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被侵略国的人民，抬起头来打倒掠夺他们的强盗，乃是人类一种进步的战争，侵略国的社会主义者，固然应该起来反对其本国政府，而被侵略国的社会主义者，则应援助其本国政府，使之获得胜利，此种胜利，不但使本国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并且使被侵略国的被压迫人民也得到解放的机会，因此，此次中国抗日战争，我们不能看做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战争，而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对于侵略的日帝国主义战争，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
此次抗日战争有严重的意义，决不可当作儿戏，战胜了，不似解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束缚，并且使别的工业先进国亦不能够再继续强迫中国人做他们的农奴，根据历史的经验，以前德意志、意大利、日本、土耳其都是经过对外战胜，循外交途径，收回了独立国家所必需的主权，脱离了半独立国的地位，在中国，德俄两国的特权已经放弃，法、美、意、比等国与我关系较小，惟英国在华势力与日本不相上下，然英人素来持重，近年对外政策又日趋保守（，）非以前的英国可比，聪明的美国人，比较日本更懂得中国国民要求解放运动的意义与力量，未必肯蹈日本一味蛮干而失败的前辙，如果中国抗日战争得到胜利，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或者不必经过战争，而循外交途径，以次收同，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办法，然而绝对不是幻想。
如果此次战败，只有亡国为奴。所以此次战争，乃是中国人或为自由民或为奴隶之关键，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抗战怠工，不尽他所能尽的力量，事实上是帮助了敌人，即是消极的无形的汉奸！
有人以为中国如是之大，不至灭亡，殊不知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并非采取直接管理全中国的笨法子，乃是以分化手段，在南北制造各种名义的政治组织，利用亲日派做傀儡，间接统治中国，把不愿充当傀儡的人们赶到川云贵山中和苗大哥作伴，这不是亡国是什么？日本帝国主义者，即对于各种傀儡的组织，也利于他们分立，更易于由他摆布，并不容许他们统一和力量强大起来，近日谣传溥仪将迁北平。余不信会有此事，因为日本的政策不愿以一个傀儡的组织统治全中国。
假使民众不起来，政府的军事势力始终陷于孤立的地位，不得已中途屈服，放弃华北，这种南方暂时偏安的局面，也会日趋于全中国灭亡之路。
投降派唯一的理论及事实之根据，是中国在军事的经济的力量上都非日本之敌，他们不懂得日本不能用全部力量对中国战争，他们更不懂得中国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不能仅仅拿两方政府手中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估计最后的胜负，中国政府手中的军力和财力之弱点，是可以由全国民众之奋起及全世界革命的国家革命的民众（日本的民众也在内）之援助来补充的，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两种力量之补充，不但投降派振振有同，即主战派将来也会动摇，所以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首先必须深刻的了解抗战之真实意义，才会有始终坚决不挠的意志。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
1937年11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
从第一双十到第廿六双十（1937年10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从第一双十到第廿六双十
1937年10月2日
我们每年双十节都不能不回想到廿六年前的双十。
廿六年前双十，是中国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时代之开幕；这一革命战争，在本质上，是对内推翻满族的统治，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宰割，在社会的动象上，后者尤重于前者，辛亥以前的收回权利运动，正是这一意义之表现。
不幸辛亥革命的结果，仅仅推翻了满族的统治，丝毫没有侵犯到帝国主义在华的权利，因此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本问题之一：国家独立与统一。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也不曾解决这一问题。
一直到廿六年后双十节的今天，才动手来解决这一问题，即是直接与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此次抗日战争，其对象虽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而其涵义及历史发展的前途，乃是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割，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所以此次抗日战争，不是两个帝国主义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而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即令由这一战争做了国际帝国主义战争的导火线，而在远东方面，只要中国政府始终联合苏联对日作战，仍然不会失掉革命的意义。一个革命家，难道不应该站在联合中国和苏联的人民以至朝鲜、日本的人民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观点上，赞助这一战争吗？
此次抗日战争，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完成，谁对于抗日战争怠工，便是不愿意中国革命事业之继续前进．谁害怕革命震动，便不配抗日，要脸的只好追踪苗大哥逃到川、云、贵的深山中去；不要脸的终于要跪在日本帝国主义者面前！
中国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无论政府在抗战中有何错误，甚至根本的错误，都不能作为人们消极的理由，消极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消极是革命内在的敌人！
左倾的人们，以左倾的词句掩盖他们的消极，和右倾的人们害怕革命震动，害怕民众起来，同样会葬送有世界革命意义的抗日战争！
今年第廿六双十节，我们并不须有别的纪念庆祝的仪式，前线上忠勇战士对敌人所发的炮声，便是我们的纪念、庆祝。只要我们除去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使抗日战争得到最后胜利，则第廿六双十的价值，在历史上要超过第一双十多少倍。
双十节前八日，写于武昌
1937年10月16日《宇宙风》散文半月刊第49期署名：陈独秀 |
孔子与中国（1937年10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孔子与中国
1937年10月1日
尼采说得对：“经评定价值始有价值；不评定价值，则此生存之有壳果，将空无所有。”所有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的人们，倘若不愿孔子成为空无所有的东西，便不应该反对我们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
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
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自上古以至东周，先民宗教神话之传说，见之战国诸子及纬书者，多至不可殚述，孔子一概摈弃之，其设教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见《论语·先进》），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见《论语·述而》）其对于天道鬼神的态度，见诸《论语》者：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述而》）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
重人事而远鬼神，此孔墨之不同也。孔子之言鬼神，义在以祭享，为治天下之本，故《祭义》说：“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至于鬼神之果有或无，则视为不可知之事，而非所深究；孔子之言天命，乃悬拟一道德上至高无上之鹄的，以制躬行，至于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则非所容心，此孔子之异于道家也。不但孔子如此，在儒道未混合以前，孔子的嫡派大儒如孟子如荀子，亦力唱仁义礼乐而不言天鬼，至战国之末，不知何人，糅合儒道二家之说，作《中庸》，（《中庸》言华岳，又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又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这明明是和李斯辈同时代人的口气，决非孟子之前东鲁子思所作。）始盛称鬼神之德与天道，于是孔子之面目一变；汉初传《周易》者，取阴阳家《系辞》归之孔子，大谈其阴阳不测之谓神，大谈其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大谈其精气游魂鬼神之情状，大谈其极数知来、极深研几、探颐索隐、鉤深致远，（《中庸》犹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犹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大谈其河出图、洛出书，（《论语》“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之说，大约亦此时窜入，崔述已辨此非孔子之言。《春秋纬》有“龙负河图,龟具洛书”之说，可证为阴阳家言。）于是孔子之面目乃再变；董仲舒号为西汉大儒，实是方士，成、哀以后，谶纬大兴，刘氏父子著书，皆兼采儒与阴阳二家之说，班固、许慎承其谬，于是孔子之面目乃三变；东汉诸帝，笃信谶纬，无耻儒生，靡然从之，白虎观讲议诸人，都是桓谭、王充所讥的俗儒，班固所纂集的《白虎通德论》，广引纬书，侈言三纲、六纪、五行、灾变，可说是集儒道糟粕之大成；然而桓谭还公言反谶，几以非圣无法的罪名见诛于光武；郑兴亦不善谶，乃以逊辞仅免；王充著《论衡》力辟神怪；贱儒贾逵以附和谶纬取媚民贼，亦尚言“五经家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到郑玄，他早年师事第五元，本是习京氏《易》、公羊《春秋》的，故晚年笃信谶纬，博采纬书神怪之言以注《毛诗》、《周礼》、《论语》、《孝经》、《礼记》、《尚书大传》等，至此孔子之面目乃四变，而与阴阳家正式联宗矣。从此贾逵、郑玄之学日显，桓谭、王充之说日微，影响于中国之学术思想不为小也。
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中国的社会到了春秋时代，君权、父权、夫权虽早已确定，但并不像孔子特别提倡礼教以后的后世那样尊严，特别是君权更不像后世那样神圣不可侵犯，而三权一体的礼教，虽有它的连环性，尊君却是主要目的；这是因为自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渐陵夷，各诸侯国中的商业都日渐发达，景王之前，已行用金属货币（见《周语》及《汉书·食货志》）。郑桓公东迁新郑，与商人立“无强贾”、“毋匄夺”的盟誓（见昭十六年《左传》）。齐擅鱼盐之利，“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见《史记·货殖传》）“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俗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见《汉书·食货志》）“桓公曰：四郊之民贫，商贾之民富，寡人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为之奈何。”（见《管子·轻重篇》）“及周室衰，……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见《汉书·货殖传》）由此可见当时的商业，已经动摇了闭关自给的封建农业经济之基础，由经济的兼并，开始了政治的兼并，为封建制度掘下了坟墓，为统一政权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产生了孔子的政治思想。春秋之末，商旅之势益盛，即孔门的子贡亦“废著（《汉书》作“发贮”）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见《史记·货殖传》）是为战国白圭、计然、猗顿之先驱［注：按：白圭是战国魏文侯时人，善经商；计然是战国越人，范蠡（陶朱公）的老师；猗顿是春秋鲁人，以畜牧及盐业，十年富比王侯。］，这便是司马迁所谓“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素封”势力愈盛，封建制度愈动摇，遂至诸侯亦日渐陵夷，大夫陪臣挟“素封”之势力，政权乃以次下移。孔子生当此时，已预见封建颓势将无可挽救，当时的社会又无由封建走向民主之可能，（欧洲的中世纪之末，封建陵夷以后，亦非直接走向民主，中间曾经过王政复兴君主专制的时代，Machiavelli［注：按：Machiavelli，写《君王论》的马基雅维里。］的君主大权主义，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于是乃在封建的躯壳中抽出它的精髓，即所谓尊卑长幼之节，以为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夫妇之别普遍而简单的礼教，来代替那“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见昭七年《左传》）的十等制，冀图在“礼”的大帽子之下，不但在朝廷有君臣之礼，并且在整个社会复父子、夫妻等尊卑之礼，拿这样的连环法宝，来束缚压倒那封建诸侯大夫以至陪臣，使他们认识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以维持那日就离析分崩的社会。所以孔门的礼教即孔门的政治思想，其内容是：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
孔子曰：安土治民，莫善于礼。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防止水之所自来也。……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聘觐见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礼记·经解》）
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礼记·坊记》）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
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记·礼运》）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效也。（《礼记·哀公问》）
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礼记·哀公问》，《大戴礼·哀公问》“庶物”作“庶民”）。
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礼记·祭统》）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大戴礼·曾子本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大戴礼·曾子立孝》）
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治之也。（《大戴礼·本命》）
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大戴礼·本命》）
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牲》）
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礼记·郊特牲》）
仲尼曰：……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礼记·文王世子》）
不但孔子自己及他的及门弟子是这样，孔子之后，孔子的嫡派大儒孟子、荀子，他们的思想，无论对于天鬼，对于礼教，都是孔子的继承者。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梁惠王上》）
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
当尧之时，……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荀子·礼论篇》，《大戴礼·礼三本》，“生之本”作“性之本”，“恶”作“焉”，“无安人”作“无安之人”，后世天地君亲师并祀，即始于此。）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彼君者（依俞樾说“君”下删“子”字），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荀子·礼论篇》）
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荀子·王制篇》）
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荀子·非相篇》）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今当试去君上之执，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荀子·性恶篇》）
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杨注云：告，言也；妻者，齐也；天子尊无与二，故无匹也。）四海之内无客礼，告无适也。（杨注云：适读为敌。《礼记》曰：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荀子·君子篇》）
这一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三权一体的礼教，创始者是孔子，实行者是韩非、李斯。（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及门弟子，法家本是儒家的支流，法家的法即儒家的礼，名虽不同，其君尊臣卑、父尊子卑、男尊女卑之义则同，故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司马迁谓韩非“归本于黄老”，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这是由于他不懂得尊礼法与反礼法乃是儒法与黄老根本不同的中心点。）孔子是中国的Machiavelli，也就是韩非、李斯的先驱，世人尊孔子而薄韩非、李斯，真是二千年来一大冤案。历代民贼每每轻视儒者（例如汉朝的高祖和宣帝），然而仍旧要尊奉孔子，正是因为孔子尊君的礼教是有利于他们的东西，孔子之所以称为万世师表，其原因亦正在此。近世有人见尊君尊父尊夫之弊、而欲为孔子回护者，妄谓“三纲”之说盛倡于宋儒，非孔子之教，而不知董仲舒造《春秋繁露》，班固纂《白虎通德》，马融注《论语》，都有“三纲”之说，岂可独罪宋儒？孔子、孟子、荀子虽然未说“三纲”这一名词，而其立教的实质不是“三纲”是什么呢？在孔子积极的教义中，若除去“三纲”的礼教，剩下来的只是些仁、恕、忠、信等美德，那末，孔子和历代一班笃行好学的君子，有什么不同呢？他积极建立起来他所独有的伦理政治学说之体系是什么呢？周末封建动摇，社会的飓风将至，故百家立说，于治世之术都有积极的独特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这是黄老的主张；兼爱、非攻、明鬼、非命，这是墨家的主张；尚法、好作，这是慎到、田骈的主张；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这是惠施、邓析的主张；并耕、尽地力，这是农家的主张；儒家的独特主张是什么呢？除去三纲的礼教，他没有任何主张，孔子只不过是一个笃行好学的君子而已，人们凭什么奉他为万世师表呢？我向来反对拿二千年前孔子的礼教，来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却从来不曾认为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也没有价值；人们倘若因为孔子的学说在现代无价值，遂极力掩蔽孔子的本来面目，力将孔子的教义现代化，甚至称孔教为“共和国魂”，这种诬罔孔子的孔子之徒，较之康有为更糊涂百倍。
《周礼·天官大宰》：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吏以治得民。郑玄注云：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吏，小吏在乡邑者。《地官大司徒》：联师儒。郑玄注云：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是周之儒者，其地位是乡邑小吏同，其专职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贤属师，治属吏，非儒者之事。儒者所教的礼，当然说不上吉、凶；宾、军、嘉全部的礼，不过士民所需凶礼中的丧吊、嘉礼中的昏冠之礼节仪文而已，更说不上治术；若有人把孔门的礼教和孔子以前儒者所教六艺的礼并为一谈，便是天大的错误？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礼记·郊特牲》）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此所谓君子小人，与“小人哉樊须也”之小人同义，彼谓稼圃为小道末艺，非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此谓小人儒为习于礼、乐、射、御、书、数的小儒，非以礼教治国安民的君子儒。）这正是说礼之义不在礼节仪文之末，君子儒不以六艺多能为贵，所以孔子以后的礼和儒，都有特殊的意义，儒是以礼治国的人，礼是君权、父权、夫权三纲一体的治国之道，而不是礼节仪文之末。不懂得这个，便不懂得孔子。
科学与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主要动力。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
请看近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这是何等自然的逻辑！帝制虽然两次倒台，然而袁世凯和徐世昌的走狗，却先后昌言民国的大总统就是君，忠于大总统就是忠于君；善哉，善哉！原来中国的共和，是实君共和，还没有做到虚君共和！民国初年，女权运动的人们，竟认为夫妻平等，无伤于君父二纲；美哉，美哉！原来孔子三纲一体的礼教，是可以肢解的！这些新发明，真是中国人特有的天才。
孔子的礼教，真能够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吗？就是一班主张尊孔的人们，也未必能作肯定的答复吧！礼教明明告诉我们：君臣大伦不可废，无君便是禽兽；然而许多主张尊孔的人，居然两次推翻帝制，把皇帝赶出皇宫，律以礼教，这当然是犯上作乱；一面犯上作乱，一面又力倡祀孔，这是何等滑稽的事！礼教明明告诉我们：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而许多主张尊孔的人，居然身为议员，在国会中大议而特议！礼教明明告诉我们：“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然而许多主张尊孔的人，居然大倡其女权，大倡其男女平等，这不是反了吗！礼教明明告诉我们：“信，妇德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礼记·郊特牲》）然而有些主张尊孔的人，自己竟和寡妇结婚。礼教明明告诉我们：“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妇佐馂，既食恒馂。”“非馂莫之敢饮食”。“子事父母，鸡初鸣，……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以适父母舅姑之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枣栗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尝之而后退。”（《礼记·内则》）然而主张尊孔的人，都这样孝敬父母吗？非父母舅姑之馂余不敢饮食吗？有些还要离开父母舅姑组织小家庭哩。礼教明明告诉我们：“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内则》)，“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男女不杂坐”(《曲礼》)，然而尊孔的人，能够愿意千百万女工一齐离开工厂，回到家庭，使之内言不出吗？能禁止男女同学吗？他们宴会时不邀请女客同席杂坐共食吗？他们岂不常常和女朋友互换名片，社交公开吗？不但女子出门不蔽面，大家还要恭维学习美人鱼哩。礼教明明告诉我们：“男女授受不亲”(《孟子》、《礼记》)，“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礼记·内则》），然而尊孔的人，不但男女授受可亲，而且以握手为礼，搂腰跳舞，而且男子生病会请女医诊脉，女子产儿会请男医收生，孔子若活到现在，看见这些现象，岂不要气炸了肺吗？这班尊孔的人们，大约嘴里虽不说，心里却也明白二千年前的孔子礼教，已经不能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了，所以只好通融办理；独至一件与他们权威有碍的事，还是不能通融，还得仰仗孔子的威灵，来压服一班犯上作乱的禽兽，至于他们自己曾否犯上作乱，这本糊涂账，一时也就难算了。孔子的三纲礼教所教训我们的三件事：一是“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礼记：表记》)；一是“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礼记·内则》)；一是“寡妇不夜哭（郑注云：嫌思人道），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郑注云：嫌媚，略之也，问增损而已)，“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均见《礼记·坊记》)。今之尊孔者，对于第二第三教训，未必接受，对于第一个教训，到有点正合孤意了，他们之所以尊孔，中心问题即在此；汉之高帝宣帝以及历朝民贼，并不重视儒生，而祀孔典礼，则历久而愈隆，其中心问题亦即在此；孔子立教之本身，其中心问题亦即在此，此孔子之所以被尊为万世师表也。如果孔子永久是万世师表，中国民族将不免万世倒霉，将一直倒霉到孔子之徒都公认外国统监就是君，忠于统监就是忠于君，那时万世师表的孔子，仍旧是万世师表，“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的孔子之徒，只要能过事君的瘾，盗贼夷狄都无所择，冯道、姚枢、许衡、李光地、曾国藩，郑孝胥、罗振玉等，正是他们的典型人物。
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如果我们不甘永远落后，便不应该乘着法西斯特的一时逆流，大开其倒车，使中国的进步再延迟数十年呀！不幸的很，中国经过了两次民主革命，而进步党人所号召的“贤人政治”、“东方文化”，袁世凯、徐世昌所提倡的“特别国情”、“固有道德”，还成为有力的主张；所谓“贤人政治”，所谓“东方文化”，所谓“特别国情”，所谓“固有道德”那一样不是孔子的礼教在作祟呢？那一样不是和人权民主背道而驰呢？
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销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产生冯道、姚枢、许衡、李光地、曾国藩、郑孝胥、罗振玉，而不能够产生马拉、但顿、罗伯士比尔。幸运的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国人民！
1937年10月1日《东方杂志》三十四卷第十八、十九号署名：陈独秀 |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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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通告
陈独秀起草
刘仁静（即列尔士）在去年被捕之后，即表示了政治上的动摇，不能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坚决态度。惟当时仅凭同志口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近阅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见有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节制资本刍议》（见半月刊三卷十一期），《读西洋史论》（见三卷二十一期）等篇，完全证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他认为“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一致对外，如罗马盛时贵族平民合作的情形”（读西洋史论），他又认为“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幻想”。因此他主张目前的中国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本，即是为了有计划的发展中国实业——如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所指示的——而创造国家资本”。他认定“要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实现那“互为条件的与不可分离的三民主义”（以上均见《节制资本刍议》）。
此种思想之反动与叛变极为明显，已毋庸再加指摘；文中有几句虽模棱两可，然此种说法决不能为其根本思想之叛变辩解。
本同盟认为中国民族之解放，必须彻底打倒帝国主义的势力，而欲打倒帝国主义的势力，则全靠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贫农及一切被压迫群众起来，进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首先铲除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及其政治的工具——国民党，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国家宣传阶级调和，与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此种宣传同样反动，其结果只能帮助资产阶级，也就是间接帮助了帝国主义。
本同盟认为假使依中国单独一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为准则，而空谈社会主义实现之是否可能，那不是史大林主义反动理论之可怜的应用，就是资产阶级学者有意的撒诳。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之完全实现，不仅有落后的中国，即令在任何单独一国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亦属不能，盖社会主义的彻底实现，只能在世界的范围——至少在好几个先进国家中，才可思议。但社会主义革命在某一个国家中之首先爆发，乃至首先胜利，则绝对可能与必要。依国际形势及国内的阶级关系分析起来，中国革命之基本任务，虽仍系民主与民族的，但欲谋得其完全解决与胜利，则非靠社会主义性的无产阶级专政，及由此而开展社会主义的革命不可。如果以为中国民主与民族的任务可以在非社会主义的政治机构以内来实现，那简直是反动的幻想。刘仁静一面利用那吴稚晖等反动的老论据，断定“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为人道主义的幻想”，另一方面则主张实现孙中山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节制资本——以图发展资本主义。此种理论，完全自觉地为反革命的国民党服务，与本同盟的根本立场完全相反。
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开除其党籍。
载自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斗争》第一卷第十四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就所谓“托派”勾结广西军阀问题的紧要声明（陈独秀起草，1936年9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相关链接：陈独秀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就所谓“托派”勾结广西军阀问题的紧要声明
陈独秀起草（1936年9月17日）
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火花》，1936年9月25日第3卷第3期，原标题为《紧要声明》。
据奚金芳、伍玲玲主编《陈独秀南京狱中资料汇编》中所引陆立之先生的话，据前者所说刘仁静（陆立之妻兄）曾对他说该声明是陈独秀在狱中所起草的。
最近我们接到广西同志的来信，知有不肖之徒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代表，在广西军政领袖间大事活动，招摇撞骗，此种举动实属无耻之徒。我们对于这两次运动的态度，早已在《斗争》上明白宣布。对于国内的任何军阀，我们认为都是中国工农大众以及中国民族解放的敌人。只有打倒国内的一切军阀，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因此，我们虽然愿意和任何人进行共同抗日的战争；但我们决不会，也决不会派“代表”和某一派的军阀进行上层的勾结与拉拢。为使工农大众以及一切革命者明了真相起见，特此声明。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九月十七日 |
中国的一日（1936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中国的一日
1936年5月
“1936年间，茅盾先生写给我一封短信，要我请仲翁写一篇《五月二十一日》，并附有几张《中国的一日》征文简章。我5月6日到南京，11日回来。在南京曾到监里去看过仲翁几次。《五月二十一日》仲翁写成寄给了我，我按照茅盾的嘱咐，于5月28日把仲翁的文稿寄给生活书店徐伯昕先生，转交给茅盾先生。这篇文章后来收进了《中国的一日》一书。”——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
朋友嘱我为《中国的一日》写点感想，在这天，我没有什么感想，且就本地风光，即就《中国的一日》这个题目，说几句话吧。
《中国的一日》似乎是模仿《世界的一日》而作的。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在这两个横断的世界之斗争中，若有人企图把所谓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掩盖两个横断的世界之存在，而和缓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若有人把整个的世界纵断成不相依赖的无数世界，幻想在纵断的各别世界中，完成人类的理想，而不把国际间两个横断的世界之斗争看成各别的纵断世界中斗争胜利之锁钥，这也是反动的观点。在一个国家中，也是这样，也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之存在，抽象的整个国家是不存在的。这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利害不同，取舍各异，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根本不同的横断世界及横断社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痴子犹可恕也，骗子不可恕矣！
整个的国家，永远是不存在的；整个的世界，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会出现。凡是读《中国的一日》以至读《世界的一日》的人们，应该很客观的想想这个问题，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
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1936年9月初版署名：陈独秀 |
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陈独秀，1936年3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
陈独秀（1936年3月1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火花》第三卷第一期，1936年3月10日，署名：孔甲。
人们对于民主主义，自来有不少的误解。
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人类社会，自有政治的组织及其消灭，在此过程中，民主主义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各阶段的内容与形态。
在未有阶级未有国家的氏族社会，即已有政治组织，从莫尔干所谓一权政府（酋长会议）至三权政府（酋长会议，人民会议，及军事总指挥。），都是民主主义的，即如莫尔干所说：“会议，在全员周知的事件之下而召集，在民众环视公开演说之中开会，它在民众影响之下而行动，那是一定无疑的。形式上虽属寡头政治，实是民主主义的代议制。代表们虽以终身任职而选出，然须服从于罢免。在各氏族员之同胞关系上及关于公职之选举制度，乃是民主主义之萌芽与基础。民主主义，亦如其他大原则一样，在进步之初期阶段，即有此不完全的发达，人类是可老世家自豪的。”（古代社会第二篇第四章一一八页）。
到了阶级的社会，民主政制，受了土地贵族大的摧毁；直至第三阶层即市民各阶层出现，才举起民主主义（Democracy）旗帜，来和贵族政治（Aristocracy）对抗。这一长期的市民运动之目标，综合起来，即是推翻压制平民之贵族、国王、教主、少数人的特权，在政治上经济上扩大普遍的民权，具体说来，即是以民选议会代替国王及贵族之专制，解放行会，解放农奴，这便是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主要内容（有人以为民主任务只限于经济的，这是不合乎历史事实的胡说。），在社会主义运动未发生以前，完成这些民主任务，乃人类进步之唯一的伟大指标。所以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
近世各国的革命运动，都或多或少的向着这指标进行。参加革命的各阶级及其各阶层，都在这指标之下，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并非将民主要求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任务，预先为造成资产阶级的权力而行动，即资产阶级本身，亦非自始就有这种企图，相反的，它在其初好几个时期，尚企图和旧统治阶级妥协，在旧统治阶级权力之下，获得若干利益，以共同抑制下层人民；它并且不完全赞成这些民主任务的要求，特别是真正普选和彻底解放农民，资产阶级所最后保留的，只是一种形式的民主主义，即“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一句谎话，和猪圈的议会。在法西斯特的今天，连这个都不要了。但斗争的结果，只因为当时还没有强大起来能够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一切权力很自然的落到资产阶级的手中。因此，历史家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是资产阶级的历史时期，也就认为这一时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并认为革命中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任务。我以为严格说起来，应该是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历史任务。在理论上，完成这些历史任务的，并不限定是哪一阶级；在事实上，也只有在英国或者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领导农民完成的，在法国是小资产阶级领导工人完成的，在俄国乃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完成的。
落后的俄国之无产阶级，在完成民主任务斗争的基础上，比诸先进国之无产阶级早些获得了政权，这便是“不断革命”的战略得着了第一次实验之成功，把“先完成民主革命再干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旧的传统思想，打得粉碎。这一战略，在中国革命中也得着了一种反证，即是：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若不能取得政权，革命只有失败，完成民主任务的话便无从谈起。资产阶级愈到东方愈无能愈无耻，孙中山的党——中国资产阶级最先进分子的党，从开始诞生第一秒钟，一直到今天，无论在理论上在行为上都是反民主主义的。他们的所谓革命，只是简单的等于北伐成功取得政权，至于完成民主任务如排除帝国主义势力使中国独立，解放农民，民选议会，等等，都算是“赤化”，都和他们如冰炭之不相容，连形式的民主主义和猪圈的议会都没有。（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鲍罗庭从莫斯科带来的东西，除枪炮外，算是反民主主义的议论，最合他们的口味！）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无论在数量上如何庞大，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无论如何重要，也不能居领导地位，所以中国完成民主任务的责任，终于要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这便是中国革命之不断性的客观论据。
所谓“不断革命”，并非如字面的解释：以为是说有利于革命的客观局势是不断的；这是一种不值论驳的瞽说。或者以为是指主观上不断的努力进行革命，不停止在民主阶段上；这句话本身虽不算错，然词意含混，可以解释成史大林派所攻击的所谓“半托洛斯基主义”，即是说“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阶段，紧接着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很快的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不过是较急进的阶段论，而非“不断革命”的意义。
“不断革命”之真实意义，是指出落后国家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不可分离性。这就是说：落后国的无产阶级能够在民主革命的基础上取得政权；由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完成民主任务。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落后国的民主任务便无从完成。所以不能把完成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分成两个阶段，完成前者再进行后者。
“不断革命”之最基本的论点，托洛斯基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之前，已经坚决的定下了。在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列宁是托洛斯基的学生，托洛斯基不是列宁的学生。
如果有人企图抽去民主主义的内容，仅仅把它当做一个抽象的空洞名词用，他便完全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欺骗民众的策士，甚至汪精卫夹袋中有时都会需要这种人物。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所以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具体的，所以我们所谓民主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指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排除帝国主义的势力使中国独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归贫民，以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这些具体内容。
如果有人认为无产阶级不应该把完成民主任务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那便有几方面的错误：（一）不懂得民主主义在人类社会进步上的历史意义；（二）幻想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有不少民主主义的气味，其实，聪明的中国资产阶级，很懂得民主主义运动，对于它比社会主义更是直接的现实的灾难；（三）把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推迟到远不可知之岁月，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永世不能扫除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使无产阶级有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夺取政权之可能；（四）抛弃了民主的口号与斗争，便无法取得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特别是农民，中国的无产阶级若没有农民的同盟，休想取得政权。如果他以为他并未曾主张过抛弃民主斗争；那末，我便要问：斗争而不肯放在肩上，这是什么把戏？把民主斗争放在哪一阶级的肩上？是否无产阶级只应该把社会主义斗争放在自己的肩上，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事，无产阶级只好跟在他们后面参加斗争？
中国无产阶级将在什么口号之下夺取政权，我们现在不能知道，这不但要依国内局势，而且要依国际局势；国民会议运动在中国将经过哪些过程，作何结果，现在也不能知道，这要依阶级斗争来决定，国民会议和苏维埃一样，并非一定的模型。惟如果有人企图把我们现时采用的国民会议口号，预先和解决民主任务及夺取政权分开，这完全是自由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观点，这明明是预先准备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政府之下，在不能解决国家独立及土地等问题的国民会议之中，做一个反对派。
对民主斗争和民主斗争中之总的口号“国民会议”加以非革命的解释，这都是门什维克的传统思想，此种思想虽只在萌芽，我们即应严加驳斥，何况现在已经系统的坚持着他们的成见！
这些思想之错误，根本都由于不认识“不断革命”的战略之重要性与可能性。
或者又有人说：我们为了争取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来推翻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才采用民主主义的政纲与口号，这不过是一种手段，取得政权后便用不着它了。我答曰：否！否！我们取得政权之后，正是我们的民主政纲实现时代之开始，而不是它的终结，只可以说在那时我们不能以民主政纲自限，而不能说用不着它。我们采用民主主义的政纲与口号，是目的，并不是手段。民主主义是对于官僚主义的抗毒剂，它和社会主义并不是对立而不相容的东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并不是抛弃民主主义，而是扩大民主主义，以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即是从资产阶级的狭小范围，扩大到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民众，从量改变到质，从议会到苏维埃，并且还要从大多数人民政治继续扩大到全体人民政治，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是要采取迅速的手段，来彻底的铲除官僚主义，而且能够把这种手段应用到底，直到官僚主义完全消灭为止，直到代表民众的民主主义完全实现（按此即列宁所说的“真正全体人民都来参与国家行政”）为止。”在这一意义上，在现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我们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才至把党，把各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恶，使列宁几于无话可以驳复考茨基，真要气死列宁的幽灵！
平心而论，蔑视民主主义的人，并不只是史大林，有许多浅薄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因为形式逻辑头脑的考茨基一班先生们，拿民主主义来对抗无产阶级独裁，他们也就拿无产阶级独裁来和民主主义对抗，两方面都以为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独裁是不能并存的，同样是形式逻辑的头脑，这便是史大林派的官僚主义无限制发展的大助力之一。
生长在官僚主义的祖国而没有马克斯主义素养的我们这一辈的中国青年，在莫斯科接受到这样的空气，自然认为民主主义是和资产阶级不可分离的，和资产阶级同样的龌龊，要同样抛弃在垃圾堆里，清洁的无产阶级，清洁的共产党人，应该和民主主义永远绝缘，沾着它总有点臭气，于是乎“民主主义者”便成了一个骂人的名词，在一九二四——二五年顷，有一位国际代表和几位由莫斯科回来的中国同志，都先后告诉我：提倡民主主义是托洛斯基的错误之一。
我们现在应该矫正了罢！
矫正的要点是：（一）不要把资产阶级狭小的形式的民主主义，当做是历史上随着各阶级发展的民主主义之全内容！
（二）不要把民主主义当做是和社会主义不能并存的东西！
（三）不要把民主主义的要求当做仅仅是推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 |
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案草案（陈独秀，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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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案草案
雪衣（陈独秀）（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
（一）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长期的经济危机和长期的错误领导（第二国际及第三国际）之下，实力精神都日益削弱了，以至最近在亚洲的中日事变中简直无所表现；在欧洲的奥国德国革命运动，都以失败而终结。政治上的压迫（法西斯运动之高涨及大战之威胁），还深深的掩住世界革命之曙光。各国之革命，都有待于先锋队之努力和一个时期的局势之变化。
（二）中国的无产阶级，过去的创伤犹未复原，又加以一般国民经济之绝望的衰退，其斗争还停留在被迫的零碎的防御战之阶段。小资产阶级之上层，早已跪在大资产阶级的面前；其下层（农民也在内）之广大群众，则困苦，不满，与怨愤的情绪，充满了全中国。大资产阶级，愈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愈遭经济衰退，而愈是加深其无耻程度，愈加厉其对待民众之白色恐怖，愈容忍军事专政之横暴和愈向工人进攻。
（三）中国国民经济之日益衰退，不仅是由于周期的危机，而且根本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国内军阀的榨取之日益加紧，使最大多数的人民日益贫困，而购买力日益降低，即有些小的周期恢复，亦不敌此根本的破坏。此根本破坏亦非简单的排货所可救治，例如去年各帝国主义者极力对华促销，即进口贸易仍比上年减少至三万万元之多；这种进口贸易之紧缩，并不表现民族工业之进展，而是表现人民购买力之继续降低。
（四）自美洲商务考察团出现后，英国若非顾忌其殖民地及美国之关系，会进一步和日本妥协，中国本非美国商品最大的尾□，在军事上亦尚非日本之敌；日本在中国之地位□□□，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南京政府必然逐步受日本帝国主义之支配，无论愿意不愿意。
（五）在现局势之下，我们应当看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不是目前的现实问题。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在靠紧一切民主斗争，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清除道路。我们应该认识中国资产阶级已没有运用民主主义之可能；我们应该认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不简单是幻想，在某一定时期还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国民会议』的口号，正是一切民主运动之反映及其总和。
（六）对外无耻投降，对内军事专政的国民党政府，在它的邦拿巴特本质之上，又加上更赤裸裸的法西斯之专横。我们应该知道必须推翻国民党政权后，才有实现民主的国民会议之可能；同时也应该知道必须有不断的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才能够推翻国民党政权。我们当中对于国民会议这一口号之运用，有两个方向不同的错误观点：一是机会主义观点，他们把国民会议看做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和平运动，这是把阶级对抗的口号变成阶级妥协口号；一是和这一观点恰正相反对，他们认为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通俗公式，企图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以前而参加国民会议运动，是『右倾』，是『灭价』。这一极左倾的观念，自然会引导自己以至引导群众走到抵制主义。我们对于这两种错误观点，都高声反对。我们不能把要求实现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和推翻国民党政权斗争，看做是毫无关系的两件事。我们坚决的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每个群众的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都是打击国民党资产阶级的统治，都是创造无产阶级自己解放斗争有利的条件；因此，我们不应该放过有可能号召群众起来参加国民会议斗争之每个机会，我们应该不断的鼓动这一斗争，无保留的参加这一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反蒋战争无论矣，即农民战争，对于这一斗争，也只能放在次要地位。
（七）为开辟国民会议的道路，为充实国民会议的内容，我们必须提出下列目前要求的口号及为此等口号而斗争：
1.反对帝国主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2.反对法西斯运动；
3.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
4.中国关税绝对自主；
5.收回东北四省；
6.反对军事专政与军阀割据；
7.取消一切特别法，一切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8.取消盐税，取消一切不同的苛捐杂税；
9.反对高价房租与高利贷；
10.没收地主的土地给无地的农民；
11.工人有罢工及组织自己的工会之自由；
12.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13.反对恢复中世纪的徭役制度（如拉夫，征工及所谓『人民服役』等）。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
编注：原载托派油印小册子《肃清机会主义》，1935年10月出版。雪衣即陈独秀。 |
陈独秀：金粉泪56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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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粉泪56首
陈独秀
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家国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
清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当年北伐诚多事，笑倒蓝衣吴秀才。
经正民兴礼教尊，救亡端赖旧文明。投壶雅集孙联帅，不愧先知先觉人。
世事从来似弈棋，黄龙青白耍斯梯。红袍不及蓝袍好，行酒青衣古有之。
抽水马桶少不了，洋房汽车（没有）不行。此外摩登齐破坏，长袍骑射庆升平。
［诗中“没有”合为一字——注］
五四五卅亡国祸，造反武昌更不该。微笑捻须张大辫，石头城畔日徘徊。
一国三公赣港宁，可怜诸葛竟分身。党中无派缘清党，阿斗先生双眼明。
庶人议政干刑典，民气销沉受品弹。莫道官家难说话，本来百姓做人难。
兵车方过忍朝饥，租吏追呼乌夜啼。壮者逃亡老者泣，将军救国要飞机。
飞机轰炸名城堕，将士欢呼百姓愁。虏马临江却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
批颊何颜见妇人，妇人忍辱重黄金。高官我做他何恤，廉耻声声教国民。
士气嚣张应付难，读书救国最平安。埋头学得胡儿语，好待荣膺甲必丹。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蠃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木鞋踏破黄河北，救国三民有万能。革命维新皆反动，祭陵保墓建中兴。
四方烽火入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国削民奴皆细事，首宜复古正人心。
人心一正般般古，四裔夷酋自罢兵。中国圣人长训政，紫金山色万年青。
德赛自来同命运，圣功王道怎分开。忏除犯上无君罪，齐到金刚法会来。
宝华山上暗生春，春满书斋不二门。妒病难医今有药，老僧同榻尔何能。
艮兑成名老运亨，不虞落水仗天星。只怜虎子风流甚，斩祀汪汪长叹声。
保墓贤人别有思，痛心考古播邪辞。三皇五帝推翻后，稻桶灰飞大圣悲。
［稻桶者，道统是也］
两载匆匆亡四省，三民赫赫壮千秋。中华终有新生命，海底弘开纪念周。
长城以外非吾土，万里黄河惨淡流。还有长江天堑在，贵人高枕永无忧。
苏马幽居蒋蔡逃，胡儿拍手汉号啕。儿皇忠悃应无矢，母事皇军汗马劳。
人心不古民德薄，中夏亡君世道忧。幸有安排谢邻国，首宜统一庆车邮。
关东少帅如兄弟，淮上勋臣师道尊。钦慕抒诚承雅教，何郎软语最温存。
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
低头分取一杯羹，实业宣传花样新。机器农场偷卖尽，增加生产厚民生。
分肥不及暗生嗔，蹩脚先生老气横。唯一辉煌新建设，前朝灯火万家明。
严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迟亦大方。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
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雕残国脉衰。孕妇婴儿甘并命，血腥吹满雨花台。
开门闭户两争持，佝偻主人佯不知。幸有雄兵过百万，威加百姓不迟疑。
感恩党国诚宽大，并未焚书只禁书。民国也兴文字狱，共和一命早呜呼。
麻雀乌鸦总祸胎，投机彩票禁难开。检查毒品官家利，奖券航空大发财。
故宫春色悄然去，无私王冠只一端。南下明珠三百箧，满朝元老面团团。
珊珊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来见性真。不识恩仇识权位，古今如此读书人。
拳乱偿金万民血，故宫宝器尽连城。要人垄断伶人喜，一掷缠头十万金。
十三万万债台高，破产惊呼路政糟。太子叼光三百万，宗臣外府大荷包。
萧何立法身难免，嗾杀陈郎道路哀。司马家儿同眷属，祝君终老妙高台。
凛凛威风御史台，三光荫下集群才。狐狸暗笑苍蝇拍。心眼歪时嘴亦歪。
一门亲贵人称羡，宋玉高唐结主欢。几见司农轻授受，乃知裙带胜衣冠。
党权为重国权轻，破碎山河万众惊。弃地丧权非细事，庙谟密定两三人。
严惩鸦片不容情，高坐唐皇国法尊。为免欠呻频掩袖，好将烟泡暗中吞。
鸦片专营陆海军，明严烟禁暗销行。州官放火寻常事，巢县新焚八大村。
嫌疑反动日惊心，拱默公卿致太平。干事委员资笑谑，女权不重重花瓶。
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百人。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
皇皇大典枉抡才，官运高低靠后台。封锁未成民已苦，七分政治费疑猜。
苛捐榨尽民间血，百业凋残袖手看。商贾不知遗教美，但愁歇业忍饥寒。
观瞻对外苦周旋，索命难延建设捐。白发翁媪双跪泣，乞留敝絮过冬天。
委员提款连翩至，心软州官持印逃。入室无人拘妇去，婴儿索乳苦哀号。
垣墙属耳党先生，士气消沉官远亨。闭户闭心兼闭口，莫伤亡国且偷生。
虏民夺地数千里，使节依然笑语迎。无力复仇应抱恨，如何握手进香苹。
健儿委弃在疆场，万姓流离半死伤。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
嫩江血战惊强敌，爱国男儿自主张。雪地冰天谁管得，东风吹暖半闲堂。
专制难期政令宽，每因功业震人寰。未闻辱国儿皇帝，亦欲伊周一例看。
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照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
陈独秀：给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信（1934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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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信
陈独秀（1934年5月15日）
译者凡西按：这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陈独秀从南京监狱写给当时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一封信。中文原稿当已失落。它的英文译稿现保存在美国加州斯丹福大学胡佛学院的胡佛学院档案库中。我这里是从英译稿译回中文的。1991年1月24日
从报纸上见到托洛茨基同志遭受法帝国主义的种种刁难，又见到斯大林主义者的所行所为的如何反动，我感到非常悲痛。斯大林的官僚党制已经摧毁了共产党的活力和精神。他已经把各国共产党的真正领袖代之以他一己的走狗。他在中国所扶植的“领袖们”，甚至还不是他本人的走狗，而是他手下人米夫的走狗。西方的无产阶级多半不会知道，这些“领袖们”的斗争只是为了要控制党的机关。斯大林在替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服务。在苏联，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所谓“工人国家”与苏维埃政权只有名义上的存在。苏联是被骑在无产阶级背上的小资产阶级所统治着的，它正在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打开门户。帝国主义者如今不再需要拿起武器来反对苏联，他们可以通过斯大林主义者达到这个目的。那个目前只是形式上存在的无产阶级政权，一旦被苏联各种反动势力最后压倒后，不一定要导致特米多*的。无论如何，斯大林派会完成它。斯大林的立场与奥国的陶尔夫斯**的立场相似。斯大林把十月革命的领袖们交给了西欧资产阶级与流亡在外的白俄政党。我们必须提高警觉。我们不应该仅仅组织一个新党，还必须反对以为斯大林政制尚能改良的那种幻想。我们必须把“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代之以“重建十月革命精神的苏联”***这个口号。这是我对国际书记局的建议。国民党囚禁了我们许多亲爱的同志，都不能阻遏我们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一致的精神。我们身处在野蛮的地牢之中，唯一足以鼓励我们的乃是世界革命运动的消息。我们给斯大林派伪造虚构的答复乃是阶级斗争。
本件由郑超麟提供手抄译稿。
*特米多（Thermidor）见《几个争论问题》一文中的注释。
**凡西注：陶尔夫斯（EngelbertDollfussl1892—1934），奥国基督教社会党领袖。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曾任奥国总理，于一九三三年独揽大权，企图建立一个法西斯式的国家，但与希特勒支持的奥国国社党冲突，结果被纳粹党人所杀。
***凡西注：这个口号的英译为"RecreatethesovietunionofOctoober"倘照字面直译应该是：“重建十月的苏联”。猜想这不见得是陈独秀原来的文字，故擅译如是。 |
肃清列尔士毒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陈独秀，193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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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清列尔士毒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
陈独秀（1934年5月17日）
载于中国托派内部刊物《校内生活》，1934年5月17日第9期。署名：顽石。
文中的列尔士即为刘仁静。1934年刘仁静起草关于福建事变的常委决议，反对陈独秀的国民会议策略，认为这“是帮助蒋介石政府”，重申反对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于是陈独秀撰《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一文反驳之，彭述之亦撰长文反驳陈。其后刘仁静的决议被通过，并作为当前的行动纲领，陈写信反对之。1934年5月17日陈独秀撰《肃清列尔士毒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批判刘仁静在《我们的任务》一文中的托派“应当负起肃清资本主义障碍的责任”等观点。
列尔士经济复兴论的观点，不但未放弃，而且现在走得更远了。他在《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分析现状的结果，认为“不能提出过高的革命要求（苏维埃和无产阶级革命），……应当负起肃清资本主义障碍的责任……国家统一和权力集中，生产力发展这些条件，比现在国家分裂和生产力衰败的条件，对于它（顽石按：指无产阶级）是有利些，它应当力争这些条件之实现，但这些条件正是国民党政权所不能和不欲（顽石按：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果然不欲统一和生产力发展，并且连权力集中也不欲吗？只要不是聋子，都能听到蒋介石及其党徒，正在大声疾呼的要求统一，要求增加生产，特别要求权力集中。）实现的，所以工人的斗争必然走到直接和国民党冲突。”
我现在只限于指出这一段妙文和几个根本的谬误：（一）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和壮大，不能直接做政治斗争，要由经济斗争出发“走到”政治斗争，即是由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斗争，“走到”和国民党斗争，这种经济主义的思想，早已为列宁的《怎么办？》一书驳得体无完肤，我现在不用重述了。（二）障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是什么？大家应该都知道：在中国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也就是不能肃清资本主义的障碍，这也是我们托洛斯基党人的ABC。列尔士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此时不能提出革命要求，却能肃清资本主义障碍，这不是十足的改良主义是什么？（三）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分不开的，民族独立和其他民主任务（民主的国民会议，没收土地归贫农等）一样，其实现性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在没有革命局势的时期，这些口号也有可能号召群众起来，为要求实现它而斗争，以推动革命，像简单的“国家统一”这一口号，除了蒋介石及其党徒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以外，还能号召谁？如果我们忽略了中国统一之实现性，忽略了把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或其他革命的民主口号结合在一起，忽略了我们的统一是革命的统一，不是反革命的统一，而在反革命统治之下孤单的提出“国家统一”的口号，这很明显的是号召工人起来力争国民党政权之统一！假使不用经过革命，国民党甚至以前的吴佩乎也能统一中国，这在客观上，对于无产阶级之发展当然也是有利的条件，即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无产阶级的政党，便应该提出“民主的统一”口号，和军阀统一对抗，若只简单的提出“国家统一”口号，则不但已经不必要，而且包含了浓厚的反动性！
离开无产阶级革命，而要求国家统一，要求生产力发展，特别是要求权力集中，这恰好是法西斯的政纲！
我想，列尔士所提出的政纲，除了国家统一、权力集中和发展生产力之外，还遗漏了最重要的一项，即是“拥护国民党政权之稳定。”因为现政权不稳定，则所谓统一、权力集中和发展生产力，当然一概谈不到。这或是我的过虑，列尔士当然很懂得生产力发展、经济复兴，须以政治稳定为必不可少的前提，依他思想之逻辑发展终于走到拥护现政权之稳定这一步；届时他必然又要教训我们：政治稳定对于无产阶级之发展，比现在政治动摇纷乱是有利些，工人们应当力争现政权稳定之一条件，否则长此纷乱下去，国家莫由统一，权力莫由集中，生产力莫由发展，经济莫由复兴，中国还是完全无出路。
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肃清资本主义的障碍，而是肃清列尔士毒害无产阶级先锋队之昏乱的思想！ |
陈独秀：几个争论的问题[1]（193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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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争论的问题[1]
陈独秀（1934.5.12）
我们过去和现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果具有现实性，我们必须有个真实的解决，否则一切工作，特别是内部教育和对外的政治宣传，因为两方面相反的意见相互掣肘而一步也不能进行。我特地写出这篇短文，以贡献一点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
（一）民主运动问题
经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能比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无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即是说，它能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得到政权，这本是"不断革命"的主要概念之一。这一"不断革命"的战略，在十月革命前，乃是布尔什维克和门什维克的争论之中心；两方面在各种事变各项问题上不同的策略，都由于这一不同的中心战略而分歧。门什维克阶段论的战略，即是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只好由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政权。这样划断两个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革命论，已经由"十月"打得粉碎了。我们还很有理由可以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推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在七一年巴黎公社斗争中，如果当时有相当力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会首先在法国民主革命中出现了。我们也可以因此假定，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中，如果中国党采用了"不断革命"的战略，谁也不能够武断说无产阶级绝对不能取得政权。不但是理论上，而且在好几次历史大事变的证验上，已经破产的阶段论，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它，真是不幸得很！如果我们不是资产阶级的阿谀者，便应坚信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决不是卑怯的中国资产阶级所能完成的了。例如：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全国政权之统一，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召集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会议，由人民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吏等等，没有那一样是社会主义的，没有那一样是中国资产阶级所愿做所能做的；只有由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之胜利，取得政权，才能完成这些任务。这便是"不断革命"的战略应用于经济落后国之具体说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走"不断革命"这条生路，如果不把民主运动当做自己的事业去拼命，如果不认为民主斗争之胜利和无产阶级政权斗争之胜利有相互不可分离的密切因果，而认为只有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成熟时代才谈得上夺取政权，那么，真要如布哈林所说须等到数十年整个时代以后了！我敢说，对于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会成为无产阶级之致命伤。对于民主主义斗争估价过低者，有二种人，一是巴枯宁主义者，他们根本鄙弃它，一是门什维克主义者，他们把民主主义限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改良运动。门什维克主义，在中国党内有深的根蒂，并且带到左派反对派中来了，至少在许多人的下意识中还未能肃清。因此他们仍旧用门什维克的见解，把国际左派反对派给我们的革命民主口号右化，即是：国际左派反对派告诉我们，革命民主主义不仅用在反革命时期打击军事独裁，并且还可用在革命时期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我们的阶段论者却认为民主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只能用在反革命时期，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做做改良运动，到了民众运动高涨起来，便用不着它，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口号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这样还不是门什维克的阶段论，怎样才是阶段论呢？这样还不算是将民主口号右化了，怎样才算是右化呢？他们由于将民主口号右化出发正会走到感觉它不中用，想根本放弃它，会在长篇的政治论文中取消它的地位，竟以别的没有一点革命意义的口号代替它，或者仅仅为了敷衍国际左派反对派的面子，或者为了搪塞同志间的责难。在左派反对派的理论，史大林主义的理论以及其他的理论之杂货堆上，也不痛不痒的安上民主运动和国民会议几个孤单词句，作为各种杂货之一，这更是对于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之刻薄的讽刺。因此，我必须坚决的说：我们如果不是披着左派反对派大衣的门什维克主义者，我们对于关联中国无产阶级运命的民主运动民主口号，必须有深切的认识，必须认识它已经由资产阶级打击封建势力的武器变成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必须认识它不仅是在反动时期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武器，并且是在革命高潮中推翻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武器，必须认识它不仅是某一时期的策略，而是中国革命的骨干，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之全部策略的基石！
（二）"民众政权"口号问题
“民众政权”本来只是在民众运动高涨而还未达到能够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样的中间斗争环境中一个临时的鼓动口号，它根本不能和党纲上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专政这样表现政权阶级性的问题相提并论。前年反日反国民党运动高潮时，此口号一提出，即受到疯狂的反对。由杜畏之传染到彭述之。述之因反对这一口号，走到根本反对在宣传鼓动上涉及政权问题。他主张只提出国民会议，不说政权。我问他，既然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群众如果问国民党打例后，谁接受政权，我们如何答复呢？他说此时根本就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可是此时许多学生群众已经在南京喊出这一口号，可惜述之无力制止他们的"过火"！述之走得这样远，恰好证明当时实有提出这一类的口号之必要。史大林派起初也很尖刻的笑骂这一口号，可是在群众中碰壁后也采用了这一口号。我们如反对这一类的口号，现在无问题，将来一定碰壁。有人说，民众政权即资产阶级的政权。说这样话的人，未免太过阿谀资产阶级了！大家都知道，即在法国大革命中，历史上最革命的资产阶级，也是反对民众政权的。真正民众政权，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才会出现。他们又自相矛盾的说，民众政权不表示阶级性。我以为正因为不明显的表现阶级性，它才不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及工农民主专政鼎足而三的东西。他们又问民众是什么？我可以反问：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人民"是什么？托同志所谓"布尔塞维克主义"在一九一七年的进程中，是一真正的俄国国民的"党"。之"国民"又是什么？正确的答复，只有如托同志自己所说："我们所了解的国民，不是有特权的头目，而是大多数的人民，即是说，工人与农民"（见《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之二九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论马克思眼中的民众，也作了同样的解释：民众即工人与农民。听说最近临时大会以"人民建立自己的政府"代替"民众政权"的口号，从前反对"民众政权"口号的人们也同意了。其实这两个口号的内容是一样的，反而是我觉得此时不需要这一类的口号，因为这一类的临时鼓动口号，不宜于把它用作比较有永久性政纲性的宣称口号，一切策略，一切口号，都有它的时间性，都会因易时而变质，由正确而变为不正确甚至错误。
（三）国民会议问题
对于国民会议之错误的见解，不用说是从对于民主主义的谬见演绎而来的。施存统近来颇倾向史大林派，因为他认为左派反对派的国民会议太和平了。我们且慢点责骂施存统诬蔑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有许多自命为左派反对派的人们，其污蔑我们的民主口号，也不亚于施存统，或者还要厉害些。国民会议只能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国民会议只能是两个革命间反动时期的口号，国民会议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国民会议运动不应涉及政权问题，不应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综合起这些意见看来，能够说施存统污蔑左派反对派的民主口号，比这样更恶毒吗！？托同志曾告诉我们，国民会议须由民众暴动来实现，中国的党能在国民会议口号之下，举行武装暴动取得政权；由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国民会议通过苏维埃政制等等。在披着左派反对派大衣的门什维克人们眼中看来，托同志这些指示未免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吧，因为托同志这些指示，和他们门什维克的头脑中所想像之国民会议和平运动的景象太相违背了。同志们，让我们不要取学者态度，专门研究研究国民会议在学理上的定义，在历史上是那一阶级的性质和能不能解决那些问题，让我们取革命战士的态度，努力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民会议奋斗，为逼迫它解决我们所要求解决的问题而奋斗，以至激起大众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这便是左派反对派的头脑中所想像之国民会议运动的景象。有人曾批评我故意把国民会议口号革命化了，是的，不错，但这不是我的罪过，只怪中国无产阶级不安分不听和平的门什维克学者们劝告，而要走上"不断革命"的"迷途"。说不定将来又要劳驾披着左派反对派大衣的门什维克先生们，在国民会议斗争高涨中，再玩一次制止"过火"的把戏！
（四）经济复兴问题
资本主义发达自然是社会的进步。俄国无产阶级，与其说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不如说吃了资本主义太不发达的苦（这句话用在中国更适当），在这一观点上，列宁和斯徒卢威是一致的。然而列宁的革命政策，便不因此而和他一致了。我们现在且不说资本主义比较不甚发达的国家，是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之一环，正容易暴发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还有其他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承认，任何幼稚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之有力的向盟者，那里便有无产阶级革命之可能。如果认为必须资本主义发达到和先进国相接近的程度，那里的无产阶级才能担负革命的任务，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名词，必新从经济落后国家的字典中永远除去。所以，如果有人把中国经济复兴问题和现存的无产阶级能否担负革命任务的问题牵连在一起，我必须要问，所谓革命任务，是指社会主义的革命任务，还是民主任务？如系前者，便是门什维克传统的思想，徜系后者，便是把中国无产阶级的评价拉退到中国还没有左派反对派，还没有共产党以前了。梁干乔正因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失望，对于农民也失望，这才走回到他们的老营寨去。这是一个危险的思想！如果所谓经济复兴问题，是简单的说，主张在落后的中国经济范畴以内，我们应该把手放在经济状况上升或下降这一社会的动脉上，来决定我们政洽的及罢工的策略之进攻或退守，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共产主义的A、B、C，我们已不需要这一原则的讨论。我们所要讨论的，是现实的经济状况之升降或其征兆。史大林派固执其经济危机有利于革命发展这一不完全的理论，即谬论。到处夸大经济衰退的现象，到处隐蔽经济上升的事实，以求符合于他幻的盲目政策之前提，这当然是含有罪过成分的错误。倘因为反对这一错误，而走向另一极端，即是将斗争策略依靠在虚构的还没有征兆的经济上升之前提上面，形成等待主义，这便是反对错误者多走了几步，自己也陷入错误。有些人预测的中国经济复兴，经过了整个的一年，一般的国民经济之崩坏，反而日见加大其深度与广度。现时统治者的欢迎外资（统制经济也包含在内）运动，虽然是使中国更加陷于殖民地化的运动，在经济上可算是得以稍稍活跃的征兆，但是这种征兆毕竟还很脆弱，因为国内各种纷扰，使南京政府的统治还没有能恢复到它在一九二八——二九年那样稳定的地位。即令因外资的关系使经济稍稍活跃，有利于工人运动之进展，而也决不能将这种可怜的经济"复兴"说成一桩了不得的大事，即是它有推动不能担负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进步到能够担负这一任务这样动力的大事。这样程度的经济复兴，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业，谁敢在中国能民主革命完成之前作此幻想呢？在这样的经济复兴以前，除了所谓不能担负革命任务的无产阶级，又有那一阶级能完成民主革命呢？这样循环推论的结果，非使人们陷入绝望的深渊不止，这样危险的思想，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中，非即时停止不可！
（五）帝国主义进攻苏联问题
无产阶级的苏联之孤立，只有靠推动世界革命来救济。"国际条约和国内宪法同样是自身无力的白纸黑字"。史大林派的不侵犯条约，大部分是靠着帝国主义之国际的国内的矛盾冲突和苏联停止世界革命企图以求得帝国主义谅解作保障的。如果世界革命来得太迟缓，或史大林派的统治被左边来的力量所削弱以至代替它来得太迟缓，则世界资本和俄国内部的特尔米[2]势力相呼应，史大林派的左右跳跃政策，重复着又加强这一呼应，帝国主义并不一定要采用武装进攻政策，也可以使无产阶级的苏联不能长久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巍然独存。至于武装进攻苏联，帝国主义者过去已经有过苦的经验，现在的情形更不同了。帝国主义者不是疯子，它们武装进攻苏联，必须依据它们的可能与必要，不会作冒险的尝试。现时帝国主义有武装进攻苏联的可能吗？现在的苏联已经不是以前的苏瑛了，在帝国主义绅士们眼中，它已经是一个不易欺侮的泼皮。各帝国主义自一己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穷于弥缝应付，又加以各国内部的牵制，它们那里有武装进攻苏联可能。有必要吗？也没有！它们迫切的武装进攻苏联，是因为受到苏联推动世界革命之威胁。在史大林派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由这一理论所产生之无条件的和平政策统治下之苏联，帝国主义并不甚感觉着有这一威胁了。单看下面二件事，已可见这一威胁的程度。苏联的美国顾问ThomasCampbell，在他的著作中说："史大林君……将我的手握在他的双手中，（对我说）……在托洛斯基当权时曾有过普及共产主义到全世界的企图。他说这是他与托洛斯基决裂的最初原因"（见《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一五一页）。欧洲进攻苏联之组织者——法兰西统治阶级代表赫里欧，游俄后大肆宣扬其钦佩史大林之"六原则"。如果我们认为上述的情形一时不会改变，便应该认为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联合战线已经解体，并且不是什么暂时的事。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在它未能和法国、奥国、波兰的关系弄好以前，亦未必敢于冒险。所以托同志说：“苏联的危机在国内不在国外"。如果我们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则与其说史大林派的不侵犯条约政策是掩蔽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烟幕弹，不如说史大林派夸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是掩蔽国内危机的烟幕弹！
十月八日，一九三三年
1934年5月12日《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油印件），
“中共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署名：雪衣
[1]1933年至1936年，陈独秀与狱中的彭述之等人及狱外的刘仁静、史朝生等人对一些问题的争论。
[2]为Tbermidor译音，亦译特米多尔。1793年10月5日，法国国民工会重颁革命历法，每月以季节时令命名。特米多尔是热月，即共和政历之第十一月（公历7月19日至8月17日）。1794年，热月9日，发生政变，罗伯斯比尔等人被捕，送上断头台。从此建立了以热月党人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政权，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 |
上诉状（1933年6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上诉状
1933年6月15日
五月二十七日奉读贵院判决书，所据理由颇露布予等政治主张，使之有目共睹，其是非当否，正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无待废辞众应瞭然矣。惟是，贵院亦自宣称：“该反对派尚无实行暴动之准备。”仅据予等政治主张而判谓“危害民国及叛国毫无疑义”，而判以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似此显有疑意之判决，关系予等罪状之事小，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实现之事大，故不得不将不服判决之理由为贵院缕晰陈之。政府即国家，与夫行使中央统治权者即统治权、即国家之说，贵院亦知其乖谬过于显明，不便公然采用，乃苦心文饰，易以国民党国民政府为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之义；其词虽与前说异形，而含意所趋仍在与前说同质，其不能据此构成予等叛国之罪，亦复无殊法王路易十四自称“朕即国家”，其意亦以身致法国富强之巨任丰功自许，反之者即目为叛国。清朝以为中国开辟疆土自夸，中国士大夫亦以“我国家深仁厚泽”颂之，反之者即罪以叛逆；“保中国不保大清”，即爱新觉罗氏穷治康、梁之唯一罪状。自古帝王无论创业继统，悉如梨洲所讥“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此辈专制独夫，其家天下之谬见固已无足申论。独是国民党革命，正为颠覆帝制，标榜建立民国而起，帝政仆而仍继前轨，弃“天下为公”之说，以民国为一党一人之私产，目反之者为叛国，岂其以万世一系之天赋特权自居乎！此于建设民国之约言岂不显然背叛乎！视建设中华民国者之自身即为国家，犹之视建筑房屋之匠人即为建筑物，谓反对建设民国者之自身即为根本推翻民国，亦犹之主张更易匠人即等于毁坏建筑。世间滑稽之论，宁有过于此者乎！再衡以建设中华民国之现状，无冠之王遍于宇内，田赋附加增逾正额十倍以至数十倍，新税名目多至难以悉数，贪夫盈廷，饿殍载道，农夫辍耕于田亩，工贾咨嗟于市廛，鸦片官营已为公开之秘密，士流动色相戒莫谈国事，青年出言偶激辄遭骈戮，民国景象固应如是乎？此即判词所谓“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乎？六年以来内战大小十余次，破坏铁路车辆七千有余，增加内债十余万万。最近更由政府借入美国农产品价值二万万元，既以加速农村之破产，又阴增人民对于未来内战军费之负担，此即判词所谓“于训政时期以内指导人民为革命建设之进行”乎？前年不战而断送东北三省，今年不战放弃热河及平、津以东，南渡之局已重见于今日，崖山之迫亦难免于方来。政府复纵百万虎狼于民间，所谓抗日捐，所谓救国公债，所谓防空捐、飞机捐，成为强征暴敛之最新名词，人民之爱国心渐为迫于暴政苛征之惨痛心情所排而去。瞻念前途令人不寒而栗。此即判词所谓“从事于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之所应从事者乎？以予等反对如此建设中华民国之领导机关，而谓为“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而诬为“将中华民国之建设从根本上推翻”，而判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莫须有”三字其何以服天下后世。“图谋变更国体”，亦为贵院判词指责予等危害民国及叛国之一要点。夫所谓国体其大要有三。曰君主，日贵族，曰民主共和。由民主共和而改为帝制，或前王复辟，如袁世凯与张勋之所为，固为变更国体，由帝制而民主共和如国民党之所为，虽视前者顺逆不同，而变更国体则一也。民主共和已达改制之极则，过此便无国家改制之可言。世界政论已无于民主共和之外别标新制，即根本已无变更国体之要求者，只在采用若何方法或和平进化或革命斗争，以达到巩固共和发展民主为歧点耳。是以十月革命后之新俄，国体仍属社会主义苏俄联邦共和国也。苏维埃并非新奇怪物，只“工农兵会议”之翻译名词而已，其不独与民主共和无忤，且因而巩固之发展之。先于苏维埃俄国而共和之中国，恢复帝制者二次，至今仍徒有共和民主之名。后于苏维埃俄国而共和之德国，年来帝制复活运动已公然行之国中，魏马宪法不绝如缕。独苏俄共和国日臻巩固，此非世界共见共闻之事乎。以言民主，其一即由大多数人民管理政治，亦即由大多数人民代表政制行使国家统治权，此乃君主一人统治及贵族少数人统治之对称也。是以自英人边沁著作以迄最近美国大总统罗斯福和平申请书，悉以所谓“为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幸福”一语相标榜；但以何阶级人民占全国大多数，资产阶级政论家自来避而不言，以自君主贵族衰亡以来，财产权以至统治权悉操诸极少数人资产阶级之手，彼单所标榜之民主政治，虽与君主或贵族专制有别，而仍不越统治者资产阶级之狭小范围，所谓大多数人民幸福等诸空头支票。惟自占人民大多数之工人、贫农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始获睹真正大多数人民统治之实现，在此政权统治之下，大多数人民幸福始庶几可得可期，亦惟有经过此政权，始有达到全民福利之途径。盖以任何优良之社会制度，只能使人人为生产者（工人或农民），不能使人人为剥削者（资本家或地主），苏维埃政权正为消灭剥削制度之工具，人剥削人之制度消灭，始有全民福利之可言。即以欧美资产阶级所标榜之民主国家而论，所谓民主，虽实际只限于狭小范围，而其统治者亦不敢公然躬自撕毁其民主之假面，不得不以普选议会之名，掩饰其专政。是以自组织共产党，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苏维埃政制为违背民主共和，为危害国家，为叛国者，在欧美标榜民主之国家实属罕闻之事；即在君主立宪之英国，不独二百余年来无人目所谓“王之反对党”为叛逆，即今之共产党亦不被认为犯罪集团，其公布政纲、竞争选举、列席国会与法、德诸国无异。两月前独立工党集会时，党魁其高呼打倒现政府，高呼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亦不曾以图谋变更国体，危害民主政治及叛国被控于法庭。统治英国之资产阶级何以如此宽容，以不便自毁其民主之假面。故“特克诺克拉西”运动方轰行于美国，近复延及法兰西，其公然拮〔抨〕击资本主义及私产制度，主张根本取消之，主张组织技术家苏维埃，以实现技术家之统治，主张以“能力证券”代替金银货币，其论旨、其方策虽为左方之共产主义者及右方之资本主义者所夹击，然不闻美、法政府曾以推翻现行制度、图谋变更国体、危害共和民国及叛国罪之，美、法之统治者何以如此宽容，亦以不便自毁其民主之假面。故独至东方民国之统治者仅此民主假面亦不惜躬自毁也，即此一点，已充分说明危害民国者乃所谓建设民国之领导机关之自身而非他人也。欧人有言曰：“民主政治不适用于野蛮民族”，吾人深吟此语宁不痛心！此予等所以主张继续革命，实现苏维埃政权，以完成第一次、第二次革命所未完成之民主任务所由来也。贵院判词谓予等主张苏维埃政制为变更国体，为危害民国，实属无稽。盖以苏维埃政制并与民主共和无忤，在民国而图谋变更国体仅只恢复帝制之一途，由北京政府而国民政府，由国民政府而苏维埃政府，均民主政治发展之必然趋势，根本与国体问题不相牵涉也。北京政府由北洋各派相继行使中华民国中央统治权者十余年，吾人能谓十六年北伐战争为变更国体，为危害民国乎？复次，贵院判词又以“中华民国为民主国家，其主权寄于全民，故凡属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在苏维埃国家，则主权仅寄于工农阶级，除此特殊阶级以外之人，皆无参政权。两种制度“显然为两种国体”为言，予等于此则益有说焉。吾人第一须知民主之定义，即为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即统治国家，无所谓全民主治之说，所谓“全民主治”或“全民统治”及“全民政治”者，皆不合逻辑之言，近代统治国家之资产阶级用以欺骗人民者也。最新之工农苏维埃政制，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级，亦仅只达到以大多数人民统治国家已耳。过此以往，必待剥削制度消灭，因之阶级消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界限消灭，夫然后乃有真正全民平等之一境。谓阶级存在而全民得以平等者，非有意欺世亦自为童稚。剥削阶级因有被剥削而存在，统治者乃对于被统治而言，既无被统治者则全民政治所统治者何人？所以剥削制度及统治、被统治阶级既已消灭，全民平等之社会既已出现，则所谓国家统治权及一切政制悉成为历史上过去名词矣。故曰“全民主治（全民统治）（全民政治）皆不合逻辑之诳言也。吾人第二须知主张苏维埃政制之共产党人，固不屑以全民统治之妄语欺世欺人，而并世英、美、法、德等号为民主之国家，其实际无一非资产阶级专政，所谓民主更无不限于其阶级之狭小范围，占人民大多数之工农劳苦贫民，胥隶属于被统治者之地位。至于在数十万国民党员统治下之中华民国四万万人民，益复被谥为阿斗，更明明无参政之权，兹忽为之曰全民，未免过于揶揄，判词谓为“全民主治”不知里国民政府现行之“党治”及“训政”制度于何地？谓予等图谋变更“全民主治之中华民国国体”，更属无的而放矢矣。夫“主权”及“统治权”，乃英、法、德文“权威伦特”一语之异议，后一译名视前者较有实际意义。所谓“主权在民”，所谓“主权属于人民全体”，所谓“主权寄于全民”，其空洞无实权，以视清代加头品顶戴、赏穿黄马褂尤过之，以故虽袁世凯以至曹锟，亦并不惜承认“主权在民”之说，盖以主权而不行使，仅只在之、属之、寄之之虚名，实际统治者固不惜慷慨奉送也。倘责以应由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则必闻而大骇矣。“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大会闭会时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此非赫然载在国民政府所须颁布之约法者乎？即宋财长最近在美国人面前之饰词，亦仅云“中国政府之后盾筑在强固之中产阶级”，奈何贵院判词竟以所谓“主权寄于全民”与“全民政治”为之遮饰耶！吾辈无欺之共产党人，固尝提出由无产阶级、贫农专政之苏维埃政制之主张，以诉诸人民公意，此一政制特为对待剥削阶级少数人，以专政以实现被剥削者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之真正民主国家者也。持试此以与现行政制两两相较，孰为合于民主制度，孰为危害民国，尚希贵院平心静气一思之。贵院判词当有最后之一盾，即现行法律是也。兹姑退一步而在法言法，按之现行刑法，关于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秘密罪，均有具体说明：关于内乱罪，乃以“意图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僭窃土地或紊乱国宪而着手实行者”为条件，予等固未有此判词亦未援侵此条文。再退一步而言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此法第六条第二款所谓“叛国之宣传”，何谓叛国并无定义，稽之此法全文亦无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即为危害民国及叛国之明文规定。贵院判词所援用者何为“按诸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之立法精神”，贵院仅知揣摸该法之“立法精神”，而忘却民主国家所应尊重之思想、言论自由精神，而且于法律明文之外揣摸“精神”，此种神秘方法，在法言法者固应如是乎？依上所述，予等认为贵院判词于理于法两具无当，此即所以不服判决要求上诉之理由也。
陈独秀六月十五日
1933年8月13日《法治周报》第一卷第三十三期 |
陈独秀：辩诉状（193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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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诉状*
陈独秀（1933.2.20）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
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并且彼等畏憎其素所践踏的下层民众之奋起，甚于畏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因此，彼等亦不欲成此大业。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即是：一切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公有，由社会公共机关，依民众之需要计生产消费之均衡，实行有计划的生产与分配，使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较今日财产私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高度发展，使社会物质力量日渐达到足够各取所需的程度。所以共产主义，在经济学上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度发展的生产制，犹之资本主义较高于封建生产制也。此决非世俗所认为简单的各个穷人夺取各个富人财产之意义。此种生产制，决非我等之空想。经济落后的俄国，已有初步尝试，而获得初步成功。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国家无不陷于经济恐慌的深渊，独苏联日即繁荣。此新的生产制之明效大验，众人之所周知也。
中国推翻帝制的革命，先于苏联者七年。今日二者之荣枯，几不可比拟，其故可深长思矣。或谓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是妄言也。此一终极目的，固非旦夕所能完成，亦非“和平”所能实现。为实现此目的而清除道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
一曰：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盖以中国的海关、矿山、工厂、金融、交通等经济命脉，都是直接间接宰制于帝国主义之手，非采取革命行动，击碎此等宰制吾人之镣锁，中国民族工业将无发展之可能。列强的海陆空军威吓着全国大都市，日本更以武力强占了中国领土五分之一，此而不加抵抗，或空言欺骗，均与卖国同科，尚何“民族主义”之足云。
一曰：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盖以军阀官僚自由发动他们的内部战争以破坏经济，自由增加苛捐杂税和发行公债以饱私囊，自由制定法律以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自由任用私人以黜抑人材、毁坏政治效率，甚至自由勒种鸦片、贩卖鸦片以毒害人民。军阀官僚政治不彻底肃清，所谓国家统一，所谓民力伸张，一切都无从谈起。国家不统一，民力不伸张，国外帝国主义之宰制不推翻，国内的军阀官僚之毒害不扫除，即所谓独立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亦属梦吃。中国终于是半殖民地，终于落后而已。
一曰：改善工农生活。盖以近代产业工人及其所领导的农民，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资本家地主及其政府，在物质上精神上抑压工农，即不啻为帝国主义挫折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锋刃。在农业的中国，农民之衰落几等于民族之危亡。倘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归诸贫农，农民终岁勤劳只以供地主之剥削，则不独无以挽回农业之就衰及农村之破产，而且农民购买力日弱，直接影响到城市工商业。即令能由城市输资设立农村借贷机关，亦不过向农民增加一种剥削机关而已。
一曰：实现彻底的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盖以贤人政治及保育政策，已不适于近代国家，更不能存在于民主共和国。北洋军阀既废，代之者只应是人民的（权力），若仍尚贤人与保育，则谁是贤人，堪任师权力保，伊何标准，北洋军阀亦得而尸之。况当外患空前的今日，人民无组织，即无能力，无政治自由，即无责任心，亦不应课以责任。若不立即实现全国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完全自由，实现普选的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以制裁卖国残民的军阀官僚，一切政权归诸人民，集合全国人民的力量以解决全国危急问题，其何以立国于今日！
凡此为中国民族利益，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劳苦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之大纲，予以前和现在都愿意公告全中国，以征求全国大多数人民之赞否。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政党，它的成功，是要靠多数人民之拥护，而不尚少数的英雄主义，更非阴谋分子的集团。予前之所行所为，即此物此志，现在及将来之所思所作，亦此物标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者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
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瘁于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者相反。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此近代资产阶级国法学者之通论，非所谓"共产邪说"也，故所谓亡国者，恒指外族入据其土地、人民、主权而言，本国某一党派推翻某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得谓之"亡国"。"叛国"者何？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漏秘密罪，此等叛国罪状，刑法上均有具体说明，断不容以抽象名辞漫然影射者也。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联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摈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人民自由权利的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一非曾经“叛国”矣，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民国者何？民主共和国之谓也，亦即别于君主专制国之称。欧洲各国推翻专制者，流血以争民主，其内容无他，即力争宪法上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之自由权利，及实行不参政不纳税之信条已耳。此不但民主共和国如此，即在民主政治的君主国亦如此，"危害民国"者何？共和政府剥夺人民之自由，剥夺人民之参政权，乃由共和到帝制之先声，罗马历史，十九世纪法兰西及中华民国初年的历史均遗同样之教训于吾人。即或不然，人民无权利无自由，大小无冠之王，到处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等官吏，则在议亲议贵。之列，是以共和其名而专制其实矣。倘实失而存其名，则军阀之魁，民众之敌，亦得以“三造共和”自诩，妄人亦或以"共和元勋"称之，其实毁坏民权，罪即类于复辟，以其危害民主共和国之实质也。若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裁判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则不知所谓民国者，应作何解释？
国民党竭全国人力膏脂以养兵，拥全国军队以搜括人民杀戮异己，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无诚意抵抗，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毁人民组织，钳制人民口舌，使之"镇静"，使之"沉着应付"，即使之驯羊般在国民党指挥之下，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
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高居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方挟“以力服人”之政策对付吾国，同时国民党己挟同样之态度以压吾民，最近竟公然以“背叛党国”之罪枪决新闻记者闻矣。而予则力争表示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力，力争实现普选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民主扩大到它的历史最高阶段，予现在及将来都无篡夺民国为“党国”之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故予曰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也。
若认为一为共产党人即属犯罪行为，则欧美民主国家若法若英若瑞士等几无此事，各国共产党人莫不有集会、出版、参加选举之自由权利，与一般人民无异，若认为人民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一个人，即为有罪，则只远在二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彼时固无所谓言论自由也。而廿世纪之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有此怪现象。若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即“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即为“危害民国”（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此直是欧洲中世纪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与科学家的把戏，彼时固无公认之信仰与自由也。而今日之民国绝不容有此，民国而若容有此，则不啻为日本帝国主义证明其“中国非近代国家”之说之非诬。
总之，予生平言论行动，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惜之“法利赛”不仇视罗马，而仇视为犹太人之自由奋斗的“热狂党”，今之国民党所仇视者，非帝国主义，非军阀官僚，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努力于最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人。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攻热河，而国民党之军队，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人也，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威迫利诱，便之自首告密，此并不〔能〕消灭真正共产主义者，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彼等此时有权在手，迫害异己之事，固优为之，予唯有为民族为民众忍受一切牺牲，以待天下后世之评判。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内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陈独秀
来源：《陈独秀先生辩诉状》［注：无出版时间和出版单位名称。现存上海市档案馆。］
*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于1933年4月14、15、20日由江苏高等法院假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进行三次公开审讯。陈独秀在第三次审讯时对所谓犯罪证据进行了抗辩，并于4月20日书写此辨诉状；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刑事二庭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判决陈独秀徒刑十三年。陈独秀不服判决，于6月15日上诉。1934年6月30日江苏高等法院终审判决，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于8月21日宣告将陈独秀减刑三年，予以释放。23日，陈独秀出狱。 |
陈独秀：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193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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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
陈独秀（1932.11.17）
在国际帝国主义榨取束缚之下的中国经济，大工业之发展，赶不上农业及手工业破坏之速度，并且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发展之本身也带有破坏农业及手工业的作用，这样的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之剪刀式的发展，便是农业国的中国农村破产及其影响到一般经济不安之根本原因。年来世界经济恐慌，空前大水灾，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蹂躏中国南北经济中心的区域，这三件事先后并发，更使整个的中国国民经济陷于空前大破产：不但农村并且城市，不但小城市并且大城市，最大城市如汉口，甚至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都有朝不保夕之势，不但工人与贫农，即中等农民和城市中小商人，中小学教员，各机关小职员，这些占全国绝对最大多数的人民，都在破产，失业，借债，饥饿中度日。
谁都知道，不但是恢复并且要提高国民经济，中国才有救，因为只是经济恢复，或一时的部分的活跃，根本还并不能救中国。但谁来提高中国经济和怎样提高国民经济以救中国，乃是问题的中心所在。
由外国帝国主义来提高中国的经济吗？不用说这是使中国更直接的殖民地化，是救中国的反面。并且，由帝国主义势力来发展中国经济，其结果不是提高了中国国民经济，而是肥了外国的财政资本家和中国的少数买办及半买办的企业家，大多数人民仍泊陷于颠连困苦和饥饿，印度和朝鲜便是榜样。帝国主义间相互争夺战争更要变中国为废墟。
由中国人自己来提高中国之经济以复兴中国吗？“在资本主义关系统治着的社会，两个力量决定一切。”即是：或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来复兴中国（俄罗斯的道路）。更具体些说，或由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或由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来担负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之伟大而艰难的责任。政党是代表阶级的意识与力量之最高表现，中国现时只有这两大政党，即将来也只会有这两大政党，别的党在政治上只能立在附属地位，并且有终于要融解于这两大政党之中，其中间作用与地位，只能是最短时期的，甚至只是名义上的。
代表资产阶级地主的国民党能否复兴中国呢？我们可以断然的回答一个“否”字。
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有三个根本的必要条件。（一）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海关，银行，工厂，矿山，交通机关，商业机关等的经济命脉之榨制。因为这是中国经济自由发展的道路上唯一的最大障碍物。（二）必须无条件的从不生产的地主手中，没收所有土地，交给生产劳动的农民，因为在生产技术落后的小农国家，如果大部分耕地所有权独占在不经营农业而出租土地的地主手中，他们用非资本主义的形态，榨取土地产物之大部分，就是说，他们不只是榨取了严格意义的地租即超过普通利润及工资以外的剩余，并且榨取了农民由劳动所应得的工资之一部分，其结果，农民把大地部分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甚至农民一部分生活费也包含在内），都在非资本主义的租佃制度之下牺牲干净，这不但阻塞了农业经济发展的道路，而且因之农民贫困，农业衰退，土地荒芜，农村破产，都是相因必至的现象。（三）必须实现合于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使大多数人民都有自由，在生活的火焰中自动的创造经济，创造政治，方能根本肃清闻名世界的Mandarin（中国官僚）这一臭虫窝。
这三件事是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条件，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什么不为它的利益而办到这三件事呢？这是因为它的利益根本是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利益相联的，它自身则是军阀官僚的集团，它不但不愿也决不能办到这三件事，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来完成，这不仅仅是理论的推断，而已是众人目睹的事实。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及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是怎样，当它宣布对俄绝交时，美报《密勒评论》曾有这样的描写：中国之封闭俄领署及要求俄员离境，此种姿势显然表示中国领袖今日之目光向于何方，诚如郭泰棋氏上星期在美国大学同学会席上所说，中国已决定于其将来发展中国追随"盎格鲁撤避之途径"，此其意味即彼愿与美英为友而接受彼等之赞助是也。中国已利用苏俄之赞助而成其革命之主要部分即克服长江流域及传播国民党主义于全国是，但今以俄共党欲包搅中国之革命，中国之民族性及保守性遂大显其本能，而与俄人决裂。中国乃相信西方列强尤其英美已准备与中国讨论条约问题，假使列强于此，能急起应和，勿再断断于法律理由，稽延时日，则西方制度在中国之前途当颇为光明。但此种新局面必须以绝对平等给予中国为基础，质言之，必须修改条约，使中国满意，而放弃外人在中国领土即租借地之管理权是已，此乃中国抛弃共产主义应得之代价，若列强而果贤明者，应速承认之，勉力与国民党之中国结好，与之合作而造成一新中国。
但国民党政府之"目光向于何方"是充分表示了，而所得的代价，不是"修改条约"和"放弃外人在中国领土"，却是扩大不平等条约，扩大外人在中国的领土，扩大租界和租界管理权。在眼前的中日战争中，国民党的政府不但不曾援助向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抵抗的黑龙江、吉林军队及义勇军，不但不曾援助抗日的十九路军，而且密令"上海北平及全国各业之中国当局，解散一切反日抵货团体。并禁止检查日物。"（路透社五月六日北平电）并且造出"反日即是卖国"的妙论（最近蒋介石在南京军校论说）。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枪炮和飞机炸弹，不是用以抵抗侵占中国土地在中国杀人放火的帝国主义军队，而是用以屠杀中国农民的。它对于农民为饥饿而争取土地的要求，始终只以"派兵剿赤"答复之，它始终不曾考虑一下，在农民国而有了广泛的农民暴动，这决不是简单的什么赤化问题，在民主共和国而有要求土地的农民暴动，这不是拥护旧制度的农民暴动可比。至于国民党的军阀之横征暴敛和官僚之黑暗贪污，比之前清北洋时代更是肆无忌惮，这班飞蝗横行全国的国民党军阀官僚，不但以搜括行赌晏安淫靡，腐烂中国，而且公然奖励鸦片，以毒杀中国。
以这样的国民党来担负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大任务，就是他们当中稍有知觉的青年党员也不敢自信了。如果有人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非难国民党，这是一种大过奢侈的说法，其实国民党的罪恶，还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反而正是它是投降帝国主义，镇压农民的土地斗争和军阀官僚之横行，破坏了提高中国经济的三个条件，阻塞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孙科、陈公博辈所谓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所谓四年计划，都等于伍廷芳之说鬼。在国际一般物价还正在向下低落的今天，在中国资产阶级政权也没有像一九二八—三O年相当统一与稳定的今天，连中国资产阶级企图利用外资以实现暂时的经济活跃，目前也还没有可能。
最近胡汉民发表关于国民党的问题之谈话，他认为：近顷"外交之丧权辱国，政治现象之日趋恶劣，国亡无日"，不能"归咎于党治"，"盖五年以来，所厉行不改且有加无已者，实为民国以来相承一贯的所谓军阀之治，而未尝有所谓党治。"试问国民党据政五年，还仍旧是军阀之治，它竟能容忍所谓"以军权而于一切之故，形成以军驭政，以政握党之现象。"这样吃饭睡觉不问事的党，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已等于零，还有存在的价值吗？胡汉民并且公然承认以下的事变："自十七年后，各省北洋武力虽被打破，而人民仍被武力所统治则如故，二十年来所造成军阀政治之环境仍如故，即自袁世凯以来相承一贯之所谓军阀统治，亦遂继续如故。"党员"沉醉于'有枪斯有权'之谬说，甘心为军人之附属品。""人民自由权利横被摧残。""我人只见借党营私之个人，而不见有献身革命之同志，所谓党员者或一切取给于党，以党的寄生，或倚党而作恶行奸，于党为蟊贼狡黔之魁，正乐得此辈供其指使。"这样无恶不作的党，人民尚能容它存在吗？胡汉民为了一时快意，痛快淋滴的攻击蒋介石而不自觉的把整个的国民党之罪恶供认出来了。五年以来，在国民党党治之下所励行的一切摧残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那一件不是胡汉民一派的立法院所制定？他有什么理由什么脸面可以反对蒋介石的"军阀之治"？
又如宋庆龄骂倒了国民党中无论那一派，这当然等于骂倒了整个的国民党，她并且宜称不怀疑国民党已经给全国人民所唾弃，所蔑视，所憎恶，然而她同时却又说：“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从来没有在那一天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吗？孙中山以国际资本开发中国实业的计划，显然是主张由外国帝国全义来复兴中国经济，因为一直到现在，还只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而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孙中山在世所领导的党，不只一次宣布他们的革命政府将遵守一切国际条约，决不侵犯列强在华权益；不只一次希求由列强承认他们的政府来打击北洋派，他并且公然替帝国主义威吓中国民族，说：“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中美绝交，在一个月之后，美国便可以亡中国。”“法国也和英国一样，最多不过两个月，便可以亡中国。”（民族主义第五讲），这就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向国际帝国主义投降，向日本帝国主义不抵抗之理论的根据。“四万万人都是像阿斗”，“这些阿斗当然应该欢迎诸葛亮来管理政事”。“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我们应该造成民权，交到人民。”（民权主义第五讲），把人民看做“是很庸愚的”阿斗，把国民党看做是“万能”的诸葛亮，把管理政事的“治权”交给先知先觉的国民党，把名义上的“政权”奉诸不知不觉的人民，把人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的自由看成“放荡不羁”和“一盘散沙”而加以抨击，这就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以军阀官僚的权威压倒民权摧残人民自由权利之理论的根据。“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农民可以得到益，地主不致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民国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孙中劝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训词）宣布阶级和平，用不着阶级斗争，反对所谓"大贫"的工农，向所谓“小贫”的地主资本家斗争，教成千万成万万饥饿垂死的农民，等候着国民党政府和地主慢慢商量；等候着国民党政府规定地价几十年后把涨高的地价归公的办法，来平均地权（民生主义第二讲），这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镇压农民土地斗争之理论的根据。
这样的三民主义，谁要说广州政府，武汉政府，南京政府，不曾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谁就不曾认真研究过三民主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这样的三民主义，这样的国民党，能够提高国民经济以救中国吗？
代表资产阶级及地主利益的国民党既不能够提高经济以复兴中国，别派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能力当更在国民党之下，那么，提高经济以救中国的责任，只有放在代表无产阶级及贫农利益的共产党双肩之上了。
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官僚，立在绝对相反的地位，它是在最近十余年来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反资产阶级反地主之不断的流血斗争中生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之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已经不是仅仅写在政纲上的白纸黑宇，已经在它所领导的农村苏维埃区域见诸实行，虽然还没有统一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来解决整个的帝国主义及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政制，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有了俄国的经验，他不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同时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义政制，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权所不能召集的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只有它能够召集。苏维埃不仅是整个的无产阶级联合机关，而且是一种广大而富于伸缩性的组织形式，一切觉醒起来，反资产阶级反地主的城乡被榨取的劳苦民众，都能够参加进去。苏维埃政权不是由少数人在上面统治民众，而是由民众从下创设起来的政权，除了游手好闲靠榨取他人血汗以生活的社会寄生虫，都有参加这一政权的公民权利，它废除了立法权和执行权无益而有害的分立，它撤去了人民和政府间的障壁，它引进了广大民众直接参加国家的政治及经济之管理，它废除了以官吏为职业的特权阶层，它扫清了国会及地方议会等猪圈，它实现了直接选举一切公务人员和随时撤换的彻底民权。
在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之下，有充分的保证，能够实现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三个根本条件：推翻帝国主义之控制，解放农民和肃清官僚制度，所以只有她能担负得起复兴中国的大责任，所以苏联五年计划之初步的成功，已在事实上表示社会主义的经济方法之优点与伟大力量非资本主义所可企及。
我们这样的主张，并非根据党派的成见，而是根据理论与经验，而且还要诉诸被榨取的大众之政治好恶，必须由大众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特别是在民主的国民会议要求的斗争中，认识我们的主张之优点与需要，蜂起拥护我们的主张，这才谈得自下而上创设大多数民众直接参加的苏维埃政权。真正苏维埃政权，是大多数民众的政权，必须由大多数民众自己创造起来，决不能由少数人创成交给民众，少数人用民众的名义宣布的苏维埃政权，是经不起困苦艰难的斗争之试验的。
现时代表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国民党政权，它不但不能担负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大责，它还正在极力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帝国主义剿灭能够复兴中国的共产党。日军从吴淞撤退时，日本军官举杯向中国接管人员演说："自此以后，愿中日两国共同合作，以扑灭共产党"。不几日，十九路军果然被调到福建"剿共"去了！这不但表示这一件事中日政府早有了秘密协定，并且是国民党政府向一切帝国主义表示其“目光向于何方”。
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帝国主义屠杀工农民众屠杀共产党的国民党政权存在一天，它的政绩，只有破坏国民经济，扩大延长人民的饥饿，而不能提高经济。
中国的民众必须选择自己的道路，或株守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之下，走向破产，饥饿，灭亡的死巷，或与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革命合作，走向复兴中国的大道！别的道路是没有的了！
我们的道路上也有两个困难，这是不应该对民众掩蔽的。第一个困难而且是很大的困难，便是国际帝国主义向中国彻底反帝国主义的新政权之围攻。但我们只应以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及全国广大的劳苦民众的力量，最后还要结合全世界革命的力量，以克服此困难，而不应企图避免此困难。因为这一困难的斗争，几乎是中国革命之全内容，也就是提高中国国民经济之根本的根本条件。国民党资产阶级，正因为企图避免此困难，而屠杀革命的工农和共产党，而对苏联绝交，而投降帝国主义，而背叛革命，而断送了复兴中国的机会。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史大林派的错误政策足以延迟革命甚至绞杀革命，也和别国共产党中央史大林派一样，他们在中国所做的错误摆在眼前的如，用命令主义和玩弄政治总罢工，在客观上是不断的破坏了城市工人运动复兴的萌芽，过份的估量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企图以农民来代替工人的领导，并且连党自身也有农民意识化的危险，把发动民众引导民众到革命道路之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看做是改良派的合法主义议会主义而加以鄙弃，党的这些错误政策，当然也是我们的道路上一个困难。但共产党是全无产阶级自己的先锋队，并且是全民族的领袖，革命的民众不应该因为党的领导者之错误而根本反对它，而是应该积极纠正党的领导机关之错误，甚至于改造党，以除我们道路上的困难，这正是我们左派反对派的立场。
1932年11月17日《先锋》第5期署名：独秀 |
陈独秀：论国民会议口号（193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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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民会议口号
陈独秀（1932.10.1）
民主主义制度，远在氏族社会即发生了，其精义即大众管理大众的事，那时国家制度还未发生，酋长和军事首领的权力都很有限，一切决定于"民会"（希腊的agora，罗马的Comitiacuriata）所以后来资产阶级，无论在欧洲或亚洲，都一致或多或少或久或暂的拿民主主义做他们反对君主或贵族专制的旗帜。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曾宣布："民主主义的形态，在几千年的经过中，自古代发生萌芽，其后每次由一阶级交代到另一阶级，都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改变。""在古代希腊共和国，在中世纪的诸都市，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民主主义都有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程度。""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比较中世纪，不用说是高度发展的制度，但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可避免的要求从根本改变。"我们可以在这些说话中得到两个结论：一是民主主义的思想，由古代社会传到阶级社会，它也和别的事物一样，要受阶级的影响，而不能成为超阶级的怪物，一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在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面前，它是狭小的，而比之中世纪制度，则是高度发展的，是进步的。所以，列宁有理由可以说：“民主主义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解放斗争中是有极伟大意义的。”“在工人阶级夺取整个政权的斗争还未成为当面问题以前，我们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形式。”“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这个胜利之后，参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议会这件事，不仅不妨害革命的无产阶级，而且帮助无产阶级了。”所以托洛茨基有理由可以说：“在一定的时期，民主主义口号不仅是幻想和欺骗，而且是历史的动力。”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可以说：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只有当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拾起来他们己经破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来非难无产阶级专政，来企图恢复资产阶级政权的时候（正如列宁写《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那本小册子的时候。），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特别是在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军事专政的统治之下，如果有人反对或鄙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如于右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更凶横的更揭开假面的迫害无产阶级。
国民会议或国民立宪会议，是形式的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政治的表现。在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国民党取得了政权而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并未完成的中国，这里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今后只有由无产阶级来完成了。中国无产阶级为了这一目的，提出最彻底民主主义的国民会议做总的政治口号，在实现这一口号的斗争中，动摇、推翻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来彻底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这应该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之整个的战略。
这一战略，在无政府党人当然不能赞成，他们根本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之态度，和马克思主义者已争论了半世纪以上。如今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半巴枯宁主义者）的史大林派，也居然非难这一战略，他们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当做是永远不可分离的一个东西，于是他们一般的骂提出国民会议（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议会）口号的人都是拥护资产阶级拥护国民党政权的人，其实，恰恰相反，反革命的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军阀政府，即对于他们自已阶级的民主主义也害怕得了不得，无产阶级对于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愈彻底愈坚决，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愈团结于无产阶级的周围，资产阶级专政愈加动摇。他们认为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实际上只能够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的装饰"，愈走到东方愈卑残的资产阶级，并且还有地主，都竟能够拿"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做他们专政的"装饰"吗？史大林派现在对于中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还有这样的幻想，这和他们从前幻想国民党可以领导中国的国民革命，幻想汪精卫可以做土地革命的领袖，其荒谬的程度相差几许呢？他们认为并且说是"列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即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口号，不是国民会议。"；他们完全忘记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所写的十九条《立宪会议提纲》之第一条，开口第一句便是"立宪会议召集的要求，列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纲中，是完全应当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立宪会议是民主主义的最高形式。"他们又反对我们"单独"的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其实我们自始就是"国民立宪会议"，"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保证中国的国家独立"这四个革命民主要求的口号同时提出的；并且是以后三个口号充实国民会议的内容。他们理屈词穷了，于是异想天开的引用列宁在解散立宪会议后驳斥一切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特别是考茨基）拥护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拥护资产阶级的立宪会议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说话，来反对现在的中国在反革命反民主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军事专政之下提出民主的国民会议的口号，这完全"文不对题"，并且混乱了阶级的立场！
企图以这个口号（按即指'国民会议'口号——作者）来组织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分子，来反对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苏维埃运动。粗暴而不忠实的半巴枯宁主义的史大林派对于我们这样无端的毁骂，是不值识者一笑的，如果有人说，"国民会议，自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口号，它是否为革命的口号，要看它对于资产阶级政权的态度是怎样，这就是说，如果认为采用"国民会议"的口号，只是反对军事独裁和力争在现政权之下的议会制度与和平发展，这便是自由派改良主义的企图，如果认为采用"国民会议"的口号，不仅是反对军事独裁，不仅是为议会制度斗争，并且力争武装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前途，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主义的策略，我以为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史大林主义者以及一切反对国民会议口号的人们，也只有在这样观察分析的方法之下评定我们的策略是否正确，才是妥当的。
托洛斯基同志告诉我们："国际第六次大会否决过渡的革命民主口号：陷中国共产党于无口号的状态，因此使它不能在反革命时代进行动员群众的工作。""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动过程中，共产党自然要向群众解释，说这个立宪会议不一定能够召集成功，如果召集成功了，倘若物质的权力仍在国民党军阀手里时候，这个立宪会议仍是没有力量的。由此，我们又有重新提出武装工农口号之可能。""'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口号，是与'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中国民族完全独立'等口号有密切关系的。在这些口号里，就反映出中国革命发展中之民主主义的阶段。在国际政治上，共产党将要求联合苏联。正确的结合这些口号，各个口号之恰合时机的提出，共产党就能够从地底下走出来，结合群众，争取群众的信仰并以此促进建立苏维埃和直接夺取政权斗争之时代，迅速的到来。""至少要使无产阶级的最先进分子了解，走向国民会议的道路，只有经过反对军事独裁的暴动和由民众来夺取政权的手段，才有可能。""在这个口号（'全权的国民会议'）之下，共产党先锋队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围团结起工人，被压迫城市平民以及几万万贫农等广大群众，以为反对国内外压迫者之暴动。"这还不明显吗？除非无政府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信口雌黄，托洛斯基同志的这些指示，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议会即国民会议这一口号之运用，和自由派的改良主义岂非根本不同吗？
采用同一"国民会议"口号而政治路线根本不同，这也并不自今日始，以前列宁在已有革命高潮的一九O五年，和少数派甚至自由资产阶级都采用"国民立宪会议"的口号，而政治路线则根本不同：前者是主张的民众武装暴动，推翻沙皇政府，建立革命政府，来实现这一口号；后者则希图在沙皇政权之下，实现立宪大会，在没有革命高潮的一九O七年，列宁和少数派都主张要利用那个"六月三日的议会制度"；但少数派的政治路线是抓住议会的行动而抛弃革命的行动，列宁则是利用议会行动来帮助革命的任务。所以，我们左派反对派对于国民会议这一口号，不但向极左和无政府主义者半无政府者有斗争；同时，向右和少数派改良主义者也有斗争。
在我们左派反对派的内部，当然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反对国民会议口号，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所谓"公开的改良主义者"，现在也已经没有了；而所谓"形式的革命者"即承认由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必须用革命的暴力"者，则恐怕还非常之多，只在意识上有明了与模糊之分。托洛斯基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全世界人民和各国，看为社会发展中的两个阶段、不仅是完全分开的，而且相隔得很远。"这即是说，"形式的革命者势"和"公开的改良主义者"，在根本上同样是阶段论的错误。在这样阶段论的观点上，自然把民主主义看成是和社会主义不能同时并存的东西，自然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看成永远是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不可分离的东西；也自然把国民会议的口号看成是用不着革命暴力的，而只是在两个革命过渡时期，在资产阶级政权之下，做做和平的合法运动即争取部分的民主主义要求如出版集会等自由，如此而已。这种形式的革命者（如民傑①、小陈②、劳他等同志），无论他们对于未来的阶段有"武装暴动""无产阶级专政""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等等革命的口号（正因如此他们和公开的改良主义者不同），而对于两个革命间现阶段过渡的革命民主口号"国民会议"，其认识却与改良主义者没有两样，也就如托同志预料史大林主义者的话"跟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之尾巴后面，将民主口号加以非革命的和妥协的解释。"所以他们和史大林主义者同声相应的反对"召集国民会议，实现民众政权"（仁静）"经过国民会议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独秀）这一类说法。这是把托洛斯基同志所指示："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国民会议，当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之一——独秀），在我们的时代直接的引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中国革命之不断性，完全截断了！或者他们误会我们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权可以由民主的国民会议选举来实现"，这便是天大的笑话！如果真有这种误会，也只是由于他们"用不着经过革命的暴力来实现国民会议"这一和平观点出发的。"经过要求实现彻底民主主义的国民会议而举行的武装暴动，来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权，同时也实现了彻底民主主义的国民会议。"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和平的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权，不但经过国民会议不可能，即经过苏维埃，经过工农民主专政也都不可能。
左派反对派对为什么在这一问题上和史大林主义者走上了一条道路？这是同样犯了阶段论的错误之故，他们有了阶段论的成见，所以不能了解"经过国民会议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真实意义，而认为只有"冲破""毁灭"国民会议（民傑同志）或"赶走"国民会议（劳他同志）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托洛斯基同志说："我们的党领导无产阶级走到专政，只是因为党以最大的毅力，要求彻底的和无条件的实现民主主义的口号和要求。""照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民族解放革命经验所证明，全体人民代表政制之思想，乃是最简单的最基本的最能够号召真正广大群众的思想。占统治势力的资产阶级愈加抑制'全体人民的'要求，则无产阶级先锋队就愈加团结于我们旗帜之下，而人民群众也愈加团结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周围，同时战胜资产阶级国家之真正胜利的政治条件也就愈加成熟了。"在托同志这些指示中，对于民主主义的政制，只有要求实现，而不是"冲破""毁灭分和"赶走'。且以十月革命的经验，并不是"冲破'"毁灭'"赶走"了立宪会议才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才召集立宪会议，托同志在预测中国革命前途中也是说："如果无产阶级在民主口号之下（土地、国民会议及其他）……取得政权的时候，就必须召集国民会议，……即苏维埃政制接受国民会议正式通过，"也不曾有"冲破""毁灭""赶走，国民会议来买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说法，如果说，"冲破""毁灭"和"赶走"是对于具体的资产阶级政府所召集的御用的国民会议或是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后议会制度的最终运命而言，则在我们此时所争辩的革命策略上没有一点重要的意义。
此外，如赤声同志说："争取中国民族完全独立与土地革命"是要在第三次革命中求得彻底解决的。国民会议的口号，在目前应取的策略是，使共产党能够从地底下走出来，结合群众……"。晴光同志反对他这样的说法，而自己却也摇摆在"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国民会议"和"一切中国根本问题是不能在国民会议中解决的。"这两种说法之间。这些说法，也是由阶段论出发而更加混乱。其实，"国民会议""民族独立""土地革命"都同样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之一，不是其中何者现在能够解决，何者要到第三次革命才得解决，也不是任何国民会议都不能够解决"民族独立""土地革命"等问题，而是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不能够召集解决"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这些民主任务的国民会议。
刘仁静同志，因为反对阶段论者对国民会议口号加以非革命的解释，而又走到另一种错误，即是他所谓"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通俗公式"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政权是一个东西"，如果认为这只是山于说法不同，其真实意义即等于他自己所说："真正的国民会议必与无产阶级专政之实现同时。"或竟如他自己的解释："我从前说过的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本是我所重的只是无产阶级用国民会议口号夺取政权运动的意义。如此则我们之间似乎不必有所争论了。但问题不是如此简单，根本的争点，还是仁静同志根据国民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最初期所要解决的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遂不承认二者之间有阶级性的分歧，难道二者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吗？由无产阶级的动力及其和各阶级的关系之变化所形成的政权之阶级性，是不能拿其最初期所要解决的直接任务来混淆的。这本是极浅近的道理。我不相信仁静同志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难道二者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吗？如果我们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当做是永远不可分离的一个东西，因此认为任何国民会议既然都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则无产阶级在国民会议口号之下的斗争，只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权：这当然是阶段论的错误见解。然而也决不应该因为是在无产阶级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遂否认其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性，这样的否认同样是由"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不可分离"这一观点出发的。在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之下的中国，这里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虽然国民会议，又如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等，都带有浓厚的反资产阶级反军事独裁的性质，但这只可以作为一种理由，来假定将来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之民主阶段能够很快的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如果有人因此便认为这些任务都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不赞成“第三次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种说法的仁静同志，他当然又会把"国民会议"、"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这些明明白白的民主任务，看做是社会主义的任务。仁静同志大概会有第三种说法，即二者都只是“秃头的”民主主义，而没有阶级性的分歧。仁静同志虽然没有这样明白的说法，在我的认识中，他确是常常讨厌在民主主义上加用“资产阶级的”这个形容词，好像他还有“民主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大意如此）这种说法，他最近又发明了他所了解的民主口号之内容，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是农民的民主主义，其实，中国资产阶级不是民主主义的是一件事，历史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制度之存在又是一件事，所有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上所谓“民主制度”“民主任务”“民主口号”无一不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不能想像：在阶级社会里会有超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也不能想像：在现代社会，除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还会有其他民主主义。仁静同志千方百计的否认、避讳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口号，在这一点上，他和史大林派及小陈同志等，根本都同样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不可分离”的观点，虽然发表出来的形式各有不同，有时还正相反对。
我们为什么要力持二者之间有阶级的分歧呢？这并不是名词或单纯的组织形式问题之争，而是因为二者各有不同的内容，即是，国民会议即使在无产阶级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它也不能排除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妥协（不如此便没有召集国民会议之必要了），它并未能公然剥夺榨取阶级参加的权利（普选制），即未能完全走出榨取者的民主主义范围，它只能解决民主任务（是因为在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是被榨取者大众的民主主义，它比之榨取阶级的民主主义，在形态上有更高的发展，在性质上有根本的改变，它和农民的关系，开始确定一种新的形式，即中农除外，连贫农亦须“归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纪律范围之内”的工农联合，它不仅能够解决民主任务，而且还能够保证最健全地转到社会主义去的唯一形式（列宁）。如果国民会议和苏维埃政权是一个东西，而没有在阶级意义上的和历史意义上的任何差别；那末托洛斯基同志只不过在这两个异名同实的口号当中，挑选一个较灰色的告诉我们。这就是革命过渡的革命民主口号！这也未免太过儿戏了吧？
或者会有人说，我们无产阶级的党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口号，岂不是企图和资产阶级妥协吗？我们回答说，否，中国资产阶级是害怕民主主义的，我们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不是和资产阶级妥协，而是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妥协，据托洛斯基同志的意见：“关于形式的民主主义之政治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不仅是对于小资产阶级群众关系的问题，而且是对于尚未达到革命的阶级意识之工人群众关系的问题。”这几句话是对的，不但农民，即大部分工人，亦不能预先见到无产阶级苏维埃的民主主义之伟大，他们所见到的是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幻想。（所谓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即是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有高度幻想的表现，并不是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以外，特别还有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或农民的民主主义。）特别是农民，不有对于这个幻想之活的斗争经验来证明，他们是不会先天的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
此外还有什么理出，我们必须否认避讳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口号呢？难道采用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便不能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民主斗争吗？难道在历史上（特别是法兰西革命史）民众不曾为了实现民主要求口号而举行过反资产阶级政权的武装暴动吗？不但“国民会议”，即“民族独立”，“没收土地”和“八小时工作制”这些口号，也没有一个超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难道我们也要一一加以否认、避讳吗？
以前曾有些人避讳“民主主义”这个名词，恐怕沾染了机会主义，而以"德漠克拉西"代之，又有人避讳"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想代以秃头的“民主任务”，这都是掩耳盗铃！我们不要继续做这样无意识的事吧！应该牢牢记住托同志指示给我们的话：“在民主口号之下进行强有力的鼓动。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站在主动者的地位，那么史大林官僚派将落伍退后，而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将于短时期中变成巨大的政治力量。”
我们对于普选的全权的国民会议等民主口号，从来不曾站在主动者的地位进行强有力的鼓动，怠工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由于我们各个人或多或少的受了史大林官僚派宣传和辱骂的影响，不自觉的在思想上跟在它后面鄙薄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口号这一心理上的暗礁。仁静同志不严正的驳斥史大林主义者抄袭巴枯宁派在第一国际时代鄙薄而且诬蔑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口号之反马克思主义的老调，反而自己很腼腆的急忙否认避讳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口号，这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仿佛以为必须把国民会议口号当做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是役有分别的一个东西，我们方可采用，如果我们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口号，便是丢了左派反对派的脸！
对民主口号这样鄙薄而息工（和对于爱国运动鄙薄而怠工一样）——的状况，还能任它继续下去吗？我们必须有个坚决的迅速的改变！
九月一日
1932年10月1日《校内生活》第四期署名：独秀
①民傑，即严灵峰。1931年任托派中央宣传部干事。
②小陈，即陈岱青。1931年任托派上海法南区区位书记。 |
常委对法区扩会意见书的批评（陈独秀起草，1932年5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常委对法区扩会意见书的批评
（陈独秀起草）1932年5月20日
上海市法南区区委扩大会议对于常委最近政治通告（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意见书，常委认为充满了各种错误观点，而且在有些问题上可以看出根本是取消主义的观点，兹举其重要者如下：
1．上海事变，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武装进攻最严重之一幕，也就是中国反日斗争最严重之一幕；然也只是一幕，而且是由满洲问题派生的一幕。法区扩会不独离开了整个的国际关系，而且离开了中国整个的反日斗争，单独的来观察上海事变之影响；因此，他们把常委的《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这一政治决议案看做是一个简单的关于上海事变的政治通告；因此，他们说：“常委对于各帝国主义在上海事变在中国所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它之直接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活和这一事变之前途的估计等等，都无明确之了解或陷于错误”；因此，他们又说：“自然一切国际间及中国之基本矛盾……不但不会‘容易解决’而且根本就‘不能解决’（决议案原文所说‘不会这样容易解决’是指此次中国整个的反日运动而言，不是指根本解决中国问题，这不是仅仅指上海事变而言——常委）……但若说上海事变的前途是否得到解决，那是另一回事。对于目前局势之重心是在后者，而不是在前者。”上海事变是目前局势之重心吗？即以上海而论，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吗？不会因上海问题之屈服的解决而召起严重的内部的政治后果吗？（即伦敦泰晤士报尚且懂得“今谓上海全案业已解决，实属太早。”）上海问题之解决，即等于全部中日纠纷问题之解决吗？这样观察问题，当然是错误的。
2．法区扩会一面说：“常委通告中……对于此次事变所引起国内各阶级斗争关系及相互力量对比之变动这一个主要问题，竟然没有切实的估计，这估计是此次通告中所应有之分析中心，因为它是决定目下策略任务之基本前提。例如，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之情况，斗争的前途及其对工人阶级与一般群众斗争的影响，曾无一言提及；在革命力量方面，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斗争方面，亦只是轻描淡写，不加以切实注意。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势，正是这一通告应分析之中心问题，而恰恰被忽视了，”同时他们却又说：“在通告中，常委对于阶级力量发展关系，却作了不正确的估计，即过分估量了一般群众斗争的程度。”不正确的估计也罢，过分的估计也罢，总算有了估计，这并不是他们的真正争点。在他们看来，常委所没有切实估计的曾无一言提及的，所忽视的，不是别的，正是法南区委自己所起草的另一决议案中，所估计的所分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无产阶级主要的敌人这一主要问题和应分析之中心问题。这才是他们真正的争点，也正是他们一个错误的观点。
3．在革命运动显然的前进或后退的时期，分析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决定总的政治口号和行动，自然是革命政党的主要任务。但所谓阶级力量对比之分析，不应该只着眼于客观存在着的阶级力量之静的方面，还应该着眼于阶级关系因国内外事变的刺激而正在变化中之动的方面，并且革命阶级特别是其先锋队之主观的努力，在一定范围内的决定作用，也能够影响阶级力量之比重，由主观的力量转化为客观的力量。不懂得这些辩证的分析，正是一切取消主义者根本错误的出发点。托同志说：“只有这些刚愎自用的封建军阀，才以为中国的国民运动不足重轻。我们须知四亿五千万已有自我意识的觉醒的巨大国家，是不能用飞机来征服的。”托同志又说：“反对日本侵略者之自卫的必要，将愈变而为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培植民众的革命情绪。在这种种条件之下，无产阶级先锋队假如有正确的策略时，必能将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所悲惨失掉的补偿回来。”托同志这些正确的估量与指令，都□□我们的法区扩会所谓阶级力量对比这一原则之机械的应用所推翻；他们并且断然宣称：“在现有形式之下工人阶级受了如此严重事变的刺激，还不能起来参加斗争，这显然证明不是简单共产党的正确策略而可以在指顾间使工人阶级一般人奋起。”日军进攻上海之最初，全上海市民都达到愤激的顶点，商人全罢了市，全市工人大部分陷于自然停工的状态，这当然可以说总同盟罢工在客观上自然成熟了，虽然还缺少主观的条件，这时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号召工人群众起来意识的总同盟政治罢工，以参加反日战争，这是万分应该的，而法区扩会认为这是“大言不惭。”照他们的意见，照阶级力量对比的分析，那时应该号召工人消极的又做日常自卫斗争而不□反日战争呢？还是一面上工一面参加反日战争？自“九一八”以来，全中国大小城市中差不多都有了反日的民族运动，此时农民苏维埃和农村武装队（即“红军”）的运动，当然和以前有不同的意义和新的发展前途；而法区扩会却闭着眼晴硬说：“在满洲事变前后，中国社会阶级内部相互力量没有多大的变化，而且是很难有多大的变化。”难道全国城市的反日运动，在取消主义的眼中，竟变成没有一点意义吗？国民党资产阶级政府之无能，狼狈，动摇，与整个的资产阶级自信心之丧失，难道与“九一八”事变前还是一样仍然没有变化吗？无产阶级的情形又是怎样呢？法区扩会自己也承认“工人阶级反日反国民党情绪之剧烈，”也承认“一般被压迫群众走近了政治□□□□，脱离数年来‘麻木不仁’的状态，”这是也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吗？在此状态之下，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党有正确的策略之有力的领导，能够说估计工人群众会奋起是“乐观与过分估计”和“急性分析的倾向”吗？若认为必须等待到在工人群众已经奋起的状况之下，才能够做工人群众会奋起的估计，这未免太过滑稽了！法区扩会又说：“由反日战争所引起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之提高和组织的发展，和小资产阶级的冲动，比无产阶级自□□□的发展还要快些。”如果是这样，如果按照“客观存在着的阶级力量之基本的对比关系”，按照他们“对于国内阶级斗争内幕上之（不）忽视及对于革命形势之（不）急性分析的倾向”，做出“正确而（不）十分奇怪的结论”，在他们所谓“发展较高阶段的时□以前□们必须号召无产阶级群众不参加反日斗争呢？或者是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法区扩会和以上这些重要问题上的错误，是由于他们的取消精神把一切都机械的决定于客观的阶级力量之前的对比，这正如托同志所说的“机会主义的政策，总是以非辩证法的，保守的尾巴主义的‘客观主义’做基础。”一切正确的理论，不正确地滥用起来，都会走到错误的道路。
4．“布尔什维克党从来不曾否认有时和别的阶级党派在行动上联盟必要。”最近托洛斯基同志在俄国问题政纲草案中，尚指明史大林派“不顾时间与空间拒绝与改良主义者联合战线”之错误；在《德国法西斯的危险》一文中，又郑重的说：“关于我们同妥协派联合以反对科尔尼洛夫一事，我们可以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理论的说明”。然而在法区扩委看来，这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的。”他们这一错误的根源，是由于法南区委自己所起草的一决议案中，“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如果和主要的敌人联合，则不但是机会主义，而是已经走到反革命营垒中去了！”他们的指为机会主义的，彷佛是（一）所联合的对象是“国家主义派，人权派，国难救济会派，胡汉民孙科的广东派”。其实，常委决议案所指的小资产阶级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并不是这些分子。这些分子已经□□□，关于大资产阶级各派别中批评过了；反而是法南区扩会居然认为和这些派别“可以共同行动！”（二）所谓“对同行者，无情的揭破和斗争，”所谓“要指出每一事变中他们的虚伪，”其实在常委的决议案中，比这样更具体的指出了。（三）所谓“我们要以独立的阶级的民主斗争策略争取在共同行动中的领导权。”这是当然的事；我们左派反对派早已有了自己独立的阶级的民主斗争政纲与策略。（四）所谓一九二五——二七年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之重演！“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已取得了政权，那时我们党并没有自己独立的组织和独立的民主斗争政纲与策略，此时的和小资产阶级联合政策决不能和那时在历史上有特殊意义的在国民党内‘四阶级联盟’政策并为一谈。”（五）所谓“引导无产阶级来和他们‘共同行动’，纯粹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派推翻了‘蒋政府’帮助他们形成了他们的‘新政权’”。其实很明显的常委决议案所谓和他们共同行动，其目的是在推翻最凶恶的敌人——蒋介石政府。蒋介石政府被推翻后，政权是谁的呢？我们当然要为取得政权而斗争，不能帮助别的阶级形成他们的新政权，并且不能形成和他们联合的政权，（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常委决议案中括号里所附加的“无产阶级当然不参加别的阶级所领导的政权”，这句话，诚如法区扩会所谓是“多余的”，然而却又不是多余的，因为当时出席□□会议的法南区委代表小陈同志曾极力主张我们应参加和别的阶级联合的新政权，并引参加国民会议或国会为例，随后又解释说参加政府而不是参加政权。）他们的新政权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可以假定如托同志所说：“那时蒋介石已经不能拿住军事机关在其手里，而共产党人也不能够夺取政权，革命发展的这种过渡阶段，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个时代，将产生一种中国式的两重政权，新的‘临时政府’，国民党和第三党联盟等等。”（六）所谓“常委的中心意见无非说……推动别的阶级领导的所谓过渡的新政权，会使走上彻底的民族战争和彻底的民主政制的道路。”其实，常委的中心意见是：“推动这一过渡新政权……使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行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破产。”如果说推动总是幻想它“会走向彻底的民族战争和彻底的民主政府的道路”。还说得上什么使它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破产呢？如果说在客观上这一政权是不可能的；可是在落后的俄国二月革命曾实现过，并且据托同志的估计，在中国将来也会实现。如果说推动它使它破产的政变是机会主义；那么，在十月前列宁所领导的党向克伦斯基政府提出过要求，并且提议过要洽条件，这又作何解释呢？托同志在〈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十诫〉上说：“工人，兵士和农民群众当经过一个对共和党和社会党的幻想□□，然后才能使他们更充分更坚定的肃清这一切幻想”，他在西班牙社会党选举胜利之后，曾认为：“每一个罢工的工人要相信……也许帮助能够从政府方面得来，共产主义者恰要像这样的意思来领导工人的思想：‘向政府要以［注：疑排印错误，“要以”或为“要求”之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一切，因为你们的领袖在政府了’”这是助长工人对共和党和社会党政府的幻想呢，还是使这一政府破产？以上六点，可以说都是法区扩会对常委决议加以曲解，以辩护他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的敌人这一错误观察，因此在实际策略上他们认为一主张小资产阶级党派有行动的联合，即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这在他们反对“首先”“然后”这类语调上很仔细的表现出来了，显然在口头上赞成可以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可是他们口头上这一赞成却更错得远了；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共同行动”的竟是国家主义派，人权派，国难救济会派和胡汉民孙科派等。
5．我们对于正式党在农民苏维埃和农村武装队（“红军”）的运动上，应该鞭策它正确的努力于城市斗争与农村斗争之配合，农民苏维埃和“红军”之贫农化，土地斗争与反日斗争国民会议斗争之结合等等；而不应该消极的否认农民苏维埃和农民武装队之存在或反对其扩大。在落后国家组织农民苏维埃，这在列宁在世时所起草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决议案》中已经提出，其后还在人民劳动大会也有这项□决议，并非史大林派的新发明。苏维埃和苏维埃政府是两件事，农村武装队和红军也是两件事，共产国际反对派告世界共产主义者宣言书中所给我们的指示，是否认中国苏维埃政府及中国红军之成立，是说在工业省分消沉之下，中国苏维埃革命之能在南方农业省分一省或数省胜利；并且积极的向我们指示：“中国革命的整个任务乃在如何将无产阶级暴动与农民暴动政治上联合起来，并组织上连系起来，”现在法区扩会根据这一宣言书来消极的否认农民苏维埃之存在和反对其扩大，显然是对于国际反对派的指示之曲解。托同志曾指示我们：“农民战争和工人运动连系起来，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在农民运动的影响之下，城市中革命高潮之尖锐的加速，在理论上并不是例外的。”法区扩会反对常委决议“在夺取土地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旗帜之下，扩大农民苏维埃区域”和“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分，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即能将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说这是“一半投降了史大林派的主张！”照他们这样的主张说法，彷徘是反对派对于农村武装队（“红军”）的政策应该限制它只能在农业省分，不应该和工业城市运动配合起来，一主张农村武装队（“红军”）和城市运动汇合起来连系起来，便投降了史大林派，这显然不是国际反对派的意见，而是他们自己的取消主义倾向。或者他们又要很保守主义的说：这样的汇合与连系必须有革命高潮开始的条件。我们的答复是：必须我们不断的努力于这样的汇合与连系，才会有革命高潮开始。
6．整个的说来，帝国主义间的第二次大战是日益走近了一步；在这一点，我们之间还没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际发展过程上已否走近了实际爆发的问题。在这一具体事变的估量上，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需要和算命先生一样的推定，根据各种错综的事实之现象，而指出几个前途，这是完全容许的，这决不是什么“模棱两可”也不是意义含混事后可作各样解释的“双关”词句可比，法区扩会在这一批评上也是不正确的。即以现在形势而论，谁能断定日本和苏联的战争绝对不会爆发，或必然爆发呢？有一点我们可以断定，即这一战争如果爆发，必然或急或缓的变成世界大战。至于他们反对常委决议中把“法兰西孤立”作为满洲和上海事变的原因之一，也显然是错误的。“法兰西孤立”这一不可争辩的事实，在最近国联会议中还不表现得明显吗？法区扩委引了自满洲事变以来法帝国主义站在日本方面的许多事实，来证明他们“法兰西非孤立”的见解，其实这许多事实，正是证明了法帝国主义因感觉到自己的孤立，不得不极力拉拢日本，日本也早已见到孤立的法兰西必然要援助它，特别是国联会议中，只有许多我们的同志始终不懂得这一点，这虽然是很小的问题，战后的德国，它在远东的发展和在他处一样已不占重要地位。它的经济政治危机如果爆发起来，诚然足以影响欧洲乃至全世界，但现状的德国在中日冲突中的作用，决不能和英法美相提并论；在这一问题上，法区扩会显然有夸大了德国对远东问题的作用之错误。
总之；常委必须警告法区扩会及一切同志：我们万分不应该因为反对史大林派全然不顾客观环境的盲动主义，遂走到客观主义取消主义之另一极端，我们万分不应该因为反对史大林派依靠农民来代替无产阶级执行革命任务的错误，遂走到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量过轻之另一极端。
常委5月5日（陈独秀起草）
1932年5月20日《校内生活》第3期 |
陈独秀：我们要怎样的民主政治？（193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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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怎样的民主政治？
陈独秀（1932.4.16）
汪精卫曾于去年十一月七日对上海各大学代表说："我们一定要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实现"。现在，今年四月二日《申报》记者也主张"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实现"，在过去现在以至将来，他们能否实行"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实现"，这是另一问题，而在怎样实现民主政治的方法这一点上，我们完全赞成他们的主张："以血去求民主政治的实现"。现在所必须讨论的是"要怎样的民主政治"这一问题。
汪精卫所要的民主政治，即是他所解释的"以均权求共治"。究竟谁与谁"均"，谁与谁"共"，汪精卫己在事实上答复了这一问题。广东的陈济棠不与他"均"，不与他"共"，使他奋然跑到南京去与蒋介石"均"，求与蒋介石"共"，蒋介石恢复了事实上海陆空军总司令的地位，汪精卫也荣任了行政院院长。蒋派仍旧盘据了中央政府的陆财两部，汪派也分得了实铁两部，湖北、安徽两个省政府的主席仍旧属于蒋派，汪派也分得了几个省委，这虽然算不得是“三一三十一，逢三进一”，而比之在陈济棠所统治的广东，汪派已经是扬眉吐气了。他们所准备召集的什么"国民代表会"，尽人皆知只是国民党政府的诸议机关。这样的民主政治，不但不是我们所要的民主政治，谁也知道即和欧美资产阶级现行的民主政治还相去很远。欧美号称民主政治的国家，毕竟形式上总有一个普选的人民代表机关，毕竟表面上总有相当的集会结社（政党包括在内）出版言论信仰之自由，他毕竟比中世纪的政制有了高度发展。
同时，代表各上层阶级的其他政治集团，如国民党内胡汉民、孙科派，如国民党外的国家主义派，安福系、旧直系，以江浙地方党为中坚的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派，他们眼见蒋汪两派这样的均权共治而轮不到他们自己，于是也提出"民主政治"的口号，求与蒋汪"均"，求与蒋汪"共"。胡孙之对付蒋汪，主要方法是诉诸军事阴谋（如东南自卫军之类），其他各派则诉诸国难会议的争持，胡汉民对于党治训政制度还没有明确的表示，他为了拉拢各派，已表示"各党（保皇党及共产党除外）并存"的意见，此外他并没有比蒋汪更"民主'的主张。包括上述国家主义派之上海，北方及广东三方面的国难会议会员，有他们共同的要求：（一）结束党治，制定民主主义宪法，实行宪政；（二）不分党派，组织国难政府，（三）在国难会议前宣布"各党并存"（他们有时声明是“与党并存”，当然革命的政治是除外的。），他们现时可总称为"国难会议派"。此派的民主政治，是希图恢复以前的国会制度（汪精卫讥为"欲返民国十二年以前有名无实之宪政"），建立国难政府，他们与国民党均权共治，得到比顾维钧、罗文干较体面的地位；他们不敢也不愿提出普选的会议和任何党派之政治上的自由。这样的民主政治，即和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现行的民主政治也还相去很远。
民主政治之本义是说国家的政治由大多数人民管理，不但干脆的少数人均权共治不是民主政治，即在欧美资产阶级国家，虽然表面上有了相当的集会结社出版言论信仰之自由，虽然形式上有了普选的人民代表的议会，虽然比之中世纪的政制有了高度发展，也仍然是不彻底的虚伪的民主政治。为资本主义狭窄框子所限制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只能是利于富有阶级少数人的民主政治。
《申报》记者（我们并不能认为他真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见）说："我们所要求的民主政治，不是'均权'的民主，不是'党'的民主，也不是现在西欧的'伪'民主'因为那些根本都是虚伪的，是欺骗大多数人民的一种更巧妙的说谎。我们所要求的是'真'的民主政治，是以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他又说，"我们认为大多数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主人应该有处理自己的事情的绝对权力。假如政治而为少数人独裁，处于主人地位的大多数人民反不能过问政治，甚至生存的自由都为彼辈所操持，人民不得不走上'以血去求民主政府之产出'的路上去。"
离开了实际的政治组织和由那些人来掌握国家的权力这样一针见血的问题，什么"以大多数人民为基础"，什么"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类话都空洞而无实际意义。从孙中山到蒋介石都自认国民党的政权是以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都承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以这个基础，这个主人是阿斗，国民党不得不尽训政的义务；即袁世凯也承认主权在民，只以人民程度不够，他不得不尽行使政权的义务。大多数人民是些什么人，怎样他们才能够有处理自己的事情的绝对权力，何以西欧各国是“伪民主”怎祥才是“真”的民主政治，对于这些问题，这位记者都陈义含糊，没有一点明白的说明，或者是有意含糊？（这样的含糊还不免触动了汪精卫的盛怒，电责史量才。）
由大多数人民管理国政是民主政治之本义，而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一切国家权利机关，都掌握在代表极少数人资产阶级的政府手里，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劳苦人民，选举若干代表到议会里，有多少直接管理国权的作用？
选举自由也是民主政治之一例，而占全国人口最少数的资产阶级，它有广大金钱做选举运动费，如宣传费，广告费，甚至贿买投票，它有优越地位如企业主或明或暗的强迫被雇者之投票，它还有它的政府用官权监督干涉选举，如此则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能有多少选举自由？
集会自由也是民主政治之一例，而除了资产阶级的政府藉故干涉外，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有多少闲裕时间能够像有闲阶级自由集会？又有多少公私建筑供他们自由集会？
出版自由也是民主政治之一例，而最好的印刷机器，巨量的纸和油墨，都在资本家手中，伟大设备的日报和杂志也在资本家手中，即令它不直接用法律干涉言论，它广有金钱可用经济压迫操纵著作家，雇御用的学者做它的喉舌，所谓出版自由，乃资本家收买新闻纸和制造所谓舆论之自由，对于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只是写在宪法上的一句好听的空话而已。
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被榨取被统治于少数榨取阶级的社会中，在被榨取者起来推翻榨取者之统治解除资本的桎梏以前，任何民主政治的国家，即欧洲和美洲最进步的共和国，所谓大多数人民的自由，所谓民主政治，都不过是遮掩资产阶级少数人专政之一种民主主义的形式，以别于赤裸裸的军事专政而已。西欧各国“伪”民主之真相即在于此。
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城市，它的运命完全握外国帝国主义的掌中：幼稚的工业虽然因企图对外竞争有时向左盘旋，而其渴望外资，终于决定了它向左盘旋的程度，至于还有巨大势力的商业和高利贷资本，更不得不仰鼻息于数十万万元在华外国银行资本和托命于外货输入原料输出，民族斗争无论是排货或战争，对于他们简直都是致命的打击。在乡村，中国已无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已无直接冲突（如土地买卖和雇佣劳工之自由），而有共同利害（如城市资本家土地化：购买土地，抵押土地，私有财产权之拥护等）。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自始即不需要拿民主旗帜，激起大多数人民来帮助它向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地主阶级斗争，它并不敢轻于采用西欧各国的"伪"民主即民主政治的形式统治中国，因为它恐怕弄假成真，恐怕因此激起被它榨取被它统治和它站在敌对地位的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侵犯到它的利益，它终于要依赖军人势力，用枪尖镇压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以维持它及它的国内外同盟者（帝国主义及地主）对于中国大多数人民之榨取与统治。所以，资产阶级的在野派，尤其是手中没有多少枪杆的派别，往往拼命冒险提出空洞的民主政治口号，做他们向在朝派要求均权共治的武器（如过去的汪精卫，李烈钧等和现在的国难会议派）。一旦在朝，连他们的民主政治都石沉大海了。
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太落后了，不但害怕“真”的民主政治，并且害怕像欧美各国的"伪"民主即形式的民主。它害怕民主主义，不减于害怕社会主义，或者更甚些，因为前者比后者更现实些。
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第三党，他们的利益不像大资产阶级牢系在帝国主义脚下，他们有倾向欧美的"伪"民主即民主政治形式之可能。他们在帮助大资产阶级打败了无产阶级（一九二七年）之后，受了大资产阶级的欺骗，未得到任何利益，而且深受着军事专政的压迫，于是又开始左倾，感觉到民主政治的形式是有利于他们向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要求之旗帜，企图组成反对现政府之各种各样的政治集团，以向大资产阶级争取他们的利益。现时，他们虽然还未能组成独立的政治集团（第三党还自称是："国民党革命行动委员会"），而已在酝酿和开始萌芽。他们会提出普选的“议会制度”之要求，他们当中（如第三党）已有普选的国民会议口号；他们的"伪"民主，较之大资产阶级各派的"均权共治"，固然进了一步，可是他们替大资产阶级欺骗民众的面貌也进了一步，他们为了欺骗民众，不但会提出形式的民主口号，有时还会高喊几声社会主义。一到民众斗争激烈化的时候，这般中间地位的分子（严格说，本是资产阶级之一部分。），其中最下层在经济上濒于破产者，固然一部分在政治上有可能走向无产方面，而其上层或仍旧抛弃其"伪"民主，干脆的投降于大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而拥抱着大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在过去一九二七年革命中就是这样），或者用他们的名义拿出"伪"民主的面具，来欺骗群众，替大资产阶级维持垂死的运命（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克伦斯基政府和一九一八年德国爱尔白政府）。
忠实于所谓"适合大多数人民之利益之民主政治"运动者，只有工人贫农一切劳苦大众。他们自身即是全国人民之大多数，他为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而斗争，即是为他们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申报》记者提出“建立适合大多数人民之利益之民主政治”的主张（四月十二日《申报》时评），而未说及由什么人来建立这样的民主政治，若认为榨取阶级的少数人可以建立适合被榨取者（工人贫农一切劳苦人民）大多数人民之利益的民主政治，这不是欺骗便是幻想。
在国内外恶势力双重压迫之下的工人贫农一切劳苦大众，他们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比任何人都迫切。他们毫不犹豫的要努力于实现民主政治形式（直接普选的国民会议或国民立宪大会）的斗争，而且要为充实其内容而斗争，即是实现选举和宣传之实际自由，以及排除国内外一切恶势力相结托的压迫与榨取，主要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海关，银行，工厂，矿山，交通机关，商业机关等经济命脉之控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以开辟整个的中、国经济自由发展的道路，以挽救大多数人民破产，失业，饥饿，自杀和堕落的悲惨运命。这就是我们所要的民主政治"真"的民主政治。
真的民主政治和'伪"的民主政治之区别乃在：前者是利于被榨取者大多数人的民主政治，后者是利于榨取者极少数人的民主政治。前者比后者，显然有新的高度发展，而和中国资产阶级各派"均权政治"的民主，更无共同之点。
真的民主政治，决不是和平方法可以实现的，只有工人贫农一切劳苦大众以血来推翻整个的榨取阶级，实现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合一化的苏维埃政制，才能够表现出来。这样的民主政治，是民主主义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新最高阶段，也是一切政制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高最后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共产主义者，本是最忠诚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如果有人拿欧美现行的"伪"民主即形式的民主做标准，来根本鄙弃民主主义和民主政治，这是没有理由的。"德漠克拉西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解放争斗中是有极伟大意义的，但是德漠克拉西却决不是一个不可超越的界限，它只是从封建到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进化过程中的阶段之一。"（列宁《国家与革命》汉译文一六六页。）
1932年4月16日《火花》第一卷第九期署名：陈独秀
转录《中国问题的各派思潮》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社会改造问题研究会编，1934年8月版。 |
陈独秀：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193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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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
陈独秀（1932.1.28）
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用了列宁《两个策略》第一章的标题，当时他所指的“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在第一章开端所说的一段如下：
“我们日前所处的革命时期有一个问题就是召集国民大会的问题。这问题应怎样解决，意见极不一致，现在正形成三种政治倾向，即：
（一）沙皇政府承认有召集国民大会之必要，但极不愿意这个大会成为一个全民的立宪大会，若按报纸所载关于“蒲力根委员会”的消息，似乎沙皇政府所同意的会议，是在选举的时候不准宣传自由，选举的资格必须以财产之多寡，教育程度之高低，或以狭隘的阶级制为标准。
（二）革命的无产阶级既受社会民主派的指挥，则要求全部政权交国民立宪大会；在这种情形之下，不仅要达到普通选举权亦不仅要达到宣传之完全自由，而且要从速推翻沙皇政府，代之以临时革命的政府。
（三）自由资产阶级，拿“立宪民主党”的首领作工具以表示自己的愿望，不要推翻沙皇政府，不主张临时政府的口号，至于怎样保证选举完全自由正确，怎样保证代表大会使之成为真正全民的代表大会，使之成为真正立宪的代表大会，这些问题的实际办法，是自由资产阶级所不主张的。实际上，自由资产阶级是现在“解放派”唯一的社会力量，它只想使沙皇与革命民众间之政权问题，尽可能的和平解决；同时，这种和平解决的结果，要使资产阶级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多，而革命的民众（无产阶级与农民）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少”。
列宁在分析这三种政治倾向之后，就表示多数派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
“现在不同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已是一新时期，即政治己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的时期，我们处这样时期的俄国，自然不能‘仍旧贯’，‘食古不化’了。
“已经开始的俄国革命，已造成一新局，这新局面就是绝大多数的民众表示绝对不能与沙皇政府相容……民众若已经表示与现政府不能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则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的党就应当想想，拿什么政府代替旧政府。
“要建立一‘真能代表民意’的新制度，仅只叫这代表大会为立宪大会还不够，亦必使这大会有权与力来‘立宪’，决议案因觉悟到这点，故不尽限于‘立宪大会’之形式上的口号而且加以实际的条件，使这个大会真能执行自己的责任。这种条件的指示，使口头上的立宪大会，能成事实上的立宪大会是必要的；因为自由资产阶级（如君主立宪党）总是有意的曲解‘全民立宪大会’的口号，使这口号成为口头的空话。
“‘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对于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总是不显明的提出来；在这时候，我们应当把这问题看作是目前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同时，他批评少数派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
“孟雪维克派和新火星派的临时大会，犯了与自由派和解放派常犯的错误。解放派常在口头上说些关于‘立宪’大会的话，同时无廉耻的闭住眼睛，不看见力与权是把持在沙皇的手里，忘却了要‘立宪’便要有实力来立的问题。……临时大会忘却了，政权一日在沙皇之手，任何代表的任何决议都好，都会与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时历史上有名的佛兰克府国会的‘决议’一样，只是成为一种可怜的具文……马克思在其《新莱茵报》中曾用极激烈的讽辞怒骂佛兰克府的自由主义的‘解放派’，说他们只在口头上说了些好听的话语，采取了民主主义的各种‘决议’，‘规定了’各种自由，但在事实上却把政权放在国王的手里，自己没有组织武装实力以与受国王统治的军队力量战斗。佛兰克府的解放派还在唱空调时，国王已得了空间的时间，巩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反革命乃得凭藉实际力量把民主派及其一切好看的‘决议’打得粉碎。
“临时大会派向我们提议，把今后的革命好好的分成阶段：（一）沙皇召集代表机关；（二）这个代表机关在民众威迫之下，‘决定’组织立宪大会；（三）……关于第三阶段，孟雪维克派还未能商量定妥。
“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和共和政体的问题，从未在决议案中找得机会说一说。
“把代表机关的‘决议’叫作‘革命对沙皇制度之彻底胜利’。
“临时大会在策略上所提的口号，与‘立宪民主政党’即要求君主政体的资产阶级政党所提出的口号相符合……你们实际上就变为解放派的尾巴了。”
我征引这许多话，并不是说当时俄国的历史条件和目前的中国完全相同，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采用当时俄国多数派所提的同样口号：临时革命政府与共和政体，因为中国已经过了两次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是说目前的中国和当时的俄国局势有某些类似的重要点即列宁所谓“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今天中国的多数派，在今天的国民会议斗争中，对于统治阶级，应该采取当时俄国多数派同样的态度。
一九○四——○五年的日俄战争，已动摇了沙皇统治的威信，并且因为战败后市场之缩小，财政之紊乱和人民购买力之降低，若不迅速清除发展资木主义的障碍，俄国大工业已不能继续生存，沙皇的专制政府若不加以资本主义的辅助，也已经不能支持下去。所以，政府以前极力反对召集的那相信限制沙皇威权对于地主资本家是不利的乡绅会议，也不得不于一九○四年十一月召集了；以前有人一开口提起宪法便算是政治犯，在十二月的政府官报上，还禁止在公众大会上提起宪法的问题，一九○五年正月九日（有名的“流血星期日”）沙皇用屠杀请愿工人的手段，打碎了它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工人群众中最后的信抑。从此正月、二月、三月，这三个月中，工人的罢工运动和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知识界各种自由职业团体的活动，风起云涌的扰乱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秩序，沙皇政府眼见不能同时敌对两种势力（工人与资产阶级），于是羁糜资产阶级以专力对付工人之召集国民会议的政策，遂在俄国史上破天荒的应运而生了，同时资产阶级的政党把宪法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已经不算是“放肆”而算是“稳健”了；并且在激进的群众中还喊出了“打倒沙皇专制政府”和“共和国”的口号。
列宁的《两个策略》是作于一九○五年七月，他认为那时是“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的时期”；认为“大多数的民众表示绝对不能与沙皇政府相容”，主张“要推翻沙皇政府”；主张“要求全部政权交国民立宪大会”，大概不能算是犯了“史大林派”的盲动主义吧！
现在中国是怎样的局势呢？
国民党政府在工人群众中的信仰，早己在一九二七年上海的“四一二”屠杀中打破了；在农民中的信仰，早已在长沙马日事变及其后这几年粤湘鄂翰等省的“剿赤”战争中以至去年大水灾中打破了，剩下来的学生群众，亦在最近南京的“一二一七”血案中，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仰更是扫除得干干净净。国民党内部的连年战争，不但与民众的利益绝对不能相容，并妨碍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同时就是更加掘溃了它自己的政权统一之基础；因此，所谓“党治”“训政”“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些国民党的信条，不独各阶级的人民不相信，即他们自己也丧失了自信心。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国民党政府虽然不曾战败，它的不战而屈服于日本，在人民面前所丧失的威信，比俄皇政府被日打败还厉害几倍。它在宁粤统一后反而陷首都于无政府状态的今天，就是国民党要人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现已至非常危险时期，汪胡蒋如不来京，一切对内对外问题均无法应付”。〔居正）“中央政府成立已十数日，迄今无声无臭，无以对国民……看现在情形，似乎已成革命（？）的退潮，渐至水尽山穷……听其沉顿下去，即将无声无息的完了”。（陈铭枢）“国事危急至此，实为本党能否负起救国责任最后一次之试验，科入京两旬，以中枢空虚，秉承无自，外交内政诸大计均无从进行，前次以全党团结救国宣示国人者，今竟无以答国人矣。”（孙科）“尤不忍见先君，艰难缔造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竟日就于破碎支离不可收拾之险象”。（孙科）
全国学生的反日运动已走到反国民〔党〕运动，自南京的中央党部以至上海的市党部，北平的市党部，山西的省党部，陕西的省党部，浙江的省党部，汕头的市党部，江阴的县党部，都被学生群众捣乱了，致陈公博主张要把党部秘密起来。在北平示威团中，在追悼“一二一七”被杀学生游行示威中，都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有些激进青年的报纸（例如《上海日报》）已提出“民众政权”和“革命民众组织自己的政府”等口号。
上海各大报，除国民党的《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外，一向是等于半官报的新、申、时三报，也不完全站在政府方面，至于无数的小日报和旬刊周刊，无不一致公开的攻击国民党之只顾关内争夺权位而不向外抵抗日本，国民党所奉为“国母”的宋庆龄，更是公开的发表宣言，直认国民党宁粤两方，皆依赖军阀，馅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之罪人；并且直认“党不能救国利民，自取覆亡，何所顾惜”，国民党主张它一党专政，对政治却无办法，特别是对日问题，它如果自认无办法，便应该将政权还归人民；这已经是普遍的声音。
国民党的统治确是难以支持下去了；中间分子的势力虽然还未倾向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对于国民党的依赖确己大大的动摇了。目前所缺欠的正是工人斗争的进展，但是我们当然不能附和史大林派闭着眼睛说些不能欺人只是自欺的大话，说中国工人斗争已经如何如何的高涨；然而据各国革命史的先例来判断，也不能否定在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继续发展中，工人斗争会在最近期内缓慢的或突然的高涨起来。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正在开始而不是终结，并且距终结还很远，即令中途有暂时的顿挫，如俄国一九○五年夏天一样；因为国内国外的条件，除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奋起而复归于决定的惨败，国民党资产阶级决不能得到重新稳定的机会。
我们还应该承认，南方农民争取土地和反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在国民党的内部战争中，特别是在最后一次蒋阎冯战争中，大规模的发展起来，已经不仅是过去大革命之余波，我们固然不能附和史大林派不待和城市工人斗争之汇合，拿孤立的农民武装队（红军）作攻打大城市（如武汉）的冒险企图，同时，也不能否认南方的武装农民已经是威胁国民党政府而为它所不能消灭的势力，并且还未继续削弱它的军事势力，如最近孙连仲二万余军队之归附“红军”，在北方开始发展的反日义勇军将又会形成包含多量农民的一种新军队。这些都是一九○五年的俄国所没有的，都会帮助中国工人革命得到比俄国一九○五年较有利的环境。
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的党，固然还是很弱，而比之一九○五年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各有其长所与短所：中国党过去在群众中是有威权的，而其历年错误的政策则为群众所失望，俄国的党则恰正相反，至于分裂的缺点则彼此相同，在政治水平上，中国党自较俄国的党为低，而在农民和军事势力方面则较强。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很有理由可以说，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己是一新时期，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已开始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就是大多数民众表示不能与国民党政府相容。民众若已经表示与现政府不能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则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的党就应当想想拿什么政府来代替现政府；而不应当企图使国民党与革命民众间之政权问题仅可能的和平解决。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悟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不仅予以民主任务（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民族独立等）的内容，而要加以实际的条件，使这个会议真能执行它自己的责任，即真能解决民主任务而不是一句空话。这种实际条件即要求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这才是我们的“全权的国民会议”这一口号之真实意义。
国民党政府（无论是某几派合作或蒋介石复辟）所能召集的国民会议，为要维持它的一党专政，必然尽可能的限制选举资格和宣传自由。
派别资产阶级的政团（例如正在开始形成的“宪政促进会”，他的领袖是孙洪伊、张耀曾、褚辅成、罗家衡等四国会人物）他们并不要求推翻国民党政府，也不要求真正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由宣传完全自由和选举完全自由而产生，他们只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他们希求恢复从前的国会，政权还是国民党的，他们只希望国民党觉悟，容许他们以人民代表名义参加政权而已。此外如第三党他们也赞成普遍选举和宣传自由，但他们未曾实际计及，如果政权仍在国民党手里，即令在他们所认为国民党最左派的手里，将怎祥保证选举和宣传之完全自由，怎样保证国民会议能以成为真正民众的代表大会并有全权解决民主任务。在国民党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只有资产阶级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多，而革命的民众（工人与贫农）比任何人所得的都少或一无所得。
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对于国民会议的意见，则不仅要达到普遍选举，不仅要达到宣传之完全自由，而且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
“革命的民众政权”是什么？史大林派当然认为应该是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则认为应该是领导贫农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便向群众解释：只有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才真正是“革命的民众政权”。
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同志认为“革命的民众政权”不能表现政权的阶级性，应该径称“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他们又认为目前还未到发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时期，因此遂认为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又因为目前没有代替国民党政权的适当口号，遂认为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
“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可是为免得对于这一问题的概念之混乱，无出路，我以为须认明这个问题之提出应分别三种场合：（一）规定在党的纲领上，（二）群众中的宣传鼓动，（三）由党实际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一）是不成问题，（三）目前当然不是时期，（二）则当然是必要的。特别是在目前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开始发展的新时期，我们若是“仍旧贯”“食古不化”，在群众中对国民会议的口号不加以革命的解释，不领导群众为自己所要的国民会议而斗争；不以推翻国民党政府夺取政权的路线指导群众，不告诉群众：政权握在国民党之手，任何国民会议都不能解决民主任务，则我们左派反对派所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将真如列宁所骂“与立宪民主党所提的口号相符合，实际上就变为解放派的尾巴了”！
并且，目前的实际政治生活己使群众自发的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我们还是像一九二七年一样，跟在群众后而制止他们“过火”呢，还是学国民党要人的口吻责备他们“行动越轨”？
或者有人认为俄国的一九○五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能和现在的中国相提并论。列宁在一九○五年主张“全部政权交国民立宪大会”，为的是实现共和政体，我们的第三次革命，应该走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道路，应该主张“全部政权交苏维埃”，说这样话的人，会有好几种意见：一种是认为列宁估量一九○五年的革命只有资产阶级政权的前途，这当然没有了解列宁并不曾简单的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政权的前途。他曾提出“工农专政”的口号充实共和政体，他又曾解释“工农专政”“有其过去与将来两方面的”；至于托洛斯基和列宁意见之不同，则不必要在这里缠夹着讨论。
又一种是认为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政体的条件之下，才能主张“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那么在革命运动已开始发展国民党政权己开始动摇的今天，以至更发展更动摇的明天，同时中心城市的苏维埃还没有，组织暴动夺取政权实现第三次革命的条件还未成熟，我们以推翻现政府为目的的党，是否应该而且可以在群众中宣传鼓动推翻国民党政府呢？如何答复群众提出推翻国民党政权后拿什么代替的问题呢？如果群众问我们，在国民党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可以解决民主任务，还是在民众政权之下召集的国民会议可以解决民主任务，我们又如何回答呢？如果回答说。解决民主任务是将来第三次革命全部政权归到苏维埃时的事，现在的国民会议运动，只是在资产阶级政权之下做做要求宪法自由的和平运动。这样的国民会议，至多只能做些向政府要求解决民主任务的决议案，而没有权与力能够执行自己的决议。像这样的对于托同志所云“革命民主要求”和“解决国家最要问题”的国民会议口号，加非革命的解释，正是把我们自己总的政治口号降低到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水平线□□□革命运动己开始发展中的急进的群众向后退，而不是用自己总的政治口号把一般群众提高到革命的水平线。如此，则党内党外许多革命分子指摘我们反对派的国民会议口号是落后的，便不能算是全无理由了。
或者又有一种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不是要求实现共和政体，而是要求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与其创造一个争取政权的国民会议，不如创造一个争取政权的苏维埃，更直率些说，就是我们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共产党，不需要什么“国民会议”的口号，至少在革命斗争已开始发展的现在便不需要它了。这一意见表面上似乎是正确的，而实际上并不完全正确。我们认为苏维埃和国民会议并不是两个绝对不能相容的东西，我们应该为创造我们的国民会议而斗争，当然还应该为创造我们的苏维埃而斗争，只有在两个斗争过程中，看那一个真是我们的，我们才发出全部政权交那一个的口号，实现我们的“十月”。可是创造苏维埃——工业中心城市和政治中心城市的苏维埃，尚需一个时期，国民会议运动却迫在眼前了。并且即在将来的发展上，国民会议运动更富有全国性的作用之实际可能，如果我们机械的把苏维埃和国民会议对立起来，把后者加以非革命的解释，认定它只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政体，那就是认为托同志所云：“在这（全权的国民会议）口号之下，共产党前锋队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围团结起工人，被压迫的城市平民以及几万万贫农等广大群众，以为反对国内外压迫者的暴动”。“无产阶级在民主口号之下（土地、国民会议及其他）团结贫农于自己周围并拿联合的进攻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那么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候，就必须召集国民会议”，“苏维埃政制将受国民会议正式通过”，这些前途都是不会有的了。
此外还有一种意见，就是认为在现有的苏区以外，固然可以采用国民会议的口号，苏区内则用不着，因为那里已经有苏维埃政权。这也不很正确，即令农村中已经有了苏维埃政权，而毕竟只是农村苏维埃政权，而不是统治城市阶级的政权，尤其不是全国性的，没有城市阶级（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之领导，农民的游击队不能担负大规模的集中的战术行动，以建立全国性的政府，现在显然还没有工业和政治中心城市的苏维埃可以号召全国，如何能拿现时的农村苏维埃来代替国民会议之全国性的作用。并且据托同志的估计，即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府实现之后，召集国民会议还是必须的。现时农民运动中虽然挂上了苏维埃的招牌，而在农民意识中模糊的苏维埃口号，和我们所要创造的苏维埃还并不是一个东西，他们所真能了解的东西，苏维埃远不及国民会议，尤其是苏区以外农民，现有的苏区是不应该划疆自足的。为什么不可以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以扩大现在散漫性地方性省份性的斗争而成为全国规模的斗争呢？或者有人以为苏区内如果采用国民会议的口号，将给富农及商人活动的机会，如果农村工人、雇农及贫民把权力拿在自己手里，是不必过于害怕富农和商人能有多大活动的；否则像现在的苏区中，富农和商人还不是有很多危险性的活动吗？
最后，还有两点必须说明一下。我所反对的对于“国民会议”口号，加以非革命的解释，乃是专指我们所要创造的“国民会议”即我们总的政治口号而言，当然不是指国民党资产阶级所召集的任何“国民会议”（许多人攻击我们左派反对派提出“国民会议”日号，特别是在革命运动开始发展的今天，他们的误解，都是由于资产阶级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为标准，甚至以去年五月蒋介石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为标准，这一层大家必须要弄清楚。托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曾说过：“组织国民会议，不经过蒋介石而经过工农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才是庄重的正确方法”，如果我们所提出的总的政治口号，我们自己对它加以非革命的解释，即是以资产阶级所能召集的“国民会议”为标准，而不敢侵犯资产阶级的政权，则我们便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反对派，而不是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了，这还怪别人攻击吗？）；同时也不能据此作为在没有革命运动时期拒绝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之理由，因为只有在群众正在奔赴革命走近武装暴动时，拒绝参加行将崩溃的统治阶级所召集的“国民会议”（如俄国多数派拒绝参加第一次国会），才是正确的政策。
总之，参加统治阶级的国民会议和革命阶级所创造自己所要的“国民会议”，是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
1932年1月28日《火花》第一卷第七期署名：独秀 |
陈独秀：由反日到反国民党（193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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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反日到反国民党
陈独秀（1932.1.23）
学生运动走出了"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然的逻辑。
调动国家所养的百余万军队之权在国民党政府手里，正式征收赋税以供军饷之权也在国民党政府手里，管理全国兵工厂之权也在国民党政府手里，代表国家宣战讲和之权也在国民党政府手里，其他一切高居人民之上的权力机关：警察，法院，监狱，也都在国民党政府手里，如果真要实行反日而不是说空话，必然要利用这些物质的力量才行，决不是贴贴标语和打打通电可以济事的。
自九一八日军侵入国境以来，国民党政府不用它手里的一个军队去抵抗日军，而用之镇压反日民众，屠杀爱国学生和"剿赤"；不用它手里的赋税收入储为对日战争的军饷和接济反日的军队（如马占山的军队），而用做开他们党的大会，豢养鹰犬（如在上海汉口等处，除地方侦缉机关外，由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直接遍设穷治敌党的侦探机关和豢养敌党叛徒的机关如“苏俄评论社”和“光明之路社”等等），以及个人的肥私与滥费（例如蒋介石购自用飞机一架花了二十八万元）；不用它手里的军器武装民众（对上海等处的学生义勇军不发一枪一弹），而用做扩充个人私有的军队（例如扩充蒋系的宪兵以牵制陈铭枢的军队）；不用它手里代表国家的权力对日绝交宣战，而用以向国联乞怜和准备向日本订城下之盟；不用它手里的警察，法院，监狱，以惩办亲日卖国的官僚奸商和逃将，而用以逮捕审判拘禁爱国学生，日货检查员以及革命的工人与青年。
以上这些事实有如白日经天，只要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叫真心要反日救国的人民，如何能够"只问外交不问内政"，如何能够只做反日运动而不反对国民党政府！
不但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政府是客观的必然，无论人们愿意不愿意这样做；并且，反国民党运动之发展必然和反日运动之发展成为正比例。民众反国民党运动发展之前途，亦将与国民党镇压反日运动互为因果，因为国民党愈看透了反日运动与反国民党运动之连环性，它愈要镇压反日运动，它愈镇压，民众愈要反对它。
或者有人认为这两个运动开始时虽然有它的连环性，未必长久都会连环的继续发展下去；因为国民党既然看清了这两个运动的连环性，它便会自解其连环，即停止镇压反日运动，代以努力领导反日运动，则反国民党运动和反日运动，还会并行的存在吗？
这仅是形式的假定，而不是实际。国民党不能自解这两个运动之连环性，是受了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条件之限制。
今天已是二十世纪之三十年代了，国际帝国主义已垄断了全世界的筵席，到来得太晚了的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够有德意志和日本资产阶级那样的幸运，由它在推翻旧的封建统治斗争中，组织成它自己的武力和政权来统一国家而使之对外独立自主，得以自上面下的改革，自由发展国民经济。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的鸿运，最可能是太平战争时代，其次便是李鸿章时代，最后而已经难能是经过中日战争后的戊戌维新时代，其后更经过辛丑条约，它已经没有这样的运命了。辛丑条约是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筑成了坚固的堡垒，非冲破这一堡垒，所谓"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国民经济自由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事。这一堡垒，不是某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于某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关系，简直是国际帝国主义对于公共殖民地之关系，同时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对于宗主国之关系，所以中国民族冲破这一堡垒的斗争，已化为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民众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一部分，即世界社会革命斗争之一部分，不能够像前世纪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的民族解放斗争那样简单。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采取了这样的公式：反抗一二强邻＋摧毁国内封建制度＝民族解放。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要想得到胜利，必须采取下面的公式：反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在资本家地主压迫下工人的农民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为什么？乃因为前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它为历史的等条件所限制，不能组成强大的力量，它根本没有反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意志与能力，——它自身的阶级利益连系于帝国主义而反于工农，成了代帝国主义压制摧残工农民众这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伟大力量之工具，这便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利益的国民党所以只有镇压反日运动而不能领导反日运动之根本原因，也就是它不能自解反日运动和反国民党运动的连环性之根本原因。
孙中山所领导的一九一一年革命，在推翻清帝统治这一点，当然是革命的，然而整个的此次革命中，没有一点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工农民众解放运动，这两大民族解放革命的主要特点，在当时的革命纲领中竟没有一字提及，这就是那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之反革命性，也正是那次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
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之最初阶段，国民党为了骗取苏联的帮助好打击它的政敌——北洋派，以取得中央政府的地位，不得不打出反帝国主义和扶助工农的旗帜。北伐军在胜利的半途，国民党即露出其本来面目，转过枪头来屠杀工农民众，向帝国主义投降。它妄自以为已经不需要工农民众的力量，不需要苏联的帮助，它自己已经有力量可以组织军队与政权；它妄自以为拿它的反赤军队反赤政权的资格向帝国主义纳降，必能获碍若干赐予。其实，在流产式的革命中，它并未能组织成有力的军队与统一的政权，它一离开工农民众，一离开革命，立刻变成一个软弱无能的东西，它以和各派军阀官僚妥协代替了革命的统一，以向帝国主义哀求谈判代替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其结果，它所遭遇的不是统一而是军阀战争，不是帝国主义的让步而是济南惨案，万常山惨案，朝鲜华侨惨案，以至最近东北三省之占领，热河之进攻，天津青岛福建之扰害和老西开之占领。国民党政府对于帝国主义这些不断的暴行，照例是"不抵抗"，它所最得意的政绩，是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广州屠杀工人，在长沙居杀农民，以至几年以来，继续在粤、桂、闽、湘、鄂、赣、豫，皖等省屠杀争取土地的农民，一直到最近的滔天大水灾都阻止不了它征剿农民军，空前的日本暴行都阻不了它在上海广州湘潭太原南京屠杀反日的市民与学生。
国民党为什么这样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同时又这样疯狂的屠杀民众呢？这两件事也有其必然的连环性，一切统治者，一切上层阶级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们，第一天不相信民众，第二天放要离开民众，第三天就要害怕民众，第四天就会仇视民众以至屠杀民众，它既然离开了民众，便不得不投降帝国主义，否则在空中一无所恃而不能生存了！投降了帝国主义，便不得不屠杀民众，帝国主义不允许它有中立之余地。即最欢喜找中间道路而终于不曾找着过的汪精卫，最近也承认国民党只有因宣战而灭亡或因讲和而卖国之两途，既穷于中间道路之发明，所以只有不宣战而卖国了。像这班宁可卖国以救党的人们，不用说是"民族之叛逆"；就是一班号称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中等华人，奔走呼号"宁粤统一""汪蒋胡团结"，也算是"准叛逆"！这班"准叛逆"所奔走呼号的，不是救中国，而是救卖国的国民党！
这班"准叛逆"，即不痴心妄想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至少也痴心妄想它不在承认所谓五项基本原则之下和日本直接交涉。其实，这完全是"痴人说梦"！日本所谓五项基本原则，国民党政府早已实行过了，或是在行动上答复过了，外交形式上的承认不承认有多大关系呢？
第一项，日本确保中国领土完整。南京政府曾请求日本济南撤兵延缓以抵制冯玉祥；湖南湖北省政府曾请求日本炮舰轰击长沙和黄石港的"赤匪"，这不是早己承认了日本有保障中国领土之义务吗？
第二项，取缔排日排货及排日教育。"镇静"和"切实保护日侨"，国民党政府早已三令五申；最近天津及福州，都己明令禁止反日运动，上海，厂'州和湘潭，都枪杀过反日民众；上海法院惩罚过日货检查员；教育家竭力提倡"救国不忘读书"，"埋头读书即是救国"，"科学是救国要图"这些理论，甚至由学校通知学生家属"如来校读书，不准再作爱国运动"。（一月十五日《申报》本埠增刊），这不是根本铲除了排日教育吗？
第三项，确保在中国日人居住营业旅行之自由。国民党政府既然三令五申"切实保护日侨"，这些所谓在中国的日人之自由，都已经不成问题，并且事实上，在上海的日本人且有聚众示威之自由；在青岛的日本人且有聚众焚毁国民党党部和报馆及放枪示威之自由，事后，国民党的市政府还向日本人道歉，在福州的日本人且有当学生开会时撕毁标语开枪示威之权，同时因日人水户犬妇二人被杀（自杀或暗杀尚不可知），国民党的省政府对于日人各项要求：（一）将肇事学生送交日领署惩办，（二）公开谢罪，（三）取缔全省反日运动，（四）撤销反日会及一切反口机关，（五）将全市反日标语全部洗刷，（六）赔偿抚恤，己如何解决，诿为"外交秘密未便发表"。而悬赏万元购缉凶手，抚恤水户夫妇四万元，封禁东方新潮两报和禁止反日运动，则是公开的事实。这不是确保日人之自由是什么？
第四项，确认所得权利，履行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本来是共党的主张，国民党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来，不止一次宣布遵守条约，它只主张由合法的外交程序请求修改，并不主张根本废除，即最近否认所谓一九O五年的中日密约十六条，也只是否认该密约之存在，而不是宣布废除，那么一旦日本政府证明其存在（如电通社十五日东京电日外务省所发表），国民党政府怎么办呢？不用说是确认日本所得权利了。
第五项，保证南满铁路之安固。国民党政府并没有胆量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则一九O五年的十六条和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都继续有效，这不是充分保证了南满铁路之安固吗？
所以，除了一班"准叛逆"以外，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即令它一时还不肯在外交形式上承认日本的五项基本原则，也只是一时遮掩这个事实，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所以，我再重复说一句，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然的逻辑。
一月十七日
1932年1月23日《热潮》第七期署名：顽石 |
陈独秀：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19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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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
陈独秀（1932.1.6）
占据满洲是日本帝国主义致命必死之争，英法美各帝国主义，各以其利害关系，都只能为见好于日本而牺牲中国，这总算得是铁一般的事实了吧！
这种铁一般的事实，不但把国民党政府及一般商等华人向国联及美国主持公道的乞怜，打得头昏脑晕！就是有些人你为满洲问题会引起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冲突特别是日美冲突这一死板公式，也被这种铁一般的事实打得粉碎。
一般的说来，帝国主义之自身就是由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冲突而发生的，它一发生更增加了矛盾冲突的高度与速度，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只有随他们自身之消灭而消灭。可是帝国主义并不是今天才产生，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若沿着一直线而进行，他们早已自行消灭了。世界变动不会这样简单，所以一九一四年的大战曾经酝酿了多少年才实现，第二次大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着的，一般的说来，也是日益走近了的，好比人之自出生便日益走近了死亡的日期。若是毫无理由的对于随时随地任何事变之发生，都拿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冲突所酝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美冲突所酝酿的日美战争这类前途当做现实，万应药一般的应用，这种革命的烂调，这种死板的公式，将不止一次被铁一般的事实打得粉碎。
所以在最近时期，我们还不会看见各帝国主义因满洲问题以至中国问题，由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至于战争，而只会看见他们共同的并各别的随日本之后尘，加紧侵略奴役中国！
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它占领锦州后，满洲问题即入建设时期。日本在满洲的胜利，即一切帝国主义无形瓜分中国之序幕，亦即中国殖民地化之序幕！
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对于这样的局势，将取如何的态度呢？
有许多痴人，曾伸长颈项盼望国民党宁粤统一以后，会有办法来共赴国难，现在已经统一了，新政府已经正式成立了，有了什么办法呢？
首先看他们的一中全会宣言有什么办法没有？宣言中的办法是：（一）召集国难会议与国民救国会一议，为的是要“人民与本党之步骤一致”；（二）"努力肃清赤匪"，压迫工农参加生产，认为"腹心之患甚于外敌"；（三）"应用外资"实现"总理实业计划"！这就是所谓"国难期中救亡必要之图"！此外什么办法也没有。在一中全会上，蒋派的文武代表一致反对主战，全会默无一言。张学良撤兵，锦州失守，南京政府一概装作不闻不见。
真正国民党政权，已不在南京，而在蒋介石派的九省联防，胡汉民派的西南五省联盟及北方的冯阎联合这一鼎足三分的势力，这也就是他们屡次所宣布的"精诚团结"；国民党所有的军人，对外都一致反对主战，这就是他们的一中全会宣言所大喊的"人民与本党之步骤一致"和"一致对外"；然而对内他们却准备重新屠杀与火并，这就是他们的宣言所大喊的"腹心之患甚于外敌"。
他们准备对内的屠杀与火并，即或因财政的困难暂时延缓，至于对外，他们当中的任何派别任何个人，都不会走出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他们在野时，也会说点较左的话，骂骂张学良，并且还主张开战：一旦在朝，马上向一右转，至多只说上“备战”（如冯玉祥便是一例），因为备战与否没有人看得见，永远是可以空言欺骗的。
他们既不主战，又不能再拖延下去，当然只有交涉，或者是直接交涉或者乞怜于调查团间接交涉，或者是双方并进。总之，同样是城下之盟！
不抵抗而交涉的结果，等于是战败的结果，我们是可以预见的。和东北派接近的胡适自始就主张牺牲东北，这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陈友仁也自始就认为满洲问题对日本须有经济上的该步。胡适在北平主张组织"对日让步研究委员会"，所谓让步，大概也和陈友仁的意见无甚出入。犬养内阁也说"不要满洲只要条约"。这可见中国政府及一切高等华人，已和日本帝国主义心心相印了！
由中国承认袁政府二十一条的中日条约，承认段政府和蒋政府一切密约，承认熙洽、张景惠，□式毅，所允许的一切让与契约，解决三百余件悬案，由中国把实际的满洲送给日本，由日本把空名的满洲交还中国，这便是犬养毅所谓"不要满洲只要条约"。陈友仁还准备把整个的满洲的经济即实际的满洲让给日本，在政治上再承认满洲不驻兵，所换得的条件便是日本将军队撤退至满铁区域和由中国政府得任命双方同意的东三省长官，如此而已。日本帝国主义所要的是实际的满洲，一时撤兵不撤兵无关重要，实际的满洲一到手，撤兵与不撤兵都随时依着它的需要而自由行动，撤兵至满铁区域，更是滑稽的事。双方同意的长官，自然非亲日派莫属，中国政府的任命，不过是一个空名，到这时，无耻的陈友仁，无耻的国民党，会拿已经办到"日本撤兵"和"收回失地"来欺骗人民，来强制人民停止一切反日运动，高谈中日亲善！其实，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办到所谓"日本撤兵"，所谓"收回失地"，实质上是等于割让了满洲！
日本帝国主义从国民党手中取得实际的满洲之后，其影响于整个的中国者，不只是丧失了一部分领土与主权，不只是丧失了一部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括所需的重要原料（如煤铁木材大豆等），不只是丧失了一部分商品的市场。不只是丧失了一部分移民的出路，更重要的危险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或迟或早的，用公开的或秘密的各种软硬形式，经过国民党政府这一"买办头"之手，取得类似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使中国日益殖民地化，便中国民众日益供他们的奴役。中国由现在半殖民地地位（什么"次殖民地"，真是胡说乱说！）降为殖民地，便是亡国！那时即仍有各派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便等于是现时印度的各王公。
安心做印度王公的各派国民党，不但现时在全国范围内（上海，广州，湘潭，太原，南京。）屠杀反日民众，即亡国后，他们这班小朝廷儿皇帝的党国要人，仍然是各帝国主义压制中国民众的工具，和印度各王公反对印度民众对英国的革命运动一样。
将来受亡国痛苦的，不是国民党要人和一般上层的绅商学者名流，而是下层的劳苦民众，他们是不会默然让卖国的国民党，安然的由出卖东三省以至出卖全中国的，他们是要不断的为爱护他们自己的国家为爱护他们自己的生存而起来奋斗的。只有他们的奋斗才能够决定中国的运命，也就是：决定他们自己的送命。
民众奋斗的方式，应该是继续现时的反日反国民党运动，不断的加深与扩大，在反日反国民党的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这一革命的国民会议，是不能而且也不会由国民党政府召集的，它应该是全国反日民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同时也是组织和领导全国民众反日斗争的总机关，它不应该是一八四八年德国高谈法律和专做决议案的法工闻克佛国民会议，它也不应该是现时印度半革命半妥协的国民大会，它应该是一七九三年法国雅谷宾党人领导的国民会议，是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反抗帝国主义，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总机关。它的国内拥护者，将是成千万成万万的工人贫农及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民众。它的国外同盟者，将有整个苏联和广大的印度革命民众。即这一同盟已据有东半球一半以上的土地与人民，已足与帝国主义周旋了，此外还有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声援，我们并不是孤立呵！
除了这样，我们还有什么救国即自救之道呢？
全中国的民众们！奔赴革命，或是准备当亡国奴，此外还有什么道路呢？
〔一九三二年〕一月六日《热潮》第六期署名：顽石 |
时事短评（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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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短评
陈独秀
国民党政府对于国难的态度
国民党政权的本质
国民党政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
蒋介石私有的军队还不只此！
好一个爱护青年！
麻木不仁的社会！
“反共产”就是这么一回事！
两个烂污的“国民救国会”
又一个“反动”的解释！
军阀走狗们口中的人民自由
学生示威团之功罪
请看国民党三民主义的督军团！
请看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外交家！
又要提前放假！
正需要逾闲越轨啊！
蒋主席与陶百川
革命吗？民主吗？
国民党政府对于国难的态度
当日军急攻黑龙江时，国民党政府大开其他们党的什么四全大会，置国难于不闻不问。而黑龙江终于失守了！现在日军正向锦州进攻，而所谓新的统一政府又在大开其他们党的什么一中全会，置国难于不闻不问；一中全会对于阎锡山“政府捡拔十万劲旅增防锦州”提案的讨论，吴稚晖、商震、刘峙一致反对用武力收回失地，结果只是“交国府电张学良应尽能力所及积极防御”，而锦州竟自行撤退了！这便是各派国民党政府对于国难的一贯态度。
国民党政权的本质
一中全会讨论锦州问题时，吴稚晖说：“东省失陷，张学良固当负责，惟国贼勾引日寇内犯者其罪亦不容逭”。他所谓“国贼”当然是指粤方，特别是指陈文仁与刘纪文。惟吴稚晖何以不明指其人而攻之，又何以不攻之于国贼勾引日寇之时，而攻之以为张学良做被攻之盾？粤方被吴稚晖攻急了，“蒋介石于民国十六年到日本做什么”？和“日本济南撤兵何以忽缓”这些秘密都会要宣布出来。像这样“宁粤对峙互爆其短”（宋庆龄宣言语），正是暴露了国民党各派的真面目，说明了整个国民党政权的本质！
国民党政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
国民党各派的真面目和整个国民党政权的本质，民众都已认识了。那么，怎么办？据邹鲁的意见，“国民救国会”的职责只能扩大到“得选代表参预中央政治”；冯玉祥主张：“民众疢行使主人翁的职权严厉监督政府”；汪精卫蒸日通电则说：“组织政府之权属于中国国民党”，国民救国会议只是“由民众团体代表参加组织，俾得充分表现其对于国难之主张及方法”。照他们的如意算盘，国民党政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众只能表现其主张及方法，再进一步只能监督政府，最大限度的开恩也不过参预政治！革命民众能够“认为满意”吗？谁要“认为满意”，谁便是卖国的国民党政府之最忠顺的奴仆！
蒋介石私有的军队还不只此！
在国民党一中全会中，一提及锦州平津危急问题，刘峙便说：“国家军队动员，须奉政府命令方能调动，不宜自由动作”。可是，蒋介石既已卸职归田。其原有侍卫大队亦拟改编为国府警卫军特务团，原有队长王世和亦已明令改任该团团长；然而王世和附蒋飞机去后，其所部二大队一千余名也陆续由南京乘轮开往宁波。这是奉了谁的命令呢？自由开往宁波去警卫谁呢？难道国府已迁到宁波了吗？或者原有侍卫大队是蒋介石私有的而不是国家军队吗？刘峙将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呢？
好一个爱护青年！
“一二一七”血案，已经是举国皆知之事，而陈铭枢函沪各大学大学代表团云：“此次学生运动，纯粹出于爱国热诚，政府始终于维持程度中，寓爱护青年之意，已为全体学生所谅解；惟当时游行，人数拥杂，致有杨君同恒被挤落水损命……事后追念，悼痛殊深”。这能够欺骗谁呢？适足以证明他们的“一贯造谣政策”千真万确而已！
麻木不仁的社会！
严重的“一二一七”血案发生之后，只有沈钓儒表示了“东北不战而丧地数千里，未闻戳一误国人员；学生何辜，罹此重戾！？军警不抵抗外侮，乃推其刃以向青年”的抗议，其余各大报各团体各大小名流，都默不一言，甚至有责议学生者，这样麻木不忍的上流社会以至中流社会，都和倒行逆施的政府同样无希望！
“反共产”就是这么一回事！
助纣为虐的金融资本家——蒋介石走狗，替蒋搜刮了十几万万元做战费，充私囊，此项内债，如果必须偿还，当然应该由蒋个人及其走狗负偿还之责，当然不能由国库负担。现在石瑛提议展期拨付本息，已经是过于牵就了；然而一班蒋狗们大喊“共产与非共产之分途”，原来“反共产”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样一来，果然吓坏了以“反共产”著名的石瑛先生赶快声明取消他们的提议！
两个烂污的“国民救国会”
女烂污政客吴木兰，组织了一个什么“中华民国国民救国会”，现在看见男烂污政客焦易堂组织一个什么“中国国民救国会”，大起酸素作用，登报声明“焦易堂先生所谓之‘中国国民救国会’发起于汪精卫先生蒸电之后，本会则在汪先生未发蒸电之前”。什么“改进党务”和什么“党务改进”的乌烟瘴气之争，还说是为了“党统”问题，她和他同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所组织的又同是“国民救国会”，争什么呢？还是扎起姘头来吧！
又一个“反动”的解释！
著名的烟贩北洋军阀余孽陈调元，因为许世英等登报攻击他，他便也登报说：“旅沪皖人登报诋毁公然反动”。原来所谓“反动”就是这样解释！
军阀走狗们口中的人民自由
在如今严行“党禁”和“取缔非法团体”的年头，人民丧失了一切自由，有人主张“废除限制人民自由之一切法令”和“明令允许人民自由组织团体或政党”，自然是进步的现象。可是这些主张一出诸李根源、张耀曾、彭允彝、赵恒惕、陶家瑶、汪彭年诸人之口，实不能不令人齿冷！这班北洋军阀的走狗爪牙过去助纣为虐的侵害人民自由，枪杀压迫工人学生，迫害在野政党之种种罪恶，人民一点也不会忘记。他们现在说话之唯一目的，就是想利用民众反国民党浪潮，出头组织政团，以复活他们的政治生涯！他们所谓人民自由只是他们自己的自由而已。他们一旦有权在手，其侵害人民自由，压迫在野政党，特别是代表劳动人民的政党，必然故态复萌。所以，他们的口中现在虽然吐出点象牙，将来仍然是要吃屎的！
学生示威团之功罪
大阪朝日报载驻华英使蓝溥森说：“余对于中国学生团之爱国运动极表同情，苟使中国无此学生团之呼吁示威，则日军早已侵蚀华北各省矣”。然而国民党则痛骂学生示威团是“共产党”“反动份子主动”“危害党国”“越轨行动”等等！
请看国民党三民主义的督军团！
国民党一中全会开幕前，他们的武装同志会在励志社举行联欢会，票决对日开战问题，结果一致反对主战；所以在一中全会议席上，他们一致执行不战之决议，群起反对“用武力收回失地”的决议。据商震说张学良在关外的军队尚有四万，在关内则有十五万，今又不战而退了。用巨量的民脂民膏养这些军队有什么用处呢？然而看他们的用处，不看见何成濬、熊式辉等，发起了豫、陕、甘、苏、皖、浙、湘、赣九省联省会议，定于一月初旬在汉口举约吗？
请看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外交家！
顾维钓一上任便接见重光葵，面谈中立区问题，以“启直接中日直接谈判之途径”。陈友仁一上任便接见萱野长知（犬养内阁代表），面谈锦州撤兵问题，不用说这更是直接谈判之先声！王正廷、顾维钓、陈友仁，且看究竟是谁的官运亨通？
又要提前放假！
尽力压迫学生爱国运动，压不下去，又用提前放假的妙计来救急，这在安福时代我们早已看惯了的老法子，现在也被党国要人学会了！他们怎么样样都学会了呢，怎么样样都学全了呢！
正需要逾闲越轨啊！
甘地赴英和平请求失败了，临行还说：“如余须与英国人民奋斗，则非出于怨恨，而实出于仁爱，且将如与余最亲爱之戚属奋斗然”。中国政府对于暴日，更是不抵抗、镇静、逆来顺受、信赖国联、避免冲突。各国上层份子对于帝国主义的奋斗（？），都有他们的闲和他们的轨，非由民众（即上层份子心目中的“反动份子”）冲过这闲和轨而猛进，民族解放运动将永远不会成功啊！
蒋主席与陶百川
一般人听见蒋主席下野，便欣然色喜！一得到他下野的消息不的确，便老大的不高兴！陈铭枢很懂得这一心理，所以新闻记者向他询问蒋主席辞职时期，他便“莞尔曰关于此事，前途进行，颇为顺利”。这在蒋主席的前途，当然是不很顺利了，做主席做到这样场面，幸而他还识相，否则将来的下场，恐怕不是鞠躬尽瘁的诸葛亮，而是从后门逃走的陶百川！
革命吗？民主吗？
汪派的国民党员骂蒋派的上海市党部“用最卑鄙的绑票手段，摧残爱国运动”。“完全是站在反革命立场”，“已为全市民众所厌恶”，并且说“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民主的市党部，来代替腐化的恶化的市党部”。他们骂人骂得很响亮，但是他们的党务改进会十七委员，民众大半也都领教过，且看他们将来是怎样的革命怎样的民主吧！呵呵！ |
《狼狈的溃退——马奴易斯基论“民主专政”》评语（陈独秀，1931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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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狈的溃退——马奴易斯基论“民主专政”》评语
陈独秀（1931年12月26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火花》第1卷第7期，1932年1月28日。
在二十二期红旗周报上，张闻天做的《庆祝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妙文：“中华苏维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开宣称它是工农民主的专政……它剥削一切剥削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导者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他所要走的道路是苏联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后所要走的道路”，我读了这一段妙文，十分感觉得史大林派的先生们的头脑实在与众不同！在他们所谓“苏维埃临时政府”统治下的选举制和领导权的阶级性，其实质究竟是怎样，在这里不必讨论；我们必须要问：既然剥夺了一切剥削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既然是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与一个党——共产党的领导，所走的是十月革命道路，这和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这样只能算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工农民主专政；那末，要怎样才算是无产阶级专政呢？难道十月革命所走的道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吗？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读到托同志这篇文章，才知道张闻天这样与众不同的头脑，并不是他自己的，乃是从他们的老师——马奴易斯基那里取来的，马奴易斯基这“布里丹驴子式的理论”（托同志在今年一月给我们信中批评马氏的话。此信曾登在《无产者》第十期，信中所云对马氏论文之批评一文，即是这篇《狼狈的溃退》）我以为不完全如托同志所说：“狼狈的溃退”和“为了抛弃民主专政的反动公式之面子”，如果他们真是在革命战略之总政治路线上决定了政权的阶级性，只是为了面子问题，还要保存“工农专政”这一名称，则已大大的减少了问题争论之重要性，革命之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的阶级性如果决定了，什么是民主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只是玄学的学院的争论，至于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引到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初期，还会有民主主义阶段，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反对派不是巴枯宁主义者，对于这些问题当然不抱有丝毫怀疑的态度。列宁曾说：“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一八年七月苏维埃政权时期，更进一层的实现工农专政了。”托洛斯基同志也说：“工农专政在理论上是统一的，在实际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则是分成数部分，民主专政的空壳，只附托在当时苏维埃暂时的拥护克伦斯基与柴来特里的身上；而土地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果实之获得，只在工人阶级胜利以后，这个民主专政辩证的分化，共产国际的领导者没有懂得。”
史大林派，现在不但辞句上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开宣称它是工农民主的专政”，在事实上也是如此；并且，有些地方的苏维埃还是富农的领导，有些苏维埃区域共产党还不是公开的组织，在将来，如果他们发见了还有在革命高潮中向左盘旋以挽救资产阶级统治末运的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党派，他们还试试“民主专政”这一法宝，而放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适当的时机，这就是他们不肯决然抛弃“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口号之真正原因。这一口号之真正危险亦即在此，我们和他们的争点亦即在此，面子和名称还是不是重要问题。
我在这段文章写好之后，又看见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第二十三期红旗周报上，载有一篇《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在这一文内说：“这一大会将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她将根本推毁地主阶级的私有制，没收地主阶级豪绅军阀的土地归中农贫农雇农与红军兵士……她将废除地主国民党军阀一切……”全文内没有半个字提到资产阶级；富农的土地当然也丝毫不能侵犯；现在国民党政权是地主政权，这些自然都是为“反地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留了一席地；这就是他们所以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口号之原因。
独秀十二月二十六日 |
谈谈“越轨行动”（顽石〔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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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越轨行动”
顽石〔陈独秀〕
在目前阶段的反日反国民党运动，声势似乎是很浩大，而在行动上还是学生孤军独战，大多数民众虽有奋起之可能，实际还并没有起来；即学生运动虽已开始左倾，而到处仍不免表现出懦弱与妥协。国民党及一班准国民党的上层社会份子对于这一小小左倾运动，却已一致大喊“越轨行动”了！究竟已经有了“越轨行动”没有呢？应该不应该有“越轨行动”呢？我们认为必须讨论一下。
一切不平等条约，在被压迫民族看来，是束缚它的锁链，在帝国主义看来，是它的合法权利，被压迫民族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已经是“越轨行动”了，若采革命的手段，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效，那更是大“越轨”而特“越轨”，这便是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叛逆的行动。中国民族要求的国家独立与自由发展其国民经济，首先必须取“越轨行动”，以脱去此锁链。五卅运动一起来，梁启超和胡适，首倡以“友谊的谈判”“合法的外交手段”修改条约，国民党执政以来，即采用了梁胡的政策，谈判了外交了三四年，其结果是日本用武力占据满洲来厉行不平等条约，一切帝国主义都站在拥护不平等条约的利益上左袒日本，这是证明不平等条约决不是谈判与外交手段可以取消的，只有诉诸“越轨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来厉行不平等条约，占据了东北三省，炮击了天津，现时还正在向锦州进兵，向天津北平增兵，这分明是敌兵深入国境，国家危急存亡的问题，本应用所有的武装力量，救祖国于危亡。乃国民党政府视为外交问题，用交涉来解决，虽然暂时拒绝和日本直接交涉，而视间接交涉即所谓“请求国联主张公道”和“静候国联公平处决”为不二法门，直到国联第三次行政会闭幕之后，它一切不公道的主张和不公平的处决已成为公开之秘密，国民党政府已经到了无可“请求”无可“静候”之时，其一贯的“不抵抗”“逆来顺受”“极端避免与日本冲突”的“镇静”政策，仍然丝毫不变，视违反其“镇静”政策者为“反动份子”，为“越轨行动”。其实，只有“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才有死里求生救祖国于危亡之可能；非“越轨行动”的交涉，只有断送东北三省，更进而断送全中国！
国民党政府对外政策，只知有党不知有国；其对内政策，只知有党不知有民；其已自绝于国民，自最激烈的共产党到最和平的江苏耆老团，一致认为事实；即彼党所称为国母的宋庆龄亦宣言“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党不能救国利民，自取覆亡，何所顾惜！”；即彼党青年亦自认“假党治之名，行专制之实，致令国民党为人所不齿。”（二十七日上海日报）。然而汪精卫蒸电仍旧主张“组织政府之权属于中国国民党”，民众代表只可“为人民与政府间意志构通之机关”，陈铭枢则主张学生只能“在轨道内向政府贡献意见”；最客气的邹鲁，也只主张“国民救国会议”“得选代表参加中央政治”；国民党政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要“假借对外问题以危害党国”，便是“不良份子”，便“不许其有存在之余地”。所以，学生群众一侵犯国民党党部，一喊出“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国民党便指为“越轨行动”，加以刺刀的制裁。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而言，“打倒国民党政府”，自然是“越轨行动”；然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这一“越轨行动”乃是必要的。国民党认为党权应高于一切，党的利益亦高于一切，举凡国家危亡人民戮辱，概不足以使其党内权位之争减轻毫末，汪胡只知反蒋不知反日，蒋只知反汪胡冯阎不知反日，汪胡与冯阎亦只知互反而不知反日，蒋介石一面宣布下野，一面指挥“督军团”跳梁于长江流域，锦州平津之警报置之不理，一中全会一提及用武力收回失地，即来了吴稚晖、商震、刘峙等一片反对声，而党内兵争却又已箭在弦上。在这样的政权之下，“国民救国会议”除充它的装饰品外，还能够做什么？国家政权即宣战议和调兵筹饷的大权操诸这班人手里，屠杀民众的快枪刺刀及一切杀人捕人的命令与机关都握在这班人手里，怎能够容有认真的反日救国运动发生？如果有人认为在反日救亡运动中，在“国民救国会议”运动中，一侵犯到国民党政权问题便是“越轨行动”；那么，只接受陈铭枢的训令“在轨道内向政府贡献意见”，名为政府的反对派，实是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尾巴；或者接受邹鲁的意见，为了“参加中央政治”去坐在国家主义派所提议的“国防政府”中与国民党共同卖国；此外还有什么“非越轨”的道路呢？
蔡元培在国府纪念周说：“学生爱国最所欢迎，但因爱国运动而牺牲学业则损失重大，其害几与丧失领土相等，欧战时德国财政非常竭蹶，然并不停办学校，因为学生是国家的命脉……当青年时便牺牲很多光阴与学业，真是可怜可惜”。在国民党内部连年战争中，不知道破坏了若干教育经费，牺牲了若干学生的光阴与学业，蔡元培何以独对于爱国运动中的牺牲发出了可怜可惜的叹声？为爱国运动而牺牲到青年的光阴与学业，这种“越轨行动”，当然是可怜可惜，不过这一“越轨行功”也是必需的。一班老成人和老成持重的中年人，对于国难（政府卖国也包含在内）都袖手旁观，青年学生若不挺身出头干一下“越轨行动”，国民党政府卖国自然卖的更顺利些，（例如锦州撤兵，中立区，天津共管诸问题），其如祖国危亡何！犹太、印度不少大学问家，何救于他们的衰亡！青年学生在“越轨行动”中虽然牺牲不少的光阴与学业，而获得活的经验与磨练，未必不胜过读死书，这更是新旧翰林如蔡元培辈所不能懂得的。
因封存日货和没收奸商的日货而发生了侵犯私有财产和干犯法律的问题，因此有人想出一面查货一面受法律处罚以两全的妙计，可谓滑稽之至，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看来，没收奸商的日货以至封存日货，自然都算是侵犯了财产私有权，都算是“越轨行动”；但欲贯彻排货目的，这一“越轨行动”，自然也是必需的了。所以反日而欲避免“越轨行动”，简直是寸步难行！如果真要对日战争，一切没收日商财产，没收奸商亲日派的财产，没收卖国官僚的财产，以充军费，更需要大干其“越轨行动”！
我再老实告诉大家吧！“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轨行动”。可以说，没有“越轨行动”，便没有人类进化。自从我们的始祖，直立起来，以前两足为两手而劳动，一直到近代以大批机器停止了无数万万手工业农业劳动之呼吸，都是大大的“越轨行动”，英国法国一班“越轨行动”的不良份子，都曾把皇帝送上了断头台，中国的不良的份子也曾推翻了清朝大皇帝，这也算得是“越轨行动”。不良份子汪精卫，也曾企图亲掷炸弹狙击清朝摄政王，这不也是“越轨行动”吗？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
或者有人以为“越轨行动”固然产生过不少的文明，也带了许多罪恶。这是懦夫的声音！莲花是经污泥里生长出来的，文明也是从罪恶之火焰里生长出来的呵！
十二月二十六日
感谢先知在1917录入及校对 |
陈独秀：“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1931年12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
陈独秀（1931年12月23日）
在此次学生反日运动中，除一般学生因国事危岌而左倾外，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也都起了相当的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否认政党有在群众斗争中起作用的必要，问题是在某一党派在群众中所起的作用，是真正为了政治进化而斗争，或是单纯的为了它的政治地位而斗争；是在政治斗争中起了正的作用，或者是负的作用。
要认识汪精卫所领导的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在学生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怎样，首先便要查考他们的政策是怎样。
改组派的政策，在对外问题是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很明显的，抵抗与交涉是难以并行不悖的，他们的真意当然是交涉而不抵抗，所谓“一面抵抗”不过是门面话。汪精卫说：“现在有些人，他们说，现在观察国民党的政府，如果和日本宣战，打败了后，国民党一定要灭亡；否则如果国民党与日本讲和，则可以加国民党以卖国之罪，也是要灭亡的。在国难当前的时候，谁也不应拿外交来对付内政，”照他的说法，他当然不愿意因宣战而致国民党灭亡，只有希望国人不以外交来对付内政即是不加国民党以卖国之罪，使它能够与日本讲和，以免“危害党国”；所以他们的覃振，更爽快坦白的说：“现在对日，不应言宣战，当速改宣战而言备战。”改组派这样的对外政策，和蒋介石政府的对外政策有什么不同呢？他们的对内政策，是标榜“推倒个人独裁”和“建立民主政治”两块招牌。可是在实质上，他们所谓"推倒个人独裁"，即是以他们一部分人的独裁来代替蒋介石个人的独裁；所谓"民主政治"，乃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甚至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官僚的民主，而不是政府对于人民的民主，也就是汪精卫所说“以均权求共治”，其对待人民之反民主的党治与训政，仍然和蒋介石政府的主张一样，照旧不动，如果有人想动它一动，便是反动，便是危害党国，便"不许其有存在之余地"，汪精卫所谓“均权共治”之具体方案，即是组设各地方的政治分会和军委会，据伍朝枢最近的表示：“（一）关于设立政治分会事，为应时势需要（陈济棠、张学良的需要吧！）起见，在某区域组设分会亦无不可；（二）既有组设军事国防委员会之主张，亦为应付时势计，将来或在东北西南各成立分会。”这样的"均权共治"，不但和李石曾的"分治合作"是一个东西，并且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论"之复活，这样，只有使中国的财政与经济更加分裂与削弱，更加离国家统一愈远。
汪精卫所领导的改组派，其对外对内政策，并不比蒋介石政府高明，他们要赶走蒋介石，显然不是为了政治进化而斗争，而是为了他们的政治地位，所以蒋介石下野的消息一到上海，他们即在上海学生中鼓吹"蒋已下野，学生已无赴京之必要"，所以在蒋介石宣布下野数小时以内，汪精卫即宣布"少数不良分子欲假借对外问题以危害党国，譬诸败群之马，自无许其有存在之余地"，所以在蒋介石宣布下野三日之内，陈铭枢即用刺刀来对付学生，造成"一二一七"血案，即改组派中较左的“民众三日刊”派，也认为“一二一七”血案是学生的“错误和过失”，他们对待学生运动，达到驱蒋目的之后，便看做榨过的柠檬了！学生群众必须及时认识，改组派之于学生运动，现在只能起负的作用，除非在某些地方某些权利和蒋派还有争夺时，尚需要利用一下学生运动。
国家主义派，更无所谓对外对内政策，他们曾在《民声周报》上向国民党表示：“为当前的国民党打算，在这种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国事公诸国人，亦是减轻责任，使人民共赴国难的一个办法”，“我们希望马上有个集中全国人才，代表全国各派政见的国防政府产生”，“我们在内政上的一切政治主张，政治成见，都愿意牺牲。”很明显的，他们唯一目的就是哀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容他们到所谓"国防政府"里尝一点官味。如果国民党需要减轻卖国的责任，只要国民党带他们玩，他们愿意牺牲一切政治主张，为国民党分谤。所以殴打陈蔡事件的"一二一七"血案一发生，他们认为学生运动不但超过了他们的目的，而且根本违反他们的目的，得罪了国民党，马上国家主义派所领导的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会，一面致电慰问蔡元培，一面致电赴京示威学生，宣告"北平学生对外交部捣毁文件，又赴中央党部殴击蔡陈两先生，本会……对于此类不辨是非利害之举动，认为不当"。国家主义派所组织的上海市教育界救国会，也发出劝告学生复课书说："目前形势渐见发展，锦州中立，天津共管，直接交涉等问题，暂时或不至实现，而蒋介石氏亦知国是难巨，来日大难，而急流勇退，通电辞职矣。我青年学子，处此时机，当决然跃出漩涡，归洁其身体，约束其思想，潜修其德业……国民恬静（恬静与镇静有别乎？）精神乃可以集中，……诸君今日宜勒马峻坂，返动为静（又来一个'静'！）……"这就是国家主义派对于"一二一七"血案的宣言！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之暴行，正在有加无已；国民党政府无论是蒋介石真下野，或是他马上就会复辟*，他们的"不抵抗""极端避免与日本冲突"的“常轨”，他们自己是不会"逾越"的，全中国民众能够"恬静'的跟着他们当亡国奴吗？“一二一七”血案，只是民众反日运动暂时的挫败。历史是不会长久开倒车的，改组派和国家主义派之开倒车，并不能阻止爱国学生之再起而且更加猛进，只是他们自己在全国学生群众面前宣告破产！
经过了“一二一七”血案，学生运动，当然要自觉的转换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来，只有这一新方向之转换，才能使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国家主义派所谓“反动为静”和“跃出漩涡”，这样的转换方向，只有理葬学生运动，埋葬反日运动！
十二月二十三日
1931年12月29日《热潮》第四期署名：三户
*1932年1月21日，蒋介石返回南京，经帝国主义撮合，与汪精卫共同掌握国民党政府的大权，汪精卫任行政院长，蒋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军事委员，3月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 |
陈独秀：“一二一七”与“三一八”（1931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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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七”与“三一八”
陈独秀（1931年12月20日）
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中国的爱国青年在北京所流的血犹未干，现在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爱国青年又在南京大流血，前后五六年间，就流了爱国青年两次血！奴性已深感觉早已麻木的上流绅士所统治之国家社会，有多少奴性尚未深感觉尚未完全麻木之爱国青年的血，经得起这样流法！
在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之下，青年学生因感亡国之痛，不避忌讳的奋起向政府呼吁出兵抗日，这种“越轨行动”即不识时务的行动，我们早知会有第二次"三一八"血案发生，然而想不到这个血案不发生于军事独裁者尚未下野之前，尚未发生于蒋介石辞职后的第三天，而发生在汪精卫一流号称反对独裁政治主张"民主政治"的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之第三天，也就是发生在汪精卫派欢呼“接触到民主政治的曙光”（《民众》三日刊第十六期第七页）的时期。所以此次血案之负政治上的责任者，固然是整个的国民党政府，而负实际执行上的责任者，不能推之于已辞职的蒋介石，（事实上当然还是蒋介石从中作祟而且大大的作祟）不能推之于昏聩无权的林代主席，而应由新政权之中坚分子及过渡者代理行政院院长陈铭枢负法律上的责任。
在此次血案发生的前二日，所谓"民主政治"的新政权之主脑人物汪精卫，已开始痛骂爱国青年是“少数不良分子，欲假借对外问题以危害党国，譬诸败群之马，自无许其有存在之余地。”如果青年因爱祖国而危害党国，汪精卫便不许其存在；不许其存在，自然便是屠杀！所以此次血案，便算是汪精卫所谓"民主政治"史之光荣的第一页！
蒋介石在下野期间，自然要用所谓“民主政治”家替他做两件事：一是替他屠杀爱国民众，一是替他签订卖国条约。这两件事也可以说是一件，即前者是为后者清除障碍物。所谓"民主政治"家，已在开始替他做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将来自然也要替他做。并且，在“不危害党国”的原则之下，他们两方都愿意做这两件事。
“三一八”血案，因为是爱国学生反对安福政府对于日本舰队封锁大沽和外交团要求冯军离开天津之不抵抗而起，此次“一二一七”血案，是因为，爱国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占据东北三省和炮击天津之不抵抗而起；同是血案，而后者之起因，其严重远过于前者。
“三一八”血案，是安福政府在北京学生面前暴露其狞狰面目；“一二一七”血案，是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学生面前暴露其狞狰面目，同是血案，而后者之影响，其普遍远过于前者。
“一二一七”血案死伤之数，亦远过于“三一八”。只有政府所谓“暴徒从中利用”“反动分子主动”“藉端暴动”的宣传，则先后一揆，政府对学生的胜利，也后先媲美。
政府虽然胜利，而"三一八"失败学生的血，曾在中国史上写了“宣告安福政府死刑”八个大字！
十二月二十日
1931年12月29日《热潮》第四期署名：顽石 |
陈独秀：时局已到了转弯点（1931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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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已到了转弯点
陈独秀（1931年12月12日）
时局一般都到了转湾点，不向前进即向后退，不能够停留在现状之下了。
先看帝国主义方面。一方面，日本对于调查团决议案力持修改两点：一是不许调查团报告九月三十日理事会决议犹未实行；二是日本对于匪贼及不逞分子活动应有实行军事行动之完全自由。又对于中立区事要求与中国直接交涉，拒绝国联干与。并且表示这是日本最后的意见，而绝无让步余地。同时，又声称如果中国不将锦州之兵撤去，如果拒绝中立区之设立，则是中国不履行其约，日本政府即无法阻止日军进攻。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为民众所迫，对于中立区与锦州撤兵又有反悔之表示。国联怎么办？压迫日本吗？巴黎回声报说得最痛快"日本为抵抗苏俄之健将，法国以此原因，并为镇压殖民地之革命计，宜袒助日本。"实则具此心理者，并不只是法国，英美亦同因此心理而一致不肯得罪日本，现在他们只有更进一步一致压迫中国接受日本要求之一途，即所谓“承认日本地位”和“予日本以满意”，不能再在现状之下含糊敷衍下去了。
再看南京政府方面。反对设中立区，反对锦州撤兵，反对在日本撤兵前开始交涉，反对日军有在中国剿匪的权利，并且反对调查委员团之来华，这是从一般民众一直到江苏国难救济会这班老腐败一致的意见。并且这些意见，已经日渐坚决化和普遍化，尤其是到了北大学生来在南京示威的今天，已经不像以前用空头支票可以搪塞过去的了，已经走到施肇基顾维钧不得不辞职的狭巷中了。政府如果不愿公开的露骨的撕下欺骗人民的假面，只有退出国联和对日开战；如果继续任国联接受日本的要求，其势必须对人民取高压手段。站在人民方面，或站在帝国主义方面，它立须选择一个，再不能在现状之下含糊敷衍下去了。我们不能幻想政府有丝毫选择前者之可能，拘捕大批北大示威的学生，明令禁学生集队请愿，己经是政府选择它的道路之表示。
或是服从政府安心当亡国奴，或是起来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血汗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人民方面也立须选择一个。在此时局一般都走到转弯点的当口，不向前进即向后退，决不能够含糊敷衍的停留在现状之下了！
1931年12月12日《热潮》第2期署名：顽石 |
陈独秀：论对日宣战与排货（1931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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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日宣战与排货
陈独秀（1931年12月5日）
“对日宣战！”，“对日宣战！”，这是全中国最普遍的呼声，也是对待日本帝国主义无忌惮的侵犯中国时所应有的呼声，而且应该是最后的呼声，如果连这一呼声都没有，则只表示全中国各阶级人民都是□羊以的不抵抗主义的亡国奴而己，并不表示什么高尚理想，如果有人拿什么“大同主义”，什么“打破国界”，什么“不要祖国”，什么“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什么“反对爱国”，什么“反对狭义的爱国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等等高尚的理想，来根本反对对日宣战，则只表示他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从耶稣、托尔斯泰到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一样。
可有人认为“对日宣战”是国民党中央提出的口号，是一切反革命派别所拥护的，国民党中央胆敢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吗？恐迫〔怕〕只有相反的事实吧！这只表示造谣者对于国民党中央的幻想罢了！“对日宣战”这一口号，现在广大的群众中流行着，难道群众都反革命了吗？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你们的革命口号又是什么呢，你们主张“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这不是对日宣战是什么？难道他像某军校心理测验中“战而不宣'的滑稽口号一样吗？
我们不能根本反对对日宣战这一口号。反对对日宜战，即是变相的不抵抗主义，或者说是高尚理想的不抵抗主义，实际是反动的，我们只能告诉群众，对日宣战必须靠民众自己的武装力量，如黑龙江二万农民弃锄投军；黑东双阳等十余镇组民团抗日军；哈尔滨护路军二十六旅三营十连的兵士，愤日军攻黑，长官不发令救护，廿四晚击毙连排长，由司务长率领，投马占山，驻富拉尔基的二十二旅一连，也取同样行动；这就是眼前已有的实例，若向政府请愿对日宣战，也和希望国联和美国主张公道是同样的幻想：因为政府诸公无论是中央的或是地方的，都始终不会舍弃对日不抵抗政策，他们都害怕开战损失了实力，不能保持地盘——搜刮民脂民膏的地盘。
对于排货运动，我们也是不应该根本反对的，根本反对排货的人，只有敌探和奸商，他们不能算是中国人！
我们只能告诉群众，（一）单是消极的经济绝交是不能制胜的，主要的是积极的努力于政治斗争；（二）经济绝交要想收到实效。〔，〕我们自己必须准备极大的牺牲，像工厂主和商人们那样计数经济上的利害得失，不肯牺牲，排货必然是一句空话；（三）因此，排货必须有学生和工人组织，大规模的检查队，严厉的充分严厉的检查，才能收效，希望商人排货，希望一般人自动的不用日货，这种办法等于没有办法，现在的排货运动，自然也得到了相当效果，然而影响还不算很大，并且排货前途己有不少的悲观现象，这正是政治斗争不进展，资本家计较经济上的得失利害和奸商反抗的力量远超过检查员的力量这三个原因。
有人认为排货要准备牺牲，即是“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中国的工农必须准备极大的牺牲”，这一句话包含了几方面的错误，在此次抵制日货运动中能够排除资产阶级的牺牲吗？上海的商人，正因为计算他们二三千万元的损失而主张启封日货。中国工农是不像资产阶级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是准备牺牲的，不但牺牲经济（即排货中一部分生活必需品之昂贵），而且还准备牺牲生命，因为在被压的中国，抗日救国是中国工农民众自己的任务，不能推诿到别人身上，不能看做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谁不肯牺牲，就请离开民族革命的战线，去做一个不抵抗主义的高尚理想家。
1931年12月5日《热潮》第一期署名：顽石 |
陈独秀：《热潮》发刊词（1931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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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潮》发刊词*
陈独秀（1931年12月5日）
二十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账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是时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腾，其结局将无物能与之抵抗，特别是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
此次日本帝国主义无忌惮的强占了辽吉黑三省，并在中国各地示威行凶或炮击，英美法各帝国主义在巴黎会议上，无忌惮的牺牲中国见好于日本，正是他们乘着热潮还在伏流中一逞其凶焰，然而他们的凶焰，有时固然会使热潮低伏下去，有时也会使它高涨起来，今日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在这一次决斗中，将是他们的凶焰熏涸我们的热潮，还是我们的热潮淹灭他们凶焰，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
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只有近视的奇生虫们，只看见枪炮军舰飞机的力量，而不看见民众热潮的力量，并且他们就根本害怕，仇视这一力量。因此他们宁肯受帝国主义凶焰的薰灼，——实已熏灼到他们的眉毛。
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
抗日救国的民众们，只有你们自己奋起的热潮是你们的根本武器，没有它，一切都是幻想！
本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纪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或者为内外凶焰所毁灭，或者浮在热潮中向前发展，这就是它的命运！
1931年12月5日《热潮》第一期未署名
*本文原标题为《发刊词》。《热潮》，由陈独秀主编，并题刊头，铅印，至1932年1月23日共处了七期。 |
陈独秀：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领导爱国运动（193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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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领导爱国运动
陈独秀（1931.11.28）
在此次反日运动中，我们内部由讨论抗日救国的口号，进而讨论到我们在宣传鼓动中可否使用“救国”“爱国”这类名词。我以为名词是次要的问题，根本问题是我们在战略上应不应参加并领导爱国运动，这必须切实的讨论，必须明确的决定，否则含糊两可的概念，会把同志们送到迷宫中去。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我有以下的意见：
（一）一切政策与口号，若不择空间和时间一概采用或一概否拒，都是站在形式逻辑的观点上，对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加以讥讽。例如马克思、恩格尔斯和列宁，对于民族主义的运动，都曾表示过赞助或反对两种不同的态度，这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A、B、C；即布哈林后来也承认共产主义运动内不应排除民族主义运动，承认他当初对此问题反对列宁的错误。马克思、恩格尔斯和列宁都认为殖民地或被压迫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是革命的，是有利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我们应该相信，世界革命乃是先进国的社会革命和落后国的民族革命之合流。
（二）托洛斯基同志，在他所写的中国反对派的任务中，给我们以民主民族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保证中国的国家独立”等，正是由上述的观点出发。如果我们否认这一出发点（被压迫国的民主民族运动是革命的），则国际左派反对派所给我们的纲领和口号，便根本成了问题，因为如果在先进国提出民主民族的口号如国民会议和国家独立等，不但是无的放矢，而且是反动的，如果我们幻想帝国主义会自动的停止对中国压迫，或者幻想中国资产阶级会自动的采用民主政制和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则民主民族的口号对于无产阶级便没有一点革命的意义。
（三）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关系。史大林和布哈林所得出的结论是：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因帝国主义的压迫要革命些；托洛斯基同志所得出的结论是：殖民地国家，因民族压迫之不可忍受，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这两个结论的分歧点，当然是在估量那一阶级真能够担负民族解放的任务。我们反对派当然不能同意史大林和布哈林的估量。中国两次革命对于资本主义基本利益都未有相当的满足，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不但过去曾向左盘旋，现在也是向左盘旋（如反日排货），即将来还有不少的盘旋。但资产阶级，比有些共产主义者更知道，假如要真正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必然要提高革命的群众，这首先便是对于它本身的危险，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担负民族解放的任务。因此，领导中国的民族运动以至完成民族解放，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不能看做是别个阶级的任务，更不应对之加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嘲笑，这样高贵的嘲笑之结果，没有别的，只有把自己任务和民族领袖的地位拱手让诸别的阶级。
（四）我们号召领导群众斗争，除在日常环境中找出些特别活拨的口号外，必须有一个总的政治口号即政治旗帜，能够召集比较宽广的群众参加全国性的斗争，走上革命道路。这样的政治旗帜，这样的政治口号，在落后国幼稚的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只能采用民主民族的，而不宜于社会主义的。如果人们不能肯定的说要用社会主义的旗帜，同时又不屑于用民主民族主义的旗帜，那末，用什么旗帜呢?这必然陷于没有任何旗帜的混斗。史大林派正是这样。史大林派不是没有单个的具体的民主民族口号，不是没有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所谓“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他们更特别重视；然而他们却没有胆量明白的决定一个民主口号，做总的政治口号，做一切政治斗争的旗帜，以至于在实际战略中，拿苏维埃的口号来抵制国民会议运动，好反对世界大战反对进攻苏联来抵制抗日救国的口号。仿佛民主民族主义的口号，只应该写在纸上，说在口头，到了民主民族主义的实际运动起来时，便要从左边向它放几支冷箭。为什么会有这样颠倒错乱的事，根本是没有真实了解民主民族主义运动在被压迫国家的必然性和重要性。
（五）在此次反日运动中，有些反对派的同志，也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论调。发出这样论调的人们，若不是简单的因为不满意那些名词，而是根本上有他们极左倾的立场，是因为有“工人无祖国”，“我们不应爱资产阶级的国救资产阶级的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是我们阶级的立场”。这一大堆理论在他们的头脑中作怪。即便他们还未曾这样痛快的完全倾倒出来，而他们当中确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这样意念。如果这样的立场这样的意念用在此次反日运动的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我们的纲领，我们的民主要求口号，便根本成了问题，这是值得我们严重讨论的。
我们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永远不是教条，无论如何正确的理论，倘不能正确的用当其时其地，都会变成不完全正确，甚至于完全不正确。“工人无祖国”，是从消极方面指出一般的事实，即是说还没有一个“国家机关”是拥护工人利益的，并不是说在任何条件之下工人都应该不要祖国；所以更须从积极方面（特别是被压迫国家）号召工人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它正在出卖的国家，以创造工人的祖国，在这样意义之下的救国爱国，正和资产阶级的卖国是对立的，难道被压迫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应该领导这一反外国帝国主义并且反本国资产阶级的救国爱国运动吗？难道它应该和资产阶级一样不要祖国吗？反日，对日宣战，和通常称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一样，都不包含日本全体人民在内，即中国资产阶级的报纸，亦不曾把反日和对日宣战解释为对日本全体人民，所谓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也只是说它进攻苏联政府即无产阶级政权，并不包含苏联全体人民，至少也不包含苏联中资产阶级的成分在内。这些只是咬文嚼字的问题，实在值不得讨论。不错“救国”“爱国”“民族主义”，其本质原来是资产阶级的；可是这些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也和其他民主任务一样，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了。
在民族运动中，怎样才是我们阶级的立场，这更需要有正确的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而不是形式逻辑的了解，我以为应该是这样：帝国主义的国家如日本，这里的工人阶级，如果在压迫中国的反革命战争中，采用“救国”“爱国”的口号，则是直接帮助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间接帮助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直接打击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间接打击了全世界的工人革命运动，并且更加紧了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对他们剥削压迫，这便是离开了阶级的立场。如果中国工人阶级在努力救国爱国的民族革命斗争中，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啻打击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特别是给在印度的英国帝国主义以威吓；不但生长了中国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力量与气焰，并且给了日本和朝鲜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机会，这完全合乎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没有离开阶级的立场。或者有人驳问：中国工人阶级努力于救国爱国运动，虽然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岂不也是帮助了本国的资产阶级吗?我可以引用托洛斯基同志的话来答复：“民主的或民族的解放革命运动，可以给资产阶级以扩大或加深其剥削的机会；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独立的行动，则有恐吓资产阶级并消灭其任何剥削之可能。”（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一一页）。我以为必须这样提出具体的事例加以分析，然后对于所谓阶级的立场，才不至陷于空洞的笼统的形式逻辑的了解。
我真不懂得，我们在此次反日本帝国主义运动中，必须咬文嚼字的向抗日救国和对日宣战的口号放几只支冷箭，才算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如果人们效史大林派骂我们采用国民会议口号是民主主义者的口吻，来骂我们采用抗日救国口号是民族主义者；那末，只有让这班社会主义者坐在亭子间里，静候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取得了政权，再请他们出来到社会主义者的元老院中去。
（六）又有些同志，一般的抽象的说来，并不根本反对民主民族的口号，可是对于某些具体的名词如“救国”“爱国”，甚至于“民族主义”，也要放点冷箭，以为这些名词都含有毒素，这在根本观点上至少是接近于极左倾的立场，否则便是没有立场。我似为一切民主民族的口号，都多少含有点毒素，不但“民族主义”，即“民主主义”也含有毒素，例如形式的民主主义，我们不能因此便，一般的反对民主主义，对于民族主义也是如此。这主要的问题不在某些口号本身是否含有毒素，而是看用在什么环境，发生什么作用，例如“救国”“爱国”口号若用之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和平’的口号若用之于现在的中国，都同样的大有毒特有毒。国民党党部和南京官僚甚至蒋介石，都还说说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汪精卫和孙科，更是大喊民主政治；我们决不能因此便避讳这些名词。史大林派惯于拿改组派，中华革命党，新中国国民革命党，中国青年党，以至段祺瑞、阎锡山、冯玉样、蒋介石，都赞成召集国民会议，说我们也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便是他们的政治盟友，我们也不能因此便避讳这一口号。同样，也不能以“抗日救国”“爱国”“对日宣战”流行于一般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国国家主义派”（即中国青年党）的口中，作为我们应该避讳这些名词或口号的理由。要令这一班虚伪的甚至反动的“爱国者”破产，只有在我们以具体要求领导广大群众发展剧烈的救国爱国斗争时才能够办到，决不是向救国爱国这类名词放几支冷箭可以办到的。
我们固然应该在纲领中规定总的政治口号，以为一切政治斗争的旗帜；然而仅仅这个还不够领导整个革命斗争的发展，必须在总的旗帜之下，从日常环境中随时得出特别活泼有生气的口号，才能够在实际斗争中领导群众。如果我们虽然采用了总的民主口号（国民会议），而对于日常环境中发生的特别的民主民族口号“抗日救国”加以排斥，并且这类特别的民主民族口号随时都会发生，若随时加以排斥，则总的民主口号便变成了一个偶像！
（七）当然，在进步的工人中，对于“救国”“爱国”这类名词，我们应有原则上的战略上的正确解释，即：不是无条件的采用，也不是无条件的否拒。这是在工人中的教育问题，而不是在一般群众中的鼓动问题。
当中国资产阶级利用爱国口号来对付苏联时，我们便宣告它是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卖国而不是爱国，当它用这类口号对付蒙古时，我们便宣告它已经是帝国主义式的压迫弱小民族，而不是自卫的爱国救国。这时自卫的爱国救国口号，应该是蒙古民族的，这里没有一点矛盾，如果有人认为有矛盾，我们本来不能够强求形式逻辑的矛盾和辩证法的矛盾一致的。
（八）最后，我还有个意见。我以为民主主义固然包含了民族主义在内，而后者在中国更特别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没有传统的民主主义运动，在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之尖锐化更远过于民主主义运动，主要的如五四、五卅运动和现在抗日救国运动，都是全国性的运动。这一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爱国运动，不但吸引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并且吸引工人，“抱中国人的义气”，“反对外国人”，这是在五卅运动中从广大的工人群众里自然发生的两个普遍而有力的口号，当时确有在这样爱国口号之下涌现工人苏维埃的可能，如果党有革命的政策，并且带工人苏维埃性质而且比广州暴动中的苏维埃更有群众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便是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产生的，这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我们不应该忽视。过去我们的错误，根本是在以阶段论代替了不断革命论，也就是把民主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的任务，两个阶段的革命，所以认为“现在是他们（指国民党）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在将来”。（鲍罗庭到中国和我第一次见面，就宣布这样的根本方针，并且说这是莫斯科的意见。）这本是一切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传统的根本观点，我们现在若不粉碎这一观点，根本便不是左派反对派；忽视旧的教训，必然铸定新的错误。在中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条件之下，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爱国运动，将来还不断的发生，一直到中国民族从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压迫之下完全解放出来。在解放斗争中，尤其是在国际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无产阶级新政权的斗争中，“爱国”或“保卫祖国”更是号召广大群众的唯一口号。“爱国”和“民族解放”，只是同一实质而新旧不同的两个名词，旧的名词（爱国）更富于历史性，更容易在群众中流行，并且已经在群众中普遍的深入的流行着。我们对于正在群众中流行的爱国运动，应该积极的去参加领导呢还是应该消极的向它放冷箭？这是必须明白决定的问题，尤其是一般到群众中去工作的同志立待决定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我们对一切爱国运动，不独不应该向它放冷箭，并且不应该只是尾巴式的参加，而应该是领导；因为完成中国民族解放，已经是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并且它在完成这一任务的斗争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
1931年11月28日《校内生活》第1期署名：独秀 |
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1931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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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
1931年10月2日
说明：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于10月30日，11月20日第22、23期载文批评这篇文章。
用外交政策牵制某方面敌人，使有利于自己之斗争，有时固宜行之，然自己若没有斗争之决心与实力，专依赖外交来以敌制敌，这不但是妄想，不但是奴性，直是引虎自卫，仰仗一面敌人之保护以拒绝另一方面敌人的危险政策，菲律宾之赖依美国，朝鲜之依赖日本，便是弱小民族苦的经验。
前清不自奋斗，妄用所谓“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于一八九五年依赖俄德法三国之干涉，归还辽东，次年又遣李鸿章使俄，秘密赠送东清铁路敷设权于帝俄，缔结喀西尼条约以抗日，这便是三十六年以来中国自己提出满洲以供国际帝国主义竞争践踏之开幕。一九○三年帝俄占领奉天，前清不知利用民愤自己奋斗，乃转而依赖日本主张公理公道，出来打抱不平，主张公理公道的日本果然出兵“为中国打抱不平”了，一九○四年日俄开战，中国竟公然宣告中立，只暗中帮助日本的忙，其结果日本继承了帝俄在满洲一切权利有增无减，这便是二十七年以来中国自己断送满洲于日本帝国主义之开幕。其后，美国于一九○九年以来提议“满铁”中立，日俄于一九一○年成立“满洲协定”，日本于一九一五年利诱威迫袁世凯政府签定基于二十一条要求的“中日条约”，日俄于一九一六年订立“秘密协约”（此密约由十月革命后苏俄新政府宣告帝政时代带侵略性质的条约一概无效，才公布于世），以至一九一七年“日美共同宣言”即日本所称“蓝（辛）石（井）协定”发表，中国的满洲以至全部中国，已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竞争场与践踏场，亦即所谓东方的巴尔干。日美共同宣言，乃由于日本为抵制美国两次和帝俄所订立的“满洲协定，和“日俄密约”，都被新俄宣布无效，不得不直接与美国协商，以日本承认“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和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相交换，这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共同宣言之全部内容。当时日本一方面大庆外交成功，一方面以承认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为美中不足，特别在南满。中国北洋派的北京政府虽然曾通牒日美及其他关系各国，不承认此宣言；而一班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留美学生，竟信奉“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为救国的金科玉律。一九二七年以来，资产阶级的新政权，如蒋介石张学良辈，害怕以民众的革命势力对付帝国主义，仍袭用前清“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即迎合美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野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势力，来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侵略。因此，日本帝国主义遂亦急乘美国和英国遭遇空前的经济危机无暇和它竞争以及中国政府消灭了民众运动的机会，由万宝山和朝鲜惨案的尝试，进到突然出兵占领满洲，以便进行其新二十一条的谈判。
以上就是此次满洲事变的一切远因和近因。
一直到现在还自夸“革命政府革命外交”（蒋介石答上海请愿大学生）的国民党政府对付此次满洲事变的政策是怎样呢？
中执委会通电：一、铲除赤匪，二、努力救灾与御侮，三、党员大团结，四、全国下半旗一天志哀。
蒋介石报告：守严整之纪律服从统一之指挥，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行动。
张学良饬其部下：坚忍一时听候交涉。避免与日军冲突，以维中日邦交。决持镇静态度无论日方如何压迫，始终取不抵抗主义，并对日侨予以安全保障。
张学良语北平记者：仍望国人冷静忍耐，勿生枝节。
张学良决定：对日取不抵抗主义，向世界宣布，以求公论。
邵力子语记者：中国取无抵抗态度，愈足暴露日人横暴，国际间定有公评。
王正廷语记者：致电国联，请主公道，以维国际信义。静候国联公平处决。
王正廷报告：致电日内瓦本国代表，想国联方面，当能依照盟约，处理此事。
张继语记者：须取甘地不合作主义，毋须喊口号，贴标语。
韩复榘电：请为镇静应付。
北平各要人：力持镇静，因日违国际公法，我取不抵抗主义，世界必有公判。
杭州党政当局：主张暂持镇静。
蒋作宾电外部：对日军在东北行动，仍持镇静态度。
褚民谊语记者：此种举动（指通电各国良心公平裁判）实较其他有力，因世界上公理尚存，决不能任强权霸道：电粤方及中央重复团结，开救国会议。
戴传贤报告：似此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兽行，绝不能使其存留于世界，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话可说，唯劝告大家努力做人。
张继演说：过去呼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口号……得罪了全世界，今后必拥护一个政府……实行读书，造才救国。
李石曾演说：对日强盗行为，非一朝一夕所能克服，必须以经济建设抗敌，沈阳事件吾人可证实须和平奋斗，不要感情用事。
国府通电各军：坚忍沉毅，力持镇静，取稳健团结之精神，务须避免轨外行动……保护日侨，并切实劝谕人民，务守秩序，听政府为正当之解决。
何健通电：消弭内争，力御外侮。
何成濬：主张力持镇静，听候中央交涉。
汉口官场：劝人民力持镇静，以待公理解决。
沪市执委告同志：指导民众使不致有越轨盲动的流弊。
中执委告全国学生：学生能一心一德服从指挥以为全国国民倡，则国事必有可救。外交仅应公开军事自有机密。
吴铁城诫平党部：勿唤起民众对日侨有轨外行动。
李石曾张继电粤：维持中枢即所以应付国难。
行政院电北平市府：保护日侨，并防反动分子乘机作轨外煽动。
北平军警对学生：禁止学生结队游行，校内期会由便警参加，学生演讲以三五人为限。
青岛市府电外部：力持镇静，切实保护外侨，严防反动煽惑，并与日领馆接洽，双方开诚，共同防范。
以上这些“革命政府的革命的外交政策”，可归纳为下列几点：一、对于日本任何压迫，都力持镇静态度，逆来顺受，始终取不抵抗主义，避免与日军冲突，而且还要切实保护日侨，以维中日邦交；二、一切人民须一心一德的维护，国民党政府的“革命外交政策”，听它统一之指挥，严守它力持镇静的纪律与秩序，勿感情用事，勿为越轨行动，静候国民党政府正当解决，否则以反动分子乘机煽动治罪；三、国民党政府的正当解决是：静候国际联盟公平处决和发起凯洛非战公约的美国出来干涉。照国民党政府这样的“革命外交政策”来应付此次事变，自然只有顺着这样的方式进行。
人民静候政府正当解决——政府静候国联公平处决——国联认日本行动为满意——日本更将满意的自由行动。
照常情说，凡是中国人都不能满意于这一公式；独有跑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的上海大学生，对于蒋介石的训话，表示满意，这真是出乎常情以外的事；这班大学生在口头上似乎也很热心于抗日救国的运动，然而费了很大的气力跑到南京，什么表示也没有，只跟着南京的学生喊了一阵“拥护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万岁”，这类口号，人民耳朵里已听得烂熟了，如果它能反日救国，满洲事变已不至发生了，并且这些口号，张学良、曹汝霖、王正廷都会喊，不必青年学生；并且这些口号，在上海也可喊，不必旷时费事的跑到南京去喊，这真是出乎常情以外的事！上海学生群众，对于这样出乎常情以外的事，如不即时加以纠正，这便是学生运动重新低落之起点，同时便是国民党政府重新制止学生运动之起点。
本来民众运动中能以坚持较久的只有工人阶级，所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极力制止工界组织抗日救国会。
报界工会说得对：“四五年来，反帝国主义运动低落到地平线底下，而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不但不曾减少，反而与日俱增”，这便是此次日本帝国主义敢于横行无忌之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国民党政府，一直到现在国难临头，对于民众忍无可忍才一开始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还想乘间伺隙，用违反革命纪律或扰乱秩序等罪名，加以制止，所以如果有人一面拥护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一面又拥护国民党政府，则不啻直接向帝国主义自缚其手足！
在仅可能的对帝国主义逆来顺受仅可能的制止民众运动的国民党统治之下，此次满洲事变发展前途和关系中国民族命运如何，大致是可以预见的。
日本帝国主义此次突然出兵占据满洲，并不是冒昧从事的，它看清了列强此时不暇和它竞争，和一九一五年世界大战中一样；它看清了中国国民党资产阶级政府决不敢和它抵抗，也和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政府一样；它看清了中国现在是反革命势力的统治，也和一九一五年一样；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已为国民党政府长期的普遍的压下去了，再经过万宝山案和朝鲜惨案之探试，更看清了国民党干涉与领导之下的所谓“民众运动”只是些官样文章，没有一丝一毫革命的气味，所以它才敢四顾无人的自由行动起来。它此次出兵的手段，即所谓“外交保障占领”；其目的是在获得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更凶恶更确定的中日条约，至少在南满与东蒙，这便是年来他们所喊叫的“根本解决满蒙悬案”，换句话说，就是要获得和日韩合并五年前“日韩协定”相等的中日协定，以决定满韩合并的命运，并且，日本解散韩国军队，是由统监伊藤博文到韩后才实行的；现在日本更急进一步，满洲还没有日本的统监，而已在非战争状态的平时，驱逐解散了所有的奉军，毁坏了奉天兵工厂，夺去了：
大炮八十余尊
其他炮六百门
飞机二百六架
步枪十二万支
机关枪五千挺
此外还运走了张作霖所遗留的八万金条（值现洋二万五千万元），姑无论芳泽撤兵的声明是否可信，姑无论是否滑稽的撤退若干军队至满铁附属地；而最近满洲所发生的事实却明白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指派一班卖国奴宣布满洲独立，这是已经以吞并韩国的故技公然施之于满洲了！然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某一要人竟得意忘形的发表谈话：“芳泽已郑重为日政府声明，立将现在东省之日本军队撤退至南满铁道附属地，此事足证军阀已受极大惩创……日军占据东省之一幕凶剧，由此将告一段落，日本军阀苦心经营之计划，竟于一星期内归于失败”（九月二十八日《新闻报》），又另一国府要人对中外记者说：“距今十二日前，日本开始破坏远东和平，暴力侵占东省，当时日本国内军阀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以为多年迷梦，吞并计划可实行，乃不旋踵间，已不得不在国联行政院宣告失败”（十二月二日《新闻报》），原来是日本帝国主义失败了！像这样昏瞶无耻的官僚，真值得学生青年大喊“拥护”与“万岁”吗？
日本不完全退出占领地，不恢复事变前原状，国民党政府拒绝和它谈判吗？这是鬼都不能相信的，国民党政府只要有代表国民签字的资格，它能够拒绝新二十一条的要求到底吗？（承认满蒙独立包涵在内），就是他们自己也不能相信，经过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迫与利诱，始而将要把全部至少是一部分严守外交秘密，因为“民气嚣张，一经宣布，舆论沸腾，措施益难”（曹汝霖语）；继而又会欺骗国民说：“政府兢兢业业，既不敢意存挑拨；以速危机，又不敢轻言让步，自丧国权”（袁世凯派曹汝霖在参政院报告语），同时自然要求救于主张公道的国联与美国出来打抱不平，结果，恐怕还是要照济案的先例，坦然向国民宣布“不得已忍辱负重”，那时谁要反对，谁便是共产党，“如有违反革命纪律，或扰乱秩序者，政府当本其职守以制止之”！
或者有人以为我们这一类预测，未免侮辱国民党太甚，其实，国民党求救于国联与美国，固然不侮辱它自己，而侮辱中国民族则更甚了！因此且陷中国民族于最悲惨的命运！
英帝国主义因金镑奇跌，至不得不采用非常手段，取消金本位制；美国帝国主义国库岁亏十万万金元，最近又有十六家银行倒闭：他们自身无法挽救的经济恐慌，使他们很难即时和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争衡，至于希望他们为中国打抱不平，便是等于希望国际帝国主义者自动的抛弃帝国主义，这是何等滑稽的幻想！为争夺市场和重新分配殖民地半殖民地，却是帝国主义挽救其国内经济恐慌之盲行的出路；中国的满洲问题，倘不能自己由民众的力量得到革命的解决，而依赖别的帝国主义力量来解决，则过去的“以夷制夷”政策既然重演，过去的失败历史也必然重演：不是门户开放和特殊利益相争持的美日战争，甚至扩大到世界战争，在中国做战场；便是列强阳为应援中国，阴实坐视日本新二十一条要求之进行与成立，向中国要同等的特权与利益，中国沦为列强分辖的殖民地：无论是那一种结果，中国国民党和一班高等华人妄想求救于国联或美国，其罪恶岂只是侮辱中国民族而已！
在此次反日救国的运动中，只有“排货”和“对日宣战”这两个主张，不但是多数民众的意志，而且比较的正当，然不加以明瞭正确的注解和有效的方法便会归于空泛无结果，甚至走入歧途。
先说排货。第一，我们要懂得：只有站在政治斗争的利益上，以非常手段与决心行之才有意义，才有效果，即是说排货者自身必须准备极大的牺牲，长期忍受极难堪的痛苦，以期获得被排者政治的让步；若站在经济观点上，计及某种原料之损失，某种日用品之缺乏和某种工业之破坏等……则处在现今盛行分工与交换密切相关之整个的经济世界，所能排之货，只限于某国某几种商品，这乃是国际间工业竞争之经常方法，所加于被排者之打击至极有限，如此而被以排货或经济绝交之名，实属空口呼号而无实际意义的滑稽把戏。自来排货之无效与不能持久，其弊实在于此，即是计较经济上的利害得失。第二，我们要懂得，排货是商人绝对的损失，希望商人自动的排货和商人自己检查，这也是再滑稽没有的事。所以只有由工人和学生组织大规模的检查队，然后排货运动才能收实效。
再说对日宣战，希望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也等于希望商人自己检查日货。第一，殖民地或落后国家对帝国主义宣战，和寻常两国间的战争不同，这是一种革命战争，是需要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的，是不能抑制民众运动抬起头来的。而国民党政府宁甘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不愿受革命民众威胁，第二，若没有广大武装民众持久的殊死战，单靠国民党政府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当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之一击，国民党丧失了军队即丧失了政权，它宁肯牺牲民族命运而不肯牺牲政权。要对日宣战，要实现民族革命战争，要获得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只有中国第三次革命复兴，以革命的民众政权（这一政权，将经过全国抗日救国会而实现或经过国民会议或苏维埃［注：本文在收入储安平编《中日何题与各家论见》一书（新月书店，1932年11月版）时，将“或苏维埃”四字删去。］而实现，是由其组织的内容与斗争来决定的）代替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领导全国的革命民众和兵士，抱着美国十三州独立和法国俄国大革命始终不屈不挠的精神，再加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日本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特别是朝鲜民族的帮助与声援，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战，同时以长期的排货，给日本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即今日帝国主义在军事不曾失败，其国内经济的政治的危机，也会迫着它不得不向中国革命的民众让步。这便是我们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
此外并没有别的路，在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服从它力持镇静逆来顺受的统一指挥，跟着它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决不是中国民族应该走的道路。
十月二日
1931年10月8日《火花》第一卷第三期署名：陈独秀 |
抗日救国与赤化（1931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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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国与赤化
1931年10月1日
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暴行之“不抵抗”和“力持镇静”的政策，已为国人所厌闻了。然而一班国民党官僚和官僚御用的所谓大报（如上海申新时事报等》，还时时徒其余竅中放出一种对“不抵抗”和“力持镇静”巧为辩护的论调，即是说：日本蓄有挑衅阴谋，我方若不退让，则正为彼之诡诈所动，致堕殼中。不错，世界第一等聪明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前次对于济南事变的挑衅，这是第一次未堕殼中，对于万宝山和朝鲜惨案的挑衅，又第二次未堕入其殼中；此次对于满洲事变，乃第三次未堕其殼中；将来日本在上海在南京挑衅，当然仍不至堕入其殼中；中国的领土与利权终有限制，日本的阴谋挑衅永无止期，我方永远退让，当然永远不至堕入其殼中；日本正欢迎中国这样永远不堕其殼中！
有些自以为善于取巧的高等华人，当然会赞美这种永远不堕其殼中的亡国政策，我们很呆的人，认为只有由广大的革命民众力量，绝不退让的立刻应战，持久的应战，终获得革命的胜利，否则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退让又退让，终要退让到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割取蒙满及其他地方，引起帝国主义在中国战争，瓜分全中国；此外，没有第三种前途。
中国评论记者认为：“反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是博得中国人民欢心的最好方法，并且吸引中国到共产主义的方面。布尔扎维克化的中国，即布尔扎维克化的欧洲甚至美国的先驱”。这乃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宁肯对日本退让而不愿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抬头之真正心理；由此心理出发，才会有力持镇静的政策和不堕日本挑衅之殼中的妙想。
颜惠庆对美国人说：“中国目前唯有两条路可走，一、遵守国际公理，以素和平之精神与奋斗，二、迫不得已，则与共产主义的国家合作，前者非友邦各国予以正义的有力的帮助，恐难得最后的胜利，后者殊非中国人所乐为。”他也认为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是对的，但是他所说的第一条路不是“此路不通”的路，便是引导“瓜分中国的路”，最后之胜利当然不会属于中国；他所说的第二条路，自然非中国资产阶级所乐为（他们主要是！只放出一点这样的空气，想吓帝国主义，得点帮助或让步，颜惠庆的说话，便是这种心理），中国人民是否乐为，自有事实答复颜惠庆。
过去的事实：中国的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共产主义的国家——苏联援助之下，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运动中，迫得帝国主义不得不增加上海租界的华董，不得不应允召集关税会议和修改税则，香港几乎变成了荒岛，无条件的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租界，这一点小小赤化的成绩，是每个中国人民都还记得的。在这一小小赤化的时期，中国只有所得，虽然很少，却毫无所失。或者只有北洋军阀失去了政权，资本家和地主失去若干历史的威权。所以，我们敢断言，赤化是全中国最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者乐为的，所以不乐为者只有少数的军阀、资本家和地主而已。
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正代表这班军阀、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而反对赤化，自从他屠杀赤化的工农和共产党压平革命以后，摧毁了一切民众组织，只剩下为国民党做留声机器的空洞机关；它口口声声骂人民是阿斗，骂赤化是得罪了一切帝国主义，骂赤党是危害民族之生存；它妄以代表民族利益争得民族自由与平等的党自欺欺人。实际上的效果是怎样呢？在它统治中国四五年中，它的专制腐败战乱搜括（十余万万公债，一旦跌至全部停顿无法维持时，将牵动全国金融陷于空前而不可挽救的恐慌）等一蹋泥糊涂的现象且不说，单就所谓民族利益与自由平等而论，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之空前的压迫，如济南惨案，万宝山和朝鲜惨案，以至此次东省的惨案，连珠而至，自称代表民族利益的国民党政府，每一次不是诡称“已有办法”，而无一次不是拱手退让，还要力戒人民“镇静”“忍辱”，还要用武力制止民众运动，视为“轨外行动”。
经过这些次鲜血的代价，按理总可以唤醒每个中国人，都能够自己认识实际危害中国民族生存的究竟是赤化还是反赤了。然而事实上，还只有工农劳苦人民是愿意赤化而不愿意亡国的，一切高等华人是宁愿亡国而不愿赤化的，此外还有一班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一面还不愿意亡国，一面又害怕赤化，想找出第三条路，即是既不亡国又不赤化的中间道路。
其实，中间道路是不会有的，至多只能在某种特殊环境短期一现的。蒋介石也曾声称一面反赤，一面反帝国主义，实际是投降了帝国主义。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也曾声称一面反共，一面讨蒋，结果仍是投降了蒋介石。号称反共反蒋的第三党，自谭平山脱离邓演达被捕而无形解散了。即将来还会有这一类的组织出现，亦不过是一时结社的游戏，革命迄动一发展，其中左倾分子只有走向共产党，右倾的则归到国民党，很难久持其中间态度。
不但在落后的中国一班寻找中间道路的英雄，只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即英国麦克唐纳尔的所谓“工党政府”，现已屈服于保守党了，拥有德国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民主党，亦己不能维持其中间地位，眼见它就要投降于准法西斯的白鲁宁狄克推多。
全世界已经只有两大营垒：一面是赤化的苏联，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革命民众，一面是反赤的帝国主义，各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此外所谓中间势力或者不存在，或者等于不存在。
单就此次抗日救国运动这一具体问题而论，也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国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兵土及一切革命的民众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众援助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一是服从反赤化的国民党政府之统一指挥，对日本帝国主义退让，或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使中国不亡于日本即瓜分于列强；此外没有第三条道路。
在这里有个问题我们必须答复，即是有人要间：主张赤化的人们，要在中国赤化些什么？要把中国怎样的赤化？那末，我们必须明白告诉你们以赤化的政纲：
㈠驱逐帝国主义驻在申国的海陆军，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效，无条件的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所有特权与利益，取消一切外债，以完成中国民族自由，国家独立与统一——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和平谈判的掩盖之下，实行其对帝国主义投降。
㈡实行八小时作工制，改良工人生活与待遇——反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党部干涉工会内部一切本务，反对国民党资产阶级利用“劳资一致共赴国难”和“增加生产”等口实，加紧榨取工人的血汗。
㈢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或土地不足的农民，取消高利欠债——反对国民党政府剿杀争取土地的农民武装队（红军）。
㈣改良兵士待遇，发清欠饷，军饷公开，兵士有选举官长之权——反对国民党军阀对兵士用体罚，反对国民党军阀克扣军饷，反对国民党军阀牺牲兵士争夺地盘，反对国民党军阀用命令强迫兵士屠杀工人农民。
㈤一切工农劳动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等完全自由，不加依据任何法律的限制——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紧急治罪法，工会法，出版法，民众团体组织条例等。
㈥召集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建立代表最大多数民众的革命政权——反对军事独裁的训政的国民党政权。
㈦恢复苏联邦交，并与之缔结反帝国主义同盟——反对国民党政府勾结帝国主义（以下有一行字辨认不清——编者注）
㈧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有完全的自治自决权——反对国民党政府压迫回民及内蒙并企图征服外蒙。
这一个赤化政纲，定与反赤化的国民党政纲相对立的，请问你们愿意接受那一个？我们相信中国大多数人民是能够接受赤化政纲的，颜惠庆所谓“非中国人民所愿为”，只是代表中国的军阀、资产阶级和地主说话。
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香港
《火花》第一卷第四期署名：独秀 |
中国将往何处去？（1931年9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中国将往何处去？
陈独秀1931年9月13日
大半个中国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大水灾，为现在活着的中国人所未曾经见；而国民党政府之筹划赈款，对于富有阶级没有一点断然处置，并且对于立法院所通过的八千万元公债，表面上勉强替□，而事实上另出花样，即是以五千万元向美国购麦，一面买美国帝国主义的欢心，一面宋子文又从中做一大批买卖。蒋介石力争赈款要归财政部保管，更明显的是为了便于派用到军费，实际用到灾民身上的不知有几文？！
对于万宝山及朝鲜惨案，只有国民党政府官样文章的抗议和资产阶级滑稽的排货，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被国民党军阀枪尖压□□得抬头不起，至使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得寸思尺，藉口中村事件要出兵满洲（见九月十二日上海《新闻报》北平电），又吉林日领事公然重提二十一条件的问题（见同日《□□□》哈尔滨通信）！
天灾外患，如此紧急，国民党一概不理，他们的南京政府和广东政府，还是要调动海陆空大军到湖南开战，使湖南人民未死于水灾的仍要死于炮火。
天灾外患，如此紧急，国民党一概不理，他们仍然继续在江西屠杀农民，据他们自己的□□，今天杀了□万，明天又杀了八千；匪尸横山，流血成河，遗尸□七八千具，伤者不知其数。（见九月十二日《新闻报》□□□□）
赈灾之□如此困难，而国民党政府却有巨款向美国大购飞机、炸弹及枪炮，运往江西、湖南，去残杀农民和兵士！
这样的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引导中国将往何处去？
近见上海《申报》载有一篇未署作者姓名的论文：《中国经济学社当前之巨责》，这位国民党党员或准国民党党员的作者，他在第一段中分析世界资本主义现状及其前途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殆即将于第二次大战中决定其命运，而新世界或亦即于是时蜕化而产生”，而在第六段中分析中国经济前途即中国将往何处去的结论是“遵循其旧轨（指资本主义）适足以回归于没落之陷阱……［注：删节号是原有的。］又绝不容依附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之系统，孙中山先生于此曾昭示吾人以光明之大道，对内以土地革命铲除封建残余，使中国经济得大踏步向前发展，对外则以民族革命打破国际资本主义之束缚，使中国经济得以自主自立，而其归趋则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之民生主义经济之前途。”
这一篇话，我曾经亲耳听见另一人说过，即前一段是戴季陶前半生说的，后一段是他后半生说的。
我现在简单的答复这位作者和其他抱同一见解的人们：
一、第三国际的叛徒们所谓社会主义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之初步，必须没收一切私有财产归之社会公有。
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只是企图向列强争得对中国资产阶级让步，所以他不是“以民族革命打破国际资本主义之束缚，使中国经济得以自主自立”，而是欢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共同发展中国的实业。他的民权主义，是鄙薄人民程度不够，必须俯首承受国民党的训政，才够资格；所以吴稚晖公然讥诮人民是“阿斗”，他的民生主义，并不是主张土地革命，而是主张要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并且说：“对□外资本制度，只能逐渐改变，不能够马上推翻。”
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根本是反动的，并不是如邓演达等所说，蒋介石违背了三民主义。
四、中国要对内实现土地革命铲除封建残余，对外实现民族革命，打破国际资本主义之束缚，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城乡，一切劳动贫民来担负这个责任，三民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已经站在封建残余和国际资本主义之反革命的营垒中了。
五、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要铲除封建残余和打破帝国主义束缚，同时也要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自然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时也是民主主义的胜利。
在三民主义即社会主义这种离奇的见解之外，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见解，以为中国经济落后，还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的革命，例如，《新社会》杂志记者讥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革命点金术（□□□出版的《新社会》杂志第二期，他们的论调和《中国经济学》□□□□□□的作者很相象，我还疑心他们是同一集团的分子）；又另一极端的见解，以为中国经济已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例如“中国经济研究”著者任曙同志。二者根本错误的共同点，都是从纯经济观出发，而不是从政治斗争出发；都是从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出发，而不是从整个的世界革命出发；都是从革命阶段论出发，而不是从不断革命论出发。
像现在三民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国民党政权，不但说他归趋社会主义的经济前途是错误的，批评它没有社会主义的前途，也是滑稽，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它也没有，有的只是军事独裁和训政。根据孙中山反动的五权宪法，恢复了帝制时代的御史（监察院）与科举（最近考试院竟举行主考入闱金榜题名，开科取士的大典），如通令各学校一律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再以“匡正人心挽救颓风”；如此等等国民党秉承其先总理遗教“仁爱”“和平”，屠杀了无数革命工农与青年志士，在不断的内战中牺牲了无数兵士与平民，如果他们当中的内战不停止，连他们的资本主义之发展也是极有限制的，他们将引导中国往何处去？民气销沉，青年颓废，封建残余的旧势力旧思想旧道德及一切反科学的迷信，仍旧笼罩着全中国，国际帝国主义加紧束缚与压迫，大多数人民加紧贫穷化，这已经是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中国一幅明显的画图！
在历史的先例中，革命失败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倘不能发展其经济巩固其政权，如一八四八年的英国和德国，则一直线的反动会像一八四八年的法国，不独革命的工人站不住，不独温和的民主党亦站不住，最后连最反动的秩序党也站不住，中国的秩序党——国民觉的政权，将被推翻于革命的民众，或将被推翻于代表北方地主资产阶级的旧北洋派，现在还没有明显的征象可以断定，无论将来是这样或那样，以民主主义的狂飚运动扫荡南北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这一革命旗帜，乃是此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明白确定的。
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各党派，无论是北方的张阎冯或是南方的蒋介石胡汉民改组派第三党，他们口里说的或者有多少不同，而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同样是军阀或军阀的秘书，同样是反民主主义的，同样是害怕民主主义的。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之民主主义运动的任务，已落在无产阶级身上了，中国无产阶级愈能努力于民主主义的狂飚运动，它跑上权力地位将愈有保证，民主主义运动前进一步，中国资产阶级政权将动摇一步，决不是如史大林派所说民主主义运动是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
资产阶级政府和农民的冲突，资产阶级内部冲突如现在已开始的湖南战争和传说中的北方大变动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洲，这些事变都很明显的是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以发展民主主义运动最适宜的机会，也很明显的只是发展这一运动的机会。从前史大林派白睁眼而放过了许许多多的机会，是再愚蠢没有的，现在不容我们再放过了！
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不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是玩弄空洞好听的名词，而有它的实际内容：取消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与权利，打破它对中国之束缚与压迫；实行土地革命，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归贫农；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完全自由；停止军阀战争，驱逐军事独裁者；召集直接平等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建立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政权。
我们要请问史大林主义者：在国际帝国主义日益加紧束缚压迫和军事独裁的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拼命屠杀农民压迫工人取消人民一切自由不断战争的中国，无论还没有城市苏维埃的现在已有苏维埃的将来，我们不提出这样具体的民主口号以号召集合民众的政治斗争，而应该提出什么呢？苏维埃不在这样一类的具体的民主口号之下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难道在没收一切私有财产的口号之下夺取政权吗？假使蒋介石的政府为南方的改组派或北方的军阀所打倒，他们都会拿出“民主政治”“立宪政府”这类口口来欺骗民众，这时候我们不提出这样具体的民主口号来揭开他们的假面，而应该提出什么呢？
我们又要请问一班对资本主义怀疑而又留恋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知识分子：三民主义□引导中国将往何处去？我们共产主义者引导中国将往何处去？我们是不是“革命的点金术”呢？
九月十三日
1931年9月28日《火花》第二期署名：独秀 |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成立大会文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成立大会文件
(1931年5月1日上海召开)
编辑说明：此文件据原件录入，个别字迹不清难以辨认的，用﹝**﹞标出。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
·组织问题决议案
·职工运动问题提纲
·中国土地问题决议案草案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
1、过渡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第六次世界大会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中国革命做了根本错误的估量。他们隐讳中国革命经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领导所遭受的悲惨失败的事实，宣告革命的形势之依然存在（“两个浪潮之间”），而继续其武装暴动及组织苏维埃政策。
其实，1925——27中国第二次革命始而经过上海“四一二”与广州“四一五”的屠杀，继而经过武汉反革命的政变，最后又经过广州暴动的失败，在政治上陷于无出路的状态，散处在乡村的农民便失去了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资产阶级在打败革命之后，便得以设立起——纵然他本身不甚容易——反革命的统治；已为革命所动摇的帝国主义统治便又巩固起来。
二三年来，史大林派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混合政策的领导，只有更加削弱革命势力。我们目前仍是处在了上一次革命早经结束下一次革命尚未到来的两个革命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将延长好久，我们不能预言，它受许多国内和国际的因素所影响，但第三次革命的到来是必然的，在第二次革命失败的情况之下，已完全埋伏着它的种子。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就是：明瞭的了解革命失败的原因；正确的估计现时的形势；团结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最坚决勇敢而能坚持的分子；在过渡时期要求之基础上重新与群众发生联系；并且在各种社会生活中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
2、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第二次中国革命在1927年连遭三种模范的失败——上海、武汉、广州，这三次失败，都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最根本的错误政策的直接产品。在以下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四个问题中，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达到十足的实现：
（1）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被引导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而且史大林派和马尔丁诺夫用种种胡诌哲学的“工农党”甚至“四个阶级联盟”隐蔽该党的资产阶级性，因此无产阶级在最紧急关头没有自己的政党，尤其甚者，所谓共产党反变成资产阶级欺骗工农的辅助工具。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中从未有过类似这样的罪恶，此应由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灵魂——史大林负其全责。
现在印度、高丽及其他国家正在培植新的国民党式的“工农党”，因此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根据第二次中国革命的经验，认为应该郑重宣言：
“无论何时和无论在何种条件之下，无产阶级的政党均不能加入别一阶级的政党或同别阶级混合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之绝对独立，是共产主义政策之基本的和先决的条件。”
（2）帝国主义及殖民地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国际错误政策之理论根据，是认为帝国主义的压迫，可以使一切“进步”的阶级携手同进，换言之，照史大林在共产国际的理论，帝国主义的压迫，似乎取消了阶级斗争的法则，实际上帝国主义对中国之经济、政治，军事的侵略，恰使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异乎寻常的程度。
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基本农业经济中，与封建形式的剥削发生了有机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他们在上层与世界财政资本也是有机的不可分离。中国资产阶级同样的不能解除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形式与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
资产阶级和最反动的封建军阀的冲突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冲突，比起他们与工人和贫农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在最后一分钟内，永远退至不重要的地位。
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恃以反对中国工农的，是有国际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为后援，他们比任何的资产阶级更要迅速的残忍的将阶级斗争变为国内战争，以屠杀工农。
共产国际领导的最重要的历史罪恶，莫过于帮助资产阶级骑在中国工农的头上，而且掩护它以抵制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之攻击。在一切革命运动史中资产阶级还未有过如史大林的领导拥护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盾牌。
反对派请中国工人全世界工人注意以下的事实，在蒋介石的叛变以前，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曾及时的警告过对于革命将准备着的屠杀。而史大林派在蒋介石叛变前数日，不惟得意的劝人信任和拥护蒋介石，而且对于反对派施以极野蛮的压迫。
过去的反动的传说谓“民族”资产阶级能领导民众进行革命斗争，现在如有人赞成、宣传或辩护此种意见，中国反对派即宣布他是叛贼。只有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被压迫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夺取政权，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任务，此外没有别的任何道路。
（3）关于小资产阶级及农民问题：关于此对于中国及东方各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共产国际的政策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了孟什维克主义的曲解。我们反对派说无产阶级应与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联盟，我们指的是被压迫阶级的几千万几万万的城市与乡村的贫民；共产国际领导的所谓小资产阶级，乃指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主要的是知识分子，他们（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以民主政党和团体的名义利用城市及乡村贫民，在紧急关头即将他们卖给大资产阶级；我们所谓的联盟，不是联合汪精卫反对蒋介石，而是联合一切劳苦群众反对汪精卫和蒋介石。
（4）苏维埃问题：布尔什维克关于苏维埃的理论为机会主义的曲解所代替以后，又辅以盲动冒险主义的实际。
在东方各国以及西方各国，苏维埃是一种组织形式，在广大的革命高潮时期即应组织。一般苏维埃的发生，是一种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以后渐扩大其机能和在群众眼中渐提高其威信，在第二期它成为革命暴动机关，最后，在暴动胜利后，成为革命政权机关。
共产国际史大林的领导妨害中国工农组织苏维埃，有意剥削他们（工农）的地位，在资产阶级面前解除他们的武装，使资产阶级有摧残革命的可能。以后在1927年十二月企图在二十四小时内组织苏维埃，这只是一种冒险罪恶，反使军人更可肆无忌惮的屠杀英勇的广州工人。
以上是史大林的共产国际领导在中国的根本罪状。总括言之，它以最完全最彻底的孟什维克主义代替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失败，首先就是孟什维克战略的失败。不过这次他是戴着布尔什维克的假面具，无怪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关于此问题都和史大林布哈林同情一致。
不整个的了解这些中国无产阶级付了极巨代价所得的教训，我们即不能前进。中国反对派完全立足于这些教训之上。
3、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自1927年来，反革命的形势代革命的形势而起，中国资产阶级在屠杀民众后，不得不容忍军事独裁，一方面因为资产阶级与平民群众间有不可调和的极端的对抗，另方面因为中国资产阶依赖帝国主义，因此它不能领导革命的民众，不能实行民主会议制度，在“训政”时期的临时政权组织之下，建立各系军人的统治。这些各系军人代表各派资产阶级之特别的及地方的利益，彼此互相冲突和公开战争。这些战争并非表示资产阶级之最后的崩溃，而正是压平革命的后果。
但是军事独裁，军阀战争，以至国民党的“训政”，毕竟不能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故在没有革命危机的情形之下，资产阶级也企图利用“民主的”统治形式，尽可能地来抑制军人，使国家政权更经济的更便利的为它使用。它尤其须要有一个相当的国家主权以便与帝国主义办妥协的条件（特别要订立借款条约）。它以为若能成功的利用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并取得更有利的与帝国主义妥协，则它更容易使国民党军阀屈服于集中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
国际帝国主义为开辟中国市场以挽救其经济危机，亦必须要暂时妥协，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经过资产阶为中介，更加压抑中国劳苦群众于地下。
国际帝国主义的剩除资本，可以造成中国的经济复兴，目前国民党之召集国民会议亦即是适应这种要求。但是这种前途，受着国内外一切因素之影响，其结果将引起各种矛盾之紧张。
反动的卑怯的资产阶级不仅只能召集一个选举标准很高的国民会议，并且还不敢骤然放弃国民党的“训政”。即在这样的国民会议召集之前，资产阶级不得不加紧剿除暴动的农民，剥夺共产党的政治权利，施行紧急治罪法，加重对工人和学生的压迫，颁布专制主义的出版法，因此资产阶级这一立宪政治的企图不仅要引起其内部各派之冲突，并且要招致贫民群众之激烈的反抗，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而斗争。
现在反革命的形式仍继续加深，这种行程的最明显的表现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三年来党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党本身的无产阶级成分日益削弱。错误的政治路线每步均与事实背道而驰，将继续毁坏中国共产党，假使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不能获得关于党的政策上及党制上之根本变迁，则共产党将必趋于灭亡。
共产国际的领导继续掩饰其错误，即在中国劳动阶级中替社会民主党及无政府党这两个敌人开辟道路，只有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同时进行反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此两者都是史大林派之下的必然产物）之不可调和的斗争，才可以使革命运动免去这两个相互为用的敌人之危险。
现时中国没有广大的群众的革命运动，工人斗争还是限于经济的范围，并且带防御性质，依据于特殊条件而存在着的贫农游击队，固是中国革命具有向心势力和广大可能性之证明，但在工业的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没有胜利的机遇，因此现在还是反革命时代。我们应当向将来的革命运动进行我们的准备，我们应当在过渡时期要求之基础上，尽可能吸引多量工人。联合贫农参加国内政治生活。
苏维埃口号在现时若是实行的口号，则只是冒险和高调。史大林派的领导，企图依靠乡村散乱的游击队来组织红军并创立苏维埃政府，以对抗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官僚主义冒险政策。我们认为必须到了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组织红军及在乡村建立苏维埃制度之必须的前提。
反对国民党的“训政”和军事独裁，必然采用过渡的民主要求，如要求召集自由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普选而产生的全权的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
现在国民党召集其御用的国民会议，正需要我们拿出普选的全权的国民会议号召工人及平民群众与之对抗，并提出我们的政纲。
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否决了过渡时期之革命的民主口号，陷中国共产党于无口号的状态，因之使它不能在反革命时期进行动员群众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反对此种无生气的政策。我们预言当工人开始脱离现时的麻木状态时，工人必然提出民主主义的口号。若共产党置之不理，则政治斗争的复兴，将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政党，甚至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亦可以用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及劳资协调等口号，经过它所豢养的工会官僚以麻醉工人。
自然国民会议以及一切民主口号最易引起机会主义的曲解。就是对国民会议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的史大林派，在抵制不了时，一定又会跟在小资产阶级之后，将民主口号加以非革命的和妥协的曲解。因此我们必须预先指明的：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争取会议制的和平发展，也不是在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是要求走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民主口号的根本意义，就在能够引导至这一道路，只有这一道路才是解决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任务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线的真正道路。
4、中国革命的前途——现时尚难预言革命高潮将于何时及依何种道路发生。中国资本主义有向前进一步发展之可能。这种发展自然是在奴隶的资本主义形式之下。
经济复兴即使是微弱的和时间很短的，将重新集合工人到工厂，提高他们阶级自信力，造成组织工会和扩大共产党影响之条件。工业复兴无论如何不能取消革命，正是相反，其结果将重新引起一切未解决问题的紧张，加紧现时暂归沉寂的阶级间的对抗（军人，资产阶级和民主政党之间，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最后工人阶级和全体资产阶级之间）。工业复兴将中国民众从消沉的被压迫状态中拯救出来，以后不可免的新的经济恐慌，将成为新的推动力。当然国内外的因素，可以妨碍或加速此种过程。
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不受现成的死板系统之束缚，他的责任是在研究国内生活和国际背景的实际发展，一切策略上的伸缩当与每一新阶段实际环境相适应，我们的战略的总路线是夺取政权。
第三次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是要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政权一开始就要坚决的动摇和推翻城乡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史大林派借口民主任务尚未完成，而以为未来的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且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以抵制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第二次革命的失败，总未解决其最直接的任务，但反革命胜利的结果，使经济上占优势的民族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成为革命的死敌；同时中国农村受大革命的激荡，阶级分化更为尖锐，富农已成为农村斗争的对象，这就表示未来革命道路上，不仅是大资产阶级而且小资产阶级也不能产生一种政治力量或政党或政治派别，使无产阶级可以与之携手合作，以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工农民主专政，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专政，它将来在第三次革命中，只能替资产阶级开放门户，让其绞杀革命，1927年十二月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在实际上给这口号以反驳，我们要坚决地反对此种反动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我们认为将来中国以及东方各国的革命，只有领导城乡贫民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其胜利。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一定将中国革命化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一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及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都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之条件下，才可思议。史大林派借口中国未具备社会主义最低限度的经济基础，而固守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反对派将这种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推翻得干干净净！
5、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派及反对派目前的任务——因1923年德国无产阶级之失败，战后资本主义之一时期的稳定，特别是史大林派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国际工人运动发生右倾，且促成共产主义运动中之分派，1926年英国工人运动之失败，苏联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之增长，1925年——27年中国革命之失败更加深了此种过程。现在的整个的共产党国际中已存在着右中左三派。右派是社会民主主义在共产主义之影响下之代表；左派是马克思列宁的革命传统之承继者；中派则动摇于二者之间。中派乘整个右倾的趋势与右派联盟，霸占党以及国家（苏联）的机关迫害左派。因此，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更当坚决的攻击右派，同时鞭打中派使之不致公开的走向背叛的道路。此外还有一个分量较轻的极左派（如乌尔邦斯所领导的），他们差不多已走出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差不多一走上斗争的舞台就在机会主义领导之下，革命的严厉失败，共产党在组织上与政治上之削弱，都不能不累及左派反对派之发展。加之中派官僚机关对于左派反对派无理的压迫与封锁，更加增反对派斗争之困难条件，但是中国反对派建立于过去大革命的经验之上，在国际左派反对派领导之下，必然能够并且已经团结无产阶级先锋队中之最优秀分子，以执行它的历史的任务。
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小组织，其目的就是站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真实基础上复兴共产国际。为着同样的理由，它绝不与共产党的活动隔绝，它在每个问题中采取它的态度，它在示威罢工等斗争中无情的批评正式党领导之政策的错误，并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对正式的领导作任何的让步。
根据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之国际的联合及国际的集中的领导。是每个国家中一个正确的革命政策之必须的前提。
中国反对派目前的任务是：
1、统一左派反对派创立坚强集中的反对派小组织。
2、尽量介绍国际反对派的理论，建立集中而坚强有力的政治理论的机关报。
3、在主要的工业区域之重要产业中，重新建立党的核心（支部）。
4、在革命的彻底的民主口号之下，重新与群众发生联系，并在各个社会生活中，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革命。
5、与国际左派反对派的集中组织发生经常的与密切的联系。
只有此种小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在共产党内党外，公开而勇敢的前进，才可挽救共产国际于变节及灭亡，使其回复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路上来。
1931年5月1日统一代表大会通过
陈独秀起草
组织问题决议案
（1）直接大革命失败后召集的大决党大会，对于过去的错误路线，不但没有改正，并且企图任意列举些事实，硬去适合共产国际正式领导的决议，以论辩与掩饰去抵挡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批评。大会的决定，在基本上仍是继续着往昔的机会主义及冒险盲动主义的路线，与国内外实际的活动的事实背道而驰，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伍退到了现实的政治斗争舞台。
（2）中国共产党在被打溃之后，迅速的退出政治舞台的另一原因，其实是一个基本原因，便是没有认识两个革命中间的过渡时期。所以六大之后，党的路线除去武装暴动自实行的口号变为宣传口号而外，未能再前进一步，六三年来对于实际的政治状况（如军阀战争……）及各阶级间力量关系的对比（如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相当的稳定，罢工的形势与性质及农村武装队在革命中之作用……）均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由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而定下的冒险盲动政策，不但对于革命没有一点论点，而且更破坏了党在组织上普遍解体的危机。及至四中全会以后，这种危机更为每一个同志所感觉与了解。
（3）中派——斯大林派——的政策已逐行不通。然而正式的领导机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为了忠于斯大林这种行不通的政策起见，唯一的方法就是采用斯大林在准备所论行而收效的官僚主义的党制。在这种党制之下，特制了一些布尔什维克列宁主张反对派的批评，同时以委派制度造成某些无原则的私人派系的势力范围，逐具体的形成了，是上级命令，下级听从的绝对集中主义的组织路线。
（4）绝对集中主义的组织路线，为他们选择专政。在此时期不仅党的机关是委派的工会的机关亦是委派的，党的机关不仅是命令下级机关，而且命令群众罢工，命令群众暴动。党在这种委派制度及命令主义支配之下，破坏了民主集中主义及党与群众的正当关系，于是一些同志及阶级群众方面的意识，遂不能及时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方面去，这样遂愈助长了党与阶级间的隔离，上级机关与下层群众间之隔离的形势，一切非无产的意识，乃在党内必然的抬起头来。
（5）因是之故，正式领导机关特将大批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开除出党，使我们不能在合法的立场上为改正党的机会主义及冒险的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而奋斗，不能为拯救党的危机及革命的危机而奋斗，他们将一切不同意正式的总路线的同志一批驱逐于党外，不然便是停止不作或加以机密的监视，想代替了教育纪律，成了错误路线的护身符。党员应有的权利，剥夺殆尽。全党上下满布了密探网，使同志之间相互猜﹝**﹞活基础，为停止﹝**﹞作的准备。
（6）上级机关每每借口于时间紧张，以杜绝一切关于党的革命的生死问题之讨论，在党内一切刊物上只是背诵及抄写不合实际的决议，党的政治教育成了﹝**﹞实的工作、具，政治水平降低到零度以下。这样更命领导机关脱离了﹝**﹞，只是对共产国际的灵魂——斯大林个人负责。促成了党在政治上迅速的破产。
（7）正式的领导在政治上的无出路，促成了组织上的解体，后者又加重了前者之破产过程。在这个混乱时期，于是在他们中间形成以斯大林主义者自居的无原则的私人小组织，正在互相倾轧，这种私人的斗争在四中全会前后已登峰造极。他们的理由，乃相互攻击中忠于国际路线，他们的斗争乃是为取得国际立案的领导机关，这种斗争不但不能将党自危机中救出来，而此只有将党更推到解体的深*中而未能自拔。我们正式宣布说：同在一个共产党内没有原则上的不同，不能采取小组织形式的斗争，这些小组织与我们左派反对派的活动没有丝毫共同之点。
（8）左派反对派是一个小组织，他的存在是因为与中派斯大林派之间有根本之原则上的不同，他之所以采取小组织形式的斗争，乃是因为在官僚主义的党制之下，失了合法斗争的可能，这是为了达到党在政策上及党制上之完全改造起见，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组织的形式。这种小组织，不是企图造成第二党，相反的他是借此而*清一切无原则的削弱党的一切私人小组织存在的基础重新恢复布什维克列宁党的真正统一。
（9）中国左派反对派之发生一方面固然是受了国际左派反对派对于共产国际机会主义之理论与实际批评的直接影响，他方面则现建基于方才过去的伟大事变的教训的基础上。然而，这个小组织自发生之初期，使陷于分裂（分立）的状悲之中，使他在发展上遭受了绝大的阻碍。在他存在的一个时期中，不但未能领导群众斗争，而且党内于普遍的下级干部及党员的不满所发生的反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斗争，亦未能领导着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大部分多站在小组织的斗争立场上，相互谩骂或诬蔑，对于斯大林派以及对于所有一切阶级的敌人的斗争，反而忽略了。
（10）过去左派反对派自身间之分裂，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尚未达到广大的群众基础，容期上没有保证不被掩入于全党普遍解体的漩涡之中，他方面是因为对于组织问题不正确的倾向，在某些范围中，带有保守的行会的思想——关门主义——而形成的。
由于以上的两种原因，再加上把策略问题之分歧看得过重，忽视了在基本原则上思想上及倾向上是否一致，只从组织上企图排示及对抗，从而构成中国左派反对派各派间看来之分裂，无论如何这种分裂都是绝对错误的。
（11）指出过去我们在组织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决不是作为处罚某一派或某一个人的罪状，而是为了了解过去分裂之原因，作为保证未来不*或再成为某一种错误之种子。这种应该重复再说一遍：在同一组织之内没有原则上的不同，不能过于重视策略的分歧，拿来作为分裂的理由。策略问题的分歧，即使是顶严重的问题，也可由国际局或大会谋得最后解决。
（12）左派反对派的统一小组织，在组织原则上必须确定正确的民主集中主义，与一切不健全的倾向——官僚党制无政府主义等等——斗争。
我们坚决的反对脱离政治的组织斗争的倾向，这在其发展逻辑之趋向上，可以达到斯大林派现行的组织路线，用组织问题借制政治问题的讨论，为将来人工的造成分派与分裂之根源。同时，在反对派中，那些由反对斯大林派官僚党制而走到另一错误，即无政府自由主义之倾向，亦是反对派发展之障碍。他们反对有集中的发有力的组织之必要，以非命令主义，非委派制作为反对派领导机关之口实。这样破产的从资产阶级之反映，根本不能容于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主义。
（13）民主集中主义之不同于斯大林派绝对集中主义的官僚党制，乃在于它是以正确的路线为前提，能保证领导机关与党员与党员群众间，党与阶级间之正确的关系，能够反映群众意识，不同的政治意见不至于被抹煞及得不到正*的解决。
（14）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中革命职业家问头，我们必须严重的提出此注意。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经济劳动﹝**﹞助的总干，但是锻炼一般同志坚持以革命为职业的概念，谋个人生活的事无产阶级如何重要与革命工作比较总是第二等的问题。斯大林派正式领导机关中﹝**﹞成的。﹝**﹞时劳动制度与所谓星期共产党倾向，虽然是两个极端，其有害于党的发展。
（15）我们这个小组织，只有勇敢的在党内外定进，才能担负起他应具有的专政共产国际（跟在国际左派反对派后面）及中国共产党危亡的使命。但是就目前组织状况说，他还没有脱离宣传的小组织的状态，在目前进而为群众的组织之时，必须把自己的脚站稳，才能保证跑步般的发展。
现时的中心组织任务是当用﹝**﹞不回的宣传与鼓动，在群众中散布自己的政治影响，克服民族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滋长，保持与取得与群众，在组织上的联系。
（16）因此，特别需要加强党报工作，使其能按期出版并有系统的散布到群众中去，这实是发展我们组织的最根本的工作。各级党部必须把党报发行工作视为重要组织工作之一。从领导系统的﹝**﹞立发行纲。使党报能深入党内外的群众中去，并将群众对党报内容的批评，及*反映到领导机关方面来。
（17）在工作中与党内同志取得联系，我们在罢工中，示威中勇敢的和党内同志携手前进，保持并增高组织上的信任。各级组织务必努力使同志与党内同志发生联系把我们的政治影响不断的向党内传播，博得下层同志之同情与信仰。并且必须领导下层同志起来作反对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正式领导机关，使其不致公然的走向变即的道路。
（18）建立产业支部（党的核心）的工作，对于我们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正式党的领导，几年来，始终在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中，早﹝**﹞重要问门的群众联系破坏了，在这里我们并且从重要新﹝**﹞出发点重新做起。
恢复与建立重要工业中心及工业部门的工人群众组结工作（革命的阶级工会）参加黄色工会，争取群众亦为重要的组织工作。我们应该可能的利*公开的合法的方法并将他和秘密方法密切配合起来。
革命的阶级工会走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保证其发展，过去以党代替工会或把工会当作党的错误，在我们工作开始之时，即﹝**﹞为深戒。
（19）雇农工会是保证贫农武装队中之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斯大林派之农会政策，自始对于富农的采取动摇的态度，现存的那些苏维埃中的领导权有的地方摆在富农手中，决非偶然。我们要建立雇农工会，并经过他领导广大的贫农群众组织于贫农协会之内，引到我们的政治口号周围来，并且尽可能的将他们武装起来。
（20）我们必须在军队中有系统的工作，建立党的支部。
在斯大林派领导红军中的工作，比在国民党反动军派中之工作更为重要。与他们维持正常关系，散发我们的刊物，并建立反对派的小组，暗中起领导作用，保证他在正确路线上前进。
（21）党在非党群众组织中的领导作用，必须经过各﹝**﹞组织的党团执行。
（22）在这种白色恐怖严重压迫之下，中央领导机关很难与各地组织保持经常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地方党部（地方委员会）的建立及健全问题。
（23）过去因为各派分立的原故，对于国际的联系非常薄弱。并且各派互相攻击，以控制式的报告造成极不良的影响。今后还请注意一切重要文件及政治意见经常的*国际局，借以﹝**﹞经常的监督与指导。
（24）我们只有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专政的组织原则，才能克服在长期斗争中所发生的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才能挽救为斯大林派所﹝**﹞的中国共产党于危亡，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完成我们的任务。
1931年5月1日统一代表大会通过
职工运动问题提纲
一、过去的批评
1、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党的最根本的最严重的危机，莫过于无产阶级群众之丧失。在中派盲动主义的领导之下，一切领导群众斗争之列宁主义的方法与策略却被摧毁无道，故现时职工运动的问题，已成为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2、中国职工运动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始则受五卅浪潮之激荡，继而受北伐军之推动，差不多在全国大小各城市中，各种劳动都组织了工会，这些工会一般的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不会都是乘着革命的高潮中一时爆发出来的，同时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不未即时对工人群众施以阶级的革命﹝**﹞——共产党只引导工人群众做政治的和军事的投机（拥护国民党和欢迎北伐军），工人群众未具备阶级的自信心，工会在他们看来，仿佛是依附外来的抗力而成立的，工会在组织上也是为共产党所包办，因此工人群众自己的组织力量一般的还是很﹝**﹞弱的，在反革命胜利之后，因共产党被打退，干部被屠杀，真正阶级独立的工会也就很容易为白色恐怖所摧毁，共产党在其领导破产之后，也就难于巩固与工人群众的关系。
3、国民党在大革命胜利时之后，始终反对共产主义，用历会或改组委员会武装夺工人机关，继而即*此机关共产党的会议，用﹝**﹞我们的党在失败之后，始终期望武汉革命中心的发展继而热中于﹝**﹞（秋收暴动）（广州暴动）未能及时采取防御斗争的策略，以巩固工人的队伍，经济斗争因*必须坚持到武装暴动和夺取政权，结果弄得一败不可收拾。
4、一九二八年是革命后战争停止的一年，因战争的停止，经济相当的活耀，罢工运动也重新开展起来。新从工人的*起立统治权的国民党，对此次兴起的罢工浪潮之时，实临于会，除用民族改良主义，访资共存共荣等，主张欺骗工人外也普订立于去路﹝**﹞设﹝**﹞然而我们的党在这一年的罢工潮中，但毫无所得，并且达成运动都未﹝**﹞中派领导下的全总向培养职工国际的警告，革命失败后，一直到一九二九年于全总才开基础工作。
5、但是过了一九二八年之后，罢工潮显然又﹝**﹞入低诬方面，即依上海为例相﹝**﹞资产阶级是自己的借状（上海市杜会局的统计），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罢工人为二工.一九六六，十八年﹝**﹞减至六八一人十七年工人还相当地采取政势，罢工工资问题而发生的二七起义，比解雇的多三起，到了十八年，工资一项虽仍不定为重要原因，却已﹝**﹞解雇之下。其主要的原因出于﹝**﹞官机关和雇主对于﹝**﹞待方面渐加注重，十八年劳方完全胜利的百分数见减，劳方要求未经原﹝**﹞。
6、很明显的中派这种盲动的策略是反的方面﹝**﹞助资方交涉能力之进展，截断自己与群众的关系，他不但不能领导工人群众抵御资产阶级多方面的﹝**﹞，并且使工人的斗争更加溃散。这时﹝**﹞职工运动所表现的最严重的现象莫过于在党﹝**﹞像或有影响的地方，斗争﹝**﹞于起来（二）工人的斗争要避前党而进行（三）我们的党税除了一切工人的组织，所有组织都在国民党的党全把持此操程之下（四）工人斗争甚至于﹝**﹞党发起的，都转入国民党或他所﹝**﹞明的工会手中（五）所谓﹝**﹞工会完全是党的代名词，这样斯大林派的领导便使党丧失了一切工人群众的基础。因此，职工运动的问题已成为党之生死存亡的问题。
7、中派最近自己已见到这种足以根本﹝**﹞党以至革命运动的﹝**﹞重现象，故在反立三路线的遮盖之下，实行一个策略的转变，但这一转变仅仅消极机制止盲动，仍没有积极地找﹝**﹞政治上的出路。殊不知共产党没有适合当时环境之动员群众的政治口号，及领导日常斗争的策略，决不能争取群众在自己影响之下，在消极制止盲动之下，做部﹝**﹞的斗争就必然转入于经济主义和自由派的运动。中派领导的特﹝**﹞，就在用左倾的﹝**﹞，以﹝**﹞机会主义的无出路。这种领导在最近将来之斗争的复突中，又必然有利各种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发展。
二、目前的任务和策略：
8、在现时职工运动的状况中，有﹝**﹞出的显著之工点，在重要的产业中，如在﹝**﹞路济员，电报、﹝**﹞山、市政、纺织工业工人中，工会组织都统全组织了，或渐趋﹝**﹞，有组织的大都偏于工业工人方面，工会组织都脱不了国民党的控制，从一九二八罢工期中所产生的上海七大工会，因得不到共产党的领导，亦为国民党所腐化，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斗争还是在有组织的（﹝**﹞使是﹝**﹞的）工人中比较有力量，因此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一）在重要的产业中组织无组织的工人；（二）建立在共产党政治的领导（不是盲动的领导，也不是组织的包办）下之阶级独立的真正群众的﹝**﹞；（三）参加国民党的工会﹝**﹞工人的组织，领导群众的斗争。
为实现这些任务必须党﹝**﹞了解现在的情形，随时拿出正确的策略。
9、斯大林派不能利用经济恢复与中的罢工潮，从经济斗争中扩充工人的组织渗入党的政治影响，在罢工潮的低潮的低落中，﹝**﹞举行盲动，停止盲动后，﹝**﹞无出路。国民党﹝**﹞工会机关﹝**﹞。
10、进攻战与实际战——照解进攻与进守的战术，是目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斗争﹝**﹞等，重要的问题，列宁告诉我们，在反动时期，革命的政党必须不断地学习，怎样的进攻，现在还须要懂得怎样正确地﹝**﹞根，以作进攻样的补充。他须懂得——革命的阶级已在自己﹝**﹞经济中懂得了：（左派﹝**﹞）不知当工人阶级已经从革命战场上被行欺下﹝**﹞之后，就﹝**﹞只有使自己的势力现时﹝**﹞并参加政治斗争﹝**﹞并派加政治斗争，反抗统治阶级的政府对于一切人民的﹝**﹞，却便是逐步取得胜利。
11、经济关系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只是经济斗争﹝**﹞社会民党入（当时俄国的共阶级政党）就是要如何给经济斗争夺（经济政治的性质）造经济斗争引导的群众参加政治运动之夺取的方法，这是要把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根据经济斗争的把关，只从经济斗争中启发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到无认这种政治只是工人主义（T﹝**﹞）的政治路线中﹝**﹞党的政治。史大林派根本观点上是与经济派相同的，从经济斗争联系到政治斗争。不过史大林派﹝**﹞一切些要经济斗争改变为政治斗争，﹝**﹞
12、为改良劳动状况而斗争与次改民主主义—根据斯大林主义的机械论，中国没有改良主义的基础，因为一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外国商品竞争之下，没有改良工人生活之可能，另一方面中国工人受无情的剥削与﹝**﹞的剥削更没有改良的幻想。由此，使自然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工人的斗争一开始就是革命的斗争，就可以就地改变为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总战线的一部分。其实，中国目前工人劳动的奴隶状况，失业的﹝**﹞，没有一点政治权利极小的斗争﹝**﹞极严重的﹝**﹞……，都可使他们有并且偷生的幻想，﹝**﹞于国民党的抵制之下（即所谓合法﹝﹝**﹞*﹞）会因眼前的极小的甚至虚幻的条件。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的极为稳定与经济﹝**﹞党复与的情﹝**﹞之下，为增加生产效能的必联系可稍稍改良工人的生活而加重重，其政治的欺骗与﹝**﹞
13、统一战争与争权独立领导—在斯大林主义中，这两个任务恰好是两相抵消，而不是以相﹝**﹞，这就是说，为着争权独立领导就破坏了群众能统一战线（盲动主义）为着实现群众的统一战线，就丧失了独立领导（机会主义），一切﹝**﹞的，无非是在故将群众的统一战线，我们必得实现群众的统一战线，才是可以独立领导。但是，依照斯大林派领导的路线，在群众的﹝**﹞派的悲度，曾激烈的高潮以自己﹝**﹞志﹝**﹞群众，仅以对手国民常和﹝**﹞会的﹝**﹞。于黄色领袖之抽象。群众绝非要抵抗资本家开除工人，我们要以治罢工，这是破证群众的统一战线，不是与党的领导，争取独立领导需要共产党员传群众面前表示他们不尽同意并且善于在最前线上真正为拥护群众的利益而斗争，针对着当时斗争情形换出适当的要求条件与适当的鼓动口号，以调动广大的群众，然后才可以防止资本家与工贼的破坏及反对改良主义的欺骗。
14、苏加反对的改良的工会—列宁教导我们在反动时期，绝对应该﹝**﹞想在最反动的议会中，在职工的﹝**﹞作社的组织中，在救济的国体中放在一切社团（给使是最反动的中公开北去工作）。这对秘密工作必须利用一切公开可能之列宁主义策略习惯会向两个正端正﹝**﹞的中间末成现（则吏大林主意）总是不曾应的。在斯大林主义的路线之下不是在反动会中，成为国民党上层﹝**﹞俘虏及黄色工会的领导，史大林派自己的供状，便是站在群众之外的漫骂国民党工会或黄色工会之法﹝**﹞化。当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组织时，总是免不了要与国民党及其所把持的工会之气操纵以欺骗。我们应在反动的或改良的工会中国结进﹝**﹞一个秘密极心站在反动的改良的工会之内利用公开的可能，反对反动的改良的工会之内利用公开的可能，反对反动的改良领袖。从领导固秘﹝**﹞奋，取工会的领导机关，这就必然要做国民党上层﹝**﹞子的俘虏，也不用黄色工会公开号召，简单地持革命的职工运动的政纲和策略与国民党的政纲和策略对立，共产国际东方都是﹝**﹞。这就只﹝**﹞自己离开反动工会及抛弃群众。我们在反动工会内，应为群众的切身利益要求而斗争，揭开国民党-资本家-反动的领袖互相为用之内幕。反对国民党对于工会之气操纵，要求工会自由。
15、建立秘密工会—在反动地时期，要想其立在共产党政治领导这下的公开工会，是可能的。取消秘密组织，只求合法的样在，这是取﹝**﹞主义。只保存秘密组织而不知道利用一切的可能，利用国民党的立法，以反对国民党的立法，这﹝**﹞工会变成﹝**﹞秘装会社或除谋国，但是斯大林派之黄色工会公开号召或争取黄色工会公开存在的策略，已是左倾的取消主义。当现在革命工会不能公开存在的时候，当现在党没有一点工人群众基础的时候，不去建立秘密工会以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地位，而以黄色工会公开号召，这是党在职工运动中之最危害的策略。我们应在反动的或改良的工会所在地以外，在无组织的重要产业的职工中，建立在我们领导之下的秘密工会，这是我们目前首要的任务，随党，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还﹝**﹞此巩固，我们争取在我们领导之下的工会之半公开以至公开的存在，利用公开的可能，除﹝**﹞学校，互助社等组织以取得公开活动的机会。我们可以打入兄弟会，姐妹团及其他帮工的组织中，吸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
16、建立产资工会，国民党近来更进一步强迫组织台阶工会，其目的是在：（一）取消原有与工人群众的有若干直接关系的职工会，使工会变成更浮架在上的空洞机关；（二）分散各产业工人之共同利益的结合及防﹝**﹞各业工人之同显罢工；（三）禁止各业工会之地方的企图的总联络和我们应鼓励各业工人的总要求，发动同盟罢工﹝**﹞产业，工会及各业工会的总提合，同时在各﹝**﹞中组织工会成工会支部或小组巩固群众之组织的基础，在现在秘密条件之下。工会小组更我们进行工人团结及建立秘密核心之﹝**﹞可处，工职委员会是在斗争中统一全﹝**﹞工人的方法。
三、工会与党的关系
17、工会是职业的组合，是阶级群众的组织，党与职的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组织，工会是以经济斗争为出发点，党是以政治的斗争成为了的。但是党应帮助工人阶级组织工工会领导经济斗争，在工会中做政治的鼓动与革命的的放弃，以他自己的口号号召工人群众的的组织，参加政治斗争，主张党在政治上应该﹝**﹞工会独立，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
18、但是在组织上和财政上，工会应该是自治的。工会对党无正式的从属关系。党对工会的领导是经过他在工会中的党员所组织的党团起核心的作用，不对以直接命令与指挥工会。在政治斗争中，命令主义或合辨主义，现时，斯大林派的所谓包工会，完全是劳的附属，党的官僚机关之打手队，这样无论如何不能建立起真正群众的组织。
四、反对派与职工运动
19、在正式党有组织的地方，反对派应与党内同时在一道领导群众的斗争，但同时我们应毫不留情地批评官僚的领导分子之错误的策略，坚决地提出反对派之主张，以时一如殴打﹝**﹞杀等，我们应即时在群众中暴动﹝**﹞官僚分子这种﹝**﹞极无即的﹝**﹞而文带罪恶的行为。
20、在正式党没有组织的地方，反对派应单独去领导群众的斗争，发展在自己的政治领导之下的工会。
1931年5月1日统一代表大会通过
中国土地问题决议案草案
（一）中国的资本主义与农村经济
自外国资本势力侵入中国之后，扩大了中国市场及商品货币经济，助长了中国商业高利资本之畸形发展，加速了封建遗迹之崩溃，促成了农村自治经济之死亡，在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有了他自己发展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九世纪之末的军事及交通工业；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之初第一次革命前的维新运动和权利收回运动，主要的是矿山铁路之收回自办，面粉厂纱厂之创立，银行业之兴起；第三阶级是欧战中民族工业之勃兴，第二次革命后的现在以及将来，在巨额外资参加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之发展，会更进一步走到第四阶段。
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无论其在如何幼稚的过程中，无论小生产势力还如何强大，无论农村人口对于商品消费数量还如何小，我们决不能拿它“量”的关系，来否认资本主义在中国“质”的作用。第一，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社会的劳动分工之发达，不但工业与农业分离了，工业中制造业与采矿业也分离了，制造业中各部门也分离了，农业中粮食和烟草或茶，或黄豆、或水果等等也分离了，最近棉场也正在开始分离；因为这些社会的劳动分工不断的提高，创造了扩大了国内市场。第二，我们不能否认在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已经成为统治的制度，已经笼罩一切。（六大土地问题决议案也不得不这样说），商品及货币经济进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农村自给经济已破坏无余，无论生产与消费都不得不听命于市场，因此城市支配了乡村。
资本已经统治了中国，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尚未完全统治一切生产部门，这并不由于封建或半封建存在的阻碍，而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关系，固然间接的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同时其直接的主要作用还是利用它们伟大的财政资本和一切落后的社会成分相结托，经营政治的商业的借贷，消纳商品，吸收原料，极尽搜刮之能事，因之中国一切落后的经济成分特别是商业高利资本，不但延长了生命，并且得着畸形发展的机会，“商业和高利贷资本愈强则工业资本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即愈弱。”（列宁）以至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至今还未能征服商业高利资本，并且银行资本本身也还是商业高利资本性质，而未达到财政资本的阶段，以致资本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不是发展农业生产力，而是侵入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不是由地主转入经营农业的农民手中，反而是由农民掉入不经营农业的地主、官僚、军阀、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对于农民采用半农奴式的剥削方法，以达到他们商业高利资本积累之目的。
（二）中国的土地关系
过去中国农村经济之发展，既未曾经过像德国在封建大地主势力保留之下，转变为纯资本主义的地主经济，也不曾像法国经过了大革命，打碎旧的封建地主经济，破坏了农奴制的一切残余，开辟了小农经济之自由发展的道路。中国等级的封建土地所有权早已不存在了，封建的地主经济早已没落了；但他的没落不是由于革命，而是经过长期的商业高利资本之侵蚀，土地分散于自由地主与自由农民，只以资本主义发展之迟缓与农业生产技术发达之停顿，遂于长期间保存着大部分还束缚在他的生产关系即商业高利资本作用和半农奴式剥削方法混合的租赁制度之下的小农经济。土地所有制虽然是资本主义的，即是全国土地除极少数族产及地方公产外，都可以自由买卖，然而正因为如此，在苛租苛税高利灾荒等压迫之下的小农，实际上并没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在中国的作用愈加推动中国资本到高利领域中去，则中国资本愈加集中到商业高利资本化的地主、官僚、军官、以及商人、高利贷者手中，现在中国的大地主虽不普遍的存在，而整个的地主阶级却占有全国土地至少在一半以上（据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农民部之调查：地主占有全耕地百分之六十二，农民占有百分之三十六，其中十亩以内人数最多小农只占有百分之六），人数最少的地主占有多数土地，人数最多的农民占有土地最少，这就是中国革命中土地斗争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这种斗争的出发点，特别是在人口稠密和佃农较多的南方各省。
（三）中国贫农的经济生活与高利贷
据各种不完全的统计而加以推测，全国贫农即小农（每户占有土地十亩以内的自耕农和使用土地十亩以内的佃农）数量，平均至少也居全国农户百分之四十二，他们的经济生活，据华洋义账会的估计：在浙江、江苏、安徽、直隶之四省九个县分中，其每年收入，平均数量最低四十元，最高一百五十一元，其每年最低生活费需要一百五十元（其他各种实地调查，是一百三十元至一百六十元）农民终岁勤劳所得，即在丰年尚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或仅仅维持生活，况且尚须生产必须的资本如牛犁、种子肥料等，此外，在自耕农还要完纳钱粮及各种附加税和临时按亩加征的苛捐杂税，在佃农更须把田产收入之百分之四十以上交租于地主，假定以一百五十元为农民生活的贫穷线，则不但十亩以内的小农，在许多地方即二十亩左右的中农，其生活也在贫穷线下，他们在这样经济负担压迫之下，除了离开土地到城市进工厂，当苦力，当土匪以外，若仍旧留在农村，只有兼做雇农或竟降为雇农，或借高利债度日。
由银行而钱庄而典当及城乡各种形式的私人借贷，这一高利资本网，布满了全中国，典当及私人的高利借贷更直接为害于农村，典当是普遍全国的一种正式高利贷营业，限期十八个月或二年，月息二分以上，小押则限期更短而月息更重，私人的高利借贷，其无抵押品者则条件更加苛刻，其形式各地不同，利息由百分之三四十至百分之五十以上，农民因贫而借高利贷，又因高利贷的盘剥而愈贫，土地转移到地主或高利贷者手中，由中农降为贫农，由自耕农变为佃农，由贫农变而为雇农或乞丐，贫农不隶属于地主即隶属于高利贷资本家。
农民的生产品，并不能直接出卖于市场，中间经过商人数重剥削，所得恒在最终市场的价格半价以下，有时据有货币的（高利贷者）占有土地的（地主）垄断商品的（商人）都同是那一批人，他们用三种方法同时并进的剥削农民，农民以一身而兼受三种剥削，具自身既不免饥饿，岂有余力投资农业，因此其耕地自然也受到了饥饿，于是肥田渐变为瘠地，瘠地渐变为荒芜，这便是近年以来资本愈加侵入农村，而农业生产力愈加日渐衰退之根本原因。
（四）农民分化之过程
为商品货币经济所支配的现代中国农民社会，已由整个的农民大阶级分化成为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其主要的现象是土地占有权（自耕农）或土地使用权（佃农）之增减，即富中贫农以及雇农半雇农之分化；其次就是土地占有权的转移，即自耕农变为佃农，富中贫以及雇农半雇农之分化及其对比乃整个的农民自身之分化，也就是农民经济生活之真正标准，同时也就决定农民革命要求之基本因素，单是自耕农与佃农之对比只能表示农民对于地主之关系，尚不能完全表示农民自身实际生活需要之不同的状况及其变化，因为富裕的自耕农和贫苦的自耕农，富裕的佃农和贫苦的佃农，其经济生活及其革命要求，都决不会同在一系列，惟自耕农变为佃农，其土地之转移，不一定归入地主手中，有时也归入富农（富裕的自耕农或佃农）手中；并且，无论自耕农变为佃农或半佃农，则已丧失其家族所必须的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因经济压迫而地位趋于低降，其中必有一部分是农民分化的现象。
据民国以来中外各种各地方统计，没有例外的自耕农日渐减少，佃农日渐增加，南方各省比北方各省佃农一般的多，北方除奉天吉林外，佃农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下，最少的新疆只有二三·六；南方各省佃农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最多的是湖南百分之八十，广东百分之七十。
雇农是农村无产阶级，是农民中之最下层，贫农再降格则为雇农，由中农上升而为富农，或降低而为贫民，而为农村无产阶级，这样的向两极分化，是土地集中和农民资本主义化的社会里多数农民所必经的过程。中国的农业无产者之发生为日已久，据民国十六年，东方杂志农民调查号所载，南方七省二十四处雇农（以长期雇农为限）人数，占当地全农百分之二十以上四处，百分之五以下者六处。其余十四处，都在百分之十左右，半雇农亦即农村半无产阶级，乃是小佃农小自耕农及半自耕农半佃农，兼做日工或短工，或农村中其他劳动，在全国农村中已普遍的存在，其数量较雇农只多不少。
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农民中之是最上层，他和中小农民之区别，并不能机械的以占有或使用的土地数目字为截然的界限，其特征应该是：小农耕地最少，无论丰歉都是入不敷出，中农的耕地总稍多，在丰年尚能自治，也不能够有多少余蓄，歉收时便不免恐慌或借债，富农并不以耕地多为唯一的特征，他往往以占有使用丰度较高的耕地，或因为充足的耕具，牛马、肥料等，造成大量的剩余生产，变为货币，能够实行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方法以累积资本，如以营利为目的，购买或租借家族需要以上的土地，剥削雇农或半雇农，生产非使用的农产品即商品，贩卖于市场，或者本来富有余资，兼营商业，以及出借各种形式的高利贷；更或者并不耕作，只出资包耕包佃等，中国富农占全农若干百分数，总还没有确实的统计可稽，而雇用雇农半雇农便是富农之主要特征，中农不能够多用雇农，中国雇农半雇农如此之多，而且普遍的存在，便是富农普遍存在之证，尤其是宜兴的雇农竟居全农民百分之五十六，鄞县百分之四十六，长沙、湘潭百分之三十，潜山百分之二十，武进的富农且分雇农为四等，夥计头、夥计、小夥计、忙工。在两次革命斗争中，新兴的资产阶级之抬头，乡村中新的豪绅代替了旧的豪绅，和城市工业之发展，这都开辟了富农发展的道路。
总之，以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发展的程度，固然还未曾牺牲了中间的农民，形成欧洲式的农业资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两极，固然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之最大障碍还是非资本主义的租佃制度；而普遍存在的富农，他们剥削雇农半雇农，和封建时代富裕的农奴自身也拥有农奴一样，他们不但反对雇农半雇农分得地主的土地，他们并且以高利盘剥贫农，对雇农和地主的斗争，往往站在地主方面，他们和一般高利贷者是农民土地革命的第二个对象。
（五）中国土地制度发展前途
由外国资本投资于中国农业，组织大的农业公司。如英美烟草公司的农场等，像这样一种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现时在中国农业中只是极小的分量，即将来如不能完全消灭中国革命运动，如不能把中国完全从半殖民地变成殖民地也不能有多大范围发展之可能。
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现时在城市尚未达到工业资本完全征服商业高利资本，一般缺乏经营农业经验的地主们，用商业高利资本形式（购卖或抵押和出租土地，出借谷物或货币等）剥削农民，比之采用工业资本形式（雇用工人，增高生产技术，经营农业）于他们更为有利，所以满洲虽然有些开垦公司，江苏虽然有些盐垦公司，其他如安徽之万□湖公司等等，仍旧参用租佃制度，而不是直接经营农业。满洲有些地方之用火犁，江苏有些地方之用灌油电机，其他如各处之用碾米轧棉等机器及化学肥料。这当然是表现新式地主及富农发生的重要现象，而究竟还是很小部分，即合之旧式富农，离全部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亦还甚遥远，因为大部分土地还在不经营农业的地主手中。如果假定今后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可以由地主租佃制度逐渐转变到资本主义的经济，也就是由商业高利资本占优势逐渐转到工业资本占优势这一种方式进行，那么其发展必然要经过比旧普鲁士改革更长的过程，农民还要受到非常之惨的痛苦。
至于在苛租、苛税、高利、地价日渐高涨等压迫之下的小农，也没有可能发展欧洲的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这一方式，要清除资本主义化的小农经济比较自由发展的障碍，只有经过革命，完全无偿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之没有土地和土地不足的农民，并且更进一步完全取消土地私有权，使农民所有资财不用于土地（地价或绝对地租）而用之于农业（农具、耕作机、肥料等等）才有可能。近年来中国农民“均分一切土地”的口号与斗争，正是要求向这一道路发展，站在现有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打碎旧的土地关系之束缚，自由向前发展。
可是在十月革命后的今天，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支配了国内市场的中国，在地主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家三位一体的中国农村，在雇农半雇农已有庞大数量存在的中国农民社会，其中小商品生产者，以私有财产之成见，有时还不免依遣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并且他们和旧的土地关系之斗争，也正因为要扫除他们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然而他们在打碎旧的土地关系之实际斗争中，在和地主高利贷者商业资本之三位一体的仇敌斗争中，使他们有可能渐渐认识他们不能够从资产阶级政权之下得到解放，他们要得到解放，只有在无产阶级与贫农共同胜利之后，这样便不是准备资本主主义发展的条件，而是准备社会主义的条件了。
由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广东和两湖的农民运动发展到现在的湘鄂赣闽等省的所谓“红军”运动，无论他将来的成败，都是太平战争后农村中一大变动，并且是中国前史中所未曾有的变动。在这些运动中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农民意识中打毁了地主土地所有权之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一是农民模糊的认识了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之领导作用，在“红军”占领的区域中，富农还是或明或暗的阻挠土地之没收，或主张把地主土地仍交原佃或要求按照生产工具多寡来分配，以适合他们的利益。这些现象和过去党对富农妥协的政策，及现时还不坚决的反对富农，当然有关系。在有些区域中，已由农民群众自己实行平均分配土地，有些区域还有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之口号，有些地方已经自发的创立了公共耕种的“共耕协会。”这些运动，现在虽然只限于南方几省，其影响将会达到北方。
（六）我们的土地政纲
史大林派在第六次大会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他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不但错误，而且在根本的问题上做出自相矛盾的结论，一面说“中国完全没有封建式的地主经济”，“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制度已经占着优势”，“市场经济的制度也已经成为统治的制度，已经笼罩一切”；而一面却又肯定的说“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土地关系的特点很明显的是半封建制度”，这一矛盾的结论，分明是因为要顾全他们的总的政治路线，将来整个的第三次中国革命不能超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阶级。
他们在土地政纲中，对于土地国有取了犹豫态度，例如他们在去年八月所发表的政纲性的时局宣言中说：“在中国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逐渐实行土地国有。”对富农仍旧取了妥协政策，例如去年七月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中国问题决议案上说：“不要把没收的原则应用到富裕农民的土地上去；”这都是因为害怕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
为要消灭压迫贫农之租佃制度，为要自由发展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我们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要求：
一、没收帝国主义所有的，寺院的，祠堂的，以及一切地主的土地；
二、没收富农的土地（超过若干亩以上者没收的标准，依各地方情形决定之）；
三、设立各地农民委员会（应以雇农及贫农占多数），以便立刻消灭地主政权和地主政权的一切设施与遗迹，以便管理被没收的土地，决定各当地农民所需要使用土地的数目及其最高限度，一直到召集国民会议建立新的土地制度为止；
四、一切森林，河道，归政府经营管理，一切官产、公产、以及无主的荒地、新坟芦苇等地，概交农民委员会处理；
五、禁止各种形式的高利贷；
六、取消地亩税（地丁糟米及一切按亩附加的地方税和其他苛捐杂税），实行单一的农业累进税。
全权的国民会议如果召集成功，或苏维埃革命得到胜利，即应取消土地私有权，把一切土地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
无论在什么土地改革条件之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独立组织农村无产阶级，向它解说农村资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之相反是必然的，同时又应当向它解说不要受小生产制的欺骗，因为小生产制在商品制度下终于是走向没落，是不能消灭贫困的。最后又应解说反对城市的农村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必要。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消灭一切贫困与剥削。
1931年5月统一大会决议，交特别委员会继续讨论。
《统一大会文件集》、油印小册子。中共左派反对派中央委员会编 |
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1931年3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
1931年3月15日
因为协委［注：1930年10月，“我们的话”、“无产者社”、“十月社”和“战斗社”（由赵济等刚组成不久的托派小团体，出版有《战斗》刊物，故得此名）派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商定四派的统一工作。］第一次纲领草案有“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句话，引起了刘仁静同志的驳论，接着第三期“十月之路”和二十三期“我们的话”对仁静同志的驳论都加以反驳，像这样热烈的政治争辩，无论它本身是幼稚或是深刻，都算是我们队伍中最好的现象，虽然争辩的态度中还有些非科学的方法。无论如何，我们的进步只有由堂堂正正的政治争辩得来，不能由作政治的相互诋毁得来，至于从组织上弄阴谋诡计小把戏，更是自杀！
我以为这回争论自始就不该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这样的题目。因为这一问题在我们左派反对派中已不应该讨论，并且事实上在大家争辩的文件中，都未曾否认中国将来第三次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定论，只要大家不用枝节之词或是用整个革命的性质把问题弄混乱了，我以为争点很明显的是在“引起将来革命的因素是什么”，“是否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是否在最初阶段还会经过民主时期”，“在什么时候踏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这类问题。所以我现在只提出“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这样的题目来讨论，并且我认为在托洛斯基同志的文件中，已有相当的解答了这类问题。
一、“没有完成或者没有完结自己的民主革命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极重要的特点……［注：删节号是原有的。］在殖民地国家因土地问题之尖锐和民族压迫之不可忍受，幼稚的和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不断革命论）
二、“革命民主运动达到一种阶段，那时蒋介石已经不能拿住军事机关在其手里，而共产党人也不能够夺取政权，革命发展的这种过渡阶段，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个时代，将产生一种中国式的两重政权，新的‘临时政府’，国民党和第三党联盟等等。这种政制，将是非常动摇的，这种政制不过是到无产阶级专政去之一个小小的阶段，但是这种阶段是可能的”。（最近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
三、“第三次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中是否得以别样更缩短的形式重演过去的‘全民战线’，这是有可能的，然而这一时期，将只是使中国共产党提出其‘四月大纲’于民众的面前，就是说提出夺取政权的纲领与策略”。（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
四、“第三次革命（虽然中国经济比俄国落后些）连像俄国十月革命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七月），而将于开始时就要坚决的动摇而且推动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同上）
在托洛斯基同志对中国革命发展前途这些远景的观察这些历史的假定中，我们可以得着几点结论：一、在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中国，民主任务仍然是能够引起将来第三次革命之因素，这一革命因素，不但不能用做第三次革命性质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由，并且反而正因为有这一因素，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所以能够比在先进国家早些获得政权。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可以在民族的民主的革命基础上获得政权，便不能否认在将来革命高潮之最初阶段中会有很短的民主时期和两重政权之可能。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史大林派“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整个时代”的见解，便否认整个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展中任何小的过渡阶段。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高潮之最初阶段中，即应提出其夺取政权的纲领与策略。在革命暴动之胜利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开始，即应和完成民主任务同时踏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连像俄国十月革命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
这也就是我对于中国将来革命发展前途的估计和意见。
因此，我以为像有几个同志所说：“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样的客观估计，是未必和将来的事变进程相符合的。同时，像仁静同志所说“无产阶级专政和国民会议所要解决的是一个任务。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落后国家，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是外壳与内实之关系……［注：删节号是原有的。］真的国民会议，必与无产阶级专政之实现同时，而成为后者被去掉之外壳”。（《明天》［注：1931年1月1日，刘仁静一人独自成立“明天社”，创刊《明天》。］第三期）我以为这样的说法也是不对的。托洛斯基同志在论俄国一九○五年的革命就说过；“社会民主党的直接任务，将是完成民主革命，但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自限于民主政纲，他将不得不跑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自传）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性，国民会议无论“算”到如何的程度，也不能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二者之间有阶级性的根本分歧，如何能说只是外壳与内实之关系！
仁静同志在另一文章中，曾引用托洛斯基同志的话：“落后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在我们时代直接的引到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乃将社会主义的任务置之于议事日程”。这样说法，便完全没有毛病了。
中国的革命“是以民主要求开始，而以社会主义终结。”仁静同志这一总的结论我以为是对的；张霆同志也认为“这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张连同志接着又说：“我们同刘仁静的争论，都不是这一问题，而是在这中间——自民主要求开始至社会主义终结——是否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时期的问题。刘仁静回答我们：还要经过。又如王文元同志说：仁静主张“先单独解决民主任务，然后开辟社会主义的道路”。可是在我所见过仁静同志的文章中并没有这些话，如果根据仁静同志“无产阶级专政和国民会议所要解决的是一个任务，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这类说话，和他始终把补助的暂时的引导至革命道路的民主口号，当作我们的前途或目的，批评他有因反对轻视民主斗争而走到另一极端的错误，这却不是完全没有理由。
张霆同志虽至今尚坚持“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然同时却又说：“我们肯定的说，第三次革命一开始，无产阶级即应采取夺取政权的路线”。王文元同志最近也说。“所以我说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要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劳他同志也说：“究竟第三次中国革命‘一开始’时，我们应不应该即坚决的进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呢？如果是应该的，那么革命的‘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他又说：“如果我们一方面拥护这条路线，同时又反对革命‘一开始’时是这条路线，这是非常滑稽与不合理的”。同志们！我们要注意：客观上天然的一开始“就是”和主观上党的路线一开始“即应”“就要”，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我们讨论问题时，必须把客观的估计和主观的主张分别开来，才免得论点的混乱，更不可把别人的客观估计指为主观的主张。如果是从主观上说即从党的路线说，在今天即应肯定的说：“我们的战略之总路线是在夺取政权”。如果单就主观说即是单就党的路线说，至少我们的党是从去年六月十一日已坚决的采取了夺取政权的路线，并且在此以前早已有了所谓“苏维埃政权”与“红军”，这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己经开始一年多了呢？在我们的主观上，在我们的战略之总的路线上，当然不反对夺取政权，当然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然而我们左派反对派和史大林派的争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了
不但张霆同志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以民主要求引起……这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王文元同志他不但说“新的革命运动虽然是一定的民主口号引起”，并且说“多半还要在这种口号之下夺取政权”；劳他同志也说：“我们丝毫也不忽视中国革命是以‘民主要求’为开始”，我不懂得怎么同时又都会坚持“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类的客观估计呢？
最奇怪张霆同志说：“我们即或或［注：原文如此。］然的与资产阶级联合成立克伦斯基政府”；王文元同志也说：“到底在将来中国革命事变的发展中是否会有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府发生？我们的回答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谁也不能说在第三次革命中决不会有”。劳他同志也说：“在将来中国革命中要‘在苏维埃基础之上会产生一个俄国式的克伦斯基政府’，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是麦克唐纳尔式的政府……它的存在只能是，一个很短时期……就是向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个小的阶段”。无论是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府也好，麦克唐纳尔式的政府也好，总不能说它有一丝一毫社会主义的气味。只要不能绝对否认它会在将来中国革命中发生的或然性和可能性，即令是一个很短时期，是一个小的阶段，我们便不能肯定的说：“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十月即社会主义革命”。
张霆同志和王文元同志，在纲领草案的讨论中，都曾坚持要写下这样的一句：“真正的国民会议只有经过武装暴动来召集”。到了举行武装暴动，则革命之发展已经不是最初阶段，而是最高阶段了。国民会议无论“真正”到如何程度，也说不上什么社会主义，这样又怎样地会说“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呢？
反对派肯定的说：“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不是等于否认整个第三次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呢？我以为不是的。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引起革命开始的因素，也不在革命发展之最初阶段是怎样，也并不仅仅由于革命党所采取的路线，而是实际斗争的发展达到那一阶级的政权。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第三次革命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仰（抑）还是民主专政的胜利，这是决定第三次革命性质的唯一关键。
“资产阶级的革命一开始，无产阶级就把夺取政权的问题放在自己的肩上”。这是不断革命的路线。倘然有人说：“社会主义革命一开始，无产阶级就把夺取政权的问题放在自己肩上”，这不但无所谓“不断”，而且也太滑稽了！
倘然有人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所以夺取政权的革命暴动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自然是百分之百的真理！
1931年3月15日《无产者》第十二期署名：独秀 |
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1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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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1]
（1931.2）
在国民党以分区工会法消灭工人阶级组织与罢工的今天，在国民党包办国民会议以欺骗群众的今天，在群众得不着我们党一点领导与帮助的今天，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派各派小组织还未能迅速的统一起来，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争，这已经是罪恶了！我们若不痛改前非，若仍旧要搜索枯肠，发明一些在其狭隘意识中似乎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条件，来阻碍统一，这是罪恶之罪恶！
国际局及托同志以前迭次对我们劝告且不说，现在单看托同志最近的来信，他十分恳切的说：“亲爱的同志，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的合并起来吧！不要太延缓了统一的准备工作，因为不然你们就会不知不觉的去制造一些人为的分歧意见”，“不应该太过于长久的回顾昨天，不应该止步不前，应该走去迎接明天”，“三派奥国反对派进行‘统一’有一年半之久，各派□□的发明一些条件，务使统一失败而后已，这种罪过的玩意儿，不过反映那充满着正式共产党腐败倾向之奥国反对派的一段悲惨状态，奥国反对派每一派在一年中都充分的表现他们宁可放弃国际反对派的思想和原则，而绝不愿放弃各自小团体的自尊心”[2]。这些说话是如何沉痛，我们听了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
他又说：“与奥国反对派相反，中国反对派不是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发生起来的，而是从那被机会主义领导机关所葬送的伟大革命经验基础上发生起来的，伟大的历史使命，使中国反对派负起特殊职任。这里，我们大家希望中国反对派肃清了小团体的精神，并全身站立起来，去进行它所应负的任务”。这几句话更使我们惭愧无地！
有些同志，在表面上并不反对国际局及托同志的意见，甚至于公开的承认托同志来信主张“从今天起即应合并成一个组织”是很正确的，可是接着就提出一些统一的条件，仿佛是不曾看过托同志这次来信中许多解释和驳斥一样。在现时幼稚的环境中，各个小组织或者是各个小组织中某些分子，很难说能够免掉错误，甚至很坏的倾向，即以“无产者社”而论，若有人愿意搜索它的坏倾向，特别是个人自由的坏倾向，连团体带个人，足够写成一本小册子。这些坏倾向，不用说应该纠正，并应该严厉的纠正。但是纠正的方法，一般都应该首先从政治上下手，从组织上下手，已经落后了一着。况且正在力谋统一运动中，我们为整个的反对派运动负责，就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才是正当办法；若不此之图，并且相反的各派相互搜索一些口实，相互以纠正他派的或他派中某些分子的坏倾向为统一的条件，并且各自号召其组织内的同志为这一条件而斗争，这样只有制造无穷的纠纷，只有加深派别的成见，只有使还未统一的现有各派更加分裂，(现在已有这样的象征)，采用这样方法坚持这样意见的人们，即令他们口中不反对统一，即令他们口中不反对国际的意见，实际上是百分之百的站在统一和国际意见的反面。
或者有人这样想：国际不懂得中国的情形，象现在这样的统一，实在要不得，如此则应该一面向国际力争，一面还是积极的执行国际的意见，我们国际主义者，只应该取这样的态度。
或者有人这样想：向国际力争也未必有效，所以现在不必说空话，只要能团结一部分群众在我们的背后，那时向国际说话便两样了，国际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了。如此则完全是李立三对斯大林派国际的态度，是以市侩自居，并以市侩看待国际局，左派反对派行伍中如果真有这样思想的人，那便是莫大的污点！
我个人是彻头彻尾赞成国际意见的，我应该把我自己相信合乎真理的告诉所有的同志，并且为真理奋斗，我的义务如此而已。我从来不愿把真理捧在一边，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张国焘和瞿秋白在旧党里所做过的大买卖，而是我所深恶痛绝的，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社”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渐愧！
署名：独秀
1931年2月《无产者》第十一期
[1]托洛茨基见到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后，认为“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并要求中国托派小团体统一起来。此后，托氏及托派国际又多次来信要求各派联合起来。1931年5月1日至3日，无产者社、我们的话派、十月社、战斗社四个托派小团体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会议通过中国托派名称，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亦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主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委员。5月5日，陈独秀被选为书记。
[2]这段引文出自托氏1931年1月8日给中国各托派小团体的复信。（见《中国革命问题》第234页，1947年春燕出版社。) |
陈独秀：国际路线与中国党（19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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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路线与中国党
陈独秀（1931.1.20）
最近党的统治机关内，瞿秋白在大嚷“反对李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口号之下，打倒了李立三；永久派又在大嚷“肃清李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口号之下，打倒了瞿秋白以及瞿秋白所领导的三中全会，他们内部并争的污糟及其斗争使党所蒙的损失，现在且不必讨论，我们所需追问的是：这样王麻子汪麻子旺麻子闹不清楚的国际路线，究竟有什么深奥难测的秘密?
史大林派的国际领导中国革命之向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失败之后，一变而为向左的机会主义即盲动主义冒险政策的路线。自从在第六次世界大会否决了过渡时期的民主口号，它一向就是指导中国党：“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我们的面前是二个大的全国革命的高潮”，“现时暴动路线是应当存留的”，“准备武装暴动”（一九二八年八月国际代表在中国党六大的政治报告），“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六大政治议决案），“目前是大战后的第三时期……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工人革命运动新的浪潮已正式成熟”（一九二九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十次全执委会议的政治决议案），“我们在第三时期中，已经看到新的革命复兴之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找出一个革命的口号……就是群众政治罢工”（莫洛托夫在第十次全会的演说），“中国的革命浪潮另外有一个特殊的特点，就是农民战争……回民暴动，红枪会等类的暴动……要坚决的反对党内对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要多份的注意士兵运动的工作”（一九二九年十月国际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的信）。史大林派的国际这一盲动冒险路线之错误，我们左派反对派老早就不止一次指出过，他们因此诬蔑我们为取消派（例如陈绍禹认为批评“党在政治上非常危险……是过于注意准备武装暴动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而忽略了甚至放弃了经常的宣传，煽动和组织工作未注意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是取消派的见解——见《红旗》第五十六期）。在红军问题上，我曾经说过：我们在这里可以予言：将来所谓“红军”的运动失败了，史大林派的国际必然要归罪于中国党，说他们未能遵守国际训令，“特别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和“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其实他们教导中国党以“全国危机和革命浪潮有中国式的特点”和“要坚决的反对党内对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要多份的注意士兵里的工作”，则游民无产阶级意识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本来浓厚，惯于军事投机的中国党，受了国际指导机关这样暗示，自然更加游民无产阶级化，农民小资产阶级化，自然更加集中全力于农村游击战争，自然无法同时“多份的，注意到城市工人群众组织与斗争的工作了。这正是史大林派不可恕的罪恶，也就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领导之最后破产！
一直到中国党执行国际这样的盲动冒险路线不断的失败和多数的损失之后，一直到中国党中央饭治局在本年六月一十一日所议决进攻长沙，（当占领长沙时，莫斯科《真理报》上，大呼中国农民战争胜利是给予托洛斯基主义以打击），会师武汉的企图失败以后，它才感觉得到在这一路线所必然产生的实际政策行不通，才不得不开始转变。然而转变以前过去盲动冒险政策所招致失败和损失的责任是应该谁负呢?它便轻轻把这个责任推在中国党身上，说这和国际路线有原则上不同互相对立的“李立三路线”之错误，这分明是企图把中国党员群众二、三年来感觉盲动主义冒险政策行不通的积忿，从现在的怒目集中到反对所谓“李立三路线”，牺牲李立三及其追随作众矢之的，好让国际偷过难关。现时党内闹得轰轰烈烈的“反对李立三路线运动”，其意义只是如此；这一简单明燎的运动，闹得象现在这样混乱不清，其原因亦正在此。
国际指出所谓“李立三路线”的整个系统，是说：李立三同志并不是从对于客观状态的分析出发的，并不是从对于斗争力量对比的分析出发的——这样的分析，对于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是必要的责任。因此，他所做〔犯〕的错误并不是个别的错误：他造出了许多错误观点的整个系统，定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这个方针，脱离了具体的事实，脱离了群众，自然不能不在自己的发展之中引导到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从这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就发生了一种理论，说中国己经有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形势，并且这样的革命形势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也已经成熟了。……
这分明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这一公式在中国实际应用，愚蠢的李立三那里会有他自己的路线！此外国际又指出李立三的政治路线之危险和害处：第一，他没有估计到国内各地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特点，第二，他忽视了农民运动高涨超过工人运动这一个事实，第三，他曾提议在武汉暴动;第四，他不去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府坚强的苏维埃政权，不去组织团结革命的根据地，不去联合苏维埃区域以巩固已得的胜利;第五，他不明白真正工农红军，其指挥的干部必须是工人，和须有强固的党之骨干，现在还没有，第六，他看轻了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而在四月里号召四次综〔总〕同盟政治罢工，五月里号召五次总同盟政治罢工，……赤色工会也专去准备暴动。
在没有“全国范围的成熟革命形势”之现在，想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府坚强的苏维埃政权，想巩固某些区域已得的胜利，这里史大林派的国际已明明白白说出它自己想入非非的幻想，还指责什么“李立三路线”！一年以来，各国史大林派的机关报充满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消息，何以直到今天才发觉真正工农红军现还没有，中国苏维埃政府只在传单里只在纸上？革命形势一成熟必然是全国的，我们不能懂得革命形势怎样会仅只在一个地方成熟，同时，我们也不懂得为什么必须国内各地革命运动都有了平衡的发展，才算是全国范围的革命形势之成熟。只要有当时的主要阶级领导革命运动，在一个或几个有支配全国政治经济作用的大都市爆发起来，能够影响各地革命运动向全国范围发展，例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巴黎暴动，一九一一年中国的武昌暴动和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彼得堡及莫斯科暴动，这就是全国革命形势之成熟，也必须这样才是全国革命形势之成熟，并非必须机械的计算革命运动在全国各省各县各乡村都平衡的发展起来，才算是“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形势”。李立三企图把几个农村区城的暴动，夸大为“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形势”，这企图失败了。史大林派的国际，便企图在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特点”之下，夸张“革命运动可以在好些省份好些区域得到胜利，并且已经胜利”，以创造其“一个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新学说。这两个方面错误的形势虽然不同，而有一共同点，即是：忽略了无产阶级领导和都市的中心作用。无法在武汉暴动，便缩在农村中，依靠非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建立并巩固割据式的苏维埃政权，这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史大林主义?国际既然指导中国党以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战争、回民暴动、红枪会等类的暴动，中国党自然会走到看轻工人阶级日常斗争的道路，国际既然发出“政治罢工”和“准备武装暴动”、“准备组织暴动”的口号，何以中国党一执行，就变成了必须彻底肃清的李立三路线？
国际所指出的“李立三路线”许许多多错误，和罗迈在上海活动分子会上所指出“李立三路线”更多的错误，我们左派反对派都早已一一指摘〔滴〕过。可是在今日以前，党的统治机关，把这些显然毫无疑义的错误，都肯定为“绝对正确”，不许党员有丝毫异议，两年以来，有许多同志是因为反对或怀疑这些错误而停止工作，甚至于被开除出党，更甚至被诬为“取消派”、“反动”、“反革命”、“新工贼’。有许多“李立三路线”的忠实信徒（罗迈就是其中之一），现在也起来大叫“怎样肃清立三路线”?这班落井下石以固权位的鄙夫，所以还能留在党内，不是因为他反对立三路线，而是因为他懂得“站在国际路线上反对立三路线”这一奥窍。
其实大家必须要明白，李立三许许多多盲动夸大的错误，都是在国际的盲动冒险路线之下所必然产生和发展出来的。“李立三路线”及其实际政策行不通，正是史大林派国际路线之破产！
国际在指责所谓“李立三路线”以后，它告诉我们它自己现在的路线仍旧是“武装暴动的方针是定下来的了”，“中国共产党执行这个路线，不是退却，恰好相反，正是进攻，任务并没有降低，恰好相反，正是最具体现实的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应当用布尔什维克的坚持性和彻底性，列宁主义的顽强性，去准备组织暴动”。
国际如果不是在教育中国党的列宁党的特性及其总的根本任务，我们不知道它从什么客观状态的分析出发，从什么斗争力量对比的分析出发，指示中国党现在已经是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之时期，就要去准备组织暴动！这没有现实性的政治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同样是用“左倾”的空谈遮盖着消极。这一路线，只有军阀战争再起时再用做军事投机和盲动的根据。否则只有消极不动，因为它没有现实的政治斗争之内容，只是些激烈的名词而已。
现在它的现实政策是：（一）立刻团结锻炼出真正的红军，即使是初只有四万五千到五百〔万〕人，（二）立刻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应当建立在革命的根据地而依据着红军，（三）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开展经济政治的群众斗争……动员群众去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四）在非苏维埃区发展游击战争……十倍加强在军队里的工作。在这些实际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缩小红军与苏维埃区域，没有一点新的政策，没有政治斗争的口号，只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
国际现在的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和它自己以前的路线也根本没有两样，现在所谓“转变”，只是在实际政策上拉住中国党在执行它的盲动冒险的路线时，把范围缩小些，或者完全执行不通时暂时和缓些，和缓时只“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并没有指出一个根本不同的新的政治路线之转变；这是由于它根本上仍然不认识反革命的现阶段，不认识有指示给中国党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口号之必要，即将来再有进步的转变，也不过是在他整个的机会主义路线之中，以前从右转变到左，将来又从左转变到右，这种钟摆式的转变而已。以盲动反对盲动的现在路线，将来会更进一步碰着墙壁。史大林派的国际路线，当然只有向右转变，即现在的路线已经是在照例的“左倾”空谈的遮盖之下偷偷的向右移动：没有政治斗争的口号，只“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将来公开的向右转变有两个方向：一是跟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后面，参加所谓“反封建势力的民主运动”，一是既没有“苏维埃”和“红军”的运动，又反对做国民会议的斗争，只“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自然只有走到经济主义。
所以党决不会在仅只反对所谓“李立三路线”和反对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运动之下，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站在盲动的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这种滑稽运动，固然只有使党比立三时代更加混乱无出路，并且仅只反对盲动主义，而不反对史大林派的国际始终左右摇摆于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之钟摆式的路线，也仍然不能够挽救党于危亡！
独秀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撰
一九三一年二月一日《无产者》第十期 |
陈独秀：答列尔士同志（193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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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列尔士同志[1]
陈独秀（1930.12.15）
仁静同志：
你的两封信及四篇文章都早己收到，只以种种障碍未能即时答复你，请你特别原谅。
统观你的信和文章，固然有些见解我不能赞同，但在每篇文字中都感觉到你有可惊的进步，至为欣慰。
我们过去的争论，本来不十分重要，我以为只要大家理论水平稍稍增高，便自然冰释，犯不着把我们中间咬文嚼字的争论来代替对史大林派的斗争。就是需要争论，也必须大家摒除成见才有结果，否则徒增纠纷而已，所以我始终取了沉默的态度。现在你也认为过去的争论有些是“基于误会”，“有些是说法不同，现在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意义”，我以为现在已到了稍加解释作一结束的时候了。
国民会议是否幻想的问题
我记得彭（述之）尹（宽）同志曾说：由国民党召集民主的国民会议，这是幻想，并以为任何国民会议都没有召集之可能。但因此便把他们的论调和“我们的话”[2]所谓“国民会议之实现在今日是不可能的，之说相提并论，这完全是误会。我们所谓“对国民会议本身不能有幻想”，即是说不能幻想国民会议能够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你们也误会是我们不主张在国民会议的口号之下为民主革命的要求而斗争，甚至说我主张：“在会议中只提出土地政纲……并不提出工人阶级本身利益及要求。”
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问题
把“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看做是含义不同的两个对立的口号，实自你起，继而“我们的话派”“十月社”[3]都几乎把这个问题当做不能和“无产者社”统一的基点。一直到最近协议委员会纲领起草者，仍然指摘“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是反动的或含义模糊的口号。其实这样的说法，并不算是攻击“无产者社’，而是诬蔑列宁和托洛斯基同志，因为列宁和托洛斯基同志不但生平未曾用过反动的口号，并且从来不说含义模糊的话。你现在对于这一问题已有相当的了解，然尚不充分。在布尔什维克文献中，由工农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在政权构造之阶级关系上，有很大的转变，所以在列宁和托洛斯基同志的著作里，所有说“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其实际内容都等于“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贫农专政”的意义，决没有什么“工农平分政权”的意义。我们对于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意义与内容了解它，若以常识了解它，会变成另一意义，或毫无意义，例如多数派及苏维埃这两个名词，只有了解其特殊内容才有意义。你现在重复细看我的原文，并且在原文中发现了“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而也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这句话，才承认：“这样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实际已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过去之反对此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所以我以为你的了解尚不充分，不然，就仅仅是你前后感情冲动有了变化。
过去教训的问题
这本是我们永远不能忽视而需要讨论的问题。你所发表的文字，关于这方面最多，不过我以为有以下的缺点：首先就是你的讨论精神不重在过去的教训，而重在攻击个人，因此把过去的一切错误说成和国际没有关系。其次就研究过去教训看，不但不充分，而且缺乏系统。最不妥当的是许多非事实，例如因为你在北京批评党报的政治路线要开除你，我撕碎童子团的简章等等。
现在对于这些问题，已没有争论的必要，然而我们之间是否已经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呢?我以为仍然是有的，我现在举出两点：
一、关于国民会议的认识问题我认为从孙中山国民会议预备式的国民会议到法国大革命中的“康文汹”，其本身性质都属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之范围。在反革命时代，为了有利于无产阶级自己解放斗争的条件，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为此实现和发展而斗争，然而这不是我们的前途。你过去以为“提出了国民会议的口号没有将它与中国将来的议会制度发生联系，这是没有前途”。现在又听说你以为“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如果你真有这样的说话，则我以为你对于国民会议的本身性质始终都没有正确的认识。
二、关于将来的革命性质问题就整个的革命性质看，将来的革命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不待言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得到胜利之前，无论经过若何事变，即使蒋介石政权被推倒，总只能有他派国民党或非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政权。所以史大林派“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在反革命阶段中是幻想的，在革命阶段中是反动的。托洛斯基同志说，“第三次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中，是否得以别样更缩短的形式重演过去的‘全民战线’，这是有可能的，然而这一时期将只是使中国共产党提出其‘四月大纲’于民众的面前，就是说提出夺取政权的纲领与策略。”照这样的说法，则机械的断定“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这自然有把社会主义当做一种教条的错误。你指出这种错误，特别是指出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机械的对立之错误，我以为你是对的。但你以为蒋介石政权与无产阶级政权之间，“将是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府”，这便有讨论之余地了。以克伦斯基政府本身的反动性而论，现在的蒋介石政府，即是在中国更成功的克伦斯基政府，以阶级间相互关系而论，克伦斯基政府，是表现政权由封建沙皇转移到资产阶级，其间小资产阶级政党还有很大的作用，我以为这些情形在中国已经没有了，如假定还会有，即不能根本排除“工农民主专政”短期实现的可能性之存在，我去年夏天做的《论中国革命性质》[4]那篇文章，中心意义正是反对下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种机械的见解。现在看起来在这一点还是对的。不过那篇文章的结论说：“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总和；不是两个阶级在两个时代所领导的两次革命，而是无产阶级一手在一个时代两期所完成的，一次革命”。这段话下一句还没有什么大毛病，上一句则不对了。因为俄国的十月革命亦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七月），还只是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且这一任务只是在这时期才完成的，二月并未完成，正不必机械的以十月代表社会主义革命，以二月代表民主革命，更不能以初期的革命任务变更俄国十月革命的阶级性，将来中国的十月革命也是这样。你现在赞成我以前二月十月之和的意见，以为中国下次革命的初期还要经过二月，我倒不能赞成了。
是不是因为还有这些不同的意见我们便不能共同工作呢？不是的。你的要求，我们已经提出讨论过了，一致以为现时己距统一不远，希望你不必加入“无产者社”，以免别派误会，使统一运动发生小小的阻碍。若要参加工作，我想各派都不应该拒绝你。
你说：“现在反动派运动的离心力倾向太利害”。你言之沉痛，我闻之也沉痛。你并且承认过去之分裂与你不无关系，我以为现在有向你进言的机会了。你回国时负了组织工作的重任，我对于你怀了莫大的希望。当时你若不中途惑于正统的见解，即令大家争论无结果而诉之国际，现有的局面已实现于去年今日，可借你不曾这样做，致令反对派的小组织不但未能由两个变成一个，而经过你的奋斗由两个变成了三个，并且几乎变成了四个。现在你应该对统一运动特别努力，以弥补过去的缺陷。我所谓努力，并不是希望你另外团结小组织来增加统一的纠纷，而第一是对于统一的共同纲领及组织路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第二是奔走尽力消除各派间不正当的成见与琐细纠纷。
你的文章因技术关系不能代你全数付印，至希原谅。
C的敬礼！
独秀〔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无产者》第9期
[1]列尔士（Lels），是托洛茨基为刘仁静起的假名。
[2]1928年1月初，梁干乔等被苏联遣送回国，在上海成立第一个托派小团体“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设立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1929年4月16日，“总干”创刊《我们的话》，因此，该派亦称“我们的话派”。
[3]1930年3月，刘仁静、王文元等创刊《十月》，因此这一托派小团体亦称“十月社”。
[4]此文没有发表。 |
陈独秀：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193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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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
陈独秀（1930.11.10）
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之序幕的俄罗斯十月革命，乃是我们的二大首领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携着手第一次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革命”的道路遗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O年三月为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局起草的致德国支部一封信上说:
当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愿意使革命急速完结，至多只要实现上列的要求时，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就在不断革命，使一切大小的资产阶级都被逐于统治以外地位之外，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使无产者的联合不独在一国向前进步，并且还在全世界的所有主要的国家中向前进步，因此使这些国家内无产者的竞争消灭，至少使各种生产力集中于无产阶级者的手中……你们的战声必须是：不断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不断革命”的遗教，有深广两种意义，深的方面就是不停顿在每个阶段，而不断的行向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广的方面就是不停顿在每个国家，而不断的行向世界革命。必须合深广两方面，才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整个意义。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出“不断革命论”的战声后六十七年，当俄罗斯二月革命资产阶级一取得政权，他们即力排嘉美涅夫、季诺维埃夫等拘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成见，而坚决的进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同时他们把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只看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序幕，始终认为它的成败是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胜负相连的，胜利的第二日，他们即利用苏俄无产阶级胜利之精神与物质，促进世界各国的革命组织与斗争，我们可以说，十月革命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创造了两件财产，一个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个是共产国际。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是怎样忠诚的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整个意义！这本是一件白日经天的事实，谁都不能否认。
季诺维埃夫、斯大林、布哈林，这班不肖门徒，在十月革命后第五六年，在列宁同志的病中，即秘密结合小组织，企图在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名义之下，背叛了马克思的遗教。列宁同志死后，这班不肖门徒更是大放厥词了。他们反对托洛茨基同志，其中心问题是反对他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确实抓住了中心问题，然而正因此他们背叛了马克思遗教的罪恶，更加明显，更加严重。
季诺维埃夫、史大林、布哈林，这班不肖门徒，他们由讨论苏联内部问题上，造出“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即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为依据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中国无产阶级还投有夺取政权的可能，这样的观点，也是由“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的。他们关于中国革命的阶段论，不但过去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应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为限，即将来的革命也仍旧必须经过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才能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们拿这样机械的阶段来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从前他们在十月革命前甚至在十月革命后几个月反对列宁的“不断革命论”，完全没有两样。现在完全是旧词重弹。他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和“阶段论”，无论在广的方面在深的方面，都很明显的背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革命”的遗教。他们企图用宣传的力量，把“不断革命论”说成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只可惜他们没有力量烧尽世界上所有留存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件，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这封信。
史大林派妄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之不同点，是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跳过了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政权的阶段，这完全是曲解，是抹煞事实。当一八五O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那封信时，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还未得着政权，还正在企图革命，所以马克思那样说:一九一七年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社会革命党）和一九二七年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国民党左派），都已经得着了政权，不但都已经愿意使革命急速完结，而且都已经公开的反对革命了，这能说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跳过了不应跳过的阶段吗?若说他跳过了完成民主任务的阶段，那末正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巧妙地跳过了它，才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才能够彻底完成了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正因为史大林、布哈林不敢跳过，使中国革命惨遭失败，完成了中国反革命。
当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已经失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由反对“不断革命’的观点而放过了，此时龙迷那兹和瞿秋白忽然大叫“不断革命”，然而他们所叫喊的“不断革命”仍然没有走出所谓民权革命的范围，仍然没有放弃反对“不断革命”的观点，他们的所谓“不断革命论”，只是他们的“直接革命形势不断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盲动主义，正是这个“直接革命形势不断论”所产生的。史大林和布哈林反对龙迷那兹和瞿秋白的“不断革命论’，而却承认了他们的“直接革命形势不断论”，这便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十足双全的表现。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拥护十月革命，首先必须拥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一脉相传的“不断革命论”，因为它是十月革命的灵魂，同时必须打碎史大林、布哈林、季诺维埃夫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和“阶段论”，因为这是伤害十月革命的魔鬼。
1930年11月10日《无产者》第五期署名：独秀 |
陈独秀：关于所谓“红军”问题（193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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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所谓“红军”问题
陈独秀（1930.4.13）
昂格斯曾在《德国农民战争》序文中说：
游民无产阶级——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乃是所有同盟中之最劣者。此辈绝对易于被人收买，且极是累人的厌物。法国工人纵然在每次革命中每家榜其门曰：“处盗匪以死刑！”而且曾杀过一大批，这并不是由于热中保护私有财产，而是因为法国工人很正确的懂得：应该首先和此辈土匪分别开来。每个工人领袖，他若要利用游民无产阶级为卫军，且企图在他们当中找着自己的支柱，只此便证明他是出卖工人运动的叛徒。
世界几十国的共产党，一向都是遵守昂格斯的遗训，不敢采用利用游民无产阶级的政策，列宁在世时所领导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中，法国党因为有接近此种秘密会党的倾向，曾受了严重的批评，现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叛徒……。〔有十个字模糊难辨〕正在利用此种游民无产阶级为卫军为支柱，简直把它当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巾的主要力量，企图扩大凭藉在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基础之上的所谓“红军”来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来“影响到大城市”。他们公然的说：
军阀崩溃的基点——兵变，他显示了在殖民地军阀制度统治的国家中，兵士具有更大的革命作用，他不但在军阀制度下养成了的生活，而且在军阀制度下锻炼了一副钢锤铁铸的获有惊人技术的好身手，这副好身手就成为毁灭军阀制度的主要武器。（无产阶级想必只算得是次要的武器了！）这（指兵变）是军阀制度急剧崩溃的明证，这是革命高潮的象征。
红军是推动革命高潮到来的主要条件之一，……而且促进革命局势的开展。
至于全国广大无比的灾民，半农半匪的武装以及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等农民群众组织，……是必然会走上游击战争的道路而生长成为红军的。我们更相信在中国或者是全世界尚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障碍普这一伟大的且有强有力的社会基拙的红军力量之发展的前途。（以上见第七十二期《红旗》）
在江苏已有无数次刀匪群众的武装，而仍有人怀疑到在南京政府直接管理之下，游击战争是否可能。（见第七十六期《红旗》）
“兵变是毁灭军阀的主要武器”，“灾民、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刀匪，是生长成为红军的社会基础”。凭借这种社会基础的“红军”来推动革命高潮，这就是叛徒们的革命策略，也就是他们自己对于现在所谓“红军”的内容之分析。他们更公然很得意的说：
据十二月三十一日《申报》载：“如皋境内土匪与共产党结合，聚众三千余人，抗纳捐税，民间自卫枪弹，悉被缴劫、势焰甚张，……”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大本营附近，又发生了流氓、土匪、地痞的武装行动，反对派真要气死了！（以见第六十七期《红旗》）
统治阶级骂我们是共匪和匪共并称，都不足为异;所可异者一个先进阶级的政党，竟以与土匪结合自豪向列宁主义者的反对派夸耀，我们多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被叛徒们使之堕落至如此地步，我们反对派安得不“真要气死!”
不错，中国的土匪运动是有它的社会基础，而且有广大的社会基础，因长期的生产力发展之停滞，造成了大量的过剩人口，流为游民盗贼，形成定期的战争，这本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的现象，自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入中国，破坏了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更加增多了中国的游民，尤其是在农村中。这种无业游民之来源，最多的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官僚后裔、小地主、小商人堕落其中者亦不少，此即昂格斯“所谓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他们的出路是：移植国外，进工厂做工，当苦力，当兵，这只是一部分，充其量不过一千万乃至两千万人，其大部分便是当土匪。其中最有组织力的，如北方的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等，中部的红帮、青帮等，南方的三合会等，他们不但盘踞农村，在城市中也有很大的势力。此外，各种名目的零星股匪，布满了全中国的乡村镇市，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且是非至社会生产力有高度发展而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巨大数量的游民无产阶级，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统治阶级内部有了纷争动摇时，他们便要大规模的骚动一次，从赤眉、黄巾到白狼、老洋人，都是这种把戏;这还是失败的部分，成功的帝王当中有许多都是凭借这种势力。但在城市发达和武器战术进步尤其是城市产业无产阶级出现的现代，游民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作用，遂和前代大大的不同了。它们是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是绝对易于被人收买的厌物，他们反复无常，只要有利可图，无论革命反革命他们都可以钻进去鬼棍，所以即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党，虽然能够拿金钱官位利用他们，也不能专凭借他们的力量得到成功，孙中山的同盟会以多数资产阶级的革命青年加入新军，才能够推倒满清，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利用工农势力，才能够得到北伐的成功，这便是明显的例证。在无产阶级已经登过大革命舞台的今天，我们无产阶级的党，还拾取孙中山的老政策，企图结合土匪，凭借土匪势力来扩大“红军”区域，来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此便证明他们是工人运动的叛徒！”有些政治意识浅薄的党员，受了叛徒们胡吹乱喊的宣传，竟以为现时红军区域扩大是事实，我们也许能够得到胜利，中央的政策也许是对的，这班人是被“红军”、“苏维埃”一些金字招牌所眩惑，并未仔细想想现有的所谓“红军”、所谓“苏维埃”其内容究竟是怎样。我们应该知道：所谓“红军”的区域之扩大固然是事实，土匪猖撅遍荡了全中国更是事实，而且并不是新的事实，它们之扩大与猖撅，本来就有它们的社会基础，再加上农业日益荒废，金价米价日渐高涨及统治阶级内部纷争动摇的近因，叛徒们甘心把共产党变为土匪党。除现有的所谓“红军”的区域外，将来还有扩大之可能，例如闽匪何金标支配了闽东几十县也可以于现有的八军外，生长成为“红军”第九军;湖匪郭老大等，以太湖为根据地，洗劫遍了江浙两省沿湖数十县的乡镇，已组织天下第一军、第二军，这也可以生长成为“红军”第十军，此外还有更庞大的大刀会、小刀会和神兵，红枪会本来就有什么“红军’的组织，所谓“红军”区域凭借着这种社会基础扩大起来，自然是前程远大。土匪及所谓“红军，之骚扰扩大，自然也增加资产阶级统治之困难，然因此便想凭借他们为革命的主要武器，当做革命高潮的主要条件，这是绝对的错误。因为这种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这班绝对易于被人收买的厌物，在他们有利的条件之下，今天戴起红帽子便是袁文才与王佐，明天换上白帽子便是樊憧秀与孙殿英。倘凭借这种势力可以生长成为真正红军，可以建立真正工农苏维埃政权，那末，真如史大林派所说：“全国危机和革命浪潮有中国式的特点’。而马克思、昂格斯、列宁的革命理论在中国能否应用竟成了问题！
军队，尤其是中国的雇佣军队，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所构成，他们不但离开了生产，并且因为一种特殊生活形成了一种特殊意识，所谓官兵即是合法的土匪，即便是最好的军队，也必须具备如下两个条件，在革命斗争中才有作用：（一）必须城市工人斗争已进展到成立苏维埃，尤其在工人群众已经起来武装暴动中，兵士走到群众方面来，才更有作用；（二）并且必须是统治阶级所直接依赖的军队才是对于它们致命的打击。现在是怎样?第一个条件，谁也知道还没有;第二个条件也没有。第七十二期《红旗》所列举的三十六处兵变，没有一处是统治阶级所直接依赖的军队，并且大部分还是它们所正买排除的。这种兵变，不能算是军阀急剧崩溃的明证。兵士也是游民无产阶级之一种，这本是中国之整个的社会问题。兵变的现象，虽然不象土匪是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但在统治阶级内部未能统一安定和财政稳固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现象。若以为凭借这种势力能够代替城市产业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建立红军与苏维埃政权，除了叛徒们所谓，“有中国式的特点”外，不能有其他的解释。
不错，我们还知道所谓“红军”中多少也有些武装农民，并且有些还是参加过上次革命的积极分子；可是他们在数量上比起土匪溃兵的成分来，简直是喧兵夺主，并且经过了长期的游击战争，这部分武装的农民已经离开生产，和土匪溃兵过同样的流寇生活，其势必至一天天游民无产阶级化。游击战争式的战术，用之某城市武装暴动时，好过死守堡垒，列宁曾称之为“新的巷战战术”；若在农村中长期的作游击战争便是中国的老把戏：“流寇而已”，这种流寇的游击战争所得之恶结果是：（1）使原有的武装农民离开生产，过和土匪同样的生活而堕落腐化；（2）使农村所有的革命分子及我们积极的党员都不得不集中到军事组织和军事投机方面，如接纳土匪溃兵等。民众运动的组织与领导，必然要落在无足轻重的分子手中；（3）农民的组织与斗争连所谓“苏维埃“也在内，都随着游击战争的武装势力而生灭，使农民群众只有依赖一种武装的特殊势力即所谓“红军”为长城，而不相信自己的组织力量能够斗争；（4）游击战争所经过的地方，强有力的农民只有跟着“红军”走，留下的懦弱分子经过白色的镇压与报复，这地方的组织与斗争必然要推迟若干年都没有希望。这样的游击战争，真是断送革命之最有效的方法。
赤卫军是城市工人武装暴动时的群众组织，红军是工人取得政权后的军事组织，现在全国各大城市工人都还在反革命势力统治之下被压迫着动挣不得，我们的党不把力量集中在这方面，刻苦工作，而因利乘便的在离开政治中心的乡村中，纠合一些土匪散兵以及失业农民，冒充红军。想用这样的红军来“产生”革命，而忘记了真正红军乃是革命产生的。苏维埃是工农群众斗争高潮中所涌现出来的公开组织，现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现在上海租界秘密召集，只此己充分说明其性质与作用，先进国许多制度，一到中国便有名无实，现对所谓“红军，及所谓“苏维埃”也是这样，这才真是“中国式的特点”呵！
中国革命之再起，主要的是靠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来决定，单是统治的资产阶级内部纷争动摇是不够的。游民无产阶级固然不是工人革命之卫军与支柱，即农民虽然在农业国革命中有很大的作用，然它们从来不能有独立作用及独力的成功。尤其在资本主义关系统治的社会，只有两个阶级（有产与无产）的力量决定一切。在经济生活上，农村已走出了自足经济时代而隶属于城市，离开了城市，便根本不能自存;农村的多数武装队及政权，更无法日久维持其独立的存在。没有城市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潮来领导，农民暴动是没有出路的，而且会走到反对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权，彻底的土地革命是不会实现的，没收一切土地不但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办不到，即农民暴动也办不到，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俄国的十月革命，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余的农民暴动，都只是为富农即乡村资产阶级开辟了道路。列宁说：“分析目前革命中的阶级对比，是革命政党主要任务。”目前，中国城市工人斗争中所表现的阶级力量对比是怎样呢?叛徒们说：
现在全国的罢工潮流不是在汹涌的向前发展么?不是日益脱离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影响，而走向坚决的革命斗争么?上海、天津、青岛、唐山、哈尔殡、武汉、广州，到处暴发巨大的罢工，这正是中国革命浪潮复兴的主要象征。（见第七十一期《红旗》）
如果真是这样，革命高潮即在面前，我们便应该集中全力准备城市工人的武装暴动，为什么反而跑到乡村里组织土匪溃兵和失业农民的“红军”呢?其实我们的党在城市中还很软弱，统治的资产阶级还正在加紧向工人进攻：加时，减薪，开除工人，掉通班，严定厂规，具保结，不断的雇流氓巡捕毒打工人（如最近上海的永安、新怡和、申新第七厂），以至不断的枪杀工人（如最近上海的安迪生电泡厂、祥昌棉织厂、三星棉织厂），而工人的斗争还未曾由防御走到进攻，由经济罢工转到政治罢工，主要的是因为工人阶级自从遭遇了上次革命之严厉的失败，至今尚未恢复其组织，不但工人还没有自己的工会，即国民党黄色工会也没有群众，两年以来，对于资本进攻不断的经济罢工，大半因为是无组织的斗争而失败。史大林派的盲动政策（每个小的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大的政治罢工），更是加速其失败，加重其失败，因此工人群众往往自动的斗争起来而不愿意接近共产党。在金价米价日渐高涨的现在，工人经济斗争早迟必然要普遍的起来;然对此方兴的斗争，若加以过分的估量，以为即此已是革命复兴，而采用盲动政策来领导，会铲除此方兴的斗争之萌芽，而延迟革命高潮之到来。叛徒们自己也并不真是相信城市工人革命高潮复兴已经可以领导农村的暴动，他们自己也说：
革命的主观力量还不充实，尤其是党的组织力量还不健全。（《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
就是史大林派的国际也说：
赤色工会的大多数（其实那里有半个赤色工会！）还不是群众的组织，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影响还是很大，国民党改组派在（北方）黄色工会里尤其有影响，共产党在国民党黄色工会里的工作，还没有认真的实行，共产党还没有能够在生产里，把主要的革命工人干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共产党当然是更加没有解决。（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国际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信）
城市中既然还没有群众的组织，党的组织力量也不健全，更未能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并未能团结主要的革命工人干部在党的周围，在这样状况之下，怎样会有工人革命高潮来领导农村暴动?怎样会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说有共产党的领导吗?离了工人群众的组织，共产党还有什么?说有全国总工会领导?全总之下有几个工会呢？差不多全总就是罗章龙，罗章龙就是全总。说有共产党员在“红军”中做领导工作吗?这不仅如几粒盐放在水缸中不能使水变成咸味，并且日久因生活方式及环境关系，也跟着游民无产阶级化流寇化了。叛徒们现在还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口头上不得不说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游击战争只有获得城市工人的领导—才是唯一的胜利的前途”和“最主要的革命高潮之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这类话做假面具，而实际上他们另有一个根本理论和这些门面话完全相反。国际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的信说：
中国的……革命浪潮另外有一个特殊的特点就是农民战争……回民暴动，红枪会等类的暴动，……要坚决的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多份的要注意士兵里的工作。
因此中央第六十八号通告说：
固然，全中国革命高潮将要到来之最主要的象征，还是大城市工人斗争的复兴，但继续两（年）来的农民土地斗争与红军的发展，的确反证了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决无稳定可能，而且因军阀战争之继续必然日趋崩溃，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扩大，的确要成为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目前农村苏维埃与红军之发展是处在极苦的斗争时期，……我们要使这一斗争，不仅单发展在许多南方乡村，并要影响到大城市。
又这个通告开始便说：
自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遭了失败，无产阶级受了莫大的损伤，但在南方的农民土地革命却并未因之死灭，反而因中国党脱离了机会主义的领导（?），坚决的领导农民作艰苦深入的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于是从湘鄂赣三省的秋收暴动蔓延发展成为整个南方的游击战争，……红军的发展，自朱毛第四军至最近鄂东因大冶兵变而成立的第八军，总共已集中的武力不下五万人，散布在两广、闽、赣、湘、鄂、豫诸省。……这一伟大的革命事实之存在和发展，便连反动统治的报纸都不能予以否认。
第七十二期《红旗》上又说：
取消主义者费尽了气力的大声叫喊着：现时中国尚没有革命，中国也就不会有红军。不错，红军是革命产生的，红军是苏维埃政权下的军事组织形式，可是取消主义者根本不懂得中国现时有的是日在深入与扩大的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的发展上再加上统治阶级矛盾的剧烈，和中国经济的地理的条件，遂建立了布满南中国的苏维埃。在这些苏维埃中，广大农民的游击队伍，各地地方暴动的工农武装（？）以及全国普遍发展的兵变，都在围绕着土地革命的深入与扩大上逐渐转变而为红军，这就是取消主义者所不愿了解而且不能了解的事实。
叛徒的理论很明显的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了，无产阶级虽然受了莫大的损伤，然而农民仍能够继续担负中国革命的任务，现在更加上变兵、土匪、神兵，回民、红枪会、大刀会等所组成的“红军”日渐发展，就是党的组织力量还不健全，就是城市工人还没有群众的组织，也可以由这班“红军”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来影响大城市，决定新的革命高潮，完成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就是所谓“中国式的特点”，而为反对派所不能了解的。这种由“中国式的特点”所推演出的理论，不但屈服于农民的原始情绪，而且很明显的是“以乡村领导城市”、“以游民无产阶级领导工人”的政策，诚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派所万分不能了解的。
他们这种理论，是有始终一贯的思想，决不是偶然的。中国的革命有为马克思、昂格斯、列宁所未见到的中国民族的特点，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能够领导革命，所以中国的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的组织;所以中国的国民党可以代替苏维埃;以至现在所以斗争能够凭藉土匪、散兵、失业农民所组织成的“红军”来代替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来决定革命高潮。所以从前对工人群众宣传欢迎拥护国民党北伐军，现在又对工人群众宣传欢迎拥护“红军”，始终不是教育无产阶级把解放自己阶级以至解放全民族的使命担在白己双肩上，而是教育无产阶级欢迎拥护自身以外的一种特殊武装势力来解放自已。叛徒们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非无产阶级的政策，将给工人群众和党员群众以很坏的教育，我们反对派若不及时在工人群众和党员群众面前从原则上公开的指摘出来，简直是罪恶！
不错，从前国民党北伐军之发展和现在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的“红军”之发展，都是客观的事实;可是我们正因为沉溺在客观事实里而离开了无产阶级之阶级立场的根本原则，这就是机会主义发生的源泉，机会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不同，它不是毫无理由的空想，它有很明显的客观事实之根据，而且这些客观事实之根据，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应该忽视的。倘然没有很明显的客观事实之诱惑可以资为口实，则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又何至发生机会主义的右派呢?西欧大革命后各国资本主义之和平发展，这是很明显的客观事实，根据这些客观事实为口实而曲解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西欧机会主义发生的客观原因;在东方殖民地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中，在客观事实上，自然免不了许多这一民族在历史上在经济上所形成的特殊现象，这里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策略时当然要十分注意这些现象，但若是根据这些特殊客观事实的需要做出发点，而离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阶级文场，必然要走到机会主义。谁不懂得这个，谁便终身不能脱离机会主义的窠臼。
我们再退一步从客观事实上来考察现在所谓“红军”的内容是怎样：
（一）鄂豫皖交界之第一军，为原有鄂东北黄安、麻城之三十一师，豫东南商城、光山、罗山之三十二师和皖西六安尚在拟编中之一师所组成，第三十一师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后所成立，有枪五六百枝，兵数一千左右，其中农民成分较多。第三十二师为当地农民团、土匪、富农合编而成，有枪三四百枝，师长及参谋长等重要分子，多是土劣出身，商城县委和该师长勾结一致，曾谋杀党代表，他们用“保境安民”的口号，拒绝中央派去的工作人员，最近中央派黄埔学生某前往接替该师工作，但某以该地纠纷未解决，不愿去冒险尝试，六安附近有二百多土匪（大刀会）一部分民团和少数暴动后失业的农民，合计三四百人，多无枪枝。
（二）湘鄂交界贺龙的第二军，系一色土匪即所谓贺大哥的旧部，人数根本不能确定，这个“红军”向来就没有一点党及农民组织的关系。
（三）赣西吉安一带之第三军，除当地一小部分失业农民及聘陵萍乡逃去的农民外，便都是井冈山的积匪和江西警察大队，吉安的靖卫队联防队及金汉鼎部的变兵，合计二三四团和一二两大队约三千人，枪枝与人数相差不远。
（四）朱毛的第四军（略）。
（五）湘鄂赣边之第五军，主要是彭德怀部之变兵和王佐、袁文才等之土匪，农民几乎是没有，彭德怀骂王佐等是土匪，王佐等骂彭德怀是军阀，现在彭已火并了王佐等的“红军”，逃散后王佐等的“红军”己树起反共产反彭德怀的旗帜。
（六）鄂西宜昌、沙市一带之第六军，也是些土匪和新一师的一部份变兵组成的，人数及枪枝不详，据《红旗》上说：“这个部队（指新一师）我们可以领导的有枪四千，”又说：“借旗帜并不能十分鲜明，”又说：“他们还未坚决的扩大游击’。
（七）广西西边之第七军，主要的是俞作柏的旧部，俞军中本有两个大队长是同志，俞军被粤军打败后，这两队之一部份遂退至百色恩隆挂起红旗，不久即为李宗仁的军队所败，退走到龙州，随又被桂军第八师及安南法军夹攻而溃走上山，此“红军”在龙州时，竟有“专杀广东佬’的口号。
（八）鄂东南之第八军，除一小部分失业农民外，多属溃兵改编而成，最主要的是独立十五旅，《红旗》盛称十五旅兵变是模范兵变;而据第八军政治部主任报告：初加入的十五旅兵士多数动摇，要求每人月饷二十元。据湖北来人说、第八军及第五军所到的湖北地方，都不侵犯地主及富农的土地财产，并竭力保护商业，对土劣只勒捐而不杀害。以图经济的生存。
其余另星的红军如：赣东横峰、弋阳一带，方志敏、邵式平所收编的当地土匪及景德镇附近的溃兵，阳明山之周文所部土匪，四川旷部的变兵，现在都算是“红军”了。此外，《红旗》上所大声呼喊的“红色阿西”，倒还未曾编成第几军，据最近从那边来的一个工人同志说：自朱毛的“红军，侵入后又有省城的政变，闽西各县的驻军调走一空，因此农运和“红军”得着自由发展的机会，可是“红军”大半是土匪，有小部分是溃兵，农运领导者多半是富农及中农，他们的问题得到相当的解决，对于“红军”及“苏维埃，都很冷淡，更不愿参加“红军”，而“红军”及“苏维埃”却竭力保护商人，并出示禁止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这不但代表商人的利益，农民也会有这样的要求）。
综计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它们的现象，己走上内讧、火并，与农村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这都是客观事实，这些客观事实说明了什么?是说明了所谓决定革命高潮的“红军”这一伟大革命事实之存在和发展，“的确”有它的“中国式的特点”其实就是非民众直接的武装势力之共同点。
无论从理论上看，从事实上看，这种游民无产阶级的“红军”之发展，都没有决定革命高潮的可能，此时不但党内并且党外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因为对统治阶级愤激，遂对于所谓“红军”发生幻想。可是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欲望，终于不能越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因此，他们的愤激与幻想，虽然有时也利于我们，但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若追随他们的意识，而不将先锋队及整个的无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中解放出来，而不根据自己阶级的意识估计自己阶级的力量来决定政策，便是无产阶级的叛徒。
没有城市工人革命领导的所谓“红军”，其前途不知是：（一）统治阶级的内部战争一时停止“红军”便要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内阅而溃散，（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或为他们的经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此外不能有别的前途。
我们在这里可以预言：将来所谓“红军”的运动失败了（所谓失致并不一定是马上完全消灭，因为中国的土匪问题是一时不能解决的），史大林派的国际，必然又要归罪于中国党，说他们未能遵守国际的训令，“特别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分”、“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和“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其实他们教导中国党以“全国危机和革命浪潮有中国式的特点，”和“坚决的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多份的要注意士兵里的工作”，则游民无产阶级意识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本来浓厚，惯于军事投机的中国党，受了国际指导机关这的暗示，自然更加游民无产阶级化、农民小资产阶级化，自然更加集中全力于农村游击战争，自然无法同时“多份的”注意到城市工人群众组织与斗争的工作了。这正是史大林派不可恕的罪恶，也就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领导之最后破产！
我们的结论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是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绝对不能做我们的卫军与支柱，缺乏寸地的贫农，在中外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几重榨取压迫之下势必起而斗争，我们当然应该和他们有很好的联络，并领导他们的斗争，但仅仅是这个还不是革命的出路，主要的是要加紧城市工人的组织与斗争，必须城市工人革命高潮峰起（即普遍的政治罢工），才能够得到城市及农村苏维埃及赤卫军的组织，才有转变现有的所谓“红军”的武装为民众之直接的武装势力一部分可能。
四月十三日
1930年7月1日《无产者》第二期署名：陈独秀 |
陈独秀：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1930.3.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
陈独秀（1930.3.1）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策，在有革命局势时和没有革命局势时，是不相同的。这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浅近真理。”（列宁）
中国过去的革命是否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是否尚未到来，现在的阶段是否还在两个革命间之过渡时期，换句话说，现在是否已有革命局势，这是决定现在政治斗争的策略与口号之先决问题。
中国的革命局势，不仅单就本国情形来看，它和国际的革命局势也有密切的关系。共产国际能够依据整个的国际局势，对于中国革命给予以正确的政策之指导，更有绝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后，自西欧各国革命失败，世界革命潮流移到东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如有正确的政策指导中国党，中国革命如果成功，必然影响到欧洲革命高潮之再起。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是世界革命之整个的时期，中国革命失败，这一时期乃告了结束，从此世界革命形成了退潮时期。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一九二八年）所谓世界革命已进入第三时期，这不过是史大林、布哈林这班国际领导者说几句空洞好听没有证据的话，以安慰群众，以遮掩他们自己对于中国革命之机会主义政策失败的羞颜。瞿秋白说:“世界革命进入第三时期即非事实，亦不妨写在决议案上。”好乖巧的孩子，真能仰体上峰的意！现在他们竟弄假成真，居然信口胡吹“欧美和东方革命新高潮的兴起”，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了。他们把历史上自有工厂即有经济斗争的罢工，都算是革命高潮，又把自己盲动命令所造成的柏林五一示威和卸甲丢盔的各国八一示威，也算是革命高潮，甚至把反动势力进攻苏联，法西斯特派及工会官僚进攻赤色工会和工会中的革命派，大批的开除革命工人出会，各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到处都转到反革命的营垒去，到处都发动反共产运动，也都算在革命高潮之内，这真是无聊之极！革命高潮，必须依靠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在阶级对比上加强，在阶级的斗争之进展上，能够适时的向走近崩溃的统治阶级蜂起进攻，才能形成。单是被压迫阶级之困苦，统治阶级之压迫和资本及一切反动势力之进攻这些客观条件，不一定时时都会促成工人群众的革命高潮。现时欧洲工人群众虽然有往左的倾向，而目前尚未左倾到脱离社会民主党的圈套，尚未左倾到共产党方面来。在共产国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领导之下的各国共产党，这几年来在数量上，在政治地位上，大部分是削弱而非加强，同时，改良派的社会民主党和劳动党其势力反日见增长。国际帝国主义间，尤其是英美间和美日间的利益矛盾虽然日益加紧，而目前尚在利用改良派之暂时的弥缝，以和缓战争之爆发，以便各自勾心斗角的力争武装和外交之制胜。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上层在革命中的作用，已经告终，革命的使命正在由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上层转移到无产阶级的期间，在这一期间，因为各殖民地无产阶级的党不健全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上层之背叛，革命运动不免还要经过许多困难与顿挫。此外，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即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联及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犯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没有正确的政策能够脚踏实地的推动世界革命的主力军——下层群众势力向前发展，只有向上的让步妥协和向下的不适时机的盲动；并且苏联本身也有了右倾和保守政策所产生的危机，影响到世界革命运动进展之迟缓。因此，国际一般形势，只是在革命新高潮之酝酿时期，并不是什么“世界革命高潮之前夜。”所以国际右派的取消倾向固然是错误的，而盲动主义的史大林派大喊“革命复兴”“新的革命浪潮”“第三时期”也是错误的。
单就中国讲，自从共产国际及中央以机会主义的政策断送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组织都溃散了，党与工农群众断了联系，党本身也几乎解体，紧接着革命失败群众溃散之后，又加上共产国际的盲动政策，自从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经过两年多盲动主义的摧残，不但工农群众的组织没有恢复，即各地散漫的一些经济斗争萌芽，都被党的盲动政策铲除干净，阶级力量之对比及阶级斗争之进展，既然是这样的状况，那里会有革命高潮从天上掉下来！因此，资产阶级的军阀在战胜无产阶级及农民之后，虽然经过其内部不断的战争，仍然能够从容的巩固了他们的军事专政的政权，厉行对革命势力之白色恐怖，形成了中国革命低落之整个时期的现阶段，即反革命的阶段。这一现阶段是过去革命中及革命失败后一切事变一切错误政策所积累之结果，同时也就是走到将来新的革命高潮所必然经过之道路。我们若不认识现阶段，则过去的失败不能给我们一点教训与经验，并且眼前复迷陷在乱山中，找不着怎样由现在的政治斗争开步前进走向将来新的革命之出路。
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一点也不认识中国革命由三次失败（上海、武汉和广州），所形成的现阶段是什么，并且他们实不愿意认识它是什么。这就是因为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布哈林为了要掩饰他们自已过去引导中国革命三次失败的机会主义政策之破产，为了避免证实托洛斯基同志对中国革命政策和事前预料之正确;乃始终讳言中国革命失败，始终说中国直接革命形势依然存在，乃由极右的机会主义一跳跳到极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冒险政策。那时在莫斯科如有人敢说一声“中国革命失败”，马上被斥为“取消派”“托洛斯基主义’，直到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一九二八年三月），他们自己也觉得中国革命失败的形势已再遮掩不住了，才把盲动政策的错误推到中国党身上，说中国党犯了盲动主义。可是把革命已经失败误信为直接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的中国党，那时己经撞得头青脸肿，已经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彻底肃清，把党的干部及一般积极分子摧残殆尽了！即在第九次扩大会，国际领导者仍然是说:“中国目前的情形是一种革命潮流在两个浪潮中间，……现在正在新波浪开始的前面，在新高潮的足下。”到了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一九二八年八月），国际领导者一面口头上大喊反对盲动主义，一面又大喊，“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我们面前是一个大的全国革命的高潮，“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并且还说:“武装暴动在有几种例外的情形之下是可以干的。”同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对于中国问题的根本见地，仍然和第九次扩大会一样，胡思乱想的在什么一个潮流两个浪潮中间乱滚，根本不认识现在是没有一点浪潮革命低落的整个时期，所以它仍然和第九次扩大会一样，虽然嘴里大喊反对盲动主义，手里所做的自然只有盲动，除非是不动，所以虽然承认把“武装暴动”变为宣传口号，虽然说:“只有到新的革命高潮成熟时候，这个口号才重新变为直接行动的口号”。而未能前进一步指示中国党在革命高潮未成熟以前现时的政治斗争中，用什么做行动口号，而且反对中国党用国民会议的口号。一宣到现在，他们自己还投有向中国党指示出来任何政治口号。这自然是因为他们始终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即在前面，即在足下，“武装暴动”的口号已在喉中呼之欲出，用不着别的政治口号;否则便是认为现时不必做什么政治斗争，不必有什么行动，一总等到新的革命高潮成熟时再武装暴动。此外，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失败后新阶段中的认识与策略，没有一点别的高明见解。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第六次大会反对中国党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和其第七次执委扩大会（一九二六年）反对中国党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同样是不认识新的客观局势，同样是把中国党送到绝路上去。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无论在过去或将来的革命高潮中，都看做金科玉律，一步也不敢越过它的范围，独有在没有革命高潮的现在，反而把提出民主主义的口号当做机会主义，这是什么理由，不但别人不懂得，恐怕他们自己也不懂得。最近国际第十次执委会（一九二九年七月）以来，他们索性决定中国新的革命浪潮已经成熟（附注一），那末，“武装暴动”当然要重新变为直接行动的口号了，所以江苏省代表大会已经发出“地方暴动”的口号。将来弄糟了，当然仍旧是归咎到中国党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和不久以前对于富农问题归咎到中国党犯了机会主义是一样。像这样的国际领导机关，那里还有一点资格配领导世界革命！
统观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失败后现阶段之认识与策略，中间虽然经过一些曲线，而始终一贫的精神是一九二七年的章命并未完全失败，一直到现在还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对于现阶段的策略，始终是直接进攻，始终是武装暴动与苏维埃政权，民主的要求口号与运动一点也用不着。这分明是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变成了“革命高潮不断论，。这种不断论表现得最充分的就是中共第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所谓“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承认中国仍旧在革命的阶段，是把中国现在的反革命阶段和将来的革命阶段混乱在一起。由这样现在和将来不分的馄乱思想，遂产生混乱的“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政纲”，就是所谓“中国革命之十大要求冲，把目前日常斗争的口号，过渡时代的要求和将来夺取政权的政纲，都棍合在一起，就是把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混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不学无政府主义者，两眼只看着最后的目标而放弃目前的现实的政治斗争，对于现阶段，我们必须有深刻的认识，必须认识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二次大革命已经过去了，是完全失败了，各国革命史已告诉我们，大革命失败之后，必然经过一个反动时期，中国也投有例外，无产阶级在这反动时期的现阶段中，应一面采取防御战略，培养自己的能力，彻底反省过去失败的教训，溶化过去革命伟大的经验与教训，以锻炼自己，重新团结离散的队伍，在日常生活的斗争中积聚阶级的力量，以筑下将来新的进攻时自己阶级力量的坚固基础;一面重新估量现阶段中新的客观局势，采用现局势所需要所可能的策略与口号，重新闯进政治舞台，由现在的政治斗争，开辟新的革命环境，从反动时期的现阶段，走到新的革命阶段。
中国从辛亥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第二次革命，中间相距至十余年之久，从第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到将来的第三次革命，其间距离之长短，是要靠国内的阶级斗争进展之形势及国际形势来决定，此时还没有人能够预见。但其间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的现阶段，这已经是一件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我们的责任，不是在否认这一过渡时期的现阶段，而是在怎样发展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加速这一过渡时期之缩短，怎样努力参加现阶段的政治斗争，减少从反革命阶段到革命阶段的障碍与困难。现阶段尤其目前的局势之特征是：
一、自机会主义的政策断送了革命，盲动主义的政策铲除了革命的势力，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犹未回复其创伤与勇气能够立起来和统治阶级作最后的决死战。在目前所有的斗争中，都只是对资本进攻的防御战，根本没有武装暴动的进攻之可能，连即时实行准备武装暴动也谈不上;尤其是缺少一个有团结力有战斗力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此时虽然各地劳动者和店员有些对于资本进攻的防御斗争，即令各地再有些农民饥民兵士散漫的骚动，而没有整个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有计划的有准备的为之领导，也决不能形成革命的群众运动高潮，很容易为统治阶级各个镇压下去。
二、资产阶级在击败无产阶级屠杀工农民众之后，不能不容忍在国民党训政之下各系军人的军事专政，以镇压工农革命之激进，以保持他们在革命中所获得的利益。国民党各系军人代表各地方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互相冲突，发生了蒋桂，蒋张，蒋冯，蒋唐等资产阶级内部争夺政权的公开战争。这些战争的结果，都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走向角漪，而是走向逐步的统一与相当的稳定（附注二），虽其前途尚有不少的困难或意外的阻碍;其主要的有力的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东南的银行工业资产阶级即中国资产阶级的中心势力和帝国主义特别是需要向中国输入资本的美国急于在中国扩大市场的德国，各应他们的需要，都一致企图援助中国代表整个的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之统一与稳定。
三、通常资产阶级政治上的统一与稳定，乃是其经济复兴之可能的前提。现时中国经济复兴的程度虽然还是很迟缓，而前去两年的对外贸易额已逐年递增，即以上海一口而论，去年一月至十一月对美国输出总额比前年增加美金一二九一五六六三元，其中增加最多的是纺织品及其原料，共值三千五百七十余万金元，比前年增加一千三百余万金元。这种未能脱离殖民地地位之低度的经济复兴，不但不至消灭革命，并且因此重新团聚离散的工人队伍于生产机关，增加工人阶级的自信力，扩大工人组织及扩大共产党影响的条件。其最终结果，将至重新引起一切未解决的问题之紧张和加紧阶级冲突（军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之词的冲突，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跟着不可免的新的经济恐慌一到来，将成为革命的推动力。
四、国内外一切矛盾仍然存在，在帝国主义势力宰制之下的中国资产阶级，它的政治和经济都不会发展到能够解决中国目前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即民主革命的任务（如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独立，土地革命等），革命的巨潮仍旧潜伏存在着。
五、国民党资产阶级军事专政所产生的苛捐杂税，战祸，灾荒，物价腾贵，使一切下层民众尤其是工人对于加时减薪、贫农对于耕地缺乏与高利贷，一致感受暴政和贫困之严重的压迫，一致对于现状不满，急于寻找政治的出路。被欺骗而投降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因身受国民党政府暴政苛税之苦，又开始左倾，开始厌恶剥夺政治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的军阀专政，要求民主政制即立宪政治。甚至于资产阶级本身，也渐渐感觉到军事专政对于他们资本主义之发展有所阻碍，渐渐需要适合他们利益比现时较民主的政制。
依据这些特征，自然是没有革命高潮的局势，并且革命高潮也不会有马上到来之可能，然而在两个革命间之整个的过渡时期中，目前的局势已经有新的变化。这一变化，并不是表现革命高潮成熟，而是表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和各阶级反对现时军事专政的斗争之开始。这一运动这一斗争做得愈有力，则现在的过渡时期愈缩短，由反革命阶段转变到革命阶段的速度愈加速。目前既然是没有革命高潮的局势，无产阶级既然不能即时武装暴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缩短过渡时期，为加速到革命阶段的速度，为要求自己的利益，为力争自己解放斗争的条件——政治自由，她对于己经开始的民主运动所应取的态度，便不应消极的或用激烈而无行动的空洞口号来抵制，而应积极的号召广大的下层民众参加这一运动，领导这一斗争，便之彻底的民主化，使之向前发展，走向革命高潮，然后这一运动这一斗争才不至停止在目前的阶段上。
当然，民主主义不是超阶级的，一般所称为民主主义的，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这一民主主义本来是资产阶级从前用以反抗封建贵族以及欺骗劳动阶级之工具，到了社会阶级关系一转变，即封建势力已溃灭劳动阶级走进了政治舞台，统治的资产阶级马上认识这一工具的锋芒要戳伤到自己身上，急急的设法收藏起来，重新在废物储藏室中拿出他们从前所抛弃的反民主主义的宗教，礼教，旧道德等等来代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及在它还未达到夺取政权的时候，应该不客气的借用资产阶级这一有锋芒的工具（民主主义），来对付资产阶级，来廓清无产阶级走进政治舞台的障碍，来成熟白己阶级解放斗争的条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未实现以前，单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宣传力量，不会使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一大部分工人群众能够认识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伟大与真实，当他们需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时期还未终了之时，当他们还睡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抱之时，我们不能离开他们，此时也必须采用民主主义的口号，发展民主主义的运动，吸引他们到我们的周围，这也是无产阶级运动中一个历史的任务，决不是机会主义。但群众向统治阶级要求的民主主义，是其实际而非空名，我们必须防御资产阶级空洞名词的虚伪与欺骗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之妥协，因此我们必须力争由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产生的国民会议，并且必须与“国民会议”同时提出“八小时工作制，召没收土地”和“民族独立”，做我们在过渡时期中四个不可分离的民主要求口号，以充实国民会议的内容，以充实在过渡时期中整个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内容。必须是如此，才能够引进广大的劳苦群众参加这一民主运动，扩大这一民主运动，要求彻底的民主主义，以改变其形态与程度，资产阶级的民主之终点，接着便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之起点，即是拥护占全人口绝对过半数的劳动大众获得权利与自由的苏维埃政权之起点。（附注三）
对于国民会议这一口号，我们党中现有三种态度:一是现在中央的态度，他们说:“国民会议，在过去一切历史的经验上证明，只能够产生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其实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由我们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造成了，已经不待国民会议来产生了，现在正要利用民主的国民会议来和资产阶级军事专政对抗。列宁所指导的十月革命，在已经武装暴动夺得政权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宪法会议还是议事日程中三个问题之一，这一历史的经脸证明了什么?他们说我们：“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来代替‘推翻军阔国民党政府’与‘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两个口号”，然而他们又曾声明：“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并未高涨起来，所以现在决不能马上号召群众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既然没有群众暴动，当然不能够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这就是说，我们的党现在实际上并没有号召群众的政治口号，只有盲动，只有采用游民无产阶级的投机，冒险，阴谋，暗杀等政策，只有长期的离开现实的政治斗争。一是有几个自称左派的同志态度，他们说，“中国将来的政治发展，是否有议会制度之可能，我们认为他有或然的可能，而且无产阶级并当力争这样的发展。”“我们对工人阶级宣传国民会议口号，应当告诉他们国民会议之实现，是比现在赤裸裸的军事独裁有进步的意义，我们应该参加此种进步的斗争，我们所主张的是普选平等直接不记名投票产生的国民会议，解决国家重要问题，如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力争中国之独立，同时我们认为此种国民会议也许是很难实现的，所以我们也要向着武装工农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准备”。“国民会议的口号是引导千百万劳动群众重新参加政治生活的口号，这种斗争之进行，将加速中国议会制度之实现，假如中国能实现议会制度，这使我们在更高的一阶段进行夺取政权”，又批评我们“提出了国民会议的口号没有将他与中国将来的议会制度发生联系，这是没有前途。”（见刘仁静同志起草的告同志书）这分明是在主观的策略上不重在为民主运动而斗争之动的意义，而是拜物教似的把任何形式的国民会议都认为进步，并且很单纯的只是把资产阶级任何形式的议会这一静的制度看做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之根本目的，即是我们号召无产阶级参加国民会议的斗争，只是为了实现国民会议实现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这一前途，别的都还要待在更高的一阶段进行，这和以前主张先完成国民革命然后才干社会革命现在主张先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议会制度也是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内容中所应有的事），然后才干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同样的机械，是同样的没有自已的前途。这种极右倾的态度，和现在中央极左倾的态度，恰恰是相反的两个极端。向左的极端是梦想革命，向右的极端是抛弃革命，都不是推进革命，这两个极端政策所能得到的结果是一样:巩固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我们以为观察这一问题之要点，是国民会议在客观的作用上将是怎样，在无产阶级主观的策路上应该怎样。
现在各阶级需要国民会议是一致的，而各个所需要的国民会议之内容，则极不一致;因此，将来国民会议之实现，在客观上能够发生的作用是怎样，这是要看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下层的广大民众参加这一运动至怎样程度而定，此时还没有人能够预见，此时所能够预见的有儿点:（一）最近即有实现召集段棋瑞善后会议式的以至孙中山国民会议预备会式的国民会议之可能、（二）将来的政治发展，有由国民会议而实现三民主义的宪法，而实现俄国沙皇时代的或土耳其式的议会制度之可能，并且若革命高潮到来得迟缓，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会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三）我们有利用这些政治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在选举运动中，有获得接近广大的民众，向民众宣传我们的目前要求（如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独立，政治自由等），恢复工农群众普遍的组织，领导广大的下层民众重新参加政治生活和公开的政治斗争，在会议中提出我们的要求特别是土地政纲，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增进工人阶级的政治社会地位，和得到相当的政治自由等有利于工人阶级自己解放斗争的条件之可能，（四）从善后会议式的国民会议一直到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同样不能够解决中国目前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如对内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归农民，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独立等等。中国目前所需解决的根本问题，只有革命高潮到来时，由无产阶级领导城乡广大的下层劳苦饥寒民众，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才能够解决。
因此，我们在主观的策略上，一方面应该纠正向左的错误，即是对于要求召集国民会议运动和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以至将来资产阶级的议会选举运动，都应该坚决的积极的领导下层民众（不与任何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进行迁就妥协的政治联盟而且要和他们对抗，斗争，争取农民），极力要求参加，极力要求其民主化，即力争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并且以我们的目前要求充实其内容，丝毫不可犹豫，始终不能取消极态度和抵制政策，因为在这些运动中，工人阶级有获得力争自己解放斗争的条件之可能。“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是我们的前途，是将来革命高瀚中的行动口号，在目前只是教育宣传口号。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怎样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是怎样才能够动员群众开始政治斗争。在主观客观条件都未成熟时，若发出“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做政治斗争的口号，号召工人群众马上行动起来，为这些口号奋斗，不仅得不着群众的应声等于放空炮，而且更加扩大党的盲动情绪，离开群众，削弱自己的力量。至于“要求召集国民会议’这一口号，其客观条件不用说已经成熟了，我们即应重新了解新的客观状况，决定我们的策略，即是利用这一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口号，发展两个革命间过渡时期的政治斗争。这不是我们在主观上开倒车，而是因为在客观上无产阶级的党已被革命失败推向后退，退到以前的发足点，现在的政治斗争，几乎要从头做起，所不同的（可以说实际上是大大的不同）只是根据过去的苦经验，必须根本改变其方式而已。列宁在一九一九年曾说:“在工人阶级夺取整个政权的斗争还未成为当面问题以前，我们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形式。’在一九二O年他又说:“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这个胜利之后，参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议会这件事，不仅不妨害革命的无产阶级，而且帮助无产阶级，使之能够向落后群众证明这种议会为什么应该解散，为什么要促进解散这种一议会，为什么要促进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之政治破产。”因此，我们在反革命势力高潮时代，若不懂得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在此时也是推进历史一个动力，不去做力争国民会议民主化的斗争，只向左发出毫无行动的激烈口号来抵制国民会议，这乃是梦想革命而不是推进革命，乃是把发出行动口号领导群众行动的政党变成宣传研究在纸上写出些宣传口号的小团体，或离开群众组织的政治斗争，只是少数人阴谋暴动恐怖的巴枯宁派。瞿秋白反对国民会议这一口号的理由是说:“我们由中国革命可以看出，当殖民地的革命达到决定胜负的时侯，这个问题就明白摆在我们面前:即或者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他这几句话里面包含不少的错误，可是表面上似乎很漂亮，可惜说迟了一点，或是说早了一点，即是他忘记了过去的革命决定胜负时机已经过去，将来的还未到来，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民主运动不管能够达到若何程度，都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尤其是它的政党，为力量发展所需要的组织上民主制之实现，政治自由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有些同志以为我们过去也曾做过国民会议运动，不曾得着什么。其实，过去的国民会议运动并未达到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然而已经建下五卅运动的基础，假若没有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运动，未必能够形成那样规模的五卅运动。有些同志以为我们参加国民党政府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便是承认它的存在，并且承认他们当中的各派军阀官僚得以利用国民会议做争权夺利的合法工具。我们要懂得国民党政府之存在是一个事实，不是否认便可了事，而是要造成某种力量怎样去动摇推翻它的存在，他们可以利用国民会议做争夺权利的合法工具，我们也可以利用国民会议，以力争民主政制做反对军阀官僚等一切反动势力的合法工具。列宁说过：“社会民主工党之承认资产阶级制度……并不是承认它的监狱警察私产卖淫，而是为广大的自由斗争来反对这些制度。”（《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有些同志以为参加国民会议会使我们的党发生右倾的危险。自然我们并不否认因此使党有发生右倾危险之可能，但决不能拿这个来做消极抵制的理由。列宁说过:“没有并不能够有一种斗争形式一种政治状况不能引起危险的。如果没有革命的阶级的本能，如果没有立足在科学上的整个人生观，那末，参加罢工也是危险的（因为可以变成经济主义派），参加议会斗争也是危险的（因为可以变成议会的蠢才）赞助乡村自由派的德漠克拉西也是危险的（因为可以变成乡村运动计划）。”（同上）现在的中央拿改组派，中华革命党，新中国国民革命党，中国青年党，以至段祺瑞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都赞成召集国民会议，说我们也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便是他们的政治盟友，其实，我们所要的国民会议和他们所要的国民会议，其作用与内容都大不相同。列宁在一九O五年曾主张召集全民代表大会，在一九一七年又曾向临时政府要求召集国民立宪会议，难道他也是沙皇及克伦斯基的政治盟友吗?有许多同志也正因为各种反动派都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我们最革命的共产党，实在不好意思把这一口号从口中喊出来。这正和以前少数派讥笑列宁“把‘临时革命政府’和‘万岁’联在一起，是污读了自己的口。”是同样的糊涂。况且我们的党在第六次大会前后没有向民众提出“要求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做革命失败后有重大作用之一种政治斗争形式，这已经是大错，现在对于这一口号这一运动，若仍旧是取消极的抵制态度，若不赶快积极的向下层的广大民众宣传，鼓起下层的广大民众热烈的要求参加，要求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则将来的国民会议真会是反动派及各上层阶级的上层分子包办的国民会议了事，那便是莫大的罪过！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要纠正向右的错误，即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国民会议和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进行中，我们丝毫也不应该向工人群众和从前歌颂国民党一样歌颂资产阶级的政治发展与进步（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之发展更是进步），助长他们对于国民会议与议会制度及宪法的本身之幻想，因为它们本身都不能解决中国目前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我们应该在要求召集国民会议的鼓动中即告诉工农群众：这个会议即使召集成功，国家权力如果仍操在国民党军阀之手，这个会议将没有一点执行的力量，我们应该在这个会议集会中，向工农群众极力暴露各上层阶级党派的政治破产及其政策是如何背叛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以证明并使群众自己认识只有工农武装暴动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才能够拥护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而不能告诉工农群众:“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力争中国之独立，此种国民会议也许是很难实现的，所以我们也要向着武装工农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准备。”这样很明显的是要助长工农群众的幻想，以为国民会议也许不难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力争中国之独立，所以不必一定向着武装工农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列宁在一九O五年主张召集全民代表大会，其根本目的是在以民众暴动推翻沙皇政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而不在议会制度，只有少数派幻想“革命对沙皇制度彻底胜利之可能……或由某种代表机关的发起，在革命比众直接威逼之下，决定组织全民立宪大会来达到。”（见华译《两个策略，第二二页）列宁告诉他们：“政权一日在沙皇之手任何代表的任何决议都好，都会与一八四八年德意志革命时历史上有名的佛兰克府因会的决议一样，只是成为一纸可怜的具文。”（同上二三页）列宁一九一七年也曾向临时政府要求召集国民立宪会议，其根本目的也是在完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生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不在议会制度;只有少数派死守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阶段，歌颂资产阶级的政治发展与进步。这还是革命高潮时代的事，在革命低落的一九O七年，少数派主张参加第三国会，多数派中的多数人即所谓召还主义者抵制主义者则主张抵制那破碎的冒牌的国会，独有列宁一人力排众议，极力主张参加，他随后并且承认前两次抵制国会选举的口号都是错误的。列宁主张参加国会，和少数派主张参加是不是同样的政策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少数派是迷信歌颂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之本身，以至在他们影响之下的工人及城市小资产阶级都落到和平的幻想中去了，而列宁的政策是在革命低落时期利用议会制度，利用参加选举运动和国会议坛来帮助革命。他虽然极力主张参加国会，因此和召还主义者有过剧烈的斗争，而他的根本政策，仍然要革命民众的注意力不集中于国会，而集中于阶级斗争，集中于准备暴力推翻专制政权。
所以，向左的消极抵制国民会议和否认议会制度，而不知道积极的利用民主运动和议会制度，空喊“武装暴动冲和“苏维埃政权”而不知道怎样发动群众走向“建立苏维埃”“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这便是梦想革命。而不是推进革命，这固然是蠢才，同时，极右的人们抓住议会制度，向工人群众歌颂国民会议与议会制度之进步，而且幻想国民会议也许不难解决国家重要问题，这便是根本抛弃革命，也不是推进革命，这真是机会主义取消主义。托洛斯基同志有言:‘瞿秋白又说：中国的机会主义者正要拿国民会议口号米代替苏维埃口号。这是可能的，多半可能的，甚至必然的。机会主义者将要首先抓挽议会制度的方法，抓住一般类似于议会制度或接近于议会制度的事物，—这是有世界工人运动尤其是俄国工人运动的整个经验可以证明的。少数派抓住议会制度的行动而抛弃革命的行动。”这儿句话正是给一些极右而自称左派人们之当头一棒！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决不取消极抵制政策，而是积极的号召参加，力争其民主化，我们认为力争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是从反革命时代走向革命时代这中间过渡阶段有重大作用之一种政治斗争形式，这种政治斗争一扩大紧张起来，合成直接革命之先导，同时我们也不能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有所幻想，更不能助长工人群众的幻想，我们应该尽量利用民主政制来促进民主政制之死亡，而不应该歌颂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我们是要利用民主口号与运动来辅助我们夺取政权的根本目的。民主政制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我们不主张用苏维埃口号来抵制国民会议口号，同时也不主张用国民会议口号来代替苏维埃口号，而是要利用国民会议的口号与斗争来引一导群众走向苏维埃口号。我们不反对参加国民党政府所召集的国民会议;同时也不能对于任何形式的国民会议都认为进步。我们必须大声疾呼的攻击军阀官僚们操纵包办国民会议，必须尽情揭破他们的欺骗与假冒。我们必须调动全国千百万下层民众在民主运动过程中，力争国民会议之彻底民主化和力争下层民众的要求，以反抗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揭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假面具，并且打破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取得广大的下层民众，走向革命高潮，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这就是我们前途，这就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对于一般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态度。这也就是我们党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之政治斗争的正确策略。
（附注一）他们所谓中国新的革命浪潮已经成熟，大概是指改组派倒蒋运动之不断的高涨起来。听说最近国际又有训令给中国党，对于反蒋运动分析说蒋是代表豪绅买办阶级，改组派是代表资产阶级。国际为什么把反蒋运动中这样的阶级分析训令中国党，大概他们又要复活和“中国土地革命领袖”汪精卫所领导之主野的资产阶级联盟，来推翻代表豪绅买办的统治阶级，来实现他们所梦想的工农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吧！可惜不替史大林争气的改组派，国际训令方到中国，他们已经倒台了，大概中国新的革命浪潮之成熟，又要成问题了吧！
（附注二）这里所谓相当的稳定，是就其内部状况而言，若就全国阶级斗争的状况说起来，在无产阶级之阶级的斗争没有剧烈到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前，它始终是稳定的。
（附注三）列宁曾论民主主义说，“‘普遍的民主主义’无论在如何资本主义文明国都不存在，所存在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比较中世纪，不用说是高度发展的制度;但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可避免的要求要从根本改变。”“民主主义之形态，在几千年的经过中，自从古代发生萌芽，其后每次由一阶级交代到另一阶级时，都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改变，在古代希腊共和国，在中世纪的诸都市，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民主主义都有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程度。”“在俄国的苏维埃权力，其意义乃是真正的实现劳动阶级即占全人协绝对过半数的人们有获得民主主义的权利与自由之可能。”“马克思主义者应以争取国家权力为目的。这一目的不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即平等与自由是决不会实现的。实际上向这一目的引导者，便是苏维埃权力亦即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1930年3月1日《无产者》第一期署名：陈独秀 |
陈独秀：答国际的信（193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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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国际的信[1]
陈独秀（1930.2.17）
国际执委政治书记部：
中国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等早已紧急地宣布我为“托洛斯基主义者”、“召取消派”、“反革命”、“新工贼”……企图这样一次决定我的前途。同时，你们在去年十月二十六日给他们的训令也就教导他们：“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及托洛斯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斯基派。”然而现在你们突又来电给我，要我到莫斯科参加你们的会议，专门讨论我们的开除党籍问题，你们这种思想，我很不容易了解！
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固亲身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我虽未能及时彻底认清这个失败的教训在找出新的出路，但我本着我亲历的经验，深深知道这种失败是过去整个的政治路线之必然应有的结果。然而国际的领导机关却轻轻地把这个失败几乎简单的归过我个人。如果这样便解决了问题，关于我个人当然用不着说什么；似若以个人的责任同题掩盖了全部政治问题，掩盖了失败之真实教训，因而断送革命之前途，其罪实不可恕！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领导”，然而自一九二七年以后直到现在，你们应该己经取消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派”而引导中国党于正轨，两年来事实的经过是怎样呢?中心的问题就在这里。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东的政变，就应该给我们争取无产阶级独立地位的一个猛省，然而我们恰于这时完全屈服于国民党。四月十二日上海的大屠杀，应该使我们根本改变过去机会主义的路线，然而我们因不容于上海的蒋介石，而转趋于武汉而求于汪精卫，武汉失败后，机会主义无出路又转入盲动，把中国党从政治上的破产再加上组织上的毁坏。最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第六次大会（一九二八年八月）就应该彻头彻尾地整理过去革命之真实教训，肃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然而它却受了官僚主义浮面批评之敷衍，仍由留在旧的道路上……机会主义的路线（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及工农民主独裁）及盲动主义的策略（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因此中国党领导机关现在正忙于政治投机和土匪式的骚扰！
列宁教导我们在反动时期“革命党被迫着要完成他们的教育。他们已经学习过进攻（可惜中国党在过去所学习的还只是投降！）现在应该教他们了解这个科学应该由退守的科学来补充……为着战胜，应该有规律地进攻，有规律地作退守战”。一个国际的领导，却在当进攻的时候，教中国党投降，当退守的时侯，教中国党胡乱地拼命。列宁以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失败后能够“最整齐地、最少损失他们的武装，最少损失他们的中心而退下来，”及“经过最不深沏和最容易恢复的分裂，受到最少的颓丧，最能够重新开始最广泛的、最规则的及最有毅力的工作”为成绩，而国际的领导，却叫中国党战至卸甲丢盔一兵一卒都不留—只留下一些雇佣队。列宁说：“布尔什维克能够获得这样的结果，唯一的乃是因为他们早已无情地揭穿并开除那些口头的革命家，这些革命家他们固执着不了解有时应该退守，应该善于退守，绝对应该学习在最反动的各种议会中，在俄工会协作社中，在救济会中，及在一切团体（即使是最反动的）中合法的去工作。”（当然列宁并不主张取消秘密工作，他要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紧相联系。）国际的领导，现在教中国党制造“同盟罢工”，“政治罢工”，“上街打电车”，“乡村游击战争”，“苏维埃的割据”，“公开的赤色工会号召”……等等。
现在中国党官僚主义，已具小资产阶级失败后愤激的情绪和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深相结合着，党的群众基础已扫地无余。党不但不能与群众恢复联系，不但不能领导工人抵御资本（阶级的）进玫而团结其队伍，并且一味地夸大盲动，在群众斗争中客观上做了破坏工作，同着资本的进攻双方时工人进行夹攻！这种情形你们不能说不知道，知道而不能不如是做下去，因为他们现在“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托洛斯基派！”
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得到国际之列宁主义的领导，才可顺利地达到他的解放之前途，这是必然的，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斯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切苏联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是真正的根源所在。当你们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斯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也并且予言这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必然遭到的结果。现在这种予言已经一步一步由事实证明出来了，可是你们却把托洛斯基放逐到苏联以外，把他交在阶级的敌人之手中，即土耳其的蒋介石之手中，其他和你们政治意见不同的大批同志都被监禁和流放，现在又要从中国调我到莫斯科，说是专门解决我的问题，我实不知你们又打算干什么。
我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而是关于整个的政治问题，我从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已完全证实五、六年来国际的领导是站在官僚机会主义的路线上，尤其重要的就是你们滥用国际的威信及凭藉官僚机关的权力，继续维持这种路线，不惜破坏一切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原则，不借恶劣地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十月革命的根本方法，列宁主义的战术主要教训。关于中国问题中目前最主要的就是：（一）将来第三次革命的政权是工农民主独裁，还是无产阶级独裁?（二）目前的任务是直接准备武装暴动，还是提出过渡时期的政治口号（如国民会议）作民主的斗争?你们因未得到机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来认清革命发展中阶级关系的转变，因而你们在未来革命政权上所得到的结论是工农民主独裁，因为未得到盲动主义失败的教训，不承认上一次的革命早已完结，因而你们在目前直接任务上所得到的结论是准备武装暴动和乡村游击战争。这样你们在总的政治路线上是要把革命拉向后退，在目前斗争的策略上是破坏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我及我们意见机同的同志所发表的政治意见书，不久你们当可以看见。这些根本问题不能解决，便没有别的问题可解决。但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
政治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世界革命命运的问题，应该从党内公开的讨论来解决。托洛斯基同志关于中国以及整个国际问题的许多文件，你们不肯正式公布于各国支部加以讨论，驻中国的国际代表会以开除党籍当面威吓我，禁止我发表政治意见，中国党中央仰承你们的意旨不允许把我屡次所提出的政治意见交付党内讨论，只凭他们片面造谣，同志中有提出疑间的，立即被指为“暗藏的陈独秀派”开除出党——这样便算解决问题吗？你们如果有诚意解决问题，你们备有一切权力与方法，否则一切问题都只有凭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一道去解决。
独秀
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
1930年7月1日《无产者》第二期
[1]中共中央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但由于他在党内的特殊地位，还需申报共产国际审核。1930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共产国际政治书记部给陈独秀的电报，转交与他。电文说：“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部审察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会议“将于两月之内举行”，谈你尽快转告你是否愿惫前来参加。“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或得不到你的答复，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中共中央希望陈“于一星期内给以书面答复，好使我们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 |
《中国发生甚么事情？》按语（陈独秀，1930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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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生甚么事情？》按语
陈独秀（1930年1月1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无产者》第一期，1930年3月1日。托洛茨基著《中国发生甚么事情？》，由郑超麟所译（未署名）。
按：朱德所指挥之所谓“红军”，乃是一九二七年叶贺失败后的残余军队再加上些土匪，流转湘赣闽粤遍境，从事游击战争和组织旅行式的苏维埃，已经有两年多了，只因利用地理上离都市僻远不为统治阶级所重视而存在，又如贺龙之在湘鄂间，彭德怀王佐之在湘间，也都是同样的基础，同样的状况，也都不是工农群众所组成的红军，更都不是什么新起的民众革命复兴之表现，并且还够不上说是叶贺冒险和广州暴动之再演，也不是中国党特别因为蒋介石已经对苏联开战来举行武装暴动以捣乱他的后方，也不是中国党特别因为收到莫洛托夫的议决案才来新举行的武装暴动，而只是莫洛托夫仰承他的主人史大林对于中国现局势之始终一贯的盲目认识与冒险政策之整个的路线，拿旧的事实装潢成新的新闻，以图证明其“第三时期”而已。所以他们也不敢大吹大擂，只好用最小的铅字登在真理报上不重要的地位。始终走不出史大林派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圈套的中共中央，对于中东路问题，自然只有仗着唯一的力量即所谓“红军”，大做其武装拥护苏联的豪语；他们得到了莫洛托夫的“第三时期议决案”，自然更加助长盲动的情绪，自然要于加紧命令同志冒充群众不断的上街示威这一例行公事之外，又加上扩大所谓“红军”的区域，以证明“第三时期”“新的革命浪潮”确已成熟。其实，广大的民众革命高潮倘不能很快的到来，这些所谓“红军”终于不能日久存在；即使能够存在，或者还加多几处（凭借土匪散兵增加所谓“红军”区域，此时正是中央最得意的最卖气力的工作），但这种脱离工农群众来窜避深山或转徙偏僻区域的武装势力，将必然变成简单的新式流寇，牺牲许多很好的同志，生存者也因为生活方式及环境关系使之日渐游民无产阶级化，甚至发生内部首领间的争权互斗而脱离党，在革命运动上，将没有一点意义，没有一点前途，即使再退一步说，不会有这样坏的结果，而在革命进程上，亦恰恰形成了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正相反的路线，即是“以游民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以农民领导工人”，和以农村领导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自然是我们的目的，然而这决不是时时可以无条件的举行的。兵士群众中的工作自然很重要；现有的红军武器也自然应该尽可能的保存下来武装真正的农民；但这些都不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根本条件。根本条件是：工人群众的组织力量和革命斗争勇气之恢复；党的组织之扩大，而且有农民有了很好的联络；工人罢工潮，由防御变为进攻，由经济转向政治，由地方扩大到全国。这些条件现在一样也没有，而国际及中共中央天天大喊革命高潮成熟，天天想举行武装暴动，所依的却不是无产阶级的群众力量（他们自己也承认“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尚很薄弱”），而只是在城市命令少数同志上街示威和在乡村组织建筑在土匪散兵基础之上的所谓“红军”，这不啻是一个走途无路的疯人喃喃自语而已！
独秀一九三〇年一月十日 |
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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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1929.12.15）
一、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
自从列宁同志患病和逝世，在季诺维也夫史大林布哈林主持之下的共产国际及联共领导机关，发生了机会主义的绝大危机，即是在政治上，以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苏联的官僚外交策略代替了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以和上层领袖谋妥协结合的策略代替了推动下层革命群众斗争的策略，以联合并拥护资产阶级之孟塞维克的策略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农民革命之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以少数派机械的阶段论代替了不断革命论；在组织上以官僚威权的形式主义代替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主义，因此消灭了无产阶级战士政治自觉的积极活动。在这种根本错误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之下，先后断送了一九二三年的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的革命，断送了英国的革命工人运动，使英国的改良派在工人群众中的统治意外巩固，并且造成了苏俄的大危机。在史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的领导之下，失败最惨的，要算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之总的原因，是由于对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国民党的阶级性认识之根本错误，有了根本错误的认识，遂发生了错误的策略，主要的就是帮助并且拥护资产阶级，不使中国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真正独立政党领导革命到底。
中国国民党，无论在其行动的历史上，在其三民主义的政纲上，在其建设中国实业计划上，在其上层领导成分上，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自始即带有不少的反动性（如希求帝国主义的帮助及不主张没收土地及大贫小贫论）；至于其中的下层群众含有不少的工农分子，在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中不乏此例，决不能改变其党的资产阶级性；无论其如何口头上主张世界革命，拥护工农利益，和联合苏俄，凡在一个革命运动高潮中，羽毛还未丰满的资产阶级往往采用一部分迎合无产阶级的口号，甚至于拿出社会主义的幌子，以猎取无产阶级的同情与拥护，这是资产阶级的常态，是在欧洲革命运动史中所常见的。无产阶级在没有独立的政党时，常常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常常的是简单的替资产阶级服务，无条件的为资产阶级去推翻封建的统治，而马上即被资产阶级践踏。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幸也在共产国际及中共错误的幻想的政策领导之下，不自觉的做了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简单的工具，以苦力的资格替它们推翻了代表官僚买办资本的北洋派的统治，以与帝国主义妥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刚一抬头即以空前的白色恐怖摧残它们的昨日的拥护者——无产阶级。我们加入国民党和长期留在国民党的结果是：在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掩饰了国民党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松懈了工农群众对国民党的戒备，提高了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组织和强固了资产阶级反对工农的统治，终至国民党对工农不断的大批屠杀和它的政权意外巩固。
我们在国民党的政策，因为希望留在国民党内，保持长期的阶级联盟，所以不惜不断的让步：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代表允许国民党组织国际联络委员会，监督我们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凡国际所给中共的政策和命令须先交该委员会看过；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蒋介石政变，围剿省港罢工委员会及苏俄顾问和苏俄视察团的卫队枪械，逮捕大批共产党党员后，复以国民党党务整理决议案的形式，令共产党及青年团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单缴存国民党，禁止我们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令我们同志退出军事学校或退出共产党；这些事实已经是资产阶级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而不是什么联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际的政策不但不因资产阶级进攻使无产阶级自己更加独立起来，反而采用了最可耻的投降政策，严厉的阻止中共退出国民党，连准备退出都不许，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国际代表还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帮助并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从此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完全投降了资产阶级，不啻自己正式宣告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蒋介石开始大屠杀，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仍然是继续拥冯拥汪，说冯玉祥是工人出身，说汪精卫是土地革命的领袖，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组织苏维埃。并且在蒋介石叛变以前，曾命令我们以劳资仲裁代表罢工斗争，命令我们避免与蒋介石的军队冲突，在蒋介石叛变以后，曾命令我们在土地革命中不得侵犯军官们的土地，命令我们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工农的“过火”行动，最后，全部国民党已公然反革命，还命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直到南昌暴动，还是在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的。这样的政策，分明是使中共撕碎了自己的旗帜，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变成了国民党约束工农的工具；这样的政策，分明是自始至终从头到尾一贯的空前未有最可耻的机会主义，分明是卖阶级的政策，完全不是一九零五年布尔什维克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妥协，独立的领导农民，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政策。关于阶级联盟问题，列宁常常引用巴尔夫斯的话说：“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的条件是：共同奋斗，分别走路，不混合组织，看同盟者犹如看敌人一样”。国际既强制中共混合在国民党组织之内，复大喊“推倒国民党的领导是超越阶级的危险”。事后却责备中共不应损失其组织上及政治上的独立；其实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毁坏其独立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难道除了这些实际问题外，还有悬在空中的独立吗？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这样破产的政策，是根据他们对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关系之根本错误的认识。他们认为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因受帝国主义的压迫需要革命，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可以团结中国国内进步的各阶级，形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种联合战线的方式便是国民党，国际称它为“各阶级联盟”或“四个阶级的联盟”。这分明是组织上的阶级混合，而不是在某一时期某一运动中两个独立政党行动上的联盟，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对中国商品与资本侵略之深入，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非依赖帝国主义不能生存，这种依赖外力而生存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必须靠更残酷的剥削工农，才能勉强抵制住和资本技术更高的帝国主义国家工商业竞争，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因此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农的冲突更为不可调和，更易于爆发阶级战争。资产阶级最初参加民族革命,乃是企图利用能够在他们控制条件（过去国际的政策正是对资产阶级担保这种条件）下的工农群众声势向帝国主义做买卖，好取得于它们自己阶级的那几种利益，一看到工农群众根据其本身利益，侵犯资产阶级的利益领导革命时，资产阶级便马上感到工农革命比帝国主义对它更是根本的危险，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快的反对革命，乃是其阶级性质必然。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使国内的阶级斗争加紧，决不能因此促成阶级联合和缓阶级斗争。国民党是一种资产阶级欺骗利用民众的工具，用抽象的“国民革命”的口号（在我们不进行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状况之下。）麻醉住工农群众意识，不组织自己的独立的武装，而只是无条件的为资产阶级夺取江山，资产阶级独享胜利之果，而且马上回过头来屠杀工农群众，这是一件白日经天的事实，谁都不能否认。
我们加入及留在国民党的另一理由，便是要经过国民党去争取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而与它联盟，这也是机会主义的模范的表现之一。无产阶级之最可靠的同盟者，只是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即城市及乡村的贫民。固然，无产阶级随着革命发展之现实的环境，要团聚一切革命势力，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着眼是在群众，尤其是下层劳苦群众，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所领导的民主政党。我们要团结广大的劳苦群众在自己方面来，首要的就是无产阶级自己要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与鲜明的旗帜。有时可以甚至必须在一定的明确的行动纲领上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建立联盟；但这个联盟之根本作用，是在以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去揭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妥协与欺骗，以夺取广大劳苦群众在自己的政治影响方面来，而不在掩藏自己的政治面目，迁就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更不可在组织上与它混合起来，以“集中革命势力”！从前第二国际即主张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应与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合并，他们常说：不懂得在落后的俄国为什么多数派少数派和社会革命党分而为三。列宁则坚持只能和社会革命党有政治上的联盟，而不能在组织上和它混合。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尚保持和劳动者同盟对封建党及大资产阶级的党作革命的反抗；马克思在一八五零年三月以中央委员会名义致共产主义同盟的信，严厉的指出这一同盟者的危险性，指出它们号召一切民主派联成一大反对党之欺骗，极力主张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独立政党，他说：“即为对付共同敌人，亦不必有特殊的共同组织，对敌直接斗争时，两党利害一时一致的，自然而然有一时的结合”。过去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的遗教，而是采取了从前第二国际的意见，特意把国民党装成一个狮子灯，我们都钻在里面去舞。像这样混合组织的联盟，则遇事掣肘和混乱了我们自己的政治面目，不但不能经过他们争取其下层群众，并且要丧失我们自己阶级的群众。
在革命高潮中，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即城乡乡村的贫民联合之最好的形式，便是苏维埃，即是由工农贫民兵士的广大群众选举代表组织的苏维埃，它的任务是武装群众及指挥群众的政治斗争夺取政权的机关。共产国际的领导，在革命高潮中，为要跟着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上层跑，作那种无希望的同盟梦，于是根本抛弃代表城市乡村贫民的利益，在斗争上服从国民党的政纲，越此便是“过火”，在组织上把农民协会及店员小商人的组织工作通统交给国民党，不许组织苏维埃；他们竟至说：“中国的国民党对现时中国革命的作用与一九零五年的苏维埃对俄国革命作用是一样”“武汉国民党为革命运动的中心”“武汉政府是革命的政府”“若现在即刻建立苏维埃，拒绝拥护武汉政府，提出二重政权的口号，推翻武汉政府，便是对蒋介石和张作霖予以直接的援助”（史大林）。“在将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还可以利用国民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布哈林）。他们的错误，完全由于迷信少数派的阶段论遮住了眼睛，不去观察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内容和当时民众革命斗争急激进展的环境，以至盲目的反对建立苏维埃；他们完全不认识不但南京的国民党已公然反革命，即武汉的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也已日渐走向反革命，尤其在马日事变后，他们和蒋介石张作霖已经没有区别，此时国民党资产阶级（凡是剥削劳动者的大小资产阶级都包含在内）参加民主革命的历史已经告终；同时从共产国际到中国国民党一致承认“过火”的工农运动，已经打破了各阶级联盟，超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开始由民主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革命性质已经开始转变了。无产阶级的政党，至少在三月二十事变后即应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在北伐开始时就应该在北伐军所到的地方组织苏维埃，至少在四月十二事变后即应建立苏维埃与国民党政府对抗，由二重政权进到推翻反革命的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是这样，而是始终拘泥民主革命的阶段，始终迷信国民党，始终想用大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党代替了工人与乡村城市贫民群众的苏维埃。中共中央此时未能力争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推倒国民党领导，反而在国际代表所起草的宣言中及农民部通告中，都承认农民有“过火”行动；并且自行取消汉口总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这都是莫大的错误。一直到国民党全部公然反革命，革命运动已经一败涂地，此时反而突然想起用苏维埃的口号，作夺取政权的冒险尝试。
一个革命的政党，不但要善于进攻，也要善于退守，上海广州长沙汉口的共产党党员及工农群众相继被屠杀后，没有一点有力的反攻，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已完全走到反动营垒，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都已经结合起来，革命分明是失败了，此时即应马上采取退守政策以保存阶级的战斗力，整理我们的队伍，积聚我们的力量，做改守为攻的准备。当时党的政策恰与此相反。联共及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布哈林此时企图以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动挽回其机会主义政策之绝望，以抵制反对派的非难，乃特派心腹代表到中国，以国际名义包办“八七会议”，在此会议中，既未便根本的系统的指出改正机会主义（仍旧说留在国民党有四大理由，仍旧主张站在国民党左派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又加以从莫斯科带来的事实：“中国革命浪潮还在一直高涨”，“中国已经到了直接革命的形势”，经过翻译员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之手，造成了盲动主义。当时党的领导者，以为只有武装暴动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只有自己和与自己同一意见的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如有同志对于革命高潮及中央政策路线表示有一点怀疑，对暴动有一点审慎，便要拿“机会主义的残余”“观念不正确”等罪名加以严重的打击，严厉的命令各级党部改组并实行新的政治路线即所谓“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凡不赞成此新的路线者即不许其登记，甚至开除已登记的同志。不仅命令党部，而且命令群众，命令他们无条件的乱动；以至盲动的情绪和大大小小的暴动普遍了全国所有我们党有组织的地方。从“八七会议”到“六次大会”乃是整个的暴动时期，在此时期中，党的领导机关之唯一的工作，“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用中央绝对正确的路线，客观上帮助国民党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打得骨断肢脱伤残委地，至今不能立起来从事战斗；党的本身更加溃散，党的政治地位更加堕落，变成了单纯的“杀人放火”之象征。
机会主义是使中国革命失败，盲动主义是彻底完成这个失败，六大以后的路线是继续巩固这个失败，并为下次革命准备新的失败！
二党的现状与危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
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对于机会主义的批评，并未曾把中共中央在革命高潮中所执行的机会主义政策之根本错误（没有及时退出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没有组织苏维埃等）指摘出来，因为这样便要侵犯到国际对中国革命政策之本身，而只是指出中国党三种主要的错误（一、缺乏独立性与批评性，二、不能了解从一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转变，三、党没有成为广大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心。）这不过是说中国党执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在技术上太不高明，所以共产国所指示的六次大会所议决的新的政治路线：将来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将来的政权性质应该是工农民主专政；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性，应联合富农而不应该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他们虽然口上大喊反对机会主义，而这些实际政策，仍然没有转变到另一阶段，仍然是十足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对于盲动主义的批评，虽然口头上大喊反对盲动主义，也同样因为要掩护国际自身的盲动主义，未便指出中国党在革命失败后，按照当时全国总的形势采用暴动政策是根本错误，而只是指摘中国党对暴动政策机械的应用，没有事先组织好，玩弄暴动等等，这也不过是说中国党执行国际暴动政策在技术上太不高明，所以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公开的说：“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走向革命的大道”。并且要说：“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六大决议案）“我们的面前是一个大的全国革命的高潮”（国际代表的政治报告），所以第六次大会后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通告，开口便说“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最近国际要进一步训令中国党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这分明是国际自从“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极力供给中国党以盲动主义之前提。对于机会主义的错误不探本溯源的把整个的机会主义路线指摘出来，便不能得到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因此现在党的政治路线，仍旧沿着机会主义进行；对于盲动主义的前提即革命潮流没有正确的估量，便不能了解目前的革命形势，因此现在党的工作路线，仍旧沿着盲动主义进行；政治路线工作路线，事实上日益证明破产，因此现在党的组织路线，便不得不日益效法联共的现行党制厉行官僚主义，藉以钳制党员群众的异议，来保持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这一切一切都不是中国的国货，都是史大林布哈林所主持的国际领导机关之所赐。没有相当时期经过马克思主义及阶级斗争锻炼的中国党，自己本没有发明理论决定政策的能力；过去及现在错误的根本政策与理论，自然都来自国际。但过去党的领导机关对于机会主义没有一点认识与抗议，忠实的可耻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这是应该负责任的；现在党的领导机关仍旧继续执行国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经反对派明白指出，依然毫无觉悟，而且自觉的掩护错误，这简直是罪恶了！我们对于过去革命之失败，只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重要的是在深刻的了解错误，彻底的改正错误，并且坚决地参加反机会主义及盲动主义的斗争，对于革命才有实际意义，这才是我们正当的道路。
现在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所表现的是：国际及中共中央一直主张将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将来的政权应该是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理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并未掌握政权，中国还是封建势力的统治，并且中国还是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或封建势力占优势。现在的国内战争还是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战争。这样的说法，简直是和第三党改组派以至蒋介石都站在一条战线，因为他们都正在大喊反封建势力。第三党最近发表的政治主张说：“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社会，而掌握国家政权的便是封建势力，支配社会关系的，……最明显的亦是封建阶级的剥削。因此，分明的表现，中国革命还没有通过民主革命的阶段”。“反动统治势力的政治中心便是下级的封建势力，构成反动势力大联合”，“社会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而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封建阶级，中国目前的革命运动，如果不针对着封建势力，可以说绝对收不到集中革命势力的实效,必归失败。”这些话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及中共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没有两样。
我们认为：说中国现在还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及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这不但是说梦话，不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简直是有意的为资产阶级当辩护士！其实，在经济上，中国封建制度之崩坏，土地权归了自由地主与自由农民，政权归了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早。自国际资本主义打破了中国的万里长城，银行工厂铁路电线轮船电灯电话等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都应有尽有，已经形成了官僚买办的资本主义。到了欧战前后，更进入了民族的大工业资本时代，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及货币经济，连穷乡僻壤都达到了，自然经济已扫荡殆尽。并且全国一切形式的经济之最高统治，都在本国的一万五千万元以上银行资本依赖外国的五十八万万元以上银行资本的支配之下，因此资本主义的作用及其特有的矛盾形态，不但占领了城市，而且深入了乡村，乡村主要部分经济都直接间接隶属于市场，因此城市经济绝对的支配了乡村，因此一切封建残余的政治势力都不得不力求资本主义化以自存。土地早已是一种个人私有的资本而不是封建的领土，地主已资本家化，城市及乡村所遗留一些封建式的剥削乃是资本主义袭用旧的剥削方法（以前美国的黑奴及现在南洋群岛的猪仔，还是封建前奴隶制度）；至于城市乡村各种落后的现象，也并不是封建产物；若因此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在中国不占绝对优势地位，则只是常识的判断，而不是科学的观察。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经过两次革命，已经掌握政权，社会阶级势力之转变，更是异常明显。在民众斗争发展上，已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火”；并且广州上海汉口的工人和两湖的农民，已经有过相当的二重政权的形式，广州暴动中且出现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开始了社会革命的行动；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总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已经是将来第三次中国大革命的预演，在第三次革命中各阶级的行动与变化，给了我们许多丰富的材料，使我们能预测第三次中国革命的远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及土地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城市及乡村的贫民取得政权，才能彻底完成，换言之，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完成，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城市及乡村中都与帝国主义经济及现在的土地关系有很密切不可分离的联系，它绝不能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以土地给贫农，而且当革命高潮时必然坚决地反对工农运动“过火”，无产阶级没有与他们合作的可能。其次，在城市中，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的第二日即应进行没收中外银行及大工厂企业，打破私有财产制。在农村中，因为土地在资本家化的地主之手，富农多兼高利贷与商业剥削者的资格，是贫农与雇农仇视的中心，是农村贫民革命的对象，当然在乡村中更无与富农联合战线之可能；我们应该领导贫农，反对富农，使中农中立。当下次革命高潮初起时，我们即应动员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而不是为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站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民主专政奋斗。民主专政现在已成了一种反动的口号，成为将来机会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阻碍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的理论根据。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依据这样的机会主义的理论根据和政治路线，已经演了过去可耻的悲惨的失败，现在又在准备重演将来更可耻更悲惨的失败。
现在盲动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所表现的是：不承认资产阶级是胜利了，不承认过去的革命是完全失败了；在“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前提之下，强迫罢工，每个小的经济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大的政治斗争，不断的命令党员代替群众上街示威，召集小组或支部会议时，都照例不讨论政治问题，不讨论日常生活斗争的工作方法，只简单的传达上级机关命令上街示威，散传单，贴标语，无处无事不采用盲动政策，无处无事不实行“自己失败主义”，弄的党内党外群众都感觉没有一点出路，党的下级干部同志都感觉着在中央路线之下无法工作，党内工人同志都一天一天感觉着党的政策和行动绝对不适合工人群众目前的需要与可能，尤其是盲动的命令逼得他们一批一批的与党无形脱离，因此各生产机关的支部已凋零不堪，党员数量及无产阶级的基础已削弱殆尽，像汉口，长沙，广州，这样重要的中西都市，连党的组织都没有了。党和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系，更等于零：铁路，矿山，纱厂，丝厂，五金等重要产业工人都没有群众的组织，就有点组织也都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海员方面也只仅仅有点线索，在这样状况之下，革命高潮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
我们认为：自从机会主义的政策断送了上次大革命，又加上盲动主义根本破坏了工农组织，减弱了工人阶级之阶级斗争的力量，形成了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我们在现阶段中，应一面采取防御战略，反省过去失败的教训，溶化过去革命伟大的经验与教训，以锻炼我们的党，重新团结离散的队伍，在日常生活的斗争中，恢复和工农群众的联系，恢复群众的组织，以集聚自己阶级的力量；一面重新估量现阶段中新的客观局势，即因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和经济相当恢复而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与其政党军人间之冲突，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资产阶级军事专政间之冲突而开始的民主立宪运动之趋势，我们应利用这种趋势，而力争彻底的民主主义做我们目前过渡时代政治斗争形式，重新闯进政治舞台，由现在的政治斗争，缩短反革命的现阶段，开辟新的革命环境，走向将来的第三次革命。民主要求口号，现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群众以至工人群众还需要，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身，也须有相当的政治自由才能够实现其力量发展所需要的组织上之民主集中制。因此，我们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应力争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并且必须与“国民会议”同时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民族独立”，做我们在过渡时期中四个不可分离的民主要求口号，以充实国民会议的内容，必须如此才能够动员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公开的现实政治斗争，不断地扩大斗争，由要求资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走到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即拥护劳动大众——全国多数民众权利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是主张积极的号召及参加，力争其彻底民主化，而不主张消极的空喊苏维埃来抵制；因为“苏维埃政权”必须由“武装暴动”来产生，在目前只是教育宣传口号，而不是行动口号。在主观客观条件都未成熟时，若发出“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做行动口号，号召工人群众马上行动起来，为这些口号奋斗，不仅得不着群众的应声，而且更加扩大党的盲动情绪，离开群众，削弱党的力量。同时，我们更不是主张用国民会议来代替苏维埃，而是要利用国民会议的斗争来发动广大的下层民众反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走向“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
现在的中央，一面大喊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大喊苏维埃政权，大骂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失败的人，大骂提出国民会议口号的人是取消派或反动派，并且发出“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和“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的口号；同时一面又声明：“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并未高涨起来，所以现在决不能马上号召群众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这就是说我们的党现在没有号召群众行动的政治号召，只有盲动，只有继续长期的离开政治舞台。
最近党的政策，不但极力发挥国际对于中国现局势盲动主义的观察之谰言，丝毫不了解民主运动在两个革命间过渡时期的政治斗争上有重大作用，而且是机会主义的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不断示威，双管齐下，表面上说是采取失败主义，实际上是命令同志帮助改组派做“反蒋运动”，并且在香港参加各派的反蒋会议。不领导民众做公开的政治斗争，而跟随改组派将军们的军事投机，这不但是离开政治舞台，而且是葬送党的政治生命！
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所表现的是：以委派制度与绝对的命令主义消灭了党内德莫克拉西；以夸大的虚伪的报告，从国际直到中国党各级机关，上下互相欺骗，以欺骗群众。团结无原则的系统，如周恩来所领导的黄埔系，项英所领导的全总系，拥护个人的势力，各自庇护私人，互相排挤，任意摧残有政治自觉的党员；以大批开除党员的手段来解决党内的政治问题；置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于全党全阶级的利益之上，以借口“敌人进攻”，“时局紧张”，“秘密工作”，“铁的纪律”，……等，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变布尔什维克热烈争辩的精神为官僚的盲目服从，从支部到国际活象君主专制之下从地保到皇帝一样，只许说一声“是！”，否则马上便有不测之祸，因此所有党员都不敢说一句心中所想说的话。
现在党的统治机关的官僚们钳制党员之最大的武器，要算是“铁的纪律”；党员也因为迷信这一武器自己束缚了自己，对于官僚们的统治，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我们认为：“铁的纪律”自然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可是列宁曾告诉我们：铁的纪律之基础“第一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之觉悟及其对于革命之忠诚，能自主，勇敢牺牲；第二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和无产阶级以至半无产阶级广大的劳苦群众融成一片；第三是极广大的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相信它的策略与战略是正确的，没有这些条件，一切要创造这个纪律的企图，都必定变成废话，矫饰，欺诈。”关于服从组织纪律的限度的问题，列宁又说过：“我们曾经屡次确定对于工人政党的队伍中纪律之重要与见解。行动统一，讨论和批评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一个纪律，才配称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所以无产阶级，若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即不承认有任何行动的统一。所以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永不应该忘记有非常严重的原则之违犯，竟至逼令我们必须与一切组织的关系决裂。”现在党的官僚们的所谓“铁的纪律”，恰恰和列宁的遗教相反，恰恰是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已经明知党的策略与战术是错误的，而他们还不顾一切的继续执行，恰恰是不许党员对于他们错误的策略与战术有讨论的批评的自由，恰恰是官僚们用为掩护自己错误的维持官僚统治的工具；这样的“铁的纪律”，除废话，矫饰，与欺诈而外，没有别的意义。
我们的党，始而在机会主义指导之下，未能使全党党员群众参预到党的政治生活及接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因此党内一般政治水平线非常之低；继而又在盲动主义指导之下，党的组织弄到残破不堪：第六次大会后更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交互错杂，不能进前一步。处此情形之下，党的领导机关要想恢复党的基础，形成党的纪律，必须根本改变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民主集中制代替官僚集中制，实行讨论和批评的自由，产生能够使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相信是正确的策略与战术，以接近广大的劳动群众；必如此，才可形成真正的行动统一，抵御敌人的进攻。现在党的官僚统治机关，反而利用党内一般水平线之低落，党员群众对于党的生活之隔阂及党的组织之残破实行任意操纵，欺骗与威吓，实行以金钱维系党与及空洞的工会机关和工人示威，实行制止党内的讨论和批评，以国际威信和党的权威强迫党员强迫群众相信“中央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并且胆敢凭借敌人进攻做护符以恐吓党。这样的领导机关如果听它们仍旧存在下去，我们的党，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必然要名存而实亡，一切有政治自觉的分子，都应当及时奋起，从党内推翻它，才能够将我们的党从堕落而危亡的现状中拯救出来！
三、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
即从中国问题本身，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中国革命过去失败不是关于执行上的部分的问题或偶然的错误，而是有一个系统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并且现在还在继续这个路线，这个路线也不是特别在中国范围内形成的，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由史大林布哈林所领导的整个的机会主义的国际政策之一部分。
十月革命在全世界实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后，各国无产阶级的命运从此更加真实的密切起来。苏联实际上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司令部，联共成为第三国际领导的党。这个党的政策之正确与否，不是仅仅关系苏联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而是关系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运命。同时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之每个胜负，都影响到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之存在与巩固的前途。
十月革命到现在，以列宁之病和死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夺取政权，建设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军事的防御，及采用一些基本的办法以确定经济道路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党的全体都上下一致自觉的做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也就是在这个自觉的一致中，党的全体才有它的内部巩固，在列宁同志正确的政策指导之下，勇猛精进的向资产阶级进攻，当时资产阶级的潜势力及其意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不能发生什么作用。后一时期即史大林继列宁而执政时期的情形就不同了，它的主要的特征，就是二元政权的势力增涨。其客观的原因是物质生活相当的提高，内部的军事状态停止，及世界革命到来的迟缓，群众需要恢复他的疲劳，非无产阶级的成份及其意识渐有抬头的机会，于是曾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至此反而被抛弃放在后面去了，在它之傍，甚至在它的面前，树起别的阶级成份，别的阶级意识大显其作用，在政权上占领了一大部分势力。这些别的成份就是那些一天一天形成一个很大的官僚系统之国家机关，职工会，合作社的职员及其他自由职业者和办事员等。这些人员们由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习惯及他们的思想方式，是与无产阶级分离的，或一天一天与它分离。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成份及其意识甚至侵入联共党内，由党的机关职员，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官僚系统，滥用国家机关巩固他们的特权，使党日趋腐化。到了史大林为反对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反对派，遂拼命拉拢结合这些党内及国家机关的官僚分子，做他的群众，无论什么人，只要他喊一声反对托洛茨基，至少也要给他一个合作社主席的位置；因此一般投机分子，都蜂拥到史大林派反托洛茨基的旗帜之下，蜂拥到党内及国家机关内，更加速了国家机关及党内官僚主义化的过程。此时党对国家机关已不能起领导及监督作用，倒转过来，国家机关反用官僚的系统和势力来支配党。苏维埃政权从它的产生和传统上，由它的现在势力来源上，还继续凭借在无产阶级身上，虽然渐渐少直接的形式。但是由上述的社会成份之沟通，它一天一天堕落在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之下。无论苏联内部资产阶级怎样弱，它是很自觉地做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派，并构成世界帝国主义的传达机。况且资产阶级内部的基础也决不可忽视。农村经济在市场之个人的基础上发展，必然要从它的内部新产生许多农村中小资产阶级。即已经富或正在求富的旧时贫农也和苏维埃立法的限制抵触，于是表现出法国革命中“本拿巴特主义”（即倾向拿破仑之主义）的倾向。以上就是所谓政权二重性之社会的来源。
新经济政策在客观上自然是包藏这政权二重性的一些可能，因为他在恢复市场上，新创造一些条件可以使小生产者重新复活并一部分转为中等资产阶级。但这些可能性仅存在于经济的可能中。它开展成为一个真实的力量仅在十月革命的后一期，开始于列宁同志之病和死及史大林派的小组织集中反“托洛茨基主义”之斗争的时候。新经济政策之实现，是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一个很大的让步。这个让步在当时的环境是必须的，其本身并不一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损害。暂时的退守是为着后来的进攻。问题只在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党是否有正确的政策能够很快的反守为攻，继续阶级斗争，阻止政权二重性之发展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不陷落在这个退守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基本的生产力都属于国家所有，国家的指导政策对于经济是操有必胜之权。但史大林不懂得列宁的政策，不把让步当作暂时的退守，而当作经常的路线。一直继续让步，继续右倾，不特别注意发展国家工业，不发动农村阶级斗争，而实行对富农宽容，并且造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怪理论，说苏联农村生产力是由两极向中间，以图掩蔽贫富两极分化的事实，以便避开阶级斗争，和平的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着着助长了富农的发展，助长了政权二重性。他的中心的口号是：“普遍的繁荣”，“大家富起来”，不管这个富是资本主义的富还是社会主义的富，甚至他把资本主义的富当作社会主义的富。因此非无产阶级的势力及其意识益加抬起头来，因此，十月革命的后期特征，不仅简单的表现于城市和乡村中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之发展，并表现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之武装继续不断的被解除。复兴的中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隐藏在苏维埃的保护色之下尽可能的前进，把他们的凭借表现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史大林的“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保守的理论就在这个环境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十月革命的基本方法，列宁主义战术之主要的教训，都被史大林加以严厉的修正，以适应党内党外新生的小资产阶级的职员之安富尊荣及其畏难苟安避免革命震动的心理。在这种情形之下，“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有不可分离的真实联系”之“不断革命论”，自然首先激怒一切新的社会层，因为他们认定已经把他们抬到社会上高高地位的革命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因此，以“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之保守理论为出发点的史大林派乘时得势，对于以“不断革命论”为出发点的托洛茨基派，不断的加以攻击与迫害。
很明显的，列宁始终认十月革命只是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起点，并不是认为俄国一个国家已具备了经济条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可以独自建设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是在全世界整个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之部分的突破，是全世界资产阶级阵地较弱无产阶级主观力较强的部分之突破，要维持它巩固它，主要的是在它不断的向外发展，即是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成为真实联系，在全世界总的阶级战争形势上决定最终胜负，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观点。自然，为巩固推动世界革命之策源地苏联，必须发展其国家工业即社会主义的工业以加强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权。但若是因此便相信“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是对的，那就等于幻想世界资本主义从此还有很长期的生命。果真是如此，则一个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终不免为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所战胜，十月革命一定被破坏，而只存留一些土地改革的遗迹。
史大林派，根据其“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对苏联内部政策，要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求助于国内富农及城市新兴资产阶级，因而在国家政策上不肯得罪富农加重他的赋税，对富农一直让步到准其出租土地及使用雇工（一九二五年）以致一九二五、二六、二七年富农得到突飞的发展，操纵乡村一切经济机关，其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增加资本主义发展的危险及使资产阶级影响增大，同时又使苏维埃政权在贫农中失了同情。富农和新兴资产阶级，居然在去年提出要求废止对外贸易的国家独占权，居然非难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有碍农民的发展。因富农抵制政府收买面包，以致一九二八年秋天全国城市都发生面包恐慌，对外输出贸易计划也被破坏了（一九二六——二七年度谷类输出总价值为二○四、九七○，一九二七——二八年度减至三四、二二八），这就是富农抬头，实行对苏维埃政权抵抗之严重的表现。史大林受了事实的打击，不得不采用表面左倾的口号，如建立集体农业，向富农强迫募债，发展经济五年计划，等。因此影响，在党内亦公布“自我批评”的口号，和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右倾，同时共产国际在国际政策上亦有几分表面左倾。但是站在官僚势力基础上的史大林派，因为官僚与民众间的利益矛盾，他的左倾政策，只能说而不能行。并且史大林对付富农的政策，只是限于用盲动的非常手段，而不愿在根本上取消富农之经济上的优势，由此更引出大的危机。所谓左倾政策，“实行”了几个月便完全坍台。在打击富农之后，又忽然对富农作绝大的让步，提高面包价格，使工人及贫农对富农须多付二万万以上卢布。所谓自我批评，变成一半滑稽（批评内容须先得上级机关认可），一面侦查反对派（即托洛茨基派）的把戏。所谓反对右倾，只是反对右派中和史大林有冲突而且势力较弱的一些个人，并没有把右派的危险及其整个的思想和政治路线，要党员群众公开讨论，因为如果发动党员群众反对右派的路线，必然要走到反对左右动摇不定的中派（即史大林派）而倾向左派（即托洛茨基派亦即反对派）（史大林这种左右动摇不定的政策，实际不过是向右的道路上一些曲线。这种向右的曲线政策应用到中国，始而主张“不应加紧对富农的斗争”，继而又主张“要坚决的反对富农”。然而他反对富农，仍然因为它是半封建。那末，对于富农具有资本阶级性质的那半面便不应该反对了。这真是使中国党迷陷在乱山中找不着出路！）
现在苏联真实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物价日益增长，工人的实际工资日益下降，去年在七点钟工作制的口号之下，实行工作强度加速，罢工事件及失业工人日益增加，为十月革命以后所来有的现象。乡村中中农受富农的煽动，对苏维埃政府之不满日益增高，乡村中时常发生富农有组织的对苏维埃政府官吏及共产党党员青年团团员，加以白色恐怖。红军中的上级军官亦多有富农子弟和受富农影响的。中派史大林的政权在此时机之左倾右倾，都是受了两大阶级（工人贫农及富农城市新有产阶级）的压迫，他只是聚集这一切矛盾，而不能解决这些矛盾，大斗争的爆发即在前面，若没有从左边来的工农群众力量来克服富农新有产阶级及官僚的反动，使十月革命复兴，使无产阶级专政更臻巩固。则从右边来的“特尔米多，（Thermidor，法国罗拔士比儿殁落的政变）终不免到来，将成立一反革命的独裁政府，无产阶级专政将宣告灭亡，苏联回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大林派“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即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苏联内部所造成的危机是如此。其对外政策，也为着要安宁的在苏联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怕得罪世界帝国主义，因而就不敢积极的援助世界革命，而一味地与帝国主义的外交家做和平运动的周旋。如在一九二五年，英国大罢工中不能予英国工人以积极的帮助，在中国革命高潮及孟买大罢工中，不敢号召英国工人起来反抗英帝国主义、在日本出兵满洲及占领山东时，都不敢有所表示，在俄德通商条约中使德国工商业家实际上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免除对外贸易垄断的监视决定，在一九二七年在拉丁美洲开泛美洲大会的地方召集反帝国主义同盟的大会，而延期改在现时已没有殖民地的国家柏林开会；这些都是怕侵犯帝国主义之露骨的表现。
这种妥协倾向应用在各国革命的战略和政策上，就是不敢坚决的发动无产阶级之阶级斗争，而企图用外交政策及拉拢上层妥协的分子。这种政策之模范的表演，就是在英国工人运动中之英俄职工委员会及在中国革命中之国共合作。史大林派组织英俄职工委员会，企图与英国工团总会卖阶级的官僚领袖们结成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联合战线，以抵御对苏联的进攻，并在柏林会议中公开宣布不干涉英国的工人运动。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就是以全部布尔什维克的威信，在英国工人中担保那些卖阶级的官僚领袖是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真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承认这些卖阶级的领袖是英国工人运动中唯一代表，阻止了反对这些官僚领袖的“少数运动”；使俄国无产阶级不能直接——因为要经过英俄委员会——援助英国工人运动，如矿工大罢工及全国总罢工；使布尔什维克与这些卖阶级的官僚领袖们一同坐视英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及印度罢工；使张伯伦既有大英帝国的政策，又有工团总会的政策以挟制布尔什维克。
这种机会主义政策要以在中国革命中所实行的结果最为悲惨！史大林派不敢彻底侵犯帝国主义及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唯一的只在消灭（？）“封建残余”，因而不要无产阶级太露头角，始终要求中国共产党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不要退出国民党而真正独立起来，直接领导群众，只要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及其将军们领头做革命，因为要让这些将军们领头，就不能不抑制工人的要求以免吓退资产阶级，抑制农民的土地革命以免侵犯所谓“革命军人”的财产，极力反对托洛茨基同志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提议，反对推倒国民党的领导，以免侵犯资产阶级专政。在美国，在日本，都改变共产党为工农党，在印度也有同样的企图，甚至在日本竟主张以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来代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史大林派诸如此类的右倾政策，遂经过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在各国党中形成了一般的机会主义路线。
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个路线的斗争
史大林派所领导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五六年来，不仅使苏联内部的危机增加，并且因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迭次的失败与挫折，尤其是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使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上更加濒于危险。一切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子要明白这些危险，正是为着要克服这些危险，救护十月革命。史大林派之不可恕的罪恶，还不仅在他对苏联内部的和世界的资产阶级继续做了许多让步和投降，更重要的是在他采用官僚压制和欺骗等方法，阻止真正列宁主义的意见之发展，使苏维埃及世界工人把严重的让步当作成效，把退步当作进步，把内部困难之增加解作向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之胜利的前进，把投降中国资产阶级当作中国革命之发展。
在这种情形之下，世界无产阶级队伍中自然要产生反机会主义的反对派之斗争，即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之斗争。托洛茨基同志就首先担负了领导这个斗争的责任。在十月革命后一期开始时（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同志即向联共指出应该注意防止错误的经济政策所达到的结果：工业发展之迟缓曾引起所谓“剪刀问题”，即是工业和农业生产品价格之间的不平衡，足以破坏工农的联合，并且其结果会连带农业发展之停滞，因此他在联共第十只次大会即提出厉行工业化的主张，使有廉价的工业品与农产品交换，以巩固和中小农民的联合。可是象史大林这般瞎子，却骂他是为着工业的经济利益去牺牲一切。在十四次大会以后反对派又提出工业化之具体的政策，史大林布哈林又认为是过度（？）的工业化，而予以否认。直到十五次大会，史大林因为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的恐慌及许多困难的逼迫，才稍稍注意到工业化的问题；在十五次大会上所提出的发展经济五年计划，就是这种注意的具体而微的表现。可是他没有正确的估计到工业发展之可能和没有发展工业之决心，因此他认为“将来工业发展的速度也许必然要非常之慢”。反对派则认为工业发展的速度决不会是什么“也许必然要非常之慢”。反对派在经济计划的提纲中，提出可能实现的工业速度，并且在提纲中指示出来每年工业各部门速度增加的百分率。到十六次会议时为期不过一年余，事实证明工业发展的速度，竟超过了史大林赖可夫所提出五年计划所规定的限度。关于富农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二三年及联共十四次大会前后即主张国家应加重富农的赋税，并发展集体的农业，以遏制富农发展的危险。史大林布哈林因此一致骂反对派不要农民，说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老毛病。同时他又指出党内腐化官僚化的危险，有实现德莫克拉西化之必要。他反对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主张无产阶级国家应积极的切实的——不是用官僚方式而是用阶级斗争——援助并发展国际的无产阶级运动。对于英俄委员会，他也及时有极正确的批评。最后在中国革命问题中，他的观察与意见，更自始至终绝对的正确（主要的是他远在蒋介石叛变以前及蒋介石叛变以后，屡次警告联共中央及国际依赖国民党之危险，他主张中共必须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建立苏维埃及武装工农，彻底的土地革命）。他不仅把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完全为我们指示出来，并且为我们指出现在及未来的根本政治路线（未来的革命性质及目前国民会议的口号）。假使我们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政治的指导，我们也许能领导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道路，即使失败也不至于政治破产及组织溃散，至少也不至于再发生盲动主义将无产阶级的力量彻头彻尾的破坏干尽。史大林派对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真实意见，一切都拒绝公布，只是在他们的口中捏造一些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谣言，以蒙蔽全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将中国无产阶级付了严重代价的教训，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面前用官样文章隐藏起来，对于中国的同志特别封锁得严紧，谁要接受托洛茨基的意见，便加以反革命的罪名，谁要主张研究讨论托洛茨基的意见，便也有反革命的嫌疑，以便使中国党对于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得以很顺利的继续执行。
史大林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再加上官僚主义的统治，不但不肯及时采取反对派（即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意见，不但为维持其官僚的统治不顾一切的错到底，不但向世界无产阶级隐藏真正无产阶级的政策，并且在党内组织他的走狗系统（史大林在列宁病中即在党内进行小组织），用种种卑鄙手段使反对派的意见不能达到群众，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对抗，混乱群众的耳目，以攻击托洛茨基主义为名，实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最后更开除反对派同志的党籍，滥用政府权力监禁并放逐并枪杀他们。许多与列宁共同奋斗多年的老布尔什维克，许多十月革命的战士都受史大林官僚统治的种种虐待。史大林派为铲除异己，把党的德莫克拉西剥削干净，一切重要问题都不许公开讨论，全党党员非史大林之言不敢言，只有在附和史大林或被处罚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此外别无道路可走。于是党内的领导地位及其他一切工作，都由长于逢迎的官僚分子占领，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勇敢而有能力的先锋分子，多被驱逐在党外奋斗。这样为着对付反对派的斗争，史大林更将从苏联的社会来源和经济基础上所发生的官僚制度发展并巩固起来。这种官僚制度竟在史大林派的统治之下形成一种特别党制，并且经过第三国际普遍的发展到各国支部中，形成了史大林派的系统，把各国党的领导机关都变成了史大林派的忠实工具。否则便不能存在。一切我们在中国党所见到的压制，欺骗，蒙蔽，笼络，收买等官僚政客的方法，都是从史大林学校中学习出来的。
我们据两年以来各方面事实的观察，已在实际生活中直觉的感觉到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及官僚主义为害之烈，在得到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反对派各种重要文件，以之和史大林派的文件作比较的研究后，我们不但更系统的根本的认识中国革命之失败是由于史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指导，并且深切的认识现在整个的第三国际中显然有两个根本不同的路线：一个是史大林所领导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路线，即现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路线，一个是托洛茨基所领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即国际左派反对派的路线，而不仅仅是关于中国一国的问题。反对派是主张严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策，反对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加以修正，史大林派受了苏联内部非无产阶级的力量与意议〔识〕发展之反映，企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无产阶级的政策，无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在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印度），都加以修正，他们是联共党中的中派，实际已站在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这两派（史大林派与反对派）的斗争，不但不是个人间的斗争，并且不只是简单的派别斗争，而是关于决定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两个路线之斗争，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也只有这两派路线之彻底的斗争，史大林派现在尚想利用旧的机会主义一名词来转移全党同志对目前这两个路线争论注意的视线，完全是徒劳无益的企图。
五我们的态度与建议
反对派的责任是在使全体党员明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摆脱机会主义的领导，而回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真正民主集中的当中，党内政治不同的意见本可有公开讨论的方法来解决，不但不会使党分裂，并且使党更加巩固。反过来，官僚主义的压制与蒙蔽，势必使党崩坏与分裂；反对派为拥护真正无产阶级的路线，为实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统一，不能不与机会主义的领导有组织的作坚决的斗争。机会主义已迭次在中国宣告其可耻的破产，中国无产阶级已付了过重的代价，直至现在接近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我们下列签名的人，认为我们站在恢复列宁主义的国际，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拥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上，都应该起来根本反对史大林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国际的苏联的中共的现行政策和党制，都需要根本改变。我们相信在中国的反对派运得到党内多数同志同情时，史大林也会采用反对派一部分主张和口号或更换一部分领导者，以图统驭群众的左倾；但是我们所争的乃是整个路线之根本改变，而不仅不是一时策略上的转折，更不是简单那几个人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共受史大林派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之害最为酷烈，应当是国际各国党中站在最前线勇敢的反对现在国际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因此，我们提出下列建议，希望全党同志一致坚决的要求并督促中央以中共名义向国际并直接向各国兄弟党提出；同时我们应该在国际左派反对派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为下列各项奋斗到底：
一、召回托洛斯基同志等反对派，释放在监狱中和流放在西伯利亚土耳其士坦等处的联共及其它各国反对派同志，恢复其党籍，并恢复托洛斯基同志的领导工作。
二、公布五六年来反对派对联共及国际政策发表的各种档，公布列宁遗嘱及其它被史大林隐藏着的列宁遗著。
三、重新审查五六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政治上的组织上的错误，并重新决定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政治上的组织上的错误，并重新决定联共的政策及国际政策。
四、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并立即公开的讨论根本政治问题。
五、重新审查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并决定新的政治路线。
六、改组联共及国际与各国支部的领导机关。
签名者（注）：
王阿荣王永庆王芝槐王视民王畅王绍华王季平王大昌尹宽左斌史文学江鸿生汪常师江又容李果夫李季李轩李静涛朱崇文朱继熹朱天章何炳银何资深杜谦杜发义杜琳汪泽楷汪复兴汪复盛林金生余伟吴季严吴若萍吴琢辅岑舜乡马玉夫马图徐竹林段浩段震亚孙平州高语罕梁筱山庄季贞陈洪陈碧兰陈独秀陈其昌张虚张以森张素秋张胜秋张阿宝屠景山屠维纳陆沉程裕和汤正彭桂生彭桂秋彭述之单直夫叶录堂董江素刘右山刘静真刘伯庄刘毅刘逢鼎潘希真潘伯华蔡振德郑重郑超麟蒋石甫钱又萱薛农山罗世藩韩治臣顾幸到顾满
（附记）以上是我们签名者今后的集体意见，以前个人所发表的言论，概由个人负责。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据郑超麟回忆，下列八十一位的签名者，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假的。所谓假，一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人，例如第一名王阿荣。“中国的习惯，注意第一名，责任大，弄个假名字，是陈独秀的意见。”二是本人不知道，但被作为托派的发展对象，当本人知道后也没有加入托派。
1930年3月12、15、29日及4月12日《红旗》第83、84、88和92期，先后发表文章批判《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在《红旗》第86期致何资深、张以森、庄季或、陆沉、刘毅公开信，“望他们自登报日起在一星期内切实执行下列办法：如系被取消派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的文章，限一星期内必须交到中央。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的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只有给予最后的制裁。”不久，这五人都被开除出党。4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红旗》第94期上发表给彭佳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王永庆的通知。通知内客与上述中央公开信基本相同。后这五人亦被开除出党。 |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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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党同志书[1]
陈独秀（1929.12.10）
亲爱的同志们：
我自从一九二○年（民国九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抵过。我固然不应该效“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夸口吻，把过去失败的错误而将自己除外。任何人任何同志指摘我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我都诚恳的接受。我绝对不愿为要拥护我个人的错误（自从“八七”会议到现在，我不但对于正当的批评不加掩护，即对于一切超过事实的指摘，也以为是个人的细故，默不答辩），而使过去无产阶级付了重价的苦经验埋殁下去，得不到一点教训。我不但不愿掩护我过去的错误，即现在或将来，如果我在思想上在行动上有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不愿掩护，同样希望同志们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加以无情的批评，只要不是附会造谣，我都虚心接受。我不能有瞿秋白李立三那样的自信力，我深切的认识，任何个人任何党派，想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深邃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与普列哈诺夫，晚年尚犯了不可恕的机会主义，长期追随列宁学习的如斯大林与布哈林，现在也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象我辈这样浅薄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何可自满，一旦自满，便是自已阻住自己的进步。就是反对派的旗帜，也决不是张天师的灵符，小资产阶级意识没有根本去掉，对过去机会主义的系统没有深刻了解并坚决参加斗争的分子，若仅仅站在这一旗帜之下骂几声史大林李立三的机会主义，便以为机会主义的魔鬼永远不会近身，这便是妄想。我们要真能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有在马克思列宁的遗教中，在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中，在同志相互批评中，不断的虚心学习，才庶几可望。
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附注一）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的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但只是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必须忠实的彻底的认识过去的错误即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内容及其原因结果是些什么，并且毫无顾忌的暴露出来，然后才可望不至继续过去的错误，方可望不至使下次革命又蹈于以前机会主义的复辙。
本党创立之初虽极幼稚，然在列宁主义的国际指导之下，尚未曾做出很大的错误，如坚决的领导工人斗争和对于国民党阶级性之认识。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由国际召集的远东劳动人民大会，中国方面是由本党领导国民党及其他各社团的代表进行的，大会的决议，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应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和在革命中进行农民苏维埃的组织。于是中国党的第二次大会（一九二二年）遂决议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并根据此议决发表时局主张。同时青年团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大会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代表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从此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进行国民党改组运动差不多有一年，国民党始终怠工或拒绝。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国际代表马林因此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来的鲍罗廷，他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
在此时期前后，中共所染机会主义还不很深，所以还能够领导“二七”铁路大罢工（一九二三年）和“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都未受国民党政策的牵制，并且有时还严厉的批评国民党的妥协政策。“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一抬头，便惊醒了资产阶级，戴季陶的反共小册子便应运而出了。是年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努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次年（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正是执行了戴季陶的主张，在大捕共产党，围剿省港罢工委员会、苏俄视察团（内多联共中央委员）及苏俄顾问的卫队枪械后，国民党中央议决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分子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我们都一一接受了。同时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的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这一时期是最严重的时期，具体的说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资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甘心作它的附属品之时期（国际代表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党到了这一时期，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极左派，而开始堕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了。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民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职工委员会，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国民党”。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觉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其后，北伐军出发了，因为我们在机关报《向导》上批评因北伐而抑制后方的工人运动和向农居勒派军费大受国民党的压迫，同时上海工人将近要起来暴动驱逐直鲁军，暴动如成功，必然发生政权问题。此时我在中央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起草中提议：中国革命有两条道路：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始能贯彻目的；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此时虽然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要夺取领导权。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说这样的意见会影响同志们过早的反对资产阶级，并且肯定的说上海暴动如果成功，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工人不必有代表参加。那时我又因他们的批评，而未能坚持我的意见。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后，秋白所重视的是上海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反对大资产阶级，彭述之、罗亦农和我的意见以为：当时市政府选举及就职，并不是中心问题，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小资产阶级不会倾向我们，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屠杀群众，那时不但市政府是一句空话，势必引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失败。因为蒋介石如果公开的背叛革命，决不是简单的他个人行动，乃是全中国资产阶级走到反动营垒的信号。当时由述之亲到汉口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那时他们对上海事变都不甚措意，连电催我到武汉。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国家大事都应该集中力量在武汉谋解决。同时，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命令，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而且根据国际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汪精卫联名发表那样可耻的宣言。
我于四月初到汉口，第一次会见汪精卫，即听到他一些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和在上海谈话时大两样。我告之鲍罗廷，他也说是如此，并说汪精卫一到武汉，即受了徐谦、顾孟余、陈公博、谭延闿间等的包围，渐渐和他琉远了。蒋介石李济深相继屠杀工农后，国民党日益看轻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汪精卫及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的反动态度与政策日益发展。我在本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象是这样或那样的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斯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见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所以始终要我们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用国民党的名义，国民党的旗帜领导群众。一直到冯玉祥、汪精卫、唐生智、何健等全体国民党公开的反动，公开的取消了联俄容共（他们老早就说：“只承认容共而不承认联共”）及帮助工农运动等所谓三大政策。国际还电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所以“八七”会议以后，自从南昌暴动一直到占领汕头，共产党仍旧是隐藏在左派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在群众中只看做是国民党的内讧，并没别的什么。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所产生之幼稚的共产党，本来就没有相当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一开始便遇着大革命的斗争，只有在国际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指导之下，才可望不至发生很大的根本错误。不幸在以上这样始终一贯的机会主义政策指导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么会看清自己的前途，怎么会有自己的独立政策，只有步步投降于资产阶级，附属于资产阶级，以至一旦资产阶级的大屠杀到来而我们没有一点办法。长沙马日事变后，国际训令我们的办法是：
（一）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然而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两湖的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当时两湖军官的本家亲戚故旧，而或明或暗受他们的包庇。没收土地若以不侵犯军官为条件，便是一句废话。）
（二）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过去就实行了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一可耻的政策，然而事后国际却批评中国党“常常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物”，指为中国党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之一。）
（三）消灭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如果能得到这许多军器，为什么不直接武装工农而还要扩张国民党的新军队？又为什么不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既没有工农兵苏维埃，又没有武装工农，试问由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去消灭那些不可靠的将领？想必仍旧是哀求国民党中央撤换他们，国际代表鲁易把国际训令送给汪精卫看，自然是这个用意。）
（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以新的工农分子代替老委员。（我们既然能够这样自由处分老委员，重新改组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够自己组织苏维埃，而必须把工农领袖送到已经屠杀工农的资产阶级国民党里去，替他们装璜呢？）
（五）以知名的国民党员做领袖（不是共产党员），组织革命法庭裁判反动的军官。（已经反动的国民党领袖所组织的法庭，事实上将是谁裁判谁呢？）
企图在国民党内执行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头上左倾的机会主义，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改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当时要执行左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须转变，即是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起来，尽可能的武装工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推翻国民党的领导。否则任何较左的政策，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中央政治局回答国际的电报说接受国际的训令，并且依照方针进行，惟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列席中央会议的樊克（听说他是斯大林的特别使者），也以为没有即时执行的可能，他同意中央致国际的电报，说：“只好这样回答”。“八七”会议后，中央极力宣传，说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机会主义者不接受国际训令（当然即指上述这些训令，此外别无什么训令）即时转变，不知他们以为在国民党圈内能够如何转变，所谓机会主义者是指谁？
党犯了以上这样一贯的根本错误，别的大大小小不可胜述的枝叶错误，自然要跟着不断的发生出来。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现在的中央说我们企图把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国际好躲避自己的责任，这简直是笑话。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犯过机会主义而永远取消他批评上级机关的机会主义及他自己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权利，同时任何人也不能因为机会主义政策之来源出于上级机关而有躲避自己执行机会主义政策的责任之自由。机会主义政策固然来源于国际，然而中国党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向国际抗议而忠实地执行，这个责任又推到谁呢？我们应该很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幼稚的中国党还没有自己发明理论决定政策的能力，至于盲目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而没有丝毫认识与抗议，这是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这不是太滑稽，简直对革命不负责任。我坚决的相信，我或别的负责同志，如果当时能够象托洛斯基同志对于国际机会主义政策之错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有那样坚决的争辩，不但自己争辩，并发起全党党员群众的热烈讨论争辩，其结果即或走到被国际开除和党的分裂，也于党于革命都大有补救，也不致使革命这样可耻的失败，使党这样政治破产。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竟没有这样做，党若根据我过去这样的错误，更或者因为我坚持过去的错误路线，对于我有任何严厉的处罚，我都诚恳的接受，而没有半句话可说。然而现在中央开除我的党籍之理由是：
（一）说我“根本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的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其实我正因为根本的诚意的认识过去机会主义领导的真正错误所在，和决心反对现在及将来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而被开除了。
（二）说我“不满意共产国际的意见”，“根本便不愿赴莫去接受国际的训练。”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受够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现在因为不满意国际意见而被开除了。
（三）我在八月五日致中央信中有下列诸语句：“此外，这两个阶级之‘阶级的经济利益’根本矛盾，还有什么呢？”“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曾写了几封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象你们所估计那样的崩溃，”“现时，群众虽有些斗争，而拿它当作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一般的合法运动，自然是放弃革命之企图，但在一定条件之下，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必要时，列宁所谓：‘不带何等白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这个时期（即过渡时期），也不应一概排弃。’”中央把这些语句似是而非的改为“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没有了”；“现在统治阶级不是走向崩溃，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主张应采用“合法的方式”,并且每个语句都加上引号，好象是引用我的信的原文。这也算是开除我的理由。
（四）我在十月十日致中央信中说：“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应该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必须使广大民众在这些民主的口号之下活动起来，才能动摇反革命的政权，才能走向革命高潮，才能使我们的‘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根本口号，成为民众运动中的行动口号。”我和彭述之同志在十月二十六日致中央信中说：“目前即非直接革命的过渡时期，便须有适合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方能争取群众，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目前若提出‘为组织苏维埃而斗争’作行动口号，当然得不到无产阶级群众的回声”。中央说我们是“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的‘总的政治口号’来代替‘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也是开除我的党籍的理由之一。
（五）我说要指出“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使还有民族偏见的“广大民众能够同情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口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的阴谋”。这正为帮助拥护苏联的口号能够深入群众。中央说我是“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这也是开除我的理由之一。
（六）我写给中央几封信乃是党中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央延搁起来久不发表，而且国际代表及中央向我明白宣告以不能公布党内不同的政治意见为原则。由党员群众合法讨论以纠正中央错误这一方法，既己绝望，我不应再为寻常的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这也是开除我的理由之一。
（七）“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不许我参加任何会议，未曾派我任何工作，直到本年十月六日（距开除我的党籍只四十天），因为我几次发表批评中央继续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他们为准备开除我的手续，才忽然来信说：“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假话！
（八）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坚决的反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我们不能听斯大林派的造谣，便相信和列宁携着手创造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真有反革命的事实（只拿中国的斯大林派李立三等对于我们的造谣，就可证明）。称托洛茨基为同志，中央便说我们“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我们开除了。
同志们！中央现在竟勉强制造以上这些无理由的理由，将我的党籍开除了，并且凭空加我以反革命的罪名，我相信同志们对于这件事多半还莫名其妙，就是中央他们自己也说：“有些人或者有些莫名其妙！”可是他们竟公然在有些同志还其名其妙的状态中将我开除了，说我反革命了，他们为什么要诬蔑我为反革命？我却“很〔莫〕名其妙”。这就是现代中国人新发明的攻击异己的武器。例如国民党大骂我们共产党是反革命以掩饰他自己的罪恶，蒋介石挂着革命的假招牌欺骗民众，妄以他自己为革命之化身，凡反对他的就是反革命就是反动分子。
许多同志都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这些无理由的理由，都不过是表面的官样文章。实际是讨厌我在党内发表意见，批评他们继续过去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厉行以下的破产政策。
全世界各资产阶级的国家，那一国还都有封建的遗迹和袭用封建式的剥削方法（黑奴和南洋群岛的“猪仔”，事实上就是封建奴隶制度），有些国家甚至还存在封建势力，中国就是其中一例，我们在革命中自然不能放过他，可是国际及中央一致认为：中国在经济政治上都仍然是封建残余占优势，并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们竟把这种残余当做革命之目标，把压迫革命的主要的当面死敌——资产阶级势力轻轻放过，把资产阶级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仿佛说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要革命的，他永远不应该反动，一反动便不能称为资产阶级。因此，他们不承认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不承认国民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其结论必然是：中国在将来或现在，除了国民党以外，或在南京的国民党之外，还有一个不反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存在。因此，现在在策略上，在实际行动上，是跟着改组派做倒蒋的军事投机；在政纲上，是主张将来的第三次革命。至于其革命的性质（附注二）仍须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阶段为限，反对在将来的革命中侵犯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反对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像这样始终一致的迷恋资产阶级和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不但是继续了过去的机会主义，而且更加深了必然要造成将来革命之更可耻更悲惨的失败！
“建立苏维埃政权”，如果是用为行动口号，必须在革命高潮中客观条件已成熟时才能够发出，不是任何时都可以任意乱来的。（附注三）过去在革命高潮中，未采用“组织苏维埃”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等口号，自然是主要的错误。在将来革命一起来，立刻就要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就要发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口号奋斗，并且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不是什么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在当前反革命势力全盛的时代，大众的革命运动没有高潮的时代，不管任何角度来看，“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条件在客观上都未成熟。“建立苏维埃”目前只能是教育宣传口号，若用为行动口号，号召工人群众马上实际行动起来为“建立苏维埃”而奋斗，必然得不到群众的应声。所以目前在行动上应该采用最民主主义的口号：“为召集国民会议奋斗”。因为这一运动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目前，可以仅仅用这一口号推动广大群众，从政治暴露斗争走向革命高潮，进而发展为“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可是，继续执行盲动主义的中央派却完全与之相反，他们认为革命复兴的气运已经成熟；（附注四）并指责我们认为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自然他们认定目前已经是行动口号了。所以，不断地以命令强迫党员代替群众上街示威，以命令强迫罢工，每个小的日常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政治斗争，以至工人群众甚至工人同志更加和党脱离了。并且最近在江苏代表大会上，竟至议决了“组织大的罢工运动”和“地方暴动”。自从去年夏天到现在，上海工人起来一些小小斗争的萌芽，一露头即被党的盲动政策铲除了，今后自然还要继续铲除，江苏省代表大会的议决案，如果真去执行，更要大大的铲除。现在我们的党已经不是助长工人革命斗争高潮的领导者，而成了铲除工人斗争萌芽的刽子手！
现在的中央，忠实地依据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第六次大会的破产政策路线（附注五）执行上述的破产政策，把过去的机会主义和过去的盲动主义结合起来，以断送党断送革命。无论是国际或中央过去不自觉地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致革命失败，已经是罪恶了；现在既经反对派的同志很明白的指摘出来，还是悍然不承认过去的错误，而且自觉地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还要为了掩护少数人自己的错误，不惜自觉的抛弃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滥用上级机关威权，箝制党内的自我批评，并且对于发表政治意见的同志大批的开除党籍；有意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这更是罪恶以上的罪恶，更是顽钝无耻。每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都不应该害怕在群众面前公开的自我批评，党只有勇敢的实行自我批评，方能够获得群众，决不会因此失掉群众。反之，象现在的中央这种掩护自己的错误，则真要失掉群众。全党大多数同志，对于党这样的错误与危机，没有不或多或少感觉到的。我们只要不是简单地为领生活费混饭吃，只要自己有一点觉得对党对革命不肯放弃责任，任何同志都应该站起来严厉的实行对党自我批评，以拯救党的危机；倘眼看着党日就危亡，而袖手旁观，默无一言，这也是一种罪恶！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都知道，谁一开口实行自我批评，党的错误还未纠正，谁就自己先失掉了党籍。但是我们要权衡一下，自己个人一时失掉党籍和拯救整个党的危机，孰轻孰重？
自从“八七”会议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各处实行暴动，我曾写过好几封信给当时的中央，指出当时群众的革命情绪并不是高涨，国民党政权也不会很快的崩溃，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应该改变政策，在日常斗争中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当时的党中央以为普遍的武装暴动是纠正机会主义之绝对正确的新的路线，主张要估量暴动的条件和计较成败，便是机会主义。当然对我的意见，不但丝毫不加考虑，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说这是我仍旧没有改正机会主义的错误之证据。我当时为党的组织纪律的拘囚，不得已取了消极态度，而未能积极的超越组织对中央的毁党政策作坚决的斗争，致党走上了崩溃的道路，这也是我应负责任的。其后经过第六次大会，我还是怀着错误的见解，还是幻想新的中央受到许多事实的教训，将能够自己醒悟过来，未必盲从国际的错误路线到底。我自己仍是继续消极态度，不欲独持异议，致引起党内纠纷，虽然我对于六次大会的根本路线十分不满，直到经过蒋桂战争及五卅纪念运动，我深深的感到中央牢不可破的继续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明明是不会自己改变的了，非有自下而上党员群众合法的公开的讨论和自我批评，是不能纠正领导机关严重的错误路线了。然而党员群众都在组织纪律的拘囚与箝制之下，一时陷于“敢怒而不敢言”的状况。此时我实在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严重错误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挺身出来，自从八月初起开始向党发表意见，以尽我的责任。此时有些同志还劝阻我说：“中央的人们把他们少数领袖的利益，看得比党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更重要，他们坚决的企图掩护自己的错误到底，决不能接受同志的批评。象你这样不避忌讳的批评他们，他们将来会借故开除你的党籍”。我知道这个，然而我爱党的心逼迫着我一定要走向不顾计到我个人利益的道路。
国际及中央一向是反对算旧帐的，一直到现在看见我批评了他们的错误，他们才忽然想起来说我：“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的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这几句话正是他们自己的真实写照。其实，我若是能够昧起良心来不顾阶级利益和他们肮脏一气，没有决心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并附和他们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他们必然还要借重我老机会主义的笔和口，来攻击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以希图大家心心相印的掩护自己的错误，更何至于开除我的党籍。和社会恶势力奋斗了大半生的我，怎肯做这样颠倒是非黑白的下流事。李立三说：“中国的机会主义者，（附注六）不愿意正确的去认识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而想躲藏到托洛茨基主义旗帜之下，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其实，在托洛茨基同志所发表的文件中，他所指责我个人的话，比斯大林、布哈林更严厉；然而我不能因为他指责了我个人，便不肯承认他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我宁愿受任何同志任何严重的批评，而不愿使过去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埋殁下去；我宁愿今天被李立三等少数人开除我的党籍，而不愿眼见党的危机而不力图拯救，将来要受党员群众的责备。我宁愿心安理得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受恶势力几重压迫，不愿和一切腐化而又横暴的官僚分子同流合污！
同志们，我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完全是他们少数人为掩护他们自己错误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不但免得我在党内发表意见和主张要公开的讨论政治问题，并且拿开除我向党员群众示威，叫大家都免开尊口，我知道决不是党员群众有开除我的意思。我虽然被党的上层少数领袖开除了，我和党的下层群众丝毫没有什么隔阂与芥蒂。所有党中的同志，只要不是始终坚决的跟着斯大林派（国际的和中国的）的机会主义政策走，我仍旧要和你们携着手为无产阶级服务。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现在党的错误，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仍旧和过去一样，是斯大林所领导的国际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之表演。甘心做斯大林留声机器的中共中央负责的人们，自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觉，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列宁在联共第十次大会上曾经说过，“党内有了根本不同的政治意见，而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小组织才是正当的”。他当年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运动，就建筑在这个理论之上的。现在我们党的危机也不容许在党内有别的方法（即党内合法的公开争辩）来解决了。我们每个党员都负有拯救党的责任，应该回复到布尔什维克精神与政治路线，一致强固的团结起来，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即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者奋斗到底。不但反对斯大林的及类似斯大林的机会主义，并且要反对季诺维也夫等的妥协态度，不怕所谓“轶出党的范围”，不惜牺牲一切，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
此致
无产阶级的敬礼！
陈独秀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
本篇附注皆系作者原注。
（附注一）史大林说：“多数派在一九○五年中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是正确的，但未〔为〕什么有了苏维埃的存在。有了多数派的正确政策，一九○五年革命还是不能胜利呢？这是因为封建残余和专制政府要比工人革命运动的力量强大些。能不能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过去没有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没有亲密无产阶级与广大群众的关系，和没有增长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望呢？很明显是不能这样说的”。正确的政策固然不是胜利之唯一保证，而错误的政策却是失败之主要的保证。若以为商人之力量如果强大些，虽有正确的政策还是不能胜利，则俄国一九○五年的失败和中国一九二七年的失败以及一切革命工人运动之失败都是定命的了！我不愿意史大林为中国党有这样的辩护，我更（不）愿籍史大林的话为我自己辩护。
（附注二）中国革命之现阶段是反革命时期。目前对于民主的反革命运动，只有走向革命之可能，而不是革命。至于改组派倒蒋运动，只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内部冲突，根本连民主运动还说不上。只有民众高潮发展到推倒整个的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才算是革命。六次大会所谓“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革命的阶段”，事实上应该指是将来的第三次革命。他们承认现在的阶段是革命的阶段，所以产生出思想混乱的“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政纲”，即所谓“中国革命之十大要求”，这正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之混合物。
（附注三）一九一七年四月巴格达梯夫为首的一部份多数派，发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尚且公开的责骂他们发出这一口号大早，说他们是冒险。
（附注四）最近国际训令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了。中共中央初接此训令时，尚疑成熟二字或译文有误，后交宣传部查对原文，译文并未错误。同前在江苏省代表大会中，多数代表对成熟二字也一致怀疑，群起争论，后经中央出席委员极力坚持，终于决定中国革命复兴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成熟了（大概他们以为改组派倒蒋就是革命复兴）。
（附注五）第六次大会所决定之破产的路线，用白纸黑字写在议决案上，如：“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实现工农民权独裁制”“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性……不应加紧对富农的斗争”“革命运动现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等等。中央所忠实执行的正是这些破产的路线，项英、李富春、何孟雄等调和派，以为六大议决案没有错，只是中央执行的不对。这是表现出这班调和派不但不懂得我们反对派的政治路线是什么，并且也不懂得国际直接指导之下六大的政治路线是什么，他们自己更是没有路线。
（附注六）李立三辈对于机会主义，不愿探本溯源的使全党认识机会主义整个的路线之错误，而是想利用党的宣传机关与权力，把那几个个人造成机会主义的象征，以集中全党同志的视线，形成群众心理，好自然而然的把他们自己除外了。他们对盲动主义的宣传也是这样，只是瞿秋白造成盲动主义的象征，好把他们自己除外。其实在汉口时代，瞿秋白在农民部通告上，大骂农民“过火”，运动是流氓行动，命令各级党部须顾到国民政府一般政策。马日事变后，国际代表鲁易说了一声：“国民党中央已经是反革命了”。李立三马上红着脸提高了嗓子抗议道：“鲁易同志说这样的话，简直是送棺材给中国党”。蔡和森力主自行取消武汉总纠察队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请问：这些都是表现什么意识什么主义？！杨殷及罗绮园都曾亲自告诉我：“李立三在广东省委负责时，他所表现的盲动主义比全党任何同志都厉害”。
[1]《告全党同志书》一文，见之于多种现代史资料书刊，其中某些字句互有出入。现以1930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查获件（上报蒋介石的手抄本）为主，并参阅其他本子校订。 |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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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的信[1]
陈独秀（1929.10.26）
中央政治局：
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资产阶级来源复杂，又加以帝国主义的钳制与操纵，它们内部各派之间政权及地盘的明争暗斗，必然是长期的现象；果然蒋、桂战争之后，继以蒋、冯冲突，现在这种冲突更加扩大，一方面是倒蒋派的军事行动，在北方是以阎锡山为中心的冯玉祥、段其瑞、张宗昌、张学良、安福系等代表官僚买办银行及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在南方是以改组派为中心的张发奎、俞作柏、方振武等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势力，他们的共同口号是打倒蒋介石的独裁。另一方面是代表南方买办银行大工业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挟中央政府军权和中央党权来讨伐“背叛中央，破坏编遣”的人们。这次冲突以至爆发战争的原因和前途，以及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站在自己阶级的观点上，对此次战争应取如何的态度及政策，亦即当面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有以下的意见。
一、战争的原因及其前途
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之经济的侵略深入了普遍了全中国，甚至僻远的农村都必须依赖市场，它们利用关税制度，以巨量的廉价商品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整个的中国简单的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市场；因此，中国本国的工业资本未能自由发展到统一全国的阶段，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难以形成并巩固统一全国的统治，因此，目前的南京政府还未能以东南银行大工业资产阶级为中心力量支配全中国，因此，旧时的军事系统得以结合并代表各地方的资产阶级的势力，相互争取支配全国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以便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关系，做其直接代理人。
中央为掩饰其政治路线破产（在蒋、桂战争时所暴露出来的），最近的通告仍然牵强附会的说：“战争是买办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取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现在的战争里面仍然反映着阶级的矛盾”。像这样的分析，显然是错误的，不但买办是资产阶级更接近帝国主义的一部分，现在的地主是资产阶级最保守的一部分，虽然它们剥削农民的方式仍袭用封建陈法，而它们（买办、地主）都已经不是和资产阶级对抗的一阶级，所以它们在经济上都没有和资产阶级根本对抗的不同政纲，并且由中央自己在另一政治报告中也不自觉的把自己的分析取消了：“在反蒋与蒋系的两个军阀的营垒中都有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力量”。（《布》报第十期第五页）
帝国主义者为伸张其在中国的支配力量，除了钳制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要操纵利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例如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此次反蒋冲突中，很明显的要利用这个冲突，一面援助北方反蒋派以巩固它在中国北方的势力圈，一面要挟南京政府开始订约谈判，以便获得最惠国的待遇，并逼迫南京政府通令取消检查日货。但这决不能像中央所说：“帝国主义间在中国相互冲突，这是中国军阀战争之最根本的动力，蒋与反蒋的战争，完全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所促成。”甚至机械的说：北方张、阎、冯是代表日本，南方桂系与改组派代表英国，蒋代表美国，这中间又“确有英日联合对美的趋势”。（《布》报第十期第五页）这种机械的见解已屡次发布于党的文件中，而屡次由事实证明其不确实，这也是中央根本路线破产之一端。假如说中国之不能统一，根本是由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我们是无异议的。假如说军阀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战争，那末，蒋介石打败了桂系就是在中国推翻了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蒋介石二次北伐成功就是打破了日本的势力，这岂非滑稽之至！事实是这样：各个帝国主义的国家，除涉及地方利益需要直接支配当地的政府外，总的方面，它们都要争着挟持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权，以巩固并伸张其势力，同时，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南京政府，自然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只有在“各个投降”的政策之下过它的生活，只有站在这样的观察上，才可以解释南京政府自解决宁案以来的外交政策及各帝国主义对它的态度。
由于我党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所造成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之结果，除了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外，国内问题什么也不曾解决，资产阶级不但不敢丝毫动摇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且使之更加巩固。中国整个的资产阶级生产力既无法脱离帝国主义的钳制，除加紧剥削下层民众外，只有相互牺牲别省别系的资产阶级各求自己的发展。这次战争以及从前的蒋、桂战争和将来的战争，都是各地各派资产阶级相互冲突的最高表现，决不是什么买办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也不是毫无理由的“军阀混战”。同时，因为工农的暴动与反抗，资产阶级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军事独裁来镇压，现时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军事独裁，都正合乎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它们在现状下唯一可能的形式，否则它们便无法统治这些几千百万被压迫剥削的饥寒奴隶，维持它们榨取剩余价值的来源。这种军事独裁，虽然足以引起它们之间的冲突，并且有些部分的资产阶级也感觉不便，因为它有时也侵犯到资产阶级个人的自由或增加负担，但是它们为维持整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各派资产阶级（无论买办、官僚、地主、银行家、工商业资本家等。）都一致忍受军事独裁，而不计及有所不便，所以此次战争的前途，以及将来资产阶级内部各派战争的前途，无论此起彼仆至如何形势，它们依赖帝国主义的卵翼和以军事独裁压迫剥削民众，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中国的下层民众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惨受帝国主义及本国的军事独裁两重压迫剥削的痛苦呻吟，也是不会解放的。
二、我们党的当面任务
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军事独裁之下，一切下层群众所深深感受的是：
1.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日益横暴（例如济南铁事件）。
2.内战继续涂炭人民。
3.军权党权双管齐下的蹂躏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的自由，以军法代替法律，任意逮捕枪杀人民。
4.一切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及滥发公债票。
5.米价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日益腾贵。
6.因不断的内战，水利废弛，引起广大区域不断的灾荒。（全国没有饭吃的灾民多至五千七百余万）
7.工人工作时间增多，实际工资日渐减少。
8.农民耕地不足，尤其是高利债迫之无以为生。
这一切都使民众很敏锐的感觉着，但一时在政治上找不着适当的出路，无产阶级始而因过去机会主义的领导，使它们附属于资产阶级，未看清自己的任务与前途，继而又受着盲动主义的摧残，目前也陷于无出路的状态，一切斗争都感觉得没有办法，一般小资产阶级自然不免跟着改组派作大资产阶级的工具。
我们的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整个的无产阶级，同时也代表各下层阶级被压迫剥削的民众，即全国大多数的民众，应该即时出来站在它们的前面，大声疾呼的唤醒因战争而有了初步惊觉的群众，以影响更广大的群众，指出它们一切痛苦的来源，即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军事独裁之剥削与压迫，并指出：改组派的军事投机和改良欺骗，只是为它们自己争夺政权，断然不是为广大群众的利益领导群众向它们的国民党政府奋斗，更应该指出它们所号召的重新召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大会，这分明是为了它们党内的斗争，丝毫与民众无关，我们的党应该向民众指出目前适当的政治出路，即民众自己起来，为召集代表民众自身利益的国民会议而奋斗，亦即是一个由普通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出来的国民会议，以民主的组织运动来对抗国民党政府的军事独裁，由全国人民代表自己来解决一切国家问题，必如此才能免掉层出不已的战祸，才能保障人民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军阀及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这就是我们党目前的当面任务。
你们一听见“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必然很高兴的大喊：这是“取消派”，这是“降低口号”，这是“机会主义”！如果你们真是这样喊，这不但说明中国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没有认识实际事变的能力，没有努力实现的政治斗争之决心，只是滥用抽象名词骂人，并且证实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指导之破产，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不仅对于将来的革命性质，仍旧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也估量不正确，遂至陷中国党在目前现实的政治斗争上无出路，六大总的政治口号，只是工农民主的苏维埃，总的政治路线就是争取群众。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到来，目前既非直接革命的过渡时期，便须有适合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方能争取群众，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目前若提出“为组织苏维埃而斗争”做行动口号，当然得不到无产阶级的回声，群众不是无意识的木石，可以由我们任意舍取，没有总的政治口号和现实的政治斗争，决不能够争取比较广大的群众。自从六大到如今，这种弱点已由事实一夭天暴露出来，中央天天命令同志上街示威（实际是示弱），也不能激动一个群众争取一个群众，眼看着济南事变就这样安然过去了，蒋、桂及蒋、冯战争也都这样安然过去了，现在又要老调重唱一遍。只因我们的党没有适合目前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坐视资产阶级的军阀战争及其他有利革命运动的事变如流水一般一次一次的空过，不能号召一次群众的现实的政治斗争，不能争得一点群众。共产主义者不是一个蠢才，只是眼望着那最后的目的！假使是这样，那就一点也用不着什么目前最小政纲，只是无产阶级专政便够了，还要向资产阶级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加资、减时、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等等做什么？
当然，我们提出国民会议是附有条件的，当然要反对政府官僚的操纵把持，同时我们要在这一运动中试验我们的最小政纲（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反对帝国主义等）。假使有人相信国民会议能以照我们所附的条件完满实现并接受我们的要求，那不仅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并且是一个蠢才！问题是这样：统治阶级之专横腐败无能力，已显然暴露于民众之前，它们内部不断的冲突破裂，尤其是此次战争渐渐打破了民众对它们的幻想，全国大多数民众对于现状不满是一致的，都正在寻找政治的出路，惟革命领导的无产阶级，在上次大革命失败之后，犹未回复其创伤与元气，目前犹未具有能力及决心和统治阶级作最后的斗争，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应该认识并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最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这一动力，向它们提出它们所了解所感觉到必要与可能的“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口号，指示它们一条政治的出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本身当然不能有一点幻想，可是这一口号，对于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以及所渭“党治”“训政”是一个决定的革命口号，在目前反革命的时期中，只有这一口号，这一运动，方能调动群众，才能够推动群众向前斗争，才能够动摇统治阶级的威权。并且，即在国民会议召集的阻碍中，假冒中，流产中，及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中，便有无穷的斗争，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都是使我们得着广泛的机会教育本阶级的及其他下层阶级的群众，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证明统治阶级无希望，打破群众对它当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证明非群众的革命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不能消灭军阀战争，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这些证明，都必须是群众自身在这些实际斗争的经验中，才能真实了解，单靠我们的宣传是万万不够的。所以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己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时，尚向临时政府要求召集国民立宪会议，直到政权获得后尚参加其选举。
现在的中央，对于此次战争及整个的目前政策是说：“我们对于这样反革命的战争是要采用失败主义的路线，就要使战争的两方通通失败，革命的势力得到最后的胜利，所以“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是我们中心的宣传口号，必须使这一口号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使广大群众瞭解只有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然后才能永远消灭军阀战争，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以反军阀战争的一切部分的斗争……渐次汇合成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之总的斗争”。（中央第四十九号通告）列宁说过：“即使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既已充分醒觉，单是先锋队不能够得到胜利，非至一般民众即全无产阶级直接支持先锋队，或至少采取好意的中立态度，先锋队若取最后行动，乃是无谋之紊。要使一般民众取态度，单靠宣传教育是不够的，不使它们自身有了直接的政治经验是不行的。”（《左派幼稚病》）你们现在反对用“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推动群众的现实政治斗争，以走到武装暴动，而企图靠宣传群众的力量来根本推翻国民党统治消灭军阀战争，这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策略。在目前没有群众的革命高潮时期，并还没有群众的初步政治斗争，马上提出“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斗争”，“以群众革命的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这样的口号，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鸡毛抛在空中，落在地下连一声也不响！所以你们自己也说：“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并未高涨起来，所以现在决不能马上号召群众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所以‘以群众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只是宣传的口号，发动群众的行动，必须提出许多部分的口号……”。（同上通告）所谓部分的口号如反对拉夫拉车，反对摊派军晌，反对运兵，反对增加工作时闻，像这些零碎的消极的没有气力的口号，当然不能代替积极的总的政治口号，没有积极的总的政治口号，只是这些消极的零碎斗争，又如何能够汇合成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这样大的革命斗争呢？如果群众问我们的党对付目前战争之总的政治口号和政策是什么，你们只好回答说：“马上”还没有！
你们对此次战争究竟有不有政策呢？我们知道是有的，是有三个政策：第一个是盲动主义的政策，即是以命令强迫和说谎欺骗两个方法同时并进，使同志到街上示威，自“五卅”到现在，这种不断的没有群众孤露的党员示威，除了日益脱离群众日益削弱党的力量之外，没有丝毫影响，你们自己此时也感觉到你们的群众运动破产，不得不采用第二个政策来救急。第二个是机会主义的政策，你们口里说的是失败主义，手里做的是军事投机，即是鬼鬼祟祟的和改组派的军事长官俞作柏、石友三、刘珍年等勾结，甚至派人去劝屠杀湖南农民的李明翻到广西帮助俞作伯，这是什么失败主义！这分明是替改组派军官做走狗，说得最好听，也不过是企图恢复已经破产的阶级联盟。你们大概也感觉到这样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受不起同志们的批评，遂藉口“时局紧张”滥用中央威权，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对于政治意见不同的党员，无理由的发狂的阻止其发表意见，并且超越党的组织路线即不征求支部的意见，不顾支部的异议，悍然由上级机关任意开除和中央政治意见不同的党员，以掩饰自己完全破产的政治路线，以保全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这就是你们的第三个政策。由你们的这三个政策领导党，将要把党领导到那里去？！
托洛茨基同志，在去年十月所作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之中国问题》中说：“中国革命的领导路线，有机会主义的公开妥协形势（一九二四——二七），于一九二七年年底，突然转变到冒险主义方面，广州暴动以后，它又厌恶盲动主义，转变到第三阶段，即俄国某时期所称为‘哀的美敦书主义’和‘召还主义’（这两派是一九○八年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派，它们当时反对参加国会，反对一切公开的合法运动——译者），这是一种最坏的极左倾向，而且最得不到结果，它只是企图将旧的机会主义理论和空洞而无丝毫行动的激烈主义结合在一起”。你们此时一面进行军事投机，秘密的与国民党军阀勾结，帮助军阀战争；一面又大喊“以群众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完全忽视了动员群众参加公开的政治斗争之正确的口号（“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斗争”）。这不啻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先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不幸的是一九○八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把那些哀的美敦书派和召还派一个一个的开除了，而一九二九年中国的哀的美敦书派和召还派反而一个一个的开除真正布尔什维克主义者。
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欺骗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阶级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而绝不计及自己个人的利益，尽量的发表正言谠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有一线之延，使全党党员及全无产阶级的群众不至对党完全失望！
独秀
述之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1]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认为这封信与10月10日的信是“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己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553页〕。《红旗》第57期《论陈独秀》一文“公开宣布陈独秀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是中国革命的变节者。” |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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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的信[1]
陈独秀（1929.10.10）
中央常委同志们：
自从前月二十八日国际代表及中央代表约我谈话以后，又看见你们一些关于党内问题政治理论的宣传品，最近又接到你们本月六日的来信，我已经知道你们固执掩护错误的政治路线之观念与决心，已深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了，我为对党对革命负责起见，不得不向你们作一次最后的警告！
列宁说过：“每个政党，其对于自己的过失取如何态度，乃是表示其党之真诚性的最大证据之一。公然承认自己的过失，暴露其原因，对于其事情之所以发生加以解剖，热心研究矫正方法，这就是真诚的政党之记号。”
我们的党在革命中所做的过失，彻头彻尾的原因，是犯了机会主义，很深的机会主义；我们若不能认识，并肃清机会主义，不但不能得到过去的教训，不但不能矫正现在的错误，而且将来还要走错误的道路，重演革命失败的大悲剧。要彻底认识并肃清机会主义，不仅是枝枝叶叶的指摘那几个人犯了机会主义便可了事，重要是在解剖指出整个党的机会主义政策之真实内容及其原因究竟是些什么，无忌惮的暴露出来，然后才能彻底的认识，才能够彻底的肃清，才不至重走旧路；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表示党之真诚性。
中国党犯了很深的机会主义（过去，现在，并且将来），其主要原因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即是以少数派的“阶级联盟”政策代替了多数派的“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政策之错误，此种给中国革命以致命伤的错误政策，不但广州三月二十事变后不肯改变，上海四月十二事变后仍不肯改变，一直到长沙马日事变后还不肯改变，强迫无产阶级的党始终屈服在资产阶级的政党之下，做它们的苦力，甚至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己经一脚踢翻了这一联盟，国际还恋恋不舍这一可爱的联盟，还说：“青天白日旗是我们的，勿让国民党右派抢去！”所以南昌暴动，还是涂满了工农热血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的。同时，国际以苏联无产阶级血汗造成的巨量金钱和军器，帮助中国资产阶级（蒋介石、冯玉祥等）的力量发展；帮助中国党及中国工农群众的，便是“始终勿放弃阶级联盟”这一革命理论。这种根本政策，分明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一直到社会革命之无产阶级的战路，而是机会主义。中国党的领导机关，为什么盲目的执行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而不怀疑抗议，（我个人曾几次提议准备退出国民党，独立领一导革命，都为中央多数同志及国际所阻止）当然不能说不负责任，我是当时领导机关一主要分子，当然也要负责任，谁希图自己躲避过去的责任，都是无耻！
我个人正因为过去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所以对于机会主义深恶痛绝，力图纠正，尤其是在第六次大会以后，你们虽然口里反对机会主义，实际上并不认识过去机会主义之真实内容及其原因是些什么，而且也不愿意去认识，所以至今还说以前“阶级联盟”政策是对的，至今还说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甚至于根本否认国民党是个党，至今还说武汉国民政府是革命的，至今还说以前主张退出国民党是错误的，所以对资产阶级及富农怀了种种奇妙的幻想，这些都充分说明你们实际在思想上，在政策上，仍旧继续着传统的机会主义，而执迷不误。最近你们对于国民党内部战争，不把全力放在用适合现时政治环境的口号来推动广大群众的政治斗争，而是采用旧时机会主义的政策，向国民党的改组派将军们接洽，作军事投机（你们口头上是采取失败主义，而忘记了失败主义必须是向战争双方面军队下层的秘密活动，绝不是向一方面上层的公开活动）；并且公开的把许多很好的军事同志交给阶级敌人的将军们，这是何等危险的事！
并且，你们至今仍旧盲从国际对于中国革命错误的观察，以为中国还是封建的统治，以为资产阶级仅仅是参加政权，以为将来的第三次革命仍旧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为限，企图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仍旧要再行建立资产阶级性的政府即阶级联盟的工农民主政府，像这样始终系念屠杀工农群众的资产阶级，为它开生路，始终依赖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为它留地步，试问你们的机会主义已深到如何程度！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地主及富农这些剥削者，都已经站在反革命地位，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而也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终坚决的站在领导地位，坚决的领导一般工银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乡村中成百万成千万的劳苦饥寒奴隶，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阻碍中国进步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富农等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及政治势力，普遍了深入了中国国民生活一切体系中，它们又和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结合在一起，非经过长期的大流血的艰苦斗争，中国的民众是莫想得到解放的，在这长期的大流血的艰苦斗争中，稍微动摇不坚决的社会成分，都必然要被革命吓退，而中途脱离，所以要想用阶级联盟的政策来贯彻革命目的，只是痴人说梦，这不但不能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在将来革命高潮到来时，我们的党若死守资产阶级的民主阶段。而不立即发出“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无产阶级贫农专政”这些口号，明确的〔向〕广大群众指示这一革命的前途，坚决领导广大群众彻底完成这一革命，倘稍存游移顾忌的态度，不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足并且拉着革命的群众向后退，使革命流产，群众再被一次更大的屠杀；便是党跟着群众后面跑，变成大革命斗争中的落伍者。所以像你们这样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不但不能认识过去的错误，不但不能免去现在的错误，并且将来还要做出更大的错误，不但是错误而且是罪恶！
盲动主义也是机会主义之另一种形式，过去盲动主义为害之深，全党同志那一个不深深的感觉到，现时中央领导机关中，有许多仍旧是当时鼓吹并实行盲动最力者，尤其是李立三之在广东，蔡和森之在北方，至今谁曾公然承认自己的过失，以表示自己的及党的真诚性？现在你们虽然口头上反对盲动主义，实际仍旧和从前一样，以过分的估量革命高潮为前提，实行盲动政策命令主义。你们头脚颠倒的意见，在革命高潮中都主张以民主主义革命为限，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反不主张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使民众不至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使党不至脱离民众。必须使广大民众在这些民主的口号之下活动起来，才能动摇反革命的政权，才能走向革命高潮，才能使我们的“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根本口号，成为民众运动中的行动口号。你们的政策，不是这样的促进革命高潮，而是离开了民众现实的政治斗争，天天梦想革命高潮，并且仍然采用盲动主义的政策，不断的命令同志（党中最勇敢精锐分子）机械的按照各种离开民众要求的厂史纪念日，孤露的放在街上示威，而没有一点党外群众掩护，使党内党外的群众都感觉着这样连续不断的示威（实际是示弱）实际上没有一点出路，像这样必然要一天一天脱离群众，一天一天削弱党的力量，像这样的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双管齐下，其结果必然要把党送到死路去！
领导机关犯了这些严重的错误，只有党员群众对于党的政策，合法的讨论，无忌惮的自我批评，方能够把中央错误的政治路线纠正过来，才能够使党公然承认自己的过失，以表示党的真诚性；而你们只知企图掩蔽你们自己的错误，绝不顾及阶级的革命的利益，极力拿中央的威权和组织纪律，来恐吓钳制一切同志对于你们的意见不同的发表与公开的讨论。你们口头上也说容许讨论，而事实上是采取了审判方式，由中央派代表到下级党部，提出问题审问同志们是否和中央的政治路线相同，如有不同的，马上就实行取消工作，警告，甚至开除党籍；讨论的议决案，也是先由上级机关做好带来交党员通过，这样还要讨论做什么？还要议决做什么？最近你们给我的信，也是命令我“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你们既然代我决定了意见，还要我做文章发表意见做什么？我真想不到你们现在竟至发狂闹笑话到此地步！这种现象己充分的说明了由党员群众合法的讨论和公开的自我批评来纠正领导机关之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丝毫没有希望的了！
我在八月五日写给你们那一封长信，是用了合法手续，很委曲求全的极力迁就在第六次大会的议决案范围内，向党建议，希望有相当的补救，并且希望因此敲开党员群众公开讨论的门，其结果将能够比我的意见更能把党的政治路线根本改正。你们屡次回答同志们的质问，都说必将我的信发表讨论，事实上迁延了几至两个月还不曾发表，并且突于前月二十八日国际代表及中央代表约我谈话，谈话时，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拒绝讨论，单纯的责备我不应该向中央发表不同的意见，坚决的说中央绝对不能容许把我的信公布出来，并且坚决的说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任何同志都不许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国际代表用这样的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用这样不合理论不合事实的藉口来阻止中国党内政治问题所急需的公开讨论，我不责备这位代表，我只感觉到真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国际领导机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最后，你们还拿出开除党籍的话来威吓我，阻止我发表意见。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全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我还要告诉你们：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根本错误的问题，决不应该用组织纪律（列宁曾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为先决条件方会实现，否则一定变成废话；你们忘记了没有？）来掩护所能解决的；若用这样方法无理由的开除同志，如果由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任的！此致
革命的敬礼！
独秀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
[1]共中央在未决定答复这封信之前，陈独秀便将此信“作公开宣传，经过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极力煽动同志起来反党，并破坏支部与党宣告脱离。这很显然是反党的小组织行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467页）。10月21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开除彭、汪、马、蔡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决议。 |
陈独秀：复中共中央的信——关于中东路问题（192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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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中共中央的信
——关于中东路问题
陈独秀（1929.8.11）
中央常委同志们：
读了你们八月四日[1]中对于我论中东路问题宣传方法那封信的回答，我感觉得你们对于我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因为是关系党的宣传策略之重要问题，不得不再向你们凯切的重复说明一下，这是我对于党的责任。
我们要懂得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复杂的错综的全部理论与政策，首先要懂得辩证法的时间与空间之变化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不懂得这个，所以往往拿他们自己的形式逻辑之“不容间位律”来攻击马克思和列宁，说他们是诡辩派，有些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因为不懂得这个，才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了。
七月二十八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并且还不是替党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部宣传大纲，也不是讨论中央对于这一问题的宣传原则，而是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此外你们已有的话，当然不用再重复加上一些赞词了。你们对于我的前信不了解，有许多是由于这一点。
原则是一定不变的，此所以谓之原则，至于策略战略，则因有复杂的时空性之不同，使不能时时事事都必须照着原则机械的死板的应用不能有一点变化性，有时因为在时空性上有需要经过曲线才能达到革命之目的，竟可采用和原则形式不同的策略。我们若不懂得这一点，就会责备列宁布勒斯特和约的政策，是“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是“因为原则的错误，所以发生策略上的不同”，因为布勒斯特和约这一政策，在形式上显然违背了“不和资本帝国主义妥协”的原则。象这一类的“矛盾”政策，充满了列宁一生革命的全部活动，此所以列宁被称为“政策上的辩证论者”，此所以列宁骂反对布勒斯特和约这一政策的同志，“不如一个鸡尚能跳出人画的白粉圈’。我们若只拿几个原则甚至几个名词，以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未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看得太浅薄了，我们便不需要精深的研究了。你们的来信把策略和原则混为一谈，这不是偶然的错误，乃是“你们的原则，之错误。你们的原则，是原则和策略不分，以为策略必须是原则的印象，所以在一切宣传上工作上，都只是拿几个原则机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而不知道对于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有时间空间性不同的活的策略运用之必要，这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任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在原则上，“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不仅是无产阶级所必需，而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我不但不反对这一口号的宣传;反之，我却以为我们以前宣传这一口号太不充分。至于在策略上战略上，这一口号应用到夹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争取广大群众计，便要小心，单是这个口号便不够了。并不是说对群众解释因收回中东路而必然发生的危险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之后，而不归结到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拥护苏联，而是说必须对中东路问题本身有了正确的详细的解释，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碎，然后我们的口号才能发生比较大的效力，所以我在前信上说：“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只是’拿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则“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这是因为有许多群众还在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和国民党的欺骗迷惑之下，没有解放出来。
或者你们以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对于中东路问题，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向群众宣传，对于其中夹杂的民族问题，不需要我们有什么正确的详细的解释，使群众的观念模糊了，并且你们很肯定的说：
“实际上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广大群众……都在自己实际斗争的经验中了解了这一事实”。这是你们完全忘记了列宁曾经说过：“落后国家的小农经济，族长制度，爱乡的观念，根深蒂固，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即民族自我主义和民族的排外心，必然热烈的存在着。这种偏见，必须先进国之资本主义根绝了，后进国之经济生活的全〔部〕基础都根本改变以后，方能消灭;消灭这种偏见，决非短期所能。因此，各国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对于长期间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里面所存在的民族偏见，应予以特别的戒心和注意”。（民族及殖民地问题的提案）这是你们还没有真能深切的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自己阶级以外的群众，最革命的以至比较落后的厂大群众之拥护，才能够成功。你们说：“不应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这是对的。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在我们领导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照你们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战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够争取样众，而是脱离群众。一个布尔塞维克党，若是脱离了群众，便成为只是口头上纸面上的布尔塞维克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实际是个幻想;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也实际是假面具，用收回中东路的名义而开始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的战争，或弄起帝国主义间的战争，以及战争中加于中国民众的灾难，也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怎见得这是“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呢？又怎见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呢？前一个是反革命势力对革命势力的战争，后一个双方都是反革命者牺牲底层群众为上层阶级争权利的战争，我们能不反对那一个？只有反对一切战争（不论是革命或反革命）才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若虑同时反对两种战争，群众对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一战争，会把苏联和帝国主义的国家当做两个交战团体，平等看待，“双方都要打倒”，则当然应该如你们所说：“帝国主义战争是反革命的势力内部战争，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反革命势力进攻革命势力的战争，我们须公开的明白的把这一分别告诉广大群众，然后群众才能知道对付这样两种不同的战争之不同的策略”，如此，群众还何至误会？并且，我还要问：“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这一口号，其涵义是些什么？为什么不说“反对俄日战争”或“反对俄美俄英战争”，而说“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是否已经明白表示对两方的敌与友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俄的战争”和“反对英关战争或日美战争”，已有显然不同的意义;何况还有在这些口号之下不同的详细宣传，何至使群众误会？
单就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向无产阶级的苏联进攻这一点说，不但在本质上，即在字面上，也已很明显的是阶级冲突，这是任何同志都无需解释而能够懂得的，并且不需要把中央已在通告上解释的话再向中央解释一遍。所以我前信上的说话，目的是在说明由中东路问题将引起各种可能的纠纷之总的前途，而不是说明其性质。我所以要说明各种可能的纠纷之总的前途，是因为我对于中东路问题的发生原因_及发展前途之客观的观察，都不象你们主观上的那样简单。美国对于北满的野心，有他的经济基础和长远的厉史，近来正在企图以共管的名义攫取中东路;日本一刻也不忘中东路，自然感觉着中东路落到美国手里比暂时留在苏联手里对于他更是不利：所以除了把中东路仍旧回复中俄共管的原状，这两个帝国主义对于此路的竞争，必日益加剧，虽然他们对付苏联之目标是一致的。并且在总的国际局势上，帝国主义间尤其是英美两国领袖的帝国主义之间，由于他们经济上之生死存亡而难以久延的战争，和他们向苏联进攻的战争，是同样的严重、这两种战争那一种先行实现，谁也不能机械的肯定象你们肯定蒋桂战争不会即来那样，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这两种战争发展的前途，都同样有深切的注意之必要。
即以中东路问题的时空性而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固然应该告诉群众，同时帝国主义之间因互夺中东路而战争的危险，也不能不告诉群众，这是因为：第一，若是我们隐瞒了这一可能的事实，一旦局势转变，群众所眼见的战争，不是向苏联进玫而是帝国主义互斗，他们不是感觉到我们的指导不正确或欺骗了他们，便是以为帝国主义的互斗于中国人没有什么危险，第二，指出帝国主义会因互夺中东路而战争的危险，不但没有迷乱群众对于进攻苏联危险的认识，而这样正是暴露了帝国主义所以要进攻苏联之秘密（当然，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还不在此，这里可不必说），也正是暴露了国民党仰承帝国主义意旨收回中东路进攻苏联之真实的卖国罪证。
你们以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误国政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那么，七月十二日党的宣言，一也攻击国民党“卖国外交”以“卖国勾当”，难道这也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吗？绝对不是的;因为我们总的政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决不能单拿这一方面的话来指摘党离开了阶级的观点。所谓资产阶级的左派如汪精.卫等，也会拿这样的话攻击南京政府，可是我们要问：他们总的政策是些什么？他们用这样的话是否为了要打碎他们的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之假面具，而达得动员群众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之目的？如有这样的目的，他们已经离开了资产阶级的立场，而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了，因为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左的资产阶级。我们不能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意见，以为现在的无产阶级字典上已经不应有“国际”“国家”这类的字，有用这类字的人，“就是离开了阶级的观点”，“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大声攻击沙皇及克伦斯基政府因战争“把国家及资本主义弄到未曾有的荒废”。如果我们不懂得列宁这句话有战略上复杂的时空性（即是除了深入阶级利益的口号外，还需要这类广泛的宣传，才能动员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来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也会曲解诬蔑他是降低口号，是国家主义观点，并且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或者你们以为这种资产阶级的口号，在国民党政府参加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时，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在国民党政府参加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时，我们便只能用拥护苏联的口号。其实如果我们认定某一口号应该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完全是为他们阶级的利益的，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我们也不能用，至于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中，也不能说“只能”用拥护苏联的口号。这一口号，不是在原则上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在策略上够不够的问题。“只是”这一口号，实际应用起来到底够不够了，最近几次我们号召的示威运动已经明白的回答了我们，不能再用夸大的言词欺骗同志了;你们如果仍不觉悟，老是拿夸大的言词欺骗同志，同志们不接受欺骗发生反感，则大失中央的威信;同志们接受了欺骗，以为我们已经有如何的力量，则去刻苦工作争取群众的精神日远，这也不是个小小的问题，至于你们把群众没有在你们提出的口号之下起来的原因，归到白色恐怖，这乃是机会主义者把自己主观上错误的责任推到客观原因的老法子。
只是因为这一战争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苏联而反对，同时不提及这一战争也如何加害于中国人民，不能使一般群众都真实感觉到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联系，只是为无产阶级而拥护无产阶级，为苏联而拥护苏联，则“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只能动员苏联及各国（中国也在内）的无产阶级，而不能动员中国的广大群众。“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也只能动员中国没有小资产阶级偏见的革命分子，而不能动员多数比较意识落后的革命群众。你们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方法之缺点正在此，我前信主要的意思亦正在此。你们所提出的口号，在原则自然不错;可是在策略上即宣传方法上，便大大的成为问题。问题就是“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则（只）能动员无产阶级的最觉悟分子;同时对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又未曾有正确的详细的解释，使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尤其是比较落后的群众，明白自己的幻想与国民党卖国误国的罪恶，而接受我们的动员口号。你们这样大成问题的战略，乃是建设在“广大群众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这一前提上面，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帝国主义战争会引起革命，这是对革命发展前途的估量，正在号召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同时“告诉群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中国革命有利的条件”，终非时空性所许。
前言所谓“因我的发言引起大的误会与揣测”，乃是恐伯增加党的纠纷，并不是由个人出发而隐藏自己的意见。
以上的说话，似乎稍复杂了，为使同志明了我主要的意思起见，再简单的重说几句，做一个总结。我这封信和前一封信，都不是陈述关于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之全部内容，也不是讨论此次宣传的原则问题，而是觉得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宜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
（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释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
（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共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两点，因为我们的党应该是实际斗争的党，不能忽视下列的各实际问题：
一、每个原则是否都可以机械的应用，不许有策略上的变化？
二、中国此时是否有许多群众还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偏见和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之下，没有解放出来？
三、在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上（关于中东路问题的），除了它勾结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外，是否还要说到它这样反革命的政策，对干中国有怎样的结果？
四、中国的广大群众是否都已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五、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是否需要正确的详细的非我们主观的而是群众所能亲切了解的解释？
六、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是否都能够无条件的接受我们阶级的口号？
七、对于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我们是否应一概不要？
八、除阶级的口号外，是否还应该用其他广泛的最利害切身的口号，能够唤起广大群众，参加反对进攻苏联的斗争？
我希望这封信和前几天论党内各种问题的那封长信，都能早日在“红旗”上登出。[2]
此致
革命的敬礼
独秀〔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1929年10月上海民志书局发行
[1]中央复信的日期是8月3日
[2]8月20日，《红旗》第39期刊登中央党报委员会《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一文，并附陈独秀8月11日的来信。 |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1929.8.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1]
（1929.8.5）
来源：《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1929年10月上海民志书局发行
说明：文中的脚注为该书编者所加（原本加在正文相应文字之后，现予保留，改置于脚注中，以供参考）。——录入者
中央常委同志们：
一、一九二五—七年革命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这个错误的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我们若不深刻的了解这个根由，将仍要辗转陷于不可拯救的泥坑中，莫由自拔，将只是口中反对机会主义这一名词，而手中所做的仍旧是各种各样变相的机会主义。
“八七”会议以后，仅仅是笼统的反对机会主义，并未曾指出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实际情形，勇敢的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些既成的事实。广州暴动失败后，我们分明是失败了，当时应该马上取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存阶级的战斗力，即是我们从战场上退出来，整理我们的队伍，积聚我们的力量，以图革命之再起。当时党的政策却不是这样，反而是在主观上肯定革命潮还正在一直高涨，因此取了直接进攻政策，直到六次大会前尚在进行湘鄂赣三省总暴动，使敌人得着机会，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把我们整个的阶级力量打得粉碎，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在党的“暴动！暴动！继续暴动！”这样命令之下，受了一时不能回复的损伤，党中最积极的战士亦因之丧失殆尽，党和群众也断了联系，至今还不易恢复。
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感觉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象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象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们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若不马上改变政策，从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斗争中获得广大的群众，若不估计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情绪到了若何程度，而随便暴动，其必然失败的结果，只有使群众更加离开我们，甚至于怨恨我们而接受反动派的宣传。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听说在六次大会时，特立对布哈林说：“盲动主义极盛时，我实觉得不妥当，但在中央高压之下，不敢说出不同的意见。”的确，当时的中央同志们，以为只有自己和与自己同一意见者才是真正布尔塞维克主义，只有暴动才是布尔塞维克的正确路线，如有人对于革命高潮有点怀疑，对暴动有点审慎，便要拿“机会主义的残余”“观念不正确”等罪名加以打击，大有“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气概。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于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可惜太晚了，并且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祸胎。
二、现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呢了？我以为一点也没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时存在。始终不认识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危险，始终不认识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之阶级性，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则在政治分析与估量上自然要发生错误。政治上有了错误的估量，即是把敌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坏，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自然要发生盲动主义，盲动主义者碰着不动的阻碍，自然要发生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惟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死党内德漠克拉西，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子，造成自己偏狭性的一致，以便令出惟行，好证明其“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说”[2]。及盲动路线之正确。有许多同志都感觉着中央在政策上组织上或工作方法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以为不是这样零碎的问题，而是有系统的一贯的总的路线之错误。若长此照这样不正确的路线蛮干下去，于革命及党的前途，都有莫大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又只得不避忌讳，向你们详细说明一下：
三、你们对于蒋桂战争性质分析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部的，乃是由于不曾洞察资产阶级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不了解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这种传统的错误这种整个的错误观念所表现之一例。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本是我们党传统的错误；由这传统的错误观念做出发点，所以你们才把蒋桂战争及一切国民党内部斗争，都当做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矛盾之爆发。（你们把蒋桂战争看得如此严重，如此夸大，所以一直到战争爆发之前一分钟，尚坚决的预言战争不会就爆发，这个错误决不是偶然的，代他们格外夸大，遂不得不代他们格外慎重。）
其实，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剥削农民早已成了它们在经济上（奢侈生活或资本积累）财政上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苛捐杂税）共同必要，至于说资产阶级企图发达市场，列宁曾经告诉我们，这是要靠“农村资产阶级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创造市场：第一，为生产手段创造市场，即是由富农把他们在衰微的地主及零落的农民身上搜集的生产手段转化为资本；第二，由购买能力较强的农民消费扩大，以创造市场”。若改良一般农民生活，增高一般（这里连工人也包含在内）购买能力，则非资本主义生产力终于不能有高度发展的中国资产阶级所需要与可能（国民党政府丝毫也没有想到怎样解决土地问题，正因为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与可能）。此外，这两个阶级之“阶级的经济利益”根本矛盾，还有甚么呢？而且，中国的一九二五—七年之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它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它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它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它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它们所以现在尚能残存，乃因为资产阶级受了工农革命势力的威吓，不但不愿意消灭封建势力，并且急急向封建势力妥协，来形成以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统治者，并且已实现了这样的统治，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
你们忽视了这些很明显的事实，遂至今还是过分估量封建势力的地位，甚至中央负责同志日前和我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重的问题时，竟说：“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配城市。”[3]象这样不正确的观察，自然会幻想中国尚有这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封建与资本）战争之可能，自然会产生“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4]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只可说每个战争都有经济的背景，在阶级的社会里，便有阶级的意义（这里所谓阶级的意义，如就阶级内部战争说，是和个人的意义及其他意义相对立，不是和阶级战争之涵义完全相同；因为每个阶级战争，必须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之革命战争），不能说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战争。这是因为未有阶级以前的原始民族，民族已有战争；已有阶级的社会里，各阶级内部也有战争，最显著的例，如日本的西南战争，中国的北洋军阀战争，南北美战争。
如蒋桂战争真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战争，蒋介石讨伐桂系，如果真如你们所说是“为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而要“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三十号通告）不得不和你们所谓“更反动的”“尚有强固基础”的封建势力战争；那末，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还未完全丧失其革命性，我们便不应该而且也不能够号召群众起来反对这种战争，因为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这些也都是群众所要的。三十四号中央通告所谓：“同志中有以为‘蒋桂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也就是民主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并且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之这次战争在客观上是有革命的意义’。这是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在策略上可以跑到拥护蒋介石的路线上去”。这些同志对于蒋桂战争性质所下的定义，和中央自己所说的一样，这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与策略，正是中央自己错误的分析之必然的结论，如何能够归咎于同志！于是你们又解释道。“阶级战争不一定都是革命的”（许多同志都说中央有这样的解释）[5]；如果真是这样，则马克思主义及无产阶级的战略基础，便根本倒台！“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及“阶级战争不一定都是革命的”这两个理论，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加了闻所未闻的修正，显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四、蒋桂战争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对于他及一切国民党内部战争，究竟取什么态度呢？我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正在很复杂的流变生长过程中，和欧洲己经能够和平发展而且已有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不同，它们的阶级来源太复杂，又加以帝国主义之操纵，它们内部各派之间，政权及地盘的明争暗斗，以至爆发战争，这是必然的现象，而且是较长期的现象，蒋桂战争，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新政权之内部冲突，而和国民党从前对北方封建军阀战争有不同的性质。不但代表复杂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之国民党是如此，即在欧美先进的资产阶级，它们当中，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轻工业和重工业及财政资本之间，虽然很少国内战争，而冲突仍然不断，这一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那一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更有大的冲突。无产阶级对于它们的态度，只是分析出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为了经济上或政治上某种具体问题之利益矛盾而必然不可避免，我们只有利用它们之间每个冲突（不管它是经济的或政治的），来扩大自已的运动，对于他们之间因利益不同而爆发的每个战争（不管它是大规模的或是小的），都只有号召群众起来反对，不但是消极的反对，且须积极的转为阶级战争，此时不需要代他们分别那个是纯资产阶级的，那个是带封建性的，或者那个较进步较左些，那个更反动些，那个还有改良政策的企图或欺骗、那个连这些都没有，因为这决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当面的任务是推翻整个反革命势力之统治，因为我们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脚点上，对于他们之间已经不能有不同的战略。
对于它们之间采用不同的战略者，例如从前俄国的少数派，少数派总以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立宪比代表封建势力的沙皇进步些，沙皇更反动些，它们之间的确还有冲突，无产阶级就该和资产阶级联盟扫除更反动更有强固基础的封建势力。多数派坚决的回答说：否。它们对我们已经是整个的了，我们对它们也必须是整个的。“我们正在反对封建，你们不要反对我们！”这是民主立宪党所要的；少数党居然做了它的应声虫，多数派则断然拒绝之。“对桂战争是反封建势力”，这是蒋介石爪牙的宣传，我们共产党中央也这样说，这是何等痛心的事。
五、因为不曾洞察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不曾看出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发展对于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险性，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政纲中，对于富农取了犹豫态度。列宁说：“农民社会之分解，是为资本主义创造国内市场。”“农村资产阶级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创造市场。”（“富农中农及农业无产阶级”）富农即农村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农村发展之初步形式，它对于下层群众的革命，必然和城市资产阶级取一致态度；是因为富裕的农民，蓄有余资的以营利为目的而购入或租入家族需要以上的土地，雇用较多的雇农，生产商品，出卖于市场，或于农业之外兼营商业；或放高利贷以至包耕包佃，他已经走进剥削阶级，和被剥削的下层群众（贫农）站在利益相反的地位。尤其是经过了初步的民主革命之后，进入土地革命的阶段，下层群众起来均分土地，取消高利贷，富农反对革命是不会有丝毫犹像的。
每个革命斗争都首先要看清那些社会成分必然因革命所给予的利益不同而发生向背，现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贫农（雇农，小佃农与小自耕农）是革命的柱石，中农是中间动摇分子，富农是反革命者，因为它所失于革命的农民的东西比所失于地主的要大得多。所以若是始终想和富农联盟来反对地主，和始终想和资产阶级联盟来反对帝国主义，是同样的机会主义。
并且中国的农民革命，不是简单的反对封建地主问题，中国的地主阶级中，根本就没有象法国、德国、俄国革命时封建领主那一特权等级。商业资产阶级，不但直接剥削农民，不但有些地主本身就是商业资产阶级，并且许多衰微的地主正因为商业资产阶级及富农的两种榨取，更要加紧剥削农民以自存。在垄断原料方面，城市商业买办阶级，使农民经济陷于极困苦不自由的奴隶地位。富农占有较多的土地剥削雇农；高利贷所剥削的，不用说多数是贫农；包佃者对农民所取租额，当然比较地主所取得还多，他才好于中取利。所以商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及富农和地主阶级同样是农民革命的对象。
六、最令人不解的，你们不但在阶级比重上把封建势力看做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或者更强固些，最后更进一步否认了中国资产阶级之存在。你们从前肯定的说桂系和冯玉祥都不代表资产阶级，随后又说，“蒋介石并不等于资产阶级”（三十四号通告及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七号红旗），那末现在中国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及其领导势力是什么呢？国民党政权和他的一般政策之中心意义所表现的是什么呢？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政治代表呢？如说有，既非桂系，又非冯蒋，那末究竟是谁呢？如说没有，那末，以前所谓“阶级联盟”及所谓“资产阶级背叛革命”都成了弥天大谎，岂非滑稽之至！大约是你们看见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并未能排斥帝国主义，并未能改良农民生活，并且它战胜了桂系反而马上取消了已实行的二五减祖，你们对他很失望，所以说他不等于资产阶级。你们致河南省委的信上说：“假如冯玉祥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势力，必须解放农民等等”。如此说来所谓中国资产阶级之存在，并不是现在实有的这些冒牌的假的资产阶级，只有幻想着在你们头脑中如此这般的资产阶级，才算是中国老牌的真正资产阶级。你们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的观察，分明不是依照辩证法，在一切现象流变生长过程中，抓住现在实有的资产阶级，而是依照形式逻辑，虚构一个超时间性的一定模型的资产阶级。国际说你们“夸大资产阶级”，正确点说乃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
这样的幻想，决不能够领导群众向当面的资产阶级斗争，而是领导群众去寻找你们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在事实上你们心目中如此这般的资产阶级，带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只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期才会有，现在不但在中国寻找不着，即欧美各国也都已寻找不着了。各国革命史已教训我们，资产阶级一抬头，一看见下层阶级有独立的行动，马上开始反动，毫不犹豫的和封建的旧势力妥协，什么无耻的反革命举动都会做出来，这正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是历史的必然，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经济文化落后国的中国资产阶级更没有例外。所以我们不能除开现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即是除开冯蒋等派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另外幻想会有某一派（如在野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或者是不反动的，我们对于整个的资产阶级及其各派代表不能有丝毫幻想，无形中帮助他们欺骗群众。
七、不错，你们着实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宣传，可是你们说了千遍万遍反对资产阶级的话，都被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打销了。这是因为你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把所要反对之目的物（资产阶级）从地上引到空中去了，你们对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之错误的分析，又把群众政治斗争的视线混乱了。因此，群众会向你们反问：诚然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但是蒋介石既不等于资产阶级，冯玉祥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桂系，阎锡山，张学良更不用说；那末，我们反对谁呢？我们的阶级斗争，是不是仅仅反对工厂主和公司老板们就算完了事呢？或者说：你们以为资产阶级还要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是否就是要反对干这事的人呢？更或者说：资产阶级多少还有点这些企图，虽然不彻底，总比封建阶级进步些，是否还要联合它，领导它，为实现这些企图而斗争呢？群众只认识简单明了的事实，对于许多“然而”“虽然”“可是”“但是”玄妙曲折不可捉摸的哲学，不大理会，你将怎样回答他们？党内同志因为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也会复活他们对于资产阶级之幻想与希望，并且觉着更反动的封建阶级尚有这样的强固基础，遂至推论到阶级联盟的老政策，在理论上现时仍有客观的可能性，遂至怀疑工农单独起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这一政策，失了理论的根据，莫非真是谭平山所谓“超时代的政策”。诸如此类的右倾思想，都会跟着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发生出来。
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已经是不会排斥帝国主义，不会肃清封建残余，不会解放农民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了，此外并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比国民党各派较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能够彻底完成这些任务的，只有列宁当年在俄国喊出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主革命”。
八、革命高潮过分的估量与宣传，和盲动主义有直接的关系，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第一，所谓革命高潮，乃是群众的革命斗争逐渐发展，汇合达到最高点，而不是陡然可以到来的。第二，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征象，必须是广大群众的（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的）不断的经济斗争，有转向总的政治斗争的趋势，决不能把断断续续的经济斗争，都当做革命高潮的征象；至于因为资本进攻之部分的反抗，正是革命高潮之反面。第三，革命高潮即指群众斗争本身而言，统治阶级之内哄及中间阶级之动摇，只是帮助革命运动易进于高潮，而不是革命高潮之本身。第四，革命势力是高涨或低落，是党决定政策时客观的估量，而不是向群众宣传鼓动的口号，我们固然不能向群众宣传革命低落，也不能向群众宣传什么“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使群众以为在他们自身斗争之外，另外一个什么革命高潮将从天上降下来帮助他们，一切问题都静候他到来解决，因为他就快要到来了。
说革命高潮将永远不会到来，这种取消派的见解，自然是不正确；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也永不能把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消尽现实革命之可能性，即是说解决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从前考茨基拿莫斯科一九○五年革命，比较巴黎一八四八年革命有四个不同点，决定俄国革命有再起之可能（见列宁“俄国革命与无产阶级的任务”）；多数派也曾指出俄国的一九○五年和德国的一八四八年不同，而决定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战略，这都非常正确。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宰制之下的中国资产阶级，除了孙中山及其党徒的梦想，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可能性，不但远不及经过毕士马克[6]时代由上而下大改革的德国，并且还不及斯特黑并[7]时代的俄国。中国的革命高潮，当然有再来之可能，至于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只可说不会快要到来，因为现时群众虽有些斗争，而拿他当做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
现在是一种什么时期呢？我们怎样工作呢？前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后一个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并且还没有到来的征象，现在还是两个高潮间过渡时期，在这过渡时期中，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工作路线，便应该和这个时期相适应，即列宁在一九○八年所说的：“过渡期之特殊任务是准备力量，集中力量。”我们要准备集中力量，首先要铲除盲动主义的精神，低下头来设种种方法接近群众，然后才说的上推动群众向前斗争，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我们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够推动群众，不应该也决不能够站在群众外边，命令群众，我们只有在日常工作的努力，来推动群众的实际斗争；不应该用临时拉夫的办法，来制造群众大斗争的空气，我们的工作，应该切切实实推动群众不断的斗争，在客观上走向革命高潮的路线进行，不应夸大吹牛在主观上假定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路线进行，夸大吹牛，不但要助长同志们的盲动主义，同时也要助长他们轻视日常琐细斗争的心理。一般的合法运动，自然是放弃革命之企图，但在一定条件之下，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必要时，列宁所谓“不带何等血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这个时期，也不应一概排弃，列宁在一九○八年，为此曾和多数派内排弃一切合法手段的“召还主义者”有过剧烈斗争。
当然，群众的力量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并且群众“自发的”斗争发展到愤激不可遏制的跑到街上示威，这更是走近革命高潮的倾向；但这决不是党以命令强迫少数群众三三五五的在街上出现一下，或者喊几声我们发下的口号可以冒充的，群众上街示威，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每次号召群众示威运动，也都要有严肃的精神与意义，不可常常随便把他们领到街上玩弄；至于根本就还没有群众，也要命令同志充当群众出来做示威运动，以便证明“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之说绝对正确，这种把戏更万分玩不得的。这样的玩弄，这样的把戏，夸大主义者（即盲动主义者）无可如何的这样的最后的手段，决不能增加党的力量，只有削弱党的力量；决不能取得群众，只有丧失群众；决不能促进革命，只有断送革命。
当然，我们领导群众做一切斗争，必须指出总的中国革命前途，方不至使群众感觉着一切斗争，好象是盲行大海中，丝毫也看不见彼岸的远景。并且，中国革命也不是没有很有希望的前途，他就是群众在不断的斗争中积聚下很好的力，直到武装暴动的力量，和宰制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剧烈冲突，国内统治阶级内部不断的冲突所加于中国各下层阶级之榨取与痛苦及因此而发生绝大的经济及财政恐慌等事情结合起来，那时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必然形成。那时我们的党在群众中如有强固的领导力量，革命必然获得胜利，简单的急性的屡次预约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而事实上屡次没有到来，这种“打吗啡针”的办法，决不能使群众明确的认识革命前途，其结果只有使群众失望，减少了革命情绪。
九、盲动主义在中央政策上依然存在，除国际所指出的事实外，在此次“五卅运动”中，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旧根性，由事前夸大的企图和事后夸大的报告，完全暴露出来了。
不认识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不认识统治者的阶级性之转变，以为现在国内战争的性质和从前是一样，统治阶级将因之崩溃；不认识现在还是革命两个波间过渡期，把群众斗争程度夸大得如何如何的高昂，虽然经过六次大会以后，不便公然说中国革命高潮仍旧是一直高涨，只好说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最近索性更进一步，换一句更确定的话说：“革命复兴”；并且以为“各国工人阶级斗争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尤其是日益激烈起来”，现在已是“世界革命的激剧”时期（四十号通告），拿这样错误的政治认识与夸大的估量为前提，以为在这样好的革命环境，自然应该“动”，一点也不“盲”，从前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好夸大的人，永远是盲动主义者，永远自己不承认是盲动主义，永远不认识盲动主义，把它当做真正布尔塞维克主义，把他当做革命的正确路线。
你们在此次“五卅”运动前政治的估计，是统治阶级动摇，然而经过蒋桂及蒋冯冲突后，他动摇了没有？又说是改良派的势力缩小，然而对中东路事件各工会一致发反俄宣言，改良派的势力缩小没有？又说是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之进展，然而为什么你们还要用那断然用不得的办法，派几个同志到老怡和及恒丰纱厂去强自关车呢？你们在此次运动中所取政策，完全是从中央一直到支部一贯的命令主义，“可恨的只是这些自发的革命斗争已经进展的群众，在革命运动现在这样紧张的时期”（江苏省委委员的话），不听命令去革命！从前盲动主义极盛时，有人说：“中央骂省委不革命，省委就去骂区委不革命，区委又去骂支部不革命，支部去骂谁呢？只得骂群众不革命。”这样的怪现象，现在仍旧存留着，省委委员因为工厂罢工办不到，遂逼着下级党部下命令罢工，说：“在原则上必须罢工。”这是什么话？你们忘记了列宁“罢工与否，要依工人自己的意识和自由意志来决定”的遗教了吗？你们不是根据群众的斗争情绪和意志来决定党的政策，而是拿党的政策来决定群众的情绪与意志。
“五卅运动”应该尽可能的努力去做；所得的成绩无论如何小，都有相当的意义，这都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但根据你们盲动主义的精神，在事前夸大的企图和事后夸大的报告，都给了党内党外群众很坏的影响，以至有了“强迫同志吹牛皮”的谑评。
在客观上看来，即以上海一隅而论，我们若有正确的估量（非夸大的）和切合群众实际需要与可能的政策（非夸大的），群众斗争是能够逐渐开展的，我们和群众的关系也能逐渐恢复的；可是下级党部同志们刻苦工作所得的一点效果，决敌不过中央机关盲动政策之摧毁（例如邮政工会及恒丰老怡和事件），在这种状况之下令同志们如何能够安心努力工作！
十、德漠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
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德漠克拉西也根本取消，并不是什么“相当缩小”：由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同志们对于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见一概不许开口，从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都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传达机关”，这样的办法，为了操纵一切使盲动的命令能够顺利的施行，自然觉得很方便，其如毁坏了党的组织与力量何！倘若现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之下，党内德漠克拉西势必缩小到连区委支部都不能行选举制；这根本上连少数人都不能集会，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党内的基础组织便已经不存在了，还说什么党已有相当的发展，还说什么革命复兴！倘若说他们的观念都不正确，只有中央政策是对的完全对的，他们盲动执行命令好了；那末，中央的政策或工作路线若有小小的不正确或大大的不正确，则是否需要“自我批评呢”？
列宁说过：“我们的机关报上，并不一般的排斥同志的争论，宁可说，为了说明现存之意见相差深到若何程度，为了争论诸问题的全面讨论，为了讨论诸种见解之代表者等，陷于偏狭性之斗争，在每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有意识的劳动者面前公然争论，都是必要的，既然有不同的见解，而缺乏公然的争论，把关于真实问题之不同的意见隐秘的搁置起来是现代运动缺陷之一”（《火花》发刊宣言）。他又说过：“一切团体员，选举代表者，同时独立的各自对团体全部利害的争论题目，都有陈述意见的必要，民主的组织之党也没有例外，征求所有党员的意见，不能视为原则上可以否拒的，至少在最重大的场合，例如罢工，选举，大规模的杯葛特（Boycott）于政治的行动”（《一九○七年彼得堡之分派》），他又说过：“中央委员会知道党员大众之意识的意见，从而不是盲目的指导大众……”（同上），他又说过：“在我们的报纸上，努力给关于理论问题的论文占了很多的篇幅，并且怂恿同志们对于争点无忌惮的发挥”（《我们的纲领》）。
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辩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经公开的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俄国布尔塞维克党的理论，就是长期在这样的争辩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同志政治水平线一般的低，也只有不同意见的相互争辩中增高起来，决不能拿出陈套话什么“程度不够”[8]的理由，以为必须他们的政治水平增高了才好“恩赐”他们发表意见的理由，你们主张：党内民主化是要依着党员政治水平提高而扩大，党员政治水平低便应缩小；这正是因果倒置了。
如果你们老是固执你们的偏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漠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简单的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阻住了党的进步。
公开的理论争辩尚未被容许开始，你们突然发生“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了，这是因为少数派的阶级联盟政策及经济主义取消主义，一贯的推翻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根本战略，目前在中国党内，如有人以为中国还是封建势力所领导的统治，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仍主张什么“四个阶级联盟”政策，又或者有人以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已消尽了中国革命之可能性，革命决不会再起，党当然要和这班人不顾党内和平的斗争，除此以外，其他或稍左或稍右的错误，我们可以用教育及争辩方法来矫正，用不着小题大做，拿“反对党内和平”这种严重的口号来代替“团结党内争取群众”的口号（有人说这是六次大会喊出来的口号，又有人说是国际代表个人的意见，未知孰是？）至于同志们没有任何错误，只是“和中央意见不同”便是错误，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误，便要拿“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来对付他们，这更是天大的笑话，同志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即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见，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漠克拉西所容许的。（只有革命战争紧急时，这种德漠克拉西才应受限制，甚至于一点也不能有，然事后的自我批评仍须是德漠克拉西的。）
我会见过一些曾为党努力工作或现在正为党努力工作的同志，说他们在政治上，在工作方法上，有许多和中央不同的意见，而不敢说出来，我曾很诚恳的指出他们的错误；有意见应该向中央陈述，或在党部开会时提出讨论，不应只在个人间谈。他们都很惨痛的回答说：“你的话在原则上是对的，可是在事实上，中央用了警察政策，派出心腹同志侦察一般同志的，差不多各机关都有，只要你一开口便取消了工作或者调到万难工作而且不能存身的生远地方去，甚至教你从党内滚出去；我们是不忍心离开工作的，你说怎么办？现在有许多同志，都因为这样情形烦闷着没有出路，而灰心丧气，而取了消极态度，或是严守‘休谈国事’的教训，敷敷衍衍的做着工作再说，而没有一点兴奋精神，或者找个机会给敌人杀了完结，大家也都感觉到这不是好的现象，然而没有办法！”[9]
听说布哈林曾责备特立说：“你是个政治家，不是小孩子，为什么对于盲动主义有不同的意见而不敢说出来！”列宁常常说过：“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是有政治自觉的”，党教育党员，是要教成有政治自觉的战士，而不是要教成随声附和的奴才，不是要教成看鞭影而行止的牛马，不是要教成纯粹的雇佣劳动。只要不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者，便不能不承认“活的人究竟和死的人机器不同”，照你们现在的办法，你们偏狭性一致的团体即或造成了，而各个党员都有政治自觉，能够自动的奋斗活泼有生气的党在那里！？
十一、综合上述的说明，可以看出你们有系统的在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为改正这些错误之总的路线，我现在提议几个要点：一、在政治上对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问题，对于革命高潮问题即目前在革命中是什么时期问题，对于富农政策问题，都需要重新有个正确的决定。二、在组织上，尽可能的扩大党内需要的德漠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区委都实行选举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党员对于党的政策有“自我批评”的自由，各级党部开会有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的自由，党员间政治上意见不同的争辩，准其在党报上发表。三、更有一个根本而紧急的问题：六次大会对于党的全般政策并未充分讨论，七次大会又不能即开，应由中央及地方把党的全般政策之各个向题提出于全党党员之前，要求每个党员都充分发表意见，尽可能的在党报上陆续公布，以便形成多数意见之一致，即真正党的一致，以便重新估定党的政策，以便决定党的一切工作之真正的正确路线，必如是才能统一整个党的意志，才能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才能唤起全党党员对于工作自动的努力，对于铁的党纪自觉的服从，必如是才能使党复兴，使革命复兴！
十二、最后我还要告诉你们：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这封信贡献于你们，希望你们稍稍抑制自己的偏狭性，平心静气的把我的意见详细审查一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
此致革命的敬礼！
独秀〔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
[1]1929年8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约陈独秀谈话，认为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性的错误，批评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中央不容许公布这封信。（见10月10日陈独秀致中共中央信）。10月5日，《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认为“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分子目前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都走入了取消主义观点”。陈独秀的这封信“便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号召全党“拥护中央决议，肃清党内取消主义的思想与一切反党的小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
[2]这是造谣，中央正反对认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意见，参阅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与复江苏省委同志的信———编者。（此编者系《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书的编者，下同。）
[3]又是造谣，中央只是说中国是农业落后国，农业生产还超过城市生产。在发展的方向上，当然是城市支配农村，这里没有争论，但农村总是比较城市落后，绝不能将中国农村看得如上海汉口一样———编者。
『有一次，向忠发和周恩来两人到陈独秀家里谈话，那时已离分裂不远。话题自然转到“红军”去。陈独秀问道：“照马克思主义说，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向忠发信口回答说：“当然是农村支配城市！”可是，周恩来修正说：“论理是城市支配农村，然而……。”』（《郑超麟回忆录》）——柴荣注
[4]这是曲解，中央在反对向导式的唯心的分析的时候，指出每个战争每个政治事变都有他的经济的背景与阶级的意义。参阅中央通告第十五号，三十四号等——编者
[5]中央只说中国的军阀战争虽然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可是主要的动力是帝国主义，所以没有一点革命或进步的意义。——编者
[6]即俾斯麦，Bismarck
[7]即斯托雷平，Stolypin,PyotrArkadyerich
[8]又是造谣，中央只说在目前白色恐怖的严重环境中，党的主观上无产阶级基础又薄弱，党的民主化是要相当缩小的。——编者
[9]这些完全是谣言，是独秀阴谋破坏党分裂党之最无耻的煽动同志反中央的话——编者 |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常委同志信——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1929.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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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共中央常委同志信
——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
陈独秀（1929.7.28）
中央常委同志们：
现在关于时局之当面的危机，无过于中东路问题，这一问题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之导火线。由这导火线而至爆发战争，也许是慢性的（因为中俄都不利于轻率开战，尤其是帝国主义间都还未曾充分准备好、现在谁都不敢断然取独占的形式，会需要经过一些曲线的斗争
）。然除了恢复中东路原有的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
这种纠纷发展到爆发战争，有两种可能形势：一是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不但在远东，近东也是一样，一是苏俄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互夺中东路迟早要导入第二次大战。无论是那一种，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或者在受了欺骗而迷惑的严重空气之下，不敢别持异议。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
此事在中国发生，事件本身又和中国社会有直接利害关系，民众多数心理又是这样，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这些实际情形，都不能让我们闭着眼睛不理，而可以自由前进的。
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的宣传方法，似乎不能像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即是说单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宣传，太说教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苏联在中国的权利，仅只是在中东路没有完全放弃，唯一原因是因为中东路是进攻苏联之一个有力的军事根据地。”七月十二日的宣言中这句话，显然有几层语病），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未曾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蒙蔽之下，这二层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使他们在实际利害上权衡一下，他们明白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在此时的确是有害无利的幻想，他们才能够了解苏俄和帝国主义不同，才能够了解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才能够了解苏俄是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领导者。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的简单明了的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俄”的口号对立起来，听群众自己选择一个。
帝国主义间的第二次大战在中国做战场，或是帝国主义利用中国进攻苏俄所加于中国民族的灾难，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稍有常识的人，一经指出，都能懂得，即不倾向革命的中立分子，也能了解，而且只有这样的宣传，才能够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公假面具打得粉碎，然后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这个名词更能使群众亲切的了解），然后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中东路问题向苏联进攻的阴谋，才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
第四十二号中央通告说：“并且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样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这只是在客观上也许会演成事实，但我们根本上反对一切反动的国际战争的党，尤其是正当极力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紧急关头，决不应该向同志这样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罢！”因此，我主张中央赶快补发一通告，取消这几句话。
我估料现在的情形和从前稍有不同，或不至因我的发言引起大家的误会与揣测，所以我以后对于重要问题，都想有点意见贡献于党；并且希望能够把我的意见全文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
此致
革命的敬礼！
独秀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1929年10月上海民志书局发行 |
寸铁（1927年10月24日—1928年2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寸铁
1927年10月24日—1928年2月27日
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
汪精卫题《申报》双十增刊说。“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请问国民党分一子现在有几个不腐化？汪精卫的出路在那里？
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
代表绅士的《时事新报》，忽于今年国庆号上登出一篇很有趣的文章，题目叫做《双十节的民众化》，内中说：“似乎与民众没有关系的双十节，又要来一次了！……中国的人民，到现在在实际上还没有任何式样的政权，……以致一般寄生虫来包办一切，越闹越起劲，寄生虫当然是残民以逞之徒，他们自己以为是圣贤的正统嫡派，其实只是一班无业的高等游民而已。让这许多非民众的人物来当道，民众自然要永远愚蠢，永远得不着一切政权。……汉字教育，本来不是为民众的，是残民以逞之徒的法宝，所以汉字教育的结果，可以造成圣贤之徒来对付民众。……世界上有文字的国家，差不多都是为民族的，只有我们中国人的文字是为寄生虫的，为圣贤之徒的，小百姓甚至于连极平常的官府文告都看不懂！所以要使双十节有意义，非使民众爬上来不可；要使民众爬上来，非把寄生虫所依为命的汉字打倒不可。……斯文扫地的工作实行了之后，圣贤之徒才无所凭借，民众才敢作敢为。”《时事新报》编辑先生们，大概是很疏忽的把这种议论登了出来，若是细心再读一下，恐怕他们要吓一跳！
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里
帝国主义眼中的赤军首领，一变而为反赤的纯粹国民党员，再变而为基督将军，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但不知他三变而成个什么东西？
1927年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一期署名：撒翁
国民党也可以为帝国主义镇压革命了！
今春汉、浔民众收回租界，上海工人大罢工，长江革命怒潮高涨时，各帝国主义者异常恐慌，以为北洋军阀己不能够镇压中国的革命，不得不亲自派遣海陆军队来华，以资镇慑，其中尤以英兵为最多，计二万余人。自蒋介石来到东南，极力为帝国主义者压服革命的民众，至八九月间，帝国主义者感觉得国民党的军队镇压革命也很得力，东南局面渐趋平静，无须他们自己多驻军队了，遂调回英军一半。现在又打算调回二千，其余留驻二年，观察此二年中，中国有无革命运动发生，再定去留。国民党如果能够继续镇压中国的革命，帝国主义者便永远不须御驾亲征了！
国民党也想求得帝国主义的信任了！
向来只做军事投机的国民党，自从改组后接受了共产党反帝国主义的口号，虽然沾染了一点赤化嫌疑，却走上了国民革命的道路。武汉派开始反动之时，一面反共还一面说是继续反帝国主义，以掩饰他们的反革命。可是他们的忠实党员何应钦，最近对英帝国主义的《字林报》记者索克斯爽爽快快的说．“共产党离间吾人与外人，外人若能不为所惑，详察国民革命军自北伐开始后之记录，则自能信任吾人，而中外旧时友谊即可恢复矣。”原来帝国主义者不信任国民党，是由于共产党离间了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旧时友谊，这正是国民党反共之唯一因由！
国民党也要“外崇国信”了！
自命为忠于国家民族的戴季陶，他虽然不愿意反对他们的明友——日本帝国主义者，而却极力主张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国，说“反英”是他们总理三十年革命根本政策。然而他们总理的忠实信徒何应钦对索克斯说：“共产党则以‘反英’为政策，转使国民党与外人为仇，致丧失外人对我信用；今后吾人必须与外人重行讲信修睦，以免猜忌。”原来“反英”是共党的政策，国民党是要与帝国主义讲信修睦的，这可以说是共产党的反帝国主义政策之失败，而是段祺瑞的“外祟国信”政策之胜利！
张作霖的遗嘱
自从高等华人梁启超、丁文江等，发明了和平谈判友谊磋商来代替革命暴动的理论以后，汉、浔民众以暴动收回租界时，奉天军阀也说要收回主权，但只宜和平交涉，而不应用暴力，可是至今也未见他们和平交涉过。现在何应钦又对索克斯说：“至于不平等条约必须废止，但不能急切从事，如共产党之所为，当用讨论形式以达吾人之目的。”这几句话，好象是张作霖的遗嘱，而不是遵守了孙中山的遗嘱：“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所谓无政府党本来就是这样！
有人曾慨叹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吴稚晖，也居然怂恿蒋介石屠杀工人；汪精卫说：“所谓无政府党，也许本来就是这样。”果然，中国的一些无政府党人，对于血手的吴稚晖，不但不声罪致讨，而且还为他编辑《吴稚晖最近之言论》和《吴稚晖丛书》，说吴稚晖是“革命之健将，人群之导师”！
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
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有社会主义性，有非资本主义倾向，在革命进展的策略上，在使三民主义的革命性随时代进步上，也未始不可。然而，象李权时先生，老老实实把民生主义的理论，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劳力价值论那一类，倒是直捷爽快！所以，谭延闿说：“近来细读总理的书却实在是资产阶级的理论。”
孙中山无常识处
戴季陶曾说：“中山先生有些天才卓杰处非常人所及，然有时发起议论来竟无常识。”诚然，他曾批评马克斯的盈余价值说①不对，他说：“资本家有时固然赚钱，有时也亏本，可见盈余价值说不能成立。”他在民生主义第一讲里，也说：“所有工业生产的盈余价值，不专是工厂内工人劳动的结果，凡是社会上各种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无论是直接间接，在生产方面或是在消费方面，都有多少贡献。”这些议论，就是中山先生在经济学上缺乏常识之故！
①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
不甚赞助捕房的法官之下场！
关于撤换上海租界临时法院院长问题，《时事新报》叹为“行政干涉司法，损司法之尊严”；我以为损司法之尊严，其事尚小，承帝国主义者之意旨而进退法官，损中国民族之尊严，则其事实大。两星期前，《字林报》记者索克斯对何应钦说：“公共租界之困难，在于临时法院不甚赞助捕房。”何氏即出日记簿记之，谓将立告南京政府。不久临时法院院长便撤换了！
汪精卫是第五代反共者
汪精卫曾历数国民党右派反共人物：第一代是冯自由，第二代是陈廉伯，第三代是杨希闵，第四代是蒋介石，不知第五代是谁？哈哈！不料就是他自已！
好一个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张继告诉江汉通讯社记者：“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是国民党人一致的主张。一国之中，各阶级各团体的利害与政见不能尽同，各就所同结党议政，这是人权之一，专制帝王之下，尚不能禁止王党之外复有民党，国民党主张“党外无党”，是谓横霸！党内有派，乃世界各国大党所不免，惟不若国民党中竟有“蒋记”、“唐记”、“冯记”、“阎记”之分（谭延闿语），则未免可笑。如此而主张“党内无派”，是谓自欺！
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
中国国民党自清党以来，不但各种各色的老党员都回到党里，而且增加了许多顶括括的革命新同志：久附北洋的阎锡山同志，做了党国的总司令；交通系大将郑洪年同志，做了党国的财政部长；吴佩孚的走狗杨森同志，做了党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连困杀武昌老百姓的刘玉春同志，也做了党国的国民革命军江左军北路纵队指挥官。将来张作霖如果失败，奉系军阀中，必然又要产生许多三民主义的忠实党员！今春刘湘、王陵基、石青阳等，在重庆大举反共清党时，街上大贴其“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的标语，当时闻者颇以为怪，现在看起来，何怪之有！
“杀尽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破坏国民党”，这是国民党反共的唯一理由；汪精卫说：“国容共，共不容国，形成分共等等痛史！”然而事实上，倒是张继说：国民党人一致主张“党外无党”；并且最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出的口号，第一个就是：“杀尽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宣言说：“清党工作不能以肃清跨党分子，做到‘党内无派’为已足．尤须将中国共产党之势力根本消灭，中国共产党之组织根本推翻，做到‘党外无党’而后已。”请问究竟是谁不容谁？谁破坏谁？
1927年10月31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二期署名：撒翁
还是吴稚晖说老实话！
蔡元培在两路党部演讲：“及国民军到上海，……（共产党）当时主张攻入上海租界，使风潮扩大，……于是拘捕共产党徒，风潮不致扩大。”可是事实上，当时共产党并没有攻入租界的主张（有多种宣言布告可证），这是上海市民所知道的；所以，国民党军队宣布解散屠杀总工会纠察队的理由，只好说是因为工人互斗。然而吴稚晖在书汪精卫铣电后却说：“我们老实不客气，自然提出反共产口号，自然围缴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枪械。”
华官委托捕房越界捕人
租界越界捕人，这是中国人素所愤恨的事。不料近来上海法租界捕房竟公然驾汽车直入南洋大学捕去学生一人，该校当局向捕房交涉，法捕房谓：“法租界巡捕入华界捕人，全系事前受中国军警当局之委托，而有此举动。”说要向外人收回租界的白崇禧，高唱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做出这种甘心断送主权的事来，他们和何丰林、孙传芳有什么两样？
为新军阀造机会
孙科报告讨唐内容谓：“若不将此极大之障碍扫除，即北伐成功，亦不过为一般新军阀造机会，徒使国无宁岁，民不聊生而已！”孙科这几句话说得痛快之至！可是贵党的军事领袖们，那一个和前几天还自称纯粹三民主义的忠实党员唐生智不是一样的货色？
蒋介石是向田中求婚吧！
从前替段祺瑞保镖的寺内内阁，实际上就是田中内阁。蒋介石此次赴日本，唯一目的也就是想求这位田中保镖，至于向宋母求婚，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鬼话。
国民党仍难团结吗？
戴季陶是主张分共最早而最有力之人，他以为共产分子留在国民党内，则党员间共信不立，有碍党之团结。现在他的目的完全达到了，共产分子出去了，三民主义的信徒团结起来了。然而戴季陶最近致第一中大学生函，仍然是痛哭流涕的说：“谁知今日纠纷之深，已至不易条理，果全体同志，去其派别之感情，从事于实际建设之分工，则合作精神，当可日趋丰富，否则愈欲团结，而团结愈难！”
江南二老
汪精卫骂吴稚晖为“老狗’；钮永建自谓“老而不朽昏而不庸”，则分明是“老昏”了。前清两广陶总督幕下，有江南文武一对名士，一个吴稚晖办学，一个钮永建练兵，此时老狗与老昏，仍然是一对，可称为江南二老。
双包案的清党运动
在上海、杭州努力清党的陈希豪，现在以反对西山会议派的中央特委而被通缉，说他是假清党；在湖南、湖北努力清党的唐生智，现在也以反对南京中央而被讨伐，说他也是假清党。真清党，假清党，国民党这种双包案的清党运动，实在闹得人们头昏脑晕，一世也弄不清楚！
枪决大批共犯
某处“枪决大批共犯”，各报上差不多天天都有这样新闻。我们记着！复仇是人类的天性。异日如有“枪决大批国犯”、“枪决大批……犯”的事，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切勿到那时忽然想起大喊什么集会、结社、言论、信仰之自由！大家都记着，毋忘今日！
横逆变成了神圣
去年今日，江浙商、教、新闻各界的绅士们，到处都把党化教育及青天白日旗当做两件最横逆的东西咒骂；现在国民党的武力征服了江浙，这两件横逆的东西，马上都变成了最时髦的东西，神圣的东西。这是很新奇的事么？一点也不新奇。被谁的武力征服了，便颂扬谁是太祖武皇帝，这班绅士们一向是如此。所以他们现在反某某党，反某某主义，都不成什么问题。
1927年11月14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四期署名：撒翁
辽皇帝与党皇帝
传说张作霖将做皇帝，国号曰辽，改元曰宏宥。天下事无独有偶，南方有了党国，北方便有了辽国；辽皇帝的年号是“宏宥”，党皇帝（张继《江南晚报》发刊词语）的年号应该是“训政”。这两位皇帝谁是半斤，谁是八两，终须血战一场杀死无数老百姓，才见分晓！
改组与纠正
段祺瑞、徐世昌倒了，研究系的机关报北京《晨报》，因为不受进步的青年欢迎，遂宣言改组，脱离研究系的关系。孙传芳倒了，他们的上海《时事新报》，因为不敢开罪于国民党，遂宣言改组，诡称由研究系让渡于新组织，并且装出国民党机关报的态度，比上海任何报都党化些；将来国民党失败了，他当然又要改组。汪精卫开始反共的时候，大做其“错误与纠正”的文章，说从前联共是错误，现在反共是纠正；我看他这种东倒西歪的人，将来应有第二次、第三次纠正。人们只要巧于运用改组与纠正这两样法宝，自不难头头是道。
党国
近来在报纸上时常看见一个新鲜而不可解的名词，叫做什么“党国”。所谓“党国”，不知是指“党与国”，还是说“党的国”？若横霸之徒，硬说是“党的国”，则北洋“军国”即倒，仍然没有“民国”；非国民党党员的老百姓，仍然是无国之民或是党国顺民！
1927年11月21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五期署名：撒翁
好大胆的胡适之、褚辅成！
胡适之鼓吹“市政超然于政治潮流之外”，褚辅成主张“市政脱离政治而独立”，并且主张市自治及市长民选，好大胆的胡适之、褚辅成！不怕党国先生们治你们以“反对以党治国”之罪吗？
资产阶级独裁的上海市参事会
上海市政府参事十三人，清一色的资本家，他们多年梦想的商人政府，现在居然实现了；所以商界各团体致参事会成立典礼颂词说：“政商各界网罗无遗”，诚一时之盛事也！可是《时事新报》所谓：“为民有、民治、民享之全民政治，决非阶级独裁及变相之迪克推多政治。”未免有点不能自圆其谎罢！
主义的流弊
我们固然力赞民族运动（限于被压迫者），然而不相信什么民族主义。我们固然不赞成现在就要废除国家政府这种制度，然而却反对什么国家主义，更未闻有什么政府主义（Etatisme应译“国家主义”，只有李石曾译做“政府主义”）。我们十分提倡读书，然而不能赞成什么读书主义。代表物价的金钱虽然是货币商业时代不可少之物，然而却不应因此提倡什么拜金主义。譬如人们都必须吃饭，而却不应有什么饭碗主义。因为这些事成了主义便流弊无穷。
反共清党后的两个印象
国民党一致反共清党后，有两件事给人们的印象万分深刻，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上海领事团，要取消北河南路所贴”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帝国主义”等标语，和英国要推翻汉案协定；一方面是何应钦主张“与外人重行讲信修睦”，与帝国主义者恢复“旧时友谊”，和李济深向广州中山大学学生，“非笑以武力或经济方法推翻帝国主义之说”（七日路透电）。胡汉民曾说：“因为CP是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我们已打倒CP就只好中止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运动了，这岂不是同时也打倒了国民党吗？”不知他忘记了这几句话没有？
反共而不流入资本主义？
罗家伦在他《转变青年的思想》文章里说：“不可因攻击共产主义而流入资本主义，或变相的资本主义。我们反共则可，反共而流入资本主义则不可。”哈哈，罗先生！这是你在白纸上写下了的黑字，请你将来别忘记了！请你赶快去问问你的老师胡适之、顾孟余、马寅初（他们的头脑毕竟比你还清楚一点）：既然反对共产主义，又不要流入资本主义，则将在何种经济制度之下建设工业？
“杀其人而用其法”
张继说：“国民党之反共，不特其主义而已，即其组织法亦当起而反对之。”不错，国民党改组后党章是共党起草的，是效法共党的，是应该反对的。不但这个，改组后的宣言及政纲，也是共党起草的，更应该废掉。不但这个，连“反帝国主义“及“国民革命”这类怪话，也不是党国的国货，乃由共产党搬到国民党的，《向导》周报出版以前，国民党的文献上实在找不出这些怪话，这更是应该急于废掉的。否则不但反共不彻底，而且是胡汉民指斥的所谓“杀其人而用其法”，未免有点不体面吧！
中国人的晦气！
可怜的中国人，智慧受束缚于孔氏一尊者二千年，至今犹未能完全解放。现在又加上什么“党国”、“党治”、“党化”、“党外无党”这类怪东西来束缚，真是中国人的晦气！
1927年12月5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七期署名：撒翁
反共产的国民革命
胡汉民曾说：“除掉了革命的精神，就不成其为中国国民党。”这句话诚然不错，可是现在国民党革命的精神是什么？胡汉民答道：“反共产的国民革命。”原来国民党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这样解释！所以李济深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说：“本年内国民党除清赤外一无成就，殊属可耻！”
下层轰动
冯玉祥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罪状是“下层轰动”。可是中国共产党实在惭愧得很，还并未做到下层轰动，冯玉祥未免太替我们吹牛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和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演讲里，都是保育政策的理论，都充满了非下层轰动的精神！在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冯玉祥及其他忠实党员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在这一点，他们和梁启超党主张贤人政治、反对暴民专政的理论，也没有两样，都同样以为民权自由应该是上层绅士恩赐的，即统治者的仁政，不应该由下层民众自动的争取。不过中国革命之成功及民权自由之实现，是由上层绅士的保育政策或是由下层民众轰动，将来历史先生会答复这个问题。其实各国的革命史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
1927年12月12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八期署名：撒翁
少一个皇帝
李烈钧前说：革命军中少一个楚霸王；现在又说：少一个皇帝，中国非皇帝不能统一。可见这班英雄们非伏在皇帝脚下不过瘾；而且非一独尊的真皇帝不可，多头的党皇帝仍然是不过瘾。
共贼汪精卫
汪精卫大喊：“杀尽共产党”（见两件大事文中），又大喊：“一个共产党徒，和一条毒蛇一只猛兽一样，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的。”（见他们十三日宣言）邓泽如指汪（精卫）、顾（孟余〕、何（香凝）、陈（公博）、甘（乃光）、王（法勤）、潘（超五）、王（乐平）等，是广州十二月十一日共产党起事的主谋正犯；国民党中人一致说顾陈二人是共产党；南京讨共大会的请愿书，也明言“共贼汪精卫”；因此，汪精卫等都应该杀尽，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这乃是很正确的逻辑。
请看国民党的民族主义！
国民党改组时广州支部邓泽如等反对打倒帝国主义的政纲，函呈孙总理，一则曰“使我党丛国际之仇怨”，再则曰“使我党永无获得国际同情之一日，更使我华侨党人在海外无复立足之余地。”蒋介石开始清党时，李石曾对汪精卫说：“目前只宜反对北洋军阀，不必牵及反对帝国主义。”最近蒋介石对新闻记者说：“我们既然要对俄绝交，便必须与各国一致来反对第三国际。”这就是国民党的民族主义！
国民党投降了研究系
在表面上看来，上海《时事新报》简直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好象是研究系投降了国民党，然而在政治主张上看起来，如贤人政府、联省分治、仇俄反共，本是从进步党到研究系多年的一贯主张，现在国民党都一一采纳，无怪乎《时事新报》得意洋洋的举起双脚来欢迎，这便是国民党投降了研究系。两党二十年来的政治争论至此才告了结束。
杀人的国民党
国民党大喊共产党杀人，仿佛是千真万确的事。然而到底共产党在两湖杀了多少人，近来在宜兴、无锡、广州杀了多少人，各报都含含糊糊，未曾指实；倒是最近国民党在黄安杀人一千五百，在广州即十四一夜杀了二千余人，上海各报都有确实数目可稽。这也许是各报受了共产党的金卢布故意宣传国民党之惨杀！
小人党
吴稚晖说汪精卫是卑鄙小人；说胡汉民是刚愎小人；说徐谦是大胆老面皮的小人；说顾孟余是懒惰阴刁的小人；说陈公博是贪财无厌的小人；说甘乃光是善伺人意的小人；说他自己是酷刻小人。如此说来，国民党简直是个小人党。
1927年12月19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期署名：撒翁
吃人的血腥的道德文化
国民党一面大喊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文化，一面在广州一夜枪决二千余人（上海各报广州电及薛岳布告都如此说），路上死尸累累，非常凄渗（电通社十五日广州电），截止十六日止，殓尸千五百余具（《时事新报》十一日香港电》，女共党数人在大南路被人用棉花包裹，浇以火油焚烧（《申报》十五日香港电）。截至最近，枪决共党确数，五千七百人（《申报》二十一日香港电）。有人说中国民族旧有的道德文化是吃人的是血腥的，这句话或者不错。国民党正在恢复这种道德文化！
究竟是谁惨杀？
东方社十九日香港电说。“每日被枪决之共党（其实不尽属共党），尚不下百人。……除抵抗之兵士警官以外，被共产党员所杀者，并不甚多；所谓达二千人之惨杀者，殆不能不归罪于自称白卫军之李福林军薛岳军及右派工人会之广东总工会、机器工会等之复仇与报私愤行为也。”难道日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也赤化了吗？何以他们也说此次广州之惨杀者是国民党而非共产党呢？
研究系称心了罢！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研究系等绅士们，看见共产党领袖未被段祺瑞杀头，老大的不称心，大喊共产党及其领袖藏在群众背后牺牲青年。自从李大钊被绞杀以来，上海、广东、广西、汉口、湖南、河南、北京等处，成百成千的共产党被腰斩被杀头被枪决而且有被剥皮肢解火焚者，绅士们该称心了罢！可是大家要记着：“复仇是人类的天性”。
反共先生的下场
不独张发奎、黄琪样、李福林因共党头衔被讨伐！不独汪精卫、何香凝、顾孟余、甘乃光等因共党嫌疑被拿办；而李汉俊、詹大悲且以共党首领名义被杀，孔庚、李书城也以共党名义被捕。今后有枪的人处置异己最简便方法，就是给他戴上红帽子。各派反共先生，将来都难免作法自毙，唐生智、汪精卫等的下场，便是很好的先例。
1927年12月26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一期署名：撒翁
真正国民党
真正国民党，只有西山会议派，亦即环龙路四十四号的国民党。怎见得？因为只有他们自始就反共反俄，而且最彻底。其余若汪记、蒋记、冯记……记……记国民党，都曾经联共联俄，即现在反共反俄还是不彻底，还是不敢公然取消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代他们起草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政纲及党章。只有西山会议派要完全复活改组以前的国民党，这才算是真正老牌的国民党呀！
白崇禧口中的清党大功
白崇禧在汉口演说：“过去的清党，有报私仇者，有受厚贿而为富家翁者，误杀冤死者不乏其人。”国民党忠实党员这样的清党大功，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吧！
1928年1月2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二期署名：撒翁
金箍棒
国民党人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好象孙悟空在猪精腹中舞金箍棒。共产党是否承认这句话呢？承认的。共产党的金箍棒是什么？不过是反帝国主义、军阀及主张工农民众政权。可是安那其派在国民党中所舞的金箍棒，乃是实现蒲鲁东的分治论与排斥马克思派，研究系在国民党中所舞的金箍棒，乃是贤人政治、反民众运动、联省自治与仇俄反共。他们说共产党挂着羊头卖狗肉，他们自已何尝不是挂着羊头卖王八肉。
国民党根本不要民众
“反共后不要民众”，汪精卫曾说这句话是共党造谣诬蔑他们的。现在怎样么？自从十二月十四日，蒋介石在招待上海新闻记者席上，发出“停止一切民众运动”的主张，方声涛、杨树庄即在福建下令停止民众运动，胡宗铎即解散了武汉一切民众团体，蒋梦麟即“函请浙江省政府并令行浙江省党部，自即日起，各级党部，一律暂停民众运动之工作，严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聚众开会，结队游行等举动。”这难道也是一般无智识者借党的招牌所做的吗？非也！军阀党根本不要民众。
忠实同志又多一个！
上海中央社《国民党的通信社）说：“北方健将李景林氏，对于革命工作，素极努力，已往之成绩，固彰彰在人耳目，……上月二十二日，在太原通电，就国民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兼北方前敌总指挥之职。”是的不错，李景林一向努力革命，谁也知道。恭喜国民党，又多了一个忠实同志！
蒋介石也谈什么土地问题
蒋介石最近在南京党校纪念周说：”在训政实施时期，土地问题，至为重要，我们要丈量每县的土地，以为平均地权的步骤，土地问题如不得到解决，则不能实现我们总理的民生主义。”蒋介石也说说什么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然而他的方法是要经过丈量每县土地的步骤。他又说：“要解决土地问题，不能不有户口的调查。”可是自从顺治皇帝定立清丈编审法令，一直闹到洪宪皇帝设立经界局，二三百年也未曾丈量好那一县的土地；自从顺治三年定立户籍律以调查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一直到现在不断的调查户口，也从来不曾查清那一地方的人口实数。每县各乡耕种的土地实有多少，耕种的人实有多少，只有各本乡的农民自己查得清楚，若候政府丈清了每县的土地，查清了每县的户口，再来实现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这大约也和吴稚晖三千年后的无政府主义相差不远吧！
1928年1月16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四期署名：撒翁
逼钱与打战
逼钱与打战，固然是革命时代所不能免的事，然只是逼钱与打战，丝毫不为任何阶级兴利除弊，此所以国民党的政治和北洋派的政治没有两样，甚至于北洋派中的孙传芳，还不象国民党现在这样肆无忌惮的逼钱。至于怎样逼钱，如加盐税，抽亩捐，预征钱粮，这般专门杀穷人的办法，国民党也和北洋派一样；北洋派打北洋派，国民党打国民党，这般自相残杀的打战，国民党和北洋派也是一样；此所以国民党的势力必然和北洋派一样的不能长久存在。
杀穷人
财政没有办法，谁也不能久握政权。中国财政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自管海关盐税，停止赔款及内外债的本息偿还，一是推翻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由国家征收农产税。前者每年在一万万元以上，后者每年至少有二万万元。可是北洋派、国民党都不敢采用这两个办法中任何一个，所以他们都只得采用苛捐杂税等杀穷人的办法，而终于自杀。
两件肉麻的事
有许多人从前非常鄙视孙中山及国民党，或者即是现在仍然对国民党貌从心违，而开起会来，都象煞有介事的恭读总理遗嘱，这岂不是一件肉麻的事！国民党一面禁止一切民众运动，屠杀异党，勒收种种色色的苛捐杂税，无微不至，而一面天天在报上大登其中国国民党政纲：“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与夫“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这岂不是一件肉麻的事！
国民党是一种什么党？
党有三种：倚靠军队，钳制民众，夺据地盘，是曰军党；倚靠国会议员，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之下，用改良口号欺骗民众，以选举手段窃取政权，是曰官党；倚靠民众，破坏现制度，建设新制度，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是曰革命党。现在的国民党是这三种中那一种呢，党国先生们自己扪心想想看！
反共始祖
冯自由反共，不但在西山会议派之前，并且还在杨希闵、刘震寰之前，他真是反共始祖，他真是先觉之先觉；国民党赶走汪精卫，便应该欢迎冯自由。果然，《申报》一月十七日广州电：“冯自由应当局召，十四日启程南下。”啊呀呀！反共后国民党之进步真是一日千里！
1928年1月30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五期署名：撒翁
反革命的阶级
五卅运动时，代表大工商业家的上海总商会，始而旁观，继而反对；现在他们却和外国工厂主联防工潮。南京募捐办冬赈，上海总商会借口商业凋敝，一文也不能代募；同时工部局募集什么“压制罪案特别经费”，大老板们却整千整万的拿出来，给洋官儿奖励爱活生一流人物。
英国驻上海防军司令官邓戡回国，市长张定璠忘了邓因为什么带兵来中国，特和他交换像片，以为纪念。这些事，都是表明上层阶级总是依靠外国帝国主义，而反对革命的！
拜金主义能救中国的穷吗？
新年一见面，便开口互道“恭喜发财”；拜年客一坐下，首先要奉上“元宝茶”；“招财进宝”、“金玉满堂”、“一见生财”，这都是大多数人家所贴的经常标语；“咦！好大元宝！”是清末河南某巡抚署中的特别标语。宗教中还特别有“财神”。我们贵国人的拜金主义，可谓世界第一了。然而胡适之、吴稚晖还在那里伸长着颈子喊拜金主义！有人以为胡、吴提倡拜金主义，是羡慕美国富；然而最近美国国立工艺学校校长具理氏，批评中国学生“惟汲汲得金”。或以为胡、吴提倡拜金主义，是因为中国太穷；我以为能救中国之穷的，只有去掉阻碍中国工商业发达的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而不是什么拜金主义。
1928年2月6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六期署名：撒翁
三民主义者的阶级调协办法
缪斌的党务提案，主张取消旧有农会农民协会，另组业佃联合的农业协会；取消旧有工会，另组厂主工人联合的工业协会；取消旧有商会商民协会，另组店东伙友的商业协会。主张阶级调协的三民主义者，这种口说打倒阶级敌对性而心实单单打倒工农阶级，名为联合协会而实是根本消灭工农组织的办法，本来很高明；然而全国商会联合会首先发电反对。
乱党
贱婢一旦做了夫人，马上张嘴骂别人贱婢；国民党不被人称为乱党才几天（此时在奉张统治之下还是乱党），胡汉民便大喊“剿灭乱党”，这都是无耻之尤。从前的国民党可贵，正因为它是乱党；现在的国民党可鄙，正因为它是治党。社会进化未到美备以前，任何时代，总有一班人因为不能满足现有制度，起而反抗谋改造，当时的统治者总称它们为乱党；因此，我们可以说，乱党正是社会进化之一种重要的动力。
哈同花园与俄领馆
国民党因为共产党关系而封闭俄领馆，可是哈同花园里分明有孙传芳的机关，为什么却不敢损他一根毫毛呢？呵，我明白了！哈同虽然是犹太人，然而他入了大英国籍，便是党国先生们的“交友”与“楷模”，如何能和他“伤感情而启仇怨”呢。
1928年2月13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七期署名：撒翁
即是
蒋介石从前说：“反对我即是反革命”；南京特委会也说：“反对特委会即是反革命”；最近蒋介石对南京军校学生说：“反对校长即是反对国民政府，亦即是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党想必也即是反革命，反革命想必即是该杀头。古有“必须有”（今通讹作莫须有，惟《宰辅编年录》作“必须有”）三字狱，今有“即是”二字狱。
国民党的理论与方法
此次国民党全会主要的精神是什么？就是所谓“肃清共产党的理论方法，重建国民党的理论方法”。国民党的理论与方法是什么？就是：以资本帝国主义的各国为模楷为交友，而反对社会主义的苏俄，同意研究系的和平建设及贤人政治的保育政策，而屠杀主张民众暴动民众政权的共产党，在民族利益国民经济的名义之下保护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财产，而向工农民众进攻，停止其运动，解散其组织。这就是正式抛弃孙中山晚年三大政策的假面具，而回到原来纯资本主义的三民主义。所谓“肃清共产党的理论方法”，就是肃清改组后的国民党之革命性；所谓“重建国民党的理论方法”，就是恢复以前不革命及反革命的政策之正式确定。
“党人可杀”
二十年来做国民党死敌的研究系，助袁世凯诛锄国民党，助段祺瑞压迫国民党，助陈炯明反对国民党，盛称直系的两次战功、八省地盘，北伐军出发时，犹在他们的《时事新报》上反对国民革命，反对青天白日旗，为孙联帅捏报胜战。一旦北伐军占领了上海，《时事新报》马上改变态度，装出党人的口气，也称呼先总理，也痛骂奉直军阀。乃日久玩生，复萌故态，渐渐埋怨道：“民众（研究系）谋与党接近，乃造‘投机’之名辞以却扫之，……冒国民党招牌之共产党固可诛，而冒国民党招牌之‘党人’，其罪亦可杀矣。”然而他们还很胆祛，一露“党人可杀”的论调，马上便抬出缪委员来做护符。呜呼研究系，可耻亦可怜矣！
1923年2月20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八期署名：撒翁
谁说国民党不要民众？
国民党虽然议决停止民众运动，虽然下令解散工农团体，然而蒋介石到杭州时，公安局通令各区署：“本月二日午间，蒋总司令来杭，着该工厂全体职工，手持欢迎旗，到站欢迎！”谁说国民党不要工农不要民众？你看！
1928年2月27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十九期署名：撒翁 |
中央复陈独秀函——关于革命形势的估计和暴动问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相关链接：陈独秀中央复陈独秀函——关于革命形势的估计和暴动问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日）附一：陈独秀来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附二：陈独秀来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独秀同志：我们得到你寄来的信，非常之欣慰，兹答复如下：（一）国民党的统治长久与否，全看民众暴动的力量能否汇合而成较大规模之胜利。国民党的统治巩固（稳定）与否的答案却不同了。现在民众暴动虽未推翻国民党统治，而国民党自己已经不能巩固其统治。现在所谓国民党统治是冯阎广西派蒋介石派张发奎派军阀统治之总名而已。他们自己互相混战而任何人不能巩固统治，此其一。国民党党部之内，每省都有好几派，互相冲突，你倒我，我倒你，任何一派，不能巩固其统治，此其二。国民党的各省政府，完全在当地军阀之手，其所谓长衫同志，省政府委员，财政官吏等等之内，又有许多派别，你造我舞弊，我告你贪赃，同在军阀之下，也是互相争宠互相倾轧，任何一派不能巩固其统治，此其三。党部与政府之间，最近如叶楚伧公开的承认亦是互相冲突：“省政府与省党部，县政府与县党部，不相融洽……见面不说，背后批评”；这种现象，仍旧是当地某派豪绅倾轧别派豪绅，霸占党部的豪绅，总想推翻现任政府人员，而自己取得肥缺，足见任何一派不能巩固其统治，此其四。因此，一般的局面之下，现在可以说工农的任务是发动一切武装暴动，组织群众自发暴动，汇合联络各方面的暴动，其目的便在夺政权。这种形势是〈无〉间断革命的形势，是比较长期的斗争，所以说中国革命可以由某地工农取暴动一击中以夺取政权的时机已到，固然是错的，但是简单的说，以群众力量扫荡国民党而夺取政权的时机还未到，则亦有语病。（二）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针。以前湘鄂粤暴动中指导的错误，正在于只有军事的行动，而没有经济政治的行动。最近江苏暴动〔1〕中的错误，亦是如此。然而说“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则我们不能同意了。群众反抗的目的，在于改善经济生活，同时，现在尤其在农民便不能不急转直下的以取得政权为目的，要取得政权，便不能不暴动。宜兴无锡事件〔2〕的大弱点，正在于我们没有能深切指示群众，以他们自己取得政权之必要。因此群众没有广大的起来。现在的问题，在农民暴动中正是最迫切农民群众取得政权（苏维埃）的问题〔3〕。现在的斗争，固然可以说共产党国民党争政权，其实是工农群众与豪绅资产阶级争政权。共产党用不着在社会上避开争政权之嫌疑；重要的是共产党是否能率领起群众来争政权。如仅仅有军事行动（即使是农军），自然形成共产党徒（并非共产党），指使有枪杆子的人马来争取政权之形势。这当然是很错误的。宜锡暴动的错误，是偏重于军事，并非偏重于政治的错误。实际上忽略农民群众经济要求，自然就可以忽略政治，而偏的〔重〕于军事行动。农民群众在现在的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所以以“四不”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为要在某地实行“四不”运动，便必须准备第二步的暴动，因为治者阶级不遇着武器和群众的暴动是决不许你“四不”的！农工群众不拿武器暴动，也决不能“四不”，此其一。再则既然是“四不”，那就早已是不承认现存的政权。“四不”之后，谁的政权呢？所以接下去立刻就是政权问题，唯一的答案是：实行“四不”的群众自己拿政权，举代表会议（苏维埃），来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来歼灭豪绅，来分配土地，此其二。无产阶级政党指导农民暴动之任务，正在于指出这种事实上的暴动目的，原始的农民暴动，红枪会天门会式的农民暴动，他们实际上取得某地某县的政权，而自己还不懂得怎么一回事，这种农民暴动的弱点，正是使他们永久不能胜利的原因。（三）上海市暴动的问题，却是另一的问题，若飞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江苏省委八号通告说：上海现在暴动时机的成熟，已远过于三月暴动之时。这也是错误的。中央早已和苏省委共同开会而纠正了。上海工人斗争的问题非常之严重。关于城市暴动的条件，已经写在此次扩大会议议决上。工人斗争必须在经济斗争，例如总同盟罢工……形成一般的革命高潮，而后转入武装暴动的形势，使暴动的城市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此次江苏省委，因“吗啡针主义”发出这一“激刺性”的八号通告，其结果，使同志指导罢工时，只以强力打厂手段扩大罢工，他们的理论法是：罢工如此扩大，一直到总罢工，便已经可算暴动了。这可确是错误。应当去真正发动群众，从普通的群众的不满意，引导到群众的经济斗争，从部分的一两厂的罢工，引起同业或同区的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而扩大罢工，从经济斗争真正引起群众的政治斗争，引起群众取得政权之必要的认识，而走上武装暴动。苏省同志不是如此做，却只以极少数勇敢工人之恐怖行动去“扩大”斗争，其结果，可以使这些工人一部与其群众相离。这本是非常错误。这是一种变相的军事投机主义。总之，应当注意经济斗争，应当以经济进于政治，不应当只注意军事行动，这说是非常之对的。至于说只准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黄色的工会农会的力量，正在于他们的秉承国民党的命令，使工农不要政权，而只要经济上小小改良，但是如今经济上改良的可能非常之少，豪绅资产阶级正在积极进攻，黄色改良运动只是很公开的欺人面具。我党只有这样指出这种事实，告诉工农，非工农自己取得政权是不能得着改良；如此才能打倒黄色运动。（至于宜锡事件“奉了唐生智命令”那全是反动派的故意宣传。）（四）关于中国革命性质，此次会议决议案已有说明，政纲虽无条文，然已大致在决议案上规定，并已公布于公开的布尔塞维克报上。常委十二月九日附一：陈独秀来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常委诸同志：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它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因此，我以为此时的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当然不回避政治（更不是阶级斗争与民族争斗对峙），以发展我们的实在力最〔量〕。固然因经济争斗而不避免暴动，尤其在农运非暴动恐难发展。问题是在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行“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前在汉口，我对湘鄂运动，也把这样的意见告诉过亦农。若飞对于江苏运动，偏重在夺取城市的政权（有些似毛润之的意见），他且幻想会占得沪宁。我当时曾表示不赞成。略说了几句，他似乎还不大以我的意见为然。这如果是他自己的意见，望常委急需纠正！如是常委的意见，我提议要切实讨论估计，万万不可随便做政治的暴动，尤其是上海。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宜兴无锡事件所表现的，也是偏于政治方面，经济的意味太少了，这样的暴动，使群众只看做C与国〔4〕的政权争斗，和国之北伐有什么不同（我们脑中的不同当然无用）？在各地的运动和暴动中，今后务要使经济的意味着实加浓，如此才能推动广大的群众，如此才能使一般民众了解C与国的显明的不同。现在一般人都觉得连我也承认是C与国的冲突，而不是农民革命，因为在宣传上在行动上都未曾表现农民的经济要求，与群众的骚动。我以为单是“耕者有其地”，这个口号还不够，因为太文雅了，不能使广大的农民了解，而且农民的痛苦不单是土地问题。我提议用“四不”口号（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更简单明了容易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国。我们此时若不用最澈底适合于农民自身经济利益的口号深入农民广大的群众，而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动，暴动失败了（当然的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并且还会因此使农民离开我们，使国民党有组织黄色农民协会的可能。宜与〔兴〕无锡事件报上说是奉了唐生智的命令而做的，不知是反动的宣传或是幼稚同志胡来，望注意！独秀十一月十二日附二：陈独秀来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5〕中央常委诸同志：昨函谅达。顷阅中央通告第十三号，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的政纲，且明言是“武装暴动的工农革命”；而国际屡次议决案都说：“认为说民族革命已告终，另一革命即工农革命已开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彼此仍是大大的争质，不知最近国际已改正否？此问题不弄清楚，将来的政策，又会有异见发生。我以为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急须确定，应速速由中国党起草送国际批准。与国分离之后政纲尤十分紧要，现在若不宣布一明确的政纲，党内党外不明白我们究竟要做什么。诸同志意见如何？独秀十一月十二日根据《中央政治通讯》第十四期刊印注释〔1〕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宜兴、无锡、江阴、崇明、海门、常州等地领导和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先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而失败。〔2〕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宜兴农民在双十节群众大会时，将反动县长逐走。十一月一日，发动起义，夺取宜兴县城，成立了工农革命委员会。第二天，决定退回乡村实行土地革命。起义农军在掩护农民撤退时，遇到反动军队伏击，遭到失败。随后，反动地主豪绅对起义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无锡暴动于十一月九日发动，占领安镇、查家桥等十三个镇。最后，起义遭到反动派军队的残酷镇压。〔3〕原文如此，疑有误。〔4〕指共产党与国民党。〔5〕疑为十三日之误。 |
寸铁（陈独秀，1927年1月27日—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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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铁
陈独秀（1927年1月27日—4月6日）
张宗昌的三不知
山东直隶人都说张宗昌有三不知：一不知他自己的兵有多少，二不知他自己的钱有多少；三不知他自己的小老婆有多少。我以为张宗昌未必这样糊涂，张宗昌的三不知应该是：一不知他的兵只能威逼老百姓而不能打战，二不知他的钱多用在嫖赌而不用在军晌之危险，三不知道他的小老婆那几十个是买来的，那几十个是抢来的。
放屁狗的《甲寅》
章士钊拿黄兴的钱办的《甲寅》，也只能算是放狗屁；后来拿段祺瑞的钱办的《甲寅》，便是狗放屁了；现在拿张宗昌的钱办的《甲寅》，更是放屁狗了。放狗屁的毕竟还是一个人；狗放屁固然讨厌，或者还有别的用处；放屁狗只会放屁，真是无用的厌物。张宗昌在天津赌赢了二十万元，本拟照例赏给信酒的妓女，薛大可伸手接去，说是拿去和章士钊办《甲寅》杂志。《甲寅》有这样多的经费，所以能够送人看不卖钱。拿张宗昌赏妓女的钱办《甲寅》，这《甲寅》要比放屁狗还下流！可是，薛、章二人拿这笔赏钱全部用在《甲寅》上面还算好，倘若拿若干给他们的夫人用了，那便如何对得起他们的夫人！？然而张宗昌或者很高兴这样！
优伶也赤化了吗？
上海《新闻报》二十日天津电：“沪伶刘汉臣、高三奎自京拘押来津，昨晨枪决，罪状系宣传赤化。”优怜也赤化了吗？赤化势力真是无处不到了！恐怕未必罢？或者是因为优伶们着了红衣，涂了红脸罢！
妙哉圣道会！
以前看见报上载有什么圣道会为奉军报捷通电，我以为是一向反对冯军的天主教所做的；最近才知道这个圣道会乃是奉军所设的宣传机关，并且还知道张作霖有函聘章太炎张天师到天津主持圣道会这件事。妙哉圣道会，若再加上白喇嘛，便是三教同归，毛椎孟钵掌心雷一齐活动起来，真个是不可言妙而妙不可言哩！
1927年1月27日《向导》周报第一八五期署名：实
无耻的九省联合会
反对孙传芳的三省联合会①，被孙传芳压迫而无形停顿，孙传芳所雇用的什么九省联合会伸出头来了！三省联合会虽然还未曾集中三省民众的势力，而他们的目的是三省自治，反对孙传芳，反对奉鲁军南下，这的确能够代表三省民众，并且主持三省联合会的人，大半是三省的正经绅商学者。现在九省联合会的目的是“促讨赤首领迅速出兵，收复被寇各省，……速电张宗昌、张学良二将军，速予出兵救国，一面仍由孙总司令由长江进兵反攻，……并向孙总司令请愿，克复衢州后，即乘胜向赣前进，一面资令叶开鑫部直进九江，……又致书张作霖，毋取杨宇霆主张，以大义为前提。”他们所谓九省代表大半是一向不见经传的人物，惟有两个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是江苏代表韩国钧，一个是两粤代表梁绍文。韩是一个腐败老官僚，梁是孙文主义学会一青年（我们希望不是这个梁绍文）。其余各省代表虽然不甚知名，大家也须牢牢的记下他们的姓名，好防备北伐军一到上海，他们也会钻进国民党，象煞有介事的以纯粹国民党员资格，号召反共。现在右派中这种分子很多！
①三省联合会，由全浙公会、新苏公会和全皖公会联合组成。三团体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别为：蔡元培、褚辅成；杨千里、黄炎培；李次山、许世英等。1926年11月14日召开成立大会，通电主张：三省为民治区域；一切军政应由推举委员组织委员会处理。
稳健之孙文主义！
电通社廿七日东京电：“中国南北妥协之机运，渐呈浓厚之状，双方常有代表往来，结局或将以稳健之孙文主义，实现大同团结。”帝国主义及奉天军阀，又要抄袭段祺瑞软化国民党稳健派的老调了！孙文主义是不是稳健的呢？大叫“真正孙文主义信徒团结起来！”的人们，现在必须在行动上答复这个问题！
1927年1月31日《向导》周报第一八六期署名：实
讲容忍的国家主义者
有人主张民众结合军事势力来革命，国家主义者则反对和一切军事势力结合；有人主张民众起来直接行动，国家主义者则又斥为“群众之盲动”、“与中国以莫大之危险而已”；既不要军事势力，又反对群众运动，那么，国家主义者外抗强权的办法是怎样呢？好！现在他们说出办法来了！他们在《对英问题国人应有之态度》一文里说：“暂时容忍英人对我之横暴，再一面督促政府整顿国防，……三年，五年，与英作一破斧〔釜〕沉舟之战。”我们对外容忍已经八十多年，今后三年、五年、十年，政府还未整顿国防，我们只好再继续容忍下去，只要我们能够容忍，什么天大的事都没有了。好极了！这就是国家主义者外抗强权的办法！
究竟是谁无祖国？
马克斯的“工人无祖国”这句话有三个意义：一是说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保护工人的祖国；二是说全世界工人阶级应该不分国界的联合起来；三是说各国工人不应该在“爱祖国”的名义之下为本国政府侵略别国，为本国资本家格外多做点牛马；并不是对强权的帝国主义者讲什么无祖国，讲什么打破国界的大同主义。我们也曾说：“以为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国，无论甚么思想高远的人也未必反对。”这也就是不对强权的帝国主义者讲大同讲无祖国的意思。实际上，五卅运动中，最为祖国牺牲的乃是无祖国的工人，而不是你们有祖国爱祖国的国家主义者，你们以为这是矛盾吗？以为这是自己打自己巴掌吗？如果是矛盾，恰恰和你们的矛盾相反。你们号召工人为本国资本家多做牛马时，你们赞成军阀政府侵略蒙古民族时，都大喊祖国；而在五卅奋斗中，你们便把祖国忘了；这就是你们的矛盾。究竟谁个矛盾是合理的，谁个矛盾是反动的呢？
令人肉麻的国家主义者！
国家主义者大骂我们妄倡无祖国，大骂我们不要国家，骂得雄纠纠的满腔热血几乎要喷将出来，像煞是个爱国的勇敢青年。不料当着英国对华出兵，祖国危急之时，这班满腔热血的勇敢青年，却不敢挺身为祖国奋斗，反而缩进龟头，主张“暂时容忍英人对我之横暴”。龟头既已缩进，一面还自夸是“用头颅和鲜血去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我祖国的爱国青年”！还自夸是“愿为祖国捐躯的国家主义者”！这班下作货，不但过去不曾为祖国流一滴血捐一只躯，即将来也不会有这回事。算了罢！龟头缩进去得了，天怪冷的，不用再说令人肉麻的话了！
怎见得我们不要国家？
绝对不要国家，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的态度，而不是共产党的态度。共产党对于国家的态度是：国家只是统治阶级用做控制被统治阶级之工具，前代封建贵族用他控制奴隶及农民，现代资产阶级用他控制无产阶级，将来无产阶级也要用他控制资产阶级，必须一切阶级消灭，国家这个制度才能够消灭。现在，我们正要建设民主的国家，更进而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国家主义骂我们不要国家，骂我们打破国界未免是无的放矢罢！我们奉劝国家主义者，于争夺教员位置及向官厅告密之余暇，略略读书，免得做文章时，笑话百出，令人齿冷；免得当教员时误人子弟，……！
梁启超也佩服英人之忍耐！
分明是英国水兵在汉口杀伤了十五个中国人，而英国报纸反称赞英国水兵能够忍耐，麦克唐纳尔也钦佩英国水兵能自制，最奇怪，有个中国人（？）梁启超，他也说：“我们不能不佩服英人之忍耐镇静。”大概他们都感觉得被杀伤的中国人太少，英人若不自制、忍耐、镇静，还应该多杀些。横暴的中国人，竟逼得忠厚可怜的英人这样忍耐！仅仅只杀伤了十五个中国人，这样忍耐镇静的英国人，真值得梁启超佩服！
好高明的稳健派！
有些稳健派的国民党员以为：“此时外面的对英交涉和对奉战争还不算什么迫切重大的事，内部的民众过激和共派活动，到是我们的切身之患，非压服下去不可。”我想别的急进党员可以回答他们说：“诚然！不但你们这样想，就是张作霖同志、孙传芳同志、章炳麟同志、蓝浦生同志、张伯伦同志，也是这样想，并且正要我们这样办！”好高明的稳健派！
北洋军阀“安”的成绩
袁世凯为要做皇帝而办筹“安”会；段祺瑞为要把持政权而办“安”福俱乐部；现在张作霖为要做大总统除组织“安”国军外，还办了一个什么“安”国协会；说也奇怪，北洋军阀无论什么举动都不离一个“安”字！据安国协会成立通电，还要发刊“安”国日报，“以提倡士、农、工、商四‘安’主义……借宣传之力……为安国（军）之前驱。”其实奉军在北方各省所做“安”的成绩很多，似乎不必再借宣传之力了！
1927年2月7日《向导》周报第一八七期署名：实
西山会议派连资产阶级还不如！
从前有人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谢持气的了不得，以为这是侮辱国民党。可是现在西山会议派的张继，竟在此次上海总罢工中去访问虞和德，商量合作，而以杀工人杀共产党为合作条件，虞和德大不赞成，张继算是白撞了一头包，可见这班右派，连资产阶级还不如！
党皇帝
从前因为共产分子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右派大呼“亡党”。现在国民党北伐胜利了，右派又大呼“党皇帝”，讥谓党皇帝满街走，斥责党政府太专制（见张继做的《江南晚报》发刊词）。试问党既然亡了，如何还有专制的党皇帝呢？
西山会议派打倒了吗？
国民党《党务宣传要点》上说：“我们要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其实西山会议派何尝打倒，他们不但在国民党外伙同日本人在上海办一个《江南晚报》大骂党皇帝；在国民党内，从前号称左派分子，现在居然接受了西山会议的理论反俄、反共、反工农运动的人要有多少？
投机商人——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左右
二月二十六日东方社汉口电：“此间国民党要人排斥张静江之声甚高，其理由，因张为蒋介石之左近，诸事多为把持故也。”二十七日电通社汉口电：“汉口民党干部之间，一般反对张静江之声浪，渐高唱入云，其理由，以张在蒋介石左右，多有专制行为也。”张静江以假古董和投机商人，一跃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人们本来莫测高深；不过已经是一位堂堂的全党主席，民党干部为何又说他是蒋介石的左右呢？
蒋介石能和张作霖政见相同吗？
三月一日上海《商报》十六日北京通信称奉系红人赵欣伯（著名的亲日派）关于南北妥协谈话如下：“现在南北两方并无感情之冲突，除共产主义而外，政见相同之处甚多，如欲合作，确有可能之性质，只须南方放弃共产主义，北方未尝不可与之合作。即在蒋中正方面，亦尝间接示意北方，极力辨明南方确非赤化；并谓近来对于共产运动，抑制甚力，决不令其蔓延，察其语意，似亦愿与北方合作。”中国何处有了共产运动，真是活见鬼！除共产主义而外，蒋介石能和张作霖政见相同吗？除共产主义而外，张作霖真能赞同孙中山的国民党主义吗？这又都是活见鬼！蒋介石是一个有革命历史的人，他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唯一信徒，他那肯忍心忘了中山先生临终之言，为军阀所软化而不继续革命？如果蒋介石肯软化，也只是他自杀，无所谓与北方合作！
1927年3月6日《向导》周报第一九○期署名：实
溥泉溥泉，你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我的老友张溥泉，当初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活泼少年，加入革命同盟会后，改名张继。参议院议长时代的张继，也还是一个热忱的革命者。再游欧洲回来的张继，还力倡民族革命，并且同情工人运动，他亲自对我说：“我们现在不能为中产阶级革命了。”国民党改组后的张继，才开始开倒车；然而还主张联俄革命，并责备苏俄为什么不派遣红军来助中国革命。西山会议后的张继，便正式反动起来了；一直到最近，竟赞成杀工人，竟伙同邹鲁等办《江南晚报》反俄反共。三月五日上海各报载，国民党右派中坚张溥泉，因时局关系于昨日离沪。他自己也登报自称中国无他立足之地，从此出国远游，不问政治；听说是因为和邹鲁、居正又有了冲突。他半生历史变化若此，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当年的革命精神又那里去了？
个人的军事独裁之榜样！
云南军界讨唐继尧的通电说：“生杀任免，惟凭喜怒，用人行政，漫无是非，省务会议，虚有其名，傥论忠言，无由上达，令出独裁，势同专制，主权在民，纯饰虚声，当今之世，首领顺应民众，以谋公共幸福，其道必昌，首领操纵民众，以图少数便利，其道必亡。”其实个人独裁的军人都是如此，岂止唐继尧一人！
我即党与朕即国家
凡是一个民主主义党的领袖或民主主义政府的领袖，对民众发表意见，照例都称找们，决不称我，这是表示非个人专政的意思。若说我主张如何如何，反对如何如何，时常“我”呀“我”①的大喊，这在党便是表示“我即党”，在政府便是表示“联即国家”，这些口气乃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
日本人诬蔑中国革命领袖一至于此！
三月七日《顺天时报》说：“蒋介石……现已与国民党旧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义与称方携手……蒋之联北计划，现正积极，已倩人提出条件，惟其内容现尚不能宣布。”蒋介石自称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报诬蔑他倩人向北方军阀提出条件携手反赤，如此吴、张、孙、蒋成了一家，还革什么命！
①指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14次纪念周演讲。
1927年3月12日《向导》周报第一九一期署名：实
谁敢再想做中国之爹亚士？
英国史学家魏尔斯（H．G．Wells）的近作《一个新中国震动全世界》一文中说：“关于目下中国时局，其最可注目之点，即此时局显然非任何一个人物所造成者，申言之，在最近十二个月内进行甚速之中国之巩固与再造，并非在若干如爹亚士或墨家里尼式之枭雄指导之下而进行者。”又说：“欧洲列强……耗费金钱及威望，以助中国之某盗魁或某将军，冀其作中国之爹亚士，使中国安全以供欧洲资本家之投资。”现在某将军某盗魁都倒霉了，帝国主义者还只认识个人吗？他们还想雇用何人作中国之爹亚士呢？在这震动全世界的新中国中，还有何人仍敢以枭雄主居，继续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为帝国主义来作中国之爹亚士呢？
英国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了吗？
路透社廿一日伦敦电：“各报皆评论上海之陷落，每日电闻谓今一切多恃蒋介石之态度与彼所能操之势力。”以前英国帝国主义者视广东赤军首领蒋介石若洪水猛兽，现在为什么说要多恃他的态度与势力呢？
稳健派原来如此！
路透社三月二十三日伦敦电：“《孟却斯德导报》论上海之前途谓……目前时机尤为相宜，因蒋介石所统率之稳健派，或准备协定，视汉口办法更优惠于外人权利之条件也。”我们现在明白了，所谓稳健派原来就是更优惠于外人权利之意！
1927年4月6日《向导》周报第一九三期署名：实 |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相关链接：陈独秀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1]（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是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同样阶级[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党]员群众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冲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弟兄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至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汪精卫陈独秀十六年四月五日根据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申报》刊印注释：[1]本文原题为《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在报上发表时所加按语为：“近来外间有种种谣言，挑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合作关系，企图破坏中国国民革命，故中国国民党领袖与中国共产党领袖，乃发表联合宣言，以释革命同志之疑。” |
“二七”纪念日敬告铁路工友（陈独秀，1927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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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纪念日敬告铁路工友
陈独秀（1927年2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向导》第187期，1927年2月7日，署名：独秀。
“二七”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和军阀血战之第一幕。四年前的今日，中国铁路工人的赤血洒遍了沿京汉路二千余里。血战四年后的今日，在我们的战士，我们的领袖施洋、林祥谦等流血地——汉口，才有了公开的盛大的纪念会。这些艰难困苦，在我们工人阶级血战史上，都有重大意义，我们不可忽视了！
京汉工友同志们！我们今年的“二七”纪念会，固然是快慰的纪念，更应该是苦痛的纪念。不但纪念过去的苦痛，并且要纪念现在的苦痛。四年前的今日，沿京汉路的工友，都在流血被捕、失业恐怖的惨败中，并且这种惨败的空气，笼罩了全国各路的工友们。这种惨败苦痛的历史，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三年前的今日，正是惨杀工人的罪魁曹锟、吴佩孚得意之时，铁路工人更为他们所疾视，更受着严重的压迫。两年前的今日，虽当国民军胜利之后，在郑州召集了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而施林等先烈流血地——汉口，当时尚在吴萧统治之下，京汉全路工会尚不能有统一的组织。去年今日，正当奉直联合向国民军进攻之时，亦是吴佩孚势力复兴之时，同时也是各路工人起来再和奉直军阀决斗之时。奉直军战胜国民军，各路工人又回复到严重的压迫之下，京汉工人被吴佩孚第二次屠杀。今年今日，又是怎样呢？京汉南段、粤汉北段的工友固然得着一点自由，尤其是施林等先烈流血地——汉口，已赶走吴佩孚，工会已得着组织及集会的自由，已能够开大会纪念四年前我们的死者，固然是我们很快慰的事，可是除此以外，吴佩孚仍旧在郑州屠杀工友，其余各路都全部归到奉张鲁张苏孙这些军阀重压迫之下，工友们处在以前所未有的普遍的严重压迫中，又加以交通系种种阴谋破坏，连秘密的工会都不易存在了。可以说铁路工友们现在的苦痛，比过去的苦痛更加沉重了！
铁路工友们！你们占住了全国最重要的交通机关，各派军阀军事运输的生命操在你们的手中，你们在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中有无上威力。可是，军阀们也正因此对于你们的压迫，一刻也不能放松。你们对于军阀的战斗，是最有价值的战斗，而也是最艰苦的战斗。
你们的战斗机关——工会，是不能希望在军阀统治之下可以公开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秘密组织，目前非常必要；因为若无任何组织，便无法集中你们的战斗力，便只有任军阀践踏，你们能忍受吗？
最能够破坏你们秘密组织的，还不是军阀，而是交通系的局长员司。没有局长员司的告密与划策，军阀还不能够知道工会的内容；没有局长员司的勾引与护庇，工贼也不敢公然横行。因此，交通系的局长员司，始终是你们最切近的死敌！
反革命的交通系局长员司，他们不但在反动势力之下帮助军阀压迫你们，并且在革命势力之下，即如在国民军国民政府之下，他们也可以利用各种机会，想出各种阴谋，挑拨工人与政府间的感情冲突，无论是工人打击了政府，或是政府打击了工人，都是他们得意的事。
铁路工友们！你们对于最切近的死敌——交通系的局长员司，必须和对军阀同样的战斗，因为他们是军阀们最有力而且是最阴险狠毒的帮手。在国民政府国民军统治之下，你们更须要求参加铁路管理权，不但要肃清交通系，并且要肃清败坏路政的一切贪官污吏，这是我们铁路工人应有的权利与义务。
全国各路的工友同志们！此时你们最切要的口号是：（一）发起秘密组织；（二）破坏军阀的战斗力；（三）肃清交通系。 |
寸铁（陈独秀，1926年3月27日—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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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铁
陈独秀（1926年）
孙文主义的信徒呢，还是冯自由主义的信徒？
国民党右派常常说：我们并不象反动派根本反对共产党，我们只是反对他们的分子留在国民党内。可是在事实上，南京和湖北的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会开会时，右派党员却大声疾呼打共产党，并指令警察逮捕共产党人，警察从中调解，他们还责问警察说：“我们替你们捉共产党，你们自己为什么不动手！”请问所谓纯粹的国民党党员，所谓孙文主义的信徒，是不是应该如此！
1926年3月27日《向导》周报第一四七期署名：实
绅士们请看北京血案的司法调查！
中国的绅士们相信所谓司法调查，仿佛是一种迷信。五卅事件，他们本主张用司法调查来解决，可是调查过了仍然没有解决。到了北京血案发生，他们仍旧摆出绅士的态度，仿佛以为血案之是非真相未明（或者他们还不知道是段祺瑞杀了学生或是学生杀了段祺瑞），仍旧主张司法调查，似乎案情调查清楚，是非大明，他们自有办法，可是现在已经司法调查明白了。据京师地方检察厅致陆军部的信上说：“计共验死尸四十三具，生伤四十五名，函称负伤而未受验者七十三人。……内左四区巡长王文绍供称，……在卫队开枪以前，学生仅喊口号，没有别的动作，保安队副分队长郎葆贤供称，学生都拿着旗子传单，没有别的东西，凶器及放火的东西，都没有看见，……卫队放了两次枪，大约放了有一千多子弹，……开枪时刻均在群众奔逃之际，……距国务院大门颇远，……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当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照这样看起来，段执政的皇皇命令所谓“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乎枪木棍，丛击军警。”都明明是捏造谣言，反而段执政的卫队犯了杀人的罪是实，我们要问问绅士们，你们现在怎样说？又怎样办？
你们代表谁？
凡是一个称为代表的，必以有他所代表的人为条件，不然便是冒充代表，或是自称代表。国民党右派在各地还没有什么党部之组织，现在居然在上海召集所谓全国代表大会，东指一个姓张的代表江苏，西指一个姓王的代表四川，南指一个姓李的代表广东，北指一个姓赵的代表直隶，这班未曾经过党员选举的代表，请问是代表谁？
一个不行动的党
北京血案发生，全国震怒，上海学生会派人到所谓国家主义的青年党那里，请他们参加市民反段大会，他们回答说：“我们只是宣传，不去行动，我们不象共产党瞎闹。”象这样一个不行动的党，似乎用不着别人再去批评他了！
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
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往往抬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的金字招牌来反对阶级争斗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所谓“全民”是怎样解释。若说是抽象的指为全民利益而革命，建设全民利益的政治，则和我们民族解放国民革命之意义相类。若说是具体的指由全民出来革命，由全民管理政治；那么，我们便要问：卖国贼、军阀、官僚及一切作奸犯科的人，是否也包含在全民之内？若除开这一大批人，还算得什么全民？
反赤苛政
中国军阀中宣传反赤最力的莫如李景林、张宗昌，而搜括人民最惨的也莫如他两人，这明明是告诉人民：可见反赤原来如此，可见赤不是如此。
《独立报》对谁独立？
上海的《独立报》，满纸都是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却不曾反对过帝国主义与军阀，并且盛称张作霖、吴佩孚、李景林、张宗昌辈是爱国者。
他们所谓独立，想必不是拥护中国民族利益对外独立的意思，而是拥护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利益，对中国人民宣告独立！
1926年4月13日《向导》周报第一四九期署名：实
唐生智也赤了吗？
吴佩孚讨冯，分明是报复倒戈之仇，然而他不说是复仇，说是讨赤。现在吴佩孚又利用叶开鑫向湖南扩张地盘，也说是讨赤。并指唐生智已宣言共产。从前陈炯明派屡次说广州政府将于某月某日宣布共产，现在叶开鑫又说唐生智已宣言共产，何中国赤之多而共产又到处能够这样任便宣布！
讨赤大元帅
从前还有些人不知道“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见各报京电：“某方推曹锟为讨赤大元帅，张作霖、吴佩孚副之”，才知道所谓“赤”就是不利于曹锟、张作霖、吴佩孚，而为他们所要讨的一件东西。
反赤的滋味
奉军一入天津，天津商人便因强兑军用票罢市，奉军一入北京，北京又因军用票问题，逼得商铺歇业，市面萧条，国民军在京津时从来无此现象，此时京津的商民应该饱尝了反赤的滋味！
这是以党治国吗？
广州国民党党政府之下的公安局，居然派员检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等，这是以党治国呢，还是以警察治党？
1926年5月1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一期署名：实
章炳麟与镇威孚威
反赤军的残暴，不独京津市民受不了，不独王士珍通电说：“妇孺逃徙十室九空”，即吴佩孚亦通电说：“近日连接各方电告京畿附近发生官兵奸抢诸案”，张作霖也自觉不及“赤贼”秩序井然；独有一章炳麟致颜惠庆电说：“方今居庸逋寇犹未肃清，粤中赤化直搏湘楚，……居庸之寇则请镇威主之，衡岭之寇则请孚威主之，待南北二赤次第荡定，然后徐议他事”，大约章炳麟觉得京津市民所受反赤军的灾难还不痛快，再要镇威光顾张家口一下，孚威光顾湖南一下，并且一直光顾到广州，才算称心！
向赤或向反赤之路标
我们对于赤化有所怀疑吗？我们应该赞成反赤吗？现在事实先生告诉我们说：赤俄已经把租界、领判权、协定关税、驻兵中国及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倒是反赤的英、美、日、法等，不肯放弃这些不法的特权；称为赤化的国民党党军，无论在省城在东江都秋毫无犯，倒是反赤的陈炯明军在闽粤边焚杀不堪；称为赤化的冯玉祥军，无论在张家口在非京在天津都“秩序井然，一尘不染”，倒是反赤的奉直鲁联军“颇有奸淫抢劫之事”；这些事实就是指示我们向赤或向反赤之路标。
奉军胜利之教训
你们常说；奉、直和国民军战争是军阀的战争，谁胜谁败都和人民无关。可是国民军开到北京、天津，退出北京、天津，从未惊扰人民，奉联军一到天津、北京，军用票便吓破了商民的胆，一直闹到“妇孺逃徙十室九空”，他们的胜败，果和人民无关吗？你们又主张学生只应读书求学，不应与闻政治，可是现在奉军一入京，各校都停课了，教员大部分逃走了，女学生更惊骇的几乎连逃走都来不及，政治如此，请问如何读书求学？此次奉军胜利之教训，能否稍稍改变你们的旧观念呢？
1926年5月8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二期署名：实
民党败类中之先知先觉
有人见马素致电吴佩孚、张作霖等，竟说出：“赤祸蔓延，国脉不绝如缕，反赤军声罪致讨，不期年而歼除国贼，清绥北都，斯固忠勇善战所致，然亦人心归往，正气犹存。”这样肉麻的话，觉得他真是民党之败类。我以为所有民党分子，非革命即反革命，很少有中立之余地；他们当中所有的反赤分子（内分反俄反共及反对联俄联共两派），即令他现在还骂马素是反革命，可是迟早是要和马素走上一条道路的，马素可算是这班败类中之先知先觉。谓余不信，请看将来！
1926年5月22日《向导》周报第一五四期署名：实
全中国人都过激了吗？
吴佩孚向《密勒评论》主笔鲍威尔说：“中国有过激主义．始于孙文，而汪精卫、蒋介石等承之，北方则有蔡元培、林长民等。”《泰晤士报》说：“鲍威尔尝闻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间，吴佩孚曾力助京汉路工会，今吴言如此，颇以为异。”如此，在鲍威尔眼中，吴佩孚也不免有点过激嫌疑！
到底要怎样才不是过激？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提议限制过激派在国民党中工作，并禁止国民党加入过激党，然而吴佩孚却说蒋介石相信过激主义。吴佩孚分明对鲍威尔说：“现在主旨，在与过激主义抗争，过激主义既完全灭除，则中国可安！……当立意与之为难，将过激党一齐杀却，或驱之出国。”然而鲍威尔却觉得吴佩孚也有点过激嫌疑。到底我们要怎样才不是过激？
亚细亚民族大会与谢米诺夫
一向侵略朝鲜、中国等亚细亚各民族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近年复号召什么“大亚细亚主义”，以图遂其吞并亚细亚各国之野心。将于本年八月在日本长崎召集的什么“亚细亚民族大会”，正是这个野心之开始表现。现据五月二十一日上海各报载：“俄国帝制派谢米诺夫日前化名由长崎来沪，……因谋完成亚细亚民族之大同完结，来劝中国人入会云云。”所谓亚细亚民族大会，又添上一个谢米诺夫的色彩，那是更加好看了！在日本未取消廿一条件未交还旅大及南满铁路以前，且看十年来大叫“毋忘国耻”的中国人，有何颜面去参加仇人所召集的亚细亚民族大会！
1926年5月30日《向导》周报第一五五期署名：实
国民党右派与赵恒惕
上海《新闻报》二十二日长沙电：“国民党部已启封，二十一日又升旗，覃振随赵回湘，右派国民党部亦重整旗鼓。”这一短电使我们有两个感想：一是国民党中真有右派这一个事实，已是社会所公认的了；二是右派国民党竟和吴佩孚的爪牙赵恒惕合作了！
刘芦隐与张君劢
据大华通讯社消息：“上海工业委员会，鉴于迩来上海工潮，起伏无常，特函邀热心工业人士张君劢……刘芦隐……等，订于本月二十五日假座福州路中央西菜社讨论消弭工潮方法。”这或者是右派国民党和其多年敌党研究系，共同进攻工人的联合战线之初幕。这些民党和研究系的老爷们，他们讨论消弭工潮时大吃其西莱，他们忘记了工人连饭也没得吃啊！
国民党右派与陈炯明
国民政府讨伐陈炯明，得了东江农民不少的帮助，农民在战争中牺牲了五百多人；现在国民党右派却在中央委员会议席上攻击农会是土匪，陈炯明闻之当大称快！
美术家再往何处遁？
中国自古就有一班人，一方面不肯同流合污，一方面又不肯奋斗，于是逃禅或隐遁是他们的出路。现在生活艰难，连逃禅隐遁都非易事，于是这班人便想逃遁于科学、美术，以为如此一遁，强权当无如我何了。不料强权仍找着了他们，上海县知事禁止美术专门学校不良科学（人体模特），孙传芳斥刘海粟校长：“不顾清议罔识礼教”。且看大美术家刘海粟再往何处遁？
崇拜曾左罗江的国家主义者
从前听说曾琦、左舜生自比曾左，我以为是别人轻薄他们的话，他们何至如此下流！不料曾琦现在竟用曾国藩家书给学生做国文教科书；他又说：“予则深信罗泽南、江忠源之遗风，必犹有存而未泯者，湘士多才，幸共勉之！”（见《醒狮》第八七号）。他们真是这样崇拜背叛民族的满清奴才，他们便有勾结现在的戈登、华尔破灭中国民族革命之可能，他们还谈什么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的政纲
反赤派首领章炳麟尝电请吴、张讨平南北二赤，北赤是冯玉祥，南赤就是蒋介石。现在反赤派的小卒李馆卿（李是醒狮派，该派曾加入反赤大联合，曾琦在反赤大联合开会时，发言之多，不亚于章炳麟），却来劝南赤蒋介石“一刀两断用武力铲除共产党人”（见《醒狮》八七号），可见他们的计划是：用南赤铲除共产党人，再用军阀铲除南北二赤，把中国所有革命势力铲除净尽，好让英、日、吴、张长治久安的宰割中国。这就是他们国家主义的政纲！
可以靠外力替我们革命吗？
我们以为中国民族运动绝对拒绝外力援助，是个错误；然而想靠外力直接出头替我们打战，那更是个错误。因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究竟要我们自己负起责任来干，外人援助我们则可，外人代替我们来干则不可。可是醒狮派一面反对苏俄援助中国革命，一面又说：苏俄“海军无实力，航空不见佳，陆军不可靠，我们要想靠苏俄去打英、美、法、意、日五大强国，真是梦想！”如果苏俄有实为，我们使可以靠他替我们去打战么？他们真是两个错误同时并犯了！张溥泉责备苏俄不肯出兵由蒙古攻打北京是无诚意援助中国革命，这和醒狮派是同样的错误。
1926年6月30日《向导》周报第一六○期署名：实
丑哉和平运动！
和平是人人所希望的，真正的和平运动更是不应该反对的，可是奉直联军急攻国民军之时，吴佩孚对湘、粤大张挞伐之时，都无人出来运动和平，独当北伐军急攻武汉之时，南北巨绅都应时而出，主张和平，仿佛和平运动也算是北洋军阀一种武器，危急时也用得着。孙传芳只想保境安民时，上海和平运动之声大起，孙传芳想进兵攻取湘、鄂时，上海和平运动便沈寂，现在孙传芳军事失利，上海和平声浪又高起来了。月薪千元之孙传芳的高等顾问蒋伯器出来号召和平，几扎蹩脚绅商跟着他跑腿，这种和平运动，岂不丑哉！张一麐君老矣，何苦也出来跟着献丑！？
1926年9月25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二期署名：实
孙传芳章炳麟的双簧
章炳麟劝孙传芳讨蒋的支电，不但高叫“迫切陈词，为国呼吁，为民请命。”并且责备孙传芳不应“宴安江左，偷引岁时”。其实这道将近一千字的电报，乃是孙传芳特别拿出一千块大龙洋，叫章炳麟如此这般的。这岂不是他俩在那里唱演双簧吗？
好一个有节操的章炳麟！
章炳麟今夏在苏州什么平旦学社讲学说：“文学当重气节，明末清初顾亭林先生之文学，为后世所推崇，亦以其气节耳，后人文章诚能及之，而节操品概，往往不逮远甚。即如古人扬雄、韩愈，其文章虽好，而一则崇拜王莽，为当时帝王所雇用，志气消沉，一则重视富贵利禄，乞怜求援，廉耻丧失，气节皆不高超也。”我想听了他这段话的人，不浑身肉麻，便误以为是他自己痛责自己。以一个同盟会会员，首先向张之洞乞怜求援，乞怜不成，又派何震（刘申叔之妻）到端方处运动投降，首先通电说统治中国非项城不可，称孙、黄为小丑，章炳麟的气节安在？王莽比袁世凯总算略识诗书，而且扬雄在王莽朝，也并未曾象章炳麟荣任筹边使大摆勋章那样出丑；韩愈固然上书宰相不忘利禄，然而当时的宰相，也还不象现在的什么镇威孚威这样作恶，韩愈更未曾象章炳麟为区区一千元替孙传芳摇旗呐喊，且称孙传芳为神武这样的“廉耻丧失”！
以党治国与军事专政
现在治英国的是保守党，治意大利的是法西斯党，治美国的是共和党，凡非以君治国的国家，都是以党治国，本来一点也不稀奇；如果有人说以党治国是孙中山先生的新发明，或以此非难他，都算缺乏常识。现在的中国，既非以君治国，又非以党治国，乃是以军治国；中山先生以为这样不好，所以主张也要和别国一样以党治国，换句话说，就是以政党政治来代替军事专政。我们以为凡是反对军事专政的人，便应该赞成以党治国；同时，主张以党治国的人，也不应该仍旧留恋军事专政！
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
在反赤军势力下之北京国立各大学，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学希望；同时，胡适之由赤俄写信给北京一班主张“仇赤友白”的朋友说：“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如此看来，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
章炳麟和康有为的财运不齐
章炳鳞辛辛苦苦为孙传芳做了一篇洋洋千言的讨蒋电报，只到手一千块钱；同时，康有为到山东、天津、奉天走了一趟，“南返程仪万金五千不等。”（见《时事新报》九月念九日北京电）章炳麟得毋羡煞妒煞！
1926年10月12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五期署名：实
讨赤特捐
上海《新闻报》十月九日济南电：“讨赤特捐已开征，丁银一两征四元二角，漕米一石征八元。”可怜被苛捐杂税逼得难以活命的山东人民，尤其是农民，现在又加上这种特捐，他们不得不感谢反赤运动了！
高叫拥护国旗的是些什么人？
中华民国果然由辛亥革命而成立了吗？实质上当然没有这么一回事，自孙中山辞总统职一直到现在，只有中华袁国、中华段国、中华直奉国，而没有中华民国。既然还没有中华民国，那里还有什么中华民国国旗？议决什么中华民国国旗的什么国会，自从附和袁世凯定都北京一直到贿选，只是北洋军阀的御用机关，那里是什么中华民国国会？因此盲目的拥护什么中华民国国旗，而忘记了中华民国，已经是买椟还珠；而高叫拥护国旗的人们，又是一班从前拥护龙旗的保皇党后身研究系和孙传芳国都里的几个顺民，怎不令人齿冷！
丁文江与爱国行动
以丁文江博士统治之理想的大上海，竟因为讨论万县惨案逮捕各团体代表、封闭学生总会，还行文来法租界拿人！丁博士的代表詹科长对学生会代表说：“此次被捕代表，实系纯粹爱国行动，惟值兹地方多事之秋，自当特别从轻办理。”然而警察厅厅长却对商人表示对被捕各代表，他本愿意轻办，只以丁总办主张严办，故一时未便释放。哈哈！好一个鼎鼎大名的丁博士，对外人则主张“友谊的磋商”，对爱国行动则主张“严办”！“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呜呼博士做官！
傅筱庵的和平运动
孙传芳的子民傅筱庵，一面拿招商局轮船替孙传芳运兵，一面拿上海总商会名义通电主张和平，像他这样的和平运动还有什么意义？然而有一个重要意义：总商会发一次主张和平电，便是声明孙传芳打了一次败战。
国家主义者曾琦与万县惨案
对于万县惨案，有些军阀都表示愤恨，独有所谓国家主义者置之不闻不问。上海学生会邀请国家主义者大首领曾琦，参加各团体讨论万县惨案会议，曾琦回答道：“这是共产党的运动，我们不参加。”因此，上海四川同乡会大不满意，宣布削除曾琦的四川省籍，大概这位曾琦先生是主张国家主义而反对乡土主义吧！
那里有中华民国？
张一麐说现在国民党革命北伐是革民国之命，试问现在是不是民国？本来自袁世凯以来，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已被北洋军阀负之而趋，现在国民党起兵讨伐这班北洋军阀，所以袁世凯的幕客张一麐便大呼是革民国之命，所以北洋派的忠臣研究系也站起来大呼拥护北洋派的国旗。孙传芳复孙洪伊的信也说：“民国既已告成，已无再谈革命之理。”那里有民国？北洋军阀就是民国，孙传芳也是北洋军阀之一，他当然要反革命，我想张一麐还可以帮孙传芳解释说：你们革我北洋派之命，就是革民国之命。
1926年10月19日《向导》周报第一七六期署名：实
到底是谁没收人民财产？
在前清末年，山东全省岁入为一千一百二十余万两，民国八年度预算，只有一千万两有奇，张宗昌初到山东时，全省岁入为一千五百余万元，和民国八年差不多；张宗昌到山东不久，便增加到五千余万元，人民负担陡然加了两倍半。现在又要就丁漕两项征收什么“讨赤特捐”，总额一千六百十四万七千元，本年十月一日开始，至十二月廿八日截数，限各县于此三个月内缴齐，并须一律现洋，不知道山东农民怎样能够活命？同时饱受兵灾的直隶，也正在摊派善后公债一千万元。然而张宗昌、褚玉璞却天天在那里大叫反赤，大叫广东赤党没收人民财产！
孙中山的北伐还是段祺瑞的北伐？
张继曾问蒋介石：此次是国民党北伐还是共产党北伐？我们现在却要问：此次是孙中山的北伐还是段祺瑞的北伐？为什么发此奇问？因为段祺瑞针对孙中山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发的“外崇国信”这一口号，现在刘文岛也公然在北伐军中叫出来了！段祺瑞一叫“外祟国信”，把活的孙中山气死过去；刘文岛又叫“外崇国信”，或者可以把死的孙中山气活转来。现在可是要请问张人杰君：是否我们“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
以招商九轮报效孙传芳的是谁？
招商局江永轮船，为孙传芳由南京运子弹到九江，突然炸裂，船身完全炸毁。该局董事会因此开会讨论，他们都以为现留九江供作孙传芳军运之轮，还有八艘，每艘代价平均在三四十万元，关系重大，决再电请放还，至江永轮之被毁损失在廿万元以上，届时亦须要求赔偿云。我要问问招商局董事们：你们向谁要求赔偿？孙传芳的子民傅筱庵，私以招商九轮报效孙传芳，招商局董事会，是否应该严惩这样私卖招商局的总办？
此路不通的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者陈启天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一面主张要收回各国在华一切权利，而一面却反对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不知道他们打算怎样收回？真是“此路不通”！
国家主义者与研究系
国家主义者一向不赞成国民党，并且很轻鄙国民党，曾讥消共产党不应该加入国民党；可是他们现在却附和研究系，向创造中华民国之孙中山的青天白日旗攻击，又在研究系的机关报上大做其文章，想必他们以为研究系比国民党要高明些。这真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1926年11月4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七期署名：实
研究系官运不亨通
研究系的前身保皇党，刚刚跪求满清做点立宪运动，却被民党的辛亥革命打翻了；刚刚拍上了袁叶凯，组织了什么第一流内阁，却又被北洋派嫡系赶走了；刚刚拍上了段祺瑞，攫得财政、司法几个总长地位，又被民党的护法运动打掉了；刚刚拍上了曹、吴，又被冯玉祥反戈拆散了；最近刚刚拍上了孙传芳，又被北伐军打来，不独蒋方震的江西督办落了空，就是丁文江的淞沪总办也有点靠不住。可怜的研究系，怎么这样官运不亨通！
研究系是只白虎
研究系保清朝，清朝亡；帮袁世凯，袁世凯灭；帮段祺瑞，段祺瑞失败；帮曹吴，曹昊倒霉；帮孙传芳，孙传芳卸甲丢盔。有人说他是只自虎，谁沾染他，谁就晦气。
国家主义者对国民党党旗及北伐
国家主义派，不敢反对国民党，只好说共产党假冒国民党；可是他们所攻击的青天白日旗，总不是共产党假冒的吧？国家主义派说：“自蒋介石北伐以来，全国言论界大都为他一时的胜利所惑，莫敢为斩钉削铁的批评，独有我们国家主义者抱定信念，认清真理，尽量的揭发蒋介石亲俄的自误误国（帝国主义及军阀当多谢国家主义者！）及其所以不能成功的理由，现在事实渐渐证明国家主义者言论是真理，不是客气，是千真万确，不是神经过敏了。”不错，孙传芳又已经到了南京，国家主义者所谓北伐军不能成功，总算千真万确了！国家主义者大喊其他们是国民党的友人，共产党是国民党的致命敌人；只可惜他们不应该攻击他们友人的青天白日党旗！
国家主义派有了极阔的首领！
国家主义者自夸道，“国人对于国家主义的信用，也一天增加一天了。”又道：“国家主义潜伏在国人心田中的势力，已到了奔腾澎湃莫之能御的时候。”不错，国家主义的信用和势力已经了不得，而且已经有了一个极阔的首领，不是最近前国务总理大人靳云鹗大鼓吹其国家主义吗？或者张雨帅、吴玉帅也会加入国家主义派，因为他们都是反赤的同志。
又是一个为孙传芳保江山者！
孙传芳举兵讨赤之初，置人民和平的呼吁于不闻，到了赣战不利，才串出蒋尊簋、张一麐等出来奔走和平，做他的免战盾牌。现在孙传芳由九江败退到南京，不但怕北伐军东下，并且怕奉、鲁军南下，更用得着和平做盾牌了。于是什么皖、苏、浙三省联合会乃应运而生。该联合会表面上是说三省人民自治，实际是重在三省军事当局停止战争，由人民代表和粤、奉、鲁接洽和平，这本是孙传芳所求之不得的。这种仍旧拥戴三省军事当局的自治运动，与其说是三省自治运动，不如说是为孙传芳保江山的运动！这班人民代表若当真去广州为孙传芳接洽和平，国民政府或者要问问他们：三省人民自治诚然很好，但是你们所拥戴的三省军事当局是谁？
1926年11月15日《向导》周报第一七八期署名：实
自治呢还是由军阀保境安民？
什么苏民自治协进会，通电要求苏孙本保境安民之初衷，勿以苏省卷入战事漩祸。我们对于这班号召自治的糊涂虫，有三个疑问：第一，向苏孙要求他保境安民，这是什么自治？第二，孙传芳拿苏省的钱，派苏省的兵，和北伐军打得不亦乐乎，何以到现在才想起来勿以苏省卷入战事漩涡？第三，孙传芳去了，张宗昌就要来．你们热心自治的先生们，是否再来电求苏张保境安民呢？
丁文江竟比军警还要反动
前此主张严办为万县案运动的青年的，是丁文江；现在戒严司令部枪毙陶鑫元（即陶静轩）的，也是丁文江，最近向法捕房要求逮捕钮永建的，又是丁文江；甚至于严春阳示意工会，快快将关在法界捕房的海员保出，否则丁文江要求引渡去，必然枪毙。好一个博士做官的丁文江，好一个试验大上海自治的丁文江，他的反动行为竟在军警之上！
国家主义派眼中的爱国军队及其五色旗
国家主义派近来在各处尤其在日本，大反对其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大拥护其五色旗，说五色旗是国旗。可是他们（武昌的国家主义派）曾派人到岳州的吴大帅的军队宣传，恭维他们是爱国的军队，并且说“凡反赤的军队都是爱国的军队。”他们的机关报说：“鄂人对于北方军阀大兴其去后之思，而对党军反有愿与汝偕亡之意。”他们称三民主义为“残民主义”，他们称国民政府为“所谓国民政府”，他们公然大叫“反对擅改国旗的国民党”（以上均见最近《醒狮》周报第一一一期）！国家主义派这样的恭维北洋军阀，这样的反对国民党与国民致府，难怪他们要拚命拥护北洋军阀的五色旗而反对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国家主义者眼中的赤化！
国家主义派拿“满地红表示赤化”为反对青天白日旗的理由之一。哈哈！照他们这样见解，那么，五色旗的第一条便是红色，它不也有赤化嫌疑吗？并且马路工程上大插其小红旗；各国的国旗商旗上，很少没有红色；许多纸烟火柴盒子，都是满地红；婚姻喜事，更是大用红纸帖子，大穿其红色衣裙；难道都是表示赤化吗？若这样杜绝赤化，连药书上的红花、橘红和词典上的赤胆、赤心、红梅、红日都应在删去之例了！如此看来，所谓国家主义派，竟是一班无知识的小孩子。
青天白日旗是共产党的吗？
国家主义者说：“主张用青天白日旗者．不问可知为共产党人。”又说：“共产党人欲实现其一党专制之目的，绝不顾民意之赞同与否，擅自用彼一党制定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又说：“使共产党人而有理性，自当服从多数爱国青年主张，放弃其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之谬见，而同立于五色国旗之下。”我们的回答是：国家主义者若尚有丝毫理性，总不应该闭着眼睛否认青天白日旗是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就制定的这一个事实（即曾琦自已也说：“同盟会初成立时，孙中山主用青天白日旗。”），而硬把这面旗擅自送给共产党；更不应该诬称多数爱国青年都反对青天白日旗；似乎也不应该劝我们和他们同立在北洋军阀的五色旗之下！
1926年11月25日《向导》周报一七九期署名：实 |
革命与武力（陈独秀，1926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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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武力
陈独秀（1926年11月25日）
反对“革命要有武力”，这种人不是糊涂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国家性质和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
尤其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众的势力还未充分组织起来，需要军事行动更多一点；并且很难从军阀武力时代马上跳到民众的武力时代，中间会要经过武力与民众合作时代。这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哪个愿意这样办，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高压政策特别严重，革命的民众不容易得着武装；在另一方面，殖民地尤其是半殖民地，民众的革命运动潮流高涨到相当程度，国中军事领袖当中，有些和当时的统治阶级利害不一致的部分，在民众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便会走向民众方面，与民众合作。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具体说起来，南方的北伐军和北方的国民军，都确已走上了武力与民众合作的道路。
可是在现时武力与民众合作之中途，我们还未可过于乐观，而忽视了可能的危险。危险是什么呢？就是现时所有与民众合作的武力，都能够合作到底，并且还能够进一步变成民众的武力；或者是合作不能到底，有些仍旧要站到反民众利益的阶级（军阀、买办、地主、士绅）那边去。
要免除这个危险，民众和革命旗帜下的军人，两方面都要注意。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民众运动发展之速度，远不及军事的发展；这种状况若继续下去，很容易使军事势力右倾，甚至于离开民众，形成新的独裁统治，这是民众方面所应深刻注意的事！
在军人方面，单是口头上说自己是革命的，即或志愿上自己的确是要革命，这样都还是不够，真正革命和军人，必须有两个条件：（一）须懂得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中，革命军人与反革命军人在实质上究竟是怎样的不同？（二）须能够服从民众的和党的制裁。
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是怎样呢？一方面是被剥削压迫阶级的民众——工人、农民、商人等要求民主政治；一方面是剥削压迫阶级的帝国主义者、军阀、买办、地主、士绅等，要维持封建的军事独裁政治；代表后一阶级利益的军事势力当然是反革命派，革命的军人应该站在前一阶级利益上面。帝国主义者利用军阀、买办掌着中国城市政权，做他们剥削压迫中国民众的工具，复利用买办勾结乡村的士绅、地主掠夺中国的矿山，吸收中国的贱价原料；军阀利用买办（商会领袖及银行家）在城市剥削工人、商人，利用地主、士绅在乡村剥夺农民，以供给他们的军饷；因此，可以说军阀、买办、地主、士绅，同样是帝国主义者剥削压迫中国民众的三个工具。革命旗帜下的军人，若只知道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实际行动上，不能力助工人、商人反抗大商买办之剥削与垄断，不能力助农民反抗地主、士绅之剥削与乡村政权，则不但依然做了帝国主义者的工具，而且保护了军阀势力在城市和乡村的基础，这样如何算得是革命的军人？这样如何算得是武力与民众合作？
每个的兵权在手里的人，若不能够受民众的或党的任何制裁，都有变成军阀和形成军事独裁政治之可能，此吴稚晖先生所以有“有军必阀”之叹。我们或者可以承认现时方与民众合作的军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他们的军事独裁比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总要开明一点。可是这种比较开明的军事独裁，至多只能造成统一的中国，决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并且在任何军事独裁的局面之下，都有培养贪官污吏之必然性；这是因为军事独裁局面之军事首领，不受民众或党的任何制裁，拥有无上威权，因此以“反对派”三字杜绝一切闻过之路，于是左右一班宵小与夫乡党故旧得乘以小人之爱捧此军事首领，只需蒙蔽此首领一人之耳目，便不妨放胆的贪赃枉法，无所忌惮，非至激成众怒危害此首领不止。在这样贪官污吏横行无忌和民怨沸腾的局面之下，还说得上什么民主，什么革命！？然而不受民众的或党的制裁之军事独裁，其结果必至如此，这是无可避免的公例！
我们还记得辛亥革命时，有“军人出头”的呼声，并且把军字写作“（宀车）”，许多官厅公文中都是如此，其结果怎样呢？我们又记得国民党在广东驱逐陆荣廷、莫荣新的势力后，洪兆麟在陈炯明宴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席上，乘醉伏在桌旁东倒西歪的说：“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其结果又是怎样呢？现在我们虽然未曾听见“湖南是老子打来的，湖北是老子打来的，江西是老子打来的”，这等怪话，却有了“军人革命论”这样的不祥之声！并且有些青年军人时常拿武力万能的观念，干涉一切社会事件，虽然是善意的。这样的不祥之声，这种武力万能的观念，都足以促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之开展。
真正有觉悟的革命军人，如果想想军事独裁对于民主革命的危险，如果愿意考查已否因此使革命根据地贪官污吏化，便应该放弃军事独裁的野心，诚意的与民众合作，尊重民众的意见并受其制裁；至少也受党的制裁，以免流为个人的军事独裁。每个革命党的军人，都不可单看自己是一个军人，必须看自己是一个有武装的党人，虽统率十万大军的总司令也应该如此。每个革命党的军人，都应该尊重党的威权在军队的威权之上。如果主张“以党治国”，便不应该主张“以军治党”；因为以军治党，则以党治国便毫无意义，不如直接老实主张“以军治国”了。我们反对以军治党，并不是说军人党员不能过问党事，也不是说军人党员不能同时主持党事，乃是说每个军人党员乃至军事首领，都应尊重党的集体意见，服从党的集体制裁，如果挟军事势力，使党的集体意见以军事首领的意见为从违，使党的一切决定都要仰军事首领的鼻息，使党众的意见不敢和军事首领的意见不同，使军事首领即党的化身，使党内党外群众都只知有军事首领而不知有党，则这样一个党，便等于聋子的耳朵，瞎子的眼镜（睛），则所谓党的威权，党的决定，党的制裁，党的命令，都由“强奸党意”而来，等于无物。这样没有党的制裁之军事势力，要想免于军事独裁的危险，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的结论是：革命是不能没有武力的；可是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须与民众合作，必须受民众的和党的制裁，才能够免除形成军事独裁走到反民众那边去的危险。
《向导》周报第一七九期署名：独秀
录入者：素侠云雪 |
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报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相关链接：陈独秀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报告〔1〕（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关于K．M．T．问题，第一要提出的是中国国民革命是不是过去了？有些外国同志颇有此见解，中国同志中亦有人以为中国国民革命已经成功或快要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快就到来了。这种见解明明不对。因为中国三分之二地方还是在直系奉系军阀统治之下。从国际关系说，还是半殖民地；在政治上，连广东国民政府亦不得不带些半殖民地的妥协性；在经济上，全国金融财政海关交通机关及大的工业（尤其是煤铁），都还在帝国主义宰制之下；所以说中国国民革命已过去或快完了，那是不对的，只能说是才开始。假定我们见解是对的，中国还需要民族革命，可是第二个问题便是〈是〉否需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有些同志以为这个民族革命也可以由C．P．来做，不一定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说这样话的人，表面上虽然很左，但实际上是帮助了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一是因为若没有个民族革命的党，我们便不能直接拿住城市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并且不能够完全拿住农民；二是因为C．P．的政权在现时世界政况上不能够站得住（最近日本清浦子爵即曾经回北京民党政委广东是否C．P．政府）。所以现时还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再有一种见解是承认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但是否要在K．M．T．之外另造一个民族党？本党许多同志在过去都有此意见。现在看起来，这个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须懂得全中国社会情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能力，都在一条水平线上下相差无几，不要这个K．M．T．再造一个K．M．T．，仍旧是半斤等于八两，并且还没有现在的K．M．T．有很长的革命历史。在实际经验上，我们看见许多人有此另〈组〉新党的企图，但皆不能成功。如新中国党及国家主义派，均有企图在K．M．T．之外组织一个民族党的野心，然一已完全失败，一已渐渐衰落下去。所以从理论上与事实上观察，要另组一民族革命的党皆不可能。现时中国社会情形，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党不容易有第二个，连大资产阶级的党亦不易发生。因买办阶级的力量还很大而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完全形成，故进步的资产阶级也只有走向K．M．T．来。尤其是北伐军胜利后，资产阶级更倾向K．M．T．，只有买办阶级仍旧留在研究和交通系内。我们并不是说中国民族革命只要一个民族党，因为C．P．参加现在的民族革命是显然的事实，我们也不是说除K．M．T．外不应有第二个民族党，我们是说现在中国只有K．M．T．是个民族革命的党，并且事实上很难发生第二个民族党。照以上的分拆〔析〕，我们可以肯定说：现时中国还是民族革命时代，在这时代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和我们合作，K．M．T．乃是现时中国的唯一民族党。K．M．T．的内容是怎样呢？其左派已走上了民族革命的道路。在第一次大会改组时，分开左右两派，当时之右派冯自由、马素等，代表地主买办军阀，反对共产分子加入，反对K．M．T．改组，现时这部份右派已出了K．M．T．。第二次大会前后，发生了新的右派，即戴蒋等。此右派与左派均尚在形成的过程中，若资产阶级加入K，M．T．，则右派将更强壮起来。惟现时他的力量，并不及老右派大，仅恃蒋的武力强握党权与政权。此新右派确是反对老右派的，这一右派势将日愈向前发展（中国资产阶级要发展，代表他的K．M．T．右派也要发展），即或他的领袖将来不是戴或蒋。左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现时的右派代表资产阶级，已出去的右派代表买办地主军阀，大致我们可以这样说，并非我们附会。在此状况下我党很明白的还应该留在K．M．T．中，与左派结密切联盟，才能够帮助左派阻止老右派思想及势力之侵入，并阻止新右派右倾妥协。去年今年两次扩大会的政策，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对的。自三月二十事变以来，因由左派分出戴蒋形成新右派，汪又走了，其余左派领袖都表现十分摇动。于是粤区有些同志遂怀疑K．M．T．，怀疑K．M．T．能不能革命？K．M．T．是否站得住？我党对K．M．T．的政策是不是对的？不仅广东，北方区有些同志也有此思想。竟有人以为K．M．T．不革命了，还是要C．P．来。事实上有许多也足以使我们怀疑。三月二十日后，左派几乎粉碎了，无论何事，左派均先问C．P．意见，C．P．不表示，便不敢做。就是此次K．M．T．中央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还几乎是C．P．包办，C．P．不包他们便无法办。以上是广东情形。在上海方面，更完全是C．P．包办，左派领袖柳亚子，我们费了多少气力去助他，他仍不肯出来负责，一切工作皆是C．P．办。这种现象，使得上海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C．P．支配的上总合作，而觉K．M．T．没有什么用；广东的资产阶级，也有时对C．P．比K．M．T．更为重视。在北京方面，K．M．T．工作，无论左派右派均极消沉，所有工作皆守常同志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在湖南方面，最近全省代表大会，C．P．分子占百分之四十余，左倾者百分之十余，中立者百分之二十余，右派百分之十余，湘区初取放任态度，一切议案，都让左派自己起草，一是免得说我们包办，二是借以考察左派的能力与理论。但开会一星期后，议论纷纭，无一点成绩，C．P．分子不得不出而〔面〕包办，其结果，议决案及选举均依照我们的意见通过。当大会初开时，我们同志很少说话，对于小问题，同志间发表的意见故有出入，右派以为C．P．也不一致，但到最后议案通过及选举结果完全照我们的预计实现，于是各派都对C．P．的组织一面惊赞，一面发生恐怖。戴季陶近来的意见是，K．M．T．不行了，革命还是C．P．；谭延及其部下说K．M．T．没有力量，还是C．P．力量大；唐生智也有同样的意见。我举出这些事实，并非是证明K．M．T．已无用而须C．P．单独来革命；这些事实只可证明两件事：（1）C．P．与左派联盟是可以的；（2）左派虽不愿意我们包办，还是需要我们帮助与领导，这个责任，还是我们一时不能放弃的。我们若是放弃这个责任，甚至于退出K．M．T．，便是完全让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结合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来领导革命。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K．M．T．中究竟有没有左派存在可以做和我们联盟的对象？我们可以肯定说是有的。不但K．M．T．中和K．M．T．外，都有左派的极大群众，并且左派的组织已在日益发展之途中。单看广州的事实：（一）黄埔军校中，自我们同志一百六十余人退出后，左派学生在我们指导之下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发展到广大〔2〕中去，又企图扩大到全国；他的政纲是迎汪复职，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二）民中农民部长甘乃光，已着手做广东及全国农运，常找左派青年秘密开会，又著一小册子，企图造成左派的理论，说K，M．T．当以农民为基础，其书闻已销行至五万部。粤区同志已注意这许多事实，已来信说：“我们相信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一定有一个左派领导这个运动。”已承认中〈央〉指示“我们不要包办革命，要帮助左派，使左派自己起来负责任，使左派自己觉得有群众有力量，能够站得祝”这个原则是对的。惟粤区同志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实际问题，即是：我们怎样帮助左派及我们帮助怎样的一个左派？粤区同志的答复是要有一个左派的政纲，依据这个政纲，发展各地方群众的左派党部和群众的人民联合会，使C．P．和左派群众间有一正确关系，以推进革命，而不在帮助几个左派领袖。粤区同志说：“我们用不着多说领袖，因为我们对付领袖，帮助他们，没有多大困难。”这个意见一半是不对的。我们帮助左派，不用说第一重要是要拿左派群众充实其党部；可是如果忽视了左派领袖问题，丢开了领袖，使领袖仍旧和群众隔离着，也是一个错误。无群众的领袖固然无用，无领袖的群众又何能成为有组织的争斗？群众的趋向固然能够影响领袖，而领袖的趋向影响全党也非常之大，任何阶级的政党都是这样。K．M．T，左派领袖还很复杂与动摇，我们对付他们帮助他〈们〉还时时感觉困难，我们对付他们帮助他们的策略不适当，致促成三月二十日事变，便是很明显的一例。现时K．M．T．左派有三个缺点：第一是左派没有具体的政纲；第二是左派领袖无中心人物；第三是左派领袖与群众隔离。我们要帮助左派的就是这三件事：使左派有政纲；使左派领袖有中心人物；使左派领袖有群众。粤区同志何以这样只注意左派群众而忽视左派领袖？在他们的历年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意见。他们以为若说K．M．T．有左派，那么只有左派群众，而没有左派领袖，那左派领袖的思想与行动时常动摇，很少靠得住，实无所谓左派。粤区同志听见汪精卫曾说：“农民若只顾阶级争斗，我们便不要他们。”又听见廖仲恺曾说：“广宁事件是农会的人受了老鲍及C．P．影响。”又看见戴季陶蒋介石丁惟汾都变成了新右派，连顾孟余也说农民协会里有土匪，连甘乃光对花县惨案也不曾在政治会议为花县农民说句话。这些事实使粤区同志怀疑K．M，T．真有什么左派，他们说：“K．M．T．左派还是知道自己利益紧要些。”又说：“K．M．T．左派利用农民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地位，已经达到目的，所以自然而然要忽视农运了。”我们若因此忽视了K．M．T．左派领袖，说他们不是真正左派，这个见解非常危险。粤区同志主张“我们C．P．与左派的群众间应当有怎样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是对的，然不可因此遂怀疑除群众外真没有所谓左派领袖。新的左派领袖未产出以前，在我们和K．M．T．合作的关系上，对于现在的左派领袖是不可忽视的。粤区同志怀疑K．M．T．左派领袖，其错误是在对左派估价太高，几与C．P．无甚分别。K．M．T．左派和右派及C．P．之不同，是右派摧残农工利益，C．P．为工农的利益奋斗，而左派则利用工农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奋斗。我们若以C．P．的观点视K．M．T．左派，责他们也站在工农阶级的利益上为工农奋斗，则中国便不必有C．P．存在，同时K．M．T．左派也只好变成一个工农党，无法吸收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只能在革命联合的需要上赞助工农而决不能站在工农阶级的利益上为工农奋斗。我们也知道中国国民革命有相当的成功，政权若落在现在这样的左派领袖之手，对于工人的要求如减时加资工会自由改良待遇等，他们和我们的政纲或者没有多大冲突；至于农民政纲如武装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此分裂，因为我们不能因为维持和左派联盟而失去农民。这时候世界的革命状况或已有新的变化，中国的国民革命也许转入一新时期，中国的政党也许有新的阶级分化。这个也许是较远将来的事，在现在及最近的将来，在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困斗中，我们和K．M．T．左派联盟关系愈持久些，便于中国革命愈有利些。因此，我们和K．M．T．左派关系，不是降低我们的农民政纲以图维持此联盟，而是要确定我们的农民政纲，在主观上尤其是在客观上努力影响推进K．M．T．左派，使此联盟不至〔致〕因彼此农民政纲相差太远，而促成过早的分裂，虽然彼此在农运的立脚地不能相同。现在我的结论是：据最近的经验，我们现在对K．M．T．政策，和上二次扩大会议所决定的并不须有什么改变；惟足唤起我们的注意者，乃是为中国革命运动之进展，我们须有一适合农民需要的农民政纲；我们并须拿我们的农民政纲影响K．M．T．左派，尤其要拿广大的农民群众充实左派的力量，推进左派，使他们的领袖也不得不采用有利于农民的政纲，以避免我们和K．M．T．左派联盟因农民问题而分裂。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注释〔1〕本文原标题为《C同志关于K．M．T．问题报告》。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局报告在引用该文一段话时的说明判断，这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2〕广大指广东大学，一九二六年十月，为纪念孙中山改称中山大学。 |
陈独秀给各级党部的信——对于扩大党的组织的提议（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相关链接：陈独秀陈独秀给各级党部的信——对于扩大党的组织的提议（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各级党部负责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喊出“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这一口号了；可是怎样才能够走到群众的政党呢？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当然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质量上的增加。我们必须懂得“数量上的增加可以改善质量”这一原理；我们更须懂得质量上的增加，大部分是靠在群众的实际活动中学习与训练，不是单靠书本上和党校中可以收效的。我们万分不应该把许多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关在门外，使这些革命分子没有机会得到党的直接训练，而徘徊歧路，以致走到别的党里去。并且这些革命的工人农民党员之增加，正是使党革命化，正是增加质量之一种方法，一种重要的方法。尤其是北伐军和国民军所到的地方，一般民众的革命潮流更高涨起来，我们党的各级党部若仍然被研究小团体的旧观念所拘囚，而不急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便是对党怠工，便是一种反动行为！因此，我提议：我们的党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国大会以前，党员应发展到四万以上（C．Y．应该照此数目加一倍）。我并且以为在事实上各地党员发展到左列数目（新旧党员全数），或者不是空想：地域党员数目社会成分江浙区七·○○○工人及知识者粤区（两广）—○·○○○农民及工人湘区七·○○○农民及工人鄂区四·○○○农民及工人北方区（直晋三特区）三·○○○工人农民及知识者山东一·○○○工人农民河南一·○○○农民工人陕甘二·○○○农民及知识者四川二·五○○农民及手工工人江西二·○○○农民及手工工人安徽五○○知识者及农民福建五○○农民及知识者东三省五○○工人农民云贵二○○知识者及农民我们的党自然以工农党员为柱石，然而除上海、武汉、津唐、香港四个工业区及山东、河南矿工及各省路工外，别处多半是苦力及手工工人，近代产业工人实在不多，最大部分的中国领土是农民世界，尤其是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陕西、江西这些省分，都已经有了农民运动，我们的党在这些省分应该喊出一个口号：“党到农民中去！”以上我的提议，希望各地各级党部负责同志经过很诚意的考虑而采纳，切勿冷淡的嘲笑我这是一个空想！请接受革命的敬礼！十月十七日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
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载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出版的《向导》）——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相关链接：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陈独秀（载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出版的《向导》）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种，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在此时北伐声中，我们若不懂得这个意义，便会发生许多错误的观念及行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自求解放：全民族经济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农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还说不上是和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装冲突。这种军事行动，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方法；在军阀统治之下的民众，若误认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之唯一无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军之到来，自己不努力进行革命工作，这便是大错。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吊民伐罪的王师是一样，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义。再论到北伐军之本身，必须他真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现在广州国民政府之北伐是怎样呢？在第一点，他自然还不是直接的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冲突。在第二点，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确有坐待北伐军到来之幻想。在第三点，我们敢肯定的说，现在国民政府之北伐还不是由于革命力量澎涨〔膨胀〕而向外发展，乃是因为吴佩孚进攻湖南，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以自卫。在第四点，国民政府之北伐战费，应该发行军事公债，向绅富筹募，如果因北伐而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向农工平民搜刮，不但当年中山先生不曾因北伐搜刮平民，即现时唐生智在湘〔湖〕南，军费并不比广东宽裕，他只发行殷实公债，而未向农民诛求，国民政府对农民政策总不应该比唐生智不如。国民二军之溃败，对农民政策之失策乃是危重要的原因；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的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若再因北伐战费而预征钱粮和抽收赌捐，若更进而剥夺广东革命的民众从护法政府以来所获得的些少白〔自〕由，反而给予反革命的买办土豪贪官奸商以充分的自由，则我们在野党应该向政府严重劝告，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顾，如此才能巩固国民政府。在上述情形之下，所谓革命军事行动的北伐，现在尚未成问题；因为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属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帝国主义者早已定下了吴张分途讨灭南北二赤的计划，如此英吴日张分据南北，才能和缓他们当中的冲突，现在英吴对日张在北方既不能不大大让步，则吴佩孚南下进攻广东，无论对国民军作战胜败，都必得张作霖之援助而实行。吴佩孚一回汉口，必以全力取湖南，再由湖南进攻广西，届时动摇不定的小军阀如赣邓、闽周〔1〕，都必然决定态度，奉吴令一致向广东进攻；不但如此，还有香港帝国主义者封锁于外，陈林〔2〕魏邦平旧部，勾结土匪土豪官僚买办扰乱于内；如果竟至如此，国民政府能否支持下去，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神经过敏，这样危险的局势，实已迫在目前，丝毫不容我们忽视。所以现时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广东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经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将陷于四面围攻的国民政府，他的领袖们，应该和衷共济，尤其要尊重人民的自由与权利（革命军正为此和军阀战争，也就是革命军和军阀不同之一点）。使人民心悦诚服的和国民政府合作，以战胜此困难，使此困难不但不能覆灭国民政府，转而能够锻炼国民政府领袖及其军队和一切民众的革命意志与战斗力，然后再汇合全国民众革命的势力，进而北伐，才能够以革命的北伐力量完成国民革命。根据一九二六年七月七日出版的《向导》第一六一期刊印注释〔1〕赣邓、闽周指江西省之邓如琢，福建省之周荫人。〔2〕“陈林”，原文如此，疑指陈炯明、林虎。 |
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1926）相关链接：陈独秀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介石先生：现在我看见一种印刷物，题名《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1〕，内中所载，倘都和先生所口说的一样，没有什么印刷上的错误，则我们在对于中国革命的责任上，不得不向先生及一般社会有几句声明的说话。并且在声明的说话之前，还要总声明一句：我们的声明只关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别方面的事一概不管。在这个印刷物上，有两个要义：前一段是先生声述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之苦衷，后一段是先生改正国民党内共产分于态度之意见。在前一段中，先生再三说：“我要讲也不能讲。”“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我因为全部经过的事情，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且不忍讲的。”“还有很多说不出的痛苦，还是不能任意的说明，要请各位原谅。”“今天还有我不忍说的话，这只有我个人知道。”先生这些不忍说出的事，若和中国共产党无关，我们自然没有要求先生说出的权利；如果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请尽管痛痛快快的说出，丝毫也不必卷〔掩〕藏。因为先生说出后，若证明是中国共产党党的错误，则社会自有公评，共产党决不应该是一个文过护短的党；若证明是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便应该受两党的惩戒。在革命的责任上是应该如此的。先生说：“当三月二十日事情未出以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但这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个人的阴谋，……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想诬陷你想拆散军校的一派人是谁，有阴谋的一、二人是谁，运动倒蒋者又是谁，先生都未明言，我们当然不能冒〈认〉；不过三月二十日事变后，第一军中实际撤退了许多共产分子及有共产分子嫌疑的党代表及军官，因此上海各报都一致说三月二十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阴谋倒蒋改建工农政府之反响；现在先生对全体代表训话中，虽未明说中国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全篇从头到尾，却充满了指责共产党同志的字句，使听者读者都很容易推论到中国共产党实此次事变之阴谋者；这是很自然的事。建设工农政府自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可是现在就主张实行起来，便是大〈错〉；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且正当英曰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他，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不过我知道我们的党并且相信我们党中个人，都没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一个事实是：“有人对各军官长说是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还有人在演讲之中，说是‘土耳其革命完成之后，才杀共产党，难道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就要杀共产党么’？这些话统统引起一般军官恐怖与自卫的心思，所以对于党代表全部的不安和怀疑了，所以他们军官有要求共产分子全部退出的事实，并且由他自卫心而起监视的举动。”这个事实，不能证明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是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分于之意志。何以见得呢？对各军官说共产分子如何如何，当然不象共产党自己的口气，说土耳其杀共产党这段话，我未曾听见共产党人说过，只传闻孙文主义学会中人向汪精卫先生攻击共产分于时，精卫先生说过这样话，其实否尚不可知，即令精卫先生有这段话，只足以证明孙会中人是何等反对共产分子，而绝对不能证明共产分子拟如何倒蒋；并且精卫先生是说要杀共产党，不是说要杀孙会中人，照情理只有共产分子听了精卫先生这话而恐怖不安，为什么反是孙会的军官听了这些话引起恐怖与自卫的心思，并要监视共产分子全部退出呢？并且先生还说：“如果当时我校长不在的〈时〉候，当天〈的〉情形一定是更加剧烈，也未可知的。”这话诚然，如果先生当时不在广州，孙会中人会当真大杀共产党；而且我们还听说若不是先生切力阻止，欧阳格、吴铁城辈还要彻底干下去，这些事实正足证明精卫先生即令有那样的话，却非神经过敏，更不是有意“激动风潮”。先生要知道当时右派正在上海召集全国大会，和广东孙会互相策应，声势赫赫，三月二十曰前，他们已得意扬言广州即有大变发生，先生试想他们要做什么？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九第二个事实是：“现在广东统统有六军，广西两军，广东是一二三四五六各军，照次序排下去，广西自然是第七八军了，但是第七军的名称，偏偏搁起来，留在后面不发表，暗示我的部下，先要他叛离了我，推倒了我，然后拿第二师第二十师编成第七军，即以第七军军长来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无论何人有这样的主张我们都以为要不得。不过只有国民政府尤其是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才有权决定这种军队的编制与名称，政府委员及军委中都没有中国共产党分子，无论此事内幕如何，当然和我们无关。有一件事或者和此事有点关系，我现在索性老实告诉先生，当第二师长王懋功免职时，我们以为右派又有什么反动发生，所以政府有此处置，但报载内情甚复杂，我们便函询广州同志，他们的回信说：“王懋功被逐后，右派颇不满，孙会则乘机大造其谣言，说王懋功是C．P．，此次蒋之处置王氏，就是对C．P．示威；其实不然，王氏并未加入C．P．，而且一向是著名的反共派。闻王氏之被还是因为不奉命令或吞款，或二者都有。”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三个事实是：“至于在学校里面，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彰明较著说我们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先要打倒这里的段祺瑞。”我们早已闻有此说，曾函询广东的同志，他们回信说：“语罕同志初回国，要好心太急切，期望国民党尤其期望黄埔军校也太急切，因此语罕态度都不免急切一点，至于‘打倒我们的段祺瑞’之说，绝对没有，乃翻译之误，语罕已在报上声明过，当不至因此发生误会。”语罕来此，我亦当面诘责过，他亦力辩无此事，我曾告诉他，如果无此事，你应详细向介石先生说明，以免误会。语罕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他一向很老成，当不至有这样荒谬的见解，望先生再详细调查一下。如果语罕真这样说，不但对不起先生个人，并且是中国革命军事工作中理论的错误（详见《向导》第一百四十九期我做的《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是我们应该纠正的。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四个事实是：“万不料我提出北伐问题，竟至根本推翻。”关于这一问题，我和某几个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当然也不是根本反对北伐，他们是主张广东目前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我以为要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聚实力之可能，为此我曾有四电一函给先生及精卫先生，最近还有一函给先生详陈此计；两方对于北伐主张，只有缓进急进之分，对广东及先生都无恶意，也似乎说不到根本推翻。总之：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中山先生在世时，曾说：“谢英伯这班人太不负责任，谭平山又太负责任了。”这真是知言！），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至使先生不相信我们，不相信“仅仅外面造出来的空气就能做成功这样的圈套”，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至于说我们有反革命的阴谋，即倒蒋阴谋，则我们不能承认。中国革命的力量还是很弱，我们敌人的力量却非常之大，我们的革命工作，好象撑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急求友助还来不及，岂有自毁桅舵之理！我们对冯玉祥尚且要爱护，何况蒋介石！即右派中之比较进步分子，只要他们不赞成以区区一万一千万元出卖革命的根据地--广东于英国，我们都不拒绝和他们合作，何况蒋介石！先生在后一段中说：“大家晓得国民党是以三民主义来做基础的。”又说：“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个人，不能够认有二个领袖。”这两句话没有人能够反对，凡是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不能反对。在原则上，我们不能反对党中有个领袖，且必须有个领袖；可是在中国国民党自孙总理去世后，不但无名义上的总理，也并未产出能够使全党公认之事实上的领袖，因此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仍旧是孙总理，即使将来能有名义上的总理，工作上的领袖，而理论上的领袖精神上的领袖，仍旧是中山先生，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我不懂得先生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不相信国民党中任何人（共产分子当然在内）承认国民党有孙总理同样的两个领袖，非是不应该如此，而实是无人配如此。若说国民党中共产分子有污蔑总理人格抹杀总理历史的事，这问题很容易解决，便是不再委屈他做国民党党员，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并不是不受制裁的黄带子〔2〕。国民党往往因共产分子个人的错误，便发生两党合作的革命政策根本问题，这真是一个极大危险的习惯。中山先生在世时不许党员讨论这政策的根本问题，就是反对这习惯；今后纠正这个习惯，是要将分子制裁和党的合作政策这两个问题，严格的分开。譬如国民党中有些人发行许多印刷物，污蔑抹杀得共产党简直不成话说，然而共产党从未因此发生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问题。中国国民党，和别国的国民党不同，因为它有具体的三民主义之历史与特性，任何党员（共产分子当然在内）都要信仰三民主义，都要为三民主义工作，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事。不过先生说：“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这完全是季陶先生的理论，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反对季陶的意见，已详见给季陶的一封信中，或者先生无暇一阅此信，现在我再略述我和季陶不同的意见。我并不反对季陶主张一个党要有“共信”，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的“共信”；然国民党究竟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而不是单纯一阶级的党，所以“共信”之外，也应该容认有各阶级的“别信”，也就是各阶级共同需要所构成的共同主义之外，还有各阶级各别需要所构成的各别主义之存在。譬如工人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不必禁止他兼信共产主义；工商业家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资本主义；又如吴稚晖李石曾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无政府主义。凡属国民党党员，只要他信仰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工作，便够了；若一定禁止他不兼信别种主义，若一定于共信之外不许有别信，若一定在一个团体里面不许有两个主义，似乎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至于先生说：“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来做招牌，暗地里来做共产主义的工作。”这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话，我们听得十分耳熟了；在第二次大会时，先生曾说共产分子都为三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说，我不明白这句话是指那种事实？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有多少纯是共产主义的工作？我更不知道共产分子曾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招牌做过些什么共产主义的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中所做的工会农会的运动吗？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纲，也说要帮助工人农民发展组织，共产分子是在国民党工人部农民部之下，公开的做这些工作，并非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于三民主义工作外，复到共产党党部的集会及兼做发展共产党的工作吗？国民党既许共产分子跨党，并未曾主张一加入国民党应脱离共产党，如何能一见他兼为共产党服务，便指责他是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呢？除这两样之外，还有什么？并且先生自己也说：“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又说：“我认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共产主义。”又说：“所以我说反共产主义就是反三民主义的口号。”如此说来，两主义并不冲突，他们兼做点共产主义的工作，也算做了三民主义的工作，说不上什么招牌的话，实际上，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不尽欲言，诸希赐教！陈独秀六月四日根据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出《向导》第一五七期刊印注释〔1〕据《中国国民党党史文献选编》所载此文（转自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平社出版的《蒋介石先生演说集》（下）），标题为《关于中山舰案对黄埔军校全体党代表演说词》，本文中的引文，个别文字、标点亦与原文有出入，本书照原样刊印。〔2〕黄带子，清代宗室的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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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陈独秀，192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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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
陈独秀（1925年11月）
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最后阶段，临了末运，所以现在全世界之资产阶级都站在被革命的地位而反动了。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原则上，他被压迫在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重势力之下，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有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
五卅运动起时，我们绝不死守成见，我们颇幻想在此次全国民族运动奋起大潮中，中国资产阶级或不能不相当的与一切革命的民众合作了。可是在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们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了。
在全国的工人学生流血奋斗正热烈中，而全国商人竟一致反对排货，天津汉口青岛的商会竟反对工人学生之爱国运动，向军阀告密。上海资产阶级的九家大报，竟丝毫不肯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时报》竟为工部局删改上海市民大会的电报，新申两报竟为工部局登载“诚言”。资产阶级的学者名流，即所谓高等华人梁启超丁文江等，竟宣言要“友谊的磋商”与“双方谅解”，竟公然说：此次惨案发生的责任究竟谁属，现犹不能断定，中外当局应先从事调查，真相明白然后始可言解决，现在之罢工罢市罢课的紧张局面，首先应设法使之和缓（宣言大意如此）。
上海是帝国主义者在华势力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发达的地方，五卅事变恰恰发生在上海；因此，上海资产阶级对于此事变之态度，可以就是代表全中国资产阶级之态度。他的态度可分为四个时期略略述之：（甲）罢市之初为第一时期；（乙）从罢市到开市为第二时期；（丙）从开市到总工会被封为第三时期；（丁）从总工会被封到现在为第四时期。
五卅运动一开始，上海资产阶级即带反动倾向，其表现之事实是：一、经学生工人群众胁迫而哀求，总商会始肯宣布罢市；二、当时一般群众的呼声是反对外国人惨杀同胞，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而商会在全市商店门窗所揭罢市要求，只是取消码头捐；三、罢市后总工会学生会提议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以为全市运动指挥总机关，各马路商联总会赞成加入合作，而总商会则坚不肯加入；四、自六月一日罢市起至十日五卅委员会成立止，这十天当中，总商会都站在调人地位。在此时期中，上海资产阶级之妥协性及鄙弃民众的心理，已充分表现出来了。
在这时期中，资产阶级所表现的最反动事实，即是不顾民众的要求单独向帝国主义者提出条件问题。因为商联总会之牵制，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出的十七条件，已为民众所不满，总商会更蔑视民众的意见，迎合军阀政府委员的意旨，别自单独提出十三条，这十三条中，竟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及“取消领事裁判权”这十二十三两条完全撤销了，第六条优待工人当中，他们把“工人有组织工会罢工之自由”这一句也去掉了。他们这样的妥协，颇受帝国主义者的嘉奖，当时《大陆报》说：“总商会的人是老成持重的，他们都是上海的大商家，大银行家，有体面负责任的人，他们是决不急进的”。他们的十三条并未为六国委员团所容纳，上海谈判决裂，总商会不但不坚决的作更进一步的示威反抗，反而并不和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协商而单独议决开市。
开市之宣言，本来说还要抵制英日货物及援助停业工人，然而实际事实上是怎样呢？开市后，所谓抵制英日货，不但是一句空话，而且因为学生会严厉的检查英日货，和总商会及商联会起了不断的纠纷与冲突，尤其是总商会以检查五卅以前存货之名为推销英日货方便法门，和学生冲突甚烈。所谓援助停业工人，总商会和商联总会始终只是经收全国各处捐款，他们自己原来是一毛不拔的，开市后他们一致鼓吹单独对英，尤其是总商会更是勾串奉军戒严司令及交涉员压迫总工会命日厂罢工工人几等于无条件的上工；日厂上了工，工部局停止供给各厂电力，总商会不努力抵抗工部局，而又勾串军阀官僚压迫总工会令工部局电气处工人上工；总商会又主张码头工人上工两星期，专为中国商人运出存储英日堆栈的货物，议定在此项存货物价三千余万元中提捐百分之一，约三十余万元，作为五万余码头工人一个月的救济费，此办法由总商会议定，此业务由总商会管理，其结果三千余万元的货物如期运尽，而缴纳的捐款只有三万余元，总商会简直不负责任，码头工人因此遂即不能继续罢工了。大部分罢工工人既已上工，总商会遂进而勾串奉军戒严司令部封闭总工会。总工会既已被封，所有英厂罢工工人，遂被迫而陆续上工了；至此，资产阶级所谓抵制英日货，所谓援助停业工人，所谓单独对英，都成了公然的骗局！在此第三时期中，资产阶级已经是不掩饰的反动起来了。
奉军司令部的人说：封闭总工会是事前得了总商会同意的。虞和德［即上海总商会头子虞洽卿——录入者注］对工人代表会的人说：你们代表会就是总工会的变相，断然不能存在，你们若能承认李征五去主持，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公开的存在。霍守华对人说：总工会不应该和总商会冲突，老实说，总工会被封的时候，总商会若肯出来说几句话，司令部是不能不顾忌的。照上述之种种说话，英日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感激上海总商会的盛意了！总商会不但要和总工会过不去，近来并且指挥他的武装队（保卫团）和他的爪牙（警察厅长江政卿）帮同军阀摧残所有的工会及工人学校，查禁学生或工人的集会。在此第四期中，资产阶级的反动更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小商人的商联总会，以前和总商会是对抗的，比总商会是急进的，现在事事依附总商会，不敢自作主张了。他们跟着总商会反对学生工人，跟着总商会不参加一切民众运动，禀承总商会的意旨，公然宣告没有恢复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之必要。最可笑的是：学生会邀请商联总会共同发起各团体代表大会，主强关税自主，他们竟会说出“关税已经自主不须开会”的梦话来！
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态度既是如此，那么，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要靠哪些阶级的力量才能成功呢？在民族运动中，是否应该反对阶级争斗呢？这些问题，我们希望戴季陶主义者及国家主义者有一个忠实的解答。
（选自《向导》，第136期，1925年11月21日出版，署名：独秀）
来源：《陈独秀问题参考资料（第2版）》，林茂生编辑，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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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戴季陶的一封信（陈独秀，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相关链接：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陈独秀（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季陶先生：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这个运动的最初期代表人物，要算谢惠生先生和冯自由先生；其次便是马素和邓家彦两位先生；最近便轮到你季陶先生了。我现在把你列在他们一起，你必定不服，并且我也承认你的知识和行为都非他们可比；不过你关于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实与他们无甚出入。单在这一点，就可以把你列在他们一起。邵元冲先生称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部书所说的道理，至今没有人说过，没有人这样明明白白地说他个透辟无遗，这完全不是事实。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你若细细检查冯自由等从前印行的“护党报”及一些攻击共产党的小册子，你便知道不是你的新发明，他们早已都说过了。同是一样的理论与态度，出于别人便是捣乱，出于著书能文的戴季陶先生，便说是“他在政治的负责地位所应该发表的”，世界上似乎无此道理吧！戴季陶先生！你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如叙述中国民族文化之消失，如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等，现在且不讨论这些，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和你谈一谈。在理论方面：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这句话我或者不曾说错，因为前几天你和我面谈时，也承认我们争辩的中心就是阶级争斗这一问题。现在你在这本小册中也说：“看明白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大家如果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的需要认清楚，单是一味的盲进，……”“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你们这种简单的思想浅薄的观察，真是荀子批评墨子的话“只见其齐不见其歧”，也就是所谓“读历史只读一段讲道理只讲一半”了。我们乃是唯物史观论者，决不是空想家，因此我们不但不否认中国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且深感这个需要异常迫切，并且在事实上可以证明我们在民族争斗中的努力，不见得比你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更少（你说我们“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这才真是害了空想病”。照你这几句话，确实你还不知道唯物史观是怎么一回事，便信口批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呵！）；可是若因为要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以为这是“一味的盲进”，那便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极大的损失。诚然，不只戴季陶先生你一人，我知道有许多人，都以为民族争斗最好是各阶级联合的争斗，若同时不停止阶级争斗，这种矛盾政策，岂不要破坏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么？在形式逻辑上看起来，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同时并行，乃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在事实逻辑（即辩证逻辑）上看起来，世间一切真理，都包含在变动不居的矛盾事实之中，不但事实是真理，矛盾的事实更是真理。中山先生说：“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做方法”。这话真正不错。我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现社会已经有比前代更剧烈的阶级争斗这个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争斗中需要发展阶级争斗这个矛盾的事实。你开口闭口说我们空想，不顾事实，不认清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我现在正要和你谈谈事实和真实需要，绝不谈什么空的理论，看看到底谁是空想，谁是不顾事实。你说“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这几句话是对的；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乃是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我们国家自由民族平等之目的，若是不能解答这个实际问题，单是怀着得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的空想，便是只有目的而无方法，只望结果而不〔用〕知造因了。究竟我们〈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呢？这一问题，乃是中国国民革命各种问题中第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用国民的力量吗？用全民的力量吗？这种笼统话，在讨论实际问题时，当然不应该说，当然只能说用国民中一大部分革命的民众之力量。这在中国那些部分民众的力量是革命的呢？年来革命运动的各种事实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在广东沙面商团东江杨刘诸役，工农阶级的民众是革命的呢？还是大商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在此次五卅运动中，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而牺牲的，是上海香港广州汉口青岛天津南京的工人呢？还是这些地方的商人？汉口天津青岛商会向军阀告密，破坏爱国运动，各省商会破坏排货运动，在民族运动上又是甚么意义？以上这些事实己明白告诉我们：在民族争斗中，实有阶级争斗之必要。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大半操诸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手，国内军阀又从而破坏之，在国民革命未有相当的成功以前，有只〔只有〕因缘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而生存的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决不会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出来（这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之大原因）。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因此，我们便应该认识，阶级争斗即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必要的，不可把他和社会革命劳农专政实行共产并为一谈。再者，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若不否认有他民族援助的必要，我们便应该看清他民族中究竟是何阶级真能援助我们；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德国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的无产阶级及共产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对我们表示热烈的同情，德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诬蔑我们讪笑我们。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民族运动和阶级运动之天然的密切关系。这一点中山先生看得最清楚，所以他坚决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跨国民党及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政党接近。在你们或者要说，你们也不否认工农群众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并且主张要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才能使他们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可是只宜立在国民最大多数幸福的见地上拥护工农的利益，不能立在阶级争斗的见地上面。其实你们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争斗；若只是把拥护工农利益这个口号写在论文上党纲上，当作一种不兑现的支票不去实行，那么自然不会有赞成阶级争斗的嫌疑，而同时却也不能够得到工农群众的了解。这是因为群众只有为具体的切身利益争斗而信仰某一政党，是不会为抽象的主义而信仰的。或者你们又可以说，你们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一定取争斗的形式，而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产阶级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厂主以仁爱之心待工人，地主以仁爱之心待佃农，这是百年难遇的传奇材料，一个实际争斗的政党，如何采用这样幻想的策略？“仁爱之心”这件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世界上实际利害上的冲突问题，那么，便可拿他感动清室让权于汉人；也可以拿他感动北洋军阀尊重民权；也可以拿他感动帝国主义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们自动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此仁爱之道大行，一切被压迫者之革命争斗都用不着，都等〈于〉是“一味的盲进”了。这种话若出诸欺骗群众的牧师之口，则丝毫不足为奇；既是一个革命党员，即便万分不应该钞袭他们这种谬论！或者你们又可以说，国民党应该代表各阶级的利益而争斗，如何能够只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不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呢？不错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当然要代表各阶级的利益；可是国民党是应该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外国帝国主义争斗，如收回关税主权等，而不应该代表资产阶级向穷苦的工农群众争斗呵！在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这些运动上，固然是全国民的需要，尤其直接是资产阶级的需要；中国资产阶级为了这些需要，不但应该赞助国民党，并且不得不赞成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运动，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的买办阶级。你们或者又可以说，在革命运动中固然不能免阶级争斗的事实，即或者至有阶级争斗的需要；然而在国民党的理论上组织上，如果阶级争斗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如何能使国民党的理想统一组织强固呢？你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谅必也是此义。解答此义，可分数层：第一、国民党的政治理想，似乎不应该离开革命运动中社会的事实需要。前几天你也曾对我说，你决非反对阶级争斗这个事实，因为立在国民党地位乃不便主张之，若立在共产党地位，自然也要主张阶级争斗。其实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策应该建立在社会的事实需要之上，而社会的事实需要决没有建立在政党的理想与政策之上的道理；阶级争斗若果是一种社会的事实需要，国民党亦应主张之，若非社会的事实需要，即共产党亦不应主张之。第二、凡是一个社团之形成，必有他的理想共同点，就是他的利害共同点，为之维系，你所认共信，也不外此物。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三民主义若仅仅是一抽象名词，也可以做国民党的共信，倘加以具体的解释，便不能成为公信，因为具体的解释三民主义，不能免阶级的不同见地；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说若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资产阶级的劳资调协说也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第三、中国国民党既非一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若以为这别信存在有害于党的理想统一与组织强固，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中各阶级的分予〔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因为在他的组成分子之数量上质量上，都没有那一阶级的群众能够站在绝对主体地位，使党中他阶级的分子自然与之同化。你慨叹邓家彦等右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不是他们个人本性难移，乃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阶级性难移呵！无产阶级的分子之本性难移也是一样。此外只有改造党的组成分子，由多阶级的而为一阶级的之一法；你或者现在已有此企图，一面斥右派为反革命为腐败分子公然主张淘汰他们，一面斥共产派是寄生政策，是不能完全信仰三民主义的异端，提议学从前奥匈国的组织，质言之即是党外的合作，使中国国民党自己有自己的组织理论和策略，都完全自成统系。所谓自成统系，不用说是一面向右排斥反革命，一面向左排斥共产派。在右派（代表官僚及地主买办阶级）与共产派（代表工农阶级）之间，左右开刀，中峰特起，自然是立在民族的资产阶级地位。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至少也是促现在各阶级混合的党改变到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党之过程。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们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在阶级壮大而分化剧烈的国家，不但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政党截然分开，即资产阶级中，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还要分开，大资产阶级中，又分工业商业农业银行资本等各派的政党。然而在事实上，我们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还失之稍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初往往都只发生象中国国民党这样多阶级的政党，这种特殊现象，正由社会阶级分化之背景使然，因为政党是社会阶级之反映，不是个人的理想可以造成的。中国近代之阶级分化，同盟会自始即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内地学生华侨商人）无产阶级（华侨工人）及游民无产阶级（秘密会党）和官僚买办阶级（保皇进步研究这一派人）对抗；其次便是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后，加入了许多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随后这些分子，又三次脱离国民党而与国民党对抗！前二次是因为国民党的首领要贯彻三民主义的革命，脱离出去政学会一派和联省自治一派，最后一次是因为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派之加入，他们又脱离出去一大批，即是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他们三次脱离后，国民党中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现在差不多快肃清了；所剩下的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子，是不是也要分化呢？我们以为这种分化，现在还稍早一点。一是因为无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还没象和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冲突那样利害；一是因为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要想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谅未必肯承认是代表单一阶级的党。你并且还主张这单纯的国民党仍须容纳工农民众，拥护他们的利益，在形式上似乎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其实某一政党之属某一阶级，是以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不能严格的以组成分子为标准。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所谓完全自成统系的理论，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为中心，一面排斥官僚买办阶级派之反革命，一面排斥无产阶级派之阶级争斗说，代以劳资调协说，以仁爱说欺骗工农群众，使他们安心尽那无权利的义务，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牺牲，这显然是各国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之共同的理论，并不是你季陶先生所特创的。世界在这个理论下的政党很多，他们每每号称国民党，其实都只是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党，因为实际上他是代表自己单一阶级利益的。谁也不能相信这是目前可能的事实，你只要看现在的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所表现的态度就明白了。这里有一个根本原因：民族的资产阶级之形成，用是〔是用〕本国的工业发展为主要条件；本国的工业发展，又以停止内乱关税自主为主要条件；这岂是目前可能的事？你觉得向右固不好，向左也不好，可惜中间没有多大地方容你立足；凡是一个代表阶级的党，必须有本阶级的民众做立足基础，全靠他阶级分子来同化，是不行的；目前还没有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如何能够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事实上不可能而勉强使他分化，其结果，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其质量上或者比较现在单纯，组织上也比现在方便，可是在数量上，在行动上，比现在都要大大减色，这岂不是目前的革命运动中革命势力统一之一大损失？你若细细考虑以上这些事实，便不会感觉到排除共产派是中国国民党内目前的紧要问题。在态度方面：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以为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在理论上事实上，指摘我们的话很多，此处不便具谈，只择你指摘我们阴谋破坏的部分，加以负责的答辩。（一）你说我们：“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组织”，你又说我们：“只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C．P．或C．Y．的组织，并且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我不知你这些话从何说起？在理论上，C．P．和C．Y．之发展，须以有阶级觉悟并真能实际参加阶级争斗的分子为合格，决不是随便在国民党员中可以扩张的；如果象你所说，未必能够破坏国民党，实际却是破坏C．P．和C．Y．。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究竟是国民党帮助C．P．发展，还是C．P．帮助国民党发展呢？至于说到我们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作工却失训练〔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你未曾举出事实，我们不知你何所指，我们只不懂得，我们有何权力能够使非C．P．非C．Y．的国民党员得着或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二）你说我们：“这一次在选举中所用的手段，所取的态度，很象要想一举便把非C．P．的排干净。”在理论上，一党中各派选举竞争，不一定是坏现象，大家对于选举冷淡，反不是好现象。在事实上，我们因为他种工作忙迫，于国民党代表大会及省党部选举运动，都无暇特别注意，或者有点抱歉。至于说想一举把非C．P．的排干净，在事实上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吗？请你就近查看苏浙两省当选的分子是怎样！（三）你说我们：“只单纯的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除广东以外，我们不知这〔道〕国民党在何处有政治的保护力？如果说在帝国主义者反动军阀势力之下，国民党不至和C．P．同受压迫，并且对于C．P．还有政治的保护力，恐怕这不是国民党名誉的事！至于说经济的维持力，我们更不懂解了，我现在负责向社会声明：中国共产党各级党部向来不曾和中国国民党发生过经济的关系！（四）你说我们：用“纵横家的手腕”，“挑拨，想使蒋介石同志和许汝为同志冲突，……他们从中扩张势力。”提起这件事，使我十分沉痛！当时蒋许两先生的意见冲突，已有长久的事实，并且其冲突还要发展到他们两人以外；我们以为这种冲突会使广州政府根本摇动，这实是中国革命运动一极大损失，因此想你能尽力调解这种冲突。这种内部冲突，实是革命政府一个生死关头，你实有能够调解的资格，却不披发缨冠而往救，很悠游的坐在上海著书，已经不是革命家的态度了。不但如此，我向你报告这种冲突的危机，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你不悟掩蔽事实是无用的，反说是我们想挑拨蒋许冲突，于中取利。此时中国只有仅少可用做革命的军事势力，因此，我们即对于由北方军阀势力蜕化出来的国民军，尚且不愿其内部有冲突事发生，何况是国民党的军队。如果有人挑拨许蒋冲突，这不仅是损害国民党，简直是破坏中国的革命势力，简直是为英国和张作霖工作，简直是反革命的行为，你说他是纵横家的手腕，还未免太过客气了！至于我们一些不肯掩蔽事实的公开批评，你都看做是挑拨离间，这是由于你们以为我们加入国民党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之根本观念所致。（五）你说我们：“绝对不许单纯的国民党员加入工人运动。如果在工人运动的同僚当中，发现出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便不惜运用种种的手段去诬蔑他，破坏他，务必要使这一个人不能立足而后已。这一件事的证据已经发现得不少了。”这些不少的证据，你不曾举出一个来，我们视为憾事！若是指在北方的张德惠杨德甫谌小岑和上海工团联合会一班人，还是不举出来的好，免得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员在工人群众中丧失信用。可是我们绝对没有权力不许这班人加入工人运动，你应该知道香港和广州的工会领袖大多数都是单纯的国民党员。※※※此外我还有两件事要忠告你：（一）当年康梁辈反对同盟会的革命说，大呼革命共和足以召瓜分亡国的话来吓人；现在你反对阶级争斗说，也大呼“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那就真可怜极了”“把青年的思想化成僵石”“不能不替中国悲伤”等话来吓人，真可以不必。康梁辈以为君主立宪尽可达到政治改造之目的，主张共和革命者，何尝不是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呢？（二）邵元冲先生说：“一个团体必须有一种传统惯例或习惯，存在于团体成员的意识中……新团体〈成〉员的加入，第一要紧是承认传统惯例和习惯。”这几句话或者道着了国民党改组后内部纠纷之真正原因。改组以前，国民党的传统惯例和习惯究竟怎样，然而你又深叹旧党员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似乎你对于党的旧有惯例和习惯，也怀着多少反叛思想。戴季陶先生！我也知道必有许多人要利用你的著作，做反动宣传；你不应只恨他们利用你的著作，你须仔细想想你这个著作为什么能够为反动派利用，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十四年八月三十日根据一九二五年九月出版的《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一）》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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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1925年8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
（1925年8月23日）
（一）
上海工人两个半月的罢工运动，香港，沙面两个月的总同盟罢工，其他如南京、青岛、河南、北京各局部的罢工，在此次反对英、日帝国主义运动中，已表示极伟大的力量。经过这一时期，对于以后的发展途径，我们应当有个明确的答案，以为民众争斗之指针．并应该有详密的策略，以决定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如何反抗国内军阀政治上经济上的破坏及压迫，而力争解放中国之革命的道路。
（二）
对于这些问题要有正确的答案，便必须：（一）能正确的应用无产阶级两月以来联合城市劳动者及小商人而争斗的经验，（二）能正确的明瞭敌人方面——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内部冲突而利用之。
自从上海工人总罢工以来，学生、手工业者、小商人，甚至于大资产阶级都起来奋斗，始则在上海，随后更在其他各地形成了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大致以改造租界制度，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会审公堂，撤退各国驻华海陆军，改良工人待遇，惩治凶手，赔偿死伤损失为共同的政纲。上海之外，首先有力的响应的便是沙面和香港宣布总同盟罢工，接着后援会、雪耻会等组织遍于全中国南北各地。这两个月全国民众运动奋起的结果，我们已经看见工人阶级所得的胜利——群众的工会组织，不但在上海是如此，其他各埠，尤其是沿铁路一带的大都市也是如此。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得着这样伟大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训练，增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了民族解放运动中极重大的动力。因此，除了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和寄生的小资产阶级如工头、工贼等之外，全国一般民众，都对于上海、香港的罢工运动表示同情，并予以物质的援助。
（三）
中国工人阶级能够得着这种胜利，是因为自己勇敢的反帝国主义争斗，并且和其他被压迫的民众联合。
工人阶级在反帝国主义的争斗中，不但要拥护自己的利益，并且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农民，都要明瞭他们的利益，考察他们情形，竭力引导他们到反帝国主义的争斗里去，随着工人阶级前进，不使他们中途退却，这争斗才能继续下去。
工人罢工运动所得的胜利还不止此，他在现时中国的情状里，一天一天的集中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并且使政府及军人中还没有象张作霖那样完全站到帝国主义那边去的，也不得不自相联合起来，应付帝国主义之压迫。同时，工人群众力争民族自由运动，更使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暴露他们那反对国民而做帝国主义走狗的真面目；如邢士廉之于上海，张宗昌之于山东，李景林之于天津。
（四）
英、日帝国主义者竭力设法扑灭上海、香港的罢工，他们知道这两处罢工停止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一大打击。他们也知道中国排货运动是他们的大损失，所以竭力运用下列政策，使中国民族运动根本摇动。一、他们以炮舰威吓广州——香港沙面罢工的策源地；二、传播谣言，使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隔离；三、勾结奉系军阀，压迫上海、青岛、天津的罢工运动和上海禁止学生检查英、日货，这是他们最毒的政策。美国帝国主义者要想利用反英、日的运动，而发展他在中国的利益，可是因为怕中国民众过于开展，他的政策客观上仍旧是帮助英、日，形式上维持帝国主义者在华联合战线。惟我们也应当知道英、日与美国内部的冲突是必然存在的，我们可以利用美国对华政策，使他对于中国解放之形式上的问题比其他帝国主义者容易让步。
（五）
上海、香港罢工都已在两个月以上，以中国地域之辽阔，交通之阻隔，政治之分裂，中部、北部各省的工人没有能及时响应，汉口、青岛．天津的罢工，都被军阀高压政策所破坏。这种情形，一方面表现这些省分的工人和一般民众主观上的愤激不平，还在一天一天的增长，一方面表现这些省分的罢工运动，在客观上一时不能为有力的发展。北部、中部的罢工既然一时不能发展，上海、香港的罢工，便有孤立难以久持的危险，特别是上海罢工群众受政治上经济上双层压迫，比香港罢工群众所遭的环境尤坏。
在上海有一部分先进工人，他们看见落后的罢工工人，因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开始恐慌，想以武装暴动来救此危机，这种意见是不对的。武装暴动，乃是群众奋起之最高潮，并且应该是有全盘计划的庄严工作，不应该在群众恐慌之时，拿武装暴动当做一种浪漫的“拚命’办法，想借此泄愤，或拿他来代替现时困难的争斗。现在是群众的政治宣传及组织工作时期，是准备武装反抗时期，还不是直接武装暴动的时期。
（六）
根据以上的事实，我们便可以答复今后的发展途径是怎样及今后继续反帝国主义争斗的策略是怎样。
为防御上海、香港罢工孤立的危险起见，为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及已得的胜利起见，应改变上海、香港罢工的政策，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至于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应该提议委托南北政府合组织委员会来解决。工人群众应该纠合全国的力量，努力督促这委员会，不准他对外让步，使他不能不拥护民众的要求。
上海、香港的罢工，从全国性质的民族争斗，变成经济的争斗和地方的性质的民族争斗之后，工人阶级的奋斗却进了一个新的途径．不但对外争斗，而且对内争斗，不但和资本帝国主义争斗，而且和反动的军阀争斗，不但为民族争斗，而且为民权争斗。本来反帝国主义争斗的过程，不能和力争民权自由的争斗分开．民族的建立正在反帝国主义争斗的过程中（如五卅事变初起对上海官厅及北京政府对人民之让步），而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没有平民的革命政权，不但不能得着胜利（如段政府之交涉成绩），并且连争斗的力量都不容易集中（如奉系军阀摧残天津、山东、上海的民族运动）。为扩大上海、香港罢工运动的新途径，增加总争斗中的民权运动的成分，一直到平民的革命政权之实现，工人并联合一般平民起来反对摧残民族运动的奉天军阀是必要的，甚至于联合同情于民族运动的军人反抗奉天军阀都是可以的。因为此时国内军阀中，第一个公然做英、日帝国主义者走狗的，第一个以武力破坏民族运动的，第一个蹂躏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权的，就是奉天军阀。打倒奉天军阀乃是去掉国内反帝国主义争斗之最大障碍，乃是我们继续反帝国主义争斗所必取的途径。
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自然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其他阶级的群众，如果还存着用和平方法可以达到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心想，我们也不反对他们去尝试一下，尝试失败了，他们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所以今后我们的总口号应该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
1925年8月23日《向导》周报第一二六期署名：独秀 |
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民众运动中之影响（192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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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民众运动中之影响
（1925年8月18日）
驻在上海小沙渡的奉军兵士对工人说：“大帅派咱们南来时，说是到上海打洋人，早知道是叫咱们打本国人，咱们真不应该来。”这几句话把奉天军阀对于上海民众运动的态度形容尽致了。张作霖父子为什么要骗兵士说是到上海打洋人？这是不但派兵到上海占地盘和垄断私运鸦片报效不便说出，在民气激昂之初期，也不便明说来替外国人压服本国人，所以只得顺口说是到上海打洋人！
奉军进驻上海到底打了洋人没有？不用说是没有。其实上海市民并不曾主张他们来打洋人，不过张学良、邢士廉[1]对英，日人那样亲密恭顾，对本国人这样的压迫凌辱，相形之下，未免难堪。说他们对本国人压迫凌辱，奉军未必承认，他们还口口声声说保护爱国运动，不过为地方治安计须制止越轨行动罢了。可是邢士廉一到上海便宣布戒严，爱国的民众集会一概禁止，连提倡国货的游行都不许，工商学联合会派人上街演讲，马上便遭封闭，海员工会及洋务工会也同时因惩治破坏罢工者而遭封闭；接着电车工会也遭压迫，小沙渡是罢工最初发动地，奉军特别驻军该处监视，连少数工人集会都不许，禁止学生会检查英、日货——这就是奉军在上海保护爱国运动的事实。京戏《逍遥津》中曹操拔剑威吓献帝，杀死伏后及二皇子，犹口口声声自称“忠良”、“忠心保国”，奉军保护爱国运动，又何以异是？
奉军这样的保护爱国运动，连他们的士兵也看穿了，所以说“叫咱们打本国人。”
奉军这样举动，和上海资产阶级的态度也有关系。上海是奉军初到之客地，和直隶、山东是他们已占据的地盘不同，所以他们在上海的举动，至少也要顾及上流社会的意见。
上海的资产阶级，还不像汉口、天津的商会那样反动向军阀告密，也还没有勾结所谓工团联合会的那班工贼来破坏工人团体；可是他们那妥协犹豫的态度，已足够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乘虚而入了。自始总商会对于罢市即甚犹豫，罢市后，又不肯和民众集中的团体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合作，随后又在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十七条件外，别自提出十三条，这些举动便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看出上海的民众势力发现显然的分裂。开市时，总商会也取了独断的态度，和工商学联合会不能一致，开市后，总商会是并没有履行“抵制英日货物”及“援助停业工人”的宣言。当总商会提出十三条件时，加入总商会的四十九个工商业团体登报声明一致拥护总商会所提条件，意在抑制工商学联合会之急进的主张，可是总商会的十三条件也未得结果，这四十九个工商业团体并不出来拥护，却想压迫工人总复工，好让大老板们照旧安稳发财。商联会虽然比总商会高明一点，而自从奉军戒严以后，对于急进的工学界，现出恐怖而鄙恶的态度，甚至于动辄要退出工商学联合委员会，这便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看出上海民众势力有了第二次分裂。民众势力有了这两次分裂，敌人焉有不乘机加紧进攻的道理？
上海商界富厚，为全国之冠，而他们对于罢工工人救济费，只经收外埠捐款，而本埠总商会及商总联会自己却都一毛不拔，并且不努力设法去蓦捐，只忙着求日厂单独解决，以减少救济费，这种苟且不负责任的态度，已足够使帝国主义者看轻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像是一种滑稽剧了。
五卅事变初起之时，帝国主义者着实吃了一惊，假使民众势力不分裂，全上海工、商、学界一致团结努力前进，假使军阀不摧残爱国运动，民众有集会、演讲、游行示威之自由，则影响到全国运动之发展和北京交涉之进行，必和今天沉滞的状况不同，这是我们应该认识的呵！
1925年8月18日《向导》周报第一二五期署名；独秀
[1]五卅运动爆发后，邢士廉率奉军约6000名，于6月13日至29日之间，先后到达上海。6月22日，江苏省长郑谦布告上海华界戒严，委邢士廉为淞沪戒严总司令。10月中旬，奉军被迫撤出上海。 |
此次运动中之帝国主义与军阀（192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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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运动中之帝国主义与军阀
（1925年8月15日）
英国是帝国主义之王，此次中国五卅事变起，美、法、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想乘机挟制英国一下，且因此买弄中国人心。法国在东欧在小亚细亚，和英国的利益简直不能并立，所以首先不和在上海的英国人一致行动，并且对中国民族运动表示相当的同情；自英国保守党执政，道威斯计划受了打击，英美间遂现了裂痕，加之在华商业竞争，美国一部分舆论表示对华和缓态度，并主张有条件的取消领事裁判权，即至五卅事变造因之日本，亦以单独调解的声浪恫吓英国——五卅事变后一个月，英国都在此孤立的状态中。
外交手腕最敏捷的英国帝国主义者，一面捏造“报告未到”、“华人排外”、“列强一致”等话搪塞国会之质间，一面力与法、美、日本谈判，以英、日续盟威吓美国，乃成英、美、日三国联合对华之新局面。英、法利害冲突过甚，不易调协：无条件的与英国一致，固法人所不愿；为拉拢法国一致对华，而在东欧或小亚细亚向法人让步，也非英人所乐为。这就是华盛顿会议所产生的四国协同对华政策现在不易实现的缘故。
英、美、日三国联合对华之局成，在政府外交上或增加多少困难，而在国民运动上却有很好的影响，因为“单独对英”及“美国人是中国好友”这两个口号，都可以使中国国民运动自相分裂。现在英、美、日本联合在一起，懦弱的资产阶级撇开日、美之心理虽然仍旧存在着，而事实上日、美却不许他们撇开，所谓“单独对英”明明白白成了一种幻想的单相思。在这样情势之下，至少也可以使中国国民运动之分裂不至过分的发展。
此时英国的政策是：（一）联合日、美一致对华以免孤立；（二）主张司法调查，延宕时间，以待中国国民疲惫，再图有利的结果；（三）勾结中国反动的军阀，扑灭中国国民运动；（四）以关税会议[1]诱惑中国军阀政府，准备在此会议，由要求清理外债进而共管财政，向中国进攻。日本仍旧采用他的传统政策，即是追随英国，取一致行动，获得在华和英国不甚冲突的利益。美国虽不全然赞成英国的政策，然而为维持一切帝国主义在华之威严及实施门户洞开政策，他是终须与列强取一致行动的。
这时的国内军阀又是怎样呢？奉张是现在第一有力的军阀，也就是第一反动的军阀，他的对内政策是急须打破国民军，以免妨碍他的势力在中部自由发展，他的对外政策是公然压迫在他的势力下（从奉天到上海）的国民运动，结欢英、日以取得援助。国民军和奉张更在相反的地位，他们在张家口在河南都同情于国民运动，惟其因反奉而联络直系若一过相当程度，不但立刻失去社会地位，并将失去政治地位。直系尚有举足轻重之力，无论其联奉或联国民军都以直系重兴为目的，此时他们联奉之计划已归失败，同时，张宗昌与杭州间，开封与武昌间，已有不断的联络。直系和奉张本是反动相等的军阀，只因他们在政治上失了优势，压迫国民运动还不敢象奉军那样横行无忌。段派虽无实力，然占在中央政府地位，其举动在政治上亦颇有意义；他的反动性也不减于奉、直，此时因与奉张利害冲突，其实力又不足制奉遂不得不别开生面，向国民运动及国民军表示敷衍态度。
依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国民运动中眼前的死敌，在外的是英、日帝国主义者，在内的是奉天军阀，他们又正勾结一气。此外如美国的经济侵略及和平愚弄和直系重兴这两个危险，国民运动中若采用过当的利用政策，都会为了眼前争斗遗下未来的祸根！
1925年8月15日《向导》周报第一二四期署名：独秀
[1]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关税税则条约曾规定实行值百抽二点五的附加税。1925年8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照会参加该会议的各国，要求召开关税会议。12月26日，英、美、法、日、意、比、荷、葡、挪威、西班牙、丹麦和中国，共十三国在北京举行关税会议，由于军阀混战，国内政局动荡不安，会议毫无结果，连各国已经同意的二五附加税也未得到。 |
广州战争之意义（1925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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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战争之意义
（1925年7月16日）
此次广州讨平杨刘之战争，社会上有三种误解：第一个误解说是共产党反对非共产党之战争，第二个误解说是胡汉氏和杨希闵争夺地盘之战争，第三个误解说是粤军排斥客军之战争。由此三个误解遂发生一个共同的错误见解，即是：五卅惨变起广州政府即应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在广州的共产党人诚然反对杨刘，并且努力援助国民党政府讨平杨刘；但他们反对杨刘并非因为杨刘不是共产党或不相信共产主义，乃是因为杨刘勾结香港政府及反革命的唐继尧、陈廉伯、马素等背叛国民党政府。广州政府完全是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是共产党政府，并且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立政府，——共产党只以在野党的资格，在某种事件上号召民众援助国民党政府，或在某种事件上号召民众监督国民党政府，并未曾直接负政治上的责任。大家明白了这种事实，便不会有第一个误解。
据我们所知道的，开战之前几天，胡汉民、汪精卫都还没有讨伐杨刘的决心，坚决主战的是谭延闿与廖仲恺，因此我们便可以明白第二个误解也非事实了。
至于第三个误解之非事实，更属明显，因为参加讨伐杨刘的，不但有谭延闿所统率的湘军和蒋介石所统率的教导团，并且还有朱培德所统率的滇军，这绝对说不上是什么排斥客军的话。
根据以上的事实，我们应该知道此次广州讨平杨刘之战：一不是什么共产党反对非共产党，二不是什么胡杨争地盘，三不是什么粤军排斥客军，乃是国民党政府讨伐通敌的叛将——杨希闵、刘震寰等。
唐继尧借重日本势力，谋攫两广，杨刘均为唐军内应，这是杨刘之罪一；在香港勾结帝国主义的英国及其走狗陈廉伯、马素，谋倒广州国民党政府，这是杨刘之罪二；杨刘有这二罪——国民党政府乃加以讨伐。因此，此次讨伐战争之意义，可以说：一方面是直接驱除反革命的军阀盘据广东，一方面是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英，日势力侵入广东。
国民党政府若从一致对外的瞽说，不用兵对内讨平杨刘，则现在广州市民仍在杨刘的反动势力压迫之下，日受香港政府命令箝制人民爱国运动；不独香港工人无广州后援不能罢工，而且枪杀广州游行示威的市民，并不须英人亲自动手杨刘的军队即可效劳。此次广州政府所没收英国帮助杨刘的大批枪弹，即是杨刘将以阻止广州市民爱国运动的利器。并且若杨刘叛军得了胜利，迎来滇唐占据广州，即是英日势力占据了广州，则南方的爱国运动不是根本消灭，便是大受屠杀，那能够象现在让香港沙面罢工工人及爱国学生在广州存在与活动，更那有什么青年军人参加运动的事？杨刘军事势力了结，国民党政府才能够支配广州，广州才能够变成了与上海同样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两个重镇。所以广州讨平杨刘之对内战争，在此次五卅运动上即反抗英日帝国主义的压迫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拿一致对外的理由来非难广州政府讨伐杨刘，简直是胡说！
不错，当外人压迫我们之时，在理论上，我们一致对外是必要的，是应该的；这时不去对外，反以武力对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与地盘，当然是万分混账；但事实上“一致对外”乃是一个幻想，听你”一致对外”这口号叫得如何高如何响，尽有人不但不愿一致对外，并且要勾结外人一致对内，如杨希闵、张作霖之所为；我们若是对于这类人主张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便是有意或无意放过在内的敌人。在内的敌人和在外的敌人倒是一致的，在此次争斗中，我们若不能否认有在内的敌人，什么“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便是帝国主义奸细的宣传。
1925年7月16日《向导》周报第一二一期署名；独秀 |
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19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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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
（1925年7月2日）
上海交涉破裂[1]是我们的失败么？当然不是的。反之，上海交涉不破裂，或竟至帝国主义者对于总商会十三条要求一一允许了，国人以为目的已达，停止一切运动，那才真是我们的失败。
主张上海开市是总商会的罪恶么？也不是的。民族自由是要经过长期的争斗，决非罢市可以达到目的；总商会的罪恶不在主张开市，而在始而离开民众团结（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继而背叛民众利益（删改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完全表现出在民族争斗中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之阶级性。
上海交涉移京是局部的变化，大资产阶级及其附庸（高等华人）之妥协更是当然的事，这都不是我们的失败，只有工人、学生、中小商人不能继续团结前进才是我们的失败。
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尚继续工作，六月廿五、卅两日，全国都还有盛大的示威行动，香港、沙面运动之进行比上海更加猛烈，这些事实都可以证明工人、学生、中小商人都并未随着大资产阶级妥协，使我们失望。
在敌人方面，法，美帝国主义者虽取和缓态度，而英、日仍然联合向我进攻，尤其是英国还在广州继续屠杀。英、日帝国主义者直接屠杀我们还不称心，更寻得一个有力的工具！大胆无耻的胡匪张作霖替他们做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张作霖的军队在奉天在天津在山东在上海到处压迫民众爱国运动，汇丰大借款喧传于伦敦，张学良在上海与英总领事之密谈，这些事实都是说明英、日帝国主义者需要张作霖替他们在此次风潮中做什么及张作霖己经替他们做了些什么。自从段祺瑞提议修改不平等条约，更使英国感觉着利用他以前不愿利用的张作霖之必要。同时张作霖的政敌冯玉祥却明白的表示站在爱国的民众方面，张作霖更要倒行逆施了。这乃是此次反帝运动最近发展的新局面。我们民众对于此新局面如何应付呢？
第一，要扩大工商学兵农联合会或雪耻会遍于全国，成为群众的行动机关，执行各地排货、罢工、废约、反抗媚外的军阀奸商及教徒等反帝的实际运动。
第二，急须在北京或上海组织全国工农学商兵联合大会，以为指导全国运动的中央机关。
第三，急须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团，以抵抗军阀之压迫。
第四，扩张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军于全中国，以扑灭张作霖、萧耀南等媚外残民的军阀势力。
第五，坚持继续排货及罢工运动，非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已。
1925年7月2日《向导》周报第一二○期署名：独秀
[1]1925年6月16日，由北京公使团组织的英、美、法、日、意、比六国委员会同段祺瑞政府文涉员蔡廷千等在沪就“五卅案”举行谈判。18日，六国委员会以收回会审公堂等条款与“五卅”无关，不予讨论，谈判即破裂。 |
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192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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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
（1925年6月20日）
五月卅日上海大马路之屠杀，曲在英捕横暴而不由于学生、市民之暴动，已由本月十一日会审公堂第三次研讯被捕者所宣布的判词完全证明了。
此次屠杀之最近直接原因，乃由于上海的学生、市民对于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而抗议，为租界英捕所屠杀。
同时，日本派遣军舰在青岛强迫中国军警，使其屠杀中国工人八名，伤者十余。
上海、青岛同时的大屠杀，激起全中国各阶级各党派的国民公愤，罢工、罢市、罢课、集会示威，遍于全国。在这全国国民公愤中虽然有和平急进之分，而愤恨外人戳辱同胞，并且忆起历来的不平待遇，却已成了全国共同的心理，虽军阀、银行家亦为此心理所征服。
苏俄政府及人民对于此次屠杀事件及中国国民奋起，极表同情。代表全世界革命工人的第三国际已起来号召全世界工人援助中国工人及中国民族运动。英国的工人及自由主义的学者已起来向他们的本国政府抗议此次上海屠杀事件。
英、日、法、美、意的海军在上海登岸驻扎，占领学校，搜查行人。英、日、法、美、意的公使团始终坚持上海西捕开枪杀人是应该的。
汉口英领事召各国海军登陆，英国义勇队枪杀中国工人、市民八人，伤四十余。
段政府下令各省保护外侨。萧耀南、赵恒惕均令军警严阻学生游行演讲，并宣布戒严，以“就地正法”、“格杀勿论”威吓市民。
依据上列各项事实，便可看出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了。
英捕英兵在上海、汉口杀人，不过是此次争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凶暴现象，此种现象之真正根由乃由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族醒觉与反抗之示威。因此我们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仅以惩凶赔偿了事是错误的，因为杀人之罪不仅在英兵与英捕，而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高压政策，如工部局历来横暴及此次海陆军警示威，都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第二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主张缩小战线对英、日或专对英国是错误的；因为罪魁祸首虽然是帝国主义之王的英国，而派兵遣舰向中国人示威，并坚称上海西捕开枪无罪，日、美、法、意也和英国一样，尤其日本在上海、青岛直接或间接杀了中国工人是此次争斗之起因。第三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主张法律解决是错误的，因为法律只能制裁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制裁国家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第四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看做一个地方的问题，上海人只管上海，青岛人只管青岛，汉口人只管汉口，妄想住在各个租界的中国人得着一点市民权利便可永弭未来的冲突，这也是错误的，因为一切帝国主义者是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全民族加以剥削与凌辱，即此次屠杀也不但上海，青岛、汉口都同时流血，这种根本问题，不但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国家问题，是要唤起国际的同情才能够解决的。第五应该明白：此次争斗若依靠现政府交涉解决是错误的，因为历来的卖国政府对外悬案山积，从未能得着相当的解决，现在对于各处同时并起的大屠杀案，并不向外人严重交涉，专知保护外人，反以严刑峻法压抑本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他们向来只是代表外国向本国人民交涉，不曾代表人民向外国交涉，现在上海的外交当局蔡、曾、许那一个不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若是明白了这些错误，便应该懂得此次争斗的性质，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争斗，决不是那一个地方那一部分人对某一事件某一国家之争斗；换言之，此次争斗应该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争斗的方法，不可依赖法律，亦不可依赖现政府，只有依赖国民自己的团结力。
因此，我们主张．中国国民应该运用自已的团结力，立即在上海召集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责政府宣布执行。倘政府不肯执行此议决，立起国内战争，建设一个国民革命政府。新政府第一个宣告，即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二个宣告，即是那一国承认废约的宣告，并派代表来华商订相互平等的新约，便许那一国通商，否则请他们将一切商品运到别国去贩卖。
我们这个提议，是立脚在全民族的生存与自由之意义上面，不是立脚在某一阶级某一党派的利益上面，希望全国人民不存成见，予以公正的考虑与讨论！
1925年6月20日《向导》周报第一一八期署名：独秀 |
日本纱厂工潮中之观察（192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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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纱厂工潮中之观察
（1925年6月6日）
凡是一个较大的工潮，在社会上在历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人和厂主争斗问题，至于中国工人和日本厂主间的争斗，其意义尤其复杂。
此次上海及青岛日本的纱厂和中国工人的冲突，我们不应该把他看成一个很简单的劳资争斗，我们应该推求这次争斗之经济的政治的背景，明白了这些背景，才懂得此次工潮意义之复杂与重大。
此次工潮之经济的背景是日本纱业向中国纱业及中国工人进攻。世界纱业状况本在衰落时期，比英、美资本幼稚的日本照情理不能进展，然而日本资本家，一面正因纱业状况不佳，极力要维持资本的利益，渡过这衰落时期；一面却又想此时期扩大他的企业，独占中国之纱业；因此遂不得不向在他们纱厂的中国工人加倍榨取（如增进工作能率，改用女工、养成工等）与压迫（如打骂、罚金等），以达其保守而且进攻两个目的。日本人欲平安无事的施行其榨取与压迫，工人不至反抗，则首先须破坏工人的团体——工会。中国工人受不了这样的加倍榨取与压迫，上海、青岛的工潮遂因此连续而起。
政治的背景，在全部局势说起来，整个的国际帝国主义，正在向整个的中国民族运动进攻，压迫中国工人是他们整个的进攻之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的进攻也最严厉。这种最重要，中国人现在还不大认识，外国帝国主义者是认识的．所以日本某报曾说：“曾被吴佩孚解散之工会，均渐次复活，而其运动之急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故英、美、法、日等国，对于此种现象，多怀恐怖之念，咸认此风一盛，则各国在华工业，将受绝大影响。”单就日本说起来，直系倒后，日本挟有段、张这两个鹰犬的势力支配中国政治，制服中国人民，因此日本对于中国民族运动之进攻，比其他帝国主义的国家更加紧出力，中国人对于他的种种加紧进攻，自然也特别感觉，上海、青岛的工潮遂因此连续而起。
各方面对于此次工潮的态度是怎样呢？英美帝国主义者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虽然有冲突，而压迫中国民族运动他们是一致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帮着日本工厂拘捕中国工人，拘捕同情于工人的学生，枪杀同情于工人的学生与市民，他们来到中国通商，他们居然在中国的地方——上海，有在法律以外任意枪杀中国人的特权。在此次上海惨杀中，我们应该认识一切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民族是一致的，从前单独仇视日本，是错误的。
亲日卖国的安福政府，他当然有替日本镇压中国人排日运动的义务，上海警察署曾对工人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本不应摧残同胞，但怎奈日本领事压迫及长官命令何！……”山东张宗昌所统的奉军，更是听日本人命令，解散了纱厂工会，杀伤了工人数十名，驱逐工人领袖数十名出境，还囚送工人领袖六人到济南要枪毙。在此次青岛惨杀中，我们应该认识国内军阀的确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张作霖的军队即是替日本屠杀青岛工人的刽子手！
全国的报纸，除青岛《公民报》外，不曾替被杀的工人说半句话。顾正红被杀时，上海各报馆听了工部局的命令，连许多事实都不敢登载。即至现在大马路两次惨杀，上海各报仍是没有一点热烈的批评，连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也是这样，回想临城劫车时，全国报纸那样如丧考妣的号叫责骂，真令人认识中国新闻界的人格了！
只有可尊敬的学生，为了工人，为了同学，前仆后起的以热血和帝国主义者奋斗；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在中国民族运动中，那些社会成分是最急进的最勇敢的先锋。
1925年6月6日《向导》周报第一一七期署名；独秀 |
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1925年6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
（1925年6月6日）
前年临城事件，土匪掳去念几个外国商人，外国人对中国政府闹得天翻地覆，惩凶、赔款、罢免地方长官以谢罪外，还要要求直接管理中国铁路；现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大马路行凶，五月三十日，六月一日、二日、三日，连日枪杀中国学生、工人、商人及其他市民数十名，伤者数百，中国人将向外国政府要求什么呢？
被土匪掳去的外国商人即令是无罪的，而要求工作的工人，游行演讲的学生，过路观看的行人，都是没有武装的市民，有何罪状应该枪毙呢？
即令上海是英美领土，行政官厅公然下命令，向无罪状无武装的市民开枪轰击，在法律上道德上都是犯罪行为；况且租界毕竟还是中国领土，外人来此通商，根据何项条约，有何权利，可以任意开枪杀伤中国市民？大约英、美、日本等帝国主义者的意思是说：中国人是上帝赐给英、关、法、日等国剥削与践踏的，如有不受剥削与践踏者，便违背了神意，便是过激党，便犯了罪，便应该枪毙。或者他们以为此次大马路的屠杀，也和在欧洲屠杀犹太人在美洲屠杀黑人一样，即令在人类的法律观点上说不过去，而在道德上是合神意的．因为除了神意以外，他们找不出可以任意屠杀中国人的理由。
可是不懂得这样扶强抑弱的神意的中国人，我们亲眼看见同胞的热血染遍了大英大马路，我们已经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
此次上海大马路的屠杀所给与我们的教训是：
（一）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剥削与践踏是一致的，英国固然是始终压迫中国的死敌，而附和日本人的什么大亚细亚主义，鼓吹什么美国是中国人之好友等等，都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之奸细。
（二）一切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的剥削践踏，都一一活现于商人、学生、工人及一般市民的眼前，决不是什么过激派所捏造的海外奇谈，商人、学生、工人一切市民大群众实因为受不了帝国主义的剥削与践踏。把持海关，在中国遍设工厂，不许禁止棉花出口，不许中国增收纸烟捐，封禁全国学生总会，以军火给军阀战争，动辙拘捕惩罚中国新闻记者，越界筑路[1]，提出印刷律，增加码头捐[2]，枪杀请求工作的工人，拘捕爱国演讲的学生，枪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工人及其他市民，一步加紧一步，逼着中国人不得不起来反抗，决不是由于什么过激派的煽动。此次上海学生与商人之奋起，都明明白白是自动的参加氏族运动，若说是由于过激派之煽动，那便末免过于诬蔑学生、商人，并且过于恭维过激派了。
（二）英、关、法、日等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之剥削践踏，和德、俄、奥等非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和平通商，这些事实己证明“反对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是同一意义的两个名词。此次大屠杀更使我们的确认清了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中国的敌人。
（四）各帝国主义的国家，因欧战损失过巨，须长期的加紧剥削弱小民族以弥补，中国即是他们所要剥削者重要部分之一，他们向中国剥削日益加紧，他们恐怕中国人民觉悟反抗的心理亦日益加甚，年来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勃兴，帝国主义者张皇失措，一面利用中国军阀政府抑制人民，一面以“过激”、“赤化”等名词恐吓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不敢团结起来反抗他们，不敢做自由运动。可是他们这种恐吓手段，在此次大屠杀中，完全失了效力．因为不管过激不过激，赤化不赤化，帝国主义者枪杀了数十无罪的中国人是真的。我们今后永远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被“过激”、“赤化”等名词吓散了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我们应有决心：如果使我们能达到民族自由之目的，便过激赤化也无妨；如果不能使我们脱离被剥削被践踏的境遇，什么文化秩序、博爱亲善、和平人道，都是废话！
（五）在此次屠杀中的我们认清了中国的工人与学生，是民族运动中最勇敢的战士，我们并可以知道各国的工人、学生必能对此次中国民族被外国强盗——帝国主义者屠杀表示同情。因此，我们的运动，是应该立脚在中国民族自由的意义上，反抗剥削践踏我们的外国帝国主义者，不应该立脚反动的国家主义上，笼统的排斥一切外国及外国人。
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受了极大的痛苦，而痛苦中所得的教训，很可以使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向正确的路线上发展。
上海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势力集中地，中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即民族自由运动，亦应以上海为中心；不过同时我们也知道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全国运动，全国的学生、工人、商人，都应该同时起来向一切帝国主义者进攻，使这个运动的中心——上海的学生、工人、商人更坚决的前进，尤其要监察大商阶级中途和帝国主义者妥协！
我们最终目的，自然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目前在此次运动中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
（一）惩办凶手赔偿损失
（二）撤换驻上海英、美、日本领事
（三）取消各国领事裁判权
（四）收回全国租界
（五）撤退驻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陆海军，禁止外国陆海军在中国境内自由登岸
我们要知道，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争斗，我们须有普遍的持续力，不可得了一部分胜利便停止前进，即此次完全失败亦不可因此沮丧！
1925年6月6日《向导》周报第一一七期署名；独秀
[1]1925年2月间，上海领事团向各国驻华公使团“提议租界边境应展放，至距现有边境约当来复枪弹最远之路程”。公使团电复，“谓此项建议案，已审查完华，认为合宜”。于是工部局在北新径、徐家汇、虹桥等地强占民田，掘坟毁茔，拆除民房，强行筑路。仅在沪西开辟之新马路达十余条。
[2]1925年4月间，公共租界纳税西人举行大会。工部局再次提出增加码头捐等提案，按洋泾浜土地章程第九款规定．码头捐按货价抽收千分之一。而拟定的新码头捐规定“捐数不得逾该货关税百分之三”。按值百抽五的百分之三计算，为千分之一点五．较原来提高了百分之五十。 |
《热血日报》发刊辞（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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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日报》发刊辞
（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
说明：本文一直被认作瞿秋白所写。但据当年参加《热血日报》编辑工作的郑超麟在1996年6月13日所著的《陈独秀的一篇佚文》中回忆并证明，这篇发刊辞的作者实为陈独秀。
《瞿秋白选集》收录此文时的原注：《热血日报》是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四日在上海创办的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这个发刊辞是他写的。
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可是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尤其是大马路上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1]，已经把洋奴、冷血之耻辱洗涤得干干净净。
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不但上海市民的热血要持续的沸腾着，并且空间上要用上海市民的热血，引起全国人的热血；时间上要用现在人的热血，引起继起者的热血。
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本报特揭此旨，敢告国人！
注释
[1]大马路上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指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为镇压罢工枪杀工人顾正红。三十日，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上海学生、工人在公共租界南京路举行爱国宣传和示威游行。英国巡捕开枪施行血腥屠杀，死伤学生、工人、市民数十人，鲜血染红了南京路。这次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了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五卅运动”。 |
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1925年2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
（1925年2月21日）
最近法国《晨报》鼓吹英、法、日、美应联合压迫中国，恢复国内秩序，以免苏联在亚洲势力膨胀，否则莫思科从中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
前天的《大陆报》也说：“中国现在步步趋向赤俄的怀抱里去了。比如此次外人纱厂大罢工风潮，在要求增加工资以外，另具一种赤化的意味。”
这两段议论，一方面是表示帝国主文者自供其横暴，一方西是说明苏联的赤化运动是被压迫民族之福音。
苏联援助亚洲之土耳其与阿富汗的民族运动，这是事实。土耳其与阿富汗民族都因此得了相当的自由，这也是事实，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发展，大不利于英、法、日、美各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更是事实，可是英、法、日、美帝国主义者恐怕苏联援助之亚洲民族自由运动将发展到中国，于他们不利，便要联合压迫中国，这是何等横暴！明白的中国人呵！帝国主义者自己已经公然说出要联合压迫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这不是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在相反的方面，援助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之苏联，他不是我们的朋友是什么？因此，为了我们的民族自由，我们应该欢迎苏联，欢迎赤化呵！
上海四万纱厂工人，因为不堪日本资本家虐待而同盟罢工，此次罢工是含有阶级的反抗和民族的反抗两个意义。四万工人共通的要求是：
（一）不准打人
（二）照章发给工资不得延期不得无故克扣
（三）发还储蓄金
（四）加工资十分之一
（五）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六）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七）释放被捕工人
不过如此而已。而《大陆报》竟说“在要求加资以外另具一种赤化的意味”，请问以上七项要求中，那一项是赤化？或者他以为自（二）至（七）都是普通的劳动条件及罢工要求，唯有第一项“不准打人”，含有民族自由运动的主义，这便是赤化。
如果民族自由运动是赤化，如果不准打人也是赤化，那么欧美各国都早已赤化了，怎禁得我们中国人不想望赤化呢？
帝国主义者的意思我们知道了。他们是说：你们中国人己是亡国奴，必须你们自己否认民族自由，必须你们受日本人的打一声不响，才免得赤化嫌疑。
如此我们应该认识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了！
1925年2月21日《向导》周报第一○三期署名：独秀 |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
半封建半资本制度的中国，他的社会势力，三种并存：第一是军阀的势力，因为他挟有全国的武装与政权；第二是资产阶级的势力，因为他挟有全国的经济权及组织宣传机关；第三是工人阶级的势力，因为他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他是富于集合力及决战力者，他是天然的农民之同盟者。军阀不待说是被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中包含着“反革命”、“非革命”、“倾向革命”三种分子，只有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在全人类阶级根性上看起来，工人阶级是最富于革命性的；在中国社会现状上看起来，中国工人备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资本家三层压迫，也只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工人中虽然有少数领袖分子被官僚资本家利用，做了“工贼”，而决不至因此减少了工人阶级之革命性，因为工人群众的思想与行动终究是革命的，不是妥协的。
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这件事不仅是抽象的理论，已经由种种事实证明了。例如民国十一年香港的罢工海员，受英国帝国主义者种种压迫，终以不妥协的奋斗得到胜利。又如民国十二年“二七”惨剧，分明是因京汉铁路工人不妥协的奋斗而失败了。又如民国十三年广州沙面罢工及镇压商团反革命，都因为是工人群众不妥协的奋斗和防止广州政府妥协的政策，才得着胜利。
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压迫中国人民阻碍中国人民发展的帝国主义者与军阀，非革命是不能使他们屈服的；资产阶级当中，有些是帮忙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反革命者，有些是非革命的中立分子，有些是偶然倾向革命而易于妥协者；不妥协的革命者只有工人阶级；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的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
这一不妥协的工人阶级，不仅在决战的心理上是不妥协的革命者，并且在客观上也富有能够革命的力量。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沿江沿海之运输权在他们的手里，国内军阀的兵队及军用品运输权也在他们的手里，大的工商都市、大的矿区、生产机关、交通机关也都在他们手里，他们起来革命，足以使全社会震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必须他们起来参加才足以制敌人的死命；中国国民革命之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及其走狗，所以严厉的压迫并造谣中伤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也就是这个缘故。
原载《向导》第101期
署名：独秀
来源：《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6月第1版
录入者：阿芬 |
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1924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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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
（1924年12月20日）
现代中国国民运动，起源远在中日战争以后，当时所谓士大夫（即智识阶级与官僚），受战败之刺激，由反对李鸿章议和误国运动，一变而为维新自强运动，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翁同龢、文廷式、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当时政治思想分为二派。一是文人派，首领是在北京的大学士翁同龢；一是实力派，首领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隶属翁派的是些都下名士，是祟拜旧的中国文物制度的；隶属李派的是些办铁道、轮船、电报、海军等洋务人才，是主张采用西洋军事、交通制度的；在当时前一派属于守旧，后一派属于维新，两派在思想上，在政权上，中日战前即有不少的暗潮。战后维新自强运动起，两派思想互变，李派属于守旧，翁派属于维新，而暗斗愈烈，卒以翁派得清帝之助及时论同情，李遂失政权而入居北京。康有为入北京上书变法救亡并设保国会，而翁派势力大张，翁、康互相利用，结托清帝，遂造成戊戌变法的局面。
“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四件事，都是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开始表现他的社会的势力以前，小资产阶级之重要的国民运动，而也只有这四件事配说是国民运动，因为在这四个运动中，都有广大民众参加，不象什么西南“护国”、“护法”都是南北军人间的互斗。不但没有民众参加，而且没有丝毫民族对外的意义。
“戊戌变法”运动，所谓变法，不过是一种方法，其目的乃是由变法而自强而御侮而救亡，其动机乃由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而起。这次运动的优点有二：（一）当时所谓变法维新，较前此老维新派李鸿章等采用西洋的军事、交通制度，更进一步主张采用西洋的行政、教育制度，因此李鸿章等退为当时之守旧派。（二）当时之变法维新运动，不但在政治思想上生了大变化，即学术思想上也生了大变化，所谓思想上的变化虽然不出孔教范围，而因为西洋学术思想之输入，遂使孔教教义起了新的分化：一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改革派，一是张之洞、叶德辉等之护教派。张之洞著《劝学篇》，叶德辉著《翼教丛编》，均以明伦卫道之正统自居，斥康、梁为异端邪说，这种辩论，使远在此前汉学派今古文之争扩大到政治上学术思想上普遍的冲突。
这次变法运动的弱点亦有二：（一）变法维新的内容，只主张在现政治之下谋行政及教育制度的改革，并未想到政治的根本改革及其准备，因此，遂引起后来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二）变法维新的方略，未曾在社会上坚筑改革派民众组织的基础，专思以清帝的威权行之，当时的改革派不但没有抓住社会势力，并没有看清包围清帝之亲贵——统治阶级对他们作战的力量，因此他们遂至为衰世凯所卖，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他们的妥协性，使他们忽略了民众的组织，使他们忽略了革命的准备，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一次给我们的教训！
戊戌政变后，清廷的反动，日甚一日，同时，外国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也日甚一日。全国，尤其是北方穷苦的农民及手工业者之生活困难与失业增加和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外货输入）成为正比例；同时，清廷一方面对内厉行反动政策，一方面图结外人之欢心和缓其责难，保护外人及教堂之严令，纷如雪片的颁布到各县各镇乡；因此，遂逼成“义和团”事件。
“义和团”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经济上的原因一一农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动政局趋于极端之结果。
思想简单的北方农民及失业的游民无产阶级，凭了英法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中日战争割地赔款，洋货充斥物价飞涨，教堂教徒势力薄天，政府因仿办洋学堂、洋船、洋枪炮等增加租税——这些多年的直觉，遂由白莲教的反清复明运动，一变而为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运动。恰当此时清廷反动的政局日趋极端，无论如何媚外，终不免外人借口要挟的责难，至外国容纳亡命的改革派，尤为清廷愤恨，及义和团运动起于山东，延及直隶、东三省，端、庄、毓贤、刚毅辈遂思利用之以铲除外人干涉，以偿其尽量反动之大欲。
义和团之蔑视条约，排斥外力外货及基督教，义和团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国主义者之走狗，都无可非难；义和团之信托神力，义和团之排斥一切科学与西洋文化，自然是他的缺点，然这些本来是一般落后的农业社会之缺点，我们不能拿这些特别非难义和团。义和团真正缺点是，（一）只是冲动的暴动之一群，而没有相当的组织，致一败而遂瓦解；（二）与反动派合作而为其利用，致失社会上进步分子的同情。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二次给我们的教训！
义和团运动之失败，在国民运动上遗下两个极大的影响：一是因此暴露了清廷之罪恶与昏庸，戊戌以来社会上所谓维新党，分化为立宪与革命二派，这是好的影响；一是因此一般富于妥协性的知识阶级，附和二毛子三毛子的宣传，以排外为野蛮为耻辱，损坏了民族革命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精神，这是恶的影响。这个恶影响为害于国民运动至大，远及于辛亥革命一直到现在。
自义和团事件至辛亥革命十二年中，立宪与革命之辩论，纷起于侨居日本及上海之知识阶级；同时，内地之商业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的“权利收回”运动亦轰然特起，最著者，若对俄之东三省主权收回运动；若对美之粤汉铁路收回运动；若对英之山西、河南煤矿收回运动，安徽铜官山矿废约运动，沪杭甬路拒绝借款运动，苏、直、备，津铁路废约运动；若对法之滇矿收回运动，拒绝沪、绍航权运动；若对比之收回京汉路管理权运动；吉林、河南、四川都组织了保路会，成了大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遍于全国，明明是对于帝国主义者依辛丑条约向中国经济进攻之反抗。当时的革命党，应看清廷乃是当时革命运动之唯一动力。
当时立宪与革命两派之争，前者是希望清廷的宪政来改造中国，后者是主张以革命的势力来改造中国，立宪论实在是当时一部分妥协的知识阶级之愚妄，然而革命的结果，也未达到改造中国之目的，这并不是革命主张之错误，乃革命方法之错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之点正多，最重要的有二：（一）单调的排满，虽然因此煽动了民族的情感，便革命易于成功，同时并未抓住社会上客观的革命势力，即当时商民之经济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收回权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为商民所了解，革命运动遂不得不随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国的产业未能随革命成功而发展；因此，封建余孽得勾结帝国主义者扑灭革命势力，而帝国主义之长驱直入，革命后反比前清更甚。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败。（二）单调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之基础，不但不曾建筑在民众的力量上面，即参加革命的军队，也只是被少数党人权利的煽动，并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传与鼓励；因此，军人以争夺权利而互斗的内战，血污了十三年民国史。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败，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恶。
专做军事行动而忽略了民众的政治宣传；专排满清而放松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放松了，而且满口尊重外人的条约权利，力避排外的恶名，军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国革命而大伸，清末权利收回运动，无形消灭，借外债，送权利，成为民国史之特征；同时军人以兵乱政，亦为前清所未有，至如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勾结为患的局面，亦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方法错误所遗下的恶影响。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三次给我们的教训！
以武力排满的辛亥革命，失了国民革命的真面目。国民革命的目的物——外国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因而虐焰愈炽，在此虐焰之下忍受了八年（自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的中国青年，受了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潮流，遂发生“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重要的事实是，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反对巴黎和约签字，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为外交的示威，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讲演团被捕者千余人，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要求县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广州的学生及搬运苦工先后继起，一致声讨卖国贼及排斥日货；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陆、章，上海始开市、开工、开课。
此次运动的优点是：（一）纯粹的市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及以直接行动的手段惩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卖国贼；（二）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加［对］旧思想以重大的打击。
此次运动的弱点是：（一）民族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的勾结国内军阀段祺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情态，并且还有一部分领袖有求助于更险毒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者之倾向；此倾向，发展到华盛顿会议时，更恶化了全社会。（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当时在南方的国民党均囚在“以武力和北方争地盘”的旧政策内，或更周旋于分赃的南北和平会议，并未看清中国革命之真关键——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也未看清中国革命之新方向及新势力，他们对于学生运动取了旁观态度，甚至有一二领袖还加以怀疑或非难；在北方的青年领袖们根本上没有革命性，不但临事脱逃，并且公然提出回避革命的口号“读书求学不问政治”。因此，在革命时机有革命倾向的“五四”运动，变成了秀才造反，中国儒弱的智识阶级，在此次运动中可谓原形毕露！这是在国民运动中第四次给我们的教训！
以上四个国民运动，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含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
可是最后的“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民国八年西历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泛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
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之无产阶级，无论在阶级争斗或民族争斗，他的力量虽然还幼稚，而在“只有失败而无妥协”这一点看来，这一个“革命阶级”的根性已充分表现出来。因此，这新方向的运动不过才开始进行，即已做出几个使帝国主义者惊心动魄的运动：自海员罢工至镇压商团反革命（民国十一年一月十二日——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香港中华海员联合会，因要求加薪不遂，全体罢工，前后加入罢工之海员二万余人，全市搬运工人、煤炭苦力、公私佣工等同情罢工者数万人，罢工凡五十四日（一月十二日——三月五日），以达到加薪要求而解决。
在此次罢工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情援助者由全香港工人以至中国北方的铁路工人之阶级的觉悟；我们可以看出香港公私所雇华人全体罢工时之民族的觉悟；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帝国主义者运输停止之恐慌及运输工人之威力；我们可以看出英政府保护英资本家（船公司）严厉的压迫罢工之一致（香港政府封禁海员工会，勒令各行船馆缴销牌照，以武力禁止海员及一切人民自由出境，上海英官则代船公司招工，并拘捕同情于香港罢工之工人数名）。
由海员罢工胜利起，至京汉路工“二七”惨剧止，这一年中，是中国工人阶级进攻时期。由香港、广东而上海而长沙而萍乡而武汉，沿京汉、津浦、京奉路而抵山海关，罢工与工会运动，轰动全国，使军阀、官僚、资本家侧目而视。
工会运动中，比较有力的是铁路工人，京汉、京绥、正太、粤汉、津浦、京奉各路都有了组织，京汉尤比较的完备，而军阀官僚对之也尤为嫉视。
当中国工会运动最高潮中（民国十一年西历一九二二年），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已镇住了世界革命的怒潮，重复向世界工人阶级及远东被压迫的民族进攻了；同时，新兴的直系军阀正抱了武力统一的野心，恰好和新兴的工人阶级统一全国铁路工会的运动相抵触，冤家狭路，分外眼明，复加以汉口帝国主义者之教唆，沿京汉路各埠商人对于罢工工人之非难，民国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汉路工之惨剧乃起。
“二七”惨剧给我们的教训是：使我们认识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军阀官僚商人，他们同立在一条反革命的联合战线。
“二七”失败后，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资本家同时向工人阶级进攻，各省（广东、湖南除外）工会或解散或改为秘密的小组，全国工潮一时遂低落下去。
广东虽无多产业工人，而一般劳动群众因为处在五六年来政治上反抗北方的南方政府统治之下，得到普通的集会结社之自由，较之有强固组织的资产阶级压迫下之大都市产业工人，反能发挥其革命性，因此，在全中国工潮低落之时，广东劳动群众不但能固守阵地，最近还能向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攻——沙面罢工及镇压商团反革命都得到了胜利。
沙面英、法租界新定入界苛例，实际上只是取缔华人，这本是对于中国全民族的耻辱；然而罢工抗议者只是被雇的工人与警察，商人毫无表示，而国民党右派党员，反有和英捕房勾结欺骗工人妥协者，幸而广州市工人群起援助并力持不妥协态度，香港海员亦表示同情，英、法帝国主义者终至让步。
广东商团乡团，久有和工人、农民对抗的形势及冲突，最近各县商乡团且联合在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指挥之下，阴谋推翻孙中山政府。他们曾勾结国民党右派军人以罢市要挟政府发还了私运的枪弹；他们自己说后面有英人援助；他们自己说奉了曹、吴的命令；他们居然以武力拦阻国庆日游行庆祝的市民，杀伤了工人、学生数十人；罢了市不算，还号召各属商乡团集中广州，对政府及工人取攻势；工团军、农民自卫军联合各校学生及陆军学生组织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和商团对抗；孙中山因民众之奋起，遂毅然排弃国民党右派妥协政策，以武力击散商团军，没收其枪械。
此次商团反革命之镇压，时间虽只一日夜，地域虽只广州一隅，其实比民国十三年任何大的战争都有意义，因为他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国民党左派的学生军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富商（商团）、乡绅大地主（乡团）、国民党右派的军人政客之战争，他是中国现在及将来革命与反革命争斗之缩影。
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对敌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1924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四期署名；陈独秀 |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
（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
说明：据罗亦农《对中央工作的意见报告》记载：“在八十五期独秀同志发表一篇《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一文，大意是主张国民党现时应放弃军事行动、放弃广州，致全力于宣传组织训练群众及肃清内部工作。接着在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几期，和森、述之诸同志均有类似意义之文章。国际方面已将独秀文章译成俄文，提起讨论。”（1924年12月27日，见《罗亦农文集》）。罗亦农以“旅莫支部书记”名义在《意见报告》中提出“在现时切不可有脱离国民党而另建党的倾向”的警告。
1990年胡明编选、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选集》和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三卷本《陈独秀著作选》皆未收录本文。
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策略上，目前应否停止军事行动及放弃广州政府，乃是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我希望每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对于这个根本问题，都有就理论上事实上仔细研究并发表意见的必要，慎勿固执“主张停止军事行动，放弃广州政府，便是破坏国民党”的偏见，硬闭起眼睛不理！
反对停止军事行动、放弃广州政府的人，他们所持最有力的理论是：革命党须有军事行动，也须有根据地，更便于一切革命的运动及宣传。这种理论，仅仅是一些抽象的原则和形式的逻辑，至于国民党本身状况及其在中国所遭遇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第一，现在已不是揭竿斩木时代，画符念咒又恐怕不济事，除了乞求帝国主义者的援助，我们有何方法能得着和军阀对抗的武器？姑且不说全军阀阶级的军事力量，即以直系而论，想用广州政府现有的军力打倒他，不待军事专家，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作此奇想。
第二，广州政府现有的军队内容又是怎样？完全是以利结合的雇佣军队，我敢说没有一连一排是可靠的革命军队，并且也还没有相当数量质量的革命党人能在这些军队中宣传活动，能左右这些军队的群众；建立在这些军队力量上的军事行动，只能攻取若干北方或其他军阀力量所不到的地方，向平民掳掠搜刮，连陈炯明、赵恒惕也不曾打倒，而说可以用他们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这是欺三岁孩子的话。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此时绝对没有做革命的军事行动之可能，现在的所谓军事行动（北伐包含在内）若不停止，和反动的滇军妥协，和反动的西南将领妥协，和反动的段系［注：指段祺瑞］、奉张［注：指张作霖］妥协，都成了必需的政策。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因滇军勾结商团而妥协是国民党的耻辱，然而因为要做军事行动，便不得不容忍这班反动的军队；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反动的西南将领不可与之革命，然而因为要增加国民党军事行动的实力，便不得不和他们联和〔合〕；孙中山先生未尝不知道段系、奉张都是革命党所应讨伐的军阀，然而因为要增加国民党军事行动的声势，便不得不称他们为友军。这些耻辱的行动，这些错误的政策，都是军事行动所必然产生的，因为此时的国民党除了采用这些政策，本来没有北伐或其他军事行动之可能。然而采用这些政策来做军事行动，不但这些军事行动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因为滇军、西南将领、段系、奉张自身便都是军阀及帝国主义者的工具。这样的军事行动，且可以使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宣传完全无效。
应否放弃广州政府，和应否停止军事行动，是两件事不可分开的一个问题，因为要保持政府所在的一块领土，便不能停止军事行动。
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而实际上广州革命政府并不是照着这个理论成立的，支持这个政府的既没有革命的军队，又没有强大的革命党；因此，在名义上在极少数政府首领的愿望上，是一个革命政府，实际上，这革命政府完全建立在反革命的军队、反革命的官僚及反革命的商人阶级之力量上面，这反革命的军队、官僚与商人，不但是支持政府的力量，并且是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势力之大本营。因此，政府中极少数首领仅仅是有革命的愿望，并没有实权能支配所属的军力、财政用在革命的意义上；并没有实权能制止革命政府所万不应做万不忍做的事：开赌，拉夫；并没有实权能制止军队、警察、商团压迫工人、农民；并没有实权能制止军队、官吏和帝国主义者的爪牙商团勾结妥协；这些都是广州政府在客观上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若仍要保持广州政府，对内，不但上述各种可痛的状况必然继续下去，而且反革命的军人官僚和反革命的商人之混合政府也必然要实现；对外，永远不能拋弃和西南将领及北方一部分军阀妥协的政策。如此，国民党的实际行动，将使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及宣传在全国民众中丧失信用，不生效力。而且因为要保持革命政府所在的一块领土，国民党的力量与注意，事实上必然集中到关于保持这块领土的一切应付，没有余力可以计及全国的革命运动及宣传；即在领土内，亦以军警官吏之横暴，取消了党的宣传效力。本以为有一根据地更便于一切革命的运动及宣传，而结果实〔适〕得其反。
总而言之，在原则上，我们不但没有理由可以反对一个革命党做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并且极热忱的希望中国国民党早日进展到能做革命的军事行动能建设革命政府之一日。但在实际情形上，我们一方面观察得国民党的内容，还没有进展到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的时期，勉强假用种种反革命的力量来做革命的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实在是此路不通！一方面我们观察得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力量及国内军阀的力量，要想占据一隅之地，养数万军队，来打倒他们，那更是此路不通！
现在有一条虽较远而可通的路给我们走，就是只有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之联合的大暴动，才可以破坏全军阀阶级的军事势力，才可以惊醒帝国主义者条约神圣的迷梦，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在华不法的权利；才可以击碎商人绅士勾结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奸谋；才可以实现革命的军事行动；才可以轰起全国革命的高潮及热忱，扫荡旧污，建设新国。
因此，我们希望国民党毅然决然改走这条新路；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建立政府，军事行动，北伐，西南团结，等等；毅然决然断绝一部分有名无实的政权之留恋，回到革命同盟会的时代；毅然决然下全党动员令“到民间去”，在一切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人、农民、兵士的大民众，不断的为这些大民众之自身利益而奋斗，使这些大民众都认识国民党的确是为民众利益而革命的党，的确和军阀派及其他官僚的政党不同；如此，中国国民党才有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的真实力量。
这样本是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策略上一大变动，反动的右派，在他们自身的利害上当然要反对这种变动；即畏难苟安的中派分子，亦未必有赞成这变动之勇气与决心；然而这个变动确是中国革命运动所需要的，革命的领袖们若是看清了这个需要的事实，便应该拿出革命的责任心克服他们那游移不定的意志！
如果大家的头脑，都被军阀战争及局部政情之琐屑应付的具体问题占领了，没有考虑全国革命所需要的事实之余地，诚然是国民党的不幸；然而我们相信终有大家回过头来考虑这个事实之一日，如此，我们只好改日再谈。
*本文原载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向导》第八十五期。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的《六大以前》刊印。
来源：《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 |
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1924年9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
（1924年9月3日）
义和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然而一般人不但忽略了他的重要，并且对他怀着两个错误的观念：
第一个错误的观念，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他们不看见义和团排外所以发生之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死德公使及日本书记官，他们不看见英人将广东总督叶名琛捉到印度害死，并装入玻璃器内游行示众！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损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财产，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军事的商业的侵略损害了中国人无数生命财产！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人放火的凶暴；他们不看见帝国主义者强卖鸦片烟、焚毁圆明园、强占胶州湾等更大的凶暴！他们自夸文明有遵守条约及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信义；他们忘了所有条约都是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人之奴券（最明显的是关税协定及领事裁判权），所有在华外人（军警、外交官、商人、教士）都是屠戮中国人之刽子手，所有在华外人财产都是中国人血汗之结晶！他们指责义和团号召扶清灭洋及依托神权是顽旧迷信，他们忘记了今日的中国仍旧是宗法道德、封建政治及神权这三样东方的精神文化支配着！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中国当然也在其内）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何能独责义和团，更何能独责含有民族反抗运动意义的义和团！与其憎恶当年排外的义和团之野蛮，我们宁憎恶现在媚外的军阀、官僚、奸商、大学教授、新闻记者之文明！
第二个错误观念，以为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列强不应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以巨额负担。他们不曾统观列强侵略中国，是对于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即或义和团当中及纵容义和团之贵族夹有思想上政治上争执的动机或其他更卑劣的动机，而群众之附和义和团，则由于外力尤其是教会压迫的反应，可以说毫无疑义。义和团事件，无论是功是罪，都是全民族之责任，不当推在义和团少数人身上。全民族都在外人压迫之下，若真只有少数人义和团不甘屈服，那更是全民族无上的耻辱了！若因为参加义和团运动者为全民中之少数，则参加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者，也是全民中之少数，我们决不能只据实际参加者之数量，便否认其质量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文明的绅士学者们，说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说列强不应该惩罚到义和团以外的人，不啻是向列强跪着说：我们是文明人，我们不曾反抗；汝们惩罚少数的义和团，不应该皂白不分连累到我们大多数安分屈服的良民。情形如果是这样，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
义和团的野蛮，义和团的顽旧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气，我都亲身经验过，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1924年9月3日《向导》周报第八十一期署名：独秀 |
无政府工团主义与黑暗势力（1924年6月1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无政府工团主义与黑暗势力
（1924年6月11）
由无政府主义到工团主义，在理论上，或者有人说是退了一步，然在实际进行上，实在是进了一步。所以有些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在反抗黑暗势力之联合战线上，应该是我们最亲近的好友；在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之联合战线上，更是我们最得力的同盟军，因为工团主义者了解阶级利益调和之不可能，不似伪马克思主义的改良派采纳劳资妥协政策。
惟工团主义尤其是无政府工团主义之根本理论，我们非是不肯赞成，真是不忍赞成。他们的根本理论有二。
只做经济争斗，反对一切政治行动及政治组织。
工人团体独立自治，反对一切政党。
我们以为人类社会尤其是今日经济组织复杂的社会，想把经济、政治两下绝对的分开，已经不容易，每个经济争斗剧烈起来，都会变成政治争斗；因为工人们经济争斗的对方，资产阶级及资本帝国主义者，他们所以要占有政权，正为拥护有利于他们的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制度，不服此等制度的人便是叛徒，便要受他们政权所表现的法律之制裁。工人应该是社会之支配者，如何放弃政治不问，如何不要政权管理政治，如何将社会上最重要的机关——政治组织让给资产阶级永远专有，使他们永远支配社会支配经济制度，工人阶级永远在他们政权支配之下只做
经济争斗！
既然要问政治管理政治，便不能不要政党，这更是很明白的事。况且同一工人阶级里的各分子，他们的阶级意识及革命之决心不能一致，这便是不能拿整个独立自治的工人团体来代替工人政党之唯一的理由。
以上是理论，以下再就事实说。
大战后，欧洲资产阶级濒于破产，一时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俄国工人都卷入革命的漩涡，各资本主义的国家即支配各国的资产阶级都战栗危惧，他们自救的方法是：（一）用武力、宣传、封锁等破坏俄罗斯工人革命事业；（二）组织欺骗工人的国际劳工局，吹出几个改良政策来和缓工人阶级的革命风潮，（三）造谣诬蔑革命的工人政党——国际共产党，说他们利用工人支配工人，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的指导者；（四）在各种工会中实行分裂政策，排斥革命分子尤其是共产派的工人，使工人大的团结分裂为几派。这四个方法同时并行，一九一七年以来的工人革命怒潮居然遏住了；各资本帝国主义的黑暗势力，遂因此得以保持并且复兴起来。这次黑暗势力之保持与复兴，以背叛阶级的第二国际及亚姆斯德丹之黄色职工国际为最有力的工具。他们帮着各资本帝国主义的政府去实行上述四个方法．去帮着宣传劳农俄罗斯的罪恶；去出力讴歌国际劳工局；去造谣诬蔑共产国际，更是他们最得意的技能；去实行驱逐共产派分裂工会，乃是亚姆斯德丹派公开的政策。这班背叛阶级的改良派如此这般的做资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还不足怪，最奇怪的是无政府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于是时大鼓吹其“反对一切政治”，“反对一切政党”，“反对一切国家与政府”，“反对共产党在工会中活动”，大鼓吹其什么“独立主义”，就是主张纯粹的职工联合会向共产党宣告独立，换句话说，就是工会和共产党不发生关系。照他们的主张，总括起来，是要使工人运动和政治运动脱离关系，是要使工会和政党脱离关系。他们虽说是反对改良派，而实际上这种行动，却是和改良派取了同样的步调；因此，实际上也和改良派一样帮助资本帝国主义的各国遏住了工人革命的怒潮，让黑暗势力得以安然保持与复兴。工人脱离了政治运动并且脱离了革命的政党，又在高呼独立自治之下，在高呼不要支配不要首领之下，分裂又分裂，自己消灭自己集中的战斗力，那里还有什么革命之可能。无政府派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欧洲引导工人向这样错误的道路上走，实在是资本帝国主义各国所快意的事，而是我们所痛心的事！
再讲到中国，小农及手工业的社会，本来对于政治及政党不甚关心，这是中国进步迟缓的现象，决不可说是好现象，军阀政治正是根据这个现象而发生而续价[1]存在的。主张“不问政治”、“不要政党”，此时一定很受人欢迎；然而这种主张越受欢迎，越是中国人的灾难。无政府派在中国鼓吹不问政治不要政党，也和太戈尔在中国反对科学反对物质文明一样，都是拿催眠药给瞌睡虫吃。
况且军阀政府最不愿人民干政，尤其不许工人干政，更不许工人和政党发生关系。最近萧耀南通令汉口各工厂，勒令工人具结永不加入政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若在工人中宣传：“不问政治”、“不要政党”，到正合军阀的口胃，因为他们怕的是工人要问政治加入政党。军阀们不但不要工人干政和加入政党，并且设法截断工人阶级和知识者的关系，例如：今年日本政府允许工人“五一”游行，但以非工人的社会党不加入为条件；中国的军阀官僚们屡次向铁路工人劝戒“勿为学生政党利用”。这是什么意义呢？原来知识这件东西，是人类社会进化之发酵母，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因为失去了经济的权利，便也失去了知识的权利；所以无论何国劳动运动之初期，都少不了知识者之奔走鼓吹和扶助，我们敢说这是没有例外的。军阀们有意或无意窥破这个关键，所以极力破坏工人和知识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但在工人中宣传“勿为人利用”的口号，并且在每次工潮中特别注意和严惩参加运动的知识者，例如：上海因邮差罢工而监禁李启汉，长沙因纱厂工潮而杀黄庞，汉口因铁路罢工而枪毙施洋，这便是他们知道而且实行消灭工人革命之发酵母。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若鼓吹工人不问政治不要政党，并且鼓吹工人团体独立自治，工人的事由工人自己干，反对一切知识者参加扶助，这简直和军阀是一样声口，这简直是阻止工人参加革命运动，这简直是帮着军阀宣传，这简直是无形中延长黑暗势力的生命。
在工人心理幼稚的中国，不但对于政治组织（政党）和政治争斗不敢出头做，有许多便是对于经济组织（工会）和经济争斗还有点怕。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劳动运动的人，不事急进，不作高论，暂时专力工会运动和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以养成由经济争斗到政治争斗的力量，这样的方法，我们是不能反对的，若从很本上主张工人永远不问政治不要政党，说好点，这种主张是幼稚的左倾，说坏点，便是避去革命的行动，免得和现政治冲突。中国工人所受军阀政治的苦痛，别的且不说，黄庞的血，“二七”京汉工人的血还未干，洛阳工人血又在我们眼面前流着，我们怎忍心不去革命，怎忍心不去和现政治冲突！
有人说工人即得政权也不能解决劳动问题，并引俄国劳农革命为证。我们固然不能造谣瞎说俄国劳动者已经一步登天了，而且因全社会生产力向来幼稚之故，俄国工人物质的生活当然不及英美的工人贵族（一部分技术工），比起其余任何国工人却只好不坏，至于实行八时制及其他教育、游艺等精神上的愉快与夫政治上的自由，也可以说是一步登天．若依据资本帝国主义的英日路透、东方等通信社反俄的宣传，便真相信俄国工人还在失业困苦之中，那便是太无常识了。
以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肯相信劳农革命的俄罗斯，而却肯相信资本帝国主义的通信社，这是万分不应该的事呵！
我们以极诚恳的情绪来劝全世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同志们，你们的言论行动都应该加意考虑，万勿只顾攻击我们客观上正帮助了黑暗势力而自己还不觉察！你们口头上攻击我们，说我们革命不彻底，你们应该要比我们更彻底些更高明些，然而事实上你们在欧洲取了和改良派同样的步调，在中国更老实和一向反对革命的研究系合作起来，你们果何以自解？
1924年6月11《向导》周报第六十九期署名：独秀
[1]原文如此。 |
厦门大学学生也有今日（1924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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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学生也有今日
（1924年6月4日）
陈嘉庚出资兴学，一时颇博得社会称赞，其实他完全是个市侩，不知教育为何物，不但把学生当奴隶，连职教员也都是他的雇用人，精卫、杜威先生都曾说这校将来必糟；后来他又雇了一位孔教国学大家（其实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华侨）林文庆当校长（陈嘉庚向来自称校主），自然更大糟而特糟。
虽然如此糟，而学生从无动静，我们时常叹惜这些青年真真麻醉死了；岂知不然，今日竟能醒觉起来，驱逐校长林文庆。
起事之远因，不用说是这位校长林大孔教徒闹的笑话太多，其近因，乃五月廿六日林文庆挟嫌辞退未满约期之主任数人，学生抗争无效，风潮遂起。三十日全体学生罢课，电新加坡陈嘉庚撤换校长，三十一日在教育会招待各界，宣布林文庆罪状。林文庆请求军警捕拿学生，学生推代表向海军及警厅说明罢课原因，请勿干涉。林计不售，又于本月一日使建筑部主任陈延廷、教员林幽率土木工人及流氓四百余人，围打学生，学生会主席罗士清，纠察主任林作祯，预科代表雷荣模，均受重伤，海军到场弹压始止。地检厅将殴伤学生之陈延廷、林幽拘收县监，各界多主调停，惟陈嘉庚覆电仍信任林校长，则实无调停之余地，将来该校能否扫除林毒，能否有改善希望，全视学生们能否奋斗到底。
林文庆不但盲目的拥护旧思想，而且在南洋谄媚外人压制同胞，这种人当校长，不单是厦大学生的不幸，实是中国教育界的耻辱！
1924年6月4日《向导》周报第六十八期署名：独秀 |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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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1921―1925）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陈独秀（载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前锋》第二期）
（一）
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殖民地的经济权政治权都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全民族之各阶级都在宗主国压迫之下，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这是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
殖民地革命的对象是宗主国，固然无所谓民主革命；即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外力之阻碍不能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因为贵族军阀受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国民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他的胜利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革命运动中的形式及要求却只是一个国民革命，这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状况所自然演成的。
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著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便是不用说了。
（二）
半殖民地的中国自然也没有例外。领土广大交通不便经济组织还是地方的社会组织还是家庭的文字组织还是半象形的中国，连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断然不可怀丝毫速成的妄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可以说自甲午战败起，过去历史已将近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第一期是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第二期是辛亥革命运动，第三期是“五四”以来学生及工人运动。这三期运动之成绩虽然都很微末，而加入运动的各阶级都以次扩大，这是不能否认的。第四期运动是什么，我们虽未能预断，而距运动成功的时期仍然甚长，及资产阶级渐渐明确的感觉国民运动的必要并显著的加入此种运动，这两件事是可以推知的。
（三）
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阶级还都紧紧的束缚在宗法社会的旧壳内，幼稚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有力的政党，便是他幼稚之征验，他还未脱离利用敌人（列强及军阀）势力发展他自己阶级势力的时期，所以他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这也是他势力薄弱之自然结果；若依据他目前心理之表现，遂一口武断中国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视了。
商业工业资产阶级而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每每还有一种官僚资产阶级。他的势力原来是依赖外国势力（卖国）及本国贵族军阀政府，利用国家机关（盗国）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不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他不但不是真正资产阶级，而且是真正资产阶级--工商阶级发展之障碍；中国的新旧交通系即属此类。直皖奉直两次战争，固然是军阀间的战争，而因此打倒了安福部及梁士诒内阁，却算是扫除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路程上的荆棘，所以那时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对于吴佩孚颇表同情；有人说吴佩孚打例梁内阁是军阀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失败，这完全是梦话。
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扰乱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所以资产阶级究竟革命不革命，当视其经济的历史的发展决定之，不当以其初步积累时懦弱心理决定其全阶级的终身命运。例如在欧战前，全印度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外，找不出半点革命倾向，反之，与大英帝国妥协的空气却充满了全印度的资产阶级；然而欧战后印度的工业得了发展的机会，有了外货外资之竞争，印度的资产阶级便渐渐有了经济政治独立运动的觉悟。中国辛亥革命时，有几个资本家听了革命二字不伸舌摇头，有几个资本家不安心信任北洋派军阀统治中国；然而欧战以来，扬子汉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得了一点自由发财的机会，便马上改变从前小视自身的态度，不再说什么“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了，好象乡下土财主，子弟得了几层功名，便胆大起来不怕官府了；同时因为他们的开始发展，便遇着军阀扰乱及关税厘金外货输入原料输出等妨碍他们的发财自由，他们更不老实起来，公然出来做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理财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反对军阀为总统，否认代表军阀阶级的现国会，上海长沙之商联会更进而加入群众的国民示威运动，即此可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由非政治的态度，发展到和平的政治运动态度，最近更发展到革命的政治运动倾向了。
他们以前非政治的态度，现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都不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的，乃〔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社会上每个阶级都有他阶级的利己心，他阶级的力量长养到非革命不能除去他发展之障碍时，他必然出于革命，愿意革命不愿意，始终没有这回事。
有人反对上海的民治委员会，说是希图组织商人政府，又说这是发达资本主义有害于中国社会。唱这种高调的人，他不明白他素所崇拜的美国正是商人政府；他不明白商人政府虽非极则，比起军阀军政府是进化的；他不明白资本主义在欧美虽功过参半，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却不是受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正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他一面唱鄙薄商人政府与资本主义的高调，却一面拥戴军阀，这种人全然不懂得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在先进国纯粹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虽以资产阶级为主力军，也不能不借助于他阶级的力量以仆当时的暴君及贵族，所以当时革命的口号往往冒称全民利益，不便公然宣告为他们阶级的利益而革命。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力量幼稚的资产阶级，阶级的分化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殖民他〔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更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四）
殖民地半殖民地一部分向上发展的大资产阶级固然可以趋向革命，而一部分向下崩坏的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亦可以趋向革命。小资产阶级固不及大资产阶级势力集中，然其企业因竞争而崩坏，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
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所谓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在贵族与平民（农工商）间，恒依附贵族而操纵政权，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说，其仕宦久而门阀高者，自身且成为贵族。他们在历史上操纵政权尤其自垄断教权的优越地位，比欧洲中世僧侣阶级有过之无不及。即以近事而论，在坏的方面：议员政客们都属士的阶级，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吸收他们，只得附属军阀作恶；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以来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因西方文化输入之故，旧的士的阶级固然日渐退溃，而新的士的阶级却已代之而兴；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而且在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和他们阶级的利益当真冲突以前，他们是羞于放弃革命态度的。最近全国学生大会，不但议决了许多国民革命的议案，并且议决了几件为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议案，这便是个明显的例证。正因为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主观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象，这正是知识阶级和纯粹资产阶级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识阶级有时比资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缘故。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子，他们提出所谓“不合作”“农村立国”“东方文化”“新村”“无政府”“基督教救国”“教育救国”等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
（五）
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徒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历年以来，各处农民小规模的抗税罢租运动是很普遍的，若一旦有了组织，便无人敢说连国民革命他们也一定不能加入。
有人见农民之疾苦而人数又如此众多，未曾看清这只是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以为马上便可在农民间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这种观察实在未免太粗忽了。共产的社会革命固然要得着农民的同情与协助，然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争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因为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才有大规拱的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之需要与可能，独立生产之手工业者及农民都不需此。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使目前即作此决不能实现的幻想，则所号召者不适于多数农民之实际的要求，便无法使农民群众加入实际的运动，便使目前所急需的国民革命受最大的损失。
（六）
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农民不同，有他自己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复杂的问题。
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在国民革命，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这是因为不但多数手工业工人仍然在独立生产者的环境，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绝缘，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产业之发达又多未成全国化，所以工人阶级的运动，犹多是支〔枝〕节零碎的地方的经济运动而非国家的政治运动，工人阶级的理想，犹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这也是当然的现象。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这种觉悟，这种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员及铁路工人罢工中才表现出来，其余多数罢工都不出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极少数纯粹无产阶级分子，固然是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种子，即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这是拿今年京汉路罢工事件可以证明的。这极少数最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在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我们还应该知道：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工人自己阶级的单纯经济争斗，没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部分产业管理权，不在外人手里便在军阀政府手里，工人经济争斗之对象，不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便是军阀，所以经济争斗稍稍剧烈一点，便是一个政治争斗。我们更应该知道：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争斗，只是一般的政治争斗，即全国各阶级共同要求政治上自由的争斗，不是工人们自已阶级的政治争斗；因为掌握政权者直接的是军阀，间接的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不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环境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须参加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的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
工人阶级若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其结果是：（一）工人阶级在此革命成功时失去了地位；（二）工人阶级在此革命的争斗过程中，失去了自己阶级战斗力发展的机会；（三）不参加实际的行动，无论工人阶级有任何急进的主张，都不过是一个主张，实际还是站着一步不动；（四）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目前既不可能，又不参加联合战线，结果必是脱离了政治争斗的战线，躲到经济争斗的空招牌底下去睡觉。这种脱离政治的经济争斗，必然是支〔枝〕节零碎的，地方的，改良的，使工人阶级〔的〕萎糜下去的；而不是根本的，统一的，革命的，使工人阶级强壮起来的。
或者有人以为工人阶级加入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便易于发生紊乱阶级和改良妥协的倾向，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其实这个想头未免有些幼稚懦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随着产业发达阶级分化而发生而强烈起来的，不是人力的提倡可以发生，也不是人力的否认可以紊乱可以消灭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只有开门出去参加复杂的争斗可以养成，决不是关起门来取寡妇处女式的防闲政策便可以免得危险。工人阶级只要有了独立的组织以上〔后〕，只要知道一时期政治争斗的动作联合和经济争斗的主义妥协不同，勇敢的参加国民革命这种复杂的争斗，于工人阶级只有利益而决无危险。反之，关起门来不参加目前所需要而且可能的政治争斗之联合战线，到有上文所说的危险呵！
（七）
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
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只有在全国大群众革命的狂热中，全国的制度文物思想习惯都受了革命的洗礼，才能够实现，决不是单靠军事行动可以侥幸得来的，更不是个人的暗杀可以成功的。暗杀只是封建时代义烈的行为，其结果不过报仇泄愤，决不能依此方法可以推倒统治阶级。单靠军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军事投机，决不是法兰西式俄罗斯式的革命事业。
产业幼稚交通不便的中国，尚未完全达到以整理国家为一个经济单位的程度，地方的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革命，也是我们应该赞成的；因为这种地方的革命行动丰富起来，也自然要汇合成功一个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但是非革命的省宪运动，简直是见鬼；因为没有革命的大群众所拥护之宪法，无论是国家的或是地方的，都等于废纸。
同时，我们也须明白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目前也只有这各阶级群起的国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贪图超越可能的空想，实际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动丰富起来，以应目前的需要，不但在本国的革命事业上是怠工，而且阻碍了世界革命之机运。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因为压制世界全人类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乃建设在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及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上面，制他们死命的，也正是他们本国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状况，又只是国民革命是可能的，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党人，万不可轻视了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阶级在一九○五年之革命及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组织。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陷于半殖民地而且濒于完全殖民地之悲运的中国人，不首先解除列强及军阀之重重奴辱，别的话都无从说起！
根据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前锋》第二期刊印 |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相关链接：陈独秀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六月）]现在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上届代表会议[1]以来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太少，搜集不了很多材料。由于遭受迫害，许多材料也遗失了，所以概述得不可能全面。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五人，因此，代表会议以后，杭州委员会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再增加两名委员。可是上海和北京反对这个建议。当上海的迫害更加厉害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可以使我们在那里进行工作，因而中央委员会迁到北京。我们开始改善机构。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执行我们的计划，在京汉大罢工以后，猖獗的反动派就迫使我们离开北京返回上海。改善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上海的迫害非常厉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我们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那里的局势也不稳定，因此，改善中央机构还是不可能的。上海和广州小组由这两个市的一些地方小组组成。北京、汉口和长沙（湖南）的许多地方小组已联合成地区小组。郑州小组在京汉铁路罢工时被破坏了。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2]，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我们只能提出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的材料落到了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由于一个同志被捕，这些材料全部遗失了。现在共有党员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国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妇女三十七人，另外还有十个同志被关在狱中。去年我们只有二百名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个工人。杭州会议以后，我们间断地出版了日报[3]，这种间断的情况是罢工造成的。报纸只出了二十八期，每期平均印五千至六千份。然而在初期我们的日报遭到了批评，现在它才得到同情。北京、湖北、广州和上海等地也出版了周刊。关于京汉铁路罢工事件，我们出版了小册子，在很多场合，我们发表了宣言。《新青年》杂志以前每月出版一次，现在改为三个月出版一次。出版《前锋》月刊，刊登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的一般性的文章和国际政治形势问题的文章。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东方民族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中央就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动。关于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决定的“民权”运动，北京、广州、上海、山东和江西等地都成立了“争取民权同盟”。在北京，参加这些新团体的大部分是学生；在山东和广州，大部分是工人。我们始终是反对军阀的。有个时期，我们忙于组织京汉铁路员工，要与“交通系”作斗争，而吴佩孚也反对“交通系”，那时我们没有反对吴佩孚。但是从罢工时起，我们就猛烈地反对了吴佩孚。然而，中央委员会与吴佩孚有过来往，这是不恰当的。我们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下工作的。打倒军阀的口号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党员应该更加注意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现在我谈谈工会的宣传工作。先从上海谈起，上海的工业最发达和最先进。可是那里的工人组织却很落后，开展运动很费力。有很多工人组织，可它们只是空有其名。我们与一个不大的五金工人小组有联系。国民党与海员和制烟工人有联系。我们对于上海应该更加注意。在北方的铁路员工中，我们在京汉线上有较好的组织，可是在罢工期间被破坏了。津浦路的组织只是一个空架子，实际上并不存在。京奉路的组织是秘密的。津浦路上的工人还严重地分成各个同乡会。京奉路上至今还很难把不同部门的工人联合起来。湖南、湖北和广东的联合会与我们有联系。湖北的炼铁、制烟和纺织等产业部门的工会，以及人力车夫组织，也与我们有联系。汉阳工会很有希望，是中国最大的工会，可以作为榜样。萍乡矿工工会在二月罢工中受到了损失，但组织仍然保存下来了。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加入这个联合会的还有萍乡的矿工。粤汉路的组织也参加了这个联合会。其余的组织是由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广东的大部分工人工会是手工业工人工会。建筑工人的组织也在我们的影响之下。我们党的女党员只有十三人。中国的妇女运动还很不发展。我们对广州和湖北的“女权联合会”有一些影响。北京和上海也有这种联合会。现在我想就我们最近一年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首先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可以归咎于这一点。许多知识分子抱着革命感情加入了我们党，但是对我们的原则没有认识。工人表现出脱离知识分子的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愿望。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要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女党员的人数也还太少。在工会的宣传工作中，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口号。现在我们在工人中只能提出成立中国总工会的口号，而不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还应当在工人中进行拥护国民革命的宣传。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现在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经常不能呆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中央委员会也缺乏知识，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我们的政治主张不明确。大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我们不得不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现在我想对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邓同志[4]在唐山和科乌[5]矿工罢工时犯了严重错误，并且在广州造成了很多困难。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最近他们正在纠正错误。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俄文稿注释[1]为代表大会之误，下同。[2]原文无货币单位。[3]此处俄文稿为“ежедневник”（日报），德文稿为“DieWoe—chentlicheEcitungderPartei”（党的周报）。[4]根据陈独秀在本文中说，“想对个别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而在党的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姓邓的只有一人，即邓中夏，故判定为邓中夏。[5]音译，俄文为“Koy”。 |
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陈独秀，1923年6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
陈独秀（1923年6月20日）
李立成郭瘦真丁愿合记
〔来源〕新青年社《陈独秀先生讲演录》1927年2月第9版
〔说明〕根据丁卜图书织造社版修复了一些错字，二版冲突的地方以人民出版社版为准。“◎◎”之间的字原文都使用了着重号“◎”。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字，改过一些现代不常用字。——录入者按
这次讲演的题目，就是『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与第一次的『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第二次的『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是串贯一气的。
在第二次讲演中，我曾把各种社会主义比较过，◎结果以马克思派科学社会主义为最好◎。我现在再重复几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注重客观的事实◎，◎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我不独要有改造的必要◎，◎还要有改造的可能◎。马克思的根本原则，就在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一点，然后才能明白他的主义，配谈他的主义。
这一点既然这样重要，那么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进行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严密的观察，看中国现在的政治情形如何，经济情形如何；并且先要明白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情形是怎样。现在世界的经济是整个的东西，国际间都有密切的相互影响。
这是因为一百年来，资本主义尽量发达，已把全世界的经济打成一片，再不会像以前那样『闭关自守』的了。中国既然不能离世界而独立——即各国亦不能离世界而独立，——那么经济情形，当然与世界有很密切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要改造中国，第一要明瞭世界的经济政治现状是怎样，第二要明瞭中国的经济政治现状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是怎样。
现在世界的政治经济情形怎样？自从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后，把旧的政治经济制度根本破坏，重新组织。在那个时候，世界各国的劳工运动都起来了，并且有劳工革命的趋势，似乎不久可以发生世界的革命。后来因为德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社会党，匈牙利的劳农政府，次第失败，于是世界的劳工运动连受极大的打击，那些资产阶级又复活起来取反攻的态度了。如英美德法……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反攻也最厉害，他们的反攻兼有政治及经济两个原因。
政治原因欧美资本主义的国家，因受俄罗斯革命的影响，遂起很大的恐慌。或明或暗帮助德意匈的反动派破坏工人阶级的新运动，又复乘德意匈各国的劳工运动失败的机会，竭力压抑他们自国的工人阶级，英美法的资产阶级的政府最为厉害。同时又联络起来去反对俄国的劳农政府，如俄国白党之扰乱和波兰打破俄军，表面上虽说是内部的问题，或两国军事的问题，实实在在还是英美法各国在里头弄鬼——帮助波兰打破俄国的兵，他们见俄国的资产阶级被劳工打倒了，都未免兔死狐悲，所以他们要联合起来，一致反抗苏俄，压抑工人阶级。
经济原因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欧洲大战告终，欧洲诸国不但是政治弄的稀糟，而且经济的损失很大——几乎要到破产的地位了。如英国素来是一个有钱的国家，战前是世界的债权国，战后变为美国的债务者。法国则为英国的债务者。至于德奥战败之国，更不用讲。只有美国成了世界的债权国家，得了许多利益。所以欧洲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想要恢复他们的经济力，于是就想出二个法子：
1向国内掠夺本国劳动者——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资等。
2向外国加力掠夺殖民地——列强在柔来海牙华盛顿开过几次会议，其目的都是一面设法和缓资产阶级的国家间自己竞争，一面设法共同掠夺殖民地及半殖民地。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资产阶级的进攻，一方面从政治上扑灭劳工的革命，一方面从经济上掠夺本国的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
在资产阶级进攻的当中，其步趋日紧一日，其政治的反动也随着一天厉害一天，在英国，从前鲁易乔治的内阁是代表工业资本的，那时颇主张与俄德妥协，好销售他们的工业品，所以他对俄德外交政策还和缓一点；其后白那劳内阁是代表商业银行资本家的，他的政策在注重向俄德索债与赔偿，不甚措意于工业政策及俄德通商，所以他对俄德外交政策更加反动起来了。现在鲍尔温内阁也是代表银行资本的，和前内阁毫无变更。法国的反动，自克里蒙梭内阁而白利安内阁而普恩赉内阁，一个加甚似一个，压制劳动阶级。
意大利反对工人阶级，比英法两国更闹得凶，他不但对于工人阶级紧紧的压迫、进攻，连民主政治都不要了。反动的意大利的法西斯特党不独握了意大利的政权，而且成了国际运动，他们已在法德做君主复辟的运动，美国也都有他们的组织，日本也有了他们的运动，中国上海也有他们的党员了。
法西斯特党颇效法共产党的方法来反对共产党，共产党有严密的组织，他也有严密的组织；共产党注重国际运动，他也注重国际运动；共产党对敌取不妥协的勇敢态度，他也取不妥协的勇敢态度；所不同的是一个有阶级的基础，一个没有阶级的基础。
我们知道共产党的分子，一大部分完全是觉悟的工人，一小部分是无产阶级化的知识者；法西斯特党的分子，一部分也有工人——无觉悟的工人，——一部分是腐败商人和军阀、官僚的资产阶级联合一起的。这党的首领意大利的现内阁总理穆索里利年纪还很轻，从前也是社会党里的中坚分子，曾经做社会党机关报的主笔，他对于社会主义，本来持激烈的态度，到后来竟一变而立于反对的地位，竭力压迫工人，是世界反动分子的代表。
以上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情形，以下再讲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形是怎样？
中国的政治情形中国表面上虽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个半殖民地。何以呢？你看中国政治经济的实权都操在外国人手里，只因有北京的名义存在还不算是完全殖民地。若一旦撤销北京政府之承认，实行国际公管，那就完全是殖民地了。
现在的北京政府，直接受制于军阀阶级，间接受制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你看那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简直是中国的太上政府，政治上重大的举动，都得仰他的鼻息。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在外人和军阀压抑之下，不但无产阶级不能参与政治，就是资产阶级也没有得到政权。每个总统内阁都必有军阀的后援，方能存在。中国的国会也是受军阀豢养的机关，不是代表其他阶级利益的；所以京汉工人被军阀大惨杀，国会不会提出抗议；外人要取消棉花出口的禁令，国会不曾提出抗议；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国会固然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并不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总统、内阁、国会都建筑在军阀势力上面，而军阀又压倒在外国帝国主义国家之下，这是中国现在政治实在情形。
中国的经济情形中国的经济状况，更不用说了——完完全全操在外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手里，现在举几椿重要的说说：
1关税所谓协定关税管理权完全操在外人掌握中，中国政府不能自由支配，以条约的限制，不得外人同意，不能更换税务司，不能增加税率，不能采用保护政策使中国的工业能与外货竞争；不但外货进口税甚低，而且纳过什么子口半税，便通行全国。中国货则遇卡抽厘，因此外货容易推销，而中国货反不能畅销于中国。所以在这种协定关税之下，中国自己的工业很难自由发展。
2工商业我们试跑到天津上海汉口看看，是何等伟大的商埠，可是这些大商埠，不是由中国自己的工业发达起来，乃是由输入外货输出原料的商业发达起来的。这种商业越发达，中国越穷困。试看永安、先施、大新等公司，细细考查里面陈卖的货，外国的要占百分之九十九，外货多进口一分，中国的手工业便多破灭一分，内地的中国人就愈见穷困一分。输进外货输出原料的商人虽然能增加他们的商业资本，虽然可以运用他们的资本开发工业，然以协定关税的抑制，不能与外货竞争，贱价的原料，又不能禁止出口，因此不敢投资工业。因此这种偏畸的商业发达，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各国掠夺中国之结果，他的发达和中国人的穷困成为正比例，所以近年以来，各大商埠繁华的程度和内地穷困的程度相随增加，两方生活程度相差数世纪，因此商埠变成买办世界，内地变成兵匪世界，长此下去，没有不灭亡的道理。
3金融中国的金融，也是操纵在外国人的手上。你看中国有几个银行，就是有些小小的银行，也都是受外国银行势力的支配，所以外国人随便可以操纵中国的金融。现在我们本国的纸币，移地就不能通用，而外国的则到处受人欢迎。其实外国银行中不少中国人的资本，中国人信服洋老爷，说他们可以保险，一班军阀官僚们所吸收老百姓们的脂膏，大半存在外国银行里，作他们的资本，他们便将中国人所存的资本，再借给中国政府及商家，坐得重利，同是外国资本家掠夺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形式。
4交通中国的铁路，虽然尚未遍设周密；但现已有的几条，不是归外人管理，便抵押与外人。这是与国民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工商业若望发达，亦要铁路为之运输，主权在人，实可以致我们的死命。我们要明白外国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的武器，第一是关税，第二就是铁路了。
5矿业煤铁矿是军事、交通、工业最紧要的。现在大一点的都是操在英日的掌中，如唐山之煤在英人手，汉冶萍之煤铁与日本有很深的关系，本溪湖、抚顺（即千金寨）之煤俱在日人手里，安徽皖南铁矿亦为日本所有。
以上所说我们可以了然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了。
现在下面把劳动阶级对于政治和经济说一说。◎因为讲社会主义的人◎，◎总离不掉劳动阶级的◎。◎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就是劳动阶级应该如何开始奋斗◎。劳动阶级的奋斗有两种：一是政治的奋斗，一是经济的奋斗。
凡是奋斗总有一定的对象，中国劳动阶级奋斗的对象是什么？
现在中国若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劳动阶级自然要打倒资产阶级即行社会革命。但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像欧美……各国已达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阶级，他们勾给外国帝国主义者为后援，资产阶级劳动阶级都在他们压迫之下，◎所以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
再说劳动阶级经济奋斗的对象是什么？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说过差不多完全在外国资产阶级手里了。中国只有棉业为最大的新兴工业品，但十分之五归英日所有，中国资本家仅占一半。其次中国烟草业，大的只有南洋兄弟公司一家，还有外资的嫌疑；中国的矿业，如抚顺、本溪湖、唐山等俱在外人手里，前也说过了。中国的铁路，除潮汕很短很短的是本国商人办的外，其余多属军阀政府所管，或抵押与外人了。中国海员方面所争斗的对象，如轮船公司也完全是外人办的，中国只有一招商局，还是官商合办的。所以中国的劳工运动，几乎无一次不是反对军阀阶级或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如唐山罢工是反对英人与杨以德，陇海罢工是反对洋管理，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是反对曹锟吴佩孚，香港海员罢工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香港官商，上海日华纱厂罢工是反对日商。总计中国著名的罢工运动，不是反对军阀阶级，便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很少很少是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至于农业劳动者，多属自耕的小农，农民所受地主的痛苦，远不若外货侵入官绅压迫及军阀扰乱的痛苦之甚，因此有地之自耕农往往有剧烈的运动，而为无地的佃农所不及。
据世界情形看来，外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的缘故，因为他们要弥缝国内的破裂，不得不向外发展侵略。中国是半殖民的国家，故劳工运动首先便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同时在国内的政治奋斗，也不得不反对军阀阶级，合这两种运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反对军阀阶级——便是国民运动。◎所以我们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人们在中国开始工作◎，◎只有国民运动◎。
因为社会主义者是为劳动阶级谋利益而奋斗的，劳动阶级既然应该做国民运动，社会主义者目前的工作，对于国民运动也自然是必取的步骤，这是客观事实的必要一条路。但是同时社会主义者应注意两点：第一点，于国民运动以外，同时须特别注意劳动的宣传及组织，尽量促进其革命的精神与阶级的意识，以预备社会革命的基础。第二点，社会主义者的国民运动，◎要做成纯粹的国民运动◎，◎不可做成半国民运动◎。
甚么叫做半国民运动？就是不彻底的国民运动。如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国或美国，却与日本亲善，或反对帝国主义的日本，却与英美亲善，或者只反对军阀而不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又如靠吴佩孚的兵去打倒张作霖军阀，或靠张作霖的兵去打倒吴佩孚军阀；这种运动就叫做半国民运动。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是不然的，◎团结民众的势力，◎满具革命的精神◎，◎绝不与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这就叫做纯粹的国民运动◎。
现在中国的国民运动，差不多完全为半国民运动。试看中国商人也反对军阀，也做裁兵运动，任他们仍希望吴佩孚或是外国人来帮忙，这就不成了。中国学生颇知道反对一切军阀，但同时却请求外国公使团帮忙，这都是半国民运动。
大家试想，靠帝国主义的外国来做中国国民运动，靠军阀来打倒军阀，这岂不是笑话吗？社会主义者的国民运动是纯粹的国民运动，绝对不要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的军阀来帮忙的，国民革命运动只有靠国民（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自己的力量！
有一些革命分子主张只反对军阀不反对帝国主义，以为不宜同时树起两个敌人，这是很错误的。中国军阀完全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傀儡，不反对拥傀儡的人们而反对傀儡，这傀儡是永世不会绝迹的。◎所以社会主义的国民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更为紧要◎。
讲到这里，或者有人发生一种疑问：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做国民运动？国民运动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呢？简单的答案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运动◎，◎其性质其结果不是属于一个国家的革命◎，◎乃是世界的革命◎；不仅是民主主义对于军阀的革命，还是平民主义对于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的革命。能够推翻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的，只有两种势力：
1资本主义国内的劳农革命
2殖民地的国民革命
这两种革命的势力合拢起来，才可以打倒帝国资本主义。若是缺少一个，一时都不易成功。
以前已说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国际帝国主义倒了，国际资本主义也自然倒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也自然解放了，在此时世界各国才有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之可能。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幼稚的劳动阶级和幼稚的社会主义者，要想在推翻帝国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做他能做的工作，除了国民革命运动，还有何路可走？
假使抛弃这个所应做所能做的工作不做，只是天天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义等等名词写在纸上，挂在嘴上，一步不能开始进行实际上有效的工作，试问有什么用处？
十二，六，二十于广东高师。 |
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陈独秀，1923年5-6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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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
陈独秀（1923年5-6月间）
侯昌龄赖特才笔记
〔来源〕新青年社《陈独秀先生讲演录》1927年2月第9版
〔说明〕根据丁卜图书织造社版修复了一些错字，二版冲突的地方以人民出版社版为准。“◎◎”之间的字原文都使用了着重号“◎”。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字，改过一些现代不常用字。——录入者按
我们从『社会主义之历史的进化』观察起来，已经证明社会主义是今后必走的路。所以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凭空的盲目的——主观的要求；乃是事实的理性的——客观的境界。换句话说是：我们确有相信社会主义的必要和实行的可能。但是从古以来，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很多；我们究竟相信何种社会主义，这是不可不研究的。现在我把社会主义的学说，至今尚存在的，有力量的，分为四派，并加以简单的说明和批评。
一、基尔德社会主义
二、无政府主义
三、工团主义
四、共产主义即马克思底科学的社会主义
基尔德社会主义发生于英国。他们的主张简单说来，便是经济和政治分开。
管理经济属之生产机关——生产者
管理政治属之国家机关——消费者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主张呢？因为他们看见现在的国家机关，很有力量，如政权啦，军队啦，裁判权啦，警察啦，……种种都是资本家的屏障。他们想把这些东西，拿到工人手里来，很难办到。不如把政治和经济分开，各管各的，入手的方法，是用蚕食手段，渐渐获得生产管理权，以达到工业自治的目的。其实这个主张，是很错的。我们要知道，社会上生产的工人固然同时也是消费者，而资产阶级，多属不生产的消费者，他们拥有私产，又拥有国家机关——海陆军，警察，裁判权等，为他们私有财产的保障，除了社会革命之外，我们不知道有何妙法，可以用蚕食的手段一步一步取消剩余劳动的掠夺，达到工业自治的地步？
以前基尔德社会主义只盛行于英国，现在欧洲大陆如德国等社会民主党，也渐渐倾向基尔德社会主义了。这党的势力在欧洲北部中部东部都曾发生很大的影响。他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右派，他和基尔德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社会民主党主张工人须取得政权，基尔德主义主张经济和政治分开。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是同样主张取得政权。所不同的，就是方法不同。共产党主张用革命方法，取得工人独裁的政权，社会民主党主张用议会方法，取得工人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权，这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大不相同的地方。
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现在已经知道无产阶级用议会方法取得工人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权，是办不到的了，而又不赞成共产党之革命的方法，于是索性倾向基尔德社会主义，爽爽快快把国家机关让给资产阶级专管了。
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虽很接近，却不相同。两者都是反对国家反对一切政治的组织。但工团主义赞成阶级战争，无政府主义则否。工团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去打倒资产阶级；打倒了以后，不再去建设政府。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政治的组织——政府，法律等，并不认识社会上有阶级的区别，只要指导他们走到善的方面便罢。所以他们始终不主张什么阶级战争。这是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不同的地方，这两种主义，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关系。
无政府主义先前在俄国最盛行，工团主义在法国最盛行，他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于此，我们不可不考察为什么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一到了法国，便变为工团主义。这是因为从前俄国是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基尔德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自然都不容易发生，法国工业则比俄国发达得多了，这是第一个原因。无政府主义是空想的感情的，没有大工业组织的国家，农业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自然会产生这班空想的感情的人物，如托尔斯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他们都是贵族出身，怎么真实感觉得工团组织的必要？法国的工业比俄国发达，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然明明白白判若鸿沟，所以工团主义得以发生，无政府主义者一到法国，若不稍变宗旨改为工团主义，便一步也不能行动了，这是第二个原因。我们再看日本在劳动运动未起以前，无政府主义，也很发达。
近年劳动运动，日趋日烈，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改变为工团主义者，许多工团主义者改变为共产主义者，即此可以证明空想的无政府主义，在现代大工业发达的社会里，任何国家，都没有存在的余地；因为大工业的社会，必须有大规模的复杂组织，只有大工业不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社会（如南欧洲及中国）容得无政府主义者的游魂。
自然，工团主义，比较无政府主义进了一步，但他们仍是糊涂。因为既要用革命手段，贯彻阶级战争的目的，自不得不采用一切武器，国家组织乃是最大的武器。无产阶级革命后，若是不把这最大的武器拿在自己手里，利用这最大的武器，彻底破坏资产阶级之根底，那资产阶级随时都可以起反革命，重复用这最大的武器压迫无产阶级。所以工团主义者反对一切政治的争斗，反对一切政治的组织，反对国家组织，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和无政府主义者犯了同样的错误。
共产主义者主张是：◎立脚在阶级争斗的原则上面◎（此点与基尔德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不同而与工团主义相同），◎集合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革命的群众◎，◎组织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成功◎，◎既应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此点与工团主义不同），◎利用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武器◎，◎压迫资产阶级的反动◎，◎加入世界的革命◎，◎扑灭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然后渐渐灭绝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及私有习惯与心理◎，◎建设无产阶级的工业与文化◎，◎最后达到废除一切阶级无国家的共产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破坏与建设之大略程序◎。
上述四种主义——基尔德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共产主义，——已经有点比较的说明，讲到最有精密周到的办法，自然要算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底科学的社会主义。我现在再把马克思派共产主义的重要原则，说个大概：
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有科学的根据。所谓科学的根据，是根据社会之历史的进化和现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种种的客观境界，不是空中楼阁主观的幻想。我们对于改造社会，不可只看见我们自己主观上意志上改造的必要，必须由客观上观察社会的物质的条件有何种改造的可能，要处处不离开唯物的历史观，不可陷于唯心派的思想。第二个原则就是社会改造应有的步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把各国共产党革命的步骤略略说过，指示在某种国家应该怎样，在某种国家应该怎样，并非主张同时一跳，就跳到共产主义的路上去，这是因为各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进步各不相同，所以改造的步骤不能一致。第三个原则就是每一步骤，都须用革命的方法。从组织共产党一直到实现共产社会，其间须经过几多步骤，每个步骤之中，或者又须经过几多曲折的步骤，但每个步骤都必须采用革命的方法，不可采用改良的方法，这是革命的马克思派之特色。以上三个原则，是马克思派共产主义最重要之点，若是忘了第一第二个原则，便和其他空想的社会主义无异；若是忘了第三个原则，就变为改良的堕落的社会民主党。这是我们研究马克思社会主义者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
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陈独秀，1923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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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
陈独秀（1923年5月12日）
侯昌龄赖特才笔记
〔来源〕新青年社《陈独秀先生讲演录》1927年2月第9版
〔说明〕根据丁卜图书织造社版修复了一些错字，二版冲突的地方以人民出版社版为准。“◎◎”之间的字原文都使用了着重号“◎”。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字，改过一些现代不常用字。——录入者按
今天讲演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与前几天讲的『社会主义之历史的进化』是接续下来的。社会进化的历史，讲起来很复杂，前一次因时间忽促，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之进化及崩溃，未能详细解释，今趁此机会，接续讲演下去。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社会之历史的进化来讲呢？因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凭空的盲目的去相信他，乃是社会之历史的进化程序令我们不能不相信。我们改造社会，并不是将原有的社会完全不要，白地里另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来给我们居住。我们改造社会，绝对没有这么一回事。仍然是在旧社会里造出一新社会来，所以我们要从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社会，便不得不先要明白社会之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社会组织进化的历程，是从渔猎时代酋长时代，进而为农业时代封建时代，由农业手工业时代进而为机器工业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再由资本主义的工业时代进而为社会主义的工业时代。这个进化历程的变迁，纯是客观的境界，不是主观的要求。为什么由渔猎社会进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社会主义的社会？研究社会主义的人，对于这些客观的境界，是非常要紧的。如果不懂得客观的境界，但凭主观的要求，在不曾开步走的时候，尽可由你胡思乱想，若当真开步走，第一步便发生困难，第二步便绝对不能前进了。到了走不进的时候，便要走到很危险的路上去，更或者走投无路，索性走到了向后转的路上去；所以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注意客观的境界，就是这个缘故。
我们要想把中国现在不好的社会改造过来，一定不可忽视了客观的境界。不然，必至弄到主张社会革命简直和张勋复辟是同样的价值。张勋复辟也说现社会不好，非把他改造不可。这完全是他主观的要求，并不是客观的境界。所以离开客观的境界，单由主观的要求，只是不满足现社会来谋改造，在主观上，无异于张勋。在事实上，这种不懂得又不注意客观的进化之人，不满足现社会，而又走途无路，会竟至和张勋走到一条路上去。
现在的社会是资产阶级工业社会，即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前天讲的由渔猎社会进至农业社会的历程，现在把农业手工业社会进至机器工业社会，再由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社会进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大略情形一说：
我们须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大的优点是资本集中。资产阶级所以能够推倒农业手工业社会，就是这个资本集中的作用。在农业手工业，他们的资本不能集中，因此社会亦不能进步。而资本制度把全世界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使家庭的农业手工业进而为大规模的机器工业，并使社会物质的文明增加可惊的进步；这种资本制度之功劳，我们是应该承认的。
封建军阀的农业手工业社会，是过去的社会。社会主义的工业社会，是将来的社会。而现在则为资产阶级工业社会。我们生在现社会制度之下，为什么去相信社会主义？这并不是我们发疯，也不是我们好奇；实在是社会之历史的进化，叫我们不能不相信社会主义。资本家由农业品手工业品之商业资本初步的积累，逐渐集中资本，推倒了家庭的农业手工业的经济组织，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造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资产阶级的势力，在中国还小，在西欧及北美各国，其势力很大很大，真是厉害到不可一世的样子。资产阶级他们成功的要素有二：一◎是资本集中◎；一◎是财产私有◎。资本集中本是发展生产力及社会经济组织之进步的方法，然在财产私有制度之下的资本集中，资产阶级之成功在此，其崩溃之原因亦在此。一方面资本集中，一方面财产私有，其结果在生产分配上都发生不可挽救的危机。现在批评社会主义的人们，以为社会主义者是专从事于分配方法。就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也往往误会到这样。其实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对于生产力方法和分配方法同时并重的。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不惟分配方法不好，生产方法也有二大缺点：（一）是生产组织之扩大，已自然日趋于社会化，而无量数生产群众，仍为少数私有生产工具者所统驭所束缚，已有尾大不掉之势。（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缺少社会的统计和调节，陷于无政府状态。资本家不受任何机关之管理依照社会之需要而生产，只为竞争私利，自由生产，盲目的增加商品，往往有超过需要之剩余生产，使社会金融发生恐慌：所以马克思称资本主义盲目的增加商品为『商品拜物教』。我们往往不高兴与读马氏的资本论，就是因为他开宗明义便说起这不易了解的『商品拜物教』。但是我们若不懂得这个『商品拜物教』是什么，就不会懂得资本主义；不懂得资本主义，就不会懂得社会主义，这是很紧要的，望诸君牢记牢记。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产出来的；而欲明资本主义，不可不明『商品拜物教』。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因为社会需要而生产，乃是因为增加他们出卖的『商品』而生产；只为出卖而生产，非为使用而生产，所以是『商品』不是『用品』。资本家盲目的增加他们的生产品——即『商品』，他们这样超理性的崇拜『商品』万能，好像非洲土人盲目的崇拜各种异物的宗教，所以马克思把他叫做『商品拜物教』。他们盲目的增加商品，以商品换货币，又以货币制造商品，复以商品换货币；把商品货币轮流不已，他们的资本逐递增不已，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他们这样无政府状态的生产方法，他们没有社会需要之统计的设计，一任供求之自然的消长；资本家在此自然消长之原则中，盲目的竞争商品之增加。迨至他们投机的竞争过烈的时候，往往受自然消长之原则所支配，发生经济的恐慌，这种恐慌不惟资本家自己要破产，即在一般卖劳力的工人也要受失业的痛苦。例如数年前南洋群岛因树胶的产额，骤然增多几倍，树胶充斥，资本家因而破产的不知多少，种树胶的工人因之大受痛苦的也不知多少。这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的缺点。
复次，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缺点：这个缺点是从财产私有产生出来的。资本制度时代社会的财富，比较农业手工业时代增加得多了。但以财产私有之故，全社会的财富差不多操诸少数资本家之手，多数人则日益减少其购买力，其结果遂至社会上生产力和消费力失其均衡。我们须知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下，一切生产品，都是卖的『商品』，不是用的『用品』，所的生产与消费是互相为用的，有生产而无消费，则生产不但没有用，而且和吾人只增加饮食而不消化一样，结果必至涨死。譬如有一千疋布于此，只有五百人来买去五百疋，则其余之五百疋若消费者无力购买，则由必需品变为无用的废物了。而盲目的没理性的崇拜『商品』的资本家，不愿生产消费的均衡律，一味去生产，所以往往弄出剩余生产的恐慌。——我们须注意，资本制度下之剩余生产，乃伪的剩余生产，是由生产力超过消费力发生的，非生产力超过社会需要之真的剩余生产。——资产阶级的国家，为解决这余剩生产之恐慌，不得不设法把这些无法出卖的商品运输至外国去，以期换得货币。于是发生殖民地——如非洲印度……或半殖民地——如中国……的问题。他们在那些工业不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里面，不但可以销纳他把大规模的机器的剩余生产品，并且可以获得无限的贱卖原料。资本主义的国家，因为要保守及增加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一面须镇压土人之反抗，一面又要和别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竞争市场；在此争彼夺的当中，遂不得不维持强大的海陆军，才好保持商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里面，继续的安全的销流。以武力为工商业之后盾，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行经济的侵略，更进而行政治的侵略，这就叫做『资本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最发达的最高形式，亦即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侵略工业落后的弱小民族之别名。殖民地半殖民地搜寻垂尽，帝国主义者间相互争夺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之反抗，这三者合起来乃是帝国主义之致命伤。一千九百十四年的大战，明明白白是英德等帝国主义的国家争夺殖民地及远东商场的战争，这次战争已经是帝国主义致命伤发作的开始；此时英法争夺远东的煤油矿，日美争夺远东的商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杀机，这些杀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以及他们自己国内的工人失业问题，劳动运动或民族问题，都是帝国主义的催命符。
现在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资本阶级简直没有办法。他们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是仍走旧路，在世界战争的血泊中，侵略弱小民族，以销纳他们的剩余生产，以维持他们的资产阶级之利益与威权；一是停止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放弃他们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威权，建设世界的和平；前一条路终究是走不通的，后一条路便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改变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了。
社会主义的制度，简单说是：（一）◎资本集中◎；（二）◎财产公有◎。所以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制度的资本集中，并不反对。所反对者，就是财产私有。那么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立脚点——资本集中，财产私有，和社会主义的立脚点——资本集中，财产公有两相对比起来，中间所差别的，不过是财产私有的私字和财产公有的公字罢了。所以社会主义的运动，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只在资本主义的立脚点的资本集中财产私有八个字里头，把他们换掉过一个字，就变成社会主义的制度了。什么字呢？就是把他们的私字换为公字。因为这一个字的更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便完全改变了。在财产公有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在生产上，没有少数人占有生产工具的弊病，有了社会需要的统计，不至于陷入无政府状态，所有生产品是为社会需要而生产，非为资本家利润而生产，是为用而生产，非为卖而生产；在分配上，免了剩余劳动的掠夺，没有保持生产力和消费力均衡的必要，没有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销纳剩余生产的帝国主义即侵略主义之战争；如此世界的和平方可实现。
所以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主观的要求，想利用他来破坏资本主义来改造现社会，乃是因为客观上经济组织变化之自然趋势及历史进化之历程，令我们不得不相信社会主义。若有人问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我们惟有答之曰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帝国主义的路——旧的；一条是社会主义的路——新的。除了这两条路之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帝国主义那条路不好走了。所以我们惟有找社会主义那条路来走。换句话说是：我们因为客观的历史进化之历程明白指出我们的必由之路，就是我们不能不相信的社会主义。统括说起来是：
（一）旧经济组织的自然变化，已指教我们：帝国主义的那条旧路是不能再向前走的了。
（二）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已指教我们：不能不走向社会主义的路了。
（三）我们不要妄想现在没有比帝国主义更好的路可走，也不要妄想除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外，还有别的路可走。
（四）我们固然要知道历史先生已经指教我们一条可走的路，但同时要知道历史先生仅仅指教我们一条可走的路，并未曾造好一条现成的路给我们去走；因为这条路上荆棘满地，障碍重重；我们努力开辟荆棘，扫除障碍，然后才可以通行。若是我们不去努力创造，只坐候历史的自然进化，那历史先生对于这种懒惰专想吃现成饭的人们是不负责任的呵！
十二，五，十二于广东高师 |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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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1921―1925）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陈独秀（载于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向导》第二十二期）
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观过去现在以察将来，其最大的变更，是由游牧酋长时代而封建时代，而资产阶级时代，而无产阶级时代；这些时代之必然的推进，即所谓时代潮流，他若到来，是不可以人力抵抗的。在空间上各民族以环境所演的机会不同，虽至进化之迟速大相悬绝（例如非洲南洋之游牧酋长社会，东方之封建军阀社会，西欧南北美之资产阶级社会，俄国之无产阶级社会，同存于今世），而在时间上，进化的历程恒次第不爽，这是因为人类治生方法，次第变更发展，由简单而复杂，造成次第不同的经济组织而为社会一切组织进化基础的缘故。
中华民族以地大物博易于停顿在家庭农业手工业自足的经济制度之下，及与治生方法进化较速的西欧民族隔绝这两个原因，封建军阀时代遂至久延生命，由秦汉以至今日，社会的政治的现象，都是一方面封建势力已濒于覆灭，一方面又回向封建，这种封建势力垂灭不灭的现象，乃是因为封建宗法社会旧有的家庭农业手工业已充分发展而有更进一步的倾向，但新生的经济势力（即资本主义的大工业）过于微弱，还不能取而代之的缘故。
明代西力东渐，这是中国民族思想制度发生空前大变化的最初种子；清代鸦片战争，这是西欧资本帝国主义向长城内封建的老大帝国开始发展，也就是沉睡在长城内老大帝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开始大崩溃；甲午、庚子两次战争，这几乎是中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后的崩溃，也就是资本民主革命运动最初的开始。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在西欧征服了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进化到世界的资本帝国主义，世界各国的铜墙铁壁都被他打开，封锁不住了，老大帝国之万里长城那里还封锁得住？所以中国自甲午、庚子两次战争以来，已由内部产业之发展遇着外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驱入封建宗法主义与资本民主主义之转变时代，“富强”“维新”“自强”“变法”的呼声遍满全国，便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自此以后，无论几多老少昏蛋天天讲什么人心道德，什么礼教纲常，什么东方文化，什么精神生活，凭他们喉咙叫得多少响亮，可怜终于被机器算盘的声音掩住了，这种历史进化的必然现象，就是封建宗法主义进化到资本民主主义的现象，或者也很可愤恨，很可鄙厌，然而我们主观的愤恨鄙厌心理，终于敌不过客观的历史进化历程之必然性，因此这班老少昏蛋的咨嗟太息终于无用，因此清西后及刚毅辈无论有如何威权终于失败。
辛亥革命，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之剧烈的开始表现。所以单以满汉民族冲突解释辛亥革命之原因，那便只是皮相的观察，忘了经济的历史的基本条件；因为辛亥以前，已经有了十七年以上的富强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正是封建派压迫资本民主派富强维新运动之反动，所以“非革新不能自强，非推倒满清不能革新”，是当时革命派反对立宪派之重要的理论。当时革命与立宪两派的方法虽然不同，而两派之目的同是革新自强，换句话说，就同是“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这三个口号，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那能说是满汉民族之争。
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此次革命表面上虽说成功，实质上可说是完全失败）；也正以当时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的需要，他们大部分只看见目前的损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们将来的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们资产阶级之胜利，所以革命事业犹在中途，他们便现出小资产阶级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对继续战争，而且反对革命党，遂使全国的武装及政权完全归诸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之手。帝国主义的英、美、日本等国知道中国资本民主革命成功是他们的不利，极力援助北洋派压迫革命党，于是革命党失败逃亡，以至帝制两次复活，革命党屡战屡败，一直到现在还是孤苦奋斗，唯一的原因就是：全国资产阶级之多数缺乏阶级间利害不同的觉悟，所以始终依赖他们的敌人——封建的北洋派，而漠视或更至嫉视他们的友人——民主的革命党之故。
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这是如上文所述在经济的历史的观察上及革命的前因后果上可以充分说明的。但以革命运动中主要分子而论，却大部分不出于纯粹的资产阶级，而属于世家官宦堕落下来非阶级化之士的社会；这种非阶级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资产阶级亲密的同情，只可以说明辛亥以来革命困难不易完成的原因，不能以此说明他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将来革命事业完全成功时，社会阶级分化究竟至何程度，那时对于革命的性质究竟如何解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现在也没求其知道的必要；可是观察过去及现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他能成功一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依世界的政治状况及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在国际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负着历史的使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伟大的人物主持，其结果只能造成这一二伟大人物的奇迹，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必没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个阶级的力量，即或能够打倒现在统治阶级（北洋军阀），而没有真实力量牢固的站住他的地位，被打倒的阶级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因此，我们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我们对于这种左倾的观念，自然十分感佩，但是在目前革命事业上，这种浪漫的左倾，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每个阶级的革命，都要建设在每个阶级的力量上面，决不是浪漫的左倾观念可以济事的。
同时我们对于右倾的观念，也不得不加以警告。原来在各阶级的革命当中，实际参与的只是该阶级中一部分最觉悟的革命分子，挺身出来为全阶级的利益奋斗，决不是全阶级的动作与意识，并且全阶级中一定还有许多失了阶级性的分子同时出来依附敌对的阶级，来做不利于自己阶级之反革命的行动，这是历史上现社会上常见不足为奇的事。因此，我们虽然主张中国国民党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的观念，同时也不主张国民党有极力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之右倾的观念。在产业幼稚资产阶级势力不集中的社会，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会，资产阶级每每有分为三部的现象：（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现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如中国海外侨商及长江新兴的工商业家之一部分。（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素来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军阀官僚势力，造成了畸形的商业资本，专以卖国行为增加他们货币的富，他们自然而然要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反对革命，他们也可以叫做官僚的资产阶级，如中国新旧交通系之类；自盛宣怀[1]以至张弧[2]王克敏[3]，乃是他们代表的人物。（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所营的工商业规模极小，没有扩大的企图，没有在政治上直接的需要，所以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这种小工商业家，在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社会居最大多数。中国国民党应该一方面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他们打倒妨碍工商业发展的一切军阀，并且为他们排除援助军阀而又压迫中国工商业的国际帝国主义者，因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深受外资竞争和协定关税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之痛苦，非排除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或为完全自主的国家，实行保护政策，决不能完成资本民主革命，所以中国资本民主运动自始便以维新自强抵御强邻外患为惟一的动因，一方面也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至于那班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实是中国真正资产阶级发展之障碍，绝对不可和他们妥协。他们为做官抓钱计，有时也鬼混到革命政府做事，一到了困难艰险的时候，他们是丝毫不负责任的；就是在没有困难艰险时，他们也有使勇敢纯洁的革命党变成官僚化的能力。他们始终是靠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国内的军阀而生存，他们始终是阻挠革命运动，他们当中最优秀分子，也不过一足立在军阀阶级，一足立在资产阶级，调和两方面革命冲突，结果必然造成封建的资产阶级，封建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工具，可以永远阻住本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发展及国家独立自主。所以国民党要想完成资本民主革命的使命，万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妥协，因为中国此时的危机，“军资妥协”更险恶于“劳资妥协”，官僚的资产阶级正是军阀与资产阶级妥协之媒介物，也就是资产阶级中卖阶级之蟊贼，和欧美劳动运动中鼓吹“劳资妥协”来卖无产阶级之改良派（如社会民主党）等是同样的奸恶。
我们也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所以使革命党易于采用右倾的妥协政策；但是要知道现有一条活路横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国的经济现状，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然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不应该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因为劳动群众本来具有革命的实力，应在革命运动中占重要部分，而且此时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敌对的目标相同，可以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线；官僚资产阶级所处的环境，使他不得不站在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者那一方面，决不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联成一个战线，这是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的。无产阶级也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
总括起来说，在每个革命运动中，浪漫的左倾观念和妥协的右倾观念都能妨碍革命进行；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可是要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全实现，在革命运动中，革命的资产阶级断然不可忘记了两件大事：（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脱其羁绊；（二）是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因为本国的资产阶级决没有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治或经济的侵略之下能够发展的希望，幼稚的资产阶级也很难以单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所以“反抗帝国主义”及“联络无产阶级”这两个原则，是全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特有的共通原则。
根据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向导》第二十二期刊印
注释
[1]曾担任清政府的工部左侍郎、邮传部侍郎。读助李鸿章、张之洞办理经济和对外交涉事务。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控制和经营了铁路、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中国通商银行及汉冶萍公司等多种实业。
[2]曾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
[3]曾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 |
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相关链接：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一九二二年十一月）[1]世界经济状况已指示世界无产阶级在对于世界资产阶级共同作战之中，分出三种策略：（一）欧美资产阶级已于一世纪半以前完成了他们推倒封建阶级的使命，实现了他们阶级的政治，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之经济条件也发达到急切推倒资产阶级而自己取得政权之可能与需要；（二）日本资产阶级只发达到脱离了外国帝国主义者之羁绊而与本国之贵族军阀平分政权的程度，因此日本政治成了一种半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之现象，目前日本的无产阶级仍有推进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作战之需要，而且他们的势力已集中，已有与封建阶级作战之可能；（三）东方诸经济落后国如印度，中国等，都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及本国封建阶级的势力勾结支配之下，不但无产阶级没有壮大，即资产阶级亦尚未发达到势力集中，对于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者有自己阶级的争斗之觉悟与可能，因此他们每每有依赖贵族军阀或帝国主义者而生存的倾向，此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以外，仍应采用各种政策，促进那涣散而懦弱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能够与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者争斗范围以内的经济势力集中及发展，使他们的经济地位自然唤醒他们了解有与无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打倒两阶级的公敌——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客观的需要与可能；这种联合战线之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幼稚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此联合战线才能实行争斗，不仅仅是一个主张，亦只有在此联合战线之复杂的争斗过程中，才能够使自己阶级独立争斗的力量之发展增加速度。共产国际第三次第四次大会，依据世界经济状况发达的程度，为东方的无产阶级指示出目前争斗所需要的两个策略，即民主的联合战线及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无产阶级的目前争斗，应该以这两个策略为不可离的根本原则，应用在各种实际问题，以消除为中国民族发展的两大障碍物——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政治问题”A、统一与分治问题：武人倚靠外力割据纷争的现状，为资产阶级势力及劳动运动得集中之大障碍，吾人应该反对军阀的分治主张，而赞成资产阶级的国民统一运动，并促进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互相结合，而极力反对其互相分裂或反与军阀合作；然在国民统一运动未能集中时，若有由一地方人民奋起反对一地方军阀统治的自治运动，及不压迫劳动运动不依赖帝国主义者之民主的省政府，则吾人亦宜赞助之，以消灭一部分军阀势力及减少一部分帝国主义者之侵略。B、对于国民党问题：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争斗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更要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若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总之：我们共产党在任何问题的争斗中及与任何党派联合运动中，总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之中。C、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以工人农人及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党派或分子为主力军，向一切帝国主义者加以攻击，同时亦可联合半民族运动的党派，向一派帝国主义者作战（例如资产阶级反对日本时）。D、国会问题：现有国会已经过十年，无论民八民六均未能代表民意，吾人主张用普通选举法选举而不为军阀势力所支配的新国会，同时亦必须改组一新政府，而对于现有的国会及政府，亦仍要作劳工立法及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之运动。E、对俄外交：俄国为现时世界上唯一抛弃帝国主义的国家，所以中国对俄交涉如通商，中东铁路，松花江航权，庚子赔款，蒙古等问题，吾人应主张即速与俄罗斯直接开始谈判，绝对不容第三国之干涉或参加。F、蒙古问题：在国家组织之原则上，凡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的人民，至多也只能采用自由联邦制，很难适用单一国之政制；在中国政象之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尊重民族自决的精神，不应该强制经济状况不同民族历史不同言语不同之人民和我们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军阀统治的痛苦；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治之客观的可能。“劳动运动”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他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他的力量应该集中在工人宣传及组织上面。中国的工人运动，已有由地方的组织进到全国的组织之倾向，由经济的争斗进到政治的争斗之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劳动运动，除普通运动（如减时加薪，劳动立法等）外，应利导此倾向依次进行下列具体的计划，以增加其实际的战斗力：A、有系统的巡回政治宣传，此项宣传务使工人阶级由被动的改良的单纯经济的运动，进到自动的革命的经济与政治不分离的运动。B、工厂委员会之运动：单是工会运动，工人的势力终于站在生产机关的外面，其运动之基础恒不巩固；惟有实现工厂委员会之制度，廓清工头，包工及一切居间人之障碍，才能使工人的势力达到生产机关以内。C、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及矿工总工会：中国工人阶级只有铁路工人，海员，矿工为三个有力的分子，海员已有全国的组织，铁路工人及矿工经数次大罢工，亦有全国的组织之可能。D、组织铁路工矿工海员三角同盟：在一个大规模的全国劳动总联合中，尤其在工人组织幼稚的国里，若是没有几个大的有力工会为中坚，是不容易团结及持久的，所以在未组织全国工会总联合以前，必须努力先成此三个产业联合的三角同盟。E、为巩固及强大劳动阶级之战斗力计，应该提出“全国劳动运动统一”的口号，应该极力指斥无政府工团派以“独立”“自治”等名词使劳动阶级之组织及运动分裂的阴谋；因此，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一九二二〔三〕年五月一日），首先要提出“全国劳动运动统一”的议案及议定关系全国劳动阶级利害的各种共同工作，并组织全国工会总联合会之中央机关，筹画及指挥实施劳动阶级联合战线上各项统一的策略，以防欧美资本进攻之余波或及于中国。“农民问题”无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国的运动，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农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中国一般农民之痛苦如下诸端：（一）外货输入之结果，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增高率，因此自耕农民多卖却其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流为兵匪；此事实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贫农仇恨外国势力之侵入，一是兵匪充斥供给军阀不断的源泉。（二）水旱灾荒使各种农民一律受苦。（三）兵乱及灾荒使农民大为迁徙，其迁徒所至之地方遂至佃农雇工均供过于求，因同业间竞争，地主及雇主所要求的条件日加苛酷。（四）因以上三种之结果，农民食用不足，遂不得不受高利盘剥之痛苦，此项痛苦以无地之佃农为最甚。欲解除此等痛苦，应采用下列政策：（A）限田运动，限制私人地权在若干亩以内，以此等大地主中等地主限外之地改归耕种该地之佃农所有。（B）组织农民消费协社，中国农民间有合资向城市购物之习惯，应就此习惯扩大为消费协社。（C）组织农民借贷机关，中国农村向有宗祠，神社，备荒等公款，应利用此等公款及富农合资组织利息极低的借贷机关。（D）限制租额运动，应在各农村组织佃农协会，每年应缴纳地主之额租，由协会按收成丰歉议定之。（E）开垦荒地，应要求政府在地税中支用款项，供给过剩之贫农开垦官荒。（F）改良水利，应支用国币或地方经费修理或开拕河道，最急要者如黄河，淮河等。此等河道之开浚，不但与农民有迫切的利害关系，而且在工商业之运输上亦有绝大的影响。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注释[1]本文中文稿未标明时间和作者。俄文稿和英文稿篇末均标明“陈独秀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于莫斯科”，标题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 |
《独秀文存》自序（陈独秀，1922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独秀文存》自序
陈独秀1922年8月
〔说明〕陈独秀《独秀文存》，1922年11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亚东主人将我近几年来所做的文章印行了。
我这几十篇文章，原没有什么文学的价值，也没有古人所谓著书传世的价值。
但是如今出版界的意思，只要于读者有点益处，有印行的价值便印行，不一定要是传世的作品；著书人的意思，只要有点心得或有点意见贡献于现社会，便可以印行；至于著书传世藏之名山以待后人这种昏乱思想，渐渐变成过去的笑话了。
我这几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没有什么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但都是我的直觉，把我自己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的说将出来，不曾剿袭人家的说话，也没有无病而呻的说话，在这一点，或者有出版的价值。
在这几十篇文章中，有许多不同的论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底产物，在这一点，也或者有出版的价值。
既有出版的价值，便应该出版，便不必说什么“徒灾梨枣”等客套话。
1922年8月，独秀自序于上海。 |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相关链接：陈独秀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1）现在状况A、党员及党费去年（一九二一）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余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国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共计一百九十五人；内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B、政治宣传1．关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之运动如左：I、译印第三国际对于太平洋会议宣言（五千份）。Ⅱ、译印山川均及利彦批评太平洋会议论文（各五千份）。Ⅲ、印陈独秀论太平洋会议论文（五千份）。Ⅳ、印李汉俊批评太平洋会议小册子（五千份）。Ⅴ、在上海国发大会散布关于太平洋会议传单（五千份）。Ⅵ、在上海工人集会散布关于太平洋会议传单（五千张）。（附注）论文及传单内容，都是解释侵略的帝国主义会议决无利于弱小<民>族。此外各地方都有此项运动，而长沙工人最猛烈，此为黄爱庞人铨被杀原因之一。2．一九二二年正月一日，上海共产党全部党员及中国朝鲜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百余人，工人五十人，上午分散“贺年帖”（内载鼓吹共产主义的歌）六万张于上海市内，下午分散攻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的传单二万张于“新世界”等群众聚会的游戏场。结果一朝鲜青年因散“贺年帖”在法租界被捕。3．正月十五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开KarlLiebknecht[1]纪念会，由全部党员出席演说，分散纪念册五千本；纪念册内载KarlLiebknecht及卢森堡女士传及“斯巴达卡司团”宣言。此次纪念会广州最盛，工人参加游行者二千余人。4．五月五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开马克思纪念会，分散马克思纪念册二万本。5．奉直战争后，由中央机关发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的小册子五千份，主张联合全国民主派对于北洋军阀继续战争。6．中央机关设立之“人民出版社”所印行书如左：马克思全书二种CommunistManifesto,[2]LohnArbeitundKapital,[3]列宁全书五种Lenin'sLife,[4]SovietatWork,[5]讨论进行计划书，ErfolgeundSchwierihkeitenderSowjetmacht,[6]共产党礼拜六，康民尼斯特[7]丛书五种共产党计画（布哈林），俄国共产党党纲，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Trosky'sFromOctobertoBrestLitovisk[8]（附注）以上书十二种各印三千份。C、劳动运动1．上海方面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共产党合法的公开的劳动运动，设分部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本年（一九二二）由书记部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各省工会代表到会者一百七十三人，由五月一日至五月六日开会六天，发表宣言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议决明年（一九二三）五月一日由书记部在汉口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全国罢工援助等议案。书记部在上海发行《劳动周刊》，至四十一期为会审公堂所封禁，发行最多时五千份，前后统计印行十六万五千张。英美烟公司罢工，发布传单二种，各数百张；机器工会开会时，发布传单一种数百张；印刷工会开会时，发布传单二种，各数百张；“双十节”发布传单三千份，鼓吹工人革命思想；反对太平洋会议传单三千份；香港海员罢工时，发布传单五千张；浦东纺纱工人第一次罢工时，代其发宣言二万份，又代发传单六百张；邮差罢工时，代发工会章程三百份，又传单二种各四百张；本年（一九二二）“五一节”发传单二种，每种二千张；浦东纺纱工人第二次罢工时，共发传单九次，每次数百张；在杨树浦小沙渡（上海纺纱工人最多的地方，两处共有纺纱工十余万）向纺纱工人发传单三千张，劝他们都起来组织工会应援浦东纺纱工人，工人因散传单被捕者四人；黄庞追悼会发传单二种，每种一千张；发布《全国劳动大会宣言》五千份；《劳动周刊》被封禁发布传单三百份，发布《赤色国际工会告中国工友》二千张。参加罢工六次：英美烟公司二次海员一次邮差一次浦东纺纱工人二次有关系之工会五处：烟草工会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纱工会邮务工会参加工人群众运动五次：反对太平洋会议国民外交大会本年“五一节”澳门惨杀华工事件[9]黄庞追悼会因罢工运动受官场压迫三次：因香港海员罢工书记部通知各省工界发起后援会并运动上海水手应援，李启汉同志及水手二人被捕拘留数日。因为浦东纺纱工人罢工散传单，四人被捕拘留十余日。因为参加邮差罢工，李启汉同志判罪监禁三个月，期满逐出租界，现在狱中。2．北京方面《工人周刊》每期印二千份，大部分销行北方铁路工人，今犹继续刊行。参加陇海铁路罢工。参加京汉铁路及京绥铁路工会组织。设立长辛店铁路工人学校及俱乐部，唐山铁路工人图书馆，天津工人补习学校。3．广东方面参加建筑工人大罢工，组织广东建筑工会。参加机器工会改造运动，设立工人学校三所。香港海员罢工时，全部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加招待及演讲，以共产党名义散传单三千份。设立劳动通信社。援助盐业工人罢工。4．汉口方面参加粤汉铁路罢工，组织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及学校。参加组织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参加人力车夫罢工及组织工会。参加扬子江铁厂组织工会。参加烟草工人罢工及组织工会。5．长沙方面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组织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及学校。组织萍乡路矿工人惧乐部。6．浙江方面组织八十个农村的农民协会反抗地主，被军警解散，死伤数人。（2）将来计画A、党务1．在全国各都会增设支部。2．多收工人党员，务求居全数一半以上。3．厉行中央集权制。4，严查党员每星期工作成绩。B、政治宣传1．多印行对于农民工人兵士宣传的小册子。2．发行《共产党半月刊》，专讨论世界的及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3，联络全国各革新党派，作普通选举制及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4．联络各革新党派，作承认蒙古独立及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运动。5．联络全国工商界，作改正协定关税制的运动。C、劳动运动1．准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工作。2．集中力量组织全国五个大的产业组合：Ⅰ、全国铁路总工会Ⅱ、全国海员总工会Ⅲ、全国电气工人总工会Ⅳ、全国机器工人总会Ⅴ、全国纺纱工总工会3．组织三个地方总工会：Ⅰ、上海总工会Ⅱ、广东总工会Ⅲ、武汉总工会4．设立四个工会职员讲习所：Ⅰ、北京Ⅱ、上海Ⅲ、汉口Ⅳ、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T．S．Chen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据中央档案陈独秀手稿刊印注释[1]卡尔·李卜克内西。[2]《共产党宣言》。[3]《雇佣劳动与资本》，当时译为《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译。[4]书名，当时译为《列宁传》。[5]书名，当时译为《劳农会之建设》，列宁著，李立译，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初版。[6]书名，当时译为《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列宁著，李墨耕译，一九二二年二月初版。[7]共产主义一词的音译。[8]书名，托洛茨基《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当时译为《俄国革命纪实》。[9]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澳门葡萄牙士兵当街调戏华人妇女，被群众痛殴，葡军逮捕华工三人。华人宣布罢工、罢市。廿九日，葡军开枪打死打伤华人百数十人。惨案发生后，全澳门工人大罢工，澳门政府强行解散六十多个工会。广州、上海等地群众团体和海外华侨组织纷纷集会抗议、声援、成立后援会。孙中山主持的广州政府也提出强烈抗议。 |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1922年4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
——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
吴廷康[1]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与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决议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
陈独秀
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陈独秀手稿刊印
依据《陈独秀著作选编》录入
录入者：素侠云雪
[1]即维经斯基。 |
〔评论〕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底教训（只眼〔陈独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29号相关链接：陈独秀
〔评论〕
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底教训
（转录上海民国日报）
只眼〔陈独秀〕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近代代议制度国家底政权，都被他们（指资本阶级）一手把持：国家底行政机关，只算办理他们公共事务底一个委员会罢了。”
历来各国底行政机关都早已把马克思这段理论证实了，由眼前中国的几件事看起来，尤其使我们相信马克思底说话千真万真。这几件事是什么？
（一）是香港水手罢工的事，香港政府不能始终居于调停地位，竟将海员工会封禁了；
（二）是湖南赵总司令承华实公司意旨，杀害了劳工会职员黄爱、庞人铨。
无钱无势的劳工，怎样对付这班资本阶级一手把持的行政机关呢？也只有听从马克思的教训：
“世界劳工团结起来啊！”
你们且瞧着罢！
（转录晨报）
作霖
自治！自治！！近来自治的声浪，如风起云涌一般，传遍国内，于是这省也组织什么省宪委员会，那省又组织什么省宪研究会，此外还有什么自治同志会……等等一大堆的会社，都说是要实行地方自治啦，保护人民自由啦，等等一派好听的话。一般人心中都以为中国从此可望人民得着真自由，真幸福，不要再受军阀官僚的压迫，可以安然过活了。
咳！谁想光天化日之下，于中华民国十一年的第一个月里，那最早迎合近代政治潮流、提倡自治运动的湖南省，自治省宪法刚公布了不到二十天，竟然产出一个“破坏省宪”、“蹂躏人权的赵恒惕来！”
湖南长沙劳工会会长黄爱及干事庞人铨被赵恒惕毒杀的惨状和详情，昨天本报已经载过，我想当时看报的诸君，没有一个不气愤填胸，痛恨赵恒惕之惨无人道的。唉！在这个法律废弛的时代，那些有枪阶级的武人，大权在握，自然要杀就杀，我们手无寸铁的小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们不能不佩服赵恒惕的胆量，敢破坏省宪，和三千万的湘民反抗，和那波涛澎湃的自治潮流反抗！湖南省十一年一月一日公布的省宪法第二章第六条明明说道：“人民有保护其身体生命之权。身体之自由权。非依法律，不受何种限制或剥夺……。凡人身自由剥夺时，施行剥夺令之机关，至迟须于二十四小时以内，以剥削之理由通知本人，令其得有即时提出申辩之机会。被剥夺人或他人皆得向法庭请求出庭状，法庭不得拒绝之。……”这个条文，对于湘省人民的“生命权”、“自由权”，何等尊重？乃此次黄、庞二君，未经法庭审判，赵恒惕部下军法官以“你该死”三字，即处以万恶惨无人道的“斩罚”，绝无申辩之余地。人民的“生命权”在那里？“自由权”又在那里？
黄、庞二君有罪与否，当时无从证实，退一步言，即使他们两人“罪该万死”，也得要依法去惩办。赵恒惕竟敢独攫众怒，把湘省宪法，根本破坏无余，吾不禁为正在襁褓中的湘省宪法悲，不禁为中华民国自治运动前途一哭！
于此，我们就得了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我们国民若果没有根本觉悟，没有实力，没有团结，能实行监督政府，使之依着宪法的轨道走，徒然把宪法的条文，弄得五光十色，主张什么委员制啦，实行国民总投票啦，民选省长啦，等等的空话，是没有效果的啊！
现在浙江、广东、四川……等省，正在进行自治，制订省宪，前途真正可虑得很！自治运动的同志们啊！你们受了这番教训，应该要有点觉悟！将来赵恒惕的第二，还不知有多少呢，你们且瞧着罢！ |
答上海工界（陈独秀，1922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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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上海工界
陈独秀（1922年2月6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2年2月6日《民国日报》，署名：只眼。
香港海员罢工底胜败，不但是广东海员胜败问题，乃是全中国海员胜败问题，并且是全中国工人胜败问题，幸而北方长辛店底铁路工人及武汉底车夫铁路各工人，都觉悟到这一层，都一致发起海员后援会，这可谓是中国劳动阶级的觉悟第一声，我们所不能解的是：上海是全国第一大的工业区，有些招牌工会，平日为了和工人毫无关系的什么国民外交问题什么建筑道路问题，都很开会打电报出出风头，何以对于海员罢工这种关于工界切身利害问题，大家到好像不知道究？我们也知道日前有几个工会发起了海员后援会；但是后援会的代表为桂阿茂控诉被拘，各工会竟不出来说话；上海各工会岂不对了长辛店及武汉工会应当愧死吗？我们现在正告上海一般招牌工会和一般打电报出风头工会职员，对于这样工界重要问题，倘不肯或不敢出头说话，以后在工界便没有出头说话的资格了。 |
《李卜克内西纪念》发刊旨趣（陈独秀，1922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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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卜克内西纪念》发刊旨趣
陈独秀（1922年1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编《李卜克内西纪念》，广州人民出版社1922年1月15日印行，署名：只眼。
我们为什么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私产（即资本私有）制度在经济上政治上已造成无可补救的恐慌（如投机扰乱金融，劳动失业等）与罪恶（如武官敛饷，文官纳贿，买卖议员，战争，贫富悬隔，富人淫侈等），非改行共产（即资本公有）制度不可了。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无政府主义？因为他们主张绝对废除法律，人间性指示〔，〕我们不能这样想；因为他们主张人类应该一切互助，我们相信只有团结无产阶级，实行阶级战争，才能够消灭有产阶级及一切阶级制度，我们不主张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互助；因为他们迷信个人的自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相信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实在达到废除私产制度底目的，个人的自由正是大小资本家自卫的武器，因为个人自由说得势，一方面可以使无产阶级分裂，一方面使小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得以存在。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议会派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因为我们相信除了采取革命的手段来实行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决没有别种温和渐近的方法可以铲除私产制度和有产阶级，铲除私产制度和有产阶级，是人类改造底入门第一步，不踏到这第一步，一切好听的理想都是空中楼阁。
依以上的理想，俄国的列宁，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底见解，都和我们相同。列宁是共产主义的笃信者，所以断然不和中产阶级妥协，所以和克伦斯基战；李卜克内西也是共产主义的笃信者，所以也断然不和中产阶级妥协，所以和爱伯尔特（Ebert）战。
列宁战而胜利，李卜克内西战而失败而死，我们都一样尊重。
李卜克内西因反对战争而舍命和恶魔的军阀斗，因反对妥协而舍命和有产阶级的政党斗，他虽然死了，他这斗的精神还活泼泼地生存在我们的血中。
今天——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号——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女士等诸同志为主义而战死的第三周年纪念日，我们生存在这冷酷的私产制度和军阀之下的青年男女，对于他们笃信的主义和他们的人格，都应该发动深刻的同情！
德国的青年，在以前政治运动上，本来显现过他们的威力；自李卜克内西指导以来的德国青年，更大部分集合在共产革命的旗帜之下；同时欧洲各国青年尤其是俄国的青年，也都觉悟到他们的责任，有了强大的组织，猛烈的运动。在远东，日本的青年，近来也显现他们的组织和威力，对于他们本国的帝国主义和产生帝国主义底资本主义加以致命的打击了。我们受本国外国两重金力武力压迫的中国青年诸君呵！在“五四运动”已经开始显现我们的组织和威力之第一步，然也仅仅是第一步；现在国内底政治是何等绝望，华盛顿会议底黑幕又已经揭开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英美日法四国协定之大铁枷快要加在我们的颈上了，我们快快猛省！奋起！！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青年和全世界有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决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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