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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新的高潮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上一页|下一页第五章新的高潮斯托雷平在全国作威作福约五年之久（1905－1911年）。他用尽了反动派的一切手段。六三政制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上地问题方面，表现出是毫不足取的。斯托雷平被迫从在政治上进行联合退而采用警察镇压手段。而且，在斯托雷平自己的秘密警察队伍中，出现了暗杀他的刺客，这似乎是为了更好地揭露他的政制的彻底破产似的。到1910年，工业的恢复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些革命政党面临这样的问题：局势的这种转机将对国内政治情况产生什么影响？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保持他们的公式主义立场，认为，危机使群众具有革命思想，而工业复兴则使他们平静下来。因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派都倾向于贬低或者断然否认实际已经开始的工业的恢复。惟一的例外是维也纳的《真理报》，它尽管有调和派的幻想，却保卫了这一正确的思想：恢复和危机的政治后果远不是自动性的，每次都是重新决定的，它取决于以前的斗争进程，取决于整个国内形势。因此，在工业高潮（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非常普遍的罢工斗争）之后，形势的突然衰退可能引起直接的革命高潮，如果具备其他必要条件的话。另一方面，在进行了以失败告终的长期革命斗争以后，使无产阶级分裂和遭到削弱的一次工业危机可能完全摧毁无产阶级的斗志。或者，在长期反动统治之后出现的工业高潮，能够恢复工人运动（主要是经济斗争的形式）。在这以后，新的危机可能把群众的力量转到政治轨道上来。日俄战争和革命造成的震动使俄国未能分享1903到1907年世界范围的工业复兴。与此同时，无间断的革命战斗、失败和镇压，已使群众精疲力竭。1907年爆发的世界工业危机使俄国的长时期萧条又延长三年，它远没有鼓舞工人进行新的战斗，而是使他们溃散，使他们的力量遭到空前的削弱。在关厂、失业和贫困的打击下，疲惫的群众肯定感到沮丧了。这就是斯托雷平的反动统怡的“成就”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需要一次新的工业高潮所具有的复兴作用来恢复自己的力量，补充自己的队伍，再次感到自己是生产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并投入新的战斗。1910年底，由于前第一届杜马主席、自由派穆罗姆策夫和托尔斯泰的逝世，发生了街头示威——这是很久没有看到的景象。学生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表面上，情况看来可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惯于犯的错误就是这样）政治复兴是从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中产生的，他们通过自已的榜样，开始吸引了上层工人。事实上，复兴的浪潮不是从上到下进行的，而是从下到上进行的。由于工业高潮，工人阶级逐渐从它的麻痹状态中觉醒起来。但是，使群众改变的那些化学变化在变得明显以前，已经通过中间社会集团传播到学生那里去了。由于青年大学生是比较容易发动的，这种高潮就首先以学潮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在有充分经验的观察家看来，事前就很清楚，知识分子的示威只不过是无产阶级本身内部深刻得多、重要得多的过程的一个征象而已。事实上，罢工运动的曲线很快就开始上升了。不错，l911年的罢工人数只达10万人（在前一年，它甚至没有达到此数的一半），但是，复兴过程缓慢只表明必须加以克服的麻痹状态是多么严重。无论如何，到同年年底，工人地区的情况比年初就大不相同了。1909年和1910年的丰收刺激了工业复兴，在这之后，1911年出现了灾难性的歉收，这一次歉收并没有使复兴停下来，而使2000万农民受饥挨饿。在农村开始的骚动再次把土地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912年1月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完全有权提到“政治高潮的开始”。但是突然的转机直到1912年春发生连纳屠杀工人的著名事件以后才出现。在这个辽远的森林地带（离彼得堡5000多英里，离最近的铁路线1400多英里），每年为英国和俄国股东提供千百万卢布利润的金矿工人要求八小时工作日，要求增加工资和废除罚金。从伊尔库茨克调来的士兵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150人被打死；250人受伤；由于没有受到医治，数以十计的伤者死亡了。在杜马辩论连纳事件时，内政大臣马卡罗夫（他是一个蠢官，跟他的同时代人一样）在右派代表的掌声中宣布：“从前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这句无耻之极的话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先是从彼得堡的工厂，然后从全国各地，人们用电话和电报传来关于发表抗议宣言和举行抗议示威的消息。连纳事件的影响只有七年前在“流血星期日”以后席卷劳动群众的愤怒浪潮可以与之比拟。一家自由派报纸写道，“自从1905年以来，首都的大街或许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那时，斯大林在彼得堡，处于两次流放之间的自由时期。他在《明星报》（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提到它）上写道：“连纳的枪声击破了沉默的冰层，人民运动的江河奔流起来了。奔流起来了！……现存制度中的一切弊端和祸害，多灾多难的俄国所受的一切痛苦都集中在一件事实上，集中在连纳事件上。这就是连纳的枪声正好成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信号的原因。”92参加罢工的大约有30万工人。在五一罢工中有40万人游行。据官方材料，1912年总共有72.5万人罢工。工人总数比工业复兴年代增加了不下20％，同时由于生产的极大集中，他们的经济作用具有甚至更大的重要性。工人阶级的复兴影响了所有其他阶层的人民，饥饿的农村预兆不祥地骚动起来。陆军和海军中也发生了表示不满的事件。列宁在1912年8月写信给高尔基说：“俄国正出现的是革命的高潮，——不是别的什么高潮，而正是革命的高潮。”93这个新运动并不是过去的运动的重复，而是它的继续。1905年，在发动强大的一月罢工的同时，人们向沙皇递交了天真的请愿书。1912年，工人们立即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1905年的思想、传统和组织经验——它们为在反动时代取得的辛酸教训所丰富——滋养了新的革命时期。从一开始，领导作用就是属于工人的。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领导权属于布尔什维克。这在实质上预先决定了未来的革命的性质，虽然布尔什维克自己还没有清楚认识到这一点。通过加强无产阶级并且为它取得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作用，工业复兴加强了持久革命前景的基础。旧政制的马厩只能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扫帚来打扫干净口。民主革命只有把自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也是征服自己，才能够胜利。“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继续是这样。但是它有它的惟一弱点：调和主义，对孟什维主义的革命复活抱有希望。新的高潮——“不是什么别的高潮，而正是革命的高潮”——对调和主义进行了无可弥补的打击。布尔什维主义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并且教导它领导追随它的贫苦农民。孟什维主义依靠劳工贵族，倾向于自由资产阶级。群众一旦再次进入公开冲突的战场，就不可能谈论这两派之间的“调和”。调和派被迫采取了新的立场：他们中间的革命者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他们中间的机会主义者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柯巴的第三次流放从1910年9月23日持续到1911年7月6日，这时他在完成了两年流放期的剩余时间以后获释，其中有两个月是在从巴库前往索里维切果茨克的途中度过的，并且曾在各个转送监狱中停留。因此，］这次柯巴］作为一个流放者］在流放地度过了八个多月。关于他在索里维切果茨克的生活，关于与他保持联系的流放者，关于他所读的书和使他感兴趣的问题，人们实际上是一无所知的。从他在那个时期写的两封信看来，他从国外收到了刊物，并且能够了解党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了解侨居国外的人的生活；在国外，派系之间的矛盾已达到严重阶段。普列汉诺夫和他的一些无足轻重的追随者，再次与他的最密切的朋友们决裂，为使党处于非法状态这种主张辩护，反对取消派。这是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一生中的激进主义最后一次显现，他当时正在迅速走向没落。这样就产生了惊人的、自相矛盾的和寿命不长的列宁－普列汉诺夫联盟。另一方面，存在着取消派（马尔托夫等人）、前进报派（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调和派（托洛茨基）之间的和解。第二个联盟是完全没有任何原则作为基础的，它的组成在一定程度上使参加者自己也感到惊奇。调和派仍想“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由于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无情地拒绝关于与取消派达成任何协议的主张，调和派自然转而采取与孟什维克和前进报派结成联盟或半联盟的立场。正像列宁写给高尔基的信所说的，使这个插曲式的联盟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是“对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厌恶，因为这个中央为保卫它的思想而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这两个联盟的问题在当时人数不多的党的队伍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1910年12月31日，斯大林向巴黎写信说：“谢明同志：昨天我从同志们那里收到你的信，我首先向列宁、加米涅夫及其他同志致热烈的敬礼。”94由于有加米涅夫的名字，表示这个敬礼的话不再刊印了。接着就是他对党内形势的估计。“照我的意见，联盟（列宁－普列汉诺夫）这条路线是惟一正确的……联盟的计划显然是列宁的主意，——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明察秋毫。但这并不是说任何联盟都是好的。托洛茨基联盟（他会说，这是“综合”)就是腐朽的没有原则性的东西……列宁－普列汉诺夫联盟之所以有生气，就在于它有深刻的原则性，并在于它的基础是对复兴党的方法问题有一致的看法。可是，正因为这是联盟而不是合并，所以布尔什维克必须有自已的派别组织。”95所有这一切是完全符合列宁的看法的，实质上只是阐释列宁的文章，在性质上是表示自己忠于原则。他进一步宣布，“主要的”不是国外工作而是在俄国国内的实际工作。在好像是顺便这样宣布以后，斯大林马上又解释说，实际工作就是“运用原则”。在重复了这个有魔力的字眼“原则”而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柯巴就更接近于他要说的话了他写道，“据我看，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是组织中心小组（俄国国内的），这个小组应该先把……秘密的、半公开的和公开的工作统一起来……这样的小组却像空气和面包一样地需要。”96这个计划本身并无任何新奇之处。自从伦敦代表大会以来，列宁曾经不止一次企图恢复中央委员会在俄国的核心，但是在这以前党的分散使这些企图全都失败了。柯巴建议召开党的工作者的会议。“这个会议很可能给上述的中心小组提供适当的人选。”97在暴露了他把党的重心从国外转移到俄国来的目的以后，柯巴又赶紧来消除列宁可能有的任何疑虑：“行动必须坚决而无情，不要怕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和前进报派方面的责难。……”98他故意谦虚地谈到他计划中的中心小组：“这个小组可以随便叫什么名字，叫‘中央委员会俄国分部’或中央委员会直属辅助小组都没有关系。”99这种假装的毫不在乎的态度大概是为了掩盖柯巴的个人野心。“现在来谈我自己。我还有六个月期满。期满之后，我就可以完全听候使唤。如果实在迫切需要工作者，我立刻可以溜之大吉。”100这封信的目的是清楚的：柯巴提出自己为候选人。他想最终成为中央委员。柯巴的无可非难的野心出人意外地为他另一封信（写给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说明了。“高加索沙夏在写信给你”（这封信就是这样开始的）。“你记得1904年在梯弗里斯和巴库的时候吧。首先我向奥里珈，向你，向格尔曼诺夫致以热烈的敬礼。现在与我一起过流亡生活的伊·姆，戈卢别夫把你们的情况全都告诉我了。格尔曼诺夫知道我叫K……b……a（他会明白）。”很奇怪，迟至1911年，柯巴不得不用间接的、纯系偶然的名称来提醒老党员想起他自己的情况；他仍然是不知名的，或者有被人们轻易忘记的危险。他继续说，“我在今年7月就要（流放）期满。伊里奇等人要我不等期满就到两个中心之一去。但是我希望完成我的期限（一个合法的人机会更多一些）……但是如果非常需要人（我正等待他们的答复），那么当然我将溜之大吉……我们在这里无事可做，真闷得慌，我简直要闷死了。”从起码的谨慎这一观点来看，信中的这一部分看来是惊人的。一个流放者的信件总有落入警察手中的危险，然而他竟没有明显的实际理由就写信给他不很熟识的党员，提供关于他与列宁秘密通信的情况，并告诉他们，有人要他从流放地逃走，如果需要，他“当然将溜之大吉”。我们以后会看到，这封信果真落到宪兵之手，他们不费什么劲儿就确定了寄这封信的人的身份以及他所提到的所有人的身份。说明这种不谨慎作法的一个解释必然是：急于想夸耀！在1904年可能未受人充分注意的“高加索沙夏”情不自禁地要告诉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列宁本人已把他包括在党的中央工作者之列。但是，作这种夸耀的动机只起辅助作用。这封神秘信件的关键在最后一部分：“当然，我们听到了关于国外的‘杯水风浪’的情况：一方面是列宁－普列汉诺夫联盟，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马尔托夫－波格丹诺夫联盟。据我所知，工作者对第一个联盟的态度是赞同的。但是一般说，工作者开始看不起侨居国外的人员：‘让他们任意在墙上爬吧；但是，至于我们，凡是珍视运动的利益的人，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令人可惊的话！斯大林认为，列宁反对取消派和调和派的斗争是“杯水风浪”。“工作者”——其中也有斯大林——‘开始看不起”侨居国外的人员（也包括布尔什维克参谋部）。“凡是珍视运动的利益的人，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看来，运动的利益与制订运动纲领的理论斗争并无联系。一年半以后，在业已开始的转变的影响下，侨居国外的人员之间的斗争空前尖锐了，感情用事的半布尔什维克高尔基在给列宁的信中哀叹国外的“争吵”——杯水风浪。列宁以斥责口气答复他说：“资产者、自由派、社会革命党人都喜欢大叫大嚷地说社会民主党人‘闹内部纠纷’，这批人对于解决这些‘迫切的难题’不认真，他们跟着别人跑，玩弄外交手腕，并满足于拆中主义……”101他在以后的一封信中坚持，“那些了解‘内部纠纷’的思想根源……的人就有责任去帮助群众寻找根源，而不应该去证明群众把争论看做是‘领袖人物的私事’是对的。”102高尔基则坚持说：“目前在俄国工人中间有很多很好的……青年，但是他们对国外的人却怀着如此愤懑的情绪……”103列宁回答说：“这是确实的，不过这不是‘领导者’的过错引起的……应当把分离的东西连接起来。骂骂领导者，这很容易，也很普遍．然而并没有什么益处……”104看来，好像列宁在对高尔基的有节制的反驳愤怒地驳斥了斯大林。仔细比较斯大林的这两封信〔信的作者从未打算要人们比较〕，对于看透他的性格和手法是极为宝贵的。他对“原则”的真正态度在第二封信里极为忠实地表示出来：“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这实质上就是许多不太聪明的调和分子的态度。斯大林对“侨居国外的人员”使用了非常轻蔑的语句，这不仅因为粗暴是他的性格的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是因为他指望得到有经验的人，特别是格尔曼诺夫的同情。他从最近自莫斯科流放出去的戈卢别夫那里了解到他们的全部心情。在俄国进行的活动的情况很不好，地下组织衰退到极点，有经验的人非常容易责怪侨居国外的人在小事上大惊小怪。为了解斯大林采取两面手法的实际目的，需要记住，格尔曼诺夫本人与在党的上层人物中很有影响的其他调和派有密切关系，他在几个月以前曾提议由柯巴担任中央委员。柯巴认为，向这个集团表示他对它的支持是有用的。但是他清楚知道列宁的影响的力量，因此他首先宣布他忠于“原则”。在他寄往巴黎的信中，他奉承列宁的不调和态度，因为斯大林是怕列宁的；在给莫斯科人的信中，他使他们反对列宁，因为列宁没有正当理由而“在墙上爬”。第一封信是逐字逐句重申列宁反对调和派的文章中的话。第二封信则重复了调和派反对列宁的一些论点。而这一切他是在24天之内做的。不错，写给“谢明同志”的信有这样一句慎重的话在国外的中心“不就是一切，甚至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组织俄国国内的工作。”105另一方面，在写给莫斯科人的信中有一个看来是无意中提出的暗示：工作者对列宁－普列汉诺夫的态度，“据我所知，是赞同的。”但是在一封信里的辅助性纠正，在另一封信里成了发展相反的思想路线的起点。含糊的旁白（这种旁白差不多是思想上的保留）的任务是缓和这两封信之间的矛盾。但是事实上它只是暴露了作者的问心有愧。任何阴谋手法，不管多么原始，都足以达到其目的，柯巴故意不直接写信给列宁，而写给“谢明”。这就使他有可能以极为亲切的口气提到列宁，而使他没有义务去探讨问题的实质。毫无疑问，柯巴的真正动机对列宁来说并不是谜。但是，列宁采取的态度是政治家的态度。过去表现过坚强的意志和坚定性的一个职业革命者现在急于要使自己到党的机构里来。列宁注意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格尔曼诺夫也记得，调和派将在柯巴这个人的身上找到一个盟友。因此他的目的达到了，至少是暂时达到了。柯巴有许多条件可以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杰出委员。他的野心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位青年的革命者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欺骗、弄虚作假和故意采取无耻的手法。在进行阴谋活动的人的生活中，连累性的信件是要销毁的，与国外的人们的个人接触是很少的，因此，柯巴并不担心有人会把他这两封加以比较。为未来保全了这些无价的文件的功劳完全在于沙皇邮局的检查员。在1925年12月23日（当时这个极权主义政权还远没有达到它目前的机械程度），梯弗里斯报纸《东方曙光报》很不经心，发表了柯巴给莫斯科人的这封信的副本，这个副本是从警察局档案中找出的。不难设想，这个倒霉的编辑部为此而得到的惩罚是什么！这封信以后从未再登，没有一个官方传记作者曾提到这封信。尽管迫切需要组织者，柯巴并没有“溜之大吉”——那就是说，他并没有逃走，他这次完成了他的流放期限。报纸传来了关于学生举行集会和在街上示威的消息。不下1万人拥挤在涅瓦大街106。工人们开始与学生们联合起来。“这不是变化的开始吗？”列宁在接到柯巴从流放地的来信以前几周写的文章中这样问。在1911年最初几个月，高潮已是不容置疑的了，然而，已经逃走过三次的柯巴这次却安静地等待流放期满。新春虽然到来，看来他却还是很冷的。他是不是由于记得1905年的经验而害怕新的高潮呢？所有传记作者都毫无例外地提到柯巴新的逃走。事实上，没有必要逃走；他的流放期在1911年7月结束了，莫斯科暗探局在顺便提到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时候称他这次“完成了他在索里维切果茨克市的行政流放期”。同时在国外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议指定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安排党的一次代表会议，看来，柯巴和另外四个人一起被指派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在流放以后，他前往巴库和梯弗里斯，以便鼓动当地的布尔什维克，诱使他们参加代表会议。在高加索没有正式的组织，因此必须差不多是从头建立党组织。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通过了柯巴就建立革命政党的必要性所写的呼吁书：不幸，除了政治冒险分子、奸细和其他渣滓以外，在我们加强自已的社会民主党的事业中的先进工作者不得不对付我们队伍中的一个新障碍，即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这指的是取消派。这个呼吁书是以一个比喻（作这种比喻是我们的作者的特点）结束的：“笼罩全国的黑暗反动的阴暗嗜杀的云雾开始消散，并开始为人民的愤怒的暴风雨的云雾所代替。闪电划破了我们的生活的黑暗背景，黎明在远处显露了曙光，暴风雨就要到来了……”这个呼吁书的目的是宣布梯弗里斯小组的出现，从而使当地的少数布尔什维克可以参加即将举行的代表会议。柯巴合法地离开了沃洛果达省。他是否从高加索合法地前往彼得堡，这是有疑问的。从前的流放者通常在一定时期内被禁止在重要城市居住。但是不管有没有得到许可，这位乡下人终于出发前往首都所在地。党刚刚从它的麻痹状态中觉醒过来，最优秀的力量关在狱中、被流放或者侨居国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彼得堡需要柯巴。但是他第一次在首都出现的时间是很短的。在他流放结束和下次被捕之间，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而在这两个月的时间中，有三四个星期一定为他前往高加索的行程所用去。柯巴究竟怎样适应他的新环境或者他怎样在新环境中开始他的工作。我们是一无所知的。这个时期的惟一值得记忆的东西，是柯巴发往国外的关于维波尔格区46名社会民主党人举行秘密会议的非常简短的消息。一位著名的取消派发表的讲话的主要思想是这样的：“在党的意义上，不需要任何组织”，因为，为了进行公开的活动，成立“倡导小组”就够了，这种小组可以负责安排公开的演讲和关于国家保险、城市政治等等问题的合法集会。据柯巴的消息说，取消派关于适应假君主立宪政体的这个方案遭到全体工作者的彻底反对，其中也包括孟什维克。在会议结束时，除了那个主要的讲话人之外，全体投票赞成建立非法的革命政党。不是列宁就是季诺维也夫为来自彼得堡的这封信加上了下列的编者按：“柯同志的信值得所有珍视党的人予以最大的注意……人们很难想像出对我们的和事佬与调和派的看法与希望有比此更好的驳斥了。柯同志所描述的事件是偶然的吗？不，它是典型的……”可是，“党接到这种肯定的情报”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我们感激柯同志提供这种情报”。苏联百科全书在提到这次报纸事件时写道：“斯大林的信件和文章证明了战斗努力和政治路线的不可动摇的一致，这种一致把列宁和成为他的战友的那位天才连结在一起。”为了取得这种赞扬，有必要接连出版几种版本的百科全书，在这个过程中，为数不少的编辑被消灭了。据阿利路也夫叙述，在9月初的一天，他在回家途中注意到他的家门口有密探。他上楼到他的房间，发现斯大林和另一个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在那里。当阿利路也夫告诉他楼下有“盯梢的人”的时候，斯大林不很客气地回答说：“你怎么搞的？有些同志变成吓破胆的市僧和乡下佬。”但是事实证明，真有密探：9月9日，柯巴被捕，到9月22日，他已经在他的流放地了，这次是在省会沃洛果达——就是说，环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很可能，这次流放只是为了他非法在彼得堡居住而给予的一种惩罚。在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继续派密使到俄国来，准备这次代表会议。各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党小组之间的联系已慢慢建立起来，但经常中断。挑衅盛行，被捕的人数极多，但是，据奥里明斯基说，先进工作者对于召开代表会议的主张的同情立即表明，“工作者只是容忍了取消主义，而内心根本是不喜欢它的”。尽管条件极为困难，密使设法与许多地方的非法小组建立了联系。这位奥里明斯基写道：“它就像一阵新鲜空气。”在1912年1月5日于布拉格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有来自20个地下组织——大部分都是很弱的组织——的15名代表。代表们的报告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党的情况：数目不多的地方组织差不多完全是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有很大比例的奸细，他们一等组织站稳脚跟就背叛了组织。高加索的情况特别可悲。“在齐阿土雷没有任何一种组织”，奥尔忠尼启泽在报告格鲁吉亚这个惟一的工业地点的情况时这样说。“在巴土姆也没有任何组织。”在梯弗里斯——“情况也是一样。在过去一年中，没有发过一张传单，没有进行任何非法活动……。”尽管地方小组有明显的弱点，代表会议反映了新的乐观精神：群众正在行动起来，党感到情况对它有利了。在布拉格作出的决议决定了党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的进程。首先，代表会议认为，有必要建立社会民主党核心，周围要有尽可能多的各种合法工人团体。据代表会议说，使2000万农民饥饿的歉收再一次证明，“……农奴主－地主阶级左右俄国的一切政策……的情况下，俄国资产阶级的稍许正常的发展不可能得到任何保证”107。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夺取政权仍是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代表会议宣布把取消派驱逐出党，并号召一切社会民主党人，“不分派别和色彩”，为了重建秘密的党而对取消派进行斗争。108在这样与孟什维克完全决裂以后，布拉格代表会议开始了拥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党独立存在的纪元。在斯大林指导下编辑的、1938年出版的最新“党史”说：“中央委员会委员是列宁、斯大林、奥尔忠尼启泽、斯维尔德洛夫和戈洛舍金等人。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是在本人缺席时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因为他们当时还在流放所。”109但是，在官方的党的文件汇编（1926）中，我们看到：“会议选出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奥尔忠尼启泽、维克多（奥尔金斯基）、马林诺夫斯基和戈洛舍金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党史”并没有把季诺维也夫，也没有把奸细马林诺夫斯基包括在中央委员会中；但是它把斯大林包括在内，而旧名单是没有斯大林的。对这个谜的解释，可以帮助说明那个时期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以及莫斯科编史工作者目前使用的方法。事实上，斯大林并没有在会议上当选，而是在会议以后不久通过所谓补选成为中央委员的。上述官方材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后来，柯巴（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同志和弗拉基米尔〔别洛斯多茨基，前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补选入中央委员会。”同样，根据莫斯科暗探局的材料，朱加施维里是在会议以后根据中央委员所享有的补选权成为中央委员的。苏联的一切参考书都毫无例外地提供了同样的情况，直到1929年斯大林的指示（这个指示完全改变了编史工作）发表时为止。在1937年纪念代表会议召开25周年而出版的文件中，我们看到：“斯大林不能参加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工作，因为当时他流放在索里维切果茨克。当时列宁和党已经知道斯大林是一位重要领导人……因此，根据列宁的提议，会议代表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把他选入中央委员会。”关于斯大林究竟是在会议上当选的还是在以后由中央委员会补选为中央委员的问题，看来可能是不重要的。事实上，情况并不如此。斯大林想要成为中央委员，列宁认为有必要把他选进中央委员会。可以作为候选人的人选极为有限，以致二流人物也成为中央委员了。可是，柯巴并未当选。为什么？列宁远不是他的党内的独裁者。此外，一个革命政党不会容忍对自己的任何独裁！列宁在与代表们进行初步商谈以后，显然认为不提出柯巴作为候选人是比较明智的，“在1912年列宁把斯大林带进中央委员会时”，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写道，“人们对此表示愤慨。没有人公开反对此事。但是他们在谈话中表示了愤慨。”这位前外交家提供的情况一向是不值得相信的，然而它令人感到兴趣，因为它反映了官僚的回忆和闲谈。列宁无疑遇到严重的反对。只有一件事是他能够做的：等会议结束，然后向人数不多的领导核心呼吁，这个核心不是依靠列宁的推荐，就是同意他对候选人的估计。这样，斯大林就第一次从后门进入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国内组织的历史也经历了同样的改变。“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成立了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以指导党在俄国的活动。除了斯大林以外，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还包括斯维尔德洛夫、斯潘达梁、奥尔忠尼启泽和加里宁。”贝利亚是这样说的。当我在写本章的时候，贝利亚被任命为斯大林的秘密警察负责人，他在学术上的这种努力是得到报答的了。但是，如果我们寻找任何文件来证明最新的“党史”一再重复的这种说法，那是徒劳的。首先，没有任何人曾被置于党的机构之“首”，这样一个选举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根据旧的官方参考书，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奥尔忠尼启泽、斯潘达梁、斯大林和戈洛舍金组成的一个局”。在《列宁全集》的注释中，名单也是这样的。在莫斯科暗探局的文件中，前面三个人——“季莫费、谢尔戈和柯巴”——被称为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委员，这里用的是他们的化名。有趣的是，在所有的旧名单中，斯大林一贯不是名列最后，就是倒数第二。自然，如果曾把他置于俄国局之“首”，情况当然就不会是这样的了。戈洛舍金在后来的一次清洗中被开除出党的机构，他的名字也同样被排除于1912年成立的俄国局之外，他的位子为幸运的加里宁所替代。历史已成为陶瓷工人手中的陶土了，2月24日，奥尔忠尼启泽对列宁说，他在沃洛果达访问了伊万诺维奇［斯大林］:“与他达成了肯定的谅解。他对于事情的结果感到满意。”这指的是布拉格党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柯巴得悉，他终于被补选入最近成立的“中央”。2月28日，他以中央委员的新身份从流放地逃走。在巴库稍住以后，他前往彼得堡。两个月以前，他已32岁了。在柯巴从地方舞台升到全国舞台的同时，工人运动高涨，工人报纸有比较普遍的发展。在地下力量的压力下，沙皇当局失去了他们以前的自信，检查员的力量削弱了，进行合法活动的可能性更广泛了。布尔什维主义公开出现了，最初是以一个周报出现的，后来以一个日报出现。对工人发生影响的可能性立即增多。党继续处于地下，但是党报的编辑部第一次成为革命的合法的工作人员。彼得堡《真理报》这个名字影响了整个时期的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中，人们开始称布尔什维克为“真理报派”。在这家报纸存在的两年半时间内，政府把它封闭了八次，但是每次它都以类似的名称重新出现。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真理报》常常不得不只限于说一些谨慎的话和作一些暗示。但是它的地下鼓动员和传单说出了自己不能公开说的话。此外，先进的工人同时也学会了从字里行间体会意思。同西欧或美国的水平比起来，发行量4万份可能看来是太少了。但是在沙皇俄国过分敏锐的政治监视之下，这家布尔什维克报纸通过它的直接订户和读者，在数以十万计的工人当中得到了响应。这样，年轻的革命一代就在经历过反动年代的老革命家的领导下团结在《真理报》的周围。斯大林后来写道：“1912年的《真理报》奠定了布尔什维主义1917年胜利的基础。”110这是暗示他自己也参加了那个活动。列宁由于还未接到斯大林逃走的消息，在3月28日抱怨说：“伊万诺维奇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在做什么？在什么地方？怎么样？……”111人员是很缺乏的。甚至在首都也没有合适的人。列宁在这封信中写道，在彼得堡“迫切”需要一个公开露面的人，“因为那里的情况很糟糕。斗争激烈而艰巨。我们既得不到情报，也缺少领导，更不能对报纸进行监督。”112列宁当时在对《明星报》编辑部进行“激烈而艰巨”的斗争，因为这个编辑部反对与取消派进行斗争。后来，列宁再次坚持说，“赶快对《生活事业》［取消派的杂志］进行斗争——这样胜利就有了保证。不然，我们的情况是会很糟糕的。不要怕论战……”。他当时所有的信件的基调就是这样。我们也很可以继列宁之后重复问一遍：“他在做什么？在什么地方？怎么样？”。斯大林的实际作用——像通常一样，是幕后作用——是不容易断定的，需要彻底研究一下事实和文件。他作为中央委员——即作为党的正式领导人之一——在彼得堡的职责自然也扩大到非法的报纸。然而，在向“历史学家”发出指示以前，这个情况已完全被人遗忘了。集体的记忆有自己的规律，它并不总是与党的规定吻合的。《明星报》是在1910年12月创办的，当时工业恢复的初步迹象已很明显官方文件说，“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安排它的出版和从国外进行编辑工作方面是最密切合作的。”《列宁全集》编辑委员会在列举该报在俄国的主要合作者的名字时提出了11人，其中忘了提斯大林。然而毫无疑问，他是这家报纸的工作人员之一，而且由于他的地位，是一位有影响的工作人员。在过去所有的回忆录和参考书中，也都忘记提他的名字——这种忘记在今天或许可以称为记忆力破坏所致。甚至1927年《真理报》在为纪念自己创刊15周年而出的特刊中也没有一篇文章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就连社论也没有提他的名字。人们在研究旧的报刊时，有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惟一的例外，是在奥里明斯基的宝贵回忆录中发现的，奥里明斯基是与《明星报》和《真理报》关系最密切的一些人之一，他是这样叙述斯大林的作用的：“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在从流放地逃走以后曾经常在彼得堡出现……他们二人在彼得堡的出现〔直到他们重新被捕为止〕的时间是很短的，但是每次都对报纸、对党团等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这句简短的话不是在正文里，而是在一个脚注里，这大概最确切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斯大林经常在彼得堡作短时的露面，对组织、对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和对报纸施加压力，然后又不见了。他出现的时间太短，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党组织的影响，他的主张和文章又太平凡，因此没有在任何人的记忆中留下持久的印象。当人们并非在胁迫之下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们所记的并不是官僚的官方职务。而是有活力的人们的有活力的行动，生动的事实，明确的方案，具有独创性的建议。斯大林在这些方面都是不出色的。无怪乎人们所记得的是生动的原作，而不是复制品。不错，斯大林并不仅仅阐释列宁的话，但是由于他要支持调和派，他就继续在同时采取两条路线。从他在索里维切果茨克所写的两封信中，我们对这两条路线已很熟悉了，那就是：同列宁在一起反对调和派；同调和派在一起反对列宁。第一个政策是公开的，第二个政策是隐蔽的。斯大林反对国外中央的斗争也没有使撰写回忆录的人得到启发，虽然这是由于一个不同的原因。所有这些写回亿录的人都积极地或者消极地参加了调和派反列宁的“阴谋”，因此希望避开党史的这一章。只是在1929年以后，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的正式地位才成为对战前这一历史时期作出新解释时所依据的基础。斯大林是不可能对报纸留下他个人的烙印的，原因很简单，他生性就不是一个报人。从1912年4月到1913年2月，据他的一位亲密同事估计，他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发表了“不下20篇文章”，平均一个月约两篇。而且这是在局势处于高潮、生活在令人激动的每一天都提出新问题的时候！不错，在这一年中，斯大林在流放地度过了将近六个月。但是，从索里维切果茨克或者从沃洛果达向《真理报》写文章要比从克拉柯夫容易得多，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每隔一天就从克拉柯夫寄出文章和信件。懒散、过分谨慎、完全缺乏写作本领、最后还有东方人的极端懒惰性，使斯大林的笔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他的文章在语气上比第一次革命的那几年更为自信了，这些文章继续具有不可磨灭的平凡的印记。他在4月15日的《明星报》上写道：“随着工人的经济发动而来的是他们的政治发动。随着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而来的是因连纳惨案而引起的抗议、群众集会和政治罢工……无疑地，解放运动的潜在力量已经动起来了……向你们致敬，第一群燕子！”113象征“潜在力量”的“燕子”这个隐喻说明了我们作者的风格的特点。但是，他想说的是什么，毕竟是清楚的。斯大林在从所谓“连纳事件”得出“结论”时，分析了——像往常那样，公式主义地分析，而不顾活生生的现实——政府和政党的行动，指责资产阶级对枪杀工人“猫哭老鼠”，最后警告说：“现在，当第一次高潮正在退落的时候，曾经躲在猫哭老鼠这一烟幕后面的黑暗势力又开始出现了。”114尽管他作的隐喻“猫哭老鼠这一烟幕”令人吃惊——文章在其他方面是中立的，因此这个隐喻似乎是特别奇怪的——，这篇文章大体上说出了应当说的话和其他许多人本来会说的话。但是，正是由于他的解说——不仅是他的风格，而且还有分析本身——的“粗糙”，人们对斯大林的著作不能卒读，像敏感的耳朵听不谐调的音乐一样无法忍受。他在一张非法的传单中写道：“在5月1日这一天，当大自然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森林和群山披上翠绿，田野和草地开遍鲜花，太阳开始更温暖地照耀，空气中感觉到新生的喜悦，大自然陶醉于舞蹈和狂欢中的时候。——他们决定在今天大声地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布，工人给人类带来的是春天，是挣脱资本主义枷锁的解放……工人运动的海洋日益波澜壮阔地泛滥起来……无产阶级愤怒的海洋掀起了巨浪……他们确信自己的胜利，他们镇定而坚强，他们骄傲地沿着通向乐土的道路，沿着通向光明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115这就是用梯弗里斯说教的语言讲话的彼得堡革命者。罢工浪潮高涨着，党与工人的接触增多了。周报已不再能满足运动的需要。《明星报》开始筹款办日报。前杜马代表波列塔也夫写道，“1912年冬末，从流放地逃出的斯大林来到彼得堡。办一家工人报纸的工作进行得更起劲了。”斯大林本人在1922年为纪念《真理报》创刊十周年而写的文章中说：“1912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波列塔也夫同志的寓所里，两位杜马代表（波克罗夫斯基和波列塔也夫）、两位作家（奥里明斯基和巴图林）和我这个中央委员……在一起商妥了《真理报》的编辑方针，并且编排了该报的创刊号。”116这样，斯大林自己就肯定《真理报》编辑方针是他负责制订的。这个方针的实质可以总括如下：“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不错，4月22日，就在《真理报》第一期出版的那一天，斯大林本人被捕。但是，在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内，《真理报》是忠实于他与别人联合制订的这个方针的。“取消派”这三个字从这家报纸的词汇中勾消了。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必须同取消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此，当《真理报》起初硬要从伊里奇的文章中刚掉同取消派的争论部分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激动。他给《真理报》写去了一些气愤的信。”117其中一部分——显然是一小部分——总算发表了。她还抱怨说，“有时候——虽然这种情形不多——伊里奇的论文杳无音信；有时候，压下他的稿子，不马上登载出来。遇到这种时候，伊里奇就焦急，给《真理报》写去气愤的信，但无济于事。”118同《真理报》编辑部的斗争是同《明星报》编辑部的斗争的直接的继续。列宁在1912年7月11日写道，“向工人们隐瞒分歧……是不应当的、有害无益的、可笑的”119。几天以后，他要求编辑部的秘书莫洛托夫（现在是人民委员会仁［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说明这家报纸为什么要“顽固地、不断地删掉我的以及其他同事的文章中提到取消派的那些话呢？”120同时，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即将到来。列宁警告说：“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无疑将一直与对取消派的斗争同时进行。这将证明是先进工人的最重要的问题。可是他们的报纸却保持沉默，避免‘取消派’这三个字！……规避这些问题就是自杀。”列宁在克拉柯夫十分清楚地看出了党的调和派上层人物沉默地、然而顽固地进行的阴谋。但是他完全相信他是正确的。工人运动的迅速恢复必然要尖锐地提出革命的根本问题，不仅使取消派失去立足之地，而且也使调和派失去立足之地。列宁的力量不在于他有能力建立一个机构——他也知道怎样来做这个工作——而在于他有能力在一切危急关头利用群众的活力来克服任何政党都有的缺点和保守性。这次也是这样。在工人的日益增长的压力下，在克拉柯夫的鞭策下，《真理报》勉强地、在不断进行抗拒的情况下开始慢慢放弃它的中立立场。斯大林在彼得堡监狱度过了两个多月。7月2日，他出发前往新的流放地，流放期为四年。这次要穿过乌拉尔，这是在托姆斯克省的北部——在纳赖姆地区，该地区因森林、湖泊和沼泽而著名。我们已经认识的维列沙克在科尔帕谢沃村再次会晤了柯巴，后者在前往他的目的地途中在这个村子住了几天。这里有斯维尔德洛夫、伊·斯米尔诺夫和拉谢维奇，全是老布尔什维克。当时很难预言：拉谢维奇会死在斯大林流放他的地方；斯米尔诺夫会被他枪毙；而斯维尔德洛夫只是由于过早逝世才免遭同样的下场。维列沙克写道，“斯大林到达纳赖姆地区后使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活跃起来，有不少人逃走了。”在另外几个人逃走后，斯大林自己也逃走了：“他差不多是公开地搭乘开春后的第一艘汽船走开了……”事实上，斯大林是在夏末逃走的。这是他第四次逃走。他在9月12日回到彼得堡时，发现那里的局势已大大改变了。暴风雨般的罢工正在进行着。工人们再次高喊革命口号而涌上大街。孟什维克的政策显然是信誉扫地了，《真理报》的影响迅速增长。此外，杜马选举临近了。克拉柯夫已经定下了竞选运动的调子。进行争论的阵地已经选好。布尔什维克是在与取消派分开和在反对他们的情况下进行竞选斗争的。工人们在民主革命的三个主要口号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个口号是：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从自由派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把农民争取到工人一边来——这是列宁的竞选纲领的主要思想。列宁把对细节的无微不至的注意与大胆的思想结合起来，他实际上是彻底研究了斯托雷平选举法的一切可以利用之处和需要加以防范之处的惟一马克思主义者。在从政治上鼓舞了竞选运动以后，他在技术上逐日指导了这个运动。为了帮助彼得堡，他从国外寄来了文章和指示，派来作了充分准备的密使。萨发罗夫（现在是失踪者之一）,1912年春天在从瑞士前往彼得堡的途中在克拉柯夫停留，他在那里得悉，与列宁接近的一个主要的党的活动家印涅萨也将前往彼得堡去帮助进行竞选。“至少接连两三天，伊里奇向我们作了充分的指示。”彼得堡工人选民团代表的选举规定在9月16日进行。印涅萨和萨发罗夫在14日被捕。克鲁普斯卡娅写道，“但是警察局还不知道逃出流放地的斯大林已于12日来到这里。工人选民团的代表选举，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21克鲁普斯卡娅并没有说：“多谢斯大林。”她只是把这两句话并列起来。这是一种消极自卫措施。我们在前杜马代表巴达也夫的回忆录的新版本中看到：“在若干工厂中临时举行的集会上，最近从纳赖姆逃出的斯大林讲了话。”（第一版没有这句话）据迟至1937年才写回忆录的阿利路也夫说：“斯大林直接掌握了第四届杜马的整个的繁重竞选工作……斯大林非法地住在彼得堡，没有一个肯定的永久住所。他不愿在一次拖长了的工人集会结束以后在深夜去打扰他的任何亲密同志，而且也由于考虑到他是在进行秘密活动，他常常在某个酒馆里喝一杯清茶度过一夜的其余时间。”他在这里有时也“坐在充满了烟味的酒馆里打个盹。”在竞选的初期需要与选民直接接触的时候，斯大林不可能对选举问题发生很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差的演说家，而且还因为只有四天的时间供他支配。他弥补了这一点，他在多层选举制的后期起了重要作用，只要有必要，他就鼓动选民团代表，依靠非法的机构，通过从幕后指挥的办法来指导他们。在这个活动中，斯大林无疑证明自已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为合适。竞选运动的一个重要文件是《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巴达也夫在他的初版的回忆录中说，这个委托书是由中央委员会写成的，但是在新版的回忆录中，他说委托书是斯大林个人写的。委托书非常可能是集体努力的产物，在这个集体努力中，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可能拥有最后决定权。委托书说：“我们认为俄国正处在必将到来的群众运动的前夜，这一运动也许比1905年更加深入……这一运动的先锋，也像1905年一样，将是俄国社会中最先进的阶级即俄国无产阶级。它的同盟者只能是和俄国解放事业休戚相关的多灾多难的农民。”122列宁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说，“一定要把这份……委托书用大号字登载在显著的地位。”123省代表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这个布尔什维克委托书。在这些令人激动的日子里，斯大林也作为一个政论家更积极地活动起来；我在一周中在《真理报》上看到他的四篇文章。彼得堡的选举结果，像各个工业地区一样，是十分良好的。在最重要省份中的六个省份里（共包括工人阶级的4/5左右），布尔什维克候选人当选了。七个取消派主要是由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选票而当选的。斯大林在写给在国外出版的中央机关刊物的信中说：“和1907年的选举不同，1912年的选举恰巧是在工人革命浪潮兴起的时候举行的。”12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还没有什么抵制倾向的工人积极地为选举权而斗争。政府委员会企图宣布彼得堡的某些最大工厂中的选举结果无效。工人们以一致的抗议罢工相对抗，这个抗议罢工达到了目的。这封信的作者继续说，“应当指出，罢工运动是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发起的。”125这里指的是斯大林自己。他为竞选运动作的政治结论是：“革命的民主社会党生气勃勃而强大有力，这是第一个结论。取消派在政治上破产，这是第二个结论。”126这是正确的。这七名孟什维克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想要把这六名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工人）置于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11月底，列宁亲自写信给瓦西里也夫［斯大林］：“既然我们拥有工人选民团方面的全部六名代表，就决不能默默地服从某些西伯利亚人127。六人团既然受到多数的压制，它就应当提出强硬的抗议……”128斯大林对这封信的答复，像对其他信的答复一样，仍然是郑重保管着的。但是列宁的呼吁井未得到同情：这六个人认为与那些被“开除出党”的取消派的团结高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独立。在《真理报》发表的一项特别决议中，统一的党团承认，“社会民主党的团结是一个迫切的需要”，表示自己赞成将《真理报》与取消派的《光线报》合并，并且作为朝这个方向走的一步，建议它的全部成员都成为两家报纸的撰稿人。12月18日，孟什维克的《光线报》在它的撰稿人名单上胜利地公布了四个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名字（两个拒绝刊登自己的名字）；孟什维克派成员的名字同时在《真理报》的报头上出现。调和主义再次获胜，这在实质上意味着布拉格代表会议的精神和文字的失败。不久，《光线报》的撰稿人名单上又出现了一个名字——高尔基的名字。这使人感到是一个阴谋。“你怎么与《光线报》搞在一起了呢？？？”列宁写信给高尔基，打上三个问号。“难道你可能是在步代表们的后尘？可是他们完全是上当了！”在调和派取得这个暂时的胜利的时期，斯大林在彼得堡执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和对《真理报》的控制权。没有任何人透露过关于他对严重打击了列宁的政策的这些决定表示抗议的任何情况——这是一个肯定的迹象，表明调和派阴谋的幕后鼓动者是斯大林本人。巴达也夫代表后来为他的犯罪行为辩解说：“像在其他一切场合一样，我们的决定……是与我们当时有机会与之讨论我们的活动的那些党内人士的态度一致的……”这个转弯抹角的说法暗指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局，首先是暗指斯大林本人。巴达也失谨慎地声辩说，罪责不应从领导人身上转移到被领导者的身上。几年以前，人们在苏联报纸上注意到，对于列宁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以及与《真理报》编辑部进行的内部斗争的历史没有作充分的说明。最近几年，有人采取了一切行动使得作这样的说明比过去更加困难。列宁在那个重要时期的信件还没有全部发表在历史学家手中的，只有在实行极权主义控制以前由于某种原因从档案中拿出的那些文件。但是，即使从这些零星的不全的材料中，也可看到一个明确的情况。列宁的倔强只是他的现实的远见的另一面。他坚持沿着在最后推牌时一定会成为内战的战线的那条线划清界线。经验主义的斯大林生性就是不能采取长远看法的。在竞选期间，他对取消派大力进行了斗争，为了能选上他自己的代表，这是一个获得重要的支持的问题。但是，一旦他的组织任务完成，他就认为没有必要引起新的“内部纠纷”，特别是因为处在革命浪潮影响之下的孟什维克看来也倾向于讲不同的语言了。的确，没有理由“在墙上爬了”！对列宁来说，他的整个政策使群众受到了革命教育。只要在选举以后，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仍然是联合的，竞选斗争对他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了。他认为，有必要在每一步、在采取每一个行动时，给工人各种机会，使他们相信，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与所有其他政党都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克拉柯夫和彼得堡之间的最重要的矛盾之点。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动摇是与《真理报》的政策密切相关的。巴达也夫在1930年写道：“在这个时期，具有非法身份的斯大林主持了《真理报》。”消息灵通的萨维里也夫的写法不同：“在1912年秋和1912——l913年冬，仍然具有非法身份的斯大林，实际上主持了《真理报》。在这个时期，他只短时离开，前往国外，前往莫斯科和其他地方。”这些目击者的叙述是符合全部实际情况的，是不能加以怀疑的。然而，说斯大林实际主持了这家报纸却是不确实的。实际主持这家报纸的是列宁。他每天都寄出文章，对别人的文章进行批评、建议、指示和更正。斯大林是一个懒于思考的人，他不可能跟上源源不断提出的这些建议和主张，这些建议和主张有9/10在他看来是多余的、是夸张的。编辑部基本上是保持一种守势。它没有自己的主张，只是设法顿挫克拉柯夫的政策的锋芒。列宁不仅知道怎样保护这些锋芒，而且还知道怎样使这些锋芒重新锋利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自然成为调和派反对列宁的压力的行动的秘密鼓动者。《列宁全集》编辑委员会（布哈林、莫洛托夫和萨维里也夫）说，“由于在竞选结束时对取消派采取的软弱立场以及由于向前进报派提出了为《真理报》撰稿的要求而产生了新的矛盾。1913年1月在约·斯大林离开彼得堡以后，关系更坏了……”。“更坏了”这个经过周密考虑的说法证明，甚至在斯大林离开以前，列宁与编辑部的关系并不是友好的。但是斯大林用各种力法避免使自己成为“标的”。编辑部成员从党的意义上说是一些没有什么影响的人物，其中有些是偶然而来的人物。列宁要是撤换他们，本来是不难的。但是他们在党的上层人物的态度中和在这个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上得到支持。斯大林与编辑部和党团是有密切联系的，如果与斯大林发生激烈的冲突，那会意味着改组党的参谋部。因此，列宁的政策尽管是坚定不渝的，却是很谨慎的11月26日，他“感到非常痛心”129地斥责了编辑部，因为它没有在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开幕的时候发表一篇文章：“其实写一篇这样的文章是完全不困难的，《真理报》编辑部也知道代表大会是在星期日开幕。”130斯大林无疑真正感到惊奇。国际代表大会？在巴塞尔？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然而，主要的摩擦原因并不是这种偶然的、虽然是再发生的错误，而是在对党的发展进程的看法上的根本分歧只有具有大胆的革命看法的人才感到列宁的政策是有意义的；从报纸的发行或从建立组织的观点来看，这看来只能是极为过分的。斯大林在内心深处继续把列宁这个“侨居国外的人”看作是一个宗派主义者。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当时发生的一个微妙的插曲。在这几年中，列宁手头是很拮据的。当《真理报》能够自立的时候，编辑部规定给它的鼓动者和主要撰稿人一笔酬金，这笔酬金虽然数目不大，却是他的主要财政支柱。正当冲突变得十分尖锐的时候，这笔钱就不汇了。虽然列宁对这种事情是极为敏感的，他却不得不相当坚持地提醒他们注意他的事情。“为什么不把应寄的钱寄来。耽误会使我们陷入窘境。请不要耽误。”131不能认为扣钱不寄是一种财政惩罚〔虽然后来斯大林当权时，曾毫不犹豫地一再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即使这不过是疏忽问题，它却充分说明了彼得堡和克拉柯夫之间的关系。的确，这种关系远不是友好的。在斯大林前往克拉柯夫出席在党的总部举行的会议以后，列宁对《真理报》的愤慨立即在他的信件中公开化了。人们产生了这样一个无法抗拒的印象，即列宁只是在等待斯大林启行，以便与彼得堡的那一窝调和派决裂，同时保持与斯大林达成和平谅解的可能性。在消除了这个最有势力的敌人以后，列宁马上对彼得堡编辑部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在1月12日写给彼得堡的一个亲信人物的信中，提到《真理报》在关于纺织工人报纸方面所犯的“不能原谅的错误”，坚持要纠正“你们的愚蠢”等等。这封信完全出自克鲁普斯卡娅的手笔。后来，列宁亲笔写道：“我们收到编辑部的一封愚蠢而无礼的信。我们不想答复，必须赶走他们……我们对于没有关于改组编辑部的计划的消息极为不安……改组，更好的是，完全赶走全部旧人，这是极为必要的。它办得糟极了。他们赞扬崩得和《时报》（机会主义的犹太刊物），这完全是卑鄙的。他们不知道怎样对付《光线报》，他们对于文章［即列宁本人写的文章］的态度是恶劣的。我简直失去耐心了……”这封信的语气表明，列宁的愤怒——他知道在必要时如何克制自己——达到了极限。对这家报纸的严厉批评是关于斯大林负责直接监督它的整个时期的。写“编辑部的一封愚蠢而无礼的信”的那个人的姓名还没有透露，当然，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不大会是斯大林写的，他太谨慎了，不会这样做：此外，当时他非常可能已经离开彼得堡。更可能的是，这封信是莫洛托夫写的，他是编辑部的正式秘书，他像斯大林一样性情粗暴，但是却没有斯大林灵活。从列宁信中另外一些话里可以清楚看出，他现在是多么坚决地要处理长期存在的矛盾：“对款项的管理采取了什么行动？谁拿去了订报费？它在谁手里？一共有多少？”列宁显然并不排斥决裂的可能性，他很关心把财政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并未决裂。感到狼狈的调和派根本未敢想到这一点。消极抵抗是他们的惟一武器。现在，甚至这个武器也要从他们的手中打掉了。克鲁普斯卡娅答复什克洛夫斯基从伯尔尼寄来的悲观信件，并说布尔什维克的情况并不像看来那样糟糕。她在信的开头承认，“当然，《真理报》办得很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表示意见是一致的，像是不容置辩的。“每一个人都是编辑人员，他们大多数都不是作家……工人对《光线报》的抗议没有发表，以避免论战。”但是，克鲁普斯卡娅答应要在最近的将来进行“重大改革”。这封信是在1月19日写的。第二天，列宁通过克鲁普斯卡娅写信到彼得堡说：“……必须建立自己的《日报》编辑部，撤掉目前的编辑部。现在情况糟透了、没有自下而上实现统一的运动，是愚蠢的和卑鄙的……难道这些编辑是人吗？不是人，而是可怜的废物，事情就坏在他们手里。”132这就是列宁在想要表明他要斗争到底时所采用的文风。同时，他在作了周密的布置以后对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调和主义开火。早在l月3日，他写信到彼得堡说：“务必无条件地发表我们寄给你们的巴库工人信件……”。这封信要求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与《光线报》决裂。巴库工人指出，在五年中，取消派“一直千方百计地重申党已死亡。”工人们问道：“现在他们为什么要求与死尸团结呢？”这个问题十分中肯。列宁则坚持问道，“这四位［代表］什么时候退出《光线报》呢？难道我们必须再等下去吗？……甚至从遥远的巴库，有20名工人也在抗议了。”这样假定是不会错的：在通过写信未能使这些代表与《光线报》决裂以后，列宁在斯大林仍在彼得堡的时候慎重地开始动员下层工人。毫无疑问，巴库工人是由于列宁的倡议而抗议的——列宁选择巴库也并非偶然！此外，他们不是把抗议信寄往巴库领袖柯巴所负责的《真理报》编辑部，而是寄往在克拉柯夫的列宁。冲突的复杂性已极为明显。列宁前进了。斯大林则玩弄手法。在调和派抗拒（这种抗拒不是没有得到取消派无意中的帮助，取消派愈来愈暴露出他们的机会主义）的情况下，列宁不久就诱导布尔什维克代表在抗议下辞去他们担任的《光线报》撰稿人的职务。但是他们继续受到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取消派多数的纪律的约束。列宁为最坏的情况甚至为分裂作好了准备，他像以往一样，做了他可能做的一切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而使麻须尽可能少，使牺牲者的人数尽可能少。恰恰就是为这一点，他才首先要求斯大林到国外去，这样，他就能够使斯大林了解，在即将进行的“改革”期间，他最好离开《真理报》。同时，另一位中央委员被派往彼得堡——未来的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斯维尔德洛夫。这个重要的事实得到官方的证实。《列宁全集》第16卷的注释说，“为了改组编辑部，中央委员会派斯维尔德洛夫前往彼得堡。”列宁写信给他说：“今天得知《日报》已开始进行改革。多多致意，深表祝贺，并祝成功……你们无法想像，同一个暗中作对的编辑部合作，使我们吃了多少苦头。”133这是积聚的怨恨与宽慰感相交织的一些话，列宁这样就解决了在整个困难时期与编辑部的争端，而在这个时期中，就像人们告诉我们的，“斯大林实际上主持了这家报纸”。季诺维也夫在1934年（当时他已有杀身之祸）写道：“写这些句子的人清楚记得，斯大林到达克拉柯夫是多么重大的事件”。列宁倍加高兴——因为在斯大林离开彼得堡期间，他能够在那里进行他的微妙的开刀手术，并且因为他大概能够不对中央委员会内部进行任何改组而做到这一点。克鲁普斯卡娅在简略而谨慎地叙述斯大林在克拉柯夫居留情况的时候写道（好像是无意中加上的）：“伊里奇当时正因《真理报》而生气，斯大林也因《真理报》生气。他们商谈如何把事情搞好。”134意味非常深长的这些话，尽管有意说得晦涩，显然是说得更明白的文本中仅存下来的东西。那个文本已由于检查员的要求而搁置起来。从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来看，不可能怀疑列宁和斯大林“生气”是由于不同的原因，每人都在设法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但是，这场斗争太不势均力敌了，斯大林不得不退却。他奉召参加的会议从12月28日开到1913年1月1日，参加的有11人——中央委员、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和著名的地方领导人。会议除了讨论由于革命的高涨而产生的一般政治问题外，还讨论了党内生活的尖锐问题——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党报、对取消派和对“团结”的口号的态度。主要的报告是列宁作的，必须认为，杜马代表和他们的领袖斯大林不得不听取不少辛酸的事实，虽然这些事实是以友好口气说出来的。看来，斯大林在会议上保持了平静，只有这一点才能说明为什么谦逊的巴达也夫在他的初版回忆录（1929）中甚至没有把斯大林列在与会者名单之内。此外，在紧急情况下保持沉默是斯大林的得意作法。会议的记录和其他文件“尚未发现”。非常可能，已经采取特别措施务使这些文件不被发现。克鲁普斯卡娅在那个时期寄往俄国的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话：“在这次会议上，地方领导人所作的报告是十分有趣的。人人都说群众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在选举期间已很明显，到处都有自发成立的工人组织……这些组织大部分是与党没有关系的，然而它们在精神上是党的组织。”至于列宁，他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指出，会议“是非常成功的”,“将起它的作用”。他首先所想到的，是解决党的政策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警察局通知它驻国外机构的负责人说，尽管他上次提出了报告，波列塔也夫代表并未参加会议，下列的人参加了：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克鲁普斯卡娅；马林诺夫斯基代表、彼得罗夫斯基代表和巴达也夫代表；洛波夫，工人麦德维捷夫，俄国炮兵中尉特罗雅诺夫斯基135，特罗雅诺夫斯基的妻子136和柯巴。有趣的是名字排列的次序在警察局的名单上，柯巴的名字列在最后。在《列宁全集》（1929）的注释中，他的名字列在第五，在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鲁普斯卡娅之后，虽然当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鲁普斯卡娅早已失宠了。在最近时期的名单中，斯大林总是居第二位，紧跟在列宁之后。这些变动相当清楚地说明他是怎样发迹的。警察局想要用这封信表明，彼得堡对于在克拉柯夫进行的活动比它在国外的奸细有更清楚的了解。无疑，马林诺夫斯基在会上起了重要作用。他作为奸细的真正身份只有警察总部中的最高级人物知道。不错，与他接触过的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早在反动年代就怀疑他了，但是他们拿不出证据来证实他们的怀疑，他们的怀疑减少了。1912年1月，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马林诺夫斯基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代表会议，列宁急切地把握了这个有才干、有魄力的工人，并帮助提出他作为杜马选举的候选人。警察方面也支持它的奸细，逮捕了所有可能与他竞选的人。莫斯科工人的这位代表一度在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中建立了他的威信。马林诺夫斯基在从列宁那里收到拟好的议会演说稿以后，就把稿子送交警察局长审阅。警察局长起初企图作一些修改；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团制度把每个代表的独立权局限在非常狭小的范围之内因此，虽然这位社会民主党代表是暗探局的最好的告密者，暗探局的这个奸细也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最富有战斗性的演说家。1913年夏，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再次对马林诺夫斯基产生怀疑；但是由于缺乏证据，这个问题又搁置起来。后来政府本身害怕此事可能暴露，害怕暴露之后产生政治丑闻。马林诺夫斯基根据他上司的命令，在1914年5月向杜马主席提出一项声明，宣布他打算辞去代表职务。关于他扮演的角色的谣言再次传播开来，而且传得很盛，这次还在报上登载出来了。马林诺夫斯基前往国外会见列宁，要求调查。他显然与他在警察局的上司共同规定了他的行动方针。两周以后，彼得堡的党报发表了一封电报，电报间接地宣布，中央委员会调查了马林诺夫斯基事件以后，深信他个人是正直的。又过了几天，一项决议发表了。决议大意说，马林诺夫斯基由于故意辞去代表职务，“已使自己处于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之外”。用合法的报纸的语言来说，这意味着开除出党。列宁的反对者对列宁进行了长期的和猛烈的攻击，因为他“庇护”马林诺夫斯基。警察密探参加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特别是参加中央委员会，当然是党的一个重大灾难。事实上，斯大林最后一次流放就是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出卖。但是，在那些日子里，由于派系的敌对而复杂化的猜疑毒化了地下组织的气氛。没有人提出对马林诺夫斯基不利的直接证据。毕竟不可能根据含糊的猜疑而宣布一个党员政治上的——或许甚至是肉体上的——死刑。而且由于马林诺夫斯基居于负责地位，而党的声望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他的声望，列宁认为，他有责任以他一向是出色的力量来为马林诺夫斯基辩护。在君主政体被推翻以后．马林诺夫斯基为警察局服务这一事实完全得到证实。十月革命以后，这个奸细在从德国俘虏营回到莫斯科时．根据法庭的命令被枪决了。尽管缺乏人员，列宁并不急于派斯大林回俄国。必须在他回去以前完成在彼得堡的“必要的改革”。另一方面，斯大林在克拉柯夫会议以后也不急于回到他从前工作的地方，这次会议明确无误地（不管是多么间接地）谴责了他的政策。像往常一样，列宁尽了他一切力量使这位被打败的人作一次体面的退却。报复是同列宁的性情格格不入的。为了使斯大林在这个重要时期留在国外，列宁使他对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发生了兴趣——这完全是符合列宁精神的一种安排！高加索有几十个半开化的、原始的然而是迅速觉醒的民族。斯大林是高加索人，列宁无须向他证明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民族独立的传统继续在格鲁吉亚发扬光大。柯巴本人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具有革命冲动的。他的假名就源起于他自己的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不错，据伊雷马什维利说，在第一次革命的年代，他对研究格鲁吉亚问题变得冷淡了，“民族解放……对他来说不再有任何意义了。他不想对他取得权力的意志施加任何限制。俄国和全世界今后必须是他追求的目标。”伊雷马什维利显然预见到晚得多的时候的事实和态度。不容置疑的一点是，柯巴在成为布尔什维克以后，就放弃了民族主义的浪漫主义，这样浪漫主义继续与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毫无生气的社会主义协调地和平共处。但是，在抛弃了格鲁吉亚独立的主张以后，像许多大俄罗斯人一样，柯巴不能够继续对民族问题完全漠不关心，因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俄罗斯人等等之间的关系经常使高加索的革命活动复杂化。在他看来，柯巴已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但是，他在感情上已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了吗？大俄罗斯人列宁是不能容忍可能伤害被压迫民族的感情的任何玩笑或奇谈的。斯大林具有的吉第里洛村农民气味太重了。当然，在革命前的年代，他是不敢玩弄民族偏见的，后来在他已经当权的时候才敢这样做。但是这种性格甚至在当时已经在小问题上表现出来。在提到孟什维克中的犹太人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占优势的时候，柯巴写道：“关于这一点，布尔什维克中曾有人（好像是阿列克辛斯基同志）开玩笑说，孟什维克是犹太人的派别，布尔什维克是真正俄罗斯人的派别，所以我们布尔什维克不妨在党内来一次蹂躏犹太人的暴行。”137甚至现在也不可能不感到惊奇：在为了写给高加索（那里的气氛充满了民族仇恨情绪）工人看的一篇文章中，斯大林竟引述了这样一个极为可疑的玩笑。此外，这不是偶然不够机智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就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洋洋得意地拿代表大会关于没收土地的决议“开玩笑”，目的是要消除高加索战士的怀疑。人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巴库的孟什维克当时是由犹太人领导的，作者想用他关于反犹太的暴行的“玩笑”来使他的反对派在落后工人的心目中信誉扫地。这比通过说服教育争取他们要容易，斯大林在一切事情上总是寻求会遇到最小阻力的办法。可以补充一句，阿列克辛斯基的“玩笑”也不是偶然的，这个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后来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对分子和反犹太分子。自然，柯巴在他的政治活动中维护了党的正式立场。可是在他出国以前，他的政治文章从未超过日常宣传的水平。现在，只是在列宁的倡议下，他才从一个更广泛的理论和政治观点来对待民族问题。他对高加索的复杂民族关系的直接了解无疑使他比较容易在这个复杂的领域进行探讨，在这个领域中，制订抽象的理论是特别危险的。在战前欧洲的两个国家，即沙皇俄国和哈布斯堡奥匈帝国中，民族问题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在这两国中，工人政党都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在理论方面，以奥托·鲍威尔和卡尔·伦纳为代表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认为，民族是与领土、经济和阶级无关的，把它变为受所谓“民族性格”限制的抽象概念。在民族政策方面，以及在一切其他方面，它并不想超越对现状的纠正。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害怕瓜分这个帝国的想法，力图使它的民族纲领适应于这个拼凑起来的国家的疆界。所谓“民族文化经济”的纲领规定，同一民族的公民，不管他们是怎样分布在奥匈帝国的领土，不管这个国家的行政分区是什么，应当在纯个人特点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以解决他们的文化任务（剧院、教堂和学校等等）。这个纲领是不自然的、空想的，因为它企图在一个为社会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把文化与领土和经济分离开来；它同时也是反动的，因为它使同一国家的工人被强迫分裂为各种民族，破坏了他们的阶级力量。列宁的立场与此截然相反。他认为，民族与领土、经济和阶级结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他并不认为，历史形成的国家（它的疆界横切了各民族的有机躯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要求承认国家的每一个民族单位有权分离出去而独立存在。由于各个民族自愿地或者由于必要而在一个国家的国境之内共处，他们的文化利益必须在最广泛的区域自治（因而是地域自治）——包括在法律上保障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权利——的范围内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同时列宁认为，某一国家的全体工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民族）的不容争辩的义务是团结在同一个阶级组织里。民族问题在波兰特别尖锐，这个问题由于波兰的历史命运而恶化了。以约瑟夫·皮尔苏茨基为首的所谓波兰社会党热烈主张波兰独立；波兰社会党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它的黩武民族主义的暧昧的附属物。另一方面，波兰社会民主党（它的领导人是罗莎·卢森堡）提出了关于波兰地区实行自治作为民主俄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要求，与波兰独立的口号相对抗。卢森堡是从这样的考虑出发的：在帝国主义时代，波兰与俄国分离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而在社会主义时代，这种分离则是不必要的。她认为，“自决权”是空洞的抽象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持续了好几年。列宁坚持说，帝国主义在各国、各地区和各个生活方面的统治并不是相似的或者同等的；过去的遗产是各种历史时代累积起来的和互相交错而产生的东西；虽然垄断资本主义凌驾一切，它并不代替一切；尽管帝国主义进行统治，许多民族问题仍然完全没有解决；甚至在帝国主义时代，波兰也可能独立，这取决于国内和国际局势。列宁的看法是，自决权只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在民族关系方面的应用。在资本主义下，真正的、完全的和全面的民主是无法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弱小民族的民族独立同样是“无法实现的”。但是，甚至在帝国主义下，工人阶级并不拒绝为民主权利——包括每一民族独立存在的权利——而斗争。而且，在我们的星球的某些部分，正是帝国主义自己使民族自决的口号具有了特殊意义。虽然西欧和中欧在19世纪总算设法解决了它们的民族问题，但是在东欧、亚洲、非洲和南美，民族民主运动到20世纪才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否认民族自决权实际上就等于是帮助帝国主义者反对他们的殖民地，并且一般地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在反动时期，俄国民族问题大大恶化了。斯大林写道：“可是从上层掀起的黩武的民族主义浪潮，‘当权人物’用来报复‘爱好自由’的边疆地区的种种高压手段，在下层激起了民族主义的逆流，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变成粗暴的沙文主义。”138这是由于宗教祭礼谋杀案而对基辅的犹太人贝里斯进行审判的时候。回想起来，从文明的最新成就特别是在德国和苏联的成就看来，那次审判在今天看来差不多是人道主义的实验。但是在1913年，它震惊了全世界。民族主义的毒素也开始影响工人阶级的许多部分。感到惊恐的高尔基写信给列宁，认为必须反击这种沙文主义的狂暴行动。列宁回答说：“关于民族主义，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应当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埋头给《启蒙》写一篇大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我们要在这方面加把劲。”139这里指的是斯大林。高尔基是长期与党有联系的，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党的一切领导干部。但是，他显然完全不知道斯大林，因此列宁不得不使用“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这样一个不称名道姓的、虽然是恭维性的说法。顺便说一句，这是列宁按民族来称呼一个著名俄国革命者的仅有的一次。当然，他心中所想的不是一个格鲁吉亚人，而是高加索人。这个原始因素无疑吸引了列宁；无怪乎他这样厚道地对待卡莫。斯大林在国外居留的两个月中，写了一篇很短的、然而是很锋利的论文，题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由于这篇文章是为合法杂志写的，所以它的用词很谨慎尽管这样，它的革命倾向是极为明显的。作者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民族定义与符合奥地利学派精神的抽象合理的定义对抗。他写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40把民族的心理特点与它的地理和经济发展条件混合起来的这个复合定义，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效果的，因为这样，每一个民族的命运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从改变它的生存的物质条件（从地域开始）方面来寻求。布尔什维主义从不沉迷于国家边疆的崇拜。在政治上，问题是根据民族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在地域上、政治上和行政上改造沙皇帝国这个民族监狱。无产阶级政党并不责成各个民族留在某一国家的疆界之内或者与它分离，这是各个民族自己的问题。但是它认为，它必须帮助每个民族实现自己的真正民族愿望。至于与一个国家分离这个可能性，这是具体历史情况和力量对比的问题。斯大林写道：“谁也不能说巴尔干战争是纠纷的终结，而不是纠纷的开始。因此，完全可能造成一种内外形势结合在一起的局面，那时，俄国某个民族将认为必须提出和解决本身独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以阻碍，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由此可见，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主张民族自决权。”141保障自愿留在民主俄国疆界之内的民族的利益的办法将是“像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等固定了的地域单位的自治。区域自治能最适当地利用本地区的天然资源；区域自治不是把人们按民族划分的，而是为按阶级划分开辟道路的。”142各个地区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地域自理是与民族只在“文化”问题上的超地域的即纯精神的自理相对立的。但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最直接和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内不同民族的工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布尔什维主义主张各民族的工人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紧密地和不可分割地团结在党和工会中。“组织形式不仅影响到实际工作，它还在工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上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工人过着自己的组织的生活，在自己的组织中获得精神上的发展并受到教育……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是培养同志情感的学校，是拥护国际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宣传。”143奥国“文化自治”纲领的目的之一，是“各民族的民族特点的保存的发展。”144布尔什维主义惊异地问道：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把人类的各个民族部分分离开来决不是我们的事情。不错，布尔什维主义坚持，每个民族应有分离权——有这个权利，但是没有这个义务——作为防止压迫的一种最后的和最有效的保障。但是，人为地保存民族特点是与布尔维主义格格不入的。必须利用消除任何民族压迫或侮辱——甚至是变相的，甚至是精致和实际上是“无可估量的”民族压迫或侮辱——的行动来实现各民族的工人的革命统一，而不是实现他们的分离。只要是存在着民族特权和侮辱，各民族就必须有彼此的分离的可能，从而他们可以使工人便于为了各民族的亲密无间而自由地统一起来，其遥远的前景是，最后各民族溶而为一。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倾向，它在十月革命中充分表现了它的力量。奥国纲领只是透露了它的弱点它既未拯救哈布斯堡帝国，也未拯救奥国社会民主党。奥国纲领培植无产阶级民族集团的特点，同时未能真正满足被压迫民族，它只是掩饰了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的统治，正像斯大林正确指出的，是一种“精致的民族主义。”145但是，应当十分公正地指出，作者在批评他的反对者对“民族特点”的关心时，对他们的思想作了显然是过分简化的解释。他说，“真是异想天开：‘保存’南高加索的鞑靼人在‘沙黑西－瓦黑西’节日自己打自己的这一类的‘民族特点’！‘发展’格鲁吉亚人的‘复仇权’这一类的‘民族特点’。”146事实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心中所想的当然不是保存这种显然是反动的残余。至于“格鲁吉亚人的‘复仇权’这一类的‘民族特点’”，正是斯大林后来把它“发展”到人类历史上或许没有任何人发展到的那种程度。但是，这属于另外一套思想。这篇论文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对他的宿敌诺·饶尔丹尼亚进行论战的，饶尔丹尼亚在反动年代开始倾向于奥国纲领。斯大林接连举例说明，民族文化自治“一般说来……如果从高加索的条件来看，那更是毫无意义和荒谬绝伦的。”147他对犹太崩得的政策的批评也是同样坚决的，崩得不是按照地域原则而是按照民族原则组织的，它企图强使全党接受这个制度。“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接受崩得的联邦主义，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要根据按民族‘划分’工人的原则来实行改组；或者是采取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那么崩得就要根据区域自治的原则……来实行改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原则只会战胜，不会‘调和’。”148《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无疑是斯大林最重要的——不如说是他的唯一的——理论著作。这一篇文章（它长达40页）使它的作者有权被承认是杰出的理论家。相当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在这以前或者以后，他没有写出在质量上可以稍与之比拟的任何东西呢？这个谜的解答在于：斯大林的这篇著作完全是列宁启发他写的，是在列宁不断监督下写成的，并且是由列宁逐字逐句修改的。列宁在他一生中两次与他的亲密合作者、高级理论家决裂。第一次是在1903－1904年，当时他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老权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决裂了，并与杰出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决裂了；第二次是在反动年代，当时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波克罗戈斯基和罗日柯夫这些非常有资格的作家全都离开他。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并不是理论家。在这个意义上，在新的革命高潮出现时，列宁处在困境。无怪乎他急切地抓住在制订党纲的某一问题方面可能有用的任何青年同志。克鲁普斯卡娅追述，“这次，伊里奇同斯大林就民族问题谈了很多话，他很高兴遇到了一个认真关心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在这以前斯大林在维也纳住过两个月，研究民族问题，熟悉了在那里的我们的人，认识了布哈林、特罗雅诺夫斯基夫妇。”有些话她没有说。“伊里奇同斯大林……谈了很多话”——这意味着：列宁向斯大林提供一些重要想法，说明这些想法的各个方面，解释错误的概念，提出阅读材料，校阅初稿，作出修正……这位克鲁普斯卡娅又说：“我回忆起伊里奇对待缺乏经验的作者的态度。他看到本质，看到基本的东西，周密地考虑如何帮助改正缺点。但是他做得十分谨慎，以至有的作者竟觉察不出在纠正他的缺点。伊里奇非常善于在工作中帮助别人。例如，他想委托谁写一篇论文，但没有把握那人是否写得出，于是先同那人详细地谈论这题目，发挥自己的想法，引起那人的兴趣，充分试探以后，然后建议说：‘您写篇关于这个题目的论文好不好？’作者甚至觉察不出同伊里奇的预先谈话给了他多大帮助，觉察不出在自己的文章中写进了伊里奇的话，甚至采用了他的表达方式。”当然，克鲁普斯卡娅并没有说出斯大林的名字。但是，她把描叙作为青年作家的导师的列宁的这些话，写在她的回忆录中叙述斯大林写民族问题的那一章里。克鲁普斯卡娅常常被迫采取转弯抹角的办法，以便至少保护列宁的一部分著作权不为别人所篡夺。人们把斯大林写这篇文章的进展情况十分清楚地给我们叙述出来。最初，列宁在克拉柯夫与他进行启导性谈话，概述主要思想和提出研究材料。后来斯大林前往维也纳，到“奥地利学派”的中心去。斯大林不懂德文，他不能利用原始材料。但是有布哈林在。布哈林毫无疑问有一个理论头脑，懂一些外语，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知道怎样利用文件。布哈林像特罗雅诺夫斯基一样，奉列宁的指示去帮助这位“卓越非凡的”、然而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格鲁吉亚人。显然，最重要的引语是他们选择的。文章的逻辑结构（有卖弄学问的毛病）非常可能是由于受到布哈林的影响。布哈林与列宁不同，倾向于学者风格；对布哈林来说，文章的结构是由它的政治利益或论战利益决定的。布哈林的影响并没有超过这一点，因为在民族问题上，他接近罗莎·卢森堡的程度要比接近列宁的程度大得多。特罗雅诺夫斯基参加的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与斯大林接触的。过了几年，在情况改变以后，这种接触使这位不重要的和不稳定的特罗雅诺夫斯基得到了一个最负责的外交职务。斯大林从维也纳带着他的材料回到克拉柯夫。在这里又轮到列宁进行工作了，他细心地和不倦地进行了校改，在每一页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思想的印记和他的笔迹。作者机械地写进去的某些句子，或者显然是校改者所写的某些句子，如果不参考列宁的相应著作，那看来就是出人意外的或者是无法理解的。斯大林未作任何解释就写道：“决定俄国进步的命运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民族问题是从属的问题。”关于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对俄国革命进程的相对影响这个正确而深刻的思想完全是列宁的，而且他在反动年代曾作过无数次阐释。在意大利和德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一度曾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在俄国则不是这样，因为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大俄罗斯人并未遭受过民族压迫，相反，压迫了其它民族；但是，遭受农奴制的沉重压迫的却正是大俄罗斯广大农民群众。这个思想的真正创造者不会不提出证据、也不加评论（好像顺便作为一个通论而提出似的）就发表这样一个复杂的和经过认真考虑的思想。长期与列宁一起生活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仅学到了列宁的思想，进而学到了他的用语，甚至学到他的笔迹。对斯大林却不能这样说。当然，他也是靠列宁的思想生活的，可是在离开列宁很远的地方生活，他只是在需要这些思想来达到他自己的独立目的时，才利用这些思想。他太倔强、太顽固、太愚笨、太呆板，因而学不到他的老师的写作方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列宁对他的文章的修改，用一位诗人的话来说，“像破烂不堪的旧布上的鲜艳补钉”。揭露奥地利学派是“一种精致的民族主义”的人无疑是列宁。其它一切简单的、然而是有关的公式也是列宁提出的。斯大林是不会这样写的。关于鲍威尔对民族所下的“相对的性格共同体”这一定义，我们在文章中看到这样的话：“那么，鲍威尔的所谓民族和唯灵论者的所谓神秘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句话是列宁写的。在这以前和以后，斯大林都没有表示过像这样的意见。而且，在提到鲍威尔对自己的民族定义所作的折衷的修正时，文章评论说：“用唯心论的针线缝成的理论就这样不攻自破了。”人们不会看不出这是列宁的手笔。关于称工人的民族组织形式是“同志情感的学校”这个说法也是这样。斯大林是不会这样写的。另一方面，这篇文章从头到尾，尽管有许多尖刻的地方，我们找不到像具有兔子颜色的变色龙、潜在的燕子和泪水做成的烟幕这样的话；列宁把所有这些华丽词藻统统删去了。自然，原来的手稿和所作的修改能够加以隐藏，但是无论如何隐藏不了列宁的手笔，也隐藏不了这个事实。斯大林在他被监禁和流放的那些年代中，没有写出那怕是与他在维也纳和克拉柯夫的几周中所写的这篇著作无可比拟的任何东西。2月8日，在斯大林仍在国外的时候，列宁向《真理报》编辑部祝贺，“近日来在整个报纸工作中所获得的巨大进步”154。这些进步是原则问题方面的，主要表现在加强了对取消派的斗争上。据萨莫伊洛夫说，斯维尔德洛夫当时担任了实际的主编的责任；他当时仍具有非法身份，一直待在一个“不可侵犯”的代表的寓所里整日忙着处理报纸的稿子。“此外，他在一切个人事物方面是一位很好的同志”这是正确的。关于斯大林，萨莫伊洛夫却未说过一句这样的话，而他与斯大林的接触是很密切的，而且对斯大林是十分尊敬的。2月10日，警察进入了“不可侵犯”的寓所，逮捕了斯维尔德洛夫，不久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这无疑是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告密。2月底，已从国外归来的斯大林也与这些代表住在一起。萨莫伊洛夫叙述说：“他在我们［杜马］党团和《真理报》的生活中起了主要作用，他不仅参加了我们在寓所里安排的一切会议，而且还经常冒很大危险前去参加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会议。在那里，他在反对孟什维克的争论中和在其他各种问题上维护了我们的立场，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斯大林发现彼得堡的情况已大大改变了。先进的工作者坚定地支持斯维尔德洛夫根据列宁的授意而进行的改革。《真理报》有了一批新的工作人员。调和派遭受了挫折。斯大林甚至没有考虑真正为他在两个月以前被迫放弃的立场进行辩护。这样做是不符合他的精神的，现在他只关心保全他的面子。2月26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号召工人们“发表意见反对党团内部的分裂努力，不管这种努力来自哪里。”实质上，这篇文章是准备使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分裂、同时把分裂的责任加在对方身上的运动的一部分。斯大林已不再受他过去的行动的约束，他企图用旧辞藻来表示他的新目的。因此，他提出“不管这种努力来自哪里”这样一个关于分裂党团的企图的引起误解的说法。无论如何，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在克拉柯夫学习以后，作者设法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改变他的路线和开始采取新政策。但是．他实际上没有机会这样做，因为他不久就被浦了。3月，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合法的《真理报》主办下，举行了一次音乐会和晚会。萨莫伊洛夫说，斯大林“想要到那里去”，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许多同志。他征求马林诺夫斯基的意见：去是否安全，有没有危险？这个不忠实的顾问回答说，他认为没有危险。但是，危险是马林诺夫斯基自己布置的。斯大林一到，大厅里就充满了密探。同志们在给他穿上一件女人穿的斗篷以后，企图通过舞台入口把他领走。但是，他被捕了。这次他注定要销声匿迹整整四年。在发生这次逮捕事件以后两个月，列宁写信给《真理报》说：“衷心祝贺你们的成就……改进是巨大的、确实的,但愿是稳固的和彻底的……但愿不要乐极生悲！”155为了作完整的叙述，我们不能不引述列宁在1913年10日寄往彼得堡的信，当时斯大林已在遥远的流放地，加米涅夫负责编辑部的工作。这封信说：“这里人人都对报纸和它的主编感到满意在这一整段时间里，我没有听到一句批评的话……人人都满意，我自己特别满意，因为我已证明自己是一位预言家。你们记得吗？”信的末尾说，“亲爱的朋友，现在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六人团争取他们的权利的斗争上。我请你们全力以赴，不让报纸或马克思主义舆论再动摇一次。”所引述的这一切证据都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列宁认为，报纸在斯大林负责的时候办得很糟，在同一时期，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向调和主义摇摆。只是在斯维尔德洛夫在斯大林不在的时候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报纸才开始在政治上来说办得好了。报纸在加米涅夫负责办的时候改进了，令人满意了。同样，在他的领导下，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赢得了他们的政治独立。马林诺夫斯基在分裂党团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甚至同时起两种作用。宪兵将军斯皮里多维奇在写到这一点的时候说：“马林诺夫斯基执行列宁和警察局的指示，在1913年10月实现了……‘七人团’和‘六人团’之间的最后的争吵。”当时孟什维克方面一再对列宁的政策与警察局的政策的“巧合”感到高兴。既然事变的进程作出了自己的判决，旧论点就失去了它的意义。警察局希望，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会削弱工人运动。相反，列宁估计，只有分裂才能使工人得到所需要的领导。警察局的权谋家显然估计错了。孟什维克注定要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布尔什维克全面胜利了。斯大林在最后一次被捕以前的六个多月中在彼得堡和国外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他帮助进行了杜马竟选运动，主持了《真理报》，参加了在国外举行的一次重要的党的工作人员会议，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这半年对他个人的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他第一次负责在首都的活动，他第一次与重大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他第一次与列宁有了密切接触。他认为，自己有的优越性——这是他作为一个现实的“有经验的人”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能不由于他与这位伟大流亡者的接触而动摇。他对自己的估计更加富有批判性和更加冷静，他的野心更加隐秘了。他这个乡下佬的受伤的自负心必然掺杂了妒忌心，这种自负只是由于谨慎才有所收敛。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上一页|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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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反动时期第四章反动时期地下革命者的个人生活总是被放在次要地位、受到抑制的。然而生活继续存在。和迪耶戈里维拉风景中的棕桐树一样，爱情从沉重的石头底下挣扎出来，迎向太阳。爱情和革命几乎总是合为一体的。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斗争、同样的危险以及与世隔绝的共同处境结成了强有力的纽带。夫妇们在地下活动中碰在一起，为监狱所分离，在流放中又相互寻找，重新聚首。我们对斯大林青年时代的个人生活情况知道得很少，但是由于这一点点情况为我们了解斯大林这个人提供了帮助，因此更值得宝贵。伊雷马什维利告诉我们：“他是1903年结婚的。据他自已看来，他的婚姻是幸福的。诚然在他自己的家里，找不到他所鼓吹的作为新型国家基本婚姻形式的男女平等。但是，和任何其他的人分享平等权利都是不符合他的性格的。他的婚姻是幸福的，因为他的妻子的一般智力赶不上他，把他当做半仙似的人物看待；而且作为一个格鲁吉亚女人，她是在迫使妇女侍候男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中长大的。尽管伊雷马什维利自认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他却几乎像信仰宗教似地赞成实质上使格鲁吉亚妇女成为家庭奴隶的那种传统。他认为柯巴的妻子和柯巴的母亲卡佳具有同样的特点。他说：“这位地道的格鲁吉亚妇女……全心全意地关怀她丈夫的幸福。无数的夜晚，她都是在虔诚的祈祷中度过的，等待着忙于参加秘密会议的沙夏。她祈祷着，希望柯巴会抛弃得罪上帝的思想，回到勤恳劳动、安分守己的宁静的家庭生活中来。”从这些话里，我们不无惊异地知道，在13岁就拒绝宗教的柯巴居然娶了一个天真幼稚、虔信宗教的妻子。如果是在一个稳定的资产阶级环境里，这种情况可能不足为奇。在那种环境中，丈夫自认为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或者把参加共济会仪式当做娱乐，而他的妻子在刚和别人通奸以后可以规规矩矩地跪在忏悔席向神父忏悔。但是在俄国革命者当中，这类事情被看得极其严重。他们的革命哲学的核心根本不存在贫血的不可知论，而只有战斗的无神论。宗教和他们经常冒着危险与之斗争的一切事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怎么能够在个人生活中对宗教表示任何容忍呢？在早婚的劳动人民当中，可能发现不少丈夫结婚以后变成了革命者而妻子仍然固执地抱住旧的信仰不放的例子。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会导致戏剧性的冲突。丈夫将会对妻子保守秘密，不让她知道自己的新生活，会和妻子愈来愈疏远。还有些例子是丈夫会把妻子争取过来，使她赞成自己的观点离开她的亲属。青年工人经常抱怨，说他们很难找到不受旧的迷信束缚的女孩子，在青年学生中，选择伴侣要容易得多。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和一个宗教信徒结婚的例子几乎是不存在的。并不是说，关于这一点有任何规定。但是这种情况和这些人的习惯、思想和感想是不符合的。柯巴无疑是一个罕有的例外。思想观点的分歧似乎并没有导致戏剧性的冲突，“这个精神上处于坐立不安状态、感觉自己一举一动都有人窥察、都受到沙皇秘密警察不断监视的人，只有在自己穷苦的家里才能找到爱情。除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和他的母亲以外，他对其他所有人都充满蔑视”。伊雷马什维利描绘的这幅田园风味的家庭景象使人们可以得出推论认为柯巴对自己的亲密伴侣的信仰已经容忍到放纵的程度。但是，这种情况和他的专横的性格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容忍，实际上一定是精神上漠不关心。柯巴并不希望在妻子身上找到一个可以分享他的观点或至少是他的雄心壮志的朋友。他只需要一个百依百顺、忠心耿耿的女人就满意了。在思想观点上，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感情和精神需要上，他是来自吉第里洛村的奥谢第亚人维佳的儿子。他对妻子的要求并不比他的父亲已经从长期受苦受难的卡佳身上得到满足的要求为多。伊雷马什维利在年代方面并非一贯无懈可击。他在谈个人生活时比谈政治时记的年代较为可靠。但是他讲的斯大林结婚的日子有点令人怀疑。他说是1903年。可是柯巴于1902年4月被捕，1904年2月才从流放地回来。婚礼可能是在监狱里举行的。这种例子并不罕见。然而婚礼也有可能是1904年初他逃出流放地以后才举行。如果是这样，对于一个处于“非法”身份的人来说，在教堂举行婚礼是有一定困难的；然而从当时、特别是高加索的原始方式来看，来自警察方面的障碍不是不可克服的，如果柯巴是流放以后结婚的话，就可以部分地说明他在1904年政治上消极的原因。柯巴的妻子——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67——死于1907年；据某些报道说，是患肺炎死的。当时，两个沙夏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伊雷马什维利抱怨说：“他从此把斗争的矛头针对着我们——他过去的朋友。每次开会和讨论的时候，他都对我们进行最野蛮、最放肆的攻击，到处设法散布对我们的恶感和仇恨。如果可能，他一定会用火与剑把我们连根拔掉。……但是格鲁吉亚绝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和我们站在一起。这种情况只是使他更生气、更恼恨。”然而格鲁吉亚的风俗是难以改变的。尽管政治上有分歧，伊雷马什维利在柯巴的妻子去世的时候仍然去看他，对他表示安慰。伊雷马什维利写道：“他十分郁郁不乐，但是用友好的态度接待我，和往昔的情况一样。这个冷酷的人面容苍白，反映出他忠实的生活伴侣的死给他带来的深心的痛楚。他情感上的苦痛一定很深刻，历时很久，因为他已无法对外人掩盖了。”死者的葬礼是完全按照东正教规定的仪式举行的。她的亲属坚持要这么办。柯巴也没有反对。伊雷马什维利告诉我们：“当人数不多的送葬行列到达墓园门口时，柯巴紧紧握住我的手，指着棺材说道：‘沙夏，这个人使我的铁石心肠也变软了；她死了，而我对整个人类的最后一点温暖的感情也随她一起死去了。’他用右手按着心口说：‘整个心里都如此寂寞，说不出的寂寞！’”这些话可能使人感觉悲伤中带有戏剧性，显得矫揉造作，然而也可能是真的，因为这里指的是一个第一次遭受深心痛苦打击的青年人，而且我们将来还会在斯大林身上发现同样的喜欢故意做出沉痛样子的倾向——这是性情严厉的人当中并不少见的特点。他表达感情的笨拙方式则是正教中学练习讲道时遗下的影响。柯巴的妻子给他留下了个漂亮柔弱的小男孩。在1919年至1920年期间，这个男孩在梯弗里斯中学念书，伊雷马什维利在那所学校当教员。不久以后，他父亲就把雅沙转到莫斯科去了。将来我们在克里姆林宫还会碰到他的。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关于这次婚姻的全部情况。从时间上说，这次婚姻（1903年至1907年）和第一次革命的时间正好吻合。这种吻合并非偶然：革命者个人生活的节奏总是和伟大事件的节奏十分密切地纠缠在一起，所以不可能有偶然的吻合。伊雷马什维利坚决地说：“从埋葬妻子那一天开始，他就失去了最后一点点人的感情。他的心里充满了无法描叙的恶毒的仇恨——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残暴的父亲就使他开始产生这种仇恨了。他带着嘲弄地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这种冲动愈来愈少出现。他对自己冷酷无情，对所有的人也都冷酷无情。”这就是他在反动时期的情况。在此期间，反动势力己在全国展开攻势。90年代后半期间开始的群众罢工意味着革命已经临近。但是每年罢工人数平均还不到5万。1905年，这个数字激增到275万；1906年减少到100万；1907年减少到75万，包括重复罢工的数字在内。这就是三年革命期间的数字。世界上过去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罢工浪潮！反动时期开始于1908年。罢工人数立刻下降到17.4万；1909年减少到6.4万；1910年更减少到5万。但是，当无产阶级正在迅速紧缩自己的队伍的时候，被他们唤醒的农民不仅继续进攻，而且还加强了自己的攻势。在第一届杜马存在的几个月期间，破坏地主田庄的事件特别普遍。出现了军队哗变的浪潮。在1906年7月斯维阿波尔格和喀琅施塔得起义的企图被镇压下去以后，沙皇政府的胆量更壮了。它建立了军事法庭，并且在参议院帮助下使选举法归于无效。但是它并没有得到它希望得到的结果。第二届杜马结果比第一届杜马更激进。1907年2月，列宁用下面这段话说明了俄国政治局势的特点：“最野蛮最无耻……；选举法在全欧洲最反动；而最落后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的成员却是欧洲最革命的！”68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发展下去就是新的更剧烈更明显的革命危机。”69这个结论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尽管革命还有力量影响沙皇的冒牌议会制度，革命已经支离破碎了。它引起的动荡愈来愈微略。社会民主党也经历着类似的过程。党员人数继续在增加，但是党对群众的影响缩小了。一年以前10个社会民主党人就能领导许多工人走上街头，现在100个社会民主党人也带不动那么多工人了。作为一个统一的历史过程——一般来说，作为具有继续存在价值的演变——的革命运动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在内容上或行动上并不是一致的，也不是协调的。不仅工人，而且连小资产阶级在被沙皇政权打败以后，也企图在公开的斗争中用投左派的票的办法进行报复；但是他们已经不能进行一场新的起义了。失去了苏维埃的机构并且失去了同群众的直接联系——群众已经迅速陷入心情黯淡、漠不关心的状态——，比较积极的工人们感觉需要有一个革命的党。因此，这一次，杜马的向左转和社会民主党的扩大是革命走下坡路的征兆，而不是革命高涨的征兆。毫无疑问，列宁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承认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在经验最后证明以前，他仍然以革命的预测作为自己政策的基础。这就是这位战略家的根本守则。他在1906年10月写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应当第一个站在最坚决的、最直接的斗争道路上，应当最后一个采取较为迂回的斗争方式。”70直接斗争包括游行示威、罢工、总罢工和警察冲突以及起义。迂回的方式是利用合法机会，包括议会制度，来动员力量。这种战略必须意味着这样的危险：在采取战斗性的手段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再具备时，仍旧采取战斗性的手段。然而在革命政党的天平上，战术上的危险远小于在战略上赶不上发展以及看不见革命形势的危险。1907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参加人数之多著称。在“社会主义的”教堂大厅里，有302名有投票权的代表（每500个党员选出一个代表）,50个左右的有发言权的代表，还有不少客人。在代表当中，90人是布尔什维克，85人是孟什维克。民族代表团站在这两派的“中间”。在上一次代表大会上出席的代表是1.3万个布尔什维克和1.8万个孟什维克选举出来的（每300个党员选1名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大会之间的12个月里，党在俄国的党员从3.1万人增加到7.7万人，即增加了一倍半。派别斗争愈激烈，数字必须愈夸大。但是，无疑的是，先进工人们在这一年里的确不断入党。与此同时，左翼以比它的对手迅速得多的速度壮大起来。在1905年的苏维埃里，孟什维克占着优势；布尔什维克处在微弱的少数地位。1906年初，两派在圣彼得堡的力量大约不相上下。在第一届杜马和第二届杜马之间的间歇时期，布尔什维克开始领先。到第二届杜马召开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先进工人中取得完全控制地位。从通过的决议的性质判断，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是孟什维克的大会，而伦敦代表大会则是布尔什维克的大会。党向左转的趋势受到当局的密切注意。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警察厅曾经对它的地方机构解释说：“处在目前这种思想状况的孟什维克集团所能带来的危险不像布尔什维克所能带来的危险那么严重。”关于代表大会的进程，警察厅的一个外国代理人在例行报告中有下列评语“讨论过程中发言为极端革命观点辩护的有斯坦尼斯拉夫（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波克罗夫斯基（布尔什维克）、提斯科（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为机会主义观点辩护的有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领袖）”。Okhrana71的这个特务接着说：“情况清楚说明，社会民主党人正趋向于采取革命的斗争手段……由于杜马而得到发展的孟什维克，当杜马表现无能的时候就衰落下去，使布尔什维克、或者毋宁说是使极端革命倾向得到充分发展的余地”。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内部情绪的转变远较复杂和不一致。因此，当先锋队受到自己的经验的鼓舞而向左转的时候，由于失败而灰心丧气的群众却向右转了。反动的气息已经笼罩在代表大会头上。列宁在5月12日的会议上说：“我们革命正处在困难时期，需要有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政党那种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才能顶住怀疑、消极、冷淡和不愿意斗争的情绪。”72有一个法国传记家写道：“斯大林在伦敦第一次遇见托洛茨基。但是后者几乎没有注意他。彼得堡苏维埃的领袖不是对人一见如故或者不需要真正情投意合就可以混得很熟的那一种人。”无论这种说法是对还是不对，事实上我最初是从苏瓦里纳的书上知道柯巴出席过伦敦代表大会，后来才从正式记录中得到证实。和在斯德哥尔摩一样，伊凡诺维奇不是302名拥有投票权的代表之一，而是作为仅有发言权的42名代表之一参加大会的。布尔什维主义在格鲁吉亚的力量还如此薄弱，以致柯巴在整个梯弗里斯还搜罗不到必要的500票！伊雷马什维利写道：“甚至在柯巴和我的故乡哥里，连一个布尔什维克也没有。”在代表大会辩论过程中，柯巴的竞争对手、高加索主要布尔什维克之一和未来的中央委员邵武勉证明，孟什维克在高加索处于完全支配地位。他抱怨说：“高加索孟什维克充分利用他们在高加索的压倒多数和正式的统治地位。尽一切努力阻止布尔什维点当选。”在同一个邵武勉和伊凡诺维奇签署的一个声明中，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高加索的孟什维克组织几乎全部是城市和乡村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在高加索18万名党员中，工人不超过6000人；但是，甚至大多数工人也追随孟什维克。柯巴被指派为一个仅仅具有发言权的代表，这件事还引起一个不是没有辛辣讽刺意味的插曲。在代表大会轮到列宁担任主席的时候，他建议不加讨论地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决议建议给四名代表以发言权，其中包括伊凡诺维奇。毫不倦怠的马尔托夫在他的座位上喊道：“我希望知道得到发言权的人是谁？这些家伙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的？等等”。列宁回答说：“我的确不知道，但是代表大会可以信赖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致意见。”马尔托夫可能已经拥有关于伊凡诺维奇的历史的特殊性质的某些秘密情报——这一点我们以后要比较充分地谈到——，而且正因为这个原因，列宁才赶忙提到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致意见，借以结束这个不祥的暗示。无论如何，马尔托夫认为，把“这些家伙”当做微不足道的人是适当的，所以他才问道：“他们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的？等等”，而列宁不但没有反对这种提法，而且证实了它。在1907年，不仅在普通党员中，甚至在出席代表大会的300名代表中，斯大林还是一个完全不见经传的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议是通过了。许多代表没有投票。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柯巴一次也没有利用给予他的发言权。代表大会开了将近三个星期，讨论极为广泛和充分。发言人数很多，然而伊凡诺维奇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他的签名也只出现过两次，这是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关于他们和当地孟什维克的冲突的两个简短的声明。甚至在这两个声明上，他的签名也排在第三位。此外，他在代表大会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为了充分了解这种情况的意义，必须了解代表大会幕后活动情况。在正式会议休会期间，各个派别和民族组织都分别开会制定自己的行动路线和指定自己的发言人。由此可知，在三个星期的辩论中，一切比较令人注意的党员都参加了辩论，然而布尔什维克派并不觉得应当委托伊凡诺维奇发一次言。在代表大会最后几次会议过程中，有一次会快开完的时候彼得堡一个年轻的代表发言了。所有的人都匆匆离开自己的座位，几乎没有人听他讲话。演说者不得不站到椅子上去，以便吸引大家注意。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极为不利的情况，他终于设法把愈来愈多的代表吸引到他周围来，不久以后会场就安静下来了。这次演说使这个初出茅庐的人成了中央委员会委员。注定只能一语不发的伊凡诺维奇对这位年轻的新来者——季诺维也夫当时只有25岁——的成就可能并不同情，然而决非毫无妒嫉的。任何人都丝毫没有注意这位没有利用自己的发言权的雄心勃勃的高加索人。出席代表大会的一个普通代表、属于布尔什维克的冈杜林在回忆录中写道：“休会期间．我们通常都围住这个或那个重要工作人员，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在代表当中，冈杜林提到李维诺夫、伏罗希洛夫、托姆斯基和当时还不大出名的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然而他的回忆录是1931年写的，当时，要忘掉斯大林比记住他要困难得多。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有麦什科夫斯基、罗日柯夫、泰奥多罗维奇和诺根。候补委员有列宁、波格丹诺夫、克拉辛、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尚切尔、萨麦尔、列切曾、塔拉图塔和阿·斯米尔诺夫。这一派最卓越的领导人被选为候补委员是为了把能够在俄国国内工作的人放在最前线。但是伊凡诺维奇既不是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如果用孟什维克玩弄阴谋诡计作为理由来说明这一点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候选人是各派自行挑选的。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某些布尔什维克，像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塔拉图塔和阿·斯米尔诺夫同伊凡诺维奇属于一代，实际年龄甚至比他还小。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布尔什维克派在他们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选举了一个秘密的布尔什维克中心，即所谓“B.C.”73，共有15名委员，其中有当时的以及后来的理论家和“文人”，例如列宁、波格丹诺夫、波克罗夫斯基、罗日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还有最卓越的组织工作者，例如克拉辛、李可夫、杜勃洛文斯基、诺根等等。伊凡诺维奇也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这件事的意义十分清楚。斯大林并不是全党知名的，所以他不可能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另一个障碍——让我们暂时承认这一点——在于高加索的孟什维克对他特别仇恨。但是，倘若他在自己派别内部具有任何重要性和影响的话，他一定会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心的成员，因为这个中心迫切需要在高加索有个权威性的代表。伊凡诺维奇本人一定梦想在布尔什维克中心得到一席地位，但是结果并没有找到任何地位。从这一切情况来看，柯巴究竟为什么到伦敦去呢？他既不能以拥有投票权的代表资格举手，也不需要他来发言。他在布尔什维克派的秘密会议上显然也没有起任何作用。如果说他此行完全出于好奇——见见世面——是不可想像的。他一定担负着另外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任务呢？代表大会于5月l9日结束。早在6月1日，斯托雷平首相就对杜马提出挑战，要求杜马立刻开除55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并准予逮捕其中16名。警察不待杜马授权就在6月2日晚上进行了逮捕。6月3日，杜马宣布闭会。在这次政府改组的过程中颁布了新的选举法。全国各地同时发生了经过事前仔细策划安排的大规模逮捕。被捕入狱的人里面有铁路工人，这是为了预防总罢工。黑海舰队和基辅一个团企图哗变，也以失败告终。专制政权胜利了。当斯托雷平照镜子的时候，他看到了圣乔治胜利勋章的影子。革命的明显的瓦解给党以及布尔什维克派本身都带来了几次新的危机。布尔什维克绝大多数采取了抵制的立场。这几乎是对政府暴力行为的本能的反应，然而同时也是企图用激烈的姿态掩饰自己的无能。列宁在开过代表大会以后在芬兰休息的时候，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的一切方面，结果决定坚决反对抵制。他在自己派别中的处境变得相当困难了。从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转入枯澡乏味的平凡工作绝不是轻而易举的。马尔托夫写道：“除了列宁和罗日柯夫以外，布尔什维克派的一切卓越代表（波格丹诺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沃尔斯基等等）都赞成抵制。”这段引语令人感兴趣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不仅把卢那察尔斯基、而且把久已被人遗忘的沃尔斯基都包括在“卓越代表”之内，但是没有提斯大林。1924年，当莫斯科官方历史杂志重新发表马尔托夫的证词时，编辑部还没有想到对斯大林投票的情况表示什么兴趣。然而柯巴是属于抵制派的。诚然，关于这个问题的直接证据来自孟什维克。然而在直接证据以外，还有一点最令人信服的间接证据：关于斯大林在第三届杜马选举问题上的立场现在的官方历史学家当中没有任何人说过任何一句话。革命后不久出版了一本题为《关于抵制第三届杜马》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列宁是为参加投票辩护的，而加米涅夫则提出了抵制派的观点。由于在1907年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要柯巴出面写文章，因此他更容易隐蔽自己的观点。老布尔什维克皮里耶科回忆说，抵制派曾经“谴责列宁同志具有孟什维克思想”。柯巴在自己亲密的圈子里也是不落人后的，他会用格鲁吉亚语和俄语说些十分刻薄的话。对这一点没有理由加以怀疑。至于列宁，他要求自己一派的人敢于而且善于面对现实。“抵制是向旧政权的直接宣战，是向旧政权的直接冲击。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就根本谈不上抵制的成功。”74很久以后，在1920年，列宁写道，布尔什维克在1906年抵制杜马“是错误的”75。其所以错误是因为十二月起义失败以后，不可能期望在短时期内发动革命进攻。因此，拒绝利用杜马的讲坛来动员革命队伍是愚蠢的。7月间在芬兰召开的党的会议上，除列宁外，所有九个布尔什维克代表都赞成抵制。伊凡诺维奇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抵制派以波格丹诺夫作为发言人。在是否参加投票的问题上，决议是肯定的。这个决议，唐恩写道，是“孟什维克、崩得分子、波兰代表、一名拉脱维亚代表和一名布尔什维克”联合投票通过的。这“一名布尔什维克”就是列宁。克鲁普斯卡娅追叙说：“在一座避暑的小别墅里，伊里奇热烈地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克拉辛骑着脚踏车来，在窗口停了一会，仔细听伊里奇讲话。然后，他没有进屋子就若有所思地走开了……”克拉辛离开窗口一去就是十余年，直到十月革命以后才回到党内来，而且甚至在那个时候也不是立即回来的。在新的教训的影响下，布尔什维克逐渐转到列宁的立场上来，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转过来了——我们以后就会知道柯巴不声不响地也拒绝了抵制主义。他在高加索发表的赞成抵制的文章和演说都被慷慨地置诸脑后了。11月1日，第三届杜马开始了自己的可耻的活动，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事先就得到可以在杜马中占多数的保证。接着就开始了“革新后的俄国”的生活中最阴暗的时期。工人组织被解散了，革命报刊遭到扼杀，军事讨伐和军事法庭接踵而至。但是比外来的打击更可怕的是内部的反应。脱党达到规模很大的程度。知识分子抛弃政治，去研究科学、艺术、宗教和充满色情的神秘主义。使这种图景更为刺目的是自杀之风盛极一时。对一切事物，首先对革命政党及其领袖作出了新的评价。情绪的骤变在警察厅的档案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警察厅检查可疑信件，从而把最令人感兴趣的信保存下来，成为历史档案。列宁在日内瓦接到一封彼得堡来信。信上说：“从上到下是一片沉默，但是下面的沉默是有问题的。在这种沉默的外表下面隐藏着将使人们大声号叫的愤怒，因为他们必须号叫、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承受了这种愤怒的锋芒。……”有一个名叫札哈罗夫的人给他在敖德萨的朋友写信说：“我们对我们过去一直非常尊敬的那些人绝对丧失了言心。……请想一想，托洛茨基在l905年底曾经一本正经地说政治革命已经取得辉煌的胜利，接着立刻就要开始社会革命！……布尔什维克鼓吹得天花乱坠的武装起义策略又怎祥啦？……实在的，我对我们的领袖们和一切所谓革命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信心。”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报刊对失败者也毫不容情地加以讽刺。党的中央机构再一次转移到国外。它从地方组织收到的消息同样令人信服地表明革命已经瓦解。甚至在苦役监狱里，参加过起义和恐怖行为的男女英雄们也仇恨自己的过去。他们使用“党”、“同志”和“社会主义”这些字眼的时候完全出于讽刺。脱党的不仅是知识分子，不仅是那些朝秦暮楚、把运动当着暂时歇足的客栈的人，甚至还有许多年来一直是党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先进工人。在工人阶级的落后部分，信仰宗教以及酗酒、赌博等等倾向日益增加。力图使自己的个人地位、文化地位和经济地位超过和自己一伙的工人群众的个人主义者开始决定上层的风气。孟什维克从这些人数很少的工人贵族阶层中找到了支持。这些工人贵族大多数是五金工人和印刷工人。中间阶层的工人在革命中养成了阅读报纸的习惯。他们表现得更稳定。但是，在知识分子领导下进入政治生活以后，现在忽然要独自行动，他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犹豫不决。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抛弃了革命。但是，不愿意投降的革命者碰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一个秘密组织需要周围有人同情，需要不断补充后备力量。在颓废的气氛中，遵守秘密工作必需的规定和保持革命联系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地下工作若断若续。1909年，在顿河上的罗斯托夫、莫斯科、秋明、彼得堡，党的印刷所遭到了袭击……”。遭到袭击的还有其他地方的印刷所，“彼得堡、别洛斯托克和莫斯科储藏的宣言传单，中央委员会在彼得堡的档案。在所有这些逮捕中，党都损失了优秀的工作者”。这是退伍宪兵将军斯皮里多维奇的话。他几乎是用一种痛苦的口吻讲这一段话的。1909年初，克鲁普斯卡娅用隐形墨水给敖德萨写信说：“我们根本没有人了。都分散在监狱里和流放地去了。”宪兵使隐写的信显了出来，从而把更多的人投入了监狱。革命队伍的人数稀少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委员会的水平。由于挑选得不够，使特务有可能窃据地下组织的领导地位。挑拨者动一动指头就可以使任何妨碍他往上爬的革命者遭到逮捕。从组织中清除可疑分子的尝试立刻会引起大规模逮捕。怀疑和互相不信任的气氛使一切主动性遭到挫折。经过一连串计划周密的逮捕以后，挑拨者库库什金在1910年初成为莫斯科地区组织的领袖。有一个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写道：“沙皇暗探局的理想正在实现。所有的莫斯科组织的领袖都是特务。”彼得堡的情况好不了多少。“领导机构似乎已经完全被击溃，没有办法能够使它恢复起来。特务的渗入蚕食了我们的要害部门。组织垮台了……”在1909年，俄国还有五六个积极活动的组织；但是，甚至这些组织不久也都无所作为了。1908年底，莫斯科地区组织的成员多达500人，第二年年中就减少到250人，半年后又减少到150人。1910年，这个组织就不再存在了。前杜马议员萨莫伊洛夫谈到直到不久以前还是相当有影响的、积极活动的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组织在1910年初垮台的情况。紧接着，工会组织也销声匿迹，被黑帮集团取而代之。在纺织工厂里，革命前实行的制度逐渐卷土重来。这意味着降低工资、严厉的惩罚、开除等等。“保住了饭碗的工人沉默地忍受着。”但是，恢复旧有秩序是不可能的。列宁在国外引用了工人写来的信，信上谈到厂主又在压迫和迫害工人的情况时说道：“等一等吧，1905年又会到来的！”76除了来自上面的恐怖以外，还有来自下层的恐怖。已被击溃的起义者〔的斗争〕在长时期内以分散的地区性爆炸、游击队袭击、集体和个人恐怖行为等形式时起时伏地继续着。关于恐怖行为的统计数字很清楚地说明了革命发展的趋势。1905年有233人被暗杀；1906年有768人；1907年有1231人。受伤的人数在比例上多少有些不同，因为恐怖分子正在成为较好的枪手。恐怖的浪潮在1907年达到顶峰。有一个自由主义的观察家写道：“有些日子，除了好几起重大恐怖行为以外，同时还发生几十起暗杀和企图暗杀低级官员的次要事件……所有城市都建立了炸弹工厂，有些不慎的制造者被自己造的炸弹炸死了……”等等。克拉辛的炼金术77广泛地流行起来。整个说来，从1905年到1907年这三年期间以恐怖行为和罢工特别著称。但是，恐怖行为和罢工的统计记录有显著的差别：罢工人数逐年迅速下降，而恐怖行为的次数则以同样的速度上升。很清楚，随着群众运动的衰退，个人恐怖行动增加了。然而恐怖行为不可能毫无止境地加强。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革命带来的动力必然会消耗掉。的确，1907年还发生了1231起暗杀案，1908年就减少到400起，1909年减少到100起左右。此外，受伤未死者的百分比的增加也说明，现在的枪击事件是未经训练的外行干的，主要是没有经验的青年人干的。在高加索，拦路抢劫和流血械斗的浪漫传统还很盛行，有许多胆大包天的游击活动老手。在1905年到1907年，即第一次革命时期，仅在外高加索就发生各种恐怖行为1000多起。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战斗队在乌拉尔地区、波兰社会党旗帜下的战斗队在波兰都大肆活动。1906年8月2日，几十个警察和士兵在华沙和其他波兰城市街头被暗杀。根据他们的领导人的解释，这些攻击的目的是“鼓舞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这些领导人的领袖是约瑟夫·皮尔苏德斯基，波兰未来的“解放者”和压迫者。列宁在评论华沙事件时写道：“我们建议我们党所有的大量的战斗小组不再无所作为，要采取一系列的游击活动……”。78斯皮里多维奇将军的评语是：“尽管〔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反对的行动，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这些呼吁不是毫无结果的。”在恐怖分子和警察的流血冲突中，钱是一个重要问题。钱是一切战争赖以支持的东西，包括内战在内。在1905年立宪宣言发表以前，革命运动主要从自由资产阶级和激进知识分子得到资助。布尔什维克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自由主义反对派认为布尔什维克不过是比较大胆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当资产阶级把希望转到未来的杜马上面去的时候，他们开始把革命者看做是妨碍他们和专制政府取得协议的障碍。阵线的变化使革命在财政方面受到有力的打击。关厂和失业使来自工人的钱也停止了。在此期间，革命组织已经建立庞大的政治机构，有自已的印刷所、出版社、专业鼓动人员，最后还有不断需要武器供应的战斗小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用武力夺取金钱以外，就无法继续以资金供给革命。第一步几乎照例是下面发起的。最初的没收活动进行得比较和平，没收者和被没收的机构的雇员之间常常存在默契。有一个故事说：纳杰日达保险公司的办事员给犹豫不决的没收者打气说：“甭发愁，同志们！”但是这个牧歌似的时期没有继续多久。继资产阶级之后，知识分子，包括这些银行办事员，也离开了革命。警察措施更加严峻起来。双方死伤人数都增加了。“战斗组织”失去了支持和同情，迅速烟消云散，或者同样迅速地四分五裂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工人选出的前杜马议员萨莫伊洛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典型地说明了即使是最有纪律的队伍也已经堕落变质的情况。原来是“按照党中央指示”办事的这支队伍在1906年下半年开始“做坏事”。这支队伍从一家工厂里偷到了钱（在这个过程中打死了出纳员），只把一部分钱交给党。这时，党委断然拒绝接受，并且对战士提出了谴责，但是为时已晚，战斗队迅速蜕化变质，不久以后就堕落到“像最普通的土匪一样进行抢劫”的程度。经常腰缠巨资的战士们开始大吃大喝，常常在大吃大喝时落入警察手中。这样来，整个战斗队逐渐遭到可耻的结局“但是”，萨莫伊洛夫写道：“我们必须承认这支队伍中有不少……忠实于革命事业的真正忠诚的同志，有些人的心是冰清玉洁的……”战斗组织原来的目的是领导起义的群众，训练他们使用武器，使他们懂得如何给予敌人以最沉重的打击。列宁是这方面的主要理论家——如果不是惟一的理论家的话。十二月起义被粉碎以后出现的新问题是：对这些战斗组织如何处理。列宁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时带去了一个决议草案。这个草案方面对游击活动作出了应有的评价，认为这种活动是十二月起义的必然继续，而且是即将到来的对沙皇制度大举进攻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主张“在党的控制下”进行所谓没收资金的活动。但是在自己内部分歧的压力下，布尔什维克撤销了他们这个决议。孟什维克的决议在20票弃权的情况下以64票对4票的多数得到通过。这个决议完全禁止“没收”私人和私有机构的财产，同时规定只有在某一地区已经建立革命政府机构的情况下才容许夺取国家财产；这就是说，只有在和群众起义直接有关的情况下才容许这样做。弃权或投反对票的24名代表是在布尔什维克派中占半数的毫不妥协的列宁主义者。列宁在印发的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内容广泛的报告中完全避免提到关于武装活动的决议，理由是讨论时他不在场，“而且，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79列宁的不在场不大可能出于偶然：他不过是不愿意束缚自己的手脚而已。同样地，在一年以后举行的伦敦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为主席不能不出席关于没收问题的讨论。但是，尽管孟什维克代表席上提出了狂暴的抗议，他没有投票。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禁止没收，并且下令解散党的“战斗组织”。当然，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问题。一切阶级和一切政党都不是从圣经戒律的观点、而是从对它所代表的历史利益是否有利的角度来看待暗杀问题的。当教皇和他的红衣主教们为佛朗哥的武力祝福时，没有任何保守派政治家建议把他们关起来按煽动谋杀治罪。当涉及的暴力是革命暴力时，御用的道学家就会出来反对暴力。相反地，一切真正为反对阶级压迫而斗争的人必须承认革命。一切承认革命的人也就承认内战。归根到底，“游击斗争是……国内战争中两‘大战役’间的一段较长的间隔时期内不可避免的一种斗争形式。”80〔列宁〕从阶级斗争的总原则的观点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难于驳斥的。分歧来自对具体历史环境的估计。在内战中如果两次大搏斗之间有两三个月的间歇时期，这段间歇时期必然充满对敌人的游击斗争。但是，如果“间歇时期”长达数年之久，游击战就不再是新的战斗的准备，而仅仅是失败后的痉挛。当然，要决定一个分界点是不容易的。抵制问题和游击活动问题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抵制代议机构只有在群众运动强大到足以推翻这些代议机构或可以不予理睬的时候才是可以容许的。但是当群众正退却的时候，抵制的策略就失去了革命的意义。列宁比别人更了解这一点，而且阐述得更清楚。早在1906年，他就否定了对杜马的抵制。1907年6月3日政变以后81，列宁之所以带头对抵制派进行坚决斗争，正是因为高潮已经转入低潮。不言而喻，在甚至有必要利用沙皇的“议会制度”作为战场为动员群众进行准备的时候，游击活动已经变成了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在内战顶点，游击活动加强了并促进了群众运动；在反动时期，游击活动企图取代群众运动的地位，但是事实上仅仅使党处于狼狈的境地，加速了党的瓦解。列宁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战友之一奥里明斯基从苏维埃时代的观点对这个时期作了批判性的描绘。他写道：“不少优秀青年被绞死；另外一些人堕落了；还有一些人对革命失望了。同时，一般人开始把革命者和普通土匪混为一谈。后来，当革命的工人运动开始重振旗鼓的时候，在付出的‘代表’最多的城市里，恢复得最慢（我也许可以拿巴库和萨拉托夫作为例子）。”让我们记住：这里提到了巴库。在第一次革命的几年期间，柯巴的革命活动整个加起来似乎如此微不足道，使人不能不产生疑问：难道就只有这么多吗？在把他抛在一边的事件的漩涡中，他不可能没有寻找过能够表现自己的才干的行动手段。柯巴曾经参加恐怖行为和没收活动是无可怀疑的。然而，这种参与属于什么性质却难以肯定。斯皮里多维奇写道：“战斗活动……的主要鼓舞者和总的监督者……是列宁本人，他得到和他很接近的心腹人士的协助。”这些人是谁呢？战争爆发后成为揭露布尔什维克的专家的前布尔什维克阿列克辛斯基在国外报刊上写道，中央委员会内部有一个“小的委员会，其存在不仅瞒过了沙皇警察的眼睛，而且瞒过了党员的眼睛。由列宁、克拉辛和一个第三者组成的这个小委员会……特别注意党的财政问题。”阿列克辛斯基所谓注意财政问题是指领导没收活动。那位没有指明的‘第三者”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博物学家、医学家，经济学家兼哲学家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没有理由对斯大林参加战斗活动的事保持沉默。他对这件事只字不提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但是，阿列克辛斯基在那些年代里不仅和布尔什维克中央非常亲密，而且和斯大林也保持着接触。这个揭人隐私的人照例总是说的比他知道的更多。《列宁全集》注释中关于克拉辛是这样说的：〔他〕“领导了中央委员会的战斗业务局”克鲁普斯卡娅则写道：“党员们现在都知道了克拉辛在1905年革命时期在武装战斗人员、监督炸药的生产等等方面进行的重要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毫不声张地、秘密地进行的；然而在这个事业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克拉辛的工作，并且从那以后一直很珍视他。”第一次革命时期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沃依廷斯基写道：“我有个明确的印象：尼基季奇〔克拉辛〕是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受到列宁真正尊敬和完全信任的惟一的人。”诚然，克拉辛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彼得堡。但是，如果柯巴在高加索领导着类似的活动，克拉辛、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不可能不知道。然而，克鲁普斯卡娅对斯大林在党的战斗活动中的作用丝毫没有谈，虽然她为了表示自已的忠诚，总是尽量设法多提斯大林的名字。1938年7月3日，莫斯科《真理报》十分出人意料地宣布说，1905年“高加索革命运动的空前强大的开展”是和“直接由斯大林同志在那里首创的我们党最富战斗性的组织的领导作用”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关于所谓斯大林和“最富战斗性的组织”有关的这条惟一的官方消息指的是1905年初的事情，还在没收问题出现以前；它没有谈到柯巴的实际工作；最后，从事物本身的性质来看，这条消息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在1905年下半年以前，梯弗里斯没有布尔什维克组织。让我们看看伊雷马什维利对这件事有什么要说的。他谈到恐怖行为、“代价”和这一类事情的时候是愤怒的。他说：“柯巴是布尔什维克在格鲁吉亚所犯的有利于反动派的罪行的发起者。”在他的妻子死后，柯巴失却了“最后一点点人的感情”。他变成了“对王公、牧师和资产阶级进行罪恶的有系统的谋杀的……热烈辩护者和组织者”。我们已经有理由深信伊雷马什维利离开个人经历而转向政治、离开童年和青年时期而转向比较成熟时期的程度愈深，则他的证词也愈不可靠。这些青年时期的朋友之间的政治关系在第一次革命开始时就结束了。10月17日，即发表立宪宣言的那一天，伊雷马什维利在梯弗里斯街上看见——只是看见，然而没有听见——柯巴爬在街灯铁柱上（那一天谁都喜欢往街灯上爬）对一堆人大声发表演说，他碰见这件事完全出于偶然。作为一个孟什维克，伊雷马什维利只能辗转听到有关柯巴的恐怖活动的消息。因此，他在这方面的证词显然不可靠。伊雷马什维利列举了两个例子：著名的1907年梯弗里斯没收事件（后面我们还有机会来讨论这件事）和有名望的格鲁吉亚作家恰夫恰瓦泽亲王被杀害的事件。伊雷马什维利把没收事件的年代错误地搞到1905年去了。关于这个事件，他说：“柯巴那次又瞒过了警察的耳目；警察甚至连怀疑是他发起那次残酷尝试的证据都不够。但是，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那次正式开除了柯巴……”伊雷马什维利没有提供丝毫证据来说明斯大林和暗杀恰夫恰瓦泽亲王的事件有任何关系。他只是毫无意义地说：“柯巴间接也赞成谋杀。他是一个心里沸腾着仇恨的鼓动者，是一切罪行的煽动者。”伊雷马什维利这一部分回忆只有一点是令人感兴趣的：这些回忆说明了柯巴在他的政敌当中的名声。在一家德国报纸（曼海姆《人民之声报》，1932年9月2日）上，有篇消息灵通作者（很可能是一个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的文章强调指出，朋友和敌人都同样过分夸大了柯巴的恐布活动。“斯大林在组织这一类进攻方面具有非凡的才能和嗜好。这是真的……但是，在这种事情里面，他通常执行组织者、鼓舞者和监督者的任务，而不是直接的参加者。”因此，某些传记作者把斯大林描写成“明火执仗进行最无法无天的冒险活动”的人是十分错误的。所谓柯巴曾经参加1906年1月17日暗杀梯弗里斯军事独裁者格里亚兹诺夫将军事件的故事似乎属于这种捏造之列。“那件事是按照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决议，通过为此目的而特别指定的党的恐怖分子来执行的斯大林和其他所有布尔什维克一样，在格鲁吉亚没有影响，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都没有参加那件事”。这个无名作者的证词是值得考虑的。然而从积极方面来说，这些话实际上毫无意义：它承认斯大林在没收和暗杀方面具有“非凡的才能和嗜好”，但是没有提出任何材料来证明这种说法。格鲁吉亚老布尔什维克恐怖分子科特·秦查泽是一个严肃可靠的证人。他说，斯大林对孟什维克企图暗杀格里亚兹诺夫将军的工作的落后性表示不满，邀请科特帮他组织一个自己的战斗小组来实现这个目的。但是，不久以后，孟什维克就设法自行执行了这个任务。同一个科特还回忆说：在1906年，他独自想到要组织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小组去抢劫国家财库。“我们的杰出的同志，特别是柯巴——斯大林，都批准我的建议。”这段证词令人加倍感到兴趣，因为，首先它说明，秦查泽认为柯巴是一个“杰出的同志”——也就是说，是当地一个领导人：其次，它使我们可以自行得出结论认为柯巴在这些事情里面仅限于批准别人的建议。821906年11月，党的战斗小组不顾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直接反对，在列宁的积极合作下，设法在塔墨尔福斯召开了自己的会议。会议的主要参加者是后来在党内起过重要作用或值得注意的作用的革命者，如像克拉辛、稚罗斯拉夫斯基、捷姆里雅奇卡、拉拉扬茨、特里利塞尔等等。斯大林不在其中，虽然当时他在梯弗里斯是自由的。可以这样设想：由于秘密工作的考虑，他宁愿不冒险在会议上露面。但是当时领导党的战斗活动并且由于自己的名声而比其他任何人都容易遇到危险的克拉辛却在这次会议上起了领导作用。1918年3月18日，——即苏维埃政权成立几个月以后——孟什维克领袖尤利乌斯·马尔托夫在莫斯科他的报纸上写道：“当时由于和没收活动有某种关系而被他的党组织开除的同一位公民斯大林，对高加索布尔什维克迷恋各种属于没收性质的大胆事业的情况应当非常熟悉。”斯大林认为，有必要在革命法庭控告马尔托夫。他对法官和挤满法庭的听众说：“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被我的党组织提交审判或开除。这是恶毒的毁谤。”但是斯大林对没收活动完全没有提。“一个人必须持有文件才有权提出马尔托夫这种指责。但是，毫无事实根据地仅凭谣言给人抹黑是卑鄙无耻的。”斯大林有什么政治上的原因要这样愤怒呢？整个布尔什维克和没收活动都是有牵连的。这不是秘密。列宁曾经在报刊上公开为没收活动辩护。另一方面，一个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在事情发生十年以后，不大可能认为被一个孟什维克组织开除是一件可耻的事。因此，如果马尔托夫的“指责”符合事实，斯大林没有任何必要予以否认。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足智多谋的对手到法庭上来就有给他机会审判自己的危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马尔托夫的指责是假的呢？总的说来，由于沉耽于自已的新闻记者的气质和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恨，马尔托夫曾经不止一次地越过了按照他无疑很高贵的性格本来不应当越过的界限。但是，在这个例子里，争论的问题是那次审判。马尔托夫仍然一口咬定有这件事。他要求传讯某些证人：“首先是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著名公众人物伊西多尔·拉米施维里，他是肯定斯大林曾经参加没收巴库轮船‘尼古拉第一’号的革命法庭的主席、诺·饶尔丹尼亚、布尔什维克的邵武勉和1907年至1908年期间外高加索地区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其次还有以现任财政委员古科夫斯基为首的一批证人。古科夫斯基曾经主持暗杀工人日阿里诺夫未遂案的审判。日阿里诺夫曾经向党组织揭露巴库委员会及其领袖斯大林和一件没收活动的关系。”斯大林在答复中既不谈没收轮船事件，也不谈企图暗杀日阿里诺夫的事。同时，他坚持说：“我从来没有受过审；如果马尔托夫这样说，他就是一个恶毒的毁谤者。”按照严格的法律意义来说，开除“没收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事前已经很周到地自行退党了。但是可能提出是否让他们回到党内来的问题。只有对那些仍然留在党的队伍里的煽动者才能直接采取开除的方式。但是看来，对柯巴并没有提出直接的控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马尔托夫肯定柯巴曾经被开除可能是对的：“原则上”是开除了的。然而斯大林也是对的；作为个人，他从来没有受到审讯。法庭耍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斯大林反对传讯证人，理由是在那种严重的日子里和高加索通信是困难的、不可靠的。革命法庭没有深入追究这个案件的本质问题。它宣布毁谤不属于它的管辖范围，但是判决马尔托夫应受“社会谴责”，因为他侮辱了苏维埃政府（按照孟什维克出版物对这次审判的报道所用的讽刺性说法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府”）提到曾经企图暗杀对没收活动提出过抗议的工人日阿里诺夫的事，不能不令人踌躇不安。虽然我们对这个插曲一无所知，但是它为未来发生的事投下了不样的阴影。1925年，孟什维克唐恩写道：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等高加索没收者为布尔什维克派提供了资金。这仅仅是重复马尔托夫已经说过的话，无疑是以同样的材料来源作为根据的。谁也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具体材料。然而并不缺乏揭开笼罩着柯巴生命中这个浪漫时期的帷幕的企图。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克里姆林宫和斯大林谈话时，曾经以他特有的讨人欢喜的灵活性要斯大林谈谈他年轻时代冒险活动的“任何事情”，例如抢劫银行之类的事。斯大林在回答时给这位提出问题的谈话对手一本小册子形式的传记、大概里面已经包括“一切”。但是这本传记对抢劫的事只字未提。斯大林本人对自己的战斗经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从来没有提到过，连一个字也不谈。很难说这是由于什么原因。他在自传方面从来不是以谦逊著称的。他认为不便谈的，就命令别人谈。从他的地位扶摇直上的时候开始，他可能是出于对政府“威信”的考虑。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最初几年，这种考虑和他根本不相干。在斯大林还没有成为历史回忆录的授意者和控制者的时期，过去的战士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这方面的书面材料。他作为战斗活动组织者的名声找不到任何其他文件——无论是警察记录还是叛徒和变节者的口供——的支持。诚然，斯大林严格控制着警察记录。但是，如果宪兵档案里包括任何说明朱加施维里是没收者的具体材料，他所受到的惩罚一定会比当时真正受到的惩罚严厉得多。在所有的假设当中，只有一种假设带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苏瓦里纳写道：“斯大林自己不提也不准别人提到和他的名字有这种或那种关系的恐怖行为，否则必然会清楚地说明：别的人参加了这些行动，而他仅遥遥加以监督。”同时，他在必要时则利用含蓄和强调的手法小心翼翼地把他事实上无权声称属于自己的那些成就算到自己账上。这是十分可能的，也是符合柯巴的性格的。在地下秘密活动的情况下，不可能对他的说法进行核对。因此他对进一步吐露具体情况不感兴趣。另一方面，没收活动的实际参加者和接近他的人不曾在回亿录中提到柯巴，仅仅是因为他们无话可说。战斗是其他的人进行的；斯大林遥遥监督。关于伦敦代表大会，伊凡诺维奇在巴库的他的秘密报纸上写道：“孟什维克提出的决议，只通过了有关游击活动的决议，并且是完全偶然通过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这一次没有应战。确切些说，布尔什维克不想把战斗进行到底，纯粹出于一种愿望：‘就让孟什维克同志们高兴一次吧’”83。这个解释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它是荒谬的：“就让孟什维克同志们高兴一次吧”——这种慈悲为怀的关切态度在列宁的政治习惯中是看不见的。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之所以“没有应战”，只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仅遭到孟什维克、崩得分子和拉脱维亚代表的反对，而且遭到他们最亲密的盟友波兰代表的反对。此外，布尔什维克本身在没收问题上也存在非常尖锐的分歧。但是，如果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只是信口开河而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就错了。事实上，他发现有必要在战士眼中贬低代表大会的限制性决议。当然，这丝毫不能改变他的解释毫无意义的情况。然而这就是斯大林的作风：凡是他要掩饰自己的目的时，他就毫不犹豫地采取最露骨的诡计。而他的非常露骨的说法常常起到这种作用，使他不必寻找更深刻的动机。当一个严肃认真的党员读到列宁为了“让孟什维克同志们高兴一次”而没有应战的说法以后只能愤慨地耸一耸肩，然而头脑简单的战士就会欣然同意，对于反对没收活动的、“完全偶然”的限制不必认真看待。为了进行下一次战斗活动，这就够了。〔1907年〕6月12日早晨10点45分，在梯弗里斯的埃里温广场上，护送运输钞票的车辆的哥萨克骑兵队遭到了特别大胆的武装进攻。这次行动的进程计算得和钟表一样精确。按照预定计划轮流投出了好几枚力量特别强大的炸弹。枪声密集，一袋钞票(34.1万卢布)随革命者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警察连一个战士也没有抓到。三名护送队员当场毙命；约有50人受伤，大多数是轻伤。这件冒险行为的主要组织者在军官制服的掩饰下，在广场上逛来逛去，观察到护送队和战士的一切行动，同时用巧妙的话使公众不进入即将发生袭击的地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在紧急关头，当整个工作似乎已经失败的时候，这位冒牌军官以惊人的泰然自若的方式拿到了那一袋钞票，把它暂时隐藏在属于观象台台长的一张躺椅里。这个观象台就是柯巴年轻时候曾经一度在那里担任会计的观象台。这位领袖就是亚美尼亚战士、化名为卡莫的彼得罗西扬。他19世纪末叶来梯弗里斯以后，落到包括柯巴在内的宣传家的手中。他几乎完全不懂俄语。有一次，他又问柯巴：“我把这拿卡莫〔Kamo，原应当是Komu（卡木）意思是：给谁〕？”柯巴开始嘲笑他：“嘿，你说——卡莫，卡莫！……”从这个不礼貌的嘲笑中产生了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革命化名。这是卡莫的寡妇麦德维捷娃告诉我们的。关于这两个人的关系，她再没有说任何话。但是她的确谈到卡莫对列宁的令人感到的爱慕。他第一次去见列宁是1906年在芬兰的时候。克鲁普斯卡娅写道：“这位具有无限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力的无畏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略微有些天真，是一个温柔的同志。他对伊里奇、克拉辛和波格丹诺夫热烈地爱慕着……他和我的母亲交朋友，和她谈到他的姑母和姊妹。卡莫常常从芬兰到彼得堡去，随身总是带着武器。每一次，母亲总是特别小心地把他的左轮枪系在他背后。”这件事之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为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是一个沙皇官吏的寡妇，直到年纪很老的时候才抛弃宗教。在梯弗里斯没收事件发生以前不久，卡莫再次访问了芬兰的工作人员。麦德维捷娃写道：“卡莫化装成一个军官到芬兰去拜访了列宁，然后带着武器和炸药回到梯弗里斯。”这次旅行不是伦敦代表大会前夕就是大会以后不久的事。炸弹来自克拉辛的实验室。列昂尼德是学化学的。他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梦想有一种核桃大小的炸弹。1905年使他有机会扩大这方面的研究。尽管他从来没有造出那种理想大小的炸弹，但是他管理下的那些小工厂的确生产出破坏力非常强大的炸弹。战士们现在并不是第一次在梯弗里斯的广场上试验这些炸弹。没收事件发生以后，卡莫在柏林出现了。由于在布尔什维克国外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挑拨者日托米尔斯基的告发，他在柏林被捕。在逮捕过程中，普鲁士的警察抢走了他的手提箱，大概在里面发现了炸弹和手枪。根据孟什维克的消息（这次调查是由未来的外交家契切林进行的），卡莫的炸药是准备用来进攻柏林的门德尔森银行的。消息灵通的布尔什维克皮亚特尼茨基说：“这是假的。炸药是准备用于高加索的。”让我们把炸药的目的地当做悬案放下吧。卡莫在一个德国监狱里关了一年半以上，按照克拉辛的意见不断装疯作傻，大吵大闹。作为一个无法医治的疯子，他被交给俄国，在梯弗里斯的梅吉赫堡监狱中又关了一年半，受到最严酷的考验。最后，卡莫被宣布为一个毫无希望的疯子。他被转到一座神经病院里去，从那里逃掉了。“在那以后，他非法地藏匿在一艘船的船舱里，到巴黎去和列宁会谈。”这是1911年的事。列宁同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的分裂使卡莫感到极大的痛苦。克鲁普斯卡娅重复地说：“他对三个人都热烈爱慕。”接着出现了一个抒情的场面：卡莫要人把杏仁给他拿去，坐在兼做饭厅的厨房里，像在高加索故乡一样吃着杏仁，讲着那些可怕的年头的故事。他谈到自己在监狱里如何装疯作傻，又如何驯服了一只燕子。“伊里奇倾听着他的话，为这位天真稚气、热心快肠、随时准备完成最伟大的业绩、而在逃出监狱以后不知道究竟应当做什么的莽撞而大胆的人深感难过。”卡莫在俄国再次被捕，被判处死刑。1913年为纪念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而颁布的宣言使他意外地得到减刑，改判终身苦役，而不是上绞首台。四年以后，二月革命使他意外地得到解放。十月革命使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但却使卡莫很不习惯。他像一条被抛到岸上的大鱼。内战时期，我曾经试图使他对敌后游击战感到兴趣，但是战场上的工作显然不合他的口胃。此外，他曾历经的可怕的年代不是没有代价的。卡莫感到窒息。他使自己和其他的人冒过几十次生命危险并不是为了飞黄腾达。另一个传奇人物科特·秦查泽被斯大林放逐以后死于肺病。卡莫如果不是1922年夏天在梯弗里斯街上意外地被汽车压死，无疑也会落到类似的下场。汽车里面坐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新贵。当时卡莫骑着一辆蹩脚的脚踏车在黑暗中走着：他并没有飞黄腾达。他死的方式本身是有象征意义的。关于卡莫，苏瓦里纳以毫无根据的目中无人的态度写到和先进国家的理性主义背道而驰的“违反时代潮流的神秘主义”。事实上，对“西方文明”国家绝非已经毫无用处的，具有革命性质的“神秘主义”只有少量痕迹在卡莫身上得到有限的表现。欧洲工人运动由于革命精神不够，已经使法西斯主义在一些国家中得到胜利。在这些国家里，“违反时代潮流的神秘主义”——这个字眼用在此处才是恰当的！——得到了最丑恶的表现。反对法西斯主义专制暴虐的斗争无疑会使西方革命战士发挥出卡莫身上所拥有的、使无耻的市侩目瞪口呆的一切特点。杰克·伦敦在他的《铁蹄》一书中预言，美国将出现一整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卡莫式的人物。历史过程远比肤浅的理性主义者愿意相信的复杂得多。在党员圈子里，柯巴曾经亲自参加梯弗里斯没收事件的事早已被认为是无可怀疑的。苏联外交官别谢多夫斯基在第二流和第三流官僚的沙龙里听到过多种多样的故事。他说，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指示”没有直接参加没收活动，但是他本人大概“后来曾经吹过牛，说行动计划直到最小的细节都是他拟订的，并且说第一枚炸弹是他从苏姆巴托夫亲王的屋顶上扔下去的”。现在很难弄清楚，究竟是斯大林真正吹嘘过参加没收活动的事，抑或是别谢多夫斯基仅仅在夸耀自己消息灵通。无论如何，在苏维埃时代，斯大林既没有证实过也没有否认过这些谣传，十分明显，他毫不反对青年人心目中把没收活动这种悲剧性的浪漫主义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在1932年，我对斯大林在埃里温广场武装袭击事件中的领导作用仍然没有怀疑，并且在我写的一篇文章中附带提到这一点。但是，对当时的情况进一步加以研究，使我不能不修改我对传统说法的意见。在《列宁全集》第十二卷所附年表里1907年6月12日这个日期下面，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梯弗里斯没收事件（34.1万卢布），是由卡莫－彼得罗西扬组织的。”就只有这一句话。在一本献给克拉辛的文集里，关于高加索著名的秘密印刷所和党的军事活动谈得很多，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有一位对那个时期的活动很熟悉的老战士写道：“后者〔卡莫〕组织的在克维里利和杜舍特办事处以及埃里温广场进行的一切没收活动的计划都是他和尼基季奇〔克拉辛〕共同制定和斟酌的。”一个字也没有提斯大林。还有一个前战士说：“像梯弗里斯和其他地方进行的这种没收活动是在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对斯大林又是只字未提。比比奈施维里的书叙述了准备和执行没收活动的一切细节，而对斯大林连一次也没有提。从这些阙笔来看，无疑可以得出结论：柯巴和战斗队的成员没有直接的接触，也没有给他们指示，因此从真正意义上说，并不是这个行动的组织者，更不用说是直接的参加者。伦敦代表大会于4月27日闭幕84。梯弗里斯没收事件发生于6月12日〔新历25日〕，即一个半月以后。从斯大林回国到发生没收事件那一天，他来不及监督这样一个复杂的冒险行动的准备工作。比较可能的是：那些战士是从以前几次大胆冒险行动中选拔出来编在一起的。在代表大会通过决定以前，他们可能在等待时机。他们当中某些人可能有些怀疑，不知道列宁对没收活动有什么看法。战士们在等待信号。斯大林可能给他们带来了这个信号。但是，他参加的程度是否超过这一点呢？关于卡莫和柯巴的关系，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卡莫喜欢依恋别人，然而没有人说他依恋柯巴。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沉默使人认为不存在依恋的情况，倒是存在着冲突。冲突的原因可能是柯巴企图对卡莫发号施令，或者是擅自居功。比比奈施维里在他写的关于卡莫的书里说道：在格鲁吉亚受苏维埃管辖以后，那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陌生人”，以伪造的借口拿走了卡莫的信件和其他宝贵材料。谁需要这些材料呢？有什么目的呢？这些文件和卷带这些文件潜逃的人都无影无踪了。如果认为是斯大林通过一个代理人从卡莫那里抢走了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使他感到不安的某些证据，这种设想是否过分仓促呢？当然，那并不排除他们在1907年6月曾经密切合作的可能性。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不承认在拟订梯弗里斯“事件”的最后细节时，柯巴可能是卡莫的顾问，而他们的关系可能是在那以后恶化的。此外，这位顾问可能在国外极力渲染自己所起的作用。归根到底，自命为一次没收事件的领袖的确比自命为十月革命的领袖容易。然而即使就十月革命来说，斯大林也会毫不踌躇地自命为领袖的。巴比塞说：1907年，柯巴到柏林去住了一段时间，“和列宁谈话”。什么性质的谈话作者并不知道。巴比塞的书的内容大部分是错误的。但是，斯大林在和路德维希谈话时也提到他在1907年曾经到过柏林，所以这里提到去柏林的旅行更令我们注意。如果列宁为这次会晤专程到德国首都去，那么无论如何不是为了进行理论性的“谈话”。这次会晤可能是代表大会前夕的事，更可能是紧接着代表大会以后的事，几乎无疑是为了讨论即将发生的没收行动、转运钞票方式等等问题。为什么要在柏林而不是在伦敦谈判呢？很可能列宁认为在伦敦和伊凡诺维奇会面是轻率的，因为在伦敦，他处在其他代表和大会吸引来的大批沙皇特务及其他特务众目睽睽之下。也可能有一个与代表大会无关的第三者预定要参加这些会谈。柯巴从柏林回到梯弗里斯，但是不久以后就搬到巴库去了。据巴比塞说，从巴库那里，“他再次出国和列宁见面。”（巴比塞曾经到过高加索，并且在那里按照贝利亚的安排写下了一些故事。）显然有一个心腹的高加索人曾经谈到斯大林两次在国外会见列宁的事，目的是强调他们的亲密关系。这两次见面的时间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次在没收事件以前，另一次紧接着在没收事件以后。这就足以肯定会见的目的。第二次会晤非常可能与这个问题有关：是继续干还是就此结束？伊雷马什维利写道：“柯巴－斯大林和列宁的友谊从此开始了。”很清楚，“友谊”这个字眼用得不恰当。这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使他们不可能产生个人的友谊。但是看来，他们大约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互相认识的。如果列宁事前曾和柯巴安排梯弗里斯没收行动计划这个假设是有根据的，那么十分自然，他对他所认为的这次奇袭的组织者会充满敬佩。当他看到电报、知道战利品的夺得没有牺牲任何革命的生命的时候，列宁可能会暗自叫道：“出色的格鲁吉亚人！”他也可能对克鲁普斯卡娅这样说过。我们从他写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这些字眼。对表现坚决的人或仅仅是成功地完成了指定行动的人的热诚是列宁直到去世时还保持着的一个突出特点。他尤其珍视实干的人。列宁根据柯巴在高加索没收活动中已被夸大的记录来判断柯巴，显然开始把他当做一个目光敏锐、能够毫不退缩地领导别人的人。他肯定这个“出色的格鲁吉亚人”是有用的。梯弗里斯的战利品并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全部钱都是500卢布一张的钞票。票面价值这样大的钞票是无法流通的。在埃里温广场不幸的冲突得到有害的宣传以后，到任何俄国银行去兑换这些钞票都是愚蠢的。兑换活动转移到国外去了。但是挑拨者日托米尔斯基参加了兑换活动的组织工作。他很快就把这件事通知了警察。未来的外交委员李维诺夫在巴黎试图兑换钞票时被捕。后来成为季诺维也夫妻子的奥尔加·拉维奇在斯德哥尔摩落在警察手中。未来的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显然出于偶然而在日内瓦被捕。他写道：“我是当时原则上反对没收活动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兑换活动带来的灾难大大增加了这一类布尔什维克的数目。克鲁普斯卡娅说：“一般瑞士人吓得要死。他们整天谈论着俄国没收者。在伊里奇和我搭伙的公寓里，他们恐怖地谈论着这件事。”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最近的“清洗”中，奥尔加·拉维奇和谢马什柯都失踪了。绝对不能把梯弗里斯没收事件看成是内战中两次搏斗之间的一次游击性战斗。列宁不能不看到革命已经被推至朦胧的将来。就列宁来说，这次的问题不过是利用敌人的钱来充实党的经费的一次简单的尝试，目的是为即将到来的动摇不定的时期作准备，列宁没有能够抗拒利用有利机会来一次愉快的“例外”的诱惑。从这个意义上看，必须坦率地说，梯弗里斯没收事件的想法中包含相当大的冒险主义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和列宁的政治思想一向是格格不入的。至于斯大林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广泛的历史考虑在他心目中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过是一张令人讨厌的废纸，只要玩弄点简单的手腕就可以使它成为无效。只要得到成功，冒险是可以的。苏瓦里纳争辩说，把责任从派别的领袖身上推卸到一个次要角色身上是不公平的。这里不存在推卸责任的问题。当时布尔什维克派的大多数人在没收问题上都反对列宁。和战斗小组保持直接联系的那些布尔什维克有极为令人信服的亲身的观察，而再度侨居国外的列宁是不了解这些情况的。没有来自下层的纠正，最有天才的领袖也必然会犯严重的错误。事实上，斯大林并不属于那些懂得在革命退却时期不容许进行游击活动的人。而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对于他来说，党首先是一个机构，机构需要经费才能存在。经费可以借助于和生活以及群众斗争无关的另一个机构来取得。斯大林在这方面是很在行的。这件悲剧性的冒险行动结束了党的生活的整整一个方面。它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关于梯弗里斯没收问题的斗争后来长期损害了党内和布尔什维克派内部的关系。从那时起，列宁就转移了阵地，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决地反对没收的策略。有一段时间里，这种策略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当中的“左”翼的遗产。1910年1月，由于孟什维克的坚持，党的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正式审查了梯弗里斯“事件”。决议尖锐地谴责没收活动，认为这是对党的纪律的不能容许的违反，同时承认参加活动的人并非有意使工人运动受到损害，而“只是受到对党的利益的错误理解的指导”。没有开除任何人，也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因此，柯巴就和其他的人一起作为受到“对党的利益的错误理解”指导的人而得到宽恕。在此期间，革命组织迅速瓦解。早在1907年10月，孟什维克“文人”波恃列索夫就写信给阿克雪里罗得说：“我们正在经历完全瓦解和士气彻底涣散的过程……不仅没有组织，连组织的基本因素也不存在了。而这种不存在甚至被当做原则来歌颂……”把瓦解当做原则歌颂，不久就成了包括波特列索夫本人在内的大多数孟什维克领袖的任务。他们宣布秘密的党已经一去不复返地取消了，并且说恢复秘密党的目的是一种反动的空想。马尔托夫坚持认为，正是由于“兑换梯弗里斯钞票这一类丑事”才迫使“最忠实的政党和工人阶级最积极的分子”避免和秘密政治机构发生任何关系。现在以取消派知名的孟什维克从挑拨活动的可怕发展中看到了“必须”放弃有害的地下工作的另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他们稳坐在工会、教育俱乐部和保险组织里，以文化宣传者而不是革命者的身份进行工作为了保持自己在合法组织中的职业，工人出身的官员们开始使用保护色。他们避免罢工斗争，以免危害本来就很难得到容忍的工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合法性实际上就是断然拒绝革命手段。在最悲惨的年代里，取消派最活跃。奥里明斯基写道：“他们受到的警察迫害较少。他们拥有许多作家，相当多的演说者，并且整个说来，还拥有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飞扬跋扈，并且以此为荣。”布尔什维克派的队伍不断缩小。他们保存秘密机构的企图由于敌对的环境而到处碰壁。布尔什维主义似乎肯定完蛋了。马尔托夫写道：“目前的一切发展使组织任何持久的党派的努力成为可悲的反动的空想。”在这个带根本性的预测中，马尔托夫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整个俄国孟什维克也和他一起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证明，取消派的希望和他们的口号才真是反动的空想。在六三政权的统治下根本没有公开的工党存在的余地，甚至自由派的政党也得不到承认。列宁写道：“取消派摆脱了秘密的党，但是他们也没有执行成立合法党的义务。”布尔什维主义正是因为在革命衰退时期仍然忠实于革命的任务，才为自己在革命重新高涨的年代里空前蓬勃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在此期间，在和取消派相反的另一极端，布尔什维克派的左翼里面形成了一个极端分子的集团。他们顽固地拒绝承认已经改变的形势，继续主张采取直接行动的策略。选举结束以后，在抵制杜马问题上产生的意见分歧导致了召回派的形成。他们要求从杜马里面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召回派和取消派无疑是相辅相成的。孟什维克随时随地，即使是在革命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下，都认为，必须参加任何“议会”，即使是纯粹由沙皇任意规定的议会也行。另一方面，召回派则认为，对由于革命失败才得以建立的议会的抵制可以掀起新的群众压力。既然放电现象和雷鸣是相伴而行的，这些“不妥协分子”就企图通过人为的雷鸣引起放电现象。炸药工厂时期对克拉辛仍然有强烈的影响。这位精明的、头脑清醒的人一度参加过召回派，结果在后来许多年里抛弃了革命。在布尔什维克秘密的三巨头当中，列宁的另一个最亲密的合作者波格丹诺夫也转到了左翼。随着秘密的三巨头的分裂，布尔什维克派原有的最高级领导机构也垮台了。但是列宁毫不动摇。在1907年夏天，这一派的大多数人都主张抵制。到1908年春天，召回派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已经只占少数；列宁的优势已经无可怀疑。柯巴很快就考虑到这种情况，他在土地纲领问题上公开反对列宁的倒霉的经验使他更谨慎起来。他不声不响地、不惹人注意地抛弃了他的抵制派的朋友。从那时起，在每一个转变时刻，他的经常的做法是：偷偷摸摸地、闷声不响地改变立场。党不断分裂成很小的集团，在真空状态下进行残酷的战斗。这种情况使各种派别产生了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和解、协议和团结的渴望。正是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主义”的另一方面又突出起来：不是不断革命论，而是“调和”党的主张。这一点必须讨论一下，即使是很简单地讨论一下也好，以便理解后来发生的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冲突。在1904年——也就是从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性质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起——我就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孟什维克〕脱离了关系。在后来13年期间，我不属于任何一派。我在党内斗争中的立场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只要革命知识分子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当中都还占统治地位，只要两派都不准备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那么他们之间就没有理由需要分裂；在新的革命中，在劳动群众的压力下，两派无论如何是不能不采取同样的革命立场的，就像他们在1905年所做的那样。直到今天，还有某些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家认为，我过去的调和主义是智慧的声音。但是调和主义的深刻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早已得到证明。不同派别的简单调和只有按照某种“中间”路线才可能办到。但是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这条人为地画出的对角线符合客观发展需要呢？科学的政治学的任务是根据对阶级斗争的分析，而不是根据政治派别这种次要的、暂时的力量的〔不断变化的〕平行四边形来拟订纲领和策略。诚然，反动力量的地位使整个党的政治活动局限在极端狭隘的范围里。在当时看来，意见上的分歧可能似乎是无关闳旨的，是被侨居国外的领袖们人为地夸大了。然而正是在反动时期里，革命政党如果没有一个重大的远景就不能训练自己的干部。为明天进行准备是今天的政策中最重要的因素。调和政策希望事件发展过程本身将会提供必要的策略。它是在这种希望的基础上繁盛发展起来的。但是这种宿命论的乐观主义实际上不仅意味着反对派别斗争，而且意味着反对党这个概念本身，因为如果“事件发展过程”能够直接为群众提供正确的政策，那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何特殊统一、纲领的拟订、领袖的选择以及纪律性的培养又有何用处呢？后来，在191l年，列宁指出，调和主义和党在反革命年代的历史任务的根本性质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写道：“在这个时期，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从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陷入了’调和主义。托洛茨基所表现出来的调和主义比任何人都彻底，几乎惟独他一个人企图给这个派别建立理论基础。”85正因为调和主义在那些年代里盛极一时，所以列宁认为它对革命政党的发展是最大的威胁。他很清楚，调和派自称有“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既有机会主义的前提，也有革命的前提。但是在讨伐这种危险倾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权利根本不去区分调和主义的主观前提。相反地，他对那些基本立场最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调和派分子进行了加倍猛烈的攻击。为了避免和布尔什维克派本身的调和主义集团发生公开冲突，列宁宁愿把他论战的锋芒指向“托洛茨基主义”，特别是因为我——如前所说——企图为调和主义提供“理论基础”。从这次激烈论战中摘引出来的话后来为斯大林帮了忙，虽然这肯定不是原来的意图。列宁在反动年代的著述——在具体细节上是细致入微，在思想的概括性上则是大胆无畏——对于革命训练来说永远是伟大的一课。列宁在1909年7月写道：“我们在革命时期学会了‘讲法语’，就是说……加强群众直接斗争的威力……现在，在出现停滞、反动和瓦解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讲德语’，就是说，学会缓慢地……一点一点地争取胜利。”86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在1911年写道：“两三年以前公开运动〔即取消派〕的领袖们仅仅在原则上承认的东西——有必要‘用德语，来建立党——……现在已经得到普遍承认，并且认为现在正是开始具体实现这个任务的时候。”虽然从表面上看，列宁和马尔托夫都已经开始“讲德语”，事实上他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对于马尔托夫来说，“讲德语”意味着使自己适应俄国的半专制主义，希望逐渐使它“欧洲化”。对于列宁来说，同样的字眼意味着，在秘密党的帮助下利用微小的合法的可能性来准备新的革命。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堕落到机会主义的事实表明，孟什维克在政治上更真实地反映了“德语”的精神。但是，列宁对德国以及俄国客观发展道路的理解要正确得多：和平改良时代正为大变动时代所代替。至于柯巴，他既不懂法语也不懂德语。然而他的整个倾向使他接近列宁的立场。他不像孟什维克派那些演说家和新闻记者那样寻找公开的战场，因为公开的战场会暴露他的弱点，而不是显示他的优点。他首先需要一个集中控制的机构。但是在反革命统治条件下，这个机构只能是秘密的。虽然柯巴缺乏历史预见性，但是他具有非凡的毅力。在反动的年代里，他不属于数以万计的脱党分子之列，而是不顾一切始终忠实于党的区区几百个人里面的一个。伦敦代表大会以后不久，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年轻的季诺维也夫以及已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的年轻的加米涅夫都搬到国外去了。柯巴仍然留在俄国。他后来把这当成自己的一件了不起的成就。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的选择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有关个人自己的选择。如果中央委员会认为柯巴是一个能够到国外担负更高级的工作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毫无疑问，他会接到迁往国外的命令，而他是既不能也不愿加以拒绝的。但是谁也没有召他到国外去．从党的上层领导开始知道他的时候起，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实践家”，也就是一个主要在地方组织活动中起作用的普通革命者，而柯巴本人曾经在塔墨尔福斯、斯德哥尔摩和伦敦几次代表大会上检验过自己的能力，不大会愿意参加侨民的行列。在侨民当中，他就会屈居三等地位。后来，在列宁去世以后，必要性被说成是德性。“侨民”这个字眼在新官僚的嘴上和在沙皇时代的保守派的嘴上，意思非常接近。列宁在恢复流亡生活以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感觉自己好像正在走进坟墓。1909年秋天，他从巴黎写道：“我们这儿现在和一切事物都可怕地隔绝起来……这些年头真是困难得要命……”俄国资产阶级报刊上开始出现诬蔑侨居国外者的文章，据说，侨居国外是为有教养者所不齿的已经失败的革命的缩影。1912年，列宁在回答彼得堡报纸对布尔什维克的这些毁谤时说：“是的，侨民是有很多苦衷的。……他们比其他人更艰苦，更贫困。在他们中间，自杀的比重特别大……”87但是，“在灾难深重和沉寂的年代，正是在他们中间，而且只是在他们中间，提出了整个俄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则问题。”881917年革命的主导思想就是在侨民小组进行的艰苦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战斗过程中酝酿出来的。柯巴根本没有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从1907年秋天至1908年3月，柯巴在巴库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现在不可能肯定他是哪一天到巴库去的。他可能正是在卡莫装最后一个炸弹时离开梯弗里斯的；柯巴的勇气的主要特点是谨慎。巴库是一个多民族的城市，在20世纪开始时已经拥有10万以上的人口，而且继续迅速增加，把阿塞拜疆的鞑靼人大批吸引到石油工业中来。沙皇当局唆使鞑靼人反对比较先进的亚美尼亚人，借以对付1905年的革命运动。这种做法不是毫无效果的。但是，革命甚至把落后的阿塞拜疆人也抓住了。他们大批地参加了1907年的罢工，虽然和其他各地比较，他们参加得较晚。柯巴在这座“黑色的城”里住了大约8个月，其中应当减去他到柏林去的时间。不算过分捏造的贝利亚写道：“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巴库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成长壮大起来，并且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柯巴被派往对方力量特别强大的地区，“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布尔什维克粉碎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如此这般。我们从阿利路也夫那里也了解不到更多情况，据他说，经过警察残酷破坏以后，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是“在斯大林同志直接领导和积极参加下〔聚集起来的〕……他的组织能力、真诚的革命热情、无穷无尽的精力、坚强的意志和布尔什维克的百折不挠的精神……”等等。不幸的是，斯大林的岳父的回忆录写于1937年。“直接领导和积极参加”这个公式毫无疑义地揭露了贝利亚的商标。同一时期在巴库很活跃的、用政敌的眼光观察柯巴的社会革命党人维列沙克在他身上看到了非凡的组织能力，但是完全否认他在工人当中拥有任何个人影响。他写道：“他的性格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不好的。柯巴也考虑到这一点。他从来不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讲话……柯巴到这个或那个工人地区去永远是一件秘密的事，只能从布尔什维克的活动突然活跃起来这个事实中加以猜测。”这似乎比较接近真实情况。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和维列沙克见面。根据布尔什维克们在极权时代以前写的回忆录，巴库组织中占首位的不是柯巴，而是邵武勉89和查帕里泽90。这两个卓越的革命家是在英国占领外高加索时期于1918年9月20日被英国人杀害的。《邵武勉传》的作者卡里尼安写道：“在巴库的老同志当中，阿·叶努基泽、柯巴（斯大林）、季莫费（斯潘达梁）、阿廖沙（查帕里泽）等同志当时很活跃。布尔什维克组织……在石油工人工会中拥有广泛的活动基础。一切工会工作的真正组织者和书记是阿廖沙（查帕里泽）。”叶努基泽是在柯巴之前提到的；主要角色交给了查帕里泽。他还说：“他们两人（邵武勉和查帕里泽）是巴库无产阶级最受人爱戴的领袖。”在1924年写这本书的时候，卡里尼安还没有想到把柯巴放在“最受人爱戴的领袖”之列。巴库的布尔什维克斯托帕尼谈到他在1907年如何热中于工会工作——“当时巴库最迫切的任务”。工会处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在工会里，“谁也代表不了阿廖沙·查帕里泽所起的主要作用，柯巴（朱加施维里）同志起着较小的作用。柯巴的大部分力量主要放在他负责的党的工作上……”斯托帕尼没有具体说明，除了领导工会这个“最迫切的任务”以外，“党的工作”还包括什么。但是他无意中的确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关于巴库的布尔什维克的分歧的说明。巴库的布尔什维克都同意有必要从组织上“巩固”党在工会里的影响，但是“关于巩固的程度和方式，我们自己也有分歧：我们有自己的‘左翼’（柯巴－斯大林）和‘右翼’（阿廖沙·查帕里泽和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人）；产生分歧的不是根本问题，而是策略或建立联系的方法问题”。斯托帕尼故意含糊其辞——斯大林当时已经拥有很大的权力——使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想像到实际的人物的部署。姗姗来迟的罢工运动的浪潮，使工会已经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工会领袖自然是那些懂得如何和群众谈话和如何领导群众的人：查帕里泽和邵武勉。再次被推入次要地位的柯巴盘踞在地下的委员会里。对于柯巴来说，党争取影响工会的斗争意味着群众的领袖——查帕里泽和邵武勉——应当服从他的指挥。从斯托帕尼的话中可以清楚看出，在这场为“巩固”他的个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中，柯巴引起了所有占领导地位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群众活动对阴谋家的计划是不利的。柯巴和邵武勉之间的竞争特别激烈。情况变得如此恶劣：根据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说法，在邵武勉被捕以后，工人们怀疑是柯巴把他的对手交给警察的，要求由党的法庭来审判他。只是由于柯巴自己也被捕了，他们的运动才结束。控告者不大可能有什么确切的证据。他们的怀疑可能是许多情况的巧合引起的。但是只要说明这一点就够了。柯巴的党内同志认为，他在野心遭受挫折时可能变成告密者。关于其他任何人，从来没有人讲过这种话！在柯巴参加巴库委员会期间，这个委员会如何取得经费的问题上，有一些关于武装“没收”、通过处死或烧毁油井的威胁强迫工业家捐款、制造和使用伪钞等等的旁证。但是这些旁证绝不是无可怀疑的。这些行为的确发生过。然而究竟是早在那样遥远的年代就已经把这些行为归诸柯巴的创议，抑或是很久以后才第一次把这些行为的大部分和柯巴的名字联系起来，现在很难肯定。无论如何，柯巴不可能直接参加过这种冒险活动；否则必然会透露出来的。他很可能是从旁指导军事活动的，正如他曾经企图从旁指导工会一样。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柯巴在巴库的这一段生活很少为人所知。最无关闳旨的插曲，只要它们可能提高“领袖的”威望，也都被记录下来，然而对他的革命活动却只是最笼统地提到，压制消息的程度很难说是偶然的。1909年，年纪还很轻的社会革命党人维列沙克被关进巴库的所谓拜洛夫监狱，在那里面蹲了三年半。3月25日被捕的柯巴在这座监狱里蹲了一年半，从监狱转到流放地，在流放地住了九个月，然后秘密回到巴库，于1910年3月再次被捕，并再次被关入拜洛夫监狱。他在这座监狱里和维列沙克一起关了将近六个月。1912年这两个难友又在西伯利亚的纳赖姆碰头了。最后，在二月革命以后，作为梯弗里斯守卫部队的代表，维列沙克在彼得格勒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又碰见了他的老相识。在斯大林的政治吉星高照以后，维列沙克在侨民报刊上详细叙述了他们在监狱中的共同生活。他的故事或许不是完全可靠的，他的判断也不是尽都令人信服的。例如，维列沙克断言，柯巴本人曾经承认“由于革命的理由”而出卖过正教中学的某些同志；这无疑是以道听途说作为根据的。关于这个故事的不可能性已经指出过了。这位属于民粹派的作者在讨论柯巴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是极为幼稚的。但是维列沙克有一个宝贵的有利条件：他能够在文明共处的习惯和条件——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已经退化的环境中观察柯巴。巴库监狱原来只能容纳400人，当时却关了1500多人。囚犯们睡在拥挤不堪的牢房里、走廊里、楼梯上。在这样过分拥挤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任何隔离。除了惩罚性牢房的门以外，所有的门都大敞着。刑事犯和政治犯在牢房之间、房屋之间以及院落里自由地走来走去。“要想坐下来或躺下来而不压住别人的脚是不可能的”。在这种环境中，人们相互之间，许多人对自己，都有了十分意想不到的看法。甚至连冷冰冰的、沉默寡言的人也露出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能够设法隐藏的性格特点。维列沙克写道：“柯巴是一个极端片面的人。他没有一般原则，也没有受过适当的教育。他在本性上一直是一个缺乏教养的人、一个粗野的人。在他身上，这一切都和一种特殊的、故意装出的调皮结合在一起，使观察力最敏锐的人第一眼也看不出这种调皮后面隐藏着的其他特点。”作者所说的“一般原则”，似乎是指道德原则：作为一个民粹党人，他是“伦理的”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维列沙克对柯巴的精力感到惊讶。这座监狱里有一种残忍的把戏，目的是尽一切办法使自己的对手发狂：这种把戏叫做“逐入梦境”。维列沙克说：“从来不可能使柯巴失去镇静……无论怎么做也不能激怒他……”和当局玩弄的把戏比较起来，这种把戏还算是十分天真的。监狱里有刚被判处死刑的人。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等待自己命运的结束。死囚和其他人吃住都在一起。晚上，他们在囚徒众目睽睽下被带到监狱院落里纹死，所以在牢房里“听得见被绞死者的哭喊和呻吟”。所有犯人都感到神经紧张。维列沙克说：“柯巴睡得很熟，要不就是安安静静地念世界语（他深信世界语是未来的国际语言）。”如果认为柯巴对处决漠不关心那未免太傻了。但是他的神经很坚强。他对别人的事不像对自己的事那样敏感。这样的神经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财产。尽管存在着混乱、绞决以及党和个人的冲突，巴库监狱仍然是一座重要的革命学校。柯巴是一个突出的马克思主义领袖。他不曾参加个人之间的讨论，宁愿上公共讲坛，这个迹象肯定说明柯巴在教育和经验上比大多数难友高明。“柯巴的外表和他在辩论中表现的粗野使他的表现总是令人不愉快的。他的演说缺乏机智，形式上枯燥刻板。”维列沙克追叙了一次“土地问题讨论”的情况，在这次讨论中，柯巴的同志奥尔忠尼启泽“打了共同报告人、社会革命党的伊利亚·卡策瓦泽的耳光，因此受到其他社会革命党人的毒打。”这件事不是捏造的：性情非常暴躁的奥尔忠尼启泽甚至在成为苏维埃的著名的大官以后还保持着以力服人的嗜好。列宁有一次甚至因此建议把他开除出党。维列沙克对柯巴的“机械的记忆力”惊异不置。据说，柯巴“前额并不发达”的小脑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整个装进去了。“马克思主义是他的本行，在这方面，人是不可战胜的。……他懂得如何利用引自马克思的适当的公式来证明任何论点。这个人给对政治蒙昧无知的年轻的党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维列沙克本人属于“蒙昧无知者”之列。对于这个在土生土长的俄国纯文学的社会学的教育下长大的青年民粹党人，柯巴的马克思主义的包袱看来一定是极端使他赞佩的。事实上，这个包袱是够小的了。柯巴既对理论不感兴趣，又不能锲而不舍地学习，又缺乏思想锻炼。说他具有“机械的记忆力”是不怎么正确的。这种记忆力是狭隘的，从经验中产生的、实用的；但是，尽管经过正教中学的训练，这种记忆力绝不是机械的。这是一种属于农民的记忆力，缺乏概括和综合的能力，然而坚定顽强，特别是在仇恨方面。说柯巴脑袋里装满了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现成的引语是完全不真实的。柯巴从来不是一个书蠹，也不是一个学者。他通过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拣到一些关于阶级斗争和思想从属于物质因素的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尽管他使这些论点过分简单化了，他仍然能够利用它们战胜民粹党人，正如一个手持最蹩脚的手枪的人能够战胜一个手持木制武器的人一样。然而整个说来，柯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上是满不在乎的。我们记得，当柯巴关在巴土姆和库泰依斯监狱里的时候，他曾经企图钻研德语的奥秘。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极为强大。然而柯巴在学习马克思的语言时比学习他的理论更不成功。在巴库监狱中，他开始研究作为“未来的语言”的世界语。这一点最有启发性地揭露了柯巴的智力修养的性质。在学问方面，他总是寻找抵抗力最小的路线。尽管他在监狱和流放地住了八年，他从来不曾学会任何一种外语，他的生不逢辰的世界语也不例外。一般来说，政治犯总是努力避免和刑事犯混在一起。柯巴则正好相反，“总是被人看到和恶棍、敲诈犯以及持枪抢劫犯搞在一堆”。他感觉自己和他们处在平等的地位。“他对从事真正‘事业’的人一向有深刻的印象。而他认为政治是一种‘事业’，在这方面应当懂得如何‘干’，并且懂得如何‘干得更好’”。这个意见非常恰当。正是这个意见比其他任何事物更有力地驳斥了关于柯巴具有“机械的记忆力”和装满现成引语的说法。和智力方面趣味较高的人在一起是使柯巴苦恼的。在列宁时期的政治局里，他几乎总是沉默寡言、阴郁焦躁地坐着。相反地，在和智力鲁钝、丝毫不受任何思想倾向约束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比较喜欢交际、比较平心静气，也比较近人情。在内战时期，当某些部队、通常是骑兵部队不听驾驭、沉腼于暴力和酗酒的时候，列宁惯于说：“我们最好是把斯大林派到那儿去吧？他懂得怎样和这类人讲话。”柯巴在监狱里不是抗议和示威活动的创议者，但是他总是支持创议者的。“这使他在一般囚犯眼中成为一个好的同志”。这个意见也是恰当的。柯巴无论在什么问题上，无论在什么地方，从来都不是一个创议者，但是他十分善于利用别人的主动性，把创议者推着往前走，而自己则保持选择的自由。这并不是说柯巴缺乏勇气；他不过是希望把勇气用得合算一些。监狱的管理制度是散漫和残暴的混合体。犯人们在监狱墙壁之内享受着相当大的自由。但是，一旦超越了一个难以捉摸的界限，管理当局就会使用武力。维列沙克谈到1909年（他显然是指1908年）复活节的第一天，萨利亚团的一连士兵对所有政治犯毫无例外地进行了殴打，迫使他们通过等在两旁殴打他们的行列。“柯巴手上捧着一本书，昂着头，从枪托的打击下走过去。到了自由活动的时间，柯巴不顾刺刀的威胁，用一个脏水桶撞开了牢房的门。”这位沉默寡言的人——的确，在罕有的场合里——也会暴跳如雷。莫斯科的“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斯基是这样转述维列沙克的话的：“斯大林走过士兵的行列，遭受来自两面的夹击，一面读着马克思……”在这里把马克思的名字拖进来和把一朵玫瑰花放在圣母玛利亚的手中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苏联全部历史学都是由这种玫瑰花组成的。柯巴在枪托殴打下手里还持着“马克思”的书已经成为苏联学术研究、散文和诗歌的主题。然而，这种态度并没有任何不平常之处。在监狱里挨打和监狱里的英雄主义当时都是家常便饭。皮亚特尼茨基谈到1902年他在维尔诺被捕以后，警察曾经建议把他（当时他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工人）送到以打人著名的地区警官那儿去，以便迫使他招供。但是那位年纪较大的警察回答说：“在那儿他也不会说任何东西的。他属于火星派的组织。”甚至在那样早的时候，列宁派的革命者就以坚定不屈知名。为了弄明卡莫是否真的像别人说的那样失去了感觉，医生曾经把针刺进他的指甲，只是因为卡莫毫不动摇地忍受了几年这样的考验，他才终于被宣布为无法治疗的疯子。和这比较起来，挨几下枪托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低估柯巴的勇气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必须对这种勇气加以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由于监狱的条件，维列沙克可以毫不困难地观察到柯巴的某种使他能够长期不为人所知的特点：“这就是他善于不声不响地煽动别人，而自己则躲在一边。”然后举了两个例子。有一次，在“政治犯”屋子的走廊里，一个年轻的格鲁吉亚人遭到殴打。满屋都响起了“挑拨者”这个不祥的字眼。只有警卫的士兵才能使这场惩戒停止下来。他的鲜血淋漓的身体被放在担架上抬到市立医院去了。他是一个挑拨者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他没有被打死？“在拜洛夫监狱里已经证明的挑拨者通常是被打死的”，维列沙克附带地说明。“谁都毫不知情，也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只是隔了很久我们才知道这个谣言出自柯巴。”那个被打的人究竟是不是挑拨者始终没有弄清楚。是否可能他只是反对没收活动或指责柯巴是出卖邵武勉的工人之一？另一个例子。有一个被称为“希腊人”的犯人在通往“政治犯”屋子的楼梯上刺死了一个刚关进这座监狱不久的青年工人。这个希腊人认为，那个被他杀死的人是一个密探，虽然他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他。这场血腥事件自然轰动了整个监狱，长期成为一个疑案。最后，这个希腊人开始吐露真相，说他显然受到了毫无道理的“欺骗”：错误的消息来自柯巴。高加索人很容易发火，很容易动刀子。头脑冷静、长于算计的柯巴懂得这些人的语言和习惯。他发现使这些人相互火并易如反掌。两个例子无疑都是为了报复。教唆的人不需要让受难者知道他们的不幸是谁造成的。柯巴不喜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感情，甚至复仇后的快乐也不愿和别人共享。他宁愿单独地暗自享受这种乐趣。这两个插曲虽然很卑鄙，然而似乎不是不可能的；后来发生的事件使它们看起来有一种内在的真实性。……在拜洛夫监狱里，为未来事件进行的准备在继续着。柯巴获得了经验，柯巴成长壮大了，柯巴成熟了。这个脸上长着麻点的前正教中学学生的灰黯的身形抛下了比以前更邪恶的影子。维列沙克还提到——这一次显然是道听途说来的——柯巴在巴库活动时期的各种冒险行为：组织伪钞制造者、抢劫国家财库等等。“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中间的任何一项而出庭受审，虽然那些伪钞制造者和没收者和他一起关在监狱里。”如果他们了解他所起的作用，其中必然会有人出卖他的。“柯巴善于不动声色地利用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同时使自己不受人注意。这使他成为一个不择手段的、可以不必公开作出解释和公开承担责任的狡猾的阴谋家。”这样一来，我们对柯巴在监狱里的生活就比对他在监狱外的活动了解得更多了。但是无论是在监狱以内还是在监狱以外，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本色。在和民粹派讨论以及和拦路抢劫犯闲聊之间，他并没有忘掉自己的革命组织。贝利亚告诉我们：柯巴在监狱里和巴库委员会建立了经常的联系。这是非常可能的：在政治犯和刑事犯以及政治犯和政治犯之间并不隔离的地方，和外界割断联系是不可能的。有一期秘密报纸就完全是在监狱里准备的。革命的脉搏虽然已经比以前微弱得多，但是仍然在跳动。监狱可能不曾促进柯巴对理论的兴趣，但是监狱也没有摧毁他的战斗精神。9月20日，柯巴被送往沃洛果达省北部的索里维切果茨克。这是特别优待的流放：时间只有两年；不是流放到西伯利亚，而是俄国的欧洲部分；不是一个村庄而是拥有两千居民的小镇。有很好的潜逃机会。由此可知，宪兵们甚至连比较有分量的不利于柯巴的证据也没有搞到。由于那些边远地区的生活费用很低，流放者依靠政府每月发给他们的几个卢布维持生活并不困难；为了满足额外的需要，他们还得到朋友们和革命的红十字会的接济。柯巴是如何在索里维切果茨克度过九个月的，他干过什么，他研究过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没有发表过任何文件他的文章、日记、信件都没有发表。在当地警察关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案”的卷宗里，在“态度”这项标题下记载着这样一句话：“粗暴、鲁莽、不尊敬上级。”“不尊敬”是一切革命者共有的特点；“粗暴”是他独有的特点。1909年春天，已经在彼得堡的阿利路也夫接到当时已被流放的柯巴的来信，要他把地址告诉他。“同年夏末，斯大林从流放地逃到彼得堡。我在彼得堡利齐尧区的一条街上偶然碰见了他。”原来斯大林在阿利路也夫家里和工作地点都没有找到他，不得不在街上逛了好久，无处藏身。“当我在街上偶然碰见他的时候，他已极为疲倦。”阿利路也夫把柯巴安排在一个警卫团的同情革命的看门人的家里住着。“斯大林在这里安静地住了一个短时期，见到参加第三届杜马的布尔什维克派的几个成员，后来往南去，到了巴库。”又到巴库去啦！他不大可能是出于对乡土的怀恋而被吸引到巴库的。比较准确的设想是：柯巴在彼得堡并不出名，杜马的议员们对他没有表示任何兴趣，谁也没有请他留下，也没有为他提供秘密居住必不可少的帮助。“回到巴库，他又努力工作起来，进一步加强布尔什维克的组织。……1909年10月，他来到梯弗里斯，组织了并且领导了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组织反对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斗争。”读者无疑会认出贝利亚的风格。柯巴在秘密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这些文章之所以令人感兴趣，只是因为它们是未来的斯大林写的。由于没有其他任何更值得注意的东西，现在对1909年12月柯巴为党在国外的报纸写的通讯赋予了非凡的意义。他写的《高加索来信》拿巴库这个活跃的工业中心和充满文官、商人和手艺人的停滞的梯弗里斯作了对比，很正确地用社会结构说明了孟什维克在梯弗里斯占统治地位的原因。接着就对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多年来的领袖饶尔丹尼亚展开了论战。饶尔丹尼亚再次宣称有必要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他争辩说，工人们必须放弃自己的不调和政策，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愈微弱，资产阶级……就愈能胜利……，柯巴对此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论点：“革命愈是依靠领导贫农反对地主和自由资产者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这个革命的胜利就愈是彻底。”91所有这一切本质上都十分正确，但是毫无新意；从1905年春天开始，这种论战已经重复过无数次了。如果这种通信对列宁有任何价值的话，不是因为它像学生作文一样重复了他本人的思想，而是因为它是在大多数类似的声音已经消沉的时期来自俄国的活生生的声音。可是在1937年，这篇《高加索来信》被说成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策略的典型例证”。有一个属于这类的歌颂者写道：“我们的著作和我们一切教导都不足以说明这篇文章的非凡的深度、丰富的含义及历史意义。”最慷慨的做法是不去理它。同一位历史学家（一个名叫拉比切夫的人）告诉我们：“1910年3月和4月，终于有可能成立中央委员会的俄国局了。斯大林是这个局的工作人员。但是在俄国局开始工作以前，它的成员就被逮捕起来。”如果这段话是真的。那么柯巴至少从形式上说是1910年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的。这是他的传记中多么重要的里程碑！但是，这不是真的。比拉比切夫早15年，老布尔什维克格尔曼诺夫（弗鲁姆金）就讲了如下这段话：“在本文笔者和诺根举行会议时，决定建议中央委员会批准下列五人名单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俄国部分的成员：诺根、杜勃洛文斯基、马林诺夫斯基、斯大林和米柳亭。”由此可知，这里考虑的并不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决议，而仅仅是两个布尔什维克的计划。格尔曼诺夫继续说：“我们两人都认识斯大林，知道他是最优秀的、最积极的巴库工作者之一。诺根到巴库去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各种理由，斯大林不能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格尔曼诺夫没有说明造成困难的确切原因。两年后，诺根自己写到他的巴库之行。他说：“……斯大林〔柯巴〕处在极为秘密的状态。当时他在高加索很著名，不得不隐藏在巴拉汉内油田区。”从诺根的报道来看，他甚至没有见到柯巴。对斯大林不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俄国局的理由保持沉默的情况使人可以作某些有趣的推测。1910年是运动最彻底地瓦解的一年，也是调和主义倾向泛滥得最广泛的一年。中央委员会一月份在巴黎举行全会，调和派在会上取得了很不巩固的胜利。会议决定恢复俄国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并且让取消派参加。诺根和格尔曼诺夫是布尔什维克的调和派。恢复“俄国”委员会——也就是在俄国国内秘密活动的委员会——是诺根的任务。由于缺乏著名人物，曾经几度试图把地方性的人物吸收进来，其中有诺根和格尔曼诺夫认识的“最优秀的巴库工作者之一”，即柯巴。但是这个想法毫无结果。我们前边已经提到的那篇德国文章的消息灵通的作者说：尽管“布尔什维克官方传记家企图把〔他〕参加没收活动和开除出党说成是从来不曾发生过的事……然而，布尔什维克本身在任命柯巴担任比较重要的任何领导职务时也是踌躇不决的。”可以相当有握地认为，诺根的使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柯巴最近参加过“战斗活动”。巴黎全会曾经指责没收者是受“对党的利益的错误理解”的指导的人。正在为取得合法地位而斗争的孟什维克绝不可能同意和没收活动的直言不讳的领导者合法。看来，诺根是在和高加索孟什维克领袖谈判的过程中才了解这一点。没有成立有柯巴参加的委员会。应当指出，作为斯大林的保护人的两个调和主义者中间，格尔曼诺夫现在属于完全失踪者之列；至于诺根，仅仅由于他在1924年已经早死才避免遭到和李可夫、托姆斯基、格尔曼诺夫和他的其他最亲密的朋友同样的命运。无论柯巴在巴库扮演的是第一流、第二流还是第三流角色，他在巴库的活动无疑比在梯弗里斯成功。但是所谓巴库组织是布尔什维主义惟一的不可战胜的堡垒的想法是一个神话。1911年底，列宁本人无意间为这个神话奠定了基础。当时，他把巴库组织和基辅组织并列为“1910和1911年在俄国具有模范和进步作用”的组织——这里指的是党完全瓦解和开始重振旗鼓的年代。《列宁全集》第15卷有一条脚注：“巴库组织在困难的反动年代一直存在，毫无间断，并且在工人运动的一切表现中起了最积极的作用。”现在人们把这两个意见和柯巴的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调查证明，这两个意见都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巴库在复兴以后曾经和国内其他工业中心一样经历过同样的下降阶段——的确，它的下降阶段出现得较晚，但是下降的程度甚至比其他地方更剧烈。斯托帕尼在回忆录中写道：“从1910年开始，巴库的党和工会的生活都完全停顿了。”零碎分散的、残余的工会组织还继续存在了一个时期，但是，甚至这些组织的存在也是由于孟什维克起了主要作用。“由于逮捕、缺乏积极的工作者以及总的混乱状态导致了不断的失败。不久以后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就几乎完全偃旗息鼓了。”1911年的局势更为恶劣。1912年3月，当全国的浪潮又开始明显地上升的时候，奥尔忠尼启泽访问了巴库。他给国外写信说：“昨天我终于设法召集到几个工人……没有组织，也就是说，没有地方中心；因此我们不能不满足于私下会谈……”这两段证词已经够了。此外，让我们回想一下前面已经引用过的奥里明斯基的证词：“在付出的‘代价’最多的城市里，恢复得最慢〔我也许可以拿巴库和萨拉托夫作为例子〕。”列宁对巴库组织的估计错误是一个流亡者的普通错误。作为流亡者，他不得不根据片面的或不可靠的消息——其中可能有柯巴自已提供的过分乐观的情报——从遥远的地方作出判断。这样勾出的总的画面是足够清楚的。柯巴并没有积极参加作为当时主要斗争场合的工会运动（卡里尼安和斯托帕尼）。他不曾在工人集会上讲话（维克沙克），而是处在“极为秘密”的状态（诺根）。“由于各种理由”，他没有能够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俄国局（格尔曼诺夫）。在巴库，付出的“代价”比其他地方多（奥里明斯基），而且个人恐怖行为也较多（维列沙克）。柯巴直接领导了巴库的“战斗活动”（维列沙克、马尔托夫和其他人），这种活动无疑需要离开群众，转入“极为秘密”的状态。有一个时期，秘密组织的存在是依靠掠夺钱财而人为地维持的。因此，反动的影响更加强大，重整旗鼓的工作开始得更晚。这个结论不仅在传记中而且在理论上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有助于说明群众运动的某些一般规律。1910年3月24日，宪兵上校马尔丁诺夫说他抓到了巴库委员会委员、“一个占领导地位的最活跃的党的工作者”、化名为“柯巴”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不妨认为这个文件没有经过贝利亚的窜改）。关于这次逮捕，另一个宪兵按照自己的责任提出报告说：“鉴于〔朱加施维里〕坚持参加”革命活动并“两次逃走”，他——加林巴托夫斯基上校——“谨建议予以最严厉的惩办”。但是不必以为这里指的是处决：按照行政命令实行的“最严厉的惩办”意味着送到属于西伯利亚的辽远的地方去流放五年。在此期间，柯巴住在他已经很熟悉的巴库监狱里。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国内政治局势和监狱管理制度都发生了深刻变化。1910年已经破晓。反动势力正在取得全线胜利。不仅群众运动，甚至连没收活动、恐怖，以及个人的绝望行为都达到新的低潮。监狱里更严格、更安静了，甚至连集体讨论都无从谈起。柯巴有足够的闲暇来研究世界语，如果他对这种未来的语言还没有感到失望的话。8月27日，高加索总督下令五年内禁止朱加施维里在外高加索居住。但是，显然未能提出任何严重罪名的加林巴托夫斯基上校的建议没有得到彼得堡的理睬。柯巴再次被送往沃洛果达省去继续度完他尚未满期的两年流放期。十分明显，彼得堡当局还没有把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看成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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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一次革命第三章第一次革命据我们推测，柯巴是在梯弗里斯十一月会议以后隔了一个时期才参加布尔什维克的。会议决定积极参加为召开新的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而正在进行的筹备工作。贝利亚说，柯巴在12月离开巴库去各地为召开代表大会进行宣传。我们接受了贝利亚未加说明的论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件事不是不可能的。当时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党已经分裂成两半。在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派的力量已经增加到这样的程度：它在组织上已经处于比孟什维克对手优越的地位。在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的时候，柯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这一派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要我们提出柯巴在1904年底已经是布尔什维克派的成员的肯定的证据，我们就会感到为难了。贝利亚甚至从当时发表的传单上引用了一系列的话，然而他不敢说这些传单当中有任何一张是柯巴写的。关于传单作者的可疑的沉默是比文字更响亮的证据。贝利亚引用柯巴以外的人写的传单的目的，不言而喻，是为了填补斯大林传记中出现的明显的空白。在这个期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从党章的领域转到革命战略的领域。1904年秋天，主要由于心慌意乱的沙皇当局过分疏忽以至毫无作为，地方自治局32人士和其他自由主义者发起的宴会运动33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个运动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反对派之间的关系问题。孟什维克的方案要求把工人变成一个为自由主义独唱家伴唱的民主合唱队，一个体贴入微、谨慎周到的合唱队，不仅要“避免吓倒”自由主义者，而且更有甚者，要全心全意提高自由主义者的自信心。列宁立刻发动了攻势。他嘲笑了这种方案的根本思想——耍弄外交手腕支持一个毫无办法的反对派，用这种办法来代替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只有在群众压力下，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只有大胆的社会纲领才能唤醒群众来采取行动：而这正是自由主义者害怕的。“如果我们考虑他们的惊慌情绪，那我们可真是傻瓜了。”34在长期沉默以后，列宁在1904年11月发表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鼓起了他的同志们的精神，在发展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是否有可能正是这本小册子把柯巴争取过来的呢？我们不敢回答说是。在后来一些年代里，凡是当他有机会自行考虑对自由主义者采取什么立场的时候，他总是乱碰乱撞地倾向孟什维克的概念，认为“避免吓倒”自由主义者是很重要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中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的革命就是例子）。然而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这位平民出身的民主主义者对这种甚至在孟什维克的普通党员中也激起很大不满的机会主义方案似乎真正感到愤怒。必须指出，激进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保持鄙视态度的传统，整个说来，还没有来得及消逝。然而，同样可能的是，仅仅由于彼得堡的“流血的星期日”35和接踵而至的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才把这个谨慎多疑的高加索人推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无论如何，这个转变的里程碑还没有载入史册。斯托帕尼和列赫曼这两个老布尔什维克在他们写的详尽细致的回忆录中列举了他们在1904年底和1905年初在巴库和梯弗里斯有机会打过交道的所有革命者的名字：柯巴不在其中。列赫曼举出了高加索联盟中“占领导地位”的人：柯巴不是其中之一。斯托帕尼举出了和孟什维克共同领导1904年12月著名的巴库罢工的布尔什维克的名字：柯巴仍然不在其中。然而斯托帕尼是罢工委员会的委员，对他写的材料应当是了解的。两个作者写的回忆录都发表在官方的共产党历史杂志上，两个人都远非“人民的敌人”，而是良好的斯大林主义者；但是他们的回忆录是1925年写的，也就是在根据上级指定、有计划地进行伪造的做法成为制度以前。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塔拉图塔在迟至1926年写的一篇讨论“1905年革命前夕的高加索”情况的文章中还丝毫没有提斯大林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同高加索组织书信集整整50页的注释里一处也没有出现斯大林的名字。1904年底和1905年初，根本找不到今天被描绘成高加索布尔什维主义创始人的这个人曾经进行活动的任何痕迹。这个结论和最近关于斯大林曾经和孟什维克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的连篇累牍的断言并不是背道而驰的。只需要把人进行斗争的时间往后推两年左右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些矛盾。这样做并不困难，因为既不需要引用文件也不必害怕反证。另一方面，没有理由不相信柯巴一旦作出抉择以后就用最严厉、最粗暴、最肆无忌惮的方式进行了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当他还是正教中学小组的成员、梯弗里斯委员会的宣传工作者和巴土姆组织的成员时，已经有人说他喜欢使用偷偷摸摸的阴谋诡计。这种倾向在当前的派别斗争中得到了远为广泛和大胆的表现。贝利亚列举了梯弗里斯、巴土姆、契图阿里、库泰依斯和波季等地，说斯大林曾经在这些地方同诺·饶尔丹尼亚、伊拉克利·策烈铁里、诺阿·拉米施维里和其他孟什维克领袖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展开辩论。但是贝利亚对所有日期都敷敷衍衍地含糊放过——这种遗漏绝非出于无意。事实上，贝利亚多少比较明确地谈到的第一次辩论发生在1905年5月。从柯巴发表的著作来看，情况完全一样。他写的第一部表达布尔什维克观点的作品，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出版于1905年5月。这本小册子的题目颇为古怪，叫做《略论党内意见分歧》36。贝利亚认为有必要说明这本小册子是“1905年初”写的，然而没有提出任何根据。这就比任何时候更露骨地暴露了他企图把两年差距缩小的作法。有个记者——显然就是后来的李维诺夫，他根本不懂格鲁吉亚语——自国外报道，说梯弗里斯出现了一本小册子，“造成了轰动”。对这种“轰动”只能有一个解释：格鲁吉亚群众过去只听到过孟什维克的意见，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其他的意见。小册子实质上不过是一个未出茅庐的学生根据列宁著作写的一篇摘要。这本小册子从来没有再版，这是毫不奇怪的。贝利亚煞费苦心地从小册子里挑出一些引语。一看这些引语就知道作者本人为什么宁愿让这本小册子和他在这个时期写的其他文章同样湮没无闻。1905年8月，斯大林重述了列宁写的《做什么？》一书中企图说明自发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阶级觉悟的相互关系的一章的内容。按照列宁的说法，工人运动在听其自然发展的情况下，不可挽救地会倾向于机会主义；革命的阶级觉悟是由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的。这儿不是批判这种观点的地方。这种批判完全属于列宁传的范围，而不属于斯大林传的范围。《做什么？》的作者本人后来承认他的理论带有偏见性质，从而承认了这个理论的错误。他是在反对“经济主义”及其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盲目崇拜的斗争中附带提出这种理论作为斗争武器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决裂以后，对《做什么？》进行了为时已晚、然而更激烈的批判。“从外面”向无产阶级灌输革命阶级觉悟的问题再次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记载了格鲁吉亚报纸上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关于“从外面灌输阶级觉悟问题的绝妙提法”37。今天，有人把这种赞美当做说明柯巴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理论家的证明。其实这不过是国外中心习惯使用的表示鼓励的话。无论何时，如果某些省的出版物公开出来保卫自己所属派别的思想或领袖，照例会得到这种赞美。至于这篇文章的质量，从贝利亚俄文译本中引用的下面一段话就足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现代的社会生活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安排的。这里存在着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们之间进行着决死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迫使资产阶级去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则迫使无产阶级去破坏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这两个阶级相适应也就创造出两种意识：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是适合于无产阶级的地位的。……但是，如果社会主义意识没有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它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不过是空话罢了！如果这种意识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情形就会完全不同：无产阶级就会认清自己的地位，并用加速的步伐向社会主义生活迈进。……”38等等。这种文章本来早就会被人置诸脑后的，只是由于作者后来的命运才使它们免于湮没。然而，事情本身十分清楚，这些文章本身并没有说明作者的命运；相反地，倒是使这种命运更加费解了。整个1905年，柯巴根本没有出现在高加索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通信的人的名单中，即使在这以前也没有出现过。3月8日，有个名叫塔里的人在一封寄自梯弗里斯的信里，用下面这句话综合了高加索某些孟什维克的反应。他说：“列宁对我们时代的意义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得更早而且更清楚”。同一位塔里写道：“列宁被看成是这些阿尔卡季·尼古拉也维奇中间一个类似巴扎罗夫的人物”。不言而喻，这儿指的是屠格涅夫书中的主角：属于踏实的现实主义类型的巴扎罗夫和思想主义空谈家阿尔卡季·尼古拉也维奇。历史杂志的编者在塔里的名字下面写的注解是“作者不详”。但是这种明确的文学类比本身就足以说明斯大林不可能是这封信的作者。列宁在1905年下半年写的文章和信里面——至少是在已经发表的文章和信里面——提到曾经在俄国工作过的30多个社会民主党人；其中19个人和列宁的年龄最接近，还有12个人和斯大林的年龄最接近。斯大林本人没有在信中出现过：无论是作为直接的通信者还是作为第三者。因此我们不能不和从前一样坚持我们已经宣布的结论：斯大林关于他在1903年已经收到列宁一封信的说法完全是捏造。列宁和《火星报》编辑部断绝关系的时候大约是34岁。在断绝关系以后，直到他深信自已的追随者为数较多、自己年轻的威信足够强大的时候为止，列宁经历了几个月的动摇犹豫——这种情况和他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使他感到倍加困难。安排召开新的代表大会的工作的胜利结局无庸置疑地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在社会民主党组织里的优势。以克拉辛为首的调和派中央委员会终于向“非法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常务局投降，参加了它无法阻止的代表大会。这样一来，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4月召开于伦敦，孟什维克故意不出席，而宁愿在日内瓦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纲领的代表大会。24名有投票权的代表和14名仅有发言权的代表，几乎毫无例外，都是自第二次代表大会造成分裂以来一直忠实于列宁、并且鼓动各地党委反抗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维拉·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的联系权威的布尔什维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和他过去的老师以及《火星报》时期最亲密的合作者进行坦率的斗争过程中发挥的，关于俄国革命的动力的观点得到合法地位。从那时起，这个观点就比和孟什维克共同制定的党的正式纲领具有更实际的意义。和日本进行的命运多咎的、丢脸的战争加速了沙皇统治的崩溃。在第一阵罢工和游行示威的大浪潮以后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反映了革命结局即将到来的形势。列宁在给参加大会的代表作报告时说：“最近一年的全部历史表明，我们对起义的意义和必然性估计不足。”39代表大会在土地问题上坚决地往前走了一步，承认有必要支持当时的农民运动，甚至不惜没收地主士绅的土地。它比以前更具体地概叙了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前景，特别是在临时革命政府作为内战组织者的问题上说得比以前具体。用列宁的话来说：“如果我们占领了彼得堡并且绞死了尼古拉，那么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好几个旺代。”40代表大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勇敢地着手为起义进行技术准备。列宁说：“关于成立专门的战斗小组问题，我可以说，我认为它们是必要的。”41对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义越重视，柯巴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事实就越引人注意。到那时为止，他已经拥有将近七年的革命活动历史，经历过监禁、流放和逃亡。如果他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具有任何重要性，可以肯定这段历史将使他至少得到代表候选人的地位。不仅如此，柯巴在整个1905年都可以自由活动。据贝利亚说他“在组织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中起了最积极的作用”。如果真是如此，他就应当是高加索代表团的团长了。那么，为什么不是呢？倘若是由于生病或者是任何其他特殊原因使他不能出国，官方的传记家肯定不会不告诉我们。他们的沉默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并没有掌握可以说明这位“高加索布尔什维克领袖”为什么没有出席那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的任何令人相信的理由。贝利亚所谓柯巴曾经“最积极”地参加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不过是苏联御用历史学中连篇累牍的言之无物的空话之一。消息灵通的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在一篇纪念第三次代表大会30周年的文章里丝毫没有谈到斯大林参加大会筹备工作的事；宫廷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斯基也含糊其辞，实质上是说没有阐明这种意义具体属于什么性质。但是，从我们现在已经设法了解到的一切事实来看，情况似乎十分清楚：柯巴经过一段很长的动摇犹豫时期，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前不久才参加布尔什维克；他根本没有参加高加索十一月会议；他从来不是这次会议成立的常务局的成员；而作为一个初入门的人，他根本不能妄想得到担任代表的委托。代表团的成员是加米涅夫、涅夫斯基、齐哈卡雅和查帕里泽；他们才是当时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他们后来的遭遇和我们的叙述不是毫无关系的：查帕里泽在1918年被英国人枪决；加米涅夫是18年后被斯大林枪决的；涅夫斯基被斯大林下令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从此无影无踪；只有年迈的齐哈卡雅幸存下来，设法比他应当活的时间活得更长。布尔什维主义权力集中倾向的消极面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开始得到明显的表现。政治机构的特殊习惯在地下工作时期已经在逐步形成。年轻的革命官僚已经逐渐形成一种类型。一点也不错，秘密工作的条件为实行选举、责任制和监督等等民主形式提供的余地是很少的。但是，委员们无疑也不必要地增加了许多限制；他们对革命工人远比对他们自己更坚决、更严厉，甚至在迫切需要注意倾听群众呼声的时候也宁愿独断独行。克鲁普斯卡娅指出，代表大会本身和各地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一样几乎没有工人参加。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所谓委员通常是一个自信心十足的人；他充分了解委员会的活动对群众的巨大影响；‘委员’照例是不承认任何党内民主的；对于雷厉风行、大吵大嚷和引起争端的‘国外中心’，‘委员’从心里就瞧不起。他说：‘他们应当来尝尝俄国的条件，换换空气。’……同时，他不希望有任何革新。‘委员’既不希望也不懂得如何适应变化万千的条件。”这种含蓄然而十分精辟的描写对了解柯巴在政治上的心理状况极有帮助，因为他就是一个最了不起的“委员”。早在1901年刚开始在梯弗里斯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他就反对吸收工人参加他的委员会。作为一个“实践家”——即政治上的经验主义者——他对侨居国外的人、对“国外中心”表示冷淡，后来更表示轻蔑。由于他自己缺乏直接影响群众的才能，他就加倍顽固地紧紧抓住政治机构。他的宇宙的轴心就是他的委员会——梯弗里斯、巴库和高加索委员会，最后是中央委员会。他对党的机构的盲目信仰后来异常有力地发展起来；委员变成了超级机器人、党的总书记、官僚制度的化身及其举世无双的领袖。在这方面很容易使人作出结论，认为未来的斯大林主义当时已经植根于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说得更概括些是已经植根于职业革命家的地下活动体系。但是一经分析，这种推论就化为粉碎，说明它惊人地缺乏历史内容。当然，在严格挑选思想先进的人、并且把他们团结在一个紧密的集中领导的组织里的过程中是会出现这种或那种危险的。但是在集中制的所谓“原则”中绝对找不到这种危险的根源；根源还是应当从劳动者缺乏一致性和他们的落后性中去找——也就是说，应当从使阶级受它的先锋队集中领导成为必要的一般社会条件中去找。了解领导机能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机构和党之间、先锋队和阶级之间、集中和民主之间实际存在的相互关系。这些相互关系，从它们的性质上说，不可能是先天决定、一成不变的。它们决定于具体历史条件；它们的不稳定的平衡是通过各种倾向之间的殊死斗争加以调节的。各以其极端分子为代表的这些倾向也在政治机器的专制和软弱无力的空谈之间摇摆不定。我在1904年写的《我们的政治问题》42这本小册子里对列宁作了不少不成熟的、错误的批评，但是也为当时那些“已经从集中制‘原则’中找到支持，所以不再感到有必要依靠工人”的“委员们”的思想倾向勾画出颇为准确的形象。第二年，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不得不对身踞高位、大权在握的“委员们”进行斗争。这场斗争充分证明我的批评是公正的。大会代表之一李亚多夫追叙说：“辩论带上了比较激烈的性质。开始出现了理论家和实践家、‘文人’和委员等明确的小集团。……在争论过程中，李可夫这个相当年轻的工人崭露头角。他成功地把大多数委员都聚集在自己周围”。李亚多夫是同情李可夫的。列宁在最后发言时大声指出：“有人说，能胜任委员会委员的工人是没有的，我听到这话感到很不安。”43让我们回想一下柯巴曾经何等坚决地用挑战的口吻要梯弗里斯工人——“把手按在心上”——承认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适合担任属于教士阶级的神圣职务。列宁坚决认为：“问题挂起来了，显然党内出了毛病。”44问题在于政治机构采取的高压手段，在于开始萌生的官僚主义。列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有必要建立一个集中领导的组织：但是他认为这个组织首先是提高先进工人活动水平的一个杠杆。把政治机构当做偶像来崇拜的想法不仅和他的性格格格不人，而且使他感到深恶痛绝。他在代表大会上立刻就发现了委员们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倾向，并且对这种倾向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克鲁普斯卡娅证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激动。委员们也非常激动。”委员们那次取得了胜利。他们的领袖就是后来继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李可夫。列宁建议每个委员会里面工人必须占多数。他提出的决议案没有通过。委员们还决议把位于国外的编辑部置于中央委员会控制之下。这也是违反列宁的意志的。如果是在一年以前，列宁宁愿分裂也不会同意使党的指挥工作依俄国中心转移，因为国内中心常受警察袭击，所以在组成上是不稳定的。但是现在列宁深信自己已经掌握决定权。他在和我国社会民主党富有威信的老领导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觉得自己远比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更有把握，因此也就更为沉着。倘若在辩论中他真像克鲁普斯卡娅所说的那样“激动”，或者毋宁说是似乎很激动，那么他在组织方面采取的步骤就更显得谨慎了。他不仅在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默然承认失败，甚至还帮助李可夫进入中央委员会。他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革命，这个伟大的导师在培养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同时，能够轻而易举地摧毁党的政治机构内初步萌生的、尚不稳定的保守思想。除列宁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有工程师列昂尼德·克拉辛和博物学家、医生兼哲学家亚·亚·波格丹诺夫〔两个人都是列宁的同时代人〕，有不久以后就抛弃了党的波斯托洛夫斯基，还有李可夫。候补委员是“文人”鲁米扬采夫和两个实践家：古谢夫和布尔。无需说，根本没有人想到提议让柯巴担任布尔什维克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1934年，格鲁吉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在贝利亚报告的基础上宣称：“到现在为止已经写出的材料都不能反映许多年以来实际领导高加索布尔什维克斗争的斯大林同志的真正作用”。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代表大会未予说明。但是所有旧的回忆录作者和史学家立刻遭到排斥，其中某些人后来被枪决。然后，为了纠正过去的一切罪过，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斯大林研究所”。随即又对所有的故纸堆进行了彻底的清洗，使它们立刻焕然一新。普天之下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大规模的杜撰捏造。但是传记作者的处境还不是毫无希望的。〔我们知道，〕柯巴在1904年2月从流放地回到梯弗里斯，一直总是胜利地“领导着布尔什维克的活动”。1904年和1905年，除了短期离开以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梯弗里斯。根据最新的回忆录的说法，工人们习惯说“柯巴正在活剥孟什维克的皮”。然而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似乎并没有因为这种外科手术而受到什么损害。梯弗里斯的布尔什维克迟至1905年后半年才进入“整顿队伍时期”，才“考虑”出版报纸的问题。那么柯巴在1904年大部分时间和1905年上半年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组织呢？倘若他并不是完全置身于工人运动之外（这是不大可能的），那就无论贝利亚对我们说什么，他一定是孟什维克组织的成员。到1906年初，列宁在梯弗里斯的追随者已经增加到300人。但是孟什维克有3000人左右。仅从力量对比来说，柯巴在革命发展高潮中注定只能当一名文字上的反对派。斯大林说：“在石油工人中间的两年（1905年至1907年）革命工作使我坚强起来”。在煞费苦心地经过一再编辑加工的演说辞里，演说者肯定不可能纯粹出于偶然地把自己在全国正在经受革命的火的洗礼的那一年以及全国尚处于动乱的痛苦中、对动乱的结局经常感到恐惧的第二年——即1906年——究竟在什么地方搞混淆了。这种事情是忘记不了的！这使人不能不产生这种印象：斯大林故意不提第一次革命是因为他对这次革命根本无话可说。由于用巴库作为背景比梯弗里斯更容易使人产生英雄的联想，他就在事后把自己到巴库去的时间提前了两年半，虽然他没有权利这样做。诚然，他用不着害怕苏联历史学家会表示反对。然而“柯巴在1905年究竟在干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答案。革命的第一年是以彼得堡枪杀向沙皇请愿的游行工人开始的。柯巴就1月22日事件的呼吁书最后提出了这样的恳求：“让我们携起手来团结在各地党委员会的周围吧！我们连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只有党委员会才能胜任地领导我们，只有党委员会才能指引我们走进那……‘乐园’……”45诸如此类。这位“委员”的口气是多么自信！就在那几天里，碰巧的话或许就在那几个小时以内，在遥远的日内瓦，列宁对起义群众提出了下列恳求。他在一位同事的文章中加上了这样一句话：“让几百年来受剥削、受苦受难的生活在你们心头积下的愤怒和仇恨发泄出来吧！”这句话里完完全全地表现出列宁和群众一起仇恨，一起反抗。这种反抗精神深入骨髓。他并不要求起义的群众必须得到“委员会”的批准才能采取行动。在对待从政治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同一件事的态度上——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这两个人物的对比不可能表现得更简单扼要、更割切有力了。在柯巴无缘参加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隔了五个月，苏维埃就开始建立起来。苏维埃是孟什维克发起的，但是他们从未梦想到自己一手造成的局面会导致什么结果。孟什维克派在苏维埃里面处于支配地位。孟什维克普通党员卷入了革命发展的洪流；领导人对自己这一派陡然向左摆的趋势感到茫然，沉思起来。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对已经摆好阵势的群众建立不分党派的代表机构这种新创造起初是感到害怕。他们找不到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向苏维埃提出最后通牒：要它立刻通过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否则立刻解散。整个彼得堡苏维埃，包括参加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工人队伍，眼皮也不眨地就把这份最后通牒丢在一边去了。直到1l月列宁到达以后，“委员们”对待苏维埃的政策才发生根本变化。但是那份最后通牒肯定已经削弱了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问题一样，各省都按照首都的榜样行事。当时对苏维埃的历史意义的估计已经开始出现深刻的意见分歧。孟什维克企图把苏维埃说成只是工人代表机构的一种偶然出现的形式——一种“无产阶级议会”，一个“革命自治机构”，等等。所有这些说法都极为暖昧。列宁却恰恰相反，他懂得如何彻底地从旁聆听彼得堡群众的意见。群众把苏维埃叫做“无产阶级的政府”。所以列宁立刻作出评价，认为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是夺取政权的斗争的杠杆。柯巴在1905年写的著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很贫乏。从这些著作中，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苏维埃的事情。这不仅因为格鲁吉亚没有建立任何苏维埃，而且因为他根本没有注意苏维埃，把它们忽略过去了。这岂不令人惊讶？苏维埃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机构的意义本来应当使这位未来的总书记第一眼就会得到深刻印象的。但是他认为苏维埃是直接代表群众的、外来的政治机构。苏维埃不服从委员会的纪律，需要比较复杂、比较灵活的领导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苏维埃是委员会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所以在1905年革命期间，柯巴对苏维埃置之不理。从实质上看，他对革命本身也是置之不理的，恍惚是在和革命生气似的。他之所以不愉快是因为他找不到自己的革命道路。莫斯科的传记家和艺术家总是设法把柯巴说成是这次或那次游行示威的领导人，“一个靶子”，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说家，一个民众保护者。所有这一切都是撒谎。斯大林甚至在后期也没有成为一个演说家；谁也没有听见他发表过“慷慨激昂”的演说。在整个1917年，党的一切鼓动工作者，从列宁开始，都在到处演讲，弄得声嘶力竭。斯大林却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共集会上讲过话。1905年的情况不可能有什么不同。高加索有些年轻的革命者，例如克努尼扬茨、朱拉博夫、加米涅夫和策烈铁里等，是一些平凡的演说家；而柯巴连这样一个演说家也说不上。在党的秘密会议上，他对自己已经充分掌握的思想还能够阐叙得比较好，但是他完全缺乏鼓动者的力量。他强迫自己讲话，讲得十分吃力，既不成调，又无热情，也无抑扬顿挫。在他的力量的反面，他性格上固有的弱点在于他完全不能感受激情。他只会在枝节问题上唠唠叨叨纠缠不清，不能超过这水平。他不能使自己和听众融而为一，息息相通，不能激发听众的高尚的情操。他本身就激动不起来，因此也无法使别人徽动。单凭狠毒是不足以掌握群众的心灵的。1905年把所有封住的嘴都打开了。这个沉默了一千年的国家第一次开始讲话了。一切稍微能够表达自己对官僚制度和沙皇的憎恨的人都找到了毫无倦意的、怀着感激心情的听众。柯巴无疑也曾经试过身手。但是和其他能够当场发表演说的人比较起来，情况对他是十分不利的。他无法忍受这种情况。柯巴对别人的感情虽然麻木不仁，对自己的感情却极为敏感，非常容易感到不愉快。看来或许令人吃惊，然而他的确郁闷到喜怒无常的程度。他的反应是原始的。凡是他感到自已被人置之不理或冷淡的时候，他都倾向于撒手不管，对人对事都是如此。他会蜷在一个角落里郁闷地抽着烟斗，做着复仇的梦。他在1905年怀着闷气退入幕后去做一种类似编辑的工作，原因正在干此。但是柯巴远非天生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思想迟钝，思路狭隘，风格笨拙单调。当他希望造成强烈效果时，他就使用粗鲁的语言。他当时写的文章是任何稍微有点头脑、要求比较严格的编辑部一篇也不会采用的。一点也不错，地下出版物通常并不以文字出色著称，因为这些出版物上的文章大部分是由不以耍笔杆为职业而是出于必要才使用笔杆的人写的。无论怎么说，柯巴并没有超出这个水平。他的著作说明他试图有系统地阐述问题；但是这种努力通常表现为图解式地排列材料，列举论点，矫揉造作地提出修辞性问题和臃肿重复地大量堆砌说教的词句。他缺乏自己的思想，缺乏独特的风格，缺乏生动的想像——这一切使他写的每一行都带上陈腔滥调的烙印他是一个从来不畅畅快快发表自己的思想、而是腼腼腆腆地重复别人的思想的作者。用“腼腆”这个词来形容斯大林似乎是非常奇怪的；但是这个词最恰当地说明了斯大林从高加索时期直到今天还在摸索写作道路的样子。当然，认为这样的文章没有导致行动就错了。当时非常需要这种文章。它们满足了一种迫切需要。它们从这种需要中得到力量，因为它们表达了革命的思想，提出了革命的口号。对于大批读者来说，这些文章是新鲜的，朝气勃勃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从资产阶级报刊上找到任何类似的东西。但是这些文章是为一部分人写的，它们转瞬即逝的影响也仅限于这些人。现在来读这些干燥无味、笨拙沉重，有时还文理不通的句子，加上那些令人吃惊的矫揉造作的修饰点缀，不能不令人感到压抑、混乱、厌烦，有时会由于文章不知不觉造成的滑稽印象而放声大笑。所以毫不奇怪，甚至当时也没有人把柯巴当一个新闻工作者看待。1905年l0月，在列宁指导下，布尔什维克办的第一个合法报纸《新生活报》在彼得堡开始出版。布尔什维克的所有作家，知名的和不知名的，首都的和地方的，都给这家报纸投稿。然而斯大林的名字不在其内。以编委身份代表高加索参加这家报纸的是加米涅夫，不是斯大林。柯巴既不是天生的作家，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作家。他在1905年比平常更勤决地耍弄笔杆只能说明和群众通声息的另一种方法对他是更陌生的。在各种集会令人应接不暇的时期，在罢工浪潮汹涌的时期，在街头游行示威的时期，许多委员都显出了自己的渺小。革命者必须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中高谈阔论，大声疾呼；必须能够当场作文，一挥而就；必须能够当机立断地作出严重的决定。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还是第三种才能，都是斯大林所缺乏的；他的声音和他的想像力一样软弱无力；倚马千言的才能对这位头脑迟钝的、一直在暗中摸索的思想家是无缘的。在高加索的天弯上，有比他灿烂得多的星辰使他相形逊色。他以惊羡的，几乎是仇视的眼光注视着革命：这不是他擅长的一行。叶努基泽写道：“除了出去开会和照顾党的地方支部的许多事务以外，他一直都坐在自己堆满书报的小房间里，要不就是坐在布尔什维克报纸的同样‘宽敞’的编辑室里”。只要具体设想一下那个“疯狂的年头”天翻地覆的情况，回想当时的悲壮雄伟的气氛，就可以充分玩味这样一个孤独而又抱负不凡的青年人的形象：埋头躲在一间小房里——很可能是一间不十分整洁的房间——手里拿着笔，枉费心机地搜索枯肠，想找到略微符合时代精神的句子。一连串新的事件接踵而至。柯巴仍然是一个旁观者，不满意所有的人，也不满意自己。一切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包括那些年里领导高加索的运动的许多人——克拉辛、波斯托洛夫斯基、斯托帕尼、列赫曼、哈尔佩林、加米涅夫、塔拉图塔等等——都忽视斯大林，没有在回忆录里提到他。而斯大林自己对他们也无话可说。某些人——像库尔纳托夫斯基和加米涅夫——在革命活动中无疑曾经和他有过接触。其他的人也可能见过他，但是并不认为他和一般“委员们”有何不同。他们谁也没有把他挑出来说半句赞扬或同情的话，谁也没有提供丝毫根据，使未来的官方传记家可以说他们对斯大林有过好感。1926年，官方的党史委员会发表了有关1905年的原始材料的修订本——按照列宁逝世后出现的新的倾向修订的版本。在一百多篇文件中，列宁的文章将近30篇，其他作者的文章在数量上几乎也不相上下。尽管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已经接近爆发点，属于正统派的编辑部仍然不能不把我的四篇文章包括在文集里面。然而全书455页，没有一行是斯大林的手笔。字母索引表里包括好几百个名字，把在革命的年代里稍微有点名望的人全部列举出来。斯大林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仅仅提到伊凡诺维奇，说他是1905年12月党的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的参加者。值得注意的是，迟至1926年，编辑部对伊凡诺维奇和斯大林是同一个人这个事实还无所知。这些公正不阿的细节比后来所写的一切歌功颂德的文章要令人信服得多。斯大林和革命的1905年似乎毫不相干。他的“学生时代”是革命前在梯弗里斯、巴土姆以及后来的监狱和流放地度过的。据他自己声称，他在巴库——即1907年至1908年——成为一个“学徒”。这样一来，第一次革命时期就被作为这位未来的“工匠”的训练时期而一笔勾销。斯大林在谈起自己的历史来的时候，从来不提这个伟大的年头，这个曾经使老一代最出色的革命领袖出现在世界上、使他们得到锻炼成长的年头。这一点应当牢牢记在心头，因为这绝非出于偶然在他的自传中，第二个革命年头——1917年——几乎和1905年同样暖昧不明。我们又会发现柯巴（现在叫做斯大林）坐在一间简陋的编辑室里（这次是彼得堡《真理报》的编辑室），不慌不忙地为那些灿烂辉煌的事件写一些黯淡无光的评论。他是这样一个革命者：一次真正的群众革命就会使他失去常态，把他踢在一边，使他狼狈不堪。他既不是民众保护人，也不是战略家，也不是起义的领袖，他从来只是一个革命官僚。因此他注定只能糊糊涂涂地等待时机，直到汹涌的革命浪潮平静下来才能充分发挥他的特殊才能。第三次代表大会宣布孟什维克是“党内已经分裂出去的部分”46，从而认可了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分裂。党当时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1905年秋天事态的发展带来有益的压力，使派别敌对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1905年10月，在等待已久的从瑞士流亡地回到革命的俄国的前夕，列宁给普列汉诺夫写了一封热情的、和解的信，把他这位从前的老师和敌手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最优秀的力量”，呼吁他进行合作。列宁说：“革命本身以惊人的速度扫除我们在策略上的意见分歧……”47事实确是如此，然而为时不久，因为革命本身并没有维持多久。毫无疑问，在开始的时候，孟什维克在建立和利用群众组织方面比布尔什维克更有办法。但是作为一个政党，他们只是随波逐流，几乎被浪潮淹没。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对蓬勃的运动适应得比较缓慢。但是人们用自已响亮的口号——这是他们对革命力量作了现实的估计的结果——使运动充实起来。孟什维克在苏维埃里面占优势；然而苏维埃的政策的总方向基本上是符合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孟什维克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甚至在革命高潮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暂时适应形势；然而他们既不能在革命高涨时期指导它，也不能在革命退潮时期忠于它的历史任务。十月总罢工迫使沙皇颁布了立宪宣言48，同时也使工人地区产生了乐观和大胆的情绪。这次总罢工以后，两个派别内部都出现了不可抗拒的统一趋势。各种地区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纷纷成立统一委员会或联合委员会。领袖们也屈服于这种趋势。作为走向完全合并的一个步骤，两派分别召开了预备性会议。孟什维克的会是11月底在彼得堡召开的。当时在彼得堡，新标榜的“自由”还受到尊重。但是等到布尔什维克在12月开会的时候反动气焰已经十分嚣张，所以他们不得不到芬兰国土上——塔墨尔福斯——举行秘密会议。按照最初的想法，布尔什维克的会议本来是党的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但是铁路工人的罢工、莫斯科的起义和各省出现的一些意料不到的发展使许多代表必须留在当地，所以出席的代表非常缺乏代表性。到达塔墨尔福斯的41位代表来自26个组织，他们投的票总共只代表4000左右的人。对于一个考虑推翻沙皇制度和参加即将成立的革命政府的革命政党来说，这个数字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4000人已经懂得如何表达千万人的意志。尽管如此，代表大会由于人数不足而自动变成一次代表会议。化名为伊凡诺维奇的柯巴和工人捷里亚作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梯弗里斯当时逐渐出现的令人激动的事件并没有阻碍柯巴离开自己的编辑部的职守。塔墨尔福斯会议是在莫斯科遭到炮击的时期举行的。这次会议的讨论记录至今尚未发现。代表们被当时发生的雄伟的事件吸引住，对会议的进程已经不大记得清楚了。克鲁普斯卡娅在30年后写道：“真是可惜，会议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这是一次多么热烈的聚会：开会的时候正处在革命的顶点，每个同志都跃跃欲试地想显一显身手。他们在开会间歇的时候练习射击。……参加会议的代表谁都忘不了这种情况。有洛佐夫斯基、巴兰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还有其他许多人。我记得这些同志，因为他们关于各地情况的报告非常令人感到兴趣。”克鲁普斯卡娅不曾提到伊凡诺维奇：她不记得他了。在会议主席团成员戈雷夫的回忆录里有一部分是这样讲的：“代表里面有斯维尔德洛夫、洛佐夫斯基、斯大林、涅夫斯基和其他的人。”这些名字排列的次序不是毫无意义的。现在还知道，发言赞成抵制国家杜马选举的伊凡诺维奇被选入有关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当时的浪潮还十分高涨，所以连已经被自己最近所犯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吓得胆战心惊的孟什维克都不敢完全站到前途未卜的议会制度方面去。为了便于进行鼓动工作，他们建议只参加选举开始阶段的活动而不参加杜马。布尔什维克当中大多数人主张“积极抵制”。在1920年为列宁50寿辰举行的简单朴素的庆祝会上，斯大林用他特有的方式谈到列宁那时采取的立场。他说：“我想起列宁这个巨人两次承认自己失算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l905年12月在芬兰塔墨尔福斯举行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关于抵制维特杜马49的决定。当时存在着抵制维特杜马的问题。……于是展开了争论地方抵制派……西伯利亚代表、高加索代表都进行攻击，而当我们讲话结束时，列宁起来讲话，他说，他原来是赞成参加选举的，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错了，因此，他同意各地代表的意见。这时我们非常惊讶……这给了我们一个电击般的印象，我们大家都向他欢呼致敬。”50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提到“电击”般的印象，也没有提到50双手如何“雷鸣般地鼓掌声”。尽管如此，斯大林关于当时情况的说法可能实质上是正确的。在那些日子里，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还没有和策略上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特别是那些既不了解过去也不了解将来的“实践家”尤其如此。列宁本人可能动摇过；他可能把来自地方抵制派的压力看成是来自革命分子本身的压力。但是，不管情况是否如此，会议的决议是“努力破坏这种警察式的杜马，完全拒绝参加”。惟一令人奇怪的事情是直到1920年斯大林还认为，列宁起初准备参加选举是一种“错误”；在那里，列宁本人已经承认他屈服于抵制的主张才是他真正的错误。关于伊凡诺维奇参加抵制杜马选举问题的辩论的情况，有－个名叫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人讲过一个绘声绘色的故事。这个故事似乎纯粹是捏造的。他写道：“斯大林起初很激动。这是他第一次在党的领导集团的会议上讲话，也是他第一次在列宁面前讲话。但是列宁用充满兴趣的眼光看着他，表示赞许地点着头。斯大林的声音坚定起来。等他讲完话的时候，每个人都表示同意。他的观点被接受了。”作者和会议毫无关系。他的消息从何而来？德米特里耶夫斯基过去在苏联做过外交工作，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他曾经短期参加斯大林派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后来在国外的时候当了逃兵，投入白俄右翼阵营。耐人寻味的是，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甚至作为一个赤裸裸的法西斯活动分子的时候还非常敬佩斯大林，憎恶斯大林的一切敌手，并且转述克里姆林宫制造的一切神话。但是现在让我们听他把故事讲下去吧。在开过讨论抵制杜马的会以后，他说，列宁和斯大林“一起走出开会地点——人民宫。天气很冷。寒风怒号。他们在塔墨尔福斯街道上继续走了很久。列宁对这个人很感兴趣，他曾经听说这个人是外高加索最坚决、最讲究实际的革命者之一。他要逼近地仔细瞧瞧他。他专心致志地、非常详细地问到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碰见过的人和他读过的书，问了很久。列宁有时会提出几点简单的意见……声调是满意的，赞许的。这正是他需要的那种人。”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当时不在塔墨尔福斯，他不可能偷听到列宁晚间在街上和斯大林谈的话。从他的书里面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从来没有和斯大林本人谈过话，也没有把斯大林作为消息来源。然而从他这篇故事里，可以感觉到某种生动而且……熟悉的气味。经过一番苦苦的回忆，我发现德米特里耶夫斯基不过是把我关于我自己和列宁第一次见面和1902年秋天我和列宁在伦敦街头散步的情况的叙述改头换面地搬到芬兰去了。把一个神话人物的辉煌事迹移植到另一个神话人物身上去的做法在民间传说中是屡见不鲜的。官僚制度在创造自已的神话时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法。当柯巴终于从地方狭小的壳里脱颖而出、进入全党这个广阔的天地的时候，正好是26岁。诚然，他的出现几乎无人注意，他是在七年以后才成为中央委员的。尽管如此，塔墨尔福斯会议仍然是他生命中一块重要的里程碑。他访问了彼得堡，会见了党的工作干部，看到了党的机构，把自己和其他代表进行了比较，参加了讨论，被选进一个委员会，并且（如他的官方传记所说）“和列宁建立了明确的关系”。可惜的是，关于所有这些情况，现在知道得很少。直到1906年4月才有可能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统一代表大会51。在那个时候，彼得堡苏维埃的人已经遭到逮捕，莫斯科的起义已经被粉碎，镇压的炮车辚辚辗遍全国。孟什维克向右翼溃退了。普列汉诺夫用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他们的思想状况。他说：“我们本来不应当动用武器的！”布尔什维克继续忠实地坚持起义的道路。在革命的尸骸上，沙皇召开了第一届杜马。从这届杜马选举一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自由主义者将战胜赤裸裸的反动保皇党人。几个星期以前还主张对杜马采取半抵制手段的孟什维克，现在把自己的希望从革命斗争转到用宪法手段取胜的道路上来。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期间，他们认为争取自由主义者支持是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布尔什维克则等待农民起义的进一步发展，期望这种发展会帮助无产阶级的斗争，使它重新展开攻势，同时把沙皇的杜马抛在一边。和孟什维克相反，他们继续支持抵制。就如失败后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意见的分歧立刻就带有激烈的性质。统一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恶兆下开幕的。参加代表大会的拥有投票权的代表共计113名，其中孟什维克占62名，布尔什维克占42名。从理论上说，每300个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可以选举1名代表，所以可以说全党大约共有3.4万名党员，其中1.9万名是孟什维克，1.4万名是布尔什维克。考虑到竞选的激烈程度，这些数字无疑有很多夸大的成份。无论如何，在代表大会召开时，党已经不是在增长，而是在缩小。在113名代表中，梯弗里斯占11名，其中10名是孟什维克，1名是布尔什维克。这个惟一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化名伊凡诺维奇的柯巴。力量的对比在这里是用简单的算术数字准确地表现出来的。而贝利亚却胆敢说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领导下”，使孟什维克在群众中陷于孤立，这些数字不能证明他说的话。此外，组织紧密的高加索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他们自己那一支派中间起了巨大的作用。伊凡诺维奇相当积极地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这一点在记录上有案可查。但是，人们在读这份记录的时候如果不知道伊凡诺维奇就是斯大林，那就丝毫也不会注意他的讲话和评论。迟至十年以前还没有人引用过这些讲话。甚至党的历史学家也没有注意到伊凡诺维奇和党的总书记是同一个人。伊凡诺维奇被放在为审查大会代表选举资格而成立的一个技术性委员会里。这件任命尽管微不足道，然而具有象征性意义：柯巴对机械性的技术问题是十分在行的。顺带说一句，孟什维克曾经两次指责他在报告过程中说谎、现在无法证明提出指责的人本身是否客观。同样地，现在也不能不再次注意到这个事实：这种事件总是和柯巴的名字发生联系。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农民运动的发展几乎完全出于党的意料之外。旧的土地纲领几乎完全不侵犯大地主的土地。这个纲领根本垮台了。没收地主的土地成了当务之急。孟什维克为“市有化”纲领而斗争——也就是说，把土地转交给地方自治的民主机构。列宁主张在一切权力交归人民的条件下实行国有化。孟什维克的主要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提出：不能信赖未来的中央政府，不能用国家的土地基金使它武装起来。他说：“列宁梦想的那种共和国，一旦建立起来，也不会永远维持下去。我们不能在俄国不久就会建立和瑞士、英国或美国同样的民主秩序这个基础上办事。考虑到复辟的危险，国有化是危险的。……”这就说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期望是多么谨慎、多么有限！他认为只有在国家本身属于工人的情况下才能把土地转为国家所有。普列汉诺夫说：“……我们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既然即将发生的革命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我们有义务拒绝夺取政权。”普列汉诺夫使争取政权的问题——这是他的整个教条主义战略中的致命弱点——从属于预先为革命作出的社会学定义，说得更准确些则是从属于革命这个术语而不是从属于革命固有的力量之间真正的相互关系。列宁主张由革命的农民委员会夺取地主的土地，并由立宪会议通过国有化法律来批准这种剥夺。他在文章中和讲话时都指出：我的土地纲领“完完全全是农民起义和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52在基本论点上，他仍然和普列汉诺夫是一致的：革命自始至终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布尔什维克的这位领袖不仅认为俄国不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在1924年以前，甚至任何人都还没有想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相信如果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甚至连那将取得的民主性质的胜利也无法保持，正是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列宁最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俄国革命可以单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但是它绝对不可能单靠自己的一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53如果按照斯大林后来的解释，认为列宁考虑的是外来军事干涉的危险，那就错了。不，他谈的是内部复辟的必然性，因为在土地革命后，作为小业主的农民会回过头来反对革命。列宁坚持说：“无论实行地方公有也好，国有也好，分配土地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业主在任何占有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复辟的支柱。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以后，小业主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和小业主的一切共同的敌人……被推翻得愈快，他们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情形也就来得愈快。我们的民主共和国除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后备军。”54列宁认为，俄国民主主义的命运直接随欧洲社会主义的命运而转移。但是对于他说来，所谓“最后目的”和民主革命之间并不是隔着一个漫无边际的历史时期。早在争取民主的斗争时期，他就渴望带领支援的尖兵以最迅速的方式朝社会主义目标推进。土地国有化的意义在于：它打开了通向未来的窗户。他说，在民主革命和农民起义时代，不能仅限于没收地主的土地。必须比这走得更远——要给土地私有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为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清除道路。伊凡诺维奇在这个革命关键问题上和列宁有不同的意见。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表示坚决反对国有化，主张把没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关于这次意见分歧，记录里面已有充分的记载。然而直到今天，苏联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次分歧，因为谁也不准引用或评论伊凡诺维奇在辩论土地纲领时的发言。但是，这篇发言肯定是值得注意的。斯大林说：“既然我们和战斗的农民结成暂时的革命联盟，既然我们因此不能不考虑这些农民的要求，那么我们就应当支持这些要求，只要这些要求大体上不和经济发展趋向及革命进程相抵触就行了。农民要求分配土地，分配土地并不和上述现象相抵触（?)，这就是说，我们应当支持完全没收和分配全部土地的办法。从这个观点看来，土地国有和土地市有都是不能采纳的。”55〔若干年以后，〕斯大林〔又说〕，列宁在塔墨尔福斯就土地问题发表了极为精彩的演说，引起了普遍的热情，〔而不说明〕他不仅发言反对列宁的土地纲领，而且宣布这个纲领和普列汉诺夫的纲领“都”是不能采纳的。〔不仅如此，他在1924年还冒充在1906年就从这个纲领得到了强烈的印象。〕首先，列宁在土地问题上的权威被认为是特别不可轻侮的，而一个对俄国情况一窍不通的高加索青年居然胆敢在土地问题上毫不妥协地出面反对自己一派的领袖，这个事实不能不引起惊讶。生性谨慎的柯巴照例既不喜欢在不熟悉的问题上冒险从事，也不喜欢居于少数地位。他通常只有在感觉大多数人都支持他的时候或者像若干年以后的情况那样，无论多数意见如何，他掌握的机构都保证他可以得到胜利的时候，才参加辩论。因此，他这次发言支持并不十分受人欢迎的。土地分配一定有更强有力的、使他不能不这样做的动机。按照现在，也就是隔了30多年以后所能作出的解释，斯大林的动机有两个，都是很能说明他的性格的。柯巴参加革命时是个平民民主主义者，一个土包子，一个经验主义者。列宁关于革命的国际性的思想对他是不着边际的、陌生的。他希望找到近在眼前的“保证”。对个人土地所有制的向往在格鲁吉亚农民身上比在俄罗斯农民身上显得更强烈，而且得到远为自发的表现，因为格鲁吉亚农民缺乏直接的村社土地占有的经验。因此，这位来自吉第里洛村的农民的儿子肯定认为使这些小财产所有者得到一份额外的土地是防止反革命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可以清楚看出：在他的境况下，“分配主义”并不是一种教条主义的信念——说实在的，他对从学说中得来的信念会毫不在乎地加以拒绝——而是和他的最根本的性情气质、他的教养、他的社会环境完全合拍的有系统的纲领。事实上，20年后，我们还会在他身上发现这种“分配主义”故态复萌的现象。柯巴的第二种动机似乎也是同样明白无疑的。在他看来，十二月起义的失败肯定使列宁的威信有所降低；他一向认为事实比思想更重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处于少数地位。柯巴和列宁站在一边不可能取胜。仅仅这个事实就大大减少了他对国有化纲领的兴趣。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认为和对方的纲领比较，分配土地的害处较小。因此，柯巴有理由希望在最后决定时，代表大会中的多数会就危害较小的方案达成协议。这样一来，激进民主主义者天生的气质就和阴谋家的策略考虑合而为一。但是柯巴的算盘打错了，孟什维克拥有很大的多数，所以当他们宁愿采取为害较大的方案时，不必选择危害较小的方案。为了将来参考，必须指出：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期间，斯大林效法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暂时性”的，也就是说，仅限于完成共同的民主任务。他连想也没有想到应当指出，处于这种地位的农民将来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20年后，对农民的这种“不信任”将被宣布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邪说。当然，20年后，许多事情都将改头换面重新出现。斯大林曾经在1906年宣布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都是不能采纳的”，认为分配土地“并不和经济发展趋向相抵触”。他心目中想到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当时他对迫在眉睫的社会主义革命丝毫没有认真考虑。他十分肯定地认为，还得过几十年才有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在这个期间，资本主义的自然法则将执行使农村经济结构集中和无产阶级化的任务。柯巴在他的传单56中用圣经上的字眼“乐园”来形容遥远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没有理由的。代表主张分配土地的人作主要报告的当然不是实际上不见经传的伊凡诺维奇，而是较有权威的布尔什维克苏沃罗夫。苏沃罗夫相当详尽地发挥了这一派的观点。他争辩说：“据说这是资产阶级措施；然而农民运动本身就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如果我们能够给农民什么支持，也只有按照这个方向才有可能。和农奴制比较起来，农民的独立经济是进了一步；然而进一步的发展将会超过它。”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超过”——即摧毁和剥夺——资产阶级革命造成的独立农民以后，才能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然，土地分配纲领的原作者并不是苏沃罗夫，而是革命前不久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激进派历史学家罗日柯夫。他之所以没有以报告人身份出现在代表大会上，只是因为当时他还在监狱里。罗日柯夫的观点在和本书作者论战时有了发展。按照这种观点，不仅俄国，甚至最先进的国家也远没有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还可以起进步作用，这种作用何时可以完成则还遥遥无期。为了推翻一切资本主义制度中最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无产阶级必须以分配土地作为代价和农民结成联盟。然后，资本主义就会逐步使土地集中在更强大、更进步的地主手中，从而一举摧毁平均地权之类的幻想。列宁把这种直接鼓吹依靠农业资本家的纲领的支持者按照他们的领袖的名字叫做“罗日柯夫派”57。指出下面这一点来不能说是多余的：对理论问题采取严肃态度的罗日柯夫本人在反动的年代里投奔到孟什维克那一边去了。列宁在第一次投票时参加了分配派，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是为了不致分散反对土地市有的票数。他认为，分配土地的纲领危害性较小。但是他接着指出，虽然分配土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止地主和沙皇复辟，不幸的是它也可能为波拿巴式的专制莫定基础。他指责主张分配土地的人“片面地看待农民运动，只考虑到过去和现在，没有注意到将来”58，没有注意到社会主义。所谓土地是“上帝的”而“不是任何人的”，这种农民观点十分混乱，而且用神秘的外衣掩盖着浓厚的个人主义，然而这种观点也包含一种进步倾向，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抓住这个倾向，利用它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土地分配派对此一无所知。“实际工作者将会把现在的纲领庸俗化，……他们将会把小错铸成大错。他们会向那些高喊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上帝、属干国家财产的农民群众证明分配的优越性，他们这样就会玷辱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59。列宁所说的“实践家”在这里指的是眼界狭隘的革命家、只会按照短小精悍的公式进行宣传的人。当我们考虑到下述情况，这种批判就显得更为中肯了：在后来25年里，斯大林骄傲地把自己专门称为“实践家”，以别于“文人”和“侨民”。只是在政治机构保证他实际上可以取得胜利、使他不会受到批评的时候，他才把自己称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认为，土地问题和政权问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看法当然是对的，但是列宁也了解这种联系的性质，而且大概比普列汉诺夫了解得更为深刻。根据他的提法，为了使国有化成为可能，革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他对这种专政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作了严格的区别。和普列汉诺夫不同，列宁认为土地革命将由老百姓来完成，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来完成，否则就根本不能完成。但是，他鼓吹的“民主专政”还是含糊不清、自相矛盾的。据列宁说，如果小业主的代表在革命政府中占了统治地位——在20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不大可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政府就有成为反动势力的工具的危险。然而如果接受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以后必须会接管政府的论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就没有什么界限了，因为一个革命会自然而然地转为另一个革命，这就成了“不断”革命了。列宁对这种论点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不用说，柯巴这个“实践家”和“分配派”对不断革命的前景是极端蔑视的。在和孟什维克辩论和维护革命的农民委员会是夺取地主土地的工具这一论点时，伊凡诺维奇说：“如果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农民的解放也只能是农民自己的事情。”60事实上，这个四平八稳的公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浅薄的模仿。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之所以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小资产阶级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不言而喻，如果没有农民以武装分遣队、地方委员会等等形式积极参加，是不可能进行农民革命的。然而农民革命的命运不决定于乡村，而是决定于城市。农民阶级在现代社会中是缺乏定形的中世纪的残余，它不可能有独立的政策；它需要外来的领袖。两个新兴的阶级在夺取对农民的领导权。如果农民跟着自由资产阶级走，革命就会半途而废，结果还会倒退。如果农民以无产阶级作为领袖，革命就会不可避免地超出资产阶级的范围。不断革命的前景正是建立在历史发展比较落后的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特殊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的。尽管如此，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没有人为这种前景辩护。我在彼得堡监狱里的时候，曾经再次企图阐明这种前景。当时，起义已经被打退，革命在退却中。孟什维克渴望和自由主义者结成联盟。布尔什维克处于少数地位，而且已经分裂。不断革命的前景似乎受到了损害，必须等待11年才能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代表大会在62票赞成、42票反对和7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孟什维克的市有化纲领。这个事实对未来事件的发展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农民仍然不理睬这个纲领，自由主义者则敌视它。1917年，农民接受了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同样也接受了土地国有化。伊凡诺维奇在代表大会上的另外两次发言仅仅是扼要转叙了列宁的演说和文章。在总的政治形势问题上，他理直气壮地攻击了孟什维克努力使群众运动适应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从而削弱群众运动的行为。他重申了人所共知的公式：“或者是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或者是民主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这就是党内存在着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意见分歧的所在。”61但是这个演说家远没有了解这种选择的全部历史含义。“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意味着无产阶级对全国一切革命力量，首先是对农民握有无上的政治权力。在革命彻底胜利的情况下，这种“领导权”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专政所包含的一切后果。然而伊凡诺维奇坚决保持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俄国革命只能为资产阶级政权扫清道路，此外就不能起什么作用。他以某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把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和农民奉行独立政策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认为农民可以用把土地分成小块的办法使自己得到解放。这次所谓“统一”代表大会的确使党内两个主要派别以及民族组织——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犹太崩得派——统一起来。因此代表大会是名符其实的。但是代表大会的真正意义，如列宁所说，倒在于这个事实：它“大大帮助了我们更清楚地划分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左翼的界限”62。如果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分裂不过是一种“预测”，后来就得到克服，那么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统一”则只是通向六年以后彻底分裂的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然而在代表大会过程中，列宁远没有想到分裂是不可避免的。1905年几个月动乱的经验和孟什维克当时急骤向左转的情况记忆犹新。尽管他们后来，就像克鲁普斯卡娅写的那样，“十分清楚地把牌摊了出来”，据她说，列宁仍然希望“革命浪潮的新高涨——他对这种高涨是毫不怀疑的——将会压倒他们，使他们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但是，革命的新高潮并未到来。列宁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立即写了一份给党的呼吁书，对通过的决议进行了克制的然而毫不含糊的批评。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是纸面上已经解散的“前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参加代表大会的42个布尔什维克里面，只有26个人在呼吁书上签了名，伊凡诺维奇不在其中，正如他这个集团的领袖苏沃罗夫没有签一样。主张分配土地的人显然认为他们和列宁集团的意见分歧如此重要，所以尽管呼吁书在土地问题上措辞十分谨慎，他们仍然拒绝和列宁集团联名出现在党的面前。在今天的党的官方出版物上寻找对这件事的评论是枉费心机的。然而，列宁在他印发的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内容包罗很广的报告中也根本没有提到伊凡诺维奇的任何演说，虽然他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辩论的情况，提到了既包括孟什维克也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一切重要发言人。列宁显然并不认为伊凡诺维奇的演说对辩论具有30年后人们企图赋予的那种重要意义。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改变。没有人提出让他担任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包括七个孟什维克和三个布尔什维克：克拉辛、李可夫和杰斯尼茨基。和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前一样，柯巴在会后仍然只是“高加索范围”的一个党的工作者。在革命年代的最后两个月里，高加索处在翻滚沸腾的状态中。1905年12月，已经取得外高加索铁路和电信管理权的罢工委员会开始调整梯弗里斯的运输活动和经济生活。郊区掌握在武装工人手中。但是为时不久。拥有武装的当局迅速击退了他们的敌人。梯弗里斯省宣布戒严。库泰依斯、契图阿里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格鲁吉亚西部在苦痛中孕育着农民起义。12月10日，高加索警察局长希林金向彼得堡主管部门负责人报告说：“库泰依斯省处于紧急状态。宪兵已被解除武装，叛乱分子已经占领铁路西段，自行卖票和维持公共秩序。……我尚未收到来自库泰依斯的报告。宪兵已经撤离铁路线，集中在梯弗里斯传递报告的信使遭到革命分子的搜查，文件遭到没收；那里的局势是不能容忍的。……总督由于思虑过度，业已病倒。……详细情况将邮寄上，如不可能，则派信使送上。……”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觉悟过来的群众的集体主动性当然是主要原因：而每走一步，这种集体主动性必须以某些个人作为它的代表、组织者、领袖。柯巴不在其列。他是在事件明朗化以后才不慌不忙地加以评论。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有可能在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离开当地到塔墨尔福斯去。他离开了没有人注意，他回来了也没有人注意。莫斯科起义遭到镇压使危机达到顶点。那时候，彼得堡的工人被前些日子的战斗和停工关厂事件弄得精疲力竭，已经处于消极状态。在莫斯科起义被压制下去以后，外高加索、外波罗的海地区和西伯利亚的革命也相继遭到镇压。反动派开始恢复常态，虽然周围整个潮水已在涌退，后起的浪头却仍在涌进，所以布尔什维克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有的革命政党都坚决相信最大的浪头即将涌至。列宁有些缺乏信心的追随者对他暗示，反动可能已经开始。他答复说：“我将是最后一个承认这一点的！”俄国革命的脉搏继续从工人罢工中得到最有力的表现。罢工一直是动员群众的基本方法。1905年，罢工人数达到275万；1906年也将近100万人。这个数字本身是巨大的，然而也说明罢工人数已急骤减少。根据柯巴的解释，无产阶级的失败属于插曲性质。这种失败，“首先因为人民没有武器或武器太少——不管你怎样觉悟，赤手空拳是挡不住枪弹的！”，63这种解释显然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用赤手空拳“挡住”枪弹自然是很困难的。但是失败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农民并没有全部起来；俄国中部起义的农民比边远地区少。军队只有一部分被争取过来。无产阶级还没有真正了解自己的力量，也没有真正了解敌手的力量。1905年是作为“总排演”的一年而载入史册的——它的无可估量的意义正在于此。但是列宁只是在事后才能指出这一点来。在1906年，他自己也在等待迅速摊牌。是年l月，柯巴用他照例是过分简单化的方式转述了列宁的意思。他写道：“我们的任务是消除任何动摇，反对任何犹豫，坚决执行进攻政策……一句话，团结的党、党所组织的起义和进攻的政策，这就是我们今天保证起义胜利所需要的条件。”64甚至连孟什维克都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说革命已经完结。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伊凡诺维奇得到机会可以无需害怕驳斥地宣称：“总之，我们是处在新爆发的前夜……在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65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爆发”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进攻的政策”越来越变成进行游击冲突和零散打击的政策。全国各地到处出现所谓“没收”的洪流——武装抢劫银行、财库和其他储金机构。革命的瓦解正在失去进攻的主动权。主动权正在转到政府手中去。当时．政府正在设法弥补自已已经受到打击的神经。在秋冬两季，革命政党开始从地下转入公开。戈矛未停而面盔已去。沙皇的警察代理人可以直接看到敌人的面孔了——所有的敌人和其中每个人。1905年12月3日，随着彼得堡苏维埃成员的被捕恐怖统治时期开始了。一切曾经使自己遭到怀疑、而又没有设法隐藏起来的人都一一被捕。杜巴索夫海军上将战胜了莫斯科的战士。这只是使当时的镇压行为更显得险恶。从1905年1月到l906年4月27日〔旧历5月10日〕召开第一届杜马时为止，根据大略估计，沙皇政府屠杀了1.4万多人，处决了1000多人，打伤了2万人并且逮捕、流放和监禁了大约3万人。牺牲者主要是在l905年12月和1906年最初几个月遭到杀害的。柯巴并没有挺身而出，把自己“当做靶子”。他既没有受伤，也没有流放，也没有被捕。他甚至不需要躲起来。和从前一样，他仍然留在梯弗里斯。这绝对无法用他个人办法高明或幸运的巧合来解释。他秘密地、偷偷摸摸地去参加塔墨尔福斯会议是可能的。但是偷偷摸摸地领导1905年的群众运动却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小小的梯弗里斯，任何“幸运的巧合”也无法保护一个活跃的革命家。事实上，柯巴对重要的事件采取了如此超然的态度，以至警察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在1906年年中，他仍然在一家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报纸的编辑室里过着悠闲的生活。与此同时，列宁隐匿在芬兰的考卡拉，和彼得堡以及全国各地都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其他成员也在那儿。各地秘密组织被割断的联系就在这个地方重新连接起来，经过重新组织。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我们和来自俄国每个角落的同志讨论了我们的工作”她提到一些名字，其中包括在乌拉尔地区“拥有很大影响”的斯维尔德洛夫。她附带还提到伏罗希洛夫和其他的人。但是，尽管官方的批评进行了不祥的谴责，她在这个时期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而这并不是因为她避免提斯大林的名字；相反地，只要有任何微小的事实根据，她总是努力突出斯大林。她在记忆中根本找不到他的影子。1906年7月8日，第一届杜马被解散。左翼政党呼吁的抗议罢工没有实现：工人们已经懂得单靠一次罢工是不够的，而他们现在没有进行比罢工更进一层的任何斗争的余力。革命者阻止动员新兵的企图遭到惨败。斯维阿波尔格堡垒的起义有布尔什维克参预其事，结果证明只是一次孤立的发动，迅速遭到了镇压。反动势力增强了。党愈来愈深地转入秘密状态。克鲁普斯卡娅写道：“伊里奇事实上从考卡拉指导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活动。”她又提到一些名字和轶事，但是没有提到斯大林。在谈到党在11月间在帖里奥基召开的讨论第二届杜马选举问题的会议时，也没有提到他。柯巴没有到考卡拉去。据说，他和列宁在1906年通过信，但是现在一丝痕迹也没有保存下来。他们尽管在塔墨尔福斯见过面，然而并没有建立个人联系。斯德哥尔摩的第二次会晤也没有使他们有任何进一步的接近。克鲁普斯卡娅谈到在瑞典首都作的一次散步，参加者有列宁、李可夫、斯特罗耶夫、阿列克辛斯基等等，其中没有提到斯大林。还有一种可能情况是，由于土地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个人关系几乎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变得紧张起来：伊凡诺维奇没有在呼吁书上签名，所以列宁在报告中也没提到伊凡诺维奇。按照塔墨尔福斯和斯德哥尔摩通过的决议，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统一起来了。柯巴没有成为统一区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如果贝利亚的话值得相信，他的确成了1906年暗中和党的正式委员会平行存在的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常务局的委员。然而现在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常务局的活动以及柯巴在其中起过什么作用。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梯弗里斯—巴土姆时期的“委员”对组织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如果不是实质上、至少是表现形式上有了变化。柯巴再也不敢要求工人承认他们还不够成熟，还不够资格担任委员。苏维埃和工会使革命工人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他们往往证明比大多数地下工作知识分子更能领导群众。正如列宁预见到的情况一样，“委员们”不得不颇为突然地改变自己的看法，至少是改变自己的论点。现在柯巴在报纸上为党需要民主进行辩护；不仅如此，他还主张实行由“群众自行决定问题、自行采取行动”的民主。仅仅通过选举实行民主是不够的：“拿破仑第三是普选产生的；然而谁不知道这位选举出来的皇帝是人民的最大的奴役者呢？”倘若贝索什维里（这是柯巴当时的笔名）能够预见到自己的未来，他是不会提到波拿巴式的公民投票的。但是有许多事情他都没有预见到。他的预见的才能只适用于很短的距离。我们以后将会知道，这一点不仅是他的弱点，而且是他的优点——至少在某个时代是如此。无产阶级的失败迫使马克思主义退居防守地位。在雨骤风暴的几个月里沉默下去的敌人和反对派重新抬头了。左翼和右翼都认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应当为反动派的猖獗负责。站在右边的是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民粹党人；站在左边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对1905年的运动没有起任何作用。彼得堡苏维埃里面只有三派——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在苏维埃垮台以后的悲观失望的气氛中得到了更响亮的共鸣。这次退潮在落后的高加索也留下了印记。高加索许多方面的条件比俄国其他地方更有利于无政府主义的发展。作为维护当时已经受到攻击的马克思主义阵地的作用的一部分，柯巴用自己故乡格鲁吉亚的文字在报纸上就“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问题写了一系列文章。66这些文章证明，作者用意是良好的，然而并不值得转述，因为它们本身不过是别人作品的转述。要从这些文章里寻章摘句也殊非易事，因为它们都是平铺直叙，浅露板直，而要想挑选任何带有个性的句子则更为困难。他的这部作品从来没有再版；指出这点已经够了。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仍然认为自已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右边出现了联邦主义者的政党——一个部分地模仿社会革命党、部分地模仿立宪民主党的地方组织。贝索什维里十分有理地谴责了这个党喜欢玩弄懦弱的手段和妥协的倾向。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使用了相当大胆的形象性的语言。他写道：“大家都很知道，每种动物都具有明确的颜色。但是变色蜥蜴的性格对这一点感到不满足；和狮子在一起它就带上狮子的颜色；和狼在一起它就带上狼的颜色；和青蛙在一起它就带上青蛙的颜色。视什么颜色对它最有利而定……”对变色蜥蜴的这种污蔑，动物学家可能会提出抗议。但是，既然这位布尔什维克批评家基本上是正确的，作为一个没有当成乡村牧师的人，他的文笔是可以原谅的。柯巴－伊凡诺维奇－贝索什维里在第一次革命时期的活动这里已经全部谈到了。即使纯粹从数量上说，也是不多的。然而作者已经作了很大努力，避免遗漏任何值得注意的事情。问题在于柯巴缺乏想像力，智慧并不十分丰富。脑力劳动的锻炼对他是格格不入的。只有无法抗拒的个人动机才能促使他对一件工作锲而不舍、持之以恒。革命把他撇在一边了，他没有从这次革命中找到使他奋发的动机。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对革命的贡献和革命使他个人得到的利益比较起来显得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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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职业革命家”第二章“职业革命家”1893年，沙夏四年级的时候，高加索油都巴库和黑海港口巴土姆通了铁路。高加索脊背上除了山脉以外又增加了铁道。锰矿工业继石油工业之后开始发展起来。1896年，当沙夏已经开始对柯巴这个名字产生幻想的时候．梯弗里斯铁路工厂里爆发了第一次罢工。高加索在思想发展和工业方面都是跟着中俄罗斯走的。在90年代最后五年里面，从彼得堡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已经在激进知识分子中占统治地位。当柯巴还在正教中学发霉的神学气氛中消瘦憔悴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广泛展开。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席卷全国。遭受逮捕和放逐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起初不过数百，后来则数以千计。革命运动揭开了新的一章。1901年，当柯巴成为梯弗里斯委员会12委员时，外高加索共有9000个企业（不包括手工作坊），其中雇用产业工人共约4万。考虑到这个地区位于二海13之滨、面积辽阔、物产丰富的情况，这个数字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社会民主主义宣传的基石已经接近奠定。巴库泉涌的石油、契图阿里开始采掘的锰矿，给这个地方平添无限生气的铁路的活动，所有这些不仅给工人的罢工运动，而且给格鲁吉亚知识分子的理论思想活动带来了推动力。自由主义的报纸《犁沟报》14用毋宁说是惊讶而不是敌对的日吻记录了这个新运动的代表在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情况。它说：“从1893年以来代表一种奇异的倾向并鼓吹一种独特的纲领的青年人一直在给格鲁吉亚的出版物投稿；他们是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拥护者”。人们给马克思主义者起了个绰号，叫做“麦撒墨达西”，意思是“第三集团”，以便同前十年占支配地位的进步贵族和自由资产阶级有所区别。“麦撒墨达西社”里面为首的是诺·饶尔丹尼亚15、高加索孟什维克的未来领袖和昙花一现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的未来元首。由于俄国的发展开始极晚，希望逃避警察统治压迫和摆脱像一堆没有个性的蚂蚁似的旧社会的落后状态的俄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不超越中间阶级。17世纪和18世纪西方革命高举的基督教和民主的旗帜早已变成保守的理论。自由主义的抽象理论对高加索半靠乞讨为生的波希米亚人毫无吸引力。他们对特权阶级的仇视已经自然地带上了社会色彩，为了准备迫在眉睫的战斗，俄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一种还没有沾上污点的理论。他们从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从这种学说的最高的、科学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这种理论。当时需要解决的已经不是在上帝前平等或法律上平等的问题而是经济平等问题。事实上，由于提出了遥远的社会主义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就得到保证，使他们反对沙皇的斗争不致过早地受到西方民主令人失望的经验所引起的悲观怀疑情绪的威胁。这些条件和情况决定了俄国，特别是高加索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这种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是极为原始的，因为它必须适应落后的地方知识分子的政治需要。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不现实的，但是它鼓舞了知识分子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从而对这一斗争提供了非常现实的帮助。9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把批评的锋芒指向言之无物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迷信地恐惧资本主义的发展，希望为俄国找到“例外的”特殊历史道路。因此，为资本主义的进步使命辩护就成为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论题。他们经常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纲领置于次要地位。诺·饶尔丹尼亚在合法刊物上孜孜不倦地鼓吹“民族”利益的一致性，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须结成反对专制政体的联盟。这种联盟思想后来成为孟什维克政策的基石，也是他们最后遭到覆灭的原因。苏联御用历史学家直到今天还在审判饶尔丹尼亚的思想，用各种方式加以描绘，虽然这种思想早已在战斗中湮没无闻。同时，他们闭着眼睛故意不看这个事实：30年后斯大林把这种孟什维克政策不仅运用到中国，而且运用到西班牙，甚至运用到法国，而当时的情况比处在沙皇制度铁蹄下的封建的格鲁吉亚普遍存在的情况为实行这种政策提供的理由要小得无法衡量。然而就是在那个时候，饶尔丹尼亚的思想也没有得到普遍承认。1895年，后来成为杰出的左翼宣传家之一的萨沙·楚鲁启则16参加了“麦撒墨达西社”。他在1905年29岁的时候死于结核病，身后遗下的报刊著作证明他具有颇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文学才能。1897年，拉多·克泽霍越里17也参加了“麦撒墨达西社”。和柯巴一样，克泽霍越里在哥里正教小学和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念过书，但是比柯巴大好几岁，在柯巴参加革命最初几个阶段里对他起过向导作用。1923年，当回忆录作者还享有足够自由的时候，叶努基泽追述说：“斯大林曾经多次惊叹地强调已经去世的克泽霍越里同志的非凡的才能，指出他在那个时候就懂得如何按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正确地提出问题”这段证词，特别是里面提到的“惊叹”，驳斥了后来编造的所谓柯巴当时已经处于领导地位、而楚鲁启则和克泽霍越里只是他的“助手”的故事。此外，还可以指出：楚鲁启则青年时代写的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比柯巴两三年以后写的任何东西高明得多。克泽霍越里在参加“麦撒墨达西社”左翼以后的第二年，把年轻的朱加施维里也吸收进去。“麦撒墨达西社”当时并不是一个革命组织，而是以合法报纸《犁沟报》为中心结合起来的、由思想接近的人组织的一个小组。1898年，这家报纸从自由主义者手里转入以饶尔丹尼亚为首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伊雷马什维利说：“我们暗中经常到《犁沟报》办公室去访问。柯巴和我们一齐去过几次，但是后来却拿该报编委开玩笑。”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营垒中的意见分歧虽然也许只是初露端倪，然而在性质上是十分严重的。温和派并不当真相信革命，更不相信革命迫在眉睫，他们指望的是旷日持久的“进展”，渴望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结成联盟。另一方面，左派则真诚希望来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变革，因此主张采取比较独立的政策。从本质上说，左派的成员都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和“马克思主义”的半自由主义者天生是互不相容的。由于早年环境的影响和自己的个性，沙夏倾向于左派是出于本能、理所当然的。他是一个以颇为原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有地方局限性的平民民主主义者——他是作为这样一个民主主义者参加革命运动的；从本质上说，直到最后他仍然是这样一个民主主义者，虽然他个人的命运经历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轨道。在这两个区别还不很显著的派别之间，意见分歧暂时集中在宣传鼓动问题上。有些人主张在人数很少的小组中进行审慎的教育工作；另外一些人主张领导罢工，并通过散发传单来进行鼓动。当赞成群众工作的人得到胜利以后，他们的分歧就转到传单内容方面。比较审慎的人主张完全从经济要求出发进行鼓动，坚决“避免吓倒群众”。他们从反对者那里得到“经济派”这个表示鄙视的称号。另一方面，左派认为必须毫不迟延地过渡到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鼓动。这是普列汉诺夫在国外侨民中采取的立场。这也是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和他的朋友们在俄国国内采取的立场。一位先驱者曾经写道“梯弗里斯涌现出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早在1896年至1897年期间，这个城市就有了以工人为主要成分的小组。这些小组起初纯粹属于教育性质。……小组数目不断增加，到1900年已经有好几十个。每个小组有10至15人。”随着小组数量的增加，他们的活动也愈来愈大胆。1898年，柯巴还在正教中学念书的时候，就和工人们建立了联系，并且参加了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伊雷马什维利回忆说“一天晚上，柯巴和我暗地里从姆塔茨明达的正教中学溜到紧靠悬崖的属于梯弗里斯铁路局一个工人的小屋子里去。后来，其他一些和我们具有共同思想的正教中学学生也偷偷溜来了。和我们一齐开会的还有铁路工人的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组织。”1926年，斯大林在梯弗里斯一次集会上谈到这件事。他说：“我想起了1898年，当时我第一次接受一个铁路工厂工人小组的工作。……我想起了我在司徒卢阿同志的家里，在季布拉泽（他当时也是我的一个老师）……以及梯弗里斯其他先进工人面前，怎样受到实际工作的初步教育。……就在这里，在这些同志中间，我受到了第一次战斗的革命洗礼。就在这里，在这些同志中间，我成了革命事业中的一个学徒。”181898年至1900年期间，铁路工厂和梯弗里斯一些工厂爆发了罢工。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积极地参加了这些罢工，有时在罢工中起着领导作用。一个地下印刷所用手和擦皮靴的刷子印出了宣言，在工人中间散发。运动仍然按照“经济主义”的精神发展下去。一部分秘密工作落在柯巴肩上；具体是什么工作现在不容易肯定。但是，他显然已经进入地下革命活动世界的大门。1900年，刚刚结束西伯利亚流放生活的列宁怀着创办一家革命报纸的明确目的到国外去了。他想利用这个报纸把零碎分散的党组织集中起来使党明确地转上革命斗争的轨道。与此同时一个已经暗中被告知这些计划的老革命家维克托·库尔纳托夫斯基工程师从西伯利亚到梯弗里斯。和现代的拜占庭帝国历史学家断言的不同，使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摆脱“经济主义”的局限性、并且使它的活动具有比较革命的倾向的并不是柯巴，而是库尔纳托夫斯基。库尔纳托夫斯基是和恐怖主义的民意党一起开始革命的。19世纪末叶，在他第三次流放期间，他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和他周围的人很友好。列宁在国外创办了《火星报》。他的追随者开始被人称为火星派。《火星报》在高加索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库尔纳托夫斯基。梯弗里斯的老工人回忆说：“在发生争辩和举行讨论的时候，所有同志总是转向库尔纳托夫斯基。他作出的结论和判断总是毫无异议地得到接受。”从这段证词可以推断得出，这位毫不倦怠的、不屈不挠的革命家对高加索的重要意义。他个人的命运是由两个因素组成的：英雄的因素和悲剧的因素。1900年，无疑是根据库尔纳托夫斯基的创议，建立了社会民主党梯弗里斯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完全是知识分子。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柯巴显然很快就被库尔纳托夫斯基的魅力所征服。柯巴当时还不是委员会的成员。附带说一句，这个委员会也没有存在多久。从5月直到8月，梯弗里斯企业中发生了罢工的浪潮。在铁路工厂罢工工人名单中有苏维埃共和国未来的主席、锁匠加里宁和另一个俄国工人、斯大林未来的岳父阿利路也夫。在这个期间，在大学生的创议下，北方开始了一系列的街头示威游行。1900年，哈尔科夫一次声势浩大的五一节游行使全城大多数工人站立起来，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惊叹和欢欣鼓舞的回声。其他城市也学习它的榜样。宪兵将军斯皮里多维奇写道：“社会民主党懂得上大街的巨大鼓动意义。从那时起，它就把发动示威游行视为己任，吸引愈来愈多的工人参加。街头游行经常是罢工的结果。”梯弗里斯的平静没有保持多久。1901年4月22日——我们不要忘记俄国当时仍通行旧历——将近2000人参加了为庆祝五一节而在市中心举行的街头游行。在同警察和哥萨克骑兵发生冲突时，14人受伤，50多个参加骚动的人遭到逮捕。《火星报》并没有忽视梯弗里斯这次游行的重大象征意义。“从这一天起，高加索开始了公开的革命运动。”19负责筹备工作的库尔纳托夫斯基在3月22日晚上，也就是举行游行示威的一个月前，被逮捕起来。同一天晚上还搜查了观象台。柯巴在观象台工作；但是他当时已经外出，所以没有被抓住。宪兵当局决定“……要找到上述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并对被告进行审讯”。这样一来，柯巴就转入“非法状态”，成为长期的“职业革命家”。他当时22岁，离取得胜利还有16年。在逃脱逮捕以后，柯巴在梯弗里斯隐藏了几个星期，设法参加了五一节游行。贝利亚对这一点说得斩钉截铁，并且照例加上一句，说斯大林“亲自”领导了这次游行。不幸的是，贝利亚的话是不足为凭的。但是伊雷马什维利也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证词。诚然，伊雷马什维利当时不在梯弗里斯，而是在哥里当教员。他说：“柯巴作为领导人之一而受到搜捕。他在即将被捕以前设法离开市场，隐蔽起来。……他逃回故乡哥里，但是不能留在他母亲的住处，因为这是搜捕他的人首先要去的地方。因此他甚至在哥里也必须藏匿起来。晚上，他经常暗地里到我的住处看我。”梯弗里斯的游行示威给柯巴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伊雷马什维利“不无惊讶地”注意到，正是这次冲突带来的流血后果使他的朋友得到了鼓舞。“运动将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按照柯巴的意见，流血斗争必须会带来最迅速的结局”。伊雷马什维利没有想到，他的朋友不过是在重复《火星报》鼓吹的意见。离开哥里以后，柯巴显然又秘密回到梯弗里斯，因为根据宪兵当局的情报，“朱加施维里于1901年秋天当选为梯弗里斯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两次委员会会议，并且在1901年底被派往巴土姆进行宣传活动。……”由于宪兵除抓革命党人以外并不具有其他任何“倾向性”，而且在内部机构的帮助下一般是消息灵通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认为柯巴在1898年至1901年期间并没有在梯弗里斯起近年来归到他身上的那种领导作用；在1901年秋天以前，他甚至还不是当地委员会的委员，而只是一个宣传工作人员，即小组领导人。1901年底，柯巴从梯弗里斯迁往黑海沿岸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巴土姆。这次迁移可以用两种必要性来解释——躲避梯弗里斯警察的监视，并在各省开始革命宣传。但是孟什维克的出版物提出了另一个理由。据他们说，朱加施维里从开始在工人小组中进行活动的第一天起，就因为阴谋反对梯弗里斯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季布拉泽而受到注意。他不顾警告，继续散播毁谤性言论，“目的是要中伤这个运动的真正的、得到公认的代表，取得领导地位”。在提交党内审判时，柯巴被认为犯有进行违反同志关系的毁谤罪，经过一致决定，被开除出这个组织。对这种说法几乎无法加以核实。我们必须记住，这个说法来自斯大林不共戴天的反对者。梯弗里斯宪兵当局的文件——至少是至今已经发表的文件——丝毫没有谈到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被开除出党的事，相反地，倒是谈到他被派往巴土姆“进行宣传工作”。因此，如果没有其他证据表明他去巴土姆是某种不愉快事件的结果，我们或许可以把孟什维克的说法抛在一边，不再纠缠下去。描写高加索劳工运动的最早的也是最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之一特·阿尔科梅德的书是1910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他在书中谈到1901年秋天梯弗里斯组织在吸收工人选举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的问题上爆发的激烈斗争。他写道：“发言表示反对的是一个事事‘起劲’、样样聪明的年轻的同志。他用地下活动条件、缺乏准备和工人缺乏阶级觉悟等作为理由，挺身出来反对让工人参加委员会。他在结束发言时转身对着工人说：‘他们在这里奉承工人。请问你们当中有谁——即使是一两个也罢——适合当委员呢？把手按在心上，说真话吧？'”但是工人们不理睬这位演说家，投票时仍然把自己的代表选入委员会。阿尔科梅德没有提这位“事事起劲”的青年人的名字，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容许泄露。1923年苏联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也没有透露名字。我们倾向于认为它这样做并不是由于疏忽。但是这本书本身提供了一个宝贵的间接的线索。阿尔科梅德接着说：“前面谈到的那位年轻同志把他的活动从梯弗里斯转移到巴土姆。梯弗里斯工人从巴土姆得到消息，说他行为不得体，说他进行反对梯弗里斯组织及其工人的敌视和瓦解组织的鼓动。”据这位作者说，这种敌对态度并不是出于以原则作为基础的动机，而是“出于个人的反复无常，想夺得独断独行的权力”。所有这一切和我们从伊雷马什维利那里听到的正教中学小组里的争吵如出一辙。这个“青年人”的模样很像柯巴，无疑是指他，因为许多回忆录证明，梯弗里斯委员会的成员当中只有他是1901年11月到巴土姆去的，因此，他所以改变活动地区可能是因为他在梯弗里斯的处境非常困难，呆不下去了。即使不是真的被“开除”，他所以被调走也可能只是为了使梯弗里斯的气氛可以更健康一些。另一方面，这就引起了柯巴对梯弗里斯组织的“不正确的态度”和后来的关于他被开除出党的谣传。同时，我们要注意引起这场冲突的原因：柯巴是在保护“机构”〔政治机构〕，使它不受来自下层的压力。巴土姆在20世纪开始时拥有将近3万人口，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是高加索一个重要工业中心，差不多有1.1万名工厂工人。当时习惯的工作日制度每天超过14小时，而工资少得可怜。所以毫不奇怪，无产阶级对革命宣传的响应是极为强烈的。和在梯弗里斯一祥，柯巴并不需要从头做起：巴土姆从1896年以来就存在着非法的小组。柯巴和工人坎杰利亚基合作，扩大了小组网。这些小组在一次除夕集会上统一为单一的组织。但是这个组织并没有得到委员会的权力，仍然从属于梯弗里斯。这显然是造成阿尔科梅德隐射的新的磨擦的原因之一。柯巴通常是不能忍受任何人对他发号施令的。1902年初，巴土姆的组织设法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设备非常原始。印刷所设在柯巴住处。这种直接违反地下工作规定的做法无疑是物质拮据的结果。“一个拥挤的小房间，里面点着昏暗的煤油灯。斯大林坐在一张小圆桌旁写稿。他一旁是印刷机，几个排字工人正在忙着。铅字摆在火柴匣和香烟盒里，或者摊在纸上。斯大林经常把刚写好的材料递给排字工人。”这是一位参加该组织的成员回忆的情景。必须补充一句：宣言的内容差不多和印刷技术处在同样的水平。后来不久，在亚美尼亚革命者卡莫的协助下从梯弗里斯搞到一部类似印刷机的东西、一个现金出纳机和一套铅字。印刷所扩大了，提高了效率。宣言的文字水平却依然故我。但是这并没有减少宣言的影响。1902年2月25日，路特希尔德煤油工厂经理部门贴出通知，开除389名工人。工人们在27日开始罢工。这次骚动也影响到其他工厂。罢工工人和破坏罢工者发生了冲突。警察局长要求总督调兵来支援。3月7日，警察逮捕了32名工人。第二天早晨，路特希尔德工厂将近400名工人在监狱前集合，要求释放已经逮捕的人，或者是把其他的人全都逮捕起来。警察把他们全都关进流放营。当时，息息相关的感情正使俄国劳苦大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种新的团结在俄国最偏荒凉的角落里每次都得到新的表现；当时离革命爆发的时间已经只有三年了。……就在第二天，3月9日，举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据起诉书说，“一大群工人，由领导者带头，一边唱歌、喊叫和吹着口哨，一边排着整齐的队伍前进”，走近了流放营。这群人将近2000。工人希米里扬茨和戈戈贝里泽代表大家发言，要求军事当局释放已被监禁的人，或者是把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法庭后来承认，群众“情绪是和平的，而且手无寸铁”。但是当局却设法破坏他们的和平情绪。士兵们企图用枪托把他们赶出广场，工人们就朝士兵扔石头作为回答。军队开始开枪，打死14人，打伤54人。这个事件震动了全国。在20世纪初期，人们的神经对集体屠杀的反应远比现在敏锐。柯巴在这次游行示威里面担任了什么角色呢？颇为难说。苏联的编纂人员被两个互相矛盾的问题弄得左右为难：既要把斯大林说成是参加过尽可能多的革命事件，同时又要尽可能拉长他坐监和流放的时间。大家知道，宫廷艺术家们在描写两桩同时发生的事件时，既要把斯大林说成是街头上的英雄，同时又要把他说成是监狱里的烈士。1937年4月27日，莫斯科官方出版的《消息报》刊载了美术家叶·胡齐施维里作的一幅画的照片，把斯大林描绘成1902年梯弗里斯铁路工人罢工的组织者。第二天，编辑部不得不为这个错误做检讨。编辑部的声明说：“从斯大林同志的传记知道，他……从1902年2月直到1903年底都关在巴土姆和库泰依斯的监狱里。因此，斯大林同志不可能是1902年梯弗里斯罢工的组织者。当斯大林同志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从历史真实来看，把他描绘成1902年梯弗里斯铁路罢工的组织者完全是误解，因为那个时候他还在巴土姆的监狱里。”但是，如果斯大林真是从2月开始就在监狱里，那么“从历史真实性来看”，他就不可能领导巴土姆的游行示成。这次示威发生在3月。但是，这次不仅那位勤快的美术家、而且《消息报》的编辑部都犯了一个大错，虽然这家报纸引证了原始资料来源。柯巴事实上是在3月而不是在2月被逮捕的。他不可能领导梯弗里斯的罢工并不是因为他已经在坐牢，而是因为他当时身在黑海沿岸。他参加巴土姆事件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需要探讨的只是这种参加的性质。斯大林的法文传记作者巴比塞是严格按照克里姆林宫的指示写作的。他断言，柯巴走在巴土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把自己“当做靶子”。这种阿谈奉承之辞不仅和警察档案提供的证据、而且和斯大林本人的性格发生矛盾。斯大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从来没有出面充当靶子（附带说一句，也根本没有这种必要）。直接处于斯大林指挥之下的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1937年用整整一本书来描写巴土姆的游行示威，说得更准确些是描写斯大林在游行示威中起的作用。但是洋洋240页文章把问题搅得更糊涂起来，因为照本宣科的“回忆录”和过去已经发表的片断叙述完全碰不上头。托德里亚恭敬如仪地写道：“沙夏同志经常在现场指挥中央罢工委员会。”戈戈贝里泽肯定地说：“沙夏同志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巴土姆的老工人达拉赫维利泽说，沙夏“在像海一样汹涌咆哮的工人群中直接领导这次运动；他亲自把枪击时手臂受伤的工人格·卡兰达泽从混乱的人群中带领出来，把他送回家去。”领袖为抢救一个受伤的人而放弃职守是不大可能的；参加游行示威的任何普通群众都能够尽一个担架队员的责任。其他26个作者，谁也没提这件令人怀疑的轶事。但是归根结底，这不过是一个细节问题。法庭审判的情况十分清楚地表明，这次游行示威根本没有任何领导。这就无可争辩地驳倒了所谓柯巴直接领导这次游行示威的说法。尽管检察官坚决反对，沙皇法庭仍然承认甚至真正走在队伍前面的工人戈戈贝里泽和希米里扬茨也不过是参加游行的普通群众。整个审讯过程有大批被告和证人出庭，然而丝毫没有提到朱加施维里的名字。神话不攻自破。柯巴在巴土姆事件里扮演的角色显然是黯淡无光的。据贝利亚说，柯巴在游行示威以后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写宣言，组织宣言的印刷和散发，把为3月9日死难者出殡的行列变成“一次轰轰烈烈的政治示威”，等等。不幸的是，这些奉令夸大的说法得不到任何证据的支持。当时警察正在搜捕柯巴。据同一个作者说，他在这以前曾经在游行示威的群众、警察、军队和旁观者众目睽睽下在大街上起过显著作用。在这个小城里，他不大可能再进行“巨大的”活动。4月5日晚间，柯巴在党的领导集团会议上和其他同谋者一齐被捕，关进监狱。令人厌倦的日子开始了。岁月漫长。已经发表的文件透露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极其有兴味的事。柯巴被捕三天以后，在囚犯正规的会客时间里，有人从窗口把两张便条丢到监狱院落里去，料想探监的人会拾起来送往指定地点。有张纸条的内容是，请人去探望哥里的教员沙夏·伊雷马什维利，告诉他“沙夏·朱加施维里已被逮捕，请他立刻通知他母亲。如果宪兵问她‘你儿子是什么时候离开哥里的？’她就可以说‘他整个夏天和冬天都在这儿，3月15日才离开’。”第二张纸条是写给教员叶里萨贝达施维里的，谈到需要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的问题。两张纸条都被监狱看守截获。宪兵骑兵上尉札克利毫不费力就得出结论，知道这些便条的作者是朱加施维里，认为他“在巴土姆工人闹事中起了显著作用”。札克利立刻通知梯弗里斯宪兵队的头子，要求搜查伊雷马什维利的住处，讯问朱加旅维里的母亲，并且搜查和逮捕叶里萨贝达施维里，结果如何，文件里完全没有谈到。从一份官方出版物上看到我们已经熟悉的名字沙夏·伊雷马什维利，使我们如释重负。诚然，贝利亚已经提到他是正教中学小组的成员，但是对两个沙夏之间的关系谈得很少。然而警察截获的一张纸条的性质无可争辩地证明，我们不止一次提到的这位回忆录作者和柯巴的关系的确很亲密。柯巴入狱后给他母亲的指示正是托他童年时期的朋友伊雷马什维利代转的。同时，这件事证明，伊雷马什维利也得到卡佳的信任。据他说，在他童年时期，卡佳把他叫做她的“第二个沙夏”。这张便条驱散了关于伊雷马什维利的非常宝贵的回忆录是否可信的仅存的疑云。苏联历史学家对他的回忆录是完全置之不理的。柯巴本人在审讯中提出的口供证实，他企图传递给母亲的指示的目的是欺骗宪兵，使他们弄不清他到达巴库20的时间，从而使他不受即将举行的审判。当然没有理由认为，这个企图有任何陷害人的目的。在被称为革命阴谋的十分严肃的把戏中，欺骗宪兵是习以为常的。然而令人惊讶不已的是，柯巴居然如此漫不经心地使两个同志陷入危险境地。纯粹从政治方面考虑，他这个行动同样值得注意。对于一个曾经协助筹备游行示威的革命者，人们自然期望他的游行示威以悲剧告终以后会希望和普通工人一起坐上犯人席。这样做并不是感情用事，而是为了说明事件的政治意义，为了谴责当局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为了利用法庭的讲坛来进行革命宣传。这种机会是千载难逢的！对柯巴缺乏这种愿望的惟一解释是，他目光短浅。十分明显，他并不了解这次游行示威的政治意义，他的主要目的是逃避游行示威引起的后果。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柯巴真的领导了街头游行，走在群众前面，把自己当做“靶子”。那么欺骗宪兵的计划本身就是行不通的。在那种情况下，不可避免会有几十个证人认出他来。只有在他参加游行示威是秘密的、隐姓埋名的情况下，他才有可能不受审判。事实上，只有个名叫契克纳则的警察在初审时作证，说他曾经在监狱前面的“人群中”看见过朱加施维里。但是仅仅一个警察提出的证据是无足轻重的。无论如何，尽管有这个警察作证，尽管截获了柯巴自己写的便条，这次游行示威案件中并没有对他起诉。审判是一年以后举行的，历时九天。法庭辩论的政治方向完全受自由主义律师的随意摆布。这些律师的确使21名被告得到的处分减轻到最低限度，然而不得不付出缩小巴土姆事件的革命意义的代价。逮捕巴土姆组织领导人的警察在报告中是这样描写柯巴的：“哥里居民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曾为正教中学开除，住在巴土姆时既无书面证件，又无具体职业，也无自有住处。”关于正教中学开除的说法并无文件价值，因为一个警察个人并无档案可查，他的书面报告显然是转述的传闻。比这一点远为重要的是，他提到柯巴一无身份证，二无具体职业，三无住处，这是地下革命者的三个典型特征。柯巴在巴土姆、库泰依斯，然后又是巴土姆的年久失修的地方监狱里度过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当时这是在押等待侦讯和放逐的通常期限。监狱制度和全国的制度一样，是野蛮和温情的混合体。和监狱管理当局相安无事、甚至混得很熟的关系可能突然以暴风雨似的抗议告终。囚徒举起皮靴乱踢牢门，大吵大嚷，吹口哨，摔盘子，毁家具。等到雨过天晴又暂时恢复平静。洛卢亚简单谈到过库泰依斯监狱里爆发的一次抗议的情况——当然，是“斯大林创议和领导的”。柯巴在监狱的冲突中起过显著作用，在和监狱管理当局打交道时，他善于维护自己和其他的人。对于这一点没有理由加以怀疑。35年后，卡兰达泽写道：“他在狱中生活很有规律，每天起床很早，做完操就开始学习德文和经济学的书籍。……他喜欢和同志们讨论他对刚读过的书的印象。……”不难想像他读的是一些什么书：自然科学通俗读物，少量的达尔文著作，里别尔特的《文化史》，或许还有70年代翻译过来的巴克尔和德莱柏的著作，巴甫连科版的《伟人传记》，俄国西贝尔教授阐述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关于俄国历史的某些著作，贝尔托夫（侨居国外的普列汉诺大在合法刊物上用的笔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作品，最后还有弗·乌里扬诺夫即未来的尼·列宁在流放地用弗·伊林这个合法笔名写的考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著作（出版于l899年）。所有这些书监狱里大体上都读得到。这个年轻革命者的理论知识当然还有很大的缺陷但是他在反对宗教教义、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民粹主义偏见方面似乎拥有不坏的武器。在9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战胜了民粹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和工人运动的成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胜利起了支持作用。然而，工人举行的罢工和游行示威促进了乡村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又使城市知识分子里的民粹主义思想死灰复燃。因此，20世纪开始的时候，有一种杂拌似的革命倾向颇为迅速地发展起来。这种倾向吸收了一点点马克思主义，拒绝了“Zemlya:Volva”,(“土地与自由”)和NalodnayaVolya（民意党）等罗曼蒂克的名称，而给自己起了一个比较欧洲化的名称：“社会革命党”〔埃塞尔党〕21。1902－l903年冬天，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基本上已经结束。政治鼓动和街头示威的成功使《火星报》的思想得到十分令人信服的证明。1902年开始，《火星报》用愈来愈多的篇幅攻击社会革命党人的折衷主义纲领和他们鼓吹的个人恐怖手段。“灰发”和“灰色”22之间的激烈辩论在全国每一个角落展开，监狱当然包括在内。柯巴不止一次不得不和他的新对手交锋。可以相信他在交锋时是颇为成功的。《火星报》为他提供了卓越的论据。柯巴并没有在游行示威案中被起诉和提交审判。对他的法律侦讯是由宪兵进行的。秘密侦讯使用的手段和监狱制度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地而异的。首都的宪兵比较文明，也比较谨慎；各省的宪兵就比较粗暴。在风俗古老、社会关系有殖民地气息的高加索，宪兵们使用了各种最野蛮的暴力手段，特别是在对付愚昧无知、缺乏经验和意志薄弱的犯人时是如此。“压力、威胁、恐怖、拷打、伪造证人供词、收买假证人、捏造和夸大案情、把特务道听途说来的报告当做具有决定意义的绝对证据——这就是宪兵处理案件时使用的手段的特点”这段话是阿尔科梅德写的。他说，宪兵拉夫罗夫惯于使用宗教审判的手段来逼取“供词”，虽然他事先知道这种“供词”是假的。这种警察诉讼程序一定给斯大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他在30年后大规模使用了拉夫罗夫上尉的方法。我们从洛卢亚狱中回忆录中附带知道“沙夏同志不喜欢用‘您’来称呼同志”，他说，沙皇的差役在把革命者送上断头台去的时候就是用“您”来称呼他们的。事实上，革命队伍里特别是高加索习惯用“你”这个称呼。几十年以后，柯巴把不少老同志送上了断头台。和“沙皇的差役”不同，他和这些人很早以来就用“你”23相互称呼。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令人惊讶的是，关于柯巴第一次被捕的警察侦讯记录和关于他以后几次被捕的全部记录至今尚未发表。火星派组织一向要求自己的成员拒绝作证。革命者通常是这样写的：“我长期以来就信仰社会民主主义；我拒绝并否认对我的控告；我拒绝作证或参预任何秘密侦讯。”只有在法庭公开审判时，火星派才旗帜鲜明地挺身而出。然而当局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举行公开审判，从整个党的利益来看，拒绝作证是完全有理由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拒绝使被捕者的处境颇为困难。我们前面已经谈到，柯巴在1902年4月曾经用使其他的人不得不因此遭受连累的策略，企图证明他当时不在事件发生的现场。可以设想，他在其他场合也宁愿依靠自己的机灵而不愿按照对所有人都具有强制性的准则办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对警察作的整个一系列口供不是一种非常令人钦羡的——至少不是“英雄的”——记录。只有这种解释才能说明斯大林的警察侦讯记录至今未予公布的原因。绝大多数革命者都受到所谓“行政命令”的处分。由内务部和司法部四名高级官员组成的彼得堡“特别会议”根据地方宪兵的报告，可以不讯问被告就作出判决，由司法大臣予以批准。1903年7月25日，梯弗里斯总督从彼得堡接到这样一份判决书，命令他把16名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置于警察直接监视之下，名单次序习惯是按照罪名轻重或犯人责任大小排列的，为他们指定的西伯利亚具体流放地点也相应有好有坏。名单上列在头两位的是库尔纳托夫斯基和弗兰切斯基，各判处四年。其他14人流放三年，其中第一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西尔威斯特·季布拉泽。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在名单上是第十一位。宪兵当局还没有把他当做一个重要革命家。11月，柯巴和其他流放犯人一起从巴土姆监狱解往伊尔库茨克省，从一个罪犯中转站到另一个罪犯中转站，辗转走了将近三个月。在此期间，革命正在沸腾高涨，每个人都想尽快逃出。到1904年初，流放制度已经漏洞百出。在多数情况下，逃走并不十分困难：各省都有提供伪造护照、钱和通信地址的秘密“中心”。柯巴在新乌达村呆了不过一个月，刚好是进行打听、找到必要联系和拟订行动计划必需的时间。斯大林第二个妻子的父亲阿利路也夫说，柯巴第一次企图逃走时把脸和耳朵都冻伤了，不得不回去找比较暖和的衣服。一个可靠的马车夫赶着西伯利亚结实的三驾马车迅速驶过雪封的公路，把他送到最近一个火车站。回来的旅程穿过乌拉尔地区，只用了一个星期左右，不是三个月。这里需要把库尔纳托夫斯基的故事讲完。这样做是恰当的，也只有这样做才是公平合理的。20世纪初期梯弗里斯的革命运动实际上是在他的鼓舞下发展起来的。他在军事监狱里关了两年，然后被流放到雅库特地区。从雅库特地区逃走比从伊尔库茨克省逃走要困难至极，库尔纳托夫斯基途中曾经在雅库次克参加流放犯人对当局暴行的武装反抗，被法庭判处12年苦役。1905年秋天大赦以后，他来到俄日战争参战人员泛滥成灾的赤塔。他在赤塔成为工、兵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的主席——所谓“赤塔共和国”的首脑。1906年初，库尔纳托夫斯基再次被捕，并被判处死刑。西伯利亚的镇压者伦南坎普特将军把这个已定死刑的人带在他的火车上，使他可以亲眼目睹每个车站处决工人的情况。由于第一届杜马选举带来的新的自由主义倾向，他的死刑减为终生流放西伯利亚。库尔纳托夫斯基设法从涅尔琴斯克逃往日本，然后又到了澳大利亚。他在澳大利亚困窘万状，做了伐木工人，积劳成疾。库尔纳托夫斯基病了，感染了耳炎，然而设法到了巴黎。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极端颠沛流离的命运终于损害了他的健康。1910年秋天，在他到达以后，伊里奇和我曾经到医院去探望他。”两年以后，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已经迁往克拉柯夫，库尔纳托夫斯基就与世长辞了。革命踏着许多库尔纳托夫斯基的肩头，跨过他们的尸体！向前迈进。革命向前迈进了。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国第一代社会民主主义者是80年代初期开始批判和宣传活动的。先驱者为数无几，后来者数以十计。由比普列汉诺夫小14岁的列宁领导的第二代在90年代初期走上政治舞台。社会民主党人数以百计。第三代的成员比列宁年轻10岁左右，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参加革命斗争的。这代人已经数以千计，其中包括斯大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本书作者和其他一些人。1898年3月，九个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在省城明斯克开会，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都立即遭到逮捕。当时正在考虑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正教中学学生朱加施维里所在的梯弗里斯不大可能很快就收到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明斯克代表大会是由列宁的同时代人筹备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仅仅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然而还没有把党建立起来。党的联系仍然很薄弱，只需要沙皇警察强有力的一击就足以破坏这些联系，使它们长期陷于瘫痪。在后来几年里面，这个主要属于经济性质的运动在各地生了根。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只在本地活动，直到遭受逮捕和放逐。党的工作者在各城市间辗转奔走的情况是罕有的。为了避免逮捕而转入地下是几乎从来不曾有过的事；在这方面，他们既无经验，又没有技术，也没有必要的联系。从1900年起，《火星报》开始建立集中的组织。列宁是这个时期毫无疑问的领袖，他理所当然地使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老头子”退居次要地位。当时劳工运动已经在无比广阔的范围内蓬勃展开，唤醒了新的一代革命者。这一代革命者的人数远远超过列宁那一代。建党工作得到了这个运动的支持。火星派的当前任务是从各地工人中挑选一批精力最旺盛的人，利用他们来创立－个能够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中央机构。火星派的追随者为数很多，而且不断增加，但是真正属于火星派的成员，能够充当这个位于国外的中心的可靠代表的人，为数必然有限：不超过二三十人。火星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为了建党而和自己的本乡本土脱离关系。在火星派的字典中，“地方主义”是落后、狭隘，甚至倒退的同义语。宪兵司令斯皮里多维奇写道：“他们结成精干的职业革命家阴谋团体，到一切设有党的委员会的地方去，和他们的成员建立联系，递交非法文件，帮助它们建立印刷所和搜集《火星报》需要的情报。他们深入各地委员会，进行反对‘经济主义’的宣传，铲除思想上的对手，从而使这些委员会处在他们影响之下。”这位退伍宪兵对火星派特点的这种描写是相当正确的。他们是一个行止无定的机构的成员，位于地方组织之上，把地方组织当做施加影响的阵地。柯巴没有参加这种负责工作。他起初是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员。后来是巴土姆社会民主党员——换句话说，是一个影响很小的地方革命家。高加索和《火星报》以及中俄罗斯的联系是通过克拉辛、库尔纳托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保持的。把各地委员会和小组统一成一个集中领导的党的整个工作是在没有柯巴参加的情况下完成的。当时的往来信件、回忆录和其他文件已经证明这一点，丝毫没有令人怀疑的余地，这种情况对估价斯大林的政治发展是很重要的；斯大林前进得很慢，踌躇不决，还在摸索道路。1900年6月，克拉辛以一个年轻知名的工程师的身份到达巴库，担任负责工作。他写道：“在一个新的领域中，活动同样紧张。这指的是巴库本地和整个高加索——梯弗里斯、库泰依斯、巴土姆等地——的社会民主党地下工作。我不时到这些地方去和当地组织保持联系”。克拉辛在巴库一直住到1904年。由于正式身份的限制，他不能直接参加群众工作。工人们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后来甚至企图坚决要求撤销他电站经理的职务。克拉立只和组织的上层领导人打交道；他是当地领袖们的领袖。在他有机会直接接触的革命者中间，他提到叶努基泽兄弟、拉多·克泽霍越里、阿利路也夫、谢尔古诺夫、哈尔佩林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从1900年到1904年一直在高加索担任领导工作的这个人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同样耐人寻味的是，迟至1927年国家出版社印行克拉辛自传时既无注释也无更正，完全没有注意这种遗漏。在那些年代里曾经和高加索的运动发生任何关系的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里同样没有给斯大林任何地位。不言而喻，这只是指官方开始修改党史以前，即1929年以前写的回亿录。1902年2月，代表设在国外的中心的火星派成员原定在基辅召开秘密会议。皮亚特尼茨基写道：“俄国各地都有代表来参加这次会议。”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受到监视，于是匆匆离开这个城市，朝不同方向而去。但是全体代表都被抓住，有的在基辅，有的在途中。几个月以后，他们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越狱活动，逃出基辅监狱。当时在巴土姆工作的柯巴并没有得到参加基辅会议的邀请，毫无疑问，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柯巴和国外中心的关系，说得更正确些是他和国外中心完全缺乏任何关系的情况，最有启发意义地说明了他的政治活动的地方性。从19世纪中叶开始，国外侨民几乎一成不变地继续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由于沙皇俄国经常不断的逮捕、流放和处决，由最卓越的理论家、宣传家和组织者组成的侨民是运动中惟一能够不断积极活动的队伍，因此自然而然地在运动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火星报》编辑部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成为社会民主党无可争辩的中心。不仅政治口号，而且具体指示也都来自《火星报》编辑部。每个革命者都热烈希望能够尽快到国外去住上一个时候，见见领导人，听人们谈谈，鉴定自己的看法是否正确，和《火星报》建立永久性联系，并且通过《火星报》和俄国本土的地下工作者建立这样的联系。由于国外工作而一度和列宁关系密切的弗·科热夫尼科娃谈到人们如何“从流放地和去流放地途中普遍开始逃向国外，到《火星报》编辑部来……然后回到俄国参加积极的工作”。从许多例子当中举一个来说，青年工人诺根在1903年4月从流放地逃往国外。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这样做是“为了迎头赶上生活，为了读书和学习”。几个月以后，他作为《火星报》代表秘密回到俄国。参加上述基辅越狱事件的10个人（其中包括苏联未来的外交家李维诺夫）不久以后都到了国外，后来陆续回到俄国筹备党的代表大会。关于他们和其他得到信任的代表，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写道：“《火星报》和所有这些人都积极保持通信关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仔细阅读每一封信。我们对《火星报》每一个代表在做什么了解得极为详尽，并且和他们讨论他们全部活动的每一个方面；我们把已经中断的联系恢复起来，并且把某些人已经被捕和其他类似情况通知他们。”这些代表里面有列宁的同时代人，也有斯大林的同时代人。但是当时的上层革命者、集中制的传播者和统一政党的缔造者中间尚不包括柯巴。他仍然是个“地方工作者”，一个高加索人，一个土包子。1903年7月，火星派筹备的党代表大会终于在布鲁塞尔开幕。在沙皇外交官和屈服于这些外交官的比利时警察的压力下，代表大会不得不移到伦敦去举行。大会采纳了普列汉诺夫拟订的党纲，通过了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但是在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在大会处于控制地位的火星派本身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意见分歧。以列宁为首的“强硬”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温和”派双方起初都认为这些分歧不是根本性的。因此，这些分歧引起的尖锐冲突更令人惊讶。最近才统起来的党，陡然发现自己已经处在分裂的边缘。“早在1903年斯大林还在坐牢的时候，他通过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回来的同志了解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发生的十分严重的意见分歧，他就坚决站在布尔什维克这一边。”这是按照斯大林本人的命令写的一本传记的说法。这本传记属于给党内历史学家的指示的性质。但是过分相信这种指示则未免太不谨慎，有三个高加索代表参加了这次导致分裂的代表大会。柯巴究竟会见了其中哪个代表呢？当时他关在单独的牢房里又是怎祥会见这位代表的呢？他是怎样、是通过什么方式表达自己和布尔什维克团结致的呢？斯大林的说法的惟一证明来自伊雷马什维利。他写道：“一贯热烈支持列宁主义的暴力手段的柯巴当然立刻站到布尔什维主义一边，成为这种主义在格鲁吉亚的最热烈的辩护者和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但是，这段话虽然说得十分肯定，在时间上却铸成大错。在代表大会以前，任何人，包括列宁本人在内，都没有提倡过“列宁主义的暴力手段”，和后来成为孟什维克主义领袖的编辑部成员主张的手段相对抗。代表大会本身争论的不是革命手段问题；策略上的意见分歧当时还没有出现。伊雷马什维利显然搞错了。这也不奇怪，因为整个1903年柯巴都关在监狱里，伊雷马什维利不可能对他有任何直接的印象。一般说来，虽然他的心理观察和具体事件的回忆相当令人信服，而且几乎总是得到证实的，他对政治方面的意见却不那么可靠。看来，他在了解互相冲突的革命倾向的演变方面缺乏必要的本能和素养；在这方面，他为我们提供的是根据他后来的观点作出的事后猜测。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争论事实上是在党员资格问题上爆发出来的；问题是党应当仅仅包括参加秘密组织的成员，还是应当包括一切有系统地参加各地委员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人。在讨论过程中，列宁说：“我决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分歧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分歧。我们决不至于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24在代表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也引起了争论。意见分歧一次也没有超出这些狭小的范围。列宁企图使党具有尖锐明确的界限，使编辑部的组成十分精干，并且要有严格的纪律。马尔托夫和他的朋友们则宁愿有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更接近一个家庭的类型。但是双方都只是在摸索前进。虽然冲突很尖锐，然而还没有人认为这些意见分歧“十分严重”。按照列宁事后提出的明确的说法，代表大会上的斗争属于‘预兆”性质。苏联教育界的第一位领袖卢那察尔斯基后来写道：“那次斗争的最大困难在于：使党陷入分裂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还没有探测出以马尔托夫主义者为一方和以列宁主义者为另一方的深刻分歧的真正症结。当时这些分歧似乎还是围绕党章上的一段话和编辑部人选问题产生的。许多人感到惶然，不知道为什么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会导致分裂。”皮亚特尼茨基后来在共产国际担任过显要的职务，但在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工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无法了解为什么由于细微的分歧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工作。”在那些年代里非常接近列宁、后来曾经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的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工程师回忆说：“对我个人说来，关于马尔托夫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想法特别显得牵强附会。”这样的话还有许许多多。彼得堡、莫斯科和各省都表示抗议和哀叹。谁都不愿承认火星派在代表大会上出现的分裂。分道扬镳是后来发生的事，过程很缓慢，不可避免地有东摇西摆的情况。第一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继续共事、相安无事的情况并不少见。高加索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状况都很落后。所以在高加索甚至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难理解代表大会上出现的问题。诚然，参加伦敦大会的三个高加索代表在热情冲动中都站在多数人的一边。值得深思的是三个人后来都成了孟什维克：托普里则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已经脱离了多数派；朱拉博夫和克努尼扬茨在后来几年里面也投奔孟什维克了。布尔什维克倾向占优势的著名的高加索秘密印刷所在1904年还继续翻印形式上仍为党中央机关报而实质上已受孟什维克控制的《火星报》。叶努基泽写道：“我们的意见分歧绝对没有反映到我们的工作中。”只是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也就是说，不早于1905年年中，印刷所才转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之手。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所谓关在遥远偏僻的监狱里的柯巴立刻就把分歧估计得“十分严重”的说法。他从来就缺乏先见之明。而且，即使是一个不像他那么谨慎多疑的青年革命者，如果在动身去西伯利亚以前没有对党内斗争表明立场，也是很难予以责备的。柯巴从西伯利亚直接回到梯弗里斯。这个事实不能不使人惊讶。稍微有点名气的逃亡者也很少有回到自己的老窝去的，因为在老窝里最容易被日夜警惕着的警察发现，特别是在梯弗里斯这样的小省城，而不是在彼得堡或莫斯科。但是年轻的朱加施维里还没有割断他和高加索的脐带；格鲁吉亚语仍然是他进行宣传工作时使用的几乎惟一的语言。此外，他并不感觉自己是警察注意的焦点。他还没有下定到中俄罗斯去一试身手的决心。他在国外是一个无名小卒，也不想到国外去。看来还有一种比较属于个人的原因使他留在梯弗里斯：如果伊雷马什维利没有把年代搞混的话，柯巴当时已经结婚。他在坐牢和流放期间把年轻的妻子留在梯弗里斯。1904年1月爆发的日俄战争起初使工人运动受到削弱，但是到该年年底却使它得到空前的推动。沙皇政府的军事败绩迅速驱散了自由主义者和一部分学生在战争开始时感染的爱国情绪。不仅在革命群众中间，甚至在资产阶级反对派中间，失败主义日益严重，虽然表现程度有所不同。尽管情况如此，在大动荡即将来临的前夜，社会民主党却一连几个月处在停滞和内部失调的状态。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歧尚未明朗化，所以更令人焦虑。这些分歧开始徐徐渗出党的总部的狭小范围，后来逐渐扩大到整个革命战略问题。斯大林的御用传记家说：“斯大林在1904年至1905年期间是在和孟什维克进行激烈斗争的旗帜下工作的。”叶努基泽在最近经过修改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实际上把从1904年开始到1908年结束的和高加索孟什维克进行的整个斗争的主要担子挑在自己肩上。”贝利亚断言：斯大林从流放地逃走以后，“组织了并领导了对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同志不在期间变得特别活跃的孟什维克的斗争”。这些作者希望证明的事太多了。如果大家相信斯大林早在1901年至1903年已经在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内起领导作用，相信他早在1903年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并且相信他从1904年2月起就开始和孟什维主义进行斗争，那么所有这一切努力产生的如此可怜的效果——l905年革命前夕，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的人数实际上还寥寥无几——不能不使大家惊奇莫名，相对无言。贝利亚说，孟什维克“在斯大林不在期间”特别活跃。这句话听起来几乎是讽刺。任何人在也好、不在也好，小资产阶级的格鲁吉亚，包括梯弗里斯在内，20年来一直是孟什维主义的堡垒。在1905年革命中，格鲁吉亚的工人和农民一致拥护孟什维克派；参加四届杜马25的格鲁吉亚代表都是孟什维克；1917年2月革命期间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派为俄国各地提供了全国水平的领导人——策烈铁里、齐赫泽等等。最后，甚至在格鲁吉亚已经建立苏维埃政府以后，孟什维克主义仍然发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后来在1924年的起义中得到表现。“整个格鲁吉亚必须犁平辗碎！”这是斯大林在1924年秋天，也就是在他“和孟什维克主义展开激烈斗争”的20年以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格鲁吉亚起义的教训时说的话。因此，比较正确而且对斯大林也比较公正的办法，还是不要夸大柯巴在20世纪初年所起的作用。柯巴从流放地回来时是高加索委员会26委员。他是在坐牢期间在外高加索组织的一次会议上缺席当选的。在1904年开始的时候，八个委员中的大多数可能已经同情伦敦代表大会中的多数派；但是仅仅这个事实并不能说明柯巴自己同情哪一方面。高加索的地方组织显然倾向于孟什维克。由克拉辛领导的党的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当时是反对列宁的。《火星报》完全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布尔什维克倾向的高加索委员会仿佛悬在半空中。但是柯巴宁愿脚踏实地。他对机构比对思想更为重视。关于柯巴在1904年的活动，官方提供的消息特别简单，而且不可靠。他在梯弗里斯是否有任何活动？如果有活动，又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活动？对这些问题现在还一无所知。一个从西伯利亚逃回来的人不大可能在有许多人认识他的工人小组中出头露面。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柯巴在6月间就搬到巴库去了。关于他在巴库的活动，我们听到的消息是老一套：“他领导了巴库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他揭露了孟什维克”。没有任何事实，没有任何具体的回忆！如果柯巴在那几个月里写过任何东西，现在也扣下未予发表。这可能并不仅仅是出于疏忽。另一方面，后来想把斯大林说成是巴库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的企图是毫无根据的。在这座烟雾弥漫、阴郁凄惨、被鞑靼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世仇弄得乌烟瘴气的城市里，早在1896年就出现了第一批工人小组。三年以后，阿维尔·叶努基泽和几个从莫斯科驱逐出来的工人为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组织奠定了基础。20世纪刚开始时，正是这位叶努基泽和拉多·克泽霍越里合作，组织了倾向火星派的巴库委员会。1903年，由于和克拉辛关系密切的叶努基泽兄弟的努力，在巴库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地下印刷所。这个印刷所在为第一次革命准备基础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直到1905年年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就在同一个印刷厂并肩工作，融洽无间。曾经多年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阿维尔·叶努基泽年迈时失宠于斯大林。1936年，他被迫对自己在1923年写的回忆录进行修订，删去早经确认的事实，而代之以无凭无据的空话，说沙夏曾经在高加索、特别是在巴库起了鼓舞和领导作用。叶努基泽的屈服既没有使他自己免于毁灭，也没有给斯大林传增加任何生动的笔触。1904年6月柯巴第一次出现在巴库地平线上的时候，当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已经拥有八年革命活动的记录。在此以前，这座“黑色的城”曾经在工人运动中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春天给巴库带来了总罢工，结果在整个南俄引起了势如雪崩山倒的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浪潮。维拉·查苏利奇是第一个认为这些新出现的现象意味着革命已经开始的人。巴库的无产阶级性较强，特别是比梯弗里斯强，所以布尔什维克得以在巴库比在高加索其他地方更早地获得一个更巩固的立足点。曾经用“金托”这个梯弗里斯名词来形容斯大林的那位马哈拉泽说1904年秋天，“在沙夏直接领导下，一个在落后的石油工人、鞑靼人、阿塞拜疆人和波斯人中间进行革命工作的特殊组织”在巴库建立起来。如果马哈拉泽在他的回忆录的初版而不是在10年以后才说这段话，可能比较令人信服。10年后，他在贝利亚的驱策下重新改写了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历史。他步步接近官方规定的“真相”，每次改写都要大骂前面一版，把它说成是魔鬼的产物，并且停止发行。柯巴从西伯利亚回来以后，无疑会见了加米涅夫。加米涅夫，生于梯弗里斯27，是列宁在梯弗里斯的最早的青年信徒之一，帮助柯巴转向布尔什维主义的可能正是刚从国外回来不久的加米涅夫。但是在加米涅夫由于一个异想天开的罪名而被枪决的前几年，他的名字已经从党史上一笔勾销。无论如何，高加索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历史是1904年秋天而不是柯巴从流放地回来以后才开始的。这个日期已经得到各方面的证实，甚至官方作者在不需要具体提到斯大林的时候也是这样说。1904年11月，梯弗里斯举行了一次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有来自高加索各地组织——大多数是微不足道的小组——的15位代表参加。会议通过决议，赞成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这个举动不仅对孟什维克而且对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会都等于公开宣战。如果柯巴曾经参加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的话，贝利亚和其他历史学家一定会说，这次会议是“在斯大林同志创议和领导下”举行的。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保持沉默意味着当时身在高加索的柯巴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布尔什维克组织派他当代表。会议选出个常务局。柯巴并没有成为这个重要机构的成员。如果他在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当中享有任何比较突出的地位，这一切就是无法想像的。代表巴土姆参加这次会议的维克托·塔拉图塔后来成为党的中央委员。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明确的无可争辩的暗示，说明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当时的领袖究竟是谁，他写道：“在1904年底或1905年初举行的高加索地区会议上……我还第一次见到以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领袖身份出现的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同志。在地区会议上，加米涅夫同志被选为赴各地游说的宣传者，派往全国各地为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进行广泛的鼓动。同时，他还得到委托，要他访问全国各地的委员会，并且和我们当时在国外的中心取得联系。”这位富有权威性的证人丝毫没有谈到柯巴参加这种活动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任何理由要把柯巴包括到全俄布尔什维克中心“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常务局”里面去。常务局有17名成员，目的是召开代表大会。加米涅夫作为高加索的代表成为常务局委员。在后来成为苏联著名领导人的常务局委员中，我们可以找到李可夫和李维诺夫的名字。再说一句也许不是不适当的：加米涅夫和李可夫都比斯大林年轻两三岁。整个说来，常务局是由“第三”代的代表组成的。柯巴在1904年12月，即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会议举行以后不久，再次来到巴库。在他到达前夕，油田和工厂工人爆发了－次总罢工，使整个俄国都感到意外。党组织显然还不能理解群众想造反的情绪的性质。由于战争28第一年的情况，这种情绪更加激烈起来。1905年1月22日，工人们在加邦牧师的率领下向冬宫发动了悲剧性的进军，这就是著名的彼得堡“流血的星期日”事件。巴库的罢工正在这次事件发生以前。有一本在1935年捏造的“回忆录”含糊其辞地提到斯大林曾经领导巴库罢工委员会，并且说一切都是在他领导下进行的。但是根据同一个作者的说法，柯巴是罢工开始以后才到达巴库的，而且在这个城市里总共只住了十天。事实上，他到巴库来负有特殊任务，可能和筹备代表大会有些关系。当时他可能已经选择了布尔什维主义。斯大林自己企图倒填他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日期。对于他在狱中得到释放以前就成为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他感觉不满意，所以在1924年克里姆林军校学生一次纪念会上宣称，他早在第一次流放期间就和列宁开始取得联系。他说：“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1903年。固然，这次认识并不是经过会面，而是经过互相通信。但是这次认识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党内工作的整个时期中，这个印象始终没有消失过。那时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当我知道列宁从19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从1901年以后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的时候，我就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的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上的创建人，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才了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的需要。当我拿列宁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者比较的时候，我总觉得列宁的战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都远不如列宁，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这个印象竟这样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灵，使我感到必须写封信给一个侨居国外的好友，把这个印象告诉他，要他评论一下。过了不久，当我已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这是1903年末——我收到了我那位朋友的热情的答复，以及列宁的一封简短而内容丰富的信，原来我的朋友把我那封信给列宁看过了。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它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作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作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和明确，这样扼要和大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颗子弹。这封简单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可惜我按过去地下工作者的习惯，把列宁的这封信同其他许多信一样烧掉了，这是我不能宽恕自己的。从那时起，我就和列宁认识了。”29这篇故事从心理状况和风格上说都是幼稚的，很能代表斯大林的特点。倒填时序绝不是这篇故事仅有的错误。柯巴在1904年1月才到达流放地；因此他不可能在1903年在流放地收到他所说的那封信。不仅如此，他究竟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方式写信“给一位侨居国外的好友”的，也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以前在监狱里已经蹲了一年半了。被流放的人从来无法事先知道自己会流放到什么地方去；因此柯巴不能把他在西伯利亚的通信地址事先通知国外的朋友；而且柯巴在流放地只度过一个月，这段时间肯定不够他从流放地寄出信去又从国外收到回信。按照斯大林自己的说法，列宁的信不是属于私信性质，而是纲领性的。这类信的副本照例由克鲁普斯卡娅经手寄到一些地点去，而原件则保存在党在国外的档案里。为一个不知名的年轻的高加索人而出现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是极不可能的。然而，档案里没有这封被柯巴“按过去一个老的秘密工作者的习惯”烧掉副本的信的原件（当时柯巴整整24岁）。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斯大林丝毫没有提到他给列宁的回信。从他自称敬若神明的领袖那里收到一封信以后，柯巴按理是会立刻复信的。然而斯大林对这一点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是偶然的：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档案里没有柯巴的复信。当然，复信可能被警察中途截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警察部门案卷里应当保存一份副本，并且早就会复制出来刊载在苏联报纸上了。而且这种关系不会仅限于一封信。一个年青社会民主党人必然认为和党的领袖、党的“山鹰”保持永久联系是最宝贵的。至于列宁，他把和俄国的一切联系都看得很宝贵，对每一封信都详详细细地回答。然而近年来并没有发现列宁和柯巴来往的信件。这段故事的一切方面都令人费解——一切方面，故事的意图在外。1904年或许是列宁一生当中除最后生病的几年以外最困难的年头。违反他自己的意愿并且出于他自己意料地，他和俄国社会民上党的一切卓越的领导人断绝了关系，后来很长一个时期都找不到可以代替他原来的战友的人。布尔什维克招募文人的工作进行得很慢，很费劲。新补充进来的人也赶不上《火星报》编辑的水平。当时最活跃的布尔什维克之一、1904年和列宁一起住在日内瓦的利亚多夫在20年后回忆说：“奥里明斯基来了，沃罗夫斯基来了，波格丹诺夫来了……我们在等待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保证他一到就会参加我们的行列。”这些人都是从流放地回来的。他们人还未到，名已先行。人们期待着他们。但是在为布尔什维克派的报纸调集编辑人员的时候，谁也没有提出柯巴作为可能的人选。而现在柯巴却被描绘成那个时期的一个卓越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12月22日，《前进报》第一期终于在日内瓦出版。这是布尔什维克派生命中一个重大事件。可是柯巴和这个事件毫无关系。他甚至和报纸的编辑毫无接触。报纸上既没有他的文章，也没有他的新闻报道。如果他当时是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一个领导人，这种情况是不可想像的。最后，我们根据旁证作出的结论还得到直接的文件证据的支持。梯弗里斯秘密警察厅的头子卡尔波夫在1911年写了一篇关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包罗甚广而且极有趣味的材料。在这篇材料中，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从1902年以来，他就在社会民主党组织里很活跃，起初是个孟什维克，后来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就我们所知，卡尔波夫的报告是明确指出斯大林在分裂以后某一段时间曾经是一个孟什维克的惟一文件。梯弗里斯出版的《东方曙光报》粗枝大叶到如此程度，居然在1925年12月23日的一期发表了这个文件，不是没有想到就是没有办法提供任何解释。为了这个错误，这位主编后来无疑受到残酷的惩罚。最耐人寻味的，是连斯大林本人也感觉不便否认这个说法。后来再也没有任何党的御用传记家或历史学家提到这个重要文件，而同时他们却永无休止地转载、辗转引用和照相复制大量无足轻重的材料。我们暂且假设梯弗里斯宪兵（他们在这方面无论如何应当是消息最灵通的）提供的情报是不正确的。那么立刻就产生了一个附带的问题：怎么可能出现这样一个错误呢？如果柯巴真是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秘密警察厅不可能不知道。只有对某些刚入门的新手或某些三等角色，它才可能在描写他们的政治特点时犯这样露骨的错误，对一个“领袖”是绝不可能的。因此，这个出于偶然得到发表的文件一下子就把官方呕心沥血经营的神话粉碎无遗了。而现在还保存在防火的保险库里、或者刚刚相反地已被迫不及待付之一炬的类似文件还多得很哩！看来，我们为了证明一个细微的结论似乎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柯巴究竟是在1903年年中还是在1905年前夕参加布尔什维克的难道真有什么不一样？然而，除了附带使我们了解克里姆林宫史学和偶像学是怎样在工作以外，这个细徽的结论对正确理解斯大林的政治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数写文章谈到斯大林的人都接受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他转向布尔什维主义是他的性格先天决定的，理有固然，势有必至。但是这种看法肯定是片面的。诚然，一个人必须坚定果断才能接受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不过这些特点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中有许多性格坚强的人。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当中性格软弱的人也并不十分罕见。布尔什维主义，按照它的性质来说，不只是心理状态和性格的问题，布尔什维主义首先是一种历史哲学，一种政治概念。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工人们是被他们所处的那个类型的整个社会环境推上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的。个人的性格是坚强还是软弱，对这一点几乎不发生影响。在布尔什维主义还只是一种历史预言的日子里，一个知识分子需要在政治上具有非凡的直接洞察力，在理论方面具有非凡的想像力，对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具有异乎寻常的信心，才能够严肃认真地、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布尔什维克党联结在一起，绝大多数在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兴起时期参加这个党的知识分子后来都抛弃了它。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对柯巴来说是比较困难的，然而脱离这个党对他也同样比较困难，因为他既没有理论的想像力，也没有直觉的历史洞察力，也没有先见之明，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也不是一个轻率冒失的人。他的智力一直远逊于他的意志力。碰到错综复杂的情况需要做某些新的考虑时，柯巴宁愿等待时机，保持安静，或者退却。凡是有必要在思想和政治机构之间作出抉择的时候，他总是倾向于选择机构。必须先建立一套执行纲领的机构，然后柯巴才可能对这种纲领表示任何尊重。他的本性是建立在对群众、对个人都缺乏信任的基础上的。他的经验主义经常迫使他选择抵抗力最小的道路。这就说明，这个目光短浅的革命家为什么在历史上一切伟大的转折点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使他和孟什维克极为接近，有时比孟什维克更右。与此同时，在解决他已经熟悉的问题时，他总是倾向于赞成采取最坚决的行动。照他看来，在一切情况下，组织得很好的暴力是达到目标的最迅速的捷径。这里自然而然地促使人作一种类比。俄国的恐怖主义者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然而他们极为坚决大胆。马克思主义者习惯把他们叫做“玩弄炸弹的自由主义者”。斯大林过去一直是、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在政治上采取中庸之道而又毫不犹豫地采取最极端的措施的政客。在战略上，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在战术上，他是一个“革命家”。他是一种玩弄炸弹的机会主义者。柯巴离开正教中学不久就到梯弗里斯观象台担任类似会计性质的工作。伊雷马什维利告诉我们：尽管“薪俸微薄”，柯巴仍然喜欢他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使他有许多余暇可以进行革命活动。“他最不在乎自己个人的福利，对生活毫无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他的品质相当完美，能够为理想作出牺牲。”所有参加地下革命活动的青年人都闷声不响、毫不张扬地作过保持贫困的誓言。柯巴是忠于这个誓言的。此外，和其他许多起誓的人不同，他从小就不习惯享受。任何人也无法代替的沙夏第二30：“我曾经到米哈伊洛夫斯克街他住的那间狭隘肮脏、陈设简陋的屋子里去拜访过他几次。他每天穿的是一件朴素的俄国黑上衣，打着当时已经成为所有社会民主党人特征的红领带。冬天他加上一件旧的褐色的短披肩。头上从来只戴俄国式的鸭舌帽。虽然柯巴在离开正教中学的时候和学校里大多数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远非友好，但是这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仍不时凑些钱帮他解决最迫切的需要。”巴比塞告诉我们，1900年，也就是离开正教中学的第二年，约瑟夫发现自己已经一文莫名，“靠同志们的帮助，他才有可能得到食物”。警察文件表明，柯巴在观象台一直工作到1901年3月他不得不隐匿起来的时候为止。正如我们已经听到的那样，他的职业很难使他维持生活。“……他的收入不足以使他保持衣冠端正”，伊雷马什维利接着说。“然而他的确也没有做任何努力使自己的衣服至少保持整浩。他总是一件脏外衣，一双没擦过油的鞋子，从来没有看见他穿过别的。他打从心底里讨厌任何使他想到资产阶级的东西”。脏外衣，不擦油的靴子，蓬松的头发也是所有青年革命者、特别是各省的青年革命者的普遍特点。柯巴在1901年3月转人地下，成为职业革命家。从那时起，他使用过许多名字，因此也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名字。在不同时期，有时在同时期，他被叫做“达维德”、“柯巴”、“尼扎拉泽”、“契日柯夫”、“伊凡诺维奇”、“斯大林”。同样地，宪兵们也给他起了各种绰号，其中用得最久的一个绰号是“里雅博依”31，影射他脸上长着麻子。柯巴从此只有在监狱和流放地，即两个地下活动时期之间的间歇，才恢复合法地位。叶努基泽在经过纠正的回忆录中写到年轻的斯大林的时候说：“他一贯目标专一。”叶努基泽又说：“他的一切行动、冲突和友谊都是为了一个确定的目的……斯大林从来不追求个人声誉”，这样就把他的联系限制在“先进工人和职业革命者”的圈子里。许多官方回忆录一再重复这种限制，目的是想说明斯大林在掌握权力以前为什么在全国群众当中、甚至在一般党员当中一直默默无闻。但是，说他不追求声誉是不真实的。他非常贪图声誉，但是得不到缺乏众望的事实从一开始就刺痛了他的心。正是由于无法通过正面攻击取得荣誉，才驱使这个性情激烈的人采取曲折隐蔽的手段。柯巴从年纪很轻的时候起就一直追求驾驭别人的权力，认为大多数人都比他软弱。然而他既不比别人聪明，也不比别人受的教育多，也不比别人更善于辞令。他不具备任何引人同情的属性。但是，他在顽强冷酷方面超过别人，具有比别人丰富的切合实际的常识。他不受感情冲动的影响；相反地，他懂得如何使冲动的感情服从自己的打算。这个特点在他还是一个学童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格卢尔基泽写道：“约瑟夫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一般是从容不迫的。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他的答案的一切方面都很有根据，他就回答；否则他多少要磨蹭一个短时间再回答。”完全抛开所谓他的回答“一切方面都很有根据”的夸大之辞不谈，这段话里面提到斯大林年轻时代一个相当带根本性的特点。这个特点使他在大多数胸襟开阔、性情急躁而幼稚无知的青年革命者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甚至在这样早的时期，柯巴就毫不踌躇地挑拨他的对手相互火并，诬蔑他们，并且对在任何方面似乎比他优越、或者似乎对他是一种绊脚石的每一个人施加阴谋。青年斯大林这种完全不顾道德的做法造成了对他疑心重重的气氛，引起了许多关于他的恶毒的谣言。许多他没有犯的罪名也开始归到他头上来。和斯大林在监狱里有过密切接触的社会革命党人维列沙克1928年在侨民的报纸上谈到，可能是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已被正教中学开除以后，校长从他那儿收到一份告发他的革命小组中一个原来的同志的材料。当约瑟夫不得不在梯弗里斯组织面前就这件事加以说明时，据说他不仅承认自己是告发材料的作者，甚至还认为这样做是一种功劳。据说他是这样考虑的：这样一来，那些被开除的人就不得不成为革命者，而不致被改造成教士和教员。某些容易上当的传记家一下就抓住这一点不放。然而整个故事带有明显的捏造痕迹。一个革命组织只有对任何带有丝毫告发、挑拨或出卖的气味的事予以无情的严格处理才可能继续存在。在这方面表示丝毫宽容都意味着这个组织已经开始腐烂。如果沙夏已经证明胆敢采取这种1/3属于阴谋、2/3属于出卖性质的手段，而党在这以后还容忍他留在自己队伍里是完全说不过去的。当时和柯巴在正教中学属于同一个圈子的伊雷马什维利丝毫不知道这件事。他本人顺利地从正教中学毕业出来当了教员。然而这样恶毒的捏造和斯大林的名字联在一起并非偶然。对其他所有的老革命家，从来不曾出现任何类似的谣言。苏瓦里纳写的斯大林传是最有文件根据的。他企图用斯大林属于“职业革命家”这种危险人物之列的事实来说明他的道德品质。在这方面，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苏瓦里纳的概括极为肤浅。一个职业革命家是一个在非法的、被迫进行隐秘活动的条件下完全献身于工人运动的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无论如何，品质最恶劣的人是做不到的。文明世界的工人运动出现过许多职业官僚和职业政客；这个阶层绝大多数以保守、自私和思想偏狭著称，他们不是为运动而生活着，而是靠牺牲运动的利益生活的。和欧洲或美国的一般工人官僚比较起来，俄国的一般职业革命家要比他们具有大得无法比拟的吸引力。这一代革命者的青年时期和工人运动的青年时期是一致的。这是13岁至30岁的人的时代。超过这个年龄的革命者为数很少，看起来都像老头子了。运动在当时还丝毫没有职业性。它是依靠对未来的信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而存在的。当时还不存在常规，没有确定不变的公式，没有戏剧性的姿态，也没有现成的演说伎俩。从性质上说，这种斗争充满悲怆动人的事件，行动起来还有些胆怯，笨手笨脚。“委员会”和“党”这些字眼本身在当时还是崭新的，还带有清新的气息，使年轻人听起来像一首既令人不安、又令人着迷的乐曲。参加一个组织的人，谁都知道不出几个月他就可能坐班房，继之以流放。雄心壮志的准绳是在被捕以前要尽可能长期地坚持工作；在宪兵面前要坚定不移；要尽可能改善同志们的处境；在监狱里的时候要尽可能多念些书；尽快地从流放地逃往国外；在国外要增加智慧；然后回俄国进行革命活动。职业革命者对自己鼓吹的东西是信仰的。他们选择耶稣受难的道路不可能出于其他的动机。在迫害面前保持团结不是句空话；对懦夫和背叛行为的卑视更增加了这种团结。叶夫根尼娅·列维茨卡娅在描写1901年至1907年的敖德萨地下活动情况时写道：“我对我有机会遇见的大批同志反复思考，我回想不出任何值得非难的、可鄙的行为，任何欺骗或说谎的事例。磨擦是有的。派别之间的意见分歧是有的。但仅止于此。每个人都注意自己的道德品质，在这个融洽的家庭里，越变越好，越变越亲切。”当然，敖德萨并不是例外。把自己全部献给革命运动而不要求任何报酬的青年男女决不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最恶劣的代表。和任何其他社会集团比较起来，“职业革命家”这一批人决不会相形见绌。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是这批人里的一个，也具有他们的许多特点；许多，但不是全部。他认为，他生活的目的就是推翻当权者。在他的灵魂中，对当局的憎恨远比对受压迫者的爱来得活跃。监狱、流放、牺牲和艰苦生活并没有吓倒他。他懂得如何面对危险，毫无惧色。与此同时，他对自己智力迟钝、缺乏才华以及自己仪表和精神面貌的平凡黯淡等等特点非常敏感。他的狂妄的抱负带有嫉妒和恶意的色彩。他的顽强坚定和打击报复心理纠缠在一起。他那闪烁着猜忌的眼神使敏感的人无法不予注意。早在他还是一个学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善于抓住人们的弱点，无情地、刺刺不休地加以数落。事实证明，高加索的环境对滋长他天性中这些基本特点是极为有利的。和狂热者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随波逐流，和忽冷忽热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没有冲昏头脑，他从小就懂得冷静大胆、谨慎小心、特别是精明伶俐这些优点的可贵。而在他身上，这种精明伶俐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诡谲狡猾。特殊的历史环境将使这些基本上是次要的属性具有首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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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家庭和学校第一章家庭和学校如果我没有弄错，第一个把斯大林叫做“亚细亚人”的是已经去世的列昂尼德·克拉辛。克拉辛是老革命家、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苏联外交家，而首先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当克拉辛把斯大林叫做“亚细亚人”时，他想到的不是值得争论的种族属性，而是被认为亚洲政治家共同具有的慓悍果敢、精明干练、诡计多端和残酷无情等特点的糅合。布哈林后来简化了这个名称，把斯大林叫做“成吉思汗”，显然是为了使人注意他已经发展到野蛮程度的残忍。斯大林本人和一个日本记者谈话时，一度把自己称为“亚细亚人”。他不是按照旧的含意使用这个名词，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他想用这种个人托喻暗示苏联和日本在反对帝国主义西方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从科学观点考虑这个名词，我们必须承认，“亚细亚人”用在这里只是部分正确。高加索，特别是外高加索，地理上无疑是亚洲的延续。但是格鲁吉亚人和蒙古族的阿塞拜疆人截然不同。他们属于所谓地中海的欧洲种族。因此，斯大林把自己叫做亚细亚人是不确切的。但是，问题并不完全决定于地理、人种分布和人类学，历史的因素似乎更为显著。数百年来，从亚洲注入欧洲的人类的血液有几滴溅在高加索的高山深谷里固定下来。互不相关的部落和群体在发展过程中似乎冻结在这个地方，把高加索变成一个巨大的人种分布博物馆。许多世纪以来，这些人的命运一直同波斯和土耳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还处在古老的亚洲文化的范围之内。尽管战争和暴乱的冲击连绵不绝，这种文化仍然设法保持着静止状态。如果在任何其他地方，处在来往比较频繁的位置，人类的这个为数很小的格鲁吉亚旁支——目前共约250万人——无疑会在历史的坩锅中熔解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山脉的保护下，格鲁吉亚人保持了比较纯粹的种族特征和语言。直到今天，语言学似乎还很难为他们的语言安排适当的地位。早在公元4世纪，在基督教侵入的同时，格鲁吉亚就出现了文字，比基辅罗斯要早600年。公元10世纪、11世纪、12世纪和13世纪被认为是格鲁吉亚武功显赫和文艺鼎盛的时代。后来几个世纪是停滞和衰微时期。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对高加索的颇繁的血腥的入侵在格鲁吉亚口头流传的民族史诗中留下痕迹。如果可以相信倒霉的布哈林的话，这些人侵也在斯大林的性格中留下了痕迹。18世纪初，格鲁吉亚沙皇承认了莫斯科的宗主权，希望得到莫斯科的保护，使他可以不受传统敌人土耳其和波斯的侵犯。他达到了眼前的目标，他的生命有保障了。沙皇政府修筑了必要的战略通道，对城市进行了局部的整顿，初步建立了学校系统，主要目的是使这些属于异族的子民俄罗斯化。当然，彼得堡的官僚政权不可能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用它本国也极为缺乏的欧洲文化来代替古老的亚洲的野蛮无知状态。格鲁吉亚尽管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气候，却仍然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它的半封建社会结构建筑在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因此具有亚洲家长制——包括亚洲的残忍——的特点。工业几乎一无所有。农业和房屋建筑事实上停留在两千年以前的水平上。酒是用脚榨出来的，保存在大泥潭里面。高加索的城市人口不过是整个人口的1/6。和所有亚洲城市一样，这些城市仍然是官僚统治的军事和商业城市，只有少量工业。在基本农民群众头上兴起了一个士绅阶层。大部分士绅并不富裕，而且缺乏文化素养。有些士绅和上层农民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拥有显赫的头衔和矫揉造作的风度。由于格鲁吉亚过去曾经拥有小小的“威力”，由于它现在的经济停滞，由于它和煦普照的太阳和葡萄园，由于它缺乏责任心的习性，由于它拥有大量囊空如洗的地方绅士，人们把它叫做高加索的西班牙是不无道理的。年轻一代的贵族敲打着俄罗斯高等学府的大门。他们抛弃了本阶级的陈腐传统——中俄罗斯对这种传统本来就不怎么认真看待——而参加到俄罗斯学生的形形色色的激进派集团里去，比较富裕的农民和市民渴望使自己的子弟在政府里得到一官半职，成为军官、律师或教士，也纷纷效法贵族家庭的榜样，这样一来，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就多如过江之鲫。他们散布在俄国各地，在所有进步的政治运动和三次革命中都崭露头角。1844年在梯弗里斯担任师范学院院长的德国作家博登施太特曾经作出结论，认为格鲁吉亚人不但懒惰无能，而且没有其他高加索人那么聪明；他们在学校里研究科学、学习外文和表达能力方面都赶不上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雷克吕·埃利塞引用这个十分笼统的意见，作出了完全正确的推论，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并不是民族性，而是社会因素——由于格鲁吉亚学生来自落后的乡村，而亚美尼亚人是城市资产阶级的子弟。当然，后来的发展很快就消灭了教育上的差距。到1892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4在正教小学二年级念书时，在高加索人口中约占1/8的格鲁吉亚人在学生总数中却差不多占1/5（俄罗斯人占一半以上，亚美尼亚人约占14％，鞑靼人不到3％……）。但是，作为最古老的文化工具之一的格鲁吉亚文的特殊性对学习外语似乎的确是一种障碍，在发音上留下了明显的标记。然而，这并不是说格鲁吉亚人都缺乏口才。和帝国的其他民族一样，在沙皇制度下，他们只能三缄其口。但是在俄国日益“欧洲化”的过程中，格鲁吉亚知识分子为司法界、后来又为议会的讲坛提供了大量——如果不是第一流的、至少是出色的——演说家。二月革命的领导人当中最能说善辩的大概就是格鲁吉亚人伊拉克利·策烈铁里。因此，把斯大林的民族血统作为他缺乏演说才能的原因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从体格上看，也很难说他是代表格鲁吉亚人的恰当的典型。格鲁吉亚人是以高加索最漂亮的民族闻名于世的。按照一般的看法，格鲁吉亚人的民族性是对人深信不疑，多情善感，性情急躁，同时又缺乏活力和主动精神。雷克吕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的愉快、和蔼和直爽。这的确是和格鲁吉亚人进行个人交往时首先就会注意到的最突出的属性。但是斯大林的性格和这些属性很少共同之处。住在巴黎的格鲁吉亚侨民曾经十分肯定地对法文斯大林传的作者苏瓦里纳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母亲不是格鲁吉亚人，而是奥谢梯亚人，斯大林的血管中搀杂着蒙古人的血液。但是有一位名叫伊雷马什维利的人（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提到他的）断言，斯大林的母亲是纯粹的格鲁吉亚血统，而他的父亲是奥谢梯亚人，“粗俗鄙猥，和住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里的所有奥谢梯亚人一样。”要想核实这些说法是很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为了说明斯大林的道德品质也没有核实这些说法的必要。在地中海各国、巴尔干、意大利和西班牙，除开既懒惰无能又性烈如火的所谓南方型以外，还可以碰到淡漠中揉杂着倔强和诡谲的冷酷性格。第一种类型是主要的；第二种类型是例外，起着烘托作用。看来每个民族集团似乎都领到了自己应得的一份基本性格因素，可是在南方的阳光下，这些因素却不如在北方的阳光下分布得那么理想。话说回来，我们还是不要在民族形而上学这个无法得出结果的领域里冒险跑得太远吧。哥里县城位于库拉河畔，景色优美，距梯弗里斯76公里，在外高加索铁路线上。哥里是格鲁吉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一段极富戏剧性的历史。根据传统的说法，哥里城是公元12世纪为了躲避土耳其人而逃来的亚美尼亚人建立的。这座小城后来多次遭到袭击，因为当时的亚美尼亚人已经形成一个从事商业的城市阶级，以家资万贯闻名，是掠夺者垂涎的对象。和所有亚洲城市一样，哥里是一点一滴扩充起来的，逐渐把来自格鲁吉亚和鞑靼乡村的移民吸收进来。约莫在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鞋匠从故乡吉第里洛村搬到哥里的时候，这座小城已经拥有6000左右的人口，各族人民杂居在一起，还有好几座教堂，许多商店和更多的供邻近地区农民留宿的客店，一所设有鞑靼系的师范学校，一所女子古文预备学校和一所初级中学。梯弗里斯省的农奴制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未来的总书记约瑟夫诞生前14年才废除的。社会关系和风俗习惯仍然反映出农奴制的影响。斯大林的父母是否能够读书写字尚可怀疑。诚然，外高加索当时出版五种格鲁吉亚文的日报，但是它们的发行量总共不到4000。农民的生活仍然不见经传。杂乱无章的街道、稀稀落落的房舍和果树园——这一切使哥里看起来像一座散乱的村落。至少可以这么说：城市贫民的住宅和农民的房舍几乎毫无区别。朱加施维里一家住的是一座古老的泥舍，只有壁角是砖砌的，顶上盖着沙土，风雨通行无阻。约瑟夫过去的同班同学德·戈戈希亚在描写朱加施维里家的房子时是这样写的：“他们的房间不过八尺见方，隔壁就是厨房。门直接从院落通到房里，连一坎台阶也没有。地上铺着砖。一扇小窗几乎完全不透光。房间的摆设是一张小桌子，一条凳子，还有一张上面铺着‘契洛皮亚’——草垫子——的有点像木板床的宽大的睡榻”。此外，后来又增加了他母亲的一部陈旧的、声音嘈杂的缝纫机。关于朱加施维里一家和约瑟夫的童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表任何确凿的文件。这种文件即使有也不可能很多。他们的环境文化水平极为原始，没有关于生活的记载。随着时光的流逝，生活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直到斯大林本人已经50多岁以后，才开始出现追叙他父亲家庭情况的材料。通常都是第二手材料，作者不是满怀仇恨而又非一贯严肃认真的敌人，就是按服官方党史委员会的建议——差不多可以说是命令——写作的十分勉强的“朋友”，因此大部分都是按题作文，照本宣科。要想从这两种歪曲之间用折衷的办法找到真理当然过分简单化。但是，如果把两种材料加以排列对比，既考虑到它们故意沉默掩饰之处，也考虑到它们夸大之处，借助于后来的发展情况，用批判性眼光来衡量叙述本身内在的脉络，就有可能接近真理。我并不想牵强附会地描绘出完整的画面。在写作过程中，我将努力为读者提供我的推测或结论所根据的原始材料的基本内容。前面提到过的〔约瑟夫·〕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包括的具体细节最丰富。这本回忆录是1932年用德文在柏林出版的，书名是《StalinunddieTragodleGeorgiens》（《斯大林和格鲁吉亚的悲剧》）。由于作者过去是孟什维克，后来又迹近国社党人，他的政治记录不能使人深信不疑。但是也不能把他的文章完全撇开不管。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具有十分明显的说服力，使人没有怀疑的余地。甚至有些初看起来值得怀疑的事情也在几年以后发表的官方回忆录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证明。我还要作点也许不是不恰当的补充：我根据苏联出版物故意保持沉默或闪烁其词的地方作出的某些猜测，从伊雷马什维利的书里得到了证实（我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有机会读到这本书）。如果认为，作为一个流亡者和政敌的伊雷马什维利力图贬损斯大林的形象或者是把它描写得一团漆黑，那就想错了。情况刚好相反，他对斯大林的才干几乎是津津乐道，而且明显地给他加油添醋；他承认斯大林随时准备为理想而牺牲个人利益；他多次强调斯大林对母亲的依恋，并且用最扣人心弦的笔触描绘斯大林初婚的情况。进一步研究一下这位原梯弗里斯中学教师的回忆录就会使人感到这是一本由几层不同内容组成的文件。它的基础无疑是遥远的童年的回忆。但是这个基本内容必然经过记忆和想像的事后加工，受到斯大林后来的命运和作者自己的政治见解的影响而且必须指出回忆录里有些细节描写是暖昧不清的（虽然从本质上说这是无足轻重的），其原因应当归诸某一类型的回忆录作者经常会有的缺陷——就是企图使他们的叙述达到“艺术上的”完整。在事前提出以上警告以后，我认为，我在写作过程中完全可以用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作为一种依据。早期的传记材料总是说斯大林是一个来自吉第里洛村的农民的儿子。斯大林直到1926年才第一次提到自己是一个工人的儿子。但是这个矛盾是表面的，实际上并不存在：和俄国大部分工人一样，朱加施维里父亲的护照仍然把他写成农民。然而困难并没到此为止。人们总是把这位父亲说成是：“梯弗里斯阿利哈诺夫制鞋工厂的工人”。可是他的家庭住在哥里，而不是住在高加索的首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父亲和家庭是分开住的呢？如果家庭仍然留在乡村，这种假设可能说得通。然而家庭和养活家庭的人分住在不同的城市却是极不可能的。此外，斯大林在正教小学的同伴、和他住在同一个院落里的戈戈希亚以及经常拜访斯大林的伊雷马什维利都肯定无疑地说，维萨里昂在邻近的教堂街上一座漏雨的泥屋里做工。因此我们推测，这位父亲在梯弗里斯的工作是临时性的，可能他的家庭当时仍然住在乡村。但是在哥里的时候，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已经不是鞋厂工人——县城里根本没有工厂——而是一个独立的小手艺匠。在这一点上故意含糊其辞无疑是为了避免削弱关于斯大林的“无产阶级”血统的印象。和格鲁吉亚大多数妇女一样，叶卡特林娜·朱加施维里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了母亲。最初生的三个孩子都在襁褓时期夭折。在1879年12月21日第四个孩子诞生的时候，她还不过20岁。斯大林7岁时患过天花。这场病为他的余生留下了证明他出身于平民家庭和环境的痕迹。法文斯大林传作者苏瓦里纳说，他除脸上有麻子以外，左臂还有恶病质。据他说，这种病和两个脚趾长在一起的情况证明，斯大林受到父亲嗜酒的遗传影响，一般地说，鞋匠，至少是中俄罗斯的鞋匠，是以酗酒著名的，所以“醉得像鞋匠”成了一句谚语。苏瓦里纳从‘各种人士”（极可能是孟什维克侨民）那里知道的关于遗传的种种推侧有多大真实性是很难判断的。沙皇宪兵在列举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明显特征”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萎缩了的手臂，倒是并连的脚趾曾经一度在1903年被沙贝尔斯基上校提到过。可能宪兵档案和其他所有文件一样，曾经在发表以前经过检查官不够彻底的删削。但是不能不指出斯大林后来甚至在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也习惯在左手上戴一只温暖的手套。当时一般认为，这是因为斯大林有风湿病。不过归根结蒂，无论是真是假，这种次要的身体特征现在来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远比这重要的，是分析他的父母的真正性格和他的家庭气氛。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官方搜集的回忆录很少提到维萨里昂，对他的情况几乎保持完全沉默，然而同时却用同情的语调大谈叶卡特林娜从事家务劳动的艰苦生活。戈戈希亚说：“约瑟夫的母亲为哥里有钱人家洗衣服或烤面包，收入非常微薄．她每月得付1.5卢布房钱。然而她并不是总能省下1.5卢布的。”我们因此知道付房租的责任落在母亲而不是落在父亲头上。此外，“贫穷和母亲辛苦劳碌的生活都在约瑟夫的性格里留下了印记……”——仿佛他的父亲根本不是家庭的一部分。只是到后来，作者才附带捎上这句话：“约瑟夫的父亲维萨里昂整天做工，缝补鞋子”。但是父亲的工作并不是和家庭生活或家庭谋生问题联系起来谈的。这样就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提到父亲完全只是为了避免留下空白。斯大林在正教小学的另一个同学格卢尔吉泽完全没有提到他父亲。他写道，约瑟夫的母亲“靠剪裁和缝洗内衣为生”。这种并非无意的沉默所以尤其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个民族的风俗并不认为妇女是家庭的主角。相反地，按照因循守旧的山民极端顽固地保持着的古老的格鲁吉亚传统，妇女一贯屈居家庭奴隶的地位，几乎完全不准在她的威严的老爷兼主人的面前出现，对家庭事务毫无置喙余地，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敢责罚。甚至在教堂里，母亲、妻子和姊妹都得坐在父亲、丈夫和兄弟的后面。回忆录的作者们把母亲放在通常应由父亲占据的地位上，只是因为他们希望完全避免谈到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的性格，而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旧俄罗斯百科全书在评论格鲁吉亚极端节约粮食的情况时补充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像格鲁吉亚人喝那么多的酒。”诚然，维萨里昂迁往哥里以后很少可能独自维持一片葡萄园。但是作为补偿，城里街头巷尾到处都有dukhans（小酒店），店里出售的伏特加酒和葡萄酒同样吃香。在这一点上，伊雷马什维利提出的事实特别令人信服。和其他回忆录作者一样，然而比他们早五年，他在描写叶卡特林娜的性格时是满怀同情的。叶卡特林娜对自己的独养儿子表现了伟大的母爱，对和他一起玩耍和念书的同伴也和蔼可亲。卡佳（人家都这样叫她）是地道的格鲁吉亚妇女，虔诚信教。她劳碌一生，为牛为马，从未间断：为上帝服务，为丈夫服务，为儿子服务。由于经常在光线黯淡的屋子里做针线活，她的目力衰退，很早就戴上眼镜。不过当时格鲁吉亚所有年逾30的已婚妇女都被人看成和老太婆差不多。她的生活变得如此艰苦，使邻居们对她更为同情。据伊雷马什维利说，作为一家之长的维佳（维萨里昂）性情严厉，是一个毫无心肝的酒疯子。他把自己赚的一点点钱大部分都喝光了。所以付房租和养活家庭的双重负担都落在母亲头上。她束手无策地、悲哀地看着维佳虐待儿子，“从他内心驱走上帝和人的爱，使他充满对自己的父亲的憎恨”、“无缘无故的痛打使孩子变得和父亲一样冷酷无情。”约瑟夫在苦痛中开始思索永恒的人生之谜。父亲的早死并没有使他伤心，只是使他感到更为自由。据伊雷马什维利推断，这个孩子很小就开始把他对父亲的满腔怒火和渴望报复的心情扩大到一切对他拥有或可能拥有任何支配权的人身上去了。“从青年时代开始，实行复仇计划就成了支配他的一切努力的目标。”即使承认这句话是根据事后的评价说的，也丝毫不能降低它的重要性．1930年，叶卡特林娜已经71岁。当时她住在原梯弗里斯总督府几间普普通通的下房里。她在通过翻译答记者问的时候说：“沙夏（约瑟夫）一向是一个好孩子。……我从来没有机会处罚他。他刻苦学习，不是念书就是讨论，什么都想了解……沙夏是我惟一的儿子。当然，我很宝贵他。……他父亲维萨里昂希望沙夏成为一个能干的鞋匠。但是沙夏11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我不想让他做鞋匠。我只有一个希望——他会成为教士。”苏瓦里纳从住在巴黎的格鲁吉亚人当中搜集来的消息的确完全不同：“他们认识沙夏的时候，他已经非常冷酷，毫无感情，对母亲缺乏尊敬。他们还提出一些‘微妙的’事实，来证明自己记得不错。”但是这位传记作者自己也说，他的消息来自斯大林的政敌。这批人当中还流传着不少传奇性故事，只是内容恰好相反。另一方面，伊雷马什维利在谈到沙夏对母亲的热烈依恋的时候是非常坚定不移的。当然，孩子对家庭的女恩人和在他父亲面前维护他的女保护人不可能有别样的感情。我们时代的宫廷人物画家、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克里姆林宫又找到一次机会来运用他的提启发性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把较好的心理洞察力和政治敏感结合在一起。墨索里尼先生，你爱好大自然吗？马萨里克博士5，你对叔本华6有什么看法？罗斯福先生，你相信将来会比现在好吗？在类似这样的质询中，斯大林在这位鼎鼎大名的外国人面前显得局促不安，不停地用颜色铅笔画小花小船。至少路德维希是这样说的。这位作家曾经根据威廉·霍亨索伦的萎缩的手臂，用心理分析方法为这位前德皇写了一篇连老弗洛伊德都冷嘲地感到难以理解的传记。路德维希没注意斯大林的姜缩的手臂，更不必去说他并生在一起的脚趾。但是他企图从斯大林幼年遭受父亲痛打这件事上找出克里姆林宫主人的革命生涯的起因。在熟悉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以后，不难了解路德维希这种想法是怎样得来的“是什么激起了你的反抗行为？也许是你的父母待你不好吧？”7如果认为这些话具有任何文件价值就未免有些轻率，因为不仅斯大林的肯定和否定回答——正如我们经常会看到的那样——容易毫不费力地发生变化，而且在类似情况下，任何其他的人也可能采取同样的做法。无论如何，人们不能责备斯大林拒绝公开抱怨他早已去世的父亲。令人惊讶的倒是这位恭谨的作家的缺乏体贴。但是，痛苦的家庭生活并不是形成这个孩子严厉、任性和复仇心很重的个性的惟一因素。广泛得多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促进了这种性格的形成。斯大林传记作者之一曾谈到无上显赫的阿米拉赫维里亲王不时骑着高头大马到这个穷鞋匠家来修他刚在狩猎中扯破的靴子；也谈到鞋匠的儿子，一头蓬松的头发覆盖着低矮的额头，紧握小手，如何用利剑似的充满仇恨的眼光瞪视着亲王。我们认为，这个写得活灵活现的场面本身属于幻想的领域。然而他的贫苦环境和格鲁吉亚最后一个封建主的相对的奢侈豪华间的对比不能不在孩子心灵中留下尖锐持久的印象。哥里市民本身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高踞在下层居民头上的是以沙皇和他的高加索总督戈利津亲王——一个普遍受到罪有应得的憎恨的阴险毒辣的酷吏——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县吏。土地所有者和亚美尼亚商人同县政当局狼狈为奸。居民中的基本群众是平民，虽然他们大家的地位都很卑微——一部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分裂成森严的等级壁垒。一切曾经略微出人头地的人都兢兢业业，惟恐有失自己的身份。吉第里洛村的农民对城市的疑虑在哥里就变成了穷手艺人对卡佳不得不为他们缝缝洗洗的比较兴旺的家庭的敌视。社会等级在学校里表现得同样露骨。教士、小绅士和官僚的子弟不止一次让约瑟夫显著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人一等。从戈戈希亚的故事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个鞋匠的儿子很小就开始感到——而且是尖锐地感到——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屈辱。“他不喜欢拜访生活优裕的人。尽管我一天去看他好几次，他却很少来看我，因为按照当时的标准，我的叔父生活很阔绰。”这就是社会抗议的最初源泉。当时抗议仍然出于本能。后来，在国家政治动荡的气氛中，这种抗议就把这位正教中学学生改造成为一个革命家。在小资产阶级最底层的人们的心目中，他们天赋不凡的儿子或者是独生子只有两种高尚的职业：文官或教士。希特勒的母亲梦想自己的儿子会成为牧师。在她以前大约10年，在一个比她还要卑微的环境中，叶卡特林娜·朱加施维里也怀着同样愚蠢的梦想。希望看见儿子穿上教士法衣的梦想附带也说明鞋匠维佳家庭里的“无产阶级精神”是多么稀薄。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的未来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和自己的阶级断绝关系的结果。尽管正教教士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都很低，但是他们可以不服兵役，不缴人头税，……不挨皮鞭。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属于特权阶级的。只是在废除农奴制度以后，农民才有可能进入教士阶层。然而这个特权受到警察当局规定的限制：农民的儿子必须得到总督特许才能得到教会的职务。未来的教士是在几十所正教中学里培养出来的。正教小学是预备阶段。在政府教育系统中，正教中学的地位相当于普通中学，不同的是正教中学里的世俗课程按说只是神学的一根细弱支柱。在旧俄时期，大名鼎鼎的boorsy（神学校）以野蛮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习俗、中世纪的教育学和暴力统治法则而臭名远扬，更不用说其中的龌龊和挨饿受冻的情况。圣经谴责的一切罪恶在这些虔敬的温床上得到繁荣的发展。作家波米亚洛夫斯基作为无情揭露真相的《神学校随笔》〔《Ocherkiboorsy》，1862年出版〕的著者而在俄罗斯文学中得到永垂不朽的地位。这里不能不直接引用波米亚洛夫斯基传的著者在谈到波米亚洛夫斯基本人时说的一句话：“这个时期的学校生活在他身上造成了怀疑、弄虚作假的习惯、敌对情绪和对周围环境的憎恨。”诚然，亚历山大第二统治时期进行的改革给宗教教育最腐臭霉乱的角落也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改进。然而迟至19世纪最后10年期间，正教小学——特别是位于遥远的外高加索的正教小学——仍然是俄国“文化”地图上最黑暗的污点。很久以前，沙皇政府已经通过并非不流血的手段摧毁了格鲁吉亚教会的独立性，使它从属于彼得堡宗教会议的统治。但是在格鲁吉亚的下层教士中，对使他们俄罗斯化的人的敌对情绪仍然在隐隐燃烧。对他们的教会的奴役动摇了格鲁吉亚人传统的宗教虔诚，在城市和乡村都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铺平了道路。正教小学里的恶劣气氛尤为显著，因为这些学校的任务不仅是使学员俄罗斯化，而且要培养他们为教会充当灵魂警察的角色。师生关系充满尖锐的敌对。讲授用的是俄文；格鲁吉亚文一星期只教两次，而且经常遭到轻视，被认为是一个劣等种族的语言。1890年，显然是在他父亲去世不久以后，11岁的沙夏就夹着洋布书包进入正教小学。8按照他的同学的说法，这个孩子在学习教义答问和祈祷中表现了巨大的热情。戈戈希亚说，由于“他具有非凡的记忆力”,沙夏从教师的讲授中就能把功课记住，不需要复习。事实上，斯大林的记忆力——至少是对理论的记忆力——是非常平凡的。但是无论怎么说，要当堂记住功课必需格外专心。毫无疑问，僧侣的职务当时是沙夏本人的最大野心。决心对颖悟和记忆力起了促进作用。另一个同学卡帕纳则证明说在他13年的学习和以后35年充当教师的整个时期，他从来没有“遇见过（像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这样具有天赋和才干的学生”。甚至在柏林而不是在梯弗里斯写书的伊雷马什维利也认为，沙夏是正教小学里最优秀的学生。但是，其他人提供的证据投下了许多阴影。格卢尔吉泽说：“最初几年，在预备班的时候，约瑟夫成绩很好。随着时序推移，他显示了愈来愈灿烂的才华成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一切迹象表明，这是奉命写的一篇歌功烦德的文章。在这样一篇文章里出现“最优秀之一”这种谨慎说法，这就十分明显地说明，约瑟夫并不是最优秀的，并不比全班同学高明，并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另外一个同学叶里萨贝达施维里的回忆具有同样的性质。他说，约瑟夫“是最贫苦、最有天赋的人里面的一个。”换句话说，并不是最有天赋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这样猜测：要不就是他在不同班级的成绩水平有所不同，要不就是某些本身学习成绩就很落后的回忆录作者在挑选最优秀的学生时缺乏眼光。戈戈希亚没有明确说明约瑟夫在班上的具体名次。他说，约瑟夫在发展上和知识上都“大大超过他的同学”。沙夏阅读学校图书馆里可以得到的一切书籍，包括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古典著作。当然，这些书籍是经过当局仔细筛选的，毕业考试以后，约瑟夫得到了奖状。这份奖状在“当时是一个不平常的成就，因为他的父亲得到了奖状。”这份奖状在“当时是一个不平常的成就，因为他的父亲不是牧师，只是一个鞋匠”。真是画龙点睛！整个说来，在梯弗里斯写的关于“领袖的青年时代”的回忆录是相当枯燥无味的。“沙夏把我们拖进合唱队，用他那嘹亮愉快的歌喉领我们唱心爱的民族歌曲。”在打球的时候，“约瑟夫懂得如何挑选最优秀的球员，所以我们的球队总是打胜仗。”“约瑟夫学会了绘画，画得好极了。”但是所有这些特点一个也没有发展成一种才能：约瑟夫既没有成为歌手，也没有成为运动员，也没有成为艺术家。像下面这一类报道听起来更难令人信服，“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具有惊人的谦逊，他是一个和蔼可亲、多情善感的同伴。”——“他从来不让任何人觉得他高人一头”，等等。倘若这些话都是真的，那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时光流转约瑟夫变成了一个和自己原来的情况完全相反的人。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更生动，而且更接近真实情况，是其他回忆录望尘莫及的。他把和他同名的人9描绘成一个身材瘦长、肌肉发达和满脸雀斑的孩子，非常顽固、难于接近和任性。无论是指挥游伴还是扔石子或爬山，他总是能够达到自己既定的目标。尽管沙夏显然是大自然的热烈爱好者，他对自然界的生物却缺乏同情。对人或动物的怜悯是和他格格不人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哭过。”——“沙夏对于同伴的喜怒哀乐只会挖苦嘲弄。”和激流冲击过的石块一样，所有这一切可能经过记忆加润饰，然而并非虚构。伊雷马什维利说，约瑟夫的反叛行为早在哥里念书时就已经开始。他无疑是犯了一个错误。据说，沙夏因为领导学童抗议，特别是用嘘叫起哄来反对“令人痛恨的督学布蒂斯基”，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受处分。然而官方回忆录的作者们——这次并没有任何预定的目的——却说约瑟夫在整个这些年代甚至在态度上都是一个足资楷模的学生。戈戈希亚写道：“他一般是严肃认真、坚持不懈的，不喜欢胡作非为和恶作剧。他一做完作业就赶忙回家。人们总是看见他在埋头读书。”据同一位戈戈希亚说，学校每个月都给约瑟夫发津贴。如果对上级、特别是对“令人痛恨的督学布蒂斯墓”有任何不恭敬的地方，这种津贴是十分不可能的。其他所有回忆录作者都认为，约瑟夫的反叛气质是他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念书时期形成的。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也没有人提到他参加激烈的抗议风暴的任何事例。伊雷马什维利和其他某些人对个别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记忆错误，显然是因为所有的当事人都认为梯弗里斯正教中学是正教小学的直接继续。除伊雷马什维利以外，任何人都没提到约瑟夫领导嘘叫起哄的事。这一点较难解释。这纯粹是记忆的偏差吗？是否约瑟夫的确曾经在某些“音乐会”上起过一种隐蔽的、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作用呢？这种做法和这位未来阴谋家的性格也是毫不矛盾的。约瑟夫是什么时候和他父亲一辈的信仰断绝关系的，现在还无法确定。据同一位伊雷马什维利说，沙夏暑假期间和另外两个学童喜欢在乡村教堂里唱歌，虽然当时——即在学校高年级的时候——他已经超过虔信宗教的年龄。另一方面，根据格卢尔吉泽的回忆，13岁的约瑟夫有一次曾经对他说：“你知道，他们是在欺骗我们。上帝是不存在的——。”约瑟夫在回答他的谈话对方的惊叫时，暗示他曾经读过一本书，从中清楚看出“关于上帝的谈论完全是胡扯”。这是什么书呢？“达尔文。你一定得读读这本书。”提到达尔文就使这件轶事带上了令人怀疑的阴影。生长在一座落后城镇里的一个13岁的孩子不大可能读到达尔文的书并从中得出无神论的信念。根据斯大林自己的说法，他是15岁走上革命思想的道路的。这就是说，他已经到了梯弗里斯。诚然，他可能在此以前就和宗教脱离了关系。但是同样可能的是，和斯大林同样从正教小学升入正教中学的格卢尔吉泽把日期搞错了，提前了几年。对学童的残暴行为是以上帝的名义干出来的。否定上帝的存在无疑并不困难。无论如何，把教员和整个当局的道德依据从他们脚下抽掉，就使为否定上帝所必需的内在力量得到了报酬。从此以后，他们就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力气大就横施残暴。无论这次谈话发生在什么地点和时间，是在哥里还是一两年后的梯弗里斯，沙夏的生动的说法——“他们是在欺骗我们”——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内心世界。至于约瑟夫何时考入正教中学，各种官方出版物提出了三种不同说法：1892年、1893年和1894年。他在正教中学念了多久呢？《共产党人历书》的回答是6年。斯大林的秘书为他写的传略说是5年。他过去的同学戈戈希亚断然说是4年。从正教中学原址的一张照片可以依稀辨认出来，那里有一块纪念牌上写着“伟大的斯大林”在这座房里念书的时间是1894年9月1日至1899年7月21日；也就是5年。是否有这种可能：官方传记避免提到后述日期，是因为这个日期说明朱加施维里已经远远超过正教中学学生应有的年龄？无论如何，我们宁愿依据纪念牌，因为纪念牌上的日期很可能是以正教中学本身的文件作为基础的。书包里夹着哥里学校颁发的品行良好的证。15岁的约瑟夫在1894年秋天首次来到格鲁吉亚历代帝王的古都梯弗里斯。这座大城市必然使他感到惊异不置。如果说这座半亚洲、半欧洲式的城市给年轻的约瑟夫造成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种说法不算夸大梯弗里斯在它将近1500年的历史里曾经多次沦于敌人统治之下，遭受过15次摧毁，几次被夷为平地。用武力一路杀入梯弗里斯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对当地的建筑和人民风俗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痕迹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在俄罗斯征服格鲁吉亚以后，原来的首都成为外高加索地区的省会和行政中心，这座城市的欧洲部分得到了发展。在约瑟夫进正教中学的那一年，梯弗里斯的居民已经超过15万。占人口1/4的俄罗斯人不是外高加索为数颇多的被放逐的异教徒，就是军人和文官。工商业自古以来就集中在人数最多（占38％）而且最富裕的亚美尼亚人手里，和乡村联系在一起的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一样，约占人口的1/4。他们属于由手艺人、小商小贩、低级职员和军官组成的下等阶层。1901年出版的一篇描写这座城市的文章说：“除了具有现代欧洲风味的大街以外……还有错综复杂、令人讲不出方向的狭窄、弯曲而肮脏的纯粹亚洲式的胡同、小广场和市场，周围是东方式的门面完全敞开的铺子、小摊子、咖啡室和理发店，到处是脚夫、运水工人、信差、骑者，成群结队的骡驴驮子和骆驼商队等等，摩肩接踵，喧闹不堪。”缺乏污水排泄系统，供水不足，夏季酷热街道上灰尘呛人、无孔不入，市中心用煤油灯照明，偏僻街道则一片漆黑——这就是20世纪开始时外高加索的行政文化中心的特点。和约瑟夫一同到达梯弗里斯的戈戈希亚说“我们得到许可，搬进一栋四层楼房，搬到我们宿舍可以容纳二三十人的大房间里去。这座建筑物就是梯弗里斯正教中学。”由于他在哥里正教小学毕业时成绩优异，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被正教中学录取，并且得到包括衣服、鞋子和课本在内的全部供应。必须再次指出，如果他曾经表现反叛性格的话，这些待遇都是绝对不可能得到的。谁知道呢，或许当局对他可能成为格鲁吉亚教会的装饰品这一点是寄予厚望的吧？和预备学校一样，正教中学也用俄文授课。大多数教员从民族上说是俄罗斯人，从职务上说是俄罗斯化的执行者。只有表现加倍热心的格鲁吉亚人才能担任教员。校长赫蒙格尼斯教士是俄罗斯人；督学阿巴希泽教士是格鲁吉亚人，也是正教中学里最阴险最可恶的人。最早谈到正教中学的情况、而且谈得最全面的伊雷马什维利回忆说：“学校生活既悲惨又单调。昼夜锁在兵营似的屋子里，我们感觉自己像丝毫没有触犯刑法却得坐几年牢的囚徒。我们大家都垂头丧气、愁眉苦脸。青年的欢乐受到把我们和外界隔绝起来的房间和走廊的窒息，几乎从来得不到表现。青年人的气质偶尔冲破樊笼，也立刻受到教士和班长的压制。沙皇政府对学校的监督禁止我们阅读格鲁吉亚文学和报纸。……他们害怕我们受到我国自由独立的思想的鼓舞，担心我们年轻的灵魂会受新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感染。甚至世俗当局允许我们阅读的少数文学作品，也受到教会当局的禁止，因为我们是未来的教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的著作和其他古典作品都是我们难以到手的。”正教中学的日子过得和监狱或兵营里一样。学校生活从早晨7点开始。祈祷，喝茶，上课，然后又是祈祷。除课间休息以外，讲课一直继续到午后2点，然后是祈祷，晚餐食物又坏又少。只有3—5点的间歇时间才准离开正教中学监狱的大门。5点以后门都上了锁。点名。8点吃茶。准备功课。10点钟——在再次祈祷以后——全体上床就寝。戈戈希亚证实“我们感觉自己仿佛陷进了一座石牢。”在星期天和假日的宗教仪式中，学生们一连得站三四个钟头，而且总是站在教堂地面的同一块石板上，一只脚站麻木了就换另一只，不断受到教士们的监视。“在这种永无休止的仪式的影响下，甚至最虔诚的信徒也会被弄得不知如何祈祷是好。我们装出一副虔诚的鬼脸，不让值班的教士发觉我们的思想。”虔诚的精神照例和警察镇压的精神密切结合在一起。满怀敌意、疑心重重的阿巴希泽督学监视着寄宿生，注意他们的思想状态和消磨时间的方式。学生们吃罢晚饭回到房间不止一次发现，当他们不在的时候房间曾经遭受搜查的新证据，教士们还经常搜查正教中学学生的身体。惩罚的方式包括粗暴的斥责、坐黑房（黑房很少有空闲的时候）、扣操行分数（从而可能使一切希望尽成泡影）,最后就是把学生从这个圣中至圣的地方开除出去。体弱的学生直接从正教中学进入坟墓，得救的道路可真是崎岖难行、充满荆棘！正教中学的教学方法具有耶稣教徒为了箝制儿童的灵魂而创造的方法的一切特点，然而采取的形式更原始、更粗暴，因此更无效果。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当时国内的情况很难培养忍气吞声的驯服精神。在俄国几乎全部60所正教中学里面，都有些学生——多数是在大学生影响下——甚至还没有机会穿上教士法衣就拒绝充当教士。他们对经院哲学充满蔑视，阅读富有教育意义的小说、俄国激进报刊和阐述达尔文和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从民族主义和一般政治源泉得到滋养的革命激情已经具有一定的传统。这种激情过去曾经通过和教员发生尖锐冲突、公开表示愤怒、甚至打死校长的形式爆发出来。在斯大林进正教中学的10年前，西尔威斯特·季布拉泽曾经殴打教员，因为这个教员用轻蔑的口吻谈到格鲁吉亚的语言。季布拉泽后来成为高加索社会民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约瑟失·朱加施维里的老师之一。1885年，梯弗里斯出现了第一批社会主义小组。正教中学的毕业生在这些小组中立刻取得了领导地位。除西尔威斯特·季布拉泽以外，还有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未来的领袖诺·饶尔丹尼亚、未来的杜马代表和1917年2月革命期间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尼古拉·齐赫泽和注定后来要在高加索和全国的政治运动中起显著作用的其他一些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还处于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阶段。正教中学所以成为高加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温床纯粹是因为梯弗里斯没有大学。在格鲁吉亚这一类落后的非工业地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即使不能说是学究式的，也是极为抽象的。正教中学的学生至少受过某种逻辑推理的训练。但是，促使人们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当然还是对社会和民族状况的深刻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迫使豪放不羁的青年人沿着革命的道路寻找出路。约瑟夫根本没有机会在梯弗里斯开辟新的道路，虽然苏联的历史大师们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季布拉泽打出的一拳在正教中学校园内还可以听到它的余响。正教中学过去的学生当时已经是左翼舆论的领袖，他们和自己的后娘正教中学——并没有失去联系。对于那些只需要一声号召就会醒悟过来的心怀不满、满腔激愤的骄傲的年轻人，任何机会、一次个人会晤或极为轻微的推动，都足以使他们自然而然地走上革命的轨道。走上这条道路的第一个阶段必然是弃绝宗教。如果这个孩子有可能从哥里带来残余的信仰的话，那么一到正教中学，这种信仰无疑就消灭殆尽了。从此以后，约瑟夫对神学肯定毫无兴趣了。伊雷马什维利写道：“他的野心已经达到如此高度，所以他的成绩远远超过我们。”倘若真是如此，这句话也只适用于一个很短的时期。格卢尔吉泽说，在正教中学的课程中，“约瑟夫爱好普通历史和逻辑学”，对其他课程的研究只求考试及格。他对圣经的感情冷淡下来以后，就对凡间的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问题发生了兴趣。他得到高年级学生的帮助。戈戈希亚说：“他们发现了能干而且勤学好问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开始和他交谈，并为他提供书籍杂志。”格卢尔吉泽也说：“书籍是约瑟夫形影不离的朋友，他甚至吃饭时也手不释卷。”一般说来，如饥似渴她读书是萌芽时期的显著特点。等到晚间最后一次检查结束、教士们熄灯以后，这些年轻的阴谋家就拿出暗藏的蜡烛，在摇曳的烛光下把整个心灵浸沉在书里。约瑟夫熬夜读书的时间很长，开始露出病容和睡眠不足的样子。伊雷马什维利说：“当他开始咳嗽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夺过他的书来，把他的蜡烛吹熄。”格卢尔吉泽曾经追述正教中学学生暗中狼吞虎咽似地阅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亚、雪莱、里别尔特的《文化史》、俄国激进主义宣传家皮萨列夫……的情况。“有时我们在教堂做礼拜时也躲在椅子后面读书”。格鲁吉亚民族文学作品当时给沙夏的印象极为强烈。伊雷马什维利曾经描写这种革命气质最初爆发的情况。在这种气质里，清新的理想主义揉杂着陡然觉醒的野心。伊雷马什维利追忆说：“沙夏和我经常谈论格鲁吉亚的悲惨命运。我们被诗人肖塔·鲁斯塔维利的作品弄得如醉如痴……”《卡兹别克》的格鲁吉亚作者写了一篇传奇故事《努奴》。这篇故事的男主角柯巴成了沙夏模仿的对象。受压迫的山民在反对沙皇当局的斗争中由于叛徒出卖而失败，丧失了他们仅剩的一点自由。山民起义的领袖为祖国、为妻子努奴牺牲了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从那时起柯巴“就被沙夏视若神祗。他希望成为另一个柯巴，一个和‘柯巴’同样闻名的战士和英雄……”约瑟夫把这位山民领袖的名字当做自己的名字，不愿意别人用任何其他名字叫他。“当我们把他叫做柯巴的时候，他脸上容光焕发充满自豪和快乐。沙夏把这个名字保持了许多年。他开始为党写文章和进行宣传时用的第一个笔名也是柯巴10……甚至现在，格鲁吉亚所有的人还把他叫做柯巴或柯巴－斯大林，官方传记作者丝毫没有提到年轻的约瑟夫对格鲁吉亚民族问题的热烈兴趣。在他们的著作中，斯大林一出现就是一个炉火纯青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初期那种幼稚的“马克思主义”里面模糊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柯巴”这种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和平共处是不难理解的。据戈戈希亚说，约瑟夫在这年里已经发展成熟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他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成为正教中学一群同志的领袖。如果相信贝利亚11这个最正统的历史学家的话，“斯大林在1896年至1897年期间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领导了两个马克思主义小组”。斯大林本人从来没有受过任何人的领导。伊雷马什维利的故事可能比这个说法真实得多。据他说，包括沙夏·朱加施维里在内的10个正教中学学生组织了一个秘密的社会主义小组。“年龄最大的学生杰夫里亚尼被选为领袖，工作态度极为严肃”。他拟订了——毋宁说是从校外的推动者那里拿到了——一个纲领。按照这个纲领，小组成员必须在6年以内把自己训练成熟练的社会民主主义领袖。这个纲领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秘密的小组会上要宣读论文并热烈交换意见。戈戈希亚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小组的工作并不限于进行口头宣传。约瑟夫“创办和编辑了”一份手写的、供大家传阅的格鲁吉亚文半月刊。十分警觉的阿巴希泽督学有一次曾经在约瑟夫身上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有一篇为我们的手抄杂志写的文章”。类似这种刊物，无论内容如何，不仅在神学校、甚至在普通学校也是严加禁止的。阿巴希泽的发现结果只带来一次“警告”和扣操行分数的处分。因此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认为这份杂志是无伤大雅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一切事情都讲得很详细的伊雷马什维利对这份杂志居然只字不提。约瑟夫在正教中学一定比在预备学校甚至更尖锐地感到自己的穷困。戈戈希亚有一次附带提到“……他囊空如洗，而我们可以收到父亲寄来的包裹和零用钱”。在学校准许外出的两个钟头里，境遇较好的家庭的子弟可以买的东西约瑟夫一样也买不起。这使他对未来的幻想和打算更加荒唐，对他处理同学关系的本能的影响也更加显著。伊雷马什维利说：“在童年和青年时代，他是一切接受他专横跋扈的意志支配的人的好朋友。”但是仅限于这些人。在教师面前愈有必要约束自己，在小组同志当中就愈加任性地作威作福。和整个世界完全隔绝的秘密小组成为约瑟夫考验自己的力量和其他人的耐心的天赐的场所。伊雷马什维利写道：“他认为由任何其他同学担任小组的领袖和组织者都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大部分论文都是他宣读的。”无论是谁只要胆敢驳斥他，甚至只要胆敢企图对他做什么解释，就会立刻引起他“无情的仇视”。约瑟夫懂得如何迫害人，如何进行报复。他懂得如何打击弱点。在这种情况下，小组开始时的团结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柯巴的“刚愎冷酷、恶毒嘲弄在他的朋友当中引起了个人纠纷”。对柯巴的“恶毒嘲弄”、粗暴和喜欢报复的性情的这一类指责，在他的一生中是司空见惯、不胜枚举的。在埃萨德贝写的一本多少有些捕风捉影的传记中，据说年轻的约瑟夫在梯弗里斯的时候（大概是进正教中学以前）曾经和“金托”——街头英雄、碎嘴子、歌者和无赖汉——厮混在一起，过着流浪生活，并且从他们那里学到粗暴的习气和满嘴粗话。这一切显然是捏造。约瑟夫一离开正教小学就直接进正教中学，因此中间根本没有时间使他可以过流浪生活。不过问题在于，“金托”这个绰号在高加索字典中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字眼。它的意思是一个善于出谋划策的、愤世嫉俗的、能够进行最卑鄙的阴谋的人。我第一次听见有人拿这个名字来指斯大林是在1923年秋天，说这句话的人是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菲利普·马哈拉泽。约瑟夫或许是在更年轻的时候得到这个称号的，因此后来引起了他曾经在街头流浪的传说。这种情况是否不可能呢？同一位传记作者谈到“沉重的拳头”，大概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在和平手段失效时曾经利用“沉重的拳头”取得胜利。这一点也是很难令人置信的。按照斯大林的性格，他从来不会冒险采取“直接行动”；即使在早年，他十之八九也不会这么干。碰到需要真刀真枪的时候，他宁愿而且善于驱使别人去干他自已即使不是完全躲在幕后，也只是暗中行事。伊雷马什维利说：“人们是因为害怕他的粗暴的怒火和刻毒的讽刺才追随他的。他的党徒觉得受他控制就可以相安无事，因此他们服从他的领导。……只有精神空虚而又好勇狠斗的人才能和他交朋友……”不久以后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结果。有些人离开了小组，还有些人对讨论愈来愈缺乏兴趣。“不过几年就形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柯巴，另一派反对柯巴；为一种事业进行的斗争变成了令人作呕的个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这是约瑟夫生活道路中发生的第一次重大的“勾心斗角”，然而并不是最后一次。这种情况后来还发生过许多次。这里不能不提到下面这件事，虽然这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后。当时已经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就各地党委当中滋生的个人明争暗斗的情况描绘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画，然后出人意料地插出这么句话：“但是，这些争执也有它们积极的一面，因为它们能够使领导像磐石般地团结起来。”听众惊讶得面面相觑；而演说家却不动声色地继续作他的报告。即使在他的青年时代，他所谓的“磐石般的团结”从本质上说也是名不符实的。伊雷马什维利说：“他关心的并不是发现真理、作出判断；他可以对自己过去肯定过的东西表示反对，也可以为自己过去谴责过的东西进行辩护。对他来说，胜利比这一切都宝贵得多。”约瑟夫当时的看法属于什么性质现在已无法考察，因为这些看法并没有形诸笔墨。据和他同名的伊雷马什维利说，沙夏主张采取最强有力的行动，并且主张“少数人专政”。在这里，回忆中显然故意搀杂了想像；在19世纪末期，根本还不存在“专政”的问题。伊雷马什维利接着说：“柯巴的极端看法并不是‘客观研究’的结果，而是支配着他整个身心的个人权力欲和残酷无情的野心的自然产物。”这位过去的孟什维克的判断无疑是带有偏见的。人们必须懂得如何从这种偏见后面找出真实的核心。在斯大林的精神生活中，个人的实际目标的永远比理论上的真理重要，意志比理智起着无可估量的更大的作用。伊雷马什维利还对约瑟夫的心理状况提出了虽然带有事后评价性质的、然而非常贴切的看法。他说，约瑟夫“随时随地只看到消极的、坏的一面，根本不相信人们有理想主义的动机或属性。”青年时代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一般总还蒙着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这种观点在约瑟夫的青年时代已经表现出来，后来更成为贯穿他整个生活的中心思想。正因为如此，尽管他的性格还有其他显著特点，在历史进步时期，当群众的大公无私和英雄主义等最优秀的品质被唤醒的时候，斯大林总是默默无闻的。相反地，在自私自利、背信弃义等品质得到体现的反动时代，斯大林的冷眼看人的、多疑的性格和他善于迎合人们最恶劣的天性的特殊能耐就得到了充分施展的余地。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不但没有像他母亲梦想的那样成为教士，而且连一张可以为他敲开某些省立大学的大门的文凭也没有拿到。关于这种情况发生的经过和原因，现在有几种难以调和的说法。显然是为了消除自己在1923年写的回忆录造成的不利印象，阿维尔·叶努基泽在1929年写的回忆录中写道，约瑟夫在正教中学的时候开始阅读具有不良倾向的禁书。他的违法行为没有逃脱督学的目光，所以这个危险学生“逃离了正教中学”。官方的高加索历史学家贝利亚告诉我们，斯大林是“因为不可靠而被开除”的。当然，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由于类似原因开除的情况并不罕见，看来奇怪的是正教中学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至今尚未发表。前面提到的纪念牌至少是一种迹象，对文件的命运绝口不提则是更显著的证明，说明这些文件既没有焚于火警，也没有在革命年代的风暴中散失。把文件扣压起来不予发表是因为这些文件包含不幸的事实，还是因为它们会驳倒后来制造的某些传说呢？最常见的说法是，朱加施维里因为领导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而遭到开除。斯大林在正教中学的同学、一位不很可靠的证人叶里萨贝达施维里告诉我们，“在斯大林指示和领导下组织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有“100名到120名”正教中学学生参加。如果这种说法指的是洪水遍野、整个当局已经完全仓皇失措的1905年和1906年，也许还是可信的。但是就1899年的情况来说，这个数字完全是想人非非如果这个组织真拥有这么多的成员，问题就不可能仅限于开除，宪兵的干涉将很难避免。然而约瑟夫不仅没有立即被捕，而且在离开正教中学以后还保持了将近三年的自由。因此，对所谓斯大林被开除是因为组织了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说法必须断然予以拒绝。一向注意不和事实基础距离太远的戈戈希亚对这个问题的提法谨慎得多。他写道：“约瑟夫不再注意功课，只求分数及格，考试过关。性情暴戾的阿巴希泽教士猜测到天赋聪颖、智力成熟而又具有难以置信的良好记忆力的朱加施维里只求分数及格的原因……设法使当局作出决定，把他开除出正教中学。”至于教士究竟猜测到什么，现在只能再加猜测。从戈戈希亚的话里得出的必然的结论是，约瑟夫和神学的超级智慧脱离关系以后，学习成绩不及格，因此被正教中学开除。从卡帕纳则关于这种“脱离关系”的叙述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脱离关系”发生在正教中学时期。卡帕纳则说：“他不像从前那样用心读书了。”值得注意的是卡帕纳则、格卢尔吉泽和叶里萨贝达施维里对约瑟夫在正教中学遭到开除的问题完全避而不提。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斯大林的母亲晚年——当御用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开始对她感兴趣的时候——曾经矢口否认开除的事。据她说，当这个15岁的孩子进正教中学的时候，身体十分健壮，但是他读书非常用心，身体消耗过度，以致医生们说他可能患了结核病。叶卡特林娜接着说，她的儿子不愿意离开正教中学，是她硬把他“领”出来的。这种说法听起来不很真实。由于健康不佳而暂时停学是可能的，但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完全离开学校并且使一个母亲完全放弃她为儿子安排的如此诱人的前途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在1899年，约瑟夫已经20岁。他不是以驯服出名的人。他的母亲不大可能这么轻而易举地决定了他的命运。最后，约瑟夫离开正教中学以后，如果真是患病，最合乎情理的做法应该是回哥里去享受母亲的照顾。但是他没有回哥里，而是留在梯弗里斯，一无职业，二无钱财。年迈的卡佳和记者谈话时并没有完全讲真话。可以设想的情况是：他的母亲当时认为儿子被开除是一种莫大的耻辱，由于这件事发生在梯弗里斯，所以她对哥里的邻居们说她的儿子并不是被学校开除的，而是因为身体不好而自动退学。此外，这位老妇人一定认为，年轻的时候曾经被学校开除这件事对国家的“领袖”说来是不光采的。几乎不必再寻找其他更深奥的理由来说明卡佳为什么一再坚持说“他不是开除的是我自己把他领出来的”。但是，也许从严格意义上说，约瑟夫的确不是被开除出校的这种说法来自伊雷马什维利，可能最符合实际情况。据他说，学校当局在失望之余，开始对约瑟夫愈来愈不喜欢，经常挑他的错。“柯巴深信认真学习是毫无好处的，所以逐渐成为正教中学最坏的学生。教师如果责备，他就用恶毒的、蔑视的眼光瞪着教师。”学校当局在他从第六班升到最后一班去的时候给他的证书写得非常不佳，所以柯巴自己决定在毕业前一年离开正教中学。为什么叶努基泽说他“逃离了正教中学”，而避免使用“被开除出校”或“离开了正教中学”等比较明确的说法；为什么约瑟夫的大多数同学都绝口不提他正教中学生活中这个重要时刻；为什么文件都没有发表；最后，他的母亲虽然给这件轶事涂上了一层不同的色彩，把责任从儿子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但是为什么她感觉自己有权利说她的儿子并没有被开除呢？考虑到伊雷马什维利的解释，所有这些问题就立刻清楚了。从描绘斯大林个人的性格或为他写政治传记的观点来说，他和正教中学脱离关系的细节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这些细节很好地说明集权主义的历史学甚至在这种次要问题上也给研究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约瑟夫是1890年他11岁的时候进正教预备小学的四年后，他进入正教中学，1899年离开这个学校。因此他在正教学校总共住了九年。格鲁吉亚人成熟得很早。戈戈希亚写道：约瑟夫离开正教中学时已经成年，“没有文凭，但是对生活已经具有明确而坚定的看法。”研究神学的九年对作为一个人的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他的性格、思想方式和作风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影响。朱加施维里一家和他们周围的人都说格鲁吉亚语。他的母亲甚至到老还不懂俄语。他父亲的情况不大可能有什么两样。儿子只有在学校的时候才念俄语，而学校里大多数学生又都是格鲁吉亚人。俄语的精神、他的自由奔放的特性和它内在的节奏是约瑟夫从来没有学到的。此外，他是在正教学校那种矫揉造作的气氛中被迫学习这种异族语言来代替自己本民族的语言的。他把俄语的表现方法和经院哲学的信条一同吸收进去。俄语本身他是学会了但是对他说来，这种语言并不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的天生的、不可分割的精神上的器官，而是用来表达属于异族的、令人憎恶的神秘主义的一种人为的、外来的工具。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对这种语言更不可能熟悉起来或融会贯通，准确地运用这种语言或加以发挥，因为他习惯于用语言掩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不是表达自已的思想感情、因此，俄语对他来说不仅永远是一种夹生的、当做权宜手段使用的语言，而且比他自己感觉到的还要糟得多，拘泥而刻板。不难理解，约瑟夫从内心和宗教断绝关系时起就感觉学习讲道和祈祷式是无法忍受的痛苦。难于理解的是，他怎么能够在这样长一段时间里过着双重生活。如果我们相信沙夏早在13岁的时候就曾经用达尔文的学说反对圣经这个故事，我们就不能不得出结论，从那时起整整七年期间他研究神学的耐心是很大的，虽然热情愈来愈低。斯大林本人认为，他是15岁或16岁开始具有革命世界观的。他抛弃宗教的时间完全可能比他转向社会主义的时间旱两二年。然而即使我们承认两种变化发生在同时，我们仍将看到，这位青年无神论者对正教的神秘观点的钻研整整继续了五年。诚然，沙皇的教育机构中有许多具有自由思想的青年被迫过着双重生活。但是这主要是指大学，而大学的管理制度是以颇为放任自由出名的，官方的伪善已经减少到礼仪需要的最低限度。在中学里，这种表里不一的生活更难忍受，但通常只是在青年们已经看到具有相对的学术自由的大学的门的时候，为时不过一两年的事。年轻的朱加施维里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在世俗学校里，学生每天只有一部分时间受到监视，所谓“宗教”实际上是一门次要课程。但是他念的不是世俗学校，而是一所闭关自守、整个生活必须服从教会的要求、一举一动都受到教士监视的学校。对这种制度忍受七年，即使是五年，也需要超人的谨慎和异乎寻常的弄虚作假的能力。当他在正教中学念书的几年里，谁也没见过他提出任何公开的抗议或者有过任何大胆表示愤怒的行为。约瑟夫在背后嘲笑教师，当面从来不冒昧行事。他从来没有像季布拉泽那样打过任何发表沙文主义言论的教师的耳光；他最多不过用“蔑视的眼光瞪着”他们。他的仇视是有节制的、秘密的、小心谨慎的。我们听说，波米亚洛夫斯基在正教中学做学生的时候“对周围的人”充满“猜忌、鬼祟、敌视和憎恨”。伊雷马什维利说，柯巴几乎具有所有这些特点，甚至表现得更尖锐。他说：“1899年他离开正教中学的时候，对学校当局，对资产阶级、对这个国家里存在的一切体现沙皇制度的事物，怀着恶毒的、刻骨的仇恨。对一切权威都表示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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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序言读者将会注意到：我对斯大林预备阶段的发展情况比对他较后的政治活动谈得详细得多。后期的事实是所有识字的人都知道的。而且各种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我对1923年以来斯大林政治态度的批判。这本政治传记的目的是说明这样一种人物是如何形成的，说明这种人是如何通过篡夺担任这样一个非凡的角色的权利而当权的。因此，在描写斯大林在这个默默无闻或近乎默默无闻的时期的生活和发展情况时，作者对各种孤立的事实和细节以及证人的叙述都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而在评价斯大林后期活动的时候，则仅限于综合说明，假定读者对事实——至少是主要事实——已经具有足够的了解。为克里姆林宫效劳的批评家们，就像他们谈到我写的《俄国革命史》的时候所做的那样，这次也会说：由于缺乏参考资料，不可能核实作者的论断。事实上，把汗牛充栋的俄国报纸、杂志、回忆录、文集和诸如此类的资料编成一份参考目录并不能给具有批判眼光的外国读者提供多少材料，只会使书的内容累赘不堪。至于俄国批评家，他们拥有苏联各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全部资料。如果我的任何著作中存在事实错误、引用失实或其他任何资料运用不当的地方，早就会有人指出来了。事实上，我还不知道有任何反托洛茨基的著作曾经在任何地方提到我引用材料失实的任何例证。我不揣冒昧地认为，对外国读者来说，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我的材料的真实性。在撰写《〔俄国革命〕史》的时候，我曾经避免利用个人的回忆，而主要依靠已经发表，从而可以核实的资料，其中我自己的叙述仅包括过去已经发表而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驳斥的部分。在写现在这本传记时，我大胆地对这种过分严格的方法作了一点改变。这本书的叙述的基本脉络同样是根据文件、回忆录和其他客观来源编成的。但是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作者自己的回忆作为证据的情况下，我认为，我有权根据个人的回忆——其中有许多是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来补充一两个事例。每次都清楚地表明：在这种场合中，我的身份不仅是作者，而且是证人。除此以外，我写这本书的方法和写《俄国革命史》的方法是相同的。很多反对我的人承认后面这本书是按照学者方式用事实写成的。诚然，《纽约时报》一位书评家曾经否定这本书，认为它是有偏见的。但是他的文章处处表明，他是对俄国革命感到愤怒而迁怒于为这场革命写历史的作者。这是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主观主义者惯有的离奇作法。他们对阶级斗争的发展总是不断挑刺找碴。他们对某个历史过程的结局感到痛心疾首，于是就把揭示这种结局的必然性的科学分析当做发泄愤怒的对象。归根结蒂，和对作者的方法的评价比较起来，作者的结论的客观性是全部还是部分地得到承认是无关闳旨的。而在方法问题上，作者并不害怕批评。这本著作是用事实写成的，有文件作为坚固基础；个别地方可能发现局部性的、次要的错误，也可能发现强调得不够适当和解释略有偏颇的情况，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在这本著作里，任何人都不会找到对待事实缺乏光明正大的态度、故意撇开书面证据或仅根据个人偏见武断地作出结论的情况。作者并没有忽视对本书主角有利的任何事实、任何文件或任何细微证据。如果辛辛苦苦、寻根究底、严肃认真地搜集事实（即使是无关闳旨的事实）,用历史和传记批判的方法核实证人的叙述，最后并按照本书主角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采用个人生活中有关的事实——如果所有这一切都不叫客观，那么请问：怎样才叫客观呢？新的时代又带来了新的政治道德。真是奇怪，〔历史钟摆的摆动〕使我们在许多方面回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其残酷无情和缺乏人性的广度和深度则有过之无不及。我们又有了政治佣兵队长，争权夺利又成了冠冕堂皇的事，斗争的任务是帮助某个人攫取权力——一种抛弃〔原来已经形成并且一直被认为必要的一切制约的〕赤裸裸到残酷程度的权力——从而得到当时可能得到的一切。有一个时期，马基雅弗利3煞费苦心闹述的政治力学规律曾经被人认为是无耻之尤。马基雅弗利认为，争权犹如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问题，犹如棋手没有道德问题、会计也没有道德问题一样。他的任务是根据曾经在两个大陆的政治中受过严峻考验的经验，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奉行什么政策才最切合实际，并且说明应当怎样通过赤裸裸的、冷酷无情的方式贯彻实行这个政策。这种态度不仅可以从任务本身，而且可以从提出这种任务的时代性质中得到解释。这种态度主要是封建主义发展到一定状况的产物，是受两个时代——垂死的封建主义和即将呱呱坠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主宰者争夺权力的严酷斗争决定的。但是在整个19世纪——（如果撇开少数国际和国内战争不谈）这个世纪是议会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改良的世纪——马基雅弗利已经被认为陈腐不堪。政治野心局限在议会范围内，这种野心的过分冒险的倾向也同样受到约束。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某一个人和他的侍从公然抢夺权力的问题，而是在尽可能多的选区里赢得委任的问题。在角逐部长地位的时代，马基雅弗利似乎是一个属于朦胧而遥远的往昔的古怪思想家。新时代的来临已经带来新的、更高尚的政治道德。但是，奇怪的是，20世纪——19世纪曾经满怀希望梦寐以求的新世纪——却使我们在许多方面回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方式方法。对于一个直到昨天还宽慰地相信人类历史是沿着物质和文化进步方向前进的人来说，重新堕落到最残酷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似乎是无法理解的。〔当然，没有什么比他们的想法更远离真理。这在今天已经是十分清楚的事，无需多费唇舌加以证明。但是，无论我们提出什么保留或异议，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说：过去从来没有什么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残酷，这样无情，这样无耻。和文艺复兴时代甚至更遥远的时代的标准比较起来，从政治上说，道德状况丝毫没有改进。〔没有任何社会制度是在度完自己有用的日子的时候安安静静、心甘情愿地死去的。一切过渡性时代都是不受传统道德约束的、激烈的社会斗争的时代，都是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时代。〕文艺复兴时代是两个世界斗争的时代。社会敌对极为剧烈，因此政治斗争也是剧烈的。到19世纪后半期，政治道德所以能够代替唯物主义（至少在某些政客想像中是如此），只是因为社会敌对暂时有所缓和，政治斗争已经微不足道。产生这种情况的基础是整个民族的福利普遍提高，工人阶级上层人物的状况有所改进。但是我们所处的时期，我们的时代，在下述意义上和文艺复兴时代有其相似之处，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的边缘——一个是正在受临死的剧痛折磨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是即将代替它的新世界。社会矛盾重新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政治权力，和道德一样，并不像19世纪末和20世纪最初10年期间人们想像的那样毫无波折地日趋完美。政治和道德都苦难重重，必须沿着非常复杂曲折的轨道前进。和道德一样，政治直接从属于阶级斗争。作为一般规律，可以说：阶级斗争愈尖锐、愈激烈，社会危机愈深刻，政治性愈强烈，国家权力也就愈集中、愈残酷，而且愈加率直不讳地〔摈弃道德的外衣〕。有些朋友认为，这本书提到材料来源的地方和我对这些来源的批判占去太多篇幅。我完全了解这种阐述方法的呆板滞涩。但是我别无选择。任何人都没有义务深信不疑地接受像我这样一个作者、一个和他不得不为之立传的人关系如此密切而斗争又如此直接的作者的论断。我们的时代首先是一个撒谎的时代。我这样说，并不是暗示人类历史上其他时代的特点是比较真诚。撒谎是矛盾的产物，是斗争的产物，是阶级冲突的产物，是压制个性的产物，是社会秩序的产物。从这个意义来讲，它是一切人类历史的属性。有些时候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撒谎的程度就会超过一般水平，就会成为社会矛盾尖锐性本身的属性。我们的时代就是如此。我认为，整个人类历史上找不出和克里姆林宫在斯大林领导下组织起来的规模庞大的谎言制造工厂相似、即使是略微相似的任何事物而这座工厂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斯大林制造一部新传记。……有些来源是斯大林本人捏造的。……不批判日积月累地伪造事实的细节，就不可能使读者对莫斯科审判这一类现象有所准备。……希特勒特别强调栩栩如生的口才，认为这是领袖的惟一标志。据他说，任何著作都不能像演说那样影响群众，至少是不能使领袖和他的千百万信徒结成巩固的、有血有肉的纽带。毫无疑问，希特勒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不会写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从来不依靠演说的艺术，就得到了千百万追随者。诚然，他们是经过多年努力才产生影响的。归根结蒂，写作是一种较高的艺术，因为它可以使深度和高度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除擅长演说以外，一无所长的政治领袖总是肤浅的。一位雄辩家并不能造成著作家。相反地，一位伟大的著作家却可能激励千百个雄辩家。当然，为了和群众保持直接联系，生动的口才的确是不可缺少的。列宁在有机会和群众面对面讲话以前，就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党的领袖。1905年，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露面也没有引人注意。在1917年以前，作为群众演说家的列宁并没有出场，就是在1917年也只出现了一个很短的时期（4月、5月和7月）。列宁首先是作为一个著作家，作为宣传家的指导者，而不是作为演说家而取得权力的。这些宣传为他培养了干部，其中包括擅长演说的干部。在这方面，斯大林是一个完全例外的现象。他既不是思想家，又不是著作家，也不是演说家。当举行凯旋式的队伍通过红场时，群众还不能在人群中认出他的形象。而这时他已经取得权力。斯大林并不是依靠个人才能、而是依靠一个与人无关的机构取得权力的。而且并不是他创造了机构，而是机构创造了他。机构以及它拥有的力量和权威是布尔什维克党长期英勇斗争的产物。党本身又是思想的产物。这个机构本来是思想的体现，后来机构本身却成了目的。斯大林割断了机构和思想之间的脐带，使机构成为独立存在之物。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是这个机构的首脑。列宁通过经常联系群众的办法创造了这个机构——如果不是直接地、通过话语保持联系，就是以他的信徒作为媒介、通过印好的文字保持联系。斯大林并没有创造、而是占有了这个机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非常特殊的才能。然而，这不是历史创造者、思想家、著作家或演说家的才能。机构是从思想中产生的。斯大林的才能首先就是蔑视思想。思想已经……〔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阅读暗杀者带来的一份手稿的时候，暗杀者用鹤嘴锄给了他致命的一击，打在脑后，使他脑浆迸裂。因此，本书这一部分和其他某些部分没有写完。〕 |
原编者的话原编者的话本书前七章和附录俄文原稿是列夫·托洛茨基撰写并且经过他修改的。托洛茨基校阅了英译本前六章和附录，但没有校阅第七章。前面七章原定全书脱稿时予以删节压缩。像大多数作者一样，托洛茨基对脱稿日期估计得比较乐观，然而并不准确。他的情况比其他作者更为严重，不仅因为他具有一个革命家和军事领袖的过分乐观，而且因为他的生命不断遭到袭击和觊觎，所以脱稿日期一再延宕。最后，他决定以1940年8月作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截稿时间”。但是当他在8月20日被暗杀者击倒于地的时候，手稿并没有完成。两天后他去世。因此，编者对前面七章和附录均未予修订，仅删去个别材料重复之处。托洛茨基遇害时，他有一部分未完成的手稿正放在书房里，许多页贴在一起，首尾联缀，接成很长的纸条。在他与暗杀者搏斗的过程，手稿的某些部分不仅溅满血迹，而且毁坏无遗。此外，作者身后遗留的手稿只是经过初步汇集、准备进一步加以利用的尚待发挥的札记、他人著作的摘录、各种文件和未经作者订正的口授材料，任何部分都没有写成定稿。一部分手稿已经大体上分成几章，加上了暂定的标题。大部分手稿是未经消化的材料，按照81个小标题分藏于超过两倍于此数的文件夹里。序言、第八章至第十二章和两份补遗就是根据这些基本上还是原始材料的手稿编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编者不得不做许多修罅补漏的工作。但是，只要能保证最大限度的明白流畅，编者就只作最低限度的修补。凡有所添补，即使只增加一个字．也都用方括号（〔〕）和作者原文分开。当然，标题、卷首照片和其他全部插图的安排和挑选、斯大林化名表、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表、名词解释和大事年表完全是编者的工作。1作者一部分札记是经过编者概括的。这部分札记排印较密，以便和本文主体有所区别。2托洛茨基文件夹内发现的关于斯大林传记的引用材料，凡非托洛茨基原文组成部分者，均用星形符号（*）标明。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材料都有托洛茨基手写的标记，可资识别。关于手稿未完成部分的编辑方针是：除删去重复的和完全与本题无关的材料以外（作者本人如果未遭到暗杀，显然也会这样做），一律全文发表。这里有许多文件是初次问世，既没有经过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审查，也没有经过斯大林主义者的审查。编者感谢作者的遗孀娜塔莉娅·伊凡诺芙娜·谢多娃－托洛茨卡娅对这本书的贡献。还要感谢下列诸君的帮助：列夫·托洛茨基的主要秘书让·范赫伊努特先生、哈佛大学图书馆主任凯斯·德·梅特卡夫先生、哈佛图书馆注册组组长爱德华·古金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员、哈佛威登纳尔图书馆贵重书籍室珍本部主任威廉·杰克逊先生、麦卡锡先生、弗里济·奥尔达什女士和丽塔·菲兹帕特里克女士。他们的慷慨合作和无限耐心使编者能够方便地看到托洛茨基身后遗留的手稿。编者特别感谢玛格丽特·霍伊尔·蒙逊、亚历山大·巴明和马克斯·伊斯特曼，他们曾经在本书出版前阅读过原稿并且提出了极其宝贵的批评性意见，尽管编者并没有全部接受他们的意见。查尔斯·马拉默思 |
出版者说明斯大林评传托洛茨基LeonTrotskiSTALINAnAppraisaloftheMenandHisInfluenceEditedandtranslatedfromtheRussianByCharlesMalamuthHapperandbrotherspublishersNewYorkandLondon1946出版者说明托洛茨基曾经写过许多有关斯大林的著作，如《俄国局势真相》、《列宁逝世以后的第三国际》、《被出卖了的革命》、《斯大林的伪造学派》等。《斯大林评传》（原名《斯大林。对此人及其影响的评价》）是最后的一本。这本书没有全部定稿，托洛茨基在写成前七章及附录后，就在1940年8月被暗杀了。留下的几章都是些未完成的手稿及札记，后由英文版编者查尔斯·马拉默思加工编辑成现在这个样子。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时，该书就已全部印好，当时美国政府没有立即让它出版，到1946年才在纽约出版，1947年又在伦敦加印了一版。该书出版后，西方各通讯社曾大为捧场，轰动一时。在这本书中，托洛茨基不仅对斯大林进行攻击和诬蔑，而且篡改列宁主义，歪曲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并利用一切机会宣扬他的托洛茨基主义。本书根据查尔斯·马拉默思从俄文编译的纽约—伦敦哈泼兄弟出版公司1946年英文版译出。此书再版时，对原译名均来作改动。 |
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斯大林分子采取措施（准备开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有线电报与无线电报向全世界传出这样的消息：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被开除出党，与他们一起被开除的还有二十多名布尔什维克。依照官方消息，被开除的人似乎极力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新的镇压的政治份量自然是十分重大的。它的征兆意义也是巨大的。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多年来曾是列宁最亲密的学生与同事。他们的弱点列宁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但他善于利用他们的长处。在自己的“遗嘱”里，列宁认为必须提醒党，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中的表现“不是偶然的”，尽管遗嘱的言语那么谨慎，不管是称赞的话还是否定的话都说得同样缓和，不致过份地巩固一些人和削弱另一些人。日后的事件极为明显地证实了这些话。不过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在列宁的党内扮演的角色也不是偶然的。所以今天把他们开除出党也使人想起他们的过去的和并非偶然的角色。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是列宁时代直接掌管党和革命命运的政治局的成员。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的主席。与李可夫、瞿鲁巴一起，加米涅夫是列宁生命晚期的副手，职务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去世后，加米涅夫曾主持过政治局、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国家最高经济机构的工作。1923年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合伙反对托洛茨基。斗争初期，他们对斗争后果的认识十分模糊，这当然不能证明他们有什么政治远见。季诺维也夫首先是名鼓动家，才华出众，但仅仅是名鼓动家而已。加米涅夫，照列宁的说法，是名“聪明的政治家”，但缺乏坚强意志，太容易迎合知识分子、文化市侩与官僚阶层。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的作用更具本质上的意义。小资产阶级的外省气质、缺乏理论素养、对欧洲陌生，视野狭窄——这些已可论定斯大林其人，尽管他是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他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仇恨，有比季诺维也失与加米涅夫深得多的根源，而且早就寻找政治表现了。由于自己不善于理论概括，斯大林先后促使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来担当此任，并从他们的讲话与文章中挑选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目的的东西。政治局多数人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性质的阴谋，但它很快就表现出自己的政治内容。它既不是简单的，也不是单一的。左派反对派在有威望的布尔什维克核心的周围，吸收了十月革命的许多组织者、国内战争的战士和很大一部分来自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一先锋队后面，最初还拖着一条由形形色色的对什么都不满的、缺乏适应能力的以至抱屈叫冤的钻营家们形成的尾巴。只是日后斗争的艰难历程才使偶然的和不牢靠的同路人脱离了反对派。在“三套马车”——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的旗帜下，集结了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列宁在1917年4月就建议将他们交送博物馆的那些人；但同时也有许多严肃的地下工作者、党的坚强的组织者，他们真诚地相信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的危险迫在眉睫。不过时日越深，反对“不断草命”的、生长着和壮大着的苏联官僚制度就如同大墙一样，越来越密不透风。正是它才保证了斯大林最终压倒了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三套马车”内部的斗争——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作为私人斗争开始的：政治是由人和通过人搞的，所以任何人情世故的东西对它都不陌生——很快也展现了它的原则性内容。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极力想依靠两个首都的工人。斯大林的主要支柱在外省和权力机关：在落后的外地省份里，权力机关比两个首都更早获得了无所不能的力量。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看重自己的国际地位。斯大林对西方共产党则不屑一顾。1924年他给自己的民族局限性找到了一个公式：单独一个国家里的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向他提出了自己的怀疑与异议。但斯大林依靠“三套马车”动员起来的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力量，就足以水到渠成地战胜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的过去，他们同列宁一起工作的年月，侨居国外所受的国际教育——这一切本该与他们那种最终会使十月革命受到冲垮危险的独特性是格格不入的。新的上层斗争的结果，对很多人来说是惊异的：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迫害中最坚决的两名鼓动者，原来竟是“托洛茨基主义者”阵营里的人。为了减轻联盟的压力，左派反对派——不顾本文作者的警告和反对——缓和了行动纲领的某些措辞，并暂时放弃对最尖锐的理论问题做出答复。这未必正确，但1923年左派反对派毕竟没有再做实质上的让步。我们坚持不改。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来到我们一边。至于昨天的可恶的敌人1923年转到反对派一边之后，在多大程度上坚定了我们队伍对自己的历史正确性的信心，则不必深究了。不过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这一次也没有预料到自己迈出的这一步的全部政治后果。如果说1923年他们曾指望用宣传战和组织策略使党摆脱“托洛茨基的霸权”，其它一切原封不动，那么现在他们则感到，1923年他们同反对派结盟会使他们很快就能控制权力机关，而且不仅可以恢复自己的地位，也可恢复列宁的党的方针。他们又错了。党内的私人对抗与小集团已完全成了毫无个性的社会力量、阶层与阶级的工具。反对十月革命的势力，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是不能简单地通过计谋和策略就跳过它沉重的节拍的。反对派联盟与官僚机构之间的斗争一天天尖锐起来，达到了最后的界限。事情已不再是辩论，哪怕是鞭子下进行的辩论，而是与苏联官方机关分裂，也就是说，是关于带有巨大危险和不牢靠出路的多年斗争的前途了。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后退了。就像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他们害怕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裂一样，十年后，他们害怕与苏联官僚机构分裂。所以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苏联官僚机构四分之三的人，正是1917年以十月“冒险”必遭失败来吓唬布尔什维克的那些人。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在十五大召开之前，在从组织上粉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时候投降，左派反对派把这看作可恶的背信弃义。实质上它也正是这样。不过，这次投降也是合乎规律的，这规律不仅是心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在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无产阶级与农民、“民主专政”、不断革命）上，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站在斯大林官僚机构与左派反对派之间。理论上模模糊糊，在实践中往往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报应。在宣传鼓动方面完全是急进主义的季诺维也夫，在需要从政治公式得出结论时却总是止步不前。季诺维也夫积极反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却又一直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决裂。他一方面揭露斯大林与佩列谢尔和西特林结盟，另一方面却在英俄委员会破裂面前缩手缩脚。参与反对热月倾向，却事先给自己定了戒律：任何情况下都不弄到被开除出党的地步。这种不彻底性为不可避免的失败奠定了基础。“怎么样都行，只要不开除出党”便意味着：在斯大林许可的范围内反对斯大林主义。投降之后，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竭尽全力，以便重新得到上层的信任，并能再次在官方圈子里得到认同，季诺维也大与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调和了，重新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甚至企图直接巴结斯大林。什么也无济于事。投降者忍耐，沉默，等待。然而终究未能等到投降五周年的纪念日：他们卷入了“阴谋”，从党内被开除了，也许被驱逐出境或流放外地了。令人吃惊的是，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并不是因为自己的事业和自己打起旗帜而遭难。在10月9日被宣布开除出党的人的花名册上，基本都是明显的右派分子，即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的追随者。这是否意味着左倾中派主义联合右倾中派主义反对官僚核心呢？我们将不急急忙忙做出结论。在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之后，名册中最著名的名字是乌格拉诺夫与柳金，党中央的两名要员。乌格拉诺夫作为莫斯科委员会的总书记，柳金作为宣传部长，领导了首都反对左派反对派，清除各个角落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1926——1927年他们在诽谤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为执政集团的“叛徒”时，尤为猖狂。当乌格拉诺夫与柳金由于斯大林路线向左倾斜而成了右派反对派实际上的主要组织者时，所有反对他们的官方文章与讲话都是出自同一个公式：“……乌格拉诺夫与柳金在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中的巨大功绩谁也不能否认；但是他们的立场终究是富农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斯大林分子佯装看不见，这场斗争正是从这种立场出发进行的。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只有左派与右派才坚持原则性立场。斯大林分子在政治上是靠这派与那派的施舍过日子的。还在1928年，乌格拉诺夫与柳金就开始宣称，在党内制度问题上，左派反对派是正确的——招认更能使人领教，说明在确立斯大林制度方面，任何人也不能像乌格拉诺夫与柳金那样自诩有功。不过，在党内民主问题上的“一致”，并不能使左派反对派在对待右派的态度上变得心软。党内民主不是一个抽象的准则：无论怎样，它也不是为热月政变阴谋倾向作掩护的。然而在右派阵营中，正是乌格拉诺夫与柳金，至少在那些年内，充当了热月政变阴谋的最出类拔萃的人物。党中央决议在阴谋的参加者中点出的还有其他著名右派人物，如斯列普科夫与马列茨基，他们是布哈林派的红色教授，共青团和《真理报》的领导人，中央许多纲领性决议的鼓舞者，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无数文章与小册子的作者。普塔什内与哥列洛夫也被列入公敌名单之中，并指明他们过去曾属于“托洛茨基反对派”，这里果真可以说他们是后来归附于右派的两个鲜为人知的左派投降分子，抑或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目的在于欺骗党的一纸伪造，——我们无力对此做出判断。不排除第一种，但也完全可能是后者。在参加者的名单中，没有右派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资产阶级报纸说，布哈林“……彻底恢复了自己的党内地位”并将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取代布勃诺夫，后者将调入国家政治保卫局；李可夫也重新受宠，在电台发表了讲话，云云。“阴谋者”名单中既没有李可夫，也没有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这一事实，的确把官僚机构对原右派反对派的这三位首领的某种暂时的宽容弄得近乎属实了。但恢复他们原来在党内的地位是无从谈起的。这个小集团整个被控告有罪，他们要建立“……资产阶级富农组织，以便在苏联恢复包括富农制在内的资本主义”。惊人的表述！恢复“包括富农制在内的资本主义”的组织。这个“包括”的部分暴露出了整体，或者至少说暗示出了整体。斯列普科夫与马列茨基这样一些被开除出党的人，在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期间，追随自己的导师布哈林，发展了“富农长入社会主义”思想，是无庸争辩的。从那时以后他们移动到了哪一边——我们不知道。但完全可能的是，今天他们的罪行与其说在于他们企图“恢复”富农制，还不如说，他们不承认斯大林在“富农作为阶级已被消灭”方面的胜利。可是，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对“恢复资本主义”的纲领抱什么态度哪？苏联报刊报道他们参与罪行时说：“知道广为流传的反革命文件后，他们不是立即揭露富农代言人，而是更愿意讨论这个（?）文件，并以此充当反党反革命集团的直接同谋者。”于是，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便被加上了“更愿意讨论”文件，而不是“立即揭发”的罪名。指控者们甚至不敢断言，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根本就没有打算“揭发”。不，他们的罪行不在于“更愿意讨论”而是“揭发”。他们在哪里，怎么样以及同谁讨论的？假若这事发生在右派组织的秘密会议上，指控者是不会忽略不讲的。显然，只是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两人“更愿意讨论”。讨论的结果，他们宣布自己同情右派行动纲领了没有呢？假若暗示的这种同情属实，我们就会从决议中知道此事的。闭口不提就证明事情恰好相反：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显然只是对行动纲领进行了批判，而没有给亚哥达打电话。可是，正因为他们没有打电话，所以《真理报》就给他们添上了这样的话：“我们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指控方面这种粗笨的强拉硬扯，使我们有充分理由得出结论：打击正是对准他们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最后一段时间内表现了某种政治积极性。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且更重要的是，如审讯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党中央对此也一无所知。但客观的政治状况是如此槽糕，以致斯大林再也不能容忍党内有这种那种反对派的合法的候补领袖人物存在。斯大林的官僚体制当然早就懂得，被他们所抛弃的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对党内的各种反对派“十分感兴趣”，而且阅读过并非专对亚哥达的种种文件。1928年加米涅夫甚至与布哈林进行过建立联盟的可能性的密秘谈判。这些谈判的记录，左派反对派当时刊登过。然而斯大林分子不敢开除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不想以新的难堪的镇压败坏自己的声誉。经济成功的一段时期开始了，其中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虚假的。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并不构成直接的危害。现在情况根本变了。不错，报上解释开除之事的那些文章称：因为我们经济上极为牢固；因为党已变得坚如盘石，这样我们“就连最小的调和”也不能容忍。但这一解释却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不得不以显然是虚假的理由开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而证实了斯大林和他的派别的极其软弱性。之所以要匆匆忙忙地消灭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变了，而是因为形势变了。柳金集团，不管它真正的作用如何，在当时情况下被拉来只是为了摆摆餐具而已。斯大林分子“采取措施”是因为预见到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受到追究的。总的来说，不能否认，对1923——1928年鼓励斯大林政策的右派人物、对两个或真或假的原“托洛茨基主义者”、对知情不报的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的那次联合审讯——是斯大林、雅罗斯拉夫和亚哥达政治创作的当之无愧的佳作。典型的热月政变型的混合物！联合审讯的目的旨在把水搅混，使党误入歧途，增加思想混乱，并以此干扰工人们分辨是非和找到正路，它的附带的任务则是从政治上贬低原来的左派反对派领袖，也就是现在因与右派的“友谊”而被开除出党的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这里自然就出现一个问题：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们、这些聪明的人和有经验的政治家们怎么能让对手给自己这样的打击哪？他们为了留在党内而放弃了自己的纲领，又怎能因与别人的纲领的莫须有的联系终于离开了党呢？不得不回答说：连这个结果也不是偶然的。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企图在历史面前投机取巧。当然，他们首先遵循的是关心苏联，关心党的统一，而绝不是关心自己安宁。然而他们给自己制订的任务不在于革命、俄罗斯革命与世界革命方面，而在于要低得多的苏联官僚体制方面。在投降之前那个对他们来说极为艰难的时刻，他们对我们、他们当时的盟友喊：“向党靠拢”。我们回答道，我们完全是在向党靠拢，不过这是指在另外的，与斯大林和雅罗斯拉夫斯基所需要的相比高得多的意思而言。“可是知不知道这是分裂？知不知道这是导致国内战争与苏维埃政权垮台的危险？''我们回答道：“假若不遇到我们的反抗，斯大林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的。”这种思想也反映在我们的纲领中。原则是会胜利的，投降则不会胜利。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为原则而进行的斗争能顾及到国内的与国外的整个局势，然而不能预见到发展的所有方案。与革命捉迷藏，与阶级捣鬼，对历史耍手腕——是瞎了眼睛和有罪的。在这种复杂而严峻的条件下，我们应当遵循这样的原则，法国人用如下的话对这一原则做了绝妙的表述。“Faisccquedolt,adviennequepourra！”（该做的就做，将来是怎样就让它怎样！）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成了不照这一原则办事的牺牲品。拉狄克与皮达科夫作为新闻工作者与官吏，他们将为任何一个得胜的派别服务（借口是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撇开他们这类完全堕落的投降分子不谈，而把投降主义分子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政治团体来看，他们则是党内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在一定的时候，他们会极力地过份左倾（或右倾），然后就与当权的官僚体制和好。然而今天的特点是，好象是彻底的和好却又开始动摇，并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崩溃。上层的新冲突反映了群众中的深刻进展，开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乌格拉诺夫与其他人的巨大象征意义就在这里。哪些政治前提形成了1929——1930年间的投降呢？官僚体制把方向盘朝左扭；工业化的胜利；集体化的迅猛进展。五年计划抓住了工人群众。展现了广阔的前景。工人在盼望眼前的和决定性的社会主义胜利中容忍了政治独立性的丧失。贫苦农民等待着集体农庄改变他们的命运。底层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农业经济基金。这就是接连投降的经济前提与政治气候。经济比例失调的增长，群众处境的恶化，工人和农民同时增长的不满情绪，权力机关内部本身的涣散——这是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反对派活跃的前提。党内矛盾的尖锐化与高度紧张的惊恐，越来越促使温和的，小心谨慎的，时刻准备着妥协的党内“自由主义者”走上对抗的道路。被赶入死胡同的官僚体制迅速报之以在很大程度上是先下手为强的镇压。左派反对派公开的声音我们暂且听不到。那些报道说似乎要给李可夫与布哈林以宽恕的那些资产阶级报纸，同时又报道“在托洛茨基主义者中进行新的群众性的大逮捕”，——这是不明智的。在苏联，五年来左派反对派遭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它的干部置身于如此特殊的环境中，致使它在公开形成自己的派别和有组织地在开展的事件中采取行动方面，比合法的“自由主义者”遇到的困难要多得不可估量。顺便说明，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提醒我们，在与专制政体进行斗争时，自由主义者曾利用自己合法的优势，总是首先以“人民”的名义讲话；不过自由资产阶级与官僚政体之间进行的斗争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当然，这里事情说的只是历史的相似；可是我们还是以为它向我们说明了些什么。中央九月全会的决议完全不适时和不适当地吹嘘说：“粉碎了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列宁主义的富农立场的实质后，党……到目前为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应该想到，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暴露出，左派和右派反对派不仅没有被粉碎和没有被消灭，而且恰恰相反，政治上只有它们还存在着。正是近三四年来的官方政策，给右派热月政变倾向提供了条件。不管左派右派，为了应付这段时间都在谈退却，这使斯大林分子要把左派和右派混为一谈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缓和。这是不可避免的：必须从冒进路线退却，现在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性命攸关的任务，中央官僚体制的人物，除了使退却尽可能的有秩序和不致面子丧失贻尽以外，不存在别的任何幻想。然而他们不能不意识到，在食品和各种物质匮乏的情况下退却的代价可能太大。所以他们的退却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并且还指责反对派有搞退却的趋势。现实的政治危险在于，右派，这个向来都是退却的派别，有机会说：这是我们历来的要求。党所处的黑暗环境，不能使工人们很快弄清经济进程的辩证法和正确评价右派复杂的基本立场中的有局限的一时一地的“正确性”。所以更显得重要的就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明白无误的、独立的、有远见的政策。要细心关注国家和党的各种进展。要根据各个小团体的思想和社会关系对它们做出正确评价。不要害怕与右派在个别的策略方面的巧合。不因策略上的巧合而忘掉战略路线上的对立。苏联无产阶级中的政治分化将按下列问题完成：怎样退却？退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和怎样转入新的进军？以什么样的速度进军？不管这些问题本身多么重要，但仅此是不够的。我们不是在制订单独一个国家的政策。苏联的命运将取决于它同世界发展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必须把全部意义上的世界共产主义的问题重新摆在俄罗斯工人的面前。只有左派反对派独立的行动和在它的旗帜下联合成无产阶级的核心，才能振兴党、工人阶级国家与共产国际。列·托洛茨基1932年10月19日（吕绍宗译）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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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卢那察尔斯基阿纳托利·瓦西里也维奇·卢那察尔斯基最后几十年的政治事件使我们分属于不同的阵营，因此，我只能根据报纸来了解卢那察尔斯基的命运。但是，曾经有些年，紧密的政治关系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个人关系虽不过分亲密，但却相当友好。卢那察尔斯基比列宁小四、五岁，比我差不多也大这么多岁。这一年龄差异虽不算大，但却意味着我们分属于革命的两代人。卢那察尔斯基投入政治生活时是基辅的一个中学生，当时还受到民意党人为反对沙皇制度而进行的恐怖主义斗争的最后余波的影响。对我的那些较为亲近的同时代人说来，民意党人的斗争却早已成为历史传说了。从学生时代起，卢那察尔斯基就以多方面的才华使人惊叹。他写诗，十分敏慧地吸收各种哲学思想，他在大学生晚会上朗诵得极好，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在他写作的调色板上，从无缺少色彩之憾。当他还是个二十岁青年的时候，就能够做关于尼采的报告、对康德哲学的绝对命令问题进行论战、捍卫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对索福克勒斯[1]和莎士比亚进行对比研究。在他身上，非凡的天赋同贵族知识分子的无边无际的广泛涉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广泛涉猎的特点，当年曾经在亚历山大·赫尔岑身上得到过最好的体现。在四十个春秋里，也即在他全部自觉活动的一生中，卢那察尔斯基始终同革命和社会主义相联系。他蹲过监狱，被流放过，也曾经流亡国外，但始终是一个不动摇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同样来自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圈子里的他的成千上万的过去的战友，不断地转向乌克兰民族主义阵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阵营，或者专制主义的反动阵营。对于卢那察尔斯基说来，革命的思想并非青年时代的一种爱好：这些思想已深深进入了他的神经和血管里。这是值得在他的墓志铭上首先大书一笔的一个特点。当然，如果把卢那察尔斯基看成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受过严峻锻炼的人，看成是一个从不左顾右盼的斗士，那也是不对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他的坚定性十分——或者照我们许多人的看法过于——富有伸缩性。广泛涉猎而浅尝辄止，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他的智力上，而且也体现在他的气质上。作为一个演说家和作家，他很容易就离题发挥。艺术的形象常常会吸引他，使他从基本思路上远离开去。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则很容易左右摇摆。卢那察尔斯基对于所有哲学的、政治的新东西，都十分敏感，常常被它们所吸引，或者常常卖弄它们。毫无疑问，广泛涉猎的气质削弱了他进行内心批判的呼声。他的演说经常都是即兴的，在这种情况下又往往都是冗长的老生常谈。他写东西或者口述作品，极其自如，几乎从不修改自己的手搞。他缺乏精神集中和内心的监督，以便创造出更为持久的、无可辩驳的财富。要做到这一点，他的天才和知识是绰绰有余的。但是，无论卢那察尔斯基怎样离题发挥，他每一次总会重新回到自己的主题上来。不仅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是如此，就是在他的整个政治活动中也是如此。他的各式各样的、有时甚至是突如其来的摇摆，总有一个有限的幅度：这些摇摆从来没越出过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界限。早在1904年，也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大约一年的时候，卢那察尔斯基从流放地直接逃亡国外，接着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在那些日子里，列宁刚刚同自己的老师们（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自己最亲密的同志们（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分道扬镳，因而十分孤独。他非常需要一个能够粗线条地处理许多事务的工作者，对于这些事务列宁不喜欢、也不善于浪费自己的情力。对于列宁说来，卢那察尔斯基的确是一件极好的命运的赠礼。卢那察尔斯基刚刚走下车厢的阶梯，便全身投入到瑞士的、法国的、以及整个欧洲的俄国侨民的沸腾生活中：他到处做报告，发表论争演说，参加刊物上的论争，领导各种小组活动。他打趣、挖苦、用假嗓唱歌，以他多方面的知识和在私人交住中的和蔼可亲征服着年长的和年轻的人们。恭谦随和是卢那察尔斯基精神面貌中一个颇为重要的特点。他厌恶追求卑微的虚荣，也不过分用心于在敌友中间坚持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卢那察尔斯基整个一生都深受别人的影响，这些人论知识、论天才，常常不及他，只是在性格上更为坚强。他归附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他的年长的朋友波格丹诺夫影响的结果。青年学者——自然科学家、医生、哲学家、经济学家——波格丹诺夫（原姓马林诺夫斯基）事先就坚信无疑地对列宁说，他的小同志卢那察尔斯基一来到国外，就会仿效他的先例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这个预言全部变成了现实。但是也是这个波格丹诺夫，在1905年的革命被粉碎之后，把卢那察尔斯基从布尔什维克这里拖向一个很小的、最不妥协的小组。这个小组将对反革命胜利采取“不承认态度”的宗派主义观点同抽象鼓吹用实验室办法炮制的“无产阶级文化”结合了起来。在黑暗的反动年代（1908——1912年），当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普遍陷入神秘主义的时候，卢那察尔斯基同高尔基一起也转而倾向于神秘主义的寻求。他同高尔基交谊甚深。他一面没有同马克思主义相决裂，一面把社会主义理想描绘成一种新的宗教形式，并且郑重其事地寻求它的新的仪式。尖刻的普列汉诺夫称他为圣徒阿纳托利[2]。这个绰号伴随他很长时间！列宁同样也无情地抨击这位过去的、也是将来的战友。虽然在程度上逐渐趋于缓和，但这种敌对态度一直延续到1917年，那时卢那察尔斯基才又重新回到布尔什维克一边，当然也不是没有反抗和没有外界的强大压力，而这一次，这种压力是来自于我这方面的。从此，开始了一个不知疲倦地进行宣传工作的时期，这是卢那察尔斯基政治活动的巅峰时期。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也有不少仅凭一时性起而出现的波动。例如在1917年11月，在最危机的时刻，他几乎同党决裂，因为那时从莫斯科传来谣言，说什么布尔什维克的炮兵把圣瓦西里教堂给毁了。一个真正认识、并且十分尊重艺术的人，是不能够容忍这种摧残文化的野蛮行为的！幸运的是，我们知道，卢那察尔斯基是一个易于消气的和不难说服的人，再说，在莫斯科革命的时日里，圣瓦西里教堂也丝毫没有受到破坏。在同原来的大学、以及整个教育界人士打交道的过程中，卢那察尔斯基作为教育人民委员是不可替代的人。这些人士确信无疑地以为，从“不学无术的夺权分子”那里，只能期待彻底消灭科学和艺术。卢那察尔斯基兴致勃勃地、并且毫不费力地对这个封闭自守的群休表明：布尔什维克不仅尊重文化，而且也不排斥熟悉文化。在那些日子里，不止一个大学讲坛的祭司不得不张大了嘴巴，看着这位野蛮人用六七种现代语言和两种古代语言发表讲话，并且信手拈来、出其不意地表现出多方面的广博的学识。这些知识足足够十个教授来承担的。在使有学位文凭的、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向苏维埃方面的工作上，卢那察尔斯基有不小的功绩，但是作为教育事业的直接组织者，他却显得极其软弱无力。由于不着边际的幻想和行政上的无能，他在领导工作方面的最初尝试未获成功，此后卢那察尔斯基自己也停止了对实际领导工作的渴望。中央委员会为他配备了若干助手，这些人借助于人民委员的个人威望，牢牢地控制住领导权。因此，卢那察尔斯基便有更多的可能在业余时间里从事艺术工作。这位革命的部长不仅尊重戏剧、了解戏剧﹑而且还是一个多产的剧作家。他写的剧本揭示出他多方面的才识和兴趣，表明他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中去，而且还表明他具有善于将幻想和借鉴结合起来的非凡的才能。但是也仅此而已，在这些剧本里确实没有真正艺术天才的印记。1923年卢那察尔斯基出版了一本题名为《侧影》的书，内容是描写革命领袖们的。这本书出版的很不是时候：仅仅指出一点就够了，书里甚至都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第二年《侧影》就被禁止发行了，卢那察尔斯基感到自己已是个半被贬黜的人。然而即便在此时，他的恭顺谦和的性格特点也没有离开他。他很快就和领导班子成员的更换妥协了，至少是完全服从于那些新的能左右局势的人。然而不管怎么说，他在他们的队伍里最终仍是一个别具一格的人。卢那察尔斯基过于熟悉革命和党的历史，他的兴趣过于广泛，此外他还接受了过多的教育，这一切在官僚队伍中不能不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污点。他被解除了人民委员的职务，应该说在职期间他最终还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解职后卢那察尔斯基几乎没有什么事可做，一直到他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为止。但他还没有来得及赴任新职，在芒通[3]死亡就夺去了他的生命。不仅是朋友，即使是诚实的敌人也不会不对他的灵魂表示崇敬的。列·托洛茨基1934年l月1日[1]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公元前406年），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译注[2]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的名字。——译注[3]芒通，法国南部的小城，疗养区。——译注附录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1．1926年1月26日卢那察尔斯基在大剧院的讲话（摘录）请你们设想一下，假如我们这里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名声远震，他在国内很有份量，他想要夺走我们的领导权，那么，他可能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他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分子的首领，他可以依靠耐普曼[1]，依靠我们专家中的上层分子，依靠日益增长的富农，依靠小市民们的各种形式的好感，依靠所有想使俄罗斯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满分子。他们这些人很可能会聚集在他的周围。对于这样的人，很难想象我们会让他活到明天。一旦我们看见这种人在滋长，我们就会把他掐死。因此，列宁曾经担心，这种人可能会出现在我们共产党内。当然，这种人不会直接跑出来公开地说：我想成为资本主义分子的首领。然而他可能并不完全清楚，他在向哪里走，可是他毕竟会实行这样的路线：赢得他们的好感，并倒向他们一边。假如在我们党的队伍里出现了倾向于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人，那么他就会渐渐地募集自己的信徒。请不要以为我这里是在暗指托洛茨基，而且我还要说，托洛茨基根本就没想到过这点，他甚至可能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离这一点更远。然而，他们那些人却希望这是真的，尽管托洛茨基成为反对派时所谈的并不是这些东西。他们兴高采烈，很想用金丝绒的座垫托着一顶王冠奉献给托洛茨基：列夫[2]一世，请你实行反对共产党的路线吧，我们支持你。俄罗斯的一切新资本主义分子和旧资本主义分子残余，想以喝彩颂扬的合唱来大声疾呼的就是这一点。或许，托洛茨基没有觉察到这种好感，并且对此也不感兴趣，然而我们看得清楚，他们确实对他怀有好感，并且喜爱他。而当托洛茨基采取正常的立场，蔑视冒险时，他们就不再喜爱他，并说：这是一个像所有其他共产党员一样的人。同志们，当然无须说明，这种可以称之为农民的、小资产者的倾向，这种最初表现为对富农危险估计不足的倾向，是危险的。请问，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团结一致地对付这种危险呢？完全做好了准备，同志们。我们密切注视着，可以说一切都逃不出我们的眼睛。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存在着民主倒退的危险，农民群众可能被引到这方面去。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我们的政策，不使这种事情发生，让我们的红色拖船牵引着后面的农村驳船前进，我们会察觉到社会上的每一个痛疽，每一个毒疮，会察觉到每一个鲍古舍夫斯基。他要实现自己的美梦，谈何容易。2.1926年3月3日卢那察尔斯基致托洛茨基的信（机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1926年3月3日莫斯科，斯列坚林荫道6号4宅电话40——61致列·达·托洛茨基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昨天当我在全市女工大会上作报告时，乌格拉诺夫[3]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您对我从国外回来后第一次在纪念列宁逝世周年的全市会议上的发言极为不满，这使我非常惊讶。他对我说，似乎您对这一讲话中提到您的那部分表示抗议。这使我困惑莫解和十分痛心。我绝不想使您产生这么一种错觉，仿佛我属于您的政敌之列。我从来都不是这种人。对于您，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我一向怀有深深的敬意，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当您和党发生尖锐分歧的时候，尽管我完全不是您的支持者，但我拒绝发表任何讲话，我认为，本来您承受的就已经够多的了，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了您。当年我追随列宁，认为必须同您一度主张的关于工会运动的思想作斗争，在我这样做的时候，正象听过我讲话的那些人可以证实的那样，对您本人是非常有分寸和谨慎的，我现在也还是这样做的。也许，人们在向您转述我关于您的讲话时撒了弥天大谎，但我又想，您是能够像许多人一样通过无线电听到我的讲话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敢担保，您是不正确地解释了我的讲话。我没有速记记录，但是我能够完全准确地回忆起我所说过的关于您的话。我说过：“党内的每一次分歧，正象列宁所断言的那样，都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引起连挑起分歧的人也难以料想的各种后果。”我曾指出，我们存在着尚未完全形成、但有社会可能性、并等待着形成时机的右的和左的集团——这就是日益增长的资产者分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偏激，也就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够自觉的、受急燥情绪支配而头脑发热的、并在相当程度上落后的阶层。鉴于这种情况（我想您不会否认这种情况的存在吧），我说道：“托洛茨基同志同党的主流进行斗争的时候，当他被指责为右倾的时候，多数小市民群众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想，以为在他身上有比党要右一些的因素，以为他们可以以他为领袖了。他们准备起来捍卫他，他们几乎准备用金丝绒的座垫托着王冠献给他，并称呼他为列夫一世，然而托洛茨基同志根本没有想过同党进行斗争。于是他们彻底失望了，小市民阶层表示不再理会他，并痛苦地声明：是的，托洛茨基是一个像其他共产党员一样的人。”在这个地方我的讲话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不懂得，这不是给我鼓掌，而是给您鼓掌。挤满大剧院大厅的全体听众以热烈掌声对您的行为表现出自己的欣悦赞赏，并对那种愚蠢的小市民的绝望发出大声嘲笑。您能在我这段讲话中否定什么呢？难道您不知道，在您同党发生冲突期间，广大的小市民圈子里产生了您会采取分裂步骤的希望？难道您不知道，他们以极其反常的方式同情您（当然主要是这些圈子里的人），把您当成是可能破坏强大的共产党的人，难道您不知道，后来他们便深深地失望了，而那些值得称颂的话（“也像其他共产党员一样的人”)，对您是完全合适的。我在讲话里并未说您别的什么东西。上面我引的那些话，虽然尖锐，但是怎么也不能算是在反对您。同样，我讲话中提到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那一部分，尽管经过编辑整理变得很尖锐，但同样也是完全同志式的。我一千次说过和强调过，我绝没有指责他们有意识地倾向于盅惑人心，但是我从他们的总的立场中看到了这种倾向的迹象，因此我理解党的担心。因为现在这一个或那一个活动家，可能在自己都没有觉察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地成为一个组织者，来组织确实存在于无产阶级中的那部分思想消沉、对我们前进道路的缓慢和曲折产生极端不满情绪的群众。我任何时候也不回避把我所想的东西说出来，但同时我也极度爱惜党的所有领袖，我从来都拥护他们的一切和解，不赞同激化和扩大领导阶层的分歧。我给您写这封信是为了避免误解，并希望您能正确地理解这封信，而不把我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意图归咎于我。致以无产主义的敬礼！阿·卢那察尔斯基（签字）3．1926年4月14日托洛茨基写给卢那察尔斯基的信——《工会争论》阿纳托利·瓦西里也维奇：我曾许诺在给您的第一封回信里向您证实，您关于我对农民及其与无产阶级相互关系的观点的表述是完全错误的。近年来，确实出版了不少极坏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伪造历史，胡乱摘取一堆毫无联系的、不顾背景的引文，从而把一些青年人彻底引入了歧途。可是，您并不是这些小册子训练出来的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您也就我对农民的看法散布歪曲原意的、与事实不符的观点呢？您在大剧院列宁逝世周年纪念会上谈到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我想问一下：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您不从十月革命前夕和十月革命后的争论谈起呢？人为地提出党的历史的某些片断，而对另一些更重大和更有意义的事情却避而不谈，依我看，这意味着把听众引入歧途。比如说吧，为什么您只字未提关于党内围绕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和中央集权的正规军问题所进行的斗争呢？这一问题的争论对于革命的命运来说，怎么也不比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期间的争论、或关于工会问题的局部性的分歧更为重要。然而党内的青年人关于这些却只字没有听到。但您却认为谈论工会问题的争论、而不谈论十月革命前夕的争论和所有其他争论，这是您作为宣传家的职责。那么，您是否正确地评价了工会争论本身的意义呢？我看，一点儿也没有。要知道，当时问题决非是在谈论工会，而是谈论怎样从经济的死胡同中摆脱出来。余粮征集制使农业只达到它一半的水平，而且还使它日趋下降。工业也没有向庄稼人提供什么东西。工农联盟的最基本的经济前提在革命的进程中被取消了。在余粮征集制和城市定量配给制基础上是没有经济出路的，这意味着政治也没有出路。在这个基础上每一问题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死胡同。而关于工会的向题正是在这一没有希望的、彻底瓦解了的基础上提出的。现在，当我们已经离那时够远的时候，似乎可以把当时的争论放在一种正确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上来认识了。关于工会的争论正是始于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而这次大会不仅没有取消余粮征集制，而且还建立了播种组织与促进委员会，也就是说，把在农村方面的军事共产主义推向了更极端的表现形式。在“十人”决议案中（在我的决议案中也如此）谈到工会必须并入国家机器，只是速度要慢一点。既然经济停留在余粮征集制和城市配给制上，那么工会实际上是一个死的机构，我们在工会的名义下实际上谈的是工人阶级。在群众严重不满的情况下，工会或者是将自己同国家对立起来，并且使经济机器彻底刹车，或者和经济机构一起，把自己拴在同一辆无望的、陷入泥潭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大车上。当时我坚持的是后者。列宁曾回答说：“群众经受不住啦。”这对不对呢？是对的。然而群众同样也经受不住日益严重的经济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绝望。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在喀琅施塔特事件的直接影响下，我们在列宁的领导下从余粮征集制转向了粮食税制和自由贸易。然而，关于工会的决议还是旧的：其中仍然谈到并入的问题，——只是速度放慢一些而已。几个月之后，才感到有必要制定一个关于工会的新决议。列宁起草的新决议已经完全建立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使工会摆脱了“并入”，要求工会在对待工农国家的关系等方面有更大的独立性。我们一致通过了这一决议。它适应于新的经济计划，而这些新的方法正在把国家从毫无希望的死胡同里挽救出来。关于工会的争论开始于推行播种组织与促进委员会，以转向新经济政策而告终。如果做一个事后明公，那么可以说播种组织与促进委员会是对农民“估计不足”的最高体现，是对其经济条件和方法、以及其心理的不理解。但是，在关于工会的争论中，谁也没有对播种组织与促进委员会表示过异议。这些组织完全不是根据我的倡议建立起来的，它们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反对。怎么能够忽视这样一些重大的事实，而只限于对争论的某些回忆、争论时的互相指责、以及一些反映经济困境的政策和心理的偶然性的引文呢！怎么可以忘记在代表大会上获得胜利的“十人”决议案经过几个月就被取消的事实呢！为什么？因为领导管理的方法改变了。当然，在任何争论中夸大都是难免的。每一方都想使另一方的观点陷入荒谬绝伦的地步。争论双方远远不总是清楚地了解争论的历史前景。工会争论更是如此。整个争论都受到经济困境的箝制。党为此而深感不安，因为已经不可能在军事共产主义的基础上维持苏维埃制度了。怎么能在现在，在事过几年之后，还要局限于那种陈腔老调，说什么将工会联合起来的口号（当然，对于那个时代来说也是完全无济于事的口号）是出自“低估农民”呢！那么，保存余粮征集制、设置播种组织与促进委员会呢——难道这些是出自正确地估计农民吗？怎么能允许这种思想官僚存在呢？这种思想用一些现成的、简短的模式代替了活生生的社会进程！自从列宁起草了关于工会的新的决议，以代替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过渡的和局部的决议之后，在工会这一领域里再没有任何分歧了。实际上在争论之前也不曾存在过什么分歧。比如说，这一点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得很清楚：列宁在争论前不久极其热情地坚持让我来领导工会。关于工会的争论，实际上不是争论工会问题。党在寻求从经济的死胡同里走出去的出路。在争论结束时，列宁指明了这一出路。奇怪的是，这时所有的人都忘记了工会，也就是说忘记了引证同喀琅施塔特事件之后制定的新的经济方针相适应的工会决议。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才在几个月之后，不得不将这一决议重新签发。而您却将这些置于不顾。您向年轻的听众们讲述说，好象托洛茨基在工会争论期间认为农民不会跟随工人踏上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您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请看看您在大剧院是怎样转述我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的：“当工人阶级帮助农民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的时候，农民会跟着工人阶级走，一旦取得了土地，他就会对工人说：你是共产党员，我和你走的不是一条路。——因此农民同无产阶级分裂了，出现了国内战争。可是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假如毗邻的欧洲无产阶级不来解救它，农民就会把无产阶级掐死。托洛茨基当时大致就是这样想的。可是列宁却不这样想，他说：这是错误的，这是谎言。”那么，列宁是怎么想的呢？原来是这样想的：“假如我们开展这种性质的城乡交流，假如在事实上我们不仅善于打仗，而且也善于做生意，那么农民就会长时间地、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对我们表示完全的信赖。”如此看来，我是反对城乡贸易交流，反对新经济政策，否定这种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大路喽？这事出于何地、何时？阿纳托利·瓦西里也维奇，您这样做很不好。在工会争论期间，列宁还不可能谈到城乡贸易问题。如果他谈到的话，那就什么争论也没有了。您这样说太轻率了，不能用这种轻率态度来教育年轻人。说实在的，真不知怎么反驳您才好。为了这一点，实际上需要在这里重新抄录我的所有讲话和文章，或者更准确地说，我的著述的全部内容。在斯维尔德洛夫逝世之后，列宁最初确定加米涅夫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工农”主席的思想是由我先提出、再经列宁同意的。加里宁的人选也是由我提出的。在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荐这一人选的时候，我曾经把未来的主席戏称为全俄的领班。这都是些不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在另外的情况下，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您得同意，这些小事足以清楚地说明我的思想脉络。至少这些小事要比事后教训人更有说服力。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谓我同列宁在农民问题上有分歧的谣言，仅仅是由白卫分子散布的。他们还将这个问题同“民族”问题绞在一起。1919年我曾给中农们写过一封信，说在党的农民政策问题上，实质上也就是党的中农政策问题上，我同列宁完全一致。列宁也发表了一封信，说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这里连一点儿外交辞令的影子都没有。后来有人企图这样来看这件事：好象我们表示意见一致，仅仅出于表面的政治目的，为的是掩盖内部的分歧。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列宁事先读过我给中农的信，我也在付印前读过他的信。根本没有任何分歧，连丝毫痕迹也谈不上。即使现在任何人也不可能指出丝毫痕迹来。在同波兰作战期间，我曾就“革命中和苏波战争中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题目做过一系列报告。恰好我手边有一份报告的笔记，我现从中摘出几十行来：“我们完全不像孟什维克那样提出要求，要农民抛弃自己的全部利益、并且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不是的，我们要促使农民们懂得自己在革命和无产阶级为其创造的新的环境中的历史利益……农民是不是全认清新的时代环境和自己在其中的任务呢？孟什维克彻底否定这一点。我们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方面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被孟什维克看成是乌托邦，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等等。实际上，这种把农民看作是一成不变的、自我封闭的阶级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农民是一定环境的产物，他也随着一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客观事实的教育是最有力的教育。今天所出现的这些因素、事件和命运的打击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农村进行共产主义宣传鼓动的任务，就在于利用事件进行教育，并使之深入到农民的意识中去。”这里面何曾有关于农民要转而反对无产阶级的意思呢？而这样的引文我可以举出几十处。这些话是在1919年初说的和写的。是在1919年初军事共产主义高潮时期，在指望欧洲革命可以迅速发展的时期说和写的。阿纳托利·瓦西里也维奇，在您看来，好象是我在反对新经济政策（您自己是不是相信这一点呢？），因此您就不得不在今天，在1926年，在大剧院的舞台上向我说明，推进新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工业同农民的贸易交流。请允许我向您引证一段我在1921年11月10日在索科尔尼克区党员全体会议上就这一题目所说过的话：“工人阶级的国家正在努力通过合作社的途径掌握农民市场。为争取农民而进行的新的斗争已经开始。整个革命就其实质说来，是一场争取农民的斗争，谁能使农民跟随自己前进，谁就是革命的真正主人。例如，我们同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所进行的斗争，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员的双手向农民表明，只有他才能够结束同德国人的战争，只有他，即工人共产党员，才能够切实地从地主手中剥夺土地，并将土地交给农民。正是为了这一点才进行斗争的。在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农民们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接下去还有：“如今他们（农民们）会说什么呢？哪块花布更便宜，他就会买哪块。而且买了谁的花布，他就会转向谁那一边。如果我们的花布更好、更便宜，他就会买国家的花布，从而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取得胜利。如果资本家的花布更好，农民就将买个体资本家的花布，那时候社会主义共和国就将瓦解，我们这里就将出现资本主义。”确实，引述这些话很不好意思。但是您应该同意，关于这个题目，您1926年所作的报告比起我1921年的讲话，并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这并不是对您的指责。可是您为什么要把问题弄混淆呢？为什么要向听众的耳朵里灌输混淆视听的东西呢？!我担心您这时会说：那么如何解释“不要皇帝而要工人政府”的传单呢？这理由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最后的避难所。但是，根据我的记忆，“不要皇帝而要工人政府”的传单是写于1905年春天的。阿纳托利·瓦西里也维奇，无论是谁，无论对任何人来说，要求他在1905年知道、并且理解我们在列宁领导下于1917年、1918年以及以后的年代里所学会的东西，那是不正确的。征引过去的东西是可以的，也是应该为，如果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现在的话。为了混淆和歪曲今天而断章取义地截取遥远过去的引文，那就不可取了。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从来也没有写过“不要皇帝而要工人政府”的传单。您奇怪吗？我知道几十本不学无术的小册子和抄袭之作，将这一标题的传单说成是出自我的手笔。顺便说一句，对于这一传单也只有联系到传单本身的内容才能正确地理解它。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从来都没写过这样一份传单，而且根据我的回忆，也从来没有读到过。我知道这一传单是帕尔乌斯[4]于1905年初在国外写成的，并由《火星报》编辑部印发的。我当时正以秘密身份生活在俄国。帕尔乌斯的传单在俄国从来没有印发和流传过。当时我自己在俄国也写了不少传单，其中也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巴库印刷所写过传单。有两份很长的致农民的传单就是我写的，并且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印发（大约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彼得堡苏维埃时期，我同布尔什维克们共同工作，我们团结一致，一起推行“农民”政策（同农民联盟协作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任何分歧。1906年初我在监狱里写了小册子《我们在争取立宪会议斗争中的策略》。这本小册子是由列宁在《新潮》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小册子自始至终阐述的是这样一种思想：我们的革命将取决于正确处理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通过克努尼扬茨[5]非常称赞这本小册子。上面提到的两份致农民的传单、以及刚刚说过的小册子连同许多其他文件一起收于不久前出版的我的文集的第二卷中（《我们的第一次革命》）。至于“不要皇帝”的传单，您在书中是不会找到的，原因很简单，它不是我写的。我这里丝毫不是想说我在1905年没有犯过任何错误。错误是不少的。我的最主要的错误在于自1903年分裂以后，我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我曾在某个时期使自己同布尔什维克处于敌对状况，并因此而接近孟什维克，现在我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必要来减轻由于上述原因所出现的种种错误。我将在即将出版的某卷文集中发表与这一问题有关的所有文件，并力图结合历史的回忆作必要的说明。谁都不可能在事后重新修改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无论如何这也是一条将我引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随意摘取这条道路上的个别细节，目的只能是打击人，而不是为了说明问题和给人以教益。但是既要摘引细节，至少应该有良心，哪怕是从形式的角度也应该如此，既不要弄混日期，不要把别人的话放在我的名下，也不要用我自己曾经在很久以前就说过的、并且说得毫不逊色的话，来教训我。正如您所看到的，这封信写得过长了。关于您在大剧院的报告，我还可以说很多。就说上面这些吧。祝您一切都好。列·托洛茨基（签字）1926年4月14日又及：也许您，阿·瓦[6]，会回复我的信？（孙美玲译）[1]耐普曼，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1921——1936年）出现的资本主义分子。——译注[2]列夫，托洛茨基的名宇。——译注[3]乌格拉诺夫（1886——1940年），曾任联共（布）中央书记。——译注[4]帕尔乌斯（1869——1924年）。俄国孟什维克。——译注[5]克努尼扬茨（1878——1911年），俄国革命活动家，布尔什维克。——译注[6]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名和父名的缩写。——译注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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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布哈林……9，为了检验我们是否夸大了危险和是否对爬行估计不足，我们还是来用那个收购粮食的新问题为例子。所有的内政问题都再好不过地夹杂在这个问题之中。1926年12月9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在第一次说明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理由时，布哈林说道：“我们的反对派反对党中央（我指的是1925年秋天）的最有力的论据是什么呢？当时，他们说：矛盾正在难以置信地增长，而党中央却不能理解这一点。他们说：手中集中了几乎所有余粮的富农们搞了一场对付我们的‘粮食战’。这就是粮食的事搞到如此糟糕地步的原因。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这一点……因此，那些发了言的同志说道：富农更有力量了，危险性增长得更大了。同志们，假如第一种和第二种见解都是正确的话，那么，今年，在我国还会有一场更厉害的、对付无产阶级的‘富农的战斗’。实际上……征购的数字，与去年相比，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这是在经济领域里的不容置疑的成就。但是，按照反对派的话说，一切都应该相反。反对派诬蔑说，我们在帮助富农的增长，我们老是在让步，我们在帮助富农组织粮食战，而实际的成果则证明了相反的东西”。（速记报告，第2卷，第118页）这就是相反的东西。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的这位不幸的理论家对一切问题都毫不例外地证明“相反的东西”。这不是他的过错，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他的过错，因为爬行的政策根本经不得理论上的概括。因为布哈林离开了这种药方就无法生活，那么，他就不得不在所有的送葬仪式上宣布：你们忍受是忍受不下去的。1926年春天（冀元璋译）[1]索柯里尼柯夫（1888——1939年）。十月革命后曾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常，财政人民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译注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
布哈林的中伤与列宁的态度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布哈林的中伤与列宁的态度在这里，我不会只重视另外一些比较小的谣传，尤其是来自布哈林同志方面的谣传。列宁已经指出，在困难的时刻，造谣中伤是布哈林的主要武器。但是，现在他不是在困难的时刻，而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在相反的方向，即在从左向右拐弯时，布哈林总是处在胆战心惊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则是一个龌龊理论家的良心的成果。造谣中伤这时在布哈林身上发挥的，正是酒精在别人身上发挥的那种作用。有关我在1920年或者1921年打算退党的谣言的根源就在于此。假如我有这样的打算，假如我会产生这样的打算，我会告诉具有另一种气质的同志们，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谁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的面团。只是由于布哈林的一再中伤，我才了解到他一度扮演了历史造谣者的角色。他甚至企图利用我“打算”退党来吓唬列宁。所有这一切，我是现在才发现的。但是，布哈林的造谣中伤行为却给从前的某些事件投上了回溯的光辉。在任何情况下，这种造谣中伤的勾当都没有改变列宁对我的态度。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当中央委员会根据索柯里尼柯夫[1]同志的倡议，作出了关于对外贸易专营的错误决议时，他毫不犹豫地给我写了一个反对中央委员会政策的提案。在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认为必需坚决反对斯大林同志的一般政策和民族政策的时候，他就要我研究他的有关民族问题的信件和笔记。在他最后一次同我谈话中——我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讲过这一点——列宁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和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联盟”（他的真正说法）问题。最后，他那字斟句酌的遗嘱，既是他对我，也是对其他同志的态度的最充分的表现。现在却出现了一种卑鄙的企图，说什么列宁是在已经神智不清的情况下写出自己的遗嘱的，而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各组组长会议上，也毅然说道，列宁的有关民族问题的信函，是患病的列宁在“老娘们”的影响下写出来的。幸好，列宁留下了他写遗嘱的那个时期的思想状况的充分证据。要知道，他的那篇论工农检查院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还有有关论民族政策、论合作社及其他问题的文章，大约都是那个时期写出来的。当时，在有医生会诊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受政治局的委托，对会诊的医生提出疾病是否有可能影响列宁脑力创作的问题，我与其他同志完全一致地告诉医生，我们所得到的最近的列宁著作，首先是《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表现出他的创作思想的特别强有力的一面和特殊的高度。遗嘱大致就是在那个时期写出来的。我还有一份能说明列宁对我的态度的文献，我所说的就是：《给克鲁普斯卡娅的信》。如果再加上1919年7月的文献，即列宁预先在下面签名的那份空白表格，以便我在国内战争的最艰苦的形势中能随时做出重要决定，那么，我就可以完全理直气壮地得出列宁对我的态度的结论。我们有过斗争的岁月。在共同的工作中也发生过摩擦。但是，无论是老的斗争，还是不可避免的摩擦，或者是造谣者的中伤，都没有使列宁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他在自己的遗嘱中就表达了这种态度：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无论什么样的力量都不会把它抹掉。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
布哈林论不断革命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布哈林论不断革命1918年初，布哈林在一本专论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中写道“全部以前的革命历史为帝国主义制度的衰落作好了思想准备。但是，这种衰落和受到乡村贫农支持的、立即向全世界展现了广袤前景的无产阶级的胜利，也还不是一个有机的时代的开始……摆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的国际革命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突出，已经在欧洲出现的各种关系的全部总和正在导致这种必然的结局。这就是说，俄国的不断革命正在向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转变。”（布哈林：《从沙皇制度的覆灭到资产阶级的崩溃》，第78页，着重号是我们所加——编者）小册子的结束语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炬已被扔进了那个古老的、血迹斑斑的欧洲火药库。它没有死亡。它活着。它正在扩大。它必然会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的、所向无敌的起义汇合在一起。”（第144页）此时此刻，布哈林离在单独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多么遥远啊！众所周知，整个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被归结为同不断革命论的斗争，而布哈林则是这个运动的主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理论家。但是，就在革命变革的熔岩还没来得及冷却之前，正象我们所看见的那样，除了几年来他一直要与之无情斗争的东西之外，他还没有找到能说明革命的其他定义。布哈林的这本小册子是由党中央的《波涛报》出版社出版的。不仅没有任何人说明它是异端邪说，而且大家都公认它正式地、无可争辩地表达了党中央的观点。最近几年，它就以这样的形式多次重版，并与另外一本论述二月革命的小册子一起，被冠之以《从沙皇制度的覆灭到资产阶级的崩溃》的名称，译成了德、法、英和其他国家的文字。这本小册子大概是在1923年由哈尔科夫省党的《无产者》出版社最后一次出版的。出版社在前言中表示相信，该书不仅对新党员、青年和其他的人会“有极大的兴趣”，而且“对我们党的地下工作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来说，也会有“极大的兴趣”。布哈林并不十分坚信他的见解，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布哈林。在1924年的秋天，首先制造了一个列宁的革命观点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的神话，而党的老一代都是受这两种理论的不可调和的观点培养出来的，如果相信这种神话，那么，在1918年初，布哈林怎么还可以完全不受惩罚地鼓吹这种理论，把它叫做不断革命论？为什么全党居然没有任何人果断地反对布哈林？为什么中央委员会的出版社还出版这个小册子？为什么列宁一声不响？为什么共产国际还要用多种外文出版布哈林的这个为不断革命辩护的小册子？为什么几乎一直到列宁逝世之前它还占据着党的教科书的位置？为什么1923年在哈尔科夫，在斯大林布暴戾的未来中心，还要再版它？为什么不仅热情地向党的青年推荐它，而且还要向老布尔什维克的近卫军推荐它？无论是对革命的评述，还是对革命活动家的评价，布哈林的这个小册子既不同于他后来的著作，也有别于斯大林的全部最新的历史著作。例如，在哈尔科夫版的第131页上说道：“政治生活的焦点……不是可怜巴巴的共和国苏维埃，而是未来的俄国革命代表大会。处在这次动员工作中心的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它示威性地选出托洛茨基，无产阶级起义的最杰出的代言人，作为自己的主席……”再往下面，在第138页上写道：“10月25日，杰出而又勇敢的起义代言人、孜孜不倦而又热情奔放的革命鼓动家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会议上，在与会者雷鸣般的掌声中，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临时政府再也不复存在了’。于是，正象事实生动证明的那样，列宁出现在主席台上，受到暴风雨般的热烈欢呼，他已经被一场新的革命从地下活动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了。”1923——1924年，所谓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争论的洪水漫溢。它破坏了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许多东西，掩没了报纸、图书馆、阅览室，把与党和革命发展的伟大时代有关的无数文献埋葬在自己的污泥和垃圾下面。为了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现在不得不部分地摘录这些文献。（《不断革命》，第7号）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斯大林与托洛茨基1．斯大林1925年9月15日写给一个不知名的人的一封关于托洛茨基的信……同志：复信很晚，非常抱歉。我有两个月的假期，昨天才返回莫斯科，您的便函今天才得以拜读，不过，迟复总比不复好啊。恩格斯对“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这一问题持否定态度，——这充分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帝国主义以前的对代的特征，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还不具备不平衡和突跃式发展的条件，因而自然也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条件（众所周知，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获胜是出自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原理，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时期，也只有在帝国主义时期才能够提得出来。这表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形成于帝国主义以前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恩格斯即便很有天才，也不可能发现垄断资本主义以前时代、他撰写《共产主义原理》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所没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只有在后来，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才能产生。另一方面，列宁作为一个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不能不发现恩格斯逝世后的帝国主义时期所产生的东西。列宁与恩格斯的区别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区别。至于“托洛茨基的理论与恩格斯的学说相一致”的问题，那是根本谈不到的。恩格斯在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对第十九个问题[1]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是有其根据的，因为当时还谈不上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托洛茨基则恰恰相反，他没有任何理由在二十世纪重复恩格斯在上个世纪做出的回答并将它机械地用于新的帝国主义时代，因为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情了。恩格斯是在分析了他所处的那个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回答的。托洛茨基则在脱离自己所处时代的情况下进行分析，他忘记了自己不是生活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而是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他巧妙地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伊万·伊万诺维奇的鼻子安在二十世纪的伊万·尼基福罗维奇的下巴上，想必以为这样便能蒙骗历史。我并不认为，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方法能够成为谈论“托洛茨基的理论与恩格斯的学说相一致”的理由。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约·斯大林P．C．请注意，此信不宜于公开发表。见信后速速告之。约·斯大林2．1926年（7月中旬）托洛茨基关于“个人问题”的声明1．斯大林同志企图再次利用我于1913年写给齐赫泽[2]的信之事，充分说明了斯大林同志的为人。这封信写于派别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刻。列宁在这场斗争中的观点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场斗争早已成为过去。十三年前写成的这封信，现在来看不但每一个党员，就是我自己也觉得是毫无道理的。从以住派别斗争的垃圾箱里翻出些陈糠烂谷子，只能让那些不了解过去的年轻党员感到困惑，其目的不外乎是造谣中伤和制造阴谋。当列宁一再坚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时，指的正是斯大林的这种不谦恭。2．列宁在其“遗嘱”中对党说了他认为有必要说的关于我的话，从整体上概述了过去的一切，其中就有过去的那次派别斗争，他还尽力对党在今后的工作给予了帮助。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谈话中越俎代庖，企图替列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列宁现在，在目前斗争的条件下会有什么反映。这一企图从根本上便错了，因为如果列宁还和我们在一起的话，那么斯大林同志就不会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就不会利用党的机构来破坏党的政治路线和分裂列宁在世时形成的领导干部。也就不会有目前的这次斗争。3．斯大林同志把我称作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他认为，列宁主义就是千篇一律地重复早已送入档案馆中的、谁也不再需要的对不断革命的争论。列宁主义是一种活的学说。它反映在对我国的经济、阶级关系、国际革命的道路、英国的发展等进行的分析中。在所有这些领域里，斯大林同志都时时刻刻根据我国发展的基本问题真正地修正了列宁主义。毫无疑问，我在《十月革命的教训》里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名字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活动联系起来了。根据中央内部思想斗争的经验来看，这是一个特大的错误。关键之处在于，我未能察觉七人帮内部的思想斗争，从而未能及时判定，机会主义的活动是由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小集团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引起的。4．当伊斯托明把“遗嘱”这个问题搞成了旨在反对党的轰动一时的新闻时，我出来反对过他。可是，这并未改变这个事实，即由于“遗嘱”没有准确地传达到全党，人们在会议上引用它时往往只凭记忆，共中免不了有无意的或恶意的歪曲。比如说，列宁谈到我的过去时说我是“非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地方，斯大林等同志一再想解释成这样：仿佛列宁说我是个非布尔什维克。不禁要问，列宁怎么可能对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非布尔什维克提到他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呢？这里，对我的诽谤变成了对列宁的诽谤。5．对于其他的谮言中伤，因篇幅所限，无法在此一一作答。3．1927年4月14日托洛茨基关于“个人问题”的声明斯大林同志在4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竟然说，我提到的他的关于修建第聂伯建设工程等于乡下人买的留声机的话是“不真实的”。下面便是斯大林同志在1926年四月全会上的讲话的原文，一字不漏地照抄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是，要用我们自己的资金来修建第聂伯建设工程。这里需要的资金数目很大，有数千万之多。我们千万不要陷入这么一个乡下人的境地，他把节省下来的钱攒起来，结果不去用来修理犁杖和扩大生产，而是买了一架留声机，可是……还烧坏了（笑声）……难道我们可以不尊重代表大会关于我们的工业计划应当适合于我国的财力的决议吗？可是，托洛茨基同志显然不尊重代表大会的这个决议。”（全会速记稿，第110页）斯大林同志企图以此来解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转变，即1926年计划在五年期间用资五千万，而现在只用一千三百万。然而，即便情况如此，我的话也没有任何“不真实”的成分。不过，在数目方面斯大林同志也弄得一片混乱，这表明时至今日他仍象去年一样，对问题全不摸头。一年前，对第聂伯建设工程费用的估算是一干一百、一千二百至一千三百万，而不是什么数千万。从那时起，估算的数目无疑确定下来了，而且并未超出上述数字的范围。至于那些应作为第聂伯水电站的能源消费者而出现的新企业，其费用粗略计算也得在二千至三千万卢布。不过，这些企业并非专为第聂伯建设工程而建。它们有其自身的需要。第聂伯建设工程是为这些必要的工厂而建的。它们的修建费用现在大概已经确定下来，但实质性的差别不会很大。因此看来，说去年中央全会上谈的是五千万，而不是现在我们知道的一千一百万至一千三百万，纯粹是无稽之谈。不论当时，还是现在，所谈的数目都是相同的。对于促使斯大林同志如此轻易地说出“不真实”之语的那种品格，大概无须再加评定。1927年4月14日4．1927年8月2日托洛茨基关于“布兰德勒”[3]的说明斯大林宣布说：1923年托洛茨基曾支持过布兰德勒。我在1923年支持的是什么，这从当时政治局的信中可以看出来。斯大林本人才是个右倾的布兰德勒分子呢。有一次，斯大林同志使一个意大利代表团迷惑不解，因为他把编造的我在1923年对德共中央的态度告诉了他们。当时我便写信就这一问题作了解释，并把信的抄件送交给斯大林同志。斯大林本人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就这样，斯大林同志在不了解德国局势、大概也从未认真研究过德国的条件和无法阅读德国报刊的情况下，仅凭他那警觉的本能行事，而这种本能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往往是完全靠不住的。11月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我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要求从德国召回我们的同志的建议，这时斯大林对我说道：“不要这么急。您先前认为革命迫在眉睫，现在却又说时机已经错过。不要召回，还早着呢？”可是，我们决定还是召回。斯大林同志看不出革命何时临近，也发现不了它何时消退。在评价重大事件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往往总是束手无策，因为无论任何小心谨滇、任何阴谋诡计都不能代替理论修养、敏锐的政治眼力和创造性的想象力，而这些东西恰恰是斯大林完全没有的。1927年8月2日（王景生译）[1]即《共产主义原理》中的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译注[2]齐赫泽（1864——1926年），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译注[3]布兰德勒（1881——1967年），德国共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派别的领油之一。——译注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
斯大林与希特勒耀眼的双星：希特勒——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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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与希特勒耀眼的双星：希特勒——斯大林
当希特勒从西部闪电般地侵入波兰的时候，斯大林则小心翼翼地从东部悄悄地进入波兰。当希特勒摧残了两千三百万波兰人的自由，从而提出结束这场“无益”的战争的时候，斯大林则通过他的外交和他的共产国际对这种和平优势啧啧称羡。当斯大林在波罗的海沿岸占据了战略位置后，希特勒则乖乖儿地从那里撤走了自己的军队。当斯大林进攻芬兰的时候，希特勒的报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报刊——则向克里姆林宫表示了它的全力声援。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行动方向好象被一种内在的关系所维系。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有多久了呢？
双星有“光学双星”和“物理双星”之分：前者是假双星，后者则是真双星，它们成对组合，一个围绕另一个旋转。希特勒和斯大林在当今世界政治的血色天球上是一对真双星呢，还是假双星？如果是真双星，那么到底谁围绕着谁旋转呢？
希特勒本人倒是谈起过牢固而“现实的”公约。斯大林则认为最好还是一声不响地吸烟斗。敌对阵营的政治家和新闻记者出于挑拨朋友不和的目的，把斯大林说成主星，而把希特勒说成伴星。当我们试图探究这个不同寻常的问题时，切不可忘记，世界政治的发展道路并不像天体的运行轨道那样，划分得如此确切。
资本主义的德国要远比它的西方邻国出现得晚，可是它却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了最先进的动力工业，因而它感到自己在世界的原始划分中得到的东西太少了。“我们要重新划分世界，”1914年德国帝国主义者们这样郑重宣布道。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世界各国的贵族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并取得了胜利。现在，希特勒想在更大的范围内重复1914年的尝试。他不得不这么做：爆炸性的德国资本主义在旧有的国境线内正憋得喘不过气来。然而，希特勒的野心是难以得逞的。即便他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他也无法在合乎德国利益的基础上重新瓜分世界。德国来得太晚了。资本主义在所有的国家里都遇到了麻烦。殖民地不愿再成为殖民地。新的世界大战将成为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运动的新的巨大推动力。德国的确来得太晚了。
希特勒正在改换自己的“友谊”，改变自己对民族和国家的评价，违反和约和义务，欺骗敌人和朋友，——所有这一切服从于一个完整的目的：重新瓜分世界。
“德国在现阶段还不是一个世界强国，”希特勒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德国定要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否则它将一钱不值。”
把统一的德国变成统治欧洲的柱石；把统一的欧洲变成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柱石，从而也就变成排挤、削弱和凌辱美洲的柱石，——希特勒的这一野心是不会改变的。他的野心正被以铁镣压制德国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的极权制度所证实。
苏联的特点与此截然相反。沙皇俄国留下的是贫穷和落后。苏维埃制度的使命不是为生产力寻找新的领土，而是为旧有的领土创造生产力。苏联的经济任务不需要扩充疆界。生产力的状况不允许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苏联的进攻力量也不强大。防御力量仍像从前一样，仅仅限于自己的国土。
自从克里姆林宫取得了近来的“成功”后，把现在的莫斯科政策与过去的大不列颠政策相提并论便成为一种时髦，后者在尽可能严守中立的同时，保持了欧洲的平衡，而且还把打破这种平衡的钥匙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根据这种类推法，克里姆林宫站到了较弱的德国这一边，并准备着一旦德国取得了太大的成功，便跳到另一边去。这里的一切都被颠倒了。伦敦过去的政策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大不列颠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具有巨大的经济优势。苏联则恰恰相反，在经济实力方面是各大国中最弱的一个。今年三月，在官方的自吹自擂沉寂了多年之后，斯大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首次谈到了苏联劳动生产率与西方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他汲汲于世界经济统计的目的在于解释苏联人民仍然生活在赤贫之中的原因。为了在人均生铁产量方面超过德国，苏联必需把目前年产一千五百万吨的数量增加到年产四千五百万吨，而为了超过美国，则必需使年冶炼量达到六千万吨，也就是提高四倍。苏联经济的其它领域同样面临这样的难题，甚至比这更糟。不错，斯大林表示了这么一种希望：在十至十五年的时间里，苏联要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期限自然令人难以置信！而在这个期限结束之前，苏联如果参加一场大战，无论如何也意味着将以悬殊的武器作战。
近年来，与物质因素相比并非不重要的道德因素，每况日下。革命所唤起的社会平等的倾向，遭到践踏和漫骂。群众的希望受到愚弄。在苏联，有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享有特权的人，他们的手里集中了约有一半的国民收入，并把这种制度称之为“社会主义”。除此之外，国内则有一亿六千万遭受官僚压制的人，他们至今尚未走出贫困的境地。
希特勒和斯大林对待战争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恰好相反。希特勒的极权制度产生于德国有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希特勒从私有者那里得到了委任状，无论用任何代价也要使他们的财产免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而且还要为他们打开通往世界舞台的道路。斯大林的极权制度则产生于革命暴发户新阶层对受他们压制的革命人民的恐惧。对他们两人来说，战争是危险的。可是，希特勒要想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只有胜利的进攻战争才能确保德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未来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
斯大林则是另外一回事。他无法发动能取胜的进攻战争。况且他也不需要这么做。一旦苏联卷入会带来无数牺牲与困苦的世界大战，那么一切的欺侮和压制，以及官方制度的全部谎言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曾在本世纪中进行了三次革命的人民的反对。没有谁比斯大林更清楚地知道这点了。他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避免大战的发生。
令墨守成规的外交界人士和头脑简单的和平主义者们惊讶的是，斯大林与希特勒结盟竟是出于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因：大战的危险只能来自于希特勒；德国在克里姆林宫的眼里，要比它现在的敌人强大得多。莫斯科与英、法军事代表团旷日持久的会谈不仅成为了它与希特勒谈判的掩饰，而且也成为了一种军事侦察。莫斯科司令部确信，它的盟国并未做好大战的准备。完全军事化了的德国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只有通过参与其计划的方法才能换取它的好感。这便是斯大林下此决心的所在。
与希特勒结盟不仅延缓了苏联卷入大战的直接危险，而且还为谋取直接的战略利益创造了条件。当时，斯大林在远东地区为了避免战争，几年中一退再退，而在西线情况则是另一种样子，他俨然已能避免战争——一直向前挺进，也就是说非但不放弃已有的土地，反而夺取新的地盘。同盟国的报刊这样形容此事，说希特勒仿佛变成了斯大林的俘虏，同时，同盟国的报刊还指出莫斯科依赖德国的帮助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半个波兰（如按人口计算，实际上只有三分之一），再加上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统治权和直到巴尔干的通路，等等。毫无疑问，莫斯科得到的好处是巨大的。可是，最终结果尚未出来呢。希特勒开始进行世界性的战斗。这一战斗的结局不外两种：要么德国成为欧洲和它所有殖民地的主人，要么它就灭亡。能否在这一战斗的前夕确保自己东部边境的安全，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为此向克里姆林宫支付了沙皇帝国过去的部分土地。难道这不是一种昂贵的代价吗？
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什么斯大林入侵波兰和攻占巴尔干国家是为了“蒙骗”希特勒，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极有可能，恰恰是希特勒启发了斯大林，使他萌生了侵占波兰东部地区和攫取波罗的海沿岸的念头。鉴于国家社会主义是在鼓吹发动反苏战争的情况下产生的，斯大林自然无法相信希特勒的肺腑之言。谈判是在“现实的”色彩中进行的。
“你害怕我？”希特勒问斯大林道。“你想得到保证？拿去吧。”
于是，斯大林拿到了保证。
如果以为苏联新的西部边界永远隔断了希特勒前往东方的通路，那便大错特错了。希特勒是分阶段实现自己的野心的。眼下列人日程的是击毁大不列颠帝国。为了这一目的，可以做出某种让步。打开前往东方的通路，必将以德苏之间爆发一场新的大战为前提。一旦事情到了这种地步，那么，究竟会在哪段边界上首先发生冲突，便是无关紧要的了。
进攻芬兰似乎是与斯大林对战争的恐惧相矛盾的。其实，情况并非如此。进攻自有其进攻的道理。斯大林一边逃避战争，一边却又与希特勒结盟。他为了确保自己免遭希特勒的威胁，便想在波罗的海沿岸占据一些根据地。然而，芬兰的反抗有使所有的战略利益化为乌有、甚至还会走向反面的危险。如果赫尔辛福斯[1]不把莫斯科当回事儿，那么谁还会把它放在眼里呢？斯大林今天一套，明天一套，后天还会有另一套。即便斯大林想躲避战争，那也并不意味着战争会饶过他。
柏林公开推动莫斯科反对芬兰。莫斯科在西方每迈一步，便把苏联往战争中更拖近了一步。这个目的一旦实现，世界局势便会大变。近东和中东便会成为战场。印度的问题便会被径直提出。希特勒便会轻松地缓一口气，而且还会一见情况有所不妙，便能在苏联的帮助下缔结和约。莫斯科在阅读德国报刊就红军进攻芬兰所发表的友好文章时，肯定气得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不过，咯咯作响的咬牙声并不能代替铁一般的事实。苏德条约依然具有效力。斯大林也依然是希特勒的仆从。
对莫斯科来说，条约带来的直接利益是毋庸置疑的。当德国在西线无法脱身的时候，苏联在远东便感到十分自由。这并不意味着它将在那里发动进攻性的战役。不错，日本的寡头政治较之莫斯科的寡头政治，还要弱小一些，无法进行大的战争。不过，当莫斯科不得不面对西方的现实时，它一时还不会有深入亚洲的动机。至于日本，则不得不考虑这么一个事实：一旦挑起战争，将受到苏联的沉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东京有理由认为它的海上圈计划更为可行，这就是说不是向西方进攻，而是向南，进攻菲律宾、荷属印度、婆罗洲、法属印度支那、英属缅甸……莫斯科和东京这方面的协议好象是对莫斯科和柏林条约的一种对称的补充。至于这种形势会对美国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世界报刊总爱以苏联原料不足为借口，不知疲倦地反复强调斯大林能给予希特勒的经济帮助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并非完全如此。苏联的原料不足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官僚们制定的工业发展速度太快，未能保持各经济门类间的平衡。如果在一两年间把某些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从百分之十五降至百分之十、百分之五，或者仅仅保持上一年的水平，那么便会一下剩余出相当数量的原料来。另一方面，德国的海上外贸封锁也必定使它把相当数量的德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俄罗斯，以换取苏联的原料。
还有一点不应忘记，苏联出于国防的需要，储备了而且还在继续储备大量的原料和粮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提供给德国以充实它那潜力很大的后备资源。莫斯科还能够向希特勒供应黄金，尽管经济孤立政策十分严厉，黄金依然是引发战争的主要动力之一。最后，莫斯科友好的“中立”政策大大方便了德国对波罗的海沿岸、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巴尔干的资源的利用。
“我们和苏维埃俄罗斯一道，”11月2日[2]希特勒的《民族观察家》不无根据地写道。“主宰着整个东方的原料和粮食产地。”
在莫斯科和柏林缔结条约前几个月的时候，伦敦的人们对苏联能够给予德国的经济帮助的意义的认识，远比现在清醒得多。皇家对外关系研究所的一部半官方的关于“联合王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的著作中（序言中注明的日期是1939年3月），就苏德接近一事写道。
“对于大不列颠来说，这种联合的威胁是异常之大的。”
“我们不得不问一声，”参与合作著书的作者们继续写道，“如果德国东部边境不被从陆地上封锁的话，大不列颠在与德国的作战中将以什么样的措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呢？”
这一看法十分耐人寻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与苏联结盟后，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封锁压力，也许还要更多一些。
除了物质上的支持，还应当添加上——不知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否贴切——精神上的支持。8月底以前，共产国际要求解放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和阿比西尼亚，而对英属殖民地则绝口不提。现在，共产国际却对捷克绝口不提，对肢解波兰表示支持，而且还提出了解放印度的要求。莫斯科的《真理报》对加拿大扼杀自由针砭，而对希特勒血腥镇压捷克人和残酷折磨华沙犹太人却只字不提。所有这一切都在说明，克里姆林宫是高度评价德国的力量的。
克里姆林宫并未弄错。德国的确不能以“闪电”战的方式一举摧毁法国和大不列颠；而且，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它的这种能力。然而，有一些国际宣传人士却急于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个被赶入绝境而又筋疲力尽的躁狂者，这未免过于轻率了。希特勒还远未到这种地步呢。动力工业、技术天才、纪律观念，——这一切一样不少；德国那庞大的战争机器依然在跃武扬威。事关国家和政权的兴亡。波兰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半个政府目前正流亡法国。谁知道法国政府会不会和比利时、荷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政府一起到大不列颠寻求庇护呢？……我已说过，我绝不相信希特勒的德国统治下的和平[3]和称霸世界的野心能够得逞。总会有一些新的国家，而且不仅仅是欧洲国家，出来挡住它的去路。德国帝国主义来得太晚了。它的疯狂的军国主义必将以极其悲惨的结局收场。不过，在它的丧钟敲响以前，欧洲大陆上将有许多人和事物被荡涤干净。斯大林是不愿添在其列的。他最善于提防他人，因而知道现在便与希特勒决裂，还为时尚早。
同盟国的报界贪婪地捕捉这对新朋友之间的“冷淡”征兆，不断地预言他们将出现破裂。当然，不可否认，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4]拥抱的时候，他心里的滋味是不会好受多少的。许多年以来，苏联国内的任何反对派都被冠以纳粹代理人的美名加以痛斥、迫害和消灭。这一工作完成之后，斯大林开始与希特勒结成亲密的联盟。苏联国内有数百万人与被以莫须有的勾结纳粹的罪名枪杀和关进集中营的人有关系，——这数百万人眼下十分谨慎，但却是真正的鼓动反斯大林的人。这里还应当添加上共产国际的暗中抱怨：做克里姆林宫的外国代理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呢。斯大林毫无疑问也想把另一种可能公之于众。11月7日，李维诺夫[5]突然出现在列宁墓观礼台上；游行的队伍里举着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的画像。这些不过是斯大林政策的外表装饰物，并不代表它的实质。李维诺夫，还有作装饰用的那两张画像，首先是用来安慰苏联的工人和共产国际的。斯大林仅仅想以此暗示各同盟国：在某种条件下，他会改弦更张的。不过，只有好作幻想的人才会相信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转变是指日可待的事。只要希特勒还强大——它确实很强大，斯大林便会永远是他的仆从。
细心的读者也许要问：这一切可能是正确的，可是你怎么只字未提革命呢？难道克里姆林宫没有考虑到发生革命的有利时机，它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难道斯人林的对外政策一点儿也没有反映对革命的估计？这样的见解是合乎情理的。莫斯科毫不怀疑，大战是能引起革命的。不过，战争并非由革命而起，而是由它结束。当德国十一月革命（1918年）爆发之前，德国军队已经给予沙皇政权以毁灭性打击。目前的大战也会在某个资产阶级国家发生革命之前好久，便把克里姆林宫官僚制度推翻掉。我们所以对克里姆林宫对外政策的评价不依革命前景为转移，自有其本身的道理。
然而，为了正确判定莫斯科今后的策略，以及它与柏林关系的进化，必须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克里姆林宫是否想利用战争来发展国际革命，如果是，那么究竟想如何行动？11月9日，斯大林认为有必要以异常坚硬的方式驳斥这样一则消息，消息说他仿佛有这么一种想法：
“……战争应当尽可能长地持续下去，以便参战国被完全拖垮。”
斯大林这次倒是说了实话。他不希望进行持续性的战争，其原因有两条：第一，它不可避免地会把苏联卷入战争的漩涡，第二，它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欧洲革命。克里姆林宫具有充分的理由惧怕前者和后者。
“俄罗斯国内的发展，”在伦敦皇家研究所的研究著作的摘录中写道。“趋向于建立一个经理和官员们的‘资产阶级’，他们享有足够的特权，能够居于十分满意的地位。从各种各样的清洗中，可以发现一种手段，所有那些想改变社会现状的人都在这种手段下丧生。这样的解释加重了这种观点的份量：在俄罗斯，革命时期已经结束，现在的统治者竭力追求的只是如何保持住革命给他们带来的那份好处。”
说得妙极了！两年前，我在发表这部著作的摘录的同一家杂志上写道：
“希特勒反对法俄联盟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原则上的仇恨（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人都不再相信斯大林的革命作用！)，而是由于他想把莫斯科拉过来，以便两国一致反对巴黎……”
当时，这些话被认作是有偏见的东西。然而事实作出了回答。
在莫斯科，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大规模的战争将开辟一个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时代。如果那里果真能信心十足地掌握革命运动并使它听命于自己，斯大林自然早就向它伸出欢迎的双手了。不过，斯大林知道，革命和官僚制度是誓不两立的，它会无情地对待保守的特权集团。克里姆林宫在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和l931——1939年的西班牙革命中的官僚主义庇护遭到了多么可悲的失败啊！在新的革命浪潮中，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它将把共产国际抛掷一边，并给苏联官僚们在苏联国内的政策的威信以毁灭性的打击。
斯大林集团是在与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壮大起来的。后来又打着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号，进行了那些清洗活动、演戏般的审判和大肆屠杀。在莫斯科被称作“托洛茨基主义”之事，实际上反映了新的寡头政治对人民群众的恐惧。这一纯属杜撰的名称已经带有了国际性质。我不得不在这里举出三个印象很深的例子，因为它们对于战争所引发的那些政治进程颇具征兆性，而且也充分地揭示了克里姆林宫惧怕革命的根源。
1939年8月31日巴黎的《巴黎晚报》的每周副刊上登载了8月25日法德断交之际法国大使库伦德尔与希特勒的一段谈话。希特勒唾沫四溅，洋洋得意地吹嘘自己与斯大林缔结的条约：“现实的条约”。
“可是，”库伦德尔反驳道。“斯大林表现得十分虚伪。真正的胜利者（一旦发生战争）将是托洛茨基。你想过这点吗？"
“我知道的，”德国元首回答道。“可是法国和英国为什么给波兰充分的行动自由呢？”
诸如此类的话还有一些。这里提到的我的名字自然是有所指的。不过，一个民主国家的外交官和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一同使用一个被克里姆林宫认为是自己的头号敌人的名字来说明革命，并不是偶然的。这两位交谈者在下面这点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即一旦发生革命，必将打出敌视克里姆林宫的旗号。
法国半官方报纸《时报》前驻柏林、现驻哥本哈根记者9月24日在一篇报道中说，革命人士以眼下柏林灯火管制时街道上的黑暗作掩护，在工人街区张贴这样的标语：“打倒希特勒和斯大林！托洛茨基万岁！”极其勇敢的柏林工人们就是以这种方法表达他们对条约的态度。未来革命的领导者将是〔一些完全另外的人。〕幸好斯大林未对莫斯科实行灯火管制。不然，苏联首都的街道上也会贴满同样的标语。
10月28日，捷克独立纪念日前夕，庇护者牛赖特男爵[6]和捷克政府对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布拉格的工人宣传鼓动，尤其是罢工，是一种托洛茨基共产主义活动，政府对此严加谴责。”
(《纽约时报》10月28日）
我全然无意在此夸大“托洛茨基分子”在布拉格示威游行中的作用。不过，政府方面夸大其辞的做法倒是说明了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对革命的恐惧决不下于库伦德尔、希特勒和牛赖特男爵之流的原因。
可是，对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波兰东部）实行的苏维埃化，以及目前对芬兰实行的苏维埃化，难道不是社会革命的事实吗？回答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否定大大多于肯定。每当红军占领一块新的土地，莫斯科官僚们便在那里建立一种能确保其统治的制度。居民们仅被允许通过极权主义的公民投票方法对所实行的改革表示赞同。这类改革只有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才能完成，参加者是少数十分落后的居民。芬兰“苏维埃政府”的新首脑奥托·库西宁不是革命群众的领袖，而是斯大林手下的一名老官吏，是一个头脑迟钝、一味唯唯诺诺的共产国际书记。这样的“革命”自然是克里姆林宫所能接受的。这样的“革命”希特勒是不害怕的。
由库西宁和布劳德罗夫——两个只知向上爬的官吏——组成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根本不适于领导群众的革命运动。不过，它却是一个能有效掩饰斯大林和希特勒条约的漂亮的革命词藻，也就是说能有效的欺骗苏联和外国的工人们。今后，它将成为对帝国主义民主进行讹诈的有用工具。
令人惊讶的是，西班牙事件的教训怎么很少被人记取！斯大林一面提防企图利用西班牙内战来建立反布尔什维克四国联盟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面给自己提出任务，这就是向伦敦和巴黎证明，他有能力使西班牙和欧洲免受无产阶级革命的冲击，而且他取得的成功会让佛朗哥[7]和他的靠山们望尘莫及。没有谁像斯大林那样残酷地镇压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运动，在那些日子里他俨然以一个真正的民主宪兵自居。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既有丧心病狂的造谣欺骗，又有按莫斯科审判的式样如法炮制的虚假审讯，还有有组织有步骤地暗杀革命领袖。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号下，他们发动了反对农民和工人占领土地和工厂的斗争。
西班牙内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注意，因为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未来世界大战的一次预演。无论如何，斯大林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在世界范围内重复他的西班牙经验，并想取得更大的成功，——这就是说为了博得未来的战胜者们的好感，他以行动表明，除他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有效地对付红色幽灵，而为了便于定名称，这一红色幽灵将被重新冠以“托洛茨基主义”的美名。
五年来，克里姆林宫领导了一些有益于民主同盟的活动，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在最后关头把它对“集休安全制”和和平的那份儿爱再好不过地奉献给希特勒。共产国际的官员们接到“从左向后转”的命令，于是立即从档案馆里找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旧公式。应当想到，新的“革命”曲线要比“民主的”曲线短一些，因为战争的气氛大大加快了事态的发展速度。而且，斯大林的战术仍是那一套：他把共产国际变成对对手进行革命恫吓的工具，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让它在关键时刻转换成一种有利可图的外交手腕。这里根本用不着担心布劳德罗夫之流会表示反对：这些老虎受过专门训练，它们害怕鞭子，习惯于在指定的时间进食自己的那份肉。
斯大林通过驯服的记者散布流言说，假如意大利或日本有一方与英国和法国联合，俄罗斯便站在希特勒一边参战，并且还将顺便把德国苏维埃化。（参见11月12日的《纽约时报》）。不打自招！克里姆林宫以“征服德国”为名，现在已把锁链紧紧地拴在德国帝国主义的战车上，这样一来，那些有可能成为希特勒的敌人的人自然便成为了斯大林的敌人。斯大林事先许诺要把德国苏维埃化，并以此掩饰他有可能站在第三帝国一边参战的居心。那么，这一“苏维埃化”是否按加里西亚[8]的方式进行呢？不是的，因为如果这样，红军必须得预先占领德国。是否通过德国工人起义的方式进行呢？也不是的，因为克里姆林宫如果有这种能力，那它为什么还要非等意大利或日本参战不可呢？这种新闻报道出笼的目的十分显然：一方面是为了吓唬意大利和日本，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吓唬英国和法国，并想以此来躲避战争。
“不要惹我发火，”斯大林威胁说。“不然我会做出可怕的事来。”
在斯大林的这番话里，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成分是虚张声势，另外的百分之五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渺茫的希望：一旦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革命便是救星。
按克里姆林宫外交当局的指令出笼的把德国苏维埃化的设想是十分荒谬的，其程度决不下于张伯伦在德国复辟温和的保守帝制的梦想。德国的军事力量，以及纳粹制度的抵抗能力是不容低估的！只有新的世界同盟运用空前规模的战争才能摧毁德国的军队。也只有德国工人的强有力的反抗才能推翻希特勒极权制度。他们进行革命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让威廉二世或斯大林来替代希特勒。人民群众对纳粹暴政的胜利将是世界历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事件之一，它将立刻改变欧洲的面目。激动、希望和兴奋的浪潮定会在密闭的苏联境内涌起。苏联人民仇视贪婪而残忍的统治阶层。他们的仇恨情绪一直受到这么一种思想的抑制：帝国主义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们。西方的革命将使克里姆林宫的寡头政治失去其唯一的政治生存权力。斯大林即便能比他的盟友希特勒活得长久，那也是暂时的。这对双星必将从天幕上消逝。
列·托洛茨基1939年12月4日科约阿坎
芬兰经验之后的斯大林
还在斯大林集团刚刚着手谋划把“托洛茨基分子”开除出党的时候，斯大林便以他惯用的谮言中伤的伎俩问道：
“难道反对苏联胜利成果的反对派会在未来的战斗中反对帝国主义吗？”
对此，我在1927年8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用秘密速记的形式写道：
“斯大林实质上指的是另一个不便径直说出的问题，这就是：难道反对派认为斯大林的领导不能确保苏联获胜吗？是的，是这么认为的！”
“那党呢？”莫洛托夫在座位上打断了我的思路，他曾被斯大林私下里称作“大脑迟钝的人”。
“党被你们扼杀了，”我随即答道。我用下面的词句结束了自己的速记：
“拥护社会主义祖国？——是的！拥护斯大林路线？——绝无此意！”
现在，正如十三年前一样，我依然完全维护苏联的安全。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政治上，我离不列颠统治阶级的距离都比克里姆林宫的那位孜孜不倦的忠实捍卫者肖伯纳[9]要远上数千英里。法国政府不断逮捕那些和我的观点一致的人。可是，这一切丝毫也没有促使我去拥护克姆林宫的对外政策。恰恰相反，我却认为苏联在日前国际形势中的主要危险来源是斯大林和以他为首的寡头政洽。在世界社会舆论面前反对他们这些人，对我来说是和捍卫苏联密不可分的。
斯大林的身躯显得十分高大，因为他站在庞大的官僚金字塔的顶端，并投下长长的影子。而实际上，这是个中等身材的人。他资智平平，狡诈大大多于智慧，此外他还有着永无止境的虚荣心，异常固执，嫉妒心理和报复心理极强。斯大林目光短浅，无论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一点主动精神：他总是在观望等待，不停地耍着手腕。他手中的权力几乎都是时势造成的；他只不过是顺手摘取了成熟的果实而已。对统治地位的欲望，对人民群众的恐惧，对弱小对手的残酷无情，以及甘愿在强敌面前低头屈服——所有这些特点新的官僚们发现在斯大林身上都表现得极其充分，于是他们拥戴他为自己的皇帝。
1924年列宁逝世之际，官僚阶层其实已很强大，虽然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斯大林作为官僚阶层的“总书记”当时已然是位独裁者，不过他本人并未充分明白这一点。国家对此则更不明白了。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斯大林竟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的情况下一手独揽了独裁者的大权！斯大林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官僚阶层的化身。
斯大林在与反映了群众不满情绪的反对派的斗争中，渐渐意识到了自己作为新官僚集团的权力和特权的卫道士的使命。他马上感到信心十足和坚定起来。就其主观倾向来说，斯大林目前是欧洲最保守的政治家。他想让历史在确保莫斯科寡头政治的统治的情况下，不要放慢和停止自己前进的速度。
在著名的大清洗中，斯大林极其残暴地显示了他对官僚阶层，其实也就是对他自己的坚不可摧的忠诚。它的意义未被及时理解。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竭力想维护党的传统。苏联的外交官们试图按自己的方式思考国际社会舆论。红军统帅们则捍卫军队的利益。所有这三种人都站在了与竞里姆林宫集团的极权利益相对立的那一面，于是他们全被消灭掉了。试想一下，如果敌方的飞机成功地穿越了所有边境线，并一举炸毁了外交部和国防部大楼——当时外交界和军界的精华正巧在开会，那将是怎样的一场惨剧啊！如此可怕的打击会给国家生活带来怎样的震动啊！斯大林不用外国轰炸机帮忙也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战役：他从世界各地把苏联外交官召集到一起，又从苏联各地把苏联军事长官召集到一起，然后把他们关进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地下室，从脑后给他们一枪。而这一切竟发生在新的大战的前夜！
李维诺夫的生命倒是保全了，可是他的政治生命并未比他过去的政治伙伴长多少。在消灭李维诺夫这件事上，除了政治动机——在希特勒面前低头屈服——之外，无疑还有其个人动机。李维诺夫并不是位有独立精神的政治人物。可是，他老是让斯大林感到讨厌，因为他会说四种语言，熟习欧洲各国首都的生活，而且在政治局做报告时总爱引经据典，叫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僚们摸不着头脑和恼羞成怒。大家一致得出这么个美妙的结论：摆脱这个知识过于渊博的部长。
斯大林轻松地缓了一口气，终于感到自己现在是他的所有同事的首脑。然而恰恰是在这里开始出现新的麻烦。不幸在于斯大林缺乏独立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他的意志潜力尽管很大，可是综合分析能力、创造性的想象力，以及实际知识却相当贫乏。他在思想上总是依傍他人：他长期摹仿列宁，只要稍有偏离，必定和列宁的思想发生抵触；而从列宁患病起，斯大林便借用他的临时盟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思想，后来这两人被他推至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枪口下。随后的几年中，他利用布哈林的总结性结论来从事实际的阴谋活动。当布哈林这位党的便雅悯[10]被镇压后，斯大林便打定主意，今后再也不需要什么总结性的思想了；这时，苏联的官僚阶层和共产国际的权力机关全都沦于极端可耻的恭顺境地。
然而，国际关系相对稳定的时期结束了。严酷的动荡不安已经来临。斯大林这位近视的经验论者、国家机器的操纵者、不懂一门外语、也不读任何报刊——每日印有他的照片的报刊除外——的十足的外省人，一时惊慌失措。他无力应付重大的事件。对他那副驽顽迟钝的头脑来说，当前时代的前进速度过于迅疾了。无论是从莫洛托夫，还是从伏罗希洛夫[11]那里，他都无法借用新的思想。即便从西方民主国家的那些不知所措的领袖们那里也同样无法借用到。在这种条件下，斯大林可以向之借用思想的唯一政治家便是希特勒。请看此人之举！[12]希特勒拥有斯大林所有的一切东西：对人民的蔑视，漫无原则，沾名钓誉，极权机关。不过，希特勒也拥有斯大林所没有的东西：想象力，使群众狂热的能力，大胆敢为的霸气。在希特勒的掩饰下，斯大林试图把希特勒的方法用于他的对外政策。起初，一切似乎都还顺利：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不过，从芬兰起他碰了钉子，而这是绝非偶然的。芬兰的失败敲响了斯大林衰败的钟声。
在红军入侵波兰的那些日子里，苏联报刊突然发现了斯大林好象在国内战争时期便已表现出来的伟大的战略才能，并立即宣布他为超拿破仑。在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代表团谈判期间，那些报刊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最伟大的外交家。苏联报刊许诺说，以后将由不流血的方式，只用天才的策略的威力便能完成一系列奇迹。结果并非如此。斯大林在不了解芬兰人民曾有过为争取独立而进行长期斗争的传统的情况下做出判断：只要施加外交压力，便能摧毁赫尔辛福斯政府。他愚蠢地打错了主意。可是，他并不及时改弦更张，反而进行恫吓。按照斯大林的指令，《真理报》扬言要在几天内消灭芬兰。整天做着拜占庭帝国梦的斯大林自己却成了自己恫吓的牺牲品：他的恫吓非但没有吓住芬兰人，反而逼使他立即采取行动。于是，发动了一场可耻的战争，——这场战争全无必要，看不到任何前景，缺乏道义和物质的准备，甚至连当时的日期似乎也预示了反对这一冒险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对于效法自己的鼓舞者希特勒到前线去之事，甚至连想也没想过。这位克里姆林宫的好耍手腕的人十分谨慎，不敢拿他的战略家的假名声去冒险。况且，当他面对群众的时候，总是无话可讲的。很难想象当这位表情呆板、眼白泛黄、说话喉音很重、声小而又缺乏表现力的无能之辈，站在战壕里或行军途中的士兵们面前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位超拿破仑小心谨慎地留在了充斥电话机和秘书们的克里姆林宫里。
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红军接连不断地打败仗，饱尝了痛苦和屈辱：什么也没有预见到，甚至包括气候。第二次进攻进展缓慢，伤亡惨重。对一个弱小的对手都未取得事先扬言的“闪电般”胜利，这本身便是失败。即便在某种程度上补偿错误、失败和损失，即便事后使苏联人民能容忍对芬兰的不明智的侵略，也只有这么一个途径才能实现，这便是通过社会变革来博取哪怕是部分芬兰农民和工人的同情。斯大林懂得这一点，并公开宣布自己的目的是推翻芬兰的资产阶级：正是为了这一目的，那位倒霉的库西宁才从共产国际的办公室里被剔除出来。不过，斯大林害怕英国和法国会进行干涉，害怕希特勒不满，也害怕持久的战争，于是知难而退了。这场可悲的军事冒险便以真假参半的和约收场了；这是形式上的“强迫订立和约”，实质上的软弱妥协。
希特勒利用苏芬战争败坏了斯大林的名声，进而把他牢牢地拴在自己的战车上。他借助于和谈确保自己能够进一步取得斯堪的纳维亚的原料。不错，苏联也取得了在西北方向的战略利益！可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啊！……苏联红军的威信一落千丈。全世界劳动群众和被压迫人民的信任也被丢掉了。结果，苏联的国际地位非但没有得到巩固，反而开始削弱了。斯大林本人经过这次战役变得一蹶不振。苏联国内的公众情绪必定是这样的：不应进行这场不体面的战争，而既然发动了战争，那就应当将它进行到底，也就是说要把芬兰苏维埃化。斯大林答应做到这点，可是并末兑现。这意味着，他什么也没有预见到：不论是芬兰人的反抗、严酷的气候，还是来自盟国方面的危险。斯大林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领袖”和“芬兰人民的解放者”遭到了失败，就如同他作为外交家和战略家所遭到的失败一样。独裁者的威信受到了难以补救的打击。极权统治的宣传将日益失去其感召力。
不错，斯大林可以暂时得到外来的支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则必须让盟国与苏联交战。一旦发生这样的战争，那么摆在苏联人民面前的，便不是斯大林独裁的命运问题，而是国家的命运问题。反抗外国干涉必然会巩固官僚阶层的地位。红军在防御性战争中无疑会比进攻性战争中表现得出色。克里姆林宫出于自卫的目的，甚至还会采取一些革命的措施。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独裁的末日也不过是往后推迟了一下而已。斯大林独裁的低能在最近这十五个星期里表现得尤其突出。不要以为受尽极权压制的人民失去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他们迟早会做出自己的结论的，而且还会更准确、更深刻。当然，斯大林政权的顶点还在后边。人民还将面临更多的严峻考验。现在正是我们这个星球失去平衡的时刻，斯大林无力挽回官僚极权制度日渐倾斜的颓势。
列·托洛茨基
1940年3月13日科约阿坎
[1]赫尔辛福斯，即赫尔辛基。——译注
[2]即1939年11月2日。——译注
[3]原文为英文。——译注
[4]里宾特洛甫（1893——1946年），纳粹德国战犯。1938——1945年任外交部长。——译注
[5]李维诺夫（1876——1951年），苏联外交家。——译注
[6]牛赖特（1873——1956年）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之一。——译注
[7]佛朗哥（1892——1975年）。西班牙独裁者。——译注
[8]加里西亚，史地名，在波兰和乌克兰西部一带。——译注
[9]萧伯纳（1856——1950年），英国戏剧家。——译注
[10]便雅悯，《圣经》传说中犹太人祖先雅各的小儿子，约瑟的同母兄弟，倍受宠爱。——译注
[11]伏罗希洛夫（1881——1969年），苏联元帅。——译注
[12]原文为拉丁文。——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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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给自己的翻译马拉穆特的信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托洛茨基给自己的翻译马拉穆特的信亲爱的马拉穆特同志：我担心斯大林分子会在《生活》杂志社里搞某种阴谋，听说这家杂志社的工作人员中有不少斯大林分子。我至今未从编辑部收到任何回音。您是否知道其中的情由？无论怎样，他们也应当支付稿酬，因为文章是约定的。至于说到葬礼[1]的日期，就我目前所知道的情况——其中也包括您的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从苏呼米返回莫斯科的时候，当我和几个十分亲密的同志谈起葬礼的时候（这个话题是顺便提及的，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人们告诉我说，他（斯大林）或是他们（三人联盟）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在星期六举行葬礼，他们只不过是不要您参加而已。是谁跟我讲的呢？可能是斯米尔诺夫[2]或穆拉洛夫[3]，大概不会是斯克良斯基[4]，因为他很善于自持，说话小心谨慎。不管怎样，反正我得到的感觉是，根本就没说过要在星期六举行葬礼。现在，我看到，这一阴谋诡计比原想的还要复杂。斯大林并不满足于用一封电报通知我葬礼定在星期六举行。他以政治局的名义，也许是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向军事当局发出准备星期六举行葬礼的指令。穆拉洛夫和斯克良斯基自然对这一指令信以为真，虽然对如此仓促的日期不无惊讶。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斯大林从一开始便在星期六这个日期上做了手脚，这一结论是从一系列情况，其中包括您所援引的瓦尔特·杜兰特提供的资料中得出来的。他肯定地说，有许多人从比梯弗里斯距莫斯科还远的地方及时赶来了。但他并未解释他们怎么才能完成这样的奇迹。其实，答案很简单。从边远地区前来参加葬礼的，自然是些最主要的负责官员：委员会书记、执行委员会主席等等。在这个时期，斯大林与大部分高级官员之间，正如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所揭露的那样，有一套特殊的“私人”密码，专门用来在所有与反对我有关的问题上进行联络。在报纸上登出有关列宁逝世的消息之前，所有这些书记肯定收到了命令他们立即前往莫斯科的密电，而且对葬礼的日期多半只字未提。斯大林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动员了他在全国各地的所有手握大权的亲信。如果葬礼当真安排在星期六举行，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那部分亲信召来参加葬礼，因为他们呆的地方要比梯弗里斯离莫斯科远得多。这一阴谋诡计的确要比我当时在苏呼米以及几个月后在莫斯科从那些简短的谈话中得到的感觉更为复杂。不过，问题的本质还是一样的。顺便提及，杜兰特几年前对这件事情的详细解释——当然是奉了上头的指令——这一事实，表明斯大林认为把这一痕迹也消灭掉是大有益处的。1939年11月17日科约阿坎[1]指列宁的葬礼。——译注[2]斯米尔诺夫（1881——1936年），曾任党中央候补委员，邮电人民委员等职。——译注[3]穆拉洛夫（1877——1937年），曾任北高加索和莫斯科军区司令员等要职。——译注[4]斯克良斯基（1892——1925年），曾任副陆军人民委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译注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
列宁的死亡和葬礼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列宁的死亡和葬礼1938年的审判中，斯大林捎带着指控布哈林曾在1918年准备谋害列宁。天真而易动感情的布哈林十分崇敬列宁，并以孩子对母亲的那种爱热爱他，如果在争论中顶撞了他，那么也一定是跪着说的。平和温顺的布哈林，用列宁的话说，没有也不可能有独自的沽名钓誉的意图。如果过去那个年代有人预言布哈林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被指控为企图谋害列宁，那么，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首先是列宁）便会建议把这位预言家关到疯人院里。斯大林究竟为了什么要搞这么一个荒谬的指控呢？我深知斯大林其人，可以满有把握地说：这是对布哈林因不谨慎表露出的对斯大林本人的怀疑的回报。一般说来，莫斯科审判中的所有指控都属于这类性质。斯大林伪造的东西，其基本成分并非出自纯粹的杜撰，而是取自现实，绝大部分取自这位辣菜大师本人的所作所为或意图。这种以守为攻的“斯大林反射现象”不仅在高尔基之死中大放异彩，而且在列宁之死中也颇见威力。前者使雅戈达赔上了性命，后者则使布哈林付出了终生代价。照我的想象，事情的经过应当是这样的。列宁提出要毒药——如果他果真要过毒药的话——的时间应在1923年2月底。3月初，他已经再次瘫痪。这一时期的病情预后不良，虽然判断下得十分慎重。斯大林顿感信心倍增，言谈行事，全无顾忌，仿佛列宁已经死了一样。可是，病人却使他空欢喜一场。由不屈不挠的意志所支撑的强有力的体质战胜了病魔。临近冬天的时候，列宁开始渐渐好转，身体可以较为自由地动弹了，他听人给他读书，自己有时也读，他的言语能力开始得到恢复。医生们做出的结论越来越给人以希望。不过，列宁即使痊愈，自然也无法阻止革命不被官僚反动势力所替代。无怪乎克鲁普斯卡娅1926年这样说道：“要是沃洛佳[1]还活着的话，他现在也一定在蹲监狱啦。”的确，对斯大林来说，问题涉及的不是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而是他个人的命运：要么他现在，今天便成为权力机关的主人，从而也成为党和国家的主人，要么便终生屈居三流角色的位置。斯大林渴望得到权力，非要得到全部权力不可。他的一只手已经紧紧地抓住了它。目的离得很近了，可是来自列宁方面的威胁更近。恰恰是在这个时刻，斯大林下决心立即动手，毫不拖延。他的同谋者遍地皆是，他们的命运与他的命运休戚相关。手边的得力干将就是药剂师雅戈达。是斯大林把毒药交给了列宁，并且还暗示医生并未放弃治愈的希望呢，还是他采取了更直接为措施，我不得而知。不过，我坚信，当他的命运到了一发千钧的关头，而出路又是唾手可得的时候，斯大林是不会消极等待的。1924年1月下旬，我前往高加索的苏呼米，为的是想摆脱一直折磨着我的神秘的病毒感染，这病的性质至今也未确诊。关于列宁去世的消息，我是在路上得知的。有这么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说我之所以会失去权力，是因为我没有出席列宁的葬礼的缘故。这样的解释未必能让人信服。不过，我没有参加葬礼之事确实给许多朋友造成了沉重的感受。在当时已经十八岁的我的长子的信中，便可以听到青年人绝望的声音：无论如何也应当赶回来！其实，这同样也是我的愿望，虽然我的病况严重，但我已顾不了许多。这封关于列宁去世的密码电报是我和妻子在梯弗里斯火车站收到的。我立即向克里姆林宫发了直通密码电报：“需回莫斯科。何日葬礼？”大约一个小时后，莫斯科便来了回电：“葬礼星期六举行，来不及按时赶回。政治局认为，出于健康的考虑，您一定得去苏呼姆[2]。斯大林”为了我一人的缘故要求葬礼延期，我以为是不现实的。只是到了苏呼米，当我躺在疗养院带棚凉台的床上时，我才知道葬礼改在星期天举行。葬礼的原定日期与后来的改期，这一定一改，其中的情况错综复杂，不是三言两语便能说清楚的。斯大林不光对我耍手腕，搞阴谋，他对他们三人联盟中的其他两人也同样如此。与凡事全从宣传效果出发的季诺维也夫不同，斯大林在自己的冒险计谋中更注重现实性的考虑。他害怕我会把列宁的死亡与去年关于毒药的那次谈话联系起来，会向医生提出下没下毒的问题；他也害怕我会要求进行专门化验。因此，最高明的办法是在列宁的遗体表面未涂防腐剂、取出的内脏未被焚化、尸体尚能进行检验之前，让我离得越远越安全。当我在莫斯科向医生们——他们对列宁的去世也感到意外——询问直接死因时，他们无所表示地把两手一摊。打开尸体当然要履行一切必要的仪式；斯大林作为总书记首先关心的正是这一点！即便医生们较有洞察力，认为有自杀的可能，然而他们并未找到毒物。而对于其它别的什么，他们多半未加怀疑。无论如何，他们不可能对此做太多的深究，他们没有那样的动机。他们懂得，政治往住要高于医学。克鲁普斯卡娅往苏呼米给我写过一封十分诚挚的信；我没有就这个问题向她追根寻底，以免刺痛她。我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是在两年后才恢复了私人间的交情，那时他们已与斯大林中断了亲密关系。他们显然回避谈论列宁死亡的情况，答话往往很简短，眼睛总是瞧着旁边的什么地方。他们是知道一些内情呢，还是仅仅在怀疑？不管怎样，他们在前三年中与斯大林的关系过于密切，因而不得不担心怀疑的阴影会落在他们身上。在列宁死亡这个问题上，仿佛笼罩着一股沉重的阴云。人们绝口不提此事，好象害怕引火烧身似的。只有易冲动而又健谈的布哈林在与人交谈时偶尔做些出人意外的奇怪暗示。“噢，您不了解科巴，”他面带他特有的那种好似受到惊吓的笑容说道。“科巴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斯大林在列宁的灵枢前面宣读了忠于导师遗愿的誓言，宣誓时的声调就像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里朗诵布道术一样。当时，这个誓言并未受到多大重视。现在它却进入了所有的文选读本，并享有西奈山诫命[3]的地位。由于莫斯科审判和近来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一些事件的缘故，尼禄和切萨雷·博尔贾的名字不止一次被人提及。既然说起这两位古老的幽灵，那么，我觉得我们的主人公应当冠以超尼禄和超切萨雷·博尔贾的美名，因为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壮举相比，那个时代的罪恶便显得谦恭温稚，几近于天真幼稚了。然而，在这个十分简单的类似下面，却不难发现一种极为深刻的历史涵义。没落的古罗马帝国的风习是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多种教向基督教的大转变时期形成的。文艺复兴时代则标志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天主教向新教和自由主义的大转变。在这两种情况下，旧道德往往在新道德产生之前便已完全腐烂了。现在，我们又生活在两种制度的大转变时期，生活在巨大的社会危机时代，这一危机如同以前一样，也要伴随着一场道德危机。旧的东西彻底衰落了。新的才刚刚开始建立。当一所房子的顶部塌落下来，门窗也都掉了的时候，住在里面是不会舒服的。现在，强劲的穿堂风已吹扁了我们这颗星球。传统的道德准则变得越来越坏，而且不仅仅斯大林如此……然而，历史的说明并不是辩解的理由。尼禄自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可是，他死了之后，他的塑像被毁，连他的名字也被从各处刮掉。历史的惩罚往往比强大的“总书记”本人的惩罚更为可怕。每想至此，我的心里便感到十分欣慰。列夫·托洛茨基1939年10月13日科约阿坎[1]沃洛佳，列宁的小名。——译注[2]苏呼姆，苏呼米的旧称。——译注[3]西奈山诫命，即十戒，据《圣经》载，系上帝在西奈山亲授予摩西的。——译注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
毒药实验室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毒药实验室科巴很年轻的时候便在监狱里秘密唆使个别性子急躁的哥萨克反对他的对手，其结果往往导致斗殴的发生，有一次甚至还打死了人。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技艺日臻完善。党的垄断机关再配以国家的极权机关，这一切为斯大林提供了甚至连他的前辈如切萨雷·博尔贾[1]等人想也不敢想的有利条件。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查员进行极端残酷的审讯的办公室里，安装着一个直通斯大林办公室的传声器。隐身幕后的斯大林嘴里含着烟头，贪婪地听着按他预先规定的程序进行的审问，得意地搓着双手，不时露出无声的微笑。在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判前十余年的一个夏天的傍晚，斯大林在别墅阳台上向他当时的盟友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酒后吐露真言，说他一生最大的快事就是准确地找定自己的敌人，周密地做好一切准备，狠狠地加以报复，然后就去睡大觉。现在，他在对整整一代布尔什维克加以报复！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回到伪造的莫斯科审判上面去。这一审判当时便已得到了权威性的详尽评价。[2]然而，为了更好地了解斯大林其人以及他在列宁患病和死亡期间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对1938年3月排演的最后那次大审判剧中的某些情节加以说明。亨利希·雅戈达在被告席上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在肃反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了十六年之久，先当副手，后来成为领导人，在此期间一直与“总书记”保持着密切关系，是他与反对派进行斗争的直接代理人。对未遂罪行的那套忏悔把戏即便不是雅戈达的主意，也是他亲手干的。1933年，斯大林曾授予雅戈达一枚列宁勋章，1935年又提升他为国防总政委，也就是宪兵元帅，而在此之前两天的时候，天才的图哈切夫斯基刚被升为红军元帅。在雅戈达的脸上总有那么一种故意摆出来的目空一切的神情。老一辈的革命者们面面相觑，忿忿不平。甚至在恭顺的政治局里也有人试图反抗。可是，有某种秘密似乎把斯大林与维戈达永远联结起来了。然而，这种秘密的关系又突然秘密地中断了。在大“清洗”中，斯大林决定把自己的同谋者也顺便除掉，因为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了。1937年4月，雅戈达被捕入狱。象往常一样，斯大林一举两得，取得了两倍的好处：雅戈达因得到了斯大林要特赦他的许诺，便在法庭上把犯罪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而这些罪行正是斯大林遭到物议和怀疑的地方。诺言自然不会履行的：雅戈达被枪决了，其目的是为显示斯大林在道德和法律问题上的不妥协性。不过，在审判过程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大有教益的情况。雅戈达的秘书和代理人布拉诺夫（1939年这位布拉诺夫把我和妻子从中亚运送到土耳其）供称，雅戈达有一个特制的毒药箱，一旦需要，他便从里面掏出一些珍贵的小瓶，分发给他的爪牙们，并作相应的说明。对于毒药，顺便提一下，这位曾当过药剂师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长具有特殊的兴趣。他吩咐找来几个毒理学家，为他们建立了一个特别实验室，所用物品一概免检，且不受限制。自然，决不能说他设置这样一个机构是为了他个人的需要。不是的，他在这里行使的是官方的职能。作为投毒者，他如同尼禄[3]王朝的老大婆洛库斯特一样，是一种统治工具。[4]不过，在技术方面，他却大大超过了自己的那位居心叵测的女前辈！与雅戈达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还有四位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他们被指控犯有谋杀马克西姆·高尔基和两位苏联部长的罪行。“我得承认自己的一个罪行，”资望颇高的列文医生供认道，他一度也曾当过我的医生。“这就是我采取了与疾病性质相反的治疗方法……”就这样“……我造成了马克西姆·高尔基和古比雪夫[5]的过早死亡。”在进行审判——其本质乃是一个弥天大谎——的那些日子里，无论是指控还是供认毒死年老有病的作家，对我来说都是荒诞的凭空臆造。然而，近来的消息和对情况所作的进一步分析使我改变了先前的看法。审判中的一切并非都是谎言。有被毒害者，也有下毒者。并非所有的下毒者都坐在了被告席上。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下毒者还曾用电话指挥审判呢。马克西姆·高尔基既不是阴谋家，也不是政治家。他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老人，是受委屈人的庇护者，也是一个温情的抗议者。自十月革命那天起，他就一直起着这样的作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饥饿、不满和镇压都达到了极限。官员们提出抗议，甚至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也提出抗议。在这样的气候中，高尔基成了一个重要的危险人物。他经常与欧洲作家通信，总有外国人来拜访他，不断有受委屈的人向他诉苦，这一切使他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观点。无论怎样，也无法让他保持沉默。逮捕他，流放他，尤其是枪毙他，眼下还是不大可能的事。假雅戈达之手以“不流血的方式”加速铲除身患疾病的高尔基，这一想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应是克里姆林宫主人的唯一出路。斯大林的头脑是这样构造的，类似于上面那样的决定会像条件反射一样出现在它的里面。雅戈达奉旨后，便找“自己的”医生。他无须承担任何风险。照列文的话说，如果拒绝，“我们就有灭顶之灾，也就是说我和我的家庭就有灭顶之灾”。“怎么也逃不出雅戈达的手心，雅戈达无论如何也不会止步的，他会把你从地底下掏出来。”可是，克里姆林宫的这几位有威望而又有功绩的医生为什么不向政府成员们申冤呢？要知道他们作为医生与自己的这些病人是很熟悉的。仅在列文医生一人的病人名单上就有包括从政治局委员到人民委员会委员在内的二十四位高级官员！答案在于：列文一如克里姆林宫里面和周围的人那样，清楚地知道雅戈达是谁人的爪牙。列文屈服于雅戈达，是因为他无力反抗斯大林。关于高尔基的不满，关于他想到国外去，以及斯大林拒发出国护照之事，莫斯科人街谈巷议，说长道短。作家死后，人们顿生疑心，斯大林是否稍稍加快了这一毁灭性的自然法则的速度呢。对雅戈达的审判就负有顺便为斯大林辟谣的使命。审判中，雅戈达，医生们，以及其他的被告一再肯定地说，高尔基是“斯大林的亲密朋友”，是他“所信赖的人”，是一个“忠于斯大林的人”，完全赞同“领袖”的政策，经常“以异常欣喜的心情”谈论斯大林的作用。如果这一切哪怕有一半是真实的，那么雅戈达便绝没有那份胆量亲手杀害高尔基，更不敢把类似的计划托付给一个克里姆林宫的医生，后者只要给斯大林打个简短的电话便会送掉他的性命的。我们不过是从一次审讯中抽出了一个“细节”。审讯搞了许多次，“细节”自然也就多得无以数计。所有这些“细节”都打上了不可磨灭的斯大林烙印。这是他的一项基本工作。他一边在自己的办公空里摇摇摆摆地踱来踱去，一边仔细思索着巧计，这些巧计施用起来要能把那些不合他心意的人搞得声名狼藉，搞得他们去诬告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搞得他们不得不可怕地改变自己的人格。如果有谁敢于反抗，那么总会为他送上一个小小的瓶子的。因为只是雅戈达消失了，——他的毒药箱还留在那里。[1]切萨雷·博尔贾（约1476——1507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为把意大利纳入教皇国的势力范围，经常采用贿赂，暗杀等手段。——译注[2]参见约翰·杜威博士的小组出版的两部著作：《列夫·托洛茨基的辩白》，1937年，《无罪》，1938年，均为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出版。——原注[3]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以暴虐、挥霍，放荡出名。曾杀妻害母，逼师自杀。——译注[4]原文为拉丁文。——译注[5]古比雪夫（1888——1935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译注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
“老人在受罪”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老人在受罪”列宁第二次发病期间，似乎是1923年2月，斯大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参加者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本文作者）待秘书退出后告诉大家说，列宁突然把他叫去，要求给他准备毒药。他又一次失去了说话能力，认为自己的病情毫无指望，预感到新的中风即将临近，他不相信医生，很容易便看出他们自相矛盾，他的头脑十分清晰，正在经受无法忍受的痛苦。通过我们的共同医生格季耶，他同时也是我家的朋友，我能够每日了解列宁病情的发展。“费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真的没有指望了吗？”我和妻子多次问他。“可不能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重新站起来的，——他的体质很强壮。”“那智力呢？''“基本上没受损害。也许并不是每一个音都象以前那样纯正，但音乐大师仍是音乐大师。"我们一直抱着希望。可是突然间，曾是生命意识的化身的列宁竟为自己寻找毒药。他的内心感受会是什么样的啊！我记得，斯大林当时的表情令人觉得异样和费解，与当时的场合颇不相称。他所转告的请求带有悲痛的性质，可是他的脸上却挂着一丝笑容，这笑容就像假面具上塑成的那样，一直停留在他的脸上。面部表情与嘴里说出的话不相符合，这在斯大林那里是常有的事。可是这次却非同寻常，令人难以忍受。越发叫人感到可怕的是，斯大林对列宁的请求根本不表态，似乎在等待别人的意见：他声色不露，是为了捕捉他人回答中的细微差别呢？还是他另有不可告人的企图？……我看到眼前的加米涅夫面色苍白，一言不发，他是真诚热爱列宁约，而季诺维也夫则显得十分慌张，每逢危急时刻，他总是这个样子。他们在开会之前就己经知道了列宁的这一请求呢？还是斯大林对自己三人联盟的盟友也想搞个突然袭击？“根本谈不上执行这一请求！”我大声说道。“格季耶并没有失去信心。列宁会康复的。”“我把这些都跟他讲了，”斯大林不无恼火地反驳道。“可他就是不理睬。老人在受罪。他说手边要预备点儿毒药，万一病情毫无指望，会用得着的。”“无论怎样也不行，”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次似乎得到了季诺维也夫的支持。“他会一时想不开，做出无法挽回的事。”“老人在受罪，”斯大林重复道，目光无表情地看看我们旁边的什么地方，仍像先前一样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他的脑子里显然闪过一连串念头，这些念头与我们的话题密切相关，但决不相同。后来发生的那些事件自然加强了我这大体上还靠得住的记忆力，使我连细节都没有忘记。不过，这件事本身也属于令人永志难忘的那一类。况且我当时回到家后便把这一切详细告诉了妻子。每当我想起这一场面，我心里总在说：斯大林的举止、他的那副样子有一种神秘而又令人不快的特点。他这个人想干什么呢？为什么他的脸上像假面具一样一直挂着阴险的微笑呢？……没有进行表决，会议是非正式的，不过我们散会时心里自然而然地做出决定：给列宁毒药是绝对不行的。这里，自然出现一个向题：列宁在此期间已对斯大林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怎么会向他提出这样的请求呢？乍看起来，这种请求多么像一种私交甚深的信赖啊？在向斯大林提这样要求的前几天，列宁刚在他的遗嘱后面添加了无情的一笔。而在提这要求的不几天后，列宁和他断绝了一切关系。斯大林本人也不得不问自己：为什么列宁偏要向他提出这样的请求？谜底很简单：列宁把斯大林看作唯一能完成这一绝望的请求的人，因为只有他才对此十分有兴趣。重病在身的列宁凭着他那准确无误的政治嗅觉已经察觉到，克里姆林宫正背着他做什么，以及斯大林对他的真实感情是什么。列宁对他最亲密的同志们甚至连想也没想，便对自己说，除了斯大林，没有第二个人会为他“效这个力”。也许，他还打算考验斯大林一下：这位善做辣菜的烹调大师究竟利用不利用这一公开的时机？列宁在那些日子里思考的不单单是个人的生死问题，而且还有党的命运的问题。毫无疑问，列宁主管革命的神经是唯一一条没有屈服于死神的神经了。然而，现在我却向自己提出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列宁果真向斯大林要过毒药吗？斯大林是否故意编造出这一说法，以造成案发时他不在现场的事实呢？他根本用不着担心我们会去验证：我们三人中没有谁能去询问病中的列宁，他是否真的向斯大林提过要毒药的要求。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
列宁与斯大林的最后斗争与绝交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列宁与斯大林的最后斗争与绝交最近这些年来创造的数量（且不谈其质量）极多的列宁肖像画必定描绘他和斯大林在一起。他们并排坐在那儿交谈，相互友好地看着对方。油画、雕塑和电影中重复出现的这种千篇一律的题材的用意，是让人们忘掉这一事实：列宁生命的最后阶段充满了他和斯大林的尖锐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便是完全绝交。在列宁的斗争中，往往不存在任何个人好恶。毫无疑问，他曾高度评价过斯大林的某些特点：坚定的性格、坚忍不拔的精神，甚至还有冷酷无情和工于心计，——这些品质在对敌斗争中乃至党的领导机构中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斯大林越到后来，越充分利用起这些条件，它们为他开辟了通往权位的道路，为他募集了只效忠于他本人的人员，并为他向他的对手们施以报复。1919年，斯大林主持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后，他慢慢地把它变成了任人唯亲和搞阴谋的工具。他将党的总书记的职位也当作谋取好处和施恩于人的不尽泉源。从斯大林的任何一个行为中，都能发现他的个人动机。列宁渐渐得出结论，斯大林性格的某些特征，再加上他手中的权力机构，已经构成了对党的直接威胁。因此，他做出决定，让斯大林脱离权力机关，并以此让他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列宁当时写的几封书信眼下是苏联封锁得最紧的一种文献。可是，在我的文献资料中却有一些列宁的书信，其中有几封我已发表出来了。1921年底，列宁的健康受到极大很伤。翌年5月，他发生了第一次中风。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不能动弹，不能说话，也不能写作。7月起，他的病情逐渐好转，10月时他从乡下回到克里姆林宫，开始恢复工作。他对党和国家机关里滋长的官僚主义、独断专行和阴谋活动感到十分震惊。12月时，他向斯大林在民族政策方面，尤其是在不愿屈从于这位总书记的权威的格鲁古亚境内施行的高压手段开了火；他反对斯大林在对外贸易问题上的垄断权，开着手准备致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的号召书，列宁的秘书们借用他自己的话称这次代表大会为“投向斯大林的炸弹”。还在这年的1月23日，列宁就提出建立工人监察委员会的方案，以便限制官僚主义的权力，这令总书记感到惊慌失措。“直言不讳地说吧，”列宁在3月2日写道。“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威信现在已丧失殆尽……在已设置的各机构中，我们的检查人民委员部是最糟糕的一个……”主持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的是斯大林，他自然懂得这些话意味着什么。12月中旬（1922年），列宁的健康再度恶化。他被迫停止出席各种会议，仅以便函和电话记录的形式与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斯大林立即企图利用这一时机，向列宁封锁党的书记处所汇集的各种消息。封锁的措施还针对与列宁最接近的人。克鲁普斯卡娅想方设法使列宁免受来自书记处方面的充满敌意的冲击。可是，列宁善于根据某些个别的、几乎难以觉察到的征兆判断整个情况。“请注意病人的身体，不要让他激动！”医生们说道。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列宁在身困病床而又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忧虑和愤慨每每使他心力交瘁。造成列宁心情激动的主要根源是斯大林。医生对列宁健康状况的报告愈加不利，这位总书记的行动便愈大胆。那些日子里，斯大林终日阴沉着脸，两排牙齿紧紧咬着烟斗，眼睛闪着不祥的黄光；他回答问题的调子都变了，满嘴粗话，无故训人。这是非同寻常的时刻，事关他的命运。他决心无论遇到任何障碍，也绝不手软。于是，他与列宁的彻底绝交便发生了。曾与斯大林十分交好的前苏联外交官季米特列夫斯基这样谈起这件充满戏剧性的事情，总书记周围的人们也是这样说的。“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无休止的各种要求感到厌烦，当她又一次打电话向他要什么去乡下的证明时，斯大林……用极其粗野的话破口大骂。克鲁普斯卡娅立即眼泪汪汪地跑到列宁那儿诉苦。列宁的神经本来就因觉察到某种阴谋而绷得很紧，这下更受不住了。克鲁普斯卡娅急匆匆地把列宁写的信寄给了斯大林……‘您是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克鲁普斯卡娅洋洋得意地对加米涅夫说道。‘他任何时候也不会走到私人绝交这一步的，除非他认为有必要在政治上击败斯大林。’”克鲁普斯卡娅的确讲过这样的话，不过并来“洋洋得意”，恰恰相反，这位十分坦诚和待人非常温和的女性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吃惊和伤心。她也许是向列宁“诉苦”了；可实际上她一直在尽力起着缓冲器的作用。对于列宁坚持不懈的询问，她的回答从未超出书记处告诉她的范围，而斯大林则把最重要的东西隐瞒下了。绝交信，确切地说，只有几行字的便条，是由一个可靠的速记员于3月5日根据列宁的口授记录的，它冷冰冰地宣布与斯大林断绝“一切私人和同志之间的关系”。这张便条是列宁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份文件，同时也是对他与斯大林的关系的最后总结。列宁在他去世前的最后一夜再度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一年后，当列宁已经安葬在陵墓中的时候，绝交的责任，正如季米特列夫斯基在回忆中清清楚楚表明的那样，公然推在克鲁普斯卡娅的身上。斯大林指控她搞“阴谋”反对他。1928年7月，一位总是执行斯大林的双重含义的使命的并不出名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说道：“他们居然忍心到病中的列宁那里诉苦叫冤，说斯大林欺侮他们。可耻！竟然把私人关系牵连到这么重大的政治问题里……”这个“他们”，指的就是克鲁普斯卡娅，她为列宁得罪斯大林一事受到了凶狠的报复。克鲁普斯卡娅则从自己这方面对我谈到列宁在他生命的晚期对斯大林的极度不信任。“沃洛佳[1]说过：‘他（克鲁普斯卡娅没有指名，只是向斯大林住的地方点了下头）连起码的诚实、一个人最普通的诚实都没有……’”所谓列宁的“遗嘱”，也就是他对党的领导人员组成问题的最后建议，是他第二次病情发作期间分两次写成的：一次是1922年12月25日，另一次是1923年1月4日。“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遗嘱中说道，“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2]十天后，列宁感到这些活过于拘谨，意思不够明朗，于是他又补写道：“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这个人应当“……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3]列宁力图使自己对斯大林的评价尽可能少一些令他气恼的言词。可是谈的毕竟是把斯大林从唯一能赋予他权力的职务上撤换下来的问题。在前面几个月发生的那一切之后，遗嘱已不可能使斯大林感到意外。然而，斯大林还是把它看作一个沉重的打击。当他第一次看到克鲁普斯卡娅让他转交给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的遗瞩原文时，他竟当着自己的秘书，现任红军政治首脑的梅利斯和知名的苏联活动家，现已从舞台上消失的瑟尔佐夫的面用下流的语言辱骂列宁，这反映了他当时对“导师”的真实感情。斯大林以前的另一位秘书巴扎若夫对加米涅夫首次宣读遗嘱的那次中央会议作了如下描述。“所有与会者都惊呆了。斯大林坐在主席台上，感到自己渺小而悲惨。我一直在仔细观察他；尽管他显得目持，表面上也平静，但分明看得出，他知道这是事关他的命运的重大时刻……”拉狄克[4]在这次难忘的会议上坐在我的旁边，他侧身对我说道：“现在他们不敢反对您啦。”他指的是信中的两个地方：一个地方说托洛茨基是“这届中央委员会里最有才能的人”；另一个地方要求把斯大林从职位上调开，因为他粗暴，缺乏耐心并有滥用职权的倾向。我回答拉狄克道：“恰恰相反，现在他们势必反对到底啦，而且会迫不及待的。”的确，遗嘱非但没有象列宁所希望的那样终止党内斗争，而且反而加剧了它的进程。斯大林已不再怀疑，如果列宁恢复工作，那就将意味着“总书记”的政治死亡。与此相反：只有列宁的死亡才能为斯大林扫清面前的道路。[1]沃路佳，列宁的小名。——译注[2]《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9页，人民出版社。——译注[3]《列宁全集》第43卷，第340页，人民出版社。——译注[4]拉狄克(1885——1939年），苏联政治活动家。——译注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
克里姆林宫的超博尔贾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克里姆林宫的超博尔贾代前言《生活》杂志社编辑先生！由于我给贵刊写的第一篇文章的缘故，您称我为斯大林的“夙敌”。这是无须争辩的。在政治上，我和斯大林很早便分属于截然对立而又不可调和的阵营。不错，在某些人士那里，他们习惯于谈论我对斯大林的“仇恨”，习惯于先验地[1]认为，这种仇恨之情不仅反映在我的那些关于莫斯科独裁者的文字中，而且也反映在我的那些关于苏联的文字中。在我流亡国外的这十年间，克里姆林宫的御用文人们一直避而不谈我那些关于苏联的文字中的实质性问题，而是别有用心地引用我对斯大林的“仇恨”。已故的弗洛伊德[2]曾十分严厉地指责过这种精神分析方法。仇恨不过是私人关系的一种形式。其实，使我们和斯大林分道扬镳的是这样的酷烈事件，它们足以把一切私人的东西烧为灰烬。此外，我意识到而且也把斯大林空前增大的权势视作极度的堕落。斯大林是我的敌人。希特勒也是我的敌人，墨索里尼等人同样也是我的敌人。对于斯大林，我现在的“仇恨”已经很少，对于希特勒、弗朗哥，以及日本天皇，同样如此。我首先要尽力了解他们，以便更好地与他们做斗争。私人间的仇恨与历史性的问题相比，往往是一种不足挂齿的卑污之情。它非但于事无补，而且还会使人失去理智。不过，从苏联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形势来看，甚至连许多敌人都已表示相信，我并未丧失理智：恰恰是我的那些最不可靠的预言成了可靠的了。我这篇关于自己[3]的序言并非全无必要，因为我这次打算谈论的是些十分尖锐的问题。在第一篇文章里，我试图根据我对斯大林多年观察和对他的生平经历的研究给他作一个总括性的评定。斯大林的形象写得阴暗，甚至于令人恐怖，——对此我不想争辩。可是，面对近年来所发生的这些耸人听闻的事件：大“清洗”、莫须有的指控、荒谬的审判、消灭老一辈革命者、消灭军队的指挥人员、消灭老一辈的苏联外交家，以及不久前在国际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有谁能写出另一个较有人性的形象呢！在第二篇文章里，我想讲一讲斯大林从一个外省革命者变成一个泱泱大国的独裁者的历史中的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这篇文章里的想法和怀疑，并不是一下子产生出来的。它们很早便在我的思想中出现了，只是我常常把它们当作过分多疑的产物而未加理会。然而，莫斯科审判使克里姆林宫独裁者在背后搞的阴谋、篡改、毒害、暗杀等阴险勾当大白于天下，它对以往的那些年代也投下了恐怖的阴影。我开始不断地追问自己：斯大林在列宁患病期间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学生是否采取了某些措施来加速导师的死亡呢？我比任何人都更懂得这种可怕的怀疑的可能性。然而，即便从当时的情况、事实、尤其是从斯大林的性格中得出这样的怀疑，又能怎样呢？列宁在1921年就曾忧虑地警告说：“这个厨师只会傲有辣味的菜。”事实上，他做的菜不只是辣味的，而且是有毒的，不是转义，是真正的投毒。两年前，我首次写下了一些真实的情况，当年（1923——1924年）知道这些情况的不会超过七八个人，而且他们知道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知情者中现今在世的，除了我之外，就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而这两个人（姑且认为莫洛托夫是知情者之一，这一点我还不敢肯定）是不会吐露我在此文中将谈及的内容的。不过，有一点需要补充：我提到的每一个事实，引用的每一句话和每一段引文，都以苏联官方出版物或我个人收藏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关于莫斯科审判，我曾向约翰·杜威博士[4]的小组作了多次书面和口头说明，我提供的数百份文献资料没有一份遭到异议。[1]原文为拉丁文——译注[2]弗洛伊德（1856——1939年），奥地利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译注[3]原文为拉丁文。——译注[4]约翰·杜威（1859——1952年）。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译注托洛茨基：肖像集|上一页|下一页 |
斯大林其人托洛茨基：肖像集||下一页斯大林其人1913年的一天，在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首都维也纳，我正在斯柯别列失的寓所喝茶。斯柯别列夫是巴库一个富裕的磨坊主的儿子，他当时在念大学，是我政治上的追随者。几年后，他变成了我的敌人，当上了临时政府的部长。我们一边喝着浓郁的俄罗斯茶，一边谈话，话题自然是关于推翻沙皇制度的事。突然，没有听到任何敲门声，门就一下打开了，接着出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个子不高，瘦瘦的，有着一副黑灰色的面孔，上面长着一些明显的麻子。来者手里拿着一只空杯子。他显然没有料到我在房间里，他的目光露出一种不友善的神情。陌生人喉音浓重地嘟哝了一声，勉强算是问候，然后走到茶炊跟前，默默地接满茶，又默默地走了出去。我疑惑地看了斯柯别列夫一眼。“这是高加索人朱加施维里[1]，我的同乡。他刚刚进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想必已在他们那里扮演一个角色。”这个人给我的印象是模糊的，但这印象又是绝非一般的。是否是因为有了后来的那些事件我才这么说呢？不是的，如果真是这样，恐怕我早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悄然的出现和突然的离去，目光中的先验的敌意，吐音不清的问候，尤其是脸上的那种阴森的沉思神情，分明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几个月后，我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读到一篇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文章署了一个我所不熟悉的名字：H·斯大林。这篇文章的引人注目之处主要在于，通篇平谈的文字中不时突然闪出独到的思想和令人信服的见解。后来我才知道，此文是列宁启发的，学生的稿子上留有老师的手笔，我没有把文章的作者与那个在维也纳傲慢地接茶水的神秘的格鲁吉亚人联系起来，更没有想到四年后他会在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中主持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1917年5月5日，我从加拿大集中营回到了革命中的彼得格勒。所有革命党派的领袖们都已经聚集在那里。我立即见到了列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是我在侨居国外期间早就熟悉的，我还认识了年轻的斯维尔德洛夫，不久他便担任了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任主席。我没有见过斯大林。没有人提起他的名字。在那个每日的生活内容都由会议构成的年代里，他根本不在公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列宁领导的《真理报》上倒是常有署名斯大林的文章出现。我每次都是随便看几眼，从不打听它们的作者是谁，我想这多半是任何一个编辑部都有的那种庸才。在党的会议上，我肯定见过他，不过并没有感到他与那些二、三流的布尔什维克有什么区别。他极少发言，一点儿也不引人注意。这年的7月至10月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避往芬兰。我和斯维尔德洛夫协同工作。每当遇到棘手的政治问题，他总是说。“需要写信向伊里奇请示”;而如果遇到的是实际问题，他有时也会说：“需要和斯大林商量一下。”其他布尔什维克上层人士往住也用一种特别的口气说起斯大林的名字，―——不是作为领袖，而是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严肃的革命者的名字。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第一次会议在斯莫尔尼宫列宁的办公室举行，办公室里有用未上漆的板壁隔成的电话间兼打字间。我和斯大林最先到达那里。从板壁后面传出德宾科[2]低沉而动听的嗓音；他在和芬兰通电话，说话的语气＋分轻柔。这位留着黑色胡子的二十九岁水兵，身材高大，性情欢快而又充满目信，不久前刚刚结交了一位贵族出身的女士亚历山德拉·科伦泰[3]，这位女十会说六种语言，年龄在四十六岁上下。不消说，这成了党内某些人拿来取笑的资料。斯大林在此之前从未和我有过私人交谈，这时却突然随便地走到我跟前，一边用肩膀示意板壁后面，一边嘻嘻地笑着说道：“他这是和科伦泰，和科伦泰……”我觉得斯大林的动作和笑声在这种场合显得极不得体和俗不可耐。我不记得我当时是把目光转向一旁没有吭声呢，还是冷淡地说了声：“这是他们的事。”斯大林马上意识到自己计了个没趣儿。他的脸色一下变了，略带黄色的眼睛里闪现出我先前在维也纳看到的那种敌视的神情。从此以后，他和我谈话时再也没有涉及到私人方的内容。当斯大林成为政府成员时，非但人民群众，甚至连党内的人多数人也根本不知道他。他是布尔什维克党最高统帅部成员，这是他在政府中享有部分权力的所在。不过，即使在他所领导的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里，斯大林也没有威信，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他总是扮演少数派的角色。他那时还不可能发号施令，也不具备说服年轻对手的能力。每当他的忍耐力达到极限时，他干脆就从会场上一走了之。斯大林的一位助手和吹捧者、部务委员会成员彼斯塔科夫对自己的上司有过这样一番精彩的描述。“我出去一下，”斯大林说了一声，便从会议室里消失了，他往往躲到斯莫尔尼宫最偏僻的角落里，后来在克里姆林宫他也如法炮制。“要想找到他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先等他一会儿，后来也就散会了。”通常只有颇具耐性的彼斯塔科夫留下来等他。列宁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找斯大林。“我回答说，斯大林出去了，”彼斯塔科夫叙述道。可是，列宁要求立即找到斯大林。“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我总要在斯莫尔尼宫或克里姆林宫漫长的走廊里转悠好长时间，才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他。有两次我是在水兵沃隆佐夫的住处找到斯大林的，他正躺在厨房里的沙发上吸烟斗……”这段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斯大林性格的锁钥，他的性格的主要特征是极度的权力欲与资质不足所造成的矛盾。他躺在厨房的沙发上吸烟斗时，一定在思索那些不堪其苦的争论，思索如何极大限度地给反对派以打击，如何才能更好地彻底结束这一切。他当时未必想到他日后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斯大林的名字叫约瑟夫或索索，是鞋匠维萨里昂·朱加什维里家的第四个孩子，1879年12月21日生于梯弗里斯省的一个名叫哥里的小城市。我写此文时，这位俄罗斯的统治者该做六十大寿了。他母亲生他时才二十岁，她时常为比较富裕的邻居们缝洗衣裳和烤面包，挣些钱来养家。父亲是个性情冷酷而又放荡不羁的人，经常酗酒，挣的那几个钱大部分被他喝进肚子里。约瑟夫少年时代的同学回忆说，朱加什维里对妻子和儿子的态度非常粗暴，动不动就把他们痛打一顿：“……他从索索的内心里夺走了对上帝和人的爱，从而埋下了儿子对生身父亲的憎恶的种子”。这位格鲁吉亚妇女在家庭中的奴隶地位对约瑟夫的一生发生了影响。他后来十分赞同要求男女完全平等的纲领，可是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他却彻底继承了其父的家风，把女人视作专为满足男人的必需而又有限的生理功能而存在的下作之物。父亲想让儿于长大后成为一名皮鞋匠。母亲则仰慕虚荣，想望自己的索索能有一个神甫那样的好职业，这和希特勒的母亲希望自己的阿道夫当上一名牧师何其相似。十一岁上，约瑟夫进正教小学读书。在这里，他初次学习到俄语，这种被迫而学的非本族语言，他终生也未能掌握得十分熟练。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神甫、官吏和格鲁吉亚小贵族家的子弟。鞋匠的儿子置身于这些地方贵胄之中颇有小贱民的感觉。他很早便学会了咬牙忍耐，把仇恨深深埋在心中。还在小学时代，这位预备做神甫的鞋匠之子就和宗教断绝了关系。“知道吗，我们受骗啦，他对一个同学说道。“上帝并不存在。”在革命前的俄国，青年男女们脱离宗教的时问一般都很早，而且往往是在童年的时候：这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不过，“我们受骗啦”这句话却已带上了未来斯大林的痕迹。年轻的无神论者还是从初级正教学校升人了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并在那里度过了五个难熬的年头。这所正教中学，就其生活制度而言，介乎于修道院和监狱两者之间。学校的伙食非常糟糕，当然，日后神职的肥缺会对此有所补偿的。至于它的教育法，则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体罚。因而，许多学生学会了在值班修士的眼皮底下做出虔诚的样子，用以掩饰自己内心中的叛逆思想。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出了不少高加索革命者。在这样的环境里，索索参加秘密小组是毫不奇怪的。他最初的政治观点带有明显的民族浪漫主义的色彩。他为自己起了个化名叫科巴，这是他从格鲁吉亚爱国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那里借用来的名字。他的那些亲密的战友们直到最近这些年仍然称呼他的这个名字；现在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枪杀。在正教中学里，年轻的朱加什维里比在正教小学时更加感到自己的穷困。“他那时身无分文，”他当年的一位同学回忆道：“我们却全都能从家里收到包裹和零用钱。”在这种情况下，约瑟夫对未来的向往变得格外强烈。他要给这些富家子弟一点儿厉害看看！还在那个时代，同学们就发现约瑟夫专好搜寻他人的缺陷，而且总爱以不相信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无私举动。他善于利用别人的弱点，给对手狠狠一击。如果有谁想要反对他，或者哪怕是想对他解释一下他所不懂的东西，那么这个人也定会给自己招来“刻骨的仇视”。科巴有着一种支配他人的愿望。他开始阅读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读达尔文和马克思的著作。由于对神学缺乏兴趣的缘故，约瑟夫的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于是，1899年7月，他未及毕业便被迫退学了。他在正教学校一共呆了九年，离校时差不多快二十岁了，这样的年龄，在高加索人看来，已是成年人了。他自命为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母亲的愿望落空了：他没有穿上僧侣长袍成为神甫。科巴用格鲁吉亚语和生硬的俄语书写传单，在地下印刷厂工作，在工人小组里讲解剩余价值的秘密，参加党的地方委员会的活动。他的革命道路颇为复杂：从高加索的一个城市潜往另一个城市，坐牢，流放，逃亡，从事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然后又是被捕。警察局在其上报的材料中是这样形容他的：“此人是被从正教中学里开除出来的，没有身份证，没有固定职业，也没有住所。”他青年时代的一位朋友把他描绘成一个面色忧郁、头发蓬乱、衣着不整的人：“他没有钱财，”那位朋友解释道。“无力使自己穿戴考究；而且他也确无必要保持服饰整洁。”科巴的命运是沙皇时代典型的普通外省革命者的命运。如果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在他前进的道路上，每走一步都伴随着搞阴谋、违反纪律、独断专行、诽谤他人、甚至到警察局告密出卖与他意见不一致的同志的传闻。当然，这些事情未必都是真实的，其中编造的成分肯定不少。然而，没有任何一个革命者像他那样遭到如此众多的物议！1903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后，行事谨慎而又迟慢的科巴站在一旁观望了一年半之久，才最终加人了布尔什维克派。不过，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默默无闻的。本世纪初期曾在高加索起过重要革命作用的克拉辛——当年他是一名出色的工程师，后来成为一名不那么出色的苏联外交官一一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列举了一大串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名字，可是对斯大林的名字提也没提。国外有一个以列宁为首的革命中心。所有著名的青年革命者都与这个中心保持联系，他们经常出国到那里去，并和列宁有书信往来。可是在所有的这些书信中科巴的名字一次也未被人提及。他知道自己是个外省人，前进的步伐缓慢而艰难，总是以嫉妒的目光左顾右盼。1905年的革命与斯大林了不相涉。这一年他是在梯弗里斯度过的，那里正是孟什维克的一统天下。10月17日沙皇颁布立宪宣言那天，有人看见科巴站在晒台上打手势，准备发表演说。这天，人们全都爬上了晒台。然而，科巴没能当上演说家，面对那么多的人他失去了开口的勇气。他只有在秘密联络点里才会有坚毅果敢之感。反动势力造成了群众运动的急剧低落，从而导致了恐怖活动的一时勃兴。在依然保存着情杀和血族复仇风习的高加索，出现了一批大胆制造恐怖行为的人。他们刺杀省长，干掉警察，处决叛徒；还以革命的名义，挥动手枪和炸弹抢劫金库。这些事情都牵扯到科巴的名字；可是，对此，迄今查无任何实据。我们政治上的敌人们显然过分夸大了斯大林活动中的这一方面，他们说他亲手从屋顶上往梯弗里斯广场扔下第一颗炸弹，以便抢劫国库里的钱。然而，在梯弗里斯抢劫行动的直接参加者的回忆录中却一次也没有提到科巴的名字。他本人也只字未提此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这次恐怖活动中袖手旁观，没起一点作用。他极有可能是这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他挑选出一些合适的人，把党的委员会的决定告诉他们，而自己则置身事外。这样做更符合他的性格。只是到了1912年，当科巴在反动年代表现出坚强的品格和对党的忠诚之后，他的活动舞台才从外省移至中央。其实，党的代表会议并未同意科巴进入中央委员会。可是，列宁却通过中央委员会未经选举而使他成为了中央委员。从这时起，这位格鲁吉亚人开始使用他的俄语化名：斯大林。这个名字源自俄语中的钢这个词。在当时这反映的与其说是他的性格特征，不如说是派别的特征。还在1903年，未来的布尔什维克们便自称为“坚硬派”，而孟什维克则自称为“温和派”。孟什维克的领袖之一普列汉诺夫曾讥讽地称布尔什维克为“坚硬的石头”。列宁却把这个称呼当作一种称赞接受下来。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选中加米涅夫作化名[4]——其原因与朱加施什维里自称为斯大林的原因是一样的。不过，两者的区别在于，加米涅夫的性格中没有一丝与“石头”相似的东西，而斯大林这个硬邦邦的化名则十分符合他本人的性格。1913年3月，斯大林在彼得堡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极圈以内的一个名叫库列伊卡的小村子，直到1917年3月君主制被推翻之后，他才得以从流放地返回。这四年时间完全归斯大林自行支配，可是他竟没有写出一行可以在以后拿出去发表的文字。要知道，那是世界大战和世界社会主义经受重大转折的年代啊。曾一度和斯大林同居一室的斯维尔德洛夫[5]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们只有两个人，和我住在一起的是格鲁吉亚人朱加什维里……小伙子人还不坏，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却是个十足的个人主义者。”不断有流放者从库列伊卡迁移他处。动辄大动肝火、虚荣心很强而又不愿与人为善的斯大林，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难处的邻居。“斯大林落落寡合，不与人往来，”一位流放者后来回忆道。“他终日打猎，钓鱼，几乎完全生活在孤独之中。”斯大林打猎时从不使用猎枪，而是喜欢下捕兽夹子。1916年动员年纪较大些的人入伍时，斯大林在流放中也被征召，只是由于左手不能弯曲才得以幸免。斯大林在监狱和流放地前后共呆了近八年时间，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他在此期间竟未能学会一门外语。在巴库监狱里他倒是尝试过学习德语，可是不久便放弃了这桩毫无指望的事，转而学习世界语，并以其是一种未来语言而自慰。在认知领域，尤其是在语言学领域，智力平平的斯大林总爱寻找捷径来走。1917年2月底（俄历），革命取得了胜利。[6]斯大林回到了彼得格勒。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十二月，他已满三十七岁了。当时主持党的工作的是一个由几位青年同志——其中包括现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内——组成的小组，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一道把他们当作过于“左倾”的人而解除了领导工作，并使党的方针转向支待临时政府。可是，三个星期后，列宁从国外回来了，他撤消了斯大林的职务，重新确定党的方针是夺取政权。在十月革命前的几个月里，很难看出斯大林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一些较有影响和才干的人则十分活跃，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使斯大林相形见绌。他既没有理论上的想象力，又缺乏历史的远见卓识。在复杂的局势中，他只会默默地观望。如果斯大林对一种新的思想表示相信，那么这种思想在此之前一定建立了自己的官僚体系。每次革命都有其自身的法则和节奏，它往往毫不客气地对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的斯大林加以否定。1905年是这样，1917年也是这样。后来，一旦有新的革命发生——不论是德国、中国，还是西班牙，斯大林必定惊慌失措，并对革命的群众暗暗不满，这些群众是他无法通过国家机器来任意摆布的。肤浅的心理学家们往往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性情稳定的人，一个某种意义上古风犹存的淳朴之人。实际上，斯大林身上的一切都充满了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强烈的功名心与资质不足的抵触。列宁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精神力量间的谐调：理论思维能力、实践洞察能力、意志力、自制力，这一切在他那里都聚成一个积极的整体。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们立即调动起来。斯大林的意志力也许并不比列宁的意志力逊色。可是，如果用百分比来表示的话，他的智力却只及列宁的百分之十到二十。而且，在智力方面，斯大林也同样是不均衡的：由于综合能力和创造性的想象力偏弱的缘故，他的实践洞察力和耍手腕的本领特别发达。对斯大林来说，促使他成为革命者的主要动力从来不是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而是对那个强大的世界的仇恨；而对列宁来说，恰恰是对被压迫者的同情才使他的人格闪耀出动人的光彩和高尚的力量。其实，列宁不光善于爱，他也善于恨。十月革命时期，斯大林感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走运。不论什么时候，总会有人当众纠正他的讲话，总会有人胜他一筹，使他不能望其项背。他的虚荣心象体内的脓瘤一样搅得他坐卧不宁，在与从列宁起的那些杰出人物的关系中，他变得多疑，并常怀嫉妒。在政治局里，他几乎总是沉默寡言，神情阴郁。只有在那些粗野、果敢而又不拘俗礼的人们中间，他才显得比较平和和友善。在监狱的时候，他和刑事犯比和政治犯更容易处得来。粗鲁是斯大林的一大生理特点。可是，渐渐地他却把这一生理特点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工具。对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来说，这种粗鲁往往会造成某种真诚的印象。“这个人不耍滑头，——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斯大林需要的正是这一效果。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事情涉及到他，他准会异常敏感，抱怨叫屈，喜怒无常。一旦有身受排挤之感，斯大林便转身背向众人，躲到某个角落里吸烟斗，阴沉着脸不吭一声，默默地幻想着复仇之事。斯大林在斗争中从来不驳斥对手的批评，而是立即把它还赠对方，并使它带上极其粗鲁、极其残酷的性质。他的指责往往不择手段，愈荒谬愈好。批评他的人说，斯大林的政策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斯大林回答说，我的对手是法西斯收买的走狗。人们十分惊讶，如此耸人听闻的谎话怎么能够说得出口呢。这种方法（莫斯科审判[7]就是在此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应当作为一种“斯大林反射现象”被大胆地写进心理学教科书，以使它百世流芳。十月革命初期，克里姆林宫的生活十分简朴。1919年的一天，我偶然得知人民委员会合作社的门市部出售一种高加索酒，于是便提议停上出售，因为当时是禁止销售酒类的。“这事儿会传到前线的，说克里姆林宫设宴吃洒，”我对列宁说道。“这将产生不好的影响”谈话时在场的另一个人是斯大林。“我们高加索人离了酒怎么能行？!”他不高兴地说道。“您瞧，”列宁戏谑地说道。“高加索人离了酒就活不了啦！”我不战自降了。在克里姆林宫，如同整个莫斯科一样，不断发生住房之争，因为房子不够用。斯大林的住所四周十分吵闹，他想换一处比较安静的房子。契卡工作人员别连基建议他搬进大克里姆林宫[8]的华丽的房间。我的妻子曾主管过九年全国博物馆和文物管理工作，当时她反对这一建议，因为大克里姆林宫是作为博物馆保护的。列宁给她写了一封劝导性的长信：说是可以把大克里姆林宫几个房间里的较有价值的家具搬走，房间可以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保护；斯大林急需一个可以安稳睡觉的住所；眼下他的住所只能住那些在大炮的轰隆声中也能入睡的年轻同志，等等。可是，我的这位保护博物馆的妻子却不屈从于列宁的这些理由。列宁任命了一个小组来研究这个问题。小组认为，大克里姆林宫里确实不宜住人。最后，好商量的谢列布里亚科夫[9]把自己的住所让给了斯大林，而他本人却在十七年后被斯大林枪决了。我从未去过斯大林的住处。可是，法国作家里昂·巴比塞一一他在去世前不久写了两本传记：《耶稣·基督》和《约瑟夫·斯大林》——详细描绘过克里姆林宫里的这所不大的房子，独裁者的那个简朴的住房就在它的二层楼上。逃往国外的斯大林的前任秘书巴扎诺夫对巴比塞的描绘作了补充。斯大林住所的门旁总有一个卫兵站岗。小小的前厅里挂着主人穿用的士兵大衣和军帽。三个房间和餐室里的家具十分普通。斯大林的长子雅沙是前妻所生，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睡在餐室的沙发上，这张沙发晚上就是他的床铺……几年后，他成了一名工程师，便离开了父亲。早餐和午餐原来一直是由人民委员会的食堂送来的，可是后来这些年斯大林害怕有人往饭菜里下毒，便让在家里备饭。如果吃饭时遇到主人心绪不佳（这是常有的事），一家人谁也不敢出声。“他在自己家里，”巴扎诺夫讲述道。“俨然是位暴君。终日里盛气凌人，一言不发，对妻子或儿子的问话，一概不理。”早餐后，这位一家之主便往窗前的安乐椅上一躺，吱吱地吸着烟斗。通往克里姆林宫的内线电话响了起来。“科巴，莫洛托夫找你，”妻子阿利卢耶娃说道。“告诉他，说我睡了，”斯大林当着秘书的面回答道，意在显示他对莫洛托夫的蔑视。国内战争开始以后，斯大林身上老是穿着一套类似军装样的衣服：长筒靴、制服上衣和绿色裤子，他在有意表明自己与军队的关系。“从未见过他穿别的服装，只有夏天除外，夏天他穿白色的亚麻衣服”。既然说的是斯大林住所的前厅、他的军大衣和长筒靴，我们应当承认，巴比塞的话是颇具权威性的。每到夜晚．竟里姆林宫大院里的汽车轰鸣声总也不断，吵得人无法入睡。于是订出一条规定：夜间十一点以后，所有的汽车一律停在住宅区外边的拱门旁，任何人进入住宅区都得步行。可是，不知谁的汽车依然我行我素，无视规定的存在。我不止一次在夜间三点钟的时候被汽车声吵醒，于是有一次我在窗前等那辆汽车回来，并叫住了开车的司机。“难道你不知道这儿的规定吗？”“知道，托洛茨基同志，”司机回答道。“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斯大林同志在拱门那儿命令我：开进去！”斯大林除了克里姆林宫的这所住房，另外在莫斯科郊区的哥尔克村还有一座别墅，这本是列宁住过的地方，斯大林把他的遗孀从里面挤走，并将它据为己有。别墅里有一个房间专供放映电影用。另一个房间里则放置一件负有满足主人音乐需要使命的贵重乐器：自动钢琴。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里也有一架同样的自动钢琴。显然，他离了艺术便一天也活不下去。休息的时候，他常常摆弄八音盒，欣赏它发出的悦耳声音。在音乐方面，一如在政治方面那样，他更喜欢易于摆弄的东西。那个时候，苏联的作曲家们把拥有两架自动钢琴的这位独裁者的每项旨意都奉为圭臬。1903年，斯大林二十四岁的时候，他和一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格鲁吉亚姑娘结了婚。据他少年时代的朋友回忆，婚姻还是挺美满的，因为他的妻子“是在要求妇女顺从的神圣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女人”。每当丈夫到外边参加秘密会议，年轻的妻子便在虔诚的祈祷中度过一个个夜晚。科巴之所以能够容忍妻子的宗教信仰，原因在于他并不把她看作志同道合的伴侣。这位年纪轻轻的妻子于1907年死于结核病或肺炎，她是按东正教的仪式被安葬的。她留下了一个男孩，这孩子一直寄居在梯弗里斯的亲戚家中，十岁时被送到克里姆林宫。我们常常看见他在我儿子们的房间里玩。他觉得在我们家比在父亲家里自在。我在自己的文稿中发现了妻子写的这样一则笔记：“雅沙是个十二岁左右的男孩，小脸黑黑的，但十分细嫩，他有一双引人〔注目〕的黑眼睛，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他生得单薄，非常小巧，听说很像他死于结核病的母亲。举止说话十分柔和。雅沙和谢廖扎很要好，他跟谢寥扎说，他父亲常常严厉地惩罚他，揍他，因为他抽烟。‘他怎么打我也没用，甭想让我戒烟。’‘知道吗，雅沙昨晚和卫兵在走廊上过了一夜，’谢廖扎对我说道。‘斯大林把他从家里赶了出去，因为他身上有烟味。’”有一天，我在孩子们的房间正巧碰见雅沙手里夹着一支香烟。他不知所措地笑了笑。“抽吧，没关系，”我安慰他说。“我爸爸是个疯子，”他深信不疑地说道。“自己抽烟，却不让我抽。”我有必要在此转述一下布哈林告诉我的另一件事，当时似乎是1924年，他在和斯大林接近的同时，还和我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我刚从科巴那儿来，”他对我说道。“您猜他在干什么？他从小床上抱起他那才满周岁的男孩。从烟斗里足足吸了一大口烟，然后喷到孩子的脸上……“您胡扯些什么！”我打断他的话说道。“真的，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布哈林带着他那特有的孩子气急忙反驳道。“小孩儿呛得喘不过气来，哇哇直哭，科巴却哈哈大笑，说：‘没事儿，没事儿，这样长得结实……’。”布哈林＋分滑稽地模仿着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口音。“这难道不是一种毫无道理的野蛮行为？！”“您不了解科巴：他就是这么一个独特的人……”显而易见，性情温和的布哈林对斯大林的这种粗鲁作风多少有点敬仰。不得不同意，这位父亲的确够“独特的”：他一方面用烟“锻炼”小儿子，另一方面却用当鞋匠的父亲曾对待过他的那种教育方法让大儿子戒烟……埃米尔·路德维希[10]曾担心在克里姆林宫看到的会是一个目空一切的独裁者，可是实际上他看到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却是一个可以向之“托付自己子女”的人。这未免太匆忙了吧？这位尊敬的作家最好不要这么做……斯大林再度结婚，新娘是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她是一个俄罗斯工人的女儿，母亲是格鲁吉亚人。阿利卢耶娃生于1902年，十月革命后曾在列宁秘书处工作。国内战争时期，她在察里津前线，斯大林也在那里。当时她十七岁，而斯大林则有四十岁了。她长得十分可爱，举止文雅大方。当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的时候，她还进入工业学院学习。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开展了迫害我的活动，阿利卢耶娃每次遇见我的妻子，总是表示出深切的关心之意。她显然在感情上更接近那些遭受迫害的人，1932年11月9日，阿利卢耶娃突然去世。当时她年仅三十岁。关于她猝然死亡的原因，苏联报纸一直保持沉默。莫斯科城里却颇多传言，说她是自杀的，还说到她自杀的原因。在伏罗希洛夫[11]家的晚会上，她竟当着所有党政要人的面批评了导致农村饥荒的现行农业政策。斯大林用俄语里最粗野的话当众辱骂了她一顿。阿利卢耶娃回到住所时，克里姆林宫的服务人员发现她神情十分激动。稍后不久，她的房里便传出了枪声。斯大林在得到了许多人向他表示的同情之后，又转入了他的议事日程。在著名的俄罗斯作家阿菲诺根诺夫1931年创作的一部话剧[12]中讲到，如果对一百个公民进行考察，那么便会发现其中八十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在血腥的大清洗年代，这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中的大部分人也被恐惧所吞噬。眼下，斯大林政治手腕的主要动力来自他自己制造的恐惧。斯大林本人并非胆小鬼，他的政治手腕反映的不过是享有特权的暴发户集团对自己的明天的恐惧。斯大林一向不相信群众；现在则害怕他们了。举世震惊的斯大林与希特勒的联盟产生于特权集团对战争的恐惧，这一事实是无可争辩的。这一联盟是可以预见的：外交家们须及时改弦更张。预见到这一联盟的，其中就有作者本人。可是外交家先生们却像普通人一样，总觉得不大可靠的预言要比可靠的预言好。而在我们这个疯狂的时代，可靠的预言往往总是不可靠的。和法国、英国、甚至美国的联盟，只有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才会给苏联带来益处。可是，克里姆林宫最大的愿望却是避免战争。斯大林懂得假如苏联在和民主国家的联盟中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他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多半也会削弱和放弃现有的寡头政治。克里姆林宫的宗旨不是寻求能够赢得胜利的盟友，而是要千方百计避免战争。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与柏林和东京建立友好关系。这便是斯大林在纳粹上台掌权后所采取的基本立场。还有一点同样不可忽视，那就是斯大林敬仰的绝非张伯伦，而是希特勒。克里姆林官的主人不仅在这位法西斯元首身上发现了他所有的东西，而且也发现了他所没有的东西。希特勒好歹是一场大运动的发起人。他的思想无论多么卑鄙，还是成功地联合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于是，产生了一个政党，它以世界从未有过的威力武装了自己的领袖。眼下，希特勒集主动精神、阴险狡诈和丧心病狂于一身，正准备如何恰如其分地按自己的样子改造我们这个星球。斯大林的形象和他走过的道路则是另外一种样子。不是斯大林创造了权力机构。而是权力机构塑造了斯大林。机构是一架死机器，就像自动钢琴一样，它无法从事创作活动。官僚集团上上下下全是庸才。斯大林是官僚集团中最杰出的一个庸才。他的长处在于，他比所有其他的人更坚决、更果断、更无情地表现出统治集团的自卫本能。其实，这恰恰是他的软弱之处。他目光短浅，是个历史上的近视眼。他是个出色的战术家，但却不是个战略家。关于这点，他在1905年和1917年战争中的表现足资证明。斯大林本人肯定意识到自己的庸碌无能。由此便产生了他需要别人奉承的心理，产生了他对希特勒的羡慕和暗中的崇拜。苏联在欧洲间谍活动的前领导人克里维茨基回忆说，希特勒1934年6月在其党内进行的清洗活动给斯大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才叫领袖呢！”行动迟慢的莫斯科独裁者自言自语地说道。从那时起，他显然效法起希特勒来了。苏联的血腥大清洗，“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的伪善而无耻的把戏，以及眼下对波兰的入侵，——所有这一切都是斯大林从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的德国天才那里学到的。克里姆林宫的辩护士们——有时也有他的敌人——试图找出斯大林—希特勒联盟与1918年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之间的类似之处。这种类似近乎于嘲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是在全人类面前公开进行的。当时，苏维埃国家没有一支能作战的部队。德国进攻俄罗斯，占领了大片国土和军事给养。莫斯科政府别无良策，不得不在和约上签字，这个和约我们自己也公开称之为无力自卫的革命在强大的侵略者面前的投降。这里，根本不存在我们帮助霍亨索伦[13]的问题。至于目前的这个公约，它是在苏联拥有数百万军队的情况下缔结的；它的直接任务是以毁灭波兰来满足希特勒；于是，在“解放”八百万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幌子下，苏联红军的武装干涉变成了对二千三百万波兰人的民族奴役。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丝毫相同之处，有的只是明显的对立。克里姆林宫试图首先以占领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方式使人民对它与希特勒的可恶联盟有一种爱国主义的满足。不过，对斯大林来说，入侵波兰还有其个人动机，这动机仍像往常一样，是一种报复。1920年，未来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率红军部队进军华沙。另一位未来的元帅叶戈罗夫进攻伦贝格[14]。斯大林是和后者在一起的。当莫斯科指挥部得知图哈切夫斯基在维斯瓦河遭到反突击时，下令让叶戈罗夫从伦贝格方向转到卢布林，以便增援图哈切夫斯基。可是，斯大林担心图哈切夫斯基拿下华沙后，会从他手里“抢夺”伦贝格。于是，叶戈罗夫仰仗斯大林的权威，没有执行大本营的命令。只是在四天以后，当图哈切夫斯基的危急状况十分明显的时候，叶戈罗夫的部队才转到卢布林。但为时已晚：惨剧发生了。在党和军队的上层人士中间，斯大林是造成图哈切夫斯基兵败维斯瓦河的祸首是尽人皆知的。对斯大林来说，此次入侵波兰并拿下伦贝格是为1920年的惨败进行报复的大好时机。然而，战略家希特勒之于战术家斯大林，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希特勒利用波兰的战争把斯大林捆在自己的战车土，使他无暇玩弄花招；希特勒败坏了斯大林的名声，而且就便也玷污了共产国际。没有一个人会说，希特勒当上了一名共产党员；可是人人都说，斯大林成了希特勒的走狗。然而，即便以丧失国格的、背叛性的联盟为代价，斯大林也未能买到主要的东西：和平。无论有关中立国地位的国际法多么威严，也不会有哪一个文明国家能在世界性的风暴中幸免于难。苏联尤其不能做到这一点。每走一步，希特勒都将向莫斯科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今天他把“伟大的乌克兰”交给他的莫斯科朋友临时保护。明天他就会提出谁是乌克兰这块土地的主人的问题。无论斯大林也罢，希特勒也罢，他们都不止一次地撕毁过各种协议。他们之间的这个协议会维持多久呢？一旦人民将在窒息性的毒气烟雾中挣扎，结盟双方所承担的神圣义务就将成为一文不值的偏见。“有本事就逃吧！”——这就是政府、民族和阶级的口号。莫斯科的寡头政治无论如何也经受不住这场战争，它如此惧怕战争是不无道理的。斯大林的坠落也挽救不了希特勒的性命，后者正带着梦行者的一贯正确的品格慢慢走向深渊。希特勒即便借助于斯大林的力量也无法改造我们这个星球。能够改造它的将是另一些人。列夫·托洛茨基1939年9月22日，科约阿坎[15][1]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原来的姓。——译注[2]德宾科（1889——1938年），苏联高级军事指挥宫。——译注[3]科伦泰（1872——1952年），俄国革命活动家。曾任俄共（布）中央妇女部长。驻外大使等职，——译注[4]加米涅夫（1883——1936年），苏联政治活动家。原性罗森弗尔德。——泽注[5]斯维尔德洛夫（1885——1917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译注[6]指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的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译注[7]指1938年在莫斯科进行的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二十一人的公开审判，其中十八人被判处死刑，并于两天后执行。——译注[8]大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的宫殿之一。十月革命前是沙皇接见群臣和外国使节的地方，现为苏联党政会议大厅。——译注[9]谢列布里亚科夫（1888——1937年），苏联政治活动家。——译注[10]埃米尔·路德维希（1881——1948年），德国传记作家。——译注[11]伏罗希洛夫（1881——1909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苏联元帅。——译注[12]即阿菲诺根诺夫的话剧《恐惧》发表年代为1930年——译注[13]霍亨索伦，即威廉二世(1888——1918年），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译注[14]伦贝格，利沃夫的旧称，原属奥匈帝国，今为苏联利沃夫州首府。——译注[15]科约阿坎，墨西哥城南小镇，托洛茨基即被暗害于此——译注托洛茨基：肖像集||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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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我错（董锄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6号（1921年12月30日）
〔小说〕
是我错
锄平
“陇海路，真不幸，平白出了这个豺狼似的管理人。
不发灯油，不发丝棉，他造了祸，反要扣我们的工钱。
到处工人都加薪，他倒减了我们工资一成。汽笛未鸣到三声，他即忙把棚门紧。拳打脚踢，不让我们进此门。
有冤无处伸，有苦谁知明，我们只有罢工，去改革那不平等的待遇，寻找自由幸福的神！”
“老王！老王！你快一点拉起走哩！恐怕快要开车了，你要死……死……笨笨的，干吗？”
“嗳呀！老爷！我的病还未好，我实真拉不……。”
“贱骨头！混帐东西！你昨天说你生病，我即化四百钱另雇一个人替你拉了一天，不然我还要花一千多在外坐车子。像你这样子，幸喜是在帮我拉包车，若是在外面自己拉车子，今日也病，明日也病，那不会饿死吗？”
“是！是！老爷！”
“乒……乓……乒……乓……哦……哦……陇海路……豺狼似的管理人……罢工……自由幸福的神！”
“老王！到了吗？你看前面那些人们手舞足蹈，打得乒的乓的，口内还唱些什么陇海路……神……”
“嗳唷！老爷！只怕是铁路工人在闹罢工哟？我昨天在门口晒太阳的时候，就听说是总管打了工人，要罢工。”
“哼！这些无知的工人真是可恶，总管打一下，就要罢工，他们也不知他们吃的什么人的饭？唉！这世界真是反了！真是反了！……老王！我们也不管是罢工不是罢工，你暂且到卖票的地方去看一看。”
“是！老爷！”
“……咦！为什么还不来？这个王八蛋必要是又贪玩去了，待我去找找。哈！那里不是一堆人吗？他必在……”
“各位工友们！你们想一想，你看他们吃的，穿的，住的，哪不是我们工人做出来的？就是他们这靠铁路吃饭的总管、督办这些东西，若非我们工人，也没有谁来养活他，什么原故呢？第一，是我们工人不造机器，不筑铁道，虽是玉皇大帝命他下来，也没有法子弄出铁路来供他好当督办、总管。第二，即有铁路，若非我们各项的工人工作，这火车也不会自己飞走，还是使他们像今日一样，在那里饿着坐着。工友们：世界上岂有出自己的死力来养活人了，反受这被我们养活的人的打骂的道理吗？所以我们此次罢工，第一是争回我们工人的人格，第二是改良我们的生活，第三是……”
“嗳呀！老爷！你也来听他们的演说吗？你看他们这些工人七拉八扯的横说，与你前面所讲的一点不同，真是胡闹，真……”
“不！不！老王！他们说的都是，以前是我错！是我错！”
锄平启事：《一文钱》那篇小说，是周作人先生译成文言刊在《域外小说集》的。我因那篇小说，颇足以启发我们劳工思想，所以想译成白话，来介绍于我劳工朋友，然而那篇结构颇繁，寓意也深，我们有些劳工朋友仍是看着不懂，加以篇幅也长了一点，不适于周刊，所以此后不再登了，特此声明。 |
〔劳动界消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6号（1921年12月30日）
〔劳动界消息〕
德州
不做杀人的东西了——德州兵工厂，因没有发薪的缘故，快要罢工。天津的曹某，一得着此项消息，就即刻派一个副官赴德州镇抚，一面请北京的陆军部发给将校的薪水，而我们这些工人，不知道他们怎么样？
武昌
我们慈善的主人——纺织童工杜荣悟年十二岁，因身体弱小不胜其事，于上月二十五日一时不慎，被“风筒机”将大腿骨打断，经西医治理月余无效，将袜腿连骨割下，晕死数次，今来虽无性命的关系，已成残废终身了。其父杜玉亭贩米为业，数口之家，一贫如洗，度日不能自给，才叫幼子做工挪补度日，不料险为此送子的命，终成残废，悲急交作，无法伸冤，只得转为哀求厂主抚恤，经许多手续后，才允每月照原给资，随厂主换时为度。作一方面看来，这是算是资本家的大恩典，要是回想就错极了！厂主二三年来就可发大财了，得财而荣归，面团团做富家翁，南面王都不易，那时残废的劳动者，叫天都无门了，只有终身乞讨一条独路。可怜我们劳动的人啊！究竟是么样儿才了呢？
麻布局的王老四——本月二十二号，麻布局工人胡某，因有要事请假二日，到发工资时，被车头王老四私自扣除工资钱七百文。胡以每日应得工资二百四十文，何由二日就要扣七百文呢？于是向本局的亲兵范晓田告诉，请范代他伸冤。范即以此事上告司事姚处，当问明各节，王以理曲，即退其所扣之钱于胡。王因未遂所欲，邀集同类恶党，用以野蛮武力相对殴打于范，幸未受伤，范的同事不服，姚亦知众怒难犯，只得罚王三日工资，以了其事。
三十串钱买了一个命——前数日，省垣武胜门外第一纱厂，内有皮头厂轧车机器管，不知因何炸裂，其管头误将一女工某之七岁小孩胸前剖开，肚肠均出，登时毙命。该厂头目见此情形，立即报告厂长，照例给予恤钱三十串文，令该妇自将小孩尸身搬出安埋了。
肇庆
一个罢工胜利——劳动通讯社肇庆访函云：肇庆工会成立者，有三：（1）土木建筑工会，（2）车衣工会，（3）理发工会，均为前日在广州市办荷溪劳动学校之刘君从中帮助，故能成立如是之速。刘君素热心于劳工运动者。查车衣工会之后，因东家施以压制，竞欲与工会为难，于是工人大动公愤，全体罢工，要求相当条件。后东家方面知工人不可轻侮，遂完全应允工人要求。于是罢工风潮。遂告结束了。
汕头
又是一个罢工胜利——劳动通讯社云：汕头工业缝衣工团于十一月八日晚，在镇邦街华工联合潮循支会开全体大会，表决向东家要求加薪三成，每月休息三天，每日操作时间八点至六点止，夜工自七点半至十二时止，作一工计算，限东家二十四小时内答复。九日早，致函东家要求承认，迨十日早，东家尚无只字答复。工人三百余人，即于是日起，一律停工。公安局即饬各区，查明罢工情形。幸各工人举动文明，该局遂令东家行从速托人调停，遂由东家托出郭济川、五汉承两君，出任调停。至十二日始行商妥，东家代表郭琴石、西家代表吴世德，互订条件如下：（一）每月除薪水外，加补一成，即照薪水计算。（二）每日操作时间，早八时起至晚六时止。（三）夜工七时半起至十二时止，作一工算。（四）每月休息三天。经于是日由东、西家代表及调处人签名，并由第三区署盖印。十二号各工人复到工业会开会，宣读条件，全体缝工遂于翌日切律开工。
本埠
厂主不应该要抚恤吗——叉袋角内外棉第五纱厂清花间小工张金兰，年三十岁，本年七月间抵申，八月间入内外棉第五纱厂清花间工作。不料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工班，将下工时（七时半），被机车皮带将半身卷住，轧入车内，立将半脸半臂及胸部轧碎，登时毙命。当时厂内用电话通知戈登路捕房，由八号印捕着红十字会车，送至验尸所，尸亲胞姐某氏闻讯，急往厂内探视，并询起祸理由。闻死者上有八十六岁福〔祖〕母，六十岁生母，为无父之孤子，今既因轧死，尸亲失所依靠，希望厂家有点抚恤才好。
这比杀人还要狠些——宝城第二纱厂，因男工不大十分好虐待，即想调换女工。于是将男工的工作时间，由十二时增加到十五时了，故使男工不堪其苦，借以调换女工，于三十日无缘无故停了三十几人的工作了。唉！像这样丧尽天良的厂主，中国又无一种工厂管理法，该要他怎样？
这个人该不得死吧——杨树浦宝源纱厂工人朱根全，昨日下午工作，自高坠下，胸腹受伤甚重，当由厂派人送同仁医治，即经西医用手术剖腹疗治，未识能无性命之忧否？
故意同我们工人捣乱——浦东日华纱厂，前天有两个清花的工人，在厂内洗澡室内洗澡。按此洗澡室，是预备工人的，天热的时候，工人正是缺乏，管理人虽然看见工人洗澡，也是糊糊涂涂。乃前天有两个工人洗澡，被管理人看见，当时就把他们的工作停了，还把工银都完全充。闻听现在还要把各间的工人工资减少云云。
每日添了一角——本埠制造洋式木器同业，向系附属于沪宁给水木公所以内。此次该业各工人，苦于百物涨价，度日维艰，发起要求增加工资。现经水木作公所，邀集洋式木器同业各董事公同会议，允予酌加。定于本年旧历十一月初一日起，每日加给工资一角，以予体恤。双方允洽，昨已分发通告，一律照加了。 |
〔工会消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6号（1921年12月30日）
〔工会消息〕
广东的工会
广东各工会同盟，自革覆工会发起后，已将各简单协约通过，印刷分寄各工会，以便各工会讨论，并明白加入之手续，及选定代表于下期会议。兹录该简章如下：
（一）名称：“工会同盟”。其办事处称“工会总同盟事务所”。（二）以工会为单位，国内外各处工会俱得加入。（三）事务所依地方设立。凡一地方有若干工会加入同盟者，为办事利便计，应设一该地方事务所。（四）加入同盟之工会，须一致坚守信条盟约，此项信条盟约，缮写悬挂各工会中，以供会员省览。（五）加入同盟各工会会员，凡遇以事务所名义传达之协议公决事件，须即切实奉行。若不奉行之会员，又该会又不加以惩戒者，在同盟团即认为违犯盟约。（六）加入同盟之工会，即以各该工会之主要职员为代表，每工会派代表一人至五人为限。（七）各代表人分成若干组，每组每星期轮值一日，到事务所办事。另置常驻书记一人，总揽事务，兼司账目。（八）各代表人除值日办事外，星期日下午二时至五时，必要全体齐集事务所。星期日常课：（甲）劳工训话，（乙）学术讲演，（丙）时事评论，（丁）会务讨论，（戊）共同娱乐。（九）由事务所印行周刊，专以传达同盟各工会消息。（十）每工会期月担任经费一元，以充事务所经费及周刊印费。此外遇事用款，临时匀派，其常费每月一日交到。（十一）各地方事务所，除依照本规约外，就地方特别情况，如为该地方必要的条件，亦得规定约中。（十二）同盟成立后，即与欧美及东亚诸国各大劳动团体密切联合，为成世界工会总同盟之预备。
信条如下：否认资本主义。否认私产制度。尽力于生产的劳动。劳动者直接支配生产机关，及直接享用生产物。互相尊重其自由。人类平等。
开封的工会
开封陇海铁路工人，因郑州、徐州、洛阳等处，先后成立工会，故急急邀集全厂工人，成立一个老君会，为将来工会的基础，内容极其坚固，会规也很完善。现在极力联络各工团，将来定能达到一个良好的工会云云。
上海的工会
上海印刷工会开筹备员会议，议决之事如下：（一）筹备员任务之确定。（二）议决联络各厂工友们的办法。（三）举定临时文牍一人，会计一人，庶务一人。（四）讨论各业工会代表团来信，并推定两代表下周出席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会议。
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开第五次筹备会议，到会者有孙良惠、张瑞轩、刘奉臣、张占刚、李中等各代表。首由各代表详述各该工会之情形，及联络他团体之情形。其议决数事如下：（一）印刷工会应去信商同解决该工事务所办法。（二）联络他团体，由李中、孙良惠、张占刚分负责任。（三）俟多数工会加入本会后，再开成立大会，邀请中外名人演说，选举正式职员，发表宗旨，筹劳基金。散会时，菜馆公会派二代表至，不及与会。
湖南的工会
湖南劳工会改选各工团评议员，现已告竣，闻已订于本月二十日（每期日）午后二时，召集各工团新评议员在会址内开茶话会，讨论会内革兴事宜云。 |
诸位呀，纺织工又轧死一个（李震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6号（1921年12月30日）
诸位呀，纺织工又轧死一个
震瀛
前两个星期内外棉第四厂的女工杨阿娥，被机器轧死，结果只落得一个“自不小心”的定评，厂里别说一点责任不负，就连一文抚恤，都不肯拿出。这种事情当时很引起我许多的感想来，后来因为忙就放到脑后去了。这个星期不料又发生了一个惨事，我先说说这件事，再来谈我的感想。说起这件事来，真可令我们打个寒战。十一月廿八那一天，内外棉第五厂有个小工，名叫张金兰，正在要做完夜工的时候，一夜的气力卖净了，精神当然有些昏乱，无意中被机器皮带将手、臂、头各部卷入，登时轧死，轧的时候，就像锯木似的。唉！工人的性命！（详情阅本期劳动界消息本埠第一段。）但是工厂里如果有点抚恤，还能对得起死人，亦使我们的心里平安些。这回厂里听说连一点抚恤的意思都没有，只会抬到验尸所速速掩埋了。这样看，我们工人的生命，要如何才能有了护符呢？我希望大家让我来和你们商量商量。唉！我们工人的性命是一个畜牲都不如么？现在各国连天上飞的鸟，地上走的兽，水中浮的鱼，都想出了保护的法子，不许无故的伤害他。这样，我们中国的工人连外国禽畜的幸福都得不到，苦哪！既是这样，我们就不想法子了么？现在我在要想法子的时候，先说几句想法子以前的话。
这件事有的人说：工人自不小心，以致被机器轧死，总望我们工人要千留神、万留神才行。咳！厂里到处都是机器，我们进到厂里，就像跑到刀山的顶上，油锅的边上，时时刻刻都有死的可能，我们那里能够留的到这样的神。但是厂里时时刻刻仗着我们一滴一点的血力来赚钱，对于我们亦不负一点保护的责任，我们工人真是连牛马还不如了么？在工厂里每天做工的诸位姐妹弟兄，你们是世界上最有价格最有权柄的人们！你们是负着世界上创造力的人们！世界上应当有保护你们的责任，你们向世界上的人们要求保护，是你们很合理的举动，是你们很应该的动作啊！闲话少说，我们对于这件事，到底怎样办呢？诸君别忙，我要慢慢道来。在欧美各国，工厂里有工厂管理法，市政机关有劳动保护的条例，在中国这两样都没有。在我给大家想的，有几种写在下面！
（一）在中国还没有规定工厂管理法的时候，请各厂皆按各国通用的法则上，对工人生命负保护和抚恤责任。
（二）在租界上，我们请求纳税华人会提议各捕房应有保护劳动条例的规定。
（三）在华界，请求官厅令各厂规定管理法，负工人生命的保护。
以上三条理由，是我们工人最切己最应当急急的起来活动的。但是几个人办去行么？这样想来，还得有了团体才行。何以呢？如果我们的工会成〔立〕了，拿工会去请求各方面，一定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像张金兰这件事，我想大家一定心里不平，说不出来，不敢说出的。唉！我们大家既是天天在危险里过活，倘有不测，愿意这样糊糊模模作一个冤鬼么？
亲爱的劳工界弟兄姊妹们！张金兰死了，我们还不惊心么？对于厂里这样忍心，能不动心么？最好的办法，先快快的组织我们的工会，然后用群众的实力，请求各方面，叫我们大家得到永久的保障，杨阿娥、张金兰虽死，亦算死得值些。不然，这样下去，再有人死于非命，那就算是我们大家“见死不救”。况且我们自己也靠不住就不亲遭这样的惨剧呀！我们患难相关的苦朋友们，世界上没有人保护我们呀！只有我们自己能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保护的法子，就是团体，就是工会。我们有了工会么？没有的应该怎样呢？
这篇写完，又想到两桩事：第一件是童工的事，第二件是夜工的事。杨阿娥是十四岁的小姑娘，张金兰又是在夜工时轧死。一则因为年岁太小，一则因为精神疲劳。惨哪！所以我对于童工和夜工的事，表示反对，至于详细的话，我以后再用具体意见发表罢。 |
请看谁打胜仗！（李启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6号（1921年12月30日）
请看谁打胜仗！
启汉
本周刊出世以来，不到半年，铁路上的罢工已经发生三四处了！都是很可庆祝的。京汉路因为团体力量大的缘故，只有议决，并未实行罢工，就居然得着很满意的胜利：增加工资。——这是第一次铁路工人有团体的效验！粤汉铁路的罢工更可佩服，为的是数十个小工失业，争的是人格问题，不几天，硬使那万恶的军阀都屈服，所要求的条件，条条都通过，件件都服从。这也无非是他们的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的力量。最近广三铁路为了厂长被开除的问题，也摇了一摇班，也把厂长居然摇了回来。（这些事都在本周刊的前几号内登载过。）现在陇海路更闹得翻天覆地，大擂大打，已经是一两星期了，还不曾解决！（看本号特别记载。）工友方面，越做越起劲，开大会，发传单，打电报，四方八面请援兵，京汉路已有宣言援助。官厅方面，已是战战兢兢，应付无方！呵！他们的胜利，真可预祝！他们的毅力和勇敢的精神，真可佩服。
我们从这几处的事实里面，可以得着许多的教训和感想。你看：京汉、粤汉、陇海，为的都是工友们自身的利益和幸福，反对的都是厂长总管等等资本家的走狗，军阀官僚的奴仆，所得的结果比那广三路专为的是厂长的要大要好。当然爱护工人的厂长，工人也可以爱护他，但是我工友们最要认清的是：为的总要在我们工友们大众自己身上的利益和幸福为重。譬如陇海这回事，做的是极在道理的。因为无故可以开除一两个工友，将来就可以无故开除大众；无故可以虐待一两个工友，将来就可以无故虐待大众；无故可以扣罚一二个工友的工钱，将来就可以扣罚大众的工钱。所以，为一二个工友争人格，就是为大众争人格；为一二个工友争利益和幸福，就是为大众工友争利益和幸福。粤汉路职工联合会为八十个小工争人格和幸福，结果已经证明是为粤汉路全体工友们争回人格和幸福。还有一层，就是团体大小的关系，联络广大的重要。前次粤汉路小工八十人的被开除，如果没有职工联合会的大团体来援助，一定要糟了。这次陇海铁路的发动点是徐州，如果没有郑州、洛阳的援助，也就早经失败了。又如果京汉路早没联络或是京汉路的工友又是没有觉悟，那交通部的命令早就会实行，陇海路的全体工人早就没有好下落了！好在他们办事很得法，先已经联络郑州、洛阳作一致的行动，再来京汉路的工友又是很有觉悟，不但不受交通部的利用，反而发出宣言作他们的后援！这是陇海路将来得胜利的第一着，实在是工友们互助的好模范。我们再进一层说罢：假若这陇海路被虐待的是机务处的工人，机务处同车务处及材料处等等的工友们早没有联合团体的预备，机务处要罢工，厂里可用车务处或是材料处的工人来开车，车务处要罢工，厂里可以用机务处或材料处工人来代替，这样，我们工友的冤屈与痛苦，怎能够解除？总拢上面的道理来说，就是我们结合产业的团体（就是将机务、车务、材料工程等各部都联合在一道，成一个团体，叫做产业的团体）才能够罢工；要联络全路的全体工友们在一个团体（如徐州要联络郑州、洛阳等处。上海要联络常州、南京等处）才能够打胜仗，得胜利；更要联络相近的同业工友的团体（如陇海应联络京汉、津浦，京汉应联络京奉、陇海与津浦）或更进而联络全国、全世界的同业工友的团体，以为自己的后援，免得遭他种的破坏。
我末尾还有一句话要敬告我亲爱的工友们，盼望工友们要着着实实的记忆着，就是：我们打了胜仗，得了胜利之后，更要牢牢的记着团体的恩惠，切切实实的更努力的求团体的坚固和上进，才可以求得到我们真正幸福；万万不可洋洋得意，忘却了结合团体的努力，团体如果一散漫，幸福仍旧是得不着的。亲爱的工友们，注意呀！ |
陇海路大激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6号（1921年12月30日）
陇海路大激战
▲工人痛哭陈辞
▲各路大加援助
▲提出要求条件
▲开工又复停工
陇海路罢工一节，已志前报，兹将罢工宣言录后：
敬告全国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恳乞救
现今我们陇海全路机务工人，被本路大总管若里苛虐已极，全体联络，群起反对，禀告本路督办，不知将来若何结果，吾工人等不得不预恳援助，以备后患。久闻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均早联络团体，彼此互助，足见知识开通之早，文明进化之先。敝路工人们，现被若里总管逼迫无法，苛虐无奈，乃互相联络，步武各路之后尘。吾们工人既系同胞，又属同业，谚云：“人不亲行亲，行不亲道亲”，弟兄们岂忍坐视他人残害同胞同业不顾哉！因此敬乞同胞同业大发慈悲，先赐教言，对待残虐吾们之人，然后再作声援，补助进行。倘得圆满结果，敝工人等得蒙优待皆各路同胞同业所赐之孝福也。谨将苛虐情形备述以供国人之评判。
（一）该总管到差数月，不论机车如何破坏，全不修理，敷衍支持，焉能经久，出厂迅速，见病即罚，责工修理不善，不知此非工人修理之过，乃伊不会修耳。（二）车头大灯，发油不足，司机人恐有危险，自备灯。工人每月能得薪工能〔若〕干，不得养育老少，掷之无名之地。（三）车头各机修理不好，汽力不足，时常误点，苛罚司机工人。车头连载吨数，原有定额，伊一律加重吨数，如要误点，亦罚司机工人。（四）车轴加油，减发三分之二，以致车辆不时然轴，乃苛罚加油工人。（五）擦车工人，减发丝棉，逼将车擦好，否则重罚。（六）向章工人有病故者，公司发给恤薪三月，以资葬埋，乃经伊免去。（七）向章因公受伤者，照常发给工资，以资调养，乃经伊取消。（八）工人每天向章工作十小时，另外加点，按点发给工资，伊亦免去。（九）该总管在安南多年，对待安南人习于暴虐，刻下即将该野心施诸吾堂堂大国之工人等咸怀不慊。（十）该总管逞己之私，任意行为，颠倒是非，不权轻重，专施强迫手段，不准工人违拗，枉受责罚，即各厂首亦多受有无理凌辱。
窃想伊以外人，来吾中国，应斯重任，明食厚薪，应当细心研究，加意考察，如何能省材料而无害，如何能将机务修理坚固，盖其应有职务。伊乃不斯之务，一味强横奸险，茶毒苦工，工人等不能不反对。
再者厂中原例，早晨上工，应吹号三声，第一号系招呼远近工人动身到厂，第二号系拿牌进厂，第三号系上工时间，停止拿牌，此向来我厂不易之定例也。乃今晨副厂长地蒙，竞于第三号未响以前，以身拦挡号房之门，不许工人们拿牌上工，哀求不应，拳脚之加。该副厂长以安南之国奴待我中国工人，同人等既不得进厂，只得全体停止。适本路副工程师来洛，同人等全体到站，而求副工程师作主，乃不得完满答复。同人等不能忍做亡国奴之耻，做无人格之工人。务恳我各路工人协力，与本路工人作同一之举动，以救同人，为中国争人格，不受外人无理之欺凌。不但同人之苦可伸，亦诸君幸福所在也。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体恤苦况，怜悯援助，十路工人等统感大德无涯矣，肃此报告，（末附数字日）本路全体同人等决定准于十一月二敝日（即星期日）全路工人停工。
陇海全路机务工人等公启。（上盖一汴省陇海老君会情形图章）十一月二十日启
自此项宣言寄到长辛店了，一股工人读后，都非常的愤恨，特于二十二晚召集工人秘密会议。二十三晚又召集茶话会，到会的工人很多。当时决定了三条办法：（一）写信给洛阳陇海路工人，要他们坚持到底，并许以经济上和实力上的援助。（二）写信给陇海路驻京办公处，促其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如即日不得圆满解决，京汉路当与陇海工人取一致行动，为他们的后援。（三）写信给郑州的工人，要他们努力赞助陇海工人，如路工有调遣到陇海去的情形，也须即时防止。该路工人见既有援助，于是愈为坚持，以致开封竟成一死世界口，京津沪汉邮件不通，新闻纸五日未到，旅客出省者，每日至车站一探消息，而讫无确信。来汴者，东路则停滞于徐，西路则停滞于郑，栈房客店，均已满坑满谷。邮务管理局于二十一日添招临时邮差，二十二日又添雇驴骡驼载，然由开封至郑，仅二日程，尚可通融，而由开封至徐州，约七百余里，非旬日不能达，若再延数日，开封秩序，将大受影响。得督署方面确讯，谓工人罢工之翌日（即二十一）陇海路之郑州站长，以旅客之要求，拟借京汉路工人开车一次，业已将三等票卖出，一时购票者，颇形踊跃，讵为陇海工人所开〔闻〕，应即贴出一警告如下：
京汉路同业大鉴：吾辈同系工人，利害相关。敞路同人因受虐待，迫而出此；曾要求全国同业同胞援助，君等如不为良心上之主张，帮助外人，制同胞死命，请留神性命之险。陇海路工人敬白。
谁知京汉工人来郑原系为救援而来的，今见他们贴出警告，一方面力辞郑州站长之所请，一方面即将来意宣布，也贴出一宣言来，照录后面：
陇海铁路工人，因为总管洋人若里待遇他们，非常苛虐，他们群起反对，于本月二十日全体罢工。他们此举，是争我人格，光我国体的，凡我同胞，谁不佩服他们呢？我们工人，又是同业的，所以我们对于他们极表同情。现在我们议决，到必要时，给他们以相当的援助。但恐我们力量单薄，还望大家同起援助哩！
该站长见见京汉路也是这样，于是将已卖的票通同收回。
二十日交通部及陇海路督办施肇曾均派人到郑调查罢工真相，着人与工人疏通。工人要求三项条件：第一、撤换总管若里；第二、恢复原薪；第三、恢复工料原额（如灯油丝棉）。能一一照办，即行开车。交部代表于三项完全答应，但云一面电部请示，一面令工人先行开车，恢复交通。工人谓非若里去职后，不能开车，现在相持不下。惟据另一函云，彼等所要求的有十五条：（一）若里总管不准刻工减料，薄待工人。（二）因八号门证事被革之人，免究复职，此门不准任意锁闭。（三）机器照常修洗。（四）各厂材料，照应用数目，核算实发。（五）行车油炭棉丝，照前考验成章发给。（六）司机生火做工外候差，应照钟点加薪。（七）大小工人每月加薪，年给〔终〕双资。（八）工人因工受伤，一律发给工资，残废后，由公司格外恤养。（九）车务处、稽查、站长，对待工人，一律平等。（十）夜班加点，以六小时为一工。（十一）稽查厂首，在厂司事，应依定章指示，不准持尊虐下，口出不逊。（十二）中外年节，及星期日，与员司一律休工。（十三）在厂疾病，应给半工资。在工病故，给六个月工资，另给回籍免票。（十四）因工亡故，给薪三年。除给回籍免票外，其子弟准袭其职。（十五）自起工日起，六个月不准裁人。总务处因上项要求，有好些实难做到，尚无若何表示，以致到了二十六日仍无解决希望。闻交通部派人到郑疏通，对于若里撤换，有碍难表示，是尔工人益愤，相约不肯让步。委员欲赴洛，工人不为开车，遂返京请示。
开封车站工人，逢人即谈罢工之理由，毫不避忌，唯所说不外苛待情形，均与前面所述工人宣言略同。日昨有由郑来汴之工人某，系奉该团体命来汴，要求各报馆及各界援助者。据云：此次罢工酝酿已近两旬，恐一旦发表，不得各方面之赞助，弄巧成拙，后派人赴京，辗转得谒交通系某要人，其要人极力赞助，并与某校教员周某，联名来函，嘱工人积极进行，以必达目的为止。且言工人工字上一横画为天，下一横画为地，中间一竖为工人，凡天地间一切创造物品，纯系工人之力，工人实具有顶天立地之本能云云。陇海路工人得此要人之援助，罢工之议始决。适念日晨，洛阳车厂工人与若里冲突，其势乃一发而不可遏，当时赵张曾电交通部，请速维持。其电文曰：“急，北京交通部鉴：本日据报陇海铁路工人全体罢工，火车停驰，传闻系因工头若里将旧例变更，工人时与交涉无效，故实行罢工以相抵制等语。值此谣诼纷起，金融奇紧之际，所有交通机关，万不可一夕停滞，敬乞贵部迅予维持，务令即日恢复原状，以安人心，是所切盼，并希复。”旋得交通部复电，略曰：“哿电敬悉。陇海铁路工人全体罢工，火车停驰各情形，值此金融风潮未息，谣诼盛兴，诚如尊论，所有交通机关，断不能一夕停滞。除已电令该路赶速派员前往妥为设法开导，即日恢复原状外，尚祈鼎力协助维持，是为至祷。”当时群以为不过三两日即可解决，乃延至现在，仍无头绪。但据本埠新闻报云，已于二十七日照常开车，机工要求条件，经施督办委员在豫会同军民两长及吴巡阅使，双方调处了结。兹将所订条件录下：第一条，机务总管，全体工人不承认，兹从宽办，限两个月查明再议。第二条，因八号门闭被诬革罚之二人，准其一同上工。第三条，洋厂长地蒙，因虐待工人，准将取消。第四条，因工作忙，夜间加点，以六小时算一工。第五条，每年终加双资，每月有两个星期日休息给资，中国三大节歇工，照给工资，每年应有两星期官假，照常给工资。第六条，司机、生火，在车应做十小时，以外另行加点，饭资司机每日五角，生火三角。第七条，按年准给回家来往免票，司机及工头二等票，其余工人三等票。第八条，各工人加薪及因公受伤者，照给工资，自己生病者，一年愈后准复原差。第九条，如因工亡故者，恤赏六个月工资，若因病亡故者，恤偿三个月工资。第十条，开工后小过不准裁人，大过任行。然十一月三十日本埠申报的专电，又说：“陇海路开工复停，系付工司票士铎负气，工人复要求将械〔机〕务总管若里免职……”。此电报是由北京二十九日下午八时发的，依此看来，说是二十七日已开车了，或者不错，然开车之后想必又停工。
听说这一次罢工，还未有一个礼拜，业已损失二十多万了。而官厅尚不觉悟，顺工人的请求，抛费几十万的损失，以博一二洋员的欢心。幸喜京汉津浦各路工联合会援助，许以在罢工期内，接济八个月粮食，而与恶魔战。此虽非我工人所喜欢的，然也不是官厅的幸事。所以我盼望这梦梦的大老爷们，赶快醒来，要知我们工人，不是像从前在那里屋里可以被你们欺得着的。 |
随感录（李震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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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
震瀛
粤汉路工刚刚罢工得了胜利，陇海和广三两路全体大罢工的消息又传来了（参看本期劳动界消息第一二两段）。他们这样团体的行动，真能表现他们自觉自决的真精神，在中国劳动史上占一页重要的位置啊！但我们于十分希望、欢喜的当中，更要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团体是真靠得住么？有产阶级是真降服了我们么？如果觉得不十分有把握，就该细细的考虑，第一着先完成精密的组织，第二着要看看进步，不致失败。总而言之，我们工人自决的机会到了！这期因为他们的消息来得迟，所以亦来不及帮助重要的文章，下期是总会替铁路工友们想一个周到精密的大计划，向大家供献，你们大家很欢迎罢。谨祝陇海广三两路的工友得到最后的胜利！ |
〔歌〕上工女（击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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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上工女
（击柝人）
晨鸡唱罢天微明，已闻工厂汽笛声。呜鸣之声何无情？家家户户梦难成！街头日影尚模糊，风霜吹面砭肌肤；衣裳不整头不梳，上工群女奔长途！初闻张家阿姊说：“李家阿妹勤做工，贪心多得一角钱，肺症难医药无功！”又闻孙家阿婶道：“赵家女郎容颜俏，我见工头散工资，计工之外加钱钞。”嗟吁厂主太心凶，掠夺剩余致富翁，万恶工头堪发指！侮辱女性罪难容。惟有贫女实可怜，卖工卖身博金钱。哀哉女工真不幸，劳工神圣岂其然？诸君可见卖菜佣，早市未毕篮已空。归途高唱大江东，庶几无愧自由风。 |
〔小说〕一文钱（董锄平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5号（1921年11月26日）
〔小说〕
一文钱
（锄平译）
唉！各位，你们不晓得在俄国未有地主、神甫、做买卖的人以前，人民都是非常快活，极自由的。但是听老人家们说，这样时候未过好久，那些鬼魔不欢，妒忌乡农太快活了，于是暗想用一个什么法子，使人都受困苦。不吃不喝，也不休息，想了七年，才造作“神甫”，又七年，造作“巴林”（即中国的田主），又七年，造作“做买卖的”。鬼魔于是大笑，那树上的叶，都被震动落下。随即命此三害，往害乡农。而一些愚人，不但不设法除去，反给衣他穿，给饭他吃，把他顶在头上。
自是以后，农民遂无安逸时候了。神甫、田主、商人共害农民，莫非以刀兵相伤，争一文钱是了。在太阳将出来的时候，农人即想“我将如何得一文钱？”及太阳下落，农人□□“我将如何得一文？”既而无法往求，土地口，即说：“嗳呀！土地爷，请你告诉我一个□□，使得一钱。”土地神轻轻底答说：“钱即□□。”农人即取铲掘地，不分日夜□□□□□□□□深坎，还是无钱。于是更竭力将土掘完，□□看见沙，沙掘完了，看见稀泥，泥完又是水，以致看见黄壤，而铲却断了，还是无钱。农人用手力掘久久干壤才完，下有石板，不能再掘。
农卧坎中，痛骂土地神，恨其何故播弄他。忽见土块下面，有一铜钱。因日子已久，已生绿霉，状与土同。农即取出，与彼接吻，郑重包裹，藏入怀中。于是由坎底拔出，又到日光下面，将钱怀往家中。
路旁有好些杨树，其叶同乡人头发一样，前来问好。并说“乡人乡人，你的衣服为什么竟像鱼网一样哪？”农人答说：“我为得一文钱！”杨树摇头说：“此钱的价值；贵呀！”又向前，山鸟来问：“乡人乡人，你何以全身泡肿到像橡皮哪？”农人说：“我为得一文钱！”鸟大叫飞去，自己说“我幸不是纸人。”复又走近一小河，鱼问“乡人乡人，你何以搜到同青鱼一样哪？”农人说：“我为得一文钱！”鱼无话，惟将其尾一摆，疾入水底，望速离人世，恐己也化为农夫了。
（未完） |
〔来件〕农民自决（续）（一九二一·九·二三玄庐在萧山山北演说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5号（1921年11月26日）
〔来件〕
农民自决（续）
一九二一·九·二三玄庐在萧山山北演说稿
他们底银子是哪里□□？如果说是收租来的，那么，明明是你们给他们的一是□□从别种方法得来的：做官，便是刮地皮；带兵，便是截旷（就是吃虚额）；经商，便是榨取劳工的剩余；无一不是像收你们完纳的租息一样。现在姑且不问他们底银子从哪里得来，要问土地怎样会发生价格。市场地亩、田亩……底价值，权且不说，这航坞山迤北，尽是沙地，我且拿沙地的价格标准来说：南沙沙地每亩平均值三十五、六元，这每亩三十五、六元底价格，是把什么作标准而定的？——沙地是浮沙淤积成的，初淤叫做“紫沙”；“紫沙”经过二年或三年长了芦草，就叫做“草荡”；“草荡”加以六年的人工，就成“熟地”。“熟地”，便值钱了。为什么“熟地”值钱？——每个农夫，平均能垦十亩面积的“草荡”，每人每年衣、食、住、工、料，至少要费六十元，以六年计算，就得费三百六十元。以三百六十元得十亩地，所以每亩平均价格三十五、六元。这是露天敞着的工作，你们都是两只臂膊一锹一锄做□来的，你们当然了解这些事。
你们虽是了解这些事，但是从来没说明过，所以你们总以为“他们是雪白银子买来的”。如今可真了解了么？
其次要说明“种一年田地，还一年租”这句话了。
土地经过劳力才有出产，你们都是明白的。土地底价格，以你们所施的劳力程度作标准，上面也曾经说过。为什么你们施劳力的人，倒反要完纳租息才有田地种呢？——我再拿沙地作比例来说明：
当钱塘江改线，东坍西涨，淤“紫沙”为“草荡”底时期，你们能出气力去开垦的，未尝不独力肯负一把开荒锄头到一望无边绿茫茫的芦草荡里挖沟埂。可是一面农民自淘伙里没有协作的组合，又没有分配机关，便发生争夺和械斗的事情；一方面有势力的绅士老爷们，在“夺到手里就算自己的”私有财产制度底意义下面，便赵家竖起一张赵家旗划几百几千亩，钱家圈起一区钱家园划几百几千亩，到官厅一注册，赵家若干，钱家若干，于是你们一般挖沟做垅的只可忍气吞声的依在几个大地主脚底下做一个地户。而且他们一班大地主还不相信你们能够替他做一头诚实的牛，要你们预先交一年租才有牛做，所以“现租”（沙地预收一年的名目）这个风气，也正是拿经济来困住你们、防范你们的方法。
你们和那班大地主一样有眼、耳、鼻、舌、五官、四肢、心脏的人，何以你们能够劳动生产的，反倒陷落到这步田地呢？——因为他们是有产阶级，现在正是有产阶级支配的时代，他们是有组织的：软来有官吏替他们讲他们底法律，硬来有军警替他们提刀枪；你们是没有组织团体一盘散沙似的人民，自然被他们屈服下了降为奴隶牛马。
你们以为“奴隶、牛马”是侮辱你们的恶名词么？在我看来，他们一般大地主、绅士、老爷、点王底待遇你们比待奴隶牛马还要残酷。十六、七世纪俄国行使农奴制度时（这种农奴制度，和四川、云南等处有土地的土司相仿），地主有自由虐待农奴的权，但至少也要维持农奴及其种种的生活。中国底农民，形式上虽是自由农民，可怜一班地主的敲剥，比从前的俄国地主对待他们农奴还要凶，因为萧山、绍兴等处的地主，绝对不负维持佃户生活的责任。这些事实，彰明较著，在你们目睹身受之中，也不用我来举例。塘里的种田的这些虐待敲剥的苦痛，比沙地上的地户还要深刻。至于牛马，主人也是负维持生活的责任的，而大地主可从来不行负维持农民生活的责任。所以从经济条件上看来，现在的农民，比农奴牛马尤为不如！
你们处在这种少不得教，老不得养，壮年的不得自存的生活状况中，你们除去“农民自决”一个方法之外，更找不出别的活路来。
你们受的苦痛也够了！你们怀中的愤气也充满了！暴动么？——不然的。
□□□们要求我发表根本的主张，我底主张，便是□□私有财产，“土地公有”。这个主张，将来必有实现的一天，但是也要看你们团结的力量和组织上的□□□定这个主张实现的迟速。目前为救急□□□□，可仿照衙前等村“农民协会”底组织法，□□□□。
最后，我有几□还要忠告你们的——
一、不可以无组织的暴动。因为无组织的暴动，只是一哄便散，结果，不但无益，而且旧社会里面潜着有许多“危险分子”，利用一时的暴动，把你们良好的劳动习惯也弄坏了。这种分子，正被淘汰着，他们对于社会不负丝毫责任的，有抢的机会就抢，有烧的机会就烧，有奸淫的机会就奸淫；他们抢掠的形式虽和资本阶级不同，而结果只是残害你们劳动职业的光荣，破坏你们前途底建设。
二、你们要知道国家是你们劳动者的。国家底行为，便是你们劳动者底行为。你们对于赋税等等，不该取消极的仇视态度，应该从组织上面谋得国家底主权归你们掌握。
你们有了组织，就不怕牺牲。用得着牺牲的时期，便是你们进到幸福的时期。
你们赶快的团结呵！你们精密的组织呵！大地主们总有一天投降你们的。 |
云南人的曙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5号（1921年11月26日）
云南人的曙光
▲中国青年劳工团的演说
蒙自来函云：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中国青年劳工团开演说会，各界来宾甚众，约四百余人。演说词亦多，兹择录弥勒刘小初先生（名锐良）演说“国民自觉与国家之关系”一段如下：
中国现在的国民大半多不能自觉，其一般乡民无知的不说了，说的就是受过教育有国民资格的这些国民，不能自觉为什么呢？现在中国处何等地位？做国民的应该晓得想法子来维持他，不要一味交与政府，不论他是正式政府，非正式政府，都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所想的无非是争权攘利，哪里想到国家是什么东西？处何等地位？所以我说要国民自觉。我们中国形式不是共和国吗？对外的招牌，不是挂的共和国吗？内里头就糟了。做军人的个个想做督军、总统，野心勃勃，待机而发，耗尽民财，残杀同胞，固所不惜，只要实行他所想做的就做，保国卫民的职务，早已抛云霄九天□□。做学生的个个想做县知事、道尹、省长，把应有的职务搁在一边，专意夤缘奔走，人格扫地，亦所不惜，也只要实行他所想做的就做，改造社会的职务，早已抛去云霄九天外了。还有前清的秀才举人，更是坏透了，天天梦想宣统复辟，实行科举，有些在乡里中当起大绅，作威作福，一般无识的国民，神圣不可侵犯亦任他武断乡曲，蚕食公款，孝敬县知事，不敢过问。就是后进的人物，看见他们这般道荣威权，也是不是不巴结他们的，相处既久，也是变成秀才举人的气习了。自治应做的事业，也不知去做，就做也无非设立个公所公局，萧规曹随，那里有一点改良的成绩。这一类的人结成的社会，不是一个腐败社会□？这类的社会，结成的国家，不是一个腐败国家吗？唉！我们中国现在就是个腐败已极的国家了。那末，国家是国民集合的一个名词，既是不好，我们应该查考不好的弊病在哪里。国民既好，结成的社会无有不好的。好社会结成的国家，又无有不好的。照这样看来，国民苟能自觉，发奋图强，国家之强，是不难的事啊！现在太平洋会议的日期快要到了，国民应该挺出身来看看与自己本国有什么利害关系？应当如何的对付？还要自家决断去做，不可仍然迷梦不醒，任一般高等游民运动去当代表，将来的利害，是要大家国民自己去受的。诸君，对于这个问题有何感想？请来发表，兄弟领教。
中国青年劳工团
十月二十四日 |
香山东镇的劳动小民（鳘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5号（1921年11月26日）
〔劳动界消息〕
徐州
陇海铁路全体大罢工——陇海铁路徐州车站机务处，待遇机工，向来苛刻，两下感情甚恶。今岁徐州水灾颇重，工人生活程度渐高，所得工资，入不敷出。前曾要求加薪未准，嗣因工作延长时间，机工等觉其有意虐待，于是向机务处理问，误将厂外栅门挤毁，机务处不置一答，反将为首二人开除，不料因此酿成全路罢工。在事前，徐州站机工有四百余人，曾暗地商量，公举刁君往开封、郑州、洛阳这些处所约日罢工。二十日晨，机务处仍用强硬手段对待，于是全体机工遂即日罢工，一面电告开封、洛阳、郑州这些站里同时停工。当日上午七时，徐州站（即东站）铜山县（即北站）都已卖票了，搭客鹄立候车，机务处某外国人，亲自将车由北站开往东站，强欲照常开行，被众机工饱以老拳，始将他们打回。到十二时，接开封、洛阳等处来电，业已全路罢工。事已无法挽回，只得将各客人车票收回。下午三时，机务处又托人招集各机工在北站空地谈判解决办法。众机工要求将被开除的工人接回，即日一律加薪，以后不得再有苛待情事。闻路局现已据情呈请北京总局核办，将来还揣不着怎么样解决。
广东
广三铁路全体罢工——在十日午刻的时候，夏局长听某机关的谣言，说机器厂主管关灼河将煽动工人，有行施要挟的意思，夏局长不问皂白，即将关开除，并迫令立即离厂。该主管在局服务十九年，平人〔时〕对于工人受感极深，故全路工人立即召集全体同人大会，议决于十一日一致罢工，及呈报省长，请回复关灼河原职，及请愿将夏局长撤差，不达目的，誓不开工。并于十一日早拍电通告各埠同业——电文录下：“兹因敝厂总管关灼河无故被开除，迫令立刻离厂，现由全体同人议决，于十一月十一日一致罢工，请转知各业切勿为人利诱，开工破坏，是为至要。广三铁路职工养志团全体同人启”——互相协助。于附城各机厂，分派传单。现各机器工人均齐集维持会内，静候解决。是日省署调处消息，拟由机器维持会举出一人，充当斯职，及雇回原有工人，以为调处办法，各工觉不适宜，未行应允。到十二日各车仍不通行。古厅长因长此罢工，不免有碍交通。于是对各工人力任复关灼河原职，工人们才由维持会到石围塘车房开工去了。
山东
山东两工厂工人的呼吁——（一）振业火柴公司，对于工人向来苛暴，从前酿成罢工风潮，里幕重重，而社会多不注意，嗣屡经该地报界揭载，社会上才稍明真相。该公司的经理，仍不知改悔。近又闻南关、精忠、三合、佛山、吉庆、得胜、凤鸣、正觉寺、祭塔巷、小青龙、马家湾等二十余街糊振业火柴盒的女工，因百物昂贵，生计维艰，要求增涨糊盒工价，每四盒铜元十二枚，工头万二、孙三抑勒不允，自二十八日起，一律罢工，并自由结合妇女万余人，于二十九日下午，扭工头齐赴麟祥门里振业公司，直接要求增涨工价。闻丛经理使人对工人说：“此项盒子原是包给工头高二、孙三的，他们怎样办法，公司不负责任，公司只知到时候收盒子，旁的一概不知，你们别在这里瞎闹了。”这些女工们，因为维持生活，才要求加点工资，谁知遇了这光知收东西、不知工人疾苦的大经理，一阵推诿，竞致束手无策，纷纷四散，这段风潮遂告了个小结果。但是生计困难，究竟是实在情形，不知到底被这狡猾贪狠的资本家压的住否？（二）又讯：鲁丰纱厂鲁字班细纱间男工头吴志元，（此人对于工人方面非常用心）每日工价八毛，素与职员等等不甚接洽。于二十九日偶然因身体不快，稍憩片刻，职员经过，见其纱间秩序颇乱，遂查问工头何在，吴某遂应声而出。该职员以平素恶吴，及大加申饬，吴回言中亦稍有反抗，于是职员遂大发雷霆，令警察拘留局中。后经多人解说，众职员会议皆评论无拘留之理，遂议罚一月工资，即将吴某放出，饬之云：“姑念尔素无大过，不忍开除，暂罚一月工资，以警将来”云。
湖南
为工人添加罢工的武器——湖南华实纺纱厂于十二晚上，有一个新进厂的艺徒胡贤达，因病请假出厂，已得监工的允许。但厂中定规，出入须放行条，胡因新进，不知规矩，监工的人也将这事忘记。欲出厂头门卫兵，并未拦阻，后因记起有棉衣在机器，复返身进厂，卫兵也未阻止，迨衣服携出时，卫兵向前拦阻，随口乱骂。欲即报告监工，监工出来即将责卫兵不是，适遇稽查彭某排解始已。故出厂时，卫兵仍辱骂不止。胡责其不应伤人父母，卫兵三四即同向前，将胡痛打。恰巧工人放工，睹此情形，大为不平，齐声喊打。随后工务处，出一牌示，说：“胡贤达新进，不知厂规，降工一月。以后如再有此事发生，定当重惩。”工人看见，都觉有厚于卫兵，而薄于工人，公举代表二人，于十三晚质问工务处，请求保全工人人格，不谁卫兵辱打，工务处尚未答复。现工人谋抵制之法甚烈，若无良好答复，恐不免出于罢工一途云。
芜湖
纸业工人罢工——芜湖纸业做红帖工人，约有七八十人。现因百物昂贵，要求店主照原有工资增加四成。店主未允，即全体一律罢工。工人方面，刻推举代表四人与各店主磋商，仍无具体办法。闻各店主只认罢工损失洋三十元，工人坚持不允。现又有某君出而调停，或可不日开工云。
长辛店
特派员大度
工贼——长辛店工人，很有觉悟的希望。就是据现状看起来，从事于组合运动的也已不少。可是工人阶级分得很清，比别处严得多了。——工头被总管（厂长）所制服，拚命地拍马屁，保守自己的饭碗。工头对于普通的工人，也是一样的压制，什么事都独断独行！可怜那无智无识的工人，只得服从着瞎闹！就是有些心里明白一点的工人，也只得心里抱怨罢了！
据最近的调查，工头中最坏的是□□邓长荣。他对于厂里的工人，简□□放在眼口口，好像只有一个他！他时常拿厂里的东西卖给别人；所瞒的只是总管（厂长）一人。因为旁的工人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存于心而不敢形于色！就是总管（厂长）知道，也就被他拍马的手段润色过去了！所以他的行为于此可见！现在他越加放欲纵肄，居然受总管（厂长）的指使，来骗惑工人！那总管（厂长）又被几个官僚的小牙利用，要想组织一个“政治运动的工会”。骗工人说有几千几百的资本，要想办一个银行，还要叫工人拿出钱来，作为股本。叫工人安分守己，不要反抗总管（厂长）……，这等鬼话，他竭力的混吹！他一方面就得从中取利！唉！简直是吸工人的骨髓！
在这方面，知道他的野心的，简直没有！全不知道他是已经被那卑鄙不堪的官僚爪牙利用了！
一九二一，十一，十四
武昌
不顾工人的死活——湘鄂路株洲段停工一节，已屡志报端。刻长沙赵恒惕以失业工人难保不发生事故，有电致总工程师喀克司请其暂勿停工。（按该段工程□陈律亭所包计大工及土工约一千六百余人，均隶北籍。）喀氏于前日午后拍发复电，略谓本路停工，是奉部令，因财政困难，目前必须暂为停工，工人必暂造散云。又粤汉铁路总工程师韦廉士，已于前日由沪乘太古公司轮船黄浦号来鄂，喀克司定三两日内入京辞职云。
无锡
这是何苦来哟——大洋桥下干甡丝厂女工陈曹氏，因有事不克工作，请三宝替班。三宝偶不经心，致丝的条纹粗细不匀，被管车人所见，遂责打。三宝父母以其女被责时，陈曹氏不应不加劝阻，以致三言两语，互相打起来了。陈曹氏的儿子文荣，看他母亲被殴打，即问〔向〕前用己所玩弄之小刀，向三宝的母亲背部乱戳，刹时伤了十几处。当时即由警察将他一齐捉到县署里去，由董某审理，将陈曹氏钉镣收押，命陈裕才押同陈文荣将凶刀寻着了再办。
吴淞
八小时的工作——近闻吴淞大中华纺织公司，因受了工人要求减少工作时间的潮流后，现在愿为各工厂工作时间减少的先河和模范，于上星期实行将全厂工作时间改为八小时，而每日的工价，仍照原有的来定。我（记者）听见这个消息后，就大声疾呼起来，祝劳动界战胜利了！因为数十年来的纱厂工作，从来没有八小时工作的，其所以有这相当工作时间的机关，都是从五一运动以后，一班提倡劳工神圣的同志争来的。照这样看来，凡“有志者事竟成”，真是不差。但是还要希望列位劳工们和提倡劳工神圣的同志，重整旗鼓，复策进行，再用全力，争回劳动界应得的权利，和应享的自由啊！（固穷投稿）
本埠
真正工人团体第四次筹备会——上海纺织工会代表孙良惠、韩荫生，上海烟章工人会代表张瑞轩，上海印刷排字石印工人会代表张占刚，上海机器工会代表李中等，于日昨又假西华德路机器工会，开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第四次筹备会议。公推李中主席，张瑞轩书记。主席提议议事次序：（一）报告，（二）提议，（三）讨论，（四）表决。以后即按此次序开会，众通过。张占刚报告皮箱业公会、洗衣工会之情形，孙良惠报告成衣公所、菜馆工会、首饰公所之情形，李中报告染业公所、水手公所、翻砂公所之情形。孙良惠提议业以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章程，作为正式章程，毋庸再行修改，众通过。李中提议印刷工会尚无基金筹设事务所，应由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代印刷工会设法，众通过。韩荫生提议应选临时庶务，并推孙良惠充任，众通过。李中提议应办上海各业工会代表一览表，及各业工会成绩比较表各一，众通过。
洗衣工人的新结合——上海洗衣同业，现由店主方面设立公所，推举施金泉、方蛟龙为正副董事。惟伙友方面，尚未加入。该业同人周宝卿、陈正康、董再根、俞双余们，于二十二日晚在极司非而路荣庆里开会讨论进行，公推方复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并云洗衣公所业已派代表二人接洽。继由赵、沈二君提议：店主方面现已将公所成立，而伙友方面无团体结合，可否将前公所名称更改。经众讨论，即由俞君提出，为工人团体，无店主加人的必要，可改为上海洗衣职工会。众都赞成，随即通过。至散会已十时许了。
饿几日，饱几日——浦东祥生铁厂，现因生意不好，改用调□□——如甲做了二日生活了，即调乙做——。一般工人因时有生活，时无生活，以致工资不够日用，苦到万分。然而那时资本只求于有利，却不管我们小工的死活。
送鬼打了一顿——浦东日华纱厂钢丝车工人小山东，因监工的人诬他吃烟，往与理论。监工人不但不自认过，反将小山东毒打一顿，以致皮破血出，呼冤无门。唉！我们小工人真将无生的一日了。
理发工人快睡醒了——本埠城厢内外理发工人，不下五千余人。近因百物昂贵，加以铜元满市，洋价飞涨，该业生计，颇受影响。在十六日下午三时，由理发业小行——即伙友——赵启莲、杨春山们，召集同业八十余人，在法租界某店会议。大致以本埠各理发大行——即店主——章程不能一致，逐日分给工资，也不平等，小行当此生活日高的时候，不能不拟出一种合法的办法，向店主要求增加一成。十九日又由赵君邀集多人，仍在某茶店会议。拟再涨一成，乘店主团结不甚坚固的时候，向其要求，并催速组织一理发工会，以为后援云。
一个被兵打的车夫——星期日，在上海白相回来，到斜桥附近的瞿真人路，见一大队人站在一处，并听见呼救命的声音。等我（记者）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个最凶猛的兵，扭住一车夫年约四五十岁，用手和脚在他的身上，拳踢个不停，后来经许多的百姓才拦开他，不久淞沪警察来了，慰劝他，他犹不止怒，并将他的车推倒去了，口里喊着“再问呵啦要洋粒吗？”我看了这回事，心里很不忍的，再后五分钟，从旁的人说着这车夫挨打的原因。他说“这车夫在西门拖了这兵士到斜桥，这兵下车时不给他的钱，车夫要求他给他五个铜板，兵士说一文都没有，俟车夫再开口的时候，他就冒失打起来。”列位呀，你们看这个车夫拖了五六里路远的路程，问兵要五个铜板，未必过了份吗？不独不给不抵的代价，外要挨打不成吗？不独挨了打，再要将他的车推翻吗？这样恶的兵士，虽是由历来军阀教养成的，无什希奇，然而使我看见，不能帮我们口一无产阶级的人悲伤，而不知自相亲爱，反借势欺自己的亲兄弟。（汪波来稿）
女工就应该这样侮辱么？——原来纱厂的花衣布本是没用的东西，前次竟因为这个闹起事来。沪西某纱厂，有一女工，所入的钱刚够吃饭用，提到衣服哪里还有钱买。他就没法子，从厂里拿出点花衣布来，换个裤腰，唉！这亦是不得已的事。哪知道，有一天被厂门口的搜纱婆看见他穿的裤腰，就任意侮辱起来。立逼着那个女工把所有的衣服都脱下，叫她赤身跑到一个屋子去，听候发落。后来裤子腰子都撕坏了，还罚工钱。女工们，我们就这样忍受么？ |
痛快话（造机工人黄舜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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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快话
造机工人黄舜融
有个朋友问我：“资本家应该怎样？”我说：“应该快点杀死。”他惊奇得很！我说：不慌！不慌！待我慢慢道来：
他们自不去耕种，偏要掠夺我们工人的剩余，供自己吃大菜和喝啤酒；可怜我们耕种的人，披星而出，带月而入，整天的苦作，肚里还不得一饱。社会上为何生他个饭桶、蛀米虫呢？
他们自不去织布，偏要着绫绸缎匹和外套皮衣；可怜我们织布的人，连一件完全无破的棉袄，也不能得到。社会上为何生他个衣裳架子呢？
他们自不做瓦木工人，偏要占据定气适宜的广庭大厦；可怜我们砌造的人，住在那光线黑暗又矮又小似地狱一般的茅棚里。社会上无何生他个掠夺者呢？
有这三种罪大恶极，所以有“应该快点死”的必要了，何况他现在还是百夺不餍呢？不是一个大强盗吗？
我们既断定他是个强盗了，你试看：官厅捕到强盗不是要枪毙吗？现在社会上既有几千百万的大盗，所以在法律上公理上，也有“应该快点死”的必要！
但是我们从实际上看起来，他却依然存在，违背官厅法律公理而不怕。我想：他只怕我工人的罢工，只有我们罢工可以制他死命。工友们！我们如情愿受这样罪留这强盗，就不谈了！否则，快点组织团体，同盟罢工，给他杀死，那末，我们无限的幸福就有了！
十·十一.十七于江湾 |
要和我们纺织工人说的话（纺织工人力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5号（1921年11月26日）
要和我们纺织工人说的话
纺织工人力夫
诸君，我要和大家说甚么话呢？就是要说我们的好机会，快要到了。因为现在上海新添了好多纺织工厂：如沪西一带，有“大丰”、“同兴”、“鸿章”等，吴淞有“大中华”，杨树浦有“公平”等纺织厂，都是很大的厂。大概在明春前后开工，必定要用很多的人；且原有各厂的熟练工人，已被聘定的聘定，出洋学习的学习，想明春各厂开工时候，定要受缺乏工人的恐慌，所以我说我们所有卖气力的弟兄姊妹，都可以乘这个机会养精畜锐，大家努力进行我们的团体，预备明春，与我们的厂主们决一个胜负才好呢。
因为力夫先生这篇话，又把我要和诸君说的亦引起来了。听说有些纱厂，近来天气渐冷，乡下来的农民很多，所以就不愁缺乏工人。既是这样，各厂主就利用机会，压迫我们，叫我们有苦不敢怎样，只得忍受。咳！从前每天十二三小时工作，就觉得苦，现在竟增到十四小时，有的厂星期日的夜班工，得做十五小时。从前日下午五时入厂，至次早九时始能出厂。无论男女老幼都是一样。详细的计算起来，每天至多亦不过能睡五六小时的觉。嗳呀！我们是牛马么？还有的是十天才能得一天的休息。然而这一个月里的三天，每天又要去掉下工时得多做的三小时，和上工时得多做的三小时。切实算起来，每月才能得到十八小时的真休息。这种制度我们还忍得过去么？又有一个消息，某厂新近又想了一个妙法子，就是扣住工人的薪水不发。这件发工钱的事，在平常时候，那个手续就很复杂，必得在要发钱以前的星期三（这是日本厂规矩），先去签字，如果那天有事或有大病，那算糟了，虽到了发钱的日子，无论你家里死了人，等钱买棺木，或是等钱买药治病，那算一个钱拿不到了，必得再等半个月（每两星期一发工钱）。咳，我们苦工人，等得起么？半月的帐——柴米钱——都不能付，卖牛马的力气，还不能得应得的钱，苦哪！好像白效力半个月一样。要说到跳厂一事，更是难上加难了。何以呢？因为存的工钱他总想法不给你算清，算亦给你算，必得等半月才行，但是谁在家坐得起，只好偷着到他厂去做，到半月后再去领存工。那知如果你要叫厂里知道你在他厂做工，那个工钱就算完全充公了。这都是从前平时的苦况。听说某厂因为外面新立的厂日多，怕工人往别处去，所以又把现在半月的工钱扣住，名为存着，其实又算送到大海里去了。我们工人日夜的辛苦钱，如果有余存着到是一件好事，无奈我们尽所入的很不够呢！这种苦处我们觉得怎样？至于虐待、打骂、不自由和女工童工的待遇，更是不用提的了。今天力夫先生很好，他说的话，提醒我们的真是不少。好了，好了，机会快到了，我们还不快组织团体，预备武器么？
震瀛附志 |
随感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4号（1921年11月19日）
随感录
到底谁是过激党？——我们织的布，他们不生产的人抢去做衣穿；我们种的谷，他们不生产的人抢去煮饭吃；我们做的房子，他们不生产的人抢去居住；我们应有的妻女，他们不生产的人抢去作姨太太。然而他们还扪着良心，开口也是骂我们为过激党闭口也是骂我们为过激党。唉！我也不晓得谁过激？ |
〔来件〕农民自决（一九二一.九.二三.玄庐在萧山山北演说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4号（1921年11月19日）
〔来件〕
农民自决
一九二一.九.二三.玄庐在萧山山北演说稿
你们二三十村农民，要我到这四围稻花中的山北土地庙戏台上来演说，你们当我能够了解你们苦痛的朋友看，我也了解你们要求我演说的意义。
你们自以为是可怜人，你们希望世界上有表同情于你们的来可怜你们。不错，—可是世界上吃现成饭的，哪一个配说可怜你们的话。
你们既有一副生产能力，养活一般不劳而获的人，他们的生活程度，高过你们几千倍，几百倍，而且凌驾在你们头上，做官吏，做议员，做绅士，做老爷，少爷，点王（王上加一点，是个主字，“点王”是萧山附近六、七县称田主财东等的称号），压住你们的头，年年课收你们的租息，你们依旧要顾到你们自身及家庭底生活。你们生产能力底伟大，和社会生产量中的剩余，比较塘江水底源流还要长远。可是你们只管培养压迫你们的人，你们自己和你们底家庭倒反要发叹声说：“这样，叫我怎样活得过去呵”！
你们底气力化到那里去了？
你们仔细想想：从小时候受教育的机会有没有？壮年时候保不定有病的安全养病的机会有没有？老来做不动了，吃一口安安稳稳的菜饭的机会有没有？不但提起这种很平常的生存条件，你们顾不到计划，连你们正在出着力种田地的时期还顾不到眼前怎样活法。
你们底气力化到那里去了？
你们都知道气力换来的米、棉花、六谷等等，都被你们叫他作“老爷、少爷、点王”的收了去了，你们没得剩了。
为什么压迫在你们头上的，他们能够把你们底劳动剩余搜括得精光呢？
你们又会说，常常这样说：“他们是雪白的银子买来的田地”，“种一年田地该还一年租”。
如今我先解释“他们拿雪白的银子买来的田地”这一层说话。（未完） |
〔劳动界消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4号（1921年11月19日）
〔劳动界消息〕
广东（特约通信）
辛苦
广州土洋木工人实行罢工——土洋木工人因工资不够维持生活，遂与各东家发生暗潮，全体工人已于昨日联合结队前往市政厅请愿。资本家见此事发生，仇视工人益深，然自知理屈，又见工人团结坚固，故采用势力手段，将参加此次运动之工人一律辞退。全体工人视此横暴手段，亟谋有所对付，已于昨日即举行同业工人全体总罢工，求解决。各工团闻讯，均愤该业各东家倚势压人，誓为该业工人后盾。结果如何？续志。
车衣工会议决加薪减时之胜利——廿一日，广州车衣总工会，提出划一工价，对各店东要求于日内具体答复，否则即行罢工。昨日限期已满，即由车衣工会通告全体会员，于是日休息一天，联合全体前往各店东，请其盖章承认，并于是日十二时特开车衣工人全体大会，筹商进行办法。各店东已于是时齐集到会，东伙双方已经议决加薪五分之一，每日工作缩减二小时。总算是各店东很有觉悟，又免得受罢工的损失。
又有托脚工会出现——广州邑庙有几个披脚甲（俗名修脚）工人，见近日工会盛行，举凡工人，无不设立工会，而求工业之发达，特自行叨腰损资，招集同业十余人，在茶楼商议，组织一工会，定名为托脚工会，俟拟就章程后，即行成立。
湖州
一个有才能的官——湖城各丝织厂机匠，因饭食加价，要求添薪，以致全体罢工。后来各厂主弄到无法，即到吴兴县知事衙门里投了一个呈子，求其设法。这一位知事老爷，也还有点才干，随即下了一个通告，宣了几个办法，兹特录下：“（一）织工饭资，向归工人自理，厂家帐房，不过代为扣算。价钱落，与厂家无涉。（一）织厂工人，往往有因饭菜好歹，致起风潮停工生事者。以后如有此项情事发生，准由各厂随时查出为首之人送县惩处。（一）绸匹落机，向归看货评宣优劣，分别赏罚。今议从优加给，甲等每匹赏洋二角。乙等赏洋一角。丙号赏洋五分。丁等照旧处罚。（一）织工所用梭子、机剪、械轮，统归工人自备，由厂中贴还工人每匹大洋五分。余如马棍、螺丝等件，仍归厂中置备。”自这几个办法通告出来之后，各工人觉得颇不平允，仍不开工。后来由各丝织厂用他们丝织公会的名义，又去知事那里报告。知事老爷也觉得我的话他们工人都不听，这还了得，于是拿了几个工人来要究办。可怜我们工人们又没有什么工会，当然没有那个来援助，也没有什么力，那还不吓到屁股里屎流，只有忍气吞声，照常开工了。
南昌
缝工加了钱——本城裁缝业要求加价，各店东遂于五日邀请该业伙友刘发生们，在彩云楼开宾东大会。起先由店东提出办法二条，征求众意：（一）要求加价一层，酌量增加。（二）在未解决前，不得率尔罢工，以免影响全体。众伙友均赞成上项照原要求加价数目减半办理。每日要求加铜元十枚的减为五枚。每夜亦在此数。议决后，一致赞成，此项罢工风潮遂消灭无形了。
新嘉坡（特约通信）
利古
新嘉坡商店里面的工人生活苦状——唉！“人”不是父母所生的吗？“人类”是不是应该平等待遇的呢？为什么新嘉坡商店里面的工人，完全都被资本家不平等的待遇？尚且有狐假虎威的拿么温（即工头）借着资本家的势力来虐待工人呢？想起来实在五脏都裂！然所以久而不敢发的，皆因势力薄弱，好像哑子食苦瓜，爱声不敢声，所以我为这种的苦状来告诉我们祖国的同胞，告诉我们祖国的劳动界。在星州，每天做工，并无限定时间，大多数是黎明六点起来，到晚间八点或十点始闭门。每逢礼拜日，亦没有休息，仍照常工作。每月工资大概可分数种：苦力的，不过五六元；其他如书记，卖买手，亦不过十余元。近来百物腾贵，得此数元，如何能够自给呢？现因土产落价，各资本家又有提议减薪之说。我想这种果成事实，我辈工人何堪设想呢？至于待遇，如同下等动物，无异暗哪叱咤，日有所闻。如遇工人有小小的事，辄大肆妊悖，殆有非苦是而不足扬其恶的样子！唉！同胞呵！劳动界！要知道压迫力愈重，则抗抵力愈烈。大家要想一想我们工人日中所赚的血汗金钱，还不够吃饭，尚且牛马似的，日夜干活，又被兽性的拿摩温（即工头）多方虐待，而资本家又欲提议减薪，以上都是引起我们工人起反抗的大工具，叫我们如何不团结！罢工？十月三日。
开封
又一处铁路工人组织工会——开封陇海铁路工人，因郑州、徐州、洛阳等处，先后成立工会，故急急邀集全厂工人，成立一个老君会，为将来工会的基础。内容极其坚固，会规也很完善。现在极力联络各工团，将来定能达到一个良好的工会云云。
徐州
徐州段长虐待工人——徐州府陇海车站的八号门，是专为工人出入所设的。不料前日下午下工时候，门忽闭锁，司门云：“奉洋人命，票车已到，不待通过。”工人无奈只得向他说道：“工人辛苦了半天，还没有吃一顿饭。请即开门，以便回家就食。至于怕闲人混入，我们的衣服容易分别。”不料司门者不但不容纳工人的要求，反以洋人势力相恫吓。惟这二时下工来的人越聚越多，将门已挤开了。司门者报各票务处洋人，该洋人即串通该厂副厂首高长利，力谋破坏该厂所组织的工团。幸该工人早已看破他的诡计，团体愈结得坚固，该高副厂首无法，只得捏词告诉厂中革除该团体的主要人物二人，说他二人打门进去。现该工团闻此消息，力谋抵制方法。如当局不觉悟，定要与工人为难，恐怕还要闹出甚么乱子来呢！
本埠
四五千人没得地方住——十一日晚，邢家木桥左江北草棚，忽然遭了大火，焚毁草屋至三千四百余间之多。苦民四五千人，均无居所，扶老携幼，三五成群，席地坐卧，真是可怜哪！计共烧死了二十多人，内小孩七人，少妇二人，老年者一人，青年三人。其余流离失所者，现尚不知其数。那烧死的人，已成焦炭，内有一新嫁娘，亦被烧死了。我们真是到处没有活路么？
两种要求加薪的工人——①铁业冷作小件工匠，迭次议加工价，均经各作主迁就酌予通融，允许略加。该工匠中有名叫潘巧生的，现又以百物昂贵，生计难支，且铁货卖出，亦都加增，我工人何独得菲薄呢？于是向同业中提议加资，进行甚力，但各作主方面亦已严辞拒绝了。②本埠城厢内外理发工人，不下五千余人，也是因百物昂贵，难以谋活，加之铜元充市，洋价飞涨，于是在十五日下午三时，由理发匠赵启莲、杨春山们，召集同业八十余人，在法界某茶馆会议。大致以本埠各理发行章程不一致，逐日分给工资，也不能一律平等。小行方面，当此生活日高的时候，应提出一种合法办理，向各店主要求增加一成，将以大团结力誓达此目的云。
差一点又要罢工——汉口路公益发网厂，因女工所做的发网草率，不好畅消，厂主于是有意将工价减给。多数女工一听此言，即大起恐慌，在厂吵闹，颇有罢工之势。厂中办事的，看不是兆头，出为劝解，才和平了事。
一个人白送了命——（一）西苏州路日商第四纱厂，细纱间女工浦东女子杨阿娥，在十日晨八时许做工，因纱头忽断，上前接纱不慎，致被机器轧断手臂，立时毙命。（二）杨树浦兰路陶桂记木作坊内，木匠浦东人沈银祥，在十日下午楼顶工作，偶然失足，从高落下，随即身死。此二人都经捕房派人往验，说是自不小心，与人无尤，命其各人的家属搬回完事。哼！
白礼氏蜡厂发了财了——上海白礼氏蜡厂，自开办以来，因为该厂规定的系长日工，所以一般男女愿意把气力卖给该厂的很多。致该厂自开办起，非常发达，不到一二年竟扩充了一个肥皂厂。但是该厂的工资，还是开厂时规定的数目。男工每月八元五角，每星期六发工银二元，如做工勤慎，每年可增加工资一元。女工每月六、七元，每星期有一元四角，也有一元六角或一元八角的。后来因为各物都贵了，女工中要求加薪罢了两次工，尽被该厂拒绝，另外招集新人来做。至去年米价昂贵，男工每星期才加了两角钱，女工仍旧没有加。近数月来，该厂非常忙碌，闻本星期一也开了长夜工，由此可见该厂营业的发达了。再说我们工人一天到晚牛马似的做工，也有做了七、八年的。现在各样都贵，每月的工资还是照旧，如果不够，要想甚么方法才能够了呢？
女工连裤子都得脱下来——沪西车袋角某纱厂，前两天有一天散工时候，一个女工被检纱的人搜查。因为这个女工，正在怀孕，肚子加倍的大。检纱的以为伊偷了纱，非要搜查不可。两下胡乱争持了一回，到了连这女工的裤子都给脱落，当这人群里，一个赤条条的女子，惹得大众笑将起来，那个女工已无地自容，羞答答地独自跑回家去□□。咳！诸位，你们还笑么？这是我们大家的羞□！ |
〔工会消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4号（1921年11月19日）
〔工会消息〕
广东的工会
广州各劳动界，近专组织团体，设立工会，仍连绵不绝，兹将最近呈请省署立案的调查如下：一、粤路机车陈宗琼联合同业组织艺群工会，一、芳村市新街黄友甫等联合同业组织广州花卉植物工会，一、赖用琛等联合组织广东哂良总工会，一、列童估联合同业组织西餐业总工会，一、潘镇朝等联合同业组织粪业工会，一、陈才联合同业组织白铁工会。以上均经省长分令市政厅批准。又广州市界木工会，现经省长核准立案，业已成立了。
上海纺织工会的朝气
从去年上海的纺织工会成立以来，到现在人数虽然不少，但还是一部分的。现在各方面如杨树浦、东车袋角、小沙渡等处，又已各自接头，有另组上海纺织业工会的事。闻车袋角纺织工人已聚有发起者数十人，已开过筹备会一次，想不日即可联合成功云。 |
〔特别记载〕书记部退出后的上海各工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4号（1921年11月19日）
〔特别记载〕
书记部退出后的上海各工团
本书记部所以退出上海各工团连席会的意思，确是为的表明态度，详情在宣言里已经叙的很清白了，可不多谈。但是各工团又怎样了呢？我们成了局外人，已不明真相了，暂把这两天报上的消息拿来向大家谈谈。我们书记部退出的晚上，共到了十个团体，系连席会议。计有全国中华工业协进会、中华劳动联合会、中华工会总会、工商友谊会、中华电器工界联合会、上海机器工会、上海纺织工会、上海烟草工人会、上海中文印刷工会及本书记部。当时本书记部因坚持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意见，不得已宣告退出（详宣言），会场形势已成相对，主张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的有后五个，主张另修改者有前五个。听说那时全国中华工业协进会亦宣告退出，机器工会代表李中即受众委为召集之责，并收集一切簿据。次日又看报载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已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并到会的有机器、纺织、印刷、烟草四团体，我们以为真是真正工人的好现象。过了一天，又看见第二次筹备会的报，并有他们召集各业团体的信。顶到礼拜四日早晨，我们一看报，真是五花八门了。一方新闻报和民国日报上都有李中启事一段，内容是说他已负召集之责，中华工业协进会和本书记部已经退出等事；而一方面又看见各报都载着那前五个又开会的事，日期是星期三晚上。至星期五，又有见机器、纺织、烟草、印刷及电器工界联合会在机器工会开第三次筹备会的事，亦是星期三晚上开的会。后面又有电器工界联合会王奠世和机器工会李中质问全国工业协进会代表朱定一的两信，说不承认他的召集。这样看，电气工界联合会代表王君，已在机器工会开会，为甚么又有一个电器工界联合会在协进会那里呢？后来听说李先生质问王先生，王君有答信，说没去，不知道又是怎么回事？以前这都是就着报上的，随便在旁观地位说了这几句话。
职业学校造出失业的人来了
中华职业学校乙种铁工场全体出校生来函云：
列位！大名鼎鼎之中华职业学校，想必都听见过了。我等为中华职业学生，在未来以前，听得这个名字，负着无穷希望，来此求学。谁知这学校，表面上“平等”呀，“博爱”呀，“教育神圣”呀，“劳工神圣”呀，闹得惊天动地，实际实腐败不堪，他们办事人对外面说的：“我们学校里为半工半读，一面做工，一面还要使学生受教育。”唉！列位呢！我们并没得到这样机会，这不是做梦吗？在甲种学生方面，还稍好点。至我们乙种学生，不过每晚上半点钟照例敷衍的功课。我们又学得到什么？我们数千里架山横水负着无穷的希望到此求学，而今竞失望。
上面所说的：都是中华职业的实况，现在再把此次风潮披露一下，好教列位明白这中间的真相。
此次风潮之起，为本月四号的下午（即星期四）。工程师外出，工务室一个书记陈贤升取一件工作，给我们一位同学做。这项工作，是那位同学不能胜任的。他当时就问陈说：“先生定要我做，要先生指教一番才行。”其时陈就答这位同学说：“你不要多说，快去做罢。”同学听了这话，心里就觉得快快，咕噜的，不幸给陈书记听见了，陈书记就大怒说：“你还敢秤我的斤两吗？”马上就打这位同学。当时我们见了这种不合理的待遇，就大家向陈说：“你先生有什么事，尽可和和平平向我们说，何必打骂呢。”陈立刻很凶恶似的对我们说：“你们愿做就做，不愿做就大家滚蛋。”当时我们听得这话，就将工丢却，出了工场。到是日晚上，我们同学就开了一个会，讨论这件事的对待法。结果向校政部要求三件事：一、斥退陈书记；二、以后无论何人，不得任意打骂同学；三、不得因此事斥退任何一同学。会闭后预派代表四人，向校长要求。到五日，代表尚未出动。校长忽然下个命令，招集全体乙种同学开会。校长也没有旁的话，拿了两块纸对我们说：“你愿做工的就签字于此纸上，不愿的就签字于彼纸上。及将名签完。校长说：“愿的就去做工，不愿做工的限今日上午出校，如过限，即将你们行李拿到门外去。”当时我们得了这个命令，也没有法子，只好将行李尽上午全体搬出。这是我们这回事的始末。
我们从出校以后，因经济和技能关系，皆流离失所，困苦不堪言状。因此特写出来，请留心职业教育者的公断。
中华职业学校开除生程吉祥，陈肇新，徐学文，仲仁林，胡吉生，陈乃宝，舒永明，蔡志贤，朱荣甫，朱鹏年，姜奎元，江成是，赖金兆，徐永发，傅梦智，徐梦福，赵云灿，刘培鑫，方慕齐，李寿康，胡锡根等同启。 |
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李启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4号（1921年11月19日）
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
李启汉
全上海数十万工友们，把什么宁波帮、湖北帮、湖南帮、广东帮、江北帮、苏帮、安徽帮及本地帮等等分成了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争斗，弄成各地工友有互不相容的恶感，使资本家坐得大利；青帮、洪帮从中作祟，各有老头子，各分码头，各逞各的势力，争地盘，排出异己，常常有工友与工友自己打架打死人的事。总而言之，这种什么帮，都是工友们自己排斥自己，对于资本家是很有利益的，对于工友自己是万分有害的。你想，我们都是受痛苦的弟兄，都是没有产业的、被压迫的同胞，无论他是宁波、湖北、江北或本地，应该大家一总联合起来，共谋幸福才是，怎样要分什么帮来自己害自己的同类呢！你想，譬如广东帮与宁波帮争生意，不是两帮打架，伤人害命，就是两帮各走资本家跟前去说好话，减低自己的工价，或增长自己工作的时间，以为争得地盘的条件。当这种时候，资本家必定看哪一帮的条件好，选那能够使他多得些利益的接受。这样一来，不是我们工人自己受了自己永久的大害吗？
唉！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呢？不是想保护我们自己吗？但是保护自己害了同类，是合道理的吗？并且连自己也还是不能够保护，明明是自己害了自己，好了资本家！这种团体我们要来有什么用处呢？不错，工友们非自己结合团体不足以保护自己，但是这种帮的结合是不可以保护自己，反足以害自己害同类的。工友们要结合团体来保护自己，非用产业的结合到全体的结合不可。什么叫做产业的结合到全体的结合呢？就是一个产业底下的工人，不分男女地域，都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大团体，再与别种产业的团体大大联合起来，成一个世界全体工人的大大结合。工友们！快快觉悟起来呀！快快改革起来！快快结合产业的团体，达到全世界的大联合！谋人类真正的幸福！ |
工友们，为甚么有的就欢迎我们，有的又不放心反来敬告我们呢？（李震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4号（1921年11月19日）
工友们，为甚么有的就欢迎我们，有的又不放心反来敬告我们呢？
震瀛
▲一个非常信我们
▲一个看我们靠不住了
▲我们真正工人到底怎么样？
我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因为自己不是上海工人团体，□方又很希望上海真正工人的各业工会代表团实现出来，所以宁可以退出去争。现在我们已经退出上海各工团联席会议了（详情参看本书记部的宣言），亦不愿多说甚么话。现在把这两天的舆论向诸君介绍介绍。
我先把十五日民国日报上，有一位只眼先生投稿的时评抄在下面：——
再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
鄙人对于新组织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抱有无穷的希望。现在他们居然能够觉悟，居然能够离开非工人的招牌工会，居然能够集合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真正工人的工会筹备组织，更加令人不能不欢迎佩服了。对于他们的章程发生异议的是劳动联合会等，老实说，这些团体和各业工会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照章他们不能加入，他们发生异议也是人情之常。我们最不解的是：（一）劳动联合会等说，代表团的名称及章程与组织之初衷及上海之现状不符他们的初衷不知是什么？不知代表团章程与上海现状不符的是哪一条？（二）协进会代表何以竞令真正工人的工会代表退出团体？上海真正的工人啊！你们第一次见排于商报联席会议，“不许加入”；第二次又见排于全国工界协进会，“请即退出”了。你们真正的工人还不赶快团结起来和冒充工人反对工人的奋斗吗？前次国是会议不许工人加入，有人以为不平，我以为因此促起劳动界阶级的觉悟，正是一桩幸事。这次机器工会等退出十团体联席会议，有人以为不幸，我觉得因为促起真正工人对于非工人组织的工会之觉悟。更是一桩大大的幸事。这桩幸事都是上海工人运动日趋进步的现象，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都有记载的价值。鄙人因此第二次脱帽高呼：
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万岁！
前边这一段，我想诸位看完后，真正工人的一定很喜欢是。但是你们真有自决的决心，不和那些不是真正上海工人的工会一齐混么？还有一层，要是还不觉悟，快快组织一个真实系统的团结，恐怕我们就要被我们的对方——商人——笑话我们了。我前天恰巧刚看过民国日报（十六日）上杨思义先生的投稿，忽又接到他寄我们的一稿。杨先生既是一个商人，看他的口气，很和我们真正工人的团体举动表同情，并很看得起我们书记部这种仗义行为似的。今将他的来稿介绍到下面，你们大家请想一想才好：——
敬告上海真正工人真正工会
杨思义投稿
前在民国日报上看见上海十二团体宣言，词严义正。思义虽是商界一份子，读了这宣言只是惭愧，断无半点怨恨劳工诸君骂我们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们商人要珍重声明的是那宣言上所说的话，若是出于真正劳工之口，我们固然应该低首下心受他们的指摘；我们现在要请教的是在宣言上署名的十二个工团当中，是否有非工人组织的工会在内？是否有工商合壁的工会在内？许多唐哉皇哉的全国总工会，试问有多少会员支部？像这班冒牌的工人冒牌的工会居然大骂我们商人，我们商人是不服的。鄙人以为上海各业真正工人要叫商教各界不敢轻视工界，第一必须排除非工人组织的冒牌工会，联合真正工人组织真正工会。 |
兴妖作怪底上海（董锄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4号（1921年11月19日）
兴妖作怪底上海
锄平
我们这个周刊——是由上海好些劳动团体组织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刊出来的，在我们创刊号里面已说得清清白白。只要是逐期都看过本周刊的人，必定知道我们所记载的是些什么。除了为我们工人自己说话，间或将资本家虐待的苦情介绍于国人外，什么国内的战争，国外的会议，举凡掠夺阶级的事体，我们是不屑问的。
不料狠毒的资本家，认识本周刊为他们的大敌，于是用些金钱，买出一般下流种子，满播谣言，说什么本周刊专为鼓吹罢工，煽惑军民，使那些侦探拿去报告官厅，说什么有碍治安，求其查禁。而各报纸也附会其说，大载特载。在他们这些“见了骆驼以为牛肿背”的观察，本无足辩的必要。不过在这文化集中的上海，发生这种兴妖作怪的事来，使我不能不有以下的二感想：
（一）上海不及各处开化——在一个工人最多的地方，什么组织团体，发刊新闻，这是事实上免不掉的事。我们抬头向各处一看，即晓得了。如长辛店即有工人周刊；长沙即有《劳工周刊》；济南即有《劳动周刊》；浙江即有《曲江工潮》；无锡即有《梁溪印刷潮》；香港电器工人出有《明鸣杂志》；广东机器工人专编辑了一部前后罢工经过的情形，好像罢工史。甚至极薄弱的理发工人，也将有一种出版物产生。尚有他的地方，无暇一一写起出来。总之可见各处的工人，莫不奋勇的向光明路上跑。而各处的官厅，也未听说阻止他们往前走的地方。反在这一个鼎鼎有名号称开通最早的上海，工人不晓得多出些印刷物，官厅反来查禁，我真为上海羞死。
（二）官厅不谋真治安——有一个人失了调和，社会也是要失其安宁的。所以欲谋真正治安的，必要使社会上弄到妥协万分，无一人不调和，那才叫做真治安。若光只保资本家，来压迫我们工人，就是拿千百过激、暴动种种大帽子来，也难免我们不罢工。即以法理来说，所谓治安的，也必是多数人之治安，才谓治安。今以我们劳动界的人与资本家比，研究谁多谁少呢？何得剥去我们应享的治安而为他们资本家谋治安呢？这是谋治安的道理吗？开口还说我们扰乱治安！到底扰乱治安是谁呢？我劝今日的官厅，不谋治安的，则没有什么，若说谋治安的，就拿点良心出来谋真治安。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退出上海各工团联席会的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4号（1921年11月19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退出上海各工团联席会的宣言
我们这次加入上海各工团联席会的意思，是希望上海的工人，借着一致对外的机会，共同起来谋一个真实的系统的团结，作工人自决的新起首。本书记部加入后具体的主张，就是：①否认他们商教所谓的国是会议；②应该预备召集真正全国工人、农人的国是会议；③发布全国劳工宣言，用实力的表示责备侮辱工人的起某；④即暂设全国劳工的总通信处于上海，作全国真正工人总工会的基础；⑤快快成立上海各业工会真正工人的代表团，以作成立上海真正工人总工会的基础。所以本书记部代表在第一次赴会时，曾向大家声明过，当时亦蒙各团体代表一致同情，遂于第一次联席会经众表决三项事：①否认商教的国是会议；②发布全国劳工宣言；③筹备组织上海各工团的总机关。
在第一次筹备会时，本代表曾将上海各工团联合会字样。加以研究云。如用各工团字样，则所谓全国字样的和辅助的及有关于工人的团体皆可加入，是种笼统办法，实非谋上海真正工人团体的好办法，所以就主张用各业工会字样，以各种产业组合为单位，庶可免去前述诸币。如用联合会字样，又似招谣。因各工会有的尚未组织，有的正在组织，处在这种不同状态之下，又主张我们工人做事应当脚踏实地，先联合已成立的各业工会成立代表团，作成立上海总工会的先着。当时蒙筹备员全体的了解，通过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这个名称，并推举电器工界联合会代表王君会同本书记部代表李震瀛君起单章程和缘起。
至第二次，由本书记部代表将其起草之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章程草案提出，逐字逐句的经筹备员全体修改通过，已在各报披露。当时又议定十二日下午七钟召集各团体代表开联席会议，通过章程草案，然后再谋进行。至十二日开会前，在会场上又发生另一种油印章程，本代表等既不胜骇异。开会时，遂先正式质问主席：“按法定手续，本日应先研究已经通过的章程草案，如发现不合时，逐条更改则可，抛弃筹备会正式产出之草案而又另议其他则不可。况此油印章程从何而来？由何人经何种手续起草？而主席又经何种手续接收的？”后经主席朱君答复：“并未接受，并未提出。”遂按议程人于讨论该章程草案问题。其中劳动联合会代表史观涛君声明：草案章程有不妥处，并述该会另联合他会拟一章程，征求会众同意。又工商友谊会代表童理璋君声明：彼为筹备员，前因两次筹备会皆未到会，故否认该草案为筹备会议通过。后由本书记部代表李君答复史君重提章程不合手续；由主席答复童君云：“凡全场会员缺席时，乃其自己放弃权利，应服从大众议决案。”至是，主席宣布要表决。本书记部代表质问：“表决甚么？”主席答称：“表决讨论草章一事。凡赞成讨论章程及重改者，请举手。”当时赞否者名单。在欲表决前，全国中华工业协进会代表朱君为主席，遂由该会教员及联席会临时书记杨化萍君，代朱君表决。及相持时，有人主张主席加一票表决。本书记部李启汉君反对此议，以此难为会场通例，但今日主席既委杨君代表，主席已无表决权，岂有一团体而发生两个表决权之理。当时该会代表杨化萍君，即愤然起立曰：“组织代表团与本会当初发起召集的会议，性质不同，既是不同道，请异议者快退出这个会议去罢。”本书记部代表李震瀛君急起立致辞日：“兄弟这次加入会议，对此会抱绝大之希望，以为我真正工人联合之机已至。数次出席，皆本血诚璧画，没有感情之见，没有私意之存，不知杨君一席话是对谁而发。工业协进会方面有何种目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帮助真正工人组织真正工人的团体，对假借工人招牌来活动他事的团体，皆为最猛烈之攻击。一方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绝不主张以本书记部辅助工人的机关来加入真正工人的联合，此次所以坚持各业工会代表团名义者，乃恐怕有的团体是非真正工人的是全国名义的是工商混合的都借着各工团名义来加入，哪又成甚么上海真正工人的真正团体呢。本书记部既为辅助工人的机关，又无冒充工人团体之野心，至是对辅助工人之意，已算尽到极处，本书记部愿从此退出联席会议。但临去尚愿为最后之声明：希望我上海真正工人千万莫放过这个机会。因为从前我们工人是受人利用，自己没有组织，现在凡各真正工人的工会代表要注意，若一时糊涂，恐怕又叫一班非工人的工会利用了。此后图谋，望诸君勉力。”本书记部代表李震瀛、李启汉二君并力数从前工人被人愚弄的历史，遂宣布退席。当时主席朱君无故大愤，一时秩序大乱。此后事实。即不可得知矣。此连日会场之实情。前因各报转载失实，兼之各方不明真相，任意揣测，特书此宣言，用代更正，以求社会之公评。
李震瀛、李启汉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
随感录（鼎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随感录
鼎元
增加房租与要求加薪——房东要增加房租，都印了“……如嫌价昂，尽可他迁……”这样的传单散给房客，态度何等强硬。工人想要求加薪，必做了“……兹因百物昂贵，实于万不得已……”那种宣言恳求资本家，情状岂不惨悲。房东的传单，无异官厅（？）的告示，工人的宣言，好似告地状的乞丐。房东要增加房租，定要增加方罢。工人想要求加薪，非但没有圆满结果，到后来终是几个代表倒霉。房东岂少吃少用，他要增加房租，房客只好苦苦地哀求，工人谁不愁柴愁米，大家想要求加薪，资本家倒说□运动！两相比较，真令人心酸呀！嗐！我不顺说了！工人们！真惭愧啊！要要求还得结团体。 |
〔小说〕一个悲苦的青年劳动家（固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小说〕
一个悲苦的青年劳动家
固穷
我前几天由闸北回来，在途中撞着一个少年劳动家，低着头的叹气！我正站在那里等等电车，我便恭恭敬敬的问他，你为甚么这样愁闷呵？他就慢慢儿的答道：
兄弟姓方名叫少三，世居闸北，我每日的生活，是“做小工”，说起我做工的情形！呀……苦……
我自十六岁即投入火车站某转运公司做小工，每月的工价只有四元，每月的事很多，早起后要扫十余间大房子的地，并且要抹拭其中的玻璃，安置七八个先生们的茶水，外要煮煮饭菜，日中各位先生们到各处去，还要开开汽车，或拉拉人力车，黄昏时火车的汽筒一叫，就要挟着扛子，叫做个挑夫，大家抬抬货，到九点钟才可完工，可怜我一日到晚，半刻都不能空，你看我的汗褂还是湿的呵！
到今天早晨天气寒冻起来了！我没有棉衣穿，我就请老板给我几块大洋，做件衣衫，老板便大声怒骂起来！“你每月工钱不多，又没有好多事要你做，况且上月工资已支去了，本月只过二十九天尚欠一天，你为甚么不到后天来支取咧！你看我资本大吗？打我的围吗？你是这样！你快些去！”我见这样情形，我就弃了工价不要出来了！现在站在这里，望约了我的朋友来，代我谋别项事去，忽然电车到了，我就别他上车去了。
记者的心中将他所说的话，过细想想，实在愈想愈恨！
劳动家以血汗换来的代价，还没有支取的自由，天下事有这个道理么？从前富人周济贫人的还有，哪知道现在连应得的工价，都绝了支取的自由了！持富压贫，一至于斯，这种万恶的资本家，真是我们的公敌。工友们！我们怎么样？ |
〔来件〕粤汉铁路机车处职工联合会章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来件〕
粤汉铁路机车处职工联合会章程
▲他们得到胜利的武器
第一章总纲
第一条本会定名为粤汉铁路机车处职工联合会。
第二条本会以联络感情交换智识实行互助谋进幸福为宗旨。
第二章会员
第三条凡本处同人与本会表同情者，均可入会为会员，无阶级之限制。
第四条本会会员分纳费免费两种。
第三章组织
第五条本会设评议执行两部。
第六条评议部由左列各部分各推一员组织之：总公事房及行车部公事房、绘图房、机车处修车厂、总机厂（照二部分推算）、账务股。
第七条评议部议决本会一切建设事宜及会员请愿事项。
第八条执行部执行评议部议决各事。
第九条执行部以左列各部分各推二员组织之，部分见前。
第十条执行部设后开各股，其施行细则另订之。交际股、教育卫生股、会计股、庶务股、调查股、文牍股。
第四章职员
第十一条评议部设评议六人，互选评议正一人。执行部设执行员十二人，互选执行正一人。
第十二条评议执行各员，均为名誉职员，于必要时得酌用雇员会役。
第五章权利
第十三条本会会员有享受阅书报入补习学校听讲演各项利益及请愿建议之权利。
第六章义务
第十四条会员有纳费及实力赞助本会进行之义务。
第十五条本会有代诉会员疾苦之义务。
第七章会费
第十六条会员入会费洋五角，季费□元，如有特别用项，得募特别捐。
第十七条会员月薪在十五元以下者免入会费三十元以下者免季费。
第八章选举表决及发言权之支配
第十八条本会因时间及地点之束缚，有左列之限制，纳季费会员每人有发言权及选举表决权；免费会员以团体为单位，不满十人之团体，得举一代表出席预会，十人以上至三十人，得举两代表出席预会，以下类推。
第九章会期
第十九条每年开大会两次，在x月x日举行；每两星期开职员会一次，有特别事项得招集临时大会。
第十章职员选举及任期
第二十条职员以一年为一任，连举得连任。
第二十一条职员选举用投票法，全体选举人四分之三出席，过半数赞成表决。
第十一章分会
第二十二条本处同人之在他处者得立支会，名曰某某处分会。
第十二章附则
第二十三条凡会员不遵会章或妨碍本会名誉者，经查实后得由职员公决，令其出会。
本会一切设施，均以经费为衔，酌量缓急，以谋进行。本会章施行细则，由评议部议决施行。
本会章有未完善及缺漏者，得于大会时提出修改增删。
会员有向本会请愿之事，须十人以上之连署，得为受理。
会员继续二季不缴季费者，取消会员资格，其有特别情形，经会中认可者除外。
印刷工人会铅石印组合敬告同业工友入会书
我们在这艰难困苦的状态中用群众的毅力，排去了一切障碍，突然间也组织起我们所殷切盼望的，保护我们公众的团体来了。我们有了群众集合的机关，拿我们坚决的实力，来改良我们用劳力交换的生活问题和解决劳动界的一切人生问题。再拿我们的博爱精神，互助我们困苦艰难的同志，能使得到真正互相援助的实惠。我们要认清楚了题目，去做那对于群众有益事情，现在是群众互助生活的时代，不是个人能够单独生活的期间。
二十世纪的时代，不能离开群众可以去单独生活的，是要联合了群众团结起来，方能够谋到人的生活安全，个人独立是很危险的，群众联合是有实力的，我们大众明了以上各种的事实，立刻可以解决我们的纠纷和困难，亦可以免除我们被迫的痛苦。我们既然了解这种情形，我们所办的工会，岂有不发达的理由，更有我们理想中所希望目的，无有不达到的道理。敢请同业工友，赶速加入，共谋劳动界的利益和幸福。
印刷工人会筹备处启 |
〔劳动界消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劳动界消息〕
广州
革履工人罢工的宣言——“民国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广州革履工人全体罢工。联队巡行市内，谨宣言于市民大众：资本公有、生产机关公有、劳动者直接管领工厂、直接享用生产物，此今后社会之真义，人类之信条也。吾人愿与世界工人协议□□□□地而后已！但今尚未到时机，故先以增加工价，改善生活，为吾初步之要求。资本家悟然未知，尚思抵抗，略示吾人之团结力。如其遵照条件，切实奉行，吾人亦暂忍痛于私产制度之下，相与苟安。惟吾辈以心力体力之劳动者，当知生存权劳动权为吾人固有者，誓死以争，非强权所能抑止者也。罢工不过战略之一耳。经济革命，来日大难，愿同胞其醒诸！广州革履工人维持会同人谨布。”该工人等共有四百余家，自巡行发传单宣言后，一般东主，知不可抗，都允许增加工资三成云。
广东的工人真预备真干——这一个礼拜广东工界动的更是格外加劲了！现在土木工人设立研究会，药材工人和船务工人更设立他们的工会，香港的泥水工侨亦组织工会，唉！真是分头活动，争先预备他们自己的武器呢？再一方面看：茶叶工人因为要巩固团体，又向省署请愿了！酸技工人用团体的实力，战胜公安局了！均和安机工人的罢工，已达到加资要求了！金簿行工人和粪埠工人又要求加薪，罢起工来了。广东的工人哪！干得好，干得好。
长沙
理发工人的反抗运动——长沙理发工人，受旧店主的摧残，已经有了二百多年。民国以来，店主屡次增加客价，而工人的工资，曾未加过分文。本年三月十六，店主又通告增客价了，工人遂想要求加点工资，不料店主不但不加工人的工资，反把发起人阳秋生等逐革，因此激成全体愤怒，工人六百多人，举行同盟罢工并相率而自由营业。店主胆大妄为，竟诬工人为过激党首领，将段福生拘禁长沙县，阳秋生拘禁戒严司令部。后来官厅察实诬告经数十天才把工人开释。现在工人方面以店主诬告过激党和侵占吕祖殿公产两事，控告店主。店主方立仍多方诱迫工人，官厅已于前十三日传讯一次，法官风文晶说：诬告和侵占不能成立，妨害公务一案则拟于二十九日再讯云。
长沙劳工会的新象——劳工会成立将近一年了。照他们的会章是要一年改选一次。本月二十六日由驻会职员召集各部的重要职员开了一个茶话会，讨论改选的办法，并审查一年度的经济状况。结果：改选事宜由评议部主任召集各评议员定于本月三十日午后二时在落星田本会开评议会。一年度的账目，则由四位审查员负责造册付刊分发云。
汉口
没人注意的一段惨事——大智门警察七分署同壁，某车行，系某国人资本。平时虐待车夫，无所不至，前月三十一号晚，有车夫李姓者，因积欠车捐十串文未缴，该行执事华人，向其追索。李以日食艰难，苦求展期偿还，讵各华人竟不由分说，将李捆起吊打，至于气绝身死。邻居不服，知会尸亲，前来与行员理论。当有苦主之弟及妻子等来行，一面报请官厅莅验，该行知事至此，知将不了，乃示意尸亲欲行私和，并强将尸体入棺，意图灭迹，尸亲令某老妪坐在棺中不让，触怒行员，后将老妪拖出殴打至于头破血出，其蛮横至此，真令人发指。现此事已经检厅相验，归官办理，不知能凭公断处不？
本埠
我们工人就活该死么？——（一）杨树浦电灯工厂，为上海全埠第一个规模宏大的电灯厂。有修机器里一个艺徒，在离地六丈高的地方做管子生活，稍未防备，立从高处跌落下来，跌得手折足伤皮肉血涎。死了怎样？亦就是那么回事，真叫我们哪里说话去！（二）又内外棉第四厂礼拜二的夜工班，有细纱间的十龄女工，很活泼的，那天因为伸手机下去拾棉花，偶然被皮带轮把辫子拖住，立刻将头完全绞进，绞了一个烂碎，并且连左臂都切下来了。听说这个小姑娘，一天连几个铜板还没能得到的时候。唉！一条命真连几个铜板还不值么？
强迫女工做哑子——浦东某烟厂，向来虐待工人底手段，无所不用。有一种最奇最怪的事，就是强迫女工不准说一句话，如犯了此规矩，就对不起收牌子了。前日听见叶子间里有一个女工，因男工将不好做底叶子都送了把他，他就请这男工分送大家做做，那晓得被管理朱某在旁听见，当时就把这女工底牌子收掉了。女工问朱因何收我牌子，朱怒气勃勃底说道，你会说话呀，此地规矩就是人把你底衣裳剥掉了，也不准开口的。这女工只得含愤而出！又盒子间里有个女工因他把嘴动了一下子，被管理人看见，居然也把牌子收掉，这不更是无故触霉头吗？
中华职校无故放逐学生——上星期五中华职业学校铁工场学生，因某生受不平待遇，群起工场主任质问，主任反出口怒骂，并有一概斥退之说。听说有二十多个学生，被校中强迫离校，流离困苦，叫他们一群无告青年，就这样流落冻饿么？好残忍的手段，好利害的学堂！
到哪里诉冤屈呢？——浦东某纱厂内工人老九，前日被停了工。说起来交关冤枉，老九本来在钢丝车上做工多年，这回因钢丝车损坏，他要报告管理日人，偏偏寻找不着，忽然撞见夜班管理日人，老九以为他也是钢丝车底管理，报告他和那一个一样，他命他拆开修理，谁想他去后，那一个忽然来了，不由老九分说，就将他一顿打，又停了他底工作，口口声声说老九不听教训，老九就哭诉，他们笑而不理，老九又到写字间主任日人面前哭诉，这个主任更是推聋装哑。老九没法，只得含冤而出。这事到底是什么缘故呢？诸君呀！你们可知道某国人在我们国里所办底纱厂都是以裁减工人节省经费为主义，另用一种竞争制度驱使工人拚命工作，以一个当两个用！日前叉袋角内外第五纱厂工人高玉山被同伴杀死，就是被这个竞争制度硬逼出来的。简直资本家把我们工人当牛马使用，这回老九的事，管他性命不性命，暗中实在被裁减工人节省经费底主义停掉。如其我们结一个工会，像九这回事，有团体是断断不会有的，就是有了也不难报复，不过以后望多数苦命工友们，不要再糊涂了，被这个竞争制度底驱使，再演出内外棉第五厂同样的悲剧来呀！快快起来团结一个有力工会保护自己吧！
香烟厂盒子间摇班——星期二，浦东香烟新厂盒子间工人，因为要求撤换一个监工的，罢起工来。没等几点钟，场里大班就允许撤了，他怕摇班，真是怕得要命呀！
工部局垃圾工人要求加薪——工部局卫生处中北两区垃圾工人，七日因要求加薪罢工，中区小车垃圾工人，上午六时仍照常上工。至九时即与北区一体罢工，□□□处要求增加工资。唯十时□□□□半回来，午后已全体上工。结果现工价每月十元，米价至十元以上时，加给津贴一元。
反正是工人倒霉——杨树浦恒丰纱厂有一武工李某，自民国元年入厂做工，数年来管理杂花分配，庄号脚货，无不尽职。上月十四夜，该厂杂花间失慎，李某长日工散时，门已亲身锁上，乃厂内钟某责到李某身上，将其停工，有好些天了，唉！一个人顶好别说话，要说话得到好处，还得有团体才行呢？ |
〔世界要闻〕日本原敬首相遇刺身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世界要闻〕
日本原敬首相遇刺身死
▲午后八时三十分死的
▲拿短刀刺伤原敬肺部
▲凶手系一铁道信号手
日本原敬首相，于四日下午七时，因将出席于京都政友会近畿大会的缘故，出芝公园私宅，至于七时二十分到东京车站，在站长室稍事休息，即由高桥站长之引导，行至将近验票处出口时，即于此刹那间，突然跳出一个穿日本衣服的少壮青年，（这人是铁道院大□信号手，名中国坤一，年十九岁。）手拿短刀，由原敬的外套外面，刺入乳下肺部。原敬被刺后，即以汽车直送于芝公园内的本宅，伤势过重，于午后八时半身死。车站中一时闹得莫明其妙，凶手当场捕获，搜得怀中有遗书一件，系留寄其母云。
世界无产阶级携手的先声
广东群报莫斯科通信云，英、法、德、意、奥、荷、瑞、挪、捷克诸国社会党，最近联名发表劝告世界无产阶级书一纸，译成各种文字，分寄各国。现拿法文原稿译成中文如下：“苏维埃俄罗斯发现这空前绝后的灾难以后，世界各国，无不前呼后继，进行筹赈事项。德、法、美、瑞、挪、意、奥诸国的无产阶级，自然当仁不让，遍设赈灾委员会于各地。美术家、科学家，以及有人类良心的学者，都是争先恐后，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与俄罗斯的饥饿疾病奋斗。美术家、科学家的委员会，业已成立于法、德、荷、瑞、挪诸国。世界工人之友爱的团结，已从此固定了。世界工人都属一体，彼此都要互助，何能观望不前。君等男女工人，既不顾国籍团体的区别，协力赈俄于先，尤宜急起直追，熔化各党派于后。今请与诸君约：十月四日，为世界无产者实行携手的日期，世界无产者应即捐除成见，使十月四日不但为赈济饿灾之纪念日，而且为无产阶级自决命运的纪念日。世界劳动者诸君：请速速团结，国际无产者的团结万岁。”
荷国五金工人定期罢工
十月廿八日宴士打丹城电：荷国罗打丹、天地列冶、多地列冶、地温他、亚皮路当、及亚马士科等城之五金工人，已决定于十月三十一日罢工，因得各东家拟减少工金所致。
英工党援助远东民国
路透社伦敦电：工党重要人物具名发表一请愿书，请英国与英国殖民地有组织的工人团体提出抗议，反对日本对远东民国的政策，并要求准远东民国与日本同一地位。请愿书力劝英政府勿与日本续盟。
美国路工风潮已息
二十八日美国芝加高城电：车路工人领袖斯拔氏，谓此次之罢工命令，已经取消，盖于众人心理，均谓其反对政府，故彼等欲达到目的之希望尚少。各联合会领袖之意见，均甚注重于劳工局之决议，即暂不讨论减工，以候工务情形之解决。 |
〔工会消息〕上海印刷工人会（铅石印组合）筹备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工会消息〕
上海印刷工人会（铅石印组合）筹备大会
上礼拜日，上海印刷工人会（铅石印组合）借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第一次筹备大会，到会的有各报馆各印刷所各书局，约二十余家，共七八十人。讨论三四点钟，非常有秩序，发言的个个中肯，都是万分热诚。结果是举出临时筹备主任一人，文牍二人，书记一人，会计庶务一人，其余各人皆为筹备员，共同协力进行筹备事务。预定十一年元月开成立大会。在筹备期间内每星期日开筹备会一次，报告经过情形，筹商进行方法，当时并决议发数种传单，以鼓励同业工人热心入会。办事处，现暂借上海机器工会事务所。
上海机器工会锐意进行
上海机器工会，为上海各工人团体当中的第一个好工会，听说他们将办一个第一次征求大会，这个会完了，就要开选举大会，选举新理事、评议、交际。选举会完了，就要开全体庆祝大会，一是庆祝本会的成立周年的大纪念，一是庆祝新理事、评议、交际的希望。
电器工人会群众的势力
现在上海的电器工人，一共算来约有五千多人。在慎昌洋行一家的电器工人，算来有一百十四人，外加徒弟十多人。他们的头脑张君对于团结观念，素具热心，在行中和这班弟兄们常讲入会的好处，劝他们入电器工界联合会，以后果然大家全体人了会。后来他们想要求礼拜停工，由大家签名，要求电器工界联合会出面，与慎昌洋行的大班交涉，那位大班想到会中与我商量这件事，我只可答应他。所以现在慎昌洋行做工的人，都可以礼拜休息了。这才是他们电器工人会群众的势力。 |
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成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特别纪事〕
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成立
本埠各工团，为组织上海各工会总团体事，举出筹备员十人，筹备一切。第一次筹备会议结果，已经全体决定，组织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推出李震瀛王奠世二人起草章程及缘起。上星期六晚七点钟在中华全体工业协进会所，开第二次筹备会议。到会者有筹备员十人，首由筹备员朱定一主席，次由王奠世君将其起草的缘起提出，经众表决通过。后由本书记部代表李震瀛君将其起草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简章草案提出，当场首由李君宣读一遍，又逐条加以解释，后经大众研究，经三小时，卒得全体通过。后定在本日晚，仍在该处开会，请各团体各派代表二人，讨论后列事三项：（一）审查工会资格，宣告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成立。（二）决定代表团地址。（三）研究已提出未决的组织全国各工会总通讯处案。散会时已届夜十二时。 |
做工是卖身体吗？（纺织工人力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做工是卖身体吗？
纺织工人力夫
到工厂里做工，是卖我们的气力，并不是卖我们的身体。但是无论一个什么人，只要一进了工厂做工，简直把一个身体都卖给厂主了！你看现今哪样物件不是已经比从前贵了数倍，独工人的工资仍旧与从前差不多，这是一件最不平的事。我们工人因工资不够开消，愿意放弃这个工作，另找别一个工资比较多一点的工作去做，在道理上，这是很应该的，但是工厂对于这种行动，用一种非常利害的手段来取制，这手段可算把我们这些工人制死了！比如我们已经在别的厂找了一个工资较大的工作，但是原厂的存工必定要算清才够开消，才能够到别的厂做工，厂里的手段就是把这存工压住，使我们工人很不容易算到手。纵然承他的恩点把存工肯算给你，也要等一两个礼拜才行。我们工人等到一两个礼拜，所算得的存工，除了等这一、二个礼拜的开消外，已经是一文也不会剩了，或者还会不够。如果你先进别的厂做了工，再去算存工，厂里一知道，这个存工就算倒霉要充公了。唉！狠心的资本家呀！我们工资小的两角几分一天，也算把身体卖给了你吗？亲爱的工友们！我们愿意把身体卖给厂家吗？如果不愿意，我们大家就得快快联合以组织我们自己的工会，铲除厂里种种虐待我们的条件，以保护我们工人的人格和幸福。 |
工友们，这样才好（伯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工友们，这样才好
伯宾
咳！工友们，切不可自己轻视自己的同类！切不可自己破坏自己的工会！我们工人们有一种最可恶最可叹的事情，就是那妒忌和不信服的脾气，假使工会组织成功了，必定要公举会长（即代表或书记）和办事的人，有些会员，总是不信服他的，以为他是工人，我们也是工人，既然大家一样，他怎样能够做我们的代表呢？甚至于想出种种的法子去反对他破坏他，照这样看来，非但不能够结团体，并且生出恶感来了。咳！工友们你想错了，如若不是我们受同样的苦，他怎能够替我们谋幸福呢？所以组织工会的时候，公举会长和办事的人，不要他程度好，资格高，只要他是真正热心办事，能够替大家出力就好了。须晓得工人们几千年的专制，吃尽了资本家虐待的苦，受尽了监工压迫的气，我们应该觉悟，赶紧组织工会，大家同心协力，帮助工会的代表，结个坚固的团体，然后可以达到我们自由的幸福。切不可工人轻视工人，既然自己轻视自己，资本家岂不要更加贱视我们了，切不可工人破坏工会，倘若没有团体，资本家岂不要更加虐待了，你们想想甘心永远做他们的牛马么？ |
天下是应该我们掌管的（寰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天下是应该我们掌管的
寰光
觉悟！觉悟！这一种声音响得和那大雷一样，把各国的劳动者都惊醒了，你看看他们改造到什么样好啊！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劳动者，还在那里睡觉似的呢？
咳！咳！劳动的兄弟们啊！快快醒来！快快觉悟过来！打破那资本主义的魔障，使我们劳动者来掌管天下啊！
劳动的兄弟们啊！我说这话，你们不要笑啊！你们要知道天下的东西，莫不是从我们劳动者手中造出来的，我们今天要掌管天下，不是我们奢求，完全是把我们自家做的东西收回来是了。
劳动的兄弟们啊：快快醒过来啊！赶快来打破那资本主义的魔障，将我们自己的东西拿回啊！
一九二一，九，十六日星加坡。 |
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转载七日上海民国日报时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
（转载七日上海民国日报时评）
张淳泉先生在广东某工会演说，大意是说工人运动应该以“诚实”为第一要义，这句话从表面上看起来很浅，里面的意味却很深长啊。广东底工人还算诚实，淳泉先生这句话对于上海的工会或者更是唯一的良药。
上海是中国工业中心，工人之多，比起英美德各国工业大都会来也不算弱，□法更不待言了。然而工人团体底内容和组织怎样，我实在不敢说而且不忍说，轻薄说开罪于工界朋友。至于现在发起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却令我不能不竭诚欢迎。
鄙人欢迎此代表团之点有三：
第一，欢迎他们定名上海各业工会，不假冒全国、全省等名义，不愧诚实二字。
第二，欢迎他们限定各业工会，大概无业游民所组织的招牌工会不便加入了。
第三，欢迎他们不称总工会而称代表团，可见他们觉悟总工会的名义，不便假冒，这一点更足表明他们诚实不肯欺人的道德。鄙人因此脱帽高呼：
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万岁！ |
今天是甚么日子？（李震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今天是甚么日子？
震瀛
▲上海全埠真正工人联合起来的日子
我们希望于这个日子的，上海向来称作工会工团的，大多数都是些热心于劳动运动的人代办的，就是有些工人，亦都处在被动的地位，何况还有些没有工人的。再论到他们组织的方法，都不是有系统的，可以说完全是想要辅助劳动者机关，不是真正工人的团体，有的他种式样的，那我就不愿意说了。至于拿全国名义来算在上海的真正工人团体，那更是错误。
好了，我们真工人的好机会到了，近来上海各工团所发起的联席会议，由那里产生了一个组织上海真正工人团体的筹备会议。筹备会已开了两次，已产出了组织“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的简章，今晚是各团体（十二工团）的代表会议，要通过这个简章了，如果通过去，我们上海真正工人团体算有了生命。要通不过去，恐怕我们又要不能真组织起来了！
诸位工友，通过去固然很好，通不过去我们就算完了么？我想诸位一定不会死心的，一定不会错过机会的。今天既是我们全上海工人联合起来的好日子，无论各方面如何掣时，我们工人们一定众排万难的组织成了这个代表团，因为代表团就是将来我们真正工人的生命呀！
头一篇文章里，我说昨天是我们工人对资本家开战的日子，今天就可算我们工人齐集出征的日子。当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应当如何的淬厉精神，应当如何的奋斗呢？我希望大家在今天，应当深尝尝我们受的苦痛的滋味，一定要起来的。因为寻常日子连自己的苦痛都没功夫去想想，所以由这看，更可想到资本家压迫我们的程度了。被压迫的工友们！我们的机会到了！我们联合的机会到了！敌人更逼紧了！这就在我们自己如何了！谨祝今天我们真正工人的胜利！胜利！ |
昨日是甚么日子？（李震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昨日是甚么日子？
震瀛
▲全世界工人对资本家开战的日子
昨日我在街上白相，看见高楼店家都高揭着国旗。有人说：昨天是欧战休止的纪念日，亦是太平洋会议的开幕日，换句话说，就是庆祝世界和平的日子。但我在一方面想来，世界大战是真休止了么？太平洋会议是真能叫世界和平么？所以依我的意思，无妨说是世界大战的开始，太平洋破裂的动机了。何以呢？现在世界可以算强大些的国家，因为欧战都打穷了，没法再接续着打，所以把那个日子，美其名曰战胜纪念日。甚么公理战胜咧！人道战胜咧！简直可说是强权战胜。再说太平洋会议问题，更是卖假药的了，他们都打穷了，没法子恢复原气，所以发起甚么太平洋会议，可说是要共同讨论远东问题，谋世界的和平，其实远东的问题用的着他们多操心么？不用说，他们是要瓜分我们东亚上比较被损坏了的民族来了。唉！再往深处想一步，现在唱高调的，把持一切的，抱大野心的，是不是都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家？就按着他们所宣言的都是真的，我们是作工的，又会是穷苦的人，恐怕不能得到丝毫的利益罢！恐怕负担还要加重罢，从此亦就永远作有产阶级的牛马了。何况他们还不像宣言的那样好，更要有毒的手段在内呢？
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呀！诸位工厂里的姊妹弟兄呀！我们都是卖血汗气力的好人，决不受他们任意的处置，任意的待遇，因为我们亦有人格，再说到创造进化的原动力，又是由于我们的手足血汗，更不应当屈服了！诸位，快起来罢，快快预备我们的实力，我们的实力是甚么？就是我们的人多，我们要都联合起来是不能抵御的，所以我说昨天是我们全世界工人对资本家对垒交战的纪念日。 |
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简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简章
（一）宗旨同人等鉴于世界潮流及中国工界状况，不得不有相当之组织，以应需要。上海为全国工业中心，兹特联合各业工会公推代表组织此团，以图树立上海总工会之基础。
（二）任务本代表团之唯一任务，是在本团各代表自身研究及辅助各工会采取何种方法，从事劳动事业，方能得最良的效果。
（三）代表已成立之分业工会各公推代表二人加入组织，但由—人负责表决。以后各分业工会成立时，均得照章推举代表加入代表团。
（四）职员本代表团互选总务一人，对外代表本团，对内督理本团一切事务；文牍一人，办理书记事务；会计一人，办理本团会计事务；庶务一人，办理本团庶务；调查报告二人，办理团内团外一切调查报告事务。余负交际责任，并协助总务办理团内团外一切联络交涉之事。各职员皆义务职，任期半年，但得连举连任。各职员事务烦忙时，得请团内未任职员之代表相帮，再不足时，并得聘请或雇用团外人员。
（五）经费由加入本团之各工会担任，或向外募捐。
（六）开会本团每星期日，开常会一次。倘有重要事件发生，得由总务召集临时会议，凡开会议事均由总务主席，以出席代表多数意见决议赞否，人数相等时，则依总务意见决定。凡本团议决事件，加入本团之各工会均须执行。
（七）惩戒加入本团之各分业工会代表，不得假借本团名义，在外招谣撞骗，一经查出，即行撤销，函请另选。
（八）地址在上海某处
（九）附则本章程施行后，至有应修正时，得由代表团人数三分之一提议，经全体过半数通过修改。 |
随感录（鼎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随感录
鼎元
这还说是最好的一个纱厂——杨树浦恒丰纱厂，向以优待工人，改良厂规见称的。在前月三十日反陡然演出罢工剧来了。而这一曲戏，又不是男班子，都是些坤角，在上海戏园里女唱戏的，本来不少，没有什么希奇，而在工厂里演女罢工剧的，却是凤毛麟角，真是罕见罕闻了。即我们办这《劳动周刊》以来，连此次与某日本厂，也只见过二回，可见他们女工，非是被人家欺到不能过活了，伊们决不会起反抗的。伊们在厂内罢工，差不多与在家因事自缢一样，不到哪有话不能说，有冤不能伸的时候，伊们万不得寻死的。诸位工友呀！你看什么东西情愿去死的呢？就是一个羊鸡到死的时候，是不是都叫出一种极凄惨的声音来，表示不情愿去死的样子哩？未必好好的一个人，他就情愿去死吗？你看我们女工罢工，既是差不多与在家中受屈寻死一样！而厂里反挂出牌子来，还说什么：“一向待尔等厚道”“尔等向以做工为生”这些主人派调的话来，是不是令人听到发呕？
资本家的好法子——工人为什么罢工的？自然不外“待遇不良”、“要求加薪”等，几个问题。这是实在出于万不得已，很可怜的，谁人喜欢罢工呢？……
如今见了恒丰第二纱厂的那张告示，正是可气又可笑。最可研究的，就是末后……如明日不来，即将所存工薪定全充公……哈哈！资本家，你们真聪明（？）极了。你们以后宜须待遇工人和现在再凶恶万分，工人们罢工潮自然蜂拥而起了，你们“充公”的进款自然可以多了。 |
〔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诗〕
奴隶式的工人
鼎元
我不幸生在中国，
更不幸做奴隶式的工人！
十余小时工作他们（资本家）尚嫌短；
牛马似的做，还说生活轻！
流了许多血汗，
只有几百文薪金。
买了油盐难买米，
终日没有饱饭吞；
四季衣衫休妄想，
破衣破服难完成；
夜住茅屋如露宿，
阳间地狱的确真。
喀！苦命！苦命！
为什么这般不平？
唤天不理地不应，
呀！苍天！难道也轻视我们穷人？
难怪老板没良心，
稍一不称他的心，
就说什么“滚！滚！滚！”
再三跪地来哀求，
仍要被他罚薪金！
富的愈富，贫的愈贫，
这种罪恶谁造成。
工友们呀！过去的不必说了，
大家快快改造前程。
纸上解放是空言，
我们自己来实行。
工友们：来！来！来！
速把公理伸。
蟹
鼎元
蟹！你“横行”泥沟之中，岂不逍遥啊！
你有许多长枪似的脚，何等凶狠啊！
你的蟹状如钢叉一般，谁不见你怕啊！
呀！你这样厉害，如何被人捉住了？
他卖给人们，人们竞把你吃了……
唉！你的勇敢到哪里去了？
喂！工友们呀！
“横行”的蟹，我们能够吃他，
那般“横行于世”的资本家，
难道没有方法对待他们吗？ |
〔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歌〕
雄鸡歌
平
满地糟糖满地□，雄鸡夺食啄雉鸡，雉鸡跑入笼内去，天空飞来老鹫儿。
雄鸡欲逃逃不得，刹那喂了老鹫饿肚皮。
资本家啊！何必把我们劳动的人来欺？
军阀啊！你能横行到几时？
强人自有强人制，一朝祸来悔何益！
蜂歌
平
小小蜂儿，他到有些组织。
无富、无贵、无贫、无贱，一样的工作，一样的得食。
若有那个懒惰，随即赶出，或处以死。
为什么我们人类，反弄成许多阶级？
再不平，只怕要笑煞那小小底蜂儿！ |
〔小说〕饿不死的小孩（锄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小说〕
饿不死的小孩
锄本
话说上海车袋角地方，有一鸿裕纱厂，这厂内面的工人，也不知有多少，只见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没有哪一处无一个时候不是挤满挤满的。在这内面，有一个名叫李阿弟的工人，年纪虽不到五十岁，但因为几十年的劳苦，也像六十岁以上的人了。他的妇人，稍微大他几岁，然而他老的形模，比他更为可怜。他们夫妇感情甚厚，一生和顺，只是因为儿女屡生不育的事，时常有些小小的口角。不是丈夫说妇人没有将小孩子照拂好哩，就是妇人说丈夫不买衣小孩穿，使他冻着、饿着死了。但是他们一时气醒了后，都晓得女的是没有工夫照料小孩子，男的是没有钱买衣服，只恨自己不应该投穷人生了。在前四五年的时候，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于是夫妇大喜，相约无论是什么苦法，必须将这个小孩照料好，若是再有什么一差二错哩，现年已半百，那不就无望了。所以在这个小孩初生的那几日，李阿弟虽到处挪佐，当尽冬衣，都买了一只鸡，包了几两糖，给他妇人吃了，好有乳养小孩，并不许他妇人去做工，一心照料孩子。像这过了十多天，才各人做各人的工作，然而他们对这小孩子，总是当一个活宝贝看待。只要有一点空子，都是抱着他接一接吻，谈一谈话，解他们终日勤劳的愁闷。所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了一九二一年，这小孩已是四五岁了。他的父母虽不是像初生他的那样爱他，却是也无哪一日将他丢开了的。虽他们夫妇都在鸿裕纱厂做工，却也分配得极好。若是男的做“日工”哩，女的就做“夜工”，每逢换班的时候，他们也就将小孩子交在厂工作的那一个照料，一则他们下工的这一个可以回去安安逸逸睡着，二则宝贝似的小孩又可与他们长在一块，三则在厂内又不要吃自家的，这不是一举几便吗？故他们夫妇以为再好也不过这样的法子了。哪晓得好事多磨，在一天礼拜三的晚上，小孩子陡然不见了。他们夫妇就像剜了他们的心肝一样，到处寻找。有的说：跑到外面去了；有的说：被别人拐走了。闹到张一嘴，李一舌，把他们夫妇倒弄得一点主意没有。反说跟起别人去了也好，或者落在发财的人家，还该他享福，我们何必把他找回来同我们受苦呢？一天到黑，他们夫妇心里时常向脑海中开会议，忽而想要他的孩子，忽而不想要，忽而又看见他们的孩子在他身边，向他讨东西吃，却一醒过来，又是一场大梦，如是又引出他们的眼泪来。总之他们自小孩失掉后，无日不是在恍恍惚惚中过日了。在礼拜日弹花间地窟里捡除花的时候，忽然间抓出一黑团的东西来，当时倒把捡除花衣的人，吓到一跳，即过细一看，才知道是一个小孩子。恰好厂内的人，都知道李阿弟的儿子不见了，就猜着这个小孩是他们的儿子，于是叫人喊他来看，他的妇人听着了，就像又生了一个儿子的一样，喜到三步当作二步的跑到厂中来。各位呀！谁知他们夫妇没找到这个小孩还可，哪知一看见了，反把他们哭死了。但是这个小孩随他父母什么样哭，他也不理，只是像棉花做的一样，软软的搭在他母亲的怀里。当时就有好些人围着他们三个人看，都觉得这样小的一个孩子，为什么三四天还饿不死呢？于是作一个奇特的新闻传。一传就传到与我相识的一个纺织工友，他即告诉我，要我把这事在报上发表发表，我即将他写出来凑小说栏数，并求看报的人也同他们夫妇们洒几点泪。 |
〔世界要闻〕各国工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世界要闻〕
各国工潮
▲美国铁路可望不罢工
▲荷兰五金工人已罢工
▲英国将制成机器罢工
美国铁路工人领袖歇菲氏，因国人误会铁路罢工，是与政府为难，政府亦不援助罢工，所以把罢工议案取消了。但是荷兰洛特丹等处的五金工人，因雇主要减发工资，故议决在前月三十一日罢工。英国政府宣布撤消军械部的酬金，说者谓是制成罢工的风潮，究未知将来何如？
美国共产党案未了
▲劳工联合会罢工援救
共产党员范齐氏、柴柯氏被捕一事，已在本周刊前一期说了。世界上各国的共产党听着美国将他们判死刑的消息了，没有哪一国的同志，不是各在本国向美公使署作示威运动的。现在又得着美国芒特维台哇地方来的一个消息，讲该处劳工联合会罢工反对判定范、柴二氏死案，于三十日午后各报馆——除一报外——及各工厂，并□车工人，都一律罢工，以示救拯。 |
〔劳动界消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劳动界消息〕
哈尔滨
中东铁路快要罢工——中东铁路俄国督办思卓诺夫氏。对于该路工人，素主持不干涉主义的。所以于罢工声浪中，该路工人，迄无若何重大举动。现因□氏变更政策，决意破坏该路工人的组织，授意俄人马拉库林，设立另一劳动团体，与铁路工人执行委员会对抗，以分工人的势力。该路工人大为不平，于是秘密会议，将以罢工的举动，以示抵制云云。
广东
工人的世界——广东总工会之组织，系由各个工会结合而成，凡八□月，昨始正式成立。是日（二十三日）该会假长堤海珠戏院为开幕地点，先期由该会理事长黄焕庭，通请各界莅会及布置一切，会场极为辉煌。院门首高悬周翻旗，横跨马路，并悬有广东总工会“开幕生花”横额一方，旁伴以“总除障碍，假长堤海珠会结自由”之花联。院内满挂生花，正中悬有白地红字工旗及国旗各一面，四周例悬周翻旗，及各团体所送之白布横衽花蓝等物。会场正中，悬有孙中山肖像。旁伴以红联，文曰“众志成城，工权伟大”、“联心团结，国脉刚强”。是日各界来宾，及香港佛澳各工会，各县国民党支部代表莅会者，全院上下，几无隙地，统计男女约达五千余人。是日孙中山代表为吴铁城，省长代表谭思咏，海关监督黄强，公安局代表金佩泉，李福林代表梁国南，其余政绅工商学报慈善各界代表等，限于篇幅，未及多载。是日一时三十分举行开幕礼式，黄焕庭主席，旋将工旗揭开，全体起立，向国旗工旗行礼毕，主席即宣布开会理由，略叙该会之缘起。大致谓自孙陈返粤，还我河山，伊即发起是会，以谋吾粤工界之结合，方足以完我各行团体之责任等语，众大鼓掌。旋由孤儿院奏乐，宏仁学生唱国歌，继由孙中山代表吴铁城，省长代表谭思咏各致训词，大致以孙出巡，未克莅会，特预委鄙人为代表。孙中山先生数十年为国革命，一致专重民生，因中华民国国民，以工界居多数，欲巩固中华民国，非谋设伟大之工团不为功，而我国工团，素处资本制度下之支配，受种种待遇之经历，今已觉悟，自宜急起直追，一致团结，为奋斗之准备。须知工人万能，苟能众志成城，声策群力，终得达胜利目的，及可争回人格等语，众大鼓掌。次别谭思咏、黄强、冯自由、陈公博诸君，及各界来宾，均次第演说，奖勉交至。再次有该会同人演说，均于工权发挥尽至，全场均大鼓掌。计是日各界致送祝词者，计共一百六十二通均美不胜收，宣读毕，随由各该会诵读答词，直至下午四时始拍照茶会而散，统观该会开幕之盛况，实为吾粤自有工会以来破天荒之大热闹云。
湖州
机匠全体罢工——湖城铁机织绸厂共有三四十家。机工织绸，定价每尺七分，由厂另扣饭资。近因米价骤涨、百物昂贵，提议加扣饭资。机工不服，亦提出要求加价，遂于二十八日全体罢工。并派代表多人，分段调查，如有私行动机的，公同议罚，未识各厂家，能照要求应允否。
镇江
皮箱匠罢工潮解决——上月二十九日皮箱业工人，因收入业费的事，与花林记皮箱店某工人冲突。由店主将收费人扭送警区，罚跪三时，后发解总局讯究。该业工人，于是大愤。即同盟罢工，都持香向警局鸣冤，以伸救拯。警局见彼等团结可畏，当即将被拘人开释，并命双方和平解决，现已照常开工了。
武昌
这个人又是谁杀的呢——武昌纺织局，向以日夜两班，轮流工作。在日前二十四日晚十二时，纺织厂机器上油工人石德群，因夜间困卷极了，上油一时不慎，被“夹条机”击下，落在太平桶的钩上，将小腹戮伤，一时晕死。幸同事人多，都来护救，将他抬往仁济医院诊治去了。但是伤势太重，恐有性命之虑。资本家杀人，真是见刀不见血哪！
本埠
亟亟准备总攻击的烟草工人——上礼拜浦东烟厂罢工大风潮，在本刊十一期登载很详。现在他们的情形却变的很希奇！表面上形式上看去，已是十二分的失败了！并且要令人气死！但是他们工人内中的进行——精神上实际上的进行——实在可以令人眉飞色舞！钦仰不置呢！当他们上礼拜六大罢工的次日，厂里见诱劝无效，于是用奇特的压迫手段，费数十元钱一天，请两个强悍的大流氓包办拖人上工。那大流氓很熟知工人的弱点，先把那些无抵抗力的弱小工人拖去恐吓去上工；倘敢不从的，就放出他们平日那打死人不抵命的手段来，并且厂里还用钱包了官厅不干涉他们这种打人的事。如此，大多数的工人就把他两人拖的拖打的打，压迫着都上工了。那些稍有强力的热血分子，见多数人已上工，也没有办法了，也很□上了工，那罢工时所要求的条件，当然是烟没泡散了。但是这外面形式上虽然是如此，而骨子里却是大大不然。他们工人受着这种奇特的大压迫，个个工人心里十分愤恨，反抗的空气充满了两个全厂。而尤其以一班工头的反抗心里为最大，因为他们这次也在被压迫之列了！于是他们暗地里亟亟进行总攻击的方法，在上工的次日，他们所有的总工头、工头、修车的、当车的共同百余人，在浦择了一个秘密地点开讨论会，其中就是从前反对罢工的（如王凤山）如今掉下眼泪的来演说，反悔他从前的过错，并极力赞成组织最后的大罢工。其余如总工头及修车人等，没有一个反对的，都很踊跃的很决绝的赞成组织最后大罢工。当时就推定总代表二人（新厂一个老厂一个），当天到会的都担任分代表职务，大家极力共同进行组织最后大罢工的事。本决议约定本礼拜二实行最后大罢工的，后因各方面的进行尚未完全成熟，所以延缓一点期限想来总不出本礼拜了！闻得他们这次预备的罢工的方法，比从前的方法精密完备多了，从前的罢工，多半在厂门口或附近地方来等解决，现在他们预备的方法是不准有一个人在厂门口或附近等解决，如决定那天罢工，那天各个人都要在家里待着，或到公事场中办公。办理交涉及一切的事，就由代表们全权担任。
※※※
各工人都知道自己责任了——自商教联席会议在上海开会通过国是会议案后，通电各省，邀集会议，所有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律师公会、报界公会这些团体，都在被邀之列。独把劳工方面，反排掉了。现在各工团觉得他们所邀集的团体，多半是掠夺阶级的人，以他们来解决国事，必无好结果，劳工也无加入的必要，不如联合全国的劳工，自组一真真的国是会议，以谋全国及全世界的劳工们幸福（宣言另详本期本论栏）。
※※※
又一处女工起反抗——杨树浦恒丰第二纱厂细纱间女工二百几十人，因厂主任意虐待工人，时常罚扣工资。于是在前月三十日一律罢工，并要求加薪。本报昨日特派员往访，回云：此次主动的是拿摩温，细纱间共有车四十八部，今只开十八部。内中共出有二块牌，一是三十一日出的，一是本月一日出的，满口主人待奴隶的话，令人闻之发指。兹将三十一日所出之牌，抄录后面，使大家看了评论评论：
“各工人知悉，本厂待遇尔等，向称厚道，而尔等又皆是作工为生，并在本厂作工多日，非有特别过犯，或违背厂规，本厂断不处罚，尔等想亦能领会本厂之好意也。昨日忽有多半不来作工，总是有人从中煽惑，与尔等无关。望尔等明日照常上工，本处决不加以处罚，如明日不来，即将所存工薪完全充公……。” |
〔工会消息〕上海机器工会的奋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2号（1921年11月5日）
〔工会消息〕
上海机器工会的奋兴
近经各厂会友们决议，兴办一个英文义务夜学，校址就设在虹口西华德路永吉里十一弄二千一百十七号该会事务所内。每夜教课两小时，学生不收学费，每名每月出小洋七角，贴补一些零用。无论入了会或没有入会的各厂机器工人，均是一律待遇，可以去读。课程分三组教授，甲组是尺牍读本、应用会话英文、算术问答练习，乙组是文法读本、会话尺牍工具、英名词工厂会话，丙组是初级英文法。 |
〔小说〕工人的儿子（宝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1号（1921年10月29日）
〔小说〕
工人的儿子
宝光
北风起得飒飒的响，好像是要下雪似的。那边大树底下站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身上薄薄的穿了两件破旧的衣服，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帽儿，脚下穿着一双头破跟脱的鞋子，而且那两件破旧的衣服，像有数年没有下过水的似的。这光景已是很可怜了！偏然风姨又恶作剧，时时将他的破旧衣服揭开，吹得他悚悚的发抖，牙儿也震得咯咯的响，那个状态，就是把我这只笔写了，也难形容啊！
在那个时候，我就上前问他是谁的儿子，为何这个样子？
他说：“我父亲叫做刘贵，做木工，每日只能赚三四角钱。家中有五个人，所以我同我的妹妹、弟弟都是……”
唉！工人的儿子形状是这样，资本家的儿子呢？……唉！
阿三
印刷工人鼎元
阿三，是一个工人。他因为没有团体，所以时常被人欺侮。就是自己同伴中，也没有什么规则；天天被资本家压迫，工头凌虐，都只好忍气吞声。
有一天，阿三和小毛玩笑。不知为些甚么，小毛忽然反脸了，小毛伸手去打阿三，阿三气力大，小毛打他不过，只好逃走。
小毛是有团体的工人。他被阿三打败了，就把这桩事告诉他的弟兄，弟兄们立刻替小毛出场。团体的势力，自然比个人大，阿三怎样抵抗得住。小毛光打阿三，这桩事本来是小毛错的；阿三寡不敌众，反向小毛赔罪！
阿三气极了，就去告诉同业，想叫同业帮忙。同业中因为没有团体的，都是你管你，我管我，没有一点儿表示。更气的几乎生起病来。
隙壁有一位陈家里，他是很热心劳动运动的。别人差不多都轻视阿三，他和阿三很亲爱。阿三将这桩事告诉陈家里听了叹道：“嗐！这是你们没有团体的缘故。”
后来阿三时常去请教陈家里，陈家里终肯告诉他，又把“劳动组合主义”详详细细地讲给他听，阿三听了很欢喜。阿三到工厂里再去讲给同伴听。同伴自然很赞成，先组织了一个小团体。
未到数月，团体愈坚固，愈扩大，就变成一个同业的大团体了。那么没有人敢去欺侮他们，阿三很自由了。就是资本家和工头，也只好向他们低头。
阿三既然有了团体，并不去欺侮没有团体的工人，而且很可怜他们。时常叫他赶快组织团体；他们听了阿三的话，也组织起来了。不多几年，各工业都有团体，工人底势力，一天澎湃一天了。所以大家很感激阿三。 |
歌（列悲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1号（1921年10月29日）
歌
工人歌
赤光
（一）
青翠的山，碧绿的原。
光华灿烂，锦绣河山。
此何人力？我们工人！
自作自受，理所当然。
“快活日！快活日！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二）
谁知世界，异样不平！
灿烂春花，权门世家。
玲珑秋月，瑶台朱阁。
我们工人，冻着饿着！
“快活日！快活日！
你不做工，你弗得食！”
（三）
我们没有，我们有手。
我们没有，我们有口。
我们的口，不得自由！
我们的手，终日不休！
谁知光明：看在我们的口和手！看啊
“快活日！快活日！
光明世界，
只是工人！有口有手！” |
〔来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1号（1921年10月29日）
〔来件〕
衙前农民协会章程（续第九期）
第一条本村农民，基于本村农业生产者还租的利害关系，求得勤朴的生存条件。
第二条凡本村亲自下气力耕种土地的，都得加入本会，为本会会员。
第三条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
第四条凡生产工人及社会主义运动者，本会都认为极良好的朋友，遇必要时，本会对于他们底团体或个人，应当尽本会能力所及，加以扶助。
第五条本会的组织，基于会员全体；由大会选举委员六人，为本会委员。又由委员六人中互选，选出议事委员三人，执行委员三人。
委员一年一任，只得连任一次。
执行委员，掌管本会名册及登记簿，执行由大会及议事会议决事件；并连络别村与本村同性质的团体。
议事委员会，议决关于大会所交议及会员三人以上所提议之事件。凡有利益于本会的事项，议事委员有考查提议的责任。凡本会会员有私人是非的争执，双方得报告议事委员，由议事委员调处和解：倘有过于严重的争执，由全部委员，开会审议解决。
大会召集，由会员五分之一或议事委员会之主张召集大会。
第六条本会会员，月纳会费铜元□枚。每月一号交由执行委员存贮应用。
第七条本会会员，将每年农作所得成数，分春举、秋收两期，报告执行委员登记。
第八条本会会员，每年完纳租息的成数，由大会议决公布。租息成数，以收成及会员平均的消费所剩余的作标准。
第九条本会会员，有因依照本会大会议决的纳租成数被田主地主起佃者，本会有维持失业会员的责任。如有因上项情事被田主地主送租者，本会全体会员皆为被告人。
第十条会员不得违反本会底决议案。
第十一条会员有违反本会决议案及有不利益于本会的行为者，除名。
第十二条两村以上的农民协会，得组织农民协会联合会。
第十三条凡是关于两村以上的农民利密关系发生时，随时可由联合会协议议决执行。
第十四条本章程由大会议决，大会能随时以多数同意修正。
（完） |
劳动界消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1号（1921年10月29日）
〔劳动界消息〕
新嘉坡（特约通讯）
瑟俦
打金工人的苦况——新嘉坡是马来半岛的首埠，无论什么商店，何种工作，都要超过各埠的总额，所以各营业生意的发达，都可为各埠冠。我们把别的不说，就在内中抽出打金工人来讲讲：
全埠的金店，差不多百余家，里面的工人，可达二千余人，论他们的生活，大多数是困苦得很，每月的工资，没有一定，大约可分数种。做工头的：有三十余元；做司副的：十余元；做学徒的：仅四五元而已，伙食都是自备。从欧战以来，百物腾贵，无论伙食房租，都起一二倍或二三倍不等，似此入不敷出，何以渡生活呢？所以前数天学徒的工人，逼到不得已了，邀求店主加薪减工，以维持现状。不料店主不特无俯念苦情之意，反大肆狂悖，而一般的拍马屁、捧大腿的工头，亦随声附和。谓自土产落价后，店中无形的损失，已达巨万，你们不自谅力，岂可无理取闹。后工人们看如此状况，只得忍气吞声，以待再举而已！唉！诸君呀！像他们这般无情的店主——兽性的工头，我们是不是想一个法子来对付他才好呢？
一九二一年十月九日
广东
各行罢工一束——（一）瓷业工潮愈闹愈大——瓷业工人罢工，已好些日了。无奈东家太不晓得工人艰苦，不早解决。现在反向公安局呈报，说是工人李明琛们强迫裕昌隆等店起卸货物，要求解散保护。该局也像资本家的奴狗一样，听说即通饬各区，认真给工人们看去了。（二）油业工潮又扩大——油业罢工，已由市政厅调解了事。现该行代表陈匡们，忽觉市政厅强定工值，于理不合，遂又呈请撤原案，仍须继续罢工。（三）佛山两行工人罢工——佛山切金及西家行工人，同拟一行章，向东家行请愿。东家以彼等条件过苛，严行拒绝。西家行以目的未达，于十八日一律罢工。又榨香行西家行，也是因加资的原故，亦于是日罢工。
福州
洋衣店伙要加钱——福州仓前一带的洋衣店，不下数百家，生意发达万分，因所得的工资，要较本国衣加二倍。故营此业的，没有哪一个未赚饱的。现闻南台各洋店所有店伙，于二十日在下渡巷下庙会议，要求增加，并以日内即停止工作，以示决心云云。
镇江
慈善家反杀贫民——镇江西城内慈幼工艺厂是镇地各慈善家捐钱办的。至今已有数年，颇著成效。女工有二百余人，男工也有百余人。近因各乡水灾，销路停滞，于是将织布织袜各机停歇十分之八。在工厂是免出货囤积，在各男女工不得工作，值此柴米昂贵之时，大有不得食之势。听说近日饥鸣的声音，已满城都是了。
本埠
工会的效力——浦东某烟厂工人，于前数月罢工解决后，即觉得非有团体，做事即不坚决，于是组织一“烟草工人会”。在二十三日，有一监工张某，不问黑白，将一在会的工人随便开除。彼等即大动公奋，同时机车间五百多工人，一齐罢工，要求撤换张某。张某见事不祥，随即找人至烟草工人会向各工人求情，并用甜言蜜语，我们都是中国人的话来欺骗，各工人亦不理他，并赶其速走。后来某买办也跑到该会去调解，说所开除的人，由张某派人接回，请大家上工去好不好呢？各工人仍说：“若张不开撤，誓不上工。”某买办看不可动，也垂头丧气走了。后来厂主看这样子，觉得他们工会势力太大，即想用一种强迫的手段，将工会会长开除，以示抵制之意。谁知那些工人一听着了，即怒不可遏，反联合新旧两厂男女老少一万多工人，同盟罢起工来，并公共提出六项条件，要求厂主应允，否则绝不上工。作这看来，可见这人总要有点团结就好，若是没有入会的，被他开除了，还有谁来说话呢？
女工也不好欺了吧——浦东陆家嘴日商华纱厂（即鸿源旧址）粗纱间女工十九日因与翻译华人李某冲突，相率罢工。现此项风潮，尚未平息。闻日人宣言，如该女工等再不上工，即将另行招人，该女工等此次罢工，亦无重大要求，惟在希望厂中稍加优待，并斥退少数不良的监工云。
三个得着加工资的——（一）印刷工人要要求增加工资，已志本刊前期。兹探听消息，各店主已允许照原有工资加二成了事。（二）某印书馆排字工人，因要求加资，以致停工。现经总理应允每月得十元工资以内的，照加二成半；十元以外的，明年一月一日起，增加二成。（三）漆工外作工人，于二十日与作主已两相商妥，每工加洋五分，饭钱加洋二分了事。
二个未得着加工资的——（一）本埠红木帮做小件的工人，现邀集全体，举出代表，于二十三日下午在太平街某茶馆会议，决向各店主要求加资。若不允许，当即罢工。（二）城厢内外各提件头工人，现亦向上海各衣庄内要求加价，并由代表樊寿林等集议，若不达到照原码增加三成的目的，即全体罢工云云。 |
世界要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1号（1921年10月29日）
〔世界要闻〕
世界要闻
葡萄牙大起革命军
▲旧阁员已处死刑
▲新政府快要成立
在本日那一天，由葡萄牙京城来了几个电报，说阁员格觉氏、桑土斯氏、美亚氏、薛尔伐氏都为革命军枪毙了，肯哈氏、里尔氏尚未杀死。二十三日又来一个电报，说革命军行动，乃过激党的性质，现已到葡京了，不久即有新政府出现云。
法国的炸弹声
▲意国共产党员在美被捕
▲法国同志向美使署示威
意国的共产党员柴叔氏、范齐光氏在美被捕，现将宣告死刑。法国各同志听着了，即大为不平，如是邀集数千人，向驻法美使署示威。并向人众中抛掷炸弹一枚，伤十二人，警察三人，这是在巴黎的事情。同时马赛、比京也有发现共产党同的举动，可见该党之团结，非他党所能及了。
英工党反对日本
▲要求远东民国与日本同一地位
英国工党重要人物，现在发表一种请愿书。要求准远东共和国与日本同一地位，有代表于华府会议，力阻勿与日本续盟。 |
工会消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1号（1921年10月29日）
工会消息
上海机器工会消息——上海机器工会事务所，从前设在虹口庄元大弄，其后设在元芳路东贵坊，现因事务所太狭，新租虹口西华德路新永吉里十一弄二千一百十七号为事务所，共费顶费一百九十元，介绍人手续费六元。此等经费系新募来之捐与从前会费及剧费之一部分，下余四百元，存作基金。该会现又快届成立会纪念日，拟开成立周年纪念会。
均安水手公所——这个公所的事务长，是甬人□良才先生，年纪五十光景，公平正直，长于办事。这公所办起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从前均不甚发达。到良才先生接办四年，才极其发达。会里基金，共积了一万四千余元，现又新在塘山路澄衷学校附近，买了一块很大的地皮，已请测绘师绘具图形，建筑一大新会所，三层楼的洋房式。会员如是头脑，每月纳会费五角，如是伙计，只纳四角。会员如有死亡，每名给抚恤二十四元，去年总共付出抚恤费一千三百余元，今年每名给抚恤费三十元，正月到现在，总计已付抚恤费八百余元。该公所主持要求加薪，前后共四次，均达到完全目的。最后这一次的要求，伙计的月薪，由二十元升到二十四元，头脑的月薪，由二十四元升到三十元。会员失业的，会里也可借给他的钱。太古招商怡和老公茂各大码头，内江外潮欧美各国口岸，均为该公所会员游览场云云。
又有印刷工会筹备组织工会——本埠印刷工人，中文检字工人、西文检字工人、印书工人、铸字工人等，鉴于近来生活困难，所得工资，不敷家用。邀集同业各工友，于二十三日（星期）假邑庙内“乐圃”茶楼开会集议，到者一百余人，讨论增加工资，及组织工会等问题，兹因人数不多，恐议决之事，难生效力。经众复议，再当通告各同业工友，定于本星期（三十日）续开会议，讨论组织工会大纲，及一切进行事宜云。
京汉铁路工会大活动——京汉铁路工会虽于去年五月一日（即劳动节纪念日）成立，然其中会员只有机器厂一部分。但是他们办的事情，却颇不少，如《工人周刊》、劳动补习学校；什么俱乐部，都设得完备极了。现在修车厂与工务厂的工人们，也各成立一工会。在本月二十三日，三工厂选派代表，开联席会议，共图一致，以利会务进行云。
广东各工会的近况——（一）白铁工会六日假师古巷工人合助社开成立大会，各工会到的不下数千人。（二）工人合助社十七日下午三时开恳亲会，洋服工会工人送自制国旗、工旗各一面；大灯二个。机织工会送大铜镖一个。铜业工会送竹椅四十张。孙文送“博爱”匾额一纸。（三）辗谷工会二十日下午一时在华侨工业联合会开成立大会，推何玉生、罗寿山为正副主席，到的人非常之多，颇极一时之胜云。（四）总工会于二十三日开成立大会，到者数万人，并沿街游行云。
社会调查
十月份本埠各业罢工表
厂名某种工地址人数代表人
起时止时结局
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排字工人宝山路三百余人上下手各四五人九月二十八日起本月三日每月得十元以上的工人，
加资二成半。十元以外
的，明年一月一日起，
加资二成
鑫泰织布厂织布工人高昌庙千余人王少卿、魏昌树、殿之才九月二十六日本月四日完全胜利
电话总公司及各公司接线工人静安寺路、江西路、杨树浦本月五日下午十日上午大班向各接线员赔礼并要求加工资三成
印刷工人土山湾本月六日十一日要求加资四成
漆工（内作）南北市一千余人代表八人本月八日十八日加资二成
漆工（外作）南北市一千余人本月十三日二十一日每工加洋五分，饭加洋二分
水木工人南北市九千人本月十四日二十日每工加铜元四枚
鸿源纱厂（日商）纺纱女工浦东陆家嘴五百余人本月十九日要求加资五分；撤翻译李某
印刷工人南北市几千人本月十九日二十一日加资二成
成衣工人（裁缝）南北市代表多人本月二十日要求加资三成
英美烟公司机车间工人浦东一万余人王某本月二十三日要求撤换监工张某
快要罢工的表
厂名某种工地址人数代表人
罢工原因及现状
红木帮工人南北市因工资不够日用，沪城太平街某茶馆会议，举出代表，
向店主要求加资，若不应允，当即罢工。
各提件头工人本埠城厢内外樊寿林二十三日下午三时，各工人在同乐茶馆集议，要求
照原码加资三成，如不达到，即全体罢工。
我将这十月份的表列成之后，又把九月份的表拿来比较一看，便令我生莫大的几种快愉：
（一）这一个月的罢工数目，比较上月多三分之一，可见上海工人的进步的陡增。
（二）上月罢工尚有失败的，此月无有哪一处罢工不得完全胜利，可见我们工人力量更大。
（三）上海无有哪一个工厂不共用女工因为伊们老实；很可以欺的。所以在上海女工罢工差不多可以说是没有的事。此表今有伊们的事实列入，可见我们那些姊妹们也知道资本家是可以反抗的东西了，真乃我劳动界莫大之幸。
我前面说的这些话，在资本家看着了，当然是不爽快的。在我们劳动的朋友们听着了，或者也要说我是一个好吵乱物的老己，巴不得天天都罢工的事情出来。若是你们这样想呢？我也不要同你辩，我来说一点新闻给你们听，那就自明白了。
“在前一个月的时候，美属檀香山、菲律宾地方到处发生驱逐华工情事，他们之所以驱逐华工的原故：是华工在那边卖的工价又少，做的时候又多，因此外国人都雇华工，把他们外国工人反挤掉了。于是他们外国工人要求政府把华工尽量全赶起走，不让在那里害他们，使他们得不着饭吃。”
大家看了这段新闻，有不有什么感想哪？你们要晓得这普通生活程度一高了，我们的工资，是不提高的啊！就是你们自己愿意做牛马的生活，旁的人他也不许你的啊！犹之我们现在恨那些女工卖的工钱太少，因此雇伊们的人多，反把我们男工挤掉没有人要，但望伊们女工亦快同我们男工价钱是一样唷！
罢工多半是为增加工资，我们的所以要增加工资的，是巩固我们做工的地位。因为我们工价一平易了，就要被那工价高的人开赶，我们想避免人家赶我们的事情，只有亡命的要加工资，不得着加资，只有罢工，罢工是我们谋存在的正当方法，虽一日百出，也不能说是好吵乱物的话了。
锄平 |
中国纱厂的工友们，快起来要求礼拜日休息（新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1号（1921年10月29日）
中国纱厂的工友们，快起来要求礼拜日休息
新旦
我的痛苦的姊妹兄弟们！你们是不是在纱厂做工的？你们在纱厂做工是不是每天做十二点钟工？你们每天做十二点钟是不是疲倦痛苦？你们礼拜日是不是休息？无论读书的、诊病的、传教的、教书的、做厘金官卡的、做机器生意的，无论是中国人、外国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老人、少人，礼拜日都有休息，你们礼拜日什么道理没有休息？听说你们十天休息六点钟，一月共休息十八点钟，是当真的吗？要是当真，你们也愿意不愿意，你们也觉得苦恼不苦恼？你们也想同机器工人礼拜日一样的休息么？你们要是想礼拜日休息，你们又想向东家要求么？你们向东家要求，又要想个甚好的法子才成功？你们的好法子，是要厂里的工人，无论清花间的、粗纱间的、摇纱间的、打包间的、机器间的、磅纱间的，大家都合拢来要求。要是你们能够联络别的纱厂一齐要求，你们就会成功；你们东家就会允许。那时候，你们每礼拜休息一天，一个月休息四天，岂不是比较好么？ |
从粤汉路罢工中所得的两大教训（董锄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1号（1921年10月29日）
从粤汉路罢工中所得的两大教训
董锄平
这一次粤汉铁路罢工得着胜利的消息传来，在我们劳动界的人听见了，没有哪一个不是手舞足蹈，欢天喜地哩。但是他们此次是用的什么能力，能制胜威威赫赫的洋经理？何以八十一个小工，能把武昌到长沙、株洲的铁路闹到这一步都走不动呢？诸位想想！若是他们没有一种特长的“利器”，还能够使他们在数日间，得着完满的胜利呢？所以我们在这手舞足蹈，欢天喜地的当中，不光只庆贺他们的战胜，还应找出他们的所以能战胜的“利器”来，作我们对付欺压劳动者的预备，而为我们的教训才好。他们此次足以为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
（一）互助的精神——在他们起初罢工，原止少数的小工。故直洋总理把他们不放意中，随随便便就开除了八十一个。当时被开除的人，有好些觉得自己无什能力，都预备捆铺盖行李走路。哪晓得在此时机车的职工们，他们就生出一种互助心理来了，觉得欺压小工，就是侮辱全铁路工人的人格。于是一方面发传单叫各小工不走，并求铁路的工人援助，一方面提出十五条件要洋总理答复，并通电全国，披露其罪恶。
（二）团结的效力——机车的职工们，向来组织有一“职工联合会”。此事发生之后，他们即发传单给全路的职工们，由武昌到长沙、株洲的职工们，莫不是一致的行动。
由上二层看来，我们就知道他们的战胜，不是从侥幸中得到的：是有来由的。假使机车的职工们没有这互助的精神，任洋总理去糟蹋小工们，那还有这轰轰烈烈的罢工潮来吗？就是职工们有些抱不平的，觉得欺压小工，即是侮辱我们自己，若是没有前日那“职工联合会”的团结，还能使各处职工万众一心，把偌大个粤汉铁路闹到一步都不能开吗？常话说得有：“没有未撒种子而能收谷的”，我想我们光只在旁边去庆贺他们的得胜是不对的，我们是应该把他们这次罢工所赐给我们的教训；长长放在心中，也去组织些团体，而为将来作战的“利器”，才不至有愧于我们自己了。 |
一个想办工会的弟兄和一个怕事的弟兄的谈话（印刷工人伯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1号（1921年10月29日）
一个想办工会的弟兄和一个怕事的弟兄的谈话
印刷工人伯宾
喂，朋友，我现在忙得很。
老兄，为什么忙得很？莫非厂里生活多吗？
喂，朋友，不是的：我们厂里预备要创办工会，结合团体，将来可以达到我们自由的幸福。因为这个我除了工作以外，还要和别人联络，研究工会进行的事。所幸近来赞成的人，到也很多，大约可以成立了，我这几天一天到晚竟忙这些事体了。
喂，老兄，这个工会的名目，不是极不正当什么罢工的名目么？倘要工会成立了，还要捐什么会费。想我们做工的，所赚的几个血汗钱，要养妻子儿女，有时候碰着了朋友，还要喝碗茶，吃些香烟。开销总不够，还要多多做几个夜工，凑凑数目，你道还可以罢工么？还有那些闲钱去捐会费么？
喂，朋友，不是这样说的，待我慢慢的告诉你听。工会两个字，不是罢工，和不正当的名目，乃是联合我们的工人在一处，在于联络一个团体。譬如有外人虐待我们，欺侮我们，有了个团体，犹如像出仗一般，去和他们对敌分个胜败。我们人多，自然能够获得胜利，以后他们也不敢压迫我们了。还有这个会费呢，就是储蓄的意思，不过每月捐我们工钱百分之一，我们少喝二壶茶，少吸几枝烟，就能够节省下来了。捐进会里去，积少成多，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将来我们遇重大的事情，即使罢工，大家就可以拿这储蓄的钱来借用，就不愁没有饭吃，等有了钱再还上去，这种办法，不是极妥当的么？
老兄，不要讲了，我为了工会两个字，我已经吃两次惊吓了。前天我做夜工的时候，拿摩温（监工人）叫我跑到他面前去，开口就问我道，你入了工会么？我惊慌得了不得，我就说，没有没有，我还罚了个咒。他就叫我快些去做生活，勿要去听他们的胡闹。我另外加你几个工钱，这个工会就是要挟你们罢工的名目。你罢了工，难道不要饭吃么？我不等他说完，就头也不掉的走开了。恰巧事有凑巧，昨天夜工做完到家里时候不早，饭与小菜，已经冷了，我又不肯多费柴火，不管冷热，吃了一顿冷饭，就此成功腹泻的毛病。所以工作的时候，来去厕所，更加忙了，有一次，正上厕的时候，拿摩温大叫你这样的忙碌，一定干那工会的事体，你如其当真进了工会，我今朝就要请你滚蛋。我一听此话。真吓得屁滚尿流，连说冤枉冤枉，我实肚痛腹泻，并非干那会事，他方才安心叫我去做生活，我就退下，此番我真三魂吓去六魄，我好得没有进那工会，倘进那工会，我的饭碗不是保不住了么？我想要加工钱，不如拍他的马屁，要保饭碗，不如不进工会。
喂，朋友，你是民国的国民，你晓得共和平等的说法么？国家尚且平等，我们工人与资本家、拿摩温，也是平等的，有什么怕的道理。拿摩温本是工人做的，更不必怕他了，我们为什么反要受他们的压迫和虐待呢？就是因为没有团体的缘故哪！他为什么听见工会如同见了仇敌呢？说我们有了团体，就有抵制他的方法，所以他拿种种法子来，欺骗我们，威吓我们，使我们俯首帖耳，永远压迫在那专制的下面。现在我们应当放大眼光，譬如世界上大多数的工人，均被他们压伏着，我看他们是极尊严的，若四面八方去看着，就晓得都是我们的势力了，我们结成了团体，恐怕他们还要返过来怕我们呢！
老兄，你们思想太远了，我要顾前的。倘若我们工会没有成的时候，他们就用那先下手为强的手段，你当怎样呢！
喂，朋友，你的话不错，我却忘记了，工会的事情，赶紧回去讨论进行手续去。将来成立了，你可愿意入会么？
老兄，你办工会如此热心，实在难得，我先前因为不知道工会的好处，今已提醒了我，我一定多联络几个朋友来。尽我的义务，人多了我们还怕什么？赞成！赞成！入会！入会！赞成入会！ |
请大家注意我们上海劳动界最近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李震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1号（1921年10月29日）
请大家注意我们上海劳动界最近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
震瀛
▲一万人同盟罢工，争自由，争人权
诸位工友，你们知道上个礼拜中，我们上海劳动界发生一个重大举动么？诸位不知道的，请看看本期周刊“劳动界消息”的本埠栏头一段就会晓得的。前三个月，浦东英美烟厂的工人罢工诸位还记得不？他们不是得了胜利，还成立了一个工会么？这回事就是他们团体对资本家的第一个警告。他们的成绩，真可叫我们佩服，拿着一万人的群众，居然能维持得没有一点不一致，这又可说是他们的进步！至于男女大小都没有一个说怨言的，想破坏的，这又见得出他们的觉悟了！可爱可敬的一万激战涡中的弟兄姊妹哟！望努力勿懈！最后五分钟，才是胜利的时候呀！
说到这里，我们再看看他们要求的六大条件：
（一）撤换大众反对的总管张文元。
（二）凡工会职员，不准借端开除。
（三）新厂机车间工人，立刻允其复职。（四）罢工期内，工资一概照发。
（五）两厂各间用人或停人，须征求工会同意。
（六）不准开除代表。
诸位工友！我们看看，这六条哪一条不是争人权？哪一条不是争自由？诸位听着他们这件事，又该起甚么感想呢？ |
劳动界消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0号（1921年10月22日）
劳动界消息
武昌
粤汉铁路小工罢工也得胜了——前一期本刊不是说粤汉铁路小工要罢工了吗？却是现在不光只罢工了，并还从罢工中得着胜利了。我们来从头至尾把他们这一段战绩写出来大家看一看，就可以知道我们工人的原有能力了。查这一次小工，约有三百九十人，每日工作，总是十时或十一时，工钱二角四分。今年春月间工人因社会生活程度增高，要求加给工价。洋总管卡墨克尔初本不肯，后来工人们极力要求，才允许每工人到做过六个月以上的，每人每日加给工钱二分，若到做过十八个月以上的，则每人每日加工钱四分。这是他们已经挂牌公布了的，那晓得一直到于今，工钱还是一文未加，于是各小工同向铁路局上了一个说帖，请他照原议加钱。并发一宣言——已载本刊前期——说若不照原议加钱，宣布罢工。洋总管得着这一次宣言，即大发雷霆，他偏提起他的胆识，将这罢工的工人一齐开除。原来粤汉铁路底工人，他们组织得有一个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的。他们听见这些小工要求加工钱不准，反被开除，他们即大动公愤。一面由职工联合会发出一种“觉书”与粤汉局，并谓若不允许加小工的工钱，凡机车的工人，也得继起罢工。一面对于铁路小工，也发出一传单，要他们坚持到底。自此“觉书”发出之后，都以为洋总管必有一个良好答复的，谁知他也是不理，于是机车处的工人，也全体罢工了。把一个武长铁路，弄到一步也不能走。他们一方面又提出“改良待遇的十五条件”，一方面又打一通电驱逐洋总管。今将那十五条写出来：（一）失业小工，每日工资应加至三角，一律恢复原职。（二）工人工作时间，须改为每日九小时。（十小时工作劳动过度，最易致疾，实违背人道之工作。近者欧美皆实行八小时工作，职工等要求九小时，较之欧美多一小时，而京奉津浦等路亦有时只作工九小时）（三）每开列车一次，须用生火夫二名。（四）凡职工空额，须即时补足，如系上级空额，须由下级递升。新雇职工，只得补入下级职工之空额。（五）职工薪资，须按期增加。（六）工人病假、丧假、婚假、例假，不得扣除工资。例假作工须给双资。（七）工人在工身故，宜从优给恤。（八）司机、生火夫，暨关于行车部机匠工人等，每月须加给四日工资。凡开车在外逾一夜者，给与一日之饭费。（九）本处员司住在工寓者，宜免收租金。在他处者，宜酌给房费。（十）司机、生火夫、煤台小工，宜有宿舍，车房应设司机生火夫休息室。（十一）司机生火夫浇油夫司轨夫，须一律给与铁路制服。（十二）工人赏罚，应有定则，不得任意殴骂革除。（十三）监工、工头、验车员、修车厂司事宜皆一律改为月支员司。（十四）工人皆得搭乘本路轮渡，星期日每班轮渡，并宜停上码头一次，以便沟口工人往返。（十五）工人宜与员司同享购煤柴火油之利益。以上就是他们提出来的十五条件，并限二十四小时答复。他们的通电，我们也录在后面，大家看了，也知道他们的胆量。电文在后：
“（上略）同人等服务粤汉路，历有年所，虽素感待遇之不平，然犹能降心以从事。概自总管卡墨克尔任事以来，殴打工人，辱骂监工，欺侮员司，克扣抚恤，赏罚兼诸好恶，革除违反常情，盖彼视中国人之人格，恒在水平线以下，而易与之也。同人等为保全中国人格计，为维持个人生活计，为尊重人道计，为发达路务计，于十月十一日向总管提出改良路务，修正待遇等十五条，乃该总管刚愎自用，骄慢成性，竟将同人所提出之十五条完全拒绝，同人等受此痛苦，呼吁无效！因于十月十三日全体辞职，誓与该总管不共复载，诸公或为社会中坚，或属路工同志，或掌笔政，或同袍泽，务乞仗义执言，同伸公理，则不独同人之幸，亦中国人格之幸。粤汉铁路机车处全体辞职工人八百三十七人同叩。”
在这个通电未发出之先，听说交通部对此次风潮，取一种高压的手段。并谓“粤汉路如让工人等得胜，将来京汉、京奉、津浦、沪宁……各路都像这个样子，那不弄成一个全国总罢工了吗？所以宁可牺牲粤汉路的工人，决不可使他们做全国罢工的模范。”后来北政府看了他们这一个通电，觉得他们团体坚固，不是官威可以制服的。加以吴佩孚大发杀人热，若车长停，于军事上大不利。即电令萧耀南火速妥为办理，切不可使其断绝交通。因此在十六日晚上，萧耀南即派一个姓边的司令，到职工联合会，与那三百多职工直接接洽。凡所要求的条件，一概应允。同时各职工又恐此事过后，总管借端报仇，任意开除工人；复提三条件来。其文列下：（一）以后新添工人，或开除工人，必得各该分领袖同意，不得由总管一人擅专。（二）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职工。（三）不得扣除罢工期内的工资。以上三条，当时也由调停人担保承认。总之，此次算他们官厅被我们打得哑口无言了，怎说，怎好。各工人才于十七日开工。株州、长沙、武昌已照常通行。
广东
▲连接不断的罢工潮
（一）澳门油榨工人罢工一一近数月来，澳门各行工人继续罢工，蝉联不绝。最近油榨工人亦宣告罢工。查澳门的榨油店共有三家，一为联丰昌；一为广和香；一为广美香。内中以联丰昌工人为最多，约有百余人，其余两店则皆二三十人。其做工规则，每六人管榨一条，每条得工银一元六毫半，伙食在内。若会做的，每日可做三条，寻常则两条而已，前数天先由联丰昌工人提出条件，向东家交涉，要求每榨增加工银五毫半，连旧共二元二毫。东主经召集会议，已允给二钱一毫。惟工人等觉得仍不够日用，务要达到目的。东主见无可转圆，遂置不理。各工人于是相率罢工了。
（二）佛山木工罢工——佛山土木建筑行工人，全镇共有三千余众。近因工价待遇两项问题，全群相率罢工。至今业将旬日，仍未能解决，查其要求条件，系以原定工食作加五增给，否则誓不开工。而东家方面，向分广善、荣盛、桂泽、敬业四堂，近因西友罢工，亦合组一四堂会馆，以期一致对付。昨夕大集同业讨论，甲部分则以西友过苛，未便依从。乙部分则因工程紧迫，急于开工，欲从权就。而工人方面，又恐将来发生中变，则谓如允照条件办理的，须盖章承认。一般东家听说，都怀疑虑，默察双方情势，似仍未解决。
（三）裁缝工人罢工——裁缝行自成立工会，曾向东家迭次要求工加价，东家方面，以其各行工人罢工所要求工价最高的，亦不过几分之几，乃裁缝行要求竟一倍有余，乃不允其请。裁缝工人遂于六日一律罢工了。
（四）磁器店伙罢工——磁器行店伙因要求出店不遂，于本月一日全体罢工，顷阅各磁器店自此风潮发生后，一时店务无人料理，几致不能营业。惟此项伙伴之任务，人人可有，与专门者迥然不同，刻下经有数十间磁器店，另行雇人充当司柜、管店、打杂等职，以维持营业状况。闻东家方面，对于此次罢工风潮，决拟采取消极主义，任其大罢特罢是了。
镇江
到处添工要加钱——镇江城厢内外各嫁妆店漆工，为数很多。近因百物腾贵，度日艰难，于是在十一日邀集同业，在油漆公所集议，一律罢工，要求各店东增加工资，以维生计。但不知各店东能不能了解各工人苦况是了。
四川
工党组织俱乐部——中华工党四川支部，于十一号在党部事务所开会，讨论进行方法。佥谓吾川工人日事工作，极为勤劳，一到休工时间，而无以愉快其身心，不特知识不能增高，而心术也因之习坏，职业亦受影响。特议组织一俱乐部，当经全体赞成，当即举某某数人，以便组织云。
菲律滨
华侨工党纪念会——十月六日为老旺华侨工党分部一周年纪念之期，是日邀请各界侨胞到会，于是劳资咸集，座为之满。下午八时，摇铃开会，首由潘君汉水主席，宣布开会宗旨，并请许君国珍布告一年来经过之情形，布告毕，伍君强致颂词，其文曰：一九二一年十月六日，为菲律滨华侨工党老旺分部，一周年纪念之期，余也不才，躬逢盛会，爰献芜词，而颂之曰：“伟哉工党，事业堂皇。破除阶级，可谓至公。革去旧俗，遐迩流芬。尊重劳动，提倡大纲，平民主义，舆论堪崇。畛域无分，端赖吾党。组织团体，气象大方。济济多士，固结勿忘。一致进行，义声共当。正道昭著，日月齐光。同心同德，党势日壮。刃领而望，世界大同。”即完。主席请来宾及党员登台演说，许国珍先生演讲。“缩短工作时间的潮流”，言皆中肯，听者动容。次陈锡、郭政霖、陈文远、尤世抛诸先生相继讲演，均皆发挥尽致，座中掌声如雷。演说毕。仍摇铃闭会，请众茶叙。至钟鸣十二下各尽欢而别，亦一时之盛会云云。
巴达威
在外国的华工被杀——丹绒煤矶枪杀华工一事发生后，我国驻巴总领事欧阳祺，即驰往调查一切。当时华工面诉虐待种种情形，谓工染病三日不作工者，矿主即罚使作苦工一星期至三星期不等，华工与该矿所订合同，言明每日食料米九百格兰，干鱼十格兰，猪肉或牛肉二十五格兰，蛋三只，菜二十五格兰，杂豆十二格兰，猪油四格兰。食料菲薄已极，乃公司又复任意背约，少发火食，华工当然不服。即荷警抢杀华工者言，当日武装巡警，站于总办屋后，华工相对立，总办与警长，在华工之左，总办与警长耳语，语毕，警长即下令开枪，四枝向人，四枝向空，枪声一发，华工即倒四人，连放数次，华工死者三人，抬往医院后死者一人。兹将死伤者姓名籍贯录下：一、李新，粤，梅县人，五十三岁，（死）；二、梁明，罗定人，四十岁，（死）；三、陈安，顺德人，四十七岁，（死）；四、黄标，罗定人，四十七岁，（死）；五、叶卓，南海人，二十四岁，左足伤重，残废；六、林富，江西新丰人，左足伤重，残废。欧阳氏调得实情后，即与巴督交涉。初巴督据荷人一面之言，颇有袒护意，经力争后，乃以待调查人回来定夺。闻领事对于此事，颇注意，对于已死者要求荷政府抚恤其家属，残废者赡养其终身，至于惩办警吏等，亦为要求条件之一云。
本埠
印刷工人要加钱——本埠南北印刷工人，共有好几千。近有北市一部分工人，因生活日高，所得工资，不够家用，于十九日下午邀集同业，在虹口茶馆内集议，推举代表，向各店主要求增加工资。各店主得悉此事之后，即与各代表等互相磋商，已有允许之意，所争的研究多少是了。
漆业外作工人仍在激争中——南北市外作工人，因里作工人都增加工价，亦继起要求添加薪资。现已拟出欲加数目，请作主承认。如到十五日无完满答复，即于次日全体罢工。各作主等以加增工资，事关全体同业，非取决大家的意思，一致进行，难以取效。惟合得一齐商议，不免荒废时日。当这工作紧急的时候，若不待商决；徒然罢工、作主；工人，都受损失。特于十七日下午，邀同众人至公共租界福州路长乐茶楼会议，先告以不克如期答复的情形，继告以停工损失之无谓，要求展限五天，准于二十日切实答复。各工人也都无言，尚是照常工作，专候二十日的好音是了。
正激战着的女工加薪运动——浦东某纱厂前几月看着各厂的加薪运动，有些害怕，就借着体恤工人为名，每人加了二分工资这是七八月间事。后来又懊悔起来，想每间挨次每回停三个人的加资，好避免他们团体行动；连女工钢丝间照例有的钱，不是特特别加的，亦给减掉。于是工人不满意的酝酿，亦就不能忍了。粗纱间作夜工的女工多数同盟罢工，要求每日增加工资五分，一方面又分头运动作日工的女工一致行动。那知道厂里把警察弄来，在十九日清早打坏了三人，一个寡妇，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姑娘都是罢工分子，到下午又提了一个老太婆去。后来厂里派人往各家骗人来作工，到厂后才知道受骗，那里有加工的事呀！唉！以后怎样？就要看他们的团体如何了。
水木工人已加钱——木埠水木工匠，前因百物昂贵，曾经罢工多日，要求增加工钱。后因该业董事议决，准于明年一月一日加增，已志各报。现在沪帮水木工匠，昨日邀集小包作头六七十人，要求各小工酌量先行增加每天每名铜元四枚。各小工头，业已允许每名加铜元三枚，借此解决了事。
这是工人的人格——澳门路内外棉有限公司，第五东厂细纱间某管理人，非常粗蠢，他的猪气力，也非常的大。他那对于一般小工，用凶恶的手，也不知打了多少人，厂内一般做工的，没有那一个不见他那一种野蛮的样子；不害怕的，所以竟成了一个厂内的公敌。无论男女做工的人，倘有一点不顺他的意思，不是拳打足踢，就是要停工作，工钱充公，罚工钱，所以一些人，都叫他一个别名猪头三。虽然恨他，但是也把他无可如何。前天不知为什么事情，忽然把一个磅纱的工人赵肖初打了一掌，还打了一铁棍。但是这一位赵君，是一个很明白的人，并且气力也很大的，他见管理人猪头三无故打了他，心中也是怒气冲冲，还手打了管理人一拳，两人彼此就在车间里打了一阵。但是这个猪头三，平时把我们一般可怜的工人打惯了的，今天遇这位赵君，就不是对手，就喊他到吃茶间去打。吃茶间是各部分管理人休息室，所以赵君也就跟随他到休息室。七八个日人都拿着铁棍来打，幸得赵君脚手很快，没有受伤，却把他的工作停了。但是厂内的（三班）马立生，还是要他仍在厂内做工，他觉得他不是牛马，可以任意毒打，他自己不愿做了。
一个吃官司的工友——沪西曹家渡日华纱厂，杂事间工人方华标，前星期与管理人日本人因事冲突，当由管理人叫他到写字间四五个日人将方华标举手便打，没有一刻的工夫，把头也打破了，血流不止。该工人事后一想，觉得穷人太苦，一时气急，当即出厂，拿了一把菜刀，进厂将管理人腿上砍了两刀，当厂内报告捕房，将该工人送去吃官司一月，闻日人厂内也花了好些钱，才能这样。
日本船水手将有加资运动——本埠日邮社东洋汽船；及大阪公司等，各日轮中之水手及从业员等，为生计程度增高，纷纷要求加薪。故情形颇不安静。但是各社，尚未听说有什么相当的办法宣示，怕恐终久或将要演出罢工事来的。
自吃了一顿打——吕华厂有一个长脚日人，在该厂管理非常严紧，且对工人又非常的虐待，所以同厂的工人，没有那一个不厌恨他的。前天在厂内车间里，因一事不到，被多数工人用桶棍打得乱跑。事后侦查，因人数太多，没有办法，也好像哑叭吃黄连一样。 |
世界要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0号（1921年10月22日）
世界要闻
新印度和新蒙古
▲印度拿流血来换自由
▲蒙古人已得到他们最愿意的
上期登的两段新闻，想看过上期报的一定见到了。一段是印度要用全印度总罢工的手段来反抗英国，一段是英国开始在印度兴大狱。唉！久被压服的印度人亦起来了！他们的国民运动，真像一盆炽热的火了！现在他们中有一个中心人物，就是“甘地氏”，他是一个很能奋斗的实行家。他曾入狱三次，有好几年，卒不屈服。他曾同英将军斯末资订过一回斯末资甘地法案，总之，他始终奔走于拥护印度人权利的运动。我们看看印度土地之广，等于除去俄国的全欧洲，人口三万〔万〕三千万。占全世人口五分之一。此外还有回教徒，□万人，因为宗教不同，从前每与印度人不合，现在亦晓得携手来抵抗英国了！到“阿里查”（地方）一役，印人死伤者不下数千人，实为印度国民灵魂的表现哪！现在他们运动的步骤，首先宣布不与英政府合作，再者就拒绝军事服务和纳税，如所有计划完全失败时，则印度一千万人联合成立武力，三年内准能达到独立自决目的。最近十八日孟买电，英国官军已向印党取大攻势，并发布印度戒严令。唉！印度大流血的时期到了，祝他们的胜利！我们说完了印度，再来看看蒙古，说起蒙古来，我们大家一定都记得，前两三个月张作霖不是要征蒙么？左几十万，右几十万，到了他一个兵亦没出。现在怎样？蒙古人的政府到比我国政府好的多了，完全被红色洗染了，好□□的蒙古人呀！下面的两个消息，我们就可知道他们的趋向的。头一个就是俄劳农政府复蒙古政府的一封信，今将原信录下：——
“俄罗斯坚苦卓绝的人民，及工农两界所组织之政府，对于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之成立，与夫蒙古从外人势力之下之解放，不但深表同情，且以蒙古人民不屈不挠之精神，具有民族自决之意志，欲于中华民国，规定永久的国际关系，俄罗斯政府自当竭其所能，以循蒙古人民之所请。月前曾与中华民国政府，间接磋商交涉之手续，不久即可遣派代表赴华。中华民国政府，素事诚恳接待外宾，交涉当必圆满。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国民外交委员长翟趣林（签字）。”
第二个就是各国人对蒙古政府的满意。库伦电讯：苏维埃俄罗斯代表团已抵该处。由蒙古外交总长波多氏正式接见，蒙古青年团复组织音乐大会，特表欢迎。当时英使馆派赴蒙古调查之代表，亦抵库伦。彼等佥认恩琴余党已渐为消灭，各国在蒙商务自可即日恢复。唉！蒙古人真算得着他们最愿意的了！
美国全国铁路工人大罢工
▲反抗续减工资
美国是个资本国家，他的铁路制度比英国要大十倍。在两年前美国的铁路长二十三万三千九百九十一哩，所用员役共一百九十七万七千六百二十六人，他的规模宏大，组织繁复，当然是不用提了。前些时已经对于员役的工资，减少了一回，那时大家就愤愤不平。最近铁路组合宣布，因为要维持资本，还要把铁路员役的工资再减一下，这一来不耍紧，可把工人们惹火了。工人本已反对工部减资百分之十二分半的命令，现在又要来续减，真是火上加油哪！于是遂由火车工役同胞会与扳机人联合会的职员，都顺大多数会员的意见，发起总同盟罢工，定于本月三十日实施，先停驶十七路火车，其他各路随后于二十四小时内陆续停驶。将此意通告后，已得六大铁路联合会一致行动的表示，铁路局方面希望解决，但无诚意容纳要求，终归停顿。路工代表要求的有两条：（一）七月间劳工局所准减收百分之十二的工资，缓期实行。（二）此后不得再有减资的事。铁路局仍执迷不悟，新大象的太平景象，恐怕要不稳些了。现在听说全国铁路罢工的计划，已经渐渐筹备完毕。照着他们的计划，到十月三十日将有工人五十余万名停工；到十一月二日就有二百万人停工，到十一月五日夜半，.就实现全国全部的总罢工了。你想这是何等壮烈的事，连世界富王的美国政府，都要表示些害怕呀！归总说来，我们工人要联合起来，真是宇宙间唯一的武力，和平的福音哪！
法亦要闹全国大罢工
▲亦为加薪问题
法国阿尔沙司一带地方的工人，近来发生很大的罢工运动。罢工的原因，就是近来生活程度日高，所得的工钱太少，不够食用。但是资本家方面，不特不加以体恤，反来减少工钱，两方相交，才有罢工的运动发生。现在工人正四处联络，欲谋全国同盟罢工的大运动了。
澳洲工党运动联邦独立
泰晤士报墨尔邦访电称：澳洲联邦工党大会通过议案，赞成以联邦政府为澳洲最高行政机关，有无限权力，而各邦仅有如联邦政府所给予之职务。并规定取消的（一）参议院；（二）高等法庭所有的各项最后裁判权；（三）不许澳人接受帝国荣典。哈哈，这些条件都是拒绝英国统治的根本表示，英国人素以“英国国旗没有日落”二语自豪，现在怎样，印度正在那里激战，澳洲现在亦要起来奋斗。唉！不知道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有觉悟么？希望还没被解放了的人们都起来呵！
朝鲜工人大活动
▲被压的韩人拼着死命干
朝鲜斧山港工人三千余人自二十六日同盟罢工，该埠人迹全无。日来入港轮船因无人卸货物仍开回原处。工人一队一队在海岸山谷秘密会议，警察拘去多人，全市人心越发慌乱，将来闹到如何地步，很难推测呵！
神户海运工人的怠业运动
▲加薪运动
神户二日电，神户海港上各落货工人，要求每天加工钱四角，海运业主人不肯，各工人就懒于工作，实行怠业。与海运业有关系的工人，亦起为后援，此事将见扩大。
荷兰工人亦同盟罢工
伦敦四日电，荷京港口的工人，因付给码头预备金的事件，和各航业公司意见不合，现已同盟罢工了。 |
造船厂的工人为什么“现在”不要求八小时工作？（苦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0号（1921年10月22日）
造船厂的工人为什么“现在”不要求八小时工作？
苦人
江南造船厂在从前是同兵工厂一起，统属江南制造局的；现在分开来完全营业，成为商办的性质，兵工厂是官家的了。
但是我们在工场里卖力气作工的人，管他什么官家的商家的；我们总是一般地替他们作工，换几毫很少的工钱。
在造船所里作工的弟兄们为什么不自己想一下啊！现在天气短了，同在一个位置的兵工厂照例每年自十月一号起至明年三月止改为每八小时的工作。在造船所的工人为什么不一样的要求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呢？现在世界上无论哪国的工人，不管他是在夏季长天的时候，是冬季短天的时候；他们都只实行每日做八小时的工作。最近欧美的工人还要要求每天只做七小时六小时的呢！我们在中国做工人，为什这样不明白，还去做那每天人力不能做的长时间的工作呢？
在造船所的弟兄们想想看，大清早一起床就往工场里跑，看见在兵工厂里作工的弟兄们还可有半小时的休息才上工，就全不比量一下么？
或有的弟兄说：“我们何尝不想做八小时的工作；只因我们在船厂作工，工价来得比兵工厂大一点（？），所以我们多做一小时也不要紧。”有人这样说，我要问他“你们所得的工钱够你们的开销不够？你若是把十天半月不上工，你有饭吃么？在兵工厂里的人是要天天作工才能活的，在船厂内的人也是要天天作工才有得生活。那末我们有什么和他不同呢？你们替厂家作工出来的利息（厂家的利息全是我们替他找来的）比起你所得的工价，相差有几远呢，恐怕要在几十分之一啊！再从实际上比较一下：你们的工作比工厂的工作利不利害些？固然在兵工厂作工作，所得的工价是很小的；但那只是在兵工厂的工人不中用，不知道要求增加工价。但是他们在这样短的冬季，可以只作八小时，你们为什么不要求每天只作八小时的工作呢？
或又有人说：“我们若是要厂家允我们作八小时的工，那他将要减少我们一小时的工钱的。”我说又错想了。我们要求减少工作时间最少是以现得的工价为定准的。是工价照原有的一样，工作时间要求减少的。或是减少了工作时间，还在原有工价增加几份呢。
又或有人说：“照这样做，照原有的工价而少工作时间，或是减少了工作时间还要求增加工资，那他们厂家那大的势力怎能抵抗得住，要求得准呢？”我说：弟兄们你又想错了。你还不知道工人的权力比厂家还要重大的多多呢！
工人的权力是什么？是“同盟罢工”。比方在船厂里全厂的工人无论是车工、钳工、铜匠、马达房和油漆工、小工、绘图、打样……等工人同心合意组织一个同盟的团体，用总团体的名义具要求书上厂家，将现在的工作时间改为每天八小时。若是厂家不允这个要求就一致联盟罢起工来。弟兄们你想想看！造船内全厂几千工人，把工一罢，厂家又有什么狠气抵抗我们呢？他能即刻扭得几千工人不能？工人罢一天工，他们厂家该要受多少倍数的损失？他厂家怕受这巨大的损失，他就不得不允许工人的要求了。这是工人对待资本家最好一个法子。不但要求减少工作时间用这个法子好；就是无论哪一种对于资本家的要求，用这种法子没有不好的，像外国的资本家比中国的还要聪明，还要利害。但是外国的工人明用这“同盟罢工”的法子得到种种利益，我们为什么不拿来用用呢？
十、十、十六、十二时 |
房客们会联合着反抗房主，我们就不会联合着反抗资本家么？（印刷工人罗锺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0号（1921年10月22日）
房客们会联合着反抗房主，我们就不会联合着反抗资本家么？
印刷工人罗锺羽
▲大家看看群众的力量如何？
上海一埠，遭了本省天灾的影响，贫民和工人所受的痛苦，比较各处为大，推其原因，约有二个道理。第一是小小一个面积的上海，居住的中外人民，数十倍于其他各埠。第二为了生产物品，受了夏秋二季暴风猛雨的吹拆，大水的淹没，乡间田中的禾稻和蔬菜等物，一概淹尽荡光。市内所有的货物，还不够供给社会的敷用。故此一切的——食物——衣裳——房租等，无不涨上几倍。一斗一升的贫民——工人，当现在四周的环境压迫，都有不能够延续生命的现象。据我的浅近眼光观察，若不得现社会的经济组织改造，恐怕隐伏四周的危险，迟早间总有爆裂的一天。影响上海治安，不是非常重大吗？我想上海的当局，眼看着这许多贫民——工人，不能够维持生活现状！也不晓得设法维持一下，尽一些公仆的职任。见了我这几句说话，不知道你们作何感想。
工界亲爱的弟兄们呀！你们被险恶的环境包围在里面，你们的痛苦是很深的了。你们现在工作所得来的代价，能够维持你们的生活吗？你们家中的妻子儿女？能够吃饱着暖吗？你们或者有了疾病——不测的痛苦，你们能够请医生、吃药、顾全你们的安宁吗？你们终日辛苦将劳力换来的代价，一定是不能够顾全以上种种维持生活的事体！你们既然一年到头劬劳辛苦像牛马相似的作工，还不能够保全你们的生活安全；要使你们分心担忧家中生活的责任！你们为什么不想一个万全的法子，保全你们的生活安全呢，你们还没有听见本埠外埠的各业工人罢工、加薪、组织工会得到的胜利吗？你们要保全你们的生活安全，享受做“人”的幸福，非照本外埠工人的办法，组织你们的工会不可。
我想我们亲爱的穷苦弟兄，必定能够依了我的说话，各个人应有的幸福。联合同事的工友，组织工会，就是谋各个人的幸福。工会是保障各个人的利益的机关，也可以说是谋公众幸福的团体。工人有了工会，就可要求增加工资，减少作工时间，我们的知识，亦可以增进，我们的人格，亦可以提高了。既能够明了这个道理，为什么不赶快去联络工友，组织工会呢？
房客联合会不是像风起浪涌的在那里组织吗？十一个房客联合会，定重阳日开代表联席会议，更有组织房客总联合会的提议。房客为什么要组织联合会呢？不是要谋房客的公众利益，并保障房客的安宁，拿群众的能力并在一起，对付这些凶恶似虎，吮人血肉的——地主——房东。房客没有组织联合会的时候，任受房东欺凌、虐待，兼要常常加租，房客只好唯命是听；忍气吞声的被地主——房东——征服、鱼肉；不敢和他较量。待到房客联合会一经成立，就有反抗的实力。现在又联合各处房客联合会，坚持不能加的理由，和房东抵抗。一面请求租界和内地官厅，限定房屋租价章程，使房东不能够任意抱自由加租的野心。房东到了这个时候，也没法奈何房客。或理想中的房东屈服，□□□□□□□□。照这样看来，团体的力量有这么大，谋公共利益的速率有这么快。以后所收的效果，一定能够操得胜算。组织工会这一层，万万不能够再缓了。
总而言之，天赋工人的幸福，都被有产阶级掠夺去了。我们要享受“人”的幸福，非拿群众的力量，牺牲些金钱和精神不可。若不肯牺牲，幸福和利益决不会到我们工人身上。那是要用人力去争的？我们亲爱的穷苦弟兄们呀！趁早觉悟，组织有益工人的团体，来保护我们的生命和利益；谋达到享受各个人的幸福目的。倘若长此迁延下去，恐怕永久没有翻身的日子！救济工人唯一良法，除去这一层，没有别的好计策了。努力！努力！ |
工友们，还不起劲么？（新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0号（1921年10月22日）
工友们，还不起劲么？
新旦
▲自己的痛苦，自己不去奋斗，没有旁人来管我们的
我要说几句良心话，无论弄鬼的政客，无论如虎如狼的资本家，凡属有眼有口有鼻子的人，都会要说我的话很对。什么话呢？就是工人失业问题，和物价增高问题。这两个问题，简直使工人苦得要死，若不奋斗，简直是在社会上偷生。
（一）工人失业问题自物价增高以后，工人的工价，也应该与物价成比例的增加，才可以供开销。但是工人的工价，请大家通上各大小工厂一看，有哪个工厂增加了工价呢？这还不要紧的；还可以把开销减省一点，还可以革吃香烟革吃老酒。但是有许多工厂，还要没有生活做，每一个礼拜，只许做工三天，每月只许做十五天，那就每月工价只有一半。例如每月工钱十二元，就只有六元了。这也不要紧，还可以少吃几餐饭，少吃几顿面，还可以到贫民窑里，买个几码的铺位子住住。但是请你们看看，上海的失业者真多呢！我也有几位朋友，失了业了，什么衣衫物什都当光了，不要说六元的收入没有，连六文的收入也没有，这真是工人生死问题了。什么地方拿饭来吃，什么地方拿屋来住，什么地方拿衣来穿，不是要命吗？我想失业者：尽可以向资本家要工做，要饭吃，要屋住，要衣穿。我们要工做要饭吃，总归是天经地义很有道理的。不然我们不要饿死了吗？
（二）物价增高问题房租不是涨得很凶吗？虹口的房子从前住得拥挤得很，现在不大拥挤了，很有房子出租了，这是因得工人住不起的缘故为经济逼走了。约算这次虹口的房租，恰恰比原价要涨三分之一，约算虹口这一年的房租，大概差不多要涨二分之一。由这么“一年涨一倍”的涨来，工人还有生活余地吗？食物不是涨得很凶吗？去年十五文一个鸡蛋今年涨到三十文。去年四十文一斤的小菜，今年涨到一百三十文。米自新米上市，仍然是十一二元一担。少吃一点不要紧的，但是不能不吃。房子坏一点住不要紧的，但是不能不住。要是两角多钱三四角钱一天的工钱，你看是不是痛苦？我们尽可以向资本家要加工钱，我们拿物价增高的道理，来要求增加工钱，是很有道理的。增加不增加，听他资本家觉悟，增加更好，要是不肯增加，这是资本家的横暴，不是我们的懦弱，但是我们还不要求增加，就是我们的懦弱，我们的老朽，我们无用的表现。 |
庆贺粤汉路工友们的胜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1921）->第10号（1921年10月22日）
庆贺粤汉路工友们的胜利！
粤汉路诸工友：你们干出来的事，我们听着，起头很有一点难过，后来稍欢喜些，难过的是：现在中国劳动阶级的弟兄姊妹，所受的不平待遇和苦痛，无论是谁都有要求加工资的必要了。无奈因为没有团体，不会组织，那有敢出来说句话来的，别说是罢工咧！这真算是“隐痛方深”呀！稍欢喜的是：诸位能够自觉，能够立刻挺身跑到第一层战线上，和资本家做第一个交战者，得到胜利，这真是阶级争斗史上的光荣哪！本书记部既是全国劳动界的执行中心，所以自此事起后，各处工友函电询问者，日不下数十起，只就本埠数十百万劳动界的兄弟姊妹而言，因为有这回事的刺激，醒觉的已经不少。我们的脉搏跳到爆烈点了！我们生命的火燃着了！我们忍不住饥饿了！诸位工友既擂起战鼓，望勿退却，今虽小有胜利，更应当奋勉，以期得到更大的胜利！并望高唱联合组织的声音，使没有醒觉来的姊妹弟兄都一齐醒觉来！踢翻现代恶社会的种种坏制度，建设劳动者的理想社会，到那时我们更要庆贺了。祝你们努力奋斗到光明的路！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十一月十六日晚 |
〔无产阶级的文艺〕铁轨残血记（续六）（漫厂编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137期
〔无产阶级的文艺〕
铁轨残血记（续六）
漫厂编著
第三回
风声鹤唳辛店罢工，枪林弹雨军警屠杀
自从各路分工会接到总会罢工命令后，正如风卷云起各处纷纷先后罢工，长辛店代表从郑州返回后，即在娘娘庙前召集一个大会，到会者有三千余人，把郑州军警禁止开会情形对众宣告后，大众一致同意，呼声震地，遂发出致大总统及总理两议院的通电，于四号实行罢工；罢工的那一天有两列车开到辛店，即命停止。工人待遇旅客，十分有理，各旅客都很感激正是：——
“风卷野草云漫漫，泪流荒郊血点点。”
二月四日那一天，噪噪嚷嚷过街前，
你说西来他说东，落到归终是罢工。
维持秩序纠察队，电报宣言如雪飞。
南来列车迭次停，旅客纷纷集站中。
看了宣言知罢工，大家脸上现慌恐。
风云冷冻正早春，今晚无处可栖身。
嚷嚷噪噪无决定，洋车骡马走匆匆。
行李堆积如高山，旅客家小哭盈盈，
看看天气将黄昏，勺水未喝饿肠空。
手持红旗一群人，不是军警是工人，
走上前来慰客商，代雇骡马候站旁，
工友家属忙又忙，招待女客住一床。
旅客纷纷喜在容，感激工友真好心，
苍天要助苦心人，工友含泪表谢忱。
到了五号那天，赵狗，就是京汉局长，奉了吴秀才的命令，摆布杀工人的阴谋，于是有许多武装军队，包围了长辛店，禁止工人在路上说话、往来。到了六号，从涿州又开来大队军，这时候，全市场的人都惊慌的不了，外界形势愈加严重，流血的悲剧，都知不远了。
全市空气越紧张，行人来往都惊慌，
武装军队在野外，便衣侦探到处来，
娘娘庙前禁开会，往来工人禁偶语，
二次宣言又发出，为争自由不屈服。
走狗赵继贤，为讨好曹吴军阀，千方百计，施设他的杀人手段。六号从塘沽运来新工一百二十六名，另选兵士五百名随同练习，这是想要引诱无知工人上他的当，不料工人个个不理他。又宣言若不上工，即追缴以前薪饷拘留家小，这都是威胁的话，工人又不理，于是又遣出宛平县知事作调人要求谈判，正是：
曹吴走狗赵继贤，利诱威胁工人前，
暗承命令拿工人，使用手段欲杀尽，
工会职员五十人，此时都在严拿中。
宛城知事原姓汤，在你衙下多安间，
巴结上司无门路，身作调人不自量。
赵贼继贤狗心肠，遣使调人原姓汤，
阴险赛过曹阿瞒，明作调人暗侦探。
（第三回未全） |
〔国内外劳动要闻〕中华海员之全国代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137期
〔国内外劳动要闻〕
中华海员之全国代表大会
▲数十万人在统一旗帜之下
吾国海员人数在数十万以上，自前数年组织全国海员工会以来，各地海员均能遵全国总会之指导，行动渐归一致，该会近为谋各地述动之联络起见，特在粤召集全国海员代表大会，以便讨论今后进行计划，本月七日该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礼堂举行开幕礼，到会者有广州、汕头、上海，各地代表共百余人，由主席陈权宣布开会秩序：（一）政治斗争问题；（二）经济斗争问题；（三）打破帮口（即地方主义）问题。结果政治斗争决议案中要点有四：（一）现在世界已很明显分成两个对付，一边是压迫者，即资本帝国主义，一边是被压迫者，即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二）帝国主义者扶助军阀买办阶级侵略弱小民族，所以半殖民地的人民，想谋解放，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买办阶级；（三）在国民革命中，海员的责任非常重大，因为海员为运输工人，海员的罢工，不但有自卫性质，而且有进攻的性质，而且对于帝国主义的国家，有政治的影响，及经济的损失；（四）海员目前的责任，参加国民革命，帮助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反对太平洋之帝国主义的战争。经济斗争决议案中要点有五：（一）提高工资；（二）取得雇工介绍权；（三）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四）反对一切虐待；（五）规定伤亡抚金条件。打破帮口（即地方主义）决义要点有三：（一）打倒一切帮口界限之成见；（二）中华海员大联合；（三）全世界海员大联合。
——记者按：海员此次开的代表大会，新通过议案非常多，本刊限于篇幅，只能将其政治经济斗争等决议登出。
天津总工会率二十万工人反日
▲否认亡国密约
日本出兵南满，全国民众，愤恨切齿，特别是工人阶级尤为之发指激昂，天津总工会为日本出兵南满，屡召集大会，讨论反日之方略，参加民众示威运动，以壮威势！最近发出告全国同胞，最后一段略谓：本总工会敢率领二十万工友随全国同胞之后，反对日本出兵东三省，否认张作霖与日本缔结一切丧失国的条约，收回东三省铁路及一切利权，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可注意之开滦五矿工人大会
▲宣布政治主张
▲请颁工会条例
开滦煤矿工人国体，自去年九月被李景林派杨济安等摧残之后，拘押代表十五人，迄国民军到天津始将释出。彼等回矿之后仍继续奋斗，于本月十七日，即召集五矿临时代表大会。五矿代表到会者，唐山赵各庄代表六人，马家沟林西代表各四人，唐庄子代表二人，共代表二十二人。由马志远、王泽臣、马登英等六人主席，通过重要议决案八件。其最可注意者，即对于政治态度议决案，表示与全中国民众一致进行，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召集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又致电尚未就职之新内务总长于右任，请其立刻取消治安警察法，及颁布工会条件。又议决组织五矿总工会筹备处，于一月内正式成立总工会。并发出一宣言，此宣言将外国资本家勾结军阀及工贼压迫工人之状况，尽情写出，实不忍卒读。此代表大会之经过也。
日人在汕头惨杀华工
日本人在中国内地种种横暴行为，真是数不尽，指不穷！最近日人又在汕头惨毙华工数人，沙市外交后援会以事关国体民命，随召集全市各界代表大会，议决：（一）要求日领交出凶手严办；（二）赔偿死伤工人；（三）日领向中国国民政府汕头市民谢罪；（四）日领事致电日政府，立刻撤退三省天津日兵；（五）日领事担保在汕日侨永远不得再有野蛮行为；（七）限日领事于二十四小时完满答复，并举出代表十余人，带同请愿书及条件，往总指挥部督办署交涉署政治部等机关，请愿提出严重抗议，且发出通电，呼吁援助，闻若不得日领圆满答复，最后则实行经济绝交，并限止日轮出口云。
沪纱厂殴毙工人之惨闻
▲工人全体罢工！
上海杨树浦新怡和工厂全体工人，因管门人陈阿金毙工人袁德永厂方对于工人要求置之不理，于昨晚六时起实行罢工，态度坚决，新怡和工厂为罢工事，曾发出宣言，并致函上海纱厂总工会，略称前礼拜三工人袁德永进厂工作，因迟到两分钟，被门丁陈阿金任意殴打，后送往沪东医院医治，奈医药无效，毙命，并闻纱厂总工会已致函新怡和大班转达工人要求三项：（一）惩办凶手；（二）赔偿损失并抚恤家属；（三）嗣后厂中当禁止任何人殴打工人云。
国际工人后援会近讯
国际工人后援会，目朱家骅在北京组织支部，设事务所于西河沿一百二十六号后，进行□□余力，竭力一班平民谋实力之援助以减少其痛苦。三星期来，已在北长街北京教育会发放面粉于失业工人四次，每次俱有劝导演讲，以期增进彼等之智识。每人各得机器面粉一包，前后共发出一百数十包之多。受赈济者，既得物质之援助，又获善良之引导，无不喜形于色。
刘华被杀全国工人之哀悼
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刘华君，前被直系奉阀孙传芳，密秘拘捕，未宣布罪状，即与以最惨酷之枪决，查刘华为上海数十万工人的首领，五卅以来，为工人阶级，中国民族的利益，出生入死不惜牺牲己身一切，与英日帝国主义战！与奉直军阀战！全国各地工人闻刘君噩耗，有痛哭失声者，有头昏倒地者，对于杀刘华之恶军阀，立不共戴天之誓，各省区各铁路——总工会分工会质孙传芳之通电，日在数十通云。
日本无产阶级反对日本出兵南满
▲痛诋日本出兵满洲
▲主张中国民族自主
此次郭松龄反奉，日本出兵南满州，暗助奉张，实行武力干涉，郭将军不幸而遭毒手，日本劳工阶级对此认为资本主义之侵略，非常愤激，发布宣言，表示反对，（宣言原文甚长，载本刊本期特载栏内）其宣言最后之三点决议如下：
一，我们彻底的反对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无理出兵；
二，在中国的政治纷争终止了的现在，要求即时解除在中国领土的日本的武装；
三，我们主张中国民族的自主独立，永久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奸狠的干涉绝对反对。
波兰失业工潮扩大
波兰境内之失业者示威运动，范围日益扩大，每日均有意外情事发生。波当局现因国内金融恐慌财政日窘，故实行裁减大批各机关雇员，目下瓦萨城内失业雇员之人数，已达七千余名。
英国铁路工人势将大罢工
▲条件不容则实行全国罢工
铁路职工代表等，今日开会决议：自二月一日起，凡新加入之工人，须付与基本率，而更加生活费之酬劳金，且现有之薪金标准较高于战前一倍者，当宣告不能再减之最低限度。铁路公司等，对于该协会所提各点，不肯容纳。铁路工会及各支部，刻已决定，倘此项要求，一经被拒，当实行全国罢工云。
法国工人的经济斗争
▲工人举行示威运动
▲要求当局增加薪金
法国土伦兵工厂工人六百余名昨日举行示威运动，要求当局增薪，又利勒、里昂、马赛勒、南特斯，及布雷斯特等城公共雇员，亦同时举行大会，要求增加薪金，否则立即同盟罢工云云。
英轮船无线电台工人大罢工
▲海中七百支轮船均无人工作
伦敦电，据无线电台工人联合会之正式报告，现在海中七百只轮船之无线电台，已无工人工作，且五千无线电台工人已联合罢工。彼等希望于二月二日国会重开时将罢工问题再行扩大云。
苏联工人增加工资
苏联因为他是工农专政的国家，工人的生活及待遇，自然较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不同，闻现在苏联的国家经济，逐渐发展，政府又自动给工人加薪，农业委员会林业部得款五百万金卢布，邮电委员会得款三百万金卢布，均作增加工资之用云。 |
〔国内外政治报告〕北京革命民众对中东路事件之严重表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137期
〔国内外政治报告〕
北京革命民众对中东路事件之严重表示
北京反日大会，举行代表大会，讨论对中东路问题所持态度。到者约五十余人，徐谦、徐风人均参与。公推王一飞主席，首报告开会宗旨，次报告反日大会进行情形，由徐谦报告中东路引起交涉之经过详情，略谓日本乃帝国主义者，张作霖为其爪牙，此次中东路因运兵引起交涉，实为日本帝国主义者进兵南满之造端，苏联乃中国人民之忠友，日本帝国主义此等阴谋，乃中伤中俄两民族之威情，破坏反帝国主义之国际联合战线云云。议决北京民众当有严重表示，揭破日本之阴谋。
国民军攻奉之计划
奉军开抵榆关后，进行甚缓。据外人方面消息，奉张之意，仅拟进至昌黎为止，故奉军现只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布防，并未积极西近。魏军司令部仍在昌黎，所部队伍，分驻抚宁、昌黎一带布防。该处战壕，均已事先掘成，为最新式者，奉军如再前进，即在该处应战。
闻魏益三刻已将所部军队，整理就绪，在昌黎设第一道防线，芦龙设第二道防线，滦州设第三道防线，以防止奉军西侵云。
国民政府北伐六军全数出发
▲王懋功、王柏龄驻防省会
国民政府筹备北伐所编六军，尽出发。留王懋功、王柏龄两师驻防省会，统归卫戌司令指挥。各属治安。由警团担任。吴铁城改编为第十七师，归程潜节制。冯轶裴部改为第二师，归何应钦节制。海军局选军舰三十艘，分六组，剿各江盗匪，规定每月经费廿万。
方振武为主义而奋斗
▲倒戈反张宗昌
▲组织国民第五军
中国国民党员方振武自通电起义，改称国民第五军后，即将军队调至直鲁豫边界，以便与国民军联络，共同攻讨张宗昌。日前〔国〕民党要人徐季龙接方振武十七日由郸城来电，报告军情，并请徐为驻京全权代表。
国民政府主张对日宣战
▲革命精神可见一班〔斑〕
在广州开会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今有通电到京。谓关于日本出兵援助张作霖事。粤政府已对日提出严重抗议。极望全国人民一致奋斗。并有即“与日宣战亦所不恤”之语由此可知广东国民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南满之愤激，已抱同仇敌忾之决心，北京政府如何？
汪精卫电劝冯玉祥出山
香港二十三日电：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等联名电冯（玉祥）请愿念时艰，打消下野，并电李烈钧就近劝勉。
吴贼张匪苟合成功
日本帝国主义，破坏全国之反奉反日之联合战线，不惜用种种卑鄙、险恶手段，吴佩孚与张作霖之联合，吾人以为没有什么可能性，而现在吴张苟合，已告成功，两个恶魔，一东一西，都是屠杀民众的刽子手。日本帝国主义为其本身利益，不惜令其工具认贼作父，密秘苟合，可见帝国主义者，作什么事只要与其本身有利，无事不可为！民众速起打倒张吴联合。
留东归国生投笔从戎
▲已决定加入国民军
▲准备向张作霖作战
奉籍留东学生因反对日本出兵东省，已有二百余人返国，该返国学生等已抵津，现已向京津各方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出兵东省并已决定加入国军，向张作霖军作战，非将张氏扑灭，驱逐日本出境。达到取消二十一条之目的不止。近更联合全国各地，仍继续抵制日货云。
天津之反日国民大会
天津之国民大会，到会者数万人议决事项如下：（一）讨伐张作霖，反对日本出兵南满。（二）协助真能作国民后盾之武力，打倒军阀。（三）促成真正国民会议，解决国是。（四）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改造真正中华民国。
工会条例不久颁布
▲出版法已取消
工会条例，本来在前三四个月以前，就应该颁布，后因日本帝国主义与安福系之反对，随将此要案搁浅起来，现在新内阁已成立，全国各地民众之争自由运动，亦蓬勃兴起，出版法已明令宣告死刑，闻治安警察法，不久也宣告无效，工会条例之颁布，工人要求，尤为迫切。全国各工团请求农商部颂布工会条例之通电，日有数十起云。
日本无产阶级政党之奋进
日本无产阶级政党，屡遭日本帝国主义摧残，无产政党，终未得公开。自日本出兵南满武力压迫中国后，日本无产阶级，对于日本帝国政府之恶感愈深。全国在劳动组合指挥之下的二百万工人皆擦拳摩掌，要与日本决最后之胜负云。
摩洛哥民军军力充实
巴黎评论报载云：据确实调查，摩洛哥克里木将军所统率之独立军现在之战斗力有兵士约十万人，来复枪八万支，军火亦甚充足，多系由法西兵站获得。粮草用骡马一千余头由丹纪尔搬运，每星期往返一次，颇足应用。该报又谓，克里木将军部自阿德扎被西军占领后，即迁至丹纪士德云。 |
〔铁路工人运动〕全国各路工会代表纷纷赴津开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137期
〔铁路工人运动〕
全国各路工会代表纷纷赴津开会
▲开全国代表大会
▲纪念二七之先烈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自二七以后，每在二七周年，号召全国各路代表大会，纪念二七被难先烈，今年是二七的三周年纪念日了，今年的纪念大会，定在天津举行，郑州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局已屡电北京办事处派员赴津筹备一切，铁总北京办事处主任吴雨铭君已衔命赴津协同天津总工会及京奉津浦分工会进行筹备。闻会场设天津省议会或工业专门学校，会场之布置，除烈士遗像外，更有其他世界革命首领如列宁、孙中山等画像，二七写真画，讽刺书，五光十色，悲壮淋漓，届时必有一番盛况云。
奉张蹂躏中东铁路工人之警耗
▲各站工会概遭封闭
▲勾结白党残暴横行
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嗾使其走狗奉系军阀，强占中东路，以挑拨中俄民众之感情，兹接哈尔滨电云：中东路南段交通尚未恢复，军事当局自行由宽城子开驶军用列车，强行执捕机车工人，哈尔滨工会全体被捕，工会被封，永禁再设工会。
又电：哈尔滨及各大站铁路工会概遭封闭。工人被捕的极众，警察在铁路各工厂埋伏暗捕工人，中国军事当局总部欲由长春开车，因机车工人及助手逃遁未能开驶。奉张随〔遂〕勾结工农阶级之敌人——俄白党，残暴横行，鱼肉沿路人民。
郑州劳动学院开课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见中国工人阶级势力一天一天雄厚，工会运动逐渐发展，如不从速培养工人阶级的人才，以与压迫阶级抗衡，恐怕难得胜利。因此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随〔遂〕有劳动学院之创办，闻劳动学院，一切筹备，渐归就绪，已发出快邮代电数百通，请各省各路各地总工会及分工会派有阶级觉悟之工友赴郑州就学，各路工友闻讯，无不喜乐相告日来赴郑之学员络绎不绝云〔。〕
正太总工会秘书高克谦先生追悼大会盛况
▲到会工人市民万〔约〕二千余人
▲各团体联名请警部惩凶手
正太工会秘书高克谦先生被奉系军阀工贼法帝国主义陷害情形，本刊屡有记载，兹由正太京汉工会发起追悼大会，经过多日之筹备，遂于日前假石〔家〕庄正太饭店前开追悼大会，到会工人及市民学校〔生〕约二千余人，人数之众为空前所未有，会场中高搭棚彩楼，棚中高悬烈士遗像，像上为正太铁路总工人之红色悼旗，词为“高烈士：我们正太工人誓死踏着你鲜红的血迹，去肃清一切反动势力！”此外满布各地名团体之红白色挽联数十付，光明灿烂，照耀全场，有正太工会纠察队百三十余人，臂缠红色袖章维持秩序，振铃开会后先向国旗，及烈士遗像行礼并宣读祭文，即由王凤书君宣告开会宗旨，孔玉林君报告烈士被工贼军阀陷害经过情形，高君家属致谢词并略述烈士生前历履，旋由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史文彬，京汉路总工会代表康景星，京奉路总工会代表袁子贞，正太路总工会傅春雷……等痛述帝国主义者利用其工具——军阀、工贼、买办阶级侵略中国之实况，演词均慷慨激昂，痛快淋漓，一时掌声雷震，群众奋激，大喊“令工贼为高烈士祭灵……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工贼为烈士复仇……”旋由大众议决：（一）组织高烈士善后委员会办理铸铜像……等一切善后事宜（二）由各团联名请警备司令依法严惩陷害高君之已获之工贼谢恩霖、田清连、赵恩章等并逮捕在逃之凶犯裴洛臣、刘绍棠、萧连发、刘廷元等，至四钟即整队游行。
重整旗鼓之西直门工会
▲旧职员辞去职务
▲新委员正式产生
京绥铁路总工会西直门分会受反动的奉天军四之迫及交通系之扰乱，工会组织不能统一，并且有些委员亦不肯负责，这当然不能与苦工友谋得丝毫利益，并且亦不能把从前由工友奋斗而得来的条约照办；因此诸工友为要谋自己的生活，为顾自己的生命，故不得不来重整旗鼓以备战斗。日前恰遇总工会委员长周王陈等进局要支，留住本会，趁机召集各厂代表大会，正式选出分工会执行委员，各委员自今日起一致执行本会一切会务，其他旧委员当即辞去职务，新委员长为董凤歧、赵景和、孙兰凤，秘书主任王净尘云。
浦口冻馁垂毙之七十五工友
▲包工制之为害如此！
津浦路浦口工程处杂工七十五人，平日由工头发给工资，将原薪每人每月九元七折八扣，只给工人每天每人铜元十五枚，至多也只给铜银十八枚，现在大米卖一角多洋钱一升。十几个铜元连买小菜也不够，房子衣服更没有了，父母妻子更没养活了，所以他们便请求工会帮助向路局要求准许直接开资，免得受工头的剥削，不料工头运动路警，要取消工会牌子，以为没有工会牌子，更没有了工会，没有工会，便没有人帮助工人说话了！事至今天，还没有解决，工友们！大家起来帮助你们的苦同胞罢！
南浔路工人的政治主张
▲又简明又扼要
▲又实际又易行
南浔铁路工会最近很扼要的提出下列之政治主张：这九种主张，非常实际。
（一）铲除一切军阀政治；（二）驱逐段氏国贼；（三）建设顺从民意的国民政府；（四）争夺人民应有的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绝对自由；（五）武装工农及一切革命的民众；（六）一切铁路、矿山、工厂等大生产机关，统归国民政府所有；（七）宣布劳动保护法；（八）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九）取回教育权，驱逐外国教徒。
我们誓与各界革命的武力、智力、团结力、生产力深相固结万众一心，非达到目的不止！
南口工贼行凶下狱
▲押总工会惩办
▲工贼的当头棒！
工贼李左等二名，素对工会极力破坏，前工会为改组事招集全体工友大会，全体工友无不争先恐后莅会，独该工贼等顽强，抗不到会，希贼搅散大会，事后工会派缉察团请其到会，该工会竟持兵器，立意与纠察团决一死活，竟将纠察团工友砍伤甚重，其中有性命危险者二人，该分会逐将二工贼捉获，拟暂送交该地察局拘押，不意警局非常懦弱，不敢作主张，一意推委，竟置应过问之事于不顾；南口警局，不胜令人切齿！后分会觉该案事关人命，遂派纠察团四人押解总工会，业已由总会转交警察厅严为拘押云云。
京汉保定分工会之宣传工作
▲组织教育宣传队
▲贴《工人周刊》
京汉铁路总工会保定分会，对于教育宣传工作，十分注意，当此次工会恢复之后，即组织了教育宣传队，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周刊》，《京汉总工会周刊》，及其他一切刊物，教育宣传队，都一一张贴于工厂旁壁，工友散工后，都蜂拥争睹云。
高碑店分会正式恢复
自全国铁路总工会驻京办事主任和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赴高碑店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后各委员具皆热心办理进行颇为顺利京汉铁路总工会又特派组织员赴该地帮助组织工会随正式恢复。工友们都很欢喜，皆说以后我们又在慈母的怀抱中矣。报名入会者非常勇跃！二天之内，就加入了十分之八，现正在猛力进行。兹将二七时彼警局没收的器具由警局派警护送至会中，将旧日之牌子重挂在门首云。
沪宁路工俱乐部电勉辛店工人
工友们！自从“二七”被帝国主义的走狗、直系祸首曹锟吴佩孚惨杀后，直至今日我们工人阶级，处于最黑暗的时期，即反动时期，受了很多压迫束缚，毫无动作，直至去年直系军阀倒，奉系军阀压迫我们工人更甚，且有一班工贼挂一块工会的招牌，一方面讨好军阀，一方面破坏真正工会，欺骗工人；甚至于用种种卑劣手段摧残工人，使工人一点利益得不到，至于张德惠、杨德甫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共承认的工贼，又系交通系走狗，我们工人同胞是所共弃的，延至今日，长辛店的工友们才筹备恢复“二七”以前的真正工会，重整旗鼓与帝国主义、军阀、工贼等奋斗。我们十分的表示庆祝，我们沪宁铁路工人俱乐部，率全体会员，敬祝你们恢复真正工会胜利，并率全体工友与你们共同携手奋斗，与帝国主义、军阀、工贼等奋斗，竭诚援助，敬祝京汉铁路长辛店真正工会万岁！
打倒张德惠、杨德甫的假工会！ |
为中东路事件告全国民众（菩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137期
〔言论〕
为中东路事件告全国民众
菩海
全国革命民众所导率之反奉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早已为之觳觫竞战！故对于反奉之势力，不惜用种种之险恶手段以扑灭之，东北国民军之覆没，乃日本帝国主义之毒策，反奉联合战线之崩毁，亦日本帝国主义之阴谋，轩然大波之中东路风潮，决不是简单偶然的一件事。我们可以说此次中东路事件之爆发，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挑拨中俄两民族的情感，破坏国际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破坏国内反奉系军阀战争的阴谋！请看日本帝国主义机关报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宣传：“苏俄对中国下爱的美敦书”，“赤俄进兵满洲”，“中国人民应急起反赤俄”……种种宣传，不一而足，这些谣言惑众的宣传，都表示什么意义呢？很显明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深知他自身是中国民众的死仇，尤其是最近的出兵南〔满〕洲，遭中华全国民众激烈之反抗，为转移缓和中国民众之仇视，随〔遂〕嗾使其走狗张作霖在中俄共管之中东路寻衅，第一步令其蛮暴兵卒破坏路规，强占车辆，蹂躏路工，助虐白党，第二步便拘捕中东路局长伊瓦诺夫，围困哈尔滨苏联领事馆，看管中东路副局长，虎狼兵卒，荷枪实弹，其势汹汹，如临大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对此暴行，自不能坐视；是以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便借此，攻击苏联，谓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将进兵满洲侵吞中土。民众们：这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借此来缓和中国民众反日的阴谋。欲把他出兵南满的罪恶，移到中国民众的朋友苏联身上！他此等险谋，自要不是丧心病狂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一般新闻记者，国民党右派及反动派，国家主义派，他们也不是不知道此等浅近道理，但他们食人之禄，要忠人之事，不如此随着其主人日本帝国主义乱嚷——毁谤苏联，攻击苏联，便不足以报效主人之恩德！
我们很知道被帝国主义霸据的世界，工农国家（苏联）自然要遭一切帝国主义的敌视！苏联是全世界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大本营，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就是要破坏中国革命民众与苏联的联合。破坏了中俄民众的联合，就是破坏了亚洲被压迫民族与欧洲无产阶级的携手。日本帝国主义此次挑拨中东路风潮的鬼胎伎俩，真可谓阴险毒辣，诡谲奸狡之至！
反奉的联合战线，中了日本帝国主义种种阴谋的破坏，反奉势力一天比一天减削，武力渐渐与民众远离，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一般帝国主义之走狗，又乘机放反俄之荒谬言论，谓主张联俄者为卖国，此等骗人欺世之宣传，固不足以淆惑革命民众之听闻，但仍不免有被其愚弄蒙蔽者，如果有少数人被其愚弄蒙蔽，此亦中国民众革命工作上之损失，中国民众之损失，即日本帝国主义政策一部分之成功。吾中国民众于此次中东路事件上，尤可窥见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众之进攻，无所不用其极！日本帝国主义之阴谋，终难掩尽天下人的耳目啊。谁为友，谁为敌，中国民众自有定论〔。〕 |
〔特别纪事〕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成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64期
〔特别纪事〕
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成立
本埠各工团，为组织上海各工会总团体事，举出筹备员十人，筹备一切。第一次筹备会议结果，已经全体决定，组织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推出李震瀛、王奠世二人起草章程及缘起。上星期六晚七点钟在中华全体工业协进会所，开第二次筹备会议。到会者有筹备员十人，首由筹备员朱定一主席，次由王奠世君将其起草的缘起提出，经众表决通过。后由本书记部代表李震瀛君将其起草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简章草案提出，当场首由李君宣读一遍，又逐条加以解释，后经大众研究，经三小时，卒得全体通过。后定在本日晚，仍在该处开会，请各团体各派代表二人，讨论后列事三项。（一）审查工会资格，宣告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成立。（二）决定代表团地址。（三）研究已提出未决的组织全国各工会总通讯处案，散会时已届夜十二时。 |
〔杂感〕忘不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64期
〔杂感〕
忘不了
几千年来被轻视被压迫的工人，迩近已经觉悟了自己有件小的权力，高尚的人格，翻然群起反抗抑压，力争权利。我们相信无论处在何种轻视和压迫底下的工人，对于自己的权利一定的忘不了。
初期的反抗，惨遭杀戮和驱除，这是资本家和军阀同官僚勾结的必然结局。我们相信现在潜伏不动的工人，对于这些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定的忘不了。
为反抗和支配而结合的营垒—工会，被摧残了，封闭了。这是工人的第二的生命，我们相信除一时都死掉，绝了种，不然，营谋恢复和发展的思想一定的忘不了。
吴佩孚还想武力统一吗
烬梅〔王尽美〕
人面兽心、杀人不嫌血腥的吴佩孚，因为孙中山拥护民主主义，将于他不利，遂勾串逆贼陈炯明祸乱广东，逐跑了孙中山。他以为从此可以横行无忌了，那知人心不服，陈贼不久便溃败无余，孙中山仍旧回了广东！他见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又利诱民贼沈鸿英，作陈炯明第二。无奈他用的计越毒辟〔群〕众心理越愤激，所以沈贼更不中用，一举动便失败了，近来已完全失却战斗力，虽有陈逆余孽想乘间助沈，然已变成了死灰里的火星了。从此看来，吴佩孚不但不能以武力统一中国，怕是抱三民主义的孙中山一得势，他就得倒了。
慰勉京汉工人几句话
新桂
京汉路工人非敢自夸，捷足先登，然从前在北方工团首屈一指要算他。京汉工人个个心肠热烈，争自由，甘牺牲，直接和军阀格斗，演成二七大流血。情景虽悲惨，确能表现劳工伟大的魄力和高尚的人格。匪独社会上舆论褒奖，也为全世界工人所赞绝。将来劳工史上，定当大书特书，功绩煌煌赫赫。中国劳工革命成了功，此次牺牲者，是何等光荣啊！咱们即知道这次流血的价值，就用不着懊悔，也用不着畏怯，重整旗鼓，努力直进。干！干！近来各地工团战斗力更增强烈，做事大有起色。石家庄正太工人以团体力量威迫洋鬼子，马上恢复了失业工人的职业，并在五月七日开了一次游行示威大会。津浦路现状也算好。京绥路尚是全路一贯的精神……这样看来，各路团体都坚如铁石，且都能表示他的精神所在。我们京汉路工人遭了这次惨杀后，受了种种困苦，团体进行，势不得不暂取守势。然亦事在人为，他们各路都能干，难得京汉路就永远除外？干！干！干！恢宏前业，慰死的灵，吐活的气。起！起！起！大家联合起来，干事要干到底。 |
〔通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64期
〔通信〕
工人周刊社台鉴：
我是向来很喜欢看工人周刊，并且给了我很大的教训，所以近日得不到工周一看以为憾，未知还继续出版否？
比如这次京汉路工友罢工，自失败以后，因为消息不灵，使我们得不到一点确实的消息，究竟一切祥〔详〕情，如今还不知道。我们很希望贵刊把这次事情能否登载一点？好教我们知道。此地工会，虽被封掉了，可是我们工友，正积极进行，图谋恢复……工会是可封，我们的心决封不了的。我们既处在这种黑暗势力之下，只有努力奋斗，达我们最后的目的！
宝田、邝富同启
宝田、邝富二先生并转各工友鉴：
承函讯，甚感！工刊以后准按期出版。至于京汉罢工祥〔详〕情，请看京汉工人流血记，便知一切。此书系本社出版，每册价二角。此复。
本社启 |
劳动新闻——五一纪念特讯近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64期
劳动新闻——五一纪念特讯近志
五月一日的莫斯科——杜洛次基的演说
畸
五月一日世界劳动节，莫斯科曾举街〔行〕大规模的庆祝会，这天该地天气虽不佳，然参与游街大会的人还是络绎不绝。除红军外，工人、学生和机关办事员都整队参加，小学男女儿童均乘汽车回游全城。下午三时许，全体集会于红色大坪（在皇城侧）。会中杜洛次基曾有很长的演说。大意谓年来红军已具有很大的进步，海军及航空队现已次第振兴。但俄国所以如此进行，决非岐视他国民族之居心；只因世界资产阶级还虐〔虎〕视眈眈，所以不得不有妥当之设备……演说毕，全场军民歌声雷动。
五一纪念的北京国民大会
梅
五月一日是世界劳动节，北京各团体联合会发起在天安门开“五一纪念国民大会”，到会者有俄罗斯研究会、民权运动大同盟等四十余团体、及各校学生，不下三千余人。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后，遂宣布全体所提出的决议案如下：
（一）拥护农工之集会结社罢工的绝对自由；（二）打倒军阀；（三）释放京汉罢工被捕者；（四）恢复各铁路及各业工会；（五）废止治安警察法；（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此议案当场通过。次有许多人相继演说，说到万恶军阀残杀我们无产阶级的惨状，无不愤慨激昂，恨不得生食军阀之肉！末由全体大呼“五一纪念万岁！”“劳动神圣”，声振天地，并散发传单数万张，始宜告散会云。
广州纪念五一节的胜况
畸
今年的五一节在中<国>，要算广州工友们纪念的最热闹些。这天他们在第一公园曾发起极热烈的庆祝大会。到会者除工团联合会所属工团如机器、土木、建筑、油业、菜材、铜铁、车务、机织等工〔团〕联合会及其他工会如海员工会等，共计数十团体外，尚有高师、农专、铁专十余学校，均派代表参加。主席宣布开会理由后，全场共呼“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劳工万岁”，声振天地。次有俄人白拉克姆及陈独秀、蔡和森、张椿年等演说，皆谓中国工人应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一致，以反抗资产阶级。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工人之祖国，对于我国工友极多帮助，尤当与表同情。……闭会后，即全体加入游街示威。沿途散发各种传单，情形极为热闹。
上海五一节劳工纪念大会
畸
五月一日为世界劳动纪念节，上海各工友团体（共二十余工团，五百余人），特假四川路青年会操场举行全体纪念大会。会中经徐谦、柏文蔚等次第出席演讲后，由机器工人俱乐部、沪南劳工会提出三条：（一）遵守约法上规定的集会、言论、出版和罢工自由权；（二）恢复前被封闭之劳工团体事务所；（三）释放前被拘之劳工领袖。以上三条曾经大会一一通过，提向当地护军使请愿。大会并议决：（一）以大会名义，通电中外，声讨残杀黄、庞凶守〔手〕赵恒惕，及残杀京汉路工凶手吴佩孚，萧耀南；（二）定期追悼京汉被杀工友；（三）否认北京政府所订工人协进会法案；（四）通电全国工会，商议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事。
长辛店工会近况
中国铁路工人组织的团体，要算京汉长辛店成立的最早而且最坚固。这次京汉路为争人格和自由宣布总罢工，长辛店工友，个个本奋斗的精神，一致行动，可恨的万恶军阀，用武力横加摧残，惨杀、拘捕……使他们不得不暂时忍痛上工。表面上虽似完全失败，其实他们内部组织更猛进。近更设临时办事处于天津，照常进行。而一班工友们，更气愤填胸，恨不得立刻恢复他们的工会。他们这样誓死奋斗的精神，真填〔堪〕佩服啊！
石家庄工人对日示威大运动
五月七日为国耻纪念日，石家庄工人于六日上午在正太饭店下场集合，到者三千余人。首由主席宣告开会后，有某君登台演说，略谓“我们今日的大会，固属对日本示威，同时也对英、美、法、义等国示威。因为各国帝国主义者，也是一样的侵略我们！而且我们中国所以这样槽，都是一般军阀官僚政客，……串通洋资本家们把国倒卖了！所以我们要救国，非先打倒军阀……不可，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干啊！”全场大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劳动万岁”！遂后整队游行，沿街散发传单，观者无不感叹云。
山海关铁厂工头之暴虐
山海关铁厂监工和工头，平素表里为奸，克扣工钱，无恶不作，以是工人都恨之切骨！直至工人组织起团体来，与他们对抗，他们才稍稍敛迹。近来自工会被军阀封闭后，他们又肆无忌惮起来，日前竟无故开除工友数人，其他种种暴虐行为，更握发难数。但工人团体的牌匾虽取消，而内部组织却日益巩固。近见工头监工们的手段一天利害起一天，更人人自危，现正力图报复，恐不久便有一场血战云。
奉天油房工人罢工大胜利
奉天油房工厂工人，近来因工资太少，生活日艰，结合团体要求增加工资不遂，遂于上月二十六日实行罢工，附近油房工人，均加入罢工运动。后有某营长派兵包围，欲以武力解决，不遂，遂选举代表，往访新昌油房主人高吉儿氏请其答复。兹录其要求条件如下：（一）自来工银为七元至八九元，现在物价腾贵，请每人平均增加工银五元；（二）豆饼制造额利息分配额，从来每五斤豆饼为铜元七枚，应请增至铜元十枚……。高君立刻召集同业会议，对于第一条修改成平均每人增加工银二元五角，第二条暂缓答复。工人团体对此虽不满意，然鉴于国内劳动运动的大势，也只好暂时复业，以图后举云。
武汉工团联合会将恢复
武汉各工团因援助京汉，竟被萧耀南将各工会封闭，各工团因此非常愤恨。数月以来，他们图谋恢复工会，进行非常猛烈。现在他们已筹备好了，内部也重组织完善了。闻不日即将武汉工团联合会恢复云。
德国克虏伯工厂全体罢工
△反抗法国帝国主义
德国克虏伯铁工厂，是世界顶有名的工厂，日前被法国用武力占据了，该厂工人遂宣布一律罢工，反抗法国帝国主义者之无礼。法军竟开枪打死了工人数十名。当时全城各界都有同样的举动。恐怕不久德国的工人，都要加入战线呢！ |
中国的兵患与匪患（烬梅〔王尽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64期
中国的兵患与匪患
烬梅〔王尽美〕
在强盗式的军阀专制的政治底下，匪即是兵，兵即是匪，兵匪哪里还有分别？你看近来在曹吴……军阀割据之下的中国里，人民受的兵患与匪患，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了！过去的事先不说，只就近数日来所暴发的事变，详说起来已足使我们怒发上冲，恨军阀切骨！
（一）津浦劫车事件：五月六日自南开来之特别快车，上午三点，至山东临城附近，突来土匪千余人，截断铁道，开枪抢掠，架去中外旅客数百人。近更和军阀们开起对等会议来。此实骇人听闻之事啊！
（二）土匪抢劫北戴河：十二日晚上，匪一伙抢掠盐务处及商店数十家，鸣枪示威，断绝交通，历数时之久，始饱载而去。
（三）驻汉常军哗变：驻汉口常德盛的兵一千余人，要求发现款军饷不遂，于十四日哗变，逼近省城，枪声四起，火光冲天，人民所受的痛苦，真不堪言状！
（四）唐山兵变：十二日夜，驻唐山军队哗变，抢掠本地银行及工厂，与中国警察和美兵激战一小时之久，始散去。
以上这种例子，真举不胜举。细说起来，中国哪省不遭兵匪之祸？本来像中国军阀这样搜括地皮，人民为穷所累，那得不铤而走险，为匪作盗？他们这样刻扣军饷，兵士为生活所逼，哪得不叛变劫掠？惟我们一班劳苦兄弟们，天天牛马般卖气力，挣出钱来纳税纳粮的供给这伙军阀们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不但不能保护人民，反成了人民的蟊贼，真不值啊！老实说罢，我们人民要想过安乐生活，只有联合起来打倒军阀！ |
工友们应该特别注意这件事——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64期
工友们应该特别注意这件事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自去年五月一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召集全国各工会代表在广州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经过这一年来的工夫，各地工会的发达，比从前陡增了几倍。其最重要的议决案——采取产业组合，确已按照原案实行了。成立了几个极大的团体，如京汉路总工会，正太路总工会，陇海路总工会，京奉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有些地方劳动团体特别发达，更组成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广东工会联合会……这都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产出的新精神和新势力。劳动阶级的势力日益澎涨，而压迫阶级对我们的手段也日益残酷。自军阀蹂躏京汉路工友之后，各地工会的自由多被剥夺了！从此我们更明白，压迫阶级是占有权力的地位，所以他才敢横行无忌。我们劳动阶级要想得到自由，只有解除压迫阶级占有的权力地位，我们劳动阶级握到政权！
因此我们在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里，个个工友们应该特别注意下列两点：
（一）必须成立全国劳动运动一致的新口号，作前进的标准。
（二）必须成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关，作指导劳动阶级作战的大本营。 |
本号发刊的话（文虎〔罗章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64期相关链接：罗章龙
本号发刊的话
文虎〔罗章龙〕
亲爱的阅者诸君！大家想必都知道“二月七日”惨杀以来，我劳动界的形势是怎样的情形了。一方面，我劳动界的兄弟们看清了敌人的真面目，无情的向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和洋资本主义进攻，一方面仇敌方面的反动也是很厉害的：囚辱我们的同志，断绝我们的交通，禁止我们的言论，甚至要将我们的工会全数摧残。在这样情景之下，我们发表言论的刊物自然更困难些了。本刊是北方劳动界的言论机关，我们相信曾经对于我们劳动界有不少的贡献，我们的阅者至少在五千人以上。但是这几期来，因为印刷的监视，邮局的检查，及本社所受万恶政府军阀种种摧残和压迫，竟使我们不能如期出版，想读者诸君早已明白这些原因了。所以本刊在此期内，便改变计划，刊行有关于劳动运动的书籍，现已出版的有了两种。我们的意思便是要有系统的宣传我们的主义，想尽点较大的义务。
但是就最近时候看来，外界要求的十分迫切，使我们这个周刊再不能不按期出版了。不过因为我们的精力大部分既用在编书上面，所以本刊的篇幅便不能不改订一下。故自本期改成现在的新篇样。我们一方面竭力图谋对劳动界尽本社原来应尽的义务，一方面还请读者原谅和指教。 |
〔转载〕京汉工人流血记序（文虎〔罗章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63期
〔转载〕
京汉工人流血记序
文虎〔罗章龙〕
这次京汉路二万多工人因争开会的自由举行总同盟罢工，大招军阀的嫉忌，致演出二月七日的大惨剧，凡是稍具常识的人没有一个不说是民国成立以来极重大的事变；凡有血气的人也没有一个不愤懑填膺的。但是社会上知道此事底细的人却是很少，因为：第一，在罢工期内万恶的北政府禁止此项消息的传播；第二，洋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资本家走狗所办的报纸及通讯社等，故意登载些淆乱黑白颠倒是非的新闻，冀以扰乱社会的观听；此外更有一派糊涂可笑的记者，疑心此事是为所谓政争内幕的一幕，恐为他人作宣传，不愿意忠实的登载。——因此，社会一般人士竟不能对于社会这样严重的事变，得到一种正确明瞭的印象。我们对于前二项原因，自然是认为当然的；对于后项的“记者”也只有怜悯他们无知识；倒是“二七”大牺牲的事实，本社同人至今不能向社会作个忠实的报告，这是我们日夜不安的。
本社同人于役劳动运动，前后三年，本想将这回事变的详细情形，乘此机会，尽情的说出来，但是后来因为各地详细报告尚未寄到，而又限于时间和经济，不能尽量编入，才决定先行出这个小册子。所以论到这本小册子所介绍的材料，未必便能满读者的意，但是那些被军阀与帝国主义摧残和蹂躏的资料，吾人天天处处耳闻目见，不啻千万，何待陈述？所以我们愿读者记取的倒是应该注意这些材料所代表的真意义和价值，这又是我们引以自恕的。
我们知道，无论什么事实，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回二月七日的事，可说並不是发于京汉路的二万余工人，他不是兆于二月一日郑州禁止开会，更不是单为着京汉总工会所提出的几个简单条件——我们如果稍加思索，便能知道二七事变，至少也包含了下列的几个蕴义：
中国自辛亥运动以来，政象纷变，元恶巨慜。迭为起伏，遂形成现在割据的封建政治。封建政治的基础是建筑在黑暗的暴力上面，他们盘据疆土，瓜分政权，霸占铁路（现在北方铁路已是曹锟、吴佩孚的家产，关外的铁路是张作霖的私有物），他的表现是与任何进步的思想相反对的，代表这个态度便是荒谬的北洋正统观念！他们反对约法，反对民主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一切的民众进步的思想。无论那一个贼目当政，都是取同样的态度。今京汉路工人的团体既是民众觉悟的组织，京汉工人所争的既是约法的自由，这均是他们暗黑暴力的劲敌，北洋正统迷梦的仇雠，所以我们知道就使没有二月一日的事，他们也是要图谋倾陷的，因为他们卧榻之侧决不容有觉悟的群众的团体和活动。从这一点看来，二七事变是国民直接与军阀抗争，是封建暴力与光明的势力抗争，是被支配者与支配者抗争。
然而，同时我们又知道，这种封建式军阀的存在和兴盛，是全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扶植的。除去现在的苏俄而外，无论英法日美……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政府。他们的基础建设在资本主义制度上面，他们的表现便是经济侵略政策，他们利用中国有卖国丧权的政府，做他们忠实的走狗。利用中国常在内争之中，而不能发展国民经济的能力，以便销售他们的洋货，榨取中国的财源。他们为种种自利起见；于是一面供给军阀枪械子弹，高利借款供给军阀饷源，间接的来压迫中国民族；一面又管理税源，开设银行，发行纸币。安设驻防军警兵舰直接的来压迫中国人民。在这种设施之下，他们几乎无时无地不伙同他们所豢养的军阀政府，来妨碍民众的觉悟，禁止民众的团结；其所取的态度和方法是比较国内军阀更狠毒的。所以这次京汉工人的举动发生，东交民巷的公使团——即北京政府的太上政府——便严厉的训诫北庭要他严厉处置。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二七事变是中国的劳动者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抗争的表现，是中国民众受外国酷虐侵略后的一种反映。京汉流血的工人便是开始进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先锋。
我们断定工人们的运动反对国内的军阀是直接的形式，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府是联带的结果。他们进攻的失望，虽然这般的沉痛，但是他们运动的意义却是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明白无比的——所以二七惨变实在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阶级斗争的一段。大家必须在这个沉痛记载上去体认阶级斗争的真意义。
最后，如果我们相信中国将永远沉沦，世界人类将必归毁灭，现在就不必多说。要是我们尚有一点为中国民族求自拔，为世界人类谋拯救的意念，我们便应当不迟疑的实行内与封建式的军阀外与资本式的帝国主义作战，我们便应当谋中国民族的革命和世界民族的革命。但是这般伟大的事业，在中国究属哪一个阶级负担，自来有许多学者教授们是很怀疑的。他们的意思：中国劳动者的能力和意识远在西欧诸国劳动者之下，决不能担这般重大的干系，所以，近年来有许多革命的青年投身劳动运动，他们见着总以为是愚公移山的笨举动；此外有班堕落的人们满存着传统的鄙夷劳动者的成见，那就更不消说了。自二七事变以来，却表示了中国劳动者的伟大能干和魄力，证明中国无产阶级确能担当中国的革命——甚至于世界革命的责任。这不能不说是惨淡无光的旧社会中得到了一度新的兴奋。从此中国全体劳动者的脑筋里也加了一种新鲜的印象，将自然而然的向革命的趋向进行了。
至于革命的青年们对于这次惨变，本当无所用其留恋，也无所用其悲哀，更无所谓失望，霎时起灭的报仇雪恨的浪漫心情尤不是真正革命者唯一的态度。我们唯知道以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责任，是永远在无产阶级的仔肩上，大家只有前仆后继的在此革命长流中涌进，最后的成功，终归于最后努力的人！
一九二三年三月序于北京骑河楼旅次
奴政府又制造压迫工人的新武器
——评黎元洪之“工人协会法”草案
振
现在坐在北京的总统和政府，不是我们人民的公仆，是军军〔阀〕和洋资本家的公共奴才。他们所作所为，没有一桩不是献媚军阀和洋资本家，牺牲和摧残我们老百姓的利益。什么金佛郎损失七千万呢，什么芦盐输出一千万呢，什么鸦片烟公卖呢，以及他们一切对帝国主义的勾结，他们总是将中国利权一批一批的奉送给洋资本国。大借款，小借款，几千万元的借款，几百万元或数十万的借款，他们措〔借〕款，他们措〔借〕了一批又一批的去孝敬军阀，供应吴佩孚、曹锟打伏〔仗〕残民，扰乱中国。干脆一句话，北京的总统和内阁，只做的是两件事，就是对内做军阀的奴才，对外做洋资本国的奴才。
你看他们最近的事！吴佩孚摧残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屠杀京汉路罢工的工友，北京政府不但不替人民放一句狗屁，反作一个通电又一个布告来包庇祸首，奖励军阀的杀人！
黎元洪等的对他们主人的趋奉，可谓竭其能事了。然而他们还以为孝敬没到佳处，恐不足尽博军阀和洋资本的欢心，所以又别出心裁，准备造下个压迫工人的新把柄，好使军阀以后摧残工人得着法律上的根据，且与官僚们开一孝敬军阀和洋资本家的新途径。我们这里说的不是别的，就是黎元洪新近草定的那个“工人协会法案”。
我们为什么说那是“双料奴才政府”对他主人的新孝敬呢？你看那草案的内容知道了。那草案的规定共是一十五条，十五条的规定总归不外一个意思，就是要压迫工人的自由。若更将他详细解说，我们可分他的本意如下：
一、根本不愿使工人团体成立。——草案第五条说：“设工人协会，须有十人以上之发起，拟具会章，由发起人呈请该管地方行政官署核准。……前项之呈请书，须开具发起人之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工人协会”不得自由成立，必须要有一定数的发起人，照那样烦琐的规定（拟具会章，并开呈发起人之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呈请荷门核准。呈请上了，如衙门永远不“核准”，“工人协会”便永远不能有成立的希望。工人团体的准许与否，其权既操在官僚手中，而核准最长的期间亦不曾规定，是衙门尽可将工人呈请搁起不理，工人亦不能将他怎样：总之一句话，这“核准”两字的意思，就是由不为官僚中意的工人团体，一概不准他成立就是了！
二、成立的可随意将他解散。——该案第十三条云：“工人协会之议决，或本于议决之行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该管署得命其解散：（一）淆乱政体者，（二）妨害公安者，（三）危及公众之生活者，（四）妨害交通及国家社会者。”拿“淆乱政体”为解散的理由，这条可置不议。（然而以洪宪武义亲王及奉还民国政权助成清室复辟的黎元洪，和充满帝制余孽及复辟要犯之北京政府来说这话，就未免太不要脸了！）其余的三款，都包了有随意解释的便利。如你团体就是经过第五条种种困难，得官僚的慈悲允许成立了，你成立后就不要有什么团体意思和行动，如你们要为了你们大家利益出来说话，出来个雇主争求，那衙门随时都可拿这些“妨害……”做理由把团体解散。有这条的规定，就是使工人团体日常在受解散危害之中，很不容易存在，除非你团体是只挂招牌不替工友做事！
有“惩治盗匪条例”，可让军阀借着来残民，故萧耀南屠杀京汉工友之后，硬要诬他们是“匪”；有了现在这个法案，不但给军军〔阀〕官僚以后摧残工人自由时多了层法律的依据，便先将上次吴佩孚摧残郑州大会的行为追认了。真亏了双料奴才的聪明，会想得这样周到！我们想不久军阀和资本家一定会有合奖的牌扁赐下，其文曰：“善体亲心”。
这草案已送交众议院，要议员先生决议。前月七号，也曾议到来了。听说中间也有稍具良心的分子，觉得政府草案太不像话，要改提较敷衍工人的法案来代替。但那边未免猪仔太多，恐院内不见得有多数会叫出人声来罢？
靠现在政治来保护劳苦工人，是永远不能有希望的。他们只有觉悟：
“自由是不能由仇人手中乞来的，是要我们大家的“力＇才能争得的呀！”
赤军进行歌
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前进。光辉从黑暗的过去，炫耀着将来呵！
看亿万的兵丁，滔渐〔滔〕不绝的从幽暗中出来，直到我们的希望达到，天地澄清的时候。
兄弟们，向前进罢。兄弟们，死正在嘲笑我们：永远作奴隶以终生，抑出于神圣最后的一战！ |
去年“五一”到今年“五一”的回顾谈（吴先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63期
去年“五一”到今年“五一”的回顾谈
吴先瑞
中国工人运动自从南方海员举行破天荒大规模罢工得胜后，就惊落了洋资本家的鬼胆，振醒了劳动者的迷梦；因此，去年“五一”，就有广东全国劳动会议之举。当时，除广东工人代表外，全国工人代表到者究只有几个人，且无大规模的组织工人团体；然经会场高叫，呼出种种口号，指出种种方法，毕竟全国劳动者终有几分觉得，尤以“增加工资”和“改良待遇”二口号，深印一般劳动者的脑中，这便是因中国劳动界受了双层（中外资本家）压迫的原故。
由去年“五一”到今年“五一”，这一年间组成的工会大小有百余处，人数将近八九十万，凡有组织的工人，大都经过罢工的训练，阶级觉悟渐渐的明了，军阀进攻工人的营察，也一天强暴一天，一次惨酷一次了。直到最近竟发生二月七日大惨杀的事，他们是要将工人萌芽的运动，尽情摧残了，天津、上海地方久成了一块惨淡无光的地方，百十万苦劳工人悲哭场了。
我现在要略述在军阀势力以内的劳苦群众们的发展和残摧的始末，并直接重受两重压迫——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一切劳苦群众们之所以不能发展的原因，借此使大家知道军阀之专横可杀，应该食他的肉，寝他的皮；一面也要揭破帝国主义的罪恶贯盈，应该将他的骨烧灰拖路，泄此一肚愤气。
铁路工人开始运动，始自京汉路长辛店工人大罢工，做得有声有色，各地劳工望风而起。当时长辛店工人所以得着胜利，是因大军阀骤逢这种非常举动，莫知所措，杀也不好，不杀也不好。吴大军阀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不好马上就折〔拆〕下来，只得轻〔经〕过了他们这一遭，然从此恨工人已入骨髓。继起粤汉路工人罢工，吴大军阀就暗令他的虾将萧耀南将工人做土匪办，杀死多人。京奉路继起罢工，开了大批军队来侗骇。他们军阀是〔见〕了葡兵在澳门杀了许多工人，以为洋兵是欢喜杀工人的，就要求美国兵持枪来杀工人，来打工人。开滦五矿继起罢工，洋资本家就叫杨以德来作刽子手，杀人如麻，流血满地。其他如京绥、正太路等处罢工，军阀莫不开大批军队去图宰杀。
最可恨狡猾阴险的帝国主义侵略主义者，对工人简直就是他们征服地的人民，对军阀就好似他们养的外藩，在上海租界地方为工人做事或工人的团体的行动，是都要受他非法处罚。李启汉以文字入狱，浦东纺织工会遭非法被封，买通流氓刺毙工人首领。在汉口地方，当烟草、棉花厂罢工时，就在城中作兵事行动，架大炮，断行人，俨然对敌，视我中国国民如无物。最可令人痛心愤气的，就是狡哉鬼子，背约食言，迭次激动工厂工人举行第二次罢工，甚至激起工人举行第三次罢工。
军阀恨工人久已漫入骨髓了，时时刻刻只想将工人根本努力埋没，以图安然保持他北洋派所辖的各铁路当他的私有物。存心既久，时机即动。适二月一日京汉总工会开会，他们就陷蓄阴谋，激之使动，“二七”流血惨剧，演成全世界劳工未曾多有之奇厄。而工人为争集会结社自由，竟能肯大牺牲，劳的正太等路能设然罢工援助，确是中国劳动界的大觉悟，虽败犹荣呵。
苦劳群众们，年来固具长足进步，奋斗力也猛强，不过阅历、经验太少，未免也有好多错误观念。你们起初以为组织团体作用的目的，仅仅不过为改良生活，增加工钱为目的，此外无他求，政治他们是一点也不问。现在经了二七大流血，应将他们观念改变不少，从此就可要明了人是政治的动物，不论你怎么不管政治，政治终久是要管你们自己的。且在这时候权力操在别阶级人的手里，不论你如何强求改良待遇，待遇是终久不会良的，不论你如何强求增加工钱，增钱究只有限几个；且般般苛待是迭来相逼，是现社会工人必不能免的事；所以这时只有资本家写条给警察要他来捕工人是可能，要工人写条给警察要他来捕资本家是办不到。且近来军阀和帝国侵略主义者，交相来残杀工人，来侮弄工人，来欺骗工人，这是阶级利害之不同，当然要演出来的现象。军阀是由专制制度贻传下来的东西，他们势力全仗几个兵，不利民众发展，因他们是专和民众为敌，目为民众眼中钉，而民众急待要拔去以解自己的困厄，形成他们军阀和民众势力是不能两立的东西。今日社会固是军阀专横的社会，一旦民众势力大，他们军阀就会要折〔拆〕台归诸消灭的。军阀看了工人年来势力如此狂飈起来，他们久有戒心，是不愿养敌人来掘自己坟墓。帝国侵略主义者，原来他们要利用中国军阀，回转机轮向黑暗地方推，鼓起极反动的潮流，阻遏一切新的势力，过去的历史，他们做事都是这样忍心的，尤其工人群众运动是为他们所骇怕，因他们这些侵略者已久受国内工人的打击，时时尚在恐怖中，是不愿中国工人继续重起，与他们致命伤，故他的手段更残酷，一面暗饬令中国军阀来尽情泊〔汨〕没工人的组织，一面自己千方百计来图打消工人的组织力。
劳苦群众工人们！想要自己解放自己，就要自己得着支配的权力。人类自从有史以来皆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一阶级征服一阶级。现到无产阶级要消灭经济政治上的压迫，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用勇敢的精神，自己跑到权力路上去，掌握政权，毫不容讲客气，就算举起铁腕权力，屈服一班旧支配阶级，到那时无产阶级方可仰首扬眉吐气了。 |
五一节和中国劳动运动（李树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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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和中国劳动运动
李树彝
国外的劳动阶级每逢“五一”节这天，均十分的热忱和全副的精神表示极热烈的纪念，同时在这种热烈的愤发之中，表示本阶级在人类进化中伟大功绩和莫大的建设能力，同时又要求本阶级的胜利和永远的功效。
凶而且蛮的恶魔——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拥护者——的心潮澎湃奔腾，未尝忘却崩塌后将无依靠，亦未尝忘却屈服是最可怕的，在历来经验下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表示不是弱者。
在最近压迫阶级的桎桔〔梏〕，固然比前更为严厉，但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觉悟，也已尽量进步。
无论在哪一部分的劳动者，对于五月一日的劳动阶级初次奋斗的庆祝，较普通各国的纪念日的思想和感情的差异，因为已经认明本阶级的胜利价值为无上之宝。
中国方面的劳动者，因本诸后进国的惯例，早是在暗无天日的重重压迫下，多没有听见“五一”节的名声，没有了解“五一”节的真谛，实在没有可怪的处所。在中国的阶级观念虽严密清楚，但经济散漫，为唯一不能触感劳动者的感觉锐敏。
近几年来已是大变从前的膜〔漠〕不关心而觉悟于急进。综观年来的——最短历史——的确有一日千里之势。这种有意义的观象，不但促进本阶级的实际要求，且给普通人民以最深切的印象。
资产阶级的恐慌和国外帝国主义者的惊饰，时刻留于脑筋中间，急切筹谋抵制，在表面上看去，似乎狠能施劳动阶级以打击，但实际更引起了革命的感觉和行为。
最大的如：一九二一年的海员大罢工，一九二二年的开滦矿工大罢工，一九二三年的京汉大罢工，其最重要的要求原则，均是包含着阶级斗争和革命的要素。虽然，结果有胜利的，有失败的，但其深明的觉悟和激昂的精神，都能表出中国劳动运动的真面目。
中国的无聊政客官僚和武人，在寥落不成器的时候，往往带上假面具，用阴恶险诈的手段欺骗劳动者，因为在他们粗浅卑鄙的眼目中看出了劳动阶级的最大力量，欲伸手拉来给自己捧场。但他的假面具容易认识，也容易撕碎。他们常常告诉劳动阶级的朋友说：“我帮你们的忙，保护你们，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都能给许多利益与你们享受。你们的妻子儿女嚷饥嚷冻的时候，多用些力气敛工求点另外的赏赐；自己疲倦极了的时候，不要告诉旁人笑你的力气不够，还要防止罚你歇懒；你们更不能向任何方面要求什么，因为已经得了天一般大的恩惠——卖些力气就能给与吃饭——的钱。”先前这些滑头骗人的话，的确有几分效力，现在劳动阶级的朋友再也不听信了，已经觉悟不能永远都被做压迫者。
现在又到了五一节的日子，劳动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或忽略过去。追想去年五一节的最切感觉和经验：敌对阶级给下什么？本阶级还给去什么？在这次五一节热烈悲壮庆祝之下，应该要求什么？
在过去的感觉和经验当中，已经得下的：
（1）敌对阶级的营垒很厚，而且坚固；（2）敌对阶级握有政权，可以尽量压抑和抵御；（3）敌对阶级的爪牙满布；（4）敌对阶级惯用狡猾和妥协；（5）敌对阶级能直接使用武器；（6）本阶级团体涣散，尚有许多没有组织的；（7）战斗的火线没有联合；（8）团体没有狠雄厚的预备金；（9）缺少训练，不堪战斗；（10）怀疑和恐怖的分子尚多。
比较上面几种最简略的原由，便有下面的觉悟和要求：
（1）尽力谋本阶级的发展，如：现有的工会须严密组织，清一色的为本阶级的健强营垒；没有工会须尽力宣传和帮同组织；（2）联合战线，画一行动，更不必单做经济的要求行动；（3）每一个工友都应该从工薪底下抽出最底限度作为预备基金，非在紧急之中不能动用；（4）应赶速组成海员总工会、铁铁〔路〕总工会、矿工总工会，再集合其他产业组合总工会组织全国的总工会；（5）实际做事，并须排斥败类；（6）标明战帜，不与敌对阶级妥协；（7）在时期不熟之中，只作合法行动。
这些明浅的实际原则，在中国现时的劳动运动中，万不能忽略的，尤其要一致加以详细考虑，努力实行！
一九二三年五一节于北京 |
年年五月一日（文虎〔罗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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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五月一日
文虎〔罗章龙〕
自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起，这个五一劳动节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真不知有几番岁月了。我们对于平常的节日，总不免带有许多伤感过去的情绪，只有对于五月一日这一天，却是一年一年的翻新，很含有未来的意义。因为自一八九〇年到现在，世界的无产阶级是一天盛似一天勃兴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今占据世界最广大的疆土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已经在苏维埃俄罗斯之前后发抖了。所以我们以过去的五一推测未来的五一，是可以预卜资本主义的灭亡的。
我看看桌上的赤色工人日历，知道几年来的今日，真有许多壮伟的举动，是很可感念的。单就德国说，当一九一六年德国的军团主义疯狂的时候，全欧洲被战云遮蔽了，资本主义的各国政府拿爱国主义的招牌鞭策成千成万的青年工人和农人到战壕中去死。这些被骗的人如饮狂药一般，视死如归去替资本家军阀拚命，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独有柏林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等，看明白了这个骗局，乘着“五一”这一天，结队千万人，举行要求和平的大示威运动，要给资本家军阀政府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次运动死伤很多，我们劳动界领袖最可钦佩的加尔·李卜克内西特就在这天被捕了，后来更被杀害了。从此德国百年来的霍亨坐伦皇朝也随着倒了，德国的共和国出现了。
一九二〇年今日，正当苏维埃俄罗斯内忧外患交乘的时候，欧洲各国正竭力图谋扑灭劳农俄国的基础，不断的明抢暗劫向苏维埃俄国进攻，那天就有德国共产党和独立社会党在柏林举行赞助苏俄的大示威运动。这次示威运动的结果，唤醒许多欧洲的工人和资本家隔绝，使劳农俄国明白变成世界工人的祖国，使许多不成材的国际主义者受了一场很大的教训。
到了去年今日，德国全部，无论是乡村也好，小市镇也好，到处均有三个社会党人的大队伍游行示威，罢工巷战，弥漫全国，也是给了全世界资本家军阀一个很大的威胁。
劳动界的兄弟们啊！五月一日四字真是启示我们向仇人进攻的符咒啊！你们有未了的心事么？有不两立的仇家么？封闭我们五十多个工会的是谁呢？杀我们开滦煤矿的十数个劳动弟兄们是谁呢？枪毙我们的指导者施洋的是谁呢？杀我们江岸、辛店工友四十余人的是谁呢？驱火车头轧毙粤汉工友的是谁呢？囚辱我们的兄弟在保定军法处和其他监狱是谁呢？开除我们无数的工友，使我们全家冻饿的是谁呢？伙同仇人们压迫我们的又是谁呢？兄弟们！我们的仇家谁也知道是现在到处的大小军阀和军阀的走狗，洋资本主义者更是我们仇敌中的最厉害最可恨的呵！
五月一日告诉我们向仇敌进攻了，我们快挽着手前进罢！
一九二三年五一节于北京 |
我们应当怎样纪念今年的五一？（高君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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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怎样纪念今年的五一？
高君宇
“五一是劳动阶级团结的节日”。自一八八六年以来，世界工人一年一年的纪念着他，现在又轮到一九二三年的五月一日了。
在欧洲和美洲，今天的情形一定是热烈极了。欧洲工人是正当了一个烦剧奋斗的关头，资本阶级正榨取他们多量的血汗来恢复欧洲大战的损失，黑衣匪（亦名“法齐斯蒂”，他们是专以仇视工人阶级为职志）正霸据了意大利，不分昼夜的到处杀人放火；热头的法国侵略主义正在德国领土内横行，凌压困苦不堪的人民，拚命的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阶级是到处向着工人进攻了：他们不断的减落工人的工钱，加长工人做活的时间。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末日快要到了，世界经济已到了长期紊乱的时期，资本家的能力已统治不了世界了，他们的生产渐渐不如前之能生利了，他们便不断的关闭工厂，或减少工人，把成千上万的工人丢到街上，使受冻挨饿。资本阶级是向工人进攻了，工人对这个进攻只有一个回答，就是“联合劳动阶级成一条联合战线，反抗全世界的资本阶级，努力使世界革命迅速实现，将政权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所以我们想到欧美先进国的工人必于今天有热烈的运动了：在一切聚集工人的地方，他们必然于今天停了工，集合在广大的场所，作革命的演说，或成千万的宣传文字在会场发布了；他们也必然要一致的表示他们现在的困苦和需要；在宽广的街衢，手持红旗的工人一队接着一队的开了过去，他们万众一声的喊出他们口号，革命歌声弥漫了全城市。资产阶级必于今天重掩了他们的窗户，不敢向街心窥视，愤恨与恐惧交并的抖擞了！在日本的工人弟兄们，于今天也必努力为一样的示威，表示我们工人阶级团结的威力。
在苏维埃俄罗斯——世界工人的祖国，今天是他的国家威〔盛〕典了，因为这里的政权是在工人阶级手里，一切事情都照着工人的意思决定了。五月一日在苏俄的性质与其他国家不大相同，但今天纪念他的，要算在苏俄顶自由而且热烈了！
在中国，今年的“五一”要怎样做呢？自一九一九年以来，我们纪念了好几次了，我们的工友也渐渐组织起来了，这几年各地工友勇毅的罢工奋斗，就是因我们工人已有团结可表现我们力量的缘故。但中国工人这两年奋斗的经过，是怎样受摧残和压迫呢！上海纱厂和唐山煤矿罢工，都遭了野蛮武力的摧残，结果连工人的团体都不许存在了；香港海员罢工、粤汉铁路和汉口花厂等罢工，虽然得了胜利，但也曾经了军阀和洋资本国武力的摧残，也一样有好多亲爱的工友流血了。最近京汉路工人罢工，是被迫于集会被武力压迫，结果有四十位革命的工友被屠杀，而北方铁路工人的团体都被了摧残，不能公开的存在了。这些情形，证明军阀存在一日，洋资本国的势力存在一日，中国工人的团结便不得自由，便日日要受摧残危害，甚至根本不使其存在。故中国工人目前的使命，须努力不避艰苦的团结起来，去打倒军阀和洋资本国的势力。而今年五月一日迫及要求，就是争“工人团结的自由”了！
同时在军阀和洋资本国双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也要恳切的了解，这种不堪忍受现状的打破——中国人民能脱离此双重压迫而得着和平自由，只有是劳动群众的团结强固才有希望。故中国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责任，是在努力援助工人团结，与他们一致的去争自由。最近的事实，是证明你们已为了这个重要努力了。北京学生和市民对京汉惨杀曾为大示威的抗议，最近全国学生第二次大会也决议以后为工人之援助了。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必然要于各方面表现这个意义，全国一致亲切的站在援助工人的一边。
是“五一”之在中国，不但是工人团结的节日，且应为一切被压迫人民纪念的日子了！今年五一的口号，应是“争工人团结的自由！”
中国的工人、农民、智识者、学生、小商人以及一切派别的社会主义、民治主义者，都要一致纪念“五一”。我们要在今天一致休工，集合广大的群众的集会，讲演我们革命的必要，应把成千万赤色传单和小册子发散到工人中去；应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我们于集会时，要追悼中国工人运动中的死者，致敬意于那些历次因罢工而被捕囚的朋友，捐钱来救济被害工人家属及被革工人，并应特别注意于殷血未干的“二七”惨杀，要于会议决定我们要求：
（一）恢复被封工会；（二）立即释放因罢工被捕者；（三）立即恢复因罢工被开革工人之工作；（四）政府须拨一定的款抚恤被害工人之家属；（五）立即惩办屠杀工人的祸首——吴佩孚、萧耀南、曹锟、赵继贤……等；（六）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一切压迫工人的法律。
我们想到我们纪念“五一”的情形，是远比不上欧、美、日本一样热烈的；但我们要对这日和工人团结努力的热忱，是和他们一样的沸腾了呀！
工人团结的自由万岁！ |
〔随感录〕我们前程的目标（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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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
我们前程的目标
殷
近年以来，我们工界得了两大觉悟：第（一），知道世界上人人的衣食住，完全是工人阶级供给的，所以工人是社会的柱石，为人类所最应尊重的；第（二），知道了社会上有些游惰的强盗——即是专吸工人血汗的资本家，勾通军阀和官僚，百计千方的压迫工人，剥夺工人。
我们既然从梦中醒来了，所以工界的兄弟们知道要团结起来，结合千百万数的工界同胞，一齐向资本家作战，扫除世界的龌龊，建设人人做工的劳动世界。
我们的目标是已经确定了，我们知道达到这种目的，是取向资本家作战的计划。但是在这种也得要明白我们作战的武器是什么？我的职务是在哪里？
我们工界的武器是什么哩？简直说来，就是全国的总同盟罢工！若这么一来，社会一切的命脉都要僵了。这时候，资本家好像池里失水的鱼虾，只有死的一途，由此工人自行管理生产机关，实行达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
说到这里，我便记起一个朋友的话。去年曾听见一个朋友说：“现在中国的政府，完全是军阀把持，他们有枪，我们工人没有。纵然实行总同盟罢工，难道我们工人还可占据得全国的机关生产到手吗？”不错，这段话很有理由，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的军阀，他们的实力到底操在谁人手里？他们的炮〔枪〕炮到底是谁掌管？我想人人知道的，军阀的枪炮完全在兵士们的手上，军阀的实力，完全操在兵士的手里。各位要知道兵士们的地位，是和我们工人阶级一样，彼此都是无产阶级，他们那些长官，也是很虚〔虐〕待他们的，和我们的资本家也是一样的。所以在我们只要将来兵士唤醒，将来他们一旦觉悟（好像我们一样），他们自然也会组织团体去反抗军阀的。到那时候，无产阶级的势力便更加大了。工人和兵士们携手起来，双方并进的扫荡资本家和官的〔僚〕也就不难了。
我现在诚恳的奉劝众朋友们：你们一方面要自己结合的紧紧的，以便将来举行革命的总罢工；他一方面你们也有兄弟亲戚在兵队里的，你们也得劝告他们，唤醒他们起来组织团体。
至于现在中国的情形，依我看来，真是可乐观的了！各大城镇的地方，总有我们工人组织的团体和俱乐部，工友们亲亲爱爱，好像胞兄胞弟似的。同地的工友们是一样，异地的工友们也是一样。上半年香港海员罢工、陇海铁路罢工，和前月辛店罢工，此次的劳动立法运动，近日发生的武汉罢工、萍安罢工、唐山罢工、浦东罢工，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全国的工人团体无一次不是很高兴彼此援助的。结果，工人们多占了胜利。我们须知道，这不过是将来总同盟罢工时期的练习和尝试吧。
工友们奋起呵！准备我们作战的大本营来！贯彻我们劳动世界的宗旨呵！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九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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