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
|---|
我们怎样改造思想——在上海浦东中学的演说（陈独秀，1921年11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新发现的历史文献：陈独秀1921年一篇演讲
我们怎样改造思想——在上海浦东中学的演说
陈独秀（1921年11月19日）
↘附录：新发现的陈独秀一篇演讲录（陈晓明）
录入者按：此文发现于2014年，原载《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4辑（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4年），是中国一大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陈晓明先生在一次早期刊物鉴定的整理中意外发现的。它是1921年最重要的演讲之一，目前未收录于任何先生的文录中，其稿发表在《人刊》（疑似上海浦东中学校刊）的第四、第五期上，全文三千字左右，现场演讲可能是和邵力子先生合办的。文中有两处漏字和两处无法辨认的地方，均用【】标出。
我新病初愈，讲并未预备，恐不能负诸厚望，很为抱歉！
我今天所讲的题目是：《我们怎样改造思想》。现在的青年，大都皆有改造思想底志向，但是思想究竟怎样改造？多数人皆不能明白。我现在将他分为六条，一一说在下面：
（一）从笼统的到分析的
笼统是中国人最大的弊病，自古代老子、孔子及现代底青年皆犯有这个毛病。如古代人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句话实在不对。如共和国家底国民，何尝有“君”？但亦何尝是禽兽？这句话不对底原因就是过于笼统，对于事实未精细用分析底方法去研究。现在底青年多以为旧思想是错的，但是何以见得他是错的？错的之中，未见得没有不错的。我推究所以犯笼统的原因，实有两种弊端：
（甲）全称肯定
（乙）全称否定
要知道凡事绝没有绝对的错或不错。我们现在以为是不错的，将来或者以为是错的，也未可知！有许多人说“不自由毋宁死”，自由本可算是个好名词，但也可以造出许多罪恶！如男子任意压制女子、资本家任意压迫劳动者，这样可以算作是他们底自由。所以我们无论对什么事，皆不可笼统的讲好或不好。
“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国青年个个提倡“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固然在许多时候是好的，如别的国里野心家和军阀来侵略或伤害我们那个时候，自然是要爱国的。但是在反面讲，爱国主义实能造出许多罪恶使人类失其和平！日本侵略中国、虐待朝鲜也是因他们自己的国。
由上边看起来，可知青年的思想切不可笼统的，要分析的！无论对于何事，皆要用分析的方法批判他，万不可“全称肯定”或“全称否定”，就是看书论事也是如此。笼统思想，青年界当竭力除去，社会底进化改革，受其阻力实在不少。
（二）从目的到方法
中国人总是将目的看的太重，而方法看的太轻。就如同孔子讲“仁义”，他底目的是想使一般人们皆有“仁义”底道德，及如何去行“仁义”他就不讲。孔子“仁义”学术不能达到的原因，就是因有目的而无方法，所以单有目的是没用的，必须有方法则目的可以达到啦。
现在如有人说，必须将中国弄好。中国人当然没有一个不赞成的，但是用什么方法则又多不注意！或者糊里糊涂的，不加研究，用许多不对的方法来搪塞，试问这样能够达到目的呢？就如现在学生读英文数学，读英文数学是他的目的，但是必须如何读法，如何记法，才能进功。要是终日里只说是要读英文数学，而并不去读，这英文数学如何能会？
并且方法有好有坏，也不可笼统而论。就如古代有许多人想腾云驾雾，做仙人，他们所用方法是炼丹。现在的人也想腾云驾雾，他们是用科学的方法造飞机。炼丹的方法是不及造飞机的方法，所以古代人不能成功，而现代人腾云驾雾则非常容易！
我们到此处来也要有方法，并且更要问方法之好坏。我来此必须要乘电车、渡江，并要知道在什么地方乘车，什么地方换车什么地方渡江。如我仅知道到此处来的方法是乘车、渡江，但不知在什么地方乘车、渡江，必定要走错路的，或者不能达到目的地。所以方法好则省事，目的必可达到！不好则困难，目的必难达到！青年人对于想达到目的底方法之采择，就不可不特别注意啦！
（三）从高远的空想到实际的功效
中国思想界从古代一直到如今，多是高远的空想，每每将实际的功效弃去而反重妄想，方才所讲的“想飞入天空”也可用来做个比喻。“飞入天空”这个思想可算是高远极了，但是空的，不过只要向实际上做去，如现代人用科学的方法造成飞机，则目的就可达到，所以思想高远能实行则非空想，反之不能实行的思想就是空想。
我从前看见过一本书，内容是谈世界如何改造，如何进化，真是说得天花乱坠。最后，他无话可说了——就想筑条线路到火星上去。这种思想，简直是超出世界，试问在事实上可有成功的可能？——全是说罢了！
人类的思想，要有条理、组织、统系，合于逻辑，否则，那就是空想！所以我们的思想，总要可以产生实际的功效，使社会得以进步，人类获到幸福。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社会得着益处，一方面于自己有很大影响。假使我们思想要太高、太奇，将来置身社会，见社会上的人与我们思想相差太远，事实上决难做到，则必发生以下两种弊端：
（甲）因生厌世的心，结果归于自己或出家；
（乙）抱消极态度，结果是随社会堕落。
我们青年的思想，当就实际方面着想，切不可做高远的空想。譬如有人想到妇人生产是很苦的，我们就要想免去妇人产育，这个思想不是很好的吗？但妇人不生产，有什么法子使人类仍能继续生产，不致绝灭，我敢说像现在这样的知识和科学是决不行的，或者将来可以。像这样能说不能行的思想真可谓废话了！
（四）从终极的目的到进化的过程
终极的目的，哲学各家各有主张，但总无完善底解答。现在有许多青年，多重极众的目的，而轻视进化的过程！殊不知终极的目的无论怎样完美、高尚，要是不经进化的过程，难到可以超“过程”而直达目的吗？譬如我从上海到此处，必须经过乘车、渡江，种种的“过程”。如若我不乘车、不渡江，终日坐在家中，口里只说“我要到浦东中学青年自觉会去演讲，这是我底终极目的，然而不去顺着过程走，到底哪天才可达到？或者永不达到！所以想达到终期极的目的，必要经过进化的过程！
现在就人的生长论，人是从精虫而蝌蚪而婴孩慢慢地长成一个人，当他在胎中底形状，一日与一日不同。由此可知凡事绝不能超过“过程”而直达“目的”的！
医生医人，也要慢慢地见效，若有一个人底病必须两星期才能够好，无论什么医生，他绝不能使他三日就好。就是那个医生本领大，将两星期可好的病，至少十天才能将他医好，所以十日能好，也决不是能超过他的过程的，不过他用的法子和药更好罢了！
但是有许多过程表面看上去是不对的，然而实在也是必不可少的！如西医治疮，目的是要疮好，生肌，但是为什么他要现将烂肉剜去，毒气拔尽，然后才用生肌底药？他明知生肌药是可以生肌的，他为什么不一起手就用生肌的药？因为烂肉未去，毒气未消，若不先用破坏手段新肉是无从而生，剜肉消毒就是必经的过程呵！
现在俄国底目的是共产，工银制度在共产制度下绝对不能存在，何以俄国现在还有许多工银制度存在？要是责以此问题，就是错了。无机物可以任意改造，如一段木可以做桌子，也可做椅子。人类社会是有机的、有生命的。医生治病不可妨碍生理，正如改造社会不可妨碍社会自然的进化！俄国所以尚有工银制度的原因，是因为一般人处于工银制度下日期过久，一旦突然废去这种制度，势将无人做工。
社会最不平等的事，就是懒惰的人，吃好的穿好的；勤劳的人，吃不饱穿不暖。我们改造社会，必须是勤俭劳苦的人丰衣足食，懒惰无能的人不得衣食，不过这样还不可以算是好社会，必须要使得将来生产充裕，劳动者有饭吃，有衣穿，不劳动者也有饭吃，也有衣穿，这才可算是好世界哩！但是现在底社会，决不能提倡这种制度，因目的虽好却离开过程太远了！不过我们改革底事业虽须顺着自然过程底轨道，但亦不可追溯过程。总之改造社会，单有终极目的而不经过进化的过程，反使社会日坏！
（五）从过去将来到现在
中国现在旧派的人多是迷信过去，新派的人多是迷信将来。旧派的人多以为尧、舜、商、周，如何的好，就是汉、晋、唐、宋、元、明等也还不错，所坏的就是现在！新派的人多以为现在毫无希望，所有希望者就是将来——将来如何的好——黄金世界，对于现在，反无人负责了。
须知过去我们是不可追溯的，我们只可参考过去的事实而改造现在！将来是由现在改造而成的，没有现在怎能有将来？如佛教专门念佛，想达升天底目的，过于注重将来所以目的绝难达到。不过我们也不可过于立在现在，若是我们固定于现在，则社会不能进化。社会是不能自己进化的，必须要我们使他进化。因此我们现在应当有一样不好的改革一样，有一分力量做一分事业，远路是从一步起的！我们现在不尽力改革，则“将来”好的由何处产出？所以我们万不可迷信将来，也不可像旧派的人迷信过去，必要弃去过去和将来而注重现在。
（六）从怀疑到信仰
这是我今天讲的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诸君特别注意！
在一般原则上看起来，怀疑实是进化的导火线！许多好的学说、科学，都是从怀疑而产生的。欧洲思想所以能有进步的就是因从迷信到怀疑的原因。
但是我今天为什么又要提倡从怀疑到信仰？实因各有情形不同。当欧洲中世纪，宗教权力过大，凡事皆受其影响，所以不得不提倡怀疑，现在中国既没有很大的宗教，而怀疑思想又过于发达，所以必【】【】信仰以补之。
怀疑过甚，实有很大危险！如卖国者就是怀疑过甚。以为凡事皆靠不住，所以卖国也不要什么紧。信仰虽然不可算是绝对的好，但有时也是很有益的！如一个人信仰“抵制日货”，总可以算是个好人。青年人怀疑过甚，每每发生两种毛病：
（甲）如前面所讲的自杀或出家，怀疑过甚者，则必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凡自杀者皆因这个毛病而生厌世主义——这是好的方面。
（乙）坏的人流入习俗与社会共相堕落！成为一种醉深梦死的人生！这是坏的方面。
以上六条，是我个人的意见，并不是一定不可移的真理！真理究竟是什么呢？如能顺着社会进化，这是真理，即如怀疑【】【】主义，若是数十年后，社会情形有所改变未尝不可提倡。总之，在什么时代说什么时代的话！顺着时代自然的潮流而改造！
（完）
1921年11月陈独秀
新发现的陈独秀一篇演讲录
陈晓明木运录入及校对
原载《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4辑（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4年）
在对馆藏早期刊物重新整理鉴定中，发现一篇陈独秀在建党初期的演讲录。这篇演讲名为《我们怎样改造思想》（以下简称：《我们》），陆续刊登在1921年11月28日及同年12月5日出版的《人刊》第四、五期上。
现将陈独秀的这篇演讲及其发表等相关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我们》系陈独秀在1921年11月19日应邀赴上海浦东中学青年自觉会发表演讲的题目，演讲之后即由浦东中学青年自觉会自办的刊物《人刊》分两期全文刊出。陈独秀在《我们》的演讲中针对青年人如何改造思想，从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这六个方面分别是：一、从笼统的到分析的；二、从目的到方法；三、从高远的空想到实际的功效；四、从终极的目的到进化的过程；五、过去、将来到现在；六、从怀疑到信仰。陈独秀强调：在什么时代要说什么时代的话，要顺着时代自然的潮流而改造。总之，能顺着社会进化，这就是真理。
此次演讲地是位于浦东白莲泾畔的浦东中学，而陈独秀居住在浦西的环龙路（今南昌路）。这段路程如今看来本不算远，但就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行程还是不便的，况且又是在他刚刚病愈后不久，可见陈独秀对此行还是十分重视的。这篇演讲从刊出的文字看，大约有三千字左右。
另外，在《人刊》第三期末尾的《特别启事》中，我们发现除告知陈独秀这篇演讲的发表日期外，同时还有一则有关邵力子的演讲也将刊出的消息。有趣的是，邵发表演讲的题目为《改造社会底唯一信条》，且演讲也在同日、同地。由此看来，陈、邵两人同时参加了这场演讲会。
从陈独秀的演讲以及《人刊》的通讯地址看，青年自觉会这个组织是设在上海浦东中学之内。上海市浦东中学创建于1907年，是一所曾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盛誉的百年名校，其创始人为杨斯盛。1907年3月8日浦东中学正式开学，杨斯盛聘黄炎培为首任校长，聘李平书、秦砚畦、黄炎培、张伯初等人为校董。学校开风气之先，以“提倡自学辅导法”为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了探求知识、发展能力、彰显个性的学习氛围。该校由此而英才辈出，著名人士有：张闻天、潘序伦、范文澜、罗尔纲、王淦昌、陈芳允、叶君健、马识途、谢晋、庄士平等，以及殷夫、胡也频等10多位革命烈士；就连蒋经国、蒋纬国等权贵之子也纷纷就读于此校，可见此校确实非同寻常。
目前，上海浦东中学青年自觉会以及所属《人刊》的创办人及其背景等详细资料还未发现，现只能通过刊物了解一些基本情况。从刊物上看，通讯人是上海浦东中学的罗赤人，订阅由同校的张超人负责。该刊创刊于1907年11月7日，周刊，油印，32开，每期8至14版不等，至1922年2月27日已出有17期。该刊设有言论、讨论、随想、演讲、通信等栏目。刊出的青年自觉会“本会信条”是：奋斗、坚韧、互助、诚实、勤朴。创刊号上还刊出由署名赤人撰写的该刊的《宣言》——《人》，文中认为，做一个“人”至少要具备两种生活：一种是工作生活，另一种是娱乐生活。认为不劳而获的人是寄生虫，而食不果腹的劳动者是牛马，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的本性是娱乐，但“人”生的目的也绝不是光为娱乐或专为受苦。《宣言》号召人们要努力做一个真“人”。
《人刊》印制较为粗糙，再从该刊的《本会启事》上看，其经济状况不佳。由此判断，该会及刊物系浦东中学学生所办的可能性极大。
现查证，陈独秀这篇《我们》的演讲录并未收入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各种陈独秀的文集中。同时，我们也未发现在已发表的有关陈独秀的研究文章及资料中介绍过此文。看来，这篇演讲录极有可能还未被后人“发掘”。但由于我们的学识粗浅，查阅相关资料时可能也有疏漏，在此谨请读者批评指教，以便及时匡正。因为该刊油印刻板较为粗糙，有些字体并不清晰，而且还有刻错或漏字的现象，所以为保持原貌（杜绝在辨认上出现人为的谬误），我们特用影印的方式将这篇演讲录全文刊出，以供读者赏析。
2014年
（作者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员） |
告上海工人（只眼〔陈独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相关链接：陈独秀
告上海工人
只眼〔陈独秀〕
（1921年11月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劳动周刊》第12号，1921年11月5日出版，署名：只眼。
前天民国日报上看见上海十二工团底宣言，实在说得痛快之至：什么国是会议的分子，连秽德彰闻的议员和贩卖劣货的商人都拉拢进去，反来排斥自食其力的工人不许加入，天下不平的事无过于此了。但是他们政客学究大腹贾们既然都看不起工人，工人们便着实看得起工人们自己才好。别人看不起工人还不打紧，工人们看不起工人自己，那才是死路一条呵。工人们要看得起自己，便须大大的觉悟起来，大大的团结起来，大大的显出工人的威力来。工人在社会上人数这么众多，职务又这样重要，只要工人们看得起自己，那个敢看不起工人呢？上海是中国工业的中心，各业工人至少也有五六十万，若是五六十万人都觉悟起来，都团结起来，试问那个还敢看不起工人呢？上海底政客学究大腹贾们，他们能够团结起五六十万人吗？所以工人要叫别人看得起，必须先要自己看得起自己，要自己看得起自己，必须在工人组织上举动上不要闹笑话，使那班政客学究大腹贾们笑工人无知识，因此本人要奉告上海工界朋友们六件事：
第一、各业工人须大大的团结起来，万万不可闹意见至于分裂，叫别人说工人不能结团体。
第二、各业工人团体选举职员的时候，大家总□觉悟，任职是义务不是权利，万万不可学政客们□□长底丑态。
第三、工人运动除衣食住教育等生活问题以外，工人自身的政权也应该奋力要求的，但万万不可为别的政客所利用，也万万不可因为无聊的政治问题跟随政客们打电报出风头。
第四、万万不可赌钱吃鸦片烟，拿别人说工人有恶习。
第五、工人组织团体，宜首先脚踏实地组织各地方的企业工会，万万不可滥用中华民国全国、全省工会、总工会等欺人自欺的空名义。
第六、工与商是仇敌决无友谊之可言、万万不可令妙想天开的工商联合、工商友谊等团体加入。
兹将那个宣言附录于后，请大家注意：
上海劳工宣言
全中国工界劳工诸同胞啊！他们不生产而分利的阶级，一向压抑侮辱我们生产的劳工阶级。由这次商教联席会议排斥工人加入，他们想包办的什么国是会议，他们的私心更明白宣布出来了。他们吃的米面，着的衣服，住的房屋，乘的车船，那一样不是我们劳工血汗做出来养活他们的？我们本来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如今竟忘恩负义，公然骂我们“良莠不齐”。说我们“智识低，要想加入，非教育三年不可”。我们莠在什么地方？近来国家社会都被他们不生产而分利的人们闹糟了，于我自食其力的劳工们无咎，什么分赃和会，什么庐山会议，什么贩卖国货，什么买议员争议长，他们智识阶级和投机商人的种种黑幕，到底是良是莠呢？倘若我们知识虽低，而良心还在的劳工们，再受三年黑幕教育，那中国可真要绝望了！全中国农界、工界、劳工诸同胞啊！世界是我们劳工创造出来的，国家是我们劳工支持住的，我们劳工对于国家，一向只有功而无罪。会议国是，只是我们劳工配说有这种资格。那班黑幕重重的智识阶级投机商人和议员先生们，我们是休与为伍的，我们应该准备纠合全国的劳工，择定恰当地点，召集一个真的国是会议，以救济被智识阶级投机商人和议员先生们闹糟的祖国，凡属不生产而分利的份子，一概不许加入，即非工人组织的工会，非农民组织的农会，也不许加入，特此宣告全国！中华劳动联合会。中华电器工界联合会。上海中文印刷工会。首饰工业会。上海机器工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上海工商友谊会。中华工会总会。上海纺织工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浦东烟草工会。杭州糖业工会。 |
陈独秀《委任书》（1920年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委任书
陈独秀
（1920年10月）
〔说明〕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由格·季诺维也夫主持，中共派出以张国焘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次大会提出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次大会为中共二大的召开奠定了理论基础。
TheChineseCommunistPartysentcomradeChangKuoTaoasadelegatetotheIrkutskCongress.Withcomradegreetingstothecomradesabroad.
SecretaryoftheChineseComparty
S.T.Chen
中国共产党派遣张国焘同志为参加伊尔库茨克会议的代表。谨向海外同志致以同志般的敬意。
中国共产党书记
陈独秀
ThisistocertifythatChaoTseJunwillrepresenttheSocialistYouthLabourorganisationinHankoutotheCongressoftheFarEasternPeople.
Thesecretary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
S.T.Chen
兹证明赵子俊代表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劳动团出席远东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书记
陈独秀
WecertifythatMaNien-yasarepresentativeoftheWuchanandHankoujournalistuniontotheErkutskCongress.
SecretaryoftheComPartyS.T.Chen
兹证明马念一同志是武昌和武汉报界联合会派往伊尔库茨克大会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 |
陈独秀《与《时事新报》记者的谈话》（1920年12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与《时事新报》记者的谈话
陈独秀
（1920年12月30日）
〔说明〕本文刊于1920年12月31日《时事新报》。1920年12月广东省长陈炯明电邀陈独秀赴粤办学，陈独秀提出三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扩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在陈炯明表示同意后，陈独秀于12月17日由上海赴粤。本文系陈独秀于12月30日抵粤后，与《时事新报》记者的谈话。
记者特挽与陈偕来之袁振英绍介，询问其办理教育意见之大略。
陈云：刷新教育，必先搜罗人才，大学所在，即人才所在；故须先行建设大学，将来全省教育事务，统由大学委员会办理；此种制度，实非创举，乃仿法国定制，惟广东此时情状，与教育已发达之法国不同，采用此种制度时，不能不略为变通。我国向来言教育者，多以小学为起点，由小学而中学，而专门，如此办法，在学术上无坚固之基础，至于中学教育亦宜与高等专门人数相应，不则半途而废，于学业上固属可惜，而供过于求，亦决非青年学生之好现象；譬如高等专门需要七十人，中学供给一百人，则不为多，中学若供给至二百人，则中级学问人才有过剩之忧矣。余主张先办大学，一方则为招集人才，以谋教育之发达，一方即为容纳中级毕业生之过剩。照现在情形，能办理大学两所更佳，不能，先设一所亦可。至经费一层，全省当年须得三百万以上，广东全省收入，为三千余万，以十分之一扩充教育费，殊不为多。即此三百万，以三分之一开办大学，其余以之与办省立各校及社会教育，仅足敷衍，若不及此数，则办理殊不易矣。
记者又问大学地点拟择何处。
陈云：当然设在广州，经费既由广东支出，当名为广东大学，与借关余举办之西南大学，截然两事。至建设校址，当择东郊农林试验场，或其附近地方；若欲节省经费，就高等师范校址改办，随图扩张，亦未尝不可云云。 |
陈独秀《随感录》（1920年1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随感录
陈独秀
（1920年12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华工
英国人自夸说，无论太阳走到何处，都照着英国国旗；我们也可以自夸说，无论太阳走到何处，都照着中国人作工。中国劳动者在国内做的工，除了瞎子都可以看得见，这是不待说的，他们并且散布到全地球了，地球上五大部洲，到处都有华工底足迹，至于开辟那新旧金山底功劳，更是历史的伟大。最近一班无耻的军人政客各人自夸参战底功，试问除赴法的华工外什么人对于参战有丝毫功迹？我们可以自夸的只有伟大的劳动力这一项，但偏偏有一班心盲的人硬说：“吾辈居今日之中国，欲建立劳动者专政而患无劳动者也。”在外国底华工姑且不论，试问中国国内若无劳动者，我们吃的饭，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车船，是从哪里来的？我想他只有答道：“这些都是资本家做给我们的。”
四论上海社会
上海社会是哪一种人最有势力？从表面上看来，政治的经济的大权不用说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会底里面却不尽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大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去年学生运动时的大罢工已经显出他们的威信。他们的组织，上海没有别的团体能比他大，他们老头子的命令之效力强过工部局。他们所做的罪恶实在不少，上海底秩序安宁可以说操在他们的手里。他们的团结是跟着物质上生活需要自然发生的，决不能够全由政治法律底力量任意将他消灭下去。消灭他们之根本办法，惟有使各业工会在法律上都公然成立，并且使工会底权力能够容纳他们，团结他们，能够应他们物质上的生活需要，他们的秘密团结自然会消灭下去。在这一点看起来，上海工会发达不发达，不仅是劳动界利害问题，简直是上海全社会治安问题。
劳工神圣与罢工
常常听见人说：你们一方面提倡劳工神圣，一方面又提倡罢工或提倡减少工作时间，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像这种头脑不清的说话，一班头脑不清的人或者以为很有道理。但是要晓得我们所崇拜的劳工神圣，是说劳动者为社会做的工——即全社会所享用的衣食住及交通机关——是神圣事业，不是说劳动者拚命替资本家增加财产是神圣事业。为资本家做工是奴隶事业，为社会做工是神圣事业，头脑清楚的人应该懂得这个区别。我们提倡罢工或减少工作时间，正因为现时生产制度下的奴隶事业玷辱了“劳工神圣”这四个字。可见提倡罢工或减少工作时间和提倡劳工神圣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我盼望社会上要把这个道理弄清楚，免得思想新的资本家又来假劳工神圣的名义欺骗劳动者，替他拼命做工。
主义与努力
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
我看见有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因此我曾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又曾说：“无论在何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这些话本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而发的，譬如船夫只定方向不努力，船如何行得，如何达到方向所在。
但现在有一班妄人误会了我的意思，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这话真是不错。
革命与作乱
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那便大错而特错。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然后才有效果。若是用金钱煽动社会上最不良的分子——无职业不生产的流氓地痞盗贼——来革命，这种无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乱。革命底目的是除旧布新，是要革去旧的换新的，是要从坏处向好处革，若用极恶劣的分子来革命，便是从好处向坏处革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革命？
革命是神圣事业，是不应该许社会上恶劣分子冒牌的呀！
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
上海《时事新报》上所载P.R.君那篇《世界改造原理》，简直是梦话，简直是渔猎社会以前之人所说的。人类自有二人以上之结合以来，渐渐社会的发达至于今日，试问物质上精神上哪一点不是社会底产物？哪一点是纯粹的个人的？我们常常有一种特别的见解和一时的嗜好，自以为是个性的，自以为是反社会的，其实都是直接间接受了环境无数的命令才发生出来的，认贼作子我们哪能够知道！即如P.R.君所谓“不听命于人”之理想，当真是他个人的理想，绝对未曾听命于人吗？不但个人不能够自己自由解放，就是一团体也不能够自由解放，福利耶以来之新村运动及中国工读互助团便因此失败了。不但一团体不能够自由解放，就是一国家也不能够自由解放，罗素先生所以说俄罗斯单独改革有点危险。不但物质上如此，精神上也是如此。譬如妇女殉夫他自以为个人道德是应该如此的，又如我们生在这资本制度社会里的人，有几个人免了掠夺底罪恶，这种可怕的罪恶是个人能够自由解放的吗？除了逃到深山和社会完全隔绝，决没有个人存在之余地。我所以说P.R.君那篇文章是梦话，是渔猎社会以前之人所说的。至于他反对一切建立一个主义的改造，我试问他反对一切建立一个主义，是否也是一种主义？他主张个人物质的及精神的方面完全解放以后再改造，是否也是一种主义？他所希望的人人各得其所的理想世界，他所希望的干干净净的人生，是否也是一种主义？我们若是听命于他的这种无信仰无归宿之改造，是否也要“深入一层地狱不能自由超拔的反于本来大路上去”，是否也是“人类听命于人的改造”方法，是否也要“弄得非常紊乱无限苦恼，造罪作恶总不了悟”呢？
我们中国学术文化不发达，就坏在老子以来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现在我们万万不可再提议这些来遗害青年了。因为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非把社会回转到原人时代不可实现。我们现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个比较最适于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来努力改造社会；虚无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都是叫我们空想，颓唐，紊乱，堕落，反古。
民主党与共产党
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哪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党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请看哈尔滨俄旧党《光明报》记者和上海《时事新报》记者底谈话（见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时事新报》哈尔滨特约通信），这班民主派欺骗世人的诡计便完全暴露出来了。他说：“我们非社会党的主张，就是要在远东建立一真正民主的共和国，决不赞成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又说：“至于日本呢，我相信他能帮助我们。”又说：“谢米诺夫却是真正的民主党，现在只有他一人抵御共产党。”又说：“不论是美国是日本他们取得中东路权之后，总没有我们俄国人好。”又说：“中国取消俄使领，是不应当的。现在俄国人没有一个满意中国的审判厅的。”由他这些说话，我们看出两件事：（一）原来反对共产党底真正民主党就是谢米诺夫这样贪鄙不法的人物；（二）原来民主党对中国底外交，和共产党放弃中东路权放弃领事裁判权恰恰相反。
提高与普及
一国底学术不提高固然没有高等文化，不普及那便是使一国底文化成了贵族的而非平民的，这两样自然是不能偏废。适之先生对于大学生主张程度提高，理论上自然是正当，别人驳他的话，我看都不十分中肯。我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感想：（一）大学程度固然要提高，同时也要普及，提高而普及的方法，就是全国多设大学，各大学中多收绝对不限资格的自由旁听生。学术界自然不能免只有极少数人享有的部分，但这种贵族式的古董式的部分，总得使他尽量减少才好。（二）专就北京大学学生而论，现在低的还没有，如何去提高？我觉得眼前不必急于提高，乃急于实实在在的整顿各科底基础学。历来北大底毕业生有几个能自由译读西文参考书的，有几个基础的普通科学习得完备的？蔡孑民先生到北大以后，理科方面并不比从前发展，文科方面号称发展一点，其实也是假的，因为没有基础学的缘故。没有基础学又不能读西文书，仍旧拿中国旧哲学旧文学中昏乱的思想，来高谈哲学文学，是何等危险！我劝适之先生别高谈什么提高不提高，赶快教朱谦之易家钺一流学生多习点基础科学，多读点外国文，好进而研究有条理的哲学，好医医他们无条理的昏乱思想罢！
我这两种感想适之先生以为如何？
无意识的举动
倒军阀，我们是赞成的，但是倒一军阀成一军阀，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战争我们虽然不绝对的反对，但是无主义的地盘战争，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各省自治运动我们也很赞成，但是混合一班腐败官僚，安政余孽，烂污政客，警察侦探，运动省自治，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广州人赶去一班政客官僚，我们固然很赞成，但是他们又迎去一班政客官僚，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各地学生排日货，我们固然不反对，但是去年天津学生今年河南学生强迫贩卖日货商人游街，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政局统一，我们也不反对，但是赞成现政府统一中国，实际上就是日本间接的统一中国，实在是无意识的举动。 |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1920年1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陈独秀
（1920年12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出版，署名：陈独秀。此文是陈独秀所辑著，收录有张东荪、陈望道、邵力子等人的辩论文章，并收有陈独秀致罗素与张东荪的信。
（一）东荪先生《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
有一部分人住通商口岸，眼所见都是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于是觉得西方人所攻击西方物质文明的话都可移到东方来，而忘了内地的状态和欧洲大不相同。
我此次旅行了几个地方，虽未深入腹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罗素先生观察各地情形以后，他也说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我觉得这句话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舒新城君尝对我说：“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不够。”我也觉得这句话更是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筑山君自美来信，他说美国农夫比中国中等人家还要好得多，可见得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我们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或则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这个教训我以为是很切实的，好高骛远的人不可不三思之。
（二）正报记者爱世先生《人的生活》
某报记者说，游历内地所得的教训，就是中国多数人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要使中国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振兴实业一途，此外一切主义，现在的中国都不配讲。
我们游历内地也不止一次，某报记者所得的教训，我们未尝无同感。中国多数人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这句话确是不错；要使中国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从增进物质文明上着手，这句话更是不错。但是只顾增进物质文明，却不讲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都能享物质文明的幸福，结果物质文明还是归少数人垄断，多数人仍旧得不着人的生活；要用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某报记者从前主张现在却自己说不配主张的社会主义。所谓人的生活，就狭义的说，总不外衣食住三者能够充分享用，不至于缺乏；就广义的说，如个性的伸张，美感的满足，艺术的享乐等，都包括在人的生活范围内。现时中国多数人欲求狭义的生活且不可得，自然说不到广义的生活上去，所以最要紧的在使多数人得着狭义的生活。这个问题绝非简单的开发物质文明所能解决，譬如开滦煤矿，京奉铁道，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数人未曾因开滦煤矿，京奉铁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烧死工人几百名，铁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没有开滦煤矿，京奉铁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各省都开矿筑路，也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现今官僚的豪华，武人的纵侈，绅士土豪的骄奢淫逸，多数人所以得不着人的生活，都是吃了他们的亏。假如再听他们包办实业，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官僚武人绅士土豪的幸福越发增加，多数人的幸福越发无望，多数人除了充官僚武人绅士土豪的奴隶牛马外，别无生活门径，恐怕还有求为奴隶牛马而不得的。中国官僚武人与绅士土豪互相结托的资本主义，比各国纯粹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还要利害。人的生活得不着，到底仍然免不了社会革命。若说中国人不配讲社会主义，倒不如向资本主义去讨生活，正如有人说中国民智不够共和还是复辟的好。某报记者虽不明言崇拜资本主义，其实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头求实业发达，离了资本主义是不行的。资本主义决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要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还应该明明白白的提倡社会主义。
（三）望道先生《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
昨天《时事新报》第二张上，载着东荪君《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个时评，他开头就说：“有一部分人住在通商口岸，眼所见都是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于是觉得西方人所攻击西方物质文明的话，都可移到东方来而忘了内地的状态和欧洲大不同。”
我们看了他这段话，极想问他，——你东荪是不是这一部分里的一个人？如果说不是，那么，《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七号《我们为什么讲社会主义》底下，为什么写着“东荪”两个字？
《我们为什么讲社会主义》这篇文，固然有些地方不明白；但也有许多地方很显明地表示出他的态度。譬如第六段里，有：
“……社会主义乃是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而且是最进化最新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第七段又说：
“……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从个人生活到全体生活，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都要改造。……凡是改造人生而合于社会主义的原则的，社会主义无不把他综合起来。……”
这样看来，可见东荪君认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生的一切态度一切方法的总名了。既然认社会主义四个字包括改造人生的一切态度和方法，那便只可说，要得着“人的生活”只有高唱社会主义。为什么时评上却说：
“……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无结果。”
这话怎讲？
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你同情于舒君的话，说“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又说“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你难道以为必须处处都成通商口岸和都会，才可得着人的生活，才有谈论主义的资格吗？你竟想造成了“文明”，再来改造“文明”吗？东荪！你曾说“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现在你既然旅行过一番，晓得了“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为什么不把你那“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的“社会主义”再行赞美，鼓吹，——反而忍心诅咒呢？
东荪！你旅行了一番，看见社会沉静，有些灰心，想要走你旧路了吗？这也是“人情之常”，不该过于责备“贤者”；但假使我们都如此，社会将来更要沉静下去，使你灰心的机会，不是更多吗？
我怕东荪君转向，社会更要沉静；又怕东荪君这时评就是转向的宣言！
（四）力子先生再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
前天东荪君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已有望道，江春两君批评过。两君有一相同之点，即都根据东荪君平日主张社会主义的论文，施以反诘，并非凭空掊击。我不知东荪君何以自解？或者东荪君要说：“我那个题目，写得明白，是由内地旅行而得的；我从前住在通商口岸，不知道内地情形，所以主张社会主义；现在我到内地旅行了一趟，受了教训，所以我又说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照这样说，便只可算是东荪君受了教训而忏悔了。但我有两层意思要请问东荪君：
一，做新闻记者的人要有怎样的常识？对于社会有所主张，应当先有怎样的审察。新闻记者，负有指导社会的天职，不但全国的情形应当处处留意，就是全世界的社大势也没一处可以疏忽。所以新闻记者虽然坐在编辑室里，而眼光直须注射到世界全部分，即使各种详细的情形不能尽知，而大体总应了如指掌。东荪君既为新闻记者，虽然“住在通商口岸”而对于“内地的状态”，总不应全无审察。我在东荪君这个时评里面，细心寻觅他叙述旅行内地所得的状态，只有两句话：一，“中国人穷到极点了”；二，“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单讲这两句话，真是“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东荪君从前竟全没知道么？难道住在通商口岸的时候，眼光只注射到君高大的洋房，宽敞的商店；而对于民穷财尽的景象，一定要旅行内地以后方才明白么？其次：我再在东荪君的时评里面，细心寻觅他旅行内地所得教训的本体，也只有两句话：一，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这两句话实在只是一句，是一般小学生作文时摇笔即来的陈言，更是一般通商口岸的富商大贾人人常说的门面话，东荪君竟非到了内地旅行以后全不觉得么？东荪君果真如此，便来做新闻记者，便毅然对于社会有所主张，东荪君真太胆大了！我不相信东荪君如此，所以我也不能相信东荪君现在是真感触到内地的贫乏，才有这样一个时评。
二，中国贫乏的原因在哪里，谈论什么社会主义等是否足为开发实业的障碍？
这一层的讨论最关重要。因为“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在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不但从来没有反对过，并且也认为必要；不但认为救现在的中国应当如此，并且认为谋人类的幸福本须如此。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只在用什么方法去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不在应否增加富力开发实业的问题。现在社会主义者，都能预想到社会主义实行以后工业怎样普遍发展的情形，并且深信要在社会主义下面的开发实业方才能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几句话确可以代表社会主义的精髓。货不弃于地，力尽出于身，富力还愁不增加么？实业还愁不开发么？社会主义，只反对“货藏于己……”的资本主义；所以资本主义者当然不免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硬说要开发实业便不能谈社会主义。这不是资本的愚昧，便是资本家自私自利不得不如此说法；东荪君难道也认定谈了社会主义便不能开发实业么？中国穷到极点，原因在哪里，是由于谈了社会主义缘故么？振兴实业的话，也不知说了多少年，东荪君不去推求所以至今贫乏的原因，偏要归罪于一二年来谈论主义的人么？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这是小学生也知道的，用不着引用罗素先生的话。罗素先生最要紧的教训，是中国必须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必不可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东荪君不要只采用他半截话啊！舒君新城的话，很足代表现在一般企业家的思想；但我们即使让步，也承认“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但到了实业开发以后，中国有没有这资格呢？罗素先生教训我们不要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正是恐怕“有了这资格”以后已是焦头烂额感受十分痛苦。那么，现在谈论社会主义，至少也可算得“曲突徙薪”，怎能说是“必定无结果”呢？社会主义是真正“开发实业”的方法，是真正“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的方法。现在中国穷到极点，和谈论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谈论社会主义者也正急欲救穷，这种很浅显的道理，我敢断定东荪君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东荪君即使真是到了内地才觉得开发实业的必要，也不必牵连到社会主义说是必无结果。
以上两层意思，假使东荪君无法解释，那么，他这个时评的真正动机究在哪里呢？
还有一句话，要请教东荪君。“人的生活”四个字究竟怎样解释？
我以为“人的生活”的严格解释，一定要兼顾到精神和物质两方面。东荪君似乎专注重在物质一方，其实，那些“饱暖思淫欲”的人，何尝能得着“人的生活”？东荪君说：“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我绝不能知道这少数得着人的生活者究在哪里？如果单讲丰衣足食，难道乡村间就没有这种人么？通商口岸与都会中有多少贫民窟，东荪君也知道么？陈独秀先生说日本贺川丰彦是一位有良心的学者，他曾来上海调查贫民窟……东荪君也能发一发良心么？内地的农夫固然很苦，通商口岸的工人何尝不苦？东荪君区别人的生活与非人的生活，拿是否通商口岸与都会做标准，东荪君真太迷信“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了。开发实业，不用社会主义做基础，我敢断言都会的表面愈发达而内幕愈愁惨，得着东荪君所谓“人的生活”者愈是少数，而腹地也愈要穷到极点。在资本主义下面，都会实是罪恶的渊薮。吸收乡村间的血汗，来装点都会的文明；被掠夺的人因物质上的贫乏，固然要陷于牛马似的境遇，即掠夺阶级因精神上的放恣，也何尝不成了逸居无教的禽兽！所以我承认现在的中国人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我却不承认通商口岸和内地有分别——而要使中国人得着“人的生活”，一定非先有一种主义不可。明知中国人现在未得着“人的生活”而又要阻断中国人将来能得着“人的生活”的途径，这未免太忍心啊？请东荪君再仔细想想！
（五）东荪先生《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
罗素先生的人格，我觉得真可佩服到百二十分了。我于数天中静察他的言行，觉得他不单有真学问还有真性情，我方明白必定有真学问乃能有真性情。他到中国以后零星讲演虽有好几次，他对于不十分研究的东西决不乱讲。他不愿住阔旅馆，他怕应酬，他不说敷衍话，他每天非读书不可，所以他此次在京所讲都是他最近研究有得的科目。他不愿拿常识来对付中国人。他在俄国很受劳农政府的优待，但是他为真理的缘故，他仍旧说劳农政府的办法是不合理的。他真是个学者，真是个有良心的学者。
因他不说敷衍话，所以报载他在讲学会的答辞我觉得很像他的话。他好像是说中国第一宜讲教育，使无知识的有知识，使有知识的更进一层。第二是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迟。我以为罗素先生观察中国虽没有多久的日子，然而已得其诀窍，区区的这几句话就非常的中肯。我对于教育与实业两层自然是完全赞同，至于劳农主义，我以为不患他不实现，而只患他实现得太早，故很以罗素先生的话为然。但这种卑之无甚高论的主张就贵在实行，若不实行则和高论又有何区别呢？所以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的这番话而要去切实地实行啊。
（六）独秀致罗素先生的信
罗素先生：中国人底知识方面物质方面都这样不发达，所以有心改造中国之人都早已感觉着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但是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七）东荪先生《答高践四书》
（前略）至于中国今日之所急者乃在救贫，以中国除少数区域外，本物产不丰，在锁国时代犹足自给，近则每况愈下。弟尝究其贫乏之由来，以为有大二原因：第一为远因，曰物产未开发，而物产未开发之原因则由于资本缺少与不能集中，而资本缺少与不能集中则有数因，曰民力本不甚丰，曰向有不愿以财产充资本之习惯，而其最大之原因莫甚于企业者之不道德。工商业之经理人即所谓企业者也，而中国之企业者于一方面虐待劳工，于他方面则侵吞股本，故中国无坐食利息之股东，苟非资本家自兼经理人，则未有不失本者也。以此之故，视投资为危途则资本自不能集中。加以连年兵祸，百业俱停，致实业无法发展。第二为近因，曰外货之压迫，夫外货挟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势而来，自不可抗。盖自近世资本主义兴，欧洲各国遂为资本之阶级国家。此种资本家利用国力以征服弱种，俾达其商战上营利之目的。中国经济力本不足抗衡，而加国力之弱，遂尽为其所蚕食。中国至今日所以愈加贫困者，尤在近因。弟尝言欧美之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永无翻身之日。至于中国现有一二资本家，虽寥若晨星，然尚不得谓为真正之资本家，以彼等或借外债，或中外合办，次则买外国机器，用外国资料，盖在此种外国资本主义大力之压迫下，中国资本家极不易产生。我侪对于此种非纯正之中国资本家只能认为拾外国资本家之余剩，补外国资本力之空隙，设有人攻击中国资本家，弟则以为彼辈所处之地位已极可怜，而尚欲攻击，实为太忍。须知即使尽打倒中国资本家，亦不过如在烈日下熄二三盏电灯耳，其结果则外国资本势力更为侵入。盖中国民不聊生急有待于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况外国资本势力已占优势，更进一层，易如反掌。一班贫民但求得目前之生活，遑论将来之利害。故吾知中国资本家倒后外国资本立即侵入，则一班贫民必欢迎之不暇也。可知问题不在中国资本家，苟中国物力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前途必不堪问。然二者互为因果，即外国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物力不易发达，中国物力不发达，则无丝毫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之力。弟以为联络各国社会党谋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固为上策。然吾民能力甚微，能补助于人者究有若干，未敢自信，则于不得已中唯有在外国资本势力下乘其空隙以开发实业耳。特吾之开发实业非欲造成强厚之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以与外国对抗，吾人固知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绝对不能造成，不过吾人之意在培养民力使稍有抵抗之能而已。吴稚晖先生言，人类只有两种，一种坐轿的，一种抬轿的，吾以为中国阶级果能如此，则社会主义宜可兴矣。顾中国现状犹未到此，乃尚有多数人求为抬轿的而不得者在焉。弟以为第一步当使社会上无此种求生不得之人，则始有抵抗能力。他日尽归类于资本劳动之两阶级，而有阶级战争，则进一步矣。须知使求生不得之贫民为劳工，乃进步之现象也。夫在未演成资本劳动之两大阶级之社会，易言之，即在未发生阶级战争之社会（或稍稍发生而不成形），社会主义之说决不能入人耳而动其心。可以日本之例证之，日本之有社会主义数十年矣，当时如堺利彦等恒为社会所轻视，今则此辈偶出一书，辄风行全国，获利颇厚，此无他，实因日本利用欧战期间大扩充实业，实业大发达之结果演成两极端之阶级，同时因教育之普及，受教育者亦降为劳工，劳动阶级遂自觉矣。工人能读此类书籍，故销行乃广。若夫中国不但虽价廉至一文，工人亦无钱买，且学生教员之购买力亦有限。近来因杂志书籍之渐渐增加，而学生之家庭亦多有担负不起者，则中国一班人民之贫困可想见也。即以马克思而论，彼之著述不过预料资本主义自身之必倒，然资本主义若未至推车撞壁恐亦未能即倒。今日欧洲资本主义已推车撞壁，故始呈此末路之现象。以此之故，弟确信中国将来必演成资本与劳动之两大阶级。弟尝见日人所办之某杂志，有调查中国劳动状态一篇，其结论曰：中国所要求者，非改良劳动，乃创造劳动也，其言殊当。盖中国资本家不出，外国资本家必入而取代，故弟认中国资本家之有无不成问题。唯中国贫困至此，对于一切皆无力抵抗为可忧耳。故为救急起见，宜设法养成抵抗能力，则莫急于开发实业以增加物产，先救济物质生活。而开实业之法不外私人企业（即资本家）与共同企业（即协社Coopeativesociety）。弟以为对于私人企业可不加妨碍，对于共同企业宜设法创造，而不必拘于理论，当以地方情势为衡。弟以为近来鼓吹之诸新说，只协社于现在之中国有实现之可能性，其余概为空谈。弟向倾心于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近则以为人类原理而普泛言之固属最善。而在中国则不知须俟何年何月始能实行。即以劳农而言，决不能实现。第一，以中国地域如此之广大交通如此之不便，若举全国而奉行一种主义，势所不能，则唯有各地自决，各地自决必于劳农主义有妨碍。第二，纵各地可以自决，然以人民之狃于历史上无政府思想之惯习，亦决不能借政权以贯彻主义，势必听社会自动，社会自动则与劳动主义之贫民专制相冲突矣。弟默察中国近十年间之趋势必为地方自决与社会自动二者。故真正之劳农主义决不能实行。所可虑者，在此民不聊生之际，将有一种伪过激主义出现。弟觉今之青年中大多数以感情上之刺激与经济上之压迫，已倾向于此主义，纵不甚了解，而已成一种空气。若此种空气渐渐流入兵界则祸必发作。现在国内遍地皆兵，而无一人有裁兵之权，兵一日不安顿则祸一日潜伏。彼时所呈现状必有非吾人所能料者。此种观察或弟之神经过敏亦未可知。唯弟既见到此，即不愿自欺欺人。此后有教育事业可办，则拟专心于教育。否则译书著书，专研究一二门哲学，决不为政论，亦不为社会运动，颇思静观世变也，未识兄何以教之？
东荪顿首。
（八）东荪先生《长期的忍耐》
颂华兄鉴：来函论旨颇有可商榷处，请为公陈之：须知现在中国之内地遍地皆兵遍地皆匪，以言建设劳动者阶级的国家，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只能建立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此乃事实，愿公特别注意者也。至谓保障平民之政治与法律，则现在一班人民不求政治与法律，但求得食与得衣。其故有二：一曰不知衣食与政法有关，二曰饥寒交迫，实无暇远虑，彼野蛮人之无高远观念者非不为也，实来不及也。公谓有二问题曰开发实业是否采集产主义。曰应否暂时采用Dictatorship。吾以为两问题即一问题，盖所谓集产机关归诸公共管辖之下。而所谓公共管辖即为政权之行使。欲以政权行使于经济方面，则政治方面必有强有力之组织与组织的分子。故肯定第一问题，即同时肯定第二问题。唯中国目前之情形则与第二问题大相矛盾。夫做Dictator不难，而难于得其拥护者。中国之老实的百姓决不知何为拥护，即拥护焉亦无丝毫之力。然则以兵为拥护者乎？果尔则非Dictator乃傀儡耳。今中国无人有Dictator之资格，固亦难矣，而况绝无拥护者。正犹军队，不在有帅而在有兵，今既无兵而又无帅，则第二问题不能成立也明矣。第二问题不能肯定，则第一问题必随之而倒。公谓开发实业必借外资，将来人民受两重乃至三重之压迫，与吾所见相同。唯吾以为此乃无可幸免。公谓社会革命将莫由兴，吾则以为不然。唯其如此，方有社会革命。第一，社会革命必起于富之分配不均，而不能起于富之一班的缺乏。盖贫乏太甚，则一切举动皆不能实行。譬如直接行动之罢工等，绝非十分贫乏之工人所能为。第二，贫乏之可患甚于不均，不均可由重新分配之法于短时间内救正之，而贫乏则非短期所能救济。俄劳农政府之办法对于不均固完全解决矣，而对于贫乏则尚在试办。罗素所不满于彼者或亦在此。盖两相异之问题，不能用一相同之方法为之解决。故吾敢预言中国真正社会主义之起，必在由贫乏而进于不均之时代。在此贫乏与知识幼稚之时代，纵有事件发生，必为假借名义此不可不预知者也。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在此种具有不能产生真社会主义而又易于产生伪社会主义之条件之时代中，只可冷静研究，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公此行宜以国内情形时时徘徊于脑际，于是乃能以国内情形与彼土情形相较，又与彼辈主义及政策相较，若将本土情形完全忘却，则纵考察得彼中办法与主义，亦只适于彼地而已，未必遽能移用于我也。匆匆敬复。
东荪上。
（九）东荪先生《再答颂华兄》
颂华吾兄惠鉴：昨上一缄，所述犹有未尽，今再续陈。兄读室伏高信论列宁之《乌托邦》一文，当知列宁之思想为梯阶之三段。曰贵族国家至中产国家，曰由中产国家至无产国家，曰无产国家至无国家。又曰原始经济至资本主义，曰资本主义至共产主义，曰共产主义至无产主义。其是非姑不论，若以中国言，则Bourgeois之政治迄今未成，资本主义之经济迄今未成，比者自治运动开始，谓Bourgeois方在发端可也。近来始有二三实业组织，谓资本主义方在萌芽可也。宜吾辈居今日之中国欲建立劳动者专政而患无劳动者也。今日中国之大患，一曰无知识（Ignorance），二曰贫乏（Poverty）。内地大多数人民，大抵蠢然一物，较原始人类之状态所差未必甚大。即以此次旱灾而论，平日不知植树，荒已经年不知呼救，且数百年来难得间年不荒而绝不思丝毫之挽回，对于关系生命之食粮问题尚不动念如此，则此种但知伸手取食之人民何事可为。须知无知与贫乏互相因果，即因无知而致贫乏，又因贫乏而愈无知，二者双轨并行，竟陷吾民于求生不得之境，可悲也已。罗素先生观察中国未久，即已洞见症结。其言曰，中国目下之所急者只在教育，次则实业。弟向以为救中国不在轰轰烈烈之事业，而在坚忍冷静之事业，意亦在此。特教育与实业有关，盖人之精神生活必待其物质生活在最小限度以上而始能维持，衣布衣者与衣绸衣者可同等发挥其精神生活，而不得衣者则不能焉。何也，超过最小限度以下故也。管子云：衣食足知礼义，即此之谓矣。今中国人大多数所以不能发挥其精神生活者实由于物质生活之太不堪。故教育所以救济精神生活，而实业所以救济其物质生活，要在巧为联络以各尽其利。今当局不可恃，各界不可恃，则唯有约少数同志自办，而前有学校之工场化一篇，即本此旨也。恽君代英撰《未来之梦》一篇，述其一生之志，在乡村教育与乡村实业，而于实业之兴办则采资本主义之方法以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可谓独具只眼。弟以为苟此种人士而能多，各分头进行，既不问中央政治，复不问地方政治，亦不谈何种主义，行之数年以后，再谋大同盟，以商定一种具体之主义，不为迟也。此时吾辈若为出风头计，为将来卷土重来计，未尝不可自标为劳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究其实不过个人之招牌，于中国之实际丝毫无关也。弟已看破此层，以为世人之目吾为社会主义者与否乃另一问题。若以为社会主义是新潮也吾安可不使人以此目我，此乃好名之事，吾辈必不屑为。若但求吾名常在新之方面，则他日设有反社会主义出，必又为反社会主义者矣，为个人计诚得，其奈事实何。弟自信对于经济学无甚研究，唯对于GuildSocialism则信之甚笃，以其兼摄anarchism之长处故也。此种新制度彼先进民族尚未实行，况论吾国。故此制之在中国，吾辈子孙能否见之尚属问题。弟之所信既在辽远，则于现在不能不筹有事业可办，夫吾辈既誓不为资本家，不助资本家，不佣于资本家，则实业一途断矣，唯有从事于教育而已。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然不以资本主义之方法决不能竞存于现在经济制度之下，现在经济制度既无法颠覆，即颠覆亦与民生无利，故只有协社为可行。盖协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惜吾辈亦无此种才能。弟日昨致函君劢虞裳，谓弟以前常觉有制定一种吾辈所托命之主义之必要，近来觉此必要实不甚急迫；盖吾辈所必要者乃寻常之事业而非新奇之主张，主张愈新奇其去实际愈远。雁冰君谓抄近路或许可能，弟则以为抄近路绝不可能，吾人当万分无赖之时，必择一种主义而信为灵药，此特精神上之安慰耳。弟向为詹姆士所说之硬心肠人，绝不愿持绝对论以自慰，须知此乃环境太坏之一种反动，此太坏之环境实为问题之根，吾辈当硬着心肠以向此问题之根而求逐渐改造也。于此之际，苟目睹资本主义兴焉，Bourgeois兴焉，皆当认为当然之阶级，与其拒之不如希其速来。人谓中国之问题即世界之问题，此言是也。此谓世界自解决其问题而能致影响于中国问题之解决，而非谓中国自解决其问题而能致影响于世界。曩者吾等以为中国与俄联盟，建立劳农国家，以两民族之力以推翻世界之资本主义，今则知其为梦想矣。盖吾国于十年内决无建立真正劳农国之可能，若夫伪劳农国则三五年内或将出现。意在造真而竟成伪，此计必仍归泡影。至于十年以后则欧美之资本主义或即自倒，亦未可知。故曰欲以中国问题而解决世界问题必无是处。至于伪劳农国之危险，兄可以想象得之。罗素谓俄国政界第二流人物皆为旧日帝政时代之官吏，令人可厌。兄试思念中国之主张劳农化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书至此已觉太长，不复缕述。总之，弟之意在静观世变，先筑基础，而兄之职在平情研究，以拓将来，二者实相待相成也。
东荪上言。
（十）东荪先生《他们与我们》
我读了《继军阀而起者谁？》一篇，使我冥想了好几天，我觉得这种观察真是透彻。
须知人民愈不聊生，而对于财阀的兴起必愈以好感迎之。我今天骂财阀，人民将骂我们太捣乱了。平心论之，我们果真有捣乱的能力倒也罢了，无奈我们实在没有捣乱的能力。须知现在捣乱的乃是军阀，阻挠资本主义的发生乃是武力主义。将来必有一天资本主义与武力主义大斗法，而武力主义又必败在资本主义手里。至于我们却没有丝毫的本领。我们骂军阀提倡自治，这班绅阀而要做财阀的便借了来大吹大擂，得其所哉。我们骂资本主义，一班丘八先生也会借了实行他的“抢产主义”。可怜啊，我们说来说去是供人傀儡罢了。不过我们须知丘八先生的抢产主义，不问他假借何种名义，总是要实现一次的。而绅阀的资本主义挟了外国的力量在其后面，也是不问如何总是要成功的。所以我们要睁开眼睛自己认一条安身立命的路去慢慢地走。
但我们的走，须得是做事。若专是发言，便无办法。
我个人在这种预测中看出一条路来，就是觅一个基础事业而不供双方利用的，忽着寂寞而实地去干。
（十一）杨端六先生《与罗素的谈话》
（前略）他对于资本制度，我问他要反对呢？还是提倡呢？要反对又怎样反对呢？并且我还问他，要如何方能把社会弄好，不致有大危险。他说：“只有发展实业。”但是他又说要有三个办法：一，由资本家发展实业。二，由国家发展实业。三，由劳动阶级自身发展实业。他还说这三个法子，最好由国家来发展。因为资本制度会演出欧美今日的危险，已是不好了。若归劳动阶级，又恐怕程度太低，不能得良好的结果。但我接着告知他道，中国政府如此腐败，只有破坏的能力，没有建设的思想，天天在那里添招军队，争权位，还争不清，哪有闲工来发展实业呢？他说这样看来国家既靠不住，结果仍归到资本家。看你赞成中国的资本家，还是赞成外国的资本家？不过将来要想平均经济，外国资本家很难处置，中国的还容易商量。我又说：资本制度总之都不好。他说：那么，可输入外国劳动阶级。但中国工业程度又如此低下，亦必须中国资本组合起来，才能容纳。
我可以参一句话，无论用资本制度或劳动阶级，还是要从教育下手。要使人人明了这种道理，将来才可以处置一切。
但又有人说：与其实业发达之后，劳动阶级与资本家必生猜忌，弄出乱子来，不如不发展实业，还可以过安全日子咧。但我可有两个答案：
一，发达实业，才有收入，才有经费创办其他各事业。比如湖南现在倘若实业发达了，收入必充足，必不致创办一种事，都没有钱。
二，如布尔扎维克在俄国失败的原因，就是俄国原来实业不发达，一旦外人封锁，不供给货物，就难支持。并且中国地大物博，东西洋的原料渐渐不够用了。中国人自己不赶快把实业开发，别人须来开发，那是阻不住的。
这样讲来，资本家必定要经过的。世界上并没有不经过此阶级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如俄国未经过资本阶级，所以很难成功。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不过中国的资本家深藏不肯拿出资本来，因此我就问及罗素，新银团对于我国投资的事情。他说这是些资本家的野心，想垄断中国政权，束缚中国政权，束缚中国生死，真是将来不好办的一件事。（后略）
（十二）东荪先生致独秀的信
独秀先生：得你的质问，具答如下：
我以为中国现在贫穷到极点了，第一个急务就是增加富力。至于增加富力的方法，或用Cooperation或用资本主义，不妨各据当地的情势而定。在这种现状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省与县）绝对不会变成强有力；政府而不能强有力，则劳农主义永远不能实行。所以我们不能拿欧洲何种现成的主义来无条件地应用。
至于说不是抬轿的人即是坐轿的人，以现状论，抬轿的人不以为苦，而反以不得抬轿为忧，则其穷苦可知。今我们执抬轿的人而告以人格，他必笑我为迂了。而此种穷困实为一般物力缺乏的结果，换言之，即国民经济全般的不足，而非仅由资本家的榨压。所以我们的注眼处宜广及经济界全体。总之，我的意见如下：
一，我不相信以地域如此广大交通如此不便之中国，能实行一种主义。我以为中国以后总不外乎地方自决。
二，勿论地方如何自决，而以中国民族的根性与时代的趋势，决不会产生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无强有力的政府，则劳农主义不能全部实行。
三，中国物力太穷乏，而穷乏的原因不是纯由于资本主义。故救穷乏也不当专在打破资本主义一方面下工夫。
四，但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若以倒国内资本主义而为倒外国资本主义之手段，其间是否有密切的关系，我尚未敢断言。
东荪上。
（十三）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
东荪先生：前次质问先生底信有两个要点：（一）社会的工业有没有成立的可能性？（二）先生所谓在通商口岸与都会里得着“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这班人属何阶级，他们是否掠夺他人之劳力而得此较好的生活？先生来信对于我质问底这两要点没有回答一字，却把论点移到地方自决，物力穷乏，外国资本主义上去，我实在有点失望。
我见了几篇驳先生底文章，我以为是多事，就是我这封信也算是画蛇添足。何以呢？因为先生新受洗礼的资本主义已被先生自己所说的三句话打得片甲无存，正不必旁人攻击了。这三句话是什么？就是：
（1）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
（2）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
（3）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
通观先生前后几篇文章，先生所谓人的生活，自然是专指必不可少的衣食住等生活费。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欧洲机器初兴资本初发达的时候，失业者众多的恐慌，这种历史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的。就是现在有名的伦敦神户底贫民窟，正是资本生产制的必然现象。即以此时中国而论，都会中新富豪拿资本到乡间购买田地的一天多似一天，农民失去地权受掠夺压迫的一天多似一天。富豪拿资本在通商口岸与都会办工厂，机器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且因资本生产制造成物价昂贵底结果，中产社会渐渐都沦为无产者而且是失业者。因为资本家兼并土地和资本家利用机器（由外国资本家用机器制造的输入商品包含在内）打倒手工业底缘故，社会上困苦的失业者已普遍都会与乡间了。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时必然发生的，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先生所谓中国人除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这正是因为机器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结果；就是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真是先生所谓除少数外都未得着人的生活，所谓少数就是掠夺阶级的资本家（合中外人而言），那被掠夺的劳动者实在未得着人的生活，先生若到闸北或营盘口贫民窟里去看看那些劳动者“非人的生活”，必定比内地旅行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训。这种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不是资本家个人的罪恶。若说中国穷困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非仅由资本家榨压，我便有两个质问：（一）既然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那通商口岸与都会少数人过的“人的生活”并且是“奢华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当真他们的运命比多数得不着人的生活的好些吗？（二）中国对欧美比较一般的贫乏是什么缘故？这一般的贫乏能否逃出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打倒手工业时必然造成多数失业及物价昂贵底公例？即让一步说中国一般的贫乏是完全由外国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造成的，于中国资本家丝毫无涉（其实国内资本主义底掠夺方法同外来的是一样，不过是程度上的区别）；但是我们所谓资本主义不应该分别内外，若果资本主义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大家既然不以抬轿为苦，反以不得抬轿为忧，便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应该欢迎的；若果资本主义不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就是排除了外国资本家，造成一班中国资本家，也不过使中国人中之少数人免了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所以先生所主张的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因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无论资本家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决不能够使多数人“都”得着人的生活。
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不反对这话而且端端赞成；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资本和资本家不同，季陶先生曾在《星期评论》一段短评上说得很清楚，兹录如左：
教不变的蠢材无论怎样蠢的小孩子，教他识字，总只要三五遍都可以跟着读，惟有一班新第一阶级和旧日好男不当的东西，真是不容易教变。五日报载淞沪护军使的布告上说：“国家实业之发达，全赖资本与劳力的调剂；资本家与劳动家须有互助之精神，不能有对抗之态度”。到今天还是持这种态度，真可谓教不变的蠢材。等着！我再教训你们一次。“要发达实业，非有资本与劳动不可，但是并不是非有资本家不可。资本是资本，资本家是资本家。劳动力是生在劳动者身上的，是拆不开的；资本不是长在资本家身上的，是拆得开的。惟是中国的实业不振兴，所以我们要求资本；惟是中国眼前没有很多的大资本家，所以更不应该制造资本家”。（后略）
以先生的知识当然能分别资本与资本家不是一物，但资本与资本家既非一物，即不应因为开发实业需要资本便牵连到需要资本家并资本主义。先生自己也说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可见别的主义也有开发实业的可能性，实业开发了，照先生底意见自然能救一般的贫乏；那么，以何因缘，先生到了一趟湖南，便看出救济中国底贫穷非欢迎资本主义不可？
杨端六先生《与罗素的谈话》中，也说资本制度会演出欧美今日的危险，已是不好了。又说资本制度总之都不好。但杨端六先生罗素先生虽然不相信资本主义完全是好，同时又觉得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结果仍归到资本家，仍只有希望资本家来开发实业，好补救国民一般的贫困；而且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先生底意见也是如此。我对于这种意见有三个质问：（一）同是中国人，何以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只有资本家可靠呢？资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政府和劳动阶级不可靠，是分子不好，不是制度不好；分子不好可以改造，制度不好便要废除了。诸君何以不想想法子努力改造政府或训练劳动阶级来施行新的生产制，而马上便主张仍归到资本家呢？改造事业是要经过万苦千辛的努力才有希望，不像政客猎官利用权门不费事便可得现成的。民国以来，政客先生不思努力创作改造，专想利用权门得现成的，这种人实在可鄙，真的改造家应该不应该作此苟且的思想？（二）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三）诸君既不赞成用革命手段集中资本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而杨端六先生所谓“中国的资本家深藏不肯拿出资本来”。先生也说“向有不愿以财产充资本之习惯”。“最大原因莫甚于企业者之不道德，……视投资为危途，则资本自不能集中”。如此看来，先生等所迷信的资本主义，仍是一个空中楼阁；而先生等又不欢迎外国资本主义，将以何法来开发中国底实业呢？
资本主义果然是好的，无论中外都应该欢迎；若是坏的，无论中外都应该反对。我们急于要排斥资本主义，本来不限于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我们一天紧迫似一天，真是罗素先生所谓“束缚中国生死”了。
中国劳动者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不能作阶级的争斗来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造成外国资本家群来掠夺底好机会；他们始而是经济的掠夺，接着就是政治的掠夺，渐渐就快做中国底主人翁了。按诸产业竞争的原理，手工业遇着机器工业必然要失败的，小规模的机器工业遇着大规模的也是要失败的；以组织力薄弱的中国资本家遇着组织力强大的欧美资本家，哪能够不失败，将来哪能够不降入劳动阶级。所以我曾说过，我们中国人别轻视劳动者，不久我们都是外国资本家底劳动者；我又说过，那时革中国资本家命的，不是可怜的中国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国穆耦初虞洽卿先生们。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所谓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指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
前文所论三项，虽然不过是就先生底立论添点蛇足，却是我们重要的争点。此外还有几句枝叶上的话也要请教于先生：
中国底贫困在先生办《解放与改造》以前就是如此，何以先生到了湖南听了罗素观察未久几句主观的说话，才知道呢？
先生很佩服舒某“中国现在没有谈论甚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甚么主义的余地”这种妄言，何以先生自己仍然大谈而特谈甚么“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主义”甚么协社主义甚么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甚么资本主义呢？
先生屡说不赞成采用欧美现成的主义，但不知先生所欢迎的资本主义是不是欧美现成的？
先生说：“中国无坐食利息之股东”。请先生去问问招商局，开滦矿务局，大生恒丰厚生德大等纱厂，商务印书馆，他们的股票是否都归经理人所有？
先生说中国资本家可怜，请问死在开滦矿洞的几百人可怜不可怜？
马克思固预料在果上资本主义必倒，但未尝教人在因上要故意造成推车撞壁的必倒状况，先生既然觉得资本家可怜，何必更教他们推车撞壁，而不教他们曲突徙薪呢？
先生说中国地域如此之广大，交通如此之不便，不能奉行一主义，请问俄国如何？交通不便是天然不可改变的吗！
先生既主张“惟有各地自决”，又主张“不妨各据当地的情势而定”，则全国中大的工业都陷于无政府的生产状况，岂不和先生倒外国资本主义底主张相冲突吗？
先生预料十年内不能实行劳农主义，便取不赞成态度，不知先生所谓“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作何解说？
先生一方面预断伪过激主义必然发生，一方面又主张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请问既是必然发生，宣传还有何坏处呢？先生所反对我们所赞成两方所争论都是指那真的，于伪的有什么相干呢？果然如先生所料伪的必然发生，只有赶快努力宣传那真的来纠正他，岂是颟顸官僚的闭关政策所能了事的吗？
先生说：“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只能建立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又说：“宜吾辈居今日之中国欲建立劳动者专政而患无劳动者也”。我以为先生若欲在理论上拥护非劳动者的先生们专政，反对建设劳动者的国家，还可说彼此各有一是非；至于显然的事实却不可以任意颠倒，请问怎样才是真正之劳动者？请问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
先生以为近来始有二三实业组织，资本主义方在萌芽，应该先经过Bourgeois的政治及资本主义的经济，然后才说得到社会主义，然这样完全听着自然的Evolution而不加以人力的Revolution，马上在中国成立的Bourgeois阶级的是不是中国人？
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像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既然还没有何种主义的区别，全中国人就是一个大同盟，另外谋什么大同盟呢？
先生说：“若但求吾名常在新之方面，则他日设有反社会主义出，必又为反社会主义者矣，为个人计诚得，其奈事实何！”这话说得真痛快，但请先生自省已否犯了这个毛病？
在外国得一博士还要努力用十年工夫，先生因为十年内决无建立真正劳农国之可能，便明白宣布抛弃从前“中国与俄联盟，建立劳农国家，以两民族之力推翻世界之资本主义”底主张，是不是太想得现成的，是不是日本留学生底速成思想也传染给先生了呢？
先生说，“今中国之主张劳农化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我要请问先生：今中国之主张资本主义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同是旧日党派，究竟哪一个是进步的？
我今总问先生几句话：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要改造？改造社会是要跟着社会现状走，还是要打破现状？打破现状是不是要自己努力，是不是可以指望利用他人做出现成的，是不是可以存速成的思想？先生说：“中国无人有Dictator之资格，……正犹军队，不在有帅而在有兵，今既无兵而又无帅。”请问先生指望何人来做出现成的Dictator，做出现成的兵和帅，好供给先生解决中国底问题？
通观先生底议论，是不是处处都犯了“只望利用他人做出现成的”和“速成无望便要改变方针”两大毛病？ |
陈独秀《在欢送蔡元培出国宴会上的致词》（1920年11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在欢送蔡元培出国宴会上的致词
陈独秀
（1920年11月23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0年11月24日《时报》，标题为录入者所加。1920年年底，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赴欧洲考察，并在法国里昂设立中法大学协会，决定成立中法大学。
今日同人欢迎蔡校长，而社会上亦有一般人，批评蔡先生为极坏。同人对于此事，已经批评个人意见不确当。今颇有展转之余步。而社会之不进步，大学安能平均。是故北大之缺点，曾有好处，亦复过誉。然蔡先生自任校长后，有二事为同人等所亲见者。一则学说独立，盖无论何种政治问题，北大皆不盲从，而独树大学改革之精神；二则思想自由，北大内有各种学说，随己所愿研究，是以毁誉不足计，而趋向之所宝贵者，则精神也。今后同人之所希望，即在一面弥补缺点，一面保存精神，即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二者是矣。蔡先生自任校务以来，并竭力扩充，而各方之阻力亦日大。如安福俱乐部当权时，即无日不思与北大反对。蔡先生之精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此实为学务不发达之一大原因。今安福虽倒，思之犹有余痛焉。极盼蔡先生凭其素日奋斗之精神，继续发展校务，以弥缺点焉。愿偕同人，举杯恭祝蔡先生一路平安。 |
陈独秀《为宴请蔡元培事告北大旅沪同人》（1920年11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为宴请蔡元培事告北大旅沪同人
陈独秀
（1920年11月22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0年11月23日《民国日报》，此公告由马寅初、陈独秀、鲁学淇、狄福鼎等人发出，标题为录入者所加。1920年年底，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赴欧洲考察，并在法国里昂设立中法大学协会，决定成立中法大学。
北京大学旅沪同人公鉴：蔡校长已于昨晚九时抵沪，兹定于今晚八时在西藏路一品香宴会，务希准时莅临云云。 |
陈独秀《在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1920年11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在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
陈独秀
（1920年11月21日）
〔说明〕本文系陈独秀于1920年11月21日在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演说的大意，刊载于1920年11月22日《民国日报》，摘录于《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会纪》。
工人团体，须完全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 |
陈独秀《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1920年11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
陈独秀
（1920年11月2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劳动界》第15册，1920年11月21日出版，署名：陈独秀。
现在中国底劳动运动，无论官场如何禁止，无论没良心的学者如何否认，可是他已经发生了。将来的结果，我想总不至于像民国元二年的这〔什〕么工党什么劳动党一样。
要问将来的结果，先看此时的宗旨。此时劳动运动应该抱一种什么宗旨呢？戴季陶先生曾在《星期评论》上说过：
“我们如果要从事于劳动运动，就上海说，当然要把上海劳动者的实际问题拿来打算。倘若真是为劳动运动尽力，就应该暂时不要用甚么政治的罢工来运动工人。因为那种空空洞洞无头无脑的政治运动，就今天上海劳动者本身上讲，实在不感触甚么必要。现在上海的工人最要紧的，就是生活的改良，离开了改良生活的问题，无论甚么事他们本身都不能享用的。政治的劳动运动至少都要劳动者本身的生活改良了多少，欲望增进了多少，他们自己感觉到‘由工人管理工厂’‘由生产劳动者占有生产机关’的必要，懂得这些意思然后才能发生，着手运动也才有效果。今天呢？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研究只管研究，宣传只管宣传；实际的运动上，就不能不暂时搁开，把全副精神放到劳动者团结和改良生活条件的问题上面去。”
季陶先生这一段话指示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我觉得很恰当。此时劳动运动效果带了政治的臭味，不但劳动者不能够了解，而且恐怕政客利用。上海工会由于小政客发起的居多，所以开起会来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什么工界代表在什么国民大会策进会里笑话闹够了，劳动界诸君快快觉悟罢！诸君若真心从事劳动运动，务必要专心在工会组织和工人生活改良上做工夫，倘若夹杂着政治运动来出风头，那结果必然和民国元二年的工党劳动党一样。政客式的工会呀！我祷告你已成立的快快消灭，未成立的别要发生！ |
陈独秀《短言》（1920年11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短言
陈独秀
（1920年11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共产党》月刊第1号，1920年11月7日出版，未署名。据1921年1月，毛泽东致蔡和森的信中说：“上海出的《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可知本文为陈独秀所著。
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意大利的社会党及英美共产党，也都想继俄而起开辟一个新的生产方法底试验场。
中国劳动者布满了全地球，一日夜二十四小时中太阳都照着我们工作。但是我们无论在本土或他国都没一个是独立生产者，都是向资本家卖力。我们在外国的劳动者固然是他们资本家底奴隶，在本土的劳动者也都是本国资本家底奴隶或是外国资本家底直接的间接的奴隶。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什么劳动者选议员到国会里去提出保护劳动底法案，这种话本是为资本家当走狗的议会派替资本家做说客来欺骗劳动者的。因为向老虎讨肉吃，向强盗商量发还赃物，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底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无政府主义者诸君呀！你们本来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财产制的，请你们不要将可宝贵的自由滥给资本阶级。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你们若非甘心纵容那不肯从事生产劳动的资本家作恶，也应该是你们的信条。 |
陈独秀《劳动专政——答柯庆施》（1920年11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劳动专政
——答柯庆施
陈独秀
（1920年11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独秀先生：
我在《新青年》杂志里，看见你的文章；并且从这许多文章中，看出你的主张和精神。我对于你的主张和精神，非常赞成。因为我深信中国旧有的一切制度，的确比毒蛇猛兽，还要厉害百倍；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祸害一日未除，将来受他的虐待，正不知要到什么地步。咳！可怜！可痛！
但是既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能不同心协力，想一个法子，把这些万恶制度，同时废弃，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同真正的幸福。不过中国的青年，受毒太深了；把那创造活动诸本能，虽不能说他已经消灭得干净，可是已经被他消灭去一大半。所以我们不说改造则可，一说改造，则必先设法把青年们创造活动的本能，培养起来。但是究竟如何培养，还要请先生指教！
先生在《谈政治》文里，说国家政府法律不必废除，及由劳动者执政权的一段文章，实在说得透彻。国家政府法律，自身本没有什么能力，何用废除！至于资本家推倒以后，确非劳动家执政权不可；不然，则资本家必然要重行发威。但是我想劳动家执政若干年，资本家都变为劳动化了；而且他们的野心，都已平服了，那时只要经济组织完善，则国家政府法律，自然变成无用。所以我的意思，以为国家政府法律，我们现在不必想法废除他；我们现在只要设法改造经济组织，征服资本家。待这些事情都办好了，天下没有一个“吃饭不做事”的人了，那么国家政府法律等等，我们不去废他，他自会变成无用的。
我在这社会上，已经鬼混十八九年，所受的感触，也不知多少；今天随便写了些，特求先生指教。
柯庆施上
庆施先生：
现在有许多人拿“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等口头禅来反对无产的劳动阶级专政，我要问问他们的是：（一）经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谟克拉西”？（二）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那班得不着自由底财产家，为什么不去劳动？到了没有了不劳动的财产家，社会上都是无产的劳动者，还有什么专政不专政？
独秀 |
陈独秀《国家、政治、法律——答郑太朴》（1920年11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国家、政治、法律
——答郑太朴
陈独秀
（1920年11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独秀先生：
读《新青年》八卷一号上《谈政治》一篇后，很有些意见；现在拉杂写在下面，以质之先生可乎？
先生以为无政府党反对国家，政治，法律等，所反对及者，只是过去的与现在的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并不能反对及将来的不是上面所说的国家，政治，法律；因为他们并没有指出可以使国家，政治，法律根本摇动的理由。据我所见可就不然。无政府党反对国家有两个最大的理由：（一）国家是进化道上所经过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共同生活历史中某时期的一个制度；并不是天经地义不可磨灭的东西。先生常说世间没有万古不易的东西，难道国家是万古不易的么？无政府党以为国家的作用，国家的出风头期，已经过了；要是再不废掉他，就要变成进化道上的障碍物，所以大声疾呼的打破他。从原始时代的无国家到有国家是进化；从有国家到无国家独非进化吗？这是一层。（二）无政府党主张大地众生应当互相亲爱，视地球上一切人类都是兄弟；不当有什么仇视，嫉妒，以及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等事。自有了那国家之后，于是把地球上同样的人类，划了不知多少堆数：什么“支那人”，“日本人”，“美国人”……于是而“博爱”这个名词的意义，至多不能超越国界了；国家以外的人，就视同仇敌，大家坚甲利兵，互相防御；从此战争呀，并吞呀，杀人如山，血流成河；号为万物之灵的人，其凶暴乃远出一切动物之上；这是谁为厉阶呢？而且人生的目的不外求快乐，像这样惨无人道的世界，有什么快乐之可言？这是第二层。无政府党的反对国家，既是根据于上面两层理由，所以反对及者，倒不是先生所说的过去与现在，乃是现在与未来；因为过去的国家，无政府党承认他是应当有的，——他是进化轨道上所应当经历的一种形式；而且已经过去了，何用反对？未来的国家，不管他是甚么形式，只要他可以受上面所说的两个理由的攻击，一切都在反对之列。
至于政治与法律，都是随国家而来的，于人类生活上只是有害无利；无政府党反对了国家，当然一并反对之；这是无容疑义的。说官僚政治，拥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不好；难道压制人民的政治，束缚人民的法律，就会好了么？
先生又说强权如水火一样，有善用与恶用之两方面，所以只要善用之就是了。无政府党主张人类绝对自由，根本上反对强权；但这是无政府社会实现后的事，非所以语于今日。因此近代的有名无政府党，除开了托尔斯泰先生之外，没有不主张暗杀，暴动，掷炸弹，放手枪的。先生说他们“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未免有些武断罢！
关于达到改造社会的方法，先生主张与无政府党略近，——同样主张用强力来破坏旧社会；但是破坏后，先生主张用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DictatorshipoftheProletariat以代之。这我可不敢苟同。先生所以主张无产者独裁的缘故，有两个理由：（一）恐怕资本家死灰复燃，有复辟的运动；（二）将来渐渐地又要生出资本家来。这两个理由据我看来都不十分充足。何以故呢？社会革命成功了以后，当然要把资产阶级所私有的财产归之于公，那么资产阶级也变作无资产阶级了，还怎样谋复辟呢？资产阶级的势力都是金钱给予他们的，一旦金钱没有了，他们哪里再有势力来复辟？康有为何以自己不能独自把溥仪牵出来做皇帝，一定要靠张勋的丘八太爷来帮助？要是张勋没有许多丘八太爷在手里，他怎样敢谋复辟？可见复辟不复辟完全是自己造出来的，复辟在本身一点没有力量。我们把资产阶级的财产一齐归了公，断不怕他们再有什么阴谋做出来。就是不然，因为有特别情形不能不照先生所说的办法行，但我承认他是过渡时代的一种临时办法，要“久假不归”的维持下去，成为一种新政治，我是死反对的。至于先生所说的第二个理由，我也很是怀疑。先生所举克鲁巴特金《国家论》中的自治都市一段来证明，我不敢妄下批评；因为克先生的《国家论》我没有读过（从前《星期评论》曾译登过，但我没有读；现在又寻不到那《星期评论》，只好不说这件事了）。但据我的意思，这一层似乎是先生的杞忧，与无政府党的主张无干；因为无政府党是主张共产主义，主张废止金钱，不但生产机关公有，就是消费机关也属之公有的，那么资本再何由而来呢？
末后先生又说：“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我不知先生何以敢下此断语？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据我的观察，他老先生这几句话确是不错的。“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能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底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先生既承认了他是一时的现象，那么施之以强迫劳动——暂时的——自然可以；若因此一时的现象，而遽立永久的法律，我死不赞成。人类有劳动的天性，先生也承认的；那么决不会因一时的反动而失去他的天性，法律何为哉！
先生又说：“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像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没有经济的刺激，又没有法律的强迫，说是人们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话……”所以先生主张非规定法律以强迫不可。我以为劳动无论其是否为人类基本生活的，没有不可使之艺术化的理；而劳动时间能减少至最短程度，也就不会觉得十分苦；至于不洁的劳动，自然不是大家所欢喜，但终能设法用机械代之的。就是不能代，我以为可以减少其劳动时间：譬如普通人每日劳动三小时，那末这不洁的劳动减少至两小时，就不愁没人干了。反之，如先生所说规定法律来强迫，我倒要请教这法律如何规定？一切人类同样都是圆颅方趾，哪一个人应该做洁的劳动，哪一个人应当做不洁的劳动？若说以受教育的高下为标准；社会上既然有教育不平等，这个社会决不是无政府主义下的社会，还须改革过！倘然这法律上规定：“陈独秀做大学教务长，郑贤宗做挑粪夫”；我便要不服：陈独秀何以要规定他做大学教务长？我何以规定我做个挑粪夫？这个问题请先生解决才是！
最后先生所说的男女问题，我以为也不是法律所可以解决的事。要防止这种罪恶，惟有从教育方面着眼；而且实行自由恋爱后，这种问题终可减少。还有一层，人类的理性与本能是互相消长的；恋爱是一种本能，他日人类的理性因为不受政治法律经济等的牵制，一定能够充分的发达起来，那末这男女问题，自然不致扰乱社会的安宁了。
老子说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法律只能束缚人的自由，不能禁止罪恶的发生！
先生鉴于现在政治的罪恶，对于俄罗斯的劳农政府不禁油然生欣慕之心；这也是人情所常有的事。当他一种过渡时代的暂时办法，我也很赞成；但我所主张的终极目的，总在于无国家，无政治，无法律，这便是我不敢苟同先生的所在。倘有意见，幸请赐教！
郑贤宗
贤宗先生：
我前次文章发表之后，言论界未曾有赞同或反对的表示，我很为失望；现在接到先生底辩论，并且是很有价值的辩论，我非常快慰。我的意思还有一些和先生不同的地方，不得不写出来请先生指教。
在答复先生底辩论之前，我有几种信念必须明白发表出来：（一）我以为在社会底进化上，物质的自然趋向底势力很大，留心改造社会底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因为有机体的复杂社会不是一个面粉团子能够让我们自由改造的，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此一点。（二）世间有没有万古不易的东西（说有万古不易的东西固然不对，一定说没有万古不易的东西，在逻辑上也有毛病），终极的理想是什么，我们似乎不必作此无益的推敲；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有益事业只有说明现在社会里已有的毛病，建设最近的将来比较善良的社会；倘若迷信很远的将来及终极的理想社会才算彻底，而对于现在及最近的将来之改造以为不彻底不去努力，这种人只算是“候补改造者”，可惜他来到这世界上太早了一点。我们若单单空想最远的将来及终极的理想，把现在及最近的将来努力放弃了，那么世界终极是或者要毁坏的，个人终极也都要死亡的，我们未到终极期间底一切努力岂不是无意识么？（三）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更不是单单在理论上笼统的否认他，他便会自然消灭的。譬如医治多年的疾病，纵然有药到病除底仙丹妙药，也要有这药才能够治病，断不是在理论上否认这病，这病便自然会好的。因为要治致命的病，有时必须用毒药，甚至于须用点必然发生副作用的毒药，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这三条信念先生以为如何？
先生所举无政府党反对国家底两个最大的理由，在第一个理由，我那篇文章里面明明说：“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又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我实未曾说过国家是万古不易的东西。无政府党既然承认“国家是进化道上所经过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共同生活历史中某时期的一个制度”，而在现社会实际的共同生活底需要上，是否真实证明国家这种形式这个制度（不是国家主义）底时期已经过去？在第二个理由，像那些仇视，嫉妒，以及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等事，最甚的大部分是资产阶级拿国家主义做招牌争商场弄出来的，不全是国家本身底罪恶。像这种侵略的国家主义即帝国主义，我也是绝对厌恶的；至于普通的国家制度，不过是言语相同的或是历史，宗教，利害相同的一种或数种民族共同生活底政治组织；这种组织有时不免现出狭隘的情感，但他是成立在自然的障碍（如言语，历史，宗教，利害等）底基础上面，根深底固，他成立底基础不消灭，他是不容易消灭的；若单是消灭了“国家”这个名义，在实质上人类但凡有组织，那因为自然的障碍而发生民族的冲突，就在无国家无政府时代仍然是不能免的；所以要想免除这种冲突，非先在事实上免除造成冲突底各项自然的障碍不可，各项障碍中以言语和利害关系最重要，空谈什么无国界，什么世界同胞，什么大同，都太笼统了，离问题远得很。
政治与法律也和国家一样，是有人拿他作恶（一部分无政府党所主张的暗杀，暴动，掷炸弹，放手枪，也有人用这些事作恶），他本身并不一定就有罪恶。在无政府党以为绝对不要国家政治法律是根本解决，在我以为是因噎废食。譬如国家法律政治是个人身，他到了自然死底时候，那是进化历程上当然的现象，若只是疾病便当医治，用“人死病断根”底方法来解决病底问题，未免有点笑话。在我那篇文章内，并没有说压制人民的政治束缚人民的法律是好的，只说过要有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要有强迫劳动的法律，要有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先生既然相信无政府主义，请你要将资本阶级和非资本阶级底人民分别一下，不要说些笼统话为不劳动的资本阶级利用！
先生一方面以为我说他们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未免有些武断；一方面又主张人类绝对自由，根本上反对强权，我实在有点不解。我对于国家政治法律，只承认他们在现今及最近的将来这一个时代里可以做扫荡不劳动的资产阶级底工具，并不是把他们当做个主义来信仰；先生一定说他们于人类生活只是有害无利，难道先生所主张的无政府社会未实现以前之暗杀，暴动，炸弹，手枪，是于人类生活只有利而无害吗？
我那篇文章内是说旧党势力恢复推论到复辟，并非专门拿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来防备复辟。先生说：“社会革命成功了以后，当然要把资产阶级所私有的财产归之于公，那么，资产阶级也变作无资产阶级了，还怎样谋复辟呢？”这种理论说说很容易，先生要晓得从革命发生起，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间，无论何时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底可能，我们不可把社会改造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先生既然承认过渡时代应有一种临时办法，这便和我的意见相差不远；但我要请先生注意的，乃是这过渡时代决非很短的期间！
孟子人性皆善底话，只看见性底一面，已为常识所不能承认的了。主张人性皆恶底人，也可以说：“独占之心，人皆有之；残杀之心，人皆有之；嫉妒之心，人皆有之；嗔忿之心，人皆有之；自利之心，人皆有之；……”或者有人说这些都是习不是性，我第一要问，何以善的现象是性，恶的现象就不是性呢？第二要问，习惯是不是第二天性，佛教所谓无始以来的薰习是不是和性有同等的力量或者更强一些？让一步说，恶是习不是性，可以改正的；但长久期间造成的恶习惯恶心理，是不是短少期间可以洗刷净尽的？在这恶习惯恶心理未曾洗刷净尽期间，自由放任主义是否行之有利无害？性善是无政府主义一个重要的基础，要请先生用科学的方法仔细研究一下。我所谓一时也决非很短的期间，大概要以疲劳回复了并且有了新的刺激普及人心为限度。我所谓强迫劳动底法律决不是永久的，这件事用不着先生死不赞成，我敢说不但现在及将来不会有永久的法律，就是过去的历史上也未曾有过永久的法律。
我以为关于人类基本生活劳动底规定，有二种方法：（一）由人类平均担负；（二）不洁的苦的危险的劳动时间可以较别的劳动时间减少。我所谓用法律强迫劳动，是不许有人不劳动，是不许大家都不肯从事不洁的苦的危险的劳动，因为若没有法律强迫，在这机器完全代做和劳动的艺术化未成功以前，我敢说无一人或只极少的人情愿去做；并不是说用法律来规定“哪一个人应该做洁的劳动，哪一个人应该做不洁的劳动”。我不知道先生这种疑问是从何处想起？
我看人类无论理性如何发展，本能是不会衰减的；假定日后依教育底成绩，理性充分发展能够抑制本能，只望这个来解决男女问题，又不知在何时代。先生持论底通病是注目在远的将来，而把现在及最近的将来急待解决之问题放下不管。
恶的自由是应该束缚的，请问先生什么东西可以禁止罪恶发生？
事实是道理底基础，俄事不过是一种有力的事实，不足以占据我们的全信仰。
最后我要忠告先生的，就是先生所说：“这个社会决不是无政府主义下的社会，还须改革过！”这句话。先生能断定到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便不须改革了吗？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劳永逸的改革！
独秀 |
陈独秀《随感录》（1920年11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随感录
陈独秀
（1920年11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社会的工业及有良心的学者
中国急需发达工业，但同时必须使重要的工业都是社会的不是私人的，如此中国底改革才得的着西洋工业主义的长处，免得他们那样由资本主义造成经济危殆的短处。中国急需学者，但同时必须学者都有良心，有良心的学者才能够造成社会上真正多数人的幸福。我们敬爱一个诚实的农夫或工人过于敬爱一个没良心的学者。这班学者脑子里充满了权门及富豪底肮脏东西，他们不以为耻辱还要把那些肮脏东西列入学理之内，他们那曲学阿世底罪恶助成了权门富豪底罪恶都一件一件写在历史上，我们不曾忘记呵！
劳动者底知识从哪里来？
日本贺川丰彦先生（贺川先生是一位有良心的学者，他住在神户底贫民窟里十几年，专门出力帮助贫民，前两个月曾来上海调查中国之贫民窟）在大阪劳动问题讲演会曾说：“在今日资本家制度的社会，金钱比生命还要贵重。资本家因为致富，不惜牺牲劳动者底生命。大正六年算是最隆盛时代，然全国增加了医生五万人，看护妇六万人，而人口死亡率还是增加”。又说：“据文部省研究调查，十五万小学生中，贫民子弟底平均生长，男的矮一寸，女的矮一寸五分；食物不足的人身长及知识都不能发达。第一要叫他们食物充足呵！社会若不叫他们的食物充足，有非难劳动者无知识底权利吗？”我盼望主张工人缺乏知识不能增加工资之人，都注意贺川先生所举的事实！
三论上海社会
上海社会除了龌龊分子以外，好的部分也充满了戴季陶先生所谓曼且斯特的臭味。偌大的上海竟没有一个培养高等知识的学校，竟没有一个公立的图书馆，到处都是算盘声铜钱臭。近来不但是曼且斯特的臭味充满了，拜金主义的国里纽约的臭味也加进来了。而且这种纽约的臭味在上海大时髦而特时髦；他们分明是不过为自己为资本家弄了几个铜钱，而偏偏自谓是在中国实业上贡献了许多文化。杜威罗素来了，他们都当做福开森朱尔典拉门德一样欢迎，而且引为同调（硬说罗素劝中国人保存国粹），大出风头（屡次声明罗素是某人请来的），但是杜威反对形式教育底话和罗素反对资本主义底话，他们都充耳不闻，却和杜威罗素这班书迂子谈起什么中美中英邦交问题来了。罗素初到上海，在大东欢迎席上就有人在演说中替商务印书馆登了一段卖书底广告。我们一方面固然赞叹商务印书馆底广告术十分神奇，一方面可是觉得曼且斯特纽约两种臭味合壁的上海社会实在唐突学者！ |
陈独秀《《儒林外史》新叙》（1920年10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儒林外史》新叙
陈独秀
（1920年10月25日）
〔说明〕本文载于吴敬梓著，汪原放点校《儒林外史》，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11月出版。据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记载，此文由汪原放起草，陈独秀改写，并应汪的要求署陈独秀的名字。
中国文学有一层短处，就是：尚主观的“无病而呻”的多，知客观的“刻画人情”的少。
《儒林外史》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他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是客观的，写实的。这是中国文学书里很难得的一部章回小说。
看了这部书的，试回头想一想：当时的社会情形是怎么样？当时的翰林，秀才，斗方名士是怎么样？当时的平民又是怎么样？——哪一件事不是历历如在目前？哪一个人不是惟妙惟肖？
吴敬梓他在二百年前创造出这类的文学，已经可贵；而他的思想，更可令人佩服。
他在第二十六回和二十七回里写鲍廷玺的婚姻：他的母亲不管王太太是一个什么样的妇人，也不管鲍廷玺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小户人家，只是娶个穷人家女儿做媳妇的好。”——错不错，一味信着金次福说的话，“娶过来倒又可以发个大财”，到后来，把个鲍廷玺弄得颠颠倒倒。——这一段文章，很看得出吴敬梓极不满意于父母代定婚姻制。
四十八回里写王玉辉的女儿殉夫一事，他的女儿要死的时候，王玉辉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还拦阻你？”女儿死后，他的女人大哭，王玉辉反劝道：“你这个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而今已经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又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入祠那日，王玉辉转觉伤心。后来到苏州游虎邱的时候，看见一个船上有一个少年穿白妇人，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热泪直滚出来。——这一段文章，很看得出吴敬梓对于贞操问题，觉得是极不自然。
二十五回里倪老爹说：“长兄！告诉不得你！我从二十岁上进学，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书，拿不得轻，负不的重！”又看他在五十五回里写荆元的朋友于老者种许多田地过活，何等自由，何等适意！——这两处又很可以看得出吴敬梓把“工”比“读”看得重。
这三个问题，吴敬梓在二百年前便把他们认作问题，可见他的思想已经和当时的人不同了。
国人往往鄙视小说，这种心理，若不改变，是文学界一大防碍。我从前在《新青年》里说过有几句话，现在把他写在后面作一结束：
“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小说——无论什么小说——都应该切实研究一番。”
民国九年十月二十五号，陈独秀。 |
陈独秀《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1920年10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
陈独秀
（1920年10月23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劳动界》第11册，1920年10月23日出版，署名：陈独秀。
一、星期日休息
二、每天只做八点钟工
三、每月工钱加上三元五元
我们中国底事样样都比不上外国，劳动者境遇也是这样，说来真是可耻又可怜！
外国劳动者星期日都有休息，中国怎样？外国劳动者每天只做八点钟工，中国怎样？外国劳动者每月都有工钱百元数十元，中国怎样？外国各业工人都有工会，中国怎样？外国对于女工童工及老年工人大概都有特别保护的法律，中国怎样？外国工厂里对于工人卫生及教育也都有一定的工厂法，中国怎样？外国国家或厂家对于劳动者底住所及饮食店多有很洁俭的设备，中国怎样？外国对于劳动者生产的病的老伤的死的都有相当的抚恤，中国怎样？外国已经没有万恶的工头了，中国怎样？
外国工人们已经得着了这们许多好处，但他当初也和中国工人一样，后来结下了团体，经过千辛万苦一件一件向国家及厂家拚命要求才得着的，不是平平安安容易得着的。
外国工人们虽然得着了这们许多好处，但他们还不满意，还是叫苦连天，还在那里结大大的团体，还在那里做大大的劳动运动；这大大的运动当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国矿工要求占领及管理矿山，意大利工人要求占领及管理工厂。我们少见多怪的中国人听了这些话，恐怕都要发出“人心不足”底叹声。
就是我也不敢希望我们中国底工人们马上就有外国的这样大大的运动，说句极没出息的话，中国工人但能结起团体来要求得到外国工人已经得着的各样好处，那便算是大大快意的事了；再说得可怜一点，眼前只求得着“星期日休息”“每天只做八点钟工”“每月工钱加上三元五元”这三样好处，也可使工人们牛马似苦恼减轻一点。
倘然今后仍旧照现在一样，工人们连这三样好处也得不着，像这样吃苦耐劳而工钱又极低贱的地方，必然要招引许多被工人驱逐的外国资本家来办实业，那时革中国资本家命的，不是可怜的中国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国穆藕初虞洽卿先生们。所以中国工人这样困苦，不见得单单是工人底不幸，不知道一班资本家见到这层没有？ |
陈独秀《敬告广州青年》（1920年10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敬告广州青年
陈独秀
（1920年10月2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0年10月20日《广东群报》，署名：陈独秀。
在广州我有许多已经见面的和还未曾见面的好朋友，去年很有机会可以到广州，而竟没有去成，实是一件憾事！
我认识许多广东朋友，又有许多别省的朋友告诉我广东人的性质和广东的社会状况，我归纳起来，得到两种极端不同的结论。一是好到无以复加，一是坏到无所不至。这两种结论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极端矛盾，不能并存，然而我以为这两样都是事实。
在民族性质说起来，不能为大恶的必不能为大善。所以富于保守性的康有为是广东人，富于革命性的孙中山也是广东人，富于物质主义商买性质（广东人赌钱做官的乡绅是同将本求利的物质主义）的梁士贻是广〔东〕人，富于理想主义的刘师复也是广东人，在社会阶级上说起来坏到无所不至的，恐怕就是有产的绅士，好到无以复加的，一定就是无产的劳动者及学生。因此别人对于广东两种极端不同的批评，我以为都是事实。
现在压迫湖南底暴力去了，湖南青年底奋发一日千里，我料压迫广东人底暴力不久也要去，我希望广东青年万万不可错过了机会。
我希望诸君讲求社会需要的科学，勿空废光阴于无用的浮夸的古典文字。
我希望诸君多多结合读书会或科学实验所，勿多发言论。
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当造逋逃薮安乐窝。
我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底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
我希望诸君努力扫除广州坏到无所不至的部分，勿空谈什么国家世界的大问题。 |
陈独秀《女工为什么不入会？——答陈亲爱》（1920年10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女工为什么不入会？
——答陈亲爱
陈独秀
（1920年10月1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上海伙友》第2册，1920年10月17日出版，署名：独秀。
工商友谊会诸君：
你们提倡平等主义，我很赞成。我又见了你们会里的章程，入会第二十二条“凡上海全埠工商伙友，无论男女，只要遵守会章，均可入会”的一条，我极端的佩服。然而我有个意见，我国贵族的女子，近年来都到学堂里去读书了。这是算为开通一点，原不肯出来为社会服务。还有不开通的，抱牢七个字“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情愿做奴隶的样儿，任凭男子关锁起来。他还自道我是闺房绣阁的千金，只要靠男人有钱，就是我的福气，所以他的人格是早没有了，我也不去说他。然而还有许多苦力的女子，就是上海的纱丝袜等工厂里面的女工，因为他们智识没有，不明白新思想。什么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八小时，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文化运动，他们都不知道。是不知道入新结团体，有什么用处。所以被资本家征服得如马牛，奴隶一样。因为我也是被虐的一个工人，所以知道这痛苦的实情。前几天不是你们大家都看见杨树浦某工厂女工罢工么？闹来闹去，一点没有效果。要求加工〔资〕没有达到目的，反被资本家用武力压服。到了今日仍旧白白地牺牲了几天吃饭功夫，待遇倒反加重了些。可怜，这种举动没有结果的原因在哪里？说起来就是我们女工没有团结的缘故。许多的苦处，我实在说不完。但是你们这个上海工商友谊会，既然不论男女的，为什么不叫女工人入会呢？可怜我们做女工的痛苦，实在担受不起了。希望你们大家会员们，救救我们的死活，我们实在很感激的。不过女工觉悟的人少，他自己决不肯来入会，因为他自己承认程度底。我想你们对于程度高底，是不成问题的，终也很愿意女工入会的。不过怎样来入会，终要想个很要办的方法，使他们明白，使他们不怕男人。因为女子多怕男人，以为男人是没有道德的。我想你们都是高尚的人才，社会的中坚，终没有不道德的事发生。希望你们真的男女平等，为中国社会倡导，为世界争光荣，这就是上海工商友谊会的榜样。我的说话倘有错的地方，还要请编辑的把我改好。
九，十，一，陈亲爱于上海杨树浦工厂
我读了陈女士的信，我的神经受了两个大的刺激：一是他说“闺房绣阁的千金只要靠男人有钱，就是福气，所以他的人格是早没有了”。陈女士这几句话，不知道专门考究穿带一心要嫁洋翰林的上海教会女学堂的女学生们听了作何感想？二是他说“男子是没有道德的”，这句话我们男子听了都应该愧汗淋漓！上海竟有这样明白的女工，我读这篇文章，是我这次到上海半年以来第一快活的事。上海工人苦，女工尤其苦；丝厂全是女工，纱厂里女工也不少，我希望陈女士挺身出来为女同胞奋斗！包先生主张女会员另立一部的办法，我实在不赞成。
独秀附识 |
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1920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国庆纪念底价值
陈独秀
（1920年10月10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1920年10月10日《民国日报》，署名：陈独秀。后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出版。
我们对于一切信仰一切趋赴底事，必须将这事体批评起来确有信仰趋赴底价值，才值得去信仰趋赴，不然便是无意识的盲从或无价值的迷信。
我们中华民国双十节是建设共和国底国庆纪念日，从元年到今年已经是第九次了；其间受反革命的帝制派底压迫几乎不成个纪念日底光景曾有好几次，最明目张胆地强行禁止开会纪念的，就是去年反革命的帝制派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和今年反革命的帝制派上海镇守使何丰林。在这班反革命的帝制派仇视共和禁止国庆日底纪念，本是当然的事，我们不去论他；但是信仰共和趋赴共和底人，也要确乎明白纪念这共和国庆日有什么价值。
讨论这个问题当分两层：一是共和底价值，一是中国共和底价值。
我们对于共和价值底批评，固然不像反革命的帝制派及无政府党人把共和看得一文不值，也不像一班空想的政论家迷信共和真能够造成多数幸福。我们十分承认却只承认共和政治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相当的价值，法兰西大革命以前的欧洲，俄罗斯大革命以前的亚洲，打倒封建主义不能说不是他的功劳；但是封建主义倒了，资本主义代之而兴，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的。教育是智慧的源泉，资本主义时代底教育是专为少数富家子弟而设，多数贫民是没有分的；他们的教育方针也是极力要拥护资本主义底学说及习惯的，因此这时代底青年自幼便养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底迷信，以为资本主义是天经地义，资本家是社会不可少的中枢。共和国里当然要尊重舆论，但舆论每每随多数的或有力的报纸为转移，试问世界各共和国底报纸哪一家不受资本家支配？有几家报纸肯帮多数的贫民说话？资本家制造报馆，报馆制造舆论，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共和国底舆论不是如此？共和国里表示民意底最具体的方法就是选举投票，以财产限制选举权底国里不必说了，就是施行普通选举底国里，也没有穷人可以当选底道理，花几十万元才得着议员，这是很平常的事。最穷的日本国，最近的议员运动费也必须十万元左右；相传有一位极有名望的人主张“理想的选举”，决计不出运动费，不过他的朋友亲戚代他用了酒席车马费七千元，到处传为美谈；试问这种美谈没有人帮助底穷人得的着吗？全国底教育，舆论，选举，都操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数人是没有分的。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
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现在多数人都渐渐明白起来要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了，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
我们对于中国共和价值底批评，并不觉得他比别的国共和格外无价值；对于他在中国将来并无希望，也和在别的国一样或者还要更甚一点。过去的纪念像黄花冈壮烈的牺牲，接着就是十月革命，废黜君主，建设共和，在中国历史上不能说不是空前的盛举。在这一点上看起来，我以为全中国人都应该觉得双十节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纪念日。只可惜这历史上空前的盛举是一时偶发的，太没有持续性（这种现象是中国民族可恐怖的最大弱点），以至于多数人得不着幸福，固属当然（上面曾说过共和政治不能造成多数幸福）；即使少数人也没有像欧美中产阶级都得着了幸福，自由权利与幸福还是为最少数人所独占，直到如今还完全是封建主义恢复了固有的势力，支配一切。尊祀孔子及武人割据，这两件事就是封建主义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及物质方面底明证。中国共和政治所以如此流产底原因，一方面是革命的共和派没有专政底毅力和远见，急于和反革命的帝制派携手遂致自杀了；一方面是一般国民惑于调和底邪说，又误解共和以为应该给全国民以自由权利连反革命的帝制派也算在内，反革命的帝制派得着了自由，共和政治哪有不流产底道理。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现在虽说是共和失败了封建制度恢复了势力，但是世界潮流所趋，这封建主义得势，也不过是一时现象，我以为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看起来，除追怀先烈以外，这国庆纪念日已没有可以令人狂信底价值了。但有人以为由封建而社会主义，中间还必须经过共和时代，所以眼前还是政治问题要紧；又有人以为中国封建式的武人为患，是政治造成的，不是经济造成的，所以眼前只是政治革命要紧，还不须经济革命。我看这两种话都似是而非。由封建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西欧共和政治经过长久的岁月底原因：一是西欧的代议制度来源甚古，共和政治比较的容易支持；一是他们社会主义的思想刚与共和同时发生，当时都还迷信共和可以造成多数幸福。现在的东方各国却和他们情形不同，所以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至于说中国只须政治革命不必经济革命，我便有七个疑问：
（一）中国社会的资本已集中在最少数的武人官僚手里，用政治革命手段，是否可以免得由甲派武人官僚手里底资本转到乙派武人官僚手里，是否可以使社会的资本归社会公有？
（二）中国士大夫底人格是否已与封建式的武人同化，他们的政治道德是否可以适用代议制不须人民直接行动，除了多数人的援助他们的力量是否能够打倒封建式的武人建设共和政治？
（三）共和政治是否能够造成多数幸福？
（四）抛弃多数的幸福是否能够使人心安定共和巩固？
（五）中国此时资本家生产制还未十分发达的时候，是否应该乘机创设社会的工业，是否应该提倡私人的工业酿成经济不平等之危机？
（六）中国除了劳动界有了阶级的觉悟，组织强大的革命团体，绝对打破资本家生产制，有何方法可以抵制外国由经济的侵略进而为政治的侵略？
（七）单是政治革命，能否解决官，匪，政客，游民，兵过多底问题？
我不但不反对政治的革命，而且很盼望他早日实现；但我断然不能迷信他能够将中国从危险中救出；若有人迷信他，说中国此时只须政治革命不须经济革命，我便要请他解答上面的七个疑问。
以上所讨论的共和底价值和中国共和底价值，似乎都是我们在国庆纪念日应有的觉悟。 |
陈独秀《《上海伙友》发刊词》（1920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上海伙友》发刊词
陈独秀
（1920年10月10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上海伙友》第1册，1920年10月10日出版，署名：陈独秀。
从广义说起来，凡被雇的月薪劳动者都属于劳动阶级，所以商店里的伙友可以合工厂矿山劳动者及交通劳动者成一个大团体，分开来这三种可以说是阶级战争底三大军团。此时中国这三种劳动者底境遇无不苦恼，商店底劳动者知识比别的劳动者发达得多，而又无法改良他们的境遇，所感的苦恼更甚。现在要联合起来，各人说说苦恼底状况及原因，共同商量一个改良的方法才好。
因为商业竞争上的关系，把人类有用的精力用在许多无用的地方，这是资本家生产制各种弊害之一；因此“废商论”在新的经济思潮里得了很大的势力。但是现在商业底经验及技术到了废止个人的商业竞争时代，在社会的工业自治上也有很重要的职务，不可轻忽的。所以商业伙友们要觉悟不但自己的境遇有新旧改革底必要，就是自己的经验及技术底用途也有新旧改革底必要。
简单说起来，本周刊发行底目的有二，就是：
（一）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
（二）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 |
陈独秀《上海机器工会简章》（1920年10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上海机器工会简章
陈独秀
（1920年10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0年10月7日《民国日报》。本文系陈独秀与李中共同起草，全文共6章32条。上海机器工会是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成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于1920年10月3日在上海成立，出版刊物《机器工人》。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本会叫作上海机器工会。
第二条本会的目的如左。
一以公共的理想。训练德性。发展智识。促起阶级的互助观念。
一以公共的力量。着实的方法。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减轻痛苦。
一谋相互的亲睦。相互的扶助事业。
第三条本会以上海的各业机器工人组织之。但有功绩于本会者。经理事会的承认或推荐。虽非工人亦得认为名誉会员。
第四条本会事务所设于上海市内。
第五条本会章程非经本会大会的议决。不得更改。
第六条本会为达到第二条目的。准备实行左列事业。
一设立职业介绍所及失业工人住宿所。
一会员娱乐机关——球房。浴堂。茶食店。音乐室。
一教育机关——学校。书报室。
一救恤会员——遇会员中有疾病。死亡。残废。衰老。生产。家族死亡者。本会以相当经费救恤之。
一出版。以机关报为主。
一法律顾问。
一奖励消费组合。
一帮助别种职业工人组织团体。
一帮助别种职业工会的运动。
一研究工人生活状态。
一研究经济状况。
一研究劳动市场状况。
一其他关于增进本会会员福利的各种事业。但各种事业的规则另定之。
第二章机关及职员
第七条本会会议分大会及理事会。
第八条本会大会即全体会员的集会。由理事会每半年（春秋二季）召集一次。以审议本会一切事项。选举本会会员为理事。推荐或委任名誉会员。或会外人员为理事。辞退不胜任之理事。审查理事会之不法行为。稽查帐目。审查预算。大会议长以理事长充任。理事长有特别事故。不能出席时。由出席会员临时推任。议事以出席会员的过半数决定之。可否各半数时。由议长采决之。但理事会议认为有必要时。得临时召集大会。
第九条大会为执行第八条事务。于必要时。得组织各种临时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委员由议长指定。
第十条理事会由理事组织之。总理本会规定内及大会所议决的一切事务。细则略分如左。
一筹备及执行第六条的各项事业。
一执行通信事务。
一收受会员入会退会的请求。
一审查请求入会者的资格。
一决定许可会员退会。
一稽查会员的行动。
一决定会员的除名。
一执行会计事务。
一征收会费。
一审查会员有无救恤的理由。及救恤金之多寡。
一设法增进会员的和睦。除去会员的纷争。
一草立本会进行计划。以提出大会讨论议决。
一立出工资。时间。保险。卫生运动及扩张本会的方策。以提出大会讨论议决。
一草立本会应加或应改章程。以提出大会讨论议决。
一于每次常例大会。报告前半年会计帐目。以供大会稽查。作出次半年会计预算。以供大会审查。
一由名誉会员及会外人中。预择可以任为理事之人。以供大会推荐或委任。
一确定定例大会及临时大会的日期。
一遇有劳动争议时。代表本会与雇主交涉。
一其他大会所认为应办之事务。
第十一条理事会为办理第十条的事务。设置书记。会计。庶务。教育。编辑。调查。交际各科。各科科长以理事担任之。有必要时得理事长任命本会会员或雇用会外人各科办事员。
第十二条理事会每四星期由理事长召集会议一次。商议事务进行方法。会议时以理事长为议长。理事长有特别事故不得出席时。由出席理事当场推任。议决手续与大会一样。但理事长或二人以上理事认为有必要时。得由理事长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三条理事任期一年。但得连任。
第十四条理事分左列二种。
一由大会所选出的本会会员。
一由大会所推荐之名誉会员或雇佣之会外人员。
第十五条理事长由理事互选。代表本会。总理本会一切事务。指挥理事人。召集理事会。任免各科办事员。理事有不胜任者提出大会议决解职。大会及理事会议时为议长。
第三章入会及退会
第十六条欲入会者。须照规定的样式。写明指定的事项。向理事会请求入会。
第十七条本会理事会对于请求入会者。调查其实系有入会资格。即加以许可。交付会员簿及徽章。
第十八条会员欲退会者。须将理由说明书及会员簿徽章交付理事会。以请其许可。
第十九条会员失去会员资格者即退去本会。
第二十条退会的会员欲再入会者。须得理事会的许可。
第四章会员的权利及义务
第二十一条本会会员每月有纳付会费四十文的义务。
第二十二条本会会员遇有重要事件。得大会许可。即有得本会帮助经济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本会会员有理事的选举及被选举权。
第二十四条本会会员有参与本会的各种集会及发言投票各权。
第二十五条本会会员有享受第六条所规定之各种特典和权利。
第二十六条本会会员有享受本会所规定及议决的一切补助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本会会员有尊重及严守本会规约及议决的义务。
第二十八条会员所纳之会费。无论有何等理由。概不退还。
第五章除名
第二十九条本会会员有违背本会的规约及议决。或损伤本会名誉。或利益。或放任本会所规定的义务者。理事会得开会议决除名。取消其权利。
第三十条以虚伪而请求或收受救恤金。或无故而滞纳会费及二月以上者除名。
第六章名誉会员
第三十一条名誉会员得由大会推荐为本会理事。
第三十二条名誉会员在大会没有议决权。本会须有会员二百人以上。方开成立会。方组织评议会。评议会的章程另定。
附则
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得由会员十分之一提议修改。 |
陈独秀《在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上的演说》（1920年10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在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上的演说
陈独秀
（1920年10月3日）
〔说明〕本文系陈独秀于1920年10月3日在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上的演说大意，刊载于《劳动界》第9册，1920年10月10日出版，原标题为《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
现在世界的工会，只有三个团体很有势力。第一就是矿工，第二就是铁道工，第三就是机器工。这三个团体，要是彻底联络了，那就社会上一切物件，都要受他底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我听说有七八十个机器工人，发起这个上海机器工会，算得一个很好的事。我希望这个工会到了明年今天，就有几千或几万的会员，建设一个大力量的工会。但我有一句，请诸位牢牢记着：我说这个工会，将来万一有办到不如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努力，要把他糟的处所改造，把坏的分子驱出；尽力负责去干。万万不要见得他糟了，大家就让他去糟，个个不管了！ |
陈独秀《工人教育问题——答知耻》（1920年10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工人教育问题
——答知耻
陈独秀
（1920年10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独秀先生：
读八卷一号新青年，知道先生对于我的意见还有误解之处，现在再略加说明如下：劳工问题之解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所以我虽没有“神通”使他们立刻受平等的教育，但是我的意见仍希望一般热心劳工问题的人，以全副精神注重工人教育这一点，因为我身居工厂，实在觉得一般工人知识的饥荒，比无论什么痛苦都要深一些。他们肚饥知道要食，身上寒冷知道添衣，惟有没有知识的痛苦他们完全不觉得，所以若不想法增加他们一些知识，即使先生们天天为劳工问题做文章，还是不中用，于他们身上还是不能发生效力。如此情形，试问先生有何方法可以解决劳工问题。
先生最致疑于我的，以为是“拿教育这句话来搪塞好做加工资减时间的障碍”，我不能不说这是先生的武断。我三次通信具在，明明主张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与先生无异，但不以此二事——减时增资——为满足，力主实施工人补习教育及储蓄与减时增资同时实行，所以免工人耗费时间金钱及习于游惰之弊，而谋增进改善工人之地位。即使他们的知识能力经济能力逐渐增进，成为工厂股东之一分子，股东即是劳工，劳工即是股东，这就是我的希望，不知先生何以看不明白。至于如何入手，我们都是“人”没有“神通”，只好就所能去做就是了。
一九二〇年九月八日知耻白
先生也主张要加工资减时间，那便好极了；先生又主张不以减时增资为满足，更力主实施教育，那便更好极了。但先生是主张拿教育做减时增资底条件，我以为减时增资是工人应得权利，若加上条件便是搪塞底话。我主张拿减时增资做教育底条件，先生以为怎么样？每日做工十二点钟，上海现在的生活必需品这样昂贵，每月只有十元八元底工资，试问先生若处到这种境遇，哪里会有时间力量去受教育，哪里会感觉没有知识底痛苦？人类生活的欲望是由物质的进到精神的，断没有丢开物质的便进到精神的。饥寒救死不暇的人还说什么知识不知识！
先生自己说是主张减时增资的，说我“还有误解之处”，先生说我“武断”；先生说“三次通信具在”；现在把屡次通信里关于主要争点底话录在后面，请先生及读者诸君大家看看是不是我误解，武断。
先生第一次信上说：
“总之工人缺乏知识，非注重工人教育，则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适足以资其为恶。”
先生第二次信上说：
“若对于无知识之工人实行增给工资，减少时间，而不谋增进工人知识，则于社会于工人均无益而有害。”
先生第三次信上说：
“仆深信教育平等为人类平等之惟一基础，欲求人类平等之实现，而不以教育为基础，虽以多财与工人，亦难有善良之结果。”
先生这次信上说：
“所以我虽没有神通使他们立刻受平等的教育……”
把四次信上的话综合起来，先生是竖了一块教育平等底大招牌，随即自认没有神通使他实现，这便是只有招牌而无货卖了；但是先生一方面又力说没有教育是不能减时增资的，那么，先生所主张的减时增资，在逻辑上是不是已经自己取消了呢？换句话说，就是：先生明明晓得教育是不容易实现的，然而偏要拿他来做减时增资底条件，这不是拿句空话来搪塞好做减时增资的障碍是什么？
独秀 |
陈独秀《大学教授问题——答赵仁铸》（1920年10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大学教授问题
——答赵仁铸
陈独秀
（1920年10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独秀先生：
阅报悉国中有西南大学之建议，而先生等被任为筹备员，深以为吾国教育界前途贺。大学之组织分科之办法，虽时时于报端见其鳞爪，以未窃全豹，不敢有所妄陈；然愚见所及有一事不敢默然者，则教授之选择是也。考教授二字于英德文为Professor，法文为Professeur，乃最高尚最荣誉之职也。其在德国及瑞士更为重视，任其职者均为各界之泰斗，著作等身之士，以数十年之经验导青年后学之士，识途老马，是以无颠蹶之虞。铸昔在巴黎参观大学开学式，见教授席中均颁白老者，鬓发皓然之士。归而考其历史，始知皆各界之杰才，中国之硕士也。英美教授资格不及德瑞之严，然任其职者亦莫不得博士后积十年以上之研究，经五六次之发明，否则断不敢望此席也。反视吾国，任教授之职者均属青年后学，往往在国外大学初得学士硕士，回国即肩此重任，其得有博士学位者更志高气扬，莫不有大学教席舍我其谁之志。在吾国人才缺乏，固不足深责，然长此不已，岂我国高等教育前途之福哉！今乘我西南大学正在草创之时，聊供一得之愚，如蒙采择，不胜幸甚。铸以为吾国在此过渡时代，大学教授当用外人，前在国时即力主之，今出国后更仍不变我初衷，宰先生等勿笑其洋迷也。铸所谓之外国人，非能明几句外国话如我国以前各校所请之外国人也，亦非但得有硕士博士头衔之外国人也，必其人得博士后更积有十年以上研究，杂志丛报时时见其发明之披露，此等人在其本国人材如林尚无分于教授席中，设吾国降格以求聘任此等人为教授，以视世界著名各大学之教授固未免稍有逊色，然以视吾今日之本国教授，其相去自有公论矣。回忆初来此间，有德国同学名米思麦者，在此得博士后，又复研究一年，一旦来别，云将归国；铸询以将有何任，彼云将往柏林应中等教育员试。铸深以为奇，彼即转询吾国亦有此等考试否。铸答以中国人得博士后已为万能，任大学教授尚绰有余，更何惜为此中等教员乎！彼答曰，然则君毕业即有Prof.Dr.之希望矣。铸闻之不禁赧然，即答曰，余回国后当再不蹈他人之覆辙，但愿在化学工厂中任一小职，惜现在中国工厂尚不发达，如无机会，将来亦拟在中等学校中任一教职，能免此考试，已属幸事，若Prof.Dr.，余所不敢为亦不愿为也。彼云若贵国学生能人人若君，则十年二十年后，中国之大学何难与德国相等。此一席谈，铸深印于脑不敢忘也。又忆及昔在美国每晤吾国同学，辄滋滋问北大教授薪水若干，如何入门。铸答以君等毕业后，何不为耶尔哈佛之Prof而愿为北京大学教授乎？彼乃屈指申数曰，某某君昔在某大学之同学也，某某与吾同得硕士也，彼等先回国，已在北大掌教矣，吾留此较久，岂反不胜任乎？铸答以君为中国人，亦爱中国乎？答日，何在而不爱？铸曰，君既爱中国，当希望中国第一之大学将来与世界著名之大学并驾而齐驱，若人人如君，不将沦吾国大学于德国中等学校以下乎？彼乃恍然大悟，不复冀此大学教授矣。先生等闻此琐屑之谈，吾知其必厌然乏味矣。今请简述之曰：（一）中国之教授在此过渡时代，非本国人所能任也。（二）请真有学问之外国人为教授，不足耻也。二十年前之英吉利，欧战前之美利坚，其著名大学之教授均为德人，是以英美学生闻GermanProfessor二字，莫不敬而重之。铸自离北大后，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院内研究有机化学，所从之教师，非美国人乃瑞士人也；楚材晋用，美国尚如此，在吾国亦何伤？欧战停后，蒙其介绍来此间，从世界著名之化学家Werner，不幸来此不久，彼即逝世，乃改从继其任之Karrer研究有机化学中之Glycosides，此为近十五年德国化学家所最从事于研究者。前柏林大学教授E.Fischer为此界之泰斗，今此间之Karrer则其后起者。英美各大学，对于此类化学尚少研究，铸不自量力，肩此重任，在此研究已逾一载，虽不敢谓有所发明；然积一年三百日一日八小时之成绩，亦不敢谓毫无心得，预计明年二三月间可得一小结束，应试后或往德国明兴Muchen或往法国曩西Nancy，二处之教授非但为德法二国化学界之泰斗，抑亦世界学者所景从也。（后略）
赵仁铸寄自瑞士
增高一国学术程度，自然非增高大学程度不可；增高大学程度，自然非增高大学教授程度不可；此时中国要增高大学教授程度，非多多聘请外国学者不可；这是一定的道理。章行严先生前在北京大学时，即力说北京大学教授底程度已和学生底需要不相应，非改聘外国学者不可。王抚五先生也主张西南大学教授只用外国专门学者，他自己情愿辞去北京大学的教授来当助教。章王二先生底见解都和尊论一致。我也极端赞成这个主张，但附有两个条件：（一）图书馆及科学实验室有相当的设备；（二）学生外国语有充分的听讲力；否则就是延聘外国学者来也无甚益处。
独秀复 |
陈独秀《男女同校问题——答人社》（1920年10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男女同校问题
——答人社
陈独秀
（1920年10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独秀先生：
广东现在没有一个女子高等专门学校，中等学校的女毕业生，除了少数可升岭南大学外，简直没有求高深学问的地方。那么广东高等师范应该男女同学，不是性灵闭塞的人，都没有不承认的。怎想今年广东教育大会通过高师开放案后，即有省会“碍于风化”的沮议，省长“无开放之必要”的批驳；男女享受同等教育的机会从此就成泡影。我们细想专门以上学校应该男女同学的理由何等充分，数百女生底开放高师的要求何等恳挚，现在竟遭失败，真是可叹！我们见得这样情形，觉得“高师开放”底运动是刻不容缓的，所以立意去干这宗事情。运动的步骤：第一，想十月十号以前，刊行一本高师男女同学问题号，关于男女同学底利害作具体的研究，想将一般腐物的迷梦唤醒。但我们能力薄弱，恐没有多大的影响，先生平素对社会底运动有很大的同情，故求先生帮助我们，替我们撰一篇文章，最好九月廿五号以前寄到。独秀先生呀！这一宗事情关于社会进化很大，很望先生对于我们这种要求给一个满意的答复。敬祝先生康健。
人社
接到诸位底来信，一直懒到今天还没有答复，文章更不谈了；只好静候着读诸位底大作，供我懒人底眼福罢。关于男女同校这个问题，本来没有什么深的理论值得当个问题去讨论。像这种浅近的事大家还要大惊小怪的起来反对，可见我们中国人底程度还同五六十年前反对铁路时代差不多！我从前和汪精卫先生谈及此事，精卫先生说，中国人把男女防闲看得这样重，只有索性实行乱交可以破破这固执的空气。精卫先生这话虽未免激烈一点，但对于中国人的迂谬思想和习俗，每每令人发这种感想。前月十五日上海时事新报上有一段新闻，真令人看了又好气又好笑，录在后面请诸位想想那姓蔡的是谁？
独秀复
曹张宴客时之趣语
——忽谈“姓蔡的”问题
曹张两使濒行之日，特于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席间，张使卒然问曰：“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么？”曹使亦卒然应曰：“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姓蔡的？”张使曰：“可不是。”曹使即顾王怀庆曰：“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王未答，幸有某阁员以他语岔开。当时曹张两使一唱一和，大抵卒然而至，且所言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席间竟有相顾失色者云。 |
陈独秀《随感录》（1920年10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随感录
陈独秀
（1920年10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再论上海社会
从前做黑幕一类的小说，不用说是为了金钱主义；世界上弄钱的法子很多，做这种小说来弄钱已经是有点黑心了。现在因为黑幕的生意不大好，摇身一变来做新思潮的杂志骗钱，外面挂着新文化的招牌，里面还是卖黑幕一类的货；上海骗钱的法子很多；拿这种法子来骗钱来糟蹋新文化，更加是黑心到了极点了。
从前贪官奸商合起来运米出洋，不用说是为了金钱主义；世界上弄钱的法子很多，运米出洋好叫自己发财穷人吃贵米，已经是有点黑心了。现在因为贩米出洋受人唾骂，换一个法子来办平粜局，就由这平粜局运米出洋（详见八月二十六日上海时事新报本埠时事栏），上海骗钱的法子很多，拿这种法子来骗钱来造成米荒，更加是黑心到了极点了。
你们提倡新文化反对黑幕，我就挂起新文化招牌来卖黑幕；你们提倡办平粜反对运米出洋，我就挂起平粜招牌来运米出洋；这种巧计，可比三国演义上的诸葛先生还要利害。因此推论，打着“毋忘国耻”的招牌卖日货，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拥护军阀官僚，也是意中事。所以什么觉悟，爱国，群利，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底利器。呜呼上海社会！
学说与装饰品
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所以详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输入学说若不以需要为标准，以旧为标准的，是把学说弄成了废物；以新为标准的，是把学说弄成了装饰品。譬如我们不懂适者生存底道理，社会向着退化的路上走，所以有输入达尔文进化论底需要；我们的文学、美术，都偏于幻想而至于无想了，所以有输入写实主义底需要；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这些学说底输入都是跟着需要来的，不是跟着时新来的。这些学说在社会上有需要一日，我们便应该当作新学说鼓吹一日；比这些更新的学说若在社会上有了输入底需要，我们当然是欢迎他；比这些更旧的学说若是在社会上有存留底需要，我们不应该吐弃他。现在有许多人说，达尔文底学说、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底文艺、马格斯底社会主义，都是几十年前百年前底旧学说，都有比他们更新的，他们此时已经不流行不时髦了。这种论调完全把学说当作装饰品，学说重在需要，装饰品重在时新，这两样大不相同呵！
懒惰的心理
改造社会自然应该从大处着想，自然应该在改革制度上努力，如此我们的努力才是经济的；但是不可妄想制度改革了样样事便立刻会自然好起来。只可说制度不改，我们的努力恐怕有许多是白费了；却不可说制度改了，我们便不须努力。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怀这种妄想的人就是人类懒惰的心理底表现。例如中国辛亥革命后，大家不去努力创造工业，不去努力创造教育，不去努力创造地方自治，不去努力监督选举，不去努力要求宪法上的自由权利，妄想改了共和就会自然有一步登天的幸福；又如俄罗斯十月革命以来，大家不想想他在这短期间，除了抵抗内外仇敌及大饥馑，他所努力创造的只应该到何程度，便无理地责备他的成绩；这都是人类懒惰的心理底表现。我们现在及将来的改革倘不排除这种心理，定会要失败的；据我所知道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以为他们是新思想新制度底产物，便不须照旧式工商业那样努力那样竞争，他们便因此失败了；某处有一消费合作社，他们以为合作社是新的理想新的制度，不需要从前的营业技术，他们便因此失败了；有好几处学生贩卖部，他们以为是传播新文化底机关，不必采用营业的麻烦手续，连出入账目都随随便便不去用力弄清楚，他们便因此失败了；我看照这些同样不努力的懒惰的空想，都没有不失败的。
此外我们时常有“彻底”“完全”“根本改造”“一劳永逸”一些想头，也就是这种懒惰的心理底表现。人类社会底进化决不是懒惰者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而容易。 |
陈独秀《本社特别启事》（1920年9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本社特别启事
陈独秀
（1920年9月26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劳动界》第4册，1920年9月5日出版。
仲渊，慕痴，颜启烈，邱伯年和工商友谊会诸先生：
诸位来信都收到了，请于下星期三（即二十九号）午前九时枉驾法界宝昌路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开一会议，以便面商关于《店员周刊》一切进行的事。我们对于诸位来信未及一一作复，附此道歉。
秀松汉俊独秀同白 |
陈独秀《闲谈》（1920年9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闲谈
陈独秀
（1920年9月19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劳动界》第6册，1920年9月19日出版，署名：独秀。
为什么不吃牛肉？
从前老年人多半不肯吃牛肉，我们都说他迂腐，其实他不肯吃牛肉，是有一种很好的意思，我们不可大意了。
老年人不肖吃牛肉，是以为牛替我们耕了田地，出了米麦，做了这等重要的工作，还忍吃他的肉吗？所以我说老年人不肯吃牛肉是有很好的意思。但是种田的织布的做屋的做机器的劳动者也都替我们做了和牛一样的重要工作，我们千万不要吃他们肉呀！
无理的要求
三新纱厂底工人因为上海百物昂贵已经不能活命，厂主还要减少工钱，他们罢工反抗这本是分所当然的事。然而厂主说是工人无理的要求。不错不错，牛替主人种了田，主人还要吃他的肉，牛也不曾罢工；如今厂主并没有直接吃工人底肉，工人倒罢起工来，怎么不是无理的要求！ |
陈独秀《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1920年9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
陈独秀
（1920年9月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劳动界》第4册，1920年9月5日出版，署名：陈独秀。
因为外国劳动运动都闹得利害，我们跟着凑热闹吗？我以为决不是这样，我们不能说中国没有劳动者，我们便不能说中国不应该有劳动运动。我们不能说中国底劳动者境遇不苦恼，我们便不能说中国人不应该提倡并帮助劳动运动。
因为要大大的来改革中国底政治和经济组织，才利用劳动运动吗？我以为也不是这样。日本贺川先生在日本贫民窟住了十几年，美国底贫民窟他也曾去调查过；但是他说：“见了中国上海底贫民窟，那日本和美国底贫民窟都算不得苦恼。”贺川先生所见的闸北和营盘口等处贫民窟里贫苦工人底生活状况，上海有钱有势的人自然不容易看得见。但是像各处马路旁边小铁匠店里底小徒弟，无冬无夏从天明到夜半都站在火炉边旁打铁，这是容易见着的。十六铺提篮桥洋泾浜底小客栈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里住宿，这是容易见着的。丝厂香烟厂里小女工一天只得着几个铜子还要挨打，这也是容易见着的。这班人做了社会上重要的工，和懒惰的乞丐不同，但是他们的生活比乞丐还不如。所以我们现在不必谈什么改革政治和经济，也并不必谈什么社会主义，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人类底同情心，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同胞底感情，便应该出力帮助这种贫苦的劳动者。你们若是对于劳动运动袖手旁观，甚至于从中破坏，我奉劝你们以后便不必把什么仁义道德或基督教挂在嘴上骗人了。因此我要说一句可怜的话：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一不是跟着外国底新思潮凑热闹，二不是高谈什么社会主义，不过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底同情心和对于同胞底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 |
陈独秀《闲谈》（1920年9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闲谈
陈独秀
（1920年9月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劳动界》第4册，1920年9月5日出版，署名：独秀。
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
富人生活穷人生活
开着电风扇打麻雀。昼夜在烈日里面火炉旁边做工。
坐汽车四处兜风。拉车运货，走一步出一阵汗。
住着高楼大屋还嚷天气热。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又小又矮的屋里，出气不得。
吃荷兰水冰其林还嫌不凉，吃西瓜还嫌不甜。路上遇见自来水或施茶，不管脏不脏便骨都都的喝下。
睡在纱帐里，床前放着一盘水，点着根蚊烟香。睡在矮檐底下，或小客栈里，终应供蚊虫蚤虱大开宴会。
肥鱼大肉嫌腻口，海参鱼翅又嫌腥。当了一件破棉袄，买来二升米，一家老小才吃得个半饱。
怕劳动
有一位朋友向我说，你们的《劳动界》算是和平极了，官厅和资本家应该没什〔么〕话说。又有一位朋友说，不然，就是这“劳动”二字，他们又讨厌又怕。我说，懒惰的人当然讨厌劳动，不算奇怪；至于怕劳动，那便大可不必，大家要晓得辛亥年的革命党都是清朝怕出来的呵。
贫民窟
日本有一位贺川先生，在神户贫民窟和贫民同住了十几年，舍身舍家的帮助贫民，算是日本贫民的福星。现在来到上海，调查上海底贫民窟，十分恳切详细。我们从前只晓得上海有两处大的贫民窟，一在闸此〔北〕，一在南门斜桥。现在贺川先生亲自去调查出十好几处，画出一张详细的图，他前天把这图给我看并且问中国有没有肯舍身帮助贫民窟的人，我对他实在又难受又惭愧。 |
〔演说〕谁是工人之友？（江囚〔何孟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29号
〔演说〕
谁是工人之友？
江囚〔何孟雄〕
这篇稿子，是我在某处工人俱乐部的讲演，望读者注意。
诸朋友！我们又很久未相见了，今夜得聚一堂，我心内觉得很快乐。
我将我今日讲演的题目说出来。“谁是工人之友？”但是诸君不要误会：谁也是朋友，认得的就是朋友，即如常怀破坏工人团体的坏蛋，也可以说是朋友。然我今说的朋友的意思，却有点不同。我要下个定义：
“凡对工人运动，是极大的热忱，肯为工人的利益，牺牲地位，牺牲性命，不论历什么痛苦都不退却；没有一点利用的心思，不骗工人。这种人才是工人之友！”
这种人，我举几个最出名的人给你们听。
世界上最出名的，莫过于马克思，外国工人，没一个不知道他。他是在大学毕业的学生。他看见工人的苦，他从事社会革命，他找出很多的方法，要工人得到满足的生活，并且著很多的书，可是能当为工人革命的圣经。
他为德皇驱逐出国，他一生都是放逐的生活。他四十多年的革命运动，并且创造了一个世界工人的团体。这种人真是工人之友！
后来继他而起的，不知多少，差不多各国都有。并且有为工人的利益，牺牲性命，放逐海外，实在是多得很！
又同俄国的列宁样，他也是因为要实现工人满足的生活，就被关在牢内，又被充军于西比利亚。他不顾死活的干，于今实现了工人的俄国。诸君！你们看他们的热忱，他们对工人如何的尽心，这类的人真是工界的朋友。
我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更苦，你们要如何的找你们的朋友？你们以为他们革命就拒绝他们。你们要知道，他们为何要革命？
若他们不只是政治革命，若有经济革命，这种革命就是工人的事。他们是想和工人谋幸福，而工人不察，以革命是不可的事，这就大错而特错。
诸君！你们一定要认清你们的友人！总之，无论何人，他肯为你们的利益，牺牲时间、金钱，大则性命，那吗，你们就要表示相当的敬意，并极力的援助！
诸君！你们以后要认清楚！我今晚的话就说到这里止。你们有疑问之处，还是请问我。
一九二二，一，二十一. |
〔小说〕杨阿三的死（英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28号
〔小说〕
杨阿三的死
英谐
暗淡凄凉的傍晚，紧紧地刮着削骨似的冷风。在路旁一所小茅棚里面，杨阿三正呆呆地坐着，抽他的烟卷梢。
望到大约半里路远的光景，看见在兵工厂洋楼里面，现出一点点明恍恍的电灯光。一团团的黑烟，闲慢慢地从烟筒里面㨰〔滚〕出。“叱叱哮哮的蒸汽，也跟着回汽筒，匆忙忙地跑出厂外。
“叮当，叮咛，轰轰轰轰……叮当”的声音，隐隐约约似乎在那儿响。这时候，不禁引起了阿三回忆以前几十年的种种事情：——在厂里学了两年艺徒时，曾拿过十几块钱一月的阔薪水呀，还有的是！朋友往来的热闹，我请你逛这里呢，你约我听戏呀，吃呀，喝呀，……快活哩！阿三想了半点多钟，想得蚩蚩地一点儿都没有动，而路旁没叶的冬树，寂籁萧条的旷野，都好像幽幽静静，陪伴着阿三似的。
飕飕飕飕……的一阵风声，接着又是窗纸“忒忒忒……”地响着。冷极了！冷得阿三一个人在茅棚里面只是发抖。
“我这……几根老骨头连……不舒会了。”阿三颤着喉咙说。“哦！今天恰好是三十晚，老林家里总烧……了火过年的。”不一会，砰的一声，一扇破门带关了。阿三冒着北风，向老林那儿走去，···...
“老林，今天好冷呀！……你……觉得怎样？”
“是的，今天比旁的天气要冷多了。”
“小毛，你为什么捡半天连一片树叶子都没有捡着？”老林问道。
正在那儿洗晚餐碗的林嫂嫂，连忙地接续道：“你也要可怜小毛一下呀，他今年不过才六岁，没有树叶捡，他还想得别的法子出吗？”
“唉！也罢，也罢。只要孩子没有病痛，都是好的。”老林回答。
阿三也安慰他们说：“你这个屋子也还小，有几个人在屋里，也不顶冷哟！”
老林一边在身边搜，一边很温和地对着那个肮脏的孩子说道：“小毛，你去打几个子的酒来，让我们喝一喝，去去寒气。”
※※※
阿三乘着酒兴，把他郁在胸中的牢骚，对老林说道：
“唉！老林，我在外面流落几十年，依然还是剩了一个穷孤独的我；虽则养了两个儿子，哪晓得是穷人家里待不惯，都不满三岁就死了！这也只怪得我命薄哟！至于平日我所赚的工钱，也没有大吃、大穿地花过，不过做工辛苦的时候，才稍微在外面吃一吃、逛一逛，养活养活精神。现在年纪也来了，力气也……衰子，遇着有时候，卖……苦力也是逼得没……法子！”他的上句不接下句的声音，停了一停，接着又说道：“幸亏我吃的要比以前减少些了，每餐有两个窝……窝头，勉强也……可以够。不然的时候，真会活活地受……”
老林看见他那副干枯的面孔，流着几颗伤心的热泪，他喉咙里呜咽梗塞的声音，使老林也怪难过。于是极力地安慰他道：
阿三哥，你别悲伤呀！我们苦命的人，只有等天老爷可怜可怜我们吧！……啊！今天是过年了，阿三哥，我们一道儿去逛市场来开开心。”
※※※
他们俩偕着小毛边走边谈，慢慢地徘徊。十字街心和域门口，都站着一排一排、一堆一堆的兵士和警察，个个都佩着丰满的子弹，枪尾上都插着白光闪闪的刺刀，雄赳赳的一个个立着。胆小的小毛，早就吓得打了几个寒噤，悄悄地向他父亲说道：“他们是干甚么的？爸爸！”
“不妨，不妨，他们不关你的事。他们是防匪，不要害怕。”
这时候，却把阿三心里一件事触发了。瑟瑟缩缩地对着老林说道：
“老林，我又记出一件事情了。去年王木匠也是为三十晚上过年，想出一个死主意，要骗点东西吃吃。他于是跑到一家铺子里买了一笔五六块钱的东西，到算帐的时候，王木匠身边本没有一个大，支支吾吾地同店老板说了一些，你想：店子里面的伙计，那个又是瞎子？看见王木匠一身穷光蛋似的打扮，也就可以知道他的底蕴。伙计们于是向着他说，要他拿钱来才有货物给他。王木匠也是只顾吃的人，他忍不住了，爬上柜台，拿起货什就跑。刚刚跑出店门，外面的警察和兵士，听见喊拿强盗的呼声，该倒霉的王木匠，被兵大哥擒上了，送到军政执法处的时候，被法官老爷判了一个死罪；当夜枪毙了！”阿三讲完之后，他们都替王木匠叹了一口气。
※※※
果然，市场今天比平日格外的热闹。五光十色的彩灯，光华灿烂的货品，——吃的、穿的、用的……真是使阿三魂迷目眩。他暗暗地自思地：“好东西，我最爱的东西。哦！我享不到只要看了一眼都……够了呀！”
一逛很有几点钟了，他们于是各各分途归家。刚分手不到几分钟的时光，跟着背后一柄“乌乌……叭叭”响着的汽车，飞也似的追近阿三来了。等到阿三的半聋半闻的耳朵感着的时候，他的似僵未僵的脚胫，早已来不及躲避，只听得扑地一声，将一个活活的杨阿三，辗得直挺挺地倒在街心！
“你妈的，……该死的笨驴，担搁我好几分钟。”汽车夫一边骂，一边手慌脚乱地转几轮，而那时在汽车里面一个大胖子的冷酷面孔，也现出几个呵呵的笑容。不到半分钟，汽车夫、大胖子，抖着“哱哱哱哮……”的汽车，如风似箭地跑去了。
警察也来了，逛客们也围着阿三褴褛的尸身瞧着。老林抱着小毛也跑来看看怎么一回事。他看见尘埃血迹的面孔中，认清了是阿三，于是他的脸色即时惨变？放下小毛，抚着阿三的尸骨，恸哭得一个死去活来！……
一九二二·二·一日晚。北京。 |
《工人周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1922-1924）；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1924-192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
《工人周刊》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1922-1924）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1924-1926）
《工人周刊》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面向工人的宣传刊物，于1921年创刊，由罗章龙担任主编，李大钊、高君宇、何孟雄等参与编辑。1922年夏改为由上海迁至北京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接替《劳动周刊》。1924年2月改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报，迁往郑州发行。1926年迁往天津发行，后由于北方政局恶化，该刊被迫停刊。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
不劳动者不得食！
打倒国际帝国资本主义！
工人有集会结社出版的绝对自由！
↘第28号（1922年2月5日）
↘第29号（1922年2月12日）
↘第30号（1922年2月19日）
↘第57期（1922年12月17日）
↘第63期（1923年5月1日）
↘第64期（1923年5月23日）
↘第137期（1926年1月25日）
第28号（1922年2月5日）
评论
赵恒惕与湖南人的生命和人格（尼甫）
劳动新潮
北京大学中的工人消息
株萍铁路罢工潮
汉口工会消息
芜湖工会消息
汉口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盛况（须除）
广州工界李卜克内西纪念盛况
常德劳工会成立消息
上海组织劳动同盟会
灰峪村的可怜工友
开滦矿务局之实行包工制（舒意）
京汉路大罢工的酝酿
工人谈话
工人的苦况（南口火车房高步安）
无知觉的机器也要吃工人的血肉（介石）
“黄巢第二”（放）
游记
京绥路六日游记（续）（之君）
来件代布
唐山工人图书馆简章
唐山工人图书馆阅览规则
借书规则
唐山工人图书馆干事会议简章
小说
杨阿三的死（英谐）
第29号（1922年2月12日）
评论
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底教训（只眼〔陈独秀〕）
你们且瞧着罢！（作霖）
演说
谁是工人之友？（江囚〔何孟雄〕）
劳动新潮
香港海员罢工的现状及各地援助的踊跃
郑州铁路工人宣言后之响应声
正太工人联合会又快成立了
为黄庞案抱义愤者如云而起
长辛店工厂层出不穷的黑幕（大度）
代邮
唐山工会致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信俱乐部
劳动文艺
太平歌
特载
莫斯科的“东方民族大会”开幕了
第30号（1922年2月19日）
讲演
无产阶级的战术（江囚〔何孟雄〕）
劳动新潮
香港海员罢工快要得胜利了
湖南讨赵大同盟
陇海路罢工之最后胜利
世界两大铁路工人同盟罢工
世界工人之两大会议
国内又有两处罢工
工人疾苦
为什么唐山火车房生火工人就没有例假呢？（特访员唐撤）
长辛店工务处工人的纠纷（特访员雨生）
工界耻辱
京汉行车工人组织传习公寓之解剖
工人之声
工友们快快解放罢（工人金太瑺）
工人常识
谈发动机（续二十六号）（君恺）
来件代布
石家庄正太工界联合会草章
第57期（1922年12月17日）
本刊启事
劳动要讯
武汉工团风起云涌
湖南水口山矿工大罢工
长沙人力车夫大会成立
武昌挑水工人组织工会
正太路工人全体总罢工
信阳工团改组消息
波兰工人失业入俄
上海工人要求实行三八主义
长辛店工人讲演团成立
开滦矿局的一个工贼与外国人同骂中国工人
政府要设立劳工司
劳动调查
安源劳动运动现状
评坛
为什么要组织总工会（玉敏）
汉冶萍几万工友要失业了（特立〔张国焘〕）
我们反对劳工司（邓中夏）
自由演坛
我对于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的一点意见——关于名称问题（工人黄和钧）
广东创设劳工审判处的推测（记者）
通讯
工人怎样对待天津益世报？（唐山工人）
随感录
我们前程的目标（殷）
第63期（1923年5月1日）
我们应当怎样纪念今年的五一？（高君宇）
年年五月一日（文虎〔罗章龙〕）
五一节和中国劳动运动（李树彝）
去年“五一”到今年“五一”的回顾谈（吴先瑞）
转载
京汉工人流血记序（文虎〔罗章龙〕）
奴政府又制造压迫工人的新武器——评黎元洪之“工人协会法”草案（振）
赤军进行歌
第64期（1923年5月23日）
本号发刊的话（文虎〔罗章龙〕）
工友们应该特别注意这件事——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中国的兵患与匪患（烬梅〔王尽美〕）
劳动新闻——五一纪念特讯近志
五月一日的莫斯科——杜洛次基的演说（畸）
五一纪念的北京国民大会（梅）
广州纪念五一节的胜况（畸）
上海五一节劳工纪念大会（畸）
长辛店工会近况
石家庄工人对日示威大运动
山海关铁厂工头之暴虐
奉天油房工人罢工大胜利
武汉工团联合会将恢复
德国克虏伯工厂全体罢工
通信
杂感
忘不了
吴佩孚还想武力统一吗（烬梅〔王尽美〕）
慰勉京汉工人几句话（新桂）
特别纪事
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成立
第137期（1926年1月25日）
言论
为中东路事件告全国民众（菩海）
铁路工人运动
全国各路工会代表纷纷赴津开会
奉张蹂躏中东铁路工人之警耗
郑州劳动学院开课
正太总工会秘书高克谦先生追悼大会盛况
重整旗鼓之西直门工会
浦口冻馁垂毙之七十五工友
南浔路工人的政治主张
南口工贼行凶下狱
京汉保定分工会之宣传工作
高碑店分会正式恢复
沪宁路工俱乐部电勉辛店工人
国内外政治报告
北京革命民众对中东路事件之严重表示
国民军攻奉之计划
国民政府北伐六军全数出发
方振武为主义而奋斗
国民政府主张对日宣战
汪精卫电劝冯玉祥出山
吴贼张匪苟合成功
留东归国生投笔从戎
天津之反日国民大会
工会条例不久颁布
日本无产阶级政党之奋进
摩洛哥民军军力充实
国内外劳动要闻
中华海员之全国代表大会
天津总工会率二十万工人反日
可注意之开滦五矿工人大会
日人在汕头惨杀华工
沪纱厂殴毙工人之惨闻
国际工人后援会近讯
刘华被杀全国工人之哀悼
日本无产阶级反对日本出兵南满
波兰失业工潮扩大
英国铁路工人势将大罢工
法国工人的经济斗争
英轮船无线电台工人大罢工
苏联工人增加工资
无产阶级的文艺
铁轨残血记（续六）（漫厂编著）
痛悼我们的战士刘华同志（菩海）
画报说明栏 |
陈独秀《劳动问题——答知耻》（1920年9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劳动问题
——答知耻
陈独秀
（1920年9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其一
独秀先生：前上一书，谅邀鉴及。所述劳动状况，异常草率，而关于该问题之吾见，亦未详述，今日稍暇，爱再抒己臆以求正于先生。仆意知识重于钱财，欲解决劳动问题，必须增进工人知识。若对于无知识之工人，实行增给工资，减少工时，而不谋增进工人知识，则于社会于工人均无益而有害。然仆此言决非谓不应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惟仆以为当与增进工人知识并行；且既欲增进工人知识，尤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良以工人之精力有限，若不减工作时间，而更益以补习教育之时间，虽有好学者，亦恐其有害于身体上之健康。故仆以为与其提倡“罢工”“怠工”，不如提倡工人补习教育。仆闻英国自欧战后，规定凡在工厂或商店作工年在十八岁以下者，一律应受强迫补习教育，其意甚善，大可采取而扩充之。吾国一般社会知识幼稚为世界最，补习教育之需要，仆实以之为今日吾国第一要事，不仅工人须受补习教育。兹姑就工人补习教育言之；该问题在此时提出，极为合宜。刻下工商业中高级机关之人颇感受工人无教育之苦。譬如美国织工，每人可管布机十二部以上，而吾国织工每人仅管布机二部，若有人愿加工资减工时，而改每人管机二部为四部，则工人必群起反对，不可理喻。此外以工人之无知识，而损坏机件，减少出品，种种无形损失，莫可言宣。果能乘此时机，提倡工人补习教育，增进工人知识及生产能力，则减工时增工资为当然之结果。不惟工人得相当之优遇，工业出品且以之而进步，社会亦蒙其利，较之以“罢工”“怠工”等消极方法鼓动工人者，其利害得失为何如，愿先生有以教之。
知耻上。一九二〇年四月廿五晚
其二
独秀先生：
今日读先生复书，谨悉。社会上有钱不做工的人很多，应该强迫他们做工，强迫他们做工的惟一善法，就是废止遗产（遗产废止这一事他日再谈），不能作为工人亦可游惰的理由。仆以工人补习教育为重，正为工人设法，非此不能真正造福于工人及社会。仆深信教育平等为人类平等之惟一基础，欲求人类平等之实现，而不以教育为基础，虽以多财与工人，亦难有良善之结果。彼纨绔子弟未尝无钱，而其所受遗产之毒，致不能保留其人类之向上心，较之无钱之人更苦。仆见某君某君即昔日之工人而今日之资本主，其子弟已变为游惰者。无教育而有钱，为害之大，莫可比拟。故仆意工人应当要求有“受教育的权利”，热心劳工问题者，应当鼓吹“工人有要求受教育的权利”。工人教育问题一解决，则工作时间问题，工资问题，其他一切待遇问题，皆当由工人自身为相当的解决，即进而求工厂管理权，生产由劳工支配，仆亦甚为赞成。由少数幸福而变为多数幸福，固仆积年所梦想者。惟仆之主要意见，必以教育为入手办法，知识平等而后人类平等，增进工人知识，即为达到“生产由劳工支配”，必由之途径。照现在大多数工人的程度，想使他们进步，非教育不可。倘然不注重教育，他们连字都不认识，并要求改善待遇都不知道，请问先生用什么法子可以唤醒他们的大梦？即使他们战胜现在的资本家，而拥有现在资本家的财产，不过换一个位置罢了，结果他们的游惰，不善用他们的金钱，还是一样。他们的子孙受遗产之害，还是一样。差不多同推翻了前清政府，换了现在这种民国政府一样，这都不是彻底的办法。仆的意见，彻底的办法，只有一种：就是平民主义的教育。无论何人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无论何人应该有受教育的义务（工人当然包括在内）。现在中国什么事都做不好，什么好听的名词都不中用，就因为大多数人民没有知识的缘故。虽自身利害关系最密切的事，因为没有辨别利害的知识，心里要想好好儿做，结果还是一团糟。先生不要看轻了工人教育问题，先生答复的话，太偏于感情作用，不顾仆夙有的人格。难道先生不知道仆的为人么？现在要免除先生的误解，再明白说一句：仆对于减时加资并无阻止之意，且努力助其成功。全社会的界说，决不是资本家独占，也决不是工人除外。欧美的工业界，不能与日本相提并论，日本与中国，亦不能并论。所以不能并论的缘故，乃以教育为标准。德国不受教育的人，二千五百人中只有一人。英法美各国受教育的人，平均亦在百分之九十三以上。据战后教育调查，英美各国尚努力注重工人补习教育。他们的出品，倘然以时间比例起来，一定比中国工人的出品多而且优美，这是工人教育的成绩。日本所以出品减少而且恶劣，因为日本工人教育不及欧美。中国更不及日本。现在中国的社会如此腐败，一般人都没有良好的娱乐；倘然不注重工人补习教育及相当娱乐设备，而惟减时加资，其结果必与愚夫愚妇之爱子女无异，适足增加工人之游惰，非徒无益而且害之。工厂利益，并无把握，前儿年工厂亏本的很多，那时游惰的工人必处于淘汰的地位了。先生所云每日工作二十四小时，每年工资一个铜子，真是笑话。仆不料先生如此误会。总之仆意在以建设的方法积极的手段—即平民主义的教育，—造成一多数幸福的社会；不欲盲从他人鼓吹消极的破坏。现在青年激于一种虚骄之气，无坚苦拔俗之志，而惟以炎炎大言为能，不耐劳苦，不事工作，而梦想黄金世界之实现，仆愿先生有以启迪之而教诲之。幸甚祷甚。
知耻上言。一九二〇年五月三日
再仆此函为讨论“工人教育问题为劳工问题之先决问题”而发，仆对于工时工资问题，将来另有意见发表，特此附白。
仆未尝不深知道先生是一位很可敬爱的青年，是一位人格很高尚的人，惟其如此，看见先生和万恶的资本家接近久了，竟然和他同化，说出许多似是而非的话来，所以我格外痛恨资本家的魔力，不但掠夺了无数工人底财产，而且弄坏了许多青年底思想！工人财产被掠夺的问题，和工人要求教育平等的问题，理论上本不相联属，先生硬要拿后者做前者的条件，正合一班妄人主张不识字的女子不能放足一样。我并不是看轻了工人教育，而且很希望有强迫工人教育制度出现，但不愿意拿这个做讨论别的问题的条件，失了别的问题的独立精神。先生主张“工人教育问题为劳工问题之先决问题”，我且问你：在现在贪狠的资本家生产制度之下，工银如此之少，时间如此之多，先生有何神通可以使一般工人得着平等的教育？如此看来，又应该拿什么做工人教育问题的先决问题呢？还请赐教。若只拿教育这句空话来搪塞，好做加工资减时间底障碍，这句话只应该出在资本家走狗的口里，不是有人格有良心的人应当说的。
独秀 |
纺织工人高玉山被杀问题（李震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纺织工人高玉山被杀问题
震瀛
▲压迫制度下无产阶级里第一个牺牲者
▲我们还不起来向资本家要求么？
▲我们还不运动收回治外法权么？
▲我们还不联合起来自决么？
前两天，内外棉第五纺厂里有个工人，叫高玉山的，说起来还是和我念过几天书的。在厂里和一个旁的工人，因为争吵的小事口角，以致后来在厂外互相斗殴，被伤身死，听说连肠子都流出好些来。唉！真是一件惨事呀！我想听着的没有不酸心的。据我的意识，应当把这件事算作我们劳动界一大事件，引起大家注意，好不至叫这一个可怜的弟兄不白死才好！
对这个问题，总起来看，我承认高玉山是为我们大家死，他死了，就可说是告诉我们大家要联合起来自觉自决！亦可以说，他是我们在压迫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没有钱的人）第一个牺牲者。何以呢？待我把这个问题解析来说，诸位一定很乐意听罢。论起这件事来，是因为在厂里争吵起见。为甚么争吵呢？是因为厂里的制度趋使着他们去争。说到这里，我要插一句话，按厂里的规矩，要鼓励工人多出纱，所以定出有人作得多，多给工钱；作得少，少给工钱的法子来。而作工的手续，如粗纱间出的粗纱多，当然细纱间可多得粗纱来作成细纱，但粗纱出的是有限的，你作工人的力量尚可有余，一方面厂里又设这个竞争制度，所以竞争的事一定是免不了的了。何况我们穷苦的弟兄们，现在生活程度这样高，既有多得几个铜元的机会，谁不拼着命去争呢。唉！我们穷苦的弟兄们呀！高玉山虽然直接被工友杀死，间接可以说是被资本家压迫下的竞争制度杀死。诸位，你们都是爱玉山的，你们要免除第二个高玉山再来死，应当群起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反对资本家这种投机得利，叫我们弟兄相争的竞争制度！
再看我们在租界上，无论什么事，中国人都处被治的地位，至论到诉事，更要占下风了。何况现在这回事，双方又都是穷人，没有个钱，他们还甚么曲直，得了结就了结了。唉！我们中国人，在中国地方，有冤没处伸，真是令人气死！听说这回捕房办事，没多负什么责任。我的意见，无论怎样，中国官厅黑暗，还有各种方面反抗。今在外国租界内，我们没有治外法权，裁判在领事手里，那有我们的面子。说到这里，我可说高玉山是为提醒我们去争着收回领事裁判权而死，我们大家还不该起来争回这种权利么？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我们自己本身来，如果我们自己有团体，这种事体，我们不等他们有斗殴的事实，早就排解开了，何至于一方面犯法杀人，一方面被杀横死呢。都是穷苦人，我想杀人的，完事还要后悔的！捕房欺负人，我们自己要有团体，我们自己，就会制裁我们自己的人，为甚么受他们的压迫呢？所以高玉山的死，是为唤醒大家而死，是为引起我们团体的动机而死。诸位，我们是可怜高玉山的，还不起来结合团体么？
啊！高玉山死了！高玉山为我们死了！我们自己应当如何的感想呢！仰首回顾那种人是帮助我们的？那种人是和我们穷苦的人表同情的？我们又没有产业，知识又不足，我们大家还不快联合起来么？因为最可靠的是我们自己，最可爱的是我们最亲爱的劳动界底姊妹弟兄们！因为我们是一样苦，一样穷呀！说到这里，我们还分什么帮界甚么省界么？如果我们再这样分起来，恐怕资本家更利用我们，叫我们自相残杀了。诸位，我们快联合起来罢！
死者是安徽人，听说全上海皖人作工的要开一个全体大会解决他们的自治，总归还是好现象。现在我总起来再作一个结论如下：
（甲）我所主张的是：
（一）请求厂家抚恤死者及其遗族。
（二）请求各厂撤废促起争论的工厂管理法中竞争制度。
（三）反对工资按照时间和出品量的随意增减制度中计算。
（四）大家起来运动收回领事裁判权。
（乙）我所表同情的是：
（一）杀人者应受法律的制裁。
（二）对捕房的经过，应当有和平的质问。
（三）安徽人所要开的上海安徽工人自治会。
（丙）我希望大家要避免的是：
千万要化除——少数人的弟兄范围，大部分的青帮红帮，各省的，江北江南的界限。
好预备作我们真义气真相帮的大联合！诸位弟兄姊妹们！高玉山为我们死了，我们还不快联合起来么？
我写完这篇文章，似乎还有点意思没说出来，又闷坐了一会，忽然想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亦是关于这件事实的，来和大家谈谈，这个问题是甚么呢？就是资本家有叫我们竞争的机会，我们不会不去竞争么？那里知道，资本家故意的把工资定至最少限度，叫我们大家生活上感恐慌，不得不走他给我们留的竞争底道路，好多得几个铜钱。嗳呀！我们每日作的工，伊的价值，应该比我们现在所能得的还要交□多啦。这样看，我们感受生活困难，为甚么随意卖我们牛马的气力，不要求我们所应当增加的工资呢？所以我在前边那些意见外更主张：
我们应当联合起来，作对资本家依理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加入上海各工团联席所主张的（李震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加入上海各工团联席所主张的
震瀛
▲主张组织上海各业工会
▲真正工人的代表团体
这回上海因为有一个甚么商教联合会议，讨论甚么国是会议，内中有一个姓赵的，竞敢侮骂起工人来，所以激起上海各工团的公愤。后由中华全国工业协进会发起，召集各工团开了一个各工团联席会议，商议对付方法，已有两个多星期了。我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起初因为已根本不承认于他们所讨论的国是会议，所以就冷淡了许久，作旁观的态度。后来又因协进会方面约请，所以就开始加入。我们这次加入，大家要注意，我们不是到这里边随声附和，我们不是想冒充作工人直接的团体，去要伎俩。我们是要辅助真正工人组织真正工人的团体；我们是要去攻击假工人招牌的团体。所以我们具体的主张是：
（一）否认他们商教所谓的国是会议。
（二）应该预备召集真正全国工人农人的国是会议。
（三）发布全国劳工宜言，用实力的表示责备侮辱工人的赵某。
（四）暂设全国劳工的总通信处于上海，至全国真正工人的总工会成立时废止。
（五）快快成立上海各业工会真正工人的代表团，以作成立上海真正工人总工会的筹备。
至于筹备组织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的手续，最要紧的三项：
（一）严格的审查工会资格。
（二）决定各真正工会同意的地方，作代表团事务所。
（三）作一次真正工人联合起来的实力表示。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
《劳动周刊》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
《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于1921年8月20日在上海创刊，主编为李启汉。该刊以“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为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全国性工人报刊。1922年6月，主编李启汉被上海工部局逮捕，该刊也被借口“登载过激言论”“鼓吹劳动革命”勒令停刊。
工友们，我们大家联合的机会到了！
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啊！
劳动者获得罢工权利！
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
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出版的绝对自由！
↘第10号（1921年10月22日）
↘第11号（1921年10月29日）
↘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第13号（1921年11月12日）
↘第14号（1921年11月19日）
↘第15号（1921年11月26日）
↘第16号（1921年12月30日）
↘第18号（1921年12月17日）
第10号（1921年10月22日）
庆贺粤汉路工友们的胜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工友们，还不起劲么？（新旦）
房客们会联合着反抗房主，我们就不会联合着反抗资本家么？（印刷工人罗锺羽）
造船厂的工人为什么“现在”不要求八小时工作？（苦人）
世界要闻
劳动界消息
第11号（1921年10月29日）
请大家注意我们上海劳动界最近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李震瀛）
一个想办工会的弟兄和一个怕事的弟兄的谈话（印刷工人伯宾）
从粤汉路罢工中所得的两大教训（董锄平）
中国纱厂的工友们，快起来要求礼拜日休息（新旦）
工会消息
世界要闻
劳动界消息
来件
衙前农民协会章程（续第九期）
歌
工人歌（赤光）
小说
工人的儿子（宝光）
阿三（印刷工人鼎元）
随感录（鼎元）
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加入上海各工团联席所主张的（李震瀛）
告上海工人（只眼〔陈独秀〕）
纺织工人高玉山被杀问题（李震瀛）
欢迎王凤山君的反悔（李启汉）
工会消息
劳动界消息
世界要闻
小说
饿不死的小孩（锄本）
歌
雄鸡歌（平）
蜂歌（平）
诗
奴隶式的工人（鼎元）
蟹（鼎元）
随感录（鼎元）
第13号（1921年11月12日）
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简章
昨日是甚么日子？（李震瀛）
今天是甚么日子？（李震瀛）
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转载七日上海民国日报时评）
天下是应该我们掌管的（寰光）
工友们，这样才好（伯宾）
做工是卖身体吗？（纺织工人力夫）
特别纪事
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成立
工会消息
世界要闻
劳动界消息
来件
粤汉铁路机车处职工联合会章程
印刷工人会铅石印组合敬告同业工友入会书
小说
一个悲苦的青年劳动家（固穷）
随感录（鼎元）
第14号（1921年11月19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退出上海各工团联席会的宣言
兴妖作怪底上海（董锄平）
工友们，为甚么有的就欢迎我们，有的又不放心反来敬告我们呢？（李震瀛）
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李启汉）
特别记载
书记部退出后的上海各工团
职业学校造出失业的人来了
工会消息
劳动界消息
来件
农民自决（一九二一.九.二三.玄庐在萧山山北演说稿）
随感录
第15号（1921年11月26日）
要和我们纺织工人说的话（纺织工人力夫）
痛快话（造机工人黄舜融）
劳动界消息
云南人的曙光
来件
农民自决（续）（一九二一•九•二三玄庐在萧山山北演说稿）
小说
一文钱（董锄平译）
歌
上工女（击柝人）
随感录（李震瀛）
第16号（1921年12月30日）
陇海路大激战
请看谁打胜仗！（李启汉）
诸位呀，纺织工又轧死一个（李震瀛）
工会消息
劳动界消息
小说
是我错（董锄平）
歌
家庭儿歌（隐厂）
第18号（1921年12月17日）
汉口人力车夫罢工始末记
上海将要爆发一个最大的失业问题（李震瀛）
工会消息
劳动界消息
短评
三件一样不平的事（慧贞）
小说
南迁（节录《沉沦》）
湖南劳工周刊里的过激歌
俗言
笑话
我还糊涂吗？（素兰）
童谣（本埠印刷工人杨痴民） |
陈独秀《挽联·寿联·喜联——答杨重熙》（1920年9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挽联·寿联·喜联
——答杨重熙
陈独秀
（1920年9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记者先生：
我现在有一件事，要请诸位先生指教。先生们如肯费点时候答复我，那我就非常感谢。
有一天，我的朋友为一个死去的同学开追悼会。会场中挂了许多挽联，我周围看了一回，都是说的些无味话，甚么“骑鲸”呵，“化鹤”，又是甚么“修文天上”呵，因为那死的朋友姓申，所以有一个人还用上秦庭哭师的典故。真是把甲的帽子给乙戴，不管配不配。
又有一次，一个朋友的父母做七十岁的双寿，兼着他兄弟完婚，很是热闹。大厅里挂了些寿联和喜联，写的是“鹤龄算永鸠祝欢胪”，“德仰古稀福膺繁祉”呵，又是甚么“祥开麟定庆衍螽斯”呵，说上许多，也不问粘不粘得上。
我想挽联，寿联，和喜联，原是想表情用的。若果堆着许多死典故和陈腐话，而且你用过去，我用过来，有甚么意味，又怎样能表情呢？简直说是虚套罢了，我对于这件事，想了许久，不能解决。所以把我的疑点写出来，请诸位先生指教。
（一）挽联，寿联，和喜联，应不应该存在？
（二）如果应该存在，要不要讲文言和对仗？
（三）如果不应该存在，对于死者，寿者，和婚者用甚么表情呢？
杨重熙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对于死者果有感情，有挽诗可以表现；对于寿者和婚者有什么感情？如此挽联，寿联，喜联等一切虚伪的文字，当然不应该存在。
独秀 |
陈独秀《哲学思想与化学工业——答高铦》（1920年9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哲学思想与化学工业
——答高铦
陈独秀
（1920年9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独秀先生：
（前略）我现在译了一编LesterWard氏的女性中心说，从日本文译的，改编了一些，分作两编：上编是从一般生物学说，下编说人类，可以登出么？也想从中国转寄，到先生手里恐怕是下月。我看一般大学者做这思想发源的人，（创新学说的人）他们都是很有学识，而且另外还有他们各自的专门。从科学发达了以后，从科学建造的哲学（自然哲学），更加是得力。我想我们只来说他思想，不问这些思想的根源，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法。学说自身是很有根基，在我们会变成一个空空洞洞的东西，只剩一个空空洞洞的东西在心里。先生说的：现在新青年底大害不是这般顽固老辈，乃是有点新思想而不透彻的少壮学者呵！这话很对。空空洞洞的东西从那里去透彻！他们那些老辈，不过是些空空洞洞的思想，我们如果也是空空洞洞，那这个冲突，是没有内容可言的。而且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对于真理，没有信仰力。这个都是这些硕学鸿儒，害成功的。从那种不合理的推理，不正当的结论造成的。我们自己从自己经验，见到许多言之成理的大文章的推理来的大结论，大定律，他们都可以违背，有时且必须违背，造成了一种观念，以为推论是不相干的摆架子，结论是自己想想随便定的。在我观察的狭小范围，觉得这种人很多，先生以为是么？这都是不晓得事物，都有Logicalsystem，这Logicalsystem是我们的真理。明慧女士的要求选举权一篇话，因是弱者之声，我们要听。我觉得他的见解还没有到。我是主张绝对解放女子的人，人家问我的缘故，我决不说：为女子争利益为平等这样简单。为什么要平等？说不到时，也不过是空空洞洞的话。我的理由是因为全人类的利益，是进化当然的行径。人家反对解放女子的，我去掊击他，也不是说：打抱不平，保护女子这样简单。我是为真理，为全人类的利益的缘故。这个意思，就是我想译女性中心说的缘故，先生于我这些话有高明见解教我么？
西南大学的事，我在日本报上时时得一点消息，我希望他大完成。但日本报上并没有详细，内中是些什么科（想不是单科），还请你有便时告我一点。化学工业实在是一项要紧的东西，（并非张扬自己所学先生也说的）做起来却不容易。始基的一个小小化学实验所，就是没有几千元是不能着手的。先生主张西南大学要设这所，我真是佩服先生的见解了。我想我们做事要从根本做起。他们从前办学校的都只是虚样子。我记得（现在我不甚知）好些学校名字叫做什么工业学校，农学校……等，都是一块黑板，几支粉笔，这种学校真是害人！我听说德国学生学工的五倍于学法的，我想我们人脱不了物质，我们中国人，一面要把精神革新，一面非立新生计不可。工字是我们人类立足的基础，是改良中国人生计的根本。先生说是么？我又进一层想，在大学的教习，不只要教学生，教社会，教人类，是他重要的责任。如果我们见解到这里，我希望西南大学的化学科的实验所，办得更高，更完备，高过那学生专用的程度。我们中国的天产没有人研究，用这实验所，收集材料，收集人才，做下去我想十年之间一定有大成绩的。这种事，我很愿意做的。我觉自己没有什么学力，恐怕帮不得什么忙。我是今年暑假可以卒业，卒业之后如能够有时间，把这里大学的设备详细一查，大约也有几分可供先生参考。就恐怕没有这余闲时间就是了。试验所的地方何处更好，我于中国情形不熟，不能说出，但这地方有三条件：
一用水充足，而且洁净（井水不宜）。
二煤气之供给。
三电力之供给（自备更好）。
如果实验所不在设备较完的市镇，第一，没有纯洁水，我们自己要设净制装置，水池，水塔（有时因地形可以不要），费用就大。第二，煤气是不能小规模做的，最简单只好用airgas来代，也要装置费用。第三，我们是规模最小的时候，用市上电流，最好是自备。化学上多用直流，市上电流，许多是交流。（除了电炉中利用电热者可用交流，且以变流为便，从交流换直流不要装置。）从经济上，便利上，都是自备为佳。自备直流机，夜间发电，一面点灯，一面立一间蓄电池室，日间又可以用，非常之便。以上三者想早在先生及王先生鉴中，我现在要考，考后再谈罢。
弟高铦上
吴稚晖先生说：“新文化若不竭力发挥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简直是复古的倾向，不是革新的倾向。”汪精卫先生说：“我们天天发理论的空言，闲却了实用的科学，岂不是变相的清谈！”吴汪两先生的话，实在是我们最近思想界的顶门针。我知道吴汪两先生并不是说自然科学万能，物质文明万能，更不是说思想革新无用；是说离开物质的文明，离开自然科学的思想，容易发生复古的清谈的流弊。即以思想而论，的确是人间超物质以上的财宝；但离开科学的基础和方法——Logicalsystem——便是诗人的想像或妄人的胡思乱想，和思想大两样。这种胡思乱想，只是空空洞洞，为害还小，只怕是东扯西拉弄得材料很丰富，一动笔便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倍根狄卡儿马格斯苦鲁巴特金等，牛头不对马嘴的横拉一阵，那怕著书等身，终久是个没条贯的糊涂虫！我晓得有许多青年犯了这种毛病。医这毛病的良药，就是自然科学和Logicalsystcm。说到实用的科学，化学工业更是十分重要。我们当初对于西南大学怀着三个希望：（一）开办费六十万元常年八万元的理化试验所。（二）开办费三十万元常年费三万元的图书馆。（三）常年费十万元的编译处。图书馆和理化试验所自然都是公开的，供给社会的要求，不为一校学生所独有。此外实行男女同校，附设工厂实行学生半工半读，也是我们重要的希望。可是为了无名义的私利的政争，把经费破坏了，我们这些希望，都等于一场好梦，几时想起，几时便令人心痛。各处来信问西南大学的很多，我因为除免痛苦，一概不复，实在对大家不起，附白于此，请诸公原谅。
独秀 |
陈独秀《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答费哲民》（1920年9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
——答费哲民
陈独秀
（1920年9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独秀先生：
近一年来新文化的运动，都说是受新青年杂志的觉悟，于是新思潮的勃发，就跟着这个云头，改造环境，思想界的变迁，可谓革新中国的好现象了。现在北京，上海及各处地方出版的新杂志很多，高谈主义的，研究问题的，也有讲哲学文学的，……思想都是很新，大抵都含有“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意味，还有些抱积极运动者，把“布尔塞维克主义”（Bolshevism）去直接运动，也是不少，——虽然文化运动，红灼灼，热烘烘，是极可喜的事；但照我想来，这个交运未必可喜，只可吊呵！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现在这种新思潮杂志，不单是出风头，并且还犯一个大毛病，就是“叠床架屋”，“炒冷饭”的，令人看了都要摇头了。
现在最足动人听闻的声浪，便是“解放”和“改造”这些名词。试问这些名词，这些声浪，时时在我们耳朵里经过，要说到底实践了多少，这个怀疑，我实在解决不下。——新中国，新社会，固然很好，不过那背后的“军阀”，“政客”，“官僚”，和那肮脏的空气，究竟用什么方法能够铲除这种障碍的东西呢？我说现在的国家，只有悲观！哪里有乐观？现在的社会，只有黑暗！哪里有光明？现在的小民，只有痛苦难堪！哪里有享共和的幸福？我思量了一回，什么解放，什么改造，都觉得麻烦够了。我对于现社会的感触，写在下面：
（一）妇女问题妇女这个问题，讨论的人也很多了，有一部分为争“妇女的人格”起见，他们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很是不少，现在听得广东方面，已经有女权运动的发生了，像这种妇女，是已经醒觉转来的新妇女了。这种运动，成败利钝，都不去论他，但是他们在这个专制的家庭里，觉得很不耐烦，恨不得立刻推翻，解放他们的几千年的束缚，做个自由的新妇女；他们现在最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社交立刻公开，实行他们男女的自由恋爱的主义。我想，社交公开，极容易一桩事，要在这过渡时代的当中，难保不发生道德上的意外问题吗？
（二）青年问题现在中学以上的学生，和思想活动的青年，因为受了新思潮的激问，都要和旧社会奋斗，恨不得立时跳出旧家庭，度他们的简易生活（新生活），恨不得立刻建设个新社会，过他们的世外桃源，我想，这种青年，这种学生，在这个“新陈代谢”的时期里头，或是神经过敏者，望自杀路上去走，这又从哪里起挽救他们呢？
（三）劳动问题劳工解放，农人解放，商人解放，研究这些问题的人，也是不少了；但是我国的工人，到底从哪里着手去做解放的运动？我国的农人，商人（店员学徒包括在内），应该给他们解放不要？解放之后的利益，究竟能够享受不能够享受呢？即使能够享受，到底有几种呢？
上面三个问题，我实在不能圆满解决，现在就请你在新青年杂志里给我一个答案，下一个批判，我正感激你呀！
费哲民
我以为解决先生所说的三个问题，（其实不止这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因为照现在的经济制度，妇人底地位，一面脱离了家庭的奴隶，一面便得去做定东家的奴隶；即于自由恋爱一层，在财产制度压迫和诱惑之下哪里会有纯粹的自由！在国内外两重资本主义压迫之下，青年向何处去寻新生活和世外桃源？即于劳动问题，更可以说除阶级战争外都是枝枝节节的问题。先生说：“劳工解放，农人解放，研究这些问题的人，也是不少了。”何以我绝对未曾听见看见，这句话先生说得太轻率了。
独秀 |
陈独秀《随感录》（1920年9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随感录
陈独秀
（1920年9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虚无主义
中国底思想界，可以说是世界虚无主义底集中地；因为印度只有佛教的空观，没有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和俄国的虚无主义；欧洲虽有俄国的虚无主义和德国的形而上的哲学，佛教的空观和老子学说却不甚发达；在中国这四种都完全了，而且在青年思想界，有日渐发达的趋势。可怜许多思想幼稚的青年，以为非到一切否定的虚无主义，不能算最高尚最彻底。我恐怕太高尚了要倒下来，太彻底了要漏下去呵！我以为信仰虚无主义的人，不出两种结果：一是性格高尚的人出于发狂，自杀；一是性格卑劣的人出于堕落。一切都否定了，不自杀还做什么？一切都否定了，自己的实际生活却不能否定，所以他们眼里的一切堕落行为都不算什么，因为一切都是虚无。我敢说虚无思想，是中国多年的病根，是现时思想界的危机；我盼望笃行好学的青年，要觉悟到自己的实际生活既然不能否定，别的一切事物也都不能否定；对于社会上一切黑暗，罪恶，只有改造，奋斗，单单否定他是无济于事；因为单是否定他，仍不能取消他实际的存在。
俄国精神
黄任之先生说：中国人现在所需要的，是将俄国精神，德国科学，美国资本这三样集中起来。我以为我们倘能将俄国精神和德国科学合而为一，就用不着美国资本了。但是中国人此时所最恐怖的是俄国精神，所最冷淡的是德国科学，所最欢迎的只有美国资本！
男女同校与议员
男女同校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在理论上简直用不着讨论。上海大同学院是首先实行的了，北京大学收容女生，就是腐败的教育部也居然许可了；现在南京高等师范也打算收女生，（听说“苏社”底首领很反对这件事，南京底教职员因此有点迟疑；我劝南京教职员勿为谣言所惑，因为“苏社”诸君总不至像安福部那样横霸。）可见男女同校，在中国也已经成了事实了。但是广东浙江江苏什么省议会，都提出什么禁止男女同校的议案。哼！议员议员！尔等恶也做够了，人民厌恶尔等也到了极点，何必又闹笑话！
上海社会
上海社会，分析起来，一大部分是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在外国资本势力底下讨生活的奸商；一部分是卖伪造的西洋药品卖发财票的诈欺取财者；一部分是淫业妇人；一部分是无恶不作的流氓包打听拆白党；一部分是做红男绿女小说，做种种宝鉴秘诀，做冒牌新杂志骗钱的黑幕文人和书贾；一部分是流氓政客；青年有志的学生只居一小部分，处在这种环境里，仅仅有自保的力量，还没有征服环境的力量。像上海这种龌龊社会，居然算是全中国舆论底中心，或者更有一班妄人说是文化底中心；上海社会若不用猛力来改造一下，当真拿他做舆论和文化底中心，那末，中国底舆论和文化可真糟透了；因为此时的上海社会，充满了无知识利用奸诈欺骗的分子，无论什么好事，一到了上海，便有一班冒牌骗钱的东西，出来鬼混。流氓式的政客，政客式的商会工会底利用手段更是可厌，我因此联想到国民大会如果开得成，总以不在上海开会为宜。
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
“不劳而获”，自然是不好的观念；劳而不获，也不是正当办法；最好是用劳力去求那比较上更实际的效果。例如：与其提倡废姓，不如提倡名号统一；与其提倡女子剪发，不如提倡女子放足及解放胸部底束缚；与其邀集朋友办杂志，不如邀集朋友设读书会；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 |
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1920年9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对于时局的我见
陈独秀
（1920年9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出版，署名：陈独秀。
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我说：中国政治中心虽在北京，上海是经济中心，所以时常发出对于政治上有力的舆论。现在安福倾覆后上海方面对于时局的舆论，颇不一致，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左：
（一）总想“不劳而获”，是中国人最大的毛病。这次打倒安福派，只是吴佩孚一军的力量，别人都坐观成败。若是事后说便宜话，或是提出过大的要求，这是一定没有效果的。我们想“获”，必须要“劳”，“不劳而获”，是不可能而且很可耻。至于左袒安福和段的先生们，正应该闭门思过，若还厚起面皮，拿国民的名义来唱高调，只好请他到段国去做安福国民，中华民国实不能容这样没廉耻的人！
（二）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外，劳动者的国家都还压在资本家的国家底下，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我们似乎不必妄生分别。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有许多人欢喜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无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俄罗斯的苏维埃也好，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底势力集中，不是国民总意底表现；因为一国民间各阶级各党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们的总意不但没有方法表现，而且并没有实际的存在。
（三）国家，权力，法律，这三样本是异名同实。无论何时代的法律，都是一阶级一党派的权力造成国家的意志所表现，我们虽然应该承认他的威权，但未可把他看成神圣；因为他不是永远的真理，也不是全国民总意底表现，他的存废是自然跟着一阶级一党派能够造成国家的权力而变化的。换句话说，法律是强权底化身，若是没有强权，空言护法毁法，都是不懂得法律历史的见解。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四）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因为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 |
陈独秀《谈政治》（1920年9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谈政治
陈独秀
（1920年9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出版，署名：陈独秀。后以《政治主义谈》为标题，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单行本。
（一）
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
以上的说话，虽然可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但是过于简单，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而且不曾包含我最近对于政治的见解。所以现在要详细谈一下。
（二）
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前两派主张不谈政治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们所以不谈政治，是受了争权夺利的冒牌的政治底刺激，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政治。后一派是从根本上绝对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不但反对君主的贵族的政治和争权夺利的政治，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对的。
我对于这三派的批评：在消极的方面，我固然很有以他们为然的地方；在积极的方面，我就有点异议了。
前两派只有消极没有积极的缺点，最近胡适之先生等《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
后一派反对政治，从消极的方面说起来，也有一大部分真理。他们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理论自成一系统，倒到没有普通人一面承认政治，法律，国家，一面反对强权的矛盾见解。强权是少数人的或多数人的，广狭虽然不同，但若是没有强权便没有法律，没有法律还有什么政治国家呢？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无政府党人一律反对，理论倒算是一贯。古代的社会契约（SocialContract）和中世纪的自治都市（Commune），不但不是普遍的，而且是人类政治组织没有进化到近代国家的状态。近代国家是怎样？FranzOppenheimer说：国家底唯一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底主权，并且防御内部的叛乱及外部的侵袭。这主权底目的，也就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经济的掠夺（详见Christensen'sPoliticsandCrowdMoralityp.72所引）。Christensen说：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他的目的并不是制止每人和每人间底战争，乃是使这战争坚固而更有效力（见前书七三，七四页）。罗素说：国家底骨子，就是公民集合力底仓库。这力量有两个形式：一是对内部的，一是对外部的。对内部的形式是法律及警察；对外部的形式是战斗力所表现的陆海军。国家是一定区域内全住民底集合体依政府指挥用他们联合力所组织起来的。国家底权力，对内仅限于叛乱的恐怖，对外仅限于战败的恐怖；所以他阻止这两样是绝对的。在实际上他能够用租税名义夺人家底财产，决定结婚和继承底法律，惩罚他所反对的意见发表，因为要把一种人民所住的地方划归别国他能置人于死地，并且他想着要打仗便命令一切强健男子到战场去赌生命。在许多事件上，违反了国家底目的和意见，就是犯罪（见Russell'sPrinciplesofSocialReconstruction，p.45，46，47）。过去及现在的国家底作用实在是如此，我所以说无政府党反对国家，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强权，也有一大部分真理。
从消极方面说起来，无政府党否认国家政治，我们固然赞同；从积极方面说起来，我们以为过去的现在的国家和政治，过去的现在的资本阶级的国家和政治，固然建筑在经济的掠夺上面；但是将来的国家和政治，将来的劳动阶级的国家和政治，何人能够断定他仍旧黑暗绝对没有进步的希望呢？反对国家的人，说他是掠夺机关；反对政治的人，说他是官僚底巢穴；反对法律的人，说他是资本家私有财产底护符；照他们这样说法，不过是反对过去及现在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并没有指出可以使国家政治法律根本摇动的理由；因为他们所反对的，不曾将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包含在内。
或者有人说：就是将来的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仍然离不掉强权，所以不从根本上绝对废除国家，政治，法律，这几种强权，实现自由组织的社会，不能算彻底的改革。
我们对于这种意见，可以分开理论和事实两方面的讨论：
从理论上说起来，第一我们应该要问：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没有底，我们从何处彻起？所以懂得进化论的人，不应该有彻底不彻底的观念。第二我们应该要问：强权何以可恶？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我们人类文明最大的效果，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例如水火都可以杀人，利用水便得了行船，洗濯，灌溉底效用；利用火便得了烧饭菜，照亮，温暖身体底效用；炸药和雷电伤人更是可怕，利用他们便得了开山治病及种种工业上的效用；人类底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底效用。因此我觉得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若有人不问读书底目的如何，但只为读书而读书，不问革命底内容如何，但只为革命而革命，自然是可笑；现在若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但只为强权而反对强权，或者只为强权而赞成强权，也未免陷于同一的谬误。
从事实上说起来，第一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法国底工团派，在世界劳动团体中总算是很有力量的了；但是他们不热心阶级战争，是要离开政治的，而政治却不肯离开他们，欧战中被资产阶级拿政权强迫他们牺牲了，今年“五一节”后又强迫他们屈服了，他们的自由在哪里？所以资产阶级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说，是阶级战争的学说；资产阶级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阶级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阶级不要国家政权法律。劳动者自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正因为过去及现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资产阶级底手里，所以他们才能够施行他们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阶级；若劳动阶级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不胜感谢之至；你看现在全世界底国家对于布尔塞维克底防御，压迫，恐怖，比他们对于无政府党利害的多，就是这个缘故。
第二我们要明白各国底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千年或数百年底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得多；劳动阶级要想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的社会，便不啻对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诏；因为他们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所以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底强力，马上便有复辟底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克鲁巴特金《国家论》中所称赞的中世自治都市是何以失败的，他所指责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何以发达起来的？这主要的原因，不用说一方面是自治都市里既不是以劳动阶级为主体，又没有强固的政治组织，因此让君主贵族们垄断了政权；一方面是新兴的资本家利用自由主义，大家自由贸易起来，自由办起实业来，自由虐待劳动者，自由把社会的资本集中到少数私人手里，于是渐渐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资本阶级，渐渐自由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的国家。我们明明白白晓得中世自治都市是放弃政权失败的，是放任那不法的自由（UnconscionableFreedom）失败的，劳动阶级底枷锁镣铰分明是自由主义将他带上的；现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我因此深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他为善；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万万不可一概而论，因为凡强权主义皆善，凡自由主义皆恶，像这种笼统的大前提，已经由历史底事实证明他在逻辑上的谬误了。
第三我们要明白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就是社会制度——私有财产制度，工银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人类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这恶性马上就跟着消灭的。工银劳动制度实在不应该保存，但同时若不强迫劳动，这时候从前不劳动的人，自然不会忽然高兴要去做工；从前受惯了经济的刺激（EconomicStimulus）才去劳动的工人，现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底反动，一定会懒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的工作效率必然锐减。少数人懒惰而衣食，已经酿成社会上的不平等；若由少数增至多数，这社会底生活资料如何维持呢？人类诚然有劳动的天性，有时也自然不须强迫；美术化的劳动和创造的劳动，更不是强迫所能成的，自来就不是经济的刺激能够令他进步的；所以工银制度在人类文化的劳动上只有损而无益。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像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没有经济的刺激，又没有法律的强迫，说是人们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话；凡有真诚的态度讨论社会问题的人，不应该说出这样没有征验的话来。制度变了，制度所造成的人类专己自私的野心，一时断然不易消灭；倘然没有法律裁制这种倾向，专制的帝王贵族就会发生在自由组织的社会里；若要预防他将来发生，抵抗他已经发生，都免不了利用政治的法律的强权了。更有一件事，就是人类底性欲本能和永续占有冲动合起来发生的男女问题；这问题是人生问题中最神秘不可思议的部分，不但社会制度革命不能解决他，并且因为解除了经济的政治的压迫和诱惑，真的纯粹的男女问题更要露骨的发生。这时候的男女问题内，并不夹杂着政治的经济的影响和罪恶；倘由这种问题发生了侵犯个人及损害社会安宁的罪恶，也应该有点法律的裁制才好。
据以上的理论和事实讨论起来，无政府党所诅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诅咒的；若是诅咒他，倒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
（三）
不反对政治的人也有两派：一是旧派，他们眼中的国家，就是“我国家数百年深仁厚泽”的国家，“学生这样嚣张还成个什么国家”的国家；他们眼中的政治，就是“吴佩孚只是一个师长不配参与政治”的政治；他们眼中的法律，就是“王法”“国法”“大清律”的法律；这派底意见，我们犯不着批评。一是新派，他们虽不迷信政治，法律和国家有神秘的威权，他们却知道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不必抛弃不用。在这一点上我很以他们为然；但是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说，就是所谓马格斯修正派，也就是Bebel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急进派所鄙薄所攻击的社会党也就是这个。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
他们不主张直接行动，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现在英法德底政府当局哪个不是如此？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该当做前车之鉴。
他们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名为社会民主党，其实并不要求社会的民主主义，也不要求产业的民主化，只主张把生产工具集中在现存的国家——现存的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盘踞为恶的国家——手里。WilhelmLiebknecht批评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道：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实在说起来只可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Capitalism），取其貌似投时所好来冒牌骗人罢了。德国底国家社会主义，严格说起来就是普鲁士底国家社会主义，他的理想就是军国的，地主的，警察的国家，他所最厌恶的就是民主主义（见WilhelmLiebknecht,NoCompromise,NoPoliticalTrading,p.15）。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劳动阶级底奴隶状态不但不减轻而且更要加重；因为国家成了公的唯一的资本家，比私的数多的资本家更要垄断得多。这种国家里面，国家的权力过大了，过于集中了统一了，由消灭天才的创造力上论起来，恐怕比私产制度还要坏。这种国家里面，不但无政府党所诅咒的国家，政治，法律底罪恶不能铲除，而且更要加甚；因为资产阶级底军阀官僚从前只有政治的权力，现在又假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把经济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这种专横而且腐败的阶级，权力加多罪恶便自然加甚了。若是把这名义与权力送给世界上第一个贪污不法的中国军阀官僚，那更是造孽不浅。
他们反对马格斯底阶级战争说很激烈，他们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他们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阶级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阶级本身，也是应该扫除的；因此劳动阶级本身底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见《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他们又忘记了马格斯曾说过：法国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底著作，到德国就全然失了精义了；并且阶级争斗底意义从此在德国人手中抹去，他们还自己以为免了法国人的偏见……他们自以为不单是代表无产阶级利害的，是代表人类本性底利害，就是代表全人类利害的；这种人类不属于何种阶级，算不得实际的存在，只有哲学空想的云雾中是他存在的地方。（见前书第三章）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底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着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底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倒成了资产阶级底护身符了。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修正派社会主义底格言，就是：“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他们自以为这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殊不知Bebel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正因此堕落了！
（四）
我的结论是：
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盘攘夺私的权利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
我承认国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义，古代以奴隶为财产的市民国家，中世纪以农奴为财产的封建诸侯国家，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但我承认这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因为所有者的国家固必然造成罪恶，而所有者以外的国家却有成立的可能性。
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 |
陈独秀《闲谈》（1920年8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闲谈
陈独秀
（1920年8月22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劳动界》第2册，1920年8月22日出版，署名：独秀。
霍乱和痢疾
夏天霍乱，秋天痢疾，都是容易传染而且很利害的病。得病的原因，大半是吃了腐烂的水果和不洁净的菜，喝了不洁净的冷水。可怜用力出汗的劳动者，哪能够有许多洁净的热水吃，屋内或街上的自来水就是他们止渴的救命汤，这就是劳动界得病比别种人多的原因。劳动者有菜吃又有水果吃，已经是福气，还管他洁净不洁净，这又是一个得病的大原因。但是劳动界要把霍乱病和痢疾减少一点，怎样办才好呢？
独秀
老爷们的卫生
听说警察厅禁止劳苦的人在街路上睡觉，说是有碍卫生。多谢官厅也知道注意穷人底卫生了。但是他们若回到那十人同住一间的小屋里去睡，恐怕更不卫生。而且我还可断定他们若有做官的老爷们那样宽大的公馆，他们一定不肯在街路上睡觉。
独秀
真的工人团体
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
独秀 |
陈独秀《《劳动界》出版告白》（1920年8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劳动界》出版告白
陈独秀
（1920年8月1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0年8月17日《民国日报》。《劳动界》是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的面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由陈独秀主编，1920年8月15日在上海创刊，1921年1月23日终刊，共发行24期。
同人发起这个周报，宗旨在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第一册已经出版，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发卖，希望劳动界诸君对于投稿及推销两事，大家出力帮忙，好叫本报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
发起人李汉俊陈独秀启事。 |
里维拉、布勒东：《宣言：创造自由而革命的文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宣言：创造自由而革命的文艺！
迭戈·里维拉（DiegoRivera）、安德烈·布勒东（AndreBreton）相关链接：波波卡特佩特火山脚下的安德烈·布勒东和列夫·托洛茨基——纪念独立的革命艺术国际联会成立80周年
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人类今天的文明，正面临从所未有的威胁。汪达尔人（注一），带着极野蛮而相对地缺乏效果的工具，摧残了欧洲一角的古文化。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统一在其自身的历史命运之下的世界文明，正蜷伏在整个以现在科技仓库所武装起来的反动势力的打击之下。我们所联想到的不单是那越来越接近的世界大战；就算是在“和平”时期，文艺和科学的地位，也是绝对地不能忍受的。
只要它仍依赖个人的努力，只要它仍只能使到一些主观上的天才去创造文化的客观上的丰美，则任何哲学、社会学、科学和文艺的创举，都只能是一项宝贵的机缘的成果；那即是说，是必然性的——或多或少地自发的——表现。无论从普遍的认识（它阐释现存世界）、还是革命的认识（它——为了更好地改变这个世界——需要对掌握其运动的规律有更精确的分析）的立场去看，这些创造是不能被贬低的。特别是，我们对于这些创造活动发生时智慧力的状况，是不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也不能对掌管这些智能创造的特殊规律，毫不加以重视。
在当代世界，我们必须认识到，能够容许智慧创造的那些条件，已经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破坏。从而必然产生出不单是文艺工作的越来越表面化的堕落，“文艺工作者”的人格尤其如此。希特勒的政权，当前正在扫除在其作品内对自由——无论多么表面地——有丝毫同情的所有德国作家；这已经使到那些仍然乐于执起钢笔和画笔的人，堕落成为这个政权的国内佣人的地位。他们的任务，是依照最坏的美学会议的指示去歌颂这个政权。而假如消息是可信的话，在苏联亦是如此；那里，特尔米多（注二）反动正达到高潮。
无需说，我们并不接受那个现正流行的口号：“不要法西斯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这是庸人们的陈腔滥调，适合于他们既保守又惧怕、臣伏于“民主”过去的残渣的胃口。真正的艺术，并不满足于将现成的模式加以改头换面，却坚持要去表达它那个时代的人类及其需要——真正的艺术是不能不革命的、是不能不鼓励对社会来一次全面而激烈的重新建设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将智慧创造从滞碍它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并且让所有人类将自己提升到以前只有个别的天才才能达到的高度上去。我们认识到，只有一次社会革命才能为一个新的文化扫清道路。但假如我们拒绝给予现在操纵着苏联的官僚层以任何支持，那只是由于在我们心目中，它并不代表着共产主义，而是代表了它最叛卖、最危险的敌人。
苏联的专断政权，通过它在其它国家内所操纵着的所谓文化团体，在全世界扩散着一幕深沉的暮色，反对任何形式的精神价值。这是污秽而血腥的没落。那些以奴颜婢膝为业绩、以说谎取酬为惯例、以姑息罪恶为欢乐泉源的人，却将自己装扮成知识分子和文艺创作者。斯大林主义官式的艺术，以一种史无例此的喧哗，反映出它们企求在自己的雇佣兵职业上涂上色彩的努力。
这个对文艺的原则可耻的否定——就算在奴隶国家也不敢如此实施的否定——在艺术界所引起的厌恶，应受到积极而毫不妥协的指控。作家和艺术家的反对派，是一股力量，可以用来揭露和推翻那个一方面消灭无产阶级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权利，另一方面又摧残每一项高贵情绪、甚至乎人类尊严的政权。
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惧怕艺术。它明白到，在一个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艺术家的角色，是由个人以及那些与个人相敌对的各种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来决定的。这个事实本身——只要艺术家自觉到这一点——会使到艺术家成为革命的天然的盟友。升华的过程——心理分析已经分析过了——在这里参加进去，企图在完整的“自我”与它所拒斥的外在因素之间，重建破碎了的平衡。这种重建工作有利于“自我的实现”，这实现带领所有内在世界的力量，和每一个人共有的、经常都具启发性和发展着的“自我”，走向反对那个不能容忍的当前现实。个人精神所感受到的解放需要，必须沿着这个源流的自然道路，引领它与人类原始的解放需要的必然性结合。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提出关于作家的作用的观念，是值得重提的。他宣称：“作家自然必须要为生活和写作而赚钱，但他必须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为了赚钱而生活及写作……作家并不将其作品当成一种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在他自己和其它人心目中，他的作品绝少是一种手段，使得假如有所需要，他会为了其作品的存在而牺牲自己的存在……新闻自由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并不是一项赚钱的活动。”对于那些掩饰在为了国家的缘故之下，将智力活动规限在一个与其本身的目的方向不能并存、并要限制艺术的论题的人，以这项声明来反对他们是最适合不过的了。艺术论题的自由选择，以及消除对其探索的范围的限制——以艺术家为职业的人，有权去宣布这是他们的不可侵害的权利。艺术创作的领域——想象力必须摆脱任何限制，必须不被任何借口去让它被扣以枷锁。对于那些——无论是在今天还是明天——劝告我们去容忍艺术从属于我们认为是基本上与艺术的本质不能并存的纪律的人，我们给予一个坦白的拒绝，而我们站在艺术的完全自由的立场上，提出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回答。
当然，我们认识到，当革命的国家有权反对资本主义的反击、保卫自己时，甚至乎要干涉到科学和艺术的领域。但在这种被迫的和暂时的革命自卫措施，与对智力创造发号施令的虚伪之间，有着鸿沟之隔，假如，为了物质生产力的更好的发展，革命就必须建立一个集中控制的社会主义政权，那么，若要发展智慧性的创造，就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个个人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政权。不要权威，不要独裁，不要丝毫从上而下的命令的痕迹！只有在一个友好的合作基础上，没有外来的限制，学者和艺术家们才能推进他们的任务：在以前的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更深远的任务。
现在必须清楚，在保卫思想自由的时候，我们并不企图鼓吹政治冷漠；我们从不希望恢复一种一般上只能为反动的极不纯洁的目的而服务的所谓纯艺术。不，我们对艺术的角色的观念，其高度令我们不能拒绝让艺术对社会的命运产生一些影响。我们相信在我们时代里，艺术的最高任务是积极而自觉地参与革命的准备工作。但除非艺术家主观地吸收了革命的社会内容、除非他每一条神经都感受到革命的意义和实质，并且自由地寻求在其艺术中赋予其自身内在世界的体现，否则艺术是不能为争取自由的斗争而服务的。
在资本主义——无论是民主的或法西斯的——垂死痛苦的现阶段里，艺术家看到自己受到失去生存和继续工作的权利所威胁。他看到人与人的联系的通道，已被资本主义崩溃的瓦砾所淤塞。从而自然地，他转向斯大林主义的组织，并寻求摆脱自身孤立的可能性。但假如他要避免完全的消沉，他就不能够留在这些组织里，因为他没有可能在其中传递自己的讯息；亦因为这些组织以某些物质利益而要求换取堕落的奴性。他必须明白他的落脚站是其它地方，不是在那些叛卖人类及革命的道路的人之中、随之而能够在那些从而能够将革命完成、和给与人类天才的所有形式以最终自由表达的人之中。
这份呼吁书是要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能够重新团聚所有革命的作家和艺术家，以他们的艺术更好地为革命服务，并且保卫艺术本身的自由，反对革命的篡夺者。我们相信，所有不同种类的美学的、哲学的、政治的倾向都能在此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只要双方都毫不妥协地摈斥由约瑟夫·斯大林及其心腹嘉西亚？奥利华所代表的反动警察监督精神，则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是可以与无政府主义者携手并进的。
我们知道，今天，数以万计的孤立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正散布世界，他们的声音被那些训练有素的骗子的响亮的混声大合唱所淹没。数以百计的细小地方杂志正企图将年轻的力量集结在他们周围，寻求一条新路径，而不是去作附从。每一个进步的艺术倾向都被法西斯主义当成“堕落”来毁灭。每一项自由的创作都被斯大林主义者称为“法西斯”。独立的革命艺术现在必须集结它的力量来对反动的迫害发动斗争。它必须大声宣布自身存在的权利。这种力量的团结正是我们当前认为必需成立的独立的革命艺术国际联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IndependentRevolutionaryArt）的目标。
我们并无意思去固执于我们在这份宣言中所提出来的每一项观念，我们认为它只是新方向的第一步。我们呼吁每一个艺术的保卫者和朋友，认识到这项呼吁的需要性，立即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同时向所有准备参与建立国际联会的左翼出版人，提出同样的呼吁，并且策划这个联会的任务和它的行动方法。
当一项初步的国际接触已通过报刊和通讯被建立起来，我们就会开始在一个适当的平面上组织地方性和全国性的会议。最后的一步将是一个世界大会的召集，将会正式地标志着国际联会的成立。
我们的目标：
艺术的独立——为了革命。
革命——为了艺术的完全解放！
注一：汪达尔人（Vandals），属日耳曼民族，公元四至五世纪进入高卢、西班牙、北非等地，并曾攻占罗马。他们的进侵对欧洲的文化做成极大的摧残。故Vandal这个词，亦具有“文化、艺术摧残者”的意思。
注二：特尔米多，这个词的意思是群众在革命中所取得的政治成果被篡夺。
※本文原发表于1938年秋季《同路人评论》（PartisanReview），署名者迭戈·里维拉（DiegoRivera）是墨西哥著名画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eBreton）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诗人和小说家。据布勒东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是以他和里维拉及托洛茨基于1938年墨西哥一次讨论结果所写成的。 |
陈独秀《致旅京皖事改进会函》（1920年8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致旅京皖事改进会函
陈独秀
（1920年8月16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0年8月20日《民国日报》，原标题为《旅沪院人治皖主张》。旅京皖事改进会于1920年8月17日决定筹备，8月17日于北京正式成立，编辑会刊《安徽》。该会要求驱逐盘踞在安徽的军阀倪嗣冲，废除督军制并民选省长，整顿教育。该会在之后的迎拒教育厅长风潮、推翻官派校长风潮以及六二学潮中起了相当的作用。
旅京皖事改进会公鉴：
阅帮悉贵会之设立，弁议定进行条件，毅力远謨，无任佩慰。皖人日处水深火热之中，同人正切救，忽得登高一呼，疾声振导，益幸吾道不孤，因不揣绵薄，发起旅沪皖事改进会以为贵会援应，爰于本月十六日开成立会。当议决办注三条：一废除督军，在废督尚未实现以前，则合力驱除倪嗣冲，并拒绝复辟派张勋姜桂题等作倪后继；二解散省城及各县公益维持会，该会会员一律剥夺公权；三整顿教育，其入手办法，则撤换本省不称职之教育当局，以有学识负人望者充之，至各中学师范校长非在专门学校以上毕业者，不得滥竽充数，并限制名在公益维持会之人，不得参与教育。以上各项，特急则治标之计，即拟分途积极进行；并函知省城及各县同时并起，联合一致，冀收众擎易举之功；尚望时锡南针，用匡不逮，特此奉闻，敬颂公绥。
旅沪皖事改进会：陈独秀、孙希文、夏道沛、郭成沛、汪建刚、虑光诰、潘赞化、常恒芳、王哲民、谢家鸿、李宜吉、张鸿鼎、王庆云、管鹏、光升同启 |
肖像集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肖像集CHM下载·约瑟夫·斯大林斯大林其人克里姆林宫的超博尔贾列宁与斯大林的最后斗争与绝交“老人在受罪”毒药实验室列宁的死亡和葬礼附录托洛茨基给自己的翻译马拉穆特的信斯大林与希特勒耀眼的双星：希特勒——斯大林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布哈林布哈林论不断革命布哈林的中伤与列宁的态度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马克西姆·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杰米扬·别德内·克拉辛·沃罗夫斯基·越飞·谢烈布罗夫斯基·叶努基泽·勃柳姆金本书由ю·费尔什京斯基根据美国哈佛大学档案资料选编，美国恰利泽出版社1984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1991年2月第一版。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
陈独秀《两个工人的疑问》（1920年8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两个工人的疑问
陈独秀
（1920年8月1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劳动界》第1册，1920年8月15日出版，署名：陈独秀。
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世界上若是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已饿死了。而且把粮食收下来和运到别的地方，也都非人工不行。地下生长的许多有用的矿产，更非用人工去开采，不会自己出来的。砖瓦不用说是人工做成的，木料生在山上，不用人工砍伐搬运，他自己也不会跑到砖瓦一块，自然替我们凑成功一个房屋。我们穿的衣服，自从种棉养蚕以至纺纱缫丝织成布匹，哪一样离得了人工？总而言之我们吃的粮食，住的房屋，穿的衣裳，都全是人工做出来的，单靠天然的原料是不行的。人工如此重要，所以有人说什么“劳工神圣”。但是有一个做工的人问我道，既然是劳工神圣，既然是人工如此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说做工的人是下等社会，不做工的人反来是上等社会呢？
我们为什么要做工？我们为什么要劳动？是因为不做工不劳动，便没有粮食吃，没有屋住，没有衣穿。种田的人虽然自己〔不〕做屋不织布做衣，他用劳力做米的粮食，可以供给做屋的人做衣的人吃用，因此可以说是拿自己劳力做的粮食换来别人劳力做的房屋和衣服。做房屋做衣服的人虽不种田，他能拿自己的劳力做成的房屋和衣服去换粮食，这也是分所当然。若是我们不做工不劳动，那便是自己一无所有，拿什么去换别人劳力做成的粮食房屋和衣服呢？这样的人要想有粮食吃有屋住有衣着，除了去做强盗扒手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又有一个做工的人问我道，有许多出力做工的人做出粮食房屋或是衣服，却仍然没得吃没得住没得着，有许多人不劳一点力不做一点工，反来吃得很阔住得很阔衣服也穿得很阔，这还不算，还要把出力做工的人压在脚底下不当人看待，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
陈独秀《工人与国家之关系》（1920年7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工人与国家之关系
陈独秀
（1920年7月11日）
〔说明〕本文系陈独秀1920年7月11日在电工联合会上的演讲，刊载于1920年7月12日《申报》。
兄弟近因病体不适，没有多的预备，今天对诸君简便的说一下，就是工人应否爱国。这个问题，我恐怕诸君很有些不明了地方，但凡这一个爱字，是与我们个人有切身底利益的事呢，诸君要晓得现在的国家，不是工人的国家，是资本家的国家，政治法律以及种种设施，概为少数资本家而设的，与工人没有丝毫关系，我们且看近年的五四运动，就可以证明，这一件事，我们现在说消极的爱国，就是要打倒少数资本家底国家，建设劳动工人底国家，但这事也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所望诸君，要有自觉，有团结，将来以无数小工会，联合成一大工会，那时我们劳动的国家，就不难于实现了。诸君勿以现在电器工会人数少，就扫兴，我们要把眼光放大，也不要心满意足，凡是我们的工界份子，都有联络他们入会的责任，将来会员达至数千人，那时兄弟到贵会演说，诸君也就高兴不小了。 |
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
托洛茨基
勃洛克早就断定马雅可夫斯基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雅可夫斯基的确是才华横溢的。可他并不是个和谐的天才。不过，在十年剧变之时，在两个时代还未愈合的伤疤处，艺术的和谐又从何而来呢?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中，高峰往往与低谷交替出现，天才的张扬又往往是与陈旧的诗行、甚至是大喊大叫的粗野联系在一起的。
人们有一种看法，似乎马雅可丈斯基首先是个革命者，然后才是个诗人，尽管马雅可夫斯基本人也非常愿意是这样，但这不过是一种谬误。事实上，马雅可夫斯基首先是诗人和艺术家，是一个脱离了旧世界，但又未完全与之断绝联系的诗人和艺术家，只是在革命后他才开始寻找，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找到了自己在革命中的支点。但马雅可夫斯基并没有与革命彻底地融为一体，因为在革命的准备时期他还没有站到革命一边。如果在一个大的范围里考察这个问题，那么，马雅可夫斯基就不仅是“歌手”，而且也是交替时代的牺牲品。这个时代虽然以过去无可比拟的力量造就了新文化的成分，但对献身革命的个别诗人或整整一代诗人的和谐发展来说，它就显得过于缓慢和充满矛盾了。内在和谐的缺乏由此产生，创作风格，语言的韵律以及形象手法上的不足也随之表现出来。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中，有激情的热浪，也有与时代和阶级极不相称的放荡不羁，后者或许可以说是诗人用以防备外部世界伤害的、简直是索然无味的玩笑。有时，这好象不仅是艺术上的，而且也是心理上的虚伪。可是，并不是这样的！就在诗人临死前的通信中也有这种情调；诗人以“事情坏了！”这句话为自己下的结论，其代价是惨重的。如果说，在为时已晚的浪漫主义作家亨里希·海涅的作品中有抒情和讽刺(讽刺与抒情相对，同时又在捍卫抒情)，那么，在后来的“未来主义者”弗·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也兼有昂奋的激情与粗俗的文字(粗野与激情相对，同时也捍卫了这种激情)。
关于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官方报道是以“书记处”校订过的审判记录似的语言匆匆宣布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
“……与诗人的文学和社会活动没有任何联系”。
这就是说，马雅可夫斯基出于自愿的死与他的生活是无关的，或者说他的生活同他革命诗歌的创作无关，一句话，他的死只是警察制度下的一桩奇闻。这是不真实、不该有，也是不明智的解释！“生活之舟已经搁浅”，——马雅可夫斯基临死前在一首诗中这样评述自己的个人生活。这意味着，为避开难以忍受的个人痛苦，“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已不再有足够的力量将他超脱于日常生活之上。这怎么能说是“没有任何联系”呢?
现行的官方“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体系建立在对文化成熟的速度和规律完全不理解的基础上，——在文学方面如此，在经济方面亦如此。为“无产阶级文化”而斗争在十月革命之初有着空想的理想主义性质，它与把人们限制在五年计划框子里的“全盘集体化”有某种相通之处，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斗争曾遭到列宁和笔者的反对。近几年，这种斗争又成了艺术官僚的瞎指挥，并且也毁了艺术。象绥拉菲莫维奇、格拉特科夫等资产阶级文学的失败者被当作了无产阶级文学外围的经典作家。阿韦尔巴赫之类一瞬即逝的小人物被誉为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别林斯基。莫洛托夫手中握有文学艺术的最高领导权，他竭力反对人的天性中的任何创造性的东西。莫洛托夫的助手是古谢夫[1]，这更糟糕！他在别的方面是行家，唯独对艺术是外行。这种人选完全是革命政府阶层官僚主义的腐化所致。莫洛托夫和古谢夫将御用的“革命”淫秽文学抬高到了集体马拉什金化的文学之上。
肩负有创造新文学和新文化成份之使命的无产阶级青年的优秀代表其实是在那些以自己的粗野无知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的人物领导之下。
的确，同旧俄罗斯文学最后一代作家——也许这代人还没来得及得到文学的承认——中的任何人相比，马雅可夫斯基都更大胆、更英勇地寻找与革命的联系，并且，他也相当出色地实现了这种联系。但是，深刻的裂痕还是在他身上保留下来了。革命的普遍矛盾对于追求完美形式的艺术来说本来就是痛苦的，除此之外，近年来又出现了刻意模仿的滑坡。马雅可夫斯基准备在极其琐碎的日常工作中为时代服务的同时，不得不排除假革命的官僚主义的干扰，虽然，在理论上他不善于弄明白它，也没有找到克服它的方法。他完全可以说：“我不曾受雇佣。”他长时间地坚持着不去加入行政的阿韦尔巴赫式的“无产阶级”说谎文学集体社。由此，他重又萌发了在“左翼艺术战线”旗帜下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勇敢者十字军骑士勋章的念头，他意在奖励那些出于良心，而非出于恐惧而为这种革命服务的人们。当然，左翼艺术战线也曾无力将自己的韵律强加给“一亿五千万”人，因为革命涨落的进程是十分复杂和深奥的。这年的一月，马雅可夫斯基迫于环境的压力，最终说服自己加入了“瓦普”(全苏无产阶级诗人同盟)，这时离他自杀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马雅可夫斯基并没因此得到什么，相反，他还失去了点什么。而当诗人从“日常生活”、从个人和社会的矛盾中解脱，让自己的“小舟”沉底的时候，“真正受雇佣的”官僚文学的代表们则声称：“不可理解，不可思议”，他们表示，不仅马雅可夫斯基这个人诗人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而且整个时代的矛盾他们也是“不理解的”。
如果仅仅用官方所谓“没有任何联系的话”来解答苏俄最大的诗人最终的结局，那么，显而易见，建立在有生气和真正革命文学阵营中那些急先锋身上的无产阶级诗人的官方强制性和思想上毫无归宿的联合就是不道德的。对于“在最短的时期”内建成新文化来说，这种事情也是很微不足道的。
马雅可夫斯基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直接奠基人，这里的原因如同在单独一个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一样。但在时代转折的斗争中，他是一名语言的勇敢挑战者，是新社会文学的无可非议的先驱。
摘自《托洛茨基回忆录》
[1]古谢夫(1874--1933年)，俄国革命活动家，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任中央报刊部部长等要职。——译注 |
陈独秀《《水浒》新叙》（1920年7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水浒》新叙
陈独秀
（1920年7月7日）
〔说明〕本文载于汪原放点校《水浒》，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8月出版。
“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四句诗就是施耐庵做《水浒传》的本旨。
《水浒传》的理想不过尔尔，并没有别的深远意义，为什么有许多人爱读他？
是了！是了！文学的特性重在技术，并不甚重在理想。理想本是哲学家的事，文学家的使命，并不是创造理想；是用妙美的文学技术，描写时代的理想，供给人类高等的享乐。
在这一点看来，我们就可以明白许多人爱读《水浒传》的缘故了。
在文学的技术上论起来，《水浒传》的长处，乃是描写个性十分深刻，这正是文学上重要的。中国戏剧的缺点，第一就是没有这种技术。
亚东图书馆将新式标点加在《水浒传》上翻印出来，我以为这种办法很好，爱读《水浒传》的人必因此加多。他们要求我做篇叙，我没甚多话说，惟有指出这书主要的理想和技术，请读者注意。
民国九年七月七日，陈独秀叙。 |
托洛茨基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评传》第五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托洛茨基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斯大林评传》第五章《新的高潮》p222~226。)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无疑是斯大林最重要的——不如说是他的唯一的——理论著作。这一篇文章（它长达40页）使它的作者有权被承认是杰出的理论家。相当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在这以前或者以后，他没有写出在质量上可以稍与之比拟的任何东西呢？这个谜的解答在于：斯大林的这篇著作完全是列宁启发他写的，是在列宁不断监督下写成的，并且是由列宁逐字逐句修改的。
列宁在他一生中两次与他的亲密合作者、高级理论家决裂。第一次是在1903－1904年，当时他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老权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决裂了，并与杰出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决裂了；第二次是在反动年代，当时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波克罗戈斯基和罗日柯夫这些非常有资格的作家全都离开他。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并不是理论家。在这个意义上，在新的革命高潮出现时，列宁处在困境。无怪乎他急切地抓住在制订党纲的某一问题方面可能有用的任何青年同志。
克鲁普斯卡娅追述，“这次，伊里奇同斯大林就民族问题谈了很多话，他很高兴遇到了一个认真关心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在这以前斯大林在维也纳住过两个月，研究民族问题，熟悉了在那里的我们的人，认识了布哈林、特罗雅诺夫斯基夫妇。”有些话她没有说。“伊里奇同斯大林……谈了很多话”——这意味着：列宁向斯大林提供一些重要想法，说明这些想法的各个方面，解释错误的概念，提出阅读材料，校阅初稿，作出修正……这位克鲁普斯卡娅又说：“我回忆起伊里奇对待缺乏经验的作者的态度。他看到本质，看到基本的东西，周密地考虑如何帮助改正缺点。但是他做得十分谨慎，以至有的作者竟觉察不出在纠正他的缺点。伊里奇非常善于在工作中帮助别人。例如，他想委托谁写一篇论文，但没有把握那人是否写得出，于是先同那人详细地谈论这题目，发挥自己的想法，引起那人的兴趣，充分试探以后，然后建议说：‘您写篇关于这个题目的论文好不好？’作者甚至觉察不出同伊里奇的预先谈话给了他多大帮助，觉察不出在自己的文章中写进了伊里奇的话，甚至采用了他的表达方式。”当然，克鲁普斯卡娅并没有说出斯大林的名字。但是，她把描叙作为青年作家的导师的列宁的这些话，写在她的回忆录中叙述斯大林写民族问题的那一章里。克鲁普斯卡娅常常被迫采取转弯抹角的办法，以便至少保护列宁的一部分著作权不为别人所篡夺。
人们把斯大林写这篇文章的进展情况十分清楚地给我们叙述出来。最初，列宁在克拉柯夫与他进行启导性谈话，概述主要思想和提出研究材料。后来斯大林前往维也纳，到“奥地利学派”的中心去。斯大林不懂德文，他不能利用原始材料。但是有布哈林在。布哈林毫无疑问有一个理论头脑，懂一些外语，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知道怎样利用文件。布哈林像特罗雅诺夫斯基一样，奉列宁的指示去帮助这位“卓越非凡的”、然而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格鲁吉亚人。显然，最重要的引语是他们选择的。文章的逻辑结构（有卖弄学问的毛病）非常可能是由于受到布哈林的影响。布哈林与列宁不同，倾向于学者风格；对布哈林来说，文章的结构是由它的政治利益或论战利益决定的。布哈林的影响并没有超过这一点，因为在民族问题上，他接近罗莎·卢森堡的程度要比接近列宁的程度大得多。特罗雅诺夫斯基参加的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与斯大林接触的。过了几年，在情况改变以后，这种接触使这位不重要的和不稳定的特罗雅诺夫斯基得到了一个最负责的外交职务。
斯大林从维也纳带着他的材料回到克拉柯夫。在这里又轮到列宁进行工作了，他细心地和不倦地进行了校改，在每一页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思想的印记和他的笔迹。作者机械地写进去的某些句子，或者显然是校改者所写的某些句子，如果不参考列宁的相应著作，那看来就是出人意外的或者是无法理解的。斯大林未作任何解释就写道：“决定俄国进步的命运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民族问题是从属的问题。”关于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对俄国革命进程的相对影响这个正确而深刻的思想完全是列宁的，而且他在反动年代曾作过无数次阐释。在意大利和德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一度曾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在俄国则不是这样，因为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大俄罗斯人并未遭受过民族压迫，相反，压迫了其它民族；但是，遭受农奴制的沉重压迫的却正是大俄罗斯广大农民群众。这个思想的真正创造者不会不提出证据、也不加评论（好像顺便作为一个通论而提出似的）就发表这样一个复杂的和经过认真考虑的思想。
长期与列宁一起生活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仅学到了列宁的思想，进而学到了他的用语，甚至学到他的笔迹。对斯大林却不能这样说。当然，他也是靠列宁的思想生活的，可是在离开列宁很远的地方生活，他只是在需要这些思想来达到他自己的独立目的时，才利用这些思想。他太倔强、太顽固、太愚笨、太呆板，因而学不到他的老师的写作方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列宁对他的文章的修改，用一位诗人的话来说，“像破烂不堪的旧布上的鲜艳补钉”。揭露奥地利学派是“一种精致的民族主义”的人无疑是列宁。其它一切简单的、然而是有关的公式也是列宁提出的。斯大林是不会这样写的。关于鲍威尔对民族所下的“相对的性格共同体”这一定义，我们在文章中看到这样的话：“那么，鲍威尔的所谓民族和唯灵论者的所谓神秘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句话是列宁写的。在这以前和以后，斯大林都没有表示过像这样的意见。而且，在提到鲍威尔对自己的民族定义所作的折衷的修正时，文章评论说：“用唯心论的针线缝成的理论就这样不攻自破了。”人们不会看不出这是列宁的手笔。关于称工人的民族组织形式是“同志情感的学校”这个说法也是这样。斯大林是不会这样写的。另一方面，这篇文章从头到尾，尽管有许多尖刻的地方，我们找不到像具有兔子颜色的变色龙、潜在的燕子和泪水做成的烟幕这样的话；列宁把所有这些华丽词藻统统删去了。自然，原来的手稿和所作的修改能够加以隐藏，但是无论如何隐藏不了列宁的手笔，也隐藏不了这个事实。斯大林在他被监禁和流放的那些年代中，没有写出那怕是与他在维也纳和克拉柯夫的几周中所写的这篇著作无可比拟的任何东西。 |
陈独秀《为西南大学经费事致伍廷芳函》（1920年5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为西南大学经费事致伍廷芳函
陈独秀
（1920年5月29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0年5月30日《民国日报》，原标题为《保全西南大学之方法》。西南大学由南方护法军政府于1919年12月计划筹备，委任章士钊、汪精卫为大学筹备员，章、汪又邀陈独秀参与，后因军政府内部政治斗争，致该办学计划破产。
秩庸先生执事：
迭读宣言，知先生不辞劳怨，以保护西南大学经费，苦心孤诣无任佩仰。现在关余诉讼，解决尚无日期，因之大学经费亦无从支付。不但开办诸事为之停顿，即以预科而论，西南大学大纲规定，须于今年暑假后成立，今已将届六月，若再迁延，必至贻误，此海内关怀教育者所同扼腕。章君行严为筹备大学之一人，观其宣言，亦拳拳于经费之无着，是则对于政治军事之用项，虽别有主张，而对于大学经费，则不相刺谬。兹已会同致函章君，请其对于关余项内之西南大学开办费八十五万元，取消停付，俾先生得将该款于一次内尽行拨交，似此既可将大学经费与其他政治军事等用项，不致混为一谈，且可催促大学之成立。想先生为贯彻初志计，亦必欣然不以为忤也。谨贡愚见，以备采择，专此敬请荩安。
李煜瀛、陈独秀、汪兆铭谨启
五月二十九日 |
ÍÐÂå´Ä»ù£ºÈÈÔÂ
ÖÐÎÄÂí¿Ë˼Ö÷ÒåÎÄ¿â->ÍÐÂå´Ä»ù
ÈÈÔÂ
ÍÐÂå´Ä»ù
¡¡¡¡±àÕß°´£º1956ÄêºÕ³Ïþ·òÔÚËÕ¹²¶þÊ®´ó·¢±íÖøÃûµÄ¡°ÃØÃܱ¨¸æ¡±£¬½Ò¶ÁË˹´óÁÖÖ´ÕþÇ°ºÍÖ´ÕþÆÚ¼äµÄ¸÷ÖÖ´íÎó£¬ÒýÆð¾ÙÊÀÖõÄ¿¡£È»¶ø£¬ËûËùÂÞÁеÄ˹´óÁֵĴíÎó£¬ÔçÔÚÊ®¼¸ÄêÇ°ÍÐÂå´Ä»ùÒѾ×÷ÁËÏ꾡µÄ½Ò¶ºÍÆÀÂÛ¡£Õâ¾ÍÊÇËûµÄδÍê³ÉµÄÒÅÖø¡¶Ë¹´óÁÖ¡·£¬Õâ±¾ÊéÔ¶¨1940Äê8Ô¡°½Ø¸å¡±£¬µ«8ÔÂ20ÈÕÍÐÂå´Ä»ùÔâ˹´óÁÖµÄÌع¤°µÉ±£¬Á½ÌìºóËÀÈ¥¡£ÕⱾ˹´óÁÖ´«¼Ç£¬ÊÇ·ñ¼ÓËÙÁËËûµÄËÀÍö£¬ÈËÃDz»µÃ¶øÖª¡£µ«ÍÐÂå´Ä»ùÔÚ¹úÍâ½ÓÁ¬²»¶ÏµØ·¢±í½Ò¶ºÍÅúÅÐ˹´óÁÖµÄÖø×÷£¬Òò¶ø³ÉΪ˹´óÁÖ±ØÓû³ýÖ®¶øºó¿ìµÄÑÛÖж¤£¬ÔòÊǿ϶¨ÎÞÒɵġ£´ËÊé¿ÉÒÔ˵ÊÇ×îÔç»ò½ÏÔçµÄÒ»±¾Ë¹´óÁÖ´«¡£ÈκÎÒ»±¾´«¼Ç¶¼´øÓд«¼Ç×÷ÕߵĸÐÇéÉ«²Ê£¬´Ë×Ô²»´ýÑÔ¡£¹ØÓÚËùʹÓõÄ×ÊÁϵĿɿ¿ÐÔ£¬ÍÐÂå´Ä»ù×Ô¼ºËµ¹ý£º¡°Èç¹ûÎÒµÄÖø×÷ÖдæÔÚÊÂʵ´íÎó¡¢ÒýÓÃʧʵ»òÆäËûÈκÎ×ÊÁÏÔËÓò»µ±µÄµØ·½£¬Ôç¾Í»áÓÐÈËÖ¸³öÀ´ÁË£¬ÊÂʵÉÏ£¬ÎÒ»¹²»ÖªµÀÓÐÈκη´ÍÐÂå´Ä»ùµÄÖø×÷Ôø¾ÔÚÈκεط½Ìáµ½ÎÒ²ÄÁÏÒýÓÃʧʵµÄÈκÎÀýÖ¤¡£¡±ºÕ³Ïþ·òûÓбØÒªµ½ÍÐÂå´Ä»ùÄÇÀïȥѰÕÒ½Ò¶˹´óÁֵIJÄÁÏ£¬ÃØÃܱ¨¸æÖ»²»¹ý֤ʵÁËÍÐÂå´Ä»ùµÄÖÖÖÖ˵·¨²¢·Çƾ¿ÕÄóÔì¡£1963ÄêÈýÁªÊéµê³ö°æÁË´ËÊéµÄÖÐÒë±¾£¬ÊéÃû¸ÄΪ¡¶Ë¹´óÁÖÆÀ´«¡·£¬ÊǸù¾Ý²é¶û˹¡¤ÂíÀĬ˹±à¼µÄ1946ÄêÓ¢Îı¾·ÒëµÄ£¬1996ÄêĪ˹¿Æ³ö°æÁËÓÉ·ÑÀûʲ¾©Ë¹»ù±à¼µÄÁ½¾í±¾¶íÎÄ°æ¡£±¾Êé´Ó¶íÎİ桶˹´óÁÖ¡·Ñ¡È¡¡¶ÈÈÔ¡·Ò»Õ£¬ÆäÄÚÈÝÏ൱ÓÚÓ¢ÎÄ°æµÄ¡°²¹ÒÅÒ»£ºÈÈÔÂʽ·´¶¯¡±ºÍ¡°²¹Ç²¶þ£º¡®½ðÍС¯µ±Õþ¡±£¬µ«ÄÚÈݺͱàÅžùÓв»Í¬¡£ÍÐÂå´Ä»ùÔÚÕâÀïÊÔͼͨ¹ýÓë·¨¹ú´ó¸ïÃüÖеġ°ÈÈÔ¡±ÏÖÏóÀà±È£¬½âÊÍËÕÁª¡°ÍÉ»¯¡±µÄ¸ùÔ´¡¢½ø³ÌºÍÇ°¾°¡£
¡¡¡¡Ò»¸öÓµÓÐÎÞÊý×éÖ¯µÄÕþÖÎÔªËصÄÕþµ³¶ÔÀí½â¶í¹úµÄÈÈÔÂÀ´ËµÊǼ«¶ËÖØÒªµÄ¡£ÔÚ·¨¹ú¸ïÃüµÄÎę̀ÉÏûÓÐÀàËƲ¼¶ûʲά¿Ëµ³µÄ×éÖ¯¡£·¨¹úÈÈÔÂʱÆÚÓб»¸÷ÖÖÕþÖμ¯ÍÅÀûÓõĸ÷ÖÖ¸÷ÑùµÄÉç»áȺÌ壬ÕâЩÕþÖμ¯ÍÅΪһ¶¨µÄÉç»áÀûÒæ¶ø±Ë´ËÕù¶·¡£ÈÈÔÂÅÉ°ÑÑŸ÷±öÅɵ±×÷¿Ö²ÀÖ÷ÒåÕßÏûÃð¡£½ðÉ«ÇàÄê´ÓÓÒ±ßÖ§³ÖÈÈÔÂÅÉ£¬µ«Ò²Íþвµ½ÈÈÔÂÅÉ×ÔÉí¡£ÔÚ¶í¹úËùÓÐÕâЩ½ø³Ì¡¢³åÍ»ºÍÁªºÏ¶¼ÊÇÔÚÒ»¸öµ³µÄÃûÒåϽøÐеġ£
¡¡¡¡ÔÚËùνÇåÏ´µÄ¹ý³ÌÖУ¬ÈËÊýÅòÕ͵½ÒÔ°ÙÍò¼ÆµÄµ³µÄ×÷ÓñíÏÖµÃ×îΪÃ÷ÏÔºÍ˵Ã÷ÎÊÌâ¡£±íÃæÉÏÊÇͬһ¸öµ³ÔÚÇìףʤÀû£¬ÔÚËÕά°£ÕþȨ³õÆÚºÍ10ÄêÒÔºó£¬ÎªÁËͬһ¸öÄ¿µÄ¡ª¡ª±£³Ö×Ô¼ºµÄÕþÖδ¿½àÐԺ͵³µÄͳһ¶øʹÓÃͬÑùµÄÊֶΡ£Êµ¼ÊÉϵ³µÄ×÷ÓúÍÇåÏ´µÄ×÷ÓÃÒѾ¸ù±¾¸Ä±ä¡£ÔÚËÕά°£ÕþȨµÄ³õÆÚ£¬ÀϸïÃüµ³ÇåÏ´ÄÇЩ׷ÇóÉý¹Ù·¢²ÆµÄÈË£¬Óë´ËÏàÓ¦£¬¸÷ÖÖίԱ»áÊÇÓɸïÃüÀϹ¤ÈË×é³ÉµÄ¡£Ï൱¶àÆóͼ×ê½øÕþȨ»ú¹ØµÄðÏÕ¼Ò£¬×·ÇóÉý¹Ù·¢²ÆµÄÈË£¬»òÕß¾ÍÊÇÆ×Ó£¬¶¼±»ÇýÖð³öÈ¥¡£Ïà·´£¬½üÄêÀ´µÄÇåÏ´ÊÇÍêÈ«Õë¶ÔÀϸïÃüµ³µÄ¡£ÇåÏ´µÄ×éÖ¯ÕßÊǵ³ÄÚ×îΪ¹ÙÁÅÖ÷Ò塢ƷÖÊ×î±°ÁӵķÖ×Ó¡£ÇåÏ´µÄÎþÉüÕßÔòÊÇ×îÖÒ³ÏÓÚ¸ïÃü´«Í³µÄÈË£¬Ê×ÏÈÊÇÆäÀÏÒ»´ú¸ïÃü¼Ò¡£Èç¹û˵ÔÚ³õÆÚÎÞ²ú½×¼¶Õþµ³ÇåÏ´µÄÊÇ»µ·Ö×ÓºÍ×ʲú½×¼¶£¬ÄÇôÏÖÔÚС×ʲú½×¼¶¹ÙÁÅÇåÏ´µÄÊÇÕæÕýµÄ¸ïÃüÎÞ²ú½×¼¶·Ö×Ó¡£ÇåÏ´µÄÉç»áÒâÒåÒѾ¸ù±¾¸Ä±ä£¬µ«ÕâÖָıäÊÇÔÚͳһµ³µÄÑÚ¸ÇϽøÐеġ£ÔÚ·¨¹ú£¬ÎÒÃÇ¿´µ½£¬ÔÚÏàÓ¦Ìõ¼þϳöÏÖÁËС×ʲú½×¼¶ºÍ¹¤ÈËÇø·´¶ÔС×ʲú½×¼¶Éϲ㡢·´¶ÔµÃµ½Ò»°ï½ðÉ«ÇàÄêÖ§³ÖµÄÒÔÈÈÔÂÅÉΪ´ú±íµÄÖвú½×¼¶µÄΪʱÒÑÍíµÄÔ˶¯¡£ÉõÖÁÕâ°ï½ðÉ«ÇàÄêÏÖÔÚÒ²±»ÄÉÈëµ³»ò¹²ÇàÍÅ¡£ÕâÊÇ´Ó×ʲú½×¼¶×ӵܡ¢ÏíÊÜÌØȨµÄÇàÄêÈËÖÐÕÐļÀ´µÄÒ°Õ½²¿¶Ó£¬ËûÃÇΪÁ˺´ÎÀ×Ô¼ºµÄÌØȨµØλ»òÕ߸¸Ä¸µÄµØλ¶ø×¼±¸²ÉÈ¡×î¼á¾öµÄÐж¯¡£Ö»ÒªÖ¸³öÒ»µã¾Í¹»ÁË£ºÈô¸ÉÄêÀ´Áìµ¼¹²ÇàÍŵÄÊÇ¿ÆÈøÁзò£¬ÕâÊǸöΪ¸öÈËÄ¿µÄÀÄÓÃ×Ô¼º¸ßλµÄµÀµÂ°Ü»µ·Ö×Ó¡£ËûÁìµ¼µÄ»ú¹ØÒ²ÊÇÓÉÕâÀàÈË×é³ÉµÄ¡£Õâ¾ÍÊǶí¹úÈÈÔµĽðÉ«ÇàÄê¡£ËûÃDZ»Ö±½ÓÎüÊÕ½øµ³ÄÚ£¬´Ó¶øÑÚÊÎÆä×÷ΪÌØȨ·Ö×Ó·´¶ÔÀͶ¯Õߺͱ»Ñ¹ÆÈÕßµÄÒ°Õ½²¿¶ÓµÄÖ°ÄÜ¡£
¡¡¡¡ÔÚµ³ÄÚ×é³ÉÁËÌرðÍ»»÷¶Ó£¬ÓɼàÊØ×ÔµÁµÄ·É»ÆÌÚ´ï·Ö×Ó¡¢¹ÙÁÅÃǸ¯»¯µÄ×ӵܡ¢Ï뱨˽³ðµÄÎÞ³Ü֮ͽ×é³É¡£Õâ¾ÍÊÇÔÚ¹²ÇàÍųÉÕßµ³µÄÅƺÅϵĽðÉ«ÇàÄê¡£ÔÚµ³µÄ»áÒéÉÏÕâЩͻ»÷¶Ó¶Ô·´¶ÔÅɵķ¢ÑÔÕß´óº°´ó½Ð£¬ÆÆ»µ·´¶ÔÅɵÄÃØÃܼ¯»á£¬ÔÚµ³µÄ»áÒéÉϸæÃܺͽҷ¢£¬»òÕ߸ɴ༯ÌåÆÆ¿Ú´óÂî¡£ÕâЩ½ðÉ«ÇàÄêÓµÓйÙÁŵÄÆû³µ£¬Äܹ»Ñ¸ËٵشÓÒ»¸ö»á³¡¸Ïµ½ÁíÒ»¸ö»á³¡¡£Î´ÄÜʵÏÖÉý¹Ù·¢²ÆÃÀÃεĸöÈËίÇüÈ«¶¼Çãµ¹³öÀ´£¬ÔÚΪÕóµØ¶øÕ½µÄÆìºÅÏÂÑ°Çó¸´³ð¡£
¡¡¡¡ÔÚ·¨¹ú¸÷³ÇÊж¼°ÑÑŸ÷±öÅÉËͽ»·¨Í¥¡£×îÍ翹µÄÈËÔÚ¼àÓüÀïÔ⵽Ź´ò£¬½ðÉ«ÇàÄêÏ®»÷ËûÃÇ£¬Ðí¶àÈË´÷ÉϼÙÃæ¾ßȥŹ´òÇô·¸¡£Ë¹´óÁÖ¹ÙÁÅÎÞÁ¦×éÖ¯·ßŵÄÈËÃñ¡£²»¹ýËûÃÇÒ²²»ÐèÒªÕâЩ£¬Ïà·´µØ£¬ËûÃǾõµÃÕâЩÄÄÅÂÊÇ´ÓÉÏÃæÖ¯Ö¯µÄÐж¯¶ÔÏÖ´æÖÈÐòÒ²ÊÇÒ»ÖÖΣÏÕ¡£¼àÓüÖÐŹ´ò¡¢Ç¹É±£¬ÕâÒ»ÇпËÀïÄ·ÁÖ¹¬µÄÈÈÔÂÅɶ¼¿ÉÒÔͨ¹ý¸ñ²®ÎÚ¼°Æ䲿¶ÓÑϸñ°´¼Æ»®Íê³É¡£·¨¹úÈÈÔÂÅÉËùÒÀ¿¿µÄÄÇЩÁ¦Á¿£¬ÔÚÕâÀï¾Í´æÔÚÓÚµ³Äں͹ú¼Ò»úÖÆÖ®ÄÚ¡£ÕâÖ®ËùÒÔ¿ÉÄÜÊÇÓÉÓÚÖƶȵļ«È¨ÐÔÖÊ£¬ËüÓµÓÐÈ«¹úµÄËùÓÐÎïÖÊÊֶκÍÁ¦Á¿¡£
¡¡¡¡ÈÈÔµÄÌص㲻½ö½öÊÇÐí¶àÑŸ÷±öÅɵı³ÅÑ£¬»¹ÔÚÓÚÄÇЩÄÚÐÄÈÔÈ»ÖÒÓÚ×Ô¼ºµÄ³ÆºÅµÄÈ˵ÄÒâÖ¾Ïû³Á¡£ÑŸ÷±öÅÉ´¦ÓÚ¹ÂÁ¢µØ룬¸ÐÊܵ½ÄæÏòµÄÇ¿´óÔ˶¯£¬¶Ô×Ô¼ºµÄÀÏ·½·¨ºÍ¾É˼ÏëʧȥÐÅÐÄ£¬ËûÃDzÉÓÃÁ˱£»¤É«£¬ÔÚΣ»ú¹ØÍ·±£³Ö³ÁĬ£¬ÑŸ÷±öÅɵĴú±íÔÚ¹úÃñ¹«»áÉÏÓýÅͶƱ£¨ÏñËÕÁªµÄ˵·¨ÄÇÑù£©£¬ÔÚ¹úÃñ¹«»áͨ¹ý·´¶¯¾öÒéµÄʱºò±ÜÃâÖ±½Ó˵³ö×Ô¼ºµÄ¿´·¨¡£Ðí¶àÈÈÔÂÅɶÔÉñ¸¦ÈÔÏñÎÞÌ׿㺺ÄÇÑù³ÖµÐ¶Ô̬¶È£¬ÈÔÏñÈÈÔÂ9ÈÕÒÔÇ°ÄÇÑù³¤ÆÚÆȺ¦ËûÃÇ¡£ÑŸ÷±öÅɵıíÃæÒÇʽȫ¶¼±£ÁôÏÂÀ´ÁË¡£ÈÕÀúÈÔÈ»ÊǸïÃüµÄ£¬½Ì»áÈÔÈ»¹©·î×î¸ß´æÔÚ£¬ÉõÖÁÀíÐÔ¡£
¡¡¡¡ÑŸ÷±öÅÉÖ÷ÒªÕÆÎÕ½ÖÍ·¶Ô¹úÃñ¹«»áµÄѹÁ¦¡£ÈÈÔÂÅÉ£¬¼´ÑŸ÷±öÅɵĵ¹¸êÕߣ¬Ò²Ïë²ÉÓÃÕâÖÖ·½·¨£¬µ«´ÓÁíÒ»¶Ë½øÐС£ËûÃÇ¿ªÊ¼×éÖ¯ÒÂ׎²¾¿µÄ×ʲú½×¼¶×ӵܣ¬ÕâÊǽðÉ«ÇàÄ꣬»òÕ߸ɴà¾ÍÊÇ¡°ÄêÇáÈË¡±£¬¾ÍÏñ±£ÊØÅɱ¨¿¯¶ÔËûÃǵÄ×ð³ÆÄÇÑù£¬ËûÃÇÔÚ¹ú¼ÒÕþ²ßÖгÉÁËÒ»¸öÖØÒªµÄÒòËØ¡£Ëæ×ÅÑŸ÷±öÅɱ»Öð³öËùÓеÄÐÐÕþ¸Ú룬¡°ÄêÇáÈË¡±È¡´úÁËËûÃǵÄλÖ᣽ðÉ«ÇàÄê²»½ö»ÓÎè´ó°ôÏ®»÷ÑŸ÷±ö¾ãÀÖ²¿£¬¶øÇÒ»¹»ý¼«µ«Í½À͵ØÊÔͼÕùÈ¡¾ÓÃñÇøµÄÎÞÌ׿㺺¡£
¡¡¡¡ËÕÁªµÄ½ðÉ«ÇàÄê¸ßºô´òµ¹ÍÐÂå´Ä»ùÖ÷Ò壬ÁÐÄþÖ÷ÒåµÄÖÐÑëίԱ»áÍòË꣬ÍêÈ«ÏñÈÈÔµĽðÉ«ÇàÄê¸ßºô´òµ¹ÑŸ÷±öÅÉ£¬¹úÃñ¹«»áÍòËêÄÇÑù¡£ÈÈÔµĹúÃñ¹«»á¼¸ºõûÓÐ×Ô¼ºµÄÁ¦Á¿£¬Èç¹û²»Ë㼸֧Îä×°¶ÓÎéµÄ»°¡£¹úÄÚµÄʵ¼ÊÁ¦Á¿ÊÇÑŸ÷±öÅɺ͹«¿ªµÄ×ʲú½×¼¶·´¶¯Á¦Á¿¡£ÎÞÌ׿㺺ºÍ½ðÉ«ÇàÄêÖ®¼äÕ¹¿ª¹«¿ªµÄ¶·Õù£¬ÓÐʱ»¹±ä³É¹úÄÚÕ½Õù¡£ÈÈÔÂÅÉÂÖÁ÷ÒÀ¿¿ÕâÅɺÍÄÇÅÉ£¬È»¶ø¸øÓè·´¶¯Á¦Á¿ÒÔÃ÷ÏÔµÄÓÅÊÆ¡£
¡¡¡¡·¨¹úÀúʷѧ¼ÒÀÕ¸¥·ò¶ûдµÀ£º¡°¹úÃñ¹«»áÄÚ¶àÊýÅɵķ´¿¹ÔÚ½ðÉ«ÇàÄêµÄѹÖÆϱäÈõ£¬ÕâÖÖ·´¿¹»¹±»ÉÏÁ÷Éç»áµÄÉú»îËù¶¯Ò¡£¬ÕâÖÖÉú»îÔÚɳÁúÖеõ½Å·¢Õ¹¡¡¡±ÕâÖÖÉÏÁ÷Éç»áµÄÉú»îÓо޴óµÄÕþÖÎÓ°Ïì¡£ÔÚͬÍÐÂå´Ä»ùÖ÷Ò嶷ÕùʱÆÚͬʱҲÊǸ÷ÖÖ¸÷ÑùÃØÃܵĺͰëÃØÃܵÄɳÁúÒÔ¼°¸÷ÖÖÉÏÁ÷Éç»á·±ÈÙµÄʱÆÚ¡£ÀÕ¸¥·ò¶ûдµÀ£º¡°ÕýÊÇÔÚɳÁúÀ¸ïÃüËùÖÆÔìµÄ¸»ÈËÃÇ£¬¿¿Ö½±Ò¡¢¹úÓвƲúºÍ¾ü»ð¶©»õͶ»úÖ¸»µÄÈËÃÇ£¬¿ªÊ¼Í¬ÀÏ×ʲú½×¼¶»ò¹ó×å¾À½áÔÚÒ»Æð£¬×é³ÉÐÂ×ʲú½×¼¶£¬ËûÃÇͳÖÎÁË19ÊÀ¼Í¡¡ÕâÍùÍùÊÇÒ»¸ö³É·Ö¸´ÔÓµÄÊÀ½ç£¬ÔÚijЩ¹ó¸¾ÈËÖм䣬ÔÚʱ÷ÖµÄÑÝÔ±ÖмäÀÖÒâ×é³ÉµÄÊÀ½ç¡¡ÕâÑù£¬¾¹ý¸÷ÖÖÖØ´óµÄ¿¼ÑéÖ®ºó£¬Ò»²¿·Ö»Øµ½ÌØȨµØ룬ÁíÒ»²¿·ÖÔò¾¡ÇéÏíÊÜ¡£Îè»áÌرðÊ¢ÐС¡É³Áú¶ÔÕþÖη¢»Ó¾Þ´óÓ°Ïì¡£½ßÁ¦ÎüÒýÒéÔ±ÃǼÓÈë¡¡¡±
¡¡¡¡ÄܶԴËÉúÆøÂð£¿Ðí¶àÑŸ÷±öÅɺͰëÑŸ÷±öÅɸоõµ½£¬ËûÃÇÉíÌåµÄ¸÷¸ö²¿·ÖÓÉÓÚ³¤ÆÚµÄÀ§¿àºÍ½ÚÖƶøËƺõ±ä½©ÁË¡£ËûÃÇÏëÊæÕ¹Ö«Ìå¡£¹úÃñ¹«»áµÄ¶àÊýÈËΪÁËÖ¤Ã÷×Ô¼º¹²ºÍÅɹ۵ãµÄ´¿½àÐÔ£¬¾ö¶¨Çì×£¡°¹«Õý³Í·£·¨¹ú×îºóÒ»¸ö¹úÍõ¡±ÈÕ¡£¶øÓÒÒíÔò½¨Ò鲢ͨ¹ýÇì×£ÈÈÔÂ9Èյľö¶¨×÷Ϊ»Ø´ð¡£
¡¡¡¡¿Ö²ÀʱÆÚ´Ó1793Äê5ÔÂ31ÈÕ¿ªÊ¼£¬ÕâʱºòɽÔÀÅɽèÖúÓÚÆäÔÚ°ÍÀè·¢¶¯µÄÆðÒå°Ñ¼ªÂ×ÌØÅɸϳöÁ˹úÃñ¹«»á¡ª¡ªÔÚÈÈÔÂ֮ǰ£¬1974Äê7ÔÂ27ÈÕ£¬¼´ÔÚÂÞ²®Ë¹±È¶û¿ą֮̊ǰ¡£ºÁÎÞÒÉÎÊ£¬ÂÞ²®Ë¹±Ó¶ûÕæ³ÏµØÏ£ÍûÓÐË«Êָɾ»µÄ¹ô×ÓÊÖ£¬Õâ¸öÔ¸Íû³ÉÁËÍÆ·ËûµÄ¿Úʵ֮һ¡£µ«ÕâÒ²ÊÇ¡°¸ßÉеÄÈá¤ÑÅ¿Ë¡¤Â¬Ëó¡±µÄѧÉúµÄ»ÃÏëÖ®Ò»¡£ÂÞ²®Ë¹±Ó¶ûµÂµÀµÂ·¨µäÊǽ¨Á¢ÔÚ¡°È®ÈåÖ÷Ò塱»òÕß¡°°®¹úÖ÷Ò塱֮Éϵģ¬¼´½¨Á¢ÔÚ¡°Ñ¹ÖÆËùÓе¼Ö°ÑÈ˵ÄÓûÍû¼¯Öе½ÎÒ¸öÈ˵ÄÁÓ¸ùÐÔÉÏÈ¥µÄ¶«Î÷¡±Ö®Éϵġ£
¡¡¡¡×Ô·¢³öÏֵķ´¶¯ÏÅ»µÁËÈÈÔÂÖÐÐÄ£¬ÒòΪÔÚÕâЩÃËÓѵı³ºóÎŵ½À´×ÔÓұߵľýÖ÷Ö÷ÒåµÄÆøÏ¢¡£ÓÉ×óÒíÑŸ÷±öÅÉ¿ªÊ¼µÄ·¨¹úÈÈÔÂ×îºó±ä³ÉÁË·´¶ÔÕû¸öÑŸ÷±öÅɵķ´¶¯¡£¿Ö²ÀÖ÷ÒåÕß¡¢É½ÔÀÅÉ¡¢ÑŸ÷±öÅɵÄÃû³Æ³ÉÁËÂîÈ˵Ļ°¡£ÔÚÍâÊ¡¿³µôÁË×ÔÓÉÖ®Ê÷£¬Óýżṳ̀ÈýÉ«µÄñ»Õ¡£ÔÚËÕά°£¹ú¼ÒÕâÊÇÄÑÒÔÏëÏñµÄ¡£¼«È¨µÄµ³×ÔÉíº¬Óз´¶¯Ëù±ØÐèµÄËùÓгɷ֣¬¿ÉÒÔÔÚ¹Ù·½µÄ¸ïÃüÆìÖÄÏ°ÑËüÃǶ¯Ô±ÆðÀ´¡£¼´Ê¹ÔÚͬµÐÈ˶·ÕùµÄʱºò£¬µ³Ò²²»ÄÜÈÝÈÌÈκξºÕùÕß¡£·´¶ÔÍÐÂå´Ä»ùÖ÷ÒåÕߵĶ·ÕùûÓбä³É·´¶Ô²¼¶ûʲά¿ËµÄ¶·Õù£¬ÒòΪµ³ÃÜÇÐ×¢ÊÓÕû¸ö¶·Õù£¬ÎªËü¹æ¶¨ÁËÒ»¶¨µÄ½çÏÞ£¬²¢ÇÒËƺõÊÇÒÔ²¼¶ûʲάÖ÷ÒåµÄÃûÒå½øÐеġ£
¡¡¡¡ÈÈÔÂʱ´ú³£³£±»Ëµ³ÉÊǵÀµÂ·Å×ݵÄʱ´ú¡£ËÕÁªÒ²Í¬Ñù±»Ëµ³ÉÕâÑù£¬ÌرðÊÇÄÇЩ×ʲú½×¼¶µÄµÀѧÏÈÉúÃÇ¡£Êµ¼ÊÉÏ£¬ÔÚÕâÁ½ÖÖ³¡ºÏ¶¼ÊÇÏÈÈëΪÖ÷µÄ´Ö±©¿ä´ó¡£ÎÞÒÉ£¬ÔÚÈÈÔÂÅÉÖÐÓÐѸËÙÖ¸»µÄÔÑŸ÷±öÅÉ£¬ËûÃDZ³ÆúÁË×Ô¼ºµÄÀíÏ룬ͬ×ʲú½×¼¶½áÇ×»òÕßÇ×½ü£¬·çÉУ¬ÌرðÊÇÅ®È˵ķçÉÐÀëÎÄÃ÷¾ÙÖ¹ÉõÔ¶¡£µ«Êµ¼ÊÉÏÕâ½ö½öÉæ¼°Éϲ㡣·¨¹úµÄ¹ã´óȺÖÚ£¬²»ÒªËµÅ©Ãñ£¬ÉõÖÁÖÐС×ʲú½×¼¶£¬×ܵÄ˵À´¶¼¼Ì³ÐÁËÒÔÍùµÄ·çÉС£ËÕÁªÍ¬ÑùÈç´Ë¡£×ʲú½×¼¶µÀѧÏÈÉúËù˵µÄ¡°ÉË·ç°ÜËס±Ö÷Òª³öÏÖÔÚ¹ÙÁÅÖ®ÖС£²¢ÇÒ·çÉкò»µ½ÄĶùÈ¥µÄÉϲã¹ÙÁŶÔϲã¹ÙÁŽײãʵʩÑϸñÎÞÇéµÄ·ç¼Í¼à¶½£¬ÌرðÊǶÔÄÇЩ°Ü»µÁ˸¸±²ÔÚÈËÃñȺÖÚÐÄÄ¿ÖеÄÉùÓþµÄÄêÇàÒ»´ú¡£Õâ¾ÍÊÇ˹´óÁÖ¹ÙÁÅ×î½ü5ÄêÀ´ËùÌØÓеÄÄÇÖÖÎÄÃ÷¾ÙÖ¹¡¢Ñϸñ·ç¼Í¡¢¼ÒÍ¥³ç°ÝµÄ¸ùÔ´¡£
¡¡¡¡3ÄêÑ©ÔÂ4ÈÕ£¨1794Äê[1]12ÔÂ24ÈÕ£©µÄ·¨ÁîÈ¡ÏûÁË×î¸ßÏ޼ۺ͹æÕ¡£ÈÈÔÂÅÉÓºÏ×ʲú½×¼¶Éç»áÓßÂÛ£¬½ßÁ¦±í°×£¬ËûÃDz¢²»Ï루Óò¼ÍßÎ÷¡¤µ±¡¤¸ñÀµÄ»°Ëµ£©°Ñ·¨¹ú±ä³É¡°ÐÞÊ¿ÆïÊ¿ÍÅ¡±¡£ÈÈÔÂÅɵķ´¶¯ÑÔÂÛÓÐ×Ô¼ºµÄÄÚÐÄÏë·¨¡£ÈºÖÚ²»ÊÇÁ¢¼´Óë·´¶¯ºÍ×Ô¼ºµÄÈíÈõÎÞÁ¦Í×еģ¬½¼ÇøÔٴγåÏòÖÐÑë¡£ÎÞÌ׿㺺ÊÔͼÖÐÖ¹·´¶¯£¬¼ÌÐø¸ïÃü¡£ÕâÑù¾Í³öÏÖÁËÑ¿ÔÂʱäºÍÄÁÔÂʱ䡣µ«ÊÇÿһ¸öеij¢ÊÔ¶¼²»¹ýÊÇÓÐ˵·þÁ¦µØÏòȺÖÚ˵Ã÷ËûÃǵÄÈíÈõÎÞÁ¦¡£ÈçºÎ¼ÌÐø¸ïÃü£¿³¯Äĸö·½Ïò£¿ÏÖÔÚÔõô°ì£¿ÓÉËÀ´È¡´ú½ñÌìµÄ¾ÖÊÆÖ÷ÈË£¿ÔÚ»ý¼«µÄÎÞÌ׿㺺ÖÜΧÐγÉÔ½À´Ô½¹ã·ºµÄÄ®²»¹ØÐĵÄÒ»¼«¡£Æä¹æÄ£¾ö¶¨ÁË·´¶¯µÄÉî¶È¡£
¡¡¡¡ËÕÁªÈÈÔµĹ켣¸üΪ¸´ÔÓ¡£ÈºÖڵIJ»ÂúÔÚµ³ÄÚΪ×Ô¼ºÆÌƽµÀ·¡£¸ïÃüÒ»Òí²»ÏëͶ½µ¡£·´¶ÔÅÉ´ËÆð±Ë·ü£º1923¡ª1924Äê¡¢1926Äê¡¢1927Äê¡£²»¹ÜÆä¹æÄ£ºÍÄÚÈÝÈçºÎ£¬·´¶ÔÅÉÒ»²¨ÓÖÒ»²¨µØÐËÆðʵ¼ÊÉÏÊǸïÃüµÄ´¹ËÀÕõÔú¡£×î¹ã·º×îÓÐÒâÒåµÄÊÇ1927Äê10¡ª11ÔÂʮԸïÃü¼ÍÄîÈÕǰϦµÄ·´¶ÔÅÉÀ˳±¡£ÄªË¹¿Æ¡¢ÁÐÄþ¸ñÀÕÒÔ¼°²¿·ÖÍâÊ¡µÄÊýÒÔÍò¼ÆµÄ¹¤È˲μÓÁËÃØÃܺͰëÃØÃܼ¯»á£¬·´¶ÔÅÉ·Ö×ÓÔÚ»áÉÏ·¢±íÁ˽²»°¡£ÕâЩ»áÒ黹³äÂúʮԵķÕΧ¡£È»¶ø¸ü¶àµÄȺÖÚûÓÐÏìÓ¦¡£ÕâЩ»áÒé½ö½öÊǴݻٷ´¶ÔÅɵÄÐòÄ»¡£
¡¡¡¡ÄÁÔÂʱä¾ßÓоö¶¨ÐÔÒâÒå¡£Õþ¸®ÓÃÎäÁ¦ÕòѹÁËɧÂÒ£¬´Ó¶øŤ¶ÏÁ˸ïÃüµÄ·¢Ìõ¡£×Ô1789ÄêÒÔÀ´¾ü¶ÓµÚÒ»´ÎÌý´ÓÕþȨµÄÖ¸»ÓÈ¥ÕòѹÈËÃñ¡£¾ü¶ÓÕýʽÍÑÀëÈËÃñ£¬Õâ¾Í½áÊøÁ˸ïÃü£¬µ¼Ö²¨Äð͵ÄʤÀû¡£
¡¡¡¡1927ÄêÇﶯÓÃÁ˸ñ²®ÎڵIJ¿¶ÓÈ¥´þ²¶¡¢ÇýÉ¢¸ïÃü¼¯»á¡¢ËѲ鹲²úµ³Ô±µÈµÈ£¬ËäÈ»ÔÝʱ»¹Ã»ÓÐÁ÷Ѫ¡£²»ÒªÍü¼Ç£¬¸ñ²®ÎÚÊôÓÚµ³£¬ÊÇ´Óµ³µÄ¶ÓÎéÖвúÉúµÄ£¬ÓгÉǧÉÏÍò¾Àú¹ýµØϺ͹úÄÚÕ½ÕùµÄ²¼¶ûʲά¿ËÔÚÆäÖй¤×÷¡£Ö»ÊÇÏÖ½ñ£¬1927Ä꣬¸ñ²®ÎÚ²Å×îÖÕ±ä³É¹ÙÁÅ·´¶ÔÈËÃñ¡¢·´¶Ôµ³µÄ¹¤¾ß¡£
¡¡¡¡ÔÚ1927Äê11ÔÂ7ÈÕ¾ÙÐÐÇì×£µÄʱºòÓÐÒ»ÖÖ´«ÑÔ£¬Ëµ·´¶ÔÅÉÆóͼÉϽÖÓÎÐС£¸ñ²®ÎÚºÍÃñ¾¯£¬¼´¾¯²ì£¬»¹Ã»ÓнéÈëÕⳡ¶·Õù£¬ÒòΪ˹´óÁÖ»¹Ã»Óоö¶¨¶¯ÓÃËûÃÇ¡£Çøί×éÖ¯µÄÍŶÓ×ãÒÔÍê³ÉÕâÏîÈÎÎñ¡£11ÔÂ7ÈÕ£¬ÔÚÒ»ÃûÖÐÑëίԱ¡ª¡ª·´¶ÔÅÉ·Ö×ÓµÄÑǫ̂ÉÏÐü¹Ò³öÁÐÄþ¡¢ÍÐÂå´Ä»ùºÍ¼¾ÅµÎ¬Ò²·òµÄФÏñ£¬·´¶ÔÅÉ·Ö×Ó±»»÷À£¡£
¡¡¡¡³õ¿´ÆðÀ´£¬ÈÈÔÂÅɲ¢²»ÓµÓÐÍÑÀëµ³µÄÍⲿÁ¦Á¿£¬Ïñ·¨¹úµÄÈÈÔÂÅÉÓµÓнðÉ«ÇàÄêÄÇÑù¡£µ«Õâ½ö½öÊDZíÃæÏÖÏó¡£µ³Ôç¾Í³ÉΪ¸´ÔÓµÄÉç»á»ìºÏÎï¡£
¡¡¡¡´Ó³ÉÁ¢µÚ¶þ¸ö¹«°²Î¯Ô±»áÆð£¬ÕþȨ¿ªÊ¼Ò»·½ÃæתÈë°¢±´¶ûÅÉ£¬ÁíÒ»·½ÃæתÈëÂÞ²®Ë¹±È¶ûÊÖÖС£µ¤¶«¶ÔÕâÖÖתÒÆûÓÐ×÷×ã¹»µÄ·´¿¹£¬Ëû³£³£²»ÔÚ°ÍÀ裬²¢ÇÒ¹ýÓÚÖ¸¿¿×Ô¼ºµÄÍþÍûÁË¡£ÈÈÔÂÅÉÓÐ×Ô¼ºµÄÉç»á»ù´¡¡£ÎÊÌâÔÚÓÚÃæ°ü¡¢ÈâÀࡢס·¿¡¢Ó¯Ó࣬¶øÈç¹û¿ÉÄܵĻ°£¬ÉݳÞÉú»î¡£²ÉÈ¡¹æ¶¨×î¸ßÏÞ¼ÛµÄ×ʲú½×¼¶µÄÑŸ÷±öʽµÄƽµÈ£¬ÏÞÖÆÁË×ʲú½×¼¶¾¼ÃµÄ·¢Õ¹¡¢×ʲú½×¼¶¸£ìíµÄÔö³¤¡£ÔÚÕâÒ»µãÉÏÈÈÔÂÅɺÜÇå³þÐèÒªµÄÊÇʲô¡£ÔÚËûÃÇÖƶ¨µÄȨÀûÐûÑÔÖÐɾ³ýÁËÖØÒªµÄÒ»Ìõ£º¡°ÈËÉúÀ´²¢ÇÒʼÖÕÊÇ×ÔÓɵģ¬ÔÚȨÀûÉÏÊÇƽµÈµÄ¡£¡±ËÒªÊǽ¨Òé±£Áô´Ë¼«ÆäÖØÒªµÄÑŸ÷±öÌõÎÄ£¬ÈÈÔÂÅɾͻá»Ø´ð˵£¬´ËÌõº¬ºý²»Ç壬Òò´ËÊÇΣÏյģ¬È˵ÄȨÀûÊÇƽµÈµÄ£¬µ«²»ÊÇÔÚ²ÅÄÜÉÏ£¬Ò²²»ÊÇÔڲƲúÉÏƽµÈ¡£ÈÈÔÂÅɼá¾ö·´¶Ô˹°Í´ï·çÉУ¬·´¶Ô×·Çó×÷ΪÆä»ù´¡µÄƽµÈ¡£
¡¡¡¡Í¬ÑùµÄÉç»á¶¯ÒòÎÒÃÇÔÚËÕÁªµÄÈÈÔÂÖÐÒ²¿ÉÒÔ¿´µ½¡£ÎÊÌâÊ×ÏÈÔÚÓÚ£¬ÒªÅ×Æú¸ïÃü³õÆÚµÄ˹°Í´ïʽµÄÏÞÖÆ£¬ÎªÈÕÒæÔö³¤µÄ¹ÙÁŵÄÌØȨ±ç»¤¡£µ«ÊÇÓÖ²»ÄÜʵÐÐ×ÔÓÉÖ÷ÒåµÄ¾¼ÃÖƶȡ£ÔÚÕâ·½ÃæµÄÈò½ÊÇÔÝʱµÄ£¬Æäʱ¼ä±È·¢ÆðÕßÊ×ÏÈÊÇ˹´óÁÖÔ¤ÆÚµÄÒª¶ÌµÃ¶à¡£½¨Á¢ÔÚ˽ÓÐÖÆ»ù´¡ÉϵÄ×ÔÓÉÖ÷ÒåÖƶȣ¬Òâζ×ŰѲƸ»¼¯ÖÐ×ʲú½×¼¶¼°ÆäÉϲãÊÖÖС£¹ÙÁŵÄÌØȨ²»ÊÇÔËÐÐÖеľ¼Ã¹ØϵµÄ×Ô¶¯¹¤×÷µÄ½á¹û¡£¹ÙÁÅ°Ñ¿¿×Ô¼ºµÄÁ¦Á¿£¬»ò¿¿×Ô¼ºµÄÍþÍû£¬»ò¿¿×Ô¼ºÖ±½ÓÇÖÈ뾼ùØϵËùÄܾðÈ¡µÄÄÇÒ»²¿·Ö¹úÃñÊÕÈë¾ÝΪ¼ºÓС£ÔÚ¹úÃñÊ£Óà²úÆ·ÎÊÌâÉÏ£¬¹ÙÁÅͬС×ʲú½×¼¶ÊÇÖ±½ÓµÄ¾ºÕùÕß¡£¹ÙÁÅͬС×ʲú½×¼¶Ö®¼äÕù¶á¹úÃñÀͶ¯Ê£Óà²úÆ·µÄ¶·Õù£¬ÄËÊÇ˹´óÁÖ·Ö×ÓÓëËùνÓÒÅÉÖ®¼äÕþÖζ·ÕùµÄ»ù´¡¡£
¡¡¡¡¾¯Ë¾¹ØÓÚȺÖÚÇéÐ÷µÄ±¨¸æÖ¤Ã÷£¬ÈºÖÚ¶Ô8ÔÂ10ÈÕ½Ú¼´¹²ºÍ¸ïÃü½ÚÄ®²»¹ØÐÄ£¬ÈºÖÚÒéÂÛ£º¡°½ñÌìÒéÔ±ÃǸßÐËÁË£¬¸ïÃüÖ»¶ÔËûÃÇÓÐÀû¡£¡±¹úÃñ¹«»áµÄÒéÔ±ÃdzÉÁËÆÕ±é³ðÊӵĶÔÏó¡£ËµËûÃÇÊǹúÃñ²Æ¸»µÄÂÓ¶áÕߣ¬ËûÃǵÄÉݳÞÉú»îÔÚÆÕ±éƶÇîµÄ±³¾°ÏÂÏÔµÃÓÈΪ´¥Ä¿¡£Æ¶ÃñסլÇøµÄȺÖÚÒéÂÛ˵£¬¹é¸ù½áµ×»¹ÊÇÉú»îÔÚÂÞ²®Ë¹±È¶ûʱÆںã¬ÄÇʱ¹úÃñ¹«»á¹Ø»³Æ¶Ãñ£¬¶øÏÖÔÚËûÃÇ´ó³Ô´óºÈ£¬¿¿ÈËÃñ·¢²Æ¡£¿Ö²ÀÖ÷ÒåÕߺÍÑŸ÷±öÅɱ»»÷°ÜÖ®ºó£¬²úÉú£¬»òÕß׼ȷµã˵£¬±©Â¶¡¢±¬·¢ÁËÈÈÔ¹²ºÍÅɺÍÁ¢ÏܾýÖ÷ÅÉÖ®¼äµÄ³åÍ»£¬ºóÕßÔÚÁ¢ÏܺÍÁ¢·¨»áÒéÉÏÆðÁËÖØÒªµÄ×÷Óá£
¡¡¡¡ÈÈÔÂÅɺËÐĵÄÕþ²ßÊÇÔÚÒÔ¾ýÖ÷ÅÉ¡¢Á÷ÍöÕßΪһ·½£¬¿Ö²ÀÖ÷ÒåÕß¼°Æä½üÁÚΪÁíÒ»·½Ö®¼äËæ»úÓ¦±ä¡£Á¢·¨´ëÊ©ºÍÐÐÕþ´ëÊ©»ò×ó»òÓÒ¡£È»¶øÔÚÍâÊ¡£¬ÈÈÔÂÅɼ°Æä×·ËæÕßµÄÖ§ÖùÒª·´¶¯µÃ¶à£¬Ã÷ÏԵص¹Ïò¾ýÖ÷ÅÉ¡£¿Ö²ÀÖ÷ÒåÕ߸е½µØλ¶¯Ò¡£¬ÓÚÊÇ×ÐϸעÊÓÖ´ÕþµÄÈÈÔ¼¯ÍÅ£¬²¶×½×óתµÄÿһ¸ö¶¯Ïò£¬½ßÁ¦×¥×¡²¢¸øÓèÖ§³Ö¡£ÈÈÔÂÅÉΪ·´¶¯´ò¿ªÁË´óÃÅ£¬ÏÖÔÚ½ßÁ¦¹ØÉÏËü£¬Îª´ËÀûÓÃÁ˱»¶óÖÆÔâÏ÷ÈõµÄÑŸ÷±öÅÉ¡£4ÄêÎíÔÂ4ÈÕ£¨1795Äê10ÔÂ26ÈÕ£©¹úÃñ¹«»áÍ£Ö¹´æÔÚ¡£
¡¡¡¡ÎÒÃǵÄ×÷ÕßдµÀ£º¡°²»¹ý£¬¿ÉÒÔΪÈÈÔÂÅɱ绤µÄÊÇÕâÑùµÄÊÂʵ£¬ËûÃǾø´ó¶àÊýÊdzÏʵµÄÈË£¬µ«È±·¦Ò»Á÷µÄÈËÎïÀ´Áìµ¼ËûÃÇ¡£ËûÃÇÔâÊÜÎÞ·¨¿Ë·þµÄÀ§ÄѵĴò»÷£¬¶ø¶Ïͷ̨ºÍÆȺ¦ÏûÃðÁËËûÃǵÄÁìÐä¡£¡±
¡¡¡¡ÈÈÔÂ×ʲú½×¼¶µÄÌصãÊdzðÊÓɽÔÀÅÉ£¬ÒòΪËûÃǵÄÁìÐäÀ´×ÔÁìµ¼ÎÞÌ׿㺺µÄÄÇЩÈËÊ¿¡£×ʲú½×¼¶ºÍÈÈÔÂÅÉÌرðº¦ÅÂÈËÃñÔ˶¯ÖØб¬·¢¡£ÕýÊÇÔÚÕâһʱÆÚ£¬·¨¹ú×ʲú½×¼¶µÄ½×¼¶ÒâʶÍêÈ«ÐγÉÁË¡£Ëü³ðÊÓÑŸ÷±öÅÉ£¬·è¿ñµØ³ðÊÓ£¬°ÑËûÃÇ¿´×÷ÊÇÆä×îÉñÊ¥µÄÀûÒæµÄ±³ÅÑÕߣ¬¿´×÷Êǵ¹¸êÕß¡¢ÅÑͽ¡¢Ö´Õþ°ï¡£
¡¡¡¡ËÕÁª¹ÙÁųðÊÓÍÐÂå´Ä»ùÖ÷ÒåµÄ¸ùÔ´Ò²¾ßÓÐͬÑùµÄÉç»áÐÔÖÊ¡£ÕâÊÇͬÑùµÄ½×²ã£¬Í¬ÑùµÄͳÖμ¯ÍÅ£¬Í¬ÑùµÄÌØȨ¹ÙÁÅÖеÄÈË£¬ËûÃÇÅ×Æú×Ô¼ºµÄ¶ÓÎéÊÇΪÁË°Ñ×Ô¼ºµÄÃüÔËͬÎÞÌ׿㺺¡¢Ò»Æ¶ÈçÏ´µÄÎÞ²úÕß¡¢Å©´åƶÃñµÄÃüÔËÁªÏµÔÚÒ»Æð¡£²»¹ýÓÐÒ»¸öÇø±ð£¬·¨¹úµÄ×ʲú½×¼¶ÔçÔÚ´ó¸ïÃü֮ǰÒѾÐγɡ£ÔÚÁ¢ÏÜ»áÒéÉÏËüÒѾÏÔʾÁË×Ô¼ºµÄÕþÖÎÌصãºÍ·½·¨¡£µ«Ëü»¹Òª¾Àú¹úÃñ¹«»áºÍÑŸ÷±öרÕþʱÆÚ£¬ÒÔÊÕÊ°×Ô¼ºµÄµÐÈË£¬¶øÔÚÈÈÔÂʱÆÚ»Ö¸´×Ô¼ºµÄÀúÊ·´«Í³¡£ÔÚÐí¶àÁìÓòÈÈÔÂÅÉÊÇÑŸ÷±öÅɵÄÖ±½Ó¼Ì³ÐÕß¡£ËûÃǼÌÐø·´¿¹»Ö¸´·â½¨ËùÓÐÖƺÍÍõȨ¡£ËûÃÇÈÔÈ»ÊǽÌȨÅɽ̻ᣬÊ×ÏÈÊÇÌìÖ÷½ÌµÄ·´¶ÔÕß¡£ËûÃÇÊǸ÷ÖÖ¿Æѧ·¢Ã÷¡¢·¢Ïֵı£»¤Õߣ¬½¨Á¢Á˸÷ÖÖ¼¼Êõ»ú¹¹£¬¼ÌÐø×¼±¸ÊµÊ©Ã×ÖÆ£¬·¢Õ¹¹úÃñ½ÌÓý£¬µÈµÈ¡£»»ÑÔÖ®£¬ËûÃǻָ´ºÍ×éÖ¯ÁËËùÓÐÓÐÀûÓÚ×ʱ¾Ö÷Ò徼ûòÕß×ʲú½×¼¶µÄ¸ïÃü³É¹û¡£ÁíÒ»·½Ã棬ËûÃÇÓÖ½øÐв»Î½ºÍµÄÉç»á¶·Õù£¬·´¶Ôµ¼ÖÂÉç»áƽµÈµÄÑŸ÷±ö¸ïÃüµÄÖÖÖÖÇ÷ÊÆ£¬´Ó¶øÍÚÁË×ʲú½×¼¶µÄǽ½Ç£¬Ê¹Ö®²»ÄܳÉΪ19ÊÀ¼ÍËù³ÉΪµÄÄÇÖÖ½×¼¶¡£¾¡¹ÜÔÚÐí¶àÁìÓòÈÈÔÂÅÉÊÇÑŸ÷±öÅÉÊÂÒµµÄ¼ÌÐøÕߣ¬µ«ÔÚ×î¸ù±¾µÄÎÊÌâÉÏ.ÔÚÆäÉç»áÇãÏòµÄ½×¼¶ÐÔÖÊÉÏ£¬ËûÃÇÊÇÑŸ÷±öÅɵÄÖ±½Ó¶ÔÁ¢Ãæ¡£
¡¡¡¡×îºó£¬ÈÈÔÂÅɲ»µÃ²»ÔÚ¹ûÔÂ18ÈÕʵÐйú¼ÒÕþ±ä£¬ÕâÒ»´ÎËûÃǹ«È»¼ṳ̀×Ô¼ºµÄÏÜ·¨£¬ÓöÀ²ÃÈ¡´úºÏ·¨Öƶȡ£ÓÉÓÚËûÃÇÔÙ²»ÄÜËßÖîÈËÃñ£¬Ö»ºÃ½èÖúÓÚ¾ü¶ÓÀ´Íê³ÉÕþ±ä£¬´Ó¶ø×îÖհѸïÃüרÕþ±ä³É¾üÊÂרÕþ¡£
¡¡¡¡¹ØÓÚÈÈÔÂʱ´úµÄи»£¬ÀÕ¸¥·ò¶ûÈÏΪи»ÊÇ´æÔڵģ¬µ«Ô¶Ñ·ÓÚ18ÊÀ¼ÍµÄ¸»ÈË¡£ÔÚ֪ʶÎÄ»¯ºÍµÀµÂ·½Ã棬ËûÃǶԿÆѧºÍÀúÊ·Ñо¿ºÁÎÞ¾´Ò⣬ËûÃÇͬ¸ïÃü¸ñ¸ñ²»Èë¡£
¡¡¡¡ÔÚÍ·ÄÔ¼òµ¥µÄÈË¿´À´£¬¡°µÚÈýʱÆÚ¡±µÄÀíÂÛºÍʵ¼ùËƺõÍÆ·Á˶í¹ú¸ïÃüµÄÈÈÔÂʱÆÚµÄÀíÂÛ¡£Êµ¼ÊÉÏËü¿Ï¶¨ÁË´ËÀíÂÛ¡£ÈÈÔµÄʵÖʹýÈ¥ÏÖÔÚ¶¼¾ßÓÐÉç»áÐÔÖÊ£¬Ò²²»¿ÉÄܲ»¾ßÓС£ÕâÊÇÐÂÌØȨ½×²ãµÄ½á¾§£¬Îª¾¼ÃÉϵÄͳÖν׼¶´´½¨Á˸ù»ù¡£Ïë°çÑÝÕâÖÖ½ÇÉ«µÄÓÐÁ½ÖÖÈË£ºÐ¡×ʲú½×¼¶ºÍ¹ÙÁÅ×ÔÉí¡£ËüÃÇЯÊÖ´Ý»ÙÎÞ²ú½×¼¶ÏÈ·æ¶ÓµÄ·´¿¹¡£Ò»µ©Õâ¸öÈÎÎñÍê³É£¬Á½Õ߾ͻáÕ¹¿ªÊâËÀ¶·Õù¡£¹ÙÁÅΪ×Ô¼ºµÄ·¢Õ¹ÍÑÀëÎÞ²ú½×¼¶¶ø¸Ðµ½º¦Å¡£¹ÙÁŵ¥¿¿×Ô¼ºµÄÁ¦Á¿ÎÞ·¨»÷°Ü¸»Å©¡¢ÔÚо¼ÃÕþ²ß»ù´¡ÉÏÉú³¤²¢¼ÌÐø·¢Õ¹µÄС×ʲú½×¼¶£¬ËûÃÇÐèÒªÎÞ²ú½×¼¶µÄ°ïÖú¡£Òò´ËËûÃǽßÁ¦°Ñ×Ô¼ºÎªÕùÊ£Óà²úÆ·ºÍȨÁ¦¶ø·´¶ÔС×ʲú½×¼¶µÄ¶·Õù˵³ÉÊÇÎÞ²ú½×¼¶·´¶Ô×ʱ¾Ö÷Ò帴±ÙÆóͼµÄ¶·Õù¡£
¡¡¡¡ÕâÀï²»ÔÙÓÐͬ·¨¹úÈÈÔÂÏàËÆÖ®´¦ÁË£¬ÒòΪËÕÁªÐµÄÉç»á»ù´¡·¢»Ó×÷ÓÃÁË¡£º´ÎÀÉú²ú×ÊÁϺÍÍÁµØµÄ¹úÓл¯£¬¶Ô¹ÙÁÅÀ´ËµÊÇÉúËÀØü¹ØµÄ·¨Ôò£¬ÒòΪÕâÊÇÆäͳÖνÇÉ«µÄÉç»á¸ùÔ´¡£ÕâÊÇËûÃÇÔÚʵʩ³é·ç°ãµÄÒ°Âù¡¢¼¯Öеķ´¸»Å©¶·ÕùÖеÄÏà¶Ô½ø²½µÄ×÷Ó᣹ÙÁÅÖ»ÓÐÔÚÎÞ²ú½×¼¶µÄÖ§³ÖϲÅÄܹ»¿ªÕ¹Õⳡ¶·Õù²¢°ÑËü½øÐе½µ×¡£ËûÃÇ»ñµÃÕâÖÖÖ§³ÖµÄ×îºÃÖ¤Ã÷¾ÍÊÇ×óÒí·´¶ÔÅÉ´ú±íµÄ´ó¹æģͶ½µ¡£·´¸»Å©¶·Õù£¬·´ÓÒÅɶ·Õù£¬·´»ú»áÖ÷Ò嶷Õù£¬ÄÇһʱÆÚµÄÕâЩ¹Ù·½¿ÚºÅ£¬¶Ô¹¤È˺Í×óÒí·´¶ÔÅɵÄÐí¶à´ú±íÀ´ËµËƺõÊÇÎÞ²ú½×¼¶×¨ÕþºÍÉç»áÖ÷Òå¸ïÃü¸´»îÁË¡£ÎÒÃÇÄÇʱ¾Í¾¯¸æ˵£¬ÎÊÌâ²»½öÔÚÓÚ×öʲô£¬»¹ÔÚÓÚËÀ´×ö¡£Èç¹û´æÔÚËÕά°£ÃñÖ÷¼´ÀͶ¯ÕßµÄ×ÔÖΣ¬·´¶Ô¸»Å©µÄ¶·Õù¾Í¸ù±¾²»»á²ÉÈ¡ÕâÖÖ³é·çʽµÄ¡¢¾ª»Åʧ´ëµÄºÍ²Ð±©µÄÐÎʽ£¬¶ø»áÔÚ¹¤Òµ»¯µÄ»ù´¡Éϵ¼ÖÂȺÖÚ¾¼ÃÎÄ»¯µÄÆÕ±é¸ßÕÇ¡£¹ÙÁÅ·´¶Ô¸»Å©µÄ¶·ÕùÊDzÈÔÚÀͶ¯Õß±³ÉϵĶԾö£¬ÓÉÓÚ¶Ô¾öË«·½¶¼²»ÏàÐÅȺÖÚ£¬º¦ÅÂȺÖÚ£¬ËùÒÔ¶·Õù¾ßÓм«ÆäѪÐȵÄÕðµ´ÐÔÖÊ¡£¶à¿÷ÎÞ²ú½×¼¶µÄÖ§³Ö£¬¶·ÕùÒÔ¹ÙÁÅʤÀû¸æÖÕ£¬µ«²¢Ã»ÓÐÌá¸ßÎÞ²ú½×¼¶ÔÚ¹ú¼ÒÕþÖÎÉú»îÖеıÈÖØ¡£
¡¡¡¡·¨¹úÈÈÔµÄÀúʷʹÃüÊÇʲô£¿ÔÚÑŸ÷±öÅɼ´Ï²ãƽÃñ´Ý»ÙÁ˷⽨»ù´¡Ö®ºó£¬ÈÈÔÂÓ¦µ±Îª×ʲú½×¼¶Í³ÖÎɨÇåµØÅÌ£¬°ÑÎÞÌ׿㺺¼´³ÇÊÐϲãÅųý³öÕþȨ¡£È¡´ú·â½¨Éç»áµÄÖ»ÄÜÊÇ×ʲú½×¼¶¡£µ«ÊÇÄܹ»³¹µ×´Ý»Ù·â½¨Éç»áµÄÖ»ÄÜÊÇϲãÀͶ¯Õß¡£Ã»ÓÐÑŸ÷±öרÕþ¾Í²»¿ÉÄÜɨ³ý·â½¨Éç»á¡£Ã»ÓÐÈÈÔ£¬×ʲú½×¼¶²»¿ÉÄÜÕÆÎÕ¸ïÃüµÄÒŲú¡£ÈÈÔÂÅÉ°Ñ×Ô¼ºµÈͬÓÚ×ʲú½×¼¶¡£³ýÁË×ʲú½×¼¶Öƶȣ¬ËûÃÇÏë²»³ö±ðµÄÖƶȡ£
¡¡¡¡Â¬Ëó½Ìµ¼Ëµ£¬ÕþÖÎÃñÖ÷ÊDz»ÄÜͬ¹ý·ÖµÄ¾¼Ã²»Æ½µÈ²¢´æµÄ¡£Ð¡×ʲú½×¼¶Ï²ãµÄ´ú±íÑŸ÷±öÅÉÊìϤÕâһѧ˵¡£ÑŸ÷±öרÕþµÄÁ¢·¨£¬ÌرðÊǹØÓÚ×î¸ßÏ޼۵ķ¨Á»òÕß¹ØÓÚ°´¹Ì¶¨¼Û¸ñÊÕ¹ºµÄ·¨ÁÓÃËÕά°£µÄÓïÑÔÀ´Ëµ£¬¾ÍÊÇÇ¿ÐÐÒÖÖÆÉç»á²»Æ½µÈ¡¢×ʱ¾¼¯ÖС¢´ó×ʲú½×¼¶µÄÐγɡ£
¡¡¡¡ÈÈÔÂÅɵÄÕþÖÎÈÎÎñÊÇ°ÑÈÈÔÂ9ÈÕÕþ±ä˵³ÉÊÇÒ»¸öС²åÇú£¬ÊÇÇý³ýÆ·ÖʶñÁӵķÖ×Ó£¬±£´æÑŸ÷±öÅɵĻù±¾ºËÐÄ£¬¼ÌÐøÀÏÕþ²ß¡£Ï®»÷µÄ¶ÔÏó²»ÊÇÑŸ÷±öÅÉ£¬¶øÊÇ¿Ö²ÀÖ÷ÒåÕߣ¬ÖÁÉÙÔÚÈÈÔµijõÆÚÊÇÈç´Ë¡£ÔÚÈÈÔÂÕþÖδʵäÀï¿Ö²ÀÖ÷ÒåÕß°çÑݵÄÊÇ˹´óÁÖ·Ö×ӴʵäÀïµÄÍÐÂå´Ä»ùÅɵÄ×÷Óá£Ë³±ãÌáÐÑһϣ¬°´ÕÕÊÂÎïµÄÂß¼£¬ÈÈÔÂÔ˶¯ÊÇÒÔÖ¸ÔðÍÐÅɸã¿Ö²ÀÐж¯½áÊøµÄ¡£
¡¡¡¡Êµ¼ÊÉÏ£¬ÕþȨ»ú¹ØµÄÈ«²¿ÈËÔ±×é³É·¢ÉúÁ˸ù±¾±ä»¯¡£ÕâÒ»¹ý³ÌºÜ¿ì¾Í²¨¼°ÍâÊ¡¡£µØ·½ÐÐÕþ»ú¹Øµ½´¦ÇåÏ´¿Ö²ÀÖ÷ÒåÕߣ¬´úÖ®ÒÔ½ÏΪκ͵ķÖ×Ó¡£´Ó×óÏòÓұ䶯£¬²»¹ýÓÉÓÚÇåÏ´µÄËÙ¶ÈÏà¶Ô»ºÂý£¬ÔÚÏ൱³¤µÄʱ¼äÀïÑŸ÷±öÅÉÔÚÐÐÕþ»ú¹ØÖл¹ÊÇÓÐÓ°ÏìµÄ¡£
¡¡¡¡¶Ô×óÅɵĴò»÷Á¢¼´·Å¿ªÁËÓÒÅɼ´Ö÷ÕÅ·¢Õ¹×ʱ¾Ö÷ÒåÕßµÄÊֽš£¹ûÔÂ2ÈÕ£¨8ÔÂ19ÈÕ£©£¬Â¬Éá¼´ÄǸö¶ÔÂÞ²®Ë¹±Ó¶ûÌá³ö¿ØËßÊé»òÕß¿ØËß·¨ÁîµÄÈË£¬ÔÚ¹úÃñ¹«»áÉÏ×ܽáÁË·´¶¯µÄ³É¾Í£¬ÒªÇóÔٴδþ²¶ÏÓÒÉ·¸£¬²¢ÇÒÐû³Æ£¬±ØÐë¡°±£³Ö¿Ö²À¡±¡£¹ûÔÂ9ÈÕ¡¶MeheedelaTouche¡··¢±íÁËһƪÅê»÷ÎÄÕ£¬Æä¡°ÂÞ²®Ë¹±Ó¶ûµÄβ°Í¡±Ò»ÓＫΪ³öÃû¡£ÁîÈ˳ԾªµÄÊÇ£¬ÔÚËÕÁªµÄÖø×÷ÖÐÒ²³öÏÖ¡°ÍÐÂå´Ä»ùµÄβ°Í¡±µÄ˵·¨¡£
¡¡¡¡ÌåÏÖÔÚ¹«°²Î¯Ô±»áÉíÉϵÄÑŸ÷±öÅÉרÕþ³ÖÐøÁËÕûÒ»Äê¡£Õâ¸öרÕþÔÚ¹úÃñ¹«»áÉÏÓÐÕæÕýµÄÖ§Öù£¬ÕâÊÇÒ»¸öκ͵öàµÄ¸ïÃü¾ãÀÖ²¿ºÍ×éÖ¯¡£ÕâÀïÔÚ¸ïÃü½ø³ÌÓëÆäÔÚÒé»áµÄ·´ÏìÖ®¼ä´æÔÚµäÐ͵Äì¶Ü¡£¸ïÃüÖи÷½×¼¶×î»ý¼«µÄ·Ö×ӲμÓÁ˶·Õù¡£¶øÆäÓàµÄÈË£¬ÄÇЩÖÐÁ¢¹ÛÍûµÄÈËËƺõ×Ô¼º°Ñ×Ô¼ºÄ¨È¥ÁË¡£Óиü¹ã·ºµÄ½×²ã²Î¼ÓÁËÑ¡¾Ù£¬ÆäÖÐÓÐÏ൱¶à°ëÏû¼«¡¢°ëÀäÄ®µÄ½×²ã¡£±ÈÆð¸ïÃü¼¯ÍÅÀ´£¬ÒéÔ±ÔÚ¸ïÃüʱ´ú¾ßÓм«ÎªÎº͵ĹÛÍûÐÔÖÊ¡£¹úÃñ¹«»áÄÚµÄɽÔÀÅɲ¢²»ÒÀ¿¿¹úÃñ¹«»áÀ´¹ÜÀíÈËÃñ£¬¶øÊÇÒÀ¿¿¹úÃñ¹«»áÄÚÈËÃñµÄ¸ïÃüÅÉÀ´¿ØÖÆÕû¸ö¹úÃñ¹«»á¡£
¡¡¡¡ÔÚÈÈÔÂʱÆÚ£¬Ë¹´óÁÖÒ»¸ö¼«ÆäÖØÒªÊֶξÍÊÇÍæŪսÕùΣÏÕºÍËû¶ÔºÍƽµÄ¹Ø»³¡£ÓɼÓÃ×Äù·òºÍ¼¾ÅµÎ¬Ò²·òͬ־ǩÊðµÄ1926Äê7ÔÂÐûÑÔÖÐ˵£º¡°ÏÖÔÚÒѾºÁÎÞÒÉÎÊ£¬1923Äê·´¶ÔÅɺËÐĹØÓÚ±³ÀëÎÞ²ú½×¼¶Â·ÏßµÄΣÏպ͹ØÓÚ»ú¹ØÖƶȿÉÅÂÔö³¤µÄ¾¯¸æÊÇÕýÈ·µÄ¡£ÏÖÔÚÄãÃÇÀûÓÃÕ½ÕùΣÏÕÀ´ÎÜÃï·´¶ÔÅɲ¢×¼±¸´Ý»ÙËü¡£¡±
¡¡¡¡1926Äê·üÂÞÏ£Âå·òдÎÄÕÂ˵ºì¾üÊÇ¡°ÊÀ½çºÍƽµÄ±¤ÀÝ¡±£¨ÆäËûÈËÒ²¸ú×ÅÕâÑùд£©¡£Õþ¸®µÄÖ÷ÒªÈÎÎñÊDZ£»¤ÈËÃñ£¬¡°Ê¹ËûÃDz»ÖÁÓÚÏñ¹¤Å©ÈºÖÚÔÚ¹úÄÚÕ½ÕùºÍµÛ¹úÖ÷ÒåÎä×°¸ÉÉæÄê´úÄÇÑùÔÙÔâƶÀ§¡¡¡±Õþ¸®¶ÔºÍƽµÄ°®ºÃ±íÏÖÔÚËÕÁªµÄÎä×°Á¦Á¿ÊÇ¡°ÊÀ½çÉÏÈËÊýÏà¶Ô×îÉٵġ±¡£ËùÓÐÕâÒ»Çж¼ÊÇ¿¼Âǵ½ÈËÃñµÄÆ£¾ëºÍ¶ÔºÍƽµÄ¿ÊÍû¡£
¡¡¡¡ÔÚ¸ïÃüÖб»·Ö¸î¡¢±»´òÉ¢¡¢±»¹ÂÁ¢ºÍÊ¿ÆøµÍÂäµÄÒ»Çм¯ÍÅ¡¢½×²ã¡¢ÈËÊ¿£¬ÏÖÔڸе½À´ÁËÁ¦Á¿£¬°ÑÁ³×ªÏòÖмä·Ö×Ó£¬ËƺõÔÚ˵£ºÎÒÃÇÏòÄãÃǾ¯¸æ¹ý£¬¶øÎÒÃÇÊǶԵġ£Ð¡×ʲú½×¼¶ÈºÖÚÈÈÖÔÓÚ¸ïÃü½ø¹¥£¬±»¸ïÃüËù´øÀ´µÄÏ£ÍûËù¹ÄÎ裬µ«ºÜ¿ì¾ÍתÈë»ÒÐÄʧÍû£¬¿ªÊ¼ÍÑÀë¸ïÃü½×¼¶£¬Í¶ÏòÆä¶ÔÊֺ͵ÐÈË¡£ÔÚ¸ïÃü½×¼¶×ÔÉí³öÏÖÁËÀëÐÄÁ¦¡£ÔÚͳÖν׼¶ÄÚ²¿ÒÔ»ººÍµÄÐÎʽ³öÏÖÔÚÈ«Éç»á¶¼¿ÉÒÔ¿´µ½µÄÄÇÖÖÇ÷ÊÆ¡£Öмä·Ö×Ó£¬ÔÝʱ±»¸ïÃüÎüÒýµÄ²»»ý¼«µÄÈËÃÇ£¬ÏÖÔÚ¿ªÊ¼¶¯Ò¡ÆðÀ´£¬¹ÂÁ¢ÏÈ·æ¶Ó;·´Ö®£¬ÔÚ¸ïÃüÀ˳±ÖÐÍêÈ«ÏûʧµÄ×î·´¶¯µÄ·Ö×ÓÏÖÔÚ̧ÆðÁËÍ·£¬ÓôóÌåÉϺͱ»·ÛËéµÄ½×¼¶´ú±íͬÑùµÄÓïÑÔ¶ÔС×ʲú½×¼¶Ëµ£ºÎÒÃÇÔ¤ÑÔ¹ýÕâÒ»µã£¬¸ïÃüÆÛÆÁËÄãÃÇ¡£
¡¡¡¡È»¶øÕâ½ö½öÊǹý³ÌµÄÒ»¸ö·½Ãæ¡£»¹ÐèÒª·ÖÎöÐÂÌØȨ½×²ãÐγɵĹý³Ì¡£È»¶øÈÃÎÒÃǻعýÍ·À´Ëµ¡£·´¸ïÃüµÄ»ù±¾Ç°ÌáÊÇн׼¶¶áÈ¡µÄÕþÖÎȨÁ¦ÓëËüËùÓµÓеľ¼Ã¿ÉÄÜÐÔÖ®¼ä²»Ï൱¡£ÎÞ²ú½×¼¶¶áÈ¡ÕþȨ֮ºó£¬»ñµÃÁË°ÑÈ«²¿Éú²ú×ÊÁϹúÓл¯¿ÉÄÜÐÔ¡£µ«ÓÉÓÚ¹ú¼ÒÂäºó£¬ÓÉÓÚµÛ¹úÖ÷ÒåÕ½ÕùºÍ¹úÄÚÕ½Õù£¬ÕâЩÉú²ú×ÊÁÏÊǼ«¶ËÂäºóµÄ¡£Éú²ú×ÊÁϵĹúÓл¯¿ª±ÙÁË·¢Õ¹Éú²úÁ¦µÄ¿ÉÄÜÐÔ£¬µ«Æä±¾Éí²»¹ÜÊǽñÌì¡¢Ã÷Ì죬»¹ÊÇÒ»Äê¡¢ÎåÄꡢʮÄ꣬¶¼²»Äܱ£Ö¤Âú×ãÈËÃñȺÖÚ×î»ù±¾µÄÐèÇó¡£ÔÚÈËÃñ³ÉΪÕâЩÉú²ú×ÊÁϵÄÖ÷ÈËÖ®ºó£¬»á±Èսǰ£¬ÉõÖÁ¸ïÃüÇ°¸ü¼ÓƶÀ§¡£ÕþÖα©Á¦¡ª¡ª¶ø¸ïÃü¾ÍÊÇÕþÖα©Á¦¡ª¡ªÔÚ¾¼Ã·½Ãæ²»ÄÜÌṩÈκζ«Î÷¡£ÕâÐèÒªÔÚ¸ïÃüµì¶¨µÄеÄÉç»á»ù´¡ÉϽøÐг¤ÆÚ¡¢ÍçÇ¿¡¢·Ü²»¹ËÉíµÄ²»¶ÏÀͶ¯¡£½ÚÈÕ½áÊøÁË£¬¿ªÊ¼ÁË»ÒÉ«µÄ¡¢¼¢º®µÄÈÕ³£Éú»î¡£ÔÚÕâÖÖÌõ¼þÏ»ÒÐÄʧÍûÊDz»¿É±ÜÃâµÄ¡£×îÓоõÎòµÄ×î¼á¶¨µÄ¹¤ÈËÏ൱Çå³þµØ¿´µ½ÊÂÎïµÄÂß¼£¬¼´ÈºÖÚµÄƶÀ§²»ÊǸïÃüµÄ½á¹û£¬¶øÊÇͨÏòÃÀºÃδÀ´µÀ·ÉϵÄÒ»¸ö½×ÌÝ£¬ÉõÖÁÕâЩ¹¤ÈËÒ²ÎÞ·¨²»Ïû¼«ÆðÀ´¡£¼´Ê¹ËùÓеÄÈ˶¼Ò»ÑùƶÀ§£¬µ«Òâʶµ½ËüÔÚ×î½ü¼¸ÄêÎÞ·¨Ïû³ý£¬Ò²²»Äܲ»ÒýÆðÇéÐ÷Ïû³ÁºÍÕþÖÎÀäÄ®¡£¿´µ½´¿´âµÄÕþÖδëÊ©²»ÄÜÁ¢¼´Ìá¸ßÉú²úÁ¦£¬Àí½âÕâÒ»µã±¾ÉíÒ²²»Äܲ»²úÉúÕþÖÎÀäÄ®ÇéÐ÷¡£Êµ¼ÊÉϲ¢²»ÊÇËùÓеÄÈ˶¼Ò»ÑùƶÀ§¡£¸ïÃüÖвúÉúÁËеÄÌØȨ½×²ã¡£Ëü³ÉÁ˸ïÃüµÄ»¯Éí£¬Ëüº´ÎÀ¸ïÃü¡£
¡¡¡¡ÓÉÓÚÈÈÔ·´¶¯ÎªÁ÷ÍöÕß¡¢¾ýÖ÷ÅÉ¡¢Ô·â½¨Ö÷ºÍ½Ì»á´ò¿ªÁË´óÃÅ£¬ËùÒÔÈÈÔÂÅɲ»Ö¹Ò»´ÎµØÏò×óת£¬ÉõÖÁÑ°ÇóÑŸ÷±öÅɵÄÖ§³Ö£¬ÒÔ±£ÎÀ×Ô¼ºµÄÉç»áºÍÕþÖÎÕóµØ¡£µ«ËùÓÐÕâÒ»Çж¼Ö»²»¹ýÊÇÒ»ÖÖÔÝʱµÄÊÖ·¨¡£ÈÈÔµÄʵÖÊÊÇΪ×ʲú½×¼¶ÕÆÎÕ¸ïÃüÒŲúÌṩ»ú»á¡£Òò´ËÔÚ×î¹ã·ºµÄÒâÒåÉÏ£¬·¨¹úµÄÈÈÔÂÊÇÀúÊ·µÄ±ØÈ»£ºËü´ò¿ªÁË19ÊÀ¼Í×ʲú½×¼¶Í³ÖÎÐÂʱ´úµÄ´óÃÅ£¬ÔÚÕâ¸öÊÀ¼Í×ʲú½×¼¶¸ÄÔìÁËÅ·ÖÞºÍÊÀ½ç¡£
¡¡¡¡ËÕÁªÈÈÔµÄÀúʷʹÃüºÎÔÚ£¿
¡¡¡¡»Ø´ðÕâ¸öÎÊÌâÒªÀ§Äѵö࣬ÒòΪÕâÒ»¹ý³Ì»¹Ã»ÓнáÊø£¬Å·ÖÞºÍÊÀ½çµÄδÀ´×î½ü¼¸Ê®Ä껹ÔÚδ¶¨Ö®Ìì¡£¶í¹úµÄÈÈÔÂÎÞÒɻῪ±ÙÒ»¸ö×ʲú½×¼¶Í³ÖεÄʱ´ú£¬Èç¹ûÕâÖÖͳÖÎÔÚÈ«ÊÀ½ç»¹Ã»ÓйýʱµÄ»°¡£ÎÞÂÛÈçºÎ£¬·´¶ÔƽµÈµÄ¶·Õù£¬È·Á¢Éî¿ÌµÄÉç»á²î±ð£¬¶¼Ê¹ÈºÖڵľõÎò¡¢Éú²ú×ÊÁϺÍÍÁµØµÄ¹úÓл¯¡¢¸ïÃüµÄÉç»áÖ÷Òå»ù±¾³É¹û±äµÃһǮ²»Öµ¡£ÕâÑù£¬¹ÙÁžÍΪ»Ö¸´Éú²ú×ÊÁϵÄ˽ÓÐÖÆÌṩÁË¿ÉÄÜÐÔ¡£µ«ÓÐËù²»Í¬¡£ÔÚ18ÊÀ¼ÍÄ©£¬Éú²ú×ÊÁÏ˽ÓÐÖÆÊÇÇ¿ÓÐÁ¦µÄ½ø²½ÒòËØ¡£Ëü»¹ÓдýÆÕ¼°µ½Å·ÖÞºÍÈ«ÊÀ½ç¡£¶ø˽ÓÐÖÆÔÚÎÒÃÇʱ´úÊÇÉú²úÁ¦·¢Õ¹µÄ×î´óèäèô¡£
¡¡¡¡ÒÔÉÏËùÊöʹÎÒÃÇÄܹ»È·¶¨·´¶¯ºÍʤÀûµÄ·´¸ïÃüµÄÌõ¼þºÍÇ°Ìá¡£·´¶¯³ÉÕß·´¸ïÃüÊǶÔÓü¤½øµÄ°ì·¨À´½â¾öì¶ÜµÄ¸ïÃüËùÔì³ÉµÄÐÂì¶ÜµÄ»Ø´ð¡£ÕâЩÐÂì¶ÜÊÇʲô£¿ÐÂͳÖν׼¶µÄÕþÖÎÁ¦Á¿ÓëÆä¾¼ÃÄÜÁ¦²»ÏàÊÊÓ¦¡£Èç¹û˵¾ÉÖƶÈÒѾ¹ýʱ£¬µ«Õ⻹²»ÊÇ˵ÐÂÖƶȴæÔÚµÄÒ»ÇÐÒòËض¼ÒѾ߱¸¡£·¢Õ¹»¹²»ÊǺÏÀíµÄ¡¢ºÍгµÄ¡£ÐÂͳÖν׼¶»¹²»ÄÜÍêÈ«Íê³ÉËüÔÚ¶áÈ¡ÕþȨ¶·ÕùÖдòËã¸ÉµÄÊ¡£ÓýÏΪÖ÷¹ÛµÄ˵·¨ÊÇ£º¸ïÃüµÄÁìµ¼µ³ÎÞÁ¦Íê³ÉËü´òËã×öµÄÒÔ¼°ÏòȺÖÚ³ÐŵµÄÊÂÇé¡£
¡¡¡¡¼´Ê¹¸ïÃü½×¼¶ºÍƽµØ°´¼Æ»®ÕÆÎÕÁ˾ÉÕþȨµÄ¾ÉÉú²ú×ÊÁϲ¢ÔÚ°²¾²µÄ»·¾³ÖиÄÔìÉç»á£¬¾ÍÊÇÔÚÕâÖÖÇé¿öϾÉÉç»áµÄ¶«Î÷Ò²²»¹»²¢ÇÒÔ¶Ô¶²»ÊʺÏÐÂÉç»áµÄ½¨Éè¡£Ò»ÎÞËùÓС£¸ÄÔì±¾ÉíÊÇÒ»ÖÖÉî¿ÌµÄΣ»ú£¬ÕâÖÖΣ»úÊÇÓë¾¼Ãˮƽ£¬´Ó¶øÒ²ÊÇȺÖÚÉú»îˮƽ»ºÂýÉÏÉý£¬ÓÐʱÉõÖÁϽµÏàÁªÏµµÄ¡£
¡¡¡¡ÔÚ¹úÄÚÕ½ÕùºÍÆÆ»µµÄ»·¾³Ï½øÐеĸÄÔ죬ÔÚµÐÈ˵Ĵò»÷ϸü¼Ó½µµÍÁ˾¼ÃµÄˮƽ£¬Ê¹Õû¸öÉç»áΣ»ú¾ßÓÐÔÖÄÑÐÔ¡£¸ïÃüµÄ»ý¼«³É¹û´Ó¶ø±»Å×ÏòÔ¶·½¡£
¡¡¡¡¸ïÃü¸ßÕÇʱ´úµÄÌصãÊÇì¶Ü¡¢¶Ô¿¹¡¢¶·ÕùµÄÔö³¤£¬¾ÉͳÖν׼¶ºÍ½×²ãµÄÕÅ»Êʧ´ë£¬¶øÁíÒ»·½ÃæÊǸ÷½×¼¶¼Ó½ôÍŽáÔÚÖ÷ÒªµÄ¸ïÃü½×¼¶ÖÜΧ£¬Ö¸ÍûÔÚеÄÖƶÈϸÄÉÆ×Ô¼ºµÄµØλ¡£·´¶¯Ê±´úµÄÌصãÇ¡ºÃÏà·´¡£ÔÚÖ´ÕÆÕþȨµÄ»òÕß½Ó½üÕþȨµÄ½×¼¶Öмä³öÏÖ²»Âú¡¢ÄÚÚ§¡¢¶Ô¿¹£¬×ܶøÑÔÖ®£¬ÀëÐÄÁ¦¡£Ïà·´µØ£¬ÔÏȵÄͳÖν׼¶£¬±»Å×ÆúµÄ½×¼¶£¬Ôò»¥Ïà½Ó½ü£¬Á¦Í¼ÎªÊܵ½µÄίÇü±¨¸´£¬ÍêÈ«»òÄÄŲ¿·ÖµØ×·»ØʧȥµÄÕóµØ¡£
¡¡¡¡ÔÚÈÈÔÂʱ´ú²»½ö¸ïÃü³õÆÚµÄ×ʲú½×¼¶¹²ºÍÅɺ;ýÖ÷Á¢ÏÜÅÉ£¬ÉõÖÁ¾ÉÖƶȵÄÓµ»¤Õ߶¼Ö§³ÖÁìµ¼ÈÈÔÂÕþ±äµÄÑŸ÷±öÅÉÖеĵ¹¸ê·Ö×Ó¡£¾ýÖ÷ÅÉ»¹²»¸Ò¹«¿ªÂ¶Í·¡£¾ýÖ÷Á¢ÏÜÅÉÖ»ÄÜÖ¸Íû¹úÍõ¡£ÉõÖÁ×·ÇóÈ«Ãæʵʩ¾ºÕùºÍ×ÔÓÉÁ÷ͨµÄ×ʲú½×¼¶¹²ºÍÅÉ£¬Ò²Ö»ÄÜСÐĽ÷É÷µØÖð²½×ß½ü×Ô¼ºµÄÄ¿±ê¡£ËûÃÇÈ«¶¼ÐèÒªÀ´×ÔÖ´ÕþµÄ¸ïÃüµ³µÄȨÍþÑÚ»¤¡£ËûÃÇÕÒµ½ÁËÕâÖÖÑÚ»¤¡£
¡¡¡¡ÈºÖÚÆ£¾ëÁË£¬ÈºÖÚ²»Ï£ÍûÔÙ·¢ÉúÑÏÖظıä×Ô¼ºÃüÔ˵ÄеÄÕ𶯡£¼´Ê¹ÈºÖÚÒÑ×¼±¸ºÃ·ÜÆð£¬Ò²ÐèÒªÓÐÄܹ»Áìµ¼ËûÃÇ·ÜÆðµÄÕþµ³¡¢×éÖ¯¡£ÔÚ·¨¹úÈÈÔÂʱ´úûÓÐÕâÑùµÄÕþµ³ºÍ×éÖ¯¡£ÑŸ÷±öÅÉÏûÈÚÔÚ¹ú¼Ò»ú¹ØÖ®ÖС£ÔÚËÕÁªÈÈÔÂʱ´úҲûÓÐÕâÑùµÄÕþµ³ºÍ×éÖ¯¡£Í¨¹ý½ûÖ¹µ³ÄÚÅɱð£¬Î¨Ò»µÄÕþµ³ÈùÙÁÅÕÆÎÕËùÓÐÖ§ÅäȺÖڵļ¼ÊõÊֶκͷ½·¨£ºÓ¡Ë¢»ú¡¢ÎÞÏߵ硢»á³¡¡¢´óÂ¥Ö±µ½¹ã³¡¡£
¡¡¡¡ºÁÎÞÒÉÎʵĻ¹ÓУ¬²¼¶ûʲά¿ËºÍµ±ÄêµÄÑŸ÷±öÅÉÒ»Ñù£¬½Ìµ¼×Ô¼ºµÄȺÖÚÑø³ÉÏû¼«·þ´ÓµÄÏ°¹ß¡£Ë°Ñ°üÀ¨¸ïÃü¹ý³ÌÔÚÄÚµÄÀúÊ·¹ý³Ì¿´×÷ÊǽÌÌÃÄڵĽÌѧ£¬Ë¾ÍÄܹ»Ëµ£¬²¼¶ûʲά¿ËµÄ¹ý´íÊÇÏÈÇ°µÄÕþ²ß£¬ÒòΪËûÃÇÒÔÅàÖ²ÈÈÔÂÅÉΪ×Ô¼ºµÄʧ°Ü×öºÃÁË×¼±¸¡£ÕâÖÖ˵·¨¼È¶ÔÓÖ²»¶Ô¡£È¨Á¦µÄ¼¯ÖÐÊÇÕü¾È¸ïÃüµÄ±ØÒªÌõ¼þ¡£·´¶ÔС×ʲú½×¼¶µÄ×ÔÓÉÉ¢Âþ¡¢·´¶Ô¸÷ÖÖ¸÷ÑùµÄÔÓÒô£¬Êǽ¨Éèйú¼ÒµÄ±ØÒªÌõ¼þ¡£ÁíÒ»·½Ã棬¼¯ÖÐÖƱØÈ»±£Ö¤Á쵼ѹµ¹µØ·½ºÍС¼¯ÍŵÄÖ÷¶¯ÐÔ¡¡¶Ô´Ë»¹ÐèÒª²¹³äÁìµ¼µÄÒ»¸öÌص㣬¼´²¼¶ûʲά¿Ëµ³ÏòȺÖÚËùչʾµÄ£ºÓÐѧʶ¡¢ÓÐÔ¶¼ûºÍÓÐÄÜÁ¦¡£ÔÚËùÓÐÖØÒªÎÊÌâÉÏ£¬Ê±äµÄ½ø³Ì¶¼Ö¤Êµ²¼¶ûʲά¿ËÁìµ¼ÊǶԵģ¬Õâ´ó´óÌá¸ßÁËËüµÄÍþÍû¡£ÔÚÁÐÄþ»¼²¡ºÍÈ¥ÊÀµÄʱºò£¬ÕâÖÖÍþÍû¼«¸ß¡£µ±È»£¬¿ÉÒԾʹËÌá³ö´óÁ¿Á®¼ÛµÄÒéÂÛÀ´·´¶ÔÒ»°ãȨÍþ¡£µ«ÊÇÐÒÔËÔÚÓÚÁìµ¼µÄÓ¢Ã÷¡£µ«ÊÀÉϵÄÒ»Çж¼¾ßÓÐÁ½Ãæ¡£ÈκÎÓÅÊƶ¼»áת±ä³É×Ô¼ºµÄ·´Ãæ¡£ÕâÒ²ÊÊÓÃÓÚ²¼¶ûʲά¿Ëµ³µÄÁìµ¼ÓÅÊÆ¡£
¡¡¡¡°´ÕÕÉèÏë»ò°´ÕÕÐíŵ£¬ÍÆ·ÂÞ²®Ë¹±È¶ûµÄרÕþ±ØÐë´úÖ®ÒÔ×ÔÓÉÖ÷ÒåÖƶȡ£µ«ÊÂÇé²¢²»ÕâÑù¼òµ¥¡£ÒªÊµÊ©×ÔÓÉÖ÷ÒåÖƶȣ¬²úÆ·±ØÐëÔÚÊг¡ÉÏ×ÔÓɽ»»»£¬¶ø¹ú¼Ò²»¸ÉÉæÈ˵ĹØϵµÄ»ù±¾ÁìÓò¡£ÔÚ²úÆ·¶ÌȱµÄµØ·½£¬ÔÚ¹ú¼Ò²»µÃ²»ÓùæÕÂÖƶÈÖ®ÀàµÄ¶«Î÷È¥¸ÉÔ¤µÄµØ·½£¬¹ú¼Ò²»µÃ²»ÓÃÇ¿Á¦ÆÈʹÓйØÈËԱʵÐÐËðº¦ËûÃÇÀûÒæµÄ½ÚÖÆ¡£ÈÈÔÂÅÉŬÁ¦ÓºÏÉú²úÕߣ¬Ê×ÏÈÊÇÅ©ÃñµÄÀûÒ棬ÕâÖÖ×ö·¨µÄ½á¹ûÊÇÅ©Ãñ¶Ô¹ú¼ÒÇ¿ÖÆÕ÷¹ºµÄ·´¿¹ÔöÇ¿ÁË¡£ÓÐÒâ˼µÄÊÇ£¬ÔÚËÕÁªÒ²¿ÉÒÔ¿´µ½ÀàËÆÏÖÏó¡£1924¡ª1925¡¢1926ºÍ1927ÄêÊÇÔÚÅ©´åÀ©´ó×ÔÓÉÖ÷ÒåÖƶȵÄÄê·Ý¡£È»¶ø¶í¹úÈÈÔÂÅɵÄÈò½²»µ«Ã»ÓÐʹũÃñ×ÔÔ¸½ÉÄÉÓàÁ¸£¬Ïà·´µØ£¬È´Ê¹ËûÃÇÔöÇ¿ÁËÐÅÐÄ£¬ÈÏΪ¹ú¼Ò¶¯Ò¡ÁË£¬Òª¼ÌÐøʩѹ£¬ÒÔÕùµÃÁ÷ͨµÄÍêÈ«×ÔÓÉ¡£
¡¡¡¡ÔÚÈÈÔÂʱÆÚ£¬ËùÓеĻµÊÂÒ»¶¨¼ÇÔÚÑŸ÷±öÅɺͿֲÀÖ÷ÒåÕßÍ·ÉÏ¡£ËûÃÇÒª¶Ô¹¤È˵ĸ÷ÖÖɧ¶¯¡¢Å©ÃñµÄÈκη´¿¹¡¢»ðÔÖ¡¢±¬Õ¨µÈµÈ¸º¹ó¡£
¡¡¡¡ÈÈÔ£¬ÓÈÆäÊÇÔÚÆä×î³õ½×¶ÎµÄÌصãÊǼ«¶Ëº¦ÅÂȺÖÚ¡£ËüÊÇÒ»²¿·ÖÒ»²¿·ÖµØÔÚ¾¼ÃÁìÓò¡¢ÕþÖÎÁìÓòʵʩ×Ô¼ºµÄ·´·¨ÂÉ´ëÊ©µÄ¡£
¡¡¡¡ÈÈÔµÄÖ÷ÒªÄÚÈÝÊǻָ´Ã³Ò××ÔÓÉ¡£¸ïÃü¹®¹ÌÁË˽ÓÐÖÆ£¬ÔÚ´æÔÚ˽ÓÐÖƵÄÇé¿ö£¬Ã³Ò××ÔÓɱØÈ»Òâζ×Å×ʲú½×¼¶µÄ·¢Õ¹£¬Éç»áì¶ÜµÄÉ¡£Èç¹û˵ÐèҪџ÷±öרÕþÊǸù¾ø·â½¨Éç»á£¬¿¹»÷ÍâµÐ£¬º´ÎÀÐÂÉç»áµÄ´æÔÚ£¬ÄÇôÈÈÔÂÖƶȵÄÈÎÎñ¾ÍÊÇΪÐÂÉç»á¼´×ʲú½×¼¶Éç»áµÄ·¢Õ¹´´Ôì±ØÒªµÄÌõ¼þ¡£ÎªÃ³Ò××ÔÓɶøÈ¡Ïû×î¸ßÏÞ¼ÛÒ²¾ÍÒâζ×ÅÈ·Á¢×ʲú½×¼¶ËùÓÐÖƵÄȨÀû¡£ËÕÁªµÄÈÈÔÂÔÚÕâÒ»µãÉÏ´æÔÚºÁÎÞÒÉÎʵÄÏàͬµã£¬µ«¾ÍÄÚÈݶøÑÔËüͬÆä·¨¹úÔÐÍ´æÔÚÉî¿ÌµÄ²îÒ졣óÒ××ÔÓÉ£¬»òÕßËùνо¼ÃÕþ²ß£¬ÊÇÔÚ1921ÄêʵʩµÄ£¬ÎÞÂÛÈçºÎÊÇÔÚÈÈÔµ½À´Ö®Ç°¡£³ÏÈ»£¬°üÀ¨Ö´Õþµ³ÔÚÄÚµÄËùÓеÄÈ˶¼°Ñ»Ö¸´Ã³Ò××ÔÓÉ¿´×÷ÊǶÔ×ʲú½×¼¶¹Øϵ¡¢×ʲú½×¼¶´«Í³ºÍÌ°ÓûµÄÈò½¡£ÔÚÕâ¸öÒâÒåÉÏ£¬Ð¾¼ÃÕþ²ß°üº¬ÁËÈÈÔµÄÒòËØ¡£µ«ÕþȨÈÔÈ»ÁôÔÚÁ쵼ʮÔ¸ïÃüµÄÄÇЩÈËÊÖÀï¡£ÕþȨÊÂÏȶÔóÒ××ÔÓÉ×÷ÁËÏÞÖÆ£¬Ê¹Ö®²»ÖÂÆÆ»µ¸ù±¾Öƶȣ¬Ê×ÏÈÊÇÉú²ú×ÊÁϵĹúÓл¯¡£ËùÒÔ°Ñʵʩо¼ÃÕþ²ßµ±×÷ÈÈÔµĿª¶ËÊDz»¶ÔµÄ¡£Ð¾¼ÃÕþ²ßÎÞÒÉΪδÀ´µÄÈÈÔÂ×¼±¸ÁËÓзÖÁ¿µÄÒòËØ¡£Ëü¸´ÐËÁ˳ÇÏçµÄС×ʲú½×¼¶£¬Ôö¼ÓÁËËüµÄÌ°ÓûºÍÒªÇó¡£
¡¡¡¡Ã¿Ò»¸öÕù¶·µÄ½×¼¶¶¼ÓÐ×Ô¼ºµÄ¹ÙÁÅ¡£µ«ÔÚ²»Í¬µÄ½×¼¶ÖйÙÁŵĹØϵÊDz»ÏàͬµÄ¡£×÷ΪͳÖν׼¶µÄ×ʲú½×¼¶×ÔÈ»ºÜÈÝÒײúÉú×Ô¼ºµÄ֪ʶ·Ö×ÓºÍ×Ô¼ºµÄÕþÖιÙÁÅ¡£ÖªÊ¶·Ö×Ó¾ÍÆä±¾ÖʶøÑÔÊÇ×ʲú½×¼¶µÄ£¬ÒòΪËüÄܲúÉú¶à¿÷×ʲú½×¼¶¾¼ÃÉϵÄͳÖεØ룬²¿·ÖµØÒ²¶à¿÷С×ʲú½×¼¶Ä³Ð©½×²ãÔÚ¾¼ÃÉϵÄÓÅÊÆ¡£ÖªÊ¶·Ö×Ó´Ó×ÔÉí·ÖÀë³öÕþÖÎÈËÎËûÃǾø´ó¶àÊý½þ͸ÁË×ʲú½×¼¶Ë¼Ïë¡£¾ÍÈÕ³£Éú»î¶øÑÔ£¬ÖªÊ¶·Ö×Ó°üÀ¨Ö°ÒµµÄÕþÖιÙÁÅͬÖвú½×¼¶µÄÉϲãÃܲ»¿É·Ö¡£ÈÕ³£Éú»îÌõ¼þ¡¢ÊìÈ˵Ľ»ÍùºÍÅóÓÑȦÔÚ¶àÊý³¡ºÏ¶Ô˼ÏëÓоö¶¨ÐÔµÄÓ°Ïì¡£×ʲú½×¼¶ÖªÊ¶·Ö×ÓÉú»îÔÚ×ʲú½×¼¶·ÕΧ֮ÖУ¬ÕâÖ»»á¼ÓÇ¿ËûÃÇͬ×ʲú½×¼¶ÀÏ°åµÄÁªÏµ¡£
¡¡¡¡´¦ÔÚ¶ÔÁ¢¶ËµÄÊÇÅ©Ãñ£¬ÓÈÆäÊÇÅ©Ãñϲ㡣ũÃñ·ÖÉ¢ÔÚ¹ã´óµØÇø£¬Òò´ËÎÞ·¨²úÉú×Ô¼ºµÄ֪ʶ·Ö×Ó¡¢×Ô¼ºµÄÕþÖιÙÁźÍ×Ô¼ºµÄÕþµ³¡£³ÏÈ»£¬ÔÚÅ©ÃñÖм䣬ÌرðÊÇÔÚÆäÉϲ㣬³öÏÖÁË´óÁ¿µÄ֪ʶ·Ö×Ó¡£µ«ËûÃÇÁ¢¼´Ç°Íù³ÇÊУ¬ÓвÅÄܵÄÈ˶¼¼¯ÖÐÔÚÊ׶¼¡£ËûÃÇÕÒµ½ÁËеÄÊìÈË¡¢½»ÍùºÍÉç»áÒÀ´æ¹ØϵµÄÁìÓò¡£Òò´ËÅ©Ãñ³öÉíµÄ֪ʶ·Ö×Ó²»¿É±ÜÃâµØÒª±»×ʲú½×¼¶Ëù·ý²¡£ËùνũÃñÕþµ³ÊµÖÊÉϲ»¹ýÊÇ°þÏ÷Å©ÃñµÄ×ʲú½×¼¶Õþµ³¡£
¡¡¡¡ÎÞ²ú½×¼¶µÄ×´¿ö²»Í¬£¬Õâ¸ö½×¼¶¼¯ÖÐÔÚ´ó³ÇÊеŤ³§¡£¾Íˮƽ¶øÑÔËü´ó´ó³¬¹ýÅ©Ãñ¡£ÎÞ²ú½×¼¶³öÉíµÄ֪ʶ·Ö×ÓûÓÐÖжÏͬÎÞ²ú½×¼¶µÄÁªÏµ£¬ËûÃÇסÔÚ³ÇÀ¹¤ÈË´¦ÓÚËûÃǵÄÓ°Ïì֮ϡ£
¡¡¡¡¸ïÃüÅųý¡¢´Ý»Ù¡¢´òËé¾ÉµÄ¹ú¼Ò»ú¹Ø£¬Õâ¾ÍÊÇËüµÄ±¾ÖÊ¡£ÈºÖÚÕ¼¾ÝÎę̀¡£ËûÃÇ×ö³ö¾ö¶¨£¬ËûÃÇ×ÔÐÐÆäÊÇ£¬ËûÃÇÁ¢·¨¡¢ÉóÅС£¸ïÃüµÄ±¾ÖÊÔÚÓÚ£¬ÈºÖÚ×ÔÉí¾ÍÊÇÖ´Ðлú¹Ø¡£
¡¡¡¡µ±ÈºÖÚÀ뿪¹«ÖÚÎę̀£¬»Ø¹é×Ô¼ºµÄסլ£¬¶ã½ø×Ô¼ºµÄ·¿×Ó£¬»ÒÐÄʧÍû£¬Æ£¾ë²»¿°£¬ÄÇʱ¾Í³öÏÖÕæ¿Õ¡£Ìî²¹Õæ¿ÕµÄÊÇеĹÙÁÅ»ú¹Ø¡£ÔÚ·´¶¯È¡µÃʤÀûµÄʱ´ú£¬»ú¹Ø¡¢¾ü¾¯»úÆ÷·¢»ÓÔÚ¾ÉÖƶÈÏÂÇ°ËùδÓеľ޴ó×÷Óã¬ÔÒò¾ÍÔÚÕâÀï¡£
¡¡¡¡¾¡¹ÜʮԸïÃüÊǷdz£Éî¿ÌµÄ¸ïÃü£¬µ«ËÕÁªÈÈÔµĴó¾üʵ¼ÊÉÏ»¹ÊÇÁªºÏÁËÒÔÍùÖ´Õþµ³¼°ÆäÒâʶÐÎ̬´ú±íËùÁôϵÄÒ»ÇС£ÔÀ´µÄµØÖ÷¡¢×ʱ¾¼Ò¡¢ÂÉʦ¡¢ËûÃǵÄ×ӵܣ¬Ö»ÒªËûÃÇûÓÐÌÓµ½¹úÍ⣬¶¼½øÈëÁ˹ú¼Ò»ú¹Ø£¬ÓеĻ¹ÈëÁ˵³¡£»¹ÓÐÔ×ʲú½×¼¶Õþµ³µÄ´óÁ¿µ³Ô±£ºÃÏʲά¿ËºÍÉç»á¸ïÃüµ³È˽øÈëÁ˵³Õþ»ú¹Ø¡£´ËÍ⻹Ӧµ±¼Ó½ø´óÁ¿Ð¡ÊÐÃñÀàÐ͵ÄÈË£¬ÔÚ¼¤ÁҵĸïÃüºÍ¹úÄÚÕ½ÕùÄê´úËûÃÇÕ¾ÔÚÒ»ÅÔ£¬¶øÏÖÔÚÏàÐÅËÕά°£¹ú¼ÒÎȹÌÁË£¬Æ´Ãü×ê½øÕâ¸ö¹ú¼Òµ£ÈÎÒªÖ°£¬²»ÔÚÖÐÑ룬¾ÍÔڵط½¡£
¡¡¡¡ÕâÕû¸öÐÎÐÎÉ«É«µÄ´ó¾ü¾ÍÊÇÈÈÔµÄÌìȻ֧Öù¡£ÔÉç»á¸ïÃüµ³È˵±È»×¼±¸½ßÁ¦Ö§³Öׯ¼ÚººµÄÀûÒ棬·ÀÖ¹¿É¶ñµÄ¹¤Òµ»¯Ö÷ÒåÕßµÄÇÖº¦£¬ÃÏʲά¿ËÔòÖ÷ÒªÈÏΪ£¬Ó¦µ±¸øÓëС×ʲú½×¼¶¸ü´óµÄ¿Õ¼äºÍ×ÔÓÉ£¬ËûÃǾÍÊÇС×ʲú½×¼¶µÄÕþÖδúÑÔÈË¡£´ó×ʲú½×¼¶ºÍµØÖ÷µÄ´ú±í¼ÈÈ»ÔÚ¹ú¼ÒºÍ¹ú¼Ò»ú¹ØÖб£´æÏÂÀ´£¬×ÔÈ»»áץסũÃñ×÷Ϊ¾ÈÃüµ¾²Ý¡£ËûÃDz»ÄÜÖ¸ÍûÈ¡µÃʲôֱ½Ó³É¾Í£¬ËûÃÇÇå³þµØÖªµÀ£¬±ØÐë¾¹ý±£»¤Å©ÃñµÄ½×¶Î¡£ÕâÒ»Çж¼ÊÇÈÈÔµĴó¾ü¡£È»¶øÔÚÕâЩ¼¯ÍÅÖÐûÓÐÒ»¸öÄܹ»¹«¿ªÌ§ÆðÍ·À´¡£ËûÃǶ¼ÐèÒªÖ´Õþµ³ºÍ´«Í³²¼¶ûʲάÖ÷ÒåµÄ±£»¤É«¡£·´¶Ô²»¶Ï¸ïÃüµÄ¶·Õù¶ÔËûÃÇÀ´ËµÒâζ×Å·´¶Ô°ÑËûÃÇËùÔâÊܵijÜÈèÓÀ´æÏÂÀ´µÄ¶·Õù¡£ËûÃÇÀÖÒâ½ÓÊܲ¼¶ûʲά¿ËÖз´¶Ô²»¶Ï¸ïÃüµÄÈËÎï×÷Ϊ×Ô¼ºµÄÁìÐ䣬ÕâÊÇÔÙ×ÔÈ»²»¹ýµÄÁË¡£
¡¡¡¡¾¼Ã¸´ËÕÁË£¬³öÏÖÁ˲»¶àµÄÊ£Óà¡£Ëü×ÔÈ»¼¯ÖÐÔÚ³ÇÊУ¬²¢ÇÒÊÜÖ´Õþ½×²ãÖ§Åä¡£¾çÔº¡¢²Í¹ÝÒÔ¼°ÆäËû¸÷ÖÖÓéÀÖÉèÊ©»Ö¸´ÁË¡£ÔÚ¹úÄÚÕ½ÕùÄDZ¯²ÒÑÏ¿áµÄÄê´ú´¦ÓÚ³Á˯״̬µÄ¼¸Ê®Íò¸÷Ðи÷ÒµµÄÈË£¬ÏÖÔÚÐѹýÀ´ÁË£¬ÉìÉìÀÁÑü£¬²Î¼ÓÖؽ¨Õý³£Éú»îµÄ¹¤×÷¡£ËùÓÐÕâЩÈ˶¼ÊDz»¶Ï¸ïÃüµÄ·´¶ÔÕß¡£ËûÃÇÈ«¶¼Ï£Íû°²¾²¡¢·¢Õ¹ºÍ¼ÓÇ¿£¬ÏëÒªÔö¼Ó³ÇÊеÄÓéÀÖÉèÊ©¡£
¡¡¡¡¶Ô´óÁ¿µÄ·´¶ÔÍÐÂå´Ä»ùÖ÷ÒåµÄÖø×÷ºÜÄÑҲûÓбØÒª×ö³öÀíÂÛÆÀ¼Û£¬¾¡¹ÜÖ½ÕŶÌȱ£¬ÕâЩÖø×÷ȷʵÑÍûÁËÕû¸öËÕÁª¡£Ë¹´óÁÖ±¾È˲»»áÔÙ°æËû´óÌåÉÏÔÚ1923ÄêÖÁ1929ÄêËùдËù˵µÄ¶«Î÷£¬ÒòΪÕâЩ¶«Î÷ÓëËûÔÚ×î½üÊ®ÄêËù˵ËùΪÏ໥ì¶Ü£¬ÍêÈ«±»ÍÆ·ÁË¡£ÔÚÕâÀïÄÄÅÂÓÃÒýÎĵÄÐÎʽԮÒýÕâЩÕþÖÎÀ¬»ø£¬Ò²ÍêÈ«ÊǶàÓàµÄ¡£¶ÔÎÒÃÇÀ´Ëµ£¬Ö»ÒªÖ¸³öÖð½¥Ðγɡ¢·¢Õ¹²¢¾ßÓоö¶¨ÐÔÒâÒåµÄÄÇЩ×îÖØÒªµÄÐÂ˼Ïë¾Í¹»ÁË£¬·´¶ÔÍÐÂå´Ä»ùÖ÷Ò嶷ÕùµÄ·¢ÆðÕß½å´ËÊÔ̽ËÕά°£Áìµ¼²ãµÄ·´Ó¦¡£ÕâÖÖÖ¸µ¼Ë¼ÏëÓÐÈýµã£¬ËüÃÇÊÇÖð²½³äʵÆðÀ´²¢²¿·ÖµØ»¥ÏàÌæ»»µÄ¡£Èý¼ÝÂí³µÊÇ´Óº´ÎÀÅ©ÃñÀûÒæ·´¶Ô¹¤Òµ»¯¸ÙÁ쿪ʼµÄ£¬ÎªÁËÂÛÕ½£¬Õâ¸ö¸ÙÁì±»½Ð×÷¡°³¬¹¤Òµ»¯¡±¡£ÒéÂÛµÄ˼·ÊÇÕâÑùµÄ£ºÑ¸ËÙ¹¤Òµ»¯Ö»ÓÐÎþÉüÅ©ÃñµÄÀûÒæ²ÅÐУ¬Òò´ËÓ¦µ±ÒÔ¹êËÙÇ°½ø£¬¹¤Òµ»¯µÄËÙ¶ÈÎÊÌâûÓÐÒâÒ壬µÈµÈ¡£Êµ¼ÊÉϹÙÁŲ»Ô¸Ò⾪¶¯¿ªÊ¼»ýÀÛµÄÄÇЩ¾ÓÃñ½×²ã£¬¼´Ð¾¼ÃÕþ²ßµÄС×ʲú½×¼¶Éϲ㡣ÕâÊǹÙÁÅ·´¶ÔÍÐÂå´Ä»ùÖ÷Ò嶷ÕùÖеÚÒ»¸öÓзÖÁ¿µÄÃËÓÑ¡£
¡¡¡¡ÔÚµÚ¶þ½×¶Î£¬1924ÄêÄÇÒ»Ä꣬չ¿ª·´¶Ô²»¶Ï¸ïÃüÂ۵Ķ·Õù¡£Õⳡ¶·ÕùµÄÕþÖÎÄÚÈÝÊÇ£¬ÎÒÃǸÐÐËȤµÄ²»Êǹú¼Ê¸ïÃü£¬¶øÊÇΪ·¢Õ¹ÎÒÃǾ¼ÃËùÐèµÄ×ÔÉí°²È«¡£¹ÙÁÅÔ½À´Ô½º¦ÅÂÓë¹ú¼Ê¸ïÃüÕþ²ßÓйصÄðÏÕΣº¦×Ô¼ºµÄµØλ¡£·´¶Ô²»¶Ï¸ïÃüµÄ¶·Õù±¾ÉíûÓÐÈκÎÀíÂÛ¼ÛÖµ£¬Ö»ÊDZíÏÖÁ˱£ÊصÄÃñ×åÖ÷ÒåÇãÏò¡£Ë¼ÏëÄÚÈÝÊÇÖð²½½Òʾ³öÀ´µÄ¡£´Ó·´¶Ô²»¶Ï¸ïÃüµÄ¶·ÕùÖвúÉúÁËÒ»¹úÉç»áÖ÷ÒåÀíÂÛ¡£Ö±µ½Õâʱºò¼¾ÅµÎ¬Ò²·òºÍ¼ÓÃ×Äù·ò²ÅÃ÷°×ËûÃDzμӵÄÕⳡ¶·ÕùµÄº¬Ò壬Õⳡ¶·Õù¸øÈÈÔÂ×¼±¸ºÍÌṩÁË˼ÏëÎäÆ÷¡£
¡¡¡¡¹ÙÁÅ·´¶ÔÍÐÂå´Ä»ùÖ÷ÒåÖеĵÚÈý¸öÖ¸µ¼Ë¼ÏëÊÇ·´¶Ôƽ¾ùÖ÷Ò壬¼´·´¶ÔƽµÈ¡£ÕâÒ»¶·ÕùµÄÀíÂÛ·½Ãæ¾ßÓпÉЦµÄÐÔÖÊ¡£Ë¹´óÁÖÔÚÂí¿Ë˼¾Í¸ç´ï¸ÙÁìд¸øµÂ¹úÉç»áÃñÖ÷µ³È˵ÄÐÅÖз¢ÏÖÁËÒ»¾ä»°£¬ËµÔÚÉç»áÖ÷ÒåµÄµÚÒ»½×¶ÎÔÚ²úÆ·µÄ·ÖÅäÁìÓò»¹±£Áô×Ų»Æ½µÈ£¬»òÈçËûËù˵µÄ£¬×ʲú½×¼¶È¨Àû¡£Âí¿Ë˼ָµÄ²»ÊÇÖÆÔìеIJ»Æ½µÈ£¬¶øÊÇÖ𲽵أ¬¼´²»ÊÇÒ»ÏÂ×ÓÏû³ý¹¤×ÊÁìÓò¾ÉµÄ²»Æ½µÈ¡£¶ÔÒýÎĵĴíÎó½âÊͱä³ÉÁ˹ÙÁÅȨÀûºÍÌØȨµÄÐûÑÔ¡£¹ÙÁÅ°ÑËÕÁªµÄÃüÔËͬ¹ú¼ÊÎÞ²ú½×¼¶µÄÃüÔË·Ö¿ªµÄÄ¿µÄ£¬²»ÊÇÒª×Ô¼ºÔÚ¸£ÀûºÍȨÁ¦ÉÏͬ¹¤ÈËȺÖÚƽµÈ¡£Ò»¹úÉç»áÖ÷ÒåµÄº¬Òå¶ÔËûÃÇÀ´ËµÖ»ÊÇÒòΪÕâ±£ÕÏËûÃǵÄͳÖκÍÊæÊÊÉú»î¡£Òò´Ë·è¿ñµØ½øÐз´¶ÔƽµÈµÄ¶·Õù¡£
¡¡¡¡1931ÄêËÕÁª¾ç×÷¼Ò°¢·Æŵ¸ñŵ·òµÄ¾ç±¾¡¶¿Ö¾å¡·ÖÐÒ»ÃûÖ÷½Ç˵£º¡°80%±»µ÷²éÕßµÄÐÐΪ¶¯»úÊǿ־塱£¬ÆäÓà20%±»µ÷²éÕßÊÇÎÞËùη¾åµÄ±»Ìá°ÎµÄ¸É²¿£¬ËûÃÇÊǹú¼ÒµÄÖ÷×Ó¡£°¢·Æŵ¸ñŵ·ò±¾ÈËʧ³èÁË¡£Ë¹´óÁÖÊÖÖÐ×îÇ¿´óµÄÎäÆ÷ÊÇÖ¸Ôð·´¶ÔÅÉÏëÁ¢¼´ÊµÊ©Æ½µÈ¡£Õ¼20%µÄ±»Ìá°ÎµÄ¸É²¿ÔÚÆäÖÐÌýµ½µÄÊÇ×Ô¼ºÁìÐäµÄÉùÒô£¬¶øÕ¼80%µÄ±»Ïŵ¹µÄÈ˲»¸Ò×÷Éù¡£
¡¡¡¡ÔçÔÚ1920Äê10ÔÂ31ÈÕ£¬ÌâΪ¡¶¶àһЩƽµÈ£¡¡·µÄÌرðÃüÁîдµÀ£º¡°²»ÒªÔÚ¾ü¶ÓÖиø×Ô¼ºÌá³öÁ¢¼´È¡ÏûÒ»ÇÐÌØȨµÄÎÞ·¨Íê³ÉµÄÈÎÎñ£¬¶øÊǽßÁ¦°ÑÕâЩÌØȨ¼õÉÙµ½ÕæÕý±ØÐëµÄ×îµÍÏ޶ȡ£ÔÚ¾¡¿ÉÄ̵ܶÄÆÚÏÞÄÚÈ¡Ïû²»ÊǾüÊÂËùÒªÇóµÄ£¬±ØÈ»»áÎêÈèƽµÈ¸ÐÇéºÍºì¾üͬ־ÇéÒêµÄÄÇЩÌØȨ¡£¡±
¡¡¡¡1925ÄêÔÚ¹ÙÁŵĴʻãÖÐƽµÈÎÊÌâ¾ßÓÐÌرðµÄÒâÒå¡£¼¾ÅµÎ¬Ò²·òÔÚ¡¶Ê±´úÕÜѧ¡·Ò»ÎÄÖÐÌá³öÁËÕâ¸öÎÊÌâ¡£¼¾ÅµÎ¬Ò²·òÔÚÎÄÖÐÌá³ö£¬ÏÖÔÚ¹ã´óÀͶ¯ÈºÖÚ¶¼ÓÐÒ»¸öÒªÇ󣺶àһЩƽµÈ¡£ÎÄÕÂÔÚµ±Ê±µÄ¹ÙÁÅͳÖμ¯ÍÅÖгÉÁËÒ»¸ö²»ºÍµÄÆ»¹û¡£Ë¹´óÁÖµÄÃÜÓÑÐû³Æ£¬¼¾ÅµÎ¬Ò²·òµÄ˵·¨ÍêÈ«Î¥±³Âí¿Ë˼Ö÷Ò壬ÒòΪ°´ÕÕÂí¿Ë˼ºÍÁÐÄþµÄѧ˵£¬ÔÚÉç»áÖ÷ÒåÖƶÈϲ»¿ÉÄÜÓÐÍêÈ«µÄƽµÈ£ºÕâÀïµÄͳÖÎÔÔòÊÇ°´ËùÍê³ÉµÄÀͶ¯È¡³ê¡£ÍêÈ«ÕýÈ·£¬Âí¿Ë˼³ÐÈÏÔÚÉç»áÖ÷ÒåÉç»áµÄµÚÒ»¸ö½×¶ÎÕâ¸ö×ʲú½×¼¶ÔÔò£¨ÈçËûËùÇ¿µ÷µÄ£©ÊDz»¿É±ÜÃâµÄ£¬Õâ¸öÉç»á»¹Ã»ÓдﵽÄܹ»Âú×㹫ÃñµÄËùÓÐÐèÇóµÄ¸ß¶È¡£¼¾ÅµÎ¬Ò²·ò¸ù±¾²»ÏëͬÕâ¸öÂÛµãÕùÂÛ£¬ËûÇå³þ²»Í¬ÀàÐ͵ÄÀͶ¯»ñµÃ²»Í¬¹¤×ʵıØÒªÐÔ¡£ËûÈÏΪ¹¤×ʱíÁ½¶ËµÄ¾àÀëÓ¦µ±ËõС£¬Ëû½÷É÷ÅúÆÀµÄìͷÊ×ÏÈÊÇÕë¶Ô¹ÙÁŵÄÌØȨµØλºÍ¹ý¶à²Æ²úµÄ¡£Âí¿Ë˼ºÍÁÐÄþµ±È»Ã»ÓÐÔ¤¼ûµ½£¬¹ÙÁÅ°Ñ×Ô¼ºµÄÎïÖÊÀûÒæ²ØÔÚÇÚÀÍÅ©ÃñºÍÊìÁ·¹¤È˵ÄÀûÒæºóÃæ¡£ËûÃÇ°ÑÊÂÇé˵³ÉËƺõ×óÒí·´¶ÔÅÉÆóͼÇÖ·¸ÊìÁ·ÀͶ¯µÄÓźñÊÕÈë¡£ÕâÖÖÊÖ·¨ÀàËÆÓÚÁ÷ÐеĴó×ʱ¾¼ÒºÍµØÖ÷°Ñ×Ô¼ºµÄ×Ô˽µÄÀûÒæÒþ²ØÔÚ¶ÔСÊÖ¹¤ÒµÕß¡¢ÉÌÈ˺ÍÅ©ÃñÀûÒæµÄÐé¼Ù¹Ø»³ºóÃæ¡£Ó¦µ±³ÐÈÏ£¬ÕâÊÇÇÉÃîµÄÊÖ·¨¡£Ë¹´óÁÖÕâÀïÒÀ¿¿µÄÊÇÏíÊÜÔ½À´Ô½¶àÌØȨµÄ¹ã´ó¹ÙÔ±½×²ãµÄÌ°Óû£¬¶øÕâЩ¹ÙÔ±µÚÒ»´ÎÇå³þµØ°ÑËû¿´×÷×Ô¼ºµÄ¹«ÈÏÁìÐä¡£²»¹Ü¶àô»ÄÃý£¬Æ½µÈÔٴα»Ðû²¼ÎªÐ¡×ʲú½×¼¶µÄÆ«¼û¡£Ðû²¼·´¶ÔÅÉÆóͼÇÖ·¸Âí¿Ë˼Ö÷Òå¡¢ÁÐÄþÒÅÖö¡¢½ÏÇڷܵÄÊìÁ·¹¤È˵Ť×Ê¡¢ÇÚÀÍÅ©ÃñµÄ΢±¡ÊÕÈ룬ÇÖ·¸Âí¿Ë˼Ö÷Òå¡¢ÎÒÃǵıðÊû¡¢ÎÒÃǵÄСÆû³µ¡¢ÎÒÃÇ»ñµÃµÄȨÀû¡£¡°¹ýÈ¥µ½µ×Ϊʲô¶ø¶·Õù¡±¡ª¡ªÕâ¸ö´øÓзí´ÌÒâζµÄ»°ÄÇʱ¼«ÎªÁ÷ÐС£
¡¡¡¡Æ½µÈ±»Ðû²¼ÎªÐ¡×ʲú½×¼¶µÄÆ«¼û¡£Ë¹´óÁÖº´ÎÀ²»Æ½µÈ£¬º´ÎÀÉϲã¹ÙÁŵÄȨÀû¡ª¡ª´ó×ʲúÕßµÄÉú»î£¬Öвã¹ÙÁÅ¡ª¡ªÖÐ×ʲúÕßµÄÉú»î£¬Èç´ËµÈµÈ¡£ÆäËû·ÖÆç¡¢ÎÊÌâ¡¢×éÖ¯ÎÊÌâÁ¢¼´Í˵½µÚʮλ¡£Ã¿Ò»¸ö¹ÙÁŶ¼ÖªµÀÏÖÔÚΪʲô¶ø¶·Õù£¬°Ñ±¾°ì¹«ÊÒµÄÖ°Ô±Àµ½×Ô¼ºÒ»±ß£¬ÒòΪ¾¡¹Ü´æÔÚ¼âÈñµÄµÈ¼¶£¬µ«´ó¼Ò¶¼Áè¼ÝÓÚȺÖÚÖ®ÉÏ¡£
¡¡¡¡¹úÄÚÕ½ÕùÒÔ¼°¶Ô²¨À¼µÄÕ½Õù¶¼ÒѹýÈ¥£¬¼¢»ÄµÄ×îÑÏÖغó¹ûÒѾÏû³ý£¬Ð¾¼ÃÕþ²ßʹ¹úÃñ¾¼Ã»îÔ¾ÆðÀ´ÁË¡£ÔÚÕâһʱÆÚ£¬Ë¹´óÁÖÔ½À´Ô½¶àµØÒÔ¹ÙÁŵÄ×éÖ¯ÕߺͽÌÓýÕߣ¬¶øÖ÷ÒªµÄÊǵØÉϲƸ»µÄ·ÖÅäÕß³öÏÖ¡£Ëû°´ÕÕ¶Ô·´¶ÔÅɵĵÐÊÓ̬¶ÈÀ´ÌôÑ¡È˲š£Ëû½Ìµ¼µØ·½ÉϵÄ×ß×äÈçºÎ×é֯ȨÁ¦£¬ÈçºÎÌôÑ¡¹¤×÷ÈËÔ±£¬ÈçºÎÀûÓÃËûÃǵÄÈõµã£¬ÈçºÎʹËûÃÇ»¥Ïà¶ÔÁ¢¡£
¡¡¡¡¹ÙÁŽÏΪÎȶ¨°²ÄþµÄÉú»î²úÉúÁËÊæÊʵÄÒªÇó¡£Ë¹´óÁÖ±¾È˼ÌÐø¹ý×ÅÏà¶Ô¼óÆÓµÄÉú»î£¬ÖÁÉÙ±íÃæÉÏÈç´Ë£¬Ëû°ÑÎÕסÕâÒ»ÒªÇóÊæÊʵÄÔ˶¯£¬Ëû·ÖÅä·Êȱ£¬ÌôÑ¡¿É¿¿µÄÈË£¬½±ÀøËûÃÇ£¬°ïÖúËûÃÇÀ©´óÌØȨµØλ¡£¶Ôÿһ¸öÎÊÌâËû¸ÐÐËȤµÄ×ÅÑÛµãÊ×ÏÈÊÇÌôÑ¡¸É²¿£¬»îÔ¾»ú¹Ø£¬±£Ö¤Ëû¸öÈ˵ÄÁìµ¼¡£ÕâÑù£¬ËäÈ»±íÃæÉÏûÓÐÍÑÀë¹ýÈ¥£¬µ«ËûÒѾ´Ó¹¤È˵³µÄ¸ïÃü¼Ò±ä³ÉÐÂÌØȨ½×²ãµÄÁìÐä¡£
¡¡¡¡¶ÔÕ½ÕùµÄÆ£ÀÍ·´Ó¦ÔÚ×ʲú½×¼¶ÃñÖ÷¹ú¼ÒÒ²ÒÔ½ÏΪºÍ»ºµÄÐÎʽ³öÏÖ¡£Ó¢¹úµÄÀͺϡªÇÇÖΡ¢·¨¹úµÄ¿ËÁÐÃÏË󾡹ܵõ½¹Ù·½µÄÔÞͬ£¬µ«ÕþÖÎÉÏ´¦ÓÚ¹ÂÁ¢×´Ì¬¡£ÃÀ¹úµÄÍþ¶ûѷʧȥÁËÉùÍû¡£Ë¹´óÁÖÔÚ¹úÄÚÕ½ÕùÖÐÊǶþÁ÷½ÇÉ«£¬ÏÖÔÚÕ¾ÔÚÄÇЩÒò¹úÄÚÕ½Õù¡¢ÒòÕ½ÕùµÄ¿¼ÑéºÍ¿Ö²À¶øÆ£±¹²»¿°¡¢ÒªÇóתÏòºÍƽ״̬µÄÈËÃǵÄÇ°ÁС£ÕâÑù£¬ÔÚС×ʲú½×¼¶ÉϲãºÍ¹¤ÈËÖ®¼äµÄ½×¼¶¶·Õù¸´»îÁË£¬»îÔ¾ÆðÀ´ÁË¡£¹ú¼ÒÕþȨ°çÑÝÁËÕâÖÖ½×¼¶¶·ÕùµÄµ÷½ÚÕߣ¬´Ó¶ø¸ÄÉÆÁËÀ빤ÈË×éÖ¯¶ø¶ÀÁ¢µÄµØλ¡£Õâ¾ÍÊǹú¼Ò»ú¹ØÈÈÔÂÍÉ»¯µÄ»ù´¡¡£×¼È·µã˵£¬²»ÊÇ»ù´¡£¬¶øÊǸùÔ´£¬ÊÇÕâÖÖÍÉ»¯µÄµÚÒ»Õ¡£
¡¡¡¡·´¶ÔÍÐÂå´Ä»ùÖ÷ÒåµÄ¶·ÕùÊÇ´Óº´ÎÀ×÷Ϊ¶ÀÁ¢Éú²úÕߺÍÉÌÈ˵ÄÅ©ÃñµÄÀûÒæµÄ½Ç¶È½øÐеġ£ÒÔ±£»¤×÷ΪС×ʲú½×¼¶µÄÅ©ÃñµÄÀûÒæµÄÃûÒ壬ͨ¹ýÖÐÁ¢ºÍÅųý³¹µ×¸ïÃüµÄÎÞ²ú½×¼¶ÅÉÀ´Íƶ¯¹ú¼ÒÕþȨ¡£ÕþÖÎÉÏսʤÍÐÂå´Ä»ùÖ÷ÒåÖ®ºóµÄµÚÒ»¸ö´ëÊ©¾ÍÊÇʹ×âµèÍÁµØºÍÔÚÅ©ÒµÖÐʹÓùÍÓ¶ÀͶ¯ºÏ·¨»¯µÄ·¨Áî¡£ÕâÁ½Ïî´ëÊ©¶¼±Èо¼ÃÕþ²ßµÄ×î³õÉèÏë×ßµÃÔ¶µÃ¶à¡£ÌرðÖØÒªµÄÊÇ£¬Óë´ËͬʱÕþȨ´Ó×óÏòÓÒתÁË¡£ÎÞ²ú½×¼¶¸ïÃüÕþµ³Îª±£³ÖÎÞ²ú½×¼¶×¨ÕþµÄÐèÒªÏòÅ©Ãñ×ö¹ýÈò½¡£ÔÚÈÈÔÂÖиù±¾Ì¸²»ÉÏÕâÒ»µã£¬ÒòΪΪÁ˸ü¶àµØÓºÏÅ©ÃñºÍÀ©´óÈò½£¬È¨Á¦µÄÕþÖÎ×é³É±äÁË¡£
¡¡¡¡·´¶¯ºÍ·´¸ïÃüµÄÌõ¼þÊÇʲô£¿³öÓÚ²»Í¬µÄÔÒò£¬ÎÒÃǶԸïÃüµÄÌõ¼þ£¬°üÀ¨Ê¤ÀûµÄ¸ïÃüµÄÌõ¼þ£¬×öÁ˺ܶàÑо¿¡£µ«ÎÒÃǶԷ´¸ïÃüºÍ·´¶¯µÄÌõ¼þ£¬ÀýÈçÈÈÔ·´¶¯µÄÌõ¼þ£¬ÊµÊ©·´¸ïÃüµÄÌõ¼þµÄÑо¿È´Éٵöࡣ·Ç³£Çå³þ£¬ÕâÁ½¸öÎÊÌâÊÇÃÜÇÐÏàÁ¬µÄ¡£·´¸ïÃüÆڼ䣬µçÓ°ºÃÏñÊÇ´ÓÏà·´µÄ·½Ïò¿ªÊ¼µÄ¡£Ëü´ÓÀ´²»»á·ÅÓ³µ½µ×¡£¸ïÃüµÄ²¿·Ö³É¹û×ÜÊǻᱣ´æÏÂÀ´µÄ¡£
¡¡¡¡ÔÚ¸ïÃüÖÐÒª±æ±ðʲô¿ÚºÅÊǸïÃüËù·´¶ÔµÄ£¬Äĸö½×¼¶ÊÇÍê³É¸ïÃüµÄ£¬×îºó£¬ÄÇЩ½×¼¶ºÍ½×²ã»òÕßÖÐÁ¢£¬»òÕß±»Ê±äµÄäöÎÐ¾íµ½Ä³Ò»¸ö»ù±¾½×¼¶ÄÇÀïµÄ¡£¸ïÃüҪȡµÃʤÀû£¬¸ïÃü½×¼¶±ØÐë³É¹¦µØ°Ñ¶àÊýÖмä½×²ãÎüÒýµ½×Ô¼ºÒ»±ß£¬´Ó¶ø³ÉΪÃñ×å¶àÊýµÄ´ú±í¡£½×¼¶ÔÚÉç»á·½Ã桢˼Ïë·½Ã涼²»Êǵ¥Ò»µÄ¡£ÔÚÎÞ²ú½×¼¶ÖÐ×ÜÊÇ¿ÉÒÔÇø·Ö³öÏÈÍ·²¿¶Ó¡¢Öмä½×²ãºÍÂäºóÉõÖÁ·´¶¯µÄºóÎÀ¡£¸ïÃüÒª³ÉΪ¿ÉÄÜ£¬×éÖ¯³ÉÕþµ³µÄÏÈ·æ¶Ó±ØÐë°Ñ±¾½×¼¶µÄ¾ø´ó¶àÊýÎüÒýµ½×Ô¼ºÒ»±ß£¬Ê¹Ê¿ÆøµÍÂäµÄ·Ö×Ó´¦ÓÚ¹ÂÁ¢ºÍ΢²»×ãµÀµÄ״̬¡£
¡¡¡¡ÕâÑù£¬ÎÞ²ú½×¼¶°Ñ×Ô¼ºµÄ¶àÊýÍŽᵽ¸ïÃüÏÈÍ·²¿¶ÓÖÜΧ£¬°ÑÏ൱¶àµÄÖмäµÄ¡¢²»ÂúµÄ¡¢±»Ñ¹ÆȵĽ׼¶¡¢Ð¡×ʲú½×¼¶Ï²ãÎüÒý¹ýÀ´£¬ÖÐÁ¢ÆäÁíÒ»²¿·Ö£¬ÓÃ×Ô¼ºµÄÃ͹¥Íß½âÒѾ¹ýʱµÄ½×¼¶£¬´Ý»Ù¾ü¶ÓµÄµÖ¿¹£¬°ÑÆä¶àÊýÕùÈ¡µ½×Ô¼ºÒ»±ß£¬ÖÐÁ¢ÆäÓಿ·Ö²¢¹ÂÁ¢×î·´¶¯µÄÍŶӡ£Õâ¾ÍÊÇÎÞ²ú½×¼¶¸ïÃüµÄ×ܵĹ«Ê½¡£
¡¡¡¡×ÔÈ»£¬¸ïÃüµÄ»ù´¡ÊǾ¼ÃµÄÒ»¶¨×´Ì¬¡¢¾¼ÃΣ»ú¡¢Éú²úÁ¦ºÍËùÓÐÖÆÐÎʽ֮¼äµÄì¶Ü£¬Óɴ˲úÉúµÄÌåÏÖ¾¼Ã½ø²½¡¢Éú²úÁ¦·¢Õ¹µÄ½×¼¶Óë¼áÊؾɵķ´¶¯µÄÒѾ¹ýʱµÄËùÓÐÖÆÐÎʽµÄ½×¼¶Ö®¼äµÄì¶Ü¡£ÕâÊǸïÃüµÄ¾¼ÃÇ°Ìá¡£µ«ÔÚÕâÖֿ͹۵Ļù´¡ÉÏ»¹ÐèÒªÔÚ¸÷½×¼¶Ö®¼äµÄ¹ØϵÉÏÐγÉÒ»¶¨µÄ¼¯ÍÅ¡¢Ò»¶¨µÄÕþÖιØϵ¡¢Ò»¶¨µÄÒâʶ״̬¡£ÕâЩ¹ý³Ì¾ßÓÐÐÄÀíÐÔÖÊ¡£¹é¸ù½áµ×ËüÃÇ×ÔÈ»ÊÇÓɿ͹۵ÄÉç»áΣ»ú¾ö¶¨µÄ¡£µ«ËüÃÇÓÐ×Ô¼ºµÄÂß¼ºÍ¶¯Á¦¡£ÕýÊÇÒâʶ¡¢ÒâÖ¾¡¢×¼±¸¶·Õù£¬»òÕßÏà·´£¬»ÒÐÄʧÍû¡¢ÒâÆøÏû³Á¡¢¾ÚÉ¥µÈ±ä¶¯Çé¿ö£¬ÕýÊÇÕâÖֱ䶯ֱ½Ó¾ö¶¨Á˸ïÃüµÄ½ø³ÌºÍ½á¾Ö¡£
¡¡¡¡ÉÏÊöÒ»ÇÐÍƶ¯ÎÒÃÇ˼¿¼·´¶¯ºÍÈ¡µÃʤÀûµÄ·´¸ïÃüµÄÌõ¼þºÍÇ°Ìá¡£·´¶¯»ò·´¸ïÃüÊǶÔÓü¤½ø°ì·¨½â¾ö¾Éì¶ÜµÄ¸ïÃüËù²úÉúµÄì¶ÜµÄ»Ø´ð¡£
¡¡¡¡1934Äê6ÔÂÊǶÔÄÉ´âÕþ±ä×÷³ö·´Ó¦µÄµÚÒ»¸ö½×¶Î¡£Ï൱ÊýÁ¿µÄÊ×ÄÔ·´Ó³ÈºÖÚµÄÇéÐ÷£¬½ÓÊÜÁËÏ£ÌØÀÕµÄÉç»áÉ¿¶¯£¬Èç¹û²»ÊÇÍêÈ«ÈÏÕæµÄ£¬ÄÇôҲÊÇÔÚÒ»¶¨³Ì¶ÈÉϵġ£ËûÃÇÈÏΪÐèÒªµÚ¶þ´Î¸ïÃü¡£ÔÚ×ʱ¾Ö÷ÒåÃËÓѺͱ£»¤È˵ÄѹÁ¦Ï£¬Ï£ÌØÀÕÓÚ1934Äê6ÔÂ30ÈÕ°ÑÏ൱ÊýÁ¿µÄÕæÕýµÄÄÉ´âÅÉDzµ½Õâ¸öÊÀ½ç¡£ÔõôÄÜ˵Ãñ×åÉç»áÖ÷Òå¸ïÃüûÓз´¶¯£¿
¡¡¡¡1925Äê´ó´óÀ©´óÉÌÆ·Á÷ͨµÄ×ÔÓÉ£¬ÊÇ×îÃ÷ÏÔµÄÈÈÔ±íÏÖ£¬ÓÌÈç¶àÄêÒÔÇ°È¡Ïû×î¸ßÏÞ¼ÛÒ»Ñù¡£È»¶øÔÚÕâÖÖÏàͬºóÃæ²»Äܲ»¿´µ½¸ù±¾Çø±ð£ºÕâ¾ÍÊǹú¼ÒÊÖÖеÄÉú²ú¹úÓл¯ºÍÍÁµØÉç»á»¯¡£Èç¹ûûÓÐÕâÁ½¸öÌõ¼þ£¬Ð¾¼ÃÕþ²ß£¬ÓÈÆäÊÇ1925ÄêËüµÄÀ©´ó£¬¾Í»áµ¼ÖÂ×ʱ¾Ö÷Òå¹ØϵµÄ·¢Õ¹¡£Ð¾¼ÃÕþ²ßµÄÀ©´óÒâζ×ÅÁ½ÖÖ¾¼ÃÌåϵµÄ³åÍ»¡£ÔÚ×î³õµÄ¼¸¸ö²½ÖèÖУ¬ÕâÖÖ³åÍ»¼ÓÇ¿Á˹ÙÁŵÄÕóµØ£¬Ìá¸ßÁËËûÃǵĶÀÁ¢ÐÔ£¬Ê×ÏÈÊÇÍÑÀëÎÞ²ú½×¼¶µÄ¶ÀÁ¢ÐÔ¡£µ«ÊÂÏÈÒѾÇå³þ£¬ÉÌÆ·Á÷ͨµÄ¼ÌÐø·¢Õ¹ºÍÀ©´ó£¬Ð¡×ʲú½×¼¶ÕóµØµÄ¹®¹Ì£¬±ØÈ»¼âÈñµØÌá³öÁÐÄþÌá³öµÄÎÊÌ⣺Ëսʤˣ¿Õâ¸öÎÊÌâµÄ½â¾öºÜ´ó³Ì¶ÈÉÏÈ¡¾öÓÚ¹ÙÁÅ£¬ËûÃÇÔÚÕâʱºòÒѾ»ñµÃºÜ´óµÄ¶ÀÁ¢ÐÔ¡£¾ÍÉú»îÌõ¼þ¡¢±£ÊØÖ÷Òå¡¢ÕþÖÎÇãÏò¶øÑÔ£¬ºÜ´óÒ»²¿·Ö¹ÙÁÅÇãÏòÓÚС×ʲú½×¼¶¡£È»¶ø¹ÙÁŵľ¼Ã¸ù×ÓÁ¢×ãÓÚеÄËùÓÐÖÆÌõ¼þÖ®ÉÏ¡£×ʲú½×¼¶¹ØϵµÄ·¢Õ¹²»½öÍþвµ½ËùÓÐÖƵÄÉç»áÖ÷Òå»ù´¡£¬»¹Íþвµ½¹ÙÁÅ×ÔÉíµÄÉç»á»ù´¡¡£ËûÃÇ¿ÉÒÔΪС×ʲú½×¼¶µÄÀûÒæ·ÅÆúÉç»áÖ÷ÒåµÄ·¢Õ¹Ç°¾°¡£µ«ËûÃǾø²»»áΪÐÂС×ʲú½×¼¶ÀûÒæ·ÅÆú×Ô¼ºµÄȨÁ¦ºÍÌØȨ¡£Õâ¾Í×¼±¸Á˹ÙÁÅÓ븻ũ֮¼äµÄ¼âÈñ³åÍ»¡£
¡¡¡¡Ë½ÈËÆóÒµÎÞÒÉ»¨ºÜ´óµÄÁ¦Æø½èÖúÓڻ߸ÒÔ¼°ÆäËû¸÷ÖÖ¸÷ÑùµÄ·Å×ÝÐÐΪÀ´¸¯»¯ËÕÁª»ú¹Ø¡£µ«ÕâÈÔÈ»²»ÊǹÙÁÅÇ¿ÁÒ·´¶Ô˽ÈËÆóÒµÖ÷°üÀ¨³Ð×âÈ˵ÄÖ÷ÒªÔÒò¡£ºóÕßÖеÄijЩÈ˹¤×÷µÃ²»´í£¬¾ßÓÐÖ÷¶¯ÐÔ£¬½ßÁ¦ÌṩÓÅÖʲúÆ·£¬ËäÈ»¼Û¸ñºÜ¸ß¡£ÉõÖÁ¹ú¼Ò»ú¹ØÒ²ÄþÔ¸¹ºÂò¹É¶«µÄ²úÆ·¡£ÁÐÄþÌá³ö×âÈÃÖƵÄÄ¿µÄ£¬ÕýÊÇΪÁ˲»Èùú¼ÒµÄ¢¶ÏÕßÄ£ºý×Ô¼ºÊDz»¿ÉÇÖ·¸ÐÔµÄÕâÖÖÒâʶ¡£µ«ÕâÕýÊÇÀÁ¶èµÄ¹ÙÁÅËù²»Ô¸ÒâµÄ¡£ÔÚΪÉç»áÖ÷Ò幤ҵ½øÐв»µ÷ºÍ¶·ÕùµÄ»Ï×ÓÏ£¬ËûÃÇʵ¼ÊÉÏÊÇΪ×Ô¼ºÕùÈ¡ÎÞ¸ÉÈÅÎÞ¾ºÕùµØ°²ÎÈÖ§Åä¹ú¼Ò¾¼ÃµÄ¢¶ÏȨ¡£¾ÍÕâÑùÖ𲽵ضóɱ»ìºÏ×âÈù«Ë¾ÒÔ¼°ÆäËû˽ÈËÆóÒµ¡£Ë¹´óÁÖÊÇÕâÒ»³±Á÷µÄÁìµ¼ÈË£¬Ëû×ÜÊǺ´ÎÀ¹ÙÁÅÀûÒæµÄ¡£
¡¡¡¡1922Äê·´¶Ô³¬¹¤Òµ»¯µÄ¶·ÕùÊǷdz£½÷É÷СÐĵģ¬µ½1923Äê¾Í¹«¿ª²¢¼¤ÁÒÆðÀ´¡£´Ó1924Ä꿪ʼ¹«¿ª½øÐз´¶Ô²»¶Ï¸ïÃüµÄ¶·Õù£¬ÔÚÒÔºóµÄÄê´úÒÔ²»Í¬µÄÐÎʽ¡¢²»ÎʵÄ˵·¨¼ÌÐøÏÂÈ¥¡£·´¶ÔƽµÈµÄ¶·Õù´Ó1925Äêµ×¿ªÊ¼£¬ÊµÖÊÉϳÉÁ˹ÙÁÅÉç»á¸ÙÁìµÄÖáÐÄ¡£·´¶Ô³¬¹¤Òµ»¯µÄ¶·ÕùÊÇÖ±½ÓΪ¸»Å©ÀûÒæ·þÎñµÄ¡£·¢Õ¹¹¤ÒµÒª²ÉÈ¡ÎÚ¹êËٶȣ¬ÊÇΪÁËÈø»Å©ÎÞÍ´¿àµØ³¤ÈëÉç»áÖ÷Òå¡£Õâ¸öÕÜѧÊÇÓÒÅɺÍ˹´óÁÖÖÐÅɹ²Í¬µÄÕÜѧ¡£Ò»¹úÉç»áÖ÷ÒåÀíÂÛÔÚÕâһʱÆÚÊÇΪÐγɹÙÁÅͬ³ÇÊÐ×ʲú½×¼¶ÓëÅ©´åС×ʲú½×¼¶µÄÁªÃË·þÎñµÄ¡£·´¶ÔƽµÈµÄ¶·Õù¸ü¼Ó½ôÃܵØʹ¹ÙÁŲ»½öͬ¹¤È˽׼¶Éϲ㣬ÓÈÆäÊÇͬ³ÇÏçС×ʲú½×¼¶Áª½áÔÚÒ»Æð¡£²»Æ½µÈÊÇ´æÔÚÕâЩÃËÓѵÄÉç»á»ù´¡¡¢¸ùÔ´ºÍº¬Òå¡£ÕâÑù£¬´Ó1923Äêµ½1928Ä꾼á¢ÕþÖκ͹ú¼ÊµÄÀûÒæ°Ñ¹ÙÁÅͬС×ʲú½×¼¶ÁªºÏÔÚÒ»ÆðÁË¡£ÔÚÕâһʱÆÚÈÈÔÂÓëÆä·¨¹úÔÐÍÓзdz£Ã÷ÏÔµÄÏàͬµã¡£ÔÚÕâһʱÆÚÔÊÐí¸»Å©×âµèƶũÍÁµØ£¬¹ÍÓÃƶũ×ö¹¤¡£Ë¹´óÁÖ´òËã°ÑÍÁµØ×â¸ø˽ÈË40Äê¡£¹ÙÁÅÔÚÓºÏÃËÓѵÄÀûÒæºÍÒªÇóÉÏ×ߵúÜÔ¶¡£µ«µ½1927ÄêÖÕÓÚ·¢ÏÖÄÚÐо¼Ãѧ¼ÒÔçÒÑÖªµÀµÄÊÂʵ£¬×ʲú½×¼¶ÃËÓѵÄÒªÇóʵ¼ÊÉÏÊÇÎÞÖ¹¾³µÄ¡£¸»Å©ÏëÒªÍÁµØµÄÍêÈ«ËùÓÐȨ¡£¸»Å©ÏëÒªÓµÓÐ×ÔÓÉÖ§Åä×Ô¼ºÈ«²¿ÊÕ»ñµÄȨÁ¦¡£¸»Å©ÏëÒÔ×ÔÓÉÉÌÈË»òÕß×ÔÓɹ¤Òµ¼ÒÉí·ÝÔÚ³ÇÀï°²²å´úÀíÈË¡£¸»Å©²»Ô¸ÈÌÊÜÇ¿ÖÆÊÕ¹ººÍ¹Ì¶¨¼Û¸ñ¡£¸»Å©Í¬Ð¡ÉÌÈË¡¢Ð¡¹¤Òµ¼ÒÒ»µÀÁ¦Çó»Ö¸´×ʱ¾Ö÷Ò塣Ϊ´Ë¿ªÊ¼ÁËÕùÈ¡¹úÃñÀͶ¯Ê£Óà²úÆ·µÄ²»µ÷ºÍ¶·Õù¡£ÔÚ²»¾ÃµÄδÀ´ËÄÜÖ§ÅäËü£¬ÊÇÐÂ×ʲú½×¼¶»¹ÊÇËÕÁª¹ÙÁÅ£¿ËÖ§ÅäÊ£Óà²úÆ·£¬Ë¾ÍÄÜÖ§Åä¹ú¼ÒÕþȨ¡£Ð¡×ʲú½×¼¶°ïÖú¹ÙÁÅÕòѹÁ˹¤ÈËȺÖںͱí´ïËûÃǹ۵ãµÄ×óÒí·´¶ÔÅÉ£¬¶ø¹ÙÁÅ°ïÖúС×ʲú½×¼¶Áè¼ÝÓÚÅ©´åȺÖÚÖ®ÉÏ£¬ÏÖÔÚÔÚС×ʲú½×¼¶ºÍ¹ÙÁÅÖ®¼äÖ±½ÓÕ¹ÁËÕù¶áȨÁ¦ºÍÊÕÈëµÄ¶·Õù¡£
¡¡¡¡·Ç³£Çå³þ£¬¹ÙÁÅ´Ý»ÙÎÞ²ú½×¼¶ÏÈ·æ¶Ó¡¢ÆÆ»µ¹ú¼Ê¸ïÃüµÄÍøÂçºÍÐû²¼Æ½µÈÕÜѧ£¬²¢²»ÊÇΪÁËÏò×ʲú½×¼¶Í¶½µ£¬±ä³ÉËüµÄÅ«ÆÍ£¬»òÕ߸ɴ౻Åųý³ö¹ú¼ÒȨ±úÖ®Íâ¡£¹ÙÁű»×Ô¼º6ÄêÕþ²ßµÄºó¹ûÏÅ»µÁË¡£ÓÚÊdzöÏÖÁË·´¶Ô¸»Å©¡¢·´¶ÔÄÍÆÕÂüµÄ¼¤ÁÒתÕÛ¡£
¡¡¡¡¿ªÊ¼Á˵ÚÈýʱÆÚ£¬·´¶ÔÓÒÅɵĶ·Õù¡£ÔÚÍ·ÄÔ¼òµ¥µÄÈË¿´À´£¬µÚÈýʱÆÚµÄÀíÂÛºÍÕþ²ßËƺõÊÇÏÈÇ°Á½¸öʱÆڵķ¢Õ¹¡£
¡¡¡¡»¹ÔÚ1927Äê4Ô£¬Ë¹´óÁÖµÄÖ÷Ҫ˼ÏëÊÇÔÚÎÒÃǾ¼Ã·¢Õ¹ËÙ¶ÈÎÊÌâÉϲ»±ØÇ£³¶ÉϹú¼ÊÒòËØ¡£Ò»¹úÉç»áÖ÷Òå¾ÍÊǽ¨Á¢ÔÚÕâÒ»»ù´¡Éϵġ£ÏÖÔÚ˹´óÁÖÏòÓÒÅÉÖ¤Ã÷£¬Æ²¿ªÍⲿ»·¾³¿ÉÒÔʹËٶȷÅÂý£¬µ«ÎÊÌâÔÚÓÚ£¬¡°²»Äܳ·¿ªÍⲿ»·¾³¡±¡£
¡¡¡¡ÕâÊǼòµ¥³Ï®ÆÕÁа²¼ÀÈÎ˹»ùµÄ˵·¨£ºÈç¹ûƲ¿ª¾Í¿ÉÒÔ£¬µ«²»ÄÜƲ¿ª¡£
¡¡¡¡Ë¹´óÁÖÐû´«Ëµ£¬ÍⲿΣÏÕÖ»ÓÐÎä×°¸ÉÉæ¡£ÎÒÃÇÏòËû½âÊÍ˵£¬³ýÁËÎä×°¸ÉÉ棬»¹ÓеÍÁ®¼Û¸ñµÄ¸ÉÉæ¡£Õâ±»½Ð×÷ȱ·¦ÐÅÐÄ»ò±¯¹ÛÖ÷Òå¡£ÏÖÔÚ˹´óÁÖ̸ÂÛ¼ÓËÙ¹¤Òµ»¯£º¡°»òÕßÎÒÃÇ×öµ½ÕâÒ»µã£¬»òÕßÎÒÃDZ»Ñ¹¿å¡£¡±ÕâÑù£¬Ëû³ÙÁË4¸öÄêÍ·´¥¼°ÁËÎÒ¹ú·¢Õ¹Óë×ʱ¾Ö÷Òå·¢Õ¹µÄ±È½ÏϵÊýÎÊÌâ¡£ÎÒÃÇ»¹ÔÚ1924Äê¾ÍÔÚÀíÂÛÉÏ£¬1925ÄêÔÚʵ¼ùÉÏ£¨ÔÚ¿Æѧ¼¼ÊõлáºÍ²úÆ·ÖÊÁ¿Ìرð»áÒéÉÏ£©Ìá³öÁËÑо¿ÕâЩ±È½ÏÖ¸±êµÄÎÊÌâ¡£´ÓÄÇʱÆð×öÁËЩʲô£¿
¡¡¡¡Ë¹´óÁÖ´Ó¹êËÙÕÜѧתÏòÁ˼«¶ËÖ÷Ò壺¡°±ØÐë¸ÏÉϲ¢³¬¹ý·¢´ï×ʱ¾Ö÷Òå¹ú¼ÒµÄÏȽø¼¼Êõ¡£¡±ÔÚÕâÖÖÁýͳµÄÌᷨϣ¬¼«¶ËÖ÷ÒåÊÇ¿Õ¶´µÄ¡£²»ÊǺܿì¾ÍÄܹ»¸ÏÉϺͳ¬¹ýµÄ¡£ÔÚ´ËÆÚ¼äÎ÷·½ÎÞ²ú½×¼¶Äܹ»ÔÚÕþÖÎÉÏ£¬Ò²¾ÍÊÇ˵ÔÚ¾¼ÃÉϸÏÉÏÎÒÃÇ¡£ÄÇʱËü»áÔÚ¾¼ÃÉÏÀÎÒÃÇÒ»°ÑµÄ¡£ÎÞÐè¡¡¿ÚÍ·ÉÏÈç´ËÓ¸ҵØÌøÔ½½×¶Î¡£½üÆÚµÄʵ¼ÊÈÎÎñÊÇʹÎÒÃǵļ۸ñºÍÎÒÃǵÄÉú²úÏû·ÑºÍ¸öÈËÏû·ÑÈ˾ù±ê×¼½Ó½üÏȽø×ʱ¾Ö÷Òå¹ú¼ÒµÄ¼Û¸ñºÍ±ê×¼£¬¶ø²»ÊÇÂäºóÓÚËüÃÇ¡£
¡¡¡¡Ë¹´óÁÖÈÏΪĿǰµÄ¹¤Òµ·¢Õ¹ËÙ¶ÈÊÇÕý³£µÄËٶȡ£×ܶøÑÔÖ®£¬ÔÚ²»·¸´íÎóµÄÁìµ¼ÏÂÍê³ÉµÄÖ»ÊÇÓ¦µ±Íê³ÉµÄ¡£²¢ÇÒÔÚ1925Ä꣬²úÆ·Ôö²ú20%±»¿´×÷ÊÇÓк¦µÄ»ÃÏë»òÕßÍÐÂå´Ä»ùÖ÷Òå¡£ÔÚ¡¶×ßÏò×ʱ¾Ö÷Ò廹ÊÇÉç»áÖ÷Òå¡·Ò»ÊéÖУ¬Îҷdz£½÷É÷µØÖ¸³ö»Ö¸´Ê±ÆÚ½áÊøºóµÄÕâÖÖËٶȡ£¹Ù·½»ú¹Ø²ÉÈ¡µÄËÙ¶ÈÒªµÍµÃ¶à¡£¶øÕþÖξÖÖÆÖ¹×î¸ß¹úÃñ¾¼ÃίԱ»áµÄ³¬¹¤Òµ»¯×ö·¨¡£ÏÖÔڵĹ¤Òµ·¢Õ¹ËٶȵÄÔö³¤²»ÊǶÔÎÒ¹ú¾¼Ã½¨ÉèµÄ¶¯Ì¬ÓÐÕýÈ·µÄÔ¤¼ûºÍÀí½âËùÖ£¬¶øÊÇÔÚÊг¡¡¢·´¶ÔÅɵÄÅúÆÀºÍΣ»úµÄ±Þ²ßÏÂƾ¾Ñé×÷³öµÄ£¬¶øΣ»ú¶à°ëÊÇÁìµ¼µÄ¾ÖÏÞÐÔºÍβ°ÍÖ÷ÒåÔì³ÉµÄ¡£
¡¡¡¡·´¶ÔÅÉÔÚ1925ÄêµÄ¹ý´í²»Êdz¬¹¤Òµ»¯£¬¶øÊǶÔÕþÖξֵÄβ°ÍÖ÷Òå¾ö¶¨²ÉÈ¡¶àÓàµÄ½ÌÓýÊÊÓ¦µÄ̬¶È£¬¶ÔÔÚÕýÈ··½ÕëϹ¤Òµ»¯µÄÏÖʵ¿ÉÄÜÐÔ¹À¼Æ¹ýµÍ¡£ÕâÖÖ×´¿öʵ¼ÊÉÏÖÁ½ñÒ²ÍêÈ«Èç´Ë¡£
¡¡¡¡°Í¶ûÃ÷дµÀ£º¡°´Ó1928ÄêÆðÐèÒª²ÉÈ¡·Ç³£´ëÊ©·´¶ÔÅ©Ãñ£¬Ç¿ÆÈËûÃÇÒÔ¹ýµÍµÄ¼Û¸ñÏò¹ú¼Ò³öÊÛÁ¸Ê³ºÍÔÁÏ¡£·´¶ÔÅÉÌáµ½µÄÀ§ÄѳöÏÖÁË¡£Ë¹´óÁÖʧȥÁËÍ·ÄÔ£¬²ÉÈ¡Á˱©Á¦ÊֶΡ£²¼¹þÁÖ¡¢Àî¿É·ò¡¢ÍÐķ˹»ùÒÔ¼°µ±Ê±ÄªË¹¿ÆÊÐίÊé¼ÇÎÚ¸ñÀŵ·ò¼á³Ö»Øµ½Õý³£µÄÅ©´åÖƶÈÉÏÈ¥¡£ÓÚÊÇÐγÉÁËÓÒÒí£¬ÏÖÔÚ˹´óÁֻعýÀ´·´¶ÔËûÃÇ¡£ÔÚÐÄÀíÉÏËûÉÆÓÚÀûÓÿª³ýºÍ´þ²¶ËùÒýÆðµÄ²»ÂúıÀû¡£¿ª³ýÍÐÂå´Ä»ù·Ö×ÓÊÇÃãÇ¿µÄ£¬µ«µÚÒ»´Î¹«¿ª·´¶ÔÓÒÅɵÄÔ˶¯È´±»µ³Ëù¸ÊÐĽÓÊÜ¡£¡±
¡¡¡¡ÕâÀïÎÞÒÉÏÔʾÁË˹´óÁÖÍæŪȨÊõµÄÒÕÊõ£¬³ÏÈ»ÊÇÔÚ¶ÔËû¸öÈ˼«Æä²»ÀûµÄÇé¿ö֮ϡ£ËûÀûÓÃÓÒÒí·´¶ÔÅÉ¿ª³ý×óÒí·´¶ÔÅÉ£¬ÒòΪֻÓÐÓÒÒíÓÐÑÏËàµÄÔÔòÀíÓɺ¦ÅÂ×óÒíµÄÕþ²ß¡£µ«ÓÉÓÚ¿ª³ý×óÒí·´¶ÔÅÉÒýÆðµ³ÄÚ¹ã´óµ³Ô±¶ÔÓÒÒíµÄ·ß¿®ºÍ²»Âú£¬Ë¹´óÁÖ¾ÍÀûÓÃÕâÖÖ²»ÂúÈ¥´ò»÷ÓÒÒí¡£Ëû×ÜÊÇ°çÑݵ÷ºÍÕß»òºÍÊÂÀУ¬ËƺõÏë°Ñ²»¿É±ÜÃâµÄÎþÉü¼õÉÙµ½×îµÍÏ޶ȣ¬²¢°Ñ²ÉÈ¡ÑÏ¿á´ëÊ©µÄÔðÈÎÍƸøµ³ÄÚÕâÒ»Òí»òÄÇÒ»Òí¡£
¡¡¡¡1927ÄêÖÐÑëίԱ»áµÄÕýʽ»áÒéȷʵ±ä³ÉÁ˳ó¶ñµÄÎę̀¡£²»Êµ¼ÊÌÖÂÛÈκÎÎÊÌâ¡£Ò»ÇÐÊÂÎñ¶¼ÔÚ˹´óÁÖµÄÓùÓûáÒéÉÏÄ»ºó½â¾ö£¬ºóÀ´ÊÇͬÓÒÒí¼¯ÍÅ¡ª¡ªÀî¿É·ò¡¢²¼¹þÁÖ¡¢ÍÐķ˹»ùÉÌÁ¿¡£ÖÐÑëίԱ»áµÄÁ½´ÎÕýʽ»áÒéµÄÈÎÎñÊÇ°´ÕÕÔ¤ÏÈ·ÖÅäºÃµÄ½ÇÉ«ºÍ·¢ÑÔÖÐÉË·´¶ÔÅÉ¡£ÖÐÉ˵ÄÇ»µ÷Ô½À´Ô½ËÁÎ޼ɵ¬¡£×î¸ß»ú¹ØµÄ×îÎ޳ܵijÉÔ±ÍêÈ«Òò¶Ô·´¶ÔÅɵÄÎÞ³ÜÐøµÃµ½½±ÉÍ£¬ËûÃÇ´ò¶Ï¾Ã¾¿¼ÑéµÄÈËÊ¿µÄ·¢ÑÔ£¬ÆðÏÈÓúÁÎÞÒâÒåµÄ·´·´¸´¸´µÄÖ¸Ôð¡¢´óº°´ó½Ð£¬È»ºó¾ÍÂî½Ö¡£Æäµ¼ÑÝÊÇ˹´óÁÖ¡£ËûÔÚÖ÷ϯÍźóÃæ×ßÀ´×ßÈ¥£¬¿´×ű»Ö¸¶¨·¢ÑÔµÄÈË£¬µ±¶Ô·´¶ÔÅÉ·Ö×ÓµÄáÂî´ïµ½Î޳̶ܳÈʱ£¬ËûºÁ²»ÑÚÊÎ×Ô¼ºµÄ¿ìÀÖ¡£ºÜÄÑÏëÏñÎÒÃÇÊÇÔÚ²¼¶ûʲά¿Ëµ³µÄÖÐÑëίԱ»áµÄ»áÒéÉÏ¡£
¡¡¡¡1927Äêµ±ÎÒÔÚÖÐÑëίԱ»áµÄ»áÒéÉÏÒÔ×óÒí·´¶ÔÅɵÄÃûÒåÐû¶ÁÐûÑÔµÄʱºò£¬»Ø´ðÎÒµÄÊǽк°¡¢ÍþвºÍÈèÂ¾ÍÏñµ±ÄêÔÚ¿ËÂ×˹»ùµÄÔ¤±¸Òé»á¿ªÄ»Ê±ÎÒÐû¶Á²¼¶ûʲά¿ËÐûÑÔʱÌýµ½µÄÄÇÑù¡£Ìáһϣ¬·üÂÞÏ£Âå·òº°µÀ£º¡°ËûµÄÉñÆø¾ÍÏñÔÚÔ¤±¸Òé»áÉÏÄÇÑù£¡¡±´ËÓï±È¾ªºôµÄÄǸöÈËËùÔ¤ÆÚµÄҪ׼ȷµÃ¶à¡£
¡¡¡¡°Í¶ûÃ÷²Î¼Ó¹ý×éÖ¯¾ÖµÄ»áÒ飬˹´óÁÖ²»ÔÚµÄʱºòÓÉ¿¨¸ÔŵάÆæ¾ö¶¨ºÍ×éÖ¯¡£¡°½øÈë»á³¡ÎÒ¾ÍÃ÷°×ÁË£¬ËÒ²²»ÓÃÕùÂÛ£¬¶¼ÊÇ×ßÐÎʽ¡£µÃµ½Ë¹´óÁÖÐÅÈεÄÈËȨÍþµØ¾ö¶¨Ò»ÇС£¡±¡ª¡ª°Í¶ûÃ÷дµÀ¡£
¡¡¡¡Ì¸µ½1907¡ª1911ÄêʱÆÚ£¬ÎÒÃÇ¿´µ½·´¶¯À˳±ÊÇÈçºÎÔÚÎÞÊýµÄÏÖÏóºÍ¹ý³ÌÖÐÐγɵģ¬ËüÃÇ´´ÔìÁËÄÑÒÔ¶ôÖƵÄÁ¦Á¿¡£Ö»ÓÐÏñËÕÍßÁÖÕâÑùÔ¶Àë³ÁÖصÄÀúÊ··´¶¯µÄÈ˲Żá°Ñ¸ïÃüµÄÍ˳±½Ð×÷ÆÕͨµÄÒÕÊõÐÎÏó¡£1917¡ª1923ÄêµÄ¸ïÃü¾Í²«¶·µÄ¹æÄ£ºÍÉî¶È¶øÑÔÊÇ1905¡ª1907Äê¸ïÃüËùÎÞ·¨±ÈÄâµÄ¡£Óë´ËÏàÓ¦£¬ÔÚÊÀ½çʱäµÄѹÁ¦ÏÂËÕÁªµÄÄÚ²¿·´¶¯¾ßÓм«ÆäÉî¿ÌµÄÄÑÒÔÏû³ýµÄÐÔÖÊ¡£Çø±ðÔÚÓÚ£¬1907¡ª1911ÄêµÄ·´¶¯¾ßÓÐÍêÈ«Çå³þºÍ¹«¿ªµÄÐÔÖÊ£¬ÒòΪ¸ïÃüÊDZ»´ÓÍⲿ¶óɱµÄ¡£ÈÈÔ·´¶¯¾ßÓÐαװµÄÐÔÖÊ£¬ÒòΪÎÞ²ú½×¼¶¸ïÃüÊÇ´ÓÄÚ²¿±»¶óɱµÄ¡£
¡¡¡¡ÎÒÏëÏñ²»³ö£¬ÔÚÈËÀàÀúÊ·ÉÏÄÜÕÒµ½Ïñ²¼¶ûʲά¿Ëµ³ÕâÑùÍŽᡢÕâÑù¾«ÉñÕñ·Ü¡¢ÕâÑùÖҳϡ¢ÕâÑùûÓÐ˽Ðĵķ¶Àý£¬ÆäÌåÏÖÕß¾ÍÊÇÆäÖ´Õþ˾Á¡£ÓйýĦ²Á¡¢³åÍ»¡¢Ò»¾ä»°£¬ÈËÀàËù¾ßÓеÄÒ»ÇС£ÖÐÑëίԱҲÊÇÈË£¬Ã»ÓÐʲôÈËÀàµÄ¶«Î÷ÊÇËûÃÇËùûÓеġ£µ«ÌØÊâµÄʱ´úʹËûÃdz¬Ô½Æä×ÔÉí¡£Óò»×ÅÀíÏ뻯£¬²»ÓñÕÑÛ²»¿´È˵ÄÈõµã£¬È»¶ø»¹ÊÇ¿ÉÒÔ˵£¬ÔÚÄÇЩÄê´úÁýÕÖµ³ÄÚµÄÊǸßɽÑöÖ¹µÄ¾«Éñ¡£
¡¡¡¡Ëæ×ÅгÉÔ±£¬²¢ÇҺܴó³Ì¶ÈÉÏÊÇÊпë»ò×·ÇóÉý¹Ù·¢²Æ·Ö×ÓµÄÓ¿È룬µ³ÄÚµÄÆø·Õ¿ªÊ¼±äÁË£¬²¢ÇÒ±äµÃºÜÀ÷º¦¡£Çåµ³ÖØÐÂÌá¸ßÁËËüµÄˮƽ¡£µ«ÎÊÌâ²¢²»½ö½öÔÚÓÚе³Ô±¡£¸ïÃüµÄ²½·¥±»µ²×¡ÁË¡£¹úÄÚÕ½ÕùÖ®ºó£¬ÓÈÆäÊǵ¹ú¸ïÃüʧ°ÜÖ®ºó£¬²¼¶ûʲά¿Ë²»Ôٸе½×Ô¼ºÊÇÕ÷Õ½ÖеÄսʿ¡£¶í¹úµÄ·ÖÁÑÅɽÌͽÔø¾Ëµ¹ý£¬ÎÒÃÇΪʲôҪÀι̵ķ¿×Ó£¬ÈÃÎÒÃǵȴý»ù¶½½µÁÙ°É¡£²¼¶ûʲά¿Ëµ³Ò²ÓÐÕâÖÖÇéÐ÷¡£¸öÈËÉú»î±»ÍƵ½ºóÃ棬ÈËÃÇÔڵȴýеÄΰ´óʱ䣬ºÜÉÙ¿¼ÂÇÊæÊʵÄÉú»î¡£×ÔÈ»£¬ÕâÖÖÇéÐ÷²»¿ÉÄÜÓÀÔ¶±£³ÖÏÂÈ¥¡£µ³ÔÚ·¢Õ¹ÖÐÓöµ½Á˶îÍâµÄÕÏ°£º¹ú¼ÒµÄƶÀ§ºÍÂäºó¡¢Å·ÖÞÕýʽ¹¤ÈËÔ˶¯µÄ±£ÊØÖ÷Òå¡£Á¢¼´³öÏÖ´óʱäµÄÆÚ´ý±»´úÖ®ÒÔ¶Ô³¤ÆÚÍçÇ¿ÄÍÐŤ×÷ºÍ±ØÒªÐÔµÄÈÏʶ¡£Óë´Ëͬʱ£¬µ³´ÓҰӪתÏò¶¨¾Ó¡£¹úÄÚÕ½ÕùÄê´úÓв»ÉÙÈ˽á»é¡£Õ½Õù½áÊøʱ³öÏÖ´óÁ¿º¢×Ó¡£×¡Õ¬¡¢¼Ò¾ß¡¢¼ÒÍ¥ÎÊÌâÕ¼¾ÝÔ½À´Ô½¶àµÄλÖá£È«µ³´æÔڵĸïÃüÍŽáµÄ¹ØϵºÜ´ó³Ì¶ÈÉϱ»¶Ô¹ÙÁźÍÎïÖʵÄÒÀÀµ¹ØϵËùÈ¡´ú¡£¹ýÈ¥¿ÉÒÔ½ö¿¿Ë¼ÏëÀ´ÕùÈ¡Ö§³ÖÕß¡£ÏÖÔÚÐí¶àÈËѧ»áÓÃְλºÍÎïÖÊÌØȨÀ´ÕùÈ¡Ö§³ÖÕß¡£
¡¡¡¡ÁÐÄþÀ뿪ÁËÖÐÑëίԱ»á£¬ÔÚÕþÖξÖÄÚ´ó¼ÒÍŽáÆðÀ´·´¶ÔÒ»¸öÈË¡£ÈËÃÇÖØÐÂÕ¾¶Ó¡£Ä³Ð©Óŵ㲻¼ûÁË¡£ÖÃÓÚÊ×λµÄÊÇÄÇЩ±»×ÐϸÑÚ¸ÇÆðÀ´µÄÌص㣬»òÕßûÓеõ½·¢Õ¹µÄÌص㡣²»¹ýÕþÖξֵijÉÔ±ÔÝʱÒÀ¾É£¬¶ÔÍùÈյļÇÒä°ÑÈËÃÇÁªÏµÔÚÒ»Æ𣬲¢ÇÒÏÞÖÆÁËËûÃÇ»¥Ïà·´¶ÔµÄÐÐΪ¡£
¡¡¡¡Ó뼾ŵάҲ·òºÍ¼ÓÃ×Äù·òµÄÁªÃËÖÆÔ¼ÁË˹´óÁÖ¡£ËûÃDZϾ¹¾¹ýÁÐÄþµÄ³¤ÆÚÅàÑø£¬ËûÃÇÕäÊÓ˼Ïë¡¢¸ÙÁ죬ËäÈ»ËûÃÇÔÚ±ø²»ÑáÕ©µÄ»Ï×ÓÏÂÈÝÐí×Ô¼º±³Àë¸ÙÁ죬ÆÆ»µË¼Ïë·Ïߣ¬µ«ÕâÒ»Çл¹ÔÚÒ»¶¨µÄ½çÏÞÖ®ÄÚ¡£Èý¼ÝÂí³µµÄ·ÖÁѽâ³ýÁ˶Ô˹´óÁÖµÄ˼ÏëÏÞÖÆ¡£ÔÚÕþÖξÖÄÚίԱÃDz»ÔÙΪ²»ÀñòÐÐΪ¸Ðµ½Ð߳ܡ£ÂÛ¾ÝʧȥÁËÁ¦×î¡£ÔÚ¹²²ú¹ú¼ÊÎÊÌâÉϱíÏÖµÃ×îΪÎ޳ܡ£ÄÇʱÕþÖξÖίԱÖÐÒѾûÓÐÈËÈÏΪÍâ¹úÖ§²¿¾ßÓжÀÁ¢ÒâÒå¡£ÎÊÌâÖ»¹é½áΪҪËüÃÇͶƱ·´¶Ô·´¶ÔÅÉ¡£ÒÔÇ°ÎÒÔÚ¹²²ú¹ú¼ÊÄÚ¶àÄêÕչܷ¨¹ú¹¤ÈËÔ˶¯¡£ÔÚ1923Äêµ×ºÍ1924Äê¹²²ú¹ú¼Ê·¢ÉúÕþ±äÖ®ºó£¬Ö§²¿µÄÐÂÁìµ¼Ô½À´Ô½±³Àë¾Éѧ˵¡£¼ÇµÃÓÐÒ»ÌìÎÒ¸øÕþÖξֻáÒé´øÀ´·¨¹ú¹²²úµ³×îÐÂÒ»ÆÚ»ú¹Ø±¨£¬·ÒëÁ˼¸¶Î¸ÙÁìÐÔÎÄÕ¡£Óм¸¶Î»°·Ç³£ÐÎÏóµØÏÔʾÁËÆäÎÞÖªºÍ»ú»áÖ÷Ò壬ÒÔÖÁÓÚÓÐÒ»·ÖÖÓʱ¼äÕþÖξÖÏÝÈëÁË»ÅÂÒ¡£µ«²»ÄܳöÂô×Ô¼ºÈË¡£ÔÚÕþÖξÖίԱÖÐÖ»ÓЬ×æËþ¿ËÂÔ¶®ÖÐѧˮƽµÄ·¨Ó»òÕßÈÏΪºÜ¶®·¨Ó¡£Ëû´ÓÎÒÕâ¶ùÄÃÈ¥±¨Ö½£¬¿ªÊ¼·ÒëͬÑùÄǼ¸¶Î»°£¬Ìø¹ýijЩ×־䣬ÍáÇúÆäÒâ˼£¬²¹Ö®ÒÔ×Ô¼º»ÃÏë³öÀ´µÄ½âÊÍ¡£ËûÁ¢¼´µÃµ½Ò»ÖµÄÖ§³Ö¡£
¡¡¡¡¾ö¶¨ÐÔµÄÏ®»÷ÊÇÔÚ´ú±í´ó»áµÄµ³ÍÅ»áÒéÉÏ¡£Èý¼ÝÂí³µ¾ö¶¨±³Ë®Ò»Õ½¡£»áÒéµÄÆø·ÕÁîÈ˺¦Å¡£ËÒ²²»±íʾÒìÒ飬ËÒ²²»ÌáÎÊ£¬ËÒ²²»¹ÄÕÆ£¬´ó¼Ò¶¼¼«¶Ë½ôÕŵØ×ø×Å£¬²»Ïë·Å¹ýÒ»¸ö×Ö£¬Á¦Í¼²Â³öÔÚÕâͻȻϮ»÷±³ºóµÄÄÚÄ»¡£¸Ðµ½Í»È»Ö»ÊDz»Á˽âÇé¿öµÄ¶àÊý¡£»áÉÏÒѾÓм¸Ê®Ãû×îÖøÃûµÄ´ú±í£¬ËûÃÇÊÂÏÈ×öºÃÁËÏ®»÷µÄ×¼±¸£¬ÔÚÆÕ±é»ÅÕŵķÕΧÖÐΪ»áÒ鶨µ÷¡£¼ÓÃ×Äù·òºÍ˹´óÁÖÕâʱºòÒѾ±Ë´Ë²»Ëµ»°¡£µ«»áÉϵļ¤·ßÐÄÇéʹËûÁ©½Ó½üÁË¡£ËûÃǶԽá¹ûºÜΪÂúÒ⣬×øͬһÁ¾³µ»ØÈ¥£¬Ï໥½»»»Ó¡Ïó£¬Öƶ¨Î´À´µÄ¼Æ»®¡£ËùÓÐÕâÒ»ÇÐÊÇÈý¼ÝÂí³µÖеÄÁ½Ãû³ÉԱתÈë·´¶ÔÅɶÓÎéÖ®ºó£¬¼ÓÃ×Äù·òÔÚ1926Äê¸æËßÎҵġ£
¡¡¡¡Èý¼ÝÂí³µ·ÖÁѺóÒ»ÅúµÃ³èµÄÈ˲¹³ä½øÕþÖξ֣¬ËûÃǵÄÌصãÊǽøÈëµÄÈ˾ºÏà±íÏÖ×Ô¼º¶Ô¶Ô·´¶ÔÅɵĵÐÊÓ£¬×¼±¸Ö§³Ö¡°ÁìÐ䡱µÄÿһÏî´ëÊ©£¬½ßÁ¦ÔÚ´Ö³ÉÏ»¥Ïà¸Ï³¬¡£Ïñ·üÂÞÏ£Âå·ò¡¢Â³×æËþ¿Ë¡¢Ã׸ßÑïÕâÑùµÄÈ˹ýÈ¥¶ÔÖÐÑëίԱ»áºÍÕþÖξֻ³×ž°ÑöÖ®Ç飬ÏÖÔÚ¾õµÃÕâÒ»Çв»¹ýÊÇÉñ»°¶øÒÑ£¬ÒòΪËûÃÇÒѾ¿ÉÒԸе½×Ô¼ºÊÇÕþÖξֵÄÖ÷ÈË¡£Ãæ¶Ô¸ßɽµÄ¸Ð¾õÒѾµ´È»ÎÞ´æ¡£
¡¡¡¡¾ÍÔÚÕâʱºò£¨1924Ä꣩˹´óÁÖ¡¢½Ý¶ûÈÎ˹»ùºÍ¼ÓÃ×Äù·òÔÚ±ðÊûÀïÒû×ÅÆÏÌѾƽøÐÐÁËÒ»´ÎÇãÐĵÄ̸»°¡£ÔڻشðÒ»ÉúÖÐ×îϲ»¶¸ÉµÄÊÂÊÇʲôµÄÎÊÌâʱ£¬Ð˷ܵÄ˹´óÁÖÒÔº±¼ûµÄ̹Âʻشð˵£º¡°¶¢½ôÎþÉüÆ·£¬×öºÃÒ»ÇÐ×¼±¸£¬½øÐÐÎÞÇéµÄ±¨¸´£¬È»ºó»Øȥ˯´ó¾õ¡£¡±Í¬Ë¹´óÁÖ¾öÁѺ󣬼ÓÃ×Äù·ò²»Ö¹Ò»´ÎÌáÆð¹ýÕâ´Î̸»°¡£¼ÓÃ×Äù·òµ£ÐÄ×Ô¼ºµÄÔÃËÓÑʹ»µ£¬µ«Ëû»¹ÊÇûÓÐÔ¤¼ûµ½Ë¹´óÁÖ¾¹ý³¤Ê±¼ä×¼±¸ºó¶ÔËûµÄ¿Éű¨¸´¡£Ë¹´óÁÖÔÚǹ±Ð¼ÓÃ×Äù·ò¡¢¼¾ÅµÎ¬Ò²·òÒÔ¼°ÆäËûÈËÖ®ºóÒ¹ÀïÊÇ·ñ˯µÃºÃ£¬ÎÒ²»µÃ¶øÖª¡£
¡¡¡¡Ë¹´óÁֹ㷺ÀûÓÃÁÐÄþÉú²¡Ö®»úËÑÂÞÖÒÓÚËûµÄÈË¡£Ë¹´óÁÖ½ßÁ¦ÀûÓø÷ÖÖÐÎÊÆ¡¢¸÷ÖÖÕþÖξ֡¢¸÷É«È˵ȵÄ×éºÏÀ´Îª×Ô¼º¡¢Îª×Ô¼ºµÄÕùȨ¶·Õù¡¢Îª×Ô¼ºÍ³ÖÎËûÈ˵ÄȨÓû·þÎñ¡£Èç¹ûËûµÄÖÇÁ¦¶Ô´Ë²»Ê¤ÈΣ¬Ëû¾Í°ÑÁ½¸ö×îÇ¿µÄ¾ºÕùÕß´ò·¢×ß¡£ËûÀûÓøöÈË»òÕß¼¯ÍÅÖ®¼ä¶Ô¿¹µÄÒÕÊõ´ïµ½µÇ·åÔ켫µÄ³Ì¶È¡£ÔÚÕâ·½ÃæËûÓµÓм¸ºõ²»·¸´íÎóµÄ±¾ÄÜ¡£Ã¿Óöµ½ÐµÄÇé¿öËû×öµÄµÚÒ»¼þÊ£¬¾ÍÊÇѯÎÊ×Ô¼º£¬Ëû¸öÈË¿ÉÒÔ´ÓÖеõ½Ð©Ê²Ã´£¿µ±ÕûÌåÀûÒæͬËû¸öÈËÀûÒæ·¢Éú³åÍ»µÄʱºò£¬Ëû×ÜÊÇÎþÉüÕûÌåÀûÒ棬×ÔÈ»£¬Èç¹ûËû²»»áÊܵ½Ö±½ÓµÄ¼à¶½µÄ»°£¬»»ÑÔÖ®£¬Ö»Óе³µÄÀûÒæÓÐÀûÓÚËûµÄÓ°ÏìºÍȨÁ¦£¬Ëû²Å»áά»¤µ³µÄÀûÒæ¡£ÒÀ¿¿²»·¸´íÎóµÄ±¾Äܺͼá³Ö²»Ð¸µÄ¾«Éñ£¬Ë¹´óÁÖ×ÜÊÇÔÚÈκÎÇé¿öÏ£¬ÓÃÈκνè¿Ú¸øÁíÒ»¸ö½ÏÇ¿µÄ¾ºÕù¶ÔÊÖÖÆÔìÀ§ÄÑ£»ÁíÒ»·½Ã棬Ëû¼¸ºõͬÑù¼á³Ö²»Ð¸µØ½±É͸øËûµÄÖ§³ÖºÍ¸öÈËÖҳϵÄÈκαíÏÖ¡£×îÏÊÃ÷µÄÀý×ÓÊÇÏûÃðÓÅÐãµÄËÕÁªÖ¸»ÓÔ±¡£²¼¹þÁÖµÄÆÀÂÛÊÇ£ºËû²»ÄÜÈÝÈ̱ðÈËÓжøËûûÓС£
¡¡¡¡1925Äê˹´óÁÖ±£»¤¼¾ÅµÎ¬Ò²·òºÍ¼ÓÃ×Äù·ò£¬·´¶ÔÎÒ¶ÔËûÃÇ1917ÄêÐÐΪµÄÅúÆÀ¡£ËûдµÀ£º¡°¸ö±ð²¼¶ûʲά¿ËȷʵÓÉÓÚ7ÔµÄʧ°Ü¶ø»ÒÐÄ£¬ÕâÊÇÍêÈ«¿ÉÄܵġ£±ÈÈ磬ÎÒ¾ÍÖªµÀµ±Ê±±»²¶µÄ²¼¶ûʲά¿ËÖ®ÖÐÓÐÈ˾¹×¼±¸À뿪ÎÒÃǵĶÓÎé¡£µ«ÊÇÓÉ´Ë×ö³ö²»ÀûÓÚijЩËƺõÊÇ¡®ÓÒÅÉ¡¯£¨ËƺõÊÇÖÐÑëίԱ£©µÄ½áÂÛ£¬Õâ¾ÍÊÇÎ޳ܵØÍáÇúÀúÊ·¡£¡±Èç´Ë¼á¾öΪ¼¾ÅµÎ¬Ò²·òºÍ¼ÓÃ×Äù·ò±ç»¤µÄÒýÎÄÖУ¬ÓÐÒâ˼µÄÊǹØÓÚijһ±»²¶µÄ²¼¶ûʲά¿ËµÄ˵·¨¡£
¡¡¡¡Ë¹´óÁÖ°µÊ¾µÄÊǬÄDzì¶û˹»ù¡£ÔÚÉóѶÎļþÖз¢ÏÖ¬ÄDzì¶û˹»ùÔÚ7ÔÂʱäºóÉóѶÖеĹ©´Ê£¬´Ë¹©´ÊûÓиøËûµÄÕþÖÎÓÂÆø´øÀ´ÈÙÓþ¡£µ«ÊǶÔ˹´óÁÖÀ´Ëµ£¬¾ßÓоö¶¨ÐÔÒâÒåµÄ²¢²»ÊÇÕâÒ»µã¡£1923Äê¬ÄDzì¶û˹»ù³ö°æÁË¡¶¸ïÃüÁìÐä¼ôÓ°¡·Ò»Ê飬ÆäÖÐûÓÐ˹´óÁÖ£¬Õâ²»ÊÇÒòΪ¬ÄDzì¶û˹»ù·´¶Ô˹´óÁÖ£¬¶øÊÇÒòΪËûͬÆäËûÈËÒ»Ñù£¬Í·ÄÔÖÐûÓаÑ˹´óÁÖ¿´×÷¡°¸ïÃüÁìÐ䡱¡£1925ÄêÇé¿ö±äÁË¡£Ë¹´óÁÖÏò¬ÄDzì¶û˹»ùÌá³öÁË×îºóͨ뺣¬ÒªËû¸Ä±äÕþ²ß£¬·ñÔò½«³ÉΪ½Ò¶µÄÎþÉüÆ·¡£ÕýÒòΪÈç´Ë²ÅûÓеã¬ÄDzì¶û˹»ùµÄÃû×Ö¡£¸øÁËËûÒ»¶¨µÄÆÚÏÞÀ´°Úƽ´ËÊ¡£²»¹ÜÔõô˵£¬Â¬ÄDzì¶û˹»ù¶®µÃÁËÎÊÌâºÎÔÚ£¬¼±ËٸıäÁË×Ô¼ºµÄÁ¢³¡¡£ËûµÄÆßÔÂ×ïÐÐÁ¢¼´±»·Å¹ý¡£
¡¡¡¡Ë¹´óÁÖ°ÑÏûÃðÐÂͳÖνײãµÄ¶ÔÊÖºÍÂ۵еÄÊÂÒµÓë¸öÈ˱¨¸´ÊÂÒµÁªÏµÆðÀ´¡£ËûÓÐÌ°À·µÄÐéÈÙÐÄ£¬µ«ÖÇÁ¦Æ¶·¦£¬Ã»ÓÐÈκÎÌ츳£¬ÔÚ±ÈËûÉÙһЩÐéÈÙ¡¢ÐÔ¸ñ²»ÈçËû¼áÇ¿µ«ÎÞ±È׿Խ¡¢¾ßÓÐÌ츳¡¢¿¶¿®´ó·½µÄÈËÖм䣬Ëû³£³£¸Ðµ½Í´¿à£¬¶Ô´Ë£¬Ë¹´óÁÖÕâ¸ö½Ü³öµÄÓ¹ÈËÓÀÔ¶²»»á¿íË¡ÈκÎÈË£¬ÒòΪÕâÊÇÒ»ÖÖ¾«ÉñÓÅÊÆ¡£ÔÚËûµÄ¼ÇÒäÖмÇ×ÅijÖ̶ֳÈÉÏʤ¹ýËû£¬ÉõÖÁ¶ÔËû²»ÒóÇÚµÄÈË¡£¶øÓÉÓÚËùÓÐËÕÁª¹ÑÍ·ÒÔ¼°ËùÓйÙÁŶ¼ÊÇ×éÖ¯ÆðÀ´µÄºÍ¼¯Öл¯µÄÓ¹ÈË£¬Ë¹´óÁֵĸöÈ˱¾ÄÜͬ¹ÙÁŵĻù±¾ÌصãÊÇÔÙ·ûºÏ²»¹ýµÄÁË£ºº¦ÅÂȺÖÚ£¨ËûÃÇÀ´×ÔȺÖÚ£¬ÓÖ±³ÅÑÁËËûÃÇ£©¡¢¶ÔÈκÎÓŵãµÄµÐÊÓ¡£
¡¡¡¡Ë¹´óÁÖ³öÉíÓÚ¸ïÃü¶·Ê¿Ñ§Ð££¬ÕâЩ¶·Ê¿ÎÞÂÛÊÇÔÚ²ÉÈ¡×î¼á¾öµÄÐж¯´ëÊ©·½Ã棬»¹ÊÇÔÚÎþÉü×Ô¼ºÉúÃü·½Ã棬´ÓÀ´²»»á³ÙÒɲ»¾ö¡£Ë¹´óÁÖ¾ÍÊÇ´ÓÕâ¸öѧУ³öÀ´µÄ¡£²»¹ý˹´óÁÖ°ÑÀϸïÃü¼ÒµÄ¼á¾öÎÞÇéºÍ¼áÇ¿ÓÃÀ´ÎªÐµÄÌØȨ½×²ã·þÎñ¡£Ë¹´óÁÖ½è¿Ú¼ÌÐø¾ÉµÄ¶·Õù£¬ÓÃÆõ¿¨µÄëɪǹÏûÃðÁËÈ«²¿ÀÏÒ»´ú²¼¶ûʲά¿ËºÍËùÓÐ×î¶ÀÁ¢×îÓÐ×ÔÎÒÎþÉü¾«ÉñµÄÐÂÒ»´úµÄ´ú±í¡£ÔÚÓÃëɪǹÓе㲻·½±ãµÄµØ·½£¬Ë¹´óÁÖ¾ÍʹÓö¾Ò©¡£¼¸´ÎÖøÃûµÄĪ˹¿ÆÉóÅкÁÎÞÒÉÒåµØ½Òʾ£¬Ë¹´óÁÖÓµÓÐÅÓ´óµÄ¶¾Ò©ÊµÑéÊÒºÍÒ½Éú£¬ËûÃÇÔÚÖβ¡µÄαװÏÂÏûÃ𲻺Ï˹´óÁÖÐÄÒâµÄÈË¡£Ò½ÉúÃÇÄܹ»×¼È·µØ˵³öÄÇЩ°´Ò»¶¨µÄ±ÈÀý£¬ÔÚÒ»¶¨µÄÌõ¼þÏ´ÓÖβ¡µÄÒ©Îï±ä³ÉɱÈËÊֶεÄÒ©Æ·µÄÃû³Æ¡£´ËÊÂ×öÆðÀ´ºÜÈÝÒ×£¬ÒòΪ¸ø²¼¶ûʲά¿Ë£¬ÌرðÊǸøÖØÒª²¼¶ûʲά¿ËÖβ¡µÄÒ½ÉúÊǵ³µÄÖÐÑëίԱ»á¼´Ë¹´óÁÖÈÎÃüµÄ¡£ÔÚÎÒÒÔºóµ£Èκì¾üÊ×ÄԵķüÁúÖ¥µÄÉñÃØËÀÍö£¬Ë¹´óÁÖÆÞ×Ó°¢Àû¬ҮÍÞµÄÉñÃØËÀÍö£»Òò°Â¶ûÖÒÄáÆôÔò¡¢Âí¿ËÎ÷Ä·¡¤¸ß¶û»ùÖ®ËÀÈËÃǹØÓÚ϶¾µÄÒéÂÛ£ºÕâÁ½È˶¼º´ÎÀÀϲ¼¶ûʲά¿Ë£¬·´¶ÔǹɱËûÃÇ¡£Ë¹´óÁÖÈç¹û²»Êdz¬¼¶ÄÃÆÆÂØ£¬ÄǺÁÎÞÒÉÎÊ£¬ËûÒ²Êdz¬¼¶²¨¶û¼ªÑÇ£¨§¢§à§â§Õ§Ø§Ú§ñ£©¡£Èç¹ûÒªÕÒÒ»¸ö¿ÉÒÔͬ˹´óÁÖÏà±ÈÄâµÄÀúÊ·ÈËÎÎÒÃDz»»áÌá¿ËÂ×Íþ¶û£¬²»»áÌáÂÞ²®Ë¹±È¶û£¬²»»áÌáÄÃÆÆÂØ£¬²»»áÌáÁÐÄþ£¬ÉõÖÁ²»»áÌáÄ«Ë÷ÀïÄá»òÏ£ÌØÀÕ¡£µ¹ÊDz»µÃ²»ÌáÄ«Î÷¸çµÄ¶À²ÃÕß²©¶û·ÆÀû°Â¡¤µÏÑÇ˹»òÕßÍÁ¶úÆäµÄ¶À²ÃÕßÄÂ˹Ëþ·¨¡¤¿Ä©¶û¡¤ÅÁɳ¡£ÎªÊý²»¶àµÄÁ˽âÄÚÇéµÄÈË£¬ÎÒÊÇÆäÖÐÖ®Ò»£¬×ÜÊÇ»³ÒÉ˹´óÁÖ¼ÓËÙÁËÁÐÄþµÄËÀÍö¡£ÎÒÏÖÔÚÒ²×¼±¸½èÖúÓÚһЩ¼ä½ÓµÄ×ïÖ¤ºÍÉèÏëÀ´Ö¤Ã÷ÕâÒ»µã£¬ËüÃÇ×ÛºÏÆðÀ´Ò²Ðí¶ÔÉóÅÐÒѾ×ã¹»ÁË£¬²»»áÁôÏÂÒɵ㡣
¡¡¡¡È»¶øÊÇ·ñ¿ÉÒÔ´Ó˹´óÁÖÒѾ¾ß±¸±©¾ýµÄËùÓÐÌصãµÄ1938ÄêΪËû»¹´¦ÔÚÕùȨµÄ1924ÄêµÄÐÐΪ×ö½áÂÛÄØ£¿ÎÊÌâÊÇÍêÈ«ºÏÀíµÄ¡£ÎÞÂÛÈçºÎ£¬ËÒ²²»»á»³ÒÉ£¬Èç¹ûÁÐÄþÄÜÔÚ¼¸ÖܺóÕÙ¿ªµÄµ³´ú±í´ó»áÉϳöÏֵĻ°£¬Õ⽫Òâζ×ų·Ïú˹´óÁÖµÄ×ÜÊé¼ÇÖ°Îñ£¬´Ó¶øÒ²ÊÇËûÕþÖÎÉϵÄÖսᡣ²¡ÖеÄÁÐÄþÕýÔÚΪ·´¶Ô˹´óÁֵIJ»µ÷ºÍµÄ¹«¿ª¶·Õù×ö×¼±¸£¬Ë¹´óÁÖ¶ÔÕâÒ»µãÖªµÀµÃÌ«Çå³þÁË¡£ÔÚÊ®¶þ´Î´ú±í´ó»áµÄÔªÀÏ»áÒéÉÏ£¬Ë¹´óÁÖÒѾÔÚ̸ÂÛÁÐÄþÒÅÖö£¬°ÑËü˵³ÉÊÇÒ»¸öÔÚ¡°ÆÅÄïÃÇ¡±Ó°ÏìϵIJ¡ÈËÁôϵÄÎļþ¡£
¡¡¡¡Ë¹´óÁÖºóÍ˵úÜÔ¶¡£ÓÉÓÚµ£ÐÄÁÐÄþËù×¼±¸µÄ¶ÔËûµÄ½ø¹¥£¬Ë¹ÈËÁÖ¾ö¶¨ÆƸª³ÁÖÛ£¬ÓøøÓëËÕά°£Ö°Î»µÄ°ì·¨¹«¿ªÕÐļ֧³ÖÕߣ¬¶ÔÄÇЩ׷ËæÁÐÄþ¼¯ÍŵÄÈËʿʹÓÿֲÀÊֶΣ¬²»¶ÏÉ¢²¼Ò¥ÑÔ˵ÁÐÄþ²»ÄÜΪ×Ô¼ºµÄÐÐΪ¸ºÔð¡£Õâ¾ÍÊǵ±Ê±µÄÆø·Õ£¬¾ÍÔÚÕâÖÖÆø·ÕÖÐÁÐÄþдÏÂÁËͬ˹´óÁÖÍêÈ«¶Ï¾øÒ»ÇÐͬ־¹ØϵµÄ¶ÌÐÅ¡£ÕâÊÇÁÐÄþÒ»ÉúÖÐËùдµÄ£¬×¼È·µã˵£¬Ëù¿ÚÊÚµÄ×îºóÒ»·âÐÅ¡£¼ÓÃ×Äù·òÔÚ´ËÐÅд³ÉµÄµ±Íí£¨1923Äê3ÔÂ5¡ª6ÈÕ£©Ì¸µ½¹ýÕâ·âÐÅ¡£¼¾ÅµÎ¬Ò²·òÔÚÖÐÑëίԱ»áºÍÖÐÑë¼à²ìίԱ»áµÄÁªÏ¯»áÒéÉÏ̸µ½¹ýÕâ·âÐÅ¡£ÂꡤÒÁ¡¤ÎÚÀïÑïŵÍÞÖ¤´ÊµÄËټǼͼ֤ʵ´æÔÚ´ËÐÅ£º¡°¹ØÓÚÕâһʼþµÄÎļþÊÇ´æÔڵġ£¡±£¨Òý×ÔÂꡤÒÁ¡¤ÎÚÀïÑïŵÍÞ¸øÈ«»áÖ÷ϯÍŵÄÉùÃ÷£©¡£ÄÇʱËÒ²²»»³ÒÉ´æÔÚÕâ·âÐŵÄÊÂʵ¡£²»½öÔÚʱ¼äÅÅÐòÉÏ£¬²¢ÇÒÔÚÕþÖÎÉϺ͵ÀÒåÉÏ£¬Õâ·âÐŶ¼¸øÁÐÄþºÍ˹´óÁֵĹØϵ»®ÉÏÁË×îºóµÄ¾äºÅ¡£ÊÂʵ֤Ã÷£¬ÁÐÄþ²»ÄÜ°Ñ˹´óÁÖ¿´×÷×Ô¼ºµÄ½Ó°àÈË¡£
¡¡¡¡ÔÚ1927ÄêµÄ7ÔÂÈ«»áÉÏ£¬Ó¦·´¶ÔÅɵÄÒªÇóÐû¶ÁÁËÁÐÄþµÄÒÅÖöÒÔ¼°ÆäËûһЩÎļþ£¬²¢¼ÇÈëÃØÃܼͼ£¬ÎÄÏ×˵Ã÷ÔÚÉúÃüµÄ×îºó¼¸¸öÔÂÁÐÄþ¶Ô˹´óÁֵļ«¶ËµÐ¶Ô̬¶È¡£Ë¹´óÁÖ½¨ÒéµÚÊ®Îå´Î´ú±í´ó»á³·ÏúµÚÊ®¶þ´Î´ú±í´ó»á¹ØÓÚ²»¹«²¼ÁÐÄþÒÅÖöµÄ¾ö¶¨£¬°ÑÒÅÖö¿¯ÔØÔÚ¡¶ÁÐÄþÎļ¯¡·ÉÏ£¨×ÔÈ»£¬´ÓÀ´Ã»ÓÐÖ´ÐУ©¡£
¡¡¡¡ÔÚËټǼͼÖУ¬¼¾ÅµÎ¬Ò²·ò¡¢¼ÓÃ×Äù·òºÍÎÒ˵£¬ÁÐÄþÔÚµÚ¶þ´ÎÖзçÇ°¿ÚÊÚµÄ×îºóÐżþÊǹØÓÚͬ˹´óÁֶϾøÒ»ÇÐͬ־ºÍ˽È˹ØϵµÄÐÅ¡£¿Ë³ÆÕ˹¿¨æ«²»Ëµ»°£¬Ä¬ÈÏÁËÎÒÃÇËù˵µÄ¡£ÄÇʱºòÎÚÀïÑïŵÍÞͬ˹´óÁֵĽôÃÜÃËÓѲ¼¹þÁÖ¹ØϵÃÜÇУ¬ËýÌá½»ÁËÊéÃæÉùÃ÷£¬Òâ˼ÊÇ˵£¬¹ØÓڶϾø¹ØϵµÄÐÅÖ»ÓÐ˽ÈËÐÔÖÊ£¬ÊÇһЩÔÝʱµÄÇé¿öÒýÆðµÄ£¬²¢ÇÒÕâ´ÓÏÂÊöÊÂʵҲ¿ÉÒÔ¿´³ö£¬ÔÚдÕâ·âÐÅÇ°²»¾Ã£¬ÁÐÄþÕÙÀ´Ë¹´óÁÖ£¬ÏòËûÌá³öÕâÑùÒ»¸öÇëÇó£¬ÕâÖÖÇëÇóÖ»»áÏòÖµµÃÐÅÀµµÄÕæÕý¸ïÃü¼ÒÌá³ö¡£ÎÚÀïÑïŵÍÞûÓнøÒ»²½·¢»ÓÕâÒ»°µÊ¾¡£ÎÒÃÇ·´¶ÔÅÉÖÐûÓÐÈËÈÏΪÄܹ»ÆÆÒëËýËù˵µÄ»°£¬²»¹ý˵µÄ×ÔÈ»ÊÇÁÐÄþÏò˹´óÁÖË÷È¡¶¾Ò©µÄÊ¡£
¡¡¡¡Êµ¼ÊÉÏ£¬ÎÚÀïÑïŵÍ޵ĽâÊ;¡¹Ü±íÃæÉÏÆÄÓÐ˵·þÁ¦£¬µ«ÊÇÐé¼ÙµÄ£¬ÖÁÉÙ¾ÍÎÒÃÇÏÖÔÚËù¸ÐÐËȤµÄÄÇÒ»²¿·Ö¶øÑÔÊÇÈç´Ë¡£ÁÐÄþÓÐÆÞ×ÓºÍÃÃÃõÄÈÕÒ¹Õչˡ£Á½¸öÅ®ÈËΪ²¡È˲»Ë¯²»Ãߣ¬¾ÍÏñ¹ýÈ¥¶Ô½¡¿µµÄÈËÄÇÑù£ºÁÐÄþµÄÆÞ×ӿ˳ÆÕ˹¿¨æ«£¬´ÓÇàÄêµ½ÀÏÄêʼÖÕÊÇËûµÄÖÒʵÅóÓѺÍËûµÄÈ«²¿¹¤×÷µÄ²»¾ë²ÎÓëÕߣ¬¶øÂêÀöÑÇ¡¤ÎÚÀïÑïŵÍÞÊÇËûµÄÃÃÃá£ÎÚÀïÑïŵÍÞ´ÓÀ´²»ÖªµÀÓÐ×Ô¼ºµÄ¼ÒÍ¥£¬°Ñ×Ô¼ºµÄÕû¸öÉíÐĶ¼ÓÃÔÚ¸ç¸çÉíÉÏ¡£ËýµÄÐÔ¸ñÖÐijЩµØ·½Í¬¸ç¸çÒ»Ñù£ºÖҳϡ¢ÍçÇ¿¡¢²»Í×У»È»¶øÓÉÓÚÖÇÁ¦µÄÏÞÖÆ£¬ÕâЩÌصãÍùÍù¾ßÓÐÂþ»µÄÐÔÖÊ¡£ÎÚÀïÑïŵÍÞÒòÁÐÄþ¶ø¼µ¶Ê¿Ë³ÆÕ˹¿¨æ«£¬Ã»ÉÙ¸øËýÔöÌíÉËÐÄ¡£ÔÚÁÐÄþÉúÇ°£¬Ëû×÷Ϊ×î¸ßȨ»ò¾¡¿ÉÄÜƽºâÁ½È˵ĹØϵ¡£ËûÈ¥ÊÀºóÇé¿ö±äÁË¡£Á½Î»Å®ÈËÖÐ×ÔȻûÓÐÒ»¸öÄܹ»³ÉΪÁÐÄþÒâÔ¸µÄ½âÊÍÕß¡£µ«Ã¿Ò»¸öÈ˶¼ÔÚÒ»¶¨³Ì¶ÈÉÏÏë³ÉΪÕâÑùµÄÈË¡£¿Ë³ÆÕ˹¿¨æ«ÓëÁÐÄþÔÚÕþÖÎÉϱÈÂêÀöÑÇÓжàµÃ¶àµÄÁªÏµ¡£ÁÐÄþ°ÑËùÓеÄÃØÃÜÎļþ¶¼Íи¶¸øÆÞ×Ó£¬ÔÚÕþÖÎÉÏÁÐÄþͬËýµÄÁªÏµÔ¶Ô¶³¬¹ýÃÃÃ᣿˳ÆÕ˹¿¨æ«Ò»ÈËÁ˽âÁÐÄþ¶Ô´ý˹´óÁֵļƻ®¡£ËýÊÖÖÐÎÕÓÐÁÐÄþµÄÕþÖΡ°ÒÅÖö¡±£¬Ëý°ÑËü½»¸øÁËÖÐÑëίԱ»á£¬²¢ÒªÇó£¨×ÔÈ»ÊÇͽÀ͵ģ©ÒÔºóÔÚµÚÊ®¶þ´Î´ú±í´ó»áÉÏ£¨1923Ä꣩Ðû¶Á¡£¶Ô¿Ë³ÆÕ˹¿¨æ«µÄÉùÒôÊÇÒªÌýµÄ£¬´ó¼ÒÅÂËý¡£ÎÚÀïÑïŵÍÞÁ¢¼´±»ÍƵ½´ÎÒªµØ룬ÓÉÓڶԿ˳ÆÕ˹¿¨æ«µÄ·´¶ÔÁ¢³¡£¬ËýÂäÈë˹´óÁÖÕóÓª¡£Á½¸öÅ®È˶¼×¡ÔÚ¾ÉÕ¬ÀÎÚÀïÑïŵÍÞÈÕ¸´Ò»ÈÕµØʹ¿Ë³ÆÕ˹¿¨æ«µÄÉú»î°ÜÐË¡£Ë¹´óÁÖÒòÁÐÄþµÄÒÅÖö¼°ÆäÓÅÊƶøÔڿ˳ÆÕ˹¿¨æ«ÉíÉϽøÐб¨¸´¡£
¡¡¡¡ÎÒ±ØÐëÖ±½ØÁ˵±µØ˵£¬ÏÈÇ°£¬°üÀ¨Ð´×Ô´«µÄʱºò£¨ÄÇʱÎÒÈÏΪ»¹²»Äܹ«¿ªÌá³öÕâÒ»ÎÊÌ⣩£¬ÎÒÖ»ÄܼÙÉèÁÐÄþÖªµÀ˹´óÁÖ¶ÔËûµÄËÀÍö¸ÐÐËȤ£¬Ë¹´óÁÖÒ²²Â³öÁÐÄþµÄ»³ÒÉ£¬Ã»ÄÜÏëµÃ¸ü¶à¡£ÑǸê´ïÒÔ¼°ÆäËûÈ˵ݸ¼þʹÎÒÖØÐÂÉóÊÓ¿ËÀïÄ·ÁÖ¹¬ÀúÊ·ÖÐÕâÒ»Õ¡£×î½Ó½ü˹´óÁÖµÄÈËÔÀ´ÊÇְҵ϶¾ÈË£¬²¢ÇÒÔÚÕâ·½ÃæΪËûЧÀ͵ľºÊÇ¿ËÀïÄ·ÁÖ¹¬Ò½ÔºµÄÄÇЩÖ÷ÒªÒ½Éú£¬ËûÃÇΪ´ÓÁÐÄþÆðµÄÕþ¸®³ÉÔ±Öβ¡¡£µ½µ×´ÓʲôʱºòÆð¶¾Ò©ÊµÑéÊÒÁÐÈë˹´óÁÖµÄÐÐÕþϵͳµÄÄØ£¿ÕâÒ»µãÎÒ²»ÖªµÀ¡£Ò²ÐíÕýÊÇÁÐÄþµÄÇëÇ󼤷¢Ë¹´óÁÖ³öÏÖÒ»¸öÄîÍ·£¬ÔÚºÏÊʵÄÌõ¼þ϶¾Ò©Ò²ÐíÊÇÅųýÕÏ°µÄ·Ç³£ÓÐЧÊֶΡ£ÑǸê´ïÄÇʱºòÒѾͬÁÐÄþµÄÎÀ¶ÓÓÐÃÜÇеĹØϵ£¬²¢Çҷdz£Çå³þ×Ô¼º±£»¤È˺ÍÃËÓѵÄÆóͼºÍµ£ÐÄÖ®ËùÔÚ¡£Èç¹û˹´óÁÖ±¾È˽è¿ÚÆäËûÕþÖξÖίԱ·´¶Ô¶ø²»Ö´ÐÐÇëÇó£¬ÄÇôËû¿ÉÒÔºÁ²»·ÑÁ¦µØ´ÙʹÁÐÄþÏëÆðÈÃÑǸê´ïÀ´·þÎñ¡£¿ÉÒÔͨ¹ýÕý³£Í¾¾¶À´ÈÃÁÐÄþËÀÍö£¬µ«Ò²¿ÉÒÔ¼ÓËÙÆäËÀÍö¡£ÊÂʵÊÇ£ºÔÚ»ºÂýµÄºÃת֮ºóͻȻËÀÍö¡£
¡¡¡¡Èç¹û˹´óÁÖÏëÐÖúËÀÍö¹¤×÷£¬ÄǾÍÓÐÒ»¸öÎÊÌ⣬Èç¹ûËû×¼±¸ÒÔijÖÖ·½Ê½À´Ö´ÐÐËü£¬ÄÇËûΪʲôҪ°ÑÁÐÄþµÄÇëÇó֪ͨÕþÖξÖίԱÄØ£¿ÎÞÂÛÈçºÎËü²»ÄÜÆÚ´ýËûÃǵÄÖ§³Ö»òÐÖú£¬Ïà·´µØ£¬ËûÏàÐÅÕâÊ×ÏÈ»áÔâµ½Îҵķ´¶Ô¡£ËùÓÐÖØÒªÎÊÌâ²»½öÊDZ³×ÅÎÒÌÖÂ۵ģ¬Ò²ÊDZ³×ÅÎÒ¾ö¶¨µÄ¡£ÓÐÎҲμӵÄÕþÖξֻáÒéÖ»ÊÇ´¿ÐÎʽµØÌÖÂÛ£¬Ä¿µÄÊÇÁ˽âÎҵĿ´·¨£¬°ÑÔðÈÎÍƸøÎÒ¡£ÄÇôΪʲôҪ°Ñ´ËʸæËßÎÒÄØ£¿¶Ô´ËÎÒÖ»ÄܲÂÏ룬¶Ô´ËÎÒÔçÓÐÄ£ºýµÄÏë·¨£¬µ«ÎÒҪ˵£¬Ö»ÊÇĪ˹¿ÆµÄ¼¸¸öÉóÅа¸Ö®ºóÎÒ²ÅÈ·Ðŵġ£
¡¡¡¡Ë¹´óÁÖµÄÐÐΪֻÊÇÕ§¿´ÆðÀ´ÏñÊÇÎÞ·¨½âÊ͵ÄÃÕ¡£ÄǸöʱÆÚ˹´óÁÖÀëÕÆȨ»¹Ô¶¡£ËûÓиù¾Ýµ£ÐÄ£¬Êºó»áÔÚÒÅÌåÄÚ·¢ÏÖ¶¾Ò©£¬»áÑ°ÕÒ϶¾Õß¡£ÔÚÕâÖÖÇé¿öϽ÷É÷µÃ¶àµÄ°ì·¨ÊÇ֪ͨÕþÖξ֣¬ËµÁÐÄþÏë·þ¶¾¡£ÕþÖξÖ×ö³ö¾ö¶¨£¬²»Í¬ÒâÌṩ¶¾Ò©£¬µ«ÁÐÄþ¿ÉÒÔͨ¹ýÆäËû;¾¶»ñÈ¡¶¾Ò©¡£
¡¡¡¡ÕþÖξְþ¶áÁËËûºÏ·¨Ö´ÐÐÁÐÄþÇëÇó£¨ÕæÕýµÄ»òÕßÄóÔìµÄ£©µÄ¿ÉÄÜÐÔ¡£µ«Ò²Ã»ÓÐÕâÖÖ±ØÒª¡£Èç¹ûÁÐÄþÏòËûÌá³öÇëÇó£¬ÄÇÒ²²»»áÊÇͨ¹ýÕýʽ;¾¶£¬¶øÊÇͨ¹ý˽ÈË;¾¶£¬È϶¨Ë¹´óÁÖ»áÀÖÒâΪËûЧÀ͵ġ£¿ÉÒÔͨ¹ý×î¿É¿¿µÄÇ×ÐÅÒÔ²»Í¬µÄ;¾¶¸ø²¡ÈËÌṩ¶¾Ò©¡£ÁÐÄþÓÐÎÀ¶Ó£¬ÆäÖÐÓÐ˹´óÁÖµÄÈË¡£¿ÉÒÔ×öµ½³ýÁÐÄþºÍËû±¾ÈËÖ®ÍâËÒ²²»ÖªµÀ¸øÒ©µÄÓÃ;µÄÇé¿öϸøÁÐÄþ¶¾Ò©¡£
¡¡¡¡ÓÀÔ¶²»»áÓÐÈËÖªµÀ£¬µ½µ×ÊÇËΪ²¡ÈËÌṩÁËÕâÖÖ·þÎñ¡£Ë¹´óÁÖÓÀÔ¶¿ÉÒÔ˵£¬ÓÉÓÚËû¸ù¾ÝÕþÖξֵľö¶¨¶ø¾Ü¾ø£¬ÁÐÄþÏÔÈ»ÕÒµ½ÁËÁíÍâµÄÀ´Ô´¡£ÕâÑù£¬Èç¹ûÊÂÇé°Ü¶£¬½âÆÊÒÅÌåʱ·¢ÏÖÖж¾£¬ÄÇôÊÂÏȵľ¯¸æ¾Í¾ßÓÐÎÞÏ޵ļÛÖµ£ºÈ«ÌåÕþÖξÖίԱ¶¼ÖªµÀÁÐÄþÏëÒª¶¾Ò©£¬¶ø˹´óÁÖ½«´Ëʹ«¿ªµØ¾¯¸æ¹ýÕþÖξ֡£ÕâÑùÒ»À´£¬Ë¹´óÁ־ͿÉÒÔ±£ÕÏ×Ô¼ºÈ«ÎÞ¸Éϵ¡£
¡¡¡¡Ê£ÏÂÒ»¸ö×îÖØÒªµÄÎÊÌ⣺ÁÐÄþµÄÒÅÌåÊÇ·ñ½øÐÐÁ˽âÆʼì²é£¿Î´±ØÓÐÈË»áÌá³öÕâ¸öÒªÇó¡£ÎÞÂÛÈçºÎ£¬²»ÊÇ˹´óÁÖ£¨ËûºÍ¼¾ÅµÎ¬Ò²·ò¡¢¼ÓÃ×Äù·òÊǾÖÊƵÄÖ÷ÈË£©Áìµ¼Éæ¼°ËÀÍö¡¢½âÆÊ¡¢Í¨¸æ¾ÓÃñºÍÔáÀñµÄÒ»ÇÐÊÂÎñµÄ¡£
¡¡¡¡»¹¿ÉÒÔ¼ÌÐø»³ÒÉÏÂÈ¥£¬Ìá³öÁÐÄþÊÇ·ñȷʵÏò˹´óÁÖË÷È¡¹ý¶¾Ò©µÄÎÊÌâ¡£ËùÓÐÕâÒ»ÇÐÊÇ·ñϵÄóÔì³öÀ´µÄÒ»¸ö¼Æı£¬ÒÔÊÂÏÈÈ·¶¨×Ô¼º²»ÔÚÏÖ³¡£¿²»´æÔÚ½øÐк˲éµÄÈκÎΣÏÕ£¬ÎÒÃÇÖмäÈκÎÈË×ÔÈ»¶¼²»»áÏëȥѯÎÊÁÐÄþ£¬ËûÊÇ·ñȷʵÊÔͼ´Ó˹´óÁÖÄÇÀï»ñÈ¡¶¾Ò©¡£Òò´Ë£¬Èç¹ûÔÚÒÅÌåÄÚ·¢ÏÖ¶¾Ò©£¬¾ÍÎÞÐèÑ°ÕÒ½âÊÍ£¬ÒòΪÕþÖξּ°Ê±µÃÖª£¬ÁÐÄþҪѰËÀ£¬¾¡¹Ü˹´óÁ־ܾø¸øÓë°ïÖú£¬Ëû»¹ÊÇÄܹ»ÕÒµ½¡¡
¡¡¡¡ÖµµÃ×¢ÒâµÄÊÇ£¬¹ØÓÚÁÐÄþÏòËûÌá³öÇëÇóһʣ¬Ë¹´óÁÖ¼ÈûÓиæË߿˳ÆÕ˹¿¨æ«£¬Ò²Ã»ÓиæËßÁÐÄþÃÃÃÃÂêÀöÑÇ¡£ËýÃÇÁ©ÈÕÒ¹ÔÚ´²Í·Õչ˲¡ÈË¡£Èç¹ûÁÐÄþȷʵÏò˹´óÁÖÌá³öÇëÇó£¬Èç¹ûËûȷʵÏëÒª¾Í²¡È˵ÄÇëÇóÌá³ö¾¯¸æ£¬ÄÇËûÊ×ÏȾÍÓ¦µ±¸æËßÆäÆÞ×ÓºÍÃÃÃ᣶øʵ¼ÊÉÏ£¬ËýÃÇÁ©ÊÇÔÚÁÐÄþÊÅÊÀÖ®ºó²ÅµÃÖªÕâÒ»²åÇúµÄ¡£
¡¡¡¡ÕâʱºòÎÒÒѾÒò²¡×¡Ôڸ߼ÓË÷µÄËÕºôÃ×£¬ºÚº£°¶±ß¡£Ò²ÐíÖµµÃ¾Í´Ë̸һ̸¾³£Öظ´µÄ˵·¨£¬ËµÎÒʧȥȨÁ¦ÊÇÒòΪ¡¡ÒòΪûÓвμÓÁÐÄþµÄÔáÀñ¡£Ìá³öÕâÖÖ½âÊ͵ľÍÓÐÍ߶ûÌØ¡¤¶ÅÀ¼Ìᣬ´ËÈËÈÏΪÇáÂÊÊÇÓÐÌõÀíµÄÈ®ÈåÖ÷Ò塣˹´óÁÖµÄÉĮ̈Òâζ׏ÙÁŶÔÈËÃñµÄʤÀû£¬Õâ±ÈÎÒûÓвμÓÁÐÄþµÄÔáÀñ¾ßÓÐÉî¿ÌµÃ¶àµÄ¸ùÔ´¡£È»¶øûÓвμÓÔáÀñÕâÒ»ÊÂʵÎÞÒɲúÉúÁ˲»Á¼µÄÓ°Ïì¡£
¡¡¡¡¼ÇµÃ1925Ä꼾ŵάҲ·òͬÀ¿Â·ò˹»ù̸»°£¬»òÕßÏëʹËû¶Ô×Ô¼ºµÄʤÀûÁôÏÂÉî¿ÌÓ¡Ïó£¬ÒéÂÛÎÒ˵£º¡°Ò»¸ö»µÕþÖμң¬²»»áÕÒµ½ÕýÈ·µÄ²ßÂÔ£¬Òò´ËÔ⵽ʧ°Ü¡£¡±ÄÇʱºò¼¾ÅµÎ¬Ò²·ò»¹ÍêȫûÓÐÏëµ½£¬Ëû³ÉÁ˹ÙÁÅ·´¶¯µÄ¹¤¾ß¡£Õâ´Î̸»°ºóÒ»ÄêËû¼ÓÈëÁË·´¶ÔÅÉ¡£µ±·´¶ÔÅɵÄÈý¼ÝÂí³µ£¨ÍÐÂå´Ä»ù¡¢¼¾ÅµÎ¬Ò²·ò¡¢¼ÓÃ×Äù·ò£©ÐγɵÄʱºò£¬µ³ÄÚÁ÷´«Ò»¸öÇÎƤ»°£ºËûÃÇÈÝÈ̼ÓÃ×Äù·òµ«²»×ðÖØËû£»ËûÃDz»ÈÝÈ̼¾ÅµÎ¬Ò²·òÒ²²»×ðÖØËû£¬ËûÃDz»ÈÝÈÌÍÐÂå´Ä»ù£¬µ«×ðÖØËû¡£ÕâÔÚÒ»¶¨³Ì¶ÈÉÏ׼ȷ˵Ã÷Á˹ÙÁŶԴý·´¶ÔÅÉÊ×ÁìµÄ̬¶È¡£
¡¡¡¡1925ÄêÇ˹´óÁÖ°ÑÕþÖξֵĶàÊýÀµ½ÁË×Ô¼ºÒ»±ß£¬Í£Ö¹ÁËÈý¾ÞÍ·»áÒé¡£»¹ÔÚ1925Äê4ÔÂÎÒ±»³·Ïú¾üʲ¿ÃÅÊ×ÄÔµÄÖ°Îñ¡£½ÓÌæÎÒµÄÊÇ·üÁúÖ¥£¬Ò»¸ö¾Àú¶àÄê¿àÒÛµÄÀϸïÃü¼Ò¡£Ëû²»ÊÇÒ»¸ö´óÕþÖμң¬µ«ÔÚ¹úÄÚÕ½ÕùÖÐÏÔʾ³öÎÞ¿ÉÕùÒéµÄͳ˧²ÅÄܺͼáÇ¿µÄÐÔ¸ñ¡£Ëû×¢¶¨²»Äܳ¤ÆÚÁôÔÚÎä×°Á¦Á¿Áìµ¼È˵ĸÚλÉÏ£º1925Äê11ÔÂËûËÀÓÚÍâ¿ÆÒ½ÉúµÄÊÖÊõµ¶Ï¡£ÔÚÕâ¶Ì¶ÌµÄ¼¸¸öÔÂÀï·üÁúÖ¥±íÏÖ³öÁ˹ý´óµÄ¶ÀÁ¢ÐÔ£¬±£»¤¾ü¶ÓÃâÓÚ¸ñ²®Îڵļ໤£ºÕâÒ²ÊÇ12Äêºóµ¼ÖÂͼ¹þÇзò˹»ùԪ˧ËÀÍöµÄÄÇÖÖ×ïÐС£¾üʲ¿ÃÅÐÂÊ×ÄԵķ´¶ÔÅÉÁ¢³¡¸ø˹´óÁÖÔì³É¾Þ´óµÄΣÏÕ£¬¶øÑÛ¹âÏÁ°¯µÄѱ·þµÄ·üÂÞÏ£Âå·ò¶Ô˹´óÁÖÀ´ËµÊÇ¿É¿¿µÃ¶àµÄ¹¤¾ß¡£°ÍÔúŵ·ò°ÑÊÂÇéÃè»æ³É·üÁúÖ¥ÓÐÒ»¸ö¹ú¼ÒÕþ±äµÄ¼Æ»®¡£ÕâÖ»ÊǸö²ÂÏ룬²¢ÇÒ´¿ÊôÐé¹¹¡£²»¹ýºÁÎÞÒÉÎÊ£¬·üÁúÖ¥Á¦Çóʹָ»ÓÔ±ÃÇ°ÚÍѸñ²®ÎÚ£¬ÔÚÏ൱¶ÌµÄʱ¼äÄÚÈ¡ÏûÕþίÖÆ¡£¼¾ÅµÎ¬Ò²·òºÍ¼ÓÃ×Äù·òºóÀ´¸æËßÎÒ£¬·üÁúÖ¥ÊÇÖ§³ÖËûÃÇ·´¶Ô˹´óÁֵġ£²»¹ÜÔõô˵£¬ÊÂʵÊÇ·üÁúÖ¥·´¶Ô¶¯ÊÖÊõ¡£
¡¡¡¡´Ó¸÷ÖÖ×ÊÁÏ¿´£¬ÊÂÇéµÄ¾¹ý´óÌåÈçÏ£º·üÁúÖ¥»¼Î¸À£Ññ£¬µ«ËûµÄ˽ÈËÒ½ÉúÈÏΪËûµÄÐÄÔ಻ÄܳÐÊܸçÂÞ·¼ÕâÖÖÂé×í¼Á£¬ËùÒÔËû¼á¾ö·´¶ÔÊÖÊõ¡£Ë¹´óÁÖÔð³ÉÖÐÑëίԱ»áµÄÒ½Éú£¬¼´×Ô¼º×î¿É¿¿µÄ´úÀíÈË£¬ÕÙ¿ª×¨ÃÅÌôÑ¡³öÀ´µÄÒ½Éú»áÕ»áÕｨÒ鶯Íâ¿ÆÊÖÊõ¡£ÕþÖξÖÅú×¼ÁËÕâ¸ö¾ö¶¨¡£·üÁúÖ¥Ö»ºÃ·þ´Ó£¬Ó½ÓÂé×íËÀÍö¡£·üÁúÖ¥ËÀÍöµÄÇé¿öÔÚËÕÁªÖøÃû×÷¼ÒƤÀûÄáÑǿ˵ÄС˵Öеõ½ÕÛÉäʽµÄ·´Ó³¡£Ë¹´óÁÖÁ¢¼´Ã»ÊÕÁËС˵£¬²¢°ÑËû±á÷í¡£Æ¤ÀûÄáÑǿ˺óÀ´±»ÆÈΪ×Ô¼ºµÄ¡°´íÎó¡±¹«¿ª»Ú¹ý¡£Ë¹´óÁÖÈÏΪÐèÒª¹«²¼ÎļþÒÔ¼ä½ÓÖ¤Ã÷Ëû¶Ô·üÁúÖ¥Ö®ËÀ²¢ÎÞ¹ý´í¡£¹ØÓÚ´Ëʵĵ³ÄÚ´«ÎÅÊÇ·ñ·ûºÏÊÂʵ£¬ÎÒ²»ÖªµÀ£»Ò²ÐíÓÀÔ¶²»»áÓÐÈËÖªµÀ¡£µ«»³Òɱ¾ÉíÊÇÖµµÃ×¢ÒâµÄ¡£ÎÞÂÛÈçºÎ£¬µ½1925Äêµ×˹´óÁÖµÄȨÁ¦ÒѾ´ïµ½ÕâÑùµÄ³Ì¶È£¬¸ÒÓÚ°ÑÌý»°µÄÒ½Éú»áÕï¡¢¸çÂÞ·¼ºÍÍâ¿ÆÊÖÊõµ¶ÄÉÈëÐÐÕþÇåËãµÄÊÖ¶ÎÖ®ÖС£È»¶øÄÇʱºò¹úÄÚÖªµÀËûµÄÃû×ֵľÓÃñδ±Ø»á³¬¹ý°Ù·ÖÖ®Ò»¡£
¡¡¡¡ÎÒÔÙ¾ÙÒ»¸öÀý×Ó¡£¹ØÓÚ°ÑÎÒÁ÷·Åµ½ÍÁ¶úÆ䣨1929Äê2Ô£©Ò»Ê£¬ÉÏÃæÒѾÌáµ½µÄ°ÍÈÃŵ·òдµÀ£º¡°ÕâÖ»ÊÇ°ë¸ö´ëÊ©¡£ÎÒÒѾ²»ÈÏʶÎÒµÄ˹´óÁÖÁË¡¡´Ó¿Èö¡¤²¨¶û¼ªÑÇÒÔÀ´ÎÒÃÇÓÐÁËijЩ½ø²½¡£ÄÇʱÔÚ·¨Â¡ÆÏÌѾÆÖÐͶÈëһЩËÙЧµÄÒ©·Û£¬»òÕßÈõÐÈËÒ§Ò»¿ÚÆ»¹ûËÀÈ¥¡£¶øÏÖÔÚµÄ×ö·¨ÊÇÔËÓÃ×îпÆѧ³É¾Í¡£°Ñ¿ÆÊ©¸Ë¾úµÄÅàÑøÒºÉÙÁ¿µØ²»¶Ï²ôÈëʳÎ¿ÉÒÔÒý·¢±¼Âíð죬Ôì³ÉѸËÙËÀÍö¡±£¬¡ª¡ª²»»áÒýÆðÈκÎÈ˵Ļ³ÒÉ¡£¡°ÁîÈ˲»½âµÄÊÇ£¬¡ª¡ª°ÍÔúŵ·òÄÉÃƵØ˵¡ª¡ªÎªÊ²Ã´Ë¹´óÁÖûÓÐÑØÓÃËû¹ßÓò¢ÇÒ·ûºÏËûµÄÐÔ¸ñµÄÕâÖÖ¼¿Á©¡£¡±
¡¡¡¡ÄÇʱºò˹´óÁÖÊÇ·ñÒѾ»á¸ãÕâÖÖÒõı£¿ËûµÄ´«¼ÇµÄÈ«²¿×ÊÁÏʹÎÒÃǵóö¿Ï¶¨µÄ»Ø´ð¡£´ÓÌݸ¥Àû˹½Ì»áѧУÄÇʱÆð£¬Ëû¾ÍÈÈÖÔÓÚÁîÈ˲»°²µÄ»³ÒɺÍÖ¸Ôð¡£ÔÚ¹úÄÚÕ½ÕùÖÐËûÊÈѪ¡£ËûÈÏΪīˮºÍÖ½ÕÅÔÚÕþÖζ·ÕùÖÐÊÇ΢²»×ãµÀµÄ¹¤¾ß¡£Ö»ÓÐËÀÈ˲ÅÊÇ»½²»Ðѵģ¡1925Ä꼾ŵάҲ·òºÍ¼ÓÃ×Äù·òͬ˹´óÁÖ¾öÁѺó£¬Á½È˶¼ÔÚ¿É¿¿µÄµØ·½´æ·ÅÒ»·âÐÅ£º¡°Èç¹ûÎÒͻȻËÀÍö£¬ÄÇÊÇ˹´óÁÖÖ®ÊÖǧµÄ¡£¡±Ëû½¨ÒéÎÒÒ²Õâô×ö¡£¼ÓÃ×Äù·ò˵£º¡°ÄúÈÏΪ˹´óÁÖ¹ØÐÄÈçºÎ»Ø´ðÄúµÄÂ۾ݣ¿²»£¬ËûÏëµÄÊÇÈçºÎÏûÃðÄú¶ø²»Êܳͷ£¡£¡±¡°¼ÇµÃ1923Äê´þ²¶Ô÷²÷°ÈËÃñίԱ»áÖ÷ϯËÕµ¤¡ª¼ÓÀïÒ®·òÒ»ÊÂÂ𣿡ª¡ª¼ÓÃ×Äù·ò¼ÌÐø˵¡ª¡ªÕâÊÇ˹´óÁÖ·¢¶¯µÄµÚÒ»Æð´þ²¶ÖøÃû¹²²úµ³ÈËʼþ¡£²»ÐÒµÄÊÇÎÒÃÇͬÒâÁË¡£´ÓÄÇʱÆð£¬Ë¹´óÁÖËƺõÊÈѪÁË¡¡ÎÒÃÇһͬËû¾öÁÑ£¬Á¢¿ÌÆð²ÝÁËÒ»·ÝÀàËÆÒÅÖöµÄ¶«Î÷£¬ÆäÖо¯¸æ£¬Èç¹ûÎÒÃÇ¡®ÒâÍ⡯ËÀÍö£¬×ï¿ý»öÊ×¾ÍÊÇ˹´óÁÖ¡£Îļþ±£´æÔÚ¿É¿¿µÄµØ·½¡£½¨ÒéÄúÒ²Õâô×ö£¬Õâ¸öÑÇϸÑÇÈËÊÇʲô¶¼¸ÉµÃ³öÀ´µÄ¡¡¡±
¡¡¡¡ÔÚÎÒÃǽá³É¶ÌÔݵÄÁªÃË£¨1926¡ª1927Ä꣩µÄ×î³õ¼¸ÖÜ£¬¼¾ÅµÎ¬Ò²·ò¾Í¶ÔÎÒ˵£º¡°ÄúÒÔΪ˹´óÁÖûÓп¼ÂÇ°ÑÄúÈâÌåÏûÃ𣿿¼Âǹý£¬²¢ÇÒ²»Ö¹Ò»´Î¡£µ«ÊÇͬһ¸öÄîÍ·×èÖ¹ÁËËû£¬Õâ¾ÍÊÇÇàÄêÈË»á°Ñ¹óÈμÓÔÚ¡®Èý¼ÝÂí³µ¡¯»òÕßËû¸öÈËÉíÉÏ£¬ÓпÉÄܲÉÈ¡¿Ö²ÀÊֶΡ£Òò´Ë˹´óÁÖÈÏΪ±ØÐëÊ×ÏÈÏûÃð·´¶ÔÅɵÄÇàÄê¸É²¿¡£Ëû˵£¬µ½ÄÇʱºòÔÙ˵°É¡¡ËûºÞÎÒÃÇ£¬ÓÈÆäÊǼÓÃ×Äù·ò£¬ÒòΪÎÒÃǹØÓÚËûÖªµÀµÃÌ«¶àÁË¡£¡±¼¾ÅµÎ¬Ò²·ò²¹³ä˵£º¡°Èç¹û²»ÊǺ¦ÅÂÇàÄêÈË¿Ö²À±¨¸´£¬ËûÔçÔÚ1924Äê¾Í°ÑÄúÁ˽áÁË¡£¡±Õâ²»ÊÇÍƲ⡣ÔÚÈý¾ÞÍ·ÃÛÔÂʱÆÚ£¬Æä³ÉÔ±ÒѾÏ൱̹ÂʵØ̸ÂÛÁË¡£
¡¡¡¡1930Äêµ±°ÍÔúŵ·òµÄÊé³ö°æµÄʱºò£¬ÎÒ¾õµÃÕâÖÖ˵·¨Ö»ÊÇÒ»ÖÖÎÄ×ÖÏ°×÷¡£ÄªË¹¿Æ¼¸´ÎÉóÅÐÖ®ºó£¬ÎÒ½ÏΪÈÏÕæµØ¶Ô´ý¿ÆÊ©¸Ë¾úºÍ²¨¶û¼ªÑǵĶ¾Ò©µÄÀà±ÈÁË¡£ÕâÊÇ´ÓÄÄÀïÀ´µÄ£¿ËÏòÕâ¸öÄêÇáÈ˹àÊäÕâЩÏë·¨µÄ£¿°ÍÔúŵ·òÊÇÔÚ˹´óÁֵĽӴýÊÒ»ñµÃ½ÌÓýµÄ¡£ÔÚÄÇÀïÒéÂ۸˾úºÍ¶¾Ò©ÎÊÌ⣬Ҳ¾ÍÊÇ˵£¬ÕâÊÇÔÚ1926ÄêÒÔÇ°µÄÊ£¬ÒÔºó°ÍÔúŵ·òÀ뿪ÁË×ÜÊé¼Ç˹´óÁÖ£¬ÒÔ±ãÁ½ÄêºóÌÓÍù¹úÍ⣬³ÉΪ·´¶¯µÄ°×¶í¡£
¡¡¡¡¼ÇµÃ˹Ã׶û¼ÓÔÚ½»Ì¸ÖÐÖ¸³ö¹ý£¬ÔÚ¸ïÃü³õÆÚÐí¶à¾ÉµÄÁÑÎƱ»²¹ÉÏÁË£¬ÉË¿Ú½á°ÌÁË£¬°ëµÐ¶ÔµÄ¸ïÃü¼¯ÍŽӽüÁË£¬À϶ÔÊֺͽâÁË£¬Èç´ËµÈµÈ¡£Ïà·´µØ£¬´Ó1923Ä꿪ʼµÄÏÂÒ»½×¶Î£¬³öÏÖÁËÏà·´µÄ¹ý³Ì¡ª¡ªËùÓоɵÄÁÑÎÆÀ©´óÁË£¬¸÷ÖÖì¶Ü¼¤»¯ÁË£¬ËùÓеÄÉË¿Ú»¯Å§ÁË¡£Õâ˵µÄÊDz¼¶ûʲά¿Ëµ³£¬ËüÒÔ¼°ËüµÄÀÏÑù×Ó¡¢ÀÏ´«Í³ºÍÀϳÉÔ±ÓëÐÂÌØȨ½×²ãµÄÀûÒæ·¢ÉúÁËì¶Ü¡£ÈÈÔµÄÈ«²¿ÊµÖʾÍÔÚ´Ëì¶ÜÖ®ÖС£
¡¡¡¡Óв»ÉÙÈË£¬ËûÃÇÆóͼ°ÑÈÈÔÂÖƶȵļÌÐø·¢Õ¹£¬ÆäÖаüÀ¨ËùÓеÄÎþÉüºÍ»öº¦£¬¹é½áΪ²¼¶ûʲά¿Ëµ³µÄijÖÖÔʼµÄ»ù±¾ÐÔÖÊÔì³ÉµÄ£¬Ëƺõµ³ÊÇÀúʷΨһµÄ»òÕßÈ«ÄܵÄÒò¶«¡£µ³ÊÇÔÝʱµÄÀúÊ·¹¤¾ß£¬ÊÇÀúÊ·µÄÐí¶à¹¤¾ßÖ®Ò»£¬²¼¶ûʲά¿Ëµ³µÄÄ¿±êÊÇÓɹ¤È˽׼¶¶áÈ¡ÕþȨ¡£ÓÉÓÚÕâ¸öµ³ÀúÊ·ÉϵÚÒ»´ÎʵÏÖÁËÕâÒ»ÈÎÎñ£¬ÒÔºêΰµÄ³É¹û·á¸»ÁËÈËÀàµÄ¾Ñ飬Ëü·¢»ÓÁ˾޴óµÄÀúÊ·×÷Óá£ÒªÇóËüÈ¡´úÄÇЩ³ÁÖصöàµÄȺÖںͽ׼¶ÒòËØ£¬µÐÊÓËüµÄÒòËØ£¬²»½öÔÚ±¾¹ú·¶Î§ÄÚ£¬¶øÇÒÔÚÊÀ½çÎę̀ÉϻµÄÒòËØ£¬»òÕßʹÕâЩÒòËØ·þ´Ó×Ô¼º£¬Õâ¾ÍÒâζ×ÅÏÝÈëÉîÉîµÄÐζøÉÏѧ֮ÖС£
¡¡¡¡×÷ΪÀúÊ·¹¤¾ßµÄµ³µÄ¾ÖÏÞÐԾͱíÏÖÔÚ£¬ÔÚÒ»¸öºÏÊʵÄʱ¿Ìµ³¿ªÊ¼¶¯Ò¡£¬³öÏÖÁÑ·ì¡£´Ó1923ÄêÆðÒÔ½ÏÇáµÄ³Ì¶È£¬´Ó1927ÄêÆðÒÔÅÓ´óµÄ¹æÄ££¬·¢ÉúÀϲ¼¶ûʲά¿Ëµ³±»ÆÆ»µ¡¢±ÀÀ£¡¢Í߽⼰Æä¸É²¿±»´Ý»ÙµÄ¹ý³Ì¡£ÎªÁ˽¨Á¢Ó¦½Ð×÷˹´óÁÖÖƶȵÄÄÇÖÖÖƶȣ¬ÐèÒªµÄ²»ÊDz¼¶ûʲά¿Ëµ³£¬¶øÊÇÏûÃ𲼶ûʲά¿Ëµ³¡£
¡¡¡¡ËÕÍßÁÖÒòÆä´¿ÐÎʽÖ÷ÒåµÄ½©ËÀµÄ˼ά¶øÍêȫûÓп´µ½£¬Ò²²»Àí½âÕâÒ»µã¡£ËûÆóͼ°ÑËÕά°£¹²ºÍ¹úµÄÕâÖÖÑݱä¹é½áΪ²¼¶ûʲάÖ÷ÒåÖÐËù¹ÌÓеÄijЩÔ×Ëƺõ²¼¶ûʲάÖ÷ÒåÊÇÔÚ»ÄÄ®»òÕßÔÚÎÞÐεÄÎïÖÊÖлµÄ£¬Ëƺõ²¼¶ûʲά¿ËÖ÷ÒåÊÇÀúÊ·µÄÅßÌ¥£¬ÀúÊ·ÓÃÈ˵IJÄÁÏ°´ÕÕ×Ô¼ºµÄÐÎÏóÀ´ËÜÔìÒ»ÇУ¬Ëƺõ²»´æÔÚÉç»á»·¾³£¬ËƺõûÓÐÍⲿµÄѹÁ¦¡£
¡¡¡¡¾Í²ÄÁÏ¡¢ÎÄÏ׺ÍÒýÎĵÄÑ¡Ôñ¶øÊ×£¬ËÕÍßÁÖµÄÊéÎÞÒÉÊÇÒ»±¾¼«ÈÏÕæµÄÑо¿Öø×÷¡£ËÕÍßÁÖ¶®¶íÓÁ˽âÏàÓ¦µÄÎÄÏ×£¬ËùÒÔËûдµÄ˹´óÁÖ´«¼ÇÓо޴óµÄÓÅÊÆ¡£µ«ËûµÄÖÇÁ¦ÊÇÐÎʽ»¯µÄ£¬Íêȫȱ·¦ÀúÊ·µÄ´©Í¸Á¦ºÍÖ±¾õ¡£Ëû¿´²»µ½ÈýάµÄÏÖÏó¡£ËûÑ°ÕÒÖø×÷µÄÏÈÀý£¬¶ø²»ÊÇ·¢Õ¹µÄÄÚÔÚ¹æÂÉ¡£
¡¡¡¡Ðí¶àÈË×¢Òâµ½Ò»¸öÊÂʵ£¬Ë¹´óÁÖûÓÐͬÈκÎÒ»¸öÔÏȵĶÔÊÖÓйý³¤Æڵĺͽ⡣1929¡ª1930ÄêÒÔ¼°ÆäºóµÄ¼¸ÄêÊÇÆÕ±éͶ½µµÄ×î½üÄê·Ý¡£Í¶½µÕßÖд¦Áìµ¼µØλµÄÓÐÀϲ¼¶ûʲά¿Ë¡¢ÖÐÑëίԱºÍ˹´óÁֵĶàÄêͬÊ¡£ºÁÎÞÒÉÎÊ£¬ÔçÆÚÓÐÐí¶à¼Ù»Ú¹ý¡£·´¶ÔÅÉ·Ö×ÓÊÔͼͬÀúÊ·½ø³Ì×½ÃԲأ¬×°×÷˹´óÁÖµÄÖ¾ÎʵÀºÏÕߣ¬ÔÚ±£»¤É«ÏµȴýºÏÊÊʱ»ú£¬È»ºó¹«¿ªÐж¯¡£´Ó¸ïÃüÕþ²ßµÄ½Ç¶È¿´£¬ÕâЩ×ö·¨ÊÇÍêÈ«´íÎóµÄ£¬ÒòΪͶ½µ²»ÊǾüÊÂıÂÔµÄÃØÃÜÐÐΪ£¬¶øÊǹ«¿ªµÄÕþÖÎÐÐΪ£¬Ëü»áÁ¢¼´²úÉúÕþÖκó¹û£¬¼´¼Óǿ˹´óÁÖµÄÁ¢³¡£¬Ï÷Èõ·´¶ÔÅÉ¡£
¡¡¡¡È»¶øÔ¶²»ÊÇËùÓеĻڹý¶¼¾ßÓоüÊÂıÂÔµÄÐÔÖÊ¡£°Í¶ûÃ÷˵£¬ÔÚµÚÒ»¸ö5Äê¼Æ»®È¡µÃÕæÕýµÄ»òÕßÐé¼ÙµÄ³É¾ÍÖ®ºó£¬Ôڴݻٷ´¶ÔÅÉÁìµ¼Ö®ºó£¬Ðí¶à»³ÒÉÕß¡¢¶¯Ò¡Õß»ò˹´óÁÖµÄÖ±½Ó·´¶ÔÕߵóö½áÂÛ£¬²»¹Ü˹´óÁֵŤ×÷¸ÉµÃ¶àôÔã¸â£¬µ«Ã»ÓбðµÄÁìµ¼£¬ÓÈÆäÊǹú¼ÒÔÚÇ°½ø£¬ËùÒÔÒªÅ×ÆúËùÓбðµÄ¿¼ÂÇ£¬ÔÚ˹´óÁÖµÄÁ쵼Ϲ¤×÷¡£
¡¡¡¡Ò²Óв»ÉÙÈËÔÚµÚÒ»´Î»Ú¹ýºÍ´Óʼ«¶ËÃØÃܵķ´¶ÔÅɹ¤×÷Ö®ºóÏàÐÅ£¬ÕþÖξÖÊƵı仯²»ÊÇÓÐÀûÓÚ£¬¶øÊDz»ÀûÓÚ·´¶ÔÅÉ¡£ÕâЩ·´¶ÔÅÉ·Ö×Ӹе½¹ÂÁ¢ÎÞÔ®£¬²¢ÇÒÒ»¶Îʱ¼äÖ®ºóÂäÈë¸ñ²®ÎÚµÄÑÏÃܼàÊÓ֮ϡ£ËûÃdzöÏÖÁËÕæÕýµÄÄÚÐÄΣ»ú£¬µ£Ðĵ³µÄδÀ´£¬Ðí¶àÈ˵£ÐÄ×Ô¼ºµÄδÀ´£¬ÓÚÊǻڹýÁË£¬³ÏÐijÏÒâµØ»Øµ½´ÎÒªµÄ¹¤×÷¸Ú룬³ÉΪÏÅ»µÁ˵ġ¢ÍêÈ«ÖҳϵÄÌý»°¹ÙÔ±¡£
¡¡¡¡ÔÚÄÇЩ»Ú¹ýºÍ±£Ö¤ÖҳϹ¤×÷µÄÈËȺÖмäÓÐÐí¶àÎÞ˽¶øÖҳϵÄÈËÊ¿¡£ËûÃǵ±È»²»»áÇ¿ÆÈ×Ô¼ºÏàÐÅ˹´óÁÖÊǸ÷×åÈËÃñÖ®¸¸Ò»ÀàµÄ¶«Î÷¡£µ«ËûÃÇ¿´µ½£¬ËûÊÖÎÕÕþȨ£¬ÕâÑùÄÇÑùµØÔÚ±£´æʮԸïÃüµÄÒŲú¡£ËûÃÇÎÞ±£ÁôµØ±£Ö¤ÖÒÓÚËû¡£ËäÈ»¸Ðµ½Í´¿à£¬µ«ËûÃÇΪÁ˸ßÓÚÒ»ÇеÄÕþÖÎÄ¿±ê£¬ÎþÉü×Ô¼ºµÄ¸öÐÔ¡¢×Ô¼ºµÄ×ðÑÏ¡£È»¶øËûÃDz¢Ã»Óеþȡ£Ë¹´óÁÖ²»ÏàÐÅËûÃÇ¡£Ëû¸ù±¾¾Í²»ÏàÐÅ´æÔÚ°ÑÕþÖÎÄ¿±ê¿´µÃ¸ßÓÚ¸öÈËÈÙÓþÉõÖÁ¸öÈË×ðÑϵÄÎÞ˽¶¯»ú¡¢×ÔÎÒÎþÉü¾«Éñ¡£ËûÈÏΪ£¬ÕâЩÈËÊÇÏëÆÛÆËû¡£ÓÉÓÚËûÖªµÀ£¬ËûÃDz¢²»³ÐÈÏËûÊÇΰÈË£¬¶øÖ»ÈÏΪËûÊǸöÕ¼¾Ý¸ßλµÄÈË£¬ËùÒÔËûË«±¶µØ³ðÊÓËûÃÇ¡£ËûÐèÒªµÄÖ»Êǽè¿Ú¡¢ÓÐÀûµÄ¾ÖÃæ¡¢ÕþÖÎÄ¿µÄ£¬ÒÔ±ãÏûÃðËûÃÇ£¬Îª×Ô¼ºµÄƽӹ¶ø±¨¸´ËûÃÇ¡£ËûÃǶ¼ÔÚ1936Äê±»²¶¡¢Á÷·Å£¬Ðí¶àÈ˱»Ç¹±Ð¡£ÎªÊ²Ã´Ë¹´óÁÖÐèÒªÏûÃðÕâЩÔÚÒ»¶¨ÒâÒåÉÏË«±¶ÖÒÓÚËûµÄÈËÄØ£¿
¡¡¡¡Õâ¸ö½ø³Ì¾ÍÏñ˹´óÁÖÕþ²ßµÄÆäËû½ø³ÌÒ»Ñù£¬ÊÇ»ºÂýµØ×Ô¶¯µØ·¢Õ¹µÄ£¬ÓÐ×Ô¼ºµÄÄÚÔÚÂß¼¡£Æð³õ˹´óÁÖ²»ÏàÐÅ£¬²¢ÇÒÍùÍùÓгä·Ö¸ù¾Ý²»ÏàÐŻڹý£¬µ£ÐÄÕâÊÇÌØÂåÒÁľÂí¼Æ¡£Ëæ×Åʱ¼äµÄÍÆÒÆ£¬Í¨¹ý¼àÊÓ¡¢Ñ¡Ôñ¡¢ËѲ顢Óʼþ°µ¼ìµÈµÈ£¬ÕâÖÖµ£ÐÄÏûʧÁË¡£ÄÇЩÕæ³Ï»Ú¹ýµÄÈ˻ָ´Á˵³¼®£¬³ÏÈ»£¬°²ÅÅÔÚ´ÎÒªµÄËÕά°£¸ÚλÉÏ¡£µ«ÊÇ£¬µ±ÄªË¹¿ÆµÄÉóÅÐÄ־絽À´µÄʱºò£¬ËùÓÐÄÇЩÁ˽ⷴ¶ÔÅÉÇé¿ö¡¢Á˽ⷴ¶ÔÅÉÁìÐä¼°Æ乤×÷µÄÕæÕýÄÚÈݵÄÔ·´¶ÔÅɳÉÔ±£¬³ÉÁË·Á°ÏûÃðÀÏÒ»´ú¸ïÃü¼ÒÕâÒ»×ï¶ñÒõıµÄ×î´óΣÏÕ¡£ÍÐÂå´Ä»ù¡¢¼¾ÅµÎ¬Ò²·ò¡¢¼ÓÃ×Äù·òµÈµÈ·´¶ÔÅɻµÄ¼ûÖ¤ÈË£¬ÔÚ¾ÓÃñÖÐÓм¸Íò¡¢¼¸Ê®ÍòÖ®¶à¡£ËûÃÇ¿ÉÒÔÇÄÇĵظæËßÃÜÓÑ£¬Ö¸¿ØÊÇαÔìµÄ¡£ÕâÖÖ½Ò¶ͨ¹ýÅóÓÑÖ®¼äµÄ´«µÝ¿ÉÒÔ´«±éÈ«¹ú¡£±ØÐëÏûÃðÕâЩΣÏյļûÖ¤ÈË¡£
¡¡¡¡µ«»¹ÓÐÁíÒ»ÖÖ½ÏΪ˽ÃÜÐÔÖʵĿ¼ÂÇ£¬ÕâÖÖ¿¼ÂÇÎÞÒÉÔÚ˹´óÁÖµÄÕþÖÎÐÄÀíÉÏ·¢»ÓÁ˲»Ð¡µÄ×÷Óá£ÔÚÏûÃð·´¶ÔÅɵÄͬʱ»¹ÔÚÉñ»¯Ëû¸öÈË¡£¸ÄдËûµÄ´«¼Ç£¬ÌíÉÏËûËùûÓеÄÌص㡢ËûËù²»¾ß±¸µÄÆ·ÖÊ¡¢ËûËùûÓн¨Á¢¹ýµÄ¹¦¼¨¡£´ËÍ⣬ÔÚÕæ³Ï»Ú¹ýµÄ·´¶ÔÅÉ·Ö×ÓÖмäÓгÉǧÉÏÍòµÄÈË£¬ËûÃÇͬ˹´óÁÖÓÐÃÜÇн»Íù£¬ÖªµÀËûµÄ¹ýÈ¥£¬Í¬ËûÒ»Æð×ø¹ý¼àÓü£¬ÕâЩÈËÊÇƲ»Á˵ģ¬ËäÈ»ËûÃÇǧ·½°Ù¼ÆµØÏë±ä³ÉÊÜÆÕß¡£Ëæ×ÅÐû´«ÖС¢±¨¿¯ÉÏ¡¢Ñ§Ð£ÀïÏÆÆðµÄÁîÈËÑá¶ñµÄ°Ýռͥ·çµÄÀ˳±£¬Ë¹´óÁÖÔõôҲÎÞ·¨ÈÝÐíÔÚÖØÒªµÄÐÐÕþ¸ÚλÉÏ×ø×ÅÁ˽âÊÂʵÕæÏ࣬µ«ÎªÁ˱íʾ¶ÔÁìÐäµÄÖҳ϶øÓÐÒâ˵»ÑµÄÈË¡£¶ÔÖҳ϶øÓÖÁ˽â¹ýÈ¥µÄÈË£¬Ë¹´óÁֱȶԹ«¿ªµÄµÐÈ˸üΪµÐÊÓ£¬¸ü²»Ï²»¶¡£ËûÐèҪûÓйýÈ¥µÄÈË¡¢²»ÖªµÀ×òÌìµÄÇàÄêÈË£¬»òÕßÁíÒ»¸öÕóÓªµÄµ¹¸êÕߣ¬ËûÃÇ´ÓµÚÒ»Ì쿪ʼ¾ÍÊÇ´ÓÏÂÃæÑöÊÓËûµÄ£¬ËûÐèҪȫ²¿¸üе³µÄ»ú¹ØºÍËÕά°£»ú¹Ø¡£
¡¡¡¡³ÏÈ»£¬ËûÎÞ·¨°Ñ´ËÏ×÷½øÐе½µ×¡£ÎªÁ˱íÃæÉÏά³Öͬ²¼¶ûʲά¿Ëµ³Ò»ÆðͳÖΣ¬±ØÐëÔÚÆäÕþÖξÖÉÏÍ·ÓÐÒ»¸öÀϲ¼¶ûʲά¿Ë¼¯ÍÅ¡£Õâ¸ö¼¯ÍÅÊÇÔÚ·´¶Ô¸÷ÖÖ·´¶ÔÅɼ¯ÍŵĶ·Õù¹ý³ÌÖÐÓɶþÁ÷¡¢ÈýÁ÷ºÍ¸üÏÂÁ÷µÄÈËÎï×é³ÉµÄ¡£Ë¹´óÁÖ¾¡¿ÉÄܵØʹËûÃÇÖмäµÄÿһ¸öÈ˶¼´¦ÓÚÈçϾ³µØ£¬¼´Ëû±ØÐë³öÂô×Ô¼º×òÌìµÄÅóÓѺÍ־ͬµÀºÏÕߣ¬²¢·è¿ñµØÎÜÃïËûÃÇ¡£¼ÓÀïÄþ¾ÍÊÇÕâÑù¶Ô´ýËùνµÄ¹¤ÈË·´¶ÔÅɺÍÒÔºóµÄÓÒÒí·´¶ÔÅɵġ£·üÂÞÏ£Âå·ò¾ÍÊÇÕâÑù¶Ô´ýÓÒÒí·´¶ÔÅɺÍÒÔºó×Ô¼º¾üʲ¿Ãŵĸ±ÊÖÃǵġ£
¡¡¡¡ÄªÂåÍзòÊÔͼ·´¿¹£¬ÓÐÒ»¸öʱ¼ä´¦ÓÚǧ¾ûÒ»·¢µÄ¾³µØ¡£Ë¹´óÁÖÓÐÒ»¸ö±¾×Ó£¬¼ÇÔØÁËÕâЩÇ×ÐÅÖÐÿһ¸öÈ˵ÄîðÎó¡¢Ê§ÎóÒÔ¼°ÆäËû×ï¹ý¡£
¡¡¡¡ÎÚ˹ÌØÀïÑÇÂå·òдµÀ£¬ÀÏÒ»´ú²¼¶ûʲά¿ËµÄÃð¾øΪ½ÏΪÏÖʵÖ÷ÒåµÄг±Á÷´ò¿ªÁË´óÃÅ¡£ÁÐÄþ¾Í´Ëд¹ý£¬ËµµÐÈËÕýÈ·µØ¾õ²ìµ½ÁËΣÏÕ¡£Àϲ¼¶ûʲά¿Ë´ú±íÁ˸ïÃü´«Í³ºÍ¹ú¼ÊÁªÏµ¡¢¹ú¼ÊÇ°¾°¡£´Ó¹ú¼Ê¸ïÃüÈÎÎñµÄ½Ç¶È¿´£¬ÕâÊDz»¿ÉÈ¡´úµÄ×ʱ¾¡£ÁÐÄþÌرð¹Ø»³ÀÏÒ»´ú¸ïÃü¼Ò£¬Õâ²»½öÊdzöÓÚͬ־ÇéÒ꣬»¹³öÓÚÕþÖÎÐÔ¿¼ÂÇ¡£
¡¡¡¡»¹ÔÚ1923¡ª1926Ä꣬·´¶Ô¡°ÍÐÂå´Ä»ùÖ÷Ò塱µÄÕû¸ö¶·ÕùÊÇÔÚ±£»¤ÀϽüÎÀ¾üµÄ¿ÚºÅÏÂÈ«Á¦½øÐеġ£·´¶ÔÅÉÊܵ½µÄÖ¸ÔðÊÇËü°µº¦²¼¶ûʲάÖ÷ÒåµÄÀϽüÎÀ¾ü¡£
¡¡¡¡³ÉÁ¢ÁËרÃÅίԱ»áÒÔÕÕ¹ÜÀϲ¼¶ûʲά¿ËµÄ½¡¿µ¡£
¡¡¡¡×ªÏò¹«¿ªµÄÈÈÔ±íÏÖµÃ×îΪÏÊÃ÷µÄÊÇÔÚÕþÖÎÉÏ°Ü»µÀϽüÎÀ¾üµÄÉùÓþ£¬È»ºóÓèÒÔÈâÌåÏûÃð¡£±£»¤Àϲ¼¶ûʲά¿Ë½¡¿µÎ¯Ô±»á±»´úÖ®ÒÔ¸ñ²®ÎÚµÄÒ»Ö§ÐÐÐÌС¶Ó£¬Ë¹´óÁÖ¸øËûÃÇ°ä·¢Á˺ìÐÇÑ«Õ¡£Ðí¶àÅúÆÀ¼Ò¡¢ÕþÂÛ¼Ò¡¢¼ÇÕß¡¢´«¼Ç×÷¼ÒÊÔͼ֤Ã÷£¬´ÓÕùȨ¶·ÕùµÄ½Ç¶È¿´£¬×óÒí·´¶ÔÅɵIJßÂÔÊDz»ÊÊÒ˵ġ£²»¹ýÕâÖÖ¶Ô´ýÎÊÌâµÄ·½·¨±¾ÉíÊDz»ÕýÈ·µÄ¡£×óÒí·´¶ÔÅÉûÓÐÄܹ»È¡µÃÕþȨ£¬ÖÁÉÙÆä×îÓÐÅжÏÁ¦µÄÁìµ¼ÈËûÓÐÖ¸Íû×öµ½ÕâÒ»µã¡£¶Ô×óÒí·´¶ÔÅÉ£¬¼´¸ïÃüÂí¿Ë˼Ö÷Òå×éÖ¯À´Ëµ£¬Ö»ÓÐÔÚ¸ïÃü¸ß³±µÄÌõ¼þÏ£¬¶áÈ¡ÕþȨµÄ¶·Õù²ÅÊÇ¿ÉÒÔÉèÏëµÄ¡£ÕâÖÖÌõ¼þϵIJßÂÔÊÇÁ¢×ãÓÚ½ø¹¥¡¢Ö±½ÓËßÖîȺÖÚ¡¢Ö±½Ó½ø¹¥Õþ¸®Ö®Éϵģ¬ÔÚÕâÖÖ½ø¹¥ÖÐ×óÒí·´¶ÔÅÉ´ú±íµÄ¶ÓÎéÊDz»»áÕ¾ÔÚ×îºóµÄλÖÃÉϵġ£ºóÀ´µÄÌõ¼þ¸ù±¾²»Í¬£¬×¼È·µã˵£¬½ØÈ»Ïà·´¡£ÔÚȺÖÚÔ˶¯Í˳±µÄÇé¿öÏ£¬¸ïÃüÅɲ»Äܸø×Ô¼ºÌá³ö½øÐжáÈ¡ÕþȨ¶·ÕùµÄÈÎÎñ¡£ÎÒÃǼǵã¬ÔÚ1908¡¢1911ÒÔ¼°ÒÔºóµÄ·´¶¯Äê´úÀ²¼¶ûʲά¿Ëµ³ÊÇÈçºÎ·ÅÆúÖ±½Ó½ø¹¥¾ýÖ÷Öƶȣ¬¸ø×Ô¼ºÌá³ö×¼±¸Î´À´½ø¹¥µÄÈÎÎñµÄ£¬°ì·¨ÊÇ·¢Ñï¸ïÃü´«Í³¡¢±£´æÒ»Åú¸É²¿¡¢·ÖÎö·¢Õ¹ÖеÄʱäºÍÀûÓÃÒ»ÇкϷ¨°ëºÏ·¨µÄ»ú»á½ÌÓý¹¤ÈËÖеÄÏȽø½×²ã¡£ËÕÁª·´¶¯µÄÌõ¼þ¶Ô·´¶ÔÅÉÀ´ËµÒª±Èɳ»Ê·´¶¯¶Ô²¼¶ûʲά¿ËÀ´ËµÀ§ÄѵöࡣÈÎÎñ»ù±¾Ïàͬ£º±£³Ö¸ïÃü´«Í³£¬µ³µÄÏȽø·Ö×ÓÖ®¼ä±£³ÖÁªÏµ£¬·ÖÎö·¢Õ¹ÖеÄÈÈÔÂʱ䣬ΪËÕÁª×¼±¸ºÃδÀ´ÊÀ½çÎę̀ÉϵĸïÃü¸ß³±¡£Î£ÏÕÔÚÓÚ·´¶ÔÅÉ¿ÉÄܶÔ×Ô¼ºµÄÁ¦Á¿¹À¼Æ²»×㣬¹ýÔçÀ뿪ս³¡¡£¾¹ýһϵÁж·ÕùÖ®ºóÏȽø¶ÓÎéµÄ¶·Õù²»½öÒò¹ÙÁŵķ´¿¹£¬Ò²ÒòȺÖÚµÄÀ䵶øÔ⵽ʧ°Ü¡£
¡¡¡¡ÁíÒ»¸öΣÏÕÔÚÓÚ£¬·´¶ÔÅÉÏàÐŲ»¿ÉÄܹ«¿ªÖ±½ÓͬȺÖÚ£¬ÄÄÅÂͬÆäÏÈ·æ¶Ó½¨Á¢ÁªÏµ£¬ÓÚÊÇΪµÈ´ýÁ¼»ú¶øÎÞËùÊÂÊ¡£
¡¡¡¡1925ÄêÔ½·ÉÔÚÈËÃñίԱ»á¶ÔÎÒ˵¹ý£º¡°ÄúûÓÐÍêÈ«¿´Çåµ³ËùÔâÊܵÄÍÉ»¯¡£Æä¾ø´ó¶àÊý£¬ÖÁÉÙ¾ö¶¨ÐԵĶàÊýÈ«ÊǹÙÔ±£»±ÈÆðÉç»áÖ÷ÒåÀíÂÛÎÊÌâ»òÕß¹ú¼Ê¸ïÃüʼþ£¬ËûÃǸüΪ¹ØÐÄÈÎÃü¡¢½ú¼¶¡¢ºÃ´¦¡¢ÌØȨ¡£ËûÃÇÔÚÎÒÃǵÄÕþ²ßÖп´µ½µÄÊÇÌÆ¡¤¼ªÚµÂÐÐΪ¡£ËûÃÇËùÀí½âµÄÕþÖÎÏÖʵÖ÷Ò壨ËûÃÇÔÚÕýʽµÄ½²»°ÖаÑËüµÈͬÓÚÁÐÄþÖ÷Ò壩¾ÍÊǹØÐÄ×Ô¼ºµÄÀûÒæ¡£¡±ÎÒÏëÆðÁË¿ËÁÐ˹͢˹»ùÆÞ×Ó´Ó°ØÁÖ´«¹ýÀ´µÄ»°£º¡°Ó¦µ±Å×Æú·´¶ÔÅÉ£¬Ó¦µ±ÏíÊÜÉú»î¡£¡±
¡¡¡¡Ë¹´óÁÖ´Ó1923ÄêÒÔÀ´²»¶ÏÈ¡µÃµÄ³É¹¦Öð½¥Ê¹ËûÏàÐÅ£¬¿ÉÒÔÆÛÆ»òÕßÇ¿¼éÀúÊ·½ø³Ì¡£ÄªË¹¿ÆÉóÅÐÄËÊÇÕâÖÖÆÛƺÍÇ¿¼éÕþ²ßµÄ¶¥µã¡£Óë´Ëͬʱ£¬ËüÃÇÒ²¿ªÊ¼Á˶éÂäʱÆÚ¡£Ë¹´óÁÖ¿ªÊ¼Ã÷ÏԵظоõµ½Ëû½ÅϵĵػùÔÚ±ÀËúºÍÒƶ¯¡£Ã¿Ò»´ÎеÄÆÛƶ¼ÒªÇóË«±¶µÄÆÛÆÓèÒÔÖ§³Ö£¬Ã¿Ò»´ÎÇ¿¼é¶¼ÒªÀ©´ó±ØÒªµÄÊ©±©°ë¾¶¡£¿ªÊ¼ÁËÃ÷ÏÔµÄûÂäʱÆÚ£¬ÔÚ´ËÆÚ¼äÈÃÊÀ½ç¸Ðµ½³Ô¾ªµÄÓëÆä˵ÊÇÒâÖ¾ºÍ²»Çü²»Äӵľ«ÉñÁ¦Á¿£¬²»Èç˵ÊDZ°ÁÓµÄÖÇÁ¦ÊֶκÍÕþÖÎÊÖ·¨¡£ÀúÊ·½ø³Ì¼È²»ÄÜÆÛÆ£¬Ò²²»ÄÜÇ¿¼é¡£¿´À´ÉóÅа¸Õð¾ªÁËÕû¸öÃñÖ÷½ç£¬Ö»ÓÐÉÙÊýÖªÇéÈËÊ¿³ýÍâ¡£ËÒ²²»Àí½â£¬ÎªÊ²Ã´Òª¸ãÕâЩÉóÅа¸£¬ËÒ²²»ÏàÐÅ£¬À´×Ô·´¶ÔÅɵÄΣÏÕ¾¹ÓÐÕâô´ó¡£Ë¹´óÁÖÎÞÒÉûÓÐÔ¤¼ûµ½µÚÒ»´ÎÉóÅа¸¸øËû´øÀ´µÄºó¹û¡£Ëû±¾À´Ö¸ÍûÊÂÇé½ö½ö¾ÖÏÞÓÚÏûÃðËû×îÍ´ºÞµÄ¼¸¸ö¶ÔÊÖ£¬²¢¸øÓë¹úÍâµÄµÚËĹú¼ÊÒÔÖÂÃüµÄ´ò»÷¡£ÊµÖÊÉÏ£¬Õâ¾ÍÊÇËûµÄÖ÷ÒªÕþÖÎÄ¿µÄ¡£È»¶øËû×Ô¼ºÒ²Ã»ÓйÀ¼Æµ½´ò»÷µÄÁ¦Á¿¡£ËûµÄµ¶´¥µ½ÁËͳÖνײãµÄÉúÃüÏß¡£¹ÙÁÅÃÇÏÅ»µÁË£¬µ¨Õ½Ðľª¡£ËûÃǵÚÒ»´ÎÔÚ˹´óÁÖÉíÉÏ¿´µ½²»ÊÇƽµÈÈËȺÖеÄÊ×Á죬¶øÊÇÑÇϸÑDZ©¾ý¡¢³É¼ªË¼º¹£¬¾ÍÏñ²¼¹þÁÖÓиöʱºò³ÆºôËûµÄÄÇÑù¡£ÔÚËû±¾ÈËÒý·¢µÄÍÆÁ¦µÄ×÷ÓÃÏ£¬Ë¹´óÁÖ¿´µ½£¬¶ÔËÕά°£ºÍµ³¹ÙÁŵÄÀϽײãÀ´ËµËû²¢²»ÊDz»ÈÝ·´²µµÄȨÍþ£¨ËûÃǼǵÃËûµÄ¹ýÈ¥£¬µ¥ÒòÕâÒ»µã£¬ËûÃǾͲ»»á±»´ßÃߣ©¡£Ë¹´óÁÖÖ»ºÃÔÚСȦ×ÓÍâÓõ¶ÔÙ»Ò»¸ö°ë¾¶¸ü´óµÄͬÐÄÔ²¡£¿Ö¾åÓëÔÖÄÑͬ´¥¼°µÄÉúÃüÓëÊܵ½ÍþвµÄÀûÒæµÄÊýÁ¿Ò»ÆðÔö³¤¡£ÔÚÀϽײãÖÐËÒ²²»ÏàÐÅÖ¸¿Ø£¬ÔÚ¿Éŵľ«ÉñÕðµ´µÄÓ°ÏìÏÂËûÃÇ»¥Ïà̸ÂÛÕâÒ»ÇС£
¡¡¡¡¾¡¹ÜÓùú¼ÒÕþȨµÄÈ«²¿×ÊÔ´ºÍ×îм¼ÊõÎä×°ÆðÀ´µÄÒõÏÕÐÐΪÁ¦Á¿ÆĴ󣬴ÓÕûÌåÉÏ¿´ÄªË¹¿ÆÉóÅа¸ÈÔÈ»ÒÔÆä»ÄÃý¾øÂס¢¿¿Õû¸öÕþȨ֧³ÅµÄÑÛ¹â¶ÌdzµÄÈËÃǵĿñÏë¶øÁîÈ˳Ծª¡£ÉóÅа¸µÄÖ÷ÒªÖ¸¿Ø½þ͸Á˼«È¨Ö÷Òå°×³ÕµÄÆø棬ÕâÑù˵²¢²»Îª¹ý¡£
¡¡¡¡Ë¹´óÁÖÒÔÆ产ÈËÌýÎŵÄÉóÅа¸Ö¤Ã÷Á˱ÈËûËùÏëÖ¤Ã÷µÄ»¹Òª¶àµÄ¶«Î÷£¬×¼È·µã˵£¬ËûÖ¤Ã÷Á˲¢·ÇËûËùÏëÖ¤Ã÷µÄ¶«Î÷¡£Ëû½ÒʾÁË×Ô¼ºµÄ»¯Ñ§ÊµÑéÊÒÒÔ¼°ÆäËû¸÷ÖÖʵÑéÊÒ¡£ËûÆÈʹ150È˳ÐÈÏËûÃÇ´ÓÀ´Ã»Óз¸¹ýµÄ×ïÐС£¶ø×ÜÆðÀ´Ëµ£¬ÉóÅа¸±ä³ÉÁË˹´óÁÖµÄ×԰ס£
¡¡¡¡Ã÷ÈÊ˹»ùËÀÓÚ1934Äê5ÔÂ10ÈÕ¡£´ÎÈÕÂí¿ËÎ÷Ä·¡¤°¢ÁпËлҮάÆ桤±Ëʲ¿Æ·òÈ¥ÊÀ¡£¸ñ²®ÎÚµÄÊ×ÄÔÃ÷ÈÊ˹»ù²Î¼Ó¹ý¸÷ÖÖ·´¶ÔÅÉ£¬ÔøͬµÖÖÆÅÉÓÐÁªÏµ£¬Ôø¾ÈÈÖÔÓÚ·¨¹úµÄÎÞÕþ¸®¹¤ÍÅÖ÷Ò壬µÈµÈ¡£ÏÖÔÚËûÈÈÖÔÓÚÕòѹ»ú¹Ø¡£¶ÔËûÀ´Ëµ£¬³ýÁ˸ñ²®ÎÚʲô¶¼²»´æÔÚ¡£ËûûÓÐÈκζÀÁ¢Ë¼Ï롣Ϊʹ¸ñ²®ÎÚ»ú¹Ø˳ÀûÔËת£¬ÐèÒª¼á¶¨µØÖ§³ÖÕþȨ¡£ÔÚ¹úÄÚÕ½ÕùÆÚ¼äÓÐÒ»ÌìÃ÷ÈÊ˹»ùÔø¾¾¯¸æÎÒСÐÄ˹´óÁÖµÄÒõı¡£ÎÒÔÚ×Ô´«ÖÐ̸¹ý´ËÊ¡£ËûÖÒʵÓÚÈý¼ÝÂí³µ£¬ÄÇʱËü´¦ÓÚÁìµ¼µØλ¡£Èý¼ÝÂí³µ½âÌåºó£¬Ëûת¶øЧÖÒÓè˹´óÁÖ¡£
¡¡¡¡1927ÄêÇÄÇʱ¸ñ²®ÎÚ¸ÉÔ¤µ³ÄÚÒâ¼û·ÖÆ磬ÎÒÃÇÒ»ÅúÈË£¨¼¾ÅµÎ¬Ò²·ò¡¢¼ÓÃ×Äù·ò¡¢Ë¹Ã׶û¼Ó¡¢ÎÒ£¬ºÃÏñ»¹ÓÐʲôÈË£©°Ý·ÃÁËÃ÷ÈÊ˹»ù¡£ÎÒÃÇÒªÇóÃ÷ÈÊ˹»ù¸øÎÒÃÇ¿´ËûÔÚÖÐÑëίԱ»á»áÒéÉÏÐû¶ÁµÄÖ¤´Ê¡£Ëû²¢²»ÒþÂ÷Õâʵ¼ÊÉÏÊÇαÔìµÄ£¬µ«¶ÏÈ»¾Ü¾øÏòÎÒÃdzöʾ×Ô¼ºµÄÎļþ¡£ÎÒÎÊËû£º¡°Ã÷ÈÊ˹»ù£¬¼ÇµÃÂð£¬ÓÐÒ»´ÎÄúÔÚÎҵĿªÍùÄÏ·½Õ½ÏߵijµÏáÀï¶ÔÎÒ˵¹ý£¬Ë¹´óÁÖÔڸ㷴¶ÔÎÒµÄÒõı¡£¡±Ã÷ÈÊ˹»ù³ì³ùÆðÀ´¡£ÑǸê´ï½éÈëÁË£¬ÕâʱºòËûÊÇ˹´óÁÖ¶Ô¸ñ²®ÎÚÊ×ÁìµÄ¼à¶½Ô±¡£Ëû̽³ö×Ô¼ºµÄºüÀêͷ˵£º¡°²»¹ýÃ÷ÈÊ˹»ùͬ־¸ù±¾¾ÍûÓÐÈ¥ÄÏ·½Õ½Ïß¡£¡±ÎÒ´ò¶ÏÑǸê´ï˵£¬ÎÒ²»ÊÇͬËû£¬¶øÊÇͬÃ÷ÈÊ˹»ù˵»°£¬²¢Öظ´ÎÒµÄÎÊÌâ¡£ÓÚÊÇÃ÷ÈÊ˹»ù»Ø´ð˵£º¡°Êǵģ¬ÎÒÔø¾µ½ÄúµÄ¿ªÍùÄÏ·½Õ½ÏßµÄÁгµÈ¥¹ý£¬¾¯¸æ¹ýʲô£¬µ«ËƺõûÓеãÃû¡£¡±ËûµÄÁ³ÉÏÁ÷¶³öÃÎÓÎÕß³£ÓеÄÃÔãµÄЦÈÝ¡£ÎÒÃÇʲôҲûÓеõ½¾Í×ßÁË£¬¼ÓÃ×Äù·ò»¹ÁôÔÚÃ÷ÈÊ˹»ùÄÇÀï¡£ËûÃÇÓÐ×Ô¼ºµÄÕË¡£»¹ÔÚ²»ºÜ¾ÃÒÔÇ°£¬Ã÷ÈÊ˹»ùÔÚÈý¼ÝÂí³µÊôÏ£¬·´¶Ô·´¶ÔÅÉ·Ö×Ó¡£¼ÓÃ×Äù·òÎÊÃ÷ÈÊ˹»ù£º¡°ÄѵÀÄúÈÏΪ˹´óÁÖÒ»ÈËÄܹ»Áìµ¼¹ú¼Ò£¿¡±Ã÷ÈÊ˹»ùûÓÐÖ±½Ó»Ø´ð£º¡°¶øΪʲôÄúÈÃËû»ñµÃÕâô¿ÉŵÄÁ¦Á¿£¿¡ª¡ªËûÓÃÎÊÌâÀ´»Ø´ðÎÊÌ⡪¡ªÏÖÔÚΪʱÒÑÍí¡£¡±
¡¡¡¡¾ÝÑǸê´ï±¾È˵ÄÖ¤´Ê£¬ÔÚÉúÃüµÄ×îºó¼¸ÄêÃ÷ÈÊ˹»ù¾³£Éú²¡£¬ÓÉÑǸê´ïÖ÷³Ö¹¤×÷¡£ÑǸê´ï»¹ÔÚɳ»Êʱ´úÒѲμӲ¼¶ûʲά¿Ëµ³¡£µ«ÔÚµ³ÄÚÊǸö²»ÏÔÑÛµÄÈËÎï¡£1919ÄêËûÊǾüʵ³ÍŵÄÃØÊé¡£ÒÔÕâ¸öÉí·ÝÏòÎÒ±¨¸æ¹ýÁ½Èý´Î¡£ËûÊǸö·Ç³£ÈÏÕ桢ʮ·ÖÇ«¹§ºÍȫȻûÓиöÐÔµÄÈË¡£ÏûÊÝ£¬Á³³ÊÍÁÉ«£¨ËûÓзβ¡£©£¬¼ôµÃºÜ¶ÌµÄСºú×Ó£¬´©¸¥ÁÐÆæʽµÄÉÏÒ£¬¸øÈ˵ÄÓ¡ÏóÊǸöÇÚÃãµÄСÈËÎï¡£
¡¡¡¡ºóÀ´Ëûתµ½¸ñ²®ÎÚ¹¤×÷£¬ÔڽݶûÈÎ˹»ùÊÖÏ£¬½Ý¶ûÈÎ˹»ùÓÉÓÚ¸öÈ˹Øϵ×ÔÈ»ÔÚ×Ô¼ºÖÜΧ¼¯ÖÐÁËÒ»Åú²¨À¼ÈË¡£ÔÚ¸ñ²®ÎÚÑǸê´ïËƺõ¸ÉÀàËƾÖÎñίԱ»áÃØÊéµÄ¹¤×÷£¬Èç¹ûÎÒûÓиã´íµÄ»°£¬ÎÞÂÛÈçºÎËûÊǸöÈýÁ÷µÄÈËÎÔÚÕþȨµÄÍ·¼¸ÄêÎÒ´ÓÀ´Ã»ÓÐÌý˵¹ýËû¡£
¡¡¡¡Óм¸´ÎËûÅãÎÒÈ¥´òÁÔ£¬½è¿ÚÊDZ£»¤ÎÒ£¬ÎÒÈÏΪʵ¼ÊÉÏÊÇÒòΪËû·Ç³£Ï²»¶´òÁÔ¡£ÓÐÒ»´ÎÔÚÄàÌ¿ÕÓÔóµØ´òÁÔ£¬ÑǸê´ïÀ뿪ÁËÎÒ£¬ÎóÈëÁ˲»Ã°ÉúÃüΣÏÕ¾ÍÎÞ·¨°ÚÍѵľ³µØÆð³õ£¬Ëû³¤Ê±¼ä¾øÍûµØº°½Ð£¬È»ºó²»¶ÏµØ´òǹ¡£µ½ÕâʱºòÎÒÃDzŲÂÏëµ½ÊÂÇé²»Ã»ØÀ´°ïÖúËû¡£¼ÇµÃÔÚÔ®¾ÈÑǸê´ïÖгöÁ¦×î¶àµÄÊÇÎÚÀÂå·ò£¬ÔĪ˹¿Æ¾üÇø˾ÁºóÀ´ÊÇÑǸê´ïµÄÎþÉüÆ·Ö®Ò»¡£
¡¡¡¡×ܵÄÉè¼ÆºÍ±à¾ç¡¢¶Å׫µÄÒõı·Ö×Ӽƻ®£¬ËûÃÇÖмäµÄ½ÇÉ«·ÖÅ䣬ËùÓÐÕâÒ»Çм´Ê¹´Ó˾·¨Î±Ôì½Ç¶ÈÀ´¿´Ò²ÊÇ´Ö±©±°ÁÓµÄÍæÒâ¶ù¡£Ë¹´óÁÖ²úÉúÁË×ÔÔ¸Õй©µÄÏë·¨¡£ÕâÀﲢûÓÐÊÂÏÈÉè¼ÆºÃµÄ¼Æ»®¡£Öð²½ÊÕ¼¯Ê¹ÈËÇüÈèºÍ·ÅÆú¸öÈËÀûÒæµÄ·½·¨¡£Öð²½¼ÓǿѹÁ¦¡£ÕâÑù£¬Ëæ׿«È¨ÖƶÈѹÁ¦µÄÔö¼Ó¼¸ºõ×ÔÈ»¶øÈ»µØ³öÏÖÁË·´×ÔÈ»µÄ×ÔÔ¸Õй©»úÖÆ¡£Á˽âÄÚÇéÈËÊ¿¸æË߰ͶûÃ÷£¬±íÃæÉϸñ²®ÎÚÐíŵ¼¾ÅµÎ¬Ò²·ò°¸µÄ16Ãû±»¸æ±£´æËûÃǵÄÉúÃü£¬Èç¹ûËûÃÇ°´ÒªÇóÕй©µÄ»°£¬ÕâÑùÒ»À´£¬ËûÃǾÍÎþÉüÁË×Ô¼ºµÄÈÙÓþ£¬ÒÔʾÖÒÓÚµ³²¢Í¬ÍÐÂå´Ä»ùÖ÷Òå×÷¶·Õù¡£ÎªÁËʹËûÃÇÏàÐÅ£¬ÏòËûÃÇͨ±¨Á˹ØÓÚÇëÇóÉâÃâȨÀûµÄ·¨ÁÕâÊÇÔÚ¾ÙÐÐÉóÅÐÇ°5Ìì·¢²¼µÄ·¨Áî¡£
¡¡¡¡ÔÚ±»¸æÖмÓÃ×Äù·òÊÇ×î½÷É÷¶øÓÖºÃ˼Ë÷µÄÈË£¬¿´À´Ëû¶ÔÕâ¸ö²»Æ½µÈ½»Ò׵Ľá¹û±§¼«´óµÄ»³ÒÉ̬¶È¡£Á¬ËûÒ²³É°Ù´ÎµØ×ÔÎÊ£ºÄѵÀ˹´óÁÖÕæµÄ»á¾ö¶¨£¿Ë¹´óÁÖ¾ö¶¨ÁË¡£
¡¡¡¡1923ÄêµÄÍ·Á½¸öÔ£¬²¡ÖеÄÁÐÄþ´òËãͬ˹´óÁÖÕ¹¿ª¾ö¶¨ÐԵĶ·Õù¡£Ëûµ£ÐÄÎÒ»á×ö³öÈò½£¬3ÔÂ5ÈÕËû¾¯¸æÎÒ˵£º¡°Ë¹´óÁÖ»á¸ã³ó¶ñµÄÍ×У¬È»ºó¸ãÆÛÆ¡£¡±Õâ¸ö¹«Ê½Ôٺò»¹ýµØ¹éÄÉÁË˹´óÁÖµÄÕþÖÎÊÖ·¨£¬ÆäÖаüÀ¨¶Ô´ý16Ãû±»¸æÉÏ£ºËûͬËûÃǸ㡰Í×С±¡ª¡ªÍ¨¹ý¸ñ²®ÎÚµÄÕì²ìÔ±£¬È»ºóÆÛÆËûÃÇ¡ª¡ªÍ¨¹ý¹ô×ÓÊÖ¡£
¡¡¡¡Ë¹´óÁÖµÄÊÖ·¨¶Ô±»¸æÀ´Ëµ²¢·ÇÃØÃÜ¡£»¹ÔÚ1926Äê³õ£¬ÄÇʱ¼¾ÅµÎ¬Ò²·òºÍ¼ÓÃ×Äù·òÒѾͬ˹´óÁÖ¹«¿ª¾öÁÑ£¬×óÒí·´¶ÔÅÉÒéÂÛ£¬ÎÒÃÇ¿ÉÒÔͬ¶ÔÊÖÖеÄʲôÈ˽á³ÉÁªÃË£¬Ä·ÀÆõ¿Æ·ò˹»ù£¬¹úÄÚÕ½ÕùÖеÄÓ¢ÐÛÖ®Ò»£¬Ëµ¡°²»ÒªÍ¬ÈκÎÈË£º¼¾ÅµÎ¬Ò²·ò»áÌÓÅÜ£¬Ë¹´óÁÖ»áÆÛÆ¡±¡£Õâ¾ä»°²»¾Ã¾Í³ÉÁ˳ÉÓï¡£¼¾ÅµÎ¬Ò²·ò²»¾ÃͬÎÒÃǽá³ÉÁËÁªÃË£¬µ«ºóÀ´È·Êµ¡°ÌÓÅÜÁË¡±¡£¸úÔÚËûÖ®ºó¡°ÌÓÅܵġ±ÖÚÈËÖл¹ÓÐÄ·ÀÆõ¿Æ·ò˹»ù¡£¡°ÌÓÅÜÕß¡±ÊÔͼͬ˹´óÁÖµÞ½áÁªÃË¡£Ë¹´óÁÖÔò¸ã¡°³ó¶ñµÄÍ×С±£¬È»ºó¸ãÆÛÆ¡£±»¸æ¸ÉÁËÇüÈèÖ®¾Æ¡£ÔÚÕâÖ®ºóËûÃDZ»Ñºµ½Ç½Í·Ç¹±ÐÁË¡£
¡¡¡¡ÔÚ1923Äêµ³µÄµÚÊ®¶þ´Î´ú±í´ó»áÉÏ£¬Àϲ¼¶ûʲά¿Ë°ÂÐÂ˹»ù±íʾÁ˹ã´óµ³ÄÚÈËÊ¿¶Ô¡°Èý¼ÝÂí³µ¡±×¨ÕþµÄ²»Âú¡£Ë¹´óÁֻشðËû˵£¬°ÂÐÂ˹»ùÎÞ·¨°Ñ˹´óÁÖͬ¼¾ÅµÎ¬Ò²·ò¡¢¼ÓÃ×Äù·ò·Ö¿ª¡£¼¾ÅµÎ¬Ò²·òºÍ¼ÓÃ×Äù·òÔÚ±»¸æÈ˵Ä×îºó³ÂÊöÖÐÒ²Ðí¿ÉÒÔÌἰ˹´óÁÖµÄÕâÒ»ÉùÃ÷£¬µ«ÊÇͬ¸ñ²®ÎÚµÄж¨°þ¶áÁËËûÃÇÕâÖÖ°ØÀͼʽµÄÂú×ã¡£
¡¡¡¡¸ñ²®ÎÚµÄг¤¹ÙÒ¶Èô·ò²ÉÈ¡ÁËÑǸê´ï·¢Ã÷µÄÕâÒ»²ßÂÔ£¬²¢È¡µÃÁËͬÑùµÄ³É¹û¡£ÑǸê´ïµÄÃØÊé²¼Àŵ·ò×÷Ϊ϶¾Õß±»¾íÈëÁË1938Äê2ÔµÄÉóÅа¸£¬½á¹û±»Ç¹¾ö¡£²¼Àŵ·òÔøÊÜÃü°ÑÎÒºÍÎÒµÄÆÞ×Ó´ÓÖÐÑÇѺ½âµ½ÍÁ¶úÆ䣬ËûÒÔ´ËÔÚ˹´óÁÖÄÇÀïÎÅÃû¡£ÎªÔ®¾ÈÎÒµÄÁ½¸öÔÃØÊ飬л¶ûÄ·¿Ë˹ºÍ²¨×ÈÄÏ˹»ù£¬ÎÒÒªÇó·ÅËûÃÇÁ½ÈËÓëÎÒͬÐС£²¼Àŵ·òº¦ÅÂÔÚÍÁ¶úÆä±ß¾³´ó³³´óÄÖ£¬Ïë°ÑÒ»Çа²ÅŵÃÎÈÎȵ±µ±£¬ÓÚÊÇÔÚ·ÉϸøĪ˹¿ÆÅÄÁËÖ±´ïµç±¨¡£°ëСʱºóËû¸øÎÒËÍÀ´Ö±´ïµç±¨Ìõ£¬¿ËÀïÄ·ÁÖ¹¬´ðÓ¦ËæºóDzËͲ¨×ÈÄÏ˹»ùºÍл¶ûÄ·¿Ë˹À´¡£ÎÒ²»ÏàÐÅÕâÒ»µã¡£¡°Äú·´Õý»á¸ãÆÛƵġ£¡±¡ª¡ªÎÒ¶Ô²¼Àŵ·ò˵¡£¡°Èç¹ûÄÇÑù£¬Äú¾Í½ÐÎÒÏÂÁ÷¶«Î÷¡£¡±¡°ÄÇÒ²²»ÊǶà´óµÄο½å¡£¡±¡ª¡ªÎһشð˵¡£
¡¡¡¡1934Äê12ÔÂ1ÈÕ˹´óÁÖÔÚÁÐÄþ¸ñÀÕµÄ×ܶ½»ùÂå·òÔⰵɱ¡£ÒÔºóµÄÉóÅгÐÈÏ°µÉ±ÊÇÔÚ¸ñ²®ÎÚÌع¤µÄÖ±½ÓÁ쵼ϸù¾ÝÑǸê´ïµÄÖ±½ÓָʾʵʩµÄ¡£Ë¹´óÁÖÊÇ·ñÓÐÒâÎþÉü»ùÂå·òµÄÄÔ´üÒÔÍƶ¯¶Ô·´¶ÔÅɵÄÌÖ·¥£¬»òÕßÔÚ¿Û¶¯ÊÖǹ°â»ú֮ǰËûÔøÏëÖÆÖ¹¡¢ÖжÏËû±¾ÈË×éÖ¯µÄÒõı£¬¶¼ºÜÄÑ˵¡£ÏÖÔÚÒ²ÐíÖ»ÓÐ˹´óÁÖÒ»ÈËÖªµÀÊÂʵÕæÏ࣬ÒòΪËûµÄËùÓÐͬı¶¼±»¼°Ê±ÏûÃðÁË¡£
¡¡¡¡ÔÚ3ÔÂ9ÈյĻáÉÏÑǸê´ï³ÐÈÏ£¬Ëû¸ù¾ÝÍÐÂå´Ä»ùµÄָʾ·Ô¸ÀÔÚÁÐÄþ¸ñÀյIJ¿Ï¡°²»Òª×èÖ¹Õë¶Ô»ùÂå·òµÄ¿Ö²ÀÐж¯¡±¡£ÕâÖÖ·Ô¸ÀµÈÓÚÃüÁî×éÖ¯°µÉ±»ùÂå·ò¡£1934Äê12ÔÂ1ÈÕÎÒûÓÐÏëµ½¸ñ²®ÎÚ×éÖ¯Á˶ԻùÂå·òµÄʵ¼Ê°µÉ±£¬ÈÏΪĿµÄÊÇ×¼±¸Òõı£¬°Ñ·´¶ÔÅÉ·Ö×Ó¼ä½ÓÇ£Éæ½øÈ¥£¬¶øÔÚ×îºóʱ¿Ì»á½Ò´©°µÉ±ÐÐΪ¡£ÐèÒª´óÉù¹«²¼£¬Ëµ12Ãû¸ñ²®ÎڵĸºÔð¹ÙÔ±ÊÂÏÈÖªµÀ²ß»®¶Ô»ùÂå·òµÄ°µÉ±£¬¸ñ²®ÎÚµÄÊ׳¤ÃüÁîËûÃDz»Òª×èÖ¹°µÉ±£¬ÕâÒ²ÐíÊÇÒòΪ˹´óÁÖÎÞÂÛÈçºÎÐèÒªÖ¤Ã÷×Ô¼º²»ÔÚÏÖ³¡¡£Éϲã¹ÙÁÅÇÔÇÔ˽Ó˵¡°Ö÷ÈË¡±¿ªÊ¼ÍæŪÆäÇ×ÃÜͬʵÄÄÔ´üÁË¡£Ë¹´óÁַdz£ÐèÒª°ÚÍÑÑǸê´ï£¬ÔÚ×Ô¼ºÓëÑǸê´ïÖ®¼äÍÚ³öº¾¹µ£¬ÌîÉÏÑǸê´ïµÄʬÌå¡£ÕâÑù¾Í³öÏÖÁËÎþÉü×Ô¼º1ºÅͬʵıØÒªÐÔ¡£
¡¡¡¡Î¬ÐÁ˹»ùÔÚÆðËß´ÊÖаÑÑǸê´ïͬÃÀ¹ú±©Í½°¢¶û¿¨²¨ÄÚÏà±È£¬²¢²¹³ä˵£º¡°²»¹ý£¬Ð»ÌìлµØ£¬ÎÒÃDz»ÊÇÔÚÃÀ¹ú¡£¡±Î£ÏÕµÄÀà±È£¡°¢¶û¿¨²¨ÄÚÔÚÃÀ¹ú²»ÊÇÕþÖξ¯²ìµÄÊ×ÄÔ¡£¶øÑǸê´ïµ£Èθñ²®ÎÚÊ×ÄÔÒѾ10¶àÄêÁË£¬ËäÈ»ÓÃάÐÁ˹»ùµÄ»°Ëµ£¬ÑǸê´ïÊÇ¡°º§ÈËÌýÎÅ×ïÐеÄ×éÖ¯Õߺ͹ÄÎèÕß¡±¡£
¡¡¡¡ÒÔÈç´Ë·è¿ñµÄËÙ¶ÈÐ޸ĹýÈ¥ÀúÊ·£¬ÕâÒ²´Ý»ÙÁË×òÈÕµÄÍþÍû¡£¹Ù·½Ê·Ñ§¼Ò²¨¿ËÂÞ·ò˹»ùËÀºó±»Ðû²¼ÎªÈËÃñµÐÈË£¬ÒòΪËû¶Ô¶í¹ú¹ýÈ¥µÄÀúÊ·²»¹»×ðÖØ¡£¿ªÊ¼²»½öΪ¾ÉµÄÃñ×å°®¹úÖ÷Ò壬¶øÇÒҲΪ¾üÊ´«Í³»Ö¸´ÃûÓþ¡£¿ªÊ¼Ñо¿¶í¹ú¾üÊÂѧ˵£¬Îª°üÀ¨1914ÄêµÄ¶í¹úÕ½ÂÔ¼Ò»Ö¸´ÃûÓþ¡£²¨À¼Õ½ÕùÆÚ¼äÔÚ¾üÊÂÔÓÖ¾ÉϳöÏÖ´Ö±©µÄɳÎÄÖ÷ÒåÎÄÕ£¬°Ñ¡°²¨À¼ÈËÌìÉúµÄαÉÆ¡±Óë¡°´ó¶íÂÞ˹ÈËÕæ³ÏºÍ̹ÂÊÐÔ¸ñ¡±Ïà¶Ô±È¡£¸ù¾ÝÌرðÃüÁîÔÓÖ¾±»Í£¿¯£¬ÎÄÕÂ×÷Õß×ܲÎı²¿¾ü¹Ùɳ²¨Ê²Äá¿É·ò±»½â³ý¹¤×÷¡£ÏÖÔÚɳ²¨Ê²Äá¿Æ·òÊÇ×ܲÎı³¤£¬ÊÇΨһµÄÐÒÃâÓÚÄѵĹúÄÚÕ½ÕùʱÆÚµÄÀϾü¹Ù¡£Ö»ÓÐÕâÑùµÄÈËÄܹ»»îÏÂÀ´£¬Äܹ»ÊÊÓ¦£¬Äܹ»ÐÒÃ⣨ÌØÂÞÑïŵ·ò˹»ù¡¢Âõ˹»ù£©¡£
¡¡¡¡1927Ä꣬ÄÇʱÎÒÒѾ±»¿ª³ý³öÖÐÑëίԱ»á£¬¸Äдµ³Ê·µÄ¹¤×÷ÔÚÎÒÄÇʱ¹¤×÷µÄµ¥Î»£¨×âÈÃ×ܹÜÀí¾Ö£©Ò²ÔÚÈ«ËÙ½øÐУ¬Õâʱºò¾ÙÐÐÁËʮԸïÃüµÄ10ÖÜÄêÇìµä¡£ÎÒ×øÔÚ´óÌüÅԱߵÄÎҵİ칫ÊÒÀï¡£×÷ʮԱä¸ï±¨¸æµÄÊÇ×âÈÃ×ܹÜÀí¾ÖµÄ¹ÙÔ±§¬.£¬ËûÏñÐí¶àÈËÒ»Ñù£¨ÈçפÃÀ´óʹÌØÂÞÑïŵ·ò˹»ù¡¢×¤Ó¢´óʹÂõ˹»ùµÈµÈ£©£¬Ö»ÊÇÔÚ±ä¸ï¹ýºó¼¸Ä꣬ʤÀûÒÑÓгä·Ö±£Ö¤µÄÇé¿öϲÅÈëµ³µÄ¡£§¬.½²ÀúÊ·»¹²»Ïñ½ñÌìÕâôÀëÆ棺̸µÄÊÇ10ÖÜÄ꣬²»¹ý»¹ÊÇÈƹýÁËʮԱä¸ïÖÐ×îÖøÃûµÄÖ÷ÒªÁìµ¼È˵ÄÃû×Ö¡£§¬.±¾ÈËÓÐʵҵ¼Ò¡¢Êµ¼ù¼ÒµÄÉùÍû£¬µ«Í¬¸ïÃüºÁÎÞ¹Øϵ¡£ÎÒ²»½ûº¬Ð¦¸ôÃÅÌýËûµÄÕâÒ»ÁîÈ˳ԾªµÄ±¨¸æ¡£ÕâÒÔºóÓÖ¹ýÁË11Äê¡£ÔÚÕâЩÄêÍ·ÎÒÓлú»á¶à´ÎÔÚÊÕÒô»úÅÔÌýÕâЩÏÈÉúÃÇ×÷µÄ¹ØÓÚʮԸïÃüµÄ±¨¸æ£¬ÕâЩÏÈÉúÃÇÈçÉÏÃæÒѾÌáµ½µÄ¿ËÉ£µÂÂÞ·ò£¬ÔÚʮԸïÃüÆÚ¼äÊDz¼¶ûʲά¿ËµÄ²»µ÷ºÍ·´¶ÔÕߣ¬Ðí¶àÄêºóͬÔÚʤÀû¸ïÃüÖÐÉú³¤³öÀ´µÄйó×åºÍ½âÁË¡£
¡¡¡¡ËÕÁªÊ·ÊéÖÐÖ¸³ö£º
¡¡¡¡¡°10ÔÂ25¡ª26ÈÕÒ¹£¬¸ïÃü¹¤ÈË¡¢Ê¿±ø¡¢Ë®±øͨ¹ýÇ¿¹¥¶áÈ¡Á˶¬¹¬²¢´þ²¶ÁËÁÙʱÕþ¸®³ÉÔ±¡£¡±ÕâÊǶԵģ¬Ö»ÊÇûÓÐ˵½ø¹¥µÄÁìµ¼ÈËÊÇÏÖÔÚÒѾÏûʧµÄ°²¶«Åµ·ò¡ª°Â¸¥Éê¿ÂºÍ²¨µÂÎÖÒÁ˹»ù¡£
¡¡¡¡¡°ÔÚÈ«¶íËÕά°£µÚ¶þ´Î´ú±í´ó»áÉÏ×é³ÉÁ˵ÚÒ»½ìËÕά°£Õþ¸®¡¡ÁÐÄþµ±Ñ¡µÚÒ»½ìÈËÃñίԱ»áÖ÷ϯ¡£¡±ÕâÊǶԵģ¬²»¹ýÊ·Êé×ÔȻûÓÐÖ¸³ö£¬ÁÐÄþÔÚÖÐÑëίԱ»á»áÒéÉÏÌáÒéÓɾüʸïÃüίԱ»áÖ÷ϯ¡ª¡ªÍÐÂå´Ä»ùÀ´Áìµ¼ÈËÃñίԱ»á¡£Ö»ÊÇÓÉÓÚºóÕß¼á¾ö·´¶ÔÁÐÄþ²ÅÊÕ»Ø×Ô¼ºµÄÌáÒé¡£
¡¡¡¡ÎÒÃÇÔÝÇÒÔ®Òýµ½Õâ¶ùΪֹ¡£Çé¿öÊǷdz£Çå³þµÄ¡£Áìµ¼ÖÐÑëºÍµØ·½Ê®ÔÂÆðÒåµÄ²¼¶ûʲά¿Ëµ³Ë¾Á£¬¼¸ºõÍêÈ«±»ÏûÃð¡£ÐÒÃâµÄÖ»ÓÐÄÇЩ¼°Ê±×ÔÈ»ËÀÍöµÄÈË¡£Ë¹´óÁÖµÄÐÂ˾ÁÊÇÓɸù±¾Ã»ÓвμÓÎä×°ÆðÒå»ò´¦ÓÚ´ÎÒª¸ÚλµÄÈË×é³ÉµÄ¡£ÐÂÀúÊ·°Ñ²¼¶ûʲά¿Ëµ³µÄËùÓÐÁìÐä±ä³ÉÅÑͽ£¬¶ø°Ñ˹´óÁÖÏÖÔڵĸ±¹ÙÃǽÐ×÷¹úÄÚÕ½ÕùºÍʤÀûÆðÒåµÄ²Î¼ÓÕß¡£
¡¡¡¡Ê¿±øÔÚ·ÒÀ¼µÄÆðÒåÆð¹ý¾Þ´ó×÷Óã¬ÊÇÖÐÑëίԱ˹Ã׶û¼ÓÁìµ¼µÄ£¬µ«Ëû±»Ç¹±ÐÁË£»¿¦ÀÅÊ©ËþµÃÒªÈûµÄÆðÒåÊÇÀ˹¡¤¿Æ¶ûÄá¿Æ·òÖÐξÁìµ¼µÄ£¬µ«ËûÏûʧµÃÎÞÓ°ÎÞ×ÙÁË¡£Õ¼Áì±ËµÃ±£ÂÞÒªÈûÊDz¨µÂÎÖÒÁ˹»ùºÍ°²¶«Åµ·ò¡ª°Â¸¥É꿨Áìµ¼µÄ¡£µ«ËûÃÇÏûʧÁË¡£ÏÖ½ñ˹´óÁÖÔÚÁÐÄþ¸ñÀÕµÄ×ܶ½ÔÚÎÚÀ¶ûµÄÊ¿±øÖнøÐйý¹¤×÷£¬µ«ÔÚ10ÄêÇ°µ³ÄÚËÒ²²»ÖªµÀÈÕµ¤Åµ·òµÄÃû×Ö¡£¡°Ôڰ׶íÂÞ˹ҶÈô·òѵÁ·Ê¿±øȺÖÚ¾ÙÐÐÆðÒå¡£¡±µ±Ò¶Èô·ò1935ÄêµÇÉÏ´óÕþÖÎÎę̀µÄʱºò£¬ËÒ²²»Öª£¬µÀ´ËÈ˵ĴóÃû¡£
¡¡¡¡ÔÚ20ÄêÆڼ䣬¹ú¼ÒÉú»îµÄËùÓÐÁìÓò¶¼ÌôÑ¡×î½Ü³ö¡¢×îºÏÊÊ¡¢×îÄÚÐкÍÓвŸɵÄÈ˵£ÈÎ×îÖØÒªµÄÖ°Îñ¡£ËÕÁªµÄÍâ½»½çÎÞÒÉÊÇÒ»Åú¾«Ñ¡µÄÈ˲š£³ÏÈ»£¬ËûÃÇÓÐʱ²»¶®Íâ½»Éϵij¹æªϰ£¬µ«¶ÔÇé¿öÓй㷺Á˽⣬Êܹý¹ú¼Ê½ÌÓý£¬Á˽âÊÀ½çÖØÒª¹ú¼ÒµÄÊ׶¼¼°Æ䱨¿¯¡¢Õþµ³¡£ÏñÔ½·É¡¢À¿Æ·ò˹»ù¡¢ÆõÇÐÁÖ¡¢¿¨Àºº¡¢Àîάŵ·ò²»ÊÇÿÌ춼»á´ÓÌìÉϵôÏÂÀ´µÄ¡£
¡¡¡¡°Í¶ûÃ÷дµÀ£º¡°¼¸ºõÆõÇÐÁÖµÄËùÓÐͬʶ¼±»Ç¹±Ð»ò´þ²¶¶øÏûʧÁË¡£¡±ËÒ²²»ÖªµÀ£¬¿¨ÀººÎªÊ²Ã´ÔÚ21ÈË°¸¼þÎÜÏÝ֮ǰ¾Í±»ÃØÃÜǹ¾öÁË¡£ËûÔÚÅ®ÈËÖм䲻·¦³É¾Í£¬¾ÍÏñ°Í¶ûÃ÷Ëù˵µÄ£¬¡°Óиù¾ÝÈÏΪ£¬ËûÔÚÕâ¸öÁìÓò´¥¼°ÁË×ÜÊé¼ÇµÄÀûÒ棬×ÜÊé¼ÇÊDz»»áÍü¼Ç¡¢Ò²²»ÔÁÂÈκÎÈ˵ġ£¡±ÕâÊÇÍêÈ«¿ÉÄܵġ£ÕþÖα¨¸´ÊÇͬ˽È˱¨¸´²¢¼ç¶øÐеģ¬²¢ÇÒÍùÍùÊÇÇ°ÕßÑÚÊκóÕß¡£
¡¡¡¡¾üʲ¿ÃÅÔÚ¸ü´ó³Ì¶ÈÉÏÒ²ÊÇÈç´Ë£¬ÕâÀïÊÇÔÚ¹úÄÚÕ½ÕùµÄÕ½»ðÖнøÐÐÑ¡ÔñµÄ£¬¹úÄÚÕ½ÕùÖеÄʵ¼Ê¾ÑéÓÖ¼ÓÉϺóÀ´¶àÄêµÄÈÏÕæµÄÀíÂÛ¹¤×÷¡£Í¼¹þÇзò˹»ù¡¢Ò¶¸êÂÞ·ò¡¢¼ÓÂí¶ûÄá¿Ë¡¢ÑÅ»ù¶û¡¢ÎÚ²©ÁÐάÆæ¡¢¿Æ¶û¿Ë¡¢µÂ±ö¿Æ¡¢ÆÕÌØÄÉ¡¢°¢¶û¿Ë˹Äá˹µÈµÈ£¬ÕâЩÈËÊÇÍêÈ«ÒâÒåÉϵĺì¾üµÄ´óÄÔºÍÐÄÔà¡£
¡¡¡¡°Í¶ûÃ÷дµÀ£º¡°ÔÚ´ó¿ËÀïÄ·ÁÖ¹¬ÕÙ¿ªµÄ×î½üÒ»´ÎËÕά°£´ú±í´ó»áÉÏ£¬ÎÒ¿´µ½Ë¹´óÁÖΪͼ¹þÇзò˹»ùµÄ½²»°¹ÄÕÆ¡£µ±Í¼¹þÇзò˹»ù³öÏÖÔÚ½²Ì¨ÉÏʱ£¬Õû¸ö´óÌüÆðÁ¢ÒÔ±©·çÓê°ãµÄÕÆÉù»¶ÓËû¡£Õâ¸ö»¶ºôÉùÓëÆäËûµÄ»¶ºôÉù²»Í¬£¬ÓÐÁ¦¶øÓÖÕæ³Ï¡£¡±Ë¹´óÁÖÎÞÒɺܺõرæ±ð³öÁËÕâÖÖ»¶ºôµÄζµÀ£¬ÊýÄêºóÏòͼ¹þÇзò˹»ùÖ¸³ö²¢¸æËßÁËËû¡£
¡¡¡¡1927Ä꿪³ý·´¶ÔÅɵÄʱºò£¬ºìÉ«½«¾üÊ©ÃÜÌØ´ÓÎÚ¿ËÀ¼À´µ½ÄªË¹¿Æ£¬ÔÚ¿ËÀïÄ·ÁÖ¹¬»á¼û˹´óÁÖʱÎêÈèËû£¬ÉõÖÁ×ö³öÑù×Ó£¬Òª°Î³öÍ䵶¸îµô×ÜÊé¼ÇµÄºú×Ó¡¡Ë¹´óÁÖÌý×ÅÕâÒ»ÇУ¬±£³ÖÀä¾²£¬µ«Á³É«²Ô°×£¬½ô±Õ×ì´½£¬Ìý×ÅÔõÑù°ÑËû½Ð×÷¶ñ¹÷£¬10ÄêºóÎÞÒÉ»¹¼ÇµÃÕâÒ»¡°¿Ö²ÀÖ÷Ò塱Íþв¡£µÂÃ×ÌØÀʩÃ×ÌØÏûʧÁË£¬Ö¸¿ØËû¸ã¿Ö²ÀÖ÷Òå¡£°Í¶ûÃ÷½«´ËʸæËßÁËά¿Ë¶à¡¤Ð»¶ûÈÕ¡£
¡¡¡¡1927Ä꣬˹´óÁÖÔڸ߼ÓË÷µÄÀÏͬ־Ã×»ùÍ߸æËßÎÒͬ˹´óÁÖÔÚ¿ËÀïÄ·ÁÖ¹¬µÄ̸»°Çé¿ö¡£Ã×»ùÍßÊÔͼ˵·þ¶Ô»°Õߣ¬ÐèҪͬ·´¶ÔÅÉ´ï³ÉijÖֺͽ⣬·ñÔòµ³½«»á¾ÊÜÒ»´ÎÓÖÒ»´ÎµÄÕðµ´¡£Ë¹´óÁÖĬĬµØÌý×Å£¬ÏÔÈ»²»ÔÞͬ£¬ÔÚ·¿¼äÀïÀ´»Ø×߶¯£¬È»ºó×ßµ½¶ÔÃæµÄ½ÇÂ䣬ĬĬµØ×ßÏòÃ×»ùÍߣ¬ËƺõͦһͦÉí×Ó£¬õÚÆð½Å¸ú£¬¾ÙÆðÒ»Ö»ÊÖ£º¡°Ó¦µ±·ÛËéËûÃÇ¡£¡±¡ª¡ªËûÓõͳÁµÄÉùÒô˵µÀ¡£¡°ËûÊÇÒ»¸ö¿ÉŵÄÈË¡£¡±¡ª¡ªÃ×»ùÍß˵¡£
¡¡¡¡Ë¹´óÁÖǹ±ÐÁË·üÂÞÏ£Âå·òµÄ4Ãû¸±ÊÖ£¬Ëû×îÇ×ÃܵÄͬÊ£¬×î½ü¼¸ÄêËû×îÐÅÈεÄÈË¡£ÕâÔõôÀí½â£¿Ò²ÐíÊÇËæ׏ÙÁż°Æä»ú¹Ø×÷ÓõÄÔö³¤£¬·üÂÞÏ£Âå·ò¿ªÊ¼±íÏÖ³ö¶Ô˹´óÁֵĶÀÁ¢ÐÔ¡£·Ç³£¿ÉÄÜ£¬·üÂÞÏ£Âå·òµÄÃÜÓÑÔÚËËÓÁËý¡£¾üÊ»ú¹ØÒªÇóÑϸñ£¬ÓÖÊÇι²»±¥µÄ£¬ÍùÍùÔâÊÜÕþÖμҺÍÎÄÖ°ÈËÔ±Ëù¼ÓµÄ¸÷ÖÖÏÞÖÆ¡£Ë¹´óÁÖÔ¤¼ûµ½Í¬Ç¿´óµÄ¾üÊ»ú¹ØµÄĦ²ÁºÍ³åÍ»¿ÉÄÜ·¢Õ¹£¬¾ö¶¨È÷üÂÞÏ£Âå·ò´ôÔڸôôµÄµØ·½¡£Ëûͨ¹ý¸ñ²®ÎÚ£¬¼´Ò¶Èô·ò£¬±³×Å·üÂÞÏ£Âå·òΪËûµÄÇ×ÃÜͬÊÂÃÇ×¼±¸Á˽ÊË÷£¬Ò²²»Í¨ÖªËû£¬ÔÚ×îºóʱ¿ÌÆÈʹËû×÷³öÑ¡Ôñ¡£ÏÔÈ»£¬·üÂÞÏ£Âå·ò³öÂôÁËËùÓÐ×Ô¼ºµÄÇ×ÃÜͬʺÍÖ¸»ÓÔ±Öеľ«Ó¢£¬ÕâÒÔºó¾Í³ÉÁËÔÙÒ²ÎÞÁ¦¶Ô¿¹Ë¹´óÁÖµÄÐÄÆø¾ÚÉ¥µÄÈËÎï¡£Õâ4Ãû¸±ÊÖʵ¼ÊÉÏÊǺì¾ü½º£¿Õ¾üµÄÁìµ¼È˺͹ÄÎèÕߣ¬ËûÃDZ»Ç¹±Ðºó£¬·üÂÞÏ£Âå·òÔÚ¾ü¶ÓÄÚËùÓжàÉÙÓÐ˼ÏëµÄÈËÐÄÄ¿ÖÐÒѾÉùÃûÀǽåÁË¡£
¡¡¡¡°Í¶ûÃ÷¾Í±»Ç¹±ÐµÄºì¾ü½«ÁìдµÀ£º¡°ÎÒ¿ÉÒÔÍêÈ«Çඨ£¬ÕâЩÈËÎÞ±ÈÖÒÓÚËÕά°£×æ¹ú£¬ËûÃǶàÄêÀ´ÑµÁ·Á˺ì¾ü£¬ÒÔÓ½Ó×î½üÔÚ²¨À¼¡¢ÉÔºóͬµÂ¹ú½øÐеľö¶¨ÐÔÕ½¶·£¬ËûÃÇÔÚÐÄÀíÉϲ»»á£¬Êµ¼ÊÉϲ»¿ÉÄÜ£¨Ã»ÓÐÁ¦Á¿£©È¥×öÔâµ½Ö¸¿ØµÄ×ïÐС£Ç׵¡¢Òõı¡¢Í¬µÂ¹ú·¨Î÷˹ÁªÏµ¡¢³öÂô¾üÊÂÃØÃܵÈÖ¸¿ØÖ»²»¹ýÊDZ©Â¶Æä±àÖÆÕßµÀµÂˮƽµÄºú×÷·ÇΪ¶øÒÑ¡£¡±
¡¡¡¡¶Ôºì¾üÓÅÐãÖ¸»ÓԱûÓоÙÐÐÈκÎÉóÅУ¬ÄÄÅÂÊÇÃØÃÜÉóÅС£Ë¹´óÁÖÕòѹËûÃǵÄ×ö·¨¾ÍÏñ1934Äê6ÔÂÏ£ÌØÀÕÕòѹÂÞÄ·µÈÈËÒ»Ñù¡£Ö»ÊÇÔÚ´¦ÖÃÖ®ºó£¬ÁíÍâ8Ãû½«¾ü£¨²¼ÇíÄᡤ²¼ÁøºÕ¶û¡¢É³²¨Ê²Äá¿Æ·òµÈ£©²ÅÊÕµ½ÏֳɵÄÅоöÊ飬ÃüÁîËûÃÇÔÚÉÏÃæÇ©×Ö¡£Ä¿µÄÊÇɱµôÒ»Åú£¬°Ü»µÁíÒ»ÅúµÄÃûÉù¡£ÕâÍêÈ«ÊÇ˹´óÁÖµÄ×÷·ç¡£Ëùν×î¸ß·¨Í¥µÄÅоöÊ飨¡¶ÕæÀí±¨¡·1937Äê6ÔÂ12ÈÕ£©Ö¸¿Ø½«¾üÃÇ¡°²»¶Ï¡±ÏòµÐ¹ú¡°Ìṩµý±¨¡±£¬²¢¡°´òËãÔÚ½ø¹¥ËÕÁªµÄʱºò´Ùʹºì¾üʧ°Ü¡±¡£
¡¡¡¡ÔÚ1938Äê2ÔµÄÉóÅа¸ÖУ¬¼´Ç¹±Ð½«¾üÃÇ8¸öÔºó£¬Ð·¨Í¥Ò²Ë³±ã¶ÔËûÃǽøÐÐÉóÅУ¬·¨Í¥Íü¼ÇÏû³ý¹ØÓÚËûÃÇ´Óʼäµý¹¤×÷µÄ¹ýÓÚÀëÆæµÄÖ¸¿Ø£¬Ö¸ÔðËûÃÇ×¼±¸¾üÊÂÕþ±ä¡£½«¾üÃǺ´ÎÀÁ˺ì¾ü£¬µÖÖÆÁ˸ñ²®ÎÚʹ֮Íß½âÐо¶¡£ËûÃǺ´ÎÀÁ˹ú·ÀµÄÀûÒæ¡£
¡¡¡¡ÊÇ·ñÕæµÄÓоüÊÂÒõı£¿ÎÊÌâÈ¡¾öÓÚʲô½Ð×÷Òõı¡£Ã¿Ò»¸ö²»Âú£¬²»ÂúÕßÖ®¼äµÄÿһ´Î½Ó½ü£¬ÅúÆÀºÍÒéÂÛÔõô°ì£¬ÈçºÎÖÆÖ¹Õþ¸®µÄÓк¦Õþ²ß£¬ÕâÒ»ÇжÔ˹´óÁÖÀ´Ëµ¶¼ÊÇÒõı¡¡ÔÚ¼«È¨ÖƶÈÏ£¬ºÁÎÞÒÉÎÊÈκη´¶ÔÅɶ¼ÊÇÒõıµÄÃÈÑ¿¡£È»¶øºì¾üÁìÐäÃǵÄÒéÂÛ¡¢ÐÉÌ¡¢¼Æ»®µ½µ××߶àÔ¶ÁË£¿ËûÃÇÈ«Ìå»òÕ߶àÊýͬÇéÓÒÒí·´¶ÔÅÉ£¬ÒòΪũÃñµÄ²»ÂúÔÚ¾ü¶ÓÖÐÓÐÖ±½ÓµÄ·´Ó¦¡£
¡¡¡¡Å©ÒµÊÇ3/4¾ÓÃñµÄÉú´æÀ´Ô´£¬¶øÔÚ1929Ä꣬¼´Õ½ºóÊÕ³ÉÁ¼ºÃµÄÒ»Ä꣬ũ³¡»ñµÃ¹úÃñÊÕÈëµÄ1/8¡£ÓÉÓÚÅ©Ãñ¶ÔÇ¿Æȼ¯Ì廯µÄ²»ÂúÔÚ¾üÄÚÓÐÖ±½Ó·´Ó¦£¬Òò´Ë²»ÑÔ¶øÓ÷£¬ÓÒÒí·´¶ÔÅÉÁìÐäÓë¾ü¶ÓÁìÐäÖ®¼äµÄÁªÏµ£¬¶Ô˹´óÁÖÀ´Ëµ¾ÍÊÇÖ±½ÓΣÏÕ£¬¾¡¹ÜÕâÖÖÁªÏµ½ö½ö±íÏÖΪÕþÖÎͬÇé¡£¾ü¶ÓÊ׳¤Óë¿ËÀïÄ·ÁÖ¹¬£¬×¼È·µã˵£¬Óë˹´óÁÖÖ®¼äµÄ·ÖÆ磬ÔÚ1932¡ª1938Äê±äµÃÌرð¼âÈñ£¬ÒòΪÕâʱºòÇ¿Æȼ¯Ì廯µÄºó¹û¾ßÓÐÌرðΣÏÕµÄÐÔÖÊ¡£
¡¡¡¡Ö»ÓÐÔºì¾ü¾ü¹Ù¸êÁ¬±¤µÄÖø×÷ÉîÐÅͼ¹þÇзò˹»ù¡¢¼ÓÂí¶ûÄá¿ËµÈÈËȷʵ²Î¼ÓÁËÒõı¡£°´ÕÕ¸êÁ¬±¤µÄ˵·¨£¬ËûÃÇ°ÑÍƷ˹´óÁÖÕþȨ¿´×÷ÊÇÕü¾È¹ú·ÀÄÜÁ¦µÄΨһ°ì·¨¡£¸êÁ¬±¤µÄÖ¤¾Ý·Ç³£¿¿²»×¡£¬ÓëÆä˵Êǽ¨Á¢ÔÚijÖֿ͹ÛÊÂʵÉϵģ¬²»Èç˵Êǽ¨Á¢ÔÚÐÄÀíÍƲâÉϵġ£
¡¡¡¡É³»ÊÕþ¸®ÔÚÕ½ÕùÆÚ¼äÒÔÅѹú×ï´þ²¶Á˹ú·À´ó³¼¡£Ã˹úÍâ½»¼Ò¶ÔÈø¶«Åµ·ò˵£ºÄãÃǵÄÕþ¸®ÔÚÕ½ÕùÆÚ¼ä¸ÒÓÚ´þ²¶×Ô¼ºµÄ¹ú·À´ó³¼£¬ËµÃ÷ËüÊÇÇ¿ÓÐÁ¦µÄÕþ¸®¡£Êµ¼ÊÉÏÇ¿ÓÐÁ¦µÄÕþ¸®´¦ÓÚ±ÀÀ£µÄǰϦ¡£ËÕÁªÕþ¸®²»½ö´þ²¶ºÍǹ±ÐÁËʵ¼ÊÉϵĹú·À²¿³¤Í¼¹þÇзò˹»ù£¬¶øÇÒÏûÃðÁ˽º£¿ÕµÄÈ«²¿ÀÏÖ¸»ÓÔ±¡£ÔÚÓùÓñ¨¿¯¼ÇÕߵİïÖúÏ£¬ÄªË¹¿Æ¶àÄêÀ´²»¶ÏÆÛÆÊÀ½çÓßÂÛ¡£ÓùÓüÇÕßÈÏΪ£¬ÓÉÓÚÇåÏ´£¬Ë¹´óÁÖÕþ¸®±ÈÈκÎʱºò¶¼¸ü¼Ó¼áÈçÅÍʯÁË¡£
¡¡¡¡ÔÚ1936Äê×¼±¸´ó¹æÄ£ÇåÏ´µÄͬʱ£¬Ë¹´óÁÖÌá³öÐÂÏÜ·¨ÊÇÊÀ½çÉÏ×îÃñÖ÷µÄÏÜ·¨µÄÏë·¨¡£ÎÖ¶ûÌ©¡¤¶ÅÀ¼Ìᡢ·Òס¤·ÑÉáÖ®Á÷²»Ï§¿Úˮ̸ÂÛÕâÃñÖ÷мÍÔª¡£Î§ÈÆÏÜ·¨ÏÆÆðµÄÎÞ³ÜÐúÄÖ£¬ÆäÖ÷ҪĿµÄÊÇÕùÈ¡ÊÀ½çµÄÃñÖ÷ÓßÂÛ£¬²¢ÔÚÕâ¸ö±³¾°Ï°ѷ´¶ÔÅÉ×÷Ϊ·¨Î÷˹´úÀíÈËÓèÒÔÏûÃð¡£
¡¡¡¡1933Äê3ÔÂ7ÈÕ£¬Õýµ±·¨¹úÆÈÇÐÑ°ÇóͬĪ˹¿Æ½Ó½üµÄʱºò£¬·¨¹ú¡¶Ê±±¨¡·±§Ô¹Ëµ£¬ÊÀ½çÏ°¹ßÓÚ°´ÕÕ¡°ÍÐÂå´Ä»ùµÄ¡±ÃèÊöÀ´¿´Ë¹´óÁÖ£¬¼´±Èʵ¼ÊÉÏÒª»µµÄ¶à¡£ÏÖÔÚ£¬ÔÚһϵÁÐĪ˹¿ÆÉóÅкÍһϵÁнÒ¶֮ºó£¬ÔÚ˹´óÁÖͬϣÌØÀÕ½áÃ˺ʹݻٲ¨À¼Ö®ºó£¬Ðí¶àÈËÒ²ÐíÒÑÇãÏòÓÚ³ÐÈÏ¡°ÍÐÂå´Ä»ùµÄ¡±ÃèÊö·Ç³£½Ó½üÏÖʵ¡£
¡¡¡¡ÔÚ×¼±¸×îÃñÖ÷µÄÏÜ·¨µÄͬʱ£¬¾Ù°ìÁËһϵÁÐÑç»á£¬´ó̸ÐÒ¸£Éú»î£¬Ë¹´óÁÖÔÚÕâÀïͬÄÐÅ®¹¤ÈË»òÕßͬϥÉÏЦ×ŵÄÓ¤¶ùºÏÓ°¡£¡°ÏÔÈ»ÔÚ×¼±¸Ê²Ã´¿ÉÅÂ֮ʡ£¡±¡ª¡ªÁ˽â¿ËÀïÄ·ÁÖ¹¬»úÖƵÄÈËʿ˵µÀ¡£
¡¡¡¡ÔÚ¹¤»áÕùÂÛÆڼ䣬¾üÊÂѧԺµÄ300ÃûѧԱ¡¢¹²²úµ³Ô±ÖУ¬13ÈËͶƱÔÞ³ÉÍÐÂå´Ä»ùµÄ¾öÒé°¸£¬32ÈËÔÞͬÁÐÄþµÄ¾öÒé°¸£¬250ÈËÔÞͬ¹¤ÈË·´¶ÔÅÉ¡£ÕâЩÊý×Ö²»½ö±íÃ÷µ³ÄÚµÄÑÏÖز»Âú£¬Ò²Õ¹Ê¾Á˵³ÄÚ³äÂúÁË×ÔÓÉ¡£Õû¸ö¾üÊÂѧԺÊÇÓɺìÉ«¾ü¹Ù¼´×îÊؼÍÂɵÄÈËÃÇ×é³ÉµÄ£¬È»¶øÆä¾ø´ó¶àÊýÈËͶµÄƱ¼È·´¶Ô¾üÊÂίԱ£¬Ò²·´¶ÔÕþ¸®£¬µ«²¢²»µ£ÐÄÕâÑùͶƱ»áÓ°ÏìËûÃÇÒÔºóµÄÃüÔË¡£
¡¡¡¡ÓÐÒ»Àà¼ÇÕߣ¬ÄªË¹¿Æ¼ÇÕß²»¶ÏÖظ´Ëµ£¬ÇåÏ´µÄ½á¹ûËÕÁª±ÈÈκÎʱºò¶¼¸ü¼Ó¼áÈçÅÍʯÁË¡£²»¹ý¹ØÓÚ¼áÈçÅÍʯ£¬ÕâЩÏÈÉúÃÇÔÚÇåÏ´Ç°¾Í˵¹ýÁË¡£ÁíÒ»·½Ã棬ûÓÐÒ»¸öÍ·ÄÔ½¡È«µÄÈË»áÏàÐÅ£¬µ³¡¢ËÕά°£»ú¹Ø¡¢ºì¾ü¡¢Íâ½»¼ÒµÄ×îÖØÒªµÄ´ú±í»áÊÇÍâ¹úµÄ¼éϸ£¬¶ø²»ÊÇÄÚ²¿²»ÂúµÄ±í´ïÕß¡£ÇåÏ´ÊÇÄÚ²¿µÄÖز¡´ÙʹµÄ£¬Èç¹û²»¼°Ê±³ýÈ¥£¬ÄÇô¹ýÒ»¶Îʱ¼äºó²¡Çé»á¼Ó±¶·¢×÷¡£
¡¡¡¡ÔÚ×îΣ¼±µÄʱ¿Ì£¬ÖÐÑëίԱ»á¾ö¶¨¿ªÕ¹ÕÐÊÕµ³Ô±Ô˶¯¡£Ïë·¨ÊǺõġ£ÎÒÃǹ«¿ª³ÐÈÏ£¬¹²²úµ³Ô±Óиü´ó¿ÉÄܱ»Ç¹±ÐºÍµõËÀ£¬¶ø²»ÊÇ×øÔÚËÕά°£ÐÐÕþ»ú¹ØÉý¹Ù·¢²Æ£¬Õâʱºò×ßµ½ÎÒÃÇÕâ¶ùÀ´µÄÈ˾ͻáÊÇÕæ³ÏµÄ¡£
¡¡¡¡ÔÚ×¼±¸Î´À´µÄÉóÅа¸µÄͬʱ£¬¿ËÀïÄ·ÁÖ¹¬Õþ¸®Á¦ÇóÔÚ¹úÁª³ÉÁ¢·´¶Ô¿Ö²À·Ö×ӵķ¨Í¥¡£Ä¿µÄÊǽèĪ˹¿ÆÉóÅÐÖ¤Ã÷ÎÒÊÇËÕÁª¿Ö²À°¸µÄÖ÷½Ç£¬´ïµ½°ÑÎÒÒý¶É¸ø¸ñ²®ÎÚµÄÄ¿µÄ¡£1938Äê3ÔÂ31ÈÕ£¬ÎÒÖÂÐŹúÁªÃØÊé´¦£¬Ö¤Ã÷ÔÚÅ·ÖÞ¸÷¹ú·¢ÉúµÄһϵÁаµÉ±Ê¼þÊǸñ²®ÎÚµÄÌع¤¸ÉµÄ£¬ÕâЩÌع¤Ö±½Ó´ÓÊôÓÚ˹´óÁÖ¡£¡°½èÖúÓÚÎļþ¡¢Ö¤´ÊºÍÎ޿ɱ粵µÄÕþÖÎÂ۾ݣ¬ÎÒÖ¤Ã÷¹«ÖÚÓßÂÛÔç¾ÍÎÞ¿ÉÖÃÒɵĶ«Î÷£¬Õâ¾ÍÊÇÕâ»ï×ï·¸µÄÍ·Ä¿ÊÇ˹´óÁÖ£¬ËÕÁªÈ«ÁªÃ˹²²úµ³×ÜÊé¼Ç¡£¡±ÔÚ½áÊøµÄʱºòÎÒ±íʾһ¸öÏ£Íû£¬Àîάŵ·òÕâλÍçÇ¿¼á³Ö±ØÐëÒý¶É¿Ö²À·Ö×ÓµÄÈË£¬²»¾Ü¾ø·¢»Ó×Ô¼ºµÄÓ°Ï죬°ÑÉÏÊöԼɪ·ò¡¤Ë¹´óÁÖËͽ»¹úÁªµÄ·¨Í¥´¦Öá£ÎÒ²»Ïò¶ÁÕßÒþÂ÷£¬ÎÒµÄÌáÒéºÁÎÞ³ÉЧ¡£²¢ÇÒ¼ÄÓè¹úÁªµÄÆäËûÏ£ÍûÒ²²¢²»ºÃһЩ¡£
¡¡¡¡ÄªË¹¿ÆµÄһϵÁÐÉóÅеóöµÄ½á¹ûÊÇ£¬ÁÐÄþÉúÇ°µÄÕþÖξ֣¬¼´µ³ºÍ¹ú¼ÒµÄ×î¸ß»ú¹Ø£¬Æä10ÃûίԱ£¬³ýÁË˹´óÁֺͼ°Ê±È¥ÊÀµÄÁÐÄþ£¬¶¼ÊÇÍâ¹úµÄ¼äµý¡£Áìµ¼ºì¾üµÄÊÇÅÑͽÍÐÂå´Ä»ù¡¢Í¼¹þÇзò˹»ù¡¢Ò¶¸êÂÞ·ò¡¢ÑÅ»ù¶û¡¢ÎÚ²©ÁÐάÆæ¡¢¼ÓÂí¶ûÄá¿Ë¡¢ÄÂÀÂå·ò¡¢º£¾üÉϽ«°Â¶ûÂå·ò£¬µÈµÈ¡£ËÕÁªÖØÒªµÄÍâ½»¼ÒÀ¿Æ·ò˹»ù¡¢Ë÷¿Æ¶ûÄá¿Æ·ò¡¢¿ËÁÐ˹͢˹»ù¡¢¿¨Àºº¡¢ÓÈÁÐÄù·ò¡¢²©¸êĪÂå·òµÈ¶¼ÊÇÈËÃñµÐÈË¡£Áìµ¼¹¤Òµ¡¢Ìú·ºÍ²ÆÕþµÄÊǵ¡¹¤µÄ×éÖ¯ÕßƤ´ï¿É·ò¡¢Ð»Áв¼ÀïÑÇ¿Æ·ò¡¢Ë¹Ã׶ûŵ·ò¡¢Àï·òÏ£×È¡¢¸ñÁֿƵÈÈË¡£¹²²ú¹ú¼ÊµÄÁìµ¼ÒâÍâÂäÈë·¨Î÷˹¼éϸ¼¾ÅµÎ¬Ò²·ò¡¢²¼¹þÁÖ¡¢ÀµÒ¿ËÖ®ÊÖ¡£
¡¡¡¡¸ù¾ÝǧÀïÖ®ÍâµÄÍÐÂå´Ä»ùµÄÃüÁÕþ¸®Ê×ÄÔÀî¿É·òºÍ¶àÊýÈËÃñίԱ¡ª¡ª¼ÓÃ×Äù·ò¡¢Â³×æËþ¿Ë¡¢Ñſ·òÁзò¡¢ÂÞÉ»ô¶û´Ä¡¢Çжûŵ·ò¡¢ÒÁ·²Åµ·ò¡¢°ÂÐÂ˹»ùµÈµÈ³ÉÁËÍâ¹ú¼äµý¡£
¡¡¡¡30¸öËÕά°£¹²ºÍ¹úÊ×ÄÔ¡¢×î½ü10ÄêµÄ¸ñ²®ÎÚÁìµ¼ÈË£¬²¼¶ûʲάÖ÷ÒåÔÚ35Äê¼äÍƳöµÄ×î½Ü³öµÄ¹¤È˸ïÃü¼Ò£¨ÍÐķ˹»ù¡¢Ò¶·ò¶à»ùĪ·ò¡¢Ë¹Ã׶ûŵ·ò¡¢ÄÂÀÆæ¿Æ·ò˹»ù£©£¬¶í¹úËÕά°£¹²ºÍ¹úµÄÕþ¸®³ÉÔ±£¨ËûÃÇÈ«¶¼²Î¼ÓÁË·´¶ÔËÕά°£ÕþȨµÄÒõı£¬¶øÄÇʱºòÕþȨÕÆÎÕÔÚËûÃÇÊÖÀ¶¼Ò»ÎÞÀýÍâµØ³ÉÁ˵۹úÖ÷Òå´úÀíÈË¡£×îºó£¬Ö÷¹ÜÕþ¸®Ê×ÄÔÉúÃüºÍ½¡¿µµÄ¹¤×÷½»¸øÁËͶ¶¾Õß¡£¹ú¼Ò×î¸ß±£ÎÀ»ú¹Ø½»¸øÁËÕþÖξ¯²ìÊ×ÄÔÑǸê´ï£¬¶øËûÈ´ÊÇÒ»ÇÐ×ïÐеÄ×éÖ¯Õß¡£ÔÚÕâ·ùͼ»ÉÏÓ¦µ±Ç©ÉÏ´óʦµÄÃû×Ö£ºÔ¼Éª·ò¡¤Ë¹´óÁÖ¡£
¡¡¡¡Ö£Òì·²Òë×ÔÍÐÂå´Ä»ù¡¶Ë¹´óÁÖ¡·£¬ÄªË¹¿ÆµØÇò³ö°æÉç1996Äê¶íÎÄ°æ¡£
¡¡¡¡ÔØÓÚwww.magister.msk.ru/library/trotsky/trotl031.htm
[1]ÔÎÄΪ1734Ä꣬ÒÉΪ¿¯Î󡣡ª¡ªÒëÕß×¢
¡¡¡¡ |
陈独秀《为西南大学经费事致章士钊函》（1920年5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为西南大学经费事致章士钊函
陈独秀
（1920年5月29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0年5月30日《民国日报》，原标题为《保全西南大学之方法》。西南大学由南方护法军政府于1919年12月计划筹备，委任章士钊、汪精卫为大学筹备员，章、汪又邀陈独秀参与，后因军政府内部政治斗争，致该办学计划破产。
行严先生鉴：
迭读宣言，知先生拳拳于西南大学经费之无着；而伍秩老宣言，亦以保护西南大学经费为宗旨。弟等以为在诉讼期内禁止支付之关余，其关于政治军事之用途者，秩老与先生固不能一致，而关于西南大学经费者，则维持之心彼此同之，故弟等会同一面对于秩老即将大学经费拨交，一面对于先生，请即将大学经费之部分取消停付。大学经费内之常年费，纵不能一时交足，而开办费八十五万元，则务必一次尽交，如此既不致以大学经费与其他政治军事用项混为一谈，且可催促大学之成立，想先生为贯彻初志计，亦必欣然不以为忤也。谨贡愚见，以备深择，专此敬请大安。
李煜瀛、陈独秀、汪兆铭谨启
五月二十九日 |
斯大林评传
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斯大林评传
下载:ZIP压缩包PDF图像版
·出版者说明
·原编者的话
·序言
·第一章家庭和学校
·第二章“职业革命家”
·第三章第一次革命
·第四章反动时期
·第五章新的高潮
·第六章战争和流放
·第七章一九一七年
·第八章人民委员
·第九章内战
·第十章内战（续）
·第十一章从默默无闻到三巨头统治
·第十二章上台的道路
·补遗一热月式的反动
·补遗二“金托”287当政
·附录三种俄国革命观
·注释
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
陈独秀《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在南洋公学演说》（1920年5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
——在南洋公学演说
陈独秀
（1920年5月24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0年5月24日《时事新报·学灯》，署名：陈独秀。
有人批评新文化运动的人太偏于社会方面，把政治忽略了，又有人批评我们何以不曾讨论重大的宪法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旧的政治已经破产，中国政治界所演的丑态，就是破产时代应有的现象，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新的政治理想。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合乎二十世纪的时代精神能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新式宪法，而且要先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至于凭空讨论形式的宪法条文，简直是儿戏，和实际社会没有关系。
现代世界上政治状况是怎样？不但中国。无论哪国也都是军人，官僚，政客底世界。因为他们的罪恶是太明白了，所以有许多人看出政治底罪恶太深，想根本推翻政治，主张无政治——无政府主义。现代人群底结合，有两种理想：（1）有军警，有法律，有政府的政治结合。（2）无军警，无法律，无政府的社会结合，我们中国人当然是赞成前一种的人多，赞成后一种的人少。但是我们要晓得就是退一步主张前一种的结合——政治结合，也要主张新的政治，才可以把旧的政治罪恶洗刷一点。要研究新的政治和旧的政治主要的变化，第一要晓得各国政权转移底趋势如左表：
（a）古代——第一第二阶级（即君主贵族僧侣大地主等）执政。
（b）现代——政治革命后第三阶级（即工商业资本家的官僚政客）执政。
（c）将来——社会革命后第四阶级（即无产劳动阶级）执政：
例如┌│││┤│││└德国底斯巴达司加
俄国底劳农政府
法国底工团
英国底基尔德
美国底lww┐││├││┘
（这三派虽反对国家及政治的程度不同，而主张劳动阶级统治产业却是一致）
将来的趋势虽然是这样明白，我们与众不同，我们中国有特别的国情，我们再退一步，主张再和平一点，也要叫他在（b）（c）之间，似乎不可在（a）（b）之间罢。
我们既然迁就国情，卑之无甚高论，主张在（b）（c）之间，这新政治的组织及实质是怎么样呢？略如左表：
（一）新政治底组织┌│││┤│││└
行政委员会——中央及地方的行政委员，都由议会选出。
议会——中央及地方的议会，都由各业联合会按人数比例选出。
（各业联合会，由现身从事农工商业务及劳动者各自组织）
法院——由议会选择。
（二）新政治的实质┌│││┤│││└
（a）个人底言论，出版，集会，婚姻，有绝对的自由权利。
（b）关于遗产，粮食，银行，土地，利息率等经济制度底规定。
（c）中央地方权限底规定：
（甲）属于中央者——外交，海陆军，海关，国营银行，工矿业及交通机关。
（乙）属于地方者——警察，司法，粮食，教育，土地，地方经营的银行，工矿业及交通机关。
中国现时的政象如左表：
游民政治
┌││││││┤│││││││││└
组织
┌│││┤│││└
行政部与立法部冲突。
中央与地方冲突。
府院冲突。
两院冲突。
司法附属行政部。
实际
┌│││┤│││└
行政部——南北官僚军阀。
国会
┌│││┤│││└
安福国会
┌││┤││└
全体非法议员。
官僚，政客，帝制余孽。
权要的走狗。
非常国会
大部分非法议员。
宪法上的实质——上列（a）（b）（c）三项并缺。
新的政治比起旧的政治来，最大重要的理想，就是没有职业的人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就是拿现身从事农工商业务及劳动者执政——即职业政治，来代替贵族，军人，官僚，政客等无职业者执政——即游民政治。 |
托洛茨基：帝国主义衰败时代的工会（洪家宁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帝国主义衰败时代的工会
托洛茨基
洪家宁译
(译者按：此文是作者在1940年被谋杀之前所写。)
在全世界，现代工会组织的发展——或更正确地说是堕落——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更紧密地投向国家权力，并与之共生。这个过程也同样是中立的、社会民主党的、共产党的和无政府主义工会的特征。单单这个事实显示了「共生」的这个倾向不是来自这个或那个教条之中，而是从所有工会的相同社会状况衍生而来的。
垄断资本主义并不仰赖竞争和自由的私人创造力，而是仰赖中央化的命令。领导着强大的托拉斯、辛迪加、银行团等等的资本家团伙，站在和国家权力一样的高度审视经济生活；而且资本家在每一步都需要国家的协同合作。在最重要的产业部门，工会发现他们失去了藉由不同企业的竞争而获利的可能性。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集中化且和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的资本家敌手。因此，只要工会仍保持改良主义立场，也就是让自己迎合私有产制，那么他们就有需要迎合资本主义国家，竞相同国家合作。在工会运动的官僚眼中，最大的任务在于将国家从资本主义的手中「解放」出来，在于削弱其对托拉斯的依赖，在于将国家争取到他们这一边来。这样的立场是完全符合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的社会地位的，而他们是在争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超级利润的面包屑。工人官僚拚命用文字和行动向「民主的」国家表示他们在和平时期和特别是战争时期，它们是如何的可靠且不可或缺。把工会转变为国家的机构，在这一点上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发明任何新东西，它仅仅将帝国主义的固有倾向引导至其最终结论。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并不是受到本国资本主义、而是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然而，这并不削弱、反而是强化资本主义巨子和政府间直接的、日常的、和实际的联系。实质上前者臣服于后者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政府。因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创造出一个工人贵族和官僚的阶层，而后者仰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政府的支持，做他们的保护者、资助者，有时候则做其调停人。一般而言，这构成了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政府的波拿巴和半波拿巴式的特征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这也同样构成了改良派工会对国家依赖的基础。
在墨西哥，工会已经被法律转变成半国家的机构，并且产生集权主义的特征。根据立法者的构想，工会的国家化是为了工人的利益，目的是为了确保他们对政府和经济生活有影响力。但是只要外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主宰民族国家，只要它在内部反动力量的协助下，能够推翻不稳定的民主政治，并且用彻底的法西斯专政来取代，那么，在这个限度内，关于工会的立法便可以轻易地变成帝国主义专政手中的武器。
从前述所言，似乎一眼就可简单下结论，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工会不再是工会了。它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工人民主的空间，而在过去的美好时光，当自由贸易主导经济领域时，民主是组成劳工组织内部生活的内容。缺乏工人民主，就不可能会有争取对工会会员影响力的自由斗争。因为如此，革命者在工会的主要工作领域消失了。然而，这样的立场从根本就错了。我们不能够为了符合我们自身的好恶而选择我们的行动领域和状况。在一个极权或半极权国家比在一个民主国家，争取对工人群众的影响力的斗争要无比地困难得多。同样的状况也适用于工会，因为工会的命运不过反映资本主义国家命运的转变。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专制政权使得斗争极度困难而放弃争取影响德国工人的斗争。同样，我们不能放弃在法斯西主义创建的、强迫入会的工人组织中的斗争。我们更不能放弃在集权或半集权式工会内部的有计划的工作，仅因为它们直接或半直接地依赖工人国家、或因为官僚剥夺了革命者在这些工会自由工作的可能性。针对所有这些由先前的发展所造成的实际情况——包括工人阶级的错误及其领导的罪恶——我们都需要展开斗争。在法西斯和半法西斯国家，不可能进行不是地下化的、非法的、密谋的革命工作。在集权和半集权式的工会，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展开任何非密谋式的工作。我们必须让自己适应存在于每个国家的工会的具体情况以动员群众，不仅用来对抗资产阶级，也用来对抗工会自己内部的集权体制、以及对抗强化此体制的领袖们。斗争的主要口号是：在工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工会要完全的、无条件的独立。这意味着要展开一场将工会变成广大受剥削群众的机构、而不是工人贵族机构的斗争。
第二句口号是：工会民主。第二句口号是直接从第一句产生，前提是工会从帝国主义或殖民地国家实现完全的自由。
换言之，在当前这个时代的工会，不能单纯地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一样做民主的机构，而且工会再也不能维持政治中立——也就是将它们局限在服务工人阶级的日常需要。它们再也不能是无政府主义者，亦即忽视国家对于人民生活和阶级的决定性影响。它们再也不能做改良主义者，因为客观情况无法容忍认真且持久的改良。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会，要么作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次等工具，用来规训工人并将其附属化，并且阻碍革命；要么工会变成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工具。
工会的中立性是完全的、且无法挽救的逝去的东西﹔它已经和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一样消失了。
从上所述，可以很清楚地说，尽管工会不断地堕落、并且和帝国主义国家共生，工会内的工作不但没有失去任何重要性，反而和以前同样重要，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对每个革命党而言甚至是更重要的工作。问题的关键根本上是争取对工人阶级影响力的斗争。对工会采取最后通牒
[1]
的立场的每个组织、每个党、每个派别——他们仅因为对工人阶级的组织的不满就根本上背对工人阶级——每个如此的组织都注定要灭亡。而且应该说它活该要灭亡。
因为在落后国家扮演主要角色的不是本国而是外国资本主义，本国资产阶级，就其社会地位而言，占据一个相比于工业的发展低得多的位置。因为外国资本并不进口工人，而是将当地人民无产阶级化，本国无产阶级很快开始扮演该国生活中最重要的角色。在这些情况中，本国政府若试图表现对外国资本的反抗，就被迫或多或少要依赖无产阶级。在另一方面，有些落后国家的政府若认为和外国资本并肩齐步，是无可避免或对自身更有利可图，他们就会摧毁工人组织并建立多少是集权主义体制的组织。因此，本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城市自治政府传统的缺乏、国外资本主义的压力、以及相对而言快速成长的无产阶级，铲除了任何形式的稳定民主政体存在的基础。落后国家的政府，也就是殖民和半殖民地，一般而言具有波拿巴和半波拿巴式特征；他们个个不同，有的试图走民主方向，在工人和农民中寻求支持，而有些建立接近军队-警察式独裁政体的形式。这也同样决定了工会的命运。他们不是受国家特别的庇护，就是遭到残酷的迫害。国家对工会的庇佑是由其所面对的两个任务所决定的。首先，将工人阶级吸引的更接近，以便在对抗帝国主义过分要求的时候找到支持；同时乘机将工人阶级置于官僚的控制之下来规训工人。
垄断资本主义愈来愈不愿意容忍工会的独立性。它命令从其宴会桌上捡拾面包屑的改良派官僚和工人贵族在工人阶级众目睽葵之下充当政治警察。假如无法达到，工人官僚就会被赶走并且被法西斯份子取代。顺带一提，工人贵族为帝国主义服务所尽的一切努力，都不能使他们最终免于灭亡。
在每个国家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国与国之间敌对的激化，创造了一个让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可以容忍改良派官僚（在一定时间内）的环境，只要后者直接担任起帝国主义企业中的小而积极的股东，为其国内和世界领域中的纲领服务。为了延长其生存，社会改良主义必然会转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但这仅仅只能延长（其生存）而已。因为大致上沿着这条路走并没有出路可言。
这是否意味着在帝国主义的时代，独立工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把问题这样问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不可能存在的是独立或半独立的改良派工会。完全可能存在的是革命的工会，它们非但是帝国主义政策的股东，而是把直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作为其任务。在帝国主义衰败时代，工会只有在意识到自己应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机关的时候，才能真正独立。在这个意义上，第四国际上次大会通过的过渡纲领的要求，不仅是作为党的活动的纲领，而且就其基本特征而言也是作为工会活动的纲领的。
落后国家的发展是以其综合性（combinedcharacter）为特征的。换言之，帝国主义的科技、经济和政治的最新成就是和这些国家的传统落后性和原始性结合起来。这个定律可以在殖民和半殖民国家最分散的领域中观察到，包括工会运动的领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这里是以最讽刺和最赤裸的方式运作的。它将其最完美的暴君统治方式转移到这片处女地。
在全世界的工会运动中，必须要注意在最近阶段中的向右摆动并且对工会内部民主的压制。在英国，工会内的少数运动（MinorityMovement）被粉碎了（多少在莫斯科的协助下）；今天，工会运动的领袖，特别是在外交政策的领域，是保守党乖顺的代理人。在法国，没有斯大林主义工会独立生存的空间；它们和所谓无政府工团主义（在Jouhaux的领导下）联合，这种联合的结果是工会运动的一致向右转而不是向左转。CGT（工人总工会）的领导层是法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最直接且公开的代理人。
在美国，工会运动经历了近年来最激烈的历史。CIO（产业工人大会）的崛起是工人阶级革命倾向无可争辩的证明。然而，最具指标性且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新「左派」工会组织才刚成立就落入帝国主义国家的紧紧拥抱中。旧的和新的总工会高层之间的斗争大部分可看成为争取罗斯福与其内阁的同情与支持的斗争。
更加生动——虽然在不同意义上——的是西班牙工会运动的发展或堕落。在社会主义工会，所有在任何程度上代表工会运动独立性的主要特征都被清除了。至于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则被转化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工具；无政府工团主义领袖变成保守派资产阶级的部长。这种蜕变发生在内战状况中，但这并不削弱其重要性。战争是同一政策的延续。它使过程加速，暴露它们的基本特征，摧毁所有腐败的、虚假的、含糊的事物，将所有基本的展现出来。工会的向右转是因为阶级和国际矛盾的激化。工会运动的领袖们察觉到或了解到，或被迫了解到，现在不是玩反对派游戏的时候。每个工会内的反对运动，特别是在上层，都会引发激烈的群众运动并且为本国帝国主义制造困难。因此产生工会向右转并且压制工会内部的工人民主。这个基本特征——转向集权体制——横扫全世界的工人运动。
我们也应想到荷兰，那里改良派和工会运动不仅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可靠支持者，所谓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实际上也是在帝国主义政府的控制下的。这个组织的秘书，Sneevliet，除了他对第四国际的柏拉图式同情以外，他作为荷兰国会的议员，最关心的是避免政府的怒气袭击其工会组织。
在美国，劳工部与其左派官僚的任务是将工会运动臣服于民主国家，而且必须说这个任务已经获得一定的成功。
墨西哥铁路和油田的国有化当然和社会主义没有一点相似。它是落后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措施，一方面用来捍卫自己、对抗外国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对抗自己国内的无产阶级。由劳工组织去管理铁路、油田等，和工人对产业的控制毫无类似之处，因为本质上企业的管理是由工人官僚所实行，而工人官僚既独立于工人之外的，又完全依赖资产阶级国家。统治阶级的这种手段，目标是规训工人阶级，使其更勤奋为国家的普遍利益服务，而这表面上看似与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符合。事实上，资产阶级的全部任务包含破坏工会做为阶级斗争的机构，并由资产阶级国家以工人官僚的工会领导取而代之。在这些情况中，革命先锋队的任务是要展开争取工会完全独立的斗争，并且引介真正的工人控制来同现在的工会官僚斗争﹔这些工会官僚己被转变为铁路、石油企业等的管理阶层。
上个时期（战争以前）的事件已经特别显示清楚，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上总是自由主义的极端，在实践上是民主共和国内的和平宣传，以此获得国家的保护。假如我们撇开个人的恐怖主义行为等等不谈，无政府主义之作为群众运动和政治的系统，能够拿出的仅仅是在法律的和平保护之下的宣传材料。在危机的情况，无政府主义者的作为总是和它们在和平时候教导的相反。这一点被马克思自己在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中指出。在西班牙革命（1936-39）的经验中，这一点又以惊人的程度重复。
民主工会，就此词的旧意义而言，即在同一个群众组织中，不同倾向的斗争或多或少自由地存在，这再也不能存在了。就像不可能唤回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一样，旧的工人民主也不可能被唤回。一个事物的命运反映出另一个事物的命运。事实上，工会的独立性，就其阶级意涵而言，就其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而言，在现在的状况中只能由一个完全革命的领导才能保证，也就是第四国际的领导。这个领导，自然地，能够而且一定要合符情理，并能确保工会在现在的具体情况下尽量地民主。但是没有第四国际的政治领导，工会的独立性是不可能的。
[1]译按：指这样一种态度﹐即向群众提出自己的主张时﹐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不容群众质疑。 |
陈独秀《上海工界现状》（1920年5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上海工界现状
陈独秀
（1920年5月16日）
〔说明〕本文系陈独秀在1920年5月16日中华工业协会联席会上演讲的大意，刊载于1920年5月19日《时事新报》。
注重义务学校，增高工人智识，为入手办法。 |
共产国际与格柏乌——5月24日的行刺企图和墨西哥共产党（托洛茨基，1940年8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共产国际与格柏乌
——5月24日的行刺企图和墨西哥共产党托洛茨基(1940年8月17日)
史丹译
政治前提
这篇文献的目的，是司法方面的而非政治方面的。可是墨西哥这个所谓“共产主义”党的成员的犯罪行为，却是出于政治动机。5月24日的行刺企图，是一项具有政治性质的企图。要是不把行刺企图的政治底蕴袒露无遗，而只是作总括性的描述，那便无法理解引发这宗罪行的机制，更无法理解激励行刺参与者的动机了。
这次行刺企图是由斯大林最主要的统治工具格柏乌一手组织起来的，时至今天，公共舆论对于这点已经毫无疑问。克里姆林宫寡头集团的属性是极权主义的；也就是说，它把国家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的全部功能置于其下，把任何最细微的批评意见和独立意见的表达一一粉碎。克里姆林宫政治学的极权主义性质并不是源出自斯大林个人的性格，而是源出自新的统治阶层凌驾人民之上的位置。十月革命追求两项紧密相关的任务：第一项是生产资料社会化，以及通过计划经济来提高国家的经济水平；第二项是在上述基础上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分野的社会，并从而建立一个没有职业官僚的社会——一个由社会全体成员整体来料理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一项任务的基本轮廓已经实现；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纵使在官僚主义的影响下仍然以其无可争议的力量披现出来。在社会政体方面却是另一回事。社会政体不是迈向社会主义，更反是愈离愈远。出于历史性的原因——本文不宜处理这个课题---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在十月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新的特权阶层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其手中，恣意吞食愈来愈大宗的国民收入。这个阶层发现自己处在深刻矛盾的位置之内：它在口头上以共产主义之名冒起，但在行为上，它争取的却是本身的无限权力和排山倒海的物质特权。新贵族受到被欺骗的群众的不信任，被憎恨所包围，它无法承受其制度内最微不足道的裂口。新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无法不把哪怕是一闪而灭的批评和反对也给绞杀掉。所以就有了令人窒息的暴政横行，就有了普遍匍匐在“领袖”脚下的卑躬屈节和同样普遍的虚情假意。从这同一个源头便派生了作为极权统治工具的格柏乌的庞大无比的角色。
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不是由“神的赐给”，或“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来支撑；支撑它的是共产主义的平等思想。这么一来，便剥夺了寡头集团之运用任何说理和有可信性的论句来给它的独裁统治作辩解的可能性。同样地，寡头集团也不能拿政权的“过渡性”来自圆其说，因为问题不是在于为什么仍未能够彻底的实现平等，而是为什么不平等在持续地增加。统治阶层无法不系统地撒谎，把自己美化，披上假面具，并且每每把批评者和反对者行动动机的原因说得截然相反，颠倒过来。任何挺身而出，为保卫贫苦大众而反对寡头集团的人，便会被克里姆林宫立刻扣上帽子，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支持者。这种一律化的谎言并不出于偶然：它从这个阶层的客观位置派生出来；这个阶层既誓言要搞革命又是反动的化身。在此之前的所有革命里，新生的特权阶级用虚假的革命辞藻保护自己，以图对抗左派的批评。在法国大革命时，特尔米多分子和波拿巴主义者向所有真正的革命者——雅各布宾派——穷追猛打，把他们谴责为“保皇派”和英国皮特反动政府的间谍。斯大林并无发明任何新鲜事物，他不过是把捏造政治冤案的制度推至极致而已。在苏维埃社会篡夺权力的官僚层从它的位置中顽强地源源不绝的发放出各种谎言，诽谤，迫害，诬告和各种司法喜剧。人们除非明白这一点，否则便不可能理解在苏联内部的政治，亦无从理解格柏乌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列宁在遗嘱里（1923年1月）提议撤去斯大林作为党总书记的职务，列宁给出的理由是斯大林其人粗暴，不守诚信，并且有滥用权力的倾向。在此之前的两年前，列宁已经提出警告说：“这个厨子将只会调制辛辣尖刻的菜色。”党内没有一个人喜欢斯大林或尊敬斯大林。不过，当官僚层开始尖锐地感到来自人民的威胁的危险性，它所要求的正好就是一个粗鲁和不守诚信的领袖，这个领袖随时准备为了官僚层的利益而滥用权力。因此，一个调制辛辣尖刻菜色的厨子，便如此这般的成为了极权主义官僚层的领袖。
莫斯科的寡头集团之对我切齿痛恨，是由它根深蒂固地深信我“背叛”了它而引起的。这样的一种指责自有其历史性的含义。苏维埃的官僚层不是一下子便把斯大林擢升到领导层，并且也不是没有过踌躇不决的。直到1924年前，即使在较阔大的党圈子里，斯大林仍然是不为人所知悉的，这更遑论是在人民之间了；而且正如前面说的，斯大林就是在官僚的行列里也是不负人望，不受欢迎的。新生的统治层曾经希望我担起保卫其特权责任。在这个方向上曾经做过不少功夫。只当官僚层终于确信了我是无意保卫它的利益以反对贫苦大众，而且更是相反之保卫贫苦大众的利益而反对新生的贵族，官僚层才彻底转向了斯大林，并且宣布我是“叛徒”。特权阶级口中的这个称号遂构成我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证据。在过去12年里，所有那些建立起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十月革命，创立了苏维埃国家和创立了红军，领导了内战的革命者们，他们中的9成人全都被作为“叛徒”而给一一消灭掉，这不是出于偶然的。另一方面，在这同一段时期里，斯大林主义的机器把在革命年代里对抗街垒的压倒性的大多数人纳进其内。
在那个时期，共产国际蒙受到同样的堕落过程。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当革命从一个险境大踏步到另一个险境，当全部的精力都被内战及附随而来的饥荒和时疫所吸去，各国最大无畏最无私的革命者纷纷加入到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这批在艰难岁月中用行动来证明其对十月革命忠心耿耿的整个第一代革命者们，如今荡然无存。克里姆林宫这一帮极权主义的伙徒，他们通过没完没了的开除手法，经济压力，直接贿赂，清算和死刑而把共产国际彻底的变成了顺从的工具。现行的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的领导层，都是由那些没有参加十月革命的人所组成；那些人参加的是那个洋洋自得的，作为高官厚禄源头的寡头集团。
现在那些“共产主义”官僚的类型，压倒性都是政治野心家，从而就是与革命者背道而驰的另一极。那些政治野心家的理想，就是在他们本国之内得到与克里姆林宫寡头集团在苏联之内所得到的同样地位。这些人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却是极权统治的追求者。他们梦想在那个苏维埃官僚层及其下的格柏乌的扶助下获得成功。他们怀着钦佩和羡慕的看待红军侵略波兰、芬兰、波罗的海诸国和比萨拉比亚，因为这些侵略，立即造成权力的转移，使权力移交给地方上那些追求极权统治的斯大林主义者。
这些共产国际支部的领袖们缺乏独立的身份，独立的见解，独立的影响力，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本身的地位和名誉与克里姆林宫的地位和名誉联成一道，同起同落。在物质的意义上来说，他们依靠格柏乌的供食；这点稍后在本文加以陈示。因此，他们为挣扎求存，狂热地守护克里姆林宫以反对任何反对派。对于来自所谓的托洛茨基派的批评，他们无法不意会到那些批评的正确性，从而亦无法不意会到那些批评的威胁性。而这只会令他们加倍地憎恨我和我的同道人。这些共产党的领袖们就一如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他们对第四国际的真实见解无法作出批评响应。因此便唯有诉诸捏造和冤案，这些捏造和冤案源源不绝的从莫斯科输送出来。因此，墨西哥斯大林主义者的行为之与“民族性”完全无尤：他们只不过把斯大林的政策和格柏乌的指令转译成西班牙语。
作为行刺组织者的格柏乌
斯大林帮之首先把我流放，然后企图在外地把我杀害，这在没有创见的人看来，或许是无法理解的。要是像对待其它许多人一般，在莫斯科便把我杀害，那不是更简单吗？
这就是解释：在1928年把我驱逐出党及流放到中亚细亚的那个时候，莫说是枪杀，而是连谈到逮捕也是不可能的。我与之一起共同经历了10月革命和内战的那一辈人仍然还健在。政治局感到四面楚歌。我从中亚细亚能够与反对派维持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在经过一年来的举棋不定之后决定，把我流放到外国去是最少遗害的办法。按他的推想：从莫斯科隔离出来的托洛茨基，被剥夺了机关和物质资源之后，将完全无权无势，办不了任何的事情。斯大林还算尽心机，估计他把我在全国的眼里成功地抹黑之后，他可以毫无困难的从友国土耳其手中把我讨回来，以便在莫斯科给我来个总算帐。可是事态表明，不拥有任何机关和物质资源，也完全有可能参与政治的生活。我在年轻友人们的帮助下，给第四国际奠定基础，它正在稳步向前，步履虽慢但却坚忍不拔。1936-1937年的莫斯科大审判，是为了把我从挪威递解回国而开出来的一台戏；那就是说，是为了把我交到格柏乌的秘密警察之手而设的。但这事没有成功。我抵达了墨西哥。我得到消息说，斯大林有好几次承认，把我流放外国是一项“重大的错误”。除了诉诸恐怖行动，无法纠正这宗错误。
格柏乌近年来消灭了我数以百计的友人，其中包括我在苏联的家人。在西班牙，他们杀害了我的前秘书爱尔文·吴尔夫及我的一些政治同道；在巴黎，他们杀害了我的儿子里昂·西道夫——斯大林的职员杀手把他追踪了两年。在[瑞士]洛桑，格柏乌杀害了伊尼亚斯·赖斯---赖斯脱离了格柏乌而加入了第四国际。在巴黎，斯大林的间谍杀了我又一个前秘书鲁道夫·克莱门特——他的尸体在塞纳-马恩省河被发现，其中头，手，脚全被斫掉。这张受害者名单还可以无穷无尽的算数下去。
在墨西哥，有过一次暗杀我的明显企图：有个人拿着一张伪造的政治要人的介绍信来到我家，这宗事件令我们的友人警觉到，有必要采取更为严密的保安措施：设立日夜轮班的守卫，设置警报系统等等。
格柏乌积极参与西班牙事件，并且进行实实在在的谋杀；自此以后，我收到主要是来自纽约和巴黎的友人的许多信件，都是关于从法国和美国派到墨西哥的格柏乌的特务，我适时地把部分这些先生们的名字和照片转交给墨西哥的警察去了。在[第二次]大战爆发后，由于我对克里姆林宫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所作的绝不妥协的斗争，局面是更加恶化了。我在世界报章上发表的宣言和文章——关于分裂波兰，入侵芬兰，被斯大林斫去盲肠的红军之脆弱等等问题——在世界上所有国家数以千百万计的给重印。苏联的内部不满与时俱增。在上一次大战开始时的第三届国际比起今天的第四国际，是无可比较地薄弱得多。
在1939年8月25日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行将破裂之前，法国大使古龙德向外交部长G·邦内特汇报他在下午5:30向希特勒进行的一次戏剧性的访谈：
“要是我真的认为”——观察所见——“我们将会胜出，我也同样的恐怕，到了战争结束之时只会有一个真正的胜利者：托洛茨基先生。”总理打断了我的话，吼叫道：“那么你为什么让波兰自由放任？”（《1938-39年外交檔》，页260，档编号242）
就在战争之前夕的关键时刻，两个帝国主义势力的两名权势代表人物，一名是民主国家的，一名是法西斯主义的，互相以一个革命者的名字威吓对方；而这名革命者，格柏乌多年来徒劳地试图把他涂黑为“帝国主义的间谍”。我尚可以引述其它同类的事例哩。但实在毋须多费笔墨。希特勒和古龙德无论如何皆是比戴维·西凯罗斯和伦巴度·托尼丹诺更要认真许多的专才政治家了吧。
斯大林作为从前的革命家，他明白到，战争的进程或许会于第四国际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推动，而且会在苏联的内部发展。因此，斯大林给他的特务发出指令，尽可能快些把托洛茨基干掉。
因此，从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总体的政治考虑可见，俱无可置疑的展示出，组织5月24日的暗杀企图只能来自于格柏乌。况且还有补充性的证据哩。
1.在暗杀行动发生前数个星期，墨西哥报章上满载有关于格柏乌特务群集到墨西哥的谣言。在这些报导里，有许多内容都是子虚乌有，可是谣言的本旨正确的。
2.袭击技术之高超值得十二分的注意。暗杀之所以失败，就和每场战争皆有意外事故一样：战争和意外事故是不可或分的。袭击在规模，计划和效率方面所作的准备和执行，实在教人啧啧称奇。恐怖主义者对房子的规划和房子内部的活动情形了如指掌；他们配有警察制服，武器，电锯，绳梯等。他们彻底成功地把驻守在房子外的警察捆缚，正确的使用开火的策略而把屋内的守卫瘫痪下来，他们深入行刺目标的房间，无伤无故的开火三至五分钟，投掷燃烧弹，然后不留痕迹地离开袭击现场。像这般利落的行动，私人集团是办不来的；遵循这样的行动需有其传统，培训，巨大的资源和一大群各式各样可以精心挑选的刽子手。这就是格柏乌的工作。
3.袭击计划本身的其中一环，是急不及待的把调查转移到错误的轨道去：这是严格遵照格柏乌的整套的方法。袭击者一边把警察捆缚，一边高呼：“阿尔马桑万岁！”这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向着5个警察---其中有3个在睡觉——惺惺作态的呼唤，旨在一石二鸟：一是为了转移视线，以让在未来的数天或哪怕只是数小时里，不向格柏乌及其在墨西哥的特务作调查；二是为了挫害总统竞选人之一的追随者。格柏乌---更准确地说，它的励志者斯大林的典型手法，就是在杀害一个反对者之余，把可疑点嫁祸到另一个反对者的身上。
4.袭击者随身带来了几个燃烧弹，其中两个投掷到我们的孙子的房间。从而，有份参与其事的袭击者所考虑到的，不仅是谋杀，而且还有纵火一项。他们纵火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我的档案库毁灭。我的档案库，在反对莫斯科寡头集团的斗争中，对我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因此，我的档案库的毁灭，惟有对斯大林才有利。在我的档案库的说明之下，我对莫斯科审判捏造的冤案假案之揭露尤其玲珑突现。单在1936年11月7日，格柏乌蒙受重大风险之下，窃取了我位于巴黎的档案库的一部分。格柏乌在5月24日这次对档案库也念念不忘。因此，那些燃烧弹，犹如是斯大林的到访名片一般。
5.格柏乌罪行颇富特色的一点，就是在秘密杀手和所谓“合法友人”之间的分工，格柏乌在一边进行地下密谋，为袭击作出准备，一边就发动诽谤攻势，旨在使袭击对象名誉扫地。这种分工在行事之后照办如旧：恐怖主义者躲藏起来，而他们在光天之下业务的代理人就试图把警察的注意力引导向错误的路线。
6.最后，不可能不注意全世界报章的反响：各类倾向的新闻报章，皆公开地或心照不宣地把这次袭击当作是格柏乌一手包办的事情来处理；惟有由克里姆林宫所津贴，俯首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报章，才会为相反的版本说项。这就是无可辩驳的政治证据啊！
7.然而，说明这次行刺企图是由格柏乌所组织的最重要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行刺的所有同犯都是共产党的成员或者其最亲密的“友人们”；还有，这批人中最重要的成员，俱是在格柏乌直接发施号令的那种西班牙军队部队内（“第五军团”和“国际纵队”）担任指挥职务。
为何我已确知会有行刺的企图
为什么打从年初开始，我已经那么肯定预料会有行刺的企图？7月2日当我在法庭上回答辩护律师帕冯·弗洛雷斯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我特别指出墨西哥共产党在今年3月举行的大会，那次大会宣布它的方向将迈向把“托洛茨基主义”歼灭。为了把我的回答作进一步的澄清，我必须附加提供更多的说明事实。
为了让行刺的图谋在今年1月能够开始作出实际的准备，同时也为了让初步讨论和详细地切磋行刺方案有所需要的间隙时候，容或可以确定的说，行刺的“命令”最迟得在1939年11月或12月间下达到墨西哥去。
回溯《墨西哥之声》报，可以看到，墨西哥党领导层的危机，正是打自那个时期出现的。引发危机的冲力既来自于党外，而危机本身亦是由自上而下的发展开来。1月28日刊载在《墨西哥之声》的那篇被称之为“讨论材料”的特殊文件是谁人执笔，这点无人知悉；这篇文件对旧有的领导层（拉波尔特，坎帕等人）提出匿名指控，指称领导层对待托洛茨基主义犯有“调和”之罪。广大的公众舆论当时对于事情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还是彻底地一无所知。可是对于有心的人及有兴趣的观察者而言，那是毫无疑问的正在磨刀霍霍地作出认真的准备，以对付托洛茨基主义或托洛茨基本人。
墨西哥共产党的颠覆是和莫斯科的行刺命令紧密相关的，这在今天已经是不言而喻。最可能发生的事，大概是格柏乌碰到墨西哥共产党某些领导人的反对，因为那些领导人已经惯于太平无事，并且甚至恐怕行刺会引起甚为不快的政治后果和警察插手的后果。或许这正是那些领导人被指控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了。
一个匿名的“清算委员会”把墨西哥共产党的领导人拉波尔特及由前次大会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一并撤职。谁能给清洗委员会注以这么巨大的权力？而委员会本身又是从何处生出来的？这不会是自动自发产生出来的。这是由外而来，得到委以全权的人所委任的委员会。那些人显然有各种理由必要隐姓埋名。
唯当在2月18日之时，当变动已经完成，剩来下的唯一的事情只在于把变动作出认可，才向公众公布新设的委员会的组成名单。这个委员会全部由墨西哥人组成，可是对于他们是由谁来委任这点，却仍然没有任何交待。待到3月21日召开墨西哥共产党大会的时候，所有的问题已经有了决定，而留给大会代表的唯一事情，就是让他们向那个新领导层效忠。这个新领导层产生，代表们既不在场，而且大多数的代表也不知道产生这个新领导层的背后目的是什么。
由《墨西哥之声》（1940年3月18日）对党大会所作的报导所示，就有关“向托洛茨基主义和其它人民之敌作斗争”的问题，并非一如大会其它议程般公开地作讨论，而却是在一个特别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中进行。这项事实本身就是证据，证明新的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在他们本身的党的大会前掩藏他们的计划。我不知道这个特别委员会是由谁来组成。但是谁人在幕后作出指导，则可以猜测出来。
大会选举了——毋宁说是被动地通过了一个“荣誉主席团”；这个“荣誉主席团”的成员是季米特洛夫，马努伊尔斯基，库西宁，撒尔曼，卡洛斯·孔特拉斯等人。这张名誉主席团名单刊载在奥尼西奥·恩西纳写的小册子“帝国主义者滚蛋！”内（1940年，大众版，第5页）。其中季米特洛夫，马努伊尔斯基和库西宁是人在莫斯科，撒尔曼是人在柏林的监狱，而卡洛斯·孔特拉斯是人在墨西哥。把孔特拉斯纳进名单去，并非出于偶然。孔特拉斯不论在哪个方面都不入于那些所谓的国际“头目”的那一号人；把他纳入名誉主席团去具有仪式性的特色。孔特雷拉斯首先是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得的恶贯满盈的声誉，他在西班牙内战其时，是第五军团的委员长和指挥，是格柏乌最凶残的特工的一员。里斯特，孔特拉斯和“乡民”在共和派阵营内发起他们的内战，把反对斯大林的无政府派，社会主义者，P.O.U.M.派和托洛茨基主义者肉身消灭。这项事实，可以从报章的电讯和许多西班牙难民的证言中得到确证。所以，要是我们假设这位第五军团的前委员长和大会“荣誉主席团”的成员之一，就是今年初掀起领导层变动的重要搞手之一，该不会是过分鲁莽的假设。尤其是，孔特拉斯在1929年之时已经在墨西哥共产党进行过一次“反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清算活动，所以更能说明上述假定的正确性。但既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他选进和行刺阴谋联结起来的大会名誉主席团呢？
我在今年初在报章上注视墨西哥共产党的事态那时所能看到的东西，完全没有现在所看到的那么清晰。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很明显，在党的影子戏的布幕之后是掩藏着实质人物的活动的这一点，对我来说已经明白不过。格柏乌人员是这一场表演的实质人物。此所以我预料会有行刺的企图。
为行刺而作的“道德”准备
发展一个托洛茨基驱逐出墨西哥的“群众”运动的这个原有计划的草图，蒙受彻底的失败。格柏乌唯有诉诸恐怖行动。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便有必要作好公共舆论的准备。由于格柏乌不打算承认它是这次谋杀的赞助者，所以有必要把恐怖行动与墨西哥的内部政治斗争联接起来。在更早的时候，《墨西哥之声》，《民众报》和《未来报》已经企图把我与塞迪奴将军，阿马洛将军，巴斯孔塞略斯，阿特尔博士，以至更不消说还有那些石油大亨和戴斯委员会挂钩在一起。现在，他们接到命令，要加倍朝着这个方向尽力。总统大选和预计在来临中的尖锐冲突看来给这种努力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时机。行刺企图的知识分子同犯企图把我扯进阿马桑将军的阵营混为一谈，而这在后来也无碍于他们把行刺的搞手归咎到阿马桑的追随者去。这些人的活动是由斯大林早在希特勒将之化为公式之前所应用的格言作指引的：“谎言愈大，更可入信”。
为行刺而作的“道德”准备是和技术性的准备同步进行。在去年12月，推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努力更趋激烈化已经明白可见。在12月24日该期的《墨西哥之声》，有一篇名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作用”的文章，在该文中我们读到：
“……至于那个新教皇里昂三十世---联想到卑鄙的犹大的那三十个银币---他执行了戴斯委员会编派于他的角色，……里昂三十世站在帝国主义势力那边来干预拉丁美洲的事务，以宣布‘没收石油是共产主义者的工作’来完成他的工作，……”（作者：贡萨洛·贝尔特兰）
那句“没收石油是共产主义者的工作”附有引号，彷佛就是从我的文章摘引出来似的，用以表示反对没收石油公司。这不消说是个谎话。我在全世界的报章上所做的，是尽我所能的保卫墨西哥人民之作为本国自然资源的主人的权利。但这宗小事是不会打岔格柏乌的捏造者的。
墨西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安特尼斯·加西亚·沙尔格度在党3月大会上作的报告，其撒谎之能事打破了国际斯大林主义的所有纪录。尽管这些谎话令人深恶痛绝，也且让我举叙述一斑吧：
“……卡德纳斯政府违反所有工人组织的意见，容许了托洛茨基进境；托洛茨基得以在我国设立一个为所有反动势力服务的国际间谍组织的指挥中心这个事实，仅仅是由于帝国主义者们本身有意思把我国变成一个供他们进行间谍活动和煽动活动的中心而才有可能。”
不管这些人有多么的无知，他们不会不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会容许我进入它们的国境；他们也不会不知道，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皆把我看作是头号敌人；我的同道人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皆受到迫害，而墨西哥政府之所以对我客气，正由于它并不是个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其政府对寻求庇护权持有严肃的态度。可是那些正为行刺而磨刀霍霍地作准备的捏造者们是不会为这些区区琐事而却步。沙尔格度先生继续说：
“所以托洛茨基派的间谍经常与佛朗哥的军队合作，与敌人的军事行动相配合，在忠心派的后卫队里进行叛乱和煽动。”
“为蒙特里的老板们所欢呼喝彩的托洛茨基这个人，他是按照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需要而调转他的工作，他为石油公司之反对工人组织，反对政府而提供论句。”
“同志们：让我们以此为鉴来加强我们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而且因为这伙间谍的头目必须给逐出本国。”（见“把人民之敌逐出革命队伍”）
这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党大会上的一个领导人的报告！克里姆林宫的寡头集团把曾经一度正确的共产国际，改造成怎么一个藏污纳垢的水槽啊！一个革命家聚集的场所，由于自然而然的物以类聚和人为的选取，而逐渐被野心家、恶棍和职业诽谤之徒所占据了。沙尔格度也属于这么的一个集团。就在1940年5月1日的《墨西哥之声》，刊载了党的一篇正式宣言，它要求受到警察追捕的西凯罗斯博士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这篇宣言向人民发出以下的声明：
“把帝国主义代理人逐出墨西哥！必须把外来的间谍和煽动者逐出本国，其中首先要驱逐的是他们中最邪恶最危险的头目托洛茨基……。”
在保卫西凯罗斯博士之同时，又要求同一个政府把托洛茨基迫害，所有这些在行刺前三个星期里发生的事，倘若不是为行刺而作出的准备，那会是什么呢？
就在1940年5月19日，即行刺前的5天，我们在《墨西哥之声》上找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苦心经营的狂热症到痉挛阵发的程度：
“就如伦巴度·托尼丹诺同志在某个场合对他作的评定一样，托洛茨基这个‘老叛徒’每次都能向我们显示到，他是愈老愈卑怯，愈老愈尖酸刻薄。”（见《叛徒托洛茨基》）
“受反动派势力收买的间谍，戴斯委员会在墨西哥的特务……墨西哥的叛徒，帝国主义公司和戴斯委员会的特务，托洛茨基在这些阴谋中负上责任……”
“托洛茨基必须在国家当局跟前，对他的反无产阶级，反墨西哥的行径作答，必须停止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在最近，这个叛徒大概在梦想再一次重现迭戈·里维拉的房子里由他的友人们来评判他的那些日子，他现在发出挑战，要求设立一个法庭，对指他为戴斯委员会的特务的那些指控作出审议。而他本人曾经在公开声明中招认过他与戴斯委员会的关系。”
“托洛茨基是为了从事攻击墨西哥工人的恶毒活动而谋求开启论坛，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但人民不会给他这样的论坛。”
“对于托洛茨基，在他必须被驱逐出境这个意义上，墨西哥工人已经宣布他们的意见。”
这篇文章是由集体联署的，这全然不教人觉得出奇。联署人是：戴维·西凯罗斯，内斯托尔·桑切斯·埃尔南德斯，路易斯·亚雷纳尔，戴维·塞拉洛和马里奥·帕冯弗洛雷斯。
在同一期里，另有一篇文章声称，托洛茨基正在准备：
“……支持煽动家和刺客，急于要介入墨西哥的内部事务……”
往下又说：
“有关于托洛茨基，我们记得这个恶形恶相的叛徒刚刚向《民众报》和《未来报》发出挑战，要求它们在72小时内对“第四国际”这个老不中用的小头目提出指控——也就是墨西哥和全世界的整个革命运动所提出的指控。这个老叛徒是多么的狡滑啊！他深知肚明，在72小时之内，单是就他在苏联，中国和西班牙所犯的所有弥天大罪和恶行，在他与所有人民之敌的纠葛之种种，也不知从何说起才是。”
我们已经看到，在行刺发生前最末一期的《墨西哥之声》，基本上是对托洛茨基穷追猛打，彻底捏造的专号。这样的写法，是准备放下笔杆，执起枪杆的人的写法。《墨西哥之声》的编辑部是知道行刺在即的，是在为本党和同情圈作出舆论的准备。
若说《墨西哥之声》那些饱富风霜，精神正常的编辑相信他们笔下的那个我，这是一刻也不可能的。他们是根据从上而来的指令而冷酷地撒的谎。而且，他们在接收莫斯科的现成诽谤之外，更附上自己发明的一笔，指我的“参加”到塞迪努的叛乱，指我与戴斯委员会“联线”反对墨西哥和插手墨西哥大选；这样一来，便加倍地披露了他们的恶毒。撒谎者们以不愿让我有开设“论坛”和“宣传”的机会为借口，拒绝就他们的指控提供证据。而当我把他们称作为金钱而替斯大林工作的人，他们则威吓说要用“毁坏名誉”之罪把我送进监狱去！
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学校。它的特点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犬儒主义，道德方面是厚颜无耻。这些人对于事实和文献毫无尊重，从来不会清楚确凿而有系统地阐释他们作出的指控；他们所作的诽谤，具有着把污名化而广之的特色。从无人胆敢对斯大林及其同僚表示相反意见的苏联，充斥着奴性，阿谀奉承和犬儒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直扩散到整个共产国际，其毒性直透工人运动的骨髓。
为格柏乌的踪迹作遮掩
在企图行刺发生后的数天里，主谋者先生们躲在他们的巢穴里按兵不动。他们恐怕他们的“军事”同僚或会落入警察的手上。格柏乌的报刊初时所作的暗示是十分的谨慎小心。但是，每个新的一天给这些绅士先生们带来更多的勇气。他们通过若干管道而推广流通那个愚蠢而又恶毒的“自我袭击”的版本。警察被那些道德上的同谋犯误导方向。如所周知，直到五月底，仍然无法追踪到罪犯的线索。斯大林派的圈子是愈来愈自鸣得意。到了6月1日，《墨西哥之声》便已经把行刺称为“这一场怪诞的闹剧”了：
“由可怜的托洛茨基及其一伙聪明地进行的，最近在墨西哥发生的那些事件，其所包含的挑衅性质是欲盖弥彰……”
“托洛茨基这个特工，把身体和灵魂都交给了国际资本主义；为之服务，甘心为它的利益而当工具。这一趟，他以在他所居住的宅第中作为被袭击的对象为国际资本主义再作一次服务，他并不感到有何不妥。”
至于“资本主义”和托洛茨基本人为什么需要有此神奇的事件，这份报章没有给人解释。“谎言愈大，入信愈易”——希特勒-斯大林的格言如是说。
《墨西哥之声》竭力的为共产党确立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这点对于人类的脑袋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份报章却没有就此停下来，而是同时也替格柏乌辩护：
“……由托洛茨基本人直接惹起的挑衅，尤其具有反苏维埃的挑衅的特征。”（1940年6月10日）
确凿无疑！托洛茨基运用“自我袭击”的手段，企图损害格柏乌的纯洁无瑕。
在同一期里，编辑们宣布：
“我们收到西班牙共和国退役兵会社墨西哥分部的一些宣言，这些宣言作出声明说，攻击反革命者托洛茨基的‘行刺企图’，是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反对墨西哥人民的庸俗技俩。”
担当这个会社的墨西哥分部的主席者，不外乎是戴维·亚尔法罗·西凯罗斯！行刺的搞手对“反动的庸俗技俩”作出抗议。编辑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他们为了证明他们之不在罪案场，不得不表现出那个他们无法挣脱关系的格柏乌是与本案无涉的。而为了证明我是“自我袭击”，他们感到有必要引述更高的权威D.A.西格罗斯。这一切的一切，都有着疯人院的成份。目空一切和厚颜无耻距离疯狂不过一线之隔。但就在这种疯狂里有着一种做法，这种做法与格柏乌的名字难分难解。
《墨西哥之声》在介绍西凯罗斯不偏不倚的证言之余，也自己写上一笔：
“托洛茨基……是催生第五纵队的主要人物之一，第五纵队是支持墨西哥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美国佬的据点，是屠杀墨西哥人民的最顽劣的刽子手所雇用的人员。”
恐惧在此说出了疯狗病者的语言。这些人为他们将要为5月24日的行刺企图答辩而害怕。
对于这份卑劣的，在墨西哥警察和格柏乌之间挣扎打滚的斯大林派报章，实在不需要对它的每一期作出分析。在最为关键的几周里，《墨西哥之声》的行为无可争辩地表现出，打一开始，其督印人之对于行刺是由斯大林的代理人所编排一事，是完全的心知肚明。他们知道D·西凯罗斯在行刺行动中的作用。他们知道，罗伯特·哈特不是行刺的同犯，而却是受害人。他们制造这个自我袭击论，散布攻击哈特的流言蜚语，是为了格柏乌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结论是不言而喻的：要是格柏乌的正式喉舌报在墨西哥出版，则这份喉舌报为行刺所做的准备，及后来为行刺的线索的所作的掩饰，其表现出来的狂热和无耻，亦无法超过《墨西哥之声》的所作所为。
“自我袭击”论
自从我抵达墨西哥的第一天（1937年1月）开始，警察便采取了保护我的特殊措施，以防各种行刺企图。墨西哥当局无疑有着非如此不可的严重理由才采取这样的措施。人们会想到，警察守卫我，并不是严防戴斯委员会，因为在1937年时，戴斯委员会尚不存在；而警察之所以守卫我，既不是为了严防“阿尔马桑的追随者”，也不是为防“自我袭击”。那么，墨西哥警察在5月24日发生行刺当天之前的三年半里，他们之所以把我守卫，到底是严防着谁呢？对于这个问题，只可能有一个合理的答案：是严防格柏乌。
然而，当行刺的确发生了，并且还呈露出使用的是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所具有的全部特点，却有某一类的墨西哥报章（《墨西哥之声》及其传声筒《民众报》和《未来报》），发动起一场造势运动，旨在证明行刺事件与格柏乌毫无瓜葛。唯有格柏乌特务训练有素的目空一切，才会煞有介事的把那么荒唐的“自我袭击”的想法，看成是真有其事。
我能从这般可怕，可厌而又危险的投机冒险行为中去达到什么目的呢？时至今日，仍没有人给以解释。有种暗示谓我想把斯大林及他的格柏乌抹黑。但对于一个摧毁了整个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的人而言，他还有任何声誉可言吗？有人说，我想证明“第五纵队”的存在。为什么呢？况且，格柏乌的特务有足够的行动佣金，无须有一个神秘的“第五纵队”存在。有人说，我希望给唯一为我提供庇护的政府制造困难。那么，我能有什么动机，要给唯一为我提供了庇护的政府制造困难呢？有人说，我是想激发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战争。但这个解释完全是一个胡说。要挑起这样的战争，应该组织反对美国大使或石油巨头们的活动，而不是反对帝国主义世界排斥和憎恨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当斯大林组织针对我的行刺企图时，他的目标是明确的：清除第一号敌人。斯大林自己不必冒任何风险，他只要远距离操纵。另一方面，安排“自我袭击”，我就要自负其责，让我自己的命运，我家人的命运，我的政治声誉和我投身其中的运动的信誉，担受风险。那么，我会得到什么呢？
但是，即使我们假定，放弃我毕生的事业，违反常识和违反我自己的切身利益，是可能的，为了一个未知的目标，我做了决定，安排了一个“自我袭击”，但还是有问题：我如何获得20个执行人？给他们配备警察制服？武装他们？向他们提供所有必要的东西？如此等等。换句话说，一个生活同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人，怎么能策划必须由一个强大机构来实施的活动？我承认，批评一个不值得批评的想法，我感到很尴尬。
斯大林的代理正准备把西凯罗斯宣布为托洛茨基的代理人
刻下，共产党的领导人正围绕着西凯罗斯这个人大造手脚。这些动作的目的，是要把西凯罗斯牺牲，把我毁谤，谋求自保。可不过，正是这种满腹机关的阴谋诡计，而会造成的结果，将会做出与格柏乌战略家所预期的相反的证明。
这些技俩是由，戴维·塞拉诺先行开始的；塞拉诺是共产党政治局的成员，所以是共产党的官方领导人之一。6月19日的报章就他的声明作出以下的报导：
“他表示，在可沃亚岗的事件发生后，共产党立即作出调查，以便探寻发生了什么事。从那个时候开始，调查便落向了A·西凯罗斯；这个人是不受控制的分子，被认为是疯狂的。……从那时始他们便对西凯罗斯有所怀疑。与他一起被怀疑的，还有一个名叫布朗哥的和一个名叫安东尼奥·普霍尔的，这两人是他的学生和助理，经常露面。”
像这种对自己最亲密的同路人，行刺中的同谋者所作出的谴责，在一个革命党人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不过斯大林主义的规则是“向至高无上的格柏乌致敬”。D·塞拉诺把西凯罗斯称为“不受控制和半疯狂的分子”，是为了把注意力引离开克里姆林宫和他本人。
6月23日，当袭击的总体性质和主要参加者的名字已经得到披露，《墨西哥之声》刊出共产党以下述声明：
“多个名字被直接和间接的影射到，其中的一人是D·A·西凯罗斯，他被指为袭击的首领……墨西哥共产党明确地宣布，这场挑衅的参与者没有一人是党的成员；他们所有人都是不受控制的分子，都是专职煽动家……”
这则声明在随后的日子里，大同小异的一再重申。打那时开始，西凯罗斯不仅被称为“半疯狂”，而且是“专职煽动家”。
D·塞拉洛对西凯罗斯和A·普霍尔两人所作的声明，是让其余囚犯作出同类声明的讯号。“塞拉诺·安多奈吉首先提供了A·西凯罗斯的消息，继而两名女特工愿意扩充她们所作的声明……”因此所有被告都把全部责任推卸给A·西凯罗斯。党员之一的马特奥·马丁内斯最初承认，政治局成员D·塞拉洛这个人“即如行刺托洛茨基之类，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但显然的，经过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其代表律师帕文·弗洛雷斯的有益影响之下，马丁内斯突然明白到D·塞拉洛与此事无关，而且唯有西凯罗斯这类专职煽动家才能够做出那种行动。
斯大林派搞定这点之后，就向前推进……，到了8月2日，据报章所报导来判断，D·塞拉洛已经作出口供说，我把一笔钱交给西凯罗斯，用作出版或……“自我袭击”。这遭新的荒唐话的目的很清楚：D·A·西凯罗斯是逐点逐滴的给改造成……托洛茨基主义者了。就如希特勒-斯大林的格言说的：“谎言愈大，入信愈易”。
在官式调查的幕后，毫无疑问的进行着紧凑的活动。格柏乌不愿意就此放弃。尽管有着罗伯特·舒尔顿·哈特的尸体，也尽管有着一部分被捕者的供词，格柏乌意欲让自我袭击论死灰复燃。这对于那撮污名累累的人是多么的便利啊！再者，格柏乌拥有用之不竭的经济资源。
在极权主义的莫斯科，掌管这么的一台机器会是没有困难。但在墨西哥却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格柏乌的特工及其D·塞拉洛和他的律师冯·弗洛雷斯须把他们的热情约束起来。他们的谎言太笨拙，他们自相矛盾太过突兀。今天的他们忘记了昨天的所作所言。我们将就此用充分的证据给以陈述。这些段落之目的，是为了防止格柏乌用阴谋诡计把公众舆论迷惑，哪怕只是迷惑数天也不应该。
在行刺发生之前，共产党和西凯罗斯的实在关系是什么？他们的关系是亲密的合作者，在目的及方法上完全统一；他们的关系是友好分工的关系。毋庸置疑，西凯罗斯从不曾与克里姆林宫破裂。他一如往昔，仍旧是斯大林忠心耿耿的特工。西凯罗斯无疑对墨西哥共产党里某些领导人有“误解”。一般而言，党内气氛的特点是竞争，勾心斗角，相互谴责。但是西凯罗斯从未同克里姆林宫破裂。他持续是斯大林的一个忠实特工。在西班牙，他和D·塞拉洛一起共同在苏联格柏乌的特工的领导下工作。他是作为莫斯科所信赖的特工而返回墨西哥的。所有斯大林派和半斯大林派的团体皆向他致敬。《民众报》和《未来报》皆有文章对他推崇备至。伦巴度·托尼丹诺，V·比利亚塞尼奥尔和门力山德罗·卡里洛怎么可能从不去怀疑西凯罗斯是个“半疯狂”，“专职煽动家”，乃至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呢？
在1939年12月，当行刺的计谋已经在密谋者的小圈子里紧锣密鼓地进行时，共产党组织了一次向“亲切的指导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骄傲”的斯大林的60岁生辰致敬的聚会。我们在12月21日的《墨西哥之声》上读到有关该次聚会的报导：
“上述速记下来的讯息，就在希大尔高剧院出席斯大林六十寿辰的参加者如雷震耳的鼓掌声下得到通过，……主席团有占姆士·福特同志，A·西凯罗斯同志，拉斐尔·卡里洛同志，，巴伦廷·坎帕同志，安特尼斯·沙尔格度同志和西班牙作家马加烈达·尼尔金……”
那么，这个在很久以前已经被“开除”出党的“半疯狂”的“专职煽动家”西凯罗斯，就这么的和竞选美国副总统的斯大林党的候选人福特和共产国际其它星光灿灿的人物并肩坐在祝寿会的主席台上。D·A·西凯罗斯（那时仍没有疑心他的“托洛茨基主义”）明明白白，满心欢喜的签署那份致送给斯大林的兴高采烈的贺电，而他在此之前的不久，才从斯大林那里接获组织一次行刺的命令哩。
我们在同一期的《墨西哥之声》里找到另一篇文章：
“另一宗同类的事例是关于D·A·西凯罗斯同志，他被联邦地方警队下级的雇员通过捏造的证词非法地送上法庭……，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组织也必须在西凯罗斯同志的案件上组织起来。”
《墨西哥之声》把“托洛茨基主义者”西凯罗斯称为“同志”，并且热烈地保卫这名专职煽动家，反对墨西哥的警察。
1940年1月14日，当西凯罗斯已经着手给行刺进行实际的筹备其时，《墨西哥之声》报告了又一则共产党的会议：
“接着是西凯罗斯登上讲坛，为的是展示那些所谓‘独立报刊’的真正性质，这些报刊把自己出售给最高的出价者，并且按付钱的主子而改变标准，……他向每个人，人民及其组织作出召唤，提醒他们注意一场反动叛乱的威胁，他肯定墨西哥共产党是正在动员，以便用任何必须的形式来回答帝国主义者和民族叛徒的进犯。”
D·西凯罗斯作为共产党集会上的一名主要的讲者，他不仅与这个把他“排斥”的党团结一致，而且权威地以这个党的名称发言：“肯定墨西哥共产党是正在为斗争而动员”。唯有党的领袖，才会使用这种语言。至于《墨西哥之声》的编辑部，则是五体投地的团结响应西凯罗斯“同志”这番战斗性的演词。
在5月1日的《墨西哥之声》，我们找到如下这篇文章。
“…西凯罗斯的审讯即将结束。由于商业性报纸的腐败的影响力，他有着被判有罪的威胁。所以，工人的团结支持有必要表现出来，立即支持‘让西凯罗斯完全自由委员会’。”（见《争取西凯罗斯自由》一文）
距离行刺当天只有三个星期；格柏乌迫切地需要西凯罗斯，而西凯罗斯处在警察的监视下。《墨西哥之声》的编辑们为他作辩，却没法预见到，就在个把月之后，他们要把自己的亲密同党宣布为“专职煽动家”。
如此这般的犬儒主义的矛盾性，同样可以在共产党与罗森多·科美斯·洛兰索的关系上找到，只是规模较小了罢。据6月19日的报章所载：“有关于罗森多·洛兰索，他（D·塞拉洛）说他知道由于[洛兰索]犯有某些欺诈的把戏而在之前已被开除出党。”《墨西哥之声》也复述这个版本，把洛兰索定性为一个把党收集得来的款项吞并的普通窃贼。
后来，在6月23日，出于确信洛兰索有份参与行刺一事不会得到证实，而且考虑到稍后有需要用到洛兰索，《墨西哥之声》的写法便有了不同：
“对报人罗森多·科美斯·洛兰索表现出同等的愤慨；由于洛兰索赞同革命力量的立场，使得那些声名狼藉的记者们对他痛恨交加。”
昨天被宣布为窃贼的一个人，在次日却被描绘成一个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的烈士！
我们在此之前已经听过，D·塞拉洛是如何轻蔑地指普霍尔是半疯狂的西凯罗斯的“学生和私人助手”的了。D·塞拉洛之和普霍尔明明白白的是毫无共同之处啰。可不过，在1939年1月4日，《民众报》刊登了一份发自巴塞罗那的电报，该篇电报的日期是同月2日，是致发给“墨西哥工人联会”的，电文如下：
“最近被遣返回国的墨西哥退役军人，我们祝你们打击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的联合革命斗争里有一个丰收累累的新年。致委员会：总书记普霍尔；鼓动及宣传处书记塔拉韦拉；组织书记胡斯托。”
胡斯托就是戴维·塞拉洛。这则电报只是无可辩驳的证言，证实D·塞拉洛和普霍尔以至西凯罗斯其人密切无间的合作性。
格柏乌难道不会在明天以死来胁西凯罗斯，要他招认他一向是个秘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吗？西凯罗斯难道不会宣称罗伯特·舒尔敦·哈特是在“自我袭击”期间受害的吗？难道D·塞拉洛本人不会招认他只不过是戴斯组织政治谋杀的众多人员之一？《民众报》难道不会就这个题目已经写就了一篇社论吗？我们可以在事前预见到爱国人士同仇敌忾的风格了！就让他们试试看！莫斯科在很久以前便给诸如此类的行为创造了经典的模型。我们平心静气地守候新的阴谋诡计。我们毋须作出什么发明。我们将会做的，只是协助阐明这些事实的逻辑。伪造者一脑子碰上这些逻辑是将要头壳破裂的！
斯大林派为什么抵赖自己亲手做的事？
当那个荒唐的“自我袭击论”招来贻笑大方，克里姆林宫的特工的罪行大白于人前时，西凯罗斯的友人们，主雇者们乃至他的保护人皆依据“原则”性，企图洗脱与行刺的关系。
6月1日的《墨西哥之声》写道：
“列宁和斯大林的国际：共产国际及其下的全世界政党，从来不曾主张而且也不从事个人恐怖式的斗争，但只是主张和从事于群众性的有组织的暴力……”
6月16日的《墨西哥之声》再次重申：
“共产党成千上万次宣布过，它的纲领不接纳亦不主张个人恐怖主义；它所接纳和主张的是人民大众为保卫自身的利益而作的公开行动。”
6月30日同报又说：
“那么，共产党又怎么可能会否认其自身的原则，违反自身的利益而行动，参加到与我们的斗争战术和方法完全陌生的恐怖主义行动呢？”
被指控的D·塞拉洛，马特奥·马丁内斯和他们的律师皆复述了同样的说话。他们全部都孤高傲岸的大谈那禁止个人恐怖的精神性的“原则”，却无一人就事实讲上一句话。无人谈到格柏乌。他们难道真的未听闻过这个机关的存在吗？他们难道真的对格柏乌在苏联本土乃至世界所有文明之国家有系统地忙于暗杀的事无知无闻吗？
这事全然无关乎共产党那些所谓“原则”之孰好孰坏。问题之所在，乃是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及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与格柏乌的真正关系。
格柏乌不仅是苏联的秘密警察而已，它而且是更要重要的东西。它是斯大林帮对苏联和共产国际施行极权统治的工具。格柏乌最重要和最行之不懈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反对斯大林个人独裁统治之最坚决，最危险的反对者的肉身消灭。在苏联内部，这种消灭是用上合法的形式来半遮掩的。在苏联以外，就通过用计谋，行刺和谋杀来进行。
格柏乌和共产国际之作为两个组织，它们两者并不一样，但却是难分难解。它们两者互相隶属，然而发号施令的并不是共产国际而是相反，是格柏乌彻底的把共产国际来支配。这种支配性，表现在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的中央委员会，随着莫斯科的颐指气使而会突然作出更换，也表现在从党背后伸出的神秘之手所进行的种种清算。位于中央委员会的那些格柏乌人员，监视着党的行为，以防党在任何方面违反格柏乌的利益。而由于党内无从谈得上有任何的自由讨论和民主决策，所以格柏乌人员能够经由中央委员会透过施行道德惩罚而有时甚至是肉身消灭的方式来强使党员执行格柏乌的决定。倘若不明了这些机制，便无从理解《墨西哥之声》，被告们及其支持者的种种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了。
在1937年6月，埃尔南·拉波尔特先生遵照莫斯科的命令而把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及他自己本人置于“自我批评”之下。以下是他的悔过书的一些内容：
“我们要求撤销允许托洛茨基留驻在墨西哥的协议，我们并且以群众行动作胁，但是我们无法把群众行动策动起来，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的力量……。”（见埃尔南·拉波尔特，‘不惜一切代价而团结’，1937年）。
这段摘录非常严重。莫斯科自然是宁可我在群众的压力下被驱逐出墨西哥。可是党并无群众，党于是便落入了荒唐的局面。莫斯科曾经一度希望伦巴度·托尼丹诺运用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墨西哥的口号，能够较为成功的把工人发动起来。但不管托尼丹诺是如何的卖尽气力，工人是顽固地拒绝响应这一次鼓动——贫困大众并不喜欢扮演迫害者的角色。随着战争的爆发，莫斯科更感到尤其迫切地需要令我的声音沉默下来。随着每一天的消失，莫斯科是更不耐烦了，它对其在墨西哥的代理人是更为催迫了。历史教导我们，当一个冒进主义的组织在缺乏把任务来解决的政治力量时，恐怖主义行动的念头便会应运而生。必须用手枪，机关枪，或炸药来替代群众力量之不足。这是个人恐怖主义的传统公式。
《墨西哥之声》对恐怖主义的谴责，只不过是回避责任的仪式性的言词了罢。D·西凯罗斯其人的行为是这种虚情假意的谴责的最佳明证。1939年3月5日，西凯罗斯在一次墨西哥教师的会议上，以斯大林派的雄辩家之一的身分，就发动斗争以打击“叛徒”必要性作出以下的训诲：“……并且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将向他们进行战斗，而这些战斗并不是通过直接的行动，而却是通过群众的联合一致。”（《民众报》，1939年3月6日，第1页，第2栏）。
西凯罗斯在此所采用的公式，正是《墨西哥之声》，《民众报》和《未来报》在后来为了与西凯罗斯脱离关系而被迫一再重申的完全相同的公式。却都是徒费功夫！西凯罗斯已经令这一条作为救赎的公式彻底失去信用。
革命党派使用的恐怖手段之与格柏乌那一帮人所使用的恐怖手段之间的巨大差异，是无法不予强调指出的。俄罗斯是典型的充满个人恐怖国家。革命政党对其所作的每一宗的血腥行动，向来都是采取公开负责的态度。波兰的恐怖主义者和爱尔兰的恐怖主义者在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里的行为，同是不相伯仲。但斯大林派却是全然不同。他们在干掉一宗处心积虑的谋杀案后，他们不但不承认自己干的罪行，而且还将之搪塞给他们的政敌。他们是为了一个极权帮派的利益而行事，而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行事。他们不得不把人民来欺骗。这个懦怯的表里不一，使格柏乌的恐怖有着欺诈和可憎的属性。
我的指控的性质是甚么？
7月2日，我在法庭上再一次确定我对《墨西哥之声》，《民众报》和《未来报》的论断，即它们皆是格柏乌的工具，收取格柏乌的金钱。《墨西哥之声》遵循《民众报》和《未来报》的做法，认为有必要入禀法院，控告我“毁坏名誉”。精明的一步！共产国际之为克里姆林宫的顺从的工具，正与格柏乌相同。可是啊，《墨西哥之声》既然仍然是共产国际属内的一份报刊，怎能又同时认为把它和克里姆林宫联系起来就是一种“毁坏名誉”？很显然了，《墨西哥之声》之入禀投诉，只是为了把《民众报》和《未来报》的投诉化为荒诞不经的事。
莫斯科方面对别个国家的革命运动给与物质协助的这件事，是从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那一刻开始的。在1917年12月26日，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如下法令：
支持世界革命的拨款
考虑到苏维埃权力是建基于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原则之上及建基在所有国家的贫困大众的兄弟般的关系之上的这个事实，考虑只有在整个国际的范畴来发起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把斗争带向完全的胜利的这个事实，人民委员会议认为有必要运用所有可能的手段，也包括金钱的手段，以向所有国家内的劳工运动中的国际左翼提供协助，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处在战争中，或是否与俄国结为同盟或是否采取中立。人民委员会为此决定拨授200万卢布以供革命的国际运动之需，这笔款项交由外交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外交代表处理。
人民委员会议主席
V·乌里扬诺夫（列宁）
外交事务人民委员
L·托洛茨基
即使在今天，我亦无意撤回我在这道法令上的签名。这是关乎到在工人组织的控制之下向其它国家的革命运动给予公开的援助。受取援助的党派享有批评苏维埃政府的完全自由。在共产国际的大会里，向来都有着热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列宁和我不止一次的处在少数。
在斯大林的政权下，向外国组织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蒙受了彻底的堕落。由党控制和向苏维埃交待的“工农政府”变成了建基在非人化的机关工作人员所组成的极权机器的个人独裁专政。国际团结变为向克里姆林宫的卑屈投诚。财政援助成了贿赂的形式。就在共产国际仍然是个革命组织的那个时期，没有一个革命家胆敢把从克里姆林宫收取援助的说法称之为“诽谤”！这种“援助”来到了今天，就是连莫斯科的代理人也感到是一种不能公开承认的，可耻堕落的依附。克里姆林宫的墨西哥代理人之向我提出“毁坏名誉”的诉讼，只不过进一步巩固我对现时的克里姆林宫的评价。
我并不非难《墨西哥之声》和其它刊物之从它们在外地的同路人处得到金钱。这事没有可非议之处。我所指控的，及我对他们的指控，乃他们在苏联的同路人并不是工人和农民，而却是工人和农民的压迫者和刽子手。我指控的是他们履行格柏乌可耻的罪恶任务，他们为寄生的寡头集团的反动目的服务，他们被迫掩藏他们与格柏乌的连接及他们在经济上对格柏乌的依赖。我全盘地维持这项严重的指控！
共产国际的财政预算案及对外国支部的经济援助
自1926年初，当斯大林确定的把自身置于共产国际的首脑地位，格柏乌之介入共产国际的事务，向外国的劳工运动的领袖作贪污贿赂的制度便开始有系统地发展开来。与此同时，反对派（“托派”）开始对共产国际及其外围组织的专横和行贿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因此，举例来说，反对派把英国工会界的著名领袖珀赛尔收取每月25英磅的秘密月薪，以作为他对苏联——即克里姆林宫的“友谊”的回报这件事揭露出来。在这些工会里的其它重要领袖，也同样的享有各式各样的物质恩赐。他们的妻室，则获得“没有冒犯性”的礼物黄金和白金。毋须赘言，所有这些在形式上不属于共产国际的绅士淑女，俱把托洛茨基主义者视为“叛徒”。
由于害怕反对派所作的揭露，斯大林不得不开始刊登某些性质属于共产国际的财务报表的东西。我在这篇声明里附录了其中三年——1929年，1930年和1931年的三份财务报表。必须首先申明，这些在格柏乌的实验室里着手准备的财务报表彻头彻尾是虚假不实的。整项财政预算一而再的削减，秘密的开支只字不提。款项来源是伪装出来的。在汇报里所指的削减后的数字——即上述三年的675,000美元，956,000美元和1,128,000美元——几乎全部来自斯大林的秘密资金。
尽管有着如许种种的掩人耳目和扭曲，或该说是正由于有着这种种动作，开支栏里的其中一个项目便尤其具有说服力了。我们在每年的预算中找到一个特别项目：补助党出版物，该3年的数额分别是$435,000,$641,000和$756,000；也即是说，由这份大刀阔斧地删减掉及伪造的财务报表承认了有这样的一宗开支。在三年间，补助共产国际众支部的出版物的费用分别跃升了50万，75万，和1百万美元。所以，报表是认为，对于这项广为人知的事实，即莫斯科方面对其他支部及其刊物的财政援助是不必要掩藏或不可能掩藏的了。显然，那些高度谨慎的格柏乌会计从不曾想过，《墨西哥之声》会把有关于指它吸收莫斯科的金钱援助称之为“陈腐的诽谤”。这些财务报表很自然的只是述及共产国际的正式出版物如《墨西哥之声》一类，至于那些在形式上并不入于共产国际的期刊，例如《民众报》和《未来报》之类，其所作的直接或间接援助，财务报表是完全抹省掉了，但这些期刊却履行着格柏乌极之重要和微妙的任务。我们将分而述之。
自然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为什么我只动用1929年，1930年和1931年的财务报表。答案很简单：在把“托派”镇压掉之后，也就不再刊登这些财务报表。他们的虚假捏造挑起各方面的更多怀疑，不能令任何人感到满意。而同时，公告诸如资助共产国际支部和出版物这些项目，则为一些支部制造了麻烦。共产国际不再刊登其财务报表这个事实本身证言了共产国际不得不把它的财政活动全面隐藏起来但这绝不是说它对支部和“友人们”的资助是终止了。正要相反，这些资助是与年俱增。时至今日，其总数必定是数以千万美元计，而且这一数额中的大部分无疑是给予那些在形式上不属于共产国际的出版物和“友人们”。
共产国际和格柏乌难分难解的关系
身为美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的B·吉特洛在致我在美国纽约的律师艾伯特·戈特曼的一封信里，对共产国际与格柏乌的关系有如下的界定：
纽约克罗姆邦特
1940年7月25日
戈特曼先生
116大学区
纽约市，纽约州
亲爱的戈特曼先生：
在我身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那个时候，我协助指导共产国际的事务，对于共产国际这个组织之作为格柏乌的代理人的方式非常熟悉。
共产国际从俄国派往外国的每一个代表，经常都携有格柏乌的特别指示，他们倘非格柏乌的特工，也会是在格柏乌代理人的指导下工作。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那个主持签发护照，签证和向俄国以外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报刊提供财政津贴的特别部门，同时也主持格柏乌，这个特别部门的主管是个受薪的雇员，直接向格柏乌这个组织负责。
共产国际的财政事务操持在格柏乌的手中这点，对我而言是一个普通常识。
您真诚的本杰明·吉特洛
鉴于吉特洛先生所在的市镇没有法律公证人，A·戈特曼先生用特设的宣誓书为这一封发给墨西哥法院的信件的真确性作出证明。
宣誓书
艾伯特·戈特曼本人正式以口头宣誓作证，作出以下的宣誓：
1.他本人是美利坚合众国纽约州纽约市的居民；
2.他收到一个从本杰明·吉特洛发于1940年7月25日的一封信件，该封信件涉及的是有关于共产国际与格柏乌的关系的事宜；
3.他认识本杰明·吉特洛的手笔，并以他所知认为上述信件确是本杰明·吉特洛的手笔。
艾伯特·戈特曼
于公元1940年7月29日当天在我本人临场下签名和作誓。
法律公证人：H.E.明尼克
B·吉特洛在他的‘我供认’一书内，就共产党之依赖格柏乌的事情作了殊为重要的和殊为确切的声明：
“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联系也有着更为强力的串绳。这些串绳当中最重要的是格柏乌。党应格柏乌之请而把党员供应给它以加入它的情报员的行列。这些党员便成为了正式的格柏乌人员，受苏维埃政府支薪雇用。这些人员是党和格柏乌之间的联系。党书记局为他们打点接触交往，不时对他们之如何行事提供建议。一个党员一旦给选拔为格柏乌的特工，便会脱离党的活动，从属于格柏乌套用到其人员的严苛纪律之下。仅有少数几个领导人知道哪个党员成为了格柏乌的特工，并且会把这个信息严格保密。每次当党被格柏乌敦促帮忙，党将收到远高过实际开支的费用，余款将收归党的库务部。可是，我们这些爱惜每一次格柏乌差遣的机会，援助格柏乌的工作及它所信赖的党领袖们，是知道格柏乌同样也把我们密切监视着的。格柏乌向莫斯科供应美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及党整体活动的完整记录，这点对我们这些领袖来说，是个公开的秘密。……然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苏维埃政府不仅把我们的党视作由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支配下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也把美国共产党看为它的代理之一。…苏维埃政府把美国共产党党员使用于广大的区域，包括中国、日本、德国、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国家……”（见B·吉特洛《我供认》，第302、303页）。
就我们所观察，墨西哥并无例外。否认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这点，亦不是《墨西哥之声》的首创；B·吉特洛就这一点这样说：
“……美国共产党经常申辩说它与苏维埃政府没有任何联系，但事实是，美国共产党之与苏维埃政府的关系，就和美国内部收受纳粹德国金钱的代理人之和第三帝国政府的关系相同。”（见B·吉特洛《我供认》，第300，301页）
马托拉斯和克里维茨基的证言
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恩里克·马托拉斯在他的1935年于马德里出版的文献性书籍里，就克里姆林宫对共产国际支部所施行的财务专政，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尽管这些资料远非完整：
“共产国际在经济上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经费的摊派或多或少，通常每个国家有一个固定的数额，但是在异常情况下它会发送更大的款项。这种支持不仅针对恰当地称为党的组织，还延伸到其它不同的形式的共产主义运动分支。”
“西班牙每月收取的各种形式的资助大约如下：
(披索)
共产国际支付给党12,000
国际红色工会支付给共产主义工会运动10,000
共产国际青年团支付给青年组织5,000
国际红十字会援助西班牙支部5,000
国际工人援助西班牙支部2,000
红色国际运动会付予文化工人运动联会1,000
共产国际报刊部付予党刊10,000
合计45,000
上述数额并不入于维系各个代表的款项，而只限于用在增强党和其下的各种不同组织的活动。尤可注意的是，党的‘政治局’和青年组织的所有成员，每月都收取400披索定额以作月薪；此外，他们在本城以外出差能享有每天10披索的出差费，以致所有出差费用的开销皆可报销”。
“该宗金额通过各种方法送到西班牙境内。有时是由个人携带，或有妇女专门擅长这项工作。有时是经由与党有联系的出版社作中介；人们因此而推断塞列出版社接收该宗款项有超过两年以上。简言之，共产国际设法通过一切手段务使每个国家有一队受薪的雇员供它完全差遣。”（见前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恩里克·马托拉斯着的《西班牙的共产主义，其方向，组织和程序》，马德里，1935年西班牙出版，“Pax”版专利本，PlazadeSantoDomingo13,Apartado8001.Madrid.第13，15页）。
这里提到的款项是相对地小额。但且让我们不要忘记，马托拉斯这本书是在1935年面世的，也就是说，是写在格柏乌决定性地介入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E.马托拉斯的证言是证明了无论如何，共产国际对其支部的资助，在其取消出版共产国际的财务报表之后，还没有停止过。
前面摘引的参考材料是有关共产国际而非格柏乌的援助。但这里涉及的仅仅是用术语来掩饰的问题。格柏乌并无本身的库务部。克里姆林宫出于实际的考虑而把所有这些发放基金盖上诸如共产国际，国际红色援助金，国际文化关系协会，或“苏联之友”或运动国际等等之类的印章。掩饰在这些印章之后的是那同一个斯大林，而他用以维系外地接触的就是格柏乌这部机器；这部机器有着各种理由需要隐姓埋名。
就共产国际各个支部对克里姆林宫的财政依赖这点，我们有的是克里维茨基将军历数不竭的证言；克里维茨基直至1938年时一直是苏维埃在全欧洲的间谍的头目。
“共产国际的心脏是罕为人知的，从不传世的国际联络部，这个部以其俄文简写见称：OMS（OtdyelMezhdunarodnoiSvyazi）……他（皮亚涅特斯基）之作为OMS首脑便实际上成为了共产国际的财务部长和人事部的主任。”
“他创立了一个向他交代的全世界的长驻特工的网络，用以作为莫斯科和整个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美国的那些名义上独立自主的共产党之间的联络官员。这些OMS代表作为驻共产国际的人员，执掌着挥舞在其驻留地所在的共产党领袖们头上的鞭子。普通的基层党员以至大多数共产党领袖皆不知悉这些OMS代表的身份；这个OMS代表向莫斯科交代，不直接参与党的讨论。
“在近年间，格柏乌逐渐取代了OMS的许多运作，尤其是有关追踪对斯大林有异心的人事及将之向莫斯科汇报这方面的运作”。
“付托给OMS驻当地特工的最为微妙的工作，就是分配金钱以资助共产党，其昂贵的宣传和其虚假的阵线——例如“争取和平民主联盟”，“国际劳工援助会”，“国际劳工援助”，“苏联之友”及各种名目上的非党派组织，当莫斯科着手从事人民阵线时，这最后一类组织变得尤为重要……”
“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从未能应付多过它们开支负担中的一个极为微小的比率。莫斯科自己本身的估计，是它必须承担外国共产党平均支出的90-95％。这宗金钱由苏联的国库部支付，按斯大林治下的政治局所决定的数额，经由OMS来支取。
“对于当地共产党希望设立的任何的开支新项目，驻当地的OMS特工会首先是这项新项目是否得当的裁判人。例如，在美国，美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假如考虑出版一份新刊物，它会咨询OMS特工的意见。这名特工会考虑这项提议，倘若他认为提议值得注意，便会向莫斯科的OMS总部传达……”
“莫斯科向外国当地的共产党传送金钱和指示的惯用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外交邮袋，这些邮袋是豁免于搜查的……从莫斯科送发……这些有苏维埃政府盖章的邮包里装有一束束钞票和如何分配的指示。他（格柏乌的代表）把这一束束钞票亲自交给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与党领导直接接洽的。有过好几次，这些送往国外给共产国际使用的美金，英镑和法郎，由于轻率不慎而盖有招人话柄的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盖章。”（见W.G.克里维茨基着的《斯大林的特工》，第.51〜54页）
克里维茨基从而证实了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在财政上是绝对地依赖莫斯科，而对共产国际施行财政控制的直接机关就是格柏乌。
由于克里维茨基在美国国会调查委员会上宣誓作证所提供的资料是和上述摘引的段落的资料相同的，而且他也准备答复墨西哥法院对他的质询，因此对克里维茨基该书的摘录，具有法律供词的份量。
B.吉特洛的补充证据
就有关于证明共产党对莫斯科在财政上的依赖这件事，唯一的困难就是可资应用的证明和文献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之多。在此，我不得不把有关的摘录减至最少。
过去20多年来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里担任领导角色的本杰明·吉特罗，他曾经出版了一本书，内里载录了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对莫斯科的全盘财政依赖的无可争辩的证据。吉特洛已经与共产国际脱离关系，否则他不会站出来作此披露。我对吉特洛现时的政治立场并无兴趣。这本书在事实方面是建基在无可反驳的事实之上的，这点便绰绰有余：
“……《工人日报》经常蚀钱，远远不能自行缴账。共产国际在投资开创这份报章的3万5千美元的创办费之外，一而再次的注资进去。……我们希望，随着把总部迁到纽约，《工人日报》将能从增加销路的形式而得到较佳的收入。在建设物，一般维修，新印刷厂和各项突发开支的费用，达到30万美元……”（见B·吉特罗《我供认》，第.307页）
“党在今天伸展到如此之多的新领域方面；有鉴于日本的局势，其对苏联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使党有必要推行史无前例的宣传活动，使用上每一种宣传途径，包括动用十分昂贵的无线电广播。在最近，党又创办了两份新日报，一个在旧金山，另一份在芝加哥出版，尽管《工人日报》的每年赤字经常超过5万美元。苏联现在显然要较之过去给予美国党尤为沉重的津贴……”（见B·吉特罗《我供认》，第.389页）
“……我从莫斯科回国参加1928年竞选总统提名的党大会时，牛仔裤里袋有俄国出资的5000美元，这笔钱是莫斯科捐赠给我们作总统竞选活动的3万5千美元的首期付款。这也是我们每年从给予特殊用途的特别授款中所得到的25万美元的一部分。莫斯科在1924年给我们的总统竞选活动捐赠了五万美元。莫斯科从最初捐赠3万5千美元以创办《工人日报》之后，每年继续用不少于这宗金额的数目来喂养这个无底深潭。而当然了，在我的那个时期，莫斯科对美国共产党的财政捐赠，比起今时的数额，只不过是区区小数；今时的莫斯科已经是无可非议的老板了……”（见B·吉特罗《我供认》，第.496页）
莫斯科作的财政援助的比例有多少呢？不止一次地从莫斯科掌间转手经费的B.吉特洛对此作出以下的宣称：
“……莫斯科是个豪爽的捐赠人，但我们的所有行动远远不是全都由俄国人支付的。美国共产党当年的成员从不超逾1万6千人，我们平均每年支出1百万美元，其中的过半数是在美国国内募集得来……”（见B·吉特罗《我供认》，第.470页）
即便富裕有如美国的党，其中近半数的财政开支也得由莫斯科的来源来勾销。
同一位作者向我们诉说在伦敦创办一份共产党人报章的情形：
“……英国共产党被当作一个病弱的孩子般来对待，党每走一步，都必须得到来自莫斯科的援助……，共产国际试图迫使英国党为创办一份英国共产党日报所需的金钱而自行募集其中若干比例的数目。开始英国党的领袖们则搬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解释他们为何不能筹得这笔款子。报纸终于出版了，金钱是由共产国际一手包办的；为创办这份报纸和维持其不倒的所有金钱，实际上全部都是由俄国人来供应。这些国家的领袖们的实情，也适用于其它国家的领袖们的实情，分别只在于程度的多寡……”（见B·吉特罗《我供认》，第587-588页）
据我们的观察，无理由假设墨西哥会是个例外。
吉特洛的书，我不是作为一部文人的著作而却是作为一个证人的证词来引述的；首先是因为他在国会调查委员会上宣誓而后作出与该书相同的证言，其次是由于他准备在宣誓下回答墨西哥法庭提出的任何问题。
对拉丁美洲共产党的财政援助
拉美的共产党之与莫斯科的关系，是和世界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之与莫斯科的关系大同小异，这点已经是相当的不言而喻。即使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特殊的资料，也是毫无疑问的了。不过我们确是持有这方面的资料。在此我附上的约塞·扎克的重要证言。扎克在美洲，包括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生活中发挥了领导的角色有15年之久。以下是约塞·扎克宣誓后所作的证言：
宣誓书
约塞·扎克本人口头宣誓作证如后：
1。他在美利坚合众国的纽约市居住。
2。他在大约15年间是美国共产党的成员，在这段期间，他是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担任其它许多负责性的职位。
3。他在1929-1930年期间为位于莫斯科的红色国际工会工作；在1930年时，他被共产国际当时的书记皮亚涅特斯基和共产国际的主席马努伊尔斯基遣往拉丁美洲哥伦比亚的波哥大，以代表共产国际监督哥伦比亚共产党的工作。
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哥伦比亚停留了15个月，并且也代表共产国际而在委内瑞拉停留了7月。
当他在该处时，他和驻乌拉圭蒙特维多的共产国际局保持经常接触。
4。宣誓人进一步声明，当他在哥伦比亚期间，他被授权开销并且确有开销了约6千5百美元，作为资助当时隶属于共产国际的哥伦比亚的工作的用途。当他在委内瑞拉期间，他也有开销作为资助委内瑞拉共产党的工作的金钱。
大部分的金钱来自于居住在纽约的一个名叫吉蒂·哈里斯的共产党党员。
他特别记得，他个人有一次从一名称作威廉斯的共产国际代表里收到800美元的数目。据他所知和据他相信，这个威廉斯其人是格柏乌的成员。
约塞·扎克
在我当前宣誓和签署
1940年7月20日
法律公证人：沃尔特·A·索洛尔
不错，J.扎克是没有和墨西哥有联系。但格柏乌既然没有忘记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则它无疑有更多理由须关注墨西哥。
墨西哥政府在1931年时留意到有一个名叫马奴尔·戴亚斯·拉米尼斯的人，其人有一笔巨大的款项存入他的银行户口。1931年5月6日《宇宙报》对此事有以下的文章：
“……据知，他曾经属于墨西哥共产党有10年时间，现在是第三国际在墨西哥的代表，就此他曾经到过俄国，在那里留了一年。他从1927年到1928年掌管党的财政，处理了3万披索。他出差的全部开支就是由这个基金支付。”（《宇宙报》，第一部，第7页第7栏）
据我所知，在那个时候已经坚实的确定了，那笔钱是来自莫斯科的。法庭当局完全有可能对这段插曲作出查证。
就在墨西哥和苏联中断外交关系的那段时期，墨西哥政府曾经正式述及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与苏联国家机关的关系。
对于墨西哥和苏联的外交关系破裂是“正义”或“不正义”的问题，我将之完全置诸一旁；同样的，我也把墨西哥共产党的迫害的问题置诸一旁。我所感兴趣的是已经官方确立了的事实。墨西哥政府在1930年1月23日的传达如下：
“墨西哥政府清楚无误地知道：俄国的共产主义团体并不是独立地工作，亦不能独立地工作，因为该国无论任何政治都是隶属于苏维埃政府的。”
在苏联，没有一个组织可以作为独立于政府而自行其事的这个论断，绝对是无可争议的。对所有组织的指挥皆集中在格柏乌的掌中，而当关乎到对外的关系，更是变得尤为严苛和专横。向共产国际的外国支部以及对“友好的”刊物的财政援助，俱是格柏乌的事务。墨西哥并不成其为例外。
个人贪污腐化的制度
在莫斯科向来自外地的劳工运动的领袖所使用的贪污行贿的方法，在很久以来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莫斯科对共产国际内部的反对派，要么是行贿，要么是扼杀之。由党大会合法选出来的美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出发前往莫斯科之时，党的领袖便在事先知道他们在莫斯科将会受到怎样的接待：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代表，以对抗莫斯科贪污制度。我们向他们提出警告，前往莫斯科是一个崭新的经验，他们该准备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麻烦。我们也向他们解释共产国际的种种做法。我们告诉他们说，共产国际有着无与伦比的资源，它的人员会给他们花天酒地，会向他们作出各式各样的诱惑，以令他们改变看法，而要是诱惑不生效，便会使用压力。我们的代表庄严地誓言保持忠心，为我们所寻求的正义而奋斗到底。”（见本杰明·吉特罗着《我供认》，第528页）
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你争我夺，经常都是用把一些“领袖”调往格柏乌来解决。当吉特洛因企图实施一项独立的政策而失宠时，莫斯科便试图把他调往格柏乌。吉特洛本人就这件事有以下的说法：
“……对我作了种种行贿的企图。有一份薪金十分优厚的职位提供给我，是在拉美国家做保密性的格柏乌的工作，除优厚的薪金之外，还包括有足以供我乘坐头等交通，出入最佳酒店的旅费，……我把这个诱惑推掉，因为我认识到这是一项贿赂，并且也知道，要是我让自己任由格柏乌的差遣，从此之后我便会由它为所欲为的了。”（见B·吉特罗《我供认》，第568-569页.）
这个插曲，揭示了给许多那些曾经被“开除”，被“撤位”的人的命运，诸如D·A·西凯罗斯，G·洛兰索，H.·拉波尔特等人，投下了耀目的光照。把吉特洛这么显要的一个人物派往拉丁美洲的企图，展示了格柏乌对拉丁美洲国家有着特殊的兴趣。
美国的工人领袖之一弗雷德·比尔在他的书里谈了他在莫斯科是怎样被争取过去的：
“共产国际……开始用打动人心的渴求来讨我欢喜。他们让我在莫斯科称心满意：住的好，吃的好，为报刊而作的演讲和文章的稿费也好。”（弗雷德·比尔着《无产者之旅》，第257页）
吉特洛谈到克里姆林宫是怎样把著名的美国黑人福特争取过去的：
“……形形色色的谄媚讨好，奖状，徽章和礼物铺天盖地的向他投来，……”（见本杰明·吉特罗着《我供认》，第455页）
就在5月24日行刺发生之前，在墨西哥共产党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动的期间，当时在墨西哥代表着共产国际的人，就是这同一个福特；在此指出这一点，实在不是多此一举。
克里姆林宫采取诱使个人贪污腐化的这些例证，只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制度里的一些孤立的状况。这个制度的基本元素，就是斯大林引进的双重工资制度：第一重工资是正式偿付给党雇员的工资；第二重工资，是由格柏乌控制下的一个秘而不宣的特别财库部专门支付给那些“负有更多责任”的机关人员的工资。这个制度以莫斯科为发源地，从打击“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派生气勃勃的抵抗开始，旋即扩展到共产国际的整个方面去。毋需置疑，同样的制度在过去和现在皆在墨西哥照办如仪。收受秘密酬劳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因此能把他们的精力用在友好组织（《人民报》，《未来报》）方面，从而给它们提供了最重要之一种经济支持的方式。
吉特洛回忆起斯大林是如何的爱在庄严的场合里，大谈共产国际的纯洁性和贞洁性：
“……‘共产国际是神圣的工人阶级的最神圣者。一定不能把共产国际与股票市场混为一谈。’可见，这正好是斯大林打理共产国际的方法：收买，出卖，把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弄得一败涂地……”。（见B·吉特罗着《我供认》，第553页）
墨西哥共产党的领导人也不能例外！
《墨西哥之声》的公正无私
1940年7月7日，《墨西哥之声》声称，我断言它从莫斯科接受财政援助，这个说法，是一个“陈腐的诽谤。”为把我自己同斯大林式的傲慢浮夸撇清开来，我要再加上一段摘录：
“卑劣叛徒的断言，陈旧诽谤的重复，都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但我们等待，希望他提供证据，但肯定他无法提供，因为这份报纸带着自豪和切实的期望，获得工人，农民和同情者的自愿捐款而维持存在。”
显然的，这些绅士先生们是带有这么一种印象，即他们既然采用了目空一切的调调儿，那么他们便毋需要处理他们本人已经承认过的事实。
《墨西哥之声》否认有接受来自莫斯科财政援助，它假惺惺的装作相信，在统治着共产国际的常规里，全世界独有墨西哥共产党是个例外。于是，正是这同一份报章，在今年5月1日该期里写道：
“党之所以陷入这样的经济局面，其根由乃在于党过去的领导层把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弄成依赖于总督，议员，代表，把党绑到……资产阶级的尾巴去，使党的原则变质，放弃保卫的工人和人民的利益，制止群众争取更好条件的斗争，把党与之对立。”
我们看到，对于选取金钱的来源，党并不是如它在7月7日装模作样宣称的那么一丝不苟。
就在党上一次的大会里（1940年3月），党领袖之一的沙尔格度指控前领袖拉波尔特收取贿赂说：
“尤卡坦人民的全部痛苦和饥饿，就以每个月一千比索之数目，卖给了控制着国家的一小撮政客。”（见《把人民之敌赶出革命行列！》）
党另一名领袖拉斐尔·卡里略在1940年4月就有关上次党大会有以下的写法：
“……全国非常大会做出了无可估量的努力……它把须对存在于基层之中的混乱和贪污腐化的局面负责的领导人开除出党……”（见迪奥尼西奥·恩西纳着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滚蛋！》的序言。1940年墨西哥出版）
我们因而知道，在以党之名义发言和行事的党领袖之间，不仅充斥着无组织的“混乱”，而且还有着“贪污腐化”。
这不是一个无伤大雅的插曲。须为“贪污腐化”负上责任的埃尔南·拉波尔特其人，从1928年开始出任党的最高领袖，也就是说，长达十二年之久。他对党有无限的权力；在过去的五年，更尤其如此。
党的新首脑迪奥尼西奥·恩西纳对此有如下的说法：
“党在过去的领导层不过是一个狭小的领导层，由它处理和解决所有事务，把政治局的其它成员沦为附从，这样的领导层不是狭小的领导层又是什么？”
还有：
“……自第四届大会迄今，也这是说，党在拉波尔特和坎帕的领导之下足有五年。”（同上，第102页）
作为墨西哥斯大林主义者的领袖之一的D·A·西凯罗斯，有一次这样宣称：“从莫斯科方面收取金钱，要比从墨西哥资本家方面收取金钱为佳”。他们在1940年时，公开的承认有从墨西哥资本家方面收取金钱。而这当然并不表示他们在同一时候里没有收取莫斯科的金钱。
共产党之与总督、议员、代表和墨西哥资本家的关系，我在此是毫不关心的。《墨西哥之声》和沙尔格度先生以前承认了的事实，使我感到兴趣之处的，仅仅是在于他们把有关《墨西哥之声》这份报章只是全赖着“工人，农民和同情分子的自愿捐助”而生存的这项断语，彻彻底底的驳倒了。
上次党大会（1940年3月）不错是决定了此后要过上更富德行的生活。可是我们就在下一轮的清算里得知，党所采取的措施，首先是它所推行的程度，是有多么严肃：共产党从所能及的方面收取尽所能多的金钱，而且对于金钱的来源毫不腼腆；这个事实，一直维持迄今。
即使我们接受上次大会的虔诚意欲是真实不虚的吧，我的话里亦没有一丁点儿的诽谤成分。《墨西哥之声》认为从“同情分子”间收受金钱完全是可允许的。而难道斯大林主义者不入于同情者之列吗？就在那篇把我称作“诽谤者”的评论里，斯大林是被称作为“伟大的苏维埃领袖斯大林同志”。然则，为什么又不可能接受这位“伟大的苏维埃领袖”的同情者的金钱呢？
但问题不仅是“同情”分子。共产国际是把本身看成为无产阶级的国际政党。格柏乌的头目贝利亚，联同其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及在格柏乌担任要职的所有人员，全部都是共产国际的成员；这就和《墨西哥之声》编辑中的党员同志一样。所以，这份报章是可以接收贝利亚和格柏乌委员会---国际党的同志——的金钱而不会损害它的“骄傲”。因此，在我的论断里，全没有一点诽谤的影子。不过，《墨西哥之声》的公正无私必定是完全入于神话的范畴了吧。
华尔特·克里维茨基向墨西哥法庭作的特别声明
在本文件行将完成之时，我接到由苏维埃驻欧洲情报处的前任首脑华·克里维茨基将军向墨西哥法庭作出的一份特别声明。这份声明是就苏联和国外的格柏乌组织的系统，格柏乌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及国外格柏乌的恐怖活动而作出的。身为格柏乌多年来最重要的代表之一的华·克里维茨基先生，他在斯大林开始通过捏造冤案审判而把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的一代摧毁的时刻里，与莫斯科决裂。克里维茨基在全世界报章和最近通过书本形式所揭露出来的事情，皆被所有严肃的出版界誉为是有关克里姆林宫政治学的隐藏机制方面最为有力和最为精确的证据。
为了避免误会，必须交代，克里维茨基声明内的缩写GUGB的所指，就是格柏乌机关。由于格柏乌的名字[“国家安全委员会”]具有招人憎恶的性质，克里姆林宫试图给它取用其它名称。不过，不论在苏联和外国，由于事情的本质无改，所以人们仍然把GUGB称为格柏乌。
我把在纽约的代表律师A·戈特曼宣誓作证以证明克里维茨基的声明确是出自其人不虚的声明，一并附录在后。克里维茨基将军本人由于受到格柏乌的职业杀手追杀，所以他万非不得已，除紧急事态外是不会在公众场合露身的。
艾伯特·戈特曼所作的声明的日期是8月9日，这与克里维茨基的声明是同一天：
“我谨为里昂·托洛茨基和代表他作出以下面声明，这份声明可以在墨西哥任何一个法庭使用。
国家内部关系全国委员会安全总行政部（GUGB-NKVD）是苏联秘密警察的部门。内务部人民委员贝利亚同时是GUGB首脑。
GUGB按部门编分，配合着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而组织。
GUGB的基要部门名叫特别部门。这个特别部门执掌对整个党组织的监视工作，军队中的特别部门和海军也隶属其下。特别部门在所有组织里布有秘密人员和线人。由这些秘密人员和线人所作的举报，就成为GUGB扣留的根据。GUGB典型的工作方法就是定期的逮捕。登记在GUGB文件名册的人，都是不太完全忠于苏维埃政府者，没有受到任何实质犯罪指控。GUGB把这些人目为“潜在的反革命”；他们在这支不忠心的公民大军里实行大规模拘捕。在狱中，他们把这些人变成罪犯，令他们为国家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的失败背上责任。
GUGB在国外的代理机关有着代表人。
这些人在官式方面担任外交人员的职务。在这些人的指导下，他们对位于所在国的所有的苏维埃正式机关进行监视。
在国外的共产国际的全部工作，都是经由国际关系部（OMS）执行。从1936年至1937年以来，国际关系部在莫斯科和国外的全体机关，俱通过GUGB的特工而融为一体，而国际关系部的所有活动，皆由GUGB所操纵。在共产党属于合法的国家里，都有来自莫斯科的国际关系部的一名代表。在过去，这些代表是处于较次职位的使节人员，而在近来，这些人俱转到地下。这些人员的运作如下：对共产党的活动和财政状况作出控制；转达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和经济援助。苏维埃政府的金钱资助，不仅限于正式的共产党及其报刊，而且也及于不属于党的亲斯大林派的报刊。例如：巴黎的《今夜刊》。拉丁美洲的共产国际的所有活动，皆驻集在美国；国际关系部出任美国和其它拉丁美洲国家的首要代表，就是驻在美国。这名代表的助手们散布多个国家。有关的指示和经济津贴，主要通过苏维埃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除了这个主要中心之外，国际关系部还有着非法的网络机关供其差遣；这个网络机关分有欧洲，亚洲和美国各不同部门。这种编排，是为了应付与任何一国发生战争或外交关系破裂而作出的。
GUGB组织在国外的恐怖活动。有鉴于执行命令会涉及的风险和外交麻烦，这些恐怖行动的指令皆是由内务部人民委员会，GUGB最高头目亲自发出，经由斯大林批准。负责组织恐怖行动的搞手，都是国外GUGB身居要职的人员。为GUGB服务的杀手通常都是外国人，都是经过共产党反复考验过的战士。在这类人之中，有些人由于被认为具有阴谋家的性格，所以不是正式属于党的。”
华尔特·克里维茨基
艾伯特·戈特曼首先以口头宣誓作证如下：
1.他是美利坚合众国纽约州纽约市的居民。
2.他接获华尔特·克里维茨基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以英文开首如下：
“我谨以里昂·托洛茨基和代表他作出以下声明，这份声明可以在墨西哥任何一个法庭使用。”
这份档共有三页，由俄文写成。
3.他熟知华尔特·克里维茨基的手笔，并且知道该份文件是出自华尔特·克里维茨基的手笔。
4.这位华尔特·克里维茨基无法亲自作出宣誓，因为他若亲自作出宣誓便会暴露出他的所在；他由于害怕格柏乌而不愿意暴露他的所在。
艾伯特·戈特曼
在我当前签署及宣誓，
公元1940年8月9日
法律公证人：梅耶B·卡尔巴
结束语
由于我在法庭表示，《墨西哥之声》的负责人肯定是和其它的格柏乌人员一样，是有从主子收取财政援助，《墨西哥之声》的编辑部便要求我必须为“毁坏名誉”负责。
在这篇文件里，我尝试证明，并且相信我是已经成功地证明了，《墨西哥之声》是充分意义上的一份格柏乌的喉舌报。这份报章除了由克里姆林宫通过格柏乌灌输到其国际特工的政策之外，别无其它政策。它保卫格柏乌所犯的全部罪行，诬告格柏乌的敌人。它在过去数年间最暴烈汹涌的诽谤造谣，就是用来攻击我的。
我还进一步尝试证明，并且希望我已经能够成功地证明，墨西哥共产党和《墨西哥之声》在筹措行刺的过程和在事后把行刺的线索加以掩饰所用上的种种错综曲折的手法。墨西哥共产党全体的领导层参与了行刺的准备，领导层中的一部份人而且更参与了实际行动。
而在道德舆论方面的准备，主要就是用有系统的，蓄意而为的用恶毒的诽谤来攻击我；这些诽谤更是属于最严厉和最富杀伤力的指控。
这同一批的人物，在代办了行刺之后，又试图用新一轮的诽谤攻势（所谓“自我袭击论”等等），来愚弄负责调查的当局和公众的舆论。
所有这种种工作，从始到终，俱是对应着格柏乌的任务和利益而作的，而且也是履行其指令而作的。墨西哥共产党的领袖和《墨西哥之声》的众编辑，是作为格柏乌的特工而行动。指称他们像所有其它格柏乌特工一样，必然是有收取格柏乌的酬劳的这项声明，并无一点儿的“毁坏名誉”的成分。我已经额外地举出了无数的证明，以说明全世界各国共产国际支部的领袖们，都是由克里姆林宫支付酬劳。
说到“毁坏名誉”方面，那些据以对我作出诽谤而造就政治事业的那批人，应该是最无资格来谈“毁坏名誉”的。我的前文里，已经陈示了一些他们作的诽谤的样本。这些诽谤的恶意之甚，已是无出其右的了。
从而，我在此谨表达我深信：墨西哥司法不仅会拒绝指我毁坏名誉的诉讼，并且反过来要让《墨西哥之声》的编辑们为诽谤负责，而且根据他们有系统性地、恶毒地作出的诽谤的性质，而对他们判以最重的刑罚。
L·托洛茨基
1940年8月17日，墨西哥科约阿坎
[编者注：史丹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 |
〔劳动新潮〕香港海员罢工的现状及各地援助的踊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29号
〔劳动新潮〕
香港海员罢工的现状及各地援助的踊跃
（一）罢工的现状
香港消息云：香港海员罢工风潮之起，至今已将匝月，而激扬冲荡，日益猛烈，各国轮船被扣香港者，计有百数十艘之多。据日人某报载有一详表，照录于下：英国五七艘（五一三二五吨）；中国二八艘（二三七〇五吨）；日本一六艘（四二〇五二吨）；美国八艘（一九二七四吨）；挪威六艘（六〇三五吨）；荷兰六艘（一三一四五吨）；葡萄牙一艘（一一四五吨）；意大利一艘（三三二五吨）。合计一百二十三艘，共十六万零六百零六吨。
自西洋开来之船，经过香港，皆不敢久稽，即便开沪，生恐转入罢工之旋涡，故去之惟恐不速也。现罢工之形势，已然坚持，船主及在港在粤在沪各商家损失极其浩大，故船主方面，殊为着急。因此遂定计策两条：其一即赴沪改招宁波水手，其二即赴乌〔马〕尼刺招募菲人是也。闻在沪募集，人多不敢应募，恐到港有生命之危也。应招者乘机昂索工资，转比粤人所索者尤巨，轮船公司极为所窘，不过即令募齐，骤易生手，驾驶轮船，亦非容易。况港埠装卸货物之小工，亦已罢工，即募□替换之水手，仍然无用。闻船主至此已陷于极困难之地位，除承认海员要求条件外，实无其他良法云。
又一消息云：二十三日午六时，英副领事斯华德、万乐斯两君，特托古医生往海员罢工办事处，约谢总理英伯，及海员代表苏兆征、冯永垣、严翼等，到亚洲酒店谈话。斯华德君对海员代表，略谓，“港督有电来省，有两事与各代表磋商：其一，请海员诸君先返轮船开工，对于诸君所提出之条件，容日务必商妥；其二，如诸君坚执不肯，则欧洲太平洋各船东，惟有转雇别人行驶。欧洲太平洋之船员，工值颇不微薄，今为中国沿岸一部分船员要求加薪，遂至影响全部，即行驶欧洲太平洋之船员，亦连带加入，此诸君亦当为欧洲方面各船员一计及之也。”海员代表答云：“贵领事提出港督来电之第一事，实难承命，必须磋商协，方能开工。其第二事，则贵领事与港督，均似尚未明了海员内幕之苦况。因海员所得之奖金，每为涉孖沙多方克扣。而船中之伙食，又甚微薄，月中必由支出之薪金贴补。至于行驶欧洲太平洋之船员，工值虽较高，而所到之埠，物价银水均比中国沿岸昂贵数倍。况行船一次，家私之损失者，既要船员担任赔偿，同人之逃走者，又要船员担任罚款，左折右扣，所余者能有几何？其行驶中国沿岸之海员，并伙食亦无之，其艰苦更无论矣！”海员代表答毕，英副领即允实力调和，且问当要若何调处。被此商榷移时，卒议定由省政府、港政府、西人船东、华人船东、海员代表、英驻省领事，会商妥协，惟此仍厉预拟的。英副领言毕，更谓港督明日派一代表上省，但与此问题有关系否，尚未可知，倘有应行通知海员诸君之必要时，自必专人奉达云云。
又一消息云：港政府为恢复省地交通起见，乃于十九日早先令海军多人配足军械武装，先下来往省港之金山轮船，于上午十点开行。香山轮船亦于同日上午十点一刻钟开行。自此两船开行后，本港居民皆以为将有大帮年货及鱼菜照常可以运来矣。而不知咋早街上已谣言纷纷，或谓船到省被扣留，或谓在黄浦关左右搁浅，更有无稽之谈，谓有省城某兵舰阻止金山轮泊码头，尤足令人发噱。后访员先后到太古洋行及省澳轮船公司查问，始悉该公司早已接到电报，谓金山船虽已上省，并无运得丝毫货物到港，因无苦力肯落货，又无船艇肯接人上船，只空走一遭。及至金山轮船之买办孙兆平君，搭火车返港，抵港后，先往省港澳轮船公司，次往天古洋行，旋偕同公司买办启廉君到华民政务司署，或者将实情对司宪表述亦未可定。而香山船尚未回港。访员昨闻〔问〕公司中人，尚有船往省否？则答曰：此次金山与香山两船之所以上省者，乃港政府之命令。因政府欲先恢复省港交通运载粮食来，俾居民免鱼菜及食品有缺乏之虞。今既空走一场，徒费煤炭巨款，公司保商人资本，营业性质，若果空走一场，谅必不再走。但须知此乃英国商船，权操在诸英政府，吾人实不敢预料云云。
又广州三日电云：船员罢工问题，近日益形扩大，现已波及船舶关系之苦力。香港政厅对于海员组合认为有害安宁，特封锁其事务室，并检举关系者数名。广东劳动团体因此益形愤慨，决计持对抗态度，此事现已不仅系增加工资问题，且为广东劳动者对香港政厅之对抗态度矣。
又一消息云：海员罢工，影响甚大，香港鱼菜起价。查菜蔬有石歧船载来多少，省城火车不能多载，其余粮食如鸡、猪、米，多靠梧州，今亦断绝。将来物价必愈腾贵，其影响不止于上中等人家，即码头苦力、煤炭苦力被影响者尤惨。其次为由省贩年货及花草来港售卖之商人，亦大受波及。至目下香港海面船舶如排织，因来一艘，即停一艘，所谓有来无去也。
又上海六日电云：香港海员之同盟罢工，依然毫无变化，至近来且愈趋强硬。其巴西福克、麦尔汽船公司之可尔汀斯铁特号由美国开赴香港，于五日由当地出发之际，其南方出身之中国海员一百十八名，虽曾缔结契约至旧金山归航之日止照常就业，然恐其到香港后仍生变故，乃令其下船，由公司供给住宅及生活费，收容当地而代以宁波人。又此次同盟罢工，香港中国商人所受之损失，至今日止已达三百万云。
又据某汽船关系者之谈曰，同盟罢工之结果，由上海赴香港之货物俱为停滞，故同盟罢工未解决以前，当地贸易业所受之影响殊为巨大云云。
据上各种消息以观，则知罢工仍极严重，一时恐无解决之希望也。
（二）各地应援之踊跃
自罢工风潮发生以来，全国劳动界空气为之一变；有以罢工援助者，有以捐款援助者，有以舆论援助者。如上海、宁波、汕头、江口等处皆是。均散见各报，兹不细述，独述北方工人援助踊跃之情形。北方各处工人团体，自长辛店工人发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征求京汉、京奉、陇海、京绥各路铁路工人意见后，已得各方面先彼来函表示同意，兹闻该会已告成立，发表宣言（另录），并预拟三项办法：（一）发表宜言，并劝告船东让步；（二）捐款援助；（三）至万分不得已时，则举张〔行〕一致罢工。现各路工人，已积极进行筹款，除陇海路定决及长辛店每人捐助一日工资业已先后收齐外，郑州等处工人俱乐部，亦有同样表示，其余各处亦正在筹措中。预计可以得到一笔巨款，汇往广州去。处此沉闷的北方空气中，有如此发煌的劳动界，直可谓空前未有之举动云。
北方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宣言
工友们！你们听见最近香港劳动界发生绝大的风云吗？你们知道香港海员全体举行总罢工的事实吗？香港海员因当不住船主方面的刻薄待遇，才向他们要求增加工薪。不料狠心的船主和英国香港的官厅互相勾结，坚不承认，并且还要借外国（英国）资本家的势力来强迫工人做工，解散海员工会。似这般的强暴，不仅是我们工人忍受不住，便是生为中国国民的，也应该抱不平呵！现在他们三万余人全体罢工了，广州、上海、宁波、汕头、江汉等处工团纷纷援助：有罢工援助的，有捐款援助的，有舆论援助的。我们虽远处北方，服务铁路，然既属工友，所以也不敢告劳，特连北方各铁路工人发起这个“北方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不消说得，我们也要按时机的顺序，如同各地同志一样的援助他们了。我们现在郑重宣言：充分地与香港罢工海员表示同情，竭诚尽力地援助他们达到目的—在此项目的未达到以前，我们愿随同他们向外国的资本家宣战。
南口京绥路临时工人俱乐部接到此项援助海员罢工通启后，即开始募捐，闻现已募得约数十元，惟因厂中尚未开支，故还没有收齐。听说他们的俱乐部尚未正式成立（拟本月底开成立大会），便如此踊跃赞助海员工人，实属可敬。至于捐款花名当在本周刊上逐一宜布，以昭大信。
京汉路机车上旗帜飘扬。自长辛店工人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拟定三项办法，并发出宣言后，一班局外人，没有一个不疑信参半，甚至于说：这些条件是没有一项可以办得到的，因为中国工人，完全没有觉悟，哪里知道工人应该团结呢？哪里知道工人应该互助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呢？谁知今天（十二日）自汉至京的车上，竟发现一种白旗，临风招展，浩浩荡荡而来，上面用红的写六个大字是“援助香港海员”，底下写“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等字样。据确实调查，十一晚由北京开到汉口的快车，也有同样的旗帜，高悬于机车的顶棚上。旗帜飘扬，颇引起一般人之注意，至于停在长辛店的火车，关于这项旗帜，尤属屡见不鲜。闻该段办事员和该地工厂总管稽查等，恐工人一旦觉悟，自己不能舞弄弊端，均大起恐慌云。
郑州铁路工人宣言后之响应声
郑州铁路工人为驱除该路陈总管及要求改良待遇各项发出宜言后，对于进行事件，着着准备。兹闻京绥、南口、康庄、西直门、丰台，京汉长辛店，京奉唐山、天津，正太石家庄各处，均已来电表示竭诚援助。兹将各处来电觅出数起，汇录如下，亦足以见北方铁路工界之日有觉悟矣。
（一）南口电：“（衔略）大示并宣言书一纸，读悉。如有不测，敝处同人愿为后援。以后有何消息，望见告。南口精业研究所叩。”
（二）康庄电：“敝处对于京汉郑州诸工友此种举动，莫不表示极端赞助，敝同人愿以全体力量为之后盾，遇有独力难成之时，我们当竭尽棉薄。康庄精业研究所叩。”
（三）西直门电：“示悉。贵处如实行罢工，届时如铁路局向敝处调人，敝处同人极不受该路局调拨前往做工，谨此电闻。西直门精业研究所叩。”
（四）丰台电：“宣言书已读悉，同人极表赞许。如尊处事件不能圆满改决以至罢工时，敝处同人绝不前往作工。京奉路公余学校叩。”
（五）石家庄电：“来函收到，宣言所云无不赞成。我辈工人均重义气，必为诸兄助威。石家庄工人全体叩。”
（六）长辛店电：“尊处此次运动，同人等闻之非常感愤，愿以全力为诸公后援。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叩。”
（七）唐山函：“发来通告收到了。你们处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地狱里，什么衣、食、住、教育、娱乐、休息都被掠夺尽了。（我们也是一样。）这是何等悲惨的事件！现在你们用你们的觉悟和热力来抵抗他，打破他，恢复你们的生存权和人格，我们极表同情，并愿竭力援助。愿你们用坚强的毅力和很远大的目光，坚持到底，无论如何，总要得到最后圆满结果。我们和你们距离甚远，恕暂不派代表帮助一切，静待消息好否，当有以努力持之。迫不及详尽，只简为复知，并此祝你们胜利！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谨复。”
（八）张家口函：“顷接来函并宣言书一纸，当即宣示敝路工人，佥以贵处所受种种苦处及压迫，实令我工界最难忍受。提出条件允为情理上之要求（中略）。倘有不得已至罢工时，如来敝路调人，敝总会必能坚持一律拒绝，敝会自揣棉薄，所有竭力赞助也。张家口机务精业研究会长王守充谨复。”
（九）南口函：“郑州诸工友大鉴：蒙赐宣言一纸，敬悉。敝处因俱乐部急待成立，所以迟迟未复。昨召集各工友临时会议，议决贵处所要求六项，义正理是，敝处各工友全体赞成。一切之事，均听贵处指挥，决无二心。昨又以此事询问敝处机务研究所，亦已全体赞成，矢志听贵处指挥。望贵处努力奋斗，无庸迟回。此复。南口京绥铁路工人临时俱乐部启。”
（记者按：上项电信均以收到先后排列，此外尚有远道还未寄到者，俟下期续登。）
正太工人联合会又快成立了
顷接石家庄公函，言正太路工人联合会进行异常迅速，已定于阴历正月十五日开茶话会，讨论大会布置事宜；十六日开全体大会，通过章程，以为他日各路联合之地步。又闻该路工人异常踊跃，万众一心。其火车房总管陈子安君，和大厂铁炉房王纯君，亦极端赞成，愿血忱帮助此事，使之早日成功云。
为黄庞案抱义愤者如云而起
湖南赵贼恒惕惨杀劳工代表黄庞两君，各地人士闻者异常愤怒，兹觅得各地函电择录如下：
（一）湖南劳工会旅沪会员五十二人发出函电
（甲）致各地湖南同乡函：“湖南劳工会执行委员长黄爱及劳工周刊主笔庞人铨，无故被湘督赵恒惕诬加以宣传无政府主义、收买枪械、勾结匪徒、希图扰乱治安等罪名，于一月十七日斩决。同人等悲愤填膺，且痛我工人未来之危厄，更虑我湖南一线生机之纱厂，徒落外人之手也，爰向赵恒惕及华实公司提出警告，并向湘省议会请求援助。除将各函呈阅外，并恳先生力为援助，至为感纫。”
（乙）致湖南省议会函：“吾人鉴于劳资阶级之见太深，而互相仇视之事日盛，由此而演出社会不安生产衰颓之现象，在最近将来数十年间，欲一方面使劳动者卖其精力之余，仍得以比较的安然度日，一方面犹任资本家得保其故态，而坐享其剩余价值，乃不得不有一种仲裁机关，为之周旋于两阶级之间，使暂得以互相接近，而易于互解共纠纷，因得以暂保社会之安全，于是湖南劳工会应时而产生。世人每以为劳动团体，即力攻击资本家之革命机关，殊为误解。此次湖南政府之出于意外的野蛮的残杀举动，即因此误解而发生者也。吾人不欲使社会生产发达则已，否则势必仰赖于劳动者，势必仰赖于劳动团体，作两阶级之调人而间接使社会不安之现象减少，则政府固执此种误解以摧残劳动团体，实直接与资本家以打击，而间接与社会不安。手段之笨，无过于此！吾省非号称自治之先驱者乎？非欲借民治之昌明，而使社会各阶级得以安乐者乎？乃省宪公布后十余日，省长赵恒惕，即以污蔑之罪名，加诸湖南劳工会执行委员长黄爱、劳工周刊编辑庞人铨，实行残害，并解散劳工会，封禁劳工周刊，拘捕工人。此种倒行逆施，丧心病狂之谬举，实应罪在不赦！贵会为代表民意机关，况当省宪公布未久，赵恒锡即有此出轨行动，在人民则义愤填胸，有遇机即逞之势，在议会则天职所在，对于赵恒惕非严厉提出惩办案，无以对吾湘三千万人民。令特提出条件数药，请求采纳：（一）即日撤销赵恒锡省长职权；（二）赶速制定工厂法及劳工保护条例；（三）即日恢复劳工会及劳工周刊；（四）即日释放被捕工人；（五）为黄爱、庞人铨立铜像；（六）抚恤黄爱、庞人铨家属。诸先生皆吾湘达人，深知湘人勇烈性成，此次谬举，誓不甘心。请先生如能照以上条件办理，则东隅之失或可弥补于桑榆。否则一发众响，市井骚然。请先生为己身安乐计，当能谅劳动者之苦哀，而与以援助，则亦吾湘一时之福也！”
（丙）致赵恒惕函：“我们都是些今天得了工钱，明日买饭吃的工人，没有钱给你打电报。你受了华实公司的贿，诬杀我们执行委员会会长黄爱同劳动周刊的主笔庞人铨，你大概自己知道你的罪恶了。你看许多带着武器的兵士，强迫封禁我们长沙的总机关同周刊，逮捕我们的会员，压制我们长沙的会员，使他们目前不能表头反抗。但是你如果不能将湖南的工人全杀了，不能将他们组织的团体同出版物都封禁了，那末你摧残劳动运动的罪过，总有一天有人来处置你的！现在我们向你提出几个条件：（一）立时恢复湖南劳工会，并许劳工周刊继续出版；（二）立时释放被捕工人；（三）替黄爱、庞人铨铸铜像；（四）抚恤黄爱、庞人铨的家属。以上四条，你要立刻实行，不然湖南工人将以最后手段对付，劳工会会员更不用说了，请你注意！”
（丁）致华实公司函：“华实公司各股东及执事先生：你们有钱能买贿赵恒惕，诬杀我们的总机关执行委员会会长黄爱同劳工周刊主笔庞人铨。你们以为自此以后，就没有人敢反对你们包办第一纱厂，由你们联络资本家，任意压迫长沙的工人了啊！你们要知道，你们如果不能用钱买人杀尽劳工会会员，同世界上共他劳动团体的分子，那末，你们包办第一纱厂，就终不稳当！杀掉一个黄爱，一个庞人铨，就有千百万个黄爱、庞人铨继起反抗你们！你们莫要在那里做梦，你们当知道劳动界的势力，是不可侵犯的！”
（二）改造湖北同志会致赵贼恒惕电：“长沙赵总司令鉴：我公无罪杀庞黄，希望湖南者，咸为之气短。语曰，杀一无罪，非仁也。以省宪新成之湖南，未必能戴一不仁如我公者。如传言非真，我公不妨为文自白，倘无辞以应，贵省有法，吾人惟拭目以观其后。特此谨质，即希谅鉴。”
（三）中华全国电器工界联合会致赵贼恒惕电。中华全国电器工界联合会致湘政府代电云：“湖南工会素为政府承认，今值省宪告成，又添法律保护。华实纱厂工人，为争省有，造成罢工风潮。今公受资本家运动，将工党领袖黄爱、庞人铨诬蔑匪罪，四小时无辜惨杀，不独为湖南工界之屈抑，亦全国工人们忿恨，公敢为工人之公敌乎？劝公速将工会启封，恢复原状。自再损资，抚恤黄、庞二君之家属，并厚葬尸体，以慰九泉。此为公剪发代首之计，以谕全国工人。特此忠告，祈请采纳。”
（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致孙总统电：“桂林孙大总统钧鉴：湖南劳工会职员黄爱、庞人铨，因力争第一纱厂，实行省有，及工人红利，为赵恒惕惨杀，劳工会及劳工周刊，均被封禁，伏乞惩办。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叩。”
（五）吴景濂、陈独秀、邵力子、李书城等<致>赵贼恒惕电：“长沙赵总司令鉴：劳工会职员黄庞二君，究有何项犯罪确据被杀？请详示指证，以释各方面之疑愤。并希望我公鉴于世界潮流，严束部曲，以后不再有此类警人之事发生，以保令名是幸！吴景濂、邵力子、陈独秀、李书城同叩。”
（六）湘西旅沪自治联合策进会致赵贼恒惕电：“长沙赵总司令鉴：顷接湘函，谓公对于劳工代表黄爱、庞人铨两君，处以极刑。远近闻之，愤慨同深。际兹劳工萌芽时代，海内贤士大夫，提倡犹恐不及，我公以湘人治湘，不能保护，而反加以摧残，是何居心？况省宪宣布，为日无多。竟敢草菅人命，至于如此！不惟寒志士之心，亦即失湘人之望！究竟黄、庞两君所犯何罪，祈速明白宣示，以平诸愤。并请从优抚恤，借赎前愆。否则，众怒难犯，恐将激成大变，吾等窃为公危之！掏诚敬告，即希鉴察赐复为幸。湘西旅沪自治联合策进会同人公电支。”
长辛店工厂层出不穷的黑幕
大度
一个工头吸工人的血一个工头被护私人
火车房里有个铆工匠的“工头”，名叫杨德胜，他本是在大厂里做铆工匠的“小工”，那时名叫龚连庆。后来不知道怎样去运动，居然在火车房里做了“工头”，他因为本是“小工”，够不上做“工头”的资格，所以他就把姓名改了。至于他的技能如何，于此可见一班了！可是他竟不自知，也“异想天开”的聚一个“干会”，要工人拿出钱来。唉！可怜他们工人每月所得的工钱不过十元五角或十二元之数，父母妻子一家人全靠这几个汗血钱为活的，哪能经得起这样抽筋剥皮？但是“工头”却不管了这种，只有自己有利就好了！所以他就说：“……如有不顺从我的意思的，……我自然有方法对付大家，……”哼！这是什么话？工人只是在厂里做工的，与你何干？你是什么东西？他们工人有余资，也可以干别的用，不然，也可以喂狗看门，何必一定要替你做好？你对付工人的方法，至多不过是想法除名！可是你要知道，工人如果有联络的精神，是不怕的！我希望你仔细想一想！大厂里工人名牌四九号，是工头李元溥的亲戚。四号那一天，该工人因事往天津，他没有请假，竟自去了。照例这种私自出外的工人，是要受罚的。不料李元溥为被护私人起见，暗将四九号门牌挂出，起入，所以他虽没有在这里做工，这天的工钱又得去了。可见只要是工头的亲戚，什么事都可以干的。愿有管理工厂之责者，也要注意一下才好。 |
〔来件代布〕唐山工人图书馆简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28号
〔来件代布〕
唐山工人图书馆简章
（一）本馆以增高工人知识联络工人感情为宗旨组织。
（二）本馆由热心工人教育和工人组织之人，为本馆会员。
（三）会员每半日〔月〕开一次馆务会议。
（四）本馆遇有重大事故，经会员十人以上之提议通过，本馆干事会得召集临时会议。
（五）本馆全体会员会议时，选举干事人员及会议重大事故。平时一切事故，由干事会议解放之。而各干事有执行会员会议及干事会议认可各条件之权。
（六）本馆设干事五人，并于五人中推定二人为正副主任干事，余三人为文牍、庶务、管理等职。
（七）凡入本馆为会员者，须有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干事会议认可，并得填具志愿书，方能入会。
（八）凡不守本馆章程、违犯本馆教条以上者，或借本馆名义在外招谣撞骗者，经干事会议证实，得取消会员资格。
（九）本馆经费分三种：
（1）特别捐（由热心工人教育者或赞成人捐助之）。
（2）会员每月会费弍角。
（3）经于事会议通过通知会员得由干事人员用本馆名义向各处募捐。
（十）本馆图书由图书馆专则规定之。
（十一）本简章自图书馆第一次会议议决实行之。
（十二）本简章有会员十人以上之提议，得于全体会员会议时修改之。
唐山工人图书馆阅览规则
（一）凡属工人皆可入览。
（二）所置书报等，不得毁坏，不得带出。
（三）凡入览，不得在览室高声谈笑。
（四）要阅何项书籍，可持阅书条写明自己姓名及职别并书名，交于管理人，由管理人交出。阅毕交还管理人。
（五）在阅室不得高声朗诵，不得任意玩笑。
借书规则
（一）本馆会员才有借书权。
（二）本馆会员概发借书证，惟不准转借别人。
（三）本馆书籍单本者及新出版书，不能借出。
（四）本馆书籍借出不能过一星期，到期须亲自送还。
（五）会员借书务必加意保护，不准用笔或刀勾画剪裁，如有上项事故或遗失，须照原价赔偿。
（六）如有三次过期不还，得取消借书权。
（七）借书须将借书证交管理人收存，待把书交还，始得退还借书证。
（八）借书只许借一部。
唐山工人图书馆干事会议简章
（一）干事员由全体<会>员会议选举之（复选法）。
（二）任期以一年为限，惟可连任。
（三）职责：
（1）正主任干事，管理全馆一切事务，有对内对外各种权限。
（2）副主任干事，帮助正主任干事，如遇正主任干事告假，得代执正主任干事之职责。
（3）文牍兼书记，掌理本馆一切文件、布告及收发各种书、报、杂志，并于每月底造一报告。
（4）庶务兼会计，掌理本馆一切出入经费及购置、修膳等事，并于每月底造预算及报销各一份。
（5）管理兼指导，掌理本馆一切设备及整理并招待等事，并于每月底造一报告。
（四）会期每月一次。
（五）有召集临事会议之权。
（六）干事员之权利与会员相等，无物质之报酬。
（七）凡干事员有不尽责者，其他干事均有劝导之义务。如该干事员实不能负责或故意不负责者，得通告全体会员另选之。
（八）本简章有于事员三人以上之提议，得于干事会议修改之。 |
〔画报说明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137期
画报说明栏
（一）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伟大首领列宁先生，今年已逝世二年了，他虽死，全世界工人都能按他的主义奋斗，你看看这不是各国的工人高举左手拥护列宁主义吗？
（二）这是东北国民军军长郭松龄及其妻，在日本使馆遭日本宪兵枪决之惨状！
（三）广东国民革命军已统一广东全省，已积极准备北伐，此图是表示革命军不久将攻到北京。全国民众现在应致电请国民革命军北伐！
（四）镰刀斧子是表示工农联合，苏联革命成功的原因，就是工农联合的力量！ |
痛悼我们的战士刘华同志（菩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137期
痛悼我们的战士刘华同志
菩海
中国共产党党员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刘华君，五卅以来，不惜牺牲自身一切，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军阀战斗；他未死于工贼帝国主义奉系军阀之手，而竟死于孙传芳屠刀之下！刘君为上海二十八万工人之首领，为反帝国主义勇敢之战士，刘君在上海军事机关被密秘暗毙后，全国工人同深悲动，刘君之死，不特激起中国被压迫民众之同情，更引动全世界无产阶级之哀悼！上海之二十八万工友们！烈士为工人阶级利益牺牲矣，被压迫之中国民众们！烈士为国民革命之工作被难矣，——死者已矣，生者奈何！？烈士之血尚未干，我们应踏着烈士的血，与敌人冲锋对垒，为烈士复仇。 |
欢迎王凤山君的反悔（李启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欢迎王凤山君的反悔
启汉
浦东英美烟厂工头有位王凤山君，当七月间该厂大罢工的时候，未免一时糊涂，致受大众的攻击（请参考本刊的创刊号，同第三号底劳动界消息）。现在他居然反悔转来与大家工友们有共同生死的感慨（请参看本号本埠劳动消息首一段），这是一件最可欢迎的事，我们对于此种事体，并有无限的感想；对于王君，更有无限的希望！
工头与工人，本是一体。倘若工人做十二点钟工，工头不是也跟着累十二个钟头吗？工人的工钱不够吃用，工头比他们富贵得多少呢？如果不黑良心，不捧敲竹篙的也和工人是差不多咧！所以工人苦，工头也是苦的。工头所以要谄媚资本家（厂主）来压迫工人，无非是想资本家（厂主）多给点他的工钱；试问这样的工头有几个发了财当了资本家的呢？有几个有好下落的呢？并且还有一层，工头多半是在青帮的，站义气的。工人们有几个不在青帮呢？欺负工人，那不是挂的大招牌，对于在义气内的弟兄子侄们，连半点义气也不讲，反做出一些不义气的事来对待自家人，这道理在帮规（就是所谓家规）上讲得过去吗？不是犯了帮规吗？唉！站义气的老头子们！义气门内可以这种不义气违反义气的事实吗？我们要想加工钱，联络全厂工人，大家一起来要求加工钱，不是比一个人想加工钱而害及大多数的同胞义气兄弟的事要义气多了吗？不是比个人做的能够靠得住些吗？如说怕开除，这是猪头山说的话，我们既是与工人大家联络结合团体了，厂里还敢随便开除你吗？我有这些的感想，所以对于王君这种的反悔是非常的欢迎的！还希望王君从今后同工人一同走，大家紧紧的结合以谋大家自己的幸福！更希望一班的工头先生们，赶快觉悟起来，以王君为模样，急与工人携手，共谋幸福。 |
随感录（鼎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1号（1921年10月29日）
随感录
鼎元
中国工人的弱点——中国底工人，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没有团结力。米价又涨了，黑心黑肝的房东，还要增加房租，简直要我们的性命了！我说：不要忧，不要愁，很容易解决的。怎样解决呢？叫资本家增加我们的工钱。增加我们的工钱，资本家决不肯答应的；要资本家答应，只有罢工的方法。一人二人罢工是没有用的；非但没有效力，反遭资本家开除咧。所以第一要紧的是团结团体；有了团体，资本家就吓了，不肯答应，也要他们答应的。如若不信，但看，外国的资本家为什么反怕外国的工人呢？由为外国的工人团结很厉害的缘故。中国底工友们呀！若要谋“自由幸福”快结团体才好啊！
工阀——军阀、财阀，是最可恶的人，大家都已知道了。诸君们！可知工界底“工阀”吗？“工阀”和军阀财阀更凶哩！军阀，刮人民脂膏；财阀，抢穷人金钱；可怜的无产阶级，已经苦极了。做工的，一天到晚牛马似的做，能有几个钱，再加与豺狼更恶的“工阀”强来分润；工人们，如何这般不幸呀！（做工头的差不多专做工头，无论哪行工业皆然，真的好像他们包办的样子，我想一般资本家真是瞎眼无异。）唉！工阀啊！你们也不劳而食的，出息却比我们大几倍，尚不心满意足，再要分润我们，究竟良心有没有？ |
童谣（本埠印刷工人杨痴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8号（1921年12月17日）
童谣
本埠印刷工人杨痴民
鸡冠花儿蓬蓬开，老爷出去不回来。大娘吃酒二娘筛；三娘摆出碟儿来；四娘骂我狗奴才。我又不是跑来的，我又不是跟来的，花花轿儿抬来的。哥哥抱上轿，嫂嫂送到城隍庙。城隍庙里乌洞洞，黑洞洞，点起红灯照四方。娘啊，娘！害得女儿几时好回乡。
※※※
杨痴民先生：请将地址赐知，以便函候。
锄平 |
〔笑话〕我还糊涂吗？（素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8号（1921年12月17日）
〔笑话〕
我还糊涂吗？
素兰
在满清的时候，有一个姓林的人，他由进士做了知事，很会读书，不大会察事，所以往往问案的时候，把是非弄错了。一天样有一个来告被盗的，那林老爷即说：“凡偷人家东西的人，必是为饿寒所迫。你们被盗的人，都应将剩余的分给他们，以后自然不来偷你们的东西了。”那被盗的满肚子冤屈，突听这话，不觉大愤，即说：“大老爷怎这样糊涂哪？”那林老爷也拍案大骂，说：“你这种混账东西，你们人家都逼去做强盗，你还说我什么糊涂。你看我中了第八名进士，我还糊涂吗？” |
俗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8号（1921年12月17日）
俗言
▲读书人打一指，作工人做个死。
这是旧时不平等的话，难道作工人要供读书人的牛马吗？
▲农夫不努力，饿死帝皇家。
列位劳农朋友们，要知道贵族人家，所吃的都是你们做工得来的，这种不劳而食的，你们再要供给他们吗？
▲做工真可怜，赚了饭吃没衣穿。
中国工人们，每每不能得血汗的代价，所以终岁不能一饱。
汪波投稿 |
湖南劳工周刊里的过激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8号（1921年12月17日）
湖南劳工周刊里的过激歌
世间上哪来的饥，
只你们没有饭吃。
世间上哪来的寒，
只你们没有棉衣。
世间哪来的疲，
只你们说要休息。
可不是活着不愿意，
你们这一班“过激”！
※※※
为甚么定要吃饭，
红烧肉不是人吃的？
为甚么定要穿衣，
白狐皮不是人穿的？
为甚么总要休息，
太平歌不是人唱的？
你们却单要这些，
你们这一班“过激”！
※※※
没饭吃便死人么，
我们也连喝过十天酒席。
没衣穿便死人么，
我们也打赤膊在锦被里。
没休息便死人么，
我们也一场牌打到鸡啼。
你们就真会死么，
你们这一班“过激”！
※※※
你们可听见么，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我们只谋那道呵！
偏要那衣穿饭吃，
从不见死的消息！
为甚么终日里谋食的你们，
却终说无衣无食，
便死人也会轮到低？
我真不相信你们，
你们这一班“过激”！ |
〔小说〕南迁（节录《沉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8号（1921年12月17日）
〔小说〕
南迁
节录《沉沦》
电车的轮声传近到他们俩人耳边的时候，他们才知道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急急的走了一下，他们已经走到了公园前大街上的电车停车处，却好向西的有一乘电车的到来，他们俩人就用了死力挤上去。因为这是工厂休工的时候，劳动者大家都要乘了电车，回到他们的小小的住屋里去，所以车上人挤得不堪。
青年被挤在电车的后面，几乎吐气都不出来，电车开车的时候，上野的报时钟又响了。听了这如怨如诉的薄暮的钟声，他的心思又忽然的消沉起来：
“这些可怜的有血肉的机械，他们家里或许也有妻子的。他们的衣不暖食不饱的小孩子，有什么罪恶，一生出地上，就不得不同他们父母，受这世界上的磨折！或者在猪圈似的贫民窟的门口，有同饿鬼似的小孩儿，在那里等候他们的父亲回来。这些同饿犬似的小孩儿，长到八九岁的时候，就不得不去作小机械去。渐渐长大了，成了一个工人，他们又不同他的父、祖、曾祖一样，用自家的血液，去补充铁木的机械的不足去。吃尽了千辛万苦，从幼到长，从生到死，他们的生活没生半点变更。唉，这人生究竟有什么趣味。劳动者呀！劳动者！你们何苦要生存在世上？这多是有权势的人的坏处，可恶的这有权势的阶级，总要使他们斩草除根的消灭尽了才好。”
他想到这里，就自己嘲笑起自家来：
“呵呵，你也被日本的社会主义感染了。你要救日本的劳动者，你何不先救救你自家的同胞呢？在军人和官僚的政治的底下，你的同胞所受的苦处，难道比日本劳动更轻么？日本的劳动者，虽然没有财产，然而他们生命总是安全的。你的同胞，乡下的农夫，若因纳捐输粟的事情，有一点违背了，就不得不被虐杀了。从前做大盗，现在做督军的人，进京出京的时候，若是乡下人不知道，在他们的专车停车着的地方走过，就不得不被长抢短刀来砍死了。大盗的督库的什么武装自动车，在街上冲死了百姓，还说百姓不好，对了死人的家庭还要他们倍〔赔〕罪罚钱。你同胞的妻女，若有美的，就不得不被军人来好辱了。日本的劳动者到了日暮回家的时候，也许有他的妻女来安慰他的，那时候他的一天的苦楚，便能忘在脑后；但是你的同胞如何？不问是不是你的结发妻小，若督军、师长、道尹、县知事等类要伊去作一房第八、九的小妾，你能拒绝么？有诉讼事件的时候，你若送知事的钱，送了比你的对争者少一点，或是在督军衙门里没有一个亲戚朋友，虽然受了冤屈，你难道能分诉得明白么？……”
想到这里的时候，青年的眼睛里，就酸软起来，他若不是被挤在这一群劳动者中间，怕他的感情就要发起作用来。却好车到了本乡三丁目，他就推推让让的跟了几个劳动者下了电车。 |
〔短评〕三件一样不平的事（慧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8号（1921年12月17日）
〔短评〕
三件一样不平的事
慧贞
（一）中华职业学校某君被工厂里书记辱驾，同学共起质问。结果管理人不分皂白，一齐开除，为社会里添了二十几个失业的人。后来内中有一个不甘坠落的朋友，使尽平生气力，向商务印书馆工厂弄一点工作，被那黑良心的管理人知道了，轻轻里打一个电话，这书馆里工厂管理人也就像狗子一样，听那里一嗤，即向这位朋友狂咬，没有一刻的工夫，也就得着中华职业学校同样的待遇，将物件捆起走了。
（二）模范工厂的黄舜融君，做了一篇攻击资本家的“痛快话”，被那老虎似的总管看见了，就说鼓动罢工，随即开除了。
（三）烟台海军学校李之铣君，因夫役数月不得工薪，稍与以援助，该校校长即以鼓惑罪将李君除名。
唉！上面三件事虽各有不同，然而争点莫不是为“正义人道”，到后来还是被那些猛兽战败，而社会上像没有这一回事似的。这样沉死的人们，这样冷酷的社会，怎叫人看见不悲伤！ |
〔劳动界消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8号（1921年12月17日）
〔劳动界消息〕
直隶
京绥铁路大罢工——京绥路局，十日因会计处长李懋勋与局员请发薪水之代表高课长（棠林）林课员（竞）语言冲突，继以用武，因此导火线一发，遂激起全局的罢工风潮。十一日上午十二时，该局人员全体在路局开紧急会议，到者三百余人，首推林竞为临时主席，报告前日经过情形，遂一致议决数事，依次列下：（一）上呈部院请罢斥陈局长、李处长。（决议时言不承认其为局长、处长）（二）通告全路人员，一致罢工。（三）推举林、顾、李三人往见交通当局陈诉一切。（四）由各课举出三人组织永久团体，不达目的不止。呈部院之文，即日已上，而各路局亦皆复电一致行动。闻会计处长李懋勋已逃避无踪。陈局长于昨日开会时，尚欲自出陈述苦衷，闻有人劝已恐犯众怒，卒未敢往，两次令警察处长出面压制，该处亦不奉令。陈氏曾往晤交通张总长，闻大受训斥，谓尔身为局长，何以遭到如此，陈乃垂头丧气而回。
交通当局对于此事的态度，尚无直接报告，惟局员之代表林、顾、李三人昨往见王路政司长（因张总长不在宅未见），王氏宣言，部中对此事，必执公明的办法，惟诸君行动，切不可逾越范围，其余俟转陈于总长再行核办云。
局员昨日开会后，发出两种印刷品，今照录于左：
（一）局长陈世华，自到任以来，任用私人四百余，与李懋勋狼狈为奸，违法广购材料二千余万元，希图朋分回扣。近更变本加厉，压积全路薪金，更不容同人请愿，并唆使李懋勋凶殴同人代表课长高棠林，课员林竞、查本路为国家西北一大干线，詹督办艰难缔造于前，同人等继续维持于后，休戚相关，忍无可忍，已宣布全路一致罢工，以保路为目的，非达到驱除陈氏，决不恢复原状，特此奉闻，即乞主持正论，以伸公谊，是为至祷。
（二）自金钱主义实行以来，欧美恃以吸人资，夷人国，如暴风骤雨，所至披靡。我国自海禁大开，首当其冲，虽欲幸免，其道莫由，是以筋经脉络半受制于他人，非幸事也。惟京绥铁路，绵延千有余里，不用外资，不借异村〔材〕，手胼足胝，积寸累铁，十载经营，规模初具。方庆西北大陆，正有生机一线，不谓先贤詹天佑之骨肉未寒，而局长陈世华竞断送之。自任局长，不及一年，滥用私人，竞达四百。始则借用日款，贪图回扣，继复发行公债，以六折抵押于人。又复变本加厉，秘密购料二千万，与会计处长李懋勋，朋比分肥。因恐总工程司陈西林、工务处翟兆麟之反对也，则先行撤换。因材料陆续运到，押借已穷，无法清偿也，则停发薪工。同人因生计困难，一再请求，非置不理，则遭面斥，本月十日，同人等因被会计处长非法凌辱，正欲陈诉，不图不加李之处分，竟声言必严办同人，倒行逆施，莫此为甚。同人等当国际盛唱共管之日，痛国脉之断送，际米珠薪桂之时，伤典贷之俱穷，内省外观，来日堪虑，忍辱偷安，终非久计，是以全体开会议决，除派代表面请部长撤换陈、李外，并定本月十二起，局内外一致罢工，以达到目的为止。至陈、李之罪，罄竹难书，聊举数端，先行宣布，一俟搜全，再行续刊，所望各界同人。共加垂察，同起援助，是为至盼，此布。（此项印刷品，其末尾盖有日常所用京绥铁路管理局戳记）。
十二日，陈世华及少数员司，尚有到局的，惟局务已完全停顿，文件均积压号房，形势愈呈扩大，局外亦完全入于罢工的状态，仅西直门早车，照开一次。闻本日起，西直门亦停止开驶，全体员司极为一致，公决非俟贯彻主张，决不回复原状，并将前日详情宣布于后：（一）自通电后，张家口、杨辛庄、木家堡各站，均已复电，表示赞同，即环城路亦预为后盾之同罢。（二）推代表往见王司长，均经各方表示容纳撤陈免李，并允维持路政。（三）请以副局长维持局政。（四）路款应交出纳课保存，免再被李卷逃。（五）国务院已奉靳批交院部查办。（六）推举调查检查李懋勋任内所有舞弊侵吞公款事情，一一列举，提向法庭公诉。（七）继续请愿与分途进行各办法，非达到驱除陈、李目的，决不回职。（八）据调查报告，李懋勋与陈世华私提路款，为订购大宗材料机件，计有二千余万，名为发展交通，实则狼狈为奸，即其回扣一项，计入约有二百余万，且材料诸多难用，如机车则又转押于某日商，为南满路之运用，有余尚待续查。似此贪婪，诚属污玷官箴，非撤职提交法庭严办，将何以惩官邪云。
唐山
工人撞着鬼——到俄国去开矿的华工，已经回国了，听说他们此次回来，多系沿途讨吃，路上的辛苦，实难说出。回国后，又屡向矿局介绍人恳求安插，都未见允。现在冬天来了，看看冻饿不免，该工人们迫不得已，于昨日上午集了一百多人，当矿局下班的时候，群向矿师某（矿师正坐汽车回家）要求路费。——但是此举，已酝酿数日了，矿局有所闻，预将矿警（又叫保安队，纯系矿局养的）及地方军警招集，以为防备。到事起的时候，矿警队长刘某，马巡队长冯某，区官张某等，率队蜂拥而至。矿师见军警都到齐了，即喝令打。刘、冯门闻矿师严令，又看苦工们手无寸铁，形同乞丐，奋勇直前，立即命三警捉一苦工，两警分持左右臂，一警执木棒，在背后痛打，声音达于街市。有折脉的；有吐血的；有呼天抢地的；甚有钻入冰沟以求幸免的。惨凄的形状，令人不免〔忍〕目睹，痛苦的声音，令人不忍耳闻。即打事完了，更将苦工们捆缚押送警局，还要转到司法衙门吃官事。唉！我们工人是想找那矿师弄点饭吃，谁知反找了一顿打，还要吃官事。这虽是该矿师的万恶，但是我们工人不能说是不同撞了鬼一样。
武昌
工人连报都看不得了——官纱局工人陈义华，日前在场休息，阅看劳工周刊，被管工某甲看见，当时就把张某斥退了。同行工人，大抱不平，都说我们因家贫失学，已属自苦，今在工闲的时候，看看浅近的报纸，反被干涉，是不以人类待我们了。大家纷纷议论，听说工人们已经起□散发传单，不日开会讨论，要去质问局长咧！
长沙
湘鄂印刷公司制造罢工潮——长沙织机巷湘鄂印刷公司，工人八十余人，向来很有团结。前九、十两月的工资，公司想折扣发给，说是生意冷淡，用人太多。哪知这些工人听了这个消息，不特不能要公司多加几个卖命钱，反要减少，于是想要停工。公司方面，恐怕停工要受损失，就照原价发给，所以罢工未成，就完全得了一个暂时胜利。近日该公司的吃人总理吴受珉由东京回来了，听说上次的事，有几个工人主持最力，所以不能减少，他调查了最力的工人七名，于本月六号下午三时，悬牌把这七人开除。好了！全体工人激昂起来了，开了几次的会议，议决于七号下午一时，全体同盟罢工，并一面请愿湖南印刷工会，开一个紧急会议，以便对付这万恶的湘鄂公司。他们此次的胜利与否，看他们的团结力如何罢！
广东
纸业工人实行罢工——纸业工人，因生计日艰，特向东主请求加资。写了的〔信〕几封，东家乃绝不答复。该行工人们，遂实行罢工。查东家反对加资的，以太安、瑞云等十余店为最力，并发出传单，如该行友向西家领照营业的，则罚银五百元，或永远出行。故该行工人即定期离店，在大街市设一工人维持会。
本埠
英美新烟厂又罢工——浦东陆家嘴英美烟公司新厂叶子间女工，约有四、五百人，忽于九日午后，不知因何相率停工。当经驻厂华经理汪徽舟向众劝说，略谓你们有什么困难之处，不妨提出理由，好与大班商量解决，万不致使你们吃亏。无奈各女工罢工心决，不肯轻于调解，所以还未开工云。
又是一个切断了手指头的——沪西日华纱厂女工最多，男工甚少，有些，亦尽是童工。本来女工和童工都是劳动界里最难的问题，现代最可怜的事实。听说宝成纱厂亦学会用这个法子了，日减男工，大收女工，唉！只认得图利的资本家呀，你们真是世界的魔了。却说日华厂有一个童工，年十一二岁，因为摸不清机器的道理，误把食指切下。我想厂里没有别的，只说个“自不小心”就算完了。唉！
纱车不净就要眼睛——沪西某厂内有一个某间的工人，在一个夜工将完的时候，因为他做生活的车上，花衣没收拾清爽，触动了洋监工的怒，轮起一根带钩的铁棍，劈头就是一下，登时哇的一声，眼珠几乎流出，昏倒在地，血如泉涌！好惨！结果只得到一天的休息，这天工钱照发。但说是这样说，离发工钱的日子，还有好几天，如果他的伤好了，这钱能拿到手，和不能拿到手，还是靠不住呢。唉！工人的一条命还不能值得几何，何况一个眼珠子，我是少见多怪么？工友们！你们自己还是认倒霉呢？还是想方法想不到呢？法子交关好的，是结起团体来，保护自己。你们以为何如？ |
〔工会消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8号（1921年12月17日）
〔工会消息〕
上海的工会
中华电气工界联合会，假老靶子路一百三十三号开第三届周年大会，到者达三百余人，来宾有各团体代表。秩序如下：一、公推主席。二、向国旗行礼。三、主席报告经过情形。四、会计报告。五、来宾演说。六、初选开票。七、复选。八、职会员演说。九、试验电池。十、余兴。十一、茶点散会。是日四时开会，公推李恒林主席，报告三年来经过情形。
广东的工会
牛皮工会，日前禀呈官厅立案，现经由警区查复省署，想日内必得省署核准，故该会连日开会讨论以后各种进行方略云。
铜铁工会，开讨论常会，并第一次习练讲演会，到会者约二百余人，由黄汉杰宣布开会秩序：一、讨论警察三区一分署来函，称总工会函询铜器杂货行、铜盆工会、广东铜铁工会，有无抵触？有无区别？随议决派代表二名到总工会解释。二、选定朱浩荣、黄汉杰为全权代表。三、朱四等六人轮流演讲，对于工人生活之改善，不良制度之应破除，智识应如何增进，均发挥尽致。直至十一时始散会云。
汉口的工会
汉口租界人力车夫设立工会，早纪报端。前云在洋火厂下首设立工会一事，兹经调查，乃临时会所。昨车夫头目，已经计议，拟在刘家花园附近，买地皮一段，作两层洋式楼房。楼上开设茶馆，楼下开设菜场。所需资本，在建筑工会项下抽出。所得利益，交由银行保存。如逢开会日期，菜场茶楼，一律休息，以便开会。现并接得该工会临时章程，待下期刊入来件栏了。 |
上海将要爆发一个最大的失业问题（李震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8号（1921年12月17日）
上海将要爆发一个最大的失业问题
震瀛
这样冷的天气，我们时时刻刻担着心，生怕失掉生活，立刻就要挨饿受冻。所以每到严冬时候，就是有一百分使人不能忍受的待遇，亦得忍着，不敢喘一口大气。如像厂主打我们，骂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得赶着去笑脸相迎；无故罚工钱的时候，我们只有忍气吞声；无故停工作的时候，亦只好自认悔气。因为一上冬令，乡下来的人是交关多，都想到上海来做工，过了冬天才又回去种地。如果厂里一下有数十百工人离厂，马上就可以看到几千候补的工人来。这种状态，真叫我们已经在万分不能忍受的待遇下，又要再忍受万分啊！唉！我们真不能再忍受了！我们真不能再禁得住摧残了！
哪知道我们失业的问题又来了！日趋严重了！我们第十六期报上不是有一段新闻么？那时候只有几十个人无故失业，后来渐渐的多，到现在已经三百多人，听说到二十号以后，还有完全停车的消息。停车的意思就是厂里没得生活给工人做，这一来立刻就有六七千个人同时失业。若果真实，这真是最近发生的一个最严重的大问题。
说到关了厂，还可以找别的厂去做生活。若就停车一事说，以前存工不能发还，所以一停车，马上就要十几天的生活恐慌。唉！我们穷苦工人那能支持得来呢。一方没钱支持，一方又不能牺牲那二十多天的血汗钱，跑去他厂工作。因为向来工厂的规矩，刚进去做工的半个多月应得的工资，不发给工人，存在厂里，算作“存工”，等这个工人何时出这个厂，何时方能发还他。但遇着必须发还的时候，又总是延迟日子，因为等查出他往别的厂去作，好把他的存工再充公。
唉！六千工友要失业了，又不能有旁的机会来维持生活，你们还不向社会作一个失业者的运动么？
这种现象论起来，很是社会不能调和的一种反映，社会不应当有这些人生活没有着落，所以负维持社会治安责任的，应当快快想法子叫他们得着生活，一方而还盼望他们自己不要忍默！被社会忘却的人们呀！你们觉得怎样？对劳动者素抱宏愿的人们，又持何态度呢？
按：震瀛君这个评论，只就宝成纱厂一厂说的，若全上海哩，这失业的就不晓得有好些了。
平 |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脚下的安德烈·布勒东和列夫·托洛茨基——纪念独立的革命艺术国际联会成立80周年（米歇尔·罗伊（MichaelLöwy），2018年12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相关链接：宣言：创造自由而革命的文艺！(1938)
纪念独立的革命艺术国际联会成立80周年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脚下的安德烈·布勒东和列夫·托洛茨基
米歇尔·罗伊（MichaelLöwy）（2018年12月14日）
杨吉姆译、季耶校
由右至左：布勒东、里维拉与托洛茨基
2018年除了是第四国际成立80周年外，还有着另一个与托洛茨基有关的纪念日：FIARI，即独立的革命艺术国际联会（the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IndependentRevolutionaryArt）成立80周年——这说明了那位苏联红军的创建者给艺术和文化带来的重要性之大。
1938年的夏天，列夫·托洛茨基和法西诗人安德烈·布勒东（AndreBreton,1896-1966）在墨西哥的波波卡特佩特（Popocatépetl）火山和伊斯塔西瓦特尔（Iztaccíhuatl）火山脚下会面了。这是性格天差地别的二人之间意外的相遇——一个是启蒙运动的革命继承者，另一个身居浪漫的彗尾之上；一个是苏联红军的创建人，另一个是超现实主义探索的先行者。他们的关系相当不对称：布勒东对十月革命有着至高的敬佩，而托洛茨基尽管尊重着这位诗人的勇气和清醒，却难以理解超现实主义，更何况托氏的文学品位更接近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经典文学。不过，撇开各自偏好，分别来自俄国和法国的他们发现了共同语言：国际主义与革命。从这次犹如两块火山岩摩擦般的相遇中迸发出的一颗火星至今仍在闪烁着，它就是《宣言：创造自由而革命的文艺》（ManifestoforanIndependentRevolutionaryArt）。这是一份反法西斯的、厌恶斯大林主义的自由共产主义（libertariancommunist）文件，它宣告着艺术的革命本职和其从国家和政治体系的必要独立。
文件的点子来自列夫·托洛茨基，而安德烈·布勒东则马上接受了它。在漫长的交谈、讨论、交锋以及很可能的意见分歧后，文件由两人写成——这是托洛茨基少有的与另一人合著的作品之一——并由安德烈·布勒东和伟大的墨西哥壁画家迭戈·里维拉（1886-1957）署名，那时他还是托洛茨基的坚定支持者（但之后很快就不是了）。这个无害的小小谎言须归结于老布尔什维克的信念：有关艺术的宣言一定只能由艺术家署名。《宣言》字里行间散发着强烈的自由主义气息，特别是在托洛茨基提出的革命社会中艺术家的领域应当是“无政府主义的”（即建立于无限自由之上的）这一信念中。
《宣言》以发动所有认同文件总体精神者的广泛性运动的号召作结。在这样的运动中，布勒东和托洛茨基写道，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与无政府主义者手挽手前进。即便在80年后，这一对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团结的呼吁也是文件中最引人注目的和最经常被提及的部分之一。
《Clé》只发行了两期，分别在1939年1月和2月
很快，FIARI（独立的革命艺术国际联会）成立了，它不仅成功地将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和布勒东的朋友们带到一起，还集聚了无政府主义者和独立作家、艺术家。联会的刊物是杂志《Clé》，编辑是莫里斯·纳多（MauriceNadeau,1911-2013），那时他是一位对超现实主义有着浓厚兴趣的年轻托洛茨基主义激进分子（1946年他成为了第一部《超现实主义历史》（HistoireduSurréalisme）的作者）。经理人是列奥·马累（LéoMalet,19091966），全国委员会则由伊夫·阿莱格雷（YvesAllégret,1905-1987）、安德烈·布勒东、米歇尔·柯林奈（MichelCollinet,1904-1977）、让·季奥诺（JeanGiono,1895-1970）、莫里斯·海涅（MauriceHeine,1884-1940）、皮埃尔·马比耶（PierreMabille,1904-1952）、马塞尔·马丁内（MarcelMartinet,1887-1944）、安德烈·马松（AndréMasson,1896-1987）、亨利·布拉耶（HenryPoulaille,1896-1980）、杰拉德·罗森塔尔（GérardRosenthal,1903-1992）、莫里斯·乌伦斯（MauriceWullens,1894-1945）。杂志《Clé》只发行了两期，分别在1939年1月和2月。FIARI是一次美妙但短暂的“解放马克思主义”（libertarianMarxist）经历：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联会画上了实际意义的句号。
2018年12月14日 |
汉口人力车夫罢工始末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8号（1921年12月17日）
汉口人力车夫罢工始末记
▲加了租钱又加租，以为回回都得胜
▲谁知激成大罢工，弄到反要减租钱
▲安捕无知捉车夫，车夫有勇捕安人
▲结果两下来交换，三天不给一租钱
汉口人力车夫，曾经于今年五月一日劳动圣节罢工一次，当时小有结果，后来不久仍然加了租，于今已历七个月。资本家看见回回得胜，这回又抄老文章——加阻——，逼迫车夫莫可如何，又罢工了。
汉口租界人力车（华界在外）共有一千五百乘，十八家车行经营。内中有一家利通车行，竞有四百九十乘。而利通待遇车夫，尤为酷虐，凡车夫差了车费，便将他们私刑吊打，而巡捕更“助桀为虐”动辄即打罚，无所不至。譬如偶然把路线拖错了，即踢几脚，罚半块钱，这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可是车夫就受不起了。车夫的生活是很可怜的。每一乘车，约四人轮流拖拉，每个人每天约得五六百钱。从前每天除下缴车行租费八百文外，每天净落不过三四百文，他们还要住屋吃饭穿衣，养活老小，这种苦困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今年五月以前，车租本是每日八百文，五一加租之后，改为九百文，现在继续加至大洋七角，合钱一串一百文，车夫哪里能够担负这样的贵租。若是多要坐车人的车钱罢，巡捕又来干涉。（记者曾有一次由武昌渡汉口，由六码头坐车到后花楼，车夫索价百四十文，我给他百文，车夫不拖，巡捕在旁凶凶地走来，说道：“还不拖吗，哪里兴要这些钱？”车夫也只好拖了我走。这件不平的事，至今还在我脑子里印了一个“法律拥护绅士或资本家”的映像。）所以车夫只有两条路：一是罢工抵制；二是甘作死奴隶，饥饿而死。此次他们是取的第一种方法了。前因利通车行底大资本家刘子敬（他个人有二百多乘车子）在车行提议加租，由九百文加至一串一百文，当时因他资本较多，没人反对，遂至实行。各车夫闻此消息，暗中已颇有组织，到十二月一日利通宣布加祖，车夫们也同时全体罢工。这回罢工的秩序极好，由各租界底车夫，举出各租界车夫底领袖来，维持他们底团体，举动文明，并无殴打嘶闹或偷着单独上工拖车等事。虽各捕房捕去车夫多人，极力压迫，使他们上工，但车夫团结甚力，愈渐坚决。洽又在赛马的日期，各外国兵舰之水手兵卒，大半皆上岸游玩，既不识路，又无车可乘，极以为苦。闻一日之间，英法领事收到质问“车夫罢工不加维持”函件，共数十封，全为外人所发。英领事亦极为惶恐，当时召集各车行行车劝导，要他们取消加租之议。但法商利通车行，仍坚持如前，当众宣言，担保车夫必于一二日内照旧上工，因深知他们必不能久无生计，并再四申明，若车夫能罢工到一星期，所有各行损失，由利通担负赔偿。此种消息传出之后，各车夫极为愤怒，誓必继续罢工，非取消加租之议不可。他们团结力，一日较好一日，每一车行门首，皆有二三车夫守门，不准私自偷拉，此种人无不畏服，他们不知道甚么是法律，甚么是道德，犯了他的，杀打都是家常便饭。车夫近日的生活，有的改了行道去当脚夫，有的不能挑大力的，只好借当过日子，他们已发了一种传单，向各食物米饭店宣言，说：“若是坐车的先生们只是袖手旁观，不说一句公道话，加以援助，他们没有吃的，只好向各店赊赊欠欠讨来吃了。”他们在这罢工期内，又积极的组织“车夫同业工会”。闻此会分两大部：一、评议部；二、执行部。执行部内分书记、会计、调查、交际等，内容究竟如何，因此会尚在筹办间，局外人尚无从探悉。惟闻他们筹会费的法子甚好，他们以车子一千五百乘计算，每乘由公会发给执照一枚，每月换一次，每次钱百文，若无执照，则不准拖拉，共计每月可得款百五十串文，另做一铁箱，此款即储箱内，作为工会基金，大约此会不久即可实现。
车夫既团结如此的强固，而又有工会的组织，故对于利通车行，实有极反对之势，所以车夫等决计继续罢工十日或一星期，宁可饥饿而死，绝不屈就行东。
当他们罢工期间，必定要另谋生计，家小本身，始可无虑。但除了作运输工之外，又别无可做，所以他们对于汽车运货，颇表示极端反对的态度。一日曾有车夫多人，拥至汽车运货公司门首，阻止汽车出来。他们底理由，是说汽车夺了他们底饭碗，必定要汽车停止，他们才有工可做。闻汽车行亦大为惶恐，即请人出来调停，始才模糊了事。
到了初五日，车行老板，命人在各马路打锣召集车夫，并说明“每乘车子，只加租六十文（加成八百六十文），本天并不要租钱”，要他们一律上工。当时车夫也叫人出来四处打锣，“要同业的坚持到底，非回复八百文原价，决不上工”。打锣之后，果然团体坚固，并无一人因利而动，车行依然失败了。午后车夫分头发散传单，颇惹起各界之注意。传单结语有“不取消加租之议，决不上工”。
此项传单发后，当时有各团联合会会长、青年会、学生联合会、教会英美两牧师、商会代表某人，皆出面调停。因车行加租的态度极为坚决，故调停人会议的结果，第一步是调查车行何故必要加租，但是调停人多半偏于资本家的，一到车行，受了殷勤的招待，即刻就被他们软化。在初五日晚五时，车行代表在青年会大请客，调停人及车夫代表皆到，调停报告调查所得的结果，是“车行开稍太大（大班每月薪水五百两，其余三百元……），所以不得不加租”。调停人的主张，仍是“劝车夫上工，每天只加四五十文租钱”。故五日调停，仍归无效。初六日，车夫集议再展长罢工至一星期。又以马车包车往来行驶，从中渔利，决组数队，武力拦阻，是日上午租界即发现马车被车夫捣毁事。利通等车行，遂改变方针，自雇车夫百余名，拉车出行，行至大智门及特别区，被徒手车夫拦阻，双方格斗，互伤数人，车夫大愤。七日午前八时，车夫千余人在大智门铁路外球厂集合，举行大游行，手持“租界人力车夫乞讨团”、“死中求生”、“敬求援助”、“文明抵制”、“决不暴动”等白旗，十人或二十人一组，由集议地出发，先至总商会请愿。军警恐车夫暴动，华界宣布戒严，车夫至中国银行附近，多被军警阻住，不能前进，仅推首领数人到会说明来意。商会遂留之在会，商洽解决善法。众见首领久未得出，遂相率拥入租界，英捕亦未加干涉，由英界入俄界，再入法界。至利通、飞星两车行求见总理，恳其免予加租，总理不见。复又分组至法捕房，要求警告车行，取消加租。法捕不问理由，乃鸣枪示威。车夫大愤，一齐动手，与法捕斗殴，夺去手枪二支，刺刀一柄。先将飞星行之百叶窗打破，复将利通之汽车打坏六辆。法捕见此情形，将车夫捉去四名。车夫愤极，立将要捕二人，担住毒打，并拉入华界。车夫又相率往利通车行大股东梅医士（法国人）住宅，将其门窗完全打坏。打毕，又折至利通行门首，声言非将捕去四人释放，决不退去，利通行仍置不理，时已二旬钟了。斯时候知事、杨所长、周会长、陈交涉员及英法领事，方在商会讨论此事，闻警，遂由张交涉员驰往，协同商会、青年会及各团联合会所派代表，谒力开导，并要求捕房将四人放出，车夫亦将安捕二人放回，然后车夫始渐散去。午后，陈交涉员等，复返至商会开会，佥以车行多属资本家，纵有吃亏之处，亦不应取偿于劳工，应组织调查会，查明实在情形，再行约定。遂根据此原则，表决四条办法如下：（一）车价照旧，以两星期之内不加价。由联合会、青年会、商会组织调查会，共同筹议解决。（二）车行允免租价三日，其允免之车价，由各车夫公认，自愿缴存青年会保管，以备成立车夫工会之资。（二）准于八日上午七时三十分，由各车夫至车行一律出车。届时由青年会担任派员及童子军到行维持。（四）两星期内，由三会推定代表各四人到青年会，研究善后办法。车夫车行包头，均各派代表四人与会。上项办法议决后，遂至青年会，推该会干事密兰士、苏德明分往各车行，提示议决办法。车行见经公众议决，勉强同意。又推陈交涉员及联合会周会长劝导车夫。车夫亦皆承认，并由车夫首领当众宣言，八日晨一律复业，不可违背各团体调停之盛意。于是绝大风潮，逐渐告一段落了。 |
〔歌〕家庭儿歌（隐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6号（1921年12月30日）
〔歌〕
家庭儿歌
隐厂
小板凳，歪一歪，楼上媳妇哭下来。公婆问伊哭甚事？说是丈夫不成材！又吃鸦片烟，又打麻将牌，三天不买米，四天不买柴。请问这个日子怎样过得来？
橘子皮，桂花香，开开大门接新娘。我家接一个花大姐，你家娶一个尿婆娘。
单住家，独烧锅，夫妻二人真快活。没有妯娌来争吵，没有公婆来欺我。
新娘子，快起来，你家妈妈送花来。新娘说是我不要，快快替我叫顶轿，一直抬到娘家去，说做媳妇真苦恼：公婆万般虐待我，丈夫嫖赌烟酒桩桩好。他妈妈劝伊不要吵，爸爸劝伊不要闹，免得旁人来耻笑。 |
勃柳姆金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勃柳姆金亲爱的朋友！在1929年12月29日的《最近新闻报》上，刊登着一封如下内容的电报：“勃柳姆金被枪决。”“科隆，12月28日讯。《科隆日报》驻莫斯科记者来电：杀害米尔巴赫[1]的凶手，小有名气的勃柳姆金，最近被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拘捕证逮捕。勃柳姆金被揭发同托洛茨基有秘密关系。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的判决，勃柳姆金已被枪决。”这个消息是否可靠，我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是，一连串的情况，不仅容许我，而且迫使我认为它是可靠的。如果表达得确切一点：我心里对此毫不怀疑，只是认为对斯大林杀害勃柳姆金还没有足够的法律上的证据而已。您当然知道，左派社会革命党叛乱之后，勃柳姆金很快就转向布尔什维克，英勇地参加了国内战争。嗣后，他有相当长的时间在我的军事秘书处工作。后来，他主要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系统工作，但也在军事系统和党的系统工作过。他在不同的国家执行过极为重要的任务。他对十月革命和党的忠贞是毫无疑问的。直到最后，勃柳姆金还在干重要的苏维埃的工作。他如果是一个反对派成员的话，怎么能够兢兢业业地工作呢？这一点可由他的工作性质来说明，因为这种工作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质；勃柳姆金没有机会或者几乎没有机会同党的基层组织发生联系，参加讨论党的问题和其他问题。这并不是说他隐瞒了自己的观点。相反，他向原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外处处长明仁斯基和特里利谢尔都表明过他同情反对派一方，但是，他也象任何一个反对派成员一样，当然甘愿在为十月革命效力的岗位上完成自己负责的工作。明仁斯基和特里利谢尔认为，勃柳姆金是一位无法取代的人，这并没有错。他们依然叫他干他原先的工作，这一工作他一直干到最后。勃柳姆金的确在伊斯坦布尔找过找。我在上面已经提到，是在我的秘书处的工作才使勃柳姆金同我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我的军事著作中有一卷就是他编辑的（我在这一卷的前言中说明了这一点）。他来伊斯坦布尔找我，为的是打听我怎样估价时局，检查一下他是否做得正确，因为他依然在为一个驱逐、流放、监禁他的最亲密的同志们的政府效力。我的答复当然是说他做得完全对，因为他不是对已经窃据了党权的斯大林政府，而是对十月革命来履行自己的革命职责。从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文章中，您也许看到了一段引文，说我在夏天不仅同一位来访者谈过话，而且向他预言苏维埃政权仿佛不久就要必然灭亡。这位卑鄙的中伤者当然是在撒谎。但是，把事实和日期加以比较，我才明白，文中所说的正是我与勃柳姆金的那次谈话。他的工作与他隶属于反对派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对这个问题，我只是顺便回答说，我被驱逐出境，以及其他同志被监禁，这不会改变我们的基本路线；在危急的时刻，反对派将会在前沿阵地上挺身而出；在艰难的时刻，斯大林也不得不号召反对派，就象策列铁里[2]曾经号召布尔什维克来对付科尔尼洛夫一样。因此，我说道：“只是不要太晚了。”显然，勃柳姆金被捕后把这次谈话说成是反对派的真正情绪和企图的证据。可是不要忘记，我是由于被指控犯有准备武装反对苏维埃的斗争罪才被驱逐的！我曾通过勃柳姆金往莫斯科给志同道合者转了一封有通报性质的信，而这封信的基础则是我在许多已经发表的文章中阐述过的那些观点：如斯大林分子对我们的镇压还不意味着国家阶级本质的改变，只是正在准备这样的改变并使其变得容易些；我们的道路依然是改革的道路，而不是革命的道路；为自己的观点而不妥协的斗争应该有长期打算。晚些时候，我得到消息：勃柳姆金被捕了，经他手转寄的那封信落到了斯大林的手里。我不知道勃柳姆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捕的。莫斯科当局知道他到过伊斯坦布尔。他的上司（明仁斯基和特里利谢尔）也了解他的反对派观点。他是为了他所执行的工作自己主动返回莫斯科的。有关后来的事，我所知道的只有我在上面引用的《科隆日报》的电报中所说的那一点了。这个事实的性质不需说明。您知道，按照1922年的著名的审讯，就连那些组织杀害列宁﹑乌里茨基、沃洛达尔斯基、我及其他人未遂的社会革命党人，也没有被枪毙。1918年在勃柳姆金也曾隶属的社会革命党中，只有亚历山大罗维奇一人在其组织叛乱的时刻被枪毙了。这次叛乱的参加者勃柳姆金不仅很快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而且是一位积极的苏维埃工作者。但是，如果说他在1918年没有因为带头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叛乱而被枪毙，那么，他在1929年被枪决却是由于他一边为十月革命的事业忘我地效力，同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斯大林的派别分道扬镳，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传布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观点。勃柳姆金被枪毙（我再说一遍，我个人对这个事实不怀疑）是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这样的事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了斯大林私人的机构。在国内战争时期，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是严厉的。但是它的工作是在党的监督之下进行的。党内无数次提出了抗议、声明，并要求对各种各样的判决作出说明。担任肃反委员会首脑的捷尔任斯基是一个有高尚道德精神的人。他服从于政治局，而政治局委员对各种问题不仅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善于坚持自己的看法。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种保障，即肃反委员会是革命专政的一个工具。但是现在党已被扼杀了。有关勃柳姆金被抢毙的消息，成千上万的党员只能在拐弯抹角的地方胆战心惊地窃窃私语。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首脑的明仁斯基，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幽灵。在国家政治保卫局起重要作用的亚哥达，是一个卑鄙的钻营家，他已把自己的命运同斯大林捆在一起，甘愿毫不犹豫地执行斯大林个人的一切指示。政治局已经不存在了。布哈林已经说过，凭借国家政治保卫局所搜集的文件，斯人林业已控制那些所谓的政治局委员。在这样的条件下，血腥镇压勃柳姆金成了斯大林个人的事。就是在现在的权力机关独裁的条件下，这种前所未闻的罪行也不会滴水不漏。斯大林不会不预先觉察到这一点，他极为慎重地决定杀掉勃柳姆金，这一事实证明他对左倾反对派多么恐惧。不应有任何怀疑，只有极少数的反对派跟随拉迪克和其他投降者走，而在国外，反对派却在一系列的国家内取得了重要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胜利，而勃柳姆金则是为此抵罪的牺牲品。斯大林想用枪毙勃柳姆金来正告国际上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他在国内有成千上万的人质，他们将会为国际舞台上的真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丢掉自己的脑袋。换句话说，除了开除出党、失业、家庭挨饿、监禁、驭逐、流放，斯大林企图用来恐吓反对派的，还有他手中掌握的最后一招：枪毙。可以有把握地预言，结果将与斯大林为自己提出的直接目标背道而驰。有史以来，凡是进步的、依靠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的思潮，既吓不倒，也不能被枪毙。但是，反对派显然不能坐等事物的客观进程，而消极对待斯大林的热月政变镇压之后的这次新的血腥镇压。应该尽快开展一场国际运动，每一个反对派在这场运动中都应该干需要三个人、五个人或者十个人的条件下才能胜任的事。我是怎样想象这场运动进程的呢？首先，应该把事实本身通告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求党的官方领导出面确认或者辟谣。问题提得越是果断、广泛、大胆，官方领导越会惊慌失措。这件事的全部内幕就会被更快地揭发出来。应该造成巴黎、柏林、维也纳、布拉格、纽约都来要求莫斯科澄清事实这样一种气氛。欲达此目的需要干什么呢？我认为，首先，要出版一种小传单，题目是：《斯大林杀害了勃柳姆金同志，这是否是真的？》在这张传单中，应该向加香[3]、台尔曼[4]等人直接了当地提出下列问题：他们是否知道这件事？他们本人是否要为斯大林集团杀害无产阶级革命者承担责任？假如第一次质问没有得到任何反响（也许会这样），那么，就应该趁热打铁出版第二种更富有进攻性的传单，将其通过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渠道，成千成万份地散发。很有可能的是，在来自西方的压力和联共（布）内恐慌的情况下，斯大林会试图抛出某种毒辣的说法，诸如同“弗兰格尔将军的军官”有联系呀，准备叛乱呀，或者是准备搞恐怖行动等。对这样的卑鄙行为应该有所准备。但是，类似的说明未必会产生重要影响，这既是因为过于令人感到有拿破伦的警察的手段的味道，也是因为尤其斯大林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实际上已经使尽了这些招数。无须乎提醒，勃柳姆金与我们大家一起所坚持的原则立场，已将来自他那一方的各种冒险斗争方法排除了。勃柳姆金案件应该成为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的萨科和万采蒂的案件。这场为拯救我们在苏联的志同道合者的斗争，同时也应该是对西方国家里的反对派队伍的一次考验。只要按照革命的方式，也就是说，只要竭尽全力而又奋不顾身地开展运动，反对派便会立即出人头地。这样我们才会有权说：勃柳姆金不是白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每一个反对派的中心都应该仔细讨论当前的运动步骤，对其作极其细心的准备。为了将预定的措施付诸实践，也许，最好在每一个城市选出一个全权的三人小组。在开展这场运动的事务中，所有反对派组织的成员都要听命于这个三人小组。很有可能，在您收到这封信之前，报刊上就发表了这类有关勃柳姆金命运的消息，它们使有关证实或者反驳的进一步的“法律”的质询变得没有必要。那时，就要简单地确认事实并质问党中央，它是否要为这种犯罪行为向工人阶级承担责任。全部任务在于不要把质问变成放空炮，也就是说，不要把它简化为仅仅是发传单而已。应该找到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个问题或者直接了当提出控诉的方法。应该渗透到党的和全体工人的会议中去。要预备准备宣传画、短小的（十行字左右）传单，等等，等等。最好要部分地利用这封信中所包含的材料，把有关我与勃柳姆金在伊斯坦布尔会面的一切，不是放在第一份传单里，而是放在第二份传单里。在对勃柳姆金的遭遇最后的、纯形式的怀疑排除之后，我将继续寄来一些补充材料，其中也会寄来以悼文形式对他的评述。致以反对派的敬礼！列·托洛茨基1930年1月30日（冀元璋译）[1]米尔巴赫（1871——1918年），德国外交家，曾经驻莫斯科大使。被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杀死。——译注[2]策列铁里（1881——1959年），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译注[3]加香（1869——1958年），法国共产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1924——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译注[4]台尔曼（1886——1944年），德国和工人运动活动家，1925年当选德共中央主席，1924——1943年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译注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 |
叶努基泽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叶努基泽克里姆林宫内幕克里姆林宫内部发生的最后一些事件，甚至对那些非常熟悉当事人和周围环境的人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当我听到已处决原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秘书叶努基泽的消息后，便特别明显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并不是说叶努基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绝对不是。某些报纸报道说他似乎是“列宁的朋友”和“领导俄罗斯的核心小组的成员之一”，这不确切。列宁和叶努基泽的关系很好，但并没有超过和其他许多人的关系。在政治上，叶努基泽是次要人物，他丝毫不狂妄自大，很能适应环境。正因为如此，他是最不可能成为合适的处决对象的。1935年，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诉讼案件之后不久，报纸上针对叶努基泽的诽谤中伤便非常突然地出现了。他被指控为与人民的敌人有牵连和生活上腐化堕落。什么叫“与人民的敌人有牵连”呢？最最可能的情况是，叶努基泽这个心地善良的人，曾经想去帮助那些遭枪毙的布尔什维克的家属。“生活上腐化堕落”指的是追求个人享受，过高的花销，女人等等，这里可能有部分实情。然而，既然不得不枪毙叶努基泽，说明克里姆林宫内事情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些。以我看来，这个人的命运的简单故事将能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克里姆林宫宫墙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阿韦尔·叶努基泽是格鲁吉亚人。他和斯大林一样，出生在梯弗里斯。圣经中的亚伯[1]比该隐年轻，而叶努基泽却比斯大林大两岁。他被处决时已经快60岁了。叶努基泽早在青年时代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那时，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一样，不过是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派别。本世纪初，在高加索有一所设备良好的秘密印刷厂，曾在为第一次革命(1905）作准备上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组建这所印刷厂时，叶努基泽兄弟，即阿韦尔（也叫“红发人”）和谢苗（也叫“黑发人”)，曾起过积极作用。印刷厂的经费是由未来的苏维埃行政长官和外交家列昂尼德·克拉辛提供的。在那些年代，这位才华出众的年轻工程师很善于（自然要在青年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帮助下）从萨瓦·莫罗佐夫那样的自由派百万富翁那里为革命筹措金钱。从那时起，克拉辛和叶努基泽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他们之间互叫名字，以“你”相称。我正是从克拉辛的嘴里第一次听到了与圣经中的亚伯很相近的阿韦尔这个名字的。在第一次到第二次革命时期的艰难岁月，叶努基泽像大多数被称之为“老布尔什维克”的人一样，脱了党。时间长不长，我不知道。克拉辛在那些年代成了出色的工业企业家。叶努基泽没有积攒到什么财产。战争开始后他又重新遭流放。从流放地出来已是1916年了，他和其他一些四十来岁的人一起应征服了军役。革命使他回到彼得堡。1917年夏天，我在彼得堡苏维埃士兵部第一次见到了他。革命震动了许多早先的布尔什维克，但他们以一种困惑不解和并不友善的态度对待列宁的夺取政权的纲领。叶努基泽也不例外，但比起别人来，他更加谨慎、更注意观望。他不是演说家，但俄语掌握得很好。比起大多数格鲁吉亚人来，包括斯大林在内，在必要时，他可以讲话口音不重。叶努基泽给人以非常可亲的印象。他性格温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懂得分寸。谈到这里，还应该补充一句，那就是他特别好难为情，小小的一个因由也会使他有雀斑的脸上一下子便涨得通红。十月革命期间叶努基泽干了些什么？我不清楚，大概持观望态度吧。但不管怎样，他不会像现今已是外交官特罗雅诺夫斯基、马伊斯基、苏里茨诸位先生以及其他许多高官贵宦那样，站到街垒的另一边去。苏维埃制度建立以后，叶努基泽很快便进入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并成为主席团的秘书。这很可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推荐的。斯维尔德洛夫虽然年轻，但知人善任，懂得把每一个人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斯维尔德洛夫本人曾希望加强主席团的政治作用，他因此与人民委员会、某种程度上甚至与政治局产生了磨擦。斯维尔德洛夫逝世后，根据我的提议，1919年初选举米·伊·加里宁担任了主席。加里宁一直呆在这个岗位上，至今成绪斐然。叶努基泽始终担任秘书。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两个人——加里宁和叶努基泽，是最高苏维埃机关的体现。表面上，叶努基泽给人以大权在握的印象。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基本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都是通过列宁领导下的人民委员会进行的。原则性问题、意见分歧和矛盾冲突则由政治局解决。政治局从一开始就起着超越政府的作用。头三年，当全部力量倾注在国内战争上的时候，决策事态进程的大权集中在军事部门。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这个系统中所起作用不很明显，而且也无独立自主的地位。但否定它的一切作用也是不正确的。那时候，谁都不害怕提出申诉、批评和要求。要求、批评和申诉主要是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列宁曾不止一次戏谑地问加里宁：“嗯，关于这一点，国家首脑怎么看呢？”加里宁没有很快学会听懂自己的这个至尊的别号。曾经是特维尔农民和彼得堡工人的他，处在这意想不到的高位上，举止十分谦虚，而且绝对地小心谨慎。只是苏维埃报刊逐渐在国民面前树立起他的名字和威信。不错，统治阶层长时间不把加里宁当回事，实际上至今仍不把他当回事。但农民群众却渐渐习惯于这样思考问题：要“办点事儿”，就必须找加里宁。其实哪止农民，沙皇时代的海军将领、枢密官、教授、医生、律师、演员，还不算女演员，都受过国家“首领”的接见。大家“要办”的事情有：关于儿子和女儿；关于被征用的房屋；关于博物馆用的柴火；关于外科手术器械；甚至关于从国外订购演出必需的化妆品。找一些必要的话语来为农民们交谈，这在加里宁并不困难。但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前，他最初几年却有点儿胆怯。在这种场合，他就特别需要更有文化、更具上流社会风度的叶努基泽的帮助。况且，加里宁经常出差，所以莫斯科接见的差事常常由秘书代替。他们工作上同心协力。按性质，两人都是机会主义者，双方都一直在寻找阻力最小的路线，所以相互都能很好适应。由于自己的高职位，加里宁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甚至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他广泛的接见和谈话，使他在会议上提供过不少有价值的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思考。说实在的，他的建议被采纳的却很少。但他的意见也还是被注意听取了，并常常以各种方式被吸收进去。叶努基泽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其他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人，比方说还有克拉辛。反动时期脱党的那批“老布尔什维克”，那几年都被准许参加苏维埃的工作，而不是党内的工作。况且，如上所说，叶努基泽并无任何政治上的野心。他盲目地绝对信任党的领导。他对列宁极其忠诚，简直到了崇拜的地步，而且——为了便于了解后来的情况有必要提及这点——他对我的热爱也很强烈。有几次，当我和列宁在政治上意见不一致时，叶努基泽显得非常痛苦。顺便提一句，这类情况还不少呢！叶努基泽虽说没有起政治作用，但他仍然在国家生活和上层统治者生活中占居了重要位置。问题在于，他手中集中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经济管理权：凡从克里姆林宫商店取走食品，必须经由叶努基泽签字。这一情况的含义我是比较晚，而且是根据间接的迹象才弄明白的。我在前线度过了三年时间。这段时间内，苏维埃的官僚们的新的生活方式渐渐开始形成。白匪报刊说什么，克里姆林宫那几年沉溺于奢侈生活，这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生活很俭朴。但差别和特权已经萌生，并已经自然而然地在日积月累。论职位，叶努基泽可以说处在这一过程的中心。在许多朋友中，奥尔忠尼启泽那段时间是高加索地区的头号人物，他很关心要让叶努基泽在自己的商店里有足够数量的家乡土特产。在奥尔忠尼启泽调到莫斯科之后，他的这一义务落到了奥拉赫拉什维利肩上，大家都认为，奥拉赫拉什维利是斯大林的忠实走卒。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穆迪瓦尼索给克里姆林宫运送卡赫齐亚葡萄酒。涅斯托尔·拉科巴从阿布哈兹运送箱装桔子。我们可以顺便注意一下，所有这三个人——奥拉赫拉什维利、穆迪瓦尼、拉科巴——如今都在已被处决的名单上……1919年，我偶尔得知叶努基泽的仓库里存有葡萄酒，便建议将这些酒封存。“后果会非常严重，”列宁开玩笑地说道。我试图坚持自己的看法：“流言会传到前线，说克里姆林宫在大吃大喝呢”，我担心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交谈时在场的第三个人是斯大林。“怎么啦，我们高加索人，”他随即反对道，“能没有葡萄酒吗？”“您瞧，”列宁接过话碴儿说，“您没有喝酒的习惯，可格鲁吉亚人会心里难受的。”“真没有办法，”我回答道，“这种风气竟使您达到了如此慈悲为怀的程度……”我想，这次以开玩笑的口吻进行的小小对话毕竟说明了当时的一些情况：一瓶葡萄酒也被看作是一种奢侈行为。随着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制定，统治阶层的风气变化得就更快了。官僚阶层本身在分化。少数手中有权的人，他们的生活比起侨居国外时要好一些，但自己还没有察觉到。当叶努基泽建议列宁多少也改善一下个人的生活条件时，列宁则总是用这么一句话来敷衍搪塞：“不，穿旧鞋更舒服……”常有各式各样印有新鲜的苏维埃标记的地方特产从全国四面八方寄给他。“又是什么玩意儿寄来了，”列宁抱怨道。“应该制止！国家首脑为什么对此袖手旁观呢？”他一边说，一边严肃地朝加里宁皱起眉头。国家首脑也已经学会了用玩笑来敷衍对付：“谁让您获得如此的声誉呢？”结果是，“玩意儿”被送到幼儿园或者陈列馆……在克里姆林宫卡瓦列尔楼居住期间，我的一家没有改变生活习惯。布哈林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个老大学生。住在列宁格勒的季诺维也夫生活也很俭朴。但加米涅夫很快适应了新的风气，他既是革命家，同时也始终是一名小小的享乐之徒。教育人民委员卢纳察尔斯基随波逐流得更快。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大概还没有大大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但那段时间他几乎未引起我的关注，别人亦很少注意他。只是后来，他荣升成了头号人物，人家才告诉我，他的消遣习惯除了贪杯外，还喜欢在林场宰杀公羊和隔着小气窗用枪打乌鸦。这些说法的可靠性我不能担保。不管怎么说，那段时间斯大林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叶努基泽，而叶努基泽对老乡不仅不“敬慕”，而且缺乏好感，主要原因是斯大林粗鲁和任性，也就是列宁认为的应该在自己的“遗嘱”上指出的那些特征。克里姆林宫的下级工作人员对叶努基泽的质朴、和蔼可亲和正直评价很好，与此相反，他们对斯大林则绝对没有好感。我的妻子曾担任过九年国家博物馆和历史文物的管理工作，她回忆起两件很能说明叶努基泽和斯大林的个性特征的事情。在克里姆林宫也和在莫斯科及全国各地一样，存在着无休无止的住房之争。斯大林想从自己那处非常嘈杂的住所搬到安静一些的地方去住。肃反委员会委员别连基向他推荐了大克里姆林宫的接见大厅的房间。我的妻子表示不同意，因为宫殿是作为博物馆保护的。列宁给我的妻子写了一封很长的告诫信，说可以从宫中的一些房间里搬走“稀有而珍贵的”家具，可以采取特殊措施保护房屋的建筑，还说斯大林必须有能安静入睡的房间，他现在的住所只宜迁入那些在枪炮声中也能睡觉的年轻人，等等。但博物馆女保管员没有向这些理由让步。叶努基泽站在我妻子一边。列宁指派一个委员会作调查核实。委员会确认宫殿不宜作住房。最后，为人随和、容易说通的谢烈布利亚柯夫把自己的住房让给了斯大林，可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十七年之后也被斯大林枪毙了。克里姆林宫内住得非常拥挤。大部分人在克里姆林宫外边工作。会议结束的时间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都有。小汽车吵得让人无法入睡。最后，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也就是通过叶努基泽作出了决议：夜间十一点以后汽车必须在拱门旁停住，从那儿开始都是生活区；达官先生们再往前都得自己步行。决议由个人签字向大家公布。但某人的小汽车继续在破坏秩序。又是深夜三点钟被叫醒的我，在窗户旁等到了返回来的小汽车，我叫住司机问：“难道您不知道有决议吗？”“知道，托洛茨斯同志，”司机回答。“但我又能怎么办呢？在拱门旁斯大林同志命令说，往前开吧！”要迫使斯大林重视别人的睡眠，必须有叶努基泽的干预。应该想到，斯大林忘不了自己的老乡搞的这桩小小的丢他脸面的事。从列宁最后一次生病时起，官僚们在生活待遇的改变上就更加鲜明突出，并开始了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所有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中，可以说，归根到底是揭示煎牛肉排的问题。官僚们把“不断革命”的设想看成是个人的福利和舒适的远景的一种对杭。在克里姆林宫内和克里姆林宫宫墙外举行过一系列秘密宴会，其政治目的是团结“老近卫军”以反对我。组织“老近卫军”宴会的任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落到了叶努基泽身上。现在已经不仅仅限于这位朴实的卡赫齐亚人了。其实，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便开始了那个三十年之后加罪于叶努基泽的“生活上的腐化堕落”。叶努基泽本人不一定被邀请去参加这类不拟公开的宴会，那里是密谋的中枢。而且，他本人并不想参与此事，但一般说来，他也不反对宴会。开展反对我的斗争决不会出自他的意愿，所以他对此的反响也比较强烈。叶努基泽和我们同住在卡瓦列尔楼。他是老单身汉，住一间不大的房间，从前那里住过某位次要官吏。我们经常在楼道里见到他。他脸带愧色，身子显得有点儿笨重、衰老。与其他“达官显贵们”不同，他见到我、见到我的妻子、见到我们的孩子们的时候，总是倍加亲切地打招呼。但在政治上，叶努基泽常常无原则地妥协。他向加里宁看齐。这位“国家首脑”已渐渐懂得，当今的力量已经不在群众之中，而在官僚们手里，而官僚们反对“不断革命”，他们喜欢宴会，喜欢“幸福的生活”，拥护斯大林。这时，加里宁本人已变成了另一种人。并不是说他全面地充实了自己的知识，或者加深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而是说他开始遵循“国家领导人”的陈规陋习，炼成了一种狡黠的、随随便便的独特风度，在教授、演员，特别是女演员面前已不再胆怯。很少了解克里姆林宫内幕生活的我，很晚很晚、而且纯系从意想不到的渠道得知了加里宁的新的生活方式。大概是在1925年，一本苏联幽默杂志登载了一幅漫画，让人难以相信的是，漫画画了国家首脑最不拟公开的隐私。画的是谁，一望而知。况且在放肆的说明文学中用名和父名的第一个字母来称呼加里宁。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怎么回事呀？”我问几位自己很接近的人，其中包括谢烈布勃利亚科夫（1937年2月被枪毙）。“这是斯大林向加里宁提出的最后警告。”“但为什么呢？”“当然不是出于维护他的道德面目。想必加里宁在某些方面固执己见。”事情确实如此。加里宁对并不久远的一段历史了如指掌，所以很长时间他不愿承认斯大林为领袖。换句话说，他害怕将自己的命运与他拴在一起。“这匹马，”他在小范围内说道，“不定什么时候会把我们的四轮大车翻到沟里去的。”只是在不情愿和牢骚满腹的情况下，他才逐渐转而反对我；后来反对季诺维也夫，最后以更大阻力反对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而在此以前，他虽然恪守中庸之道，但与他们的关系却十分密切。叶努基泽也经历了加里宁那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只是他更加拘谨，其内心感受无疑也更加深刻。以个人性格而言，叶努基泽的主要特点是具有一种从容不迫的适应能力，他不可能不落入捷尔米多尔集中营。但他不是钻营家，更不是恶棍坏蛋。他很难摆脱旧的传统习惯，而且更不易转而反对他一向尊敬的人。在紧要关头，叶努基泽不仅不表现出进攻热忱，而且恰恰相反，他发牢骚，讲怪话，固执己见。斯大林非常了解这一切，并且不止一次地警告过叶努基泽。可以这样说，我是直接知道这一切的。告密制度虽然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毒化了政治生活和个人关系，但那时依然还保存下许多相互信赖的绿洲。叶努基泽和谢烈布勃利亚柯夫十分亲近，有个时期他是左倾反对派的头面人物，并常常在谢烈布勃利亚柯夫跟前流露真情。“他（斯大林）还想要什么呢？”叶努基泽抱怨说。“我已经做了他要求我做的一切，但他还嫌不够，还要我把他视为天才。”斯大林也许在当时就已经把叶努基泽列入了应当报复的名单。但因为名单特别长，叶努基泽也就排队等了好几年。1925年春天，在涅斯托尔·拉科巴的保护下，我和妻子曾在高加索地区的苏呼米住过，涅斯托尔·拉科巴是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公认的领袖。这曾经是一位（对所有的人不得不说“曾经是”）非常瘦小的人，而且几乎是聋子。别看他口袋里装着一个特制的助听器，跟他谈话仍然很吃力。但涅斯托尔了解自己的阿布哈兹，阿布哈兹也了解这位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这位非常勇敢、非常坚强又富有务实才干的人。涅斯托尔的弟弟米哈伊尔·拉科巴是这个小小共和国的“内务部长”，同时也是我在阿布哈兹休假期间的忠实卫士。米哈伊尔（同样“曾经是”）是一位年轻、谦虚而快活的阿布哈兹人，是不会耍手腕的人中间的一个。我从来也没有跟弟兄俩进行过政治性谈话。只有一次，涅斯托尔对我说道：“我没有看出他有什么特殊之处，既无智谋，也非天才。”我明白他指的是斯大林，便没有让谈话继续下去。那年春天，中央执行委员会例会没有在莫斯科召开，而改在斯大林和叶努基泽的家乡梯弗里斯举行。有关斯大林和三人同盟的另外两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产生了争斗的众说纷纭的传闻不径而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米亚斯尼科夫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莫基列夫斯基突然从梯弗里斯坐飞机来到苏呼米同我会晤。许许多多官僚都在起劲地交头接耳议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搞联合的可能性。其实，斯大林在准备搞掉三人同盟的同时，不过是想镇一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这两个人是很容易便吓得惊慌失措的。但由于抽烟不小心或者别的原因，这架有外交式使命的飞机在空中起火，它的三位乘客连同驾驶员一起丧生了。一两天之后，从梯弗里斯飞来了另一架飞机，乘机到达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名委员、我的朋友——苏维埃驻法国大使拉柯夫斯基和邮电人民委员斯米尔诺夫。那段时间反对派已经在遭受迫害了。“谁给你们飞机的？”我惊讶地问道。“叶努基泽！”“他怎么能决定这事？”“显然已征得上司的同意。”我的客人告诉我，叶努基泽精神焕发，期待会与反对派很快实现和解。但无论拉柯夫斯基还是斯米尔诺夫，都没有带着政治委托来见我。斯大林只是企图在不牵涉自己的情况下，在“托洛茨基分子”中间散布一种错觉，在季诺维也夫们中间散布一种惊慌不安。而叶努基泽，还有涅斯托尔·拉科巴却天真地把希望寄托在方针的改变上，俩人都颇为得意洋洋。斯大林可忘不了他们的这种做法。在审讯季诺维也夫期间，斯米尔诺夫被枪毙了。涅斯托尔·拉科巴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处决的。显而易见，这是因为他拒绝提供“诚恳的”证词。米哈伊尔·拉科巴是根据法庭判决枪毙的，他在法庭上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指控性证词，矛头针对已被处决的哥哥。为进一步钳制叶努基泽，斯大林让他进入了旨在监督党的道德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斯大林是否已预见到，叶努基泽自己也将因破坏党的道德而被起诉？这类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不会涉及到他的。老布尔什维克鲁祖塔克便是以这样的罪名被捕，他当过几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也就是类似党和苏维埃道德的最高主教的职务，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在我居住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年里，我已经通过联通器系统了解到斯大林拥有特别档案，档案中所搜集的文件和罪证均系用来反对所有苏联著名活动家的污蔑性流言蜚语。1929年，在与政治局右派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公开摊牌时，斯大林仅以污蔑性揭发相威胁，便成功地把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拉到自己一边。至少，朋友们在寄往伊斯坦布尔的给我的信中是这样写的。1928年11月，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多数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审查了关于开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我出党的问题。决议事先就已拟定。叶努基泽坐在主席团的座位上。我们并不宽恕我们的审判官们。揭发问题时，委员们自我感觉都不好。可怜的叶努基泽吓得面如土色。这时候，沙哈罗夫发言了，他是最受信任的斯大林分子之一，一个典型的暴徒，随时准备着干一切卑鄙勾当。沙哈罗夫的发言纯属骂街一类的下流话。我要求中止他继续讲下去，但主席团成员都非常清楚是谁授意他发言的，因而都不敢制止。我声明说，在这样的会议上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便离开了大厅。过了不多一会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加入了我的行列，这之前，委员会某些委员曾企图阻止他们两人这样做。几分钟之后，叶努基泽往我房间里打电话，劝我回到会场去。“在党的最高机关您怎么能纵容流氓无赖呢？”“列夫·达维多维奇，”叶努基泽央求我道，“沙哈罗夫能起什么作用呢？”“不管怎么说，他的作用比您大，”我回答说，“因为他在完成人家命令他做的事，而您却只会抱怨诉苦。”叶努基泽回答了一句似乎并不相关的话，由此可以看出，他是寄希望于奇迹出现的，而我并不指望会有奇迹发生。“您本来就不敢责备沙哈罗夫吧？"叶努基泽默不作声。“再过五分钟您是不是就要投票赞成开除我？”回答我的是一声长叹。这是我与叶努基泽作最后一次解释。几星期后，我已经被流放到中亚细亚，一年后移居国外，到了土耳其。叶努基泽依然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说实在的，我渐渐把叶努基泽忘掉了，但斯大林却记着他呢。基洛夫遭暗杀后几个月，叶努基泽便被撤了职，这之前不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案件经过了第一次审判，他们作为假想的暗杀行动的“精神上的”罪犯“仅仅”分别被判处了十年和五年监禁。有关叶努基泽曾和其他许许多多布尔什维克一起试图对业已开始的迫害列宁的老近卫军提出抗议一事，这不可能有什么疑问。抗议采用了什么方式？噢，离搞阴谋还差得远呢！叶努基泽劝过加里宁，他曾给政治局某些委员、也可能给斯大林本人打过电话。这就足够了。当斯大林把自己的赌注押在最大的审判骗局上的关键时刻，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克里姆林宫核心人物之一的叶努基泽让他们完全无法忍受。但叶努基泽毕竟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不少人对他颇有好感，他根本不像阴谋家或者间谍，那时候，克里姆林宫的词典里还保存这些术语的痕迹，对他是无法未经审判就轻易枪毙的。于是斯大林决定分期分批采取行动。高加索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向克里姆林宫提出了“免去”叶努基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职务的请求，以便能选举他担任高加索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一请求在三月初得以实现。但叶努基泽大概还没有来得及赶到梯弗里斯，报纸上就已经宣布了对他的任命……任命他为高加索疗养区主任。这一侮辱性任命充分体现了斯大林的风格，没有任何好兆头。在此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叶努基泽真的主持了疗养区的工作吗？他极有可能一直就处在高加索地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视之下了。但叶努基泽并没有屈从。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案件的第二审讯（1936年8月）以枪毙全部被告结束。这一切显然使老叶努基泽变得顽强了。把一封好像在国外出现的不完全可信的“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信”说成出自叶努基泽的手笔，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不，他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的。但叶努基泽被激怒了，他怨声载道，甚至还诅咒责骂。这是非常危险的。叶努基泽知道得非常多，应该采取断然行动。叶努基泽被捕了。最初的指控其性质含糊不清，如过分阔绰的生活方式，任人唯亲，等等。斯大林采取了分期分批行动。但那样做叶努基泽还是不屈从。他拒绝提供可能导致把他列入布哈林–李可夫案件被告人行列的任何“供词”。被告人没有自觉自愿的供词是不成其为被告人的。叶努基泽未经法庭审判便以“叛徒和人民的敌人”的罪名被处决了。叶努基泽如此下场，列宁未曾预见到，其实，列宁是善于预见许许多多事情的。叶努基泽的命运尤其可资训诫的是，他本人与其说是个有个性的人，还不如说是缺乏与众不同的特征的典型。他是他身在其中的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牺牲品。在这一代人的生活中曾经有过自己的英雄时期：秘密印刷厂，和沙皇警察搏斗，逮捕，流放。1905年革命，就其实质而言，是老布尔什维克们的最高目标，他们在其思想上并没有超越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这批深受生活折磨、疲惫不堪的人们大多以不情愿的心情参加了十月革命。因而他们也更信心十足地开始在苏维埃机构中谋取职位。在战胜敌人后，他们感到今后要过太平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啦。但历史欺骗了阿韦尔·叶努基泽。主要的困难还在后面。为了向成千上万的大小官员提供所需的煎牛排、葡萄酒和其他生活福利，需要有一种极权制度。叶努基泽根本不是理论家，他本人未必能把斯大林的专制制度从官僚们的享乐倾向中挽救出来。他不过是斯大林提倡的新的特权阶层的一个工具而已。归罪于他个人的“生活上腐化堕落”，实质上是官方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叶努基泽的死不是出于这一原因，而是因为他未能沿着那条路走到底。他长时间地忍耐过、服从过、适应过，但他无法逾越的极限已到。叶努基泽并没有组织阴谋，也没有准备搞恐怖行动。他只不过是以恐惧和悲观绝望的心情抬起了他那鬓发花白的头。他也许回忆起了加里宁原先的一句预言：斯大林会把我们大家推进沟里的。他也许回忆起了列宁的警告：斯大林不忠诚老实，他会滥用权力的。叶努基泽试图制止举在老布尔什维克们头上的那只魔掌。这就是够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接到了逮捕叶努基泽的命令。但甚至连那个策划季诺维也夫案件的厚颜无耻之徒和钻营家亨利希·亚戈达也被这项新任务吓住了。无名小卒叶若夫就在那时接替了亚戈达。叶若夫与过去的事没有任何瓜葛。叶若夫毫无顾忌地把毛瑟枪对准斯大林所指向的一切人。叶努基泽就是最后一批人中的一个。以他为代表的老一代布尔什维克至少不是自暴自弃地离开了政治舞台的。列·托洛茨基1938年l月8日科约阿坎[1]叶努基泽的名字阿韦尔，在原文里与亚伯谐音。据《圣经·旧约》记载，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次子，因得到上帝的赏识而遭其兄该隐嫉妒，被该隐所杀。——译注附录致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扬松同志由于我不在莫斯科，回答您问及的关于叶努基泽同志的问题晚了一点。我谈的是有关叶努基泽同志在二月革命中的路线问题，这段时间，确切地说，是指我5月份从加拿大俘虏营中回来到十月革命前为止的这段时期。叶努基泽肯定地说，他那段时间是布尔什维克。我曾经提醒过他，他当时像埃利亚瓦[1]或者苏里茨[2]一样，站在动摇观望的立场上，而且我曾两次对他说过：“到我们这边来吧。”对此，叶努基泽好几次都反驳道：“我从来也没有跟您谈过话。”而且还说：“我从来不认识他本人，也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话。”这样的断言简直使人莫名其妙。在那段时间（4月至8月），苏维埃领导机关其中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和士兵部里的布尔什维克屈指可数。我从美国回来后的头几个星期就和他们所有人都取得了联系。说什么叶努基泽和我一次也没有谈过话，而且也不认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有没有出席过布尔什维克党的会议呢？出席了还是没有出席？谁是布尔什维克和谁不是布尔什维克，这在7月的那些日子里早已十分明朗化。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曾召开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缺席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曾讨论过在全会上执行什么样的路线的问题。叶努基泽那段时间是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有没有出席布尔什维克党的会议？当布尔什维克遭到抨击时，叶努基泽有没有站出来捍卫他们？当被克伦斯基从前线召来的团队开进塔夫利达宫时、当我们被当作叛徒、威廉二世的代理人、革命的逃兵和反革命分子遭到中伤陷害时，叶努基泽在哪儿？那段时间叶努基泽在哪儿呢？他有没有参加范围不大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代表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支持布尔什维克的讲话呢？当列宁被当作威廉二世的代理人受到诽谤陷害时，他有没有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方式表示对列宁的支持呢？在加米涅夫遭逮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躲起来之后，为了驳斥对他们的卑劣诽谤，叶努基泽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他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言？或者在官方的《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最好能让他找到和指出自己的讲话、文章或声明的速记记录。叶努基泽是不是经常到布尔什维克总部和《真理报》编辑部去？在危急时期（5月至8月），他有没有为《真理报》或者我们的其他出版物撰稿？在会议上和群众集会上，他有没有发表布尔什维克观点的言论？叶努基泽是代表哪个组织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是根据谁的名单？向谁报告过？这一类问题可以而且应该按苏维埃第一届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记录进行审核。此外，我保留说出一系列见证人的权利，他们可以证实：在最最危急的关头谁也没有在布尔什维克中间看见过叶努基泽同志。列·托洛茨基1927年10月3日（胡湛珍译）[1]埃利亚瓦（1883——1937年），苏联党政领导干部。——译注[2]苏里茨（1882——1952年），先为俄国孟什维克，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从事外交工作。——译注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
谢烈布罗夫斯基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谢烈布罗夫斯基1926年5月22日NO11510/c致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阿·索尔、叶·雅罗斯拉夫斯基和玛·乌里扬诺娃同志）尊敬的同志们！你们4月28日询问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情况的来信，我回到莫斯科之后才收到，所以现在才答复。1）我从1905年就认识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那时候，他（好象）常去孟什维克战斗队，并担任彼得堡委员会委员。我知道他是一名非常勇敢的战斗队员，便以为他是工人。他（好象）是在读工科大学时，脱离了家庭，以无产者的身份单独生活，并改姓洛基诺夫。1905年委员会遭查封后，有十二年时间我没有见过洛基诺夫，直到1917年初才又重新见到他。那时，我刚从加拿大的俘虏营中回来。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从报上得知我回来的消息后，便来寓所看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谢烈布罗夫斯基担任过1905年的战斗队指挥官。正是那次我才得知，1905年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是工科大学学生，后来他似乎是在比利时修完了大学工程学课程。谢烈布罗夫斯基邀请我带着全家尽快搬到他的寓所居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1905年他和我的关系十分亲密。谢烈布罗夫斯基把我们全家领到了彼得堡一家大工厂里，他是军事部门委任的这家工厂的厂长。当时我还得知，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是官方指定的另一家工厂管理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在谢烈布罗夫斯基的寓所居住的日子不多。不过，必须说明的是，每当我们之间的谈话从回忆过去转入革命的迫切问题时，关系就变得很槽糕。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和他的妻子是非常爱国的，常常谈起必须消灭德国人，并对布尔什维克抱有敌意。出于这一原因，我和妻子便离开了谢烈布罗夫斯基家的寓所。2）根据以上谈到的情况，回答第二个问题：1917年夏天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不可能是我们党的党员。我不知道他那段时间是否加入过别的什么党派。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脚踏实地的爱国工程师，当时的事件在他身上引起的是1905年的回声。3）关于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和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之间的关系，我一无所知。4)1917年至1918年，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是否作为我党党员而被吸收参加工作？1917年未必会有此事。但我无法肯定这一点，因为我在他的寓所住了数日之后，没有再见过他，也不了解有关他进步的情况。我记得，他曾参与过吸收他作为技术工程师和行政负责人参加工作之事，但这已经是后来的事了——或许是1918年下半年，或许是1919年初。那时，我并没有把谢烈布罗夫斯基视为党员，而主要把他看作是一名天赋聪颖、精力充沛的工程师。有关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成为党员一事，我知道得比较晚，大概是某一次工作会晤时，从他本人那里知道的，好象同时还得知了他是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件事曾使我有点儿吃惊，因为在我看来，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内心早就不想过问政治了。5)1917年，谢烈布罗夫斯基是否是资本家利益的代表、我们的阶级敌人？这个问题我在第一点中已经谈到，没有什么可补充了。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是根据军事部门的委派担任了大工厂厂长职务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自愿或者因工作需要参加了工厂主们的这个或那个组织，我不清楚。他和工人们的关系如何，我也不知道。他对布尔什维克怀有敌意。我之所以不了解情况，是因为当我弄明白了他的爱国情绪和反布尔什维克情绪后，便本能地回避同他谈论任何政治问题及一般社会问题，并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工厂。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当我在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上看到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的名字时，我非常惊讶。列·托洛茨基1926年5月24日又及：在我写完这份答复之后，我从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上看到，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的党龄从1903年算起。据我对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的了解，这不符合实际。但正如人家向我指出的，其他某些代表的党龄算法也不符合他们以往的工作实际。这里也许存在着简单的印刷错误或者审核上的疏忽大意。1926年5月26日1926年6月22日NO11514/c致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索尔茨﹑雅罗斯拉夫斯基、玛·乌里扬诺娃同志）尊敬的同志们！现将我5月24日信中谈到的有关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的情况作如下补充，这是前些日子我在与施略普尼柯夫[1]同志谈起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时，经他提醒后又想到的。1917年（也许是1918年初），中央委员会（确切地说是其中的两三个委员）曾谈到关于商业和工业人民委员与科技知识界的普遍消极怠工的关系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一个大致如此的设想：能不能把某一位以前并不为工人们所特别厌恶，同时又在工程师们中有威望的大工程师拉到我们这边来？让这样的著名专家担任受人民委员会直接监督、本身又无重大实权的商业和工业人民委员。这一委任的目的在于让消极怠工者感到难堪，从而导致他们队伍内部的分化。好处会有的，危险性则微不足道。如果这位名人忘乎所以，那可马上免他的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想法大致如此。他自己提出的合适人选是列·波·克拉辛，此人不仅是著名的党外人士，而且一向以拒绝参加任何协作而闻名遐迩。我们担心克拉辛不会同意干，便寻找别的专家。于是我可能第一次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了谢烈布罗夫斯基，我是把他作为有声望的工程师和有一定革命经历的人提出来的。可能因这件事才找施略普尼柯夫谈话的。我记得，五金工会的领导人曾表示，他们既反对克拉辛，也不同意谢烈布罗夫斯基。由此产生的结果，好象便是任命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担任了商业和工业人民委员。我没有再参与这件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找五金工人以及其他人谈话可能是直接进行的。如上所述，我的参与仅仅表现在我颇有保留地、犹豫不决地将谢烈布罗夫斯基作为党外著名专家提为候选人。在我看来，把他放在责任重大的工作岗位上，有可能在消极怠工的工程师队伍内部引起内讧。列·托洛茨基1926年6月33日[2]（胡湛珍译）[1]施略普尼科夫（1885——1937年），苏联政治活动家。——译注[2]原文如此。——译注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
越飞
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越飞
托洛茨基悼念越飞逝世的两次讲话
一个革命者
很多人在写到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时，往往说他是一个签订过许许多多条约的杰出的外交家。无疑，在外交生涯中阿·阿[1]为国家的无产阶级事业建树了巨大的功勋。然而，就他的本质而言，完全不在于是一个外交家，而是一个革命者。
官僚主义的污锈丝毫不能沾染他。由于党委派他的工作的性质，他不得不（特别是在国外）在我们所完全陌生和敌对的人们中间度过大部分时间。阿·阿本人出身于资产阶级，他了解这一阶层的风俗和习惯，工人国家需要他在这个范围内周旋。但是外交工作对他来说不过是身上的一件职务礼服。阿·阿恭顺地穿上了这件礼服，因为无产阶级事业的利益要求他这样做。但是，在他心灵上是没有这件礼服的。他在自己的外交工作和国务工作中，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不屈不挠的意志。这个世界闻名的、并不年轻的国务活动家已经做好准备，如果革命利益需要的话，他可以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刻开始一个地下工作者的艰苦工作。
阿·阿不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而且按照他个人的生活经历，都是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他是欧洲和亚洲许多重要国家里的革命运动的直接积极参加者。他深刻了解革命的世界联系，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为数不多。
阿·阿是一位优秀人物。在侨居国外期间，他对那些需要支持和帮助的人来说，是一个细心和极其温和的朋友。他不等人家请求，就会与他们分享最后的东西。尽管他从年轻时起就受到病痛的折磨，但他在地下工作期间，在监狱里和流放中仍然保持着那种温暖人心的、一贯饱满的情绪。革命者的不屈不挠和温和的人性的集合，是这位离我们而去的战士的一大特点。本人认为，阿·阿的去世，使我失去了最后二十年间的最亲近的朋友和战友。
阿·阿是自愿结束自己生命的。责备他临阵脱逃是愚蠢的。他离去，不是因为不愿战斗，而是因为他的身体再也没有力量来参加战斗了。他害怕成为战斗者们的累赘。他不是自愿离世，他的一生，是依然活着的人们的榜样。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占据着自己的岗位。谁也不应该离开这一岗位。
对于阿·阿——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卓越的人和忠实的朋友——我们将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永志不忘。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1月18日
1927年11月19日列·达·托洛茨基同志在阿·阿·越飞墓前的讲话
同志们，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是以有史以来第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的外交代表的身份，进入最后十年的生活中的。在这里，大家都说——新闻出版界也这么说，他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这是对的。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也就是党和无产阶级政权分配给他那一岗位上的工作者。他之所以成为一名杰出的外交家，是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出身于资产阶级环境，而且是富有的资产阶级环境。但是，正象我们所知道的，在历史上有很多先例，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彻底同他们的家庭决裂后，他们在以后就不会被小资产阶级思想所俘虏。他是一个始终如一的革命者。
在这里，大家还正确地提到，他具有很高的精神文化修养。作为一个外交家，他不得不同聪明的、锐敏的和凶狠的敌人打交道。他了解这一圈子，了解他们的习俗、癖好。然而他在对待这一圈子的习俗时做得很得体、很谨慎，但这只是他的职务地位强加于他的一件外交官礼服。而在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的内心深处从来也没有这样一件礼服。在这里还正确地提到，他与那种对待任何问题都采取老一套办法的态度是格格不入的。他是作为一个革命者来对待每一个问题的。他身居重要岗位，但从来不是一个官僚。他与官僚主义水火不容。他是从工人阶级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个问题的，而工人阶级则是从社会底层升高到了掌握国家政权的地位。他是从国际无产阶级和国际革命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个问题的，这也是他的巨大力量之所在。他的巨大力量在不断地同他的弱小的体魄斗争着，直到最后一刻，直到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枪弹在他的右额上留下一个黑点儿的那一刻，他始终保留着他的充沛的精神力量。
同志们，他自愿地离开了生活。革命是不允许自愿离开生活的，但任何人也不能够非议或者责怪他，因为他离开的时刻正是他对自己说，除掉自己的死，他再也不能为革命作出什么贡献的时候。正象他生得坚定和勇敢一样，他离开得也坚定和勇敢。
困难的时刻从来也没有吓倒他。1917年10月，当他担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而后又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是这样；当他在彼得格勒城下，尤登尼奇[2]的炮弹在他身边爆炸的时候，是这样；当他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坐在谈判桌前的时候，当他出使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首都时，也是这样。困难并没有吓倒他……迫使他离开生活的是：他确信再也无法同困难进行斗争了。
同志们，请允许我说（我想这一想法也完全同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的最后的想法、最后的遗愿相一致），自愿地从生活中离去的工作法是有传染力的，最好任何人都不要效仿这位革命老将的死——而要效仿他的生！
我们作为同他并肩战斗、并且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亲密朋友，今天不得不忍痛离开这个美好的人和朋友的形象。过去他一直放射着温暖的、柔和的和一贯的光辉。他曾经是许多侨民小组的中心，他曾经是许多流放者小组的中心，他曾经是许多监狱小组的中心。他出身于富有的家庭，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但是他在年轻时代所掌握的那些财产，并不是他个人的财产，这些财产都是革命的财产。他非常慷慨地帮助同志们，他不等人家提出要求，就像朋友、兄弟那样，慷慨地帮助他人。
我们用这个灵柩将这样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的遗骸抬到这里，过去我们曾那样舒心地同他在一起生活和战斗过。让我们以他生活和战斗的精神来同他告别吧：他站立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旗帜下，也在这一旗帜下故去。我们的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我们向你宣誓，我们将把你的旗帜举到最后（高呼“乌拉！”，唱《国际歌》。）
[1]阿·阿，越飞的名和父名的缩写，下同。——译注
[2]尤登尼奇（l862——1933年），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反革命首领之一。——译注
附录一
托洛茨基致谢马什科[1]的信
1927年1月20日
致谢马什科同志
抄送：党中央医疗委员会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阿·阿·越飞是一位身患重病的同志。虽然他最近数月来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他明显地在衰弱下去。他不想治疗，说对事情反正不会有补益，说他在工作时才感觉到自己要好一些，等等。我想，只有在气候良好和另外的环境里长期休养才能拯救他。只有党的坚决有力的干预，才能做到这一点。
1927年l月20日
列·托洛茨基
[1]谢马什科（1874——1949年），俄国老布尔什维克，苏联卫生事业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附录二
越飞临终前的信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说明
300份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整个一生都坚持认为，社会政治活动家同样也应该善于及时地离开生活，就象演员离开舞台一样，而且宁可做得早些，也比做得过晚要好。还在少年时代，当保尔·拉法格和他的妻子劳拉·马克思的自杀在各社会主义政党中引起十分广泛的议论的时候，我就坚决维护他们的立场在原则上的正确性。我还记得，我曾经激烈地反对过对他们的自杀表示十分愤怒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如果可以就拉法格夫妇所确定的年龄问题提出异议的话（因为问题并不在于年龄，而在于政治活动家是否还会有益处），那么当一个政治活动家在他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为他所献身的事业带来益处的时刻离开生活而去，对于这一原则立场就无论如何也不应提出异议。三十多年以前我就为自己确定了这样一种哲学：人的生命只有在它能无限贡献自己的时候，才具有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人类就是这一无限，因为其他的一切都是有限的，所以为其他的一切而工作，也就丧失了意义。假如说人类也是有限的，那么至少它的终极将会在非常遥远的时代才能到来，所以对我们来说，它可以被看作是绝对的无限。在相信进步的情况下（我是相信的），完全可以设想，即使我们的星球毁灭了，人类也将会有办法搬到其他更年轻的星球上去，也就是说会在那个时代继续存在下去，这也就意味着在当今时代为人类的利益所创造的一切，都会在那遥远的世纪反映出来，也就是说这种创造会赋予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命唯一可能的意义。我向来以此、也仅仅以此来认识生命的唯一意义的。现在当我回顾自己走过的一生时，其中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度过了二十七个年头，我想，我有权这样说：我在我全部的自觉的生活中是忠于自己的哲学的，也就是说我所度过的整个一生是有意义的，因为我整个一生都在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而斗争。甚至在那些被监禁和服苦役的年代（那时人被排除在直接参与斗争和为人类服务之外），也不能从有意义的生活中扣除，因为那是进行自我教育、自我锻炼的年代，这些年代促进了以后工作的改善，因此同样可以算作是为人类工作的年代，也就是生活的有意义的年代。我认为我有权肯定，出于这样的理解，我整个一生中没有一天是过得没有意义的。
但是现在看来，今天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我的生命正在失去它的意义，因此对于我说来，已经有必要从生活中离开了，有必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当今我们党的领导为了贯彻不给反对派分子分配工作的总的路线，已经有好多年不让我做任何在规模上和性质上使我可以尽可能做出最大贡献的党的、或苏维埃行政的工作。正如您所知道的，最近这一年政治局由于我是反对派而完全解除了我的一切党和苏维埃的工作。
从另一方面说，部分的原因或许在于我有病，或许还由于您比我了解得更清楚的原因，一一这一年我实际上几乎没有参与反对派的斗争和工作。
我带着激烈的内心斗争，而且首先是以一种极不情愿的心情走进了另外一个工作领域——科学教育和文学工作。这一项工作我本来想在我完全残废的时候才来做的，而现在我却全身心地投入进来了。无论一开初如何艰难，但我还是渐渐地投入了这项工作，并且希望在这一工作中我的生命会保持它内在的、必不可少的价值，关于这一价值我在前面已经谈过，我认为只有这种价值才能说明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但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
9月20日以后，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党中央医疗委员会要求去接受教授专家们的会诊，委员会确诊我的双肺都处于结核病活动期，并患有心肌炎、慢性胆囊炎、慢性结肠炎和阑尾炎、慢性多发性神经炎。为我确诊的教授们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我的健康状况要比我想象的坏得多，我不应该指望讲完大学（第一莫斯科大学和东方学院）的课程，说正好相反，更明智的办法是现在就抛开一切计划，多一天也不能留在莫斯科，每个小时都不能不医治，说我必须立即去国外进相应的疗养院，由于在一二天内不可能成行，所以在出国前的短暂时间里他们会给我开药，并且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诊治。当我直接问到在国外治愈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以及我能否不丢下工作在国内进行诊治的时候，对此，教授们当着党中央的主治医生阿布罗索夫同志和另外一位医生——共产党员、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主治医生阿·尤·肯涅尔的面，确定地声称，国内的疗养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救我，我应该寄希望于国外的治疗，因为此前我没有一次在国外诊治超过二三个月，而现在他们坚持此行最短为半年，并没有限定最长的期限，而如果这样，他们将不怀疑，即使我不能彻底痊愈，至少我也完全可以长时间地进行工作。
此后将近两个月党中央医疗委员会（正是他们自己召集了上述会诊的）完全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既不送我出国，也不使我能在这里进行治疗。相反地，从某个时间起，此前一向按照我的药方给药的克里姆林宫药房接到指示，不准再给药。我事实上已经不能再得到我过去一直享受的免费的药物医疗了。现在不得不在市里药房自费去买我所需要的药品了（或许现在我们党的领导集团针对反对派里的其他同志也实行曾经提出的威胁办法，“从胃部下手打击反对派”）。
当我身体尚且健康、能够工作的时候，我对这些很少注意。但因为我的身体越来越坏，我的妻子便开始为我出国的事到党中央医疗委员会去奔走，并去找尼·亚·谢马什科同志本人（因为他向来在公开场合下都为争取实现“保护老近卫军”的口号而大声疾呼），但是问题一直拖着，等待审议，我的妻子唯一得到的是，给她发了一纸会诊决议的摘录，其中历数了我的各种慢性病，并且指出会诊坚持送我出国“去弗利德连德尔教授所开的那种类型的疗养院，为期一年’。
但是九天以前我彻底躺下了，我的各种慢性病变得很糟，急转直下（象过去常有的那样），最可怕的是我的老病——多发性神经炎又出现严重的病状，我不得不忍受实在无法忍受的巨痛，我已完全不能走路了。
事实上，这九天我得不到任何治疗，我的出国问题还在讨论之中。党中央的医生们无论谁一次都没来过。来看病的达维坚科教授和列文医生虽然也给我开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药（当然不起任何作用，没有任何疗效），但他们立即承认说，他们“丝毫无能为力”，说必须尽快去往国外。列文医生曾经对我妻子说，这个问题还在拖着，因为在医疗委员会里或许有人以为我的妻子要去陪同，这是“很费钱的”（当不属于反对派的同志患病的时候，送他们出国常常是包括他们的妻子的，而且总是由我们的医生或者教授陪同；我就知道许多这样的情况，我还可以举出，当我第一次得了严重多发性神经炎的时候，送我出国时就有我的全家——妻子和一个孩子﹑以及坎纳比赫教授的陪同；不过那时候，党内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规矩）。
我的妻子对此回答说，不管我的状况有多严重，她或者别人也完全不要求来陪同我。对此，列文医生向她保证说，如果这样，问题就会解决得快些。
我的状况越来越糟，疼痛极度难忍，最后我向大夫要求，想点儿什么办法减轻疼痛。今天到我这里来看病的列文医生又重复说，他们丝毫无能为力，唯一的解救办法是尽快去往国外。
晚上，党中央的医生巴焦姆金同志通知我妻子说，党中央医疗委员会决定不将我送出国外，把我安排在国内诊治。这就是说，专家教授们坚持送我去国外进行长期治疗，认为短期治疗是无济于事的，而党中央却相反，只同意为我的治疗支付一千美元（二千卢布），认为不可能支付得更多。
正象您所知道的，我过去交给了我们的党不止一千卢布，由于革命，我丧失了我的财产，现在已经不能自费看病了，从那天起我交给党的无论如何要比我向党要求的要多。
英美的一些出版社不只一次地向我提出建议，要为我的回忆录片断（任凭我自选，只提出一个要求，要包括布列斯特和谈这一时期）支付两万美元。政治局清楚地了解，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和一个外交家，有足够的经验，不会发表那些可能有害于我们的党和国家的东西，而且我还不只一次地担任过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员，另外我作为一个外交全权代表，同时也在各有关国家担任过所有俄罗斯出版物的审查员。几年前我向政治局提出申请，允许我出版这样的回忆录，并保证将全部稿费交给党，因为我感到向党要钱看病，在我说来是于心不忍的。就此我收到了政治局直接作出的决定：
“……在事先未经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中央政治局审查手稿的情况下，外交人员或者参与外事工作的同志绝对禁止在国外出版自己的回忆录。”
我了解有了这种双重审查，必将拖延时日和出现许多麻烦，甚至不可能同国外出版社进行联系，因此那时，即在1924年，我放弃了这一建议。最近，当我在国外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新的建议，保证支付两万美元的稿费，但我了解现在正在怎样地歪曲党的历史和革命的历史，我决不可能也参与这样的歪曲，我坚信政治局的整个审查机关不会通过我对两方面的历史人物和活动，也即对革命的真领袖和现在高升到这一职位上来的假领袖们的正确阐述（而外国出版社恰恰坚持回忆录应该更具有个人的性质，也即对所回忆的有关人士等要有所评述），我认为不可能在不直接违反政治局决议的情况下，在国外出版我的回忆录，从而也知道，不可能进行治疗了，因为得不到党中央的资助。显然中央委员在评价我二十七年的全部革命工作时，认为我的生命和健康所值不超过两千卢布。
在我现时所处的情况下，我当然没有可能做任何工作。即使抛开难忍的疼痛，我有力量继续讲课，那也需要有特殊的照顾，需要用担架抬着我到各处去，需要帮助我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借阅必要的书籍和资料等等。过去我患这种病的时候，有整个一个全权代办的班子为我服务，而现在按级别甚至都不能配备一个私人秘书；在最近我有病期间对我一直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比如现在我已经有九个昼夜事实上没有得到任何照顾，甚至达维坚科教授为我确定的烤电，我都无法得到）的情况下，我甚至都不能指望得到象享受担架这样的微不足道的帮助。
即使给我看病，让我到国外呆必不可少的一段时间，情况仍然十分悲观：上一次在我的多发性神经炎病重期间，我躺了差不多两年，不能动弹；那时除去这种病之外还没有其他病症，而我所有的病也都是由于这个病引起的；现在我已患了差不多六种病；即使我现在可以花必要的时间来医病，那么也未必能指望医治之后生命还能继续多长时间。
现在，当人们认为不可能对我认真地进行诊治（医生们认为在俄罗斯治疗是没指望的，而在国外治疗个把月时间同样没有意义）的时候，我的生命也就丧失了全部意义；即使不是从上面简要提到的我的哲学出发点，也不会有谁认为忍受巨大痛苦、不能动弹、不能进行任何工作，这样活着还有什么用处。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应该结束这一生命的时刻来到了的原因。我了解党对于自杀所持的普遍否定态度，但我认为未必有人在了解我的一切情况之后，还会因为我迈出这一步而责怪我。
此外，达维坚科教授认为引起多发性神经炎严重复发的原因是最近一个时期的情绪激动。如果我是健康的，我会有足够的力量和精力为反对党内形成的状况而斗争。但由于我现时的状况，我认为党内的这种情形是不能容忍的，它默默地容忍了把您开除出自己的队伍这件事，虽然我决不怀疑，党内迟早会出现转折，那时候会使党甩开那些给党造成奇耻大辱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死就是一个战士的反抗，这个战士已经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他不能用任何其他办祛、其他手段来对这种耻辱做出反应。
如果允许我将伟大和渺小加以比较的话，我会说，将您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是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我们革命中一个热月党统治时期的开始，我在重要的党和革命的岗位上从事了二十七年的革命工作之后，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除掉向自己的额头开枪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这一事实从另外的方面证明了在党内存在着这样的制度，或许这两个事件，一个渺小的和一个伟大的事件加在一起，可以或者注定要成为一种推动力，使党觉醒，并阻止它沿着热月政变的道路继续滑下去。如果我能确信事情将会这样，那我将不胜荣幸，因为那时我会知道，我没有白白地死去。尽管我坚信党觉醒的时候一定会到来，但我不能确切地认为现在会是这样……然而我还是不怀疑，现在我死要比我继续活着更有益处。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们已共同工作十年，我想，还可以说有十年的个人友谊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这使我有权在诀别的时候，向您说出我认为您身上的缺点。
我从来都不怀疑您所确定的道路的正确性，您知道，从“不断革命”的时期起，我同您一道走过了二十余年。
但我一向认为您缺少列宁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毫不让步的精神，缺少他的那种坚定精神，即使在他认为的正确道路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也确信将来会赢得多数，将来所有的人会承认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您从1905年开始在政治上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不只一次地向您说过，我曾亲耳听到列宁承认说，在1905年不是他正确而是您正确。人之将死，其言可信，我现在再次地向您重复这一点……但是您常常放弃您自己正确的东西，以迎合被您过高估价了的妥协。这是错误的。我再次重复说，在政治上您一直都是正确的，而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正确。将来总有一天党会明白这一点的，历史一定会作出正确评价。因此您现在不必害怕，有谁会从您身边走开，或者更坏，不会有许多人很快地——我们大家都不希望这样——向您走来。您是正确的，但您的正确的东西取得胜利的保证恰恰在于最大限度的毫不妥协、在于严格地勇往直前，彻底排除任何妥协。伊里奇取得胜利的秘诀也就在于这一点。
我曾多次想对您说这些话，只有现在在诀别的时候才决心说出。
关于个人的事再说两句，我死之后，撇下不大善于过独立生活的妻子、年幼的儿子和有病的女儿。我知道您现在也不可能为他们做什么事情，而对当今的党的领导，我在这方面绝不作任何指望。但我相信您在党内重新取得应有地位的那一时刻是不会很远的。那时您不要忘记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我祝愿您具有比以往更多的精力和朝气，祝愿您最快地取得胜利。紧紧地拥抱您。永别了。
您的阿·越飞
1927年11月16日，莫斯科
附记：
这封信是15日至16日的夜间写的。今天，16日的白天，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1]到医疗委员会去过，坚持要求将我送到国外，那怕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也好。就此，人家对她重复说，根据专家、教授们的意见，短期出国没有任何用处，并且声称，中央医疗委员会决定立即将我送往克里姆林宫医院。这也就是说，甚至我短期出国治疗也遭拒绝，至于在国内医治，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会取得任何效果，——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所有给我看病的大夫都承认这一点。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非常遗憾没能见到您；这并不是因为我怀疑自己所作的决定的正确性，希望您能改变我的主意。不是的。我丝毫不怀疑这是我可能作出的一切决定中最明智、最清醒的决定。我只是担心我的这封信，这样的信不可能不是主观的，在具有这样强烈的主观色彩下就可能失去客观标准，或者某一句听起来虚假的话都会破坏这封信的整个印象。而我当然希望这封信是有用的，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迈出的这一步，才是有益的。
因此我不仅授权给予您充分的自由来编辑加工我这封信，而且还恳切要求您将您认为多余的一切都抹去，添上您认为必不可少的话。
好啦，永别了，我亲爱的朋友。您要坚强，您需要有更多的精力和能量。别了，一切的一切，请多宽恕吧。
阿·阿
校对：德·科特里亚连科
联共（布）党中央书记处的说明
今年11月l日，由菲列尔同志和科罗特科夫同志（联共（布）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巴焦姆金同志和阿布罗索夫同志（党中央的医生）、以及萨姆索诺夫同志（党中央办公厅主任）组成的医疗委员会，做出如下决议：
“委托党中央的医生巴焦姆金同志查明是否有可能在苏联国内对越飞同志进行治疗。”
今年11月15日，医疗委员会做出如下决议：
“鉴于有可能在苏联国内对阿·阿·越飞同志进行诊治，特委托党中央的医生巴焦姆金同志组织实施此项工作，并与克里姆林宫医务处的专家们、以及越飞同志商洽。”
针对医疗委员会的这一决定，中央书记处没有收到越飞同志及其家属的反对意见，因此，就党中央来说，在没有讨论医疗委员会上述决定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反对越飞同志出国治疗。
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库比亚克
1927年11月18日
校对：德·科特里亚连科
（孙美玲译）
[1]玛丽亚·米哈伊洛夫娜，越飞的妻子。——译注
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
沃罗夫斯基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沃罗夫斯基托洛茨基为他计划中的《肖像》一书所撰写但未写完的论沃罗夫斯基一文的片断从本世纪初起，沃罗夫斯基就已经积极参加了革命运动，起初，组织大学生小组，而后又组织工人社会民主小组。他在理论上做了许多自修工作。在本世纪初，他就已经以一位有造诣的、同时又是杰出的文学家的身份出现在合法的刊物上了。他同社会民主党一决裂，不仅马上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而且立即在这个派别中占据了领导地位。有趣的是，1906年，波兰人沃罗夫斯基参加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不是以这个民族团体成员的身份，而是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斯福尔察借沃罗夫斯基之口说出的那些证明，更确切地说是伪证，由于在心理上不合情理，而令人感到诧异。原来，沃罗夫斯基作为商务代表，居然有失体统地对意大利外交部长说列宁“……缺乏对局部利益、渐进式成功的理解；他（列宁）更愿意坐下来查阅马克思的著作，看局势将怎么发展。”沃罗夫斯基说这些话时“……带着粗野的讥讽口气”。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止步。有一次，当他的所有建议都遭到莫斯科方面的拒绝时，他竟然以“抑制不住的坦诚”告诉斯福尔察伯爵：“领导我们的居然是一位被梅毒杀死之前又被梅毒赋予了几颗天才火花的德国中学教员！”我是克服了厌恶心情才抄下了这种极为令人讨厌的话的。斯福尔察在这里与其说是以沃罗夫斯基的名义诽谤列宁，不如说是在诋毁沃罗夫斯基。要识破斯福尔察伯爵的这种灵感的来源并不困难：白俄侨民。伯爵本人讲述了意大利政府（其中也包括这位令人敬重的伯爵）是怎样扣住沃罗夫斯基的箱子搜查的，因为根据白俄侨民的密告，那些箱子里似乎装有用作革命目的的发腊。沃罗夫斯基来到部长跟前，说道：“对不起，部长先生，我还身着旅行服装。我的礼服尚在您的海关呢。”这很象是沃罗夫斯基的话，而且它再好不过地反映了沃罗夫斯基能够同意大利宫廷“民主派”建立的那些关系的色调。那些提醒伯爵重视沃罗夫斯基的箱子的侨民还编造了列宁患病的说法。但是，斯福尔察在这里犯了一个时代错误。这位风度儒雅的伯爵、叶夫盖尼娅皇后的谈伴、比利时女王的对弈者告诉读者的这种说法，出笼时间不早于1923年。在斯福尔察担任部长并接见沃罗夫斯基的时日里，不仅沃罗夫斯基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就是反动侨民也完全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在敌对国家里代表列宁政府的苏联大使，向一位敌视他们的意大利部长如此迫不急待地说出对列宁这样最卑视而又有侮辱性的话，这不令人诧异吗？再说，这些话仿佛是为了证明伯爵按照所读的列宁的书（到底是什么样的书，至今无从得知）对列宁所作出的评价而事先准备好的。伯爵本人也觉察到他叙述中有不足置信的成分。因此，他就求助于沃罗夫斯基的传记，以便找到对列宁持敌视态度的动机。“我们在罗马，”斯福尔察写道。“有很多俄国难民，其中有许多人还属于莫斯科贵族的古老家族。”正是他们报告说沃罗夫斯基的箱子里有发腊。我们从斯福尔察这里了解到，沃罗夫斯基出身于波兰贵族，是一个天生的天主教教徒，他指责起自己的俄国同志们来，其中包括列宁，“犹如一个陌生人”。他感到比较轻松的是：“……他是在1917年4月在斯德哥尔摩同列宁结识的，显然，这两人彼此之间并没有产生好感。”至少，在交谈中每当说出列宁的名字时，沃罗夫斯基都不放过机会要人明白：“……他对自己领袖的智慧水平的评价不高。”为了防备万一，这位伯爵也补充说，虽然沃罗夫斯基博学多才，但他依然是一位特殊的“说谎者”。是的，当问题所涉及的不是那位出卖灵魂的、已经成了法兰西皇后的西班牙女冒险家，而是无可责备的俄国革命家的时候，绅士们的用语都是这样的。究竟斯福尔察是否同沃罗夫斯基单独进行过交谈，或者是否有别人在场，我不知道。倒是很有可能，伯爵的办公室里有一个特殊的“说谎者”。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人都不会是沃罗夫斯基。伯爵的叙述中没有一句实话。不错，沃罗夫斯基是出生于波兰贵族家庭。但他的父亲在俄国的铁路上任职，他本人是在莫斯科出生，在俄罗斯人中间受的教育，从青年时代起，就已经成为一位出名的俄罗斯作家。说他信仰天主教或者他的波兰出身会影响他对俄国的同志们，其中包括对列宁的态度，这个想法本身，毫无疑问，也会叫列宁和沃罗夫斯基乐上一会儿的。遗憾的是，我已无法同前者或后者来分享伯爵的这种心理发现。斯福尔察的第二个消息说，沃罗夫斯基是在1917年4月才与列宁结识的，当时他们就互不中意，事实上，这同样也是咄咄怪事。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沃罗夫斯基就以莫斯科大学生的身份参加了革命运动。第一次流放获释后，他直接前往日内瓦找列宁。这是1903年的事。从此，他的全部政治生涯就紧密地同布尔什维克联系在一起，他个人也与列宁亲密无间。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的时候，沃罗夫斯基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与外国工人运动联络的布尔什维克的国外代表。后来，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之后，沃罗夫斯基也被责成领导过外交代表团。斯福尔察则将这个日子（1917年4月）当作沃罗夫斯基同列宁相识的日子。其实，沃罗夫斯基之所以会被委以如此重任，正是因为他是最早的布尔什维克之一1920年，沃罗夫斯基被派去主持国家出版社工作。他是一位优秀作家，受过全面教育的、有高度精神文化素养的人，但却不是一位行政首长。象所有其他比旧的当政阶层想得更细的苏维埃国家的建设者一样，他遇到的粗暴、无知、愚昧之事太频繁了；就他的本质而言，对旧俄国历史遗留给革命国家的遗产，他有可能会比别人更快地感到绝望。何况加上他常常意识到自己体力不支。要同野蛮作斗争，既要有坚毅的精神，也要有健壮的身躯，但是，沃罗夫斯基却肺病缠身。1920年夏天，沃罗夫斯基被肠伤寒整垮了，一度看来都没希望了。“他已经骨瘦如柴了。”与沃罗夫斯基十分接近的加涅茨基写道。列宁不仅珍借沃罗夫斯基这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和文化工作者，而且打心眼里喜欢这位优秀的、温和的，愉快的、眼中闪着狡诘光芒的人。列宁辗转不安：因为无论如何也要抢救沃罗夫斯基。他象解决许多其他问题一样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来医院看望沃罗夫斯基并对他命令道：“别投降！”他动员了医生，打电话过问，并坚持检查对沃罗夫斯基的护理。虽然所有的亲人曾经在看来不可逆转的结局面前已经认输，但在这种时刻，沃罗夫斯基则相反，不仅执行了命令，而且也“没投降”。在沃罗夫斯基自己认为是行将死亡的时刻，他暂时将与其形影不离的妻子支开，在她不在场时口授了自己最后的心愿，即致导师和忠诚的朋友列宁的信。这些事实充分证明，斯福尔察伯爵借沃罗夫斯基之口说出的那些恬不知耻的话，有多少可靠性。沃罗夫斯基被杀害之后，奥托茨基教授，白俄侨民，于1923年5月17日在俄国立宪党人的《舵轮报》上写道：“一听到他被杀害的消息，我的心被一种恻隐之情揪紧了。我相信，还有不少反革命人士的心也是这样的。”1918年，俄国侨民因各种各样个人的、家庭的和亲戚的事被围攻在斯德哥尔摩的沃罗夫斯基的情景，又浮现在奥托茨基的心头。“……当时，任何一个人都得到了最善意的同情和帮助……我曾有机会两次去找沃罗夫斯基……居然两次都忘了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布尔什维克、一位政治上的敌人，因为他是那么真诚、客气、有分寸，对别人的信仰是那么宽宏大度而又仁慈。”奥托茨基教授又补充说：“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整个时间里，甚至没有听到一点有关沃罗夫斯基个人行为不端和不诚实的暗示。”这还不够吗？把这些话与沃罗夫斯基的名字相提并论的本身，听起来就有一种令人难堪的不和谐味道。奥托茨基的评价之所以比较有趣，因为他通常总是把布尔什维克看作是人类的败类。沃罗夫斯基是在洛桑代表会议开会期间被杀害的。会议是1923年4月23日在“西西里”宾馆开幕的，当时，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团长沃罗夫斯基正与代表团的两个成员阿连斯和季维尔科夫斯基一起进晚餐。凶手康拉季对用晚餐的人观察了很久，然后走到餐桌跟前，开始将枪口对准他们射击。沃罗夫斯基是被最初射出的两发子弹打死的。阿连斯和季维尔科夫斯基受了重伤。莫里斯·康拉季的祖父从瑞士移居到彼得堡，他在那儿用巧克力和精果点心制品供养官僚和贵族并发了财。莫里斯的父亲继承了祖父的事业。虽然莫里斯·康拉季是瑞士籍人，但却参加了俄国军队，负过伤，并得过多枚勋章。十月革命后，他又参加了白军的部队，与布尔什维克作战，因为布尔什维克搞了一场大逆不道的政策，剥夺了他的商行的巧克力工厂和糖果点心店。白匪的反革命运动完蛋之后，康拉季到了瑞士。在第一次洛桑会议时，他就曾伺机杀害契切林[1]，但是因为有卫队，不好下手。沃罗夫斯基没有任何人护卫，康拉季就畅行无阻地将他干掉了。“我认为，”他供认道。“除掉这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就是为世界效力……假如消灭掉一打罪魁祸首，那么，布尔什维克政府就会垮台，无数的生命就会得救。”1923年12月，瑞士法院审理了康拉季案件，但却宣告被告无罪。那些颇有美德的瑞士陪审员们，可敬的私有者们，只能照此办理，他们胆战心惊地想到的是布尔什维克从他们颇有成就的同胞手里夺走的那个重要而又兴隆的巧克力企业。私有制的宗教是最强大的宗教之一。瑞士的小资产阶级就是这种来自教会的最典型的宗教的虔诚儿女。十月革命后不久，还在我主持外交事务的时候，瑞士的公使在卡尔·莫尔（不是席勒笔下的那个强盗，而是一个老瑞士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陪同下来找我。莫尔是个不无才干和热情的人，但也是不无古怪念头的人。虽然他一生有两次得到大笔遗产，但在瑞士他同舆论界的关系不太好。这在瑞士却是意味深长的。莫尔是个具有激进情绪的人，同情十月革命，后来他甚至还附和共产主义。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以一个善良的瑞士人的身份，陪同自己的公使进入龙潭虎穴斯摩尔尼宫，我的接待室就在那个没有尽头的走廊的尽头。这位公使是位德国和瑞士资产阶级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征用瑞士公民的汽车提出了抗议，这种直接了当的﹑不那么用外交词令的，在表达方式上不那么自持的勃然大怒，我是很少见到的。应当承认，观察到这位委屈的私有者犹如火山喷吐般的激情，我产生了一种美的感受。这位繁荣的民主制代表觉得，汽车就是他们私有者身体器官的直接延续部分，他把没收交通工具看作肢解人体一样。我企图向他解释说，在俄国发生了社会的革命，汽车只是社会的机械器官，所有制形式并不是类似身体里的直肠一类的器官，而是代表着人们的相互关系，革命的本质就在于改变所有制的形式，〔这未引起任何结果〕。我对此陈述得比较通俗易懂，也就是说，适合这位有文化的资产者的理解水平，但是，我只说了一半，这位可敬的公使就打断了我的话，向我劈头盖脑地加倍迸发出指摘性的愤怒。最后，我也不得不很不礼貌地中断了谈话。这位令人敬重而又有教养的瑞士部长可能什么都理解，无论是推翻君主制，还是杀害某些大臣，瑞士毕竟有过自己的威廉·退尔[2]，但是，革命剥夺了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们、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们的汽车，他却不能理解了。在这次谈话时，感到最为难的也许是卡尔·莫尔：他同情革命，他用一位浪漫人物的名字不是没有用意的，即使是革命的疯狂破坏行为也吓不住他的想象力。但是，同时他又过分友好地理解他那位搞外交的同胞，而这种勉强的理解只能变成同情。驻彼得堡的外交代表如此忠诚地代表那些勇敢的工厂主和干酪、巧克力及钟表的卖主，他们不可能不宣布杀害沃罗夫斯基的凶手康拉季无罪。5月20日，莫斯科安葬了沃罗夫斯基。为他的灵枢送行的不下五百人。（冀元璋译）[1]契切林（I872——1936年），苏联外交委员（l918——1930年）。——译注[2]威廉·退尔，瑞士14世纪英雄传说中的主人公，反抗异邦统治的斗士。——译注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
克拉辛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克拉辛1．本文系托洛茨基为纪念克拉辛之死而作；2．本文为托洛茨基未完成的《肖像》一书中的“克拉辛”一章的片断Ⅰ我与克拉辛的初次见面是在基辅，时间是1905年的早春。记得是在一个院子里，当时天下着雪，石头缝间淌着水。一个高个子、长得很漂亮的人在院子里徘徊，他看上去还完全是个青年，穿着一件大衣，也许是带羊皮领的皮外套，这我已记不准了，总之天气糟透了。安排我们认识的人是谁呢？是一个基辅人。这时正是1月9日卡利亚耶夫[1]炸死总督事件发生后不久。此时我正处在地下状态，起初在一个年轻的律师家里住，但因为他非常害怕，我后来就去了齐赫文斯基教授家里，他是中等技校的教师。此后，我还以病人的身份被转移到眼科诊所，在那里我接受过眼科浴疗（其实这本来是不必要的，只是为装样子而已），负责诊所的教授来看望我，他小心地关上门并问我：“有烟吗？”“有，教授。”“够劲儿吧？”“是的。”在这家诊所里，我偷偷地为克拉辛写过传单。说是偷偷地，是因为名义上有眼病的我是被禁止读书和写字的。开始时，传单的量是小的，只在基辅发行，那里的印刷技术也不错。后来因为1月9日事件和其他一些事件的发生，克拉辛就将更多面向农民的传单转寄至巴库的合法印刷厂了。那时候，我们的党就象我们的革命一样不太成熟，无论是它的成员，还是它所从事的事业，给人的印象都是缺乏经验和不完善的。当然，克拉辛此时也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不过在他的身上，已经表现出了某种坚定、清醒和“行政的”品质和才能。他当时已是个有着相当资历的工程师，工作相当出色，人们对他的评价很高。他的熟人及关系的圈子比那时任何一个年轻革命者的交际范围都更广泛而复杂。无论在工人的街区、工程师的公寓、海员大厦，还是在他们的文学界圈子里，克拉辛的关系网都无所不及。他把这一切都联合和组织起来了。我们约好在彼得堡见面。从克拉辛那里我得到了接头地点和关系。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接头地点是去康斯坦丁炮兵学校找老医生亚历山大·亚历山德诺维奇·利特肯斯和他的妻子维拉·卡芙莉洛芙娜·阿里斯托娃。还有一些工程师的接头地点，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那时，知识分子们正狂热地组织协会、互相联合，这种组织从根本上说是政治性的、激进的，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比立宪民主党还要“左”。在协会的成员中，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占了多数。除了那些纯粹不合法的组织，这条路线上的组织在后来的分化是不太明显的，何况，“恢复”统一的强烈要求已经有所表现。克拉辛本人那时曾是布尔什维克调和分子。由于我当时所持的立场，使我们更加接近。我们曾就统一和策略等问题多次交换意见并进行过争论。我们先是在利特肯斯家里会面，后来，我们的会面又改在克拉辛后来的妻子家中进行，当时因为留在利特肯斯家里有危险，所以我已离开利特肯斯，转移到另一个由克拉辛给我安排的公寓里。从广义上说，克拉辛并不是理论家。但他是个很有教养、很有天赋、聪明过人的人，他无论遇到什么事都爱思考。那时，在彼得堡已经有了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和孟什维克小组。就组织的力量而言，它们未必有多大差别。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在每个新的运动浪潮中未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1905年春，他们就不善于自觉地发动群众运动，发挥自己的作用。1月9日事件及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事件过后，紧接着就发生了五一节游行的全面失败。克拉辛站在统一代表大会一边，既保持着同彼得堡委员会的关系，又保持着同孟什维克小组的关系。当时，他因为准备召开代表大会之事奔走，在彼得堡停留过数日。我每次都有机会同他见面。我还记得同他就与知识分子联盟的策略问题所进行的争论。后来，又产生了怎样进入立宪会议、有关临时政府以及我们对其应采取的态度等一系列问题。那时，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已经成立。作为调和派，克拉辛成了这个常务局的对立者。相反，孟什维克小组则同他保持着关系。与此同时，克拉辛在政治上又是接近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这使他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他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一些独立的关系。在他的这些关系中，我还记得有一位年轻的工艺师斯米尔诺夫和他的妻子。他们有一个不大的，但属于自己的、独立于两个组织的印刷厂。他们为克拉辛印刷了不少号召书和告示等。其中的一些号召书还是我写的。众所周知，以高尔基为首的一个活动在维特的知识分子代表团曾因有某种临时政府的萌芽而遭到逮捕。这个标题曾出现在印刷品上，但不知为什么我已记不清楚了。代表团很快又被释放。但关于革命政府的问题已成了某种更接近左翼知识分子的东西。在党内，围绕这个问题开始了有关策略和理论方面的谈话。我们同克拉辛展开争论。他建议我用书面形式阐明自己的观点，我也乐于这样做。克拉辛完全承认，提出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是有必要的。但就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能否自己掌握这个政府的问题，他却避而不谈了。在我的提纲中，有关这一问题的坦率观点是有的。妥协，已作为当前非主要问题而被我从提纲中去掉。提纲以这种形式在斯米尔诺夫家的地下印刷厂印刷。现在，想找到一份这样的提纲和斯米尔诺夫印刷厂的其他出版物都将是徒劳的。最近几年，我同克拉辛谈起了这个问题。他说，他曾有那时的全套地下出版物，但好象是在1905年底的一次搜捕中，这套东西被扣留了。众所周知，彼得堡保安机关已被炮火焚烧了，因此，寻找将不会有任何结果。有些同志仍然坚持要寻找前面提到的那些关于临时政府的提纲，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这已是1925年的事了，我当时还就此写了个字条给克拉辛。他把自己的答复从桌子那边递给了我，上而写着：“l．很遗憾，如果巴库的全套印刷物没有在某个未被摧毁的档案馆里的话，那么它们就不会存在了。1905年（1905年12月或1906年的初冬），在我家的一次搜查中曾被抄走一份出版物的精装本（是印刷厂转入地下状态时，排字工们送我的）。这份‘材料’应该在彼得堡的保安机关里找到。2．‘文件’显然也没有下落。我想，它的部分内容已写进了第三次大会有关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3．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斯米尔洛夫和他的妻子现在在柏林商务代表处。”统一代表大会由于孟什维克的缘故而没能开成。克拉辛在国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临时政府的补充发言。“政治变革的准备只能依靠武装群众的力量才能实现。从这一观点出发，临时政府便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产物。它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所有现行的庞大的政府机构。临时政府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对革命成果的巩固、武装群众，并以此为目的，分发军火库里的武器，实现我们最低纲领的一些要求，如：实行8小时工作制。临时政府还意味着同反动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既然我们是革命者，那么我们就有义务在其处于临时状态下支持它。如果我们不加入临时政府，那么就应该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对其施加压力，影响其决策，影响以实现我们最低纲领基本要求为目的的每一步骤，而这些要求都是无产阶级向临时政府提出的。在我们中间，目前并不存在对即将发生的变革只是政治变革这一问题的异议。其结果便是资产阶级的影响扩大，在临时政府的生命历程中，最终将会有这样的时刻到来，即革命将走向衰弱，资产阶级的力量将迫使它从无产阶级的手中夺取胜利果实。无产阶级已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但保存这些胜利果实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因此，当无产阶级作为巨大的牺牲品变得衰弱不堪时，资产阶级就会利用时机从无产阶级手中夺权。在这种时刻，我们的代表自然就应该脱离临时政府，以使自己的双手不沾上无产阶级的鲜血。我们的任务是，让无产阶级对临时政府、甚至对立宪会议实行严格监督。我们现在就应该培养无产阶级怀疑一切的习惯，教会它，使其如同现在对自由派采取不信任态度一样，就是对待立宪会议也应该表示怀疑。在向无产阶级具体解释革命的详细过程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临时政府的问题。我们有可能参加，也有可能不参加。问题并不在参加与否，而在于，为努力实现无产阶级的要求，我们要组织起来，以便可能从内部或外部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至于谈到列宁同志提出的决议，我看其不足在于，它没有从该方面强调临时政府的问题，对临时政府和武装起义的关系谈得不够明确。实际上，临时政府是被人民起义作为自己的机构推出来的，它之所以是一支现实的力量，其原因在于它是起义人民的现实力量，是后者和临时政府之间的纽带。在决议中还有一处的表达有误，即，临时革命政府仿佛只有在武装起义最后胜利和专制制度彻底崩溃以后才能出现。这是不对的，临时政府恰恰是在起义的过程中出现的，它积极参加了起义的组织工作，并以自己组织的影响使起义取得了胜利。请想一想，对我们来说，似乎只有当专制制度最终灭亡时才可能加入临时革命政府，这想法实在天真，就如同别人从火中取出粟子，而谁也不会来和我们分享的道理一样不能令人信服。要达到彻底消灭专制制度的目的，如果临时政府没有我们的参加也是足够强大的，那么它当然不需要我们的合作，而其主要参加者就会是敌视无产阶级的派别和阶级的代表，他们就会千方百计阻挠我们加入临时政府。因此，在工人的圈子里，我们应该宣传的不只是对临时政府必要性的肯定，而是在说明革命之具体过程时，应明确指出，在什么情况下，临时政府的问题对无产阶级是比较有利的。是否加入临时政府的问题本身，也就是有没有可能、是不是值得去加入的问题，如果参加临时政府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决定，并且在确定具体时间和地点的基础上决定。对此，我认为应该写入会议的决议。至于我的其他补充意见都不过是字面修辞方面的问题而已。”（克拉辛同志在讨论有关临时政府问题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即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3——54页。)列宁对克拉辛如此分析问题给予完全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支持与赞同。他说：“我完全同意克拉辛同志的意见，很自然，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注意的只是这个问题的展开与发展，而克拉辛同志却将这场斗争的重要性非常正确地表述出来了。所以，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不能不顾目标地去盲目斗争……”（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第130页）克拉辛的修改意见大部分都写入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克拉辛转变后，我同他就统一的不成功问题进行了十分尖锐的谈话。我说克拉辛投降了，而克拉辛申辩说，既然孟什维克分子不同意参加全体代表大会，不希望成为少数，那么对他来说，另外的出路是没有的。在这次交谈以后，我们不偷快地分了手。但这种不和的争执并未持续多次。革命事件很快接连发生了。尼古位·多布罗斯哥克的背叛（“金丝眼镜”)迫使我很快离开俄国去了芬兰，在克拉辛未来的妻子家里，我度过了几周时间。克拉辛也曾去过那里。我们谈到了“布里根杜马”及其它的抵抗。对于这个问题，如同在其他的战术问题上一样，我和克拉辛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我给他读了我致米留科夫[2]——是关于“杜马”的抵抗的——的公开信以及那个时期的其他文件。秋天，1905年的革命浪潮越来越高。彼得堡苏维埃、莫斯科起义、逮捕、西伯利亚流放、迁居国外等一系列事情接连发生。1907年，克拉辛好象在维也纳找过我。在反革命时代的初期，克拉辛参加了被叫做召回派的小组。我记得，梅什科夫斯基[3]（已故去）在维也纳与我相遇时曾告诉我，克拉辛在哲学问题上追随召回派小组的领袖人物波格丹诺夫。不过我想，克拉辛同波格丹诺夫小组的结合并不是很牢固的。在这种并不长久、暂且称之为联盟的基础上，它不过是一种策略。克拉辛是个务实而又希望事有所成的人。既要不妥协地革命，同时又要等待时机进行准备，这样的策略对他来说是不符合他的天性的。1905年，除积极参加党的社会工作外，克拉辛还直接领导了十分有攻击力的战斗部队：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夺取武器、准备炸药等。虽然克拉辛受过各方面的教育，而且又见多识广，但他在革命工作和生活中仍然首先是个实干家，也就是个能够直接获得成果的人。他的力量就在于此，可同时这也是他的要害所在。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正视这个现实，即革命已在走下坡路。逐渐集聚力量，政治上的磨练以及对经验的理论总结是需要数年时间的。而这一切对克拉辛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这便是离开党之前，克拉辛接近了“左”派的原因，因为他希望通过这条途径把握、壮大和复活正在流产的革命。克拉辛已接受了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主义，可以说，他想以此对事情的发展过程施加压力。但这一切尝试都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什么结果。无疑，克拉辛也是最早悟出这一点的人之一。于是，他退向一边了。一流工程师的才能在一个急于建立功勋的革命者身上复苏了。我很清楚，早在1905年以前，克拉辛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打算。但在首要位置上，革命斗争却远远居于生产和技术之上。当革命没有实现他的希望时，电子技术和工业便又上升到了首要地位。克拉辛在这方面也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杰出的实干家，成了一个有特殊成绩的人。毫无疑问，他在这个时期作为工程师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给了他如同过去年代的革命斗争所给予他的那种个人荣誉。象许多参加过1905年革命的人一样，克拉辛在两次革命之间的那段日子是站在党外旁观的。当然，他保持着自己所拥有的私人老关系，可同党的关系却未必保持下来。无论如何，我对这个时期是没什么可说的。象一切脱离党的1905年一代的代表们一样，他作为一个爱国者参加了战争。他同一切激进的知识分子一道参加了二月革命。而对克拉辛这一阶段的生活我是一无所知的。对列宁的立场，他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对这一点，我能通过我同他的交谈，确切地说是l917年底我们的交谈得以证实。我不知道，克拉辛在二月和十月之间与高尔基的《新生活报》有什么关系。照他的情绪看，该报与他似乎是相当贴近的。他以敌视和怀疑的态度看待十月革命，把它当作一种冒险：一种要过早失败的冒险。他不相信党有克服崩溃的能力。对共产主义方法，他后来采取了嘲讽和不信任态度，称其为“万能钥匙”。在苏维埃历史最初较短暂的彼得格勒时代，人们曾经想让克拉辛靠拢。列宁很高地评价了克拉辛在技术、组织和行政方面的才干，并抛开政治上的分歧，说服他参加工作。克拉辛开始并未听从。“太固执了，”列宁说道。“不过，那是个部长材料……”对于克拉辛，列宁不止一次地使用过“部长材料”这种表述方法。也许，当工商业部的管理问题出现时，这个说法便猛然间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了。这时候正处于技术知识分子全面罢工时期。列宁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即暂时选出一个有威望、能干而又无党派的工程师来负责工商业部的工作。这个人既能成为人们尊敬的专家，又曾有过革命的经历，还能使工人们信服。提出了克拉辛作为候选人，可与此同时他又在犹豫，因为他还不知克拉辛本人的态度，因此，他又找了另外一些合适的候选人。我推荐了谢列布罗夫斯基，他是个工程师，过去同革命运动有过联系，1917年时正从事行政事务方面的工作。列宁对谢列布罗夫斯基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决定首先由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来决定这两个候选人。因此，我当时便写了那封信。[4]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没有采纳提议，最后任命了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为工商业人民委员。这段时间前后，我曾两次参加列宁同克拉辛的谈话；第二次谈话还有已故的古科夫斯基参加。当时，我们也曾打算吸收他加入我们的工作。克拉辛此时显然仍在歧路上徘徊。他已被彻底地逐出了过去革命的轨道。看样子，新的工作已以其最大的可能性刺激着他。在他身上，重被唤起的革命激情同怀疑主义产生了矛盾。克拉辛躲开了列宁的进攻，夸张地皱着眉头，说着自己所知道的最尖刻的词汇，甚至使得列宁突然停止了严肃而又坚决的劝说。列宁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怎么是这样一个人？!”随后，他又对对手尖刻而精确的话语哈哈大笑起来。因此，列宁后来不止一次地引用过克拉辛的“万能钥匙”这句话。可是，克拉辛的对立立场也没能坚持多久。作为一个希望有所成就的人，他经不起重大工作这一巨大魅力的“诱惑”。每走一步，他都碰到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同他齐心协力工作过的人们。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时期，克拉辛已经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他的布列斯特之行本身，在德国人的眼里就成了被认为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理由，因为克拉辛在德国左翼圈子里是很有名气的。在我们由多种人组成的代表中间，克拉辛是个出众的形象，他那清晰的谈吐、准确的言辞以及绝妙的、克拉辛式的玩笑十分引人注目。他后来的工作情况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可以根据文件和详细齐全的政治备忘录来谈论。克拉辛后来无畏地参加了国内战争。作为一个授权管理军需供应的人员，他参加了无论是在谢尔普霍夫、还是在莫斯科召开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在这些岁月里，他同自己的政党已完全溶于国内战争之中了。要在克拉辛死后的某些纪念他的文章中去了解一个真正的克拉辛是不可能的。首先，将他在党外，在革命的外边，致力于技术和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管理的那些岁月从他的生平中抹掉，已被当作一个优秀政党的要求。无论这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把克拉辛一生重大的一章去掉是不应该的，因为即使克拉辛在回到党内以后，不能为党贡献自己非凡的技术知识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才能，或者过去他没有把自己生命的一个重要时代贡献给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我们都不能将他生活中的重要一页从他的生平中删掉。在我们对待故人的态度中，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刻板的公式化，出现了形式独特、然而丝毫也不吸引人的肖像研究方法：对某一点保持沉默，对某一点进行夸张，再对某一点进行修改，其目的就在于使死去的革命者有可能带着一份光荣的履历表出现在党的刊物上。这种手段与我们的党是极不相称的。就象官僚化的基督教在书写自己圣徒传一样，从他们的生平中除去与其真实生活相联系的一切。克拉辛是个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革命家，所以不需要在他死后对他一生的功过打什么折扣。如果某个献身于自己的学科的解剖学教授，遗言嘱咐将自己的遗体献给从事研究工作的学生们，那么，每个严肃的革命者能够，也应该有权力希望，既然人们将在他死后研究他，那么，他的生平传给年轻一代人的时候就应该是没有虚饰﹑没有夸张、同样也应该是没有诽谤的。在克拉辛的履历中，革命俄罗斯发展史上最轰轰烈烈的时代有了具体的体现。我们教育的任务并不在于，为了把伟大的死者表现为党的十全十美的德行端正者，而去粉饰一处，伪造另一处。教育的任务在于，为了使新的一代同我们过去的真实接近，我们要运用的不仅仅是社会历史大纲，而且还要运用活生生的形象。克拉辛完全不是个例外，而只是第一批觉醒的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广大的群体中的一位优秀而极具才华的代表。革命的迫切性吸引这些知识分子投奔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期望着建立功勋，而后来，在最初的两个“杜马”时代之后，他们却越来越多地离开了革命，在6月3日成立的合法俄罗斯的经济、文化和文学工作等各领域找到了施展自己才干的地方。这些历史发展阶段所塑造的人们，至今仍起着巨大的作用。可在他们中间，却找不到一个象克拉辛这样具有复杂的个性、并且又才华横溢的人。对克拉辛真诚的悼念，一是为了尊重党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要求在克拉辛的党证上不要发生因官方的规矩而倒填期限、涂改或修改的事。让克拉辛以他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本来面目而载入党的史册吧。1926．12．17[1]卡利亚耶夫（1877——1905），俄国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成员。1905年2月因刺杀莫斯科总督，被绞死。——译注[2]米留科夫（1859——1943年），俄国立宪民主党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译注[3]梅什科夫斯基（1873——1922年），1907——1910年是党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成员。——译注[4]这封信现在还未公开发表。——编者注Ⅱ列昂尼德·波里索维奇·克拉辛1870年出生于一个世代聪颖的家庭，他是一群很有天才的弟兄中最杰出的一位。当他还是学生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他曾在德国学习和生活过，精通德国的科学技术、文化，并精晓德语。克拉辛不善于长久地停留在少数派中间。他喜欢果断从事，正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个革命者。但他又要求革命的方法必须迅速产生结果。他参加革命活动是完全自然的，同样，他也是完全自然地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当力量的较量重新有利于君主制时，克拉辛参加了脱离列宁的极左的召回派。克拉辛试图抵制第三届“杜马”，并想用少数英雄所采取的人为方法达到此目的。作为化学家的克拉辛，他知道，什么叫甘油炸药，作为政治家的克拉辛，他也不怕使用它。但抵制“杜马”就意味着不承认革命的失败，以及革命失败所产生的影响。当现实对他来说又变成了令人不快的景象时，急于求成的实干家往往会成为一个主观幻想者。在克拉辛身上也发生了这种现象。但是，他同左派冒险主义的关系并不长久。现实的嗅觉占了上风。他没有回到耐心积聚力量、在精神上经受了1905——1907年事变、又将党组织转入地下状态的列宁身边。克拉辛不仅仅是脱离了极左派，而且也整个地脱离了党。他不善于长久地站在少数派一边，不善于忍耐地为遥远的那一天去做准备。折中之辈常常会想，思想的革命形象往往是急躁的热情的产物。这是不对的。革命的实验和冒险的策略迫使人们去克服心理上的急躁。但真正的革命策略则要求人们不仅要具备其他品质，也要善于等待和长久地甘居少数。革命规律的节奏与个人的激情是完全不吻合的。革命者应该善于在思想上高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个别事件和阶段，最重要的是在失败时也不气馁，不去作消极的等待，而要进行积极的准备。这种能力是克拉辛所不具备的。所以，尽管他是个革命者和一个了不起的人，但他不是个了不起的革命者。1908年，克拉辛同阿列克辛斯基，特别是同“前进派”小组建立了联系。在一段笔记中，列宁回忆说，l908年的夏天或秋天，阿列克辛斯基曾通过克拉辛向他借过一本书。在反动时期，与党脱离了关系的克拉辛加强了自己与从未中断过联系的工业界的来往。1910年开始，资本主义的浪潮又重新取代了革命的潮汐。作为工程师和企业家的克拉辛，他因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而在自己新的活动范围里拼命地加倍工作。他将尖锐的观点、思维创造的灵活性和勇于行动的胆量都转移到了工业企业界这个场所。在这方面，战争为他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二月革命时，克拉辛已成为一个富有的人。1918年，克拉辛当选为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同时，他还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工商业人民委员。在国防委员会的大会上，克拉辛经常就如何根据列宁的主席笔记判断事物进行争论。克拉辛还承担了各种经济管理的任务，如：调查彼得格勒的鞋贮备量、在图拉军工厂如何实行三班制、如何调动军用车等。克拉辛先被任命为工商业人民委员，后来还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不过，几年来，这个委员部完成的贸易成交额并不高。因此，克拉辛一直在忙着他主管部门之外的一些事：一个时期，他作为国防委员会的特派代表受命去过问部队供应的事，而当新经济政策开辟了与外界联系的可能时，克拉辛作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对欧洲进行了一系列的长时间外交访问。1920年5月至1921年3月，克拉辛在伦敦开展了从法律上承认苏联政府的强有力的运动。1924年底，克拉辛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并在那里成了伊兹沃尔斯基[1]的继位。他在那里的活动没有取得成绩。一年多以后，他又作为普通的特派员被转派至伦敦。因为克拉辛在所受教育和业务上与德国的关系密切，并在战时领导了德国在俄国的工业企业，所以，在他成了苏联高级官员以后，白俄侨民就到处散布谣言，把他说成是实际上的爱国主义伪装起来的战时德国奸细，说他把被国家接管的德国企业变成了德国势力的据点。斯福尔察把这些流言告诉了拉克辛，这位伯爵说，克拉辛是这么回答他的：“也许，我有义务充当这种角色，但我没有这样去做。要摧毁俄罗斯，大公和将军们并不需要我们去帮忙。”在为克拉辛刷清不白之冤时，斯福尔察还是把为德国司令部的服务说成是布尔什维克的“义务”。我们不值得在此纠缠，但这位尊敬的先生说这种话出自克拉辛之口，就使这句话有了真凭实据似的性质。克拉辛是苏联政府的大使，该政府的领袖们反对过关于他们协助了德军司令部的愚蠢的中伤。如果连他们的反对都与事实有出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克拉辛也不会有兴趣在外人，在敌视自己的外交官跟前否认和损害自己政府、乃至自己本身的名誉。此外，克拉辛是个布尔什维克，他也知道，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他根本不可能说斯福尔察强加他的那些话，以此来寻找对白俄侨民的那些荒谬的奇谈的支持。这位尊敬的先生还有一次以克拉辛的名义作了伪证。作为外交部长，斯福尔察坚持让意大利政府承认苏维埃俄国的必要性。1920年8月6日，斯福尔察在意大利国会上对此作了如下发言：“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理应失败，那么就让其由于自己本身的过失而失败，而非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失败，否则，我们将会使许多不幸的人蒙难。”几个星期后，来自莫斯科的克拉辛在自己与斯福尔察伯爵的第一次会晤中对他说：“在俄罗斯，人们并没有因为您的计划而高兴；人们更乐意扮演不幸蒙难者的角色。”原来，莫斯科认为封锁反而比承认强，克拉辛也在第一次会晤时及时把这一点告诉了意大利的这位部长。“克拉辛很热爱列宁，”斯福尔察承认道。“可这并不妨碍他承认自己的‘朋友和领袖’在精神上是很有天才的，承认当他想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时，又会变得像个孩子。”克拉辛对列宁的态度是很复杂的，这是两种性格和两种生活道路的巨大差异而致，但这两条道路在关键之处相交却不是偶然的。要是克拉辛想到，斯福尔察会把什么样的话强加在他的头上，那他怎么也不会对这位政治上的敌人说什么的，而斯福尔察始终都是一个敌人。可克拉辛没有想过，也不可能想出类似于这种强加于他的庸俗行为。克拉辛有足够的智慧去评价列宁精神上的卓越才智，并为此而自豪。斯福尔察说：“克拉辛热爱列宁。”他热爱列宁什么呢？尽管克拉辛在很长一段时期与列宁脱离了关系，但在他的一生中，他对列宁的智慧一直都是推崇备至的。在党的第三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派成立了，继列宁的报告之后，克拉辛以这样的话开始了自己的发言：“我同许多别的同志一样，带着十分愉快的心情倾听了……”这种评介贯穿了克拉辛的整个一生，而且背地里说的时候比当面说的时候还要多。在革命最初的年代里，有多少次他对我们的政策表示出愤怒和不满，又有多少次他面带被征服者的微笑谈起列宁头脑创造性的威力！斯福尔察再次强加于克拉辛的话至少使斯福尔察本人的名誉受到损失：“当他想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时”，列宁像个孩子。列宁不想，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出新裁的人。只有那些愚蠢的势利小人才会把这种要求强加给他，而克拉辛既不是势利小人，也不愚蠢。斯福尔察把克拉辛置于高于一切俄国革命者的地位并不偶然。在他所见过的人当中，给他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人是不多的。最使这位意大利外交官惊叹的是：“……一个事业上颇有所成的人和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在克拉辛身上的神奇结合。”并非完全始终如一的斯福尔察谈到克拉辛时还说：“他是个务实的人，他只对能看得见的结果感兴趣，而不喜欢去做想象中的准备；因此，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克拉辛在青年时期是个布尔什维克，在成熟时期又当了工人国家的部长。可这两个时代中间的一段长长的空白本身却说明，克拉辛不是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水远都在寻找直接作出决定和直接获得成功的机会；如果他所服务的思想不会迅速地带来这种成功，那么他就会将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个人直接得到成绩的方面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拉辛是更接近卡武尔这种类型，而非马克思或列宁那种类型的人。列宁对克拉辛评价甚高，但他只是把克拉辛作为一个有才干的人、一个技术工作者和管理行家、资本主义世界的精通者来评价的。正是在这些问题范围内，列宁与克拉辛之间常有来往，比如：在国外订购火车、对巴库石油问题的看法、寻找所需要的专家等。毫无疑问，列宁是不会同克拉辛讨论政治上、特别是党的问题的，他总是尽量避免同他谈论关于党的话题。不考虑他们“过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把克拉辛，和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这样的人吸收进党的中央委员会，这在列宁那个时候简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采取这一步的是那些用有影响的苏联人来加强自己地位的模仿者们。至于拉科夫斯基，十月革命前他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而现在他入了党，被选入了中央委员会。只有以这样的理由来解释其中的差别，那就是列宁在拉科夫斯基身上，而非在克拉辛身上，也不是在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身上，发现了一个革命者和政治家的才干。在大会上，人们喜欢听克拉辛的发言。他所提出的意见并非全都能得到大家的赞同，但他总是善于以自己的方式提出问题并指出别人所没有发现的地方，而且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说明问题。除了他那优秀的个人品格、出色的分析能力和受人推崇的机智外，严格的教育和各方面的生活经验也在这一点上使他受益匪浅。作为一个很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化学家，电工学家，地下印刷厂、炸药生产技术和大笔商务的领导者，“文明世纪的公民”，克拉辛在所有会议上对一切问题都能讲出自己独到的、克拉辛式的语言。开会的时候，我们常相互传递字条，这些字条虽远没有他的发言简短有力，但还是具有克拉辛的风格。它们中的一部分被人们保留下来了。克拉辛很早就明确提出了改造我国工业固定资本的问题。1924年7月，他写了这样一个条儿给我：“在国家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首要和主要问题是彻底地重新装备几乎所有的工业设备。我们的生产工具已经不具备甚至在良好的管理条件下生产出低成本产品的能力了。”“造纸厂的设备已经老化，耗费很高，而纸浆厂和桐油厂现在还没有。”在那次会上，他还写道：“石油设备（钻探机和捞油机）已破旧不堪。我们的贮油器要保存住石油也不太可能。我们不可能找到天燃气，而我们的蒸馏厂是废铁一堆，输油管不顶用。这油船呢，我们又没有。这怎么能低成本生产，又怎么能同美国竞争！”“我们的锯木厂在技术上比瑞典差三倍，其余所有部门也都如此。”下面这张有关商业的字条，看样子是与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的某个问题有关：“事情应该是这样：如果一个企业连年以较少的资本扩大自己的流通领域，争取更多的信誉，很有效地开辟了新的出口部门，在风险部门也不去盲目冒险，这就表明，这个企业是健康的。其中的秘密就在于，企业经营的最重要的关键便是企业的管理和一批善于经营的人员。资产阶级的商业大厦就是这样兴起的：他们常常从一个五戈比的铜币开始，五年之后，手里就掌握了上百万的财产。创业的机会、能力和智慧在此就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在一次大会上（1924年6月），我给克拉辛写了下面这样一张字条：“您如果认为美国在近期内只是追随英国的话，那么您就错了。相反，由于美国重新返回世界市场，我们有可能目睹英美之间关系的严重恶化。”克拉辛当即就答复我：“我认为，美英关系在近期内的恶化将不会是很明显的。您简直想象不出，美国人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的不开通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他们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敢同英国闹翻。”以下是那些写在便条本的小纸片上的克拉辛式格言，很显然，它们是针对某个大会的参加者或发言者的：“这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变形虫。”还有一张写着：“说话的机枪……”还有许多、许多……以下是一张对不列颠司法制度的简短评语：“世界上再没有比英国法学家和高高在上的英国法庭更出色的骗子了！”需要对此补充一点，即克拉辛与各国的法学家都有过来往，他的目光是锐利的。克拉辛有自己的见解，但远不是他所有的观点都能被人们接受。克拉辛生活道路的独特性就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但从他那里我们总是能学到一点东西的。但在一个问题上，克拉辛采取了彻底的不妥协态度，总的来讲，这是不符合他在原则问题上所采取的一贯态度的：我指的是外贸的专营问题。他对不妥协态度的坚持并非出于原则，而是出于他的实际经验：作为外贸人民委员，他受命发展和调整苏联经济同世界经济的关系。不仅仅是因为“职责”，也是根据自己过去的一切经验，克拉辛比别的许多人都更早明白，苏联的经济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系统，不可能取得发展。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国工业的结构、它在战前与外国工业是什么关系、它对欧洲以及美国技术的依附性。他从苏联政权的最初期就开始了固定资本的更新改造工作。在发展出口方面，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道路。不仅在社会文化、也在经济和生产技术方面，他都称得上是个名符其实的“文明世界的公民”。他善于象评介我们固有的不足一样，冷静地评介我们所拥有的潜在条件。他很清楚，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不仅仅是自由地打开通向世界市场的大门，哪怕轻轻地开一条缝，那就会意味着，外国的商品和外国的资本将淹没整个国家民族工业，换句话说，那就是我们为帝国主义的反苏斗争提供了毫无疑问的胜利保障。克拉辛成了外贸专营的不妥协保护者。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列宁的完全支持。他的反对者用本位主义来解释他的这条路线。这种解释并不对。克拉辛在外贸方面的本位主义是他通过对各国经济实力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在这条路线上，他是从未动摇过的。也许，他最优秀的语言、最丰富的实践内容、最值得肯定和最出色的地方正是在他保护外贸专营的行动之中。作为一个人，克拉辛是有魅力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保持着年轻人的灵活性和体态的匀称。他那真正称得上英俊的脸上充满着智慧和生机。讽刺的意味——一个见多识广、才能非凡的人的最真诚的讽刺——不断地由他的眼睛、通过他那富有表情的嘴表达出来。他的嗓音动听，充满欢快的节奏，他的手势清楚，语言流畅，简洁，规范。克拉辛作为一个演说家、一个讲故事者和一个交谈者也是很出色的。他写得少，他的活力是通过其它方式表现出来的。虽然如此，他写得却要比许多写过很多东西的人要好。总之，他把每一件事都做得很出色。（苏玲译）[1]伊兹沃尔斯基（1856——1919年），沙俄外交大臣（1906——1910年），驻巴黎大使（1910——1917年）。——译注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是斯大林于1912年底—1913年初在维也纳写的，第一次发表在1913年《启蒙》杂志第3—5期上，署名科•斯大林，题为《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这篇论文于1914年由波涛出版社（彼得堡）出了单行本，书名为《民族问题和马克思主义》。按照沙皇政府内务大臣的命令，所有公共图书馆和阅览室都把它列为禁书。1920年，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重印这一著作，把它编入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集》（图拉国家出版社版）。1934年，这篇文章编入了斯大林的论文演说选辑《马克思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斯大林的这篇著作问世后，列宁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一文中，列宁在谈到民族问题在这个时期被提到显着地位的原因时写道：“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中，对于这种情况和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的原则，最近已经作了阐明（在这方面首屈一指的是斯大林的论文）。”（《列宁全集》第19卷第542页）在有人提议把这篇文章当作讨论的文章时，列宁说：“当然我们绝对反对。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这是当前的重要问题，我们丝毫也不放弃反对崩得混蛋们的原则立场。”（《列宁全集》第35卷第73页）。俄国的反革命时期不仅带来了“雷鸣电闪”，而且带来了对运动的悲观失望、对共同力量的怀疑顾虑。从前人们相信“光明的未来”，所以大家不分民族地共同进行斗争：共同的问题高于一切！后来人们心中发生了疑问，于是大家开始分手四散，回到民族的院落里去：让各人只靠自己吧！“民族问题”高于一切！同时国内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05年不是白白过去的：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又受到了一次打击。连年饥荒之后的几次丰收和接着到来的工业高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中的分化和城市的发展，商业和交通的发展，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种情形在边疆地区尤其显着。可是这种情形不能不加速俄国各民族内部经济结合的过程。于是这些民族必然要行动起来……这一时期所确立的“宪制”也在这方面起了唤醒各民族的作用。报纸和各种书刊的增多，出版事业和文化机关的某些自由，民族剧院的发展等等，无疑地都加强了“民族意识”。杜马及其选举运动和政治集团给各个民族的活跃造成了新的机会，给各个民族的动员提供了新的广阔场所。可是从上层掀起的黩武的民族主义浪潮，“当权人物”由于边疆地区“爱好自由”而对它进行报复的种种高压手段，在下层激起了民族主义的反击浪潮，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变成粗暴的沙文主义。犹太人中锡安主义（注：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它主张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是统一的犹太民族，有一致的民族利益，号召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到巴勒斯坦重建国家。锡安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古犹太人曾以它作为政治和宗教的中心，锡安主义以此得名。在俄国，锡安主义为犹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落后的犹太工人所拥护。1904年成立的俄国锡安主义社会工党认为，犹太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为取得自己的领土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斗争。它鼓吹同犹太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在各民族的工人中间散布敌对情绪，妄图使犹太工人同俄国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隔离开来。锡安主义社会党人的民族主义活动模糊了犹太工人的阶级意识，给俄国工人运动带来了很大的危害。）的加强，波兰的沙文主义的增长，鞑靼人中的大伊斯兰主义（注：大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宗教政治思想。它宣传一切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成一个整体。十九世纪末，这种思想在东方各国的剥削阶级中间广泛传播。土耳其曾利用这种思想企图达到使全世界回教徒服从于土耳其苏丹这个“全体穆斯林的哈里发”的目的。列宁说，大伊斯兰主义是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的地位的一个派别（《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75页）。），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中民族主义的加强，没有教养的人反犹太主义的共同倾向，——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民族主义的浪潮日益汹涌地逼来，大有席卷工人群众之势。解放运动愈趋低落，民族主义的花朵就愈加怒放。在这困难的关头，社会民主党负有崇高的使命：给民族主义一个反击，使群众同普遍的“时疫”隔离。因为社会民主党，而且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负起这个使命，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浪潮来势愈汹涌，社会民主党争取俄国各民族无产者友爱团结的呼声就应当愈响亮。各边疆地区直接接触到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一点上需要有特别的坚定性。然而并非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各边疆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能完成这个任务。崩得（注：崩得（依地语“Bund”一词的音译，意即联盟）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崩得成立于1897年，参加者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1898年3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以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崩得形式上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它在党内一直支持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它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权这个纲领性的要求相对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俄共（布）。）从前强调共同的任务，现在却把它自己特殊的纯粹民族主义的目的放在首位，甚至把“过安息日”和“承认犹太语”当作自己竞选运动的战斗性条文（注：见《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高加索也步崩得的后尘：一部分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从前曾和其余的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否定过“民族文化自治”，现在他们却把它当作迫切的要求提了出来（注：见《八月代表会议的通报》。）。至于婉转地肯定民族主义动摇的取消派代表会议（注：取消派代表会议（八月代表会议）是1912年8月12—20日（公历8月25日—9月2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列•达•托洛茨基在会上组织了反党的八月联盟。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崩得、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代表，以及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和前进集团的代表等。从俄国国内派遣代表的有彼得堡的“中央发起小组”以及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的编辑部。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是侨居国外的，与俄国工人阶级和地方党的组织毫无联系。会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系列纲领性要求作了修改，并且反对秘密党的存在。），就更不用说了（注：见《八月代表会议的通报》。）。由此可见，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已经明白的。显然，对于民族问题还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和全面的讨论。彻底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一致努力消除民族主义的迷雾，不管这种迷雾来自何方。一民族民族(нация)是什么呢？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现今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罗马人、日耳曼人、伊特拉斯坎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等组成的。法兰西民族是由高卢人、罗马人、不列颠人、日耳曼人等等组成的。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等也是如此，都是由不同的种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总之，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居鲁士帝国或亚历山大帝国虽然是历史上形成的，是由不同的部落和种族组成的，但无疑地不能称为民族。这不是民族，而是偶然凑合起来的、内部缺少联系的集团的混合物，其分合是以某一征服者的胜败为转移的。总之，民族不是偶然的、昙花一现的混合物，而是由人们组成的稳定的共同体。然而并非任何一个稳定的共同体都是民族。奥地利和俄国也是稳定的共同体，但是谁也不称它们为民族。民族的共同体和国家的共同体有什么区别呢？其中一个区别是民族的共同体非有共同的语言不可，国家却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语言。奥地利境内的捷克民族和俄国境内的波兰民族不能没有各该民族的共同的语言，而俄国和奥地利内部有许多种语言的事实并不妨碍这两个国家的完整。当然，这里所指的是民众的口头语言，而不是官场的文牍语言。总之，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当然不是说不同的民族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操着不同的语言，也不是说凡操着同一语言的人们一定是一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共同的语言，但不同的民族不一定要有不同的语言！没有一个民族会同时操着不同的语言，但并不是说不能有两个民族操着同一语言！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操着同一语言，但他们毕竟不是一个民族。挪威人和丹麦人，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也是如此。但是，象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虽然有共同的语言，却不是一个民族，这是什么道理呢？首先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经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来。而长期的共同生活又非有共同的地域不可。从前英吉利人和美利坚人居住在一个地域，即居住在英国，所以当时是一个民族。后来一部分英吉利人从英国迁移到新的地域，迁移到美洲，于是在这个新的地域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即北美利坚民族。由于有不同的地域，结果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总之，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的特征之一。但这还不够。单有共同的地域还不能形成民族。要形成民族，除此以外，还需要有内部的经济联系来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英国和北美利坚之间没有这种联系，所以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是，假如北美利坚各地未因彼此分工、交通发达等等而联成一个经济上的整体，那么北美利坚人本身也就不配叫作民族。就拿格鲁吉亚人来说吧。改革前时期（注：指格鲁吉亚废除农奴制的农民改革以前的时期。格鲁吉亚各地废除农奴制的时间不一致：梯弗利斯省在1864年，依麦列梯亚和古里亚在1865年，明格列里亚和列奇胡姆县在1866年，阿布哈兹在1870年，斯瓦涅季亚在1871年。）的格鲁吉亚人虽然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操着同一语言，可是严格说来，他们当时还不是一个民族，因为他们被分割成许多彼此隔离的公国，未能过共同的经济生活，长期互相混战，彼此破坏，往往假借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手来自相残杀。虽然有时某个侥幸成功的皇帝也曾勉强把各个公国统一起来，然而这种昙花一现的偶然的统一，至多也只是表面的行政上的统一，很快就因王侯跋扈和农民漠视而分崩离析了。而且在格鲁吉亚经济分散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这样……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格鲁吉亚才作为民族出现，因为当时农奴制度的崩溃和国内经济生活的发展，交通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使格鲁吉亚各个地区之间实行了分工，彻底打破了各个公国在经济上的闭关自守状态，而把这些公国联成一个整体。其它一切度过了封建主义阶段并发展了资本主义的民族也是如此。总之，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联系是民族的特征之一。但这还不够。除了上面所说的一切，还必须注意到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面貌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方面的精神面貌不同。英吉利、北美利坚和爱尔兰虽然操着同一种语言，但终究是三个不同的民族，它们历代因生存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特殊的心理素质，在这一点上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当然，心理素质本身，或者象人们所说的“民族性格”本身，在旁观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但它既然表现在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的特点上，它就是可以捉摸而不应忽视的东西了。不用说，“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条件变化的，但它既然存在于每个一定的时期内，它就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总之，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特征之一。这样，我们就说完了民族的一切特征。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同时，不言而喻，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必须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等等，那么还是不能说他们是一个民族。例如俄国的、加里西亚的、美国的、格鲁吉亚的和高加索山区的犹太人就是如此，在我们看来，他们并不是统一的民族。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但是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民族性格”，那么他们仍然不是一个民族。例如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德意志人和拉脱维亚人就是如此。最后，挪威人和丹麦人虽然操着同一语言，可是由于缺少其它特征，他们也就不是一个民族。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也许有人会觉得“民族性格”不是民族的特征之一，而是民族的唯一本质的特征，其它一切特征其实都是民族发展的条件，而不是民族的特征。例如有名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理论家鲁•施普林格，特别是奥•鲍威尔，就持有这样的观点。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他们的民族理论吧。在施普林格看来，“民族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民族是“由一群现代人组成的、和‘地域’无关的文化共同体”。（注：见鲁.施普林格的《民族问题》1909年公益出版社版第43页。）总之，就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不管他们彼此怎样隔离，不管他们住在什么地方。鲍威尔却更进一步。他问道：“什么是民族呢？它是不是那种把人们联合为民族的语言共同体呢？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操着同一语言，却不是统一的民族；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是一个民族。”（注：见奥.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909年镰刀出版社版第1—2页。）那么，民族究竟是什么呢？“民族就是相对的性格共同体。”然而性格（这里讲的是民族性格）又是什么呢？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的人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人的种种特征的总和，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生理特质和精神特质的总和”。鲍威尔当然知道民族性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他补充说：“人们的性格无非是由他们的命运决定的”，“……民族无非是命运的共同体”，而命运共同体又是“由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和分配自己的劳动产品时所处的条件”决定的。◎第65页◎于是，我们就得出如鲍威尔所说的民族的最“完备的”定义了。“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结合成共同性格的人们的集合体。”（注：见奥.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909年镰刀出版社版第139页。）总之，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结合成的共同的民族性格，并不一定和共同的地域、语言以及经济生活相联系。这样一来，民族还剩下什么东西呢？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世世代代都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还谈得上什么民族共同体呢？鲍威尔说犹太人是个民族，虽然“他们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可是，例如格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和美国的犹太人，既然彼此完全隔绝，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并且操着不同的语言，他们还谈得上什么“共同命运”和民族联系呢？这些犹太人无疑地和格鲁吉亚人、达吉斯坦人、俄罗斯人以及美利坚人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受着共同文化的熏陶，这就不能不给他们的民族性格打上烙印；如果他们中间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宗教、共同的起源和民族性格的某些残余。这一切是用不着怀疑的。可是，怎么能认真地说，僵化的宗教仪式和日渐磨灭的心理残余会比这些犹太人所处的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环境更强烈地影响到他们的“命运”呢？而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下，才可以说犹太人是个统一的民族。那么，鲍威尔的所谓民族和唯灵论者（注：唯灵论者是信奉精神统治自然界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的人。唯灵论者承认灵魂、精神是唯一的实体，而把肉体看作是灵魂的产物。）的所谓神秘的独立自在的“民族精神”又有什么区别呢？鲍威尔在民族“特点”（民族性格）和民族生活“条件”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它们彼此隔离开来。然而民族性格如果不是生活条件的反映，不是从周围环境得来的印象的结晶，那又是什么呢？怎能仅限于民族性格而把它和它所由产生的根源割断分开呢？其次，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当北美利坚还叫作“新英格兰”的时候，英吉利民族和北美利坚民族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当然不是民族性格上的区别，因为北美利坚人是从英国迁移过去的，他们带到美洲去的除英吉利语言以外，还有英吉利的民族性格，虽然他们在新环境的影响下大概已开始形成自己特有的性格，但他们当然不会很快就丧失其英吉利的民族性格。当时他们和英吉利人在性格上虽然还有或多或少的共同点，但他们毕竟已经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一个民族了！显然，当时“新英格兰”民族不同于英吉利民族的地方并不是特别的民族性格，或者与其说是民族性格，倒不如说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环境即生活条件。由此可见，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民族特征，而只有各种特征的总和。在把各种民族拿来作比较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的有时是这个特征（民族性格），有时是那个特征（语言），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地域、经济条件）。民族是由所有这些特征结合而成的。鲍威尔把民族和民族性格看成一个东西，这样就使民族脱离了它的根基，把它变成了不见形迹的独立自在的力量。结果就不是有生命的活动着的民族，而是一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非人世间的东西。试问，——我重说一遍，——象格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美国的和其它地方的犹太人，彼此语言不通（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从来不能见面，无论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都不会共同行动，这算什么犹太民族呢？！不，社会民主党不是为这种纸上的“民族”制定自己的民族纲领的。它只能承认那些活动着的、运动着的、因而使人们不能不承认的真正的民族。鲍威尔显然把民族这一历史范畴和部落这一民族学范畴混淆起来了。不过，鲍威尔本人大概也觉得自己的立论是有弱点的。他在自己那本书的开头虽然坚决地说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但他在该书末尾就自行修正，肯定说“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不让他们〈犹太人〉保全为一个民族”而使他们受其它民族的同化。其所以如此，原来是“犹太人没有单独的居住地区”，而捷克人却有这样的地区，因此，鲍威尔认为捷克人一定能保全为一个民族。简言之，原因就在于没有地域。鲍威尔如此推论，原想证明民族自治不能成为犹太工人的要求，他这样一来却无意中驳倒了他自己那种否认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特征之一的理论。可是鲍威尔不以此为限。他在自己那本书的开头坚决地说：“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是一个民族。”可是他刚刚写到第一三○页就改变了阵线而同样坚决地说：“无疑地，没有共同的语言，就不可能有什么民族。”（黑体是我们用的）鲍威尔在这里原想证明“语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但他同时无意中证明了他不想证明的东西，证明了自己那种否认共同语言的意义的民族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用唯心论的针线缝成的理论就这样不攻自破了。二民族运动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但是，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英吉利、法兰西等民族同时就是英吉利等国家。处于这一过程以外的爱尔兰并不能改变总的情景。东欧的情形却有些不同。当西欧各民族发展成国家的时候，东欧却形成了多民族的国家，即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奥匈帝国和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在奥地利，当时政治上最为发展的是德意志人，于是他们就负起了把奥地利各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的任务。在匈牙利，最能适应国家组织性的是匈牙利各民族的中坚——马扎尔人，于是他们成了匈牙利的统一者。在俄国，是以历史上形成的强大而有组织的贵族军事官僚为首的大俄罗斯人担负了统一各民族的使命。东欧的情形就是如此。只有在封建制度还没有消灭、资本主义还不大发达、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各民族在经济上还没有结合成完整的民族的条件下，才能有这种特殊的国家形成方式。可是资本主义在东欧各国也开始发展起来了。商业和交通日益发达，大城市相继出现，各民族在经济上逐渐结合起来。资本主义闯进了被排挤的各民族的平静生活中，惊醒了它们，使它们行动起来。报刊和剧院的发展，莱希斯拉特（奥地利）和杜马（俄国）的活动，都加强了“民族意识”。新兴的知识分子充满了“民族思想”，并在这方面进行活动……但是那些觉醒起来要求独立生活的被排挤的民族已不能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了，因为它们在自己的道路上碰到了早已居于国家领导地位的统治民族中的领导阶层极其强烈的反对。它们来迟了！……奥地利的捷克人和波兰人等等，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等等，俄国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等等就是这样形成民族的。在西欧（爱尔兰）是例外的，在东欧却成了通例。西欧的爱尔兰用民族运动回答了这种例外的情形，东欧已觉醒的各民族也不免要这样回答。推动东欧各个年轻民族去进行斗争的情况就是这样形成的。其实，斗争并不是在整个民族和整个民族之间，而是在统治民族的和被排挤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开始并激烈起来的。通常是被压迫民族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大资产阶级（捷克人和德意志人），或者被压迫民族中的农村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地主（波兰的乌克兰人），或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执政贵族（俄国的波兰、立陶宛、乌克兰）。资产阶级是主角。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看来，市场是基本问题。它的目的是销售自己的商品，战胜和自己竞争的异族资产阶级。因此，它力求保证自己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场。市场是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第一个学校。但问题通常不仅限于市场。统治民族中的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官僚常用他们“只捉不放”（注：只捉不放是形容沙俄时代警察专横的成语，出自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岗亭》。小说中描写一个名叫梅穆列佐夫的警察，滥用职权，动辄捉人，不肯释放。）的方法干预斗争。于是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不论小资产阶级或大资产阶级，就有可能“更迅速地”“更坚决地”制服自己的竞争者。“力量”既日趋统一，限制“异族”资产阶级的一连串办法以至高压手段也就开始实行起来了。斗争由经济范围转入政治范围。限制迁徙自由，限制语言使用，限制选举权，减少学校，限制宗教活动等等办法纷纷加到“竞争者”的头上。当然，采取这种办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可以说是为了执政官僚们特殊集团的目的。但结果都是一样：资产阶级和官僚在这种场合总是携手并进的，不论奥匈帝国或俄国，情形都是如此。被压迫民族中受各方面排挤的资产阶级自然要行动起来。它向“下层同胞”呼吁，开始高呼“祖国”，把自己的私事冒充全民的事情。它为着……“祖国”的利益而在“同胞”中间给自己招募军队。“下层”对这种号召并非始终不理，有时也在资产阶级旗帜的周围集合起来，因为上层的高压手段也在触犯它们，引起它们的不满。民族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民族运动的力量取决于该民族广大阶层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参加运动的程度。无产阶级是否站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面，这要看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要看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觉悟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久经考验的旗帜，它用不着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下面去。至于农民是否参加民族运动，这首先要看高压手段的性质。如果高压手段触犯到“土地”利益，象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情形那样，那么广大农民群众就会立刻站到民族运动的旗帜下面去。另一方面，如果说在格鲁吉亚没有较为严重的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那这首先是因为那里没有使群众产生这种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地主或俄罗斯大资产阶级。在格鲁吉亚有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但这是因为那里还有亚美尼亚的大资产阶级在打击着尚未巩固的格鲁吉亚小资产阶级，推动它走向反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以这些因素为转移，民族运动可能具有群众性而愈益扩展起来（爱尔兰、加里西亚），也可能变成一连串的小冲突，流为无谓的争吵和争取用本族文字写招牌的“斗争”（波希米亚的某些小城市）。当然，民族运动的内容决不会到处一样，它完全取决于运动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要求。爱尔兰的运动具有土地问题的性质，波希米亚的运动带着“语言问题的”性质，这里要求公民权利平等和信教自由，那里要求任用“本族的”官吏或组织本族的议会。在各种不同的要求中往往透露出民族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特征（语言、地域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鲍威尔所说的包罗万象的“民族性格”这一要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民族性格”就其本身来说是不可捉摸的，约•施特拉塞尔说得对，“政治家对它是奈何不得的”。（注：见他的《工人和民族》1912年版第33页）民族运动的形式和性质大致如此。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斗争是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也能把无产阶级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那时民族斗争表面上就会带着“全民的”性质，然而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实质上这个斗争始终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是有利于和适合于资产阶级的。但决不能因此说无产阶级不应当反对民族压迫政策。限制迁徙自由，剥夺选举权，限制语言使用，减少学校以及其它种种高压政策使工人受到的损害并不比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少，甚至还要多。这种情形只能阻碍被压迫民族内无产阶级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当鞑靼工人或犹太工人还被禁止用本族语言开会和演讲，他们的学校被关闭的时候，自然根本谈不到他们的精神才智的充分发展。然而民族主义的高压政策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还有另一方面的危险。它把广大阶层的视线从社会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转移到民族问题，转移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同”问题。这就会为进行所谓“利益协调”的欺骗宣传、抹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精神上束缚工人打下有利的基础，因而严重地阻碍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如果说很大一部分波兰工人至今还受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束缚，如果说他们至今还站在国际工人运动之外，那么这主要是因为“当权人物”历来的反波兰政策为这种束缚打下了基础，加重了工人们挣脱这种束缚的困难。但是高压政策并不以此为限。它往往由压迫的“制度”转到挑拨各民族互相残杀的“制度”，转到屠杀和蹂躏的“制度”。当然，后者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实现的，但是在可能实现的地方，即在缺乏起码自由的条件下，它往往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使工人的团结事业有淹没在血泪中的危险。高加索和南俄有过不少例子。“分而治之”，——这就是挑拨政策的目的。这样的政策如果得逞，就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莫大的祸害，使国内各族工人的团结事业受到极大的阻碍。但工人所关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跨民族的大军，使他们迅速地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任何一个民族的兄弟们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因此，工人现在反对、将来还要反对从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样要反对各种各样的挑拨政策。因此，各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民族自决权。自决权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干涉这个民族的生活，毁坏它的学校和其它机关，破坏它的风俗和习惯，限制它的语言，削减它的权利。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要支持一个民族的一切风俗和机关。它反对用暴力压迫民族，仅仅维护由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同时要进行鼓动，反对该民族的一切有害的风俗和机关，使该民族的劳动阶层能够摆脱这些有害的东西。自决权就是民族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它有权按自治原则安排自己的生活。它有权和其它民族建立联邦关系。它有权完全分离出去。每个民族都是自主的，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维护民族的任何要求。一个民族甚至有恢复旧制度的权利，但这还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赞同该民族某个机关的这种决定。社会民主党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民族则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义务和民族的权利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社会民主党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目的是消灭民族压迫政策，使这种政策没有立足的余地，以便消除民族间的斗争，使它缓和下去，使它减到最小限度。这就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同资产阶级力求加剧并扩大民族斗争、继续并激化民族运动的政策在本质上的区别。正因为如此，觉悟的无产阶级就不能站到资产阶级的“民族”旗帜下面去。正因为如此，鲍威尔提出的所谓“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政策。鲍威尔企图把自己的“进化的民族的”政策和“现代工人阶级的”政策等同起来，就是企图使工人的阶级斗争迁就民族斗争。民族运动实质上既然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可是把民族斗争减到最小限度，从根本上瓦解它，尽量使它无害于无产阶级，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是可以做到的。瑞士和美国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为此就必须使国家民主化，使各个民族有自由发展的可能。三问题的提法民族有权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它有权随意处理自己的事情，当然，也不能侵犯其它民族的权利。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注意到民族中多数人的利益，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利益，那么民族究竟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事情，民族未来的宪法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形式呢？民族有权按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权分离。但这并不是说它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这样做，也不是说自治或分离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利于该民族，即有利于该民族中的多数，有利于劳动阶层。例如，南高加索的鞑靼民族可以召开本族的议会，并在本族别克和毛拉（注：别克是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和土耳其等地王公贵族等上层人士的尊号。毛拉在俄国指伊斯兰教宗教仪式的主持人。——编者注）的摆布之下恢复它的旧制度，决定从国家分离出去。根据民族自决的条文，它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但这对鞑靼民族的劳动阶层是否有利呢？社会民主党能否漠不关心，听任别克和毛拉带领群众去解决民族问题呢？难道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干预这种事情，不应当给民族意志以一定的影响吗？难道它不应当提出最有利于鞑靼群众的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吗？但是如何解决才最符合于劳动群众的利益呢？自治，联邦，还是分离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要根据该民族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解决的。不仅如此，条件也和其它一切事物一样是变化着的，因而在某个时期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在另一个时期也许是完全不可以采纳的。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曾主张俄属波兰分离，他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问题是要把较高的文化从破坏它的那种较低的文化中解放出来。当时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理论上的问题，不是学院式的问题，而是实践中、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十九世纪末叶，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却反对波兰分离，他们也是正确的，因为近五十年来俄国和波兰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接近起来了。此外，在这个时期，分离问题已由实践的问题变成至多只能引起国外知识分子注意的学院式的争论问题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此就不会出现某种内部和外部的情况，使波兰分离问题重新提上日程。由此可见，民族问题只有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才能得到解决。某个民族所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条件便是解决该民族究竟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事情和它的未来宪法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形式这种问题的唯一关键。同时，很可能每个民族解决问题都需要用特殊的方法。如果在什么地方必须辩证地提出问题，那正是在这个地方，正是在民族问题上。因此，我们应当坚决反对崩得所创始的那种很流行而又很笼统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我们所指的是有人轻率地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注：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是在奥地利南部进行工作的。）做榜样，说它们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只要抄袭它们的解决方法就行了。同时，他们竟以为凡在奥地利是正确的东西，在俄国也是正确的。他们忽略了这方面最重要和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整个俄国以及俄国境内每个民族生活中的具体历史条件。例如，请听听有名的崩得分子弗•科索夫斯基的话吧：“当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到这一问题〈指民族问题。——约•斯大林注〉的原则方面时，代表大会中的一位代表根据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决议的精神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博得了全体的赞同。”（注：见弗•科索夫斯基的《民族问题》1907年版第16—17页。）结果，“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民族自治。如此而已！既没有分析俄国的实际情况，也没有弄清俄国境内犹太人的生活条件，首先抄袭了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解决方法，接着“赞同了”，然后“一致通过了”！崩得分子就是这样提出并“解决”俄国的民族问题的……然而奥地利和俄国的条件完全不同。因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布隆（1899年）（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布隆代表大会于1899年9月24—29日举行。斯大林在本文第四章所引用的就是这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所通过的决议。）根据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决议的精神通过民族纲领（固然有一些小小的修正）时，根本就不是按俄国的情况考虑问题，当然也就不会按俄国的情况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问题的提法。主张民族文化自治的奥地利理论家、布隆民族纳领和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决议的解释者施普林格和鲍威尔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施普林格说：“对于多民族的国家究竟能否组成，或具体地说，奥地利各民族是否不得不组成一个政治整体这一问题，我们现在不来回答；我们应认为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在不同意上述可能性和必要性的人们看来，我们的研究当然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主题是：这些民族不得不共同生活；什么样的法律形式才能使它们生活得最好呢？”（黑体是施普林格用的）（注：见施普林格的《民族问题》第14页。）总之，出发点就是奥地利国家的完整。鲍威尔所说的也是如此：“我们的出发点是假定奥地利各民族将仍然留在它们现在居住的国家联盟以内，于是我们就要问，在这个联盟范围内，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和它们全体对于国家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呢？”（注：见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399页。）又是把奥地利的完整列在第一位。俄国社会民主党能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呢？不，不能。其所以不能，在于它一开始就主张民族自决，根据这种主张，民族有分离权。甚至崩得分子戈尔德勃拉特也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8月10日（公历7月30日—8月23日）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火星报》提出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建立真正的政党。列宁在大会上为在俄国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讨论党纲时，列宁坚决主张在党纲中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着重指出农民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并坚持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维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大会通过了《火星报》提出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在讨论党章，特别是关于党员资格的第一条条文时，列宁及其拥护者同尔•马尔托夫等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大会通过了列宁拟订的党章，但关于党章第一条，却以一票弃权，二十八票对二十二票的多数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在选举中央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人获得多数票，反对列宁的人获得少数票。从这时起，前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后者被称为孟什维克。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参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7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2—48页。——第23、25、79、498页。）上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党不能放弃自决的主张。当时戈尔德勃拉特说：“自决权是丝毫不容反对的。如果某一民族为独立而斗争，那就不要阻拦它；如果波兰不愿和俄国结成‘合法婚姻’，那我们就不应该去妨碍它。”这都是事实。可是由此就应得出结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出发点不仅不同，而且根本相反。既然如此，还说得上可以抄袭奥地利人的民族纲领吗？其次，奥地利人是想用微小的改良、缓慢的步骤来实现“民族自由”的。他们提出民族文化自治作为实际办法时，完全没有指望根本的改变，没有指望他们远景中所没有的民主解放运动。然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民族自由”的问题和可能的根本改变联系在一起，和民主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没有理由指望改良。这就使俄国各民族可能的命运问题发生根本的变化。鲍威尔说：“当然很难设想民族自治是靠一个重大的决定，靠大胆的坚决行动就可以实现的。奥地利将逐步走向民族自治，这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是艰苦的斗争，由于这种斗争，立法和行政管理将陷于慢性的瘫痪状态。不，新的国家法律制度决不是通过一个重要的立法文件就建立起来的，而是要通过分别为各个地区、各个村社而颁布的许多单项的法令才能建立起来。”（注：见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422页。）施普林格所说的也是如此。他写道：“我清楚地知道这种机关〈民族自治机关。——约•斯大林注〉不是一年也不是十年可以建立起来的，单是为了改组普鲁士的行政管理机构就用了很长的时间……普鲁士用二十年才完全建立了自己的主要行政机关。因此，请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奥地利要用多少时间，要克服多少困难吧。”（注：见施普林格的《民族问题》281—282页。）这一切都是很明确的。但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否不把民族问题和“大胆的坚决行动”联系起来呢？他们能否指望局部的改良，指望“许多单项的法令”作为争取“民族自由”的手段呢？既然他们不能而且不应这样做，那么从这里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奥地利人的斗争方法和前途与俄国人完全不同吗？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局限于奥地利人那种片面的不彻底的民族文化自治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主张抄袭的人不指望俄国有“大胆的坚决行动”，或者是他们虽指望有这种行动，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最后，俄国和奥地利当前的任务完全不同，因此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也应当不同。奥地利生存在议会制度的条件下，目前那里没有议会就不能有什么发展。可是奥地利的议会生活和立法工作往往因各民族政党间的剧烈冲突而完全陷于停顿。这就是奥地利早已患慢性政治危机病的原因。因此，民族问题在那里是政治生活的轴心，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无怪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首先竭力设法解决民族冲突问题，当然是以现存的议会制度为基础用议会方法去解决的……俄国的情形却不是这样。第一，在俄国，“谢天谢地，没有议会”（注：“在我国，谢天谢地，没有议会”——这句话是沙皇政府的财政大臣弗•尼•科科夫策夫1908年4月24日在国家杜马中说的。）。第二，这是主要的，俄国政治生活的轴心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因此，俄国问题的命运即各民族“解放”的命运在俄国是和解决土地问题，即和消灭农奴制残余也就是和国家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说明为什么俄国的民族问题并不是独立的和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而是更加重要的国家解放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施普林格写道：“奥地利议会之所以没有成果，只在于每一种改良都在各个民族政党内部引起矛盾而使这些政党的团结受到破坏，于是各政党的领袖们对于一切带有改良气味的东西都竭力回避。奥地利的进步只有在各民族都获得不可剥夺的法律地位时才谈得上；这样就使各民族不必在议会里保持常备的战斗队伍，使各民族有可能去解决各种经济的和社会的任务。”（注：见施普林格的《民族问题》第36页。）鲍威尔所说的也是如此：“民族和平首先是国家所需要的。一个国家决不能容忍立法工作因极无聊的语言问题，因民族边界上某个地方某些激动的人彼此发生一些极小的争执，因每设立一所新的学校而陷于停顿。”（注：见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第401页。）这都是很明白的。但是民族问题在俄国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这也是很明白的。决定俄国进步的命运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民族问题是从属的问题。总之，有不同的问题提法，有不同的前途和斗争方法，有不同的当前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顾空间时间地“解决”民族问题的书呆子才会拿奥地利做榜样，才会抄袭它的纲领，这难道不明显吗？再说一遍：以具体历史条件为出发点，把辩证地提问题当作唯一正确的提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四民族文化自治上面我们已经谈过奥地利民族纲领的形式方面，谈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简单地模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简单地采用它的纲领的那种方法论上的根据。现在我们谈谈这个纲领的实质。那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纲领是怎样的呢？一句话，这个纲领就是民族文化自治。第一，这就是说，自治权不是给予主要是住着捷克人或波兰人的捷克或波兰，而是给予一切捷克人和波兰人，不分地域，不管他们居住在奥地利什么地方。因此，这种自治就叫作民族自治，而不叫作地域自治。第二，这就是说，分散在奥地利各地的捷克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等等都以个人资格分别组成完整的民族，并以这样的民族的资格加入奥地利国家。这样，奥地利将不是由各自治区域组成的联盟，而是由不分地域建立起来的各自治民族组成的联盟。第三，这就是说，为着这种目的而应当给波兰人、捷克人等等建立起来的全民族机关将只管“文化”问题，不管“政治”问题。专门政治性的问题都集中在全奥地利议会（莱希斯拉特）手中。因此，这种自治还叫作文化自治，民族文化自治。下面就是1899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布隆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注：南方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代表也曾投票拥护这个纲领。见《党的布隆代表大会关于民问题的讨论》1906年版第72页。）纲领上先提到“奥地利民族纠纷阻碍着政治进步”，“彻底解决民族问题……首先是文化上所必需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根据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制建立起来的真正民主的社会里才能得到解决”。然后说：“只有在完全平等和没有任何压迫的条件下，奥地利各民族的民族特点（注：在马•帕宁的俄译本中，“民族特点”译成了“民族个性”（见鲍威尔此书帕宁译本）。帕宁把这个地方译错了，因为在德文原本上并无“个性”一词，那里所说的是“natioanlenEigenart”，即民族特点，而这和“民族个性”是完全不同的。）的保存和发展才有可能。因此，首先必须屏弃官僚的国家集权制和各个领地上的封建特权。在这种条件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消除奥地利的民族纠纷，建立民族秩序，其原则如下：1.奥地利应改组为各民族民主联盟的国家。2.应组成按民族划分的自治团体来代替历代的皇朝封地，每个团体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均由根据普遍、直接和平等的投票选举出来的民族议院掌管。3.属于同一民族的各自治区域共同组成单一的民族联盟，该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4.少数民族的权利由帝国议会颁布特别法律加以保障。”纲领的结语号召奥地利各民族团结起来。（注：见1899年布隆《党代表大会的讨论》。）不难看出这个纲领中还留下一些“地域主义”的痕迹，但它大体上是民族自治的纲领。无怪乎第一个鼓吹民族文化自治的施普林格热烈地欢迎这个纲领。鲍威尔也赞同这个纲领，称它为民族自治的“理论上的胜利”；不过为了更明确起见，他才提议用更确定的条文代替第四条，其内容是说必须“把每个自治区域内的少数民族组成公法团体”来掌管学校及其它文化事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纲领就是如此。我们来考察一下它的科学根据。我们来看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怎样论证它所鼓吹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我们来看看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家施普林格和鲍威尔的意见吧。民族自治的出发点就是认为民族是和固定的地域无关的人们的联盟。施普林格说：“民族和地域没有任何本质上的联系，民族是自治的个人联盟。”鲍威尔也说民族是“不在某个固定地区内独占统治的”“个人的共同体”。但组成一个民族的人并不总是大批地密集地住在一起的，他们往往分成许多集团而掺杂在别的民族机体中。这是资本主义驱使他们到各个地区和城市去谋生的缘故。可是这些集团既然掺杂在别的民族地区，并在那里占少数，于是在语言、学校等方面就会受到人数众多的当地民族的限制。由此就产生了民族冲突。由此就证明地域自治是“毫无用处的”。照施普林格和鲍威尔的意见，摆脱这种状况的唯一出路是把这个散处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组成一个共同的包括各阶级的民族联盟。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联盟才能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利益，才能消除民族纠纷。施普林格说：“必须使各民族有正确的组织，必须给它们以权利和义务……”当然，“法律是容易制定的，但它是否能发生人们所预期的作用呢？……”“要想给民族制定法律，首先就要把这些民族建立起来……”“不组成民族便不能建立民族法和消除民族纠纷。”鲍威尔也是这样说的，他借口“工人阶级的要求”，提议“根据个人原则把各个少数民族组成一些公法团体”。但是，怎样组织民族呢？怎样确定某人属于某个民族呢？施普林格说：“用民族名册来确定某人属于某个民族，居住在一个地区的每个人都应当声明自己属于某一民族。”鲍威尔说：“个人原则的前提是根据成年公民的自由声明按民族划分居民……”为此就“应当编制民族名册”。其次：鲍威尔说：“居住在单一民族区内的一切德意志人以及登记在杂居区的民族名册上的一切德意志人共同组成一个德意志民族，并选出民族委员会。”应该说，捷克人、波兰人等也是如此。施普林格说：“民族委员会就是民族文化议会，它有权为管理民族教育、民族文学、艺术和科学，为建立学院、博物馆、美术陈列馆、剧院规定原则和批准经费”等等。民族组织及其中央机关就是如此。照鲍威尔的意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这种包括各阶级的机关是想“使民族文化……成为全体人民的财富，并且用这种唯一可能的办法把民族的全体成员结合成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黑体是我们用的）。也许有人认为这一切只和奥地利有关。但是鲍威尔不以为然。他坚决认定在其它和奥地利一样是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里，也必须实行民族自治。鲍威尔认为：“在多民族的国家里，各民族中的无产阶级都应当提出自己的民族自治的要求去对抗有产阶级的民族政策，即夺取政权的政策。”然后，鲍威尔悄悄地用民族自治替换了民族自决而继续说：“这样，民族自治，民族自决，就必然成为多民族国家中各族无产阶级的立宪纲领。”但他还不以此为限。他深信他和施普林格所“规定的”包括各个阶级的“民族联盟”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雏形。因为他知道“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将把人类分成一些按民族划分的团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将分成一些民族自治团体”；“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社会无疑地是一幅由许多个人的民族联盟和地域的团体构成的五光十色的图画”；因此“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是民族原则和民族自治的最高综合”。大概够了……在鲍威尔和施普林格的著作中就是这样论证民族文化自治的。最惹人注意的首先是他们用民族自治来替换民族自决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毫无理由的做法。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鲍威尔不懂得自决是什么，或者是他懂得，但不知他为什么竟故意把它缩小了。因为毫无疑义的是：（一）民族文化自治是以多民族国家的完整为前提的，自决却超出了这种完整的范围；（二）自决是赋予民族以全部权利的，民族自治却只限于“文化”权利。这是第一。第二，将来内外情况完全可能配合成这样，那时某一民族会决定退出多民族的国家，例如退出奥地利，——卢西人社会民主党人在党的布隆代表大会上就曾这样声明他们要把本族人民的“两部分”合并成一个整体。那时，对“各族无产阶级必然要采取的”民族自治怎么办呢？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把各民族机械地塞进国家完整性的框子里去，这算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其次，民族自治是和民族的整个发展进程抵触的。民族自治提出组织民族的口号，可是，既然实际生活、既然经济发展使得整批的人脱离本民族，并使他们散居各地，试问，怎能人为地把这种民族结合起来呢？无疑地，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民族逐渐集结起来。可是同样无疑地，在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开始了民族分散的过程，成批人离开本民族出外谋生，以至于完全迁移到国内其它地区去；同时，这些移民就渐渐失去旧有的联系，而在新的地方取得新的联系，一代一代地养成新的风俗习惯，也许还会通晓新的语言。试问，能否把这些彼此隔离的集团合并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呢？什么地方竟有这样一种魔箍能把无法统一的东西统一起来呢？例如，难道可以把波罗的海沿岸和南高加索一带的德意志人“结合成一个民族”吗？既然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做到的，那么民族自治和那些力图使历史开倒车的老民族主义者的空想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民族的统一不仅因移居而逐渐消失，并且由于内部原因，即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消失下去。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还可以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共同性”。然而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种“共同性”开始消失了。在同一民族的雇主和工人再不能互相了解的时候，根本就谈不到民族的“文化共同性”。在资产阶级渴望战争，无产阶级却宣布“以战争对付战争”的时候，还谈得上什么“共同命运”呢？能不能把这些彼此对立的分子组成一个统一的包括各个阶级的民族联盟呢？既然如此，还谈得上“民族的全体成员结合成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吗？因此，民族自治是和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相抵触的，这不是很明显吗？我们暂且假定“组织民族”这个口号是可能实现的口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议员们为了取得更多的选票而力图“组织”民族，那还可以理解。可是，社会民主党人什么时候竟也开始干起“组织”民族、“成立”民族、“建立”民族的事情来了呢？在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时代去组织包括各个阶级的民族联盟，这算什么社会民主党人呢？到现在为止，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其它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只有一个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可是这个任务看来“已经过时了”。于是施普林格和鲍威尔现在提出一个“新的”更引人入胜的任务，就是“建立”民族，“组织”民族。不过，逻辑上必然如此：既然采取了民族自治，当然就要接受这个“新的”任务，而接受这个“新的”任务就是离开阶级立场，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施普林格和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是一种精致的民族主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民族纲领责成大家关心“各民族的民族特点的保存和发展”，这也绝不是偶然的。真是异想天开：“保存”南高加索的鞑靼人在“沙黑西—瓦黑西”节日（注：沙黑西－瓦黑西节日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徒的哀悼日。伊斯兰教历史上第四代哈里发、什叶派宗奉的第一代伊玛目——阿里的儿子胡塞因于公元680年在战斗中殉难。什叶派教徒每年在他的忌日举行各种哀悼仪式。在举行模拟胡塞因出殡的游行时，参加者呼喊着：“沙黑，胡塞因！瓦黑，胡塞因！”（意思是：“王呀，胡塞因！啊呀，胡塞因！”“沙黑西－瓦黑西”一词即由此而来）同时用铁链抽打自己，甚至用刀剑刺砍自己，以表示对殉难者的同情。沙黑西－瓦黑西节日常被利用来激起宗教狂热。）自己打自己这一类的“民族特点”！“发展”格鲁吉亚人的“复仇权”这一类的“民族特点”！……这种条文只配列在十足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纲领上，它既然出现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上，那就因为民族自治和这类条文是相容的，而不是相抵触的。然而对现在的社会不适用的民族自治，对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更不适用的。鲍威尔的“把人类分成一些按民族划分的团体”这一预言已被现代人类的整个发展进程驳倒了。民族壁垒并不是在巩固，而是在毁坏，在倒塌。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说过：“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离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人类后来的发展及其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增长，各民族的杂居和人们在愈益广阔的地域上的结合，都十分肯定地证实了马克思的思想。鲍威尔想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一幅由许多个人的民族联盟和地域的团体构成的五光十色的图画”，其实就是暗中企图用经过改良的巴枯宁的概念来代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社会主义的历史表明，任何这样的企图本身都包含着必然破产的因素。至于鲍威尔竭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原则”，在我们看来，就是想用资产阶级的“民族原则”代替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如果民族自治是从这种可疑的原则出发，那就必须承认民族自治只能有害于工人运动。固然这种民族主义并不如此明显，因为它是用社会主义的辞藻巧妙地伪装起来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对无产阶级就更加有害。公开的民族主义总可以对付，因为它是不难识破的。要和伪装的和伪装得不易识破的民族主义作斗争，那就困难得多。它既然装上社会主义的铁甲，也就较难攻破和较能持久了。它既然存在于工人中间，散播各民族工人互相猜忌、彼此隔离的有害思想，也就把气氛毒化了。但是民族自治的害处还不止于此。它不仅造成各民族彼此隔离的基础，而且造成统一的工人运动分裂的基础。民族自治的思想为统一的工人政党分成一些按民族建立的单独的政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前提。党一分裂，工会就跟着分裂，结果是彼此完全隔离。统一的阶级运动就这样分成一些单独的民族细流。奥地利，“民族自治”的故乡，提供了这种现象的最惨痛的例证。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本是一个统一的党，从1897年（党的维姆堡代表大会（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维也纳代表大会，或称维姆堡代表大会，于1897年6月6—12日在维也纳维姆堡旅馆举行。））起它就开始分裂成几个单独的党。从党的布隆代表大会（1899年）采纳了民族自治以后，分裂的程度更加深了，最后竟使一个统一的跨民族的政党分成了现在的六个民族政党，其中捷克族的社会民主党甚至不愿和德意志族的社会民主党打交道。但是工会和党是有联系的。奥地利党内和工会内的主要工作都是由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担任的。这就令人担忧党内的分离主义会使工会也走上分离主义的道路而陷于分裂。事实果然如此：工会也按民族分开了。现在甚至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捷克族工人破坏德意志族工人的罢工，或在选举市政机关时和捷克族资产者一起反对德意志族工人。由此可见，民族文化自治并不能解决民族问题。不仅如此，它还使民族问题更尖锐，更紊乱，更容易使工人运动的统一遭受破坏，使工人们彼此按民族隔离开来，使他们中间的纠纷加剧下去。这就是民族自治的收获。五崩得，它的民族主义，它的分离主义上面我们说过，鲍威尔虽然认为民族自治对捷克人、波兰人等是必需的，但是他反对给犹太人这种自治。对“工人阶级应否为犹太人民要求自治”这个问题，鲍威尔回答道：“民族自治不能成为犹太工人的要求。”根据鲍威尔的意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不让他们〈即犹太人。——约•斯大林注〉保全为一个民族”。简言之，犹太民族将不再存在，所以无从为谁要求民族自治了。犹太人在被同化着。对犹太民族命运所持的这种观点并不是新的。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有过这种观点，他当时所指的主要是德国的犹太人。考茨基在1903年重述过这种观点（注：见他的《基什尼奥夫惨案和犹太人问题》1903年版。），他当时所指的是俄国的犹太人。现在鲍威尔在谈到奥地利的犹太人时又重述这种观点，不过有一点差别，就是他所否认的不是犹太民族的现在，而是犹太民族的将来。鲍威尔认为犹太人之所以不能保全为一个民族，在于“犹太人没有单独的居住地区”。这种解释基本上虽然正确，但还没有说出全部真理。问题首先在于犹太人没有一个和土地相联系的广大的稳定的阶层，这样一个阶层是不仅作为民族骨干，而且作为“民族”市场自然地把一个民族联结起来的。俄国的五六百万犹太人只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和农业有一些联系。其余百分之九十六从事商业、工业和在城市机关中工作，一般是住在城市里，并分散在俄国各处，无论在哪一省都不占多数。可见以少数民族资格杂居在其它民族地区的犹太人主要是以工业家、商人和自由职业者的身分为“异”族服务的，在语言等各方面自然也就适应“异族”。所有这一切，再加上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各个民族的日益杂居，就使犹太人受到同化。“特许犹太居住区”的废除只能加速这种同化。因此，为俄国的犹太人要求民族自治的问题是有些滑稽可笑的：有人竟主张替一个前途被否定、存在与否尚待证明的民族要求自治！虽然如此，崩得还是采取了这种滑稽可笑的动摇不定的立场，竟在其第六次代表大会上（1905年）通过了主张民族自治的“民族纲领”。驱使崩得走这一步的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即崩得作为犹太人的、而且仅仅作为犹太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织而存在。早在1897年以前，那些在犹太工人中进行工作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就已经打算建立一个“纯粹犹太工人组织”。1897年，他们果然建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即联合成为崩得了。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事实上还没有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时候。从那时起，崩得不断发展和扩大起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处境惨淡的时候日益显露头角……可是二十世纪到来了。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开始了。波兰社会民主党成长起来并把犹太工人吸引到群众斗争中去了。俄国社会民主党成长起来并把“崩得”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崩得那种没有地域基础的民族圈子愈见狭小了。一个问题摆在崩得面前：或者是融化到各民族的总浪潮中去，或者是坚持自己的独立存在，做一个超地域的组织。崩得选择了后者。所谓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唯一代表”的“理论”就这样形成了。但是要“简单地”随便为这个奇怪的“理论”作辩护已经不可能了，必须有某种“原则性的”根据、“原则性的”理由才行。民族文化自治就成了这样的根据。崩得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那里抄袭了民族文化自治就抓住不放。即使奥地利人没有这样的纲领，崩得也一定会想出一个来，以便“从原则上”为自己的独立存在作辩护。这样，崩得在1901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作了一番怯懦的尝试以后，终于在1905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民族纲领”。第二种情况，即犹太人作为个别的少数民族在各完整地区的其它密集的多数民族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我们已经说过这种地位使犹太人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使他们走上被同化的道路。但这是客观的过程。主观上，在犹太人头脑中，这一过程却引起了反应，提出了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保障不受同化的问题。崩得既然宣扬犹太“民族”富有生命力，就不能不采取主张“保障”的立场；既然采取了这种立场，就不能不采纳民族自治。因为，如果崩得能够抓住什么自治，那就只能是民族自治，即民族文化自治：犹太人的地域上政治上的自治是谈不上的，因为犹太人没有一定的完整的地域。值得注意的是崩得一开始就强调说，民族自治的特点就是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民族的“自由发展”。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崩得代表戈尔德勃拉特说民族自治就是“保障它们〈即各个民族。——约•斯大林注〉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这也不是偶然的。崩得思想的拥护者也是抱着这种主张加入社会民主党第四届杜马党团的……崩得就这样采取了主张犹太人民族自治的可笑的立场。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民族自治。这一分析说明了民族自治导致民族主义。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崩得果然得到了这样的结局。不过崩得还从特殊方面即从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方面来考察民族自治。我们也就从这个特殊方面来分析问题吧。这样做之所以尤其必要，是因为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是犹太少数民族问题）对社会民主党具有重大的意义。总之，就是“保障”各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但“保障……的机关”等等究竟是什么呢？这首先就是施普林格和鲍威尔的“民族委员会”，一种类似掌管文化事宜的议会。可是这种机关能否保障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呢？掌管文化事宜的某种议会能否保障民族免于民族主义的迫害呢？崩得认为能保障。但历史证明恰恰相反。俄属波兰曾经有过议会，一种政治性的议会，它当然力求保障波兰人自由“发展文化”，可是它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在同俄国总的政治条件作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垮台了。芬兰早就有了议会，它也力求保护芬兰民族不受“侵犯”，但它在这方面究竟有多少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当然，议会是有各种各样的，对付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芬兰议会不象对付贵族的波兰议会那样容易。但是有决定意义的终究不是议会本身，而是俄国总的制度；如果俄国目前还象过去一样，象废除波兰议会时一样，存在着野蛮的亚洲式的社会政治制度，那么芬兰议会的处境就要坏得多。况且“侵犯”芬兰的政策正在加紧推行，决不能说这种政策遭受过失败……历史上形成的老机关政治议会尚且如此，新的议会，新的机关，尤其象“文化”议会这样软弱的机关，就更不能保障民族的自由发展了。问题显然不在于“机关”，而在于国内总的制度。国家没有民主化，民族“充分自由发展文化”也就没有保障。可以肯定地说，国家愈民主，对“民族自由”的“侵犯”就愈少，免受“侵犯”的保障就愈多。俄国是半亚洲式的国家，所以这里的“侵犯”政策往往采取极粗暴的方式，即蹂躏的方式。不用说，所谓“保障”在俄国是少到最低限度的。德国已经是多少有些政治自由的欧洲式的国家。无怪乎那里的“侵犯”政策从来不采取蹂躏的方式。在法国，“保障”当然更多些，因为法国比德国民主。瑞士更不用说了。那里由于有高度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各民族都自由地生活着，不管它们是少数还是多数。总之，崩得硬说“机关”本身能保障各民族充分发展文化，这是十分荒唐的。也许有人会指出，崩得自己也认为俄国的民主化是“建立机关”和保障自由的先决条件。但这是不对的。从《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中可以看出，崩得想在俄国现存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犹太教公会去达到成立这种“机关”的目的。有一个崩得首领在这次代表会议上说过：“犹太教公会能成为将来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核心。民族文化自治是民族自我服务的形式，是满足民族需要的形式。犹太教公会这一形式也包含着同样的内容。这是一条链子的几个环节，是一个进化过程中的几个阶段。”代表会议根据这一点决定必须争取“改革犹太教公会，通过立法程序把它变成世俗机关”，即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机关。（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显然，崩得当作条件和保障的并不是俄国的民主化，而是犹太人将来的“世俗机关”，这种机关是用“改革犹太教公会”的方法，所谓根据“立法”程序，即经过杜马而成立的。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在整个国家内没有民主制度，“机关”本身是不能尽“保障”之责的。那么，在将来的民主制度下究竟怎样呢？在民主制度下是不是也需要有“保障……的”专门“文化机关”呢？例如民主的瑞士在这方面的情形是怎样的呢？那里有没有施普林格的“民族委员会”之类专门的文化机关呢？那里并没有这种机关。那么，在那里占少数的例如意大利人的文化利益是不是因此受到损害呢？这类事情还没有听说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瑞士国内的民主制度使一切似乎能“保障……的”专门文化“机关”都成为多余的了。总之，现在是软弱的，将来是多余的，——民族文化自治机关就是如此，民族自治就是如此。可是，如果把这种民族自治强加于一个存在和前途都成问题的“民族”身上，那么它的害处就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族自治的人必然要维护和保全“民族”的一切特点，而不管它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只求“拯救民族”免于同化，只求“保全”民族。崩得必然会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而它事实上已走上了这条道路。我们所指的是崩得最近几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安息日”、“犹太语”等等尽人皆知的决议。社会民主党努力为一切民族争取本族语言权，但崩得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求“特别坚决地”捍卫“犹太语言权”（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而且崩得自己在第四届杜马选举时，“宁愿选举他们〈即复选代表〉中间答应捍卫犹太语言权的人”。不是共同的本族语言权，而是单独的犹太语言权，犹太语权！让各个民族的工人首先去为本族语言而斗争：犹太人为犹太语言而斗争，格鲁吉亚人为格鲁吉亚语言而斗争等等。为各民族共同的权利而斗争是次要的事情。你尽可不承认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本族语言权，只要你承认犹太语权，你就可以放心：崩得会投票拥护你，崩得“宁愿选举”你。那么，崩得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社会民主党要求规定每周必须有一个休息日，可是崩得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求用“立法程序”“保证犹太无产阶级有权过安息日，不得强迫它也过另一个节日”。应该想到崩得会“进一步”要求有权过一切旧的犹太节日。如果崩得不幸，犹太工人已抛弃偏见，不愿过这种节日，那么崩得就要用争取过“安息日的权利”的鼓动去叫他们想起安息日，在他们身上培植所谓“安息日精神”……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上许多发言人要求设立“犹太医院”的“热烈言论”，其根据是“病人在自己人中间觉得愉快些”，“犹太工人在波兰工人中间会觉得不愉快，而在犹太店铺老板中间会觉得愉快”。保存一切犹太的东西，保全犹太人的一切民族特点，以至保全显然对无产阶级有害的特点，把犹太人和一切非犹太的东西隔开，甚至主张设立专门的医院，——请看崩得堕落到了什么地步！普列汉诺夫同志说崩得“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弗拉•科索夫斯基和象他那样的崩得分子可以骂普列汉诺夫为“蛊惑者”（注：见《我们的曙光》杂志[《我们的曙光》（《Нaщa_Зaря》）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月刊，1910年1月—1914年9月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的领导人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费•伊•唐恩、谢•奥•策杰尔包姆（弗•叶若夫）等。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周围形成了一个俄国取消派的中心。]1912年第9—10期第120页。）（注：格•瓦•普列汉诺夫在1912年10月2日（公历15日）《护党报》第三号上发表了《又一个分裂的代表会议》一文，斥责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指出崩得分子和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是使社会主义迁就民族主义。为此，崩得领袖弗拉•科索夫斯基用《不可宽恕的蛊惑行为》为题致函取消派杂志《我们的曙光》编辑部，以回击普列汉诺夫。）（纸上是什么都能写的），然而熟悉崩得活动的人不难看出这些勇士们就是害怕说出关于自己的实话，于是用“蛊惑人心”一类的谩骂字眼来掩护自己……崩得在民族问题上既然采取这样的立场，在组织问题上自然就走上使犹太工人隔离的道路，走上在社会民主党内结成各民族选民团的道路。民族自治的逻辑就是如此！崩得果然从“唯一代表”论进到工人“民族划分”论了。崩得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组织结构上实行按民族划分”（注：见《关于崩得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通报》第7页）。然后，它又由“划分”论“进一步”走到了“隔离”论。无怪乎在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上有人说“民族生存就是隔离”（注：见《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72页。）。组织上的联邦制包含着瓦解和分离主义的成分。崩得正在走向分离主义。它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它那种超地域组织的地位驱使它走上分离主义的道路。崩得没有一定的完整的地域，它是在“别人的”地域上活动的，然而和它来往密切的波兰、拉脱维亚以及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是跨民族的地域性的集体。结果便是这些集体每扩大一步都使崩得多受一分“损失”，使崩得的活动场所缩小。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应按民族联邦制原则实行改组，那时崩得就有可能“保障”自己拥有犹太无产阶级；或者是这些集体的跨民族的地域原则仍然有效，那时崩得就要象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那样按跨民族的原则实行改组。崩得一开始就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按联邦制原则实行改组”（注：见《民族自治和按联邦制原则改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问题》1902年崩得版。），原因就在这里。1906年，崩得向下层群众要求统一的浪潮让步而选定了中间道路，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但它是怎样加入的呢？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是为了和平地共同进行工作，但崩得加入的目的是为联邦制而战斗。崩得首领麦迭姆当时就是这样说的：“我们不是为了太平生活，而是为了斗争才加入的。太平生活是没有的，只有马尼洛夫（注：马尼洛夫是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游手好闲、痴心妄想、阿谀逢迎和虚假伪善的地主。马尼洛夫精神是想入非非的意思。）之流才会盼望在最近的将来能享受太平生活。崩得应当从头到脚地武装起来去加入党。”（注：见1906年在维尔纳出版的《我们的言论》杂志[《我们的言论》（《НaщеСлово》）是崩得的合法周刊，1906年在维尔诺出版，共出了九期。]第3期第24页。）如果认为这是出于麦迭姆的恶意，那就错了。问题并不在于恶意，而在于崩得的特殊立场，由于这种立场，它就不能不和建立在跨民族的原则上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作斗争。崩得既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作斗争，自然就破坏了统一的利益。最后，事情竟发展到崩得违背了党章，在选举第四届杜马时联合波兰民族主义者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因而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式决裂。显然，崩得认为决裂是它的独立自主活动最好的保障。组织上“划分”的“原则”就这样导致了分离主义，引起了完全决裂。从前崩得和旧《火星报》（注：《火星报》（《ИСкрa》）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在慕尼黑、伦敦出版，自1903年春起在日内瓦出版。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自1901年4月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的秘书。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1900—1903年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阐述了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对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评论。《火星报》从国外秘密运进俄国散发，其中一部分曾由国内秘密印刷所翻印。《火星报》在俄国国内有代办员网，代办员在俄国传播《火星报》思想和建立火星派组织。《火星报》在建立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它为党的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在1903年10月出版第五十一号后，被普列汉诺夫支持下的一些孟什维克分子所篡夺。列宁于1903年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五十二号起，《火星报》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因此，人们把五十一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作旧《火星报》，以后的称作新《火星报》。——第20、26、100、174、256、498页。）辩论联邦制问题时说：“《火星报》想使我们相信崩得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联邦关系一定会削弱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不能援引俄国的实践来驳斥这种意见，原因很简单：俄国社会民主党不是联邦制的团体。然而我们可以援引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大有教益的经验，因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根据1897年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变成了一个联邦性的组织。”（注：见《民族自治……问题》（指《民族自治和按联邦制原则改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问题》。——编者注））这是在1902年写的。现在已经是1913年了。现在我们有了俄国的“实践”，也有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经验”。这些“实践”和“经验”究竟说明什么呢？我们先来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大有教益的经验”吧。1896年以前，奥地利还存在着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就在这一年，捷克人在伦敦国际代表大会（注：伦敦国际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896年7月27日—8月1日召开。大会讨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问题、战争问题、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等。）上首先要求单独的代表权，并取得了这种代表权。1897年，在党的维也纳（维姆堡）代表大会上正式取消统一的党，而成立了六个民族“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组成的联邦制同盟。后来这些“团体”又都变成了独立的政党。这些政党彼此又渐渐断绝了关系。接着议会党团也随着党而分裂，成立了几个民族“俱乐部”。后来工会也按民族分裂了，最后甚至连合作社也被殃及了，捷克分离主义者竟号召工人拆散合作社。（注：见《分离主义的文件》第29页所援引的瓦涅克的小册子的这些话。）至于分离主义的鼓动会削弱工人的团结精神，往往推动他们走上破坏罢工的道路，那就更不用说了。总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大有教益的经验”证明崩得是错误的，旧《火星报》是正确的。奥地利党内联邦制造成了最恶劣的分离主义，破坏了工人运动的统一。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俄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崩得分离主义者也象捷克分离主义者一样和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决裂了。至于工会，崩得的工会，那么它们一开始就是按民族原则组织起来的，就是说，和其它民族的工人是隔绝的。完全隔离，完全决裂，——这就是联邦制在“俄国的实践”所表明的。这种情形自然要削弱工人的团结精神，使他们的士气涣散，而且这种涣散现象也侵入崩得里面了。我们指的是犹太工人和波兰工人因失业问题而发生日益频繁的冲突。请看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关于这个问题所发的议论吧：“……我们把排挤我们的波兰工人看成暴徒，看成黄色工人；我们不支持他们的罢工，而要破坏他们的罢工。第二，我们用排挤对付排挤：他们不许犹太工人进工厂做工，我们就不许波兰工人进手工作坊做工……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抓到自己手里来，工人就会跟着别人走。”（注：见《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第19页）（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崩得代表会议就是这样谈论团结精神的。这真是登峰造极的“划分”和“隔离”。崩得已经达到了目的：它已经把各民族的工人划分得厮打起来，划分得破坏起罢工来了。不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件事抓到自己手里来，工人就会跟着别人走”……工人运动的瓦解，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士气的涣散，——这就是崩得联邦制造成的恶果。由此可见，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及其所造成的气氛，在俄国比在奥地利更为有害。六高加索人，取消派代表会议前面我们已经说到，抵挡不住民族主义“时疫”的一部分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发生了动摇。这种动摇表现在这些社会民主党人步崩得的后尘（虽然这很奇怪）而宣布了民族文化自治。全高加索实行区域自治，高加索境内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上述社会民主党人（顺便说一下，他们是附和俄国取消派的）就是这样表述自己的要求的。请听听他们公认的领袖，并非无名的诺某所说的话吧：“谁都知道，高加索无论按居民的人种成分或按地域和农业文化来说，都和中部各省大不相同。要开发并在物质上发展这样的边疆区，就需要有本地的工作人员，需要有熟悉当地特点、习惯于当地气候和文化的行家。一切以开发本地为目的的法律都必须由当地颁布，并由当地人才去执行。因此，颁布有关当地各项问题的法律属于高加索中央自治机关的职权范围……所以高加索中央机关的职权就在于颁布旨在开发本地经济富源，促使边疆区物质繁荣的法律。”（注：见格鲁吉亚文的《我们的生活报》（《我们的生活报》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日报，于1912年7月1—22日在库塔伊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1912年第12号。）总之，就是高加索的区域自治。诺某对理由的说明有点语无伦次，互不连贯，如果撇开这点不谈，那就应该承认他的结论是正确的。由于高加索居民成分及其生活条件有许多特点，在全国性的宪法范围内（这一点诺某也不否认）实行高加索区域自治确实是必要的。这一点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也承认了的，它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宣布：“在生活条件和居民成分与俄国本土各地区不同的边疆地区实行区域自理。”马尔托夫把这一条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时，曾这样申述其理由：“俄国幅员的辽阔和我们的集中管理的经验，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芬兰、波兰、立陶宛和高加索这样大的地域单位实行区域自理是必要而合理的。”由此可见，应当把区域自理了解为区域自治。但是诺某还要更进一步。他认为高加索区域自治所包括的“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说的只是本地生活的物质上的发展。但可以促进边疆区经济发展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活动，而且还有精神上文化上的活动……”“文化上很强的民族，在经济方面也是很强的……”“但是只有用民族的语言才能发展民族的文化……”“因此，凡与本族语言有关的问题都是民族文化问题。教育、诉讼、教会、文学、艺术、科学、戏剧等等问题便是这样的问题。从物质上发展边疆区的事业把各民族联合在一起，而民族文化事业却使各民族彼此分开，使每个民族单独进行活动。前一种活动是和一定的地域相联系的……”“民族文化事业则不然。这种事业并不和一定的地域相联系，而和一定民族的存在相联系。格鲁吉亚语言的命运是任何地方的格鲁吉亚人同样关心的。如果以为格鲁吉亚文化只和住在格鲁吉亚的格鲁吉亚人有关，那就太无知了。举亚美尼亚的教会为例。各地和各国的亚美尼亚人都参加管理教会的事务，地域在这里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或者，例如创办格鲁吉亚博物馆，无论梯弗利斯的格鲁吉亚人或巴库、库塔伊斯、彼得堡及其它各地的格鲁吉亚人都是关心的。这就是说，一切民族文化事业均应由各有关民族自己去掌管和领导。我们主张高加索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注：见格鲁吉亚文的《我们的生活报》1912年第12号。）简言之，文化不等于地域，地域也不等于文化，所以必须实行民族文化自治。诺某可以替民族文化自治辩护的不过如此而已。我们在这里不再一般地谈民族文化自治，因为前面我们已经把它的坏处说明了。现在我们只想指出，民族文化自治不但毫无用处，而且从高加索的条件来看，是毫无意义和荒谬绝伦的。原因如下：民族文化自治是以具有发达的文化和文学（注：“文学”一词俄文是“лиTepaTypa”，这里泛指书面著作。——编者注）的、较为发达的民族为前提的。没有这些条件，这种自治就会失去任何意义而变为无稽之谈。但是高加索许多民族只有原始的文化，它们虽有特殊的语言，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学；况且这些民族都处于过渡阶段，一部分在被同化，一部分在向前发展。怎样在它们那里实行民族文化自治呢？怎样对待这些民族呢？怎样按民族文化自治所肯定要求的那样把它们“组织”成一些单独的民族文化联盟呢？怎样对待那些操着不同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学的明格列里亚人、阿布哈兹人、阿扎尔人、斯万人、列兹金人等呢？应当把他们列入哪个民族呢？能不能把他们“组织”成一些民族联盟呢？应当以什么“文化事业”为中心把他们“组织”起来呢？怎样对待那些在南高加索正受格鲁吉亚人同化（但还远没有完全被同化）、在北高加索一部分正受俄罗斯人同化、一部分又正在向前发展、创造着本民族文学的奥塞梯人呢？怎样把他们“组织”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呢？把那些操着格鲁吉亚语言但过着土耳其文化生活并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扎尔人列入哪个民族联盟呢？是不是以宗教事业为标准叫他们脱离格鲁吉亚人而单独“组织”起来，同时又以其它文化事业为标准叫他们和格鲁吉亚人一起“组织”起来呢？还有科布列特人呢？英谷什人呢？英格洛伊人呢？把许多民族屏弃在外，这算什么自治呢？不，这并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这是胡思乱想的结果。好吧，我们就来假设一下不可假设的东西，假定我们这位诺某的民族文化自治已经实现了，那么它会把事情弄到什么地步，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例如拿南高加索那些识字人数的百分比少到最低限度、学校由支配一切的毛拉主持、文化渗透了宗教精神的鞑靼人来说吧……不难了解，把他们“组织”成民族文化联盟，就是让毛拉骑在他们头上，就是任凭反动的毛拉去宰割他们，就是替鞑靼群众的死敌建立一座在精神上奴役这些群众的新堡垒。可是，社会民主党人从什么时候起开始给反动分子助长声势呢？把南高加索的鞑靼人圈到一个替最凶恶的反动分子奴役群众的民族文化联盟中去，——难道高加索取消派再不能“宣布”一种较好的办法吗？……不，这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只有把后进的民族纳入高度文化的总轨道才能解决高加索的民族问题。只有这种解决方法才是社会民主党所能采纳的进步的解决方法。高加索区域自治之可以采纳，在于它把后进的民族引上总的文化发展的大道，帮助它们跳出小民族闭关自守的狭隘范围，推动它们前进，使它们易于享受高度文化的成果。民族文化自治却适得其反，因为它把各民族禁锢在旧的狭隘范围内，把它们固定在文化发展的低级阶段，妨碍它们走上高级的文化阶段。因此，民族自治使区域自治丧失它的优点，把区域自治化为乌有。正因为如此，诺某所提议的那种混合式的自治，即将民族文化自治和区域自治配合起来的自治，也是毫无用处的。这种反常的配合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因为它除了阻碍后进的民族的发展以外，还会把区域自治变成被组织在民族联盟内的各民族互相冲突的舞台。这样，毫无用处的民族文化自治，在高加索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反动的妄想了。诺某及其高加索同道者的民族文化自治就是如此。高加索取消派是否会“进一步”，是否会在组织问题上也效法崩得，这有待将来的事实证明。到现在为止，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中总是先有组织上的联邦制，然后才有纲领上的民族自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从1897年起实行了组织上的联邦制，而民族自治是两年以后（1899年）才采用的。崩得分子第一次明确地叫喊民族自治是在1901年，而组织上的联邦制远自1897年就实行了。高加索取消派是从末尾开始，即从民族自治开始做起的。如果他们还继续跟着崩得走，那么他们就得先把目前这个早在九十年代末根据跨民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全部摧毁。但是采用工人暂时尚不明了的民族自治是很容易的，而要摧毁高加索各民族的工人苦心培育出来、多年建立起来的机构，那就很困难了。只要一开始实行这种赫罗斯特拉特（注：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留名于后世，竟纵火焚烧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爱非斯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一词成了为追求个人名声而不惜犯罪的人们的通称。）的想法，工人们就会睁开眼睛，看出民族文化自治的民族主义实质了。——如果说高加索人用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是一种平常的方式，即口头讨论和文字辩论的方式，那么取消派的全俄代表会议却想出了一种完全不平常的方式。一种简便的方式。请听吧：“听取了高加索代表团……关于必须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的报告以后，代表会议对这一要求的实质不表示意见，确认对纲领中承认每一民族均有自决权的条文作这种解释和纲领原意并不抵触。”总之，首先是“对这一”问题的“实质不表示意见”，然后却来“确认”。真是一种新奇的方式……究竟这个新奇的代表会议“确认”了什么呢？就是确认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是和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纲领的“原意并不抵触”的。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论点吧。民族自决的条文所说的是民族权利。根据这个条文，民族不仅有权实行自治，而且有权实行分离。条文上所讲的是政治上的自决。取消派竟企图曲解整个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早已规定的这种政治上的民族自决权，这想欺骗谁呢？或许取消派会规避问题，用诡辩为自己辩护，说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权利“并不抵触”吧？也就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一切民族都同意按民族文化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那么所有这些民族就完全有权这样去做，谁也不能强迫它们接受别的政治生活方式。真是既新颖又聪明。是否还要加上一句：一般讲来，民族有权废除自己的宪法，有权用专横制度代替宪法，有权恢复旧制度，因为民族，也只有民族本身才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重说一遍：在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民族文化自治或任何一种民族的反动措施都和民族权利“并不抵触”。可敬的代表会议想说的是不是这一点呢？不，不是这一点。它分明说：民族文化自治不是和民族权利，而是和纲领“原意”“并不抵触”。这里所说的是纲领，而不是民族权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某个民族向取消派代表会议请求指示，那么代表会议就会直接确认民族有民族文化自治权。但是向代表会议请求指示的并不是民族，而是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团”，不错，他们是一些不好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毕竟是社会民主党人。并且他们所过问的不是民族权利，而是民族文化自治是否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矛盾，是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原意”“抵触”？总之，民族权利和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原意”并不是一个东西。显然也有这么些要求，它们虽然和民族权利并不抵触，但可能和纲领的“原意”抵触。例如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上有信教自由一条。按照这一条，任何一群人都有权信奉任何一种宗教：天主教、东正教等。社会民主党反对一切宗教压制，反对压制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这是否就意味着天主教和新教等和纲领“原意并不抵触”呢？不，不是这个意思。社会民主党始终反对压制天主教和新教，始终维护各民族有信奉任何一种宗教的权利，但同时它要根据正确理解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去进行反对天主教、反对新教和反对东正教的宣传，以便获得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胜利。社会民主党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等等无疑是和纲领“原意抵触”的，即和正确理解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抵触的。自决权问题也是如此。各民族有权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理自己的事情，有权保存自己的任何一种民族机关，无论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谁也不能（没有权利！）用强迫手段干涉各民族的生活。但这并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就不进行斗争，不进行鼓动，以反对各民族的有害的机关，反对各民族的不适当的要求。相反地，社会民主党必须进行这种鼓动，必须努力影响各民族的意志，使各民族按照最符合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方式来处理本民族的事情。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要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同时要进行鼓动，比方说，既要反对鞑靼人实行分离，又要反对高加索各民族实行民族文化自治，因为二者虽然和这些民族的权利并不抵触，可是和纲领的“原意”抵触，即和高加索无产阶级的利益抵触。显然，“民族权利”和纲领的“原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纲领的“原意”表现无产阶级在自己的纲领中科学地规定的利益，民族权利却可以表现任何阶级——资产阶级、贵族和僧侣等等——的利益，这要看这些阶级的势力和影响而定。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义务，一个是由各阶级所组成的民族的权利。谈论民族权利和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是否“抵触”，正象谈论奇阿普斯金字塔（注：奇阿普斯金字塔是埃及最大的金字塔，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奇阿普斯（约公元前二十七世纪时在位）的陵墓，位于开罗附近的吉萨，高一百四十六点五米，底边各长约二百三十米，用了二百余万块每块平均重两吨半的巨石，不施泥灰，叠砌而成。）和臭名远扬的取消派代表会议是否“抵触”一样，二者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由此可见，可敬的代表会议竟无可宽恕地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了。结果得到的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而是一套谬论，依照这种谬论，民族权利和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并不抵触”，因此，民族的每一要求都能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兼容，因此，力求自决的民族的任何一种要求都不会和纲领的“原意抵触”！他们太滥用逻辑了……在这套谬论的基础上，也就产生了取消派代表会议臭名远扬的决议，按照这个决议，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和纲领的“原意并不抵触”。但是取消派代表会议所违背的不仅是逻辑的规律。它还违背它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所负的义务，批准了民族文化自治。它确实违背纲领的“原意”，因为大家知道，通过这个纲领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断然否决了民族文化自治的。请看这次代表大会上有关这个问题的发言吧：“戈尔德勃拉特〈崩得分子〉说：……我认为必须设立一些能保障各民族自由发展文化的特别机关，因此我提议在第八条上补充一句：‘并设立一些保障它们充分自由发展文化的机关。’〈大家知道，这就是崩得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条文。——约•斯大林注〉马尔丁诺夫指出，应该设立也能保障局部利益的总机关，任何保障民族自由发展文化的特别机关都是不能设立的。叶哥罗夫说：在民族问题方面，我们只能采纳消极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反对对民族的一切限制。但某一民族是否会作为一个民族发展下去，这和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关。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科尔佐夫说：崩得代表一听见有人说到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感到委屈。然而一位崩得代表提出的修正案却带着纯粹民族主义的性质。他们竟要求我们采取非常积极的办法去维持那些甚至已在衰亡的民族。”……结果，“戈尔德勃拉特的修正案以多数对三票被否决了”。总之，取消派代表会议显然是和纲领的“原意抵触”的。它违背了纲领。现在取消派企图为自己辩护，竟求援于斯特哥尔摩代表大会（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公历4月23日—5月8日）举行。大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土地纲领问题、对目前形势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估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问题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列宁就以上主要问题作了报告或发言，并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斯大林化名伊万诺维奇代表梯弗利斯布尔什维克组织出席大会。他在大会关于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国家杜马等问题的辩论中曾几次发言，并发表声明，用具体事实揭露了南高加索孟什维克对于国家杜马、对于和崩得订立协约等等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策略。由于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工业区党组织在1905年十二月起义时和起义后遭到严重破坏，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占了多数。这种情况决定了大会在许多问题上通过的决议具有孟什维克的性质。但孟什维克也被迫接受了列宁拟订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党章第一条条文，从而否定了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条文。孟什维克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则全是孟什维克。列宁和斯大林对这次代表大会工作的分析，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似乎这次大会批准了民族文化自治。例如弗拉•科索夫斯基写道：“大家知道，根据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达成的协议，崩得可以保留自己的民族纲领（直到民族问题在全党代表大会上获得解决时为止）。这次代表大会承认了民族文化自治无论如何和全党纲领并不抵触。”但取消派的企图是徒然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并没有考虑批准崩得的纲领，而只同意暂时把这一问题作为悬案。勇敢的科索夫斯基竟没有勇气说出全部真情。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且看：“加林提出修正案：‘民族纲领问题因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而留作悬案。’（五十票赞成，三十二票反对。）有人问：留作悬案是什么意思？主席答：我们说把民族问题留作悬案，这就是说，崩得在下届代表大会以前可以保留自己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决定。”（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可见代表大会甚至“没有讨论”崩得的民族纲领这一问题，只是把它留作“悬案”，让崩得自己在下届全党代表大会以前去决定自己纲领的命运。换句话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规避了这个问题，对民族文化自治未置可否。可是取消派代表会议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确定的评价，认为民族文化自治可以采纳，并根据党纲批准了它。差别是有目共睹的。由此可见，取消派代表会议虽然用尽了一切狡猾手段，但并不能使民族问题有丝毫进展。在崩得和高加索民族主义取消派面前献媚，——这就是代表会议所能施展的全副本领。七俄国的民族问题最后，我们还必须提出一个积极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我们的出发点是：民族问题只有同俄国目前的形势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解决。俄国正处在过渡时期，“正常的”“宪制的”生活还没有确立，政治的危机还没有克服。狂风暴雨和“闹纠纷”的日子还在前面。因此，现在和将来的运动就是争取完全民主化的运动。民族问题也应该同这个运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总之，国家完全民主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条件。在解决问题时，不仅要估计到国内的情况，而且要估计到国外的情况。俄国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奥地利和中国之间。民主主义在亚洲的增长是必不可免的。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增长不是偶然的。资本在欧洲已感到地盘狭小，于是冲入异国去寻找新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新的投资场所。但是这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和战争。谁也不能说巴尔干战争（注：指1912年10月9日爆发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战争的一方是由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门的内哥罗组成的巴尔干同盟，另一方是土耳其。结果土耳其战败。根据1913年5月30日签订的伦敦和约，马其顿等地区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是纠纷的终结，而不是纠纷的开始。因此，完全可能造成一种内外形势结合在一起的局面，那时俄国某个民族将认为必须提出和解决本身独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以阻碍，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由此可见，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主张民族自决权。总之，自决权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其次，对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宁愿留在整体范围内的民族怎么办呢？我们已经知道民族文化自治是不适用的。第一，它是人为的，没有生命力的，因为它要把一些被实际生活拆散和转移到全国各地去的人勉强凑成一个民族。第二，它驱使大家走向民族主义，因为它主张人们按民族标准“划分”，主张“组织”民族，主张“保全”和培植“民族特点”，——这些都绝非社会民主党所应做的事情。莱希斯拉特中的摩拉维亚族分离主义者离开德意志族社会民主党议员而同摩拉维亚族资产阶级议员合并为一个所谓摩拉维亚“议员团”，这不是偶然的。崩得的分离主义者沉溺于民族主义，赞美“安息日”和“犹太语”，这也不是偶然的。在杜马中还没有崩得议员，在崩得活动的区域里却有教权主义的反动的犹太教公会，崩得目前就在这个公会的“领导机关”里策划犹太工人和犹太资产者“合伙”（注：《崩得第八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中关于犹太教公会的决议结尾部分。）。民族文化自治的逻辑本来就是如此。总之，民族自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正确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区域自治，就是象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等固定了的地域单位的自治。区域自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实行的时候所遇到的不是没有地域的空中楼阁，而是居住于一定地域上的一定居民。其次，区域自治不是把人们按民族划分的，不是巩固民族壁垒的，相反地，是打破这种壁垒，把居民统一起来，以便为实现另一种划分即按阶级划分开辟道路的。最后，它使大家不必等待整个中央机关的决议而能最适当地利用本地区的天然富源并发展生产力，——这样的职能是民族文化自治所没有的。总之，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无疑地，不论哪一个地区都不是清一色的单一民族区，因为每个地区里都杂居着少数民族。例如波兰有犹太人，立陶宛有拉脱维亚人，高加索有俄罗斯人，乌克兰有波兰人等等。因此，有人就要担心少数民族会受多数民族的压迫。但是只有当国家还保存着旧制度的时候，这种担心才有根据。如果国家具有完备的民主制度，这种担心就失去任何根据了。有人提议把散居各地的少数民族结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联盟。但少数民族所需要的不是人为的联盟，而是它们在当地拥有的真正权利。没有完全的民主化，这种联盟能给它们什么呢？或者有了完全的民主化，民族联盟又有什么必要呢？少数民族特别关心的是什么呢？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民族联盟，而是没有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让它们使用本族语言，这种不满就会自行消失了。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人为的联盟，而是它们没有本族的学校。给它们这种学校，这种不满就失去任何根据了。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民族联盟，而是没有信仰（信教）、迁徒等等的自由。给它们这种自由，它们就不再会不满了。总之，在一切方面（语言、学校等等）实行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必须在国家完全民主化的基础上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无例外地禁止民族享有任何特权，禁止对少数民族权利加以任何妨碍或限制。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实际地而不是纸上空谈地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关于组织上的联邦制和民族文化自治彼此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可争论可不争论。但民族文化自治替那种可能演变为完全分裂即演变为分离主义的、漫无边际的联邦制造成有利条件，却是无可争辩的。如果奥地利的捷克人和俄国的崩得分子从自治开始，继而进到联邦制，最后竟转到分离主义，那么无疑地，民族文化自治自然而然造成的民族主义气氛，在这方面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民族自治和组织上的联邦制携手并进不是偶然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两者都要求按民族划分，两者都提议按民族进行组织。相同处是没有疑问的，不同的只是前者要求划分全体居民，后者则要求划分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员。我们知道按民族划分工人会引起怎样的结果。统一的工人政党的瓦解，工会按民族的分裂，民族纠纷的尖锐化，民族的破坏罢工行为，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士气完全涣散，——这就是组织上实行联邦制的结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和俄国崩得的活动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对付这种情况的唯一手段就是根据跨民族的原则来进行组织。在各地把俄国各民族的工人结合成统一的完整的集体，再把这些集体结合成统一的党，——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显而易见，这样建党并不是排斥而是预计到在统一的党的整体内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高加索的经验表明这种组织形式是完全适当的。如果说高加索人已经能够消除亚美尼亚工人和鞑靼工人间的民族纠纷，如果说他们已经能够使居民避免互相残杀和互相枪击，如果说在巴库这个民族杂处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发生民族冲突的可能，如果说在那里已经能够把工人群众纳入强大运动的统一轨道，那么，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的跨民族的建党原则在这方面是起了不小作用的。组织形式不仅影响到实际工作，它还在工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上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工人过着自己的组织的生活，在自己的组织中获得精神上的发展并受到教育。他既在自己的组织中交往，每次都在那里和其它民族的同志相见，和他们一起在共同集体的领导下进行共同的斗争，当然就深刻地意识到工人首先是一个阶级家庭中的成员，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军中的成员。这对于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就不能不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因此，跨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同志情感的学校，是拥护国际主义的最强有力的鼓动。按民族建立的组织却不然。工人如按民族来组织，就会局限在民族的小圈子里，彼此被组织上的壁垒隔离开来。这样，所强调的就不是工人彼此共同之点，而是他们彼此不同之点。在这里，工人首先是自己民族中的一员，如犹太人、波兰人等等。无怪乎组织上的民族联邦制只能使工人养成民族隔离的精神。因此，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民族狭隘性和民族保守性的学校。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原则上不同的组织形式：各民族团结的形式和在组织上按民族“划分”工人的形式。调和这两种形式的尝试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成绩。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97年在维姆堡制定的调和性的章程已成了废物。奥地利党已经四分五裂，并殃及了工会。“调和”原来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有害的。施特拉塞尔说得对：“分离主义在党的维姆堡代表大会上初次奏了凯歌。”（注：见他的《工人和民族》1912年版。）俄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和崩得的联邦制所达成的“调和”，结果是完全破产了。崩得破坏了斯德哥尔摩的妥协。从斯德哥尔摩大会后第一天起，崩得就成了各地工人联合为各族工人统一组织的道路上的绊脚石。虽然俄国社会民主党在1907年和1908年再三要求最后实现各族工人自下而上的统一（注：关于统一民族组织问题，在1907年11月5—12日（公历18—25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俄代表会议”）和1908年12月21—27日（公历1909年1月3—9日）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会议（“1908年全俄代表会议”）的决议中都作了规定。），但崩得还是顽固地继续实行它的分离主义的策略。崩得起初主张实行组织上的民族自治，继而事实上已转到联邦制，以便最后完全决裂，实行人分离主义。它既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决裂，也就给俄国社会民主党带来了离散和混乱。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亚格洛事件（注：亚格洛事件发生在1912年。叶•约•亚格洛是波兰社会党党员，在崩得和波兰社会党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为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而组成的联盟的支持下，被华沙市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以孟什维克的七票对布尔什维克的六票通过决议，接受亚格洛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成员。）。因此，“调和”的办法应该抛弃，因为它是空想的，有害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接受崩得的联邦制，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要根据按民族“划分”工人的原则来实行改组；或者是采取跨民族的组织形式，那么崩得就要根据地域自治的原则，按照高加索、拉脱维亚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来实行改组，而为犹太工人和俄国其它各族工人的直接统一开辟道路。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原则只会战胜，不会“调和”。总之，工人的民族间团结的原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1913年1月于维也纳最初载于1913年3—5月选自《斯大林全集》第2卷《启蒙》杂志第3—5期第289—358页署名：科•斯大林 |
杰米扬·别德内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杰米扬·别德内论杰米扬·别德内（禅文式思考）杰米扬·别德内失宠了。其直接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人说，他引起了所有年轻文学家、甚至还有年老的文学家的反感；有人说，他干了某些见不得人的个人勾当；还有人说，他想背着高尔基捣乱，其结果是反而自己被毁了。很显然，这一切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对以上三种说法的解释互不矛盾，而且都源于对一种处境和一个人物的理解。毫不隐讳地说，这个人是不会给人以好感的，而他的处境也并不令人乐观。现存还流行着不少对这个有才气的作家的中伤，我们应将保护杰米扬·别德内视为自己的义务。我们这样做当然不是因为别人对他的中伤：我们没有必要产生这种感伤的心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谁在诬陷，为什么？我们的想法乍一看来很荒唐，但我们却愿意尽一切可能来说明它，即：摧毁杰米扬·别德内已成为官僚们消除十月革命在政治、思想和艺术上的传统这一整个工作中的一部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杰米扬·别德内都被奉为无产阶级诗人。阿韦尔巴赫们中的某些人甚至提出把苏联文学杰米扬化的建议。这样好象就能意味着赋予文学以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布尔什维克诗人”、“辩证学家”﹑“诗坛上的列宁主义者”，多么荒谬的说法！其实，除了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杰米扬·别德内是把十月革命中的一切都表现出来了。仅仅只能用可怜的公式化、浅薄的思想和模仿阶段的鹦鹉学舌来解释杰米扬·别德内已被列入无产阶级诗人行列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不，他只是个同路人，十月革命的第一个了不起的同路人。他的描写对象不是五金工人，而是起义的庄稼汉和胡搅蛮缠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我们这么说并不是反对杰米扬·别德内。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也是十月革命的一个大背景。没有庄稼汉的纵火，没有士兵的暴动，工人也就不能夺取胜利。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作品中有一种“文明”的小市民，他们就害怕自发势力肆无忌惮的蛮横，而杰米扬正相反，他在这种势力中间很自如，可以说是如鱼得水。杰米扬不是诗人，不是艺术家，而只是个诗歌作者，说话带韵脚的宣传鼓动家，但却是很高层次上的。寓言和西洋景似的热闹场面是他诗作的基本形式，而这两种形式都过于陈旧，也分明是农夫式的，其中没有丝毫无产阶级的东西。进入最深层的人民大众的革命舞台，这意味着首先是农民的舞台，这使得人们不得不将民间创作最古老的形式明显地推到浪潮的表面。杰米扬是最早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之一……十月革命后来唤起农夫们的整个文学走向生活，这种文学那时穿着过时的服饰曾炫耀着想与革命联姻，可这种华贵与绚丽（克留耶夫！）明显地带有富农的情调。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只有饱食终日的富有农民才会有消遣和幻想的游戏，才会有铸造雕花戒指的叮噹作响的硬币。富农很久以来便在民间文学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庄稼汉的文学是保守的，这如同一个被十月革命的旋风席卷的强壮农夫仍然是保守的一样。在这一群农夫中，杰米扬·别德内离无产阶级最近，最勇于接受革命，甚至能接受它那纯粹的无产阶级特点，尽管他从心底里对这些特点感到厌恶。但他终究只能是个同路人。他的全盛时期是在国内战争时代，在农民反君主制、反贵族、军官、神父以及银行家的时代。在这些岁月里，杰米扬不是诗人，而且更不是无产阶级诗人，他只不过是个历史发展时期的革命诗歌作者。也许，杰米扬·别德内不会使文学前进一俄寸，但他帮助——借助于文学——推进了革命。这个功绩要大得多。这倒不是说，列宁给予杰米扬的艺术天才以相当高的评价是个纯粹的传奇故事。列宁评价的是最优秀的说话带韵脚的鼓动家，是人民语言的出色匠人。可这并不妨碍列宁单独谈起杰米扬：“……粗俗，呵，粗俗极了；离了那些字眼就不行。”粗俗，或者是淫秽在杰米扬的笔下都带有富农小市民的色彩。杰来扬的才华基本上随国内战争的结束而耗尽。农夫的自发势力靠了岸。工业化、速度以及世界革命的问题成了首要问题，而这一切在寓言、在西洋景的把戏中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表达的。杰米扬曾试图再度振作，并且在第一次较有组织的反击左派反对派的运动中也颇有成绩。这次反击的实质就在于，十月革命的非无产阶级同路人——有学问的富农、耐普曼、左翼知识分子、路标转换派分子、官僚——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且准备让“不断的”革命，即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完蛋。杰米扬给这种现象以非常自然、然而又是出自内心的反应。我们甚至不需要任何政治传声器就可以在杰米扬·别德内1924——1927年的创作中识别出真正的俄罗斯热月政变的音调。他那些有关结婚和离婚的小品文如同生活中反动势力粗野而丑恶的形象一样令人难忘。他对少数民族语音的模仿带有黑帮的味道，简直就是“基辅人”的直接再现。但这种过分公开的反应明显地触动和冒犯了斯大林的官僚政治，这种官僚政治在同左派势力斗争的尖锐时期有意识地利用过黑帮反动活动的背景，可是一旦时机成熟它便与其脱离了关系，因此，十月革命的同路人便成了官僚热月政变前的同路人。从此以后，杰米扬彻底地被抛弃了。别德内在习惯中不知不觉地被人们看作是有影响的人物。“拉普”中诡计多端和无孔不入的人没有放过时机为他摇旗呐喊，杰米扬本人也没放过这个机会。他认为自己是革命的贵族，虽然他在权贵面前没少折腰，但他仍然没有反对在合适的时候把脚伸到桌子上去。看清了这位劳苦功高的作家的脚掌和后跟，阿韦尔巴赫们齐声说：“呵，真应该使无产阶级文学完全杰米扬化！”“什么？”一位有着敏锐嗅觉的官员提高了嗓音。“杰米扬是个地地道道没有教养的人。瞧，高尔基从喀普里岛[1]向我们靠拢了，肖伯纳也准备来作客。而杰米扬对纯粹的公众来说是不合适的。再说，他还有个明显的倾向：在他的最后一篇小品文中，第三栏的倒数第十二行谈到了集体农庄的母鸡问题，而作为理论家的斯大林却都不曾得到反映。不，杰米扬仅仅是昨天的事！”不难想象，当一个习惯于官僚制桂冠的诗人感到有人在排挤自己时，他会处于怎样一种情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别德内几乎达到无礼的地步。“人们为什么而斗争？!”要知道高尔基曾站在街垒的另一面，当战斗结束时，他坐在街垒的沿上，一边落泪，一边呼吁全世界废除割地赔款。而他，杰米扬·别德内，在10月25日的深夜，在许多其他的日日夜夜，都曾是红军阵营里不知疲倦的歌手……的确，这一切都是真的，可这丝毫也改变不了事情的面目。在十月革命前后，在黑帮活动的初期，人们就已不再需要自负而又执拗的杰米扬了。说实话，他曾准备只是在小范围内卑躬屈节，准备捕捉每一张通告和每一丝微小的曲线，准备掩盖昨天的痕迹，准备为卡冈诺维奇[2]漂亮的演说作甜美的颤动，——不，他已经不会做这种事了，因为这种事情只能是那些或老或少的无名之辈才会去做。于是，阿韦尔巴赫们意外地感受到了“自己智慧的闪光”：不仅仅不要使文学杰米扬化，就连杰米扬本人也要彻底非杰米扬化。历史的车轮如此转动并将这位虽不可爱，但怎么说也是与众不同的人物埋在了自己身下。杰来扬·别德内便不再是那个杰米扬·别德内了。我们之所以在此谈论他这令人伤感的命运，那是因为消除杰米扬之事己进入——虽然是非直接地——官方消除十月革命的情感的序列。（苏玲译）[1]喀普里岛，意大利那不勒斯海湾的一个山岛，1906——1913年间高尔基曾在此流亡。——译注[2]卡冈诺维奇（1893——？），苏联政治活动家，十月革命后曾任党政职务——译注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
马雅可夫斯基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勃洛克早就断定马雅可夫斯基是个“了不起的天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雅可夫斯基的确是才华横溢的。可他并不是个和谐的天才。不过，在十年剧变之时，在两个时代还未愈合的伤疤处，艺术的和谐又从何而来呢？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中，高峰往往与低谷交替出现，天才的张扬又往往是与陈旧的诗行、甚至是大喊大叫的粗野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有一种看法，似乎马雅可夫斯基首先是个革命者，然后才是个诗人，尽管马雅可夫斯基本人也非常愿意是这样，但这不过是一种谬误。事实上，马雅可夫斯基首先是诗人和艺术家，是一个脱离了旧世界，但又未完全与之断绝联系的诗人和艺术家，只是在革命后他才开始寻找，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找到了自己在革命中的支点。但马雅可夫斯基并没有与革命彻底地融为一体，因为在革命的准备时期他还没有站到革命一边。如果在一个大的范围里考察这个问题，那么，马雅可夫斯基就不仅是“歌手”，而且也是交替时代的牺牲品。这个时代虽然以过去无可比拟的力量造就了新文化的成分，但对献身革命的个别诗人或整整一代诗人的和谐发展来说，它就显得过于缓慢和充满矛盾了。内在和谐的缺乏由此产生，创作风格、语言的韵律以及形象手法上的不足也随之表现出来。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中，有激情的热浪，也有与时代和阶级极不相称的放荡不羁，后者或许可以说是诗人用以防备外部世界伤害的、简直是索然无味的玩笑。有时，这好象不仅是艺术上的、而且也是心理上的虚伪。可是，并不是这样的！就在诗人临死前的通信中也有这种情调；诗人以“事情坏了！”这句话为自己下的结论，其代价是惨重的。如果说，在为时已晚的浪漫主义作家亨里希·海涅的作品中有抒情和讽刺（讽刺与抒情相对，同时又在捍卫抒情），那么，在后来的“未来主义者”弗·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中也兼有昂奋的激情与粗俗的文字（粗野与激情相对，同时也捍卫了这种激情）。关于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官方报道是以“书记处”校订过的审判记录似的语言匆匆宣布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与诗人的文学和社会活动没有任何联系”。这就是说，马雅可夫斯基出于自愿的死与他的生活是无关的，或者说他的生活同他革命诗歌的创作无关，一句话，他的死只是警察制度下的一桩奇闻。这是不真实﹑不该有，也是不明智的解释！“生活之舟已经搁浅”，——马雅可夫斯基临死前在一首诗中这样评述自己的个人生活。这意味着，为避开难以忍受的个人痛苦，“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已不再有足够的力量将他超脱于日常生活之上。这怎么能说是“没有任何联系”呢？现行的官方“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体系建立在对文化成熟的速度和规律完全不理解的基础上，——在文学方面如此，在经济方面亦如此。为“无产阶级文化”而斗争在十月革命之初有着空想的理想主义性质，它与把人们限制在五年计划框子里的“全盘集体化”有某种相通之处，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斗争曾遭到列宁和笔者的反对。近几年，这种斗争又成了艺术官僚的瞎指挥，并且也毁了艺术。象绥拉菲莫维奇、格拉特科夫等资产阶级文学的失败者被当作了无产阶级文学外围的经典作家。阿韦尔巴赫之类一瞬即逝的小人物被誉为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别林斯基。莫洛托夫手中握有文学艺术的最高领导权，他竭力反对人的天性中的任何创造性的东西。莫洛托夫的助手是古谢夫[1]，这更糟糕！他在别的方面是行家，唯独对艺术是外行。这种人选完全是革命政府阶层官僚主义的腐化所致。莫洛托夫和古谢夫将御用的“革命”淫秽文学抬高到了集体马拉什金化的文学之上。肩负有创造新文学和新文化成份之使命的无产阶级青年的优秀代表其实是在那些以自己的粗野无知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的人物领导之下。的确，同旧俄罗斯文学最后一代作家——也许这代人还没来得及得到文学的承认——中的任何人相比，马雅可夫斯基都更大胆、更英勇地寻找与革命的联系，并且，他也相当出色地实现了这种联系。但是，深刻的裂痕还是在他身上保留下来了。革命的普遍矛盾对于追求完美形式的艺术来说本来就是痛苦的，除此之外，近年来又出现了刻意模仿的滑坡。马雅可夫斯基准备在极其琐碎的日常工作中为时代服务的同时，不得不排除假革命的官僚主义的干扰，虽然，在理论上他不善于弄明白它，也没有找到克服它的方法。他完全可以说：“我不曾受雇佣。”他长时间地坚持着不去加入行政的阿韦尔巴赫式的“无产阶级”说谎文学集体社。由此，他重又萌发了在“左翼艺术战线”旗帜下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勇敢者十字军骑士勋章的念头，他意在奖励那些出于良心，而非出于恐惧而为这种革命服务的人们。当然，左翼艺术战线也曾无力将自己的韵律强加给“一亿五千万”人，因为革命涨落的进程是十分复杂和深奥的。这年的一月，马雅可夫斯基迫于环境的压力，最终说服自己加入了“瓦普”（全苏无产阶级诗人同盟），这时离他自杀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马雅可夫斯基并没因此得到什么，相反，他还失去了点什么。而当诗人从“日常生活”、从个人和社会的矛盾中解脱，让自己的“小舟”沉底的时候，“真正受雇佣的”官僚文学的代表们则声称：“不可理解，不可思议”，他们表示，不仅马雅可夫斯基这个大诗人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而且整个时代的矛盾他们也是“不理解的”。如果仅仅用官方所谓“没有任何联系”的话来解答苏俄最大的诗人最终的结局，那么，显而易见，建立在有生气和真正革命文学阵营中那些急先锋身上的无产阶级诗人的官方强制性和思想上毫无归宿的联合就是不道德的。对于“在最短的时期”内建成新文化来说，这种事情也是很微不足道的。马雅可夫斯基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直接奠基人，这里的原因如同在单独一个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一样。但在时代转折的斗争中，他是一名语言的勇敢挑战者，是新社会文学的无可非议的先驱。（苏玲译）[1]古谢夫（1874——1933年），俄国革命活动家，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任中央报刊部部长等要职。——译注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
马克西姆·高尔基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马克西姆·高尔基高尔基已感到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所以他辞世了。这一点调和了卓越作家的死。他在俄国知识界和工人阶级长达四十年的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高尔基是作为流浪汉的诗人步入文坛的。第一个时期是他作为艺术家的最好的时期。高尔基来自底层，来自贫民窟，他给俄国知识界带来了浪漫主义的大无畏精神一一无所损失的人们的果敢行为。知识分子恰恰也已作好了准备砸碎沙皇的锁链，知识分子本身需要大无畏的精神，它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群众中。但是，在革命的事变中自然是没有活跃的流浪汉的位置的，难道偷盗、破坏是革命事变吗？1905年12月，无产阶级同支持过高尔基的急进知识分子象敌人一样冲突起来了。高尔基作出了正直的、英勇的努力——转向了无产阶级。《母亲》就是这一转变的最出色的果实。现在，作家比第一个时期对现实的把握更无比地宽阔，开掘得更深了。但是文学上的阅历和政治上的锻炼并没有取代其最初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华美的直爽性，在严于自持的流浪汉身上流露出一种过于冷漠的理性。艺术家好象在劝善。在反动的年代，高尔基徘徊在离开了公开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与自己知识界的老朋友–敌人及其新的宗教寻求之间。他同已故的卢纳察尔斯基一起迷上了神秘主义思潮。其不健康的中篇小说《忏悔》留下了这一精神投降的遗迹。在这个不寻常的自学成才者的身上，最深刻的东西是对文化的崇敬：对文化的最初的又是过迟的涉足好象使他一辈子坐卧不安。对高尔基来说，要在自我与文化之间建立一种应有的距离，从而为自己赢得批判评价的必要的自由，却既缺乏真正的思想训练，也没有历史的直觉能力。在他对文化的态度中总是保留着不少的盲目膜拜和偶像崇拜。对于战争，他首先带有一种害怕丧失人类文化珍品的恐惧感。他与其说是国际主义者，毋宁说是文化的世界主义者，当然，是彻头彻尾的俄罗斯的文化世界主义者。在革命前，对于战争，他还没有达到象对待文化那样的辩证的观点，但无论如何他要比爱国主义知识界的同行们高明得多。他几乎象一位文化博物馆馆长那样，以恐慌的心情迎接了1917年的革命。“肆无忌惮”的士兵和“非劳动者的”工人简直使他害怕。急风暴雨式的和混乱的七月起义只能引起他的反感。他再一次同那些虽然同意革命却不要杂乱无章的左翼知识分子走到一起了。对待十月革命他是作为一个直接的反对者，尽管是痛苦的、而不是积极的反对者。高尔基很难接受胜利了的革命的事实：国内一片破败景象，知识分子挨饿并受到迫害，文化遭到（或者好象遭到）威胁。在最初的这些年代里，他主要是以苏维埃政权同旧知识界之间的调解人的身份出来发言，为知识分子向革命说情。珍视并喜爱高尔基的列宁曾经非常担心高尔基会成为自己这些关系和弱点的牺牲品，他作了很大的努力。最后才使高尔基同意出国。只是在结束了“混乱”并开始了经济和文化的复兴以后，高尔基才同苏维埃政权和解。他热情地评价了人民群众接近教育的伟大运动。为了这一点，他后来赞扬了十月革命。晚年无疑是他生活的最后时期。不过，这个晚年也是他生活轨迹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他的秉性现在获得了广阔的天地。高尔基不倦地教导青年作家，乃至学生，虽然所教的并不总是他所信奉的东西，但他真诚坚定、精神上慷慨无私。这些品格绰绰有余地补偿了他对官僚政治的过于宽容的亲善。就是在这种亲善中，除了人道的、过于人道的特点之外，他那种对技术、科学和艺术的关心也仍然存在并且是主要的：“开明的专制政体”同对“文化”的服务可以和睦相处。高尔基相信，没有官僚政治就既不会有拖拉机，也不会有五年计划，而且主要的是，也不会有印刷机器和纸张的储备。他同时也宽恕了官僚制度下纸张质量的低劣，甚至宽恕了那种不能容忍的拜占庭式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学。白侨对高尔基大多是憎恨的，并把他当作“背叛者”而鄙视他。其实，高尔基背叛了什么——仍然是悬案一桩；还是应该认为——他背叛了私有制的理想。“失去了天堂的”显贵们憎恨高尔基是理所当然的，这同时也是对这位大人物的一件荣誉礼品。苏联出版物竭力用过分虚假的赞颂来填补高尔基的几乎冷却了的形象。无非是称他为“天才”，甚至“最伟大的天才”。对于这种夸大，高尔基要是活着的话大概也会皱眉头的。但是，官僚主义庸才们的出版物却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既然斯大林及卡岗诺维奇和米高扬还活着就被捧为天才，那么，马克西姆·高尔基死后自然无论如何也不能拒绝这个别号。事实上，高尔基是作为一个具有巨大文学才干的无可争议地鲜明而有说服力的榜样载入俄国文学史册的，但是，才干与天才的吹嘘无关。不用说，现在莫斯科把已故的作家描绘成一位不屈的革命者和坚强的布尔什维克。这一切都是官僚主义的瞎扯。高尔基在1905年左右同民主同路人的整个阶层一起接近布尔什维克，也同他们一起离开了布尔什维克，不过并没有断掉同布尔什维克们的个人的友好联系。他大概是在苏维埃热月政变时期才加入党的。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他对布尔什维克的敌视，正象他同热月政变的官僚政治的接近一样，过于明显地说明：高尔基从来都不是革命者。但他是革命的仆从，由一种不可克服的万有引力的定律把他同革命联系在一起，并且一生都围绕着革命在自转。象所有的仆从一样，他经历过不同的“阶段”：革命的太阳时而照着他的脸，时而照着他的背。但在各个阶段上，高尔基都仍旧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个人的、非常丰富的、既简单又复杂的秉性。我们送别他，没有隐瞒的腔调，也没有过分的赞扬，却带着崇敬和感激之情。这位大作家和大人物永远载入了开辟新的历史道路的人民的史册。（李辉凡译）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
注释注释1照片、插图、斯大林化名表、共产党历届大会表、名词解释和大事年表在中译本中都已略去。——译者注2在中译本中，这部分文字都加【】形的括号表示区别。字体、排法同本文相同。——译者注3马基雅弗利（1469一1527)，佛罗伦萨共和国政治家，以玩弄权术不择手段著称。——译者注4这是斯大林原来的姓名全名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译者注5托马斯·加里古德·马萨里克〔TomasGarrigudMasaryk〕〔1850－1937)，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共和国总统。——译者注6叔本华〔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悲观哲学家。——译者注7《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选集》下卷，中文版第305页。——译者注8按《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379页）和《斯大林传略》（1949年莫斯科版第5页）说法，斯大林是1888年进哥里四年制正教小学读书，1894年毕业的。——译者注9指斯大林。伊雷马什维利和斯大林的名字都叫约瑟夫。——译者注10《斯大林全集》中第一次出现“柯巴”这个笔名是1906年7月13日《新生活报》刊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起义》一文的署名。在这以前斯大林用过“依·贝索什维里”的笔名。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13－225页。——译者注11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苏联政治警察头子，曾经多年担任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首脑。过去大家只知道他是个冷酷无情的肃反委员会分子。在《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同题》讲话发表以后，他陡然获得历史学家的声誉。这个讲话原来是在1935年7月21日和22日的两次会上对梯弗坐斯共产党积极分子发表的。在讲话中，他为斯大林创造了一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早期革命生涯的故事。贝利亚是斯大林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原编者注12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梯弗里斯第一届委员会。见《斯大林全集》第l卷，中文版第382页。——译者注13指黑海和里海。——译者注14《犁沟报》是格鲁吉亚文周报，自由民族主义派的机关刊物，一度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传声筒，后来又成为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机关报，1904年被政府封闭。——译者注15诺伊·尼古拉耶维奇·饶尔丹尼亚（1840年－），又名安恩、柯斯特罗夫等等。1907年后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属于护国派，后来担任格鲁吉亚第一共和国（1918年至1921年）第一任总统。在红军攻入这个国家以后逃往法国。——原编者注16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楚鲁启则〔1876年－1905年〕，死于1905年6月10日。——原编者注17弗拉基米尔·查哈里也维奇·克泽霍越里（1877一1903年）,1903年8月17日被监狱看守枪杀。——原编者注18参看《对梯弗里斯铁路总工厂工人欢迎词的答词》，《斯大林全集》第8卷，中文版第155页。——译者注19引自1901年7月第六号《火星报》。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71页注22。——译者注20疑为巴土姆之误。——译者注21埃塞尔（Essar）是社会革命党英文译名Socialist－Revolutionists缩写字母S－R的音译。俄文社会革命党人的缩写CP的音译亦同。——译者注22“灰发”的俄文是Sedoy,“灰色”的俄文是Sery。把两个字每个音节的第一个字母拼在一起就是S-d和S-r，分别代表与Socia1－Democrat〔社会民主党人〕和Socialist-Revolutionists（社会革命党人）的缩写。——原编者注23同法语和其他许多语言一样，俄语第二人称多数的“vy”（相当于汉语的“您”。——译者注）用于比较客气的谈话中，可直译为英语的“you”。俄语第二人称单数的“ty”（相当于汉语的“你”。——译者注），是一种比较亲密的称呼，在对仆人、动物和下级讲话时，一般也用“ty"，可直译为英语的“thou”。——原编者注2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5在讨论党章时的发言》。《列宁全集》，第7卷，中交第2版第269页。——译者注25前两届杜马是根据1905年12月24日（旧历11日）选举法选举出来的。第一届杜马从1906年5月10日（旧历4月27日）开到7月22日（旧历9日），第二届杜马从1907年3月5日〔旧历2月20日〕到6月15日（旧历2日）。最后两届杜马是根据1907年6月16日（旧历3日）颁布的限制性更大的选举法产生的。第三届杜马度完了自己任期，从1907年11月14日（旧历1日）到1912年6月2召日（旧历9日）。第四届杜马也差不多度完任期，从1912年11月28日（旧历15日）到1917年3月10日（旧历2月25日）。——原编者注26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译者注27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1883年7月31日（旧历18日）生于莫斯科。但是他和梯弗里斯断断续续有过10年左右的联系。1895年，加米涅夫的父亲在外高加索铁路局找到差事，全家迁往梯弗里斯。年轻的列·鲍·加米涅夫从维尔诺中学转到梯弗里斯第二中学，1901年毕业。他在梯弗里斯中学的最后两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毕业以后被禁止上任何俄国大学或工程学校。他向当时的国民教育大臣鲍戈列波夫请愿，最后终于得到批准，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他在大学里继续“为非作歹”，先后坐过布蒂克和塔干卡的监狱。他被剥夺了回去上大学的权利，在警察监视下被送回梯弗里斯。作为一个活跃的火星派，他在梯弗里斯一个铁路工人小组和一个制鞋工人小组里做过教育工作，直到1902年秋天他去巴婆时为止。他在巴黎会见了火星派的许多领导人，并且为《火星报》写关于学生运动的文章。儿个月以后，列宁从伦敦到巴黎来演讲。加米涅夫会见了列宁，为他的魅力所征服。当列宁从伦敦迁往日内瓦时，年轻的加米涅夫也丛伦敦搬到日内瓦去住，在列宁指导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且在和马尔托夫辩论时第一次以演说家的面貌出现——当时马尔托夫正拿着加米涅夫的护照在欧洲旅行。加米涅夫在巴黎认识了托洛茨基的姐妹奥尔加，后来和她结婚。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列宁立即派加米涅夫回梯弗里斯担任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者。他在梯弗里斯还参加了外高加索铁路工人一次罢工的组织工作。1904年1月18日和19日，警察搜查了他的寓所，他不得不再次离开梯弗里斯，他在莫斯科坐了五个月牢，于1904年7月28日被送回梯弗里斯，他除了因组织工作到过外地，一直在梯弗里斯住到1905年春天作为代表去伦敦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为止。——原编者注28指日俄战争。——译者注29参看《论列宁》。《斯大林选集》上卷，中文版第174－175页。——译者注30指伊雷马什维利。——译者注31俄文，有“麻脸”的意思。——译者注32地方自治局——由地主士绅监督管理，表面上为公众谋福利的半官方地方自治机构，主要设在中俄罗斯各省（俄罗斯西部各省、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哥萨克地区、高加素、土尔克斯坦和西伯利亚都没有地方自治局）。这个机构是沙皇——解放者亚历山大第二(l864年1月1日的通令)解放农奴以后不久建立起来的，使专制警察统治有所放松，朝立宪制度进了一步。从一开始，地方自治局就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力，而是依靠各省总督和沙皇专制制度指定的其他官员的受益，在亚历山大第三的统治下，1889年设立了由贵族担任的地政官，作为管理农民的法官，加强对地方自治局管理地方事务的行政权的控制，从而使地方自治局受到进一步限制。除了这些重要限制以外，地方自治局表面上类似县政会议，管理道路修建、公共卫生、火灾保险、贫民救济、公共教育及其他文化经济事务。同时地方自治局还以极其有限的、相当畏首畏尾的方式起了反映自由主义政治情绪的讲坛的作用。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地方自治局的领袖们一直对沙皇保持忠诚。他们主张在俄国实行立宪政体。沙皇利用地方自治局作为专制统治的工具，而革命者在反对专制的斗争中有时也利用地方自治局的个别成员，至少是把他们当做一支辅助力量。地方自治局的医生、工程师、统计员、文书及其他雇员越来越多地成为革命者，或者成为革命政党的同情者。——原编者注33据《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3页）当时是所谓“自由派的春天”，自由资产阶级和地主的代表可以在宴会上高谈立宪。——译者注34《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列宁全集》第9卷，中文第2版第64－65页。——译者注351905年1月22日（在俄国，一般叫做1月9日），忠实的、手无寸铁的彼得堡工人在加邦牧师率领下，列队去向沙皇呈递陈述疾苦、要求伸冤的请愿书。沙皇尼古拉二世用排枪对付请愿群众，打死数百人。这个日子从此以“流血的星期日”载入俄国史册。这种惊人的残暴行为比其他任何一个因素都更彻底地摧毁了俄国老百姓对他们的“小父亲”的善良意图的信心，驱使大批俄国工人成群结队地加入革命政党，这一天标志着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开始。——原编者注36《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79页。——译者注37这是列宁在《无产者报》上关干斯大林这篇论文的提法。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370页注46。——译者注38《答〈社会民主党人报〉》，《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144－145页。——译者注39《就武装起义问题所作的发言》。《列宁全集》第10卷，中文第2版第109页。——译者注40《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0卷，中文第2版第132页。旺代是法国一个省，15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这里爆发了落后反动的农民反对革命的国民公会的暴动。暴动是在宗教的口号下进行的。领导暴动的是反革命的教士和贵族。——译者注41《就武装起义问题所作的发言》。《列宁全集》第10卷，中文第2版第112页。——译者注42原文如此，疑为《我们的政治任务》。——译者注43《在讨论关于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几个决议草案时的三次发言》，《列宁全集》第10卷，中文第2版第169页。——译者注44《在讨论关于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几个决议草案时的三次发言》，《列宁全集》第10卷，中文第2版第169页一译者注45《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69页。——译者注46《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82页。——译者注47《致格·瓦·普列汉诺夫》。《列宁全集》第45卷，中文第2版第129——131页。——译者注48指1905年10月7日宜言。这个宣言表面上答应实行“保证公民自由的坚固不移的原则：切实保障个人身体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同时答应召集立法杜马。——译者注491905年10月30日，沙皇政府根据斯·伊·维特的建议发表了一个宣言（一般按照旧历称为“十月十七日宜言”）。这个宜言除形式上答应举行民主选举和尊重基本人权以外，还宜布了俄国今后不经杜马同意不得颂布任何法律的原则。专制政府实际上等于宣布投降。这是在维特怂恿下采取的一个策略，其目的是把自由主义集团争取到政府这边来，取得他们的支持，借以阻止迫在眉睫的革命。维特被任命为首相，并且得到甚至可以从反对派集团中挑选内阁阁员的特权。第一届杜马的选举就是在1906年3月维特执政期间举行的。专制政府在投票时遭到毁灭性失败，因为政府党只得到极少数席位，在杜马中占大多数的是反对派的代表。杜马里面势力最强大的是以地方自治派著名领袖伊·伊·彼得隆凯维奇为首的立宪民主党人。因此沙皇撤除了维特的职务，用反动的、唯命是从的戈雷米金代替他。沙皇在5月10日宜布第一届杜马开幕，7月21日下令解散杜马，当时政府和反对党争论的主要关键是土地问题。激烈的辩论是围绕立宪民主党人提出的一个法案展开的。这个法案规定要征用大庄园，为庄园主提供补偿，把征用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在迎合贵族要求、解散杜马以后，尼古拉第二对自由派也作了让步，解除了戈雷米金的职务，任命斯托雷平担任首相。所以“维特杜马”是指由维特发起而他自己却没有机会领导或操纵的第一届杜马。各个社会主义政党没有抵制第二届杜马的选举。在这一届杜马里，反对党的力量甚至比第一届杜马时期更强大，其中左派的力量也增加了（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共有180名社会主义者，而第一届杜马只有85名温和派工党人士）。反对党和政府的冲突甚至比第一届杜马时期更尖锐。这个冲突的顶点就是政府指控55名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阴谋反对沙皇。于是，在1907年6月15日，沙皇宣布解散第二届杜马。这届杜马是3月5日开幕的，总共存在了三个月。第三届杜马开幕于1907年11月14日。在这以前．政府修改了选举法，使反对和保守派的代表在杜马中占多数。自由派和社会党人处于少数地位。这届杜马度完了法律规定的任期，于1912年结束。同年，第四届杜马成立，一直继续到1917年。——原编者注50参看《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280——281页。——译者注51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旨在把党内两派统一起来，故称“统一”代表大会。——译者注52《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20页。——译者注5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12卷，中文第2版第327页。——译者注5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列号全集》第12卷，中文第2版第327页。——译者注55《论修改土地纲领》。《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16页。中间的问号是引者加的。——译者注56指斯大林写的《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这篇文章原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用传单形式印发的。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67——70页。——译者注57《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4页。——译者注58《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25－26页。——译者注59《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25－26页。——译者注60《论修改土地纲领》。《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17页。——译者注61《论目前形势》。《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20页。——译者注62《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60页。——译者注63《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47页。——译者注64参看《两次搏斗》。《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185页。——译者注65《论目前形势》。《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19页。——译者注66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263－337页。——译者注67叶卡捷琳娜·斯瓦尼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同志的姊妹。这个同志后来成为苏联外贸银行行长。——原编者注68《第二届杜马和第二次革命浪潮》。《列宁全集》第14卷，中文第2版第384、385页。——译者注69《第二届杜马和第二次革命浪潮》。《列宁全集》第14卷，中文第2版第384、385页。——译者注70《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列宁全集》第14卷，中文第2版第73页。——译者注71Okhrana是OkhrannoyeOtdyelyeniye(保安部)的简写,是属于帝国警察厅的一个政治特务组织，从1881年以来一直是内务部最重要的机构。在这个机构成立前50年里，它的职能属于帝国法庭第三科。因此，Okhrana、Okhranka、第三科、政治警察、警察厅这几个名词可以通用，都是指沙皇政府针对革命者进行的特务活动。Okhrana根据所用侦察方法不同而分为外务局和内务局两个部分。前者由侦稽队组成，后者由安插在革命组织内部的密探和挑拨者组成。Okhrana在活动中得到警察厅所属另一部门即特种宪兵队的协助。除在俄国各重要城市设有分局以外，Okhrana还在国外俄国革命者聚居的一切地方设有国外代理机构。——原编者注（Okhrana一般译为沙皇暗探局。——译者注）7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15卷，中文第2版第538页。——译者注73B.C.是布尔什维克中心〔BolshevikCentre〕的缩写。——译者注74《反对抵制》。《列宁全集》第16卷，中文第2版第9页。——译者注75参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9卷，中文第2版第42页。——译者注76参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4页。——译者注77指制造炸弹。——译者注78《谈最近的事件》。《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363页。——译者注79《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版第53页。——译者注80《游击战争》。《列宁全集》第14卷，中文第2版第7页。——译者注81指沙皇解散第二届杜马。——译者注821931年科特·秦查泽死于流放地，他是被“杰出的同志柯巴－斯大林”判处流放的。——译者注8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的札记）》。《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54页。——译者注84伦敦代表大会举行于1907年5月13日至6月l日（旧历4月30日至5月19日）。因此，从大会闭幕到梯弗里斯没收事件之间相差还不到一个半月。——原编者注85《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新派别》。《列宁全集》第20卷，中文版第335页。——译者注86《取消取消主义》。《列宁全集》第19卷，中文第2版第47－48页。——译者注87《向民主派的又一次进攻》。《列宁全集》第22卷，中文第2版第98页。——译者注88《向民主派的又一次进攻》。《列宁全集》第22卷，中文第2版第98页。——译者注89斯捷播·格奥尔基也维奇·邵武勉（1878-1918年）。——原编者注90普罗科菲·阿普拉西奥诺维奇·查帕里泽（1880－1918年）。——原编者注91《高加索来信》。《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83页。——译者注92《奔流起来了》。《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32页。——译者注93《致阿·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46卷，巾文第2版第126－127页。——译者注94参看《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给党巾央的信》。《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99－200页。——译者注95参看《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给党中央的信》。（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99－201页。——译者注96参看《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给党中央的信》。（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99－201页。——译者注97参看《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给觉中央的信》。《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99一201页。——译者注98参看《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给觉中央的信》。《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99一201页。——译者注99参看《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给觉中央的信》。《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99一201页。——译者注100参看《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给觉中央的信》。《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199一201页。——译者注101《致阿·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26页。——译者注102同上书第131－l32页。——译者注103同上书第131－l32页。——译者注104同上书第131－l32页。——译者注105《自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给中央的信》。《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00页。——译者注106彼得堡（列宁格勒）的主要街道。——原编者注107《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列宁全集》第21卷，中文第2版第131页。——译者注108参看上书，第134页。——译者注109参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87页。——译者注110《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3页。——译者注111《致格·康·奥尔忠尼启泽、苏·斯·斯潘达良、叶·德·斯塔索娃》。《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85页。——译者注112《致格·康·奥尔忠尼启泽、苏·斯·斯潘达良、叶·德·斯塔索娃》。《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85页。——译者注113《新的时期》。《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15－216页。——译者注114《结论》。《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42页。——译者注115《五一万岁!》。《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09-210页。——译者注116《纪念〈真理报〉创刊十周年》。《斯大林全集》第5卷，中文版第106页。——译者注117《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2页。——译者注118同上书,第230页。——译者注119参看《致（涅瓦明星报）编辑部》。《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13页。——译者注120《致〈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23页。——译者注121《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3页。——译者注122《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45一246页。——译者注123《致〈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76页。——译者注124《彼得堡的选举》。《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69页。——译者注125同上书第270页。——译者注126同上书第281页。——译者注127指在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者，他们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原编者注128《致约·维·斯大林的信》。《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84页。——译者注129《致〈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79页。——译者注130《致〈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79页。——译者注131《致〈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180页。——译者注132《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乡》。《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237页。——译者注133《致泛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244页。——译者注134《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1页。——译者注135亚历山大·阿·特罗雅诺夫斯基，苏联驻日大使，以后是驻美大使。——原编者注136不是华盛顿外交界认识的特罗雅诺夫斯基夫人，而是叶琳娜·罗兹米罗维奇，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原编者注137《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教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53页。——译者注138《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89－290页。——译者注139《致阿·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35卷，中文第2版第243页。——译者注140《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94页。——译者注141《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52、353、356、324页。——译者注142《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52、353、356、324页。——译者注143《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52、353、356、324页。——译者注144《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52、353、356、324页。——译者注145《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24页。——译者注146《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24页。——译者注147《马克思上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42页。——译者注148同上书，第357、358页。——译者注149《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1页。——译者注150《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35页。——译者注151《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314－315页。——译者注152《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98、300页。——译者注153《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98、300页。——译者注154《致<真理报>编辑部》。《列产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245页。——译者注155《致〈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277页。——译者注156《致阿·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46卷，中文第2版第234页。——译者注157《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164页。——译者注15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168页。——译者注159《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列宁全集》第47卷，中文第2版第117页。——译者注160《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167页。——译者注16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167页。——译者注162《论废除武装的口号》。《列宁全集》第28卷，中文版第173一174页。——译者注163《论废除武装的口号》。《列宁全集》第28卷，中文版第173一174页。——译者注164《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334页。——译者注165《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6卷，中文第2版第335页。——译者注166《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党团的审判证明什么？》。《列宁全集》第26卷，中文葬2版第177页。——译者注167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原编者注168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亲王〔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科学家、历史学家、批评家、社会哲学家。他当时流亡在伦敦。——原编者注169《言论报》是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的日报。——原编者注170儒勒·巴西尔·盖得（1845－1922），法国社会党前左派领袖，是国务部长（1914年8月－1915年10月）——原编者注171马赛尔·桑巴（1862－1922）法国改良主义社会党政治家、公共工程部长（1914－1916）。——原编者注172艾米尔·王德威尔得（1866－1938）比利时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人，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国务部长，担任过各种内阁职务。——原编者注173《保险问题》是1913年l0月作为《真理报》保险部的一个分支创办的，虽然表面上它致力于工人保险事业，它也讨论一般的政治问题，在战争期间沙皇当局封闭《真理报》以后，它发表了关于危险的战争问题的文章。——原编昔注174参看《斯大林传略》，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5页。——译者注175马赛曲是所有反对沙皇专制的人按照法国大革命的爱国与共和传统所普遍唱的战歌；而国际歌（欧仁·鲍狄埃在l871年写）完全限于社会党人和新的杜会制度的战士，这个制度是以全世界的劳动者——不分种族和国籍——从剥削和压迫中自我解放为根据的。——原编者注176列宁。——原编者注177列·鲍·加米涅大。——原编者注178《论战争》。《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8-9页。——译者注179《论战争》。《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8-9页。——译者注180《论战争》。《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8-9页。——译者注181《论取消民族限制》。《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7、18页。——译者注182《论取消民族限制》。《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7、18页。——译者注183《彼得堡的选举》。《斯人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78页。——译者注184参看《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第2版第114－115页。——译者注185《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中文第2版第114页。——译者注186《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89页。——译者注187《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41-242页。——译者注18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斯大林全》第3卷，中文版第47、48、49页。——译者注18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斯大林全》第3卷，中文版第47、48、49页。——译者注190《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3-49页。——译者注19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3-49页。——译者注19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3-49页。——译者注19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3-49页。——译者注19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3-49页。——译者注195《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3-49页。——译者注196《革命的落伍者》。《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58页。——译者注197《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助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03、149页。——译者注198《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助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03、149页。——译者注199《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助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03、149页。——译者注200《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05页。——译者注201《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5－326页。——译者注202《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12页。——译者注203同上书，第113页。——译者注204《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18、106页。——译者注205《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18、106页。——译者注206《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32－133页。——译者注207《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48页。——译者注208参看上书，第162页。——译者注209同上书，第170一171页。——译者注210《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70－171页。——译者注211《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71页。——译者注212参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人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66页。——译者注213这个名单中没有布哈林的名字。——原编者注214《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1页。——译者注215《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97页。——译者注216《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69页。——译者注217《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第32卷，中文第2版256页。——译者注218《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366页。——译者注219《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366页。——译者注220加米涅夫在同时已恢复中央委员的职务．——著者注221《致中央委员的信》。《列宁全集》第32卷，中文第2版第460页。——译者注222《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85页。——译者注223《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83－284页。——译者注224《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38卷，中文第2版第266页。——译者注225托洛茨基是1913年初在维也纳初次会晤斯大林的。那时斯大林正在写他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当时托洛茨基不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的成员。——原编者注226《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5－287万。——译者注227《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5－287万。——译者注228《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议上关于对德和约问题的讲话》。《斯大袜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26页。——译者注229《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34卷，中文第2版27页。——译者注230人民委员。——原编者注231到1930年斯大林的权力不再是可以反对的了，但是对他的正式的个人迷信那时刚刚开始建立。这祥才能解释这一情况。在这些回忆录中，尽管语调一般是赞扬的，仍然可以听到一种亲切的调子甚至允许有一点善良的讽刺。几年后当清洗和处决建立了必要的疏远感时，关于斯大林如何藏在一个司令官的厨房里或如何在黑夜中占领住房的故事巳经听来是不体面的，而使这项文件受到禁止。该作者可能由于违反了礼仪而受到了残酷的惩罚。——著者注232参看《不要忘记东方》。《斯大林选集》上卷，中文版第128页。——译者注233《乌克兰在解放中》。《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56－157页。——译者注234《两个阵营》。《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206－208页。——译者注235《两年以来》。《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216－217页。——译者注236《捷列克区域各族人民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352贞。——译者注237参看《苏维埃政权对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313页。——译者注238参看《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中文版第121－123页。——译者注239参看《无产阶纵专政的一年》。《斯人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345－346页。——译者注240德宾科是海军下级军官。——原编者注241斯大林主义历史家叶·耿基娜在她的著作《1918年的察里津之战》一书将（政治书籍出版社1940年版）中第109页就杜缅科写道：“杜缅科本人原来是一个富农，拥有一座风磨、两匹马等等，但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他的牛马被没收，白军还征用了一些东西。这就把杜缅科暂时推入红色阵营。他开始组织一支骑兵队，但是不在他的故乡顿河边区切尔斯州，而在别人不知道他是富农的萨尔州。”——原编者注242内战虽然主要是红军和白军之间的战争，其他较小的集团也卷入其中，其中最重要的是绿林军。它是农民游击队，从绿色森林中（其名字的由来）向红军或白军出击，更多的是攻击白军。绿林军自命是农民民主制度的捍卫者，红军和白军都反对。绿林军运动在黑海盆地、库班边区和克里木最活跃。在1919－1920年冬季作为红军的同盟军，绿林军在粉碎邓尼金将军的军队的战斗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绿林军运动大概是在1921年结束的，当时实行限制贸易自由，农民的反叛普遍都被苏维埃政府消灭了。——原编者注243这个问题甚至在前述的共有217页的关于察里津插曲的历史书中关于杜缅科的部分都谨慎地避而不提。——原编者注244这是指布尔什维克领袖、托洛茨基的姻兄弟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曾在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中在列宁领导下任副主席（从1922年起），被列宁亲自指定为列宁著作的代表人和《列宁选集》的编纂者，列宁研究院的创立者和首任院长，继列宁之后担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等等。1919年他在前线担任国防委员会的特命代表。这个加米涅夫在l936年作为自己供认的叛国者而被斯大林下令枪杀。不应把他同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混淆起来，后者是沙皇时代一个军事家族的后裔。1917年革命时，他是个上校，指挥第三十波尔塔瓦团；在托洛茨基担任军事部人民委员期间，他是被吸收入红军的沙皇军队军官之一。托洛茨基在1918年9月任命他为东部战线的指挥官，1919年7月任命他为苏维埃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以接替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齐斯。谢·谢·加米涅夫一直任总司令至1924年4月这个职位取消时为止。他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由于自然的原因逝世。——原编者注245指法国著名将领、军事战略家拉扎尔·尼哥拉·马格里特·加诺(1753－1823)。——译者注246《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列宁全集》第34卷，中文第2版第433页。——译者注247《给弗·伊·列宁的信》。《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06页。——译者注248《给弗·伊·列宁的信》。《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10、111、113页。——译者注249《给弗·伊·列宁的信》。《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10、111、113页。——译者注250《给弗·伊·列宁的信》。《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10、111、113页。——译者注251《给弗·伊·列宁的信》。《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10、111、113页。——译者注252《关于俄国南部》。《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34页。——译者注253克利姆为伏罗希洛夫的名“克利门特”的昵称。——译者注254下面这三段摘录是在托洛茨基为本书所作之附注中发现的，它们摘自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著作，托洛茨基在别处也引用过他的著作。它们谈到这件事的始末，但其准确性如何须另当别论。托洛茨基很可能对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归于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某些字句颇表怀疑。——原编者注255参看《自东方战线给弗·伊·列宁的信》。《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166页。——译者注256《给弗·伊·列宁的电报》。《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232。——译者注257《致埃·马·斯克良斯基》。《列宁全集》第49卷，中文第2版第59页。——译者注258《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斯大林全集》第5卷，中文版第134－135页。——译者注259参看《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91页。——译者注260《自南方战线给弗·伊·列宁的信》。《斯大林全集》第4卷，中文版第243页。——译者注261这里指的当然是党的领袖列·鲍·加米涅夫，而不是军事领袖谢·谢·加米涅夫。——原编者注262热月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制定的共和国日历的第十一月，相当于公历的7月19日或20日至8月18日或19日，法国共和二年热月9日〔即公历1794乍7月27日〕发生了推翻罗伯斯庇尔政权的政变。参与这次政变的人史称热月党人。——译者注263参看1904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通过的决议，其中说道：“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全力以赴地与资本主义搏斗，在每一个国家里，与资产阶级政党对峙的只应该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因为只存在着一个无产阶级……”过去的经验，特别是同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的经验，使布尔什维克党人确信这种思想的正确性。在1927年12月2日到19日举行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代表被击溃的反对派发言时说道：“我们必须在两条道路中进行抉择。一条道路是建立一个第二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条道路对革命是极其有害的，这是政治堕落背叛阶级的道路。对于我们来说，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是为我们的全部的思想体系所禁止的，是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全部教导所不容许的……因此只剩下第二条路。这条路意味着……我们必须完全服从党。我们选择了这条道路，因为我们深信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只能在我们党的内部实现，而不能在它以外或者反对它的情况下实现……但是如果除此以外还要我们放弃我们的观点（而这正是这次代表大会所要求的），那就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态度了。这种要求一个人摈弃自己的意见的做法从来没有在我们党内提出过。如果我们宣布我们已经放弃了一两个星期以前我们还在维护的意见，那就是虚伪的做法，而且我们也得不到你们的信任……你们不会相信它……那样只会使取得一致的基础本身受到损害……”等等。在我用着重号标出来的那些字句里包含着列宁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对于党的纪律的不同看法的关键所在。这次斯大林派的代表大会采取了开除反对派并且要求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完全解除武装，并坚决谴责反对派的观点为反列宁主义和孟什维克的”这种做法回答了加米涅夫。就在第二天，以同一个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23个从列宁主义改信斯大林主义的人登上代表大会的主席台，并且发表了如下的悔过和精神自杀式的声明：“……尽管代表大会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那样严酷……我们……把自已的意志和思想顺从于党的意志和思想……在判断什么是有利什么是有害于革命的胜利进展这点上，党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接着他们接受了代表大会提出的最后通牒，并且请求重新接纳他们入党，该就他们的末日的开始。——原编者注264马尔克·安德烈耶维奇·纳坦松，又名波布罗夫（1849－1919）是伟大的俄国革命家和民粹派领袖。他是在到民间去的运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革命作用的柴可夫斯基集团的组织者之一。他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州后，在1876年组织了十分机密的民粹派北方协会，并且在那年夏天发起并领导了帮助克鲁泡特金越狱的集团。作为土地与自由党的组织者之一，他成了民意党的领袖，在这个党分裂之后，他成了它的恐怖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在1881年由于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而被捕，并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流放十年。1891年他同维克多·切尔诺夫一起组织了民意党。1891年被捕后关在彼得巴甫洛夫要塞和东西伯利亚。他是社会革命党的组织者之一，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从1905年起成为左派领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始终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并且是齐美尔瓦尔德大会的主要人物之一。在1917年社会革命党分裂之后，他成了左派的领袖。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变失败之后，他领导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政变，并以革命共产主义者而闻名。他是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死于1919年。——原编者注265《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41页。——译者注266《对有关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意见的答复》。《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181页。——译者注267《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斯大林选集》上卷，中文版第130页。——译者注268《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斯大林选集》上卷，中文版第132页。——译者注269《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斯大林选集》上卷，中文版第132页。——译者注270《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斯大林选集》上卷，中文版第134页。——译者注271《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斯大林选集》上卷，中文版第132页。——译者注272《致格·康·奥尔忠尼启泽的电报》。《列宁全集》第35卷，第510页。——译者注273《致莉·亚·福季耶娃》。《列宁全集》第52卷，中文版167页。——译者注274《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四、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5卷，中文版第215页。——译者注275政冶机构的共产党用语。——原编者注276大概是在1937年，因为这部分是托洛茨基在1939年10月中或10月左右以杂志文章的形式写成的。——原编者注277工农检查院的另一个名称。——原编者注278不要同当时已经在活动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相混。——原编者注279参看《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40卷，中文第2版第339－340。——译者注280参看《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39－340页。——译者注281《列夫·托洛茨基案件：关于莫斯科审讯对他的控诉的意见听取会的报告》，调查预备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约翰·杜威等编，纽约和伦敦哈泼兄弟公司1937年出版，第617页。《无罪：调查莫斯科审讯对列夫·托洛茨基的控诉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主席杜威等编，纽约和伦敦哈泼兄弟公司1938年出版，第422页。282斯大林的誓词是编者插入的。——原编者283参看《悼列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69－173页。——译者注284这部分叙述已以列夫·托洛淡基的札记为基础的。正文是托洛茨基的寡妇娜塔莉亚·伊凡诺夫娜·谢道夫写的。这部分从本页方括弧以外的文字到下面注出的地方为止。——原编者注285托洛茨基夫人写的部分到这里为止。——原编者注286这是1929年的一次共产国际全会上所宣布的政策，而不是一种实际倾向。这个政策的根据是这样一种假定：随着苏联五年计划的实行，俄国正朝着空前的繁荣前进，而在世界的其他部分整个社会结构都在迅速地瓦解，共产主义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因此共产党人有责任在所有的国家里（当然苏联不在此例）动员群众为即将来临的起义作准备。这个政策造成了许多愚蠢的、荒谬的，甚至是非常悲惨的后果——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德国的反纳粹力量的分裂，这一点曾有助于为希特勒的统治开辟道路。——原编者注287金托（Kinto），格鲁吉亚语，意即无赖。——译者注288指法兰西的军旗，意即他得到军队的支持用武力发动政变。——译者注289相传罗马为狼所建。——译者注290参看《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上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87页。——译者注291意大利一种葡萄酒。——译者注292指路易十四。——译者注293《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列宁全集》第9卷，中文第2版第112页。——译者注294《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第30、34页。——译者注295《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第30、34页。——译者注296《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69页。——译者注297参看《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与前途〉一书格鲁吉亚文版序言》。《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4页。——译者注298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1906年4月10日至25日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译者注299《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第38－39页。——译者注300《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21页。——译者注301《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21页。——译者注302《高加索！人们是复杂的时候了》。《斯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62页。——译者注30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62页。——译者注304关于这一切本书其他地方已作了详尽的叙述。——著者注305《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222－223。——译者注306《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222－223。——译者注307《农民团或“劳动”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97页。——译者注 |
附录三种俄国革命观附录三种俄国革命观1905年革命，不仅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而且是一种实验室，在其中造成了俄国政治生活内所有基本的派别，又反映出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各种不同的倾向。争论的焦点和根本的分歧，不待说，是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性质及其未来发展道路问题。这种关于革命观的争论，与斯大林传记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斯大林本来并未参加。他写的几篇与此问题有关的宣传文章，是完全没有理论价值的。好多执笔为文将那些思想通俗化的布尔什维克，都比斯大林写得好些，而且好得多。对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观作任何批判性的阐述，自然是属于列宁传记内的事情。但是理论也有其自己的命运。在第一次革命及其以后的时期，直至1923年为止，当各种革命学说都制定出来并加以应用的时候，斯大林是没有什么独立立场的，可是1924年发生了一种突然的变化，从而开始了一个官僚反动和彻底地重新估价过去的时代。革命影片颠倒放映，旧时的学说被人拿出来作新的估价或加以新的解释。于是，乍看起来有点出乎意外地，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不断革命”论上面，视之为“托洛茨基主义”一切谬论之源泉了。自此以后好多年中，对于“不断革命”论的批评，便成为斯大林及其伙伴们所有理论（恕我滥用这个字眼）著作的主要内容了。既然，在理论方面，“斯大林主义”的每一点都出于对不断革命论（1905年提出的）的批评，那么叙述这个理论，说明它与孟什维克的和布尔什维克的理论的差异，显然也是本书分内的事情，至少是应当作为本书附录来加以叙述的。俄国的发展，首先显出来的是它的落后性。但历史的落后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将依样画葫芦地于100年或200年后再走先进国家所已走过的道路。宁可说这个国家产生完全不同的“综合的”社会形态，其中资本主义技术和结构上最高的成就，纳入于封建的或封建前的野蛮的社会关系之内，改变这些关系，支配这些关系，造成一种独特的阶级关系。在思想方面说来，也是这样正因为它的历史的落后性，俄国才能成为欧洲唯一的甚至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民主党就已经获得巨大发展的国家，——当然是这样的，因为争取民主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二者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在俄国得到最深刻的理论的检验。唯心主义的民主派（大多数是民粹派）迷信地拒绝承认即将到来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他们称之为“民主的”革命，图谋拿这中性的政治商标来掩饰革命的社会内容，不仅为了欺骗别人，而且为了欺骗自己。但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始祖普列汉诺夫，远在上世纪80年代，当他反对民粹派的时候，就已证明俄国没有任何理由依靠自己爱走的发展道路了。同“凡世上的”其他国家一样，俄国也须经过资本主义炼狱。在这条道路上，俄国可以争得政治自由，这是无产阶级继续为社会主义斗争时所不可缺少的。普列汉诺夫不仅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开，视前者为目前的任务，视后者为未来的远景，而且规定了两种革命中各自的不同的力量配合。无产阶级先与自由资产阶级联合去争得政治自由；然后，经过几十年后，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与资产阶级直接冲突。1904年末，列宁写道：“俄国的知识分子……一向认为，承认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使革命黯然失色，就是把革命贬低和庸俗化。……对无产者来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制的斗争，只是……社会革命斗争的必要阶段之一。”2931905年，他又写道：“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民主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294他坚持说：“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295——这话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内为无产阶级往后斗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在这范围内，列宁还是跟在普列汉诺夫后面亦步亦趋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性乃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路线的交叉点。在此情形下，柯巴宣传的时候自然是不敢越出那些成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共同遗产的通俗公式的范围以外去的。他在1905年1月间写道：“根据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制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应当争取的！只有这样的立宪会议才能使我们有一个为争取社会主义所极其需要的民主共和国。”296拿资产阶级共和国做战场，以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目标的持久的阶级斗争，——这就是革命前途。1907年，即当国外的和彼得堡的报刊已经进行了无数次争论，而理论上的预断又经过第一次革命的经验严格的检验之后，斯大林写道：“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结局应当是消灭农奴制度，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革命的结果只能成立民主共和国，——关于这一点，似乎我们党内每一个人都是同意的。”297这里，斯大林并非说革命当以什么开始的，却是说革命当以什么告终的！他预先把革命限制于“只能成立民主共和国”，而且说得相当坚决。我们想在他那时写的著作中找到一丝一毫关于与民主革命有联系的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的暗示，那是白费气力。他的这个立场一直保持到1917年2月革命初期，直到列宁回到彼得格勒为止。在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及一般孟什维克领袖看来，把革命定为资产阶级性质，首先含有这样一种政治意义，即避免过早地拿社会主义这个红色幽灵去打扰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吓跑”，走入反动营垒去。孟什维克的主要策略家阿克雪里罗得在统一代表大会298上说道：“俄国社会关系仅仅成熟到可以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无法无天的政治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的时候，我们甚至不应当提起无产阶级反对其他阶级、直接争取政权一类的话。无产阶级是为资产阶级发展的条件而斗争的。客观的历史条件注定我们的无产阶级在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斗争中非与资声阶级合作不可。”如此说来，俄国革命的内容就被预先限制在那些符合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氛的改革范围之内了。这就是两派根本分歧的出发点。布尔什维主义坚决否认俄国资产阶级能完成它自已的革命，列宁比普列汉诺夫更有力、更彻底得多地提出了土地问题作为俄国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俄国革命的症结乃是土地问题。……根据对群众为土地斗争的条件的说明……我们对革命的成败问题必须下定决心。……”列宁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将农民看做小资产阶级，将农民的土地纲领看做资产阶级进步纲领。他在统一代表大会上说道，“土地国有化是一种资产阶级手段。土地国有化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它将加剧阶级斗争，加强土地的利用和农业投资，降低粮食价格。尽管公认土地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但俄国资产阶级还是反对没收贵族地主所有土地的，正是为了这个原故，俄国资产阶级才力图在普鲁士式宪法基础之上与君主制度妥协。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所提的无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思想。他宣布，这两个阶级革命合作的任务，乃是要建立一种“民主专政”，把这作为惟一的手段，来彻底肃清俄国的封建残余，来创立一种自由农民阶级，来开辟美国式的而非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列宁写道：革命的胜利，“……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方面的拚命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企图。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掉，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299列宁的思想的确是大大前进了一步，它是从土地革命为革命中心任务这一点出发的，而非从宪法改革为革命中心任务那一点出发的；它又指出那些能实现这个任务的社会力量唯一切实可行的结合方式。列宁的这个思想的弱点在于“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中含有内在的矛盾。列宁公开称这个“专政”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专政的时候，他自己就着重指出了这个“专政”的基本的局限性。他以此暗示，为了维持与农民的联合，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不可直接提出社会主义任务。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不啻是放弃它自己的专政了。所以那个专政，虽然有工人参加，本质上是农民的专政。有几次，列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例如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当普列汉诺夫反对夺取政权的“空想”的时候，列宁就回答他道：“这里说的是什么纲领呢？土地纲领。在这个纲领中是要谁夺取政权呢？革命的农民。列宁是否把无产阶级和这些农民混为一谈了呢？”300没有！他说他自己：列宁分别得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府和什么是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他又反问道：“革命的农民不夺取政权，又怎么可能有胜利的农民革命呢？”301在这论战式的说明中，列宁很明白地暴露了他的立场的弱点。农民散布在广大的国土上，而以城市为其接触点。农民自身甚至不能提出他们的利益，因为在不同的区域，农民所想的利益是不相同的。各省之间的经济的接触是通过市场和铁路建立起来的，但市场和铁路都是操在城市手里。农民要突破乡村界限，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采取共同的行动，就必须在政治上依赖城市。农民在其社会关系上也是不单纯的：农民中的富农阶层自然力图诱导农民去同城市资产阶级联合，而下层农民则倾向于城市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其全体来说，是不能掌握政权的。不错，在古时中国，革命曾使农民，或更确切地说，曾使农民起义的军事领袖上台执政。每一次革命的结果都是重分土地，建立一个新的“农民”皇朝，以后历史又开始重演：土地又重新集中起来，又造成一批新的贵族，又出现新的高利贷，又发生新的起义。只要革命保持其纯粹的农民性质，社会是不能走出这没有出路的循环圈之外的。这便是包括古代俄国史在内的古代亚洲史的基础。在欧洲，则从中世纪初叶起，历次农民起义的胜利都未能建立一个农民政权，只让市民阶级左派去执政。更确切地说，农民起义的胜利仅以设法确立城市人民中的革命派的地位为限。在二十世纪资产阶级的俄国，谈不上革命农民夺取政权的问题。这样一来，对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便成了区别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试金石了。俄国革命能够进行多远，未来临时革命政府将具有什么性质，它将面临什么任务，它将依照什么次序来解决那些任务，——这些问题的重大意义，必须同无产阶级政策的基本性质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提出来；而无产阶级政策的基本性质首先是由无产阶级对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决定的。普列汉诺夫装腔作势地固执地闭起眼睛，不理会19世纪政治史上的实际教训，无论什么地方无产阶级一作为独立力量出现，资产阶级就要转入反革命营垒去的。群众斗争愈加勇敢，自由派就愈加迅速变为反动派。至今还没有人发明一种能使阶级斗争规律不起作用的办法。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革命期间常常反复地说：“我们必须重视那些非无产阶级党派的支持，我们不可用‘鲁莽行为’驱使那些党派离开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的哲人以此类单调的说教表明：他不能理解社会的活生生的动力。“鲁莽行为”可以赶走一两个感情容易冲动的知识分子，但阶级和党派的结合或分离是全凭各自的社会利益的。列宁反驳普列汉诺夫道：“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说，自由派地主们会宽恕你几百万次的‘鲁莽行为’，但是永远不会宽恕你教唆人家夺取他们的土地。”不仅地主而已，就是因财产利益相同，尤其因银行借贷原故而与地主有联系的上层资产阶级，以及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依赖大中财主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也都害怕群众的独立运动。可是，要推翻沙皇制度，就必须唤起千百万被压迫者去从事英勇的、奋不顾身的、崇高的革命进攻。只有在群众自己利益的旗帜之下，即只有启发对剥削阶级，尤其对地主的不可和解的仇恨，才能唤起群众参加这个斗争。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反对派从革命的农民和工人那里“吓跑”，正是革命的内在规律，是“谨慎”或外交手腕所改变不了的。一月比一月更加证明了列宁对自由主义的评价的正确。尽管孟什维克望眼欲穿，俄国立宪民主党人不仅没有来领导“资产阶级的”革命，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加认为他们的历史使命正在于反对这个革命。十二月起义惨败以后，那些靠短命的杜马走到政治舞台前面来的自由派，都在声嘶力竭地向帝制政府解释他们于1905年秋天，当最神圣的“文明”支柱陷于危险时，搞反革命活动不够积极的原因。曾与冬宫秘密谈判的自由派领袖米留可夫在报纸上说得很好，他说在1905年底，立宪民主党人简直不能在群众面前现身。他写道：“责备〔立宪民主〕党当时没有召集群众会议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的人，……简直不懂得或不记得当时参加这类会议的民主群众中间流行的情绪。”这位自由派领袖所说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幻想”，指的是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这政策引起了城市下层阶级、士兵、农民及一切被压迫者对苏维埃的同情，从而疏远“上流社会”。孟什维克沿着相同的路线发展。他们为他们的1905年10月以后和托洛茨基搞在一起这件事再三向自由派辩解。孟什维克那位有才干的政论家马尔托夫所作的解释是这样的：当时对群众的“革命幻想”让步是必要的。在梯弗里斯，政治派别也是依照彼得堡同样的原则基础形成的。高加索孟什维克领袖饶尔丹尼亚写道：“粉碎反对派和赢得宪法，这些目的，将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各种力量自觉的联合和统一领导而达到。……不错，农民将被卷入这个运动，并将赋予这个运动以一种自然力的性质，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上述那两个阶级，农民运动则给那两个阶级的磨盘注水。”列宁嘲笑饶尔丹尼亚担心对资产阶级采取一种不可调和的政策会使工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列宁说：饶尔丹尼亚“讨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可能陷于孤立的问题，可是他忘记了……农民或他看上了地方自治会中的地主，承认他们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不承认农民有这个可能。这还是在高加索说的！”列宁这个反驳，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一点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饶尔丹尼亚并没有“忘记”农民而且从列宁自己的暗示也可以看出，他在高加索决不会忘记农民，因为那里的农民，在孟什维克派旗帜之下，正像风暴一样起来。但饶尔丹尼亚并不把农民看做政治的盟友，他是把农民看做一种政治上的进攻武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盟时候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个武器。他并不相信，农民能成为革命的一种领导力量，甚至能成为一种独立力量。在这点上，他并没有错。但他同时也不相信无产阶级能以领导者资格保障农民起义的胜利。这点就是他的致命的错误。孟什维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实际上是叫工人和农民服从自由派。这个纲领的反动的空想，是从下面的事实出发的，即阶级分化如此之深刻，一开始就使资产阶级陷于瘫痪，不能成为革命因素。在这根本问题上，布尔什维克是对的：寻求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势必把社会民主党推入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营垒中去。在1905年，孟什维克还没有勇气从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论做出一切必要的结论。在1917年，他们就把他们的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于是他们就碰得头破血流。在那对自由派态度问题上，第一次革命那几年间，斯大林是站在列宁方面的。但必须声明一点，即在这个期间，谈到反对派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甚至孟什维克下层分子大多数人也是更靠近列宁而不是更靠近普列汉诺夫的。对于自由派的轻蔑，本是知识分子急进主义的文学传统。但如果我们要探究一下柯巴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独立的贡献，例如分析高加索社会条件，或提出新的论据，或给予旧论据以一种新的提法，——那是完全徒劳无功的。高加索孟什维克领袖饶尔丹尼亚对于普列汉诺夫的独立性比斯大林对于列宁的独立性要大得多。流血的星期日之后，柯巴写道：“自由派的先生们力图挽救正在崩溃的沙皇宝座，是枉费心机的！他们想伸手援救沙皇，也是枉费心机的！……愤怒的群众却准备革命，而不准备跟沙皇和好。是的，先生们，你们真是白费气力！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就像旭日东升一样地不可避免！难道你们能阻止旭日东升吗？”302诸如此类的话。柯巴不能飞得比这更高些。二年半之后，几乎每字都重复列宁的话，他写道：“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它不能是革命的推动者，更不能是革命的领袖，它是革命的死敌，必须和它进行顽强的斗争。”303然而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以后十年内，斯大林经过了一次完全的转变，以至1917年2月革命发生时，他竟赞成与自由资产阶级联合，与此相适应，他又主张同孟什维克合并为一个党。须待列宁从国外回来，才能迅速地结束斯大林这个独立政策。这个列宁称之为同马克思主义开玩笑的政策。304民粹派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看做简单的“劳动者”和“被剥夺者”，同样关心社会主义。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乃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农民必须在物质上或精神上不再成为农民，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民粹派以其特有的感情认为上述那种社会学的分析乃是对于农民的一种刻薄的侮辱。俄国各派革命者曾在这问题上进行主要的斗争达两代之久。为了了解后来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冲突，必须着重指出：列宁遵照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从来没有把农民看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盟军；恰好相反，正因为农民占居压倒的多数，列宁才断言在俄国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的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与土地问题有关的论文中都再三发挥了这个观念。1905年9月间，列宁写道：“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它的。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准备着（现在立刻就准备）同它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提出这双重任务”305，列宁把西方无产阶级看做社会主义同盟军，在某种程度上也把俄国乡村中半无产阶级分子看做社会主义同盟军，但他从来没有把全体农民看做社会主义同盟军。他以他特有的坚定性反复地说：“我们起初是彻底地、用一切方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甚至不是然后，而是同时）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反对一般农民。”3061906年3月间，他又写道：“农民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获得胜利，因而将完全耗尽他们作为农民的革命性。无产阶级也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获得胜利，因而将真正开始发挥它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性。”同年5月间，他重复道：“农民运动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这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斗争，而是替资本主义的基础清除农奴制一切残余的斗争。”307我们从列宁的这一篇到那一篇文章，从这一年到那一年，从这一卷到那一卷著作，都可以找到这个观点。文句和例证有所不同，但基本思想则是不变的，这个基本思想不可能发生过变化。列宁如果把农民看做社会主义同盟军，那么他坚持革命的资产阶级性，把革命限制在“工农民主专政”范围内，限制在纯粹的民主任务的范围内，就会毫无根据了。有时列宁指责我对农民“估价过低”。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没有认识农民的社会主义倾向，而是说我没有充分认识（就列宁的观点说）：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独立性，农民有建立自己的政权的能力，又有通过它去阻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建立的能力。对这个问题的重新估价，是到了热月反动期间才开始的；这个反动大体上是从列宁患病和逝世时开始。从此以后，俄国工农联盟就被宣布本身含有足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充分保证，含有在苏联境内建成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斯大林拿单独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化替世界革命论之后，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的评价称为“托洛茨基主义”，不仅指现在，而且追溯到整个过去。当然，可以提出马克思主义对农民的经典的看法是否被事实证明为错误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将使我们远远地超出本附录的范围。目前，我们只说下面一点就够了，即马克思主义把农民看作非社会主义的阶级的时候，从来没有赋予这一评价以一种绝对的不可更改的性质。马克思早已说过：农民有判断能力，也有臆断能力。农民的本性是随条件不同而改变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发现了影响农民、改造农民的十分巨大的可能性。历史还没有彻底探明这个可能性的限度。然而已经清楚的是，苏联的国家强制作用的日益增长，不仅没有驳倒使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有别于民粹派的对于农民的评价，反而根本证实了这个评价。现在，新政权建立了二十多年之后，无论关于这个问题的情况如何，下面的事实是不可磨灭的，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宁可说在192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没有一个人曾把农民看做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列宁更不待说、列宁一再重申：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俄国资产阶级复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并没有想错：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复辞的第一阶级。以上便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两大派别的不同立场。可是在这两种立场之外，早在第一次革命初期，就有第三种立场提出来了。这种立场，当时虽然实际上没有得到承认，我们仍须加以说明，——不仅因为它后来被1917年事变所证实了，尤其因为它在革命七年之后，在被颠倒过来之后，在斯大林以及整个苏维埃官僚的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起着完全意料不到的作用。1905年初，我在日内瓦出版了一本分析1904年冬俄国政治局势的小册子。我得出结论：自由派的独立的请愿和宴会运动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把希望寄托于自由派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同自由派一起走进了死胡同；农民运动正为胜利创造有利的条件，但不能确保胜利；唯有无产阶级武装起义才能决定胜负；朝着这一方向走去，下一阶段必须是总罢工。这本小册子名为《一月九日之前》，是在彼得堡“流血的星期日”以前写的。从那天开始的强大的罢工浪潮，以及随之俱来的第一次武装斗争，明确地证实了这本小册子的战略的预断。帕尔乌斯替我的小册子写了序文。帕尔乌斯本是俄国侨民，那时已经成为有名的德国作家了。他是个具有非凡的创造力的人，能够接受别人的思想影响，也能够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别人。但缺乏必要的内在的均衡和勤勉，使他不能对工人运动作出无愧于他的思想和写作才能的贡献。无疑他对我个人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在以社会革命观点去理解我们的时代方面。我们两人第一次见面以前几年，帕尔乌斯就热烈主张德国总罢工了。可是当时德国正经历持久的工业繁荣时期，社会民主党正在使自己适应霍亨索伦政权，外国人的革命宣传只能得到嘲笑和冷遇。彼得堡流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帕尔乌斯读了我的小册子原稿，落后的俄国的无产阶级必然要起异乎寻常的作用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他。我们两人在慕尼黑同住了几天，谈了许多话，彼此增加了不少理解和私人的友谊。帕尔乌斯那时替我的小册子写的序文，就永远列入了俄国革命的史册。他用寥寥数页文字阐明了落后俄国的社会特点，这些特点固然是众所周知的，但在他以前没有一个人曾从中做出一切必要的结论。帕尔乌斯写道：“大家知道，西欧各国政治的急进主义都是首先依存于小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就是手工业者，就是资产阶级中落后于工业发展、同时又被资本家阶级所排挤的那一部分。……在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俄国，城市照中国的方式而不是照欧洲的方式发展的。俄国城市乃是行政的中心，带着纯粹官僚的性质并没有任何政治意义，至于经济意义，则不过是周围的地主和农民的商业市场。当资本主义过程结束城市的这种发展的时候，城市的发展还是微不足道的。资本主义开始建立它自己所设想的大城市，即是工厂城市和世界贸易中心。……阻碍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东西，反而有利于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醒，——这就是俄国手工业的生产方式的微弱的发展。俄国无产阶级是直接集中在工厂里面的。……“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将被卷入运动中。但农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增加那业已弥漫全国的政治混乱，从而削弱政府的力量。农民不能成为组织严密的革命军队。所以，随着革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政治工作将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同时，无产阶级的政治警觉性也将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毅力也将迅速增长。……“社会民主党将面临这样的抉择：不负起临时政府的责任，就得退出工人运动。不管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如何，工人将视临时政府为自己的政府。……在俄国，唯有工人才能完成革命起义。在俄国，革命的临时政府将是工人民主政府。如果社会民主党站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头的话，这个政府将是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不能完成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但肃清专制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过程将给临时政府从事政治活动提供肥沃的土地。”1905年秋，正当革命事变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又会见了帕尔乌斯，这次是在彼得堡。我们两人与两大派别都没有组织关系。我们共同编辑《俄罗斯语言报》，这是给工人群众看的报纸。我们又与孟什维克合办《开端报》，这是很重要的政治报。人们常常把不断革命论同“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只有一部分是对的。帕尔乌斯于上世纪末，当他走在同所谓“修正主义”，即歪曲马克思理论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队伍的前头的时候，已经成为成熟的革命家了。可是他尽一切努力都未能推动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更坚决的政策，于是他的乐观情绪受到了伤害。他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前途越来越采取保留态度。同时，他觉得“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不能完成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他的预断没有指出民主革命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仅仅指出俄国将或多或少同在澳洲一样建立一个工人民主政权，在澳洲，以农业家（farmerist）为基础的第一个工人政府并不敢走出资产阶级制度范围以外去。我并不同意帕尔乌斯的这个结论。在新大陆处女地上有机地成长起来的澳洲民主制，立即带有保守性质，而且支配着年轻的拥有一些特权的无产阶级。俄国民主制，恰恰相反，只能作为大规模革命暴动结果而实现，这个革命暴动的动力不容许工人政府保持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框框之内。1905年革命之后不久，我们二人意见就开始分歧了，到了大战开始时就达到完全的决裂。那时怀疑家帕尔乌斯已经把革命家帕尔乌斯杀死，事实已证明他站在德国帝国主义方面，后来又做了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柏特的顾问和智囊。在写了《一月九日之前》这个小册子之后，我一再恢复发展和论证不断革命论的工作。鉴于不断革命论后来在一本传记的主人公的思想发展上具有重大意义，用摘录的形式在这里介绍一下不断革命论是必要的。以下便是我的1905到1906年著作的准确的摘录。“在现代的城市中，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城市中，居民的该心乃是急剧分化了的雇佣劳动阶级。正是这个在法国大革命时基本上还不存在的阶级，注定要在我们的革命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经济上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比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获得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机械地受本国技术力量和技术手段所决定的这一种思想乃是极其简单化的‘经济’唯物主义，这一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美国工业生产力虽然比我国高十倍，可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它对于本国政治的影响，以及不久之后对于世界政治发生影响的可能性，要比美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影响大得多。……“我觉得俄国革命将会造成这样的条件，使政权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家尚未能充分施展其统治才能以前就有可能（在胜利情形之下则必然）落入无产阶级手中。……俄国资产阶级将把一切革命阵地交给无产阶级，它也不是不把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交给无产阶级。掌权的无产阶级将作为阶级的解放者来解放农民。……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将动员一切力量来提高乡村文化水平，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但农民自己不会把无产阶级赶走而取代它的地位么？那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历史经验都否定了这个假设。历史经验证明：农民完全不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从以上所说就可以清楚看出我对‘工农专政’的思想的看法。问题并不在于我原则上承认不承认它‘要’‘不要’这种政治合作形式。我认为，这种合作形式是不能实现的，至少不能马上直接实现。……”有人硬说这里阐述的观点是“跳过资产阶级革命”，后来人们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一说法，上面所引的几段话业已证明这种说法多么不正确，我同时写过：“为俄国的民主革新而斗争，整个说来，是从资本主义来的，是资本主义基础上所形成的力量领导的，它的矛头首先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道路上的封建障碍。”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用什么力量、什么办法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可以用下面的说法限定一切革命问题的范围：我们的革命，就其客观的目的以及从而就其一切不可避免的结果说来，是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可以闭上眼睛不看这个事实，即这个资产阶级革命主要的能动的力量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靠革命的一切冲击力量推动自己向政权前进。……人们也可以以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条件倘未成熟这种想法安慰自己，而同时忽略这个思想，即无产阶级执政后，它的地位必然推动它靠国家的力量去管理经济。……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无力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进入政府的，他们只靠这个办法打破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界限，即把集体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无产阶级朝着这个方向走多远，要看各种力量间的相互相关而定，决不随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初的意图而定。……“但我们已经可以自问道：无产阶级专政是否一定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框？它打破这个框框后，能不能根据现存的世界历史情况期待胜利的前途？……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即：如果没有欧洲无产阶级政府直接支援，俄国无产阶级将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将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转变为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但这不一定导致悲观的预断。“俄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政治解放，将把领导者提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将赋予领导者以巨大的力量和手段，使其成为在世界范围内肃清资本主义的创始人，历史已经为在世界范围内肃清资本主义创造了一切客观前提。……”关于国际社会民主党能够执行其革命任务到什么程度，我在1906年写道：“欧洲的各个社会党，首先是其中最强大的德国党，已经发展了它们的保守性，随着倾向社会主义的群众增多，随着这些群众的组织和纪律的效力提高，它们的保守性也愈加强烈。因此，社会民主党这个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脸的组织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之间的公开斗争的道路上的直接障碍。……”但我在总结我的分析时表示确信：“东方革命将以革命的理想主义影响西方无产阶级，将激发它开始同它的敌人说‘俄国话’的愿望。……”总结一下，民粹派同斯拉夫派一样是从这种幻想出发的，即认为俄国的发展道路是完全特殊的，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则集中于证明俄国的历史道路和西方的历史道路在原则上是相同的。由此产生出来的纲领，无视俄国社会结构和革命发展上十分真实的而远非神秘的特点孟什维克的革命观，除去其非本质的歧异和个人的偏向以外，可以概括如下：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获得胜利，这个胜利必然使自由资产阶级上台执政。以后，民主制度将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在比过去大得多的成效的社会主义斗争道路上赶上它的西方老大哥。列宁的见解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完成它自己的革命的！经过“工农民主专政”取得的革命完全胜利，将肃清土地上的中世纪制度，将使俄国资本主义照美国的速度发展，将加强城市和乡村的无产阶级，将使社会主义斗争成为真正可能。另一方面，俄国革命的胜利将大大推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能保障俄国免除资产阶级复辟危险，而且使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夺得政权。不断革命论的见解可以概括如下：俄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只有采取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才是可以思议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把民主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把社会主义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同时有力地推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唯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障俄国免除资产阶级复辟危险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以上的概括的公式同样清楚地显示后两种观点是相似的，它们与自由派孟什维克的见解是根本对立的，同时显示后两种观点在革命必须产生的“专政”的社会性质和任务问题上也有极其重大的本质差别。现在的莫斯科理论家的著作时常埋怨无产阶级专政纲领在1905年提得“过早”，这说得不恰当。经验证明，工农民主专政纲领也是提得“过早”的。第一次革命时期各种力量配合不当与其说有碍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如说有碍于一般革命的胜利。然而，各个革命党派所依据的是对完全胜利的希望，没有这一种希望，就不可能有最高的革命斗争。革命的一般前途以及由此生出的战略问题是意见的分歧所在。孟什维克对革命前途的看法是根本错误的：他们给无产阶级指出错误的道路。布尔什维克对革命前途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他们正确地指出斗争的总方向，但关于斗争的阶段说得不正确。布尔什维克对革命前途的看法的缺陷，1905年革命时还没有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是仅仅因为革命本身还没有进一步发展。可是，1917年革命开始时，列宁就不得不改变他对革命前途的着法，而直接与他的党的老干部发生冲突了。任何政治的预断都不能自命像天文学学一样准确。只要它能正确指出发展的总路线，有助于指示事件的实际发展方向（事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使主要路线偏左偏右），这就够了。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看到不断革命论完全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在苏维埃政权成立最初几年，没有一人否认这一点，相反地，这个事实得到了若干官方出版物的承认。可是，当苏联社会的已经冷淡下来而且僵化了的上层里面开始了对十月革命的官僚主义的反动活动的的时候，就立即向不断革命论开火了，这个理论比别的理论更加完全地反映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同时也鲜明揭露这次革命之未完成的、局限的和部分的性质。于是，在排斥不断革命论的过程中产生了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主义的基本教条。 |
补遗二“金托”287当政补遗二“金托”287当政大卫在登上以色列国王王位之前曾放牧羊群和吹弄笛管。当我们考虑到，几乎所有半游牧的以色列人的子孙都牧羊，而且那时治理人民的艺术并不比牧羊复杂得多的时候，他的奇特的经历就变得容易理解了。然而，从那时以后，社会和统治艺术的复杂性已大大地增加。当〔一个现代的〕帝王〔不得不〕让位的时候，〔人们不再需要〕在牧人中间寻找他的继承人。这个微妙的问题是在王朝的自动世袭的基础上获得解决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不少风云人物。尤利乌斯·恺撒是权力的自然候选人，他的出身使他成为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寡头政权中的一员。拿破仑第一并不是这样的。然而，即便是他，也不像我们时代的主要独裁者一样〔是暴发的新贵〕。无论如何，他总是〔一个出色的军人〕。至少，〔在这方面〕他〔像尤利乌斯·〕恺撒一样，忠实于同样的古代〔传统〕，那就是：一个武士既已表现出在战场上指挥武装人员的能力，那他就更有资格用这种能力来统治非武装的、无防卫能力的平民百姓。〔假拿破仑（一般人这样称呼小拿破仑或拿破仑三世）〕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一古老的传统。拿破仑三世是一个完全缺乏军事天才的人。但是，即便他也不完全是一个暴发的新贵。他是或者被认为是他的〔伟大的〕伯父的侄儿。此外，是那只飞翔在他头上的驯服的鹰288在关键时刻〔使他变成了伟人〕。〔作出下面的结论应该说是无情的：〕若不是这只象征性的鹰，路易·拿破仑亲王的脑袋〔的外边也会像他的脑袋里边一样地空空如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甚至连拿破仑三世的业绩也仿佛成了荒诞无稽的历史陈迹。民主制度稳固地建立起来——至少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是如此。它在拉丁美洲国家里的进展〔与其说是重大的〕，无宁说是富有教益的；它在亚洲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它唤醒了非洲的人民。立宪制度似乎是文明的人类所能接受的惟一方法和惟一的政府制度。因为文明在继续发展和扩大，民主制度的未来仿佛是所向无敌的。俄国在那次战争结束时所发生的事情，给这一历史概念以第一次打击。在死气沉沉的状态和混乱的民主制下度过了八个月之后，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来临了。但是，这毕竟仅仅是革命的“插曲”，而革命本身仿佛只是俄国的落后的产物，是英国在17世纪中叶和法国在18世纪末期所经历的那些震荡在20世纪的重演。列宁仿佛是莫斯科的克伦威尔或罗伯斯庇尔。这一新的现象至少还能够加以类比，这一点是聊以告慰的。〔然后出现〕了“常识神经病”——这是施马尔豪森给法西斯主义下的定义——，它给〔历史学家出了一道难题〕。在历史上不容易找出与墨索里尼和11年后的希特勒相同的先例。可以听见将他们比作恺撒、西格弗里德和卡庞的喃喃低语。〔但，应该承认，这些话是没有意义的。〕在经历了长期代议制熏陶的文明的民主国家内，神秘的陌生人突然掌握了政权，他们在年轻时所做的工作几乎同大卫或约书亚一样微贱。他们没有军事上的英勇武功。他们不曾向全世宣布任何新的思想。他们背后并没有立着头戴三棱帽的伟大祖先的影像。罗马的“母狼”289不是墨索里尼的祖母。“万”字不是希特勒家族的徽章，而只是从埃及人和印度人偷来的标志。自由民主思想〔仍然〕对法西斯之谜束手无策。〔毕竟，〕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上去都不像天才。然则，他们的令人头脑晕眩的成功又怎样解释？〔这两个法西斯领袖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个时代里，这个阶级本身不能够提出独创的意见，也不能产生有创造性的领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实际上向一切事物和一切人进行剽窃和模仿。墨索里尼偷盗布尔什维克和加布里尔·邓南遮，并向大企业界寻求灵感。希特勒则模仿布尔什维克和墨索里尼。因此，依仗资本主义〔大亨们〕的小资产阶级领袖们是典型的二流人物——正好像不管你从上面或从下面来看，小资产阶级本身在阶级斗争中也总是在扮演着一个次要角色。小资产阶级专政在18世纪末仍然是可能的。但就在那时，它也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罗伯斯庇尔被右翼推下了深渊，〔克伦斯基的悲惨的挣扎并不完全由于他个人的无能；连那么能干和富有进取心的帕尔钦斯基，也被证明是完全没有办法的、克伦斯基仅仅是这种社会软弱性的更为合适的代表。若不是布尔什维克攫取了政权，在法西斯向罗马进军五年之前，世界上就有了一个俄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为什么俄国不能摆脱20年代初期席卷战后欧洲的深刻的反动，是本书作者在别处讨论的主题。这里只消谈到这一点就够了：〕1922年10月30日墨索里尼领导下第一个法西斯内阁在意大利的组成：1923年9月13日〔使普里莫·德·里维拉上台〕的西班牙政变；1923年10月15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对46名布尔什维克的宣言的谴责；——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同一个时期，〔这绝不是偶然的。时代的这些迹象将会引起认真的考虑。〕然而，在〔他能加以利用的〕历史可能性的范围内，墨索里尼已表现出很大的主动性、随机应变的才能、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宽容的气度。他继承了意大利即席而作的悠久的传统。即席而作的天赋本是这个民族的习性。他是机灵的和不同寻常地野心勃勃的，为了贪得无厌地谋求成功，他抛弃了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事业。他对政党的愤怒变成了一种动力。他在前进的过程中创立并且破坏理论。他是无耻的个人主义和在自夸掩饰下的怯儒的化身。希特勒表现出疯狂和唯我独尊的特性。个人的创伤在他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一个脱离了本阶级而又不肯当工人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正常的工人安分守己地认为自已的地位是正常的。但希特勒是个狂妄的、有病态心理的不安于位的人，他把对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憎恨作为垫脚石而提高了自已的社会地位。他拚命地决心爬得更高。在行进的过程中，他为自己确立了充满无数矛盾和内心保留的一套“理论”——一种德国帝国野心和一个被本阶级遗弃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怨气冲天的白日梦的混合物。在试图找出与斯大林相同的历史人物时，我们不仅必须把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和列宁排除出去，而且也必须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排除出去。当我们想起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或者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我们〕就比较能对斯大林有所了解了。在我站起来宣读左派反对派宣言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我经常被口哨、喊叫、威胁和咒骂所打断。我遇到的情况，非常像十年前我在克伦斯基的预备国会开幕那天站起来宣读布尔什维克宣言时的情况，我记得伏罗希洛夫叫喊：“他的做法就跟他在预备国会里的做法一样！”这个说法要比发出叫喊的这个人当时所意识到的更为确切得多。到了1927年，中央委员会的正式会议变成了真正令人作呕的奇观。问题是不经讨论的。一切问题都是由在幕后召开的有斯大林参加的秘密会议决定的。斯大林当时要同右翼集团——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进行政治交易。每届中央委员会确实至少要举行两次正式会议。攻击反对派的方针是事先准备好的，任务和讲话是预先指定的。喜剧上演时，每次都更像酒吧间的下流、暴乱的滑稽戏。诬蔑人的语调更加放肆无忌。更加粗暴无礼的委员们，仅仅是由于他们对待反对派的粗暴才能而新近被吸收入中央委员会的向上爬的人。不断地用翻来覆去的毫无意义毫无根据的指控和闻所未闻的粗话和辱骂，打断老革命家的讲话，所有这一切的导演是斯大林。他在主席团的后面走来走去，不时用眼盯着那些被指定发表演说的人，而当辱骂某一反对派成员的话达到完全无耻的程度时，他毫不掩饰表示他的赞同。会上说出的话是如此下流，出席会议的人是如此粗野，真正使这些蠢人道德败坏的那个人是如此地令人厌恶，以至很难设想，我们是在出席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梯弗里斯街头的习惯已经搬到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来了。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回忆起斯大林的老合作者菲利普·马哈拉泽时，对他的评语：“他简直是一个‘金托’!”大约在同一时期，斯大林的另外一位高加索的老同志布杜·穆吉瓦尼，将他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官内的一次谈话告诉了我。穆吉瓦尼企图说服斯大林，有必要同反对派达到某种协议：不然党就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震荡。斯大林默默地听着，在室内走来走去，显然不赞同。他然后煞有介事地以轻盈的步伐走到房间的远远的一角，又回转身来默默地走向穆吉瓦尼。他肌肉紧张，提起脚跟，举起一只手臂，突然停住脚步，用可怕的声音叫喊：“一定要粉碎他们。”穆吉瓦尼说，“他简直是可怕……”据别洛博罗多夫说：“杀死沙皇是斯大林的主意，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张，将王室安置在叶卡特林堡，而斯大林怕的是，只要尼古拉二世还活着，他就会引起白卫军之流的注意。1918年7月12日，斯大林已经同斯维尔德洛夫商量好了。7月14日，他使戈洛舍金参与他的计划。7月15日，戈洛舍金就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的意图给负责看守王室的政治委员别洛博罗多夫一封密电。7月16日，别洛博罗多夫给莫斯科发一个电报说，叶卡特林堡在三天内将要陷落。戈洛舍金去见斯维尔德洛夫；斯维尔德洛夫去见斯大林。斯大林将别洛博罗多夫的报告放进口袋内，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沙皇落到白卫军的手里。’这句话等于是死刑判决。”我的计划：审判——无线电——文件。毫无疑问，对人的、肉体上的残忍，即通常所谓的虐待狂是斯大林的特点。当斯大林被监禁在巴库监狱里的时候，和他同住一间囚室的一个人曾经梦想革命。当时名叫柯巴的斯大林出其不意地问他：“你渴望血吗？”他拿出藏在靴子里的一把刀子，高高地提起一只裤脚，在腿上扎了一个深而又长的切口。“这是血，给你。”在他当上苏维埃的要人以后，他在他乡下的家里，以割断羊的喉咙或将煤油倒在蚁冢上放火去烧来取乐。这些独立的旁观者说出的关于他的故事是很多的。世界上具有这些倾向的人是很少的。这些恶劣的自然本能发展到这种可怕的程度，必须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他将他的一切创伤、憎恨、怨愤、忌妒和爱慕从一个省的狭小范围带到全国广大范围内。他任何事情都没有遗忘。他的记忆力是最善于记恨的。他制订了他自己进行报复的五年计划，甚至十年计划。（审判）赫夫苏尔族有格斗的习惯。倘若赫夫苏尔人想在某人身上报仇雪恨，他就把一只死猫丢在他敌人的坟墓上。据齐奈达·奥尔忠尼启泽说，斯大林会说：“在死人的墓上躺着一只死猫。”斯大林同希特勒的联盟满足了他的报仇之心。首先，他想羞辱英法政府以报复在张伯伦放弃追求希特勒之前克里姆林宫所受到的侮辱。他自已以下面的做法得到最大的乐趣：暗地里同纳粹谈判，而表面上却同英法的友好代表团公开谈判以欺骗伦敦和巴黎，然后出乎意外地把他同希特勒缔结的条约突然公布出来。他是个悲剧性的小人。如果将全能的和不忠实的神话即对社会主义及革命的强烈憎恨除掉是可能的话——如果说，关于大裁判官的诗——关于复仇主义的悲剧的诗——能够用世俗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话，……堕落的概念——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15世纪……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诗以基督默歌地吻大裁判官的嘴唇而结束。基督教官僚主义的后裔之一的告别。列宁尽管是谨慎的，也要向他脸上吐唾沫。雅罗斯拉夫斯基主义。老人苏尔茨——市侩主义的狭隘性。莫罗茨——党的良心，只是没有良心。希克尔雅托夫——一个被压服的、顺从的和稍带醉意的工人。矮小的希克尔雅托夫会对列宁说：“走开，别打搅我们，不然我们要烧死你！”亚历山大和弗拉基米尔——俄国知识阶层的精华。在亚历山大的身上，表现出知识阶层结束了它的可悲的过去；在弗拉基米尔的身上表现出知识阶层建造了通向未来的桥梁。领袖不是天生的，正好像罪人不是天生的一样。德施塔尔夫人认为，缓慢的、然而不间断地趋于完美的过程，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看得到。可以这样说，所有历史上的天才人物、一切创造者、一切首创者，在他一生的前25年或30年间，都说出了他所要说的话的精髓。随后而来的只是它的发展、深化和应用。在斯大林一生的早期，我们除了听他用粗俗的言语重复现成的老一套的话外，没有听到他说过别的东西。斯大林只是在官僚机构在它自己的总书记的领导下完全消灭了列宁的全部工作人员后，才上升到天才的地位的。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论题上都没有发表过片言只字的人，在他年龄远远超过40以后，自动地升到他的官僚机构的顶峰，——这个人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天才。这是完全用不着证明的。据尼古拉也夫斯基说，布哈林把斯大林说成是“一点一滴实现阴谋的天才＂(apportionerofgenius)。这是一个确切的说法，只是他并没有“天才”。这是我第一次从加米涅夫听来的。他指的是斯大林一点一滴地、在一个分期计划的基础上实现他的阴谋的才能。要使阴谋的实现成为可能，就需要一个强大的、集中的政治机器。一点一滴实现阴谋的工作包括逐渐地顺着迁回的道路钻进机器内部，然后控制这个国家的舆论。如果加速这个过程，一下子将这变化全部摆在人们面前，就会引起惊惧、愤怒和抵抗。在基督的12个门徒中，只有犹大是一个叛徒。可是，倘若他大权在握，他会将其他11个门徒以及所有的次要门徒（路可说，耶稣有70个次要门徒）都说成是叛徒。1924年11月19日，斯大林在工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全会上说：“听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话，会使人以为布尔什维克党在3月到10月的整个准备时期只是踌躇不决，被内部的矛盾所腐蚀，百般阻挠列宁。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同志，那就不知道十月革命会有怎徉的结局。听了托洛茨基同志关于党的这些奇怪言论，使人感到有些可笑，因为他在文集第二卷的同一‘序言’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是党’”290。我当然没有说过关于党特别是它的中央委员会的不能胜任或没有价值的话。我只说明了内部倾轧的性质。但真正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一个党的中央委员会，其2/3的委员由人民的敌人和帝国主义的特务组成，又怎能赢得胜利。我们还没听见过对这个神秘的谜的解释。自1918年开始，奸细们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占绝大多数。换句话说，在革命的关键年代里，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完完全全是由奸细们决定的。不用说，在1924年，斯大林不能预见到，在15年内，他的方法的逻辑会使他走向可悲的极其荒谬的地步。斯大林的典型特点是他抹煞关于往事的回忆——除了个人的宿怨和得寸进尺的报复欲以外的本领。1936年到1938年，斯大林已经设法使一个专制君王的一切特性在他身上得到发展。能不能根据1936年到1938年而对1924年作出结论呢？1924年，他还只是在为夺取权力而斗争。斯大林在当时是否能进行这一阴谋呢？有关他的履历的全部材料使我们不能不作出肯定的答复。从梯弗里斯正教中学起，他就留下了最恶毒的怀疑和指控的记录。在他看来墨水和白报纸在政治斗争中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只有死人才不会再醒过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25年同斯大林决裂后，都将信件存放在一个可靠的地方：“倘使我们突然丧命了，那么，要知道，这是斯大林干的。”他们劝我照样做。加米涅夫对我说，“你认为斯大林在忙着答复你的论点，没有的事。他在盘算着怎样把你除掉而又不会因此受到惩罚。”“你记得1923年前鞑靼人民委员会主席苏丹－加里也夫被逮捕的事吗？”加米涅夫继续说：“这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第一次逮捕一位重要党员。不幸，季诺维也夫和我同意逮捕。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尝到血的味道。我们一同他决裂，就写下遗嘱性质的东西。我们在其中警告说，倘若我们‘意外地’死去，斯大林应对其负责。这个文件存放在可靠的地方。我劝你同样做。你要料想到那个亚细亚人会做出任何事情来的。”季诺维也夫又说，“倘使他不是怕报复——害怕青年人的恐怖行动，他早在1924年就能把你弄死。这就说明为什么，斯大林决定第一步先消灭反对派干部和推迟杀死你，直到他有把握能杀死你而不受惩罚。他痛恨我们，特别是加米涅夫，主要是因为，关于他的事我们知道的太多了。可是，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来杀死我们。”这不是猜测之词；在三人统治的蜜月期间，他们相互间是交谈得相当坦率的。斯大林的不间断的胜利开始于1923年，那时，他逐渐越来越深信历史的进程是可以藐视的，莫斯科审判是这一欺骗和暴力政策的顶峰。同时，斯大林开始忧虑地觉察到，他脚下的地在崩陷和垮下去。每一新的欺骗需要加倍的欺骗来支持它，每一暴行扩大了需要支持这一暴行的新的暴行的规模。一个明显的衰退时期开始了。在此时期，全世界与其说对他的力量、意志、深仇死怨感到惊讶，无宁说对他的智力和政治方法的低劣感到惊讶。斯大林的狡诈本质上是非常粗糙的，是适合于原始人的头脑的。例如，倘若我们研究一下莫斯科审判的全部情况，我们就看得出，它们的设计和执行的粗糙程度是令人吃惊的。1925年4月，我被解除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我的继承人伏龙芝是个在西伯利亚做多年苦工的老革命家。他命中注定不能长久担任此职——只有〔7个〕月。1925年11月，他死在外科医生的刀下。在他任职的几个月中，伏龙芝在保卫红军不受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督问题上，表现出来过多的独立性：这就是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12年后丧命的那种罪过。巴让诺夫曾说，伏龙芝是一个军事阴谋的中心人物；这是荒唐的胡说。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斯大林的冲突中，伏龙芝反对斯大林。对于独裁者来说，这位新任军事人民委员的反对，是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的。才智有限而驯服的伏罗希浩夫对他似乎是一个更为可靠的工具。党内流传的谣言说，伏龙芝的死是因为斯大林的需要。根据可用的材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伏龙芝患了胃溃疡；他的私人医生认为，他的心脏受不了哥罗芳麻醉剂；伏龙芝于是坚决反对动手术。斯大林派了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医生——他的心腹特务——召集了一个挑选出来的医生小组，这个小组建议动手术；政治局批准了这一决定；伏龙芝不得不服从，就是说，不得不接受死于麻醉的结局。伏龙芝死的情况在文学著作〔鲍里斯·皮尔尼亚克著《不陨落的月亮的故事》中以歪曲的形式反映了出来。斯大林立即没收了这本书，并使作者丧失了官方的宠信。〔皮尔尼亚克〕后来不得不公开地、而且非常谦卑地“悔过”。斯大林认为，有必要紧跟着发表一些间接证明他无辜的文件。很难说事实真相到底是怎样的。但是，这种怀疑的性质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它说明，到1925年底，斯大林的权力已经如此强大，以致他能够依靠一个驯服的、用哥罗芳和外科医生的刀子武装起来的医生小组。然而，那时知道他的名字的人还不到全国人口的l/l0。巴让诺夫在提到我于1929年2月被放逐到土耳其一事时写道：“这仅仅是手段的一半。我不认得我的斯大林……自从凯撒·波尔吉亚的时代以来，我们已取得了一些进步。当时，人们机敏地在法莱纳斯－阿杰尔291酒杯里投放一种速效的药粉，或者是敌人咬了一口苹果就死去。最新的科学成就启发了今天的行动措施。科施杆菌的培养液掺在食物内，经常给人吃下去，可以逐渐使人患奔马性肺结核而遽然死去。……不明白……斯大林为什么不用这种办法，因为这在他的习性和特点中占有很大地位。”当巴让诺夫的书于1930年出版时，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文字上的练习。莫斯科审判之后，我比较认真地看待这本书了。谁曾使这个年轻人作出这种推测呢？这一切的根源何在呢？巴让诺夫曾在斯大林的会客室里受过训练。在那里，早在l926年，即巴让诺夫离开斯大林的秘书处那一年，科施细菌和波尔吉亚施毒的方法显然就被讨论过了。两年后他逃出国，随后变成一个反动的亡命徒。当叶若夫充任国家政治保安部的领导时，他改变了施用毒药的方法。天公地道地讲，雅戈达必须被承认是这种方法的创始人。可是，他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在1938年2月的审判里，雅戈达的秘书布拉诺夫的被控罪名之一就是施毒，他因此而被枪决。布拉诺夫得到过斯大林的信任可以由下列一事得到证明：他是受令押送我和我的妻子流放到中亚细亚而后流放到土耳其的那个人。为了大力营救我以前的两个秘书塞尔穆克和波兹南斯基，我要求将他们同我一起送出国。布拉诺夫害怕在土耳其边境遇到难堪的张扬并希望将一切事情安排得平平静静的，就同莫斯科打了直通电报。半个钟头后，他将克里姆林宫答应把波兹南斯基和塞尔穆克在我之后立即送出来的电报纸带给我看。我不相信。我对布拉诺夫说，“你总会使我受骗的。”“那么你可以叫我无赖。”“那对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告慰的，”回嘴说。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作证说，雅戈达对他说，“有必要减少高尔基的活动，因为他妨碍了‘高级领导人’”。关于“高级领导人”的这个说法被重复了好几次。在法庭上这个提法被解释为指李可夫、布哈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而言。但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那时他们是最下贱的人和国家政治保安部的牺牲品。“高级领导人”是克里姆林宫主子们的别名，主要是指斯大林。让我们回忆一下，高尔基正是在季诺维也夫受审的前夕死去的。斯大林没有预见到第一次审判的后果。他希望把问题限制在消灭他最痛恨的几个敌人的范围内——主要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已计划了用十年工夫去消灭他们，可是他打错了算盘，官僚机构害怕了，恐惧了。官僚机构第一次看到斯大林不是地位平等的人当中的领袖，而是一个亚细亚的暴君，一个专制君王，成吉思汗——布哈林曾这样称呼他。斯大林开始害怕他会丧失他的权威地位并且对苏维埃官僚机构老资格人士失去号召力。他无法使他们忘掉他的过去，不能使我们对他自封为驾乎他们之上的仲裁者佯作不知。惧怕和恐怖随着危及人的生命和利益的事例的增加而迅速地增长着。没有一个老革命者相信这种控告。后果并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样。他不得不超出他的原订计划的范围。就在准备1936年大规模清洗的期间，斯大林建议起草“世界上最民主的”新宪法。所有瓦尔特·杜兰特和路易斯·费舍斯之流对新世纪的民主备加赞扬。对斯大林宪法的这一切无耻的叫嚷，其目的是在于争取全世界民主舆论的赞同，然后在这个可庆可喜的背景之下，将斯大林的一切反对派作为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而加以粉碎。这是斯大林智力上近视的典型，他对私人报复比对抵挡法西斯对苏联和全世界工人的威胁更加关怀。在准备“最民主的宪法”的同时，官僚机构忙于举行一系列的宴会，宴会上大谈特谈“幸福的新生活”。在每一次宴会上，给斯大林拍了照——被男女工人围绕着，膝上坐着笑容可掬的儿童等。他的自咎的内心不得不服用这种镇痛剂。我说，“很明显，某种可怕的事情正在策划中”。被引进克里姆林宫机构里的别的人也对斯大林的过度的仁慈和宽厚心存疑惧。某种类型的莫斯科记者重复说，苏联在清洗之后比以前更加团结一致了。这些大人先生们甚至在清洗之前就对斯大林主义的磐石般的团结大加赞许。但很难理解，任何头脑健全的人能够相信，很多最重要的政府、党、外交和军队的代表人物能被证实为外国代理人，却又不是一个政权存在着深刻的内部不满的标志。清洗是一种严重病症的表现。消除症候很难说就是治好病症，我们有沙皇政府专制政权的先例。这个政府在战争时期以叛国罪逮捕了国防大臣苏霍米尔诺夫。协约国的外交官对萨宗诺夫说，“你们的政府是个强大的政府，竟敢在战争时期逮捕它自己的国防大臣。”事实上，那个强大的政府当时正处在崩溃的边缘。苏联政府不但逮捕了和处死了它的现任国防部长图哈切夫斯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它消灭了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全部高级指挥人员。斯大林宣传机器在通情的驻莫斯科外国记者的帮助下，有计划地就苏联的实际情况欺骗了世界舆论。所谓固若磐石的斯大林政府是一个神话。斯大林用他的罪恶审判证实了比他想要证实的更多的东西或者不如说，他没有能够证实他想要证实的东西。他仅仅暴露了他的秘密试验室。他强迫150人供认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但是，这些供认的总和构成了斯大林自己的供状。斯大林在一两年内处死了伏罗希洛失的所有副职人员和同僚，他的亲密的合作者，他的最可靠的人。这该怎样去理解呢？是不是伏罗希洛夫在他对斯大林的态度上开始有独立的表现呢？更加可能的是，伏罗希洛夫被他亲近的人所怂恿。军事机器是非常贪得无厌的，不轻易忍受文职人员加之于它的限制。斯大林预见到，他同那个强大的机器有可能发生冲突。于是决定在伏罗希洛夫变得不能控制之前，就使他安分守己。斯大林通过国家政治安全部、即通过叶若夫，背着伏罗希洛夫进行了消灭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的准备工作，而在最后一个时刻内使他面临一个必须抉择的局面。这样，伏罗希洛夫既落进了斯大林的预谋和不忠不义的圈套，只得默默地同斯大林合作，消灭了指挥人员的精华。此后，他命中注定只能充当一个丝毫不能反对斯大林的可怜而无力的人物。不靠赢得一个人的钦佩，而靠迫使他参与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来使一个人依附于自己，——在这方面，斯大林是个老手。这些人就是筑成以斯大林为顶峰的金字塔的砖石。“朕即国家”这句话比起斯大林的集权政权的实际情况来说，几乎是一句自由主义的格言。路易十四只把自己与国家等同起来。罗马教皇把他们自己同国家和教会等同起来——但也只是在教皇统治俗世的时代。集权国家远远超过恺撒－天主教。因为它还干预国家的全部经济。斯大林不像太阳国王292，他可以正确地说：“朕即社会。” |
补遗一热月式的反动补遗一热月式的反动在革命和内战的大紧张后，开始出现了政治上的反动。〔这同非苏维埃国家这类社会现象根本不同〕这种反动是针对〔帝国主义〕战争和针对那些领导这场〔甚至在“胜利”国家也肯定〕不得人心的〔完全无益和滥事屠杀的〕战争的人的。在英国，它的矛头主要针对劳合·乔治，并在政治上使他陷于孤立，直到他生命的终了。法国的克雷蒙梭〔和美国的威尔逊〕受到了同样的遭遇。群众在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和一场内战后，感情有很大的不同，那是自然的事。在俄国，工人和农民完完全全懂得，实际牵涉到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场战争，在非常直接的意义上，是他们自己的战争。对胜利的满意是巨大的，那些帮助取得胜利的人的声望也是同样巨大的。〔同时，有必要摆脱战争，最后重新从事平时的工作，重新建立正常和和平的秩序来满足人的需要。英雄主义本身已成为平凡的事，人们对战争中的恐怖已经受够了。〔虽然这种反动的矛头并不是针对内战的领导人的，但是这种要求和平的难以抑制的冲动，使许多人的眼睛转过来望着那些做像配给食品这些单调乏昧的工作的人，住房，工资高的好工作。斯大林和其他一些像他这样的人，在内战中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现在居于显要地位，领导这个从战争到和平，从自我牺牲到自我改善的、悄然无声然而是强有力的过渡运动。这种心情对于青年和一般群众——那些在内战时期最容易受到损害的人——的影响不如对家庭负担越来越重的中年人和对在平时活动中获得了好处的有职业者的影响那么强大。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影响不是强大而广泛的。〕许多行政人员，有很大部分行政人员，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和要求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命令，因此，三年的内战在苏维埃政府本身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有些理论家企图证明，苏联目前的极权主义的政权并不是由于这种历史条件造成的，而是由布尔什维主义本身的性质造成的。他们忘掉了，内战并不是由布尔什维主义的性质造成的，而是由俄国和国际资产阶级要力图推翻苏维埃政权而造成的。没有疑问，斯大林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是由内战的环境和情况以及后来帮助他建立个人独裁的整个集团——奥尔忠尼启泽、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以及一整批〔上升到指挥官和行政人员〕的工人和农民所塑造成的。〔而且，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五年内，97％以上的党员是在革命胜利后入党的。又过五年，〕100万党员中，绝大多数对于党在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的状况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更不必说革命前的地下时期了。只要说这一点就够了：到那时，足足有3/4的党员只是在1923年之后加入的。革命前入党的党员——那就是地下时期的革命者——的人数，已不到l％。到1923年，党的素质已被大批年轻没有经验的党员大大地冲淡了，他们〔迅速地受到塑造〕让他们在党机器专职人员的指挥下，扮演〔唯命是听的人〕的角色。党的革命核心的这种冲淡，对于党机器战胜“托洛茨基主义”〔即战胜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1923年，情况开始稳定。内战，像同波兰的战争一样，已肯定地过去了。饥荒的最可怕的后果已经克服，新经济政策刺激了国民经济，使它得到了蓬勃的恢复。经常把共产党员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从一个活动范围调到另一个活动范围，不久已成为例外的情况，而不再是一种常规。共产党员开始得到长期的职位，〔这是他们自己的地盘导致更高的职位的地盘，他们〕开始以有计划的方式来管理那些交给他们管理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地区。〔他们迅速地变成官员，变成官僚，因为〕党员和官员的职位安排有了一种更有系统和更有计划的性质。任命职务不再被认为是临时性的和几乎是偶然性的了。任命的问题同个人的生活问题，〔被任命者的〕家庭的生活条件，他的前途，有愈来愈大的关系。就在那时，斯大林开始愈来愈显赫地成为组织者，指派任务的人，分配职位的人，培养者和官僚主义的头子。他挑选人员的标准是，他们对他的各个对手，特别是对他认为是主要对手——他上升道路上的主要障碍，采取敌视或冷漠态度。斯大林把他自己的行政经验，主要是在幕后进行一套阴谋活动的经验归纳起来，使之系统化，并把它传授给那些同他有最密切的联系的人。他教他们怎样按照他自己的党机器组织自己的地方政治机器；怎样收罗合作者，怎样利用他们的弱点，怎样使同志们互相对立，怎样管理党机器。随着官僚主义的生活愈来愈稳定，它产生了对舒适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斯大林控制着这个追求生活舒适的自发的运动，指导它，使它为自己的意图服务。他用最有吸引力的、最好的职位奖给最忠诚的人。他规定从这些职位得到好处的限度。他亲手挑选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向许多监察委员灌输必须无情迫害异己分子的思想。同时，他却指示他们不要查究那些忠于总书记的官员们所过的异常奢侈的生活。因为斯大林〔用一个标准〕，即对他自己，对争夺权力的斗争，对他要制服别人的无情欲望是否〔有用〕来衡量一切形势，一切政治情况，一切人员的组合。除此以外他是什么都不懂的。他驱使他的两个最强大的竞争者斗争。他把自己利用个人敌对和集团敌对的才能发展成为一种艺术，一种无法模仿的艺术，因为他在这方面发展了一种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本能。在任何新的形势下，他首先考虑的是怎样使自己可以得到好处。每当整体的利益同他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他总是毫无例外地牺牲整个的利益。在任何情况下，不论用什么借口，不问结果如何，他总是不遗余力地给比他更强大的竞争者制造困难。他以同样坚持的态度来设法奖赏一切个人效忠的行为。起初是秘密地，后来是公开地宣布，平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偏见。他出来为不平等辩护，为官僚主义的显贵们的特权辩护。斯大林这样蓄意堕落，他对前景是从来不感兴趣的。他也不考虑这种由他带头在搞的做法的社会意义。他那时像现在一样，是作为像他那样的一个经验主义者行事的。他选拔那些忠于他的人，奖赏他们；他帮助他们取得特权地位；他要求他们放弃个人的政治目标。他教他们怎样为自己建立一套必要的机构来左右群众，使群众俯首听命。他从来不考虑，他的政策直接违反列宁在生前最后一年愈来愈关心的斗争——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自己偶或提到官僚主义。但是总是出诸最抽象和没有力量的口吻。他考虑的是心不在焉，文牍主义，办公室乱七八糟之类的现象，但是对于由盗贼信义、由他们的共同利益〔作为整个政治集团的享有特权的剥削者〕以及由愈来愈远离人民的趋势连结在一起的整个特权阶层的组成，则熟视无睹。斯大林毫不感到他不但在组织一个新的政治机器，而且在组织一个新的阶层。他对待问题只是从选择干部，改善他的机器，取得他个人对它的控制权，他个人的权力的观点出发。没有疑问，在他看来，既然他同一般的问题都有关系，他的机器会使政府得到更大的力量和稳定，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超过这个范围，他是没有勇气进行概括的。处于特权地位的，用社会主义的概念在群众面前伪装起来的一个新的职业官员统治阶层的形成——这个新的享有巨大特权和巨大权力的统治阶层的组成，改变了国家的社会结构，而且在很大的、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改变新社会的社会组成——这是他不肯考虑的一个问题；只要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不是挥舞手臂就是挥舞手枪把他打发掉。这样斯大林这个经验主义者，虽然没有正式同革命传统决裂，虽然没有宣布弃绝布尔什维主义，却成了这二者的〔最有效力的叛徒和破坏者〕。1923年秋天进行全党讨论的时候，莫斯科组织大体上分成两半。在开始的时候，反对派占一定的优势。但是，两者的社会〔势力〕并不是相等的。在反对派方面，有青年和相当大的一部分基层党员；但是，在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方面，首先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和有纪律的政客，他们同总书记的政治机器有最密切的关系。我当时患病，因而没有参加讨论，这件事我认为是一个具有一些影响的因素。但是，不应当夸大这件事的重要性。归根到底，这只不过是一个插曲。〔最重要的是〕工人们厌倦了。那些支持反对派的人并没有希望进行重大严肃改革的抱负。另一方面，官僚主义异常凶狠地进行斗争：〔它是在本能地为自己将来的兴旺而战〕。的确，这个阵营至少有一个时候陷于完全的混乱，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季诺维也夫后来向我们透露的。有一次，他从彼得格勒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发现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的领导人十分惊慌。斯大林显然在策划一个阴谋，想同反对派讲和，而牺牲他的同盟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种事正是像他所干的。当时，由于我生病，政治局在我的家里开会。他向我提出明显的建议，对于我的健康表示了完全出乎意外的关切。季诺维也夫，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向彼得格勒要求支持，从而结束了莫斯科这种暖昧的局势他开始组织一个鼓动员和突击队的非法的参谋部，用汽车把他们从一个企业送到另一个企业，散布歪曲说法和诽谤言论。当然，斯大林在不同他的同盟者决裂的情况下，谨慎地给自己保护好向反对派退却的道路。季诺维也夫大胆一些，因为他更加有冒险性和更加不负责任。斯大林却谨慎。他还没有了解党内要人们中间，特别是苏维埃机关内所发生的变化〔他自己助长的变化〕的全部规模。他并不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他在摸索和探明每一个反抗力量，把每一个支持力量都估计进去。他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担义务，而他自己保持超然的态度。就在这次秋季讨论中，明确地制定了党机器同反对派斗争的策略，并且在行动中加以试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来自下面的压力来搞垮党机器。党机器必须保持不动。党本身可以常常改组，调整或重新组织；有些党员可以被开除，被损害；有些可以被吓倒。最后，可以玩弄事实和数字。党机器的人员坐着汽车，从一个工厂被送到另一个工厂。为了同党机器这种篡夺权力的做法作斗争而成立的各个监察委员会，只不过变成了这部机器的车轮的齿轮。在党的会议上，特别可靠的监察委员会官员们记下每一个有反对派倾向的嫌疑的发言者，事后就忙于调查他过去的历史。收集一些多少是具体的材料——过去的某种错误，或只是社会出身不好——来作为破坏党纪的罪名的根据，或把人家弄得恼火以至违反党纪，这总是，或者几乎总是不太困难的。这样，就能够开除、调动反对派对手，吓得他们不敢开口，或同他们达成妥协。这一部分工作由斯大林自己直接掌握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本身内部，他有着以〔索尔茨、〕雅罗斯拉夫斯基、什基里亚托夫为首的自己的特别机构。他们的任务是编制不顺从的人的黑名单，然后在沙皇警察档案中调查他们的家世。斯大林有一个特别的档案库，里面装满了不利于所有重要的苏维埃领导的各种各样的文件，对他们的指责和中伤的谣言。1929年，在同政治局的右派委员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公开决裂的时候，斯大林威胁要揭露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才得以使这两人继续对他效忠。1925年，苏联有一家幽默杂志登载了一张讽刺画，画着政府首脑处在一种非常不体面的情况中，画得非常逼真。而且，在用很有暗示性的文体写的文字中，用加里宁的缩写“MK”指他。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什么意思？”我问几个同我接近的人，其中有谢雷布里亚科夫，他在监狱里和流亡期间同斯大林相交很熟。“这是斯大林对加里宁的最后警告，”他解释。“但是为什么？"“当然不是因为他关心他的道德问题。”谢雷布里亚科夫笑道。“显然，加里宁在什么事情上顽固不化。”加里宁对不久以前的情况知道得太清楚了，他起初不肯承认斯大林是领袖。长时期以来，他害怕把自己的命运同斯大林的命运连在一起。“这匹马”，他常常对他的亲密朋友说，“有朝一日会把我们的车子拉到沟里去。”但是逐渐地，他尽管心里不愿意和抗拒，先转而反对我，然后反对季诺维也夫，最后，在更加不愿愈的心情下，反对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由于他的温和的见解，他同这三人有更加密切的关系。叶努基泽随着加里宁的足迹，通过了同样的演变过程，只是比较的隐蔽，而且无疑，内心要更加痛苦得多。由于这个人的性格（他的主要特点是善于适应），叶努基泽不能不参加到热月派的阵营中。但是，他不是一个野心家，当然也不是一个无赖。对他来说，很难同老的传统决裂，更难转过来反对他一向尊敬的那些人。在决定性的时刻，叶努基泽不但没有显出咄咄逼人的劲头，相反地，总是发牢骚，鸣不平和抗拒。斯大林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他不止一次地向叶努基泽提出过警告。我是差不多直接了解这种情况的。虽然在那个时候揭发的制度已经不但毒化了政治生活，甚至毒化了私人关系。但是在有些人中间，还存在着相互信任。叶努基泽同谢雷布里亚科夫非常友好（虽然后者作为左翼反对派的一个领袖，是非常杰出的）,而且常常向他倾吐他的心里话。“他（斯大林）还要什么？”叶努基泽发牢骚说。“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他还觉得不够，他要我承认他是一个天才。”斯大林是在我1917年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行为时，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庇护下的。他写道：“有些布尔什维克确实由于七月的失败而发抖，这是十分可能的。例如，我知道，当时被捕的有些布尔什维克甚至准备从我们的队伍中开小差。但是根据这一点对中央委员会的某些……委员作出这个结论，那是无情地歪曲历史。”这段引语中令人感到兴趣的部分与其说是坚决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护，还不如说是牵强地提到“当时被捕的某些同志”。这是针对卢那察尔斯基而言的。在革命后搜获的文件中，发现了卢那察尔斯基在警察当局侦讯下所作的口供。这对于他的政治勇气确实不是一种光荣。这件事本身对斯大林算不了什么，更不勇敢的布尔什维克都做了他的亲密部下。真正使他在意的是，在1923年，卢那察尔斯基出版了他的著作《革命领袖剪影》，在这本书里，他没有把斯大林的剪影包括进去。这一省略并不是故意的卢那察尔斯基并不反对斯大林。他只是同当时任何别的人一样，都没有想到要把斯大林置于革命领袖之列。但是，到1925年，形势变了。这是斯大林暗示卢那察尔斯基相应地改变其政策否则就要遭到揭露的方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没有提卢那察尔斯基的名字。他得到一定时间来调整他的“阵线”。卢那察尔斯基一定懂得指的谁，因此从根本上转变了他的态度。他在〔1917年〕7月犯的罪过立即不予追究了。沙皇时代的年轻革命者并不都〔是小说书中的英雄〕。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人在〔秘密警察进行的〕侦讯中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如果他们以后的行为弥补了这种弱点，党并不决绝地开除他们，而让他们回到自己的队伍中来。1923年，斯大林作为总书记，开始把一切这种证据集中到自己手中，并且来讹诈已经远远弥补了这种早期的缺点的数以百计的老革命家。他威胁他们要揭露他们过去的历史，使这些人吓得像奴隶般地服从，并使他们逐步沦入萎靡不振的状态〔他强迫他们去做他对反对派的阴谋中的最卑鄙的工作，从而使他们永远同他自己共命运。那些不愿对讹诈屈服的人，不是被党机器在政治上打得粉碎，就是用自杀来了结自己的生命。〕我的最亲密的同事之一，我的私人秘书格拉兹曼〔就是这样死的〕。他是一个异常谦逊的人，对党〔非常〕忠诚、〔非常兴奋和敏感〕，是一个有着毫无瑕疵的荣誉的革命者。他〔是〕早在1924年自杀的。他这种走绝路的行动造成了一种非常不好的印象，因此中央监察委员会不得在他死后为他雪冤，并对它自己的执行机关提出〔非常谨填和温和的〕谴责。〔两年后，采取了企图造成流血事件的直接行动。284虽然托洛茨基和穆拉洛夫已经受到屈辱，但是他们的情况还没有明确化。事情发生在1926年。7月里，已同斯大林决裂，并同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组成一个反对派集团的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反对派的其他两个领袖是于三个月后，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下一次全体会议上被开除出同一个机构的。同时，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夫人〕在穆拉洛夫和内战时期对他忠心耿耿的其他同志的陪同下，前往高加索休假，叶努基泽把他们以前在基斯洛沃茨克住过的那所别墅〔交给他们使用〕。托洛茨基像过去一样地受到敬重。地方当局表现了真诚的尊敬，有时甚至是他们不能隐藏的热情。在偶然的以及非偶然的会晤时，他们真诚热烈地向列夫·达威多维奇·〔托洛茨基〕问候。基斯洛沃茨克所有的休养所，接二连三地邀请列夫·达威多维奇去讲话，每一个休养所都热情洋溢地欢迎他和欢送他。但是，中央的压力已经可以感受到。各省还没有正式接到关于改变“阵线”的命令。斯大林还不敢公然发出这种命令。但是他暗中向他的抚督们表明了他的愿望。因此，我们不时遇到最近从莫斯科来的这批或那批人的明显冷待的表示。我们听说，某些休养所辩论过是否邀请列夫·达威多维奇的问题。但是，那些反对邀请的人，人数和影响在那时都微不足道，所以在热情的多数的坚持下，还是一致决定邀请他。这样坦率地表示赞成列夫·达威多维奇，在莫斯科已经是不再可能的了。穆拉洛夫对发生的一切事情消息很灵通。他对于这些事情很敏感，而且懂得它的意义。我们感到不安，因此经常保持警惕像通常一样，打猎是由当地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的，因为它最了解当地的情况。我们像过去一样，继续由他们警卫和保护。但是情况既然有了改变，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种警卫有了双重意义，而这并不是没有危险的。我们对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不如对列夫·达威多维奇私人警卫员那么信任，他们是同我们一起从莫斯科来的，内战前线上的紧密牢固的联系使他们同列夫·达威多维奇连结在一起。有一次，我们打完猎，回来得比平常晚一些。回来得晚，并不是我们的过失；的确，我们怀疑，这是预谋的。半夜，正当我们驶近基斯洛沃茨克的时候，我们所乘的那辆电车突然出轨了，转了一个圈子倾倒了，震了一下。我们都跌下来，起初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试图向我们解释造成这一事故的原因的官员极其狼狈。他们的解释是没有意义的。这件事看来很像一件没有得逞的预谋“事件”——无疑是对列夫·达威多维奇在基斯洛沃茨克获得的成功的报复。对于“落后的”高加索和同它站在一起的所有省份，必须用致人死命的一击来使它们得到一个教训。285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没有多久，对左翼反对派的成员和同情者施加的压力逐渐加强。对于在l927年5月26日83人宣言上签名的几百个人的处理是残暴无耻的，但是对几千个口头上支持他们的人的处理更是残暴无耻。他们给拖到党的法庭上去，只是因为他们在党的会议上发表的意见不符合斯大林派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中央委员会从而粗暴地剥夺了他们作为党员的最基本的党员权利。当时党内正在准备舆论，以便干脆开除反对派。此外还对反对派的成员和同情者采取某些不相干的措施，乌克兰共产党一个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威胁反对派说：“你们到工人职业介绍所会被人嘲笑”。莫斯科党委书记在莫斯科威胁说：“我们要使你们失业”。〔这些不是无聊的吹牛。当〕饥饿的威胁不能使反对派静默时，中央委员会就公开动用国家政治保卫局。有人如果看不到，用这种方法同反对派斗争是一种反对党的斗争，那么他一定是瞎了眼。在使用这种武器的时候谈团结，那有什么意思？斯大林分子所谓团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狼同它正在吞掉的绵羊的团结？……〔继捷尔任斯基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明仁斯基，在列宁生前，一直参与各种反对派运动。他同抵制派在一起，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之类的东西使他着迷。这是他年轻时候的事。但是，到他一生的末期，警察镇压机器又使他着了迷。除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外，他对任何东西不感兴趣。他以自己全部脑筋使他的机器毫不间断地开动。为此首先必须坚决支持政府。有一次在内战时期，明仁斯基突然警告我提防斯大林对我的阴谋。这件事我在我的自传内叙述过。三巨头上台后，他对三巨头效忠。三巨头分裂后，他转而效忠斯大林。1927年秋，当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始干预党的内部分歧时，我们一大批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加和我，我想，还有别的人去看明仁斯基。我们要求他把他在中央委员会上次会议上公布的、使我们〔受到极大损害的〕那些证词拿给我们看。他并不否认，这些文件基本上是伪造的，但是直截了当地不肯让我们看这些文件。“你还记得吗，明仁斯基，”我问他，“有一次在南方前线，你怎样在我的列车上对我说，斯大林在对我搞阴谋了。”明仁斯基狼狈起来了。这时候，雅戈达——他当时是监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斯大林的视察员——插嘴了。“但是，明仁斯基同志”他说，把他狐狸似的脑袋伸到前面来，“甚至从来没有去过南方前线。”雅戈达年轻时是一个药剂师。在平时，他到老死可能是一个小城市药房的老板。我打断了雅戈达的话。我对他说，我不是在对他说话，而是在对明仁斯基讲话。并且再次提出我的问题。于是，明仁斯基回答说：“是的，我在南方前线到过你的列车上，并且警告过你什么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提到过任何人的名字。”一种像梦游者那样的困惑的微笑在他的脸上露出来。没有效果。在我们空手离开后，斯大林走进去同他说话。后来，加米涅夫单独去看他。那时离开他受反对反对派的三巨头的支配，到底还不很久。“你是否真的认为，”加米涅夫最后问他，“斯大林一人能担当起〔十月革命〕的任务？”明仁斯基避开了这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让他发展成为这样巨大的力量？”他用问题来回答问题。“现在已经太晚了。”1924年春天，中央委员会有次举行全体会议之后（我因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我对〔伊凡·尼·〕斯米尔诺夫说：“斯大林将成为苏联的独裁者”。斯米尔诺夫同斯大林很熟，他们多年一起做革命工作，一起过流放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彼此最了解。“斯大林吗？”他惊异地问我。“但是他是一个庸人，一个无声无臭的小人物。”“庸人，是的；小人物，可不是”。我回答他说：“历史的辩证法已经勾住了他，会把他提起来。厌倦的激进派、官僚、耐普曼、富农、暴发户、卑鄙的人，从施了肥的革命的翻过来的土壤中爬出来的一切虫豸——他们全都需要他。他知道如何迎合他们的立场，他说的是他们的话，他知道怎样领导他们。他有一个老革命者的应得的名誉，这使他对他们是十分宝贵的，因为他可以作一个遮住全国眼睛的眼罩。他有意志，有胆量。他会毫不犹疑地利用他们，并使他们反对党。他已经开始这样做。他现在就在把党内卑都的人，狡猾的蒙混者组织到自己的周围来。当然，欧洲、亚洲和我国的巨大的事态发展可能起干扰作用，推翻一切这种猜测。但是如果一切像目前那样继续自动发展下去，那么，斯大林将同样的自动地成为独裁者。”1926年，我同加米涅夫有过一次争论，他坚持说，斯大林不过是“一个小城市政客”。当然，这种讥刺的提法有一点道理，但是只是一点。奸猾、无信、利用人性的最低等的本能的能力这些特性，在斯大林的身上发展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而且，考虑到他的顽强的性格，这些特性在斗争中是强大的武器。当然，并不是任何斗争。解放群众的斗争需要其他的特性。但是，挑选人员给他们特权地位，用宗派精神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削弱和控制群众，斯大林的特性的确是有价值的，而且理所当然地使他成为官僚反动派的领袖。〔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一个庸人。他的思想不仅没有系统，他甚至不能作逻辑的思考。他讲话中每一句话有某种当前的实际目的。但是，总的来说，他的讲话从来没有上升到逻辑的结构。如果斯大林能够在起初预料到他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将会导致什么结果，那么尽管有希望战胜他的对手，他无疑也会不进行这个斗争的。但是他没有预见到任何东西。他的对手预言，他将成为热月派的领袖，革命的党的掘墓人，这在他看来只不过是空洞的臆测〔和玩弄词藻〕。他相信党机器是全能的，相信它能够完成一切任务。他丝毫也不了解他正在起的历史作用。由于没有创造性的想像力，没有概括和预见的能力，斯大林在单独掌舵的时候，已经不成其为一个革命者。但是，这些特性，加上他从前是一个革命者的权威，使他能够掩盖热月式官僚主义的抬头。他的野心具有一种被欧洲技术所加深的粗野的亚洲的特色。他必须使报纸天天对他大事吹捧，登载他的照片，只要有一点借口就提到他，用大号铅字排印他的名字。今天，就连电报局职员也知道，如果打给斯大林的电报，不称他为人民的父亲，或伟大的导师，或天才，他们就不能接发这个电报。小说，歌剧，电影，绘画，雕塑，甚至农业展览会等等，都必须绕着斯大林旋转，像绕着它的轴心旋转。斯大林时代的文学艺术将作为最荒唐的和卑鄙的拜占廷作风的实例载入史册。〔1925年，斯大林由于卢那察尔斯基没有在一本著作中提到他为许多领袖人物之一，便对卢那察尔斯基怀恨在心。但是，十几年后，俄国的〕大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他是俄国最有权威的、最独立的作家之一〕对于斯大林这样写道：您，各民族的灿烂的太阳，我们时代的不落的太阳，太阳也比不上您，因为太阳没有智慧……〔斯大林泰然领受了。他高兴了。有一个较小的作家写了首接近于他文学水平的诗《回来了的太阳之歌》，毫无疑问，他是更加高兴了。这首诗歌颂道：〕我们的太阳来自斯大林，我们的兴旺的生活来自斯大林……我们同他，同列宁的儿子，同智者斯大林，甚至创造了风雪遍野的冻土地带的好生活〔斯大林不懂得，这种文学作品听起来〕像猪叫〔，而不像诗〕。有一个谄媚的朝臣为旧俄罗斯百科全书写了一篇关于“当今圣主”沙皇亚历山大第三的文章，它同最近的苏维埃百科全书中一篇关于斯大林的文章相比，是真实、适度和风雅的典范。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集团限制了斯大林。由于长期受到列宁的教导，他们知道思想和纲领的价值。虽然他们时常大大脱离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而且破坏它的思想完整性（这一切都是在军事借口下干出来的），他们从来没有超越一定的限度。但是，三巨头分裂后，斯大林摆脱了一切思想上的限制。政治局委员不再由于自己缺乏学识或由于自己十足的无知而感到难堪。一切讨论和论争都失去了力量，特别是关于共产国际的问题到那时，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承认任何外国支部有任何独立的意义。一切都归结到它们是“赞成”还是“反对”反对派的问题。在先前几年，我在共产国际中的一个任务是观察法国的工人运动。在共产国际发生大变动（从1923年年底起继续到1924年年底）后，各支部的新领导人有越来越脱离老原则的倾向。我记得，我有一次把最近一期的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带给一次政治局会议并摘译出一篇纲领性文章的几个部分。这些摘录充分显示了他们〔作者〕的无知和机会主义，以至政治局一时陷于混乱。但是，他们当然不能背弃他们的“孩子”。斯大林派了政治局中认为自己懂得一点法语——青年时代在学校里学到的一点法语——的仅有的一个政治局委员鲁祖塔克。他向我要剪报，并且刚一看到就开始翻译，略去不认识的字眼和成语，歪曲其他的字句，添上他自己的荒唐的述评。立刻大家都齐声支持他。很难表达那种痛苦、愤怒的感情……。苏联虽然纸张缺乏，但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真正地到处泛滥。今天，对这些著作进行理论上的评价似乎是不值得的。斯大林自己不可能再读他个人大约从1923年到1929年间所写的或所说的东西，因为它们同之后十年中他所写、所说和所做的一切是显然抵触的。他后来所说的话，完全否定了以前的话，以至要转述这些政治废话，哪怕只是最简短的摘录，对我来说是一种十足的苦差使，而对耐心的读者，则像洗碗水一样的乏味。在斯大林派机器和反对派进行论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概念，这些概念给发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人提供了思想上的工具，从而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指出其中一些突出的概念，对我们的目的就足够了。各种政治力量集结在这些概念的周围。这些概念有三个它们有时互相部分地补充，部分地互相替代。第一个概念同工业化有关。三巨头起初反对我提出的工业化计划，为了进行论战，他们把它叫做超工业化计划。在三巨头分裂，斯大林同布哈林和右翼组成集团后，这种态度更加强了。反对所谓的超工业化的官方论点的总的倾向是，迅速工业化只有牺牲农民才能办得到。因此我们必须以蜗牛的速度前进。工业化速度的问题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等等。事实上，官僚主义不想干扰居民中开始致富的阶层，那就是新经济政策小资产阶级的上层这是它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所犯的第一个严重错误。但是，它从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它仅仅在这个问题上整整翻了一个筋斗，然后轻松愉快地着手打破以前一切超工业化的纪录——大部分是在纸面上和演说中，呜呼！在第二个阶段，在1924年，发动了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政治内容缩小到这一主题，即我们对国际革命不感兴趣，为了发展我们的经济，我们只关心自己的安全。官僚主义越来越担心，同国际革命政策发生关系的危险，正在危害它的地位。反对不断革命论的运动其本身没有任何理论价值，但是表现了脱离布尔什维主义的保守的民族主义倾向。从这个斗争中出现了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只有到那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才了解他们自己发动的斗争的含意。官僚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中的第三个概念，同反对平均，反对平等的运动有关。这一斗争的理论方面具有离奇的性质。在马克思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的信中，斯大林找到了一句话，大意是说，在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不平等，或者，像他所说的，在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特权仍将保持着。马克思这句话并不是说要建立新的不平等，而只是说要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消灭工资方面的旧有的不平等，这句话被错误地解释成为宣布官僚及其附庸的权利和特权。这样，苏联的前途就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途脱离了关系，同时官僚主义得到了他们在苏联内部取得特权和统治劳动人民的权力的理论根据。因此，进行革命和取得革命胜利，仿佛是为了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猛烈而疯狂地为反对平均而斗争，因为平等危害它的特权；反对不断革命，因为这危害它的存在。斯大林在这个斗争中找到成群的支持者，这是不足奇的。他们之中，有以前的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成群地参加国家机关和甚至党机关，唱着颂扬斯大林的实用常识的赞美歌。反对超工业化的斗争，在1922年进行得非常谨慎，在1923年则公开而激烈。反对不断革命的斗争，在1924年公开开始，在这之后的几年里，以各种形式和各种方式继续进行。反对托洛茨基对不平等的指责的斗争在1925年年底前开始，而且在实质上成为官僚主义社会纲领的轴心。反对超工业化的斗争是公然直接地为富农的利益进行的。所以需要以蜗牛速度来发展工业，是为了让富农得到对抗社会主义的没有痛苦的解药。这种哲学在当时是右翼的哲学，也是斯大林派中央的哲学官僚主义和农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集团在这个时期鼓吹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反对平等的斗争把官僚主义不但同农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而且同工人贵族空前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不平等成为这些同盟者的共同的社会基础、根源和存在的原因。因此，从1923年到1928年，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纽带把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连结在一起了。就在那个时候，俄国的热月派显示了它同法国原来的热月派最明显的相似之处。在这个时期，准许富农向贫农租借土地，并雇用贫农替他做工。斯大林准备把土地租给私人40年。在列宁死后不久，他秘密地企图把收归国有的土地，在归“私人持有”“许多年”的幌子下，转移给他故乡格鲁吉亚的农民作为私人财产。在这个问题上，他再次显示了他的农民劣根性，在他身上的占统治地位的、根深蒂固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是多么顽强。根据斯大林的秘密指示格鲁吉亚农业人民委员拟订了一个关于把土地转移给农民所有的计划。只是由于季诺维也夫的抗议（他听到了这个阴谋的风声）和这个计划在党员中引起的震惊，感到自己还没有充分把握的斯大林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自然，在这件事上的替罪羊是那个不幸的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斯大林和他的机器越来越大胆。特别是他们摆脱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限制性影响后。的确，官僚主义为了迎合它的同盟者的利益和要求，已经大胆地走得这么远，以致到1927年，就像一切有见识的经济家一直看到的那样，大家清楚地看出他们的资产阶级同盟者的要求，由于他们的本性，是漫无止境的。富农要土地，要土地十足的所有权。富农要取得自由处理其全部收成的权利。富农竭力制造以自由商人和自由工业家为形式的他自己在城市中的相应代理人。富农不想忍受以固定价格缴售其收成的强制办法。富农同小工业家一起，力图完全恢复资本主义。因此，对国家劳动的剩余产品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在最近的将来，由谁来处理剩余产品——由新资产阶级呢还是由苏维埃官僚主义？——这成了下一个问题。谁处理剩余产品，谁就取得了国家权力。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小资产阶级（它帮助了官僚主义打垮了劳动群众及其发言人左翼反对派的抵抗）和热月式官僚主义本身（它帝助了小资产阶级骑在农民群众的头上）之间的斗争。这是争夺权力和争夺收入的直接的斗争。显然，官僚主义击败无产阶级的先锋，摆脱国际革命的影响，和使不平等的哲学合法化，并不是为了向资产阶级投降，变成后者的仆从，而最后被拖离国家钱袋。官僚主义给自己的六年政策的后果吓得要死。因此它剧烈转而反对富农和耐普曼。同时它发动了所谓的第三时期286和反对右派的斗争。在傻子看来，第三时期的理论和政策似乎恢复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教义。但是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只不过是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是消灭右翼反对派及其仆从。臭名昭彰的第二时期在国内外演出的那些愚蠢的滑稽剧为时不久，现在无需加以叙述。如果它们对群众的影响不是那么悲惨，那原是可发一笑的。在反对右翼分子的斗争中，斯大林接受了左翼反对派的施舍，这对任何人都不是一个秘密。他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新的概念。他的思想工作只不过是进行威胁和重复反对派的口号和论点，自然加以教条主义的歪曲。他不但检起反对派的破衣服，而且为了不让人们认出来，他把破衣服撕成碎片，他不费力气去把它们缝成新衣服（这种细微末节从来没有使他烦恼过），只要有需要就用它们来遮盖自已的裸休。但是不能说，这堆由一只左边的袖子，一只右边的口袋，一条裤腿——这些都是按照别人的身体剪裁的——组成破布，能够被认为是十分令人满意地遮住了领袖的裸体。他的党羽也不能帮助他，因为他们必须同各民族之父的一切行动完全合拍。另一方面，1926－1927年的左翼反对派的著作是异常丰富的。反对派对国内外生活的每一个事实，政府的每一个行动，政治局的每一个决定都有反应，向党的各个机构，主要是政治局，递交个人的或集体的文件。这些是中国革命的年代，英俄委员会的年代，内部问题大混乱的年代。官僚主义还只不过在摸索它的道路，从右翼摸索到左翼，然后又从左翼摸索到右翼。反对派所写的大部分东西，并不是打算供一般报纸发表的，只是供党的一些领导机关了解情况之用。但是即使专门给《真理报》或理论月刊《布尔什维克》写的东西，也从来没有在苏联报纸上发表过。政治局中的多数坚决要扼杀反对派——至少，要闷死它，排挤它，开除它，逮捕它。这就是斯大林反驳论点的方法。并不是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同意这种方针。但是逐渐地，斯大林把他们拖入了斗争。他削弱了他们精神上的保留，消磨他们的成见，使后一步成为前一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是他的擅长，在这方面，他手段之巧妙是无可争辩的。持有不同意见的政治局委员终于甚至不再温和地抗议斯大林的更粗鲁的“活动家”的暴行。逐渐，他们被迫放弃不表示态度的沉默，而采取赞同一个又一个的暴行。我被驱逐到土耳其时设法随身携带的那部分反对派著作现在存于哈佛图书馆，谁有兴趣通过原始材料来研究那个惊人斗争的记录，谁都可以阅读这些文件。我在写这本书的同时阅读这些文件的时候——那就是，在这些文件写了几乎15年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反对派在两个方面是正确的：它在当时作了正确的预言和大胆地说了出来；它表现了在执行其政治路线方面的坚韧性，反对派的论点从来没有给驳倒。不难设想斯大林和他最亲密的合作者被他们所引起的愤怒。在反对派文件的每一行字句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反对派代表们在智力和政治上胜过政治局的多数。斯大林无话可答，他甚至不想这样做。他采用了自从他青年时期起就成为他一部分的那种做法，那就是：在进行反驳时不是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同对手辩论，而是对他的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如果可能的话，在肉体上消灭他。在论点和批评面前，智力上的无能引起了愤怒，而愤怒又驱使他匆忙采取措施来消灭反对派。1926－1927年，就是这样过去的。这证明只不过是十年后使全世界震惊的背信和堕落行为的一个预演。这个大论战的一方是左翼反对派，它求知欲旺盛、不倦地进行探索和研究，认真地寻找正确解决正在改变中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问题的办法，但是不违反党的传统。在另一方面，官僚集团冷酷地设法迅速消灭批评它的人，一切对手，使他们不得安宁的、不让他们有机会享受他们赢得的胜利的扰乱者。在反对派的成员正忙于分析对中国的官方政策的基本错误或批评同英国职工大会组成的集团时，斯大林散布谣言说，反对派正在支持奥斯廷·张伯伦反对苏联，说反对派不想保卫苏联，说某某一个反对派不正当地使用国家的汽车；说加米涅夫打了个电报给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说托洛茨基写了一封反对列宁的疯狂的信。而日期，当时情况，诸如此类的一切细节，总是模糊不清的。斯大林进行反驳也不只是采用这几种办法，他和他的仆从甚至不惜在反犹主义的混水中摸鱼。我特别记得《工人报》刊登的一张以“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为题的讽刺画。在党报中有许多这种具有反犹性质的讽刺画和打油诗。对这些诗画博得了奸险的窃笑。斯大林对这种越来越猖狂的反犹主义的态度是友好的中立。但是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不得不发表一个声明说：“我们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斗争，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因为他们是反对派”，等等。对于任何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人来说，事情十分清楚，他的故意含混的声明只是针对反犹主义的“过火行为”而发的，同时在所有的苏联报纸上传播这个含蓄的提示：“不要忘记，反对派的领袖是犹太人。”这种说法使反犹分子可以为所欲为。绝大多数党员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违背自已的记忆，投票击败反对派的。在党机器的压力下，他们逐渐被迫像他们所做的那样投票，正如机器本身自上至下地被拖入对反对派的斗争一样。斯大林让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担任主角，因为他们同反对派论战的能力比他强得多，但是也是因为他不想把自己的后路都拆掉。给予反对派的沉重打击，在当时看来是决定性的打击，引起了对被征服者的秘密的然而是深切的同情，同时引起了对胜利者的公然的敌意，特别是对两个主要人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公然的敌意。斯大林也利用了这一点，他公开同作为这个不得人心的反托洛茨基运动中的主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脱离关系，他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在一个派系斗争中的公正而温和的调停者。1925年，季诺维也夫为了使拉柯夫斯基对他的派系胜利得到一个深刻印象，议论我说：“一个可怜的政客。他不能找到正确的策略。这是他被打败的原因。”一年以后，这个批评我的策略的不幸的人对左翼反对派敲门求纳。无论是他，或是加米涅夫，迟至1925年，都还没有想到，他们已经成为官僚反动派的工具，正如他们在1917年想错的一样。到1926年，他们认识到，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不可能有其他的策略，因为他们毕竟是老近卫军，而老近卫军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概念是不可能没有它的国际主义观点和革命干劲的。这是老布尔什维克承担的传统。这是列宁时期全党把它们看成为不可替代的资产的原因。列宁对于老一代革命者的特殊的关心是像由同志团结以及在同样程度上由这种政治考虑所决定的。季诺维也夫向拉柯夫斯基吹嘘他用来对付我的成功的“策略”时，他是在吹嘘他如何滥用和浪费这笔资产。从1923年到1926年，在季诺维也夫的倡议下，而且起初在他领导下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为名反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斗争，是在挽救老近卫军的口号下进行的。反对派被指责破坏布尔什维主义老近卫军。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照顾老布尔什维战士的健康。朝着公开的热月方向的转变，再没有比在政治上损害这个老近卫军方面表现得更明显了。〔在这〕以后，继之以对它的肉体上的消灭。保障老布尔什维克健康的委员会最后由一小批〔国家政治保卫局〕执刑吏所替代，斯大林奖给了他们红旗勋章。勒菲弗尔在〔他的〕《热月派》〔一书中论述〕说，热月派的任务是将热月9日演成一个小小的插曲——仅仅是为了保持雅各宾党人的基本核心和继续执行他们的传统政策而对敌对分子的一次清洗。在热月政变的第一阶段，并没有对全体雅各宾党人进行进攻，仅仅打击了恐怖分子。〔苏维埃热月派重演了这一幕。〕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是从捍卫老近卫军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路线开始的，继而是在保卫党的团结的名义下进行的，最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将全体布尔什维克从肉体上消灭。在这两次热月政变中，对革命者进行消灭都是以革命和所谓革命的最高利益的名义进行的。雅各宾党人不是作为雅各宾党人而被消灭的，而是当作恐怖分子、罗伯斯庇尔分子等等而被消灭的。同样，布尔什维克是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而被消灭的。在苏联出版物中可以被公开合法使用的俄文名词“托洛茨基的走狗”，同热月9日出版的《MeheedelaTouche》这本小册子的名称“罗伯斯庇尔的尾巴”(LaqueuedeRobespierre)有显著相似之处。而且，和热月派的基本方法的相似之处是更为明显的。勒菲弗尔写道，就在热月9日的次日，巴莱尔以公安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再次向议会保证说，并没有发生什么紧要的事。*“巴莱尔在热月10日以他们的名义宣布，先一天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一次‘小骚乱，它没有使政府发生变动……’”〔三个星期后：〕*“果月2日（8月19日）……就是那个对罗伯斯庇尔提起诉讼的同一个卢歇，叙述了反动措施推行的情况，再次主张逮捕所有有嫌疑的人，并宣称有必要‘继续施行恐怖统治’。”〔对左派的这一打击自然使右派肆无忌惮起来，他们的头脑发热了：〕*“实行新措施的热月派最害怕的是……一次起义。右派分子利用了热月派的这种恐惧心理，开始清洗俱乐部、逮捕和杀害雅各宾党人。从那时起，右派在热月派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将巴黎或各省的一切不满的表现、批评或愤怒，说成是恐怖分子的阴谋的证据。”全体领袖们的威信——不单是列宁个人的威信——总起来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威。个人领导的原则是完全不能见容于党的。党挑选比较孚众望的人充当领导，信任他们，敬爱他们，而总是认为实际的领导权来自中央委员会全体。三人领导很成功地运用了这个传统；坚持中央委员会有驾乎任何个人权威之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斯大林，这个出色的阴谋家、中派分子和折衷主义者，这个零打碎敲的能手，为了他自己的利益逐步地利用了和无耻地滥用了〔对中央委员会〕的信任。1925年底，斯大林尚且以第三人称谈论领抽们，并且唆使党来反对他们。他受到拒绝对任何领导人俯首帖耳的、官僚机构中的中间阶层的喝彩。然而在事实上，斯大林自己已经是个独裁者了。他是个独裁者，但他还不觉得他是领袖，而且也没有人承认他是领袖。他不是一个靠他的人格的力量，而是通过同老领导人们决裂了的政治机器的力量而成为独裁者的。迟在1930年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时，斯大林说：“你们问，我们为什么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因为我们不愿意党内有贵族，因为我们党内只有一种法律，一切党员有平等的权利。”他在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重申了这一说法。他把右翼用为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武器。因为只有右翼有明确的纲领、利益和原则，而左翼政策的胜利使这些东西受到了危害。但是，当他看到，左翼反对派的被驱逐，在党内引起严重的疑惧和不满，并起了对胜利的右翼的愤怒时，斯大林知道怎样利用这种不满来打击右翼。他不大关心右派和左派之间的这场斗争中阶级力量的冲突，而更为关心扮演一个号称可以使不可避免的牺牲者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使党免于分裂的和事佬或息事宁人者的虚伪角色。作为一个超然的仲裁者，他可以将对某些孚众望的党员采取严酷手段的责任，时而加之于党的这一翼，时而又加之于党的另一翼。但阶级是不会受欺骗的。作为一个计谋，1924年至1928年有利富农的政策比犯罪更坏；这个政策是荒谬的。富农不是傻瓜。他们从税收、物价和利润来判断，而不听信高调和雄辩；他们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言词来判断。施弄计谋决不能取代阶级力量的行动和反对的行动。它的用处充其量也是有限的。没有别的东西比不正当的无原则耍弄计谋更能瓦解一个群众政党的革命意志。也没有任何东西比它对个别革命者的意志和品德更有害，军事上的谲诈决不能取代主要战略。大约在十月革命十年后，斯米尔加同我谈话时指出，在最初五年间，基本的倾向是弥合分歧——旧的裂缝修补了，老的创伤平复了，反对者和好了，等等。而在后来的五年内，自1923年起，情况倒了过来；一切裂缝扩大了，一切分歧扩大并尖锐化了，所有的创伤化脓了。以固有的形式和传统及老党员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对新的统治阶层采取越来越反对的立场。在这一矛盾中存在着热月政变的实质。有些人把后来一切的发展归之于一些据说是布尔什维克党固有的基本特性，这些人的用心是徒劳的和荒谬的。按照这些人的看法，仿佛一个政党是一个清色的东西和一个无所不能的历史因素。其实，一个政党仅仅是一个暂时的历史工具，是许多历史工具和学校中的一种。布尔什维克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规定为自己的目标。这政党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且通过夺取政权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就这一点来说，它已完成了项巨大的历史任务。惟有因喜欢进行玄妙讨论而迷惑不解的人，才要求一个政党制服和消灭同它敌对的远较有力的群众和阶级的因素。一个政党到了一定阶段、在某时刻就开始解体，这一事实表明了政党作为历史工具的局限性。在内外压力的紧张情势下，裂缝出现了、罅隙扩大了，器官开始萎缩。这一分解的过程在1923年开始来临，起初是缓慢的，但不久就加快了速度。老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英勇的老干部逐渐走上了老死的道路；它被高烧、痉挛和极其痛苦的疾病发作弄得摇摇欲坠而终于死亡。为了建立一个政权（应恰当地叫做斯大林主义的政权），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而是这个党的消灭。许多批评家、宣传家、记者、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形形色色的业余社会学家，时时就方法上的错误训诫左派反对派。他们说，从争夺权力的观点来讲，左派反对派的策略是行不通的。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左派反对派不可能夺取权力，甚至也不希望这样做——它的最有思想的领袖们的确没有希望这样做过。只有在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才可以设想左派反对派这样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去争夺政权。在这些情况下，策略是建立在出击、向群众发出直接号召和对政府发动正面进攻之上的。左派反对派的不少成员在这种斗争中曾经起过不小的作用，并对怎样进行这一斗争有第一手的知识。但在20年代的初期和其后，俄国不存在革命的高潮，情况恰恰是相反的。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请记住，在1908到1911年及其后的反动年月里，布尔什维克党拒绝对君主制发动直接的进攻。它将自己的工作限制在为恢复革命传统和保存某些干部而斗争，以便为最后的进攻作准备；对发展中的事变进行不倦的分析；以及利用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可能性来锻炼先进的工人阶层。左派反对派在那样的情况下，不能采取别的做法。的确，苏维埃反动政权给反对派造成的处境要比沙皇反动政权给布尔什维克造成的处境困难得多。但基本上，任务是相同的——保持革命的传统，党内的先进分子保持接触，分析发展着的“热月政变”的局势，为世界范围内和苏联的将来的革命高潮进行准备。一个危险是：反对派可能低估它的力量，和在若干过早的试探性出击之后放弃执行这一任务。在这些试探性的出击中，先头部队不但要同官僚机构的抵抗发生冲突，而且还要同群众的冷漠发生冲突。另一危险是在确信没有可能同群众、甚至同群众中的先进部分保持公开联系后，反对派会放弃斗争而潜伏起来以待较好时期。这就有完全遭到失败的危险……革命粉碎并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这就是它的实质所在。群众登上舞台。他们决策，他们行动，他们用自己的史无前例的办法制订法律；他们审判他们发布命令。革命的实质在于，群众本身成为它自己的执行机关。但当群众离开了社会舞台，退居于他们各自的市邑，撤退到他们的各式各样的住宅，变得困惑、幻灭疲惫的时候，这一场所就变得荒漠冷落了。而当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占据这个舞台时，它的荒凉只是更甚了。自然，对自己和群众缺乏信心的领导人总是忧心忡忡的。这就说明，为什么在反动取得了胜利的时期，军事警察机器比在旧政权下起的作用要大得多。在由革命到“热月政变”的这个转变中，俄国“热月政变”的具体性质是被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所决定的。法国革命没有这种东西供其使用。体现于“公安委员会”的雅各宾党人的专政仅仅维持了一年。“国民公会”真正支持这一专政、“国民公会”比俄国的革命俱乐部和小组要强大得多。这里存在着革命动力同革命动力在议会中的反应之间的传统的矛盾。各阶级的最活跃的人们参加了革命力量的斗争。其余的人——中间人士、隐而不现的人、落后分子——似乎自己选择了被摈弃的道路。在选举时期，参加者的范围扩大了，扩大到也包括相当大部分的半消极的和半冷漠的人们。在革命时期，议会的代表们比起他们所代表的革命派别来，要温和和有节制得多。为了支配“国民公会”，山岳派让“国民公会”统治人民，而没有让“国民公会”以外的人民中的革命分子去统治。虽然十月革命的性质是无可比拟地远为深刻的，但“苏维埃热月政变”的队伍，主要是从旧执政党的残余和它们的思想意识代表们中间集结来的。那些没有逃到国外去的地主、资本家、律师和他们的儿子被吸收到国家机器内，不少人甚至被吸收入了党更多的进入国家和党机器里的人是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旧党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彻头彻尾的市侩们，这些人在暴雨狂风的革命和内战的年月里，畏首畏尾躲在一旁，而最后相信苏维埃政府稳定了，就以异乎寻常的热情致力于争取安适的永久地位（如果不是在中央，起码是在各省）的崇高工作。这一人数众多、形形色色的乌合之众是“热月政变”的当然支持者。这一乌合之众的政治思想从淡淡的粉红色直到雪白。当然，社会革命党人总在准备用一切方法维护农民的利益，反对卑劣的工业家的威胁。总的说来，孟什维克认为应该给农民资产阶级更多的自由和土地。他们也成了农民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混得政府工作的、上层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残存的代表们，自然抓住农民作为他们的救生带。当时，他们在维护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方面，不可能希望获得任何成功。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经过一个保卫农民阶级的阶段。这些集团没有一个能公开出头露面。他们都需要执政党和传统布尔什维主义作他们的保护色。对他们来说，反对不断革命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永远确立他们所曾遭受的剥夺的制度的斗争。他们自然而然乐于接受布尔什维克中那些反对不断革命的人作为他们的领袖。经济复苏了。出现了少量的剩余。自然，剩余集中在城市里，任凭统治阶层支配。随之，戏院、餐馆和娱乐场所恢复了。在－种沉睡状态中度过了生气勃勃的内战年代的、数以十万计的各行各业的人们，现在醒过来了，伸伸懒腰，开始参与重建正常生活的工作。所有这一切人都站在不断革命的反对者的一边。他们都需要和平，发展，和加强农民阶级，也需要城市里娱乐场所的继续繁荣。他们力求这一趋势不要断，而不需要革命。乌斯特里雅洛夫教授曾经对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还是一种“演变”表示怀疑。这个问题使列宁感到非常不安。事变的发展表明，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一种特殊的配置，这个“策略”变成了“演变”的根源。这个革命政党以后采取的战略退却是它的蜕化的开始。当进步的社会成就开始丧失时，反革命开始了。这种进步的社会成就的丧失似乎是没有止境的。然而，革命成就的某些部分始终被保持下来了。这样，尽管官僚机构进行了可怕的歪曲，苏联的阶级基础仍然是无产阶级的。可是，让我们记着，这一丧失的过程还没有终结。欧洲和全世界今后几十年的前途还未确定。俄国的“热月政变”无疑已经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开辟了个新纪元，如果这种统治在全世界还没有证明为过时的话，无论如何反对平等和建立极其深刻的社会分化的斗争，截至目前为止还没能消灭革命的基本社会主义成果——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以及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国有化。虽然官僚机构损伤了这些成就，但它还不敢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18世纪的末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因素。那时，它在欧洲和全世界还有用武之地。可是，在我们这一时代，私有制是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惟一最大障碍。虽然，官僚机构中的绝大部分人就他们新的生活方式的性质，他们的保守主义，他们的政治上的同情而言，是倾向于新的小资产阶级的，但他们的经济根源大体上是在于所有制的新条件。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不但威胁着财产的社会主义基础，而且威胁着官僚机构本身的社会基础。它很可能乐于为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抛弃社会主义发展前途。但它决不准备摈弃它自已的权利和特权去做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的事情。正是这一矛盾，导致了官僚机器和富农之间的异常尖锐的冲突。【就在这方面苏联的“热月政变”根本不同于它的法国版本。为了根除封建社会和保卫新秩序的存在不受外部敌人的攻击，雅各宾党专政是必要的。在此之后，热月派政权的任务是为这一新社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这一新社会是以财产私有制和不限制的贸易（或大体上不限制的贸易）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1921年新经济政策恢复有限制的自由贸易，是向资产阶级的勒索让步。但实际上，贸易自由是受到限制的，它没有动摇政权的基础（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而且政府仍然操在曾经领导十月革命的俄国雅各宾党人的手中。甚至在1925年，当这种贸易自由进一步放宽时，也没有改变政权的基础，虽然威胁更大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是以农民的名义进行的。在农民背后的是垂涎欲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商人和贪婪的官僚。托洛茨基主义一被击败，出租土地就合法化了。在这一路线一贯的指导下，政权自左到右的总转变是无庸置疑的，虽然偶尔也向左摆，但接着就向右摆得更厉害。既然官僚机器利用向左退却为以后向右跃进的每一步取得更大的动力，这条时左时右的道路就始终在牺牲劳动群众的利益而有利于享受特权的少数人，它的热月派的性质是明白无误的。】卢梭曾教导说，政治民主是同过分的不平等不相容的。普通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雅各宾党人的脑际充满着这一教导。雅各宾党专政的立法，特别是关于工人工资最高限额的规定，是以这种为针为根据的。苏维埃的立法也是这样，甚至在军队中也废除了不平等。在斯大林统治下，所有这一切都变了样。而今天，苏联不但存在着社会的不平等，而且还存在着经济上的不平等。这是官僚机构厚颜无耻地以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原则的名义发展起来的在它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不平等的指责的运动中，在它为实行差别工资而进行的鼓动中，官僚机构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作掩护，并且站在辛勤劳动的“中”农和技术工人的背后，为它的特权寻找理由。它指责说，左翼反对派企图剥夺熟练劳动应得的较高的工资。这同资本家和地主对熟练技工、野心勃勃的小商人和永远遭殃的农民的假慈悲是同出一辙的煽动性的伪装。这是斯大林的卓越的阴谋，这主张自然马上在享有特权的官员们中间找到了支持。这些人第一次把他当作他们的精选的领袖；平等被极端无耻地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反对派被谴责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敌人和反对列宁福音的罪魁。官僚主义分子仰身坐在无产阶级专用的汽车里，在通往无产阶级所拥有而只有少数人被允许进入的避暑胜地的路上，纵声大笑地说：“我们过去进行斗争为的是什么？”这句含有讽刺意味的话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官僚机构曾对列宁表示尊敬，但他们总觉得他的清廉的手是可厌的。1926年到1927年间流传的一句俏皮话，表明了官僚机构对联合反对派领袖们的态度：“他们容忍加米涅夫，但不尊重他。他们尊重托洛茨基，但不能容忍他。他们对季诺维也夫既不容忍也不尊重。”官僚机构要在地位相等的人中间找一个拔尖的人作领袖。斯大林的坚定的性格和狭隘的观点引起了信任。叶努基泽对谢雷布里亚科夫说：“我们不怕斯大林”。“等到他开始摆起架子，我们就搞掉他。”可是，到头来，倒是斯大林搞掉了他们。法国的“热月政变”是左翼雅各宾党人发动的，但最后变成了反对一切雅各宾党人的反动。“恐怖分子”、“山岳派”和“雅各宾”变成了骂人的话。在各省，自由之树被砍倒了，三色帽徽被踩在脚下。这在苏维埃共和国是不可想像的。集权党的内部，有它在十月革命的正式旗帜下动员来的一切不可缺少的反对分子。这个党不容忍任何竞争，就是在对敌斗争中也是如此。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斗争没有变成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斗争，这是因为党将这斗争囫囵地吞下去了，为斗争规定了界限，并且以布尔什维主义的名义进行这场斗争。在头脑简单的人的心目中，“第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似乎推翻了关于俄国革命的热月政变时期的理论。然而事实上，这些理论和实践正好证实了关于热月政变的理论。热月政变的本质过去是、现在是，也不能不是社会性的。它代表着一个新的特权阶层的形成，一个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新基础的产生。觊觎这一身份的有两种人：小资产阶级和官僚机构本身。它们在〔打垮〕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抵抗的〔斗争〕中并肩作战。这一任务完成后，在它们之间爆发了残酷的斗争。官僚机构由于它的孤立和脱离无产阶级而感到害怕了。它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能够粉碎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和继续发展壮大起来的富农和小资产阶级；它需要无产阶级的帮助。因此，它集中力量，把为夺取剩余产品和权力而对小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复辟的斗争。这里，它不再同法国的热月政变有相同之处了。苏联的新的社会基础变得至高无上了。保卫生产手段和土地的国有化，是官僚机构的生死攸关的法则，因为这些是它的统治地位的社会根基。这就是它要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的原因。官僚机构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支持下才能进行这一斗争，并把它进行到底。新反对派代表们大批投降这一事实，是它已经取得这种支持的最好的证据。反对富农、反对右翼、反对机会主义——那一时期的官方口号——在工人们和许多左翼反对派的代表们听来，好像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活。当时，我们警告他们说：问题不仅仅在于正在做的是什么事，还在于谁在做这些事。在苏维埃民主的条件下，即劳动者自己统治的条件下，反对富农的斗争本来不应采取那样震动的、惊扰的和野蛮的方式，本来可以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导致群众的经济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官僚机构反对富农的斗争，是踩在劳动者背上进行的以一对一的决斗。因为角斗的双方没一方相信群众，因为它们都怕群众，所以斗争有着极其令人震惊的血腥性质。由于无产阶级的支持，斗争才以官僚机构的胜利而告终。可是，无产阶级在这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并没有因此而增加。为了了解俄国的“热月政变”，弄清楚党作为一个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法国革命中没有任何东西同布尔什维克党相类似。“热月政变”时期，法国有不同的社会团体，〔使用各种〕政治名号，在特定的社会利益的名义下相互攻击。热月派攻击雅各宾党人，说他们是“恐怖分子”。“金色少年”是右翼，支持热月派，同时也形成对热月派的威胁。在俄国，所有这些事变的进程、冲突和联合却是在单一的党的掩盖下进行的。表面上，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初和20年后，同一个党用同样的方法，在同样的日标的名义下纪念着它的存在的各个阶段；这目标就是：保持党的政治纯洁性和团结。然而事实上，党的任务和清洗的任务已经根本变了质。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时期，老革命党从内部清洗了野心家；按照这种精神，各委员会是由革命工人组成的。相当大的一批企图钻到政府里的冒险家、野心家或彻头彻尾的无赖之徒都被赶出去了。但相反地，近年来清洗的矛头完完全全是指向老革命党的。清洗的组织者是党内最官僚化的和才干最低劣的人们，清洗的受害者是坚持革命传统的最忠诚的人，特别是党的最老的革命一代、真正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成员。清洗的社会意义已经根本改变了，然而，这种变化在被进行清洗的是同一个党这一事实掩盖着的。在法国，在相同的情况下，发生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区反对小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发动得太迟的运动。后者以热月派为代表，而受到“金色少年”一帮人的支持。就连这一帮“金色少年”，今天也被吸收到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里去了。这些人是野战军，是从资产阶级的子弟中征集来的，这些享有特权的青年人坚决准备保卫他们自己的或他父母的特权地位。下列事实足以说明问题：若干年内，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是柯萨列夫。众所周知，他是个滥用他的高位追求个人目的的一个道德堕落分子。他的全部机器是由同一类型的人组成的。这就是俄国“热月政变”的“金色少年”。他们被直接吸收入党，掩盖了它作为特权阶层反对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一支野战军这一社会作用。苏联金色少年们高声叫嚷：“打倒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万岁！”正好比法国“热月政变”中的“金色少年”们叫喊：“打倒雅各宾！国民议会万岁！”雅各宾党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对国民议会所施加的压力而撑持住的。热月派，即叛变的雅各宾党人竭力从相反的方向施用同样的方法。他们开始在长裤党人当中把穿着讲究的资产阶级子弟们组织起来。这些金色少年，或者像保守报刊溺爱地称呼的“青年人”，在国家政治中成为如此重要的因素，以至当雅各宾党的人从所有行政岗位上被赶出后，“青年人”取代了他们的地位。同样的情况仍然在苏联发生着。的确，在斯大林统治下，那就发展得更加深远了。热月派资产阶级的特点是深切仇恨山岳派。因为它自己的领袖们是来自长裤党人的领导人。资产阶级和同它合伙的热月派最怕重新爆发群众运动。就在这个期间，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完全形成了。它疯狂地仇恨雅各宾党人和半雅各宾党人——认为这些人是他们最神圣的利益的出卖者、投敌分子、叛徒。苏维埃官僚机构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仇恨有同样的社会性质。他们是属于同一阶层、同一统治集团和同一享有特权的官僚机构的人们。他们抛弃了原来的地位，只是为了将他们的命运同长裤党人、被剥夺继承权的人、无产阶级和农村贫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然而，不同之处在于，法国资产阶级在大革命以前已经形成。它在制宪议会中在政治上脱壳而出，但它不得不经历国民议会时期和雅各宾党专政，以便清算它的敌人，而在热月反革命政变期间，它就恢复了它的历史传统。苏维埃统治集团完全由热月派官僚组成，他们不但是从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罗致而来的，还是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中征集来的。而后者是要同布尔什维主义的“狂热者”算旧账的。热月反革命政变有它的社会基础。那是一个有关面包、肉、住宅和盈余——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奢侈品——的问题。采取严格限定最高价格方式的雅各宾资产阶级的平等，限制了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福利（财产）的增长。在这一问题上，热月派完全明自并且清楚地了解他们需要些什么。他们在他们制订的权利宣言中没有包括“人们在权利方面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这一主要条款。热月派在回答那些主张恢复雅各宾派的这一重要条款的人时说，它是含糊不清的和危险的，人们的权利当然是平等的，但是他们的能力和财产是不平等的。热月派是对斯巴达情操的直接违抗，反对争取平等。在苏维埃热月派中可以找到相同的社会动机。首先，这是一个抛弃了革命初期的严格限制的问题。同时，这也是一个官僚机构取得日益增多的特权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建立自由的、节约的政权的问题。在这方面所作的让步是临时性的，而且它持续的时期要比原来打算的短暂得多。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自由政权意味着财富集中在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上层的手中。官僚机构的特权则有其不同的根源。官僚机构把国民收入中它能够或靠使用暴力、或靠运用权势、或借直接干预经济关系而搜取的那一部分据为己有。在有关国家剩余产品的问题上，官僚机构和小资产阶级很快地从盟友变成了敌人，对剩余产品的控制开辟了官僚机构取得政权的道路。 |
第十二章上台的道路第十二章上台的道路〔1923年初，对于那些了解政治局势的最高级领导人来说事情已变得很清楚：斯大林已把对他个人忠诚不渝的代表几乎塞满了即将举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党内最高的权力机关。这种趋势使列宁十分震惊，他〕把我叫到克里姆林宫他的房间内，谈到我们苏维埃机关275内官僚主义的可怕发展，谈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他建议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并要我积极参加这个委员会。我回答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深信，在目前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内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决不能忽略目前这种情况：在中央和各省，正在根据对某些党内有权势的人物和中央委员会本身内部的统治集团的忠诚，非常特别地挑选官员和专家，党员和非党员，担任甚至是区域和地方的职位。只要你向一个小官员进攻，你就会碰到一个重要的党领导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担任这个工作。”列宁想了会后说——我是在逐字逐句引用他的话。“换句话说，我是在建议发动一个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内官僚主义的运动，而你是在建议把这个斗争扩大到包括党组织局的官僚主义在内？”我没有料到这一点，我笑了，因为我当时心中没有想得这么完整。我回答说“我想，是这样。”“那么，很好，”列宁应声说，“我建议组成一个联盟。”“同一个正人君子组织一个联盟，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我说。当时协议：列宁提出一个关于成立这个中央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的建议，以反对“一般的”官僚主义，特别是组织局内的官僚主义。他答应“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的细节。这样，我们就分别了。两个星期过去了。列宁的健康变得更坏了。后来，他的秘书把他关于民族问题的便条和信件带给我。他好几个月由于动脉硬化症而无法工作，对我们反对组织局内的官僚主义集团，不能做任何事情。显然，列宁的计划是针对斯大林的，尽管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这是同列宁在他的遗嘱中所明白表示的思路是一致的。〔如果斯大林在这个时候控制着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局和书记处，那么季诺维也夫在政治局内和中央委员会内仍控制着多数，因此，他是三头同盟中的头号人物。他同斯大林进行着无声的、隐蔽的然而是激烈的斗争，争夺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内的多数。季诺维也夫完全控制着列宁格勒组织，而他的伙伴加米涅夫控制着莫斯科组织。这两个最重要的党中心只需得到另外几个大的党中心的支持，就能够获得代表大会的多数。这个多数对于选出一个中央委员会和批准有利于季诺维也夫的决议是必需的。但是季诺维也夫没有能够获得多数。事实证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以外的绝大部分党组织都处于总书记的牢固控制下。〔尽管这样，季诺维也夫有勇无谋，竟然坚持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得到列宁的地位。他在代表大会开幕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从而取得了列宁继任者的地位。在筹备这次代表大会的期间，由于列宁患病不能出席，〕最棘手的问题是，谁应当作这个主旨报告，而自从建党以来，作主旨报告一直是列宁的不可旁贷的权利。这个问题在政治局提出的时候，斯大林第一个说：“政治报告当然只应当由托洛茨基同志来作。”我不想作这个报告，因为在我看来，这等于在列宁患重病的时候宣布自己要取得列宁继任者地位的候补资格。我作了大致如下的回答：“这是一个临时时期。让我们希望列宁不久就会好起来。同时，这个报告应当由总书记来作，以符合他的职务。这可以消除无聊猜测的一切根据。此外，你和我在经济问题上有严重分歧，而我是少数。”“但是，假定没有分歧呢？”斯大林问，让我了解他准备作出很大的让步，那就是，达成一个卑鄙的妥协。加里宁在我们谈话时插言进来。“什么分歧？”他问，“你的建议在政治局中总是得到通过的。”我继续坚持由斯大林来作这个报告。“无论如何”，他以一种做作的谦逊态度回答，“党不会了解的。这个报告必须由最孚众望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来作。”〔这个问题最后由中央委员会内季诺维也夫多数作出了决定。这使得所有的党员都清楚地看到，季诺维也夫是作为党首脑的列宁的继任者。依靠他所控制的代表和三头同盟中他的小伙伴所控制的多数，他有一切理由期望，他以头号布尔什维克的身分登上讲坛作政治报告的时候，会受到热烈的欢呼。但是总书记欺骗了他，在三头同盟中的这个伙伴：季诺维也夫没有得到通常的掌声。他的主旨报告是在差不多沉闷的静默中作的。代表们的裁决是明显的：季诺维也夫的新地位是篡夺来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从1923年4月17日到25日开了一个星期。这次大会使斯大林在三头同盟中的地位从小伙伴上升到大伙伴。季诺维也夫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内的多数垮了。斯大林把这两个机构都控制在自己手里。但是，他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省监察委员会系统方面。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成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秘密头子；中央监察委员会大多数委员都是他的人。但是，省、县和地方监察委员会都不在他的控制下，因为其中很多都是在他当总书记以前选出的。斯大林以他所特有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一些原应由敌对的监察委员会处理的，或牵涉到斯大林政治机器的利益的案件，只要有可能，都以这种或那种借口移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审理。不但这样，只要不会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中央监察委员会以这种或那种借口干脆撤销一些敌对的监察委员会。这种做法，加上在监察委员会的省会议和区域会议上的有组织的共谋获得了很大的成果。〔为了“审讯”和“清除”反对派，特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组成的党纪检查委员会，完全是斯大林分子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本身的委员，由7人增加到50人，并有候补委员10人——有了更多的高位来酬劳忠诚的分子。而且，它的新规定的职能和它的实际活动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了一个以共产党员为对象的特别的国家政治保安部。〔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后，企图同最高级领导人做一笔交易来捞回他的政治财产。他动摇于这两个计划之间：1.剥夺书记处的自行扩大的任命权，从而把书记处降低到它从前作为政治局的一个附属机构的地位；2.使它“政治化”，这就是说，在书记处内成立一个由三个政治局委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它的最高机构，这三个人将是斯大林、托洛茨基以及加米涅夫、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这三人中的一人。他觉得，某种这样的组合，对抵消斯大林过大的势力是不可缺少的。1923年9月，他在基斯洛沃茨克——高加索的一个温泉胜地——附近一个山洞内就这个问题开始举行他的会议。伏罗希洛夫当时在罗斯托夫，接到了季诺维也夫邀请他出席会议的电报。大林的朋友奥尔忠尼启泽也接到了。出席会议的其他一些人是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舍维奇和叶夫多基莫夫。季诺维也夫在一封致斯大林的、由自己亲自交给他最好的朋友奥尔忠尼启泽送交收件人的信中，写下了一个关于他在会上发表的意见的摘要。他透露：“斯大林同志……回了一个语气粗鲁然而是友好的电报……不久之后，他来了……他们作了几次谈话。最后决定我们不动书记处，但是，为了使组织工作同政治活动协调起来，我们派三个政治局委员加入组织局。这个并不非常实际的建议是斯大林同志提出的，而我们同意了……这三个政治局委员是托洛茨基同志、布哈林同志和我。我出席组织局会议的次数，我想，有一两次。布哈林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连一次也没有来过。毫无结果……。”〔实际上，满怀希望的季诺维也夫必须做的一切就是出席一两次组织局会议，就是了解任何不属于斯大林机器的人要在那里“破门而入”是毫无希望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至少有不参加会议的远见和想像力。〔同时，德国的革命形势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但是三巨头及其在政治局中的同盟者仍在忙于破坏声望过高的托洛茨基的威望，忙于互相厮杀，只能偶或对这个最重要的世界革命问题敷衍了事地过问一下。德国同志们得到的长期指示是：充分使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后来，季诺维也夫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从6月12日到24日，世界共产主义的领导人谈论革命。〔激昂的德国群众——他们在城市中有1500万，在乡村中有700万——支持共产国际的德国支部。但是由于列宁瘫痪了，不能说话；由于托洛茨基受到党纪的限制，由于他在政治局内处境孤立从而在政治上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什么也没有说。没有发出任何命令．什么动静也没有。在l923年这个关系重大的8月中，斯大林给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的首脑）和布哈林（公认的“仅次于列宁的头号共产主义理论家＂）写了下面这些话〕：“在目前阶段，共产党人是不是应当试图撇开社会民主党人而夺取政权？他们是否已经充分成熟得这样做？我认为，这就是问题当我们夺取政权的时候，我们在俄国有这样一些后备力量，如(l)实现和平的保证；(2)土地归于农民这一口号；(3)工人阶级中极大多数的支持；(4)农民的同情。目前，德国共产党人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当然有一个苏维埃国家做他们的邻国，而这是过去我们所没有的，但是我们能够向他们提什么呢？……譬如说，德国的政府现在倒台了，而共产党要夺取政权，那么他们也将以失败告终。这，还是‘最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是，他们将被击得粉碎，给抛回去．整个问题并不是布兰德勒要‘教育群众’，而是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势必把这种教育——示威——变成一次全面的战斗（目前，一切有利条件都在他们那一边）然后消灭他们〔德国共产党人〕。当然，法西斯分子并不是在睡觉；但是，让他们先进行攻击，对我们是有利的：这可以使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共产党人的周围（德国并不是保加利亚）。此外，我们得到的一切情报表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是软弱的。我认为，应当抑制德国人，而不是去鼓动他们。”〔这个三头同盟首席成员和苏联共产党秘密头子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国际首脑的一个命令，后者就相应地拟出了他对德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指示。像一切这种意见一样，它是“保密的”、“机密的”，当时并不是普遍都知道的。托洛茨基不知道斯大林的秘密“意见”，但是很了解德国形势的严重性，要求立即为德国起义规定一个距离当时八个到十个星期的灵活的临时日期，并且立即开始作相应的准备。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是受斯大林摆布的。〔布兰德勒在9月初来到莫斯科请求指示和帮助，但是他甚至不能见到世界革命的领导人。他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地被人从这个机关推到那个机关，后来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在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面前来陈述他所了解的德国形势和他的看法。他们给布兰德勒的指示，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6月里作出的决定是一样的——那就是，通过参加萨克森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来组织一个工人政府。布兰德勒表示不愿意，他们就对他说，这种做法的目的是更好地为起义作准备。斯大林对进一步提出来的一些论点的答复是专断地下令立即参加，而季诺维也夫作为共产国际的首脑，向萨克森共产党发出一个电令，要它马上参加社会民主党政府。不但如此，还指示布兰德勒自己也参加政府。这样，如果他不服从的话，他只好放弃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屈服了。〔在9月底开始进行的仓促的准备是非常不充分的，而且组织得也非常不好。德国共产党在每一个共产党中心组织了战斗队——所谓红色百人队，并命令他们处于准备状态，等待作为将于10月20、21日在开姆尼兹举行的一个会议的结果而发出的信号。起义预定在萨克森发动。如果起义按照计划发展，共产党就加以领导；如果不是这样，共产党将拒绝承担一切责任，躲在同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保护色背后，它企图依靠社会民主党的帮助，来抵挡不可避免的反应。〔这是典型的斯大林式的做法。1917年10月，他就在俄国这样做过，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进行辩论时，他秘密支持公开反对列宁坚持起义的主张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时锐利地留心观察哪方在实际上得胜。在俄国，他对起义问题采取什么立场是无关重要的，因为并没有把准备起义的任务交给他。但是，在1923年的德国局势中，他是最高首脑。〔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在10月21日举行的开姆尼兹会议上拒绝布兰德勒关于发动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建议时，布兰德勒发出了他按照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指示所能发出的惟一信号：他取消了革命。但是在规定一次德国革命的日期后，又加以取消，然后又规定，这不是第一次。但是，对于一个迫不及待地要发动行动的革命党来说，不能期望它无限期地像水龙头那样听话。在开姆尼兹发出取消的命令后两天，起义在汉堡开始了。一切都毫无目的。战士们没人领导也没有目标。起义失败了。本来可以成为一次革命的行动变成了一次毫无意义的、罪恶的冒险。这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在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一系列逐步发展的事件中的第一个事件，它是1933年对希特勒第一次投降的首次大预演。〔德国起义的失败在苏联共产党内立即有了反响。那些真诚的布尔什维克感到不安。他们坚持要对党领导人的作为进行不只是敷衍了事的检查。他们要在公开辩论中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们第一个要求是恢复在党内组织联盟的权利。这个权利是1921年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喀琅施塔得叛乱紧急时期中取消的。自从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对三头同盟的统治的不满就一直在增长，这种不满也不只是针对三巨头的，它是针对整个中央委员会的。46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其中有皮达科夫、萨普罗诺夫、谢雷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奥辛斯基、德罗布尼斯、阿尔斯基、弗·姆·斯米尔诺夫，发表了一个声明，他们在这个声明中说：“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它对党内的主动性起破坏作用。它用一个政治机器替代党……在一切顺利的时候，它工作得很好，但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它必然失灵，而且在即将来临的严重发展面前，它有彻底破产的可能。造成目前形势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客观地发展的派别独裁制度已不再有用了。”〔这46人对9月全会关于在党内“扩大民主”的空洞表示并不满意。不但在苏维埃国家机关内，而且在党组织内组织了抗议集会，对群众进行了反对官僚主义制度的鼓动。〔日益高涨的抗议运动有发展成为一个左派统一反对派的危险。为了促使这一运动发生变化，季诺维也夫代表三头同盟在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六周年的时候于《真理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宣布党内有“工人民主”，从而使讨论合法化了。同时，最高级领导人之间的谈判，最后导致政治局起草、并由中央委员会在1923年12月5日通过一项决议在这项决议中，诸如官僚主义、特权之类的这些弊端遭到了谴责，并且庄严地保证恢复批评和调查的权利以及使一切职位通过公正的选举产生的权利。托洛茨基自从11月初起就一直患病，因此无法参加大讨论，他同所有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一起在这个决议上签了字。〔最高级方面的斗争在这样严守秘密的情况中一直进行了将近两年，以致整个党对此毫无所知，除了极少数受到信任的核心人物以外，所有的人一般都认为托洛茨基是规行制度的忠实支持者。因此，他决定发表一个说明他自己态度的声明，作为他在12月5日中央委员会决议上签字的一个补充。他在这个声明中，坦率地说明他对官僚主义的危险、布尔什维克运动在政治上蜕化的可能性感到不安，他号召青年鄙弃消极服从、向上爬的思想和奴性，并且下了一个明确的论断：12月5日中央委员会决议所概述的新方针应当首先使每一个人清楚地理解到“今后谁也不应对党采用恐怖手段”。〔这封信在最高级领导人中间引起了愤怒的风暴。最最激烈的只是季诺维也夫。如布哈林在四年后的一次派别斗争所透露的，季诺维也夫坚持逮捕托洛茨基，因为他那封关于“新方针”的信件意味着“背叛”。而且，尽管这次讨论是经过正式许可的，但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却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总书记和三巨头首席成员的政治机器也是这样。为了给将于1924年5月举行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奠定基础的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于1924年1月16日到18日举行。会议根据斯大林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斯大林的报告以下列的话谴责亲民主的讨论和托洛茨基所起的作用：〔“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提出了打破党机关的口号，并企图把重心从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内官僚主义的斗争转移到反对党机关内‘官僚主义’的斗争上去。客观地说，这种毫无根据的批评和破坏党机关声誉的露骨企图，除了使国家机关脱离党的影响外，不能导致任何其他的结果。……”〔而这当然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倾向”。最后，政治局命令正在患病的托洛茨基到高加索去进行治疗。这是放逐，是使他暂时离开政治中心的一种有礼貌的做法（由于他的声望，他们不得不对他客气一些）。患病的托洛茨基还没有到达高加索，就接到斯大林的一个电报，说列宁——他的健康近来一直在改善中——突然逝世了。〕在政治上，斯大林和我长久处于两个对立的、不可调和的阵营中。但是，某些人总是谈到我对斯大林的“怨恨”，总是首先推断，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不仅是关于这个莫斯科独裁者的，而且关于苏联的一切东西，都出于这种情绪。在我目前十多年的流亡生涯中，克里姆林宫那些文字代理人总是毫不费劲地提到我对斯大林的“怨恨”，从而使自己无需对我写的关于苏联的任何东西作出切题的答复。已故的弗洛伊德最不赞成这种廉价的心理分析。怨恨毕竟是一种个人的关系但是斯大林和我已被烈火似的事件所隔离，以至任何个人的东西都已在火焰中烧掉，变成灰烬，什么东西也不剩了。怨恨含有嫉妒的因素。但是对我来说，无论在思想和感情上，斯大林空前的高升意味着最深的堕落。斯大林是我的敌人。但是希特勒也是我的敌人，墨索里尼也是，许多别的人也是。今天，我对斯大林没有什么“怨恨”，就像对希特勒、佛朗哥和日本大皇一样。主要的是，我想了解他们，以便使自己有很好的能力同他们斗争。一般地说，在有历史重要意义的事情中个人怨恨是一种渺小的、可卑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但是使人堕落而且是使人盲目，但是，从世界舞台上以及苏联国内最近一些事件来看，就连我的许多反对者也深信，我并不是那样盲目：我的那些看来极不可能实现的预言已证明是真实的。由于我将要叙述一个特别令人气愤的主题，先讲这几句为自己辩护的话就更其必要了。我力图根据对他的密切观察和对他传记的苦心研究，对斯大林的性格作一个一般的描述。我并不否认，这样描述出来的形象是阴沉的，甚至是奸险的。但是我敢问任何人：能不能换上另一个稍具人性的人来干出过去几年中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大规模“清洗”、史无前例的指控、荒谬绝伦的审讯、消灭整个革命的一代，以及最后，最近在国际舞台上的阴谋。现在我要从一个地方革命者怎样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独裁者的经过情况中提出一些相当奇怪的事实，并附述某些想法和怀疑。这些想法和怀疑，我不是一下就有的。它们是慢慢地成熟的，过去每当我有这种想法或怀疑时，我总是把他们丢开，认为他们是过分的不信任造成的，但是，莫斯科审讯——这些审讯透露了这个克里姆林宫独裁者搞的一套阴谋、作伪、涅造、暗中下毒和谋杀的可怕手段——暴露了以前几年的可怕情况。我开始不断地问自己：在列宁患病的时候，斯大林实际上起的是什么作用？这个门徒有没有做什么事来加速他主人的死亡？我比任何别的人更了解这种怀疑是使人吃惊的，但是从情况、事实和斯大林的性格来看，不能不有这种怀疑。在1922年，聪颖的列宁警告说：“这个大司务除了辣菜之外再不会做什么别的。”这些菜证明不仅是辣的，而且是下了毒的，这不仅是比喻的说法，而且实际上真是这样。两年前276我第一次写下了在当时（1923年至1924年）只有七八个人知道的事实，而且那时只写下了一部分。在这几个人当中，除了我自已外，现在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活着。但是这两个人就算莫洛托夫是核心人物中间的一个，关于这一点我不能肯定——没有坦白我现在要讲的情况的动机。我应当补充一句：凡是我提到的一切事实，一切引证和引语，都可以由苏联官方出版物或我的档案保存的文件加以证实。我曾有机会向调查莫斯科审讯的约翰·杜威博士委员会提供过口头和书面的说明，而我提出的几百个文件，没有一个被指责为假的。过去几年中绘制的数量很多的（我们不谈质量）肖像画，老是画着由斯大林伴随的列宁。他们并排坐着，在一起商量，互相凝视着，很友好的样子。在绘画、雕塑、银幕上一再突出这个主题，是为了想使人们忘掉在列宁在世的最后一个时期中，充满了他同斯大林的激烈冲突，一直发展到两人彻底决裂。同样，列宁反对斯大林，其中也毫无个人的东西。毫无疑问，他非常重视斯大林的某些特点，他的坚定的性格、坚韧，甚至他的残忍无情和阴谋才能，这些特点在斗争中、因此在党总部内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越来越利用他的职位所提供的机会来收罗忠于他个人的和对他的反对者进行报复。斯大林在1919年成为监察人民委员部277的首脑以后，逐渐把这个机关变成一个询私和阴谋的工具。他把党的总书记的职位变成给人恩惠和降祸施福的不竭的泉源。他同样滥用自已作为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地位来达到个人的目的。在他一切行动中都可以看出他个人的动机。列宁逐渐深信，斯大林由于掌握政治机器而发展的某些特点，对党是直接有害的。因此，他决心把斯大林调离这个机器，从而使他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今天的苏联，列宁这个时期的信件是最忌讳的文件。幸运的是，这些信件中有一些副本和影印副本存在我的档案中，其中有一些我已经发表了。1921年年底，列宁的健康突然恶化。第二年的春天，他第一次中风。他有两个月不能动，不能说，也不能写。从7月起，他开始慢慢地复元。10月，他从乡间回到克里姆林宫，再次拿起工作。党机关和政府机关内官僚主义、专断作风和阴谋的蔓延，真正地震撼了他。12月，他就民族政策路线，特别是斯大林在格鲁吉亚实施的民族政策路线〔在格鲁吉亚，总书记的威信遭到公开的蔑视〕，对斯大林的迫害行为开火。他出来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反对斯大林，并且为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草拟一个报告。据列宁的秘书们说，列宁自己把这个报告称为“对斯大林的一枚炸弹”。1月23日，使总书记大为惶恐的是，他提出了组织工人监察委员会278来制约官僚主义的权力的计划。列宁在3月2日写道，“让我们坦白地说，监察人民委员部今天毫无威信可言……我们没有比监察人民委员部更坏的机关了……”等等。领导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是斯大林。他很懂得这些话的含义。1922年12月中旬，列宁的健康又恶化了，他无法出席会议，用例条和电话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斯大林立即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对列宁隐瞒集中于党书记处的许多情报。对最接近列宁的那些人实行了封锁。克鲁普斯卡娅尽了她最大的力量不让病人受到书记处敌意的冲击。但是列宁知道怎样把一些零星的、几乎无法觉察到的迹象拼凑起来，得出形势的全貌。“别让他忧虑！”医生坚持。但是说比做容易。卧床不起，同外界隔离的列宁十分震惊和愤怒。使他忧虑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医生关于列宁健康的报告越加不利，总书记的行为就越加大胆。在这些日子里，斯大林闷闷不乐，紧紧地咬着他的烟斗，他的猜忌的眼中露出阴险的光芒，回答别人时总是咆哮。他的命运是在危险中，他下定决心克服一切障碍。这就是他同列宁最后决裂的时候。前苏联外交家季米特里耶夫斯基——他同斯大林非常友好——讲起过这个在总书记的随从们中间传播的戏剧性的插曲：“由于克鲁普斯卡娅经常打扰他，他就非常讨厌她。有一次，克鲁普斯卡娅又打电话到乡下来找他要一些情况，斯大林……用最狂暴的话斥责她。克鲁普斯卡娅满面流泪，立即向列宁诉说。列宁的神经已经由于看到种种阴谋而紧张得快要破裂，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克鲁普斯卡娅赶忙把列宁的信交给斯大林。……‘但是，你是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克鲁普斯卡娅胜利地对加米涅夫说。‘如果他不认为有必要在政治上打垮斯大林，他是决不会下决心断绝私人关系的。”克鲁普斯卡娅的确说过这些话，但决非是“胜利地”说这些话；相反的，这个非常真诚和敏感的妇人对这件事非常不安和担心。说她向列宁“诉说”是不确的，相反的，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起了缓冲的作用。但是，在回答列宁不断的询问时，她向他讲的东西，不可能比书记处告诉她的东西更多，而斯大林隐瞒了最重要的事情。3月6日向一个可靠的速记员口授的这封绝交信或者毋宁说是寥寥数行的便条，冷冷地宣布断绝“同斯大林的一切私人和同志关系”，这个便条是列宁留下来的最后一个文件，同时也是他同斯大林的关系的最后总结。接着，列宁最重的一次中风发作了，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一年后，当列宁已经涂上防腐剂躺在他的陵墓中的时候，造成这次决裂的责任尽管从季米特里耶大斯基所讲的情况看来很明显，竟然公开推到克鲁普斯卡娅的身上。斯大林指责她“阴谋”反对他。臭名昭彰的雅罗斯拉夫斯基（他常常替斯大林办一些暖昧的差使）1926年7月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他们随落到如此地步，竟敢向病中的列宁诉说他们受到斯大林伤害。多么可耻……用私人问题使关于这样重大的问题的政策复杂化了。”这里，所谓“他们”指的是克鲁普斯卡娅。她由于列宁触怒斯大林而受到报复性的惩罚。至于克鲁普斯卡娅，她告诉我说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对斯大林极不信任。“沃洛佳说：‘他，（克鲁普斯卡娅没有提他的名字，但是她的头朝斯大林的房间摆了一摆）‘没有最起码的正直，没有最微小的、人的正直……。’”所谓列宁的“遗嘱”——即他关于怎样组织党领导机构的最后的意见——是在他第二次卧病期分两次写成的：第一次是在1922年12月25日，第二次是在1923年1月4日。遗嘱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权力，我没有把握。”279十天后，这种克制的措词对列宁说来好像不够了，他加上了一段附言：“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应当“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280列宁试图用尽可能没有刺激性的话来表示他对斯大林的敬重。但是，他的确提出了解除斯大林这个可以赋予他权力的职位的问题。在过去几个月中发生了这一切事情之后，这个遗嘱对斯大林不可能是一个意外。尽管这样，他还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残酷的打击。他在自己的秘书、后任红军政治首脑的梅赫利亚和著名的苏联政治家西尔佐夫（他以后就不见了）的面前第一次读这个遗嘱时（遗嘱是克鲁普斯卡娅转交给他提交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的），他对列宁破口大骂，发泄他在这些日子中对他的“主人”的真实感情。巴让诺夫，斯大林的另一个以前的秘书，叙述了加米涅夫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宣布这个遗嘱时会上的情况。“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十分窘迫，瘫痪在那里。斯大林坐在主席团讲坛的踏步上，觉得羞耻和悲惨。我对他作了密切的观察：尽管他自制和表现出镇静，但是很明显，他的命运正处在危险中……”拉狄克在这次难忘的会议上坐在我的旁边，他靠过身子来说：“他们现在不敢反对你了。”他注意到信中两个地方：一处是说我是“中央委员会内最能干的人”，另一处是鉴于斯大林的粗暴、不忠和滥用权力的倾向而要求撤换斯大林。我对拉狄克说：“正相反，他们现在不得不一直搞到底，而且，要尽快地搞。”实际上，遗嘱不但没有能够结束内部斗争（这是列宁所希望的），反而加剧了这个斗争，使它达到狂热的高度。斯大林再也不可能怀疑，列宁恢复活动意味着总书记在政治上的死亡。倒过来说，只有列宁死掉，才能给斯大林扫清道路。在列宁第二次卧病期间，1923年2月底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作者会晤时，在秘书离开以后，斯大林告诉我们说，列宁曾突然把他叫去，向他要毒药。列宁又快要失去说话的能力，认为他的病已没有希望，预见到另一次中风快要发作了，不信任他的医生，他毫无困难地发现他们是自相矛盾的。他的神志完全清醒，但是他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通过一个我们共同的大夫盖蒂埃医生，我能够逐日了解列宁的病况。盖蒂埃医生也是我们全家的一个朋友。“费奥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能不能说已经完了？”我的妻子和我常常问他。“根本不能这样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能够再次康复。他的体质很强壮。”“他的精神机能呢？”“基本上，它们将完整无损。也许，并不是每一个音调都会保持它以前的纯正，但是这个巨匠仍将是巨匠。”我们继续抱着希望。但是，我现在意外地听到这种情况：似乎是生存意志的化身本身的列宁为自己要求毒药。他的内心状态该是怎么样的！我回想，斯大林的脸色在我看来是多么异常、暖昧。同当时的环境是多么不调和。他向我们转达的要求是凄惨的，但是他的脸上挂着一种阴沉的微笑，像挂在假面具上一样。他面部表情和他说话不一致，对于这一点我们不是不熟悉。但是这一次是完全使人无法忍受的。使得这种情景更加可怖的是，斯大林对列宁的要求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仿佛在观望别人要说些什么。他是不是想抓住我们对这一要求的反应的含意，而不使自己不表示态度？或者，他是不是有他自己的隐蔽的想法？我看到在我面前的挚爱列宁的加米涅夫脸色苍白，默不作声；季诺维也夫手足无措，像他在困难时刻一直表现的那样。他们是不是甚至在这次会议之前就知道列宁的这个要求？还是斯大林突然向三头同盟内的同盟者和我讲这件事？“自然，我们甚至不能考虑执行这个要求！”我喊道。“盖蒂埃没有失去希望。列宁还能康复。”“这一切我都对他说过，”斯大林回答说，毫无不快的味道。“但是他不想听道理。老头子在受苦。他说，他要把毒药放在手头。……只是在他确信，他的情况毫无希望时，才用它。”“无论如何，这是谈不到的，”我坚持——这一回，我想，有季诺维也夫的支持。“他可能一时冲动，走不可挽回的一步。”“老头子是在受苦，”斯大林重复说，茫然望着我们，像以前那样，也不说怎么办。他心里一定在想一个同这些谈话有关的、然而与之并不协调的念头。当然，以后的事情可能影响我的回忆的某些细节，尽管一般地说，我知道，我的记忆是可靠的。但是，这个插曲是永远不可磨灭地留在心上的事件之一。而且，我一回到家里，就把这件事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的妻子。自从那时以后，每当我回想这一幕的时候，我不得不一再对自己说斯大林的行为，他的整个态度是无法理解的，是阴险的。这个人要什么？他为什么不去掉他假面具上的阴险的微笑？……没有进行表决，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但是我们在分别的时候，都有一个没有讲明的理解：我们甚至不能考虑把毒药交给列宁。这里自然会发生这个问题：当时极其怀疑斯大林的列宁怎样和为什么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呢？因为从事情的表面来看，这意味着最高度的私人信任。在列宁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之前仅一个月，他在遗嘱上写下了他的无情的附言。他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几天，同斯大林断绝了一切私人关系。斯大林一定会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列宁不找别人而偏偏求助于他呢？答案是简单的：列宁认为斯大林是能够满足他这个凄惨的要求的惟一的人，因为他有直接的利益来这样做。这个病人，凭着他万无一失的直觉，猜到克里姆林宫内外发生的事，以及斯大林对他的真正想法。列宁甚至无需审阅他最亲密的同志的名单就能断定，除了斯大林没有人会帮他这个“忙”。同时，可能他是想试试斯大林：这个烧辣菜的大司务到底怎样热中于利用这个机会？在这些日子里，列宁不仅想到死，而且还想到党的命运。列宁的革命的神经无疑是他神经中最不容易向死亡投降的神经。当柯巴还是一个给关在监狱里的十分年轻的人的时候，他就常常暗中唆使暴躁的高加索人同他的反对者作对，其结果通常是把他们打一顿，有一次甚至杀了人。随着岁月的逝去，他的技术臻于完善之境。党的垄断性政治机器，同国家的极权机器结合起来，给他造成了甚至连他的前辈凯撒·布尔吉亚之流也无法设想的可能性。国家政治保安部侦讯人员进行超宗教裁判所审讯的办公室通过一个扩音机同斯大林的办公室连结起来。不露脸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咬着烟斗，贪婪地听着他自己大体规定的对话，满意地搓着手，不出声地笑着。在臭名远扬的莫斯科审讯前十多年，有一个夏天晚上，他在一个避暑地住所的阳台上，一边喝着酒，一面向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墓自认，他生活中最大的愉快是锐利地盯着敌人，精心策划一切，无情地进行报复，然后睡觉。后来，他对整个一代布尔什维克实行了报复。这里没有理由再来谈莫斯科诬陷案。这些案件在当时所得到的评价既是权威性的又是详尽无遗的281。但是为了了解真正的斯大林和他在列宁患病和逝世的日子里的行为，有必要说明1938年3月最后一次大审讯的某些插曲的真相。亨利·雅戈达在被告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肃反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安部工作了16年，起初当一个助理首长，后来当部长，作为总书记同反对派斗争中的一个最受信任的助手，他同总书记一直保持密切的接触。逼供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的那套办法是雅戈达亲自制定的，如果不是他首创出来的话。1933年，斯大林奖给雅戈达一枚列宁勋章，1935年，把他提升为国防总人民委员，即政治警察元帅，这离才能卓越的图哈切夫斯基被提升为红军元帅只有两天。雅戈达是一个无名小卒，大家都这样看他，大家都看不起他，现在他提升了，那些老革命一定互相表示愤怒。即便在顺从的政治局内，也有反对这样做的企图。但是，某些秘密把斯大林和雅戈达联系在一起——很明显，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这根神秘的纽带神秘地断了。在大“清洗”时期，斯大林决定同时清除掉他的这个知道太多秘密的同犯。1937年4月，雅戈达被捕了。像通常一样，斯大林于是得到一些附带的好处：由于得到了赦免的保证，雅戈达在审讯中把谣传斯大林所犯的罪行承担了下来。当然，这个保证没有遵守：雅戈达被处决了，以便更好地证明，斯大林在法律和道德问题上是不调和的。但是，在这次审讯中，透露了极其说明问题的情况。根据雅戈达的秘书、亲信布拉诺夫的证词，雅戈达有一只特别的毒药箱，每当需要时，他总是从这只箱子内取出宝贵的药瓶来，交给他的代理人，并授以适当的指示。这个国家政治保安部首脑，从前是一个药剂师，对毒药异常感兴趣。他手下有几个毒物学家，他为他们办了一个实验所，供给它不受限制和监督的财力物力。当然，雅戈达设立这样一个实验所不可能是为了他个人的需要，远不是这样。在这件事上，同其他的事情一样，他是在执行他的公务。作为一个下毒的人，他仅是一个统治工具。甚至像尼罗宫廷中的老洛库斯塔一样，所不同的是，他在技术方面要远远胜过他的愚昧的前辈。被告席上，坐在雅戈达旁边的是四名克里姆林宫的医生，被控谋杀高尔基和两名苏联内阁部长。“我供认，……我开了不适于所患病症的药方……”因此，“我应当对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的过早的死亡负责。”在审讯的日子里，像供认毒害这个年迈有病的作家之类的捏造和指责所构成的基本背景，在我看来是荒诞不经的，后来了解到的情况和对情况进行的更加周密的分析，使我不得不改变这个判断。在审讯中，并不是一切都是扯谎。的确有被毒害的人，也有下毒的人，并不是所有下毒的人都在被告席内。下毒的主犯那时正在用电话指挥审讯。高尔基既不是一个阴谋家，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软心肠的老人，是那些被损害的人的保卫者，是一个重感情的抗议者。在十月革命初期，他起的就是这种作用。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饥荒时期，不满和镇压达到了最大的限度。朝臣们抗议了。就连斯大林的妻子阿利路也娃也抗议了。在这种气氛中，高尔基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同欧洲的作家通信，外国人访问他，被损害的人向他诉苦，他决定舆论。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不可能默然忍受当时正在准备的消灭他深交多年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做法。高尔基公开抗议这些诬栽案，就会立即在全世界眼前摧毁斯大林正义的魔力。要让他保持沉默是决办不到的。逮捕他，流放他，则更加办不到，更别说枪毙他了。通过雅戈达“不流血地”加速消灭病中的高尔基，这种想法在这个克里姆林头子看来，一定是在当时情况下唯一的出路。斯大林天生这样一副脑筋，只要想到马上就作出决定。雅戈达接受这个任务后，就叫他“自己的”医生去执行他根本不冒什么风险。据列文医生自己说，“拒绝，就会毁掉我自己和我的一家。”而且，“你是怎样也逃不过雅戈达的手掌的。雅戈达是一个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了他的人。即使你躲到地下，他也会抓住你。”但是这些权威的、受人尊敬的克里姆林宫医生为什么不向他们很熟悉的、作为他们的病人的政府及要人们控诉呢？仅仅在列文医生的病人名单上，就有24个高级官员，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会议成员在内。答案是，列文医生，像克里姆林宫内和周围的人一样十分清楚雅戈达是谁的代理人。列文医生屈服于雅戈达，是因为他没有力量反对斯大林。关于高尔基的不满，他想到国外去，斯大林不肯发给他出国护照这些事在莫斯科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是在私下里谈论的。在这个伟大的作家死后，立即产生了这种怀疑：斯大林多少帮助了自然的毁灭力量。审讯雅戈达的一个附带的任务是扫清斯大林的这种嫌疑。因此，雅戈达、医生们、和别的被告一再说，高尔基是“列宁的亲密朋友”,“一个享有信任的朋友”，“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完全赞成“领袖”的政策，“非常热情地”谈到斯大林的作用。如果这一切只要有一半是真的，雅戈达就不会大胆干掉高尔基，他更不敢把这个阴谋交托给一个克里姆林宫医生去执行了，因为后者只要打一个电话给斯大林，就可以毁了他。这是从一项审讯中提出的一个“细节”。审讯有许多，“细节”是无穷无尽的。这一切上面都有斯大林的磨擦不掉的烙印。工作基本上是他做的。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苦心考虑各式各样的计谋，使任何拂逆他的人受到极度的屈辱，使他诬告他最亲密的朋友，说他最可怕地出卖自已。对于不顾一切反抗的人总是有一小瓶药水等着他。消失的只是雅戈达；他的毒药箱还在那里。在1938年审讯中，斯大林仿佛是附带地指责布哈林在1918年准备暗杀列宁。天真而热情的布哈林尊敬列宁，热爱列宁，就像小孩爱他母亲一样，他在论战中放肆地反对他时，他也是跪着这样做的。布哈林，用列宁的话来说“软得像蜡”，没有，也不可能有个人的野心。过去如果有人预言，布哈林有朝一日会被控暗杀列宁，那么，我们全体，特别是列宁，就会大笑，建议把这样的预言家送到疯人院里去。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种显然是荒唐的指责呢？这很可能是他对布哈林不谨慎地表示过的对斯大林本人怀疑的一个报复般地说，一切指责都是符合这个方式的。斯大林虚构的案件的基本因素并不纯粹是幻想的产物它们是从实际中得来的——绝大部分是从这个做辣菜的大司务本人的行动或阴谋中得来的。同一种守势性攻势的“斯大林想法”——这种想法在高尔基死亡的例子中显露得十分清楚——在列宁死亡一事上，显示了它全部的力量。在第一件事上，雅戈达丢了命；在第二件事上，布哈林。我大致像这样地设想事情的过程。列宁在1923年2月底要毒药。在3月初，他再次瘫痪。当时的医疗预断是谨慎地不利的。斯大林感到自已更加有把握了，他开始像列宁已经死了一样地行事。但是病人作弄了他。他的强有力的体质在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的支持下，再次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快到冬天的时候，列宁开始慢慢地好转，可以比较随意地转动；听别人读或自己阅读；他的说话能力开始恢复。医生的诊断越来越有希望。列宁的恢复，当然不能阻止官僚反动势力替代革命。克鲁普斯卡娅有正确的理由。在1926年说：“如果沃洛佳还活着，他现在是在监牢里。”对斯大林本人来说，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过程的问题，而是他自己命运的问题，他要么立即就在这一天设法成为党机器的头脑；从而成为党和国家的头脑．要么就要给贬黜到第三流的角色，直到他生命的结束。斯大林不顾一切地追求权力，全部权力。他已经牢牢地抓住了权力。他离目标已经很近了，但是从列宁那里来的危险离他更近。在这个时候，斯大林一定下了决心：必须立即行动。他到处有自己的同谋，他们的命运同他自己的命运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他旁边有药剂师雅戈达。斯大林是把毒药送给列宁，同时暗示医生认为他已没有希望康复呢，还是采取更直接的手段，那我不知道。但是我坚信，斯大林在自己的命运悬在一根线上时，不能消极地等待，他只要稍微动一动，事情就定局了。在1924年l月中旬之后不久，我动身到高加索的苏呼米去，打算医治一种顽强的神秘的传染病，这种病的性质对我的医生仍然是不解之谜。我在途中接到了列宁的死讯。按照一个传播得很广的说法，我失去权力是因为举行列宁葬礼时我没有在场。这种解释是很难认真看待的。但是举行追悼仪式时我不在场，这使得我的许多朋友感到严重不安。在我的大儿子（他当时将近18岁）的来信中，有一种青年的绝望的声调：我应当不惜任何代价赶去。这也是我自己的意向。关于列宁逝世的密电，是我和我的妻子在梯弗里斯火车站接到的。我立即通过直接线路向克里姆林宫发了一个密电：“我认为有必要回返莫斯科。葬礼什么时候举行？”约一小时后，莫斯科来了复电：“葬礼将在星期六举行。你来不及赶回来。政治局认为，由于你的健康状态，你必须继续前往苏呼米。斯大林。”我并不认为，我应当只是为了自己而要求推迟葬礼。只是后来我盖着毯子躲在疗养院的走廊里的时候，我才知道，葬礼已改期到星期日举行。同以前的安排和最后变动葬礼日期有关的情况十分复杂，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斯大林的做法不但欺骗了我，而且看来也欺骗了三头同盟中他的盟友。季诺维也夫光是从作为宣传鼓动的直接效果的观点出发来对待一切问题；同季诺维也夫不一样，斯大林在他的危险行动中受更具体的考虑的指导。他可能担心，我要把列宁的死同前一年关于毒药的谈话联系起来，要问医生有没有用过毒药，并要求进行特别的尸体检验。因此，从一切方面来说，在把遗体涂上防腐剂，内脏火化，而不再可能由于这种怀疑而进行验尸之前，使我留在外边，那是比较安全的。当我向莫斯科的医生询问列宁直接的死因时（他们没有料到列宁会死），他们答不上来。我没有用这方面的问题烦扰克鲁普斯卡娅。我在苏呼米的时候，她曾经给我写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我没有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恢复私人关系，直到两年后他们同斯大林决裂时才恢复。他们显然避免讨论一切关于列宁去世的情况，回答问话时只说一两个字，而且避开我的眼光。他们是知道什么情况还是仅仅感到怀疑？无论如何，他们在以前三年中同斯大林关系十分密切，以致他们不得不担心怀疑的阴影也会投到他们身上。对着列宁的遗体，斯大林看着一张纸片，宣读对他主义遗业的忠诚誓词，誓词是用他在梯弗里斯神学校学到的那套宣道文体写的。在当时，这篇誓词没有受到什么注意。今天，所有的教科书内都有这篇东西，代替了十诫。282“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283关于莫斯科审讯和国际舞台上的最新事态发展，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尼罗和凯撒·布尔吉亚的名字。既然提到这些老鬼魂，那么在我看来，谈到一个超尼罗和一个超布尔吉亚是适当的，同我们时代的成就相比，那个时代的罪恶似乎是十分平凡，几乎是天真的。但是，在纯粹的个人类比中，也可能看出一个更深刻的历史意义。衰落的罗马帝国的风俗是在从奴隶制向封建主义，从异教向基督教过渡的时期形成的。文艺复兴时代标志着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从天主教向新教和自由主义的过渡。在这两种情况中，旧道德在新道德形成以前，已经衰竭了。现在我们又处于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过渡的时期，处在最大的社会危机的时代，像往常一样，社会危机伴随着道德的危机。旧的已经从根基上动摇了，新的刚刚开始出现。当屋顶塌下来、门窗掉下来的时候，房屋就没有遮蔽，不能住人。今天疾风正在吹过我们整个星球。所有的传统的道德原则日益败坏，不单是斯大林的道德原则如此。但是，历史的解释不是一种辩解。尼罗也是他的时代的产物。但是他死后，他的雕像打碎了，他的名字也就磨掉得毫无踪迹。历史的报复要比最有权力的总书记的报复更加可怕。我不揣冒昧地认为，这是使人告慰的。 |
第十一章从默默无闻到三巨头统治第十一章从默默无闻到三巨头统治〔内战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在政治上还是默默无闻的。党内的应声虫们当然知道他，但是并不把他当做一个重要的领导人看待。尽管他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政治局的成员，然而对于一般党员群众来说，他却是中央委员会中最不出名的委员之一。国内一般很少听到关于他的话。非苏维埃世界甚至没有感到有这个人存在。然而在不到两年期间，他对于党的政治机器的控制变得如此强大有力，列宁认为，他的势力是如此有害，以至列宁在1923年3月同他断绝了一切“同志关系”。又过了两年，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中声望仅次于列宁的托洛茨基已经被斯大林掌握的机器贬黜到了一种岌岌可危的政治处境之中。斯大林不仅代替病中的列宁成为党的领导三人小组的成员，而且成了三巨头中最强有力的人，后来还成了列宁的惟一的继承者。不仅如此，随着岁月的增进，他还取得了列宁从未享有过的那样大的权力……那的确是比悠久的俄国专制历史上任何沙皇所享有过的专制权威还大的权力。〔这种情形是怎么造成的呢？斯大林从政治上默默无闻一跃而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原因何在，它的过程又如何？〕【每个历史阶段，甚至像革命和反革命那样的大变动的阶段，都是前一个阶段的产物，都根源于前一个阶段并具有同它类似之处。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有些作家争辩说，布尔什维克专政只不过是沙皇制度的新版。他们像鸵鸟一样无视于君主制度和贵族阶级已经废除，资本主义已经铲除并实行了计划经济，国教已经废除并以无神论教育群众以及地主阶级已经废除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些事实。同样地在斯大林战胜了布尔什维主义以后，这些作家中有许多人——例如那些以前曾经批评过布尔什维主义而现在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同路人的维伯、韦尔斯和拉斯基之流闭眼不看主要的难以歪曲的事实，那就是，尽管在非常时期曾经不得不采取镇压的手段，十月革命毕竟带来了有利于劳苦大众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巨大变革；相反地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却引起了不断把苏维埃社会秩序变得有利于少数享有特权的热月党式的反动官僚的社会变革。同样不顾基本事实的是，某些资本主义的叛徒，其中不少曾经是斯大林的仆从，他们把头深深藏在苦恼的幻灭的沙堆里，而看不到以斯大林为首的反革命尽管在表面上同法西斯党魁的反革命有某些类似之处，然而在某些决定性的、根本的实质问题上却是有区别的；他们看不到，这种区别的根源在于斯大林反革命的社会基础与黑索里尼和希特勒领导的反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有所不同，看不到这种区别是同无产阶级专政（不管受到热月党式的官僚们如何歪曲）与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区别，同工人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区别并行不悖的。再者，斯大林的经历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两个独裁者的经历比起来也有其独特之处，而这一点是这种根本区别的一个证明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说是一个缩影。这两个人都是某种运动的倡导者，都是超群的煽动家，都是民众的喉舌。他们在政治上的崛起虽然看起来似乎荒诞不经，却都是在举世瞩目之下凭着自己的动力发展起来的，而且是从一开始就同他们自己领导运动的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斯大林崛起的性质却完全不同。它与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不相同。他的历史上似乎缺少着前一个阶段。他的崛起的过程是在一种无法穿透的政治帷幕背后发生的。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的充满权力的身躯突然间从克里姆林宫里走了出来，全世界第一次意识到斯大林的存在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独裁者了。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怀着更为热切的关注从个人方面和政治方面探讨着斯大林的性格。他们在他的个性的特征上搜寻着研究他的政治前途的锁钥。要理解斯大林以及他后来获得成功的原因，必须首先弄清楚他的个性上的主要动因：权力欲、野心、嫉妒——那种活跃的、永不熄灭的对于比他更有才能、更有权势、地位更高的人的嫉妒。墨索里尼曾经用他骨子里的那种特殊的吹嘘的口吻对一个朋友说道：“我还没有见过一个能够同我相比的人。”斯大林甚至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敢说这样的话，因为那样做太粗鲁、太荒谬，也太可笑了。单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当中，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一切方面都超过斯大林，除了他的野心勃勃以外。列宁把权力当做行动的工具而给以很高的评价。但是单纯追逐权力的欲望却同他格格不入。斯大林就不是这样了。从心里上看来，他一向认为，权力同它所服务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他要像运动员为了胜过别人而运用他的筋骨那样来行使他的意志——这就是他的个性的主要动力。因此他的意志不断聚集着力量，越来越咄咄逼人，越来越活跃，表现的范围也越来越宽广，对一切都毫无顾忌。斯大林越是认识到自己缺少着许多为了攫取权力而必备的特性，就越加强烈地要弥补他性格上的每一个缺陷，就越要巧妙地在一定的情况下把短处变成长处。目前，这种正式地把斯大林同列宁相比的做法是十分下流的。如果在性格的广度上来进行比较的话，斯大林甚至不能同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相提并论。不管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是多么贫乏，这个意大利人和德国人都还是反动势力的成功的领袖，他们从自已所领导的运动开始的时候起就表现出主动性，并且唤起群众行动起来，在一团乱糟糟的政治斗争中开辟出新的道路。斯大林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布尔什维克党是列宁缔造的。斯大林在党的政治机器里发展起来并且始终没有同它脱离。他除了通过这个机器以外，自己从来没有任何别的处理群众和历史事件的办法。在他掌握大权的初期，自已都对自己的成就感到突如其来。他举棋不定，左顾右盼，前怕狼后怕虎，总是想退缩或者躲到别人背后去。为了利用他来对付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给他以支持和鼓励，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也这样做，不过程度上稍差些而已。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斯大林会高高地站在他们头上。在第一届三人小组中，季诺维也夫小心谨慎地用一种高傲的态度对待斯大林，加米涅夫则带着一丝嘲讽的意味对待他。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日前，在俄国历史上大肆捏造事实的还不止斯大林派一家。的确，这种捏造事实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建立在无知和多情善感上的神话获得养料的；关于喀琅施塔得、马赫诺以及其他革命历史事件的丑恶的歪曲就是例子。只要提到这一点就够了，苏维埃政府在喀琅施塔得采取的无可奈何的行动是不得已的悲剧；当然，革命政府之所以把这座屏障着彼得格勒的炮台“拱手奉送”给叛乱的水兵，并不仅仅是由于少数暖昧不明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嗾使一小撮反动农民和士兵起来暴动而已。在处理马赫诺事件以及可能是心怀好意但肯定是做了坏事的有革命倾向的分子的问题上也作了类似的考虑。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英勇的革命时期中并没有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革命家一脚踢开，恰恰相反，他们热心地抓住一切机会与其合作，为了求得这种合作他们做了一切可能的让步。例如，列宁和我曾经严肃地考虑过把某些地区分配给无政府主义者，当然，要取得当地居民的同意，让他们在那里试验他们那种没有国家的社会秩序。那种设想之所以只讨论了一下就打消了并不是我们的过错。无政府主义运动本身没有能够在俄国革命这个试验场上通过实际事件的考验。在最有才干、头脑最清醒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人终于认识到只有参加我们党的行列才能最好地为他们的事业服务。尽管我们在十月革命中是独力取得政权的，然而我们明白表示出我们愿意通过谈判同其他苏维埃党派进行合作。但是他们却提出了异想大开荒谬绝伦的要求，他们的要求无异于要把我们的党斩首示众。我们只好同当时似乎有些可能合作的惟一的另外一个苏维埃政党即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但是，在1918年3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了抗议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辞去了政府职务。7月间他们通过暗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比既成事实以及阴谋进行政变在苏维埃政权背上砍了一刀。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的先生们告诉我们怎么办呢？让十月革命、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己被前联合政府中的奸诈的伙伴毁灭，被德意志帝国军队的铁蹄践踏吗？事实是不容歪曲的。历史证明在接踵而至的事件的冲击之下，左派社会革命党土崩瓦解，它的许多最勇敢的党员包括暗杀冯·米尔巴赫伯爵的布鲁姆金，变成了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人看到在布鲁姆金所干的愚蠢而后果严重的挑衅行为背后存在着革命的动机，于是把他吸收作正式党员并委以重任，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报复心强呢还是“自由主义”呢？〔这样的人还远远不止布兽姆金一个。他的情况只不过是更为人熟知而已。〕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背叛，虽然使我们失去了一个盟友和同路人，却没有给我们以损害，相反地使我们加强了最后决战中的力量。它终止了左翼共产党人的变节。党的队伍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在军队里和苏维埃机构中的共产党支部的影响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政策更加坚定了。在英勇的革命时期的初期，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错误是在对待非布尔什维克政党上失之过于宽容和忍让。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纸从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像嚎叫的狼、奔走的豺和狂吠的疯狗一样掀起了大合唱。只有最黑暗的沙皇反动派的无耻的机关报《新时代》，摇着尾巴企图用“服从”的语调来进行绝顶巧妙的活动。列宁把它们全部看穿，并且看到了容忍这一帮家伙的危险。“难道我们还能让这群乱七八糟的东西肆无忌惮地搞下去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有机会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天哪！我们有着多么利害的独裁统治哟！”这些吃人野兽的报纸一把抓住了“剥夺剥夺者”这句话，在社论、诗篇和特稿中大作文章。“他们对‘剥夺剥夺者’那句话还有什么话没有说过啊！”列宁有一次用好笑的绝望的口气喊道，“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呢？”我问道，“还是纯粹的捏造？”——“完全不是！”列宁反驳道。“我的确用过这些字眼。说过就忘记了。而他们却把这些字眼编了那么一大套！”他幽默地挥了一下手。尽管孟什维克党人通过他们对铁路工会和其他方面的控制有意破坏事关重大的防务活动，然而我们并没有妨碍不同意见的发表——直到沃洛达尔斯基和乌里茨基被暗杀以及在1918年8月30日发生了谋害列宁的事件时为止。在这些悲剧性的日子里，革命的心肠突然变硬了。它开始丢掉它的“仁慈”和容忍。党的利剑得到了最后的磨炼，增强了决心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也更无情了。在前线，军队的政治部门同突击部队和革命军事法庭相配合在尚未成熟的军队内部起着骨干作用。在后方同样的过程也适时地得到反映。在前线，这时我们攻克了喀山和辛比尔斯克。在全国范围内我们获得了新生。当斯维尔德洛夫和我到高尔克村去探望正在养伤的列宁时，他面向我们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详细问到军队的组织情况、士气、共产党员在军队中起的作用、纪律的加强等等，一面高兴地插话说，“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妙了！军队的加强很快就会通过提高纪律性、提高责任感在全国各地得到反映……”的确，到了秋天，巨大变化的效果已经随处可见了。我们在春季的那几个月里感到的束手无策的状态已经肯定地不复存在了。变化已经发生了。问题不再是取得挽救革命的间歇亦即喘息时间，而是即将来临的新的巨大的危险，它已经在无产阶级当中打开了从未探测过的潜在革命热忱的源泉。在1918年6月剥夺了右派的和中间派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制度下的合法地位以后，在证实了他们不仅通过个别的错误行为而且通过破坏，牵制、阴谋和其他明目张胆的战争行动参加反苏维埃政权的内战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就不得不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7月间企图举行阴险的政变之后把他们列入取缔的名单之内。但是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6月14日颁布的开除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并建议其他苏维埃机构也采取类似行动的法令，在五个月之后，即在这些党派回到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公认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来之后，又予以重新考虑。1918年10月，孟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一项决议中承认，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历史上是必要的”，它批驳“任何一种同敌视民主制度的阶级进行的政治合作”，并拒绝“参加任何建立在民主制度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全民族’联合的基础之上，或者依靠外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政府组合，尽管它有着民主的幌子作掩饰。”鉴于孟什维克党人的这些声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18年11月30日的会议上，颁布了一项法令，撤销它6月14日的决议中“有关孟什维克党”的部分。几个月之后，在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开始出现“向左转”的现象。1919年2月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苏俄领土上的社会革命党派各组织代表会议“坚决批驳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企图”。就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1919年2月25日又颁布法令，“对所有愿意受上述的社会革命党代表会议决议约束的社会革命党的派别”撤销了1918年6月14日的法令。但是到了春季，一些省份爆发的富农叛乱以及高尔察克的胜利前进又使得这些党派（除少数几个代表外）回到了他们的旧的立场上去。由于这点，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1919年5月发出了一项指示，“要逮捕所有不准备积极支持苏维埃政权向高尔察克进行斗争的显要的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样就证明了，孟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早先所作的忠于苏维埃“民主”的表白只不过是他们的诡计罢了。他们经常进行煽动，要取消肃反委员会，甚至要取消对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处以死刑的判决，这正好符合白卫军的利益而且在红军后方散布败坏士气的情绪。】〔由于苏维埃政府的逮捕和同情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党员的纷纷脱党，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到了1919年底只剩下了空架子。它们的领导人不是经常遭到追捕和监禁就是逃亡出走。曾经大肆吹嘘的苏维埃民主（这种苏维埃制度最初以代表绝大多数普通人民的、由国内反沙皇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人民大会的形式出现，它们最初还只是参与，后来则单独行使国家的统治权）到了内战结束的前一年已经让位给一党专政的统治了。〔与此同时，那种必然导向极权主义的中央集权的趋势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继续发展着。这种现象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由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反布尔什维克活动所造成的，而由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苏维埃内部实行的高压控制，这些党派的积极活动也确实是反苏维埃的，然而被军事共产主义和内战造成的破坏所加剧的国内经济的严重困难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不能统治就毁灭掉它”的态度，也是促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在苏维埃民主制度和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这两方面的向着极权主义发展的过程，并不总是清晰可辩的。但是有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l0月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名义夺取政权之后，曾经为这次政变进行准备并且采取配合行动的党中央委员会和各省委员会都把首要的地位让给了苏维埃。而起义就是用苏维埃的名义并且表面上在它的赞助下举行的。在苏维埃内部，人民委员会的实权很快就超过了赋予它权力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在人民委员会内部，居多数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党又掌握了大权。到了1918年3月初，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在联合政府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了抗议这件事退出了人民委员会；同时左派共产党人也为了同样的原因，在党内组织反对派来抵制中央委员会。这个时候，“民主集中制”的理想受到了进一步打击，因为事实上政府和党内的权力都集中在列宁和那些唯唯诺诺地执行他的意志的亲信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手中。〔不幸的先例是在1917年11月间发生的，那时已经当了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卓越的组织者斯维尔德洛夫继列·鲍·加米涅夫之后担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样一来，在斯维尔德洛夫的身上就出现了十月革命后的欧洲的第一个党和国家的联合机器。以斯维尔德洛大为首的政治机构，不知不觉地——当然也只是潜在地成了当代的一党专政国家的前驱。263〔列宁的威信是如此高于一切，以至于他不得不采取一种过于小心谨慎地恪遵会议制形式的做法来防止自己成为独裁者。尽管他有着毫不妥协的气质，卫护自已观点的顽强不屈的韧性以及要尽可能迅速而有效地工作的热情，他在同党内和苏维埃内部的反对派打交道的时候总是于分有耐心的。他力求在代议制的基础上同反对他的人相处。如果不是托洛茨基派退出了论争的话，列宁在中央委员会就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进行辩论的时候可能已经败于布哈林手下。他也没有为布哈林和其他左派共产党人在1918年的危急的月份里通过报刊和讲坛向他和党的多数派展开猛烈的攻击而对他们怀恨在心。就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他们的破产了的政变的那一天，列宁在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上答复了他们的领袖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的论点。但是列宁并不是议会迷。他在1915年就写道：“把‘立宪会议’的口号作为一个独立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目前的问题在于谁来召集这个会议。”因此，在1918年他就把立宪会议不客气地干掉了。〕在起义后的几天之内，甚至在几小时之内，列宁就提出了立宪会议的问题。“我们必须推迟召开立宪会议，”他坚持说，“我们必须推迟选举。我们必须使年满18岁的人有选举权从而扩大享受这种权利的范围。我们必须想办法把候选人名单修改一下。我们自己的候选人不合适：没有受过考验的知识分子太多，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工人和农民。必须剥夺科尔尼洛夫派和士官生〔立宪民主党人〕的合法地位。”有些人争辩道：“目前推迟立宪会议是不策略的；这样做会被理解为把立宪会议清除掉，特别是由于我们自已就曾经因为临时政府推迟了立宪会议而指责过它。”对于这些人，列宁回答道：“这是胡说！重要的是事实，不是词句。同临时政府比起来，立宪会议曾经是或者仍可能是进步的，但是同苏维埃政府比起来，它肯定是个退步，为什么推迟了它就不策略呢？如果立宪会议将来被士官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掌握，难道那样就策略了么？”“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还有些人争辩道，“然而目前我们是弱小的，地方上简直就不知道有苏维埃政府。如果大家听说我们推迟了立宪会议．我们的地位就更要削弱了。”斯维尔德洛夫特别积极于反对推迟召开立宪会议。他比我们之中任何一个都更密切地同地方上有着联系。列宁的主张得不到支持。他常不赞成地摇着头一再说道：“这是个错误，明显的错误，它将使我们受到很大损害！我希望这个错误不至于把革命断送掉……”然而当反对推迟的决定通过以后，列宁就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投入为召开立宪会议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上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即使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算上我们也将处于少数。这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竞选政纲上跟着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跑，到处受到愚弄。“当然，我们将不得不解散立宪会议，”列宁说道。“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会怎么样呢？”然而纳坦松264老头子在这点上使我们安下心来。他跑来同我们“协商”，但是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看我们将不得不强行解散立宪会议。”列宁喊道，“好极了！对的就是对的！但是你那伙人能做到这一步吗？”纳坦松回答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动摇的，但是我想他们终究会同意的。”这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正度着极端激进的蜜月：他们的确同意了。列宁热情地致力于处理立宪会议的问题。他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彻底，考虑到了所有的细节，并且对不幸被任命为立宪会议人民委员的乌里茨基进行无情的反复询问。顺便提一下，列宁亲自下令从无产阶级成份比较多的拉脱维亚部队中调了一个团到彼得格勒来。“万一出了什么事，农民是可能动摇的。”列宁评论道，“而目前我们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果断。”在列宁的压力和斯维尔德洛夫的安排下，从俄国各地聚集拢来的参加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被分配到所有的工厂、工业和部队中去。他们在组织1月5日的“补充革命”的机构中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至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认为进行一场战斗是同他们的高调不相符合的：“既然人民选举了我们，让人民来捍卫我们吧。”实质上，各省来的这些有产者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才好，而且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胆小如鼠的。但是，为了弥补他们的不足，他们却对第一次会议的仪式进行了极其精心的准备。他们带了蜡烛，以防布尔什维克们把电灯关掉，还准备了大量的夹肉面包，以防断炊。充分装备着夹肉面包和蜡烛的民主就这样来同专政作战了。人民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来捍卫这些人，他们自认为是人民选举的代表，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去而不复返的革命时期的影子而已。在清算立宪会议期间，我正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但是我一到彼得格勒来开会的时候，列宁就对我提起了解散立宪会议的事：“当然，我们投有推迟召开立宪会议是非常冒险的事——我们太不小心了。但是最后合计起来，事情这样发展也还是比较好的。苏维埃政府把立宪会议解散这件事意味着用革命专政的名义直截了当而彻底地清算掉形式上的民主。因此这个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样，理论上的总结同动用拉脱维亚步兵团互相配合起来。毫无疑问，列宁这时已经形成了他后来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阐述民主制度的惊人论文中所包含的思想。如所周知，对于形式上的民主的批判有着很长的历史了。我们和我们的前人都认为，1848年革命的过渡性是由于政治民主破产了的缘故，代之而起的是“社会”民主。但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迫使政治民主取代了纯粹民主所不再能占有的地位。政治史于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靠批评纯粹民主养肥了的社会民主实际上起着纯粹民主的作用，并且彻底沾染上它的罪恶。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已经不止出现过一次：反对派被请来用审慎的方式解决已经威信扫地的势力所无法应付的问题。民主最初以一种为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的临时状态出现，后来变成了最高的准则，最后的控制手段，不可侵犯的神圣中之神圣，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最彻底的虚伪。甚至于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在10月间受到致命的打击以后，资产阶级企图在1月间通过立宪会议这个鬼影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形式来实行复辟无产阶级革命。在明白无误、直截了当地解散了立宪会议之后所取得的胜利进展，给了形式上的民主以仁慈的一击，使它再也不可能死灰复燃了。这就说明列宁所说的“最后合计起来，事情这样发展也还是比较好的”这句话是对的。通过社会革命党的立宪会议这个机构，二月共和国只不过得到一个再死一次的机会而已。〔在加米涅夫根据自己的倡议，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身份担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短时期中，〕废除了克伦斯基制定的对士兵可以判处死刑的法律，这使得列宁震怒不已。“真荒唐！”他咆哮道，“没有死刑你打算怎么干革命？你真以为把自己解除了武装就能对付得了这些敌人吗？还有什么别的镇压手段？关监狱吗？在内战时期，双方都希望打赢对方的时候，谁还理会它？”加米涅夫想争辩说，废除掉的只不过是克伦斯基专门用来对付逃兵的死刑，但是列宁一点也不让步。他很清楚，在废除死刑的法令背后是一种对待我们面临着的空前的困难的一种轻浮态度。“这是错误，”他反复说道，“不可原谅的弱点，和平主义的幻想。”等等。他建议立刻撤销这项法令。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恐怕会产生不利的印象。某个人建议，最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动用死刑。最后，我们只好让这件事不了了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出乎意料地问我说，“万一白卫军把我们两个都打死了怎么办？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能应付得了吗？”〔列宁最初是依靠斯维尔德洛夫而不是依靠斯大林来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斯维尔德洛夫是第一个企图把党的和苏维埃的政治机器分开来的人。斯维尔德洛夫当选为第一届宪法委员会的主席（斯大林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在第一部苏联宪法中，斯维尔德洛夫不仅把列宁主义的原理包括进去，而且把行政管理上的初步的实际经验也包括进去，例如苏维埃政府的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的关系，农村里的苏维埃村贫农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区域的疆界和职权，以及许多其他非理论所能具体概括的特殊问题。据斯大林作的一篇纪念文章中说，“斯维尔德洛夫是顺利地解决建设新俄国……的复杂的组织任务……即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苏维埃政权，即工农政权……”解决了“把以前秘密的党转移到新的轨道上，……找出党和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组织形式，从而保证党的领导，保证苏维埃的正常发展……”的任务的“最初几个人中的一个，甚至是第一个。”265斯维尔德洛夫的确是无法替代的：他充满信心、勇敢、坚定、机智，他是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列宁对斯维尔德洛夫有了充分的认识并且十分赞赏他。不知道有多少次，列宁打电话给斯维尔德洛夫建议采取某项紧急措施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接到“已经照办”的回答。这意味着那项措施已经被采纳了。我们常就这件事开玩笑说，“对于斯维尔德洛夫，毫无疑问，总是——已经照办！”〔到了1919年春天，中央集权的过程已经达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以至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实权都被党中央委员会夺去，这种转移实际上只不过是把权力从斯维尔德洛夫的政府办公室撤到他的党委办公室去，而在地方上苏维埃委员会已经完全听命于同级的党委会了。各地党委会又处于由列宁主宰的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的支配之下。但是这个过程这时还没有具体化，一直到许多年以后才在斯大林的任内全部完成了。〔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这种牺牲党的民主而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由于季诺维也夫提出的某些正式建议而进一步加速了。季诺维也夫表面上是根据自己的主意行事，而实际上是列宁的工具。他一方面建议，为了提高效率，中央委员会把它的部分职权下放给它所委派的三个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另一方面又建议成立一个委员部，叫做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代表大会上的反对派不欢迎这些建议。奥辛斯基极其反对成立政治局：〔“请允许我谈谈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案，根据这项提案……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紧急问题。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月才开两次会，而且，如季诺维也夫同志小心地提到的，是为了讨论一般政策问题……换句话说，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只不过是讨论讨论而已。这一切的实质是，由五个人组成的政治局决定所有重要的问题，而全会则进行一般性的谈话，讨论。这样来，其他的14个委员都降为次要的委员了。”〔奥辛斯基当然是对的。终于发生的情况正是这非政治局后来不仅决定紧急的问题而且决定一切问题，只不过把决定通知中央委员会而已。1919年，政治局由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组成。翌年，政治局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扩大为七个人——1919年的五个人加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雷布里亚科夫。不仅如此，在1921年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分给中央委员会的职权又经明文规定加以进一步限制：那次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不再是每月开两次而是两月开一次；再则，全俄党代表会议不是每季开一次而是半年开一次。这就使得政治局成了党的、因此也就是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实际主宰机构。〔在同一个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同样由五个人组成的组织局。它的职责是，在政治局批准下，任命和撤换党员干部的人事工作。但是，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恨据加米涅夫的动议，它的职权有所扩大：组织局有权“毋须经过政治局批准决定有关组织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不高于省一级的干部的人事调动问题……”斯大林是政治局最初的委员中唯一兼任组织局委员的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雷布里亚科夫二人也在1920年成为两个局兼任的委员，然而他们在品德上的高超使他们不屑于参预人工培植的机关政治。这样一来，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即从1920年开始，斯大林实际上得以任意指派他的心腹去担任州委书记而不受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干涉。从潜在力量上看来，他成了政治局，也就是党和国家的最强有力的统治机构中的最强有力的委员。〔在工农检查院成立的时候，斯大林又被任命为它的首脑。在1919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提议建立这个新的机构的时候，季诺维也夫把它描述为“一种社会主义监察部门，它将控制我们苏维埃机器的所有单位，把触角伸到苏维埃建设事业的所有部门中去。”列宁并不隐讳自己支持斯大林掌握这个部中之部的态度。他在答复反对派的反对意见时说道：〔“……现在谈谈工农检查院这是个庞大的机构……必须任命一个有威望的人来领导这个机构，不然我们就会陷于困境，被琐屑的阴谋诡计所淹没。我想就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不会反对选择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新委员部的职责是要根除所有苏维埃机构中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然而，在斯大林掌握下它很快就成了政治阴谋的温床，并且成了他用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机器的主要工具之一。在1922年4月18日写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托洛茨基就这个机构写道：〔“人们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那就是在工农检查院任职的主要是些在其他方面没有获得成就的人。因此，在这个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举国笑柄的工农检查院里……互相间的倾轧异乎寻常地发展起来。没有理由可以认为这个机构（不仅是它的不大的统治集团，而是这整个组织）会恢复健康并得到加强，因为今后能干的工作人员将继续被派去担负实际工作而不会派去检查这些实际工作。因此，通过工农检查院的作用来改进苏维埃国家机器的计划显然是异想天开的”。〔对于这项批评，列宁在5月6日回答道：〔“在工农检查院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同志是根本不对的。目前，甚至有些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沾染了恶劣的‘本位主义’，职员的水平很低，各部门内部倾轧……没有工农检查院是不行的。可以而且应该经常地、坚持不懈地对工农检查院下点功夫，使它成为一个能检查和改进全部国家工作的机关。”266〔但是不久以后，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改变了，这个由他特地设计出来反对官僚主义的人民委员部本身的官僚主义化和政治上的腐化使他比托洛茨基还要感到担心。〔根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中央委员会的第三个附属机构书记处，这件事的后果比当时任何人所预见的都要可怕得多。斯大林后来就是在这个机构里牢牢扎下了根的。时机一到，书记处就要取代政治局成为权力的中心。当时中央委员会只有一个书记，即斯维尔德洛夫，而没有书记处。从1917年11月斯维尔德洛夫被任命为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时起，直到1918年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分子同列宁主义者分裂时止的这段时间里，斯维尔德洛夫在政府职务上比他在党的书记这个职务上花费的精力要多，因而关于党员工作调动的职责是由他同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同人民委员会各委员单独或集体地平均分担的。至于技术上的工作，实际上是由中央委员以外的人员执行的。办公室的记录大多是保存在他个人的笔记本上和他的脑子里。这个人有着非凡的记忆力。虽然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党的危机之后，斯维尔德洛夫把主要注意力从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上转到党的书记的职务上来，他仍然按照过去的方式继续处理党的事务，因此他简直成了这个政治机器的不可缺少的中枢。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死去，使党的机器陷入危险的情况之中。书记处在1918年3月成立的时候，克列斯廷斯基被任命为领导人。他也有着非凡的记忆力，但是没有让他凭记忆力办事，于是他着手进行书记处各部门的分工并且建立了记录制度。然而新的书记处无力担负把反对派从重要的党和苏维埃的岗位上驱逐出去并代之以既愿意又有能力执行党的中央集权政策的干部这种双重任务。1920年召开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乃对书记处本身进行了改组。代表大会决定：“1.加强书记处，把它扩大为由三名中央委员常任书记的机构；2.把目前的组织和行政问题转归书记处管辖，而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活动方面的一般管理事务留给组织局管辖……”〔这次改组的目的是提高书记处的权力和威信，使它能够更好地对付反对派并制止他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集会上散布异端邪说。〔但是被选人这个高级机构的三个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克列斯廷斯基、谢雷布里亚科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性格过于厚道宽宏不能担当党的警察工作。在他们的任期内，反对派的活动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猖獗起来了。连这三位书记处书记本身也都受到同情那些民主信徒的嫌疑。在1921年3月举行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他们不仅被开除出书记处而且被开除出组织局、政治局甚至于中央委员会。接替他们的职务的，是注定要成为新布尔什维克领导后起之秀的二流角色：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米哈伊洛夫。只要考虑一下当时组织局的情况就不难看出，在这次新的“选举”背后是谁的影响起的作用最大了。在组织局的五名委员中，三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已经失掉列宁的信任的书记处书记，另外一个是由于在十月革命前后坚决反对过列宁而直到不久以前还受到辱骂的李可夫，而最后一个则是操纵政治和策划阴谋的老手斯大林。〔后来形成斯大林主义这个体系的新兴人物还不止这三个人雅罗斯拉夫斯基旱在1919年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莫洛托夫和彼得罗夫斯基是在1920年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这三个人加上米哈伊洛夫和奥尔忠尼启泽是在l，别年的第！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的。古谢夫、安德烈耶夫、基洛夫、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和丘巴尔也是被斯大林推上政治舞台的一些地方领袖或中央的次要干部。当斯大林本人表面上还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中比较次要的角色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使越来越多的急功好利的布尔什维克政客们相信，他能够使忠于他的人在政治上得到好处。他的领导至少具有这种特色。〕〔斯大林认为，在最初同他合作的人当中，最忠实于他的是奥尔忠尼启泽和捷尔任斯基，这两个人都不为列宁所喜欢。奥尔忠尼启泽肯定说是富有力量、勇气和坚强的性格的，但是他本质上是个缺少文化、脾气暴躁、完全没有自制力的人。在他还是个革命家的时候，他的勇敢和坚决的自我牺牲精神占着主导地位。但是当他做了大官以后，他的粗鲁和生硬就盖过了其他品质。列宁过去曾经对他很有好感，这时愈来愈疏远他了。奥尔忠尼启泽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之间的不和终于爆发了，列宁建议，由于奥尔忠尼启泽滥用职权，应该停止他的党籍一年到二年。同样地，列宁对于捷尔任斯墓的友善的关怀也冷淡下去了，捷尔任斯基由于他深刻的固有的诚实、热情的性格和突发的力量而与众不同。他不受权力的腐蚀。但是，他的能力往往与交付给他的任务不相称。中央委员会改选时，他总是重新当选。但是，只要列宁还活着他就没有希望进入政洽局。1921年，也许是l922年，捷尔任斯基这个极端骄傲的人，用带着一点屈从的口吻向我抱怨说，列宁不把他当做个政治人物看待。我当然尽我所能来消除这种印象。“他不把我当做组织者和政治家看待”，捷尔任斯基坚持说道。“是什么东西让你这样想吧？”“他顽固地拒绝接受我以铁道人民委员的身份向他打的报告。”列宁对捷尔任斯基在那个岗位上的工作成绩显然并不满意。事实上，就组织者这个词汇的广义而言，捷尔任斯基算不上是个组织者。他往往是把他的同事们集合起来根据他自己的性格而不是根据他的工作方法对他们加以组织。这显然不是整顿铁道人民委员部的办法。到了l922年，奥尔忠尼启泽和捷尔任斯基对他们的处境感到十分不满，而且心情非常不愉快。斯大林马上招收了这两个人。另外一种在造成斯大林的权势中起过显著作用的党的组织机构就是1920年，全俄党代表会议上最初提出要成立的所谓监察委员会。根据会议的决议，监察委员会是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建立的，而不是像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那样是它的一部分。它有权考虑所有提出的申诉，并且“同中央委员会协商一致”作出判决，“在必要时”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向代表大会提出上诉以解决某些棘手的问题。类似的、但不受l920年9月的全俄党代表会议上成立的那个委员会约束的监察委员会也在各州党代表大会上成立起来。尽管最初不是那样，后来这些监察委员会终于变成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所属分支机构。〔l921年3月举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规定的监察委员会的目的如下：〔“建立监察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威望，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根绝官僚主义、个人野心和党员滥用党和苏维埃职权等使人堕落的罪恶，根绝破坏党内同志关系的行为，根绝散布有害于党和个别党员的荣誉并破坏党的团结和威望的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流言蜚语和诸如此类的传闻的做法。”〔这些目的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足以使任何不为领导集团所喜的党员受到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颁布了反对派别活动的条令并不是偶然的事。这两样显然都是用来取消反对派的武器。第三件事即关于进行清党的决议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在1922年春天举行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最初建立的监察委员会正式被定名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并受权集中掌握各地监察委员会的活动，这些地方监察委员会于是干脆把惩处地方党委和州党委中难以驾驭的党员的职责接收了过来。此外，每个加盟共和国也都建立了直接向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负责的监察委员会。另外一项关于设立检查部和党内侦探人员以加强各监察委员会的建议也被通过了。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七个委员中，只有老布尔什维克索尔茨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同索尔茨一道当选的三名新委员——什基里亚托夫柯罗斯捷辽夫和穆拉诺夫——像他一样都是斯大林的政治上的盟友，而斯大林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总书记。这祥一来，在1922年春天，斯大林就在最高中央监察委员会首脑会议的七个委员中取得四个委员的支持。〔在此期间，党内产生了一种微妙然而深刻的变化。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为争取党内民主的斗争已经摊出来了。它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党和工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展开的，以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为首的所谓工人反对派提出的纲领被领导集团谴责为“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偏向”。根据官方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个纲领要求工会以生产组织者的身份，不仅要把国家的职能而且要把党的职能也接管过来。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争论道，虽然在消费方面必须实行平均主义的政策，但是在生产方面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还必须坚持采用“突击方法”。据托洛茨基的说法，这就意味着“使工会机构从属于经济管理的行政系统”，而据反对他的人的说法，这却意味着把工会转变为国家机构。列宁认为，工会应该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并且比任何时期都更应该成为种广大的“共产主义学校”。在这次争论中，斯大林支持列宁的主张。在代表大会上还发表了一些其他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但是主要的问题是以列宁、托洛茨基和柯伦泰为首要发言人的各个集团之间的三角争论。讨论还不限于在党代表大会以内进行。在公开场合和所有苏维埃机构里都展开了讨论。〔到了1922年3月27日和4月2日之间举行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这种自由讨论的气氛已经急剧地改变了。在两次大会之间的一年中，由于各种小派别己经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被明令禁止，反对派乃转入了“地下”，他们的秘密组织是如此完善，以至于由领导集团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些决议案都被否决了，而且由于投反对票的人太多，甚至不可能用欺骗的手段对投票结果进行“修正”。〔反对派不只是在暗地里显示他们的胆量，而且在反对派分子梁赞诺夫在一次讲话中公开斥责领导集团，以及当代表们公开抗拒列宁提出的把工人反对派的领袖施略普尼柯夫、麦德维捷夫和柯伦泰开除出党的主张，并且顽固地拒绝这样做的时候，都有人发出强烈的赞同的表示。这种公开的反对是一种远为更广泛的暗中反对的迹象。领导集团认为暗中的反对派是两者中更为恶劣的一种，因为在他们的阴谋诡计中孕育着令人痛苦的突然打击。很显然，由书记处的三名平行的书记均摊责任的做法，使得每一个书记都不愿意担负全部责任，因而无力担负由书记处指派“忠诚”的同志担任首要职务并选择“忠诚”的代表参加党代表大会的职责。列宁及其亲信于是决定通过两个办法来加强书记处——设立总书记，使另外两名书记作为他的副手而不是平行的同事，并且选择最善于进行铁腕工作的人即约瑟夫·斯大林来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他的两个最忠实的走卒，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被选为他的副手。〔斯大林在1922年4月2日当选为总书记。两个月之后列宁就患了重病。到这个时候，由于在他本人的尽力纵容下各种机缘的凑合，斯大林在权势上已经掌握了战略性的地位。如果列宁很快就康复了的话，斯大林有可能重归于默默无闻——当然只是有可能，不是绝对的必然。但是列宁的病势每况愈下。〕按照官方的说法，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是亲密而友善的。实际上，这两个政治人物不仅由于他们在年龄上相差十岁，而且由于他们在性格上的迥然不同而彼此相距甚远。他们二人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友谊。毫无疑问，列宁是在1907到1913年间反动势力猖獗的艰难岁月中赏识了斯大林的实际的组织才干的。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斯大林的粗暴一再使他感到厌恶，越来越妨碍他们之间的顺利合作。斯大林之所以继续秘密地反对列宁主要就是由于这一点。满怀嫉妒和野心的斯大林，处处都感觉到列宁在聪明才智和道德品质上比他高超得多，不能不日益变得抗命不羁。〔尽管程度上随时有所不同，这种不稳定的〕关系〔在所有实际工作中尚称满意地〕维持着，直到列宁因患重病〔而不能积极参预国事〕时为止，这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赤裸裸的斗争，最后以破裂而达于顶点。〔早在1920年春天〕庆祝列宁的50寿辰的仪式上，斯大林就发表了一通演说，数说列宁的错误。很难说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不管怎么说，这篇演说叫人听起来那样不人耳，以至第二天，4月24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在报道这次庆祝会的消息中〕只提了一句，“斯大林同志谈到了他们在革命以前一道工作期间的几件事”，再没有别的了。然而同时斯大林又通过发表文章的形式，在一篇题为《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的一般性的纪念文章中表明，他向列宁学习了些什么而且还要学习些什么。这篇文章就其理论和文学价值而言是不值一看的。只要提一下这篇文章是用这个论断开头的就够了:“在西方，例如在法国或德国工人政党是在工会和政党合法存在的条件下……从工会中产生出来的。在俄国却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下……形成的。”267他的论断当然适用于英国，不过他却没有引英国作例子，但是它不适用于法国，而对于德国就完全不适用了，在那个国家里，党是白手起家把工会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斯大林对于欧洲的工人运动史还同1920年那样一无所知，因此，要想从他那里得到这方面的理论上的指导是毫无意义的。这篇文章之所以有意思还不仅在于它的标题而且在于斯大林关于列宁的全部想法。斯大林赞扬列宁首先是个组织者，其次才是政治领袖。斯大林首先提到“列宁（同志）的……莫大功绩”在于“他向孟什维克的组织上的松弛现象展开猛烈进攻”。列宁的组织计划受到了赞扬，因为他“高明地概括了优秀的实际工作者的组织经验”。再者：“因为只是由于实行了这种组织政策，我们党才能建立内部的统一和惊人的团结，而得以丝毫不损伤地摆脱克伦斯基执政时的七月危机，肩负起十月起义，安然地度过布列斯特时期的危机，组织了对协约国的胜利……”268只是在这一段话以后斯大林才又写道：“然而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优点还只是事情的一面。”269接着又转到党的工作的政治内容，它的纲领和策略上去。说句不算夸张的话，没有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会对列宁作出这样的估价。的确，组织问题并不是政策的基础，相反地却是理论、纲领和实践形成以后所得出来的推论。然而，斯大林把组织问题这个杠杆当做基础看待却并不是偶然的，所有涉及纲领和政策的问题对于他来说，实质上永远是组织这个基础的装饰品。在那同一篇文章里斯大林最后一次多少有点正确地表述了当时还是相当新颖的布尔什维克观点，即无产阶级在我们的时代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情况下应该起的作用。斯大林以嘲笑孟什维克的口吻写道，在那些没有把过去的革命的历史学通的人看来，似乎“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俄国革命的领导者，领导权应当让给俄国资产阶级（就是那个叛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农民也应当让资产阶级保护，而无产阶级则应该始终保持极左的反对派的地位。孟什维克竟把恶劣的自由派的这些庸俗老调当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定论捧出来！……”270奇怪的是，不过三年以后，斯大林就把这种孟什维克的观念不折不扣地运用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去，后来又以远为嘲讽的态度运用到1931到1939年间发生的西班牙革命上去。如果当时斯大林真正消化了并且彻底理解了列宁主义对革命的概念的话，这种巨大的转变是完全不会发生的。但是，斯大林所消化了的只是列宁主义有关党的中央集权机器的概念。他一旦抓住了这个概念，就再也看不见它的理论考虑上的根源，它的纲领上的基础也变得根本不重要了，而由于他自己的过去，他自己的社会出身、培养和教育，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观念、机会主义和妥协。在1917年，只是由于列宁不容许他那样做，他才没有实现同孟什维克的合流；在中国革命期间，他打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旗号，实现的却完全是孟什维克的理想，用布尔什维克的手段，亦即他认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器实施着孟什维克的纲领。在西班牙革命期间他用更高明得多的手法，以绝顶的效率推行着同样的政策。由此看来，如果说斯大林这篇论列宁的文章（它从那时以来已经无数次用许多文字大量）只不过是一篇有关这个题材的颇为头脑简单的论述的话，它却给我们提供了了解作者的政治性质的线索。它甚至于包含着一些在某种意义上自传性质的字句：“我们的同志（不仅是孟什维克）常常责难列宁太喜欢争辩和分裂，责难列宁同调和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等等，毫无疑问，这两种情况都有过……”2711920年，斯大林还像在1913年那样认为列宁太喜欢争辩和分裂。此外，他在为列宁的这种倾向作辩护的时候并没有消除掉列宁被指控为喜欢夸张、喜欢走极端的罪名。〔列宁卫护每一个有长处的干部，就像卫护他自己的眼珠一样。他对于他们都是很慈爱的。我们看到他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坐在因患西班牙流行性感冒而将要死去的斯维尔德洛夫的床边，同他交谈了“10到15分钟”。我们看到他责备瞿鲁巴说“亲爱的亚·德·！你这种对待国家财富的态度是完全不能容忍的。给你的命令是：疗养三个星期！你必须服从医院领导送你到疗养院去的决定。那么帮帮我的忙吧，不注意你的衰弱的身体是没有好处的。你必须恢复健康l”同样，当斯大林在1920年12月进莫斯科的索尔达钦柯夫医院动手术以后，据斯大林的主治医生罗萨诺夫的说法，列宁〕*“每天早晚两次打电话找我，而且不只是询问一下他的健康状况，而是坚持要我向他作极其详尽的报告。斯大林同志的手术很难做。在割阑尾的时候必须在周围切开很宽的口子，我们感到很难保证结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为此焦灼不安。‘万一发生了什么事，’他对我说，‘马上打电话给我……不管是夜里，白天还是什么时候。’手术动过四、五天以后，看来已经不再会有危险了，我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他从心眼里欢呼出来，‘真太感谢你了！……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每天打电话来麻烦你的。’“有一次我到斯大林同志的寓所去，在那里碰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客气地同我打招呼，把我拉到一边，又向我提出了无数有关斯大林同志的病况和治疗的问题。我说需要送他去休养以便他能够在严重的手术后很好地恢复健康。他插口道：‘我也是对他这么说！但是他不愿意听我的话！不过，我会想办法料理这件事的。但是最好不要到疗养院去。我听说它们现在已经办得很不错，不过我还看不出它们好在哪里。’我建议说：‘为什么不让他到他家乡的山区去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答道：‘你的想法很对！在那儿他可以躲得更远一些，谁也不能麻烦他了。我们必须把这件事办妥。’”〔但是，斯大林一直拖到翌年7月才到他的家乡格鲁吉亚去。在他重返格鲁吉亚期间，斯大林在那里遇到强烈的反对，他的病又发作起来。1921年7月25日，列宁打电报给奥尔忠尼启泽，他是斯大林的副手并且是在格鲁吉亚实行“绥靖”政策和计划的主要执行者。“收到了您的第二O六四号电报。请告知为斯大林看病的医生的姓名和地址。斯大林的休养被打断了几天？请用密码电报回复。您是否参加8月7日的全会？第八三五号。列宁”272以1921年12月28日，列宁给他的秘书写了下面这张便条：“明天请提醒我，我要会见斯大林，并请事先替我接通奥布赫（医生）的电话，以便询问斯大林的情况。写于1921年12月28日”273〔不到三个月，列宁就病得不能参加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了，但是他还是挣扎着参加了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又过了两个月，列宁说话已经感到困难，右臂和右腿的活动也不方便了。原因是1922年5月26日发生的一次急性的动脉硬化症，这个消息直到6月4号才公布出去。经过一个夏天的时好时坏，列宁在10月问恢复了工作，11月间甚至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纪念十月革命五周年的演说。但是12月16日他的病又发作了，他的右半身全部瘫痪了，由于病势过于沉重，他没有能参加在12月底举行的俄罗斯共和国第十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新建立的苏维埃联邦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他再也不能积极参与苏联的国家大事了。就像站在尼波山上的摩西一样，他从远处看着世界无产阶级的天堂，在病势发作的间歇当中，他还抓住身体比较好的时候口述了他最后的训诫——他的遗嘱，这是在1923年l月4日完成的；以及他的《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和《日记摘录》等论文。在这几个月里列宁完成了他最后的创作活动。在3月5日到6日之间的夜晚，他的创作活动达到了顶点，列宁口授了他给斯大林的最后封信，同他断绝了一切同志关系。3月9日他的病第三次也是最严重地发作了，再加上失眠和神经过度兴奋使他陷于可怕的痛苦之中。他说话的能力完全丧失了，他陷入半身不遂的困境。但是，他要活下去、要活动的意志是顽强不屈的。〔到了第二年夏末，他的健康稍有好转，长期失眠的恶症也消除了，他开始像小孩一样重新学走路，到了秋天他又重新学说话。10月间他已经能够拄着手杖走路，他曾经亲自驾车到莫斯科去，看了看他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办公室，在回高尔克村的路上，他又参观了正在兴建中的农业展览馆。他每天都挑选一些书籍和文章要别人读给他听。他逐渐恢复了说话的能力。看来，他完全康复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然而，在1924年1月20日他醒来的时候感到身体不舒服，说有点头痛，不想吃饭，全身都不自在。第二天，他还是不舒服，在侍从的劝说下吃了一点早饭和午饭。午饭后他躺下睡觉。下午6点钟，他的病又严重发作了，呼吸越来越困难脸色苍白，体温急剧上升，昏迷不醒，50分钟后列宁与世长辞了。脑溢血使他的呼吸器官失去作用，夺去了他的生命。整整15年零7个月之后，他在世人所谓的列宁－托洛茨基政府中的伙伴，也因为脑溢血而死去，然而这次却是一个不那么巧妙的凶手的斧子所造成的。列宁死的时候差三个月不到54岁；托洛茨基死的时候比他大七岁。斯大林，这个连最袒护他的美国记者在耐心地为他辩护了17年之后也都把他描绘成“一种猛兽，它先用爪子扒一下自己的猎获物来试试它的力量，随后把猎获物打伤，退后一步来看看效果如何，最后才把猎获物结果掉”的人，却比他们两个都死得晚。他赖以生存的手段早在列宁患病的期间就已经安排下了。〔当列宁的病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包括苏俄在内的全世界的人民群众所得到的印象是，他的病并不严重，很快就可以恢复工作。他是一个身体和意志都十分坚强的人，还只不过50来岁。政治局的委员们最初也都真诚地抱着这种看法。后来，他们了解到情况恰恰相反，但是他们也没有纠正大家的看法，甚至于没有把真相告诉苏联的工农群众和党内一般同志。既然列宁只是暂时患病，政治局当然就继续行使职权。尽管一般公众认为托洛茨基是最有希望继承列宁的人，尽管比较年轻的党员也抱同样的看法，然而，党领导机构里的政治庸人们却并不认为这个几年前还是个反对派的托洛茨基有资格继承他们的伊里奇，他们也不认为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中有谁能够继承列宁。这些委员相形之下都不过是些扈从而已。不管列宁是暂时患病还是长期离职，唯一能继承他的是一个由党的高级干部，即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指导委员会。据说，这样的指导委员会在列宁患病后不久就成立了。〔但是，实际上成立的是一种变态的机构。继承权落到一个三人小组手中，这个小组以季诺维也夫为首，以加米涅夫为副，而斯大林是最低级的成员。就这样，季诺维也夫由于在政治局中得到大多数委员的支持，好歹成了列宁的继承者。他之所以得到多数委员的支持，并不是由于大家认为他的能力最强最有资格，相反地因为他们认为他最缺乏领导能力，而且在政治上也最脆弱。在政治局的7个委员中，列宁病了；托洛茨基认为他是列宁的当然继承者的看法得不到支持，这种在党的领导机构以外广泛流传的看法使他成为政治局里和党内庸人眼中最可怕也是最可恨的人．季诺维也夫得到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坚决支持，他们认为，在他的领导下可以最无顾忌地发表意见并采取行动以扩张他们的势力范围；斯大林这时还没有准备好出头露面，只好勉强表示支持，而托姆斯基则被迫表示支持。在政治局内部以及在季诺维也夫同样得到多数委员支持的中央委员会内部，除了他本人以外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他只不过是个代行领导职务的傀儡，只有在他所采取的措施符合其他人的愿望的情况下，他才能保住这个名誉地位，直到真正的领袖作好准备来取而代之的时候为止。〔列宁希望谁来继承他呢？一直到1922年12月16日他的病第二次发作使他躺下来之前，他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他满心期望可以恢复健康，重新担负起领导的责任来。他在几天以后写的遗嘱中，显然是试图就各个继任人选提出坦率的意见，而不是作出硬性的决定。正由于他的压倒一切的威望使他握有大权，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提出他赞成和反对的方面，推荐人选，特别是提到由于斯大林的“粗鲁”和“不忠”应该免除他的总书记的职务，但是除了提出关于他的继任人怎样才能合作得最好的忠告，以及关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严重争执会给党和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带来灾难的警告之外，再也没有说什么别的。然而，不到两个月之后，他就发现不得不采取决然而义无反顾的步骤，正式同他的助手之一的斯大林断绝了同志关系——这意味着断绝一切政治上的和私人的联系。这个“革出教门”的行动发生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期间，列宁在他的病第三次严重复发之下卧床不起，没有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这是第一个没有列宁参加的代表大会，也是第一个充满着由总书记亲手挑选的代表的大会，它标志着列宁主义政权末日的开始，标志着斯大林主义这个新的政治方向的降临。〔列宁同斯大林的破裂，在列宁作了多次的耐心的努力以求避免之后，终于爆发了。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最亲近的盟友在1922年11月底支持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之职，以期利用后者对我的敌视来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这时候，列宁对这个人选表示了异议，〔他在同他的密友们作的一次非正式的讨论中〕这样说道，“这位大司务除了辣菜之外再不会做什么别的。”列宁很担心他的病会复发，他急于要利用他的病再度发作并可能引起致命的危险以前的时间，通过一致的协议，特别是同斯大林本人的协议，来建立一种和谐的集休领导。〔因此他作了热忱的努力使他自己的工作同书记处的工作互相配合起来。他极其注意维护斯大林的威望。直到1922年10月21日．列宁还在一封措词尖锐的电报中批驳了格鲁吉亚反对派向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提出的十分激忿的抗议。同样地，他继续给他支持，要不然就把在其他问题上对他的批评缩小为温和的责备。只是在列宁终于坚信斯大林是不可救药的时候，事情才爆发了出来。格鲁吉亚问题只不过是导致最后破裂的若干事件中的一个而已。〕斯大林对于布尔什维克理论武库所贡献的惟一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那是1913年的事。文章的内容大体上是他本人在高加索所作的考察的总结，从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得出来的结论，以及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从列宁那里抄来的泛泛的历史胜的论述。从文笔上看来，斯大林把这些都当做他自己的东西，就是说，把它们同他自己的结论联系起来，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消化这些论点，而且肯定并没有吸收这些论点。这一点在苏维埃的年代里充分暴露了出来，已经用白纸黑字的形式解决了的问题又以头等重要的行政工作的形式再度出现，而且使所有其他方面的政策都受到它们的支配。直到这个时候才看出来，所谓斯大林与列宁在一切事物上的一致性，特别是斯大林在1913年所写的那篇论文中所保证的他们之间在民族问题的原则上的团结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在1921年3月举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又宣读了他的必不可少的民族问题的报告。正如同他惯常的经验主义的做法那样，他不是根据活生生的材料，不是根据苏维埃政府的经验，而是根据互相毫无关联的抽象来作出他的结论。他在1921年还重复着与1917年同样的论点，说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无力解决它们的民族问题，而苏维埃国土却有着解决这种问题的一切可能。报告引起了不满，甚至于迷惑。在接着进行的辩论中，对这个问题最感到兴趣的代表，主要是少数民族代表，表示对报告感到不满。甚至于当时已经是斯大林最亲密的盟友之一而后来是他的最忠诚的扈从之一的米高扬都抱怨说，党需要这样的指示，即“在边疆地区究竟应该作些什么样的制度上的改革，应该建立什么样类型的苏维埃制度……这一点斯大林同志并没有指出。”对于斯大林，原则从来不起任何作用——而在民族问题上也许比在任何其他问题上更是如此。在他看来，眼前的行政工作总是比一切历史法则要重大得多。在1905年的时候，他只有在党委允许之下才会注意到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在反动的年代里，他之所以保卫地下运动，只是由于他的天性渴望一种集中的政治机器。在二月革命以后，那种机器同不合法斗争一道被打碎了的时候，斯大林又看不出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且准备同策烈铁里的党派联合起来。最后，在1917年10月夺取了政权以后，一切任务，一切问题，一切前途都被置于国家这个工具中的工具的需要之下了。作为民族人民委员，斯大林不再从他在1913年竭力颂扬的历史法则的观点出发，而是从行政机构的方便的观点出发来处理民族问题。这样一来，他必然发现自己同最落后的，最受压迫的民族的要求大为相左，并且为大俄罗斯的官僚帝国主义获致了不应有的权益。格鲁吉亚人民在成份上几乎完全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强烈地反对把他们的国家苏维埃化。但是由此引起的巨大困难却由于采用了军事武断的方式和方法来使格鲁吉亚苏维埃化而大大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对于格鲁吉亚的群众，需要采取加倍审慎的态度。正是在这一点上列宁同斯大林之间发生了尖锐的不和，列宁坚持对格鲁吉亚以及一般说来对外高加索采取一种格外灵活、谨慎而耐心的政策，而斯大林则认为，既然国家机器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的地位是稳固的。斯大林在高加索的代理人是奥尔忠尼启泽，这个头脑发热而性情急躁的格鲁吉亚的征服者认为，每一件反抗的表示都是对他个人的冒犯。〔斯大林似乎忘记了不久以前〕我们已经承认了格鲁吉亚的独立并且同它签订了条约。〔那是1920年5月7日的事。但是在1921年2月11日，〕红军部队已经奉斯大林的命令侵入了格鲁吉亚并且使我们面临着既成事实。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朋友伊雷马什维利写道：“斯大林反对这项条约他不愿意让他的故乡处在俄罗斯国家之外并且生活在他所厌恶的孟什维克党人的自由统治之下。他的野心驱使他攫取格鲁吉亚的统治权，然而那里的和平而聪明的人民以冷冰冰的倔强抵御着他的摧毁性的宣传……他一刻也不能安宁地要向那些孟什维克领袖报复，因为他们曾经坚决拒绝支持他的乌托邦计划并且把他从他们的队伍当中开除出去。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意志，根据他自己的狂妄自大的主观决定，把他的故乡布尔什维克化或者说斯大林化了……斯大林在莫斯科组织了对格鲁吉亚的远征军并且亲自统率出征。1921年7月中旬，他本人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了梯弗里斯。”1921年斯大林到格鲁吉亚去的时候，他的身份已经同过去故乡的人们对他的习质的看法不同了，过去他被大家叫做沙夏，后来又叫做柯巴。现在他却是政府，无所不能的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了。然而，在格鲁吉亚没有一个人把他当做领袖看待，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当中，大家并不把他当做斯大林而是把他当作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一个成员，也就是说，并不是根据他个人的品格而是根据他的职权来接待他。曾经同他一道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认为，他们自己在格鲁吉亚事务上至少同他一样有发言权，他们随便地不同意他的意见，而在他们不得不屈从他的意见的时候也表现得很勉强，同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且威胁说要把全部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讨论。斯大林还没有能成为领袖，甚至于在他自己的〔老巢里也是如此。这使他感到切肤之痛，他绝不能原谅这种对他的权威的冒犯〕，因为他是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的代表，是民族人民委员他认为，自己在有关格鲁吉亚的事务上理所当然地要比党中央委员会所有其他委员都更有资格发言。在莫斯科，他作为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格鲁吉亚人而以权威自命，而在格鲁吉亚，他则以一个不受本地民族感情和成见影响的莫斯科代表的姿态出现。从他的做法看来他似乎不是一个格鲁吉亚人，而是莫斯科派来的布尔什维克，是民族人民委员，而且对他来说，格鲁吉亚人似乎只不过是许多民族当中的一个而已。他装出一副对格鲁吉亚的民族情况一无所知的模样——显然是为了弥补他本人青年时代的强烈的民族情绪，但却做得有些过火。〔他的行为有点像一个大俄罗斯式的俄国归化人，任意践踏本民族人民的权利。〕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把外国人俄罗斯化的做法。这个说法既适用于斯大林也适用于捷尔任斯基〔他是从波兰人变成俄国归化人的。根据显然夸大了事实的伊雷马什维利的说法：*“俄国的斯大林主义的入侵部队中起初包括了若干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这个国家除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和政治上的友谊之外，同俄国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仍然是格鲁吉亚人，对于他们来说，祖国的独立重于一切……然而，斯大林却在他派去的俄国赤卫军和肃反委员会的协助下向他们宣战了。”伊雷马什维利对我们说，斯大林在梯弗里斯遭遇到普遍的敌视。在梯弗里斯社会党人在某剧院举行的会议上，斯大林成了敌对性示威的对象。可以想见，身为老孟什维克的伊雷马什维利本身控制了这次会议，当着斯大林的面指责他。我们听说，其他发言的人也同样谴责了斯大林。可惜，这些发言的速记记录没有保存下来，而大家也没有义务过分相信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中的这一段话；“一连几个钟头，斯大林被迫一语不发地听着反对他的人发言并且承认这些指控。斯大林竟然不得不容忍这样公开而勇敢的愤慨的发言，真是不仅空前而且绝后的事。”〔接着发生的事可以用简单几句话来说明〕斯大林再一次辜负了列宁的信任。为了在格鲁吉亚给自己建立坚实的政治支持，他背着列宁和整个中央委员会，借着奥尔忠尼启泽的帮助，同时也并非没有得到捷尔任斯基的支持，在那里煽动了一场不折不扣的反对最优秀的党员的“革命”，同时背信弃义地用中央委员会的权威把自己掩盖起来。由于他同格鲁吉亚的同志们开会的情况达不到列宁那里，斯大林就抓住这一点企图用假的情报把他包围起来。列宁觉察到有问题，就命令他的私人秘书处搜集有关格鲁吉亚问题的全部情况；经过研究，他决定把问题公开提出来。很难说，最使列宁感到震惊的是什么：是斯大林个人不忠诚呢，还是他长期以来无力把握住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问题政策的要旨；很可能是两者都有。〔在探索事实真相的同时，列宁在病床上口授了一封纲领性的信件来阐明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以便使同志们不至于就他在当前有争论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产生误解。12月30日，他口授了下述的便笺：“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惜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第二天，他口授了那封纲领性的信件：〕*“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列宁是做得对的，如果他认识到局势的全部严重性还要把它轻描淡写，那就太可恶了，因为正如托洛茨基八年以后所描绘的那样，在他背后所发生的事，实际上是〕斯大林派在高加索把列宁派击渡了。这是党内反动派的首次胜利。它掀开了革命的第二章〔——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列宁终于不得不在l923年3月6日写信给格鲁吉亚的反对派分子〕：“姆季瓦尼、马哈拉泽等同志：〔并抄送：托洛茨基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尊敬的同志们：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泽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致以敬意！列宁”在此前一天，他口授了下面这封短信给我：*“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绝密。亲收我请你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事件作辩护。这件事目前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表现公正无私。说实在的，恰恰相反！如果您同意为它进行辩护的话，那么我就会安心了。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您不同意，请把所有的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谨致以崇高的、同志的敬礼！列宁”〔他还通过他的两位私人秘书要托洛茨基也在即将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帮助格鲁吉亚辩护。列宁的请求是用电话打来的，而那些案卷——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和笔记——则是由格莉亚塞和福季耶娃两位小姐带给托洛茨基的，她们还随身带来了记录列宁口授信件的沃洛季契娃小姐写的一个便条，上面通知他说，接替列宁担任政治局和苏维埃内阁主席的加米涅夫“即将在星期二到格鲁吉亚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问你，你本人是否有什么信要带给他”。列宁的几位秘书在1923年3月7日，星期三那天，拜访了托洛茨基。〕“看了我们同你往来的信件之后，”格莉亚塞对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容光焕发。那样就使得局面不一样了。他指示我把他原来打算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为炸弹抛出去的原始材料交给你。”在这之前加米涅夫已经通知我说，列宁已经写了一封信同斯大林断绝了一切同志关系，因此我建议说，既然加米涅夫要在当天动身到格鲁吉亚去参加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把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给他看一下，让他好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可能是有好处的。福季耶娃回答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指示我把这封信交给加米涅夫同志，不过我可以问他一下。”几分钟之后，她带着下面的口信回来了：“千万别这么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米涅夫会把这封信给斯大林看的，斯大林可能作出糟糕的妥协，以便日后再来打击我们。”“换句话说，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伊里奇认为甚至于在正确的做法下也不可能同斯大林达成妥协了，是不是？”我问道。“是的，”她肯定地答道，“伊里奇不信任斯大林。他要在全党面前公开反对他。他正在准备一枚炸弹。”列宁的意图现在是十分清楚了。他要用斯大林的政策作例子在党的面前揭露（而且是如此无情地揭露）把专政加以官僚主义式改造的危险。但是在这以后，紧接着，可能就在半个小时以内，福季耶娃又带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另一封信回来了她说，他已经决定立刻采取行动并且已经写好了〔上面引过的〕那封便笺给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并且指示要把抄件交给加米涅夫和我。“你对这个变化作何解释？”我问福季耶娃。“显然”，她答道，“弗拉基米尔·尹里奇感到病情在恶化。他要赶快把能办的事情都办掉。”〔两天以后列宁的病第三次复发了。〔在代表大会前夕举行的中央委员会4月16日的会议上，斯大林看来竭力要就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特别是格鲁吉亚问题所写的笔记和信件，通过对托洛茨基的隐蔽的攻击来保护他自己。下列的托洛茨基写的两项文件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一些线索：〕（一）*“中央委员会各委员机密第二OOT关于：斯大林同志4月16日的声明(l)列宁同志的文章是秘密地并且是由列宁同志本人通过福季耶娃同志交给我的，而且，尽管我曾经表示想要把文章的内容告诉各政治局委员，列宁同志通过福季耶娃同志表示坚决不同意这样做。(2)由于在我收到这篇文章两天之后列宁同志的病况就恶化了，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通信自然也就终止了。(3)不久之后，格莉亚塞同志向我要那篇文章，我就把它交回了。(4)我把它抄了一份供我自己使用（为了修改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为了写文章，以及诸如此类的事）。(5)列宁同志就他关于格鲁吉亚事件的文章和其他文件所作的指示（“我正在准备一些演讲和文章”）我一无所知，我猜想正式的指示是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夫人〕，玛丽娅·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或者是在列宁同志的秘书手中。我认为，由于某种不需要说明的。原因，我不应该向任何人打听这件事。(6)只是在昨天我才从福季耶娃同志给我打的电话以及她写给加米涅夫同志的便条中了解到列宁并没有就这篇文章作出安排。由于列宁同志并没有就这件事表明他的愿望，只能根据政治上可行的原则来作出决定。按理说，我个人不能担负作出这类决定的责任，因此我把这件事提交中央委员会。在我听说列宁同志并没有就如何处理他那篇文章给以任何直接而正式的指示之后，我一分钟也没有浪费就把这件事提出来。文章的原件现在保存在他的秘书手中。(7)如果有谁认为我在这件事上面做得不妥当的话，我建议或者由代表大会的争议委员会，或者由某个特设委员会来进行调查。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l923年4月17日。”（二）*“斯大林同志：亲收无副本昨天你在同我个别谈话的时候谈到，你十分清楚我在有关列宁同志的文章的事情上并没有什么做得不妥当的地方，还谈到你要就这一点草拟一个书面的声明。直到今天上午〔11点钟〕我还没有收到这样一个声明。可能你是由于昨天作报告而耽搁了。不管怎么说，直到此刻你还没有批驳你提出来的第一个声明，这样就使得某些同志认为有理由在某些代表中间传播与那个声明相应的说法。由于我不能容许在这件事情上有丝毫含糊之处——其原因当然是你所不难理解的——我认为有必要赶快制止这种情况。如果你在对这封信的答复中不能告诉我说，你将在今天之内向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提出声明，以扫除在这件事情上存在任何暖昧不明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我将得出结论，认为你已经改变了你昨天的意图，我并将请求争议委员会对这件事进行彻查。你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并且体会到，我之所以直到如今还没有采取这个步骤，并不是因为它会对我的利益有丝毫损害。1923年4月18日。第二0一号。”4月23日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就民族问题发言的时候，在结束语中说道：“许多人引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札记和论文中的话。我本来不想引证我的导师列宁同志的话，因为他不在这里，我怕可能引证得不正确，不恰当……”274这些话无疑是历史上曾经记录在案的绝顶的阴险狡猾的典范。斯大林深深知道列宁是多么愤怒地反对他的民族政策，深深知道，只是由于患了重病，他的“导师”才未能在这个问题上把他这位“门徒”轰到九霄云外去。 |
第十章内战（续）第十章内战（续）1919年春天，在尤登尼奇将军统率下的西北义勇军出乎意料地发动了攻势，进逼彼得格勒。不久，英国舰队驶入了芬兰湾。布拉克－巴拉霍维奇上校身先士卒，率领他的部队进击普斯可夫。同时爱沙尼亚军队也在前线活跃起来。5月14日，罗将柯将军的兵团突破了由于抽调了部分兵员支援更为吃紧的战线而被大大削弱了的第七集团军的阵地，占领了杨堡和普斯可夫，并且迅速地同时向加特契纳、彼得格勒和卢加进逼。驻扎在彼得格勒近郊的第七集团军军长同尤登尼奇将军私相勾结，阴谋在十月革命的首都外围的喀琅施塔得、奥拉尼恩包姆、红丘炮台、灰马炮台和红村等地驻防的卫戊部队中组织叛乱。根据他们同尤登尼奇的合谋，叛乱者准备会同他的部队攻占首都。他们期望心怀不满的水兵会支持他们，特别是舰队会给他们积极的援助。但是两艘苏维埃无畏战舰上的水兵并不支持叛乱，而英国舰队〔当时还仅限于在戒备中等待时机。〕结果，这项阴谋全部流产。到1919年6月12日，只剩下红丘炮台〔和灰马炮台还在〕叛乱者手中，而连续两年都没有采取收复这两个地方的行动。最后，经过从喀琅施塔得方面发起的攻势，一支红海军部队终于在6月16日占领了红丘炮台。〔灰马炮台也同样轻易地就占领了。〕〔季诺维也夫当时是彼得格勒市和这个区的党和政府的首脑，他在步步进逼的敌人面前恐慌万状，于是政治局派了斯大林去支援他。〕斯大林带着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赋予他的特权，在l919年5月下半月抵达彼得格勒。〔他的冷酷无情和坚决果敢马上就表现出来了。在到达彼得格勒两个星期之后，他打了一个电报给列宁：〕*“继红丘炮台之后，又占领了灰马炮台。两个炮台的炮都完整无损。现在正迅速检查全部炮台和要塞。海军专家们硬说从海上攻占红丘炮台是违背海军科学的。我只能对这种所谓科学悲叹。红丘炮台所以能迅速占领，是由于我和一般非军事人员极粗暴地干预了作战事务，粗暴到撤销海军和陆军的命令，强迫执行自己的命令的程度。我认为有责任声明，我今后将继续这样行动，虽然我非常敬重科学。”256列宁对于这种挑衅式的夸夸其谈的语调感到烦恼。从彼得格勒本来是有可能随时同克里姆林官和大本营保持联系，撤换不称职或不可靠的司令员，加强参谋部，也就是说，进行每一个党的负责军事干部不断地在一个战线又一个战线上应做的一切工作，而又不违反高尚的志趣、良好的作风和维持正确的关系的基本准则，也不至于损害部队司令部和总参谋部的权力。但是斯大林不会这样做。他只有在侮辱别人的情况下才能感觉到自己对他们的优越处。他如果不对所有的部下发泄他的狂暴的轻蔑，就不会从工作中得到满足。如果他找不到其他的手段，他就把粗鄙当做一种手段，并且夸耀自己有着侮慢别人所尊重的措施和人物的特殊才能。他用这样的字句结束了他的电报：“赶快运送供6个师用的200万发子弹来，供我调遣。”这个如此典型的斯大林式的附言牵涉到一整套制度。军队当然有自己的供应部长。子弹总是缺乏的，它们是根据总司令的直接指令，按照贮存的数量以及战线和部队的重要性分配的。但是斯大林僭越了各级主管部门，违反了一切命令的准则。他把供应部长抛在一边而直接通过列宁索取子弹，又不把它们置于司令部的调遣之下，而置于他个人的调遣之下，好由他把子弹当做礼物送给某个师，以便使该师师长认识到他的地位是多么重要。〔十年之后，伏罗希洛夫利用了斯大林在1919年春末对彼得格勒所作的这次短暂的访问，又一次酝酿篡改历史。现在这粒种子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十足的神话，叫做“斯大林是彼得格勒的救星”。这是个狡黯的神话，他用一种相当奇怪的方式故意把事情发生的季节掉换了。事实是〕尤登尼奇在l919年曾经两度打算占领〔彼得格勒〕——一次在5月间，另一次在10月间。尤登尼奇的第一次袭击只不过是动用了很小兵力的出击，并没有引起党的注意就过去了。党当时正专注于东方战线和南方战线的战事而无暇他顾。彼得格勒的局势只经过了很短时期即趋于稳定，党和国家的全部注意力再度转向东方和南方。与此同时，尤登尼奇利用爱沙尼亚作屏障，并且得到英国的十分积极的援助，在此后的四个月间组成了一支配有大批军官，并且有充足装备的新的军队。第二次的袭击是一场硬仗，起初十分有利于尤登尼奇。列宁认为我们无力兼顾所有的战线，建议放弃彼得格勒。我反对这个建议。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包括斯大林，决定支持我的意见。我前往彼得格勒之后，列宁在1919年10月17日写信对我说：“昨晚在国防委员会过夜并发给你……国防委员会的指令。如你所知你的计划已经被接受。但是，把彼得格勒工人调到南方去的命令当然并未撤销（据说你在同克拉辛和李可夫的谈话中曾发挥这个意见）。……附上国防委员会委托我草拟的呼吁书。我很匆忙。写得不好。最好把我的名字署在你的下面。祝好。列宁”彼得格勒的争夺具有极端的戏剧性。首都全城都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以内，已经作好在街道的广场上进行战斗的准备。当苏维埃报刊报道彼得格勒的保卫战而不加更多的解释的时候，人们都了解这是指的尤登尼奇在秋季举行的第二次攻势，而不是春季的战役。然而1919年秋天，斯大林正在南方战线，与真正挽救彼得格勒的战事毫无关系。有关这次对尤登尼奇所作的基本战役的官方文件早在若干年前就已经公布了。但是如今尤登尼奇的两次攻势已经被合而为一，而著名的彼得格勒保卫战则被描述为斯大林的工作。〔还在彼得格勒的时候，斯大林就利用了一个机会诽谤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且含沙射影地旁及于委员会主席，下面这封发自彼得格勒的电报就是明证：〕*“1919年6月4日列宁同志：谨将从瑞士人那里缴获的一份文件寄给你。从文件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为白党服务的不仅有第七集团军参谋长（记住去年秋季十一师在博里索格列勃斯克附近倒戈，投向克拉斯诺夫一边，以及在皮尔姆前线某些团叛变的事），而且还有以柯斯加也夫为首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整个参谋部。（预备队是由柯斯加也夫分配调遣的。）现在要由中央委员会来作出必要的结论了。它有勇气这样做吗？分析证据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新的“可能”正在出现。我应该写得更为详尽一些，但是我连一分钟的空闲都没有让彼得斯告诉你吧。我所深信不疑的是：（1）纳杰日金不配作司令员。他没有指挥能力。他只会把西方战线断送掉。（2）像奥库洛夫这种干部是有害的，他们唆使专家来反对我们的已经颇为沮丧的政治委员，从而削弱了我军的战斗力。斯大林”〔列宁接到这封电报时正在开会。他没有理会电报中的显然是狂暴的指控，而写了下面这张字条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利扬斯基：〕*“斯大林要求撤换奥库洛夫，因为据说他正在一心一意地搞阴谋而且使工作陷于瓦解。”这讽刺性的“据说”二字的涵义是不言而喻的。斯克利扬斯基在那张字条上写了这样的回答：“奥库洛夫是那里惟一正派的干部。”〔根据当场记下来的话，列宁对这个回答的反应是：〕*既然如此，起草一份电报（关于奥库洛夫控告第七集团军的事由的详细说明），我要用密码发给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以便使冲突不至于扩大而能够得到充分的解决。”〔这件事于是被提交党的最高执行机构，它的决定立刻就用直通电报传达给正在哈尔科夫的托洛茨基：〕*“鉴于在彼得堡的中央委员和奥库洛夫之间的冲突正在扩大，并认为有绝对必要在彼得堡的军事工作中取得最大限度的团结，而且有必要在那条战线上立即取得胜利，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临时决定召回奥库洛夫，由托洛茨基同志调遣。1919年6月4日。第二九九五号。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列宁、加米涅夫、谢雷布里亚科夫、斯塔索娃”这对于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是一个必要的让步。除了接受它之外别无他法。〔至于柯斯加也夫，这位非常〕能干的将军也并不引起我的信任。他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外人一样。但是瓦采济斯支持他，而柯斯加也夫同这位脾气暴躁而又任性的总司令倒颇为相得益彰。要替换柯斯加也夫是不容易的。〔再说，〕也找不到反对他的事实。很显然，“从瑞士人那里缴获文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再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被人提起过。无论如何，把柯斯加也夫同任何一个团的叛变联系起来的企图显然是粗暴而勉强的，因为这些团都是在党的直接注视之下组成的。至于纳杰日金，他曾经指挥过〔在最危急的关头〕〔实际上拯救了〕彼得格勒的第七军。至于奥库洛夫的罪过，那完全是由于他努力于最忠实地执行一切命令和条例，并且坚持拒绝参与任何反对中央的阴谋而造成的。〔至于〕斯大林的挑衅般地大胆而执拗的语调，那是由于他感到他终于在东方战线的军事委员会中纠集了真正支持他的力量，而在那里对于总司令的不满正在转变为对我的不满。在东方战线上有关战略问题的意见分歧发生在总司令瓦采济斯和东线司令员谢·谢·加米涅夫之间。他们俩人都在沙皇军队的总参谋部中担任过上校职务。他们之间无疑是互不服气的。而政治委员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军总参谋部里的共产党员支持瓦采济斯，而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斯米尔加、拉谢维奇、古谢夫——则全心全意站在加米涅夫一边。很难说这两个上校哪一个更有才具。两个人无疑都秉有第一流的战略天才，两个人都在世界大战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两个人肯定说都很乐观，没有这一点是不可能成为军事将领的。瓦采济斯更为倔强而别扭，而且无疑是易于受敌视革命的分子的影响的。加米涅夫则比较容易相处些，而且更加易于受同他一道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影响。然而，虽然他是一个能干的军官，而且是一个十分能够冒险的富有幻想的人，他却缺乏深度称坚定性。列宁后来对他感到失望，并且不止一次地用非常尖锐的语调批评他的报告。〔有一次，列宁作了这样的评语〕：“他的答复是愚蠢的，而且有些地方文理欠通。”东方战线可以说是红军的第一个产物。它在所有必需的配备上，包括党员在内都比其他战线要更为充实一些。〔在1918年秋季〕，高尔察克应该算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他已经推进到喀山，并目威胁着下新城，从那里他可以长驱直入进迫莫斯科。很自然，革命的国家这时候把一切方面的精华都调到东方战线上来。9月7日，第五集团军的部队开始攻击通向喀山的道路。〔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伤亡很重。捷克军队因支持不住而后撤。9月10日第五集团军攻克了喀山。〔这是〕〔苏维埃的〕第一个重大的胜利。它是拯救年轻的共和国免于全面崩溃的一个转机。我在喀山亲眼看到了这场胜利。那是严重而令人恐惧的时刻。在辛比尔斯克失陷之后，我们实际上是不战就放弃了喀山。下一步是下新城。如果白军占领了下新城，他们就扫清了通向莫斯科的道路。这就是喀山之役具有决定意义的原因。在这次战役过程中诞生的第五集团军为自己争得了荣誉。我们把喀山从白卫军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手中夺取过来的那天是革命过程中的转捩点。喀山的收复揭开了肃清东部的反革命的序幕。全国的劳动者都把喀山的收复当做重大胜利而加以庆祝。对于军队来说，这次胜利的意义是更为重大的。〔但是在〕1919年3月，拥有3000把刺刀和6万把腰刀的高尔察克迅速地向伏尔加河开进。形势再度变得岌岌可危。在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前夕，列宁的意见是我应该亲自监督东方战线上的战事。现在有必要重提这一段细节并且用文件上的根据加以印证，以驳斥目前的伪造说法。（一）*“1919年4月l0日斯克利扬斯基并转下新城交托洛茨基：鉴于东方战线的局势极其困难，我想最好你能留在那里，特别是因为13号那天不会出什么严重的问题。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决定昨天给你发这样一封电报，但是我怕斯塔索娃已经走了，这封电报没有发出。我们正在紧急地考虑一系列支援东方战线的非常措施，关于这件事斯克利扬斯基会告诉你的。把你的意见通知我们。列宁”（二）*“用直通电报从下新城发往莫斯科交列宁：完全同意我必须留在东方战线，我提请中央委员会注意左派共产党人在第三军进行鼓动煽惑人心的事情，在那里有人鼓动反对军事指挥官，并且反对据说是要建立军事礼节之类制度的命令。需要派来一些坚强的中央派的党员。极其重要的是要干部们支持辛比尔斯克，那里的省委非常弱，特别是在县份上。1919年4月10日。第一0四七号。托洛茨基”（三）机密*“摘自1919年4月18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出席：列宁、克列斯廷斯基、斯大林、托洛茨基等四位同志考虑到：2.托洛茨基同志的下列声明，即在东方战线上指挥由四个集团军组成的南方兵团的伏龙芝同志缺乏担负如此重大任务的经验，并且有必要加强这条战线。决定：建议总司令瓦采济斯前往东方战线，以便现任战线司令员加米涅夫同志能够以全力投入领导南方兵团所属各集团军的工作。”（四）*“摘自1919年5月12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文件。出席：列宁、斯大林、克列斯廷斯基等三位同志考虑到：9.托洛茨基同志拍给列宁同志的电报提到，需要对由于〔乌拉尔〕哥萨克的叛乱而成为战略重镇的萨拉托夫给予特别的注意。9.a.立刻把安东诺夫、费奥多尔·伊万诺夫、里茨贝格和普拉克辛等同志从萨拉托夫调回来。b.立刻派伊·尼·斯米尔诺夫到萨拉托夫去担任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兼要塞委员会委员……”在两度退却之后，反击高尔察克的进军正十分顺利地进行着。瓦采济斯认为，目前主要的危险在于南方并且建议在冬季把东线的部队保留在乌拉尔，直到危险完全消除为止，这样就可以抽调一部分师团去支援南方战线。我的一般论点早在1月1日的电报中就阐明了。我倾向于对高尔察克进行毫不间断的攻势。但是这个具体问题是由力量对比和总的战略形势所决定的。如果高尔察克在乌拉尔以外还保有相当的后备力量，如果我们的不断战斗前进已经使红军部队受到严重的损耗，那么再在乌拉尔山区以外去进行更多的战斗就会造成危险，因为这样就需要补充新的共产党员和指挥员，而所有这一切目前都必须留给南方战线。我还必须说明，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同这个时候已经相当巩固的东方战线脱离了联系，而且全神贯注于南方战线。从远处很难判断东方战线上节节进击的各个集团军还保存了多大的实力，也就是说，还有多大力量能够不仅不依靠中央的援助继续向前进攻，而且还能拨出部分力量来支援需要精锐师团的南方战线。我给了瓦采济斯以一定的指挥调动的权力，我想如果东方战线司令部有反对的意见，或者万一出现了东方战线继续前进就会给南方战线带来不利的情况的话，政府还会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决定，纠正总司令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瓦采济斯和加米涅夫之间的矛盾。瓦采济斯对东方战线企图独行其是以及它所作的一些闪烁其词的答复感到不满，要求把加米涅夫撤职而代之以前第六集团军军长萨莫伊洛夫。〔但是，这个措施采取以后，同情加米涅夫的政治委员们立即提出了抗议。列宁问托洛茨基，这件事以及斯大林从彼得格勒发生的对柯斯加也夫的指责怎样处理才好，托洛茨基在基辅用直达电报答复道：〕*“我同意把加米涅夫调回东方战线接替萨莫伊洛夫，但是我不知道目前加米涅夫到哪里去了。我也不反对撤换柯斯加也夫，我也曾经多次提过这个建议，但是困难的是需要找一个不至于比他更糟的人来接替他。我认为，拉谢维奇并不比阿拉洛夫更坚强，不同的只不过是他所表现的软弱属于另外一种类型而已。古谢夫更适合于战地司令部的职务。不论怎么样，在把加米涅夫派回去，特别是在撤换柯斯加也夫的问题上，都需要事先同总司令商量一下，以免使整个机构陷于瓦解。我建议，最先要做的是最紧急的事，那就是把加米涅夫调回去，而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找到他并且叫他马上到莫斯科来。同时物色代替柯斯加也夫和阿拉洛夫的人选，而这是比较不那么紧急的。请告知你作的决定。托洛茨基然而我必须指出，库兹明、奥列鲍夫、纳乌莫夫、瓦托欣等对萨莫伊洛夫的看法同拉谢维奇、古谢夫、斯米尔加等对加米涅夫的看法一样，也同阿拉洛夫对柯斯加也夫的看法一样。这种前线上的意气是我们共有的不幸。1919年5月21日。托洛茨基又及”在1919年最初的几个月内，红军对南方的反革命给了粉碎性的打击，这些反革命主要是由克拉斯诺夫将军指挥的、有着骑兵掩护的顿河哥萨克军组成的。但是在克拉斯诺夫的后面，邓尼金的志愿军正在库班和北高加索一带建立起来。5月中旬，我们由于不断前进已经大大削弱了的部队同邓尼金的新编队伍遭遇并且开始败退下来。我们丧失了所有早先攻占的土地，外加新近解放的乌克兰全境。与此同时，在由前上校加米涅夫担任指挥、由斯米尔加和拉谢维奇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东方战线上形势已经大为好转，战事也进行得十分顺利，以致我根本不再到那里去了。我连加米涅夫的模样都几乎忘记了。为胜利所陶醉的斯米尔加、拉谢维奇和古谢夫把他们的司令员抬了起来，同他一道为兄弟般的友谊干杯，并且为他打了最热情的报告给莫斯科。总司令瓦采济斯原则上同意我的意见，建议东方战线部队留在乌拉尔过冬，以便抽调几个师去支援形势日趋严重的南方战线，然而加米涅夫在斯米尔加和拉谢维奇的支持下，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加米涅夫争辩说，他可以从他的部队中抽调几个师归南方战线使用，但无须乎停止乌拉尔的攻势。自此以后，特别是由于瓦采济斯在自己的错误完全暴露之后继续固执己见，加米涅夫的声望乃在牺牲瓦采济斯的情况下提高了。〕斯大林立即抓住了东方战线同总司令之间的矛盾。他一向用敌视的态度对待曾经公开谴责他干预战略问题的瓦采济斯，并且伺机向他进行报复。现在这个时机出现了。斯米尔加、拉谢维奇和古谢夫，显然在斯大林的配合之下，建议任命加米涅夫为总司令。东方战线的胜利影响了列宁，我的反对意见也被否决了。加米涅夫被任命为总司令，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也在1919年7月3日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改组了。新的军事委员会由托洛茨基、斯克利扬斯基、古谢夫、斯米尔加、李可夫和总司令加米涅夫组成。新任总司令的第一项任务是草拟一个整顿南方战线部队的计划。加米涅夫素以富有乐观主义精神和敏捷的战略思想而著称。他不很了解南方战线上的工人、乌克兰农民和哥萨克等社会成份，于是他从东方战线司令员的观点出发来处理南方战线的事务。最简单的做法是把从东方战线调来的师团集中在伏尔加河沿线，并且打击邓尼金的总部所在地库班。这本来是他同意及时抽调几个师而又不中断他本身继续前进的那个计划的基础。在战略问题上，我总是先倾听总司令的意见。然而，我对于南方战线的了解，使我相信这个计划基本上是错误的。邓尼金已经想办法把他的总部从库班迁列乌克兰去了。向哥萨克们发起攻势意味着迫使他们倒向邓尼金一边。在我看来，主要的打击显然应该放在邓尼金和哥萨克之间的分割线上，那里沿线地带的老百姓都反对邓尼金和哥萨克而拥护我们。但是我反对加米涅夫计划的意见被理解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同东方战线之间的分歧的继续。斯米尔加和古谢夫，在斯大林的合作下，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似乎我之所以反对这个计划，是因为我在一般的原则问题上不信任新的总司令。看来，列宁也有这种疑虑但是这些疑虑是根本不对的。我并没有过高估计瓦采济斯。我以友善的态度欢迎加米涅夫并且想尽一切办法减轻他的负担。但是这个计划的错误是如此明显而毋庸置疑，因此在政治局全体委员，包括斯大林，投票反对我而批准这个计划的时候，我提出了辞呈。就我的辞呈〔1919年7月5日，党的最高执行机构作了如下的决议：〕“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考察了托洛茨基同志所宣布的意见，并且考虑到了它的各个方面，一致结论，他们不能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辞呈，也不能同意他的请求。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将尽一切力量来使托洛茨基同志自己选择的工作，也就是目前最困难、最危险、也最重要的南方战线上的工作，既尽可能地对他方便，又尽可能地对共和国有利。托洛茨基同志作为军事人民委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有充分的权力以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协同他自己任命并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的该线司令员（叶戈里耶夫）采取行动。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为托洛茨基同志提供充分的机会。使他能够通过一切途径按照他的设想，力争改进军事方面的方针政策，而且，如果他有这样的愿望的话，将力促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坚信，在目前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同志的退职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那样只会给共和国的利益带来最大的损害，因此建议托洛茨基同志不再提出这个问题，而在今后最大限度地执行他的职责，在他集中精力于南方战线的时候，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把他的职责减轻一些。鉴上所述，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也拒绝接受托洛茨基同志辞去政治局委员以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加里宁、谢雷布里亚科夫、斯大林、斯塔索娃……”我收回了辞呈并且立刻出发到南方战线去了。三天之后，当我在前线上的柯兹洛夫的时候，接到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会发来的密码电报，上面说，根据一名被控叛国罪并己供认不讳的军官的供词，可以推知，瓦采济斯与闻了一项军事阴谋：“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绝密人民委员会全部密码莫斯科克里姆林宫1919年7月8日发往柯兹洛夫市交托洛茨基：多莫季诺夫已经供认不讳并且已经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叛徒。他已经就一项阴谋提供了实证。曾经长期同总司令共事而且同他住在一套房间里的伊萨也夫积极参与了这项阴谋。构成一整套证据的许多其他明证肯定总司令与闻了这件阴谋。总司令必须予以逮捕……”〔这封〕电报是由〔肃反委员会的首脑〕捷尔任斯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克列斯廷斯基、列宁和我的副手斯克利扬斯基签署的。从电报中提到的名字看来，显然指的是新近被撤职的总司令。瓦采济斯就这样在他被撤职之后几乎立即就在叛国嫌疑的罪名下被逮捕了。这件事使得有关战略问题的争论具有险恶的含意。政治局内部的关系更加紧张起来，总司令的人事调动问题也大大复杂化了。直到今天，我还不能完全了解这个事件的确切境况和含意。从瓦采济斯不久就被释放并且甚至被任命为陆军大学教授看来，可以说他对于任何军事阴谋是一点也没有干系的。他由于对自己被解除总司令职务感到不满而对接近他的军官说了些冒失话倒是并非没有可能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在逮捕他的事情上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由于瓦采济斯看不起他，斯大林早就怀恨在心。再则，从他对肃反委员会首脑所持有的友好的影响以及从东方战线各将领和新任总司令对他的支持看来，他感到自己可以肆无忌惮保险不会出问题。他由于能够间接打击军事人民委员而感到更加满意。人们意识到在这个事件背后有着明显的阴谋，在捷尔任斯基背后有着斯大林的无形的影响。〔7月27日，〕“由于出现了非常的情况”索柯里尼柯夫仓促地叫我到柯兹洛夫去。在那里，我发现南方战线司令员叶戈里耶夫认为加米涅夫〔关于南方〕的作战计划不正确，他虽然在执行这项计划却并不期望能获成功。作战部长佩列米托夫的态度和索柯里尼柯夫本人的意见也是如此。最初，除索柯里尼柯夫外，我没有同任何人谈到过这件事，在叶戈里耶夫提到这个计划的不合理处的时候也没有要他加以阐述，〔而立刻打电报给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虽然我并没有对争论中的各种论点加以分析，然而我认为一个人对于他所执行的计划毫无信心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惟一的办法，是立即〔在行动开始之前〕撤换南方战线司令员，而以一个承认总司令的作战指挥权并同意其作战计划的人来代替他。谢利瓦乔夫大概会同意加米涅夫的计划。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应该立即任命他为南方战线的副司令员，以便在一个星期之后任命他为南方战线司令员。等待着你的指示。1919年7月27日。第二七七／S号列·达·托洛茨基”〔复电不是由列宁而是以政治局的名义打来的。只有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叶列娜·斯塔索娃在上面签字——其用意似乎是要使这封电报具有非个人的性质：〕*“发往奔萨交托洛茨基同志机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已经考虑了你发来的第二七七／S号电报，并且完全同意你关于在坚决执行一项既定计划中任何的动摇都会造成危害的意见。政治局完全承认总司令的作战指挥权并且要求你向所有负责干部进行必要的解释。政治局在现有委员之外，另行任命斯米尔加、谢雷布里亚科夫、拉谢维奇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根据中央委员会指示。1919年7月28日。斯塔索娃”〔南方战线的战略问题是关键性的。然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被瓦采济斯事件所加剧，已经达到这样困难的地步，以至于要通过隐蔽的方式和十分冠冕堂皇的途径来进行。托洛茨基立即把他收到上述指示的消息打电报通知他在莫斯科的副手并转达中央委员会。电文说：〕*“斯克利扬斯基同志并转中央委员会机密我不理解你们来电的含意。鉴于叶戈里耶夫的怀疑，我建议给他派一名助手，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代替他的职务。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易行的办法。我在柯兹洛夫的时候，免去了作战部长佩列米托夫的职务，因为他不同意总司令的计划，并且仓促地从军事监察部把贝伦达调来代替他。在我走之前，我曾经得到索柯里尼柯夫的同意，当着他的面直截了当地向叶戈里耶夫提出他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总司令的计划的问题。他用极其肯定的语气作了答复，而且据我的判断，他在思想上并没有什么保留。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在总司令同他作了初步商谈之后，十分有必要把谢利瓦乔夫派去担任他的副手。关于这项建议，除了要我贯彻遵守纪律的准则〔又没有说清楚对谁贯彻〕之外，没有给我任何其他答复。我认为，在已经有了六名委员〔叶戈里耶夫、叶戈罗夫、索柯里尼柯夫、奥库洛夫、弗拉基米洛夫、谢雷布里亚科夫〕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再增加两名委员是荒谬的，特别是由于拉谢维奇已经被任命为彼得格勒的卫戍司令，而斯米尔加则是绍林军团的成员。我建议撤销这项决定。没有子弹并极端缺乏步枪是前线上的严重问题。第九军已经征集好2万名战士，但是他们都没有枪，而且半数人可望得到补给。发的子弹少得可怕，如果出现了任何一点点麻烦的情况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根据我对南方战线的四个军的形势的观察以及我同南方战线司令员谈话的结果，我向你们提出警告，整个战役有可能由于缺乏弹药而失败。第二八四号。1919年7月29日。托洛茨基”〔根据新任总司令关于在南方战线上发动攻势的计划所作的准备工作继续在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着，在8月里的第一个周末——那就是攻势实际开始前的一个星期——政治局面临着〕几个严重的问题。〔十分〕明显，邓尼金，为了同罗马尼亚和波兰取得联系，并且把他的根据地从叶卡特林诺达尔转移到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去，极其可能把进攻的矛头主要指向乌克兰而不是指向东方。不管总司令为了排除这个目前最严重的危险采取了什么措施，都必须立刻决定如何进行这场迫在眉睫的乌克兰争夺战。首先，必须使第十二集团军同由于没有电信联络而同南方战线失掉联系的第十四集团军会合起来。这时候，不仅两个集团军的后方已经合而为一，而且两个集团军都日益被迫对同一个敌人邓尼金作战。因此我建议使第十四集团军脱离南方战线的管辖，把这两个集团军的指挥部统一起来置于第十四集团军军长叶戈罗夫和他的参谋部的指挥之下，这个新成立的军团就叫做西南战线，总部设于康诺托普，并且把它置于总司令和总参谋部的直接管辖之下。为了使〔这个拟议中的西南战线具有最起码的〕战斗力，〔必须〕尽非常大的努力，依靠从比较稳定的前线上调来的共产党部队、从莫斯科的区级干部，甚至于绝对可靠的捷克部队的援助，制止土匪活动、破坏铁路路轨之类的行为。全国所有可以动用的党员军事干部，不管他们原来担任什么职务，都立即用专车送往乌克兰。所有原来派到其他各军去的政治干部，必须被派到乌克兰去，同时还运去靴子、弹药和枪支。第十二集团军已经弹药告罄了。由于缺乏弹药，他们不得不用手榴弹同叛乱的移民作战。两个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都不强。根据乌克兰国防委员会同两个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协议，任命伏罗希洛夫去镇压两军后方的叛乱。所有在乌克兰参加镇压叛乱的人员和机构都归他指挥。〔因地而异但又基本上性质相同的类似的困难出现在每一个地方和每一个人面前。列宁变得执拗起来。进攻刚刚开始他就写信给斯克利扬斯基说：〕*“我身体不适，只得卧床休息。因此回信请派通讯员送来。沃龙涅什方向的进攻拖延下来（从8月1日至10日！！！）是非常可怕的。邓尼金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怎么回事呢？索柯里尼柯夫说，我们在那里（沃龙涅什附近）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怎么能如此坐失良机呢？告诉总司令。这样不行。必须严加注意。是否要给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这样一封电报（抄送斯米尔加）:密码决不容许拖延进攻，因为拖延会把整个乌克兰送给邓尼金，会使我们毁灭。你们要对拖延进攻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负责。速告你们的理由以及何时开始坚决进攻的日期。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257〔南方战线的攻势，根据谢·谢·加米涅夫的计划，在8月中旬开始了。六个星期以后，即9月底〕，我写信对否决我的计划的政治局说，“沿着阻力最强的线的进攻已经证明完全对邓尼金有利，正如同所预料的一样……目前我们在南方战线上的局势比总参谋部开始执行它的按照推理得出来的计划的时候更为不利。要闭眼不看这一点是幼稚的。”这时候，许多原来支持这个计划的人，包括已经从东方战线调到南方战线的拉谢维奇，已经看清楚了这个计划的致命的错误。3个星期以前，9月6日那天，我曾经用密码打电报给总司令和中央委员会说：“南方战线斗争的中心困难已经向库尔斯克－沃龙涅什一线转移，那里没有后备兵员。”我也提醒〔他们〕注意下列的问题：“肃清马蒙托夫的努力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成果。由于没有收到机关枪，甚至连少数的汽车也没有收到，摩托化机关枪部队未能建立起来。马蒙托夫显然是在着手通过库尔斯克前线同他自己的部队会师。我们的弱小而分散的步兵部队简直不能对他起什么作用。拉谢维奇的指挥机构因为缺乏交通工具陷于瘫痪。马蒙托夫的会师可以认为是势在必行。战线可能在库尔斯克－沃龙涅什一线被突破的危险正在变得愈益明显。拉谢维奇的下个任务是追击敌人以堵塞这个漏洞。将要用游击式的袭击来骚扰马蒙托夫……破坏铁路将影响从察里津向库尔斯克的调动。而形势迫切要求向西方调动预备队。以急行军方式调遣布琼尼的骑兵军团或许是有可能的。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由于前线机构的全部停滞不动，形势正在日益恶化。我们认为下列的措施是切实可行的：（1）立即任命谢利瓦乔夫为南方战线司令员。（2）谢利瓦乔夫的职务应该由南方战线副司令员叶戈罗夫担负起来。（3）幼派后备部队，包括第二十师，向库尔斯克方向尾追马蒙托夫。（4）把第九军从诺沃罗西斯克方面调到斯塔罗别尔斯克来。（5）把布琼尼的军团尽可能向右方中心地带调动。（6）火速赶运预备队和给养给第八集团军和第干三集团军。”〔此外〕，我建议对某些部队进行重新部署，这实际上等于清算掉已经失败的计划。〔这还是攻势开始不到三星期的事。〕谢雷布里亚科夫和拉谢维奇同我一道在电报上签了字。但是新任总司令〔在坚持错误上同他的前任一样〕倔强，而政治局却坚决支持他。在9月6日当天，我在奥勒尔经过直通电报收到这个答复“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讨论了托洛茨基、谢雷布里亚科夫和拉谢维奇的电报，对总司令的答复予以肯定，并且对目前这种重新审议1919年9月6日决定的战略计划表示诧异。第九六／sh号。受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委托列宁”在两个月之内军事行动的进程就推翻了原定的计划。更糟糕的是，在这两个月的不断的、毫无效果的战斗当中，许多道路已经被彻底破坏，而预备队的集中也远比六、七月间要困难得多了。因此就更加需要把兵力来一个彻底的重新部署。我建议把布琼尼的骑兵军用急行军的速度调到东北方面去，同时把另外几个单位也向那个方向调动。〔但是政治局，当然包括斯大林在内，在这整个期间内继续拒绝接受这些和其他的建议，同时坚持赞同〕总司令发出的指示；〔他反复说道，〕“沿南方战线进军的基本计划仍然坚持不变；换句话说主要的攻击应该由绍林的特别军团发动，其任务是摧毁顿河和库班河一带的敌人。”〔然而〕在此期间进攻已经完全停顿下来。库班河一带的形势，尽管调去了最精锐的部队，仍然变得极其严重起来，而邓尼金正在向北方进军。“为了估价作战计划，”我在9月底写道，“考虑一下它的结果是不算多余的。南方战线得到的兵员比任何其他战线都要多。在攻势开始的时候，南方战线只有不到18万把刺刀和腰刀，以及同等数量的步枪和机关枪。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之后，我们的南方战线的东半部可悲地踌躇不前，而在西半部我们陷于困难的撤退之中，损失了部队，组织机构也遭到破坏……必须在作战计划中去寻找失败的全部原因……具有中常战斗力的部队被调到完全由哥萨克人居住的地方去，而这些哥萨克人并没有前进，只不过是在保卫自己的村庄和家园而已。这种具有民族色彩的顿河战争的气氛对我们的部队起着瓦解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邓尼金的坦克、高明的战术等等使他获得巨大的优势。”〔不久之后〕问题就不再是这个计划的本身而在于它的灾难性的物质上和欣理上的后果了。看来总司令是在仿效拿破仑的格言，希望通过坚持自己的错误，从中获取一切可能的好处，从而取得最后胜利。失掉了信心的政治局坚持自己作出的决定9月21日，我军放弃了库尔斯克。10月13日，邓尼金攻占了奥勒尔，为自已打开了通往土拉的道路，在土拉集中着最重要的兵工厂，从那里再向前进就是莫斯科了。我向政治局提出了两个抉择：或者改变我们的战略计划；或者撤出土拉，破坏掉那里的兵工厂，并抵御直接指向莫斯科的威胁。这时，总司令本人已经抛弃了原来计划的若干部分，他的固执和政治局对他的支持都已经被打破了。10月中旬，为准备反攻而进行的重新部署已经完竣。一部分兵力已经集结在奥勒尔西北准备对库尔斯克－奥勒尔铁路采取行动。另外一部分兵力，以布琼尼的骑兵军为首，位于沃龙涅什以东。这可以说就是我原来坚持采取的计划。〔从这些事实看来，研究一下日后斯大林派的历史学家关于这个时期的记述是有教益的：〕*“在9月和l0月初，邓尼金在南方战线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他在10月13日夺取了奥勒尔。为了挽救南方战线上由于长期失利而造成的极端困难而危急的局势，党中央委员会派斯大林同志到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去。斯大林同志作出了新的对邓尼金作战的战略计划，得到了列宁和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这个计划的实现导致了邓尼金的彻底失败和崩演。”〔在关于谁提出了正确的计划然而遭到了拒绝以及谁应该对错误的、代价大的计划负责这些问题上，斯大林本人的说法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1923年，斯大林谈到了南方战线的史实，其目的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要表明某些政治原则，而实际上是在政治上为自己开脱：〕*“拿军事战略来对比，例如……同邓尼金作斗争……，政治战略的主要特点就可以很容易地描绘出来。大家都记得，1919年底邓尼金逼近土拉时的情景，当时在军事家中间，在究竟应当从何处给邓尼金军队以决定性打击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有趣的争论。有些军事家建议选择察里津－诺沃罗西斯克一线……另一些军事家……建议沿沃龙涅什－罗斯托夫一线……。前一计划……是不利的，因为他主张我军沿着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地域……推进，这就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另一方面，它是危险的，因为它会给邓尼金军队开辟一条经过土拉和谢尔普霍夫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后一个……计划是惟一正确的，因为……它主张我军主力部队沿着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地域……推进．这样不必付出特别的牺牲；另一方面，它可以扰乱向莫斯科推进的邓尼金军队的主力部队的行动。大多数军事家都赞同后一个计划，因而也就决定了对邓尼金战争的命运……”258看起来，斯大林是随手选择了这一段往事来说明政治策略方面的某些概念的。实际上，举这个例子并不是偶然的。1923年来到了。斯大林心中忐忑不安，料想列宁会给他一次狠狠的打击，因此他有意识地中伤列宁的威望。在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大家都很清楚，支持这个错误的、代价高昂的计划的不仅仅有某些“军事专家”（如总司令〔谢·谢·加米涅夫〕），而且有以列宁为首的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然而他宁可提到“军事专家”之间的不一致而不去触及政治局内部的斗争。他知道党的领导干部们记得十分清楚，他是在10月底或11月初，也就是在总司令本人已经在具体实践中摈弃了他自己原定的计划之后，才开始支持我从7月初起就一直主张的计划的。但是在1924年11月19日，列宁逝世十个月之后，斯大林〔又更进一步。他〕开始企图制造一个有意虚构的关于南方战线战事的版本并把矛头指向了我“事情发生在1919年秋天。向邓尼金的进攻没有成功。……邓尼金拿下了库尔斯克。邓尼金逼近奥勒尔。托洛茨基同志从南方战线被召回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中央委员会认为情况紧急，决定召回托洛茨基同志，派新的军事工作人员到南方战线去。新的军事人员要求托洛茨基同志‘不干预’南方战线的事务。于是托洛茨基同志不再直接参预南方战线的事务。南方战线的各个战役，直到我们拿下顿河岸罗斯托夫和敖得萨，都是在没有托洛茨基同志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让他们来试试推翻这些事实吧。”259的确，我在10月10日离开了南方战线前往彼得格勒。我们在南方战线上的反攻本应在10月10日开始。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为了反攻而进行的部队集结已经接近完成，而当时彼得格勒正处于被尤登尼奇占领的生死存亡的关头，更加需要我到那里去。在回忆三年内战时期并查考有关我来往于各战线之间的记录和报道的时候，我发现我一次也没有同一支打胜仗的部队在一起，参与它的进攻并同其他人一道分享它的胜利。我的旅行从来没有一种逍遥自在的性质。我总是到敌人已经突破了战线并且处于困难之中的地段去。我的任务是把溃退的团队变成进攻的部队。我同部队一起退却，但是从来没有同他们一起前进。一旦那些被击溃了的师团重新恢复秩序、指挥部下达了前进的命令之后，我就要同这支部队告别到另一个不利的地段上去，要不然就回到莫斯科去住几天，以解决中央的积压起来了的问题。这样，在三年中我简直没有一次能看到打了胜仗的士兵的笑脸，也没有同他们一道进入过攻克的城市，〔斯大林不会不知道，为什么〕在10月中旬以后，我军在南方战线展开的攻势取得胜利的整个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到那里去过的原因。然而，斯大林的捏造却把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完全加以歪曲了。〔但是，到这时为止，还没有人说过托洛茨基就是导致7月至9月之间进攻邓尼金失败的这个计划的作者。在这期间〕，一切还仅仅限于含糊其词地说什么某些军事工作人员（也不知是向谁）提出过请托洛茨基同志“不要干预”的要求。事实上，中央委员会10月15日发出的13点指示是我用书面提出的，并且经过大家一致通过，包括斯大林在内。列宁、我自己、加米涅夫和克列斯廷斯基都是根据我的建议而成立的一个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的任务是调遣新的工作人员到南方战线上去替换那些由于不断打败仗而感到疲惫不堪的原有的工作人员。斯大林并不属于这个委员会。究竟新派去的工作人员中有哪些曾经要求我“不要干预”，特别是向谁提出过这类要求，斯大林并没有说出来。〔1929年，伏罗希洛夫宣称：〕*“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三项主要条件：1.不许托洛茨基干涉南方战线的事务也不许他越入它的辖区之内；2．必须把一整批斯大林认为没有能力重整部队的干部从南方战线调走；3.必须火速把斯大林选定的有能力执行这项任务的新干部派遣到南方战线去。这些条件完全被接受了。”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由谁接受的？〔这些问题答案是既非斯大林也非他的仆从所关心的。然而即使〕在他把修正这个错误计划的功劳归于斯大林的时候，伏罗希洛夫在1929年也没有敢肯定说这个错误的计划是我作的。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看来，他承认我是反对这个计划的。然而这一个忽略也被最新的历史著作弥补了。〔根据齐奈达·奥尔忠尼启泽的著作，我们看到的是：〕*“斯大林……断然拒绝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总参谋部制定的粉碎邓尼金的旧计划……斯大林在一张致列宁的便条中写道，‘这个疯子建议穿过没有道路的、敌视我军的区域，使我军受到全军覆没的威胁’，……斯大林作出了一个计划来代替这个已经被生活本身所扬弃的计划，根据新的计划，红军要通过无产阶级的哈尔科夫和顿涅茨盆地向罗斯托夫前进……伟大的斯大林的战略为革命赢得了胜利。”〔一口咬定说在南方战线上取得了最后胜利的计划是斯大林作出的这件事里有着讽刺性幽默的味道。然而这个骂倒一切的狡赖就是斯大林本人的作品，它所根据的证明文件就是斯大林给列宁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斯大林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我起初在口头上后来又通过书面形式提出的反驳7－9月计划的论点，而这些论点曾经是他和政治局大多数委员一道所批驳过的。由于政治局的全体委员对这件事的原委都十分熟悉，因此斯大林在当时还不可能想到要把旧计划的责任栽在我的头上。相反地，他怪罪于总司令及其属下的“斗鸡式战略家”，也就是那个在7月间总司令部改组时斯大林所依恃的古谢夫。〔在那封信里．斯大林争论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总司令（大本营）坚持旧计划的呢？显然，只是一种固执己见，也可以说，就是派别成见，最愚蠢和对共和国最危险的派别成见，这种派别成见是斗鸡式的‘战略家’古谢夫在总司令部里培植起来的……”260正当总司令本人推翻了自己的原定计划，改变了把突击部队集中在邓尼金的哥萨克后方的做法而用这支部队展开直接的正面攻击的时候，斯大林又拍了一封电报〔加强那封信的分量〕。政治局除了事后批准用新计划代替旧计划外别无其他抉择。究竟是采取了这样一个决定，还是政治局只不过接受了既成事实而同时内心感到高兴而已，是无法从公开文件中看出来的，也是无关紧要的。〔不过下面这个文件倒是不言自明的：〕*“摘自机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政治局1919年9月14日会议文件。出席：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等同志考虑到：5.斯大林和谢雷布里亚科夫两同志关于增援南方战线和调动某些人员的声明以及斯大林同志为了支持这项声明，作为最后通牒而发来的电报。兹决定：5.(a)委托列宁同志给斯米尔加同志发一封密码电报，征询他对政治局希望作出的某个调动的意见。（b)委托托洛茨基同志以政府的名义向总司令加米涅夫传达必须攻占库尔斯克并且向哈尔科夫和顿涅茨盆地进击的政治经济性质的指示以及如何根据这个指示把从东方战线和哈萨克斯坦战线抽调来的增援部队分配到南方战线和东南战线上去的步骤（这项指示的正式文本附后）。同时建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据上述指示的内容亲自同总司令进行商谈。(c)通知斯大林同志，用辞职作最后通牒来支持个人工作上的建议这种作法是绝对不能容许的。”〔1919年12月4日，伊万·斯米尔诺夫自东方战线报告说，〕“高尔察克已经丧失了他的军队……不会再发生战斗了……我希望在抵达森林车站以前就把他的流动参谋部全部俘掳……从我们追击的速度看来，到12月20日巴尔纳乌尔和诺沃尼可拉也夫斯克将在我军手中。”〔在西北战线上，尤登尼奇已经被全部击溃。在南方邓尼金也在逃窜之中。由于邓尼金想借助于暖昧的“土地改革”争取农民支持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在战场上又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因而失去了军事专家和地主的支持，白卫军也对他失去了信心。1920年3月26日，他正式辞去了总司令职务，由曾经把被击溃的白卫军在克里木重新纠集起来的弗兰格尔男爵接替。〔在高加索战线上，白卫军还在给红军的骑兵和步兵以沉重的打击。在1920年2月1日和2日的战斗中，马蒙托夫击退了红军的进攻并且在诺沃切尔卡斯克附近转入攻势。包括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在内的高加索战线上的红军部队不仅由于战斗伤亡而且由于斑疹伤寒的流行而削弱了。增援部队和补给因为铁路上的混乱状况而未能如期到达。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把援军和给养运到高加索战线去。列宁和托洛茨基乃求助于此时正在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的斯大林：〕“中央委员会认为，为了挽救战局，需要你立即取道绍林目前所在迭巴利策沃驰赴高加索战线的右翼。同时你应该采取非常手段从西南战线抽调大量增援部队和干部。为了稳定局势已经把你编入高加索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继续担任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职务。第九／sh号1920年2月3日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复电的文本已经找不到了，但是看来他大概是以目前岗位上的任务繁重为理由拒绝接受这个新的任务。这件事使我们又发了下面这封电报：〕*“如果你能够在今后数星期内集中全部注意和精力，把支援高加索战线的工作置于西南战线的利害考虑之上的话，中央委员会并不坚持你非去不可。已经派阿尔热诺夫前往沃龙涅什督促必要的调动工作。请予以必要的合作并把调动工作的进展确切地通知我们。第五一二号。1920年2月4日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两个星期之后，列宁打电报给斯大林说：〕*“政治局考虑到肃清邓尼金是最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因此不要求你亲自到高加索战线去，但是你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把增授部队赶运到那里去。第三四号。1920年2月15日。列宁”〔第二天列宁又就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阐释：〕高加索战线情况日益严重。照昨天的形势看，罗斯托夫和诺沃切尔卡斯克很可能失守，敌人还企图乘胜北进，威胁顿河区域。请采取非常借施，加速调运第四十二师和拉脱维亚师，并加强其战斗力。我想你会对整个局势作出估计，施展出你全部力量，取得重大成就的。第三六／sh号列宁”〔斯大林的答复如下：〕*“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绝密列宁密码抄送党中央委员会我不清楚为什么把高加索战线的责任首先加在我的身上。按事物的常理看来，加强高加索战线的责任完全在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它的委员们，据我听知，健康状况都极为良好）而不在于斯大林，因为他无论怎么说工作己经是过于繁重的了。第九七O号。1920年2月20日。斯大林”〔就此，列宁发出了下面这封鞭策斯大林的电报：〕“从西南战线向高加索战线赶派援军的职责已经交给你了。总之，大家应该尽一切可能予以援助而不应该拿部门的职权范围来支吾搪塞。第三七／sh号。1920年2月20日。列宁”“莫斯科库尔斯克，1920年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月19日。托洛茨基同志：谨向你发出紧急呼吁，请把我从无所事事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我毫无充分理由地呆在西南战线司令部已经将近三个星期，而两个月来一点工作也没有做。我既找不出拖延的原因也无法获得新的任命。如果在我指挥各集团军的近两年期间，我还作出了一点点贡献的话，我恳求你给我以发挥我的才能的机会，如果在前线上没有这种机会，那么请让我在运输方面或者在军事人民委员会找到一点事做。第二号。集团军军长图哈切夫斯基”〔显然，斯大林并没有在西南战线上为图哈切夫斯基找到发挥他的才干的机会。而在这条战线上，斯大林以其作为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的委员所享有的政治威望，实际上是那里的主宰。图哈切夫斯基那时还只有20多岁。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以前，他在沙皇的军队中充当尉官。十月革命把他全心全意地争取了过来。他不仅在红军中服务而且成为共产党员。他转眼之间就在前线上出了名，在一年之内就升为红军将领。就连被他的出色的战略天才击败了的敌人也都羡慕地承认他这种天才。托洛茨基在他这封电报上批道：“转告列宁和斯大林两同志。”在这件事以后究竟马上采取了什么步骤不得而知。但是有一件事是有案可查的：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西方战线司令员并负责向华沙展开攻势行动。〔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时刻起，波兰共和国就对它抱着敌视的态度。波兰人不顾1919年国际联盟把维尔诺划归立陶宛的决定攫取了这个地区，之后，又侵入白俄罗斯领土，并在秋季占领了明斯克和沃尔希尼亚和波多利亚的大片土地。面对着邓尼金将军的胜利，他们又转入沉寂。他们唯恐保证要恢复沙俄帝国的领土完整的白军取得胜利之后，将不仅对于波兰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野心、而且对于波兰本上不利。但是在红军开始给予邓尼金以决定性的打击的时候，他们立刻又活跃起来。在新近成立的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队的支持之下，波兰军队在1920年l月占领了得文斯克迫使红军放弃了拉特加利亚，在3月间占领了莫泽尔，并且在波兰的“解放者”约瑟夫·皮尔苏茨基亲自统率下，在4月间会同已经垮台了的佩特留拉政府的部队，向乌克兰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虽然红军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作战的，然而苏维埃政府的目标却不仅是要打退进攻，而且要把布尔什维克革命引入波兰，并由此为共产主义打开进入欧洲的大门。〕4月30日，我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说“正由于它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它将具有极端紧张而严重的性质。”因此必须“认识到对波兰的战争不仅仅是西方战线的任务，而且是整个工农俄罗斯的中心任务。”5月2日，我通过报纸发出了一个普遍的警告，要大家不要对波兰革命寄予过于乐观的希望：“这场战争将以波兰的工人革命而告终，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另一方面，要设想这场战争将引起一场革命却是没有根据的……认为胜利……简直是垂手可得的想法是极端轻狂的。”5月5日，我在全苏机关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时说道：“认为历史将开始为我们揭开波兰的工人革命并且因此使我们无须进行一场武装斗争的设想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在结语中说道：“同志们，我希望你们从这次会议上把这种思想带回去作为你们的主要结论，那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场斗争将是一场艰巨而紧张的斗争。”在这个时期中，所有我发出的军事上的命令和公开声明都充满了这个思想。5月9日，我在斯摩棱斯克签署的一项命令宣称：“目前西方战线是共和国最重要的战线。”“补给机关必须准备好进行一场持久而顽强的斗争而不是一次轻易而短暂的战役。”我反对向华沙挺进，因为，鉴于我军的兵力和物资薄弱，这次进军只有在波兰内部立即发生起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功，而这一点是绝对没有保证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实质我已经在我的自传里用最概略的词句加以阐述。这次战役的主要策动者是列宁。支持他反对我的有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甚至还有小心翼翼的加米涅夫261。李可夫是在这个问题上站在我这一边的中央委员之一，但是他还不是政治局委员，拉狄克也反对这场在波兰的冒险。所有当时的机密文件现在都在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的手中，在这些文件中哪怕只要有一句话能够支持后来关于这场冒险的说法，它早就会被公布了。正是这种说法得不到证实，特别是各种叙述矛盾百出的情况，说明在这里我们也不得不与同样的热月262党人式的神话打交道。在华沙附近遭遇到的灾难之所以达到那样异乎寻常的程度，原因之一在于指向利沃夫（林堡）的由南方战线各军组成的西方集团军司令部的指挥不当。斯大林是这个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首脑。他要在斯米尔加和图哈切夫斯基预定进入华沙的时候，不惜以一切代价同时进入利沃夫。我军向维斯杜拉河的迅速前进已经迫使波兰军队的指挥部把全部力量，以及在法国军事代表团的协助下调动的大批预备队集中在华沙和卢布林带。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西南战线的前沿同主要的西方战线的前沿成直角分道扬镳：斯大林独自作战。当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受到的威胁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总司令命令西南战线把前进的方向急剧地转向扎莫斯蒂－托马舍夫一线，以打击华沙附近的波兰部队的侧翼，然而西南战线司令部，在斯大林的怂恿下，却继续向西方前进：难道占领利沃夫本身不是比帮助“别人”攻占华沙更重要吗？在三四天内我军总参谋部还没有能使这项命令付诸执行。只是在再三催促，外加威胁之后，西南战线司令部才改变了前进的方向。但是这时，几天的拖延已经产生了致命的影响。8月16日，波兰人展开反攻，并且迫使我军后撤。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一次不公开的会议上就波兰战事进行秘密辩论的时候，斯大林竟公然拿出了一项惊人地恶毒而不真实的声明，说西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成员斯米尔加“欺骗了中央委员会”，因为他作出了在一定时候拿下华沙的“许诺”，却没有实现他的“许诺”。西南战线也就是说斯大林自己的行动，据说是早已由斯米尔加的“许诺”所决定了的，因此这场灾难性的失败的责任应该由斯米尔加来负。代表大会在沉默的敌意中倾听了这个眼里闪着黄光、满脸阴沉的演说家的演说。斯大林的演说除了打击他自己以外没有起丝毫作用。没有一个人投票支持他。我当场对这种惊人的含沙射影提出了抗议：斯米尔加的“许诺”不过是说他希望攻下华沙；但是这种希望并不能排除意外的因素，而这是一切战争中都会有的，而且这种许诺绝不能给任何人以按照事先的设想而不根据战事的实际发展来行动的权利。这些异议使列宁大为烦恼，他加入了讨论并且表示大家不需要责难某个具体的人。为什么斯大林不把这次辩论的速记记录予以公布呢？1929年，叶戈罗夫〔他是波兰战役期间西南战线的司令员，第一次公开企图为他的行动辩护，他写了一篇专论题目叫做〕“利沃夫－华沙”，〔在这篇文章里他不得不承认：〕*“……我们所有的历史家正是在这一方面批评了西南战线的战事。根据现有文件来了解这一战役的人没有一个不认为，西方战线的失利是同西南战线的行动直接有关的。在这种意义上，对西南战线司令部的指责基本上可以归纳为：西南战线采取了完全独立的作战计划，既没有从整个波兰战线的全局，也没有从友邻的西方战线的战况来考虑；在决定性的时刻，没有给西方战线以必要的配合……总起来说，这就是所有的，包括最近发表的，多多少少是论述1920年前线上的相互影响问题的著作中所一再重复的说法……例如，在麦·莫夫钦写的一篇严肃而有趣的著作《据马恩河及维斯杜拉河战役的经验所作的嗣后诸战役》（国家出版局1928年出版）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话直接提到：‘西南战线没有执行总司令关于指派第一骑兵军向扎莫斯蒂－托马舍夫方向前进的不容置疑的命令。’(74页)我们的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就是根据这些和类似的文件学习波兰战史的，而且他们在离开学校之后还把这类印象带到我军部队中去。简言之，关于西南战线在1920年扮演着灾难性角色的神话现在显然已经不引起丝毫怀疑，并且已经公认为未来的战术家和战略家所应该研究的史实了。”作为西南战线总司令，并因而要对斯大林的一意孤行的战略负严重责任的叶戈罗夫，要用比较有利于自己的对1920年的军事行动的解释，来减轻他的错误的严重性，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但是，叶戈罗夫在事情发生九年之后，在“关于西南战线扮演着灾难性角色的神话”，用他自己的说法，已经得到明确的肯定，而且甚至于成为战争史的部分的时候，才企图为自己辩护，这一事实却立刻引起了怀疑。事实上，所以迟延的原因，是军队和国家由于波兰战役的失利而遭受到巨大的苦难，他们对任何歪曲事实的做法特别是出自对这次失败负责的人们的歪曲，将会感到很大的愤恨。他不得不等待时日并保持缄默。至于我这方面，本着为整个政府的威信着想以及不愿意把争论引入已经就够纷扰不堪的军队内部去的精神，我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一个字来提醒他们关于这次战役之前进行的激烈争辩。叶戈罗夫只有等到极权主义政权建成之后才能出来进行反驳。小心翼翼的叶戈罗夫自己是作不了主的。这本书毫无疑问是直接受斯大林的指示写的，虽然看来令人难以置信，这本书里却始终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让我们记住，系统地审查历史的最初阶段就是1929年开始的。但是，虽然叶戈罗夫企图减轻斯大林和他本人的罪过，他还没有企图把罪责加在另一方的头上。伏罗希洛夫在1929年发表的由他签署的彻头彻尾辩解性的文章《斯大林与红军》里也没有这样做。伏罗希洛夫含糊其词地说道，“由于我军在华沙附近的失利，中止了已经准备好的向利沃夫的前进，这时距离华沙仅l0公里的骑兵军也中止前进了。”然而，事情不能仅止于自我表白。在这种问题上，斯大林是从不半途而废的。把责任转嫁给曾经反对向利沃夫进军的人们的时机终于来到。〔1935年，党员教授〕沙·拉比诺维奇〔在他的〕《国内战争史》中〔写道〕：*“第一骑兵军已经卷入了攻占利沃夫的战斗，除了拿下利沃夫之外它没有办法能够直接支援西方战线。它不可能为西方战线提供更多的援助，因为那样做就要从利沃夫附近抽调大批部队。托洛茨基不顾这个事实坚决下令把第一骑兵军从利沃夫撤下来集中在卢布林附近，以便给正在向西方战线各部队侧翼前进的波兰军队的后方进行打击。由于托洛茨基这个极其错误的决定，第一骑兵军不得不放弃了占领利沃夫的计划，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没有能够给西方战线的部队以任何帮助。”〔当然，〕这种可能性之所以丧失只是由于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的骑兵，遵从叶戈罗夫和斯大林的指示而违反总司令的命令，拖延了好几天才转向卢布林进军。〔但是一年以后，军事杂志〕《红骑兵》在《第一骑兵军的战斗历史》〔这篇文章里说得严重了〕。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声称，骑兵军……“不仅没有能阻止波兰军队从布格河撤退，而且甚至没有能击破波兰军队向进军华沙的红军部队侧翼发动的反攻。”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只关心新近占领的加里西亚这个次要的目标，根本不愿意帮助图哈切夫斯基执行向华沙进至这件主要的任务。现在伏罗希洛夫却争辩道，只有占领利沃夫才能使他“给予波兰白卫军及其突击部队的后方以沉重的打击。”简直无法理解，究竟为什么拿下距离主战场300公里之遥的利沃夫，就能够对这时候已经把红军驱逐到华沙以东100公里去的波兰突击部队的“后方”给以打击了呢？为了要打击波兰军队的“后方”，那就必须首先追击他们，因而首先必须放弃利沃夫。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反而要去夺取它呢？利沃夫本身并不是毫无军事价值的，然而只有发动加里西亚人起而反抗波兰的统治才能使夺取利沃夫具有革命的意义。但是这样做需要时间，军事方面的任务和革命方面的任务在进度上完全不相吻合。从敌人即将在华沙附近展开决定性反攻的危险已经显而易见的时候起，继续向利沃夫前进就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简直是罪恶了。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刻，两条战线之间的嫉妒心理起了作用。据伏罗希洛头〔本人承认，斯大林毫不犹豫地违反了各项准则和命令。〕在我看来我军的形势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皮尔苏茨基这祥写道。“在黑暗的地平线上我所见到的一线光明是布琼尼无法向我军后方发动进攻……这个弱点已经由第十二军暴露出来了。”根据斯人林委员的命令，这个军没有支援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却同它失去了联系。〔好几年之后，为了替斯大林的行动辩护，《红星报》愤怒地叫喊道：〕“为了掩盖他的可恶的、失败主义的指挥调动，叛徒托洛茨基故意地有意识地造成第一骑兵军向北方的调动，大概是去支援西方战线的吧。”不幸的是，我可以再加一句，我造成这次调动还是太晚了一些。如果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这个无知之徒不到加里西亚去“独自作战”，如果红军的骑兵能及时赶到卢布林，红军就不会蒙受到那种惨败了。由于这场惨败我国被迫接受里加和约，它把我国同德国分割开来并因而对两国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坚决向华沙的进军引起了希望之后，接踵而来的失败像地震一样地震撼了全党，打破了它的平衡，并且在所谓的工会讨论中得到部队的反映。〔党的历史学家纳·波波夫在1930年2月23日的《真理报》上写的一篇文章里，承认向华沙的进军是政治局的错误，同时又说，〕“……托洛茨基是作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而反对这次进军的，他觉得从外部把革命输入波兰是不能容许的。为了同样的原因，托洛茨基反对红军在1921年2月援助格鲁吉亚起义者的做法不论在1920年7月的波兰问题上还是在1921年2月间有关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问题上，托洛茨基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考茨基式的论调都受到中央委员会的有力的批驳。”〔五年以后，拉比诺维奇在他的《国内战争史》中把托洛茨基〕“在波兰战争期间的错误”〔说成是〕“这样一种根本的政治”〔立场，即〕“对于我们来说，战争的目的是促进并加速波兰的革命，用红军的刺刀把革命输入欧洲……否则俄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论点，声称‘波兰战线是苏维埃共和国生死攸关的战线’。”过去的指控这样一来又颠倒过来了。迟至1930年，我还被公认为反对向华沙进军的人，我的罪名是不愿意用刺刀来传播社会主义。但是在1935年，却又宣告说我是主张向华沙进军的，支配着我的是我要用刺刀把革命输入波兰的决心。就这样，斯大林逐步地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解决着这个问题，他把华沙战役的责任加在我头上，而事实上我是反对这次战役的红军的惨败由于波兰国内并没有出现革命而早已注定，并且由于他自己的专断独行的战略而更加恶化，然而这场惨败的责任他却加在我的头，虽然我事先曾经警告过他们可能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并且呼吁他们不要热中于诸如占领利沃夫之类的昙花一现的胜利。把罪责一点点转嫁给反对他的人是斯大林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根本手段，这种手段在莫斯科审判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我们还可以顺便提一下，斯大林对于波兰战争没有作过任何值得注意的建议性的贡献。当时的函电表明，我有机会逐日与之通信以决定有关波兰战争的日常政策的人是：列宁、契切林、卡拉汉、克列斯廷斯基、加米涅夫、拉狄克。这六个人当中只有列宁死得是时候。契切林在完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在屈辱中死去；拉狄克在监禁中了却残生；卡拉汉、克列斯廷斯基和加米涅夫都被处以死刑。波兰战役的结束使我们以集中兵力对付弗兰格尔，他在春季期间跑出了克里米亚半岛，摆出了要拿下顿涅茨盆地的架势，使共和国的煤炭供应处于危殆之中。在尼科波尔和斯塔霍夫卡展开的几次雷霆万钩的攻势把弗兰格尔的部队逐出了他们的阵地，红军继续前进，在战役的高潮当中摧毁了锡瓦什地峡的工事。克里米亚又重归于苏维埃政权的控制之下。〔可以料想得到，“这场迫于眉睫的战斗中的基本战略思想是斯大林同志本人制定的。”叶戈罗夫在1935年11月14日的《真理报》上写的一篇纪念击败弗兰格尔15周年的文章里说道：〕*“托洛茨基所持的最为有害的观点是，弗兰格尔战线只不过是一条具有三等重要性的防线而已。斯大林同志不得不挺身而出以最坚决的态度反对这种最危险的观点。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完全支持斯大林。”只要提一下这件事就够了，谢·古谢夫，如同现在的美赫利斯一样，当时是斯大林在红军中的真正的代理人，他在1925年〔发表的〕题为《弗兰格尔的溃败》这篇文章中，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在整个内战期间，斯大林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政治力面，始终是一个第三流的人物。他主持过民族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大会以及某些民族的代表大会。他同芬兰、乌克兰以及巴什基里亚人进行过谈判，也就是说执行着政府授予的必要的但毕竟是次要的任务。他没有参与有关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苏维埃的以及第三国际的主要方针政策的事务。在l921年12月举行的俄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上，雅罗斯拉夫斯基以组织委员会名义提出了下列这张主席团名单：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奥尔忠尼启泽、雅罗斯拉夫斯基、苏利莫夫、科马罗夫、鲁祖塔克、伊·尼·斯米尔诺夫和鲁希维奇。这张名单在它的成员和排列次序两方面都是有趣的。名单的作者，亦即雅罗斯拉夫斯基提名的一些老布尔什维克，把季诺维也夫放在第二位以提醒大家他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前四名以外的其他成员也都是老布尔什维克，他们都是区一级的领导人。这张名单上没有斯大林的地位，而日期却标明是1921年年底。这时内战已经完全结束。它并没有使斯大林成为领袖。 |
第九章内战第九章内战当人们读目前的历史著作时，在每个事件中都可发现有大逆不道的事情：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托洛茨基没有执行列宁的训令；在南部战线，托洛茨基违抗列宁的指示；在东部战线，托洛茨基的行动违反列宁的命令，诸如此类等等。首先，应该指出，列宁不能个人给我下指示，党内的关系不是那样。我们都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解决所有不同的意见。每当列宁和我有不同意见时（这种情况并不止一次），问题就自动提交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决定。因此，严格说来，从来不发生我违反列宁指示的问题。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形式的一面。迫究到实质问题，人们就不能不问，对于这样的列宁是否有充分理由应该执行他的指示：他所任命的军事部领导人是一个只会犯错误和犯罪的人；所任命的国民经济领导人——李可夫是一个“自己供认”的资本主义复辟者和后来的法西斯主义代理人；所任命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是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叛国者季诺维也夫；所任命的党报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是未来的法西斯匪徒布哈林。在斯大林时期的所有红军领导人——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鲁彻尔、布琼尼、雅基尔、乌波列维奇、加马尔尼克、德宾科、费德拉、〔科克、普特纳、费尔德曼、阿尔克斯尼斯、埃德曼、普里马科夫和其他许多人〕等在我担任军事部领导人的时候，都一度被提升到军事负责职位，多半是在我视察前线和直接监督他们的军事工作的时候由我亲自提升的。因此无论我自己的领导工作多么差，在挑选最优秀的军事领袖这一点上显然是够好的，因为斯大林在千几年中找不到可以代替他们的人。的确，几乎所有的内战时期的红军领袖，以及所有后来缔造我们的军队的人，最后都变成“叛国者”和“间谍”。但这并没有改变情况。保卫过革命和国家的是他们。如果在1933年，会发现红军是由斯大林而不是别人缔造的话，那么挑选了那么一批指挥员的责任就会由他来担负。御用的历史家要从这个矛盾中解脱出来并没有一些困难，但用了很直截了当的办法。他们把任命叛国者担任领导职位的责任全归于我，而把正是这些叛国者所取得的胜利的荣誉都无保留地归于斯大林。今天，由于斯大林自己编纂的一本历史，这种举世无双的历史分工，每个小学生都知道了。内战时期的军事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挑选必要的工作人员，适当地使用他们对指挥人员建立必要的监督，消除有嫌疑者，施加压力，进行惩罚。行政机器中的所有这些活动完全适合斯大林的才能。然而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有必要把人这个原料变成为一支军队，打动指挥官和士兵的心灵，激励他们的正确情操，鼓舞他们对新领导人的信心。关于这方面，斯大林完全无能。例如，就不可能设想斯大林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团前面出面；在这方面他根本没有任何资格。他从来不亲自向军队发表书面文告，显然是对自已的学院式文章缺乏信心。他在他所工作过的战线地区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他的影响一直是间接的、官僚主义的、警察式的。我记得在内战时，曾经问过当时同斯大林在南部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谢雷布里亚科夫，为了节约部队力量，他是否可以无需斯大林的协助。谢雷布里亚科夫回答说：“不，我不能像斯大林那样施加压力，那不是我的专长。”这种“施加压力”的能力就是列宁对斯大林那么器重的东西。国家机器“施加压力”的力量越大，革命精神被撇离这个机器越远，斯大林就越加自信。如果前线吸引斯大林的话，它也使他讨厌。军事机器保证有可能发号施令。但是斯大林并不是那个机器的首脑。最初他只统率20个军中的一个军；后来他领导五六个战线中的一个战线。他建立了严厉的纪律，紧紧抓住所有的杠杆不容许不服从。同时，作为一个集团军的统帅，他有系统地怂恿别人违反战线领导人的命令在领导南部或西南部战线时，他违反了总司令部的命令。在沙皇军队中，除军事上的从属关系外，还有一条不成文的关于从属关系的规定：那些具有某种指挥官或高级行政职位的大公们，常常不把上级军官放在眼里，从而在陆海军的管理中造成混乱。我记得曾对列宁说，斯大林不适当地利用其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地位的便利把大公的权力带入我们军队之中。〔十年以后〕，伏罗希洛夫在他的关于斯大林和红军的文章中〔毫无隐讳地承认：〕“斯大林准备违反任何规章，任何从属关系。”宪兵是从不法之徒中招募来的。上下级之间有矛盾是自然的事。集团军一级几乎总是对战线一级不满，战线一级总是对参谋部有意见，特别是在情况不十分顺利的时候。斯大林的特点，是他有系统地利用这种摩擦，使它们发展成为激烈的抗争。斯大林把他的合作者拉进危险的冲突从而把他们捏合在一起，使他们更依赖他。有两次，中央委员会直接下令把他从战线召回，但是每当形势有新的转折时，他又被派出去。尽管屡有机会，他在军队中并未建立起威信。可是那些在他指挥下的军事合作者一旦被拉入反对中央的斗争之中，以后就一直同他保持密切的关系。察里津集团成了斯大林派的核心。斯大林在内战中起过什么作用也许下述事实最足以说明：在内战结束时他的个人威望毫无提高。当时的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说出或写出这样的话：斯大林“拯救”了南部战线，他在东部战线起了重要作用，甚至关于他拯救了察里津使它免于陷落。在有关内战的许多文件、回忆录和文集中，斯大林的名字不是根本未提就是同很多其他名字并提。而且，波兰战争给他的名誉沾上不可抹除的污点——至少在党内较熟悉情况的人士之中。他躲避参加反对弗兰格尔的战役，究竟是因病还是有其他考虑，现在很难断定。无论如何，内战时，他在群众中是不出名和陌生的，就像他在十月革命中一样。现在的历史家写说：“在1918－1920年那个困难时期，斯大林同志从一个战线调到另一个战线，调到革命的最危险地点。”在1922年，教育人民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包括15篇文章的《五年文集》，其中一篇关于“缔造红军”，一篇关于“在乌克兰的两年”都是谈到内战的。这两篇文章都没有一个字提到斯大林。次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内战》的包括两卷的文集。它的内容是关于红军历史的文件和其他材料。当时还没有人有兴趣使这种文集带有倾向性。在这整个文集中，没有字提到斯大林。同年，即1923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共有400页的书，名为《苏维埃文化》，其中关于军队的部分，在《红军的缔造者》的标题下，印了许多张相片。这中间没有斯大林。在题为《十月革命后第一个七年中的革命武装部队》的部分，斯大林的名字甚至都没有提到。然而，这部分的插图中不但有我的相片、布琼尼和布鲁彻尔的相片，甚至也有伏罗希洛夫的相片。其中提到的内战时期领导人，不但有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德宾科、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乌波列维奇、普特纳、沙兰戈维奇，而且还有其他许多人几乎他们后来全部都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并被枪杀，其中〔只提〕两人——弗鲁姆金和谢·加米涅夫是在自然情况下死的〔无疑，这只是因为他们能在大清洗之前死去〕。关于弗鲁姆金死亡的情况，仍然罩着疑云。这本书中提到的人中，有内战中任波罗的海和里海舰队司令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他在1935年斯大林对外交使团进行清洗时，拒绝从他在苏联驻保加利亚公使任所奉召回苏联。在写了一封控诉斯大林的公开信之后，他突然在神秘情况下死去，显然是被毒死的。〕【伏罗希洛夫不动声色地争论说，“在1918－1920年期间，斯大林或许是中央委员会中仅有的被从一条战线派往另一条战线的一人”。无疑地，“或许”这个字是伏罗希洛夫有意用来安慰自已的良心的，因为当他写那句话的时候，他是完全知道下述事实的：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委员和代表在内战中所起的作用都不比斯大林小，有些人还比他大得无法估量——其中有依·恩·斯米尔诺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拉谢维奇、穆拉洛夫、罗森霍尔茨、奥尔忠尼启泽、伏龙芝、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别尔津、古谢夫。他知道，所有这些人或作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或作为战线领导机构的成员，集团军领导机构的成员，或者领导几个集团军和战线，有的甚至作为军事指挥员（如索柯里尼柯夫和拉谢维奇），在各个战线上呆了整整三年，而斯大林在内战三年中在各战线的全部时间还不到一年。】在一些官方出版物中，似乎是根据档案中的某种证据，顺便提到斯大林一度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没有具体提到他是在哪一个时期参加这个最高军事机构的。在1928年一切权力都集中到斯大林手里的时候，由三个作者编写的一篇专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十年》中说：“1919年12月2日，古谢夫同志参加了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后在内战整个期间，斯大林、波德沃伊斯基、奥库洛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谢雷布里亚科夫都在不同时期被任命参加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尼·列·美舍利亚科夫在1924年编纂的一本共产党历史中，在肆意重复了关于斯大林“在内战时期主要时间在前线”的谎言之后，还说斯大林“从1920至1923年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列宁的《杂文》第二十卷（第九页）中，提到斯大林“从1920年起——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在1931年《真理报》红军节那一期中，出现了三个“未发表过”的文件——都是1920年的电报，其中一封电报是斯大林作为共和国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打给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的，日期是6月3日；第二封电报是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打给上述身份的斯大林的关于前线情况的例行报告，日期是6月25日；第三封电报是南部战线怀念伏龙芝打给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的，报告对弗兰格尔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就是内战本身的结束，电报日期是11月15日。根据这些文件，也就是迄今为止发表过的证据，似乎斯大林确实曾是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最少是从1920年6月3日至6月25日，三星期多一点，还没有过在那一年，那两个日期以前和以后的证据被引用来证明他是那个委员会的委员。为什么没有呢？的确，军事部出版的收集有我的命令、文告、演说的五卷文集，不但被没收和毁坏，而且禁止提到它，更不要说引用它了。党的正式历史杂志《无产阶级革命》1924年10月出版的一期就完全是内战的文件的这五卷写道：“在这些……卷册中，研究我们革命的历史家将可以找到大量十分宝贵的文件材料。”但是在军事部的档案中，还存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速记记录。这个机构的记录极为精确并且保存得十分安全。为什么不援引这些材料来确证斯大林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实际时期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在这些会议的记录中，没有提到他出席，只有一两次他作为地方性问题的请求者时是例外。记录中从来没有提到他是委员会的实际委员，更不要说根本不存在的“主席团”了。然而，斯大林是在1920年春天被党中央委员会任命为那个机构的委员的。】对于这种令人困惑的情况的解释，就我所能记忆的，相当能说明斯大林的性格。在内战整个期间，我在每一次同斯大林的冲突中，总是设法使他处于一种必须明确的阐述对军事问题的意见的地位。我设法把他的愠怒情绪和暗中反对变为公开的反对，也就是让他公开参加一个军事领导机构。列宁和克列斯廷斯基完全支持我的军事政策。我在取得列宁和克列斯廷斯基的同意后，终于使斯大林被任命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我已不记得是以什么借口。斯大林只好接受这个任命。但他找到了简单的对付办法：以工作过于繁忙为借口，他一次也没有参加〔那个最高军事机构的〕会议。现在看来似乎很奇怪在苏维埃政权的头12年中，既没有人提到斯大林在军事方面的“领导”，甚至也没有人提到他“积极”参加内战。可是这很容易解释，简单的事实是：当时还有数以千计的军人知道事情真相和事件的过程。【即使在1930年《真理报》在红军节出版的一期上，也还没有宣称斯大林是整个红军的主要组织者，而只说是红军骑兵部队的主要组织者。在那一天之前的八年，即1922年2月23日，《真理报》曾经在一篇关于内战的文章中发表过稍为不同的关于建成红军骑兵部队的说法：*“马蒙托夫占领了柯兹洛夫和坦波夫一个时期，造成很大破坏。托洛茨基同志为了组织骑马的群众而提出的口号“无产者，骑上马！”受到热烈欢迎。到了10月19日，布琼尼的军队就在沃龙涅什指挥下对马蒙托夫进行打击。”〔一直到〕1926年，不但是在我被免除军事部的职位之后，而且是在我已经遭受残酷迫害之后，军事学院出版了一本历史研究著作《革命战争是如何进行的》，其作者都是著名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在书中还写道：“托洛茨基同志的‘无产者，骑上马！’的口号是完成组织红军的那一方面工作的激奋人心的口号。”这里提到的“那一方面工作”就是指红军骑兵部队的缔造在1926年，还没有人提到斯大林是骑兵部队的组织者。〔伏罗希洛夫坚持〕斯大林在组织骑兵部队方面的伟大作用。伏罗希洛夫写道：“这是把骑兵师联合为大到一个军的单一部队的第一次试验。斯大林预见到骑马的群众在内战中的威力。他透彻地了解他们在一次毁灭性军事行动中的极大重要性。但是以往没有人有过使用骑兵军团作战的独有的经验。科学著作中也没有写到它。因此，这种措施引起了惊奇或者直接反对，特别反对它的是托洛茨基。”〔伏罗希洛夫这样争辩，只是暴露了他对军事问题的无知，这种无知的程度只有他的回避事实的本领能超过。〕要点在于，是把两个师团和一个神枪手旅合并为一个特别骑兵军，还是把这三支部队交给一个战线的指挥官支配这样的问题，根本同是否认识到骑兵部队重要性无关。最重要的标准是关于指挥官的问题：布琼尼是否有能力统率这样多的骑兵？他是否有能力从担任战术任务提高到担任战略任务？如果没有一个熟谙和理解骑兵的优异的战线一级的指挥官，没有可靠的通信手段，那么成立一个特别骑兵军就是不明智的，因为过分集中骑兵总是可能减低骑兵部队的基本有利条件，即其机动性。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具有插曲性质，如果历史能重演，我还会再重申我的怀疑。〔可是，由于特殊情况是那样，〕我们的确成立了骑兵军。〔实际上，〕创建红军骑兵部队的运动是我在1919年许多月工作中的主要部分。有如我在其他地方讲过的，红军是由当时在动员农民的工人建成的。工人比农民优越的条件不但在于工人的总的文化水平，而且特别在于他们善于使用新技术的武器。这就使工人在军队中具有双重的有利条件。至于骑兵，情况就很不一样。骑兵的故乡是俄罗斯的草原。最优秀的骑手是哥萨克人。其次是草原上拥有和熟悉马匹的富农的子弟们。骑兵部队是旧军队中最反动的部分，它比军队中其他任何部分都更久地支持沙皇政权。因此，建立一支骑兵部队就有双倍的困难。必须使工人习惯于马匹。必须使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无产者实际骑上马背，即使只是担任政治委员或者基层的列兵。他们的任务是在骑兵部队的中队和团队中建立坚强和可靠的革命小组。这就是我的“无产者，骑上马！”口号的含意。全国各地，所有工业城市，都贴有这个口号。我跑遍全国各地，给可靠的布尔什维克工人布置关于建立〔骑兵〕中队和〔骑兵〕团队的任务。我的一个秘书波兹南斯基亲自专门负责建立红军骑兵部队的工作——我应该补充说，他的这个工作是十分成功的。单单是骑上了马的无产者的这个工作就实际上使不健全的游击队转变为训练良好的骑兵部队，（并且使成立一支可靠的骑兵部队成为可能）。苏维埃政权有三年在进行内战。全国的政府工作都由军事部决定。所有其他政府活动都从属于它。重要性仅次于它的是供应人民委员部。工业主要是为战争服务。所有其他部门和机构经常缩小精简，有些甚至完全撤销。所有积极和英勇的人都被动员起来，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各人民委员部的成员以及其他〔担任领导职务的布尔什维克〕，多半时间都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或有时作为集团军军长，在前线度过。战争本身对于一个前几个月还在地下的革命政党，是一个训练政府纪律的严格学校。战争通过它的无情要求，从党内和国家机器中把渣滓淘汰出来。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只有很少几个人留在莫斯科：列宁是政治中心人物；斯维尔德洛夫不但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且还是党的总书记〔甚至在那个职位还未正式设立之前〕；布哈林是《真理报》主席。季诺维也夫留在彼得格勒担任这个城市的政治领导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不适合于做军事工作。莫斯科的领导人加米涅夫数次被派到前线去，虽然他的天性也不是一个军人。拉谢维奇、斯米尔加、伊·尼·斯米尔诺夫、索柯里尼柯夫、谢雷布里亚科夫等〔主要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差不多都经常在前线。即使只是简单地列举一下这些和其他许多战士在地下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和内战中的业绩，也会使我们谈得太远。他们之中任何人在任何方面也不比斯大林差，好几个人在革命者所认为最宝贵的价值方面还比他强——政治上的鲜明性，英勇精神，作为鼓动者、宣传者和组织者的才能。只要回顾一下这一些就够了：当组织红军时，其他一些人被认为比斯大林更适合担任那个工作。最高军事委员会在1918年3月生日设立，由托洛茨基任主席，波德沃伊斯基、斯克利扬斯基和达尼舍夫斯基任委员；邦契－布鲁也维奇任秘书长；一些沙皇军队的军官为军事专家。到1916年9月2日改组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时，由托洛茨基任主席，瓦采齐斯任武装部队总命令，委员为伊凡·斯米尔诺夫、罗森霍尔茨、拉斯科尔尼科夫、斯克利扬斯基、穆拉洛夫和尤列涅夫。到1919年7月8日，当决定革命军事委员会精简人员时，它由托洛茨基任主席，斯克利扬斯基任副主席，李可夫、斯米尔加、古谢夫为委员，谢·米涅夫为总司令。像其他人一样，斯大林在军队中也有其地位，红军让他适当地发挥才能。违反事实的是，后来硬说斯大林在组织红军和领导内战中起过卓越的作用。】军队是在炮火下建立的。建军方法是临时应付的居多，立即就在战斗中受到考验。为了解决每一个新的战斗问题，必须从无到有地组织新的团新的师。军队是由工人建立的在纷乱情况下以飞跃的速度壮大起来。工人动员农民和吸引旧军官参加他们的事业，并且把他们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这不是容易的任务。物质条件极端困难。工业和运输完全瘫痪，没有后备物资，没有衣业经济，工业解体的整个过程一直在恶化中。在那种情况之下．自然淡不到实行强迫兵役和强迫动员的问题。至少暂时需要采取自愿办法。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对于在战壕中打仗已感到厌烦，对于他们，革命就意味着从战争中解放出来。要动员他们再参加另一次战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动员不知战争为何物的年轻人更容易些，但是他们需要训练，而敌人不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这样做。同我们党有某种联系的、绝对可靠的我们自已的军官数目是不足道的。他们在军队中担任重大的政治任务，但是他们的军事眼光是近视的。当他们的知识不够用时，常常不明智地利用其革命和政治的权威，因而妨碍了建军的工作。党本身，由于是在九个月前刚刚从沙皂统治的地下状态走出来，几个月后又遭受临时政府的迫害，它在十月光辉胜利之后，难于适应还要面临内战的思想。总之，在创建红军的道路上堆积着难以克服的困难。有时似乎让争论消耗了一切精力。我们能不能创立一支军队？革命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个问题。在从反对旧国家的革命斗争过渡到创立新国家，从破坏沙皇军队过渡到创立红军的过程中，伴随着党的危机，或者应该说是一系列危机。每走一步，都有旧的思想方法和旧方式同新的任务发生冲突。党必须进行重新武装。由于军队是国家的所有组织中最必要的组织，以及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注意力的中心是保卫革命，很自然地党内的所有讨论冲突和分成派别都围绕在建军问题上。几乎在我们开始努力使分散的武装队伍变为一支由中央指挥的军队的时侯，就出现了反对派。党内和中央委员会中多数人终于都支持军事领导机构，因为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本身为它辩护。然而，也并不是没有人攻击和摇摆不定的情况。在内战激烈进行期间，党内也有进行批评和反对的充分自由。即使在前线，在不公开的党的会议上，共产党员也常常不顾情面地攻击军事领导机构的政策。当时没有任何人会想去迫害那些批评的人。在前线，处分是十分严格的——也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但是只处分未完成军事任务的人。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反对的力量比较软弱无力，因为我得到列宁的支持。一般说来每当列宁和我的意见一致时（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一致的），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总是支持我们，几乎都是一致支持。十月革命的经验已经在党的生活中成为有效验的一课。可是，应该说，列宁的支持不是无条件的。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动摇过，并且好几次有严重的错误。我比他有利的条件在于，我不间断地到各个战线旅行，同非常多的人接触，从当地的农民、战争俘虏、逃兵，一直到前线最高级的军队和党的领导人。这种各种各样的大量印象是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的。列宁从没有离开莫斯科，而所有的线又都集中在他的手里。他必须根据多半来自党的高级机构的情报，对军事问题作出决定，而军事问题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新问题。没有人比列宁更能了解来自下面的个别呼声。但是这种声音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他才听得到。1919年8月间，当我在斯维亚日斯克附近的前线时，列宁就一个优秀党员提出的关于把总参谋部的全部军官都换为党员的建议征求我的意见，我尖锐地给他否定的答复。我在1918年8月23日从斯维亚日斯克用直通电报回答说：“的确，军官中有很多是叛徒。但是，当军队在铁路上移动的时候也有证据说明有人破坏，但并没有人建议用共产党员来换掉铁路上的工程师。我认为，拉林的建议一文不值。我们现在正在创造条件，以便对军官进行无情的甄别：一方面是集中营；另一方面是在东部战线的战斗。像拉林那样的灾难性的措施只不过是惊慌情绪的产物……前线的胜利将使我们可以改进我们目前的甄选办法，并将给我们提供可靠的总参谋部人员。……那些最反对我们使用军官的人，不是惊慌失措的人，就是很不懂军事机器的工作的人，或者就是比破坏分子更坏的党的军事工作者。他们不知道如何达到目的，他们的行径像暴君一样，他们自己什么也不做，而他们一失败，就把责任推到总参谋部人员身上。”列宁没有坚持他的意见。在那时，既有胜利，也有失败。胜利，就加强对我的军事政策的信心；失败就不可避免地增加背叛的人，在党内引起新的批评和反对的浪潮。1919年3月间，在人民委员会的一次关于某些红军指挥官叛变的消息的夜间会议上，列宁递给我一个条子：“我们是否应该撤掉所有专家并且任命拉谢维奇为总司令？”我了解，在那以前几天，反对军事部的政策的人，特别是斯大林，曾经向列宁施加特别大的压力，使他产生了某些怀疑。我在他的条子背后写下我的回答：“儿戏！”显然，我的生气的反驳给他深刻的印象。列宁欣赏明确的意见。第二天，我口袋里带着总参谋部的报告，走进克里姆林宫中的列宁办公室，问他：“你知道我们军队有多少沙皇军队的军官？”“不，我不知道”他答道，感到兴趣。“大约多少？”“我不知道。”他坚决拒绝猜测。“不在3万以下！”这个数目实在使他诧异。我继续说：“如果算算他们之中的叛徒和逃兵的百分比，你就会发现这个百分比并不怎么大。在这期间，我们已经从无到有地建立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正在不断成长壮大。”几天以后在彼得格勒的一次会议上，列宁就他自己对军事政策问题的疑问算了一下账：“当托洛茨基同志最近告诉我……军官的数目多达几万人的时候，我就有了如何最好地利用我们的敌人，如何强迫共产主义的反对者建设共产主义，如何利用资本家用以反对我们的砖头来建设共产主义的明确想法。……我们没有其他的砖头。”书呆子气和死板公式同我们无缘。我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拼凑办法和试验以取得胜利。有的集体军的军长是旧军队的军士，参谋长是个将军。另一个集团军的军长是个旧将军，副军长是个游击队员。有一个师由一个旧军队的列兵统率，附近的一个师又由总参谋部的一个上校统率。这样的“兼收并蓄主义”是环境迫使我们采取的。但是，占很大百分比的受过教育的军官对整个指挥水平起了十分良好的影响。我们的指挥官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第一流的军官。在1918年，红军的指挥官和行政干部中，76％是前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只有12.8％是新生的红色指挥官，他们当然职位都较低。到内战结束时，指挥员中就包括有：未受过军事教育但有直接战斗经验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是在内战期间从士兵中成长的；旧军队的军士和列兵；在短期的苏维埃军事学校受过训练的青年指挥员；最后是沙皇军队的骨干军官和战时军官。指挥员中有43％以上未受过军事教育，13％是旧军士，10％受过苏维埃军事学校的训练，34％是沙皇军队的军官。一方面，在加入红军的旧军官中，有一些是认识到新时代的意义的进步分子（占很少数）；也有很多是懒惰无能力的人，他们参加红军只是因为无路可走；另一方面，活跃的反革命分子们一直在等待有利时机背叛我们。旧军队的军士是通过特别动员的办法招募来的，其中有若干出色的军事指挥员，最出名的就是前骑兵上士谢明·布琼尼。但是他们作为一个阶级，也并不很可靠，因为在革命前，军士多半是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子弟。这些人之中也有不少是逃兵，在反革命暴乱和白军中是活跃分子。每个指挥员都配备有一个政治委员，他一般是工人布尔什维克，有参加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指望培养一批可靠的军官。当我在1919年12月领导军事部的时候，我说过：“政治委员的制度是为了起脚手架的作用……我们可以逐步拆除这个脚手架。”那时没有人预料在20年后政治委员的制度会再度复活，但是这一次是为了相反的目的。革命时代的政治委员是作为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代表，监督那些多半来自资产阶级的指挥员；后来的政治委员则是作为官僚阶层的代表，监督那些多半来自士兵的军官。〔1918年4月22日，公布了一项关于村、州、省、边区军事人民委员会集中化命令。〕在7月，我向第五届苏维埃大会（这次大会批准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和建立红军的计划）提出报告说，许多较低级的人民委员部还没有组织起来原因是缺乏能胜任的军事人员。我们的目标是把各军事－行政机构加以集中化，以便进行动员和成立正规军部队。每一个军区都由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由三名委员组成：党和政府的代表各一名，以及一个军事专家。由于同时把相当大数量的军事专家派到前线去，派到州、省、边区和城市的军事人民委员会中去，我们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只好自已摸索。我们组织了一个军事证书委员会。但是它并没有必要的材料从是否忠于新政权的观点，对旧军队的将军和军官们进行适当的评价。我们不能忘记，做这个工作是在1918年春天，也就是取得政权后几个月。行政机器是在十分混乱的情况中建立起来的，得到的援助是些偶然的助手的临时援助，多半是偶然的建议。的确，在那种情况下别无其他办法开展对军事专家的鉴定，对他们的最后选择等事宜是逐步进行的。军官中，有很多人，也许还是大多数，并没有他们自己的主张。十分反动的分子已经在一开始时就跑掉了，最猖狂的分子跑到外线去，当时外线正在建立白色战线。剩下的人犹豫不决，等待机会，不能抛下自己的家属，不知道自已的命运如何，由于惯性参加了红军的军事行政机构或者指挥系统。他们之中许多人的进一步态度是由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决定的。英明的、精力充沛的、机灵的政治委员——这占少数——会立刻把军官争取过来，这些军官由于习惯势力看不起政治委员，但对于政治委员的坚决、大胆、政治见解明确感到惊异。指挥官和政治委员的这种结合常常保持很久，而且以高度稳定性见称。如果政治委员无知而粗暴，虐待军事专家，不慎地在红军士兵面前使他们受怀疑，那么友谊根本谈不到，这些犹疑不决的军官最后还在内心里倾向新政权的敌人。察里津由于其行政系统的无政府状态，游击习气，不尊重中央，缺乏管理秩序，对军事专家的挑衅性粗暴态度，其气氛当然不宜于争取军事专家的好感和使他们成为新政权的忠实仆人。自然，如果认为察里津可以无需军事专家，那就错了。每一个临时应付的指挥官都必需有一个懂得例行军事事务的军官。但是察里津所使用的那种专家是从军官的渣滓中招募来的——酒鬼或者是毫无人类尊严的人，毫无自豪感，愿意在新主人面前爬行，諂媚新主人，在任何问题上不表示反对的人，以及其他类似的人。这就是我在察里津所看到的那种专家。伏罗希洛夫的参谋长就正是这种类型的专家。这个不重要的军官的名字从未在任何其他地方提到过，我对他的命运毫无所知。他是一个顺从听话的沙皇军队的前上尉，爱酒如命。第十集团军军长完全同意他的参谋长的做法，从来不感到难为情。为了培养最接近苏维埃政权的指挥官，特别去动员前沙皇军队的军士。他们之中多数人是在战争后期提升为军士的，因此他们的军事知识并不十分重要。然而，旧的军士，特别是炮兵和骑兵军士，对军事问题有十分好的理解，真正远比指挥他们的军官更有经验。这一批人中包括布琼尼、布鲁彻尔、德宾科240和其他些人在沙皇时代，这些人是从文化水平较高、较有教养、较习惯于指挥的人中招募来的。因此，这些军士几乎全是富农、小士绅、城市资产阶级、小官员、教师、会计等人的子弟，就不会使人惊异了。这一类军士高兴地接受了指挥职务，但是并不愿服从和容忍军官的更高的权威。他们也同样不愿承认共产党的权威，不愿完全服从它的纪律并同情它的目标，特别是在土地问题上。他们疯狂地反对定价收购谷物，更不要说向农民征用谷物了。这一类人中包括骑兵指挥官杜缅科241，察里津地区的军指挥官，布琼尼的顶头上司〔布琼尼当时是一个师长〕。杜缅科的天分比布琼尼高。但是他最终发动叛乱，杀害了他军中所有的共产党员，企图去参加邓尼金的部队。他被抓住处决了。布琼尼和接近他的指挥官们同样也经历过一段动摇时期。驻在察里津的属子布琼尼的一个旅的旅长反叛了，骑兵部队的许多人参加了绿林军。242前沙皇军队军官诺索维奇的叛变，由于他占据的是纯粹的行政职位，比杜缅科的叛变的危害性当然要小一些。但是军队中的反对派（斯大林派的温床）在前线是倚靠杜缅科型的分子的，因此这次兵变现在根本都不提了。243不熟悉事件实际发展情况的读者和现在看不到档案材料的读者，很难想像事件被歪曲到什么程度。全世界现在都听到过保卫察里津，斯大林到彼尔姆前线巡视，以及所谓“工会讨论会”等这些插曲今天都成了历史事件山脉中的高峰。然而，这些所谓高峰都是人为地制造的。从档案的大量材料中，某些特殊的插曲被挑出来，并在其周围渲染了历史的戏剧效果。后来，御用历史家的作品在旧的夸张的基础上又加了新的夸张。在这些夸张上面，又不时加上了纯粹的虚构。总的结果就成为舞台艺术的产物，而不是历史事实。实际上，根本没有一桩是符合文件的。外国的报刊，甚至有学识的历史家，也把这些谎言当做第一手材料。在有些国家，可以找到这样的历史专家，他们知道关于察里津或“工会讨论会”的第三流细节，可是实际上对那些重要和有意义得多的事件却一无所知。在这种问题上进行伪造具有灾难的性质。〔然而，〕真是令人奇怪，关于斯大林在前线的活动以及内战时期他的总的活动的文件和真实材料又发表得多么少。在内战年代表的记述材料中，关于察里津的故事是同斯大林名字毫无联系的许多事件之一。他在幕后起的作用，最多也只能说是十分短的时期，只有很少数的人知道，绝对无必要多谈到他。奥尔忠尼启泽是斯大林的老朋友，他甚至曾用自杀来证明对斯大林的忠实，但他的纪念第十集团军的一篇文章中也没有提到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人米宁，当时是察里津市长，后来成为第十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在1925年写过一部名为《围城》的英雄主义的戏剧，其中在察里津事件上提到斯大林那么少，以至米宁最后成了“人民的敌人”。要使历史离开事实很远，斯大林才能上升到察里津史诗中一个英雄的地位。好多年以来，总把事情说成似乎是：在1918年春天，察里津具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而斯大林被派到那里去扭转军事局势。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那完全是一个给养问题。1918年5月28日，在人民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列宁同当时负责供应工作的瞿鲁巴讨论了那时候普遍采用的向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和工业中心提供给养的紧急办法。会议结束时，列宁在给瞿鲁巴的信中写道：“今天立即用电话与托洛茨基联系，以使他明天能使一切工作开始。”在同一封信中，列宁通知瞿鲁巴说，人民委员会决定让供应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立即动身去库班，为了工业地区的利益去协调南方的给养供应工作。瞿鲁巴在答复中说：“斯大林同意去北高加索。派他去吧。他熟悉当地情况，施略普尼柯夫有他在一起会有用处的。”列宁表示同意：“派他们两人今天去。”在那以后几天中，关于斯大林和施略普尼柯夫又作出了若干决定。最后，有如列宁的《杂文》中所记录的：“斯大林作为俄罗斯南部给养工作的总负责人被派利北高加索和察里津。”并没有提到任何军事任务。斯大林所遇到的情况同许多其他苏维埃官员所遇到的一样。同大批自员一样，他们是被派往各省去动员征收剩余谷物的。一到那边，他们就碰到白卫分子的反叛。于是他们的给养收集队就变为军事部队。教育、农业等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就这样被卷入边远地区的内战风暴，并且从一种意义来说，他们都被迫改行成为军人。列·加米涅夫是中央委员会中除季诺维也夫以外最不军人化的委员，他在1919年4月被派往乌克兰催促向莫斯科输送供应品的工作。他发现洛干斯克已被包围，整个顿河盆地面临着危险。而且在最近刚取得胜利的乌克兰情况越来越不利。就像斯大林在察里津的情况一样，加米涅夫在乌克兰被卷入军事行动。列宁打电报给加米涅夫说：“绝对有必要由你亲自……不但检查和催办各种事情，而且你自己应当率领援兵到洛干斯克和整个顿河盆地，因为否则灾难必将极大和极难挽救。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肃清顿河盆地，我们必将毁灭……”这就是列宁当时的习惯作风。这些话可以证明，列宁认为俄国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加米涅夫在南部的军事领导。有许多次，这个非常不军人化的加米涅夫244在若干战线都起了非常卓越的作用。在一切口头和印刷宣传手段被集权主义集中的情况下，是可能像对个人一样对一个城市制造假名誉的。现在，内战中许多英雄主义事迹已被遗忘。斯大林没有起过作用的城市很少被人记起，而察里津这个名字却被赋予神秘的意义。必须记住这一点：由于我们所处的中央位置以及敌人的兵力部署成一大圆圈，我们就有可能沿着内线作用、把我们的战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概念，即根据其相对重要性来相继肃清各战场。在那灵活性极强的运动战中，国内不同地区都在某些重要时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后来又失去这种重要性。可是，察里津的斗争绝没有达到有如下述一些斗争一样的重要性：喀山的斗争，从那里可打开进入莫斯科的道路；奥里奥尔的斗争，从那里经过土拉有捷径直达莫斯科；彼得格勒的斗争，失去它对它本身就会是一个可怕的打击，而且就可以从北面打开莫斯科的门户。还有，尽管近来的历史家断言察里津“是军事学院的孕育地，这个学院培养了其他许多战场的指挥干部，这些指挥官今天都成为军队的基层部队的领导人”，但是事实是，最有才能的组织者和军事领袖并不是从察里津来的。我并不是单单指一些中心人物，如斯克利扬斯基，他真正是红军中的加诺245；如伏龙芝，他是一个最有才能的军事领袖，后来任指挥红军之职；如图哈切夫斯基，他后来成为军队的改编者；如叶戈罗夫，后来担任参谋长；如雅基尔、乌波列维奇或科克等，而且还有其他许多许多人。他们每个人都是在其他军队和其他战线上受到考验和训练的。他们对察里津，对它的无知而自满的态度，它的经常勒索，都抱着极端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的嘴里，“察里津分子”这个词就有贬责的意思。1918年5月23日，谢尔戈（即奥尔忠尼启泽）打电报给列宁说：“这里情况恶劣。我们需要坚决的措施……地方的同志太散漫。进行帮助的愿望都被认为是干涉当地事务。六火车的谷物准备好送往莫斯科，放在车站，但还没有送走……我再重复一句，我们需要的是最坚决的措施……”斯大林在1918年6月到达察里津，带有一队赤卫队，两列装甲火车，而且还被授予全权，以便取得谷物输送给饥饿着的政治和工业中心。他到达后不久，几个哥萨克团就包围了察里津。顿河和库班的哥萨克村庄已经起来反对苏维埃政府。在库班草原上到处窜扰的〔白卫分子的〕“志愿军”已经壮大起来。北高加索（当时苏维埃共和国的惟一粮仓）的苏维埃军队在它们打击下损失很大。斯大林原不应该留驻在察里津。他应该〔去组织输送粮食给莫斯科并且〕前往北高加索。但是他在到达察里津后一星期内，即在6月13日，就打电报给列宁说，察里津的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因为有一队哥萨克人向离察里津约40俄里的一个地点发动突袭。”从斯大林6月13日的电报可以清楚地看出，列宁原要他去诺沃罗西斯克，掌握与炸沉黑海舰队有关的关键性发展情况。至少在那以后两星期，仍然是规定他要去诺沃罗西斯克。1918年6月28日，〔列宁〕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届代表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说：*“同志们！现在我来……回答关于黑海舰队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在那里进行活动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将亲自来这里告诉你们，当时他是怎样为我们宁可凿沉舰队、也不让德国军队搭乘舰队船只去进攻诺沃罗西斯克而进行鼓动的……黑海舰队事件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人民委员斯大林、施略普尼柯夫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很快就要来莫斯科，他们将会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们。”246〔可是，他不去北高加索，或者由于军事情况变化而改变计划，也不去诺沃罗西斯克，〕斯大林继续留在察里津，一直到这个城市在7月被白卫分子包围为止。斯大林原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数以百万蒲式尔计的小麦运往莫斯科和其他中心而获得很大荣誉。然而，尽管他使用了残暴手段，他所能运出的也就是三只驳船的东西，有如他6月26日电报中所提到的。如果他曾经运出更多东西，那么一定会把其他有关电报发表，并且早就有人加以评论了。相反，他在自己的报告中，无意中承认了他在输送谷物方面的失败，最后一次承认是他在8月4日说：不能再期望从察里津得到给养。斯大林在不能兑现其向中央供应粮食的吹牛诺言之后就从“粮食战线”转到“军事战线”。他成为察里津和北高加索战线的独裁者。他作为党和政府授权的代表，取得了十分广泛的权力，实际上是无限制的权力。他有权在当地实行动员，征用财产，把工厂军事化，进行逮捕和审判，任免人员。斯大林采用高压手段来行使他的权力。一切努力都集中在防御任务上面。所有当地党和工人的组织都抓在他手里，并且还补充了新的力量。违法乱纪的游击队被控制利用了。全城的生活突然之间处于残酷无情的独裁的铁钳子之中。“大街上和十字路口都有红军巡逻队，”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写道，“在伏尔加河中间，停泊着一艘大驳船，它的黑色大肚皮耸立在水上，一个戴着褪色军帽的有气无力的官员斜视着那只船，并且不安地向岸上一些矮小的老妇人低声说：‘那……就是契卡！’但是那并不是契卡本身。那只不过是它的流动监狱，契卡是在市中心工作，设在军队总部旁边。它开足马力……在工作。它没有哪一天不是在最可靠和最受人尊敬的地点破获了各种阴谋。”〔在7月7日，斯大林到达察里津后约一个月，写信给列宁说（信上注有“匆匆赶往前线——只谈正事”字样）：〕*“察里津以南线路仍未恢复。我在督促并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该责骂的人，相信很快就可以恢复，尽可放心，我们不宽恕任何人，不论自己或别人，粮食总会运去。如果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不蒙头睡觉，游手好闲，线路就不会被切断；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亏了军事专家，而是由于反对了他们。”247*〔7月11日，斯大林又打电报给列宁说：〕“问题由于这个事实而复杂化了：北高加索军区的参谋人员证明是完全不能适应反对反革命战争的条件。这不但是因为我们的‘专家’心理上不能对反革命进行坚决的斗争，而且也因为这些参谋人员只懂如何画蓝图，如何提出改造的计划，他们对于战斗行动完全不关心……一般说来他们觉得自己是外人……我认为在卡列金的战线被切断同给养点的联系、北方被切断同谷物地区的联系的时候，我没有权利对此漠不关心。我只要发现，将继续纠正这些和其他许多缺点；我正在采取若干措施，并将继续这样做，尽管我不得不把所有敌对的军官和指挥官免职，尽管有程序形式上的困难，必要时我将打破它。我要表明，我向所有最高机构担负一切责任。”〔8月4日，斯大林从察里津写信“给列宁、托洛茨基和瞿鲁巴”：〕“南方情况严重。军事委员会承受的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摊子。混乱的造成，部分是由于前军事领导人的消极懈怠，部分是由于军事领导人拉进军区各部门来的人阴谋破坏。一切都得从头做起。……撤销了旧的、可以说是罪恶的命令在这以后才……举行了进攻……”248那时，从全国各地收到了类似的函电，因为到处都混乱。令人惊奇的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摊子”的字眼。军区是在4月建立的，还没有开始工作，因此说成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摊子”还嫌过早。由于军事情况，任何大规模提供给养的任务证明是无法解决的。斯大林在8月4日写道：“同南方，同南方产粮区的交通被切断了，而联系中部和北高加索的察里津地域本身也同中央隔绝，或几乎隔绝了。”249斯大林解释军事情况极端恶化的原因说，一方面是由于强大的农民力量的变化，“他们在l0月曾为苏维埃政权斗争，而现在却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从心底里仇恨粮食袭断、固定价格、征集和反投机斗争）”250；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军队的不良情况……他最后说：“总之，应当说，在同北高加索的交通恢复以前，对察里津区（在粮食方面）不能……指望。”251斯大林担任前线所有军事部队的供应给养负责人的职务，是受到莫斯科的认可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曾经明确的派遣斯大林去那里“在驱逐所有叛逆分子之后，建立秩序，把所有部队统一为正规部队，建立适当的指挥部”。这个电报上还说明是列宁同意发出的。因此，可从电文判断，给予斯大林的这些权利，连我也是参加作出决定的。我们当时的共同的任务是使各省服从中央，建立纪律，使所有各种志愿军和游击队的部队都归属军队和战线领导。不幸，斯大林在察里津的活动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针。当时我还不知道斯大林已要下定决心（被我的一封电报“忽视了”)，因为他从不敢把这件事报告中央。我的印象是，斯大林没有以足够坚决的态度为反对地方自治、地方游击队以及地方人民的一般的不服从现象作斗争。我指责他对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人的错误政策过分宽待，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他就是那种政策的实际唆使者。这从事后不久他自己的电报以及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人所承认的话中看得很清楚。斯大林在察里津停留了几个月。他秘密进行反对我的工作甚至当时这已经是他的主要活动了。与此同时进行的，是他的最密切的合作者伏罗希洛夫的公开反对。不过，斯大林的做法是准备好可以随时后退，不被牵连。列宁比我更了解斯大林，他显然已怀疑，察里津分子的顽固态度可以用斯大林的幕后活动来解释。我决定就在察里津本身解决问题。在同那里的指挥部发生一次新的冲突之后，我决定调回斯大林。这件事由斯维尔德洛夫进行调解而完成了，他亲自坐着专派的火车去把斯大林带回来。列宁希望把冲突缩小到最低限度，在这方面他当然是正确的。那时候，红军已经能在东部战线打一些大胜仗，差不多完全肃清了伏尔加河流域，是南方的情况仍然很坏，那里一切还是一片混乱，原因是命令没有执行。10月5日，我在科兹洛夫发布一项命令，规定南部战线的所有集团军和兵团统一由南部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为旧将军〔西金和三个布尔什维克——施略普尼柯夫、美哈诺申和拉齐米尔〕。命令说：“委员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应予以无条件立即执行。”这个命令威胁要对不服从命令者严惩不贷。然后我打电报给列宁说：“我绝对坚持把斯大林调回。察里津战线尽管部队绰绰有余，情况还是不好。伏罗希洛夫有能力指挥一个团，但没有能力指挥5万人的一个集团军。不过，如果他向南部军队指挥官西金提出报告，我将让他在察里津继续指挥第十集团军。迄今为止，察里津方面还没有向科兹洛夫方面送去战斗报告。我曾要求每日要报告侦察和作战情况两次。假如到明天这一点还没有做到，我就要把伏罗希洛夫和米宁押起来交给军事法庭，并在军令中公布这个事实。根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法令，斯大林和米宁在察里津期间，就只不过是第十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要发动攻势，我们只剩下很短的时间了，很快就有秋季的泥泞，那里的道路步兵和骑兵都通不过。如没有察里津配合，就不可能采取任何严重的行动。不能在外交谈判上浪费时间了。察里津必须服从，不然就得面对后果。我们拥有巨大优势的军队，但是上层处于完全无政府状态。如果能得到的坚决明确的支持，我能在24小时内了结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我认为只有这条路可走。”〔第二天，我又向列宁发去如下的直通电报：〕*“我收到了下述电报：‘斯大林的第一一八号军事命令必须撤销。我已向南部战线司令西金发布充分的指示。斯大林的活动破坏我的一切计划……总司令瓦采齐斯，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达尼舍夫斯基’。”〔斯大林在10月下半月从察里津被调回。以下就是〕他在《真理报》（1913年10月30日）上所写的〔关于南部战线〕文：*“敌人攻击最猛的地点是察里津。这是很明白的，因为敌人拿下察里津，切断同南方的交通，就能保证达到他们的一切目的：可以使顿河反革命分子同阿斯特拉罕和乌拉尔军队的哥萨克上层分子联合起来，建立起一条从顿河到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反革命统一战线，可以使南方和里海一带都归国内外反革命分子所有；可以使北高加索的苏维埃军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252〔这是斯大林在“供认”由干他的阴谋活动和不服从命令致使局势恶化而有罪吗？并不是，斯维尔德洛夫在从察里津回莫斯科途中，〕谨慎地探问我的意图，并建议我同斯大林谈一次话。后来发现斯大林就在他所乘的火车里。“您真的想把他们全部都免职吗？”斯大林用格外服从的口气问我。“他们都是很好的孩子。”“这些很好的孩子会毁掉革命的，革命不能等待他们长大懂事，”我回答他，“我所要的就是把察里津拉回到苏维埃俄罗斯。”从那以后，每当我触动了他个人偏爱、友谊和虚荣心的痛处时，斯大林总是小心翼翼地把所有那些被触碰了痛处的人都拉拢在一起。他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件事，因为这能达到他的个人目的。从那时起，察里津的首脑人物们就成为他的主要工具。列宁一病倒，斯大林就通过他的亲信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察里津反对分子都是些奇特的家伙。最讨厌军事专家的是伏罗希洛夫——近来历史家称之为“洛干斯克的锁匠”——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和无耻的家伙，智力不十分高，但精明而不择手段。他根本不懂什么军事理论，但善于威吓，不惜利用天分比他高的下属的主意而无耻地说是自己的主意。他对军事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幼稚认识在1921年充分表现出来。〕他无批判地附和某个无名的极左派分子，争论说，进攻性和攻势战术是“红军的阶级性”的产物，同时还引用1921年法国军事条例中的语句来作为有必要采取攻势的“证据”。他的“忠实助手”是夏殿科〔第十集团军的政治委员，原来裁缝，后来的历史家们用这样的话使他不朽〕：“他皱着鹰一般的眉头，战斗的眼睛斜视着，在前线到处奔跑，心里燃烧着要作为克利姆253的忠实助手的热情。”同样热心但与上述两人都不一样的，是谢尔盖·米宁。〔他是诗人和煽动家的奇怪混合体，全心全意为了事业，对所有沙皇军队的军官怀着盲目的畏惧。〕自从他作为青年学生参加1905年革命起，在察里津工人中很受欢迎，察里津以他为它的最主要最热情的演说家而自豪。他是这一批人中最诚实的一个，但或许也是最难理喻的。由于他坚持不妥协的态度，他在使察里津军事局势恶化方面热心地出了大力。〔他是斯大林的察里津阴谋计划中的无辜的工具，但也就成为更有效的工具，一到没有用处时就被抛在一边。〕另外还有工程师鲁希莫维奇，顿涅茨－克里沃罗格共和国的军事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这个共和国是革命初期雨后春笋般产生的共和国之一。鲁希莫维奇给予伏罗希洛夫组织一支无产阶级军队的第一个命令。在负责供应工作岗位上，这个只有省的概念的〕鲁希莫维奇除想到第十集团军的需要之外，就想不到其他的需要。其他任何军队都没有它吞下那么多步枪和子弹，但在第一次被拒绝时就大叫大嚷莫斯科的专家们是卖国贼。〔他像军事委员会中最年轻的成员瓦列里·〕梅日拉乌克〔一样〕，后来上升到斯大林特权集团中的二等地位，又〔由于不明的原因而〕消失了。另外，还有兹洛巴、哈尔叶科、戈罗多维克、萨维茨基、帕尔霍缅柯和其他人，他们对红军和苏维埃国家的贡献都不比千千万万其他人更大，但只是由于他们早期在察里津同斯大林的关系而不至于完全默默无闻。〔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后来写道：〕“托洛茨基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以傲慢和令人愤怒的态度发言。他对材料的巨大浪费大肆恶骂。……托洛茨基对解释不感兴趣……”我在11月1日从察里津打电报给斯维尔德洛夫和列宁：“第十集团军情况如下：这里部队很多，但没有有效的领导人。南部战线的参谋人员和瓦采齐斯倾向于赞成更换指挥官。我认为如给予伏罗希洛夫一批有经验的作战参谋人员才有可能保留他。他拒绝这种办法，我对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没有怀疑……惟一的严重障碍是米宁，他继续执行极端有害的政策。我全力坚持把他调职。勋章何时可以准备好？”在视察察里津军队的所有单位之后，我在1918年11月5日的一项特别命令中，表扬了许多单位及其指挥官，同时也指出，这个军队中有些单位自称一个师，实际并没有那样的内容；“某些单位的政治工作甚至还没有开始”；“军事后备力量的配备并不经常从军事上的审慎态度出发”;“在某些情况下，指挥官不愿执行一项行动命令，而把它提交一个会议考虑……”以及类似情况。我的命令说：“作为公民，士兵们在空闲时间可以自由开会谈任何问题。作为士兵，他们应该毫无保留地执行军事命令。”在访问了包括察里津在内的南部战线之后，我在1918年11月9日向第六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说：“并不是所有的苏维埃工作者都已经了解，我们的行政权已经集中，来自上级的所有命令是最后的决定……我们对这些还没有了解这种情况的苏维埃工作者将采取无情的态度；我们要把他们撤职，清除出我们的队伍，用镇压的手段把他们拉出来。”这些话当时表面上是针对伏罗希洛夫的，但更大程度上目标是斯大林。斯大林当时也在代表大会上，他保持沉默。在政治局会上他也保持沉默。他不能公开为其行为辩护。这就使他更加怒气填膺。就是在这时期——从察里津调回来，怒气冲冲满心想报复——他写了关于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打击我的威信，反对我也就是反对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在那篇文章中尽管斯大林充满着压在心头的怒气，他还是不得不写道：“起义的所有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要塞能迅速地落入苏维埃一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能大胆推行，党主要并且首先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11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当时它已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一军营）根据军事人民委员部关于组织国防委员会的建议，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召集国防委员会会议委员会成员为列宁、我、克拉辛、交通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供应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在取得列宁的同意后，我建议也把斯大林包括在内。列宁想使斯大林在被从察里津军队调回的问题上得到一些补偿，我则想给斯大林一个机会公开发表其批评和建议，而不致使军事部陷于毫无准备的情况。第一次会议是在12月l日白天举行的，一般地规定了我们的任务。从列宁的笔记看来，在那次会议上，斯大林发言六次，克拉辛九次，斯克利扬斯基九次，列宁八次。每个发言的人只准发言两分钟。国防委员会工作的领导权，不但在重大问题上，而且在细节问题上，都完全集中在列宁的手里。分配给斯大林的任务是写一个关于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的提纲和一个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提纲。没有证据说明，两个提纲中的任务一个已经写出来。还有，为了推进工作，作出决定说，“由国防委员会任命的一个委员会的各项命令，经过列宁、斯大林和适当部门的代表签署后，就具有国防委员会命令的效力”。但对斯大林而言，这整个决定就只不过是又一个头衔，而没有实际工作。〔尽管作了这些让步，斯大林还是继续秘密地支持察里津的反对派，破坏军事部在那个地区贯彻命令和纪律的努力。在察里津，他的主要工具是伏罗希洛夫；在莫斯科，斯大林自己尽可能对列宁施加一切压力。因此我就有必要在12月14日从库尔斯克发出下述电报：〕*“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把奥库洛夫调职的问题不能根据这个问题本身来决定。对奥库洛夫的任务是为了同伏罗希洛夫抗衡，为了保证军事命令得以执行。在伏罗希洛夫破坏了一切关于妥协的努力之后，不可能再让他留任。察里津必须有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新的指挥官，伏罗希洛夫必须去乌克兰。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随后伏罗希洛夫被调往乌克兰。第十集团军的战斗力迅速地不断加强。施略普尼柯夫不仅担任新指挥官，而且还接任军事委员会中斯大林的职位，事实证明他的效率高得多，察里津的军事局势很快就好转了。在伏罗希洛夫被调职后几天，也就是在他自己被从察里津调职、被迫放弃极具吸引力的干涉军事事务这一事情发生后几个月，斯大林又得到机会去前线工作——这一次是几个星期。他利用这个机会向托洛茨基背上插上一刀。这个事件是从列宁和托洛茨基互致以下电报开始的：〕(一)*“密电致托洛茨基同志，发往库尔斯克或这位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所在的任何地方：莫斯科，1918年12月13日。从彼尔姆附近传来十分惊人的消急。它处于危险之中。我怕我们已经把乌拉尔忘却了。是不是已经用足够的力量把援军派到彼尔姆和乌拉尔去了？拉谢维奇对季诺维也夫说，只有打过仗的部队才应该派去。列宁”（二）*“致托洛茨基，发往柯兹洛夫或这位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所在的任何地方：莫斯科，1918年12月31日。有几份从彼尔姆附近送来的党内报告提到了军队的极其严重的情况和酗酒的情形。现将这些报告寄给你。报告要求你到那一带去。我本想派斯大林去。我怕斯米尔加会对拉谢维奇过于软弱，而据说拉谢维奇本人就喝酒，无法恢复秩序。把你的意见用电报告诉我。第六六八四七号。列宁”（三）*“用直通电报以密码发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交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复第六六八四七号电。沃龙涅什，1919年l月l日19时〔午后7时〕。从第三集团军的作战报告看来，我的结论是集团军的领导机构已经完全不知所措，我曾经建议撤换指挥人员。这个决定被推迟了。现在我认为撤换是不能再予推迟的了。你对派到那里去的那位同志的过分软困所表示的疑虑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同意把斯大林派去，并赋予党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双重权力，以恢复秩序，清洗政治委员队伍，并严厉惩处犯了错误的人。新的司令员将在取得谢尔普霍夫的同意之后予以任命。我建议任命拉谢维奇为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那里我们还没有一个负责的党员干部，而这条战线可能很快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第九号。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这件事于是被提交中央委员会，它决定：〕“委派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组成党的调查委员会，对彼尔姆的失陷以及乌拉尔战线最近的失利的原因进行调查，并就与上述事件有关的情况作出详细的说明。”〔这时第三集团军已经把彼尔姆放弃给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节节进击的部队，退守维亚得卡，形势岌岌可危。正当第三集团军据守维亚得卡抗击敌军进攻的时候，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到了那里。1919年1月5日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抵达那里的当天，就打了个电报给列宁：〕254*“调查已经开始。调查进行情况将随时报告。现在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你第三集团军的一项刻不容缓的急需。这就是第三集团军（原有3万多人）只剩下1.1万名左右筋疲力尽的残兵勉强抵挡着敌人的攻击。总司令派来的部队是不可靠的，甚至有一部分是敌视我们的，须严加审查。为挽救第三集团军残部和防止敌人迅速推进到维亚得卡（根据战线指挥人员和第三集团军指挥人员的一切情报，这种危险是完全实际的），绝对必须火速从俄罗斯至少调来三个完全可靠的团交由集团军司令员指挥。我们坚请向有关军事机关催办此事。再说一遍：不采取这种措施，维亚得卡将蹈彼尔姆的覆辙。”255〔l月15日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向国防委员报告说：〕*“12万名配有刺刀和腰刀的可靠的战士已经开抵前线；次日又到了两个中队的骑兵。10号又派来了第三旅第六十二团（前此已经予以彻底审查过）。这些部队使我们有可能制止敌军的前进，提高第三集团军的士气并使我军向彼尔姆方向进击，到目前为止这些都进行得很顺利。第三集团后方的苏维埃和党的机构正在进行彻底的清洗。在维亚得卡和各县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农村中已经开始建立并且还在继续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全部党的和苏维埃的工作正在按着新的路线加以改变。军事管制已经予以整顿和改组。州的肃反委员会已经清洗过并且配备了新的干部。”〔经过调查之后，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向列宁报告说，导致灾难的原因是：〕*“在敌军开始前进的时候，我军已经疲困不堪当时我军缺乏预备队；参谋部同第三集团军缺乏联系；司令员指挥不当；由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于前线的不可容忍地罪恶的处理方法，使及时支援第三集团军的可能性化为乌有；由于旧式的招募兵员的方法，从后方派去的增援部队不可靠；由于地方苏维埃和党组织太不中用，后方极其不稳定。”〔在这个报告中，几乎每一句话对托洛茨基都是一个打击。如果列宁、国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都认真地看待这些对托洛茨基的指控的话，他们就不得不把他解除职务。然而，列宁很了解斯大林，他知道这件由斯大林及其同僚从维亚得卡打来的报告与其说是汇报情况不如说是互相攻讦——为了报复把他从察里津调回来，报复托洛茨基拒绝给他另一次在南方战线上一试身手的机会，而在那里他可以同伏罗希洛夫和其他察里津保卫者汇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伏罗希洛夫在乌克兰利用他的政治上的特权和军长的职衔，继续与军事专家为敌，扰乱参谋部的工作并且干涉总司令部发出的指示。在斯大林等人的支持下，他很快就使得自己在南方战线上变得如此不可容忍，以至托洛茨基不得不在1919年l月10日发出了如下的电报：〕*“莫斯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我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曾经造成察里津前线我军完全崩溃的察里津政策在乌克兰是不能容许的……奥库洛夫即将启程赴莫斯科。我建议你和列宁同志对他关于伏罗希洛夫的工作所作的报告给以最大的重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鲁希莫维奇的路线意味着破坏我们的一切工作。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正当斯大林在捷尔任斯基帮助下在维亚得卡纵容不法行为的时候，〕列宁却坚持我应该同斯大林求得妥协：“斯大林非常希望到南方战线去工作……在把所有这些斯大林的意见通知你的时候，我请求你，列夫·达威多维奇，给予它们最深思熟虑的关注。并且回答我：首先，你是否同意让斯大林亲自向你把事情解释清楚，他是愿意向你汇报的；其次，你是否认为有可能在某些具体的条件下排解以往的冲突并且设法一道共事，这一点是斯大林十分盼望的。至于我本人，我认为有必要尽一切努力谋求同斯大林合作共事。”列宁的信显然是在斯大林的坚持的影响下写的。斯大林为了取得同意、和解和继续在军事方面工作，甚至不惜表示暂时的、不诚恳的投降。前线吸引着他，因为在那里他第一次能够运用所有管理机器中最完善的一种，即军事机器，来进行工作。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又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任何一个军事委员会、任何一个集团军、任何一条战线上的主要角色。别人犹豫的时候，他作出决定。他能够发出命令，而每一项命令实际上都自然而然地得到执行——不像在民族人民委员部的联席会议上那样他不得不躲在司令官的厨房里。我在1月11日通过直通电报答复了列宁：“妥协当然是需要的，但是不应该作一种糟糕的妥协。事情的真像是，所有察里津的保卫者现在都已经聚集在哈尔科夫。从奥库洛夫的充满着实事求是的材料的报告以及政治委员们的报告中，你可以体会到察里津保卫者究竟是些什么人。我认为斯大林对这种察里津倾向的赞助的态度是最危险的恶症，比任何军事专家的变节背叛都要恶劣。鲁希莫维奇只不过是伏罗希洛夫的又一个别名而已。不出一个月，我们就会再一次被察里津式的混乱压得喘不出气来，不过这一次不是遭到哥萨克而是遭到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打击而已。鲁希莫维奇还不是惟一的。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把无知提高成为一种原则。伏罗希洛夫加上乌克兰的游击队加上老百姓的低下的文化水平加上恶意宣传——这种现象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的。让他们把阿尔乔姆派去吧，但是不要派伏罗希洛夫或鲁希莫维奇……我再一次敦促仔细阅读奥库洛夫关于察里津我军的情况以及关于伏罗希洛夫如何在斯大林的配合下瓦解了这支军队的报告。”与斯大林初期在南方战线上的工作有关的材料没有公布过，原因是这个时期并不很长而且对他说来结局是相当悲惨的。可惜我不能依靠任何材料来补充我对于这件事的記憶，因为在我个人保存的档案中这件事没有留下丝毫痕迹。官方的档案当然保存在军事人民委员部里。在叶戈罗夫指挥的南方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中有斯大林和别尔津，这个人后来完全致力于军事工作并且在西班牙共和国的军事行动上起过显著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有一次在夜间——很遗憾我说不出确切的日期——别尔津打直通电话问我，他是不是“非签署一项由战线司令员叶戈罗夫发出的作战命令不可”。根据条例看来，政治委员或者军事委员会的政治方面的成员在作战命令上签字只不过意味着这项命令没有任何隐藏的反革命的含意而已。至于命令的军事内容，那完全由司令员负责。在这一个具体的事件中，战线司令员只不过是把总司令的一项作战命令转一下手，把这份发给他指挥下的某集团军的命令转达给那个集团军并加以阐释而已。斯大林声称，叶戈罗夫的命令不能成立并且说他拒绝在上面签字。鉴于一个中央委员都拒绝签署这项命令，别尔津也就不敢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了。然而，只经指挥人员签署的作战命令实际上是无效的。斯大林提出了什么样的理由来反对这个命令呢？据我记忆所及，这是一项次要的命令，其性质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什么理由也没有。他就是不愿意签字。他完全可以打直通电话向我解释他的理由，或者如果他愿意的话，打直通电话给列宁。根据同样的条例，战线司令员如果同斯大林的意见不一致的话，可以向总司令或者向我表明他自己的考虑。这样，斯大林的反对意见就会立即在政治局加以讨论，就会请总司令来提出补充说明，但是正如同在察里津一样，斯大林宁肯采取一种不同的行动方式：“我不愿意签字”。他宣布说，目的是向他的同僚和属下显示他的重要性。我回答别尔津说：“经过政治委员签署的总命令对你是具有约束力的。马上在上面签字，不然就把你提交军事法庭。”别尔津立即在战线司令员的命令上签了字。问题被提交政治局。列宁不无尴尬地说道：“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斯大林又当场出丑！”作出了把斯大林从南方战线召回来的决定。这是斯大林第二次严重失职。我记得他回来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但是表面上还看不出有什么怨恨的情绪。相反地，他甚至说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他说，他早已想提起大家注意总司令部与战线司令部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他说，虽然总司令的命令并没有包含什么有害的东西，但是事先并没有征求南方战线的意见，而这是不对的。据他说，他真正抗议的就是这一点。他对自已感到十分满意。我的印象是，他的野心超过了他的能力。他已经陷于自己一时兴起说的大话而不能自拔。总之，十分明显的是他正在尽一切可能掩饰自己的劣迹并且使别人相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为了保全他的面子，有人建议，或许是根据列宁的指使提出的，把他调到西南战线上去。但是斯大林答复道：〕*“l919年2月4日。党中央委员会列宁和托洛茨基同志：……我自己深信不疑的是：即使我去也不可能改变那里的局面……斯大林”〔在这件事以后的三四个月内，他收起了想到军事机构去工作的热望，同时又重新为《民族生活报》撰写文章了。〔察里津保卫者虽然表面上被清除掉了，但实际上仍然存在事实上斯大林及其盟友只不过改换了他们进攻的战场和方法而已。这个新的战场就是党，而他们的方法也相应地作了调整。〕正如同在1912至1913年间对付调和派以及在十月革命以前对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一样。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表面上与军事上的反对派毫无关系，却努力地把它扶植起来并且利用它作为反对托洛茨基的杠杆。〕军事反对派由两个集团组成。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被监禁与流放弄得衰弱不堪，无法在建设军队和国家的工作中为自己找到一个岗位。他们用非常冷淡的眼光看待各种各样的暴发户——而这类人有不少高踞着负责的地位。但是在这部分反对派中也有许多先进工作者，重新充满着精力的战斗分子，他们眼见旧日的工程师、教师、教授，再度掌握着领导地位，归根到底，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并且不敢确信已经掌握权力的新的阶级能够主宰并控制广大的旧知识分子阶层。在革命从工业中心向外围扩展的初期，由工人、水手和过去的士兵组成了武装的战斗队，在各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战斗队经常要打些小仗。由于他们得到群众的同情，他们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他们受到一定锻炼，他们的领导人也取得了一定的权柄。在这些战斗队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关系。他们的战术具有游击战的性质，而对他们说来这也就足够了。但是被推翻了的阶级，在他们的外国保护人的援助下，开始组织起他们自己的军队。这些装备精良、官员充足的军队开始发动攻势。习惯于轻易获胜的游击队马上就表现出他们的无能为力；他们没有足够的侦察部门；他们之间没有联系；他们也没有能力进行复杂的运动。因此——在不同时期，在国内的不同地区内——游击主义遇到了灾难。要把这些互不相干的战斗队包括进一个集中的建制里去是一件困难的任务。指挥员的军事作战能力不高，而且一方面由于他们在政治上不信任旧军官，另一方面为了掩盖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他们对旧军官是敌视的。然而，一直到1918年7月举行的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还坚持认为，我们能够依靠游击队来保卫自己而无须乎拥有一支集中的军队。“这等于对我们说”，我答复他们道：“我们可以依靠马车而不需要用铁路来进行运输。”我军的战线逐渐趋向于联成一个圆圈，其周长足有8000多公里。敌人自己选择了这个方向，他们在外围建立了根据地，从国外取得援助，并且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中心地带。我军形势的有利条件在于我们占领着中心地带，并且沿着内线行动。一旦敌军选择了进攻的方向，我军就能选择反攻的方向。我们能够随时运动我们的部队并且把他们集结起来在最重要的方向进行突击。但是只有在指挥调动完全集中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发挥这个有利条件。为了做到暂时牺牲某些较远的次要防线以保全较近的重要防线，我们必须使大家服从命令而不是讨价还价。这一切是简单已极，不需要再解释的了。其所以还有人不懂得这一点，是因为出现了一些离心的倾向，而这是由于革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互相隔绝的村社的地方主义，以及还没有来得及成熟的自然的独立精神所造成的一个证明是，最初不仅各州，就是各区里都有自己的人民委员会，其中还设有自己的国防人民委员。正规组织起来所显示的成就使得这些分散的队伍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条件自己作了改组，并且把他们自已以团和师的形式巩固起来。然而在精神和方法上他们仍然原封未动。一个师长自己没有自信，对团级干部们也就很随便。伏罗希洛夫身为军长，却很放纵他的师长们。但是尤其可恨的是他们对中央的态度，因为中央并不满足于表面上把这些游击部队改编为团和师的形式，而坚持向他们提出军事组织上的更为根本的要求。1919年l月，我在同游击队中斯大林的一个党羽进行的一场论点中，这样写道：“在我军的一支部队当中，不久以前还有人把相当粗鄙而愚蠢地讥笑‘军事专家’的行为当做革命性的最高标志；那就是说讥笑所有上过军事学校的人；然而就是在这支部队中简直就没有进行过政治工作。这支部队对待党员政委的敌视态度比之对待专家的敌视态度可说是有过之无不及。究竟是谁在散布这种敌视的态度呢？那就是那些糟糕透顶的新的指挥官们——他们是些军事上的无知之徒、半瓶醋的游击队员、半心半意的党员干部，他们不希望有人在他们左右，不管他们是党员干部还是严肃的军事干部……他们死抓住自己的岗位不放，一听到学习军事就恨之人骨……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以至于陷入不可救药的绝境，结果干脆起来反抗苏维埃政府。”在一个严重的危险关头，彼得格勒第二团主动放弃了他们据守的一条极其重要的防线，在团长和政委的率领下，抢了一条汽船从喀山附近顺伏尔加河而下逃往下新城。我下命令截住了这条船并且把这些逃兵交由军法审处。团长和政委都被处以枪决。由于军事上的失职而枪毙共产党员，潘帖列也夫政委的事件还是第一次。关于这个事件党内有过许多流言蜚语。1918年12月，《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不经审讯就把一些最优秀的同志枪决了”的事，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我的名却显然指的是我。文章的作者叫做阿·卡缅斯基，此人本身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显然不过是个马前卒而已。令人不解的倒是，这么一篇含有如此可怕而严重的指控的文章竟然能在中央的机关报上刊登出来。报纸的主编是布哈林，他是个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在军队中任用“将军们”。但是，特别是在当时，他是完全无力参与密谋的。经过调查我发现文章的作者，或者毋宁说是文章的签字人，阿·卡缅斯基，是第十军的一个军官，当时正处于斯大林的直接影响之下，这才揭开了谜底。毫无疑问，斯大林在暗中左右了这篇文章的发表。这项指控所用的词句本身：那种厚颜无耻的所谓枪毙“最优秀”的同志，尤其是“不经审讯”的说法，由于他极其拙劣的捏造以及它本身的荒谬绝伦而令人吃惊。但是恰恰是这种夸大其词的指控暴露了斯大林——这个后来的莫斯科审判的组织者的真面目。中央委员会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记得卡缅斯基和编辑部都受到了申斥，然而斯大林那只操纵的手却仍然没有暴露出来。〔后来，斯大林在南方战线的时候，还继续通过他在党代表大会上的走卒对这个已经名誉扫地的故事加以利用。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期间，托洛茨基正在前线，当他听说这件事的时候，不得不再度吁请中央委员会“就枪决潘帖列也夫的案件进行调查”，“因为”，按照中央委员会1919年4月18日会议记录的说法，“在代表大会上又提起了这个事件”。由于斯大林出席了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这个请求经一致同意提交了组织局，而这里斯大林也在座（他身兼两个机构的委员）。组织局再一次一致同意〕委派了一个由克列斯廷斯基、谢雷布里亚科夫和斯米尔加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全面调查这个问题。他们三人既是组织局又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的结论，当然是，潘帖列也夫是经过了审讯，并且并不是作为共产党和〔政委〕而是作为可恶的逃兵被枪毙的——〔按照统率潘帖列也夫那个团的军长斯拉文的说法〕，他之所以被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团放弃了阵地，而是因为他同他的团一道放弃了阵地”。十年以后，这个事件又在斯大林反对我的运动中，在同一个《不经审讯枪决最优秀的共产党员》的标题下发生的作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3月18日至23日在莫斯科举行。就在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我军在乌发附近受到白军猛烈的打击。我决定不顾大会的召开立即出发到东方战线去。在提出所有部队代表立即返回前线的建议之后，我就准备动身到乌发去。部分部队代表表示不满；他们到首都来就是为了得到几天休假，因而不愿念离开首都。有些人就造谣说我打算躲避有关军事方针的辩论。这个谎言使我感到惊讶．我在1919年3月16日向中央委员会建议撤销要求部队代表立即重返前线的指示，把维护军事方针的事交给索柯里尼柯夫并即赴东线。尽管存在着十分强大的反对派，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军事方针这件事并没有能挡住我走冬以我看来前线的战局比在代表大会上搞竞选活动要重要得多，特别是因为我丝毫也不怀疑，我所认为惟一正确的方针凭它本身的价值就可以站得住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我事先提出的提纲并且指定索柯里尼柯夫作主要报告人。反对派的报告由老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炮兵军官弗·姆·斯米尔诺夫来作斯米尔诺夫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他们坚决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并且曾经主张用游击战来抵抗德国正规军。这种主张甚至一直到1919年还是他们的施政纲领的基础，虽然老实说，他们同时也已经有所收敛。不任用军事专家，不用正规的有条理的领导来代替临时拼凑的作法，是不可能建立一支集中而正规的军队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头脑冷静一些下来以后，力图使他们旧日的观点与国家机器的发展以及正规军队的需要相适应。但是他们是在逐步退却，尽可能地将他们的老一套加以利用，并且用新的提法来掩饰他们实质上的游击倾向。在代表大会开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关主席团的组成的事件，事情虽然不大却很能说明问题。它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性质，尽管这只是最初阶段的事。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是令人伤脑筋的军事问题。列宁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实际上是反对派幕后的首领。列宁已经同彼得格勒代表团就主席团的组成达成了协议。反对派提出了好几个补充的名额，其中不仅有反对派的人还有其他人。例如他们提出了主要报告人索柯里尼柯夫。然而，布哈林、斯塔素娃、奥鲍林、李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都拒绝接受提名，他们把已经就主席团的组成问题达成的协议当做是他们个人应该遵守的协定。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拒绝接受提名。这样就赤裸裸地暴露出他的反对派的立场。看来为了使他的党羽挤满代表大会并且在代表当中进行竞选运动，斯大林曾经下了一番苦功。列宁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但是为了避免使人难堪，他尽了一切努力使斯大林免受一场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他是否能入选的考验。列宁通过一名代表提出了这个先决的问题：“究竟有没有必要在主席团成员之外再提一些补充的候选人？”列宁没有费什么事就使大家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否定的答复。斯大林遭到了失败，然而列宁尽了一切所能及的努力来使得这场失败不具有针对个人的、伤人感情的性质。按照今天官方的说法，斯大林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支持了列宁在军事问题上的立场。那么，为什么在目前已经没有必要保守〔这类〕军事机密的时候，还不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世呢？在1920年3月召开的乌克兰代表会议上，斯大林以代表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报告人的姿态出现，形式上为我作辩护；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自己的心腹大力来推翻他提出的报告。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要耍这种手腕是困难的，因为会议的程序全都在列宁、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和负责的军事干部的掌握之下。但是在骨子里，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也在起着同乌克兰代表会议上一样的作用。他身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却要不是模棱两可地为官方的军事方针作辩护就是一言不发。但是他通过他的最亲密的伙伴——伏罗希洛夫、鲁希维奇以及其他察里津保卫者这些反对派的急先锋——继续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破坏，其目的事实上倒不在于推翻军事方针而在于推翻它的主要报告人。他唆使这些代表对毫无保留地为军事人民委员部作辩护的索柯里尼柯夫进行最恶毒的人身攻击。反对派的核心是察里津集团，而其中最出风头的是伏罗希洛夫。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的一个时期中他们就已经同斯大林保持着经常的接触，他给他们指示并且叫他们不要操之过急，同时又把阴谋的矛头集中指向军事人民委员部。这就是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活动的梗概。“一年以前”，索柯里尼柯夫向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报告说，“在军队完全陷于瓦解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军事组织来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于是苏维埃政府乃采取了组织志愿兵的制度，这支志愿军当时起到了它的作用。现在，在回顾这个时期，如同回顾我们曾经经过的任何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应该既考虑到它的积极的方面，也考虑到它的消极的方面。这个积极的方面主要在于，工人阶级的最优秀的分子参加进来了……但是，除了它的光明面之外，这个游击时期也还有着黑暗面，这个方面终于盖过了那些好的方面。最优秀的分子离开了，牺牲了，或者被俘……剩下来的是由最糟糕的分子构成的乌合之众……除了这些坏分子之外，又补充了一些由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灾难性的崩溃而无处存身，因而不得不参加志愿军的人……在这些人之外，甚至于还补充了从旧军队复员下来的地痞流氓。由于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军事组织的游击时期中出现了种种因素迫使我们不得不清算掉这种游击制度。到头来它已经变成了这样一种制度，它使得互不相干的小股部队各自在不同的领袖之下集结起来。归根结底，这些小股部队不仅仅进行保卫苏维埃政府和保卫革命胜利的斗争，而且进行明火执仗的盗匪行为。它们成了坚决支持冒险主义的游击队……”，另一方面，“在目前的时期中”，索柯里尼柯夫继续说道，“国家……军队……的建设工作……在向前发展着……”。“许多热烈的讨论”，索柯里尼柯夫在报告的另一部分中说道，“环绕着有关军事专家的问题展开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基本解决了。甚至于反对使用军事专家的人本身也承认这个问题已经过时了……在把游击队改组成正规部队的工作中使用了军事专家……由于这样我们使战线稳定了下来，因此我们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相反地，在没有使用军事专家的地方，我们耗费了自己的力量，甚至于到了全部瓦解的地步……在军事专家的问题上我们所面对的不单纯是一个军事问题而且是一个普遍的特殊问题。大家想必还记得，在关于请工程师到工厂里来工作，关于聘请过去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者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那些极左派的共产主义者是如何用他们的‘超共产主义式’的批评来讥笑我们的……他们说什么，把工程师找回到工厂来工作就意味着使资产阶级的指挥机构复辟。现在我们又碰到了类似的批评，而这一次是有关建军的问题。有人对我们说，把旧军官找回到军队里来，我们就会恢复过去的军官阶层和旧的军队。但是这些同志忘记了同这些指挥人员一道工作的还有政治委员，他们是苏维埃政府的代表。这些军事专家已经参加了一支完全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这支军队，尽管有着数以万计的旧军事专家，已经在实践中表明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到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军事问题上的分歧已经远没有过去那样突出了。反对派已经不像一年以前那样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了。一年以前他们还公然说集中的军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他们主张用游击队代替集中的军队，并且反对利用飞机坦克等现代战争的技术装备。这一次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术原则：他们声称军团、师甚至旅都是些装备过重的单位。他们建议把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全部缩编为一种特殊的包括各兵种的单位，每个单位的大小约相当于一个团。这实质上是略加掩饰的游击主义思想。极左派的游击主义者对于自己的辩护要更为公开一些。对于旧军官团的使用，特别是用在指挥岗位上，被说成是与忠于革命的军事原则不相容的行动。工人政府的武装部队的实际组织工作是按照完全不同的路线进行的。我们曾经想办法，特别是在初期，尽量利用旧军队遗留下来的经验、方法、知识和装备。我们凭借手头所有的人力和技术装备来建立一支革命军队，随时随地努力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政委制度是保证无产阶级控制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我们把新老指择人员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在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大多数代表对这一点都已经十分清楚了。再没有哪一个敢于在原则上反对这个军事方针的基础了。反对派于是转而批评一时的错误和过火的行为，用各种各样的悲惨的传闻来款待代表大会。反对派的报告人斯米尔诺夫，针对着索柯里尼柯夫所说的“有些人大概主张建立游击军队，而其他人则赞成正规军队”的话进行了直接的答辩。他指出，在有关使用军事专家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并没有就我们的军事方针的主导趋向发生分歧。”主要的分歧发生在有没有必要扩大政治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权，以便保证他们更多地参与军队的调动和有关作战问题的决定，从而削弱指挥人员的作用。代表大会对于这个批评只接受了一半。大会决定继续全力招募旧的军事专家，但是另一方面，又强调有必要准备一个新的指挥部，并使之成为苏维埃制度的绝对可靠的工具。这个决议和所有其他决议都一致通过，只有一票弃权。这个事实说明，反对派这时已经抛弃了大多数主要的成见。由于无力把自己的路线提出来与党的多数派的路线相对抗，他们只好同意总的结论。尽管如此，前一个时期的游击主义的某些影响，在整个1919年内，仍然显著存在，特别是在南方一带——如乌克兰、高加索和外高加索等地，在这些地区消灭游击倾向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位显赫的军事干部在1920年写道：“尽管有人在我们的军事方针在红军招募军事专家等等问题上掀起了这些烦扰、喧嚷和吵闹，军事人民委员部的首脑托洛茨基同志仍然是正确的，他用铁一般的手腕继续推行着既定的军事方针，对一切威胁毫不在乎……红军在所有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就是这个军事方针的正确性的最有力的证明。”然而直到今天，无数的书籍和文章还在坚持不懈地数说着关于我所任命的“将军们”阴谋叛国的陈词滥调。只要大家回忆一下斯大林在十月革命20年以后几乎把他自己任命的全部指挥人员都加上叛国的罪名而予以消灭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些指控是特别愚蠢的了。还可以再指出一点，官方的主要报告人索柯里尼柯夫和反对派的副报告人弗·姆·斯米尔诺夫，这两个内战的积极参加者，后来都成了斯大林主义清洗的牺牲品。在代表大会期间还举行了特别的军事会议，会上的记录都保存下来了，却从来没有发表。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使所有的参加者，特别是心怀不满的反对分子，有机会充分、自由而坦率地发表意见。列宁在会上作了发言，有力地为军事方针辩护。斯大林说了些什么呢？他有没有发言为中央委员会的立场辩护？对这个问题很难作直截了当的回答。毫无疑问他在幕后进行了活动，唆使各反对分子反对军事人民委员。从当时的情况以及参加过这次代表大会的人的回忆看来，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军事会议的文件直到现在没有发表这件事实本身就是一个罪恶昭彰的证据——斯大林不是根本没有发言，就是当时他的发言现在会使他感到太难堪了。〔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一样，也是〕为起草最后决议而特设的调解委员会的〔委员〕。他在这个委员会里干了些什么勾当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惟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仆从雅罗斯拉夫斯基被提拔为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人。季诺维也夫，无疑在斯大林同意之下，曾经写信给中央委员会为“被侮辱的”伏罗希洛夫作辩护。我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就对他这种说法作了答复。我说：“我在对待他〔伏罗希洛夫〕的问题，．惟一应该负的罪责是我耗费了过多的时间，竟有两三个月之久，通过协商、劝说和私下的说合来办事，而为了事业的利益，我早就应该作出坚决的组织上的决定。因为，到头来，在有关第十集团军的问题上我们的任务不是去说服伏罗希洛夫，而是在最短期间内争取军事上的胜利。”〔这当然有赖于在全〕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把计划协调起来〕，因为全国已经分成八个军区，下面统辖着46个州和344个区的军事人民委员部。〔斯大林竭尽全力就军事人民委员部在军事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散播毒素。〕所有手头的文件都充分证明，根据他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采取的立场看来，斯大林是反对派的首脑。如果说我过去还只是有点疑惑，而现在则是坚信不疑。斯大林同乌克兰人搞的阴谋，他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操纵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都是同他在军事反对派中的活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在察里津没有能够得到桂冠，他就想在〔黑暗中〕找到报复的机会。 |
第八章人民委员第八章人民委员〔布尔什维克如此彻底地为争取国家武装部队奠定了基础，以致他们实际上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就取得了11月7日的最后胜利。十月革命“易如反掌”——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没有一个团队起来保卫民主俄国，由于从前的警察部队已经分散，彼得格勒的克伦斯基政府实际上只有军校学生和非常没有经验的妇女营来抵抗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所指挥的武装工人、士兵和水兵。争夺占地球面积1/6的帝国的最高权力的斗争是在各省和两个都会在双方异常少的部队之间决定的。〕〔文明的民主的西方已进入战争的第四年，它拒绝相信这个既成事实。在布尔什维克当权将近一周之后，克伦斯基真诚地对感到惊讶的世界肯定地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不复存在，甚至在彼得格勒也是这样。”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的胜利比在莫斯科和各省较为容易和较为稳固。驻在彼得格勒的哥萨克是“中立的”——像大本营和一切公开的反动分子一样，不向临时政府提供援助，保留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的权利。与此同时，克拉斯诺夫将军带着数目不详的军队向首都进军。银行、各个部和差不多一切公共行政机关的官员和职员都罢工了。孟什维克领导的铁路、电话、电报和邮政工人工会扬言要罢工以使一切交通运输事业停顿，除非胜利者同意成立各个社会党组成的、然而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参加的联合政府。这个威胁在布尔什维克党本身的领导中产生了一个主要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危机。〕起义以后，由于布尔什维克右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坚持，立即与孟什维克和民粹派举行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被起义所推翻的政党提出的条件之一是要求给它们一个多数，尤其是要从政府中除掉列宁和我，因为这两人是对十月“冒险”负责的人。中央委员会的右派委员倾向于接受这个要求。中央委员会11月l日（14日）举行的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记录是这样说的：“有人建议把列宁和托洛茨基开除出党。这个建议是要使我们党失去领导，我们不接受。”中央委员会谴责右派甚至愿意实际上把权力交出去，认为这是“苏维埃多数害怕利用自己的多数”。布尔什维克并不拒绝与其他党派分享他们的权力，但是只能在苏维埃有适当的力量对比的基础上分享。列宁宣布，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谈判只有作为掩饰军事行动的一种幌子才是有意义的。〔对列宁来说，谈判不是认真的，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引诱物。〕我提出的关于终止同妥协派的谈判的动议获得通过。斯大林没有参加辩论。但是他投票支持多数。右派代表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以示抗议。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要求少数无条件地遵守党的纪律。这个最后通牒是由十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签字的：列宁、我、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人。关于这个文件的原由，一位中央委员布勃诺夫说：“在写了这个文件以后，他（列宁）把每一个中央委员个别地请到他的办公室，让他们看看声明的全文，建议他们签字。”这个说法是令人发生兴趣的，因为它能够使我们正确地估计签名的次序的意义。列宁首先把最后通牒给我看了，在得到我的签名以后，又召进了其他人，首先是斯大林。情况总是这样的，或者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文件不是针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他们的签名大概会在斯大林的签名之前。培斯特柯夫斯基叙述说，在十月的日子里，“有必要从中央委员会当中选出起义的领导。被选出的是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让我们顺便指出，在把领导权委派给这三个人的时候，斯大林的合作者肯定地埋葬了列宁和我都不是其成员的那个实践“总部”。这次，在培斯特柯夫斯基的语词中有一点真实性。不是在起义的日子里，而是在起义在各个重要城市获胜以后然而是在建立任何稳定的政制之前，有必要建立一个巩固的党的参谋部，以便能够在当地执行一切必要的决定。正如记录所说，1917年11月29日（12月12日），中央委员会为了解决迫切的问题选出四人组成的一个常务局：“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这四个人受权决定一切非常事务，但是有义务召请当时在斯莫尔尼的全体中央委员参加作出决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李可夫由于他们有尖锐的不同意见，已经退出了中央委员会。这说明了为什么它是由上述四个人组成的。但是，斯维尔德洛夫忙于党的书记处的工作，忙于在集会上讲话和解决冲突，很少在斯莫尔尼。这四个人实际上变成三个人了。〔1918年2月19－20日晚上，由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联合组成的人民委员会〕选出了一个由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普罗相和卡列林〔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它受权在人民委员会各次会议之间的时期内执行当前的一切工作。〔政府的这个执行委员会也是由这三个布尔什维克和两个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但是没有理由想像这三个人组成了〕一个“三人小组”。中央委员会经常开会和决定一切重要的和特别是有争论的问题。为了作出有关各省起义的进程、关于克伦斯基进入彼得格勒的企图和对首都的粮食供应等不能推迟的实际决定，三人小组是必要的，这个三人小组至少在名义上只存在到政府转移到莫斯科为止。伊雷马什维利抨击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以后的政策，他写道：“三人小组充满了不能平息的复杂情绪，开始以不人道的残酷消灭一切活的和死的东西”，等等。伊雷马什维利把列宁、我和斯大林包括在三人小组中。可以有把握地说，伊雷马什维利只是在很久以后即在斯大林上升到最重要的地位以后才有这个三人小组的想法。但是，在伊雷马什维利的这些话中有一点真实性——或者至少近似真实性。在谈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谈判时，列宁的“我要与斯大林商量后给你一个答复”这句话一再被人引述。问题是，这样一个三人小组在某些时候的确存在，虽然并不总是有斯大林参加。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同样提到了这个三人小组，虽然是以有点不同的语气和从不同的角度提到的：“甚至列宁在那个时期都感到如此需要斯大林，在布列斯特的托洛茨基发来电报，需要立即作出决定而斯大林又不在莫斯科的时候，列宁就通知托洛茨基说：‘我希望首先同斯大林商量然后回答你的问题。’只是在三天以后，列宁就打电报说：‘斯大林刚刚到达。我将同他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将立即向你提出我们的联合答复。’”那个时期的最重要决定经常是由列宁在同我取得一致意见后作出的。但是在这一次，没有取得这样的一致意见，需要第三者。季诺维也夫在彼得堡，加米涅夫并不总是在莫斯科。此外，他像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一样，把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来进行鼓动工作。斯大林的时间比所有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多，他可以不进行鼓动工作，不领导苏维埃及进行其他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离开察里津以前，他通常执行“第三者”的任务。列宁是一个注重形式的人，因此自然不单单以他自己的名义作出答复。一般地说，最近的书刊中常常提到的关于列宁指示、命令等等的说法，完全是根据斯大林主义体制加以类推而提出的。事实上，这样一种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实际上，指示只是由政洽局发出的，命令也是由它发布的，在工作人员不全在的时候，只由三人小组发出，这三个人构成了五名政治局委员中的法定人数。在斯大林不在的时候，列宁就同样谨慎地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克列斯廷斯基商量，在档案中可以找到提到这种磋商的每一个数目的记录。但是，当时有许多关于“二人小组”的谈论。在内战期间，苏维埃“桂冠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写了一些关于“我们的二人小组”的诗。当时没有人谈到三人小组。无论如何，当时用这个名称的任何人都不会选择斯大林作为第三个人，而是选择斯维尔德洛夫，他是非常得人心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所有比较重要的法令都是由他签字的。我记得，有几次向他谈到我们的某些指示在各省没有充分的威信。有一次，斯维尔德洛夫说：“在地方上，他们只接受三个人的签字：伊里奇的，你的，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我的。”〔斯维尔德洛夫是一个有真正了不起的组织才能和有很大的辛勤工作能力的人——远远超过斯大林〕列宁在1920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说：“没有人能像斯维尔德洛夫同志那样善于一个人同时兼顾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因而我们就不得不尝试用集体工作来代替他一人的工作。”224当我在5月初到达彼得格勒的时候，我根本记不得斯大林的名字。我大概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在一些文章上的签字，这些文章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最初会晤的人是加米涅夫、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我同他们进行了关于合并的谈判。不论是在苏维埃的会议上，还是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还是在花费我很大一部分时间的无数次会议上，我都没有碰到斯大林。在我到达后，由于我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工作，我立即与所有的领导人物发生了密切的接触，但是，甚至在二流中央委员，例如布勃诺夫、米柳亭、诺根等人当中，我也没有注意到斯大林。〔区联派和布尔什维克合并以后，斯大林仍然是一个无名人物〕党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说：“在预备国会的主席团中，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在应当派党的主要代表参加一再延期的立宪会议——这个会议是要以民主议会的方式决定俄国未来的政府——的时候，斯大林就作为党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人来定这些代表。记录表明，斯大林的话是：〕“同志们，我提出列宁、季诺维也夫、柯伦泰、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等同志作为参加立宪会议的候选人。”这些人就是以全党名义提出的五个人。让我们追述〔根据官方编的历史〕，只是在两星期以前，据说我和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一起要求列宁出席法庭。在以列宁为首的参加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完整的名单中，斯大林的名字居第八位。25名被指定的人是中央委员会的初步的正式候选人。这个名单是由三名中央委员乌里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斯大林领导的一个委员会草拟的。列宁尖锐地抗议这个名单：名单上可疑的知识分子太多了，可靠的工作者太少了。“完全不能容许的还有：从没有受到充分考验、最近才参加我们党的人（像尤·拉林）当中来的候选人的数目是不成比例的。由于把这样的候选人（他们实际上应该在党内工作好多年月）列在名单上，中央委员会就为野心家、为在立宪会议中谋求地位的人敞开了大门。必须对这个名单进行特别的审查和纠正……不言而喻，在区联派（他们在无产阶级工作中和指导我们党的方面是完全没有受到什么考验的）当中，没有人会反对例如列·达·托洛茨基的候选资格。因为第一，托洛茨基在到达以后，立即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第二，他在区联派当中为合并而斗争；第三，在困难的七月事变的日子里，他证明完全称职，是革命无产阶级党的忠诚战士。很清楚，对于昨天才参加党的许多党员却不能这样说，而他们的名字却在名单上出现了……”在这25名〔布尔什维克代表〕中，有13名后来受到斯大林的处罚，或者在死后受到谴责。在获得政权以后，斯大林开始感到自己的地位比较巩固了，但仍然是一个二等人物。我很快就注意到列宁在“提拔”斯大林，重视他的坚定、大胆、顽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重视他的阴险，因为这些特点是进行斗争所必须的。列宁并没有期望他有任何独立的主张、政治主动性或者创造性的想像力。斯大林是缓慢而谨慎地前进的；只要可能，他就保持安静。但是在彼得格勒的胜利以及后来在莫斯科的胜利使他有了信心。他开始使自己习惯于掌握权力。阿利路也夫写道，“在十月以后，斯大林迁到斯莫尔尼，在那里住在楼上的两个小房间里。”〔他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是第一任人民委员会的委员。〕在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第一次会议是在斯莫尔尼列宁的办公室举行的。在那里，一道没有油漆的板墙把女电话员和打字员所在的小房间隔开了。斯大林和我首先到达。我们从板墙后面听到了德宾科的很粗的声音。他在同芬兰通电话，谈话有一种温柔性。这位29岁的有黑胡须的水兵是个愉快的和自信的大汉，他最近与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很亲密。她是一个贵族出身的女人，会六种外文，年纪快要46岁了。在党的某些人士中，毫无疑问对这一点有许多闲话。在这以前，我没有同斯大林进行过私人谈话，现在斯大林带着一种出人意外的高兴神情走到我跟前来，用肩膀指向隔壁，嗜嘻地笑着说：“是他跟柯伦泰在一起，跟柯伦泰在一起！”他的姿态和他的笑声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是极其庸俗的，特别是在那个场合，在那个地方。我记不得我是干脆没有说什么话，把我的眼睛转开呢，还是冷淡地答复说，“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是斯大林感到他犯了错误。他的面色改变了，他的黄色眼睛出现了我在维也纳225所看到的那种敌对精神。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试图同我就私人问题进行谈话。1918年1月底，斯大林作为党的代表参加了几个外国左翼社会党代表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召开左派国际主义者会议，它得出结论说，“国际社会党会议……应当在以下条件下召开：第一，各党和各组织一致同意采取为争取立即实现和平而对‘它们本国政府’进行革命斗争的道路；第二，它们支持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的时候，立宪会议被解散了。这是列宁倡议的，他还带头制定相应的办法。与此同时，发表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在这些历史性文件的全文中有布哈林和斯大林提出的修正。《列宁全集》的一个脚注说，“他们的修正大部分都没有原则性。”在革命以后最初几年，斯大林所担任的职务以及他所执行的各种任务（主要是组织性的和外交性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就是当时大多数负责人员的情况。人人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忙于内战；例行任务通常是由最密切的助手承担的。斯大林被列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一个成员。但是事实上，他同《真理报》差不多是毫无关系。他执行了民族委员部的比较有系统的工作，这种工作由于他经常到前线去而中断。苏维埃国家刚在形成，不容易以新的方式决定各个民族之间的这种关系。对于这种工作的一般指导（且不提倡议）完全是列宁负责的，列宁从最早时期以来就极为重视民族问题，其重要性仅次于土地问题。从他的秘书处的日志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时常接见各种民族代表团，发出关于这个或那个民族团体的信件、询问和指示。所有比较主要的措施都必须通过政治局；次要的措施用电话同列宁商量。民族委员部只是在事务上执行已经作出的决定。关于这个委员部的工作的情况可以在1922年和1930年发表的培斯特柯夫斯基的回忆录中找到。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最初20个月中，培斯特柯夫斯基是斯大林的最亲密助手。他是波兰的一个老革命家，后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服苦役，他参加过十月起义，在胜利以后担任过各种职务，其中包括在1924－1926年担任苏联驻墨西哥公使的职务。他长期参加了一个反对派，但是设法及时悔过了。最近的悔过烙印出现在这个回忆录的第二版中，但是它并没有使这个回忆录失去新鲜性或吸引力。他们的合作是培斯特柯夫斯基主动提出的，他敲各个门，请人们利用他的平凡才能，但是并没有人利用。＊“‘斯大林同志，’我说，‘你是不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是的。’‘可是你有一个委员部吗？’‘没有。’‘好吧，我为你搞一个委员部。'‘可以，可是你需要什么东西呢？’‘目前只需要一个委托书。’这时，不愿意多费话的斯大林前往人民委员会的执行办公室，几分钟以后，拿回了一份委托书。”在斯莫尔尼已经有人占据的一个房间里，培斯特柯夫斯基发现了一张空桌子，他把这张桌子靠墙放下，在墙上贴了一片纸，纸上写道：“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此外又放上两张椅子。*“‘斯大林同志’，我说，‘在我们名下一分钱也没有。’在那些日子里，新政府还没有接管国家银行。‘你需要很多钱吗？’斯大林问。‘在开始时1000卢布就行了’‘一小时以后再来吧。’当我在一小时以后到来时，斯大林命我向托洛茨基借3000卢布。他有钱。他在前外交部中找到了钱。’我到托洛茨基那里给他一张3000卢布的正式收据。据我所知，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还没有把这笔钱归还托洛茨基同志。”1917年11月9日（23日），从清晨两点到四点半〔斯大林在列宁旁边〕，当时以直达电报同总司令杜鹤宁将军进行谈判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布关于立即开始同交战各国进行和谈的命令。在杜鹤宁拒绝以后，列宁下令把他撤职，并任命尼·瓦·克雷连柯为总司令。〔关于像这样的事件〕培斯特柯夫斯基写道：“斯大林成为列宁在战斗的革命行动中的领导机构中的副手。他负责监督顿河、乌克兰和俄国其他地方的军事作战”。“副手”这两个字在这里是不适合的；比较正确的是说“技术助手”。由于对内战的进程的观察主要是通过直达电报进行的，这个任务也由斯大林执行，因为他可以从他的工作中抽出比其他任何中央委员都多的时间。斯大林通过直达电报进行的谈话主要是半技术性的和半政治性的。他是在执行指示。非常有趣的是，这是他在1917年11月17日（30日）通过直达电报进行的最初几次谈话之一，这次谈话是同乌克兰拉达的代表波尔什进行的。乌克兰拉达与克伦斯基政府相似，它得到小资产阶级上层的支持。毫无疑问，它也得到上层资产阶级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盟友的支持。同时，乌克兰苏维埃处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之下，是直接反对拉达的。苏维埃和拉达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十月革命以后。波尔什以拉达的名义询问彼得格勒政府，它对于一般的民族问题和对于乌克兰的命运特别是它的内部政制的态度是什么。斯大林作了笼统的回答。斯大林说：“在乌克兰的政权，像在其他地区一样，应当属于全体工农兵代表，其中也包括拉达的组织。在这个方面，中央拉达和人民委员会有达成协议的广泛余地。”这恰恰就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十月革命以后所要求的联合，加米涅夫所进行的谈判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破裂的。在基辅的直达电报室同乌克兰的部长波尔什在一起的，是布尔什维克谢尔盖·巴金斯基。巴金斯基也同样要求对这些问题作出答复。他们是彼此控制的。巴金斯基代表苏维埃，他说，中央拉达认为不可能在当地把权力移交给苏维埃。斯大林答复巴金斯基说，如果中央拉达拒绝召开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那么“就在没有拉达参加的情况下召开这种代表大会”。他还说：“在地方上必须接受苏维埃政府。这是我们不能够拒绝的惟一的革命命令，我们不了解乌克兰中央拉达怎么能反对一个不言自明之理。”一刻钟以前斯大林宣布有可能把苏维埃同拉达的民主组织结合起来，他现在则宣布主张成立一个没有任何联合的苏维埃政府，认为这是一个不言自明之理。如何来解释这个矛盾呢？我们手头没有文件。但是，谈话有幕后的主持人，这是十分清楚的。在谈判期间，斯大林把电报纸条从斯莫尔尼的楼下送往在楼上的列宁。列宁在看到了斯大林关于把苏维埃同拉达的组织结合起来的建议以后，他不得不送给他一个严厉的条子。或许他甚至跑到楼下到电报室去以便把对这件事情的想法告诉斯大林。斯大林没有争辩，在他的谈话的第二部分就发出了同他在第一部分中发出的指示完全相反的指示。作为政治局的委员，斯大林被包括在俄国共产党参加芬兰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但是把他包括在内完全是有名无实的。斯大林没有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培斯特柯夫斯基写道：“当1917年12月底芬兰社会党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产生了芬兰工人阶级应当追随谁的问题。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派斯大林作为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列宁、我和斯维尔德洛夫都不能离开彼得格勒；另一方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那个时期不适合于担任在芬兰提出起义的任务。斯大林看来是一个最合适的候选人。就是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显然第一次会晤了唐纳。22年以后，斯大林在苏芬战争的前夕同唐纳进行了谈判。培斯特柯夫斯基提到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密切的合作。“列宁甚至一天没有斯大林都不行。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斯莫尔尼的办公室是处在列宁的‘胳臂之下’。在一天当中，他要把斯大林叫出无数次，或者到我们办公室来把斯大林带走。斯大林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同列宁在一起度过的。他们做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有一次在我进入列宁的办公室以后，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图景。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俄国地图，地图前面放了两张椅子。伊里奇和斯大林站在椅子上，他们的手指在地图北部移动，我想是在芬兰部分。“在晚上，当斯莫尔尼的动乱平息一点的时候，斯大林就到直达电报室，在那里呆几个小时。他进行了时间最长的谈判，不是同我们的军事领袖（安东诺夫、帕夫卢诺夫斯基、穆拉维约夫等人），就是同我们的敌人，同乌克兰拉达陆军部长波尔什进行。有的时候，当他有某种紧迫的事务而被叫出时，他就派我到电报室去。”这里提供的事实或多或少是正确的，但是解释是片面的。在那个时期，列宁非常需要斯大林，这是没有疑问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直在进行反对列宁的斗争；我的时间不是花在会议上面，就是花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主要是花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斯维尔德洛夫负责党的整个组织工作。斯大林实际上没有肯定的任务。民族委员部，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并不占他的什么时间。因此他起了参谋长的作用，或者起了在列宁之下处理负责任务的一个人员的作用。通过直达电报进行的谈话主要是技术性的，虽然是非常负责的，列宁只能把这些任务委托给一个有经验的、对于斯莫尔尼的一切任务和事务非常了解的人。〔甚至在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以后，列宁继续遵守不发布个人命令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规定。差不多三年以后，〕1920年9月24日，奥尔忠尼启泽从巴库通过直达电报要求列宁允许派遣一艘驱逐舰到恩捷里〔波斯〕的时候，列宁在电报上写道：“我要问问托洛茨基和克列斯廷斯基。”实际上，在电报、信件和报告中有数不清的这样的话。列宁从不自行作出决定，总是问政治局。通常只有两三名政治局委员（有时只有两个）在莫斯科。从这些数以百计的关于询问政治局委员的批语中，只有写有“问斯大林”这种字样的批语被摘引出来，使人们认为，这些批语意味着列宁不问斯大林是不采取任何步骤的。〔关于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谈判〕斯大林的编史学家实际上是休假了。〔他们有真正的文件可以引述来支持他们编造的神话，来自当时由托洛茨基负责的外交委员部档案中的文件。例如在1935年，一个名叫索凌的人写道：〕*“托洛茨基在从布列斯特给列宁的信中提出了下列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不要签订兼并和约，也不要继续进行战争，同时复员军队。1月15日（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用直达电报同托洛茨基（他要求立即答复）进行的一次谈话中称托洛茨基的计划是‘可以争辩的’，要等到斯大林到达后再给予最后的答复，斯大林当时不在彼得格勒，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要同斯大林商量。我们引述这次谈话的全部记录：1月15日〔2日〕——托洛茨基和列宁通过直达电报进行了下列的谈话：托洛茨基问列宁是否收到了通过一个拉脱维亚士兵送给他的一封信。托洛茨基一定要立即答复这封信。答复应当用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字样表示出来。‘这是列宁在打电报。我刚刚收到你的专函。斯大林不在这里，还没有能给他看这封信，你的计划在我看来是可以争辩的。不能等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这里举行特别会议后再作出最后决定吗？一俟斯大林回来，我就给他看这封信。列宁’‘我们将设法尽可能长久地推迟作出决定，等待你的通知。请设法快一点。拉达代表团正在执行一个明目张胆的背叛政策。在我看来，在中央委员会内考虑这个计划是不方便的，因为这可能在计划执行以前引起反应。托洛茨基’对托洛茨基的答复：‘我希望，首先同斯大林商量，然后再答复你的问题。今天哈尔科夫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它向我保证说，基辅拉达已经奄奄一息了）已经动身去看你。列宁’当l月18日（5日）的谈判达到危急关头的时候，列·达·托洛茨基通过直达电报要求给予指示，并接连收到以下两个通知：1‘致托洛茨基：斯大林刚刚到达。我将同他考虑，我们将向你提出我们的联合答复。2‘通知托洛茨基，要求他使谈判休会而到彼得格勒来。列宁、斯大林’”〔在1939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官方历史完全把事实颠倒了。它说：〕*“1918年2月10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城进行的和平谈判中断了。虽然列宁和斯大林代表党中央坚决主张签订和约，但是出席布列斯特和会的苏俄代表团首席代表托洛茨基却叛变式地违背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直接训令。他声明说，苏维埃共和国拒绝在德国所要求的条件下签订和约，但同时他却又通知德方，说苏维埃共和国决定不进行战争，并在继续实行遣散军队。这是骇人听闻的行为。德帝国主义者当时所能要求于苏维埃国家利益叛徒的，无过于此了。”226〔从同书第207页翻到第208页，我们找到了下面的叙述：〕*“列宁称这个决议为‘奇谈与怪论’。当时党还不知道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党主义者’这种反党行为的真实原因。然而不久前审判反苏维埃的‘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l938年初)已经查明：布哈林及其所领导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曾经同托洛茨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组织过反苏维埃政府的秘密阴谋。布哈林、托洛茨基及其阴谋同伙会打算破坏布列斯特和约，逮捕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并加以杀害，然后由布哈林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组织新政府。”227〔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记录。有63个布尔什维克出席了1918年1月21日（8日）的会议，其中绝对过半数（32人）投票赞成进行革命战争。托洛茨基的立场——既不主战也不主和——得到了l6票。列宁的立场——主张同德意志帝国媾和——得到了15票。党中央委员会三天后再次考虑了这个问题。1918年1月24日（l1日）的会议记录如下：〕*“托洛茨基同志动议就下列方案进行表决：‘我们结束战争，我们不缔结和约，我们遣散军队。’方案付诸表决。9票赞成，7票反对。列宁的建议也付诸表决：‘我们用一切方法拖延和约的签订’(12票赞成，1票反对)。列·达·托洛茨基的建议：‘我们是否打算发出要求进行革命战争的号召？’(2票赞成，11票反对，1票弃权)；‘我们停止战争，不缔结和约，遣散军队’(9票赞成，7票反对)。”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认为有必要签订一项单独和约，他的论点是：“现在西方没有革命运动，不存在革命运动的事实，而只有可能性。但是我们在实践中不能单单依靠可能性．”228“不能依靠？”列宁立即驳斥了斯大林的支持：的确，西方的革命还未开始；“但是，如果我们由于这一点而改变我们的策略，我们就会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叛徒。”第二天，l月25日（12日），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考虑了和平问题。会议以多数票决定提出“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这个方案供苏维埃代表大会考虑。斯大林对这个方案持什么态度？在这次会议（这个方案在会上以9票对7票被接受）以后一星期，斯大林说了这样的话：“1918年2月1日（l月19日）会议；斯大林同志：……‘使我们摆脱这个困难局面的是中间观点——托洛茨基的立场。’”如果人们考虑到，在整个这一危急时期，党组织和苏维埃的绝大多数都主张进行革命战争，因而列宁的立场只能通过一次党和国家的革命（这当然是完全谈不上的）来贯彻，那么斯大林的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当斯大林说我的立场是当时使党摆脱这种局面的惟一办法时，他远不是错误的，只是承认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2月10日〕参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会的苏维埃代表团公布了苏维埃政府拒绝签订兼并和约以及中止同四国同盟的战争的正式声明。〔两天后公布了〕最高总司令尼·瓦·克雷连柯的命令：停止对这些国家的军事行动，遣散俄国军队。〔列宁在一年后提到这些事件时写道：〕*“我们党怎么没有一个派别、没有一个方面、没有一个组织都不反对遣散军队的呢？我们是怎么回事——难道完全发疯了吗？完全不是这样。军官，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甚至在十月以前就说，军队不能作战，让它在前线再留几周都不行了。十月以后，凡是愿意正视事实，愿意看看不愉快的严酷现实，而不是隐藏起来或蒙上自己的眼睛、满足于发表自豪的言论的人，这已是不言自明的了。根本没有军队。不可能依靠它。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尽快遣散军队。这是俄罗斯国家机构的病态部分，它不再能承受战争的负担了。我们愈快遣散军队，就会愈快把它溶解在尚未处于病态的那些部分之中，国家就会愈快地准备应付它的新的困难任务。这就是我们在毫无异议而一致通过那个决议时的想法——从表面的事变看来是荒谬的那个决议：遣散军队。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一直在说，保持军队是不实际的幻想。我们愈快遣散军队，整个社会机构就会愈快开始复原。这就是为什么‘德军不能进攻’这种革命词句，以及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革命词句即‘我们不能宣布战争状态结束，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是极大的错误，是对事变作的过分的估计。但是假定德军进攻怎么办呢？‘不会，他们是不能够进攻的。’”实际上，德军的进攻持续了14天，从2月18日到3月3日。2月18日，中央委员会整日讨论了如何对付已经开始的德军的进攻的问题。在布列斯特谈判于2月10日破裂以及苏俄代表团公布了关于中止战争和拒绝同德国签订和约的声明之后，“主战派”——主张进行极端兼并的一派——终于胜利。2月13日在汉堡由德皇威廉主持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的如下声明被接受了：“托洛茨基拒绝签订和约这一点自然而然导致了休战的终结。”2月16日．德国军事司令部正式通知苏维埃政府，从2月18日中午12点开始中止同苏维埃共和国的休战，这就违反了所规定的协议：必须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七天发出关于休战中止的通知。如何对付德军的进攻的问题，最初是在2月17日晚上的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的。德方立即提出的关于为签订和约而举行新的谈判的建议以6票对5票遭到否决。另一方面，没有人投票“赞成进行革命战争”，而尼·伊·布哈林、格·伊·洛莫夫和阿·阿·越飞“拒绝就这样提出问题进行表决。”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在进攻充分发动之前，在它对劳工运动的影响变得明显之前，暂不恢复和谈”。下面的决定被一致通过了（有3人没有投票）:“在德军的进攻成为事实而在德国和奥国还没有开始革命的发动时，我们就缔结和约。”2月18日，在德军进攻的情况下，党中央委员会整日举行了会议，只有短暂的中断（一项记录表明，时间是“在晚上”，另外两项记录没有说明更确切的时间）。在第一次会议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发言赞成签订和约，我和尼·伊·布哈林发言反对，在这之后，“立即提出重开和谈的建议”，这一动议以7票对6票被否决了。在第二次或者说在晚上的会议上，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克列斯廷斯基发言赞成重开和谈；乌里茨基和布哈林发言反对；我发言建议我们不重开谈判，但是要求德国人提出他们所制定的要求。在这之后，就下面的问题进行了表决：“我们是否应当立即向德国政府提出一项立即缔结和约的建议？”这项建议以7票（列宁、斯米尔加、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索柯里尼柯失、我、季诺维也夫）对5票（乌里茨基、洛莫夫、布哈林、越飞、克列斯廷斯基）,1票弃权（斯塔索娃）获得通过。然后，决定立即起草关于这个已被接受的决定的确切声明，并草拟提交德国政府的信件的全文。列宁提出的关于电报所包含的内容的建议付诸表决。除2人弃权外，全都投票赞成指出和提到和约条件的苛刻性；赞成准备按旧条件签字，但表明并不拒绝接受更苛刻条件的，7人赞成，4人反对，2人弃权。草拟电报全文的任务交给了列宁和我。列宁立即草拟了电文，我作了小的修正。电文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席会议上获得通过，由人民委员会签署，2月19日发往柏林。在2月21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投票反对利用协约国的帮助来对付德军的进攻。就军事和技术援助问题同盟国进行的谈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开始的。谈判由列宁和我继续进行，代表法方的是拉维涅将军、尼塞尔将军和雅克·沙杜尔上尉，代表美方的是雷蒙·罗宾斯上校。2月21日，关于德军的继续进攻，法国大使努朗打电报给我说：“你们在抵抗德军方面可以指望法国的军事和财政合作。”当然，德国军国主义和法国军国主义之间的区别，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它只是一个必须使敌视我们的某些力量失去作用从而拯救苏维埃政府的问题。〔但是法国政府没有遵守诺言。〕克列孟梭宣布了对布尔什维克的神圣战争。于是，我们被迫缔结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对概述德国和约条件的苏维埃电报的复电是在〔2月23日〕上午10时半在彼得格勒收到的。同2月10日提出的和约条件相比较，这些条件要苛刻得多。红军必须立即撤出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由德国警察加以占领；苏俄必须同资产阶级乌克兰政府和芬兰政府缔结和约，等等。接受德国和约条件的问题〔在同一天〕也予以讨论，最初是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后来是在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最后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本身的全体会议上。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和索柯里尼柯夫发言赞成接受这些条件和签订和约。布哈林、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和洛莫夫发言反对。我说，“如果我们意见一致，我们一定能承担起组织防御的任务。我们能够办到这一点……但是这需要最大程度的一致。由于缺乏这种一致，我不愿承担投票赞成战争的责任。”中央委员会以7票对4票（4票弃权）决定立即接受德国的建议，为革命战争作准备，并（一致——3票弃权）决定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选民进行民意测验，以便断定群众对缔结和约的态度。在2月23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说：“我们不必签字，但是我们必须开始和谈。”列宁回答说：“斯大林说我们不必签字，错了。必须在这些条件上签字。如果你不在这些条件上签字，那么你就将在三周内在苏维埃政府的死刑宣判书上签字。”〔记录又说：〕“乌里茨基同志发言反对斯大林的意见，他说，这些条件必须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但是进行谈判已不再可能了。”了解当时情况的每个人——〔甚至像乌里茨基这样一个一贯极力主张同德意志帝国进行革命战争的人〕都可清楚看见，抵抗是毫无希望的。斯大林此番话的立场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早在2月28日，德国〔军队就攻占了〕得文斯克。它的进攻速度是特别快的。遏阻政策已经是山穷水尽了。（但是）斯大林却〔在5天后〕在2月23日建议不签订和约，而……进行谈判。斯大林在2月23日的会议上第二次发言，这次是为签订和约的必要性辩护。他还乘此机会纠正了他自己对国际革命问题的看法，〔因为〕列宁〔批评了他。斯大林说，〕“我们也是把赌注押在革命上。你们估计几周会发生革命，而我们估计几个月才会发生。’这番话完全符合当时的情绪以及谢尔盖也夫（阿尔乔姆）〔在1918年1月24日（11日）〕的会议上所说的话：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在一件事情上意见一致，即如果没有国际革命的胜利，在最短不过的时间里〔据斯大林说．是在今后几个月内〕，苏维埃共和国就会灭亡。这样，“托洛茨基主义”当时就在党中央委员会里得到了一致的赞同。实质上，在布列斯特谈判期间，斯大林没有采取过什么独立的立场。他犹豫不决，等待时间，哑口无言——并进行策划。“老头子一直在盼望和平”，他对我说，朝列宁的方向点点头，“但是他不会得到什么和平”。然后，大概他又走到列宁跟前，说了关于我的同样话。斯大林从不真正地公开表示意见。的确，没有人对他的看法或他的矛盾特别感兴趣。我确信，我的主要任务（那就是使我们对和平问题的态度有可能为世界无产阶级所理解）对斯大林来说是一个次要的考虑。他感兴趣的是“一国的和平”，正如后来他感兴趣的只是一国的“社会主义”一样。在进行决定性的投票时，他同列宁在一起。只是在几年以后，为了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他才不嫌麻烦地为自己拟定了关于布列斯特事件的某种类似“观点”的东西。〔可以把他的态度同列宁的态度比较一下。列宁在激烈的派别斗争之后，立即于3月8日举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话说：〕*“其次，我要谈一谈托格茨基同志的立场。应该把他的活动的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当他开始在布列斯特进行谈判，并且出色地利用了这次谈判来进行宣传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做法。……托洛茨基同志的策略要拖延谈判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当宣布战争状态巳经结束而又不签订和约，那就不正确了。……既然历史把这变成了泡影，那么，也就值不得再去提了。”229在整个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期间，列宁所采取的政策同斯大林的政策之间当然有很大的差别，斯大林更加接近季诺维也夫。必须说明，只有季诺维也夫有勇气要求立即签订和约，他预言拖延谈判会更加真正地增加和约条件的苛刻性，以此来吓唬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怀疑，从“爱国的”观点来看，立即签订这些条件会比较有利，但是列宁认为，拖延和谈是进行革命鼓动，国际革命任务在爱国考虑之上——在和约的领土条件和其他一切条件之上。对列宁来说，这是一个在国际革命斗争中争取喘息时期的问题。斯大林认为，国际革命是一个我们不能依靠的“可能性”。不错，后来他的确修正了这些话，以便使自己可以反对其他人，但是实质上，在当时正如在很久以后一样，国际革命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公式，他不知道如何在政治实践中利用这个公式。正是在这个危机时期，可以清楚地看出，世界政治的因素，对斯大林来说是那么多的未知数。他对这种因素是一无所知的，也不感兴趣。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在进步的人们中间正在进行傲烈的辩论，辩论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举行谈判并准备缔结和约。有不少人认为，布尔什维克和霍亨索伦政府是在演一出喜剧，而在这出喜剧中暗示对方，结尾语是事先安排了的。革命斗争要求我们向工人们表明，我们不能采取别的行动，敌人正在轻易地击败我们，我们不得不签订和约。正是为了这个理由．德军的进攻是我们的最好证据，证明这项条约是被迫签订的。德国的一项最后通牒是不够的；一项最后通牒可能同样是预演的一出戏的一部分。德军的真正调动，城市的被攻占，军用财产的被劫夺，则完全不同了。我们失掉大量财富，但是我们却赢得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政治信心。分歧意见的意义就在于此。按照宪法，一个人民委员部是由主席230和委员会组成的，委员会则由6个委员，有时甚至12个委员组成。指导一个部门是不容易的。据培斯特柯夫斯基说：“民族问题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反对斯大林，经常使他们的人民委员处于少数。”这位悔过的作者赶忙补充说：“斯大林决定改造我们，并坚持不渝地这样做。在这方面，他表现了才能和智慧。”不幸，培斯特柯夫斯基并未详述问题的这个方面。但是我们的确从中得知了关于斯大林结束他同委员会的矛盾的独出心裁的方式。培斯特柯夫斯基说，“他有时失去耐心，但是他在会议上从不显露出来。在这种场合，当我们在会议上进行的无休止讨论使他的耐心丧失殆尽时，他会突然消失，他是以特别的技巧这样做的，‘一眨眼的功夫’，他会从房间中消失，躲藏在斯莫尔尼的一个僻静处，后来是躲藏在克里姆林宫的僻静处。没有办法找到他。最初，我们常常等他。但是最后我们就休会，我独自留在我们的共同办公室里，耐心地等他回来，但是毫无用处。通常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电话给斯大林。每当我回答说斯大林不见了，他总是对我说，‘立即去找他’。这是不容易的。为了寻找斯大林，我就要在斯莫尔尼和克里姆林宫的长长的走廊里走来走去。我会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找到他。有一次我在水兵沃龙佐夫同志的房间里找到了他；有一次在厨房里找到了他，在那里，他躺在一张长椅上吸烟斗，思考他的论点。”由于党的最优秀力量进行军事工作或经济工作去了，民族委员部的委员会是由次要人物组成的。但是他们勤勉地搜集论点来对付斯大林的论点，向他提出他回答不上的问题。他有权力，但是这种权力完全不足以进行强迫；他必须使别人信服或说服别人。斯大林对付不了这种局面。他生性自高自大，而他的才智又不够，两者之间的矛盾给他造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局面。他在自己的部门中并不享有威信。当他的耐心丧失殆尽时，他只是躲藏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人们可以怀疑他是不是在这位司令官的厨房里思考他的论点。更加可能的是，他是在护理他自己内心的创伤，并在盘算，如果那些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不敢反对他，该多么好。但是，在当时，他甚至想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他只是发号施令，而其他人全都默默地服从。培斯特柯夫斯基关于在莫斯科（政府在第二年3月从彼得格勒迁到那里）寻找人民委员部部址的叙述同样是很有趣的。各部门之间展开了争夺商人的私有房屋的激烈斗争。民族人民委员部在开始时什么也没有。“我对斯大林施加了压力。”斯大林对谁施加了压力，我不知道。“不久以后，民族人民委员部拥有了几所私人房屋。中央办事处和白俄罗斯委员会设在波瓦尔斯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委员会设在尼基茨克，波兰委员会设在阿尔巴特，犹太委员会设在柏列契斯金卡，鞑靼委员会设在莫斯科河码头的某个地方。此外，斯大林和我的办公室设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对这种情况十分不满。‘现在要监视你们根本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应该找一幢大房子，大家都集合在那里。’这个想法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他。几天后他对我说：‘我们分配到西伯利亚大旅馆，可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故意占去了。但是我们不退却。叫阿利路也娃用打字机把下面这句话打在几张纸上：‘本处为民族人民委员部占有’。带几枚图钉。”阿利路也娃是斯大林未来的妻子，她是民族人民委员部的打字员。斯大林和他的助手带着这些有魔力的纸和图钉，乘汽车前往兹拉托乌斯特街。“天色已晚。这家旅馆的大门关闭了。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道——‘本房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占有．’斯大林把它撕下来，把我们的纸贴上去。斯大林说：‘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走进去。’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找到后门。由于某种无法说明的原因，电灯熄了。我们划了火柴照路。在第二层楼上，我们东歪西倒地进入一条长长的走廊。我们随便在一些门上贴上我们的通知。回去时，我们没有火柴了。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走到底层，差一点折断我们的脖子。我们终于设法摸索走到汽车那里。”需要一定的想像力才能设想一个政府成员在黑暗中闯入一幢为另一个政府部门所占有的房屋，撕下一些通知，把另一些通知贴上去。可以肯定地说，其他任何人民委员或中央委员会委员是不会想到做这样事情的。这里我们认识到巴库监狱时代的柯巴。斯大林一定知道，关于一所房屋这种可争辩的问题将在最后由人民委员会或在政治局中予以决定。在一开始就向其中的一个机关提出申请，原会简单些。显然斯大林有理由假定，在这场竞争中，不会作出有利于他的决定，他企图使人民委员会面临一个既成事实。尝试失败了，这幢房屋拨给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部231。斯大林心中又一次怀有对列宁的怨恨。按照培斯特柯夫斯基的叙述，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是这样推理的：每一种民族压迫只是阶级压迫的一个表现。十月革命摧毁了阶级压迫的基础。因此，没有必要在俄国组织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区。地域应该完全从经济方面划分。“……反对列宁主义政策的情绪，虽然乍一看来似乎是奇怪的，在非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拉脱亚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等）中间特别强烈。在边界地区受到压迫的布尔什维克是在同地方民族主义党派进行的斗争中长大的，他们倾向于不仅拒绝沙文主义的毒素，甚至还拒绝进步的社会要求。民族人民委员部的这个委员会由三个俄罗斯化的非俄罗斯人组成。他们以他们的抽象的国际主义来对付被压迫民族的实际发展需要。实际上，这项政策支持了旧的俄罗斯化传统，它本身在内战条件下是一种特殊的危险。”成立民族人民委员部是为了把以前受压迫的俄罗斯各民族组织起来，办法是成立各个民族委员会——例如亚美尼亚、白俄罗斯、犹太、拉脱维亚和伊斯兰教民族（后来改名为鞑靼－巴什基里亚）、波兰等委员会——和高加索山区居民、德意志、吉尔吉斯、乌克兰、楚瓦什、爱沙尼亚、卡尔梅克、南部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为捷克战俘服务）、沃加克和科米等部门。委员部试图在苏维埃基础上组织各民族的教育工作。它出版了一份俄文周报《民族生活报》，并用各种民族语文出版了一些刊物。但是它主要致力于组织各民族共和国地区，从各民族本身中寻找必要的领导干部，一般地指导新组织的地域单位和照顾住在自己被分离的地域以外的少数民族。一些落后的民族第一次由于革命而要求过独立的民族生活。在他们看来，民族委员部拥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力。它为他们敞开了在苏维埃政权范围内过一种独立的生活的大门。在这方面，斯大林是列宁的一个无法替换的助手。斯大林非常熟悉高加索土著人民的生活——只有一个土著人才能够这样熟悉。在他的血液中就有这种土著成分。他爱原始人民的社会，找到了同他们的共同语言，他不担心他们会在任何方面胜过他，因此他以民主、友好的方式对待他们。列宁很珍视斯大林的这些为其他人所没有的特点，用一切办法试图在各种民族代表团面前提高斯大林的威信。“同斯大林谈谈吧。他清楚了解这个问题。”他了解情况。同他讨论这个问题吧。他几十次、几百次地重复这种推荐。有时，斯大林同各民族代表或者在他自己的委员会中发生严重冲突，在所有这种场合中，问题就被提到政治局。在那里，作出的一切决定总是有利于斯大林的。这一点使得他的威信在落后民族的统治集团面前、在高加索、在伏尔加河、在亚洲进一步提高了。新的少数民族官僚机构后来成为斯大林的权力的一个重要堡垒。1919年11月27日，伊斯兰教民族共产党组织和东方人民的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斯大林以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在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四人当选名誉委员：列宁、我、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大会的主席苏丹－加里也夫（后来结局不好的人物之一）建议大会欢迎斯大林，把他视为“燃烧着仇恨国际帝国主义的火焰的战士之一”。然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苏丹－加里也夫关于总的政治革命的报告最后有着这样的致敬口号：“俄罗斯共产党万岁！党的领导人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万岁！”这一点特别说明了当时领导人的等级。甚至在斯大林直接领导下举行的这次东方人民代表大会都不认为有必要把斯大林包括在党的领导人之列。从革命的时候起直到民族人民委员部在1923年撤销时为止，斯大林一直是民族人民委员。民族人民委员部是由于成立了苏联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民族委员会撤销的。可以认为肯定证实的是，至少直到1919年5月为止，斯大林并不非常忙于民族委员部的事务。最初，《民族生活报》的社论并不是斯大林写的，后来，当这家刊物开始以大本出版时，斯大林开始一期接一期地在这家刊物上发表他的社论。但是斯大林写的文章并不是很多，而是逐年减少的。从1920年到1921年，我们发现他只写了两三篇文章。1922年，一篇也没有。那时，斯大林完全去搞政治机器去了。1922年，这家刊物的编辑部说：“在《民族生活报》出版之初，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起了积极作用。在那段时期里，他不仅写了社论，而且还常常写参考性评论，为党的生活栏写札记等等。”读到这些文章，我们又想起了梯弗里斯出版物的老编辑和1913年彼得堡《真理报》的编辑。例如，在好几期中，他专门注意东方。这是列宁的指导思想在他的若干文章和演说中，他可能遵循这个思想。无疑，斯大林对东方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性质的。他本人就是一个东方人。他对西方生活和西方语言都不熟悉，如果说他在西方代表面前总是感到不知所措，那么在东方落后民族的代表面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命运的这位人民委员就感到自己更有信心得多，并且是站在比较巩固的基础上。基本思想是列宁的思想。但是对列宁来说，东方和西方的前景是密切地相互联系的。在1918年，占重要地位的是西方问题，而不是东方问题；战争就要结束了，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有动乱，在德国、奥匈帝国和其他地方都有革命。例如，在1918年11月24日（即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发生时）的一期中刊载了斯大林的题为《不要忘记东方》的文章。我们大家全都认为这些革命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声。当时斯大林写道，没有东方的革命运动，“就休想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232——换言之，斯大林认为，没有东方的革命觉醒，不仅在俄国，甚至在欧洲都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这是重复列宁的指导思想。但是在重复这种思想时，不仅有分工，还有兴趣的划分。关于西方革命，斯大林完全无话可说。他不了解德国，不了解它的生活或语言其他人则以丰富得多的知识写有关德国的文章。斯大林集中力量于东方。在1918年12月1日，斯大林在《民族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乌克兰在解放中》的文章。这是老一套的座谈会式的词藻。重复代替了其他办法：“我们毫不怀疑，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一定会给新的不速之客——英法奴役者以应得的打击。我们毫不怀疑，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一定会揭穿他们的反动作用”233，等等令人作呕的话。在1918年12月22日同一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斯大林写道：“在最优秀的共产主义力量的协助下，（乌克兰）苏维埃国家机器正在恢复中。乌克兰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委员是以皮达可夫同志为首的……组成乌克兰政府的最优秀的共产主义力量是：皮达可夫、伏罗希洛夫、谢尔盖也夫〔阿尔乔姆〕、克维林、查东斯基和柯秋宾斯基。”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伏罗希夫还活着，成为元帅。谢尔盖也夫（阿尔乔姆）在一次事故中死亡。所有其他的人不是被公开处决，就是毫无踪迹地不见了。这就是最优秀的共产主义力量的命运。2月23日，他发表了题为《两个阵营》的社论，他在社论中说：“世界已经确定不移地分裂为两个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正在不可遏止地高涨，围攻着帝国主义的堡垒。革命浪潮的吼声在被压迫的东方各国发出了回响。帝国主义脚下的基地燃烧起来了……”。234尽管说了好些“浪潮”，这些说法都是陈词滥调，彼此互不协调。在所有这些话中，在平淡的含糊的官僚词藻之下，明显地有一种不真诚的语调。1919年3月9日，《民族生活报》发表了斯大林所写的题为《两年以来》的文章，文章表示了他的结论：“无产阶级的两年斗争经验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的预言。”235在那些日子里，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看法还没有缩小到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的社会主义。其他所有文章都属于这一类型。所有的文章全都极端缺乏独创性的思想或吸引人的形式。这些文章在表面上是说教性质的，枯燥、冗长和虚假。楚瓦什共产党人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20年4月举行，也就是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两年多之后举行的。名誉主席团仍是由列宁、我、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四人组成。民族人民委员部的刊物在描述代表大会开幕情况时指出，墙上挂着世界革命领袖——卡尔·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画像。那时还没有斯大林的画像，什么地方都不挂他的画像，谁都从来没有想到甚至在代表大会的大厅里挂他的一幅画像。而这次会议完全在斯大林自已的活动范围之内。11月7日，即十月革命三周年，斯大林在巴库，在那里，他在庄严的苏维埃会议上讲话，作了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年》的报告。在11月13日的达格斯坦人民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宣布了达格斯坦的自治。民族人民委员部的刊物说，“斯大林同志的讲话多次为雷鸣般的掌声和《国际歌》所打断，最后全场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11月17日在弗拉基高加索举行的捷列克区域各族人民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亲自宣布“成立一个自治的山民苏维埃共和国”236，并作了关于上述自治的山民苏维埃共和国的报告。1920年12月18日和21日之间，举行了第一届全俄自治共和国、边区、州代表会议。斯大林因病不能出席，卡敏斯基代表斯大林向会议祝贺。会议一致通过了向斯大林慰问的动议。但是那次东方人民大会的记录说：“……选出大会名誉主席：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同志……暴风雨般的掌声……选出名誉主席团成员……和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又是居于末位！在维也纳，斯大林在列宁指导下，写过一本有价值的关于民族问题的书，在西伯利亚他想独立地继续这个工作，但是列宁甚至认为不可能发表他的文章。在1917年的三月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认为民族压迫是封建主义的产物的看法，而完全看不到帝国主义是我们时代民族压迫的主要因素。在1923年，他把具有悠久传统和压迫过弱小民族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同弱小民族的防卫性民族主义放在同等地位。这些明显的错误，斯大林式的错误，放在一起看是可以理解的。上面已经指出，这是因为他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没有形成有系统的概念。他根据一时的需要利用一些互不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就像在鞋铺里按大小挑选鞋子一样从中进行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每遇到事件转折点，他总是那么容易自相矛盾起来。因此，即使在他专长的民族问题上，斯大林也不能达到完整的概念。他在1920年10月10日的《真理报》上写道：“承认脱离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建议脱离。边疆地区的脱离将会损害中央俄罗斯的革命力量，中央俄罗斯鼓舞了西方和东方的解放运动。脱离出去的边疆地区必将遭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奴役。只要看一看脱离俄罗斯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波兰、芬兰等就够了，它们只保持着独立的样子，实际上已经变为协约国的无条件的附庸。回顾一下被德国资本主义蹂躏的乌克兰和受协约国蹂躏的阿塞拜疆的最近历史，就可以充分理解在当前国际条件下提出让一个边疆地区脱离的要求的反革命性质。”237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一周年时写道：革命浪潮“就从北部泛滥到全俄国，席卷了一个又一个边疆地区。但是它在边疆地区碰到堤坝，这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已经成立的‘民族委员会’和区域‘政府’（顿河、库班、西伯利亚）。原来这些‘民族政府’连听都不愿意听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在本性上是资产阶级政府，根本不愿意破坏旧的资产阶级秩序，相反地，它们认为有义务来全力保存并巩固这一秩序……它们……自然就成了纠集俄国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反动基地……但是，各‘民族’政府和区域‘政府’所进行的斗争是力量悬殊的斗争。‘民族政府’两面受敌：外受俄国苏维埃政权攻击，内受‘自己的’工人和农民攻击。因此，它们经过最初几次战斗以后就不得不退却了……被彻底击债的‘民族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西方帝国主义者……来对付‘自己的’工人和农民。”238这就开始了外国干涉的浪潮和对边疆地区的占领，这些边疆地区的居民多数是非俄罗斯民族，他们必然憎恨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以及他们的帝国主义的、俄罗斯化的政策。在斯大林1920年11月8日在巴库作的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三年》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下列结束语：“毫无疑问，我们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但是同样毫无疑问，困难是吓不倒我们的……”套用路德的某些话，俄罗斯可以说：“我站在这里，在资本主义旧世界和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交界处，为了摧毁旧世界，在这个交界处，我把西方无产者的努力和东方农民的努力联合起来。愿历史之神帮助我！”239*〔根据〕培斯特柯夫斯基〔说：〕“1918年春天，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为了就这个决定制订更具体的办法，5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参加的有乌拉尔边区的党和苏维埃组织的代表，鞑靼族和巴什基尔族的代表，以及民族人民委员部的官员。参加这个会议的乌拉尔边区的代表是西罗莫洛托夫和金图尔同志。他们还带来了一个‘真正的’巴什基尔族共产党员沙米古洛夫同志。这三人都坚决反对成立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认为其性质是对泛伊斯兰民族主义的一种让步。受到这种意外的支持后，民族人民委员部出席会议的代表中我们这些‘左派’精神抖擞，决心坚持地反对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这样一来，主张成立共和国的人就处于少数。坚决支持斯大林的只有鞑靼族共产党领导人奴尔－瓦希托夫和乌法鞑靼人的代表、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伊布拉吉莫夫。巴什基尔族共产党人沙米古洛夫表示反对成立这个共和国，认为这是对民族主义的不必要的让步。另一巴什基尔人马纳托夫的行动更坏些。他在会议上投票赞成成立共和国，不愿意‘同他的上级争吵’，但是在走廊中他却要求我们坚决反对建立这个共和国，因为据他说，巴什基尔人不愿意同鞑靼人在一个共和国中。随后在会议期间斯大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并宣布，由于这个问题事先中央委员会已经作出了决定，我们应该投票赞成组织一个共和国。但是我们没有让步，并且对会议召开之前就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表示抗议。我们离开了那个小组会，拒绝再参加委员会的讨论。当时我们揶揄斯大林说：‘只有一个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同他一起’。为了这件事我们后来收到中央委员会的书面责备。”1917年11月宣布成立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之后，群众中增长了对苏维埃政府的同情。这些巴什基尔群众的领导权落入以扎克－瓦利多夫为首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手中。他们代表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富农部分。这个集团逐渐堕落为反苏活动的前哨据点，并同杜托夫和高尔察克建立了联系。可是，在巴什基尔自治权被高尔察克取消之后，扎克－瓦利多夫在群众压力下被迫同苏维埃政府开始谈判。1919年2月，在消灭高尔察克之后，巴什基尔政府投向苏维埃政府一边，并且在同月底，在西姆比尔斯克东部战线参谋总部巴什基尔政府签署了一项初步协议，这个协议保证给予巴什基尔人民自治，条件是它的政治应建立在苏维埃宪法的基础上，巴什基尔部队同红军公开共同行动反对白卫分子等。1919年3月初，斯大林在莫斯科开始同巴什基尔代表团谈判成立巴什基尔苏维埃共和国。谈判的结果是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巴什基尔政府在1919年3月20日缔结关于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洽的协定。在3月初的时候，我不得不离开莫斯科，并且由于乌法附近的军事失利，我未参加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平静地留在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并且同巴什基尔代表团一直谈判到3月20日。可是，巴什基尔的现代历史家几乎都不记得斯天林和这件事有关。〔下列两段摘录是典型的，第一段摘自安塔古洛夫的菩作，第二段摘自隆莫伊洛夫的著作：〕（一）*“俄罗斯同志和巴什基尔同志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彻底无政府状态发生了。在一个地方，以巴什基尔政府的名义逮捕了俄罗斯人;在另一地方，以地方政府的名义逮摘了巴什基尔人。托洛茨基的乌法之行和这个运动（1920年3月）恰巧发生在同时。巴什基尔官员再度开始同苏维埃政府的托洛茨基同志进行谈判，并且取得某种程度的协议。”（二）*“同时，由于收到从巴什基尔来的消息，中央对巴什基尔问题很注意。3月中，托洛茨基同志被授予特别权力来到乌法，召集我们到那里举行关于巴什基尔阿题的会议。从斯特里塔马克来代表巴什基尔人参加会议的有瓦利多夫、图赫瓦图林、拉哈马图文和卡斯普兰斯基；边区委员会代表和中央官员有杜德尼克、萨莫伊洛夫、谢尔盖也夫（阿尔乔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及乌法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埃尔秦。”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年，乌克兰的布尔什维主义力量是薄弱的。其原因要从那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中去找。各城市由于居民是大俄罗斯人、犹太人、波兰人，只有少数是乌克兰人，在相当程度上属于殖民地性质。在乌克兰产业工人中，相当大部分是大俄罗斯人。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一条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些对农村以及乌克兰语言和文化发生兴趣的乌克兰知识分子在城市中受到半讥讽的对待，这当然使他们愤慨并把他们推向沙文主义。城市中非乌克兰族的社会主义分子同农村群众的生活并无一种血缘关系的感觉。在乌克兰城市中，他们是代表大俄罗斯的文化的，但他们之中大多数，特别是犹太知识分子，对大俄罗斯文化也并不十分熟悉。因此，很大程度上就产生了乌克兰布尔什维主义的异族性质，恰好在应该使布尔什维主义深深扎根的时期缺乏布尔什维主义，并且产生深刻的独立性、错综复杂的冲突和争吵以及经常的内部派别斗争。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其任务是经常注意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只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才比其他人同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党有更密切的关系。这种较密切的关系早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开始，并延续了好几年。在乌克兰，斯大林代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在某些党代表大会上，他又代表乌克兰的组织。这在当时是习以为常的。在乌克兰共产党的会议上，他以其实际领导人之的身份参加，由于这个乌克兰组织的生活大部分浪费在经常的争吵、冲突和搞派别之中，斯大林在这种气氛中就如鱼得水。他在乌克兰的时期充满了失败，因此关于这个时期的情况一直完全没有透露。〔斯大林主义者所写的官方历史，被迫记录了在斯大林担任民族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的整个时期在乌克兰贯彻党的路线中所遭到的一次又一次失败，但谨慎地避免提到他的名字同这种流行病般的失败有关。这些历史不说：归根结底，“1919年初在乌克兰犯的关于农民和民族问题的错误——这个错误使那里的苏维埃政府垮台”，是由于斯大林完全不适当地执行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制订的政策。列宁谴责这次错误说：“管理得良好的农田只有很小部分应该改变为苏维埃农场，否则我们就不会得到农民的支持，……我们需要一种同我们在1917年和1918年好多月中所需要的那样的政策……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划出大的苏维埃农场以供普遍的土地分配。”〕〔斯大林在1920年3月20日出席第四届全乌克兰党代表会议，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并带有中央委员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明确决议。他在会上又遇到了包括各色人等的反对，带头的是萨普罗诺夫的“民主集中派”的追随者，这个派别已在前年12月全俄党代表会议上的辩论中被击败了。这一次，这些反对者的所有论点事先都已知道，民放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提出了托洛茨基预先为他写好的反驳论点。托洛茨基写这些反驳论点是政治局委托的。可是，斯大林却在乌克兰会议上遭到了失败。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出面干涉，在乌克兰中央委员还不能实行它的坚持执行“民族自决”原则的政策之前，就解散第四届会议所选出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井且从乌克兰召回一批有严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思想的官员。1919年12月全俄党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要点如下：〕“鉴于乌克兰文化……许多世纪以来受到沙皇制度和俄罗斯剥削阶级的压迫，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所有党员尽力协助消除对自由发展乌克兰语言和文化的一切障碍。由于许多世纪的压迫，在乌克兰落后部分群众中产生了民族主义倾向，鉴于这个事实，所有党员的任务是，对待这些群众要十分耐心谨慎，用同志式的态度向他们解释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劳动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党员们……应该使劳动群众学习乌克兰语言，并在所有苏维埃机构中使用乌克兰语言的权利得到实际执行……使……乌克兰语言成为对劳动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武器。应当立即采取步骤保证在所有苏维埃机构中有足够的懂乌克兰语言的工作人员，并且所有工作人员将来都能说乌克兰话。”这应当是十分容易为之辩护的决议。虽然一般说来，斯大林不是一个成功的辩论家，但考虑到当时的力量对比情况，他的失败还是使人惊异。很可能是，斯友林预先感到会议的气氛不利于阐述他的论点，就决定采取以败取胜的办法，通过居间人表明，他阐述这种论点并非出自自己的信念，而只是执行纪律。他想用这种办法一举两得——既取得乌克兰代表的同情，又可以把失败责任转嫁于我，因为我是那个决议的作者。这种阴谋正符合这种人的精神状态！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不但领导小小的格鲁吉亚的贫困农民，而且也渴望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功，取得“全俄罗斯革命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在十月革命的头几个月中，格鲁吉亚知识界的主要分子不把格鲁吉亚认为是一个民族故乡，而认为是一个“吉隆德省”，是上帝选择的向全国提供领袖的南方省份。但是这只有在还有希望把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框架内的情况下，才可能继续进行。在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可能性明朗化之后，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就立即切断与俄罗斯妥协派的联系，而同格鲁吉亚本地的反动分子联合。到了苏维埃取得胜利，格鲁吉亚的主张单一的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人就一变而为分裂主义的热烈支持者。……〔下列当时的文件对格鲁吉亚的“苏维埃化”提供了新的说明：〕（一）*“高加索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奥尔忠尼启泽：你的有所抱怨的信收到。你误解我的调查为不信任你，进行调查是我的责任。我希望在我们会面之前，你将放弃这种不适当的委曲语气。第九十六号。1920年4月3日列宁”（二）*“罗斯托夫转巴库高加索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奥尔忠尼启泽（通过负责人员递交，递交情况应报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斯克利扬斯基。）中央委员会命令你把格鲁吉亚领土上的所有部队撤到它的边境，并禁止侵入格鲁吉亚。在同梯弗里斯谈判后，显然与格鲁吉亚获致和平并非不可能。立即报告关于叛乱者的一切最精确的事实。这是政治局的命令第00四／10九号1920年5月5日列宁、斯大林”（三）〔此信用的是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信纸，用打字机打的，日期为1921年2月17日。发自莫斯科，编号为第八六四号，上标“秘密、亲收”，收信人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信旁有两处批注——一为斯克利扬斯基写的：把此信呈交列宁；另一为列宁写的：把此信退还斯克利扬斯基。信的主要内容为：〕“……由于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的主动行动，我们面对着侵入格鲁吉亚的既成事实：红军已越过格鲁吉亚边境并与格鲁吉亚军队发生冲突……总司令谢·加米涅夫参谋部军事人民委员〔斯·〕达尼洛夫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彼·〕列别捷夫”（四）叶卡特林堡秘密*“莫斯科斯克利扬斯基：请就对格鲁吉亚进行军事行动问题写一简短备忘录，此次行动何时开始，何人下令等。我需要此备忘录提供中央全会之用。第十六号1921年2月21日托洛茨基”（五）*（列宁所写：为一秘密文件的副本）（由斯克利扬斯基同志打字，签名）绝密“中央委员会倾向于让第二集团军积极支持格鲁吉亚的起义和占领梯弗里斯，同时保持国际关系状态，条件是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在认真考虑一切事实后，对胜利完全有把握。我们通知你们，由于运输问题，我们现在饿着肚子坐在这里，因此将不能给你们一节火车或一辆汽车。我们不得不从高加索取得谷物和油。我们要求立即通过直通电报答复，电报要由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斯米尔加、西金、特里弗诺夫、弗鲁姆金签署，在我们未复上述诸人的电报之前，不要采取任何决定性行动。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命令。〔无日期〕克列斯廷斯基、斯克利扬斯基”（六）“斯克利扬斯基同志，请立即在你亲自监督下把此件摄影，极端谨慎地译成密码，发给斯米尔加，并要他亲自站在直通电报机前，亲自译出密码〔把此事告诉总司令，但不把此件给他看。〕斯大林自己会派奥尔忠尼启泽去。因此，要加倍和千万倍小心。你要负全责1921年2月14日〔列宁同志亲笔〕列宁”孟什维克的格鲁吉亚已无法支持下去。这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清楚的。然而，在实行苏维埃化的行动和方法上意见并不一致。我主张在格鲁吉亚内部进行一定准备时期的工作，以促进起义，然后再去援助。我认为，在同波兰达成和平并击败弗兰格尔之后，已没有来自格鲁吉亚的直接威胁，可以延期采取最后行动。奥尔忠尼启泽在斯大林支持下，坚持要红军立即开进格鲁吉亚，估计那里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列宁倾向于站在中央委员会中这两个格鲁吉亚籍委员一边。这个问题政治局是在1921年2月14日决定的，当时我在乌拉尔。军事干涉进行得很成功，如果不算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的疯狂运动在内，并没有引起任何国际间纠纷。然而，为了使格鲁吉亚苏维埃化而使用的那种方法在那以后数年中发生极大的影响。有些地区，劳动群众在革命前本来就在多数情况下支持布尔什维主义，他们把后来所遭受的困难和苦难看作他们自己的事业的部分。但在那些由红军实行苏维埃化的较落后地区就不是这样。在那里，劳动群众认为，增加的困难是外面强加的政权的结果。在格鲁吉亚，过早的苏维埃化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孟什维克分子的地位，并且导致1924年的广泛群众叛乱。斯大林自己承认，当时格鲁吉亚不得不“重耕一遍”。 |
第七章一九一七年第七章一九一七年1917年是国家生命中和约瑟夫·朱加施维里那一代的职业革命家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作为一块试金石，这年对主张、党派和人物进行考验。在目前称为彼得格勒的彼得堡，斯大林发现了他所没有料到的一种情况。在战争爆发前，特别是在首都布尔什维主义在劳工运动中占了优势。1917年3月，在苏维埃中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派。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曾参加1911－1914年运动的数量可观的群众实际上只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小部分。革命已经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而不仅仅是数以十万计的人站起来了。由于军事动员，这些工人中有将近40％写是新工人。站在前线的是老工人，他们在那里起着革命酵素的作用。他们在工厂中的地位为刚从乡间出来的没有什么特点的新来者、为农村小伙子和农妇所替代。这些新人必须经历像前一时期的先锋所经历过的那种政治经验，不管是多么短暂。彼得格勒的二月革命是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主要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而不是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普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能够为起义取得胜利，但是不能为党取得政治权力。各省的情况甚至更不好。乐观的幻想和一视同仁的博爱的浪潮，加上新近觉醒的群众在政治上的天真，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孟什维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自然条件。工人以及效法他们的士兵把那些至少在言论上不仅反对君主政体，而且还反对资产阶级的人们选入了苏维埃。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使得差不多所有的知识分子投入了他们的怀抱，从而拥有无数的鼓动者听凭他们使唤，他们全都言称必须团结、博爱和具有同样美好的其他市民道德。军队中的代表大部分是社会革命党人，即农民利益的传统维护者，单单这一点就足以提高该党在新由农民中来的无产阶级中的威信。因此各种妥协分子的党派和优势看来是确定无疑了——至少在他们自已看来是如此。最糟糕的是，事变的进程使布尔什维克措手不及。它的久经考验的和可以信赖的领袖没有一个在彼得格勒。那里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由名叫施略普尼柯夫和查鲁茨基的两个工人和一个名叫莫洛托夫的大学生组成。他们在二月革命胜利后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宣言”号召，“工人以及起义军立即把他们精选的代表选入临时革命政府”。但是这项“宣言”的草拟者自己实际上并不重视他们的这项号召。他们根本不打算发动一个独立的争取政权的斗争。相反，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在今后许多年内起一个左翼反对派这样一个比较平淡的作用。从开始群众就唾弃自由资产阶级，认为它同贵族和官僚是一丘之貉。例如，根本谈不上工人或士兵投立宪民主党的票。政府权完全学握在得到军人支持的社会妥协派手里，但是妥协派缺乏自信心，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后者遭到群众的憎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这个政权是靠采取报复行动而存在的。工人，而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把临时政府视为他们的敌人。在一些工人的集会上，几乎一致通过了要求把政府权力移交给苏维埃的决议。布尔什维克丁盖尔施泰特（后来被清洗）作证说：“没有一次工人集会会拒绝通过我们提出的这种决议案……”，但是，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向妥协派压力屈服，停止了这个运动。先进工人竭尽全力摆脱上面的指导，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对付关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深奥论点。在布尔什维克党本身有几派意见发生冲突。但是并没有从各种论点得出必要的推论。党处在极端混乱的状态中。著名的萨拉托夫布尔什维克安东诺夫后来追述：“谁也不知道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什么，这是一种极其不妙的情况。”斯大林〔在旧历3月12日，新历25日，星期日〕从西伯利亚归来，列宁〔在｛旧历4月3日，新历16日，星期一｝从瑞士归来，其间的22天极为重要，因为它们说明了斯大林的政治面貌。他突然处于广阔的活动场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都不在彼得格勒，加米涅夫在那里。加米涅夫由于他最近在法庭中的行为而使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并且一般说来以他的机会主义倾向闻名。还有年轻的斯维尔德洛夫，他在党内儿乎默默无闻，主要是一个组织者，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容易发怒的斯潘达梁不在了，他死于西伯利亚。像在1912年一样，现在斯大林又一次暂时成了至少是彼得格勒的两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如果不是惟一的领导人的话。迷失方向的党期望得到明确的指示。用保持沉寂的办法来回避问题不再可能了。斯大林必须回答最紧急的问题——关于苏维埃、政府、战争和上地的问题。他的答复公布了，这些答复是很说明问题的。斯大林一到彼得格勒就直接前往布尔什维克总部，彼得格勒在那些日子里经常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三个成员，在几个作家的协助下，正在决定《真理报》的色彩。虽然他们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但他们是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着手工作的。斯大林让别人在工人和士兵集会上讲话，讲哑了嗓子。他自己却深居在总部里。四年多以前，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之后，他被补选入中央委员会。自从那时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来自库莱卡的这个流放者对于控制党的机器有其妙诀：他仍然认为他的旧的委任是有效的。在加米涅夫和穆拉诺夫的协助下，他首先从领导中排除了左翼，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真理报》编辑部。他干得相当粗糙，由于他不怕抵抗，急于显示他是头子，情况尤其是如此。施略普尼柯夫后来写道，“回来的同志们对我们的工作所持的态度是挑剔的和否定的。”这些同志并不是对工作毫无特色和优柔寡断不满，相反是对人们为同妥协派划清界线而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满。像加米涅夫一样，斯大林更接近苏维埃中的多数派。《真理报》在编辑部易手后，早在3月15日（28日）就宣布，“只要临时政府跟反对派或反革命进行斗争”，布尔什维克就坚决支持临时政府。这项宣布的自相矛盾之处是，反革命的惟一重要代理人就是临时政府本身。斯大林对战争的立场表现了同样精神：只要德国军队仍然服从德皇，俄国士兵就应该“坚守岗位，用子弹回敬子弹，用炮弹回敬炮弹”。好像帝国主义问题只是一个皇帝问题！文章是加米涅夫写的，但是斯大林丝毫没有提出异议。如果他在那些日子里跟加米涅夫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要比他的伙伴更加闪烁其词。《真理报》解释说：“一切失败主义，或者不如说是惟利是图的报纸在沙皇检查制度的保护下称为失败主义的东西，在第一个革命团队在彼得格勒大街上一出现时，就消失了。”这是公然否定了列宁的话（列宁在沙皇检查制度所不及之处宣传失败主义），同时重申了加米涅夫在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受审时所作的声明。但是这一次，这篇文章是斯大林认可的。至于‘第一个革命团队”，它的出现只是意味着从拜占廷式的野蛮走到帝国主义文明的一个步骤。施略普尼柯夫追述说：“改变了的《真理报》出版的那天是护国主义者取得胜利的日子。整个塔夫利达宫，从杜马委员会的商人到革命民主主义的心脏——执行委员会只谈一条新闻，即温和的和有理智的布尔什维克对极端主义者的胜利。在执行委员会本身，我们遇到了恶意的微笑……当那一期《真理报》送到工厂时，它在我们的党员和同情者中间造成了混乱和愤怒，而我们的反对者则恶意地感到满意——边远地区的愤怒是极大的，当无产阶级发现《真理报》由最近从西伯利亚回来的三个前主编指导时，他们要求把后者开除出党。”1925年，在当时统治党的“三人小组”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压力下，施略普尼柯夫修正了他的叙述，语调软了一些。但是这个叙述的确十分清楚地记录了斯大林在革命舞台上最初的步骤，记录了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对这些步骤的反应。《真理报》不久不得不在它的报上刊载的维堡分子的尖锐抗议，迫使编辑部以后在表示它的意见时更加谨慎，但是并不改变它的政策。苏维埃政治充满了妥协和暖昧。群众最需要的首先是找到愿说老实话的某个人；那当然是革命政治的要旨。人人都规避这点；害怕打乱两个政权并存的微妙结构。围绕战争问题讲的谎言最多。3月14日（27日），执行委员会向苏维埃提出了它的《告全世界人民》宣言草案。这个文件号召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工人拒绝“充当国王、地主和银行家手里的征服和暴力工具”，但是苏维埃领导人自己丝毫无意同英国和比利时的国王、日本的天皇或者是同银行家和地主（他们本国的以及所有协约国的）断绝关系。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的报纸满意地指出，“这个宣言正在发展成为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共同持有的思想。”这番话是十分正确的——完全符合法国社会党部长们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所抱的精神。差不多是同时，列宁通过斯德哥尔摩写信到彼得格勒说革命受到把旧帝国主义政策用新的革命词句掩饰起来这样一个危险的威胁。“我宁愿跟我们党内的任何人决裂而不愿向社会爱国主义屈服……”。但是在当时，没有一个人拥护列宁的主张。彼得格勒苏维埃一致通过这项宣言一事不仅标志着帝国主义的米留可夫对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的胜利，而且还意味着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对左翼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所有的人向假的爱国纪律屈服了。斯大林《真理报》写道：“应该欢迎……苏维埃昨天发出的……宣言。这个宣言如能深入广大群众，无疑会使数百数千的工人重新记起已经被遗忘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78实际上，在西方也有类似的呼吁，它们所干的只是帮助统治阶级维持为民主而战这样一个幻想。斯大林关于宣言的文章不仅清楚地揭示了他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立场，而且还揭示了他的一般思想方法。他固有的机会主义在时间和环境的逼迫下会暂时隐藏在抽象的革命原则下，当事情到决定关头时，他的机会主义就抛弃了这些原则。他在文章的开始几乎是逐字重复列宁的论点：即使在推翻沙皇制度后，俄国参加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性的，但是当他要作出他的实际结论时，他不仅以含糊的限制条件欢迎社会护国主义宣言，而且还效法加米涅夫断然拒绝动员群众反对战争这一革命作法。他写道，“首先，把一个光秃秃的‘打倒战争’的口号当做实际方法无疑是完全不适当的……”179他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对临时政府施以压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180借助对资产阶级施加友好感压力，（对资产阶级来说，征服是战争的整个目的），斯大林希望根据“民族自决权”来实现和平。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列宁一直给予最严重打击的，恰恰就是这种市侩乌托邦主义。不论多少“压力”都不能使资产阶级不再成为资产阶级：必须推翻他们。但是斯大林完全由于害怕而不敢作出这个结论——正像妥协派那样。斯大林的《论取消民族限制》的文章也是同样重要的〔载于1917年4月7日（3月25日）《真理报》。〕他的基本思想是从早在梯弗里斯学习小组时代的宣传小册子得到的，即民族压迫是中古时代的遗物。被视为是强国统治弱国的帝国主义，是他完全不了解的一种概念。他写道：“没落的土地贵族是民族压迫的社会基础，是民族压迫的鼓舞力量。……在英国，土地贵族（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分掌政权……民族压迫比较缓和，不那么残忍。当然这里不包括战争时期的情况，在战争进程中政权一转入大地主手中，民族压迫就大大加剧了（例如对爱尔兰人、印度人的迫害）。”181他的文章所充满的荒谬说法——所谓种族和民族平等在民主国家里是可靠的；在英国，在战时政权转移到地主手里；封建贵族被推翻意味着民族压迫的废除——浸透了庸俗的民主主义精神和迟钝感。没有这样一句话：帝国主义进行了封建主义完全无法进行的（只是由于它的地方组织薄弱无力）那种规模的民族压迫。在理论方面，自从本世纪开始以来，他就没有前进过；不仅如此，他看来已完全忘记了他自己在1913年初在列宁的指导下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文章得出结论说：“既然俄国革命获得了胜利，已就创造了这些实际条件，即〔为民族自由〕推翻了封建农奴主的政权……”182对我们的作者来说，革命已经完全成为陈迹。有望的是“草拟法律”并“依法批准这些法律”，这是完全符合米留可夫和策烈铁里的精神的。他仍未谈到的不仅有资本主义剥削（斯大林甚至没有想到要推翻这种剥削），甚至还有地主阶级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他本人曾认为这种所有权是民族压迫的基础。政府是由像罗将柯和李沃夫大公这种俄罗斯地主统治的。这就是——即使是现在也是很难相信的！——斯大林在列宁宣布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前仅仅十天所持的历史和政治见解。由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召开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3月28日在彼得格勒开幕，同时开幕的还有俄罗斯最重要的苏维埃代表会议。虽然自从革命以来已整整一个月，党仍然处于极端混乱的情况中，过去两周的领导工作进步加剧了这种情况。政治趋势的分化还不明确。在流放时需要斯潘达梁到来，现在党必须等待列宁到来。像沃依廷斯基和埃利亚娃等这种激烈的沙文主义者继续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并同那些认为自己是国际主义者的人们一起参加党的代表会议。护国主义者比经常退却和道歉的半护国主义者更加明目张胆地发表他们的意见。由于大多数代表属于Swamh〔看法不稳定的中间路线派〕，他们的发言人当然就是斯大林了。萨拉托夫的代表瓦西里也夫说，“我们大家对临时政府的看法都一样。”克列斯廷斯基高兴地赞同说，“关于实际步骤，斯大林和沃依廷斯基之间没有分歧。”就在第二天，沃依廷斯基加入了孟什维克，七个月以后，他领导一支哥萨克部队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看来，加米涅夫在法庭上的行为并未被遗忘。在代表们中间可能还谈到他给皇太子的神秘电报，或许是斯大林提醒别人注意他的朋友的这种错误。无论如何，被委派提出有关对临时政府的政策的主要政治报告的不是加米涅夫，而是名气要小得多的斯大林。这项报告的记录是保留着的；对于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来说，这是一项无价的文件。这项文件的主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直接得到武装工人和士兵支持的苏维埃同只是蒙苏维埃领导人之恩而存在的资产阶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斯大林在报告的部分里说：“政府分成了两个机构，没有一个拥有充分的主权……苏维埃的确在革命性变革方面采取了主动；苏维埃是起义人民的惟一革命领导者——控制临时政府的那个机构。临时政府承担了真正巩固革命人民的成就的任务。苏维埃动员了各种力量行使了控制权，而临时政府则勉强地、拙劣地承担了人民实际已经取得的成就的保卫者的任务。”这一段摘录值得成为整套纲领！报告人把社会中两个基本阶级之间的关系说成是两个“机构”之间的分工。苏维埃即工人和士兵进行了革命，政府即资本家和自由地主阶级，“巩固”了革命。在1905年到1907年期间，斯大林一再著文重申列宁的话，“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它不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更不用说领导革命了。它是革命的死敌，必须对它进行顽强的斗争。”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个政治指导思想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由于二月革命的进程而失效。自由资产阶级领袖米留可夫在起义前几天在他的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正在火山上行走……不管政府的性质如何——不管是好还是坏——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一个巩固的政府。”当起义开始时，尽管资产阶级进行了抵抗，自由派除了站在起义的胜利所准备的基础上之外别无其他事情可做。正是米留可夫在昨天还说一个拉斯普庭君主政体比火山爆发好，而现在却控制着临时政府，按照斯大林的说法，临时政府应该“巩固”革命成果，而实际上它是在千方百计地扼杀革命。对于起义群众来说，革命的意义在于废除旧形式的所有权，即临时政府所保卫的那种形式。斯大林把这种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尽管妥协派尽了一切努力，这个斗争日益紧张而要变为内战）说成只是两个政治机构之间的分工。甚至左翼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也不会把问题说成是这样。这是策烈铁里——而策烈铁里是妥协派的圣人——的理论最庸俗的表现。“温和的”和比较“坚决的”两派力量在一个叫做“民主”的舞台上演戏。两者合演一出戏，有的人在“征服”，有的人在“巩固”。这就是后来在中国（1924－1927年）、在西班牙（1934一1939年）以及一般在他所有倒霉的“人民阵线”中执行的现成的斯大林主义政策公式。报告人继续说，“现在就加速事变的进程，加速资产阶级阶层的分离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制止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的分离以争取时间……为进行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作好准备。”代表们半信半疑地倾听这种论点。“不要吓唬资产阶级”曾经是普列汉诺夫的口号，在高加索则是饶尔丹尼亚的口号。布尔什维主义在跟这种思潮进行激烈斗争的过程中达到了成熟程度。“制止”资产阶级的“分离”就一定会制止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两者只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1913年，斯大林本人在被捕前不久就曾写道：“‘不要吓唬资产阶级’的论调……只会引人发笑，因为很明显，社会民主党不仅要‘吓唬’，而且要从阵地上打倒这个由其辩护士——立宪民主党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183很难理解，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怎么会把自己一派的14年历史忘得一干二净，而在最紧要关头采取最可恶的孟什维克公式。答案可以在斯大林的思想方法中找到他不善于接受一般概念，他的记忆力记不住这种概念。他在需要它们的时候不时利用它们，然后毫不在意地加以抛弃。他在1913年的文章中指的是杜马选举。“从阵地上打倒”资产阶级仅仅意味着撤消自由派的委托书。目前所指的是用革命办法推翻资产阶级。斯大林把这项任务推到了遥远的未来。现在，他很像孟什维克，认为“不要吓唬他们”是必要的。斯大林在宣读了他帮助草拟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案之后，相当出人意外地宣称，他并不完全同意这项决议案，他宁愿支持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提出的决议案。这种花招的秘密意义是不清楚的。斯大林在从西伯利亚回来的途中可能参与草拟了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的决议案。可能他在感到代表们的态度之后，认为最好是稍为离开加米涅夫一点。但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的决议案的质量甚至比彼得堡的决议案的质量还要低：“……十分清楚地表明，临时政府的权力和威信的唯一源泉是临时政府必须完全服从人民的意志……只要临时政府采取满足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村的要求的方针，就支持临时政府。”从西伯利亚带来的这个骗人政策证明是十分简单的：资产阶级“必须完全服从”人民并“采取”工人和农民的“方针”。几周以后，“只要……”就支持资产阶级这一公式成了布尔什维克中间的笑柄。但是有几个代表已提出抗议，反对支持李沃夫大公的政府；这个思想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传统完全背道而驰。第二天，社会民主党人斯切克洛夫（他本人是“只要”公式的支持者，同时是接近统治集团的“联络委员会”的委员）在苏维埃会议上漫不经心地对临时政府的真正阴谋——反对社会改革，为君主政体和兼并而努力——作了如此阴暗的描绘，以致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感到震惊而不采纳支持临时政府的公式。温和派代表诺根表示了其他许多人的看法：“现在很清楚，我们应该讨论的不是支持，而是对抗行动。”左翼代表斯克雷普尼克表示了同样的想法：“自从斯大林昨天作报告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临时政府阴谋反对人民和革命——但是决议案却说要支持它。”沮丧的斯大林（他对局势的估计甚至经不起24小时的考验）提出动议，要求“指示委员会修改关于支持的那句话”。但是会议更进一步：“以只有四票反对的多数票，从决议案删去了关于支持的那句话。”人们可能认为，从此以后，报告人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工的整个计划将被遗忘。实际上从决议案中被删去的只是词句而不是思想。害怕“吓唬资产阶级”的思想依然存在。实际上，这项决议是一项呼吁，敦促临时政府在忙于为君主政体复辟而进行“最有力的斗争”之际，“为彻底消灭旧政权而进行最有力的斗争”。会议除了对自由派施加友好的压力之外，不敢再做别的事情。它没有提到为取得政权即使只是为了民主目标——而进行独立的斗争。加米涅夫在同时举行的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在权力问题上他“乐于”作为布尔什维克投标支持右翼孟什维克领袖唐恩所提出的正式决议案。他这样宣布好像是一心想要最为清楚地揭示已通过的决议背后的真正精神似的。从这些事实看来，由于1913年的布拉格代表会议而永久化的1903年分裂，一定只是一种误解。因此，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在第几天的会议上考虑右翼孟什维克领袖策烈铁里关于两党合并的建议，并不是偶然的。斯大林以最同情的态度对此表示了反应：“我们应该这样做。有必要阐明我们关于统一的条件的建议。根据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的路线统一是可能的。”所说的路线就是在瑞士举行的两次社会党会议上的“路线”，在这两次会议上，温和的和平主义者占了优势。两周前由于左倾：“策烈铁里希望把不同的因素统一起来，……根据这个路线统一是错误的……”。查鲁茨基的抗议较为坚决：“只有市侩才会仅仅由于希望统一而统一，社会民主党人不会这样……在表面遵循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路线的基础上统一是不可能的……有必要提出一项明确的纲领。”但是，被称为市侩的斯大林坚持立场：“我们不应该跑在前头并促进分歧。党的生活是不可能没有分歧的。我们会忘记党内这些小分歧。”人们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斯大林宣布同苏维埃内占优势的集团的鼓动者策烈铁里的分歧是在党内可以“忘记”的小分歧。这次讨论是在4月1日（旧历4月14日）进行的。三天后，列宁宣布对策烈铁里进行誓死斗争。两个月以后策烈铁里解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并逮捕了他们。1917年3月会议对于了解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成员在二月革命之后的思想状况，特别是在西伯利亚蛰居四年之后回来的斯大林的思想状况，特别重要。他是一个普通的民主分子和痴呆的乡下佬，后来有了点名气，时势迫使他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他在那几周里写的文章和发表的讲话，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他在战争年代的立场。如果他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略微接受一点列宁的思想，像人们20年后写的回忆录所声称的那样，他本来是不会像他在1917年3月那样无可挽回地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沼的。由于列宁不在以及加米涅夫的影响，斯大林才有可能在革命爆发时显示他真正的为人，暴露他的最根深蒂固的特性——不信任群众，完全缺乏想像力，目光短浅，爱好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在以后的年代，每当斯大林有机会在重要的局势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时候，这种特性就继续暴露出来斯大林在三月会议上十分彻底地暴露出自己是一个政客，因此三月会议今天己从党史中删去，有关这次会议的记录被封存起来。1923年，有人为“三人小组”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秘密准备了三个副本。只是1926年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参加反对斯大林时，我才设法从他们那里获得这项了不起的文件，这样，我才能够在国外以俄文和英文加以发表。但是，这项记录在本质上毕竟同他的《真理报》文章毫无不同，而仅仅是补充了这些文章。我们没有看到过斯大林在那个时期有一篇文章、建议和抗议或多或少能清楚地把布尔什维克观点同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的政策对立起来。当时的见证人左翼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已经提到的宣言《告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作者——在他的极为宝贵的《革命札记》中写道：“除了加米涅夫之外，当时参加执行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还有斯大林……在他的没有什么特点的任期内……［他］给人们不仅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偶尔隐现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灰点。实际上，关于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苏汉诺夫后来为这段显然是相当片面的叙述付出了生命代价。4月3日（16日），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在穿过交战国德国之后，越过芬兰边境，到达了彼得格勒……以加米涅夫为首的一批布尔什维克前往芬兰欢迎列宁。斯大林没有去，这个小的事实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和列宁之间是根本没有个人亲密关系的。海军军官（后来是苏联的一个外交官）拉斯科尔尼科夫说：“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屋坐下时就问加米涅夫：‘你们一直在《真理报》写些什么？我们看过几期，对你们很生气……。’”加米涅夫在国外同列宁工作的时期里，已经十分习惯于这种冷水了。但是他仍然爱戴列宁，甚至崇拜他，崇拜他的一切：他的热情、他的深奥之外、他的朴素、他的俏皮话（俏皮话还没有说出，加米涅夫就笑了）、他的笔迹（加米涅夫不自觉地模仿列宁的笔迹）。许多年后，有人追述：列宁曾在路上问起了斯大林。这个很自然的问题（无疑，列宁问起了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工作人员）后来在苏联一部影片中成为情节的开端。报道革命情况的一个观察力敏锐的和耿直的人，对列宁在成群的布尔什维克面前第一次公开露面作了如下的叙述：“我永不会忘记这篇演说，这篇演说像雷一样．不仅使我这个偶尔走进人群的异端分子，而且甚至还使所有的信徒受到震动和吃惊。肯定地说，谁也没有料到他会发表这种演说。”这不是发表雷鸣般雄辩演说的问题（列宁是不发表这种演说的），而是他的整个思潮的问题。“我们不要议会制共和国，我们不要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我们不要除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之外的任何政府。”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者同自由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即当时的“人民阵线”只是对人民的背叛。他强烈地嘲笑把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粹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拉在一起的“革命民主”这个时髦名词。统治苏维埃的妥协派不是他的盟友，而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苏汉诺夫说：“在当时，单单这一点就足以使听众头晕！”党对于列宁，正如对二月革命一样，毫无准备。在革命的五周中积聚起来的一切准则、口号和说法被打得粉碎。拉斯科尔尼科夫写道：“他坚决攻击党的领导集团和个别同志在他到来之前采取的策略。”拉斯科尔尼科夫指的首先是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最负责的党的工作者都在场。甚至对他们来说，伊里奇的演说都是全新的东西。”没有进行讨论，大家都惊愕不已以致无法进行讨论。谁也不愿使自己遭到这位厉害的领袖的攻击。他们在角落里交头接耳地说，伊里奇在国外住得太久了，他同俄国失去接触，他不了解情况，更糟糕的是，他走到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去了。昨天还在党的会议上作报告的斯大林默不作声。他认识到他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比他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为分地辩护时或者比他在一年后一度成为抵制主义分子时所犯的错误更为严重得多。肯定地说，最好是隐退。谁也不想知道斯大林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因此，谁也记不起斯大林在后来几周做了些什么，因而无法在自己的回旧录中作任何叙述。同时，列宁远不是无所事事的。他用他的尖锐眼光观察情况，向他的朋友提问题，征询工人的意见。就在第二天，他向党提出了一项关于他的看法的简短纲要。这些看法后来成了作为《四月提纲》而著名的最重要革命文件。列宁不仅不怕“吓唬”自由派，甚至还不怕“吓唬”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他并没有向布尔什维克党的自命不凡的领袖闪烁其词。他清楚地说明了阶级斗争的逻辑。他抛开了胆怯的、无用的“只要”公式，他向党提出了夺取政府的任务。但是首先必须断定谁是敌人。缩在角落里的黑帮保皇派是无足轻重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参谋部是由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由它鼓动的临时政府组成的。但是后者是蒙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恩而存在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则由于群众的易受欺骗而掌握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采取革命暴力。首先必须把群众争取过来。必须在工人、士兵和农民面前揭露民粹党人和孟什维克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而不是同他们团结友爱。“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我们党处于少数地位……要向群众说明……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184这个纲领中的一切都是质朴的、可靠的，每一句话都是十分中肯的。在这个提纲上只有一个人的签名：“列宁”。党中央委员会和《真理报》编辑部都不愿在这项爆炸性文件上签名。就在4月4日，列宁出席了斯大林曾解释过他的临时政府与苏维埃实行和平分工理论的那次党代表会议。对比是太尖锐了。为了缓和这种对比，列宁一反他的习惯作法，没有分析已经通过的决议，而只是抛开它们。他把会议提到了高得多的水平。他迫使会议看到新的前景——姑息的领袖们甚至没有猜到的前景。这位新报告人问：“你们为什么不夺取政权？”他进而申述了当时流行的解释革命大概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只是在初步阶段战争造成了没有预见到的困难，等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问题是，无产阶级没有充分觉悟起来，没有充分组织起来。应当承认这一点。物质力量是在无产阶级手中，但是资产阶级是十分警惕的和作好准备的。”列宁把问题从假客观主义领域（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等人企图躲在这里而不执行革命任务）转到了觉醒和行动的领域。无产阶级之所以未能在二月夺取政权，并不是由于社会学规定不能夺取政权，而是由于他们未能夺取政权一事使妥协派能够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欺骗无产阶级——问题就是这样！他继续说（而迄今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甚至我们的布尔什维克也表现了对政府的信任，这只能用陶醉于革命来解释。这是社会主义的终结。……如果情况是这样，我不能同意。我宁愿继续居于少数。”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不难认识到所指的是他们自己。全体与会者都知道这篇讲话指的是谁。代表们毫不怀疑，当列宁扬言决裂时，他不是开玩笑。这与“只要”公式和以前的一般陈腐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战争问题的轴心也同样坚决地转移了。尼古拉·罗曼诺夫被推翻了。临时政府部分地答应建立一个共和国。但是，这一点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呜？法国早就是一个共和国，而且不止一次是共和国。但是它参加战争的作法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战争的性质是由统洽阶级的性质来决定的。“当群众宣布他们不要任何征服时，我相信他们。当古契柯夫和李沃夫说他们不要任何征服时，他们是在说谎。”这个简单的准则是极其科学的，同时是战壕中的每个士兵所能理解的。然后列宁直接进行了攻击，直接提到《真理报》的名字。“要求资本家的政府放弃兼并是荒唐的，是极大的笑话。……”这番话是直接攻击斯大林的。“要缔结……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本不可。”185然而妥协派支持资本家，《真理报》则支持妥协派。“苏维埃的号召没有一个字表现了一点阶级觉悟。它完全是玩弄词藻。”这里指的是斯大林当做国际主义声音来加以欢迎的那项宣言。在保持着旧联盟、旧条约和旧目的的情况下，和平主义词句只能起欺骗群众的作用。“俄国的独特之点是，从无法控制的暴力异常迅速地过渡到极其阴险的欺骗。”三天前，斯大林宣布他准备同策烈铁里的党统一。列宁说：“我听说在俄国有一种统一倾向。同护国派统一就是背叛社会主义。我认为，最好像李卜克内西那徉保持孤立，以一当十！”甚至要用孟什维克所用的那个书称即社会民主党，都不再容许了。“我提议更改党的名称，提议我们称自己为共产党。”与会者没有一个人（甚至是刚同列宁道回来的季诺维也夫）支持这个建议，因为看来，它意味着他们要同自己的过去作亵渎神圣的决裂。继续由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编辑的《真理报》声称，列宁的提纲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并不同意他的意见，《真理报》本身将继续奉行自己的旧政策。这项声明是加米涅夫写的。斯大林默默地支持他。他必须长时期保持沉默。列宁的思想在他看来是流亡者的幻想，但是他等着瞧党机构如何反应。布尔什维克安加尔斯基（他经历了其他人所经历的那种演变）后来写道：“必须公开承认，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革命的性质问题上保持着1905年老布尔什维克的看法，抛弃这些看法是不容的。”事实上，问题不是“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而是全体老布尔作维克，没有一个例外。在全国党干部举行的三月会议上，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为苏维埃夺取政权。他们全都必须在思想上自我改造。在彼得格勒委员会的16个委员中，只有两人支持提纲，甚至他们也不是立刻支持的。齐霍夫追述说：“许多同志指出，列宁失去了同俄国的接触，未把目前情况考虑进去等等。”地方的布尔什维克列别捷夫谈到布尔什维克起初如何谴责列宁进行鼓动：“这种鼓动看来是空想的，这是因为他长期没有同俄国生活发生接触。”这种论点的鼓吹者之一无疑就是向轻视‘流亡者”的斯大林。几年后拉斯科尔尼科夫追述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来后在我们党的策略中规定了断然措施。必须承认，在他回来之前，党内肯定是非常混乱的……人们认为，掌握国家政权的任务是一个遥远的理想……人们认为，在某种条件下支持临时政府就够了。党没有一个有权威的领袖能够把它团结成一个单位，领导它。”1922年，拉斯科尔尼科夫原本不会想到他会看到斯大林成为“有权威的领袖”。乌拉尔工人马尔科夫（在革命发生时，他在车床旁边工作）写道：“在弗拉基来尔·伊里奇回来之前，我们的领袖一直在暗中摸索……随着他的著名提纲的出现，我们党的立场开始澄清了。”在列宁去逝后不久，布哈林说：“回想他的提纲所受到的待遇吧，当时我们自己党内一部分人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四月提纲实际上是背弃了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件。”“我自己党内”这个“部分”包括党的全体领导人，没有一个例外。莫洛托夫在1924年写道，“随着列宁在1917年回到俄国，我们党开始感到它站在稳固的基础上……在他回来之前，党只是怯懦而绝无把握地摸索它的道路。……党缺乏革命时刻所需要的明确性和坚定性。……”柳德米拉·斯塔尔比其他人更早一点对所发生的变化作了比较确切而清楚的阐述：“在列宁回来之前，所有的同志全都在黑暗中徘徊……”她是在1917年4月4日〔17日〕在党的危机最严重的对刻这样说的。“看到人民的独立的创造性，我们不能不加以考虑……我们的同志们满足于仅仅通过议会方法为制宪议会作准备，甚至没有考虑进步前进的可能性。由于接受了列宁的口号，我们就要做生活本身敦促我们做的事情了。”党4月间在思想上的重新武装使斯大林的威信受到严重打击。他从西伯利亚回来时，拥有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威信，一个中央委员的头衔，得到加米涅大和穆拉诺大的支持。他在思想上也开始进行自已的那种“重新武装”，他拒绝了当时的领袖们的政策认为这种政策过激，并通过在《真理报》上发表的若干文章、在会议上作的一次报告和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草拟的决议案，而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在这种活动当中（这种活动按其性质来说是领导人的工作），列宁出现了。他参加了会议，像个督学走进教室一样。他听了一会儿教师的讲课以后就撇开教师，用一块湿海绵把这位教师在黑板上乱写的无用东西全部擦掉。代表们的情绪由吃惊和抗拒变成钦佩。但是斯大林并不表示钦佩。他非常不快，感到毫无办法并且深为嫉妒。他在全党面前丢了脸，丢脸的程度比他对《真理报》进行了不幸的领导之后在克拉柯夫的秘密会议上远为严重。讨此进行斗争是毫无用处的。他现在也看到了他在一天以前甚至没有猜到的新前景。他所能做的只是咬牙切齿和保持沉默。列宁在1917年4月实现的革命永远铭刻在他的意识中。这使他痛心。他掌握了三月会议的记录，企图把它藏起来，不让党看到，不使记录载入史册。但是这种做法本身并不解决问题。1917年的《真理报》合订本仍在图书馆里保存着。此外，那几期《真理报》都再版了——斯大林的文章本身说明了问题。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最初几年，所有的历史刊物和各报出的创刊纪念号都充满了许多回忆四月危机的文章。因此，必须逐步使这一切不再流传，加以伪造，并以新材料来代替。我在1922年偶然使用了党的“重新武装”一语，这个字眼后来成为斯大林及其周围的历史学家进行日益猛烈攻击的对象。不错，退至1924年，斯大林仍然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在对自己表示应有的宽容以后承认自已在革命开始时所走的道路是错误的。他写道：“竞在和约问题上采取了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而没有决定立刻……迈到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只是在4月中旬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后，才完全抛弃了这个立场。”186为了在当时已开始对托洛茨基主义进行的斗争中保护自己的后方，有必要公开承认这一点。这种承认在两年以后证明对他的限制太大了。1926年，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否认他在1917年3月所采取的政策的机会主义性质：“这是不确实的，同志们，这是流言！”仅仅承认他有“某种动摇……但是我们中间谁没有暂时的动摇呢？”雅罗斯拉夫斯基曾以历史学家的资格提到：斯大林在革命开始时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四年后，他受到了各方面强烈的压迫。不再容许甚至是提到“暂时的动摇”了。威信这个偶像是个贪心的怪物！最后，在斯大林自己编的“党史”中，他把列宁的立场说成是他自己的立场，把他自己的见解说成是他的敌人的见解。这部了不起的历史宣称：“加米涅夫以及莫斯科组织中某些工作人员，例如李可夫、布勃诺夫和诺根等人持着有条件赞助临时政府和拥护护国派政策的半孟什维主义立场。斯大林——他当时刚从流放所回来——以及莫洛托夫等人协同党内大多数同志，坚持着不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反对护国主义立场。”187等等。这样，通过逐步把事实变成谎言，黑的就变成白的了。加米涅夫称之为“散播谎言”的这种方法贯穿着斯大林的整个传记。在莫斯科进行的审讯中，这种方法的表现达到了高峰，同时也垮了台。我在1909年分析社会民主党的两派的基本思想时写道：“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面现在已暴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点只有在革命胜利的时候才会有巨大的危险性。”1917年3月，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之后，党的老干部使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些反革命特点得到了极端的表现，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问的区别看来已经消失。迫切需要把党在思想上大大重新武装起来，只有列宁伟大得足以担任这个任务，他在4月间完成了这一任务。显然，斯大林不愿公开出来反对列宁。但是他也没有出来支持列宁。他毫不费力地摆脱了加米涅夫，正如十年前他抛弃抵制派那样，也正如他在克拉柯夫会议上不声不响地让调和派听任命运摆布那样。他不惯于为没有立即成功的希望的任何思想辩护。彼得格勒组织的会议从4月14日一直举行到22日。虽然列宁的影响已占优势，辩论有时仍然很激烈。参加的人中有季诺维也夫、托姆斯基、莫洛托夫等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甚至没有到场。显然，他想要暂时被人遗忘。全俄代表会议4月24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这次会议，要澄清三月会议遗留下来的一切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大约150个代表，共代表着7.9万个党员，其中1.5万个在首都。对于昨天刚从地下出来的一个反护国主义的党来说，这种情况不是很坏的。列宁的胜利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了，五个党员被选入主席团，而对三月机会主义政策负责的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都没有当选。加米涅夫有足够的勇气要求在会上作少数派报告。“由于认识到古典封建主义残余和地主阶级对土地的所有权，在表面上和实际上都还没有消灭,……现在还不能说．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是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捷尔任斯基和安加尔斯基等人的基本思想。李可夫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力原应来自西方。”反对派演说家支持加米涅夫，坚持说民主革命还未结束。这是真实的。可是，临时政府的任务不是完成革命，而是改变革命的进程。因此，民主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执政的情况下才能完成。辩论很激烈，然而是和平的，因为在一切根本方面，问题已在事先决定了，列宁做了可能做的一切，使反对者易于后退。在辩论进行期间，斯大林作了简短的发言，反对他昨天的盟友。加米涅夫在他的少数派报告中曾争辩说，既然我们并不要求立即推翻临时政府，我们就必须要求监督它，否则群众就不会了解我们。列宁反驳说，无产阶级对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监督”,特别是在革命条件下，不是空想，就是等于同它合作。斯大林认定，现在是表示他同加米涅夫有分歧意见的一个大好时机。为了装得好像是在为自己的立场的改变作一种解释，他利用了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在4月19日发表的一项照会。米留可夫的极端帝国主义的直言不讳的态度，差不多使士兵走上了大街，引起了一次政府危机。列宁对革命的看法是以阶级的相互关系为基础，而不是以某种孤立的外交照会为基础的，这种照会同政府的其他行动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斯大林对一般概念不感兴趣。他所需要的只是某种明显的借口，以便他可能改变，而使他的虚荣心丝毫不受损害。他在“逐步”后退。最初，他说，“拟定纲领的是代表苏维埃，而现在拟定纲领的却是临时政府了。”188在米留可夫照会之后，“政府在进攻苏维埃，苏维埃在退却。在这种情形下谈苏维埃监督政府的问题，等于讲空话。”189这番话听来是牵强的和错误的。但是诡计成功了：斯大林这样就设法使自己及时同反对派分离，当投票时，反对派只得到7票。斯大林在他作的少数民族问题报告中千方百计地弥合他的三月报告（这项报告认为，民族压迫的根源完全是土地贵族）和新的立场（党目前正在研究这种立场）之间的差距。他不可避免地反驳自己说：“支持民族压迫的不仅有土地贵族。除他们以外还有别的力量——帝国主义集团，这些集团把他们在殖民地惯用的奴役各民族的方法搬到本国内部……。”190此外，追随大资产阶级的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工人上层分子，他们也分享掠夺的果实。”191这就是列宁在战争年代如此坚持不懈地反复讲述的理论。他的报告继续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支持民族压迫的社会力量的合唱队。”192为了结束这种压迫，必须“把这个合唱队从政治舞台上清扫出去”193。由于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二月革命肯定没有为少数民族的解放奠定基础。例如，临时政府尽力反对为扩大芬兰的自治而作的一切努力。“我们应当站在哪方面呢？显然应当站在芬兰人民方面……”194乌克兰人皮达可夫和波兰的捷尔任斯基表示反对民族自决纲领，认为这是空想的和反动的。捷尔任斯基天真地说：“我们不应该提出民族问题，因为这样会耽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因此，我建议从决议案中取消波兰独立问题。”斯大林回答说，“社会民主党既然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就应当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195这是斯大林在他一生中第一次谈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照帝俄时期的旧历，那一天是1917年4月29日。代表会议具有一次代表大会的特权，因此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组成这个委员会的是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米留亭、诺根、斯维尔德洛夫、斯米尔加、斯大林、费多罗夫；候补委员是泰奥多罗维奇、布勃诺夫、格列博夫－阿维洛夫和普拉夫定。由于某种原因，在133个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只有109人参加了秘密投票。有一部分人可能已离开这个城市了。列宁得到104票（斯大林也许是拒绝支持列宁的5个代表之一？）季诺维也夫得到101票，斯大林97票，加米涅夫95票。斯大林第一次按照党的正常方式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他当时38岁了。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第一次由党代表大会选入布尔什维克总参谋部时只有二十三四岁。在代表会议上，有人曾企图把斯维尔德洛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死后谈及此事，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一大错误。他又说，“很幸运，我们得到了来自下面的纠正。”列宁本来很难有什么理由反对斯维尔德洛夫的候选资格的。列宁只是通过通信了解他是一个不倦的职业革命家。反对意见可能来自斯大林。斯大林没有忘记斯维尔德洛夫如何在他之后在彼得格勒把情况纠正过来，改组了《真理报》；他们在库莱卡的共同生活仅仅增进了他的敌意。斯大林决不宽恕任何事情。他显然企图在会议上进行报复，以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我们只能猜测他用了什么办法）设法赢得列宁的支持。但是他的图谋没有得逞，如果说在1912年列宁想使斯大林进入中央委员会时遭到了代表们的反对，那么现在，当他想排斥斯维尔德洛夫于中央委员会之外时，遭到了同样的反对。在四月代表会议上选出的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中，只有斯维尔德洛夫寿终正寝，其他所有的人——斯大林本人除外——以及四个候补委员，不是被正式枪决，就是被非正式地消灭。没有列宁，谁也不知道怎徉利用这种空前的局面。大家都受了旧公式的束缚。然而，正如列宁所说，现在死抱住民主专政的口号就意味着“实际上倒向小资产阶级”。很可能，斯大林胜过他人之处在于他对倒戈以及对于愿意同妥协派和解、同孟什维克合并，毫无内疚。他丝毫没有由于对旧公式的尊敬而受到妨害。意识形态崇拜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因此，他毫无内疚地抛弃了长期抱有的关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作用的理论。像往常一样，斯大林在他天然具有的机会主义的压力下凭经验行事，这种机会主义总是驱使他寻求阻力最小的路线。但是他在他的立场上并不是孤立的；在列宁回来之前的三星期中，他一直在表示的是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内心隐藏的信念。不应该忘记。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机器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构成，他们的出身和生活条件是小资产阶级的，他们的思想和他们跟无产阶级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变成职业革命家的工人们非常急切地参加到这派人中间去，他们参加进去以后就失掉自己的特点。党机器的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以及它对无产阶级的权威（这两点都不是偶然的，而完全是由历史的必然性决定的）不止一次成为党动摇的原因，最后成了党堕落的原因。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这个理论表示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但是党机构中的人们按照自己的比较有限的经验，只吸收这个理论的零星部分。正如列宁所说，他们往往只是死记现成的公式，而闭目不视情况的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缺乏同劳动群众的独立的日常接触，也缺乏对历史进程的全面了解。因此他们易于受到其他阶级的影响。战时，党的上层大半受到来自资产阶级人士的妥协主义倾向的影响，而普通的布尔什维克工人在抵抗席卷全国的护国主义歇斯底里方面表现了大得多的稳定性。革命为民主进程开辟了广泛的行动领域，在这方面，革命使各党的“职业革命家”感到满意的程度远远超过使战壕中的士兵，村庄中的农民和军火工厂中的工人感到满意的程度。昨天还在地下活动的一批无名之辈突然变成政治上的领导人物。他们不是成立了议会，而是成立了苏维埃，他们在苏维埃中可以自由地争辩和统治。对他们来说，引起革命的那种阶级矛盾看来正在民主日光的照耀下消失了。因此，几乎在俄国的各个地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起来了。即使在他们仍然分开的地方，须如在彼得格勒，两个组织对合并的要求肯定是迫切的。同时，在战壕中，在村庄中，在工厂里，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公开和强烈这预示着内战，而不是合并。像时常发生的那样，在行动起来的阶级和党机器的利益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裂痕。甚至受到特殊革命训练的布尔什维克党干部，在君主制度被推翻后的那一天，就明确倾向于忽视群众，宣布自己的特殊利益同这个机器的利益是一致的。当这种干部成为权力强大的国家官僚时，能期望他们做些什么呢？斯大林是不会对这个问题作任何思考的。他是这部机器的精华，是其中最有力的骨干。但是，列宁通过什么奇迹在短短几周内把党的道路变成了一条新的途径呢？应该同时在两方面——列宁的个人特点和客观情况——寻求答案。列宁所以强而有力，不仅因为他了解阶级斗争的法则，而目还因为他善于倾听在行动中的群众的意见。他所代表的与其说是党机器，不如说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肯定相信，在担负支持地下党的重责的那些工人中，现在有数以千计的人会支持他。当时群众比党更富革命性，党比它的机器更富革命性。早在3月间，工人和士兵的真正态度在许多情况下已变得非常清楚，这种态度同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党发出的指示完全不同。列宁的权威并不是绝对的，然而是巨大的，因为过去的一切经验都证实他有先见之明。另一方面，党机器的权威，像它的保守主义一样，当时只是在形成之中。列宁并不是作为个人发挥影响的，而是作为他体现了阶级对党的影响以及党对它的机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谁试图抵抗谁就很快失去立足之地。动摇分子同在前线的人趋于一致。抱审慎态度的人参加了大多数。因此，列宁以比较小的损失及时规定了党的方向，并且使党对新的革命作好准备。布尔什维克领袖在没有列宁指导的情况下行事时，总是犯错误，通常是右倾。然后，列宁像救星一样出现，指明正确的道路。这是不是说，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列宁就是一切，其他所有的人都无足轻重呢？在民主人士中相当普遍的这个结论是极偏的，因此是错误的。对于科学也可以这样说。许多年来，机械学没有牛顿，生物学没有达尔文，似乎就都无足轻重了。这一点也对也不对。为了搜集事实，加以分类，提出问题，为牛顿或达尔文的广泛解决办法准备基础，需要数以千计的普通科学家进行工作。这种解决办法则又影响了数以千计普通的新的研究人员的工作。天才并不是从他们自己本身创造出科学来；他们只是加速了集体思考的过程。布尔什维克党有一个天才领袖，这不是偶然的。只是具有列宁的性格和气魄的革命家，才能成为最大无畏的党的领袖，这个党能够使它的思想和行动取得合乎逻辑的结果。但是天才本身是最少有的。一个天才领袖在确定自己的方向方面比别人快，估计局势比别人透彻，看得比别人远。在一个天才领袖和他的最亲密伙伴之间产生巨大差距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列宁的远见所具有的力量抑制了他的伙伴的独立自主精神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是说列宁是“一切”，党没有列宁就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没有党，列宁就像牛顿和达尔文没有集体科学工作一样，将是毫无办法的。因此，问题不是大概受了集中和纪律等等东西影响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特殊罪恶，而是在历史过程中的天才问题。有的作家企图贬低布尔什维党，说布尔什维党以不过幸而有一个天才领袖罢了。这些作家仅仅表明他们自己在思想上庸俗。布尔什维克领导如果没有列宁，原会找到正确的行动方针，然而是缓慢地找到，并将以磨擦和内部斗争为代价。阶级矛盾原会继续否定和拒绝布尔什维克保守派的毫无意义的口号。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其他二流人物的抉择是，不是坚持表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倾向，就是干脆跑到街垒的另一边。我们决不可忘记，施略普尼柯夫、查鲁茨基和莫洛托夫从革命一开始就试图采取比较左的路线。但是这并不是说正确的道路总会找到。时间因素在政治中特别是在革命中起决定性作用。阶级斗争不会无限期地等待政治领袖找到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天才领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通过可以作为教训的实例缩短了学习时期，使党能够在适当的时刻影响事变的发展。如果列宁未能在4月初回来，党无疑终于会摸索到他的“提纲”所提出的方针。但是，难道别人不能使党及时对十月的结局作好准备吗？这个问题不能直截了当地答复。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需要迟钝的党机器坚决地面对行动起来的群众和思想——斯大林是不能以必要的创造性主动行事的。他会成为一个制动器，而不是一个推进器。只是在有可能借助这个机器来利用群众之后，他才开始有力量。很难追溯斯大林在以后两个月中的活动。他突然退居三等地位。列宁本人现在直接日夜负责《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不仅像战前那样从遥远的地方进行控制。《真理报》为整个党定下调子。季诺维也夫是鼓动工作的主宰。斯大林仍然没有在任何公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对新政策不热情的加米涅夫，是党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中的代表。斯大林实际上已从这个舞台上消失，甚至在斯莫尔尼也很难看到他。斯维尔德洛夫担任了最杰出的组织活动的最高领导，给党的工作者分配任务，同地方人员打交道，调整矛盾。斯大林除了在《真理报》承担的例行责任和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外，还偶尔分配到行政的、技术的或外交的任务。这种任务远不是很多的。生性懒惰的斯大林，只有在直接涉及他个人利益时才能够因为受到压力而进行工作。否则他宁愿吸他的烟斗和等待。他一度真正感到不快。他到处都为更加重要或更有才能的人所代替。一想到3月和4月的事情，他的虚荣心就马上受到刺激。他一反自已的本性慢慢地改变了他的思想的趋势。但是，在决定性关头，这证明是一种半心半意的转变。在风暴般的“四月的日子”里，当士兵们走上大街，抗议米留可夫的帝国主义照会时，妥协派像往常一样，忙于向政府提出劝告和向群众作出安抚性的保证。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和其他驻军发出了由齐赫泽签名的一封教书式电报，承认米留可夫的好战照会不值得予以赞同，但是又说，“谈判已在执行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之间开始，还没有结束”（这种谈判按其性质来说是决不能有结局的）。〔它继续说〕，“鉴于一切零星的和无组织的公开出动的危害性，执行委员会要求你们抑制自己”，等等。我们从正式的记录中惊讶地注意到，电报的全文是由两个妥协派分子和一个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委员会草拟的，而这个布尔什维克就是斯大林。这是一个小插曲（在那段时期，我们没有找到有关他的重要插曲），但是肯定是一个典型的插曲。这封安抚性的电报是说明两个政权并存局面中所必不可少的那种“监督”的一个小的典型例子。布尔什维克同这项无用政策发生丝毫接触都遭到列宁的特别猛烈的谴责。如果喀琅施塔得驻军的公开出动不合时宜，这个委员会原应以党的名义，用自己的话对他们这样说，而不是由自己对齐赫泽和李沃夫大公之间的“谈判”负起责任。妥协派之所以把斯大林安插在这个委员会里，是因为只有布尔什维克在喀琅施塔得享有任何威信。这就更加是拒绝这项任务的理由了。但是斯大林没有拒绝。在发出这封安抚性电报之后三夭，他在党的会议上发言反对加米涅夫，恰恰选择了关于米留可夫照会的争执作为有力的证据，证明“监督”是毫无意义的。逻辑的矛盾从来没有使这个经验主义者感到不安。在6月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党组织代表会议上，在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作了基本的政治报告之后，斯大林作了关于《民族团队中的民族运动》的报告。在受到被压迫民族觉醒的影响的现役陆军中，部队自发地按民族重新编制。因此就产生了乌克兰军团、伊斯兰军团和波兰军团等等。临时政府公开反对这种“军队的瓦解”，而布尔什维克则出来保卫被压迫民族。斯大林的报告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它是不会增加什么新东西的。6月3日开幕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拖了将近三周。来自各省的几十个布尔什维克代表（他们消失在大批妥协派分子中间）远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而且仍然抱有3月的情绪。要领导他们是不容易的。我们早已知道的一个民粹党人（他在巴库的监狱中曾经一度观察过柯巴）有趣地提到了这次代表大会。维列沙克在1928年写道：“我用种种方法设法了解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在布尔什维克党中的作用。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诺根和克雷连柯坐在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桌子旁，列宁、季诺维也失和加米涅夫是主要发言者，而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则默默地指导着布尔什维克党团。他们是战术力量。当时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个人的全部重要性。”维列沙克没有说错。斯大林在幕后使布尔什维克党团对投票作好准备方面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并不总是用原则进行争论。但是他的确具有说服普通的特别是地方上的领导人的妙诀。但是即使在这个工作上，占主要地位的也是斯维尔德洛夫，他是在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常任主席。同时，政府正在使军队对进攻作好“精神”准备，这种进攻使得在国内和前线的群众精神沮丧。布尔什维克党团坚决反对这种军事冒险，并且预言会有灾难。代表大会的多数都支持克伦斯基。布尔什维克决定用街头示威来对付，但是在考虑这一点时，产生了分歧意见。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支柱沃洛达尔斯基不能肯定工人们会走上大街。军队党组织的代表们坚持说士兵们不带武器就不会出来。斯大林认为“事实是，在士兵中间有激动情绪，而在工人中间没有这种明确的情绪”。但是他认为有必要反抗政府。最后决定在6月10日星期日举行示威。妥协派很惊慌，他们以代表大会的名义禁止示威。布尔什维克屈从了。但是代表大会对于它禁止群众示威的命令所造成的恶劣印象感到害怕，因此它规定在6月18日举行一次大示威。结果是出人意料的：所有的工厂和所有的团队都举着布尔什维克标语牌走出来。代表大会的威信遭到了一次无法挽回的打击。首都的工人和士兵感到了自已的力量。两星期后，他们尝试利用这点。因此就产生了“七月事变”，这是两次革命之间的最重要的分界线。5月4日，斯大林《真理报》写道：“革命正在扩大和探入……走在运动前面的是地方。如果说在革命初期彼得格勒走在前面，那么现在它开始落后了。”196恰恰在两个月以后“七月事变”证明，各省大大落后于彼得格勒。斯大林在作估计时所想到的是组织，不是群众。列宁早在四月会议时就说过：“首都苏维埃在政治上比地方苏维埃吏加依赖资产阶级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竭尽全力设法把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而各省的苏维埃（组成这种苏维埃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许多情况下违反地方政府的意志而接管了地方政府，甚至设法调节经济生活。但是首都苏维埃机构“落后”的原因是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走得太远，以致他们的要求的激进性吓坏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讨论七月示威时，斯大林说，工人们并不希望闹事。七月事变本身驳斥了这个论点，无产阶级无视妥协派的禁令，甚至无视布尔什维克党的警告，涌上了大街，同驻军们并肩前进。斯大林的两个错误特别表现了他的特点：他并未呼吸到工人集会的空气，他跟群众没有联系，不信任群众。他所掌握的情报是通过党机器得来的。但是群众同党比较起来更富革命性，党则比它的委员会委员更富革命性。像在其他场合那样，斯大林表现了党机器的保守倾向，而不是群众的有生力量。7月初，彼得格勒早已完全在布尔什维克方面。新闻记者克劳德·阿奈在使法国新任大使了解首都的新局势时，指向涅瓦大街那边的一些最大的工厂集中地维波尔格区，“在那里，列宁和托洛茨基成了主宰。”几团驻军不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就是朝布尔什维克方向动摇。“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希望夺取彼得格勒，谁会制止他们呢？”对局势的这种描述是正确的。但是当时还不可能夺取政权。因为，尽管斯大林在5月写了上面引述的那样的话，各省仍是大大落后干首都的。7月2日，两个情绪激动的机枪团代表进入全市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会场（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声称他们的团已决定立即全副武装走上大街。会议正式表示反对这个行动。斯大林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支持会议的这个决定。13年后斯大林的一个合作者、悔过的机会主义者培斯特柯夫斯基追述了这次会议：“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会议室容纳不所有与会者，部分群众从走廊通过开着的门倾听辩论情沉。我也在这部分群众中间，因此我不能清楚地听到这个报告……斯大林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出现。由于他说话声音不大，我从走廊里没有听出他说的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注意到的：斯大林的每句话都很尖锐有力，他的讲话的特点是他的提法清楚……”与会者分散后就前往自己的团队和工厂，以便阻止群众举行公开示威。斯大林在事后报告说：“在5点钟左右，我曾经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以党中央委员会和代表会议的名义正式声明我们决定不举行发动。”197但是，到大约6点钟的时候，示威爆发了。“党有没有权利袖手旁观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党，我们应当参与这个发动，使它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而不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目的”198。稍后，斯大林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叙述了七月事变的情况：“党不要举行示威，党希望等到在前线的进攻政策名誉扫地时为止。但是国内混乱、克伦斯基的命令和派遣军队赴前线一事所引起的声势浩大的示威发生了。”中央委员会决定使示威具有和平性质。“士兵们提出了可否携带武器出动的问题，中央决定不带武器。但是士兵们说不带武器出动不行……他们携带武器只是为了自卫。”199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杰米扬·别德内依的暖昧的证词。这位桂冠诗人在1929年以兴高采烈的语调谈到斯大林如何在《真理报》总部接到喀琅施塔得来的电话，如何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即到底是带武器还是不带武器出动。斯大林回答说：“步枪？……你们同志们知道得最清楚！……至于我们文人，我们总是带着我们的武器铅笔，我们到处都带着……至于你们和你们的武器……你们知道得最清楚！……”这个故事大概是夸大的。但是可以感到里面有一点真实之处。总的说来，斯大林倾向于低估工人和士兵的战斗准备。他总是不信任群众。但是不论什么地方发生战斗，不论是在梯弗里斯的广场上，在巴库的监狱里，还是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他总是力图使战斗的性质尽可能尖锐。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这总是可以用关于铅笔的比喻来审慎地加以推翻的。但是人们决不可夸大这个插曲的意义。这个问题大概是喀琅施塔得党委员会提出的。至于水兵，他们无论如何原会带着他们的武器出动的。七月事变没有发展成为一次起义，它突破了仅仅是一种示威的范围。有人从窗户和屋顶上进行了挑衅性的射击。发生了没有计划的或者没有明确目的的武装冲突，但是有许多人伤亡。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偶然把彼得巴甫洛要塞攻下一半，塔夫利达宫被包围了。布尔什维克证明自己完全是首都的主人了，却故意把起义作为冒险而否定。斯大林在彼得格勒会议上说：“我们原能在7月3日和4日夺取政权。但是前线、各省和苏维埃会起来反对我们。没有各省的支持，我们的政府就没有手足了。”由于缺乏直接的目标，这个运动开始消失了。工人们回到了自己的工厂，上兵们回到了自已的营房。彼得巴甫洛要塞的问题依然存在，喀琅施塔得驻军仍然占领着这个城堡。斯大林说：“中央委员会派我到彼得巴甫洛要塞去。我在那里终于说服了水兵卫戊部队不要应战……我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资格和〔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一同去找〔指挥官〕库兹明。库兹明……作好了战斗准备……我们劝他不要使用武力。我很清楚，社会革命党的军人们是想造成流血事件，以便给工人、士兵和水兵一个‘教训’。我们阻碍了他们完成他们的背信弃义的计划。”200斯大林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执行这一微妙任务，只是因为他在妥协派的眼中不是一个讨厌的人物，他们的仇恨是针对其他人的。此外，他跟别人不一样能够在这种谈判中采用避免过分行为并倾向于妥协的一个稳重而混和的布尔什维克的语调。他肯定没有提到他向水兵提出的关于“铅笔”的忠告。不顾明显的事实，妥协派宣布七月示威是一次武装暴动，并指控布尔什维克进行阴谋活动。当运动结束时，反动军队从前线开回来。在报纸上出现消息（消息是根据司法部长彼列维尔节夫的“文件”写的）说列宁和他的合作者不折不扣地是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接着，诽谤、迫害和骚动的日子开始了。《真理报》报馆被捣毁。当局发布命令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造成“暴动”的其他人。资产阶级和妥协派的报纸阴险地要求犯罪者自首。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会议：列宁是应该到当局那里去针对诽谤进行公开斗争，还是应该躲藏起来？这个问题是否会发展为一次法庭审判？有人动摇，在局势发生这种突变时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在那些日子里谁“拯救”列宁和谁想“毁灭”列宁的问题在苏联的文献中占了重要地位。杰米扬·别德内依在若干时候以前谈到他如何乘汽车赶到列宁那里去，同他争辩，劝他不要效法基督“把自己交在自己的敌人的手里”。前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也维奇完全否定了他的朋友的说法。他在报上谈到杰米杨·别德内依如何在芬兰的别墅度过危急时刻。言外之意是，说服列宁的光荣“属于其他同志”。这含意显然表明，邦契为了使某个更有势力的人感到满意，不得不使他的亲密的朋友感到恼怒。克鲁普斯卡娅在她的回忆录中说：“7日，我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列宁的妹妹〕到阿利路也夫的住宅去看伊里奇。当时，正是伊里奇犹豫不决的时候。他援引必须出席法庭的理由。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激烈地反对他到法庭上去。伊里奇对我说：‘我和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已经决定上法庭去，你把这个决定去告诉加米涅夫吧。’加米涅夫当时躲藏在附近的一个同志家里。我急忙要去，伊里奇叫住我说：‘我们来告别吧，也许我们再不能相见了。’我们拥抱起来了。然后，我去找加来涅夫，并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决定转告给他。傍晚，斯大林等同志来了，说服了伊里奇不上法庭去，这样便保全了他的生命。”201奥尔忠尼启泽更为详细地叙述了这些困难的时刻：“对我们党领导人的紧张搜捕开始了……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列宁决不可躲藏起来，他必须上法庭……许多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也这样认为。我在塔夫利达宫会见了斯大林。我们一起去看列宁……”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一事实：在“对我们党领导人的紧张搜捕”在继续进行时，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在敌人的总部塔夫利达宫平静地会面，没有受到处罚。在阿利路也夫的寓所重新进行了老的争论：自首还是藏起来？列宁认为不会有公开审讯。比其他任何人更为断然反对自首的是斯大林。“士官生〔相当于西点军校的学生〕不会把你带到监牢去。他们会在途中把你杀掉……”这时，斯塔索娃出现了，告诉他们一个新的谣言——根据警察局的文件，列宁是一个奸细。“这些话对列宁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强烈印象。他的脸色紧张起来。他以极大的决心宣称，他必须到监狱去。”奥尔忠尼启泽和诺根被派到塔夫利达宫去试图说服执政的党派保证“伊里奇不会受到……士官生的私刊”但是吓坏了的孟什维克却为他们自己寻求保证。斯大林则在彼得格勒会议L报告说：“我个人向李伯尔和阿尼西莫夫〔孟什维克、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提出r发表宣言的问题。他们答复说他们不能提出任何种类的保证。”在敌人阵营中进行厂这种试探之后，决定列宁应该离开彼得格勒，稳妥地躲藏在地下。“斯大林着手组织列宁的动身事宜”指挥军队的军官波洛夫策夫将军后来的叙述证明，反对列宁自首的人们多么正确。‘前往贴里奥基〔芬兰〕希望抓到列宁的军官同我，我是愿意要这位先生的完整身体还是碎片一我笑笑回答说，被逮捕的人往往设法逃走。”对干假审判的组织者来说，这不是一个“司法”问题，而是一个逮捕和杀害列宁的问题，像两年后在德国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所做的那样。斯大林比别人更加相信流血报复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解决办法完全符合他自已的想法。此外，他远不会担心“舆论”可能说些什么包活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内的其他人动摇了。诺根和卢那察尔斯基本来赞成列宁自首，后来在当天也反对自首。斯大林比别人更加坚决地坚持立场，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让我们现在来看看，最近的苏维埃编史者对这个引人注目的插曲作了什么描绘。38年官方的一个刊物写道，“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后来成为法西斯匪徒的托洛茨基要求列宁向法庭自首。赞成列宁自首的，还有以后被揭发出是人民之敌的法西斯走狗加米涅夫和李可夫。斯大林对他们进行了激烈斗争”，等等。事实上，我个人并未参加这些会议，因为在当时我自己也不得不躲藏起来。7月10日，我写信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政府宣布我完全拥护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7月22日，我被逮捕了。列宁在给彼得格勒会议的信中认为有必要特别指出：“在困难的7月日子里，（托洛茨基）证明自己是跟得上局势的。”斯大林没有被捕，甚至没有在这个案件中受到正式控诉，原因非常简单对当局或舆论来说，他在政治上是不存在的。在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我和其他人遭到严酷迫害的时候，报上根本没有提到斯大林，虽然他是《真理报》的一个编辑，并在他的文章上署名。谁也没有给予这些文章以丝毫注意，没有人对文章的作者感兴趣。列宁最初躲藏在阿利路也夫的寓所，后来迁到谢斯特罗列茨克，在那里他同一个名叫叶梅里雅诺夫的工人住在一起。他绝对信任这个工人，他在一篇文章中尊敬地提到了他，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阿利路也夫说：“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动身到谢斯特罗列茨克去的时候——那是在7月11日傍晚，斯大林同志和我护送伊里奇到谢斯特罗列茨克车站。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躲在拉兹里夫的草棚里和后来躲在芬兰时，他不时通过我送条子给斯大林。有人把条子送到我的寓所；由于需要立即回答，斯大林在8月间就搬到我处，和我同住在列宁在七月事变的日子里躲藏过的那个房间。”他显然在这里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阿利路也夫的女儿娜杰日达，她当时只是个少女。另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工人，一个归化俄罗斯的芬兰人拉希亚，在报刊上谈到列宁如何有一次指示他，“在第几天傍晚把斯大林带来。我到《真理报》编辑部办公室找到了斯大林。他们谈得很久”。同克鲁普斯卡娅一起，斯大林在那段时期里是中央委员会和列宁之间的重要联络人员，列宁无疑完全信任他，认为他是一个审慎的进行秘密活动的人。此外，一切情况自然而然地驱使斯大林担任这个角色：季诺维也夫躲藏起来了，加米涅夫和我在狱中，斯维尔德洛夫负责一切组织工作。斯大林比其他人都来得自由些，不像其他人那么受到警察的注意。在七月运动以后的反动时期里，斯大林的作用变得重要得多了。培斯特柯夫斯基在他的表示歉意的回忆录中谈到了斯大林在1917年夏季的工作情况。他写道：“彼得格勒的劳动群众当时都不大知道斯大林。他也不去寻求群众对他的欢呼。由于没有演说才能，他避免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但是在党的每一次会议上，每一次严肃的组织会议上斯大林都要发表政治讲话。由于这点党的活动分子都很了解他。当有关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参加立宪议会的候选人问题提出时，在党的活动分子的倡议下，斯大林的候选资格被提到了最重要的地位之一。”斯大林的名字在彼得格勒的候选人名单上占第六位。……迟至1930年，为了说明为什么斯大林并不享有声望，仍有必要指出他缺乏“演说才能”。现在，这样一个说法是完全不可能的了：斯大林被宣称是彼得格勒工人的崇拜偶像，是一个第一流演说家。但是，的确，虽然斯大林不在群众面前露面，他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在7月和8月在总部、在秘密会议上和一般会议上进行了极其负责的工作，同彼得堡委员会进行接触等等。关于这个时期里的党的领导，卢那察尔斯基在1923年写道：“……直到七月事变为止，斯维尔德洛夫同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一起，可以说是在布尔什维克总部负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在七月事变的日子里，他升到最前面。”这点是真实的。在党遭到严重破坏的日子，那个带着眼镜、身材矮小、面色黝黑的人的举动，好像什么不幸之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继续把任务派给人们，谁需要鼓励就鼓励谁，提供意见，必要时则发布命令。他是这个革命年的真正的“总书记”，虽然他并没有这个头衔。但是，他是党的书记，党的绝对的政治领袖。列宁仍然留在地下。列宁从芬兰送来了有关一切基本政策问题的文章、信件和决议草案。虽然由于他在远处，因而经常犯战术上的错误，但是这使他能够更加肯定地规定党的战略。日常领导工作落在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这两个依然自由的最有影响的中央委员身上。同时群众运动大大削弱了。一半党员转入地下。党机器的重要性相应地增长。在党机器内部，斯大林的作用自然而然地增长了。这个规律在他的整个政治传记里不变地发生作用，并且可以说是构成了它的主要动力。7月间直接遭到失败的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在最后摊牌时，由于各省比较落后，他们的鲁莽行动被粉碎了。因此在首都群众中间的失败主义情绪要比其他任何地方浓厚。但是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几周。在7月中旬，公开的鼓动恢复了，当时在这个城市各个地方的小型集会上，三个英勇的革命家出现了：后来在克里木被白卫军杀害的斯卢茨基；在彼得格勒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的沃洛达尔斯基；以及在1936年被斯大林杀害的叶甫多基莫夫。在各处失去了偶然的同路人之后，党在月底再度开始发展起来。7月21日和2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当局和报纸一直没有注意到这次会议。在冒险的进攻遭到惨败之后，前线的代表们开始愈来愈经常地来到首都，他们抗议在军队里压制自由和继续战争。他们未能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因为妥协派没有什么可告诉他们的。来自前线的士兵在走廊和接待室里彼此结识，以激烈的军人用语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身居高位之人交换意见。布尔什维克有使自己慢慢渗入各处的秘诀，他们建议这些感到迷惑和愤怒的代表们同首都的工人、士兵和水兵举行商谈。会议就这样开始了，参加的有前线29个团队的代表、彼得格勒90个工厂的代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代表以及周围几支驻军的代表。前线的士兵谈到了毫无意义的进攻，谈到了屠杀，谈到了妥协派委员和再次变得趾高气扬的反动军官之间的勾结。虽然大多数前线士兵仍然认为自己是社会革命党人，但是措词尖锐的布尔什维克决议被一致通过了。代表们从彼得格勒回到战壕成了鼓吹工农革命的无比的鼓动者。看来在组织这次出色的会议方面，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起了主要作用。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企图使群众不举行示威，但未成功。会议在长时间中断后，举行到7月20日晚上。会议活动的进程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斯大林的作用和他在党内的地位。中央委员会的组织领导工作是由斯维尔德洛夫担任的，他谦虚地——没有一点假谦虚的样子——把理论和重要的政策问题留给其他人处理。会议主要是估计在7月的大破坏之后所出现的政治形势。彼得格勒委员会的重要委员沃洛达尔斯基在一开始时就宣布：“目前，只有季诺维也夫能够成为报告人……如果能听列宁讲话，那是很好的。……”没有人提到斯大林。由于群众运动而中断的会议在7月16日才复会。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列宁正躲藏着，作基本政治报告的工作落到斯大林身上。他作为季诺维也夫的代替者出现了，他说：“很明显，目前反革命所以战胜了布尔什维克，是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孤立了并出卖了布尔什维克。”202报告人的主旨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但是这是一种不稳定的胜利。只要战争继续下去，只要经济崩溃没有得到克服，只要农民没有得到土地，“危机就会不可避免，群众就会不止一次地走上街头，决战就会发生。革命和平发展的时期已经结束……”203因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不再切合实际了。妥协主义的苏维埃帮助了军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来镇压布尔什维克，来解除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这样苏维埃自己就丧失了实际权力，就在昨天，它本来能用一道命令就消除临时政府，而在苏维埃内部，布尔什维克原能在简单的补缺选举中获得权力。但是现在，这不再可能了。在妥协派的协助下，反革命武装了自己。苏维埃本身只是成了反革命的掩护。为这种苏维埃要求政权，那是愚蠢的！“问题不在于什么样的机关，而在于这个机关执行哪个阶级的政策。”204现在谈不上用和平方法取得政权了。除了准备一次武装起义之外，别无可为。一俟最低微的村民和前线的士兵一起转向工人，马上可能进行武装起义。但是在出现了这个雄伟的战略前景之后，为就要到来的时期制定了一项极其审慎的战术指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聚集力量，巩固现有的组织并防止群众举行为时过旱的发动……这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总的策略路线。”205虽然这个报告在形式上是十分初步的，但它对过去几天发生的局势作了彻底的估计。辩论没有给报告人所说的话增加什么东西。1927年，会议记录编辑委员会说：“这个报告的基本主张是与列宁共同商定的，并且是根据列宁还未来得及发表的文章《三次危机》制定的。”此外，代表们知道〔非常可能是通过克鲁普斯卡娅知道的〕，列宁为报告人写了特别提纲。记录说：“参加会议的人要求公布列宁的提纲。斯大林说，他手头没有这个提纲……”代表们的要求非常可以理解，因为对方针作了如此根本的改变，以致他们希望听到他们的领袖的真正见解。但是斯大林的答复是不容易理解的。如果只是把提纲留在家里，他原能在下次会议上提出来，但是提纲从未提出。因此造成的印象是，提纲被藏起来了，不让会议看到，甚至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七月提纲》同列宁在地下所写的其他各项文件不同，直到今天也没有公布。由于唯一的一份掌握在斯大林手里，我们必须假定，他已把它丢失了。但是他自己没有谈及丢失的事情。记录编辑委员会假定：列宁的提纲是他根据他的文章《三次危机》和《论口号》的精神写的。这两篇文章是在这次会议之前写的，并且是在这次会议之后，在喀琅施塔得发表的，因为那里仍然有出版自由。事实上，把内容对比一下可以看出，斯大林的报告只是阐释了这两篇文章，他没有加上一句独创性的话。显然，斯大林没有看到这两篇文章，并且没有想到有这些文章；但是他利用了提纲，提纲的思想内容同文章是一样的。这种情况足以说明为什么报告人“忘记”把列宁的提纲带到会议上，为什么这项文件从未予以保留。斯大林的性格使得作这种假设不仅是可以容许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代表会议委员会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在那里，沃洛达尔斯基拒绝承认反革命在7月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得到了多数。现在由委员会提出的决议案不再由斯大林在会议上辩护，而是由沃洛达尔斯基辩护了。斯大林没有要求提出少数报告，没有参加辩论。代表中间的思想很混乱。沃洛达尔斯基的决议案最后得到28个代表的支持，3个代表反对，28个代表没有投票。维波尔格区的一批代表为他们不参加投票提出的借口是：“列宁的提纲没有公布，报告人没有为这项决议案辩护。”这番话显然暗示把提纲藏起来是不适当的。斯大林一言未发。斯大林把提纲藏起来的做法引起不满，而且他未能为提纲得到多数票，因此他遭到了双重失败。至于沃洛达尔斯基，他继续在实质上为布尔什维克的1905年革命纲要辩护：首先是民主专政；然后是同农民的不可避免的决裂；如果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就为社会主义专政而进行斗争。斯大林在莫洛托夫和其他几个人的支持下，为列宁的新概念辩护：只有依靠最贫困的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开辟社会主义改造的时代。同沃洛达尔斯基比较起来，斯大林是正确的，但是他不知道如何证明这一点。另一方面，沃洛达尔斯基拒绝承认资产阶级反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点，同列宁和斯大林比较起来，也是正确的。辩论还要在几天后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再次进行。会议结束时通过了斯大林写的一项呼吁，《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这项呼吁有一部分说：“……被收买的仆从和卑怯的诽谤者敢于公开‘控告’我们党的领袖‘叛国’……?我们领袖们的名字从来还没有像现在，当厚颜无耻的资产阶级流氓们辱骂他们的时候，这样为工人阶级所珍贵和亲近！”206除了列宁以外，迫害和辱骂的主要受害者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我自已。当“资产阶级流氓”辱骂他们的时候，这些名字对斯大林特别亲切。彼得格勒代表会议在性质上是7月26日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预演。那时，彼得格勒各个区苏维埃差不多全都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在工会总部，像在工厂和车间委员会一样，布尔什维克势力占统治地位。代表大会的组织准备工会集中在斯维尔德洛夫手里。政治准备工作由列宁从地下进行指导。他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以及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报纸开始再次出版），从各个角度来说明政治形势。他为党代表大会草拟了一切基本决议案，并在同各个报告人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审慎地估量一切论点。这次代表大会称为“统一的”代表大会，因为彼得格勒区联派组织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加入党。属于这个组织的有越飞、乌里茨基、梁赞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波克罗夫斯基、曼努伊尔斯基、尤列涅夫、卡拉汉和我，以及以种种方式参加苏维埃革命的其他革命家。《列宁全集》的一个脚注说：“在战争年代，区联派很接近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这个组织大约有4000名工作人员。报纸上登载了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消息。代表大会是在两个不同的工人阶级地区半公开地举行的。在政府人士当中有破坏这次代表大会的说法。但是在摊牌时，克伦斯基决定，不冲进维波尔格区是比较明智的。对一般公众来说，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人们是不著名的。出席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当中后来著名的有斯维尔德洛夫、布哈林、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泽、尤列涅夫、曼努伊尔斯基……主席团由斯维尔德洛夫、奥里明斯基、洛莫夫、尤列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甚至在这里，虽然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最著名人们缺席，斯大林的名字仍然列在末位。代表大会决定致电慰问“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卢那察尔斯基、加米涅夫和柯伦泰和所有其他被逮捕和遭迫害的同志”。这些人被选入了名誉主席团。1938年出版的刊物只说列宁被选入名誉主席团。斯维尔德洛夫作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的报告。自从四月代表会议以来，党从8万人发展到24万人，即在人数方面增加了两倍。在七月事变的打击下，这种发展是健全的。全部布尔什维克报纸的发行总额的微不足道是令人惊讶的——这样一个大国只发行32万份！但是革命的主张像电流一样，布尔什维克思想渗入到成百万人的意识中。斯大林重复了他的两个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活动的报告和关于国家情况的报告。斯大林在提到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在首都赢得了大约20％的选票〕时报告说“中央委员会……竭尽全力同反革命的主力立宪民主党人以及有意无意跟着立宪民主党人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战。”207自从三月会议以来，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三月会议时，斯大林曾经认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革命民主”的一部分，并且曾经依靠立宪民主党人来“巩固”革命成果。同惯例相反，从政治报告中摘出了战争问题、社会护国主义、第二国际的瓦解和世界社会主义内部成立集团的问题，交布哈林去论述，因为斯大林对国际问题是一窍不通的。布哈林说，通过对临时政府和其他协约国政府施加“压力”来争取和平的运动已经完全失败，只有推翻临时政府，才能早日达到以民主方式消灭战争的目标。斯大林继布哈林之后作了关于党的任务的报告。代表大会就两个报告联合进行了辩论，虽然不久就很清楚，两个报告人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斯大林报告说：“有些同志说，由于我国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所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是空想。如果没有战争，如果没有破坏，如果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没有动摇，那么他们这样说是对的。一切国家都把干预经济领域的问题当做在战争条件下的必要的问题提出来了……”208此外，“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苏维埃这样广泛的组织……所有这一切排斥了劳动群众拒绝干预经济生活的可能性。在俄国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现实基础就在这里。”209他的主要论点的明显矛盾是惊人的。如果说资本主义不够发达使得社会主义革命纲领成为空想，那么生产力通过战争受到破坏并不会使社会主义时代更加接近，相反，会使这个时代空前遥远。事实上，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倾向不是基于生产力通过战争受到的破坏，而是基于俄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在战前以及在不受战争影响的情况下，可以看到这种倾向，而且的确看到了。不错，战争加速了群众中的革命过程使它快到不可估量的地步，但是它丝毫没有改变革命的社会内容。应该补充说，斯大林的论点是从列宁的一些孤立的、没有得到发挥的言沦抄袭来的，发表这些言论的目的是要使老干部认识重新武装的必要性。在辩论当中，布哈林设法部分地为这个旧的布尔什维克方案辩护：在第一次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以民主的名义同农民并肩进军；在第二次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同欧洲无产阶级并肩进军。斯大林反驳说：“照布哈林看来前途如何呢？在他看来，在第一阶段我们要实行的是农民革命。但是要知道农民革命不能不和工人革命会师，不能不和工人革命汇合在一起。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工人阶级，不能不同时为其本身的要求而斗争。因此我认为布哈林的方案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210这是绝对正确的。除了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可使农民革命赢得胜利。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就无法取得政权。斯大林使用了到1917年4月为止一直被斥为“空想”的论点〔这种论点在1905年初第一次得到说明〕来反驳布哈林。但是在几年之内，斯大林忘记了他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这种论点。相反，他同布哈林一起重新提出“民主专政”方案，这个方案将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中占重要地位，并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中起致命的作用。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改变基调，从和平地把政权转移给苏维埃改为准备武装起义。为了武装起义，首先必须了解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变化。它的总方向是清楚的——从人民到资产阶级。要断定变化的程度则困难得多。只有阶级之间的另一次公开冲突才能衡量力量的新的对比。8月底，这个考验来临，因为科尔尼洛夫将军反叛了。这次叛乱立即表明，资产阶级无论在人民或军队中间仍然得不到支持。因此，七月事变表明的变化是表面的和插曲性的。然而它是十分真实的，因此，建议把政权和平地移交给苏维埃是不能设想的。列宁在制订新方针时，首先关心的是使党尽可能坚决地正视改变了的力量对比。在一定意义上，他采取了故意夸大其词的办法：低估敌人的力量比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更加危险。但是过高估计原会使代表大会踌躇不前，像在彼得格勒代表会议发生的情况一样，特别是因为斯大林对列宁的主张作了过分简化的陈述。斯大林说：“关于政治形势。现在已经没有人谈论两个政权的并存了。从前苏维埃是实际的力量，可是现在它仅仅是一个没有丝毫权力的团结群众的机关。”211某些代表坚决认为反动派在7月的胜利是暂时的，反革命并未获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还未被废除而造成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他们这种说法是绝对正确的。斯大林像他在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上所做的那样用一句陈腐的话来答复：“在革命期间并不产生反动。”事实上，每一次革命的轨道都是由上升和下降的特殊曲线组成的。敌人进行的或者由于群众本身非常落后而造成的反震动（这种反震动使得这个政权更加适应反革命阶级的需要）造成了反动，而没有撤换那些掌权的人。但是反革命的胜利完全是另一回事，政权不转入另一个阶级之手，那是不可设想的。在7月并没有出现这种决定性的政权转移。迄今，苏联历史学家和评论员继续从书上抄袭斯大林的公式，而不自问一下：如果政权在7月转入资产阶级之手，为什么资产阶级不得不在8月发动叛乱？直到七月事变为止，在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下，临时政府只是一个影子，实际权力在苏维埃手中。在七月事变后，部分实际权力从苏维埃转入资产阶级之手，但是只是一部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并未消失。后来决定十月革命的性质的正是这件事情。斯大林进一步说：“如果反革命竟然再苟延一两个月，那只是因为联合的原则没有废除。可是，既然革命力量正在发展，爆发就必然会到来，终究会有一天，工人把贫苦农民阶层发动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高举起工人革命的旗帜，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212让我们注意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这就是党在以后几年的公式。在一切重要方面斯大林的报告对局势作了正确的估计，并作了正确的预测——列宁的估计和预测。但是，像通常一样，他的报告缺乏对思想的阐释。这位报告人作出论断，他从不加以证明或争辩。他的估计是凭经验作的，或者是现成的；他的估计并没有经过分析性的思考，没有任何东西表明这些估计之间的有机联系，而有机联系本身产生了必要的论证、演绎和说明。斯大林，作为一个论战者，喜欢不时以格言的方式重申人们已经表示过的主张，这种格言认为需要证明的事情已经得到证明。这些论点往往夹杂些粗鲁之词，特别是在最后，因为那时不必害怕反对者的反驳了。1938年，关于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一份出版物写道：“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等人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斯大林一起被提到的只是3个死人。但是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说，有21个委员和10个候补委员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由于党的半合法性，通过秘密投票当选的人的名字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宣布，得票最多的4个例外。列宁——在可能有的134票中得到133票，季诺维也夫——132票，加米涅夫——131票，托洛茨基——131票。除他们以外，当选的还有下列诸人：诺根、柯伦泰、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李可夫、布勃诺夫、阿尔乔姆、乌里茨基、米柳亭、别尔津、捷尔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穆拉诺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和邵武勉213。这些名字是按照得票多少排列的。8个候补委员的名字肯定地得到确认：洛莫夫、越飞、斯塔索娃、雅柯夫列娃、查帕里泽、基谢廖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克雷普尼克。代表大会在8月3日结束。次日，加米涅夫从狱中获释。从那时起，他不仅经常在苏维埃机关中讲话，而且还对党的一般政策和斯大林个人施加了明确的影响。虽然他们二人在不同程度上使自己适应了新的方针，但他们要摆脱自己的心理习惯是不容易的。只要可能，加米涅夫就要磨平列宁的政策的锐角。斯大林并不反对这一点；他只是避免惹祸。在斯德哥尔摩社会党会议问题上爆发了公开冲突，举行这次会议的倡议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来的。想作垂死挣扎的俄国护国派和妥协派认为，这次会议是“为和平而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被控同德国总参谋部有联系的列宁表示坚决反对参加显然是由德国政府发起的这次会议。在8月6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加米涅夫公开表示赞成参加这次会议。斯大林甚至没有想到在《无产者报》（这是当时《真理报》的名字）为党的立场辩护。相反，斯大林没有发表列宁反对加米涅夫的尖锐的文章，这篇文章只是在拖了10天以后，并且只是在文章的作者坚持要求和向其他中央委员发出呼吁以后才发表。可是，甚至在那个时候，斯大林也并没有公开支持加米涅夫。加米涅夫获释以后民主的司法部长就马上在报纸上造谣说，他同沙皇秘密警察有某种联系。加米涅夫要求进行调查。中央委员会派斯大林“同郭茨（社会革命党的一个领袖）讨论加米涅夫案件中的一项任务”。他过去被派过同样的任务：同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讨论”喀琅施塔得分子的案件，同孟什维克阿尼西莫夫“讨论”对列宁的保证。斯大林一直留在幕后，他比其他人更加适合担任各种微妙的任务。此外，中央委员会始终相信，斯大林在与反对派进行的讨论中不会让任何人蒙蔽他。斯大林8月13日在论述对加米涅夫的诽谤的时候说：“反革命卑鄙的嘶嘶声又变得响亮起来了，令人厌恶的反动毒蛇从角落里出来，伸出了毒舌。它要蜇人，然后偷偷缩进它的黑暗蛇窟……”等等这是他的典型的梯弗里斯“变色龙”的风格。但是，这篇文章不仅在风格方面是有趣的。作者接着说：“恶劣的引诱，颠狂的谎言和诽谤，无耻的欺骗，低劣的伪造和捏造，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起初，他们企图诽谤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是德国的间谍。这一点失败之后，他们想要把这些战士说成是沙皇的间谍。这样，他们试图污蔑那些把自己的有觉悟的一生献给反沙皇政制的革命斗争事业的人是……沙皇的奴仆……所有这一切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反革命的头目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使加米涅夫无能为力，把他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一位公认的领袖加以消灭。”很可惜，在1936年审判加米涅夫时，这篇文章没有在检察官维辛斯基的材料中出现。8月30日，斯大林毫无保留地发表了季诺维也夫写的没有署名的文章《不要做的事情》。这篇文章显然是反对准备起义的。“有必要正视现实：在彼得格勒，现在有许多情况有利于187l年巴黎公社所代表的起义的出现。”未提季诺维也夫的名字，列宁在9月3日写道“提到公社的话是非常表面的，甚至是愚蠢的……公社不可能立即向人民提供布尔什维克在执政时能够向他们提供的东西，即给农民以土地，立即实现和平的建议。”对季诺维也夫的打击也打击了报纸的主编。但是，斯大林吊持沉默。他准备匿名支持右派对列宁进行的任何论战。但是他很谨慎，不使自己牵涉进去。一有危险的迹象，他就躲开了。对于斯大林在这个时期的报纸工作，实际上没有什么话可说。他是中央机关报的主编，这并不是因为他生性是一位作家，而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演说家，根本不适合进行任何公开活动。他没有写过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没有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来讨论，没有提出一个口号来普遍传播。他关于时事的评论不是个人的，并且完全是在党当时的观点的范围以内。他是被委派担任报纸工作的党的工作人员，不是一个革命的政论家。群众运动恢复了，暂时脱离工作的中央委员重新进行活动，这自然使斯大林退出他在7月代表大会期间所据有的显著地位。自那以后，他的活动是在暗中进行的，群众既不知道，敌人也不注意。1924年，党史委员会出版了共分几大卷的革命编年史。第四卷共422页，所说的是8月和9月的事情。它记录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争吵、决议、演讲和在任何方面值得注意的一些文章。在这一卷中，三次提到在当时实际上是无名的斯维尔德洛夫，提到加米涅夫46次，提到我（8月和9月初我是在狱中度过的）31次，提到在地下的列宁16次，和列宁同样命运的季诺维也夫提到6次，斯大林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甚至在约有500个专名的索引中也没有斯大林的名字。换句话说，在这两个月中，报纸没有注意到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或他听发表的一篇讲话。参加当时的事变的或多或少是著名的人，没有一个曾提到他的名字，甚至一次也没有提到。幸而有可能通过中央委员会在7个月（1917年8月到191吕年2月）中的记录，或多或少是详尽地追溯斯大林在党的生活中或者不如说是在党总部工作人员生活中的作用，这些记录得到保存，但的确是不完全的。在政治领导人米柳亭、斯米尔加、格列博夫缺席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比斯大林更适合于公开露面的人物被派参加各种会议和代表大会。在党的决定中很少出现斯大林的名字。乌里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斯大林被委派组织立宪会议选举委员会。这三个人也被委派草拟关于斯德哥尔库会议的决议。斯大林被派同一家印刷厂谈判关于重新出版中央机关报的事宜。他还参加另一个起草一项决议的委员会，等等。在7月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关于根据“严格分配职务”的原则组织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的动议被通过了。但是草拟这项动议要比付诸实行容易些。事变的进程在若干时候内继续使职责发生混乱，使决定被推翻。9月2日，中央委员会指派了一家周刊和一家月刊的编辑委员会，斯大林参加了这两个委员会。9月6日（在我出狱以后），在一家理论杂志的编辑委员会中由加米涅夫和我代替了斯大林和梁赞诺夫。但是这项决定也只是留在记录中。事实上，两家杂志各只出版一期，实际的编辑会同被指派的委员会完全不同。10月5日，中央委员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为即将举行的大会准备一项党纲草案。这个委员会由列宁、布哈林、我、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柯伦泰组成。斯大林未被列入，这不是因为有什么人反对他的候选资格，而只是因为当问题是草拟一项绝顶重要的党的理论文件时，谁都没有想到他的名字。但是党纲委员会从来没有开过会，甚至一次会也没有开过。在日程上的是完全不同的任务。党起义获胜并执掌了政权，而没有一项拟好的纲领。甚至在纯粹是党的事务上，事件并不总是按照党统治集团的先见和计划使用人的。中央委员会指定一些编辑部、委员会、三人小组、五人小组、七人小组，而在它们还来不及开会以前，就被新事件打乱了，人人都忘记了昨天的决定。此外，由于进行秘密活动，记录被稳妥地收藏起来，谁也没有提到它们。相当奇怪的是，斯大林是比较经常地缺席的。在中央委员会于8月、9月和10月第一周举行的24次会议上，他有六次缺席，其他六次会议的与会者名单没有得到。对于斯大林来说，这种不按时出席会议的作风尤其不可宽恕，因为他没有参加苏维埃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他从来没有在公开集会上讲过话。他本人显然并不重视他自己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而现在却说他是参加这些会议的。在若干情况下，他缺席无疑是由于他的感情受到伤害和由于恼怒。他每当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时，就不高兴而躲起来，梦想进行报复。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所载出席会议的委员的次序：9月13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等人；9月15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辛可夫、诺根、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等人；9月20日：托洛茨基、乌里茨基、布勃诺夫和布哈林等人（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缺席）；9月21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斯大林缺席）。名字的次序当然不是有规定的，有时候不按次序。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特别是我们考虑到在前一时期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缺席时，斯大林的名字经常列在首位。当然，这些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关于斯大林，再也找不到更大的事情了。此外，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公正地反映了党的日常生活和斯大林在其中的地位。运动的范围越大，斯大林在其中的地位就越小，他就越难在普通的中央委员中间突出。在10月这个决定性年头的决定性月份中，斯大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不那么受人注意了。这个残缺的中央委员会（他的唯一的真正基地）本身在这些月份中缺乏固有的自信心。它的决定往往由于外部的因素而归于无效。整个说来，党机器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在革命动乱中有着巩固的基础。布尔什维主义口号的影响越广泛和深入，委员会委员越难掌握这个运动。苏维埃越是受党的影响，这个机器发现自己的地位越小。这就是革命的矛盾之一。1917年的情况在后来局势较为平静的时候相当明朗化了，在提到这个情况的时候，许多历史学家，甚至是十分诚实的历史学家，都把事情说得好像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政策是由中央委员会直接指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约在9月初就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了。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会议记录无疑表明，除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我参加的几次全体会议以外，中央委员会并未起政治作用。它没有在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上采取过主动。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时期里的许多决定仍然决而未行，因为同苏维埃的决定发生冲突。苏维埃的最重要的决议在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时间考虑之前，就付诸实行。只是在取得政权、结束内战和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制之后，中央委员会才逐渐开始把对苏维埃活动的领导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到那时才轮到斯大林。8月8日，中央委员会发动了一个强烈的宣传运动来反对克伦斯基在莫斯科召开的政府会议。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人粗暴地操纵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8月12日在莫斯科工人举行抗议总罢工的紧张局势下开幕的。未被准许参加这次会议的布尔什维克找到了一个更加有效的办法来表示他们的力量。资产阶级吓坏了，并且非常愤怒。科尔尼洛夫总司令在21日把里加放弃给德国人，在25日开始向彼得格勒进军，一心要建立个人专政。对科尔尼洛夫作了错误估什的克伦斯基宣布这位总司令是“祖国的叛徒”。甚至在那个紧要时刻，即8月27日，斯大林都没有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去。索柯里尼柯夫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到了委员会。他宣布布尔什维克准备同苏维埃多数的机构就军事措施达成协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抱着谢意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士兵和工人目前追随布尔什维克，科尔尼洛夫的叛乱没有经过流血被迅速镇压下去了，苏维埃在7月间部分丧失的权力完全恢复了。布尔什维克重新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在报纸上向妥协派提出了一个折衷办法让苏维埃接管政权，保证宣传的完全自由，布尔什维克将完全在苏维埃合法性的基础上采取他们的立场。妥协派好战地拒绝同布尔什维克达成折衷办法。他们继续向右派寻找自己的盟友。妥协派的粗暴拒绝只是加强了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像在1905年一样，第一个革命浪头使孟什维克占有的优势不久就在尖锐化的阶级斗争的气氛中烟消云散。但是同第一次革命中的倾向不同，现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成长是同群众运动的高涨而不是同它的衰退一致的。这个重要过程在农村中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一个左翼从社会革命党（该党在农民中占优势）分裂出来，试图同布尔什维克齐步前进。大城市的驻军几乎完全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一个左翼孟什维克苏汉诺夫作证说，“的确，布尔什维克孜孜不倦地工作。他们每日经常地在车床旁跟群众打成一片……群众与布尔什维克同生活，共呼吸。他们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党的手中。”他们是在党的手中，而不是在党机器的手中。8月31日，彼得格勒苏维埃第一次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一项政治决议。力图不屈服的妥协派决定进行一次新的较量。9天后，问题在苏维埃中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旧主席团和联合政府政策得到了414票，519票反对，67票弃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自食其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之果。苏维埃用我作为其新任主席提出的决议欢迎它组织的新的联合政府“新政府……将作为内战政府载入革命史册……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将组织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府。”这是对拒绝我们的“折衷办法”的妥协派公开宣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的所谓民主会议于9月14日在彼得格勒开幕。它表面上是为了抵消政府会议，而实际上是为了批准这个腐败透顶的旧联合政府。妥协派变得疯狂起来了。几天前，克鲁普斯卡娅秘密赴芬兰去看列宁。在一节满载士兵的车厢里，人们谈论的不是关于联合政府，而是关于起义的事情。“当我把这些士兵的言论告诉给伊里奇的时候，伊里奇立即深思起来，以后他无论说什么话脸上的深思的神情始终没有消失。显然，他谈的是一个问题，而想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即武装起义问题，在想如何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214在民主会议开幕的那天——（一切假民主议会中最愚蠢的一个）——列宁给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两封著名的信件：《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及《马克思主义和起义》。这次他要求立即行动发动团队和工厂的人们，逮捕政府成员和民主会议成员，夺取政权。显然这项计划不能在当天付诸实行；但是它的确引导中央委员会的思想和活动进入新的途径。加米涅夫坚持断然拒绝列宁的建议——说它是灾难性的！加米涅夫害怕这些信件在党和中央委员会中传阅，他主张把副本全部毁掉，只留一份存入档案，他得到六票。斯大林建议“把这两封信发给最重要的党组织，并建议它们进行讨论”。最近的评论说，斯大林的建议的目的在于“组织地方党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施加影响，力促它执行列宁的指示。”如果情况是这样，斯大林原会直接出来为列宁的建议辩护，原会以他自已的决议来对抗加米涅夫的决议！但是他的想法远非如此。各省的大多数委员会委员比中央委员会更右倾。把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赞同的列宁信件发给他们看，等于是表示不赞成这些信件。斯大林提出这个建议是为了争取时间，如果发生冲突，就有可能申辩说，地方委员会违抗。中央委员会由于优柔寡断而陷于瘫痪。会议决定把列宁信件问题推迟到下次会议讨论。列宁极其不耐烦地等待答复。但是斯大林甚至没有在五天后举行的下次会议上露面，信件问题甚至未被列入议程。气氛越热，斯大林的花招越冷。民主会议决定在资产阶级同意下组织类似代议制机构的某种机构，克伦斯基答应给予这个机构以咨询权。布尔什维克对这个共和国国会或预备国会应持什么态度，立即成为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一个极重要的策略问题：他们在走向起义的道路上到底是应当参加这个国会，还是不理它？作为中央委员会在民主会议党团会议上的报告人，我提出了抵制的主张。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有争论的问题上几乎分成了两半〔九人主张抵制，八人反对抵制〕，它把这个问题提交党团作出决定。为了说明矛盾的观点，“提出了两项报告：托洛茨基的报告和李可夫的报告”。斯大林在1925年坚持说，“事实上，报告人有四个：两个主张抵制预备国会（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个主张参加（加米涅夫和诺根）。215这番话几乎是对的。当党团决定结束辩论时，它决定再让每方派一位代表为已说话：斯大林代表抵制派，加米涅夫（而不是诺根）代表参加派。李可夫和加米涅夫得了77票；斯大林和我得了50票。地方人员使抵制策略遭到失败，他们同孟什维克的分离在国内许多地区还是不久以前的事。表面上看来分歧似乎是不重要的。事实上，基本问题是，党到底是准备在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起反对派的作用呢，还是为自己规定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任务。斯大林后来由于这次事件在官方历史中占重要地位而追述了他担任的报告人角色。这位厚道的主编自动地补充说，我支持“中间路线立场”。在后来的版本中，我的名字被完全删去了。新的党史宣称：“斯大林……坚决反对参加预备国会。”216但是除了会议记录的证词之外，还有列宁的证词。他在9月23日写道，“应当……到群众中去……应当给他们提出正确、鲜明的口号：驱逐克伦斯基的波拿巴主义匪帮和解散他伪造的预备议会。”217然后加了一个脚注：“托洛茨基是主张抵制的。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但是，克里姆林宫当然已正式规定从新版《列宁全集》中消除所有的这种过失。l0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团示威性地退出了预备国会。“我们向人民呼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等于号召起义。就在那天，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同反革命斗争情报局。这个有意说得含糊的名称掩盖了一项具体任务：侦察和为起义进行准备。斯维尔德洛夫、布勃诺夫和我被委派组织这个局。由于记录很简要，又没有其他文件，作者不得不在这一点上靠自己的记忆力。斯大林拒绝参加这个局，建议由没有什么权威的布勃诺夫代替他。他对这个主张本身持保留态度，如果不是持怀疑态度的话。他是赞成起义的，但是他不相信工人和士兵已经准备采取行动。他是孤立的，他不仅同群众没有联系，而且甚至同他们的苏维埃代表也没有联系，他满足于党机器的歪曲的印象。对群众来说，7月的经验并不是没有留下痕迹。实际上，盲目施加的压力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审慎态度。另一方面，对布尔什维克的信心已经带有怀疑色彩了：他们能够做他们答应做的事情吗？布尔什维克鼓动者不时抱怨说，群众对他们有些冷淡。事实上，群众对于等待、犹豫不决和说空话已感到厌倦了。但是在党机器中这种厌倦经常被称为“缺乏战斗情绪”。因此，委员会的许多委员产生了怀疑。此外，在就要起义以前，甚至最勇敢的人也一定会在心窝中感到有点冷。这一点并不总是得到承认，但情况是这样的。斯大林自己的心情很暖昧，他决不会忘记4月，当时，他作为明智的“有经验的人”大受羞辱。另一方面，斯大林信任这个机器的程度远超过信任群众的程度。在一切最重要的场合，他的保身之法是同列宁一起投票。但是他并未主动支持所通过的决议，不直接采取任何决定性行动，保护着后退的桥梁。像一个拖后腿的人影响别人，最后由于他越出常轨而错过了参加十月革命的机会。的确，同反革命斗争情报局毫无结果，但是这并不是群众的过错。9日，斯莫尔尼同政府发生了新的尖锐的冲突，政府下令把革命军队从首都调到前线。驻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它的保护者苏维埃的周围。起义的准备工作立即获得了具体基础。昨天发起组织这个情报局的人把自己的注意力全部转向在苏维埃本身内成立一个军事参谋部。第一步是在同一天即10月9日采取的。“为了对付总参谋部领导革命军队撤出彼得格勒的企图”，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因此，根据事情的逻辑发展，没有在中央委员会中进行任何讨论，起义就几乎是突然在苏维埃舞台上发动了，并开始利用它的苏维埃总参谋部，这个参谋部要比10月7日成立的情报局有效得多。中央委员会的下次会议是在10月10日举行的，列宁戴着假发参加。这次会议具有历史意义。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列宁的动议，这项动议主张把武装起义作为最迫切的实际任务。困难在于时间问题，即使对最有信心的起义的支持者来说，也是如此。早在民主会议的日子里，妥协主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规定10月20日为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期。现在可以完全保证布尔什维克会在代表大会上得到多数。至少在彼得格勒，起义必须在20日之前发动；否则代表大会就不能夺取对政府的控制权，并将有被解散的危险。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在15日左右在彼得格勒发动起义，这一点没有在书面上记录下来。因此，剩下的准备日子只有五天了。人人都认为这是不够的。但是党是它自己在不同的场合强加于妥协派的那个日期的俘虏。我宣布执行委员会已决定组织自己的军事参谋部，这项宣布并未造成很大的印象，因为这主要是一个计划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实问题。人人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论战，他们两人坚决反对武装起义。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似乎不是根本没有讲话就是只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无论如何，在记录中，丝毫没有关于他可能说过的什么话的痕迹。这项动议以十票对二票获得通过。但是所有参加的人对于这个日期仍然抱有疑虑。在这次会议快要结束时（这次会议持续到午夜以后），根据捷尔任斯基的相当偶然的倡议，决定“为在政治上指导起义而组织一个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组成的局”。但是这个重要决定毫无结果：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仍然躲藏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可调和地反对10月10日的决定。“起义政治指导局”甚至一次会也没有开过。只有它的名字保留在用铅笔写的杂乱的记录里（在用墨水写的附言中）。这个有名无实的局以“七人”这个简称载入了官方的历史中。组织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迅速地进行着。当然，吵闹的苏维埃民主机器使得不可能进行任何决定性的刺激。但是在代表大会举行之前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列宁担心会有拖延，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由于他的要求，10月16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的另一次会议，参加的有最重要的彼得格勒组织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持他们的反对立场。在形式上，他们的态度比前更加强硬。六天过去了，起义还没有开始。季诺维也夫要求到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时再作出决定，以便同各省的代表“磋商”。他在内心里希望他们给予支持。在辩论时，情绪很激动。斯大林第一次参加了这种讨论。他说，“起义的日子应该选择得适当。只能这样来理解决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客观上是让反革命有可能准备和组织起来。我们将无止境地退却，使革命遭到失败。为什么我们不应该保证自己有可能选择起义的日期和条件而不让反革命组织起来呢？”218他是在为党的选择攻击时刻的抽象权利辩护——而问题却是规定一个确切的日期。如果布尔什维克苏维埃代表大会证明不能立即夺取政权，那只会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变成一句空话而损害这个口号。季诺维也夫坚持说，“我们必须坦率地对我们自已说，我们不会在今后五天内试图发动起义。”加米涅夫也力陈这一点。斯大林并未直接对付这个问题；他以这样的惊人词句作为结束语：“彼得格勒苏维埃已经走上了起义的道路，不赞同调走军队。”219他只是重申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最近提出的公式，而这个公式同他自己的抽象的演说毫无关系。但是，“已经走上了起义的道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几天还是几周的问题吗？斯大林小心翼翼地不作具体说明。他自己的头脑对局势是不清楚的。10月16日的决议以20票对2票的大多数获得通过，3票弃权。但是谁也没有回答这个重要问题：关于在彼得格勒的起义必须在10月20日之前发动的决定是否仍然有效，很难找到答案。从政治上说，在代表大会之前发动起义的决定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要付诸实行，剩下的时间太少了。10月16日会议从来也没有设法调和这个矛盾。但是这时，妥协派来救援了。第二天，他们由于自己的原因决定把他们根本不想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推迟到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对这个出人意料的延期提出公开扰议，但是暗中表示感谢。额外的五天完全解决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困难。中央委员会的记录以及在起义之前最后几周出版的《真理报》十分详细地追溯了斯大林在起义的背景下的政治行径。正如战前他一方面在表面上支持列宁，同时寻求调和派的支持来反对“在墙上爬”的侨居国外的人那样，现在他一方面同中央委员会的正式的多数站在一起，而同时支持右翼反对派。像以往一样，他是谨慎行事的。但是，事变的迅速发展和矛盾的尖锐性迫使他不时采取比他所想要采取的更进一步行动。10月11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反对起义的信。在党的领导人当中的情况立即变得极其严重。列宁在地下大为震怒。为了能够传播自己关于起义的观点，加米涅夫退出了中央委员会。这个问题在10月20日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斯维尔德洛夫公布了列宁的信件，这封信斥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工贼，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由于在同一上午《真理报》发表了编辑部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护的声明，危机突然复杂化，声明说：“列宁同志的文章的尖锐语调并没有改变在基本上我们的意见仍是相同的这个事实。”这个中央机关报认为，指责列宁的抗议的“尖锐性”而不指责这两个中央委员反对党关于起义的决定的公开立场是适当的，而且表示它在“基本原则”上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好像在当时还有比起义问题更为根本的什么问题一样！中央委员们惊奇地揉揉自己的眼睛。斯大林在编辑部的惟一的同事是索柯里尼柯夫——未来的苏联外交家，后来是“清洗”的受害者。但是索柯里尼柯夫宣布他与撰写反驳列宁的那篇社论的工作毫无关系，并且认为它是错误的。这样，斯大林就在起义前四天，还在单独——在反对中央委员会和反对他自己的编辑同事的情况下——支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中央委员会只是由于担心使危机延长才克制了它的愤怒。斯大林继续在起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玩弄手法，他正式表示反对接受加米涅夫的辞呈，他争辩说，“我们的整个形势是矛盾的。”加米涅夫的辞呈以五票对斯大林和另外两人的反对票被接受了。一项决议以六票对斯大林的一票被通过了，这项决议禁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进行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会议记录说：“斯大林说，他要离开编辑部。”对他来说，这意味着放弃他在革命情况下能够担任的惟一职务。但是中央委员会拒绝接受他的辞呈，从而防止了另一次分裂的发生。从围绕着斯大林所创造的传奇来看，他的这个行动可能是无法解释的，但是事实上，这是完全符合他的内在性格的。对群众的不信任和猜疑性的谨慎在历史性的决定时刻迫使他隐退，等待时机，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保证自己可以来来去去。他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辩护肯定不是由于感情上的考虑。4月，斯大林改变了他的正式立场，但是没有改变他的思想。虽然他投票支持列宁，他在感情上与加米涅夫要接近得多。此外，对于他自已的作用的不满自然使他要和其他感到不满的人联合起来，即使在政治上他和他们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起义以前的整个最后一周中，斯大林在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和我为一方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另一方之间玩弄手法。在10月21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恢复了最近被打乱的平衡，建议指定列宁为即将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提纲，并建议指定我准备政治报告。这两个动议都一致通过。如果当时在我和中央委员会之间有任何分歧——这是在几年以后所捏造的一个谣——一的话，中央委员会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委托我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作这个最重要的报告吗？在这样使自己站在左边以后，斯大林再次隐退，等待时机。传记作家对于斯大林参加十月革命一事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不管他们多么愿意说。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提到他的名字的话——在文件中，或者许多回忆录中都是这样。为了设法弥补这个大的空白，官方的历史编纂学家把起义同所谓准备这次起义的某个神秘的党“总部”联系起来，这样来暗示他参加了起义。但是，没有任何人向我们叙述关于这个“总部”的活动，关于它的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关于它指导起义所使用的方法等等的情况。这是不足为奇的：根本没有这样的“总部”。但是，这个奇谈是值得注意的。在中央委员会10月16日同彼得格勒党的一些主要的组织者举行的会议上，决定组织由五名中央委员成立的“军事革命总部”。列宁在大厅的一个角落仓促写成的一项决议案说，“这个总部将成为革命苏维埃委员会的一部分。”这样，按照这个决定的直接的意义，成立“这个总部”的目的不是为了独立地领导起义，而是补充苏维埃参谋部。但是，正像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临时想出的其他许多主意一样，这个主意从未实现。就在中央委员会在我缺席情况下在一张纸上组织一个新的“总部”的时候，由我担任主席的彼得格勒苏维埃肯定地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从成立的时候起就完全负责了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斯维尔德洛夫——他的名字列在“总部”成员名单上的第一位（并不是斯大林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像最近的苏维埃刊物所错误记载的那样）——在10月16日的决议前后在与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密切联系下进行了工作。迟至10月24日，“总部”的另外三名成员——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和布勃诺夫——参加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他们每人都是单独参加的，好像10月16日的决议根本没有通过一样。至于斯大林，根据他在那个时期的整个行动方针，顽固地不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或者军事革命委员会，没有参加它的任何一次会议。所有这些情况都可以根据正式发表的记录轻而易举地加以证实。在10月21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四天以前成立的“总部”是应该报告它的工作的，或者至少要说它已开始工作。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以前只有五天了，而起义是应当在代表大会开幕以前举行。斯大林太忙，不会有功夫来做这件事。他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护，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了他退出《真理报》编辑部的辞呈。但是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总部”成员——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和乌里茨基——一个都没有提出关于这一点的暗示。10月16日会议的记录显然被谨慎地搁置起来，以便掩盖关于列宁“非法”参加会议的一切痕迹，而且随后的富有戏剧性的四天中，这个“总部”更加容易被忘记，因为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紧张活动已完全排斥了对任何这样的补充机构的需要。在10月21日举行的有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参加的下次会议上，又没有关于这个“总部”的报告，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它。中央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好像从来没有通过关于一个“总部”的任何决议一样。顺便说一句，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再派十名出色的布尔什维克（其中有斯大林）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改进它的工作。但是这只是另一项仍然是在纸面上的决议。起义的准备工作在迅速进行中，但是沿着一个完全不同的途径进行。首都驻军的实际主人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寻求借口来公开与政府决裂。这个地区的驻军的司令官在10月22日提供了这个借口，因为他拒绝让委员会的委员控制他的参谋部。我们必须趁热打铁。军事革命委员会执行局（斯维尔德洛夫和我参加了）决定承认与驻军的决裂是一个既成事实并采取攻势斯大林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任何人都从未想到请他参加。凡是在需要破釜沉舟的时候，没有人提到这个所谓的“总部”的存在。直接发动起义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10月24日上午在斯莫尔尼（现在变成堡垒）举行的。会议一开始，加米涅夫220的一项动议就被通过了：“任何中央委员非经特别许可都不得离开斯莫尔尼。”议程上有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就在起义开始的那个时刻，也没有提到所谓的“总部”。会议记录说：“托洛茨基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委员交给军事革命委员会使用，以便同邮电工作人员和铁路人员保持接触；第三个委员则监视临时政府。”捷尔任斯基奉派同邮电工作人员进行接触，布勃诺夫奉派同铁路人员保持接触。斯维尔德洛夫则奉派监视临时政府。此外，“托洛茨基建议在彼得巴甫洛要塞派驻一批后备人员，委派一名中央委员到那里去实现这个目的。决定：‘派斯维尔德洛夫去同这个要塞保持经常接触’。”这样就第一次把“总部”的三个成员交给军事革命委员会直接使用。如果这个“总部”存在并且忙于为起义进行准备，那么这种事情自然就是不必要的了。记录说，“总部”的第四个成员乌里茨基提出了一些实际建议。但是第五个成员斯大林在什么地方呢？最令人惊讶的，是斯大林甚至没有参加这次决定性的会议。中央委员规定是自己不得离开斯莫尔尼。但是，首先，斯大林甚至没有到那里去。1929年发表的会议记录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从来没有在口头上或书面上解释他缺席的原因。谁也没有把这一点当做问题提出，大概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关于发动起义的一切最重要的决定都是在没有斯大林参加、甚至在丝毫没有他间接参加的情况下作出的。当这出戏中的一些角色分派给各个演员时，谁也没有提到斯大林，谁也没有建议派他担任什么角色。他只是退出了这场游戏。也许他从某个秘密隐藏地来领导他的“总部”？但是这个“总部”的其他所有成员继续留在斯莫尔尼。在公开起义已经开始的时刻里，同别人隔绝的列宁很为焦急，他向地区领袖发出呼吁：“同志们：我写这封信是在24日晚上……我力劝同志们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221从这封信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直到10月24日晚上，列宁对于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动进攻一事还一无所知。同列宁的接触主要是通过斯大林来保持的，因为他是警察丝毫不加注意的人物之一。必然要得出这样的推论由于斯大林那天早晨没有去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后来一整天都不在斯莫尔尼，他直到深夜才发现起义已经开始并且在紧张地进行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个懦夫。指责斯大林是懦夫是没有根据的。他只是在政治上不表示态度。这个谨慎的阴谋家宁愿在紧要时刻作骑墙派。他在采取立场之前，先等待看看起义的结果如何。如果失败的话，他就能对列宁、我和我们的信徒说：“全是你们的过错！”人们必须清楚地了解人们在那些日子的易于发怒的脾性，才能按照功过来估量这个人的冷静的勇气，或者如果你喜欢说的话，估量一下他的阴险之处。不是的，斯大林并没有领导这次起义——既没有亲自领导也没有通过某个“总部”领导。在列宁在世时出版的，甚至在后来出版的一些记录、回忆录、无数文件、参考性著作和历史教科书中，谁也没有提到这个所谓“总部”，谁也没有提到斯大林是这个“总部”的领袖，或者是以其他某种资格参加这次起义的一个重要人物。党没有记着他，只是在1924年，党史委员会在搜集各种材料时，才发现10月16日会议记录中有关于成立一个实践“总部”的决议全文。当时正在跟左翼反对派和我本人激烈进行的斗争要求对党史和革命历史有一种新的说法。我记得，到处有朋友和有联系的谢雷布里亚科夫有一次对我说，斯大林的秘书处对发现这个“总部”感到非常高兴。我惊奇地问道：“这一点可能有什么意义呢？”精明的谢雷布里亚科夫回答说，“他们将以此为依据编造一些东西。”但是甚至在当时，关于这个“总部”的问题，仍只限于一再重新刊印会议记录并含糊地提到它。1917年事变对每个人来说记忆犹新。革命的参加者还没有被消灭。被列为“总部”成员的捷尔任斯基和布勃诺夫仍然活着。由于纯粹的宗派狂热，捷尔任斯基当然完全能够同意把并非斯大林的成就归功于斯大林；但是他不能把这种成就归功于自己，那是他力所不及的。捷尔任斯基后来去世了。布勃诺夫失宠和被消灭的原因之一，无疑就是因为他拒绝作假见证。其他人都记不得有关这个“总部”的任何事情。空洞的记录仍然是作为记录而存在——没有骨肉，没有耳目。这一点并未能阻止它成为关于十月革命的新说法的核心。1925年，斯大林已经在争辩说：“起义的‘鼓舞者’、‘首要人物’、‘唯一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奇怪地’没有被选入这个负有领导起义使命的实践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怎能符合呢？”222这个论点显然是不合乎逻辑的。按照决议的确切意义，这个“总部”已经成了我担任主席的那个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一部分。斯大林完全暴露出他打算在这部记录上“编造”一部新的起义史。他所没有解释的，就是“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的来源。而这一点可能是值得考虑的。在初版的《列宁全集》的注释中，在我的名字下有下面一段话：“在彼得堡苏维埃转入布尔什维克之手以后，〔托洛茨基〕当选这个苏维埃的主席并且作为主席组织和领导了10月25日的起义。”这样，“传奇”就在《列宁全集》的作者在世的时候在这部著作里找到了一个地位。在1925年之前，谁也没有想到对此提出异议。斯大林自己一度赞扬过这种“流行说法”。他在1918年的周年纪念文章中写道：“关于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驻军很快地转到苏维埃方面以及军事革命委员会坚定地进行了自己的工作，党主要和首先要感谢托洛茨基同志。安东诺夫和波德沃伊斯基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主要助手。”今天，这番话听来好像是赞辞。事实上，作者内心的目的是提醒党，在起义的日子里，除了托洛茨基以外，还存在着中央委员会，而斯大林是它的一个委员。但是，斯大林不得不使他的文章具有至少是一种客观的样子，他在1918年不能不说他所说的这句话。无论如何，他在苏维埃政府的第一周年把“起义的实际组织工作”归功于托洛茨基。那么，这个“总部”的神秘的作用是什么呢？斯大林甚至提都没有提到它；这是在发现10月16日的记录六年以前的事。1920年，斯大林不再提到托洛茨基了，他提出列宁而不是提出中央委员会作为这个错误的起义计划的草拟者。他在1922年重复了这一点，但是以“一部分同志”来代替列宁，并且审慎地暗示他（斯大林）与拯救起义使它免受错误计划之害这件事有关。又是两年过去了，看来好像是托洛茨基恶意地捏造了关于列宁的错误计划的谣言；事实上，托洛茨基本人提出了这个错误的计划，幸而它遭到中央委员会的拒绝。最后，在1938年出版的“党史”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个激烈反对十月革命的人，而十月革命实际上是斯大林进行的。与此同时，所有的艺术都被动员起来：诗歌、绘画、戏剧和电影突然要使这个神话似的“总部”具有生命，虽然最勤勉的历史学家都无法用放大镜来找到关于它的任何痕迹。今天，在世界银幕上，更不用说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斯大林成了十月革命的领袖。关于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事实也一再以同样方式修改了，虽然也许不完全是如此明目张胆地修改，这取决于改变中的政治结合。1917年，斯大林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护，企图利用他们来反对列宁和我，为他的未来的“三人小组”作准备。1924年，当“三人小组”已经控制了政治机器的时候，斯大林在报纸上争辩说，在十月之前，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见分歧是暂时的、次要的。“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223在“三人小组”垮台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的行为在若干年中成了谴责他们是“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主要理由，最后，这个理由被列入了使他们两人被枪毙的那项致命的起诉书中。对于这种冷静地、耐心地，同时是残酷地、坚持不渝地为达到一贯是个人目标而奋斗的做法，人们不能不感到非常惊讶而叹息。正如这个年轻的柯巴一度在巴土姆千方百计地打击他的上级、梯弗里斯委员会委员那样，正如他在狱中和流放期间唆使傻子反对他的对手那样，他现在在彼得格勒不倦地勾心斗角，以便推开、诋毁、诽谤和贬损在某个方面压过他或者妨碍他的野心的任何人。当然，十月革命作为新政权的源泉已在新的统治集团的思想中占主要地位。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在中央和各个支部是谁进行领导的呢？斯大林需要差不多是20年的时间来迫使全国接受一幅历史图景，在这幅图景里，他代替了起义的真正的组织者而把革命叛徒的角色派给了这些组织者。如果认为他在开始时就有一项个人扩张的拟好了的行动计划，那是不正确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使他的野心具有了甚至他自己都感到惊奇的规模。在一个方面，他是始终一贯的：不顾其他一切考虑，他利用每个具体情况，在牺牲他的同志们的情况下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步一步地、一点一点地、耐心地、毫不激动然而是毫不慈悲地这样做！正是在不间断地进行阴谋、审慎地提供真假情况和有计划地进行伪造方面，最好地反映出斯大林是一个人物，是新的特权阶层的领袖，这个阶层一般说来必须为自己捏造新的传记。由于在3月间有了一个坏的开端，而这个开端并未在4月间得到改善，斯大林在这个革命年头的全年一直躲在幕后。他同群众从来没有直接联系，对革命的命运从未感到负有责任。在某些时候，他是参谋长，从来不是总司令。他宁愿保持平静，等待别人采取主动，注意他们的弱点和错误，他自己则落后于局势发展。为了取得成功，他必须有某种稳定的关系和许多时间供他支配。革命使他无法得到这两者。斯大林从未在由直接的责任感而产生的心理压力下被迫分析过革命的问题，他对十月革命的固有的逻辑从来没有亲切的了解。因此，他对革命的回忆才是如此经验主义的、分散和不协调，他后来对起义战略的判断才是如此矛盾，他在后来的若干革命（德国、中国、西班牙）中的错误才是如此巨大。真的，革命并不是这位前“职业革命家”的要素。但是，1917年是这位未来的独裁者成长过程中的最重要的阶段。他自己后来说，在梯弗里斯，他是一个小学生；在巴库，他成了一个学徒；在彼得格勒，他成了一个工匠。他在西伯利亚（在那里，他降到了左翼孟什维克的水平）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冬眠了四年之后，这个革命年在他的政治发展中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年里，他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之下，处在很有资格的同志们的圈子内。他第一次有机会学到迄今一直是在他的经验范围之外的许多东西。他抱着恶意（然而是锐敏和机警地）倾听和观察。政治生活的核心是政权问题。得到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他们是昨天在地下、监狱和流放地的同志们）支持的临时政府使他能够更加仔细地窥视这个神秘的实验室，人人知道，在那里，把锅子擦亮的不是上帝。在沙皇时代，把地下革命家同政府分开的无法估量的距离缩小到零。政府变成为某个很亲切的东西，成为一个很熟悉的概念。柯巴摆脱了他的许多乡气，如果不是在习惯方面，至少是在他的政治思想方面。他敏锐地、愤懑地感到他作为一个人所缺少的东西；同时，他考验了准备斗争到底的一批紧密团结的、有才能和有经脸的革命家的力量。他成为群众拥之执政的党的总参谋部的一个公认的成员。他不再是一个柯巴。他肯定地成了斯大林。 |
第六章战争和流放第六章战争和流放列·托尔斯泰在街上看到一个人蹲着，作出奇怪的手势。他断定这个人一定是疯子。走近的时候，他才相信这个人在做必要的工作：在磨刀石上磨刀。列宁喜欢引用这个例子。在旁观者看来，无休止的讨论，派系争吵，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裂，布尔什维克派自己内部的争论和分裂，似乎像疯子的活动。但是，事变的考验证明这些人在做必要的工作。斗争并不像局外人看来那样在深奥的学术问题上进行，而是在革命运动最根本的问题上进行。列宁和他的信徒苦心地、明确地阐明了主张，划清了政治界线，因此，只有他们才作好了应付新的革命高潮的准备，并接连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些胜利迅速使《真理报》派取得了对工人运动的控制权。在反动年代，老一辈的大多数人都放弃了斗争。取消派常常轻蔑地说，“列宁手下只有一些小伙子”。但是列宁认为这就是他的党的一个很大的优势。革命像战争一样，必然把它的一大部分担子放在青年的肩上。不能够吸引“小伙子”的社会党是毫无希望的。与革命政党进行面对面斗争的沙皇警察在自己的秘密信件中毫不吝啬地夸奖布尔什维克。警察局长在1913年写道：“在过去几年中，最有魄力、最勇敢、能够不倦进行斗争和抵抗并能够经常进行组织工作的分子，一直是……以列宁为中心的那些组织和个人……党的具有任何重要性的一切活动的永久的组织灵魂是列宁……列宁派总是比其他派别组织得更好，在目的性方面更明确，在工人当中宣传自己的主张方面更有办法……在过去两年中当工人运动开始变得比较强大的时候，列宁和他的追随者比其他人更接近工人，他是首先宣布纯革命性口号的人……布尔什维克小组、核心和组织现在遍布各个城市。永久的通信联系和接触已与几乎所有的工厂中心建立起来。中央委员会几乎是正规地进行活动，而且完全掌握在列宁手中……鉴于上述情况，这一点就不足为奇：目前，整个地下党正围绕着布尔什维克组织建立起来，的确，后者实际上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于这个说法，几乎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国外人员的通信也具有了新的乐观口气。克鲁普斯卡娅在1913年初写信给什克洛夫斯基说：“一切接触跟以前有所不同了。不知怎样，你更多地感到好像是在与志同道合的人打交道……布尔什维主义的事业比以前更巩固了。”以自己的现实主义自豪、并且昨天还嘲笑列宁是堕落的宗派首脑的取消派，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次要地位并且孤立了。列宁从克拉柯夫不倦地注视工人运动的一切表现，记录并整理了所有那些可能使他了解无产阶级的脉搏的事实。他在克拉柯夫对工人报纸得到的捐款作了细心的统计，从这种统计中可以看出，在彼得堡，86％的工人读者站在《真理报》一边，只有l4％站在取消派一边；在莫斯科，力量对比的情况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在落后的省份，取消派的情况略微好些，但是整个说来，4/5的先进工人是支持《真理报》的。与“派系和思潮”相对抗的正确政策在三年中就把绝大多数先进工人团结在布尔什维主义周围。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这些派系和思潮团结一致的抽象号召能够有什么价值呢？第四届杜马选举期间，投票的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普通选民，当时的67％的工人选民团投了布尔什维克的票。当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中的两派发生冲突期间，5000票是投给布尔什维克的，只有621票是投给孟什维克的。取消派在首都完全被打垮了。工会运动中的力量对比也是这样的：莫斯科有13个工会，其中没有一个属于取消派；彼得堡有20个工会，其中只有无产阶级成分最小和最不重要的4个工会部分或全部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1914年初选举工人代表参加彼得堡病人福利基金会时，《真理报》的候选人完全获胜。所有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集团——取消派、召回派和各种调和派分子——证明完全不能够扎根于工人阶级。因此，列宁得出了结论：“只有在反对这些集团的过程中，真正工人的社会民主党才能在俄国形成。”1914年春，当时的第二国际主席艾米尔·王德威尔得访问彼得堡，以便就地了解工人阶级内部派系的冲突。这位机会主义的怀疑论者以比利时议会政治的尺度衡量了俄国野蛮人的争论。在他回去后的报告中说，孟什维克想要合法地组织起来，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权利；布尔什维克要求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没收土地。王德威尔得称这种分歧是“相当幼稚的”。列宁对此只有苦笑而已。不久出现的事态发展使得有可能无可争辩地考验了个人和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幼稚”意见分歧逐渐在全世界工人运动中传布开来。列宁在1913年初写信给高尔基说：“奥俄战争对于革命（整个东欧的革命）说来将是一件极有利的事。但是弗兰茨－约瑟夫和尼古拉未必会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156可是，他们毕竟这样做了，虽然这是一年半以后的事。同时，工业的危机已渡过了顶点。危机的最初的潜在震动开始为人们所感到，但是它未能制止罢工斗争，相反，它使这个斗争更加富有进攻性了。光是在战争爆发前六个月稍多一点的时间内，就有差不多150万罢工者。最后一次大发动是在军事动员的前夕发生的。7月3日，彼得堡警察开枪射击一群工人。最重要的一些工厂响应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号召，都举行罢工以示抗议罢工者多达20万人各处都举行集会和示威。人们还企图修筑街垒，在已成为军营的首都发生这些事件的情况下，法国总统彭加勒前来与他的皇帝“朋友”举行最后的谈判；他有机会窥视一下俄国革命的这个实验室。但是几天以后，政府利用宣战来消灭工人组织和工人报纸。首先受害的是《真理报》。沙皇政府的得意想法是用一次战争来扼杀革命。某些传记作家断言，斯大林是“失败主义”理论或者“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公式的制订者，这完全是捏造，并且证明他们完全不了解斯大林的智力和政治性格。他与政治革新和大胆创造理论的精神是最不符合的，他从未预见过任何事情；他从来没有走在任何人前面，他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因此向来害怕预先作出结论，宁愿在剪裁之前先量十遍。在这个革命者的内心，总是隐藏着一个保守的官僚。第二国际是一个强大的政治机构，斯大林是决不会主动与它决裂的。布尔什维克关于战争的理论的制订，完全是列宁的成就的一个重要部分。斯大林没有为它贡献一个字，就像他没有为革命理论贡献一个字一样。但是，为了了解斯大林在流放年代特别是在二月革命以后最初几个重要星期内的行动，以及为了了解他后来与一切布尔什维主义原则的决裂，有必要扼要叙述列宁在战争开始时已经制订并且已逐渐使他的党相信的一套观点。欧洲灾难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党人是否能够承担起“保卫祖国”的责任。这并不是每个社会党人是否应履行他作为－个士兵所负的义务的问题。他是不能做别的事情的。逃跑决不是革命的政策。问题是，一个社会党是否应当在政治上支持战争——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停止反对政府的斗争，鼓动“保卫祖国”。列宁回答说：不行，它不应这样做，它无权这样做——不是因为这是战争，而是因为这是反动的战争，是由想要瓜分世界的奴隶主造成的一场血腥大屠杀。欧洲大陆上民族国家的形成包括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大体上从法国大革命开始，随着1871年的凡尔赛和约而终结。在这个时期中，为建立或者保卫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生产力和文化的一个先决条件——而进行的战争具有进步的厉史性。革命者不仅能够而且有义务在政治上支持这些民族战争。从1871年到1914年欧洲资本主义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取得成就以后就过时了，而把自己变为垄断的或者说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完成了所能够完成的一切以后而趋向没落的一种资本主义。”没落的原因在于，生产力同样受到私有制的框框和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为了寻求出路，帝国主义就力图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接替了民族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在性质上是完全反动的，它标志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死胡同、停滞和腐朽。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在我们的星球上有落后民族，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这些被压迫民族争取统一和独立的斗争具有双重进步性，因为一方面它为他们自己的发展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它打击了帝国主义。因此，我们可以部分地得出这祥的结论：在文明的帝国主义民主共和国与殖民地国家落后的野蛮君主政体发生的战争中，社会党人将完全站在被压迫国家（尽管它有君主政体）方面来反对压迫的国家（尽管它有“民主”）。帝国主义用“保卫和平抵御侵略”、“保卫祖国”和“保卫民主”等等主张来掩盖它的掠夺目的——夺取殖民地，夺取市场，夺取原料基地和夺取势力范围。这些主张是完全虚假的。列宁在1915年3月写道：“至于哪一个集团首先开始军事攻击，或者首先宣战，这个问题对于确定社会党人的策略，没有任何意义。双方叫喊保卫祖国、抵御外敌入侵、进行防御战争等等，这完全是欺骗人民的谎言。”157对无产阶级来说，战争的客观历史重要性是惟一具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为了什么目的？——而不是外交手法，玩弄外交手法的人是知道怎样把敌人说成是侵略者的。帝国主义者提到民主和文化利益的话也同样是虚伪的。既然两个阵营进行战争，不是为了保卫祖国、民主和文化，而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进行殖民奴役，任何社会党人都无权喜欢这个帝国主义阵营而不喜欢另一个帝国主义阵营。“从国际无产阶级观点来看，若说哪一个国家失败对社会主义来说将是损失最小的”，那是完全无用的。为了这个设想的“较小的损失”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就是背叛人类的未来。“民族统一”的政策在战时比在平时更加意味着支持反动派，使帝国主义野蛮制度水远存在下去。但是，不给予这种支持——这是一个社会党人的起码义务——只是国际主义的消极的或者被动的方面。光这样做是不够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在军队中和战场上进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多方面的宣传，这种宣传要表明，必须把枪口转向各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党，而不是转向他们自己的兄弟，即其他国家雇佣的奴隶。”但是，战时进行革命斗争可能使自己本国政府遭到失败！列宁没有为这个结论所吓倒。“在每个国家，要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自己的政府作斗争，就不应当害怕进行革命鼓动可能促使自已的国家失败。”158所谓“失败主义”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无耻的反对者企图把这一点说成是意味着：列宁承认国际主义者可以为了战胜自己国家的反动派而与外国帝国主义者合作。事实上，这里指的是世界无产阶级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全面斗争，办法是各国无产阶级同时把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作为直接的主要敌人而对它进行斗争。列宁在1914年10月写信给施略普尼柯夫说：“使沙皇制度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对我们俄国人来说，从俄国的劳动群众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考虑，丝毫不容置疑、绝对不容置疑的一点就是，沙皇制度在这场战争中现在马上失败带来的损失最小……”159用和平主义者对和平的虔诚哀叹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是不行的。“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传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其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60同帝国主义者所缔结的和约只是取得新战争以前的喘息时间。只有对战争和战争所产生的帝国主义进行革命的群众斗争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认为不经过一系列革命就能实现所谓民主的和平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161反对和平主义幻想的斗争是列宁理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他特别痛恨地拒绝了“裁军”的要求，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显然是幻想，只会转移工人对武装自己的必要性的注意。“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做奴隶对待。”162而且，“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剥夺资产阶级，并且解除其武装……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163列宁拒绝了空洞的“和平”口号，而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来与它相对抗。在战争期间，工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列宁称他们的倾向是“社会沙文主义”：言论上是社会主义，行动上是沙文主义。但是，第二国际的背叛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改良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国家的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继续和发展“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治思想内容是一个，那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自己的’政府摆脱困境，而不是利用它的困难推进革命。”164战前资本主义繁荣的最后时期（1909一1913）使无产阶级上层特别强烈地迷恋帝国主义。在资产阶级从殖民地和各个落后国家取得的超额利润中，有一部分落到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手中。因此，他们的爱国是由帝国主义政策直接给他们的好处所决定的。战争把一切社会关系都暴露出来，在战争期间，“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由于他们与资产阶级、政府和参谋总部联合而取得巨大权力”。机会主义者肯定走到阶级敌人的阵营去了。社会主义中的中间的、也许是最广泛的思潮是所谓中派（考茨基等人）。它平时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现在差不多完全成为以和平主义词句为幌子的社会沙文主义的俘虏。至于群众，他们没有准备，并且为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建立的党机构所欺骗。列宁在从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对第二国际的工人官僚进行了估计后并不半途而废。“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实际上就是让工人阶级眼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就是分裂所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165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必须一劳水逸地与社会沙文主义者断绝一切接触。“不坚决与机会主义决裂”、与“社会主义中的资产阶级思潮”即中派决裂，“在目前就不可能执行社会主义任务，就不可能真正对工人进行国际动员”。党的名称必须改变，“抛弃‘社会民主党’这个被糟踢的和信誉扫地的名称而恢复‘共产党’这个旧的马克思主义名称，岂不更好？”现在是与第二国际决裂而建立第三国际的适当时候了。这就是与艾米尔·王德威尔得在战争爆发前仅两三个月认为是“幼稚的”意见分歧。同时，第二国际的这位主席成为他的国王的爱国大臣。布尔什维克党是第二国际中最革命的部分——事实上是惟一革命的部分。可是，甚至布尔什维克党也没有立即在战争迷宫中找到出路。一般说，混乱思想在党的上层最普遍，持续得最久，因为他们是与资产阶级舆论直接接触的。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立即急剧右转与孟什维克一起发表了一个含糊的声明。不错，7月26日在杜马宣布的这个文件未谈“统治阶级用来作为执行其掠夺政策的幌子的假爱国主义”，但是它保证，无产阶级“将保卫人民的文化财富使它不受任何侵犯，不管侵犯来自什么地方，不管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在“保卫文化”的借口下，党团采取了爱国主义立场。列宁关于战争的提纲9月初才到彼得堡。党对它的态度远不是全面赞同的。大多数反对意见是不赞同列宁的“失败主义”口号，据施略普尼柯夫说，这个口号引起“迷惑”。当时由加米涅夫领导的杜马党团又企图缓和列宁的提法的尖锐性。莫斯科和各省的情况也是这样。莫斯科暗探局说，“战争使‘列宁派’措手不及他们长时期来……没有就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取得一致意见。……”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用暗语通过斯德哥尔摩写信给列宁说，“尽管对他很尊重，他卖房子的建议〔‘失败主义’口号〕没有引起响应。”在萨拉托夫，据当地的领袖安东诺夫说，“具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倾向的工人不同意失败主义立场。不仅如此……他们（例外极少）是肯定的护国主义者。”在先进工人当中，情况较好。在彼得堡的工厂中出现了这样的标语：“如果俄国获胜，我们的情况不会更好，我们将受到比以前更厉害的压迫。”萨莫伊洛夫写道：“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同志们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感到什么是……正确的道路，并且早在战争最初几个月就肯定地走出了这条道路。”但是，只有少数几个人设法形成了自己的意见。大规模的逮捕使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遭到破坏。报纸遭到的破坏使工作人员分散了。因此，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作用就变得更加重要。布尔什维克代表从最初的恐慌情绪中恢复过来以后，开展了重要的非法活动。但是他们早在11月4日就被捕了。对他们不利的主要证据是国外党的工作人员的文件。当局控告被捕的代表叛国。在预审中，加米涅夫和所有的代表（只有穆拉诺夫除外）都否定了列宁的提纲。在2月10日进行的审判中，被告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加米涅夫声明，摆在他面前的文件“肯定与他对目前战争的看法相反”。他发表这个声明不是由于关心自己的安全；这主要表示了整个党的上层对于失败主义的否定态度。使列宁极为气愤的是，被告的纯辩护性战术大大削弱了这次审判的鼓动效果。辩护工作本来是可以与政治攻势同时进行的，但是加米涅夫是一个聪明的和受过充分教育的政客，他生性是不会应付特殊情况的．辩护律师方面则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辩护律师之一彼列维尔节夫拒绝了叛国罪名，他在审判时预言，工人代表对他们的阶级的忠诚将永远留在后代的记忆中；而他们的弱点，即缺乏准备，依靠他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顾问，等等，“所有这一切将像一个空壳一样与诽谤性叛国罪名一起被抛弃”。历史是从来不倦于开虐待狂玩笑的。由于这样一个玩笑，不是别人，正是彼列维尔节夫，以他的克伦斯基政府司法部长的身份，控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叛国和进行间谍活动。他这样做是借助于连沙皇检察官也没有使用过的无耻制造假证件的手法的。只有斯大林的检察官维辛斯基在这方面胜过了这位民主司法部长。尽管被告的行动是暖昧的，审判工人代表这一事实彻底打击了“国内和平”的神话，唤醒了已受过革命教育的工人阶层。列宁在1915年3月写道：“约有4万工人购买《真理报》，而读《真理报》的工人就更多得多了……但要消灭这个阶层是不可能的。这个阶层生气勃勃……只有这个阶层站在人民群众中间，扎根于群众之中，宣传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的国际主义。”166群众很快就开始觉醒了，但是这种觉醒的影响是慢慢才传到外面的。由于要服军役，工人的手脚受到束缚。每个违反纪律的行动都使他们有可能被立即调到前线，同时还附有警察局的一项等于是宣判死刑的特别符号。这种做法在彼得堡特别有效，那里的监视倍加严格。同时沙皇的军队继续失败下去。爱国心和恐惧所造成的麻痹状态逐渐消失了。1915年下半年，莫斯科纺织地区的高昂物价引起了零星的罢工，但是这些罢工没有发展起来。群众感到不满，但是没有闹事。1916年5月，在各省的新兵中间发生了零星的骚动，南方开始发生粮食骚动，并且立即蔓延到喀琅施塔得——这是守卫通往首都的道路的堡垒。最后，12月底，轮到彼得堡了。政治罢工立即卷进工人达20万名之多，布尔什维克组织毫无疑问是参加了的。局面打开了。2月，开始发生了一系列暴风雨般的罢工和骚动。这些罢工和骚动迅速发展成为起义，并随着首都驻军站到工人一边而达到顶点。自由派和孟什维克所指望的“德国发展路线”并未实现事实上德国人自已不久也脱离了所谓的德国道路……在遥远的流放地，斯大林注定要看到起义的胜利和沙皇的逊位。在位于叶尼塞斯克省北部土鲁汉斯克地区的大约3万平方英里土地上，散居着约1万人，俄罗斯人和异族人。两户到十户（很少十户以上）的小村落相距数百英里之远。这里一年有八个月是冬天，农业是不存在的。居民渔猎为生，因为鱼和兽类很多。斯大林在1913年年中到达这个不适于居住的地区，斯维尔德洛夫已经在那里了。不久阿利路也夫接到一封信，斯大林在信中要求他催促巴达也夫代表把列宁从国外汇的钱寄来……“斯大林详细解释说，他急需这笔钱，以便在北极的严冬到来以前为自己准备必要的食品、煤油和其他东西。”8月25日，警察局通知叶尼塞斯克宪兵说，流放犯斯维尔德洛夫和朱加施维里可能企图逃跑。12月18日警察局打电报要求叶尼塞斯克省长采取措施防止这种逃跑。警察局在1月打电报给叶尼塞斯克宪兵说，斯维尔德洛夫和朱加施维里除了以前所收到的100卢布以外，将再收到50卢布以便准备逃跑。3月，暗探局的密探甚至听说，人们看到斯维尔德洛夫在莫斯科。叶尼塞斯克省长马上报告说，这两个流放犯都“在这里，已经采取措施防止他们逃跑”。斯大林写信给阿利路也夫说，列宁汇的钱是用来买煤油和其他必需品的。但是写这种信也无用。警察局从第一手——即从马林诺夫斯基本人那里——知道正在准备逃跑。1914年2月，斯维尔德洛夫写信给他妹妹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和我将再北移100俄里（将近70英里）——在北极圈以北80俄里（将近55英里）。监视更严格了。我们现在已接不到邮件，我们通常是每月一次从一位经常迟到的‘步行者’得到邮件的，实际上，我们一年只能收到八次到九次邮件……”指定他们居住新的地点是无人的库莱卡村。但这还不够。“由于朱加施维里收到了钱，当局已有四个月不发津贴给他了。他和我都需要钱。但是你不能把钱汇到我们的名下。”由于扣发津贴，警察局为沙皇的预算节省了钱，并且减少了逃跑的可能性。斯维尔德洛夫在从库莱卡寄出的第一封信中清楚地叙述了他与斯大林在一起生活的情况。“我的新居的情况大大恶化了。首先，我已不再独自住一个房间，我们两个人住。和我住在一起的是格鲁吉亚人朱加施维里，一位老相识，因为我们已在别的流放地见过了。他是一个不错的家伙，但在日常生活方面太个人主义了，而我是主张至少要有点守秩序的样子的。这就是我有时感到不安的原因。但是这不是很重要的。更糟的是，没有东西把我们跟房东的家隔离开来。我们的房间就在他们的房间的隔壁，没有另外的门。他们有孩子。自然，这些小孩有很长时间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他们有时很碍事。此外，村中的成年人也来。他们来了就坐下，不声不响坐半个钟头，然后突然站起来说：‘好吧，我们要走了，再见！’他们刚走，别人又来了，这样重复下去。他们好像不管一切似的，在最好的学习时间即在晚上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白天要劳动。我们在晚上看书看到午夜以后的习惯不得不放弃，因为根本没有煤油。我们点蜡烛。由于蜡烛的亮光对我的眼睛来说太不够，我现在全在白天看书。事实上我不看什么书了，我们实际上无书可看。”苏维埃共和国未来的主席和苏联的未来独裁者就是这样生活的。这封信中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称斯大林是“不错的家伙，但是太个人主义了”这个谨慎的描述。这个证言的第一部分显然是为了缓和第二部分的语气而写的。在这个情况下，“在日常生活方面的个人主义者”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得不与另一个人一起生活，但是并不考虑另外那个人的习惯或兴趣。斯维尔德洛夫所坚持而未成功的“有点守秩序的样子”是要求为了同房间的人的利益而一定程度的自制。斯维尔德洛夫生性就是会体谅人的。萨莫伊洛夫说，他在个人关系方面是“一位好同志”。斯大林身上却没有一点体谅人的影子。此外，他的行动可能还有很大程度的报复性。我们不要忘记，就是斯维尔德洛夫被派去消除斯大林在反对列宁时所依靠的那些《真理报》编辑人员的，斯大林是决不宽恕这种事情的。他从不宽恕任何事情。在1924年说要发表的斯维尔德洛夫在土鲁汉斯克写的全部信件从未发表；显然这些信包含着以后关系恶化的历史。施韦泽——中央委员会第三名委员斯潘达梁的妻子，斯潘达梁在战争前夕前往库莱卡，当时斯维尔德洛夫已从那里迁走了——叙述说，在斯大林的房间里，“桌子上堆满了书和几大包报纸，在房间角的绳子上挂着他自己制造的各种渔猎工具。”显然，斯维尔德洛夫关于书籍不够的怨言已使人们采取了行动，朋友们往库莱卡寄书来了，自然，“他自己制造的”工具不可能是步枪和火器。这些工具是渔网和捕兔子及其他野物的捕机。后来斯大林既未成为射手也未成为猎人（从这两字的体育意义上来说）。的确，从一般的表面情况来看，比较容易设想的是，他在晚上安放一个捕机，而不是开枪射击在飞行中的鸟。社会革命党人卡加诺夫（他后来成为歌剧歌手）把他在土鲁汉斯克流放地与斯大林会晤的时间说成是1911年而不是1913年；在这样的情况中，年代方面的错误是司空见惯的。卡加诺夫除了谈到其他事情外还谈到，斯大林为流放地的一个名叫恰伊卡〔海鸥〕的抢劫农民的罪犯辩护。他争辩说，不能把恰伊卡定罪，应当把他争取到他们一边来，未来的斗争是需要这类人的。我们已从维列沙克那里听说过柯巴对罪犯是有偏爱的。有一次，在一场争论的过程中，据说斯大林暴露出自己是一个反犹太分子，他用格鲁吉亚的粗鲁话骂犹太人。斯大林还违反了政治流放者的传统——如果人们相信卡加诺夫的说法的话——与一个警察奥塞金·基比罗夫建立了友好关系。斯大林在答复同志们的责难时说，这种友好关系并不妨碍他在必要时把这个警察作为政治敌人而加以消灭。据这位卡加诺夫说，斯大林由于“他完全不讲原则、阴险和极端残酷……”而使流放者感到惊奇。“甚至在小事上，他的异乎寻常的野心也自行流露出来。”在这样的故事中，很难断定哪些是真话，哪些是捏造的。但是整个说来，卡加诺夫的叙述使人想起，这和维列沙克在巴库监狱的观察很为相似。库莱卡的邮政联系和其他联系要依靠修道院村，从那里可以通向叶尼塞斯克并进而通向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前流放者加文（现在是失踪者之一）告诉我们，叶尼塞斯克市是与地下的和合法的政治生活有接触的，它与其他流放地区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通信，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则与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有联系，并向流放者提供秘密文件。甚至在北极圈，人们也设法过党的生活，分为小组，进行争论，直到嗓子喊哑，有时甚至直到引起极大的仇恨情绪为止。但是，流放者只是在1914年年中第三号中央委员、热心的斯潘达梁到达土鲁汉斯克地区以后，才开始在原则上发生分歧意见。至于斯大林，他采取超然态度。据舒米亚茨基说，“……斯大林隐居起来。他专心于渔猎，差不多是完全孤独地生活着……他实际上没有与人们来往的需要，只是偶尔去修道院村看看他的朋友苏廉·斯潘达梁。几天以后又回到他的隐居洞。在他碰巧参加了流放者安排的集会时，他是不就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发表他的无条理的意见的。”这些话在后来的一个版本中把语气写得缓和并加以润色（甚至“洞”这个字也不知为为什么原因变成“实验室”了）。必须理解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斯大林中止了与大多数流故者的个人来往，并且避开他们。无怪乎他与斯维尔德洛夫的关系也同样断绝了。在单调的流放条件下，甚至比他更能适应环境的人也不能避免发生争吵。斯维尔德洛夫在他碰巧得到发表的一封信中谨慎地写道：精神气氛不是特别好的……只有在监禁和流放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的若干次冲突（个人冲突），尽管是些小冲突，却对我的神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这种“冲突”，斯维尔德洛夫转移到另外一个村子去。另外两个布尔什维克，即戈洛舍金和麦德维捷夫，很快也离开库莱卡，他们现在同样在失踪者之列。斯大林容易发火，粗暴，野心勃勃，人们是不容易与他相处的。传记作者说，这次，逃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们这样说显然是夸张，虽然毫无疑问逃跑一定会遭遇到严重的困难。斯大林以前几次的逃跑，并不是真正的逃跑，只是非法地离开流放地。一旦人们决定不要自己的“合法身份”，从索里维切果茨克、沃洛果达甚至是从纳赖姆逃走并不费劲。土鲁汉斯克地区则大不相同：在那里，人们必须依靠鹿或狗，或者在夏天乘船，或者小心躲藏在船舱内（如果船长对政治流放者友好的话），以便走一段很难走的路。一句话，土鲁汉斯克的流放者想要逃跑是要冒很大危险的。但是这些困难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在那些年代里，有几个人确实设法从土鲁汉斯克流放地逃跑，这最好地证明了上述论点。不错，在警察局得悉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的逃跑计划以后，他们二人受到了特别的监视。但是北极的“卫兵”是有名懒惰和容易用酒来诱惑的，他们从不阻止别人逃跑。土鲁汉斯克的流放者因此而有充分的行动自由。施韦泽写道：“斯大林常常到修道院村来，流放者常常在这里聚会。他为了这样做而使用了非法的以及各种合法的借口。”在广阔无垠的北部荒地上监视不可能是很有效的。在第一年里斯大林看来是在观望形势，并且不慌不忙地采取准备步骤，他是很谨慎的。但是在第二年的7月，战争爆发了。除了逃跑的实际困难和政治困难以外，又增加了在战时政治条件下过非法生活的危险。正是由于这个加剧了的危险，斯大林才没有逃走，许多其他人也因此而没有逃走。施韦泽写道：“斯大林这次决定留在流放地。他在那里继续写民族问题，完成了他的著作的第二部分。”舒米亚茨基也提到斯大林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在流放的最初几个月，斯大林的确写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关于这一点，我们有阿利路也夫的明确证言。他写道：“同年（1913年）初冬，我接到斯大林的第二封信……信封里附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篇文章，斯大林要我把这篇文章寄给在国外的列宁。”如果文章能够附在信封里，它就不会是很长的。可是这篇文章的结果怎样呢？1913年，列宁全年都继续在制订民族纲领。他不会不急切地利用斯大林的新著作。无人谈到这篇文章的命运，这只是证明，它被认为不充实，不能发表。斯大林不依靠列宁在克拉柯夫向他提出的思想路线而独立地写作这显然已使他走上错误的道路，因而列宁认为无法修改这篇文章。只有这样才能说明这惊人的事实：在以后的三年半的流放中，生了气的斯大林没有再努力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发表文章。在流放地像在监狱里一样，重大事件似乎是特别难以相信的。据舒米亚茨基说，“爆发战争的消急使我们大家目瞪口呆，其中有些人的看法完全错误……”加文写道：“护国主义倾向在流放者当中是强烈的，人人都迷失了方向。”不足为奇，甚至在彼得堡（最近易名为彼得格勒），革命者也迷失了方向。施韦泽说，“但是，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当中的威信是如此之高，他给流放者的第一封信就消除了一切怀疑，稳定了动摇分子。”这封信怎样了呢？这样的文件在流放者当中传阅时是随传随抄的。这些抄本不可能全都遗失。落到警察手中的抄本应当在警察局档案中发现。如果得不到斯大林的这封“历史性信件”，那只是因为根本没有写这封信。施韦泽的证言尽管是平凡的，却是人类的一个可悲文件。她是在1937年即事件发生以后25年作为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写她的回忆录的。她被迫归功于斯大林的那个政治贡献事实上属于——虽然在较小的程度上——她的丈夫、1916年死于流放地的那位不乖顺的斯潘达梁。当然，施韦泽十分清楚地了解真正发生的事情，但是弄虚作假的机器是自动进行工作的。比较符合事实的是在施韦泽的文章以前约13年发表的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舒米亚茨基把在对爱国主义者进行斗争方面的领导作用归功于斯潘达梁。“他是首先采取毫不妥协的‘失败主义’立场的一些人之一，并在同志们难得举行的集会上讽刺地申斥社会爱国主义者……”甚至在晚得多的版本中，舒米亚茨基在叙述普遍存在的思想混乱时仍保留了这样一句话：“故斯潘达梁对这个问题看得清楚而明确……”显然，其他人看得不那么清楚。不错从未去过库莱卡的舒米亚茨基又马上补充说，“在自己的洞中完全与世隔绝的斯大林毫不犹豫地立即采取了失败主义立场”，斯大林的信件“支持苏廉对他的反对者进行的斗争”。加上这句话是为了使斯大林在“失败主义者”当中居于第二位，但是舒米亚茨基本人却大大减少了这句话的可信性。他进一步写道：“只是在1914生底和1915年初，斯大林访问了修道院村并支持斯潘达梁以后，斯潘达梁才不再受到反对集团的攻击。”斯大林是不是在与斯播达梁会晤以后而不是在战争开始时才采取国际主义立场的呢？舒米亚茨基为了掩盖斯大林的长期沉默而从新版中删掉了提到斯大林‘只是在1914年底和1915年初”才去访问修道院村的一切话，但是事实上，他这样一来比以前更加强调说明了这种沉默。其实，这次访问是在1915年2月底进行的，当时由于七个月的战争的经验，不仅动摇分子而且甚至许多积极的“爱国主义者”也从麻痹状态中清醒过来。事实上，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彼得堡、莫斯科和各省的主要布尔什维克对列宁的提纲是感到迷惑和不安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照提纲的原样加以接受。因此，没有理由期望斯大林的迟钝和保守的脑子会独立地得出意味着工人运动中的大变动的结论。在斯大林的整个流放期间，在已知的文件中，只有两次反映了他对战争的立场。这就是他给列宁的私人信件和他所签名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集体声明。2月27日从修道院村写的这封私人信件是斯大林的整个战争期间给列宁的第一封并且显然是惟一的信件。我们全文引述：“我向您，亲爱的伊里奇致意，热情、热情地致意。向季诺维也夫致意，向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67致意。您好吗？健康情况怎样？我像以前一样生活，啃我的面包，完成了我的流放期的一半。生活相当沉闷，可是没有办法。您的情况怎样？您那里的情况一定活跃得多……我最近读了克鲁泡特金168的文章一这个老笨蛋一定完全发疯了。我还读了普列汉诺夫在《言论报》169上的一篇短文。无可改正的陈腐的胡扯。去它的！取消派和他们在自由经济协会中的副代理人怎样了呢？没有人打他们，他妈的！难道可以让他们跑掉而免受处罚吗？让我们痛快一下，让我们知道，在最近的将来将出版一家报纸，狠狠地给他们几记耳光，而且要经常这样做，永不厌倦。如果您想写信的话，请寄往：土鲁汉边区，叶尼塞斯克省修道院村，苏廉·斯潘达梁转。您的柯巴。季莫费〔斯潘达梁〕请您向盖得170、桑巴171和王德威尔得172转达他对他们担任光荣的——哈哈——部长职务的辛酸祝贺。”这封信显然是受了与斯潘达梁的谈话的影响，它基本上没有提供什么东西可以来估计斯大林的政治立场。年老的克鲁泡特金，纯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在战争开始时就成为过激的沙文主义者。甚至连孟什维克者完全弃绝的普列汉诺夫的情况并不更好。王德威尔得、盖得和桑巴由于担任了资产阶级部长，是太朗显的目标了。斯大林的信没有关于当时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占主要地位的新问题的丝毫暗示。对和平主义的态度，对“失败主义”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成立新的国际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当时进行的许多辩论的中心问题。列宁的主张是很不受欢迎的。斯大林如果事实上同意列宁的主张，那么在信中向列宁表示这种同意，岂不极为自然？如果施韦泽的话可以相信，那么，斯大林就是在这里，在修道院村，第一次看到了列宁的提纲。她以贝利亚的风格写道：“斯大林在读列宁的提纲时是怀有多么大的愉快、信心和胜利感呵！这个提纲证实了他自己的想法……”那么为什么他不在他的信中提出关于这个提纲的一点暗示呢？如果他独立地研究了新国际的问题，他不会不向他的老师就他自己得出的结论至少是谈几句话的，也不会不就一些最迫切的问题向他的老师请教。但是没有关于这一点的迹象。斯大林只从列宁吸收适合他自己的观点的那些思想。在他看来，其余的就是未来的靡靡之音了，如果不是在国外的“杯中风浪”的话。他后来就是抱着这些观点来迎接（1917年3月）二月革命的。从修道院村写的这封信内容空洞，并有一种不自然的洋洋得意的浮夸口气（‘他妈的”,“哈哈”，等等），但是它透露的东西比它的作者想要透露的多得多。“生活相当沉闷，可是没有办法”。能够过紧张写作生活的人是不会这样写的。“如果您想写信的话，请寄往……”真正重视交流理论思想的人是不会这样写的。这封信有三个特点：阴险、愚鑫和庸俗。在他的四年流放中，他没有与列宁系统地通过信。尽管列宁非常重视与志同道合的人进行联系，并有保持通信的嗜好。1915年秋，列宁问流亡者卡尔宾斯基：“我要请你帮忙，请查明‘柯巴’的姓〔约瑟夫·朱……？？我们忘记了〕。非常重要！”卡尔宾斯基回答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问这干什么，是要汇款还是寄信？需要查问他的姓就肯定表明他们并不经常通信。斯大林签名的另一文件，是一批流放者写给致力于工人保险事业的合法报纸编辑部的一封信。“《保险问题》173要极力设法在思想上替我们工人阶级保险，防范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一班先生所进行的极端败坏人心的、根本违反国际原则的反无产阶级宣传。”174这无疑是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一篇宣言，但它仍然完全是不仅在布尔什维克中间甚至在左翼孟什维克中间所共有的思想范围以内，这封信从风格来看，一定是加米涅夫写的，它的日期是1916年3月12日——即在革命压力已经大大得势而爱国主义压力已经大大减少的时候。加米涅夫和被定罪的杜马代表在1915年夏到达他们在土鲁汉斯克的流放地。代表们在审判时的行动继续是党员当中大肆争论的问题。约有18名布尔什维克，包括4名中央委员斯潘达梁、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一块来到修道院村。彼得罗夫斯基作了关于审判的报告，加米涅夫作了补充。萨莫伊洛夫叙述说，参加讨论的人“指出了我们在审判时所犯的错误。斯潘达梁讲得特别尖锐，其他人发表了比较宽容的意见”。萨莫伊洛夫根本没有提斯大林参加了讨论。但是斯潘达梁的未亡人被迫把实际上是她丈夫做的事情归功于斯大林。萨莫伊洛夫接着说，“在讨论后通过决议，决议整个说来赞同了……党团在审判时所采取的行动”。这种宽容是与列宁的不调和态度大相径庭的，列宁公开斥责加米涅夫的行动，认为“与一个革命的民主社会党人不相称”。什克洛夫斯基应列宁的要求以婉转的措词从伯尔尼写信给修道院村的萨莫伊洛夫说：“我非常高兴你不想同我的家属争吵，但是他（加米涅夫）给我们造成了多少不愉快的事（而且不仅是他）……任何人都会犯错误或者做某种蠢事，但是他必须至少通过公开道歉来纠正他的错误，如果他和他的朋友们对我的荣誉和我的亲人的荣誉有任何重视的话。”萨莫伊洛夫解释说，必须把“我的家属”和“我的亲人”这些话理解为“党中央委员会”。这封信是最后通牒性的，但是加米涅夫和代表们都没有发表列宁要求他们发表的声明。没有理由认为斯大林支持这个要求，虽然什克洛夫斯基的信是在会议刚要举行前在修道院村收到的。斯大林对代表们的行动的宽容基本上是一种谨慎的同情表示。面对着充满着可怕后果的审判，列宁的尖锐公式一定看来是倍加不适当了。为了自己认为是错误的某种东西而牺牲，有什么意义呢？过去，斯大林从未表现过愿意利用被告席作为一个革命讲坛。在对巴库示威者的审判悬而未决的时候，他采取了相当可疑的手法来使自己与其他被告分离开来。他是把加米涅夫在审判时的策略作为战略而不是作为进行政治鼓动的机会来加以判断的。无论如何，在整个流放期间以及在革命期间，他一直是加米涅夫的亲密朋友。在修道院村所拍的一张集体照片上，他们是站在一起的。12年以后，斯大林不是作为原则问题而只是作为争夺个人权力的斗争中的一个武器，才提出加米涅夫在审判时的行动作为对他的一个可怕的指控。但是什克洛夫斯基的信向斯大林暗示问题比他所认为的要严重得多，他不再能继续采取等待态度了。正是由于他了解到这一点，他才写了上述的信给列宁，这封信之所以写得那么随使，是为了掩饰他不愿在政治上表示自己的意见。1915年，列宁要在莫斯科出版一本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文集，以便至少从字里行间表示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问题上的观点。这本文集被检查员扣起来，但是文章保存下来，并在革命以后出版。我们发现，除列宁以外，作者当中有作家斯切潘诺夫，奥里明斯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人），比较新的布尔什维克米柳亭，调和派分子诺根——全是流亡者。我们也发现斯维尔德洛夫写的题为《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的文章。但是斯大林没有为这个文集写任何文章，而他的流放生活条件和斯维尔德洛夫是一样的。可以说明这一情况的是，斯大林担心他的意见可能与其他人的意见相左，或者由于他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未被发表而烦恼。暴躁和任性像谨慎一样，是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舒米亚茨基说，斯大林在流放期间应征服兵役，这显然是在1916年，因为当时正在动员年纪较大的人（斯大林当时快37岁了），但由于他左臂不能弯曲而未把他征入军队。他耐心地在北极圈那边等待机会，捕鱼，放捕机捉兔子，看书，可能也写文章，“生活相当沉闷，可是没有办法。”他是一个隐居的人，沉默寡言，性情暴躁，远不是流放者当中的中心人物。斯大林的信徒舒米亚茨基写道：“在土鲁汉斯克流放者的记忆中，比许多其他人的形象更为清楚的是苏廉·斯潘达梁……这位不妥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卓越的组织者的不朽形象。”斯播达梁是在战争前夕到达土鲁汉斯克的，比斯大林晚年。“他常常讽刺地说：‘这里多么平静！每一个人在一切问题上都同别人意见一致——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难道你们不知道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正在听取流放者的意见吗？”苏廉是第一个采取反爱国主义立场的人，并且使每一个人都倾听他的意见。但是在对同志们的个人影响方面，斯维尔德洛夫居第一位。斯维尔德洛夫“活跃并会交际”，他是生来不会以自我为中公的外向性格者，他总是团结其他人，收集重要消息，在流放者的各个集居地传布、组织流放者合作社，此外还在气象台进行有系统的观察。斯潘达梁和斯维尔德洛夫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流放者以这两个人为中心组成集团。虽然这两个集团一起对行政当局进行斗争，可是舒米亚茨基所说的“争夺势力范围”的竞争从未停止。今天不容易断定那个斗争的原则基础是什么。斯大林是反对斯维尔德洛夫的，他谨慎地和紧密支持斯潘达梁。舒米亚茨基在他的初版回忆录中写道：“这个地区的行政当局认识到苏廉·斯潘达梁是最活跃的革命者、把他看成是革命者的领袖。”在后来的版本中，这句话扩大而包括两个人：斯潘达梁和斯维尔德洛夫。警察基比罗夫〔斯大林大概与他建立了友好关系〕对斯潘达梁和斯维尔德洛夫进行了密切的监视，认为他们是“所有流放者的头目”。舒米亚茨基暂时丢开了官方的说法，他在这方面完全忘记提斯大林，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土鲁汉斯克流放者的一般水平大大超过普通水平。在这里同时拘留了构成布尔什维克俄国中央的主要核心的那些人：加米涅夫、斯大林、斯潘达梁、斯维尔德洛夫、戈洛舍金和另外几个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在流放中没有正式的党组织，不可能匿名进行领导和在幕后操纵。每一个人都在众目睽睽之下。阴险、僵硬和顽固不足以争取这些富有经验的人，人们必须有文化修养，是独立的思想家并且是有技巧的辩论家。斯潘达梁显然由于敢于大胆思考而出色，加米涅夫由于学识广博和有较自由的看法而出色，斯维尔德洛夫由于有较大的感受性、创造性和灵活性而出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满足于发表简单的意见，舒米亚茨基只是在他的回忆录的较后版本中才想到称这些意见是“尖锐的”。斯大林在流放地是否学习，学习些什么？他早就过了人们满足于漫无目的地随便看书的年纪了。只有研究具体的问题，记笔记，设法把他自己的主张系统地写下来，他才能进步。然而除了所提到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以外，没有人谈过斯大林在这四年中的写作生活。斯维尔德洛夫根本不是理论家或作家，然而他在这几年中写了五篇文章，从外文进行翻译，定期向西伯利亚报纸投稿。他以乐观的口气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这样，我的情况还不坏。”毫不爱好理论的奥尔忠尼启泽逝世以后，他的妻子在写到已故丈夫的监狱年代时说：“他无休止地学习和看书。在监狱当局向谢尔戈发的很厚的油布面笔记本中，保存着他从在当时所看的书中记下来的长篇摘录。”每一个革命者都从流放地和监狱带出这种油布面笔记本。不错，有许多东西在逃跑和搜查期间丢失了，但是斯大林在最后一次流放中，本来可以带出他喜欢带出的任何东西，并且会完整无损。至于在以后的年代，不是他受到搜查，相反，他使别人受到搜查。然而，要想寻找他在这一整个孤独和悠闲时期的文化生活的任何痕迹，却是徒劳。在这四年中——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年代，世界大战的年代，国际社会民主党崩溃的年代，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激烈斗争的年代，为新的国际奠定基础的年代——斯大林不可能一直没有拿过笔。然而在他当时所写的东西中，看来没有一句话可以用来提高他在后期的声望。战争年代，为十月革命铺平道路的年代，在斯大林的思想史上是一块空白。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流亡者”列宁的笔下得到了完善的表现。一国——而且是落后的俄国的舞台太有限，人们无法对世界的前景作正确的估计。正像流亡者马克思需要伦敦（它当时是资本主义的中心），以便把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与英国经济学综合起来一样，列宁在战争期间必须留在欧洲大事和世界大事的焦点，以便从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得出决定性的革命结论。在布哈林以后和在季米特洛夫以前的共产国际正式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1922年写道：“……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托洛茨基出版的巴黎《呼声报》（后为《我们的言论报》）对于未来写第三国际历史的人将是基本的材料，这些材料形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思想。”应当欣然承认，曼努伊尔斯基过分估计了托洛茨基的作用，但他甚至没有口实来提出斯大林的名字。可是几年以后，他得尽最大力量来纠正这一疏忽。由于多雪荒地的单调生活而安定下来的流放者远没有料到在1917年2月（公历3月）所发生的事件他们全都感到意外，尽管他们一直相信革命是必须要发生的。萨莫伊洛夫写道：“最初，我们好像突然忘记了我们的意见分歧……政治分歧和相互的敌对似乎突然消失了……”这句有趣的话为当时的一切出版物、讲话和实际步骤所证实。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国际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之间的壁垒倒塌了。全国沉浸在人们以轻松然而是近视的态度喋喋不休地谈论的调和主义之中。人们在英雄词句——二月革命的主要成分，特别在它的最初几周里——的洪流中挣扎前进。一批一批的流放者从西伯利亚的各个角落出发，汇成一道人流，在令人陶醉的喜气洋洋的气氛里向西行进。在西伯利亚的一次集会上，据人们后来说，加米涅夫与自由派、民粹派和孟什维克一起参加主席团，他参与签署了一封电报，向皇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祝贺，因为他采取了据认为是慷慨的然而事实上是怯懦的行动，即放弃王位，等待立宪会议作出决定。有这样的可能：很重感情的加米涅夫认为，最好不要不礼貌地拒绝签字而使主席团中的同事感到不安。在当时极为混乱的情况下，人们对这一点毫不注意，而斯大林（甚至没有人想到要把他包括在主席团内）直到他和加米涅夫的无情斗争开始后才反对加米涅夫的这个不体面行动。途中，第一个有大量工人的大地方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这里已经成立了一个代表苏维埃。当地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一起是这个总的组织的成员，这些布尔什维克等待从这里路过的领导人给予指示。被统一浪潮完全征服了的这些领导人甚至没有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这有什么用处呢？布尔什维克像孟什维克一样，是主张支持由自由派的李沃夫大公领导的临时政府的。意见分歧在战争问题上也是不存在的：必须保卫革命的俄国丁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就是抱着这种心情向彼得格勒前进的。萨莫伊洛夫追述说：“沿铁路的道路上的情况是很奇特和热闹的，有许多欢迎示威、集会等等。”在大多数车站上，流放者都受到兴高采烈的居民的欢迎，军乐队奏马赛曲175；奏国际歌的时代尚未开始。在较大的火车站上举行了节日宴会。这些被赦免的人不得不“无休止地讲话，讲话”。许多人嗓子哑了，累得不舒服，留在他们的车厢里；“但是甚至在车厢里，我们也得不到安静。”斯大林嗓子没有哑，因为他没有发表讲话。另有许多更有本领的演说家，其中有嗓音洪亮的矮小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仍然居于次要地位；阴沉，对于高潮到来时汹涌澎湃的洪流感到惊恐，并且像以往一样是心怀恶意的他再次被一些才干小得多的人排挤到一边去了。他已有将近20年的革命活动的历史，这种活动为不可避免的逮捕所打断，而在逃跑后又继续进行这种活动。自从柯巴放弃了梯弗里斯的“停滞的沼泽”而前往工业城市巴库以来，差不多10年过去了。他在这个石油工业都城工作了将近八个月。在巴库监狱度过了将近六个月，在沃洛果达流放地度过了将近九个月，他进行了一个月的地下活动后又受到几个月的惩罚。逃跑以后，他再次进行了将近九个月的地下工作，在监狱度过了约六个月，在流放地住了九个月——这是比较不错的比例。在流放结束后，他进行了不到二个月的秘密工作，在监狱度过将近三个月在沃洛果达省住了将近二个月，进行一个月的活动后，又受到两个半月的惩罚；又进行了二个月的地下活动，在监狱和流放地度过将近四个月。又一次逃跑，进行了半年多的活动后，又是坐牢和流放，这次直流放到二月革命，即持续了四年。总的说来他在参加革命运动的19年中，二年九个月在监狱度过，五年九个月在流放地度过。这个比例不算坏，大多数职业革命家坐牢的时间要长得多。在这19年当中，斯大林并没有作为主要人物，甚至也未作为二流人物出现。他是无名的。梯弗里斯暗探局局长在1911年提到所截获柯巴从索里维切果茨克发出的信时，写了一份关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祥细报告，报告中既没有值得注意的事实，也没有惊人的特点，或许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它提到化名“柯巴”的“沙夏”是作为孟什维克而开始他的生涯的。同时在提到这封信中顺便谈到的古尔根（齐哈卡雅）时，宪兵写道：“后者老早就是一位重要革命……”根据这个材料，古尔根是“同著名的革命者波格丹·克努尼杨茨一起”被捕的。后者不仅也是格鲁吉亚人、而且和柯巴同年。至于朱加施维里自已的“名望”，甚至一点暗示都没有。两年以后，警察局长在详细叙述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参谋部的结构时顺便谈到斯维尔德洛夫和“某一个约瑟夫·朱加施维里”通过补选而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俄国局。“某一个”三字表示，l913年，朱加施维里的名字对警察局长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尽管他有像马林诺夫斯基这样一个情况来源。直到不久以前为止，斯大林在1917年3月以前的革命经历是十分平淡的。数以千计的（如果不是数以百计的话）职业革命家做了像他所做的那样的工作，有些人做得更好些，有些人做得差些。莫斯科勤勉的研究人员算出，从1906年到1909年的三年中，柯巴写了67篇呼吁书和在报上登的文章，即一个月不到两篇。这些文章只不过是为了他的高加索读者而把别人的思想改头换面提出来，一篇也没有从格鲁吉亚文翻译出来，也没有在党或党团的主要机关报上转载过。当时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国外出版的刊物中，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不管是报纸、杂志还是文集，都没有斯大林的文章，在撰稿人名单上也没有提到他。人们仍然不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作家，而只是个不出色的宣传者和组织者。1912年，当他的文章开始或多或少经常地在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出现时，柯巴给自己找了斯大林这个笔名，这是从钢这个字找来的，就像罗森菲尔德在他之前从石头这个字找来加米涅夫这个笔名一样。在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当中，选择硬的笔名是很流行的。斯大林署名的文章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些文章除说理粗糙外，没有特点。在少数主要布尔什维克这个小圈子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是谁，也没有什么人想要知道。1913年l月，列宁在为著名的鲁巴金书目参考书所写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经过仔细考虑的注释中写道：“主要的布尔什维克作家有：格·季诺维也夫，弗·伊林176、尤·加米涅夫177，普·奥尔洛夫斯基等人。”列宁不可能想到把斯大林列为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作家”之一，虽然当时斯大林就在国外写他的“民族”论文。皮亚特尼茨基同党的整个历史，同党的国外工作人员以及同党的俄国的地下机构，同作家和非法的运输者，是一直有联系的，他在关于1896－1917年这一时期的谨慎的、整个说来是诚实的回忆录中，谈论了所有或多或少是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甚至在该书最后的索引中也没有斯大林的名字。这个事实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皮亚特尼茨基远不是反对斯大林的；相反，直到今天，他一直是斯大林的二等随从人员。在莫斯科暗探局的一大本材料（它包括布尔什维主义从1903到1917年的历史）中提到斯大林的地方有三处：他被补选入中央委员会，他被任命参加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他参加克拉柯夫会议；没有关于他的工作的任何话，没有任何估计，没有提到一个突出的个人特点。斯大林不是作为一个人物而是作为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一个成员第一次出现在瞥察视线之内和党的视线之内。在宪兵的报告中，像在革命者的回忆录中一样，在谈到他本人的主张和行动时，从来没有称他是领导人、创始者和作家，而总是作为党组织的一部分——作为地方委员、中央委员、一家报纸的撰稿人和一张名单上的许多人之——提到的，而且在提到他时，从来不是把他列在首位。跟和他同年的许多人相比，他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时间晚得多，并且不是正式选入而是补选进去，这不是偶然的。有人从彼尔姆向在瑞士的列宁发出了这样一封电报：“致兄弟的敬礼。今天动身去彼得格勒。加米涅夫、穆拉诺夫、斯大林。”当然拍这封电报是加米涅夫的主意。斯大林最后签名。这三人感到自己为团结的纽带连结起来。大赦把党的最优秀力量解放出来，斯大林想到革命的首都是感到害怕的。他需要加米涅夫的相对的声望和穆拉诺夫的代表头衔。这样，他们三人一起到达了为革命所震撼的彼得格勒。为斯大林写传记的德国人之一契·温德克写道：“他的名字在当时只有少数党内人士知道。他没有像列宁在一个月以后那样……受到持红旗和奏音乐的感到鼓舞的人群的欢迎。他也没有像两个月以后从美国赶回来的托洛茨基那样受到驱车出迎并把他举起来的一个代表团的欢迎。他无声无响地到达，坐下来工作……在俄国国境以外，没有人知道有他这样一个人。” |
Subsets and Splits
No community queries yet
The top public SQL queries from the community will appear here once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