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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工人怎样对待天津益世报？（唐山工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57期 〔通讯〕 工人怎样对待天津益世报？ 唐山工人 记者先生： 唐山最盛行的益世报，没有一个人不看他的，人人都说他的言论正大。实在该报里便〔面〕除了造谣、拍马底〔屁〕、骂工人及作宗教运动外，就是一些丧心病狂的消息。我摘破他们的假面具罢。他们是某军阀的走狗。在“五四”、“六三”运动，学生抵制日货的时候，众位还记得他大登而特登者——大义凛然的曹督军么？该报的经理是想拿报馆的招牌来讨曹某的好，求一个好官做。他们的良心，他们的言论，是和官迷作转移的。所以唐山大学这次自动地援助矿工罢工——出于人道正义同情心举动——，他们口口声声说是“过激化”。——拿“过激”二字替杨以德去挡国会的弹刻〔劾〕，拿“受人煽惑”四字来献媚洋资本家。他明明白白是我们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工人多看一份，就是多叫他赚一份报的钱，多给他扩充一份的营业，多给他延长一天寿命。若是我们工人都不看他的报，他一天就要少一千份的收入，他的营业就是减少一半，他的寿命就要立即短从〔促〕。这种办法，可以教他闭门，不会再为人道之贼。因此我请求先生将这个意思提倡之提倡，使工人们个个都抱一个驱逐恶魔的志愿，用对养正轩的办法对待他，以灭除我们仇故呵！ 唐山工人
〔自由演坛〕我对于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的一点意见——关于名称问题（工人黄和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57期 〔自由演坛〕 我对于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的一点意见 ——关于名称问题 工人黄和钧 我国劳动界，被压在四千年阶级制度下面，是比欧美各国的劳动朋友所受的痛苦更大更多的。但是欧美劳动界却在我们几十年以前就觉悟了，他们的劳动运动多的有百数年，少的也有几十年的历史。现在他们有的将政府也推倒了，建立了工人掌政的国家（如苏维埃俄国），有的声势很大，现在正进行革命。惭愧老大中国的同胞，甚么事都是落人后的，所以我们工友们到如今还是大半睡在梦里面。 不过想起我们铁路界的工友们，近年来也是很有进步的，这一半是有些热心社会的志士们帮助我们，一半也是时势日新，所以一年以来，差不多许多铁路各站工友都有了团体。 我读了第五十六期的周刊，知道全国路工代表大会议决要组织一个“全国铁路总工会”，这益发见得我铁路工人是程度很高了。不过我也有点小意思，要向大家说一说。 我平常读周刊报所看见各地的工团名称是很不一样的，有的叫做工人俱乐部，有的叫做甚么研究所，有的又叫做老君会，有的有叫做什么同人会的，真是五花八门，各行其是！现在我组织总团体，这些名称到底哪一样好呢？这难道不是将来要引起争端的题目吗？ 到那时候定有工友们自以为是的主张用他们原有的老名字，这样我便要贡献我的主张了。 我想“俱乐部”这名字，只是我们办点娱乐的团体可以用他，这个用作总会的名字是不妥的。研究所的名字，也只是可以拿来替我们的研究知识的团体命名，决不能取做总会的名字。至于老君会，有点迷信意味，同人会又太笼统了，均是不宜用的。那么只是工会这名辞是好的了。工会既是个较为好的名字，所以我很赞成原提案的“总工会”三字。 并且工会这个名字在世界各团〔国〕都是很通用的。我们工人将来是要作全世界上的大事业的，那就更应该取他做我们总团体的名字才对。 广东创设劳工审判处的推测 记者 在前期周刊知道“陈炯明新设劳工审判处，凡关于劳动运动的一切问题，都由这个机关解决。这个机关的组织并没有工人参加，完全是商人和律师共同组织的。”我读了这一段新闻之后，令我为劳工界发生了一个最大危险的推测！为什么呢？ （一）创设劳工审判处，不使工人参加，这就是陈炯明欺骗我们工人，权〔摧〕残我们工人的一种作用。 （二）组织劳工审判处的分子，既是律师和商人，要知道中国的商人，不是资本家，便是资本家的走狗，他们天天在想投机的方法，来欺骗我们工人及一切的无产阶级群众，借图个人的肥甘的。律师呢？他们是奉着这私有制度之下的法律去拥护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压抑我们可怜的无产阶级群众生活和幸福地发展的，他们的利害和我们无产阶级的利害，是绝对冲突的。陈炯明既以与工人利害冲突的东西来组织工人的审判处，那末，就无异乎拿工人的仇敌来管理工人，换句话说，就是拿资本家直接的摧残工人的一切活动罢了。 我们工人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取一种甚么态度呢？以我的见解：第一步，就是不承认他这种组织；第二步，就是由我们工人们号召无产阶级的群众，请求现<在>的政府另但〔组〕保护工人的机关，如劳动局，或劳动厅；组织此项机关的分子，应该以工人为主体，而参以对无产阶级表同情的分子。必如此，然后对于我们工人的利益没有防碍。倘不适合这但〔个〕条件呢？我们工人们是应该绝对的反对的。所以我们工人们对于这劳工审判处，和创造劳工审判处的陈炯明，也是绝对不能同他两立的。
〔评坛〕为什么要组织总工会（玉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57期相关链接：张国焘邓中夏 〔评坛〕 为什么要组织总工会 玉敏 组织工会、组织工会的呼声，天天在我的耳鼓边掠过。工友们组织工会的原故，不外是联络感情，增高生活，交换知识，和被压迫的人连络，跟那压迫我们的人们—资本家、恶厂主、强霸的军阀奋斗。但是近年来，虽然组织了许多的工会，过细的分析起来，都是粗〔初〕具规角〔模〕，实实在在的没有真实的力量，不能够跟压迫我们的人们奋斗；就是能够奋斗，未必能操奇致胜。这个原因在那里呢！我以为一定要在组织上下工夫。 地方的同业工人，组织了一个工会，无论内部表面，组织了怎样的坚固，如果不跟别地方的同业工人组织的工会，实地的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一个总工会，是不能成功的。因为我们的工会，是跟压迫我们的人们奋斗的。反转来看，那压迫我们的人们，为保存他们自己的利益起见，一定有许多奸滑手段，来对付我们——利诱离间，强施压迫——都是在所不免的，偶一不慎，坠在他们的术中，那么我们各个不相联合的工会，就要瓦解，因此，我们工人，将永远沦落到那被征服的地步。 我们如果由各地的同业工人，共同的组织一个总工会，各分工会所发生的重要事体，都由总工会办理，一切的调度，都由总工会指挥，那么我们对内对外，都是很有力量的，所谓“表里山河”，永无他患。更由一个职业的总工会，跟其他的各总工会联合，组成一全国总工会，假若是办到了这步，那现在压迫我们的人们，将来定被我们压服，我们工人的真正幸福，才能够达到。至于怎样组织总工会，等到下期再来讨论。 汉冶萍几万工友要失业了 特立〔张国焘〕 中国人办的第一个大公司要算汉冶萍公司。汉冶萍公司包括些什分〔么〕工业呢？这个公司包括大冶铁矿、安源煤矿、汉阳铁厂、株萍铁路等，共有工人两万余人。虽然这个公司的历史，说来话很长，但总括的说，这公司是被一些腐败官僚霸据。他们除了拍外国人的马庇〔屁〕，侵略公款，克扣工人以外，简直不顾股东的利权，工人的困苦。这公司又勾结日本人。日本人是天天打这公司的主意。民国四年，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中间，汉冶萍公司便是他一项重要的要求。所以这个公司现在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名为中国人的公司，实权实利都归日本人享受去了。所以弄到公司大亏其本，现在已〔无〕法维持，快要停亦〔办〕了。 这个公司停办，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关系就非同小可。大家都知道煤铁是最重要的工业，个个人都须要用煤用铁的，百物都须要煤铁才能造成。汉冶萍公司是供给两湖和长江流域一带的煤铁的，要是这公司停办了，两湖和长江一带的人民的生计上，不要大受彭〔影〕响么？2）日本人时常想夺得这公司，现在这个公司被那班官僚弄得亏拆不能支持了，日本人不会乘扣〔机〕要求给他办吗？要是日本人把这公司夺去，那就了不得了。日本人怎样能在东三省和山东横行呢？因为他占了东三省和山东的铁路和煤铁矿，所以山东和东三省的人民都要遭日本人的杀戮和鱼肉呢！要是日本人又占据了汉冶萍公司（这公司有煤、有铁矿、有铁路、有铁厂），那就是说，两湖一带人民的命根都握在日本人手里了；那么，日本人便可杀到武汉，横行长江、湘江，中国人从此便有受不尽的痛苦了。这样说来，不但我们工友要反对这公司停办，就是全国人民和力争二十一条的爱国气生都要出来力争十人。 单就工人一方面说，要是这公司停办，我的〔们〕二万多弟兄不是马上就要饿饭吗？所以全国勇敢有义气的工人们，更要注意这件事情，要出全力使这公司不停办，不卖给外人，不使二万多弟兄受牵累。 全国工人们，我们再看看这些汉冶萍公司的资本家、官僚怎样没良心罢：当了这些资本家、官僚能够赚钱饱私囊的时候，他便赶着我们工人像牛马一样的做工；但是等到他们赚不着钱，他们便不管工人们的死活，把工人抛在工厂外面。这公司的亏本，由于经理们侵吞太多，这是毫发〔无〕疑义的。只可怜我们二万多工人，<整>年了为他们胞〔饱〕私囊的勾当辛苦，现在又忽然被他们闹得饿肚子。 汉冶萍公司的工友们处在这危急的时候，应该努力要求政府一而惩办这公司的办事人，一面设法维持这个公司，不令停办。万一停办，应提出下列要求： （1）在停办期间，每工人至少须由公司发半数工资，作为失业津贴，按月发给，不得拖欠，至继续开工时为止。 （2）以后继续开工时，须雇用原来工人，非得汉冶萍总工会之同意，不得更换任何工人。 （3）在停工期内，山〔由〕公司及总工会举出代表合组委员会，保管公司一切机器财产；如公司不能发给工人失业津贴时，即由该委员会变买公司财产，发给工人失业津贴。 （4）该公司关系全国人民利权，不得由公司或政府将公司抵押或卖与外人。 （5）如公司破产或公司不能对工人履行各种义务时，由政府履行发给失业津贴等义务。 这些条件，一点不过分，都是我们应该要求的。若能大体达到，未始不可稍微让步。 我们全国工人们呢，便要用种种方法帮助汉冶萍工友达到以上条件，因为这不仅仅是救国家人民和帮助二万多弟兄的事体，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怎样说是帮助自己呢？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让汉冶萍公司的工友无端失业，以后若是哪个工厂或铁路工厂或矿山赚不到钱的时候或是生活不忙的时候，资本家、官僚也可以停工几个月，那时我们自己也就会发生生计恐慌了。要免去这种恐慌，惟有这个工会帮助那个工会，那个工会帮助这个工会才行。现在各工会要帮助汉冶萍工会的时候到了，我们各地工友都准备做那二万多弟兄的后盾罢。 我们反对劳工司 邓中夏 好呀；“七零八落”、“东倒西歪”的北京政府又要添设一个吃饭机关了。吃饭机关他们这几年来添的到不少，什么“经济调查会”，什么“统一善后讨论会”，什么“财政讨论委员会”，……一口气都数不尽，无非是位置这些官僚和他们的家奴门客。唉，中国弄到今日的民穷财尽，就是这一般烂官僚谋夺饭碗的结果啦。 他们现在更妙想天开了，他们想在我们劳工身上设立一个什么劳工司。哼！怪哉怪哉！你们要找饭，千万的方法可以做，为什么想到劳工身上来啦？ 他们的动机完全是为了他们的饭碗，并不为了我们的利益。请看他们设劳工司之目的所列举的三端：“（一）为提高工人人格、道德、生计上之程度；（二）为调解工资纷争之机关；（三）则与资本家以保护。”哼！我们知道我们工人的人格、道德、生计上的程度之提高，是要我们自己来做呀，靠不着你们吸吮劳工的血汗的这一般官僚。我们知道我们工人和资本家发生纷争的时候是要我自己来直接交涉直接解决呀，用不着你们这一般为资本家昧心钱所豢养所贿买的官僚。哈哈！第三项，他们竟老老实实的说“与资本家以保护”。哈哈！这到是你们要设劳工司的真心呵。既如是，何必硬叫“劳工司”，何不改叫“资本家司”到为名实相副呢。哈哈！该杀的奴才！我们须要反对你们到底！
〔劳动调查〕安源劳动运动现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57期 〔劳动调查〕 安源劳动运动现状 （一）路矿工人 A.罢工以后之工人 未罢工以前之萍矿工人，简直被压到十八层地狱以下。各管班工头及职员对工人无不可以打、骂、罚跪、罚工钱，以及明抢暗夺的种种剥削。工人若稍稍表示反对，轻则开除，重则置之监狱。以故虽有数万世界最尊贵之劳动者，而莫敢奈何。自此次罢工之后，工人深知自己势力之雄厚，在大操场中，树起俱乐部数丈宽大之赤色劳动旗帜，以威感天下之声，三呼“工人万岁”。而个个工人气势，均可压倒世界那派剥削的人。但因此未免得胜而骄，对于平时深恶痛绝之职员、工头，常常反以老拳相对。俱乐部此时通告禁止，并通告工人自治条规，而数万工人无不奉为稿碻石。如是工人做工，更加勤勉，有无端闹吵者，皆群起而攻。所有各项不能解决之交涉，均由俱乐部办理，如是工人秩序较前更嘉。自禁赌博凶殴吵闹，自禁不勤工作。所以那派工头职员的忌工故意不干涉工人工作想借以破坏工人秩序的暧昧手段，从无施巧了。俱乐部在罢工后，对开除工人，十分注意，若工人未犯特别事故，一概不准开除，若加添新人又为工人所不许（各种工人不与共同生活，自然站不住脚），以故非俱乐部部员的老人，不能在安源得到工作。如是矿局欲加新人及任免工头，皆须在俱乐部得一证据方可相安，免除工人反对。现在工人所有各项交涉，矿局工头职员等，皆不能解决，必待俱乐部的裁判方能解决。如司法科从前案件纷纭，门庭若市，自罢工后，一月以来，竟成了深山古刹，足迹罕少，因所有问题不至司法科而至俱乐部故也。俱乐部一方能使工人自治，一方能解决工人间之纠纷，工人对俱乐部之信仰既如此之坚，萍矿之命脉，已操之俱乐部之手。俱乐部虽欲自己破坏，路矿两局亦不能使之破坏也呵！ B.俱乐部改组完竣 俱乐部之基本组织为十人团，按职业地域的分别每十人联成一团，团有十代表，每十团有百代表；再每一工作处有总代表，各工作处有百代表及十代表会议（如炼焦处、洗煤台等，窿内每股一总代表）。最高代表会议为全体总代表会议—即最高苏维埃，每月开会两次，其余再有全体百代表及全体代表会议，每年或半年开会一次。窿此〔内〕外委员会首领为总主任，下分路局主任，窿内主任，窿外主任，其余为秘书及各项委员，皆由主任团委任，经全体总代表会议通过，由各委员组织委员会，此即为“人民委员会”。（未完）
〔劳动要讯〕武汉工团风起云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57期 〔劳动要讯〕 武汉工团风起云涌 工人觉语之原因 相率组织者不计其数 汉冶萍工会已成立 湖北工人，从前均是稿〔槁〕木死灰，只知一味的低首下心，去受那资本家的宰割，并没有能够组织强有力的团体，去和那些资本家奋斗的思想。自从汉口人力车夫，在去年十二月，受了车行行主虐待的痛苦，大闹特闹的组织人力车夫公会，一心一意的罢工，获了最后胜利，于是一般工人，都知道组合团体的好处，和人格保全的必要，一遇资本家待遇不平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群策群力的抵制。今年湖北发见的工潮，实在不少，而粤汉路工和英美烟公司工厂的两次风潮，要算是最著名的了。前几年的湖北，简直的不知道甚么叫做工团，除商会、农会外，也没听见有什么工会的组织。现在却是不然，大小工人团体，已经有了好几处，而一般工人，还在这里风起云涌的组织。自七日起，至于今日，不过五天之久，而成立的工会，如汉口篮子街的轮□工会，汉阳的汉冶萍轮驳工会，武昌洗衣公会，汉冶萍总公会等，无不争先恐后，当做一件神圣不可稍缓的事。这总要算是湖北工界中的进步，可抱乐观的了。 现在已经过去远了的，吾暂且把他搁下不说。最近的工会，在昨日成立的一个汉冶萍总工会。 汉冶萍总工会，是联合各小工团，如汉阳钢铁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大冶下陆铁矿工人俱乐部、汉冶萍轮驳工会、大冶钢铁厂工会等五个团体而成，工人总数不下三万余人，可要算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工团了。该工会昨十日下午一时，在汉阳三码头老街开成立大会。会场的布置，很是壮丽，各界所赠的匾额联语，琳琅满会壁。到的人，并该会工友代表计算，不下数千。武汉各团体，均有代表赴会庆贺。届时开会，乐声，鞭声，齐震耳鼓。依式行礼毕，首由主席李能至君致词，继由各团体代表及来宾、工友等，或致祝词，或表意见，计来宾演说者不下三十余人，一致主张阶级斗争。兹将李主席的演说词概括于下： （一）求政治法律之保障；（二）求经济的改善；（三）求人格和地位增高。即此一端，已可相〔想〕见湖北各项工人觉悟的猛烈了！没有组织的工友们和组织不牢结的工友们，务希速为努力！ 湖南水口山矿工大罢工 水口山是中国大矿之一，是湖南财政命脉之所在。在此矿局的职员，多属腐坏的官僚。连年湖南军事纷扰，贫苦群众的生计日见困难，该矿局对于工人备极压迫，致使工人不得已铤而走险，作生活上和地位上的要求。乃该矿局竞不丝毫容纳，工人因此相率罢工。兹将工人所要求的条件简摘如下：须承认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全体工人的全权；增加工资；每年加薪一次，并发红利；每逢星期日休假一天，不扣薪；因公丧命者给恤金，受伤者给养恤金；婚姻、丧葬、病假照常给薪；采用八小时工作制；矿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二百元及俱乐部建筑部址津贴费一千元，并须划给公地三十井，如部址建筑未竣，矿局须拨给公屋一座……等。 长沙人力车夫大会成立 并举行示威运动 长沙的人力车夫工会，前曾向警察厅立案，竟被批驳不准。该会工人根据省宪法，自由集会，于八月〔日〕上午十时在省教育会坪集合，举行成立大会。那日各车夫均停工半天。计到会的有九百余人，手持“劳工神圣”、“打破资本主义”等类的旗帜，每人并发金色铜徽章一枚。会毕，即整队游行，军乐前导，旗帜后随，队伍齐整，循行城厢一周后，始折回教育会操坪而散。 武昌挑水工人组织工会 武昌挑水夫叶得新，每东主等，鉴于各处的劳动者纷纷组织工会，做了许多事业，觉得挑水夫不可没有团体，特召集同业数十人，商议组织挑水工会的办法，并邀请其<他>的工团的工友指导一切。所有费用，议决每人铜元二十枚，暂行租赁房屋为会所，再商量以后进行的办法。 正太路工人全体总罢工 正太路工人近来感响各路工友都组织工会，并且做了许多事业，由此他们便觉悟了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痕迹，要能在阶级斗争的热潮中争回自己的权利，非联合同自己被压迫者到前阵是无效的，所以他们竭尽全力组织正太铁路总工会，全路工人都加入了。他们有了这样一个大本营，上月曾向路局要求改良待遇，增加薪资，路局竟不理会。工人至此再不能容忍了，遂于前日全体议决以实行总罢工的手段，促资本家的觉悟，现已正式发出罢工宣言。兹将他们所要求的条件择其重要者简述于下： （一）加薪分三等：（甲）现得薪金十五元以下者，加日薪二角。（乙）十五元以上至三十元者，加日薪一角五分。（丙）三十元以上照原价加十分之一。 （二）以后每年按第一条加薪一次。 （三）路局增用工人，须先尽纳工会之介绍者。 （四）星期日，国家例假日，及重要劳动纪念日，均须放给例假；按员司成例，并每年给二十天特假。例假及特假，仍给工资。倘若于假期间加工，而得工人同意者给双薪。 （五）工作时间不得过八小时，否则照所增时间增薪。 （六）工人因公受伤，除应由路局供给医药费外，其因伤不能做工者，仍照常发薪。治愈而成废疾者，照最后之资给三年抚恤金至死后三年为止。若因伤致死者，除由路局给予三百元之丧葬费外，并照最后工资，遗恤金于其家属至三十年。又在路局服务满二十整年或三十年，而年逾五十五岁者，应照最后工资，给予养老金至死后之年为止。 （七）路局发给工人以本路常年免票及家属免票并全国铁路通票三次。 （八）路局每月助工会及每一学校二百元，开办费在外。 信阳工团改组消息 信阳工人俱乐部前月遵照总工会新章程改组，已将职员选出。执行委员长胡传道，副委员长徐宽、王保琦、叶大鉴、邵允铨。（按此项消息交来较迟，所以现在才登出来。） 波兰工人失业入俄 波兰工人因波兰政府腐败，不为工人谋利益，现在有许多工人都没有工作了。本月十日有大队工人逃入俄国谋生，因为俄国是工人掌政的国家，所以才去找他。 上海工人要求实行三八主义 请自上海中华书局实行 上海讯：安徽驻沪劳工总会，极想各项工人实行万国劳动大会议决的八小时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日前本埠商务印书馆，曾于上月宣布实行每日工作八小时半，中华书局也有自本月四日起实行工作八小时半的消息。该会为求贯彻三八主义起见，特意函请中华书局将半小时减去，以为先声。 长辛店工人讲演团成立 现在国内各铁路的工会，虽说是都有了组织，但对于工友们直接的训练上，恐怕是还有很大的缺憾呢！所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近来开会议决，要组织一个讲演团，招集工厂各科之工人，火速加入这个团体，使工友们确实了解自己所占的地位，得点充足的智识和良善的方法，以期巩固工人团体的势力，并预备阶级作战的工具，好消灭那班不劳而食的生命。兹于十二月十二日晚七时半，在工人俱乐部举行开幕。 开滦矿局的一个工贼与外国人同骂中国工人 开滦矿局的工人的生活，本来与乞丐的生活不相差，所以上次发行〔生〕罢工。现在罢工既然完了，应当就没有事拉〔啦〕。前数日矿局画图房的各外国人画了一群工人——带着套包，这事本来就非常可恶了，真想不到，电灯房的头子毕隐生，他在一旁写了几个字：“这是罢工的办事人”。他所以办这事的原因，当然是拍各外国人的马屁啦。可是他却忘了他是个中国人。所以大家全叫他是工贼，可是与其叫他是工贼，还不如叫他是国贼。 政府要设立劳工司 近来各处工人都已渐渐觉悟起来了，联络工友组织工会反抗资本家的压迫和虐待，因此引起资本家和政府的恐慌。前时农商部就想设立一个劳工司，专管劳动界同资本家的事。又怕因此引起劳工界的反感，所以没有实行。近闻该部又想要实行，拟由外交部、内务部、农商部、交通部各派委员于下星期会议组织劳工司，目的大约是： 1．提高工人人格道德和生计的程度； 2．调解劳动界同资本家的纷争； 3．保护资本家，使不受罢工的损失。 工友们！请看清这个东西罢！资本家、军阀、官僚的混合政府，他们只是欺骗弱小的劳动们，他们明明白白的尽力保护资本家，防制工人运动，再一面说，也不过标一名目安插一些饭桶罢了。这两天他们又假造谣言登在报上，说工界预备派遣代表向农商部要求参与会议，像这样流氓式举动，望各工友们要特别注意呀！
〔本刊启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57期 本刊启事 一 本刊自五十六期起，将内容重加改订：关于劳动新闻，力求剪裁，以节篇幅；另辟“内外政闻”一栏，报告本周政治方面消息；并注重各工会消息，容纳各工友的真正意见，尚希各工团每周将本处消息寄交本刊登载。各工友有投稿的，亦极欢迎，一经本刊编辑准许，即迅予登出。 二 本刊经费全靠报费周转，既承各工会订阅，请将先后报费寄下，以资挹注。如蒙特别惠捐，更所欢迎，并请向经理人掣取收条为要。
〔来件代布〕石家庄正太工界联合会草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30号 〔来件代布〕 石家庄正太工界联合会草章 （一）本会诸同人完全于正太路线工作，故定名曰正太工界联合会。（二）本会会址暂寓石家庄戒烟酒会公所，一俟将来发达时，或扩充，或更换会址；若租若筑，临时再议。（三）本会正式选举大会时当选出正副会长各一名，干事交际书记各二名，文牍一名，会计一名，庶务四名，评议员八名；以上诸君，皆系义务，惟外佣夫役二名。（四）本会无论有何等事件，均由会长按次序通告大家，一致行动，共保我同人等应有之权利，协力巩固团体，以御外侮为宗旨。（五）本会同人等不论资格、阶级，必须彼此恭敬，而且互相亲睦为目的，或前有意见不和者，迅速妥为打消所怀之不良，复莫视以为仇敌，而重亲善。（六）凡外埠工界代表或会员来石有无事故，本会一律招待，倘有寓会一事，以十日为限，并禁止外人擅入本会会所，设有本会会员介绍，亦应遵守定章，尤不得借宿等事，以维秩序。（七）本会会务统由正会长主持，如有事故而缺席时，以副会长代理其职，而各干事员以及会员等，不得耽误推诿，轻视会务，尤不得败坏本会名誉，有碍进行。（八）本会不拘大小事件，尽由会长出席宣布，征求大家同意：复经评议部核定，全体通过后，方能实行。惟不得以少数私见专而主，若评议员因事不能到会，其最少数不下五名，方可取决案件，否则作为无效。（九）本会现拟准于此次开双支之际实行普通筹款，惟工匠等捐助银洋一元，长工以及小工等每位一律大洋五角，此乃成立筹备捐，尚有经常费一事，俟本会标明职员后，再为定夺，倘有不可思议之重要事件时，所筹之款，仍不敷用，临时讨论特别捐，尚希我诸同人慷慨资助，以表热忱。但会中一切经费出入，一一载明，以杜群疑。将来本会除经常费外，尚余若干款项，或缓缴纳之月捐，或储于某殷实银行，或设立学校等事，以培植工界子弟，不收学费。惟用途不可浪费，万不许置于个人舍下，恐其临时应用，措手不及，庶免意外之虞。（十）凡会员于工作时间，不得任意怠惰，以及窃取等事。或有在外假本会名誉，招惹是非者，亟早痛改诸前非，以尽工界之人格，倘或仍蹈故辙，一经查觉，或被其他服员窥睹，报告本会，从众科罚，以警将来，记过三次，即行取消会员名目。否则以相当对待，决不宽容，如有在厂内竟将本会之势力，而故为非者，被洋员审获时，任其处执，本会决不袒护，特为预先声名。 发起人：苏木、苏进才、阎玉成、赵永和、赵恩普、姚福祥、李长太、王纯，陈顺来、孙头子（车房）、宝显明、华祝三、石头子（电报处）、陈茂椿、阎占维、赵永太、郑长福、董元魁、赵金亭、宝显荣、冉宪臣、张铭庆、周德顺、白玉荣、李广志、赵玉山，赞成人：全体工人。 （记者按：年来国内工人感受世界潮流，仿佛如大梦初醒，于是把自己的地位看得高起来了，团结力也坚固起来了。正太路工友们，从前毫无声息，外间颇以为疑，以为一定不如别处工友。谁知他们竟自动的组成这们〔么〕一个完善的全路联合会呢。这不能不令人佩服！令人欢喜呀！特将其会章刊布于此）
〔工人常识〕谈发动机（续二十六号）（君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30号 〔工人常识〕 谈发动机（续二十六号） 君恺 上期甲乙二君争论是非，请大家来判决，昨接到胡君理的信，讨论颇切，今把原件，抄录如下，和我的判断，一并刊出，欢迎阅者批评！ 君恺先生： 照二十六号工人常栏里，先生所说的甲君说机械发明，于人类有益，乙君证明，于人有害，这个问题，我以为很容易答复的。现在欧西哲学家，不是说世界上的事体，没有绝对的（没真是非）么？足证甲乙二君的话，都不是一定的，换句话说，机械发明，有利有害，不过利害重轻就罢了，倘是机械利多害少，那未就说他有益，我看起来，机械能省去人们做牛马的生活是普通的，若照资本家虐待，造枪炮杀人，都是偶然的，很少的，所以机械却是于人有益，甲君说得很对，你以为怎么呢？ 胡理二，六。 我接到胡君的信，没有私函答复，今把我的意见刊出，代答胡君，很望胡君原谅。我以为胡君的意见，也不是绝对的，这句话，若在十九世纪说，是很对的，因为那时候社会情形，却是和胡君所说的一样，现在世界的情形和趋势，完全不同了，他的话因此不对了。所以我的答复，也不是绝对的，若在十九世纪说是不对，若在将来说又不对，不过在现时说，是很对的，怎么呢？试问自从机械发明，工人能省去牛马生活不能？请你们瞧：我们在工厂里做工，自早至晚，作十一时或十二三，还得不着温饱，与牛马又什分别？照这样看起来，这个机械的利益，哪儿去了？是不是资本家享受去了吗？还有那无数失业的工人，他们的饭碗，哪儿去了？是不是资本家利用机械剥夺去了吗？现在的强国打弱国，惨杀人类，是不是要想富足（割让地皮、赔偿钱财）所致吗？打了胜仗以后，这个富足是谁得呢？是与全国人民有益吗？是不是几个政客军阀饱私囊，来做资本家呢？来苛刻平民呢？即便强国所得的利益把全国人民享受，试问自己的国民，能不把敌国打死吗？即便自己国里人民一个不被打死，既打了胜仗，敌国的人民，一定是死得很多的，这死的敌国人，是不是同为人类呢？良心上能不觉得残忍？总而言之，机械的为〔危〕害，全是由少数资本家和政客军阀操纵的，果能除掉了这几种与人有害的人们，那末，机械的真利益，人类的真幸福，此时可以出现了，要想除害就安，全凭着我们的奋勇，没什困难呢！ （发动机正文，下期续刊）
〔工人之声〕工友们快快解放罢（工人金太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30号 〔工人之声〕 工友们快快解放罢 工人金太瑺 深闺里的女子，私垫里的学童，他们都严禁得不堪，髣髴如坐牢狱，他们是非常苦的。但是自经欧美的潮流刺激以来，推翻帝制的政府；改建共和的国家，“平等”“自由”的声调，铿然而起，所以他们现在竟进到光明的世界了。请看现在的孩童：是多们的活泼呢？现在的女子：是多们的文明呢？他们且还努力前进！女子将快要参政了。咳！我们工人怎么样呢？我问这句话就觉得非常渐愧了！诸位也都知道的。工友们是一点也没有亨〔享〕着共和的幸福，仍旧只有牛马似的工作，也没有一些教育，也没有一刻休息，且当这米珠薪桂的时候，所得的工资，连生活都不足支持，照这样看去，现在的工友们和在从前帝制时代压迫之下有什么分别呢？何曾解放呢。所以现在人类中，最痛苦的就是工友们。那为什么这么痛苦呢？呵！因为有这万恶的资本家和军阀压迫着我们，使他们死死的囚在这牢狱里，所以我想诸位一定也很期望脱离这个牟〔牢〕狱。这个牢狱是什么呢？老家〔实〕说就是资本家和军阀的势方范围。所以我们要脱离牢狱，简直就是推翻资本家和军阀的势力范围。但是他们有钱有势的，可以养兵养警查〔察〕，我们工友怎么可以和他抵敌呢？我想只好用我们的命和他拼，但是少数的命，如何拼得他过呢？所以必要工友们大家联合一致，有大家的性命和他拼，哪怕资本家、军阀不倒呢？哪怕我们的痛苦不去掉呢？况且我们的先锋黄庞二烈士，为着工友们，牺牲性命了，工友们呀！还不快快醒来罢！趁这点心血把大家联合起来，一致努力，推翻资本家和军阀，我们工友们才有快活的日子！工友们！快快解放罢！
〔工界耻辱〕京汉行车工人组织传习公寓之解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30号 〔工界耻辱〕 京汉行车工人组织传习公寓之解剖 京汉铁路工人为世界劳动潮流所激动，日增觉悟，自去年以来各处纷纷组织团体，长辛店有工会及俱乐部郑州及汉口江岸各□俱乐部，此种现象极可乐观。但各处行车方面工人均未加入，揣其原因，彼等工资略岂，遂自视为特别阶级，不屑与一般工人为伍。此种思想极其可鄙，近闻郑州行车工人唐廷□兄弟三个张大、杨秋森等发起组织一个“京汉铁路机务行车传习公寓”，受有厂长的津贴，并约定每月多报一两天的火食费，以一半纳入该公寓，似此以贿赂及舞弊结合而成的团体，不久必要破裂，更有可笑之事，他们简章第八条载明“在所人有……荐委其子弟事业权”简直是想陇断京汉路为他们子孙万世之业，你说可笑不可笑呢？但听说他们之中也有许多不赞成的，只是不敢出头反对，又听说第三叚（偃城以下）的行车工人有骂他们的，这事完全是少数人巴结上司闹起来的，不要错怪行事全体了。
〔工人疾苦〕为什么唐山火车房生火工人就没有例假呢？（特访员唐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30号 〔工人疾苦〕 为什么唐山火车房生火工人就没有例假呢？ 特访员唐撤 京奉铁路的规章和办法，表面上好像比别路好，但实在考起来，倒比别路差。就把全路工人的例假来说罢，司机的有十四天例假，不扣工资，生火的只丰台、山海关的有十天，其余便一天都没有，这种办法是太欺人了。同是本路服务人员，同受一个高级机关管辖，怎的待遇便不统一？尤可奇可恨的，就是去冬本路各车房没有例假的生火工人联呈总管，要求例假十天，当时曾经商妥允许，并悬牌示知，后来不知怎样竟将牌示收起，允许未行过的十天例假竟遭取销！各生火工人见取销了例假，都愤恨填胸，当卽实行第二次要求，但第二次呈文虽上，至今还没有见到牌示，允许与否，还不得而知。现在各生火工人正在预筹对付方法，有不达到目的不止的势子。甚望生火诸工友努力进行，坚持下去，如若稍让，那你们以后更要被人轻蔑了。 长辛店工务处工人的纠纷 特访员雨生 长辛店的工人，素来是狠老实的，整天的作工，到了开支的那天，工头发了工钱给他，不问多少，拿着就走，因为他们家中等着这笔钱去买米面，哪里有工夫来计算他的多寡呢？谁知那些坏的工头，和公事房中没良心的先生，借着这些工人不计算，没有抵抗力，就从中弄起弊端来了，刻扣拖欠，无所不为。本月十一日开支，就只有长牌发给半个月的工钱，短牌就一文不发，于是工人大愤，说：“我们作了工，为什么不应该得钱呢？难道我们饿着肚皮来作这样刻苦的工作吗？”于是不约而同，就连这半支工钱也不要了。文案杨题甫在厂中大嚷开支，谁知各科工人一个也没有到，他就恼羞成怒说：“扣你们半支是什么希罕的事，将来还要拖一两个月不给，看你们有什么办法。”说了这句话就气冲牛斗的去了。唉！杨题甫！我劝你不要耀武扬威，他们既能同心不要工钱，难道不能同心不作工吗？到了那个时节，恐怕你后悔无及了。又工务处的大锯匠，所锯的木板原来是一毛五分钱一法方，这样低的工钱，工友们已经是无法为生了，这一次开支，又每人只给一毛钱一法方，工人极不平服，就结成团体，前去质问，到了第二日，才有头等的规成一毛五分钱一方，次等的一毛三分钱一方来。就这样看起来，工人是要赶急的结好团体的呵！如果没有团体，一天血汗所换来的钱，都被那些恶工头和狼心狗肺的先生们，苛扣去了，工友们，快些团结起来吧！
〔劳动新潮〕香港海员罢工快要得胜利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30号 〔劳动新潮〕 香港海员罢工快要得胜利了 ▲海员事前储金之力 ▲全国劳动界援助之力 ▲打倒资本家唯一手段 ▲愿同胞莫要忘记 香港海员因为现在物价日昂，工资又低，不能维持生活，不得已向掠夺工人血汗的资本家（船主）要求加薪；谁知资本家一毛不拔，置之不理，在他们想，以为海员都是穷汉，罢不了几天工，肚饿了，自然会公公道道回来作工。所以海员方面提出来的加薪条件，睬都不睬，遑论答复？屈指算来，到今日已是一个多月了，资本家真狠毒呵！真残酷呵！可是海员当未罢工之先，就是一种极大的准备金，总数是四十万元，这都是他们平常秘密储蓄得来的，资本家通不知道。既罢工之后，他们都充满了一胸腔的坚毅精神，每人每天不分阶级的分用二角用费。闻现在他们已用去二十二万元，还剩十八万元哩！又加上广东、汕头、上海、武汉及陇海、京汉、京奉、京绥、津浦各处工界先后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不特作声势上之援助（如罢工、游街、挂白旗等等），而并作金钱上之协济。闻上海捐款已达五千元以上，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一团体就捐了一百五十元。陇海全路工人各捐一日工资，为数亦在二千元左右。长辛店、康庄亦捐一日工资，闻正在结算，总数亦不为少。其他如京绥、京奉各处工人亦量力捐输，踊跃异常。从前孟夫子语过一句话，“守望相助”，我们劳动界总算做到了。因为这个原故，顿引起各界的同情，都赞美中国劳工同胞的亲爱力和团结力之伟大，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即此足证劳动界之进步，迥非昔日可比。广东、香港、上海有许多商家，都表同情于海员，而大骂船主处置海员罢工之不当。 诸位又要知道的，就是香港政府之可恶。原香港是英国强占我国的地方。那个地方立了一个政府，受英国的节制，中国人是不敢过问的。这次罢工，停留在香港开不动的轮船，共计有一百六十多艘，以英国为最多。自然啦，政府是资本家压迫无产阶级的机关，本国人压迫本国的工人尚且假借政府之威权，何况乎是中国的工人，那就更不留在外国资本家的眼角上了，更不足引起他们的怜爱心了，更须借政府的压力压迫我们这弱国的人民了。自此次罢工发生之后，香港政府不特不居于调停之地位，而反完全袒护船主一方面，出了许多的告示，恐吓海员；派了许多的兵警，捕捉海员；海员在香港立的工会，也被他们封禁；工会里头的东西，都被他们掠夺一空；香港的劳动同德工会、煤炭工会、管工集贤工会、出入口理货公平工会、寄闲工会等，为挽助海员，相率同盟罢工，香港政府又用对待海员的毒手以对待这几个工会，封的封禁，掳的掳掠，可恶的情状，难以言述。 但是罢工这么久了？轮船无人开不动，资本家怎样办呢？于是乎异想天开，只好在外埠去招募水手。一面派人到菲列滨去招，一面派人到上海来招。到菲招来的水手，听说不合用，而且不敢入港。既军警保护其入港，但是香港的运输小工都和海员一致行动，不起卸货物，虽招有水手也无用。到上海招宁波人，上海工人听到非常愤怒，派代表向包工桂阿茂表示反对，谓“海员是我们同胞，你是我们同胞，为什么你还替洋资本家当走狗，来摧残同胞呢”？并谓“如果你一定要招，要害同胞，我们就会不客气，下你的毒手。”可是招尽管招，应募的很少。虽有一些不肖之徒，贪利忘义，秘密应招，听说很以不能在香港上岸为虑。他们并乘机要求很大的工钱，比此次罢工海员所要求者多得多。资本家也没有法子，只好承认。但是能去不能去很成问题，因为怕到港上岸的时候，有生命之危险。这以上是资本家在外招工的情形。 海员要加薪，资本家不肯加薪，两下相持，各不相让。轮船停至二百六十艘之多；广东至香港，香港至汕头、厦门、上海，商务大受其影响；香港居民一切粮食用品都有竭绝之虞。迁居于广州的约二十万人，难保香港不乱。事已到此，两方受损失不待说，就是香港的居民，广州、汕头、厦门、上海甚至乎欧美的商人，也连带受损失。他们受了损失，痛苦不小，不能不出来说话。十三日那一天，香港居民在东华医院开了一街坊大会，到会约千人，讨论调停海员罢工问题，一致要求香港政府和资本家方面让步。并请在粤海员派代表到港商议。不过在这里须注意的，就是海员起初所要求的，仅加薪一个问题。但自香港政府替资本家张目，把香港海员工会非法封禁，是海员所要求的，又加上恢复工会一个问题。所以海员方面，决定先要求香港政府恢复海员工会，然后再议加薪。香港政府为分存他的什么狗威信起见，自然不允。不过据最近广州来电，言“香港政府及资本家已允让步，承认海员要求，十天内可以解决”。为什么香港政府和资本家会让步呢？这大约是因为海员自己一方面，团结力强，又有非常巨大之准备金；在各地工人一方面，又异常齐心，叠为声援，罢工的，捐款的，皆予以实力上之帮助；在舆论一方面，又非常痛骂资本家不应如此刻薄劳工；在中外商家一方面，又因所受损失不少，须各轮船公司员赔偿之责任；在英国一方面，又恐香港罢工引起意外之骚乱，于是责罚香港政府处置之失当，并责成迅予了结。有此种种原因，香港政府和资本家处此四面楚歌之中，无法解决，不能不出于让步之一途。由此我们可以得一个数训：就是劳动阶级如想要得最大之幸福，得最后之胜利，只有两个法子：（一）平常多多储金；（二）与各种劳工团体切实联络。 湖南讨赵大同盟 ▲以惨杀黄庞为导火线 ▲激动全国公愤 ▲群起申讨 赵贼恒惕窃据湘中，无恶不作，人民恨入骨髓，老早就想把他驱逐走。但彼时赵贼还假借“自治”为护身符，人民犹希望他成立省宪，力予推行，以赎前愆。谁知豺狼性成，致悔不易，一月一日公布省宪，十七日竟无端惨杀黄庞，并惨击纱厂工人，封闭劳工会。因此引起全湘以及全国人士之义愤，群起申讨，文电份份，已择登本刊。近顷湘人更形激厉，组织“湖南讨赵同盟”，连络内外，作为有实力之讨赵运动。声势极其浩大。闻赵贼部下各师旅军士亦极其愤怒，离心离德，蠢蠢欲动。现赵贼所可倚为心腹者仅一旅人，孤已甚矣，安能久踞而不倒乎？兹觅“湖南讨赵同盟”电文照录于下： “桂林孙大总统，广州陈省长，谭组安先生，国会非常会议湖南议员，北京熊秉三先生，天津范静生先生，刘麟生先生，上海林持生先生，聂云台先生，林县周道腴先生，武昌姜泳洪先生，全国各报馆，各劳动团体，上海广州北京汉口各同乡会，湖南宋师长，鲁师长，谢镇守使，吴镇守使，蔡镇守使，陈旅长，罗旅长，唐旅长，叶旅长，张警察厅长，仇监督，曾凤岗先生，周介陶先生，彭公望先生，左益齐先生，省议会，学生联合会，商会，农会，教育会，工业总会，律师公会，大公报，民治日报，民国日报，湖南日报，通俗报，各校学生自治会，教务会议，并转各县公体，各镇乡自治团体，全体公鉴： 赵恒惕乘机窃位，无恶不为，罪浮于张敬尧，祸中于湘民，全体同人，义愤所迫，用组同盟，申讨元恶。自赵恒惕排谭延闿攫得总司令，窥鄂失败，实力尽丧，徘徊于南北之间，暗降吴佩孚，阳附孙陈，曲直不分，举棋不定，伪布省宪，以图固位，以人民为傀儡，以湖南为牺牲；卖一己之人格，而尽卖三千万湘民之人格：此恒惕大罪，应与全国共讨者一。其私制省宪，假千八百万可决票为名，其实人民并未投票。即如省城居民三十万，未曾见其票厅设在何处。散居者不论学校之教员，学生，报馆之记者，工厂之工人，各团体之职员，聚居一地，均有投票权，而均未曾投过一票。各县则勒令知事，乡绅，制造男女“可”字号码，均属私作伪票；如此宪法，应作为无效。张敬尧不敢伪造省议会，而恒惕竟敢伪造宪法：此恒惕大罪，应与全国共讨者二。双十节学生运动裁兵，恒惕纵兵凶殴，第七日不已，伤学生无数，罢课五日，不惩一兵，犹责学生逾范。张敬尧骂学生“混蛋”，致全体驱张，恒惕所为，惨张千倍；干涉学校新法，谓新文化为过激，务摧士林生气，停发教育经费，以致校长数职员，不及其长沙大旅馆中姨太表〔婊〕子之温饱：此恒惕大罪，应与全国共讨者三。湖南全省沦于匪境，乃赵政府无能之最大证据。匪由西南两路蔓及中路，绑票吊羊，无处不有。恒惕清乡兵到，淫掠更甚于匪人。谓湖南乃土匪与恒惕分治，良非厚诬。攻鄂溃败，恒惕部下大掠长岳二十余县，沈鸿英割据浏平，居民痛恨，往剿之赵军，甚于沈军：以兹全省农民，十室九空，救死不暇。无能纵恶，至于此极：此恒惕大罪，应与全国共讨者四。恒惕搜括商民，虽百张敬尧不逮；收押商会职员，至财政厅比赎，左会长被迫逃汉，前后刮敛商会逾数十万；商民巷议辄谓：“恒惕一日不除，商民一日待死。”元日恒惕布宪，勒令商民张幕作庆，应者绝鲜，足征怨恨之深：此恒惕大罪，应与全国共讨者五。恒惕排谭去林，广布爪牙；政学余孽李汉丞、吴景鸿、钟才宏、邹序彬、成邻、曾毅、雷铸环、曹子谷、宾步程等，供其奔走。附之者赏，逆之者诛。常有暗毙逆亡者于军政执法处，而不宣布罪状之事。近后利用多金，组织政社，运动选举，谋搅正式省长。正气扫地，阴雾满天：此恒惕大罪，应与全国共讨者六。最寒心者，乃惨击工人，诬杀黄爱、庞人铨，封闭劳工会一案。恒惕于一月一日，公布省宪，于十七日，乃诬杀黄、庞，惨击第一纱厂工人，封闭劳工服〔会〕。其鹰犬军政执法处长李名扬，纱厂监察处长李汝贤，恣恶逞凶，视人命如草菅，待工人团体如敌国。狐埋狐搰，自立法，自毁裂，人民从此知省宪乃完全欺人之具：此恒惕大罪，应与全国共讨者七。总之，湘民从此与恒惕立于奋斗之地位，恒惕不死，湘民不生，同人均受难极惨之人，挺兹劫余，共凛义惯，愿以群众搏杆之方，除此罪大恶极之魔，敢乞同情，协力申讨。 湖南讨赵同盟” 旅京、旅沪、旅汉、旅粤各地湖南同乡得黄庞被杀之讯后，即连日开会，讨论如何对付赵贼之办法，及“讨赵同盟”之组织成，活动尤为飞跃。其余各省公团，不论南北，皆大表同情，除前由本刊宣布者外，尚有数十处通电讨赵，如中国工会，津浦路浦口全体工人……皆有极痛切之电发出，惜限于篇幅，不能代载。惟有一事顶足注意者，即湖南劳工会会员组织暗杀团是也。劳工会员身受黄庞之扶助提携，情谊有如家人。而竟为劳工谋辛福以遭杀身之祸，工人之哀感二君与夫痛恨赵贼，自何待言。闻有多数青年工人秘密组织暗杀团，专以狙击赵贼及华实公司经理陈某（因曾出数万金运动赵贼）为目的。二贼闻讯后，戒备甚严，提心吊胆，不敢外出云。除此尚有一事湏〔需〕报告者，即北方各公团及各工团发起追悼黄庞两君会后，赞成加入者异常踊跃，闻正在赶速筹备，不久即将举行云。 陇海路罢工之最后胜利 ▲洋总管已开除……优待条件得承认……各工人将召集代表会议……组织“全国铁路职工同盟” 联合通信社开封通信云，陇海路前次总罢工，已送志各报。经督办准于两个月内撤换若里，工人始允复职。复职后，一方联络各路，一方预备款项，预备如两个月期满，督办不肯践前言，即作第二次大奋斗。一月十五日，在开封总会，开全路代表会议，议决第一步上催禀，如仍不得圆满结果，即再上警告书。紧接着就是罢工，将为最猛烈之运动，当时因关防秘密，未得其详。后探闻该路工人，以北京交通部对于工人救路运动，置若罔闻，愤激异常。决于二月十日发布宣言，群起与黑暗奋斗，督办方面闻此消息，急挽调人再极力从中斡旋，以暂留若里试办六个月为条件，转告工人，奈工人方面异常坚决，绝不承认此事。且以为督办此法，实属漠视工人，有意敷衍，遂决意于二月十日上警告书，同时发表宣言，宣布若里罪状，通知各路，乞为声援。二月十日总罢工实现，调人将此种激烈情形禀知督办，督办竟无挽回希望，不得已始下正式批示，略谓：（一）若里准先开去本职。（二）所有要求优待条件，核准施行。至是陇海路工可谓完全战胜，而该路工，在此战胜之余，犹不敢稍事骄喜，更对于继任机务总管，要求须经过全路工人投票决定之权利，正在相持，或能有满意之结果，又闻该路各分会及总会组织尚不统一。拟于最近期内召集代表会议，谋统一全路计画。并由总会发行一种崭新刊物，名为《陇路海总罢工》，内容甚丰富。又据确息，该路拟联络他路召集“京汉”“京绥”“津浦”“杭浦”“粤汉”“株萍”“胶济”“正太”“中东”“广州”“道清”“南浔”十四路工人代表，择一适中地点，开代表会议发起组织“全国铁路职工同盟”。以谋工人本身的幸福，而与资本家对抗。 世界两大铁路工人同盟罢工 ▲一在德国——目的为要求增加工资 ▲一在印度——目的为政治革命 （一）德国 柏林二月二日电，铁路工人因要求增薪问题，刻下已实行同盟罢工，所有在阿得河（Oder）沿岸之各大镇如布勒斯鲁（Breslan）及佛兰福（Frankfurt）等，皆已断绝交通，南部及西南部之形式，则较为优胜，孟尼喜（munich）之司机员均拒绝出发，至巴威尼亚（Bavaria）之铁路，则照常通行，此外如瓦尔敦堡（Murtemberg）及巴敦（Baden）之道路，亦甚平静云。 柏林二月三日电云，柏林罢工风潮，愈形险恶，修理铁路工厂人员，亦已加入，约计全国罢工人员，已有二十五万名，现工业著名人物，正与政府磋商，以期调停此次罢工风潮云。 柏林二月五日电云，德政府虽经下令警告，将斥退罢工人员，但时局益形险恶，现费兰佛特铁路，已决定停止工作，且此项运动，已曼延及于各处，在麦德坡之克虎伯工厂，因缺乏煤炭，亦复停闭，而柏林煤汽电汽工厂，以及建筑与电报人员，均已次第罢工云。 柏林二月五日电云，柏林地方上之雇员，今晨开始罢工，所有煤汽、自来水、电力及各道运输，均完全停滞，各医院缺乏自来水及电光，至于城内则缺乏煤炭，多数工厂及面包房因之不能不减少作工时间，且有完全停闭者。铁路罢工，现已蔓延至波丹（Baden）全部，关于终止罢工之种种磋议，刻下均无结果云云。 柏林二月六日电云，柏林煤气水力，咋日虽已实行等备，但多数居民，仍不足以应需用，现市政议会正与罢工人员，从事磋商，而内阁亦与各联合会政治领袖，讨论铁路问题，惟全国铁路工人协会，则以该会员正事罢工，并未参与讨论，现铁路罢工风潮，已蔓延至美伦堡地方云云。 柏林二月六日电云，柏林市政雇员，已于今晨同盟罢工。因之煤汽、自来水、电灯及电车等项，均已完全停顿，城市中既乏煤炭而多数工厂、面包房，亦不得不减少其工作时间，并有因此而停闭者。又电云，铁路罢工风潮，现已曼延至巴登全境。所有各项停止罢工之磋商，均已归无效云。 （二）印度 孟买二月十二日电云，此次东印度铁路罢工风潮，所有由阿拉哈巴北至加尔喀及西至热市尔泊之各路线，均受影响，各该处货车业已停顿，惟邮车及快车仍照旧行驶，现正竭力设法维持客车，各路均派军队巡逻，火车上亦载有武装卫兵，借资保护，又罢工路员施行迫胁举动时，对于国民党领袖甘地氏颇致谀扬，足见此次罢工，实含有政治运动，现罢工印人之位置，已由盎格罗印人及欧人补充之云。 世界工人之两大会议 ▲一在意国——五金工人有提议，国际总罢工 ▲一在俄国——印刷工人的团结，共产党员居多 （一）柏林二月八日华俄电：第二国际社会党联合会，派定委员多人，预备于四月二十一日，在意京罗马开国际劳工大会议。万国五金工人联合会，现已向该委员等提议，主张反对战争。各国政府不顾工人之反对时，工人即举行有组织的总罢工。目下万国五金工人联合会，已派出委员若干人，在各国宣传此项主张。一为消弭战祸，二为力促各国工人之团结云。 （二）莫斯科二月六日华俄电：全俄各联邦印刷工人会议，已在此间开幕。俄罗斯、乌克兰、乔治亚、亚速、白俄罗斯、西伯利亚各处，共派代表一百六十名出席。俄罗斯各省，皆有代表。列席人物，大多数系共产党党员。 国内又有两处罢工 （一）上海三新纱厂 ▲罢工者三百余人 ▲全厂因此一律停工 杨树浦路八十七号三新纱厂细纱间日夜班男女工人，因米珠薪桂，度日艰难，该厂原定每工工资洋三角五分，要求每工增加洋三分，该厂大班西人拒绝，致男女工人一千三百余人，全体罢工。并牵连粗纱间布机间东南西北各工厂间，计男女日夜工人六千余名，各因细纱间无细纱纺出，以致不能纺织，只能一律停工。该管杨树浦浦房捕头昨日派中西包探，前往该厂纠察。 （二）安徽酱业工人 ▲工人要求加价 ▲各业亦将继起 皖函云近年来皖垣市面百物昂贵，人民生活程度，逐渐增高，至今日可谓达于极点，推其原因，皆由金融紊乱所致，至紊乱金融之咎又皆铜业之鼓铸，毫无限制，以致市面受其影响。旧历新年，不闻有若何佳景，首先即皖垣酱业同人大罢工，此事之发生，又不能不归咎于各资本家，盖因铜元价落，每洋已换至一千六百二十文。曩日工价向以铜元为单位，况酱业工价甚微，每月至多不过三千文。以现在市价合算，一家仰事俯蓄，皆赖此涓滴。值此生计日高，无论若何节减，岂能三餐相继？是以迫而出此。新正初五日，各同人开会集议，推举代表，亿和祥之汪西桥张君美，瑞和祥之周子美，玉成之马方京等十二人，备具意见书，致酱业公所正副所长胡承之等，提出之大纲，不外上述各节，现拟恳求各资本家，加给工价，每月向支三千文者，改为大洋三元，其余以此类推，凡支铜元者，一律改为银元。乃各资本家，不加原谅，反谓要求太苛，于是各同人，则全体罢工，皖城内外各酱业，逐不能营业，然商界积习，新正初七日，为各店家规定，本年度用人等事，而皖垣酱业目以胡玉美资本为雄厚，支店亦多，是日该店主胡承之，即拟给同业董诸人，齐集酱业公所，开会集议。议决后，通知各商人到所协商，业董程先达，谓停业已有数日，倘再俟会议决，实在缓不济急，不如以简单方法，早日解决。旋经该业各业董商议，谓各同人既全体罢工，万不可不略予增加，造□同议定。按每铜元一千文改支银元十角五分，所加有限，各同人仍难认司〔同〕。距至今日，全城酱业仍有未开市者，并闻其他各业，亦将有同样之罢工，继酱业而起云。
〔讲演〕无产阶级的战术（江囚〔何孟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30号 〔讲演〕 无产阶级的战术 江囚〔何孟雄〕 诸君！我今日又得和你们相聚一堂，真是我的荣华。我常常希望与你们一块儿谈话，我所晓得的告诉你们，你们天天觉得的苦处告诉我，我们互相讨论，得个解决的方法，那不是很好的事吗？我今日将我心中所想着的事告诉你们，就是“无产阶级的战术”。 在我没有讲之先，将“无产阶级的战术”略略的加点解释。无产阶级即是工人阶级；战术两个字，就是方法。用什么方法和人家前开战，换句话说，用什么法子去和资本家开战？ 在我还未说无产阶级的战术之先，将资本家的营寨说说，才能定我们的战术。资本家他组织非常精密，他们自身采有经济上的权力，他们能够买很多走狗来看守工人；防碍工人；压迫工人；什么报纸什么法律，都由〔是〕他们对付我们工人的工具。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无故的把工人办罪，并加上工人种种的冤枉罪状。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政府是资本家的政府，军队也是资本家的军队，警审〔察〕也是资本家的警察？他们都是资本家的财物看守者。因为这样，所以工人没有胜利，无论如何都是吃他们的亏！ 诸君！你们听了上面的话，你们就明白，知道工人吃亏的原因所在。但是还有一层，你们要明白的：就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是占大多数，资本家是占少数，其中并有一些无产阶级的朋友，为了少数金钱迷了心窍！做了资本家的走狗，但是不见得他们有什么权力。以多数打小数，只要无产阶级一个呵声就把他们赶走了。 照上面说起来，我们工人阶级，要行阶级战争，凡是无产阶级都组织起来，与资本家相对垒。把些被迷的朋友唤醒，使他们加入无产阶级的战团。把全国的无产者都联合一块，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待无产阶级军队组合拢来了，那么，实行作战的计划：第一步，把国家变成无产阶级的国家，定出无产阶级的法律。剥夺有产阶级的所有权，工厂中一切的管理归工人自己去管理，工人自己是主人翁了。第二步，防备有产阶级的反攻。前时有位重远先生不是对你们说了吗，“无产阶级专政”，把有产阶级的政权剥夺。待到所有无产者觉悟了，有产阶级加入劳动，也没有反抗能力了，那个时会〔候〕，我们“一视同仁”，全社会的人都过平等的生活，都在一种共产的社会内，没有阶级，没有国界，也没有种族之分！ 诸君！到了那种共产的日子真快活，人人作工，谁都不利用谁的劳力，大家只想法子增进大家的幸福。诸君！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只有照我们的战术一步一步的举去，自然可以得到我们的快乐之乡，理想之国！只望诸友努力，不达到则不罢手。 我今夜的话说完了，日后有空再谈。你们有不懂的地方，不用客气，可尽情尽量的问我！ 一九二二，二，二十。
〔特载〕莫斯科的“东方民族大会”开幕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29号 〔特载〕 莫斯科的“东方民族大会”开幕了 △全世界劳动阶级团结的表征 △研究太平洋会议所讨论诸问题 △远东各国代表百余人参加 △演说中还有中国女代表 诸君！“太平洋会议”是干吗的？就是那些如狼似虎的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几个大资本国商量怎样宰割东方民族——中国尤其是他们的目的物——的会议。我们东方民族到底是听其宰割呢？还是不服气呢？人心不死，谁愿意做他们的奴隶，做他们的牛马，做他们的桌上菜，俎上肉？既然这样，我们东方民族就该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啦。这个“东方民族大会”就是这样发生的。这个“东方民族大会”，非同小可，完全是我们全世界劳动阶级组织起来的。世界之上，劳动阶级的人最多，我们大家联合起来戮力同心扫除这可恶的资本家，推翻这资本家的鸟政府，真是不废吹灰之力。 据莫斯科来电，远东各国民族及社会团体代表百余人，因研究已在“太平洋会议”所讨论的直接关于中国和高丽之各项问题，本定在伊尔库次克开会，后因他故，改移至莫斯科。至这个会所决议的事情，大约不□太平洋会议所处置之各项议案。已于一月二十日正式开幕了，现在把开幕演说的情形，写在下面： 首由第三国际会长俄人金诺维夫主席，致开会词，大意说：“凡事只怕没有团体，有了园体，就能战胜资本阶级，这是个个相信无疑的。故唯一希望，要全世界劳动阶级一致团结起来作战，自然得到最后的胜利。第三国际和以前各种团体不同的地方，就在不仅要变成欧洲劳动阶级的团体，而且要联络全世界的工人；又不仅要文字上通声气，而且要更为事实上的携手呢。今日以前，我们和东方各国向不联络，关系很少。这次会议，我们东西劳动阶级大家来商量几个方法，大家来反对‘太平洋分赃会议’，大家来革资本家的命，大家来建设劳动者的世界。”云云。 接着是日本最著名革命家卞他耶冯演说。他说：“最讨厌的，最可恶的，是我们日本和英美各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他们把东方民族压得死死的。我们趁此机会，团结起来，扫除这些最讨厌的最可恶的国家。”云云。 中国代表张伯演说。他说：“很好！我们这个会议，有绝大的希望。自此以后，我们劳动阶级，必团结一致；我们各民族间，必联络一气；我们革资本家的命，必一举而成功。”云云。 高丽代表金君演说。他说：“怪呵！俄国从前不是帝国主义的地方吗？现在变成劳动阶级集会的场所。美国不是号为民治主义的中心吗？现在反变成世界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集议掠夺方法的场所。哪个还说美国好呢？说美国好的，不是汉奸，便是糊涂。现在远东劳动界代表前来莫斯科和西方劳动界代表一块集会，这就是东西联络的表征。此后我们敢断言全世界劳动阶级，必共同团结，以赴战场，和资本家奋斗了。”云云。 中国女代表王女士演说。她说：“女子要求平等自由，和男子是一样的。俄国是现今世界上第一个解放女子的国家，载在法律。我们中国女子愿追随俄国，而与世界资本家宣战。”云云。 蒙古代表演说。他说：“以前远东形势，是日本军阀压迫中国，中国军阀又压迫蒙古劳动阶级，这是不合理的。自由之蒙古人民，认为东方的解放，全靠共产主义俄国的援助。”云云。 美国共产党代表演说。他说：“二十年来，美国资本主义澎湃不已，今‘太平洋会议’正在打主意怎样使各国工人的血汗快快的变成资本家囊中的元宝，我们不可不合力反对他，抵御他。”云云。 最后主席鼓励大众，好好做第三国际的忠实分子。于是第一日之会议告终。 诸君！注意我们这全世界劳动阶级所组织的“东方民族大会”呵！他是我们弱小民族的救星啊！
〔劳动文艺〕太平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29号 〔劳动文艺〕 太平歌 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 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 谁也晓得： 为富不仁是盗贼； 谁也晓得： 推翻财主天下悦； 谁也晓得： 不做工的不该吃。 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 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 这是上海工人拜年片子背后印的一个歌，听说他印了一万余张，分送各处工友。读了非常感动，特把他登在此地，希望工友们时时吟诵，身体力行，那国家就真会“太平”哩！
〔代邮〕唐山工会致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29号 〔代邮〕 唐山工会致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信 俱乐部诸位先生： 来信收到了。海员工友们为保卫生存权，力争人格，向各船主和平手续要求，船主不但不允，反用武力和野蛮手段威吓，并实行高压，因之引起海员工友停止运动，相持许久，至今还没有解决，竟至逾趋逾利害，就此可见海员工友们的觉悟和热力了，也可见资本家的盗贼手段了。我们前时在报纸上看过该种情形时，大家都表同情于海员工友们，愿竭力援助，只因不知道该地工人通讯处，又不十分明白该地工友运动的详情，所以不能援助，这是我们痛心极狠的一件事。彼此都是一样的人们，彼此都是站在生产和便利的地位，彼此都是努力尽人类生存的义务，彼此都是被掠夺的人们，他们的痛苦即是我们的痛苦，他们的愉快即是我们的愉快。更进一层说，这些就是全体劳工的事，我们甚愿大家把各种痛苦一齐铲除，把各种愉快一齐产生出来。我们对于此事，正想设法援助，恰好你们先得到方法，来函通知，这是何等快事！现我们已开会议决了各种援助方法，并竭力募款接济海员工友们，以便海员工友们坚持到底，得到最后胜利。这些援助可说并不是当作援助海员工友们，实是援助我们全体劳工的，也即是援助我们自己的。今此先行复知你们，希即作答，以便将款寄你们转寄，或直寄香港海员工友们，并希即行函知海员工友们。忙不详尽，不胜慊仄。 即此敬祝 努力！奋斗！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谨复 一九二二·二·八·
〔游记〕京绥路六日游记（续）（之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28号 〔游记〕 京绥路六日游记（续） 之君 二十四日，是他们开支的一日，他们都十分忙碌，我也不便去找他们，就休息了一天。 二十五日十一句钟，我就搭车回南口，到下午五句钟才到，因为误了点。到时稍事休息，我即赴程君之约，前来精业研究所谈话。去时，他们到的会员已有好几十了，但是因为开支的缘故，也还有许多没有到齐的。后来程君要我演说，我也不辞，就把工人的痛苦和工人的将来，以及工人组合的重要，说了一个多钟头。当我未讲演的时候，他们的副会长马君就前来介绍了几句。当我正在说话的时候，就有一位书记在旁笔记。在我说完以后，又由马君将我所说的简略向众位再说一遍。诸如此类，莫不井井有条；使我十分的愉快。后来他们款我以茶点，并和他们的总代表张君、总顾问崔君谈了很久，他们都是很明白工人组合是很重要的，他们要我长〔常〕去讲演。最后我又将我的来意，详细说了很多，他们也都表示欢迎。到工〔了〕十一点多钟，我就告辞了。 回家以后，又有一位工友李君来找我，又谈了半点多点。现在我将他所说的几件事，也一一写在下面：本路现在办了一个职工补习所，已经有一百毕业生，他们不出学膳，每月由路局津贴四元五角的伙食。路局的意思，是恐怕机车处的人，有大示威的运动，举行罢工，就好把这些学生前去接替。而这些学生也团结起来，办一个学友会，这样便显着与现在机车处的工人，作起敌人来了。但是这些毕业生，分发到各站机车处的，机车处的人，都实行抵制。听说路局眼见这个方法不行，也有把这个学校于一九二二年取消之意。再交通部在该路所办的几个学校，因为教职员不太与工人接近，上学的工人，也就不十分踊跃。现在于机厂方面，眼见机车处的团体组织得颇有成效，他们也想同样的组织一个团体与研究所合并。但是前次因为中交闹现，没有把会费交楚〔清〕，现今也就终止了。不过其中的工人的有觉悟者，还是暗中进行，力谋振作。想这个团体，不久也可以出现了。李君去后，我就安寝，于第二日下午就回京了。 我游了这六日，依我实地的考察，我知道工人并不是没有工人组合的兴趣和能力，不过是没有机会去表现就是。机车处的研究所，便是他们自动的表现。但我要诚恳的告诉京绥路的工友们—也算是告诉各路的工友们，你们不要只顾目前的小利，而忘记了后来的大幸福；你们不要只谋自己一人的升迁，而把所办的团体作丧，你们不要自分派别，而与别人以可乘之机。你们须知道，你们的胜利之母在联合，你们的生命寄在团体上面。假使一天没有团体，你们就一天没有生命。列位工友们呀！赶快拿出良心热血来组织团体罢。 一九二二·一·四日
〔工人谈话〕工人的苦况（南口火车房高步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28号 〔工人谈话〕 工人的苦况 南口火车房高步安 我是一个老做工的工人，对于工人所受的痛苦，知道最详。我亲身忍受的，耳所听的，目所看见的，要详细的说来，简直一天都说不完，今天只就最显著的最近的说几样给大家听： 京绥路各小站的站长，自己摆出那官样的架子，专门来欺负工人，恫吓工人。他自己责任中的事，应该由他向工人直接交涉的，他以为他是站长，不肯跟工人谈话，一味的委妥〔托〕别人，别人把话传错了，闹出什么乱子来，他全不负责，反派工人的不是。就说交换路签，理应站长负责的，他偏使工头旗夫，代他交换，所以前次就发生了撞车的惨剧。因此，我们工人的性命丧失了，客人的性命也死亡了，结果反来责罚工人。我们报知总局局长，他还百般的替他解释，真是助桀为虐。唉！工人含冤，无处告诉。亲爱的工友们，我们要大家反对那班狼心狗肺的东西才好。 又由南口至康庄，均是崎岖山道，常凿山成洞，火车打此经过，一股股的煤烟，都从工人的鼻孔中，钻入肺腑里面去了。这种煤气，实在难受，你看资本家整天的坐家中，他那有烟筒的洋火炉，还怕煤气熏坏了，要常吃水果。唉！我们开车的工友们，天天要吸这样大股的煤气。工友们，我们是苦不是苦呢？ 无知觉的机器也要吃工人的血肉 介石 工厂里头最多的是机器，最危险的也是机器：一齿一齿的齿轮，一条一条的条带，真像军营的杀人器具，又像地狱的刀山火山，稍不细心，挨着了，轻则血肉狼籍，重则不但性命没有了，连骨头都粉碎了，真是可怕呀！ 资本家高压工人，资本家的走卒欺骗工人，资本家的卫犬狂咬工人；他们都是有知觉的，不过资本家分了一些唾液和粪给他们，把他们的知觉塞着了罢。那些无知觉的机器也帮着来吃工人的血肉，这实在令我不解。就如京奉机车机器厂西历去年已经被机器伤了五人。兹将我所知道的列下： （1）孙琛右在六月间被抱〔刨〕床齿轮咬去手指三枚，几成废人。 （2）刘举在本月被锁〔钻〕床挂住衣服，带伤胳背〔臂〕，血流满地。 （3）张少旺在四月间被起重机压伤足胫，现足行动不便。 （4）孙德瑞在二月间被车轮咬住衣服，险些儿送了性命。 （5）工程处小工某在三月间背负二砖上屋顶，失脚坠落，七孔流血，现在生死还不知道。 在这一年中，仅我个人所知道的，而且伤势也不见得很重，就有这么多，其余别厂我没有知道的还不知有多少呢！像我们这些工人们，因为生活被资本家驱入工厂，每日做十余时的苦工，仅仅不得一饱一暖，每逢假日还要扣薪，作了半世工，老没有希望加薪，反面说起来真是可怜又可恨！正面说起来又是工人太不自励了！ “黄巢第二” 放 湘宪方告成立，就发生赵恒惕惨杀黄庞二君的骇闻，湖南宪法，可谓减色不少！湖南既能容忍“杀人不眨眼”的当局，我想以后三千万湘人，你们究何所逃命呵！
〔劳动新潮〕北京大学中的工人消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28号 〔劳动新潮〕 北京大学中的工人消息 北京大学印刷工人共有百余名，现在他们为求增高知识起见，已经组织了一个“北大工余补习夜校”邀请热心劳动教育人士帮助，现已诸事就绪，定于本月六日开学。今将他们的简章出抄于下： （一）本校订名为北大工余补习夜校。（二）本校由北大人员发起之。（三）本校以促进北京工人知识，联络工人感情为宗旨。（四）本校学生纯为北京有定职业之工人，其子弟亲友不属工人者，不得加入。（五）本校教程暂设英文A、B班及工人常识班二种。（六）教授方法：英文分班，工人常识合班；每星期内除星期六休息外，教授次数各半，每次一句钟。（七）本校为工余补习性质，不设毕业期限。（八）本校学生不纳学费，但书籍用品概由自备。（九）本校教员概由北大热心劳动教育者担任，纯尽义务。（十）本校经费由工人及热心劳动教育者自由捐助。（十一）本校自民国十一年一月十日起，开始上课。（十二）本校地点暂设北大第二院。（十三）本校简章得多数学生之同意及本校办事人之认可，得随时修正。（十四）本校简章自上课之日施行。 株萍铁路罢工潮 去年八、九、十月，湘鄂战事发生，株萍铁路开车的次数，略为减少，局长遂借此不发工人底工钱。虽屡次向他交涉，都无结果。工人们自然是些穷人啊，一日不得工钱，生活就要发生恐慌，所以就实行罢起工来了。哪晓得奸猾的局长，表面上非常要好，却用一种缓和的手腕，每人发半月饷，其余的作为存饷，限一年还清，暗中却又用一种极卑劣的手段，来破坏工人的团体，于是罢工运动遂中止了。现在阴历年关紧逼，工人们因前三月没有得饷，欠债很多，债主都来追问，所以工人只得又向局长要求补发欠饷，限二日答复，如果三日后不得要领，即将实行罢工了。 汉口工会消息 汉口人力车夫会，早已租定大智门品记里十三号为会所，一切都已就绪，正式代表会和执行委员会，已于三日成立。其从前在罢会〔工〕期间奔走之各代表樊一狗、易明发、刘华山、陈完华等，都被选入执行委员会，总理一切会务，并聘有顾问多人，以便随时询问一切。 芜湖工会消息 成衣业工会，刻下入会者，已有四五百家。讵有桐城邦二十余人，意欲从中破坏。该会乃于昨晚假倚陶轩，宴请各警署长员，讨论解决办法云。 汉口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盛况 须除 江岸是京汉路南段最重要的地方，工友共一千多人，自去年十二月大家发起组织俱乐部之后，踊跃加入的已经上千人。今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老君殿开成立大会。是日虽然雪后路途泥泞，到会的工友们不下八九百人，并有各厂长、工程师、技师、警察长及各界来宾共数十人。会场敷设，有军乐队，头二门悬挂灯彩，门外交树国旗，场中悬万国旗，中置讲演台。各工友招待殷勤，布置得极有秩序。上午十一点钟敲了，就摇铃开会。现在将开会的情形记在下面： （一）振铃开会。（二）音乐。（三）主席报告。主席是俱乐部正主任干事杨德甫君，报告大意说：“今天是本俱乐部成立的日子。本俱乐部之成立，全是各工友努力的结果。以后还盼望大家更发努力，互相辅助，共谋进步。一面还要各位职员群策群力的办事，若有不到之处，大家商量改革。我们俱乐部的宗旨是：保证生活；增高人格；改良习惯；所以成立这个俱乐部，于我们大家是极有利益的。大家为大家利益计，为个人利益计，都应该好好的辅助这个团体，发展这个团体，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想必也是大家所希望的。”（四）音乐。（五）来宾演讲，计有十余次之多，因演词过多，候下期择优选登。（六）音乐。（七）各部员演讲。先有副主任干事黄贵荣先生演讲，略云：“许多话，各位先生已说的很多了，我讲的没有别的，俱乐部是全体工友底，大家都负的有责任，盼大家都齐心齐力来发展他，大家才有幸福。再本部的章程，各位来宾，及薪〔新〕加入的部员，有许多还不知道的，现在来宣读一遍，解释一遍。”又由殷金山先生演讲，略云：“各位工友都在这里，我们有了这个团体，要好好的辅助辅助，一些不好的习惯也要改掉，我们的人格光明正大。盼望各位工友大家齐心努力、努力。”（八）音乐。（九）燃放鞭爆。（十）摄影。闭会后，留各界来宾午餐。餐时有许多工友在旁打起锣鼓，拉起胡琴，唱起京调，音调抑扬，都极有节奏，简直同戏院名角差不多。今天这个会，真是叫人感佩，叫人高兴，叫人觉得有无穷的希望！各处的工友们！都赶快团结起来啊！ 广州工界李卜克内西纪念盛况 劳动通讯云：昨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互助社、马克思经济学会，假长堤广西会馆，举行李卜克内西纪念会。工界到会者极为踊跃，尤以海员工人、蒸酒工人最多。两点钟开会，首奏乐，次由主席谢英伯先生宣布开会理由（词另录），次全体向李、卢两遗像行鞠躬礼，次由林伯渠、陈公博、谭鸣谦、谭植棠、梁空、梁以毅、陈翰及各工界代表诸先生相继演说，次散会。继由工界自动举行示威运动，赤色旗及纪念旗先行，李、卢两遗像继之，最后则为徒手工人，并沿途散派“李卜克内西纪念日敬告中国青年”传单无数。是日适天雨，劳动界竟冒雨进行，毫无畏倦，诚劳工运动前途之好现象也。 常德劳工会成立消息 常德劳工会酝酿多久的时间，现已组织就绪，特于一月十日假公共体育场开成立大会。到会约二千余人，来宾也有三四十人。首先由主席陈君报告开会理由，及成立本会之经过情形；次由罗君宣读宣言书（登二十二期本刊）及章程；再由来宾张君同各会员先后自由演说，满场鼓手之声，颇及〔极〕一时之盛。全体摄影以后，宣告闭会。该会地址已就定三元宫，现正在修理一切。他们的工会纯是劳动界自己组会的，宗旨正大、精神活泼，完全是一个真工会。湖南劳动界，更增一线光明。 上海组织劳动同盟会 上海工商友谊会，鉴于世界思潮的趋向，因预备组织劳动同盟会，分函向各劳动团体调查一切。原函云： 敬启者，敝会为联络劳动团体感情起见，故欲调查各劳动团体经过情况及成绩，俾得互相携手，以达到改良社会之目的。试观欧州各国，莫不以此为立国之模范。敝会属于公〔工〕商两界伙友团体，亦劳动者之分子，用敢具函要求，务乞贵会将成绩填入调查表内，以便刊载伙友报，借以提倡，是为至盼。 附上海劳动团体检查表：（1）名称、（2）何日成立、（3）会员若干、（4）职员若干、（5）发起何人、（6）主持何人、（七）成绩、（8）注重何种、（9）通讯处。（10）备考。附上各工团加入劳动同盟会公函式如下：兹启者，近因沪上各工闭，有组织劳动同盟会，本会亦系劳动团体分子，故极端赞成。特推举某君为本会出席代表，尚希各工团代表查照：专此备函，敬请公鉴。 某团体盖印 灰峪村的可怜工友 京西宛平县境内，有座地瘠民贫的村落，叫做灰峪村。那儿也有七八百人口，他们全恃开采石灰矿和煤矿的劳资为生活。村中灰矿及煤窑，计有十余座，营业素称发达。到今年秋季，因雨水过多，六座煤窑都盛满了水，所以工作便告停止。那些苦工，遂有断炊之叹了。迨至冬季，其中五个窑主，为恢复他们营业起见，乃决意将窑里的水导出。可是导出的水，必得经过福兴窑边，才能流入低洼之处。于是大家把这事和福兴窑主杨待清商议。原来杨某颇富于资材，他早就想吞并这五座煤窑，归鱼〔于〕一人承办；可是那五个窑主，都不愿相让，所以他的野心，不能得遂。如今他不允那五个窑主的请求，即所以制他们的死命，好让他一人独办此事。延宕至今，迄未解决。可怜那些苦工，停工已有六七个月之久了，他们既无工作，当然是困苦不堪言状。现在的灰峪村已成了一幅惨不忍睹的流民图了！前天因为窑里支撑上面矿石的木柱子，被水浸坏，有三个工人下窑去换用新木，不幸被矿石压死了！有地方之责者，也得注意注意才是呢！ 开滦矿务局之实行包工制 舒意 开滦矿务局，向来对待矿工是非常残酷的，简直可以说比对待牛马还要过一百二十倍；各矿工的怨恨声气，已经直高到云霄以上了。这些事虽经局外人以不平鸣于各报纸，资本家方面老是不觉悟一丝儿，反以他们的豺狼心肠，强盗手段，再接再厉的去贯彻吃人的主张。前时各矿工每月还可得些资本家吃剩的钱，名曰奖金，去年十月间该局竟将马家沟分部的奖金制取销，用保安警察的野蛮力恢复了往日的包工制。该局又将派矿师赵各庄矿把往日运输的工作和修理工作完全改归包头工掌管，拟于旧历元月起推行于唐山、林西、赵各庄等矿。他们的目的是用包工头用最低报酬去雇用工人，用包工头直接指挥工人，以免罢工。（该局曾被工头指挥工人罢过一次工，因工头吃不到许多钱的缘故。）据说该局的资本在中外算是第三等，余利算是第一等，该局还不知足，想一本万利，不知该局的主人是什么构成的？唉！矿工朋友们！你们还不团结起来抵抗他！你们的人格已经被辱欺尽了！你们的生存权被剥夺尽了！你们若甘心受下去，那么不但你们自己赚不够衣、食、住，你们的妻也快要饿死冻死了，你们的小孩也快要埋葬或做乞丐了！我们局外人听了看了都很酸心痛心，不知你们自己觉得怎样呢？ 一九二二·一·二十· 京汉路大罢工的酝酿 京汉路郑州工人因机务处厂首陈福海，任意剥夺工人自由，早有反抗运动。近因时机已迫，该处工人已联合各站工友为一次总运动，并已向外联合各路声援。兹将该处宣言录下，阅者定知他们的决心如何了。 京汉铁路郑州机务处全体工人宣言 我们工人拿血汗的代价来求生活，做工本来是一种最神圣的事。身为工人，于人格上社会上亦未见得就比一般人低微些。要有轻虐我们，苛压我们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再容忍，因为我们已经早得着了觉醒的机会。 京汉路郑州机务处自从厂首陈福海来此，他任意剥削工人的自由，待遇工人如牛马，种种劣迹，笔难尽述。就谁〔论〕这次新年，按路章应于除夕元旦放假两日，而今年阴历初二适值大礼拜，共当有三日的休息。彼竟假口路章，声言将初二之假提前至除夕日放，是彼于中剥夺我们一日的例假，至煤台工人更将两日例假完全剥夺。俟质之本路幸店、江岸两方工友，则彼处皆按章给假三日，是一种路规之下，竟变成两种状态。由此推想，彼真目无工人。唉，我们再忍不过了，今将他素来种种苛待我们的地方，按条的都宣布出来，和他作一次总算帐。 （一）彼用种种方法来苛待我们，还嫌不足。后来他竟妙想天开，把第二十四师的军队招来，致引起上次我们工人和军队的冲突。幸而这事早告了结未致扩大，如当时还有他变，这种责任应该谁负呢？后来他又请第八旅兵队作调停，至和解后，他又时时拿八旅军队作武器，一步一步的虐待威逼我们起来。 （二）去年我们经过许多次的要求，蒙允全体加薪。等到结果，只有他的几个心腹人加到工资，大众反到没有加到分文。这样看，他真是故意朦混，于中作弊。 （三）总局或交部有来通告我们的文件，彼皆扣起不公布，使我们工人要想遵守规章无从遵守起。他反到处处找我们工人无意的微小过错，常处以重罚。这不是明明与我们工人作对么？ （四）照路章，工人因事本可按路程远近给假回籍。彼不顾路章，给假期限皆视彼之喜怒为转移。有路途辽远往返不及时，彼辄不问情由，只事苛罚，迟回一日罚半工，迟回二日罚四分之三，迟回三日又罚加倍数。我们工人所入无几，实在不堪其苦了！ （五）照路章，工人因事回籍，应发以全家免票，彼则皆发不足数。所发之票，其期限亦每不能赶用，工人受此累者甚多。 （六）工人身为无产阶级，惟一之希望，就是在工作上求进身。彼则乱用私人，凡重要位置，非专事逢迎者，皆不易获得。致有多年资格之苦工，永无有升拔之一日。我工人更有何望。 （七）照路章，每年每人应有例假十四日，有时一年内告假不及十四日者，应算例假。彼则不问路章，仍照常按日扣除工资。有与理论者，彼则专恃怒骂。工人有何抵抗，只好忍受。 （八）按有加点必要时，多做者可多得工资。彼值此时则想一妙法，凡加点之工人，次日即勒令停工数时，以补所加时间，好私自扣除应加之工资。此实一面阻止我工人特殊之机会，一面又侵夺我工人做工之自由。 （九）彼不关心路政，随意减发应用材料，以致工作上发生困难，使路产日呈凋敝零落现象。 （十）工人处现在资本制度之下，出加倍之血汗，收入者无几，已属苦极。彼仍随意苛罚工人工资，动辄加倍，竟时有数元起码者。此外又时时用武或漫骂，工人何罪，实不甘此。 我们因为以上的压迫，不平愤懑，不得不本着深刻的觉悟，作迫切的图谋。所以本此情形，先问交通部、京汉总局、总务处处长三方面，恳切陈词，共要求六项如下： （一）撤换厂首陈福海。 （二）实现全体加薪。 （三）以后应按工人资格地位，以次升拔，不得随意蹿等滥<用>新人。 （四）照路规给假，给免票时应与司机等类工人平等待遇。 （五）不得再滥罚工人。 （六）不得阻止工人加点机会，并不许干涉工人工作的自由。 如各方面能体谅我们的苦衷，容纳我们的要求，我们感激实甚。如两星期后没有满意的答复，我们可要采用最后的手段，一致停工。因为我们为自由计，为人格计，为路政计，实在是再容忍不过了！ 京汉铁路郑州机务处全体工人宣言
〔评论〕赵恒惕与湖南人的生命和人格（尼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报《工人周刊》->第28号 〔评论〕 赵恒惕与湖南人的生命和人格 尼甫 赵恒惕自得志于湖南后，仿效谭延闿的故智，南北勾结，诡诈百出，极他的目的，也不过保守禄位罢了。湖南虽是革命策源地，但因为十年以来，受兵太苦，很不想再经战阵，也乐得一个圆滑的人，做他们“门罗主义”的招待。所以他们近来“自治”、“制宪”种种希冀太平的呼声，都借赵恒惕的“智、力”来发挥。果然省宪也制成了，新选举也还在预备竞争了，自治也怕因此要快实行了。论功行赏，将来省政府首领，大有非赵莫属之概。不□歌功颂德欢虞纷闹的声中，忽然有“赵恒惕违法杀人”之举，此等消息，对于赵恒惕的热客真可算是一瓢冷水，也是对于一般愚懦湘人的迷梦——深信赵能实行省宪的梦——一个霹雳吧。厌战的湖南同胞啊！你们的信仰已经破产了。你们即没有革命的雄心，突破“门罗的笼”而改造世界，你们也该小心你们所付托的“赵总司令”现在他为什么疯狂似的杀起人来了？在被害的黄爱〔庞人铨〕二君，他们居污浊世界为光明的运动，在某种时间内，谁也不知道是会牺牲的，原不足怪，不过赵恒惕今日能为他们股本的纱厂诬陷他们两个，明日因小有憎恶也可以将你们的头颅取去，你们以后真有几分危险呀！你们即不属为“正义”、“人道”计，难道也不为自己的生命计吗？要看重自己的生命，只有根据新宪裁判赵恒惕的一个办法！ 我更难言于湖商〔南〕的新青年们，此次黄庞之事是湖南新旧思潮开始实际冲突的第一个征象。湖南先烈为主义而战，为人格而战，为正义而战……为人类幸福而战，本是前仆后继不可数计，黄庞二君也不过承装这种遗产发为人类的光华！只是赵恒惕这种毒计，实在是向你们全体挑战。你们如果表同情于黄庞的主义，你们如为湖南人人格起见，便应该继续他们而奋斗。充赵恒惕的暴力不过等于张敬尧罢了，难道张贼可去，赵贼独不可去吗？况赵恒惕本是所谓“自治政府”的领袖，“自治政治”即是绅士阶级的化身。绅士阶级既明目张胆地贼害我们同志，可见他们确有扑灭新思潮的决心，并非偶然的行动。那么我们现在的态度，也只有采断然的处置了。所以我敢大声疾呼道：“湖南的新青年们，你们为湖南人人格起见，应该根本铲除绅士伐［们〕的政府才对！”
陈独秀《工人教育与工作时间——答章积和》（1920年5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工人教育与工作时间 ——答章积和 陈独秀 （1920年5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独秀先生： （前略）工人补习教育，现在有些人都很提倡，这的确也是新文化运动一桩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学校里附设的四个工场，共有工人二十多个。他们都不会算账，也不会写信。吐痰哩，东西乱唾，很是随便，他们并不晓得什么叫卫生。但是他们的手艺，确是很有经验。可惜他不能把那些经验，弄个系统，说给人家听。我们因为佩服他们的技能，不由的不替他们可怜不识书算的苦。所以在去年本校学生分会里，就有人提议今年要办所工人义务补习夜学校。议决之后，我被推做筹办主任。那末我一方面就定出招生简章，到外面去贴，好〔让〕附近工人来学。章程上定的课程，就是拿书信，珠算，笔算，做主要科目的。一方面又请了本校工场里的职工长，和他谈话，要他去和那些职工接治，报名入学。并且告诉他所有的同事，也可以由他担保来学的，待遇都是一样的不收费用，供给纸张笔墨书籍。……他们当时答应寒假后再行回复。那末我就想要这个办法，双方进行，必定有许多工人要来学的。哪晓得到了开学的时候，来学的人竟就很少！于是乎这一桩重要的事情，竟就搁起了。但是我总“莫名其妙”。我想既不收他们的费，又送给他们的书教他们，他们真落得便宜，他们却为什么不来学呢？我便越想越疑，越觉得奇怪！后来我总要想晓得他们的所以然，就一个一个的问遍本校工场里的工人，问他们何以不报名入学。他们就说：我们一天到夜，要做八九点钟工作，很是吃苦！一到夜里，马上就要去睡觉了。不然，那末第二天早上就不能够起来做工了。要晓得我们不做工，就没得饭吃，所以我们还是不去读书的好。实在读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哪里是不肯去读呢？无奈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罢了。……他们一辈子的话，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说法。我到这个时候，才晓得他们不能去受补习教育的苦心，就替他们越想越可怜起来了！但是我想我们学校附属工场工作的时间，离八小时的谱子还不远，他们已经要叫疲倦了。那末要叫每日做十小时以上的工人去受教育，岂不是更难了吗？所以我想现在中国的工人，是不可不受补习教育的。要叫工人去受补习教育，先不能不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要商店学徒受补习教育，也是如此。不过只要他们停止夜市好了。这些话，要请你详细替我纠正。 九，四，二〇，章积和。 工作时间不减少，工人教育自然是没办法；但是只减少时间若不增加工资，仍然是没有办法。因为上海工价虽比乡间高，而物价也高；工人所得工资只可勉强敷衍衣食住三件事，教育费无从谈起；别人尽义务不是常事，而且不能普及。 独秀
我们不会改变自己的方针（托洛茨基，1940年6月30日）原题为《希特勒占领法国之后会发生什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我们不会改变自己的方针 托洛茨基1940年6月30日 柯钦译龚义哲校 发表于1940年7月6日的《社会主义呼声报》，原题为《希特勒占领法国之后会发生什么？》（AfterHitler'sConquestofFrance—WhatNext?）） 法国步欧洲一些小国的后尘，正沦为一个被压迫的国家。德帝国主义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军事成就，它还有机会去进一步掠夺世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形形色色的半国际主义者可能会大致提出这样的观点：在纳粹铁蹄下，被占领国的起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革命一开始就会被征服者扼杀在血泊中。更不可能指望在极权主义胜利者的军营中会发生成功的起义。只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失败才能创造出对革命有利的条件。因此，只能先帮助英国和美国。如果能把苏联争取到我们一边，就有可能阻止德国的军事胜利，还能对德国的军事和经济造成重大打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在这条路上才是可能的。此前如此，现在和将来也如此。 这种观点毫无新意 由欧洲的势力变动所引出的这种观点，其实仍是旧的社会爱国主义观点，只不过按照新的欧洲势力格局进行了调整罢了，换句话说，它仍是阶级背叛。希特勒战胜了法国，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民主的堕落，就连在它自己的任务范围之内，它也已经彻底堕落了。帝国主义民主不可能从法西斯主义的手中“拯救”出来，而只能被无产阶级民主所替代。如果工人阶级将它在这场战争中的命运同帝国主义民主绑在一起，只会遭遇一连串新的失败。 “为了获得胜利”，英国已经发现它被迫采用独裁的方法，而这样做的主要前提就是工党放弃任何形式的政治独立。如果国际无产阶级的所有组织和派别也走上同样的道路的话，就只会加快极权主义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在世界无产阶级放弃了政治上的独立之后，一个在苏联和帝国主义民主国家之间的盟约就会显示出莫斯科官僚无限增长的威力。下一步，苏联就会转变为帝国主义的代理，并在经济上不可避免地向帝国主义让步。世界舞台上的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处境会得到极大的改善，但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看，世界无产阶级的处境并不会有多少改观。 必须准备革命！ 据社会爱国主义的诡辩家所言，为了创造革命形势，必须给希特勒沉重打击。而要击败希特勒，就必须支持帝国主义民主国家。但要是无产阶级为了拯救民主而放弃了独立的革命政策的话，那在希特勒的失败中产生的革命形势又会为谁所利用呢？在过去二十五年从不缺乏革命形势，但缺乏能够把握形势的革命党。为了创造一个“革命形势”而放弃了革命政党的锻炼，无疑是领导工人闭着眼睛走向屠杀。 站在本国革命的立场上看，本国帝国主义的失败无疑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然而，伪国际主义者拒绝将这个原则应用于战败了的民主国。因此，他们把希特勒的胜利当成是德国革命的绝对障碍，而不是相对障碍。他们在两种情况下都说了谎。 纳粹现在面临着什么 战败国群众的处境会急剧恶化。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的重担，依然主要由工人来承担。各种独裁形式中，异族征服者的极权专政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同时，只要纳粹企图利用战败国的自然资源和工业机器，它本身就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当地工农。胜利之后总是会出现经济困难。纳粹德国不可能给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每一个工人和农民都派上一个拿枪的步兵，监督他们干活。民族社会主义没有任何把被占领国的工人和农民从敌人转变为朋友的想法。 1918年德国在乌克兰的例子已经证明，用军事手段征用占领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是何等的困难，而在普遍的敌意之中，占领军士气的低落又是何等的迅速。极其类似的情况会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大陆以极大的规模重现。可以有把握地预计：所有的被占领国都会迅速转变为火药桶。而危险不仅如此，因为爆炸很可能在没有得到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过早的发生并在孤立中遭到失败。然而，总的来说，讨论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就不能不考虑到局部的失败。 作为征服者的希特勒，天真地幻想着要成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首席刽子手，但这根本不意味着希特勒会强大到能像他对付帝国主义民主国家一样从容地对付无产阶级革命。神话希特勒，夸大他的力量，却无视他的胜利和征服的客观限制，这样灾难性的错误是革命党根本不该犯的。诚然，希特勒曾夸下海口，要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建立日耳曼人的“千年帝国”，实际上这样的辉煌十有八九连十年都撑不了。 我们必须从并不太久远的过去中吸取教训。二十二年前，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在经济崩溃的压力下走出了战争，并用了很久的时间才从根本上认识到从胜利所带来的经济优势。因此，在获胜的协约国中的革命运动也占了很大的比例，而唯一缺乏的就是有能力领导运动的革命党。 德国国内也有危机！ 目前这场战争的全部特征，排除了以战败国为代价而“致富”的可能性。就算德国能彻底战胜英国，为了维持它的战果，德国仍将被迫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这比它能从胜利中获得的要多得多。无论如何，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内相当程度地恶化。数百万获胜了的士兵返乡后，会发现故乡反倒比他们在战场上厮杀时更加贫困。使人民生活水平恶化的胜利只会削弱而不会巩固政权。得胜回乡的士兵会有极强的自豪感，而他们的希望一旦破灭，就会转变为强烈的不满和怨恨。另一方面，盖世太保会凌驾于人民之上，他们的肆意妄为和专制统治会引起强烈的不满和敌意。 如果说前十年，姗姗来迟而又软弱无力的民主和工人政党的背叛使得德国从政治上的摇摆不定急剧右转，那么，之后，对战争和纳粹政权的幻想的破灭会使德国从这种摇摆不定急剧左转。不满、恐慌、抗议、罢工和武装冲突会再次在德国上演。希特勒在柏林会有太多的顾虑，无暇在巴黎、布鲁塞尔或伦敦充当刽子手的角色。 因此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任务不包括帮助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创造“革命形势”，而是要组建、集结、锻炼自己的国际队伍，为并不缺乏的革命形势做好准备。 欧洲的战争形势并没有使阶级斗争的革命原则作废。第四国际不会改变它的方针。
陈独秀《工人底时间工资问题——答知耻》（1920年5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工人底时间工资问题 ——答知耻 陈独秀 （1920年5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独秀先生： 上海劳动状况，至为复杂，概括言之：每日工作时间，大约自九小时至十三小时；每月工资，大约自五元至三十五元，工人生活，虽比不上达官巨商，然较之乡野贫苦食力之辈无工可做者，稍胜一筹，普通皆能衣食饱暖；其工作技能较高者，在休暇日亦衣服楚楚。以仆所知，最苦者为小工商店之学徒，如小翻砂作即其一例：工作时间无定，无工资，早起作工，恒至半夜才得休息。丝厂女工之虐待小女工，亦极可惨。印刷工，纺织工，尚无虐待情事；其生活状况，亦尚不恶。小码头工甚劳苦，而近来工资已增加数次，为数不小；惟收入虽增，而不知善用，故仍褴褛不堪。总之，工人缺乏知识，非注重工人教育，则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适足以资其为恶。据郭外峰先生言，日本工人已有这种现象，增工资减工时之结果，不但出品减少，而且恶劣，因工人习于游惰，不能如前之尽心工作也。故仆之愚见减少工作时间，必与施行强迫工人教育并行；如减少工作时间一小时，即以此一小时供强迫工人教育之用；而增加工资，又必须与强迫工人贮蓄并行；如此庶不致浪费时间及金钱，而于工人方面可得实益。再吾国工业今方萌芽，求工不得之人，到处皆是，研究劳动问题，当着眼于全社会之利益，尤当着眼于工人本身之实在利益；若一味效法欧美鼓吹破坏，仆以为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日本之前车可鉴也。质之先生以为如何？ 知耻上言。 工人底教育和储蓄固然是要紧，但是另外的问题，不能做减时增资底必须条件。社会上有钱不做工的人很多，因何理由要强迫穷人非增加教育时间不能减少做工时间呢？工人劳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了；所以工人所得工资就是能够衣食饱暖，就是衣服楚楚，而被抢的权利，仍然是绝大的损失，终久是要大声叫冤的；因何理由必须强迫工人贮蓄才能增加工资呢？浪费时间及金钱与否，是工人自己利害所关，不劳他人强迫；若资本家借口教育，储蓄问题来阻止减时，加资，实在是笑话。尊论以为研究劳动问题，当着眼于全社会之利益，这句话真是名言。但全社会底界说，不是资本家独占的意思才好，不是工人除外的意思才好。照先生和郭某底意见，欧美日本底工业界，都是破坏的气象，都是出品减少而且恶劣，工人都习于游惰；那末，此时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工人勤俭，安分，只有我们中国工业界出品增多而且不恶劣；好极了，欧美日本也有不及中国的一日！不但先生及郭某有这样见解，欧美日本底资本家，诚然应该叹美中国工人能安分做牛马，比欧美日本喜欢破坏的工人驯良得多；但是我以为中国工人还没有好到十分，若工作时间每日加增到二十四小时，工资减到每年一个铜子，更足表示中国工人勤俭安分的美德是世界古今第一；质之先生以为如何？ 独秀
托洛茨基：斯大林谋害我的生命(1940年6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斯大林谋害我的生命 托洛茨基 (1940年6月8日) 〔编者按：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派遣凶手杀害了托洛茨基。在60年后的今天，我们特译刊出以下这篇文章，那是托洛茨基逝世前不到3个半月遭到格柏乌武装突袭失败后写的。从下面这篇文章的述评中，可以了解到托氏随后不久被杀害的来龙去脉和斯大林——格柏乌的无可推诿的罪责。〕 袭击在清晨大约4点钟发生。我在一整天艰辛工作之后，服了一点安眠药，睡得很酣。我被一轮枪声吵醒，但感觉仍是十分迷糊。最先想象到的是，我们的家墙外面，正在放烟花庆祝国庆节。可是爆破声是太迫近了，就在房间里，近在咫尺，打我的上空发生。火药味愈来愈强烈，愈来愈渗透进来。很清楚了：我们一向预期中的事情正在眼下发生——我们在受到袭击。驻守在围墙的警察到哪儿去了？墙内的守卫呢？给捆绑起来了吗？给绑架了吗？还是被杀害了？我的妻子早已经跳下床来。枪击声持续不断。妻子后来告诉我，是她帮助我下床，把我推到就在睡床和墙壁之间的空隙处。这可是不假。她就一直靠近墙边俯伏在我的身前，彷佛是要用她自己的身体给我作护盾。但我用低语和示意劝说她伏到地面去。枪声来自四方八面，很难说得准是从哪个方向而来。有一段时间，妻子——她后来告诉我——能够清楚地听出从一管枪迸发出来的连珠弹药：射击就是从我们房间这里发出的，虽然我们无法看到什么人。窗台和墙壁的玻璃和碎片横飞直射。过了一会儿，我感到右腿有两处轻微受了伤。 枪声悄静下来，我们听到孙儿在隔邻房间大声喊叫：「祖父啊！」在黑暗中的枪声下，孩儿的叫喊声就成了我那夜最刻骨铭心的悲惨记忆。孙儿乍听到第一下枪声——这第一下枪击，据门上和墙壁的弹孔所印证，就从他的床上斜越而过——立刻滚到床底下去。其中的一个突击者，显然是出于惊慌而向床间开了枪；子弹穿透褥垫，击中孙儿的大脚趾，最后嵌进地板里。突击者们投掷了两个燃烧弹，然后才离开孙儿的房间。孙儿高喊着：「祖父啊！」一边追随他们跑到院子去，身后拖出一道长长的血印；然后，他冒着枪弹跑到其中一个守卫的房间去。 妻子在听到孙儿的喊叫声后，摸索到他的房间来。那时房间已经空无一人，房间的地板、门板和一个小橱柜正在着火燃烧。「他们把谢瓦给绑架了。」我对她说。这是至为痛苦的一刻。枪声仍旧响起，只是已经离开我们的睡房而移到院子里，或只就在墙壁后面发生。恐怖分子们显然正在放冷枪撤退。妻子匆忙执起一条毡子扑火。她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得把火伤治疗。 我们的守卫中的两人出现了：奥图和查尔斯。机关枪突袭的枪林弹雨把他们和我们隔开。他们证实突击者显然是已经撤退了，因为院子里看不到有人。夜更守卫罗伯特．舒尔敦．哈特不见了。汽车也同时失踪。为什么驻守在外面的警察无声无息？他们给高喊着「阿尔马桑万岁！」（注）的突击者捆绑起来了。这是由被捆缚的警察所说的故事。 在翌日，妻子和我都确信，突击者显然是从窗户和房门间向我们开火，其中没有一人进入过我们的睡房。可是，对于射在两张睡床前端那堵墙上的8枪，它们分别在两张褥垫造成的4个小孔，以及在床下的地板上所留下的痕迹而作的弹道走势的分析，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些枪击只可能是在房间里发出的。在地板上我们的子弹空壳，和衬里有两处烫烧的一张毡子，证实了相同的判断。 恐怖分子是在什么时候进入我们的房间呢？是在他们行动的上半部即我们仍未苏醒之前，还是相反，就在后来我们伏在地板上那段最后的时间？我倾向于后一项假设。突击者从窗口和门间向着睡床发射数颗子弹之后，听不到有任何叫喊或呻吟，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作出结论，认为已经成功地完成工作。他们的其中一个，或许在最后的关头里进入了房间，以作最后的检查。床上的被铺和枕头或许仍然保持着人体的形状，这是有可能的。在清晨4时许，房间里一切漆黑。妻子和我仍然无声无息地瘫伏在地下。那个进来检查行动结果的恐怖分子，或许还向我们的睡床补发数枪，以让他的「良知安心」吧。 对于那些由误解或恶意制造出来的，直接或间接地给所谓「自我袭击」论提供基础的各种传言，若是逐一的作出巨细无遗的分析，会是太招人厌烦的了。有报章的报道指称，在突袭当晚，妻子和我俱不在睡房里；《民众报》（斯大林的同伙托尼丹诺的喉舌报）就我的「互相矛盾」加以论说：有一种说法是，我报道说我爬向睡房的一角；而另一种说法是，我摔落到地板上；诸如此类。所有这些说法，没有一则是真实的。我们的房子，在夜里，所有的房间都有特定的人在里面，除却书房、饭厅，及我个人的工作室是例外。突击者穿越所有这些房间，没有碰到我们一人。我们就睡在经常是我们睡觉的地方：我们的睡房里。就像前面所说的，我掉落在房间一角的地板上，妻子过不久也加入来。 我们是怎么得以生还的？很明显是由于一场幸运的意外。睡床是受到两面对向的枪火射击。突击者大概由于害怕互相击中而本能地朝较高或朝较低的角度发射。但这仅属于心理猜测。也有可能是由于妻子和我没有丧失理智，从而得到可喜的意外之助：我们静悄悄地伏在地上装死，而没有在房里乱跑，没有在绝望之时大吵大叫求助，没有毫无意义地胡乱放枪还击。 斯大林帮之首先把我流放，然后企图在外地把我杀害，这在没有创见的人看来，或许是无法理解的。要是像对其它许多人一般，在莫斯科便把我杀害，那不是更简单吗？ 这就是解释：在1928年把我驱逐出党及流放到中亚细亚的那个时候，莫说是枪杀，而且连谈到逮捕也是不可能的。我与之一起共同经历了十月革命和内战的那一辈代人仍然健在。政治局感到陷入四面楚歌中。 我从中亚细亚能够和反对派维持直接的联系。在这种种状况下，斯大林在经过1年来的举棋不定之后决定，把我流放到外国去是最少遗害的办法。按他的推想，从莫斯科隔离出的托洛茨基，被剥夺了机关和物质资源之后，将是完全无权无势，办不了任何的事情。斯大林还费尽心机，估计他把我在全国的眼里完全抹黑之后，他可以毫无困难的从友国土耳其的手中把我讨回来，以便在莫斯科给我来个总算账。可是事态表明，不拥有任何机关或物质资源，也是完全可能参与政治生活的。我在年轻朋友的协助下给第四国际奠定基础，它正在稳步向前，步履虽缓但却坚忍不拔。1936-37年的莫斯科大审判，是为了把我从挪威递解回国而开出来的一台戏；那就是说，是为了把我交到格柏乌秘密警察之手而设的。但这事没有成功。我抵达了墨西哥。我得到消息说，斯大林有好几次承认，把我流放到外国是一项「重大的错误」。除了诉诸恐怖行动，无从纠正这宗错误。 格柏乌近年来消灭了我数以百计的友人，其中包括了我在苏联的家人。在西班牙，他们杀害了我的前秘书爱尔文．吴尔夫及我的一些政治同路人；在巴黎，他们杀害了我的儿子里昂．西道夫——斯大林的职业杀手把他追踪了2年。在〔瑞士〕洛桑，格柏乌杀害了伊尼亚斯．赖斯——赖斯脱离了格柏乌而加入第四国际。在巴黎，斯大林的间谍谋杀了我又一个前秘书鲁道夫．克莱门特——他的尸体在塞纳-马恩省河被发现，其中头、手、脚全被斫掉。这张受害者名单还可以数不尽的数下去。 在墨西哥，有过一次暗杀我的明显企图：有个人拿着一张伪造的政治要人的介绍信来到我家。这宗事件令我们的友人警觉到，有必要采取更为严密的保安措施：设立日夜轮班的守卫、设置警报系统等等。 格柏乌积极参与西班牙事件，并且进行实实在在的谋杀；自此以后，我收到主要是来自纽约和巴黎的友人的许多信件，都是关于从法国或美国派到墨西哥的格柏乌的特务的。部份这些先生们的名字和照片，我适时地转交给墨西哥的警察去了。在〔第二次〕大战爆发，由于我对克里姆林宫的对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所作的绝不妥协的斗争，局面是更加恶化了。我在全世界报章上发表的宣言和文章——关于瓜分波兰、入侵芬兰、被斯大林斫去首脑的红军之脆弱等等问题——在全世界各国数以千万计的给重印。苏联的内部不满与时俱增。斯大林之作为一个从前的革命者，他记起了在上一次大战开始之初，那时的第三国际，比起今天的第四国际，是薄弱得多的。战争的进程或许会给第四国际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推动，而且也会在苏联的内部发展。此所以，斯大林不会不给他的特务发出指令：尽可能快些把我结束。 因此，从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总体的政治考虑可见，俱无可置疑的展示出，组织5月24日的暗杀企图只能是来自格柏乌。况且还有补充性的证据哩： 1）在暗杀行动发生前数个星期，墨西哥报章上满载有关于格柏乌特务群集到墨西哥的传言。在这些报道里，有许多内容都是子虚乌有，可是传闻的本旨则是正确的。 2）袭击技术之高超值得十二分的注意。暗杀之所以失败，就和每次战争皆有意外事故的登临一样：战争和意外事故是不可或分的。袭击在规模、计划和效率方面所作的准备和执行，实在教人啧啧称奇。恐怖分子对房子的规划和房子内部的活动情形了如指掌；他们配备有警察制服、武器、电锯、绳梯等等。他们彻底成功地把驻守在房子外的警察捆缚，正确地使用开火的策略而把屋内的守卫瘫痪下来，他们深入到行刺目标的房间，不受惩罚地开火3至5分钟，投掷燃烧弹，然后不留痕迹地离开袭击现场。像这般利落的行动，私人集团是办不来的；遵行这样的行动需有其传统、训练，庞大的资源和一大群各式各样可以精挑细选的刽子手。这就是格柏乌的工作。 3）袭击计划本身的其中一环，是急不及待的把调查转移到错误的轨道去，这是严格地遵照格柏乌的整套方法的。袭击者一边把警察捆绑，一边高呼「阿尔马桑万岁！」这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向着5个警察——其中有3个在睡觉——惺惺作态的呼喊，是旨在一石二鸟：一是为了转移视线，以让在未来的数天或哪怕只是数小时里，不向格柏乌及其在墨西哥的特务作调查；二是为了挫害总统竞选人之一的追随者。格柏乌——更准确的说，它的授意者斯大林的典型手法，就是在杀害一个反对者之余，把可疑点嫁祸到另一个反对者的身上。 4）袭击者随身带来了几个燃烧弹，其中两个投掷到我们的孙子的房间。从而，有份参与其事的袭击者所考虑到的，不仅是谋杀，而且还有纵火一项。他们纵火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把我的档案库毁灭。我的档案库，在反对莫斯科的寡头集团的斗争中，对我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此所以，我的档案库的毁灭，唯有对斯大林才是有利。在我的档案库的帮助之下，我对莫斯科审判所捏造的冤案假案之揭露尤其玲珑突现。早在1936年11月7日，格柏乌在蒙受重大风险之下窃取了我在巴黎的档案库的一部份。格柏乌在5月24日这次对档案库也念念不忘。因此，那些燃烧弹，就犹如是斯大林的到访名片一般。 5）格柏乌罪行富有特色的一点，就是在秘密杀手和所谓「合法友人」之间的分工：格柏乌在一边厢进行地下密谋，为袭击作出准备，另一边厢就发动诽谤攻势，旨在令袭击对象名誉扫地。这种分工在行事之后照办如仪：恐怖分子躲藏起来，而他们在光天白日下的业务代理人就试图把警察的注意力引导向错误的路线。 6）最后，不可能不注意全世界报章的反响：各类倾向的新闻报章，皆公开地或心照不宣地把这次袭击当作是格柏乌一手包办的事情来处理；唯有由克里姆林宫所津贴、俯首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报章，才会为相反的版本说项。这就是无可辩驳的政治证据！ 5月24日早上，一群来自警察的主要代表请求我协助查案。萨拉萨上校和10名人员登门到访，十分友善的向我查询种种数据。我的家人、同事和我自己皆竭尽所能给予协助。 在5月25日或26日，有2位秘密警察人员对我说，调查在正确的路径上，而不管如何，现在已经「证明是一宗企图行刺案」。这教我大吃一惊。发生了这么一场大事故，还有需要去作出证明吗？我不禁自问，警察有必要去证明这次袭击的确是一次袭击，他们到底是为了防备谁呢？无论如何，直到5月27日为止，依我所能判断，调查所指向的对象是那些不知名的袭击者，而不是受到侵袭的受害人。5月28日，我把一些数据传递给萨拉萨上校；那些资料，据调查的第三个阶段所表明，是非常重要的。可是那时的调查日程是属于第二阶段，也就是说，我没有疑心到调查的对象竟然是指向我本人及我的合作者们。 就在5月28日这天，调查的方向及警察对待我们一家的态度，就在这一整天里准备就绪，并且完成了彻头彻尾的截然倒向。我们立时被敌意重重的包围。出了什么事啊？我们这么疑窦着。这种转向不会是自然发生的。必是有着具体而专横的理由。让调查的转向得以成立的，哪怕是似是而非的，事实或事实的数据，皆没有露出一点儿，而且也不可能露出一点儿。除了是格柏乌机器通过它各种各样的「友人们」所施加的万恶的压力，我找不出其它理由来解释这个转向。就在幕后，发生了一场十足的政变。是谁在指挥呢？ 在此有一项事实，看似无足轻重，而其实值得至为严肃的关注：5月27日的早报《民众报》和《国民报》，同时刊载了同一篇文章《托洛茨基先生自相矛盾》，就关于5月24日当晚及正在突袭期间我到底身在哪里的问题，归咎我自相矛盾。我在那狂乱的时刻里，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则从头到尾通篇尽是无中生有的故事。是谁向这两份「左」报提供这则故事呢？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则故事是引述一个匿名的「观察者」的消息来源。这些「观察者」是谁？他们是从何处观察？观察了什么？这是相当不言而喻的：这则故事的用意，是为了在政府圈子的眼中作出准备，以让调查在作出敌意的转向而针对我及我的合作们的时候，有着正当的理由。这两份报章，在政府圈子里是被广为阅读的。对这段奇特的插曲加以调查，无疑将令许多事情昭然若揭。 在5月28日，也就是在我们已经被敌意的氛围所窒息，而且警察的想法已经被引导向自我袭击论的当日，我们家有2名家佣首次受到查询。在翌日，29号，这两位女工再被带走查问；她们在下午4时被带到马德拉街的建筑物内被查问至深夜11时，然后从深夜11时到凌晨2时给带到一个黑暗的院子里，在一辆汽车里继续被查问。有关于这整场查问，没有纪录留下。她们约在凌晨3时才被送返回家。5月30日，一名警察人员来到我家厨房，向这两名女佣出示一份早已拟备的纪录文件；她们两人未经阅读便把文件签署。她们两人后来从报章上发现，我的两名秘书查尔斯和奥托是根据她们的口供而受到逮捕；她们都声明，她们在被查问的时候说过的话绝对是不能成为他们被捕的正当理由。 为什么是这两名守卫，而非其它人被捕？因为奥托和查尔斯的职责，是充当我和当局人员，及我和城内少数几个朋友之间的联络人。在准备向我发出攻击之先，调查官员们决定先行把我们的家居完全隔离。在同一天里，我们有两位年轻朋友，一位墨西哥人S.和一位捷克人B.，来到我们家拜访以示慰问；他们都被逮捕了。逮捕的用意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为了切断我们和外间世界的联系。被逮捕的两名守卫，被要求在「一刻钟」内招供说是我下的令要他们执行「自我袭击」的。我完全无意夸大这些小插曲的重要性，也不是要引伸出什么悲剧性的意义。这些小插曲之使我感兴趣，仅仅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它们有可能把那些得以在短短的24小时里使调查的方向发生几乎是魔幻性转向的幕后黑手揭露出来。就是时至今天，这些黑手仍然对调查的进程施加影响力。 在5月30日星期四，当B.在马德拉街被查问的时候，所有警察人员都是从自我袭击论为出发点入手，横蛮傲慢地对待我本人、我妻子和我的合作者们。S.在受关闭的4天里，有机会听到警察人员之间的一些交谈。S.遂有如下的结论：「伦巴度．托尼丹诺和巴索尔斯等人插手警察的活动至深，而且相当收效。关于自我袭击的见解……就是从那些来源人为地促成的。」 有利益牵涉的圈子必定是施加了无以复增的压力，以迫使调查的代表认真地看待自我袭击论这个荒唐的见解。 我能从这般可怕、可厌而又危险的投机冒险行为里达到什么目的呢？时至今日，仍没有人给以解释。有种暗示谓我想把斯大林及他的格柏乌抹黑。可是，对于一个把整整一个辈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党全盘毁灭的人，多出那么的一次袭击还会给他的污名更增一点什么吗？有一种说法，是我想证明有「第五纵队」的存在。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什么？再说，由格柏乌的人员来执行袭击行动已是相当绰绰有余，实在毋须多来一个神秘莫测的第五纵队。又有说我是想给墨西哥政府制造麻烦。我给这么一个唯一的殷懃待我的政府制造麻烦，却又动机何在呢？有说我是想挑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爆发战争。这种解释完全入于狂言乱语的范畴。若要挑动这么的一场战争，组织一次攻击美国大使或石油大享的袭击行动，无论如何是要比袭击一个布尔什维克革命者远要有利得多；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在帝国主义的圈子里是个异己分子，被深痛恶绝的人。 斯大林组织一次暗杀我的行动，他的行动的意义是清楚的：他要消灭他的头号敌人。斯大林不会在这次行动里招来风险；他在远距离里行动。而我却刚好相反：我若组织一场「自我袭击」，就要自行为这种冒险行动承担责任，把我本人的命运、我家的命运、我的政治信誉及我所为之效劳的运动的信誉都承受风险。我要从中得着什么呢？ 可是啊，就让我们容许那不可能的事发生吧，也就是说，我放弃了我整个生命所遵循的事业，把普通常识和对我个人至关重要的利益践踏于脚下，出于某些不明的原因而确实是决定了组织一次「自我袭击」的行动。那么，还有余下来的这些问题等待解答：我从哪里，又如何能得到那20个执行者呢？我怎样能向他们提供警察服装呢？我怎样能把他们武装起来呢？我怎样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配备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换言之，一个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离的单一个人，怎样能够设法做到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机器才能想望的冒险行动？把这么一种完全不值得批评的见解拿出来批评——且让我坦白招认吧，我感到古怪。 格柏乌以高超的技巧把它的人员发动起来，为的是把我杀死。出于意外的缘故，这次暗杀企图失败了。格柏乌的友人们现在受到损害。他们现在不得不竭尽所能，以把他们的头子这次不成功的暗杀行动的责任推定在我这方面。要做到这样，他们可以选取的手段并不很多。他们不得不行使最粗劣的方法，并且用希特拉的格言给他们作指引：谎言愈大，入信愈易。 研究一下墨西哥某一类报章在企图行刺后的一段日子里的行为表现，可以对格柏乌在幕后的活动达成一些宝贵的结论。且让我们把斯大林派的官方出版物《墨西哥之声》，乃至这份刊物的种种前言不对后语、毫无意义的指责和尖酸的诽谤置诸不理；同样的，对于那些要么是由煽情媚众作指引，要么是想把这次袭击取为己用，也就是为了一般地攻击「左派」的右派喉舌，我们也将之置诸一旁。我在政治上之与《宇宙报》或《精进报》这类报章的距离之远，要较伦巴度．托尼丹诺及其一伙更甚。我拿上述点名的报章来自卫，就有如我拿乘坐公共汽车以作为交通工具一样。 再者，右翼报章的把戏，只不过是一国政治的反映；而且，在本质上，这些右翼报章对于袭击和格柏乌的问题，采取了保持距离的态度。分析《民众报》的行为及《国民报》部份的行为，这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是更为重要得多了。采取积极政策的是《民众报》；《国民报》只是投它那些有利益牵涉的同袍之所好而已。 虽然有报章报道说，托尼丹诺在袭击发生之前的2、3天已经离开了首都，但就在最关键的时刻，《民众报》是有着非常清晰准确的指示的。袭击并没有使《民众报》措手不及。编辑没有在袭击当儿将之讥为儿戏，也没有指我有着什么「被迫害狂」之类。正好相反，这份报章在当时立即采持了一种严肃及戒备的口吻。5月25日这天的头条是全幅横题：《行刺托洛茨基就是行刺墨西哥》。首席编辑在这一条新闻里要求当局作出最严格的调查，并对罪犯作出杀一儆百的惩罚，不管这些罪犯有着何种政治倾向和有着什么外国联系。这篇文章的措词力图造出大公无私、深怀爱国而且义愤填膺的印象。它的实时目的，是要把《民众报》与恐怖分子划出楚河汉界；至于那些恐怖分子，倘非今天，便会在明天被警方擒拿住的。《民众报》在早先一段时间里曾经向我发动了一场如火如荼的诽谤攻势，所以它现在这种防范措施，更是倍加必要。 不过，就在这种用文字修饰的公正外表之下，已经小心翼翼的埋下了引人遐思的伏笔；这些伏笔在随后的数天里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引伸。文章是这样的轻轻带过一笔：「这次袭击有着某种神秘莫测、令人可疑的方面」。这寥寥数语，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它们就这样过了关。但现在完全是清楚不过的了：文章的作者，预先为「自我袭击论」的可能性预留一笔，以便在司法调查落了空时可以拿来应用。文章的第二个伏笔的重大意义也不亚于前一个：它预测，「墨西哥的敌人」将会把行刺企图归咎于斯大林和莫斯科。墨西哥的敌人在这里给等同于斯大林的敌人。呼吁搜捕不管有着什么权势关联的罪犯——这么庄严的号召，所得的诠释却是十分的有限。 这篇文章的迂回曲折和闪烁用词，是经过小心推敲的。文章本身的自相矛盾性，源出自当时局势的自相矛盾性和不确定性。在那时，调查的结果仍是未知之数。为防调查会成功结案，有必要置身事外愈远愈好。而要是调查落空，那便有必要保持行动的空间，可以自由走上诽谤迫害的老路子。与此同时，尚有必要把注意力引离开格柏乌愈远愈好，但却又不完全自缚手足。今日重读这篇文章，可知斧痕尽现。 5月26日的《民众报》上的文章，主要是承接前一天的路线。《民众报》要求当局严惩有罪者。行刺的参与者或会立即落入警察手中的危险性，仍然是十分的高，所以便有这种不偏不倚的严苛呼声。 《民众报》在5月27日便已经刊出了《托洛茨基先生自相矛盾》这篇尖酸的文章。这是把关于袭击的「可疑的方面」的伏笔加以发展的第一次尝试。文章断定，我对于突袭当时到底身在何处这一点，作出了自相矛盾的供词。这种含沙射影的不得宜，可真教人瞠乎其目。要是一个孤零零地居住在外地的人是有能力的把20个密谋者动员起来，还能够给他们提供警察制服和机关枪，那么，对他在袭击当时到底身在何处这一点，他也应该有能力预先准备一个答案。但且让我们不要对伪造的技俩吹毛求疪了吧。事情很清楚：《民众报》是在给「自我袭击论」的根据作出准备。 而就在同一时候，调查遇上了重大的困难：杂志能够未雨筹谋，预见到许多个方面，它能够把它的行踪掩藏得妥妥贴贴。从袭击当天开始，已经过去了3天。就在这么一段长时间里，袭击的主要参与者们有着充裕的时机，持着事前准备好的护照离开墨西哥的国境；所以，可以视他们已经没有被捕的威胁了。《民众报》由此而相应地在5月27日采用了更大胆的口吻。在新闻页里，提到这宗事的已经不止于前面引述的那一则故事。5月27日的头条文章干脆声称，「随着每天过去，行刺企图唤起的重大疑问，看来是愈来愈有可疑，愈来愈不合逻辑」；尤有甚者，文章也提到「伪装」这个字了。文章把行刺企图归咎为美帝国主义者谋求干预墨西哥，而且美帝国主义者又显然是以我的合作为据点的。至于帝国主义者们的袭击对象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其它人，该篇文章并无交代。而且，在墨西哥袭击一个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是怎么能令美国的干涉言之成理这点，也一样是令人费解。这篇文章是用吵吵嚷嚷的字句来替代分析和证明。 尤须记取的是，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结成同盟集团之前，《民众报》已经用种种的方式把我描黑为纳粹党人。只是自从红军入侵芬兰之后，我才突然变成了一个美国的特务。《民众报》就像斯大林向他的人员发出指令一样，随心所欲的把我对待。托尼丹诺及其盟友的种种煽动言词和幕后的手法，比起他们在报章上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的是会更进一步。在随后数天的事件中可见，他们在警察当中尤其大做手脚。 在5月28日，调查当局已经完全投向「自我袭击」论的见解。我的2名秘书奥托和查尔斯，及与我家庭有联系的2位人士B.和S.受到逮捕。《民众报》在取得胜利之后，小心翼翼的退身其事：它在5月28日该期，再一次保持了客观的位置。报章的督印人为什么要谨小慎微而非奋不顾身，这是清楚不过的。他们知道的内情比他们说出来的要多，他们对自我袭击论的说法，比起被他们诱导到错误的轨道上的警察们，是更无多少信任的。他们唯恐这种说法将会随时败露。所以，当他们把执持自我袭击论的责任转嫁给警察之后，《民众报》在5月28日便回复为一个保持警觉的爱国卫士的观察者。 《民众报》在5月29日这一期里，不加评论的刊载了共产党的声明；这篇声明竟然不是要求惩罚恐怖分子，而却是要求把托洛茨基递解出墨西哥。就在当天，我们的家居和所有住客，被一团狂热的猜疑紧密包围着，把我们和外在世界彻底切断隔离。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这种场合，托尼丹诺也会把克里姆林宫最露骨的口号留交由共产党领袖们来说述，而这些〔墨西哥〕共产党领袖们是一无所失的。托尼丹诺为自己谋求一道撤退的桥梁。 6月1日的报章刊载了我致共和国检察官的函件，信上公开的点名伦巴度．托尼丹诺，指他在袭击的准备过程里在道德上是个同谋犯。继此之后，托尼丹诺露了半身。《民众报》在6月6日宣称，「墨西哥工人联会指责托洛茨基在（美国佬攻击墨西哥的）神经战中作为工具而效劳」。这是什么用意呢？这是一种毫无意义亦毫无事实根据的空洞言词！托尼丹诺以「墨西哥工人联会」的名义向当局提交了一份文件，这篇文件把该次袭击编成一幅无边无际而又极不明确的国际阴谋的围网，涉嫌者除了我本人之外，还广及其它方面、其它机构和其它个人。真是应有尽有，就是没有格柏乌。我们已经知道，只有「墨西哥的敌人」，才会怀疑到格柏乌。托尼丹诺以其各种把戏保持他作为格柏乌头号朋友的位置。 在5月25日该期，《国民报》的第一版甚至没有提到行刺这件事，这与首都的所有其它报章回然不同。它在第二版里用以下这条题目刊出一则快讯：《托洛茨基在其居所被戏剧式的（！）行刺》。这份报章是根据什么而得出这个评价，这仍是个未知之谜。不幸的是，我不得不确定，这份报章在此之前有好几次在毫无根据之下，企图把一些招人非议的行为推诿给我。 有一点尤值得人们细细的咀嚼：在《国民报》把行刺称作「戏剧式的」同一天，《民众报》的标题是《行刺托洛茨基就是行刺墨西哥》。骤眼看来，《国民报》似乎是比《民众报》对袭击的受害者表现出更多的敌意。但事实却非如此。《国民报》的行为只不过是显露出它远离斯大林主义的消息来源，结果也远离袭击的消息来源，比诸《民众报》更甚。《国民报》有着尽其所能以图讨好斯大林派的编辑们；他们知道，最简单干脆的做法，就是说一些使我招人怀疑的说话。当编辑们收到有关我家受袭的消息，其中的一个编辑更立即灵机一触，想到一条冷嘲热讽的公式。正是这个事实，表明了《国民报》的编辑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写些什么，而这和《民众报》的编辑们是大异其趣的。 可是，应该注意的是，这两份报章在翌日的线路是走在一道了。《国民报》从《民众报》的行藏中，看到它自己可是太漫不经心地脱口说出了行刺企图的「戏剧式」的推论，于是它急流勇退，采取一个较为看守的位置。至于《民众报》，它在确信行刺的参加者中没有任何人被拘捕之后，开始转移到「戏剧式的」行刺企图的位置去。5月27日的故事《托洛茨基先生自相矛盾》，也在《国民报》同时刊出了。 所以，在经过以《民众报》刊登的文章为基础而作的分析，并把这些文章与《国民报》的文章作出比较参详之后，可以确定的说，托尼丹诺是在事前知道行刺企图的预谋的，哪怕他所知道的是最为一般的概况。格柏乌在同一时间里——经过不同渠道——筹划行刺的阴谋计策、政治防卫和令调查无从入手。《民众报》在关键的日子里，无疑是从托尼丹诺本人处接收指示。而且大概舍他之外，不会有其它人是5月25日该篇文章的作者。换言之，伦巴度．托尼丹诺在道德上参与了预谋行刺，并且在道德上掩盖其蛛丝马迹。 为了对袭击的背景及关乎调查的一些状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便有必要就我的守卫说上几句话。有报章的报道把我说成是把近乎陌生不相识的人「雇用」为守卫，而那些守卫是为了薪酬而工作云云。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子虚乌有的。打从我流亡到土耳其以来，也就是说，几乎12年来，这支守卫人员便已经存在。守卫人员的组成是视乎我所居住的国家而不断变换，但其中有好几个合作者是随同我从一个国家移居到另一个国家。守卫经常是由年轻同志组成，他们由政治观点的认同性而与我联结一道，并且是由我那些较为年长、经验更为丰富的友人从志愿者当中选拔；而那些志愿者从不患寡。 我所隶属的运动是一支年轻的运动；这支运动是从来自莫斯科的寡头集团及其在全世界的代理人史无前例的连串迫害下兴起的。一般来说，历史上再难找到另一支运动像第四国际那样，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折损了如许多的牺牲者。我个人深信，在我们这个战火连天、充满巧取豪夺、满目苍夷和各种各样狰狞兽性的时代，第四国际是注定要履行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角色。但这是未来的事。它的昔日只知道有打击和迫害。过去12年来，没有人会想望靠第四国际的帮助为自己创一番事业。是出于这个理由，参加这个运动的人都是忘我、坚信，随时准备把物质利益抛弃，更不惜在必要时把性命牺牲。我没有意欲掉落到理想化中去，但我容许自己这么说：在任何其它组织里，是不大有可能像第四国际一般，有这么一大群各式各样的人那么忠于自己的旗帜，那么的无顾于个人的虚荣。我的守卫一向就是从这种年轻人中征募得来的。 在墨西哥的守卫最先是由年轻的墨西哥朋友们构成的。但我不久便确信，这种安排有不便之处。我的敌人们有系统地试图把我卷入墨西哥的政治，以此来使我无法停留在这个国家。而我那些年轻的墨西哥朋友们，他们既然住在我的家里，时间一长久，便会相当程度上被看成是我的政治影响力的代理人。因此我不得不拒绝让他们担当守卫，并且用上外国人来替代他们；这些外国人主要是美国公民。他们全部经过我那些深富经验的年长朋友挑选之后才派遣过来。 为了彻底的清晰无误，容我再补充一点，就是那些守卫员都不是由我来供养的（我没有这种资源）；一个在朋友和同情者之间募集必要经费的特别委员会担负了这方面的费用。我们——我的家庭和守卫们——生活在一个细小而封闭的公社，四堵高墙把我们和外在世界隔离开来。凡此种种状况，足以说明我是大有理由信赖我的守卫，相信他们不会叛卖或犯罪。 而尽管有着所有这些防范，但若以为这样便绝对排除有个别的格柏乌成员潜身到守卫队里的可能性，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调查打从一开始便对那个被掳走的守卫罗伯特．舒尔敦．哈特抱有怀疑，把他视作袭击的同犯。我这样回答：要是舒尔敦．哈特是格柏乌的特务，他满可以在夜间把我杀掉然后跑掉，而毋须劳动到20个人众，使他们所有人都冒上重大的风险。再者，就在袭击发生的前一天里，舒尔敦．哈特整天在忙着购买小鸟儿、修理鸟笼，给鸟笼髹漆等等这类闲事。有关于指称舒尔敦．哈特是个格柏乌的说法，我仍未听到哪怕一个引人入信的论句。因此，我从一开始便向我的朋友宣布，我会是最后一个相信舒尔敦．哈特是有份参与突击的人。而设若我的所有假设都被推翻，舒尔敦．哈特的参与确是得到印证，那么，这在本质上亦无改变突击的整体属性。格柏乌在守卫员之一的协助或没有守卫员的协助下，组织了把我谋杀及把我的档案库焚毁的阴谋。这就是这宗案件的精髓。 共产党在其正式的宣言中一再重申，个人恐怖不入其行动的系统云云。没有人假设这次袭击是由共产党组织的。格柏乌利用共产党，但格柏乌绝非和共产党融为一体。 在有可能参与突击的人当中，据熟悉共产党党内生活的一些人提到，其中有一个人，他早年被开除出党，后来因回报他对党的某些服务而给恢复党籍。从调查格柏乌的犯罪手法的角度来看，「被开除」的这个类别一般都是深富兴味。斯大林帮在对付苏联反对派的首个时期，通常都特意把最不稳定的反对派成员开除出党，把他们陷入物质极度艰难的境地，从而让格柏乌有机可乘，把他们招纳，以在反对派内作特工。这个手法在后来达至完善，并推而广之运用到第三国际所有的党。 被开除者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一些人是由于原则性的分歧而离开党，他们不再与克里姆林宫为伍，转而寻找新的道路。另一些人是由于处理经费不当，或犯有道德上的罪过，甚或是被指称犯有这种罪过而给开除。这第二个类别中的大多数人，他们已经紧密地依附到党的机器，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干其它工作，并且已经习惯于特权的位置。像这一类的被开除者，他们构成了格柏乌宝贵的材料，可以被变作唯命是从的工具，担当最为危险、最为无恶不作的勾当。 墨西哥共产党的长期领袖拉波尔特最近被开除出党，作为开除的根据是一项最为险恶的指控：拉波尔特这个人贪污舞弊，出卖罢工，甚至收取「托派」的贿金。可不过，最教人啧啧称奇的一点，却是拉波尔特竟然对那些极尽羞辱性质的指控甚至不试图作出辩解。这么一来，他便表现出，为了某些即使他本人也不敢反对的神秘的目的，把他开除是有必要的。尤有甚者，拉波尔特利用第一时间，在报刊上宣布他对党不可动摇的忠诚，即使被开除了出党也复如此。许多在同一时候被开除出党的人，也遵循了这同一个战略。这些人是可以干出任何事情的。他们将会执行任何命令，作奸犯科，务求不会失去党的垂青。还有可能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被开除，是为了在预谋期间把袭击的参与者先行移离出党，以让党不致沾上任何责任。至于开除什么人、利用什么口实，则是由藏身在幕后的格柏乌最为信赖的代表人来发出指示。 把这一场谋杀编造为墨西哥工人突然起而自发的把「人民之敌」严惩处办，并以此方式来向全世界的工人呈示，这对斯大林会是大为有利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格柏乌很热衷地一而再的，不惜一切代价以把我和竞选墨西哥总统的那个候选人阿尔马桑将军联系起来。由托尼丹诺和共产党领袖发布的连篇声明，相当清楚无误的披露出这个策略计谋：寻求一个有利的口实，或是创造一个有利的口实，以让他们能够执起武器来对付敌人；而在这张敌人的名单上，我大概不会是叨陪末席的一个。该无疑问的是，在「墨西哥工人联会」的工人民兵里，是有一支由格柏乌创设的秘密突击队，由之担任最危险的勾当。 我在报章上利用每一次场合，反复要求设立一个公正无私的调查委员会，以检验所有虚假的报告；我这个要求是为了杜渐防微，及时制止上述的计谋。不过，即使没有一个调查委员会，墨西哥的公众舆论直到今天为止显然都对那些诽谤予以拒斥。按我所能判断，斯大林派迄今还未能在工人圈子中挑起对我的仇恨。与此同时，斯大林已经厌倦于守候「民众义愤」的爆发，格柏乌遂接到他的号令，还是要重施故技，用回更因循和直接的手法来行事。 如此小心谨慎而又干练的突击，竟然出乎意外地落了个空，这是对斯大林的一个重大的打击。格柏乌必须在斯大林跟前恢复名誉。斯大林必须展示他的权势。再一次行刺的企图必然会卷土重来。会是用什么方式呢？很有可能是又一次纯然的恐怖行动，机关枪和炮弹兼施。但也完全不能排除他们会用捏造的「民众义愤」的手段来为恐怖行动作掩饰。墨西哥的斯大林特务之所以发动愈来愈恶毒的诽谤运动，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克里姆林宫为了证明其对我的迫害是正当的，同时也为了掩饰格柏乌的袭击行动，它的代理人大谈什么我的「反革命」倾向。这就端视乎人们怎样理解革命和反革命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帝国主义是最强大有力的反革命，不论它是以法西斯的形式或是披着假民主的外衣。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愿意容许我留在其领土。至于那些受压迫的或半独立的国家，它们或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或是在莫斯科官僚层的压力下，拒绝把我接纳。这个莫斯科官僚层，目前在整个世界里发挥着极之反动的角色。墨西哥对我客气相待，乃因墨西哥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由于这个缘故，墨西哥政府作为一个罕见的例外，证明是足有不受外来压力的独立性，能够按照其自身的原则作指引。所以，我可以声明，我在地球上活着不是依循常规，而是依循常规的例外。 活在我们这个如许反动的时代，革命者不得不逆流而上。我是竭尽所能，全力以赴。我个人的命运，及与我亲近的人的命运，大抵是最无情地表述了世界反动的压力。我全然不会将之看成是我个人的功过：它是由千丝万缕的历史情势揉合而成的结果。不过，当托尼丹诺、拉波尔特这一类人等把我宣布为「反革命者」，我会是处之泰然，留给历史作最后的裁决。 注：阿尔马桑（Almazan）是1940年墨西哥总统竞选中的右翼候选人。 （李时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
陈独秀《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1920年5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 陈独秀 （1920年5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出版，署名：陈独秀。此文是陈独秀所辑著，收录有柏荣、樵仲、亚文等人与厚生纱厂厂主穆藕初的辩论文章，并载有陈独秀对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意见。 （一）长沙《大公报》柏荣君论《上海厚生纺纱厂试用湖南女工问题》 上海厚生纺纱厂自今日（二十七）起，在自治女校招收女工。我现在把他简章上面所载的主要点写在下面，并根据这些主要点发为问题，务请注意社会问题和女子问题的人，在这解放潮中，大家来讨论讨论。他的简章上面说： （1）主义念湘省叠经兵事，生计艰难，妇女尤甚，故让出一部分工额，招募湘省女工一批来申试用，以开内地女界力食之风，并培养纺纱熟手，预为湘省振兴纺织工业地步。 （2）工作每日工作十二小时。 （3）工食每月工食约八元，视各人工作能力而增减之。 现在我要代表湖南人对于厚生纺纱厂致谢。致谢的是什么？就是他“念湘省叠经兵事，生计艰难，妇女尤甚……”的一片慈悲心。但是我要问： （1）他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由衷之言”？他为什么对于我们湖南的女同胞有这番美意？他到湖南来招女工据他说是让出来的，到底骨子里含不含着有别的什么意思？ （2）上海工厂的工人，受着世界潮流，已有对于工作时间和工资问题发生同盟罢工的事实，厚生纺纱厂此次招收湖南女工，到底是不是为免除这种困难事实起见？ 对于工作时间问题“八小时”的劳动制，暂且搁置不说。但是我要问： （1）每日十二小时的工作如何支配？ （2）每日二十四小时，除工作十二小时和睡眠八小时外，尚余几小时？ （3）在这所余的四小时中，除三次饭食时间最少须一小时半外，每日所余这二小时半，可做些什么事？ （4）据他的传单上面说，除工作时间外，寄宿舍内还要做洒扫烹食洗涤诸琐事；在每日工作饭食睡眠余下来的二小时半，可以将就把他处理。但是我要再问他传单上所载的甚么书算簿记等……游戏舞蹈等，有什么时间去分配？ （5）作夜班的人，整整的要作一星期，于他们的身体没有什么妨害吗？ （6）每日作十二小时的工，不要休息时间吗？于他们的生理上没有什么关系吗？ 现在说到工食问题来了： （1）上海伙食的价格怎样？ （2）八元内除去伙食，尚余几元? （3）每月所余的钱，假若去的妇人，家里有人要供养，所余的钱寄回去供家人了，倘若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故又怎样？即使不要寄钱归家，倘若有人发生什么重大事情，自己所储蓄的还不够用又怎样？ （4）八元的工价（伙食在内）和十二小时的工作，工值是否相等？ 厚生纺纱厂此次来湖南招募女工，是否“念湘省……”，我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我总对于上列诸点有些怀疑，那是我不能不说的。我很希望注意这个问题的人快来讨论，“五十个人”的前途幸不幸，都在这三日内解决咧。 （二）长沙《湖南日报》樵仲君论《上海厚生纺纱厂试用湖南女工问题》 崇明黄君，乃余在长邑中学时同学。自长邑归并长郡后，黄君离校。厥后，不谋面不通信者数载。日昨忽过访，互道契阔。余询其近状，黄君自言曩因受种种激刺，忿然赴沪，投厚生工厂为工徒，历今五年，已为工头，以种美国棉花为职业。即此次厚生工厂招湘女工，亦由渠董其事。语次，出章程图片种种相示，并嘱余代将详情，披露报端。余以患病，未应也。昨日，阅《大公报》，见柏荣先生所著《上海厚生纺纱厂试用湖南女工问题》，对于招募湖南女工，实怀疑虑。余因此，遂不能不将余与黄君之谈话述出以明真相，而祛人惑焉。 （余问）厚生工厂总理为何许人？ （黄君答）总理名穆藕初，本世家子；父殁时，家产荡然。穆君乃改业商，后留学美国。返国后，遂组织厚生纺纱工厂。 （问）厚生工厂，何以必招募湖南女工？ （答）总理因扩充工厂，故加募女工，余因我湘省屡遘兵燹，且受纸币影响，生计艰难，故请求穆总经理，留额五十名，在湘招募，但不知湘省女工能否适用，故云试用。 （问）女工在厂所事若何？ （答）工厂纺织，皆以机器，女工不过作接断纱等事而已。 （问）每日工作十二小时，不太久乎？ （答）现在为中外纺纱业竞争之时，总理因欲战胜外国纱厂，故用夹工，即日夜两班，循环继续工作。工作时间虽长，亦系不得已也。 （问）在厂工作，必满三年乎？ （答）至少须工作三年。因此次招募五十名赴申，资斧皆由工厂预备，每人并赠皮箱一只，面盆网篮各一只，工厂所费实属不赀。恐女工中有仅借此为游历计，非实心作工者，故必限定三年，方可出厂。 （问）工资每月八元，似过于少。 （答）工资虽只八元，然除火食外，尚可余三四元。长沙女工工价，多者仅二元，以此相较，则八元亦不为少。 （问）女工除工作寝食外，所余时间无几，恐不能操扫洒烹食等事。 （答）时间虽短，但工作时并不劳苦，即以休息时间作洒扫等事亦可。 （问）三年之后，女工如何？ （答）愿留者仍可继续作工。不愿者听其自由。 （问）女工寄宿何处？ （答）总理因念湘省女工，不能如本埠女工工罢即可归家，特于工厂附近设寄宿舍，刻尚在建筑中。 （问）女工工作时间既长，又须作晚工，于身体似有损害。 （答）因此原因，招工必选身体强壮能耐劳者。 （问）工厂对于女工不正当之行动，有豫防之法否？ （答）此事工厂不能负责。但余拟组织一湖南女工勤工会，以互相警惕勉励，另有简章。 （问）女工在厂时，设遇特别事故，可以请假返湘否？ （答）遇特别事故，由工厂调查确实者，可以请假；但以不请假为最好。 黄君并云“劳工实有乐趣，余在沪，常服袯袂。返湘，往自治女学晤舅氏马君时，仍未易服，马君见余状若此，闻述招女工事，似不深信；余乃电穆请电县教育会证明，随又恢复数年前之少爷衣服，始有与我周旋者。我既不见信于长沙社会，故对于报名女工，必再三诘问果愿往否；如稍存疑虑，则勿往为佳。余有妹，曾毕业东乡女子高等小学校，已入厚生工厂数载。余妻问余可往否，余以愿往则往，不愿往则勿往答之。余与君（指樵仲），共校时，年皆未舞象也；余常谓必为工人，君每嗤之，今果何如哉！且君若以数年前之余与今日之余相比较，得毋笑余愈趋愈下耶？”吾曰：“否否，君大觉悟，我深愧不及耳。” （三）长沙《湖南日报》畅吾君论《上海厚生纺纱厂试用湖南女工问题》 早几日前，我就想要研究这个问题；只因琐事太多，没有提笔。现在我的朋友柏荣，既然将这问题提出来了，我就跟着他也来说说。但是我在未讲到本题以前，有句话要申明，是我所讲的，纯是“事”的问题，与“人”没有关系。因为下面我所讲的人，都是我不认识的，所操的职业也不同，决没有半点利害冲突，纯是由于内心的自动，决无别的作用。 据厚生纱厂的章程第一条，大概说是“因念湘省妇女生计艰难，特让出一部分工额，来容收湖南的妇女”。下面书有厚生纱厂总理穆藕初，并盖有私印。照上海报纸纪事看来，他也似乎是一个重要的商人。据本省近日报载厚生纱厂招女工的经理员，是黄本操，他是一个湖南人。又听说他到长沙来，并且请些什么湘绅，在自治女学开会一次，也得了他们的同情，这件事大体可说是没有坏处了。我不是工艺家，对于工作的情形不甚熟悉，当然也不能下一个全权断定，说他怎样不好。只就我心里所想到人人应该怀疑的事件写出来，先请在省的厚生纱厂招女工的经理人黄本操，及与闻厚生纱厂招女工会议的乡绅答复。上海的穆藕初，我也要写信到上海去，请他答复。看报的人也要请参合昨日柏荣先生所讲的过细想想。女工的本身和与女工的有关系的人，更要切实思量。诸君要晓得，我并不是不赞成湖南的女子到外边去作事；实在是因为照他章程上所讲的，有研究的必要，不可不慎重其事。 这问题所应该研究的，可分作劳值，工作时间，单方契约，三项。 （1）上海地方，每日作十二小时的工作，月给工食洋八元，并要因工作的能力而增减之，现在有这种成例吗？上海的米，现在卖八块多钱一石，每人每月要吃两块钱的米。米之外，要油盐菜煤，这油盐菜煤要两块钱不要？作工的人不要衣服穿吗？一年的衣服要多少钱？每日作十二小时的工，我可以断定会生病的，病了不要医药钱吗？上海医药费比湖南如何？病时不要扣工钱吗？不要吃饭吗？工作能力差点的要减工资，最低额足以维持个人的生活吗？也就是每月能够得八块钱，或许多得一二元，（我想最多也不过多一二元，因为工食的本额只有八元。）每年每人，可余多少钱？并且要做三年工，上海的生活程度不会增高吗？每月的伙食增至六七元（三年后必至如此），每月得了八块钱，又怎样？现在的八块钱，在湖南看来似乎很好，若是把在本省做女工的火食工价比比，又强许多，大家留心想想。 （2）每日作工十二小时，是世界上哪一国的劳动制？纱厂的机器，是日夜不息，每日工作二十四小时工，要日夜两班人去用他。日里工作时间，固然太长（此事柏荣先生开有预算表，我不再讲，请读者参看）；夜间的十二时，更觉为难。我要问问穆藕初，黄本操和湘绅，你们自己做得到吗？做工之外，还要煮饭，洗扫，梳头，吃饭，要占多少时间？做一个礼拜的日工，换做一个礼拜的夜工，是根据于什么原理？不会生病吗？厚生纱厂的主人，你们要晓得，机器是机器，人是人，决不可将人当作机器！ （3）招收女工的资格有一条，要填具愿书，家长署名，外加铺保。劳动家与资本家，本然是对待的；招人作工，要家长署名，外加铺保，是不是不把劳动者当人？是不是在这三年之内，卖给工厂？开工厂的有钱，要人这样那样，假使他们工人在工厂里，因作工致死，或有疾病，你们独不要认医药费负生命赔偿的责任吗？并且在这时候，要豫定三年，决没讲到日后工资的增加；我要问三年后的纱价，能照今日的定价出卖吗？厚生纱厂的主人坐在上海，眼光很大，逆料劳动界将来一定有问题，在这时把基础弄稳，只管把别人做奴隶，自己赚钱，并且得着“因念……”的好声名，计策真好，恐怕将来潮流来了，反动比别处还要利害些。 这是我一时所想到的，请黄本操答复之后再说。 畅吾君这篇文字日前送来时，本部已将樵仲君所作付刊了。樵仲君与黄本操君所谈的，我觉得未免太笼统，太单简，对于柏荣君所怀疑各点，还是没有解释明了。跟着现在畅吾君又提出严重质问起来，越发印证得黄君所答异常含混。我很希望黄君看过了这篇文字，早点儿详明答复，大家多是提着笔等呢。 （四）长沙《大公报》亚文君底《上海厚生纺纱厂在湖南招女工的章程的研究》 “上海厚生纱厂委托湖南人黄本操试招湖南女工”这个问题，柏荣君昨日已经提出了。湖南人出外做工，我也是很赞成的；但是我看厚生纱厂招工的“办法”，也不免有些怀疑，特写出来和大家讨论： （1）人格问题工人是人么？人应该有自决的权利么？此次厚生纱厂招女工，预先要有家长署名的志愿书，和有力量的铺保，才能够取得做工的资格，是不是预先将五十个女工的“人权”完全归到家族和铺保手上？是不是就是把这五十个女工的“做人”的权利根本取消？一个人做工都没有完全自决权，这个人是不是机械？厚生工厂是不是把这五十个人当做机械买去？ （2）劳力问题我请问农人的耕牛，是否常要他每日做十二小时的工？我请问我们一般人每日能否做十二小时的工？我请问世界各国哪一国有每日做十二小时的工的工人？我请问我国女子的体力能否比世界各国的女子更强健？机械每日工作二十四小时，女工每日工作十二小时，一个女工可当半部机械，厚生纱厂的想法固不错，只是这五十部“折半的机械”恐怕有点寿命不长罢了。 （3）工资问题一个女工每月能够得八元的工食，在我们长沙人看起来，觉得很有利益。但是我们拿上海的生活情形来估计，每月所余也有限了。且我还有几个疑问：去时的盘费由他担负，回时的盘费怎样？平时每月有工资，病时又怎样？住在上海的女工，遇有疾病等事，可有家庭照料，湖南去的女工，离家这样远，倘有疾病，医药费和看护人怎样？ 据我看来，每月工食八元外，若没有特别补助费，这五十个工人遇着疾病等事，必要发生绝大的困难，现在我说他们每日做十二小时的工太多，恐怕他们到了那时还要再加工作时间才能生活呢。 上写的三个问题，我希望大家研究研究。 ※※※ 按柏荣亚文两君，都对于厚生工厂招工办法有些怀疑，所以投稿本报，提出讨论；我认为这件事颇有讨论价值，所以替他发表了。今日《湖南日报》上登的樵仲君那文章，是替厚生工厂“明真相，怯人惑”。有了他和黄君一段谈话，柏荣亚文两君的疑团，多少总可以解除一点。 据我看，他要家长志愿书，要有力量的铺保，也无非是为免除将来意外纠葛起见，不能十分怪他。至说到有人权无人权，能自决不能自决，这是全中国妇女界尚待解决的问题，不便单单拿来责备厚生工厂。 柏荣君疑该工厂或者含有别的甚么意思，我看别的意思是当然没有的。至于“免除罢工风潮困难”一层，我却不敢担保该工厂定不含有这种意味。但是他说是“念湘省迭经兵事，生计艰难，妇女尤甚，特让出一部分工额……”，我们就不能不感激他“念”“让”两个字的美意。 厚生工厂既然对于湘省妇女有“念”“让”两层令人感激的美意，那么，工作时间长短问题和工资多寡问题都很容易解决了。记者敢代表五十个女工，以最诚挚恳切之词，向厚生工厂请愿： （1）请“念”八小时工作已成世界公例，酌量减少该女工等的工作时间。 （2）请“念”妇女作工劳苦，酌量增加相当的工价。 （3）请“念”湘省妇女远道作工，遇有疾病或特别情形时，酌量给予以补助费。 以上三事，是和柏荣亚文两君意思相同的；但是柏荣亚文两君是取研究的形式，我是取请求的形式；我愿黄本操君带了回去，即作为湘省女工的一纸请愿书。何如？ 兼公附记。 （五）长沙《大公报》柏荣君《再论上海厚生纱厂试用湖南女工问题》 我昨天说，有了樵仲君和黄本操君一段谈话，柏荣亚文两君的疑团，多少总可以解除一点；今日看了《湖南日报》上登的畅吾君那篇文章，和柏荣君投的这篇再稿，也如杨积苏君所说的“对于怀疑各点，还是没有解释明白”，所以再把他批露出来，要求黄本操君作一个书面的总答复。黄君呵！并不是我们故意麻烦你，你原是个很“关怀桑梓”的人，古语说得好，“为人须为彻”，请你注意一个“彻”字罢。 兼公附记 上海厚生纱厂，此次到湖南来招女工，我很怀疑，我已把他写了出来，登在二十七日的本报上。昨日我读了樵仲先生和黄君的谈话（见《湖南日报》），我的疑团，依然一样，所以我不能不再把他写出来请教： （1）厚生纱厂，是穆藕初君办的，我在他招女工的章程上面看见了。并且在上海报纸上面，我早已屡见其名，晓得他是上海一个重要的商人。 （2）厚生纱厂此次来湘招募女工，是黄先生的请求，是黄先生关切桑梓的处所，我敢再代表湘人致谢。 （3）据黄先生说：“女工在工厂不过作接断纱等事而已”，但据招工的简章上第五条说：“先习摇纱，嗣后酌调”。在第四条说：“在本厂练习一个月或二个月”。入工厂须练习，我想工作必不像黄先生所说“接断纱等事”那样容易。“先习摇纱”云云，是否是“接断纱等事”一类的工作，我是个门外汉，不敢下什么断定。但从“摇”字上面看来，我敢断言工厂内的工作，是要用体力的，必不像黄先生所说那样的不用费力。 （4）黄先生说：“总理因欲战胜外国纱厂，故用夹工，……工作时间虽长（每日十二小时），亦系不得已也。”当此劣货充满全国之时，穆总理有此宏愿，那是全国人所祷祝的。但是黄先生呵！每日工作十二小时的体力劳工，并不是好玩的事，是要性命相交的，“不得已”三字，就可以了之吗？ （5）在厂作工，必满三年，黄先生所持的理由诚然不错；但世界上一天一天的文明，生活程度上即一天一天的增高，且劳值又与工业竞胜成正比例，该厂的工资，仅说每月工食八元，并没有说按年增加的话；假使到了第三年，每月八元不能维持生活，该厂又将如何？假使有人因为不能维持生活，或因为别的工厂的工值比较的要高些，而要求退工，该厂不说“作工限定三年”的话吗？ （6）“八元亦不为少”的话，固然不错；但是我要问：长沙的女工，每日要作十二小时的工吗？每日要作像“摇纱”这一类十二小时的劳工吗？长沙女工的工价，比较的虽要少些，还可得身子的自由；倘若到了上海，我恐怕有一点子不对，就会害得上不上下不下哩。并且在上海工作，每月多得一二块钱，又算什么事；拿物价的高低比起来，每月实实在在又落得几个；如果遇着不幸的事，那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黄先生！上面的话，你先生记及吗？能够作保证吗？ （7）黄先生说：“工作时间并不劳苦”。我从“摇纱”的摇字“顾名思义”起来，总有点不相信。并且妇人的事，比男子分外的多些，如梳头洗涤之类，又有什么休息时间，去作洒扫等事呢？黄先生呵！还是请你劳神，把工作寝食，梳洗，烹扫，书算，薄记……等，把每日二十四小时好好的分配，释人疑团！ （8）三年之后，女工还不自由吗？ （9）赚八块钱一月，不设寄宿舍，还要人家住栈房吗？ （10）樵仲先生问得好，“女工工作时间既长，又须作晚工，于身体似有损害”。在我的意思，“似”字觉得太轻，应改“必”字。黄先生说：“因此原因，故招工必身体强壮能耐劳者。”身体强壮能耐劳者，目前虽没有损害，能保将来不损害吗？且因生理的关系，女子又有比男子不同的地方，若遇女子呈生理变态的时候，女子不作工吗？他的工作时间，又可以减少吗？工作时间不减少，整日的工作十二小时的劳工，谁能说他们身体没有损害！黄未醒先生，你是我们湖南一个讲体育的人，讲女子体育的人，你醒了么？这个问题，我要请你答一答。 黄先生下面所说的话，我不研究了，但是我再要问一句：应招的资格，须由本人亲具愿书，家长署名，外加铺保，这是工人对于你们贵纱厂所具的字据；你们贵纱厂对于工人负有什么责任呢？倘若工人入厂不久，又没有储蓄，得了疾病怎样？倘若由疾病而致死亡，又怎样？现在虽不能解决这些事实，然不可不明白计较。黄先生！你是湖南人，你应该拿“负责任”的话说出来。我并不是反对厚生纱厂在湖南招女工，又不是不赞成湖南的女子向外边发展，像厚生纱厂这样招工的条件，我实在是早替被募的女子深抱杞忧。 （六）长沙《湖南日报》佛兰克君《论厚生纺纱厂在湖南招女工事》 上海厚生纱厂，在湖南招女工的事，我连日在本报与《大公报》上看了许多议论，触发我也要说几句话。柏荣畅吾亚文三君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了樵仲君和黄君问答的一篇，固然可以解释一些；但我觉得所解答的还不十分满足，就是兼公君也只说“多少总可以解除一点”，可见兼公君也觉得不十分满足。我且把我觉得不满足的写在下面： （1）黄君说因中外纺纱业竞争不得不日夜循环作工；我说何不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人，那么所出的货也可以多少相等。 （2）黄君说恐女工中有非实心工作者，故必限定三年，方可出厂，我说如果女工到上海不久，家中忽发生丧事，或自己有病痛，与别的原因，工厂能不能许他回家？ （3）黄君说女工以休息时间作洒扫等事亦可，我说每日除十二时作工外，究有多少时间可以休息。纵说有休息时间，在这时间内又要作洒扫等事，究竟是不是休息。还有一层，那些甚么书算薄记游戏，就是支配在黄君所说的休息时间内呢，或者另外更有时间？ （4）黄君说三年之后，不愿留者听其自由；我说解散军队，政府要护送他们回籍，如果有女工三年之后不愿留者，工厂能不能设法送他们回湖南？倘若不能，那时女工有因困于经费，不能自由回籍者，又怎样处置？ （5）黄君说招女工必须身体强壮者，为的是怕有损害；我说就女子的生理上讲起来，任他如何强壮，到了月经的时候，总不能过劳。那么每日如何能作工十二时呢？且又如何能作晚工呢？据研究体育的人说，女子到了月经的时候，学校中的体操课都不能上，因为过劳了有碍于生育，何况到工厂中去作长时间的工呢！厚生纱厂能不能担保女工的身体没有损害？ 在上面提出的五条，是我对于黄君答樵仲君的话，再进一步的疑问。此外畅吾亚文柏荣三君的问题还很多，或者别人更提出甚么问题；黄君既然来办招女工的事，想要免人的疑虑，不能不把这些问题解答明白。我并望大家注意，因为一方面关于五十个女工的本身，一方面关于中国的工人制度，这事很有讨论的价值。 我今日听得人说，黄君看见报纸上研究这宗事，说是书生只晓得做文章，不知道事实。我请问黄君，你的事实到底是怎样，你自己能不能照女工这样去工作？ 我又听得说，女工报名的已有百几十个。像湖南这样生计困难，莫说只招五十名，就是要招五百名也有；莫说每月有八元的工食，就是更少一点，也有人愿意去；莫说每日作工十二时，就是再长一点，去的人也不得怨劳苦。因为各人只自揣暂时可以解除生计上的困难，日后的怎样，恐怕未研究过。如果厚生纱厂能满足我们的问题，能保障五十个女工后来不至受损害；他那“念”“让”两层当然感激不尽。否则兼公君不敢担保的这种意味，总有些令人想到那上面去。 金钱万能，我知道湖南五十个女工，一定会到上海去。书生的文章，黄君或可掉头不顾。不过我所说的，要请大家注意罢了；要求厚生纱厂应允兼公君代女工所作的请愿书罢了。 （七）长沙《湖南日报》负厂君底《研究厚生纺纱厂招募湖南女工问题》 上海厚生纱厂在本城招募女工的问题，已经有柏荣亚文佛兰克畅吾诸君的研究发表在前了。这种作工十二点钟的问题，在今日正提倡劳动主义的时候，原与吾人有研究的价值；我自己就很穷忙，抽了这么几个钟头，也插进来研究研究。有人说道：“你们研究你们的，哪怕你们的笔写秃了，他们招工的还是招工，应募的还是应募；他们瞧见了你们所发表的意见，还说你们是书呆子，你们何必苦苦的来研究呢！”这个话固是不错，他们招工的，我们也没能力去干涉；他们应募的，我们也没能力去干涉；不过是一个问题出来，我们负着有研究知识的，应当充我们力量去研究；至于实施，是在社会上的觉悟，我们的研究，也是要促社会上觉悟，他们听不听，他们行不行，我们暂时不管；只要有研究的价值，我们还是要研究。 工人作工就实际的研究，也不宜有十二时的操作。就是在劳动会议以前，世界各国，也没有超过十二点钟的。今将调查的结果列表于下： 工场种类就业时间休息时间 劳动时间每周劳动时间 日本纺织工场十二点钟一点钟 十一点钟六十六点钟 机械工场十点钟一点钟 九点钟五十四点钟 英国纺织工场十一点钟一点钟 十点钟六十点钟 机械工场九点钟一点钟 八点钟四十八点钟 德国纺织工场 九点半五十七点钟 机械工场 九点钟五十四点钟 美国纺织工场 五十八点钟 机械工场 五十四点钟 照上表看来，就把八时制丢开不说，也不应该有十二点钟的工作。况且还有多数的工厂，有优待女工的一条：“凡女工可以迟进工厂半点钟，早退半点钟。”因为女子体力软弱，所以特别的注意。现在厚生纱厂要女子作工十二点钟，对于女子的身体有没有妨害呢？ 再进一步，就细心实际上的考察，劳动时间太长久了，对于工人的身心很有妨害，所以劳动率也随着减低了。换一句说，就是工人劳动过久，精神也就疲倦，工作也就迟钝了。不但是迟钝，还有粗糙的毛病；因之所制出的物品，也就要比较的恶劣。据阿制柏氏在寨集工厂实地研究的结果，说工作八点钟与工作九点钟的比例，与一一六·三与一〇〇之比；照这样说来，工作八点钟所得的结果，比工作九点钟所得的结果还大。因为多作工一小时，工人的精神，日渐多一份的消耗。起初进工厂的人，是没有熟练的，作工速率，自然比较的迟钝些；及至熟练的时候，精神也就和时间消耗了许多，所以工作还是要迟钝。又有人说，精神是愈用愈出来的，这句话是指毫不用精神的人说的，不用精神的人，精神渐次退化；过用精神的人，精神渐次消磨；“过犹不及”，所以每日操工过多，也未必就有许多的益处。这是就厚生纱厂方面说，也不宜有十二点的工作咧。 我前年在上海斜桥方面，住了三个多月，瞧见各纱厂的女工，每日进厂总约在七点钟左右，出厂总在五点钟左右，共计还不到十一点钟的工作，为甚么到湖南来招工，就要有十二点钟的规约呢？呵！我明白了，我从前在日本各工厂实习的时候，瞧见朝鲜人是操十二点钟以上的工作，大约湖南对于上海是亡国奴！ 前次万国劳动会议，提出中国的工人每日操工十点钟的一条，我们还要起来反对，现在居然自己家里人，还不把家里人当人，只说望外人来提起，怎么能够呢？唉！我也是中国的一个工人，仔细一想，我非常伤心！ 工人的劳资，固属以其工作的能力而定；但各地方的情形不同，生活的程度不同，劳资也是应该有差异。这些女工（应募的湖南女工），虽说是在本地只得一元两元一月的工资，他们却实实在在的得着这么一元两元；现在上海地方生活的程度何如，除房租外，每人伙食，月需至少四元左右，不要衣鞋袜穿吗？不要零用吗？每月八元的工资，试问能够剩下许多呢？设有意外的事，又怎么样呢？照这样的说来，湖南被募的女工，只是白白地替厚生纱厂作了一场工，若是被募女工的家里希望补助，还是没有。咳，可怜！ 厚生纱厂待遇工人的话，也只是糊里糊涂的几句。数十个工人将来没有病的吗？没有死亡的吗？没有意外的事吗？在外国工场法规，都定有保险，救恤，扶助的章程，并有种种保护生计的设备；厚生纱厂招工章程上全没提起，这也是我应该替这些女工质问一句的。 （八）长沙《大公报》黄醒君论《纱厂中女子作工的体育问题》 厚生纱厂招女工，供给我们讨论社会问题的一个好资料。我本是个好事的人之一，天职上应该哼两声。我的朋友盛野人在两礼拜以前，就和我作过三小时的共同研究；结果是要向他的大本营作正式的总攻击。近几天柏荣新城两位同志忍不住了，稍稍发表了一些意见，我还是装聋，不则一声。前天柏荣君单点我来研究这问题中的体育问题，我正写信给他，申述我的意见，恰好代厚生来湘招工的黄本操君来了，我告诉他正预备答复杨君，他要求我牺牲写信的时间，同到大公报馆去，邀集舒杨作一个总解说，以图时间经济；装聋的我，当然赞成此举。不料经过解说之后，兼公定要我做一篇收束这问题的文章；我这聋还是装不成，只得说几句良心话，应个景儿。 （1）工作时间长短与体育的关系 工作与体育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的长短。但是时间的可长不可长，是要看这种工作使用力气的多少，就是使用的是大肌肉还是小肌肉，以及疲劳的状态，更要看这工作者的身体元气，工作时的环境，工作中的休息，及使用元气的调和，食物中的养分种种方面，才能得实在的结果，才能下适当的批评。大概使用大肌肉的工作易感疲劳，须多得恢复疲劳的次数；使用小肌肉的工作难感疲劳，须有使用大肌肉的机会。 据黄君所指定纱厂中女子的工作，是使用小肌肉又不变化的，是在屋子里不洁空气中的，是用脑力较用体力十与一之比的。这种工作，在当时——即三五年中——身体上决不致有显著的病态。资本家的发财欲和劳动家的生活欲两方造成一种最长时间的工作例，现在稍明事理的人，都知道他不卫生，我也不赘说。 （2）日夜轮工是否合于卫生 日光中空气和人的关系，正同河海里的水和鱼一样。据黄君称工厂因成本和出品的关系，势不能停机，不停机当然作夜工，作夜工是人所不愿的，所以定作一礼拜日工一礼拜夜工的轮替制。每天在交替在第六时及第十八时的时候，请想第六时天才见光，第十八时天日要黑，作日工的这六大中每天不能和日光中的空气有十分钟的接触，等到下一礼拜轮着作晚工了，虽说可以接触日光，又不能不睡，请问社会的习惯，许不许女子睡在露天日光的地上？ 还有这轮替上有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在第一礼拜中是晚上睡，第二礼拜中是白天睡，能不能成习惯？资本家说，只要给他钱，没有不可能的事，似乎这种习惯不习惯不成问题。但是一个人起居没有习惯，是卫生学上最忌的。 （3）体格健强就不会弱吗？ 黄君说，这次招工极注意身体，但我要问黄君鉴定他们健强的标准如何。现在假定有极完善精密的检查，有一女子，其健强等于健强男子，我也有些疑问。 假定有一夜很冷，这冷的一夜中有一个最强的女工，他身体上正营他那特殊工作，试问这工作受凉后在身体上的表现和健强上的关系如何？这要请资本家去问一问他家的太太。 假定有一女工当工作时候忽然内急，在事务上万不能离身，势必忍着。这种忍着的事实发现得多，每每发生便秘的毛病，就是长时间的坐和站的人，也多有病患便秘的。便秘虽不是显著的大病，究竟和健康的关系也很大。这也要请资本家去问一问他家的太太。 关于妇女生理病上的致病原因，我不是妇女，也数不出多少。资本家是靠劳动家吃饭的，工人不健康，间接就要损伤资本，资本家也知道要注意的。至于中国女子的体格素弱，更是要特别注意。然而我说这些，又近迂腐，我且和资本家算一个账。 女子生理上，比男子多一件事。这件事在轻巧不使用大肌肉的工作虽说无碍，但是他总不能说不为这件事占去一些时间；工作的时间有规定，那么处理这事的时间一定是从睡眠或休息中匀出来的；如果是这样，他的睡眠或休息的时间内每月最少要比男子减去三点钟。现代的习惯，女子还不会剪发，为束发每天最少要比男子减少睡眠或休息的时间约二十分钟。有多数女子的脚，不曾完完全全解放，就是最不爱清洁的女子，每个月也要洗两回脚，但洗脚的时间，比男子最少要多费半点钟；这时间也是从睡眠或休息中匀出来的。现在假定有一个女子，他的元气和强健男子一样，同在一个工厂里作同样的工作，照上面的计算，三年中要比那男子减少睡眠和休息的时间五百零九点钟；请问这多做的五百零九点钟的工，究竟耗不耗他的元气？此外的一切暂且不问，只请那靠着劳动家吃饭的企业家，解答这一个小节，何如？ 我写到这里，我自己的事已经耽搁了不少；我想再写也是白费纸笔，体育以外的问题，我也不懂。黄本操君昨日的答解如何，我不能抛却我忙不过来的时间精力，替他当记录。好在他现在还在长沙，要知他的内容的可去问他。 一九二〇年，一月三十一日，十五时作。 （九）长沙《大公报》兼公君论《厚生纱厂招工问题论辩的结果》 这几天内，讨论上海厚生纱厂在湘试招女工这个问题的，有柏荣樵仲亚文畅吾弗兰克未醒负厂诸君，都在本报和《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意见；除樵仲君一篇外，都是对于该厂招工办法十分怀疑的。 我和杨积荪君的意思，甚想该厂经理招工的黄本操君做一个书面的总答复。黄君为节省时间起见，却邀集了柏荣畅吾未醒三君，在本馆开了一次谈话会；谈话的结果，想必是一般阅者所急要知道的，待我逐项写在下面，作一个论辩的小结束。 （1）工作时间长短问题本题中最关重要的就是这一项。黄君说，“十二时工作，是上海各纱厂现行的通例，并非厚生一家如是，也不是对于湖南女工作工时间的特别办法。”据此说，这个问题就不是黄君一人所能解答的了。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须要顺着世界潮流，如未醒君所说的“对他大本营中下正式的总攻击”。 （2）工作劳逸问题黄君说，“女工在厂工作，如按纱摇机之类，都很轻快。”据此说，劳是不顶劳的；但因此便发生了一个卫生不卫生的问题要待商量了。 （3）工作时间分配问题黄君说：“纱厂日夜不能停机，工人又不能日夜工作，所以才规定一个七日轮番交替的办法。”这个办法，据未醒君说是很不卫生而且很不习惯的，不过也不是黄君一人所能解决的问题罢了。 （4）工资增减问题黄君说：“八元是该厂工资的最低额（指非童工），虽说视能力增减，事实上是有增无减的。”但是事实上既然有增无减，又何必标出一个“减”字来惹人疑惑呢？ （5）伙食问题黄君说：“上海工人火食，每月至多决不过四元。”假使食用不过四元，那么每月八元的工食也就勉强可以支持了。 （6）特别补助费问题这项也是关系很大的。据黄君说：“照厂中规则，工人疾病，由厂备有医药；但不作工须按日扣薪。工人不幸死亡，由厂按照原工资酌量给予以三月至五月之抚恤费。”因为招工时未曾声明，所以才发生疑问；于今说明了这项问题，算是得到了圆满的解答。 （7）修习时间分配问题据黄君说：传单上载的书算簿记游戏……等，是他特拟的。他拟组织一个勤工会，合五十个女工做一个团体，于星期日修习上述各项工课。柏荣君因他没有特别声明，所以发生时间分配的疑问，这项算是误会。 （8）契约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限制作工三年），畅吾君认为最关重要，我也认为最关重要。我质问黄君，如果女工三年内有正当事故必要辞工回籍或他去，硬不行么？他回答硬不行。这项问题算是完全没有结果。 他们的谈话，我替他记录完了：除（4）（5）（6）（7）四项不必再说外，我还要批评几句，请黄君转达厚生纱厂： （1）八小时制度，据报载，日本已经得了大多数资本家的同意，也快要实行了。黄君说的东亚问题，不久就会成了单独的中国问题。中国工业集中点在上海，穆藕初君虽不算资本家，却还是个有体面的商人，应该有较先的觉悟。 （2）工人身体健康和业务生产是成正比例的，经营工业的人丢开人道主义不说，利害总应该有个通盘的打算；纱厂日夜不能停机，分做三班工作就不行吗？ （3）限制作工三年的契约，固然是他们自己承认的；论契约的效力，他们固然应该受条件的拘束。但是一个人的身体行动自由，至于要受三年的拘束，这和有期徒刑的罪犯作工有何区别？你怕他们作工不满三年，厂中要受招工和旅费的损失；他们既有有力的铺保，难道和他们订一个半途辞工赔偿损失的预约就不行吗？ 俗语说：“事不关己，休要提起。”我想当局的人必定要怪我们多嘴的。只是这件事不能说我们完全没有关系，我们当这“劳工神圣”一片响亮的声中，总想替企业家和劳动者谋个双方永久的安全罢了。 （十）穆藕初《答复讨论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问题诸君书》 黄本操君与棉业接近之原由：黄本操君肄业于上海清心实业学校时，闻予名，通信白所志，并得校长之介绍；晤谈后，觉黄君性情殊爽直，有骨节无习气，故录用之。助予办理植棉事已阅三年，终岁勤劳，毫无倦态，予颇信任之；盖黄君能自食其力，不务虚名，实现时青年中不可多得之士也。 纺织业与民生之关系：予在上海创办德大厚生两纱厂，现有工人二千七百名，年内又须添雇千余名；又在河南郑州开办豫丰纱厂，年内在该处又须陆续雇用工人约三千名。顷接厂员来信，述及开招未及旬日，已得应募工人三千八百余名，已溢额；内地民生窘迫，工人无虑缺乏，于此可见一斑。盖纱厂内每万锭子，需用工人六百余名。各工人为直接向厂中领工资以裕其家计者。如本厂附近居民，一家数口，四分之二三在厂工作，而地方上间接因以裕其生计者且倍蓰焉。故予深信欲救中国之贫弱，舍振兴各种主要实业外无他道。盖平民生计不宽裕，即不能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也。 纺织业扩张原因及招募湘省女工之动机：自欧战迄今，我国民之受其影响而蒙其损失者，不知凡几。即以棉业论，美印日诸国咸注力于供给欧洲之缺乏，致我国市场上棉织品大为减少；每包十六支纱向售百两者，今售二百两，而直接蒙其害者，我国民耳。于是纺织同业，急起直追，尽力推广，故予亦有添招女工之举。夫我国人口之众多，生计之奇窘，资本之难募集，工业之不发达，已成各地方通病。上海工厂林立，就浦滨一隅观之，今后新厂勃兴，或有工人缺乏之感。但距沪甚近之苏松常太各属，人烟稠密，招工至便易，而黄本操君乡土情长，念兵燹之后，生活艰难，陈请试招湖南女工若干名；予亦以湖南第一纱厂筹备迄今已六七载，将来开工有日，而熟手工人不易募招，即所受困难当必不少；以此两种动念，遂发生委派黄君就湘省招募女工之事。 顷因招工问题，而柏荣，亚文，黄醒，未醒，畅吾，佛兰克，负庵诸君之发表意见，樵仲君之问答等记载，叠在长沙《大公报》《湖南日报》阅悉，名言卓论，至为佩纫；惟间有误会处，予系当局者，请向诸君子总解释之可乎？ （1）人格问题按商业习惯，无论在何店号行铺就事，总须有荐保。此次所招女工，更宜仔细，故请具愿书，并请家长署名及铺保，亦以杜流弊而免招清议也。而亚文君以为把五十女工做人的权利取消；予以为亚文君确系书生，于职业界习惯法未甚明了，故发此愤言耳。 （2）工资问题上海纱厂女工，十年前熟手工人每日工资约一角七八分，五年前二角四五分，现时三角左右，膳宿自备。工值之级增，固因地方生活状况而起变更，一视乎大势所趋，固不能以一部分之意思故作低昂也。今本厂试招湖南女工，允给八元，并允以量工作情形加增，本厂允给此数，此种待遇并无故抑之处。西谚有“世界不知汝为谁，但问汝能作何事”。湖南女工工作能力如何，责任心如何，其果能胜任愉快否，尚未可必，而诸君子先斤斤于工资之多寡，其毋乃太不近情理乎？予敢忠告提倡劳动问题诸君，务须先谋增加工人之工作能力及责任心，则工资之增加自然随之。若徒唱道多给工值，而不问其工作能力之大小，责任心之有无，此唱彼和，认其为新思想，而相率提倡之，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因此而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国货空虚，外货愈得安然占据我腹地之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然则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焉，此岂非大背诸君子爱群爱国之初衷哉？ （3）工作时间问题工作十二小时，似乎太长；而负庵君引证阿制伯氏纱厂公理之研究，以为九小时之工作不及八小时之多，此言也，予甚韪之。予前曾译述美国戴乐尔君所著纱厂适用之学理管理法，于纱厂各别之性质，以迄工人工作时间支配之异点，知未可混视也。设使负庵君以学问家而组织纱厂，实地研究，必恍然于阿制伯氏之所云，仅适用于剧烈之工作，及简单机械之工作，而不适用于纱机之工作。盖纱机开车后，除落纱外，日夜轮转不停，工人仅从旁监视，如有断纱即行接上，每经若干时间，略行车面整理而已。摇纱女工虽工作十二小时，然此系按件给值，勤敏之人出数较多，则得工资亦较多。其中休息时间之多少，亦视乎其人工作勤敏之程度而分之。本厂纺而兼织，织厂内可以适用八点钟之工作；然而我国各布厂女工，大都要求工作至十三小时半；盖工作时间愈多，而工人所得工资愈多故也。湖南巨绅聂云台君为我国工业巨子，经理上海恒丰纺织新局多年矣；纱厂内工作十二小时，布厂内工作亦十三小时半，全国工业工作时间大都如是，间有更长于此者；不识研究厚生纱厂招工问题诸君子，亦曾将国内纺织业大概情形一一研究否乎？负庵君曾例举上海斜桥工作情形，以为该地纱厂工人，仅作十小时，岂知该处并无纱厂；负庵君所见之女工，谅系丝厂或肥皂厂工人。但丝厂当新茧上市，新丝销路畅旺之时，竟有延长工作至十五小时之多者，不识负庵君曾确实调查及之否？按前年底调查世界工业状况之报告，英国有纺纱锭子五千七百万枚，美国有四千二百万枚；英美固仅用日工者，日本人口仅及我国人口八分之一，有纺纱锭子四百万枚，日夜开工；而我国今日仅有锭子一百五十万枚。此一百五十万枚中，尚被日商英商占去七十万枚，完全为我华人所有者不及百万枚。予亦甚愿仿照英美成例，不开夜工，不识诸君子将以何术赞同之欤？研究全国人口及纺纱锭数，不识诸君子有动于中否？予深愿湖南第一纱厂早日开幕，以便诸君子就近研究之。而负庵君愤愤然谓厚生纱厂以日本待高丽之手段待湖南女工，呜呼，何其言之沉痛而有余恨竟至于此！此种论调，设使聂氏闻之，不识作若何之感想也！ （4）卫生问题予留美六载，曾工作于纱厂矣；机轮飞转，花丝腾布，而清花间为尤甚。（清花间工作非女子能胜任，故均系男工。）然欧美先进国不曾以不合卫生而停办纺织业，卫生机关亦未尝以此种职业有碍卫生而停止其营业。盖工厂中之卫生与住宅中之卫生不同，工厂中之卫生但求厂屋高爽，光气充足，随时收拾洁净，毋使尘垢堆积，以及屋内温度依时调剂使之适宜而已；若住宅中之卫生，在力求阳光充足空气鲜洁之外，更在怡心悦目上有多种之布置，工厂卫生固未能以住宅卫生相例也。如仅就工厂而言卫生，则本厂在构造上已具充分之研究，任何工程家及工厂卫生研究家之曾来参观者，俱无异辞，故予甚望凭空立论者作实地之研究也。且予曾游煤矿矣，入地数十丈不见天日，空气阻塞，呼吸为窒，在矿穴工作之人，浑身污秽，几非人类；然素讲卫生之欧美各国，亦未曾芟除而封闭之。兵祸连年，内地人民之转辗沟壑者，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何以救之，在乎使有生业而已；工作即使不尽合卫生，不较诸穷无所归之为愈乎。登斯民于衽席，固吾人之天职；然拯救之道至不一，有创办实业以裕多众生计者，有振兴教育增加各人生活能力者，有研求科学增多国家富力者，有研究经济自卫，努力增进需要品出数，而力拒外货之侵掠者：殊途同归，慎勿谓纺织界拯救时艰之主义，偏落诸君子后也。 （5）医药问题本厂每年夏秋延医给药，非但在厂工人有此权利，即附近居民亦受此便益；且并联络同仁医院，如有疾病，随时送去诊治，医药费由厂供给；工人如有不测，并定有周恤办法。此外对于勤务工人规定出数标准，随时奖给。又如工人储蓄之奖励，及工人子女之义务教育，无不推行有素；招工简章中无一一详列之必要，其应募工人亦断无歧视之理，此则可释诸君子之疑虑者也。 对于有志研究工业诸君之期望：负庵君借旁人之口气以为书呆子发表意思，怕没甚相干；佛兰克君一再谓书生文章，真不值价，书生文章掉头不顾；呜呼过矣！至理名言，值价自在，惟一涉揣摩，易失根据，其不发生真价或未可知。今日赖以救时艰纾国难者，惟望一辈开明人发挥有经验而公允之言论；予更望诸君子由言之时代进于行之时代，盖力行后而言论愈生真价也。予虽与诸君子未曾晤面，然深信诸君子均一时名彦，对于国计民生上，将来必有绝大之施设；不识诸君子亦有志游历全国各大都会，悉心考求民生之现状及工厂之真相否乎？古代名士大都遍游名山大川，然后发抒其雄壮之言论，为多士所折服；今代名士除遍游名山大川扩展其见地外，尚须对于所乐研究之事业，置身局内，实地考察，然后遇可改革者设法改革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古来大建设家大改革家，泰半出自力行队里；一旦大功告成，述其经历，著为巨帙，海内外自然争先快睹，纸贵洛阳，言论之真价固有如是。夫我国人口如此其众多，工业如此其衰微，资本之结合如此其艰难，国民生活常识及工作能力如此其幼稚；而年来颇有一辈学者，摭拾泰西之糟粕，仅作片面之言论，劳动问题之精义如何，自有史以来，资本家压迫劳动家之手段如何，我国劳动家和各国劳动家比较之下所处地位如何，知识程度如何，工作能力及其责任心如何，社会多数生活之现状如何，国内需要之度数及自给仰给之现况如何，概未加以详细之思考；而惟知趁快一时，发挥不负责之论调，耸人听闻，以谬传谬，盛唱此自杀主义，予不禁为祖国实业前途悲也。予并非资本家，深慨乎我国实业之衰微，思所以补救之；故不惮烦劳，敢忠告一辈学者，自今以往，脚踏实地，不向空际捉摸，力从实处研求；宁以行胜，勿以言胜；救国爱群之要道，固在此不在彼，质诸诸君子亦以为然否？ （十一）叶之乔君为厚生纱厂招工事致自治女校教职员书 玉笙秩庸暨列位先生同鉴： 阔别经年，未闻近况；想职业女校艰难困苦，赖诸公努力撑持，总须留此基础以为发展地步，且感且祝。 前闻有黄本操君在我校为厚生纱厂招女工五十名赴沪工作，嗣见湖南《大公报》有怀疑之论文；因此女学生中函询沪上情形，各同乡处均有此事实。弟接家缄，小女云珊亦在考取之列，准阴历正月初四齐集首途；乃不能不为详密之调查，以为我女同胞告。 厚生纱厂为江苏穆藕初君所办；此君经营实业历有年所，纱厂成绩至优；现又在河南郑县开办豫丰；盖本一留学美国生，对于中国实业前途，具有宏旨。昨特访此君询其于湖南招女工之意旨；渠谓各处女子生活都艰，贵省尤甚；且湖南纱厂问题亦有所闻，然将来开办，骤招五六百名之有经验女工，事有所难，渠实对于纱厂之营业，应尽互助之担；只于本厂（谓厚生）经济无所损失，未有不慨然为之者。此可见穆君确有社会心理，实业眼光，不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 至于工作诸问题，特请其介绍亲赴该厂参观。今日会同工场稍有经验之友人同往，察看该工场之建筑，俱照西式（厂在杨树浦兰路，距离上海繁盛市场二十余里），空气流通，宏厂阔大；所使用者均系电机，略分清棉，粗纺，细纺，织布四大部。其清棉各机，均用男工，使力较重，与我调查之旨无涉。其余三部，均系女工，略杂有十二岁以下之小童；其余则男女工头负管理之责者。每女工一名，照拂一百二十支纱锭，无非脱纱接纱，纱完换筒诸工作，手脚须轻且快。据云愈细纱手愈需灵，弟见各女工于其最粗摇纱工作时，需略用腕力外，绝无痛苦之运动，行坐自由。惟机声以外，不闻人语。织布机每女子一名，照拂两机，较之我校人力机，不惟事省功倍，其活动甚有兴味。工作十二时者以昼夜分为二班，其办事人云：渠等初来工厂，夜班亦有所苦；迨习久亦觉甚自然。且星期停工，原有休息之候。至于疾病，另有工场医院，惟上海女子多数不以西医为然，遇有疾病，必请假归自医，亦无不准者。此次对于湖南之女工五十名，另于附近租有房屋，可省小车之往还。惟伙食一节，必须女工自为组织，厂中难负此责任。来往盘川，系为特别优待，而于工资中已扣除之（厂内女工本每日三角，以月计应得九元；招工章程订为八元。川资业已除去）。其来年已另筑房屋，将来女工概可住厂中寄宿舍（房屋建筑弟亦亲见，惟阴历二三月方可完工）。 此调查该厂实在之情形也。就我湘女同胞言之，其在高小以上之学堂，有志向上，无须练习此项工作。如家庭经济不能再施教育，或为劳工神圣之学说激刺脑筋，与其他之有志于工场作苦规模者，则此为极有秩序，极有计划与发展之工厂，可无疑虑，无负此次招工者之希望。 再有一言为我同胞告，湘人数十年前兵幕官三项，寄食他省，动以万计，今则何如？若不改变方针，从事工商，其以经济自杀，不待国亡种灭之日。此五十名女工须抱有绝大牺牲之愿望，为各省女工树其模范，庶湘人勤苦耐劳与自重人格之名誉，日驰千里；则不独穆君现在在河南仍招湘工之说，而各处之纱厂丝厂蚕业需用女工者甚多，无使过绝生机，此其大有望于诸姑姊妹者。若以到上海耍玩与学习时妆为目的，则为挡驾，必不能坚决久留，而为我女界留一污点，甚无谓也。 至于我校染织班与缝纫科，报名考取者诸公可敦促上道，凡为弟负责之调查报告，应否登诸公报，诸公酌之。 两日来调查该厂营业情形，极为欣慕；而该厂机器不过容得一万锭，回思湘人之纱厂能容四万锭，彼中人亦称道不置；而厂业何如，机锭安在，令人不禁潸然泪下耳！ 黄本操君，穆公见我时，犹汲汲称道渠，谓为湘人之最可信任者，彼有令妹尚在纱厂工作，此次顾念桑梓，诚为道德。并闻何雨农君护送女工，甚善甚善。此请道安。惟照不具。 叶之乔顿首。二月廿日。 （十二）柏荣诸君复厚生纱厂穆藕初君书——招募湖南女工问题 二月二十三日之《时事新报》，长沙之《大公报》《湖南日报》，均载有《答复讨论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问题诸君书》，业经阅悉。穆君为我国实业界有希望之人，对于实业前途，抱有宏愿，毋任佩仰。吾辈（柏荣亚文黄醒未醒畅吾佛兰克负庵）对于贵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所起疑虑，亦多经解释，良谢良谢。但尚有不能已于言者，特为穆君申详之： （1）吾辈所当先声明者 贵厂派黄本操君来湖南招募女工五十名，吾辈提出此事于《大公报》《湖南日报》，互相讨论，原为研究问题，并非对于（一）提倡实业，（二）创办纱厂，（三）招募女工，（四）招募湖南女工，四项有所反对，特对于待女工之办法有所怀疑。虽《湖南日报》先有樵仲君与黄君一篇问答，又黄君曾邀吾辈至大公报馆当面解释；然黄君之言，究未解释明了。《湖南日报》之杨积荪君，亦谓黄君所答异常含混，是以吾辈继续提出论文；不意黄君始终无一详明之书面答复，故吾辈中有“书生文章，黄君或可掉头不顾。……书生文章，真不值价”。及“湖南人对于上海为亡国奴”一类之忿语。若早知黄君与贵厂接近之原因与关系，渠不过贵厂一不能负责之办事人或工头，则深悔未先向留美学生之穆君请教。总之，吾辈所研究者，为招女工“办法”，非有他意，此当先声明者。 （2）吾辈为女工请愿者 湖南连年兵燹，生活艰难，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吾辈身历其境，不待穆君言之，已知非拯救不可。今穆君以一部分工额，让诸哀哀无告之湖南人，“登斯民于衽席”，大实业家之穆君，有此抱负，宁非甚善？“纺织界拯救时艰之主义”诚堪嘉许；但工制改革，已成世界问题，东西各国之劳动家，知识较高，自能与资本家协商，以谋改进；若资本家绝不容纳，始有罢工之举。年来东西各国，罢工风潮，层出叠见，即工制不良之反响；吾国劳动家暂时固不至有此，而资本家为免将来罢工起见，则改良工制，当不容缓，并当先出诸资本家，毋待劳动家之要求也。纵不然，资本家为怜恤劳动起见，工制亦当酌量改革。此次贵厂招募湖南女工，美意固不可掩，然若能适用每日八小时之工作，减去夜工，并改良其他工制，岂非更美乎？ （3）吾辈对于答复不满意者 （一）人格问题穆君谓“此次招女工，比店号行铺就事须有荐保者更宜仔细，故请具愿书，并请家长署名及铺保，所以杜流弊而免清议”。今请问穆君：流弊云何？清议又云何？岂欲借此工人自行承认之单方契约，以杜工人不服从之流弊欤？又欲借此契约以间执人之口，一任资本家压迫劳动家，而人不能议其非欤？且就事于店号行铺所以须有荐保者，不过恐遭银钱货物之损失耳；岂此五十名女工，将恐为祸于贵厂，更有甚于此者，而必须更加仔细乎？吾辈之所谓仔细者：在工作时间之长短，是否有害于身体；在所获工资之多寡，能否维持其生活；在疾病或死亡之特别情形，将否另给补助费；此三者，《大公报》之兼公君代表女工所请愿于贵厂者，亦即吾辈研究问题所应当仔细者也。岂料穆君之所谓更宜仔细者，在彼而不在此乎？且即以招工办法论，每月工资八元，限制三年工作，并须自具愿书；自具愿书之不足，而必须家长署名；家长署名之犹不足，而更益以铺保；女工对于贵厂之单方契约，如是其严；而贵厂之对于女工，不过因其工作，月给工资八元而已，此外更对于其本身其家长负有责任乎？否则此五十名女工，不犹卖与贵厂作工乎？似此不平，直以人为物；况所谓杜流弊免清议者，将不知若何待遇，而犹得谓女工有丝毫做人之权利耶？吾辈只知职业界习惯法之成立与遵守，必有其理由；若不合理，则虽为习惯法，吾辈亦必加以批评；若不论习惯法之良不良，惟仿而行之，固有知识者之所羞为也。 （二）工资问题穆君谓“工资因地方生活状况而起变更”，固属不错。以上海十年前五年前之纱厂女工相例，现在每日三角左右，固视前有加；但每月工食银八元，必三年后方能出厂，能保此三年内上海生活程度不至增高乎？纵生活程度增高，而在此三年内之工食银，亦不能增加乎？据招募女工简章云：“每月工食八元，依工作能力得增减之”。若贵厂谓女工工作能力不高，不将每月八元之工食银亦不能得乎？前黄君云：“有增无减”。今穆君又云：“量工作情形增加”。姑无论有减无减，即今日有增加，亦系“按件给值”之办法，岂不知“按件给值”为工制不良之点乎？穆君又谓“工资随工作能力及责任心而增加”。试问工作能力有何标准？岂每人每日作工十二时，月仅值八元乎？岂非工作能力得由贵厂任意认为高低乎？至于责任心，固与工资为正比例者也。金钱万能，世界劳动家固赖资本家以为生活；贵厂对于工人之生活不能有明确之保证，而先斤斤于工作能力及责任心之有无，其毋乃太不近情理乎！ （三）工作时间问题穆君以阿制柏氏之所云，不适用于纱机之工作；殆谓纱机之工作，即可日作十二时也。吾辈前在《湖南日报》，列举东西各国工作时间，日本纺织工厂依工务局所定，每日工作十一时，英国纺织工厂为十时，德国古刺德巴纺织工厂为九时四十五分，美国纺织工厂，有每周少至五十八时，多亦止六十六时者。今更列举，幸毋与各国机械工厂之劳动八九时者相混视，而谓机械工厂不能不八九时，纺织工厂虽多至十二时亦无损也。况此次国际劳动会议，议决各国劳工制，欧美各国日作八时，日本九时，中国十时。纵令中国经济生活习惯之不同，以特殊国自解，不能如东西各国；而每日十时之工作，则应遵循之者。此次国际劳动会议，我国劳工未能完全觉悟，致未遣派代表；即资本家亦无代表出席，致劳他人代谋，几欲侪我于暹罗波斯之列，不亦羞乎？我国劳动家固未能完全觉悟，而资本家则应当觉悟者；穆君尚不知自行改革乎？至谓“我国全国纱业工作时间，大都十二小时至十三小时半，间有更长于此者。”在彼辈仅知铜臭之资本家，不以劳动家当人，而以劳动家当牛马者，原不足责，穆君自谓非资本家，开口即以留学美国相夸示，以留美学生，自应识世界潮流，自应对于此种不人道之工制，具有改造之宏愿。若人之如此，我亦如此，则仅知铜臭之资本家，与非资本家之留学生，有何分别耶？穆君又谓“我国各布厂女工大都要求工作至十三小时半，盖工作时间愈多，而所得工资愈多故也”。以此而论，益证“按件给值”工作制之不善。何则？工厂克扣工资，工人不能生活，不得不舍身工作，以求多得工资；而工厂即以此法强迫工人为牛马。若何厂克扣愈甚，则工人要求工作时间必愈长，岂仅日作工十二时乎？又岂仅十三时半乎？工人仰赖于资本家，为维持一时生活计，即欲其日工作二十四时，固亦资本家之所能也。穆君引女工要求工作十三小时半以作证，将谁欺乎？我国纺纱锭数，不及外人之多，言之诚为可叹；而我国实业家尚能办有锭子八十万枚；增进国家之实业，以与外人相颉颃，固亦吾辈所祷祝者也；然如穆君之意，现有锭子仅八十万枚，则工人不得不日作工十二时；若仅有锭子四十万枚，不须日作工作二十四时乎？穆君自云：“甚愿不开夜工，而苦于无术。”吾辈因知锭数太少，不能夜间停止进行；敢进一解曰：何不增加纺纱锭数？若一时赶办不及，又何不增加工人，作三班日夜轮替？纵开夜工，而工作时间则减少矣。穆君固以行胜者，甚望起而行之。 （四）卫生问题吾辈前在《大公报》及《湖南日报》讨论卫生一项，无非根于工作时间太长所起之问题。贵厂在构造上，据云“已具有充分之研究”。此办工厂者所应有之事，穆君特出此语，殆欲借卫生问题以自矜其工厂构造之佳乎！究之佳与不佳，吾辈未尝参观，亦不得而知也。穆君谓“工厂中之卫生，使之适宜而已”。试问十二小时之工作，适宜否乎？又谓“欧美先进国，不曾以不合卫生而停办纺织业”。试问欧美先进国之纺织业，有十二小时之工作乎？又谓“煤矿极不卫生，欧美各国未曾封闭”。亦知英国煤矿劳工，要求坑内六时坑外七时之工作乎？若贵厂先将工作时间问题解决，则卫生不成问题矣。 （五）医药问题吾辈对于此问题认为必要，苟于招工简章中略一见及，当然不至提出讨论。然先后既有黄穆二君之明白答复：工人疾病有医药，死亡有抚恤，则此已不成问题，然此固工厂中所不可忽者也。 以上五问题，除医药问题有美满答复外，其余吾辈皆视为不满意者。岂仅吾辈不满意乎，今日之研究劳工问题者，皆必不以为然也。此外尚有限制工作三年一节，不仅吾辈认为最关重要，即《大公报》之兼公君亦认为最关重要。兼公君曰：“一个人的身体行动自由，至于要受三年的拘束，这和有期徒刑的罪犯作工，有何区别？你怕他们作工不满三年，厂中要受招工和旅费的损失，他们既有有力的铺保，难道和他们订一个半途辞工赔偿损失的预约，就不行吗？”请问穆君，对此问题，如何不置一词？以此推论，女工既与有期徒刑之罪犯作工无别，则“取消做人的权利”一语，不更显明乎？女工之人格尚可问乎？且既有有力之铺保，而不许半途辞工赔偿损失，是则专借铺保以杜女工不服从之患，得恣意压迫之，不又显然可见乎？ 且也，黄本操君云：“此次招募女工五十名赴申，资斧皆由工厂预备，每人并赠皮箱一口，面盆网篮各一只；工厂所费，实属不赀。”证之叶之乔君为厚生纱厂事致自治女校教职员书，何其不相符也！叶君曰：“来往盘川，系为特别优待，而于工资中已扣除之。厂内女工，本每日三角，以月计应得九元，招工章程，订为八元，川资业已除去。”川资既于工资中扣除，黄君何必作此欺人之语？更进而论之，女工月应得九元，今招工章程订为八元，以三年计算，则扣除三十六元，岂湖南上海间之川资，需如许用费欤？然多寡之主权，固在贵厂，即欲更少给若干，女工为愿书家长及铺保所束缚，敢有所要求乎？穆君云：“内地民生窘迫，工人无虑缺乏。”岂吾辈研究此问题，乃故与穆君为难，使招工不足乎？抑穆君幸内地民生窘迫，以工人无虑缺乏，为得意乎？以穆君之资本势力，无虑五十名女工，即五百名五千名以至五万名，皆可满载而去也。此问题已经研究明白，自可听国人批评，资本家能否改良工制，亦惟视其有无良心与能否觉悟。 （4）吾辈所期望于穆君者 穆君固留美六载之学生也，吾辈对于留美六载之一学生，敢进最后之一言： 现代之劳动家，固恃资本家而得食，资本家亦赖劳动家以为生；资本家与劳动家立于对待之地位，此种粗义，穆君嗣后应知之。今日劳农政府之势力如何，主义如何，受人欢迎之程度如何，穆君嗣后应知之。劳工神圣之真理，资本掠夺之罪恶，穆君嗣后应知之。毋谓工人无责任心也，资本家之待遇适当，工作责任心自随之而增，否则岂仅无责任心已乎。要求不获，继以罢工；罢工不能，则以“萨波达举”相对付；此工人自卫之方法，穆君嗣后亦应知之。欧美迩年因大资本家及大地主之专横，极端压抑劳动者，遂酿成阶级间之大决斗，致罢工之举，几日有所闻，此世界之大变动也。我国贫富之差，虽不及东西各国之甚，然物质文明日益发达，将见富益富，而贫益贫，劳动家受经济之压迫及世界潮流之影响，难保其不演东西各国今日之现象（上海三星纱厂近已发端）。此岂研究劳动者之咎，又岂劳动者之咎，乃资本家怙恶不悛，不知改良工作制度，过事抑压所制出之罪恶也。毋谓我国劳工现在知识未开，即可任意压迫。毋徒利已，取快一时，致将来不可收抬。更以人道论，亦当改革工制，为劳工谋幸福。若不及早觉悟，终自有解决之一日。“今日学子，大都尚空谈，不务实际”，诚有如穆君所云。如穆君者，既曾游美六年，且能自办工厂，应识世界趋势，对于工制问题，应担改革之责，不应再劳吾辈“书生及书呆子”（此穆君语）为之忧虑；而今竟劳吾辈“书生及书呆子”为之忧虑，不亦大羞新世界之留学生也乎？穆君又云：“摭拾泰西之糟粕。”然则须如穆君所主张之工作十二小时制，乃得谓为泰西之精华耶？吾辈固非留学美国者，而犹想趋向于人类进步之方面；虽云“糟粕”，犹二十世纪之糟粕也；较之连二十世纪之糟粕未曾梦及之留美学生为何如乎？挂游新世界六载之留学生招牌，不谋采取人类进步之新理，贡献祖国，而劳国内“书生及书呆子”代为采取糟粕，如此等之留学生，是亦大可哀矣！穆君又云：“发挥不负责任之言论。……盛倡自杀主义。”然则须如穆君招工要铺保，要家长签字，要本人填具愿书，方得谓之负责任耶？须赞成平民任资本家虐待，方得谓之非自杀主义耶？凡此荒谬之处，不值吾辈“书生及书呆子”一笑，亦不值有识者之一笑。吾辈兹奉劝一言，“收起罢”，慎毋再以“留美六年”四字相夸耀，贻留学界之羞。盖留美六年四字，只能夸示于床第间；吾辈虽是“书生及书呆子”，而“曾经留学某国”数字，久已羞道。更望穆君从学问上着手，“一旦大功告成，述其经历，著为巨帙，海内外自然争先快睹”（皆穆君语），勉之，勉之，他日再见君之以“行胜”也。 （十三）长沙《大公报》真心君《读穆藕初君答复讨论招募湖南女工问题诸君书》 去年上海厚生纱厂，派人在湖南招募女工的时候，我有许多朋友，对于那纱厂的招工条件，详加讨论，大都认为苛酷，当时我默无一言。何以故？因为我们要改变劳动条件，须向资本家下总攻击故。现在厚生纱厂的主人——资本家——穆藕初已有答复书来了，我读了一遍，觉得他所讲的是“似是而非”，若再置而不论，则恍惚的中国社会，或者信以为真，那就为害不浅了。穆君原文第一段与女工问题无关，可以不论。第二段所讲纺织案与民生之关系，倒还不错；不过我们讨论劳动问题的人，这点知识总有了，可以不劳穆先生费心。第三段讲招募湘省女工之动机，确是番好意，我愿代表湖南女工道一句谢。第四段讲商业习惯法一层，已被朱执信驳了。（见《星期评论》第三十九号）至于第五第六两段，讲工资及工作时间等问题，就更不成话了。特分别论之如左： 第一，工资问题原文说：“工值之级增，固因地方生活状况而起变更，一视乎大势之所趋，不能以一部分之意思，故作低昂也。”这话虽是不错，然而你们当资本家的总得要想想，你们每年的净赢利，不是几万几十万吗？这几万几十万，不是许多工人拿劳力替你们换得来的吗？为什么你们总不愿意多给他们几个钱呢？再进一层说，现在资本家的生活状况，和工人的生活状况，是不是天来划分应该如此的呢？你们若认定这个区别是命令的，是天经地义，我也没得话说了；不然，我就要请问你们，你们在上海每月拿八块钱，能够生活吗？能够有余钱养家吗？你们若是“不能”，为什么他们“能”呢？他们既不“能”，你们要强他们“能”，于是他们的生活，不能不变为极悲惨的极痛苦的生活了。这就是“罢工”“穿木靴”的大原因。原文又引西谚“世界不知汝为谁，但问汝能作何事”两句话，而推论到“湖南女工工作能力如何，责任心如何，其果能胜任愉快与否，尚未可必，而诸君子先斤斤于工资之多寡，其毋乃太不近情理乎！予敢忠告提倡劳动问题诸君，务须先谋增加工人之工作能力及责任心，则工资之增加，自然随之；若徒唱道多给工资，而不问其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此唱彼和，认其为新思想而相率提倡之，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留美六载的穆藕初先生，你这种话，是从前店东对徒弟说的话，不是“留美六载”的实业家应该向我们说的话。你既是一个“留美六载”的人，应该知道“穿木靴”（萨波达举）是什么。那么，我要请问你，工资只有八元，为什么“先斤斤于工作能力和责任心之增加”呢？至于“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国家社会亦间接蒙其害”的话，又怎么讲呢？“实业界中”谅必是指资本家罢。资本家少赚几个钱，又何害于实业的发展？难道造福于国家社会的实业家，是专以谋私利为目的吗？老实说一句，只有利于少数资本家无益于一般劳动者的实业，不是二十世纪所应有的；中国的实业不发达则已，中国的实业若发达，只利少数而不利多数，那就是制造“布尔塞维克”的大原因呵！现在我们虽不高谈劳动者支配工场问题，到那时，劳动者支配工场的事，恐怕会要发现了。穆先生，你何必只把眼睛望着鼻子啊！ 第二，工作时间问题穆君原文说：“摇纱女工虽工作十二小时，然此系按件给值，勤敏之人出数较多，则得工资亦较多；其中休息时间之多少，亦视乎其人工作勤敏之程度而分之。”穆君既定了每月八元工资，每日十二小时工作时间，复定按件给值之制，是“按时”“按件”两种劳银支给法，兼而有之；不料穆君留美六载，仅学了这种剥削工人血汗的本领，未免可叹！定工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时，已经是冒“大不韪”了；还要说，“出数较多工资亦较多”。像这样以工资之增加，引诱工人之拚命，是不是救国救民的实业家应有的态度呢？至于拿“休息时间的多少定工作勤敏的程度”，也是很笼统的话。每日只有二十四小时，工人既要做额定十二小时的工作，精神上自然有来不及的地方。假使一个人每日作十二小时的工，中间不休息一分钟，希望多拿几个钱，如此继续一月，能保其不害病吗？到那时病死了，实业家的钱，是不是变成杀人的器具？唉，我不愿中国有这样的实业家，我更不愿留美六载的学生，做这样的实业家。穆君又说：“我国布厂女工，大都要求工作至十三小时半，盖工作时间愈多，而工人所得工资愈多故也。”我国女工——其实不仅女工如此，——没有受过教育，为生活所逼，要求工作时间加长，确有这种事实；然而这种情形，何等可怜，不料号称救国救民的实业家，竟利用这种弱点，以饰其长时间工作之非。“盖工作时间愈多而工人所得工资愈多故也”两句话，更亏他说得出来。工作时间愈多，所得工资亦愈多，似乎不错；但工人是不是“人”呢？凡“人”是不是应该有“休息”“娱乐”“睡眠”等时间呢？照穆君这种说法，假使有工人每日要求作二十四小时的工，恐怕也会要允许他的。何以故？工资愈多故。我还要请问穆君：各国的法律，为什么对于妇孺工作时间，特别加以限制呢？为什么各文明国，都定了“每日八小时工作”之制呢？留美六载的人，对于这种道理，总应该明白，为什么还要说“工作时间愈多工人所得工资亦愈多”的欺人话呢？唉！这就是中国实业界的态度呵！ （十四）上海《时事新报》侯可九君《告穆藕初先生》 藕初先生： 我同你是不相识的；但我早已晓得你是实业界的巨子，对于中国的振兴实业，和发展经济，都负有极大的责任，所以久已要想写一封信给你；一向懒懒的，总不上劲。在二月二十三日的《时事新报》上，看见先生对于湖南招募女工问题，有一篇文章，说得很详细；我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写这封信给你，谅先生明达，不以“书生之见”见弃罢！我今天同先生谈的，并不单是女工问题；那女工问题，自有湖南的《大公报》，和《湖南日报》的言论，和先生的答辩；我要同先生谈的，就是现在世界上所公认为最恐慌最重要的劳动问题。 先生是美国的留学生，且曾译过美国戴乐尔的大著；对于工业，对于现在的劳动潮流，和以前的沿革，一定是有过研究的；那么，那轰动一世的欧洲和会所通过的劳动待遇条例怎样，国际劳动会议和中国的代表问题怎样，英国的三角同盟怎样，美国的世界产业劳动者同盟（I.W.W.）和法国的劳动总联合会（C.ey.t.）怎样，先生都应该晓得的。但是先生自己所组织的工厂，和现在的潮流，能够适应吗？先生是受过新教育的，不比那些陈腐苛刻的资本家；我要同先生谈论，也为着这个意思。不过我以上的话，太笼统太含糊了，现在可以照先生的话，拿几段出来讨论： 人格问题商业习惯上所沿用的荐保手续，在现在是不适用了。工厂和劳动家，并不是“拿金钱去换劳力”的关系，工厂不过是一种互助的组织，在没有到共产境界的说法，就是说：资本家出钱，劳动者出力；工厂里的生产品和组织法，应当由资本家和劳动者两方面的意志去支配他。这样，才算是互助，才算不辱没劳动者的人格。假使拿了生活最低额的八元大洋一月的工资，去做每天十二小时的牛马工作，还要写一张卖身式的志愿书，束缚得他紧紧的，难道不是把他们的做人权利取消吗？ 工资问题最低额的每天三角左右的工资，你想他们怎样生活呢？但是先生还要说：十年以前，还不过是一角七八分左右哩！一个人家，算他是一个妻子，二个子女，——老年和多子女的还不在内——总共有四个人，你想这三角工资，在他们的生活上（膳宿，教育，交际，娱乐，衣服……）怎样支配？他们既然做了个人，尽了“人类劳动”的责任，难道这些生活上的必需品，还不应该给他们吗？还是我替他们的预算，是浪费的吗？ 先生又说：“予敢忠告提倡劳动问题诸君，务须先谋加工人之工作能力及责任心，则工资之增加，自然随之。……”先生抱定了“金钱换劳力”的主义，所以要说这种话。但是这样能够达到你们的目的吗？劳动党对于这个手段，有没有消极的抵制方法吗？现在流行的“萨波达举”（Sabotage），就是一个例，也是劳动问题里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要说劳动党除了同盟罢工，再没有第二个抵制方法；这个萨波达举，就是一个较利害的抵制方法。所以这个手段，非但不能达到你们的目的，而且还有萨波达举的恐慌，我劝先生快快抛弃以前的老法子罢！ 工作时间问题阿制伯氏所说的活，就事的一方面说，或者不宜于纱厂，但是就质的一方面说，未必不宜乎纱厂。纱厂工人在纱机上的工作，虽然简单，但是要这样长的时间去注意他，一个人的体力，哪里能够胜任呢？体力既有所不济，工作也自然要草率；在质的一方面，比较那短时间的出品，未免要有精粗高下之别了。但这样还不是有意的“萨波达举”，不过是长时间工作的天然效果罢了。 先生又说：“我国各布厂女工，大都要求工作十三小时半；因工作时间愈多，而工人所得工资愈多。……”照先生的话，好像我国的女工，生就的奴隶性，一天不做牛马生活，就不能过日子的。那么，现在工厂里的十二小时工制，还是先生辈大发慈悲。要知道他们所以要求这样长时间工作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们的工资，不足应付他们的生活需要。你们一方面压低他们的工资，一方面增加他们的工作时间，叫他们不得不入这个圈套；还借口说，长时间工作，正是答应劳动家的要求，这算合人道吗？ 先生又说：“我国地大物博，而纺纱锭子，不及百万枚，似乎不得不加添夜工以供需要。”这种论调，好像极有道理；我要请问一声，难道除了夜工，没有别的法子使出品增加吗？难道不好多设纱厂，添办锭子吗？ 卫生和医药问题先生对于这两件事，说得像煞有介事；其实缺点正多，现在将我在《青年进步》杂志（念九册）里一篇疲劳文章，摘几句出来： 工厂内关于卫生方面，当有盥洗室，浴室，疗病房，体育场，……的设置。 工厂内关于娱乐方面，当有小食间，散步室，游戏场，……的设置。 工厂对于劳动者，当有疾病补助金，养老金，寿险金，……的补助。 从这样看来，你们对于卫生和医药两件事的辩护，真可不攻自破了。 我要向先生说的就此完了。 （十五）上海《星期评论》执信君底《实业是不是这样提倡？》 穆藕初君为招湖南女工的事，在《时事新报》发表一篇东西；我看他里头再三注意聂云台的恒丰纱织新局的工作时间，和“聂君的感想”，很像是专向聂氏辩护的样子。本来互相攻讦的事情，我们不愿意管的；但是我也不愿意过于立入他的心理内容，先就他表面上看来，可以算得一个代表的错误。 他说：“人家徒倡道多给工值，而不问工作能力大小，责任心有无。……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因此而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国货空虚，外货愈得安然占据我腹地之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然则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受其害焉。”这是向来做生意的人不敢讲的大帽子话。如果没有把“留美六载”的金字招牌，随时挂在嘴边笔上的大实业家，我们检直听不到如此妙论！ 从前将本求利的生意人家，自己看着比那上京求名的，还低了若干倍，这真可以不必。然而如果说刻薄求富，一定比钻营做官高许多，那更没有道理了。富贵本来相差不远，求富，求贵，一样是古来奴才的名称。但是从来做官的，总爱说忧国忧民，做生意的却老实不客气，说句“但觉眼前有生意，不知门外是何人”。如果要在求富求贵这一大堆号称为人的动物里头，勉强说出哪一个比较好，我也不能不推奖这个老实的。可怜这老实一层，都给近来的时髦企业家遭塌了。“商战”，“抵制外货”，“振兴工业”，这都是近来新出的好题目。讲起这个是提倡实业的人，就像已经有大功德于民，不肯同那一班做官发财的来相提并论。把做生意的话完全不提，似乎提倡实业，是牺牲了自己来利益社会的一样，不许人家问他一问。先假定了提倡实业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一概反对，都拿实业蒙害的题目来压住。我试问一问，他们的提倡实业，是有利益于他没有呢？现在尽有办了没有利益的事业，他们并没提倡；提倡来提倡去，还是他自己有利的实业。老实说，还便是拣最好做的生意来做。既然做最好的生意，又要说是“救中国贫弱”，“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不许人反对，这样便宜的事情，恐怕没有罢！ 振兴工业，还是做生意；几个人做生意攒钱，中国就不穷了么？现在中国果然工艺没有发达，天然富源没有开发；但是如果照他这种办法得来的结果，中国可以算做富么？就算说是富，这种富于中国人民有何益处？本来讲国家富不富，不应该只看总额若干，还要看每人所能受的分配额若干。所以就有天然利源开发了，实业勃兴了，提倡实业的人，个个都在那里面团团得意；而一般工人，求荐觅保，仍旧是做每月八元的工，中国并不算是富了。况且物价跟着采矿冶金术的进步来腾贵，是现在货币制度里头免不了的趋向，将来这些工人恐怕实际上比现在更苦，就是中国一般国民比现在更穷。他不肯多出一点工钱的提倡实业者，能够救中国贫的地方在哪里？ 说到救中国弱，就更远了。如果他们纺纱织布等等一概有利的生意，都是养成良好军人的机关；只要由工厂拔进营盘，就立刻可以成一支劲旅；那就南北军阀，都免不了得三薰三沐，请他把留美六年的经验教给他。可惜从统计上来讲，农业劳动者变做工业劳动者之后，他的征兵成绩，实在坏了许多。如果像穆氏所说的“做工做到十五点，污秽几非人类”的工人，尤其不适合于兵役。所以要救中国弱，正要把他这种工业的组织来大改良。如果不许人主张改良，那完全是致中国弱的实业，不是救中国弱的。 我们且把他这门面上说的话揭开，试看提倡实业有什么真正价值呢？我决不做无条件的反对提倡实业。却是我批评提倡实业，要注重在分配一层。从分配上来看，如果认外货占市场为比国货占市场更不好，自然要主张提倡，但是这要有比较的。 为什么外货占市场有不好的结果呢？普通都叫他作漏卮，以为金钱因此漏出去了，这是大错的。因为金钱本是无用的东西，我们能够将他换有用的货物是毫无妨碍的；没有现钱，就用纸币也好，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些人觉得这个错误了，就改一句说，外国买我的生货，卖给我熟货，他攒了我的钱（这个实际是货物不是货币）；所以我们多做许多产出生货的工作，才能够换他用很少的工作做成的熟货。这个说话，精透得多；有点知识的人，听了都点头了。但是这层只把全国合在一起来说，全国是吃了亏了。如果改用国货，这个亏就不用吃了，岂不是应该提倡国货么？ 然而这后头却有一个误谬，看不见的，就是分配的问题。我们假想他全国出口的生货，是要一千万人，每人每天做十二个钟头的工夫，才做得成的，换来的东西，就是人家用八百万人，每人每天做八个钟头工夫做出来的？这是大吃亏了。如果我们提倡实业，外国八百万人所做的熟货不进来了，一千万人所做的生货也不出去了，立刻便有一千万人没有工做。如果实业家做国货的时候，仍旧招了一千万工人，叫他做每天六个半钟头的工夫，或者因为不熟练的缘故，做到八点钟，究竟还是一千万人，没有一个失业，工却做少了，工钱也不见少去，那是可以赞成的。如果提倡的人说，这些工人尽可以做十二点钟的工，所以只要招六百七十万人做工就够了，于是乎实业提倡起来，外货不进，生货不出，做生货的人少一千万，做熟货的人加六百七十万，两下对销，就逼出三百三十万个失业的人；平心想想，这个时候，社会上是有益还是有损呢？这六百七十万人，本来做生货的工，是在家乡的，有家族的乐趣的；现在因为提倡实业的缘故，他那老营生干不成了，离乡背井来做一工人。做工时间是一样的，工钱也还公道，没有比从前减少，他们还有歌颂实业家的恩泽。然而这三百三十万人无端失了生活，坐着等死么？不能够的呀！所以就成了流氓，成了土匪，成了兵队，成了督长的附属物，来敲诈这提倡实业的大财主分他的钱去用。虽然有些算做抢骗，有些算做保镖，究竟没有这一批失业的人，是不会有这些事的。他们虽然不晓得实业家的钱也是一千万个工人身上出的；他们总晓得你这种实业家，是可以出钱的。我们冷眼看他，这种国货占市场的情形，恐怕比外货占市场的时候，还是一样。有眼光的人，一定要痛恨这些令工人做十二点钟的工，来榨取余剩价值的人，既愚且妄，自贻伊戚。然而现在国际劳动会议，已经决采八点钟制，关于中国，也决定采十点钟工制的时候，中国的留美六年实业家，还要主张十五点钟的工，还说是使地方进于治安轨道！大概还嫌中国的流氓土匪兵队少，多制造他一点，要等他们做出一个治安轨道么？ 我们现在可以达到我们的主张了。就是提倡实业，能够令得工做的人比较失业的人更多，就应该赞成。如果能够令失业的人比新得工做的多，就应该反对。而失业的多少，就看要求工人工作的时间长短。像他这十二小时工作工厂，就不能说是有益的。 最奇怪的，是穆氏说人反对招工的家长署名铺保，是未明职业界习惯法。如果说习惯有铺保，我们可以不管他；但是从来也没有由湖南招女工到上海的习惯。讲到法么，最少总要社会上承认他的强制力，可以适用来裁判才可以当得起。光是社会上所容许的，只可叫做习惯，不能叫做习惯法。美国也是有习惯法的国家，有人敢把普通的习惯，当做习惯法么？留美六年的大实业家，连习惯和习惯法，都分不清，那“置身局内实地考察”的本领，只好对他的同业聂云台君互相标榜了。 而且是真法律也有讨论改革的余地，是习惯法便怎样呢？野蛮的人生第一个儿子，要宰了来吃，叫做宜弟，这是他的习惯法。哥哥死了，要拿嫂嫂当老婆，也是犹太人的古代习惯法。不是不可以改革的。在穆氏的意思，以为人人都如此，你为什么不许我如此？我的意思，是人人没有知识，已经不应该如此，你既然稍有知识，何以还要如此？ 尤其不可恕的，就是篇中屡次用“欧美先进国不曾以不合卫生停办纺织业”，“亦未曾芟除而封闭之”的话。人家不封闭，不是不理。要整理的时候，除了封闭以外，还有许多手段。第一就是工作和休息的时间。第二就是工场改良的强制。第三就是工人住宅问题。第四就是疾病保险废疾年金及其他等等。这几层藏起来不讲，似乎除了封闭之外，只可同厚生恒丰一样，没有方法。你以为上海看报的人的了解力判断力，都是和你这留美六年的人一样么？或者你以为还有人再比你笨的呢？ 穆氏又举出河南招工溢额，工人无虑缺乏，较之穷无所归为愈，几乎要以万家生佛自任。但是我们所注意的，不止在受雇的几个人，要在失业者的全体。这种最长时间工作最低工银的结果，一定发生社会上的危险。危险在雇主自己终归是不能免的。他叫人“宁以行胜，勿以言胜”。大概所有改良的批评忠告，都是他所厌闻。如果他有力量，不难还要要求张敬尧命令报馆，不许再登出反对的议论；但是我替他想，还希望他的理论到底是一个空言。如果说对于这个“工银制度资本掠夺”来以行胜，那小的就是同盟罢工和怠业，利害一点就是俄国的榜样来了！宁以行胜，这句话是不容易讲的呀！ 附记：万国劳动会议的结果，或者穆氏可以说：我留美六年不曾有这事情，现在报纸上说的话，哪里可以相信。”但是美国自一九零八年，阿力根州女子十时劳动法，被美国高等法院判决为不违宪法以后，大概的州，对于女工，都采用一礼拜六十时间以内的制限。并且有限定一天九时间或八时间的。穆君在美国工厂的时候，难道不晓得时间和法律么？或者他蒙厂主特别优待，叫女工多做两点钟，来表示敬意吗？不然或者是买了一个特别走得快的时辰表，看见女子做十点钟，他掏出表一看，已经是走了十二点了；所以到现在不曾晓得，以为美国如果不叫做十二点钟，只有封闭工场一个方法。然而可惜这个表，没有放在厚生德大厂里，做时间计算的标准！ （十六）我的意见 长沙新闻界诸君因为代湖南女工向厚生纱厂要求待遇改良，受了穆藕初先生一场奚落，实在是自寻侮辱呵！大家要晓得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份。温情主义，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主人待奴隶一种没有保障的恩惠，我们羞于去要求的；况且要求不着，白受奚落，真是侮辱上又加侮辱；前清末年要求立宪就是一个榜样，长沙新闻界现在又戳了一个同样的霉头！ 有人说中国机械工业还不发达，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去劳动者要求管理权时代还远，眼前的待遇问题，还是不能放松的；况且穆藕初先生是一个很有学问见识的人，和一般专门牟利的商人不同，和他讨论讨论劳动问题也未尝不可。这话我却不反对。因为代劳动者向资本家要求固然是我们所不屑，但穆先生虽然站在资本家地位，实质上恐怕还不算是资本家；况且他若不拿资本家资格，来和我们平心静气的讨论劳动问题，我们也放不着拒绝他。 中国人向来相互不承认他人的人格，所以全体没有人格；这件事若责备穆先生独为其难，未免太看重他了。 每月八元的工资，在长沙或者不算很少，在上海的生活程度，仅够做工的个人不至冻饿而死罢了。在穆先生底意思，中国人绝对没有衣食的人很多，现在只要有工做得免饿冻而死就算福气了，你们还要得寸思尺吗？但是我们要知道得寸思尺是人类底天性，譬如穆先生办纱厂去年得利六十万，难道今年不想得利百二十万吗？假定穆先生底工厂用一千工人，每人每月以八元计算，一年工资是九万六千元；倘若一年得净利二十万元，内中提出二万四千元分配给工人，每人每月就可以增加工资二元；资本家除官利外又得那十七万六千元，总不算太吃亏罢。从前放债的利息过了二分，打官司还要受罚；开典当的，照法律只准按月二分息；安徽安福部的省议会通过了典当利息二分五厘的议案，社会上就说这是倪嗣冲祸害安徽的一种罪案；我们现在要请问上海纺纱厂底股东，去年得了几分息？中国人说的什么红利，工人照例得不着分毫（马克思说这是剩余价值，都应该分配给工人的）。照穆先生说，十年前每日工资只一角七八分，五年前只二角四五分，现在有三角左右，表面上已经是递加的现象；照马克思底学说，工人每日劳力结果所生——即生产物——底价值，就算是五年前比十年前只加一倍，现在又比五年前只加一倍，而两次工资增加都不及一倍，实际上岂不是递减的现象吗？这种递减去的不是都归到剩余价值里面，被资本家——股东——掠夺去了吗？这且不谈，就以工人生活费而论，各项物价合计起来，比十年前增加不止一倍；而工资增加不及一倍，这也是减少不算是增加。穆先生要晓得这都是事实，常识，并不是“泰西之糟粕”！ 工作时间，不单是工人个人问题，也还是社会问题。假定上海日作十二时工的有二十万人，若改为八时制，日夜三班，机器并不停歇，而社会上可以减少十万个失业的人；资本家所损失的工资增加半倍，若照前例计算，一千人的工厂增加五百人，每年工资增加不过四万八千元，在净利中提出这点，还不及全额四分之一。穆先生如果不专为资本家——股东——牟利，如果明白“纺织业与民生之关系”，如果可怜“平民生计不宽裕”，如果要“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如果提倡“纺织界拯救时艰之主义”，如果忧虑“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如果懂得“救国爱群之要道”，就应该主张减少工作时间，好叫做工的人多失业的人少才是！况且十二时制倘不改少，工人教育问题便绝对没有办法；照这样下去，工业越发达，人民底知识精力越退步，将造成人种衰微的现象；这种社会的损失，前几天我曾和聂云台先生谈过，他也觉得有这样的危险；聂先生也说要谋工人教育，非减少工作时间不可，他并且主张八时制。聂先生到底是基督徒，是有点慈悲心肠，是比别的“想入天国较骆驼穿过针孔还难”的富人不同呀！我希望信仰“爱之宗教”的聂先生，要学耶稣的牺牲精神，莫学耶稣所深恶痛绝的富人，赶快实行八时制，为穷苦的工人谋点教育，救救他们的苦恼。我并且希望别的资本家莫让聂先生独得贤者之名！ 工人教育问题，固然非工作时间减少无办法；工人卫生问题，也非减少时间无办法。至于工人储蓄问题，诚然要紧得很；但照现时的工资仅仅足以糊个人的口，养家还差得远，拿什么来储蓄？ 穆先生说：“英国有纺纱锭子五千七百万枚，美国有四千二百万枚，……日本人口仅及我国人口八分之一，有纺纱锭子四百万枚……而我国今日仅有锭子一百五十万枚；此一百五十万枚中，尚被日商英商占去七十万枚，完全为我华人所有者不及百万枚。……研究全国人口及纺纱锭数，不识诸君子有动于中否？”又说：“若徒唱道多给工值，而不问其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此唱彼和，认其为新思想，而相率提倡之，实业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因此而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国货空虚，外货愈得安然占据我腹地之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然则社会国家亦间接蒙其害焉。”执信先生对穆先生这两段批评道：“振兴工业，还是做生意；几个人做生意攒钱，中国就不穷了么？”又道：“于是乎实业提倡起来，外货不进，生货不出；做生货的人少一千万，做熟货的人加六百七十万，两下对销，就逼出三百三十万个失业的人；平心想想，这个时候，社会上是有益还是有损呢？”执信先生这两段批评，可算是对于借口什么振兴工业，什么抵制外货，什么谋社会国家底利益来牟个人私利的人一个顶门针。 另外我还有几层意思也要请教于穆先生：我们只主张把“工值”给工人，并不主张在“工资”以外要多给一点。“工值”是什么？是工人每日劳力结果的生产额在市面上的价值，不是资本家任意定的三角两角。三角两角以外的剩余工值，都被资本家——股东——用红利底名义抢夺去了，工人丝毫分不着；工值抢了去，反过脸来还要审问被抢者底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工人若没有能力和责任心，股东底官利红利是从哪里来的？每日三角两角的工资还要减少几何，每日工作十二时以外还要增加几时，才算有能力有责任心呢？利息是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底救星，利息制度一天不扫除，社会上不劳而获的人一天不能绝迹；不但放债，开典当是利息制度，凡是自己不劳动，用资本去生息像靠田租房租股票生活的一班人，都是利息制度之下底寄生废物。现时卑之无甚高论，我们暂且不去反对利息制度，不去把他根本取消，但是也得有点限制才好。穆先生恐怕“投资人多所顾虑，工业振兴将无望”，是以为必用重利引诱资本家，集合得资本雄厚起来，才可以振兴工业。近世机械工业固非资本集合不可，但是集合底方法，就是不废私有财产制，不废利息制，似乎不可而且不必拿七八分重利甚至于对本对利来引诱。田地房屋和存在银行底利息都只得几厘，尚且有人肯做；工业只要有信用，未见得拿一分利还招不着股。若嫌一分利不能引诱资本家，资本集合太微太缓，不能够和外资竞争，这个问题却大了，决不是现时的招股集资方法可以救济的。照现时的经济组织，听凭穆先生聂先生等如何热心拿厚利来引诱资本家，充其量也不过招得二三千万元；不说欧美底资本家了，只要周学熙勾一个日本资本家来就压倒了。我以为要想中国产业界资本雄厚可以同外国竞争，非由公共的力量强行把全国底资本都集合到社会的工业上不可。果然是社会的工业，他的发达，社会上人人底幸福都跟着平等的发展；工资少点，工作时间多点，都还没甚稀奇。像现在个人的工业，牺牲了无数的穷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数的资本家个人手里；若用这样厚利去引诱资本家，勉得多所顾虑，那么，工业或者可以振兴；若说有利益于社会国家，除非是少数资本家独有的社会国家，除非是多数工人除外的社会国家。欧美日本底社会危机，就是这个人的工业主义造出来的，我希望想“使地方进于治安之轨道中”的穆先生及其他企业家，千万别跟欧美日本人走这条错路！ 穆先生或者可以说，我们中国纱业底势力，漫说英美了，就是比日本还不及四分之一；现时纱业虽有点利益，正要少数的资本家垄断这种利益，才能够把资本聚住，才能够叫他们乐于投资而且便于投资，才能够使这资本有再生产的效力；若是分配给工人，这资本不但分散了，而且都用在消费上，失了再生产的效力，因此营业不能够推广，岂不是社会的损失吗？穆先生倘若说出这个理由，恐怕有许多旧式的经济学者都要点头称是；就是我也以为这个理由含有一半真理，不能全然否认；但是我以为也有一种法子，可以免除这个人和社会间底利害冲突。这法子是什么呢？就是采用Co-operativeSociety底一部分制度，一方面承认工人都有得红利底权利；一方面规定所有股东，经理以下事务员，工人等应得的红利，一律作为股本，填给股票，以便推广营业；如此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个人方面比现在卖劳力而得不着全工值总好得多；资本都用在再生产上，社会方面工业也因此推广了；这法子似乎可以使个人社会间利益两全，不识穆先生有动于中否？ 还有一层：因为近来工厂生意不差，什么周学熙，什么梁士诒，听说都红了眼睛，倘然大规模的中日棉业公司（听说日本三千万元）或是中日棉纱厂（听说日本七千万元）只要有一个实现，听凭穆先生用什么厚利去招股都不能和他们对敌。我想只有用Co-operativeSociety制度，或者可抵制。他们要在中国设厂制造，最大部分是因为中国工价低廉，我们工业界若采用这个制度，他们若不一致，招工便不容易，就是招到，和我们的厂里工人相形之下，也必然没有从前那样容易对付；若和我们一致，他们就来办一万个工厂，我们都一律欢迎。 厚生厂在湖南招募女工无论办法好歹，都不但不单是湖南的女工的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有人责备厚生厂苛待湖南女工，所以穆先生不服。我现在拉杂写了许多，都不专是讨论湖南女工问题，也并不把穆先生当做一个资本家来攻击他的厚生厂；乃是把穆先生当做一位关心社会问题的人，所以研究一下劳动问题来请教。 穆先生企业的才能和他在社会事业上的功劳，我们当然要尊敬他；正因为尊敬他，所以才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由个人的工业主义进步到社会的工业主义！ 中国底资本固然还没有集中到工业上，但是现在已经起首了；倘然仍旧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前途遍地荆棘，这是不可不预防的。穆先生很有预防的力量，或者不是我过于看重了他。我希望穆先生及其他企业家，都要有预防社会前途危险的大觉大悟，使我这篇拉杂乱谈中当心的地方将来不至成了预言，那才是社会的大幸呵！
致墨西哥总统的信（托洛茨基，不早于1940年5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致墨西哥总统的信 托洛茨基（不早于1940年5月24日） 总统先生！ 1936年末，当不仅我的生命，而且还有我的政治荣誉面临极端危险之际，我从遥远的挪威向您求助，而您果然对我表现了宽容大度和殷勤好客。如今，又逢墨西哥警察当局对待我的工作人员和我采取了明显错误和明显不公正的态度的紧急时刻，我不得不再一次向您直接投诉。我的房屋遭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匪徒的袭击。努涅斯将军以您的名义向我宣布，警察机关将尽一切可能查清罪行。我自然对于您领导下的当局不能有别的任何企望。但是，我不得不惋惜地认定，最近3天以来警察机关对于案件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袭击者动用了庞大的暗杀机器竟然未能致我于死地，却间接地诿过于我。匪徒约有20人，夜间袭击了我的住房，捆绑了警察，打破了我办公室的门，向屋里和院子里投掷燃烧弹，炸伤了我的孙子，而且看起来劫走了我的一名警卫人员。罪行是否查清？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的两名身边的工作人员，原先和我一起是袭击的受害者，却由于……——我事先说明——显然错误的怀疑而被逮捕。奧托·舒斯勒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一直伴随着我到处漂泊。查理·科罗内尔住在我家近一年了。如果警察当局在逮捕他们以前问我一下，我无疑会打消他们的错误怀疑，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无可指摘的老实人，无条件地忠于墨西哥，对我本人也忠实可靠，而且信守自己的原则。但是，却从来没有任何人询问过我有关导致逮捕他们的情况，而我自然是比任何别人都更加熟悉这些情况的。 客观上近几天来什么都没有变化：我房子仍然满布遭到毁坏的痕迹，我的孙子们天天出去换药。当然，我全力协助当局查清案件的意愿也没有变化。但是，侦查部门对待我的房子的住户的态度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袭击的受害者越来越变成了被告。 总统先生，这种行动方式并不新鲜。当1936年挪威的法西斯匪徒袭击我的住所，意在抢走我的档案材料，如果有可能也要将我本人劫持走时，挪威当局也是从逮捕罪犯开始，但后来就走上了阻力最小的路线：宣布法西斯分子的袭击是“一场闹剧”，并且逮捕了我和我妻子。几个月之前，这场“闹剧”的认定者却帮助希特勒占领了挪威。 侦查者走了误区。我不怕作出这样的声明，因为每一个新的一天将一再驳斥关于自我谋害的可耻假设，并将使这种假设的辩护者名誉扫地。 总统先生！我除了向您坦诚公开地说出真相以外，无法更好地表达自己对您本人的深切敬意。我愿意，只要您一有要求，就提供一切必要的说明。 [1940年5月24日以后]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3604
陈独秀《训卢永祥的秘书》（1920年4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训卢永祥的秘书 陈独秀 （1920年4月29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0年4月29日《民国日报》，署名：陈独秀。 卢永祥是个不识字的武人，他发出的电报，当然是他的秘书做的。当他的秘书，自然不应该有知识，我们何必责备他？但是“五一”纪念节的历史，去年的北京晨报，去年和今年的上海星期评论和前天工界传单，都说得很清楚，他虽然无知识却不是瞎子，为什么硬说五月一号是俄国劳动纪念日呢？难道世界上一切的事，凡是于你们不便的，都可以随便加上俄国二字好叫中外人都深恶痛绝吗？倘果然有此效力，我很希望把你们所喜欢的大洋钱上都加上俄国罗布几个字。 这次上海世界劳动纪念大会，本是工界各团体发起的，和学界毫不相干。像我们这样非劳动的读书人，只好厚着脸去做来宾，学生要有去的，一定也和我有同样的感想。卢永祥的漾电，硬把世界二字改为俄国二字已经是杜撰了，又硬说是学生开的，试问学生并不是劳动者，如何去开劳动纪念会？若说是学生利用劳动者，工界所发的传单、宣言，你们看见没有？和学生所要求的是不是一事？“学生等拟于五月一号开俄国劳动纪念会”这一句妙文，非善做截搭题的老手不辨，倘若译成西文，传到外国，真是一场笑话！
帝国主义大战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托洛茨基，1940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第四国际 帝国主义大战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1] （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大战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宣言） 托洛茨基 （1940年5月）译者：龚义哲 在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进行到转折点的时候，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召开了紧急会议。相互试探、进行准备与军事上相对消极的阶段早已过去。德国已经发动了全面进攻，将地狱的烈火全部倾泻到盟军头上；而同盟国也在用它们全部的破坏性力量回击。从现在开始，欧洲以及全人类的命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由这场帝国主义大战的进程以及它所导致的经济与政治后果来决定。 第四国际认为，现在正是开诚布公的时候：它要表达自己对于这场大战、对于参战各方的观点；它要对各个工人组织的战争政策进行分析；最重要的是，它要指出摆脱战争，走向和平、自由与繁荣的道路。 第四国际依靠的不是驱使各国人民相互厮杀的各国政府，不是对这些政府负责的资产阶级政客，也不是那些为正在交战的各国资产阶级提供支持的工人官僚。第四国际依靠的是男女工人，是士兵和水兵，是破产的农民与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第四国际与压迫者、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绝无瓜葛。它是属于全世界劳动者、被压迫者与被剥削者的党。这个宣言就是说给他们听的。 目前的大战的总原因 与1914—1918年的大战结束时相比，科技是更为进步了，可是人类却更加贫困了。各国的生活水平相继下跌。这次大战爆发时，农业的情况已经比上次大战爆发时更糟糕了。各个农业国均已破产。工业国的中等阶级已在经济上被掠夺一空，形成了一个长期失业的阶层——他们就是现代的贱民。国内市场已严重萎缩。资本输出急剧减少。帝国主义实际上已经瓜分了世界市场，每个强国都拥有自己的一块地盘。地球的人口出现了可观的增长，但在目前这场大战爆发前的十年时间里，世界上109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却下降了大约四分之一。一些国家的外贸总额下降了二分之一、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 殖民地国家既要跟宗主国承受一样的危机，还要承受自己独有的内部危机。一些落后国家在过去还能维持半独立的地位，如今已经沦为彻底的奴隶（阿比西尼亚、阿尔巴尼亚、中国……）。为了战争，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要有自己的原料产地，而为了争夺原料产地，又发生了新的斗争。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正在破坏人类千百年来的一切劳动成果，留下的只有污染。 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拥挤不堪。接收一百个难民，都会成为令美国这样的世界强权头疼的大问题。在飞机、电报、电话、广播和电视的时代，跨越国界的旅途却被护照和签证所阻拦。这个国内外贸易日渐萎缩的时代，同时又是沙文主义——尤其是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资本主义在自己的上升时期，曾把犹太人从隔离区中释放出来，利用犹太人为它发展商业。如今，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在榨干犹太人的每一滴血汗；这个星球上有二十亿人，犹太人的总数只有一千七百万人（还不到百分之一），却没有一寸立足之地！人类通过拓展土地和发展科技，征服了天空和大地，资产阶级却想把我们的星球变成一个污秽的牢笼。 列宁与帝国主义 1914年11月1日，在上次帝国主义大战爆发后，列宁写道：“帝国主义严重地威胁着欧洲文化的命运，如果没有一连串胜利的革命，这场战争过去之后，很快又会有其他的战争接踵而来。关于所谓‘最后的战争’的童话，完全是一种空洞而有害的童话……[2]”工人们，请记住列宁的这个预测！目前这场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不是由某个独裁者随心所欲地发动的。早在很久以前就有人预测了它的爆发。各国资本家的利益冲突，是导致这场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与官府编造出来欺骗人民的谎言相反，造成战争与其它一切社会恶疾（失业、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法西斯主义、殖民压迫）的主要原因，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以此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国家。 以目前的科技水平与工人的技术能力，完全可以创造出充足的条件，让全人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取得长足的进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根据一个总计划，正确地、科学地、合理地规划每个国家和整个地球的经济生活。但是，只要社会的主要生产力仍然被垄断组织（即各自为政的资本家集团）所掌握，只要民族国家仍然是这些垄断组织手中的驯顺工具，争夺市场的斗争与争夺原料产地的斗争，其破坏性就一定会越来越强。只有革命的工人阶级，才能从这些贪婪成性的帝国主义集团手中夺过国家政权，夺取对经济的掌控权。这就是列宁的警告的意义（如果没有“一连串胜利的革命”，就一定还会爆发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各种各样的预测与预告都要接受事实的检验。所谓“最后的战争”的童话已被证伪。而列宁的预测不幸言中了。 大战的直接原因 目前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富裕的老牌殖民帝国（英国和法国）与后起的帝国主义强盗（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竞争。 英国是资格最老的资本主义强权，在十九世纪，它是当之无愧的霸主。从1815年到1914年的这段时间，是名副其实的“英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PaxBritannica）——当然，各种各样的军事冲突依然此起彼伏。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它在海洋上充当着世界警察的角色。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早在上世纪末，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德国，就已经开始角逐欧洲的头把交椅。而在大西洋对岸，曾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竞争，是导致了1914—1918年大战的最重要的经济矛盾。至于美国的参战，则是一种预防措施——它不能容忍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 战败的德国跌入了深渊。它的领土被肢解了，它的周围全是虎视眈眈的敌人，巨额的赔款使它不堪重负，内战的折磨使它虚弱不堪，它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不是永远的话——都无法参加竞争了。法国暂时坐上了欧洲大陆的头把交椅。英国虽然打赢了战争，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它的各个自治领的独立性不断加强；它的殖民地频繁爆发争取独立的运动；它丧失了海上霸权；随着航空兵的发展，它的海军逐步失去了原先的重要性。 在打赢战争后的头几年里，英国凭着惯性，仍想扮演世界领袖的角色。它与美国的冲突越来越有火药味。下一次大战，似乎将是这两个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但是，英国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它相信凭着自己的经济实力，无法对抗大洋彼岸的巨人。它与美国签订了条约，允许美国拥有与它相当的海军力量[3]，这表明它正式放弃了海上霸权，而在此之前，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海上霸权。它用关税壁垒取代了自由贸易，表明它公开承认了英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失败。它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表明它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于是，它抛弃了一切神圣的传统。 法国与英国一样，它的经济实力也是与它的世界地位不相称的，不过，法国的情况要比英国好一些。德国的覆灭与凡尔赛和约的刻意安排，使法国暂时成为了欧洲的霸主。法国的人口规模与经济基础根本撑不起它的霸主地位。当胜利的幻梦褪去后，真实的力量对比便浮现了出来。不只法国的敌人，就连它的盟友也已看出，法国已是外强中干。法国为了寻求庇护，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英国的最新的自治领。 德国凭借其一流的科技与组织能力，不可阻挡地复兴起来。它的复兴比人们的预计要快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因为英国扶持了德国，以便对抗苏联、对抗法国的过度扩张，将来或许还要对抗美国。当资本主义英国还是最强大的强权时，它这种合纵连横的计策曾多次取得成功。当它衰落后，它就玩不转这种它曾经得心应手的招数了。 与英国相比，德国更加灵活，生产力更高，科技更先进，它再次把英国挤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市场，特别是东南欧与拉丁美洲。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在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上进行的；而在今天，世界市场正在不断缩小，帝国主义国家除了从其它国家手中夺取市场之外，别无出路。 跟上次大战一样，第一个跳出来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的，还是德帝国主义。英国政府对此措手不及，先是企图牺牲别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尽量避免战争。但这种政策是短命的。对希特勒来说，同英国“交好”，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战术步骤。英国政府向希特勒做出的让步，比希特勒自己预计的要多得多。张伯伦原本打算通过慕尼黑协定，同德国建立长期的友好关系，没想到它却加快了英德关系的破裂。希特勒已经不能指望英国政府会做出更多的让步——德国的进一步扩张，必将危及英国的生命线。结果，张伯伦在1938年10月签订慕尼黑协定，宣称世界已经进入了“和平的新纪元”，然而就在几个月之后，慕尼黑协定引发了一切战争之中最恐怖的战争。 美国 战争一开始，德国遭到了封锁，放弃了世界市场上的一些阵地，英国便拼命地挤占这些阵地；而美国则几乎是水到渠成地把英国给排挤出去。世界上的黄金，有三分之二都存放在美国的金库里，剩下的三分之一也正在运往美国。英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扮演全世界的银行家的角色了。英国在其它领域的处境也一样糟糕。当英国的海军和商船队正在遭受沉重损失的时候，美国的造船厂却在建造庞大的舰队，确保美国拥有远胜于英国和日本的海上优势。显然，美国正在准备采用“两强标准”（也就是说，它要建立一支军力超过第二海军强国和第三海军强国的海军军力之和的海军）。它还通过了新的方案，准备建立一支能压倒其它国家的空中力量。 但是，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强权，它的工业实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却并不总能保证美国的经济能够蓬勃发展，相反，这给它的社会制度危机注入了反复发作的、极其有害的毒素。它虽然拥有数以十亿计的黄金，却派不上用场，成百上千万的失业工人也找不到工作！第四国际在六年前发表的提纲《战争与第四国际》中做出了这样的预测： “美国的资本主义正在面临着曾经把1914年的德国推向战争道路上的同样的问题。世界不是瓜分了吗？它还必须重新瓜分。对于德国来说，那是一个‘组织欧洲’的问题。美国必须‘组织’世界。历史正在使人类面对着美帝国主义火山的爆发[4]。” “新政”和“睦邻”政策[5]，是用妥协退让来缓解社会危机、推迟社会危机的高潮到来的最后尝试。这个耗费了数百亿美元的政策破产后，走投无路的美帝国主义就只能诉诸武力了。为了维持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将以某种借口和口号，参加这场规模宏大的冲突。美国资本主义会在何时、在何种情况下同它的敌人进行斗争，目前尚不清楚——恐怕连美国政府自己都不清楚。与日本的战争，将是争夺太平洋上的“生存空间”的斗争。在大西洋上的战争，即使是直接反对德国的，也将是争夺英国遗产的斗争。 对美国政府而言，德国战胜同盟国的前景，简直就是一个噩梦。德国如果能占领欧洲大陆，利用欧洲殖民地的资源，并开动全欧洲的兵工厂与造船厂——尤其是在同东方的日本联手的情况下——这将对美帝国主义造成致命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欧洲战场上的大规模会战，不过是德美战争的序曲罢了。法国和英国只是美国资本主义在大西洋彼岸的堡垒。一位英国首相曾扬言要让莱茵河成为英国的国界，假如英国真的做到了这一点，那么美帝国主义也许就会说，泰晤士河应当成为美国的国界。为了给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美国政府正在狂热地引导舆论，它对于芬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等国的遭遇可谓义愤填膺。格陵兰“在地理上”是西半球的一部分，它正好拥有丰富的冰晶石，而冰晶石又是铝的生产所必需的原料，于是，在丹麦被德国占领后，格陵兰便成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美国政府也没有忽视被奴役的中国、无助的菲律宾、孤悬海外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和开放的海上航线。因此，对被压迫民族的伪善的同情，甚至是地理上的考虑，正在把美国推向战争。 但是，除非美军能得到法国和不列颠群岛的有力支持，否则它的干预是不会成功的。假如法国被德国占领，德军攻抵泰晤士河，力量对比将会对美国极其不利。出于这些考虑，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加紧备战，但是，它还得扪心自问：参战的有利时机是否已经错过？ 针对白宫的官方立场，美国孤立主义发起了喧闹的抗议，而孤立主义本身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另一种形式而已。美国资产阶级当中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利益主要维系于美洲大陆、澳大利亚和远东，他们预计：假如同盟国战败，不仅整个拉丁美洲，就连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将自动成为美国的囊中之物。美国统治阶级全都坚信，为了争夺中国、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整个东方，在不远的将来与日本必有一战。美国资产阶级当中的这部分人很有影响力，他们正打着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幌子，紧锣密鼓地制订在美洲大陆进行扩张、并同日本开战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的要求，还不能马上同德国进行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至于诺曼·托马斯[6]之流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过是这个帝国主义帮派的小跟班。 我们反对美国参战的斗争，与孤立主义、和平主义毫不沾边。我们要公开告诉工人群众：帝国主义政府一定会驱使美国参战。统治阶级内部争论的只是何时参战、先对哪个国家开战。想用报上的文章与和平决议来使美国保持中立，无异于用扫帚阻挡潮水。要真正地开展反战斗争，就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并无情地揭露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只有革命才能阻止美国资产阶级参加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或发动第三次帝国主义大战。其它的方法，不是花言巧语的骗局，就是自作聪明的愚蠢，或两者兼而有之。 保卫“祖国” 差不多一百年以前，当民族国家仍代表着一种相对进步的因素的时候，《共产党宣言》就已宣称：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无产阶级唯一的目的，就是建立全世界劳动者的祖国。到了十九世纪末，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为广阔的天地，而拥有军队和关税壁垒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最恶劣的障碍。到了今天，如果还有社会主义者要求保卫“祖国”，那么这个人就跟保卫封建制度（也就是说，保卫自己身上的枷锁）的旺代农民[7]一样，扮演了反革命的角色。 在最近几年，甚至最近几个月里，世人惊讶地发现，在欧洲地图上，一个又一个国家如此轻易地消失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政治版图的变动之快，只有拿破仑战争时期才能与之相比。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问题在于用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取代已经过时的封建国家。如今的问题则是用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联邦来取代已经过时的资产阶级国家。链条总是从最薄弱的环节开始断裂的。在垄断组织的残酷竞争中，独立的小生产商和小贸易商是没有多少活路的；同样地，在帝国主义强盗的争斗中，独立的小国也没有多少生存空间。 德国认为，考虑到自己的战略位置，取道中立的小国，进攻自己的主要敌人，是比较有利的。与之相反，英国和法国则认为，用这些中立小国来掩护自己，是比较有利的，德国如果进攻这些小国，就会把它们逼到“民主的”同盟国阵营里。这个问题的实质，并不会因为双方采用了不同的战略而改变。夹在两大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小国，正在被碾成粉末。对于大国来说，要“保卫祖国”，就必须牺牲掉好几个中小国家。 但是，就连大国的资产阶级，考虑的也根本不是保卫祖国，而是市场、租界、原料产地和势力范围。资产阶级根本不是为了祖国而保卫祖国。他们保卫的是私有财产、特权和利润。只要这些神圣的价值遭到威胁，资产阶级就会马上转向失败主义。俄国资产阶级正是这么做的，十月革命后，俄国资产阶级的子弟参加了每一支同苏维埃政权交战的军队，向他们原来的祖国开战，他们现在仍然准备这么做。西班牙资产阶级为了拯救自己的资本，不惜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求援，乞求他们提供军事援助，向本国人民开战。挪威资产阶级为希特勒的入侵出了大力。资产阶级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将来也还会这样做。 官方的爱国主义不过是掩饰剥削利益的假面具。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要轻蔑地丢开这个假面具。他们不会去保卫资产阶级的祖国，而会去保卫本国与全世界的劳动者与被压迫者的利益。第四国际的提纲中指出： “在反对‘保卫国家’的反动口号的同时，必须提出用革命摧毁民族国家的口号。针对已被资本主义弄成疯人院的欧洲，必须提出建立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的纲领，作为迈向世界社会主义合众国的一个步骤[8]。” “保卫民主” 所谓“保卫民主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口号，与“保卫祖国”的口号同样虚伪。说得好像工人群众已经忘了英国政府帮助希特勒及其刽子手上台这回事似的！帝国主义民主国家其实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贵族统治制度。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的立国之本，正是对殖民地人民的奴役。正是因为掠夺了整个美洲大陆的丰饶财富，才有了美国的民主。这些“民主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地位。帝国主义民主国家把相当一部分战争负担转嫁给了自己的殖民地。奴隶不得不献出鲜血和黄金，让自己的奴隶主继续维持奴隶制。没有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民主小国成了殖民帝国的卫星国，从它们的殖民利润当中拣食一点残羹剩饭。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随时可以抛弃民主。 小国挪威再次让全世界看到了腐朽的民主的内部机制。挪威资产阶级一手利用社会民主党政府，同时另一手利用法西斯警察、法官与军官。在遭到第一次重大打击之后，民主派头目就被扫清了，然后法西斯官僚马上发现自己与希特勒有共同语言，就当上了房子的主人。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国家以不同的形式进行过同样的试验：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等。资产阶级在遇到危机时，总是会让它真正的统治机关（即金融资本的直接工具）摆脱各种民主条规的束缚。只有无可救药的瞎子，才会以为英法两国的陆海军将领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反法西斯战争”！ 民主国家正在转变为反动的独裁制度，这个过程不会由于这场大战而中止。相反，就在我们面前，这个过程正在逐步完成。 在各国国内，在全世界，这场大战都会立即加强最反动的集团、最反动的制度的力量。各国总参谋部（波拿巴主义阴谋集团的巢穴）、各国警察的毒牙、形形色色的拿钱办事的爱国帮派、各种各样的教会，都会立即被推到前台。罗马教廷（人类的愚昧与仇恨之集大成者）正受到各方的顶礼膜拜，信仰新教的罗斯福总统更是对它赞赏有加。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衰退，总是会带来警察的镇压，并使人对宗教鸦片日趋依赖。 为了获取极权制度的优势，各个帝国主义民主国家正在加紧向工人阶级进攻，并大力迫害革命组织。它们先是利用战争的威胁，现在又是利用战争本身，来打垮国内的敌人。资产阶级始终不渝地遵守着这个信条：“主要敌人在国内。” 历史上，最弱小者遭受的苦难往往最多。在目前这场对各国人民的大屠杀中，最弱小的人就是来自各个国家的无数难民，其中就有流亡的革命者。欺压毫无还手之力的外国人，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首要表现形式。所有的民主国家在建造关押战俘的集中营之前，都会先建造关押流亡革命者的集中营。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苏联政府，它们对难民、流亡者和无家可归者的处理方式，已经给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最黑暗的一章。我们要向正在被关押、被迫害的兄弟致以最温暖的问候，并鼓励他们继续坚持下去。欧洲和世界未来的大多数领袖，必将从资本主义的监狱与集中营中涌现出来！ 纳粹的战争口号 总的来说，希特勒的正式口号是经不起检验的。由于希特勒正在把民族国家变为多民族的国家，并践踏其它民族的自由与统一，所以，所谓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早就成了谎言。所谓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不过是帝国主义扩张（即吞并与掠夺政策）的幌子。纳粹主义以种族的优劣，来为帝国主义扩张辩解，这也是谎言；它完全是按照战略考虑来判断哪个种族优秀、哪个种族低劣的。法西斯宣传中较为固定的一个要素，也许是反犹主义；希特勒在狗的吠叫声和猪的哼唧声中发现了“种族”与“血统”的真正语言，从而给他的反犹主义赋予了动物学的形式。难怪恩格斯把反犹主义称作“傻瓜的社会主义”[9]！法西斯主义唯一不加掩饰的特征，便是它对权力、压迫和掠夺的渴望。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文化最纯粹的精华。 各个民主国家的政府，以前曾盛赞希特勒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战士，现在又把他说成了不小心从地狱里放出来的恶魔；谁把这恶魔放出来，让他侵犯条约、国界、规则、制度的神圣性的？要是没有他，资本主义世界就会像花园一般欣欣向荣了！多么可悲的谎言！这个脑袋里长着计算机、手里握着无限威力的狂人，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狱里钻出来的；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全部破坏性力量的化身罢了。在弱小的游牧民族看来，成吉思汗和帖木儿是上天降下的灾祸，其实他们不过是想要获得更多的牧场和劫掠定居点而已，而这是所有游牧部落共同的需求；同样地，把老牌殖民强国给彻底打翻在地的希特勒，也不过是帝国主义对于强权的渴望的更彻底的化身罢了。深陷困境、无法自拔的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趋于绝望，它借希特勒之手，开始剖腹自尽。 参加了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屠夫们想把希特勒变成他们的替罪羊，他们是不会成功的。 现有的全部统治者都将接受无产阶级的审判。希特勒不过是这些罪犯当中的首犯而已。 德国的优势 无论这场大战的结局如何，德国都已经清楚地展现了自己的优势。当然，希特勒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新式武器”。但是，德国凭借组织得更为完善的工业，改进了现有的各种武器，并且协调一致地运用了这些武器，使德国军国主义获得了凶猛的力量。军事力量与极权体制的特征密切相关：统一的意志、集中的主动性、准备的保密性和行动的突然性。此外，凡尔赛和约也给同盟国帮了倒忙。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十五年里，德国一直被限制军备；希特勒上台后，不得不白手起家扩军备战，因此，德军可以摆脱各种陈规陋俗的限制，不用受过时的技术与装备拖累。士兵的战术训练的指导思想，是根据最新的技术制订的。显然，在杀人机器这方面，只有美国能够超越德国。 法国与英国的虚弱，并不出人预料。第四国际的提纲（1934年）指出：“国联的崩溃，是同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领导地位的开始崩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0]。”这个纲领性文件进一步指出：“优势的英国，在策划谋略方面是越来越难得逞了”，“英国的资产阶级看到英帝的分崩离析、看到印度的革命运动和他们在中国的地位的摇摇欲坠而惊慌失措[11]”。这就是第四国际的力量之所在：它的纲领经受得住重大事件的考验。 由于英法两国可以通过剥削殖民地获得稳定的超额利润，它们的工业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组织上都已远远落后。另外，由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鼓吹的“保卫民主”，为英法资产阶级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政治形势。而这种状况，又总是会滋生懒惰与停滞。如果说，现在的德国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优于法国和英国的巨人，那么这主要应该归功于那些“保卫民主”的社会爱国主义者，由于他们的阻挠，无产阶级未能及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使英法两国摆脱衰退。 “和平计划” 作为奴役各国人民的回报，希特勒承诺，在未来的几百年里，他会给欧洲带来“德国统治下的和平”。何等空洞的狂想！在战胜拿破仑之后，“英国统治下的和平”能维持一百年——而不是一千年！——只是因为英国率先采用了新技术和进步的生产制度。然而，今天的德国就跟它的敌人一样，尽管它有着强大的工业，但它却是一个垂死挣扎的社会制度的旗手。希特勒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而意味着一系列新的、血腥的冲突将在全世界爆发。在推翻英帝国、使法国像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一样沦为自己的保护国之后，控制了整个欧洲及其殖民地的德国，必将成为世界头号强权。它的跟班意大利顶多也只会控制地中海沿岸，不过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但是，头号强权并不等于唯一强权。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只会进入新的阶段。 日本正在准备建立“新秩序”，它打算趁着德国的胜利，把自己的统治扩张到亚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苏联将会夹在由德国统治的欧洲和由日本统治的亚洲中间。整个美洲大陆，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将落入美国之手。如果算上偏僻的意大利帝国的话，世界将会被暂时分成五块“生存空间”。但是，帝国主义天生憎恨任何权力的划分。为了集中精力对付美国，希特勒将不得不用血腥的手段来解决昔日的盟友——斯大林和墨索里尼。在这场新的斗争中，日本和美国绝不会袖手旁观。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不会是民族国家，也不会是旧式的帝国，而是横跨整个大陆的国家……。如果希特勒在目前这场大战中获胜，他不会带来“德国统治下的千年和平”，只会带来持续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血腥混战。 但是，同盟国的胜利，也不会带来比较光明的结局。如果法国获胜，它会为了重塑自己的强国地位而肢解德国，让哈布斯堡王朝复辟，并使欧洲巴尔干化。英国要想重新获得主导欧洲事务的地位，就只能重施挑拨离间的故技——一方面是挑拨德法关系，另一方面是挑拨欧美关系。这样一来，凡尔赛和约之后的局面，就会在欧洲重演，而且要恶劣上十倍，这对已经虚弱不堪的欧洲将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另外，还得考虑到一个情况：没有美国的帮助，同盟国是不可能胜利的，为此，美国将会索取比上次参战更高的回报。筋疲力尽的欧洲——赫伯特·胡佛[12]的施恩对象——将沦为破产的债务人，而债权人自然是它在大西洋彼岸的救星。 最后还有一种可能性最小的假设：交战双方在筋疲力尽后，按照“没有胜利者，没有征服者”的和平主义公式，实现了和平；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那也只会使国际形势重新回到大战爆发前的混乱局面，但这一次，这种局面却是建立在浸透鲜血的废墟、枯竭的资源与无尽的苦难之上的。要不了多长时间，一切旧的矛盾，就会在新的国际冲突中，以爆炸性的威力爆发出来。 同盟国许诺，在这次战争之后，将会建立一个民主的欧洲联邦，在各种各样的和平主义谎言之中，没有比它更拙劣的了。国家不是抽象的事物，而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工具。只要还没有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将垄断组织与银行没收，国家之间的斗争就只能是垄断组织之间的斗争。指望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会自愿放弃由它的力量带来的优势，就跟指望各个垄断组织会自愿平分投资基金一样，是荒谬的空想。只要资本主义所有制依然存在，民主“联邦”就只会是国际联盟的更糟糕的翻版，它具有国际联盟的一切缺陷，却没有国际联盟曾给人们带来的幻想。 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已经使这个救世计划名声扫地，帝国主义霸主们却徒劳地想让它复活。它们的小资产阶级奴仆徒劳地翻炒和平主义的冷饭，然而这种和平主义早就变成了对它们自己的嘲讽。先进工人不会被愚弄。正在交战的各方势力无法实现和平。工人和士兵将拿出自己的和平计划！ 保卫苏联 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的盟约，拉开了这场世界大战的序幕，并直接致使波兰人民陷入奴役之中；斯大林之所以签订这个盟约，是因为苏联自身的虚弱，以及当权官僚对德国的恐惧。造成这种虚弱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权官僚；当权官僚的国内政策，在统治集团与人民之间挖下了一道鸿沟；当权官僚的国外政策，牺牲了世界革命的利益，来满足斯大林朋党的利益。 占领波兰东部（这既是同希特勒的盟约的一部分，又是反抗希特勒的保障）之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半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财产都被国有化了。不这么做，当权官僚就不能把占领区同苏联合为一体。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十月革命遭到了窒息与亵渎，但它依然活着。 当权官僚想在芬兰实现相同的社会变革，但未能成功。帝国主义发动了全世界的舆论来“保卫芬兰”；英法两国直接进行干预的威胁；希特勒的急躁（他必须在英法两国的军队登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前占领丹麦和挪威）——这些因素，迫使当权官僚放弃了将芬兰苏维埃化的企图，将目标降为夺取必要的战略要地。 出兵芬兰，无疑会使苏联人民遭受严重的指责。但是，先进工人能够理解：克里姆林宫的寡头集团犯下了累累罪行，但这绝不是说，苏联就不应该存在下去。如果苏联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这不仅意味着极权官僚的覆灭，也意味着新的所有制形式的毁灭、计划经济的首次试验的崩溃、整个国家将沦为殖民地；也就是说，意味着帝国主义将获得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它获得喘息之机，然后再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结局，绝不是苏联各族人民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想要的。 芬兰对苏联的反抗，尽管是英勇的，但是，它跟后来的挪威对德国的反抗一样，都不是保卫国家独立之举。芬兰政府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它宁愿向苏联屈服，也不愿意让芬兰成为英法两国的军事基地。我们完全承认每个民族都应享有自决的权利，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在目前这场大战中，这种权利的分量不会比鸿毛更重。我们必须根据最根本的、而不是最不重要的因素，来给自己的政策拟定基本原则。第四国际的提纲指出： “保卫国家的概念，特别是当它同保卫民主的观念是一致的时候，最容易迷惑弱小国家和中立国家（瑞士、比利时的一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工人……只有来自瑞士偏僻乡村的一位冥顽不化的资产阶级（如罗伯特·格里姆[13]）才会煞有介事地认为，他参加的世界战争是为保卫瑞士的独立而进行的[14]。” 这段话在今天具有特殊的意义。有些小资产阶级假革命者相信，在保卫苏联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取决于某些策略性的插曲（比如红军进军芬兰），这些人与瑞士社会爱国主义者罗伯特·格里姆可谓半斤八两。 世界资产阶级利用苏芬战争，发动了一致而疯狂的宣传运动，这便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在此之前，当权官僚的种种背信弃义和暴力行径，从来没有让资产阶级如此义愤填膺，因为世界政治史就是一部充满了背信弃义和暴行的历史。红军会按照它在波兰东部的做法，对芬兰进行社会改造——正是这种前景让资产阶级惊恐万状和愤怒不已。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受到了新的威胁。这个反苏运动自始至终都贯彻了阶级性质，它再次揭示了这个道理：苏联的社会基础，是由十月革命奠定的，而官僚阶层终究还是要寄生在这个社会基础之上；所以苏联仍是工人国家，这让全世界资产阶级感到心惊肉跳。苏联与资产阶级签订的插话性的条约，并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同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发生的那种对立情况比起来，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敌对性矛盾，是无比深刻的[15]。” 不少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昨天还把苏联当成团结“民主”力量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核心，今天就突然发现，当他们的祖国遭到希特勒威胁时，苏联不但没有来帮助它们，反而还采取了帝国主义的政策，于是他们断言，苏联和法西斯国家毫无区别。 每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会反驳一声：“扯淡！”——苏联和法西斯国家当然是不一样的。对于两者在社会基础上的差别，资产阶级要比满嘴空话的激进派认识得更加透彻。当然，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并不等于它一定会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可以给社会主义（即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力）奠定最主要的基础条件。如果有人以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不会给群众创造福祉为借口，而拒绝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的话，那就等于以房子没有墙壁和天花板就住不了人为借口，而拒绝打下坚实的地基。凡是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无论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有多么微不足道，如果不去保卫它们的话，彻底的解放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保卫计划经济这一重大的革命成果，并阻止资本主义关系的复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愿守住旧阵地的人，是拿不下新阵地的。 第四国际要保卫苏联，但是保卫苏联的唯一方法，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要正确地教育工人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工人国家——的阶级性质，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它们的内部矛盾，从而使工人群众能够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都能得出正确的实际结论。第四国际会不倦地同莫斯科寡头集团进行斗争，同时坚决反对任何有可能帮助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政策。 保卫苏联的工作，必须符合准备发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原则。我们坚决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是愚蠢而反动的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只有世界革命才能拯救苏联，保证它的社会主义方向。但是，要进行世界革命，就一定要消灭克里姆林宫的寡头集团。 用革命推翻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集团 在向“民主国家”献了五年殷勤之后，当权官僚突然同希特勒结盟，并帮助希特勒扼杀波兰人民，这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奇耻大辱；在出兵芬兰之前，它鼓噪起了可耻的沙文主义，而在苏芬战争中，又表现出了同样可耻的军事低能；它先是高声许诺要从资本家手中“解放”芬兰人民，然后又怯懦地向希特勒屈服——这就是斯大林主义体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的表现。 极权寡头集团已经成为阻碍国家发展的大敌，这在莫斯科审判中已经暴露无遗。随着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它提出了越来越复杂的要求，它再也无法容忍官僚的桎梏了。但是，寄生帮派却不愿做出任何让步。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它摧毁了这个国家最宝贵的一切东西。不要以为在二十年时间里经历过三次革命的人民会突然变傻。他们遭到了压制和误导，但他们正在观察和思考。官僚阶层每一天都在通过恣意妄为的统治、压迫、掠夺和嗜血的报复来向人民宣示自己的存在。半饥半饱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正在满怀仇恨地低声谈论疯狂的人民委员的肆意挥霍。为了给斯大林的六十岁生日献礼，乌拉尔的工人被逼着干了一年半的活，用珍贵的石料造出了可憎的“各族人民之父”的巨型肖像，——这种行径只有薛西斯[16]和克蕾奥帕特拉[17]才干得出！一个纵容这种丑恶行径大行其道的制度，必然会遭到群众的痛恨。 国外政策与国内政策如出一辙。假如当权官僚能代表工人国家的真正利益，假如共产国际能为世界革命事业发挥作用，小国芬兰的人民群众就一定会心向苏联，这样也许就不用出动红军，或者说，芬兰人民会把红军的进攻，当作革命的解放行动，而揭竿响应。然而，当权官僚的全部政策，都在使芬兰工农疏远苏联。希特勒在进攻中立国的时候，可以依靠所谓的“第五纵队”；然而，尽管芬兰有着1918年起义的传统[18]，尽管芬兰共产党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斯大林在芬兰却得不到任何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的进攻带有直接而公开的军事暴力的性质。而莫斯科的寡头集团必须对这种暴力承担全部责任。 战争是对一个制度的严峻考验。这次大战的第一阶段的后果之一，便是苏联的国际形势显著恶化（尽管它取得了一些装点门面的成就）。当权官僚的国外政策，使广大的世界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疏远了苏联。当权官僚夺取的战略要地，在世界各大势力的冲突中，只是第三流的因素。同时，德国却获得了波兰最重要、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并与苏联直接接壤，也就是说，德国已经走到了向东方进攻的门槛上。德国通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控制了波罗的海，把芬兰湾变成了一个紧紧盖着瓶盖的瓶子。进退两难的芬兰已经处于希特勒的直接控制之下。现在，苏联在列宁格勒国境对面的对手，已经不是弱小的中立国，而是强大的德国。全世界都看到了被斯大林清洗后的红军是多么虚弱。苏联国内的各种民族分离主义倾向都在加强。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威信已经严重受损。当权官僚在芬兰进行的军事冒险，让西方的德国和东方的日本都感到无比安心。 面对着数不胜数的凶兆，斯大林只能从他贫乏的武器库里找出唯一的应对办法：他撤了伏罗希洛夫[19]的职，换上了一个更加无足轻重的铁木辛哥[20]。斯大林总是利用这种手段，来把人民和军队的怒火，从真正的罪魁祸首身上转移开；他把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提拔到军方首脑的高位，从而保证这个人对自己绝对忠诚。当权官僚再次暴露出它自己才是失败主义的巢穴。只有粉碎这个巢穴，才能保障苏联的安全。 发动革命推翻莫斯科统治集团，是第四国际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它需要英雄主义与牺牲精神。但是，人类已经进入了大动荡的时期，这个时期会给克里姆林宫的寡头集团造成接二连三的打击，会破坏它的极权机关，会加强劳动群众的自信，从而加快第四国际苏联支部的建设。只要我们能够帮助他们，事情就会变得对我们有利起来！ 战争中的殖民地人民 这场大战对帝国主义中心地带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危险，也给被压迫的各个民族开启了广阔的机遇。从欧洲传来的隆隆炮声，是它们获得解放的时刻正在临近的预兆。 如果说，用和平手段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改造的纲领，是一种空想的话，那么，通过和平手段来争取殖民地的解放的纲领，就是双倍的空想。另一方面，最后几个半独立的落后国家，也已经在我们面前沦为了殖民地（阿比西尼亚、阿尔巴尼亚、中国……）。目前这场大战，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一些国家想要夺取殖民地，另一些国家则拒绝交出殖民地。无论哪一方，都根本不想让殖民地获得解放。正在衰落的帝国主义国家必须尽量榨取殖民地，并尽量减少给殖民地的回报。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必须进行直接而公开的革命斗争，才能为自己开辟解放的道路。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斗争，以及随后的“保卫祖国”的斗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保卫祖国”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都会无条件地支持中国或印度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因为这种斗争“使落后人民摆脱了亚细亚主义、地方主义和外国的束缚，从而对帝国主义国家施以有力的打击[21]。” 同时，第四国际事先就清楚一个道理，它还要向落后民族发出警告，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它们迟迟才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不可能走上独立的、民主的发展道路。被日益腐朽的资本主义所包围、深陷于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之中的落后国家，即使能获得独立，这种独立也一定会是半真半假的，而在国内阶级矛盾与国外压力的影响下，它的政治体制最终必然会变成对人民的专政——土耳其的“人民”党[22]、中国的国民党都是这种制度，甘地未来在印度建立的也会是这种制度。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只是把落后国家纳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过渡阶段。 第四国际并不认为在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界限。第四国际要把它们结合起来，使它们服从于全世界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斗争。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国际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同样地，只有不断革命的纲领，才是真正致力于消灭一切社会压迫与民族压迫的纲领。 中国的重大教训 中国的惨痛经历，给所有被压迫民族上了宝贵的一课。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本来完全有可能胜利。在当时，一个统一的、完成改造的中国，将会在远东成为捍卫自由的坚强堡垒。整个亚洲的命运，乃至全世界的部分命运，也都会被改写。然而，当权官僚对中国群众缺乏信心，他们为了拉拢军队将领，便利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迫使中国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打下手，从而协助蒋介石粉碎了中国革命。理想破灭、军阀混战、虚弱不堪的中国，向日本的入侵敞开了大门。 每一个濒临灭亡的制度，都无法从历史教训中学到任何东西，斯大林寡头集团也不例外。在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当权官僚再次让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束缚，摧残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动性的萌芽。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将近三年，而如果中国能以土地改革为基础，发动真正的人民战争，并将革命之火传给日本士兵的话，日本将会遭遇真正的惨败，抗日战争也会及早结束。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害怕本国的武装群众，更甚于害怕日本强盗。如果说，蒋介石——凶残绞杀中国革命的刽子手——是为形势所迫而抗日的话，那他的纲领依然跟以前一样，是以压迫本国工人群众、向帝国主义屈膝退让为基础的。 东亚的这场战争，将会越来越紧密地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结为一体。中国人民只有在年轻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独立，而世界革命的复兴将重新点燃无产阶级所必需的自信心。他们将指出一条坚定的前进道路。把我们的中国支部建成强大的革命党，是事变的进程向我们提出的紧迫任务。 印度革命的任务 在战争的头几周里，印度群众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机会主义的“民族”领袖以他们并不习惯的语气说话。然而不幸的是，印度人民却相信了那些夸夸其谈的高调！甘地以“民族独立”的口号为幌子，迫不及待地宣称：在目前的严峻危机中，他不会给英国制造任何难题。但是被压迫者如果不随时随地利用压迫者的困难，又怎么可能解放自己呢？！ 甘地“在道义上”拒绝使用暴力，这体现出的仅仅是印度资产阶级对本国群众的恐惧。他们颇有道理地预感到，英帝国主义将把他们一道拖下深渊。英国政府则一开始就警告说，它将动用“一切必要手段”（当然包括西线急需的空军）来对付抗命行为。这就是殖民地资产阶级与英国政府的明确分工：甘地需要得到张伯伦和丘吉尔的威胁，才能更有效地瘫痪革命运动。 在不远的将来，随着帝国主义大战日益成为印度资产阶级的一笔大生意，印度群众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会日益激化。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原料市场将向印度工业敞开大门，这将极大地促进印度工业的发展。如果英帝国彻底毁灭，印度资本与伦敦城之间的脐带就会被切断，印度民族资产阶级马上就会乞求纽约华尔街来充当自己的保护人。资产阶级是根据自己的物质利益，并结合重力的法则，来制定政策的。 只要这个解放运动仍然由剥削阶级来领导，它就不可能找到出路。唯一能够把印度团结起来的办法，就是在民族独立的旗帜下进行土地改革。一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仅要直接反对英国的统治，还要反对印度的土王、外国租界、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国民大会党以及穆斯林联盟[23]的领袖。建设巩固而强大的印度支部，是第四国际的紧迫任务。 在过去五年里，苏联官僚一直在推行着阶级合作的叛卖政策，帮助各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战争准备；当资产阶级不再需要和平主义的伪装时，它就马上抛弃了这个政策。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仅是中国和印度，也包括拉丁美洲），鼓吹“人民阵线”的骗子却还在拖劳动群众的后腿，欺骗他们去为“进步”资产阶级充当炮灰，从而在当地为帝国主义创造政治基础。 拉丁美洲的未来 为了用暴力手段来解决西半球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美国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这将在不久之后决定拉美各国的命运。短暂的“睦邻”政策即将结束。罗斯福或他的继任者很快就会戴上套着天鹅绒手套的铁拳。第四国际的提纲指出： “南美和中美只有把自己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联邦，才能使自己摆脱落后和被奴役的状况。但是，能够响应号召解决这一任务的，决不是后起的南美资产阶级，一个完全被外国帝国主义用金钱收买的代理人，而是年轻的南美无产阶级，被压迫群众的理想的领导者。因此，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暴行和阴谋、反对当地买办集团的血腥勾当的斗争中的口号是：南美和中美苏维埃联邦[24]。” 六年前写下的这段话，如今具有了非常迫切的现实意义。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只有走上自己的革命道路，才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从而变得不可战胜。只有这样的联合，才能领导被压迫民族推翻帝国主义，实现全面而彻底的解放。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将使殖民地国家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携手迈向社会主义，从而把殖民地国家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漫长痛苦中解脱出来。 不断革命的前景，绝不是说落后国家应该等待先进国家发出的信号，也不是说殖民地人民应该耐心等待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解救他们。俗话说，“天助自助者”。只要出现有利的条件，每一个国家（包括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众都要开展革命斗争，并以此来给其它国家的工人群众树立榜样。必须做到积极、主动、坚决、果敢，才能真正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叛卖的领袖对于大战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如果西班牙革命获得了胜利，欧洲就会进入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时代，也就能预先阻止现在这场大战的爆发。英勇的西班牙革命本来完全有可能胜利，然而，它却被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联手扼杀了，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是积极的帮凶。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让世界无产阶级大失所望；而它所遭受的惊人的叛卖，也给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丰富的教训。 1936年6月，法国无产阶级的强大运动，为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25]。如果法兰西苏维埃共和国能够成立，它马上就会获得欧洲的革命领导权，在每个国家激起革命的回响，动摇每一个极权制度，人类也就可以避免目前这场帝国主义大屠杀，无数受害者的生命就能得救。然而，过去十年里最有希望的运动之一，却在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积极配合下，被莱昂·布鲁姆[26]和莱昂·茹奥[27]的彻底的无耻、怯懦而背信弃义的政策给葬送了。 西班牙革命被扼杀，法国无产阶级的进攻遭到破坏——这两个悲剧性的事实，促成了目前这场大战的爆发。资产阶级相信，有了这样的“工人领袖”的配合，它就可以为所欲为，哪怕是驱使各国人民再次相互厮杀。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结束时，由于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从中阻挠，无产阶级才未能推翻资产阶级。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领袖的帮助下，资产阶级发动了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就让这场战争成为他们的政治坟墓吧！ 第二国际 1914—1918年的大战，一下子就把第二国际分成了两个用战壕隔开的阵营。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保卫自己的祖国。战后不到数年，这些背信弃义、势不两立的兄弟们，就握手言和，赦免彼此的罪过了。 如今，第二国际的内部形势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表面上是这样。它的所有支部，无一例外，全都在政治上支持同盟国阵营的军事路线：一些支部这么做是因为它们是民主国家的政党，另外一些支部这么做是因为它们是来自交战国或中立国的流亡者。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霍亨佐伦王朝的旗帜下，执行着可鄙的沙文主义政策；现在它成了一个为法英两国效劳的“失败主义”政党。要是有人以为这些死硬的奴才已经变成了革命者，这将是不可饶恕的过错。这个问题并不难解释。威廉二世的德国在议会机关、市政府、工会和其它地方给改良主义者提供了足够多的美差。保守的工人官僚在饲料槽里吃得脑满肠肥，对于他们而言，保卫德意志帝国就是保卫他们那份猪饲料。早在六年前，我们的提纲就曾警告过：“只要政治制度能向社会民主党确保它的利益和特权，社会民主党就能保持它的爱国主义性质[28]。”即使是在沙皇统治下，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仍是爱国主义者——那时它们有自己的杜马党团，有自己的报纸，有自己的工会干部，并希望能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在失去这一切后，它们现在对苏联采取了失败主义立场。 因此，第二国际现在这种“一致”的态度，都是出于这个原因：它所有的支部，都希望同盟国能够保住它们在民主国家的工人官僚机构中的职位和收入，并帮助它们在极权国家官复原职、讨回工资。社会民主党总是做着“民主”资产阶级会庇护自己的白日梦，不敢越雷池一步。哪怕是在事关他们利益的时候，这些政治残障者也根本发动不起斗争。 这在斯堪的纳维亚暴露得尤为清楚：斯堪的纳维亚似乎是第二国际最安全的避难所，温和的、现实主义的、改良主义的与和平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曾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三个国家执政多年。这些绅士所谓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保守的君主民主制，加上国教，再加上点滴的社会改良，而这种改良不超过在短时间内通过削减军费所能实现的程度。有了国际联盟的支持，又有了“中立”的保护，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政府以为它们可以在长达几代人的时间里，实现和平的、不受打扰的发展。然而帝国主义强权根本不在乎它们那点小算盘。它们不得不躲避命运的打击。苏联出兵芬兰后，斯堪的纳维亚三国政府都宣布对芬兰保持中立。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后，瑞典宣布对遭受入侵的两个受害国保持中立。丹麦甚至在自己遭受入侵时宣布中立。在自己的保护者英国的炮口下，挪威只做了象征性的自卫。这些英雄为了活命，不惜牺牲民主的祖国，却不愿为之赴死。这场他们没有预料到的大战，顺手毁灭了他们在国王与上帝的领导下和平发展的希望。斯堪的纳维亚的天堂，第二国际的希望的最后避难所，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地狱的一小部分。 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只会一种政策——消极应付。在资本主义不断腐朽的形势下，他们无路可走，只能步步退让，削减他们那本已可怜巴巴的纲领，降低他们的要求，全面放弃他们的要求，不断地后退，直到缩进老鼠洞里退无可退为止。但是，就算他们钻进老鼠洞里，帝国主义无情的手还是会抓着他们的尾巴，把他们揪出来。这就是第二国际短暂的历史。目前这场大战是它的第二次死亡，可以认为，它这一次是死透了。 第三国际 堕落了的第三国际的政策——粗劣的机会主义与鲁莽的冒险主义的混合物——如果能对工人阶级产生影响，就会产生比它的哥哥——第二国际——的政策更为有害的后果。革命党的全部政策，都是按照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来制定的；共产国际的所作所为，却都在腐蚀和毒化这种阶级觉悟。 交战双方的官方宣传家，都会揭露敌方的罪行，有时揭露得还很正确。戈培尔曾揭发过英国在印度的暴行，他揭发的情况有不少是正确的。法英两国的报纸揭露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的许多惊人内幕。但是，这种单方面的宣传，本身就饱含着最有害的沙文主义毒素。真假掺半的谎言是最危险的谎言。 共产国际目前的整个宣传正好属于此类。共产国际花了五年的时间，最拙劣地向民主国家大献殷勤，它把整个“共产主义”缩减为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千篇一律的控诉；到了1939年秋天，共产国际突然发现，西方民主国家原来都是罪恶滔天的帝国主义。好一个急转弯！从那时起，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亡国、德国对丹麦和挪威的占领、希特勒匪帮对波兰人和犹太人施加的可怖兽行，共产国际连一句谴责都没有！希特勒被写成了一个总是遭到西方帝国主义挑衅的热爱和平的素食者。在共产国际的报刊上，英法联盟成了“反对德国人民的帝国主义集团”。哪怕是戈培尔亲自出马，也炮制不出比这更好的宣传了！流亡国外的德国共产党心中燃烧着炽烈的爱国热情。既然德意志祖国仍是一个法西斯国家，那么德国共产党的立场就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斯大林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终于有了得到落实的机会[29]。 共产国际法国支部和英国支部的行为，乍一看是与德国支部截然相反的。与德国支部不同，它们不得不批判本国政府。但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失败主义并不是国际主义，而是一种扭曲的爱国主义——苏联官僚是这些绅士的衣食父母，所以他们也就把苏联官僚当成了自己的祖国。许多法国斯大林分子在遭受迫害时，表现出了无可置疑的勇气。但是，这种勇气的政治内涵，却由于他们为敌国的掠夺政策涂脂抹粉而遭到了玷污。法国工人对此会怎么想呢？ 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总是会被反动派打成敌国的代理人。共产国际给自己的法国支部和英国支部制造的处境，给这种指控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从而把工人群众赶到了爱国主义阵营中去，或是让工人群众陷入了混乱和消极之中。 苏联官僚的政策非常简单：把共产国际像石油和锰矿一样，出卖给希特勒。但是，共产国际以狗一般的恭顺，允许自己被出卖，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共产国际的堕落之深。苏联官僚的代理人没有原则、没有荣誉感、没有良心——只有卑躬屈膝的奴性。然而这种人却从来没有领导过革命。 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友谊不会天长地久，甚至可以说持续不了多久[30]。在我们这个宣言抵达群众手中之前，苏联官僚的外交政策可能就会发生新的转向。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共产国际的宣传调子也会跟着改变。如果苏联官僚决定向民主国家靠拢，共产国际就会从仓库里翻出记载纳粹罪行的棕皮书。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国际的宣传会具有革命性。它仍然会像以前一样，跟着苏联官僚的指挥棒转。要执行革命的政策，首先得把真相告诉群众。然而共产国际却在系统地撒谎。我们要向全世界劳动者大声疾呼：千万不要相信这帮骗子！ 殖民地的社会民主党与斯大林党 与剥削者关系密切、渴求特权的政党，根本无法执行任何一种真诚的、涉及劳动者与被压迫民族当中最受剥削的阶层的政策。因此，通过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对殖民地的态度，就可以把它们的真面目看得一清二楚。 作为奴隶主的代理人与分享奴隶制利润的股东，第二国际在殖民地没有一个支部——如果我们不把那些由殖民地职员（主要是法国共济会员）和“左派”投机分子组成的松散小组算在内的话，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骑在当地人民头上的。第二国际及时地抛弃了发动殖民地人民反抗“民主祖国”的不爱国的主张，为自己赢得了给资产阶级充当殖民地部长——即奴隶监工——的特权（比如西德尼·韦伯、马吕斯·穆泰等人[31]）。 第三国际曾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向所有被压迫民族发出了勇敢的革命号召，但它后来也在殖民地问题上彻底出卖了自己。就在几年以前，苏联官僚发现了同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结盟的机会，共产国际便不仅把民族解放的口号运用于阿比西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还运用于奥地利。但在英法殖民地，共产国际就谦卑地把要求降低为“合理的”改良。当时，共产国际保卫印度，但这并不是从英国手中保卫印度的民族独立，而是预防日本可能对印度发动的进攻；它保卫突尼斯，防备墨索里尼的毒牙。现在形势发生了剧变。让印度、埃及和阿尔及尔彻底独立！——季米特洛夫会完全接受这个口号的。阿拉伯人和黑人会发现斯大林——当然不能算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又成了他们最好的朋友。共产国际德国支部以寄生帮派的厚颜无耻，保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受英帝国主义的阴谋所害。这帮人什么都干得出，什么都愿意干！只要苏联官僚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政策发生新的变化，他们就会再次恭顺地乞求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在殖民地进行自由化的改良。 与第二国际相反，共产国际得益于它的伟大传统，在殖民地具有无可争辩的影响力。但是，随着共产国际在政治上的演化，它的社会基础也发生了改变。目前，共产国际在殖民地所依靠的那个阶层，正是第二国际在帝国主义中心地带的传统基本盘。帝国主义利用超额利润中的残羹剩饭，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培养了一个本土的工人贵族阶层。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贵族相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人贵族阶层可谓不值一提，但在普遍贫困的背景下，它就显得尤为突出，所以它会紧紧地抓住自己的特权不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以及国家官吏，为苏联官僚提供了许多特别驯顺的“苏联之友”。在拉丁美洲，这种人最可恶的代表之一，就是墨西哥律师隆巴多·托雷达诺，他为苏联官僚效尽犬马之劳，给自己换来了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主席的位子[32]。 这场大战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阶级斗争的问题，给这些骗子手和投机分子制造了越来越困难的处境，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必须充分利用这种情况，一劳永逸地把共产国际赶出殖民地国家。 中派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战争会对现存的一切东西进行考验，并抛弃一切已经腐朽的东西，它对苟延残喘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在共产国际的官僚阶层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一定会转身投靠本国帝国主义，特别是在苏联遭遇挫折的时候。与之相反，工人群众将会越来越左倾。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和瓦解是一定会发生的。也有不少征兆表明，第二国际的“左”翼有可能分裂出来。来历各异的各个中派主义团体将会合并、分裂，建立新的“阵线”、“阵营”，等等。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将会表明，它不能容忍中派主义。最严肃、最真诚的中派主义组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西班牙革命中扮演的可怜的、悲惨的角色，将作为可怕的警告，永远为先进无产者所铭记[33]。 然而历史就是喜欢重复。总会有人按照第二半国际的模式——这一次应该是按照第三又四分之一国际[34]的模式——去建立新的国际组织。这种开端，只有在它反映了工人群众内部的深远动向时，才值得关注。但是，可以预先确切地指出：这些中派主义的“阵线”、“阵营”和“国际”，都缺少理论基础、革命传统和完善的纲领，因而都是短命的。我们应当无情地批判它们的优柔寡断与半心半意，以此来帮助它们。 如果我们不提无政府主义，就不能完成对旧的工人阶级组织的破产清算。无政府主义的衰落，是当代最确凿无疑的现象。早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之前，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已经成了最糟糕的机会主义者，成了直接为资产阶级效力的仆人。在上次大战中，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袖大都成了爱国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当上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无政府主义清谈家大谈废除国家，只是因为国家不需要他们。在危机时刻，无政府主义者就会像社会民主党一样，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代理人。 对于目前的大战，无政府主义者拿不出任何纲领，也没有任何主见，只有一面由于背叛西班牙无产阶级而被玷污了的旗帜。现在的无政府主义者只会用爱国主义——配上几声人道主义的哀叹——来腐蚀工人群众的意识。有的无政府主义工人是愿意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我们在团结这些工人的同时，还得要求他们同自己的领袖彻底决裂，这些领袖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革命中，都在给资产阶级充当跑腿。 工会与战争 垄断资本主义的巨头雄踞于正式的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居高临下地操纵着国家政权；机会主义的工会领袖则围着国家政权的脚底四处奔走，竭力拉拢工人群众去支持国家政权。如果工人民主能在工会中维持下去，这种丑恶的现象就不会上演。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变得越来越专制，工会内部的制度也随之变得越来越专制。在战争期间，工会官僚完全成了军队总参谋部安插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宪兵。 但是，干得再卖力，也救不了它。战争给目前的改良主义工会带来了死亡与毁灭。正值壮年的工会干部都被拉上了战场。他们的岗位被儿童、妇女和老人接替了，而这些人的反抗能力是最弱的。战争结束后，所有参战国都会遭到严重破坏，工人的生活水平将会倒退一百年。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改良主义工会才有可能存在。然而第一个被战争毁灭的，就是已经腐烂透顶的民主。当资产阶级民主最终垮台时，它会拉着支撑它的所有工人组织当垫背。改良主义工会已经没有生存空间。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将无情地消灭它们。必须立即向工人大声发出警告，让每一个工人都注意到这种危险。 新时代需要新方法。新方法需要新领袖。只有一种方法能够拯救工会：把工会变为战斗组织，把战胜资本主义的无序[35]与帝国主义的劫掠作为工会的目标。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工会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但这首先需要推翻资本家阶级，并将生产资料国有化。只有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工会才能逃脱被战争的废墟压死的命运。 第四国际 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共戴天的死敌。但它并不害怕这场大战。它接受了由阶级敌人选定的角斗场。它高举着自己的旗帜，走进了这个角斗场。 第四国际是唯一一个做出了以下成就的组织：它对世界大势做出了正确的预测：它预见到了新的帝国主义灾祸必然到来；它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和平主义骗子和斯大林派的小资产阶级冒险家；它同以“人民阵线”为名的阶级合作政策进行了斗争；它把在西班牙叛卖革命的共产国际与无政府主义者钉上了耻辱柱；它不妥协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中派主义幻想；它按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精神，不断地锻造自己的干部。我们在战争时期的政策，只是我们在和平时期的政策的集中延续。 第四国际依据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制定了自己的纲领。第四国际坚决拒绝调和主义，这种调和主义现在已经成了各个不同阵营的正式的工人官僚机构的主导思想，工人官僚常常以此为掩护，向资产阶级民主屈膝投降。我们已经在一系列文件中阐释了自己的纲领，而这些文件是向所有人公开的。我们的纲领的精神，可以概括为六个字：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的纲领是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基础的 第四国际彻底地、全心全意立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传统和组织方法。就让那些反对集中制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尽情哀嚎吧。就连只参加过一次罢工的工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没有纪律，没有一个坚定的领导层，斗争就搞不下去。整个当代都浸透了集中制的精神。垄断资本主义把经济上的集中制发挥到了极致。以法西斯主义为其外表的国家集中制具有了极权性质。民主国家正在日益仿效这种模式。工会官僚正在无情地保卫自己的强大的机关。为了同革命作斗争，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在无耻地利用国家机关。在这种形势下，保障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用革命的集中制来对抗反动的集中制。必须精心挑选出一批久经考验、随时准备自我牺牲、对胜利充满不灭的渴望的革命者，用铁的纪律把他们凝聚成无产阶级先锋组织。要系统地、辛勤地准备进攻，当关键时刻到来时，要坚决地把整个阶级的力量投放到战场上——只有一个坚决的、集中的党，才能教会工人这个道理。 浅薄的怀疑论者总是喜欢说，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会堕落成官僚主义。说得好像历史的整个进程，全都取决于一个政党的体制似的！事实上，党的命运取决于阶级斗争的进程。但是，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党仍是唯一一个在行动中证明了自己能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国际无产阶级现在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党。如果战争结束后，资产阶级制度仍然完好无损，那么所有革命政党都将堕落。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能够获胜，导致堕落的条件就会消失。 在反动势力耀武扬威、群众陷入幻灭和疲惫无力的形势下，在被工人阶级的传统组织的腐臭气味给毒化了的政治气氛中，在无数的艰难困苦之中，第四国际的发展难免会比较缓慢。中派分子瞧不起我们的努力，他们曾多次进行孤立的尝试，企图把左翼团结起来，乍看起来，这些尝试要更广阔、更有前途。然而，还没等群众记住它们的名字，这些自命不凡的尝试就全都化作了尘土。只有第四国际在坚持不懈地逆流而上，并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就。 我们经受住了考验！ 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首先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每当形势发生新的转变时，它都会以严肃的态度，来制定和检验自己的政治路线。民主与集中制结合起来，才会结出丰盛的果实。我们的各国支部在战火中热烈地讨论了有关无产阶级政策的一切问题，对各种方法进行检验，顺便清洗掉那些只是由于反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而加入我们队伍的不可靠分子。在创建真正的革命党的过程中，同那些不可靠的同路人分道扬镳，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们分散在各国的同志，绝大多数都经受住了战争的初步考验。这一事实，对于第四国际的未来具有无法估量的重大意义。我们组织的每一个基层成员，都要把自己当成即将在战火中建立起来的革命军的指挥员，这不仅是他们的权利，更是他们的义务。当群众奋起参加革命斗争时，各种机会主义的、和平主义的、中派主义的纲领就会马上暴露出它们的无用。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无论是在工厂里、在矿山上、在工会里，还是在团队里、在军舰上，都要比一百个自怨自艾的小资产阶级假革命者有用无数倍。 对于第四国际的作用，大资产阶级政客要比小资产阶级学究看得更清楚。就在法德两国断交之前，法国大使库隆德尔[36]与希特勒见了最后一面，两人用战争的后果来相互恐吓，最后达成共识：“唯一真正的胜利者”将是第四国际。波兰遭到入侵后，法国、丹麦等国的重要报刊都登出了这样的消息：在柏林的工人区，有人在墙上贴出了这样的标语：“打倒斯大林，托洛茨基万岁！”这句标语的意思是：“打倒第三国际，第四国际万岁！”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独立日，更为坚决的布拉格工人和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37]，“保护者”诺伊拉特男爵发表官方声明，宣称捷克“托派”是游行的幕后主使[38]。由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前总统贝内什[39]主办的报纸上，刊登了来自布拉格的消息，这些消息表明捷克工人正在变成“托派”。目前，这还只是一些征兆。但它们正确地预示了发展趋势。新一代工人将会被战争逼上革命的道路，他们将走到我们的旗帜下。 无产阶级革命 人们根据历史经验，总结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取胜的基本条件，并从理论上作了阐述：（1）资产阶级已深陷绝境，并导致了统治阶级的混乱；（2）小资产阶级中间出现了对现状严重不满、并绝望地寻求决定性变革的情绪，而没有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大资产阶级就撑不下去；（3）无产阶级中间产生了对现状忍无可忍、并愿意进行革命行动的意识；（4）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够拿出明确的纲领，并能提供一个坚强的领导层——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取胜的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同时成熟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这是许多革命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历史上，战争往往会催生革命，正是因为战争会动摇陈旧的体制的根基，削弱统治阶级的力量，推动被压迫阶级的革命义愤的增长。 不仅交战国，就连中立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迷失了方向；人民群众的惊恐和不满情绪在不断加重；战争每进行一个月，这些情况都愈加严重。诚然，在过去二十年里，无产阶级屡战屡败，每次失败都比上一次更为惨重，它对自己的旧政党失去了信心，它的确是怀着消沉沮丧的情绪来迎接战争的。但是，谁也不应高估这种情绪的稳定性或持久性。形势造成了这些情绪；形势也将驱散这些情绪。 战争和革命，首先是由青年一代来进行的。成百上千万的青年在工业部门找不到工作，他们在失业中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也因此与政治生活相隔绝。现在他们正在或即将找到自己的位置：国家把他们编成团队，从而为他们开启了革命联合的机遇。毫无疑问，战争也将把老辈们的冷漠情绪一扫而光。 领导层的问题 领导层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既然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在为帝国主义效劳，而真正的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那么，革命不就会被再次叛卖吗？换个问法：我们能不能及时建成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首先就要正确地提出问题。没有成熟的革命领导层，某次起义就可能以失败告终。但是，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单独一次起义。问题在于整个革命的时代。 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走投无路，只能尽可能地垂死挣扎。需要为持续多年（甚至几十年）的战争、起义、短期休战、新的战争和新的起义作准备。一个年轻的革命党，必须立足于这个前景。历史将会给它提供足够的机遇与可能性，让它考验自己、积累经验并成长起来。先锋队锻造得越快，流血冲突的阶段就会越短，我们这个行星遭受的破坏也就会越少。但是，只有让革命党成为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才能解决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革命的发展速度与时间间隔的问题固然极为重要；但它不会改变历史的总前途，也不会改变我们的方针政策。我们的结论很简单：必须用十倍的精力去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这就是第四国际的任务。 有些人为了给他们的悲观结论找借口，便一味念叨上次大战造成的悲惨后果，真是大错特错！首先，上次大战催生了十月革命，它的经验教训滋养了全世界工人运动。其次，目前这场大战的形势，与1914年的形势有着根本的不同。如今，包括美国在内，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势都已极度恶化，战争的破坏力也远远超过了二十五年前的大战。因此，在这次大战中，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工人和士兵会做出更迅速、更坚决的反应。 第一次大战的经验，给群众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当时，群众仍对民主与和平主义充满了幻想，第二国际的力量便来自这种幻想。工人群众真诚地希望1914年的大战会成为最后一场战争。为了使自己的后代不再相互厮杀，士兵们甘愿赴死。正是因为心怀这种希望，人们才能忍受战争达四年多之久。如今，民主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已经几乎彻底破灭。对于目前这场带给他们无穷苦难的大战，各国人民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除了新的枷锁，他们已经不指望战争能带给他们什么东西了。极权国家的人民的想法也一样。背负着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沉重负担、并牢记着它的经验教训的老一辈工人，还远未绝迹。那些比最老一辈年轻些的人，他们在上次大战期间还在上学，他们还记得那些虚伪的爱国主义与和平主义口号。这个阶层现在已经被战争机器的重量给压垮了，但是，当大战迫使劳动群众站出来公开反对本国政府时，这个阶层的无价的政治经验，就会迸发出它的全部力量。 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就是倒回奴隶制 我们的提纲《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反动腐朽透顶和掠夺本性的暴露，民主主义、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破灭，无产阶级对寻求一条避开当前灾难的出路的迫切需要，等等，把国际革命以振新的力量提到日程上来了[40]。” 十九世纪的问题，仅在于保证经济生活能够更快、更健康地发展；现在问题已经变了：如今的问题是阻止人类的自杀。这个尖锐的历史性问题，使机会主义政党彻底失去了立足之地。相反，革命党认识到，它是按照历史无情的必然性来行动的，它由此获得了无穷的力量。 另外，在上次大战爆发时，只有少数孤立的国际主义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与现在的革命先锋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当时，只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了革命的力量。但是，除了列宁身边的一小批流亡者之外，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员都未能摆脱民族的狭隘性，看不到世界革命的前途。 与上次大战爆发时的前辈们相比，第四国际的人数更多，它的准备工作也做得更为出色。第四国际直接继承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华。第四国际吸收了十月革命的传统，并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最富有教益的历史时期的经验给总结成了理论。它对自己充满信心，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注意，战争会极大地加快政治进程。那些昨天看起来还很遥远的重大任务，在两三年内就会变成我们眼前的迫切任务，甚至可能要不了这么久。依据和平时期的惯常形势制定的纲领，必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与之相反，第四国际的过渡要求纲领，在目光短浅的政客看来非常“脱离实际”，但在发动群众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它就会展现出自己的全部重要意义。 在新的革命开始时，机会主义者会像二十五年前一样，再次向工人群众灌输在废墟上建不成社会主义的观点。说得好像无产阶级还有别的选择似的！人们只能在历史提供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俄国革命已经证明，工人统治可以让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发展起来，摆脱最严重的贫困。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创造更伟大的奇迹。战争能摧毁楼房、铁路、工厂和矿山；但它不能摧毁技术、科学和技艺。无产阶级在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通过正确地组织自己的队伍，投入资产阶级制度留下的合格劳动力，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组织生产，它不仅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修复被战争破坏的一切，还能创造条件，让以团结友爱为基础的文化能够充分发展。 怎么办？ 德军在击败荷兰和比利时，并粉碎了同盟国军队的初步抵抗之后，正在气势汹汹地杀向巴黎和英吉利海峡；就在此时，第四国际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这个宣言。在柏林，人们正在急不可耐地准备庆祝胜利。同盟国阵营已经惊恐不安，几乎惊慌失措了。我们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对战争接下来的阶段进行战略推演。无论如何，希特勒正凭着他的巨大优势，深刻地改变了全世界的政治形势。 “但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不是应该帮助民主国家进行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吗？”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圈子就是这样来提出问题的，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永远都只是资产阶级的某个派系的辅助工具。我们怀着极大的愤慨，拒绝这种政策。当然，就像同一列火车上也有不同档次的车厢一样，资产阶级社会里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当整列火车正在坠入深渊的时候，面对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腐朽的民主主义和嗜杀成性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也就消失了。 希特勒的胜利与兽行，自然会激起全世界工人的切齿痛恨。但是，工人的合情合理的仇恨，绝不意味着应该帮助希特勒的敌人（这些敌人尽管要弱一些，却跟希特勒一样反动）。对于人类的终极命运而言，英法帝国主义的胜利，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胜利一样可怕。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无药可救。工人如果帮助本国资产阶级同外国法西斯主义斗争，就只会加快法西斯主义在本国的胜利。历史提出的任务，不是去支持一个帝国主义阵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阵营，而是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制度。 工人要掌握军事技能 群众正在日益军事化。有人以为通过空洞的和平主义抗议，就能消除这种军事化，我们不接受这种奇思妙想。在下一阶段，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由武力来解决。工人不应该害怕武器，反而要学会使用武器。革命者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要与人民打成一片。一个布尔什维克不仅要力争成为最好的工会活动家，还要力争成为最好的士兵。 我们不想让资产阶级到了最后关头，才把没受过训练、或没有接受过充分训练的士兵赶上战场。我们要求：国家必须立即给工人和失业者提供条件，让他们学会步枪、手榴弹、机枪、火炮、飞机、潜艇及其它战争工具的使用方法。必须与工会密切合作，成立专门的军事学校，把工人培养成熟练掌握军事技能、并能胜任指挥员职务的专家。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同时，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这场大战并不是我们的战争。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截然相反，第四国际的政策，不是为了让资本主义国家大发战争财，而是为了把帝国主义大战转变为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战争，推翻所有国家的统治阶级，进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从这个立场出发，战线的变动、首都的毁灭、领土的占领、个别国家的垮台，都只是重建现代社会的道路上的悲剧性的插曲。 无论战局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完成自己的基本任务：向工人群众解释说，他们的利益与嗜血的资本主义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发动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在一切交战国和中立国宣传工人联合的思想；在每个国家组织工人与士兵的联欢，并组织交战双方的士兵联欢；发动妇女和青年反对战争；在工厂里、在厂房里、在村庄里、在兵营里、在陆军和海军里，耐心地、坚定地、不懈地为革命进行准备。 这就是我们的纲领。全世界无产者，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根据《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探路者出版社，纽约，第二版，1973年）第183—222页译出。 [1]1940年5月19日—26日，正当纳粹军队横扫西欧之时，第四国际在纽约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了由托洛茨基同志起草的这个宣言。这是第四国际在托洛茨基同志生前通过的最后一个重要决议。在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爆发后，托洛茨基同志凭借他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经验，发现了这场大战与上次大战的不同点，因此，他得出了必须修改政策的结论。这个宣言，便是他的思考的结晶。托洛茨基同志认为，随着社会的军事化，工人不能简单地拒绝武器，而应该主动接受军事训练，掌握武器的使用方法；应当在工会的监督下，对工人进行军事训练，使工人成为熟练掌握军事技能的专家。他还提出，战争将使形势迅速发生变化，第四国际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把自己当成即将成立的革命军的指挥员。也就是说，他认为第四国际的各国支部都应当积极进行军事准备，要抓住有利的形势，建立政治独立的武装，借此推动革命。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这一新政策，是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的。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发展和阐释这个政策，就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了。他遇害后，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继承和发扬了这个政策，将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军事政策”（ProletarianMilitaryPolicy，PMP）。遗憾的是，由于长期的孤立和残酷的镇压，第四国际的许多支部，特别是被占领国家的支部，依然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抵触甚至拒绝接受“无产阶级军事政策”，没有积极参加反抗法西斯军队的武装斗争，结果失去了争取群众的支持、发展壮大组织的良机，也将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斯大林党，从而使斯大林党获得了叛卖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地的革命运动的机会。本文原名《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大战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宣言》（ManifestooftheFourthInternationalontheImperialistWarandtheProletarianWorldRevolution），为简洁起见改为现名。——中译者注 [2]弗·伊·列宁，《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第45页。——中译者注 [3]即《华盛顿海军条约》。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在华盛顿签订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规定美、英、法、意、日五国的主力舰吨位之比为5:5:3:1.75:1.75。——中译者注 [4]《战争与第四国际》，《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4月，第327页。可在此处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3406.htm——中译者注 [5]所谓的“睦邻”政策，是由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的一项政策，他声称美国不会再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进行军事干预，只想当个“好邻居”。——原注 [6]诺曼·麦顿·托马斯（NormanMattoonThomas，1884年11月20日——1968年12月19日），生于俄亥俄州马里昂市（Marion），190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11年担任长老会牧师。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反对美国参战。1917年参加美国社会党（SocialistPartyofAmerica），曾六次代表美国社会党参加总统大选。——中译者注 [7]1793年春季，封建贵族利用当地农民的落后性，在法国西部的旺代（Vendée）一带掀起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叛乱，企图推翻共和国，复辟封建君主专制。革命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过残酷的战斗，才在当年年底把旺代的反革命叛乱镇压下去。维克托·雨果在他不朽的杰作《九三年》中，对这场战争进行了精彩而入木三分的描写。——中译者注 [8]托洛茨基，《号召建立第四国际的公开信》（OpenLetterfortheFourthInternational），《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WritingsofLeonTrotsky[1935-36]），探路者出版社，1977年，第二版，第26页。此处引文略有修改。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50803-1938.htm——中译者注 [9]这句话一般被认为是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Bebel）说的，但它的原创者应该是奥地利社民党人费迪南德·克洛纳维特尔（FerdinandKronawetter，1838—1913）。——中译者注 [10]《战争与第四国际》，《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二辑）》，第326页。——中译者注 [11]同上，第326—327页。——中译者注 [12]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ClarkHoover，1874年8月10日——1964年10月20日），共和党人，曾于1929—1933年担任美国总统。——中译者注 [13]罗伯特·格里姆（RobertGrimm，1881年4月16日——1958年3月8日），1899年参加瑞士社会民主党，在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并组织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一战后参与成立第二半国际。1915—1917年、1919—1936年间担任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36—1945年任瑞士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1946年担任瑞士联邦国务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14]《战争与第四国际》，《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二辑）》，第334—335页。——中译者注 [15]同上，第329页。——中译者注 [16]薛西斯一世（XerxesI，约前519—前465），又译克赛尔克斯、泽克西斯、克谢尔克谢斯等，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前485年至前465年在位。——中译者注 [17]克蕾奥帕特拉七世（CleopatraVII，前69—前30），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前51年—前30年在位，因美貌动人、生活奢华而闻名。——中译者注 [18]1918年1月，芬兰苏维埃在共产党领导下，试图夺取政权，但芬兰资产阶级政府向德军求援，镇压了苏维埃。苏维埃俄国政府当时没有足够的力量，只能给芬兰苏维埃提供象征性的援助。——原注 [19]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Ефремович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1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中译者注 [20]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Семён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Тимошенко，1895年2月18日——1970年3月31日），生于南比萨拉比亚（现乌克兰敖德萨一带）一个农民家庭。1914年应征入伍，曾在西线作战。1918年参加红军，1919年参加俄共（布）。内战期间历任排长、连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务。1925—1938年先后任骑兵军军长、军区副司令和军区司令等职务。1940年5月担任国防人民委员，不久后晋升为苏联元帅。苏德战争爆发后，于1941年7月改任西方面军司令。此后曾担任过多个方面军的司令，战争末期担任大本营代表。战后曾担任多个军区的司令，1960年担任国防部总监察组总监，1970年逝世。——中译者注 [21]《战争与第四国际》，《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二辑）》，第332页。——中译者注 [22]即共和人民党（CumhuriyetHalkPartisi，CHP），该党于1923年9月9日由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穆斯塔法·基马尔（MustafaKemal，1881—1938）创立，原名“人民党”，1924年11月10日改称“共和人民党”。从1923年到1945年，该党是土耳其唯一的合法政党。——中译者注 [23]国民大会党与穆斯林联盟是反对英国统治的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印度独立后，国民大会党成为印度的执政党；印巴分治后，穆斯林联盟成为了巴基斯坦主要的政治力量。——原注 [24]《战争与第四国际》，《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二辑）》，第333页。——中译者注 [25]1936年6月，法国爆发了大规模工潮，大约七百万工人同时参加了罢工（许多是静坐罢工）。1936年7月，法国又爆发了一波工潮。——原注 [26]安德列·莱昂·布鲁姆（AndréLéonBlum，1872年4月9日——1950年3月30日），生于巴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当过律师。十九世纪末参加社会党。1914年7月饶勒斯被暗杀后，成为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9年出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两次出任总理。二战期间被维希法国政府关押，1945年5月获释。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临时政府总理。——中译者注 [27]莱昂·茹奥（LéonJouhaux，1879年7月1日——1954年4月2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中译者注 [28]《战争与第四国际》，《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二辑）》，第337页。引文有修订。——中译者注 [29]“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是斯大林的创造，这个理论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敌人，而是双胞胎。既然社会民主党只是法西斯分子的一种变种，既然除了斯大林派，任何人都是某种形式的法西斯分子，那么，任何其它派别组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斯大林派就都不能参加。希特勒能成功夺权，“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居功至伟。斯大林派最后在1934年抛弃了这个理论，然后，它就不仅向社会民主党献殷勤，也向罗斯福和达拉迪耶等资产阶级政治家献殷勤。托洛茨基这句话嘲讽的是这件事：斯大林派在1928—1934年坚持认为，所有的非斯大林派组织都是“社会法西斯”，所以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拒绝与任何工人组织合作；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条约之后，斯大林派事实上又变成了纳粹德国的坚定辩护士。——原注 [30]1941年6月22日，第三帝国入侵苏联后，苏联官僚对希特勒的政策发生了决定性的剧变。——原注 [31]西德尼·韦伯（SidneyWebb，1859—1947），空想社会主义的法比乌斯社（FabianSociety）的创立者之一，并协助创办《新政治家》（NewStatesman）。他曾担任殖民地大臣（1929—1931）与自治领大臣（1929—1930）。马吕斯·穆泰（MariusMoutet，1876—1968）是法国社会党人，曾在1938年的人民阵线政府内担任殖民地部长，并下令监禁印度支那托派领袖谢秋收（TạThuThâu，1906—1945）。——原注 [32]比森特·隆巴多·托雷达诺（VicenteLombardoToledano，1893—1968），斯大林分子，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onfederacióndeTrabajadoresdeMéxico，CTM，墨西哥主要的工会组织）的领导人。他积极参加了墨西哥斯大林党对托洛茨基的大污蔑，托洛茨基认为这个污蔑运动是为了给暗杀他制造舆论。——原注 [33]1935年，与托洛茨基决裂的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同中派的工农同盟（BloqueObreroyCampesino，BOC）合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ObrerodeUnificaciónMarxista，POUM）。当他们参加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后，托洛茨基同他们断绝了一切关系。——原注 [34]即“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心”（InternationalRevolutionaryMarxistCentre），它是由一批脱离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中派主义团体在1932年成立的国际组织，成员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西班牙支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支部）、独立工党（英国支部）、工农社会党（法国支部）等。它往往被戏称为“第三半国际”或“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因总部设在伦敦，简称“伦敦局”（LondonBureau）。——中译者注 [35]此处的“无序”原文为anarchy，通常译为“无政府（状态）”，即“资本主义一味追求利润，而盲目地、无计划地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一次次导向经济危机的原因。但是，为了应对危机，资产阶级之中也一直有管制经济的声音，尤其是在30年代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政府管制已成为普遍现象，如果仍译为“无政府状态”，则很容易让读者误会，故改译为“无序”。——中译者注 [36]罗贝尔·库隆德尔（RobertCoulondre，1885年9月11日——1959年3月6日），法国外交官，曾于1936—1938年任法国驻苏联大使，1938—1939年任法国驻德国大使，他是法德断交前的最后一任驻德大使。——中译者注 [37]1939年10月28日，即捷克斯洛伐克独立21周年纪念日，许多工人和学生不顾纳粹德国的镇压，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多次示威游行。——中译者注 [38]捷克斯洛伐克被纳粹德国吞并后，被划分为“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与“斯洛伐克共和国”。在1939—1943年间，“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保护者”（即总督）为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vonNeurath，1873—1956）。——中译者注 [39]爱德华·贝内什（EdvardBeneš，1884年5月17日——1948年9月3日），生于波西米亚一个农民家庭，曾就读于布拉格查理大学，1908年获得法学学位。一战期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独立运动的主要领袖，1915年流亡国外，1916—1918年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后，于1918—1935年任外交部长，1921—1922年任总理，并于1935—1938年担任总统，1939年10月—1945年4月任流亡政府总统，1945年—1948年再次担任总统。——中译者注 [40]《战争与第四国际》，《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二辑）》，第325页。引文有修订。——中译者注
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1920年4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 陈独秀 （1920年4月21日） 〔说明〕本文系陈独秀于1920年4月21日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会上的演讲，刊载于1920年4月22日《民国日报》，原标题为《陈独秀的五四运动论》。 如若有人问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大概的答词，必然是爱国救国。我以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受了日本和本国政府的两种压逼而成的，自然不能说不是爱国运动。但是我们的爱国运动，远史不必说，即以近代而论，前清末年，也曾发生过爱国运动，而且上海有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十年前就有标榜爱国主义的根据运动。何以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无论是赞美、反对或不满足，都有一种新的和前者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呢？他们所以感想不同的缘故，是五四运动的精神，的确比前此爱国运动有不同的地方。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清末革命的时候，人人都以为从此安宁了，不料袁世凯秉政结果，反而不好。袁世凯死的时候，人人又以为从此可以安宁了，不料现在的段祺瑞、徐世昌执政，国事更加不好。这个时候，中国人因为对于各方面的失望，大有坐以待毙的现象。自从德国大败俄国革命以后，世界上的人思想多一变。于是，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一般工商界所以信仰学生，所以对于五四运动有新的和前次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就是因为学生运动是直接行动，不是依赖特殊势力和代议员的卑劣运动呵！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病不改，中国永远没有希望。社会上对于五四运动，与以前的爱国运动的感想不同，也是因为有无牺牲的精神的缘故。然而我以为五四运动的结果，还不甚好。为什么呢？因为牺牲小而结果大，不是一种好现象。在青年的精神上说起来，必定要牺牲大而结果小，才是好现象。此时学生牺牲的精神，若不如去年，而希望的效果，却还要比去年的大，那更不是好的现象了。以上这两种精神，就是五四运动重要的精神。我希望诸君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不但特殊势力和代议员不是好东西，就是工商界也不可依赖。不但工商界不可依赖，就是学界的份子好朋友，都不可依赖。最后只有自己可靠，只好依赖自己！
要是我们两人都死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要是我们两人都死去……[1] 据我所知，我这种病（高血压，而且还在升高）最可能引起脑溢血而导致猝死，不过这还是我自己的假设。我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结局也是如此。但是，也可能我的估计是错误的（我不想读这方面的著作，医生自然也不会告诉我实情）。如果变成了慢性的血管硬化症，存在长期卧床的威胁（由于高血压病，我现在反倒觉得精神健旺，但这不会是持久的），我将保留自己决定死亡事件的权利。这样的“自杀”（如果这种说法用在这里还恰当的话）无论如何都不表示我的绝望或失望。我和娜塔利娅都不止一次地谈到，一旦出现这种身体状况，那最好是自行结束生命，说得确切些，要尽量缩短过于缓慢的死亡过程…… 但是，不管我如何死去，我至死不会动摇对于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念。这种对于人类和人类未来的信念，至今仍然给予我强大的抵抗力，这是任何宗教信仰所不可能给予的。 列夫·托洛茨基 1940年3月3日 [1]可能是托洛茨基最后的纪事。
陈独秀《劳工要旨》（1920年4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劳工要旨 陈独秀 （1920年4月18日） 〔说明〕本文系陈独秀在1920年4月18日筹备世界劳动纪念大会上演讲的大意，刊载于1920年4月20日《民国日报》。 注重各业分会之组织，并须急谋工人本身之利益，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积极从经济方面着手，再图解决一切。
托洛茨基遗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遗嘱 我的高血压病（它还在不断发展）使我周围的人们对我的实际病情产生错觉，因为我既能活动，也能工作，但是，看来我的终结已经临近了。下面这几行字我死后将予公布。 我无须在这里再次批驳斯大林及其代理人的愚妄和无耻诽谤：我的革命荣誉没有任何污点。无论直接还是间接，我从未同工人阶级的敌人在幕后达成协议或者进行谈判。由于受到类似的诬陷，成千上万反对斯大林的人已惨遭屠戮。新一代的革命者必将为他们恢复政治名誉，对克里姆林宫的刽子手们，也一定会「论功行赏」。 我热忱感谢在我一生中处于水深火热之际仍对我忠诚不二的朋友们。我无法一一例举他们，因为我叫不出所有人的名字。 不过，我认为，我有权将我的伴侣纳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谢多娃作为例外。命运使我幸福，因为我既有幸成为一名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战士，又有幸成为她的丈夫。在我们近40年的共同生活中，她的爱情从不枯竭，对我宽厚而又温柔。她经受了很大的痛苦，尤其在我们生活的最后时期。不过令我聊感欣慰的是，她也曾度过了幸福的日子。 自从我明白事理之后，在43年的生活中我始终是一名革命者，其中42年是为马克思主义而奋斗。如果我必须再从头做起，我当然要力求避免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我生活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我要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不调和的无神论者而死去。对于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我今天不是淡薄了，与青年时代相比，倒是更加坚定了。 纳塔利娅此刻正从院子里向窗户走近，她把窗户开得更大，要让空气往我房间里自由流通。我看见墙下有一条嫩绿的草地，墙的上空，蓝天朗朗，到处阳光灿然。生活真美好，让未来的一代清除掉生活中的罪恶、压迫和暴力，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吧。 列夫·托洛茨基 1940年2月27日 于科亚坎 我死后留下的所有财产、所有版权（著作、文章等的收入）悉归我的妻子纳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谢多娃支配。 列夫·托洛茨基 1940年2月27日
陈独秀《中国人精神的堕落》（1920年4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中国人精神的堕落 陈独秀 （1920年4月12日） 〔说明〕本文最初刊载于1920年4月12日《民国日报•觉悟》，又载于1920年4月《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署名：陈独秀。 既然废了君主，便应该极方发挥人民自由的意思；然而八年以来，没有理想的文派政客，钻来钻去总在特殊势力底胁下讨生活，决不跑到人民队里来。因为他们总是计较物质上的利害，总觉得人民无势力；总觉得特殊势力是磁石，自己是铁；所以个人堕落，团体堕落，政治堕落，民族堕落！ 欧战虽不算是义战，我们若在主观上认定是讨伐军阀代表德意志，加入战争，自然是我们民族精神向上的一大回转。然而我们许多很有理想的人，也要计较物质上的利害，迟回审慎，不肯加入，这不是堕落是什么？ 一九一七年九月以后，人类思想是什么一种趋势，可怜我们堕落的精神界，简直被震动得不敢和他接近。许多可爱可敬的青年，还在那“救国”“护法”的迷魂阵，盘桓不忍去，他们不会睁眼看看俄罗斯青年一飞冲天的精神是怎么样！ 我们正在做梦，那新俄罗斯底青年来敲我们的门了！他们敲门为的什么？他们敲门送还从前抢去的东西，固然可感；但是他们敲门底伟大精神，还在送还东西以上。我很要晓得不是他们送还的东西可贵，可贵可爱可敬，只是他们送还东西的伟大精神；这种伟大的精神，一方面是忏悔他们先人罪恶底表示；一方面是代表全人类底爱神，向我们微笑；我们不去理会他，倒不过得了一个麻木不仁的徽号；若照旧拿出外交家的丑态，向这可爱的女神，计较起物质上的交换条件来，岂不羞煞人间！我们最爱最敬的北京学生，怎么也是这样精神的堕落！ 照以上的例证，我所以说中国人精神的堕落，比物质的堕落更甚。
托洛茨基对美国记者Klyman论欧洲时局（194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对美国记者Klyman论欧洲时局 原标题《托洛斯基论欧局》 JuliusKlyman著金逊译（1940年） 感谢天意录入 来源：《杂志半月刊》1940年第3期。文章前面附有照片，并注：“一九二八年［有误］任苏联红军司令时代之托洛斯基”。 说明：译文中的“托洛斯基”皆改为“托洛茨基”，“斯太林”改为“斯大林”，（英国首相）“包尔温”改为“鲍德温”，“罗勃斯比亚”改为“罗伯斯庇尔”，“吾”改为“我”，“那末”改为“那么”，“甚么”改为“什么”，某些表示疑问的“那”改为“哪”。 苏俄亡命政治领袖托洛茨基现卜居墨西哥京城附近科育阿肯镇（Coyoacan）郊外一个堡垒式的古屋中。近有一美国记者名克列门（JaliusKlyman）者向其询问关于欧洲时局的意见，提出许多问题。洛氏一一置答，其个人观感，发挥无遗。兹将此次谈话，迻译如次。 对德苏联盟的意见 问：你对于德苏联盟的意见如何？你以为斯大林非与德国结联起来不可吗？如果真是如此，他在未联德之前有何办法可以避免两国的结合？苏俄侵入巴尔干岛诸国和芬兰，其宣誓的理由为它自身防御侵略，故不得不这样干，那么，你信不信德国果真会侵略苏俄吗？你也相信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有侵袭苏俄的可能吗？ 答：所谓一国家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内政的一个外延和发展。为要正确明瞭苏联的外交政策，我们必须考虑两个事实的因素：一是苏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四面包围中所处的地位，一是在苏俄社会内层统治着的官僚政治的地位。官僚政治所维护的是苏联，而尤其要紧的是在苏联的范围内维护它的自己。官僚政治的国内地位较诸整个苏联的国际地位要容易摧毁得多，因为官僚政治对于国内毫无武备的敌人，残酷不仁，压迫得厉害。然而对外在一般武备充实的敌人之前，却又非常小心，有时竟懦弱无能，一无可为。不过反过来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戴，而于红军的团结又确有自信，那么它在德国和英法两大帝国阵营之前，早就可有了更独立自在的地位。然而事实上却不是如此。 独裁的官僚政治在其本国的孤立，使它投入了最邻近最凶险因此也最危险的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在一九三四年，希特勒向那时驻但泽大使（Rauchuing）说：“如我愿意的话，我随时可以和苏联成立协定。”关于这一点，希特勒显然得到了苏俄政府确实的保证。前苏联海外情报主任克利维斯基将军（Krivitsky）曾披露关于苏德两国政府间极有趣味的琐事，其实自一九三三年以后，凡是读苏俄报纸感觉灵敏的人，对于苏俄政府真正的计划，早已一目了然，自无秘密之可言。 中肯地讲一句，斯大林畏惧大规模的战事。为要避免这个战事，他便做了希特勒的一个不可自赎的帮手。然而，说苏联政府赞助民主国家的统一阵线和集体安全的五年运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是一个纯粹的骗局，也未免不妥，因为这个运动现在是由克利维斯基代表主持，此公昔日坐在他的海外情报总部的办公室内，仅仅看到了莫斯科政策的一面，没有窥得其全豹。 当时希特勒拒绝斯大林的合作，斯大林于是认真预备第二着棋子，那便是与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携手。国际共产党当然不知道其中的奥妙，他们不过奉行命令，喊出不少“民主”口号。在另一方面，希特勒需要英国友谊的中立，不能掉过头来和莫斯科表示好意。不过希特勒却又知道如欲防止英国保守派对德国军备发生怀疑，则共产党的魔影是不可或缺的。英国前首相鲍德温及现任首相张伯伦，且更进一步，直接援助希特勒把德国在中欧形成一个侵略全世界的强有力的根据地。于此可知希特勒在去年反手过来与莫斯科携手，确有重要的根据。 希特勒从英国获取了一切可以获得的东西，当然，张伯伦既把捷克断送给希特勒，再没有人敢希望他把埃及和印度也恭送给希特勒。所以德意志帝国主义再进一步的扩展便是对准着英国而进行了。波兰事件便是这局面的一个转捩。 至于意大利，它小心翼翼躲在一旁，外长齐亚诺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曾宣称德意间在十个月前成立的攻守同盟，其目的在使独裁主义的国家在此后三年内不卷入战祸。然而德国在其军备压迫下再也等不下去了。希特勒在侵袭波兰的时候，曾对英国说并吞波兰是其向东方进行的一步，而东方是他进行的唯一路向。但他的保守派的敌人不甘再受其愚，于是战争成为不能幸免的一举。在这样情形下，希特勒没有其他办法，他最后一着棋子，只有和苏联携手。 因此在斯大林方面，他毕竟获得他六年来日思夜想的德苏携手。民主国家的报章常说斯大林与希特勒携手，其目的在掀起世界大战，这一点可以认为是可笑的。要知道苏俄的官僚政治对于大战争的恐惧，比较世界上任何统治阶级为大，因为打起仗来，苏俄有百失而无一得，没有丝毫利益可获。 说是可以掀起世界革命吧，那也未必。苏俄的彻底保守的寡头政治，如果要想进行革命，则他们知道战争的开始绝不是革命，战争的结束倒是革命。同时他们也知道革命未在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之前，莫斯科的官僚政治便会陷入深渊而不可自拔。在过去一年间，英法和苏俄的谈判中，英法代表的演出甚为可怜。德国暗探曾问过莫斯科当局：“你们也看到这些人（指英法代表）吗？如果我们瓜分波兰，他们是绝不会干涉的。当斯大林和德国签订协定，当时以政治的牵制，满以为不会有大战发生的，至少他以为这个协定签订之后，在下一阶段中，可以避免参战的必要，但当时却无人知道在下一阶段之后还有些什么把戏。不过事实告诉我们，侵略波兰及巴尔干岛诸国便是从苏德协定中产生出来的结果。至于斯大林希特勒的合作，若说他们彼此真有诚意与决心，未免观察幼稚。希特勒与斯大林彼此认识极深，在去年莫斯科谈判进行中，德国的野心非但显得很真实，且随时有开始动作的可能。 当时苏俄当局受了德国外长里本特洛甫（Ribbentrop）的蛊惑，以为英法对于苏俄之征服波兰，不会有所动作，同时又以为希特勒东欧的扩展可以自由行动，毫无牵累。在这样的情形下，苏俄与德国签订协约，便取得了物质的保障。关于这一点，据我人［我们］之猜想，多半还是出于凶暴的希特勒的主意，怂恿那小心翼翼的斯大林以武力来获取自己的保障，当然，占领东波兰和在巴尔干区设置军事根据地并不形成德国扩展运动的绝对妨碍。上次欧战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我们知道德波边疆之西移，以及东巴尔干海岸之控制，却无疑地形成了策略上的便宜。因为这些缘故，斯大林在与希特勒携手之下，复得希特勒之怂恿，才决定攫取所谓防范希特勒的保障。 同样重要的是内政问题。苏俄既经五年不断地对法西斯主义挑衅，同时又排除了共党的旧派人物，更廓清了参谋部的一般有联德嫌疑的人，有这种种的前因，现在却又出乎一般意料之外地与希特勒携手，这在本国当然绝对不能获得民众的同情的。因此之故，欲使民众赞同并使他们认为此举之适当，便立时须有惊人的表演。于是并吞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并不流血地占领了巴尔干区中几个要冲地点。这些无非是演来给民众看，使他们明瞭他们的“国父”的外交之得策。进攻芬兰一举，使此等计划稍为受了一些挫折。 苏联与巴尔干半岛 问：你以前红军领袖的地位来看，你觉得苏俄有没有侵入巴尔干岛诸国，芬兰和波兰来防御侵略的必要吗？你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用武力来推行社会主义到邻国去是对的吗？ 答：在巴尔干海岸设立军事根据地，是有着策略上的便宜，这是不容疑义的。但这一点不足以决定侵犯邻邦的问题。一个孤独的劳工国家的国防，端赖全世界的劳工大众，不能依赖二三补充的军事重镇，这一点已由一九一八年至二十年苏俄内战时外国的干涉来证实了。法国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曾说法兰西人民不欢喜携带着刺刀的外国教徒，这句话当然没有否认外人以实力援助反抗压迫的民众之权利与义务。例如一九一九年协约国阻止匈牙利革命，那时苏俄就给匈牙利以军事上的援助。这个援助照例应该被全世界的劳工了解，并认为是应当的。不幸那时我们苏联自身太弱了，现在的苏俄在军事方面固然是强得多了，但又失去了国内外群众的信用。如果苏联内真有苏维埃民主政治，如果工艺的进步与社会的平等是并驾齐驱的，如果官僚政治凋零而由民众自治代之而起，则莫斯科对于世界各国而尤其对近邻诸国早已能产生一种巨大的吸引力，而使整个波兰以及巴尔干岛诸国民众，在这次大战中，自愿地投身到苏俄来。现在这一个革命的重要条件甚不显著，对于苏俄民众加以警察的压制，其结果已使苏俄邻国的劳动民众不愿与俄国亲近了。红军的侵袭邻邦，在此种国家的民众看起来，并不是解放，实是暴行，因此帝国主义国家促使世界各国舆论之谴责苏联，便得了便利。由此可知，最后苏联的遭受，不出乎得不偿失之一途。 今次欧战的结果 问：你认为此次欧战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疆域上将（产）生如何结果？ 答：要推论战事可能的结果，首须解答究竟目前方兴未艾的狂潮能否即可以和解的方式获得绥靖呢，还是战事扩大糜烂到底。 我个人绝对不相信各中立国的绥靖企图（包括威尔斯所带的锦囊妙计在内，）在较近期内能够有何成就。两个阵营间的矛盾是无可调整的了。任凭希特勒能够在欧洲拓地如何广大，德国资本主义总不能因之获得解决，而且反要严重起来。奥捷波三国的工业都已归并于德国的工业了，他们都苦于国境狭小和原料缺乏。 而且要保持新拓展的疆土，军事力量片刻不能松懈，希特勒在欧洲方面的胜利，必须到了能够称霸世界的地步，才能有所收获，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非得把英法击破不可。 希特勒是不能罢手的了，因此协约国方面要不是自寻死路，也是无从歇手的。战事必将延续下去，直至耗竭了所有文化上的资源或引起了革命而后已，人道主义者的悲叹以及援引什么公理，都是于事无补的。 问：战事结束以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将要成何局面呢？ 答：交战双方的和平计划，非但保守，简直是梦想，换句话说，绝对无从实现。 英国政府的梦想，是要在德国建立一个中庸保守的君主政体；在奥匈恢复海勃斯堡（Habsbuegs）的统治政权，在欧洲各国之间来一个协定，规定原料和商场等问题。 伦敦方面如果在当初就晓得和爱尔兰成立关于厄尔斯得（Ulster）的和平条约以及和印度成立和平条约的秘诀，它们的行动是不会乖谬的。当时我们所看见的是，恐怖行动，处决人犯，积极和消极的反抗以及流血的绥靖方法。那么我们能够想象胜利的英国肯放弃它殖民地的权益以示好于德国吗？ 原来英国这次如果胜利的话，它想建议重新组织一个国际联盟，保持原来互相对抗的形势，而无旧时的幻想。 至于法国，其处境更不行了。它本身的经济力量显然和它的世界地位以及它的殖民地统治权不能相称。为要在这种矛盾中，找一条出路，它就想方设法把德国分割起来，好像这样一来，它就可以把历史的年代一转转到一八七○年以前的时代里去了！ 德国民族的统一，乃是它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要分割现在的德国，先得破坏它们的工厂，摧毁它们的工艺，因为这是它们的脊椎，然后再把它们民族中的主要部分加以灭绝。不过这件事实行起来，不像说话那般容易就是了。 协约国方面所揭橥的维护弱小国家自由独立的计划，听听固然动人，但是一究其实，简直全无内容。 在帝国主义的利益无限制地统制着整个世界的情形之下，所谓弱小国家的独立，其有名无实，和各种工商企业在托拉斯和大公司统治下的独立，根本相同（关于这点，可参考美国的统计。） 同时法国尽管想分割德国，德国却也在想把欧洲统一在自己的脚下，所有欧洲各国的殖民地都须由德国来统治。这就是世界上最活动也是最强暴的帝国主义底［的］计划。 要把欧洲在经济上统一起来，就任务本身来说，是进步的。不过成为问题的是由谁来统一？怎样来统一？为什么求统一？ 任何人不能相信，欧洲的国家会愿给国家社会主义的营阵所包围的。要形成大德意志帝国必会引起许多流血的动乱。所以所谓两个营阵间的和平计划，一方面是想把德国巴尔干化，再推广而及于全欧；另一方面则想把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变成极权国家的营地。目前这场战事就是为了这二个计划而打起来的。 怎样建立真正的和平 问：那么照你看起来，怎样才是出路？真正的和平谁才能够建立起来呢？ 答：第一，上一次的大战，根本上只是此次战事的一场演习，记得在上次大战当中，各交战国政府非但都没有实现它们的和平计划，而且它们的生命，在签订和约之后，没有一个曾经延续长久的。 那基础深厚的罗曼诺夫（Romanovs）海勃斯堡（Habsburgs）霍亨索伦(Hohenzollerns）三系都堕入了深渊，跟着起来的是一批较小的朝代。克利孟梭（Clemenceau）和劳合·乔治（LloydGeorge）都失去了权势，威尔逊（Wilson）亦壮志未酬，郁郁而终。 克里孟梭在生前就预见到将有第二次大战，劳合·乔治呢，却还活着目睹这次新的大难。 现在各国政府的寿命，也没有一个会比战事更长久的。各方现在所揭橥的和平计划连同倡导的人在内，不久就要被人家淡忘了。一般统治阶级所要维护的计划，只不过想逃避他们自己切身之患罢了。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现在完全处于穷巷绝路的的境况中了。要不就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经济组织彻底加以改革，人类文化无非全部毁灭而已。 各种势力和利益，彼此间盲目而毫无约束的竞争，必须由有理性有计划和有自觉性组织的规律来代替。要达到这个目的，欧洲经济之统一，便是成败的关键。并且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人，不是现在的各国政府而是劳动社会领导下的大众。 欧洲要不是成为旧文化的坟地，它就必须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合众国。欧洲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合众国以后，它就应当宣布各殖民地完全独立，并且和它们在经济上建立友好的关系，然后再按步［部］就班，用以身作则和互相协力的态度，在没有丝毫暴力之下，把它们导入于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组织。 当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脱离了它们统治阶级的羁绊的时候，它就可以和欧洲的联邦结合，使之更加美满起来。到了那个时候，统一了的欧洲的经济也就浑然成为一体了。 至于划分国境这个问题，也将和现在一个国家在本国分划行政区域一般简单。在欧洲国与国之间的界线，都可由当地人民依据言语及民族文化等标准，自由加以决定。 对于专讲现实的政治家，这种理论会像是一种乌托邦吗？但是对于食人生番在食人的时代里，叫他们放弃人肉，也何尝不是一种乌托邦呢？ 美国会参战的 问：劳动阶级独裁是否就会把美国人权宣言上所载的公民权都排除呢？所谓公民权，当然包括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等自由在内。 就我们所认识的美国资本主义和你所能在该国窥测到的共产主义之间，照你看起来，究竟有无折衷之余地呢？ 刚才你说过，苏俄方面恐惧战争，因为他们相信战争会引起另一次民众革命。关于这一点，可否请你再详细申论一下？ 答：容我把下面二个问题来合并作答，就是美国究竟会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呢？假使它会如此，那么究竟在什么时候又将取何方式呢？要具体说明这数个问题，我先得提出一个先决问题，就是美国会不会牵入战争。 胡佛先生新近在一篇预言性质的演词当中带着美国金融市场又带着未卜先知的口吻说：“在欧洲争荣，最后获得胜利的骑士，当为‘饥馑’和‘疫病疠’二人。” 胡前总统的意思，是想劝告美国远离欧洲的战乱，待至最后一顷，然后靠它们的经济力量，以举足轻重的姿态来奠定全局。 其实这原不是一种新创的见解。凡是未曾牵入战争的列强，哪一个不是想等到算账的时候，利用它们未曾耗损的财力以自重呢？意大利如此，苏俄日本美国又莫不如此，虽然苏联曾与芬兰交绥，而日本也正在中国进行着不宣之战。 但是这种政策能够维持久远吗？假使战事继续到底，假使德国军队获得许多胜利——实际上德国军队确会获得极大胜利的——又假使德国统治欧洲的企图真正成为一大危险的时候，那么美国政府就非在下列二途当中择一而行不可了：其一是继续采取远离的政策，任凭希特勒去南征北伐扩展领土，去攫夺得地上的原料来培植它们自己的工艺，来作德国统治全球的准备；其二就是参加战争，帮助协约国方面去剪碎德国帝国主义的羽毛。 我并没有什么资格配向现在各国政府进劝告的。我就不过要把客观的形势，加以分析而寻出一个结论来。照我想起来，徘徊于上述二途之间，就是美国赈济部前任首脑也会放弃他所主张的中立政策的。 拥有极端雄厚的工业，又拥有全世界准备金三分之二而同时却又有失业工人一千万众，在这样情况之下，要想高枕无忧，那是不可能的。 我想或许就在今年，美国一旦参战，那么他们就得忍受种种参战的结果，性质较为严重的，就是在政治上，将会发生剧变。 问：何以见得呢？ 答：本年二月十日，美国罗斯福总统警戒美洲青年会议，叫他们不要采取过激主义；他说要改良现制，必须一步一步逐年进行起来。当然，这样按步［部］就班地进行，假如真正能够实行的话，未尝不是最妥善最有益而且也是最经济的办法。 可是不幸得很，世界上现行的制度，不是在逐年进步而是在逐年退步。民治制度不是在日臻美满而是在逐渐腐化，它的地位简直就要被法西斯主义所取代了。这种现象当然不是出于偶然，尤非一般青年轻进所致。 资本主义下的独占制度，把中产阶级腐蚀了以后，现在又快要把民治制度吞没了。讲到独占制度，它本身原是生产工具私有制的产物。在某一时期里，生产工具的私有，固然曾经为一切进步的渊源，但是后来它就逐渐和现代工艺发生矛盾，直到现在，它竟成为一切危机，战争，大规模的虐害国民以及反动的独裁政治等罪恶的渊薮了。所以取消生产工具私有制度，可以说是本时代的中心历史任务。取消了这个制度以后，才能产生一个和谐的新社会出来。 而且依据我们日常的观察，不论产什么东西，绝不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而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剧变。 刚才你问我究竟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能不能有一种折衷的组织。我可以说德意的法西斯主义，其目的就是在此。不过在事实上，法西斯主义所做到的，却只是把资本主义最可憎之点给以最残酷的表现罢了。 还有一种可作为折衷制度的榜样的，应变［注：应指罗斯福新政——录入者注］就是那种新策略了。那么这个实验究竟能不能成功呢？照我想起来，未见得能够成功。第一，失业的人就有一千万之多，那六十个显赫的系统［注：应为“六十家族”——录入者注］，又比以前越来越有势力，而最关紧要的，就是要顺着这条路加以有组织的改进，简直一点希望也没有。市场，银行，证券交易所等可以决定一切，而政府方面呢，惟有在事后设法加以缓和，以求适应罢了。 历史告诉我们，革命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酝酿起来的。但是如果说在欧洲或美洲的社会革命，将以已经落伍的苏俄作榜样，那就大谬不然了。根本的趋向固然不会二样，但是争斗的方式，争斗的方法以及缓急的程度，都须视国情而异。预料下面的一条法则或许可以成立的，实行社会革命的国家越多，外国统治阶级对于它的阻力就越少；那么在性质上此种社会革命就愈缓和，而劳动阶级独裁的方式也就愈不严厉了。此种革命之过程愈短，则新生一个建筑在新的而且更美满更人道的民治政制之上的社会，也就愈来得快了。 不论在何种场合，一种革命决不能像帝国主义的战争或法西斯主义一样，去侵犯到人权宣言。假使社会主义不能够建立法律之不可侵性，并确切保障一切附随于人类人格的利益，那么它就一无价值可言。目前苏联式的可憎恶的极权制度，断不是人类所能容忍的，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的政治制度又哪里是一种新社会，它只是旧社会的一张最恶劣的讽刺画罢了。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在你们国内，凭着工艺的能力，凭着合众国组织的方法以及计划经济对于人民可确保的福利，一开头就可以显示出它所能给予人类人格的独立和创造力哩。 对苏联现状的批判 问：你刚才说过，苏维埃联邦现由一个特权阶级统治着，他们究竟是谁？他们怎样享受特权？他们和美国哪一等人相当，可否请你比较一下？ 答：中产阶级民治制度是经过许多次革命而产生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溯法国的历史，就够明白了。许多次革命当中，有几次是属于社会革命的性质，换句话说，它们为了中产阶级的利益而推翻了封建的势力；有几次则完全属于政治的性质，再换一句话说，它们一方面虽维持中产阶级私有制的形式，却把统治制度改变了。 劳动阶级的革命，至少在落后而孤立的国家里面，往往比根据因果关系所能推测想象的来的更复杂。 十月革命可以说是兼有政治和社会的性质的。它更变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制度。总之，从大体上讲，在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里面，一个新的经济基础，其形式虽仍嫌腐败，总算是保有着了。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的政治制度却完全是退化的。 苏维埃民治制度，刚刚开端，就为极权的官僚政治所绞毙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提出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建立一个新民治国家的旗帜而发动政治革命，在历史上讲起来，是无可避免的。 问：自从苏俄当局放弃了集体安全的政策而与德国携手以后，李维诺夫在苏联里头的前途，你认为将要怎样？ 答：李维诺夫的前途，我倒从来不曾想到过。他又不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角儿，不过他在外交界里确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官吏罢了。 苏联和希特勒的谈判，是在民主国家联合阵线这种言论掩蔽之下进行的，关于这一层，李维诺夫是否深悉，我不能确定，但大概是可能的。不过无论如何，此与李维诺夫政治行为的外貌，不生冲突。 究竟他能不能在政治舞台上，保留一席充任的一个新的职位，或竟成为斯大林某几种失败的一头替罪羊，这是他个人的问题，与政治无干。 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对苏问题 问：你以为资本主义国家会不会联合起来以与苏联作对？ 答：前德皇威廉新近提出这样的一个计划：“交战双方应当停止作战，庶可联合兵力，援助芬兰。他们应当组成联合阵线替全世界和世界文化扫除共产主义。” 对于前德皇这种议论，当然没有人应当过分重视的。但是在这一次谈话里，它确把正为人家所思念准备着的极直率的表示出来了。关于这一点，墨索里尼对于他自己的计划，倒并无隐讳。伦敦巴黎方面都竭力想和墨索里尼交好，以谋不利于苏联。华盛顿方面也特地派遣全权大使，前往罗马。美国总统并且还亲自说过，美国对于苏芬战事不能长守中立。他要保护芬兰，也要保护宗教。 威尔斯（SunmorWelles）受命往英法德意四国聘问，独有苏联不去。这就是表明他们所要磋商的即在反对苏联，所以要准备一支十字军向苏联进攻，真是不愁缺乏推动力的。 可是此种趋势困难之处，就是堪与苏联决战一场的，仅有希特勒一人而由日本从旁执行辅助补充的任务。然而现在德国的军队方并力西向，所以从这方面看起来，前德皇的计划，不是在目前就可实行的。但是假使战事延长——事实它是要延长的；假使美国又出来参战——事实上美国总是要参战的；又假使希特勒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事实上他不免要遭遇这种困难的；到了那个时候，那么前德皇的计划就当然要成为当务之急了。 根据我上面所说的话，你总可以明白，我对于种种各以类聚的势力，究竟处何立场了；我是完全无条件地站在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一方面的，极端反对各式各样的帝国主义。其次我反对的就是莫斯科的寡头政治，它的外交政策便利了外国进攻苏联的准备，它的内政又使红军日趋于衰弱。 问：从希特勒在德国得势时起，经德意二国法西斯主义之结合而在欧洲方面组成一个法西斯集团以来，在这个时期里，如果你是苏维埃联邦的领袖，那么你的国际政策当怎样呢？ 答：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矛盾。我根本不会做现在的苏维埃联邦的领袖，配充任这个职位的，惟有斯大林一人。 要不是为了革命时代被一个反动的时代所代替，我个人的权势不会偶然就丧失的。经过长久的奋斗，遭受了无数的牺牲。疲惫的大众，从幻觉中觉醒过来，便都废然引退了。于是充先锋的，便也陷于孤立，一个新的特权阶级把大权集中起来，于是原居次要地位的斯大林便一跃而为领袖，苏俄国内的反动和世界各处的反动乃相并而起。 举例来说，在德国方始展开的劳动阶级革命，在一九二三年，就为德国资产阶级所摧毁了，同年在苏俄内又开始了所谓反对托派的运动；中国的革命亦于一九二八年被扑灭，即在是年底所谓托洛茨基反动派都被摈于党外。 希特勒于一九三三年得势，一九三四年它就实行清党。苏联在一九三五年也开始了可怖的清党，严讯反对派，又解散了共产党旧派和革命干部。 凡此种种都是主要的事实，表明苏俄官僚政治之强化和世界各地反动之滋长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世界帝国主义加压力于苏联的官僚政治，苏联的官僚政治加压力于而人民，而落伍的大众又加压力于革命前锋，这就是我所代表的革命团体所以失败的原因。我所以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也就是为此。 要问我假使我处于斯大林的地位，我会怎样做吗？我哪里会处于斯大林的地位呢。我只会处于我自己的地位。我的计划就是第四国际的计划，而第四国际呢？惟有在一个新的革命时代的环境之下才能够得势。这里我偶然回想到，在上一次大战刚开始的时候，第三国际力量之薄弱，简直还不能和现在的第四国际相比拟哩。
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1920年5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劳动者底觉悟 ——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演说 陈独秀 （1920年4月2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7卷第6期，1920年5月1日出版，署名：陈独秀。本文系陈独秀于1920年4月2日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的演讲。 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这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坐的各种车船，都是木匠铁匠漆匠做的；还有许多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才能把我们的货物和我们自己送到远方，这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底功劳。这世界上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铁匠，漆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没有车坐，没有船坐。可见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但是现在人的思想，都不是这样，他们总觉得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下贱；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 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像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还不过第一步。 在表面上看起来，欧美日本的劳动者，都在那里大吹大擂的运动，其实日本劳动者底觉悟和欧美大不相同。因为他们觉悟后所要求的，有第一步第二步的分别。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减少时间，增加工价，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第二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和第一步觉悟时仅仅要求不做工的人对于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第一步要求还是讨饭吃，必须到了自己做饭吃的时候，油盐柴米菜蔬锅灶碗碟等，都拿在自己手里，做工的人底权利，才算稳固。否则无论如何待遇改良，终是仰仗别人底恩惠，赏饭。 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各国劳动者第二步觉悟，第二步要求，并没有别的奢望，不过是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 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怎说得到第二步呢？不过我望我们国里底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晓得做工的人觉悟确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晓得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署名：陈独秀
阶级，党与领导——为什么西班牙革命会失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托洛茨基，194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阶级，党与领导 ——为什么西班牙革命会失败？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 托洛茨基（1940年） 红色镰刀译若羽张兄校译 原文刊载于《第四国际》第一卷第七期（1940年12月，pp.191-195），后收入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的文集《西班牙革命：1931-1939》。 原编者按：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档案中我们发现了一份草稿和不完整的笔记，现在我们将它们以手稿的形式发表出来。 判断工人运动是否落后，不但要看其群众组织的情况，还要看参与其中的组织的意识形态归属和理论水平。巴黎有一份杂志QueFaire（《怎么办》），出于某种原因宣称它所办的是马克思主义期刊，但实际上，它代表的是左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那些被知识分子的所有恶习所同化的孤立的工人，反映的是他们的经验主义论调。 如同所有缺乏科学理论根基的组织一样，这个没有纲领和没有任何传统的杂志试图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光，因为POUM好像已经打开了通往群众运动和胜利的大道。但一开始它就没有预料到把自己与西班牙革命联系的的后果，事实不但没有证明它的进步性，反而显露出它的落后性。不过，这恰恰就是全部事情的本质。因为小资产阶级，保守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需求之间的矛盾已高度发展，那些对POUM政策的解读者和辩护者在政治和理论方面被远远地甩在后面是再自然不过了。 QueFaire这个杂志本身是无足轻重的，但它却有特殊的价值。因为它对西班牙革命失败原因的评价非常生动地揭露了现时流行的伪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基本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深思这一评价后认为它是有用的。 QueFaire的解释 我们首先逐字引用关于卡萨诺瓦（Casanova）所著的小册子《被出卖的西班牙》的一段评论： “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因为，作者（卡萨诺瓦）回答道，共产党执行了一个错误的政策，而又不幸地被革命群众所跟随。但究竟为什么那些革命群众会离开他们先前的领袖而鬼使神差般地集结到共产党的旗帜下来呢？有人说‘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我们听到是一句纯粹的同义反复。错误的群众政策和不成熟的政党这两方面都能显示出当时的社会力量状况（工人阶级不成熟，农民缺乏独立自主能力），这些状况必须从事实出发来才能得到解释，而这些事实只有卡萨诺瓦本人才能给出；否则它就会由某些恶意小人或其组织来解读，这些人是与那些独自渴望拯救革命的‘真诚个人”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分析后，卡萨诺瓦又进行了另一番论述。在这里我们被引至一个纯粹的鬼神学领域；要为革命失败负责的首先是大魔鬼——斯大林，然后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各路小魔鬼。不幸的是，革命者的上帝并没有如他在1917年的俄国所做的那样，把列宁或托洛茨基派到西班牙去。” 然后结论如下：“这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把僵化理论强加于社会实践的后果”。你很难现象卡萨诺瓦是如何将这么多陈腐、粗俗和带有非常明确保守特色的谬误归结出这句高傲的理论的。 上述引言的作者尽力避免给出西班牙革命失败的任何解释；他只负责做深奥的阐释，诸如“社会力量的状况”是必要的。他选择逃避任何解释并非偶然。这些布尔什维克评论家都是些理论上的懦夫，原因很简单，他们脚下无坚实之物。为了不显露出他们自己的破产，他们歪曲事实，并寻找别人理论的支撑。他们将自身局限于暗示和半调子的思考，就好像他们仅是没有时间来展示他们完全的智慧。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智慧。他们的傲慢是与知识分子的江湖骗术相辅相成。 让我们来逐步分析作者的暗示和半调子的思考。按照他的观点，错误的群众政策只能被解释成它“反映了社会力量的一定状况”，也就是工人阶级的不成熟以及农民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同义反复的例子了。一项“错误的群众政策”被解释为群众的“不成熟”。但群众到底怎么“不成熟”？显然是他们对错误的政策没有免疫力。只是错误政策内容有哪些以及它的发起者是谁？是群众还是领袖？这些问题被我们的作者漠然置之。借助于一种同义反复，他将责任推卸到群众身上。这种所有叛徒、逃兵及他们的辩护者的经典诡辩，与西班牙无产阶级联系起来，是多么令人作呕。 叛徒的诡辩 1936年7月——我们不提更早的时期——西班牙工人击退了利用人民阵线掩护的军官们的阴谋进攻。群众们临时组建了民兵而且创建了工人委员会，这是他们未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手段。但随着POUM参与组建政府，无产阶级的领导组织却帮助资产阶级破坏这些委员会，清算工人对私有财产的攻击而且使工人民兵服从于资产阶级的领导，它们对这些反革命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不成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不证自明，尽管群众选择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但是他们却不能够打破社会党分子、斯大林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与资产阶级的联合。诡辩论者的立论从一开始就使用了一些绝对成熟的概念，比如说，他们认为群众的组织水平绝对完美，他们不需要一个正确的领导层，而且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比领导层更英明。但实际上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熟。 但为什么那些展示出正确革命本能和优秀作战力的工人会屈从于背信弃义的领导层呢？与这些智者相反。我们的回答是：它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哪怕一点点的从属关系。工人们与领导层的前进路线始终形成一个角度，而且在紧要关头，这一角度变成了180度。那个时候，领导层就动用武装力量，直接或间接地压制工人。 1937年5月，加泰罗尼亚工人的起义不仅没有依靠他们的领导层而且还反抗它。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这些伪装成革命者的可怜可鄙的资产阶级——在他们的杂志上重复数百次：如果CNT（全国工人联盟（NationalConfederationofTrabajo，CNT，无政府主义政党—译者）想要在5月份夺权和建立他们的专政，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一次无政府主义领导人说的是事实。POUM的领导实际上跟在CNT的屁股后面，只不过他们用不同的措辞掩盖了他们的政策。正是由于这种行为而且仅此行为，资产阶级成功地镇压了“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五月起义。我们确切地明白，诡辩论者就阶级和政党、群众和领袖之间的关系，没说出任何东西，只是在空洞地重复宣称：西班牙的群众仅仅是听命于他们的领袖。唯一能说的是：一直在努力寻找正确道路的群众发现，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组建出一个能够反映其革命要求的领导层。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极度动态的过程：革命的各阶段迅速转换，领导层或领导层的不同部分迅速地投靠到阶级敌人的一边，而我们的智者还从事于一种纯粹的静态讨论：为什么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会跟随一个糟糕的领导层？ 辩证法分析 有一个古老的自由主义进化论名言：什么样的民族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然而，历史展示给我们的是：同一个民族在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内会有可能面对截然不同的政府（俄罗斯、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而且这些政府的秩序根本不是按那些自由主义进化者想像的那样朝同一个方向演进的：从专制到自由。秘密在于此：一个民族是由敌对的阶级组成的，而这些阶级本身是由不同的以及部分对抗的阶层组成，这些阶层受到不同领导层的影响；此外每个民族也会受到同样由阶级组成的其他民族的影响。政府的组织形式并不能系统地表达出一个“民族”的发展“成熟”度，它只是同一民族内部不同阶级、同一阶级中的不同阶层之间斗争，以及这个民族与外部力量联盟、冲突、战争等外力作用的产物。对此应该补充的是，一个政府一旦建立起来了，它就能比铸就它的作用力关系维持更长时间。它恰恰是由于革命、政变、反革命等历史上的矛盾才出现的。 在处理阶级的领导层问题时需要的正是这种辩证法。我们的智者模仿自由主义者默认了这个认识，什么样的阶级就会有什么样的领导层。事实上，领导层根本不是一个阶级的单纯“映射”或它自身自然而然的产物。领导层是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过程或特定的阶级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过程中塑造的。领导层一旦形成，总是立于其阶级之上，且因此预先感受到来自其他阶级的压力和影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虽然无产阶级的领导层可能已经在内部完全堕落，但由于没有出现重大事件以致没有机会对外暴露出它的堕落，从而使得无产阶级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容忍”着这个领导层的存在。为了急剧揭露领导层与阶级之间的矛盾，需要一个巨大的历史性冲击。最强有力的历史性冲击是战争和革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工人阶级通常不知不觉地被战争和革命感染。但即使在旧的领导层显露出内部腐化的情况下，阶级也不能立即临时拼凑出一个新的领导层，尤其是如果它还没有从旧的领导层崩溃过程中吸收一批强有力的革命干部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及其领导层之间内在关系的论述，是辩证的而非学院式的，这让我们的作者教条式的诡辩黔驴技穷。 俄国工人是如何成熟的 卡萨诺瓦将无产阶级的成熟设想成一种纯粹静态的东西。然而在革命期间，一个阶级的意识水平是由革命进程直接决定的，这是一个完全动态的过程。人们能否在1917年1月或甚至在推翻沙皇统治后的3月，就判断出无产阶级已经“成熟”到可以在八九个月后夺取政权呢？ 那时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是极度分散的。战争年代里，由于落后的农民、妇女和年轻人的大量损失，工人阶级中有30-40%的成分是从通常反动的小资产阶级中新补充进来的。1917年3月，追随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人只是工人阶级中的无关紧要的少数，此外党自身内部也不是统一的。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支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保守的社会党爱国者。至于在军队和农民中，形势甚至更为不利。我们必须补充说明的是：那个时候全国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下，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缺乏政治经验，特别在外省地区，更不必说农民和士兵了。 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什么优势？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只有列宁一个人对革命有着清晰而透彻的认识。党的俄国干部们在思想上也不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困惑的。但党在先进的工人中具有威信，而列宁在党的干部中具有威信。列宁的政治观念顺应了革命的实际发展要求并被新的事件所强化。这些革命的有利因素在革命形势中，换言之，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创造了一次次奇迹。党迅速调整它的政策与列宁的观念相符，与革命的实际进程相符。由于这些调整，党获得了成千上万先进工人的坚定支持。在几个月内，通过将自身立足于革命的发展之上，党能够用它的正确口号来说服大多数的工人并组织成苏维埃，他们反过来又能够吸引士兵和农民。 这种动态的、辩证的过程怎么能够用这种无产阶级成熟或不成熟的公式来探讨？俄国无产阶级在1917年2月或3月成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列宁。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化身。为了能让列宁的口号找到其通往群众的道路，必须要有骨子分子的存在，尽管刚开始人数不多；骨干分子要有信心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这种信心来自于过去的全部经验。无视这些元素就会轻易地忽视鲜活生动的革命，而用一个抽象的概念——“力量关系”来代替它，因为革命的发展恰恰就是由此组成的：在无产阶级意识转变的影响下力量关系不停地迅速地改变着，落后的阶层被吸引至先进的阶层，阶级的自信随着其力量的强大而增强。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党，正如在党的机构里最重要的推动力就是它的领导层。在革命时代里领导层的角色和责任是至关重要的。 “成熟”的相对性 十月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成熟”的一次严谨证明。但这种成熟是相对的。几年后，同样是这个无产阶级容许了从它的队伍中爬上来的官僚对革命的扼杀。胜利根本不是无产阶级“成熟”之果实。胜利是一个战略性的任务。在革命危机条件下，有必要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动员群众，并以此为起点推动他们前进到“成熟”的特定阶段，这样才能让群众认识到敌人绝不是无所不能的，它们已经被矛盾撕裂成碎片，在它们威风凛凛的背后充满着恐慌。反过来，如果布尔什维克未能执行好这一任务，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根本就谈不上。苏维埃也将会被反革命所镇压，然后所有国家中的可鄙的智者将在他们所写的文章和书籍中定下这样的基调：只有空想分子才觉得能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太少了，而且不成熟。 农民的辅助作用 同样智者们认为农民“缺乏独立”的提法也是抽象、迂腐和错误的。我们的这些智者何时何地曾观察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民提出过独立的革命纲领或有独立的革命能力？农民在革命中能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但仅是辅助作用。 在许多地方西班牙的农民行动大胆，战斗勇敢。但要唤醒全体农民群众，无产阶级必须进行一场决定性的反抗资产阶级的起义，使农民们对胜利充满信心。但实际情况是，无产阶级自身的革命主动性每一步都被它自己的组织所遏制。 无产阶级的“不成熟”，“缺乏独立自主的”农民，在历史事变中这些既不是决定性的也不是基本的要素。阶级意识的基础是阶级自身，包括他们的数量和他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阶级的基础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系统，这个生产系统反过来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那么为什么不说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失败是由低级的技术水平决定的呢？ 个人的作用 我们的作者用机械决定论来代替历史进程中的辩证条件。因此轻蔑地嘲笑个人的作用是好的和坏的。历史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过程。但阶级并不能自动且同时地施展他们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过程中，阶级创造各种各样的起着重要且独立作用的机构，这些机构易发生变形。这同样也为个人在历史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基础。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自然有其客观原因，但只有持“决定论”的愚蠢学究们才会否认希特勒在今天的巨大历史作用。1917年4月3日，列宁抵达彼得格勒及时地改变了党而且使得它能够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我们的智者或许会说，要是列宁在1917年初死在国外，十月革命“还是”会发生的。但情况并不是如此。列宁代表了历史过程的活跃元素之一。他是无产阶级最活跃群体经验和洞察力的人格化。为了动员先锋队以及为它提供团结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机会，列宁及时地出现在革命的舞台上是必要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政治领导层能变成一个决定性因素，有如战争的关键时刻总司令的作用。历史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否则，为什么需要领导？为什么需要党？为什么需要纲领？为什么需要理论斗争？ 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 “但，为什么，”作者如我们已听到的那般问道：“离开他们先前领袖的革命群众会鬼使神差般地集结到共产党的旗帜下来？”作者错误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革命群众并没有离开了他们先前的所有领袖。之前与特定组织有联系的工人们在观望和查验阶段时，他们会继续依附这个组织。工人一般不会轻易地与唤醒他们意识的党决裂的。此外，人民阵线内的互相庇护也迷惑了他们：只要大家都赞同的，就一定是对的。由于共产国际是唯一一个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党派，而且大家都认为他还能向西班牙提供武器，因此那些刚刚进入政治生活而无经验的革命群众自然就转向共产国际。此外，共产国际是人民阵线理念最热心的拥护者；这鼓舞了那些没有经验的工人阶级的信心。在人民阵线内，共产国际又是资产阶级革命最热心的拥护者；这就鼓舞了小资产阶级和部分中产阶级的信心。这才是群众“集结到共产党的旗帜下”的原因。 我们的作者将上述事实描绘成好像无产阶级在一个备货充足的鞋店里挑选一双新靴子，甚至这种简单的操作，众所周知，也并不总是成功的。至于新的领导，选择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广大群众只有逐步地、在他们自己经历过几个阶段经验的基础上，才能确信新的领导层与旧的比较起来，更为坚定，更为可靠，对群众更为忠诚。诚然，在一场革命期间，即当事件瞬息万变时，一个弱小的党，如果能够对革命进程有透彻的理解，而且拥有一支不满足于现状、不畏惧迫害的坚定的干部队伍，它就能够快速地成长为一个强壮的党。但这样的一个党必须在革命之前建立，因为教育干部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革命耽误不起这个时间。 POUM的变节行为 POUM是西班牙所有其他政党中的左派，毫无疑问，党内包含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元素，起先它是坚决不与无政府主义有牵扯的。但正是这个党在西班牙革命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致命的角色。它不可能变成一个群众党，因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推翻旧的党派，然而只有通过不可调和的斗争，通过无情地揭露它们的资产阶级性，才有可能推翻它们。 但当POUM批评旧党时，它又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听命于它们。它参加了“人民”选举；加入了消灭工人委员会的政府；努力进行重组政府联盟的工作；屡次屈从于无政府主义的领导；执行与此相关的错误的工会政策；面对1937年五月起义持一种优柔寡断的、不革命的态度。从一般决定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有可能认为POUM的政策不是偶然的。世上一切事皆有其因。然而，引起POUM中间路线（Centrism）的一系列原因决不仅仅是西班牙或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状况的一个反映。两个因果关系彼此靠近成一个角度，在某一时刻发生敌对的冲突。 要解释为什么POUM在政治及心理层次上会以中间路线党的姿态展现出来，可能要考虑到先前的国际经验，莫斯科的影响，多次失败的影响等。但这并不会改变它中间路线的性质，也不会改变这一事实：中间路线党将必然充当革命的制动器，每次它必会撞碎自己的脑袋，并把革命引向崩溃。它也改变不了加泰罗尼亚的群众比POUM更为革命，而反过来POUM的党员又比它的领导更为革命的这一事实。在这些条件下，政治破产者们经常会通过纯粹的骗术，将错误政策的责任推卸到“不成熟”的群众身上。 领导的责任 历史就是这样被歪曲的，西班牙群众失败的责任被推卸到工人身上，而不是那些麻痹或镇压群众革命运动的政党们。于是，为了逃避领导层自己需承担的责任，POUM的辩护士将其领导层应当承担的责任简单地加以否定。这种软弱无力的哲学，试图将失败解说成宇宙发展链中的必然环节，完全不会提出且拒绝提出像纲领、政党、个人这些具体因素应该为失败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这种宿命论及鸵鸟式哲学与作为革命行动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内战是一个过程，其中的政治任务是通过军事的方法得到解决的。要是战争的结果由“阶级力量的状况”来的决定的话，那么战争本身就是多余的。战争有它自身的组织，它自身的政策，它自身的方法，它的领导，来决定其命运。自然，“阶级力量的状况”是所有其它政治因素的基础；但正像一幢建筑物的地基不会降低墙壁、门窗、屋顶的重要性一样，所以“阶级状况”不会使党、党的策略、党的领导重要性削弱。借助于将具体化为抽象，我们的这些智者实际上在中途停顿了。问题的最“深刻”的解决之道应该是宣布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充分导致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失败。这样一个解答易于被任何蠢人接受。 通过将党和领导的意义降低至零，这些智者在总体上就否认了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因为根本没有理由期待状况会更为有利。资本主义已止步不前，无产阶级在数量上没有增加，相反失业大军在壮大，它并没有增加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反而是降低它，而且对其阶级意识也有负面影响。同样没有理由相信在资本主义政权下农民能达到较高的革命意识。我们的作者分析的结论是如此彻底的悲观，远离了革命的前途。必须指出——为了公正地评价他们——他们自己也不明白在说些什么。 事实上，他们对群众的意识提出的要求是完全是异想天开的。在革命形势下，西班牙的工人和农民已付出他们所能给予的最大贡献。我们所指的就是这些数百万的群众。 QueFaire只不过代表了那些小学派，或宗教团体或牧师之一族，他们被阶级斗争的进程吓着了，于是躲在角落里出版一本小杂志和他们自己的理论练习曲远离了革命思想实际发展，更不用说群众运动了。 西班牙革命的镇压 西班牙无产阶级成了由帝国主义者、西班牙共和主义者、社会党、无政府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以及左翼的POUM所组成的联盟的牺牲品。当西班牙无产阶级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时，这个联盟一致起来镇压。对付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容易的。除了无情的镇压，屠杀先锋党，处决领导人等，还没有人已设想出其他更好的方法。POUM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一方面，它想参加共和政府，想作为一个忠诚的、爱好和平的反对派加入执政党联盟；而另一方面，每当不可调和的内战问题出现的时候，POUM还想要维系一种和平的同志式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POUM成为自己矛盾政策的牺牲品。 统治集团中最为一贯的政策是由斯大林分子执行的。他们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反革命的急先锋。他们想排挤走法西斯，来向西班牙和世界上的资产阶级证明自身能在“民主”的旗帜下扼杀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他们政策的要旨。今日西班牙人民阵线的破产者们正试图将责任推卸到格伯乌（GPU）头上。我希望我们不要被猜疑为宽恕格伯乌的罪行。但我们洞若观火并告诉工人，在这种情况下，格伯乌仅作为服务于人民阵线的最坚决的特遣小分队。格伯乌的力量就在此处，斯大林的历史性角色也在此处。只有无知的庸人才能对关于首领撒旦的愚蠢笑话置之不理。 这些先生们甚至还不用为革命的社会性质问题而烦恼。莫斯科的仆从们，为了英国和法国的利益，宣布西班牙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建立在这种欺骗之上的是人民阵线的叛卖政策，即使西班牙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些政策也是完全错误的。但从一开始，革命就生动展现出比1917年俄国革命更多的无产阶级特性。关于POUM领导的问题，今天坐着的先生们认为安德烈·宁的政策过于极左，认为真正正确的事是保留了人民阵线中的左翼队伍。真正不幸的在于，拥有列宁和十月革命权威的宁不能下决心与人民阵线决裂。 塞尔吉（VictorSerge）急于用一种对这个严肃问题的轻佻态度来打圆场，他写道，宁不想屈服于来自奥斯陆或科约阿坎的同志。一个严肃的人会在革命的阶级内容问题上去散布一些小道消息吗？QueFaire的智者们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他们不了解问题本身。真正有意义的事实是“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它们自己的权力机关，掌管了企业，力图调节生产，而POUM尽其所能设法阻止与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决裂，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不少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联合进攻并扼杀了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琐事”显然只是“老古董”代表的兴趣所在。QueFaire的智者们反而自以为拥有一种特殊的装置，它能测量无产阶级的成熟度以及独立于所有革命阶级政策问题之外的力量关系。 注：维克特·塞尔吉（VictorSerge，1890-1947），出生于比利时，父母是俄国人。年轻时期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而被判处五年监禁。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他转到布尔什维主义，搬到苏联，在共产国际中工作。作为左派反对派而被捕，1928年获得自由，1933年再次被捕。由于法国知识分子发起的一个运动，他被释放，1936年获得允许离开法国。他很快对第四国际运动发生歧见，尤其是关于POUM与左派的问题（见托洛茨基著作《西班牙革命：1931-1939》中托洛茨基与他的通信）。他写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著作和小说，包括《从列宁到斯大林》，《我们政权的诞生》，《一个革命者的回忆》以及《二十年之后的俄国》。
陈独秀《教育的缺点》（1920年3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教育的缺点 陈独秀 （1920年3月29日） 〔说明〕本文系陈独秀于1920年3月29日下午4时在江苏省教育会上的演讲，曾刊载于1920年3月发行的《民国日报》、《申报》及4月发行的《时事新报》上，文句各有不同。 陈独秀在省教育会演讲 今天所讲的，统合说起来，是教育上的缺点，也可说就是教育上的罪恶。并且这种缺点和罪恶，并不是腐败的学校所有的现象，却是在平日声誉很好的学校，都免不了的。真正腐败的学校，倒也赶不上这种缺点咧。我所说的教育上缺点和罪恶，一种是犯主观主义，一种是犯形式主义。这两种主义，是牵连一起。因为是主观的，所以有了形式的，因为有形式的，所以有主观的。这种弊病，在欧美各国亦不得免。在我国不但中等以上的学校，是这样，就是小学教育，也都是这样两种主义。先把主观主义的缺点说出来。教师只知道他自己做本位教授的时候，不管学生能不能领受，一味照他意思灌输进去，这就是主观主义的现象。要知道好的教育，应该学生教先生，这句话说来很奇，怎样学生反而教起先生来呢？就是先生在教授时候，必定要拿学生做本位，细细考察这一班许多学生。因为一个学生，有一个学生的特性，一个学生，有一个学生的天才，用什么教材放进，便有什么反应发生，不是随便可以教授的，做教师的，应该从学生的个性里得到种种经验来。做教育的，依据我国现在教育，所以没有进步，坏在主观主义。这种主义，和以前教授经史百家的旧教育，有什么分别！不过拿经史百家的旧教材，改了史地理化等等新教材罢了。我们要知道新旧教育之不同，全在主观教育和客观教育上分别，不是在教材上的关系，是在活用教材方法的关系。我们所以反对旧教育，并不是说西洋来的教育都是好，中国的旧教育都是坏。不过在主观、客观的分别，旧教育的弊病，不问学生是否明了，用他主观的眼光，随便灌输学生。什么伦理科，历史科，地理科，所授教材，全凭讲演，不切实用，就像伦理重在实践，不是说空话便算了事，在理应该把这科取消。历史科，排列了许多不相干的古事，崇拜偶像的说话，教给学生记忆，有什么用处？地理科，在乎简单明了，并不是罗列许多无用的地名，硬要学生牢记，这样教法和以前的旧教育的，教学生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有什么分别呢？不说旁的，就是北京很有名的某学校，教职员的思想，也算很新的了，不过他们所授的教科，糊涂的很，陈列的文字，学生大都不懂。这也是中了主观主义的害处。欧美各国无论那种学校，每礼拜至多不过二十多个钟头，分了许多科目，好使学生欢喜那种就学习那种，倒是事半功倍，很有效验。总之，无论什么学校的功课，倘使和学生个性适应的尽管教他，不是这样，尽管定了许多课程，教了许多材料，但是于学生实际上丝毫没有影响。那是何苦呢！吾觉得现在国内学校，往往不肯细细考察个性，随便教育，就是大学也免不了这种弊病咧。 讲到形式主义的流弊和罪恶，不在主观主义之下。很多的学校，只重外面好看，装璜华丽，气象焕然，就是茅厕的门面，都有种种装饰，某地方还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样子，校门总是做来很高，建筑必求新式，而于内容反一点不讲。实际上这样，教育到底有什么益处？推原其故，因为教育部平时只在形式上考求。所以上行下效，弄得教育一点没有实际。最可笑的，称了工业学校，没有工场，农业学校没有农场，不但使学生进了这种学校，如入五里雾中，一些没有领会，就是教的人自己也莫明其妙咧。我有一种感想，要使教育发达，先应该废除教育部。你想他们住在京里，社会生活程度，人情风俗习惯，一点不懂，定了什么许多章程法令，硬要人家遵守。不依照他，他就要驳他不合部令，依照了他，事实上又是不能做到，这明明是叫人家进于虚伪的境界。照教育部的意思，定要把全国的学校统一起来。其实中国这样的大，风俗人情各处不同，怎样可以统一呢！譬如做了一件衣服，说是不管那一个人的身体长短大小，都要照这件衣服的尺寸，那岂不是笑话吗？简直说一句话，教育部存在一天，中国的教育，一定办不好一天。还有考试一件事，完全是形式主义的产物。这种弊病，很多很大。因为有了考试，就有什么毕业问题，文凭问题，引起了学生的虚荣心。教师学生平常多都不注意，临到考试时候，在这一二礼拜以内拼死用功，不但临场时夹带枪替，于道德上很有影响，并且废食忘眠，在身体上大有妨害。到了考试完毕，把所有临时强记的完全忘掉了。有人说学生求学底目的，一种是要增加学问，一种是为社会进步、生活改良。像现在学生的求学，专为考试，这不过是为了毕业问题，希望早一天毕业，那文凭可早一天到手。所以种种罪恶，都从考试发生，道德上、身体上、思想上都没有好处。你看欧美的大学问家，尽有在学校里考试时候，屡次落第，到了后来，偏享盛名。日本教育大家某博士，在学生时代，每逢考试总是不利。后来他在大学校里当了教员，很反对考试。其实考试及格不足为荣，考试落第不足为辱。考试得利的不定是槃槃大才，考试失利的不全是庸劣无能。有人主张考试的，说一朝废去了考试，那学生的学业，不能够看出他进步不进步。这句话实在是差误的。照他说没有了考试，不能知道学业的进步，那末以前私塾先生惯用扑责，警诫学生，现在废掉了扑责，难道学生就不及从前吗？总之，学生的学业，并不因考试提进的。并且做了教师，平日里不能知道自己学生品行学业的好歹，偏要凭着考试方才知道，这样漫不经心的教员，他平日的教育成绩也可想而知了。吾们要望学生道德上学业上进步，不在乎考试。另有好的方法——譬如作文、英文等科，只要平常多方练习，自然能够进步。地理只要注重实地观察，化学注重在实验室里试验，那才可以得着好的效果。何必定要形式考试来贻误青年呢？ 所以我敢说，现在教育的流弊，不出这两种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这两种主义不破，中国的教育决不会有进步的希望。 自从杜威氏来吾国，到处演讲教育，他竭力攻击的就是这以上所说的两种主义。他说不但中国犯这种弊病，就是美国也未尝没有。日本更比中国不如，所以杜威到中国来最精要的讲演，却不在伦理学，也不在社会学，是在教育学。可惜我国人对于他所讲最精要的教育，不十分注意。现在我们教育界应该大家注意这点。因为这是教育上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所见教育上种种不好现象，归纳起来，不出这两个主义。 （刊载于1920年3月30日、31日《民国日报》） ※※※ 陈独秀演说现今教育缺点 我国现今教育不振，依兄弟眼光观察，其莫大弊病，厥有两端，即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是。主观主义，以教员为主体，方法纯用注入式。此种弊病不仅我国有之，即欧美各国，亦何莫不然，而尤以日本为甚；惟我国无论大小学校，均有此种弊病，而尤以小学为更甚。小学儿童，天真烂漫，一人有一人的天才，一人有一人的脾气；教者不知熟察儿童个性，发展其固有之良知良能，复不考社会家庭状况，一律施以同样之教育，既施矣，亦不察儿童领悟至何程度，以作日后改进根据；充其流弊之所极，必致戕贼儿童固有之良知良能，以成社会之废物而后已；此现今教育之极大罪恶也。斯不得不亟为改造也。改造主旨，乃欲由主观主义改为客观主义，惟不在教材内容之新旧，而在教授方法之优劣。从前所施教育纯系主观主义，由先生教学生；现在当用客观主义，由学生教先生。这句话诸君听了，必很奇怪，以为从来没有一个学校学生可以教先生的，要知先生教了学生，应该考察学生的反应，学生有什么样反应，教员应该什么样改进；如化学然，加了什么样的药品，起了什么样的化学作用，这不是学生教先生么？故万不能再用主观主义，如讲道然，讲毕即了，此主观主义急应改造者也。 至于形式主义，流弊亦属不浅，即如校中伦理一科，专务空谈，不切实用，首宜废除，而以训练代之，较可实行而有效也。再如历史一科，什么五帝三皇，茹毛饮血，弄得小学儿童，个个莫明其妙，窃以为历史一科宜于中学校中授之，盖历史观念发达时期常在年龄稍长智识稍富之时也。而地理一科，亦贵简单明了，切合实用，不必好高骛远，采用西籍，或授外国地理，可以本地乡土形势暨风俗人情，逐渐灌输足矣。即如本埠各校，可授以英法美华各界之四至，及道路名目，暨工商各业所萃之区，名胜古迹所在之地，能如是则事半功倍，得益多多矣。至于校舍只须光线空气充足，种种设备，无妨教授卫生足矣。奚必校舍竞仿西式校门务求观瞻宏壮，一若非此不足以表示其成绩之优良者，且以宝贵之金钱，掷诸虚牝，甚无谓也。更可慨者，工校无工厂，医校无医院，农校无试验场；即有之矣，师生不辨菽麦，不谙气象，而又仅事实习，一若农业专门学校牌子一挂，万事都了；然此仅一部分之腐败，其结果必致影响于全国。兄弟所最不满意者，即为北京之教育部，该部部员，日坐斗室，向壁虚造，而令全国大小各校，悉惟教育部之部令是从；稍事革新，即被驳斥，偶有损益，即谓不遵部章，殊不知我国二十二省人情、风俗、气候、物产，各各不同，某种教材，有宜于此而不宜于彼者，岂可以划一之制度，强以遍施于全国；是犹制成许多同样之衣服，而使高矮胖瘠各各不同之人，一律穿用，此即我国北京教育部之设施，亦即其莫大之罪状也。更有考试一问题，亦为形式主义之莫大流弊。欲图小学成绩之优良，非毁考试制度不可，盖考试制度，于道德、卫生、功课三者，均能生极不良之结果。如学生一临考试，因平时教师不令练习，茫无头绪，且又非常繁复，万难应答，爰有倩替夹带等种种之作弊，以败坏其道德；又以试验繁重，学生因从事预备，甚有连夜不寝者，是则大有碍于卫生也。至于功课，因有考试之举，平时教师不令学生练习，学生可以无庸注意研究，只须临考预备，以是结果各科成绩，反致日退，故不可不从速废除考试，而注重于平时练习。如小学语文一科，常令学生练习切音、默写、造句、缀文等，大学生则令调查社会状况、考察经济、实习试验、组织法庭等，如此日积月累，不较考试为愈乎。如有人尚以为不满，必欲仍举考试，以知各生成绩，是小学教员，平时不知学生成绩，必待考试而后知晓，则该教员平日办事糊涂，非饭桶而何。大学则可不设，只须定期召集考试，如前清科举然，何必耗财费时，其方法岂不笨拙乎。而毕业给凭，亦属形式，徒长学生虚荣之心，无裨实学致用之益，亦当在废之列。总观全国大小各校，莫不受以上两主义流弊之影响，致现今教育之不振。杜威君来华，与兄弟极表同情，盛倡此说，并有文字传播。惟观各处，仍多未将两主义打破，所望在座诸君，广为提倡，传明弊病所在，从事改造，则幸甚矣。 （刊载于1920年3月30日《申报》） ※※※ 现代教育的弊病 （陈独秀先生演讲，祖基、耕香合记） 今天的讲题是现代教育的弊病，和平些说就是教育的缺点，激烈些说就是教育的罪恶。吾并不是来摧残教育，也不是来违反教育。吾今天说的缺点罪恶，无论小学中学大学，中国美国日本，很有名很可观的学校，都不能免的。推究他所以缺点罪恶的原因，确有下面两种： （一）主观主义的教育； （二）形式主义的教育。 平心而论，有这两种主义的学校，还是好的；不过吾说他正是教育的弊病，那么一定要改革一番才好。 （一）主观主义教育的弊病 主观主义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的，不是学生教先生的。吾们不是都这样想，学校读书是先生教学生吗？但是只晓得先生教学生，先生做模范给学生看，全不知被教育者的反应如何；这种教育是没有用的。 各人的个性，各人不同；学生的个性，做教师的一定要注意到。譬如教历史化学等等，要顾到学生的个性是否近情历史化学等等学科，不是照书说法，就算了事的。吾们要晓得用怎样方法，拿教材到学生身上去，学生发生怎样反应。观察学生的反应，要像试验化学一般。现代教育比较古代教育来得好，似乎新旧的关系；但是决不是教材的新旧，乃是方法的新旧。所以新旧不在教材，而在方法。用主观的方法就是旧，用客观的方法就是新。可怜现在的教育，无论小学至大学，都犯这主观主义的弊病。（一）伦理教育。这一科大可取消；要晓得道德行为，不是书本上的工夫，全在随时随地的实行；所以古今来嘉言懿行，断不会有了伦理教育，就可奏效的。（二）历史教育。教历史开首，便是什么黄帝，什么蚩尤，弄得一般学生，莫明其妙。以吾的意见，打中学起，才可有历史；小学时代，大可不必有这一科。（三）地理教育。教地理的往往拿山东省山西省伦敦巴黎等等来教学生记着，记牢有什么用处又不问，记了许多地名，于实际毫无益处，真是违背教育的原理。吾们教地理，只要打简单部分着手，如上海的租界，出产，人口等，教学生个个明了，就算了事；何必拿远大的事物，来教小人呢？此外像数学博物等等，都要求客观的欢喜明了为是，断不可但顾主观的欢喜明了就算了事。北京孔德小学校，创办的人都是很新的，然而不免这主观主义的弊病；什么社会公理，什么人群进化，但是学生方面，果如是吗？大学也何尝不犯这病呢？吾们只要想学校里的功课，一星期二十余小时，但是吾们欢喜的，至多不过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都是学校里强迫他上课。唉！现在许多学校，还在以科目完备算好看，迎合部章算合理；不晓得千万青年，就此不能发展。吾们要拿客观的条件，来支配功课呀！ （二）形式主义教育的弊病 形式主义的教育，也是一种大弊病。什么叫形式主义的教育？就是表面好看而内容不讲究的。上海还少，内地倒很多；吾看见有许多学校，洋房很高，墙砖上涂了颜色，这种就是形式主义的教育的代表。如皋地方，学校很发达的，但是有一个牢不可破的习惯，各校的门口都筑了一座高高的大门，千篇一律，于教育上倒究有什么利益呢？大凡一个地方，农工商校都有，就算学校完备，教育发达；而不晓得工校没有工场的，农校没有农田的；挂了农业专门学校六字的招牌，内容可不问的。不应有的学科，偏要有；要有的学科，偏偏没有；说道部章如此，部章不可违背的。唉！教育部是什么？是形式主义教育的发源地，他们闭了眼睛做事的，外边的生活程度怎样，人情风俗怎样，完全不问。定要拿一件定长的长衫，教长子矮子都照他穿起来，你道配不配？各处情形不同，而教育部偏勉强同一；这就是教人作弊，教人虚伪；就是教育部的最大罪恶。形式主义的教育的罪恶很多，如今拿考试问题说一说： 考试问题，完全是形式主义教育的不良制度，非废不可的。他的罪恶，就是：（一）功课不能因之而进步；（二）生理大受亏损；（三）发生不道德行为；（四）长虚荣心。对于为什么要求学问的答案有二种：（一）为学问而求学问；（二）为谋社会进步，生活改良，而求学问。这两个答案，都很有理的。独有为毕业而求学问的一个答案，真是荒谬。为毕业而求学问，所以要有考试；考得分数多便得意洋洋，分数少便垂头丧气，于学业上，道德上，思想上，一些〔点〕没有利益。为什么要考试呢？为什么要考试呢？一般大学问家，他们在学生时代的考试，不见得合意；反过来说，考试合意的学生，未必有学问的。那么废了考岂非要没有办法吗？这不然。考试不能促人的进步，如从前私塾里每打手心的，而学生很难进步；现在不打了，也不见得不进步；考试和这种体罚正相同的。促进的法子，不必用考试，北大教授，有许多不用考试的而成绩很好。只要有种种练习，进步一定很大；如国文英文，每星期可练习作文默书几次。其他各种科学，都有练习和证明的必要。还要考试来做甚呢？ （三）结论 现在教育的大病，不是（一）主观主义的教育，便是（二）形式主义的教育。这两种主义不改革，教育断不能革新。现在杜威也极力排斥这两种主义，可惜他此次来华演说，吾们不大注意；其实杜威的教育界说最确当。美国犯这病比吾们中国轻些，而日本则比我更甚。希望许多人起来鼓吹，许多人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易奏效了。 （刊载于1920年4月2日《时事新报》）
托洛茨基：《致苏联工人：你们正在受骗！——一封寄往苏联的信》（1940年4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苏联工人 你们正在受骗！——一封寄往苏联的信 托洛茨基 （1940年4月25日） 我从遥远的墨西哥向苏联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红军战士和红海军战士们致敬！斯大林集团将我驱逐到土耳其，资产阶级又把我从这个国家逐往那个国家，最后，我才流落到墨西哥！ 亲爱的同志们！虚伪的斯大林式的出版物，早已在各种问题上用心险恶地欺骗你们了，其中也包括我和我的政治同道者们的问题。你们没有工人的出版物，你们只有官僚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一贯对你们撒谎，使你们变得愚昧无知，保障那一帮寄生虫特权者的统治。 一切大声反对可恨的官僚政治的人，都被叫作「托洛茨基分子」、外国间谍、特务；昨天叫德国特务，今天叫英国和法国特务——并且一律遭到枪决。在苏联，成千上万革命战士死在格别乌的枪口下，如同在世界上其它国家，尤其在西班牙一样。他们全都被描绘成法西斯走狗。你们不可相信下流的诽谤！这些人的罪过就在于他们保卫了工人和农民，使他们免受官僚们的压迫和掠夺。斯大林消灭了布尔什维主义全体老近卫军，消灭了列宁的全体同志和助手，消灭了十月革命的全体战士以及国内战争的全体英雄。他将顶着该隐的恶名永远遗臭史册！ 进行十月革命，是为了劳动人民，而不是为新寄生虫的利益。然而由于世界革命来得太迟，由于俄国工人，尤其是农民的疲惫和某种程度上的落后，苏维埃共和国上空升起了一个反人民的、强暴的新寄生虫集团，其头子便是斯大林。过去的布尔什维克党成了这个集团的机器。曾经叫共产国际的那个世界组织，今天成了莫斯科寡头政治手中的驯服工具。工农苏维埃早已不复存在。它们被腐败的政治委员、书记和契卡人员取而代之。 然而，所幸的是，十月革命之后，国有化工业和集团化农业尚得以保存。工人苏维埃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建设更加幸福的社会。无论在甚么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当把这个基础拱手交给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者有义务拼死守住工人阶级的一切阵地，其中既包括民主权利，工资收入，也包括如生产资料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这种全人类的巨大成果。谁不善于保卫过去的胜利，谁就不可能为夺取新的胜利而斗争。我们要全力以赴地捍卫苏联，使她免遭帝国主义仇敌的侵犯。不过，只有人民能够像当年惩治沙皇官僚和资产阶级那样，惩治斯大林官僚，十月革命的成果才会造福于人民。 要是苏联经济是为人民谋福利的，要是官僚们不曾侵吞和白白浪费国家的大部分收入，要是他们没有压制人们在生活上的需求，那么，苏联本来应该是一块吸引全界劳动人民的巨大磁石，应该能保证不受侵犯。但是，残暴无耻的斯大林制度使苏联失去了吸引力。在同芬兰打仗的时候，不仅芬兰的农民，而且还有工人，大部分站在他们的资产阶级一边。这并不奇怪：他们知道斯大林官僚们对邻近的列宁格勒以及对整个苏联的工人所施行的闻所未闻的暴政。斯大林官僚们在国内嗜血成性，残酷无情，在帝国主义敌人面前却胆小如鼠，这样，他们就成了苏联战争危险性的主要根源。 老布尔什维克党和第三国际瓦解腐烂了。正直的、先进的革命者在国外组建了第四国际，它在世界上多数国家已有了自己的分部。我是这个新共产国际的成员。我参加这项工作的时候，头上仍然飘扬着过去那面旗帜。在1917年和国内战争年代，我曾同你们的父兄一起站在这面旗帜下；我同列宁也正是在这面旗帜下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和红军。 第四国际的目标，是把十月革命传播到全世界，同时清洗苏联那一帮官僚寄生虫，使苏联获得新生。只有通过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红海军战士们起义，反对新的压迫者和寄生虫集团，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为了准备这样的起义，应该有一个新的党，一个由先进工人组成的诚实而大无畏的革命组织。第四国际的任务就是要在苏联建立这样一个党。 先进的工人们，第一个站到马克思和列宁的旗帜下来吧，这面旗帜如今已成了第四国际的旗帜。学会在斯大林的地下建立紧密团结的可靠的革命小组吧。在这些小组之间建立起联系吧。事情虽然困难，但却是可能的。 目前的战争将会越来越扩大，将会堆积起越来越多的废墟，将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痛苦、绝望、抗议，导致全世界发生新的爆炸性革命。世界革命必将重新唤起苏联工人群众的勇气和毅力，必将铲除斯大林集团的官僚堡垒。在这个时候，应当通过顽强不懈的革命工作做好准备。事情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人民和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 打倒该隐斯大林及其佞党！ 打倒凶恶的官僚制度！ 劳动者的堡垒苏联万岁！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致以兄弟的敬礼！ 列夫．托洛茨基 事先说明：斯大林的报刊当然会宣称这封信是由「帝国主义的间谍们」转递到苏联的。事先告诉你们，这是谎言。这封信将由为社会主义事业准备冒生命危险的最可靠的革命者们送往苏联。请你们抄下这封信，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出去。 列．托 1940年4月25日
陈独秀《工读互助团失败底原因在哪里？》（1920年3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工读互助团失败底原因在哪里？ 陈独秀 （1920年3月28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我晓得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里有几位团员，的确明白工、读、互助是三件事，的确是厌恶家庭寄生生活和社会上工银制度，所以都高高兴兴来谋这独立公财的工读互助生活。他们的理想固然很好，实际上是要暂时失败的了。我相信他们这回失败，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这都是人的问题，不是适之先生以为他们失败在不是纯粹的工读组织的问题。主义，我觉得他们既有上面三件缺点，就是纯粹的工读主义，保得住不失败吗？挂起新生活的招牌，总只有益无损。季陶先生以为资本制度的下面，一小部分人不能够一面作生产的工，一面求学；我觉得机械工业不很发达的地方，手工业尽有生存的余地，正因为只是一小部分人做工糊口，所以和大规模的产业竞争不同。信仰新生活的人，但能糊口，只要免掉家庭的寄生生活或社会的工银生活，就是求学方面牺性一点，不比在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厂里做工独立自由的多吗？守常先生以为都市上不能够有这种生活组织，我觉得都市上的劳动者被资本家夺去剩余价值，有些商卖小业须付还借本底利息，而且他们还要养家；这些损失工读团一样没有，为什么不能够存在？乡里种地的人，倘然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也是要失败的。私人经营工商业失败的也不知有多少，并不是挂起新生活的招牌就格外晦气，我们不可迷信私有制度有这样万能。我希望各处已成立及将成立的工读互助团员，千万要注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各处关心工读互助团的同志，对于北京第一组底失败，千万要研究是人的问题，还是组织的失败。最近有一位第一组的团员给我的信里说道：“北京第一组失败，千万不要使旁的工读互助团说什么办不得；老实说实在是人的问题，只可说第一组的人失败了，并不是工读互助团不能办。” 三月二十八夜
希特勒与斯大林（托洛茨基，凤冈〔王凡西〕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西流》->第二期（1940年4月）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希特勒与斯大林 托洛茨基，凤冈〔王凡西〕译 （译者按：本文系俄国十月革命领袖托洛茨基应美国自由杂志之请而写的一篇时论，揭载于该志本年一月号上。） 当希特勒以闪电似的速度从西边侵入之时，斯大林小心地从东边爬进了波兰。当希特勒臣服了二千三百万波兰人之后，提议终止这“无益的”战争时，斯大林便经过他的外交孔道与第三国际，赞美和平的利益。当斯大林占领了波罗的海上的战略地点时，希特勒马上把他的日耳曼人移转他处。当斯大林进攻芬兰时，全世界只有希特勒的刊物表示完全同情于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与希特勒的轨辙是由某种内部的吸力所维持住的。何种吸力呢？它能延长多久呢？ 孪生的星球有“属于视觉上的”，就是说，它是外表上的；或者是“物理的”，就是真正孪生的，它构成一双，其中一星绕另一星而行。希特勒与斯大林代表着目前世界政治的血的天空中一对真正的孪生星呢？还是外表的孪生星？假使他们是真正的孪生星，那末谁绕谁在运行呢？ 希特勒自己以保留的态度说到这个持续性的与“现实主义的”协定。斯大林则宁愿在静默中抽他的烟斗。敌对营垒中的政治家与新闻记者，把斯大林说成为主体星而希特勒则是卫星，借以激起这两人间的争吵。让我们来试行分析这个绝非简单的问题，同时不要忘记世界政治的轨辙是不能用天体轨辙那样的确切性来决定的。 比西欧列强的兴起较晚许久的资本主义的德国，在欧洲的大陆上建设了最前进的与最富有动力的工业，但它的建设是在业已分配了的世界中进行的。“我们要把它重新分过”，德帝国主义者在一九一四年宣布道。他们错了。全世界的贵族联合起来反对他们，而且胜利了。现在希特勒渴想在更大的规模中，重复一九一四年的试验。他不得不渴求这一点。德国资本主义要在它的国家之内窒息死了。然而希特勒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即令他打了胜仗，也不能实行有利于德国的世界重分。德国起来得太晚了。资本主义到处都陷于绝境。殖民地不愿意再做殖民地。新的世界大战将予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以一个有力的大推动。 希特勒对“友谊”是反复无常，对别国民族与政府的估计则变换匪定，他破坏条约与同盟，欺骗仇敌与朋友；但所有这些都由一个唯一的目的所促成的，那目的就是重新分配世界。“德国现在不是一个世界的强国”，希特勒在他的书里写着。但是“德国总须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否则便不能存在”。把统一的德国变成称霸欧洲的根据地；把统一的欧洲变成争取世界霸横的根据地，因而也变成为使美洲就范，与减弱美洲的根据地；使美洲就范与减弱始终是希特勒的一个不变的任务。这一目的，乃是他用以辩解他的全能政制，即在日耳曼民族内部用铁箍来压制阶级冲突的那个政制的。 苏联的特点则完全相反。沙皇的俄罗斯传下了一份贫困与落后的遗产。苏维埃制度的使命不是要为生产力去获得新的领土，而是要为旧的领土上建设生产力。苏联的经济任务不需要扩张她的疆界。她生产的水准不许她从事于大规模的战争。苏联的进攻力是不大的。她的防御力主要在于她广大的幅员。去年三月，在许多年夸大的官方的吹牛之后，斯大林第一次在俄国共产党的大会上谈到苏联与西欧国家间比较的劳动生产力。斯大林之所以要涉猎到世界统计中去，为的要解释苏联的人民为什么还生活于贫乏之中。为要追上德国在生铁方面的生产，苏联就人口而论，每年应自目前的一千五百万吨增加至四千五百万吨，为要追上美国，则必须将每年生铁的产量提高至六千万吨，就是说，得增加四倍。所有其他的工业部门都是如此，有些甚至还要差些。在结论中，斯大林希望在以后十年至十五年之间，苏联能追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然，这一个时限是有问题的。不过在这时期终结之前，苏联牵涉于大规模的战争中，无论如何，总将表示是一个武器悬殊的斗争。 主观的因素，不比物质因素为不重要，近年来也激剧地转向于更坏的方面去。在苏联有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享有特权的个人，将一半的国民收入集中在手里，而他们称这个政制为“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大约有一万六千万人民被官僚所压迫，陷于悲惨的贫困之中。 希特勒与斯大林对于战争的关系完全相反。希特勒的全能政制是从德国占有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所感到的恐怖中生长起来的。希特勒受财产所有人的委托，要以任何代价把他们的财产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中救出来，再开一条走入世界舞台去的渠道。斯大林的全能政制是从一个革命暴发户的新阶层在被绞死的革命人民之前所感到的恐怖中生长起来。 战争对于他们两人都是危险的。但希特勒不能用其他任何方法来履行他的历史使命。一次胜利的进攻，许能给德国资本主义，同时也给国社制度，取得经济的前途。 斯大林则不同。他从事进攻战争，不能有任何胜利的希望。如果斯大林参了战，由于无数的牺牲与损失，整个官方制度的欺骗，以及它的横暴，必然会引起人民方面深刻的反动，这个国家的人民在本世纪中已经干过三次革命。对于这点，谁都没有比斯大林知道得更清楚。他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是避免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斯大林跟希特勒缔结了联盟，叫一切外交界的拘泥规律者与和平主义的头脑简单者大为骇异，其实这因为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只能来自希特勒，又因为照克里姆林宫的估计，德国比一切可能的敌人更为强大。莫斯科去夏举行的迁延颇久的与英法军事代表团所作的会议，不仅是与希特勒谈判的掩饰，而且是直接对于军情的刺探。莫斯科的总参谋部显然深信协约国对于大规模的战争是准备得不充分的。那完全军事化的德国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只能与她合作来实行他的计划，才能购得她的欢心。 斯大林的决心乃取决于这一结论。与希特勒联盟，不仅能暂时间除去苏联牵入于大规模战争中的危险，而且还能获得更迫切的战略利益。在远东，斯大林在许多年内一再让步，以便避免战争；在西疆，形势迫他只能奔向前去，才能逃避战争；不是由于放弃旧的地点，而是由于夺取新的。协约国的报纸把形势描写得仿佛希特勒是斯大林的囚徒，夸大了莫斯科牺牲德国而获得的东西——半个波兰（依人口算是三分之一），加上对波罗的海东岸的统制，再加上走向巴尔干的开放的门户，等等。莫斯科所获得的利益无疑是很大的。但是最后的帐还不能清算。希特勒在世界的范围中发动这次战争。从这次斗争中出来，德国或者成为欧洲与所有欧洲殖民地的主人，或者就是崩毁。在这样的一次战争中，确保他东翼的安全在希特勒乃是一个生死的问题。他用往日沙俄帝国的各省偿付了克里姆林宫。这代价难道太高了吗？ 有人说，斯大林之侵入波兰，以及他对波罗的海诸邦的压力是欺骗了希特勒，这种说法是完全荒谬的。倒不如说，希特勒自己鼓励斯大林去占领东部波兰与染指波罗的海诸邦，更为可信些。因为国社主义是在反苏联的十字军中成长的，斯大林自然不能信赖希特勒的信约。那次谈判大概是在一种“现实主义的”语调中进行的。“你怕我吗？”希特勒问斯大林。“你可要保证吗？你自己拿好了。”于是斯大林便拿了它们。把苏联新的西疆描写成一个遏止希特勒东进之永久的屏障那是完全不对的。希特勒按步就班来解决他的各个问题。目前的程序是要摧毁大不列颠，为了这个目的，是能够牺牲一点的。要向东进，首先就得进行德苏间大规模的战争。当此种战争的时机成熟之时，究竟斗争该从哪一条子午线开始，这问题只有次要的意义了。 进攻芬兰初看仿佛与斯大林之害怕战争相反。但实际上不然。在草拟的计划之旁，还有一个局势之客观的逻辑，为要避免战争，斯大林与希特勒缔结了同盟。为要确保他自己的地位来反对希特勒，他便在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许多根基地。然而芬兰的反抗有使所有这些战略利益减至零度，甚至有使它们变成不利的危险。如果赫尔辛斯基（芬京——译者）拒绝屈服，谁将出来跟莫斯科算账呢？读过A字的斯大林，迫得非读B字不可。以后还得按着读其他的字母。斯大林想避免战争，这意思并不就是说战争将允许斯大林避免。 德国显然推莫斯科去反对芬兰。莫斯科向西方每走一步，即使苏联更接近地牵入于战争之中，假使这个目的达到了，世界的局势会大大地改变。近东与中东会成为战场。印度问题会立即发生。希特勒会感觉松爽地喘一口气，在事变逆转的场合中，他还能牺牲苏联来缔结和约。莫斯科读到德国报上友谊的文章时，无疑是咬紧了牙齿的。不过咬紧牙齿并不是一个政治因素，所以斯大林还是希特勒的卫星。 德苏协定对莫斯科有切近的利益，那是无可争论的。只叫德国牵住在西线，苏联在远东总会觉得自由得多。这不是说，他会在远东将取进攻的行动。固然日本的寡头甚至比莫斯科的寡头更不能作战。但是莫斯科迫得非向着西边不可，那它就不能有在亚洲扩张的丝毫动机。在日本方面，一定以为她从苏联方面会遭遇到一个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抵抗。故在这些条件之下，东京一定宁愿实行她海军的政纲——不是向西，而是向南进攻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婆罗州、法属印度支那、英属缅甸。 在这个基础上成立的莫斯科与东京的协定，会对称地补充莫斯科与柏林的协定。至于这将予美国的地位以何种影响，则此问题并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 全世界的报章，指出俄国本身之缺乏原料，于是固执地说斯大林能予希特勒的经济帮助是不足道的。然而这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苏联之缺乏原料，乃具有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性质；当官僚拚命追求工业发展的高速度时，势不能在经济的各部门间保持一个适当的平衡。如果工业各部门生长的速度在一两年内从百分之十五降低至百分之十或五，更如果工业生产保持在前一年的水准上，那末大量剩余的原料马上会出现了。另方面德国对外贸易之绝对封锁，必然要把大量德国货输入俄国，交换苏维埃的原料品。 并且我们也不能忘记苏联为了防御的军事目的，业已贮藏了，而且还是贮藏着大量的原料与食物。一大部分这些贮藏品，乃是德国的一个潜在的供应的来源。此外，莫斯科还能将黄金付给希特勒，不管希特勒怎样努力来建立一个闭关的经济，但黄金还是战争的主要筋胳之一。最后，莫斯科之友谊的中立，使德国非常便于剥削波罗的海诸邦、斯干地那维亚与巴尔干的资源。希特勒的机关报《人民观察报》在十一月二日写道：“与苏俄在一起，我们统制了整个东欧的原料与食粮的资源。”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莫斯科与柏林间协定缔结之前数月，伦敦比现在更加清醒地估量了苏联能予希特勒的经济援助的意义，皇家国际事务学院对“大不列颠帝国政治的与战略的利益”（该书序文的日期为一九三九年三月）做了一半官性的研究，关于德苏接近的可能性说道：“这样的结合对于大不列颠会有很大的危险。这是成问题的”，那个集体的作者继续写道，“大不列顾如果不能在陆上封锁德国的东疆，那末与德国作任何战争，都太难获得决定的胜利。”这个估量值得最小心的注意。我们如果说德苏联盟至少减少了对德封锁之百分之二十五的效力，也许比数更大的效力，倒不是夸大的。 物质援助，还必须加添——如果这个字用得适当的话——精神的援助。在八月底以前，共产国际要求解放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阿比西尼亚，对不列颠的殖民地则保持沉默。现在，共产国际对捷克斯洛伐克保持沉默，赞成瓜分波兰，而要求解放印度。莫斯科《真理报》攻击加拿大自由之被压迫，但对捷克人之被希特勒所屠杀与波兰犹太人之遭受酷刑，则不作一声。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克里姆林宫现在对德国的力量还保持着很高的评价。 克里姆林宫倒是对的。德国诚然不能以“闪电”式的战争反对英法，但没有一个思想严肃的人相信过这样的可能。不过国际宣传上把希特勒描写成一个被驱入死巷的疯子，那是极端轻率的，希特勒还决不是这样的人。富有动力的工业，技术上的天才，纪律的精神——一切都有；可怕的德国军事机构还会表现出来。作孤注一掷的，乃是那个国家与政制的命运。波兰政府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半政府现在法国。谁知道法国政府将来会不会与比利时、荷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等政府一起避难到大不列颠去？ 我一刻都不相信，像我所说过的，希特勒关于德国称霸世界的计划，能真正实现出来。德国的帝国主义起来得太晚了；它军事的怒潮会完结于巨大的灾难中。但在这一灾难发生之前，欧洲的许多东西会颠扑下来。斯大林不愿意成为这些东西中之一。他首先要保证自己不跟希特勒决裂得太快。协约国的刊物拽寻着这两个新朋友间“冷淡”的象征，每天预言着破裂。我们固然不能否认莫洛托夫在里宾特洛甫的怀抱中是不觉得快乐的。好些年来，苏联所有的内部反对派都被加上纳粹党奸细的罪名而遭炮烙、追迫与杀害，完毕了这个工作之后，斯大林与希特勒缔结了亲密的同盟。现在全国有几百万人，与那些因联络纳粹党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杀或被监禁的人，很相接近，这几百万人现在是小心的但是极其有力的鼓动反对斯大林的人。此外，还得加上共产国际的隐匿的不平，这些克里姆林宫的不幸的外交代理人，并不觉得舒服。斯大林无疑地企图让另一个可能性不要闭塞。所以十一月七日李维诺夫突然间出现在列宁陵的讲台上。在那天的游行队中，共产国际秘书长季米特洛夫、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的画像都有人举着走。 不过所有这些都是政治的外表方面，不是它的实质。李维诺夫以及那些被带着游行的画像，主要用以满足苏维埃的工人与共产国际。只是间接地斯大林在让协约国知道：在某种情形之下，他是能易马而骑的。但只有那些幻觉的人才能想象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立即就要改向了。只叫希特勒还强——他现在很强——那末斯大林总还是要做他的卫星的。 一个注意的读者会说道：所有这一切也许都是对的，但是革命如何呢？克里姆林宫不计算到它的可能性、盖然性，甚至它的必然性吗？对革命的估计不曾反映在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上吗？这种反对论调是合理的。莫斯科是最不会怀疑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会引起革命的。但战争并非以革命开始，而是以革命终结。当德国在一九一八年爆发革命之前，德国军队业已予沙皇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以同样的方式，目前的战争能在某个国家内爆发革命之前很久，便摧毁了克里姆林宫的官僚制度。因此，我们对于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估计，是不涉及革命前途的力量的。 不过，为要正确地指出莫斯科未来的诡计以及它和柏林的关系的发展，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克里姆林宫想不想利用战争来进行世界革命，假使如此，那末怎样办？十一月九日，斯大林认为必须以最钝拙的方式来否认这种说法，即是说他想“尽可能地延长战争，一直到参战者都精疲力竭为止”。在这场合中，斯大林是说了真话。他绝不愿意有一个长期的战争，理由有二：第一，它必然要将苏联牵入漩涡；第二，它必然要在欧洲引起革命。克里姆林宫害怕这两者都是很有理由的。 伦敦皇家学院的研究员宣称：“俄国的内部发展趋向于树立一种管理员与官员们的‘资产阶级’，他们拥有很多的特权，足使他们完全满意于现状……历次清党，我们可以将它们看成为一个过程的几个部分，这过程要把一切想改变现状的人统统清除出去。这样的一个解释，使人更加相信俄国的革命时期业已过去，此后她的统治者只将设法保持革命所带给他们的获得品了。” 这话说得实在好！两年余前我在《自由》上写过：“希特勒正在反对法苏联盟，因为他要自由地能与莫斯科联盟来反对巴黎。”那时，这几句话被人解释为一种有成见的见解。事变却证实了它。 莫斯科懂得很清楚：大规模的战争将产生一个政治社会的大反拨时期。假使莫斯科的人真正希望操纵革命运动，且把革命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利益，那末斯大林自然会欢迎革命的。但他懂得革命是官僚制度的对立物，它将无情地扫除特权的保守机关。克里姆林宫的官僚党羽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中，在一九三一至三九年的西班牙革命中遭受了怎样悲惨的失败呀！在新的革命潮浪之上，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必然会发生出来，它将卷去共产国际，予苏联民族壕堑内的苏维埃官僚以致命的打击。 西班牙事件的教训怎样地不甚为人所了解，这是可惊的。希特勒与莫索里尼竭力要利用西班牙的内战来造成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四强同盟，斯大林为了抵御起见，便给自己立下了任务：要证明给伦敦与巴黎看，他比佛朗哥及其撑腰者更能铲除西班牙与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谁都没有比斯大林更无情地窒死了西班牙的社会主义革命，那几天他是纯粹民主主义的最高天使。什么东西都动用了，进行疯狂的诳骗与罗织，依照莫斯科审判的精神作司法的伪造，有系统地屠杀革命领袖。反对工农夺取土地与工厂的斗争，自然是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名义下进行的。 西班牙的内战值得作最精细的注意，因为在许多方面，它乃是初步世界大战的一种演习。无论如何，斯大林是完全准备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重演他西班牙的话剧的，他这次希望更能成功地购得未来胜利者的友谊态度，他购买的方法就是证明给他看，谁都不能比他更能镇压赤色怪物，这怪物为了名称上的便利起见，还会加上“托洛茨基主义”的标记的。 共产国际的职员们接到了命令：“向左转”，于是立刻从档案中发掘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老公式来。这一新的“革命的”迂回，多半会比“民主”时期为短，因为战时大大地加速了事变进展的速度。但斯大林基本的策略方法还是同样：他把共产国际转变成一个对明天的敌人的一种革命威胁，以便在紧急关头用作一种有利的外交拉拢的交换品。斯大林没有丝毫的理由来害怕勃劳特或他这一类人的反抗。 克里姆林宫经过它顺从的记者，恫吓着说如果意大利与日本参加英法方面，俄国将站在希特勒方面参战。同时要努力使德国苏维埃化（例如见十一月十二日纽约《泰唔士报》的莫斯科通信）。惊人的招供！克里姆林宫“胜利”的铁链，已经将它那样紧密地束缚在德帝国主义的战车上，以致希特勒的可能的未来敌人，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斯大林的敌人了。斯大林之多半将在第三帝国方面参战，便及时以使德国“苏维埃化”的诺言来做掩饰。照加里西亚的方式吗？要达到这一步，只须用红军占领德国好了。经过德国工人的暴动来完成吗？但如果克里姆林宫想利用这个可能，为什么要等意大利与日本参战呢？ 这篇授意的通信的动机是显然的：一方面恐吓意大利与日本，另方面恐吓英法——借以避免战争。“不要把我推到极端，”斯大林恫吓着，“要不然我要做出可怕的事情来了。”这句话里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是虚声恫吓，也许有百分之五是模糊的希望：也许在致命的危险中革命会来搭救他。 斯大林之使德国苏维埃化的思想，与张伯伦希望在德国恢复和平保守的专制是一样的荒谬。只有一个新的世界的联盟才能在一次前所未闻的大战中摧毁德军。全能政制只能由德国工人阶级方面的大进攻才能加以毁灭。他们之进行革命，当然不是为要用一个霍亨索伦氏或斯大林来代替希特勒。 民众之战胜纳粹党的专制，将是世界史上最大的炸药之一，且将迅速使欧洲改观。觉醒、希望、热情的浪潮，将不会在苏联密封的边疆上停止的。苏联的民众仇恨那贪婪的与残酷的统治阶层。他们的仇恨只因想到帝国主义在伺隙而乘所以才抑制下去。西方的革命将夺去克里姆林宫寡头们政治存在的唯一权利。假使斯大林比他的同盟者希特勒寿命长些，那他也不会很久的。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年3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陈独秀 （1920年3月24日） 〔说明〕本文系陈独秀于1920年3月24日在沪江大学的演讲，刊载于1920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5号，另有苏灿福、陈开懋的记录文稿，作为附录附后。 “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我们社会里很流行；究竟新文化底内容是些什么，倘然不明白他的内容，会不会有因误解及缺点而发生流弊的危险，这都是我们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人应该注意的事呵！ 要问“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先要问“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 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现在新文化运动声中，有两种不祥的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重哲学；一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各国政治家、资本家固然利用科学做了许多罪恶，但这不是科学本身底罪恶；科学无用，这句话不知从何说起？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哲学虽不是抄集各种科学结果所能成的东西，但是不用科学的方法下手研究、说明的哲学，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怪物！杜威博士在北京现在演讲底《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一个是美国詹姆士，一个是法国柏格森，一个是英国罗素，都是代表现代思想的哲学家，前两个是把哲学建设在心理学上面，后一个是把哲学建设在数学上面，没有一个不采用科学方法的。用思想的时候，守科学方法才是思想，不守科学方法便是诗人底想象或愚人底妄想，想象、妄想和思想大不相同。哲学是关于思想的学问，离开科学谈哲学，所以现在有一班青年，把周秦诸子，儒佛耶回，康德黑格儿横拉在一起说一阵昏话，便自命为哲学大家，这不是怪物是什么？西洋文化我们固然不能满意，但是东方文化我们更是领教了，他的效果人人都是知道的，我们但有一毫一忽羞恶心，也不至以此自夸。西洋人也许有几位别致的古董先生怀着好奇心要倾向他；也许有些圆通的人拿这话来应酬东方的土政客，以为他们只听得懂这些话；也许有些人故意这样说来迎合一般朽人底心理；但是主张新文化运动底青年，万万不可为此呓语所误。“科学无用了”“西洋人倾向东方文化了”这两个妄想倘然合在一处，是新文化运动一个很大的危机。 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人类底行为动作，完全是因为外部的刺激，内部发生反应。有时外部虽有刺激，内部究竟反应不反应，反应取什么方法，知识固然可以居间指导，真正反应进行底司令，最大的部分还是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知识和本能倘不相并发达，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所以詹姆士不反对宗教，凡是在社会上有实际需要的实际主义者都不应反对。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罗素也不反对宗教，他预言将来须有一新宗教。我以为新宗教没有坚固的起信基础，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有人嫌宗教是他力；请问扩充我们知识底学说，利导我们情感底美术、音乐，哪一样免了他力？又有人以为宗教只有相对价值，没有绝对的价值，请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有绝对价值？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 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弟底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通俗易解是新文学底一种要素，不是全体要素。现在欢迎白话文的人，大半只因为他通俗易解；主张白话文的人，也有许多只注意通俗易解。文学、美术、音乐，都是人类最高心情底表现，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件容易误解的事。 欧美各国学校里、社会里、家庭里，充满了美术和音乐底趣味自不待言；就是日本社会及个人的音乐、美术及各种运动、娱乐，也不像我们中国人底生活这样干燥无味。有人反对妇女进庙烧香，青年人逛新世界，我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去烧香去逛新世界，总比打麻雀好。吴稚晖先生说：“中国有三大势力，一是孔夫子，一是关老爷，一是麻先生。”我以为麻先生底势力比孔、关两位还大，不但信仰他的人比信仰孔关的人多，而且是真心信仰，不像信仰孔关还多半是装饰门面。平时长幼尊卑男女底界限很严，只有麻先生底力量可以叫他们鬼混做一团。他们如此信仰这位麻先生虽然是邪气，我也不反对；因为他们去打麻雀，还比吸鸦片烟好一点。鸦片烟、麻雀牌何以有这般力量叫我们堕落到现时的地步？这不是偶然的事，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解决的问题，不是空言劝止人不要吸烟打牌可以有效的。那吸烟打牌的人，也有他们的一面理由：因为我们中国人社会及家庭的音乐、美术及各种运动娱乐一样没有，若不去吸烟打牌，资本家岂不要闲死，劳动者岂不要闷死？所以有人反对郑曼陀底时女画，我以为可以不必；有人反对新年里店家打十番锣鼓，我以为可以不必；有人反对大舞台、天蟾舞台底皮簧戏曲，我以为也可以不必。表现人类最高心情底美术、音乐，到了郑曼陀底时女画、十番锣鼓、皮簧戏曲这步田地，我们固然应该为西洋人也要来倾向的东方文化一哭；但是倘若并这几样也没有，我们民族的文化里连美术、音乐底种子都绝了，岂不更加可悲！所以蔡孑民先生曾说道：“新文化运动莫忘了美育”。前几天我的朋友张申甫给我的一封信里也说道：“宗教本是发宣人类的不可说的最高的情感（罗素谓之‘精神’Spirit）的，将来恐怕非有一种新宗教不可。但美术也是发宣人类最高的情感的（罗丹说：‘美是人所有的最好的东西之表示，美术就是寻求这个美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宗教是偏于本能的，美术是偏于知识的，所以美术可以代宗教，而合于近代的心理。现在中国没有美术真不得了，这才真是最致命的伤。社会没有美术，所以社会是干枯的；种种东西都没有美术的趣味所以种种东西都是干枯的；又何从引起人的最高情感？中国这个地方若缺知识，还可以向西方去借；但若缺美术，那便非由这个地方的人自己创造不可。” 关于各种新文化运动中底误解及缺点，上面已略略说过；另外还有应该注意的三件事： 一、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的活动。美公使说中国人没有组织力，我以为缺乏公共心才没有组织力。忌妒独占的私欲心，人类都差不多，西洋人不比中国人特别好些；但是因为他们有维持团体的公共心牵制，所以才有点组织能力，不像中国人这样涣散。中国人最缺乏公共心，纯然是私欲心用事，所以遍政界、商界、工界、学界，没有十人以上不冲突、三五年不涣散的团体。最近学生运动里也发生了无数的内讧，和南北各派政争遥遥相映。新文化运动倘然不能发挥公共心，不能组织团体的活动，不能造成新集合力，终久是一场失败，或是效力极小。中国人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为家族主义太发达的缘故。有人说是个人主义妨碍了公共心，这却不对。半聋半瞎的八十衰翁，还要拼着老命做官发财，买田置地，简直是替儿孙做牛马，个人主义决不是这样。那卖国贪赃的民贼，也不尽为自己的享乐，有许多竟是省吃俭用的守财奴。所以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底个人权利和社会公益，都做了家庭底牺牲品。“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两句话描写中国人家庭主义独盛没有丝毫公共心，真算十足了。 二、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 三、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运动底朋友不是敌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譬如中国底现实政治，什么护法，什么统一，都是一班没有饭吃的无聊政客在那里造谣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罢了。他们的争夺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 ※※※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一时，本校全体学生极有幸福，得请到陈独秀先生在大礼堂演讲，他所讲的题目就是“什么是‘新文化’运动？”。小子敬将陈先生所讲的伟论，约略记在下面，但是终不能尽遂陈先生所讲的意思，所以还要请陈先生原谅呢。——苏灿福志 今天蒙诸君宠召，很觉惭愧，现在我要讲的题目叫做“什么是‘新文化’运动”。这个题目，我从前已在上海青年会讲过了，登在报上，想诸位大概也看见过，现将这个题目再讲，其中还加添些新近的意思罢了。 “新文化运动”这一个名词，中国不论南方北方的人，都是很留心的，但是许多人还不明白这一个名词的内容，因不明白他的内容，就发生了误会，因发生了误会，就起了不满足之感。第一，要知道“文化”占了甚么的位置。“文化”运动是同产业的军事的政治的三大运动并立，“文化”的内容，就是“科学”“道德”“文学”“美术”“宗教”和“音乐”，所以“文化”三个字是这些学问的总名词，是“军事”“政治”“产业”以外的东西，不能和三者合而得一的。 中国的旧“文化”，很多不满人意的地方，所以必须要改变，且不特要改变，还要采取西洋的学说，以弥补他的不足呢。现在我对于上列的六种新文化的内容，略为分别说明一下： （一）科学科学有二种，一种叫做“自然的科学”，一种叫做“广义的科学”。大凡物理、化学、生理、天文、地质等科学均属于“自然的科学”呢，大凡社会学、伦理学、哲学和心理学，都属了“广义的科学”呢。简而言之，用了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人事就是了。古时没有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这些人事的学问，所以古代仅有哲学，但是后来的学者，用了科学的方法，从哲学中抽出了这些心理学伦理学出来，故科学是“新文化”的一种“文化”呢。但现在有人以为德国的科学，是很发达的，然而德国已被协约打败了，科学终究是无效呢。又梁任公前在时事新报说：“现在西洋人，很觉得西洋文化不甚好，要倾向于东洋文化呢”。这二个意思多错了，使他们聚在一块，是很危险的，实在因为西洋人看德国人太相信科学，受此反感，觉得科学以外，要用些精神来扶助他就是了，并不像我国人所想的，和梁任公所说的话；且西洋人同梁任公所说的话，是客气话，恐怕不能代表西洋人的真意呢。世上假使没有科学，一定很危险的，德国人因误用科学，做了坏事，并不是科学的不好；我国人有先研究旧学，然后去研究科学的，吴稚晖有一句话说：“我国人去研究旧学可以的，但是必须先要懂得西洋的学问，再去研究中国的文化”，这一句话，很是不错的，好像“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中国的旧学，须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方才可以呢，故做“新文化运动”的人，不看轻科学的。现在美国的哲学家哲姆斯所讲的情意哲学，都含有科学的基础；英国的罗塞儿、法国的博格生所讲的，一切人志的心理学，也都是用物理学等去证明的；他们并不反对科学，完全用科学去证明心理的现象，故现代的哲学，均用科学去说明了。有人说“‘新文化’运动无须用着科学的地方”，多是假造的谣言，或受了思想的误会了。前几天我从南洋公学出来后，有一个青年人，上前来问我这一段谣言，我答他说，假使真是如此，那末“新文化”做了一个大罪恶了。 （二）宗教第二我要讲宗教问题。我前时已有在报上说明我对于宗教的见解，但有许多人反对我的见解，以为“新文化”的运动，是不要宗教的；我的几个朋友也写信来质问我，说道：“你如何起来利用宗教去鼓吹‘新文化’呢”，我从前也以为宗教是无用的，但我现在不是这样了。宗教的末流，自然不能据之以批评宗教的不好，哲姆斯、罗塞儿辈，皆不反对宗教的；大凡人类的动作，均从外界的刺激而来，人已受外界的刺激，内部即起反应，在刺激和反应的中间，就是智识出来了；人所以高贵的，就是有智识呢，至于反应的好不好，要用什么法子，既反应的后来，将收怎样的效果，这都是属于智识问题了。不过反应的时候，有用智识的，有不用智识的；疆场的兵士，勇于打仗的，大概是智识简单的，因为刺激和反应的中间，没有智识商量的余地，所以他们一直等到打死，也不逃脱呢。反言之，很多有学问有智识的人，所作的坏事更加利害，故科学和智识，对于人生，是不足够的，必需要宗教，以扶助人生的本能；假使人类没有宗教，即要变成不完满。“新文化”的运动，是要使人类完满，故宗教万不能丢掉的。 （三）道德“新文化运动”的文学，我现在搁去不讲，现在所要讲的，就是“道德”三个字。我反对我国旧时的“道德”，因为是不完全的，狭义的，即如孟子所说的“人人亲其亲长其长”一句话，他以为人人知道此理，以后对于别人，也能够照此做去呢，但是不应以父母妻子为限止，应该将此孝弟主义，家庭主义，扩充至于人类的全社会，方才足够呢。不过现在“新文化运动”里面，有人对于“新道德“新家庭”，大大的误会，他们因母亲太腐旧了，就抛去不顾，这是很错的；他们对于社会的亲爱，还没有做出来，倒反先使自己的母亲，受了痛苦，非特不能够扩充“旧道德”，反将“旧道德”缩小了。此实系大误会，以为一入“新文化”的运动，母亲就不要了，此诚大错了。 （四）音乐和美术现在“新文化运动”的人，没有谈及这两件事，其实是很要紧的。美学和音乐，是人类的精华，现在社会假使没有这二种的学问，社会定要受很大很危险的损失。现在上海的新世界、大世界，许多人反对他，但是我不大反对的，又较新世界、大世界稍低下的游戏，譬如打麻雀，我也不大反对的。前天吴稚晖说：“中国有三大势力，第一是孔夫子，第二是官僚，第三算是麻先生了”，依我说起来，麻先生应当排在第一呢，大凡每个人家里头，不论男妇老少大小，都欢喜打麻雀。但我何故赞成他们打麻雀呢，因为打麻雀比较食鸦片烟好得多了，若不许他们打麻雀，使得他们没有一点儿游戏消遣，未免太苦了，因为现在社会所有的音乐和美术，实觉得太薄弱；西国人家，多备有庇阿诺或滑奥林的乐器，以便闲时作乐的；又如在日本，每十家人家中必有三四家能够弹琴作乐的；还看我中国是怎么样呢？一百家人家中，差不多没有一家人家备有乐器的，故小儿辈常常自唱歌谣，他们觉得很可乐呢，因为个个人都具有音乐的天性的。中国的美术和音乐，除了香烟公司的月份牌，和天蟾大舞台等剧园之音乐以外，可说是没有了，故每遇着新年，只看见人家锣鼓乱敲，这也是可怜可厌的，假使并此没有，那末社会真不堪设想了。女人家迷信烧香是可恨的，但他们没有再好的消遣法子，这也应该可怜的；男子可有打球等游戏，自然可不必打麻雀，吃鸦片；但如何能够不要女人烧香呢，照此老世界的人，是没有用的，要普及的，若没有普及，便做不成“新文化”了。故中国现在的社会，音乐美术要快快发达，若没有再好的游戏，消遣的法子，去代替现在的旧法子，则欲禁止旧法子，这一件事定做不成呢。 现下“新文化运动”的六种内容，已讲过了，但是“新文化”也有应注意的事情。大凡社会的“公同运动”，是中国人所缺少的，中国人都是个人单独行动，就是他们几个最好的朋友中，也常生有意见出来，南打北，北打南，都没有公同的思想，甚至于学生联合会，也生出南北的意见来，这岂不是更可希奇的事吗！中国人这一个老毛病不除去，则“新文化的运动”也将不成。然而要公同心，实在是什么的缘故呢？西洋人的公同心很发达，所以即使有做坏事的人，私心的人，也受了公同心的阻压，因而减少些罪恶了；但中国人纯粹是私心，家庭制度太发达了，就将公同心消灭了，做官做到八十岁，还要做坏事，多买田屋，为了家庭牺牲，不肯辞去了官，享享个人的安乐；又如卖国的人，并不是为他个人的谋画，也为同样的家庭的牺牲；再如守财奴，天天省得了不得，几乎一个蛋，要分开二天来吃，家财百万，藏了不用，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个人，纯作了家庭的牺牲了；故有二句诗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即足以代表中国人信守家庭主义呢。因相信家庭主义，公同心就此消灭了。人家抱他的小孩子，打开大门，便向街衢溲溺，不管大众的卫生，这便是没有公同心的明证。所以“新文化运动”，须要大家的公同心发达才好。 “新文化运动”第二件应注意的事情，便是不要抄袭西洋人的话，须要进一步再进了一步。康有为的话，自称为圣，但我们决不可说“我说的话，比康有为说的好”，自以为满足，仍还要说“后来的人所说的话，比我的话更加进步”，方才算是对呢。有人对别人说道：“你的儿子比你好”，他就不快活起来了，小学生中，假使有学问比大学生好的，大学生应当欢喜他的，所以我说“前无古人”是可以的，但不要使“后无来者”就是了。 “新文化运动”，确和“军事”“政治”“产业”三者没有同一范围的，但是能够将“新文化”的运动，加入此三项范围以内，更有完全最高的理想。世上军事是可不要的，但现下军事不能免去，什么缘故呢？我们主张使战争受了“新文化”的感化，使军士反对一切非文化的野蛮。至于说起产业方面，我想也应该如此的，也应该使“新文化”去主挥他的。现在世界资本家劳动家的冲突起来了，我们中国，虽然是没有达到这一个地步，我们应该将“新文化”去感化现在的资本家劳动家，使得资本家明白，劳动家也是人类，并不是牛，并不是马，应当好好的看待他们；也要使得劳动家知道，他们不当专受资本家压束的。 政治也应当使受“新文化”的感化，“新文化”作政治的引线，使政治日日发达，不至于争权夺利；我们应该使政治受了“新文化”的主挥，万万不可我们反受了政治的感化。现在的中国，无论南方北方，可说是没有一个好人，官僚政客军人，都是如此，无非争点权利罢了，他们哪还有时候去管国家呢！我们的“新文化运动”，断然不能受他们的利用，他们的相争，好像狗的相打，我们“新文化”的运动，只可以使狗加入，万万不可使我们加入狗里边去。 （刊载于《沪江大学月刊》第9卷第4期，1920年4月出版） ※※※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陈独秀先生三月二十四日在沪江大学演说词，陈开懋笔记） 对于这个题目，有许多误会的人，有许多不明白的人，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对于新文化的内容弄错了，内容弄错，那末是很危险的。我们现在要研究这个问题，先要晓得新文化在社会中的位置如何，他的内容究竟如何。 （一）新文化的位置，是在于军事、政治、产业、运动之外。 （二）新文化的内容，是科学、道德、宗教、文学、哲学、音乐、美学。 新文化是对于旧文化而言的。旧文化有不满意之处，新文化从而改变之；旧文化所没有的东西，新文化进而建设之。 （一）所以要促进新文化运动，第一要从科学入手。科学可分二派：（甲）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的学问，物理、化学、动植矿学、天文学等是；（乙）社会科学。用科学的方法，以研究人世间的事情。如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是。 社会中有一派人，以为德国一败涂地，岂不是科学很发达吗？可知科学无用，新文化运动是无须去研究的。这是大大的错了。我们中国人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旧学问，那末新文化运动，就蒸蒸日上。若说科学无用，只要研究哲学，哲学没有科学，是断断不行的，譬如美国的詹姆士、英国的罗素、法国的博格森，哪一个不用科学方法于人心中去呢？所以新文化运动，看轻科学，是很大的误会。 （二）新文化运动，要有宗教。因为人之兴味，人之动作，是从内部之刺激，以发生外面的反应。至于一件事情，到我的面前，我究竟反应不反应，反应究竟取什么方法，这就是智识问题了。智识没有宗教，就常常去做坏事，这智识就没有用的。所以丢去宗教，人类就不能发达完备，新文化就不能完美了。 （三）我们要促进新文化运动，还要注意道德问题。我们知道旧道德是有许多地方不对的，是不完全的，我们须要建设一种新道德，这新道德以爱字为标题，个个人以父子之爱，兄弟之爱，移而用之于四海之内，扩充到最大范围，那末就会就发达得很快了，新文化运动，就有达到完美地步之一日了。 （四）新文化运动，必须注重于文学、哲学，这是我们所晓得的，不过文学、哲学，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的。 （五）新文化运动，还有顶要紧一件事，就是音乐、美学。音乐、美学，在中国是很冷淡，所以大世界、新世界去游戏的人，是很多的；打麻雀的人，从大总统到工人，是普遍的；吸鸦片的人，是很多的；这是无怪他们的，因为他们没有消遣他们闲暇时候的法子，所以做这些事情，我们如要扫除这种不好的消遣法，我们必须要想法子，将音乐、美学发达起来。我们晓得音乐、美学，为增高人类感情的表示；欧洲家庭社会，都有的，所以他们很快乐，我们也晓得人类有音乐、美学的本性，所以要发达他们。 新文化运动，还有要我们注意的数点。 （甲）共同运动。中国因为家庭大发达的缘故，社会和个人，都为家庭之牺牲品，所以公共心消灭尽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种态度，于新文化运动，是很可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削除以前狭义的思想，大家共同来发展，那末新文化运动，就要成功了。 （乙）向前的精神。我们知道，黄金时代，不是在于上古，乃是在于将来。所以新文化运动，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儿子的学问，比他的父亲好得多；小学的学生，比大学的学生好得多，乃是进步的现象，是最可庆幸的。我们须要一代进步一代，一代发达一代，那末对于新文化运动，还有什么忧虑吗？ （丙）新文化运动，影响政治、军事、产业三种运动。我们明白新文化运动，教政治中人，不可争权夺利，并且要受新文化的支配；军事可以取消；资本家对于劳动家，当以“人”看待，这都是新文化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前途，正未可限量，愿大家勉之。 （刊载于1920年3月28日《时事新报》）
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中译本又名《论苏联国家性质》，香港十月书屋1974年出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保卫马克思主义 （中译本又名《论苏联国家性质》） 托洛茨基香港十月书屋1974年出版 附录 《论苏联国家性质》原书介 托洛茨基著 刘少严原译 再版向青编校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在斯大林官僚私党统治之下，面对着帝国主义日益严重的威胁，不得不转移它与德国寻求和解的机会主义政策，派军进入芬兰。 红军的行动，立即引爆了全球反动力量的叫嚣，声称“苏联帝国主义”实行“扩张政策”。 面对着庞大的反苏的社会压力，一些还没有完全站稳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就对托洛茨基主义派“保卫苏联”工人国家的立场产生了怀疑。 于是，一场保卫革命原则，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就无可避免。激烈的斗争就全面地在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里展开。 争论从“在大战中保卫苏联”这个立场开始，到苏联的国家性质，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资产阶级实证逻辑，再发展到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 总而言之，争论在于：马克思主义还是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 托洛茨基参与了这场思想斗争——事实上是他被斯大林所派凶手暗杀前的最后一次斗争——全面地保卫了马克思主义。 《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就是收集了托洛茨基关于这次斗争的部分文章。此书于四十年代由刘少严君译成中文，以《苏联问题与辩证法》为名出版。再版时由编校者向青君在导言中，以托派的立场，论证中共今天指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谬误。 对于要了解“社帝”本质的人，本书是必须一读。 现由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组织人员翻译出原中译本中未翻译出的书信及短篇文章，以飨读者。 ●编校者导言（向青撰，1974年5月） ○致詹·坎农的信（1939年9月12日） ●战争中的苏联：苏德条约与苏联的阶级性质（1939年9月25日） ○致舍曼·斯坦利（1939年10月8日） ●再谈苏联的阶级性质（1939年10月18日） ○公投与民主集中制（1939年10月21日） ○致舍曼·斯坦利（1939年10月22日） ○致詹·坎农（1939年10月28日） ○致马克斯·沙赫特曼（1939年11月6日） ○致坎农（1939年12月15日） ●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1939年12月15日） ○致约翰·赖特（1939年12月19日） ○致马克斯·沙赫特曼（1939年12月20日） ○致全国委员会多数派的四封信（1939年12月26日-1940年1月4日） ○致约瑟夫·汉森（1940年1月5日） ●给盘纳姆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940年1月7日） ○致坎农（1940年1月9日） ○致法雷尔·多布斯（1940年1月10日） ○致约翰·赖特（1940年1月13日） ○致坎农（1940年1月16日） ○致威廉·沃德（1940年1月16日） ○致约瑟夫·汉森（1940年1月18日） ●小创不治必成坏疽（1940年1月24日） ○致马丁·阿伯恩（1940年1月29日） ○致艾伯特·戈德曼的两封信（1940年2月10日，1940年2月19日） ○回到党内来！（1940年2月21日） ○“科学与风格”（1940年2月23日） ○致詹姆斯·坎农（1940年2月27日） ○致约瑟夫·汉森（1940年2月29日） ○致法雷尔·多布斯的三封信（1940年3月4日，1940年4月4日，1940年4月16日） ○小资产阶级道德家与无产阶级政党（1940年4月23日） ●芬兰事件的总结算（1940年4月25日） ○致坎农（1940年5月28日） ○致艾伯特·戈德曼（1940年6月5日） ○论“工人党”（1940年8月7日） ○致艾伯特·戈德曼（1940年8月9日） ○致克里斯·安德鲁斯（1940年8月17日） 附录： ○科学与风格——回应托洛茨基同志（1940年2月1日） ○关于詹姆斯·伯纳姆退出工人党的声明（1940年5月21日） 〔说明〕现将此书的目录按原书顺序重新编排。 ●表示原香港十月书屋1974年出版的篇目， ○表示中马库组织补译的篇目。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年3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陈独秀 （1920年3月20日） 〔说明〕本文系陈独秀于1920年3月20日在青年会征求会员大会闭幕典礼上的演讲，曾载于1920年3月21日出版的《申报》与《民国日报》，原文均无标点。 青年会征求会之结束会 ——陈独秀演说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此题意广，而时间局促，万难作详细之解释，今且将此题简单为诸君解释之。解释新文化，必先明其方位，新文化含有三种性质，即经济、实业与军事是也。军事者，即所谓武化运动是也。文化中所有之要点，不外科学、文学、哲学、道德、宗教五种。现在新文化运动之澎湃，固尽人皆知，但不能不防其将来于此种运动上有所误会，所以请一一解明之。 今先从学问方面讲起。德国为发展科学最烈之国，欧战以后，德国败绩，科学亦将从之消灭；西方古怪之人，且专从事于哲学，因有此点，而于文化运动方面，乃发生一极大之危机矣。发展学问，可以达于文明，我国于学间上一无条理，故不能整顿文明。我国之科学，本甚幼稚，今且欲将此极幼稚之胚胎并废之，其与学问上有何益乎？况无论经济社会，必须将旧者整顿，之于科学上又须尽力训练，而何反废除之乎？总之欲发展新文化，必须先整顿旧文化。学问又分思想与幻想二种，而思想于幻想之区别极大，无科学之哲学，乃完全幻想也，所以科学万不可废弃之。 道德亦是新文化上最要之点。我侪何以不赞成旧道德，并非谓可以无道德，因旧道德之义太狭，其所施之道德，仅至家庭而止；道德之大意，仅一爱字，爱决不可自己一人发生，惟必须各人对各人发生者，或一人对数人发生者；以前之道德为忠孝，现在所须提倡之道德为人道，即以前之道德对于自己一人之爱，现在所须提倡之道德，为对于他人之爱，将忠孝之范围扩大，即成为人道矣。 但现在提倡新文化者之见解亦有误会之处。有人以为父母或前辈皆已古旧，皆已陈腐，发展新文化，必须组织新家庭，于是乎不得不与旧家庭脱离，所以现在极多倡脱离旧家庭之说者，余则以为不然。非余袒护旧派人物，盖亦有一种见解焉：旧家庭之范围，本甚狭小，欲达到良好的家庭之目的，非扩充张大不可，今非徒不扩张之，而反将原有之家庭缩小其范围，使其各治其事，不能联络，此意实大背新文化运动之其义也。 宗教亦新文化之一要点。余非迷信宗教者，但余以为万物皆须择其善者而取之；宗教非尽不善者，视其有无价值而定取舍，如此种宗教，于个人或社会有益者，不妨取之，盖弃之殊为可惜也，且不能因与个人作对，而必以善者诬之曰恶。 文学方面之美学与音学，为最重要，确是文明之精粹，此二种均可见人民最高性情的表示，均可增进人民之乐趣。欧西人民有乐趣者，十家有其一，日本则百家有其一，我国则十家中且不得其一矣，盖皆因此二种学间之不得发展也。有人反对京戏锣鼓者，余亦当极力反对之；我国之乐器，至于今日，惟戏剧院中之锣鼓耳，若并此音学之影像亦去之，则此学从此无生望矣。至于美学，则更无所发展，惟各种月份牌上之美女，飘摇骗市。故我国人民，最高性情之表示，仅月份牌上之美女，及戏院中之锣鼓而已，不亦可叹哉！ 文化运动，完全社会性的，并非单独的；以前仅使个人得其机会，又无所为团体，无所为会社，即有群众之运动，亦不能常存；三人一团者或有之，十人以上，则难得矣；盖咸缘人民之无共同心也。政治有南北之分争，即学生中亦有分争，妒忌心人皆有之，即西人亦未尚无之也，惟一方面有妒忌心，而一方面又当有共同心，方不致分争矣。我国各方面之分争，因只有妒忌而无共同心也。我国之家庭之共同心，完全消灭，古语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于此可知我国家庭之一斑矣。我国人民个人仅知对于家庭，有极大之牺牲，且尽力将社会上之种种事业，为家庭之牺牲，其无丝毫之共同心，于斯可见矣。政治之分争，学校之捣乱，商业之失败，莫不因此而然。 为今之计，非改变旧习惯不可，而在此新文化中，必须免去抄袭之弊，而竭力创造，不可塑欧西之皮毛，以发展于我国。盖欧西所创造之事，未必皆善，我又何必一一仿效之；我人创造者，未必皆不善，我又何必放弃之。永远创造，即有永远的新文化；一时不创造，即落人之后，遂成为旧文化矣。 （刊载于1920年3月21日《申报》） ※※※ 陈独秀在青年会演说 文化运动的内容，不过是“学问”“道德”以及“宗教”并文化运动之外而与文化运动极有关系之“普通医学”“音乐”。就学问说，须有研究而成思想，思想是有研究的评判，无研究的思想便是幻想，所以希望诸君要有有研究的思想，勿为盲从之幻想。就道德言，中国旧时之道德，范围太小，只能及于“长其长亲其亲”而已，现一般所称的新道德，是普遍到全体的，“长”和“亲”实无新旧之分，只有范围之分。就宗教言，以前我以为宗教不过一种迷信，然以现在论之，只须除去关于迷信之处，有关人道主义之处，还须保留之。就音乐言，音乐最足表示人之感想与品性，然中国音乐极幼稚，希望诸君对于音乐加以研究，俾得养成静密之德性。中国人最缺乏者为共同性，此为文化运动之大阻力，研究学问，要有共同性且有学者研究之态度。新文化运动是创造的，不是因袭的，不特中国旧文化宜作如是观，外国旧文化亦宜作如是观，故一日无创造之精神，即一日不能继续发展新文化云云。 （刊载于1920年3月21日《民国日报》）
马克思经济学的新评价——介绍《资本论》卷一的节本（托洛茨基，刘少严〔刘家良〕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刊物《西流》->第二期（1940年4月）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马克思经济学的新评价 ——介绍《资本论》卷一的节本托洛茨基著，刘少严〔刘家良〕译 贡献给读者的是一本什么书？ 本书系用马克思自己的文字，简洁地叙述着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原理。终究说来，直到如今还没有一个人能比马克思本人更好地阐明价值底劳动学说。[1] 马克思的某些立论，尤其是在那最困难的第一章里的，对于未入门的读者也许像是太过于推敲、细分或“玄学”了。事实上，这种印象之发生，皆因为读者不惯以科学方法来处置表面似乎是惯常的现象之故。商品已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那样普遍、那样习惯和熟识的一部分，竟使我们连想也想不到去考察一下：何以人们会把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重要东西拿去交换毫无用处的金银饼了。问题还不限于商品。所有市场经济的范畴都好像当作自明之理，毫不加以分析便被人接受了，仿佛它们都是人类关系底自然的基础似的。经济过程的实体虽是人类劳动、原料、工具、机械、分工，以及必须在劳动过程参加者中间分配完成的生产品等；但如“商品”、“货币”、“工资”、“资本”、“利润”、“税”等范畴还依然只是经济过程底各个不同方面在人类头脑中的半神秘的反映，这个经济过程是人类所不了解的而且也不是受他们支配的。要把它们（即指上述的范畴。——译者）解释明白，则一种彻底的哲学分析便不可少。 在美国，拥财百万的人便被指为“价值”百万，在这个国度里，市场的概念比之任何别的地方都来得深入人心。但直到最近，美国人还很少想及经济关系的性质。在最有势力底经济制度的国土中；经济理论仍是极度贫乏。只有目前美国经济底深刻的危机，才直率地使舆论碰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总之，无论谁如果没有克服那种无批判地接受经济发展反映于头脑的现成观念的习惯，又无论谁如果没有随着马克思的步趋，领悟商品之为资本主义有机体底基本细胞的实质，谁便证明永远不能科学地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底最重要的表征。 马克思的方法 人类自从把科学当作自然底客观循环的认识而建立起来之后，他便顽固地、执拗地使自己离开科学，替自己保留一个所谓与超感觉的力量（宗教），或与无时间性的道德戒律（观念论）相媾通的特权。马克思确定而永远地给人类剥去这些可憎的特权，把人看作物质自然底演进过程中的一个自然的环节；把人类社会看作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把资本主义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 马克思的目的并不是去发见经济的“永恒规律”。他否认这种规律的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各种不同经济制度底绵续的历史，而每一种经济制度则按照它自身的规律而活动着。从一个制度过渡到另一制度经常由生产力的生长，即技术及劳动组织的生长来决定。在未到达某一点之前，社会的变化性质上是量的变化，而且并不改变社会的，亦即占优势底财产形式的根基。当成熟的生产力再也不能自限于旧式财产形式之内时，便到达了某一点；于是社会秩序来了一个急激的，伴着震动的变革。原始共产体为奴隶制所代替或补充；奴隶制又由农奴制度及其封建的上层建筑所嬗迁；十六世纪城市的商业发展给欧洲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秩序，这个秩序往后又经过了几个阶段。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里并不是研究一般的经济，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个经济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他只是顺便提到其他的经济制度，以便说明资本主义的特质。 原始的农民家族的自足经济用不着“政治经济学”，因为它一方面受自然力，另一方面受传统力量的支配。希腊人或罗马人底独立的建筑在奴隶劳动上面的自然经济受着奴隶主底意志统治，而奴隶主的“计划”又直接受自然及习惯律的决定。关于中世纪的庄园及其农奴也可以同样说法。在上述所有的例子中，诸经济关系就其原始的粗糙性上看来，是清楚和透明的。但近代社会的情形却完全不同。它破坏了旧式的独立的联系和世袭的劳动方式。新的经济关系已把城市和农村，省份和国家连接起来。分工已包括了这个星球。但这种关系虽然打破了传统和常规，它本身却并不是按照某种确定的计划，而是离开人类底意识和先见而形成的。人、集团、阶级、民族的互相依存导源于分工，它不受任何人指挥。人们互相为他人工作，却互相不识，不问彼此的需要，而希望，甚至深信他们的关系总能自行调整。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做，或者不如说，他们习以为常地做。 在资本主义社会成员底主观的意识——意向或计划——中找求资本主义社会反复运动的原因是极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底客观的反复运动是在科学开始认真考虑它们之前便形成了的。直到如今，极大多数人还不晓得那些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马克思方法的全部力量就在他之观察经济的现象并不是根据某些人物的主观点，而是根据整个社会发展底客观的观点，这犹之乎一个实验的自然科学家之观察一个蜂房或一个蚁窝一样。 对经济学有决定意义的是人们做什么和如何做，并不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想些什么。社会的基础不是宗教和道德，而是自然和劳动。马克思的方法是唯物的，因为它是从存在到意识而不是走相反的道路。马克思的方法是辩证的，因为它把自然和社会两者都当作它们是在演变着来看，而演变自身又是冲突力量底不断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与官家科学 马克思有他的前驱者。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在资本主义已衰老之前，在它开始恐惧明天之前，达到了它的最隆盛时代。马克思对这两个伟大的古典学者，寄予深深感激的美意。但古典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就是把资本主义看成为人类永远的正常生活，而不视为仅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一开始便批判这种政治经济学，暴露它的错误，同时也暴露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及指出它崩溃的必然性。 科学并不是在学者底隐闭的研究室中而是在充满血肉的社会中获得它的成果。一切使社会破裂的利益和情感都在科学，——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即贫富之学的发展上散布它们的影响。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的理论家背弃剥削制度底科学的分析，而忙于经济事实底乏味的描述，经济底过去的研究，最坏的就是他们为辩护资本主义制度而把事情全般伪造。目下在官家教育机关中教授着以及在资产阶级报纸上鼓吹着的经济学说，虽然贡献不少重要的实际数据，但它却非常无能去概括整个经济过程及发现它的规律和远景，它也一点不想这样做。官家的政治经济学是死亡了。 劳动价值律 在现代社会里人类的主要联系是交换。任何加入交换过程中的劳动生产品都成为一个商品。马克思着手他的研究由商品始，且从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底基本的细胞中推出那些社会关系来，这些关系客观上已在交换的基础上面，离开人类的意志而自行形成。只有依照这个方法才能解决这个基本的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然每一个人都为他自己着想，没有一个人为大家着想，那末又怎样给生活所必需的各种不同的经济部门造成相对的比例呢。工人出卖他的劳动力，农民把他的生产品拿到市场去，贷款者及银行家贷款，商店老板供给各种商品，工业家建立工厂，投机商人买卖股票和公债——每一个人都有他一己的打算，他一己的私人计划，他一己的对工资或利润的关心。但从这种个别努力和行动的混沌一团中却浮现一个经济的整体出来，不错，这个整体并不是和谐的而是矛盾的，但它不仅给社会以存在的可能，而且还给它以发展的可能。这个意思就是说，混沌毕竟不是完全混沌，它是按照某种方法机械地，如果不是意识地，被调节着的。要了解那种给经济各个不同部分造成一个相对平衡状态的机械作用，就是去发现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 显然的，那些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各个不同领域——工资、价格、地租、利润、利息、信用、股票交易——的规律是数量繁多和复杂的。但最后计算起来，它们都归结到马克思所发见和彻底暴露的一个单纯的规律；那就是劳动价值律，这个规律确实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调节器。这个规律的内容是简单的。社会保有一定量活的劳动力的存储。这一力量加工于自然而生产满足人类欲望所必需的生产品。因为在独立生产者之间发生分工，生产品便采取商品的形式。商品先是直接的，最后便经过黄金或货币的中介，互相按照一定的比率而交换。诸商品的基本性质以某一定的关系来使商品互相平等，这个性质就是支出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抽象的劳动，一般的劳动——亦即是价值的基础和尺度。在几千百万分散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并未使社会解体，这就是因为诸商品乃按照耗费在商品上的社会必需劳动时间来交换。市场作为一个交换的角逐场，由接受和拒绝商品来断定它们本身是否包含社会的必需劳动，因之决定社会所必需底各种不同种类商品的比率，并因而又决定依照各种不同产业的劳动力的分配。 但市场的实际过程较之这几行字所叙述的要无限的复杂。因此，价格便围绕着劳动价值而摆动，摇摆于它们底价值的上下。这种背离的原因，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已有充分的解释，《资本论》第三卷就是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但虽然在个别的场合，诸商品底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分歧也许很大，全部价格的总和却等于全部价值的总和，因为最后计算起来，社会所支配的只是人类劳动已创造了的价值，价格不能打破这个界限，甚至连托拉斯的独占价格也包括在内；劳动没有创造新价值的地方，就是煤油大王洛克菲勒也不能获得什么。 不平等与剥削 但是假如诸商品是按照投在它们里面的劳动量来互相交换，那末怎样从平等中产生出不平等来呢？马克思暴露诸商品中之一个商品的特殊性质来解决这个谜，这个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基础：即，劳动力。生产手段的所有主——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它像其他一切商品一样，按照投入它里面的劳动量，亦即按照工人延续生命和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手段来估值。但这个商品——劳动力——的消费就是工作，即，创造新价值。这些价值的分量比之工人自己所领到的以及他为了维持他生活所支出的价值量还要大。资本家购买劳动力为的是剥削它。不平等的根源就是这一剥削。 生产品中用以补偿工人自己底生活费的部分，马克思称作必需的生产；工人生产超过于此的部分，则称作剩余生产。剩余生产一定要由奴隶生产出来，否则奴隶主便不会保持任何奴隶。剩余生产一定要由农奴产生出来，否则农奴制对土地贵族便没有一点用处。剩余劳动也同样要由工资工人生产出来（程度只有更大），否则资本家就用不着购买劳动力。阶级斗争无非是争取剩余生产的斗争。凡是占有剩余生产的人便是天之骄子——占有财富，占有国家，把持教会、法院、科学和艺术。 竞争和独占 剥削工人底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由竞争来决定，竞争在长期间已成了资本主义进展的大发条。大企业比之小企业享有技术上、财政上、组织上、经济上以及最后，但意义并不最小的政治上的便利。资本的总额较大也就能够剥削较大数目的工人，而它也就必然从竞争中获胜。这便是资本底积集（Concentration）和集中（Centrallzation）过程的不可更动的基础。 当竞争刺激技术的进步的发展时，它不仅逐渐消灭那些中间的阶层，而且还消灭它自己。在中小资本家底死尸和半死尸之上浮现一些数目愈来愈小而势力愈来愈大的资本主义大王出来。因此从公平的、民主的、进步的竞争中生长出无可挽回底有害的、寄生的、反动的独占。它的霸权在前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确定，而在本世纪初又获得固定的形式。现在则独占的胜利已被那些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正式的代表[2]公开承认了。但当马克思进行他的预测，最先从资本主义特有的趋势中推论出独占时，资产阶级世界还视竞争为一个永恒的自然规律呢。 独占消灭竞争，表示资本主义社会解体的开始。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创造大发条而且是资本家的历史的护符。同时竞争的消灭又表明股票所有者转变为社会的寄生虫。竞争必须有若干自由，一种自由的大气，一个民主的与商业世界主义的政制。独占却需要一个尽可能极权的政府，关税壁垒，“它自己的”原料来源和买卖的竞争地盘（殖民地）。在独占资本的解体中，最时髦的便是法西斯主义。 财富底集中与阶级矛盾底生长 资本家们及其拥护者们想用各种方法使财富集中的真实程度瞒过人民的眼睛，同时也瞒过收税员的眼睛。不管事情已怎样明白，资产阶级报纸尚企图支持资本投放底民主分配的幻想。纽约《泰晤士报》在驳斥马克思主义者时指出：现在有三百万至五百万分立的劳动雇主。不错，合股公司较之三百万至五百万雇主代表着更大的资本集中，但美国却有“五十万个股份公司”。人们之所以要玩弄总数与平均数字的方式，并不是为的揭露而是为的隐藏事物的真相。 从战争爆发一直到一九二三年，美国工厂的数目从指数一〇〇跌至九八·七，而工业生产的总数则从一〇〇增至一五六·三。在轰动一时的繁荣的几年当中（一九二三—一九二九年），当每一个人都好像在大发横财的时候，厂数由一〇〇跌至九三·八，而生产则由一〇〇增至一一三。商业机关的集中受了它们底笨重的物质体的限制，远落在它们底灵魂，即所有权底集中的后面。一九二九年美国确实有三〇〇,〇〇〇以上的股份公司，诚如纽约《泰晤士报》所云。但有一点必需附带说明的，就是这些公司中的二百家，即占总数的百分之〇·〇七，直接支配着所有公司底百分之四九·二的资产。四年之后，这个百分率已升至百分之五六，在罗斯福政府当权的几年当中，它无疑的升得还要高。在这二〇〇家领袖的合股公司里面，真正的支配权又属于很少的少数。[3] 在银行和保险界内也可看出同样的过程。美国五个最大的保险公司不仅已吸收了其他公司，甚至还吸收了许多银行。银行的总数是缩小了，实际上却是被吸收了，主要是采取所谓“合并公司”的形式。这种变动的程度迅速增加了。在银行之上长出一个太上银行的寡头贵族。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合并而成为金融的太上资本。假定产业与银行的集中将以与过去二十五年内同等的比率进行——事实上集中的速度正在加大——那末在将来二十五年的过程中，独占家一定要吞没国家的全部经济，连穷寡妇的两个小钱都不给留下。[4] 本文之引用美国统计只是因为它们更精确和更动人吧了。实际上，集中的过程是国际性的。通过资本主义的各个不同阶段，经过行情变动的盈亏，经过所有政治制度，经过和平时期又经过武装冲突的时期，一切大财产之集中于数目愈来愈少的人之手，已在进行而且将无底止的继续下去。在大战的几年中，当各国方流血至死时，当资产阶级的政治机关在公债的重压之下破裂时，当财政系统已陷入深渊时，独占家后面拖着中等阶级，从血污中取得空前的利润。美国最有势力的公司在战争几年当中把它们的资产增加了两倍、三倍、四倍和四倍以上，而且还使它们的红利膨胀至百分之三百、四百、九百和九百以上。 一八四〇年，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之前八年，那位著名的法国作家，阿勒西·德·托克菲尔在他的《美国之民主主义》一书中写道：“大财富有消灭之势，小资产的数目在增加。”这种思想已被重复述说过无数次，先是援引美国，后来又援引其他年青的民治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然，托克菲尔的观点在他自己那个时代已是错误的了。但财富的集中还只是在美国内战之后，亦即在托克菲尔死之前夜才开始。在本世纪初，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已占有该国全部财富的半数以上；在一九二九年，同样的百分之二占有国富的五分之三。同时，三万六千富有之家的收入等于一千一百万户中等及贫苦之家的收入一样大。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恐慌中，独占机关却不用乞诉公家的慈善；相反的，他们比从来更甚地高出于国民经济底一般衰落之上。随后在“新规约”酵饼上发生的动摇的产业复兴中，独占家们又撮取了大量的乳精。失业的数字充其量也不过从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减至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不超过六千成年人——积蓄了出奇的红利；这便是罗伯特·霍·杰克逊大律师充任美国反托拉斯助理检事长时，用数字证明了的。 但是，这个抽象的概念，“独占资本”，在我们看来却是充满了血肉的。它的含义无非是少数家族[5]为血族的纽带和共同利益而连接成功一个特殊的资本主义寡头贵族并支配着一个伟大国家底经济和政治的财产。人们一定迫得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集中律已出色地实现了！ 马克思的学说已陈旧了吗？ 竞争，财富集中及独占等问题自然要引出这个问题，即，究竟在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只具有历史的兴味——比如亚当·斯密的学说一样——抑或它仍旧有实际的意义呢。答复这个问题的标准是简单的：假如这个学说正确的估计发展的方向而且较之其他学说更好的预见未来，则它仍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进步的学说，即使它已有了几十年之久。 著名的德国经济学者维纳·桑巴特在他涉世之初确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后来则把马克思学说底较革命的部分通通加以修改，他用他自己的《资本主义论》来对抗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这部书或许就是最近资产阶级经济辩护士的最著名的表现。桑巴特写道：“卡·马克思预言：第一，受雇工人底贫穷累增；第二，一般的‘集中’伴着工匠及农民阶级的消灭；第三，资本主义底终局的崩溃。这样的事一宗也没有实现过。” 桑巴特提出他自己底“严格科学的”预测来对抗这一错误的预测。照他说来，“资本主义在其最繁盛时代已开始自行转变，它将继续采取同样的方向从内部自行转变：它愈加年久，则它将愈加平静、沉着和合理。”让我们来证验一下看，如果光是依照着两个基本路线，究竟哪一条正确；究竟是预测灾劫的马克思呢，还是以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名义认定万事会被“平静地、沉着地、合理地”调整的桑巴特呢。读者将同意：这一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一）“贫穷累增说” 马克思在桑巴特之前六十年写道：“一极是富的积累，因此同时在相反一极，即，在那个以资本形式生产产品的阶级方面，便是贫穷、劳动痛苦、奴隶制、无知、野蛮、心智堕落底积累。”马克思这一命题，在“贫穷累增说”，这一名称之下，已受到过民主主义者的及社会民主改良派的不断攻击，尤其在一八九六—一九一四年的时期中，当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且对工人，特别是对工人底上层作某些让步之时。世界大战之后，当资产阶级为它自身的罪恶及十月革命所震惊而走向广告式底社会改良（这种改良的价值立即又为通货膨胀及失业所取消）的道路时，资本主义社会渐进转变的学说，在那些改良家和资产阶级教授看来仿佛已有充分的保证了。桑巴特在一九一八年向我们保证说，“雇佣劳动的购买力已与资本主义生产扩展正比例的增长。”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最繁荣的时期中，当劳苦群众某一层份（这一层份有时是颇为广大的）底生活水准的上升掩盖了国民收入中无产阶级应得部分的削减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矛盾却加重了。因此恰好在陷于衰落之前，美国的工业生产，例如于一九二〇年与一九三〇年之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支付工资的总额则仅提高百分之三十，这就表示国民收入中劳动应得部分的惊人的减低。一九三〇年失业开始一种不祥的增长，一九三三年对失业工人多少作有系统的救济，但这些失业工人在救济金的形式中所领得的几乎还没有他们在工资的形式中所损失的一半。一切阶级不断“改进”的幻想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群众生活水准底相对的低落已代之以绝对的低落。工人们开始节省一点儿鄙啬的应酬，后来又节省他们的衣着，最后则节省他们的食粮。具有平均质地的货物和生产品被次货顶替，次货又被最坏的来顶替。工会开始好像成了这么一个人，他在迅速下降的电梯中绝望地靠着扶手往下降落。 美国拥有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但占有了全世界财富的百分之四十。可是诚如罗斯福本人所承认的，该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营养不良、衣着不足且在非人的情形底下生活的。那末，对于那些享受较少特权的国家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自从上一次大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已无可辩驳地证实了那所谓“贫穷累增的学说”。 法西斯政制只是把任何帝国主义底资本主义所固有之没落和反动的界限归结到极度而已，当资本主义的堕落已不能保持那提高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幻想时，法西斯政制便成了必不可少的了。法西斯独裁就等于公开承认赤贫化的趋势，这一趋势，那些较富足的帝国主义民治国还在设法加以掩饰。莫索里尼和希特勒以那样的憎恨来迫害马克思主义，分明因为他们自身的政制就是马克思主义预测的最可怕的确证。当戈林以他所特有的刽子手和丑角的口吻宣称大炮较黄油为重要，或者当加利奥斯特罗—加沙诺瓦—莫索里尼劝意大利的工人把黑衫上的肚带束得紧些时，文明世界都愤愤不平，或假装愤愤不平起来。但实际上在帝国主义的民治国内不也发生同样的事情么？黄油到处都用来涂大炮了。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工人虽然没有着黑衫，也学着拉紧他们的裤带了。 （二）产业后备军与失业者的新的次阶级 （NewSubclassoftheUnemployed） 产业后备军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机构的一个不可少的构成部分，这犹之乎工厂堆栈中得贮藏着机器和原料，或商店中得存贮些完成的生产品一样。假如没有劳动力的存储，则一般的生产扩张既不可能，就是使资本调节于工业行情变化底周期的涨落也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发展底一般的趋势——牺牲可变资本（劳动力）而增加不变资本（机械和原料）——中，马克思得出这个结论：“社会的财富愈大——产业后备军也愈大——一种固定的过剩人口的总数愈大——公认的贫穷也愈大。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底绝对的总法则。” 这个命题——与“贫穷累增说”不可解的连接一起，且几十年来便被斥为“夸大”、“别有作用”和“妖言惑众”——现在却已成为事物真相底无可非议的理论的反映了。目前的失业军再也不能视为“后备军”，因为它的基本队伍再也不能有任何复工的希望；相反的，它还必然由新的失业者之不断流入而膨胀起来。解体中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一整代永无职业又无就职希望的青年人。这个处在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之间的新的次阶级不得不牺牲社会的财富以求生存。据估计，在九年（一九三〇—一九三八年）之内，失业已从美国的经济中消去了四三,〇〇〇,〇〇〇余成人劳动年（labourmanyear）。[6]一九二九年，到了繁荣的最高点，在美国有两百万失业者，又在上述的九年内，有工作能力而无工可作的工人数目已增加了五百万，把这两者合起来看，则所丧失的成人劳动年的总数一定还要无比的大。一个社会制度受了这样一种疫病的侵袭，已病入膏肓了。这种病症的适切的诊断差不多在四十年前，当这个病的本身还只在萌芽时代便已做出了。 （三）中等阶级的没落 表明资本集中的数字附带指出中等阶级在生产中的比重以及它在国民收入中的应得部分已不断的低落，而小产业不是完全被吞没，便是被贬黜和被夺去它们的独立性，而成为不可忍受的劳苦与绝望的贫乏之唯一标记。不错，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已大大地引起工程师、经理、事务员、书记、律师、医生——一句话，即所谓“新中间阶级”这群人的增加。但这一阶层的增长，就是对马克思也已经不是神秘的了，和旧中间阶级很少有共同之点，旧中间阶级因为占有自己的生产手段，它便有一个经济独立的确实保证。那个“新中间阶级”则依赖资本家较之依赖工人更密切。真的，中间阶级多分是他们的工头。而且，在中间阶级之中也已发现了大大的生产过剩及其社会地位的堕落了。 像上述美国前任检事长荷马·斯·卡明斯那远离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说：“可靠的统计报告证明许多工业的单位已完全消灭了，且证明有这样的事发生，即，小商家之逐渐的消灭已成了美国生活的一个动力。”但桑巴特反对说：“一般的集中伴着工匠及农民阶级的消灭”尚未发生。马克思像每一个理论家一样，他一开始便使那些根本的趋势按照其纯净的形式孤立起来，否则要想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便完全不可能了。但马克思本人却充分能够借助于具体的分析把生活的现象当作不同历史因素底结合的产品来观察。牛顿的定律确乎没有为这一事实所推翻，即，诸物体下落的速律随各种不同的条件而变化，或星球运行的轨道会遭受扰乱。 为要了解那所谓中间阶级的“顽强性”，最好还是记着中间阶级之没落与这些没落阶级之转变为无产阶级，这两种趋势发展，并不采取平衡的步骤也不达到相同的程度。因为机械对劳动力的优势不断增大，故中间阶级没落的过程愈往前发展，则它愈要超过他们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其实在某一个时机中，后者一定完全停顿而且甚至往后退。 正好像生理学定律的作用，在一个正在生长的有机体中产生的结果，与在一个正在死亡的有机体中产生的结果并不相同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定律在一个发展的和一个解体的资本主义中也以不同的方式来证实的。这种不同在城市与农村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得特别清楚。美国的农业人口较之总人口虽然按照比较缓慢的比率增加，但一直到一九一〇年，它的总数已达三二,〇〇〇,〇〇〇以上时，它的绝对数字仍继续增加。在往后二十年中，虽然该国的总人口迅速增加，但农业人口却跌至三〇,四〇〇,〇〇〇，即减少了一,六〇〇,〇〇〇人。但一九三五年它又重新升至三二,八〇〇,〇〇〇，比之一九三〇年膨胀了二,四〇〇,〇〇〇。这样的变化，初看起来是奇怪的，但它一点也没有推翻城市人口靠牺牲农村人口而增加的趋势，也没有推翻中间阶级分化的趋势，同时它倒还极其有力的表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解体。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五年底严重恐慌的时期中，农业人口的增加简单地由这一事实来解释，即差不多有两百万城市人口，或更恰当的说，两百万饥饿的失业者迁入农村——到农民放弃了的地区或他们底故乡的农场去，以便把他们被社会排弃了的劳动力运用于生产的自然经济，同时也好苟延一种半饥饿的残息，不致完全挨饿。 因此，问题倒不在于小农民、工匠和商店老板的稳定，而在于他们底状况的极度无告。中间阶级不是未来的一个保证，而是过去的一个不幸的和悲惨的遗物。资本主义虽不能完全除去它，但它已设法把它缩小到卑下和穷迫的极致。农民不仅被剥夺了他那块土地所应纳给他的地租和他投下的资本的利润，甚至还被剥夺了他底工资的大部分。同样的，城市中的小人物也在痛苦中度着他们经济生活与死亡之间的短促岁月。中间阶级之并未无产阶级化而只是因为它已赤贫化了吧。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也很难找出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论据来反对马克思。 （四）产业恐慌 前世纪末及本世纪初的标记便是资本主义造成了这样势不可当的进步，仿佛周期的恐慌只是一些“偶然的”烦恼了吧。在差不多普遍的资本主义的乐观时期中，马克思的批评者向我们保证说：托拉斯、辛迪加和卡特尔底全国的和国际的发展，实行了对市场之有计划的管理，且预示出对恐慌的最后胜利。据桑巴特说，恐慌已于战前被资本主义的机构本身“废除”了，因此，“在今天，恐慌的问题实际上使我们不感重要了。”现在，仅仅十年之后，这些话都好像是空洞的滑稽之谈，同时只有在我们这个时期，马克思的预测才充分显露出它悲痛的论据之足信。 资产阶级报纸半吞半吐地想否认独占的存在，但它又利用这同一的独占来半吞半吐地否认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假如六十家族操纵了美国的经济生活，纽约《泰晤士报》讽刺地说，“那就证明美国资本主义不是‘无政府的’和‘无计划的’……而是以伟大的灵活性组织起来的了。”这个论据是打错了靶。资本主义已不能把它的任何一个趋势发展到底。恰如财富集中之没有废除中间阶级，独占也没有废除竞争，它只是压迫它和不断破坏它吧了。各种各色不同的计划与六十家族中每一家族的“计划”一样，一点也不顾到调整经济的各个不同部门，而只顾牺牲其他集团和牺牲整个民族来增加他们自己底独占集团的利润。最后的估计起来，像这一类计划的交叉，只有加深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吧了。 一九二九年的恐慌爆发于美国，正是桑巴特宣布他的“科学”极不重视于恐慌问题之后一年。美国经济从空前繁荣的顶点被投进异常衰竭的深渊去。在马克思时代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像这样大的震动的！美国的国民收入于一九二〇年已升至六十九万万美元，第二年便跌至五十万万美元，即跌去百分之二十七。因为随后几年的繁荣，国民收入又重新上升，一九二九年达到它的八十一万万美元的最高点，但一九三二年又跌至四十三万万美元，即跌去一半以上！采用一九二九年底劳动和收入的标准（当时“只”有两百万失业者），在一九三〇—一九三八年九个年头之内大约损失了四千三百万人的劳动年和一百三十三万美元的国民收入。假如所有这些还不算是无政府状态，那末这个名词的意义又可能解作什么呢？ （五）“崩溃学说” 在马克思逝世时期和世界大战爆发之间，中间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会官僚的心坎，几乎完全被资本主义的成功迷醉了。逐渐改进（“演进”）的思想好像已永远妥当，而革命的思想则被认作只是野蛮主义的一个遗迹。马克思的预测被对抗以本质上相反的预测，即关于国民收入底更平衡的分配，阶级矛盾底缓和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底逐渐改良的预测。让·饶勒斯，这位在那个古典时期一个最富于天禀的社会民主党人，希望逐渐用社会的内容来充质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的实质就在这里。这就是另一抉择的预测。它现在留下什么来呢？ 在我们这个时代，独占资本主义的生活就是一连串的恐慌。每一个恐慌就是一个灾难。因为要借助于关税壁垒、通货膨胀、增加政府开销和借债来解救这些部分的灾难，便又准备了新的，更深刻和更广泛的恐慌。市场、原料和殖民地的争夺使军事的灾难成为不可避免。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准备革命的灾难。桑巴特说年老的资本主义愈来愈变成“平静、沉着和合理”，确实令人难于苟同。说她正在丧失它底理性的最后痕迹也许更适当些。 资本主义的衰朽 市场的支配对于社会不管如何浪费，人类在某一阶段，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仍然经过部分的和一般的恐慌而自行生长、发展和富足起来。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在那一个时期内仍旧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因素。但是现在，价值法则的盲目的支配，已拒绝继续服务了。人类的进步已陷入死巷中。虽然技术思想有最新的成就，但物质生产力已不复生长了。这种衰朽的最明白的象征就是这一点，即因为在经济的基本部门中新的投资的停顿，全世界已停止了建设工业了。资本家们简直再也不能相信他们自身制度的未来。由政府所发动的建设也就等于提高捐税和缩减那“无限制的”国民收入，自从政府新建设的主要部分已直接拨作战争之用以来，尤其如此。 虚痨病已在人类活动的最古老的领域，即与人类基本的生存攸关的需要关联得最密切的领域——农业中，获得一种特别恶劣的性质。采取最反动形式底私有权，即小土地底私有权之障碍农业发展，已不复使那些资本主义政府满意，它们已不得不经常借助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把生产加以人工的限制，这些手段就是没落时期的行会工匠也会吃惊的。历史将记载一个最有力量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竟以奖金奖励农民减削他们的耕种，即人工地缩小那已经下跌的国民收入。结果是自明的：虽然经验和科学已保证了伟大的生产可能性，农村经济并没有从一种腐败的恐慌中抬起头来，而饿殍的数目——人类的绝大多数，仍然较之我们这个星球的总人口的增加率，更迅速地增加着。保守党人认为保护一个已陷于这样破坏底疯狂状态中的社会秩序的政治是贤明的，他们又斥责那反对这种疯狂状态的社会主义斗争为破坏的空想主义。 法西斯主义与新规约 为了拯救历史上已判了死刑的资本主义：今天在世界角逐场上有两个办法在互争雄长——法西斯主义和新规约。法西斯主义把它们的政纲建筑在劳动组织的剿灭，社会改革的破坏，和民主主义权利的完全消灭上，它这样做为的是预防无产阶级底阶级斗争的复活。法西斯国家以拯救“国家”和“种族”为名——没落的资本主义就冒着这些假想的名义出现——正式把工人的退化和中间阶级的赤贫化加以合法化。 新规约政策想用贿赂工农贵族的方法来拯救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但就其广大的范围看来，它只能适用于最富有的国家，那末，在这一意义上，它便是最适于美国底一种政策。美国政府会企图把这一政策底代价的一部分转嫁到独占家的双肩上，劝他们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日，并因而增加人民的购买力及扩张生产。莱昂·布鲁姆想把这一说教翻译成初等法文。但徒劳无功！法国资本家与美国资本家无异，他们并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利润而生产。他常常准备限制生产，甚至不惜毁坏制成了的生产品，假如他自己在国民收入的应得部分因此而增加的话。 新规约的政纲尤其自相矛盾，政府一方面向资本大王们讲授什么丰足胜于凶荒的说教，一方面又颁发奖金奖励节制生产。还能够有比此更大的混乱么。但这个政府用挑战的口吻驳倒它的批评者说：你们能干得更好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局势已无望了。 在美国，自一九三三年起，即在最近六年之内，联邦政府、各州或各市政府发给失业者的救济金约十五万万美元，这笔款子的本身原是不够用的，而且只是代表工资损失的较小部分，但同时拿减低的国民收入来看，它却是一笔巨大款子。一九三八年是经济相当复兴的一年，在这一年中美国的内债增加了二万万美元，打破了三十八万万美元的纪录，或较之上次世界大战末的最高点高出二十万万美元。在一九三九年它早就打破了四十万万美元的纪录。那末怎么样呢？内债增加当然是后代的一个负担。但新规约本身之所以可能实行只是因为先代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只有一个极富有的国家才能纵情实施这样奢侈的政策。但即使像这样一个国家也不能无限制地继续靠先代的余荫来生活。新规约政策带着它的虚构的成果和它的实际增加内债，必然要走到资本主义凶恶的反动和帝国主义之力足以摧毁一切的爆炸。换句话说，它得和法西斯主义政策走入相同的道路去。 是变态还是常规？ 美国内政部长哈罗德·勒·易克斯认为“全部历史中最奇怪的变态之一”就是：美国形式上是民主的，实质上是贵族式的：“美国是一个多数人治理的国家，但至少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却受独占业支配着，而独占业回头又受它们底股票所有者底极少数的人所支配。”除了暗示罗斯福上台后，独占的统治已停止或削弱这一点之外，上述的诊断是正确的。但易克斯所称的“全部历史中最奇怪的变态之一”事实上却是资本主义底毫无问题的常规。强者统治弱者，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剥削者统治劳苦大众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基本法则。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只是它底资本主义的规模更大及其矛盾的险恶性更大吧了。不曾有过封建的历史，天然资源的丰富，能干和富于企业心的人民，一言以蔽之，一切预示民主主义底不断发展的先决条件，已实际上造成了财富之疯狂的集中。 易克斯这时自告奋勇想一鼓而战胜独占业，他冒失地把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等当作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的先辈来追述。他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说：“我们底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所以扬名于世，就是因为他们进行顽强和勇敢的奋斗去阻止权力过度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但从他这些话里却推出这样的结论来，即，这种“顽强和勇敢的奋斗”的果实就是财阀对民主政治的完全支配。 为着某种莫明其妙的理由，易克斯认为此刻胜利是有把握的，假如人民懂得这一斗争“不是在新规约与每一个开明的商人之间，而是在新规约与六十家族的波旁皇们[7]之间，这些波旁皇已把美国其余的商人都放在他们底统治的恐怖之下了”。这位权威的发言人却不解释一下：究竟“波旁皇们”怎样置民主和“最大的历史人物”的努力于不顾，而设法臣服一切开明的商人呢？那些洛克菲勒们？[8]摩尔根们、梅隆们、范德比尔特们、古根海姆们、福特们都不是从外面侵入美国，像科尔特斯（Cortez）之入侵墨西哥一样的：他们从“人民”？或更精确的说，从那个“开明工商业家”的阶级中有机地生长出来，而且和马克思的诊断不谋而合，成了资本主义底自然的最高峰了。既然年富力强的民主主义在旺盛时代尚不能趁着财富集中的过程方在开始的时候，加以遏止，难道还能叫人即令在一分钟之内相信没落的民主主义倒能够削弱那已达到了极限的阶级矛盾吗？无论如何，新规约的经验并没有产生出这种乐观的根据。罗伯特·霍·杰克逊是政府机关的一位高级人员，他在反驳大商业控告政府时，用数目字证明在罗斯福任期内，资本大王们的利润达到了高度，这在上届胡佛总统任内，连他们自己都不敢梦想的。由此可知，罗斯福反对独占业的斗争并没有比他一切先辈的奋斗得到更大的成功。 叫昨天同来 当罗斯福政府被前任预算主任刘易斯·威·杜格拉斯教授指责为“在某一方面攻击独占，在其他许多方面则助长独占”时，人们只有附和。但按照事物的本性，它也只能如此。照马克思看来，政府就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今天，独占家就是统治阶级的最强部分。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去反对一般的独占，即，反对它本身要仰仗其意旨来统治的那个阶级。当它攻击独占的某一面时，它不得不在独占的另些方面找寻一个同盟者。联合银行和轻工业，它便能够对重工业的托拉斯施行偶尔的打击，但重工业的托拉斯并不因为这而停止赚那疯狂的利润。 刘易斯·杜格拉斯不是拿科学来对抗官家的庸医医术，只是拿另一种庸医医术来对抗它吧了。他不是在资本主义中，而是在保护政策中，找出独占的根源，并因此发现拯救社会之法不在乎生产手段私有权之废除而在于减低关税壁垒。他预言道，“除非恢复市场的自由，否则一切文物制度——企业、言论、教育、宗教——的自由能否残存，殊属疑问。”换句话说，如果不恢复国际贸易的自由，则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民主主义尚残存着，它便必须屈服于革命或法西斯独裁。但如没有国内贸易的自由，即竞争，国际贸易的自由是不可思议的。而竞争的自由在独占称霸之下也是不可思议的。可惜杜格拉斯先生十足学易克斯先生，杰克逊先生又十足学卡明斯先生和罗斯福先生本人一样，并没有费点神把他自己的反独占资本主义的，并借此以反对革命或全能主义政制的药方教给我们。 贸易自由像竞争自由及中间阶级繁荣一样属于不可挽回的过去了。叫逝去的昨天回来，乃是现在资本主义民主改良家们的唯一丹方：给中小规模的工商业者多挽回一点“自由”，为他们的利益而改变货币和信用制度，从托拉斯的把持中解放市场，消灭股票交易中的专门投机家，恢复国际贸易自由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改良家甚至还梦想限制机械的应用和禁止技术，因为技术扰乱社会的平衡且惹起诸般烦恼。 科学家和马克思主义 罗伯特·安·密立根博士，美国最有名的物理学家，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演讲，为科学作辩护道：“美国的统计证明五十年来‘报酬优厚的雇佣者’，在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数确实增加了，同时科学也已极迅速的被应用了。”在保护科学的掩饰之下来保护资本主义，这种保护不能叫做一种聪明的保护。显然的，恰恰在过去五十年当中“时代的连环被打破了”，而经济与技术的互相关系也剧烈的变动了。密立根所指的时期包括资本主义没落的开始和资本主义繁荣的最高点。讳言这一世界规模底没落的开始也就等于充当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密立根博士借助于几乎连亨利·福特也不齿的论据，用一种不客气的态度来排斥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提高生产的程度，任何分配制度也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不向美国几千百万失业者说明他们怎样去参预提高国民收入，这是一件憾事。抽象地宣扬个人创意力之济世的好处和劳动底高度生产力，一定不会给失业者以职业，不会填补预算的不足，也不会引导国家的商业离开它的死巷的。 马克思最出类拔萃的就是他天才的普遍性，他能把各种不同领域的现象和过程从其固有关联中加以了解的才能。他虽不是自然科学界的专家，但激赏这方面底伟大发明（例如达尔文学说）的重要性的，他还是第一人。马克思之获得这种卓越性与其说是由于他底知识，还不如说是由于他底方法。怀着资产阶级思想的科学家也许以为他们是高出于社会主义：但罗伯特·密立根的例子只是又一度地证实：在社会学领域内，他们仍然是一批无望的庸医而已。 生产的可能性与私有权 一九三七年初罗斯福向国会演讲，在他的演辞里，他表示渴望提高国民收入至九十或一百万万美元，但没有说明怎样提高法。就这计划的本身而论，那是非常起码的。一九二九年约有两百万失业者，但国民收入却达到八十一万万美元。假如把目前的生产力加以运用则不仅足够实现罗斯福的计划，而且还要大大超过它。机械、原料、工人，什么东西都是现成的，至于人民对生产品的需要更不用提了。假如虽然有了上述的条件而这个计划还不能实现——确是不能实现——那末唯一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所有权与社会扩张生产底需要之间发展出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著名的由政府发起的“全国生产潜能测试”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根据零售价格计算，一九二九年用去的生产和服务费达九十四万万美元左右。但假如把所有真正的生产潜能应用起来，这个数字恐怕要升至一百三十五万万美元，而每个家庭每年便平均得到四千三百七十美元，足够保证一个小康和舒服的生活。我们还必须补说一句，“全国测试”的估计乃根据美国现在的生产组织，而这个组织却是由资本主义的无政府历史产生的。假如这种设备本身根据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来重新加以设备，则生产的估计就能够大大超过而且就能够在极短的劳动日基础上给人民保证一个高度的生活水准。 因此，为了挽救社会，无需阻止技术的发展，关闭工厂，颁发奖金奖励农民息耕，使三分之一工人变成赤贫，或请疯子们去做独裁者。这些手段都是对社会利益的一种极可恶的嘲弄，它们中没有一样是必需的。目前急需和迫切去做的就是把生产手段与它们现在的寄生所有主分开，并依照一个合理的计划来组织社会。那时就真正能立刻把社会的病治好。一切能够做工的就会找到一份职业。工作日就会逐渐减短。一切社会成员的欲望就会愈来愈满足。“贫穷”、“恐慌”、“剥削”等字眼就不会流行。人类就会最后跨过真正人道的门限。 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马克思说：“一方面是资本大王的数目不断减少，另方面便是贫穷、压迫、奴隶制、堕落、剥削的数量增大；但与此同时也增长了工人阶级的反叛，这一阶级的数目经常在增加而且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加以训练、统一、组织。……生产手段的集中化与劳动的社会化最后到达了这一点，即，它们已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陷于矛盾。这个外壳便被炸裂。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丧钟敲响了。剥削者被剥削了。”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在马克思看来，改造社会的问题并不是发生于某种药方，以他个人的偏好为动机而产生的药方；它是一个历史底铁的必然！——一方面是生产力生长得非常成熟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这些生产力不能在价值律的支配之下更进一步的结果。 某些知识分子关于这题目的迂腐作品，以为不管马克思的学说如何，社会主义总不是必然的而只是可能的，他们这些作品连一点内容也没有。马克思显然没有暗示过：没有人类的意志和行动社会主义也会实现，任何这一类思想都简直是一种谬论。马克思会预言过：从资本主义发展必然造成的经济破产——这一破产就在我们眼前！——中，不能找到别的出路，除非是生产手段的社会化。这些生产力需要一个新的组织者和一个新的主人，既然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就一点也不怀疑：工人阶级以错误和失败为代价将终于了解这个真实的情势，且迟早将做出必需的实践的结论。 资本主义创造出来底生产手段的社会化之有惊人的经济利益，今天不仅在理论上可证明，而且还被苏联的实验证明了，虽然这一实验还是有限的。不错，资本主义的反动派把斯大林政制当作一个稻草人来利用（并不是没有做作的），以反对社会主义思想。事实上，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社会主义能够在一个国家，尤其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内完成的。苏联群众之继续贫困，高踞于国家及其贫困上面底特权层的无限权力，最后官僚们底狂暴的警棍政策都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方法的后果，而是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苏联底孤立和落后的后果。值得奇怪的就是在这样非常不利的条件之下，计划经济也设法证明了它的无可超越的利益。 一切资本主义的救主，不管民主的也好，法西斯的也好，都设法限制或至少隐蔽资本大王们的权力，为的是预防“剥削剥削者”。他们通通都知道，而且他们许多人也公开承认，他们底改良企图一失败便必不可避免的引起社会主义革命。他们通通已准备证明他们挽救资本主义的方法都只是一些反动和无告的庸医医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底必然性的预测因此就由反面的证据充分证实了。 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大恐慌时期，“技术政治”曾盛极一时，它的政纲是建立在这个正确的前提上的，即，只有由高度科学的技术与服务社会的政府统一起来，经济才能合理化。这样的统一是可能的，假如技术和政府都从私有权的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话。伟大的革命任务就是从这里开始。为了把技术从私人利益的匪帮中解放出来以及使政府为社会服务，便必需“剥削剥削者”。只有一个强有力的阶级，即从事于自身的解放和反对独占剥削者的阶级，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合格的技师层只有和一个无产阶级政府一致合作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科学的和一个真正全民的，亦即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 当然，用和平的、渐进的、民主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但已过了时的社会秩序却永不会无抵抗地让位于其继承者的。假如年富力强的民主主义当盛时尚已证明不能防止财阀之掠夺财富和权力，难道还能期望一个衰老和受了蹂躏的民主主义有能力去改变六十家族恣意统治的社会秩序吗？理论和历史教训我们，社会制度的迁嬗须先经过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即，革命。在美国不经过一个内战甚至连奴隶制也不能废除。“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底旧社会的产婆。”还没有一个人能够驳倒马克思这一阶级社会底社会学的基本教义。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才能扫清到社会主义之路。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 北美共和国在技术和生产组织方面已较之其他国家走得更远。不仅美国人，就是全人类也将建筑在这个基础上。但是同一国家内，社会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依照特殊的历史条件而有种种不同的节奏。当美国在技术学上享有惊人的优越性时，它的经济思想却无论左派右派都极其落后。约翰·L·刘易斯[9]和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怀着同样的见解。拿他底职务的性质来看，刘易斯的社会作用比之罗斯福的是无比的保守，反动是更不用说了。在某些美国人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排拒这一种或那一种急进的理论而不经过半点科学的批评，只是简单的称之为“非美国的”而鄙弃之。但是你们从什么地方找到这种区别的标准呢？基督教是和数学上的对数、莎士比亚的诗、人权与公民观念，以及其他某些并非不重要的人类思想产物一同输入美国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也同属此类。 美国的农业部长亨利·阿·华莱士指责本文作者具有“……极端非美国的一种教条的狭隘性”，且以杰斐逊总统的机会主义精神来对抗俄国的独断教义，因为杰斐逊颇懂得怎样和他的政敌和睦相处。显然的，华莱士先生从未想到一个妥协的政策并不是某种非物质的民族精神的功能而是物质条件的产物。一个迅速发财的国家便有充足的后备资源来调和敌对的阶级和政党。当另一方面，社会的矛盾尖锐起来的时候，妥协的余地便消灭了。美国之所以脱离“教条的狭隘性”，只是因为它有过多的处女地、无穷的天然富源以及（仿佛）无限致富的机会吧了。但即使在这些条件之下，当内战的时刻一到，妥协的精神还确实没有阻止了它。无论如何，造成“阿美利坚主义”基础的物质条件今天已愈来愈贬到过去了。传统的美国观念的深刻危机，就在这里。 经验主义的思想只限于随时随刻解决即时的任务，只要马克思的价值法则尚支配每一个人的思想，这种经验主义思想在劳工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内都好像足够了。但今天上述的法则是产生了相反的结果。它并没有推进经济而是掘毁它的基础。调和的折衷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教条”而对它采取一种不赞成或轻视的态度，但这一思想和它的哲学最高峰——实验主义已变得非常不够，愈来愈空虚，反动和十足滑稽。 相反的，正是“阿美利坚主义”的传统思想才已成了无生气的、化石式的“教条”，而这一“教条”则除了生出错误和混乱之外便没有别的了。但同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却已在美国获得特别的生气和尖锐性。虽然《资本论》依靠国际的，多分是依靠英国的材料，但从它的理论基础看来，它却是纯粹资本主义、一般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本身的一个分析。无疑的，在美国底处女的无历史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最接近于资本主义的这种理想的典型。 说句叫华莱士先生不中听的话，美国在经济上不会依照杰斐逊的原则而是依照马克思的法则发展了的。承认这一点，正好似承认美国依照牛顿的定律绕着太阳而旋转一样，丝毫没有冒犯民族的自尊心。《资本论》给了这个病状一个无误的诊断和一个不可代替的预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学说较之胡佛和罗斯福、格林[10]和刘易斯的思想更充满新“阿美利坚主义”了。 不错，在美国有一种普及的论究美国经济恐慌的道地著作。只要有良心的经济学者把美国资本主义的破坏倾向加以客观的描写，不管他们的理论前提如何，他们的研究终归貌似马克思学说的直接说明。但当这些作者固执地不作出确定的结论，自限于忧郁的预言或作出好像“本国必须了解”、“舆论必须忠实地考虑”之类的无味的教诲时，保守的传统立即露出尾巴来了。这些书本好像一把没有利刃的刀。 不错，美国过去也有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奇怪的典型，或者不如说，三种奇怪的典型。第一，有一批从欧洲逐出的亡命客，他们尽力工作但找不到丝毫反响；第二，孤立的美国团体（如德莱昂派，DeLeonists）他们在事变的过程中，因为他们自身的错误，自行分裂成数派；第三，一批玩赏家，他们受十月革命吸引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与美国很少关系的异邦教义来同情。他们的日子已完结了。现在无产阶级底独立阶级运动以及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开始了。在这时代里，美国也只须几跳便能赶上欧洲且越过它。进步的技术和进步的社会结构将在理论方面铺平他们自己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理论家将出现于美国领土上。马克思将成了前进的美国工人们的导师。这本书（《资本论》）第一卷的缩本对他们将只是了解马克思全貌的一个初步吧了。 资本主义的理想的镜子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英国资产阶级的世界霸权尚未被侵犯。商品经济底抽象的法则自然要在资本主义已得到最高度发展的国家里，找到它们底完满的体现，即，很少依存于过去底影响的体现。马克思的分析虽主要靠英国，但他心目中不仅有英国，还有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他把他那个时期的英国当作资本主义底最好的近代的镜子来利用。 现在英国的霸权仅留在记忆中了。资本主义底长子身份的便利已成了不利。英国底技术的和经济的结构已成了残旧。这个国家与其说是仍旧依赖于积极的经济潜质，还不如说是依赖于它底过去的遗产！——殖民帝国的世界地位。这一点偶然的说明了张伯伦对法西斯党徒底国际强盗政策所怀的基督教的仁慈，这种仁慈竟使每一个人都那样惊奇不住。英国资产阶级不能不知道它的经济衰落已和它的世界地位绝难兼容，而一个新的战争又有促进不列颠帝国倾覆之处。法国底“和平主义”的经济基础实际上也是一样。 相反的，德国在它底迅速的资本主义的上升中，因为拿欧洲底最完全的技术武装自己，故已利用了历史底落后性的便利。德国只有一个狭隘的国家基础和少量的资源，她那机动性的资本主义已必然地在世界列强的所谓均势中成了一个最富于爆炸性的因素。希特勒底疯狂的思想只是德国资本主义底疯癫病的映像。 除了一种历史性质的许多无价的便利之外，美国的发展还享有这一优越性，即享有较之德国无限广大的领土和无比丰饶的天富。在本世纪初，北美共和国已大大的超过了大不列颠，成了世界资产阶级的主要堡垒。在那里，所有深植在资本主义内的潜能都找到了它们最高的可能的表现。在我们的星球上还没有别的地方让资产阶级能够用什么办法来超过它在金元共和国所获得的成果，这个共和国自二十世纪以来已成了资本主义的最完好的镜子了。 马克思宁愿拿英国的统计，英国的国会报告，英国的“蓝皮书”等来做他底暴露的根据，由于上述同样的理由，我们在这篇不加虚饰的序文里却主要从美国底经济和政治的经验中采用例证。不消说，从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中引用类似的事实和数字是并不困难的。但这并没有加添任何重要的东西。结论将仍旧一样，只不过这些例子不大动人吧了。 法国人民阵线的经济政策，正如它的一个财政家适切地描写它一样，是使新规约适用于“小人国人”。在理论分析中，对付大人国人较之对付小人国的伟丈夫要无限的便利，这是非常明白的事情。正是罗斯福底试验的广大性才证明只有一个奇迹才能挽救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恰好又停止了奇迹的生产。上帝化身和祈祷者多起来了，奇迹却永远不来。但显然的，假如资本主义返老还童的奇迹能够在什么地方出现的话，而也只有在美国。可是这一返老还童却没有成功。大人国人所无法做到的，小人国人也就更少可能去完成。我们浏览美国经济领域的意义，就是要为这一简单的结论奠定基础。 母国和殖民地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一版序文里写道：“产业较发展的国家向较不发展的国家指出其自身底未来的形象。”这种思想在任何情形之下也不能照字面来了解。生产力的生长和社会矛盾的加深无疑是每一个在资产阶级发展道路上出发的国家底命运。但是，整个人类发展底速度和水准的不平衡，在资本主义之下不仅已变得特别尖锐，而且还在经济形态不同的国家间生出隶属、剥削和压迫底复杂的与互相依赖的关系。 只有少数国家才充分经过有系统的、逻辑的而且马克思加以那样详尽分析过的发展，即，从手工业经过家庭制造业以至工厂的发展。商业、工业和金融资本从外面侵入落后国家，部分地破坏了土著经济的原始形式，又部分地使她们屈服于西方底遍及世界的工业和银行系统。在帝国主义的皮鞭之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迫得抛开中间的阶段，同时又人工地停滞在这一水准或另一水准上。印度发展没有重演英国的发展：它只是它的一个补足。但为要了解像印度这样落后和附属底国家发展的综合形态，往往必需要记着马克思从英国发展中得出来的古典的要略。价值的劳动学说同样的指导着伦敦市底投机家的估算和海得拉巴最辽远底角落的银钱兑换的交易，只不过在后者的场合，它采取更简单和较不狡猾的形式吧了。 发展的不平衡使先进国获得惊人利益，这些先进国继续牺牲（虽然程度不一）落后国而发展，剥削她们，使她们沦为她们的殖民地，或者至少使她们不能够走入资本主义的贵族里。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底财富不仅是从她们本国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也不仅由于蹂躏她们本国的小资产阶级，而且还是经过有系统地掠劫她们底海外领土而获得的。阶级的剥削被补足了，而它的性能也因为民族的剥削而增加。 母国的资产阶级之能够替其本国无产阶级，特别是上层分子保证一个特权的地位，就是因为它拿殖民地中聚饮来的若干超额利润付给他们。没有这一点，无论什么稳定的民主政制都绝不可能。资产阶级民主按照其扩大的表现，成了而且继续成为一种政府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只能适用于最贵族的和最剥削的国家。古代的民主主义建筑在奴隶制上，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则建筑在殖民地的劫掠上。 美国表面上几乎没有殖民地，但她却是历史上一切国家中最享受特权的一个。从欧洲来的积极的移民占领一个非常富足的大陆，消灭了土著居民，夺取墨西哥底最好的部分而且囊括了世界财富的绝大部分。这样积累起来的丰厚的积蓄甚至现在，在没落的时期也还继续用来涂滑民主主义的轮齿。 最近的历史经验与理论的分析，一道证明民主主义底发展的速率及其稳定性与阶级矛盾的紧张性成反比例。较少特权的国家（一方面是俄国；另一方面是德、意等国）不能产生一个数目很多和稳定的工人贵族，因此在这些国家里面，民主主义从来没有什么发展而且比较容易的向独裁屈服。但是，资本主义继续累进的寄生性也在替最有特权和最富足底国家的民主主义准备着同样的命运：唯一的不同只是日期吧了。工人生活状况底不可遏止的恶化使资产阶级愈来愈少可能给予群众以参加政治生活的权利，即使这一生活，只限于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范围之内。凡对民主主义受法西斯主义驱除这一个明晰的过程，作任何其他解释，都只是欺骗或自欺，是把事物的真相加以唯心的伪造而已。 帝国主义在资本的古老母国中破坏民主主义，同时又在落后国家中阻退民主主义的抬头。在新时代里竟没有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曾完成它的民主革命！——主要是在土地关系方面，这一事实完全归罪于帝国主义，因为它在经济和政治的进展上已成了主要的制动机了。独占大王和他们的政府一方面掠夺落后国家的天然富藏和煞费苦心的限制它们底独立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同时又给予土著剥削者底最反动的、寄生的、半封建的集团以财政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帮助。人工地维持土地的野蛮主义是今天近代世界经济底最有害的疫病。殖民地人民为他们底解放而作的斗争，跳过中间阶段，必然转变成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并这样地和母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站在一条线上。殖民地的蜂起和战争，到头来又越发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且使它再生的奇迹越不可能。 计划的世界经济 资本主义把技术放到高度的水准上又用经济的纽带把世界各部分连接起来，这是它完成了一对孪生的历史功劳。因此它又替我们这个星球底一切资源的有系统的利用，保证了物质的先决条件。但资本主义却不愿意完成这一迫切的任务（即指有系统的利用地球的一切资源。——译者）。它底扩张的根据地仍旧是用关税局和军队困守着的民族主义国家。但生产力却久已冲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因此把一度曾是进步的历史因素转变为一个不可忍受的束缚。帝国主义战争无非是生产力反对国界的爆发而已，国界对它们（即指生产力。——译者）已太过局促了。所谓奥太基（自足经济。——译者）的计划与回到自供自给的闭关经济风马牛不相及。它的意思只是为准备一个新的战争而造出一个民族的基础。 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一般人都相信地球非常美满的被细分了。但最近许多事变却提醒我们，原来我们这个星球依然包含有尚未被掠劫或未被充分掠劫的土地。殖民地的争夺依然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底政策之主要部分。不管这个世界瓜分得如何彻底，这个过程是永远不完结的，它只有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关系的变动而三番四复的把重新再分割的问题放到议事日程上。这便是今天重整军备、外交激变和战争拉拢的真正原因。 想把临近的战争来代表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思想间的冲突，所有这些企图不是属于骗人便是愚蠢。政治的形式虽变，资本主义的贪欲尚在。假如明天法西斯政制在英伦海峡的两岸建立起来——差不多谁也不敢否认这一可能性——巴黎和伦敦的独裁者对他们的殖民地领土和莫索里尼、希特勒对他们的殖民地要求一样难于放弃。为了重新分割世界底疯狂和绝望的战争，无可抗拒的跟着资本主义制度底致命的恐慌到来了。 部分的改良和挖肉补疮的工作将无济于事。历史的发展已走到这些决定阶段之一，即，只有群众的直接干涉才能够肃清反动的障碍和奠定一个新制度的基础了。生产手段底私有权的废除是计划经济的第一个先决条件，而计划经济也就是首先在国家规模上，往后又在世界规模上把理性导入人类关系的领域中。社会主义一度开始，它将以一种比法西斯主义今天的扩展力还要大无数倍的力量，一国一国地蔓延。以先进国作则且凭借她们的帮助，落后国将也被卷入社会主义的主流里去。腐烂透顶的关税闸门将要倾覆。使欧洲和世界破裂的矛盾将在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的社会主义联邦的范围内找到她们底自然的与和平的解决。解放了的人性将自行发展到它的充分的高度。 注释： [1]《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基础——的摘要，为奥图·吕勒先生所节，他对他的工作怀有深刻的了解。首先被删除的是些陈旧的例子，其次便是那些今天只有历史兴味底著作的摘引，以及和现在已被遗忘的作家们的争论，末了便是许多文件，这些文件不管为要了解某一时代是多么的重要，但它们却不适于作简洁的说明，这种说明与其说是追求历史的目的，还不如说是追求理论的目的。同时，吕勒先生却尽力保存科学分析底发展的连续性。我们相信：思想底逻辑的推论及其辩证的转变，一点也没有受损害。这一选本很有理由请大家用心的细读。 [2]美国前任检事长荷马·斯·卡明斯先生抱怨道，作为拘束力的竞争已逐渐被独占所代替，且在很大的范围内，只成了“一个影子似的东西，徒供人记起一度存在过底情境罢了”。 [3]美国上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发现过去二十年来，十二个最大公司的决议等于对美国大部分产业的指令。这些公司底董事会会长的数目大约与美国总统底内阁，即，共和政府底执行部的阁员数目一样。但这些董事会会长比之那些内阁阁员有无限大的权力。 [4]故事见《新约·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节。——译者 [5]美国作家费迪南德·伦堡虽则有他的学者的良心，但却是一个颇为保守的经济学者，他在他的书上写的话是令人触目的：“美国今天由最富足的六十家族所占有和支配，而这一等级又由不下九十家次富的家族支持。”此外还可以加上第三层：大概尚有三百五十家族，每年收入在十万美元以上。在美国支配的地位属于六十家族的第一集团，他们不仅操纵着市场，还操纵着政府的一切权柄。他们才是真正的政府，“金元民主政治中之金钱政府”。 [6]即每人在一年内所能贡献的劳动量。——译者 [7]波旁，法国王朝之一。——译者 [8]下列诸人为美国的各业大王。——译者 [9]美国改良主义工会领袖。——译者 [10]美国最保守的工会领袖。——译者
陈独秀《关于西南大学之谈话——反对在沪设立》（1920年3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关于西南大学之谈话 ——反对在沪设立 陈独秀 （1920年3月8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0年3月8日《申报》，原标题为《陈独秀关于西南大学之谈话》，原文无标点。西南大学由南方护法军政府于1919年12月计划筹备，委任章士钊、汪精卫为大学筹备员，章、汪又邀陈独秀参与，后因军政府内部政治斗争，致该办学计划破产。 自军政府政务会议通过西南大学大纲，并决定校址设立在沪后，陈君独秀极不谓然。此间各界要人，如唐少川、孙伯兰，皆反对在沪之议。谢无量更谓大学在沪设立，必当派员筹备，其结果购置地皮不得，建造校舍不成，而大学基金已归于尽，届时西南大学四字，已成为历史上理想的名词，盖上海地皮昂贵，建造艰难，非主张在沪设立诸公所能梦想也。兹陈君独秀又发表其反对在沪设立之种种理由，略记如左，陈君云： 大学在沪设立，主张最力者为吴稚晖、胡汉民诸君，其主张之理由，谓在沪设立有四种利益：（一）上海在外人势力之下，不受政潮牵制；（二）广州恐不免战争，一有战争，大学设备难保根本破坏；（三）为川湘黔三省学生交通计，以上海为便利；（四）大学基金出于关税余款，此项余款，属于中央，故大学宜设在沪。此四种理由，皆不能使吾人信赖，何则？政潮影响，不能及于大学，北京大学自辛亥以来，经几许政潮，始终屹然无恙，即其明证。若恐武力破坏，则吾国武人，野蛮似不至此，北京大学亦曾从京津兵变、张勋复辟两次纷扰，未尝动其毫发，亦足使吾辈安心。如谓不信赖中国政府与社会，必求依赖外人，则全国大小学校，非尽迁入租界不可，匪第学校，其他事业，亦宁有安全发表之余地。故以谋安全讲学为理由，主张在沪设立，实有置北京大学与广州高等师范及全国一切学校于化外之意味，吾人绝不敢承认。至于交通，以现时状况论，在沪可谋川湘黔三省之便，而招粤桂滇三省之不便，便不便各半，所谓便利者，已两相抵消。况大学为百年大计，吾人言交通，至近当以川汉粤汉两路成立为标准，两路成立后，川黔湘皆以赴粤为便，则所谓上海便利者，更无理由。至谓经费出于关余云云，其理由直有否认西南政府之意味，实属矛盾之极。且关余为国家收入，西南大学当然为国立大学，初与在粤在沪不生关系，此在沪有利之说，吾人不能信赖之理由也。且大学在沪，尚有三大弊害，吾人不可不知：（一）办大学而寄生外人肘下，精神上为莫大痛苦，况以国立大学，置诸政权不及之地，尤为不成事体；（二）上海租界，地皮昂贵，大学须用地基，必须数百亩，欲觅数百亩地面，已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即曰能之，而开办之初，即耗去地价数十万，他种设备，不能不趋于易简，结果所至，恐不出谢无量君所言主张。在沪之人，希望同济学校旧址，无论该校旧址不能敷用，而该校尚在法人手中，交还手续，亦非一时所能办到，且非经过北京政府，不能接管该校产业，不识主张者将以何法经营之，此吾人所惑者也；（三）近代教育原理，专门学校皆斟酌社会状态，为适宜之配布，比如都会设文科理科，商业地设商科，工业地设工科，因学校教育不能不受社会地，所谓闭户读书与社会隔离者，非近代教育原则所许也。上海为工商社会，不宜设立文理两科，西南大学断无专设工商科，以迁就社会之理。且先设文科理科，为已定之计划，将校址安置上海，直与教育原理反背。更就广州言，大学设在广州，尚有五大利益：（一）广州社会，有多数市民及讲学之人，不似上海之纯为工商社会，设立文理两科，合于教育原理；（二）校址有公地可拨，不必销耗巨金；（三）两粤民风勇健，输以高尚文化，必能奋发有为；（四）南洋华侨归国就学，以广州为便，设有大学，可通南洋教育；（五）中国三大流域，黄河流域已有北京、南开两校，长江流域亦有复旦、南洋及其他各校，惟珠江流域完全缺乏，为国家教育配置，必在广州设一大学，以启发珠江文化，使与江河流域，平均进步，今恰好有此机会，若移归上海，则上海锦上添花，而将来广州大学之建设，不知何时矣。凡此五种利益，主张在沪者，皆不记忆及之，已属异事，更有一显明之理由，即以西南政府创办之大学，不置诸其自己之领地，而寄诸东南海滨之外人肘下，名称矛盾，系统冲突，尽人皆知，而主张者亦未注意及之，诚令人无从索解也。至李石曾、吴稚晖两君主张设立西南大学外国部于法国里昂，已均得军府承认，岁拨经费二十万，此举尤令人骇怪。法国文化中心为巴黎，里昂不过机织发达之一工业地，何以吾国必设大学于此？况区区二十万，何足以语大学，更何足以语外国大学。吾人留学法国，何必自设大学，吾人欲学中国学问，何必远航赴法。凡此种种，真令人入五里雾中，莫知所措矣云云。
关于戴斯委员会的几篇文章（托洛茨基，1939-194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关于戴斯委员会的几篇文章 托洛茨基著（1939-1940） 龚义哲译 ·译序 ·戴斯委员会的邀请（1939年11月28日） ·戴斯委员会（1939年12月7日） ·我为什么同意为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1939年12月11日） ·戴斯取消了邀请（1939年12月12日） ·拒绝闭门密谈（1939年12月17日） ·有关戴斯委员会的谣言四起（1940年1月12日） 译序 1939年10月，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通称“戴斯委员会”）致电托洛茨基，请他前往美国出庭作证。托洛茨基立即接受了邀请，并为此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正当他准备动身前往美国时，戴斯委员会突然取消了邀请，他最终未能成行。 此举不仅遭到斯大林派的大肆攻击，在托派运动内部也不乏反对的声音。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政治委员会委员詹姆斯·伯纳姆甚至要求社工党对此进行批判。托洛茨基便写了几篇文章，解释自己这么做的理由。 托洛茨基认为，戴斯委员会既是议会的一个调查机构，也兼有法庭的性质；戴斯委员会的性质和目的自然是反动的，但是，共产主义者应该像利用议会和法庭一样，去利用戴斯委员会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且，托洛茨基保证自己只会提供有关斯大林主义的历史的证词，而绝不会透露各国共产党人的活动，也绝不会涉及其它国家的内政外交。更何况戴斯委员会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机构，在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就可以在很大一部分公众面前揭露斯大林主义。 托洛茨基此举并不是要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去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更不是要让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来对自己和斯大林派之间的政治争论和派别斗争进行仲裁，他只是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提供的一个机会，来向公众揭露斯大林主义的真相。相反，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来迫害异己（不仅仅是托派），实际上是斯大林派的拿手好戏。 不过，伯纳姆等人的反对也不无道理。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来揭露一个长期欺骗、误导、叛卖工人阶级的政治流派，虽然在道理上说得过去，但在感情上却还是让很多人觉得难以接受。可是，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派的长期迫害与孤立下，托洛茨基的声音几乎被彻底窒息，因此，为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是让广大群众听到他的声音的一个极难得的机会。而革命家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他们能够敏锐地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而绝不会顾忌庸人的偏见：列宁在二月革命爆发后，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登上了“密封列车”，经德国领土回国，才能及时发表“四月提纲”，扭转了全党的思想，最终赢得了十月的胜利；他可不在乎被指控为“德国间谍”。托洛茨基为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跟列宁乘德国列车回国，其实是异曲同工。 为了让广大读者了解托洛茨基的意见，我们根据《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纽约，探路者出版社，第二版，1973年）翻译了这几篇文章。托洛茨基此举是否妥当，相信读者看了之后，心中自有分晓。 戴斯委员会的邀请[1] （1939年11月28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得承认，收到你们10月17日的会议纪要后，当我看到凯尔文〔伯纳姆[2]〕同志针对“Y氏”〔托洛茨基〕同意接受X〔戴斯[3]〕委员会的邀请一事而提出的动议时，确实吃了一惊。 1、关于这个问题的纯形式方面：X委员会先是通过电话、然后又用电报给我发来了邀请。从政治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为了不错过这个良机，我便立刻接受了邀请。同时，我给你们写了信，询问你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如果〔社工党领导层〕做出正式决议，反对我出庭作证，那么我自然会发表公开声明，解释我这么做的政治原因。在给X委员会发电报同意接受邀请之前，我咨询了宅子里所有同志的意见，他们全都同意我的做法，全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必须好好加以利用。 2、可以认为X委员会具有两重性质：（1）它是议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2）它是某种形式的“法庭”。依凯尔文同志之见，我们是应该抵制议会制度呢？还是应该抵制资产阶级法庭？ 3、X委员会的性质及目的，跟整个议会一样，都是反动的。但是，为了同这种反动的目的作斗争，我们就应该参加议会活动。在同议会的一个机关打交道时，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运用同样的政策呢？假如我们在议会里有自己的代表，为了挫败这种反动的阴谋，他们肯定会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X委员会。为X委员会出庭作证，不是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吗？ 4、为了对莫斯科审判进行调查，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由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组成的委员会[4]。现在，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出于自己的立场，必须对涉及莫斯科审判的许多事情进行调查。此前，莫斯科审判的辩护士曾为X委员会出庭作证，发表了不利于我们的证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为X委员会出庭作证，揭示真相呢？X委员会的听众，要比杜威委员会多上千倍。 5、难道凯尔文同志想说，杜威委员会的委员是自由派，而X委员会的委员是反动派？我不打算对这两个委员会的委员进行政治分析，但我们都非常清楚，杜威在参加杜威委员会的工作时，他所做的一切，基本上都是为了打击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事先就清楚这一点，但我们也知道，杜威委员会的调查取证所带来的好处，要远远超过杜威个人的政治观点所带来的坏处。 6、这种把资产阶级自由派同资产阶级反动派截然分开的做法，使我想起了某些人的做法：他们把同民主国家签订的条约当作“好的”条约，而把同法西斯国家签订的条约当作“坏的”条约。但我不打算对此深入分析。只需要指出一点就足够了：杜威委员会的人选是我们挑选的，我们也完全承认它的决定的权威性；然而X委员会是一个国家机关，我们只把它当作法庭来利用。 7、当X委员会开始召开听证会时，《社会主义呼声》[5]登出了一些写得很草率武断的文章，它们把为X委员会出庭作证视为叛变投敌。这些文章的分析如此草率武断的原因，其实并不难解释：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们会有机会为X委员会出庭作证，并表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死抱着错误的公式不放，并为此牺牲掉极其有利的政治机遇，这可是严重的罪过。 8、为了避开诱惑，为了回避风险，就任由机会错失，就放弃出庭作证，就什么都不做，这完完全全是一种消极无为的激进主义。在必要的情况下，走进敌人的地盘，用敌人的武器来打击敌人——这才是革命的激进主义。 9、最令我惊讶的是，这个动议居然是凯尔文同志提出的；要知道，在我们支持战争公决提案[6]——这可是一个纯议会性质的措施——的活动中，他可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号主角。 10、我也不赞同列文（Levine）同志的意见：他认为，“Y氏”为X委员会出庭作证，跟“T氏”〔托洛茨基〕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同一性质的事情；他还要求美国同志不得主动为X委员会出庭作证。考虑到“T氏”的过去以及其它情况，“T氏”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一事确实具有“例外”性质，然而，为X委员会出庭作证却不具备例外性。我甚至认为，“Y”同志在出庭作证时，应该给出一些美国同志的名字，在某些问题上，这些同志比他更有发言权，这样就能让X委员会传唤他们。这将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让这些同志在大批群众面前亮相，提高他们的知名度。 11、这就是我最近的意见，希望你们在做决定时，能够把我的意见当作实际提议，认真加以考虑。 你们诚挚的 汉森〔托洛茨基〕 戴斯委员会[7] （1939年12月7日） 昨天的墨西哥报纸登出了这样的报道：据美国报界报道，我可能会为美国众议院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并提供有关墨西哥和拉美共产党人的活动——特别是与石油问题有关的活动——的证词[8]。这些报道暗示说，我多年来一直在把文件交给戴斯委员会的代理人，并在墨西哥会见了戴斯委员会的代表，等等。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10月12日，我收到了戴斯委员会的电报： “列昂·托洛茨基，墨西哥城， “合众国众议院戴斯委员会邀请您来出庭作证，为了便于您的出行，本委员会将于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召开听证会。……本委员会想要完整地记录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并邀请您回答一些问题，如果您需要的话，本委员会可以事先向您提交这些问题。白劳德[9]与福斯特[10]等证人在作证时，经常提到您的名字。本委员会将给您提供一个机会，对他们的指控做出答辩。…… “约·布·马修斯[11]，非美活动特别委员会首席调查员。” 我没有受到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的政治倾向的影响，我找不到任何不接受公开调查、不出庭作证的理由。我的答复如下： “出于政治责任感，我接受贵方的邀请。……” 所以，我愿意出庭作证，但我只会提供有关“斯大林主义的历史”的证词，而不会涉及拉美国家的内政。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曾拥有任何涉及拉美共产党人的活动或石油问题的文件，在为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时，我也不会就这些问题发言。我从未在墨西哥会见过戴斯委员会的代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拉美共产党人的任何真实的或虚构的计划的曝光，都与我完全无关。 如果我真的要为众议院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我所提供的证词，将仅限于由马修斯先生署名的那封电报中提出的问题。我再次声明：其它的说法均系伪造。 我为什么同意为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12] （1939年12月11日） 我为什么同意为戴斯委员会出庭作证？当然不是为了帮助戴斯先生实现他的政治目的，更不是为了帮助打压某个极端“政党”的联邦法律获得通过。我不仅与法西斯主义不共戴天，也与现在的共产国际不共戴天，但我同时坚决反对镇压它们。 取缔法西斯团体，无疑是自欺欺人：它们是反革命组织，统治阶级与政府机关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同情它们，而且，在政治危机时期，它们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同情，所以，它们很容易改头换面，以别的名目出现。 而镇压共产国际，只会对这个已经彻底堕落、不可救药的组织有利。国际工人运动与当权官僚的利益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共产国际目前的困境。在经历了种种曲折与欺骗后，共产国际显然已经开始瓦解。镇压共产国际只会立刻重塑它的声望，让工人把它当成遭受统治阶级迫害的战士。 但是，这个问题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对政治权利与自由的一切镇压，不管它一开始针对的是谁，最终都一定会落到工人阶级头上，首当其冲的就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分子。这就是历史的法则。工人必须学会通过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警察的指示来辨别敌友。 不难预料，有人会针对我个人进行反驳：“难道不是苏维埃政府剥夺了布尔什维克之外的一切政党的政治权利？要知道这事你也有份！”完全正确；我至今仍然愿意为这些行为承担责任。但是，不能把内战时期的法律与和平时期的法律混为一谈；也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律混为一谈。 在评价亚伯拉罕·林肯的政策时，如果只从民权的角度来评判，那么这位伟大总统的形象便不那么高大了。当然，他可以辩解说，为了消灭奴隶主民主制，他不得不发动内战。内战是社会危机白热化的状态。在内战状况下，必然会产生某种专政，从根本上来说，这显然是一种临时体制，是维持统治的一种特殊手段。 苏联的专政确实没有消失，反而变成了一种恐怖的极权统治。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在革命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它只能通过隐蔽的内战手段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当权官僚决裂了。在内因和外因的影响下，工人阶级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清算自己的官僚阶层的程度，所以我失败了。但我坚信工人阶级终将清算它。 但是，无论苏联的情况如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依然遭受着本国资产阶级的奴役，他们必须坚决捍卫一切政治势力的自由，也包括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的自由。所以，我对戴斯委员会的目的根本没有丝毫同情。 无需多言，我来这里当然不是为了保卫“美国活动”、反对“非美活动”的。对于这个任务，我准备得很差劲。更糟糕的是，我试图找出美国精神当中还有什么值得捍卫的东西，却一直找不出来。美国为人类财富做出的巨大贡献，可以概括为一个词：科技。这种美国精神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普遍的接受。 戴斯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何运用美国的科技，才符合人类的利益？当前统治制度的代表人物，比如哈罗德·伊克斯[13]、霍默·卡明斯[14]、路易斯·道格拉斯[15]等人都说过，经济垄断违背了民主思想。可是，垄断资本却牢牢地统治着美国，掌握了无与伦比的强大权力。我们上哪儿才能找到美国精神呢？是抽象的思想吗？还是与这些思想背道而驰的现实呢？进一步来说，持久不退的失业大潮，究竟是一种“美国”现象，还是“非美”现象呢？ 戴斯先生所支持的那些限制性法律，拥有悠久的历史：在过去二十年里，欧洲国家逐步从民主制转为极权制，在这个转变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它们也曾实行过类似的法律。青年大会[16]的代表公开指责戴斯委员会玷污了“美国精神”。我这个外国人恐怕得花上至少一年的时间，才能弄明白这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在美国逗留这么久的时间，是否符合“美国精神”的原则？这我还真不知道。 当然，必须承认，共产国际为了进行这种迫害，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多年来，它一直在系统地向各个民主国家的政府提出要求，要它们镇压它自己在左派之中的政治对手。这种可耻的行为，使我们能在很久之前就做出预测：它最后一定会掉进它自己为别人挖的坑里。我们的预言应验了。白劳德以前总是不停地要求对所谓的“托匪”动用警察手段，结果，警察在对付白劳德时可是一点都不客气。 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睚眦必报的人。他使用假护照一事并不会让我们产生兔死狐悲的恐惧感[17]。在同沙皇专制和各路反动势力斗争时，我有时也会用假护照。白劳德有一两次成功地骗过了法西斯国家或其它国家的警察，这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他一直在系统地欺骗美国工人。同这种欺骗作斗争，是一项基本的政治任务。在进行这种斗争的时候，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跟工人报刊以及国家立法机构一样有用。 但是，我绝不会支持那些出于爱国精神、而把共产党员赶出自己的组织的工会领导与“工人政党”的领导。我认为，这种政策，跟打压共产党的法律一样有害。只有依照工人民主原则建立起来的工会，才能执行这样的任务。用官僚手段驱逐斯大林党并不难，难的是让工人群众摆脱对斯大林党的迷信。但是，只有帮助工人群众摆脱对斯大林党的迷信，才能治好工人运动，并带领它更进一步。 要对付扯了无数弥天大谎、犯下累累叛卖罪行的共产国际，最锋利的武器便是公开真相。这也就是我给自己制定的任务——把苏联当权官僚与共产国际的活动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不能保证我会揭露出什么“轰动性”的东西，不过，“轰动性”这东西其实也不是必要的。莫斯科审判、对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清洗、对“红色将领”的消灭、突如其来地同希特勒结盟，以及共产国际在当权官僚的指挥下可耻地反复变卦，这些事情本身就已经足够轰动了，就算我能揭露出一些新的情况，又怎么能在轰动性上超过它们呢？但是，我可以帮助大家把这些事情拼成一副完整的图案，并揭示它的内在意义。 只要工人群众认清了斯大林主义的反动的历史作用，他们就会唾弃斯大林主义。我就是为了帮助工人群众认清斯大林主义的真面目，才同意为戴斯委员会作证的。 戴斯取消了邀请[18] （1939年12月12日） 戴斯先生在12月12日发表声明，取消了邀请托洛茨基前往美国的计划，他对此给出的理由是完完全全的谎言。戴斯声称“墨西哥政府没有提供允许托洛茨基返回墨西哥的保证”。谁也没有向戴斯先生提供此类保证的义务——他既不是美国总统，也不是国务卿，甚至都不是领事馆的官员。墨西哥内政部已向美国驻墨西哥领事馆递交了书面保证，允许我自由地前往美国和返回墨西哥。明明是戴斯自己变了卦，他却想把责任推卸给墨西哥政府，这是彻头彻尾的背信弃义。 我于10月12日收到了戴斯委员会的邀请，它请我于11月12日到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出庭作证。我认为，这个案子意义重大，身为这个案子的证人，我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因此，我立即联系了我在美国的两位合作者，请他们帮助我准备必要的文件、收集必需的讲话和整理各种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并将这些材料译为英语。 11月2日，戴斯委员会的代表约·布·马修斯联系了我的律师戈尔德曼[19]先生，通知他说：听证会已经推迟到十二月，可能于12月10日至15日之间举行，但他向戈尔德曼先生承诺，到时我“百分之百”能够出庭作证。戈尔德曼先生在取得我的完全同意后，向马修斯先生（戴斯委员会首席调查员）解释说：我本人的政治目的，当然与戴斯先生的反动的政治目的毫无共同之处，我唯一能保证的便是说出真相。恐怕戴斯先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而取消了邀请。如果要给此事下一个严厉的、但却不由分说的判决的话，我会说这是一个“肮脏的伎俩”。 戴斯先生声称，他会派一个调查员到墨西哥来“接受托洛茨基的陈述”。但是，我从来没有邀请他的代表到墨西哥来，无论他能否向我出示他被允许返回美国的保证书。我愿意出庭作证，但有一个条件：我只能在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面前公开作证，这个委员会必须给我提供通过交叉质询来澄清一切有待澄清的问题的机会。如果戴斯先生只想通过书面形式来了解我的意见，他可以去读一读我的书。 拒绝闭门密谈[20] （1939年12月17日） 有关我正在接受所谓的戴斯委员会的首席调查员马修斯先生的调查的报道，纯属无稽之谈。我对马修斯先生的行踪一无所知，也与他没有丝毫联系。众议院戴斯委员会曾邀请我出庭作证，我接受了它的邀请；我愿意再次接受它的邀请，这是为了让美国公众了解到一些问题的真实情况，而我很可能是最熟悉这些问题的人。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会同意与戴斯先生或马修斯先生闭门密谈这些问题。 有关戴斯委员会的谣言四起[21] （1940年1月12日） 本月十日，斯大林派在伊达尔戈剧场举行集会，一众演讲者，特别是刚从美国抵达此地的福特[22]先生，声称美国国会议员戴斯先生正在策划一个反墨西哥的阴谋，还特地点了我的名字，说我是这个阴谋的帮凶。我认为，我有义务指出：这些演讲者又在蓄意撒谎。我特地附上了我与戴斯委员会的通信的副本，读者看了之后就会发现，里面一次都没有提到墨西哥。 美国众议院戴斯委员会邀请我出庭作证，是为了调查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并对涉及我的假证词进行调查，而这些假证词是由北美斯大林党的领导人白劳德和福斯特提供的。 只要动动脑子就会明白，我既没有政治动机、也没有个人动机去帮助美国的石油巨头（戴斯捍卫的正是他们的利益），反对墨西哥人民。此外还有一件事是大家都清楚的：我不会为戴斯先生的反动目的提供帮助，他在明白这一点之后，便取消了邀请。 格伯乌的特务以前曾炮制过各种谣言：我参加了所谓的反对卡德纳斯[23]将军政府的罢工运动；我与塞迪利奥[24]将军有联系；我在莫雷利亚秘密会见了阿特尔[25]博士；我与墨西哥的反动犹太资本家有关系；我秘密地插手了目前的总统大选；而他们最近编造的谣言，跟这些谣言一脉相承。 在踏上墨西哥领土后，我就自愿地承诺不去干预墨西哥的内政和外交。与之相反的一切说法，都是蓄意的谎言。 也许有一天，这些故意欺骗人的绅士会接受我过去的建议：由公正、可信的公众人物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对这些谣言进行调查。我要公开地质问他们：你们敢不敢接受我的建议？ 原载于惊雷杂志第十四期 [1]本文摘自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委员会1939年12月5日的会议纪要，原署名“汉森”（Hansen）。为了保密，托洛茨基在本文中使用了多个假名；真名已标注在其后的中括号内。1939年10月，戴斯委员会邀请托洛茨基出庭作证，托洛茨基接受了邀请。10月末，社工党政治委员会委员詹姆斯·伯纳姆提出了一个动议，表示不同意托洛茨基的这一行为，请求托洛茨基重新考虑并拒绝出庭，并提出：如果托洛茨基不愿接受这个请求，社工党就应该公开批判托洛茨基的这一行为。政治委员会的另一名委员则提出了另一个动议，要求社工党支持托洛茨基，因为这种做法与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文章无异，但要求社工党禁止任何党员主动为非美活动委员会出庭作证。政治委员会驳回了这两个动议，它以“这样的证词对我们的运动具有宣传价值”为由，支持了托洛茨基出庭作证的计划。——原注 [2]詹姆斯·伯纳姆（JamesBurnham，1905年11月22日—1987年7月28日），1933年参与创立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WorkersParty），1934年支持把美利坚工人党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LeagueofAmerica）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UnitedStates），1935年与合众国工人党一起打入美国社会党。1937年托派被开除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党，但不久后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就因路线分歧，于1940年5月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二战期间为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fficeofStrategicService）工作，战后积极投身反共活动。——中译者注 [3]小马丁·戴斯（MartinDiesJr.，1900年11月5日——1972年11月4日），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人，曾于1931—1945年、1953—1959年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并于1938—1944年担任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4]1936年，苏联官僚在莫斯科审判中，炮制了莫须有的“托洛茨基反苏中心案件”。1937年3月，为了洗清托洛茨基同志的不白之冤，“美国保卫列昂·托洛茨基委员会”（AmericanCommitteefortheDefenseofLeonTrotsky）组织了“调查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审判中遭到的指控预备委员会”（PreliminaryCommissionofInquiryintotheChargesMadeagainstLeonTrotskyintheMoscowTrials），并请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出任主席，故通称“杜威委员会”（DeweyCommission）。杜威委员会经过多次详细认真的调查取证后，做出了正式结论：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审判中受到的指控全部不成立，托洛茨基无罪。杜威委员会发表了自己的调查报告，题为《列昂·托洛茨基案件》，可在此处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7/dewey/——中译者注 [5]《社会主义呼声》（SocialistAppeal）是美国托派的机关报，创办于1935年。1941年更名为《战士报》（TheMilitant）。——中译者注 [6]1937年，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国会众议员路易斯·拉德洛（LouisLudlow，1873—1950）在众议院里提出了一项提案，建议给宪法加入一项条款：在宣战之前，必须举行全民公决，通过后才可宣战。这项提案，即战争公决提案，便被称为“拉德洛修正案”。参议员拉佛莱特（RobertMarionLaFolletteJr.，1895—1953）也在参议院内提出了同样的提案。1938年1月10日，众议院否决了拉德洛修正案。就在几天之前，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72%的美国人支持拉德洛修正案。社会主义工人党抓住这个机会，结合自己的过渡要求纲领，提出了“让人民来决定是否开战”的口号，并发动了一场支持拉德洛修正案的宣传攻势。——原注 [7]本文发表于1939年12月16日的《社会主义呼声》，原题为《托洛茨基驳斥有关戴斯委员会的质询的假新闻》（TrotskyRapsPressLiesonDiesQuery）。——原注 [8]1938年，墨西哥政府没收了英国和美国的石油企业。（请参阅托洛茨基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文章，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7—1938）》，第2版。）——原注 [9]厄尔·拉塞尔·白劳德（EarlRussellBrowder，1891年5月20日——1973年6月27日），美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曾于1930年—1945年任美共全国委员会主席，1934年—1945年任美共总书记。1944年主张解散美共，因此在1945年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10]威廉·泽布朗·福斯特（WilliamZebulonForster，1881年2月25日——1961年9月1日），美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曾于1924年—1934年、1945年—1957年担任美共主席。——中译者注 [11]约瑟夫·布朗·马修斯（JosephBrownMatthewsSr.，1894年6月28日——1966年7月16日），早年曾参加左翼运动，1929年参加美国社会党，从1933年开始积极参加美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群众运动，成为美共的“同路人”。对共产主义幻灭后，沦为反共分子。——中译者注 [12]本文发表于1939年12月30日的《社会主义呼声》。托洛茨基起草了这个声明，准备在抵达美国时发表。但是，就在他动身前不久，戴斯委员会取消了邀请。——原注 [13]哈罗德·勒克莱尔·伊克斯（HaroldLeClairIckes，1874年3月15日——1952年2月3日），时任美国内政部长。——中译者注 [14]霍默·斯泰尔·卡明斯（HomerStilleCummings，1870年4月30日——1956年9月10日），曾于1933年至1939年任美国司法部长。——中译者注 [15]路易斯·威廉斯·道格拉斯（LewisWilliamsDouglas，1894年7月2日——1974年3月7日），曾于1933年至1934年任预算局长。——中译者注 [16]美国青年大会（AmericanYoungCongress）是一个由斯大林党控制的人民阵线组织。——原注 [17]1939年10月23日，白劳德因使用假护照而遭到起诉。1940年1月17日，白劳德被判处四年徒刑，并处罚款两千美元。1942年5月获释。——中译者注 [18]本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1939年12月23日。——原注 [19]阿尔伯特·戈尔德曼（AlbertGoldman，1897—1960），原名阿尔伯特·维布伦（AlbertVerblen），出生于芝加哥，曾当过裁缝，191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20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33年因拥护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此后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4年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1939年起开始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的全职干部。1941年社工党因违反史密斯法案受审时，他担任了社工党的辩护人，但他随后也被监禁。在狱中开始批判社工党与第四国际，1945年建议社工党与沙赫特曼的工人党合并，合并失败后，于1946年退出社工党，参加了工人党。后退出工人党，参加了美国社会党。——中译者注 [20]本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1939年12月30日。——原注 [21]本文摘自《斯大林的帮众》（LosGangstersdeStalin，墨西哥，1940年），本书中的这篇文章是由威尔·莱斯纳从西班牙文译为英文的。——原注 [22]詹姆斯·W·福特（JamesW.Ford，1893—1957），曾作为美国共产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参加过1932年、1936年和1940年的大选。——原注 [23]拉萨洛·卡德纳斯·德尔·里奥（LázaroCárdenasdelRío，1895年5月21日——1970年10月19日），墨西哥将军，1934年至1940年任墨西哥总统，任上实行了一些进步的改革措施。当托洛茨基被迫离开挪威后，只有卡德纳斯的墨西哥政府愿意给他提供政治避难。——中译者注 [24]萨图尔尼诺·塞迪利奥·马丁内斯（SaturninoCedilloMartínez，1890年11月29日——1939年1月11日），墨西哥将军，1938年发动反对卡德纳斯政府的叛乱，1939年1月11日兵败被杀。——中译者注 [25]阿特尔博士（Dr.Atl），本名赫拉尔多·穆里利奥·科尔纳多（GerardoMurilloCornado，1875年10月3日——1964年8月15日），墨西哥画家、作家。——中译者注
陈独秀《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1920年3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 陈独秀 （1920年3月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0年3月5日《申报》，本文系陈独秀等人为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的联名启事。上海工读互助团由陈独秀等人发起，由彭璜等旅沪学生组织，于1920年3月成立，不久宣告失败。 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 现在中国的学制，是求学的时代不能谋生活，谋生活的时代不能求学。求学的时代不谋生活，学问就变成形式的，机械的了；谋生活的时代不求学，学问就是不永续的，不进步的了。 像这样看来，教育与职业是相冲突，生活与学问是相冲突，怎么能算为合理的教育，正当的生活呢？ 因为要想一个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的法子，就来发起这个工读互助团；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出来，以实行那半工半读，互助协助的办法。这要算是我们发起人的唯一宗旨。 但在开始筹备的时候，约需一千元的费用，若是赞成我们的宗旨，而愿意帮助一般青年的人，希望能够在经济上赞助赞助为感！ ▲上海工读互助团简章 一宗旨本团以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助为宗旨。 二团员凡志愿入本团者，须团员三人之介绍，全体团员之认可，得为本团团员。 三服务团员每日每人必须工作六小时，若生活费用不能支持，得临时由团员公议增加作工钟点。 四权利团员生活必须之衣食住及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均由团体供给，惟书籍归团体公有。 五工作种别暂分下列四项（一）平民饭店（二）洗衣店（三）石印（四）贩卖商品及书报。 六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 七设备设书报室及俱乐部。 八组织本团公选事务员若干人，讨论团中重要事务。事务员设总会计一人，管理全团银钱出入；事务会计若干人，管理各组银钱出入事务；庶务若干人，管理各组卖买及一切杂务：事务员每月选举一次。 九规约凡团员有怠于工作情事，除私人规劝外，得由事务员召集团员会议，全体劝告。经三次劝告仍不努力尽职，即请其出团。 十出团团员得自由出团，惟须提出理由书。 十一人数本团暂以四十人为额，俟经费充足，再行推。 十二附则本简章得由团员公决增改。 本团拟在徐家汇开办，工队的分配组织，俟开办后另订细漫。 发起人陈独秀王光祈汤松汪孟邹姜济寰宗白华陈子绶陈宝谔左舜生康白情张国焘涂开舆孔昭绶邓峙冰刘清扬毛泽东张百龄彭璜肖子暲李思安成圣瑞曾翼圣曹扬篱陈煦周霁光齐铁忱
致《纽约时报》编辑部（1939年12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纽约时报》编辑部[1] （1939年12月4日） 编辑先生阁下！ 11月25日，贵报刊载了汉密尔顿先生的一封信。该信一开始就说：“列·托洛茨基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信满篇皆是未经证实的流言蜚语”。这种指控实不可等闲视之。我希望你们允许我声明，这封信并不合乎实情。同时也要揭露出，莫斯科及其代理人使用怎样卑劣的手段将大部分的世界舆论引入歧途。汉密尔顿提出的理由对他是特别有利的，因为我那封信涉及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对于一切喜欢思考的人，无论其思想倾向如何，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汉密尔顿出于无知或大意，便按下了一个键子，由于这键子生出的意外太多，他本人，还有他为之辩护的当事人斯大林，都极感不快。我信中有一个见解，即列宁和整个布尔什维克党都曾一致认为，在一个国家内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在象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内。而斯大林只是到了1924年底，才在这个问题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宣布自己昨天所持的观点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发生变化的政治原因是，苏联官僚在此之前已建成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即得以使他们自己的权利和幸福……在一个国家内有了可靠的保障。这一问题早已超出马克思主义内部论争的界限。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上，不认清斯大林怎样同布尔什维主义传统决裂，为什么决裂，就无法理解苏联执政党的演化，无法理解当前苏维埃政权及其国际政策的性质。为了证明根本不曾存在任何决裂，汉密尔顿先生援引了列宁1915年的一段文章： “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由此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以在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这个国家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剥夺了资本家的财富，组织起社会主义生产后，便可吸引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发动起义反对资本家，必要时甚至以军事力量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从而反对其余资本主义世界。” 这段文章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同时发生，而应当不可避免地在少数国家甚至一国“首先”（“first”或inthebeginning）开始。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列宁对“社会主义胜利”的理解，在这里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国有化，而绝不是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反，列宁直截了当地指出，夺取政权是应当为了在国际范围内发展革命而将生产资料交到无产阶级手中。汉密尔顿的全部论据，同他的莫斯科教唆者们的论据如出一辙，是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混为一谈。这是愚蠢的诡辩！我们不止一次把十月革命叫作“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我们只把这胜利视作一个历史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应当在国际范围内改造人类社会。 其实，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建成的问题，除了1915年那一段被曲解的引文，汉密尔顿并未找到其他任何佐证。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列宁在执掌苏维埃国家的5年中，发表过许多文章和讲话，无数次地阐述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问题。我在拙著《俄国革命史》中，列引了列宁的数十条论断（1917—1923年间的）。请允许我在此略举其中几例：“俄国无产阶级不可能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可以……使他们主要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欧洲和美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投入斗争的环境变得有利。”1918年4月23日，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说：“我们的落后推动我们前进。如果我们不能坚持到获得别国起义工人强有力的支持那一天，我们就会灭亡。”1921年，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第448页）[2]：“在俄国，我们的产业工人为数甚少，而小农却占了绝大部分，在这样的国家里，只有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革命的支持，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获得彻底的成功……”在十月转折三周年之际，列宁说（第450页）：“我们寄望于国际革命，这种希望无疑是正确的……我们一贯强调，在一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业绩是不可能的。”……1921年2月，列宁在缝纫工业工人代表大会上宣布：“我们总是不止一次地向工人们指出，我们胜利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条件是传播革命，至少向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传播革命。”我仅举这不多的几条引文，原因并非它们最为明显——远非如此！——而是因为它们最简短。汉密尔顿先生托称我知道1915年那段列宁的引文，说我因此有意对《纽约时报》的读者隐瞒了它。然而问题在于，我知道的并不仅仅是这段引文，而是列宁的全部著作和他的整个思路。1915年这条引文被曲解了，成了克里姆林宫及其代理人的唯一资本。事情一直搞到维辛斯基检察官将这条引文列入对我和其他人的起诉书中。因此，它成为约翰·杜威博士[3]的委员会特殊审理的对象。 可以完全否定约·杜威及其助手们在哲学和政治方面的观点。这也正是我所抱定的原则。但世界上未必会有一个思维健全的人敢于否定杜威精神上的绝对诚实，更不用说他对于文字的分析能力。他的助手爱德华·安特沃特·罗斯、约翰·张伯伦、苏萨、拉弗列特[4]等人，都是智力超群，道德出众的人物。比这更为权威的调查，尤其对于美国舆论界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听听该委员会的结论吧：“列宁（1915年）的文章……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即社会主义要在一国彻底确立，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删除‘首先’一类的说法，并使引文脱离上下文……第二，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意见基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从民族的基础上开始，但在国际范围内告终。”接着：“通过仔细研究有关历史材料，委员会确认，列宁对这一问题的实际观点是：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但没有其他国家的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帮助，以后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汉密尔顿先生只不过是重复维辛斯基检察官早被揭穿的捏造罢了。不过，捏造的根子不是维辛斯基，而是斯大林。1924年4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里写道：“……在一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接着在他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里写道：“还不意味着就保证了充分的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这个任务还在前面，能不能实现这个任务，能不能不要几个先进国家的共同努力，而在一国范围内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呢？不，不能。要推翻资产阶级，一国的力量已经足够了——我国革命的历史告诉了我们这一点。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要组织起社会主义生产，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特别是象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便是不够的了。——要做到这些，必须靠几个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力量。”……斯大林在阐述了这些思想之后，说道：“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总的特点就是这样。”就在当年年底，他在同一本书的新版本中，用下述说法变更了这个观点：“战胜国的无产阶级在巩固政权，让农民跟自己走之后，就可能而且应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能而且应该”！这句话之后，接着仍然是那句结束语。这样一来，半年之内斯大林就给列宁强加了两个在革命基本问题上直接对立的观点，证实他的新观点正确无误的任务，落到格别乌头子雅戈达身上。汉密尔顿企图指责我隐瞒了一些列宁的引文，而我要指责共产国际的，却不是隐瞒一条引文的问题，而是它为了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的私利，系统地篡改了列宁的思想、实情和引文。用这种篡改手段编撰的《联共党史》文集，竟译成文明人类的所有文字，在苏联和国外出版了数千万册。我可以向任何一个公正的委员会证明，在人类图书馆里，没有任何一本书比这本《党史》更为可耻了。这本书不仅成了政治宣传的基础，而且成了苏联美术、雕塑、戏剧、电影等等的基本内容。遗憾的是无须怀疑，敌人不可能理会我的呼吁。 列夫·托洛茨基 1939年12月4日 [1]首次用俄文发表。曾载：纽约1977年出版英文版《列夫·托洛茨基1939—1940年书信集》第125页—129页。信件上方有托洛茨基附笔：“未寄出稿”。英文版中的日期是12月6日。托洛茨基的草稿注明为12月4日。 [2]托洛茨基引于《俄国革命史》俄文版第二卷第二章。该书由柏林“格拉尼特”出版社1933年出版。 [3]约翰·杜威委员会是对莫斯科审判中提出的针对托洛茨基的指控进行调查的委员会。杜威（1859—1852）任委员会主席。他是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委员会在莫斯科对案件作了审理（1937年4月10日至17日），将调查结果刊载在《我无罪》一书中。此外，还在《列夫·托洛茨基案件》一书中公布了审理速记。 [4]均为杜威委员会委员。 来源：《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译者：黄柱宇唐伯讷）
陈独秀《人口论底学说变迁》（1920年3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人口论底学说变迁 陈独秀 （1920年3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7卷第4号，1920年3月1日出版，署名：T.S。 （一）马尔塞斯《人口论》要领（节译河上肇底论文） （二）《人口论》出版当时的反对论（节译福田德三的论文） （三）马尔塞斯以后底人口论（节译米田庄太郎底论文） （四）新马尔塞斯主义（节译神户正雄的论文） （一）马尔塞斯《人口论》要领 （1）《人口论》第一版底要义 （A）《人口论》底前提 马尔塞斯底《人口论》，他生前发行六版，每版都有点修改，第一版和第二版相差最甚。第一版约五万字，第二版约二十万字，最后第六版不过二十五万字。第一版发行在一七九八年，没有署作者底名姓。要研究《人口论》底要义，不得不先举其重要的前提如左： “第一人类生存，必需食物。 “第二两性间底情欲也属必要，而且是继续现状。 “这两个法则，可算得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关于天性底固定的法则，直到今日，并不见有何等变化，因此我们没有权利可以推测将来和现在不同。 “我不知道会有何等学者豫想地上底人有不用食物可以生存的日子，只有Godwin氏推测两性间底情欲将来或可灭绝。但两性间底情欲，从来不见有表示灭绝底倾向，现在和二千年前乃至四千年前，他存续的力量未尝稍减。个人的例外自古便有，现在也有；但此等例外底数目并未特别增加，若是单因为有这种例外，便把将来的例外做原则，把今日的原则做例外，这不能不说是非哲学的论法了。 “我的前提倘然真实，我还敢说：人口繁殖力比土地底生活资料产出力大得多。 “人口若不加限制，是要照几何的比例增加；生活资料只能照算术的比例增加。”（以上第一版十一页至十四页） 人口繁殖力和生活资料增加力不能有同等的速度，这是马尔塞斯《人口论》底根本的出发点。这出发点底两个前提，就是：（1）吾人生存必需食物；（2）人类性欲不能够灭绝。 有些学者根据“收获递减法则”，主张马氏食物增加速度缓慢的意见，但马尔塞斯发见这种法则，乃在一八一五年，离《人口论》初版已有十六年，断不能做马氏创论时的根据。 食物增加速度何以缓慢，马氏创论时并未说出何等理由；至于人口增加速度何以急激，他是拿性欲不变做理由，除上面所引的第一章文句外，第七章里面又说： “两性间底情欲，各时代差不多是一样，因此照几何学讲起来，可以说它常有一定量（Agivenquantity）。” 男女性欲满足结果的人口出产，比起食欲满足前提的食物出产来，后者的增加力万不及前者的强，这是马尔塞斯《人口论》底根本的出发点，自初版到第六版都没有变更。 这种根本的要义，马氏自己屡次珍重申说道： “增加比例的的差（即人口增加的比例和食物增加的比例底相差。）我的主要的结论，就放在这个上边。”（第三版附录五一七页） “对我提起第二有力的反对，就是因为我否认贫民底生存权。若有人要贯彻反对论，对于我的人口论发端所陈的事实，即人口与食物增加的比例，应该指出根本的谬误。因为假定这种事实真实不虚，我的结论便是当然不可逃避的了。”（以上第三版附录五一九页） “即认定地球上的产物绝对无限，而人口与食物增加底比例差，在我的立脚地看起来，仍然毫不减少它的重量。”（第六版二五二至二五三页） 马氏只说人口若不加限制，是要照几何的比例增加，反之食物不过算术的比例增加，因此Cannan评道：“除了算术的比例说以外，他并没有说明何以食物增加不能像人口增加那样快。”再进一步论起来，何以食物增加不过算术的比例，马氏并没有何等说明，所以后来学者多有异议。 （B）人口增加底妨碍 人口繁殖力和生活资料增加力不能同强，既如马氏所断定，至于因如何妨碍而保平均，马氏的意见如左： “人类生活必需食物，这是一种关于我们天性的法则，为了这个法则，此等二个不同的力（指人口增加力及食物增加力）不得不保持平均。 “因生活资料（获得）底困难，在人口（增加）上有强大不绝的妨碍。总有些地方不能免除这种困难，人类大多数必然有剧烈的感受。 “动物界及植物界的生命种子，都极丰富而且自由栽植，养育此等的必要的处所及食物，都比较地不足。倘若有充分的食物和充分的繁殖需要的处所给这地上底生命种子，即此数千年间，虽百万世界也被生物充塞了。支配一切我等无可如何的自然法则，在预定范围以内限制此等生物。因此动物植物底繁殖，都在此限制的大法则之下萎缩了。人类的生物无论如何有理性的活动，也毕竟不能逃此法则。因此结果：在动植物便要种子浪费，疾病及夭死；在人类便有贫穷及罪恶。贫穷乃是绝对的必然的结果。罪恶是可能的结果，虽是我们现在数见不鲜的事，但恐怕不能说是绝对的结果。道德上的苦行，就是对于罪恶反抗一切的诱惑。”（第一版十四页—六十页） “土地的生产，决没何等限制。无论何时都是增加，较或种限定的分量，何时都能够加大。但人口（繁殖）力更有有力的优势，人类底增加，必由强的法则时时妨碍他的优势力，才能够与生活资料底增加相调和。 “在植物及动物，此问题的观察极其简单。他们都是被增加自己种属的强力本能所支配。这种本能，不关理性，不是因为疑虑有没有供给子孙的生活资料而受妨碍。只要有增殖底余地，无论何时都能发挥他们的增殖力。那过分产出的，随后或是因为乏缺处所及食物（动物及植物相同），或是动物被别的动物捕食所抑制。 “此等妨碍在人类却很复杂了。 “人类虽然也是由同样的强力本能增殖种属，但有理性妨碍他的行动，就是无力供给生活资料不便胡乱产子的感想。 “由这样感想，凡文明国大多数的人，所受早婚的自然指示（即性欲）应被妨碍，实际上确受了妨碍。此种抑制，虽非绝对地却必然地造出罪恶。且一切社会上，就是最放纵的人，希望道德所许同栖的倾向也非常之强。不断地人口增加底动力所以长存；与此不断的动力同时，社会下级人民遂有不断地陷于困穷底倾向，因此关于他们的状态永久大改良，就是妨碍这件东西。（第一版二十七页至二十九页） 《人口论》第七章之终，揭出三个结论如左： “人口增加必然受生活资料的限制。 “生活资料增加时，人口总随时增加。 “人口（增加）底优势力，由贫穷及罪恶而受抑制，因此现实的人口，与生活资料得保平均。”（第一版一四〇、一四一页） （C）所谓“人口的原则” 以上所引马氏的议论，乃是原书卷首标题第一段“关于人口原则论”（Anessayonteprincipleofpopulation）的要义。简单说起来就是：人口增加力比食物增加力强大，所以人数生活资料恒觉不足，因此人数社会贫穷的现象，便绝对地不能根绝，罪恶也不易消灭。这算是马尔塞斯所谓人口原则底中坚要义。 所谓“人口原则”（theprincipleofpopulation）这句话，据Cannan说是出于Godwin的《政治的正义》（PoliticalJustice）中用语。Godwin的原文如下： “人类社会有一原则，因此原则，人口恒受抑制以生活资料的平准为度。例如亚美利加及亚细亚的游牧种族，无论经过若干年，人口增加，无土地耕作的必需。” Godwin此文马氏书中也曾引用，所以“人口原则”一语，有人以为本于Godwin。 （D）人口增加与社会改良 《人口论》第一版卷首标题，第一段是“关于人口原则论”，第二段是“影响于社会将来改良”（Asitaffectsthefutureimprovementofsociety），第三段是“附评葛德文氏孔多耳塞氏及其他著作家的思索”（WithremarksonthespeculationsofMr.Godwin,M.Condorcetandotherwriters）。标题第一段所包涵的要义，前已略述；第二段所包涵的要义，略如原书第一章之终所说： “人口力与土地生产力自然的不平等，既是如此；关于我们天性底大法则，这二力的结果又不得不常保平等；我以为这是社会定成底道路上一大困难，到底难操胜算的一件事。别的一切议论，比较这件事都很轻微。我不知道人类有什么道路可以逃出这支配一切生物底法则。无论如何建立平等的制度，如何设置农政上诸制度到了极致，仅仅一世纪间不能够除去此种则底压力。那么，社会各人都能安乐、幸福，且比较地闲暇生活，对于他们自己及家族生活资料底供给都毫无顾虑，这样的社会好像到底没有成立底希望。”（第一版十六、十七页） 第三段所包涵评论文家的部分，略举如左： “葛德文氏的著作，全体都犯了一种大谬误。他的谬误，是把人生底罪恶及贫穷都归罪于人世底制度。照他说起来：政治法制及财产制度底设立，是产出万恶的源泉，是使人类退化、诸罪恶的酿成所。实际上果如葛氏所说，世界上根绝罪恶底事，未必无望。……世间诸制度虽然好像是造出人类许多不幸底明白而且有力的原因，但实际上还是轻微的表面的原因，比起那深入人生底根底、混浊人生底源泉和人生大流全体底原因（是马尔塞斯所谓人口原则），不过是浮在水面的羽毛。”（第一版一七六、一七七页） （2）第一版与第二版的差异 （A）总说 《人口论》出版的次年，马尔塞斯出游中欧北欧各地，五年研究底结果，一八〇三年，《人口论》第二版出现，和第一版颇有差异，如左： （一）第一版不过五万字三九六页八折版的小册子，第二版是二十万字六〇四页四折版的大书。 （二）第一版是匿名的著作，第二版才明署马尔塞斯底姓名。 （三）卷首标题第一段，一二版相同；其次全然改变：第二段改为“他的过去及现在影响于人类幸福底观察”（Aviewofitspastandpresenteffectsonhumanhappiness），接着又加上“研究我们预期关于除去或减少由他发生的罪恶”（Withaninquiryintoourprospectsrespectingthefutureremovalormitigationoftheevilswhichitoccasions）两行小字。第三段完全删去。 （四）第一版全书分十九章，第二版分为四编：第一编十四章，第二编十一章，第三编十一章，第四编十二章，全书共计四十八章。 （五）内容改变，他自己的第二版序文里面说道：“通观我现著作底全体，在原则上比前版远不相同，就是想到罪恶及贫困以外，还有别的妨碍人口（增加）底事。在这后的部分，我努力将第一版中那些最激烈的议论加以柔和。” （B）道德的抑制 他在第二版说性欲底抑制，“屡屡造出罪恶”（Therestrictiontoofrequentlyproducesvice），不像第一版说“虽非绝对的却必然的造出罪恶”（Thisrestraintalmostnecessarily,thoughnotabsolutelysoproducesvice），所以他对于人口增加底限制，在贫困及罪恶以外，又加上道德的抑制，这是他的意见上很大的变化。 他对于人口增加底妨碍，在第一版本分为豫防的妨碍（Preventivecheck）及积极的妨碍（positivecheck）二种。他的说明原来是： “有赡养家族的先见之明，这就是对于人口自然增加行豫防的妨碍；下级的人陷于实际困穷，因此不能有相当的食物和注意供给子孙，这就是积极的妨碍。”（第一版六二、六三页） 这两种妨碍，和贫困与罪恶有如何关系，他的意见略如左表： 积极的妨碍………… 关于妇人恶习惯 大都市 有害健康诸工业 …………┐││││├………││││┘ ┐││├││┘ 贫困 奢侈 传染病 战争 ┐││├││┘ 罪恶 豫防的妨碍…………………… 第二版仍分人口增加底妨碍为如前二种，其说明如左： “豫防的妨碍，乃人类所特有，就是深谋远虑的理性力，由人类特优而起。动植物对于子孙将来的养育，没有何等疑虑；所以他们对于无限增加，都只有积极的妨碍。人类与别的生物不同……。因这样感想，凡文明国大多数的人，所受早婚的自然指示应被妨碍，实际上确受了妨碍。 “此等抑制的地方很多，殊于中流及上流的妇人极其普遍，倘不至造出罪恶，那么只是由人口原则发生的最小弊害无疑。若是原来无害而且是对于自然性向的抑制，由这一点看起来，一时就有点不幸发生，也不得不容忍。但把它比较由别的人口妨碍所生的弊害，那是很轻微的了。”（以上第二版九页十页） “积极的妨碍有多种，其中不论由罪恶或贫困而起，凡使人不保天年的原因都包涵在内。凡有害健康的职业、过激劳动、饱受寒暑、极端的贫困、育儿不适当、大都会、各种放荡、普通疾病、战争、传染病、瘟疫及饥馑都属此类。 “豫防的妨碍中，不去满足不正当的情欲，可以叫做道德的抑制。 “乱杂的情交、不自然的情欲、因为掩饰私通及不正当的情交底方法等，明明可以归在罪恶项下。 “积极的妨碍中，由自然法则发生即不可避的，总都叫做贫困，此外我们明白自招的，就是战争、放荡及其他我们力所能避的，性质颇为含混。此等乃是我们由罪恶自招的，结果仍归到贫困。”（以上第二版十一页） 据以上所列，第二版对于人口增加各种妨碍底关系，略如左表： 积极的妨碍 ┌│┤│└ 人力不可避的……………………………… ┐│├│┘ 贫困 人力可以避的 ┌│┤│└ 结果………………… 原因………………… ┐│├│┘ 罪恶 豫防的妨碍 ┌│┤│└ 不道德的…………………………………… 非不道德的………………………………… 道德的抑制 第一版所揭的三个结论，第二版修正如左： “人口增加必然受生活资料的限制。 “除了为有力的而且明显的妨碍所妨害，生活资料增加时，人口总随时增加。 “此等妨碍及抑制人口使与生活资料保持平均的妨碍，就是道德的抑制、罪恶及贫困。”（以上第二版三五〇页、十六页所载的文句稍有不同） （C）意见底变化 依所谓人口原则，人口虽自然的增加，无论如何社会，如何时代，都常受妨碍，这个意见，第一版和第二版全然相同。但在第一版，他以为妨碍人口增加底罪恶和贫困，都必然造成不好的结果；在第二版，他承认罪恶及贫困以外有道德的抑制，抑制人口增加不必以罪恶及贫困为限，这个意见，便和第一版大不相同了。 抑制早婚的结果，在第一版以为必然（Necessarily）造出罪恶，在二版以为屡屡（Frequently）造出罪恶；关于预防的妨碍底说明，在第二版上又盛称人类特有的理性力，和别的生物不同；照这两点看起来，第二版以下，渐渐重视人类底理性力，依自己理性力底抑制，即道德的抑制，就是迟婚，也未见得必然造出来罪恶。 他意见变化底原因，可以说是由物的人生观趋向到心的人生观。偏于物的人生观，所以把人类和别的动植物一样看得，所以说迟制早婚的自然指示，便必然造出罪恶；趋向到心的人生观，所以重视人类特有的理性力，和别的生物不同；所以承认人类底理性有抑制自己的能力，有选择罪恶与道德的自由，虽屡屡造出罪恶，却不是必然造出罪恶。所以第二版以下，在贫困及罪恶以外，加上道德的抑制，作为人口增加底三大妨碍之一。 依马氏所谓人口原则，人口增加底妨碍到底是不能免的。但在贫困及罪恶以外既然还有别的妨碍，依理性力——道德的抑制——贫困及罪恶都可避免的了。所以他第一版底议论偏于物的人生观，颇带悲观的色彩；第二版以下，悲观的色彩便渐渐淡了。 第一版底末尾三六〇页三七〇页，有下列文句：“恶（Evil）为使人活动所必要。”“富裕有价值于人固无疑义，但由人生实际上看起来，多数的情境，与其说富裕生善，宁说富裕生恶。”照这样说，罪恶及贫困不但没有根绝的希望，且于人生为必要，这不完全是悲观论吗？ 第二版的最末一页里，有一列文句:Itishopedthatthegeneralresultoftheinquiryissuch,asnottomakeusgiveupthecauseoftheimprovementsofhumansocietyindespair. 当初专为攻击葛德文等理想社会论而作的《人口论》，最后的结论却主张社会改良不至绝望，攻击底标的已经失了，所以第二版以下底卷首标题，将附评葛德文等底思索那一段文字全部删去。第一版全部十九章中，单是非难葛德文的就有六章（第十章至第十五章）；第二版四十八章中，批评葛氏的不过第三编中第二、第三两章。 （3）第三版至六版 第三版以下发行期如左表： 第三版一八〇六年 第四版一八〇七年 第五版一八一七年 第六版一八二六年 第三版和第二版重要的差异，就是关于“生存权”底意见，删去“无财产的人无生存权利，等于宴会未请的人没有列席的权利”等文句。其余自第三版至第六版材料虽然增加，意见都无甚差异。 （二）《人口论》出版当时底反对论 （1）反对论底分类 《人口论》出版当时底各派反对论，薄纳氏分类如左（Bonar,Malthusandhiswork.P.394） （一）以马尔塞斯说为无关重要。（Hazlitt,ReplytoEssayonPopulation.P.20.） （二）马尔塞斯说就是正当，将来或有反对法则发现。（谷雷格《生命底秘密》和葛德文第一次驳论） （三）对于马尔塞斯说底细目，反对说如左： （1）对于增加率 人口增加率没有等比的倾向，却有减少的倾向（萨德拉及葛德文）。食物增加率比超等差的以上还要大（萨德拉）。 （2）对于人口限制 （a）毫无限制底必要（葛德文及萨德拉）。 （b）罪恶与贫困不能抑制人口，反使人口增加（萨德拉）。 （c）限制中加入道德的抑制，紊乱立谓底本来（葛德文）。 （d）道德的抑制，有时使人口过增惹起大害（柯白特）。 （e）马尔塞斯以外的限制说： （一）恶政治。（葛德文） （二）恶法律。（葛德文） （三）奢侈。（塔布德） （四）智能发达。（斯宾塞尔） （五）阿温说。 薄纳氏更分先天的批评为四类： （一）教会的反对论以马尔塞斯违背圣书及教法上权威的教训。 （二）神学的反对论以马尔塞斯说否定神底摄理。 （三）独断的反对论以马尔塞斯否定道德、经济法则底调和及人类平等底本能。 （四）伦理的反对论以马尔塞斯说与人类道德性、自然的善意及世界的道德相冲突。 薄纳氏这两种分类，不但与马氏同时代的学者，连以后的反对论也大略包括在内。但此种分类对于各派反对论都一律看待，没有分出轻重。有一个论点我们不可不注意的，乃是《人口论》出现的时代精神并且也是现代经济理论及经济政策上最重要的根本问题，这问题就是《人口论》出版当时反对论中“生存权”底主张。这个主张乃是反对论中最重要的论点，不可和别的反对论一律看待的。 （2）生存权问题 （A）兰格 马氏和他的毕生论敌葛德文所讨论的“人间完全性”（Perfectibilityofman），都不能算是今日所谓社会政策，随后对此讨论加以新鲜解释的人，乃是《唯物论史》著者有名的哲学家兼社会论者德国兰格（AlbertLange）。《劳动问题》是他生平的大著作。他的根本见地是说：世间生物中，对于抵抗力少的东西往往加以最多的爱护，这是自然的性情。然生存竞争的大法则，却又不惜把这爱护的目的即弱的生物加以淘汰，社会问题底渊源，就在这种大矛盾中间。兰格对于人口与社会调和救济底方法，立论固然薄弱，但是他对于自然法则的人口法则与文化价值上的社会政策底要求，指出根本的矛盾，这是兰格在学问上永远的大名。德国社会民主党底硕学梅林格（Mehring）、柯资基（KarlKautsky）都承受了他的学说影响。柯资基曾以马克思后继者自命，著《增殖及发展》一书，想调停自然法则与文化法则底矛盾，好定成兰格底事业。后来奥国学者推阿多尔赫尔资加（TheodorHertzka）也拿兰格底意见，做他自己研究社会问题的基础。他所著的《社会问题》第一篇《奴隶制度的发达史》那一章内，以评论马尔塞斯发端。他的意见是：（一）种底增殖，不能达到食物底限度。（二）生殖力必顺应生存条件。（三）人口超过的事实，从前未曾有，将来也未必有。 （B）阿塞扬 马尔塞斯《人口论》第一版所首要的论敌，就是Godwin及Condoreet。他们都是拿承认“人间定全性”的可能为前提，来承认生存权的人。Godwin底生存权论，见他作的《政治的正义》第二卷第八篇第二章《私有财产底原则》中。Condorcet底生存权论，见他作的《人类精神底进步》中。他两人底论证不但不能折服马尔塞斯，反足引出马氏的反对论。 主张生存权最强烈的是有名的农政学者阿塞扬（ArthurYoung），阿塞扬对于人口论多和马氏怀同一的意见，马氏也屡次称赞他。阿塞扬底人口论，见他作的《佛兰西旅行记》，《政治算术》，《北英旅行记》中。他的要义是说：劳动需要增加的时候，人口必随着增加；需要减少的时候，人口必然减少。但因为有他种事情底妨碍，也往往有不需要的人口存在，像这样国里便不免贫困了。他这样的人口论，似乎同马尔塞斯差不多，但是他对于生存权底主张，全然和马尔塞斯反对。 马尔塞斯以为：社会有无救济贫民的力量和有无救济贫民的义务，不可不有区别；希望可能以内的救济，固然应该承认；若因此使推论到生存权是一般的权利，那就未免武断了。贫民若果真有生存权，像阿塞扬那种一部分的设施，拿一定的土地供给或种农民，却不能算公平，这决不能保障一般下层的贫民底生活使他们向上。生存权不能成立底唯一理由，就是因为人口法则上自然的不可能；阿塞扬一方面对于自然的大事实十分认识，一方面又承认生存权是社会一般的，岂非自相矛盾？ 阿塞扬不是一个理论学者，乃是一个现实的实验的思想家。他的人口理论，他的贫民救济政策论，都全然立脚在现成事实研究的上面；他的矛盾，就是自然大则的人口法则与现实文化社会价值要求的生存保障。阿塞扬根据生存权的提案，有三子以上的农民，只需半“耶加”底土地，牝牛一二头，耕种马铃薯。马氏极力反对他这种提案：以为如此结局，是叫英国人底生活降到最低的程度，促成滥婚，奖励不适当的生出，增加不需要的人口。马尔塞斯重看自然法则，轻看人为的力量；他置重道德抑制底可能，乃在第二版以后受了反对论的影响，决不是他原来的意见。他后来虽当承认人为的力量；关于人口过增底妨碍，也专在消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很注意。他发现自然力底伟大，他只用全力考究如何回避这种伟大的力量，没有想到还有广大的余地容纳自然力底活动；可以承认生存权算一种社会权，又算一种文化价值要求，就是因为这余地底存在为前提。 （C）培因 据生存权的见地痛击马尔塞斯的人，要算是汤姆斯·培因（ThomasPaine），他是一个赞美法兰西革命的人，他的有名的著作就是《人权论》（Rightsofman）。马尔塞斯极力排斥这本书说是危险。培因主张生存权是人权底一种，是非关慈善的一种权利。（Thissupportisnotofthenatureofacharitybutofaright）马尔塞斯因为激烈的反对，《人口论》第三版印行时，遂将第二版第五三一页内过于残忍刻薄的一段删去了。原文如左： Amanwhoisbornintoaworldalreadypossessed,ifhecannotgetsubsistencefromhisparentsonwhomhehasajustdemand,anbifthesocietydonotwanthislabour,hasnoclaimofrighttothesmallestportionoffood,andinfact,hasnobusinesstobewhereheis.Atnature'smightyfeastthereisnovacantcoverforhim.Shetellshimtobegone,andwillquicklyexecuteherownorders,ifhedonotworkuponthecompassionofsomeofherguests.Iftheseguestsgetupandmakeroomforhim,otherintrudersimmediatelyappeardemandnigthesamefavour.Thereportofaprovisionforallthatcome,fillsthehallwithnumerousclaimants.Theorderandharmonyofthefeastisdisturbed,theplentythatbeforereignedischangedintoscarcity;andthehappinessoftheguestsisdestroyedbythespectacleofmiseryanddependenceineverypartofthehall,andbytheclamorousimportunityofthose,whoarejustlyenragedatnotfindingtheprovisionwhichtheyhadbeentaughttoexpect.Theguestslearntoolatetheirerror,incounteractingthosestrictorders,toallintruders,issuedbythegreatmistressofthefeast,who,wishingthatallherguestsshouldhaveplenty,andknowingthatshecouldnotprovideforunlimitednumbers,humane-lyconfusedtoadmitfreshcomerswhenhertablewasalreadyfull.（此段大意是说：人生在世，两亲若不给他生活资料，社会又不需他的劳力，他是无权要求一点食物。在自然界底大宴会，决没有空席给他。它（指自然）令他离去，若他不得它的宾客底怜悯，便即刻执行它的命令。若是宾客们让他加入，别的闯进来的人马上就要求同等的待遇。……宴会的秩序和调和就扰乱了，有余变成了不足，宾客底幸福被满客厅里贫苦的有依赖性的角色破坏了，被他们喧扰的强求破坏了。……宾客们后悔迟了，他们错在不听女主人对于闯进来的人底严厉命令。宴会的女主人愿意它的宾客都满足，它知道它不能招待无限的人员，它的坐位满了，它便拒绝新来的人进去。） （D）培类及其他各家 马尔塞斯对于培因底政治哲学，全部否认；对于培类（Paley）底政治哲学，大部分非常推重，唯有关于生存权问题，乃居于反对的地位。培类所著《道德及政治哲学》（Moralandpoliticalphilosophy）中，主张照神意，照自然法，照我们的本能和习惯，贫人都有要求富人救济的权利；但是方法、时机和救济底额数，都不能确定。（Apoormanhasarighttorelieffrontherich,butthemode,season,andquantumofthatreliefwhoshallcontributetoit,orhowmuch,arenotascertained）他又称这种“人类底一般权利”（Generalrightofmankind）有三： （1）对于地上果物和菜蔬的权利。 （2）对于动物肉的权利。 （3）对于极端必需品的权利。 关于人口法则与生存权底讨论，除上述的Godwin，Condocet，ThomasPaine，Paley，ArthurYoung以外，还有别的反对著作如左表： PonlettScrope,PoliticalEconomy1833.p.290. Weyland,thePrinciplesofpopulationandproduction.1816.p.333. Jarrold,Dissertationsonmanetc1806.p.18. Hazlitt,PoliticalEssays,1819.p.401-428. Sadler,Lawofpopulation1830. Chalmers,PoliticalEconomy1832.p.398. Place,Mustrationsandproofsoftheprincipleofpopulation1822.p.135. Bailey,QuestionsinPoliticalEconomy.1823.p.17. Edmonds,Practical,Moral&politicalEconomy1828.p.39. J.F.Bray,Labour'swrongs&labour'sremedy,ortheageofmightaudtheageofright.1839. W.M.Cobbett,Poorman'sfriend,oradefenceoftherightsofthosewhodotheworkandfightthebattles. Scrope说：我们相信在人的权力以内，善用他的资财，可以使食物底供给增加等于人口增加。……这是个人生来的权利，自然的权利。……“足食”是政府底第一职务。（Weaffirm...thatitisinthepowerofman,byajndiciousofhisresources,toincreasehissuppliesoffoodsoastometeverypossibleincreaseofhisnumbers...thisisthebirthrigntofeveryindividual,naturalright...itistheveryfirstdutyofagovernmenttosecurethemeansofsubsistence.） Weyland说：使穷人底需要满足，是我们的绝对任务，并且它的效果在社会上有什么关系一概不论。（WearecommandedabsolutelyandwithoutanyreferencetoitseffectsuponSocietytogiveuntothepoorsufficientforhisneed.） Jarrold说：在自然界底大宴会里没有人是僧正，都是寻常的人；大家都没有什么差别；大家都是受人邀请来的，都应该随意享受一分；宾客底生命是神圣的；同招请在一个席上便含着平等的意思，并且占有一个生命便占有一分请帖。（Atnature'smightyfeastnonearebishops,butallaremen;thereisnodistinction;allthatareinvitedareatlibertytopartake;andthelifeofaguestissacred;tobeinvitedthesametableimpliesequality,andtopossesslife,istopossesstheinvitatio.） Place说：马尔塞斯否认无业的穷人有权利吃饭，但是他承认无业的富人有这权利。（Mr.Malthusdeniestotheunemployedpoormantherighttoeat,butheallowstherighttotheunemployedrichman.） （三）马尔塞斯以后的人口论 马尔塞斯底《人口论》底原则，第一版所论的和第二版以后殊于第六版所论的，虽没有十分根本的不同，但第一版所说过于激烈，第六版就很稳和了。他在第六版所论的，都是他在第一版出版后详细研究考察底结果，把他第一版的论述修正了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他最圆熟的真意，都是在第六版上发挥的。一九一六年出版的Thompson氏底著作，也根据于这个见解，用详细统计的研究，来论证马尔塞斯说。但是马尔塞斯底学说引起世人注意，还由于他在第一版所论述的形态。PaulLeroyBeanlien说：“马尔塞斯若是用第二版以后详述的形态用在第一版上，恐怕他的学说竟不会惹世人注意了。”批评和反对马尔塞斯的人一般也都是就第一版的论述批评反对；所以现今据马尔塞斯人口论来考究他以后的人口论底发达，不得不以第一版之论述为最能发挥他的学说底特色。今以第一版上所说的作基础，就可以晓得他的主旨就是：人口自然常有在生活资料以上增加的倾向。更说得正确些，就是：生活资料是极力从算术级数增加，人口本来具有几何级数增加的倾向；自然的结果遂破坏人口和生活资料底均衡，发生人口过多的现象；以人口过多之必然的结果，贫困及其他种种社会的弊害，就起来了。又以为预防人口过多并其他各种结果，文明人必应行道德的抑制。在这种意思上，马尔塞斯底人口论，很可以说是切当于当时底欧洲，殊于他的母国英国底人口状态及社会，经济的状态。所以有了许多对他下种种批评的人，他的学说依然风靡欧洲思想界，且实际的政策上也受了重大的影响。然而我们现在平静地想想看，就马尔塞斯“人口底原则”这个思想，就生出三个疑问如左： （一）又人口常有在生活资料以上增加的自然倾向，固然可以承认；为推测它超过的程度，生活资料不过是算术级数增加，人口有以几何级数增加的倾向，果然稳当不稳当呢？ （二）人口有在生活资料以上增加的倾向，并不是古今中外普通的必然的法则，不过行于一定历史的时代，在其他历史的时代不是不能行的吗？换一句话说，如马尔塞斯想的岂非并不是一个自然的法则，仅是一个历史的法则吗？ （三）以为人口常有在生活资料以上增加的倾向，能说他不是本的谬见吗？ 在这三个疑问，我以为从第一个疑问生出了马尔塞斯说底修正说，从第二个疑问生出了马尔塞斯说底部分的否定说，从第三个疑问生出马尔塞斯说底全部否定说，即反对说。这就是马尔塞斯以后人口论底主要分类。对于马尔塞斯“人口原则底必然的结果：生出人口过多的现象；这个现象底必然的结果，又生出贫困及其他种种社会的弊害”之说，得发生左列二个疑问： （一）承认马尔塞斯底人口原则，又承认他必然的结果，生出人口过多的现象；但是以人口过多为贫困及其他种种社会弊害底根本原因，却不稳当。人口过多的现象，不许正是人类进化文明进步底根本原因或根本的条件吗？ （二）以为贫困及其他社会弊害，是根本上从人口过多的现象生出的，这却误谬。其根本原因，不是也许别有所在吗？ 就马尔塞斯“由道德的抑制预防人口过多”之见解，得发生左列疑问： 马尔塞斯所说的道德的抑制，果能收预防人口过多底效果吗？吾人是不是要有实际上更有效的手段？由这个疑问，我以为所谓新马尔塞斯说就发达了。 新马尔塞斯说底最初主旨，以为马尔塞斯所说，如道德的抑制等，毕竟不能预防人口过多，不能救贫困及其他社会的弊害，所以非行人工避妊法不可。 人口自然具有在生活资料以上增加的倾向，本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为正确测定其人口超过底程度，马尔塞斯以为生活资料是以算术级数增加，人口有以几何级数增加的倾向，实在是谬见。再说生活资料这句话，也非常暖昧，马尔塞斯也一概解作维持生活所必要的资料，反驳他的人也一概解作这种意思。若如此等解释，那么马尔塞斯底人口原则，明明同近代欧美底经济的发达正相反了。近代欧美富底增加力远比人口底增加力大。但是若把生活资料解作“实现随时代进步、文明发达而增高生活标准所必要的资料”，才可以说人口有在生活资料以上增加的倾向。 Mombert氏说：马尔塞斯未明认预防的交媾或避妊的交媾在人口运动上的影响。又他不了解安宁及文化与性欲冲动及生殖冲动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马尔塞斯很重视安宁增进与生活改善在结婚上的影响渐渐增加，但未觉着安宁增进、生活发达和生产的增减之间，有更密切的关系。马尔塞斯所最希望的安宁增进在结婚上的影响，今日尚不为一般所承认；倒是马尔塞斯所不注意的，近来却很发达，就是预防的交媾，将性欲满足和妊娠出产分开底倾向大大的发达，更将要曼延到国民的全部了。还有随着文明进步而出产力底生理的妨碍方在增进，也是马尔塞斯未曾注意的。所以吾人不得不承认于马尔塞斯所举三种妨碍或制限之外，更有二种新的妨碍或制限：一是出产力底生理的妨碍，二是分开了性欲满足和妊娠出产底心理的妨碍；这两种妨碍都随着安宁增进文化发达渐渐增大。 复次，关于马尔塞斯人口原则底第二个疑问，是说人口在生活资料以上增加底倾向，不是通古今东西普通的必然的现象，至多也不过在一定历史的时代又在一定事情之下显现出来的。所以马尔塞斯底人口原则不是普遍的必然的自然法则，乃是一定的历史时代特有的历史法则。 起初明白论述这个思想的，好像是KarlMarx。据他说：抽象的不变的人口法则，只能行于动植物间，还要全不受人的影响才能行，在人类不见有此种法则。人类在各历史的时代，各有特殊的人口法则，在那时代以外是不适用的。马尔塞斯底人口原则，作为近世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人口法则虽是正当，但不能适用于其他历史的时代。所以现在的资本主义时代过去后，新的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他这个原则就全不适用了。 以上所述Marx人口法则的观念，后来的人口论很受他的影响。意大利Laria说：“人口与社会组织密切结合，社会组织又与土地所有制密切结合，人口运动，结局又是土地所有制度的变迁而决定。”这明明是受了Marx思想的影响。更有近顷标榜反对马尔塞斯说的Wolf和Prinzing两人也是受了Marx的影响。兹将他两人的说法，极简单的述一述： Wolf说：马尔塞斯的人口法则，太古时代当是行过的，但不适用于现代文明国。在现代文明国，人口不但没有在生活资料以上增加的倾向，却有生活资料增加愈猛，人口增加越少的倾向。 Prinzing说：马尔塞斯的人口法则，在一定界限内，或在未开化人民间是正当的。……统一的人口法则究竟存在不存在，姑且不论，实在是现在还没有发明这种法则。人口受所居土地性质所具事情关系的影响很少，总是要被人口自身性质和政治性质所拘束。至于现存生活资料的分量，在人口增加上的影响，仅存在于未开化的人民间；文化人民若是觉得生活资料不足，而且有比较的永续情状，他们就会发明、发现种种方法来补足。这种补足或新富源的开发，可以做到如何程度，就要看人民生活力及智能如何了。 现在再简单说说从马尔塞斯人口原则第三疑问发达以来的反对说。此诸说一般的见解就是：马尔塞斯说人口本来具有在生活资料以上增加的倾向，是不对的，人口并不是常有这样倾向。因为如此观念，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理论上大体就可分为三种学说：一、“人口常有与生活资料保均衡的倾向”说；二、“人口自与生活资料保均衡，或生活资料在人口增加以上增加”说；三、“人口与生活资料在相互的影响之下平行增加”说。今将此三种学说区别为ABC，简单述其大要： A.法国Guillard说。他说人口不是像马尔塞斯所说时常破坏与生活资料的均衡，反而是常欲与生活资料平准适合。从统计上看来，生活资料的生产增加，人口也就增加；反之，生活资料的生产减少，人口也以同比例减少。若人口受外来的原因突然减少时，生活资料并不减少，生出率也就急剧增加补充人口底空隙。反之，若因偶然的压迫，停止了劳动发达的时候，生出率立时减少。在人口迅速增加的国，这种增加便按着人口密度底增进而减少了。Guillard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国民，决不生产他能够养育以上的子女。除了平均寿命短缩时与劳动需要增加时以外，生出率决不会显然增加。所说劳动需要增加，它是以为养人口的，是劳动不是土地。 B.Spencer说。Spencer从生物学上立论，他考察生物底进化，发现了个体发达，生殖力便随同减少，并可适用于人类。人类生殖力也是随个人底发达而减少，所以马尔塞斯以为“人口永久有在生活资料以上增加底倾向，无论人类如何进步，常有人口过多的恐怖”，这是不对的。Spencer底意思，就是人口增加的比较和个人发达的程度，正成反比例；个人越发达，人口增加越减少，所以人口过多的恐怖是没有的。 法国Dumont说。Dumont先用统计的研究，证明文明进步，生出率便随同减少；原因是归到个人的发达和个人主义的民政主义底发达。更深究他的学说，是以为个人发达和种属发达成反比例；又和社会的毛细管力（LacapillariteSociale）底发达（即各个人渐渐进于自己地位以上的倾向）成正比例；而生出率底比较和社会的毛细管力底发达，乃是反比例。（见所著《文明与人口减少》Depopulationetcirilization,1890） 意大利有名的人口论者Nitte说。他说富底普及和连带责任的精神增进，都不随个人性同时发达。个人性和个人主义底发达，都同生出率底减少并行。由此看来，现代文明国民底将来，人口过少的危险比人口过多的危险更利害。要想免这个危险，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把现在的经济状态和伦理思想弃了，拿有组织的协力及有连带责任精神的社会意识替代它，来消灭竞争形态。Nitte最后立了一个人口底新法则，就是：“在个人性很发达，社会化进步不破坏一切个人活动的诸社会里，即在富力分散，用公同劳动的形态，除去社会不平等原因的诸社会里，造成生出率与生活资料有自然保持均衡的倾向，因此人口进化底变动，在人类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以上所述诸家底学说，一般都是以“因个人发达，社会进步，人口自然适合于生活资料”底思想，占主要地位。近来标榜马尔塞斯反对说的德国人口论者中间，有更进一步主张“人类进化文化底发达，不单是叫人口去适合生活资料，并且令生活资料在人口以上增加，使人口增加有不及生活资料的增进底倾向”。前述的Wolf即是其中一个。他们的意思是说：人口本来并不是有在生活资料以上增加底倾向，生活资料却有在人口以上增加底倾向。所以人口众多，不但不是贫困底原因，却是增进安宁幸福底保证。由此看来，贫困不是照马尔塞斯所想可以由人口原则拿自然法说明，乃可以拿别的原因说明的。他们所倡的新说，几乎同马尔塞斯正相反对。 近来关于生出率减退问题。欧美诸国陆续刊行无数的著作论文中，有好多部分的或全体的反对马尔塞斯底人口原则。但他们的见解在根本思想上，不出以上所述的范围以外。 C.意大利FillippoCarli说。他分别法则概念为二种：一、以静的世界观作基础而成立的；二、以动的世界观作基础而成立的。他以为不是以动的世界观作基础而成立的法则概念，不真能尽法则概念底职分。他以为马尔塞斯底人口原则，是以静的世界观为基础而成立的，根本的不正当。从现代哲学和科学上看来，真可认为正当的人口法则，必适合于以动的世界观为基础的法则概念。他义批评马尔塞斯底人口原则，是重农主义的，所以不正当。真正的人口法则，是动的；同时又是重劳动主义的。他的主旨，大概如左： 征服外国破坏的势力，增长生命，是生命底原本冲动。因这个原本的冲动而人口增加；人口底增加，自然惹起强大的生产反动；这个强大的生产反动，在比人口增加以上，增进经济的社会富力；富的增进，又能令人口增加。这是人口与生产的中间一个永久的律动。国民经济的社会，各从其可以发达的劳动总额，互相区别；这个劳动是社会对于环境作用及人口变动作用自然而起的反动。此反动发展于最强烈的形式的社会，就是优胜的社会。这个最强烈的形式是什么呢？就是最强烈的工业化。因此人口与生产间相互胜利底过程，使生产的效果大大的增加。详细说，就是因为强烈的工业化，使国民经济的社会迅速增长富力；不但能使其社会内所属各员得保生活，减少死亡率，断绝国外移住底必要，更可令人口格外迅速增加。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尔塞斯以后关于人口原则底学说变迁底大体了。次说关于马尔塞斯说底第二思想，即以为“人口原则底必然的结果，发生人口过多底现象；它必然的结果，又发生贫困及其他种种弊害”底思想。对于这种思想所生的疑问，如前所述“即令承认马尔塞斯底人口原则，又承认它必然的结果发生人口过多的现象；但是以这个人口过多的现象为贫困及其他种种社会弊害底根本原因，却不稳当。这个人口过多的现象，不许正是人类进化，文明进步底根本原因吗？”由此疑问，达尔文底进化论就发达起来了。达尔文说：断定生物有在食物以上增加的倾向为不可疑的事实，因此而起了生存竞争，自然淘汰，适者留存，生物即由此而进化。应用达尔文说于人类社会，生物进化底原则，同时又是社会进化底原则，有此等观念的社会学者、经济学者及其他社会科学者，一般都承认马尔塞斯底人口原则，同时又将它看作本来社会进化文明进步底根本原则或根本条件，引出了和马尔塞斯反对□决论。但是近来在生物学上反对达尔文诸说勃兴，社会科学家当中，至少“像达尔文所见生存竞争及淘汰是社会进化文化发展底根本原则说”底反对说，也大大的勃兴了。 复次从马尔塞斯人口原则引出的第二疑问。如上所述“以为贫困及其他社会弊害，是根本上从人口过多的现象生出的，这却谬误。其根本原因，不是也许别有所在吗？”由此疑问遂发生以下诸说：（一）以贫困底根本原因在富底分配制度不正、不公平，或其他社会组织底缺陷诸说。（二）依人类学的及心理学的研究，以贫困底原因在个人身体的或精神的不正当事项诸说。（三）以自然的灾害为贫困底主要原因诸说。 再就马尔塞斯时代及其后人口自身底实际状态略述马尔塞斯人口论及其后人口论底发达在社会学的意义。 从马尔塞斯时代到一八七八年顷，英国人口显示增加的倾向，除德意志及某小国外，英国人口增加底形势，过于其他欧洲各国。把这个人口增加的形势，对照当时的经济状态看来，确像人口本来具有在生活资料以上增加的倾向。所以马尔塞斯底人口原则，虽有学者加以种种批评，一般依然认为真理。从英国人口增加最剧的一八七七年起，A.Besant等极力开始宣传新马尔塞斯主义。然其后英国人口生出率及人口增加率都有渐次减少的倾向，于是对于马尔塞斯说加以修正及批评底倾向，又注意于反对马尔塞斯说底倾向，就是英国学者间也渐渐发达起来。 法兰西在十九世纪初，人口增加率也算很大，所以也有传承马尔塞斯说的。然法国从很早的时候，人口生出率就有减少的倾向，人口增多率也大减，所以马尔塞斯说，在法兰西从当初就没有势力。 德意志以前的人口生出率及人口增加率都大，且没有减少的倾向，所以德国学者对于马尔塞斯说或完全承认，或稍加修正。近来人口生出率及增加率都有减少的倾向，同时马尔塞斯反对说或等于反对说的修正说，在德国学者间，便大大的得了势力。 所以我以为马尔塞斯以后人口论底发达，大受各国实际上人口状态底影响；从此方面可以看出马尔塞斯以后人口论底发达在社会学的意义。 （四）新马尔塞斯主义 （一）新马尔塞斯主义底意义 （1）要义 （A）手段定义有三： 一、相当的早婚 二、受胎豫防法 三、防制多产 相当的早婚底意思，虽然是不主张晚婚，也不赞成有害生理及造成经济困难的早婚。 受胎豫防法，古今施行的各种受胎防止及堕胎变方不下百二十八种，其中有害的居多；现代科学发明无害的方法，化学的，机械的都有好几种。防制多产，不是无子的意思，乃是不产子超过养育力量以上的意思。（现代德国新马尔塞斯主义者Rutgers说：“人类是社会动物，为社会底存在，小儿是最大的宝物。”） 新旧马尔塞斯主义对照起来，旧的主张晚婚、独身、节欲，新的和他反对，主张相当的早婚，同时预防受胎，免产多儿。新马尔塞斯主张底理由如左： （1）反对晚婚独身节欲，是预防卖淫，悲哀，犯罪，疾病等事。 （2）赞成相当的早婚，是保全两性间底洁白，家庭的愉快，个人的幸福，社会底健全。 （马尔塞斯所高唱的性欲上的克己心，是受了当时宗教信念底影响（Forel说）。新马尔塞斯派以为那是难以责望一般人的事，Rutgers说：“人类仍然是人类”，就是这个意思。有许多学者以为结婚者比独身者健康，长寿，而且恶行，疾病，犯罪的少。新马尔塞斯派Besant所著《人口律》，也是这样主张。） （B）目的新马尔塞斯派Drysdale说：“单是用人工的手段预防受胎，不能说是新马尔塞斯主义”。（见《小家庭组织》ThesmalfamilySystem，第十一页。）因为新马尔塞斯主义分理论的，实际的两种。这两种所用的手段虽同，目的却不同： （1）理论的新马塞斯主义底目的，是在社会改良及弱者救济，免除人口过剩底危险，例如由社会一部分人底贫困所发生的衰弱，犯罪及救贫等事。这种理论是下层社会宣传的，实行上却有许多困难。 Besant以为本世纪底最大的社会改良，一是在使民众脱离贫困。Stille以为救济农民及劳动者底困准，更是要紧。农民底人口增加时，移住都会，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可以救人口过贫底弊，其实农民因此更加贫困。因为移住费，移住的人口养育费，及移住人继承财产底移转，都是使农村增加担负。因此可以说新马尔塞斯主义，是救济农村疲弊底唯一的根本的手段。他又说：关于劳动地位底改良，像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各种方法，倘不注意人口法则，终归失败。劳动人口幸不能与资本同样增加，因为劳动增加的需要，工价必然增加，这是解决社会问题底根本条件。（均见他所著的《新马尔塞斯主义》DerNes-malthusiamismus) Rutgers说：“一国出产数越多，小儿死亡率越大”。据倍尔琴底统计，法国底贫富死亡率，同时降生的千人中，生存的人数如左表： 富人穷人 （1）五年后九四三六六五 （2）十年后九三八五八六 （3）二十年后八六六四八六 （4）三十年后七九六四〇八 （5）四十年后六九五三九六 （6）五十年后五五七二八三 （7）六十年后三九八一七二 （8）七十年后二三五六五 （9）八十年后三七九 照这个表上看来，贫民过半数都在二十岁以前死亡，富人到五十六十岁中间才死亡一半，富人活过七十岁的，比穷人多三倍以上。贫民死亡率所以多的原故，他身体衰弱，不单是因为营养不良，并且是幼年就去劳动。Besant说：“小儿过幼时就出去劳动，是家族过大底结果。”（见《人口律》二十一页） （2）实际的新马尔塞斯主义，在富裕的上流社会，颇收着实行底效果，他们的目的是：（一）遵从理性。Ferdy说：法兰西新马尔塞斯主义普及，就是他们的理性渐渐发达。（二）各家族生活上的安宁。此项下层社会也适用。（1）是关系住屋问题。Ferdy说：德国底房主都不喜欢小儿多的家族，因为有破坏建筑设备和吵闹的弊病。（2）是雇佣问题。Rutgers说：雇主雇人的时候，讨厌家累众多的人。（三）小儿生活底保障。Forel说：求自己及小儿底生活保障，法兰西人用心深，本于贮蓄的观念。（四）保全家产。Ferdy说：法兰西的市民及农民一旦获得社会上的地位，便想他的子孙稳保此地位，免得生存竞争底困难。Drysdale说：有思虑有教育的两亲，必使子孙保有和自己同等的财产。（五）父对于子底名誉心。在AlliancenationalepourL'accroissmentdelapopulationfrancaise宣言中，这是法兰西限制人口底主要原因。（六）父母对于少数子女爱底集中。（七）妇人底美容保护。（八）妇人底社交欲满足。（九）奢侈欲满足。Ferdy说：美国限制人口，这也是个原因。（十）妇人底自尊心。Ussher说：曾受高等教育的女子，都有拒绝产儿的义务及责任的倾向，她们虽愿为妻却不愿为母。 （2）通义 “二儿制”是新马尔塞斯派底通义，就是一夫妇不产子女在二人以上，以限制人口增殖。纵越限制，也不能过三儿。Drysdale尝说：有小儿四人以上的人，就是罪人。 （3）特义 新马尔塞斯派中，有时以防止妇人过劳为目的。Besant说：“家庭底幸福，以妻与母为主；若牺牲母底健康（指产儿过多），必于家庭幸福有害。”Butgers说：“像现在多数家族生活不满足的卫生状态，一百个妇人中九十九人，怀妊与怀妊中间倘没有长期的休息，决不能回复体力。” （二）新马尔塞斯主义底沿革< （1）实际的新马尔塞斯主义 法兰西理论的新马尔塞斯主义未起以前，自从十九世纪底初头，实际的新马尔塞斯主义，不但行于都会而且传到农村，富裕的上流社会更是流行。这种法兰西的习惯，渐渐传到美国和澳洲。Forel说法兰西人口减少，不仅固为受胎预防，饮酒，花柳病，避结婚等，都算是它的原因。Ferdy说：法兰西人口增加，是因为来住的人增加。 （2）理论的新马尔塞斯主义 （A）英国英国是标榜这主义的祖国。马尔塞斯《人口论》出版以后，英国人中颇有人注意法兰西人实行受胎预防法来代替晚婚制度。F.Place著书将法国这种方法劝告国人。R.D.Owen会见Place说起这件事大感兴味，亲到巴黎去研究，回国后将这主义劝告国人。其子R.D.Owen著“Moralphysiology”（一八三〇年出版），关于法兰西人按家族生活费用底多寡限制育儿的习惯多所说明。Knowlton随即受了Owen著书的刺激，一八三三年著“Thefruitsofphilosophy”在英国出版，传到英国。其后一八五四年，英国有一匿名医生著“Theelementsofsocialscience”一书，一时法德意葡荷兰都有翻译，影响远布外国，当做新马尔塞斯主义底圣书。一八七六年，有一教会以为Knowlton所著书有害道义，在法庭控诉贩卖者，因此却惹起世人的注意。由此刺激，此主义乃开始大活动。一八七七年Besant夫人及Drysdale组织马尔塞斯同盟会（MalthusianLeague）。此会底目的：（1）对于人口问题底公开议论，主张废止处罚。（2）极力传播关于人口法则及其结果的智识。他们的宣言里面，首先陈述马尔塞斯教理底原则，次明马氏所劝结婚延期可以生出疾病及罪恶，同时主张早婚可以使两性间的洁白、家庭的愉快、社会的幸福、个人的健全。但产儿在相当的养育费以上，算是社会的犯罪，因此反复辨明产儿抑制底重要而且正当。兹详举当时此会原则如左： （1）人口有在生活方便以上增加的倾向。 （2）防止此倾向的障碍物，分积极的与预防的二种。 （3）积极的即伤害生命的限制，疾病、缺乏、战争、杀害婴儿等都归此类。 （4）预防的即产儿的限制，从结婚预限上限制子孙。 （5）马尔塞斯所劝晚婚论生出多的疾病及性欲的罪恶。反之早婚可以保性欲的纯洁、家庭愉快、社会的幸福、个人的健全。但在供适当的衣食住及教育的能力以上多产小儿，此等夫妇大犯了社会的罪恶。 （6）人口过贫是贫困、愚昧、犯罪、疾病底最可恐怖的源泉。 （7）公然而且详细讨论人口问题，在社会上是致命的重要事项。此种讨论，必须绝对自由免除法律上处罚底顾忌。 此会会员以英国人占多数，外有巴黎二人，荷兰代议士一人。近来会员等颇热心传播主义。一八七八年，会长Drysdale著“Thepopulationquestion”，同时Besant夫人著“Lawofpopulation”，行销都很多。一八七九年，机关杂志“Themalthusian”（月刊）出版，又由会印布小册子多种。此会颇受社会各方面的反对，宗教社会更甚。会员不屈，继续运动。在不信教者、急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中间，颇得同情。自一八七七年此会出现以来，英国人口底产出率，大有减少的倾向。最奇的一件事，就是热心鼓吹的Besant夫人，后来忽出忏悔的态度，承认此种运动违反国民的利益，并背了道义；一方面妨碍国民有教育的感情发达，一方面又使英国国民在生存竞争场里，造成薄弱的结果，它的著书到一八九一年，便绝版了。 （B）荷兰新马尔塞斯主义在荷兰也很盛行。尽力普及此主义的人，是政治家芳贺顿，研究Elementsofsocialscience，著有《关于人口过剩的危险》诸论文。一八七七年，在DeVragenderTyds杂志上，为文指陈贫困的真因及人口过剩警告国民。一八八四年，尽力创立Nieuw-MalthusianishBond会，自任会长；一八九五年，政府承认此会为公益事业，发行机关杂志，散布廉价的小册子，不但将此主义宣传全国，而且着着实行起来。教会及保守党都出来反对，并想要求立法的干涉来妨碍此会底活动；但社会上对此会同情的也很多，最显著的就是自由主义的大新闻DeNieuweRotterdamscheCourant。因为此会主义底宣传，在国中底产出限制上颇受影响 （C）德国此种运动在德国比较地稍晚。一八六六年，退职官基尔希曼在柏林劳动联合会演说UeberdenCommunismusderNotur，劝劳动者不可有二人以上的小儿。他因此演说被法庭控诉，夺了官职，停止恩给金。其后一八七二年，银行家马克思霍斯埋斯塔打算做新马尔塞斯主义底煽动的运动，不成而终。闵纳库布也想开新马尔塞斯会议，乃以坏乱风俗的缘故禁止了。一八七八年，柳美林在AllgemeineNeitung论德国的过剩人口，从此才引起德意志人注意新马尔塞斯主义。到一八九二年二月，才有SocialharmonisshenVerein会出现。从此年九月起，才有每年九回发刊的DieSocial-Harmonie机关杂志出版，自此以后，此主义便渐渐地普及了。 （D）法国实际的新马尔塞斯主义，本来通行于法兰西，但只行于富裕阶级，民还是产育多儿。理论的倡导比别派都很晚，一八九六年，倍尔琴反对人口增加运动，初创LaLiguedelaRegenerationhumaiue会；会员虽少，同情者却不少，社会主义者及无强权主义者，多表同情。 （三）新马尔塞斯主义底批评 （1）要义 （甲）利益 （A）手段 （乙）非难 （甲）利益对于此主义底非难，手段更甚于目的；其实此主义底手段，不必全没有利益。Gottschalk说：此种手段，对于防止一般疾病殊于遗传病有不可争的效果。 （乙）非难对于此手段非难的意见很多，大略可分为能辩护与不能辩护二类： （1）能辩护的非难 （a）此手段是反自然的。对于此种非难底辨护：第一与其说它是反自然的，宁说它是自然的。Besant说：“此手段不是反自然的，因为人类底脑，是自然底最高产物，改良各种不合理的自然，这便是最纯粹的自然。”第二假令此手段是反自然的，但若承认它的目的，就是反自然的手段也不得不承认。在社会上限制人口增加倘然是正当，受胎豫防的手段也没有什么不正当。譬如落电伤人害财，是一种自然底作用，用避雷柱来防备；疾病也是自然作用，用医药来治疗；拿人力来制有害的自然，本是文明底进步。Rutgers说：“人类有比自然更高的目的。”同一反自然的人口限制，预防受胎比克制性欲是科学的、进步的。 （b）此手段是反道义的。他们所谓道义，一种行为不可不有一种结果；受胎预防是不欲有性交底结果；所以说它违反了道义上的原则。他们若承认此主义底目的，若承认人口增加在社会上不是好事；马尔塞斯主义却能虑到性交底结果，设法免除不良的结果，造出良好的结果。他们看做是反道义的，其实是道义的行动。Besant说：“不能养育而给以生命，真是不道义；夫妇间的预防（预防养育能力以上的产儿），真是最高的道义。”又有人以为受胎预防，是使可以成人的精虫丧了生命，等于杀人，所以说它是反道义的。精虫无独立的个性，杀精虫不能说是杀人。Rutgers说：“杀人这件事，仅对于有独立的个性者适用。” （c）此手段是反健康的。Rutgers说：“避妊术有多种，实际无害，不必顾虑。”Drysdale说：“许多有力的医生会证明此方法无害。一八七四年医生底家族数是平均的家族数，其后竟在平均的家族数以下。由此可以推知他们行了这个方法，又可以推知他们行了这个方法没有什么害处。” （2）不能辩护的非难 （a）实行此手段时，家庭内部的事难以强制执行，因此励行无望。 （b）实行此手段，必需多少费用；因此我们希望实行此手段的贫民难行，不必希望他们实行的，富裕阶级却容易实行，这是一个缺点。Ussher说：“据巴黎底调查，富者区各结婚者产生率是一·九七，贫者区是二·八六，因此可知富者比贫者多采用此手段。” （c）实行此手段，不免引起私通、卖淫、多欲、风俗败坏等弊。Rutgers说：“使用此等手段是出于不得已、必须努力防止它的滥用。” （甲）理论的 （B）目的 （乙）实际的 （甲）对于理论的新马尔塞斯主义底目的的批评 （一）此主义意在救济社会上人口过剩底弊害。它的缺点，是不会注意生产上、国防上、文明上的利益及利用人口过剩底方法。详说如左： （1）生产上、国防上、文明上的利益——（a）一国人口的数量多，在生产上劳动者充足，生产规模大，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强；在国防上兵员充足，不但可以称雄国际，各个人底血税负担也比较地轻些。（Drysdale说：多儿可增进军事上及资本家的利益。Deherme说：“新马尔塞斯派颇轻视军事上的勤务，在今日国家组织之下，不可轻视军事上的关系；实行此主义，文人在军事上底负担势必加重。德国军队六十三万四千人，八十九人中有兵士一名；法国军队六十万二千人，六十五人中有兵士一名。”）（b）一国人口多，品质也好些。因为小儿少的人家，父母溺爱，养成小儿的心情、身体都薄弱，游惰无能，恶意的个人主义，父母也要怠惰、浪费；小儿多的人家，小儿都有强健、勇敢、忍耐、共同的美德，父母也格外勤、俭。（Forel说：“法国小儿少的人家，父母虽能充分养育这少数的子女，结果都养成薄弱、无能、游惰等弊；如此，就是产生数减少，品质也决不能改良。”Ussher说：”小儿少的家族，小儿便缺少同胞的爱情及牺牲心。”Deherme说：”人口多的家庭，用有机的力养成连带与忍耐的学校。”Ussher说：“弗兰克林曾劝告青年择妻在姊妹多的人家养取。”又说：“父母因为要替子女努力地感触，可以使他们节省浪费并助是企业心。”）（c）一国人口多，发明改良的事业也多，经济组织也进步，文明也容易发达。（Deherme说：“据最近精神病学会报告，七十四伟人（学者、诗人、音乐家、政治家）中，只有十人是长子，其余都是最后产生的，例如……拿破仑是第八子，弗兰克林是第十七子，瓦格那是第七子，休曼是第五子……”倘限于二儿制，世上岂不失了许多伟人？） （2）社会发达上的贡献——可以利用人口过剩发达社会的事实如下：（a）开发国内荒地，无论如何文明国总有多少未开发的荒地。（b）移民国外。（c）经营国外工商业、航海业，贡献国力底发展。 因此可以知道限制人口增加，决非发展一国底经济力，充实国防力，谋文明进步的好方法。再详述诸家意见如左： （A）在国民的立脚地看起来——Forel说：“法国底习惯（指限制人口），是国民的自杀。”Ussher说：“英国人要打算永做大国民，不得不把家族生活放在自己的愿望以上。”Deherme说：“法国人口问题，不但本国人不能向外国发展，外国人来法国的却渐渐增加。……在法兰西国境内，外国人增加速度比本地人快十三倍；倘继续是这样，五十年间，法国应有外国人一千万。”所以法国底政治家恐怕失了大国的地位，发表多次警告。例如Prevost-Poradol，LaFrancenouvelle（1868）；RaoulFrary，LePerilnational（1881）；RogerDeburg，Unpaysdecelibatairesetdefilsuniques（1896）等。一八九六年八月，法国人口增加奖励协会（AlliancenationalepourL'accroissementdelapopulationarncaise）成立，提案如下： （1）法国将为三等国。 （2）法国因产生不足将要灭亡。 （3）人有为祖国存续而贡献的义务。 （4）不可不寻求此灾害底原因而加以矫正，最主要的原因，是父对于子的名誉心。 （5）育儿费应该看做一种租税。 （6）一家族必须有小儿三人，有小儿三人才算尽了纳税底义务。 （7）有小儿三人以上的家族，应免除纳税。 （8）（9）倘只空有小儿一人，没收部分的遗产，及变更继承法。 （10）早婚者免除兵役义务。 （11）诸种国家的特典，应特给小儿多的家族，例如奖学金、扶助金、烟草贩卖等。小儿多的职员应加给住宅费。 （12）两亲不能养育的小儿，应归家家养育。 此后法国奖励人口增加常成为问题，提出种种议案。兹特举议会底提案为一例如左： （1）男子二十九岁不结婚，再服务军役。 （2）二十五岁以前未结婚者，不得任国家或地方团体底官职。 （3）生存的小儿有三人以上者，应增加俸额及恩给。 （B）在文明的立脚地看起来——Forel说：“新马尔塞斯主义是文明底自杀，这个问题和全文明人底幸福、将来及健全关系深的大问题。”Ussher以为文明国若行新马尔塞斯主义，有为低级文明国民所吞灭的危险。但Rutgers以为这是过虑，他说：“罗马帝国极其隆盛之后，就是因为民族移住破坏了文明。或又有疑问：‘支那产儿过多，欧罗巴产儿过少，不怕有黄祸吗？’其实支那人正为贫困、饥饿所苦，他们若是和欧罗巴人时常接触也要感到同样的高等生活底困难，也要学我们限制小儿数，这是不用过虑的。” （二）此主义的目的是在免除社会上由人口过剩所生的贫困、衰弱、犯罪等弊害，其实仍然是不可能。详说如左： （a）就是实行此主义，没有人口过剩的事，贫困、衰弱、犯罪等弊害仍不能免。例如无智、怠惰、不具者等事，人口稀少的地方也不能免。Forel说：“贫困不单是人口过剩造成的，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就是土地丰，也不免有多数贫民。哥仑比亚国就是一个例。反此也有人口稠密而富裕的国。……富裕的国内，无智怠惰无能的人也不免贫困。” （b）有时社会上正因为小儿少的缘故，生出贫困、衰弱、犯罪等弊害。一方面由于贫困者、劳动者底心理状态，子女少境遇宽裕的时候，便发生淫奢、怠惰、饮酒等弊；他方面限制人口的社会，是由于企业心缺乏，劳动需要减少。斯瓦格曼夫人以为欲增高劳动者的工价，非仅仅限制人口所能达到的；在他一方面，企业者没有企业雄心，工价也必不能增高；法国人口减少，因此企业不振，法国底工价比德国还低。由此可推知单是限制人口，不能够叫工价增高起来。 （c）更进一步说起来，也不必叫贫困灭绝。正因为他还可以使人奋发努力。不但国家、社会因此发达，而且以此可得到一些人去做普通人所厌做的职业，可以说贫困是富及文明底本源。 总而言之，新马尔塞斯主义底目的，是完全不达到的，而且有一部分是不必达到。 （2）对于实际的新马尔塞斯主义底目的底批评。 （一）由道义上看起来，未免偏于个人的享乐，轻视社会的、国民的利益。Ussher说：“此主义只为个人底放纵，不顾社会底最好的利益。”Deherme说：“新马尔塞斯主义，是否定家族、祖国、国家等团体。”Forel说：“新马尔塞斯主义，但求快乐欲。”Ussher说：“有人以为新马尔塞斯主义，非马尔塞斯主义；不过是粗野的个人利己主义。” （二）由结果上看起来，（a）此主义多行于中等以上的富裕阶级及知识阶级，下层阶级采用的很少。照Gottschalk底统计，贫家产儿常多；富者产儿常少。有些国度富者贫者产儿数，为一与七八或十至十二底比例；如此贫民增加极快，富民竟全不增加。社会上只有不良的分子渐渐增加，比较地优秀分子反不能增加，社会改良因此无望。（b）此主义底保守的消极的精神，妨碍进步，阻抑企业心底发达，和理论的新马尔塞斯主义，同一弊害，法兰西就是一个例。 （2）通义 （A）由统计上看来——二儿制不免使一国人口减少，由二人产二人当然不能维持原有的人数。（一）一国人口总数，不都是结婚的人；有的未到结婚年龄就死了，有的到了结婚年龄，因为疾病、不具、性癖及其他障碍不能结婚，有的结婚还未产子女便死亡或离婚。（二）有许多人虽然结了婚，却因为疾病不能产子。 （B）由历史上看来——行二儿制的地方，前项数量关系以外，还有品质的关系，足以招国民的灭亡。古来罗马如此，现代的法兰西也有这个倾向。 （3）特义 对于妇人过劳底同情——（1）能多产的人身体必健全，所以多产在妇人未必有重大的损害。还有人以为产儿数多的母亲比独子的母亲产时生命安全得多；但产至九子以后，母体却有危险。（2）假令有点损害，在国家、社会上若有人口增加的必要，妇人也应有忍受的义务。 结论 新马尔塞斯主义，是在用受胎预防法限制产儿；理论的方面，是为救济社会上人口过剩的弊害，特劝行于下层社会；实际的方面，是为个人的享乐利益，上流社会所采用。实际的夙来法兰西很发达，理论的颇行于英国。现代国家的生存竞争的时候，人口增殖不宜有限制；到了竞争消灭，世界的国家出现的时代，以前所说此主义底诸种弊害也可消灭，便不当反对它了。但不可单纯地限制人口，应该与优种论并行；对于不良的分子应该强迫限制，对于优秀分子却应该适用人口增殖奖励法。优种论是主张只可使有能力者善良者增加，不可使贫者、病者、堕落者增加。他们相信遗传说，以为善亲必产善子，恶亲必产恶子。 理论的新马尔塞斯主义，劝告贫困者、劳动阶级限制人口，不及富裕的阶级，颇与优种论适合；但实际的新马尔塞斯主义，多行于富裕的知识的阶级，不增加优种却增加劣种，便和优种论相反了。Forel说：“有知识者、有能力者、富者产儿稀少，贫者、愚者渐渐增加，优种论是和此种事实相反的行动。”Rutgers说：“有理性者限制产儿，无理性者反不限制，如此前者比后者渐渐变成少数。” 关于新马尔塞斯主义主要的讨论著 （LeadingworksonNew-Malthusianism） Anonym,theElementsofsocialsecience.1854.Beale,6.c.,RacialDecay.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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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人自卫问题（托洛茨基，1939年10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论工人自卫问题 托洛茨基1939年10月25日 何伟译龚义哲校 原编按：在整个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宣传工人自卫，也就是说，要武装工人，让工人在遭到法西斯分子和其他反动派的进攻时，能够保卫自己的组织和自己的权利。1931年初他写的有关德国和西班牙问题的文章，以及1934年论法国问题的文章，1938年初论美国问题的文章，以及像《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过渡纲领》（1938年）这类重要文件都提到了这个问题。以下这篇谈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写于二战爆发后的几周之内，它解释了在新的战争环境中工人自卫的思想所引起的反响会减少的原因。托洛茨基觉得没有理由气馁，因为反响的起伏波动无论如何都是无法避免的；他觉得没有理由放弃促进自卫的努力，可以通过不同的策略方法继续推进这项工作。实际上，他指出，战争的来临会为工人军事艺术训练开启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七八个月之后，他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提出了想法，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思想。很难确定为什么这篇文章当时写好后没有以任何形式发表出来。文章的署名（一个非和平主义者）也许暗示了托洛茨基认为这只是一份讨论文章，或许打算发表到某份内部公报上，如果不署上他那极具权威的名字，或许就能让同志之间进行更热烈的讨论。也有可能是托洛茨基决定推迟发表这篇文章，因为当时第四国际正陷入激烈的派别斗争之中，这场派别斗争涉及到其他更迫切的问题，同志们的注意力都在这些问题上，他不想做出转移大家注意力的事情。 每一个国家都是统治阶级的强制性组织。只要统治阶级能够通过国家将其意志施加于被剥削阶级，那么这个社会制度就能保持稳定。警察和军队是最重要的国家机器。资本家虽然正越来越不喜欢由国家来控制军队，但只要国家能阻止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它就暂时不去拥有私人军队（尽管目前看来，它并未彻底做到这一点）。 资本主义制度在上升时期，国家垄断武装力量被视为是某种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被压迫阶级也这么认为。 上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其最辉煌的时期也没有提出武装工人的问题。而且，他们将这种想法看作是来自遥远年代的浪漫回响而拒绝了它。 只有在沙皇俄国，那里年轻的无产阶级在本世纪初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战斗队。这种行动最生动地显示了旧政权的不稳定性。沙皇君主专制政府越来越不能动用它的常规机构，即警察和军队来调节社会关系；它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各种“志愿军”（它利用黑色百人团[1]向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学生、工人等发动了一次次大屠杀）。针对这些攻击，工人及各种民族团体开始组建自己的自卫队。这些事实是预示着革命即将到来。 在欧洲，工人武装的问题在大战结束时才出现，而在美国，这个问题出现得更晚。在所有情况下（没有例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反动的资本家首先开始建立特殊的战斗组织，这些组织与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和军队并存。这可以解释为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更有远见、更心狠手辣。在阶级矛盾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不再完全依赖它自己的国家，因为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仍被“民主”准则束缚住了手脚。由于不能用老办法来调节阶级矛盾，“志愿”战斗组织出现了，它以肉体镇压无产阶级为目的，它的出现是民主开始瓦解的显兆。 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改良主义政党以及工会希望民主国家的机关能够保卫他们免遭法西斯匪徒的攻击，无论何时、何地，这种希望最终都变成了幻想。在严重的危机关头，警察必然要对反革命匪徒摆出一副友善中立的姿态，如果不是彻底合作的话。然而，对民主生命力的极端幻想导致工人迟迟不能组织他们自己的战战斗队。“自卫”这个名称完全符合他们的目的，至少在第一阶段是这样，因为发动进攻的总是反革命匪帮。为了阻止无产阶级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支持反革命匪徒的垄断资本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战争。 工人自卫队形成的过程与某个国家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展紧密相连；因此，也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加剧与缓和，兴衰与起伏。社会革命到来的过程并不是平稳而连贯的，它要经过一系列的动荡才会发生，这些动荡彼此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有时还会夹杂着延缓冲突的中场休息时刻，在这些中场休息期间，社会关系会得到缓和，使得革命的思想看似脱离了现实。 据此，自卫队的口号一度会遇到共鸣，有时候又听起来像是荒野中的呼喊，而且，一段时间后，又会重新受到欢迎。 在法国最近几年的历程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观察到这种矛盾的过程。由于慢性经济危机，1934年2月反动势力公开采取攻势。另一方面，自卫的想法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获得了认同。就连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也不得不建立类似的自卫机构。 “人民阵线“政策即工人组织完全跪倒在资产阶级脚下的路线，将革命危机推迟到不确定的将来，使得资产阶级排除了法西斯政变。此外，摆脱了内部紧急危机之后，法国资产阶级发现来自国外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为实现帝国主义目的，它就会立即利用民主已被“拯救”这个事实。 迫在眉睫的大战再次被宣称为是一场保卫民主的战争。正统的各个工人组织采取了公开的帝国主义政策。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已在1934年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在接下来的时期中却陷入了孤立。工人自卫的口号得不到工人支持。他们事实上防范谁呢？毕竟“民主”获得了全面的胜利……法国资产阶级打着“民主”的旗帜参战，并得到了正统工人组织的支持，这些工人组织允许“激进社会党”的达拉第立即建立有着“民主”表象的极权制度。 随着革命力量对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抵抗的增长，自卫组织的问题会在法国无产阶级队伍中复兴。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局变化，目前是与战争密不可分的。群众不满情绪的高涨首先会引起上层的最野蛮的反动。军事化的法西斯主义会得到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的扶持。建立自卫组织的问题将对无产阶级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此时谁都必然承认必须向工人阶级提供充足的步枪、机枪和火炮。 美国的政治生活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尽管没有那么生动。经过罗斯福任期内的成功之后，到了1937年秋天，与所有人的期望相反，经济衰退再次卷土重来，反动势力公开以好战的姿态涌现出来。粗鄙的黑格市长[2]一举成为“国民”象征。柯林神父[3]鼓吹屠杀的布道得到广泛回响。民主党政府及其警察在垄断资本的匪徒面前撤退了。这段时间里，建立保卫工人组织及其出版物的军武装组织思想，开始在最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当中最受威胁的阶层，特别是犹太人当中得到了响应。 1939年7月开始的新的经济复苏，显然与军备扩充和帝国主义战争有关，并恢复了六十个家族对“民主”的信心。另一方面需要补充的是，美国有卷入战争的危险。现在不是捣乱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一切阶层都在珍惜保护“民主”的政策下团结了起来。罗斯福对国会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黑格和柯林神父远远地退到了幕后。与此同时，1937年非左非右的戴斯委员会[4]，在短短几个月内获得相当大的权威。资产阶级再次“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法西斯主义”；它想表明它可以用议会手段处理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自卫的口号无可奈何地失去了吸引力。经历了一段鼓舞人心的开端之后，组织工人自卫的问题好像永远结束了。 在某些地方，很难将工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问题上来。在大量工人已经加入了自卫组织的地方，组织领导者不知道如何利用工人的力量。工人的兴趣逐渐衰减。对此不必感到意外或困惑。工人自卫组织的整个历史就是一段兴衰不断交替的时期。兴衰两个方面都反映了社会危机的痉挛。 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人自卫问题上的任务，取决于当前时代的总体环境，也取决于其一时的波动起伏。在反革命匪徒对工人纠察队、工会、出版社等等进行直接攻击的条件下，非常容易将较大部分的工人阶级吸引到战斗队里来。然而，当资产阶级认为，不用这种非正式武装，而通过“民主”手段来控制群众才更为精明的时候，工人对自卫组织的兴趣必然降低。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该放弃武装工人先锋分子的任务？ 完全错误。现在，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以必然而又即将到来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这个将第四国际与其他工人组织加以区分开来的根本思想，决定了我们的一切活动，包括与组织自卫队有关的活动。然而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考虑经济和政治的危机波动，以及暂时的兴衰起伏。如果一个人仅仅从这个时代的总特征出发，而不考虑其他，忽略其具体阶段，那他就容易陷入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或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每当事态出现重大转变，我们都要调整自己的基本任务，使之适应具体阶段中改变了的具体情况。这就是策略的艺术所在。 我们需要擅长军务的党的干部。因此，甚至在现在的“低潮时期”，他们也必须继续实践工作和理论工作。理论工作必须包括学习布尔什维克、爱尔兰与波兰的民族主义革命者、法西斯、西班牙民兵等各种组织在军事和作战组织方面的经验。我们必须整理出一个示范学习方案，和一间关于这些问题的图书室，安排讲座等等。 与此同时，参谋业务一刻也不能停止。我们必须收集与研究同各种反革命——任何一个反革命组织——有关的剪报及其他信息，同时也要收集和研究与那些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革命作用的各种全国性的（犹太人、黑人等）组织有关的剪报及信息。其实，这些工作与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业务——防范格伯乌——有着密切联系。 正是因为共产国际深陷困境，以及共产国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持着格伯乌的国外特务机关，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到第四国际将会遭到格伯乌的残酷打击。我们必须能够揭发他们的行为，及时避免这些打击。 除了这种仅为党员所安排的严格限制的工作之外，我们必须为各种具体的目的而建立广泛公开的组织，要千方百计地把这些组织同无产阶级未来的军事任务联系起来。要把各类工人体育组织（体操、拳击、射击等），还有合唱团、乐队都囊括进这种组织。政治形势发生改变时，所有这些附属组织都能为建立广泛的工人自卫队而充当直接的基础。 在这份行动纲领的大纲里，我们认为特定时刻的政治气候，首先是国内法西斯主义压力的消减，会使得自卫方面的工作受到限制。情况就是如此，到目前为止，创建一个有严格阶级基础的军事分队也是个问题。 世界大战会迅速到来，并造成灾难性的浩劫，民主的幻想将会再次破灭，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对工人自卫有利的关键转折 但退一步说，战争在此时此刻爆发了，工人的军事训练任务仍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战争爆发时是这种情况，战争爆发前也是这种情况。 不可能事先预测一切实际的可能性；但随着国家扩军，这些可能性无疑日益变大。我们必须十分关注这个问题，为此设立特别的委员会（或是委托给自卫组织的参谋人员，在必要的时刻，将其扩充为委员会）。 战争激起了对军事问题的兴趣，首先，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种兴趣，组织一系列的讲座，讲授关于当前武器类型和战术方法的问题。工人组织要招募这类军事专家，尽管他们与党及其目的毫无瓜葛。但这只是第一步。 我们必须利用政府的备战工作，以便对尽可能多的党员以及受党影响的工会活动家进行军务训练。我们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以阶级为基础的武装，在贯彻实现这个目标的同时，我们必须把它同帝国主义的备战所创造出的条件紧密联系起来。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在纲领问题上动摇，我们必须用群众所能理解的语言对他们讲话：“我们布尔什维克也希望保卫民主，但并不是六十个无冕之王的那种民主。首先我们清洁我们的民主，去除掉资产阶级巨头的污垢。然后我们就会为保卫它而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们不是布尔什维克，会真心准备保卫这种民主吗？但是，你们在竭尽全力保卫民主的同时，不能变成六十大家族及为他们效力的资产阶级军官的盲目的工具。工人阶级必须学习军事问题，以便从它自己的队伍中推出尽可能多的军官。 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国家明天就会要求工人献出鲜血，所以国家今天就应该向工人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够掌握军事技术，这样才能用最少的牺牲来实现军事目的。 “要实现这个目的，他们自己建立的正规军和兵营是不够的。工人必须有机会在车间、工厂、矿场上进行军事训练，费用由资本家来出。如果工人注定要付出他们的生命，那资产阶级爱国分子至少应该在物质上做出一点牺牲。 “国家必须给每个能携带武器的工人配备步枪，并在工人方便前往的地方，设立用于军事训练的步枪与火炮的设计训练场。” 我们与战争有关的鼓动，以及我们与战争有关的所有政策都必须对和平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战争的责任完全在资本家身上。但只要我们还不够强大，不足以推翻他们，我们就必须在他们的军队基层内斗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学会使用武器！” 女工也必须要有携带武器的权利。必须让尽可能多的女工接受医护培训，费用由资本家承担。 正如遭受资本家剥削的每个工人，尽可能努力学习生产技术，因此帝国主义军队里的每个无产阶级士兵也要尽可能学习战争的艺术，一旦条件改变，就能利用它为工人阶级服务。 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绝不是。我们是革命者。我们知道我们的前方是什么。 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探路者出版社，1973年）。 注释： [1]黑色百人团（TheBlackHundreds）是俄国人民同盟和反革命同盟的俗称。他们是一伙反革命分子和“爱国”流氓，存在于俄国内战的整个时期。这个组织得到沙皇政府的秘密支持，专门从事反犹太主义的屠杀和恐吓激进分子。 [2]新泽西州泽西市（JerseyCity）市长弗兰克·P·黑格（FrankP.Hague）是民主党人，在他治下的泽西市政当局昏庸腐败。当泽西市工人要在当地建立产联组织时，他动用政府的力量和警察的暴力，并同公司的打手合作，不让工人建立组织。他禁止工人组织纠察队，并将散发工会传单的人关进监狱或驱逐出城。当有人指控他侵犯了法律赋予工会活动家的基本民权时，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老子就是王法！”——原注 [3]柯林神父，一个天主教神父，二十年代在底特律的地方广播节目中发迹。大萧条时期，他成了美国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全国代言人，担任他组织的“社会正义全国联盟”的领导人，直言不讳是纳粹德国的崇拜者。他们的反劳工，反犹太政策赢得了资产阶级上层和天主教圈子的支持。 [4]戴斯委员会，即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1938—1969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设立的反共、反民机构。1938年5月2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设立临时性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以反共著称的得克萨斯州参议员马丁·.戴斯（1901-1972）担任主席，故又称戴斯委员会。参加调查的委极大多数都是右翼反共分子。二战后，该委员会开始传讯证人，侵犯了宪法第一条和第五条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然而，三十年代时，它就主要依赖志愿的证词。他们的首席调查员J.B.马修斯在三十年初曾是社会党的成员，曾在像美国国会反战组织这类的阵线组织中与斯大林派一起合作。
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1920年3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 陈独秀 （1920年3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7卷第4号，1920年3月1日出版，署名：陈独秀。 （一） 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穷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时代是补偏救弊的贤哲，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我对于马尔塞斯底人口论，就是这种见解；不但马尔塞斯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像达尔文自然淘汰说，弥尔自由论，布鲁东私有财产论，马克斯唯物史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也都是这样。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决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在鼓吹一种理想实际运动的时候，这种妄想，迷信，自然很有力量，价值；但是在我们学术思想进步上，在我们讨论社会问题上，却有很大的障碍。这本是我个人的一种愚见，是由种种事实上所得一种归纳的论断，并且想用这种论断演绎到评判各种学说，研究各种问题的态度上去。 （二） 马尔塞斯人口论的内容，简单总括起来，就是：（1）自然界一切生物（人类也包含在内）底增殖，常有超过食物范围以上的倾向。（2）这种不断的倾向底结果，生物常苦于食物不足，自然界所以发生种种悲惨，人类社会底贫困罪恶不能绝迹也就为了这个缘故。（3）因此人类社会要想断绝这个祸根，凡是没有赡养家属资力的人，不得不遏制性欲，守独身主义，来防止人口过多的自然力。 后来新马尔塞斯派，对于前列的（2）（3）两项大加修正。这修正派的人，以为人类底贫困和罪恶，不仅是人口过多的结果；社会组织的缺陷，的确也是一种原因。他们又以为拿制欲和独身主义来限制人口，未免太酷，不如实行预防受胎的法子；因为预防受胎比制欲合乎自然，而且不损身体底健康。 后来无论赞成马尔塞斯底学说或是反对的人，对于修正派底意见，反对的却少得多了。但是他们对于马尔塞斯底（2）（3）两项意见，虽然加了多少修正，却于他的根本学说，还是不曾动摇。因为马尔塞斯主张底大前提，是在前列的（1）项，马尔塞斯得了永久不朽的大名，迷信他的学说当做万古不动的一大真理，也就在（1）项；因此人口论底研究，便不得不集中于（1）项了。 （三） 人口底增殖率，果然是照马尔塞斯底推算，每二十五年必定增加一倍吗？ 生物底生殖力，自然都很伟大，即以一切动物中生殖力最低的象而论，他一生百年间，平均生殖六子，这六子果然都能生存蕃殖，从最初的一对夫妇起，经过七百四五十年，应有一千九百万匹子孙；生殖力最高的微生物，有几种一昼夜可以生殖一万倍以上。若照马尔塞斯底主张，单就生物生殖力底理论，便可以推断生物在事实上计年增加底倍数。那么单是生殖力最低的象一项，也已经充满地球了。 生物底生殖力和蕃殖力，本来不是一件事；人类也和他种生物一样，事实上蕃殖增加底倍数，决不能拿理论上的生殖力用数学式来武断推算的。人类底生殖力固然伟大，克鲁泡特金所谓自然的破坏力（寒冷，大雪，暴风雨，早灾，水灾等），亦复伟大，战争的，瘟疫的破坏力更是不用说的了。据中国底历史，三千年间，人口增加不过二十倍；再加上调查不精密，国土古今广狭不同，合并异族的人口增加等原因，实际增加当然还没有二十倍，可见马尔塞斯底人口增殖率，未免离事实太远了。在马氏他自己也知道在历史的事实上因有自然的限制，人口增加率不是这样快，所以他说：“人口若无限制，是按几何的比例增加。”（《人口论》第一版十一十四页）后来迷信马氏学说的人，只注意下半句，忘记了上半句，因此比马尔塞斯更要武断一点。 在马氏著书之时，机器初兴，失业的人多，一时现出人口过剩的假象；马氏不在这多人失业上研究救济方法，却想用限制人口来根本解决，已经和用石条压平驼背的法子同样可笑；自从他死后一直到现今，欧洲大陆各国，不但没有人口过多的现象，而且都有人口不足的恐慌，这真是马氏警告，豫言当时所想不到的了。如今大战后更是不用说的了，就在战前，即以法德两国而论，如何使人口增加，不是两国几十年来政治家和学者苦心研究的问题吗？法国因为人口减少，Bertillon有三百年后降为三等国，五百年后种族灭亡的警告。“法国人口增加奖励协会”（AlliancenationalepourI'accroissementdelapopulationfrancaise）曾提出奖励人口增加议案十二条。议会也屡次提出同样的议案。德国自从一九〇〇年以来，产儿力非常低减，因此国论沸腾，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间，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书多至二百十六种；JuliusWolf教授等所组织的“德国人口政策学会”（DeutscheGesellschaftfürBovolker-ungspolitik），他们的政策：（1）产儿底限制；（2）产儿底障碍，如花柳病豫防，女工保护，产妇保护等；（3）保护现生的小儿。此等现象，岂不正和马尔塞斯底警告，豫言相反吗？ （四） 生物底增殖，果然和食物底增殖不能保平均的速度吗？文化进步的社会，果然不能按照人口增殖速度，扩张食物底范围，增加食物增殖底速度吗？ 多数的生物一方面是食物底需求者，另一方面又是食物底供给者；倘这种生物，自己吃别的生物而生存，同时别的生物又吃他而生存；因此可以说生物底增殖速度增加，同时也就是食物底增殖速度增加。例如猛类鱼吃普通鱼而生存，普通鱼吃小鱼及甲壳虫而生存，他们在一方面是食物底需求者，同时在他方面不又是食物底供给者吗？ 即以最进步的人类而论，一方面吃别的生物而生存，一方面也算是别的生物底食物，像那最大的猛兽和最小的微菌，不都是吃人的生物吗？前一项现在或者可以说渐渐减少，后一项无论医术卫生如何进步，将来能否绝迹，还是一个疑问。 人类底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在文化进步的社会，除了宗教上，私有财产上，非生活品的工业上等障碍；又加上科学底发达和生产技术底进步，那时食物增加底速度，恐怕不是现在时代的人想象得到的，何以能断定他只能照算术的比例增加呢？ 人口增殖率当然不能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供给人类吃的生物，他们的生殖力，每二十五年却可以增加数十倍或数百倍。倘用科学来选择，培养，和人力保护，不叫别的生物侵占，增殖底速度更要大大的无限增加。例如有许多我们现在不吃的生物，若是利用科学来选择，消毒，我们食物底范围便自然扩张了；我们现在所吃的生物，若是用科学来培养和人力来保护：像养鱼隔离法（产卵期内和他鱼隔离，防止卵为他鱼所吃），农业上蚕业上驱除害虫法，家畜防疫法，牧场防兽法，都严密实行起来，食物增殖底速度，自然没有不意外增加底道理。 私有财产废止底好处：（1）社会资本在真能集中；（2）全社会资本完全用在生产方面，不会停滞；（3）人人都有劳动生产底机会；（4）可以节省用在拥护私有财产（国内，国际）大部分的劳力资本，到生活品的生产事业上去。在这时候，自然可以实现“无旷土无游民”的理想，再加上农业化学天天进步，农产物增加底速度，自然非常伟大了。 姑且让一步说，这都是未来的空想；就以现在的经济制度，现代的科学程度而论，自从马尔塞斯死后现在八十五年间，因为资本集中，机器广行，交通发达，殖民地开拓这四个缘故，欧美经济状况生了绝大的变化，和马尔塞斯时代迥不相同；一方面农产物输入多量，毫没有收获渐减底恐慌；一方面工业物却有收获渐增底效果，生产过剩底恐慌，居然成了经济学上一个原则。因为有生产过剩的恐慌，所以他们寻找销场的希望比寻找殖民地的希望，更要热烈得万倍。他们用极强大的海陆军保护殖民地还不过是一种手段，扩充销场，拥护商业，才真是他们的根本目的。所以近代的国际战争，往往拿出极大的牺牲，所争得的并不是一块土地，不过是几项有利的通商条约。 再让一步说，这种过剩的生产物，乃是资本私有制度之下，分配不均劳动者无力购买的结果，不是实际的过剩。这话固然不错，但无论分配如何不均，也必定在勉强维持社会生存以上，资本家才能够拿过剩的名义输出国外；像现在俄奥两国产业界底情况，无论有如何大力的资本家，也不能够把维持国内底生存尚嫌不足的生产物，用过剩的名义输出国外。在一种生产过剩急找销场的国家，若是没有资本私有制度，平均分配起来，当然有维持生存以上的余裕了。因此就是这种非实际的生产过剩，一方面可以证明社会上贫困的现象，不是因为生产物不足，乃是因为分配不均；一方面可以证明马尔塞斯食物增加和人口增加不能保持平均速度的理论，确有不验的地方，不验的时代。况且棉纱，米谷，更是生活品中第一不可少的东西，决没有绝对不足还可以输出的道理，近代中国日本美国底人口都非常增加，而棉纱，米谷，反是大宗的输出品，这岂不正和马尔塞斯底预料相反吗？ （五） 科学发达，生产技术也进步，人类食物底范围，自然有无限扩大底可能性；但是对于土地这一层，有一以为土地底丰腴力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对于这一定丰度的土地上所加劳动底生产力，也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度，这就叫做“收获递减法则”。这种法则都是马尔塞斯人口论底一个有力的帮助，因为这种法则若是真理，在人类食物范围扩大上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法则就是说：一块土地底收获分量，决不能随劳力分量比例增加。例如第一年十人耕种一块土地，有百分的收获；第二年加十人耕种，收获分量虽有增加，决不能照人数增加的比例增加一倍。照人数比起来，反有劳力递加收获递减的现象，如左表： 一年度二年度 三年度四年度五年度 劳动人数一〇二〇 三〇四〇五〇 收获总量一〇〇一八〇 二四〇二八〇三〇〇 最后增加的劳力所收获八〇 六〇四〇二〇 第一，我们要晓得我们的食物不全靠农产物；第二，我们要晓得化学发达可以人工增加不须耕种的食物；第三，我们要晓得将来农业化学发达，收获底增加还可以在人数增加的比例以上；第四，我们要晓得此时地球上未开垦的荒地还多得很，假定收获递减法则是真理，人口有加无减也是事实，这种真人满的恐慌，也不知道在多少年以后；若是把眼前的社会问题放下不理，预先忧虑那多少年以后的事；那么，有人说地球将来也要毁坏的，我们应该怎样预防呢？ （六） 有人把经济思想分为二大系统：一是富底哲学，说明富底性质及原因；一是贫底哲学，说明贫底性质及原因；斯密亚丹属于前者，马尔塞斯属于后者。人类底贫困不单是食物一样，乃是衣，食，住，知识，娱乐，一切等等不足者对于足者比较的现象。不但没有衣食住是贫困，吃素菜的比吃肉的是贫困，着布衣的比着绸缎的是贫困，住茅屋的比住大屋的是贫困，着短衣的比着长衣外套的是贫困，没有钟表用的比有钟表的是贫困，步行的比坐马车汽车的是贫困，无钱结婚的比妻妾成群的是贫困，无力量读书的比学者是贫困；倘在均产社会里，权利均等，机会均等，没有足不足底比较，个人贫困底现象便不会发生了。个人比较的贫底现象，不一定是因为人口超过了生活资料，大部分是因为财产私有分配不均，一阶级人底占据有余造成一阶级人底不足；若拿有余补不足，岂不立刻成了“均无贫”的社会吗？到了均产社会时代，若公共觉得生活资料不足，那时才可以拿人口过剩算贫底一种原因，也不是全原因；因为还有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力底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也都是造成生活资料不足底一种原因。马尔塞斯说明贫底性质只注重食物一样，已经不大周到了；他说明贫底原因只注重人口过剩这一层，把分配不均，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力底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这五种贫底重大原因都忽略了；他这种贫底哲学，恐怕还不及斯密亚丹富底哲学稍有根据。 马氏生在盛唱均产人权的时代，不肯盲从时论，对于Godwin及Condorcet加以有系统的攻击，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有胆识。发明了贫底一种原因，——即人口过剩，——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在社会经济学上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过于偏重他发明的这一种原因，和别的发明家持论家陷于同样的偏见。不但如此，假令人口过剩是造成贫困的唯一原因，此外没有别的原因，非限制人口不能救济，也没有理由专门要限制下层贫民，上流富裕阶级就有孳生的权利，他们的这权利是从哪里来的？又何至主张贫民没有生存权，又何至说没有得父母财产的人没有吃饭的权利，好比宴会里未请的宾客没有入座的权利一样呢？（《人口论》第二版五三一页）Place说马尔塞斯否决无事的穷人有吃饭的权利，却许无事的富人有这种权利。像马氏这种掩护资本家底偏见，不免要发生学者良心问题。 贫民多子，自然是社会上一种悲惨的现象，我们应该设法救济的；但是救济的方法，不能够像限制人口那样简单。第一要问贫民是怎么会贫的，是不是社会制度底罪恶？第二要问贫民底子女何以没有公共教育底机关，是不是社会制度底缺点？若丢开这两个问题，专门限制贫民人口，这种劫贫济富的办法，就不说什么生存权和人道主义，社会上必招两项实际的损失：（1）贫民底子孙中往往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倘限制贫民多子，社会上岂不是要受绝大的损失么？（2）富人底子弟多游惰，贫民底子弟多勤劳，倘专门限制贫民多子，社会上游惰的分子渐渐增加，勤劳的分子渐渐减少，岂不是可怕的么？ 优种论虽有点和个人自由，人权平等冲突，比人口论似乎还好些。因为优种论所要淘汰的，在他的观察总是社会上恶劣分子，还没有贫富底分别。 （七） 说到中国人口问题，有一班糊涂人常常以我们中国人口众多自豪，实在是梦话。第一，我们要晓得我们中国一百万人口左右的都市，不过上海武汉（合武昌汉口汉阳而言）广州北京四处，拿人口和土地比例起来，是不是人口众多，还是一个问题。第二，我们要晓得无知识无能力无职业游惰偷生的人口越多，社会越发不得了，单是人多不一定就可以自豪。单是我们人口数目比别国多不算是真人多，必须我们人口和土地的比例比别国多，才真是人口众多。单是人口众多也不能自豪，必须是有知识和生产能力的人多，才可以自豪。 但是中国人口问题，也不是马尔塞斯底学说可以解决的。中国不生产而消费的人过多，人口增加似乎是超过了生活资料之上，这也是到处发生生活困难底一种原因，但这种原因，不是专靠限制人口可以解决的，因为中国人口过多底现象，不是和土地比例的人口过多，乃是不生产而消费的游惰人口过多；生活资料不足，不是生活资料增加底可能性赶不上人口增加，是增加生活资料底方法赶不上人口增加。照现在增加生活资料底方法和“游惰神圣”的社会制度，若不改造，就照现在的人口减去一半，恐怕仍然免不掉贫困的现象。若依马尔塞斯底主张专门限制下层阶级，不承认贫民有生存权；那么，中国式的上流阶级——即富贵游惰分子——渐渐增加，贫苦的劳动的生产分子渐渐减少，不知道将来要变成一种什么社会？ 所以我主张要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应该并行下列的几个方法： （1）发展生产事业劳动方面，大都市底工厂里，每天工值两三角做十二点钟的工，大家还惟恐谋不到手；人口稠密的农村里，因为租地竞争，地主除收租外还有种种不法的需索，佃户终年辛苦还不能够饱暖；农家底帮工，每年工价不过十余元；这都是人口过多，工价过低到这样地步。但是我们中国不但矿业，工业，交通事业，都还有无穷的发展；就是已经发达的农业，不但东北西北底边地，就是内地各省底荒地荒山也不知有多少；拿这一样就可消纳无穷的人口。 （2）发展交通事业此事对于人口问题有两种效果：（一）增加能生产的人口；（二）利用有余以补不足，等于增加生活资料。 （3）发达科学此时欧美各国底物质文明虽是进步，将来科学越发达，衣食住各种生活资料，还要随着无限的增加，至于我们科学还未萌芽的中国更是不用说的了。 （4）发达生产技术无论农产工产品，技术越发进步，生活资料增加底速度越发增加。 （5）增加劳力底数量土地劳力在生产要素上应该居首要地位，在我们“游惰神圣”的国里，不但劳动底人数过少，劳动底力量也不充分，一般劳动者做工底时虽多，大半等于西洋的怠工。现在要增加生活资料，应该在社会制度上经济组织上取消那“游惰的上流阶级”和“游惰神圣”的风尚，使劳力底数量充分增加。 （6）分配平均现在军阀集中资本，人民已经是受不了；财阀倘再来集中一下，将来恐怕只有极少数的人生活余裕，那最大多数最大痛苦的人，连一班拥护资本主义大骂社会主义的学者自己或是他的子孙，都要变成没有生活资料的贫民，都要被马尔塞斯取消他们的生存权了。在财产权私有社会里，似乎不可因为有许多穷人生活资料不足，便马上断定是人口过剩，便马上断定人口常有在生活资料以上增加的倾向，因为若将全社会合拢起来平均分配，不见得生活资料真是不足，恐怕是一班强盗太有余了，别人便当然不足呵。所以若要讨论社会上究竟是不是人口过剩，究竟生活资料足不足，候实行分配平均后再谈，似乎才能够得到真相。纵然大家说平均分配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那就请大家狠狠心肠拿出一部分剩余价值（他们说是什么红利）来，办几个贫儿公育院，这总是做得到的罢。这种分配底法子固然离平均还差得远，但是也可以救济人口问题一部分的危急。 （7）限制人口在以上几种方法没有收效以前，用限制人口的法子减轻社会上一部分生活困难，也可使的。但限制底方面应该注重在游惰的上流社会，不限于贫苦的劳动者，这却和马尔塞斯底主张有点不同。 1920年3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署名：陈独秀
托洛茨基：公投与民主集中制（1939年10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公投与民主集中制 TheReferendumandDemocraticCentralism托洛茨基1939年10月21日译者：周卡齐 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少数派对于苏联性质的争议提出了公投的要求。而多数派反对这个提案。托洛茨基在此支持多数派，反对公投的提案。——编注 当我们在战争问题上试图瘫痪帝国主义集权体制的时候，我们会要求进行公投。但是公投能不能成为我们党内决定事务的一般机制呢？除了“不”以外，不可能有其它的答案。 偏好公投制的人认为党的决策应该是各地意见算术上简单的总合，但每个人无法避免受到自身势力或有限的经验的影响。偏好公投制的人也肯定同意各地支部必须施行委任制，也就是说地方支部能够要求他们在党大会的代表按照他们的意见投票。而同意这种委任制的人自然也否决了党大会作为党最高机关的的重要性。相较于大会，只要将各地的表决结果做一次统计也就足够了。党作为一个集中的主体不复存在了。一旦接受公投制，那些最进步的支部的意见以及最有远见的同志们的意见，将被那些最缺乏经验、最反动的意见所取代。 当然，我们支持任何一个支部——党的细胞——在任何议题上提出投票或是对议题的全面检视等种种要求。但于此同时，每个由地方支部选出的代表必须有权利在代表大会中权衡各种与该议题相关的论述，并依照他自己的政治判断来投票。如果他在代表大会中投下了与他所代表的支部相反的意见，而他在会后又无法说服他的组织，那么组织之后将取消他政治上的代表性。这样的案例是无法避免的。但这是远较公投制或委任制来的更加优秀的制度，公投制或委任制将会杀死党的整体性。 Coyoacan,D.F.,October21,1939
陈独秀《在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上的发言》（1920年2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在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上的发言 陈独秀 （1920年2月2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0年2月29日《申报》，原标题为《上海工读互助团之筹备会》，现标题为录入者所加。上海工读互助团由陈独秀等人发起，由彭璜等旅沪学生组织，于1920年3月成立，不久宣告失败。 陈独秀发言，先要认定工读互助团的宗旨，然后才定得章程。如北京办的，有些不合于章程所定的，以其定的四小时工作，现在则不仅四小时工作。再，所得公有呢，抑无论何物概归公有呢？前者能做到，（一）废除工价主义；（二）尊重劳动工作。公有比较的算是进步，而后者尤其彻底了。 ……次讨论工读两不妨碍问题，众以应先决关系地点及工作种类。陈独秀提出印刷装订。陈独秀又提出种菜工作，众赞成通过。 ……末后相继讨论进行办法，陈独秀说发起人不过各尽力赞助，而实行要在团员自身之努力云云。
托洛茨基：再谈苏联的阶级性质（1939年10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再谈苏联的阶级性质[1] 托洛茨基（1939年10月18日） 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 面对最新的国际巨变，某些同志（或布鲁诺之类的原同志）把第四国际关于苏联国家性质的决议——及相关论战——抛到一边，老调重弹起来。这次，怀疑论者搬出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以老托跟十月革命的渊源，他实难否定所谓苏联是‘工人国家’的判断，这无异放弃自己一生的事业」。目光敏锐的弗老头听见这号高论，铁定甩过去几耳光 [2]。我虽不愿下此重手，倒也奉劝批评家们一句话：主观主义和顾影自怜属于他们而非在下。 近两年莫斯科的叛卖程度似乎漫无止境，让每个觉悟的无产者怒火满腔。宣泄暴怒情绪的需要，使大家急不可耐地呼号「迎头痛击」云云。从历史上看，由于无力直接反击，急躁的革命者往往人为炮制——比如采取个人恐怖——某些「大快人心」的结果。更常见的选择，是痛骂诅咒过一番嘴瘾了事。目前有关苏联社会性质的论战中，部分同志很喜欢「术语行刺」俄国官僚；可惜从打击效果的角度说，称呼官僚为「阶级」并无用处。假如波拿巴独裁的混账们等于独立阶级，就意味着苏俄的现状绝非阶级斗争进程的偶然事故 [3]，而是有长久生命力的历史产物；假如克里姆林宫的趁火打劫和政治寄生行为等于科学意义的「剥削」，就意味着官僚层——作为必要的统治阶级——在经济系统内有独立的历史未来。客观上说，由于烦躁情绪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想纪律的某些同志，正滑向上述凄惨的逻辑推论。 打个比方：一位修理工检查汽车。开车的强盗于糟糕的路面飙车多时，以逃过警察追捕，结果把车折腾得七零八落（车厢撞烂轮胎变形、发动机毛病丛生）。显然，工人师傅有理由骂一声「这哪儿是车，分明一堆垃圾！」；类似的呵斥表达了工人师傅对司机的愤慨，但与科学分析无关。一旦开始修车，维修者必须从基本事实出发——「垃圾」的本质是一辆破损汽车。他会区分损坏与完好的零件，以决定从何着手。这便是觉悟工人对苏联的应有态度：他有权斥骂当权集团把工人国家变成「一堆垃圾」。一旦开始解决政治难题，冷静下来的无产者只能被迫承认自己面对一个「破损严重」的工人国家；后者的经济马达故障频繁却仍在运转，换掉一批零件会彻底复原。以上仅是比喻，但却是——毫无疑义！——值得思考的比喻。 「反革命的工人国家」？ 针对苏联的社会性质，我们的队伍里还有一种声音：「如果坚持承认苏联是工人国家，就得确立新的政治范畴：‘反革命的工人国家’」。这个说法试图把正确的纲领标准与糟糕乃至丑恶的政治现实加以对比，期望大家震惊之余表示折服。我反问一句：难道自1923年起，先进工人没察觉到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日益明显的反革命角色？难道我们已把中国革命、1926年英国总罢工和新近的西班牙革命的惨败忘个精光？时至今日，先后出现并存在着两个充满反革命气息的工人国际（即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李星注），批评家们似乎忘记了它们的「范畴」何在。 长期以来，法、英、美和其它国家的主流工会一直追随本国老板的反革命政策，这并未妨碍我们承认它们的工会本质，支持它们对工人日常利益有进步意义的每一步行动，并保卫工会组织免遭有产者摧残。那么，为何我们拒绝同等看待具备若干反革命特征的工人国家呢？归根到底，从一定意义上说，工人国家是掌握了政权的工人组织。对两者迥然不同的态度，在于工会已有悠久历史，无产者视它为阶级现实的组成部分，并习惯于考虑它的力量存在（而非仅作为政治纲领的某个抽象「范畴」）；与此相比，我们——直到现在——仍未学会把地球诞生的头一个工人国家当作历史现实因素，这一客观因素不受工人先锋组织的纲领任意摆布。 「帝国主义」？ 又有人问道：能否把当前莫斯科的扩张称作帝国主义行为？回答这个疑问，首先得明确我们把何种社会内涵放到「帝国主义」的名词里。从古至今，人类史了解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古罗马「帝国主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帝国主义」，商业与工业资本的「帝国主义」，沙俄皇权的「帝国主义」等等。驱使苏联当权者扩张的利益动机，显然是增加自身权力、威慑力和收入的欲望。可以说，所有皇权、寡头、统治集团、统治阶层或阶级的「帝国主义」——从最广泛含义来讲——行为都包含着类似欲望。 然而，现代政治文献（至少马克思主义文献）里，帝国主义的含义是金融资本——受限于异常严密的经济定义——的扩张。以武力扩张为由，给克里姆林宫插上「帝国主义」标签却不深入解释，把苏联波拿巴官僚层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各自对外政策划上等号，这种粗糙手段只会加剧左翼工人的头脑混乱。制造思想乱麻是小资民主派的看家本事，却不值得先锋工人效仿。 沙俄政策的延续？[4] 参与瓜分波兰之余，莫斯科把手伸进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还对巴尔干、波斯和阿富汗探头探脑。换句话说，克里姆林宫——至少形式上——延续着帝俄外交的出击路线。局势走到这一步，难道我们无权称呼今日苏联为帝国主义国家？——有人问道。 以上「苏联帝国主义」的历史-地理论据，并不比其余论据更具说服力。发生于帝俄境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很早就努力夺取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权，并一度成功。内战中的苏俄试图渗透波斯和罗马尼亚，红军也曾兵临华沙城下（1920年）。客观上，工人革命的扩张战线与沙俄将领的远征图基本吻合，因为革命没法改变地理条件。20年前，孟什维克流亡力量提出「布尔什维帝国主义」的概念，把我们斥为沙文主义传统的继承者；20年后，小资民主派接过了这面旗帜。我辈马列信徒——重申一遍——没有模仿小资人士的政治必要。 帝国主义的代理？ 不管如何评价苏联的扩张国策，莫斯科对纳粹德国的外交协助属于必须单独讨论的课题。首先指出一点：只要我们打算——哪怕仅有片刻——逃脱世界帝国主义罗网的窒息，只要苏维埃与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即便健康的工人国家也会给予某个帝国主义国家——一定条件和程度的——客观支持，这一事实无可回避。试举一例：1918年的布列斯特和约一度加强了德帝国主义打击英法的实力与地位。孤立的工人国家只得周旋于各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周旋，意味着客观上暂且拉拢一方反对另一方。在具体时刻，支持两大对立帝国主义阵营的哪一方更有利或更少害处，这个选择不涉及原则，而属于实践考虑和预测的范畴。客观上说，被迫支持某资产阶级国家固然带来一定害处，但它会被工人国家得以延长寿命这一巨大利益所弥补，且回报远多于损失。 然而，各种战术周旋不能一概而论。1918年布列斯特和约谈判期间，苏维埃政权以乌克兰民族独立为牺牲品，避免了工人国家的立即灭亡。这与出卖乌克兰（工农）无关，各国觉悟工人也都理解这一牺牲带有的强制性质。1939年的瓜分波兰是另一回事：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莫斯科的头脑们从未说明牺牲波兰的原因在于——并仅在于——敌我力量的悬殊；相反，它无耻地炫耀自家密谋交易伎俩的高明。这种无耻的炫耀，侮辱着各国被压迫阶级与殖民地民众的起码民主情感，极大地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从波兰土地攫取的经济好处，无法弥补上述政治损失，十分之一都弥补不了！ 克里姆林宫的外交大厦，从头到脚建基于对——走马灯似的——「友好」帝国主义阵营的欺骗性粉饰；当权集团随时准备牺牲世界工运的根本利益，换取一点不稳定及次要的蝇头小利。叫喊了五年「保卫民主」的愚民口号之后，莫斯科忙于粉饰新勾搭上的「友好」阵营——纳粹德国。毫无疑问，这些勾当本身并没把苏联变成帝国主义国家，但现阶段的莫斯科与共产国际确实充当着帝国主义（于工人阶级内部）的首席代理。 简约地说，莫斯科外交路线的准确定义，是帝国主义包围下的、蜕化工人国家的波拿巴官僚集团的政策。这一定义不似「帝国主义外交」那么精练爽口，但较符合实情。 「取小恶而避大恶」？[5] 与纳粹占领相比，红军攻取波兰东部无疑是「更小的恶」。但「小恶」的出现替希特勒占领波兰西部的「大恶」创造了条件。让我们设想一下：纵火者的助手从火场救出一半居民，以便奴役他们；与纵火者相比，帮凶的行径尚属「小恶」，授予他奖章却未免过头。假设颁奖已是既成事实，则需依照雨果《九三年》的类似场景办理——授勋后立即枪决 [6]。 「以武力传播信仰」？ 罗伯斯庇尔说过，民众讨厌挺着刺刀的布道者。就是说，最好别强行向其它国家的人民传播革命理想和制度。不过，上述原则正确的提法不等于完全不应借助武力协助国际革命。作为前提，（苏俄）革命国际路线的要素——军事干涉应获得国际无产者的理解，应合乎受干涉地区工人群众的愿望。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废物理论，没法培养积极的国际阶级团结精神。而只有昂扬的阶级意志，才能很好地为革命性军事干涉打基础，使类似行动不失价值。在干涉问题上——正如自身政策的其他方面一样——莫斯科根本无视国际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由此，它最近的外交「成就」不可救药地丑化了苏联并使世界无产者内部弥漫着极端张皇的情绪。 两线起义？ 既然如此，另一批同志接过话茬说道：还有必要谈论保卫苏联及红军新占领土吗？或许，号召波兰工农同时反抗纳粹和斯大林更正确些？不错，这主意很吸引人。假设革命同时在德国和苏联——包括新占领土——爆发，必然起到快刀斩乱麻的效果。但先锋工人不能以对我方最有利、最幸运的假设为行动前提。现实询问我们：怎么办，一旦纳粹于工人推翻它以前打进苏联西部？类似形势下，第四国际的支持者是否会抗击纳粹，就像他们加入西班牙共和军抗击弗朗哥一样？我们无疑、彻底地拥护苏维埃乌克兰的独立（既独立于纳粹，也独立于莫斯科），但如何行事，当德军试图占领苏共官僚奴役的乌克兰？ 第四国际的回答如下：我们将保卫斯大林奴役的乌克兰反对希特勒，也就是说，我们将无条件地保卫苏联。 「无条件地保卫苏联」 何为无条件地保卫苏联？这意味着先锋工人组织不会向莫斯科提出任何先决条件。这意味着不管战争的借口和原因如何，我们将保卫苏联社会关系的基础免遭帝国主义阵营摧毁的威胁。 有些同志问：假设爆发卫苏战争，红军因故进军印度并镇压当地的革命运动，难道我们还得支持红军不成？这一假设并无坚实基础。首先，何必扯上印度？让我们问得爽快些：当红军枪杀反抗官僚的国内罢工及农民骚乱的时候，我们是否仍得支持红军？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红军也必然把国内规则带到境外。我们从未许诺支持红军的所有内外行动，因为它已沦为波拿巴专断集团的工具；但不管怎样，我们支持苏联作为工人国家的存在，支持——并仅支持——它身上尚存的那部分工人国家因素。 或许，高明的烦琐哲学辩论士仍不死心：卫苏战争期间，假如印度的起义民众击溃了——不管后者执行何种特征的「任务」——入印红军，这难道不会削弱苏联么？那时我们如何自处呢？我们回答：（假想的）印度起义在红军的配合下遭到瓦解，必定极端危险地动摇苏联的社会基础；这一（假想的）失败远比红军在印度战场遭遇几次挫折可怕得多。无论如何，第四国际有能力分辨何时红军在充当莫斯科的盲目工具，何时它在保护苏联的社会基础。 在美国，反动分子领导的主流工会有时罢工反对老板雇佣黑人。我们能支持这类可耻的罢工吗？不会。但设想一下，如果老板以此为借口粉碎工会，完全禁止无产者的自我保护，先锋工人该怎么办？显然，我们会支持和鼓励工会会员们抵抗，尽管它的领导层依旧反动透顶。为什么不能对苏联采取类似立场呢？ 基本指导思想 相关决议中*，第四国际坚定不移地指出：战争期间，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无论它们与苏联结盟或敌对——的无产阶级政党应继续开展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阶级斗争。与此同时，各国无产者不应遗忘支援苏联（或殖民地革命）的任务；确有需要的前提下，先锋工人必须采取最坚决行动（比如罢工、怠工及其它手段）予以配合。自那以后，列强之间的合纵连横发生了剧烈变化，但上述决议的政治内涵并未过时。假设明天英法联军将威胁莫斯科或列宁格勒，英法工人应采取最坚决手段妨碍本国士兵和弹药的运输。相反，如果希特勒出于利益逻辑被迫援苏对抗英法入侵，德国工人没有任何理由——在这一具体事件中——采取罢工或怠工阻挠援助的进行。对此，我希望没人会异想天开地以为存在其它选择。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究竟如何 [7]？对此，我曾表示「官僚集体主义」的理论假设也有存在的权利。某些同志吃惊之余，认为我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这是天大的误会。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必要性的理解与宿命论无关。社会主义的实现并非「自然而然」的预设过程，而取决于各阶级及政党有生力量的角逐战果。无产者代表历史进步，故而具有决定性优势；当代资产阶级却已是退化踟躇与历史反动的化身，这就是我们在搏斗中的信心来源。但无人预知战斗的结果，假如历史反动竟然获胜，那会是怎样一个未来？ 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者无数次地警告——要么社会主义，要么等待野蛮时代的降临。饱尝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经验」后，我们的警告更加具体——要么法西斯主义，要么共产主义。众所周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践比简明的历史图谱复杂、矛盾与多样化得多。马克思谈过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消亡，但从未涉及专政的官僚蜕化危险。身为第一代有机会实地观察上述蜕化及从事分析的革命者，我们无外是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诠释一种新的历史现象。难道这算修正主义？ 阶级斗争的每个新动向都证明，社会革命的延误繁衍着穷凶极恶的社会野蛮：长期失业，小资阶层的破落；法西斯主义；毫无出路而吞噬千万人的国际战争。假如人类的社会主义之路归于失败，「社会野蛮」会以何种社会与政治形式统治世界？当代革命者比马克思有更多机会研究这个话题。这头是法西斯主义，那头是蜕化败坏的苏联国家，共同勾画着新黑暗之门背后的社会与政治形式。归根到底，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抉择可用下列口号概括——要么社会主义，要么极权奴役。这个口号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蕴涵巨大的宣传价值：无边的野蛮背景下，社会革命的必要性醒目无比。 那么，到底谁在修正马克思主义？正是一口咬定苏联已是「非工人非资产阶级国家」的那班同志。上面我已把他们的理论发明推演到逻辑尽头，得出的结论着实让他们吓了一跳。惊吓之余，他们又嚷嚷了些什么，我只有当笑话听了。 我们是革命乐观主义者[8] 「战争中的苏联」一文中，我曾证明「非工人非资产阶级的剥削国家」或「官僚集体主义」的前途构想，是国际无产者彻底退化没落的前途，是极端历史悲观主义的前途。再问一遍：类似的凄惨推论是否有实在的基础？让我们看看阶级敌人的评估。 1939年8月31日巴黎周报《Paris-Soir》刊登了一则深具意味的报导。8月25日，法国驻德大使库龙德尔与希特勒举行了断交的最后会谈（消息来源显然就是大使本人），元首口水四溅地炫耀刚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现实主义的条约」），并对德法即将开战「深表惋惜」。「可是」，大使反驳说：「斯大林已极大地暴露了自己的两面性。（开战后）真正的获胜者会是托洛茨基。您想过后果吗？」「我知道」，元首答道：「可为什么英法非得给波兰充分的行动自由？」。 这段戏剧性对话的关键不在某个名字——有产先生们惯于把工人革命的幽灵与个人联系起来。「要知道战争一定引起革命！」，帝国主义民主阵营的代表恐吓道（自己已吓得骨头酥软），「我知道」，帝国主义铁血秩序的代表报以简短的回答，似乎早有答案。 库龙德尔也好，希特勒也好，都来自那股虎视欧洲的资本主义野蛮力量。与此同时，他们并不怀疑社会革命将战胜自己的黑暗。这便是世界统治者的自我感觉，而有产者的士气低落是阶级力量对比的一个极重要因素。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还很年轻单薄，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却已腐烂入骨；老板们开始了新一轮无法自控的战争，并深信自身崩溃的必然到来。单凭这个事实，就令我们充满不可衰竭的革命乐观主义！ 1939年10月18日（1940年1月《反对派日志》81期） *原编者按：1934年托洛茨基撰写《战争与第四国际》，被国际共产主义联盟各支部采纳为关于国际帝国主义战争的纲领性文件。 [1]标题直译：再次、再次地谈苏联的性质 [2]原文直译；扯烂他们的耳朵。 [3]原文直译：一次意外的流产 [4]原文无问号，译者根据下文的中心含义为小标题打上问号。 [5]原文直翻译：「更小的恶」 [6]《九三年》中的一个片段：法国大革命期间，流亡保王党头目偷渡去法国指导叛乱。在船上一名水手玩忽职守，导致船只面临趁沉没，但水手随后拯救了全船。保王党领袖向他授勋，随后命令枪毙他。 [7]原文没有这句话。译者加入它的目的，是让读者较容易明白下面数段内容的中心意图。 [8]原文直译：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的权利
陈独秀《过沪之谈话》（1920年2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过沪之谈话 陈独秀 （1920年2月23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0年2月23日《民国日报》，署名：陈独秀。原文标点均系句号，原文标题为《陈独秀君过沪之谈话》。西南大学由南方护法军政府于1919年12月计划筹备，委任章士钊、汪精卫为大学筹备员，章、汪又邀陈独秀参与，后因军政府内部政治斗争，致该办学计划破产。 陈独秀君应西南大学之约，前赴广州，于阴历年终过沪，与记者把晤后，即乘轮赴粤，兹得其谈片如左： 陈君云：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普通社会，似有足为后盾者，然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实至不鲜，其最可痛心者，为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觉。以二十世纪政治眼光观之，北京市不能谓为有一市民，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之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悬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较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 西南大学，自汪精卫、章行严、吴稚晖三君，与予（陈君自称）会晤后，吴君颇主张大学地址设在上海。在吴君之意，以为大学设在广州，诚恐受政治军事之牵动，大学基金，因此或难巩固，不如就上海租界选定地址，无论政治军事，有何变动，可保不受动摇。实则西南当局，既有创办大学之决心，成立以后，自有舆论与人心之保障。就如北京大学，虽历几许风潮，终能屹然不动，即其明证。若设在租界，则倚人为生，大学自身，已失其独立根性。办成以后，有何价值？故吴君此种主张，吾个人绝端反对之。汪章两君，本无成见，予已电告两君，表示此意。将来会晤以后，当可仍照原议也。 李石曾、吴稚晖两君，主张在巴黎办中国大学，或将西南大学另开国外部。此议吾人亦不赞成。盖吾人求学，既已远赴巴黎，当然不入中国大学，且事实上亦以径入法国大学为宜。欲学中国学问，则尽可就地求之，初无赴法之必要也。若以为凡人但能一抵巴黎，即可脱胎换骨，变莠为良，不必问其求得何种学问之理想，则吾人未敢苟同。盖归自巴黎，又依然为恶者，事实上正不乏人也。 吾人赴广州后，将于印刷界有所刷新。或就西南大学添设印刷部，以为刷新计划之试验。此种计划，第一步，即将铜模之单字，改为双字，或联字，所有名词熟语皆分别铸为一颗，例如上海两字，向来须先取上字，再排海字，吾人新铸字模，将上海两字铸成一颗，其余名词熟语，大半类是，则排字时，可省二分以上之时间，则印刷事业可省二分一以上之名词。动词、接续词，分别隔断，俾读者一目了然，无形中寓教授文法之意，日久以后，便可将吾国固有之单音语变为复音语（拼音）。此计划之实行，拟另设一印刷学校，教授一班生徒，从事工作，以为改良各处印刷业之先导云。
列·托洛茨基：战争中的苏联（1939年9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战争中的苏联 列·托洛茨基李星译 苏德条约与苏联的性质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第四国际及若干左翼圈子内部再次爆发论战：能否继续称苏联为工人国家[1]？对论战本身不必大惊小怪。国际工人阶级刚刚接触第一个工人国家的首批实践，对这一历史现象，尚无任何成熟的研究成果。简约地说，对苏联社会特征的种种误判——正如我们指出的——源于以政治纲领的理想标准偷换历史事实的做法。具体实践与纲领相背，不意味着事实驳倒了纲领；相反，它以反证法确认了纲领的正确。以苏联为例，我们揭示和分析的官僚蜕化，更鲜明地昭示了下列要点：工人国家应有的面貌；一定历史条件下，或许有怎样的扭曲；蜕变的延续会导致何种结局。理论标准与现状的分离，要求我们不是抛弃标准，而以革命方式为理想状态的实现而斗争[2]。在苏联，下一场革命的纲领取决于我们对苏联——作为客观历史存在——的政治评价，也取决于「工人国家」概念的理论标准。我们不必大呼小叫「完了，全完了！一切得从头开始」，而应明晰阐述哪些现存的工人国家因素有望被挽救、保留与发展。 苏联工人推翻官僚专制的目标，是复兴苏维埃并剥夺今日当权者的统治地位。目前，第四国际的海外左翼批评者没有（也无法）提出其它目标[3]。协助国际工人革命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苏维埃复兴后的主要任务。上述任务，顺理成章地要求保存苏联的国有制与计划经济，这就是全部论战的核心。一批海外左翼试图论证苏德条约改变了苏联的国家性质。究其根本，这一论点是对共产国际昨日宣传的随声附和。遵循这号无脑宣传的逻辑，工人国家的历史使命仅是捍卫帝国主义时期的代议民主；一旦苏联「背叛民主」与法西斯交好，即丧失了工人国家的头衔。其实，与希特勒签署和约的行经，固然让国际无产者再度了解莫斯科集团的败坏程度，以及后者对世界工人阶级及组织[4]——包括共产国际——的轻蔑，却未给更改苏联阶级性质的判断提供新基础[5]。 政治分歧还是术语分歧？ 对第四国际而言，苏联性质之争与抽象的社会学兴趣无关，而是为了落实现实政治任务[6]。为澄清真相，暂且假定官僚是「新阶级」，现有苏联体制是阶级剥削的特色系统。从上述概念出发，可得出哪些新结论？提醒读者，第四国际早已承认劳动者革命起义推翻官僚专制的必要性。断言官僚是剥削「阶级」的同志，想必不会——也无法——提出其它号召。 苏维埃复兴后，生产力在各工业部门的分配以及经济计划的具体内涵会有大的更改。新的计划，会由生产者自己的总体利益——而非专职官员的短期本位利益——来主导方向。由于这是一场推翻寄生寡头但保存生产资料国有制的革命，我们称它为政治革命。近来，第四国际的左翼批评者（奇立加、布鲁诺等人）大声疾呼，强调未来的苏联革命应是社会革命；好吧，让我们尝试更改术语，看看任务的核心是否因此有根本变化。 总体上讲，第四国际的海外左翼批评者一直沿用我们的政治分析。从官僚层在苏联社会的地位、它与劳动群众的相互关系直至莫斯科的国际角色，他们对第四国际的评价没作任何重大补充。相反，他们全身心地依赖我们的分析，有时依赖得过了头[7]。他们对我们的指责，仅在于第四国际「没做出必要的结论」。当我们仔细端详他们的结论时，却看到一堆小孩子的赌气把戏——拒绝把蜕化的工人国家称为工人国家；把作威作福的干部老爷称为统治阶级；宣布推翻官僚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只要我们在字眼上予以让步，他们会发现自己很被动，不知如何处理一个纯属口舌之争的「理论完胜」。 重新检验自身立场 仅仅由于苏联性质判断的分歧就怂恿组织分裂，会酿成大错：现实斗争的政治领域，这些持不同观点的同志与我们仍保持一致。 另一方面，对理论分歧——哪怕纠缠于几个术语——视若无睹，则与政治盲人无异。抽象的术语纷争迟早会长出活生生的实践血肉，并形成截然不同的政治结论。细心的主妇不允许家里积存蛛网垃圾，先锋工人党不能容忍原则领域的模糊、混乱与模棱两可。需要保持整洁！ 为了使论战的思想上下文显得更清晰[8]，让我们回顾昔日围绕苏联展开的辩论[9]。长时间里，我们判断国内政治反革命处于酝酿阶段。通过把苏联蜕变进程与法国革命的反动时期加以对比，我们更深思熟虑、更确切地总结了国内官僚专制的演变特色，最终得出结论——苏联的政治反革命已告完成。由此，我们公开修正了自己的判断，没引起队伍内部些微的慌乱。为什么？因为第四国际的全体同志公开参与了对苏联政治进程的实质评估，一起目睹了莫斯科官僚及全社会的反动性日渐猖狂的后果。对我们而言，难点在于如何更合理地借用已知史例（比如法国革命高潮的终结）[10]剖析蜕变进程的本质。我希望，尽管第四国际的某些同志在试探「保卫苏联」一事的裂痕程度（下面会谈及此事），我们仍能以对基本思路的明晰纠偏，保持组织团结。 肿瘤还是新的器官？ 第四国际的左翼批评者屡次援引一条论据：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般工会官员及公务员相比，苏联当权派的差异甚大。由此，左翼批评者宣布红场的部长们与纳粹酷吏相仿，各自代表新的强大社会构成。我们从未否定上述新历史现象的存在。不过，既然左翼批评者进一步推论苏联官僚是个「阶级」，就得承认后者有别于以往的有产阶级，并提出自圆其说的理论。拿转换字眼来变更国家的性质，显然站不住脚。第四国际常把联共政治局称为「高等种姓集团」，以强调后者的封闭性、随意处置无权者和狂妄自大等社会-精神特征；这个群体自许「受命于天」，而劳苦大众处于较卑贱的位置。但「高等种姓」的借喻式概念，也不具备严格的科学特征。它的相对好处在于借喻性一望可知，没人真以为莫斯科的高干就是印度教祭司。旧的社会学术语没有也没法给这一新社会现象——不停的运动（蜕变）因而尚无稳定的表现形式——提供合适概念。至于第四国际，我们沿用「官僚」这一旧名词，同时牢记它的历史特殊性。眼下来说，这也够了。 就苏联性质而言，国际共运碰到的学术与政治——而非嘴皮子——疑难如下：官僚层是社会肌体的临时肿瘤，抑或将进化成具备历史必要性的新器官？社会一时的畸形发展，是诸多历史因素的「意外」（即暂时和例外）综合影响的后果；社会器官——每个阶级（包括剥削阶级）都是类似器官——的形成，却源自社会生产的深刻内部需求。假如回避上述疑难，全部辩论等于无聊的口水战。 官僚层：年轻却腐朽[11] 简约地说，各种统治阶级的历史存在价值，在于它所代表、引领的压迫体系使生产力升高了一个台阶。毋庸置疑，苏联现体制给经济带来强劲动力。但这一动力源自生产资料国有化与经济计划，而非干部篡夺经济指挥权的功劳。相反，现有官僚系统成了技术、文化进步的主要制动阀。不过，这个基本事实长期躲在时代的幕布后面：近20年苏联忙于借鉴、消化先进资本主义的技术与生产组织的最新成果。这个模仿、引进的阶段，以各种方式与官僚的刻板气质——对基层创意与倡议的窒息倾向——共存并彼此结合。经济发展的层次越高，它的社会要求越复杂，官僚独断衍生的阻碍越不可忍受。两者的经常摩擦会导致政治运转的痉挛现象，迫使暴力机器有系统清除各生产部门最具创造性的人为因素。天长日久，老爷们彻底变身「统治阶级」之前，便与社会发展处于针尖对麦芒的敌视状态。一切紊乱在于今日的苏联官僚并不代表与自身有机相连、彼此亲密无间的新经济系统，而是工人国家的寄生者。 官僚的强大与覆灭：原由何在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具备旧统治阶级的诸般恶习，但与后者曾有的历史使命无缘。苏联国家的蜕化，并非社会主义过渡通常规律的反映：相反，这一规律由于苏维埃国家的社会经济落后性以及资本主义包围[12]，正遭受暂时（或曰例外）的挫折。消费品的短缺及全民抢购，使「社会宪兵」得以出现。「宪兵」手握分配大权，由于外部围攻而获得「国家卫士」的社会角色；他享有不可动摇的权威[13]，可以对国家进行双料掠夺。 两个原因——国内的落后与帝国主义围困——让专制官僚如鱼得水；但在国际革命的胜利远景照耀下，这些因素带有临时和过渡性。以复杂换算的手段进行推演，资产阶级学者承认经济计划能让美国国民收入快速增加两百亿美元/年。类似的社会改造既可满足全体民众的起码需要，还能提供真正的舒适。与此同时，国际革命会终结官僚专断趋势的另一主因——外部威胁。原本消耗于军事领域的巨大开支，转而用来提升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双管齐下之后，「宪兵」——社会产品的分配者——自然丧失了存在价值。至于苏维埃政权，它会被普遍性合作公社的管理取代。上述历史进步的过程中，那个阴郁的理论假说——夹在资本主义与无阶级社会之间的新剥削系统及统治阶级的前途——将无任何位置可言。 假如社会革命遭遇失败？ 时至今日，世界资本主义的瓦解与有产者的政治破产已达极限，无法照旧存在下去。生产力必须有计划地被组织起来，但谁来担当主角：无产者或是大小「领导」组成的新阶级：政客、管理者与高级技术人员？夸夸其谈者声称历史经验证明无产者挑不起这付担子。他们说，尽管存在社会革命的物质前提，无产者「没能」阻止上次帝国主义战争。他们说，无产者「没能」把资本主义社会引出死胡同，导致了战后的法西斯主义狂潮。他们说，无产者「没能」接手社会管理，使苏联变成了官僚独断的乐土。他们说，世界无产者眼睁睁看着西班牙革命被法西斯阵营和斯大林团伙联手窒息，却默不吭声。最后他们说，帝国主义者正喧闹地筹备新的决斗，世界无产者毫无反抗。假如接受上述政治总清算（工人阶级无力完成社会革命），很明显，生产力的从速社会化必定由其它阶级完成。谁呢？刨根究底的左翼批评者答道：取代腐朽有产者的官僚新锐，亦即世界范围的未来统治阶级[14]。 国际战争与世界前途 世界向何处去？急变的时局喝问我们。第二次大战已为祸人间。战争本身不可动摇地证明，现有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无法原样生存。战争对无产者开始了新一轮——或许决定性的——考验。 假如新的战争——如我们坚信的那样——引爆新一波社会革命，它将不可避免地消灭莫斯科的专制政权，并在新的（比1918年高得多的）工业与文化基础上复兴工人民主。篡权官僚是否「也是阶级」的悬疑，跟着尘埃落地：新的革命突破证实了官僚蜕变仅是社会主义过渡的一次偶发症[15]。 假如战争以无产者的政治衰退告终，那就只剩一个前途：垄断资本主义的持续腐朽，它与国家机器的空前融合以及代议民主——在它还幸存的地区——让极权专制取代的前途。也就是说，万一无产者不能把握管理社会生产的领导权，而让世界继续挣扎于腐烂泥潭里，苏式与纳粹官僚专制的综合裂变或许将诞生新的剥削阶级。这会是一个衰败、标志文明末日的剥削制度。 假如起义胜利后的欧美无产者——步俄国工人后尘——无力维持社会管理，而屈服于特权官员，上述前途也会以类似形态降临人间。那时，我们只得承认工人国家官僚篡权的根本病因不是文化落后与外部包围，而来自妨碍无产者跃居统治地位的阶级「天阉」症[16]。那时，我们必须回顾式地承认：今日苏联的基本特征是新型国际剥削制度的前兆。 行文至此，我们已从苏联国家性质的字眼争执偏离很远。但批评者不必急于抗议：只有拉开一定历史距离，才可深入剖析社会制度更迭的重大事件。彻底深思熟虑的历史抉择大致如下：要么苏联现体制是有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偶发症（当然极其可憎），要么它是新剥削社会的初级阶段；如果后一个推测更合理，官僚层自然会向新剥削阶级演化。这种前景固然冷得可怕，但如若无产者真地不能担负起社会进程赋予自己的使命，我们就得公开承认：建基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社会革命纲领成了水月镜花。官僚极权铁蹄下的奴隶大众需要返回以民主改良为目标的「最低纲领」，尽量保卫自己的日常利益。 然而，是否存在不可动摇或不可驳斥的证据，让我们被迫放弃社会革命的前景？这是关键所在。 「官僚集体主义」理论 纳粹上台后，德国「左翼共产主义者」古·乌尔帮斯宣布现存资本主义系统即将让位给「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纪元。按照乌同志的逻辑，新时代的首批样板是意大利、苏联与德国。不过，乌同志并未得出相应的政治结论。不久前，意大利「左翼共产主义者」布鲁诺（原第四国际成员）提出资本主义会被「官僚集体主义」取代[17]——苏联等国的新官僚层是独立阶级，官僚对劳动者进行集体剥削，无产者已沦为极权剥削者的奴隶，诸如此类。 在自己的推论里，布同志把苏式计划经济、纳粹与墨索里尼的国家干预以及美国「新政」混为一谈。诚然，以上经济模式确有共通之处；归根到底，它们都反应了现代经济的集体协作趋势。十月革命前，列宁曾归纳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基本特点：生产力极大集中；垄断资本与国家的融合；作为类似融合的后果，资本产生对政治独裁的天然倾向。经济中央化和加强集体协调等特性，既会影响革命政权的工业政策，也让反革命政权有所考虑；这毫不意味可以把法西斯集权、苏联官僚蜕变和美式改良划上等号。布同志捕捉到一个事实：由于无产者的政治被动，经济集中的国际趋势采取了「官僚主导的集体协调」[18]形式。这一事实无可争议，但它的极限与历史分量何在？对第四国际来说，社会进程诸要素的失衡互动，导致过渡社会于现阶段出现变异，仅此而已；对布同志来说，这意味着独立的社会形态，官僚则充当了统治阶级。无论怎样，布同志试图把论战从玩弄字眼的层次转入宏观的历史走向探讨。可惜，这反倒使我们更容易揭示他的错误所在。 与众多极左派相似，布鲁诺骨子里视苏联官僚体制与法西斯独裁为一家兄弟——莫斯科借鉴了纳粹的政治恐怖手段；法西斯官僚暂且满足于「有保留」的国家调控，但正走向并很快会实现生产资料的彻底国有化。前一个判断无可置疑；后一个判断错以为纳粹的「反资本主义」蛊惑等于剥夺大有产者的政治能力。「有保留」的经济调节也好，「有保留」的国有化也好，它们与国有计划经济的区别，正如改良与革命的区别。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扮演着有产利益「协调员」的角色，局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调节」措施且以军工领域为主。克里姆林宫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并仅由于——俄国工人完成了史上最伟大的财产关系变革，斯大林及同道有机会领导完整的经济体。对这一深远区别，绝无理由视而不见。 退一步讲，即便苏俄与德国各自的执政团殊途同归，演变成同类的剥削社会（或曰「官僚集体主义」社会），这不能引导人类走出今日的社会困境。资本主义危机不完全来自私有产权的反动角色，还来自同样过时的民族国家的束缚。即便一批法西斯政府分头推行了经济计划，这些单独存在的经济系统无法「自动删除」无产者的革命运动（这不以任何计划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各极权国家的争霸战也会延续乃至激化。持续的大战会吞噬计划经济的附加成果，并摧毁现代文明的根基。在自己的架空作品里，作家罗素估计某方胜利者会以极权铁掌的压迫一统全球；即便如此（这很可疑），武力维系的「大一统」不会比凡尔赛条约确保的和平更稳固。频仍的民族起义与流血镇压会导致新的争战，照样使文明坠入墓地的坟坑。客观现实——而非主观意愿——警示我们，只有国际性社会革命能带领人类冲出死亡谷；否则，人类面临野蛮时代的复归。 无产者与自己的政治领导 工人阶级与自身政治领导的互动联系，需要另找机会深入研讨。本文只触及这一联系的基本要点。那些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成天迟钝地重复「政治是经济的反映」一类经文，以为政治领导等同本阶级的直挺挺「反映」。斗争实践告诉我们，被压迫阶级的政治领导必然遭受统治者的精神感染。美国主流工会的头目「反映」的与其说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意志，不如说有产意志。选拔与教导一个有效抵抗有产思想压力的革命先锋，是异常困难的事。历史演进的辩证法，尤其鲜明地表现于落后国家的无产者：若干条件的催生下，俄国无产者获得最敏锐和富有远见的领袖核心。相反，英国——资本主义文化的心脏——无产者拥有一个奴性和暮气十足的政治上层。 1914年7月爆发的欧战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危机表面化，并使第二国际遭受重度脑震荡。二十五年过去，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无产者尚未锤炼出有能力履行时代任务的领导核心。不论怎样，俄国经验已证明锤炼一个类似的先锋群体并非空想；话说回来，革命核心也非先天免疫任何社会病毒的金刚之身。那么，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必要性，它（历史必要性）能否打通国际无产先锋的思想成长之路？换句话说，新的战争及社会大震荡——大战必定催生及滋长类似的社会震荡——是否会诞生新的、有能力率领无产者夺取政权的革命先锋？对上述疑问，第四国际——以自己的纲领宣言和政治存在——做出了肯定的答复。相反，诸般伪马克思主义派系——统统让时局的险恶兆头吓得半死——异口同声地叫嚷起来：旧政治领导的破产「反映」了无产者压根儿没能力履行自己的使命。很多人说得不太露骨，但他们全体——极左派、中派、无政府主义者、亲苏派和社民党——都忙于把失败的责任推给无产者，却不肯解释哪些条件的组合有助于无产者完成社会革命。 假如承认失败的根源来自无产者的社会特性，那么当今的困局便毫无指望。资本主义腐朽阶段的无产者不会有数量及文化的提高，因此没理由等待工人阶级最终成熟，达到实现胜利需要的政治水平。第四国际眼中的形势完全两样：我们清楚地看到劳动群众抱有冲决——资产阶级一手炮制的——血腥网罗的本质愿望，这愿望深刻而不可克服；我们看到无产者的既有政治领导的抱残守缺和刺鼻的资产阶级爱国气味；我们看到无产者与腐烂领导层之间的极端对立。以上列出两种观点：第四国际的观点与各色「社会主义」派系的观点，它们不可调和。所有革命者必须做出选择。 极权独裁——尖锐危机下的临时状态，而非稳定体制 十月革命不是撞大运的偶然事件。它被预言很久，而事变证实了预言；恶吏专权的现状也无法一笔勾销那些预言，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未设想过孤立的工人国家能长久支撑。领导十月革命之时，我们成天担心工人国家会立即遭到扼杀，很少考虑遥远的蜕化威胁；更准确地说，我们并未割裂地看待这两种可能，它们彼此也没有不可抗拒的矛盾：官僚蜕化至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转向公开复辟。 究其本质，苏式或德式极权统治只是过渡体制。总的来说，历史上的公开独裁都有一个源头——空前严酷的社会危机[19]。尖锐到极点的危机不是社会常态。一定时期内，极权手腕可以压服社会矛盾，但无力永远保持自身统治。苏联社会发自内心地希望抛开压迫自己的官老爷，不久前的大清洗即为最好证明。 说到清洗，布鲁诺从中窥探到官僚演变为阶级的证据，据说只有统治阶级能如此广泛地实施恐怖[20]。布同志忘了，帝俄的国家机器也非独立「阶级」，却在灭亡前夜发动过大规模迫害。莫斯科政治清洗恶魔般的虚伪程度，只证明寡头集团无法平稳演变为统治阶级，并是它垂死的信号。波拿巴大家长随时坍台之际，如果我们急着授予明日亡魂「独立阶级」的名头，未免太滑稽了吧？只有清晰明了地摆出问题的本质，能让同志们摆脱无聊的字眼实验与浮躁的总结陷阱。 以国际革命和复兴苏联为基本路线 想完成对国际无产者先锋队的革命性思想换装，二十五年太短；想在落后的俄国保持工人民主，二十五年太长。为此，人类已付出代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无产者的时代任务尚待完成。二十五年里，世界工人阶级的一支偏师曾证明如何突破旧统治堡垒的缺口；他们的成功实践，是未来胜利极宝贵的财富与保证。 新战争把无产者的未解难题放到更高历史阶段的天平上，予以无情检验。战争血火考验着各现存统治制度的稳固，也全面测试无产者接管上层的能力。当今时代是否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检验的结果将说明一切。假如出乎我们的全部预料，资本主义中心的任何地带都没有——在战争期间或战后——出现十月革命的延续者；假如无产者到处充当尾巴角色[21]；就得直截了当地修正当今时代的性质，重新分析它的历史动力。这一修正与乱插标签无关[22]，而是对今后数十年——如果不是数百年——世界前景做出评价：人类步入了社会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远途，还是走上了极权专制的衰亡末路？ 迷信理论模型的批评者犯了双重错误：他们慌张失措，以为极权的降临不可阻挡；同时他们预言新型专制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长期状态。显然，如果已有斗争经验的全部积累仍无法让国际无产阶级成为统治者，社会革命无从谈起；不能幻想今后会有更优越的社会革命前提，至少没人能归纳或预见到更好的条件。 第四国际的回答如下：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任何权利（如果不算失望与疲倦的「权利」）断定无产者丧失了革命潜力，更无权劝告后者放弃成为统治阶级。社会革命是经济与文化体系最伟大的变革。这样的背景下，二十五年历史比一小时的生命更短；谁会由于一小时的不顺，就背离自己一生学习和实践追求的目标？一九零五革命失败后的沉闷时期(1907-1917)，我们的政治展望一直把俄国无产者显示的惊人能力计算在内；身处世界范围的反动时期，我们的政治展望应把十月革命中无产者显示的能力计算在内。第四国际以世界革命为己任，我们的道路不会随意改变；第四国际的路线，仍是国际革命及复兴苏维埃的路线。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那么，第四国际保卫苏联肌体的哪些元素呢？显然不是与旧世界相近的部分，而是新生命的萌芽。在纳粹德国，第四国际主张以起义推翻法西斯，这意味着同时颠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苏联，砸碎官僚专制是保存国有经济的前提。从上述立场出发，我们以保卫苏联为己任。 保卫生产资料国有制的战斗里，苏联工人既要向寄生官僚开战，也得防范私有化的民间倾向（比如集体农庄的富户）。由于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既然推翻寡头专制必须与保卫（十月革命赢得的）国内进步相结合，国际斗争中我们应采取类似立场。从「官僚集体主义」理论出发，一些左翼批评者宣称纳粹也热衷于生产资料国有化，苏联的国有经济并无私有化之虞。这一假想极为轻浮。希特勒对苏联的征服，意味着德资将收回革命后损失的在俄产业；纳粹的许可下，英、法和比利时资本也将抢回原在俄产业；瓜分苏联工业的基础上，纳粹会与各西欧有产兄弟达成政治交易。最后，德资——苏联骨干国企的未来大股东及食利者——会以东方的利润喂养本土军事机器。今天纳粹是莫斯科之友，但只要——在斯大林协助下——取得西线的胜利，它明天就挥师向东。归根到底，类似形势下英国资本[23]将遵循与纳粹相近的利益逻辑。 保卫苏联与阶级斗争 对「保卫苏联」的诸多误解，主要来自对「保卫」手段的误会。保卫苏联不意味着与莫斯科套近乎，替后者——或它的盟友——的政策唱赞歌。在这件事（及其它事变）上，我们坚持国际阶级斗争的逻辑。不久前，法国周刊《Quefaire》写道：由于「托派」对英法持失败主义立场，他们必然对苏联也抱着失败主义态度。换句话说：既然你们要保卫苏联，就先保卫它的帝国主义盟友吧！当时《Quefaire》以为苏联的盟友是「民主阵营」；这帮健谈的小资「国师」如何圆谎，我不清楚也无意深究，因为小资观察政治的方法论废物透顶。停止对——苏联到处勾搭的——各个帝国主义阵营采取失败主义，意味着把交战另一方的工人推向本国政府；意味着根本拒绝失败主义原则。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放弃失败主义等于放弃社会革命；以「保卫苏联」的借口放弃革命，会导致苏联的最终腐朽死亡。 共产国际的「保卫苏联」与昨天的「反法西斯」统战一样，都以拒绝独立阶级立场为前提。「敬爱领袖」呼来喝去的国际跟班坚持认为无产者——各种条件下、以各种名义、但始终不变地——充当着一个有产阵营反对另一个有产阵营的帮手。出于逆反心理，某些同志表示他们无意充当莫斯科及盟友的工具，所以拒绝保卫苏联。很不幸，这类姿态说明上述同志理解的「保卫苏联」与机会主义者基本一致，而没有从无产者的立场去思考保卫苏联的实质。保卫苏联也好，支持殖民地解放斗争也好，解决其它政治任务也好，都不等于追随某帝国主义阵营对抗竞争者。第四国际主张各国——无论宗主国或殖民地——无产者以阶级斗争的手段落实上述任务，不如此即不能自觉地捍卫本阶级利益。 我们不以国士自居。无论在资本主义世界或苏联，我们都是（各国统治者）的不妥协敌人。我们的「保卫苏联」不通过有产政府或苏联当局之手，而完全依靠对群众的革命熏陶；我们将向工人解释苏联社会的哪些部分值得保卫，哪些部分必须消灭。这样的「保卫苏联」不会创造神迹，但第四国际并不自吹菩萨转世。暂时，我们是革命阵营的少数派。在实践中我们应帮助同情我们的左翼工人准确评估政治进程，为本阶级的普遍革命觉醒打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实现工人革命的战略任务。 保卫苏联与准备国际革命互相吻合。保卫苏联的任何方式，都无权违背革命利益的总前提。从社会革命的角度看，保卫苏联是服务于战略任务的战术任务，两者的关系并不矛盾。 新占领土 目前，红军新占领土前途未卜。传媒报道异常混乱，各方的心理战使我们难以分辨谎言与事实。无论如何，某些领土会并入苏联。莫斯科以何种形式接纳这些地区，与苏联的前途关系极深[24]。 暂且假设——按照与德方的约定——莫斯科不会侵犯新占领土的资本主义私有产权，满足于纳粹对资本家的「督导」模式。「一国两制」的让步[25]具有深刻的原则特征，并可能成为苏联制度新阶段的起点，顺理成章，它会使我们对苏联的阶级性质做出新评价。 不过，另一种假设更接近实际：莫斯科将剥夺新占土地的大有产者，并推行生产资料国有化。这种可能不取决于官僚的社会主义忠诚，而因为苏联的总理部长们不愿也不能与被占领土的旧统治者分享权力及连带特权。我们可以找到相似的历史先例——借助军事独裁，拿破仑·波拿巴终止了法国革命进程的发展；但法军攻入波兰后，他签署了「取消农奴制」的法令。这一改良与波拿巴是否同情农民热爱民主无关，而来自波拿巴独裁依靠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非封建所有制）。波拿巴的苏联同行不依赖私有产权，而以——剥夺大有产者前提下的——生产资料国有制为靠山，这意味着红军攻占波兰会清除当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使新占地区与本土保持财产关系的一致。 从自己的社会本性来说，「剥夺剥夺者！」是不折不扣的革命措施。在新占领土，这一剥夺会以军事-官僚方式进行，并伴随着对当地群众基层倡议的呼吁（没有起码的群众参与，无法建立稳定的后资本主义制度）。毫无疑问，类似呼吁会被迅速压制下去，以确保官僚机器对（剥夺有产者的过程中）觉醒群众的压倒性优势。这是新占领土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为了给苏德联盟瓜分波兰的行动打掩护，莫斯科一直在耍弄国内及世界工农，已把共产国际各支部折腾得奄奄一息。对无产先锋来说，衡量本阶级利益得失的最高标准不是某个地区财产关系的孤立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极重要），而是世界无产者的觉悟和组织性的起落，以及有组织工农保卫既有社会进步与迫使有产者继续让步的能力是否提高。从这个决定性视角出发，莫斯科的内外政策保存了旧有的反动性，继续扮演着国际革命的绊脚石角色。 第四国际对莫斯科及共产国际的总评价，不等于无视下列局部事实：新占地区的生产资料国有化属于进步措施。对此必须公开承认。假如纳粹明天向东开战，以恢复波兰东部的「文明秩序」，先进工人必须拿起枪杆子保卫克里姆林宫在当地推广的新财产关系。 按既定方针办[26] 生产资料国有化是进步措施。但它的进步性带有相对意义，常取决于其它因素的综合影响。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掩护，官僚专制和政治寄生团伙拓展了所辖领域，或许有助于提高自身威信。更可怕的是，自上而下的官僚改造会刺激绕过社会革命、希图以手腕权谋和外部救兵取得胜利的幻想；这一潜在恶果，远比波兰得到的几条进步措施影响深远。使生产资料国有化（从新占地区到本土）成为真正意义的进步——即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必须打倒国内的当权者。苏联政治革命胜利之前，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将保持全部既有政治效力。新的事变没有令我们措手不及，只要准确直白地做出解释即可。同志们有责任理解一个事实：苏联的特性及自身国际地位一直含有强烈的自我矛盾。我们不能躲在字眼魔术（「工人国家」——「不是工人国家」）后面逃避，必须直面事实，从现实矛盾及社会关系出发制订政策。 莫斯科的短视官僚不能承担任何历史使命。对苏联统治者的军事扩张，第四国际从不抱幻想[27]。我们支持出现一个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假设白俄罗斯工农希望建立独立的苏维埃，第四国际会坚决站在他们一边。在苏军新占地区、第四国际将最坚决地参与剥夺地主资本家、土改和建立工农代表委员会。那里的同志将保持自身政治独立，参与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的竞选并为这些机构的彻底独立地位而斗争；这些同志们将向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包括拒绝信任莫斯科当局及新贵走狗的宣传。 纳粹东进后，在保持对苏联寡头专制的政治态度的前提下，第四国际会把抗击纳粹——作为具体时刻的紧急任务——放到首位。「不把推翻斯大林的任务让给纳粹！这是我们的使命！」会是革命工人的相应口号。军事斗争期间，革命工人将最大限度地与红军战士建立同志关系；棒打德军的同时，我们会以革命宣传揭露斯大林的罪恶，为推翻他做准备。 第四国际「保卫苏联」的政治原则，可用如下口号表达：「社会主义万岁！国际革命万岁！打倒斯大林！」，这与当权派的保命哲学——「保卫祖国！保卫斯大林！」——有着云泥之别。为使群众不致把两种立场混为一谈，必须准确和清晰地推出符合具体局势的口号，澄清保卫什么、如何保卫与保卫谁等基本原则。只有清楚了解自身任务，我们的口号才能避免群众的慌乱不解。 结论 目前为止，第四国际没有任何基本理由改变对苏联的原则立场。 战争通常会加快各种政治进程的流速。或许苏联的革命复兴会早日到来，但也能加快彻底蜕变。有必要不先入为主地仔细观察战争给国内生活带去的变化，及时得出政治结论。 在新占地区，我们的任务总体上与国内任务相同；不过，时局的压迫使它们以极尖锐的形式出现，对我们更深刻理解国内政治革命起了清醒剂作用。 我们的口号必须让工人清楚了解第四国际为何保卫苏联（生产资料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以及苏联政治革命的对象（寄生官僚及共产国际的帮凶）。 时刻不忘总原则——推翻苏联官僚的斗争服从于保存生产资料国有制的任务，而保存生产资料国有制服从于国际革命的任务。 1939年9月25日（发表于1939年《反对派日志》79-80期） [1]原文直译：苏联的性质使我们内部一次次爆发论战。 [2]原文直译：以革命道路为它的真正实现而斗争 [3]托洛茨基注：提醒读者，部分认为官僚是新阶级的（海外）左翼，同时却反对把目前这批官僚从复兴后的苏维埃里清除出去。 [4]原文直译：以及后者对国际工人阶级。 [5]原文直译：并未给改变苏联性质的社会学判断提供新基础。 [6]原文直译：不是放在抽象社会学的层面，而是放在具体政治任务的层面。 [7]原文直译：有时甚至过于自我局限于具体分析里面 [8]原文直译：为了给思想增添一些插图 [9]原文直译：让我们回顾关于热月的论战 [10]原文无「比如法国革命高潮的终结」这句话，译者加入它是因为作者一直在用法国的热月与苏联反革命做比较。 [11]原文直译；官僚层的早期腐朽 [12]原文直译：革命国家的社会经济落后性以及资本主义包围 [13]演文直译：他拥有全国性权威 [14]原文直译：谁呢？取代腐朽有产者的官僚新锐，世界范围的未来统治阶级。不满足于术语胜利的的左翼批评者开始这样提出问题。 [15]原文直译：所有人和每个人都会清楚官僚蜕变仅是国际革命进程的一次偶发症 [16]原文直译：而来自无产者成为统治阶级的本质无能。 [17]托洛茨基注：BrunoRizzi,"Labureaucratisationdumonde",Paris,1939. [18]原文直译：「官僚集体主义」 [19]原文直译：而非稳定的制度。 [20]托洛茨基注：不过，在自己的最新著作——充满离奇的矛盾——里，布鲁诺相当自觉和清晰地驳斥了自己的「官僚集体主义」理论，并宣称苏联官僚专制、法西斯主义和纳粹是过渡性寄生建构,是对无产者政治无能的历史惩罚。换句话说，他一面猛烈抨击第四国际的有关立场，一面出人意料地拾起这些观点，但只为了制造更多的思想迷乱。对这位丧失理论重心的作者，我们不必过于关注。我们只对他拿来证明官僚即阶级的证据感兴趣。 [21]原文直译：相反，假如无产者到处都被抛在后面 [22]原文直译：这一修正与给苏联或斯大林匪帮乱贴标签的中学生作法无关 [23]原文直译：张伯伦 [24]原文直译：无论如何，某些领土会并入苏联。以什么形式呢？ [25]原文直译：这种让步 [26]原文直译：我们不改变路线 [27]原文直译：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反对莫斯科占领新的土地
陈独秀《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在武昌文华大学讲演底大纲》（1920年2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 ——在武昌文华大学讲演底大纲 陈独秀 （1920年2月12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0年2月12日《晨报》，署名：陈独秀。 （甲）改用底理由 （A）本体的价值 （1）时代精神的价值（德莫克拉西） （a）政治的德莫克拉西（民治主义） （b）经济的德莫克拉西（社会主义） （c）社会的德莫克拉西（平等主义） （d）道德的德莫克拉西（博爱主义） （e）文学的德莫克拉西（白话文） ┐│││├│││┘ 反对一切不平等的阶级特权 （2）在文学工具上的价值 （a）文学底界说Bascon ┌││││││┤││││││└ 阮元——沈思翰藻（出文选萧序）。 章太炎——著于竹帛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Brooke——有思想、情感、体裁，艺术性、精巧（Curiouscare）。 Bascon——才智的、情感的、艺术的、永久的价值。 Hunt——表现思想、想象、情感、趣味。 Standarddict——高尚健全普遍的思想，美的体裁，艺术的结构。 我的主张——（一）艺术的组织；（二）能充分表现真的意思及情； （三）在人类心理上有普遍性的美感。 （b）文学底作用 ┌│││┤│││└ （一）达意 （二）表情情意 ┐│├│┘ 本身——语言——白话——文言文 （三）叙事 ┌│┤│└ 文言文——古文——古事 白话文——今文——今事 （c）文学底派别 ┌││┤││└ （一）纯艺术派——超越人世问题，艺术的价值独立。 （二）人生派——注重人生现实问题。 （三）人生艺术派——艺术美的享乐与人生底解释。 （3）在文学史上的价值 （a）文体创造 （b）输入外国文学的精神 ┌││┤││└ （一）写实主义。 （二）析理精密。 （三）社会化（Socialization）。 （c）世界的文学 （B）应用的价值 （1）在教育上的价值 （a）儿童想象力底发展 古文——盲从古人的、他人的想象力。 白话文——直接能发现有的、自己的想象力。 （b）科学教育底发达 （一）节省专门科学（医、矿、农、工）学生研究艰深文字的时间精力。 （二）用白话文叙述科学，较古文易于表现明了正确的观念。 （c）学生抄写讲义底便利 （2）在社会文化上的价值 （a）国语方面 ┌││┤││└ （一）国语统一底基础 （二）字数增加 （三）语言程度增高 （b）教育方面 ┌││││││┤││││││└ （一）读书报的人数增加 （二）拼音文字底先驱 ┌││┤││└ （一）单音语减少 （二）语意明了 （三）文法整齐 ┌│┤│└ （一）单音语减少 （二）语意明了 （三）文法整齐 （三）通俗教育改进 ┌│┤│└ （一）小说 （二）剧本 （三）歌曲 ┌│┤│└ （一）北方的大鼓说书。 （二）南方小曲滩苏、粤讴等 （乙）解释疑惑 （1）不能行远 ┌│┤│└ 时间 空间 方言不能行远（京话是方言非国语） 国语能够行远（白话是国语非方言） （2）破坏旧文化 增加新的文化 普及旧的文化 （3）没有文学的饰美 文学的饰美 ┌│││┤│││└ （a）结构巧妙——白话、文言同 （b）意思充足明了 （c）声韵调协 （d）趣味动人 ┐│├│┘ 白话胜过文言 ▲古文名词、形容词色泽是脂粉，是表面的美。非真美，典故更是张冠李戴，不切事情。 ▲白话文“白描”是真美，是人人心中普遍的美，“百战不许持寸铁”是白话文底特性，所以文学的白话文比古文更难做，决不是“信口所说”、“信笔所之”。 （4）字句冗长 （a）文学的经济，在意思以外的经济，不在意思以内的经济 （b）由简而繁，是文言与白话共同的趋势，原因有四 ┌││┤││└ （一）事物增加 （二）语言变化 （三）印刷便利 （四）社会现象日趋复杂 （5）不典雅 （a）典不典是时间问题，现代的事物到后代都是典。 （b）雅不雅没有界说，没有标准。 宫殿冕旒等词（非平民的）未必雅，如近代四六文。 拉车卖酱的话（平民的）未必俗，如古诗《孔雀东南飞》及杜白诗等。 （6）现在的白话诗文不好 （a）作者底艺术不精 （b）真的白话文学年月还浅 ┐│├│┘ 都和白话文体本身没有关系。 （7）非纯粹的白话文 （a）古语不全然废弃，但以现代通行的为限。 （b）新学术语当然采用。 文章三类 ┌│││┤│││└ （一）普通应用文学术语不多用 （二）说理文 （三）文学的文 ┐│├│┘ 一般人了解学术语的程度，当随教育增高。 白话文与古文的区别，不是名词易解难解的关系，乃是名词及其他一切词“现代的”、“非现代的”关系。 （8）不能达高深学理 （a）自然科学 （b）社会科学 ┐│├│┘ 名词不易了解，古文与白话文同，但白话文的解说 比文言容易了解，所以听讲比看书更加懂得清楚。 （c）宗教艺术，重情感的更宜于白话文。 以上理论 （a）陈大齐演讲的心理学。 （b）胡适著的哲学史实验哲学。 （c）杜威底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演讲录。 （d）王星拱、任鸿隽底科学论文。 （e）陈嘉霭著的因明学。 （f）基督教底旧约新约。 （g）周作人关于文学的译著。 以上实例，都能达高深的学理，都比窥基底因明疏和严复译的书易于了解。
斯大林其人——摘自《托洛茨基回忆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斯大林其人 摘自《托洛茨基回忆录》 1913年的一天，在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首都维也纳，我正在斯柯别列夫的寓所喝茶。斯柯别列夫是巴库一个富裕的磨坊主的儿子，他当时在念大学，是我政治上的追随者。几年后，他变成了我的敌人，当上了临时政府的部长。我们一边喝着浓郁的俄罗斯茶，一边谈话，话题自然是关于推翻沙皇制度的事。突然，没有听到任何敲门声，门就一下打开了，接着出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个子不高，瘦瘦的，有着一副黑灰色的面孔，上面长着一些明显的麻子。来者手里拿着一只空杯子。他显然没有料到我在房间里，他的目光露出一种不友善的神情。陌生人喉音浓重地嘟哝了一声，勉强算是问候，然后走到茶炊跟前，默默地接满茶，又默默地走了出去。我疑惑地看了斯柯别列夫一眼。 “这是高加索人朱加施维里⑴，我的同乡。他刚刚进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想必已在他们那里扮演一个角色。” 这个人给我的印象是模糊的，但这印象又是绝非一般的。是否是因为有了后来的那些事件我才这么说呢？不是的，如果真是这样，恐怕我早就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悄然的出现和突然的离去，目光中的先验的敌意，吐音不清的问候，尤其是脸上的那种阴森的沉思神情，分明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几个月后，我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读到一篇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文章署了一个我所不熟悉的名字：И?斯大林。这篇文章的引入注目之处主要在于，通篇平谈的文字中不时突然闪出独到的思想和令人信服的见解。后来我才知道，此文是列宁启发的，学生的稿子上留有老师的手笔，我没有把文章的作者与那个在维也纳傲慢地接茶水的神秘的格鲁吉亚人联系起来，更没有想到四年后他会在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中主持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1917年5月5日，我从加拿大集中营回到了革命中的彼得格勒。所有革命党派的领袖们都已经聚集在那里。我立即见到了列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是我在侨居国外期间早就熟悉的，我还认识了年轻的斯维尔德洛夫，不久他便担任了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任主席。我没有见过斯大林。没有人提起他的名字。在那个每日的生活内容都由会议构成的年代里，他根本不在公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列宁领导的《真理报》上倒是常有署名斯大林的文章出现。我每次都是随便看几眼，从不打听它们的作者是谁，我想这多半是任何一个编辑部都有的那种庸才。 在党的会议上，我肯定见过他，不过并没有感到他与那些二、三流的布尔什维克有什么区别。他极少发言，一点儿也不引人注意。这年的7月至10月底，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避往芬兰。我和斯维尔德洛夫协同工作。每当遇到棘手的政治问题，他总是说： “需要写信向伊里奇请示”；而如果遇到的是实际问题，他有时也会说： “需要和斯大林商量一下。” 其它布尔什维克上层人士往往也用一种特别的口气说起斯大林的名字，——不是作为领袖，而是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严肃的革命者的名字。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第一次会议在斯莫尔尼宫列宁的办公室举行，办公室里有用未上漆的板壁隔成的电话间兼打字间。我和斯大林最先到达那里。从板壁后面传出德宾科⑵低沉而动听的嗓音，他在和芬兰通电话，说话的语气十分轻柔。这位留着黑色胡子的二十九岁水兵，身材高大，性情欢快而又充满自信，不久前刚刚结交了一位贵族出身的女士亚历山德拉?科伦泰⑶，这位女士会说六种语言，年龄在四十六岁上下。不消说，这成了党内某些人拿来取笑的资料。斯大林在此之前从未和我有过私人交谈，这时却突然随便地走到我跟前，一边用肩膀示意板壁后面，一边嘻嘻地笑着说道： “他这是和科伦泰，和科伦泰……” 我觉得斯大林的动作和笑声在这种场合显得极不得体和俗不可耐。我不记得我当时是把目光转向一旁没有吭声呢，还是冷淡地说了声: “这是他们的事。” 斯大林马上意识到自己讨了个没趣儿。他的脸色一下变了，略带黄色的眼睛里闪现出我先前在维也纳看到的那种敌视的神情。从此以后，他和我谈话时再也没有涉及到私人方面的内容。 当斯大林成为政府成员时，非但人民群众，甚至连党内的大多数人也根本不知道他。他是布尔什维克党最高统帅部成员，这是他在政府中享有部分权力的所在。不过，即使在他所领导的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里，斯大林也没有威信，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他总是扮演少数派的角色。他那时还不可能发号施令，也不具备说服年轻对手的能力。每当他的忍耐力达到极限时，他干脆就从会场上一走了之。斯大林的一位助手和吹捧者，部务委员会成员彼斯塔科夫对自己的上司有过这样一番精彩的描述，“我出去一下，”斯大林说了一声，便从会议室里消失了，他往往躲到斯莫尔尼宫最偏僻的角落里，后来在克里姆林宫他也如法炮制。 “要想找到他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先等他一会儿，后来也就散会了。” 通常只有颇具耐性的彼斯塔科夫留下来等他。列宁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找斯大林。 “我回答说，斯大林出去了，”彼斯塔科夫叙述道。可是，列宁要求立即找到斯大林。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我总要在斯莫尔尼宫或克里姆林宫漫长的走廊里转悠好长时间，才会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他。有两次我是在水兵沃隆佐夫的住处找到斯大林的，他正躺在厨房里的沙发上吸烟斗……” 这段描述为我们提供了解斯大林性格的锁钥，他的性格的主要特征是极度的权力欲与资质不足所造成的矛盾。他躺在厨房的沙发上吸烟斗时，一定在思索那些不堪其苦的争论，思索如何极大限度地给反对派以打击，如何才能更好地彻底结束这一切。他当时未必想到他日后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斯大林的名字叫约瑟夫或索索，是鞋匠维萨里昂?朱加什维里家的第四个孩子，1879年12月21日生于梯弗里斯省的一个名叫哥里的小城市。；我写此文时，这位俄罗斯的统治者该做六十大寿了。他母亲生他时才二十岁，她时常为比较富裕的邻居们缝洗衣裳和烤面包，挣些钱来养家。父亲是个性情冷酷而又放荡不羁的人，经常酗酒，挣的那几个钱大部分被他喝进肚子里。约瑟夫少年时代的同学回忆说，朱加施维里对妻子和儿子的态度非常粗暴，动不动就把他们痛打一顿：“……他从索索的内心里夺走了对上帝和人的爱，从而埋下了儿子对生身父亲的憎恶的种子”。 这位格鲁吉亚妇女在家庭中的奴隶地位对约瑟夫的一生发生了影响。他后来十分赞同要求男女完全平等的纲领，可是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他却彻底继承了其父的家风，把女人视作专为满足男人的必需而又有限的生理功能而存在的下作之物。 父亲想让儿子长大后成为一名皮鞋匠。母亲则仰慕虚荣，想望自己的索索能有一个神甫那样的好职业，这和希特勒的母亲希望自己的阿道夫当上一名牧师何其相似。十一岁上，约瑟夫进正教小学读书。在这里，他初次学习到俄语，这种被迫而学的非本族语言，他终生也未能掌握得十分熟练。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神甫、官吏和格鲁吉亚小贵族家的子弟。鞋匠的儿子置身于这些地方贵胄之中颇有小贱民的感觉。他很早便学会了咬牙忍耐，把仇恨深深埋在心中。 还在小学时代，这位预备做神甫的鞋匠之子就和宗教断绝了关系。 “知道吗，我们受骗啦，”他对一个同学说道。“上帝并不存在。” 在革命前的俄国，青年男女们脱离宗教的时间一般都很早，而且往往是在童年的时候：这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不过，“我们受骗啦”这句话却已带上了未来斯大林的痕迹。年轻的无神论者还是从初级正教学校升入了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并在那里度过了五个难熬的年头。这所正教中学，就其生活制度而言，介乎于修道院和监狱两者之间。学校的伙食非常糟糕，当然，日后神职的肥缺会对此有所补偿的。至于它的教育法，则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体罚。因而，许多学生学会了在值班修士的眼皮底下做出虔诚的样子，用以掩饰自己内心中的叛逆思想。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出了不少高加索革命者。在这样的环境里，索索参加秘密小组是毫不奇怪的。他最初的政治观点带有明显的民族浪漫主义的色彩。他为自己起了个化名叫科巴，这是他从格鲁吉亚爱国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那里借用来的名字。他的那些亲密的战友们直到最近这些年仍然称呼他的这个名字；现在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枪杀。 在正教中学里，年轻的朱加什维里比在正教小学时更加感到自己的穷困。 “他那时身无分文，”他当年的一位同学回忆道。“我们却全都能从家里收到包裹和零用钱。” 在这种情况下，约瑟夫对未来的向往变得格外强烈。他要给这些富家子弟一点儿厉害看看！还在那个时代，同学们就发现约瑟夫专好搜寻他人的缺陷，而且总爱以不相信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无私举动。他善于利用别人的弱点，给对手狠狠一击。如果有谁想要反对他，或者哪怕是想对他解释一下他所不懂的东西，那么这个人也定会给自己招来“刻骨的仇视”。科巴有着一种支配他人的愿望。 他开始阅读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读达尔文和马克思的著作。由于对神学缺乏兴趣的缘故，约瑟夫的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于是，1899年7月，他未及毕业便被迫退学了。他在正教学校一共呆了九年，离校时差不多快二十岁了，这样的年龄，在高加索人看来，已是成年人了。他自命为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母亲的愿望落空了：他没有穿上僧侣长袍成为神甫。 科巴用格鲁吉亚语和生硬的俄语书写传单，在地下印刷厂工作，在工人小组里讲解剩余价值的秘密，参加党的地方委员会的活动。他的革命道路颇为复杂：从高加索的一个城市潜往另一个城市，坐牢，流放，逃亡，从事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然后又是被捕。警察局在其上报的材料中是这样形容他的： “此人是被从正教中学里开除出来的，没有身份证，没有固定职业，也没有住所。” 他青年时代的一位朋友把他描绘成一个面色忧郁，头发蓬乱，衣着不整的人： “他没有钱财，”那位朋友解释道。“无力使自己穿戴考究；而且他也确无必要保持眼饰整洁。” 科巴的命运是沙皇时代典型的普通外省革命者的命运。如果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在他前进的道路上，每走一步都伴随着搞阴谋、违反纪律、独断专行、诽谤他人、甚至到警察局告密出卖与他意见不一致的同志的传闻。当然，这些事情未必都是真实的，其中编造的成分肯定不少。然而，没有任何一个革命者像他那样遭到如此众多的物议！ 1903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后，行事谨慎而又迟慢的科巴站在一旁观望了一年半之久，才最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派。不过，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默默无闻的。本世纪初期曾在高加索起过重要革命作用的克拉辛——当年他是一名出色的工程师，后来成为一名不那么出色的苏联外交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列举了一大串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名字，可是对斯大林的名字提也没提。国外有一个以列宁为首的革命中心。所有著名的青年革命者都与这个中心保持联系，他们经常出国到那里去，并和列宁有书信往来。可是在所有的这些书信中科巴的名字一次也未被人提及。他知道自己是个外省人，前进的步伐缓慢而艰难，总是以嫉妒的目光左顾右盼。 1905年的革命与斯大林了不相涉。这一年他是在梯弗里斯度过的，那里正是孟什维克的一统天下。10月17日沙皇颁布立宪宣言那天，有人看见科巴站在晒台上打手势，准备发表演说。这天，人们全都爬上了晒台。然而，科巴没能当上演说家，面对那么多的人他失去了开口的勇气。他只有在秘密联络点里才会有坚毅果敢之感。 反动势力造成了群众运动的急剧低落，从而导致了恐怖活动的一时勃兴。在依然保存着情杀和血族复仇风习的高加索，出现了一批大胆制造恐怖行为的人。他们刺杀省长，干掉警察，处决叛徒；还以革命的名义，挥动手枪和炸弹抢劫金库。这些事情都牵扯到科巴的名字；可是，对此，迄今查无任何实据。我们政治上的敌人们显然过分夸大了斯大林活动中的这一方面，他们说他亲手从屋顶上往梯弗里斯广场扔下第一颗炸弹，以便抢劫国库里的钱。然而，在梯弗里斯抢劫行动的直接参加者的回忆录中却一次也没有提到科巴的名字。他本人也只字未提此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这次恐怖活动中袖手旁观，没起一点作用。池极有可能是这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他挑选出一些合适的人，把党的委员会的决定告诉他们，而自己则置身事外。这样做更符合他的性格。 只是到了1912年，当科巴在反动年代表现出坚强的品格和对党的忠诚之后，他的活动舞台才从外省移至中央。其实，党的代表会议并未同意科巴进入中央委员会。可是，列宁却通过中央委员会未经选举而使他成为了中央委员。从这时起，这位格鲁吉亚人开始使用他的俄语化名：斯大林。这个名字源自俄语中的钢这个词。在当时这反映的与其说是他的性格特征，不如说是派别的特征。还在1903年，未来的布尔什维克们便自称为“坚硬派”，而孟什维克则自称为“温和派”。孟什维克的领袖之一普列汉诺夫曾讥讽地称布尔什维克为“坚硬的石头”。列宁却把这个称呼当作一种称赞接受下来。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选中加米涅夫作化名⑷，——其原因与朱加施维里自称为斯大林的原因是一样的。不过，两者的区别在于，加米涅夫的性格中没有一丝与“石头。相似的东西，而斯大林这个硬邦邦的化名则十分符合他本人的性格。 1913年3月，斯大林在彼得堡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极圈以内的一个名叫库列伊卡的小村子，直到1917年3月君主制被推翻之后，他才得以从流放地返回。这四年时间完全归斯大林自行支配，可是他竟没有写出一行可以在以后拿出去发表的文字。要知道，那是世界大战和世界社会主义经受重大转折的年代啊。曾一度和斯大林同居一室的斯维尔德洛夫⑸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 “我们只有两个人，和我住在一起的是格鲁吉亚人朱加什维里……小伙子人还不坏，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却是个十足的个人主义者。” 不断有流放者从库列伊卡迁移他处。动辄大动肝火，虚荣心很强而又不愿与人为善的斯大林，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难处的邻居。 “斯大林落落寡合，不与人往来，”一位流放者后来回忆道。“他终日打猎，钓鱼，几乎完全生活在孤独之中。” 斯大林打猎时从不使用猎枪，而是喜欢下捕兽夹子。1916年动员年纪较大些的人入伍时，斯大林在流放中也被征召，只是由于左手不能弯曲才得以幸免。 斯大林在监狱和流放地前后共呆了近八年时间，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他在此期间竟未能学会一门外语。在巴库监狱里他倒是尝试过学习德语，可是不久便放弃了这桩毫无指望的事，转而学习世界语，并以其是一种未来语言而自慰。在认知领域，尤其是在语言学领域，智力平平的斯大林总爱寻找捷径来走。1917年2月底（俄历），革命取得了胜利。⑹斯大林回到了彼得格勒。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十二月，他已满三十七岁了。 当时主持党的工作的是一个由几位青年同志——其中包括现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内——组成的小组，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一道把他们当作过于“左倾”的人而解除了领导工作，并使党的方针转向支持临时政府。可是，三个星期后，列宁从国外回来了，他撤消了斯大林的职务，重新确定党的方针是夺取政权。在十月革命前的几个月里，很难看出斯大林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一些较有影响和才干的人则十分活跃，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使斯大林相形见绌。他既没有理论上的想象力，又缺乏历史的远见卓识。在复杂的局势中，他只会默默地观望。如果斯大林对一种新的思想表示相信，那么这种思想在此之前一定建立了自己的官僚体系。 每次革命都有其自身的法则和节奏，它往往毫不客气地对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的斯大林加以否定。1905年是这样，1917年也是这样。后来，一旦有新的革命发生——不论是德国、中国，还是西班牙，斯大林必定惊慌失措，并对革命的群众暗暗不满，这些群众是他无法通过国家机器来任意摆布的。 肤浅的心理学家们往往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性情稳定的人，一个某种意义上古风犹存的淳朴之人。实际上，斯大林身上的一切都充满了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强烈的功名心与资质不足的抵触。列宁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精神力量间的谐调：理论思维能力、实践洞察能力、意志力、自制力，这一切在他那里都聚成一个积极的整体。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们立即调动起来。斯大林的意志力也许并不比列宁的意志力逊色。可是，如果用百分比来表示的话，他的智力却只及列宁的百分之十到二十。而且，在智力方面，斯大林也同样是不均衡的：由于综合能力和创造性的想象力偏弱的缘故，他的实践洞察力和耍手腕的本领特别发达。对斯大林来说，促使他成为革命者的主要动力从来不是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而是对那个强大的世界的仇恨；而对列宁来说，恰恰是对被压迫者的同情才使他的人格闪耀出动人的光彩和高尚的力量。其实，列宁不光善于爱，他也善于恨。 十月革命时期，斯大林感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走运。不论什么时候，总会有人当众纠正他的讲话，总会有人胜他一筹，使他不能望其项背。他的虚荣心象体内的脓瘤一样搅得他坐卧不宁，在与从列宁起的那些杰出人物的关系中，他变得多疑，并常怀嫉妒。在政治局里，他几乎总是沉默寡言，神情阴郁。只有在那些粗野、果敢而又不拘俗礼的人们中间，他才显得比较平和和友善。在监狱的时候，他和刑事犯比和政治犯更容易处得来。 粗鲁是斯大林的一大生理特点。可是，渐渐地他却把这一生理特点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工具。对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来说，这种粗鲁往往会造成某种真诚的印象。“这个人不耍滑头，——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斯大林需要的正是这一效果。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事情涉及到他，他准会异常敏感，抱怨叫屈，喜怒无常。一旦有身受排挤之感，斯大林便转身背向众人，躲到某个角落里吸烟斗，阴沉着脸不吭一声，默默地幻想着复仇之事。 斯大林在斗争中从来不驳斥对手的批评，而是立即把它还赠对方，并使它带上极其粗鲁、极其残酷的性质。他的指责往往不择手段，愈荒谬愈好。批评他的人说，斯大林的政策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斯大林回答说，我的对手是法西斯收买的走狗。人们十分惊讶，如此耸人听闻的谎话怎么能够说得出口呢。这种方法（莫斯科审判⑺就是在此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应当作为一种“斯大林反射现象”被大胆地写进心理学教科书，以使它百世流芳。 十月革命初期，克里姆林宫的生活十分简朴。1919年的一天，我偶然得知人民委员会合作社的门市部出售一种高加索酒，于是便提议停止出售，因为当时是禁止销售酒类的。 “这事儿会传到前线的，说克里坶林宫设宴吃酒，”我对列于说道。“这将产生不好的影响”。 谈话时在场的另一个人是斯大林。 “我们高加索人离了酒怎么能行？!”他不高兴地说道。 “您瞧，”列宁戏谑地说道。“高加索人离了酒就活不了啦！” 我不战自降了。 在克里姆林宫，如同整个莫斯科一样，不断发生住房之争，因为房子不够用。斯大林的住所四周十分吵闹，他想换一处比较安静的房子。契卡工作人员别连基建议他搬进大克里姆林宫⑻的华丽的房间。我的妻子曾主管过九年全国博物馆和文物管理工作，当时她反对这一建议，因为大克里姆林宫是作为博物馆保护的。列宁给她写了一封劝导性的长信：说是可以把大克里姆林宫几个房间里的较有价值的家具搬走，房间可以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保护；斯大林急需一个可以安稳睡觉的住所；眼下他的住所只能住那些在大炮的轰隆声中也能入睡的年轻同志，等等。可是，我的这位保护博物馆的妻子却不屈从于列宁的这些理由。列宁任命了一个小组来研究这个问题。小组认为，大克里姆林宫里确实不宜住人。最后，好商量的谢列布里亚科夫⑼把自己的住所让给了斯大林，而他本人却在十七年后被斯大林枪决了。 我从未去过斯大林的住处。可是，法国作家里昂?巴比塞——他在去世前不久写了两本传记：《耶稣?基督》和《约瑟夫?斯大林》——详细描绘过克里姆林宫里的这所不大的房子，独裁者的那个简朴的住房就在它的二层楼上。逃往国外的斯大林的前任秘书巴扎诺夫对巴比塞的描绘作了补充。斯大林住所的门旁总有一个卫兵站岗。小小的前厅里挂着主人穿用的士兵大衣和军帽。三个房间和餐室里的家具十分普通。斯大林的长子雅沙是前妻所生，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睡在餐室的沙发上，这张沙发晚上就是他的床铺……几年后，他成了一名工程师，便离开了父亲。 早餐和午餐原来一直是由人民委员会的食堂送来的，可是后来这些年斯大林害怕有人往饭菜里下毒，便让在家里备饭。如果吃饭时遇到主人心绪不佳（这是常有的事），一家人谁也不敢出声。 “他在自己家里，”巴扎诺夫讲述道。“俨然是位暴君。终日里盛气凌人，一言不发，对妻子或儿子的问话，一慨不理。” 早餐后，这位一家之主便往窗前的安乐椅上一躺，吱吱地吸着烟斗。通往克里姆林宫的内线电话响了起来。 “科巴；莫洛托夫找你，”妻子阿利卢耶娃说道。 “告诉他，说我睡了，”斯大林当着秘书的面回答道，意在显示他对莫洛托夫的蔑视。 国内战争开始以后，斯大林身上老是穿着一套类似军装样的衣服：长筒靴、制服上衣和绿色裤子，他在有意表明自己与军队的关系。 “从未见过他穿别的服装，只有夏天除外，夏天他穿白色的亚麻衣服”。 既然说的是斯大林住所的前厅、他的军大衣和长筒靴，我们应当承认，每到夜晚，克里姆林宫大院里的汽车轰鸣声总也不断，吵得人无法入睡。于是订出一条规定：夜间十一点以后，所有的汽车一律停在住宅区外边的拱门旁，任何人进入住宅区都得步行。可是，不知谁的汽车依然我行我素，无视规定的存在。我不止一次在夜间三点钟的时侯被汽车声吵醒，于是有一次我在窗前等那辆汽车回来，并叫住了开车的司机。 “难道你不知道这儿的规定吗？” “知道，托洛茨基同志，”司机回答道。“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斯大林同志在拱门那儿命令我：开进去！” 斯大林除了克里姆林宫的这所住房，另外在莫斯科郊区的哥尔克村还有一座别墅，这本是列宁住过的地方，斯大林把他的遗孀从里面挤走，并将它据为已有。别墅里有一个房间专供放映电影用。另一个房间里则放置一件负有满足主人音乐需要使命的贵重乐器：自动钢琴。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里也有一架同样的自动钢琴。显然，他离了艺术便一天也活不下去。休息的时候，他常常摆弄八音盒，欣赏它发出的悦耳声音。在音乐方面，一如在政冶方面那样，他更喜欢易于摆弄的东西。那个时候，苏联的作曲家们把拥有两架自动钢琴的这位独裁者的每项旨意都奉为圭臬。 1913年，斯大林二十四岁的时候，他和一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格鲁吉亚姑娘结了婚。据他少年时代的朋友回忆，婚姻还是挺美满的，因为他的妻子“是在要求妇女顺从的神圣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女人”。每当丈夫到外边参加秘密会议，年轻的妻子便在虔诚的祈祷中度过一个个夜晚。科巴之所以能够容忍妻子的宗教信仰，原因在于他并不把她看作志同道合的伴侣。这位年纪轻轻的妻子于1907年死于结核病或肺炎，她是按东正教的仪式被安葬的。她留下了一个男孩，这孩子巴比塞的话是颇具权威性的。一直寄居在梯弗里斯的亲戚家中，十岁时被送到克里姆林宫。我们常常看见他在我儿子们的房间里玩。他觉得在我们家比在父亲家里自在。我在自己的文稿中发现了妻子写的这样一则笔记： “雅沙是个十二岁左右的男孩，小脸黑黑的，但十分细嫩，他有一双引人（注目）的黑眼睛，象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他生得单薄，非常小巧，听说很象他死于结核病的母亲。举止说话十分柔和。雅沙和谢廖扎很要好，他跟谢廖扎说，他父亲常常严厉地惩罚他，揍他，因为他抽烟。‘他怎么打我也没用，甭想让我戒烟。’‘知道吗，雅沙昨晚和卫兵在走廊上过了一夜，’谢廖扎对我说道。‘斯大林把他从家里赶了出去，因为他身上有烟味。’” 有一天，我在孩子们的房间正巧碰见雅沙手里夹着一支香烟。他不知所措地笑了笑。 “抽吧，没关系，”我安慰他说。 “我爸爸是个疯子，”他深信不疑地说道。“自己抽烟，却不让我抽。” 我有必要在此转述一下布哈林告诉我的另一件事，当时似乎是1924年，他在和斯大林接近的同时，还和我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 “我刚从科巴那儿来，”他对我说道。“您猜他在干什么？他从小床上抱起他那才满周岁的男孩，从烟斗里足足吸了一大口烟，然后喷到孩子的脸上。” “您胡扯些什么！”我打断他的话说道。 “真的，这是真的！真万确，”布哈林带着他那特有的孩子气急忙反驳道。“小孩儿呛得喘不过气来，哇哇直哭，科巴却哈哈大笑，说：‘没事儿，没事儿，这样长得结实……’。” 布哈林十分滑稽地模仿着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口音。 “这难道不是一种毫无道理的野蛮行为？!” “您不了解科巴：他就是这么一个独特的人……” 显而易见，性情温和的布哈林对斯大林的这种粗鲁作风多少有点敬仰。不得不同意，这位父亲的确够“独特的”：他一方面用烟“锻炼”小儿子，另一方面却用当鞋匠的父亲曾对待过他的那种教育方法让大儿子戒烟……埃米尔?路德维希⑽曾担心在克里姆林宫看到的会是一个目空一切的独裁者，可是实际上他看到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却是一个可以向之“托付自己子女”的人。这未免太匆忙了吧？这位尊敬的作家最好不要这么做…… 斯大林再度结婚，新娘是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她是一个俄罗斯工人的女儿，母亲是格鲁吉亚人。阿利卢耶娃生于1902年，十月革命后曾在列宁秘书处工作。国内战争时期，她在察里津前线，斯大林也在那里。当时她十七岁，而斯大林则有四十岁了。她长得十分可爱，举止文雅大方。当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的时候，她还进人工业学院学习。在斩大林的领导下，开展了迫害我的活动，阿利卢耶娃每次遇见我的妻子，总是表示出深切的关心之意。她显然在感情上更接近那些遭受迫害的人。1932年11月9日，阿利卢耶娃突然去世。当时她年仅三十岁。关于她猝然死亡的原因，苏联报纸一直保持沉默。莫斯科城里却颇多传言，说她是自杀的，还说到她自杀的原因。在伏罗希洛夫⑾家的晚会上，她竟当着所有党政要人的面批评了导致农村饥荒的现行农业政策。斯大林用俄语里最粗野的话当众辱骂了她一顿。阿利卢耶娃回到住所时，克里姆林宫的服务人员发现她神情十分激动。稍后不久，她的房里便传出了枪声。斯大林在得到了许多人向他表示的同情之后，又转入了他的议事日程。 在著名的俄罗斯作家阿菲诺根诺夫1931年创作的一部话剧⑿中讲到，如果对一百个公民进行考察，那么便会发现其中八十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在血腥的大清洗年代，这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中的大部分人也被恐惧所吞噬。眼下，斯大林政冶手腕的主要动力来自他自己制造的恐惧。斯大林本人并非胆小鬼，他的政治手腕反映的不过是享有特权的暴发户集团对自己的明天的恐惧。斯大林一向不相信群众，现在则害怕他们了。举世震惊的斯大林与希特勒的联盟产生于特权集团对战争的恐惧，这一事实是无可争辩的。这一联盟是可以预见的：外交家们须及时改弦更张。预见到这一联盟的，其中就有作者本人。可是外交家先生们却象普通人一样，总觉得不大可靠的预言要比可靠的预言好。而在我们这个疯狂的时代，可靠的预言往往总是不可靠的。和法国、英国、甚至美国的联盟，只有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才会给苏联带来益处。可是，克里姆林宫最大的愿望却是避免战争。斯大林懂得，假如苏联在和民主国家的联盟中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他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多半也会削弱和放弃现有的寡头政治，克里姆林宫的宗旨不是寻求能够赢得胜利的盟友，而是要千方百计避免战争。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与柏林和东京建立友好关系。这便是斯大林在纳粹上台掌权后所采取的基本立场。 还有一点同样不可忽视，那就是斯大林敬仰的绝非张伯伦，而是希特勒。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不仅在这位法西斯元首身上发现了他所有的东西，而且也发现了他所没有的东西。希特勒好歹是一场大运动的发起人。他的思想无论多么卑鄙，还是成功地联合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于是，产生了一个政党，它以世界从未有过的威力武装了自己的领袖。眼下，希特勒集主动精神、阴险狡诈和丧心病狂于一身，正准备如何恰如其分地按自己的样子改造我们这个星球。 斯大林的形象和他走过的道路则是另外一种样子。不是斯大林创造了权力机构。而是权力机构塑造了斯大林。机构是一架死机器，就象自动钢琴一样，它无法从事创作活动。官僚集团上上下下全是庸才。斯大林是官僚集团中最杰出的一个庸才。他的长处在于，他比所有其它的人更坚决、更果断、更无情地表现出统治集团的自卫本能。其实，这恰恰是他的软弱之处。他目光短浅，是个历史上的近视眼。他是个出色的战术家，但却不是个战略家。关于这点，他在1905年和1917年战争中的表现足资证明。斯大林本人肯定意识到自己的庸碌无能。由此便产生了他需要别人奉承的心理，产生了他对希特勒的羡慕和暗中的崇拜。 苏联在欧洲间谍活动的前领导人克里维茨基回忆说，希特勒1934年6月在其党内进行的清洗活动给斯大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才叫领袖呢！”行动迟慢的莫斯科独裁者自言自语地说道。从那时起，他显然效法起希特勒来了。苏联的血腥大清洗，“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的伪善而无耻的把戏，以及眼下对波兰的入侵，——所有这一切都是斯大林从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的德国天才那里学到的。 克里姆林宫的辩护士们——有时也有他的敌人——试图找出斯大林—希特勒联盟与1918年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之间的类似之处。这种类似近乎于嘲弄。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是在全人类面前公开进行的。当时，苏维埃国家没有一支能作战的部队。德国进攻俄罗斯，占领了大片国土和军事给养。莫斯科政府别无良策，不得不在和约上签字，这个和约我们自己也公开称之为无力自卫的革命在强大的侵略者面前的投降。这里，根本不存在我们帮助霍亨索伦⒀的问题。至于目前的这个公约，它是在苏联拥有数百万军队的情况下缔结的；它的直接任务是以毁灭波兰来满足希特勒，于是，在“解放”八百万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幌子下，苏联红军的武装干涉变成了对二千三百万波兰人的民族奴役。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丝毫相同之处，有的只是明显的对立。 克里姆林宫试图首先以占领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方式使人民对它与希特勒的可恶联盟有一种爱国主义的满足。不过，对斯大林来说，入侵波兰还有其个人动机，这动机仍象往常一样，是一种报复。1920年，未来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率红军部队进军华沙。另一位未来的元帅叶戈罗夫进攻伦贝格⒁。斯大林是和后者在一起的。当莫斯科指挥部得知图哈切夫斯基在维斯瓦河遭到反突击时，下令让叶戈罗夫从伦贝格方向转到卢布尔，以便增援图哈切夫斯基。可是，斯大林担心图哈切夫斯基拿下华沙后，会从他手里“抢夺”伦贝格。于是，叶戈罗夫仰仗斯大林的权威，没有执行大本营的命令。只是在四天以后，当图哈切夫斯基的危急状况十分明显的时候，叶戈罗夫的部队才转到卢布尔。但为时已晚：惨剧发生了。在党和军队的上层人土中间，斯大林是造成图哈切夫斯基兵败维斯瓦河的祸首是尽人皆知的。对斯大林来说，此次入侵波兰并拿下伦贝格是为1920年的惨败进行报复的大好时机。 然而，战略家希特勒之于战术家斯大林，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希特勒利用波兰的战争把斯大林捆在自己的战车上，使他无暇玩弄花招；希特勒败坏了斯大林的名声，而且就便也玷污了共产国际。没有一个人会说，希特勒当上了一名共产党员，可是人人都说，斯大林成了希特勒的走狗。然而，即便以丧失国格的、背叛性的联盟为代价，斯大林也未能买到主要的东西：和平。无论有关中立国地位的国际法多么威严，也不会有哪一个文明国家能在世界性的风暴中幸免于难。苏联尤其不能做到这一点。每走一步，希特勒都将向莫斯科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今天他把“伟大的乌克兰”交给他的莫斯科朋友临时保护。明天他就会提出谁是乌克兰这块土地的主人的问题。无论斯大林也罢，希特勒也罢，他们都不止一次地撕毁过各种协议。他们之间的这个协议会维持多久呢？一旦人民将在窒息性的毒气烟雾中挣扎，结盟双方所承担的神圣义务就将成为一文不值的偏见。“有本事就逃吧！”——这就是政府、民族和阶级的口号。莫斯科的寡头政治无论如何也经受不住这场战争，它如此惧怕战争是不无道理的。斯大林的坠落也挽救不了希特勒的性命，后者正带着梦行者的一贯正确的品格慢慢走向深渊。 希特勒即便借助于斯大林的力量也无法改造我们这个星球。能够改造它的将是另一些人。 列夫.托洛茨基 1939年9月22日，科约阿坎⒂ ⑴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原来的姓。——译注 ⑵德宾科(1889--1938年)，苏联高级军事指挥宫。——译注 ⑶科伦泰(1872--1952年)，俄国革命活动家。曾任俄共(布)中央妇女部长，驻外大使等职。——译注 ⑷加米涅夫(1883—1936年)，苏联政治活动家。原姓罗森弗尔德。——译注 ⑸斯维尔德洛夫(1885--1917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译注 ⑹ 指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的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译注 ⑺指1938年在莫斯科进行的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二十一人的公开审判，其中十八人被判处死刑，并于两天后执行。——译注 ⑻ 大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的宫殿之一。十月革命前是沙皇接见群臣和外国使节的地方，现为苏联党政会议大厅。——泽注 ⑼谢列布里亚科夫(1888一1937年)，苏联政治活动家。——译注 ⑽埃米尔?路德维希(1881--1948年)传记作家。——泽注 ⑾ 伏罗希洛夫(188l一1969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苏联元帅。——译注 ⑿即阿菲诺根诺夫的话剧《恐惧》，发表羊代为1930年。——泽注 ⒀霍亨索伦，即威廉二世(1888—1918年)，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 ⒁ 伦贝格，利沃夫的旧称，原属奥匈帝国，今为苏联利沃夫州首府。——译注 ⒂科约阿坎，墨西哥城南小镇，托洛茨基即被暗害于此。——译注
陈独秀《新教育的精神》（1920年2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新教育的精神 陈独秀 （1920年2月7日） 〔说明〕本文系陈独秀于1920年2月7日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刊载于1920年2月15日《申报》，又有马亮的记录文稿（刊载于《教育学术研究室杂志》第1期，1920年7月31日出版）。 教育就是教育，怎么会有新旧的分别呢？怎么样算是新教育呢？怎么样算是旧教育呢？我晓得大家必定说外国文、算学、博物理化这些科目要算是新教育，读经史、读四书、读古文学、美术要算是旧教育，我说并不是这个样；无论甚么教育，要研究他的时候，只要方法新、精神新，并不在科目的新；就是研究现在大家所公认的旧教育，只要方法新，精神新。还是有用的。就是外国文、算学、博物理化，研究他的时候，要是方法不新，精神不新，还是白说的。但我所说的新，要把他来分做三点： （一）教育要趋重社会； （二）要注重启发的教育； （三）要研究实际应用。 （甲）教育怎么要趋重社会呢？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是很大的。社会要是离了教育，那人类的知识必定不能发展，人类知识一不发展，那国的文化就不堪问了。现在单说那研究经济学的，不晓得详察现在社会的状况和财政的虚盈，就是多读些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学又怎么样呢？一定于社会是一点益处没有的，可见得教育要趋重社会，不能趋重个人。 （乙）启发的教育要以学生为本位。怎么要以学生为本位呢？这个毛病不独中国有，连外国也是难免的，是个甚么毛病呢？就是当教授的人往往将自己所得的来发挥个人的意见，不问能不能供学生的研究和理会，只要将他所晓得都说与学生，那就算是尽职了；要是这样，一辈子没有用处。总是教员将所晓得的说与学生，学生晓得了又是这样的教与他将来的学生，这个文化思想力怎么会发展呢？所以我觉得教育是训练的，非口说的；是发展的，非流传的；道德的退步，要有行为的教育；学问的退步，要有知识的教育；像这样训练学生就易于感觉了。再说小学生的教育，更不能叫他读没有作用的书，做没得作用的事，只要就儿童心理所能理会的书，慎加以训练，使他好发展想象力那就够了，并不在要他记得许多的故典和古人的姓名。我们要晓得儿童的想象力有限，他脑筋中既耗了许多的记忆力，他的想象力是必定不发展的，学问怎会有进步呢？所以我主张小学生并不要教他的历史，教他一些好故事比教他的历史还要强些，这是甚么讲究呢？就是因为儿童的想象力薄弱，你要是教他一些前朝的古人和兴败，他一定是不能了解的；倒不如教他一些故事，他倒觉得与现在的社会甚么事相像，与他的学问就有进步了。再说地理教育更不是这个教法，并不在一刻要晓外国中国的地名和要塞，就算晓得地理，那是无用的；要教学生晓得现在住的地方有多大，出产有几多，再由城而及省，由省而及全国，由本国而及外国，那天下的地理就自然明了了。 （丙）实际的应用不在形式。我们中国人的心理，每讲究形式好看，不讲究内里结实不结实，我现在单说北京清华学校办的图书馆，外面说他去了三十万块钱，那应该得多好呢？其实不然，我详细一调查他的图书，大约去了二三万块钱，剩下的拿来做甚么事呢？都是拿来做了房子，你看那房子为甚么要做得那样好呢？再说现在的教育部依我说，顶好是废除不用，你看在教育部办事的人，有几个晓得各地的情形和经济的状况？他只要就他们几个人所想的，要各省的学校都来照他的整齐划一，所以各地的学校要兴的弄得不能兴，与要废的弄得不能废，都是为他们限制他了，要他有甚么益处呢？倒反为各地教育的障碍。再说现在的农商各学校，更是好笑。你看有几个农业的学生下过田呢？有几个商业的学生做过买卖？我说现在的农业学生还有赶不倒老农夫的，商业学生还有赶不倒老朝奉的，这是甚么原故呢？都是讲究外表不讲实际应用的病。我很希望后来办教育的人，不要讲究形式，有几多钱办几大的学堂；科目不在多，只在能不能适用；教员不在多，只在有没有教授的方法和精神。一有新方法、新精神，就一定可以得新教育造就新人材矣。 （刊载于1920年2月15日《申报》） ※※※ 我并没有什么学问（先生自称），不过蒙海内同胞推奖，年来奔走四方，唤醒民气，也不过稍尽一点国民责任而已，实在抱歉得很。 今日承诸君之请，来此讲演，仓促之间，我也没有充分的准备；但诸君现在是读书师范学校，为教育界之重要分子，将来出身办事，主要是教育界上，又如社会上的中坚人物，而教育为国家的命脉所依托，故诸君的责任，实在非轻。我今天演说之题目，也就是新教育之精神。我对于新教育一项，素少研究，而在座诸君，尽是研究教育的，想平日对于教育一项特有心得，以不知教育的人，而对研究教育之人讲教育，岂不班门弄斧吗？ 我所谓新，非绝对除去一切经史诗书考据……之谓，更在知其所以新之之道耳。譬如研究经史，而能知其新之之法则，则昔日读圣经，考训诂，讲道学，仍然是新。若不然，哪怕日日读ABCD，习数学，习理化，还不能够算得新，甚至比较旧的，还要差些呢！ 今就以教育一方面讲，要怎样才算得新呢？我们中国的学校教书，是最腐败的，你看现在各省的学校，有些因经费都被外人拨扣，以致陷于无教育之地步，那是一不消说了！还有一些办得最热闹的，校舍固然好看，是“巍巍峨峨”的洋房，内面学生的教科如何？教员的教授法如何？以后学生的勤奋如何？一切都不管问；只顾外面好看——这是中国人的特性，非独办教育的如此，即凡百举动，亦莫不然。譬如架个茅厕一样，外面只用白灰粉粉饰，内面是屎是尿，臭不可闻，那都不管了。你看现在的学校，哪一个不是如此，都是以空相尚，讲究形式。学校的大权，掌在教长及少数教职员的手中，学生的困苦，全然不顾。教职员程度有不好的，学生不能非论，如有违着的，就拿那些诽谤师长、侮辱职员的条例来压迫学生，把学生当作机械的、被动的。学生只能在书桌子上做自己的功课，于外面社会上的实况，一点都不知道。学校是学校，社会是社会，出了学校，更不能在社会上立足，哪还能望他改造社会吗？似这种学校，不过造出几个书呆子出来罢了！于国家没有一点益处，故今日要学新教育有几个要点。 1.宜注意社会方面， 2.当以学生为主体， 3.打破形式的教育，以实际为主。 第一，怎样要注重社会方面呢？因为社会是我们人类组成的，我们人原是社会的成分，假如我们没有社会，那么，我们以一人，能够供给自己的要求吗？倒可日常的用品，寝室的器具，断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又如外界的侵袭——洪水猛兽之类，又不是一人可以防御得住的，故必定聚而为社会，顺我们人类同情协力之自然趋势。此自古各大学者，所承认的，是以我们人类，是决不可与社会分离人。教育是教养人类，使有经社会生活的能力人，故第一要注意社会方面；譬如教授小学的地理，若开口就把〔讲〕巴黎、纽约如何繁荣，如何重要，他知道巴黎、纽约在哪块儿呢？我的意思以为教地理应先从本讲堂讲起，然后教本校的校址，以及本城市、本县、本省，实地考察，庶儿学得有益处。若讲到历史一项，小学的历史教授只好取消，何故？要晓得小学生，本无学问可讲，他的教育宗旨，原是启导他的智能和开发他的思想。你若对他讲什么唐虞三代，五霸七雄，他的耳未曾听过，目未曾见过，他知道是什么？如此教授，不惟更差，适是以惑其思想，乱其脑力，故不如不要为好。又如教授理科，更用不着书本子了，顶好将本地方所产生的动、植、矿物的活标本，实地考察，还得益较多。他如修身、农业、商业、图画等科，更好就社会的实在情况研究，使儿童能应用于社会上，得实在的效果。 第二，怎样要以学生做主体呢？从来我们中国的学校，都是把校长、教职员做主体，学生反放在客位，当作被动的和机械的。教员在讲堂上教授，只知把自己的学问和知识，装入学生的脑子内去，殊不知学生固有他的知识和学问，不得要拿先生的来装入进去；如先生的能够引导他们所能做的，启发他们所同有的，和学生自动的本能就是了。故现今大教育家杜威博士，他说：“在当时，是先生教学生，若在今日，更是学生教先生了。”实在不错，怎么说？在当时先生教学生，只晓得把书本子装入学生的脑子里去，那更不消说了。若在今日小学教育，学生正当少年时代，恰如春天的草木一样，正是萌芽时期，他的脑髓，优圆美满，思想力、记忆力，一切都比先生强得多。年幼的儿童的心理，还足以先生研究。若在教授时间，有些事情先生想不到的，而学生反而想得到，先生不能说明的，学生反能充分了解，并能提出许多疑问事情来，能启发先生的思想和脑力，这岂不是学生教先生吗？又如学生在校求学，于校中一切事情，知得明了。而现今学校的事情，专靠着校长和少数教职员掌办，开口就说他们是研究教育有经验的人，先前他也做过学生过来，办学校一定是好的。殊不知，天下无百年不变的法则，没有一定的规矩，即我们中国的孔夫子，和西洋的亚底士多德，在当时，他的学说，是“质诸鬼神而无疑，俟诸百世而不惑”的，然至今日，又“时移事变”，那就不行了。要知教育的事业，是与世界一齐变化的，若说“往日是先生教学生”为正理，今日是学生教先生为不正。专只就古时的理论，而不考察今日的事实，那就不可以了。学校的事情，学生所知的比较多，怎么说呢？学生在校内求学，所谓亲莅其境了。对于学校的事件，要如何改良？如何配置？如何办法？何者有□于学校。对于学生有不便利处，更要废除。何者学校缺乏，对于学生有益，更要兴办，学生一一透底明白。故学校若以学生为主体，遵学生提议办去，没有办得不好的。若靠着几个教职员，我恐怕办去，只有退步，那还能够与时俱进吗？系看现今的学校，哪一个不是以学生做客体，拿他当被动的机械的，学校的事情，学生不唯不能参与，反而动辄拿那些通则规例，来压迫学生，终日如此，教育又怎能与世界一齐进步呢？又何怪每一个学生，进了一个学校，至毕业后，若是压得背驼足软、了无生气呢？如此学校教育，只能造成一班奴隶性质的国民，只知道服从，哪还能够自动吗？哪还敢望他来出力为国家和改造社会呢？ 第三，何以打破形式的教育，以实质为重呢？我们中国人，是最爱讲形式，不顾实际的，我听闻北京清华学校，建筑图书馆，费了三十几万，仅仅买了二万元银元的书，这又何苦要讲这种形式；若要不讲形式，多买些书，供众人的阅览，岂不好吗？现今各省的学校，无一不是讲究形式，如外面的校舍，学生的制服，都是讲形式的，至内面学生的科学，教员的授法，却一切都不管问，这是什么缘故？因为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自教育部起，至国民学校，都是讲究形式的。当真说起来，要打破形式教育，必先取消教育部人员起，因为他是最好讲形式的，取消了他们，然后注重实际的教育，庶几较易。 还有最奇怪的，就是一般的农业学校，外面挂了某某农业专门学校的招牌，学生和教员，坐在学校内讲农业，外面田间的事情，不独不能耕种，简直一点都不知道。这种学校，我倒不晓得办了有什么益处？此外，尚有好多的学校，常常逼迫学生进校的时候缴纳制服费，学生无论在校内校外，一年四季，都是要穿制服，这又何苦要讲这种形式？甚至学生家里贫寒的，连学膳费钱都没有，哪有钱来缴制服费呢？并且学生在校，读书就读书，穿什么皮鞋，戴什么制服帽，若是穿便衣便帽，岂不是好么？再进一层讲，若留了些□费，把学生买书，岂不是更好吗？所以我劝诸君，此后出钱办事，不必讲形式，多注意实效就好了。那么，学校经费多，就多开办几班，学校经费少，就少办几班。把学生的科学，认真教，提高学生的自身必须的本能，切莫压迫他。至外面的校舍，那更可以不问——茅屋亦可以做学校，不必一定要洋房，没有桌凳，坐在地上亦可以讲学，只要认真教授，形式尽可以不管他。 以上三个意见，更是新教育之精神，我望诸君此后在教育界上办事，是最要注重的。第一，就是要注重社会方面，教学生，宜就社会上一般的事情，为儿童所时常知道的；或亲自看见的；那就自然易于了解，没有“莫名其妙”的弊处了。第二，学校当以学生为本位，教育以启发儿童的本能，引起儿童的兴味，不可压制他。第三，更宜实事求是，不可虚张形式，讲尽外观。今天时间太仓促，自知没有十分准备好，有负诸君之雅意，还望诸君原谅，原谅罢！ （刊载于《教育学术研究室杂志》第1期，1920年7月31日出版）
民主主义农奴主与乌克兰独立（列夫·托洛茨基，1939年8月5日，《反对派公报》第79—80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民主主义农奴主与乌克兰独立 列夫·托洛茨基1939年8月5日，《反对派公报》第79—80期 Uni佐仓绫奈译校 原文链接：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ЕКРЕПОСТНИКИИ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УКРАИНЫ 译者按：此文是托洛茨基在德国入侵波兰写就的，回应那个时代的正道分子（即以克伦斯基为首的白俄侨民）指责的短篇政论。各位不难看出，早在那个时代，资产阶级，哪怕已经在自己的国家失势，也仍通过自己的喇叭，强迫他人做自己出的选择题。而托洛茨基的回应则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现状下，无产阶级唯有一种选择要做：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灭亡？现在，在托洛茨基论述的同一片土地上，同一批民族，正又一次遭受着正道与正道秩序挑战者的戕害。区别在于，当时的托洛茨基面对的，是深刻的失望、衰弱与淡漠在群众中漫长弥漫的开始，而我们，则面对着这一弥漫结束的前景。译者认为，失败主义传统的复苏和群众意识的觉醒已可以预见，而这一时刻的到来，必将将一切战争转化为阶级战争！ 克伦斯基的《新俄罗斯》杂志（Журнал），在1939年7月12日这期，“痛批”了我有关乌克兰独立的文章。从社会主义、科学和文学等角度来看，《新俄罗斯》报毫无意义。但它确实有个优点：它可以使我们看清俄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脑袋里装了些什么东西。刮一刮他们当中某个人，你就会发现他是农奴主。 我完全彻底支持乌克兰人民争取民族与国家独立的斗争，该报（Газет）对此愤愤不平。“要是苏维埃乌克兰从苏联分离出来，L.托洛茨基可不会受到一丁点的困扰。”[1]完全正确！至于那些民主老爷，在看到乌克兰分离的前景时，可不止是会困扰，还会恼羞成怒呢！[2]受压迫民族争取完全独立的民主愿望（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стремление）不可能不令农奴主恼火。“问题在于，托洛茨基没有谈到，希特勒将如何利用这场革命（乌克兰民族革命）来完成自己的计划。”《新俄罗斯》的老爷认为，“乌克兰的分离将导致苏联在军事上得到削弱”，而且托洛茨基的政治主张为希特勒服务的结论就在眼前了。[3]这和克里姆林想到一块儿去了！[4]法国有句谚语说得好，英雄所见略同[5]。 好吧，我们不妨假设，乌克兰的分离确实会削弱苏联。那么，民族自决的民主原则又哪去了呢？每个强行把某个民族限制在国境线内的国家，都认为其分离会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削弱国家。希特勒吞并捷克，半吞并斯洛伐克，正是因为吞并行动能加强德国军事力量。那么，这些民主人士岂不是和希特勒用着同一套标准吗？ 《新俄罗斯》的民主人士，跟在小有名气的民主人士米留可夫之后，在民族问题，或者说乌克兰问题上，可能准备回答说：乌克兰人嘛，“一般来说”，好像是一个民族，但也该懂得声誉……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如果是是一个民族，那么就是二流的民族，所以乌克兰的命运，应该由俄罗斯（也就是说，大俄罗斯中人最多的民族）来决定。这正是沙文主义农奴主的观点。 在二月革命的悲惨日子里，临时政府不仅无耻地拒绝了乌克兰人独立（他们那时都还没有要求独立），甚至还不允许其实现简单的自治。民主派老爷们在乌克兰的民族权利上讨价还价，就跟个马贩子似的。他们当时直接就着眼于旧的大俄罗斯“当家人”——地主、资产阶级和官僚的利益去了。现在，他们则在将同样的“伟大传统”翻译成侨民的语言。 从更高的历史角度来看，也正是从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来看，如果乌克兰的民族利益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产生矛盾的话，那么在一定时期内，前者完全有可能会屈就于后者。但这样的矛盾一点影子也没有！乌克兰正被波拿巴主义的反动扼杀，而正是这种反动在扼杀整个苏联，并破坏其国防能力。反对波拿巴主义官僚制度的乌克兰革命运动是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直接盟友。 高瞻远瞩的民主派农奴主非常担忧，怕希特勒将会利用乌克兰民族革命。希特勒如今已经在利用乌克兰民族受到的镇压与粉碎，而他们却对此视而不见。 与民主派老爷、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分子不同，我们完全不会无视房间里的大象。[6]一般来说，特别就乌克兰问题来说，希特勒的力量，并不来源于他自己，而来源于民主的渺小与腐烂，来源于第二和第三国际的腐朽，来源于群众中间深刻的失望、衰弱与淡漠。革命运动在任何国家取得胜利，都意味着希特勒走向毁灭。乌克兰民族革命运动是那一强大革命浪潮的一部分，而这一浪潮，现在正在洋洋得意的反动派的皮囊底下进行着分子式的准备。正因此，我们高呼：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万岁！ 列·托 1939年8月5日于科约阿坎 [1]原文直译为：“苏维埃乌克兰从苏联的分离根本不会让L.托洛茨基感到困扰。”——中译者注 [2]原文直译为：“对于那些民主派的先生们，乌克兰分离的前景不仅会让他们感到困扰，而且会使他们深感愤怒。”——中译者注 [3]原文直译为：“并非常接近于托洛茨基的政治主张服务于希特勒的结论。”——中译者注 [4]原文直译为：“克里姆林宫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中译者注 [5]原文为俄语，在法语里面，可能为：“Lesgrandsespritsserencontrent.”——中译者注 [6]原文直译为：“我们完全不会认为，不存在比猫更强大的兽类。”——中译者注
陈独秀《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1920年2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 陈独秀 （1920年2月5日） 〔说明〕本文系陈独秀于1920年2月5日在武汉文华大学学生促进会演讲的大意，曾刊载于1920年2月11日《晨报》和1920年2月12日《民国日报》，原文无标点。 吾们感于环境底要求，觉得旧社会实有改造底必要。但是要改造非先有一种预备不可，若是南奔灭裂随意妄动，那就不对了。如果这样子，必致弄成旧社会已经破产新社会尚未胚胎，那时弊病倒比旧社会为尤然；故吾们欲改造社会，不可不先有至善底方法和信仰。方法有三：（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工，不要有倚赖心；（三）打破遗产制度，实行产业公有主义。信仰有二：（一）为平等的信仰；（二）为劳动的信仰。人人应该受教育，人人应该常劳动，才能够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底理想世界，才可算是社会改造底极地；只要人人心理上能有平等和劳动底信仰和方法，那理想的境界总可达到。若时机未到，方法和信仰未确定，是不够胡乱暴动；试看辛亥革命是速成的非预备的，所以易于失败，其失败的原因就是无方法无信仰，勉强挂了共和国的招牌，较之前清君主时代还不如；所以吾们人今后若不等这方法与信仰的心理贯彻到极点，是不能胡乱奋斗的。诸君都是青年，当此新旧过渡时代，为改造底主体，须要工读互助，以身作则，以为改造的预备。 （刊载于1920年2月11日《晨报》） ※※※ （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做有产业的安享；（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此社会改造的三种方法也。其信仰有二：（一）平等的信仰；（二）劳动的信仰。人人应该受教育，人人应该常劳动。心理上总有平等的革命与劳动的革命，但是这革命无取乎要流血，不过心理上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就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但是时机未到，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心不成熟，是不够胡乱暴动的，要知辛亥革命是速成的，非研究的，所以易于失败；其失败的原因，就是无革命方法，无革命的信仰，勉强挂了个共和国招牌，较之前清君主时代还不如。所以我们再欲第二次革命，若不将这方法与信仰的心理贯彻到极点，是不能胡扰奋斗的，要一乱闹，就是蹈辛亥革命的复辙。无方法，无信仰了，这一次的恶魔，必比前更加剧。总希望社会改造决心的人，工读互助，要以身作则，那就在预备方法与信仰了。 （刊载于1920年2月12日《民国日报》）
托洛茨基：乌克兰问题（1939）洪义端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乌克兰问题 托洛茨基（1939） 洪义端译 中译者注：本文写于1939年4月22日，最初发表于1939年5月9日的《社会主义呼声》（SocialistAppeal）上。 对于乌克兰问题，尽管许多政府、许多“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企图忘掉它，或是想把它锁进历史保险箱的角落里，这个问题却再次成为了今日的重要问题之一，这次它的重要性要远远胜于过去。最近乌克兰问题的恶化，主要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蜕变、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及新一轮帝国主义战争的来临有关。分别属于四个国家的乌克兰[1]，现在在欧洲的处境就跟波兰以前的处境一样；但不同的是——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已经紧密得多、而发展的节奏也快得多了。在不久的将来，乌克兰问题一定会在欧洲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并不因为希特勒喋喋不休地嚷着建立“大乌克兰”，也不是因为他鬼鬼祟祟、匆匆忙忙地放下了这个问题。 不该被忽视的问题 代表着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工运官僚和工人贵族的利益的第二国际，完全忽视了乌克兰问题。就连它的左翼也没有对乌克兰问题给予必要的重视。回想一下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就够了，就连那么睿智、对革命那么真诚的她，都认为乌克兰问题不过是几个书生的发明而已。这种立场甚至也给波兰共产党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在共产国际波兰支部看来，乌克兰问题主要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一个革命问题。因此没有长进的机会主义者们总是想逃避这个问题，想把它压下来，想让它静悄悄地过去，或是想把它拖延到无限远的未来。 布尔什维克党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的，只是由于列宁不断地施压，布尔什维克党才逐渐找到了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正确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自决权和分离权，列宁平等地把它们赋予给了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他不承认贵族的国家。在列宁看来，在被压迫民族问题上的任何逃避或拖延倾向，都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表现。 在夺取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就如何解决旧沙皇俄国遗留下来的许多民族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斗争。斯大林在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时，总是代表着最集权、最官僚的倾向。这一倾向在格鲁吉亚问题和乌克兰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跟处理这些问题有关的文件至今未能公布。我们希望能出版这些文件中的一部分——在我们手上的那极少一部分。列宁的信件和提议中的每一行字，都在要求对过去遭受压迫的民族作出让步。而斯大林却背道而驰，在他的建议和决定中，总是在提倡官僚集中制倾向。为了保证“行政上的需要”——换句话说，就是官僚阶层的利益——被压迫民族提出的最合理的要求，却被宣布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所有这些征兆早在1922-23年间就出现了。从那时起，这些征兆已经发展到了可怕的地步，并导致了这么一种现象：苏联人民中任何形式的独立的民族发展，都要遭到彻底、全面的压制。 布尔什维克关于苏维埃乌克兰的概念 以前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概念中，苏维埃乌克兰应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让其他国家里的乌克兰人民围绕着它团结起来。在苏维埃乌克兰存在的第一阶段里，它要放射出强大的吸引力——当然包括在民族方面的吸引力——唤起被波兰奴役的西乌克兰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让他们去进行斗争，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在热月反动的岁月里，苏维埃乌克兰的立场，同乌克兰问题一起，在整体上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它所唤起的希望越深切，幻灭时就越痛苦。官僚阶层同样窒息和掠夺了大俄罗斯里的人民，但在乌克兰，随着对民族希望的扼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乌克兰人民群众渴望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独立，这种渴望是强有力的、深深扎根于乌克兰人民心中的，官僚阶层同这种渴望作对，在乌克兰造成了无比巨大的破坏，官僚阶层在其他地方的压制、清洗、镇压和各种野蛮行径，都没有像在乌克兰那样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伤害。对官僚极权阶层来说，苏维埃乌克兰变成了经济部门的一个行政分支和苏联的一个军事基地。斯大林官僚阶层虽然也为谢甫琴科[2]立了雕像，但这只是为了用雕像的重量来更彻底地压垮乌克兰人民，迫使乌克兰人民用科布扎尔[3]的语言来给克里姆林宫里那帮强盗唱赞美诗而已。 今天，克里姆林宫对（苏联）国境以外的那部分乌克兰的态度，就跟它对所有被压迫民族、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样，也就是说，是它在跟帝国主义政府进行国际交易时的找头。在最近召开的“共产党”第十八届代表大会上，马努伊尔斯基[4]——乌克兰共产主义运动最卑劣的叛徒——公开表示：只要一个被压迫民族的压迫者不跟莫斯科的统治阶层为敌，那么不光苏联，整个共产国际（用斯大林的话简洁地说，是个“黑店”）都不会提出解放被压迫民族的要求。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现在保护印度免遭日本侵略，但却不保护印度不受英国殖民。克里姆林宫官僚们正要同波兰达成一项外交协定，这项协定对官僚来说显然是有利可图的，而达成这项协定的代价就是将西乌克兰永久地割让给波兰。他们当初只是在政治上进行短暂的、临时性的合作，现在同当初已经是大相径庭了。 斯大林、希特勒和乌克兰 西乌克兰群众以前对克里姆林宫的信任和同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自从可怕的“大清洗”扫过乌克兰之后，西乌克兰没有人想成为这个还叫做苏维埃乌克兰的克里姆林宫辖区的一部分。西乌克兰、布科维纳、喀尔巴阡—乌克兰[5]的工农群众处于混乱状态中：该往哪儿走？该提出什么要求？这种情况很容易被那些最反动的乌克兰人小集团利用，他们会利用这种情况窃取（在乌克兰人中的）领导地位，这些小集团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就是企图把乌克兰人民出卖给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以此来换取（帝国主义）对虚伪的独立的保证。希特勒的乌克兰问题对策，就是建立在这种悲剧性的混乱之上的。我们以前曾说过：要是没有斯大林（换句话说，要是没有共产国际在德国执行的致命政策），也许就不会有希特勒了。我们还可以再加一句：要是没有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对苏维埃乌克兰的掠夺和破坏，也许就不会有希特勒的乌克兰对策了。 我们不会止步于分析是什么动机使得希特勒放弃了——至少是暂时放弃了——大乌克兰这个口号。他这么做的动机，一方面是出于德国帝国主义的欺骗性合作，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放出自己很难消灭的恶魔的恐惧。希特勒把喀尔巴阡—乌克兰当作一件礼物送给了匈牙利的屠夫。希特勒能这么做，不是得到了莫斯科的公开赞同，就是他确信莫斯科迟早会赞同的。希特勒简直就像对斯大林说：“如果我打算明天早上进攻苏维埃乌克兰，那我现在就该把喀尔巴阡—乌克兰控制在自己手里了。”斯大林的回答，是在第18届代表大会上公开为希特勒辩护，反击“西方民主国家”的诽谤。希特勒想进攻乌克兰吗？没这回事！跟希特勒一起战斗？完全没理由这么做。斯大林肯定是把（希特勒）将喀尔巴阡—乌克兰交给匈牙利的举动，当作了和平的信号。 争取建立自由、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 这意味着（分别属于各国的）乌克兰人民已经变成了克里姆林宫在国际交易中的找头。第四国际必须透彻地认识乌克兰问题在欧洲（不光是东南欧和东欧，而是整个欧洲）命运中的极端重要性。我们正与之打交道的人民，他们的生命力之强已经得到了证明，他们的人口相当于法国人口，他们所占据的土地非常富庶，更重要的是，这片土地还具有最高的战略重要性。乌克兰问题已被全面地提出来了，必须提出一个清晰、明确的口号，这个口号要适应新情况。我认为目前只有这个口号是合适的：统一的[6]、自由的、独立的、属于工农的苏维埃乌克兰。 这个计划首先与三个帝国主义强权——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利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不可救药的和平主义傻瓜才会以为，（分别属于各国的）乌克兰（各部分）的解放和统一能通过和平的外交手段、全民公决、国联的决定等方式来达成。那些“民族主义者”则建议，通过给某个帝国主义充当反对其他帝国主义的马前卒的方法来解决乌克兰问题，这种“民族主义者”当然也比和平主义傻瓜好不到哪里去。希特勒给这帮冒险家上了宝贵的一课，他把喀尔巴阡—乌克兰丢给匈牙利（他会让喀尔巴阡—乌克兰留在匈牙利手里多久呢？），然后匈牙利就杀了不少相信（匈牙利的）乌克兰人。事态的发展，取决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集团的胜利，对乌克兰人民来说，只意味是又一次瓜分和更严酷的镇压，在帝国主义时代中，乌克兰的独立是直接地、不可分割地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抱有任何幻想，都等于是犯罪。 苏联宪法承认了自决权 但是要统一乌克兰，要让统一了的乌克兰独立，就意味着要让苏维埃乌克兰从苏联分离出来，“克林姆林宫之友”们对此准会异口同声地大呼小叫。我们的回答是——这又有什么好怕的呢？我们根本不把国境线当成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并不认为国家一定得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整体。毕竟就连苏联宪法都承认组成联盟的各部分人民享有有自决权，也就是享有分离的权利。因此，就连当权的克里姆林宫寡头们都不敢否认这项原则。他们要让这项原则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最轻微的公开提出乌克兰独立的问题的尝试，都会立即被扣上叛国的罪名遭到处决。但正是这种可鄙的模棱两可，正是这种对各民族自由思想的无情镇压，使得饱受折磨的乌克兰群众比大俄罗斯群众更深地把克里姆林宫的统治看成是野蛮的压迫。在这种国内形势下，当然谈不上让西乌克兰按照苏联现在组成方式自愿加入苏联。因此，乌克兰的统一，就预示着要把所谓的苏维埃乌克兰从斯大林主义的靴子底下解放出来。也就是在这件事上，波拿巴主义集团将自作自受。 但这难道不会削弱苏联的军事力量吗？——“克林姆林宫之友”们又要惊恐地大叫了。我们的回答是：苏联的削弱，是由于不断增长的离心倾向造成的，而这离心倾向又是由波拿巴主义专政造成的。一旦发生战争，人民群众对统治集团的仇恨将会导致十月革命所取得的社会方面的胜利果实的崩溃。失败主义情绪的源头在克林姆林宫里。而另一方面，一个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如果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就会成为保护苏联西南部的强大堡垒。不久，当权的波拿巴主义阶层遭到侵蚀、士气消沉、最后被打垮、被赶走得越快，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防就更坚固，也就更能保证它将来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反对帝国主义和莫斯科的波拿巴主义 独立的、属于工农的乌克兰当然可能会在以后加入苏维埃联邦；但乌克兰应该按照它愿意接受的条件，自愿地加入苏联，这也预示着苏联的革命性重生。在西方不爆发一场、或一系列革命，建立起欧罗巴苏维埃合众国的话，乌克兰人民的真正解放是不可想象的。独立的乌克兰应该、并且毫无疑问地将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加入这个合众国。反过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将扫清推翻斯大林的波拿巴专政的障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欧罗巴苏维埃合众国和重生了的苏联，必然会建立起最紧密的同盟，而且还会在亚欧大陆上（当然也包括乌克兰）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但这些是以后才要考虑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要以在一面反抗帝国主义、另一面反抗莫斯科的波拿巴主义的斗争中，以革命来保证工农乌克兰的统一和独立。 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乌克兰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走过了许多死路。它试过了一切办法：小资产阶级的拉达[7]、斯科洛帕茨基[8]、彼得留拉[9]、跟霍亨佐伦王朝“结盟”、跟协约国合作等等。在做了这么多试验后，只有政治上的僵尸才会继续对乌克兰资产阶级中的某个派别抱有希望，才会继续以为这些派别能担得起领导民族争取解放的担子。只有乌克兰无产阶级才担得起这个担子，它不但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革命——而且也有能力采取措施来解决它。只有无产阶级能把农民和真正革命的民族知识分子团结起来。 在上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乌克兰人梅列涅夫斯基（“巴索克”）（Melenevski［“Basok”］）和斯科洛皮斯—叶尔图霍夫斯基（Skoropis-Yeltukhovski）曾想在霍亨佐伦王朝的鲁登道夫（Ludendorff）将军的卵翼下发展乌克兰解放运动。他们用左翼的词藻来掩饰自己的行为。挨了革命马克思主义一脚后，他们就溜了。这些革命家将来还是这副德性。迫在眉睫的战争将会造成一种有利于各种各样的冒险家的环境。这些先生们特别喜欢用身边的民族问题来热身，可千万别让他们走进工人运动的射程里。不能同帝国主义——不管是法西斯主义的帝国主义还是民主的帝国主义——达成哪怕是最轻微的妥协！不要“人民阵线”！作为工人先锋队的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彻底的独立！ 争取进行国际性讨论 我认为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正确对策。我以自己的名义在此发表。对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公开的国际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最重要的位置，应该留给乌克兰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会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们的发言。但他们最好快一点。没多少时间来准备了！ [1]当作者撰写这篇文章时，地理概念上的乌克兰分别属于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四个国家。 [2]塔拉斯·格利高里耶维奇·谢甫琴科（Тара́сГриго́рьевичШевче́нко，1814-1861），乌克兰著名诗人。他被认为是乌克兰现代文学和乌克兰文学语言的奠基者。 [3]科布扎尔（кобзар）是乌克兰的民间吟游歌手，他们大多是盲人，在乡间四处流浪，传唱各种歌曲。谢甫琴科的第一部诗集就叫《科布扎尔歌手》。 [4]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马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оЗахаровичМануїльський，1883-1959），1883年出生于乌克兰，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5]当时西乌克兰被波兰占领着，布科维纳（Буковина）被罗马尼亚占领着，喀尔巴阡—乌克兰（КарпатськаУкраїна）被匈牙利占领着。 [6]此处的“统一”是指把分别属于四个国家的乌克兰统一起来。 [7]拉达（Рада）在乌克兰语中为“议会”之意，这里指的是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乌克兰资产阶级于1917年3月成立的“中央拉达”（ЦентральнаРада）。 [8]帕维尔·彼得洛维奇·斯科洛帕茨基（ПавелПетровичСкоропадский，1873—1945），乌克兰将军，他在得到德国占领军的支持后，于1918年4月29日发动政变，推翻了中央拉达，建立了“乌克兰国”，自任为“盖特曼”（统领）。 [9]西蒙·瓦西里耶维奇·彼得留拉（СимонВасильовичПетлюра，1879—1926），原为报纸编辑，二月革命后逐渐在“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层内混得高位。1919年2月5日，“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被红军赶出基辅迁至文尼察后，彼得留拉开始领导“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1919年11月时起受命负责“共和国事务的最高指挥权”，1920年3月，他同波兰达成秘密条约，以割让大片领土为代价换取波兰承认乌克兰独立。1920年10月，波兰和苏维埃俄国在里加签订停火协议，波兰彻底抛弃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此后残余的彼得留拉匪帮逃到国外，彼得留拉也从此到处流亡，1926年被人刺杀身亡。
陈独秀《妇女选举权——答明慧》（1920年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妇女选举权 ——答明慧 陈独秀 （1920年2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记者足下： 现在世界文明国大半妇女都有选举权。为什么我国妇女独没有呢？有人说：“中国女子的程度还没有到。”我不晓得他们说几时就算可以到了。若是他们说中国女子没有做出什么可观的事在社会上，但是这不可以怪我们，只因为政府不给事我们做；虽然我们有能力有才干不能显出来，真是可恨！也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奋斗的原故。比方我们现在还不快快起来，我不晓得几时能够有选举权送到我们的懒手上来。我想我们起头做的时候，一定要受许多可怕的阻滞；但是我们不必怕他。倘是前几年没有革命的举动，那就我们现在仍旧要受专制的压制。 我们的民国名誉上已经有八岁了，但是实事上一点也没有实行。因为民国的意思，就是国民应该用选举权来直接表明本人的意思。虽然男子已经有选举权表明他们个人的意思，可惜我们女子同在专制国手下并没两样，就是因为我们女子没有选举权来表明我们个人的意思。我不信男子能够用他们的选举权来表明我们女子的意思。有人想选举是男子特有的权柄，可惜这是错了。前几年的时候，权柄都在一个专制皇帝的手里，平民哪有什么选举权呢？倘是那时候的男子要选举权，平常的人要讥笑他们像现在的人要讥笑女子要选举权一样。幸而他们男子不怕别人愚笨的讥笑，所以能够造成一个民国，他们才能享受选举的权柄。我们当然是很佩服他们的，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去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呢？我望我女同胞同心合意一齐起来废去这不平等的制度，和得到我们希望的选举权。我们若是一天不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一天不可以算是民国真国民了。既是这样，那就民国也不能算是一个有名有实的民国了。 明慧上十二月五日 我们若还要国会政治，男女都应当有普通选举权。他们如若不肯，必有一班学者帮他们说出种种学理来；我们若是再进一步，他们必然又强制我们要选举权；到那时必有一班无耻的学者，又来说出选举权底一篇大道理。 独秀
托洛茨基：当代马克思主义(1939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当代马克思主义 托洛茨基 (1939年4月) 这本书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作出的简洁而又不加歪曲的阐释。毕竟，迄今为止，在劳动价值理论的阐述工作上，尚未有人做得比马克思本人更好。《资本论》的第一卷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完整系统的基础所在。奥图·吕勒先生（Mr.OttoRühle）怀着高度慎重和对自己工作的深刻理解，精编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删节本。被删掉的首先是一些已经失去时效的例子和说明；继而是一些文章的引文摘录，以及与这些文章作者们的争论。这些引文现在只属历史上的轶闻趣事，作者也早已被人淡忘；最后，给删去的是那大量的文献，如议会法令，工厂调查报告，等等。尽管这些文献对理解过去的一个时代是多么的重要，可是它们在精简陈述理论而不是回顾历史的专著中是没有位置的。吕勒先生在删去这些材料的同时，作出一切努力以保留这项科学分析的发展脉络的延续性和行文论述的统一性。我们相信，其中的逻辑推论和思想上辩证的转变丝毫没有受到违反。这本删节本有理由要求读者给予全神贯注、反复琢磨地细心阅读。为了帮助读者，吕勒先生更给文稿加上了简明的小标题。 在未入门的读者看来，马克思的一些论证，尤其在第一章，也即是最难读的一章，似乎有着太过离题的推论，太多琐碎而不必要的分析，或太过「形而上学」。事实上，这种印象之所以产生，是对过分习以为常的现象缺乏科学性的探讨而习惯了的结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商品已经成为了生活中无所不在、行之有素而又耳熟能详的一部分，以致我们昏昏欲睡，甚至不会试图考虑人为什么会把用以维系生命的重要物品让出，以和无实际用途的一小块金或银交换。事情不仅限于商品。市场经济的所有范畴（各种基本观念）作为不言自明的事物，似乎毋须分析便得到接纳，仿佛它们是人类关系自然而然的基础。经济过程的实况仍然是人的劳动、原材料、工具、机器、劳动分工，在劳动过程的参与者之间分配制成品的必要性等等。在人们头脑里所持有的各种经济过程的概念中，如「商品」、「货币」、「工资」、「资本」、「利润」、「税收」之类的名词只是半神秘性的意象。人们不理解也不能控制他们。为了解释这些概念，一次彻底的科学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在美国，一个人拥有一百万美元会被称为「价值」一百万美元。「市场观念」深入人们思想的程度比世界上其它地方更甚。直到最近，美国人罕有对经济关系的本质作出思索。在这个经济体系最为强大的地方，经济理论却是继续极其贫乏，只在美国经济危机现时严重化之下，公众舆论才迟钝地面临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无论如何，对于经济发展，谁若不去克服无批判地接受现成的经济发展、意识形态想法的习惯，谁若没有紧随马克思的步伐，得出结论认为商品最精要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有机体的基本细胞，那将证明是永远都没有能力对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和最敏锐的现象，得到科学性的理解。 马克思的方法 人们把科学确立为对自然的客观再现的认知，却又顽强不懈地把自己摒除在科学之外，为自己预留各种特权，其形式是一种据称是超感性力量（宗教）或无时间性的道德戒律（唯心主义）的交相媾合。马克思把人类这种可憎的特权，斩钉截铁、一劳永逸地剥夺去了。他把人类看成是物质自然的进化过程里的自然联系，把人类社会看成是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马克思的目的，不是要发现经济的「永恒规律」。他否认有这种规律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承先启后的历史，每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各自按其自有的规律运行。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往往是由生产力，也即是由技术和劳动的编制的增长所决定。社会的变化达到了某个程度，性质上是数量的变化，它并不会改变社会的基础，也就是不会改变财产的普遍形式。然而当成熟的生产力达到了某一点，财产的旧有形式已不能把它承载，继之而来的便是社会秩序的激烈变化，并附之以连串震动。原始公社由奴隶制所取代并补充；奴隶制由农奴制继承，后者有着封建的上层建筑；城市的商业发展把16世纪的欧洲带入资本主义秩序，由此经历了数个阶段。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一般地研究经济，而却是研究自有其特定规律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的诸种特性，他才会旁及其它的经济制度，附带一提。 原始农民家庭的自给自足经济，由于受到自然的力量和传统力量两方面的支配，所以不需要「政治经济学」。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之上，是受奴隶主的意志统治，而奴隶主的「计划」反过来则直接取决于自然规律和日常惯例。同样的说法，也适用到中世纪的庄园及其农奴。在所有这些事例，经济关系在的低层次是清晰无误、一览无遗的。但当代社会的情况却全然不同。它毁坏了旧式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关系和传统的劳动模式。新的经济关系已把城市与城市和乡村与乡村、省与省、国家与国家相连接。劳动分工已在地球上盛行。这些社会联结把传统和惯例捣碎后，本身还没有构成为确定的蓝图，反之人类的意识和预见相离甚远，仿佛是背着人。随着劳动分工，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团体间、阶级间和国家间的互为依赖，不是由任何人来指挥或管理。人们各为别人工作而互不相识，不问别人的需要，而抱着希望或甚至自信他们的关系将会以某种方式自行调节。总的说来，确是这样──或毋宁说社会生活中的习惯使他们这样。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员的主观意识内——在其意向或计划内——绝对不可能找到资本主义社会一再循环的起因。早在科学对之作出严肃思考前，资本主义的客观循环已经化为公式。时至今天，绝大多数人对支配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一无所知。马克思探讨经济现象所运用的方法的整个力量所在，是他并非从一些个人的主观观点出发，而是把社会当成一个客观整体，由此出发来探讨各种经济现象，就如一个实验博物学家探讨蜂巢或蚁穴。 对于经济科学而言，有着决定性重大意义的是人们做什么和怎样做，而不是他们对自己的行动有什么想法。社会最根本的基础，不是宗教和道德，却是自然和劳动。马克思的方法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是由存在到意识，而不是相反。马克思的方法是辩证的，因为这种方法既注视自然又注视社会，这两者都是进化的，而进化本身则是矛盾的力量之间永不停息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与官方科学 马克思有他的前辈。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李嘉图）在资本主义成长之前，在它开始畏惧明天之前，已经达到其顶峰。马克思对这两位伟大的经典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激。可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错误是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人类社会一种永恒的状态，而不仅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从对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开始，揭露出其错误和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进而展示出资本主义的必然崩溃。诚如罗莎·卢森堡非常恰当的评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古典经济学的产儿，一个以母亲生命为代价的产儿。” 惟其在有血有肉的社会内而不是学者式的脱离尘世的封闭的研究，科学才达到其目的。把社会扯向不同方向以至于支离破碎的所有利益的激情，对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关于财富和贫穷的政治经济学——都施加影响。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掉头不顾，不对剥削制度进行科学分析的工作，却忙于对经济事项做贫乏的描述，忙于研究经济的过去，而更糟糕不过的，是为了令资本主义政权言之成立，干脆捏造事实。在当前，官方的教育机构所教授的资产阶级极力所宣扬的经济教条，其中不乏重要的资料事实，但这种教条完全无法把经济过程作为一个整体串连起来以发现其中的规律和远景，并且亦毫无这个目的。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死了。只有通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才能得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知识。 劳动价值规律 在当代社会，交换是人的基本联系。任何劳动产品一进入交换的过程，便成为商品。马克思从考察商品开始，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基本细胞推断出那些在交换的基础上客观地自我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不受人的意愿所支配的。惟有从这个方向探求，才有可能解开基本的疑团——在这人们只为自身设想而没有人为所有人设想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在生活里必不可少的经济体，是怎样地产生出其相应的比例。 工人出卖他的劳动力，农民把商品带到市场，贷款者或银行家拨出一宗借贷，店主提供一批货式，工业家兴建厂房，投机家买入和卖出股票和证券——他们每个人都自有打算，自有私底下的计划，自有对工资和利润的盘算。然而，由于这些无秩序的奋斗和行动逐渐形成了某种经济整体，这个经济整体诚然并不和谐，反之更是矛盾的，然而这不仅为社会提供了生存，甚至是发展的可能性。总的来说，这便表示，那些纷扰完全不是纷扰；它是以某种方法自动地调节着，假如不算是有意识的话。理解这把各个不同的经济面囊括在一个相对平衡的机制，便是发现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 明显地，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内，是有着无数而繁复的规律统治着经济的各个不同层面——工资、价格、土地、房租、利润、利益、收贷和股票市场。不过，所有这些繁复的规律，最后归结起来化约为一个经由马克思发现、探寻到底的单一规律，这便是劳动价值的规律；这个规律正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调节器。价值规律的实质十分简练。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一个任由市场处置的劳动力大军，他们生产各种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社会分工造成了生产的产品以商品的形式存在。商品以一定的比例进行交换，最初的时候是直接的“以物易物”，之后是用黄金或者货币之类的媒介进行交换。商品最基本的性质是等价交换，人们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基础和衡量尺度。成千上万的生产者被驱赶，出现了劳动的分工，然而社会并没有因此而走向瓦解，因为商品的交换必须依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进行。市场，作为商品交换的活动场所，通过交易或者回绝，来决定商品是否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因此决定社会上的各种必要商品的分配比例以及不同行业之间劳动力的供需。 事实上，真正的市场上的那些实际操作过程纷繁复杂，是无法用几句话解释清楚的。劳动价值也会出现振荡现象，价格在其上下波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对其进行了阐释。 全部价格的总和总是和全部价值的总和是相等的。这是由于，最后归结起来，只有经由人类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才会经由社会安排并付诸使用，而价格不可能突破这个局限，就是托拉斯的垄断性价格也不可能。劳动若没有创造出新的价值，即使是洛克菲勒也无可进帐。 不平等的剥削 然则，商品之间的交换若是按照投资在商品上的劳动数量来进行，在这种平等的交换中，怎样会出现不平等？在众多商品中，马克思通过揭露其中一种商品的殊异性质，解决了这个疑团。这项商品叫做「劳动力」。它是一切商品的基本。生产资料的拥有者——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就如所有其它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价值是按照投资在劳动力上的劳动的数量来计算的。例如维系劳动者的生活和再生产所必须的生活数据的数量。不过，消费这项商品——劳动力——就是工作，也就是创造出新的价值。这些新创造出来的价值的数量，比起劳动者本身所取得的数量和他花费在维持他的生存的数量，是要庞大得多。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是为了剥削劳动力。这样，剥削就成了不平等的根源。 产品中的一部分是用来维系劳动者本身的生存所需，马克思将这一部分称为必要产品；将工人生产超过这个必要产品的，称为剩余产品。奴隶肯定是生产剩余产品的，否则奴隶主便不会保留任何奴隶。剩余产品肯定是由农奴生产的，否则农奴制便对土地贵族没有用途。而在更大程度上，雇佣劳动者也在生产剩余产品，否则资本家便毋需要购买劳动力。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所在，都只是为了争取剩余产品而斗争。谁拥有剩余产品，谁就是局面的主人——拥有财富，拥有国家，持有通往教会、法庭、科学和艺术的“万能钥匙”。 竞争和垄断 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们，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由竞争决定；这种关系长期以来是资本主义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大企业比起小企业，更享有各种优势，技术、金融、编制、经济，还有相当重要的政治上的优势。资本愈多，能剥削工人便愈多，便必然要在竞争中胜出。这便是资本密集化和集中化无可变更的基础。 竞争对技术进步起着刺激作用的同时，不仅逐渐耗竭着中间的层分，并且也在自我消耗。一批为数愈趋少数而力量愈趋庞大的大资本家领头人，逐渐在众多中小型资本家的残骸或半残骸上冒升出来。就这样，从「诚实」、「民主」和「进步」的竞争中，生长出「有害」、「寄生」和「反动」的垄断集团。垄断集团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伸张本身的势力，至本世纪开初，已经采有明确的形态。现如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最权威的代表已经公开承认了垄断集团的胜利。前美国司法部长荷马·S·卡明斯抱怨说，竞争作为抑制的作用已经逐渐转移；在很大范围内，甚至只是作为一度存在过的状况的朦胧提示。不过，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作出诊断预测的时候，他早已指出垄断是资本主义的内核中的固有倾向，而那时的资产阶级世界仍旧把竞争看成是自然的永恒规律哩。 垄断消灭竞争，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解体。竞争曾经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的推动力，并且是资本家的历史依据。由于同样的原因，消灭竞争，标志着股票持有者演变成为社会的寄生虫。竞争须有若干自由：自由的气候、民主和商业都会的政体。垄断则需要政府愈专断愈好；也需要关税壁垒、「属于它自己」的原始物资的来源和市场的活动场所（殖民地）。垄断性资本解体的遗言，是法西斯主义。 财富集中和阶级矛盾的增长 资本家及其拥护者在人民和税务官的目光之下，用尽一切办法来掩饰其财富集中的真正程度。资产阶级报章无视于显而易见的事实，仍然企图维护资本家投资是「基于民主基础上的」分配的幻觉。《纽约时报》反驳马克思主义者说，美国仍有三——五百万名雇有劳工的不同雇主；而尽管联营股份公司无疑是代表着庞大得多的集中资本，比三-五百万名个别雇主要多，但美国仍有着「五十万间有限公司」。这种玩弄整体和平均数字的手法，只是要诉诸掩饰，而不是披露事物的真相。 从大战开始到1923年，美国的厂房和工厂的指数从100下降到98.7，产业生产的总额则从100上升至156.3。在（1923-1929）那耸人听闻的数年繁荣间，似乎每个人都大发其财，商业机构的数量却是从100下降至93.8，而生产则从100升至113。不过，受到冗肿的肉身束缚着的商业机构的密集性，却远够不上它们的灵魂──所有权的密集性。美国在1929年不错是有30万间有限公司，一如《纽约时报》正确地评述。这里必要补充的只是，这30万家的其中200家，也即是全部数字的0.07%，直接控制了全部有限公司49.2%的资产；4年之后，比例更跃升至56%。在罗斯福政府时代，比例相信只会是有增无减。实际控制着这200家最重要的有限公司的，只是为数很少的人。美国的一个参议院委员会在1937年2月发现，在过去20年来，最大的有限公司的其中12家所作的决定，相当于是对美国一大部分产业界作出指令。这些大公司的董事局主席成员的数量，和美国共和政府的行政分支即美国总统的内阁成员的数量大致相等。不过，这些董事局主席们无法估量的强大权势，却是内阁成员们望尘莫及的。 在银行和保险业制度里，同样能观察到相同的过程。美国五家最大的保险公司，不仅吸纳了其它同业，甚至也吸纳了许多银行。银行的总数量，主要在所谓「合并」的形式下减少了，也就是这些银行在本质上被吸纳了。营业额快速增长。在众多银行之上，冒出了一个超级银行的寡头集团。银行的资金和产业的资金合并，成为了金融超级资本。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内，假设产业和银行以同样的速度迈向集中化——实际上，集中化的发展速度在增加——那么，在紧接而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垄断资产阶级们将会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囊括殆尽，不剩分毫。 这里用了美国的统计数字，乃是由于这些数字更是准确和引人注目。在本质上，集中的过程在属性上是国际性的。在整个资本主义各个不同时期，经历危机周期的各个阶段，通过所有政治统治方法，通过和平时期乃至武装冲突时期，财富大量集中在愈趋少数人手上的过程一直无间歇地进行着，并且会一直进行下去，永不止息。在〔第一次，下同〕世界大战的年代，当各个民族流血捐躯，当资产阶级国家被国债压垮，当财政制度已滚入穷巷并把中产阶级一同拖垮，寡头们从血腥和乌烟瘴气中铸造出空前庞大的利润。在战争年月里，美国几家最大的公司其资产增加2倍、3倍、4倍或更多。其红利暴胀达300%、400%、900%，或更大的百分数。 在1840年，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付梓前8年，法国著名作家托克维尔在他著述的《论美国的民主政体》书内写道：「庞大财富趋于消失，小富数量趋于增加」。 这段行文被重复讲了无数次，最先是作为对美国的参照，后来则用来参照一些较年轻的民主政体，如澳洲和新西兰。托克维尔的观点，在他当日诚然已经是错误的了。然则，财富的真正集中，乃是继美国内战后才正式开始，其时已是托克维尔的临终前夕。在本世纪之初，美国的2%人口已经拥有超过全国的半数财富。到1929年，同样的2%的人口已拥有全国五分之三的财富。在同一时候，36000户富裕家庭的收入，相当于1100万户中等和贫困家庭的收入。在1929-1933年的大衰退年代，垄断性企业已经毋须诉诸公众的施舍，反而更高踞在普遍衰落的国民经济之上。接续下来，由新政催酵而生的微微颤颤的工业复苏，又让垄断资本家们刮去一大羮油膏。失业人数在最低时是从2000万人减至1000万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最上层的富贾——不超过六千名成人——积累了多得荒唐的红利。这些数字，是美国副司法部长杰克逊在就任反托拉斯助理司法部长期间提出来的明证。 富有学者良知的相当保守的经济学家费汀南·伦德贝里在他那部引起轰动的著作内写道：「今日的美国系由最富庶的60家族所组成的统治集团拥有和控制，由不多于90个次富的家族支撑。」除此外，或许还可以加上大约350个处在第三阶梯的家族；这类家族年入超过10万美元。居支配地位的是前60个家族，它们不仅支配着市场，同时也支配着全部政府机构。他们才是真正的政府，一个在银元民主制下的货币政府。 「垄断性资本」的抽象观念，就这样地赋予了有血有肉的内容。这当中的意思就是，一个庞大民族的经济和政治财富，经由一小撮家庭由血统和共同利益维系而成的一个独特的资本主义寡头统治集团来差遣。人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集中的规律，出色地通过了考验。 马克思的教义是否过时？ 由竞争、财富集中和垄断而来的问题，自自然然会带出下列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否和亚当·史密斯等人的理论一样，仅具有历史的意趣。抑或是继续有着实际的重大意义？回答这个问题所根据的准则很简单：假如一种理论正确地估计到发展的路向，并且比其它理论更准确地预见到未来，其就会是我们时代最先进的理论，哪怕这种理论已经行之有年。 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他的事业初期，实际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继后则修正了马克思学说的所有更具有革命性的部分，特别是招致资产阶级甚为不悦的那些部分。在1928年，在松巴特迈向其事业的终结之前，他推出了用来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抗衡的《资本主义》一书；这本书给译成了多国文字，可能是近年来为资产阶级经济辩护陈词的最著名的书籍。桑巴特在本书内向《资本论》的作者的宗旨致以唯心的赞许之后写道：「马克思预言：第一，雇佣劳动者的悲惨迭增；第二，随着手工业和农民阶级的消失，普遍『集中』的出现；第三，资本主义灾难性的崩溃。这些状况，没有一种出现。」基于这错误的预测，桑巴特对立地提出了他自己的「严格地科学」的对立的预言：「资本主义在其发展方向上已经开始作出自我改造，它会继续沿着这个相同的方向，从内部自我改造，在其达到最高峰点时，将会变得越来越加平静、严肃和合理。」让我们试图沿着这条基本线索来核对谁是正确的吧：马克思的诊断是灾难，松巴特的诊断是平静、严肃和合理。读者会同意谁呢？这个问题值得给以正视。 「悲惨迭增论」 所以，财富在一极的积累，马克思早在桑巴特之前的60年写道，「会同时在相反的另一极，即生产出以资本的形式出现的产品的那个阶级的一极，积累下来的悲惨、困厄、奴役、无知、凶残和精神堕落。」马克思这个在「悲惨迭增」名目下的论点，一直受到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改良派的攻击；尤其在1896—1914年期间，当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且给予工人——尤其是工人的上层分子一些让步时，更倍受攻击。世界大战之后，资产阶级怯于本身的罪行和十月革命，走上了宣扬社会改良的道路——其价值被通货膨胀和失业实时勾销——以致让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教授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进步性改造的理论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雇佣劳动者的购买力的增长，桑巴特在1928年向我们保证道，「和资本主义生产扩大的比率成正比。」 事实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最繁盛的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矛盾更形恶化；在那时相当广大的某些等级的劳苦者的生活水平的提升，然而却看不到，无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占得的一份却是减少了。就这样，美国的工业生产在转入疲惫时期之前，从1920－1930年跃升了50%，而同一时期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只增加了30%。换言之，虽然有桑巴特言之凿凿的保证，劳工在国民收入占的一份却是大大地减少了。1930年开始，预示失业增加；至1933年，或多或少有系统地给予失业者援助，但失业者收到的救济金，仅为他们工资损失的一半。所有阶级一起不断「进步」的幻想，至此销声匿迹。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被绝对下降取代了。工人大众开始要樽节开支，先是减少娱乐，继而是衣物，以至最后是食物。一般质量的物品、产品，先是由次等的品种来替代，不久更是由最劣等的来替代。按生活费用定期作出工资调整的规定条款这台自动楼梯急激下泻，而各个工会看来像个束手无策的人，苦苦守着这台自动楼梯一起泻下。 美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6%，而美国拥有的财富占全世界40%。尽管如此，美国全国却有三分之一人营养不良、衣物不足，生活在非人环境里，这是罗斯福也承认的。对于那些较少特权的国家，更有何话可说？上次战争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无可争论地证实了所谓的「悲惨迭增论」。每一个能干的统计学家，甚至那些记得算术的基本规则的政治家，现在都承认当今社会的两极化在增加。 作为每个帝国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法西斯政府只不过是帝国资本主义在衰落和反动到极致时的化身；当资本主义的衰谢把维持无产阶级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幻觉完全磨灭殆尽，法西斯政府遂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法西斯主义独裁就是公开承认贫困的趋势，而这是较富庶的帝国主义民主政体仍然试图用伪装来掩饰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所以这么仇恨地迫害马克思主义者，正由于他们的政权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诊断的可怕的确证。当戈林以其刽子手和小丑的特有声调宣称枪杆子比黄油更重要，当卡廖斯特罗－卡萨诺瓦－墨索里尼忠告意大利工人要束紧他们的黑衫上的腰带，文明世界表现出义愤填膺或是装作义愤填膺。但同样的情形不也是在帝国主义的民主政体内普遍出现吗？ 每一处，都用黄油来涂抹枪杆子。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工人，学懂束紧裤头并且没有黑衫。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沦为乞丐，依靠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以至私人的慈善金度日。 后备军和失业者的新次等阶级 产业后备军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机制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工厂货仓供应机器和原始物资，或店铺供应成品一样必不可少。没有一支劳动力后备军，生产的总体扩张或资本对产业循环周期定期涨退的适应，便不会有可能。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固定资本（机器和原始物资）是以牺牲可变资本（劳动力）而得到增加——马克思得出这个结论：「社会的财富愈大…产业后备军也就愈大…固定的剩余人口的数量也就愈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愈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规律」。 这个命题和「迭增悲惨论」融为一体，许多年来一直给指摘为「夸大其词、辞」、「带倾向性」和「蛊惑人心」，现在已成为事情恰如其分、无可责难的理论性的反照。现下的失业者，再不能给看成是「后备军」了，因为这群失业者的基本成员，已不再有被重新雇佣的任何希望。反之，这支失业队伍注定要被不断加入的新失业者扩充壮大。崩溃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培养出一整代从不曾有过一份工作，而且也不会有希望找到一份工作的青年人。这个新的、介于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次阶级，被迫依靠社会的支付来过活。据估计，在1930－1938年的9年间，失业从美国经济中去除了多于4300万劳动力年均工作量。考虑到在1929年繁荣期的顶峰时，美国的失业人数有200万人，而在继后的9年间潜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500万之众，由此观之，在那9年里损失的劳动力年均工作量，必定是无可比拟地高出更多。被失业的瘟疫蹂躏至此的社会政体，已是病入膏肓，无可药救的了。在差不多八十年前，当这种疾病还仅是细菌的时候，已经被正确地诊断出来了。 中产阶级的衰落 资本集中的统计数字也同时显示出，中产阶级在生产里所占的比重及它在国民收入里分得的一份，一直在持续下降。至于小有产者，或是被大有产者并吞，或是降到更次一级的低位而丧失了自主性，受人奴役，牛马不如。在同一时候，资本主义的发展不错是催生了一支人数有所增加的所谓「新中产阶级」——技术人员、经理、服务员、文员、律师，医生等大军。可是，有关于这个阶层人数的增长，即使在马克思当时也没有奥秘可言的了。这个阶层和老的中产阶级没有共通之处——后者是本身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实质的经济独立的保证。至于「新中产阶级」，则比工人更直接地依赖着资产者，很大程度这个新中产阶级是工人的监工；再者，人们已经察觉到，有数量不少的「新中产阶级」中人，是生产过剩下的冗员，其后果将是社会地位的降格。 「可靠的统计数字数据显示出，」一位人士指出，「为数十分多的产业单位已经彻底消失，而作为美国生活的一个因素的小商人，正在渐进性地被消灭。」这位人士，与我们之前引述过的美国前司法部长卡明斯一样，都是和马克思主义者各不相干的先声。不过，尽管马克思早已有言在先，桑巴特与他的前人和后来者一起提出反对：「随着手工业和农民阶级的消失，普遍的集中仍不曾出现」。在如许的论句、不负责任和无诚信下，不啻令人难以分辨是哪番论据更有说服力。像每个理论家一样，马克思首先是把每个基本的趋势按其纯粹的方式个别孤立出来，不这样做，便根本无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不过，马克思本人是完全有能力通过具体分析来观察生活的各种现象的；这些现象，是各种不同的历史因素浓缩而成的产品。物质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下跌速度，又或者，行星的轨迹会备受外来的骚扰；这些事实，都不会使牛顿定律无效。 为了理解中产阶级的所谓的「顽固性」，人们必须记着，中产阶级最终命运的两种趋势，即它的没落和它从破产演变成无产阶级的过程，不是沿着均匀的步伐或相同的幅度进行的。随着机器盖过劳动力的优势不断增加，中产阶级的破产愈是持续下去，其超过它们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愈大，以至到了某些交接点，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必定会停止下来，甚至反溯而行。 就像生理学的运作规律在生长中的有机体得出的结果会和消亡中的殊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规律也是如此，它坚持发展中的或是解体中的资本主义的运作规律各有差异。这种差异，在城乡互为关系的差异里分外鲜明地显示出来。美国农村人口的增长相对人口的总体增长较低；直到1910年时，农村人口的绝对增长一直继续，超过3200万人。在随后的20年里，尽管全国总人口有急进的增加，农村人口的数字反降为3040万人，即减少了160万人。但在1935年，农村人口再回升，达到了3280万人，比1930年时多了240万人。乍看起来，这种逆向过程令人费解，但这个现象一点也没有违反城市的人口增长趋势是以农村人口减损为代价的事实。同样，也没有违反另一个趋势，即中产阶级是愈趋原子化了，这种原子化的趋势并且极其尖锐地展现出资本主义制度整体的解体。在危机最尖锐的1930－1935年时期，农村人口增加：事实很简单，几乎200万众的城市人口——干脆说，就是200万名饥饿的失业者，迂回到乡村去，即回到被农夫弃置的小片土地或是亲属的农场去，以让被社会摒弃的劳动力能派上用场，能有用于自然经济生产来拖延半饥馑的生存状态，而不是完全忍饥挨饿。 因此，问题不是小农夫、手工业工人和店主的稳定性，倒是他们的处境凄惨完全无助。中产阶级不仅远远不是将来的保证，而且是过去的不幸和悲剧的遗骸。资本主义不能把这个阶级一笔勾销，就试图令它有多低下就多低下，有多悲惨就多悲惨。当农夫的，非但得不到他的小片土地应得的租金，得不到资本投资的利润回报，甚至也得不到一份不错的工资。同样地，市镇上的小人物，也随经济的生而生，经济的死而死，庸庸碌碌，在烦恼中苟活。中产阶级之无产阶级化，不仅是由于赤贫化所致。这种状况，令人难以找到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社会而反驳马克思的理由。 工业危机 过去的几个世纪和本世纪初叶，资本主义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它的周期性危机看上去只是偶尔的小烦恼。在对资本主义乐天信念大行其道的年代里，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道：民族的和跨国的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只是预示着对市场的管制，而这只不过是最后崩溃前回光返照的征兆。桑巴特说危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战前资本主义的结构已经让我们今天的“危机问题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仅仅是十年后的今天，类似的论断看上去已经沦为了笑柄。相反，马克思的预测却愈加凸显出其说服力。人的器官可能因为若干次意外疾病的中沉淀的毒液的缘故而积重难返，同样，垄断资本主义因其本质也已经腐朽。 可真教人感到出奇，资产阶级新闻界半心半意地反对垄断，却又诉诸这些寡头以期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纽约时报》讥讽地评说，60家族若是操纵着美国的经济生活的话，「就是显示到美国的资本主义远不是『没有计划』的……而却是十分整齐地组织起来。」这样的评论真实让人不知所云。 资本主义已不能把任何一种它的趋势发展到底。正如财富的集中没有把中产阶级取消一样，垄断也没有消除竞争，只是破坏了它，把它搞得一团糟。所有六十个家族并不不是按「计划」生产的，这些计划的各种变体计划完全无意为各种经济部门作出协调，倒是有兴趣损害其它垄断集团和整个民族的利益来提高本垄断集团的利润。这些计划的互为交错，在最后结算中，只会是加剧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垄断独裁和混乱不是互为排斥的，相反，却是相辅相成，水乳交融的。 继桑巴特郑重推测推出他那对危机这个难题全然漠不关心的科学一年之后，在1929年，美国便爆发了危机。美国经济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空前繁荣之后，一下子滑落到极可怕的衰竭的死胡同。在马克思的时代，没有人能预想出如许巨大的震撼！美国的国民收入在1920年首次提升至690亿美元，但在次年便立即下降至500亿美元；换言之下降了27%。在继后数年，又恢复了繁荣，国民经济再度上升，在1929年，达到了810亿美元的顶点，但旋即在1932年跌至400亿美元，也即是跌了一半有多。假如以1929年的劳动力和国民收入水平为标准，当时「只有」200万失业人数，在1930到1938年九年间，人年均工作量损失了4300万人次，国民收入损失了1330亿美元。倘若这些都不算是无政府状态的话，我真不知道什么算是？ 「崩溃论」 自马克思去世至世界大战年间，资本主义的成就让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会官僚的脑袋和心灵差不多要彻底臣服了。逐渐进步的观点（「进化论」），真是从此稳操胜券，一往无前，而革命则被看成是野蛮主义时代残留下来的遗骸。马克思的诊断，例如资本主义的高度积累、阶级斗争恶化、危机深化和资本主义的破产，并没有给加以改进以让这些诊断更为准确，反之，却是受到本质上截然相反的论断所抗衡，例如成为较平均地分配国民收入、阶级矛盾软化，和资本主义社会日渐改良。在那个经典年代，最有才华的社会民主党人饶勒斯，希望给政治民主体制逐步注入社会的内容。这就奠定了改良主义的精髓。这就是另一种代行的诊断。这些预测，现在有多少倍言中的呢？ 垄断资本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命是连锁的危机。每一次危机就是一次大灾难。为了挽救局部的个别的灾难而动用上的关税堡垒、通货膨胀、增加政府支出和负债，给下一次的、更深更广的危机打下了基础。为争取市场、原始物资和殖民地的斗争，使军事灾祸成为不可避免。一句话，就是为革命的灾祸作出准备。真的，要同意桑巴特说的所谓的“年迈的资本主义会与年俱增地更加「平和、安静和合理」”，实在不容易。说资本主义在丧失其最后一点理性的痕迹，也许恰当一些。不管怎样，「崩溃论」压倒了和平发展论，是毫无疑问的了。 资本主义的腐烂 对社会而言，市场控制不管是多么的昂贵，人类到了某一阶段，大约是直至世界大战期间，透过局部的和全面的危机得到了成长、发展和丰富了自身。对于那个年代，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仍然是相对地进步的因素。可是，到了现在，价值规律的盲目操作拒绝再进一步提供服务。人类文明来到穷巷，止步不前。尽管技术思想又再一次胜利，物质的生产力仍然是停滞而无增长。对经济的基本部门停止作新的投资的结果，是建筑行业的世界性萧条，这是最清晰无误的没落的症状。资本家干脆是不能再相信他们自己的制度的未来。由政府来刺激建设，意味着当加税和缩减「自由自在」的国民收入，尤其当政府的主要的新建设是直接为战争的用途而设计的。 在人类活动最古老、并和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最密切的领域——农业，紧缩﹝政策﹞带有特别恶毒和低劣的特性。私人所有制以其最反动的方式——小地主对农业发展设置和障碍，已不能再令资产阶级政府感到满意，它不无频繁地诉诸立法措施和行政措施的援助，人工地对生产加以限制；这种作法，可以令到处在没落时期的行会的手工艺人胆战心寒。历史将会记载，最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向减少种植的农夫颁发补助金，国民收入因而被人为地减少。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占人类压倒性多数的饥民人数，在我们这个行星里继续以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增加；与此同时，农业经济尽管在经验和科学支持下具有宏大的生产性的可能性，却没有在日益腐朽的危机中出现。为了保卫一个陷入毁灭、疯狂的社会秩序，保守派认为那是明智的政治；他们谴责向这种疯狂作斗争的社会主义者，称之为毁灭性的乌托邦主义。 法西斯主义和新政 为把资本主义从历史性的灭亡中拯救出来的两种方法，是法西斯主义和新政。这两种方法以各种面貌出现，在现今世界范畴上拼过你死我活。法西斯主义为了阻止无产阶级斗争复兴，遂把捣毁劳工组织、破坏社会改革和彻底取缔各种民主权利，作为其纲领的基础。在拯救「民族」和「种族」的名义下——这些名义是由腐烂的资本主义专横地塑造出来的——法西斯国家的官方政策，把败坏工人、令中产阶级贫民化予以合法化。 新政的政策，是企图用贿赂工人和农民贵族和方法来拯救帝国主义民主，在广泛的范围，这个政策适用于富裕的国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是典型的美国政策。政府试图把这个政策的部分支出转嫁到垄断者肩上，劝诫他们提高工资、缩短劳动工作日，从而提高人民的购买力，扩展生产。里昂·勃卢姆试图把这条训示转介到“法国小学”，可是枉费心机！法国的资本家和美国的资本家一样，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却是为利润而生产。法国的资本家一向就预备把生产设限，甚至可以把已制造出来的产品毁坏——要是他的国民收入能从中得到更大的一份。 新政纲领计划自相矛盾之处，从下面可见一斑：政府一方面向资本的大商贾谆谆训诲，谓不患多患寡；另一方面，却又向削减生产者发放奖金。其混乱之极，无以复加。你们能做得更好吗？——政府用这个挑战把批评者驳倒。所有这一切的意思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局面是绝望的。 从1933年开始，也即是过去6年来，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向失业者一共发出了150亿美元的救济金。这个数目只是杯水车薪，代表着工人丧失的工资的极少部分。但从另一方面看，考虑到下降的国民收入，这却是一宗庞大的数目。在经济相对复苏的1938年期间，美国的国家负债增加了20亿美元，跃到380亿美元的新点，比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最高负债点还要多出120亿美元。1939年初，国家负债再进至400亿美元的新点。接着会是什么？债台高筑，对子孙后代诚然是个负担。然而新政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有过去世代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只有十分富裕的民族才能够用这么穷奢极侈的政策来自我纵容。但即使这样的民族也不能无限期地依靠挥霍上几代来过活。成绩虚构而国家负债实质增加的新政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极度反动，以及爆发一场帝国主义的劫掠扩张。换言之，它是朝着与法西斯主义政策相同的途径走去。 反常还是正常？ 〔美国〕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认为「美国在形式上民主而实质上专制，是历史上最奇怪的反常状态之一」；他说：「美国这片由大多数人统治的土地，直到至少1933年时（！）是由垄断者操纵的，而这些垄断者反过来受到一小撮数量上微不足道的股票持有人的操纵。」这项诊断，除去暗示垄断集团的统治随着罗斯福上台后会停止或减弱这一点，是正确的。不过，伊克斯所称为「历史上最反常的状态之一」，实际上却是资本主义无可置疑的常规。强者支配弱者、少数人支配多数人、剥削者支配劳动者，在在都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基本规律。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分野，只在于美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幅度上要巨大得多，也更残酷得多。在美国，封建主义历史的缺席、富庶的自然资源和拥有活力充沛、富有事业心的人民——一句话，所有能预兆民主体制无间断地发展的先决条件都已经具备，被很多人视之为异想天开的财富集中因而能在这片大陆上进行。 伊克斯部长答应领工资的群众，替他们向垄断的寡头们讨回公道，他信口开河地说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是今日罗斯福总统阁下的先行者“实际上，所有我们祖国这些伟人们之所以名垂青史，”他在1937年12月30日这么鼓吹道，“就是因为他们不屈不挠地同财富及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进行斗争。”当然，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不屈不挠的斗争”到头来的结果还是财阀的统治。 伊克斯先生毫无根据地声称这场战斗一定胜利，又告诉民众“联邦政府无意与开明企业家为敌，新政的敌人只是那60个保守的寡头家族，他们将其它商人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我们这位权威的发言人并没有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在美国民主的保障下，在伟大的先贤的努力下，这些保守分子依然能让其他开明企业家屈服于他们的淫威。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梅隆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古根海姆家族、福特家族以及其它诸多大家族，并非合众国的入侵者，与科特兹入侵墨西哥毫无共同之处，这些人都是从「人民」中有机地生长出来的；说得更精确些，是从「开明的产业家和商人」中生长出来，沿着马克思预测的脉络而成了资本主义天然的顶点。既然一个年轻力壮、处于全盛期的民主政体也不能制衡处在初始时期的财富集中的过程，那么，还有可能教人相信——哪怕是相信一分钟——一个衰败中的民主政体，能足以令已臻至极致的阶级对抗的软化吗？无论如何，按照新政的经验，是无法产生这种乐观的。身处政府理事会高位的罗伯特‧H‧杰克逊在反驳大商家对政府的指控时提出数据证明，在罗斯福在位时，资本大亨们获得的利润远远超出他们自己在胡佛总统时代所不曾梦想的高度；从而可见，罗斯福打击垄断集团的成效，无论如何也不曾超过他的前辈。 尽管改良主义者感到自己应该去保卫资本主义的基础原则，但改良主义者因其本质使然，证明他们自己是无力用经济管辖的措施来驱策他们的法律。他们除了说教，可以做什么呢？伊克斯像其它内阁成员和新政的宣传者一样，最后都以呼吁垄断资本家们不要忘记礼仪和民主政体的原则来收场。这和向上苍求雨有什么分别？毫无疑问，马克思对生产资料拥有者的看法，更要科学得多。我们从《资本论》读到：「作为资本家，他只是资本的个人化。他的灵魂是资本的灵魂。但资本只有一个单一的存在目的……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的行为要是由个人的品格或内政部长的感情抒发来主使决定，那么就不可能会有平均价格、平均工资，也不可能有簿记或任何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然而簿记行业继续鼎盛，并且还是赞成历史唯物观的强有力的论据。 司法空谈 前美国司法部长卡明斯在1937年11月说：「除非我们毁灭垄断，否则垄断会找到方法来毁灭我们的大部分改革，以至到了最后，会降低我们的日常生活水平。」卡明斯一方面援用令人瞠目的数字以证明「财富过分集中和经济控制的趋势是清楚无误的」，同时他亦不得不承认用立法和司法手段打击托拉斯的斗争迄今仍是毫无结果。他抱怨说，当涉及到「经济结果」的事情，「很难去证实一个险诈的意图」。这正就是问题所在！尤有甚者，是反托拉斯的司法斗争更带来了「乱上加乱，混淆不清」。这个巧妙的迭句，颇为恰当地表达出民主制法制在打击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时是多么的无助。没有根据能希望卡明斯先生的继任人墨菲先生会更有幸能解决这些难题；正是这种装腔作势，见证了空谈在经济思想活动、经济领域是多么的无助。 把昨天带回到今天 对于罗斯福政府任下的前预算案总监刘易士‧W‧道格拉斯教授谴责政府、「在一个领域攻击垄断的同时，又在其它多个领域中扶育垄断」的说法，人们除了同意之外，别无他话。可是，就事物的本质来说，却又不会有另一种局面。按照马克思的见解，政府就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 垄断资本家们是统治阶级现时最强大的部分。政府无从对垄断进行一般性的打击，也即是无从打击它按其意志来进行统治的阶级。当政府打击其某方面的垄断时，便必须寻找其它方面的垄断的盟友。当政府与银行和轻工业界联盟的时候，它有时能够向重工业界的托拉斯施予打击，尽管这样做并不会令后者停止赚取惊人的利润。 道格拉斯没有拿科学来和官方的空话针锋相对，却仅是拿出另一种空话而已。他把垄断的泉源看成是来自保护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并且据此而发现拯救社会的方法不在于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却是降低关税。他预计：「除了恢复市场自由，」否则「其它所有机构如企业、言论、教育和宗教的自由能否生存便成疑问。」换言之，要是不恢复国际间的贸易自由，那么，不管在何处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生还的民主政体必然会让位给革命专政或法西斯专政。然而，没有内部的贸易自由——也即是竞争，国际间的贸易自由是无从想象的。而在垄断的支配下，竞争自由无从想象。不幸的是，道格拉斯先生和伊克斯先生一样，也和杰克逊先生、卡明斯先生、乃至罗斯福先生本人一样，并没有费神向我们开出他打击垄断资本主义的药方，同样，并没有开出打击革命或极权政体的药方。 贸易自由就像竞争自由和中产阶级的繁荣一样，无可奈何花落去。把昨天带回到今天，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改良派现在余下的唯一药方：给中小型产业家和商人带回来更多自由；把货币和信贷制度改变，以有利于中小型产业家和商人；将市场从托拉斯的主宰下解放出来；消灭股票交易所的职业投机家；恢复国际间的贸易自由，等等，无边无际。改良主义者甚至梦想限制应用机器，禁制技术，因为这些东西令社会的均衡受干扰，引起忧虑。美国一位首屈一指的科学家，就这类倡议尖酸地评论说，最保险的做法显然是返回到快快乐乐的阿米巴虫的阶段；若这样做不行，也可以当个心满意足的猪猡。 密立根和马克思主义 可是，不幸地，这样一位科学家：罗伯特·A·密立根博士，也是一样的往后看而不是往前看。在他1937年12月7日以保卫科学的名义所做的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国的统计数字显示，在科学得到最迅速的应用的过去的50多年来，人口中「获利的受雇佣者」的比例有稳定的增长」。这种用保卫科学的伪装来保卫资本主义，不能说是快快乐乐的。过去半个世纪来，恰好正是「时间的联系破裂」、经济学和技术的互为关系尖锐变易的时期。密立根所指的时期，包括了资本主义衰落的起始和资本主义最繁荣鼎盛的时候。 对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衰落的状况，三缄其口，就是为资本主义开脱。密立根博士对我们说，没有提高生产类别的话，任何一种分配制度都无法满足人的需要。毫无疑问！密立根拿这种顺手拈来的扯淡来拒斥社会主义，但这种言论即使是对亨利·福特也难以带来光彩的。可惜这位有名的物理学家没有向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失业者们解释，他们可以怎样参与提高国民收入。泛泛空谈个人主动性和提高生产力的救赎恩宠之类的抽象说教，肯定不能为失业者带来工作，不能填补预算案的赤字，也不能把民族的商业带出穷巷。 让马克思得以排众而出的是他多方面的天才、和理解各个不同领域的内在关联所衍生的各种现象和过程的能力。他不是自然科学的专家，但却是最先赏识这个领域的伟大发现的重大意义的人之一，如达尔文主义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马克思的卓越，更多是借助于他的方法而不是他的智力。资产阶级科学家或者会认为他们的思想比社会主义优越，不过，密立根的事例不啻再一次证明了，在社会学的领域上，资产阶级科学家们仍然是夸夸其谈的庸医。他们需要学习的是马克思的科学思想。 生产力的可能性和私有制 1937年年初，罗斯福总统在向国会致词时，表达了他意欲把国民收入提高到900亿至1000亿美元的愿望；不过，他却没有提示究竟是怎样做到。这个计划按其本身是十分温和的。在1929年时，失业者约有200万人，国民收入已达到810亿美元。按照既有生产力的趋势，不仅能够绰绰有余的达到罗斯福的计划，并且还可以相当大幅地超过之。机器、原始物资、工人，样样具备，更不用说人民对产品的需要了。假如在万事具备下这个计划仍然不能实现——而确是无可实现——那便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扩充生产的需要之间出生了无法调和的对抗。由政府赞助、著名的「生产力潜力全国性调查」根据零售价格作出计算后得出结论说，1929年用于生产和各类服务的开发总数约近940亿美元。而生产力全部实有的可能性要是都得到使用，这个数字更会提高到1350亿美元，即平均每个家庭每年43.7万美元，足够让每个家庭享有体面和舒适的生活水平。必须补充的是，「全国性调查」的结果是根据美国现有的生产编制来计算的，而这些生产编制是从资本主义“无政府”的历史中生成的产物。假如这些装备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基础上重新装置的话，则生产的计算结果会相当大幅度地超越上述数字，能让所有人在极短的工作日的基础上享有高度舒适的生活水平。 所以，拯救社会毋须要制衡技术发展，毋须关闭工厂，毋须用奖励来驱使农民破坏农业，毋须把三分之一工人变成贫民或拥护狂徒来当独裁者。所有这些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名而实行的耸人听闻的措施完全是不必要的。急切而必需的措施是剥夺那些寄生虫们对于社会产品的支配权，并在合理计划的指导下，重新组织社会生产。只有这样才能扫荡尽社会中的污秽，治愈其顽症。所有能自食其力的人都应该拥有一份职业，工作日应该逐步缩短，社会成员的日常必需品必须得到保障。那个时候，“资产”、“危机”、“剥削”之类的词语将成为“历史名词”，人类将最终跨越一个历史的门槛，真正的人性将绽放光芒。 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马克思曾经这样写道：“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数目不断减少，贫困、被压迫、被奴役、退化和被剥削的群众越来越多；但日益壮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模式之桎梏。生产手段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最后达到了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的丧钟就会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些主张并非其个人偏好或者臆想，命令或者训斥根本无法重建这个社会；从一方面来说，历史发展的内核决定了生产力一定成熟到了一定程度；另外一方面来说，生产力的发展却又受到价值规律的摆布。某些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上冥思苦想，对马克思的学说置若罔闻，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并非必然，而仅仅是具有可能而已。这是种言之无物的钻牛角尖。显而易见的，马克思无意暗示社会主义会不须经过人的意志和行动的努力而自行来到——这种想法简直荒谬绝伦。马克思预言，由于经济崩溃，资本主义发展势必告终——这崩溃刻下就在我们眼前发生——除了把生产资料社会化，其外别无其它出路。生产力需要有一个新的组织者和新的主人，而由于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毫不怀疑工人阶级经过付出错误和失败的代价后会达致对局势的理解，并且或迟或早得出必要的实际结论。 把经由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资料加以社会化所带来的好处，现在已不仅通过理论来展示，并且也从苏联的实验中得出展示——尽管这实验仍带有诸多局限性。不错，资产阶级式的反动派不无诡计地拿斯大林政权作为稻草人来反对社会主义思想。可是事实上，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说过社会主义能在一国范围内建成，更遑论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苏联民众继续活在困苦之中，无所不能的特权阶层骑在全民族和民族的苦难之上，官僚的铁腕横行无忌——所有这些都不是推行社会主义经济的方法所造成的结果，而却是被围困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圈内的苏联的孤立和落后的结果。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计划经济也能在劣境中展示出其无可匹敌的优点。 各种名目的资本主义拯救者，从民主派到法西斯分子，为了防范「剥夺者就要被剥夺」而企图对资本巨头的权力加以限制，或起码是给以变形伪装。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其中许多人甚至公开承认，改良主义改革企图的失败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所有人都没法展示他们用来拯救资本主义的方法只不过是反动的方法和毫无希望的泛泛空谈。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断，从而在另一个方面得到确证。 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自1929-1932年大危机时期开始大行其道的技术统治的计划，是在正确的前提上确立的；这个前提就是，只有通过把处在科学的最高水平的技术和为社会服务的政府联合起来，才有可能令经济合理化。惟当技术和政府从私有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这个联合才有可能。伟大的革命任务正是从这里开始。为了把技术从私人利益的小集团阴谋中释放出来并且把政府置于为社会服务的位置，就有需要「剥夺剥削者」。惟有一个有兴趣于解放自身、反对垄断性的剥夺者的强大的阶级，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惟有与无产阶级政府的步调一致，合格的技术专家阶层才能够建设一个真正科学的、真正属于全国民的经济，亦即是社会主义经济。 要是能在和平、渐进和民主的道路上达到这个目的，诚然最好。可是已经过时的社会秩序从来都不会毫无抵抗地让位给它的继承者。民主政体在它处在年轻力壮的盛年时既然也证明是没有能力阻止富豪统治夺去财富和权力，那么，有可能期望年老破败的民主政体会有能力变革由60大家族不受约束的统治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吗？理论和历史教导我们，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即革命，是社会政体转移的先决条件。即使在美国，要是没有内战亦无法废除奴隶制。「暴力是每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至今为止仍未有人能够推翻马克思就阶级社会的社会学而提出的这条基本的原则。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为社会主义打开一条通道。 马克思主义在美国 北美洲共和国在技术领域和生产组织形式上远远超出其它国家。在未来，全人类而不仅是美国人将在这个基础上建设。可是，就在这同一个国家里，社会进程的各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步伐，这取决于各个特殊的历史条件。美国一方面享有巨大优势的技术，然而另一方面其经济思想不论右翼或左翼却是极其落后的。约翰‧L‧刘易斯的见解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大致相若。若考虑到刘易斯所处的位置的性质，他的社会作用虽不能说是反动，可比罗斯福无可比较地保守得多了。在某些美国人的圈子里，人们倾向不作任何科学性的批评，干脆地用一句「非美国的」来否定、屏弃这种或那种激进的理论。可是，做出区别的准则又在哪里？ 基督教义连同对数、莎士比亚诗歌、公民和人的权利意识，及其它不无重要性的人类思想的产物一同被输入到美国。今天，马克思主义也被归入这个类别。 农业部长亨利‧A‧华莱斯把以下这些罪名加给本文作者：「极端的非美国的教条狭隘性……」然后运用很懂得怎样和对手周旋的杰斐逊的机会主义精神来对付俄国的教条主义。华莱斯显然从未有过这种念头，即一个民族之采取妥协政策，并非出于某些非物质的民族精神的作用使然，而实际上只不过是物质条件的产物。一个迅速致富的民族，因其具有充裕的物质储备而能在敌对的阶级和党派之间进行调解。另一方面，当社会矛盾尖锐化，妥协的基础亦会随之消失。只因美国具有用之不竭的处女地、无尽的天然资源和看似是无穷尽的发财致富的机会，才免于「教条狭隘性」了罢。真的，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然而当那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来临，妥协的精神也无法阻挡内战的爆发。而无论如何，构成「美国主义」基础的物质条件现在已日益成为过去的东西，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深刻危机。 劳工界的圈子如同资产阶级界的圈子一样，当马克思发现的价值规律在每个人的思想中发挥作用的时候，作为解决日常性实时任务的经验主义思想似乎已经足够派上用场的了。可是，这同一个规律在今天已经陷入不可调解的自相矛盾。它不是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削弱自身的基础。妥协的折衷主义思想以及它的哲学前辈实用主义已经远远不敷应用；相形之下，把马克思主义贬抑成「教条」的否定或轻视态度，就变得日益空洞、反动，以至十分可笑了。相反，是「美国主义」的传统思想已经成了无生命力的僵化的「教条」，除了引起错误和混乱，别无用处。在这同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应用到美国，则益发具有生命力和针对性。《资本论》的理论基础虽然取材于各国的材料，尤多是英国的材料，它则是对纯粹的资本主义、广义的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本身所作的一项分析。当资本主义以处女姿态成长、无历史土壤的美国毫无疑问地最接近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 恕我冒昧华莱斯先生：美国是按照马克思的见解而不是杰斐逊的原则而发展起经济的，正如承认美国是按照牛顿定律来围绕太阳转动，也不至于冒犯到这个民族的自尊。马克思在美国愈是受到漠视，他的学说在当前就愈激发起人们的兴趣。《资本论》给美国的痼疾提供了无可指责的诊断和不可更易的症候预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学说比起胡佛和罗斯福、格林和刘易斯的思想见解更富有一种新的「美国主义」的味道。 不错，美国现时是有大量关于美洲经济危机的独具创意的著作；不问这些著作的理论前提是什么——反正这点通常都缺乏——只要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是就美国的资本主义的各种毁灭性的趋势提供了一幅客观的图像，则他们的考察看起来就像是马克思理论的直描。不过，当这些作者们顽固地自我约束，不作任何确定结论而自限于暗淡的预测，或使用「国家必须理解」、「公众舆论必须考虑」之类庸俗的劝谕时，保守的传统原形毕现。这些书籍，就如刀不设刃，罗盘不备指针一般。 美国在从前不错是有过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是看上去有些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毋宁说，是三种怪异类型。第一类是那些被逐离欧洲的政治流亡者，他们尽其所能但得不到任何反响；第二类是孤立的美国团体，如迪里昂派。这一类人，随着事态发展并且也由于本身的错误，结果变成了小宗派；第三类是受到十月革命所吸引，并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具有异国情调的、但与美国无关的学说而给以同情的业余爱好者。所有这三类人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运动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开始出现。在这方面，美国亦一如其它方面，将在几步跳跃里就赶上并大大超越欧洲。进步的技术和进步的社会结构将在学说的领域内铺平它们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最优秀的理论家将会在美国的土壤出现。马克思将会成为美国先进的工人的导师。《资本论》第一卷的删节本，将会是他们接近完整的马克思的唯一开初的一步。 资本主义的理想镜子 《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其时，英国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仍未受到挑战。商品经济的抽象规律在资本主义达到最高度发展的国家内自然而然地找到最充分的体现——即是最少依靠过去的影响而得到体现。马克思的分析虽然注重英国，但他的眼界却不局限在英国而却是在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他把当时所处身的英国用来作为资本主义在那个时代里最好的一面镜子。 英国的霸权现在已经成了历史长河中的追忆。作为资本主义始祖的优势早已转为劣势。英国的技术和经济结构已经陈腐过时。这个国家继续凭借业已成为一份昔日遗产的殖民帝国在世界上占有席位，而不是凭借进取性的经济潜力。这点恰好解释了张伯伦用基督慈悲的态度来对付法西斯分子在国际间的强盗行径，这种态度教大家目瞪口呆。英国的资产阶级不得不意识到他们衰落的经济已经愈来愈无法和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兼容，一场新的战争势必将带来大英帝国的没落。法国「和平主义」的经济基础本质上和英国异曲同工。 德国恰好相反：她利用了本身的历史落后性在资本主义迅速上升期中带来的便利，用全欧洲最完备的技术把自己武装起来。由于民族根基浅窄、天然资源短少，德国动力充沛、发乎必需的资本主义在世界势力的所谓均衡状态中遂演化成为一股最具爆炸力的因素。希特勒癫痫式的意识型态不过是德国资本主义癫痫病的倒映而已。 比起德国，美国除了为数众多的无法估价的历史角色的优势，美国的发展享有不可计量地广阔得多的领土和丰富得多的天然财富。北美洲共和国在本世纪之初把大不列颠英国抛开老远之后，成为了世界资产阶级的坚固堡垒。深植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所有潜能，在那里找到了最高的表达形式。资产阶级在我们这个行星再不能找到一处地方能超越它在美元共和国达到的成就；这个共和国已成为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最完美的镜子。 正如马克思宁可引用英国的统计数字，如英国的议会报告、英国的「蓝皮书」等等作为他的陈述的根据，出于相同的理由，我们在这篇简略的导言里主要是取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的经验来作依据。不须赘言，要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中援引相应的事例和数字并非是难事，但这么做不会带来质的增加，得到的结论也会相同，差别只在于那些事例会更少些震撼性了罢。 正如法国一个金融家贴切地指出，法国的人民阵线经济政策不过是美国的新政「小人国改编版」。显而易见的是，在理论分析上，与巨人打交道要比和小矮人打交道无可估量地方便得多。正是罗斯福的大规模实验显示了只有奇迹才可拯救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刚好制止了奇迹的发生。符咒和祷告从未停止，但奇迹就是不来。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假如能有重生，则只会发生在美国而不会是其它地方。但重生没来。巨人不能达成的事，小人们更难达成。我们在美国的经济领域漫游的意思，就是要为这个简单的结论打下基础。 宗主国和殖民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上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按字面的意思来看待这个见解。每个走上资产阶级发展道路的国家，毫无疑问的都有生产力增长和社会不协调加深的过程；然而，人类所有发展中必然经历过的、有着自然和历史性原因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之间不平衡的状况，只有在资本主义下才变得尤其尖锐，并使到不同经济类型的国与国之间产生了从属、剥削和压迫的千丝万缕的互相依存的关系。 只有为数很少的国家，已全面地经历过马克思作过详尽分析的从手工业、家庭工业进至工厂的有系统的符合逻辑的发展。商业、产业和金融资本从外部侵入落后国家，一方面破坏着自然经济的原始形态，另一方面把受到破坏的自然经济纳入西方的世界性的产业和银行制度之内。在帝国主义的鞭子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发觉自己被强迫拉离某个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滞留地在某个水平上。印度的发展并非是英国发展的复制本，她是后者的增补本。可是，为着理解如印度之类落后的附庸国的多重性的发展的形态，就有必要时刻记取马克思从英国的发展中得出的经典蓝图。劳动价值的规律一视同仁地指导着伦敦城投机者的算术和远在天边的海得拉巴城的货币兑换交易，两地的区别，只在于后者所采用的是更简单、更少些使用手腕的方式。 发展的不平衡给先进国家带来莫大利益，尽管程度不同，然而其继续发展是在损害落后国家、把落后国家变为殖民地或至少是令它们无从跻身资产阶级贵族行列。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财富不仅来自剥削本国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也不仅来自劫掠本国的小资产阶级，而且还来自对海外殖民地的系统性的掠夺。通过对其他民族的剥削，资产阶级的剥削得到补充，他们的权力加强了。宗主国的资产阶级从而能从殖民地得到的超级利润中拨出一部分，来稳住其本国的无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上层。若不是这样，就压根儿不可能有任何方式的稳定的民主政权。在其扩充了表现形式，资产阶级民主已变成、并会继续维持一个只有最具贵族派头和最剥削的民族才有资格享有的政府形式。古代的民主建基于奴隶制；今天的帝国主义民主是建立在抢掠殖民地的基础上的。 形式上几乎全无殖民地的美国，却是历来所有国家中最富特权的国家。来自欧洲的富于进取性的移民侵占了一个无比富庶的大陆，把土著居民杀尽灭绝，掠夺了墨西哥最好的地区，把狮子之国的世界财富据为囊中之物。从那时积存下来的肥脂，沿至资本主义没落时代的今天仍然大派用场，得以润滑民主的齿轮和轮胎。 新近的历史经验以至理论分析表明，民主发展的速度及起稳定性，是与阶级矛盾的紧张程度成反比的。在较少特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是俄国，另一方面是德国、意大利之类的国家），由于不能产生相当数量和稳定的工人贵族，民主从未能真正发展起来，故而是较易向独裁屈服。不过，资本主义每况愈下的瘫痪状态也正在给最具特权和最富裕的国家准备相同的命运；差异只在于时间的先后而已。工人生活条件无以控制的恶化，令资产阶级赋予工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的可能性愈来愈少，哪怕这个权利是局限在资产阶级的议会架构之内。任何人如果对于法西斯主义取民主而代之的过程给予其它解释，都只不过是唯心的蒙骗和自我蒙蔽而已。 帝国主义在毁坏资本主义旧有的宗主国民主的同时，又妨碍着民主在落后国的兴起。在新时代，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没有哪一个国家完成民主革命——尤其在农业关系的领域——的这个事实，完全是由于帝国主义所致；帝国主义已成为经济进步和政治进步的主要绊脚石。垄断的寡头和他们的政府对落后国家的天然财富进行掠夺，并蓄意压制落后国家的工业的独立发展；在同一时候，又向这些国家内最为反动、寄生的和半封建的本地剥削者提供财政、政治和军事支持。当代世界经济最恶毒的瘟疫是人为地保存农业野蛮状态。殖民地人民为解放自身的斗争，越过了中间介入的阶段，将其必要的斗争转化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而把自身和宗主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联成一线。至于殖民地的起义和战争本身，比以前更激烈的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致使资本主义世界复苏的奇迹比先前更渺茫。 世界计划经济 资本主义达成的两项历史功绩，一是把技术置于高度水平，另是把世界各个部分由经济纽带联结起来。有条理地利用我们这个行星上资源的物质的先决条件从而得到保证。但资本主义无从完成这个迫切的任务。各个划地为牢的民族国家及其关税所和军队继续成为病祸扩散的窝藏所。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早已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从而让一度是进步的历史因素演变成不可忍受的遏制。帝国主义战争仅是生产力反抗国家界限的爆鸣而已，因为国家界限对生产力已成了过度的限制。所谓的绝对主权的计划，和回复到一个自足的、设下界线的经济体毫不相干；它看来不过是把民族基地改造就绪，以能随时投入到一场新的战争。 人们一般相信，自凡尔塞条约签订后，地球上的势力范围已经被分割干净。但新近的众多事态在在提醒我们，我们的行星仍有着许多土地不曾受到抢掠或不曾受到充分抢掠。意大利奴役亚比西尼亚，日本试图吞占中国，德国厌倦等候以前的殖民地重投怀抱，遂把捷克斯洛伐克变为殖民地。意大利强行进入阿尔巴尼亚，巴尔干半岛的命运现在岌岌可危。美国对「外来者们」包围着拉丁美洲竖起警觉。帝国资本主义的基本政策仍然是为争取殖民地而斗争。不论世界是如何地分割得细致无遗，分割的过程永不停息；重新分割世界界线的问题在帝国主义势力交易的关系里只会一次又一次的再度成为当前要处理的问题。这就是目下各种重新备武、外交动荡和战争结盟的实在理由。 把迫在眉睫的战争当作是民主思想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冲突来显示的所有企图，都属于庸医骗棍或愚昧之徒。政治形态有所变化，但资本家的胃口依旧。假如英伦海峡两岸任何一方明日建立起法西斯政权——这个可能性是任谁也不敢否认的——巴黎和伦敦的独裁者将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样，几乎不会放弃他们对殖民地的侵占权利。无可抗拒地伴随资本主义制度垂死的危机而至的，是为了重新分割世界而拼个你死我活的绝望的斗争。 局部的改革或七拼八凑的修补将无助于事。历史的发展已经来到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阶段，即只有广大群众的直接干预来能扫除所有反动的障碍物，新的政权将奠定基石。计划经济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亦即是先从一个民族开始继而是在全世界层面把理性引进人类关系的领域。这个过程一旦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将从一国扩散至另一国去，其威力将远远超过今日法西斯主义泛滥的势头。落后国家在先进国的榜样和援助之下，势将被卷入社会主义的涡流中去。彻底腐烂的关税闸门将要坍塌。令欧洲和全世界四分五裂的各种矛盾，将会在社会主义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框架里、在欧洲以至全世界找到自然而然的、和平的解决方案，获得解放的人类将把自己提升到最完整的高度。 字于墨西哥，D.F.柯约亚岗（Coyoacan,D.F.） 1939年4月18日 （本文是《卡尔·马克思思想万岁》一书的前言。中文本译自寻路人出版社1970年版小册子《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陈独秀《林纾与育德中学——答臧玉海》（1920年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林纾与育德中学 ——答臧玉海 陈独秀 （1920年2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独秀先生： 我和先生是从来没见过面的，这回无故的相扰，真是觉得对不起！ 先生也许知道：直隶的学校除了京津略开通些，保定的是极死不过的！在这许多极死不过的学校里边，还是只有个育德中学气压略低些。你想，在这个学校里的学生们还不快些走向光明去，偏要自寻不快，有些人立起个“国故促进社”来。学生的知识虽则幼稚，却也知道已死的东西是不能促进的。——研究也可，整理也可，怎的会促进？不料他们讲了些圣贤书——囫囵吞枣的讲了些史记，畏庐文集——还不算，又给那承道统的林琴南写了去一封信：拿他比韩愈孟轲，拿那所谓倡新学说的比杨墨佛老，求他给他们讲的那课程做个序。林老头子，居然就来信应允了他们。序还没做成，我先把这封信抄上给先生看看，看了真是肉麻啊！先生要不嫌扎眼，以后我可以再把那序子寄给先生。来信如下： 育德诸君子同鉴蒙 赐书以孟韩见待读之汗浃于背仆伏处京邑年垂七十以卖文卖画自活不敢问及世事以叛伦逆常者闹如蛙蝇复有大力者拥最上之皋比率之为禽兽行名曰新道德实则示之以忏逆淫荡凡能力反道德者均谓之新视杨墨佛老之祸酷至万倍杨墨佛老均不足祸人而孟韩尚力攻之今之倡率人类反于禽兽孟韩虽作又将如何而况世无孟韩又焉能制诸君子崇尚儒先保守经学此沧海横流中一砥柱也鄙人斡力虽薄敢不起从诸君子之后请将所选之书凡例一纸见示以便恭撰序言以如尊嘱铅椠困人不暇多述诸希 鉴宥不备 林纾顿首 独秀先生！我想我们这些很活泼的青年生活在现在，真算走了背运了！不但没人领我们走向光明去，还有许多的大人先生们要蒙蔽我们，限制我们，摧残我们。你看残苦不残苦！可怜不可怜！我在这个生涯里瞎混，一方面可怜自己，一方面可怜我那最亲爱的同学；我是不能不奋斗，不敢不奋斗的！——虽则那些事可以任着他们，可是我怕把我那很好的同学领错了路！所以我写信给先生商量。总之：先生如果不忍于看着他们瞎子领瞎子，我还是请先生努力的领我们向光明去！ 一九一九年十二晚念四，学生臧玉海 林老先生自命为古文家，其实从前吴挚甫先生就说他只能译小说不能做古文；现在桐城派古文正宗马先生也看不起他这种野狐禅的古文家；至于选派文家更不用说了。我们现在不必拿宝贵的时光阴和他说废话。况且现在青年思想底大害，不是这班顽固的老辈，乃是有点新思想而不彻底的少壮学者呵！ 独秀
列·托洛茨基：苏联官僚集团的波拿巴主义国家哲学（193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苏联官僚集团的波拿巴主义国家哲学 列·托洛茨基 （1939年） 编者按：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是关于国家的理论：国家的诞生与存在是阶级社会时期的历史现象，并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国家是阶级专政的暴力机器，从根本上说代表着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统治。十月革命后，由于工人代表苏维埃逐渐衰弱，职业官员的专断趋势日益明显，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自由、企业管理与物质生活等方面，专断官僚群全面排挤压制工人群众；在思想理论方面，它千方百计为自身集团的政治特权寻找意识形态落脚点。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官僚集团并不具备独立历史前途，无力推出既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又独立于资产阶级理论之外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严密学说。针对一时一地的具体事务（比如企业内部管理、怎样看待富农的发展、是否与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结盟），它通常采取极端实用主义的应对手段，并以东拼西凑的政治辞藻为官僚层决策辩护。把这些辩护词前后联系起来，会立即发现它们经常自相矛盾而自打嘴巴。就国家理论而言，为了替当时普遍的群众贫困与官僚特权打掩护，并诱导工农为超高速工业化付出牺牲，苏共当权派不断强调「再忍耐一段时间，再加把力气，社会主义眼看就快建成了，到时候一起过好日子」；为了至少在纸面上自圆其说，1936年苏联新宪法索性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而阶级已经消亡。与此同时，国家机器丝毫无意放弃或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而是继续维持自身的特权统治。有鉴于此，官方忽尔宣布「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矛盾」，忽尔又声称「越接近社会主义胜利，阶级斗争越激化」。为论证这一矛盾局面（阶级似乎消亡但专政机器仍强大专断）的「合理性」，当局不得不拼凑新理由，并写进了1939年联共党代会的政治报告。读者下面看到的文章，是托洛茨基的相关评论。 1939年《反对派日志》N77-78 列·托洛茨基 苏联官僚集团的波拿巴主义国家哲学[1] 近日，莫斯科举行了联共十八大。大会上斯大林所做的政治报告阐述了新国家理论，值得注意。无疑，斯大林的思想创新并非来自抽象的理论兴趣，而是形势所迫。出于思维惯性，不久前几位官派理论家重复了「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家的逐渐消亡」等马列ABC，立即遭到撤职和批倒批臭的厄运。对梦想「再活五百年」的当权集团来说，国家消亡的前途实在难以忍受，必须修正。 抛开上层的考虑不谈，苏联社会的实践处处与马列正统相抵触。工人拴在工厂里。农民关在集体农庄里。护照制度。取消自由迁徙权。工人上班迟到等同刑事犯罪。不要说批评中央，哪怕对首长们低眉顺眼的工夫稍不到家[2]，也算大逆不道。国境被边防军与公安铜墙铁壁似地围护起来，任何国家无出其右。旅居苏俄的外国人，被当局有系统地处决流放。所谓「世界最民主」的新版苏维埃宪法（即1937年宪法——李星注）的实质如下：在规定时段里，每位苏联公民有责任投票拥戴斯大林及亲信指定的统一候选人。出版物、广播、宣传、鼓动、国民教育完全掌握在统治集团手中。据官方证实，近五年开除了五十万党员，其中遭枪毙、投入监狱集中营或流放的具体数字，我们一无所知。不管怎样，至少十数万党员分享了数百万党外群众的类似命运。对这些人及亲友家属来说，很难相信苏联国家正在消亡。官员们让别人憋闷得要死，自己可没打算消失；相反，国家机器绷紧神经全力戒备的疯狂程度，人类史上见所未见。 与此同时，当权集团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实现。按照官方解释，国家正走向十全十美的共产主义；谁敢犯嘀咕，就得和公安谈心[3]。然而，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麻烦也在于此。按照马列观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组织；对国家本质的其它定义均属服务剥削阶级的理论造假，早给马克思主义拆穿无遗。那么在「消除了阶级」的社会里，国家是什么呢？莫斯科的领导们不止一次为圆满解释这个疑问挠头跺脚。当然，公安早已把所有提醒当局遵守马列国家理论原则的人下了大牢，但还不够；需要对当权派的专制现状进行多少像点样的理论诠释，这一诠释以两种方式进行。五年前的十七大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解释说，与「旧统治阶级遗留势力」——特别是「托派残余」——的斗争，需要警察国家的存在。同时，他们又说这些遗留与残余渣滓简直微不足道；同时，他们又警告大家上述残余的顽抗特别「坚决」，所以必须以极端严酷性与警惕性与它斗争。这套理论的主要特征，在于它非同一般地弱智：为何与虚弱无力的旧统治阶级「残余」斗争就得建立极权的国家机器，而推翻整个旧统治阶级只需要苏维埃民主的出现？无人回答。 事到如今，上届党代会炮制的那套国家理论也不中用了，让当权派抛到一边。五年来清除「托派残余」的工作进展巨大，党政军和外交机构因此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事态如此严重，以至党代会上斯大林被迫担保不会再搞一锅端式的清洗，以安抚干部人心。这一担保半文不值：波拿巴独裁的特性，决定了它被迫继续从精神到肉体吞噬社会。不过，总书记实在没法坦诚相告，只好发誓从此不搞清洗。既然「托派余孽」和「旧社会残余」已彻底清除干净，请问国家为何存在？斯大林答道：「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围困及其危险性，使国家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他以擅长的神学（青少年时代，斯大林在神学院上过七年学——李星注）行文口气，以多种花样表达同一个意思：「在国内，军事镇压的国家功能已消亡和消退了……（同时）充分保留着保卫苏联免遭外部攻击的国家功能」「至于军队、镇压机关和侦察部门，他们已把自己的利刃转向外部敌人，而非用于国内」。 让我们暂且相信这是事实。假定中央官僚机构的保存与加强的必要性，来自——并只来自——帝国主义压力。但从根本上说，国家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权力。社会主义的使命，在于最终消灭任何人统治人的形式。如果专政机关非但不消亡，反倒日渐强悍和凶暴，至少意味着社会主义尚未建成。既然资本主义的包围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留享有若干特权的官僚机关，就意味着身受围攻的单个工人国家里，社会主义不能充分建成。如此说来，斯大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4]——为了替苏联波拿巴政权（存在的意义）辩护，他顺手推翻了自己的主要理论，即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说来说去，除了不自觉地自我揭露昔日实用主义「理论」（即20年代推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李星注）的荒谬可笑以外，莫斯科「新思维」无用至极。毫无疑问，为了抵抗帝国主义威胁，工人国家需要军队、指挥系统及侦察部门等等，但这是否意味着工人国家需要将军、元帅和上校之类的官阶及其特权享受呢？1920年10月31日（那时苦行僧式的苏俄红军尚未出现职业军官集团）的一道中央军委特别命令指出「军内……存在不平等——某些情况下可以理解并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些情况下毫无根据的，过分的，有时简直是罪恶的」。命令的结语部分认为「不强求立即消除所有特权分子的所有优越地位，因为这是（目前）无法执行的任务。但必须有系统地使上述特权现象保持在必不可少的最低水平上。尽可能短时间内消除所有与必需军事工作无关的特权存在，因为它们正侮辱着——也不可能不侮辱——红军战士们的平等与同志情感」。这就是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基本路线，如今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驰。说到底，不论客观原因何在（帝国主义抑或内部波拿巴篡权分子的罪过），既然国家官员组成的统治集团（无论军人抑或党政文官）正在壮大和巩固，就表明苏联社会正远离（而非靠近！）社会主义理想。 侦察机关的情况同样如此。某种程度上，侦察机构被斯大林视为国家的精义。「侦察机关不可缺少」，他如此这般地教导党代会代表们——其中与国家安全沾边的人差点占了一多半——，「以便发现和严惩外国情报机构派往我国的特务、杀人犯和破坏分子」。谁都不否认侦察机关抵挡外部反苏活动的必要性，关键是侦察机构与苏联公民的彼此关系处于什么状态。无阶级社会的各个部分，必然和谐地由内部团结精神与凝聚力联系在一起。在克里姆林宫眼里，所谓团结精神就是「铁板一块」[5]，斯大林的党代会报告对此曾大谈特谈。然而，特务、破坏分子和怠工分子的存在需要掩护和同情者。一个社会的凝聚力越强，对既有政治秩序越认同，反社会分子的周旋余地越少。为何苏联国内——照斯大林的说法——各种犯罪层出不穷，甚至比腐朽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犹有过之？总不能把帐都算到万恶的帝国主义头上吧！通常病菌的活动不仅取决于自身毒性，更取决于人体抵抗力如何。为何「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帝国主义能找到成千上万的代理人（包括最高层官员）？换句话说，为何社会主义社会的党政军领导、政治局委员以及无数执政党党员们成了特务和破坏分子？最后，既然苏联的社会弹性程度已低得微不足道，以至需要万能全能的侦察机关保命，而侦察机关的主脑们也都是些「内奸特务」，而被先后枪毙或放逐。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还能指望谁呢？贝利亚？他能威风几天？ 实际上，格柏乌消灭的主要是当权派的政敌，而非帝国主义间谍。斯大林的新提法，无外是把平时顺口胡诌的东西「升华」为「理论创新」而已。那么，官僚层掩盖真实目的而把对立面的老革命污蔑为特务的原因何在？帝国主义围攻一类理由难以解释类似行为，原因得从苏共内部去找，从苏维埃社会的组织结构里去找。 让我们先从斯大林那里找起吧！「镇压职能消亡以后」，党代会报告中他没头没脑地宣布「国家出现了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并与窃贼和挥霍浪费国家财产分子斗争的任务」。也就是说，国家的存在价值不仅在于防范外国特务渗透，还在于对付国内窃贼；这伙贼们如此神通广大，以至于需要一个极权独裁制度，以至于国家理论的哲学基础要考虑这个因素。很清楚，只要一群人偷盗另一群人，就意味着社会中存在尖锐的贫困和不平等，正是它们激发了偷盗现象。这里我们开始接近事物的本质。社会不平等和贫困——非常严肃的历史因素，它们本身就是国家存在的最好解释。不平等始终需要警卫，因为特权需要保护，而无权势者的反抗需要惩治，这便是历史意义上的全部国家工作！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部分，斯大林报告中最重要的地方是那些空白点。报告宣称苏联工人与职员的数量从1933年的2200万人上升到1938年的2800万人。众所周知，「职员」阶层不仅包括合作社伙计，也包括人民委员理事会的首长们。工人和职员被混在一起计算，目的是——正如苏联官方统计一直做的那样——避免大家发现官僚层（尤其是它的开支）的臃肿。 斯大林宣称两届党代会之间的五年里，职工工资年度总额从350亿卢布增长到960亿卢布，即增长几乎3倍（暂且把卢布购买力的变化放到一边）。然而，职工内部各个阶层又如何分配它呢？总书记闭口不言，但告诉我们「1933年，产业工人的平均年工资是1513卢布，1938年增长到3447卢布」，这里出人意料地单独列出工人。可惜，一但把「工人」年平均工资(3447卢布)乘以工人与职员的总和（2800万），就发现960亿卢布的总数与斯大林公布的「工人工资总量」完全吻合！为了粉饰工人的处境，「首长」不惜漫天撒谎，这号谎言就连稍有职业道德的资产阶级传媒也说不出口。官僚们吹嘘的「工人平均年工资3447卢布」的真相是什么？真相意味着——如果去掉购买力变化的因素——把杂工、技术工人、领高薪的劳动模范[6]、工程师、企业经理和工业部长们[7]的收入加到一起平均计算，而这也不到3.500卢布而已。五年来，高层管理者和工程师工资涨了多少呢？杂工的工资又涨了多少呢？党代会报告只字不提。通常，只有那些最下贱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们，才会一味地用平均工资来粉饰贫富分化；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几乎已放弃这种老套手法，因为这种手法很难再骗倒谁；但它却成了苏联当权派的心爱法宝！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条基本原则，恰好是生产信息高度透明——「社会主义等于精确和全面的核算」，列宁教导说；「社会主义等于假大空」，斯大林反驳道。 不过，如果以为这一平均数字已包含最高级「职员」（即当权派官员层）的收入量，就大错特错了！除去相对不高的正式工资以外，所谓的「负责干部」还从中央与地方党委金库中领取秘密薪水，使用公配汽车（甚至存在特种汽车厂，专门为「负责同志」们生产优质汽车）、头等住宅、别墅、疗养院与医院。为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到处大兴土木修建所谓「苏维埃宫殿」；他们还可以任意支配高校和剧院的活动。这些巨大收入（对苏维埃国家来说是支出）自然不包含在那960亿卢布里面。尽管预先采取了各种保密措施，斯大林仍不敢在报告里提及工资合法总量的具体分配，我们无法从他口里得知工人与职员、杂工与技工、小职员与高级管理层之间如何分配工资。不必怀疑，已知工资总量的大部分必然属于为官僚充门面的高薪劳模、工程师等等。 利用平均数字（而数字的正确性毫不可信）回避收入的分化程度；把工人与职员阶层混为一谈；把职员阶层与高级官僚层混为一谈；回避众多秘密工资基金的存在；谈论「工资中等水平」时「遗忘」考虑职员（收入）的因素而只谈工人，即为官方粉饰现实的几大手段。官僚们利用上述卑污手段的目标，无外是欺骗工人、欺骗世界并掩盖特权集团不断增长的收入。 如此看来，所谓「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免受窃贼偷盗的侵害」，几乎总是意味着保护官僚层免受劳苦大众的侵害。得补充的是，官僚层的秘密收入不仅有违社会主义原则，而且违背自己制定的法律，属于百分之百的偷盗。除去上述事实上合法化的偷盗，干部们还有种种非法偷盗行为，斯大林对此被迫眼睁眼闭，因为蛀虫们正是当权派的最佳社会支柱。波拿巴主义国家机器=官僚窃贼和人民财产浪费者的保护伞，这一理论公式比官方解释较为接近真理。 斯大林在国家的现有社会性质上扯谎，就像他在工人工资水平上扯谎一样；两件事上他都以特权寄生虫的代表面目出现。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度，想大张旗鼓地美化不平等与新权贵的出现以及各色特权的增长，就必须给群众灌输铺天盖地的谎言，同时施加日益严酷的迫害。 需要澄清的是，贪污与偷工减料作为独断官僚的主要收入来源，并非科学意义上的剥削系统；但从群众的利益和现状角度看，这简直比任何「正统」的剥削还坏。官僚层并非科学意义上的有产阶级，可它身上集中和放大了有产阶级的所有恶习。鉴于剥削阶级的生产关系在苏维埃国家无法成熟发展，并与十月革命形成的社会生产基础直接抵触，现存国家机器时常带有政治痉挛的特征；换句话说，为了保护当权派的系统性偷窃，它的国家机器不得不采取间歇性社会劫掠的手段。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建立了波拿巴政权的系统性强盗行为。以为这样的国家机器会自己和平「消亡」，等于迷失在理论癫狂症的世界里。波拿巴集团必须被粉碎。苏维埃国家需要复兴。只有那时，国家消亡的前景才会出现。 [1]原文直译：国家的波拿巴主义哲学 [2]原文直译：不肯四脚着地拜见「领袖」 [3]原文直译：就会被贝利亚说服 [4]原文直译：想拽出尾巴，把鼻子陷进去了 [5]原文直译：「完整坚强性」 [6]原文直译：斯达汉诺夫运动者 [7]原文直译：人民委员们
陈独秀《教育问题——答虞杏村》（1920年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教育问题 ——答虞杏村 陈独秀 （1920年2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记者足下： 今年夏天我从商业学校毕业出来，在银行里谋了位置，有一位年老的同事问我：“商业学校教些什么东西？”我一时说了几句大话，后来想想汗流满面；虽则我在学堂的时候，成绩亦不算恶，终觉得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商人，现在把原因说些出来： （一）学校里好尚虚名；办学的请了几位留学生，同不得意的政客，教学生读了几本似通非通的讲义，就说得天花乱堕，不是夸造就人才，就是说改良商业；其实造成的人才极少，并且何曾把商业改良。 （二）讲义来历不明；外国留学生，把外国书译了几本；或者把编成的书，东拉西扯成了一本讲义，只要名目的同，不管能否适用。 （三）教员不适宜；请一位师范学校毕业生教经济学，请一位工科大学的工学士教银行学，只要能照讲义读一篇〔遍〕，亦不管学生明白不明白。 名词不统一；譬如“CurrentAccount”有的译为往来存款，有的译做活期存款，还有用东文“当座预金”的，弄到学者摸不着头脑。 我记得以前有位蒋梦麟先生，他在《时报》上投了一篇稿（与某银行经理谈话），说的实在不错；因为商业学校的毕业生，真是没有用处；虽然学生自己亦有不好的，但一半是受学校的害。还请几位教育家和实业家，快些想个法子，救我们可怜的青年！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虞杏村自大连中国银行寄。 中国的学校，简直是害人坑，是黑暗牢狱；请看有名的清华学校和北洋大学还是这样，别的不用说了。我也曾经害过人，现在想起来真是汗流浃背呵！这件事不但不必责备政府，并不必只望什么教育家，谁配当教育家？只有学生自己起来解决。 独秀
关于俄国革命的三种观念（托洛茨基，1939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三种俄国革命观（1939年） 关于俄国革命的三种观念 托洛茨基1939年8月 史丹译 1905年革命不仅成为“为1917年而作的总彩排”，并且也成为一个实验室，让俄国政治思想的各种基本的组分浮现，也让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各种倾向和型态成形，或具备了基本的轮廓。而在芸芸争议和分歧中间，有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属性及革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这两个问题，自自然然的占据着中心位置。就在这场有关观念和预测的战争里，又或是这场战争本身，它和斯大林的传记并无直接的关系——斯大林其人在其间并没有个别独立的发生一部分的作用。他就这个问题所写的寥寥几篇的宣传文章，在理论方面没有丝毫的兴味。有好一大批能写一手文章的布尔什维克，为同一个见解写过好一批推广文章，并且写得更为有力。按事情的本质而论，对布尔什维主义带批判性的论述，理应在列宁的传记中记载才是。 然而，理论自有其本身的命运。从第一次革命至1923年当革命理论得以推广和实现的时期，斯大林在其中既无独立的位置，则到了1924年及往后，局面却是大为改观。从那个时候开始，开启了过去官僚反动及对过去作出相反的评价的时代。革命的影片倒转来放映了。旧有的学说被经常重新评价，或被作出新的诠释。“不断革命论”的观念被作为“托洛茨基主义”各种重大而无知过失的源头，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这在骤眼看来是颇令人感到意外的。继此之后的若干年里，对于“不断革命论”的批判便构成了斯大林和他的合作者的理论性——sitvenioverbo[假如能用上这个词的话]著作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在理论的平面上，斯大林主义的全部，就是从批评不断革命论在1905年制订的公式中生长出来的。事既至此，那么便不能不把与这个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的理论有所区别的理论收在这本书里陈列，哪怕是用附录的形式也好。 俄国发展的特性首先是由它的落后性显示出来。可是这历史的落后性并非显现为仅仅是对先进国家的发展迟缓了一或两个世纪的简单的复制，而却是造成了一个全然崭新的“配合的”社会构成。在这个崭新的“配合的”社会构成里，资本主义技术和资本主义结构最晚近的战利品置身于封建和前封建的野蛮主义的关系内扎根，把它们改造，令它们臣服，并蒂造一个使各个阶级互为交错的特有关系。同样的事情也应用到思想的领域。俄国正是由于其历史迟缓性，结果是成为了唯一的欧洲国家，马克思主义之学说及社会民主党能够走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得到强劲的发展。有关民主斗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互为关系的问题，正是在俄国被给予了至为巨细无遗的理论分析，是理所当然不过的。 唯心的民主人士，主要的是那些民粹派，迷信地拒绝承认来临中的革命是个资产阶级革命。他们用一个中立的政治公式加上“民主的”探寻标签来掩饰其社会内容——不仅用来蒙蔽他人，而且也藉以蒙蔽自己。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普列汉诺夫在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中，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经确定，俄国绝无理由期望享有一条特权的发展道路，她将会一如其它“世俗”国家，务须经过资本主义炼狱的洗礼，而且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她才会得到无产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而进一步作斗争中必不可少的政治自由。普列汉诺夫不仅把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从社会主义革命分离出来——他把后者推延至遥远的未来——他并且为每一场革命描绘出迥然不同的力量组合。无产阶级得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组成同盟以达到政治自由；在经过几十年资本主义发展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水平上，无产阶级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直接进行斗争。 列宁就此在1904年写道： “俄国的知识分子往往认为，承认我们的革命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使这个革命失去光彩，令它降级，令它贬值…….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内为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只不过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一个必要阶段而已。” “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他在1905年写道：“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这表示了什么？这表示到那些对俄国成为必不可少的……那些民主演变的本身和关于这些民主的演变，并非意味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受到逐渐的侵害，而却是相反，那些民主演变是首次而且真正地为一个广阔和迅速的，欧洲式的而不是亚细亚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清理土壤。他们将首次令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 “我们不能跨越俄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架构，”他坚持，“但我们能够把这个架构极大地扩充”。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为无产阶级的未来的斗争缔造大为有利的条件。列宁是在这些限度之内追随普列汉诺夫。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两个派别的出发点。 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巴（斯大林）在他的宣传里没有超出构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共同财产的那些普及公式，是相当理所当然的，。 “立宪会议”，他在1905年1月写道，“是在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全民投票下选出——我们现在必须为它而战斗！唯有立宪会议才会给予我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是我们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所紧迫需要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为了争取社会主义这个目标而进行的漫长的阶级斗争所在的场所——是这么的一个前景。 在1907年，也就是说，在经过了彼得堡和国外报章的无数讨论之后，及经过了第一次革命对理论性的推断作出严峻的测试和经验之后，斯大林写道： “就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必须毁坏封建的秩序而非资本主义的秩序，革命只能是给民主共和国冠冕这点——看来全都为我们的党所同意。” 斯大林并非是说关于革命是由什么来开始，而却是在说它以什么来结束；他并且先行作出限制，相当确定它“只能是民主共和国”。我们在他的著述里寻找与民主颠覆相关联起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即使是那么一点点的提示，也将是徒劳枉然。他一直保持着这个立场，以至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伊始列宁抵达彼得堡其时，他仍然是这个立场。 对普列汉诺夫，阿克塞尔罗德和孟什维克主义的领袖们总体来说，革命在社会学上的特征是资产阶级这点，之所以在政治上富有价值的，首先是由于它在事先就禁止了社会主义的幽灵向资产阶级寻衅，以至于把资产阶级“驱往”反动阵营去。“俄国的社会关系只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才是成熟的，”孟什维克主义的头号战略家阿克塞尔罗德在统一大会[1906年4月]上说道，“在我国面临着普遍被剥夺政治权利，当前，就是使无产阶级和其它阶级之间为争夺政治权力而进行直接对拼也是不该的……无产阶级是为了争取资产阶级发展的条件而斗争。客观的历史条件下为我们的无产阶级所造就的命运，就是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与资产阶级进行无可逃避的合作。”俄国革命的内容，从而在事前便被限定在切合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利益和见解的那些演变之内。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基本分歧，正是在这一点上开始。布尔什维主义拒不同意俄国的资产阶级能够把它本身的革命带领到底。列宁较普列汉诺夫远为有力和贯彻的把农民问题推进为俄国的民主翻身的中心问题。“俄国革命的症结，”他重申，“是农民（土地）的问题。对革命的成功或失败结论，必须根据…….群众为争取土地而斗争的条件所作出的估量。”列宁同普列汉诺夫一样，把农民看作为小资产者的阶级，把农民的土地纲领看为是资产阶级进展的纲领。“国有化是资产阶级的措施，”列宁在统一代表大会上坚持说，“它将给予资本主义发展推动力，它将令阶级斗争尖锐化，助长土地的动员，引起资本流进农业，减低谷物的价格。”然而，尽管农民革命有着无可置疑的资产阶级性质，俄国的资产阶级对于剥夺地主阶级的庄园仍是满怀敌意，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而在一个仿照普鲁士模式的宪法的基础上向君主制努力努力谋求妥协。列宁对应于普列汉诺夫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组成同盟的见解，提出了无产阶级与农民组成同盟的反建议。列宁宣称，这两个阶级的革命合作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专政”，以此作为激烈地清洁俄国的封建废物，创立一个自由农民的制度，以及为了沿着美国而非普鲁士的路线发展资本主义而清除道路的唯一手段。 他写道，革命胜利的加冕，“只能是专权，因为无产阶级和农民实时地和急迫地需要完成的演变，将会激起地主，大资本家和沙皇的奋力抵抗。没有专政，便无法粉碎这种抵抗，无法打退反革命的企图。但这当然不会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却是民主的专政。它不能够触及（在没有革命性发展的一连串的过渡阶段之下）资本主义的基础。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将能够实现有利于农民的土地财产的激烈的再分化，引入贯彻全盘的民主主义，进而至设立共和国；不仅把农村，甚至把工厂日常生活中的亚细亚式和封建的特点连根拔起，开启工人条件的重大改善，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最后，但并不是最次要的，把革命的火焰推广至全欧洲。” 列宁的观念，就它不是从宪政改革出发，而是把农民倾覆作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并且指出了完成这个任务的唯一现实的社会力量组合，就这两个方面来说，代表了异常巨大的前进一步。不过，列宁这观念的脆弱之处，是“工农民主专政”思想的内在矛盾。列宁公开地把这个“专政”称为资产阶级的其时，他本人就着重指出了这个“专政”的基本限制。对此，他想说的是，无产阶级为了与农民保持同盟，它在来临中的革命就要牺牲直接地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无产阶级要放弃自身的专政。由此而来的结果，问题的要点就是农民的专政，即使这个专政是有着工人的参与。 在某些场合里，列宁谈到的就到此为止。例如，在斯德哥尔摩[1906年4月]会议上，列宁驳斥普列汉诺夫挺身出来反对夺权的“空想”的时候说道：“目前正在讨论的是什么样的纲领？农民的纲领。在此纲领下假设是由谁来夺取政权？革命的农民。列宁是把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农民的混为一谈吗？”列宁引述他自己的见解来说不。他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权与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权截然区分开来。他凛然再问：“可是啊，没有经由革命的农民来夺取政权，怎么可能是一次成功的农民革命？”列宁在这个论战的公式里特别清晰地暴露了他的立场的脆弱性。 在这个以城市为其汇合点的幅员广大的国家上，农民四处分散，星罗棋布。农民利益的差异性就如它所处的各个区域的差异性一样大，令它本身也无法为自己的利益制定一套公式。各省之间的经济联系是由市场和铁路创建，但是市场和铁路两者皆由城市掌握。农民在寻求脱离村庄的限制，推广自身的利益之时，不可避免地陷入对城市的政治依赖。最后，农民以其社会关系来说也是混杂不纯的：富农自然地偏向往城市资产阶级方面寻求同盟，而农村的下层则被拉向城市工人的一面。农民在这些条件下，是完全没有能力把政权征服的。 在古代中国，革命诚然是把农民推上政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把农民起义的军事领袖推上政权。这每次都导致土地的重新划分，建立新的“农民”朝代，历史从而又从头开始；有土地新的集中化，新的贵族，新的高利贷制度，新的起义。革命每次保留着纯粹的农民属性，社会便无法摆脱这些绝望的恶性循环。这就是古代亚洲历史的基础，其中也包括了古代俄国历史。在欧洲，中世纪结束以来，每次胜利的农民起义皆不是把一个农民政府推上政权，而是把城市的左派政党推上政权。更为准确的说，一次农民起义胜利的程度，是和这次起义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巩固城镇人口的革命部分的地位完全相当的。在二十世纪的资产阶级俄国，根本就谈不上革命农民的夺权。 对待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态度，一如所说，是区别社会民主人士之间的革命家和机会主义者的试金石。俄国革命能走多远？这未来的临时革命政府是什么性质？它将面临什么任务？向它挑战的又将是什么秩序？只有以无产阶级政策的基本特征为依据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提出所有那些重要的问题，至于那个政策的性质反过来又会首先由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态度所决定。普列汉诺夫明明白白的，固执地闭上眼睛，对待19世纪的政治史所得的基本结论是：每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站出来，资产阶级便转而投向反革命的阵营。群众斗争愈是大无畏，自由主义的反动堕落便愈要迅速。迄今为止，仍未有人发明出一种手段，以能化解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发挥的效应。 “我们必须珍惜来自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支持，”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革命的年月间一再重复道，“不要被我们‘不得体’的行动令他们反感。”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用这种单调乏味的训诲来显示出，社会活生生的动力是他所不能企及的。‘不得体的行动’是能够使个别敏感的知识分子反感；阶级和党派则是由社会利益吸引或排斥。列宁回答普列汉诺夫说：“可以肯定的说，自由派和地主会原谅你成千上万次‘不得体的行动’，但却不会原谅你号召来一次夺取土地。”而且不仅是地主而已。资产阶级的上层是经由财产利益的联合，并且更狭义的是经由银行的制度而和土地主绑在一起。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知识阶层在物质上和道德上依赖于大型和中型的财产所有人——所以这些人都害怕独立的群众运动。同时，为了推翻沙皇制度，便有必要唤起成千上万的被压迫者，英勇而自我牺牲的投进一场义无反顾地进行到底的革命冲锋陷阵。唯有在打着他们自身利益的旗帜下，从而令他们以地主为首的各个剥削阶级怀着无可妥协的敌对精神，广大的群众才会奋而起义。因此，是革命本身的内在规律令资产阶级“反感”而远离革命的工人和农民；不论任何外交手段和‘得体’的手段，皆无法回避革命的规律。 列宁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评价，月复一月地得以证实。立宪党人不仅与孟什维克的良好愿望背道而驰，并无准备登上属于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首领位置，而且更相反的，越来越多地发现他们的历史使命是反对这场革命。 藉助于那个短命的国家杜马而得以占据政治前台的自由派，，在继粉碎了十二月起义之后，用尽一切努力，寻求向君主制自圆其说，并且为他们在1905年的秋天当“文化”最为神圣的道具倍受危险的威胁时，他们当时的力不从心的积极的反革命行动寻求开脱。与冬宫进行幕后谈判的自由派领袖米留可夫在报刊上相当正确地证明，立宪党人在1905年年底时甚至不能在群众眼前现身。他写道：“由于我们当时没有组织会议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妄想来表示抗议，现在为此在责备我们的那些人……干脆就不明白，又或是忘记了当时那些民主的公共集会的情绪是怎样的了。”自由派领袖们心知肚明，这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妄想”，就是把城市，士兵，农民和所有压迫者最低下的层份的同情吸引到苏维埃来，并因而引起“有教养的社会”的反感的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孟什维克的演变沿着与此平行的路线展开。他们由于在1905年10月之后与托洛茨基一度出现在一个联盟之内，为此而必须越来越频繁地向自由派自圆其说。孟什维克的才华洋溢的宣传家玛律托夫甚至做出这样的解释，他们有必要向群众的“革命妄想”作出让步。 在第比利斯，各种政治团体按照与彼得堡相同的原则形成。高加索的孟什维克领袖若尔达亚写道：“粉碎反动，成功征服和把宪法推行到底——这就有赖于有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资产阶级的力量这两方面有意识地联合起来，共同为一个单一的目标奋斗……，农民也将被拉到运动中去，给运动注以基本的属性，但只有那两个阶级才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农民运动则会让它更加有利可图。”若尔达亚惧怕对资产阶级施行不妥协的政策将使工人注定无能，列宁对此予以嘲笑。他写道，若尔达亚“论及无产阶级在一次民主颠覆中的可能孤立，他并且忘记了……农民！他知道无产阶级的所有可能的盟友，痴心倾慕于自由派——地主。而他却不知道农民。这尚且发生在高加索！” 列宁的反驳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但他在一个点上把问题简化了。若尔达亚并没有把农民“忘记”，而且可以从列宁的暗示里得知，若尔达亚是不可能在高加索地区把农民忘记的，因为农民当时正是在孟什维克的旗帜下骤然冒起的。只不过，若尔达亚并不那么把农民看为是政治盟友；他毋宁是把农民看作为可以而且应该被与无产阶级联成一线的资产阶级所动用的历史槌城棒。他不相信农民在革命中具有成为一支领导力量甚至是独立力量的能力，而在这一点上他并不错；但他也并不认为无产阶级有能力领导农民起义直至胜利——就是在这一点上，他犯了致命的错误。 孟什维克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结盟的见解，实际上意味着把工人和农民两者都从属到自由派之下。这个纲领的反动的空想主义，是由这个事实所决定的：即远为先进的阶级分解，已在事先令资产阶级的革命因素瓦解无力。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布尔什维主义是完全对的：追求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结盟，将不可避免地把社会民主主义提出以和工农的革命运动对立。孟什维克在1905年的时候仍然缺乏勇气，为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得出所有必要的结论。到1917年，他们把见解推向其逻辑性的结论，从而焦头烂额。 就对待自由派的态度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在第一次革命的年月中是站在列宁的一边。必须指出，在此期间，就关乎作为对立面的资产阶级这个课题上，大部分的孟什维克基层比较接近列宁而非普列汉诺夫。知识分子激进主义的文艺传统对自由派素来抱持轻蔑的态度。但在这个问题上，即对高加索的社会关系的分析方面的新论点，甚至是对旧有的论据作新的系统性的阐析，人们若要找出科巴（斯大林）的独立贡献，将会是徒劳无功。普列汉诺夫之对于高加索的孟什维克领袖若尔达亚，列宁之对于斯大林，相较而言，若尔达亚是比斯大林远为独立得多。“自由派的先生们徒然地设法，”科巴在1月9日之后写道：，“挽救沙皇摇摇欲坠的宝座。他们徒劳地向沙皇伸出的援助之手！……” “兴起的平民大众已经为革命作好准备，绝不与沙皇调解……是的，先生们，你们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了。俄国革命不可避免，就像太阳必然升起那样不可避免！你能够制止初升的太阳吗？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诸如此类。科巴无法比这升得更高。两年半后，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列宁的话，他写道：“俄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是反革命的。它无法作为策动力，而且更无法作为革命的领袖。它是革命的死敌；必须向它发动顽强的斗争。”可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斯大林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经历了彻底的蜕变，他就是一个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结成集团的党徒，并顺利成章地作为一个拥护与孟什维克统一在一个政党之内的拉拉队员来迎接二月革命。只有当列宁从国外归来，才截然断然的结束了斯大林的独立政策，他称之为冒牌的马克思主义。 民粹派只是视工人和农民为“劳苦者”和“受剥削者”，他们一律对社会主义感到兴趣。马克思主义者把农民视为小资产阶级，而只当农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停止作为农民，他才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民粹派以其特有的感伤主义，把这项社会学的界定理解成为对农民的道德毁谤。俄国的各种革命倾向沿着这条路线进行了历时两代的重要斗争。文理解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后来的纷争，就有必要再一次强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列宁从来不曾有过片刻把农民视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盟友。与此相反，列宁正是从农民的庞大优势推论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能性。这个见解贯穿了他所有的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农民问题的全部文章。 列宁在1905年9月写道：“只当农民运动是一个革命的民主运动，我们才支持农民运动。我们作了准备（就在当下，实时地），当它作为一个反无产阶级的反动运动出现时，与它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要点就在于这个双重任务。”列宁在西方无产阶级里，和部分地在俄国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分子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盟友，但他从来不曾如此看待农民。“我们不惜所有措施，从始到终，直至没收土地，”列宁以其特有的执拗重申，“全盘地支持农民反对地主，而在稍后（甚至不是稍后，而是与此同时）我们全盘地支持无产阶级反对农民。” “农民将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胜出，”他在1906年3月写道，“并因此而将彻底耗尽它在为农民的革命精神。无产阶级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胜出，并因此才能实实在在的展开社会主义真正的革命精神。”“农民的运动，”他在同年五月再次申述，“是不同的阶级的一个运动。这个斗争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根基，而是扫荡所有封建的残余。”这种见解可以在列宁的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中，年复一年的繁浩文卷中找到。其中的语言和例子或有所不同，但基本思想是相同的。而且不可能是其它。要是列宁把农民视作社会主义的盟友，他不会有丝毫的理由，那他坚持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把“工农专政”限定在纯粹的民主任务之内，就会是毫无根据的了。在这些情况下，列宁在指责本文作者“低估”农民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完全不是我不承认农民具有社会主义倾向，但是相反，列宁的见解是认为，我并未充分承认农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独立性，它的创建本身的政权的能力，及因而具有妨碍无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专政的能力。 对于这个问题的价值的重新评估，是到了特尔米多反动的年月里才展开的，而这个开始又与列宁的病重和死亡大约同时发生。从那个时候开始，俄国工人和农民的结盟及这个同盟本身，便被宣布为反对复辟威胁的充分保证，以及在苏联国境内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可变易的盟誓。斯大林用一国社会主义论来取代世界革命论，他开始设定不同于“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农民的评价，更有甚者，这个评价不仅涉及当前，并且涵盖整个过去。 人们诚然是可能提出这个问题的，即马克思主义就农民问题的经典见解，是否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呢。关于这个题目，将会超出这篇评论的范围。这里只表明一点就够了：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把农民看为一个绝对而固定不变的非社会主义的阶级。马克思本人就说过，农民不仅拥有迷信，况且也有说理的能力。农民本身的性情随着变化的条件而变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给予对农民影响和再教育农民开启了非常广大的可能性。历史迄今为止仍未竭尽这些可能性的限度。 然而，时至今天已经很清楚了，在苏联，国家的高压统治日益增加的作用，并没有驳斥而却是印证了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民粹派区别开来的对待农民的基本态度。不过，在新政权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新政权现时的局面如何，迄今仍然不容置疑的，就是截至十月革命为止，或更正确地说，直到1924年，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没有一人——更不会是列宁了——把农民视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列宁反复重申，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俄国复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没有看错：斯大林官僚不是别的，而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阶段。 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两个基本派别的分歧点。不过就在第一次革命渐露端倪的时候，还有第三立场，与上述两个派别并行不悖。这第三个立场在那些年月里没有多少人认同，但有鉴于它在1917年的事件中得到印证，更由于在十月革命的七年后，这个观念在备受到颠倒混淆之后，在斯大林和整个苏联官僚政体中开始发挥了之前完全不曾预见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得不有必要在此作出全面的说明。 1905年初，托洛茨基的一本小册子在日内瓦发表。这本小册子分析了在1904年冬天展开的政治局势。作者得出的结论是，自由派独自进行的请愿运动和宴会，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而寄希望于自由派的激进知识阶层也与之一起走入死胡同；农民运动正在开创出有利的条件，但却没有将之把握的能力；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才有可能达至定案；而朝着这条道路走向的下一个阶段，将是总罢工。这本小册子因为写在彼得堡血腥星期日之前，所以题目是“一月九日之前”。继那天之后发生的澎湃有力的罢工浪潮，以及给罢工浪潮推波助澜的最初的武装冲突，是对这本小册子所作的战略论断毫不含糊的确证。 给我这本小册子写引言的是俄国侨民帕武斯，他在其时已经成功地成为著名的德国作家。帕武斯其人独具富创造性的个性，他能够受到他人见解的影响，也能够用他自己的思想丰富别人。以他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的才华，他缺乏内心的均衡和缺乏对工作的热爱，以对劳工运动作出有价值的贡献。他对我个人的发展，特别是关于我们时代的社会革命的理解方面，发挥了不容置疑的影响。在我们第一次会晤之前几年，帕武斯满怀热情的捍卫在德国举行总罢工的想法。不过，德国当时正经历一次冗长的工业扩张期，社会民主党亦已经投霍亨索伦王朝政权的所好，一个外国人的革命宣传除了招来尖酸的冷待外，别无其它。在彼得堡流血事件后的翌日，帕武斯在热读我这本小册子的手稿之后，他被无产阶级在落后的俄国命定要发挥特殊作用这个见解所俘获。 我们在慕尼黑的那几天里，尽是娓娓不断的交谈，这些谈话让我们双方得到许多澄清，由此而令我们更加接近。帕武斯当时为这本小册子写的引言，坚实地载入了俄国革命的历史中去。他在寥寥数页里阐明了迟缓的俄国的种种社会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在此之前不错已经是为人所知，但是仍未有人作出必要的结论。 帕武斯写道：众所周知，西欧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主要是以小资产者为根据。这些小资产者是手工业工人，一般来说，是那些被卷进了工业革命但却又被资产阶级推到一旁去的那部分资产者……在俄国的前工业时期，城市发展较多地沿着中国而非欧洲的路线发展。城市都是行政中心，在性质上纯粹是功能性的，没有丝毫的政治重要性，而在经济关系方面，它们是周边地主和农民这类人作为交易的中心和集贸市场。这一类城市在受到资本主义按自己的模式建立大城市，也就是工厂城市和全球贸易中心而发展起来的进程所打断的时候，它们的发展仍然是十分的微不足道，……妨碍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也就是造成手工艺生产模式的薄弱发展的这同一个事物，对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则大为有利。无产阶级立刻在各个工厂集中起来……。 农民将会更大规模地给拖入到运动中去。但他们只能够令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加剧，并以这种方式把政府削弱；他们不能组成一个紧密无间的革命大军。因此，随着革命的发展，将有更为浩瀚的政治工作落到无产阶级的身上。与此并行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自觉性将会扩大，其政治能量会越来越大。 社会民主党将面临两难境地：要么是为临时政府承担起责任，要么是站在工人运动的一边。而不管社会民主党怎么自处，工人将把这个政府视为他们自己的政府……俄国的革命颠覆只能由工人来完成。俄国的革命临时政府将是工人民主的政府。如果社会民主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那么这个政府将是社会民主党政府。 社会民主党的临时政府将无法完成俄国的社会主义的颠覆，但清除专制制度和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个进程本身，将会为其政治工作提供丰富的土壤。 在1905年秋季如火如荼的革命事件期间，我再次和帕武斯聚首，这一次是在彼得堡。我们在两个派别之外保持着组织上的独立性，连手编辑一份群众性的工人报纸，RusskoyeSlovo[“俄国的话”]，并且与孟什维克联合编辑一份大型的政治报纸Nachalo[“开始”]。不断革命论通常把“帕武斯和托洛茨基”的名字联结在一起，这只是部分正确而已。帕武斯的革命全盛时期属于上个世纪末，那时他率领着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的队伍，这个所谓的“修正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作机会主义的歪曲。他尝试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推向一条政策更为坚定的道路上，这番努力的失败，损害了他的乐观。对于西方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景，帕武斯的反应也是日甚一日的保留。他当时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临时政府将无法完成俄国社会主义的颠覆。”因此，他的论断所指向的，并不是把民主革命演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过是在俄国建立一个澳洲式的工人民主的政体而已，澳洲那时在一个农民制度的基础上，首次出现了一个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政体架构的劳工政府。 我对这个结论并不苟同。澳洲的民主政体是从一个新大陆的处女地上有机地生长出来的，它立即就具有保守的性格，并且把一个年轻而又富有相当特权的无产阶级收归其下。俄国的民主政体则相反，只有在经过一个大型的革命颠覆才会产生，而这当中的动力，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皆不会允许工人政府保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我们在1905年革命后不久之后发生的分歧，到了战争爆发的初期，当作为怀疑论者的帕武斯彻底消灭了革命家帕武斯，从而站到德国帝国主义者的一边之后，我和他便以彻底决裂而告终。帕武斯后来成为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的顾问和启迪者。 我从“一月九日之前”这本小册子开始，不止一次我回到不断革命论去，将之加以发展和说明。有鉴于这个理论在本文作者日后在理论方面的演变所具有的重要性，所以有必要用直接摘引我在1905年至1906年写的著作的方式在此向大家呈现。 一个现代城市，至少是具有经济-政治重要意义的城市，其人口的核心，是由工资尖锐分化成不同等级的工资工人构成。正是这个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基本上不为人知的阶级，注定在我们的革命里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先取得政权。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自动地颠覆依赖于一国的技术能力和资源的这个假设，乃源自极度简化的“经济”唯物论的偏见。这种见解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尽管美国的工业生产力比我们高出十倍，俄国无产阶级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它对世界政治未来要发生的影响，比美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重要性是无可比拟地高出更多。 据我们的见解，俄国革命将开创出各种条件，俾令权力将会（而随革命的胜利，更将是必定）在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客有机会全面培养出他们有治理能力的天才之前，落到无产阶级手中……俄国资产阶级正在把所有革命位置拱手交给无产阶级。同样地，它也将拱手交出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当权的无产阶级在农民面前将会作为一个解放者阶级而出现……建基在农民之上的无产阶级将会施展其浑身解数以提高乡村的文化水平，培养农民的政治觉悟……但农民本身也许会淹没无产阶级，取代无产阶级的位置？这是不可能的。历史的所有经验对这种假设提出抗议。历史表明了农民完全没有能力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我们如何看待“工农民主专政”的观念，.这从我们已经说过的话里已是一清二楚了。问题的要点不在于我们在原则上是否接纳它，也不在于我们认为这种政治合作的形式是否“理想”或“不理想”。我们认为，“工农民主专政”是无法实现的，至少在直接和实时的意义上是如此。 有主张认为，作者在此陈述的观念“越过资产阶级革命”，这种主张在后来不断重复。昔日的事态已经展示了这种主张是多么的错误。我在那个时候写道：“为俄国的民主革新而进行的斗争，是完全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它是由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展开的力量来进行，矛头是直接和首先针对横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道路上的封建农奴制障碍。”然而，问题的所在，是什么力量和什么方法能够消除这些障碍？ 我们可以借着主张我们这个革命的客观目标是资产阶级性的，从而为革命的所有问题设置一个界限，由此而来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对以下这个事实闭眼不看：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代理人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并且将会被革命的整个过程推向权力……你可以用这个思想麻痹自己，即俄国在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社会条件还未成熟——因此你可以罔顾以下事实，即无产阶级一旦掌权，将会被它所处的局势的整个逻辑所驱使，必然要引进一套由国家来运作的经济体……无产阶级的代表，将作为一个统治力量而不是无能的人质而当政，正是这个举动，将把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界线消灭，也就是说，把集体主义置于议事日程。无产阶级沿着这个方向在到达哪一点上才被制止，这将视乎力量的关系，但却完全不会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初衷所决定。 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不会是为时太早：无产阶级专政势所必然，必定要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架面前被粉碎吗？它不可能在特定的世界-历史的基础上，通过把这个有局限的框架打碎而为自己开启胜利的前景吗？……可以确定的表明一点：如果没有来自欧洲无产阶级国家的直接支持，俄国的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权力，不能把它的暂时统治转化为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 不过，由此而绝不会引伸出悲观的论断： “由俄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政治解放把这个领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把庞大的力量和资源转移到自己的手中，并使它成为全世界清算资本主义的先行者，历史已经为清除资本主义造就了所有必要的客观先决条件。” 就国际社会民主党能在多大程度上履行其革命任务这点，我在1906年写道： “欧洲的社会主义党派——其中首推最强大的德国社会党——已经制定了他们各自的保守主义。随着一批多似一批的群众集结到社会主义，随着这些群众的组织和纪律的增长，这种保守主义也随之增加。由于这个缘故，社会民主党作为体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经验的一个组织，在某一时刻，可能会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之间所爆发的公开冲突的道路上的直接障碍。……”然而，我是以下述保证来为我的分析作总结：“东方革命将以革命的理想主义鼓舞着西方的无产阶级，引发它们用‘俄语’向敌人说话的意欲……” 且让我们作出总结。民粹主义尾随斯拉夫派之后，从幻想有一条绝对属于俄罗斯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出发，继续前行，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屑一顾。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集中于证明俄国和西方的历史道路的基本共性。由此而得出的纲领，把俄国的社会结构和她在革命的发展方面真实不虚的，全然没有神秘性的独特性之置诸不理。孟什维克对待革命的态度，在剥去插话性的外壳和个别偏离之余，还原如下：唯有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导之下，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才是可以想象的，政权必须移交给资产阶级自由派。然后，民主的政权才会准许俄国的无产阶级赶上西方的老大哥，以无可比拟地巨大得多的空前成就，踏上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 列宁的见解可简要简述如下：迟来的俄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把自身的革命带领到底。通过“工农民主专政”作媒介，革命的彻底胜利将把国家的中世纪主义清除，赋予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以美国的步伐，强化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开辟广阔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俄国革命的胜利，将为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强大的推动力，而这又反过来不仅会保护俄国，令它免受复辟的威胁，同时也允许俄国的无产阶级在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里得以夺取政权。 不断革命的见解可以用以下几句话来归纳：除了通过以农民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形式之外，俄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地把民主任务置于议事日程，并且不仅这样，它不可避免地把社会主义的任务置于议事日程，而这同时将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强悍的推动力。惟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护卫俄国免于资产阶级复辟，确保俄国可能把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最后两个观念，它们之与自由派-孟什维克党人的见解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方面的同一性，以及它们在对待从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关乎“专政”的社会性质和任务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极端的分歧，在上述扼要的公式中得到同样清晰的披露。当前的莫斯科理论家们，就有关于在1905年的时候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再用“时机未成熟”来加以反对，全然是空洞无物之词。从经验主义的意义来说，工农民主专政的纲领证明是同等地“时机未成熟”的。在第一次革命的年代，力量关系的对比是如此之不利，乃至就是对革命的胜利本身也是不可能的，更遑论无产阶级专政了。与此同时，所有的革命倾向抱着全面胜利的希望继续前进——没有这样的希望便不可能有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由此而派生出对革命的总体前瞻和总体策略的分歧。孟什维主义的前瞻是打从骨子里错误的：它给无产阶级指出迥然不同的道路。布尔什维主义的前瞻的并不完全：它正确地指出了斗争的大方向，但对其阶段却有不正确的刻画。布尔什维主义的前瞻的不完全性在1905年没有曝露出来，仅仅是因为革命本身在其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到了1917年初，列宁在反对党内老干部的斗争中，不得不把这个前瞻更改。 政治的测断不能装成像天文学的测断那样精确。只要政治测断对发展的总路线作出正确的指示，帮助人们在事态的实际进程中调择方向，便以足够；而事态进程的基本路线是必然会摆向右边或左边的。在这个意义上，要不承认不断革命的概念已经完全通过了历史的考验是不可能的。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月里，没有人否认这点；与此相反，这一事实在一些官方出版物中得到承认。但是，就在死寂和僵化的苏维埃社会的最高层里，开启了官僚对十月的反动，这场反动从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这一理论——这一理论比其它理论更彻底地反映了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而同时又清楚地暴露了这个革命的不完全性，它的限制和局部的属性。由此，而通过反弹的方式，产生了斯大林主义的基本教条，即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 （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
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1920年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基督教与中国人 陈独秀 （1920年2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出版，署名：陈独秀。 （一） 凡是社会上有许多人相信的事体，必有他重大的理由，在社会上也必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行了四五百年，奉教的人虽然不全是因为信仰，因为信仰奉教的人自必不少，所以在近代史上生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向来不把他当做社会上一个重大的问题，只看做一种邪教，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不去研究解决方法，所以只是消极的酿成政治上社会上许多纷扰问题， 没有积极的十分得到宗教的利益。现在若仍然轻视他，不把他当做我们生活上一种重大的问题，说他是邪教，终久是要被我们圣教淘汰的；那么，将来不但得不着他的利益，并且在社会问题上还要发生纷扰。因为既然有许多人信仰他，便占了我们精神生活上一部份，而且影响到实际的生活，不是什么圣教所能包办的了，更不是竖起什么圣教底招牌所能消灭了。所以我以为基督教底问题，是中国社会上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我盼望我们青年不要随着不懂事的老辈闭起眼睛瞎说！ （二） 在欧洲中世，基督教徒假信神信教的名义，压迫科学，压迫自由思想家，他们所造的罪恶，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是欧洲底文化从哪里来的？一种源泉是希腊各种学术，一种源泉就是基督教，这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因为近代历史学、自然科学都是异常进步，基督教底“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无不失了威权，大家都以为基督教破产了。我以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我们一天不学尼采反对人类相爱，便一天不能说基督教已经从根本崩坏了。基督教底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不但耶苏如此，《旧约》上开宗明义就说： “有害你们生命流你们血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人与人是弟兄，人若害人的生命，我必讨他罪。凡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着自己形像造的。”（《创世记》第九章之五、六） 所以基督徒或是反对者，都别忽略了这根本教义。 （三） 基督教在中国行了几百年，我们没得着多大利益，只生了许多纷扰，这是什么缘故呢？是有种种原因：（1）吃教的多，信教的少，所以招社会轻视。（2）各国政府拿传教做侵略的一种武器，所以招中国人底怨恨。（3）因为中国人底尊圣、攘夷两种观念，古时排斥杨墨，后来排斥佛老，后来又排斥耶苏。（4）因为中国人底官迷根性，看见《四书》上和孔孟往来的人都是些诸侯、大夫，看见《新约》上和耶苏往来的，是一班渔夫、病人，没有一个阔老，所以觉得他无聊。（5）偏于媚外的官激怒人民，偏于尊圣的官激怒教徒。（6）正直的教士拥护教徒底人权，遭官场愤恨、人民忌妒；邪僻的教士袒庇恶徒，扩张教势，遭人民怨恨。（7）基督教义与中国人底祖宗牌位和偶像显然冲突。（8）白话文的《旧约》、《新约》没有《五经》《四书》那样古雅。（9）因为中国人没有教育，反以科学为神奇鬼怪，所以造出许多无根的谣言。（10）天主教神秘的态度，也是惹起谣言的引线。 上列十种原因当中，平心而论，实在是中国人底错处多，外国人底错处不过一两样。他们这一两样错处，差不多已经改去了，我盼望他们若真心信奉耶苏最后的遗言——《马太传》底末章最后二节所说——今后不要再错了。我们中国人回顾从前的历史，实在是惭愧；但现在是觉悟到什么程度？我盼望尊圣卫道的先生们总得平心研究，不要一味横蛮！横蛮是孟轲韩愈底态度，孔子不是那样。 （四） 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苏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 支配中国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唐虞三代以来伦理的道义。支配西洋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希腊以来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与爱的情感。这两种文化的源泉相同的地方，都是超物质的精神冲动；他们不同的地方，道义是当然的、知识的、理性的，情感是自然的、盲目的、超理性的。道义的行为，是知道为什么应该如此，是偏于后天的知识；情感的行为，不问为什么只是情愿如此，是偏于先天的本能。道义的本源，自然也出于情感，逆人天性（即先天的本能）的道义，自然算不得是道义；但是一经落到伦理的轨范，便是偏于知识、理性的冲动，不是自然的、纯情感的冲动。同一忠、孝、节的行为，也有伦理的、情感的两种区别。情感的忠、孝、节，都是内省的、自然而然的、真纯的；伦理的忠、孝、节，有时是外铄的、不自然的、虚伪的。知识、理性的冲动，我们固然不可看轻；自然情感的冲动，我们更当看重。我近来觉得对于没有情感的人，任你如何给他爱父母、爱乡里、爱国家、爱人类的伦理知识，总没有什么力量能叫他向前行动。梁漱溟先生说：“大家要晓得人的动作不是知识要他动作的，是欲望与情感要他往前动作的。单指出问题是不行的，必要他感觉着是个问题才行。指点出问题是偏于知识一面的，而感觉他真是我的问题都是情感的事。”梁先生这话极有道理，但是他说：“富于情感是东方人的精神。”又说：“这情感与欲望的偏盛是东西两文化分歧的大关键。”他这两层意思，我都不大明白。情感果都是美吗？欲望果都是恶吗？情感果能绝对离开欲望吗？只有把欲望专属物质的冲动，情感专属超物质的冲动，才可以将他两家分开。其实情感与欲望都兼有物质的、超物质的两种冲动，不能把他们分开，不能把他们两家比出个是非高下。欲望情感底物质的冲动，是低级冲动，是人类底普遍天性（即先天的本能，他自性没有善恶），恐怕没有东洋西洋的区别。欲望情感底超物质的冲动，是高级冲动，也是人类底普遍天性，也没有东洋西洋的区别，所以就是极不开化的蛮族也有他们的宗教。所以我以为西洋东洋（殊于中国）两文化底分歧，不是因为情感与欲望的偏盛，是在同一超物质的欲望、情感中，一方面偏于伦理的道义，一方面偏于美的、宗教的纯情感。东洋的文化自然以中国为主，阿利安人（Aryan）底美术、宗教，本是介在这两文化系间的一种文化，与其说他近于中国文化，不如说他近于西洋文化；至于希伯来（Hebrew）文化，更不消说的了。 中国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不但伦理的道义离开了情感，就是以表现情感为主的文学，也大部分离了情感加上伦理的（尊圣、载道）、物质的（纪功、怨穷、诲淫）彩色；这正是中国人堕落底根由，我们实在不敢以“富于情感”自夸。 中国社会麻木不仁，不说别的好现象，就是自杀的坏现象都不可多得，文化源泉里缺少情感至少总是一个重大的原因。现在要补救这个缺点，似乎应当拿美与宗教来利导我们的情感。离开情感的伦理道义，是形式的不是里面的；离开情感的知识是片段的不是贯串的，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是过客不是主人，是机器、柴炭，不是蒸汽与火。美与宗教的情感，纯洁而深入普遍我们生命源泉底里面。我主张把耶苏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五） 我们一方面固然要晓得情感底力量伟大，一方面也要晓得他盲目的、超理性的危险；我们固然不可依靠知识，也不可抛弃知识。譬如走路，情感是我们自己的腿，知识是我们自己的眼或是引路人的眼，不可说有了腿便不要眼。 基督教底“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大半是古代的传说、附会，已经被历史学和科学破坏了，我们应该抛弃旧信仰，另寻新信仰。新信仰是什么？就是耶苏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 不但那些古代不可靠得传说、附会，不必信仰；就是现代一切虚无琐碎的神学，形式的教仪，都没有耶苏底人格、情感那样重要。耶苏说： “我告诉你们，现有一比神殿更大者在此。”（《马太传》十二之六） 又说： “我不为祭祀而为怜悯。”（《马太传》十二之七） 犹太人杀害耶苏的罪状，就是因为他说： “我能破坏这神殿，并且三日内造成。”（《马太传》二十六之六十一） 我们应该崇拜的，不是犹太人眼里四十六年造成的神殿（《约翰传》二之二十），是耶苏心里三日再造的，比神殿更大的本尊。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仪，也不用借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苏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他曾说： “你求，便有人给你；你寻，便得着；你敲门，便有人为你开。”（《马太传》七之七） （六） 耶苏所教我们的人格、情感是什么？ （1）崇高的牺牲精神。他说： “我是从天降下的活面包，吃这面包的人永生；为了人世底生命，我所贡献的面包就是我的肉。”（《约翰传》六之五十一） “我的肉真是食物，我的血真是饮物。”（《约翰传》六之五十五） “吃我肉饮我血的人，与我合一，我也与他合一。”（《约翰传》六之五十六）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子女过于爱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传》十之三十七）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随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传》十之三十八） “想保全他的生命的人，将来必失去生命，他为我失去生命，将来必得着生命。”（《马太传》十六之二十五） 耶苏在将要被难之前，知道他的十二门徒中，有一人要出卖他，他举起酒杯向他们道： “请你们满饮此杯，因为这是我的血，为誓约为众人赦罪流的血。”（《马太传》二十六之二十七、二十八） （2）伟大的宽恕精神。他说： “你们宽免别人的罪，天父也要宽免你们的罪。”（《马太传》六之十四） “悔改与赦罪将由他的名义从耶路撒冷起，宣传万国。”（《路加传》二十四之四十七） “一人悔罪，天使大喜。”（《路加传》十五之十） “我告诉你，那妇人许多罪恶都赦免了，因此他爱也多；被赦免的少，爱也少了。”（《路加传》七之四十七） “神欢喜一个有罪的人悔改过于欢喜九十九个正直的人无须悔改。”（《路加传》十五之七） “别人告诉你们：爱你们的邻人恨你们的敌人。我告诉你们：爱你们的敌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这样才是天父底儿子：他的日光照善人也照恶人，他降雨给正义的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传》五之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 “勿敌恶人：有人打你右边脸，你再把左边向他。有人到官告你，取去你的上衣，再把外套给他。”（《马太传》五之三十九、四十） “我不是为无罪的人而来，乃为有罪的人而来。”（《马太传》九之十三） （3）平等的博爱精神。他说： “使瞎子能看，跛子能走，聋子能听，有癞病的人洁净，死的人复活，穷人得着福音。”（《马太传》十一之五） “尊敬你的父母，爱邻人如爱你自己。”（《马太传》十九之十九） “卖你所有的东西，送给穷人，如此你将得着天国底财宝。”（《马太传》十九之二十一） “富人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马太传》十九之二十四） “第一尽全心全精神全意爱你的神，第二爱邻人如爱你自己，一切法律、预言者，都是遵这两大诫。”（《马太传》二十二之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 “你们须相爱，你们须相爱如同我爱你们。”（《约翰传》十三之三十四） “穷人少的布施，多过富人多的布施，因为富人布施的是他的有余，穷人布施的是他的不足，是尽其所有。”（《路加传》二十之三、四） Pharisee人与学者讥诮耶苏和税吏及罪人同食，耶苏对他们说道： “你们堂中，谁有一百只羊，若失去一只，他不离开这九十九只，去将那失去的寻得吗？寻得了，是要喜欢的把他背在肩上。他回到家里，他要邀集他的朋友，他的邻人，向他们说，恭喜我寻回来了我失去的羊。我告诉你们，神喜欢一个有罪的人悔改过于喜欢九十九个正直的人无须悔改，也是这样。”（《路加传》十五之一至七） 这就是耶苏教我们的人格，教我们的情感，也就是基督教底根本教义。除了耶苏底人格、情感，我们不知道别的基督教义。这种根本教义，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 （七） 耶苏说：“听到我的话而不实行的人，好比一个愚人，把房屋做在沙上。风吹，雨打，洪水来了，这屋是要倾覆的，这是很大的倾覆。”（《马太传》七之二十六、二十七） 现在全世界底基督教徒都是不是愚人？把传教当饭碗的人不用说了，各国都有许多自以为了不得的基督教信者，何以对于军阀、富人种种非基督教的行为，不但不反抗，还要助纣为虐？眼见“万国人祈祷的家做了盗贼的巢穴”，不去理会，死守着荒唐无稽的传说，当做无上教义；我看从根本上破坏基督教的，正是这班愚人，不是反对基督教的科学家。大倾覆底责任，不得不加在这班愚人身上！ 中国底基督教状况怎么样？恐怕还是吃教的人占多数。 最可怕的，政客先生现在又来利用基督教。他提倡什么“基督教救国论”来反对邻国，他忘记了耶苏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底永远生命而来；他忘记了耶苏教我们爱邻人如爱我们自己；他忘记了耶苏教我们爱我们的敌人，为迫害我们的人祈祷。他大骂无产社会是“将来之隐患”“大乱之道”，他忘记了基督教是穷人底福音，耶苏是穷人底朋友。
三种俄国革命观（托洛茨基，193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关于俄国革命的三种观念（1939年8月） 三种俄国革命观 托洛茨基（1939年） 1905年革命，不仅是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而且是一种实验室，在其中造成了俄国政治生活内所有基本的派别，又反映出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各种不同的倾向。争论的焦点和根本的分歧，不待说，是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性质及甚未来发展道路间题。这种关于革命观的争论。与史大林传记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史大林本来并未参加。他写的几篇与此间题有关的宣传文章，是完全没有理论价值的。好多执笔为文将那些思想通俗化的布尔什维克，都比斯大林写得好些，而且好得多。对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观作任何批判性的阐述，自然是属于列宁传记内的事情。但是理论也有其自己的命运。在第一次革命及其以后的时期，直至1923年为止，当各种革命学说都制定出来并加以应用的时候，史大林是没有什么独立立场的，可是1924年发生了一种突然的变化，从而开始了一个官僚反动和彻底地重新估价过去的时代。革命影片颠倒放映，旧时的学说被人拿出来作新的估价或加以新的解释。于是，乍看起来有点出乎意外地，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不断革命”论上面，视之为“托洛斯基主义”一切谬论之源泉了。自此以后好多年中，对于“不断革命”论的批评，便成为史大林及甚伙伴们所有理论（怨我滥用这个字眼）著作的主要内容了。既然，在理论方面，“史大林主义”的每一点都出于对不断革命论（1905年提出的）的批评，那么叙述这个理论，说明它与孟什维克的和布尔什维克的理论的差异，显然也是本书分内的事情，至少是应当作为本书附录来加以叙述的。 俄国的发展，首先显出来的是它的落后性。但历史的落后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将依样画葫芦地于100年或200年后再走先进国家所已走过的道路。宁可说这个国家产生完全不同的“结合的”社会形态，其中资本主义技术和结构上最高的成就，纳入于封建的或封建前的野蛮的社会关系之内，改变这些关系，支配这些关系，造成一种独特的阶级关系。在思想方面说来，也是这样。正因为它的历史的落后性，俄国才能成为欧洲唯一的甚至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民主党就已经获得巨大发展的国家，——当然是这样的，因为争取民主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二者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在俄国得到最深刻的理论的检验。 唯心主义的民主派（大多数是民粹派）迷信地拒绝承认即将到来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他们称之为“民主的”革命，图谋拿这中性的政治商标来掩饰革命的社会内容，不仅为了欺骗别人，而且为了欺骗自己。但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始祖普列汉诺夫，远在上世纪80年代，当他反对民粹派的时候，就已证明俄国没有任何理由依靠自己爱走的发展道路了。同“凡世上的”其它国家一样，俄国也须经过资本主义炼狱。在这条道路上，俄国可以争得政治自由，这是无产阶级继续为社会主义斗争时所不可缺少的。普列汉诺夫不仅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开，视前者为目前的任务，视后者为未来的远景，而且规定了两种革命中各自的不同的力量配合。无产阶级先与自由资产阶级联合去争得政治自由；然后，经过几十年后，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与资产阶级直接冲突。 1904年末，列宁写道：“俄国的知识分子……一向认为，承认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使革命黯然失色，就是把革命贬低和庸俗化。……对无产者来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制的斗争，只是……社会革命斗争的必要阶段之一。”[1]1905年，他又写道：“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民主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2]他坚持说：“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3]——这话就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内为无产阶级往后斗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在这范围内，列宁还是跟在普列汉诺夫后面亦步亦趋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性乃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路线的交叉点。 在此情形下，柯巴宣传的时候自然是不敢越出那些成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共同遗产的通俗公式的范围以外去的。他在1905年1月间写道：“根据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制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应当争取的！只有这样的立宪会议才能使我们有一个为争取社会主义所极其需要的民主共和国。”[4]拿资产阶级共和国做战场，以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目标的持久的阶级斗争，——这就是革命前途。1907年，即当国外的和彼得堡的报刊已经进行了无数次争论，而理论上的预断又经过第一次革命的经验严格的检验之后，史大林写道："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结局应当是消灭农奴制度，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革命的结果只能成立民主共和国，--关于这一点，似乎我们党内每一个人都是同意的。"[5]这里，史大林并非说革命当以什么开始的;却是说革命当以什么告终的：他预先把革命限制于"只能成立民主共和国"，而且说得相当坚决。我们想在他那时写的著作中找到一丝一毫关于与民主革命有联系的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的暗示，那是白费气力。他的这个立场一直保持到1917年2月革命初期，直到列宁回到彼得格勒为止。 在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及一般孟什维克领袖看来，把革命定为资产阶级性质，首先含有这样一种政治意义，即避免过早地拿社会主义这个红色幽灵去打扰资产阶级，把资产阶级“吓跑”，走入反动营垒去。孟什维克的主要策略家阿克雪里罗得在统一代表大会[6]上说道："俄国社会关系仅仅成熟到可以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无法无天的政治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的时候，我们甚至不应当提起无产阶级反对其它阶级、直接争取政权一类的话。……无产阶级是为资产阶级发展的条件而斗争的。客观的历史条件注定我们的无产阶级在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斗争中非与资产阶级合作不可。"如此说来，俄国革命的内容就被预先限制在那些符合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的改革范围之内了。 这就是两派根本分歧的出发点。布尔什维主义坚决否认俄国资产阶级能完成它自己的革命。列宁比普列汉诺夫更有力、更彻底得多地提出了土地问题作为俄国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俄国革命的症结乃是土地问题。……根据对群众为土地斗争的条件的说明……我们对革命的成败问题必须下定决心。……"列宁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将农民看做小资产阶级，将农民的土地纲领看做资产阶级进步纲领。他在统一代表大会上说道，"土地国有化是一种资产阶级手段。土地国有化将促迸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它将加剧阶级斗争，加强土地的利用和农业投资，降低粮食价格。尽管公认土地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但俄国资产阶级还是反对没收贵族地主所有土地的，正是为了这个原故，俄国资产阶级才力图在普鲁士式宪法基础之上与君主制度妥协。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所提的无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思想。他宣布，这两个阶级革命合作的任务，乃是要建立一种"民主专政"，把这作为唯一的手段，来彻底肃清俄国的封建残余，来创立一种自由农民阶级，来开辟美国式的而非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列宁写道：革命的胜利，“……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方面的拼命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企图。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掉，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7] 列宁的思想的确是大大前进了一步，它是从土地革命为革命中心任务这一点出发的，而非从宪法改革为革命中心任务那一点出发的；它又指出那些能实现这个任务的社会力量唯一切实可行的结合方式。列宁的这个思想的弱点在于“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中含有内在的矛盾。列宁公开称这个“专政”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专政的时候，他自己就着重指出了这个“专政”的基本的局限性。他以此暗示，为了维持与农民的联合，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不可直接提出社会主义任务。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不啻是放弃它自己的专政了。所以那个专政，虽然有工人参加，本质上是农民的专政。有几次，列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例如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当普列汉诺夫反对夺取政权的“空想”的时候，列宁就回答他道：“这里说的是什么纲领呢？土地纲领。在这个纲领中是要谁夺取政权呢？革命的农民。列宁是否把无产阶级和这些农民混为一谈了呢？’[8]没有！他说他自己：列宁分别得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府和什么是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他又反问道：“革命的农民不夺取政权，又怎么可能有胜利的农民革命呢？”[9]在这论战式的说明中，列宁很明白地暴露了他的立场的弱点。 农民散布在广大的国土上，而以城市为其接触点。农民自身甚至不能提出他们的利益，因为在不同的区域，农民所想的利益是不相同的。各省之间的经济的接触是通过市场和铁路建立起来的，但市场和铁路都是操在城市手里。农民要突破乡村界限，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采取共同的行动，就必须在政治上依赖城市。农民在其社会关系上也是不单纯的：农民中的富农阶层自然力图诱导农民去同城市资产阶级联合，而下层农民则倾向于城市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其全体来说，是不能掌握政权的。 不错，在古时中国，革命曾使农民，或更确切地说，曾使农民起义的军事领袖上台执政。每一次革命的结果都是重分土地，建立一个新的“农民”皇朝，以后历史又开始重演：土地又重新集中起来，又造成一批新的贵族，又出现新的高利贷，又发生新的起义。只要革命保持其纯粹的农民性质，社会是不能走出这没有出路的循环圈之外的。这便是包括古代俄国史在内的古代亚洲史的基础。在欧洲，则从中世纪初叶起，历次农民起义的胜利都未能建立一个农民政权，只让市民阶级左派去执政。更确切地说，农民起义的胜利仅以设法确立城市人民中的革命派的地位为限。在二十世纪资产阶级的俄国，谈不上革命农民夺取政权的问题。 这样一来，对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便成了区别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试金石了。俄国革命能够进行多远，未来临时革命政府将具有什么性质，它将面临什么任务，它将依照什么次序来解决那些任务，——这些问题的重大意义，必须同无产阶级政策的基础性质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提出来；而无产阶级政策的基本性质首先是由无产阶级对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决定的。普列汉诺夫装腔作势地固执地闭起眼睛，不理会19世纪政治史上的实际教训，无论什么地方无产阶级一作为独立力量出现，资产阶级就要转入反革命营垒去的。群众斗争愈加勇敢，自由派就愈加迅速变为反动派。至今还没有人发明一种能使阶级斗争规律不起作用的办法。 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革命期间常常反复地说；“我们必须重视那些非无产阶级党派的支持，我们不可用‘鲁莽行为’驱使那些党派离开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的哲人以此类单调的说教表明：他不能理解社会的活生生的动力。‘鲁莽行为”可以赶走一两个感情容易冲动的知识分子，但阶级和党派的结合或分离是全凭各自的社会利益的。列宁反驳普列汉诺夫道：“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说，自由派地主们会宽恕你几百万次的‘鲁莽行为”，但是永远不会宽恕你教唆人家夺取他们的土地。”不仅地主而已，就是因财产利益相同，尤其因银行借贷原故而与地主有联系的上层资产阶级，以及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依赖大中财主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也都害怕群众的独立运动。可是，要推翻沙皇制度，就必须唤起千百万被压迫者去从事英勇的、奋不顾身的、崇高的革命进攻。只有在群众自己利益的旗帜之下，即只有启发对剥削阶级，尤其对地主的不可和解的仇恨，才能唤起群众参加这个斗争。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反对派从革命的农民和工人那里“吓跑”，正是革命的内在规律，是“谨慎”或外交手腕所改变不了的。 一月比一月更加证明了列宁对自由主义的评价的正确。尽管孟什维克望眼欲穿，俄国立宪民主党人不仅没有来领导“资产阶级的”革命，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加认为他们的历史使命正在于反对这个革命。十二月起义惨败以后，那些靠短命的杜马走到政治舞台前面来的自由派，都在声嘶力竭地向帝制政府解释他们于1905年秋天，当最神圣的“文明”支柱陷于危险时，搞反革命活动不够积极的原因。曾与冬宫秘密谈判的自由派领袖米留可夫在报纸上说得很好，他说：在1905年底，立宪民主党人简直不能在群众面前现身。他写道；“责备（立宪民主〕党当时没有召集群众会议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的人，......简直不懂得或不记得当时参加这类会议的民主群众中间流行的情绪，”这位自由派领袖所说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幻想”，指的是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这政策引起了城市下层阶级、士兵、农民及一切被压迫者对苏维埃的同情，从而疏远“上流社会”。孟什维克沿着相同的路线发展。他们为他们的1905年10月以后和托洛茨基搞在一起这件事再三向自由派辩解。孟什维克那位有才干的政论家马尔托夫所作的解释是这样的：当时对群众的“革命幻想”让步是必要的。 在梯弗里斯，政治派别也是依照彼得堡同样的原则基础形成的。高加索孟什维克领袖饶尔丹尼亚写道；“粉碎反对派和赢得宪法，——这些目的，将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各种力量自觉的联合和统一领导而达到......不错，农民将被卷入这个运动，并将赋予这个运动以一种自然力的性质，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上述那两个阶级，农民运动则给那两个阶级的磨盘注水。”列宁嘲笑饶尔丹尼亚担心对资产阶级采取一种不可调和的政策会使工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列宁说：饶尔丹尼亚“讨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可能陷于孤立的问题，可是他忘记了……农民！他看上了地方自治会中的地主，承认他们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不承认农民有这个可能。这还是在高加索说的！”列宁这个反驳，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一点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饶尔丹尼亚并没有“忘记”农民；而且从列宁自己的暗示也可以看出，他在高加索决不会忘记农民，因为那里的农民，在孟什维克派旗帜之下，正像风暴一样起来。但饶尔丹尼亚并不把农民看做政治的盟友，他是把农民看做一种政治上的进攻武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盟时候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个武器。他并不相信，农民能成为革命的一种领导力量，甚至能成为一种独立力量。在这点上，他并没有错。但他同时也不相信无产阶级能以领导者资格保障农民起义的胜利。这点就是他的致命的错误。孟什维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实际上是叫工人和农民服从自由派。这个纲领的反动的空想，是从下面的事实出发的，即阶级分化如此之深刻，一开始就使资产阶级陷于瘫痪，不能成为革命因素。在这根本问题上，布尔什维克是对的；寻求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势必把社会民主党推入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营垒中去。在1905年，孟什维克还没有勇气从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论做出一切必要的结论。在1917年，他们就把他们的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于是他们就碰得头破血流。 在那对自由派态度问题上，第一次革命那几年间，史大林是站在列宁方面的。但必须声明一点。即在这个期间，谈到反对派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甚至孟什维克下层分子大多数人也是更靠近列宁而不是更靠近普列汉诺夫的。对于自由派的轻蔑，本是知识分子急进主义的文学传统。但如果我们要探究一下柯巴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独立的贡献，例如分析高加索社会条件，或提出新的论据，或给予旧论据以一种新的提法，——那是完全徒劳无功的。高加索孟什维克领袖饶尔丹尼亚对于普列汉诺夫的独立性，比史大林对于列宁的独立性要大得多。流血的星期日之后；柯巴写道：“自由派的先生们力图挽救正在崩溃的沙皇宝座，是枉费心机的！他们想伸手援救沙皇，也是枉费心机的！……愤怒的群众却准备革命，而不准备跟沙皇和好。……是的，先生们，你们真是白费气力！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就像旭日东升一样地不可避免！难道你们能阻止旭日东升吗？”[10]诸如此类的话。柯巴不能飞得比这更高些。二年半之后，几乎每字都重复列宁的话，他写道：“……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它不能是革命的推动者，更不能是革命的领袖，它是革命的死敌，必须和它进行顽强的斗争”[11]然而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以后十年内，史大林经过了一次完全的转变，以至1917年2月革命发生时，他竟赞成与自由资产阶级联合，与此相适应，他又主张同孟什维克合并为一个党。须待列宁从国外回来，才能迅速地结束史大林这个独立政策，这个列宁称之为同马克思主义开玩笑的政策。[12] 民粹派把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都看做简单的“劳动者”和“被剥夺者”，同样关心社会主义；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乃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农民必须在物质上或精神上不再成为农民，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民粹派以其特有的感情认为上述那种社会学的分析乃是对于农民的一种刻薄的侮辱。俄国各派革命者曾在这问题上进行主要的斗争达两代之久。为了了解后来史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冲突，必须着重指出：列宁遵照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从来没有把农民看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盟军；恰好相反，正因为农民占居压倒的多数，列宁才断言在俄国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的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与土地问题有关的论文中都再三发挥了这个观念。 1905年9月间；列宁写道：“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它的。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准备着（现在立刻就准备）同它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提出这一双重任务”[13]，列宁把西方无产阶级看做社会主义同盟军，在某种程度上也把俄国乡村中半无产阶级分子看做社会主义同盟军，但他从来没有把全体农民看做社会主义同盟军。他以他特有的坚定性反复地说：“我们起初是彻底地、用一切方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甚至不是然后，而是同时）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反对一般农民。”[14] 1906年3月间，他又写道：“农民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获得胜利，因而将完全耗尽他们作为农民的革命性。无产阶级也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获得胜利，因而将真正开始发挥它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性。”同年5月间，他重复道；“农民运动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这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斗争，而是替资本主义的基础清除农奴制一切残余的斗争。”[15]我们从列宁的这一篇到那一篇文章，从这一年到那一年，从这一卷到那一卷著作，都可以找到这个观点。文句和例证有所不同，但基本思想则是不变的。这个基本思想不可能发生过变化。列宁如果把农民看做社会主义同盟军，那么他坚持革命的资产阶级性，把革命限制在“工农民主专政”范围内，限制在纯粹的民主任务的范围内，就会毫无根据了。有时列宁指责我对农民“估价过低”。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没有认识农民的社会主义倾向，而是说我没有充分认识（就列宁的观点说）：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独立性，农民有建立自己的政权的能力，又有通过它去阻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建立的能力。 对这个问题的重新估价，是到了热月反动期间才开始的；这个反动大体上是从列宁患病和逝世时开始。从此以后，俄国工农联盟就被宣布本身含有足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充分保证，含有在苏联境内建成社会主义的可靠保证。史大林拿单独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代替世界革命论之后，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的评价称为“托洛茨基主义”，不仅指现在，而且追溯到整个过去。 当然，可以提出马克思主义对农民的经典的看法是否被事实证明为错误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将使我们远远地超出本附录的范围。目前，我们只说下面一点就够了，即马克思主义把农民看作非社会主义的阶级的时候，从来没有赋予这一评价以一种绝对的不可更改的性质。马克思早已说过：农民有判断能力，也有臆断能力。农民的本性是随条件不同而改变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发现了影响农民、改造农民的十分巨大的可能性。历史还没有彻底探明这个可能性的限度。然而已经清楚的是，苏联的国家强制作用的日益增长，不仅没有驳倒使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有别于民粹派的对于农民的评价，反而根本证实了这个评价。现在，新政权建立了二十多年之后，无论关于这个问题的情况如何，下面的事实是不可磨灭的，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宁可说在192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阵营内没有一个人曾把农民看做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列宁更不待说。列宁一再重申：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俄国资产阶级复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并没有想错；史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阶级。 以上便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两大派别的不同立场。可是在这两种立场之外，早在第一次革命初期，就有第三种立场提出来了。这种立场，当时虽然实际上没有得到承认，我们仍须加以说明，——不仅因为它后来被1917年事变所证实了，尤其因为它在革命七年之后，在被驳倒之后，在史大林以及整个苏维埃官僚的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起着完全意料不到的作用。 1905年初，我在日内瓦出版了一本分析1904年冬俄国政治局势的小册子。我得出结论：自由派的独立的请愿和宴会运动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把希望寄托于自由派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同自由派一起走进了死胡同；农民运动正为胜利创造有利的条件。但不能确保胜利；唯有无产阶级武装起义才能决定胜负；朝着这方向走去，下一阶段必须是总罢工。这本小册子名为《一月九日之前》，是在彼得堡“流血的星期日”以前写的。从那天开始的强大的罢工浪潮，以及随之俱来的第一次武装斗争，明确地证实了这本小册子的战略的预断。 帕尔乌斯替我的小册子写了序文。加尔乌斯本是俄国侨民，那时已经成为有名的德国作家了。他是个具有非凡的创造力的人，能够接受别人的思想影响，也能够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别人。但缺乏必要的内在的均衡和勤勉，使他不能对工人运动作出无愧于他的思想和写作才能的贡献。无疑他对我个人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在以社会革命观点去理解我们的时代方面。我们两人第一次见面以前几年，帕尔乌斯就热烈主张德国总罢工了。可是当时德国正经历持久的工业繁荣时期，社会民主党正在使自己适应霍亨索伦政权，外国人的革命宣传只能得到嘲笑和冷遇。彼得堡流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帕尔乌斯读了我的小册子原稿，落后的俄国的无产阶级必然要起异乎寻常的作用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他。我们两人在慕尼黑同住了几天，谈了许多话，彼此增加了不少理解和私人的友谊。帕尔乌斯那时替我的小册子写的序文，就永远列入了俄国革命的史册。他用寥寥数页文字阐明了落后俄国的社会持点，这些特点固然是众所周知的，但在他以前没有一个人曾从中做出一切必要的结论。 帕尔乌斯写道：“大家知道，西欧各国政治的急进主义都是首先依存于小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就是手工业者，就是资产阶级中落后于工业发展、同时又被资本家阶级所排挤的那一部分。……在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俄国，城市照中国的方式而不是照欧洲的方式发展的。俄国城市乃是行政的中心，带着纯粹官僚的性质，并没有任何政治意义，至于经济意义，则不过是周围的地主和农民的商业市场。当资本主义过程结束城市的这种发展的时候，城市的发展还是微不足道的。资本主义开始建立它自己所设想的大城市，即是工厂城市和世界贸易中心。……阻碍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东西，反倒有利于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醒，——这就是俄国手工业的生产方式的微弱的发展。俄国无产阶级是直接集中在工厂里面的。…… “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将被卷入运动中。但农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增加那业已弥漫全国的政治混乱，从而削弱政府的力量；农民不能成为组织严密的革命军队。所以，随着革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政治工作将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同时，无产阶级的政治警觉性也将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毅力也将迅速增长。…… “社会民主党将面临这样的抉择：不负起临时政府的责任，就得退出工人运动。不管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如何，工人将视临时政府为自己的政府。……在俄国，唯有工人才能完成革命起义。在俄国，革命的临时政府将是工人民主政府。如果社会民主党站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头的话，这个政府将是社会民主党的。 “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不能完成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但肃清专制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过程将给临时政府从事政治活动提供肥沃的土地。” 1905年秋，正当革命事变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又会见了帕尔乌斯，这次是在彼得堡。我们两人与两大派别都没有组织关系；我们共同编辑《俄罗斯语言报》，这是给工人群众看的报纸；我们又与孟什维克合办《开端报》，这是很重要的政治报。人们常常把不断革命论同“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只有一部分是对的。帕尔乌斯于上世纪末，当他走在同所谓，“修正主义”，即歪曲马克思理论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队伍的前头的时候，已经成为成熟的革命家了。可是他尽一切努力都未能推动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更坚决的政策，于是他的乐观情绪受到了伤害。他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前途越来越采取保留态度。同时，他觉得：“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不能完成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他的预断没有指出民主革命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仅仅指出俄国将或多或少同在澳洲一样建立一个工人民主政权，在澳洲，以农业家（farmerist）为基础的第一个工人政府并不敢走出资产阶级制度范围以外去。 我并不同意帕尔乌斯的这个结论。在新大陆处女地上有机地成长起来的澳洲民主制，立即带有保守性质，而且支配着年轻的拥有一些特权的无产阶级。俄国民主制，恰恰相反，只能作为大规模革命暴动结果而实现，这个革命暴动的动力不容许工人政府保持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框框之内。1905年革命之后不久，我们二人意见就开始分歧了，到了大战开始时就达到完全的决裂。那时怀疑家帕尔乌斯已经把革命家帕尔乌斯杀死，事实已证明他站在德国帝国主义方面，后来又做了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柏特的顾问和智囊。 在写了《一月九日之前》这个小册子之后，我一再恢复发展和论证不断革命论的工作。鉴于不断革命论后来在本传记的主人公的思想发展上具有重大意义，用摘录的形式在这里介绍一下不断革命论是必要的。以下便是我的1905到1906年著作的准确的摘录。 “在现代的城市中，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城市中，居民的核心乃是急剧分化了的雇佣劳动阶级。正是这个在法国大革命时基本上还不存在的阶级，注定要在我们的革命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经济上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比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获得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机械地受本国技术力量和技术手段所决定的这一种思想乃是极其简单化的‘经济’唯物主义，这一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美国工业生产力虽然比我国高十倍，可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它对于本国政治的影响，以及不久之后对于世界政治发生影响的可能性，要比美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影响大得多。…… “我觉得俄国革命将会造成这样的条件，使政权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家尚未能充分施展其统治才能以前就有可能（在胜利情形之下则必然）落入无产阶级手中。……俄国资产阶级将把一切革命阵地交给无产阶级，它也不是不把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交给无产阶级。掌权的无产阶级将作为阶级的解放者来解放农民。……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将动员一切力量来提高乡村文化水平，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 “但农民自己不会把无产阶级赶走而取代它的地位么？那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历史经验都否定了这个假设。历史经验证明：农民完全不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从以上所说就可以清楚看出我对‘工农专政’的思想的看法。问题并不在于我原则上承认不承认它‘要’‘不要’这种政治合作形式。我认为，这种合作形式是不能实现的，至少不能马上直接实现。……” 有人硬说这里阐述的观点是“跳过资产阶级革命”，后来人们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一说法，上面所引的几段话业已证明这种说法多么不正确。我同时写过；“为俄国的民主革新而斗争，整个说来，是从资本主义来的，是资本主义基础上所形成的力量领导的，它的矛头首先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道路上的封建障碍。”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用什么力量、什么办法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可以用下面的说法限定一切革命问题的范围：我们的革命，就其客观的目的以及从而就其一切不可避免的结果说来，是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可以闭上眼睛不看这个事实，即这个资产阶级革命主要的能动的力量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靠革命的一切冲击力量推动自己向政权前进。……人们也可以以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条件倘未成熟这种想法安慰自己，而同时忽略这个思想，即无产阶级执政后，它的地位必然推动它靠国家的力量去管理经济。……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无力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进入政府的，他们只靠这个办法打破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界限，即把集体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无产阶级朝着这个方向走多远，要看各种力量间的相互相关而定，决不随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初的意图而定。…… “但我们已经可以自问道：无产阶级专政是否一定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框？它打破这个框框后，能不能根据现存的世界历史情况期待胜利的前途？……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即：如果没有欧洲无产阶级政府直接支持，俄国无产阶级将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将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转变为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但这不一定导致悲观的预断。“俄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政治解放，将把领导者提到历史上空前的高度，将赋予领导者以巨大的力量和手段，使其成为在世界范围内肃清资本主义的创始人，历史已经为在世界范围内肃清资本主义创造了一切客观前提。……” 关于国际社会民主党能够执行其革命任务到什么程度，我在1906年写道：“欧洲的各个社会党，首先是其中最强大的德国党，已经发展了它们的保守性，随着倾向社会主义的群众增多，随着这些群众的组织和纪律的效力提高，它们的保守性也愈加强烈。因此，社会民主党这个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之间的公开斗争的道路上的直接障碍。……”但我在总结我的分析时表示确信“东方革命将以革命的理想主义影响西方无产阶级，将激发它开始同它的敌人说‘俄国话’的愿望。……” 总结一下。民粹派同斯拉夫派一样，是从这种幻想出发的，即认为俄国的发展道路是完全特殊的，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则集中于证明俄国的历史道路和西方的历史道路在原则上是相同的。由此产生出来的纲领，无视俄国社会结构和革命发展上十分真实的而远非神秘的特点。孟什维克的革命观，除去其非本质的歧异和个人的偏向以外，可以概括如下；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获得胜利，这个胜利必然使自由资产阶级上台执政。以后，民主制度将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在比过去大得多的成效的社会主义斗争道路上赶上它的西方老大哥。 列宁的见解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完成它自己的革命的！经过“工农民主专政”取得的革命完全胜利，将肃清土地上的中世纪制度，将使俄国资本主义照美国的速度发展，将加强城市和乡村的无产阶级。将使社会主义斗争成为真正可能。另一方面，俄国革命的胜利将大大推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能保障俄国免除资产阶级复辟危险，而且使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夺得政权。 不断革命论的见解可以概括如下：俄国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只有采取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才是可以思议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可避免地不仅把民主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把社会主义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同时有力地推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唯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障俄国免除资产阶级复辟危险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以上的概括的公式同样清楚地显示后两种观点是相似的，它们与自由派孟什维克的见解是根本对立的，同时显示后两种观点在革命必须产生的“专政”的社会性质和任务问题上也有极其重大的本质差别。现在的莫斯科理论家的著作时常埋怨无产阶级专政纲领在1905年提得“过早”，这说得不恰当。经验证明，工农民主专政纲领也是提得“过早”的。第一次革命时期各种力量配合不当与其说有碍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如说有碍于一般革命的胜利。然而，各个革命党派所依据的是对完全胜利的希望；没有这一种希望，就不可能有最高的革命斗争。革命的一般前途以及由此生出的战略问题是意见的分歧所在。孟什维克对革命前途的看法是根本错误的：他们给无产阶级指出错误的道路。布尔什维克对革命前途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他们正确地指出斗争的总方向，但关于斗争的阶段说得不正确。布尔什维克对革命前途的看法的缺陷，1905年革命时还没有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是仅仅因为革命本身还没有进一步发展。可是，1917年革命开始时，列宁就不得不改变他对革命前途的看法，而直接与他的党的老干部发生冲突了。 任何政治的预断都不能自命像数学一样准确。只要它能正确指出发展的总路线，有助于指示事件的实际发展方向（事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使主要路线偏左偏右），这就够了。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看到不断革命论完全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在苏维埃政权成立最初几年，没有一人否认这一点，相反地，这个事实得到了若干官方出版物的承认。可是，当苏维埃社会冷静下来的上层分子反对十月革命的官僚主义的反动活动开始的时候，就立即向不断革命论开火了，这个理论比别的理论更加完全地反映第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同时也公开揭露这次革命之未完成的、局限的和部分的性质。于是，在排斥不断革命论的过程中产生了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史大林主义的基本教条。 （原载托洛茨基《史大林评传》中译本，齐干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附录，页592－611） [1]《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列宁全集》第9卷，中文第2版第112页——译者注 [2]《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第30、34页。——译者注 [3]同上 [4]《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史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69页。——译者注 [5]参看《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与前途)一书格鲁吉亚文版序言》，《史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4页。──译者注 [6]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1906年4月I0日至25日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译者注 [7]《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第38-39页。——译者注 [8]《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21页。—一译者注 [9]同上 [10] 《高加索工人们，是复杂的时候了！》。《史大林全集》第1卷，中文版第62页。——译者注 [1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史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62页。——译者注 [12] 关于这一切本书其它地方已作了详尽的叙述。——著者注 [13]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1卷，中文第2版第222-223页。——译者注 [14] 同上 [15] 《农民团或“劳动”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97页。—一译者注
欢迎湖南人底精神（陈独秀，1920年1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欢迎湖南人底精神 陈独秀 （1920年1月5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独秀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1月1日出版。 在我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之前，要说几句抱歉的话，因为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现在哪里去了？ 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后来我出了暗室，虽然听说湖南人精神复活底消息；但是我盼望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他们真实的复活，不仅仅是一个复活底消息，不使我的欢喜是一场空梦。 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这种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底大问题。社会上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也是社会底大问题。 OliveSchreiner夫人底小说有几句活：“你见过蝗虫，他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见六卷六号《新青年》六〇一页）那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底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了永远纪念底价值。 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 一九二〇，一，五。
列宁与帝国主义战争（列夫·托洛茨基，《反对派公报》第74期，193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列宁与帝国主义战争 列夫·托洛茨基《反对派公报》第74期，1939年 Uni佐仓绫奈译校 译者注：原文确切写作时间不祥，故译者只能根据《反对派公报》的出刊年份来确定本文的发表时间。 原文链接：ЛЕНИНИИМПЕРИАЛИСТСКАЯВОЙНА 列宁在1916年写道：“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1]历史上没有人像列宁本人那样被如此残酷地利用了。目前，克里姆林宫的官方学说和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和战争问题上的政策，把列宁所有在1914—1918年间得出并用于领导党的这些结论都踩进了泥土里。 1914年8月军事行动开始后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是否应该承担起“保卫祖国”的责任。这并不是在问，单个社会主义者是否应该完成其军人的义务——他别无选择了，逃兵也不是革命的政策——而是社会主义政党是否应该在政治上支持战争的问题：是否应该投票支持军事预算？是否应该拒绝与当局进行斗争，鼓动“保卫祖国”？列宁给出的回答是，不，不应该，没有这个权利——不单因为它是一场战争，而且因为它是一场反动的战争，是奴隶主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打的群架。 大概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普法战争（1870—1871）为止，欧洲大陆民族国家在这段时期内形成。在这波澜壮阔的八十年间，战争主要是民族性质的。为建立或保卫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战争，对发展生产力和文化而言是必须的，在那个时期具有深刻的历史进步意义。革命者不仅仅是可以，而且是有义务在政治上支持民族战争。[2] 从1871年到1914年，欧洲资本主义不仅仅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达到了鼎盛，而且还转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3]衰退的原因在于，生产力在私有财产的范围和民族国家的边界内，变得同样拥挤。帝国主义试图分裂世界并对其重新分赃。帝国主义战争正在取代民族战争。它们具有彻底的反动性质，表现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走投无路、萧条和腐朽。 然而，世界仍然是极其多样的。先进国家的、暴力的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在我们的星球上仍然存在着落后、被压迫的民族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统一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具有加倍的进步性，因为一方面这为它们自己的发展准备了更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又打击了帝国主义。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在文明的帝国主义民主共和国与殖民地国家落后野蛮的君主制之间的斗争中，将完全站在受压迫国家的一边——哪怕受压迫国家有君主制，而压迫国家有民主制度。 帝国主义打着“保卫世界，阻止侵略者”、“保卫祖国”、“保卫民主制度”一类的思想旗号，来掩盖其固有目的：争夺殖民地、市场、原料来源、势力范围。这类思想旗号是完全虚伪的。社会主义者的义务不是支持它们，而是把它们暴露在群众面前。列宁在1915年3月写道：“哪一个集团首先开始军事攻击，或者首先宣战，这个问题对于确定社会党人的策略，没有任何意义。双方叫喊保卫祖国、抵御外敌入侵、进行防御性战争等等，这完全是欺骗人民的谎言。”[4]列宁解释说，“……数十年来三个强盗（英、俄、法三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一直在武装自己，准备掠夺德国。两个强盗没有等三个强盗拿到他们定购的新刀子便先发动了进攻，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5]对无产阶级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战争的客观历史意义——哪个阶级发动了战争，为什么目的发动的战争——而不是时刻设法在自己的人民面前把敌人说成是侵略者的外交诡计。帝国主义者民主和文明的口号同样是虚伪的。“……德国资产阶级……愚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硬说它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自由和文化，是为了解放受沙皇政府压迫的各族人民……英法资产阶级……愚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硬说它们进行战争是为了……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和专制制度”[6]。各种政治上层建筑没有能力改变帝国主义反动的经济基础。正相反，基础从属于上层建筑。“而在我们今天……以为……会有进步的资产阶级，会有进步的资产阶级运动，作这种设想也是很可笑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变成反动的了。”对帝国主义“民主”作出的这种论断，构成了列宁全部概念的基石。 既然两个帝国主义阵营发动的战争不是为了保卫祖国和民主，而是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并进行殖民奴役，那么社会主义者就无权在两个强盗阵营之中二选一。试图“从国际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确定两个交战国家集团的其中一个的失败对社会主义的危害最小”，将会是完全徒劳无获的。早在1914年9月的头几天，列宁就用下面的这句话描述了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一切集团的战争内容的性质：“争夺市场和掠夺其他国家，力图扼制国内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革命运动，力图愚弄、分裂和屠杀各国无产者，驱使一国的雇佣奴隶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去反对另一国的雇佣奴隶——这就是这场战争唯一真实的内容和作用。”[7]这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的现有学说差了十万八千里呢！ 战争时期的“民族团结”政策意味着对反动和帝国主义野蛮行为的支持比和平时期更甚。拒绝这种支持是社会主义者的基本义务——但这只是国际主义消极被动的一面。仅仅做到这点是不够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在各方面（包括在军队内、在战场上）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宣传必须把枪口对准各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党，而不是对准自己的弟兄——其他国家的雇佣奴隶。迫切需要在各国军队中组织秘密的支部和小组，以便用各种语言进行这种宣传。要向一切国家的小市民的和资产者的沙文主义和‘爱国主义’展开无情的斗争。”[8] 但是——战时的革命斗争能给本国政府带来失败——列宁没有被这个论断吓倒。“在每个国家，要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自己的政府作斗争，就不应当害怕进行革命鼓动可能促使自己的国家失败。”[9]这就是俗称“失败主义”的理论路径。不诚实的敌人试图把它解释成列宁允许勾结外国帝国主义以争取打倒本国反动派的胜利。而实际上，它是在讲，所有国家的工人把本国帝国主义视为直接和主要的敌人，并与之展开平行斗争。列宁在1914年10月写给施略普尼科夫：“对我们俄国人来说，从俄国劳动群众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考虑，丝毫不容置疑、绝对不容置疑的一点就是，沙皇制度在这场战争中现在马上失败带来的损失最小”……[10] 对帝国主义战争，不能在和平的哀叹声中按照和平主义者的思路进行斗争。“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扬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其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1]帝国主义者缔结的和平，只会成为新战争前的喘息。只有革命群众反对战争及产生战争的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确保真正的和平。“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所谓民主的和平只能是小市民的空想。”[12] 反对和平主义那催眠并令人松懈的幻想的斗争，是列宁学说中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他怀着特别的憎恨否定了“裁军”的要求，认为这样的要求在资本主义下显然是乌托邦，只能转移工人的注意力，使他们忘记武装自己的重要性。“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对待。”接着，“我们说：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剥夺资产阶级，并且解除其武装……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13]从这里，得出了那个列宁在十几篇文章中用到的结论：“‘和平’这个口号不正确，——我们的口号应当是变民族战争为国内战争。”[14] 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工人政党都在战争中站到了自己本国的资产阶级一边。列宁把他们的道路戏称为“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行动上的沙文主义。对国际主义的背叛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改良主义调和的必然延续和发展。“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政治内容是同一个，那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自己的’政府摆脱困境，而不是利用它的困难推进革命。”[15] 战前最后一个资本主义繁荣时期（1909—1913）将无产阶级上层与帝国主义紧密捆绑。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把来自殖民地和一般的落后国家的超额利润，切了块肥肉分给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因此，他们从帝国主义政治当中直接获得的利益，决定了他们走向爱国主义。在那场完全揭示一切社会关系的战争期间，“给了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以巨大力量的是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府和总参谋部的联盟。”[16] 和平时期，社会主义中派（也许是最广泛的派别），即所谓的中间派（考茨基等人），在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几乎完全沦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俘虏，躲在一般的和平主义措辞后面。至于群众，他们措手不及，被自己几十年来建成的机构给欺骗了。在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评估了第二国际工人官僚之后，列宁并没停止脚步。“现在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实际上就是让工人阶级服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就是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压迫其他民族和争夺大国特权，就是分裂所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17]由此可得，国际主义者必须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如果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那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运动在现时期的各项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真正的国际团结。”[18]和中派分子，“这个社会主义中的资产阶级浪潮”也得决裂。党的名称必须改变。“那么，抛弃被他们玷污和败坏了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号而恢复共产党人这个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称号，不是更好吗？”[19]然后就到了与第二国际决裂并建立第三国际的时候了。 二十多年内发生了什么变化？帝国主义更暴力了，也更具压迫性了。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其最彻底的表现。帝国主义民主一落千丈，自然地、有机地演变成了法西斯主义。殖民压迫越是令人难以容忍，被压迫民族寻求民族独立的情绪就越是觉醒。换句话说，构成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理论基础的所有这些特征，现在都变得无比突出了。 然而，共产沙文主义者却说，苏联的存在给国际无产阶级政治带来全面变革。对此可以简短回答：在苏联出现之前，有一些被压迫的民族、殖民地等，而他们的斗争也是值得支持的。假如通过支持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有可能支持自己国家以外的革命和进步运动的话，那么社会爱国主义政策在原则上没准会是正确的。那么就没有必要成立第三国际了。这是其中一方面，但是还存在着另一面。苏联已经存在了二十二年。在近十七年里，列宁的原则是仍然有效的。共产沙文主义政策则是在四五年前才确定下来的。因此，提及苏联的存在，只是为了拿来当个幌子使。 如果说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者以捍卫文化和民主为借口投靠本国帝国主义的行为是社会沙文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背叛，那么用列宁原则的眼光来看当下，同样的政策就更加罪恶了。不难猜测，列宁会给共产国际的现任领导班子起什么样的绰号——他们在资本主义文明愈发腐烂的条件下，复兴了第二国际的所有诡辩。 共产国际的不肖门徒把它的旗帜变成了擦拭克里姆林寡头足迹的脏布，把那些仍然忠于共产国际创始人学说的人称为“变节者”——这是一个不幸的悖论。列宁是对的：统治阶级不仅在伟大革命者在世时迫害他们，而且在他们死后以更精妙的措施，试图把他们变成用于保护“秩序”的圣像。当然，没有人有义务站立在列宁学说的根基之上。但是，我们是列宁的学生，不允许任何人侮辱这些学说，或将这些学说变为其对立面！ [1]《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人民出版2017年版）第28卷第83页。——译注 [2]这时我们应该别忘了：1914年已经充分向我们展示，在帝国主义出现以后，民族战争同样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Uni [3]《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卷第36页。——译注 [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卷第164页。——译注 [5]《俄国的休特古姆派》，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卷第124页。——译注 [6]《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卷第13页。——译注 [7]《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卷第1—2页。——译注 [8]同上，第6页。——译注 [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卷第168页。——译注 [10]《致亚·加·施略普尼科夫》（1914年10月17日），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卷第15—16页。——译注 [1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卷第167—168页。——译注 [12]《社会主义与战争》，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卷第353页。——译注 [13]《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人民出版2017年版）第28卷第90页。——译注 [14]《致亚·加·施略普尼科夫》（1914年10月17日），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卷第15页。——译注 [15]《社会主义与战争》，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卷第334页。——译注 [16]《第二国际的破产》，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卷第263页。——译注 [17]《社会主义与战争》，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卷第335页。——译注 [18]《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卷第17页。——译注 [19]《一个德国人对战争的评论》，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卷第97页。——译注
陈独秀《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1920年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 陈独秀 （1920年1月4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星期评论》第31号“新年号”，1920年1月4日出版，署名：陈独秀。 前几天北京方面复辟派谣传很利害，许多朋友听了很气愤，我听了丝毫不以为异。我们现在仍然是帝政底下的奴隶，并不是共和政治底下的自由民，小孩子出来做元首和老头儿做元首没有什么分别，就是复辟，又何必大惊小怪呢？ 昨天有一位日本大阪大正日日新闻记者和我谈话，他问我对于中国政治底见解，我告诉他“取消帝政，改建共和”八个大字，他当时大为诧异。我问他：“中国现政治底实质是帝政还是民治呢？”他笑道：“自然还是帝政。”既然还是帝政，我们的中国革命党在建设的，积习〔极〕的，改建共和之前，一定还要做破坏的，消极的，取消帝政底苦功。 我们的君主不天天在那里下圣谕叫我们安分守己的读书吗？叫我们兴办实业吗？他用的各省督抚司道，不都比光绪宣统时代还要威风万倍吗？封禁报馆，监禁主笔，不比光绪皇帝宣统皇帝还要利害吗？贪赃枉法的文武官吏遍满全国，皇帝左右连一个铁面御史都没有了，这是〔什〕么世界中！ 我们的中国革命党，去做了帝国官吏的，现在不用理他，还有一班未做官的老同志，自孙中山先生起，赶快回复到辛亥以前的生活。一面宣传民治主义普及人民，一面设法取消帝政。一切设想、运动，都要当做未曾宣布共和以前一样。 同盟会底三民主义，后来变成了一民主义，好像三脚儿去了两只脚，焉有不倒的道理？从前宣传民治主义的功夫简直没有做，取消帝政的力量也没尽得足，匆匆忙忙挂上了共和招牌，十分冒昧可笑。譬如一个素不用功侥幸及第的学生，倘不赶紧补习功课，哪里会有毕业的希望？ 我们的中国革命党诸君呵！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责任，不但辛亥年未曾完结，现在还未曾起首呵！我们不可以革命成功的伟人自命，我们应该以侥幸及第的学生自命。我们应该补习的功课有三门： （一）多数人民应该懂得民主政治究竟是什么。 （二）怎样完全取消帝政。 （三）怎样建设民主政治。 什么召集国会，什么制定宪治，什么发展实业，都要建筑在这三门功课上面，基础才算巩固。现在大家迷信的国会和宪法，都是帝政时代的产物，他们骨髓里充满了帝政的腐败臭味，我们实在不满意，实在没有恢复底价值。 我们希望赶紧补习三门功课，补习好了，我们希望从新创造纯粹民治的国会、宪法。
列夫·托洛茨基：谈列宁夫人的去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谈列宁夫人的去世[1] 列夫·托洛茨基 李星译 克鲁普茨卡娅不仅是列宁的夫人（这一事实也非偶然），更是一个卓越的人。她忠于事业、充满干劲并拥有纯净的个人品质。她很聪明，但与列宁的朝夕相处，使自己的政治智慧没得到独立发展。这倒不奇怪。太多次确信了列宁的深刻判断（之后），她习惯了信任自己的伟大战友与领导者。列宁去世后，她的生活极富悲剧性，似乎在为往昔的幸福时光还债。列宁的疾病与离世（这件事同样不是偶然），也是革命挫折与蜕变的开始；克鲁普茨卡娅有点慌张，四顾茫然。她的革命嗅觉与组织纪律的魂魄打成一团，难解难分。1926年，克鲁普茨卡娅曾试图抵抗当权者；短暂投身反对派。但对分裂的恐惧，使她动摇、退缩。她失去了对自身正确性的信念，感到无所适从；在外面，当权者极力想摧垮她。「列宁夫人」表面受到礼遇（或说半吊子的荣誉身份），同时被有系统地污蔑、践踏与抹黑。在共青团，官方针对她散播了最荒唐的粗俗流言。斯大林始终害怕她的潜在抗议。克鲁普茨卡娅是头号知情者，对党史了然于心。她很了解斯大林在真实党史的位置。所有把斯大林与列宁并列的新编史书，不能不让她恶心和受辱。斯大林怕她，就像怕高尔基。她身处特工的严密包围；老朋友一个个走了（有的缓慢死去，有的被公开或秘密地处决）；自己的一举一动受到监视；想发表文章，必须经过漫长、痛苦与羞辱的谈判。除此之外，她的文章给硬塞了一堆补丁，以吹捧斯大林或美化特务机关。看来，某些出奇丑恶的文字补丁违背了她的意志，甚至未经她过目。一个被压垮的不幸女人有啥办法？她与世隔绝心情沉重。她手足无措。她在病痛中挣扎，就这样走完了艰难人生。 对上演一出出政治大审判，斯大林似乎有些丧失兴趣。那些审判在世界面前使他的形象暴露无遗：肮脏、罪恶与可憎的形象。然而，新审判仍可能上演。新的被告，或许会陈述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们——在雅戈达与贝利亚的督导下——如何帮助列宁的遗孀快点死……不管是否有医生暗助，斯大林强加给她的那种生活，与催命符并无两样。 纳杰日达·康斯坦京诺夫娜！我们并无怪罪你、指责你没下定决心与波拿巴官僚层公开决裂的念头。面对这一选择，比你更具政治独立性的智者动摇过，幻想与历史进程捉迷藏，最后悲惨死去。你有极高的责任感，更不缺少个人勇气；你缺少的一样东西，是思想的勇气。我们怀着沉痛送你到生命的尽头，因为你是列宁的忠诚伴侣，因为你是无可指责的革命者，也因为你是革命史的一位悲剧人物。 1939年3-4月 《反对派公报》75-76 [1]原文直译：克鲁普茨卡娅去世
关于詹姆斯·伯纳姆退出工人党的声明（1940年5月21日于纽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关于詹姆斯·伯纳姆退出工人党的声明 1940年5月21日于纽约 致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我不得不向全国委员会提出关于我与新组建的工人党的关系的问题。 我经历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派系斗争、它的结局，以及最近的工人党的成立，这不可避免地，让我反思自己的理论与政治信念。这种反思使我发现，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再把我自己看作、或者允许他人把我看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相关的一些最重要的信条，无论是修正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还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事实上我都不能接受它的传统形式。我将这些信念视为既是错误又过时或者没有意义的，或者在少数情况下，充其量也是在被限制的和修正的形式中是正确的，同时也不能再被恰当地称为马克思主义了。 我并不打算在这封信里进行详尽的分析，也不想对我个人的信条进行冗长的解说。不过我希望能通过几个特别的例子来阐述观点。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我从未接受过这个哲学，这是真的。过去我容忍这个矛盾并在这个信念上妥协，因为那时我相信“在涉及实践和政治时，哲学就是无关紧要的”。然而经验、更进一步的学习和思考使我相信了我是错的，而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很多人——在这一点上是对的，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即使在科学上毫无意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精神上和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一定会在实践和政治上留下很多不利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性的历史”的总理论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它的全部经验上的内容，在我看来，都已经被现代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所反驳。 我认为，在运用于当代经济环境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部分就是既错误又过时而毫无意义的。而那些仍旧保持正确的方面，在我看来不能证明它经济学的理论结构的合理性。 我不仅认为，“社会主义终将到来”是毫无意义的，而且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唯一的代替”也是错误的。根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证据，我认为我们将面临的一个新的剥削社会（我称为“管理型社会”）不仅是资本主义可能的替代品，而且在当前时代比社会主义更有可能实现。 你们都知道，我认为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可能把俄国定义为一个“工人国家”。而且这个观点涉及到一个更基本的推论：比如说，应该把斯大林主义理解成一种强大的历史力量的体现，而法西斯主义则是同一种力量的另外一种体现方式。我至今仍怀疑这个推论是否也适用于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 就像坎农早就知道的，我坚决、完全地不同意列宁主义关于党的思想——不是仅仅不同意斯大林或坎农对这个思想的修正，而是根本不同意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本身。我不仅不同意关于党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也不同意现有的党的行为模式，它使党扮演着一个真实的实体的角色。我认为，列宁主义式的党，与真正的科学方式和真正的民主是不相容的。 鉴于这样的信念，以及其它类似的东西，不用说我当然也反对第四国际的纲领文件（它被工人党接受）中相当多的部分。在我看来，《过渡纲领》几乎是彻底荒谬的，它也是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无力把握当代史的重要范例——它刚被提出的时候我就这么觉得了，即使它是出自代表了最聪慧的、最能代表马克思主义的人之手。 这些信念，尤其是在它们否定的方面——也就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方面——并不是“突然”或一时兴起的，它们并不仅仅由最近的派别争斗产生（我也参加过一些）。这些信念中，很多是我一直坚持的。许多是我几年来产生的。剩下的则是在过去一两年里，从怀疑不定转变为确信的。派别斗争仅仅强迫我把它们暴露出来，并且让我从整体上考虑它们。我当然知道这些信念中很多既不是新的也不是独创的，而在保留它们中的一些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群体中。但是，我从来没有按照持有某种信念的人的品德来评判信念本身的正确性。 新组建的工人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特别地说应该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派和列宁主义的党。这不仅仅是一个定义上的问题。它的纲领文件（尤其是关键文件《工人党的目标、任务和体制》）、以及对它绝对多数的领导权和对坚实成员的声明和主张、这个多数的行为习惯都确保了它是这个样子。无论是《劳工行动》宣称党是第四国际的一部分的报头声明，还是它的理论杂志的定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机构”，或是在关键文件中反复呼吁关于论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的革命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或是同托洛茨基通报的惯例过程，都显著地象征了这一点。在派系争斗中没有表现出任何决定性的趋向来远离这个方向，恰恰相反，任何尖锐的建议在这样一个方向中都会被阻塞。事实上，工人党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脱离出来，并不是因为任何根本性的分歧，它现在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派别组织之一而存在，这正是它在决定自己的“党的性质”、以及自己与坎农的立场的区别时，所遇到极大困难的确切原因。这很难做到，事实上也没有做到，因为这两个位置，除了一些细枝末节之外，并没有真正的区别。 当然，我并不希望在最近和更早以前发生的事情中减轻我自己的那份责任。我希望按我所看到的来记录事实，包括我一直不是一个全职政治工作者以及没有负起我对组织应负的全部责任。 从我现在的信念、以及工人党的特征等事实来看，不免得出下面的结论：我不可能成为工人党的忠实党员；我不可能接受它的安排和训练；我不可能为它说话或做事。自然我也不会认可工人党所持的任何观点。我相信如果社会主义可以实现，它将会是一件好事（我们知道，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是被贬斥的。我同意工人党对战争的态度，至少在前不久结束的派系纷争所包括的范围内。 但是我同意的这些观点也是其他组织和数以万计的和工人党完全不同的人共同所有的。至少在我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我不能让自己的言行，局限于狂热地渴求社会主义与批判战争双方。这让我特别强烈地想起，在工人党的第一次公开的群众集会上，我想弄明白自己能说什么，我说不出自以为应该说的话，只能作为这个组织忠诚的发言人而讲话。最后我再次妥协了，我说了在第三阵营立场上是“安全”的话，讲话结束时我觉得自己说谎了。 因此，对我而言只有两个选项： 继续作为党的成员，我可以立刻发起一次派系斗争，按这个文件中建议的方法。 从政治的和理论的观点来说，相比于刚刚结束的同坎农的那次斗争，这次派系斗争当然将会是更广泛和更根本的。而且从我的立场来说，会如它的主要目的一样使这个团体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 或者我可以简单地脱离工人党。 出于对“有原则的”和“负责任的”政策的一般观念，第一个方案对我是义不容辞的。但是，我不相信这在现在的境况下是有意义的。一方面，对于现在的工人党来说（我认为只有极少数人会支持我），一次尖锐的派系斗争意味着组织的瓦解，至少是力量的削弱——最先动摇的会是它一点也不兼顾的基础。在这样的派系斗争中获得的成果是不划算的，没有任何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我个人不希望在这样一场斗争中承担领导。我从来不是也不会是一个“实践的政治家”或“组织者”，更不会是一个领导。 这样就只剩下第二个方案了。 很多人会认为或者声称我现在的信念和因之做出的决定是在编造合理化，一方面，是对轻松而资产阶级式的个人环境所带来的压力进行合理化，而另一方面，也是对工人遭到的惨痛失败所造成的影响、过去二十年间人类的境况、以及战争危机的合理化。 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行为的动机和源头，而我就可以这么说，我应该是最后一个这样自诩的人。这封信写了这么多，也许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我想退出政治活动。”我当然是被过去二十多年的失败和背叛所影响了。我认为必须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其部分证据便来源于此：在历史进行过的各种试验中，马克思主义运动要么最终造成社会主义的失败，要么是背叛了它。它还影响了我的感觉和态度，我知道这些。 至于我的“个人生活”，别人如何能知道得如此详尽，究竟是因为我不愿全身心投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搅乱了我的信念，还是因为我早就有了明确的信念，使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我承认，我有点厌烦了，我受够了那种习惯，那种药跟反对者和批评者较劲的习惯，那种决定科学的争辩的习惯，那种自鸣得意地谈论“合理化”以及“异己阶级的压力和影响”的习惯，因为这个习惯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这不是我唯一反对马克思的一点。我的信念是事实；失败和背叛，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的体验也都是事实。它们就在这里，不管真实的根源、动机是什么。 在非意识形态的、非理论的和非政治的立场上，我才能意识到，或者能感觉到和工人党（或任何别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联系和支持。就是这么回事。我现在再也不能伪装成这样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别人。 遗憾的是，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是对过去的自己的一种关于道德上的义务和责任的感觉——虽然不充分但是仍然全部地被马克思主义和类似的思想所主导的七年，这可不像在打字机上那样，几分钟之内就能删掉。我曾与双方中的人进行过忠诚的合作，我也曾让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对别人产生了影响，对于这些人，我的这种感觉就更加深重。托洛茨基和坎农会把我的决定拿来佐证他们的观点——根据他们卓越而又通俗易懂的逻辑，伯纳姆的退出将会是，对他们关于战争的性质、俄国的性质、战争中俄国的角色之类观点的事实性的证明。而对工人党的很多成员来说，我的退出会被认为是开溜的行为。从道德和个人观点，我不得不同意在这个将要到来的判断中会有很多的事实。 但是这个因素，与其他的因素权衡，并不足以决定我的行动。事实上，现在我十分清楚的是如果没有这些道德和个人的考虑因素，我可能早已离开党了。因为我几年来的信念和兴趣（这也是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党中没有任何容身之处。 这封信意味着我明确地辞去组织中的职务。但是，由于我注意到的那些责任和义务，我准备好了在有限的范围内和全国委员会商讨我离开的方式，如果全国委员会想这么做的话。这里有四种选择： 1.全国委员会可以开除我。找到开除的根据并不难：我已经写了一篇文章，如果它在非党办的报纸上发表（确实有机会这样做），将会是一个很恰当的根据。 2.我可以直接退出组织和它的活动，不被任何一方所特别注意。 3.我可以在名义上被认为是“休假”六个月。如果选择这个选项，不会有任何误会。未来从来都不是确定的，但是这种休假结束的可能性确实将会非常小。 4.最后，如果全国委员会觉得我的退出会在组织独立生存的初期有很严重的影响，我准备好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进行部分合作。主要工作是在党的报纸上发表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这些文章和党的立场一致。在这段时间内我也将克制与党和它的计划相反的公众行为。而在两个月结束后，就必须选择其他三个选项之一。老实说，我不喜欢第四个解决办法，但是，就如我所说明的，我准备好了接受它。 写这封信对我来说是一个痛苦和困难的任务。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冲动的行为，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还是做了。我最关切的是避免留下一种印象仿佛我企图为我自己、我的软弱、我的缺点和我的错误申辩或偏袒地辩解。当我说我反对马克思主义时，我没有任何鄙视或认为我“比马克思主义者更好”的意思，一点也没有。我是愚笨的，在工人党内部也许可以找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品质如忠诚、奉献和英雄主义，但我相信自己，更甚于相信这些品质。我不能够表里不一。 相信我正是这样做的，我不可能盼望工人党的胜利；但是我可以并且确实希望它的成员一切顺利。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道路和领域里，保持他们的价值、真实和自由，我希望我们还能互相视为同志，不管我们使用什么名字，也不管有什么标签被贴在我们身上。 你们真挚的 詹姆斯·伯纳姆
科学与风格——回应托洛茨基同志（詹姆斯·伯纳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ScienceandStyle AReplytoComradeTrotsky 科学与风格——回应托洛茨基同志 詹姆斯·伯纳姆（JamesBurnham）Wstdq译、吕杨鹏校订 亲爱的托洛茨基同志： 你那封名义上写给我的公开信着实是咄咄逼人，我承认，这让我不太容易作出答复。 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我想起了一段时间以前与一个来自中欧的好同志之间的一次对话。我们在用知识分子的那种闲散随意的方式讨论在美感（或者说是对于美的感受）和政治行动的要求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他告诉我一个故事。 若干年前，他所生活的那个国家经历了一次社会危机。群情激愤，近于暴动。一天早上，在这场运动到达高潮的时候，几千工人聚集在首都的一个大广场一侧。我们的这位同志被指派领导一个工人小分队。 深蓝色的天空下，白色的晨曦把楼房的影子投射在整个广场上。正对着工人，警察从广场的另一边鱼贯而入，排成笔直的队列，鲜衣怒马，武器闪闪发光。一声令下，在一个迅速的动作中他们拔出了军刀，刀刃在阳光中耀眼夺目。第二道命令发出：向工人进攻。 形势危急，我们这位同志必须立刻组织起有力的反击。但是，被眼前场景的美所震撼，他的四肢僵直，喉咙也哽住了，过了很久才缓过劲儿来。在之后的一整天中，虽然艰苦的战斗在持续进行——超过五十人战死，数百人受伤，伤者中也包括我们的这位同志——但他还是忘不了那太阳、那影子、那片蓝天、那些来回奔跑的马和亮闪闪的军刀。 同样地，在这个言语的战场上，尽管是街头战斗的苍白映像——却也是不可或缺的思维火花，我应该聚精会神地整理好论点来对你的信（这封信实在是错得离谱）发起反击的时候，我却发现必须先暂停一小会儿去感叹一下你所创造的技术上完美的言语结构、你的简洁明快的文辞、你用炽热的言语所表达的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不可动摇的忠诚，以及字里行间时不时冒出的那些机智的隐喻。 一想到有义务把这漂亮的结构放到从两个平淡无奇、毫无浪漫可言的烧瓶（逻辑和科学）中倒出的腐蚀性强酸中去，是多么地令人不快和吃力不讨好啊！ 托洛茨基同志，在阅读和思考这封信的时候，我回想起第一次认真关注你的文章的时候：那是一篇对于你的《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的长篇评论，发表在1932年7月号的《座谈》杂志上。我重读了那篇尘封多年的评论。在那篇评论里，我发现我也是被迫首先去讨论你出色的文风，甚至是花了很大篇幅去分析。并且我还比以往更加清楚地看到一些在我看来是重要的事实：你对于证明、证据的观念太过于文学化了，你自欺欺人地把劝说性的文辞当做了逻辑性的证明，把精彩的隐喻当做了论证。我相信，在你的书和文章里表现出来的正是辩证法的奥秘：辩证法对于你来说是一种强化文风的手段，例如对比性的词语、流畅的节奏和言语上的悖论，这些已经成为了你写作方式的特征。 托洛茨基同志，我不会试图在隐喻的方面赶超你，假如这是一场文学竞赛，那么胜利的桂冠已属于你。证据、论点、证明，这些是我仅有的武器。 概要一览 现在我来总结你的论点： 关于你自己的立场，你坚称： a．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是正确的。 b．马克思的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正确的。 c．俄国是一个工人国家。 d．俄国政府在目前战争中的防御策略是对的。 关于反对派的立场，或更确切地说，是关于你宣称的表达了反对派观点“精华”的伯纳姆的立场，你坚称： 1．伯纳姆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党人。 2．伯纳姆拒绝辩证法。 3．伯纳姆拒绝马克思的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思的国家理论。 4．伯纳姆否认俄国是一个工人国家。 5．伯纳姆所实践的政治是“弃权主义”的。 6．伯纳姆拒绝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理论和方法。 但你并不仅限于这些个别的命题。你更加关心的是断言这些命题中存在的某种联系。 关于你自己的立场，你又有如下这些附加的命题： A．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可以推断出马克思的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正确的。 B．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出发，可以推断出俄国是一个工人国家。 C．从俄国是一个工人国家出发，可以推断出俄国政府在目前战争中的防御策略是对的。 关于伯纳姆的立场，你断言有如下联系： I．从伯纳姆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出发，可以推断出他拒绝辩证法。 II．从他对辩证法的拒绝出发，可以推断出他拒绝马克思的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思的国家理论。 III．从他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拒绝出发，可以推断出他否认俄国是一个工人国家。 IV．从他对于俄国是一个工人国家的否认（以及命题1和命题2）出发，可以推断出他所实践的政治是“弃权主义”的。 V．从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和他对于辩证法的拒绝出发，可以推断出他拒绝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理论和方法。 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我已经谨慎而公正地在这里指出了你的核心论点。这18个命题组成了所谓“统一的看法”，而你谴责这个“统一的看法”在反对派的观点中是没有的。但是一旦这些命题被明确地表达出来，一旦它们离开隐喻和修辞的笼罩被摆到台面上来，那么很显然，其中的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命题，需要分别得到证明。更重要的是，你的论点、你的“统一的看法”和“解释”的结构，取决于所有这些命题都是正确的。即使是你最热情的支持者，我想也不会狂妄到宣称你已经证明所有这些论点都是正确的吧？ 具体来说，这18个命题要么是琐碎的，要么是无关紧要的，要么是明显错误的，要么至少是未经证明的。要逐条说明这些会很累，而且没有必要；每个同志都能自己拿着手中的材料去分析。在此，我把关注范围限定在一些引发了特殊问题的论点上。 作为障眼法的辩证法 你写道，“既然这个问题（指辩证法）已在派别斗争的过程中清楚的提出来……”多么纯洁、客观而不带个人色彩啊，托洛茨基同志！突然之间，辩证法就像班柯〔译注：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人物，被麦克白下令杀死，后以鬼魂显灵，使麦克白暴露自己的罪行〕的鬼魂一样，把它野性的面孔猛然塞进我们的政治中来，让所有的怀疑者感到惊讶。唉，可是就像在所有的鬼魂事例中一样，恰恰是人的手在操纵那个制造超自然现象的机器；那正是你的手，托洛茨基同志。就像所有优秀的巫师一样，你把显灵说成是另一个更高级领域的成果——“事件的逻辑”、“斗争的历史过程”。但就像所有优秀的观察者一样，我们对这种技艺赞叹不已，对这种解释则会付之一笑。 我能够理解，甚至是同情你在当前的争论中对辩证法的依赖。你已经没有什么好写的了，因为你每一个针对实际事件的预测都在第二天就被驳倒了，战争中每一周的发展都在接连摧毁你政治立场的支柱。但关于辩证法的论点倒是百分之百安全的，不管是一个世纪以前还是一个世纪以后。在那些空洞的概括中，没有什么平凡和麻烦的真相会来侵扰；没有什么朴实的观察或实验会来破坏它们超然的镇定；那些安详的词句能够一劳永逸地摆脱日常事件粗俗的触碰。 我曾经参加过好几次派系斗争，其中的一些很激烈，有一些也为你所关注，托洛茨基同志。辩证法那个时候在哪里呢？你在那些时候怎么从没提到过我对于辩证法的拒绝所带来的危险？这里的不同是不是与在以前的争论中我恰好和你站在同一边的事实有关（在这些天的哲学氛围下，这个暗示确实是俗气到不合时宜的地步了）？这个猜测或许并不荒谬：假如存在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我今天恰好与你及坎农意见一致，那么我们是不是能说，辩证法就不会那么惹眼地出现了？ 托洛茨基同志，我认为你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之一。我过去是这么认为的，那时我在多数观点上都同意你；即使今天我在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上不同意你，而且毫无疑问将来也不会同意，我还是这么认为。作为一个包容的科学家，我的信仰并不是为我当下的派系利益服务的。但是你在历史学与政治学中的成就并不能自动保证你在哲学、逻辑学、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的领域中也有同样的才能。 我发现恩格斯在后面的这些领域中所写的东西中有75%是混乱的，或在随后的科学研究中变得过时了——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多少价值。在我看来（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并不觉得这是令人震惊的），恩格斯在这些领域中只是他那个时代的儿子，而那个时代属于赫伯特·斯宾塞和托马斯·赫胥黎，属于那些推广达尔文思想的人，他们认为自己通过对生物进化的假说做一个隐喻性的延伸就已经发现了宇宙之谜的终极答案。不过，恩格斯确实努力让自己熟悉当时的哲学、逻辑学和科学，并且在写作的时候运用了这些知识。 但你呢，提供给我们的不过是对恩格斯的老调重弹。你文章里出现的最晚近的科学家是达尔文；除了亚里士多德，唯一“值得关注的逻辑学”是黑格尔的逻辑学——一百年前那位人类思想的头号搅屎棍。托洛茨基同志，我们美国人要问：你在这些年里去哪儿了？在黑格尔写作之后的125年间，科学的进步已经超过了此前整个人类历史进步的总和。同一个时期里，逻辑学在2300多年的稳定之后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型，在这次转型中，黑格尔和他思想的影响完全是零。 你问我：“难道你认为科学（包括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近代物理学，化学等）的进步，一点也没办法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方式吗？”但这个问题恰恰应该是向你自己提出的，而不是向我。我当然认为是有影响的（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表明了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完全是与科学无关的）。至于各门科学是如何影响思维方式的，即使在黑格尔这个反动的专制主义者的晦涩字句里花上一辈子的工夫也找不到，这只能靠研究现代科学和数学并对它们加以谨慎的分析。 你用一种嘲讽的口吻不断地要求我“那么请你不嫌麻烦，告诉我们，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到底是谁把后来的逻辑进展加以分析和体系化”，“或者你要叫我注意那些为无产阶级用来代替了辩证法唯物论体系的著作吧……”，听来就好像这个要求是明显不可能达到的以至于我会在它面前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这种嘲讽用错地方了，因为这个要求是世界上最容易达到的。你是不是要我给你准备一份阅读清单呢，托洛茨基同志？那会是很长的，从上个世纪中叶的杰出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作品，到罗素和怀特海的里程碑式的《数学原理》达到一个高潮（现代逻辑学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然后向许多方向发散出去——最有成果的方向之一是由那些正在合作撰写新的《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的科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代表的。就狭义的逻辑学来讲，C.I.刘易斯的《符号逻辑研究》是一本出色的、但不简单的入门书。但是，恐怕所有这些作品中你都不会找到一处对黑格尔的（或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引用，你在任何一个著名的当代科学家那里也找不到这种引用。除了那些苏联科学家，此类引用对他们来说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以及那些克里姆林宫的跟屁虫，如J.B.S.霍尔丹之流。研究我所提到这些著作不会是枯燥乏味的，但恐怕即使我们完成了研究，我们也不会离回答俄国在战争中的角色这个问题更近一些。 你对于逻辑学的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托洛茨基同志。你把逻辑学比作是一台机器或工具：“正好比工厂中的机器间供给工具于一切部门一样，逻辑也是人类知识各方面所不可或缺的。”这个比喻是错误的。因为对我们的政治来说，可以比作机器或仪器或工具的不是逻辑学或“方法”，而是党；这个党，这个实实在在的党，就是我们用来实现我们政治目标的工具。逻辑学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人类知识是不可或缺的：逻辑学为可被理解的陈述规定了条件，因此我们一旦“侵犯”逻辑就会有说废话的危险。但没有人为了表述清楚或是做一个伟大的实证科学家就必须先懂得逻辑学这门科学——实际上，很少有人懂得逻辑学这个高度专业化的、而且在与实证知识分离之后变得有些无用的学科。对于逻辑学（“方法”）的清楚了解或许会帮助一些人表述清楚、成为一个更好的科学家（尤其在高度理论化的科学领域，这看起来确实是可能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情况并不像逻辑学家所喜欢认为的那样常见或重要。不然的话，逻辑学家为何还有那么多失业的呢？ 同样，也没有“不自觉的逻辑学家”之类的东西。我很惊讶地读到你关于“不自觉的辩证法者”——你笔下的农妇和狐狸——的文字，希望这整个段落只是为了幽默。但我被迫承认你是认真的。根据你的推理，一只癞蛤蟆——或者一块石头——一定是科学家，因为，确实，他们的行为都符合引力规律！成为一个科学家（而不是一个野人或一块石头）的条件不是他的行为能符合科学规律——所有东西都一样符合——而是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家懂得那些规律，并且不是“不自觉地”（不管这意味着什么）而是相当自觉、有意识地。 你告诉我们：工人、无产者“天然地倾向于辩证的思维”。这些工人在哪里呢，托洛茨基同志？在我看来你似乎在为辩证法做一个非常拙劣的广告。我或任何其他人了解到的是在肯尼科特铜矿、美国钢铁公司的车间、贸易航线的船只……等等这些地方的工人，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些什么，一如既往地信任约翰·L.刘易斯〔译注：1920-1960年间任美国矿工联合会主席〕、西特林、茹奥〔译注：1879-1954，法国工人运动领袖，曾获1951年诺贝尔和平奖〕和斯大林，一如既往地投票给民主党或共和党，一如既往地相信资本主义。我认为他们将转变思维，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但我发现他们的思想大多不是错误的就是混乱的。如果这就是你所说“辩证的思维”，我可以同意你。 在你新提出的那些关于辩证法故弄玄虚的评论中，你只尝试了一次去提出一个支持辩证法的论点；并且这个论点在经过检查之后被发现既是无关的，也是反动的。“所有伟大和超卓的革命家，”你写道，“——首要的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佛兰兹·梅林格——通通都站在辩证法唯物论的基础上”；而许多从革命中逃走的人正是从攻击辩证法开始的。这个武器和那个极端反动的武器不是一样的吗：我们的父辈都相信了，而他们的父辈和更早的祖先也都相信了，你还敢不相信吗？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选择社会主义这一边的时候不是都必须与这种观念决裂吗？这种观念即使是出自社会主义者口中也丝毫不会更合理些。 即使这个论点是对的——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也就是说，每一个革命者都相信辩证法而每一个反对革命的人都不相信它，这个事实本身（从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可能是有趣的）也与辩证法的真假或它在科学上的无意义性没有半点关系。这是两个类型完全不同的问题。 你自己是很能够认清这个不同的，只要你不是在用派系的文辞来压制真相；确实，你还常常很有说服力地坚持这一点。例如在分析莫斯科审判时，你（以及我们所有人）说明了那些被告人的认罪是不足信的，这可以依据现存的证据、这些认罪中的内在矛盾以及对于那个在大审判中达到极点的历史进程的理解来进行证明。斯大林主义者的反应——从许多人的观点看来是非常有效的——则是指出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他们确实都认罪了。我们说：这完全是一个不同的、独立于这些认罪本身真假的问题；我们也提出了自己的关于他们为什么认罪的假设，但即使这些假设是不正确的，这也和认罪时说的话的真假无关。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为什么相信辩证法是一个留给心理学和历史学检查的问题，是一个独立的问题。 但你对“谁相信什么”的记录，容我说一句，有一点不完整。你靠着文辞上的闪转腾挪把李卜克内西不接受而普列汉诺夫却接受辩证法这个难堪的事实给搪塞过去了。但孟什维克作为一个整体又怎么说呢，托洛茨基同志？我一直读到说他们即使与极端辩证的布尔什维克相比，也把等量的、甚至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写作和保卫辩证法上了。而更加无法回避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又怎么说呢，托洛茨基同志？关于辩证法的斯大林主义著作可以装满几个书架，这点我可以对你做保证。同样明显的，还有那些宗派主义者。你可曾知道，我们的同侪中对辩证法问题最为关注的是胡戈·奥勒尔？〔译注：胡戈·奥勒尔，1903-1983，美国共产主义者，1937年与托洛茨基分裂〕（正是这个奥勒尔，想想吧，在政治争论中攻击我是反辩证法的这件事上，他是你仅有的前辈。当时我们在争论是否加入社会党的问题；不管怎么说，那时你、坎农、甚至是赖特同志都没能认识到你们和我的联合阵营是失去原则的，而有原则的政治则要求你们应该和奥勒尔站在一边，直到那个关于辩证法的“根本性的问题”得到澄清。相反，我们在“事态性的”、暂时性的、仅仅是经验性的加入策略问题上团结一致。所幸，我们从那天起开始认识到了原则。）难道这还不明显吗，当我们的书店在新的冲动下开始宣传关于辩证法的论著时，清单上大多是孟什维克、布兰德勒分子〔译注：海因里希·布兰德勒，1881-1967，德国共产党员，1928年参与创建了“国际右翼反对派”在德国的第一个支部，倾向于布哈林，与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相对〕，甚至是斯大林主义者？……而且，沙赫特曼〔译注：马克斯·沙赫特曼，1904-1972，曾是托洛茨基的合作者，第四国际成立早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认为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在托洛茨基死前离开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晚年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是美国劳联-产联主席的高级助手的顾问〕和阿伯恩〔译注：马丁·阿伯恩，1898-1949，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又怎么说呢，他们的辩证法并没有妨碍他们和我一道走入歧途？现在我自然能理解了，所有这些叛徒对辩证法只会嘴上说说——“不是真正的辩证法家”。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托洛茨基同志，那些货真价实的（自觉的和不自觉的）辩证法家只不过是：那些在政治上同意你的人！ 你责备我玩忽职守，因为我没有拿起武器来反对宗教式辩证法的鸦片。好的，托洛茨基同志，我就来把我在过去十年里写的有关辩证法的文章和你反对宗教（或者支持辩证法）的文章做个比较；我怀疑，我们在反对麻醉品的责任上都是罪人。 然而，你把辩证法提上了议程。很好，我就来和你辩论。但是只有在我最近的文章（《绝望的政治》）中给出的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我才会这么做，那就是：第一，你要通过确切地阐明辩证法的法则和原理来搞清楚我们所辩论的是什么。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打算和你玩文字游戏。第二，我们讨论辩证法，而不是把辩证法当做让党和整个国际脱离于我们当前政治议题轨道的障眼法。 我并不认识辩证法，但如你所说，辩证法却认识我。很明显，如果坎农在大会上拥有多数，这个认识就会是迎头一击，形成一个决议，把对于辩证法的接受增加到党的纲领基础中去——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你的话，你在这一点上甚至在接到我的挑战之前就已经回应了我。我不知道应该说这个计划是荒唐还是令人震惊。让我以一种非正式的、中立的方式问一下：不管辩证法有什么优点，你是否已经丧失了理智，以至于想象这样一个问题能够通过目前这种派系争论、然后再通过一次大会上的投票——而且，这场投票的结果将会由一些其他议题上明确的派系分野来决定——而得到解决？但或许我能回答我自己的问题，因为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是有一点道理的——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教会了我们如何作出哪怕是二加二等于五的决议。 最后，我要回到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提出的疑问。我将承认你的“进化的逻辑”，从量变质变到对立统一，从最远的星星一直到你笔下辩证的农妇煮汤和狐狸吃肉。那么现在，托洛茨基同志，求求你向我们所有人解释一下：从所有这些东西或其中的一些东西之中，究竟是怎么样得出我们正在进行中的政治争论的答案的？这可是一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中关于我们运动的战略导向的争论啊。你在回答这个问题上的无能——而且你也不会有能力回答——证明了你引入辩证法是一种逃避，一个为那些粗心的人设下的甜蜜陷阱。 什么是基本问题？ 一个长期流行的幻觉认为，“基本问题”是关于上帝、自由、不朽、宇宙、实在、神创一类“大词”的。教会一直渴望能维持这个幻觉，这些虚假的问题在科学的领域之外，因此就能够被称为是教会的专属领地，只有教会才能回答这些人类的基本问题。托洛茨基同志，从你攻击反对派“忽略了基本问题”之中，我得出的判断是，你也是这个幻觉的牺牲品。 既然你和坎农像哈德曼、奥勒尔、穆斯特和杰克·阿尔特曼一样，都认为我是一名教书匠，那么我就要利用这个自由来稍稍谈一下我的从教经验。很多来到我的哲学导论课程中的学生都曾经模糊地听说哲学是处理“基本问题”的；而他们选这门课的目的就是希望听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让他们感到惊讶且沮丧的是，他们发现自己的注意力被转向了一组相当不同的主题：他们学着去对他们的信念保持批判性，以及如何去验证这些信念；他们知道了有意义的陈述和废话之间的区别；他们学习如何去澄清问题和如何去回答问题——当问题可以被回答的时候；他们知道了科学是如何发展的，以及科学事业意味着什么，什么是一个假设，假设是如何被证明或推翻的；他们知道了大量的“基本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问题，而只是情感的需要——以及围绕着这些词汇的强烈感情是如何长期被教士、哲学家和暴君所利用来达到愚民和反动的目的。一些学生很讨厌他们所学的这些，觉得从他们对于这门课程的期望来说是被欺骗了（他们期望的实际上只是对于他们受伤和迷失方向的感情给予语言上的安慰），而不再选第二学期的课。但另外的学生，而且我认为是学生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意识到他们是在从一片迷雾中达到阳光，而且他们找到了新的自信，就像那些从酒醉中清醒过来的人一样。 并没有“普遍的”基本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在每一个系统化的知识领域里，都有一些特定的原则从那个领域的观点看来是基本的：要么是在逻辑意义上，即基础公理、前提假设和那个领域的逻辑结构所依据的一般原理；要么是在工具意义上，即那个领域所服务的引导性目标或目的。但就我们可能提到的每一个领域而言，都有着不同的“基本问题”。 与我们当前辩论相关的唯一的基本问题是政治的基本问题——我们大概不是作为一群数学家或一个艺术学派而组合起来的。政治的基本问题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核心目标，以及被认为是实现目标所必要的一些最重要的手段。这还不明显吗？为了继续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成员，第四国际中的我们必须赞同我们的核心目标，即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必须赞同我们认为是实现目标所必要的最重要的手段：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社会、党的建设等等。什么手段是“重要的”，我们必须在多大程度上赞同这些手段？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预先回答。只有经验才能告诉我们，而且所要求的赞同的限度可能随着时间而变化。经验已经表明，人们如果在诸如这次关于革命道路和议会道路的争论中所涉及的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的问题上有不同观点，就不能在这同一个政党中待很长时间；与此类似，经验还表明，当他们在诸如一个工党的问题上有不同观点时，他们还是能够在同一个组织中继续待下去。 我们的基本纲领（而且这个分析对任何政党都适用）确切地说就是关于我们的核心目标以及被认为是实现目标所必要的一些最重要的手段的陈述。举例来说，正是这一纲领实际上决定着成员的资格并且指导着我们的活动。此外，为了满足每一天或甚至每一年的实际活动的要求，基本纲领由一些被认为是更不重要或更临时性的手段（如工党、新政等）的引导性陈述所补充。这些尽管也是党的指导原则，具有约束性，但并不必得到所有成员的赞同，也不必构成成员资格的条件。 但应该怎么对待马克思的社会学（国家理论）和辩证法呢？因为正是基于声称伯纳姆拒绝了前者及伯纳姆所承认的对后者的拒绝，你才谴责反对派“漠视了基本问题”。 首先，说我或任何其他的反对派成员拒绝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完全搞错了。我们只是不同意你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解释和运用，但我们所有人都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出发进行分析。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绝对正确的解释权交给单独一个人的？反对派的所有人都不同意你运用这个理论对俄国在当前战争中角色的解释；我们中的一些人（例如，卡特和我自己）更是认为这个理论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的运用需要得到澄清。但我们中没有人否认这个理论（尽管很自然地，在我这里，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假说，而不是神启的教条）。除了我对于这个理论的坚持之外，你认为还有什么能让我把我的专栏命名为“他们的政府”——一个早在我加入第四国际的运动之前就已经选择的名字？ 然而，国家理论不是政治的“基本问题”，就我已经解释的那种意义上来说。如果它是根本性的，那也是在另一层面上的：已经很清楚地证明了，从任何其他的假说出发，我们都不能前后一致地达到那些写入我们基本纲领的许多条目中的结论（拒绝走议会道路、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而所有其他的国家理论都会导向不同的（并且错误的）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的结论。这样，接受我们的基本纲领似乎就会在逻辑上导致接受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尽管这可能不是对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是清楚的。但是，就政治来说，纲领以及它所带来的经验性后果才是国家理论的根本，而不是国家理论是纲领的根本。 但说辩证法（即使辩证法不是科学上无意义的——但实际上它是）是政治中的基本问题却是毫无道理的。对于政治来说，关于辩证法的观点并不比关于非欧几何或相对论物理学的观点更加根本。通过声称辩证法是政治中的根本，你从你这边、伊斯特曼从他那边，都类似地陷入了同一个庸俗且有破坏性的幻觉，我在这章的开头已经指出了这个幻觉。 你错了，托洛茨基同志。反对派非常关心基本问题，但只是政治的基本问题。我们政治的基本问题大致被表述在了第四国际和党的纲领中。我们提议修订那个纲领的一个条款，就像我们以前曾经修订过其他条款那样；但我们提议从纲领中最基础和根本性的条目的观点开始去修订：世界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和我们共同认为实现那个目标所必要的关键手段。 托洛茨基同志，你吸收了太多的黑格尔，他那个僵化的、极权主义的观点认为有一个封闭的宇宙，其中每个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联，单单一粒微尘的毁灭就意味着整体的消亡。我反对哲学中的极权主义，就像反对国家或党派中的极权主义一样。 说我们拒绝马克思的社会学是错误的；说我由于拒绝辩证法而忽视基本问题也是错误的。当你试图支撑你在“基本问题”上摇摇欲坠的基础时，更是错上加错：你编造故事说反对派在关于当前战争的事件上采取了一个前后矛盾的立场，这个立场随着过去事件的每一个变化而变化，你还说“芬兰的任务”与“我们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是有分歧的等等。并不是我们，而是你们，托洛茨基同志，尤其是坎农，才是自从这场战争开始以来把整个党以及我们出版物的读者搞糊涂的人。而你本人，则有一连串让人困惑不解的立场转变，这只能显出你的理论在面对事件时的无助。读了那期《呼吁》的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在我们这边，从这场战争开始后不久，我们就清楚地看到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以及俄国在其中的角色，而且一贯从同一个战略导向出发来分析事件。这个我们称之为第三阵营的战略是基于我们的根本目标的。我们没有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及芬兰之间做出原则性区分；但你和坎农派、戈德曼派的人却是这么区分的，从而一周接一周地发出自相矛盾的分析和指令。你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你们的核心战略导向——保卫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和它的军队——现在已经与我们运动的根本目标发生了直接冲突，而你们则在尝试做不可能做到的事：同时兼顾这两者。 你对“基本问题”的呼吁和你关于辩证法的文章性质是完全相同的：把注意力从危急的政治议题转移出去的障眼法。 科学的无名性 托洛茨基同志，你对我所坚持的科学的中立性、无名性大加嘲弄。你觉得最滑稽的是我们的意见书提倡“勇敢的、随机应变的、批判和实验的政治——一句话，科学的政治”。你评论道，“带着这个公式便能够进入任何民主的大雅之堂了。”在这一点上，我不想有任何的误解，也不想给误解留下任何空间。 你觉得这些形容词是“矫饰和故作深奥的”。它们到底矫饰和故作深奥在哪里呢，托洛茨基同志？这只是些每个小孩都认识的词。 这些词是否描述了科学，托洛茨基同志？而且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一部分，它们是否也描述了马克思主义？你是觉得少了“马克思主义”这句神奇的咒语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号召在哪些方面澄清了这场争论？这场争论的主题是，在目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何种政治。而对我来说，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味着“科学的政治”；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会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政治。 但是，这里隐藏着的东西可能比我们已经揭示出来的更多。 你所理解的科学，以及这种科学所表明的真理是不是有一个名字，叫做“无产阶级”科学和“无产阶级”真理——阶级科学和阶级真理？ 如果我说的没错——而且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能理解你的嘲笑——那么在我们之间确实有一道鸿沟。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我所支持的科学和真理都是匿名的、无名的。它们不是被某个人、某个团体或某个阶级所独占的，而是一项人类共同的财产；在它们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科学所揭示的真理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对摩根和坎农、对罗斯福和布罗德是一样的。自然地，人们的个人心理和社会利益（很明显，这包括他们的阶级利益）可能对他们发现或承认这些真理构成障碍，甚至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这些真理本身只是基于证据，而证据则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你站在一个错误的立场上，托洛茨基同志。“阶级真理”的理论是柏拉图哲学王的道路，是先知、教皇和斯大林们的道路。对他们这些人来说，只有被选定的人才能知道真理。这与社会主义、与一个真正人性的社会是背道而驰的。 你对我们运动中的年轻同志提出了许多警告。让我在这个清单上增加一条严厉的警告：小心啊，同志们，当任何人或任何理论告诉你们有一个人或一群人独占了真理或得到真理的方法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啊。 “我不抽烟……” “通过反对派一切摇摆和震动，有两个一般的特点（虽则它们是互相矛盾的）像一根引线一样从理论的绝顶贯通至极琐屑的政治插话……第二个一般的特点与第一个密切相连，这个特点就是拒绝积极参加的倾向，自绝于世的，回避主义的倾向，自然喽，这些倾向都是掩藏在极端激进的词句之下的……” 又是一阵文辞的狂风，笼统的风格在这里反复被一句妙趣机智的短语所支持：“谢谢你，我不抽烟。” 不加怀疑的人可能从这段话排山倒海的语气里觉得这里至少有一个真正的观点被树立起来的，会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展现在我们面前来证实这种文辞。但分析的显微镜能够揭露出：只有两个事例被拿来作展示，而没有更多的了；这两件事是被单独挑出来的，而且和其他几百件构成了反对派成员作为个人或作为一个群体的政治路线的事情完全无关。反对派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是“回避主义”的，这是因为：（1）伯纳姆反对托洛茨基出席戴士委员会〔译注：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2）反对派在芬兰-俄国的冲突上对双方都持反对态度。即使这两个特定的指责都被证实了，当它们和那个大得没边的总体结论相比较时，我只能借用哈尔王子看到福斯塔夫的账单中大量的葡萄酒和一丁点面包时的话：“啊，该死！只有半便士的面包，却要灌下这许多的酒！”〔译注：莎士比亚剧作《亨利四世》上篇第二幕结尾处情节〕 但还是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两个事例。 没有一点理由可以认为戴士问题和两个争斗的派系中任何一个的总体政治纲领有关。再一次地，你从一个极权主义的观念出发，即把所有事物和所有事物联系起来，而且用的是铁一般的纽带。全国委员会反对派的成员在这个议题上有分歧；在我们的成员中，人们表达出来的态度跨越了派系界限，分布在两个方向上。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眼中，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一定是很正常的，而且——如果假设有一个明显的正确意见的话——错误也只是被简单地理解为错误。 但我很惊讶地看到，托洛茨基同志，你居然这么不明智，以至于把当前背景下这个短暂的痛苦时期拔高为一个否定全体反对派的论点！ 你的推理方式很令人好奇。在保持革命原则的同时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作为一个言论平台，这不是一个辩题，而且在我们的成员中也从来没有引起争论。但你从这里进一步推论说接受戴士的邀请是正确的；而且，不管结果如何，这个决定都是正确的，而对它的反对都是违背了革命性政治的证明。你在这里的推理非常类似于你在关于辩证法和国家理论的关系上所运用的那种。 但我们的原则并不认为努力利用每一个资产阶级的议会机构总是正确的。那会是一个彻底荒谬的解读。我们在原则上并不排除这样的行为，例如我们走上法庭去反对一个工人阶级的对手；但我们在运用这个原则性的许可上却是非常谨慎的：我们会参加议会，但绝不是什么样的议会都参加。有时我们会抵制一个议会，你对此一定是记得的。这个原则只是让这个问题继续保持开放；具体的决定总是基于对具体形势与我们的政治目的有何关联、以及对什么战术在给定的条件下能最好地服务于这些目标的估计。 当党的委员会接到戴士委员会的邀请时，问题就是去估计一下，相比于我们的目标，这会产生什么结果；这里没有关于原则的问题。伯恩同志和我作了一个估计；党的委员会中的其他人和你，则作了另一个估计。 谁是对的呢？人们在当时是不可能很确定的——这部分只是一种猜测。但在我看来，现在人们能够确定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作出判断所需的实际结果。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实际上非常想要（就像我在纽约的会员大会上说的）被证明是错的。但不幸的是，伯恩和我被证明是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还更正确。 事实是，戴士不费吹灰之力就赢了。对于任何一个观察实际事件而不是抽象教条的人来说，这都是很明显的。 实际结果是： 首先，我们被迫向我们的成员和同情者说了一个卑劣的谎言。这个谎言以《呼吁》上的一篇回应扎克的社论的形式出现，假装我们已经因为种种原因而改变了对于戴士委员会的观点，而事实上这只是因为托洛茨基被要求去作证。 进一步的后果是，通过与那个邀请以及其后的退出有关的宣传，我们实际上把这个委员会及其目的，把那些曾经现身在这个委员会的叛徒给部分地洗白了；你可能会说，我们使这个委员会在激进工人的眼里变得合法化了（不是在民主党人眼里，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就很满意这个委员会了）。而且我们也在自己的宣传中显出了一副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者的做派。 假使你真的出现在了委员会上，这可能也会被你的证词所抵消——然而，在仔细看了委员会的议程以及它的传播程度之后，我依然保持怀疑。但你不这么看。你真的认为你在《呼吁》上的声明和这份声明的区区几千个读者能够补偿所有的损失？ （你在这里的推理方式和对胡克、伊斯特曼的邀请有关的问题上采取的方式是一样的，参见我们的文章《退缩的知识分子》的结尾部分。沙赫特曼和我有充分的智慧去理解我们的对手中没人会有勇气去接受邀请——我们在这之前就已经仔细讨论了问题。当你读这份邀请的时候，你由于错看了我们正在对付的那些人，于是突然迸发出一阵恐慌，并且惊慌失措地写道我们正在把杂志的领导权交给民主党人。经验证明了我们是对的，而你却搞错了。而现在你竟敢指责我们缺乏政治头脑！） 至于你指责的回避主义的第二个具体表现——我们对当前战争的政策。你说我们“退出了斗争”，“不参预这种下流勾当”。在这里，你的文辞和你的内容同等地背叛了你，托洛茨基同志。你在戴士委员会事情上的推理是一种我此前很少碰到过的特殊类型；但你在这第二件事上的推理则是从一个非常有名的类型上得来的。当用来攻击那些第三阵营的支持者时，这是一种没完没了的指责，指责前者是反动派。我们在1914年到1918年间的文章里发现了多少次这样的指责啊！而今天它又一次遍地开花了。在这个国家，《新领袖》算得上技艺高超的模仿者，并且我尤其推荐查尔斯·耶鲁·哈里森的专栏，那是一个精心操纵的绝佳典范。哈里森极其猛烈地抨击“和平主义者”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以及所有其他的“空想家”——你可能就是从他那里借用那些词汇的。他喊道：现在你必须要选择立场了！不能再躲在你的象牙塔里了！确实，他采取了曼海姆的立场而你则采取了斯大林的立场。但你们两人在躲到工人视线之外的努力上却联合一致，而工人则是值得社会主义者忠诚的唯一一方：这正是第三阵营的立场所在。不，托洛茨基同志，我们并没有退出斗争，也没有提倡退出。但我们很关心我们将和谁一起斗争，以及为了什么而斗争。我们不会和格柏乌一起战斗去拯救克里姆林宫的反革命。 对那两条为了支撑你华而不实的回避主义指责而编造出来的“证据”，就说到这里。 但拿这样一个指责来攻击当前的反对派、尤其是我，则是——尚且不说你举的这两个事例——用最温和的话来说，是荒唐的。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在党的所有领导成员中，回避主义的指责对我是最不适用的。实际上，我在党内是因为努力找办法去参加几乎任何能在政治领域露面的事情而臭名远扬的：从勒德洛（Ludlow）修正案到各种选举活动；从“火腿和鸡蛋”活动到各个劳工党派；从各种会议到反纳粹示威。如果有什么指责能够真正来反对我的话，那就——这确实有一定的正当理由——恰恰是回避主义的反面。不像坎农和柯克兰，我不是那种能够夸口说自己从来不犯政治错误的人。但我的错误不是回避主义的错误。即使是我在过去一年中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在汽车业的政策上，也是坚持我们必须参加其中的一个大会（马丁的那个），而反对最初的柯克兰-克拉克政策，这一政策要求抵制两个大会。 况且，我在这个方面也不是反对派领导成员中的例外，而是其典型代表。在过去的几年里，所有要求积极参与到各种行动中去、并反对坎农-戈德曼-勒威特的消极、否定道路的提议实际上都是来自反对派。这一区别大多已经写进了党的档案。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YPSL，YoungPeople’sSocialistLeague）的领导人的档案在这方面最有启发性。这个回避主义的指责，就像你的其他指责一样，只是你用丰富的想象力从你自己的错误理论中创造出来的噩梦的产物，而与现实无关。 对证据的裁定：命题5，如同命题3、C、II、III、IV……：未经证明，而且是错误的。 主要问题是什么？ 在我们党和第四国际成员中造成分裂的主要问题不是辩证法、社会学和逻辑。用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是一种逃避或欺骗。我关于这些写了这么多，其实也是很不耐烦和不情愿的。 当前争论中主导性的、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涉及到整个第四国际，另一个仅与社会主义工人党有关。 第一个是核心的政治问题。这已经被事件的进程和这场讨论所澄清和简化了。它所关注的是第四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前阶段下的战略导向问题。这个问题是每一个党员都能清楚理解的，没有任何来自黑格尔和辩证的狐狸的混淆。 每个积极而严肃的政治组织的实际政治活动通常都是由被称为战略焦点的东西所支配的，鼓动和行动的主要部分都围绕着这一轴心进行。例如，人民阵线针对斯大林主义运动在数年内构建了这样一个焦点、一个轴心：共产国际的鼓动、行动、提议、分析和它的支部就围绕着这一战略核心。对我们的运动来说，在好几年里，倾向于第二国际的定位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焦点。 今天，在第四国际中有两个倾向。这一分歧是因为存在着两个极为不同的战略导向、两个支配我们实际政治活动的枢轴。 托洛茨基-坎农提出了保卫斯大林主义官僚制的战略，因为那是更小的恶。托洛茨基-坎农关于他们的政策说了些什么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实际行动的问题。这个焦点支配了他们的具体提议、他们的鼓动、他们对事件的解读、他们的预测（并不总是如此，也并不前后一致，但总体上来说，这已经足够决定实践的方向了）、他们鼓动的力量（例如在《呼吁》中）等等。让任何一个党员在他心中回想一下过去几个月的事件，让他读读党的刊物和内部文件、回想一下演讲和委员会上的提议，他自己就会看到对这个隐含的战略导向的理解是如何提供一个清楚的模式来使各种事件变得明白易懂的。 反对派，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上的（因为这场争论当然已经传播到我们党以外了，这也是应该的），则提出了第三阵营的战略。任何一个党员只要类似地回顾一下反对派在这一时期的行动，他们的提议、演讲和文章，他们对于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解读，他们的重点和强调，自己就会类似地看到对这个相反的战略导向的理解是如何提供一个适当的模式和引导的。 这个在战略导向上的冲突是核心的政治问题，没有别的。一旦这个关键被领会了，做出一个决定对于党和第四国际的成员来说就不难了。托洛茨基-坎农在论战中的言论有百分之九十五能够按照它们的真实内容被估价：无关紧要、消极逃避、掩人耳目。当前派系斗争的最大特点不是在所争论的问题上的困难——这个问题不同寻常地简单和直接，而是在理解什么才是问题上的困难。这个困难是由托洛茨基-坎农导致的，他们站在一个毫无希望的立场上，自己没有可以站得住脚的优势，于是就被迫用他们所有的派系能量去试图阻止党员们看到什么才是问题。 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体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在《战争与官僚保守主义》这份文件中详细说明了。对这份文件还没有人做出回应；而且可以预见，未来也不会有任何严肃的回应。 这些就是问题。我们运动的发展方向有赖于对它们的回答。 道德准则和论战 托洛茨基同志，在你介入当前争论的过程中，你已经造成了如此严重地不利于第四国际的损害，对我来说，我相信第四国际无法从中存活。我是有意强调说你的损害是“不利于第四国际”的；从反对派的更狭隘的派系利益角度看，这些打击并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反对派的人员增加了，而且他们的决心由于这些打击的缘故而增强了，只有坎农的追随者才惊慌失措。 你造成这些损害既是直接地、以你自己的名义，也是间接地、通过把你显赫的名字给坎农腐朽的小集团当做一个幌子。 你选择去维护一个错误的理论和一项错误的政策；而且为一个由不入流的官僚组成的玩世不恭的小集团充当法官。没有人能够既选择这条道路又希望去避免它的后果；如你最近的文章和信件所证实的那样，这些后果正在一步步地把你淹没。 事实只会摧毁一个错误的理论；因此你被迫去逃避事实，并且把它隐藏起来。 逃避事实指的是：你有计划地不去着手处理实际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由反对派提出来的，更是由战争的现实提出来的。你不择手段地把辩证法拖进来作为论战手段。你没完没了地讨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除了我们党正在面临的实际问题之外。 隐藏事实指的是：你避而不谈甚至连斯大林主义者、孟什维克、宗派主义者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也公开宣称信奉辩证法。你从来没有就已经成为斯大林的省份的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主权关系说过一个字。你未能就坎农对于战争的政策中的变化和矛盾说过一个字，就如表现在自从波兰事件以来的委员会投票和《呼吁》的文章中的那样。你在反对派提起的针对坎农小集团的具体指控上保持非常圆滑的沉默。 在这场斗争的最初开始时，你没有做出一点点努力去弄清反对派的立场；在每一个阶段，你也没有作出任何努力去验证坎农和他的追随者转交给你的任何一份报告。在你的文件里你一次也没有尝试去公平地陈述反对派的立场，而是一成不变地给出一个精心歪曲的解释——相反，我们总是最小心翼翼地努力表明你的确切立场（恰恰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全体成员真正受到教育）。类似地，在更广的范围内，你歪曲了战争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在俄国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学、哲学上给我强加了一个立场，而这个立场却和我实际持有的立场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而这点你也是很明白的。在你的公开信中，你严重地歪曲了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关系的历史，以符合你当下论战的目的。 这些歪曲也以它们自己的形象繁育了后代。在你的文章《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中，你在芬兰发现了一场根本不存在的内战。然后，在以后的文章中，你试图爬出你自己挖的大坑，办法是通过否认你曾说过你已经说过的话，通过给它另一个含义，这个含义与包含在你的第一个声明中清楚的词句中的含义不同。你给“阿伯恩集团”在共产党里发明了一个起源，而且即使现在这已经被无可争议地否决了，你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抛弃这个发明。你写到了反对派在芬兰问题上的决议，“至于怎样‘计及’这三种情形（在芬兰和俄国），这个决议案一点暗示也没有”，但决议紧接下去就概述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你对一个错误理论的辩护驱使你离开了真理；你对一个官僚小集团的辩护迫使你采用这样一个小集团的方法。在我们运动的历史上，比起在那封署名为“罗克”（在“报刊界”）的信中把反对派清清楚楚地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脚注，何时有过更臭名昭著、更无缘无故的诽谤？比起你对阿伯恩（他可是把整个一生献给了这个运动）的嘲笑，其根据只是在坎农小集团的流言蜚语中错误地归于他的一句话，哪里还记载过更不忠诚的嘲笑？ 你的罪过甚至比你理解的更严重，托洛茨基同志。你用刻薄的态度两次讥笑沙赫特曼想要在“布朗克斯区”〔译注：纽约市最北端的一个区〕“进行革命”。在这里，你不只是表现出一种指向反对大城市的常见的反动的地方主义。你知道“布朗克斯区”在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更深的含义吗，托洛茨基同志？你知道对几乎每一个美国人来说这都不仅意味着是一个纽约人，而且是一个犹太人吗？你是不是天真到认为我们的党——是的，甚至是我们的党——是对来自这样一种联系的影响完全免疫的呢？你现在使用的武器有一个令人害怕的特性，那就是容易走火。 你把流言蜚语和传播丑闻的做法归到了反对派身上。这不过是从你漫不经心的理论中所做的另一个“推论”而已，你的理论是：反对派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喜欢搞流言蜚语；所以反对派就散播流言。现在我不会假意地说在一场长期的派系争吵中有哪一边能完全避免一定数量的个人流言；说长道短似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人类特性。然而，说反对派利用流言蜚语作为一种方法就完全错了，就像你说的其他那么多没有任何证据的话一样。不是反对派，而是坎农小集团运用流言蜚语，把它当作一个工具、一个在斗争中的手段，以及更有甚者，当作一个首要的手段。一段时间以来，甚至在当前的派系斗争开始以前，这个小集团就通过传播最卑鄙的个人流言来有计划地败坏它的追随者的品性。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他们的看家本领。 我发现极有启发性的是，你的那封公开信是围绕着三条小道消息的——自然，所有都是未经验证的流言——这三条流言分别指向我本人、阿伯恩和沙赫特曼。这就像是一些症状。事实是：你的《公开信》尽管有着虚伪做作的推理和华而不实的文辞，实际上只是坎农小集团的阴沟式流言的一个典型、一次极精致的演绎。把你《公开信》中所有无关紧要的东西除去之后，这封信可以归结为：沙赫特曼是一个小丑般的、肤浅的布朗克斯区知识分子；阿伯恩是一个狡猾、奸诈的阴谋家；伯纳姆则是一个教授。你在这些主题上进行“辩证的”歪曲，坎农的攀附者们则提供了多汁的馅料来把它们做成一道如此美味的傍晚咖啡的配菜。 这些无休止的指责是从何而来的呢：“学院派”、“学校长凳”、“教授”、“书呆子”、“民主沙龙”……？我以前经常碰到这种东西，托洛茨基同志，那是在政治斗争中；而且毫无例外的是，这都标志着反动。 请别试图告诉我坎农小集团的流言蜚语甚至是以某种扭曲的形式代表了“无产阶级普通党员”的一种“健康的”和“进步的”反应。对于这些流言的发起人，以及他们离成为“健康的无产者”有多遥远，我们再清楚不过了。我承认，无产阶级在不信任小资产阶级上做得很好，其中就包括知识分子和教授。当这是一个关于人事、关于组织的领导人选的问题时，尤其是这样。但这一点也没有减少像你这样的狡猾地诉诸于这种情绪来作为你攻击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论点、我们的政策的核心焦点的行为的反动性质。在实际斗争的背景下，这种诉诸反大城市、反知识分子偏见的论调只会有反动的效果；它们迎合了落后的地方主义，以及敌视理论、甚至是敌视政治的偏见。而且这些效果在当前这场争吵结束之后仍然会感觉得到。是的，它们会在几个月甚至几年里折磨着你，那时，坎农势力当中已经在发生的政治解体就会达到成熟。或许甚至连你也会被人发现是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大城市人，托洛茨基同志。 坎农小集团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它那些口才很好的发言人——已经深深地陷入玩世不恭的泥潭中，除了争夺选票之外就没有别的观点了。这种态度在接受这一原则时表露无遗：“怎么都行！”他们的行动符合这一原则。谎言、诽谤、流言、告发、自相矛盾、野蛮行径、假装愤慨、就像有个演员在掌握开关似的时有时无的花言巧语……怎么都行！我很担忧地观察着这些表现，比如在纽约市的大会上。这不单单是败坏了坎农小集团的成员本身。许多同志在纽约市大会的过程中跑来对我说他们“在派系争吵中确实在学习很多有关政治的东西”；唉，坎农、柯克兰、勒威特和戈登教给他们的经验是“怎么都行”的经验，你对此则听之任之。 你尝试着用两种手段来消除所有针对你“方法”的批评：你说所有提到方法的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在政治原则的战场上失败了。你说任何反对的人都是从上帝或康德式绝对命令或“小资产阶级道德准则中没完没了的行为规范”的角度出发来反对的。这有时是对的。但我不打算出于害怕被称为一个小资产阶级而对你现在所使用的方法表示沉默。我的道德规范不是从宗教或康德那里得来的，而且我们已经用论点和证据来驳斥了你当前的政治政策，我想你应该不至于连这些都要反对，希望我们之间的争论可以就此画上句号。 是的，我既从道德也从政治上去判断一场政治斗争。社会主义是一个道德理想，善于反思的人们会通过一个道德行为来慎重地选择它。冰冷而清醒的科学分析说服我相信这个理想决定了需要有一个适当的道德准则来支配那为了它而进行的斗争。就如我们说当黑人被奴役时白人不可能是自由的。同样，一群依赖谎言、背叛和诽谤行事的人，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基于真理、自由和精诚合作的社会秩序的。有一个错误的政治政策是危险的，但这未必是致命的：因为政策是可以被改变的，如果一种批判性的、民主的和忠诚的风气占了上风，当经验使改变的需要变得明确时，政策就会被改变。但如果行动的最初起源被污染了，这就会是灾难性的。 你结束你的信时用了一种奇怪的语调，托洛茨基同志。 “假如，”你对我说，“我们和你能够根据上述的原则得到一致的意见，那么，我们对波兰、芬兰，甚至对印度，就不难找到一个正确的政策。同时，我立誓帮助你进行反对任何官僚主义及保守主义的表现的斗争……” 在过去这几个月的事件面前，你应该能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誓言对我来说没什么分量。至于在原则问题上的一致意见：对我来说，这种一致要成为可能，只有一条路——当我确信我的原则是错的，而其他人是对的。而那些隐喻，即便是莎翁的妙笔写就，也不足以让我信服。 1940年2月1日 译自《保卫马克思主义》（InDefenceofMarxism,1940）
致克里斯·安德鲁斯（1940年8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克里斯·安德鲁斯[1] 1940年8月17日 亲爱的克里斯： 我非常欣赏你对党采取的反和平主义立场的评价。这个立场有两个重大优势：其一，它本质上是革命的，而且是立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特点的——在这个时代，一切问题不仅取决于批判的武器，而且取决于武器的批判；其二，它完全摆脱了宗派主义。我们不能把抽象的主张当成宝贝，拿来反对一系列现实事件，反对群众的感受。 贫乏的《劳工行动》[2]8月12日这一期写道：“我们百分之百支持路易斯反对征兵制的斗争。”我们连百分之一的支持也不给路易斯，因为路易斯想要用完全过时的方式来保卫资本主义祖国。大多数工人懂得或觉得，从军事观点上看，这些方法（专门的志愿军）已过时了，从阶级观点上看，是极度危险的。这就是工人赞成征兵的理由。坚持“无产阶级的武装”的形式是非常混乱和矛盾的。我们并非直截了当地拒绝这重大的历史改变，就像形形色色的宗派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我们说：“要征兵？”好，但我们自己来干。这是一个极好的出发点。 我向你们致以最美好的、兄弟般的问候！ 你们的老人[列夫·托洛茨基] 注释： [1]克里斯·安德鲁斯（ChrisAndrews,1911-1989）美国社工党成员，曾被派往墨西哥担任托洛茨基的警卫。二战后脱离社工党。——译者 1940年5月21日，伯纳姆致信工人党（社会主义工人党中以沙赫特曼和伯纳姆为首的少数派脱党后成立的组织）全国委员会，辞去党内职务，从此脱离了激进政治运动，并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校对者注 [2]《劳工行动》（LaborAction）是少数派从社工党分裂出去后组建的工人党的报纸。——译者
致艾伯特·戈德曼（1940年8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艾伯特·戈德曼 1940年8月9日 艾伯特·戈德曼 亲爱的朋友： 不知你是否看过德怀特·麦克唐纳发表在他的《党派评论》八月号上的文章。 此人是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伯纳姆的追随者。在伯纳姆退党之后[1]，在沙赫特曼的党里面，就只剩德怀特·麦克唐纳一个人能代表“科学”了。 在法西斯主义问题上，他从我们的武器库里面偷去了一些东西，拼凑成自己的观点，却把这当成自己的发现，又把他反对的那些陈腔滥调硬扣在我们头上。他的整个观点毫无远见，乱七八糟，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诚实。 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伯纳姆发出了可怜巴巴的声明：“我们必须再次用冷静、怀疑的眼光去审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前提。”（第266页）在审视的这段时间里，可怜的“工人党”该怎么办？无产阶级该怎么办？他们当然应该等待德怀特·麦克唐纳的研究结果。这个结果很可能就是麦克唐纳自己投奔伯纳姆的阵营。 这篇文章的最后几行只是为了他个人临阵脱逃作准备。“我们必须以怀疑精神和献身精神——怀疑一切理论、政府和社会制度；献身于群众的革命斗争——来直面这疾风暴雨的年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证明自己是知识分子。” 建立在理论怀疑论之上的革命活动有着最棘手的内部矛盾。对革命斗争的法则缺乏理论上的理解，就不可能“献身于群众的革命斗争”。只有在人们确信，自己的奉献是合理的、适当的，也就是说它与目标一致时，为革命献身才有可能。只有通过在理论上洞察阶级斗争，才能让人们确信这一点。“怀疑一切理论”只不过是为他个人临阵脱逃作准备。 沙赫特曼仍在保持沉默；作为“总书记”，他日理万机，没时间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前提”免于小资产阶级市侩和势利小人的攻击。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列·托洛茨基 注释： [1]1940年5月21日，伯纳姆致信工人党（社会主义工人党中以沙赫特曼和伯纳姆为首的少数派脱党后成立的组织）全国委员会，辞去党内职务，从此脱离了激进政治运动，并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校对者注
论“工人”党（1940年8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论“工人”党 1940年8月7日 问题：依你之见，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的政治分歧，是否已经大到了足以使分裂成为正当的程度？ 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也应该辩证地、而非机械地来考虑。“辩证法”这个重要的字眼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要用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我们实际分析一下双方的政治分歧的话，就可以说分歧没大到导致分裂的地步，但如果他们呈现出了背离无产阶级、转向小资产阶级圈子的倾向，那同样的分歧就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如果他们同不同的社会群体发生联系，那分歧就会具有不同的分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是，尽管多数派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分裂，少数派还是与我们分裂了。这表明了他们内心的社会情绪，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和我们在一起了。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倾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倾向。如果你要想最新的证据，德怀特·麦克唐纳的文章就是极好的例子。 首先，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特征是什么？参加革命党并不是义务，但既然入了党，就得严肃地对待党。既然我们敢于号召人民用革命来改造社会，我们就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我们必须谨而慎之地看待这一责任。而我们的理论又是什么呢？仅仅是行动的工具吗？这些工具就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到现在我们都没找到更好用的工具。工人对工具并不抱幻想——如果有了最好的工具，他就会小心对待。他不会抛弃这些工具，或是去要求得到荒唐的、并不存在的工具。 伯纳姆就是个势利书生。他加入了一个党，随后抛弃它，又加入了另一个党。工人可不会这么做。如果他加入了革命党，对着人们演讲，号召他们行动，就像正在打仗的将军一样——一个指挥部队作战的将军必须懂得要把部队带去哪里。要是有个将军说，他的枪炮不好用，发明出更好的枪炮恐怕要等上十年，所以在此之前大家还是先解散回家吧——对这种人你会怎么看？。这就是伯纳姆的理由。所以他抛弃了党。但失业者仍在，战争仍在。这些事情不可以拖延下去。所以伯纳姆不过是在拖延自己的行动而已。 德怀特·麦克唐纳并不势利，只是有点蠢。我先引用几句他的话： “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知识分子，就不能自欺欺人，不能明知是假币而又把它当成真币收下，在危机时期不能忘记过去数十年学到的东西。” 很好，一点也不错。我再抄几句： “我们必须以怀疑精神和献身精神——怀疑一切理论、政府和社会制度；献身于群众的革命斗争——来直面这疾风暴雨的年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证明自己是知识分子。” 这就是所谓的“工人”党的一个领导，他自认为不是无产者，而是“知识分子”。他自称怀疑一切理论。 我们通过研究、通过建立科学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来迎接这场危机。危机来临了，麦克唐纳先生却说什么“怀疑一切理论”，除了他自己那套可疑的理论之外，他并没有提出什么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却大谈献身革命。没有了理论，我们怎能开展工作？？群众斗争是什么，革命是什么？整篇文章的观点是模糊不清的，能容忍这样的人当领导的党，不是严肃的党。 我再次引用： “那这头野兽（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它不过是波拿巴主义的类似现象，一个小集团操纵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相斗，以此维持自己的权力，因此给了国家政权一种暂时自治的特征。但这些现代极权政权不是临时性的情况；它们已经彻底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结构，它们不仅操纵着旧的形式，还摧毁了其内在的活力。纳粹官僚是新的统治阶级吗？如果是的话，那法西斯主义是不是可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的新社会形式？事实看来并非如此。” 他在这里创造了一套新理论，给法西斯主义下了新定义，但他不过是希望我们怀疑一切理论罢了。所以他也会对工人说，他们用什么设备和工具是无关紧要的，但对工作必须要有献身精神，工人会对这种话报以何种激烈的言辞，我可以猜得出来。 这正是失望沮丧的知识分子的特征。他预见到了战争和可怕的时代就在眼前，他看见了失败和牺牲，所以他胆怯了。他开始散播怀疑论，且仍然以为怀疑论能与革命献身精神相一致。只有在确信革命是合理的、可行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培养出献身革命的精神。没有可行的理论，就无法让人确信这一点。鼓吹怀疑理论的人是叛徒。 我们通过另外的因素来分析一下法西斯主义： 1.法西斯主义与旧的波拿巴主义的相同因素在于，它们都利用了阶级之间的对抗，来使国家政权获得最大的独立性。但我们从来都强调指出，旧式的波拿巴主义出现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社会，而法西斯主义则是衰落时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政权。 2.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企图在不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克服并逾越新科技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的尝试。它是法西斯主义的“计划经济”。它是挽救私有制同时遏制私有制的企图。 3.现代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与民族国家的有限疆界产生了矛盾。旧的民族国家的疆界无法束缚住新技术，法西斯主义为了逾越这种矛盾，企图克服它。结果就是战争。我们已分析过所有这些因素。 德怀特·麦克唐纳会像伯纳姆一样抛弃党，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可怜的懒汉，行动来得迟些。 伯纳姆曾一度被认为是“好同志”。是的，在我们的时代里，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使用每个有助于党的知识分子。我曾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想把迭戈·里维拉[1]挽留在我们的运动里。每个国际都有这种经历。诗人弗莱利格拉特[2]也是个跟里维拉一样反复无常的人，他跟第一国际有过纠纷。第二、第三国际与马克西姆·高尔基有过纠纷。第四国际与里维拉有纠纷。在这几个事例当中，他们都与我们分道扬镳了。 当然，伯纳姆曾经与我们的运动有过更密切的关系，但坎农对他表示怀疑。他能写几篇文章，在思考方面算是有点技巧，虽然思维欠缺深度，却又是灵敏的。他能接受你的思想，对其加以发展，就你的思想写几篇好文章——然后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作者能忘——但工人不会忘。不过，只要这种人能为我们所用，那也是挺好的，墨索里尼曾经也是“好同志”！ 科约阿坎D.F. 1940年8月7日 注释： [1]迭戈·里维拉（DiegoRivera，1886—1957），墨西哥著名画家，1922年参加墨西哥共产党，托洛茨基刚刚流亡到墨西哥时，里维拉曾一度与他十分接近，但两人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了。——校对者注 [2]费迪南德·弗莱利格拉特（FerdinandFreiligrath，1810—1876），德国诗人，马克思的好友，曾是革命民主派，担任过《新莱因报》编辑，并曾加入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逐渐脱离革命运动。——校对者注
致艾伯特·戈德曼（1940年6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艾伯特·戈德曼 1940年6月5日 亲爱的朋友： 伯纳姆不承认辩证法，但辩证法却不允许他逃脱它的罗网。他就像网罩里的苍蝇一样被套住了。他给予沙赫特曼的打击是无可挽回的。在有原则和无原则的集团内，这是何等的教训！而可怜的阿伯恩呢，四年前，他找来马斯特及其祭台助手斯佩克特，请马斯特给他的派别私党当教父，让他们做了他的私党的庇护人；现在他又找上了世俗化的天主教徒伯纳姆及其代理人沙赫特曼，玩起了同样的老把戏……在美好的往昔，我们得等上几年、几十年才能证实自己的诊断。现在事件的节奏发展很快，第二天诊断的证实就出乎意料地到来了。可怜的沙赫特曼！ 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列夫·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致詹姆斯·坎农（1940年5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詹姆斯·坎农 1940年5月28日 亲爱的同志们： 伯纳姆的辞职信[1]极好地证实了我们对于前少数派的分析和诊断。我们不认为这会是他最后一次脱党。 W.RORK［列夫·托洛茨基］ 注释： [1]伯纳姆在信中声明他公开与社会主义断绝关系，同时宣告他从自封的“工人党”中辞职。这封从未被伯纳姆的合作者公开过的信登载在1940年8月的《第四国际》上，现在收于本书的附录。——编者
托洛茨基：芬兰事件的总结算（1940年4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芬兰事件的总结算 托洛茨基（1940年4月25日） 他们不能预见 夏克曼和盘纳姆写道：“我们”预见到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同盟。但抢占东波兰呢？侵略芬兰呢？“我们”却没有预见到这些事情。这种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使得“我们”非完全改变政策不可。 这些政治家受一种印象负累，仿佛斯大林需要与希特勒同盟，为的是两人同滚“复活节的蛋”。他们预见到同盟（何时呢？何处呢？），但预见不到这同盟是为了什么。 他们承认工人国家有权在帝国主义阵营中间耍手腕，有权同这个帝国主义订约以反对那个帝国主义。这种条约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保卫工人国家，为了取得经济的，战略的及其它的利益，若是环境允许的话，而且是为了扩充工人国家的基础哩。堕落的工人国家，图谋以它的官僚方法来达到这些目的，而官僚方法每走一步都要与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相冲突。但是克里姆林宫图谋在它与希特勒同盟之中取得尽可能多的利益──这之间究竟有什么如此出人意外的，如此不可预见的呢？ 我们那些倒运的政治家如果预见不到“这个”，那只因为他们不能将一个问题认真想到底。1939年夏天，克里姆林宫与英法代表团商谈时候，就公开要求军事控制波罗的海诸国。只因英法拒绝他这要求，斯大林才断绝了谈判。仅仅这件事，就明白指示德苏协定至少要保证斯大林控制波罗的海诸国。全世界凡是政治上成熟的人，都要恰恰从这观点来看这事情，自己问道：斯大林究竟将如何成就此事？他将诉诸武力么？等等。然而事变进程，依赖希特勒多过于依赖斯大林。一般说来，具体的事变是不能预言的，但其大体方向，如事实所启示，则并不含有什么根本上新的东西。 由于工人国家的堕落，等到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将爆发时，苏联国力比英法的弱得多。斯大林与希特勒订约，目的在于保障苏联免受德国进攻，以及一般地免得卷入大战。希特勒夺了波兰，需要在东边保护自己。斯大林则得到希特勒允许侵占了东波兰，为了多得一些保障，防备希特勒进攻苏联西疆。然而结果苏联和德国相接壤了，因此德国胜利后进攻苏联的危险更加是直接的了，斯大林之依赖希特勒也就大大增加了。 瓜分波兰的把戏要在斯堪的那维亚舞台上续演。希特勒一定会暗示他的“朋友”斯大林，说他计划夺取斯堪的那维亚诸国。斯大林也一定会吓出一身冷汗的。总之这事表示德国完全支配波罗的海和芬兰，因而对于彼得格勒构成直接的威胁。斯大林又须想法多得一些保障，以防备他的盟友，──这次是在芬兰下手。然在那里他遇到严重抵抗。军事行动迁延不决。此时，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要成为大战场了。希特勒已经完成了突击丹麦和挪威之准备，要求斯大林快点媾和。斯大林不得不中止他的计划，放弃芬兰苏维埃化。以上便是欧洲西北角事变过程的显明的要点。 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弱小国家 在世界战争条件之下，要从“民族独立”，“中立”等等观点来处理小国命运问题，那还是受帝国主义神话所拘束的。人家争的是世界统治权。苏联生存的问题将顺便解决。苏联问题今天还在戏台背后，但到了一个时候将搬出台面的。至于那些小国和次等国，则它们今天就已操在大强国掌握中了。它们仅仅保着一种自由，而且是一种极有限制的自由，即他们还可以自己选择他们的主人。 在挪威，两个政府争斗了一个时候：挪威纳粹党政府，在南方有德国兵队保镖，而老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北方，和他们的国王一起。挪威工人应当拥护“民主”阵营来反对法西斯么？依照西班牙先例，初看时，似乎应当拥护的。事实上，那是绝大的错误。在西班牙，是单独一国的内战；外来的帝国主义强国干涉，本身无论如何重要，总是属于次要性质。至于挪威，则是两个帝国主义阵营间直接冲突，相互作战的两个挪威政府不过是帝国主义手里的辅助工具罢了。在世界战场上，我们不拥护协约国阵营，也不拥护德国阵营。因此我们没有丝毫理由或借口来拥护挪威国内这个或那个临时工具。 对于芬兰也应当采取同样的看法。从世界无产阶级战略观点来看，芬兰的抵抗并不比挪威的抵抗更加是一种独立的民族自卫行动。这点，芬兰政府自己就证明得最明白，──它宁愿停止一切抵抗，而不愿完全变为英法美诸国的军事根据地。次要的因素，如芬兰或挪威民族独立，保卫民主等等，本身无论如何重要，现在都已夹缠于那些无限强大得多的世界力量的斗争之中，而完全附属于这些力量了。我们必须把这些次要因素置于度外，而依照根本的因素来决定我们的政策。 第四国际论战争的纲领，六年以前就已透彻回答这个问题了。纲领中说：“民族自卫思想，尤其与保卫民主思想相合一的情形下，最容易被利用去欺骗小国和中立国的工人（瑞士，尤其是比利时，斯堪的那维亚诸国……）”以后又说：“惟有小资产阶级的蠢才（如罗勃·格林），从瑞士一个偏僻乡村出来的，才能认真相信，他被牵入的世界战争，乃是保卫瑞士独立的一种手段。”同样愚蠢的其它的小资产者也幻想世界战争是保卫芬兰的一种手段，幻想可以根据红军侵略芬兰这类策略上的小事，来决定无产阶级的战略。 乔其亚与芬兰 正如在反对大资本家的罢工之中，工人们时常连带地，使那可尊敬的小资产者的产业陷于破产，同样，工人国家与帝国主义作战的时候，或寻求军事保障以防备帝国主义的时候，即使这个工人国家是健全的和革命的，也要被迫侵犯这个小国或那个小国的独立。国内的或国际的战场上，阶级斗争之残酷无情，只能引起民主派庸夫俗子流泪，却不会使无产阶级革命家感伤。 苏维埃共和国，1912年，曾强迫乔其亚苏维埃化，那里本是帝国主义进攻高加索时一个洞开的门户。若照民族自决原则，则有好多话可说，来反对这个苏维埃化。若从扩大社会主义革命阵势的观点看来，则军事干涉一个农民国家，也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事情。若因工人国家受了敌人包围而图自卫，则此强迫苏维埃化就可以辩护的了：救护社会主义革命，先于形式的民主原则。 世界帝国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利用这个强迫乔其亚苏维埃化的问题，做动员世界舆论以反对苏俄之借口。第二国际在此运动中占领导地位。协约国图谋准备一个可能的新的军事干涉以反对俄国。 恰恰同乔其亚事件一样，世界资产阶级此次也利用了侵占芬兰事件来动员舆论反对苏联。社会民主党此次也出来做民主的帝国主义之前锋。那个惊惶奔驰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幸的“第三阵营”则充当后卫。 然而这两次军事干涉之中虽然有显明的相似之点，却也有深刻的差异：现在的苏联远非1921年的苏维埃共和国了。1934年第四国际论战争的纲领说：“苏维埃官僚政制丑恶骇人的发展，以及劳动者生活条件之困苦难堪，极度减弱了苏联对世界工人阶级的吸引力。”苏芬战争，明白而完全地表现出：在十月革命发祥地彼得格勒炮程所及之处，现时苏维埃政策也无能施行吸引力了。但并不能由此推论出：必须把苏联放弃给帝国主义；我们只能断定苏联必须脱出官僚分子之手而已。 “何处有内战呢？” “但芬兰何处有你所允诺于人的内战呢？”──那些反对派领袖说，他们如今成了“第三阵营”的领袖。我没有允诺什么。我只分析了苏芬冲突继续发展下去时一种可能的出路。占据芬兰若干根据地，和占据芬兰全国，有同样程度的可能性。占据若干根据地，必然以维持其它部分资产阶级政制为前提。若是全部占领，则必须实行社会变革，此非工人和贫农加入国内战争就办不到。起初莫斯科和赫辛福间外交谈判，指示人以企图用对其它波罗的海诸国办法来解决芬兰问题。芬兰的抵抗使克里姆林宫不得不诉诸武力。在广大群众面前，斯大林惟有把芬兰苏维埃化才能替战争辩护。顾锡宁政府之任命，表明等待芬兰的将不是波罗的海诸国的命运，而是波兰的命运了，──在波兰，不管“第三阵营”那些业余的专栏作家如何涂抹，斯大林不得不发动国内战争并改变财产关系。 我屡次详细说明，如果芬兰战争不汇流于大战之中，如果斯大林不因为外来的威吓而后退，那么他一定要实行苏维埃化芬兰。这件工作本身比苏维埃化东波兰困难得多。在军事观点上更困难些，因为芬兰准备得更好。在民族观点上更困难些，因为芬兰具有长久的民族斗争传统，要求脱离俄罗斯而独立，而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则本是反对波兰的。在社会观点上更困难些，因为芬兰资产阶级以自己的办法，创立了一个农业的小资产阶级，而解决前资本主义的土地问题。然而斯大林若战胜了芬兰，仍然能够或多或少得到芬兰工人和小农之助而推翻已存的财产关系。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不实行这个计划呢？因为资产阶级舆论大动员起来反对苏联。因为英国和法国认真考虑军事干涉问题。最后──次序居后，并非重要性居后──因为希特勒不能再等待。英法军队出现于芬兰将直接危害于希特勒的斯堪的那维亚计划，这计划本是立足在阴谋和突击之上的。陷于两面夹攻──一面协约国，一面希特勒──的地位，斯大林于是抛弃了苏维埃化芬兰，而限止于占据若干战略上的阵地。 “第三阵营”（惊惶奔驰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那些人物，现在杂凑了一种议论，认为：托洛茨基从苏联的阶级性推演出芬兰有国内战争；既然无国内战争发生，那就表明苏联不是一个工人国家了。事实上并无需要从苏联的社会学定义，用逻辑方法，“推演出”芬兰有可能的国内战争；──只消根据东波兰经验就够了。那里发生的财产关系的颠覆，仅能由十月革命产生的国家来完成。克里姆林宫寡头政治，为了在特殊条件之下求自保，不得不在波兰进行这种颠覆。并且没有丝毫理由可以怀疑，在相同条件之下，他们在芬兰也会重演这个事业。我所指明的，只此而已。但在斗争过程中，条件改变了。战争同革命一样，常常有突然的转变。红军方面一经停止军事行动，芬兰国内战争自然谈不上了。 每个历史诊断都是有条件的，诊断愈具体，则依赖于条件者愈多。诊断并非开支票，可于某年某月某日兑现。诊断仅仅指出事变发展的一定趋势而已。但还有他种力量和倾向与此趋势同起作用，到某一时候开始占据支配地位。那些要求准确预言具体事变的人，请求教于占星家罢。马克思主义的诊断只能帮助确定方向。我屡次声明我的诊断是有条件的，是许多可能的演变之一种。芬兰暂时走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命运，而非东波兰的命运，像这种第十等的历史事实，现在若要紧紧抓住如同救命的岩石，那只是没出息的学究们做的事情，或者──“第三阵营”的领袖们做的事情。 保卫苏联 斯大林之进攻芬兰自然不仅仅是为了保卫苏联。苏联的政策是受拿破仑主义官僚所领导的。这些官僚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威望和自己的进欵。他们保卫自己比保卫苏联精明得多了。他们保卫自己，不惜牺牲苏联，不惜牺牲世界无产阶级。这一点，在苏芬冲突全部发展之中表现得太明白了。因此我们不能直接地或间接地替侵略芬兰负丝毫的责任，这个侵略不过是拿破仑主义官僚政策链子当中单独一环罢了。 与斯大林团结一致，辩护他的政策，分担他的责任，如三倍无耻的共产国际所做的，──这是一件事情；向世界工人阶级解释，无论斯大林犯了多大罪恶，我们绝不能容许世界帝国主义粉碎苏联，重建资本主义，化十月革命国家为殖民地，──这又是一件事情。这个解释也就是我们保卫苏联的根据。 那些看机会的失败主义者，即那些失败主义的冒险家，他们允诺于协约国干涉时改变他们的失败主义政策为保卫主义政策，以此图谋解除他们的难题，──然而这是可耻的遁辞。依照一个记秒钟来决定政策，一般说来本是不容易的，何况在战时条件之下。当苏芬战争最紧张的几天，现在知道，协约国参谋部曾决定：惟有用空军炸毁穆曼斯克铁路这个办法才能认真而迅速地援助芬兰。从战略观点上看，这是完全对的。协约国空军干涉和不干涉问题，悬于一发。“第三阵营”的根本立场似乎也挂在这根头发上摇摆。但我们一开始就认为必须依照战争中根本的阶级阵营来决定立场。这是可靠得多。 已得阵地不可送给敌人 失败主义政策并非惩罚某一政府以前犯的这个或那个罪恶，而是从阶级关系做出来的结论。在战争中，马克思主义路线并非建立在抽象的道德和感情之上，而是建立在某一政制与其它政制相互比较之社会的估价之上。我们拥护阿比西尼亚，并非因为阿比西尼亚皇帝政治上或“道德上”优于莫索里尼，而是因为保卫落后国家以反对殖民地侵略，乃是对于世界劳动阶级大敌人帝国主义之打击。我们保卫苏联，与莫斯科“皇帝”政策并不相干；我们从下面两个根本理由出发：第一，苏联的失败将供给帝国主义以新的资源，并能多延资本主义社会好几年残喘；第二，苏联社会基础，若是清除了寄生的官僚主义之后，还能够保证经济上和文化上无限量的进步，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础则除了继续腐烂以外没有其它的前途了。 最能揭破那些喧闹的批评家的假面具的，就在于：当斯大林毁灭布尔什维克党，绞杀西班牙无产阶级革命，借“人民阵线”和“集体安全”的美名出卖世界革命时候，他们仍旧认为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仍旧认为必须保卫苏联；可是这个斯大林一经侵入“民主的”芬兰，帝国主义民主国资产阶级舆论（他们掩盖并赞成斯大林对于共产党员，工人和农民所犯的一切罪恶）一经大声叫喊反对，我们的那些革命家就立刻宣布：“是的，这是不能容忍的！”那些革新家跟在罗斯福屁股后头对苏联宣布一个道德的禁运。 那个博学巫医盘纳姆的推论，以为我们保卫苏联就是保卫希特勒。这个逻辑乃是小资产阶级蠢笨思想之最好的小标本，这种思想企图强纳矛盾的现实于平面的三段论法范围之中。布勒斯特和议后，工人们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拥护霍亨佐伦么？是呢，不是呢？第四国际论战争的纲领，曾详细解释这一问题，其中确定地说：苏维埃国家和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订了条约，绝不束缚这个国家内革命党的行动。世界革命利益超出于单独的外交结合之上，无论这外交结合本身是如何未可非议的。我们保卫苏联时，比盘纳姆一伙人更加认真地反对斯大林，反对希特勒。 不错，盘纳姆和夏克曼并不寂寞。雷翁·朱奥，有名的法国工贼，也气愤于“托洛茨基派保卫苏联”。他不气愤，谁气愤呢？但是我们对于苏联的态度，正是我们对于法国“总工会”的态度：我们保卫它，抵抗资产阶级的进攻，虽然它受了雷翁·朱奥一类的流氓所领导，他们每一步都欺骗工人，出卖工人。俄国孟什维克派也在叫喊：“第四国际走入死巷去了”，因为第四国际仍然承认苏联是个工人国家。这些老爷自己就是第二国际党员，第二国际是受那些有名的工贼如惠士曼和莱昂·勃伦领导的，他们于1936年6月出卖了一个特别顺利的革命局势，因之使目前的战争成为可能。孟什维克派承认第二国际属下的政党为工人党，却不承认苏联为工人国，为了官僚叛徒站在苏联头上。说谎夹着无耻和犬儒主义。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作为一个社会层来说，同勃伦，朱奥，西特冷，托马塞士等相比，不更好些，也不更坏些。二者中间不同的，仅仅在于斯大林等人利用又削弱社会主义发展的有生气的经济基础，而勃伦等人则紧紧攀住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腐败的基础。 必须认为工人国家是从无情的历史试验室里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教授拿指头挖鼻子沉思之中想象出来的。革命者的责任在于保卫工人阶级已有的胜利品，即使这胜利品受了敌方力量压迫变为畸形。凡不能保卫旧阵地的人，永远征取不到新的阵地。 1940年4月25日
小资产阶级道德家与无产阶级政党（1940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小资产阶级道德家与无产阶级政党[1] 1940年4月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讨论进行得彻底而民主。大会的筹备是在绝对忠诚的氛围中进行的。少数派参加了大会，从而认识到了它们的合法性和威信。多数派向少数派提供了一切必要的保障，准许它在大会闭幕后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而进行斗争。少数派要求获得绕开党向群众呼吁的许可。多数派自然拒绝了这个荒谬的要求。与此同时，少数派背着党玩弄阴谋诡计，将《新国际》这份通过全党和第四国际通力合作才得以出版的杂志窃为己有。我应该补充一句，多数派已同意在这个理论杂志的编辑部的五个席位中分派两个给少数派。但“高贵”的知识分子怎能在一个工人党内沦为少数派呢？将教授和工人相提并论——管你怎么说，反正这就是“官僚保守主义”！ 伯纳姆在最近针对我的论战文章中阐明社会主义是一个“道德理想”。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上世纪初叶“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刚开始活动时就对此予以批判。本世纪初，俄国社会革命党人也曾用“道德理想”来对抗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遗憾的是，这些高举道德大旗的人，结果却是一帮政治诈骗犯。1917年他们背叛了工人，彻底投入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怀抱。 长期的政治经验教会了我：每当小资产阶级教授或新闻记者开始大谈高尚的道德标准时，人们就必须紧紧捂住自己的钱袋。此时亦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道德理想”的名义捡起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这份理论杂志的钱袋。你们瞧瞧，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实例，这些创新者、道德家与民主斗士是如何进行组织活动的，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些“有教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眼中，党的民主是什么？允许他随心所欲畅谈写作的体制。这些“有教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眼中的“官僚主义”为何物？无产阶级多数派通过民主方式执行自己的决定和纪律的体制。工人们，请牢牢记住这一点！ 社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少数派在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与无产阶级多数派分裂了。伯纳姆声称辨证唯物主义与他那千疮百孔的“科学”不相容。沙赫特曼宣布从“实际任务”的角度看，革命马克思主义已不合时宜。阿伯恩急匆匆地把他那小地摊挂靠在反马克思主义阵营下面。而现在这些先生们将他们从党那窃取来的杂志贴上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杂志”的标签。如果这不是思想上的招摇撞骗，那什么才是呢？就让读者去要求这些编辑发表他们少数派唯一一篇纲领性文献，也就是伯纳姆那篇《科学与风格》吧。如果这些编辑不打算像小贩那样出售贴着漂亮商标的冒牌货的话，他们会硬着头皮发表这篇文章的。到时大家就能亲眼看看他们卖的是什么样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却不敢这么做。他们耻于露出真面目。伯纳姆很会把那些过于暴露的文章和决议藏在公文包里，而沙赫特曼则找到了新工作，那就是替那些缺乏主见的人代言。 这份窃取来的杂志上的第一批“纲领性”文章已彻底暴露出了这个新的反马克思主义团体的轻浮和空洞，他们打出了“第三阵营”的名号，这是什么玩意？有资本主义阵营；也有无产阶级阵营，“第三阵营”——小资产阶级的避难所——或许也会有吧？当然，它什么也不是。但小资产阶级分子一如既往地用花言巧语的纸花伪装自己的“阵营”。让我们竖起耳朵！这里有一个阵营：法国和英国。那儿有另外一个阵营：希特勒和斯大林。而第三阵营就是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在他们看来，第四国际原来属于希特勒阵营（斯大林很久以前就发现了），他们就这么喊出了一条了不起的新口号：全世界的糊涂之辈和和平主义者，所有遭受命运刺痛的人，团结在“第三阵营”里来！ 可问题是，这两个敌对的阵营丝毫没有让资产阶级的世界发生衰弱。那所有的中立国和半殖民地国家该算进哪个阵营？美国算哪边？意大利和日本算哪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算哪边呢？印度呢？中国呢？我们考虑到的并不是革命的印度或中国的工人，而是作为被压迫国家的印度和中国。第三阵营的课程表中漏掉了一个细节——殖民地世界，而它占了人类世界的较大部分！ 印度正站在英国一边参加帝国主义大战。这是否表示我们对印度——不是印度的布尔什维克而是印度——应该与英国等而视之？如果这个世界除了沙赫特曼和伯纳姆外，只存在两个帝国主义阵营，那请允许我问一句，我们该将印度置于何处？马克思主义者会说，尽管印度作为大英帝国的组成部分，参加了帝国主义大战；尽管甘地和其他民族主义者采取了背信弃义的政策，我们对印度的态度截然不同于我们对英国的态度。我们维护印度，反对英国。既然如此，那么虽然斯大林同希特勒结成盟友，为什么我们对苏联就不能采取不同于对德国的态度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保卫更进步的、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形态，反对只可能腐朽的反动社会形态呢？我们不仅可以这么做，而且必须这么做!这份偷窃来的杂志的理论家们用机械的解释偷换了阶级分析，用它虚假的对称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迷得团团转。正如斯大林派利用对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的严苛称呼来掩盖他们对民族社会主义（纳粹）的谄媚一样，沙赫特曼和他的同伙们用自大的“第三阵营”术语来掩饰他们对小资产阶级舆论的屈从。这个“第三阵营”究竟是什么东西？党？俱乐部？放弃希望的同盟？“人民阵线”？仿佛不用对小资产阶级、工会问题、印度问题和苏联问题提出正确的政策。 就在几天前，沙赫特曼在杂志上称自己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要是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话，那我至少不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沙赫特曼目前的思想与我毫无共同之处，更不必说伯纳姆的思想了。我曾与《新国际》积极合作，在信中抗议沙赫特曼对理论的轻率态度，以及他对伯纳姆——这个自负的小资产阶级学究——无原则的让步。但党和国际以前还能约束得了沙赫特曼和伯纳姆。现在，有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助力，他们就变得肆无忌惮了。对于他们的新杂志，我只能当做是种种小资产阶级的伪马克思主义之一来对待。至于他们的“组织方式”和政治“道德”，我只有嗤之以鼻。 如果真的有阶级敌人派来的奸细在暗中操纵沙赫特曼的话，他们也不会去建议他改弦更张，而是会让他把已经干过的坏事继续干下去。他与反马克思主义者联合，发动一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他帮助小资产阶级派别整合起来，反对工人。他避免使用党内民主，躲开无产阶级多数派，不肯去认真地说服他们。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他策划了分裂。最糟糕的是，他把分裂打扮成了一场卑鄙无耻的丑闻，这简直就是在给我们的敌人提供弹药。好一个“民主主义者”，好一个“道德”！ 但这一切终将是徒劳的。他们终将破产。尽管会遭到反复无常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尽管他们那帮民主派表亲会冷嘲热讽，第四国际仍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创建和教育出一群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能够理解什么是党，忠于旗帜意味着什么，革命纪律指的是什么。 先进的工人们！别上了小资产阶级的“第三阵营”的当！ 1940年4月23日 注释： [1]这篇文章最初刊载于1940年5月4日的《社会主义呼声》上。在社工党的代表大会结束后，少数派于1940年4月分裂了出去。伯纳姆、沙赫特曼、阿伯恩——曾由党指派担任党的理论机关报《新国际》中任职，并受党委托负责《新国际》的出版机构——篡夺了杂志的名称，将它的邮政权利当作私人财产来挪用。——编者
致法雷尔·多布斯的三封信（1940年3月4日，1940年4月4日，1940年4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法雷尔·多布斯的三封信 I 1940年3月4日 亲爱的多布斯同志： 我在这里自然难以密切关注反对派的激烈政治演变。不过，他们的表现，越来越让人们觉得他们在急着自毁退路，这点我是认同的。伯纳姆的文章《科学与风格》本身并不出乎意料。但沙赫特曼，阿伯恩及他人对这篇文章的默许是最令人失望的征兆，这不仅是从政治和理论方面来说是这样，而且从他们对党的团结的真正想法来说更是如此。 目前我在这里可以判断，他们想以党的团结为名制造分裂。沙赫特曼发掘出了，或者不如说是发明出了“历史先例”。他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反对派拥有自己的出版物诸如此类的话。他只是忘记了党在那时拥有几十万的成员，讨论的任务可以传达到这几十万成员那里，并说服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讨论是很难限定在内部小圈子里的。另一方面，最终的决定权在于数十万的工人，而非两个小团体，这减小了党的刊物与反对派的刊物共存的危险。美国党人数相对较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党内的讨论已经极其充分了。双方界线似乎足够稳固，至少在下一个阶段是这样的。反对派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拥有自己的公开报纸或杂志，目的不在于说服党，而是提请外部世界对党作出判决。 像社工党这样的革命宣传组织的一致性和凝聚力不可能比群众党更大。这种情况下，有两个独立的组织向外部世界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纲领，不同的口号以及不同的组织原则，掩盖了这种状况的“团结”完全是虚假的，第四国际不应该、也不可能承认这种虚假的“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的分裂要比这种虚假的团结可取一千倍。 反对派还举出了这样的事实：在某些时候，在一些国家里，我们曾同时拥有过两个平行组织。但这种特例仅在两种情况下能得到暂时的接受：两个组织或其中之一的政治面貌尚未十分清楚，第四国际尚需时间来加以分析判断；或是在双方的具体分歧极其有限、但又十分尖锐（比如要不要打入法国工农社会党等问题）的情况下，可以接受两者并存的局面。美国的情况则与之截然不同。我们曾有一个具有严肃传统的团结的党，而现在有了两个组织，其中一个组织，因其社会成分、以及外界压力的影响下，在近几个月里，同我们的理论、纲领、政策以及组织方式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如果他们同意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和你们共事，你们可以期望通过共同的实践来说服、争取他们当中最优秀的成员。（他们也有同样的权利期望说服你们）但是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的出版物的独立组织来说，他们只能朝着伯纳姆的方向演化。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第四国际绝不能给他们丝毫把柄，让他们在工人面前为自己不可避免的堕落做伪装。与之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第四国际应该迫使反对派将他们的经验与我们彻底划清界限，我们不仅要保卫我们的旗帜，而且还要公开向群众发出最强烈的警告。 这就是为什么大会不仅有权且有责任提出尖锐而明确的二者择一的原因：要么选择遵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真正统一（同时给予党内少数派严肃而重大的保证）要么就选择在工人阶级的讲坛面前进行公开、明确、坦率的分裂[1]。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W.RORK[列昂·托洛茨基] 附：我刚刚收到克利夫兰大会关于党的团结的决议。我的感觉是：少数派的普通成员不想分裂。少数派的领导对理论不感兴趣，而只对纯粹的新闻活动感兴趣。在关于党的决议的名义下，少数派的领导怀着使他们的追随者参与分裂的动机提出了分裂党的决议。决议说：“布尔什维克党的少数派在一战之前和战争期间”都拥有自己的公开政治杂志。哪个少数派？什么时候？哪家杂志？这些领导为了掩盖自己的分裂企图，把追随者带上了歧路。 少数派的领袖的全部希望都在于他们的写作能力。他们彼此保证他们的报纸肯定会比多数派的优秀。俄国的孟什维克派，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派别，拥有较多的知识分子和出色的记者，他们也总是抱着这样的期望。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要创建革命党，光有一支生花的妙笔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科学的纲领、一致的政治思想和坚定的组织原则。而反对派则反对这一切，它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我为什么完全同意你的原因：如果他们想要将伯纳姆的理论、沙赫特曼的政策和阿伯恩的组织方式提交给外界舆论来加以评判的话，他们应该用自己的名义，不要由党或第四国际来承担责任。 W.R II 1940年4月4日 亲爱的多布斯同志： 你收到这封信时，大会已在进行中。分裂是否不可避免，对此你们或许有了明晰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伯纳姆的问题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但是在少数派作出让步的情况下，我允许自己坚持先前的主张。为全国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进行保密是非常重要的大事，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大事，在现况下甚至不算最重要的。大约40%的党员相信阿伯恩是最优秀的组织者。如果他们留在党内，你们就不得不给阿伯恩机会，让他来表现出自己在组织问题上的长处，或是让他自己妥协。新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会的第一个决议应宣布，除了全体委员会或它的正式机构（政治委员会或书记处）之外，无人有权泄露全国委员会的内情。接下来书记处应制定具体的保密规则。如果做了这一切准备，还是发生了泄密的话，就应该进行正式调查，如果是阿伯恩的过失，就应该对他进行公开警告；再有其他过错，就应把他开除出书记处。这样的程序，尽管有暂时的不利，但终究比将阿伯恩，这位纽约的组织者冷落于书记处之外，即脱离书记处的实际控制更为有利。 我完全明白你们对目前的书记处感到满意。如果分裂发生的话，它或许是人们所想到的最好的书记处。但如果团结得以维持的话，你们就不能只让多数派代表组成书记处。也许你们应该组成一个五人书记处——多数派三人，少数派两人。 如果反对派犹豫不决，最好用非正式的渠道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仅愿意在政治委员会中，而且愿意在编辑委员会内保留沙赫特曼的成员资格，；我们甚至愿意将阿伯恩选入书记处；诸如此类的其他办法我们也愿意考虑；我们唯一不能接受的，是少数派转变为独立的政治派别。 ※※※ 我收到了勒布伦[2]于国际执委会的文章。多么独特的一个人！他们认为，此时在资本主义垂死挣扎的时期，在战争及即将到来的地下活动的形势下，应抛弃布尔什维克的集中主义，拥护无条件的民主。何等的颠三倒四！但他们的民主纯粹是个人意义上的：我想干嘛就干嘛，别管我。勒布伦和约翰逊，是作为特定组织的代表，按照特定的原则被选入国际执委会的。他们都抛弃了原则，完全不顾自己的组织。这些“民主主义者”扮演了放浪不羁的自由作家的角色。如果我们能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话，他们肯定会遭到最严厉的指责，被开除出国际。他们自己也不怀疑这一点。与此同时，他们还以为自己是不可免职的古罗马元老院议员——这还是以民主的名义呢！ 就像法国人说的那样，战争时期，我们必须采取战时手段。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使第四国际的领导班子适应我们各个的真实力量关系。这要比自我标榜的不可免职的元老院议员更为民主。 如果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的话，你们可以引用这几行文字，作为我对勒布伦文件的答复。 W.RORK[列夫·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III 1940年4月16日 亲爱的多布斯同志： 我们也收到了你和乔的关于大会的来信。据我们在这里判断，你们尽了一切努力来维持党的团结。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派仍要付诸分裂的话，这只能让每个工人看见他们是何等地偏离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则、对党的无产阶级多数派怀着何等的敌意。我们有更多的消息时，会对你们决定的详情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 请你注意另一篇文章，即格兰德就符号逻辑问题——伯特兰·罗素等人的逻辑——写的那篇反对伯纳姆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笔调非常尖锐，如果反对派还留在党内，伯纳姆还留在《新国际》的编辑部里的话，或许应该把这篇文章改得“友善”一点。但对符号逻辑的描述是非常严肃有益的，在我看来，对美国读者特别有用。 韦伯同志也在他的文章的重要部分当中写到了同一个话题。我的意见是他应该将他这部分的内容扩充为独立的文章，仔细阐述这个话题，投给《新国际》。我们现在应认真、有条不紊地继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运动。 ※※※ 杰姆的小册子[3]非常优秀。这是真正的工人领袖的作品。哪怕这次讨论除了这篇文章之外，什么都没产生的话，那也是值得的。 向你们所有人致以最友好的问候！ W.RORK[列夫·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注释： [1]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很久之前就应该提出这样的二者择一，但不幸的是，执委会并不存在。——列·托 [2]勒布伦（Lebrun），本名马里奥·佩德洛萨（MarioPedrosa，1900—1981），巴西政治活动家，文艺评论家，曾参加巴西共产党，1929年因倾向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出党，此后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曾代表拉丁美洲的托派组织参加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并入选国际执委会。——校对者注 [3]这里指的是坎农的《为争取成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TheStruggleforaProletarianParty）。——编者
托洛茨基：给盘纳姆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940年1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给盘纳姆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托洛茨基（1940年1月7日） 亲爱的同志： 据人家报告我说，你对我那篇论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文章已发生反响，你已经表示不愿和我讨论辩证法，你表示将来只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你又讽刺地补充一句话说：“我久已不谈论宗教了。”我有一次曾经听见麦克思·依士特曼发过这同样的议论。 把逻辑和宗教等量齐观，合乎逻辑吗？ 照我的了解，你的话含有的意思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辩证法属于宗教界。这种主张表示什么意思呢？辩证法，让我再提一提吧，是进化的逻辑。正好比工厂中的机器间供给工具于一切部门一样，逻辑也是人类知识各方面所不可或缺的。假如你并不是一般的将逻辑视为一种宗教的偏见（抱憾得很，我得说，反对派的自相矛盾的文章愈来愈倾向于这种可怜的思想），那么你接受的到底是那一种逻辑呢？我晓得有两个逻辑的体系是值得注意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形式逻辑）和黑格尔的逻辑（辩证法）。亚里士多德派的逻辑拿不变的客体和现象做它的出发点，现代的科学思想则从其发生，变化及分解来研究一切现象。难道你认为科学（包括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近代物理学，化学等）的进步，一点也没办法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方式吗？换句话说，难道你认为在一个凡物皆变化的世界里，只有三段论法仍旧不变和永存吗？圣约翰福音书以这句话开始：“太初有道”，即是说起始就有理性或道（表现于道中之理，即三段论法）。在圣约翰看来，三段论法是上帝的文学假名之一。假如你认为三段论法是不变的，即，既没有发生，也没有发展，那么，这就是说在你看来，它就是天启的产物，但假如你承认我们的思想的逻辑形式，是在我们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的，那么请你不嫌麻烦，告诉我们，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到底是谁把后来的逻辑进展加以分析和体系化。如果你一天没有分清楚这一点，我只好冒昧地认定：把逻辑（辩证法）和宗教等量齐观，暴露你对人类思想的基本问题之极端无知和浅薄。 革命家不应反宗教么？ 我们姑且承认你那种狂妄之至的讽刺是正确的吧。但这也没有把事情弄得于你有利。我希望这一点你会同意的，宗教把注意力从实际的引到虚妄的知识，从改良生活的斗争引到来世报应的虚伪希望。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无论谁如果不去作反宗教的斗争，就不配称作革命家。那么你根据什么来辩解你的拒绝反对辩证法，假如你认定它是各种宗教之一呢？ 你说，你久已停止考虑宗教问题了。但你停止只是为你自己。除你之外，还有别人。他们的数目很多。我们革命家从来不“停止”考虑宗教问题，因为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从宗教的影响中解放我们自己，同时也解放群众。假如辩证法是一种宗教，人们又怎能放弃在自己党内作反对这种鸦片的斗争呢？ 或者你的意思是说，宗教在政治上无关重要吧？一个信仰宗教的人能够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战士吗？你大概不敢作这样轻率的断语吧。自然，我们对一个落后工人的宗教偏见，采取极慎重的态度。假如他愿意为我们的政纲而斗争，我们可以容许他做一个党员；但同时，我党却应以唯物论及无神论的精神不懈的教育他。你如同意这一点，你又怎么能够拒绝作反对某一“宗教”的斗争呢？据我所知，这一“宗教”却是你的党中致力于理论问题的大多数党员所坚持的。你显然已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最重要一面了。 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中，有不少是个人已和宗教绝缘的，但他们的无神论只是供他们自己私人的消遣；他们自己保持这种思想，但在大庭广座中他们却往往主张人民最好有一个宗教，你对你自己的党能够怀着这种观点么？这一点能够说明你之拒绝和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么？假如你当真如此，那么在你轻蔑辩证法之余，已表示你蔑视了党了。 请你不要反驳说，我只根据你在私人谈话中讲出的一句话，又说，你并没有想到公开反对辩证法唯物论。这不是真话。你上述那句传布迅速的话，只是一个例证。每逢有机会的时候，为了各式各样的理由，你总是宣布你对那构成我党政纲的理论基础的学说，采取否定的态度。党内每一个人都已熟知这件事了。在你和夏克曼合作，发表于党的理论机关报上的“退却中之知识分子”一文中，已绝对证实你拒绝辩证法唯物论。难道党没有权利知道到底是什么缘故吗？难道你当真以为在第四国际内，一位理论机关报的编辑能够自限于简单的声明：“我断然排拒辩证法唯物论”──仿佛这是一个请抽一根香烟的问题：“谢谢你，我不抽烟”吗？一个正确的哲学理论，即，一个正确的思想方法的问题对一个革命政党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正如一间良好的机器厂对生产具有决定意义一样。借过去遗留的物质和智慧的方法尚能够维护旧社会。但如果不首先把当代的方法加以批判的分析就能够推翻这个旧社会和建设一个新社会，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假如党连其思想的基础都已弄错了，那么你的起码义务便是指出一个正确的道路出来。否则你的行为便不可避免要被人解释为一个文人学士对一个无产阶级组织所采的傲慢态度，而这个组织却毕竟是无法领悟一种真正的“科学”理论的哩。还能够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么？ 有教训意义的例子 无论任何人，只要他熟知工人政党内各派斗争的历史，他便知道凡脱逃到机会主义阵营去的，甚至脱逃到资产阶级反动阵营去的，往往以排斥辩证法开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视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最弱之点，同时因为工人们鉴别哲学方面的不同较之鉴别政治方面的不同困难得多，他们又把这一事实加以利用。一切经验的证据都在说明这一久已昭著的事实。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看轻这一事实是不许可的，这一事实就是所有伟大和超卓的革命家──首要的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佛兰兹·梅林格──通通都站在辩证法唯物论的基础上。你能够认为他们通通都不能够区别科学和宗教吗？在你这方面不是太过于骄矜自大了吗，盘纳姆同志？伯恩斯坦，考茨基和佛兰兹·梅林格的例子最富于教训意义。伯恩斯坦绝对排斥辩证法，称之为“烦琐哲学”和“神秘主义”。考茨基对辩证法问题保持冷漠的态度，略有点像夏克曼同志。梅林格是辩证法唯物论的孜孜不倦的宣传家和辩护者，他几十年留心一切哲学和文学的革新，不懈的暴露唯心论，新康德主义，功利主义，各式各样神秘主义等的反动内容。这三个人的政治命运是尽人皆知的。伯恩斯坦以一个沾沾自喜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终其一生，考茨基由一个中间派变为一个庸俗的机会主义者。至于梅林格呢，他至死还是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者。 在俄国，三个极著名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史特卢维，布尔加科夫，和培尔第埃夫均以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开始，以走入反动阵营及正教教会终。在美国，依士特曼，雪尼·胡克及他们的朋友们利用反对辩证法来掩盖他们从无产阶级的同路人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同路人。诸如此类的例子也可以从其它国家引出许多。普列汉诺夫的例子表面上似乎是一个例外，实际只证明这法则。普列汉诺夫是一个非凡的辩证法唯物论宣传家，但他一生都从没有机会参加实际的阶级斗争。他的思想脱离了实践。1905年的革命以及往后的世界大战把他抛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阵营中，且迫使他在实际上放弃辩证法唯物论。在世界大战中，普列汉诺夫在国际关系方面公然以康德的无上命令的主角身份出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普列汉诺夫的例子只证明单单辩证法唯物论尚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革命家而已。 夏克曼反过来争辩说：李卜克内西留下一本反对辩证法唯物论的遗著，这本遗著是他在狱中写就的。在狱中，有许多古怪思想侵入一个人的心里，因为无法与他人交往，所以这些古怪思想是不能遏止的。没有一个人把李卜克内西认作一个理论家，他本人更其如此，但李卜克内西却成了世界工人运动的英雄主义的象征。假如美国的辩证法反对者有任何人于战争中表现同样的自我牺牲及独立于爱国主义之外，我们就尊之为革命家。但并不因此就解决辩证法的方法问题。 假如李卜克内西在享受自由时，他本人的最后结论究竟会怎样，这是很难说的。无论如何，他在发表著作之前，他无疑要拿给他的更有学历的朋友，即，佛兰兹·梅林格和罗莎·卢森堡看的。他很可能早已听从他们的忠告把这卷稿子丢到火中了。我们姑且承认他竟不顾那些理论上超过他的人们的忠告，决心发表他的著作。梅林格，卢森堡，列宁及其他人当然不会为这一件事提议把他开除出党；相反的，假如有谁做出这种蠢笨的提议，他们一定要坚决反对。不过同时他们决不会和他成立一个哲学的联盟，反而还会坚决的和他的理论上的错误划清界限。 我们知道，夏克曼同志的行为却完全相反。“你们将看到，”他说──而且这还是教导青年哩！──“普列汉诺夫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一个出类拔萃的理论家，但他却以一个机会主义者下场；李卜克内西是一个出色的革命家，但他却怀疑辩证法唯物论。”这种论调归根到底无非是说，辩证法唯物论对一个革命家是毫无用处的。夏克曼勉强从历史中割出李卜克内西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例子，把他去年那篇文章的思想加强和“加深”了，这一思想就是，政治不依靠方法，盖方法由于天赐的不一贯性，是与政治无关的。夏克曼想靠错误地说明两个“例外”来推翻整个法则。假如一个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的论调是如此，那么一个反对者还会说出什么来呢？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至此就走到它的完全取消了；尤有甚者，走到一切理论和一切方法的取消了。 你提出什么来代替 辩证法唯物论当然不是一种永恒的和不变的哲学。如果这样想法，就与辩证法的精神相矛盾了。科学思想更进步的发展将无疑的产生一种更深刻的学理，而辩证法唯物论将只充作构成的材料加入这一学理中。但我们却没有丝毫根据，希望这一哲学的革命在没落的资产阶级政制之下来完成，即使不提这个事实：马克思并非每年或每十年产生一个的。目前无产阶级生死存亡的任务并不是重新来说明这个世界，而是把它从头到尾改造。我们可以期待在下一个时代中，将产生一些行动的伟大革命家，但产生一个马克思则难之又难。人类将来只有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上才感觉到有重新检讨过去的理论遗产的需要，而且将来无疑的不仅在经济方面，即在智力的创造方面也远超过我们。苏联波拿巴官僚统治之所以犯下罪恶，不仅因为它在生活的各方面造成一种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而且还因为它把该国的智力活动贬入格别乌的无管束的蠢材们的深渊中。 但我们姑且承认，无产阶级竟如是侥幸，出乎我们意想之外，在目前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中，产生了一个新的理论家或一群新的优秀理论家，他们将超过马克思主义，而且特别是使逻辑超出唯物辩证法。不消说，一切前进的工人都要向这些新教师学习，而老人们也一定要重新教育他们自己。但此刻这还是未来的音乐。或者我弄错了吧？或者你要叫我注意那些为无产阶级用来代替了辩证法唯物论体系的著作吧？如果你手头真的有这些著作，你就不会拒绝举行反对辩证法鸦片的斗争了。可惜一种也没有。你一面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一面却又不拿出任何足以替代它的东西。 你试想像一个票友式的年轻医生，他向一个用外科小刀的外科医生大发议论说，近代解剖学，神经学等通通都是不中用的，它们中还有许多地方不清楚和不完全，只有“保守的官僚们”才能够根据这些假科学来开刀施手术云云。我相信这位外科医生一定请他的不负责任的同僚离开那间手术室。盘纳姆同志啊，我们也不能示弱于那些嘲弄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的廉价讽刺的。相反的，既然这个问题已在派别斗争的过程中清楚的提出来，我们便要回头向我党的所有党员，尤其是青年们说：当心资产阶级的怀疑论侵入你们的队伍中。紧记着，社会主义直到如今尚没有找到较之马克思主义更高的科学表现，千万不要忘记，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就是辩证法唯物论。你们埋头于认真的研究吧！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和佛兰兹·梅林格吧。这对于你们，比之研究那些论加农的保守主义的有成见的，无益的并且有点滑稽的论文，更是百倍的重要了。让目前的讨论至少产生这一个积极的结果，即，青年们设法把一个认真的革命斗争理论基础嵌入他们心坎中吧！ 虚伪的政治“实际主义” 但，在你的情形，问题却不限于辩证法。在你的决议案里说及你现在不提出苏联性质问题来让党决定，这表明你事实上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不是法理上，那么，就是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提出来。只有婴孩才不懂得这一点。这个提案还有另一个更荒谬和有害的意义。它表示你把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分开。而在我们看来，则问题的症结正这一点上。假如不利用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就能够给一个国家下一个正确的定义；假如不把这国家加以阶级的分析就能够正确的决定政治，那么，问题就发生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用处呢？ 反对派的领袖们虽然在苏联的阶级性质上意见分歧，但在这一点上却一致同意，即，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必须标上“帝国主义”的臭名，而苏联也不能受“无条件”的拥护。（非常丰富的政纲！）当敌对的“派系”在大会上直截了当的提出苏维埃国家性质的问题（何等罪过啊！）时，你们已经事先赞成……不一致，即分投票。英国“国民”政府的大臣们已开了这一先例，他们就“赞成不一致”，即，分别投票，但英皇陛下的大臣们却有这样的好处，即，他们非常明白他们的国家性质，因而不妨在次要的问题上不一致。反对派的领袖们处境太不利了。他们竟容许自己在基本问题上尽量不同，为的是好在次要的问题上团结一致。假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有原则的政治，那么我就不懂得无原则的结合有何意义了。 你似乎分明认为拒绝讨论辩证法唯物论及苏维埃国家的性质，而牢牢捉着“具体的”问题，你就尽了一个实际主义政治家的本分了。这种自欺皆由于你没有十分熟习过去50年间工人运动内部党派斗争的历史之故。在每一次原则的冲突中，没有一个例外，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让党完全看清理论与政纲的基本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具体的”问题才找到其适切的位置和配比。在另一方面，各种各式的机会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在原则的争论方面已遭受几次失败的机会主义者，他们老是拿“具体的”行情性的估计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分析，而这些估计，他们却照例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压力之下形成的。这种脚色的分担已通过几十年的党派斗争保持下来。请准许我向你保证一句吧，反对派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它在理论上赞成修正派的传统，在政治上则赞成机会主义的传统。 上世纪临末之时，伯恩斯坦在英国受了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与功利主义──哲学中之最拙劣者──的影响，但他的修正义的尝试，却受了无情的排拒。因此，德国的机会主义者突然从哲学及社会学方面撤退。他们在会议上，在报纸上不断叱骂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呆子”，因为他们以一般的原则的考虑来代替“具体的政治问题”。读一读上世纪末及本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纪录吧──你将眼见如法国人所说的lemortsaisitleVif（死者抓住活者），而惊奇不语了！ 你并不是不晓得《火星报》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所尽的伟大作用。《火星报》一开始就反对工人运动的所谓“经济主义”及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党）。“经济派”的主要见解就是认为《火星报》漂浮于理论方面，而他们“经济派”则提议领导具体的工人运动。社会革命党人的主要见解如下，《火星报》要创立一所辩证法唯物论的学校，而我们则要推翻沙皇的专制政体。我们一定得说，民粹派的恐怖主义者是非常认真地实践他们的话的：他们亲手拿着炸弹，牺牲他们的生命。我们和他们讨论：“在某种情形之下，炸弹是一个极好的东西，但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我们自己的思想。”在全部历史中最伟大的革命并不是由那一个拿着炸弹出发的党，而是由那一个拿着辩证法唯物论出发的党来领导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经验。 当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尚同属一个党的党员时，大会前期及大会本身老是发生关于议事日程的猛烈斗争。列宁常常提议把沙皇皇朝的性质，革命的阶级性质，我们所经历的革命阶段等问题，放在议事日程之首位。马尔托夫和但，这两个孟什维克的领袖总是反对：我们不是一个社会学俱乐部而是一个政党，我们必须意见一致的不是在沙皇经济的阶级性质上，而是在“具体的政治任务上”。我是凭记忆援引这一点，但我不会有弄错之虞，因为这些争论在多年中再三复演且已有了固定不移的性质。我可以附带说一句，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不少过错。但我从那个时候以来已学了一点东西。 列宁总是向那些醉心于“具体政治问题”的人解释说，我们的政治并不是行情性的，而是具有原则性质的；策略是隶属于战略的；在我们看来每一个政治运动的第一宗重要事就是引导工人由特别问题走上一般的问题，并把近代社会的性质及其基本力量的性质教给他们。孟什维克派常常就感觉得急需在他们的不稳定的结合中，借逃避的方法，来掩饰原则上的分歧，而列宁则相反，直截了当的提出原则问题。目下反对派反对哲学和社会学而赞成“具体政治问题”的论调，就是但的论调的过时的背诵。没有一句新话！可惜夏克曼只当马克思主义的有原则的政治已成陈旧不堪的档案时才来尊重它。 盘纳姆同志啊，由你的嘴来请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到“具体的政治问题”，特别失礼和不相宜，因为不是我而是你提出苏联性质问题，正因为你提出来这个问题才迫使我提出决定国家的阶级性质的方法问题来。不错，你已撤回你的提案。但这种派别斗争的手段没有一点客观的意义，你是从你的社会学的前提得出你的政治结论的，虽然你现在已暂时把这一前提收入你的手提箱子里。夏克曼则没有任何社会学的前提也得出同样的政治结论：他在迁就你。阿本则设法为他的“组织的”结合从隐匿了的前提及缺乏前提之间取利。你以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格处理问题；夏克曼及阿本则充当柏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谁更坏，这是不容易断定的。 目前讨论的辩证法 当我们碰到这个外交阵线掩盖了我们反对者的隐匿的前提，与缺乏前提时，我们“保守派”自然回答：只有你们清楚说出你们用为出发点的阶级前提是什么时，讨论“具体问题”才能有效果。我们并不勉强自限于讨论你们在这次争论中人工选定的那些题目。假如某人提议，我们把苏联舰队入侵瑞士，或布伦克斯（纽约犹太区──译者）一个妖巫的尾巴的长度，当作“具体”问题来讨论，那么我想我得事先提出这几个问题来，如：瑞士有海岸吗；到底有没有妖巫呢？ 每一次认为的争论，都由特殊的，甚至偶然的问题发展到一般的和基本的问题。某一次争论的直接原因和动机，在大多数场合只有象征的兴味。具有真正政治意义的只是那些在争论发展中发生的问题。某些知识分子，急于控告“官僚的保守主义”，和表现他们的“机动精神”，在他们看来，关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国家性质，集中主义的问题的提出，好像是“勉强的”，争论好像己走入一个“错误”方向去了。但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争论有其自己的客观逻辑，这一逻辑并不与个人和集团的主观逻辑相符合。争论的辩证的性质就是因为它的客观过程乃由敌对倾向的活生的冲突，而不是由一个预定的逻辑计划来决定。争论的物质的基础就在于它之反映不同阶级的压力。这样，目前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争论就与整个历史进程一样，按照辩证法唯物论的法则而发展──不管你应允与否。盘纳姆同志，这些法则是逃避不了的。 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反政纲的“实验” 你一面控告你的政敌为“官僚的保守主义”（这只是一种心理学的抽象，因为你并未指出特殊的社会利益来做这种“保守主义”的基础），一面又在你的文件里要求以“批判的实验的政治──一句话，科学的政治”（见32页）来代替保守的政治。这种浮夸的说法初看起来，是无害又无意味的，但它本身就是一个充分的暴露。你不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你不谈无产阶级的政治。你却来谈“实验的”，“批判的”，“科学的”政治。为什么这种矫饰的，故意隐蔽的字眼在我们的队伍里那样陌生呢？我告诉你吧。盘纳姆同志，这就是你迁就资产阶级舆论，而夏克曼及阿本又来迁就你的迁就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广大社会中，已不再是时髦东西了。而且假如某人一提起马克思主义，上天不容，他就要被认作一个辩证法唯物论者了。最好还是避免这种声名狼藉的字眼吧。用什么代替它呢？啊，当然用“科学”，甚至用大写字母冠头的科学喽。而且每一个人都晓得科学是以“批判”和“实验”为根据的。它自有它的音调，那样坚实，那样宽容大量，那样非教派，那样教授派头的！人们带着这个公式便能够进入任何民主的大雅之堂了。 请你再读一遍你自己的意见书吧：“为了代替保守的政治，我们必须提出勇敢的，随机应变的，批判和实验的政治──一句话，科学的政治。”你当然认为这一点是尽善尽美了，但这个公式正是一切小资产阶级经验派，一切修正派及（最后而又重要不稍减的）一切政治冒险家拿来对抗“狭隘”、“有限”、“教条”和“保守”的马克思主义的啊。 蒲丰（Buffon）曾说过：风格如其人（TheStyleistheman）。政治术语不仅如其人而且如其党。术语是阶级斗争的要素之一。只有无生气的书呆了才无法懂得这一点。在你的文件里，你不仅极力删除──不错，不是别人，正是你，盘纳姆同志──辩证法和唯物论之类的名词，你甚至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也删掉了。你特别如此。你是个讲求“批判”，“实验”的科学的人。你选用“帝国主义”的名词来描写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也正出于同样的道理。这一革新因为造出了较少“教派”，较少“宗教性”，较少苛刻的公式，即你和──啊，真是巧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所共通的公式，所以使你和第四国际的太窘人的术语分道扬镳了。 你要实验吗？但恕我提醒你一下，工人运动有长期的历史，它并不缺少经验，而且如果你更欢喜实验，那它也不缺少实验。付出这样高价买来的经验己结晶在一个明确的学说中，这个学说就是你那样小心避免提起的马克思主义。党未给权利你去试验之前，它先有权问你：你用什么方法呢？假如一个人没有融合贯通过去工业发展及过去无数实验的必需结论，亨利·福特一定不肯答应他在他的工厂里实验。而且工厂中的实验室尚小心地和大量的生产隔绝。如果巫医在工人运动领域中实验，那就更难容许了──即使他伪托“科学”的旗帜来举行。在我们看来，工人运动的科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不知名的社会科学，以大写字母冠头的科学，我们通通让给依士特曼及其朋辈去处置吧。 我知道你已经和依士特曼争论过，在某些问题上你的见解非常好。但你和他讨论，只把他当做你自己一党一族的代表而并不是把他当作阶级敌人的一个代理人。在你和夏克曼同著的文章里你清楚的暴露这一点，因为你临末出人意外的邀请依士特曼，胡克，黎昂斯及其它人，让他们利用《新国际》的篇幅来发表他的意见。你甚至还不顾虑一下，他们可以提出辩证法的问题来，迫你要打破你的外交式的沉默。 去年1月20日，在这次争论老远之前，我在给夏克曼的一封信里，主张急需要留心斯大林党的内部发展。我写道：“这将十倍重要于邀请依士特曼，黎昂斯，及其它人发表他们个人的大作。我有点儿奇怪，何以你把篇幅让给依士特曼最近那篇无足轻重和自骄自大的文章。他可以利用哈拔杂志，近代月刊，常识杂志等。但你亲自邀请这些人来玷污《新国际》的并不很多的篇幅，我绝难理解。这种争论的存续只能引起若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兴趣，但不能引起革命分子的兴趣。我坚决认为把《新国际》和《社会主义呼声》稍加改组是必需的：更远离依士特曼，黎昂斯等，更接近一下工人，而且在这一意义上，更接近一下斯大林党。” 夏克曼在这些场合照例是不在意和漫不经心地作复的。后来因为你们邀请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拒绝邀请，这个问题便实际上算是解决了。但这一插话是值得密切注意的。一方面，你，盘纳姆同志，受夏克曼支持而邀请资产阶级民主派送友谊的解释文章来刊印在我党机关报的篇幅上。另一方面，你仍然受夏克曼支持而拒绝和我讨论辩证法和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这不是表示你和你的盟友夏克曼一道有点儿亲近资产阶级的半反对者，而背向你们的党吗？阿本好久以前就下了结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固然是值得尊崇的学说，但一个好的反对派结合则更真实得多。此刻夏克曼也失足滑倒，拿聪明的大话来自慰。但我觉得他的心里有点儿悲戚。我希望到了某一点，夏克曼将重新恢复精神，又开始向上爬。希望就在这里：他的“实验”派别政治将至少有利于“科学”。 “一个不自觉的辩证法者” 据人家报告我说，夏克曼利用我谈及达尔文的话来做他的蓝本，称你为一个“不自觉的辩证法者”。这种暧昧的恭维只有极微小的真理。每一个人在大多数场合多多少少总是不自觉地成为一个辩证法者。一个管家婆懂得某一定量的盐可以把汤调得可口，但加多一点盐便会弄得不合口味。因此，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妇女在煮汤时也听命黑格尔的由量到质的转变的规律。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引不胜引。甚至动物也不仅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还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得出它们的实际结论。因此，一个狐狸发觉走兽和飞禽是营养的和适口的，一瞧见一个野兔，一个家兔，或一只鸡，狐狸便下个结论：这是属于适口和营养一类的特别生物，于是──追逐这个肉饵。我们在这里便发现一个完满的三段论法，虽然我们可以预想得到，狐狸从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书。但当这同一狐狸碰到第一个体积比它大的动物，比方，碰到一个狼时，它很快便下结论：量转成质，于是翻身逃之夭夭。狐狸的一双脚分明具有黑格尔的倾向，即使不是充分自觉的倾向。所有上述的事情顺便证明我们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两者都不是我们的理性的独断的构成，而是自然本身的真实的互相关系的表现。照这一意义看来，宇宙就渗透了“不自觉”的辩证法。但自然界并没有就此停顿不前。自然的互相关系经过不少的发展，才翻译成狐狸及人类的自觉的言语，才使人类能够概括这些自觉的形式并把它们转变为逻辑的（辩证法的）范畴，因此才产生更深入探讨我们的世界的可能。 支配着自然和社会的辩证法诸法则，其近代最完备的表现乃出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之手。虽然达尔文没有兴趣来鉴定他的逻辑方法，但他的经验主义──一个天才的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方面达到了最高的辩证的一般化。就这一意义说来，达尔文就像我在我的前一篇文章所说的，是一个“不自觉的辩证法者”。但我们之推崇达尔文并不是因为他不能了解辩证法，而是因为他虽然有其哲学的落后性，却向我们说明了物种的起源。我们还可以指出这件事：恩格斯虽然和马克思一样，立即赞扬自然选择学说的伟大性，但他非常不满意达尔文方法的狭隘的经验主义。达文尔却相反的，唉，终其生仍对马克思社会学的意义不识不知。假如达尔文在报纸上出头反对辩证法或唯物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用双倍的力量来攻击他，不让他的权威来庇护思想上的反动。 夏克曼称你为一个“不自觉的辩证法者”，在这句律师的辩词里，所着重的一定是不自觉这几字。夏克曼的目的（也是一半不自觉的）就是想贬低辩证法唯物论的声誉来保护他和你的联盟。因为实际上，夏克曼是无异说：一个“自觉”和一个“不自觉”的辩证法者没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必为此争吵。夏克曼就这样想毁坏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信誉。 但甚至还有更坏于此者。在这个世界里有许多不自觉或半自觉的辩证法者。他们中有些非常高明的应用唯物辩证法于政治方面，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方法问题。如果攻击这样的同志，分明是腐儒的愚蠢。但说到你就不同了，盘纳姆同志。你是一个理论机关报编辑，而这个机关报的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精神来教育同志。但你却是辩证法的一个自觉的反对者而并非是一个不自觉的辩证法者。纵使你像夏克曼所坚称的一样，在政治问题上追随辩证法得到成功，即，纵使你天赋有一种辩证法的“本能”，我们仍然不得不开始和你斗争，因为你的辩证法本能，像其它个人的品质一样，不能传授给别人，只有自觉的辩证法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让整个党都得到。 辩证法和戴士先生 纵使你有一种辩证法的本能──我不打算断定这一点──它也几乎被学院的习性和知识分子的傲慢所窒塞了。我们说一个工人有阶级本能，就是因为他比较易于接受用辩证法来处理问题。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谈不到这样的阶级本能了。一个与无产阶级截然分开的知识分子只有自觉地克服他的小资产阶级精神，才能够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可惜夏克曼和阿本却尽力把你这一条路拦住。他们支持你，他们是给你帮了倒忙了，盘纳姆同志。 你受了你的联盟支持（这个联盟可以称之为“派别放纵同盟”），你犯了一个大错又一个大错：在哲学上，在社会学上，在政治学上，在组织方面。你的错误都不是偶然的。你处理每一个问题，总是使它孤立起来，把它从其它的问题的关联中，又从社会因素的关联中，割裂开来，而且使它脱离了国际的经验，你缺乏辩证法的方法。不管你的全部教养如何，你在政治上处理问题却像一个巫医。 在戴士委员会的问题上，你的神灵显现，其清楚不下于在芬兰问题上。我的意见是赞成利用这个议会团体，你答复我说，这个问题不应由原则的考虑来决定，而应取决于某种特别情形，这种特别情形有你个人才晓得，但你又不肯说明它，让我把这种情形告诉你吧：这就是你对资产阶级舆论之思想上的依赖。虽然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各部分，对资本主义政制（包括戴士委员会）负全责，但它为了这同样的资本主义利益，却迫得羞颜答答地使人不去注意这个政制的太赤裸裸的机关。这简直是一种分工合作！一种陈旧的，但仍然继续有效的欺诈手段！至于那些被你含糊谈及的工人们，他们中有一部分，而且一个非常大的部分，像你一样的受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但一个普通工人如果不沾染了工人贵族的偏见，他一定欣然欢迎每一句勇敢的革命说话抛在阶级敌人的脸上。用作交战场所的机关愈是反动，则工人也愈是畅快。这一点已为历史的经验所证明。戴士本人也及时的惊吓和退缩，这就证明你的见解多么虚伪。迫使敌人狼狈的溃退总胜于不战而销声匿迹。 但说到这点，我瞧着夏克曼满脸怒容的站起来，用抗议的姿势来制止我：“反对派不替盘纳姆关于戴士委员会的见解负丝毫责任，这个问题并没有党争性质”云云。这点我全懂得。仿佛在这个例子里，也要有那样无聊透顶的事情，要整个反对派出来赞成抵制的策略似的！只要反对派的领袖（他有意见，且公开表示意见），走出来赞成抵制就够了。假如人们谈论“宗教”已不合你的时宜，那么，让我招认吧，我认为回避主义（Abstensionism）被人算作最革命的政策也已不合整个第四国际的时宜了。在这个例子里，你除了缺乏方法之外还暴露出分明缺乏政治的聪敏。在某种情形中，一个革命家乘敌人突然打开门户一跃而出以及极力利用时机，本来是用不着从长讨论的。照我的意见说来，我认为必需要替那些和你一道大谈其反对参加戴士委员会的反对派中人──他们的数目并不少──开一门初级专修科；以便向他们解释革命策略的起码真理，这些策略和知识界的假装激进的回避主义无丝毫共通之点。 “具体的政治问题” 反对派最弱的地方恰好就是他们以为特别强的地方──即日常的革命政治方面。你们整个反对派处理伟大事变之无能最清楚的表现于波兰，波罗的海各小国及芬兰问题中。夏克曼一开始就发现一块点金石：在沦陷的波兰中，造成一个同时反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暴动。这个主意是绝妙的；只是太可惜夏克曼没有机会把它实现而已。东部波兰的前进工人可以正当的说：“在一个受军队占领的国家里来一个同时反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暴动，也许从布伦克斯方面准备是很方便的；但这里，在本地，却比较困难。我们很想听一听盘纳姆和夏克曼答复这个“具体的政治问题”：“我们在现在和未来的暴动之间怎样办呢？”同时，苏维埃军队的司令部已号召农民和工人去夺取土地和工厂。这一号召为武装力量所支持，它在被占领国家的生活中尽一个很大的作用。莫斯科的报纸已挤满了工人和贫农的无限“热情”的报告。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怀着正当疑心来看这些报告：内中不乏谎言。但对事实闭上眼睛却是不能容许的。清算地主和驱逐资本家的号召不会不唤起那些受穷迫和受摧残的乌克兰及白俄罗斯工农的精神的，他们把波兰的地主看成为双重的敌人。 孟什维克党人是和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不是和第四国际站在一起的，但在他们的巴黎机关报上却明白的述说，红军的前进同时也发生了一个革命迭起的浪潮，这个浪潮的反响甚至深入罗马尼亚的农民群众中。特别加重了该机关报的消息的意义的，就是孟什维克党人与犹太协会领袖，波兰社会党及其它仇视克里姆林宫而逃出波兰的组织都有关系。因此，我们向东部波兰的布尔什维克说过这样的话时，我们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必须和工人及农民站在一起，站在最前线，进行反对地主及资本家的斗争；不要脱离群众，不管他们的幻想如何，正好比俄国群众虽尚未打破他们对沙皇的希望，俄国革命家并不因此脱离他们一样（1905年1月22日血的星期日）；在斗争的过程中教育群众，警告他们不要对莫斯科怀着天真的幻想，但不要脱离他们，站在他们的阵营里作战，设法扩大和加深他们的斗争，并使斗争带有最大可能的独立性。你们只有照这个方法来准备未来推翻斯大林的暴动。”波兰事变的进程已完全证实这一指示，这一指示就是我们从前一切政策，尤其是在西班牙的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既然波兰与芬兰的情形没有原则的不同，我们没有理由改变我们的指示。但反对派本来已不了解波兰事变的意义，现在却想来捉住芬兰，当做一个新的救命锚。“芬兰什么地方有内战？托洛茨基谈什么内战。我们在报纸上一点也看不出”云云。芬兰问题在反对派看来，仿佛在原则上和西乌克兰及白俄罗斯问题不同。每一问题都是孤立的，而且都是割离一般的发展方向来看的。反对派给事变的进展弄胡涂了，他们每一次都想拿某些偶然的，次要的，暂时的和行情性的情形来支撑自己。 反对派大嚷芬兰没有内战，是不是表示如果内战真的在芬兰爆发，他们就采取我们的政策呢？是不是呢？如果是，那么，反对派就因此驳倒了它自己对波兰的政策，因为他们在波兰不顾什么内战，而一味拒绝参加事变，静候一个同时反对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暴动。盘纳姆同志啊，你和你的盟友们分明没有把这个问题想到底。 至于我关于芬兰内战的断言，到底怎样呢？在军事冲突刚开始时，人们一定会忖测莫斯科正想经过一次“小小的”惩罚的征讨，来促成赫辛福政府的改变以及同芬兰建立像其它波罗的海国家一样的关系。但泰利约基的顾锡宁政府一委定，便证明莫斯科有另一些计划和企图。后来电文又报道一枝芬兰的“红军”产生了。当然，问题只涉及由上面成立的小队伍。顾锡宁的政纲发布了，第二次来电又发现贫农们分配大领地。从这些电文的整个意思看来，它们表示莫斯科方面有组织一个内战的企图。当然，它是一个特别型的内战。它不是自发地由民众的下层发生的。它并不是在一个受群众拥护的芬兰革命党领导之下举行的，它是由外面用刺刀引起来的。它受莫斯科官僚操纵。所有这些事情我们都晓得，我们讨论波兰时就谈到这些事情。但它确乎是一个内战问题，是诉之下层，诉之贫民，并号召他们去没收富有者，去驱逐他们，去逮捕他们等的问题。对这些行为，除了名之为内战外，我不知道其它还有什么名称。 “但是芬兰毕竟没有爆发内战呀，”反对派的领袖抗辩说，“这就表示你的预言并没有实现。”我答复道：因为红军战败和溃退，芬兰的内战当然无法在孟纳兴的刺刀之下爆发。这个事实不是用来驳倒我而是用来驳倒夏克曼的一个论据，因为它证明在战争的头一阶段，当军队的纪律很强固的时候，要想组织暴动，还要加上两面攻击，从布伦克斯方面着手较之从泰约基容易得多。 我们没有预见红军第一批出征部队的失败。我们也不能预见克里姆林宫及被克里姆林宫砍了头的军队的上层，愚蠢和士气败坏到什么程度。但这里所牵涉的只是一个军事插话，它不能决定我们的政治路线。假如莫斯科在它第一次不成功尝试之后，完全停下来，不再进一步攻芬兰，那么今天在反对派心目中认为把整个世界形势弄模糊了的问题就要从议事日程中抹去了。但这件事却很少机会。另一方面，假如英、法、美以斯堪的那维亚为根据，用军事力量来援助芬兰，那么，芬兰问题就沉没于苏联与帝国主义各国的战争中。在这个场合中，我们一定得预先说一句，甚至反对派的多数人都会想起第四国际的政纲的。 但在目前，反对派却并不注意这两个不同变化，不是苏联停止进攻，便是苏联与帝国主义各国的战争爆发。反对派只注意苏联入侵芬兰这一个孤立的问题。好得很，就让我们拿这件事做出发点吧。假如第二次进攻（这是可以假定的）准备得颇好，也进行得颇好，那么，红军向该国推进将再度把内战放在议事日程中，而且在规模上将比之在第一次可耻的不成功的尝试时大得多。因此，只要问题本身尚留在议事日程上，我们的指示仍旧完全有效。但假如红军进攻芬兰顺利而内战也在该国爆发了，反对派提出什么高见来呢？反对派显然一点也没有想这一点，因为他们是过一天算一天。看见一件偶然变故算一件，捉牢一些插话，死钉着某篇社论上的断章零句，满足于发泄同情和反感，因此便替自己造出一个政纲的赝品。经验主义者与印象主义者的弱点往往在他们处理“具体的政治问题”中，暴露得最清楚。 理论的迷惑与政治的回避主义 通过反对派一切摇摆和震动，有两个一般的特点（虽则它们是互相矛盾的）像一根引线一样从理论的绝顶贯通至极琐屑的政治插话。第一个一般的特点就是缺乏一个统一的看法。反对派领袖们使社会学和辩证法唯物论分离。他们又使政治学和社会学分离。在政治一方面，他们又使我们在波兰的任务和西班牙的经验分离──使我们在芬兰的任务和我们在波兰的立场分离。历史转变成为一系列例外的事变：政治转变成为一系列即兴文章。我们在这里按照“分解”这个词的完满意义，发现马克思主义之分解，理论思想之分解，政治之分解为其构成的要素，经验主义及其共养兄弟──印象主义从上到下支配着。盘纳姆同志，这就是思想上的领导落在你这个辩证法反对者，这个不以经验主义为羞的经验主义者身上的缘故。 通过反对派的摇摆和震动，还有第二个一般的特点与第一个密切相连，这个特点就是拒绝积极参加的倾向，自绝于世的，回避主义的倾向，自然喽，这些倾向都是掩藏在极端激进的词句之下的。你赞成在波兰推翻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芬兰则推翻斯大林和孟纳兴。而在未推翻之时，你同等的排斥双方，换言之，你退出斗争，连内战也在内。你之举出芬兰没有内战只是一个偶然的碰巧的论据。假如内战爆发了，反对派将不打算注意它，正好比他们不打算在波兰注意它一样。否则他们将声明，因为莫斯科官僚的政策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所以“我们”不参预这种下流勾当。反对派在口头上拼命追求“具体的”政治任务，实际上却置身于历史进程之外。盘纳姆同志，你关于戴士委员会的立场确乎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同是这种回避主义与迷惑的倾向的明白表现。你的指导原则仍然一样：“谢谢你，我不抽烟。” 自然，任何人，任何政党，甚至任何阶级都能够一时迷惑起来的。但谈到小资产阶级，尤其是碰到大事变的时候，迷惑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又可以说先天的状态。知识分子企图用“科学”的言语来表现他们迷惑状态。反对派的自相矛盾的政纲反映小资产阶级的迷惑表现于知识分子的夸大言语中。它一点也没有无产阶级的气味。 小资产阶级和集中主义 在组织方面，你的见解正好比在理论和政治方面一样是图式的，经验的，非革命的。有史托尔堡其人者，手执明灯，追寻一个理想革命，这个革命不发生什么过火且担保不发生特尔米多和反革命；你也来找寻一个理想的党内民主制，这个民主制永远担保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脑中忽然想到的说出来和做出来，又保证党不致发生官僚的堕落。但你忽略了一件小事了，即，党并不是自由个性出风头的场所，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只有一个胜利的革命才能够防止党的堕落，又防止无产阶级本身及近代整个文明的堕落。你没有看到，我们的美国支部并非病在太过集中──甚至谈起它就可笑了──而是病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过于滥用和曲解民主制了。这就是当前危机的根源。 一个工人整天时间消耗在工厂里。他留给党的钟点比较少。他在会议里只专心想知道一下最重要的事情：时局的正确估计及政治结论。凡是以最清楚最精确的方式做出这种估计和结论并跟得上事变的，就是他所尊崇的领袖。小资产阶级，尤其是丧失了阶级地位的分子，和无产阶级隔离而生长于一个人工的和闭塞的环境里。他们有许多时间来涉猎政治或其代替物。他们专找毛病，互相交换关于党的“上层”发生什么变故的种种蜚短流长。他们常常找到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则告诉他们一切“秘密”。讨论问题是他们的天性。不管有多少民主他们总是不满足的。他们替他们的舌战找寻四度空间。他们成了烦躁不安的人，他们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他们用盐水来止渴。你们想知道反对派的组织吗？它就是疯狂的追求党内民主的四度空间。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使政治埋没于讨论中；使集中制纲领埋没于知识分子集团的无政府状态中。只要有几千工人参加党，他们将叫那些小资产阶级无政府派严守秩序。愈快愈好。 结论 我何以写信给你而不写给反对派的其它领袖呢？因为你是这个联盟的思想上的领袖。阿本同志的派别因为缺少一个政纲和一支旗帜，它永远需要掩护。有一个时候夏克曼来做掩护，后来又来了毛斯特和史辟托，现在又轮到你，和迁就你的夏克曼。我认为你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的表现。 这封信的口气在某些同志看来也许太尖利了。但，我自认我已尽我所能，力求克制了。因为，我们碰到的问题毕竟不多不少，恰恰是企图排斥、取消和推翻我们运动的理论基础，政治原则及其组织方法的呀。 阿本对我前一篇文章的反响，据人家报告我说，他竟说出这一句话：“这就是分裂的意思。”这样的一个答复是足以证明阿本对党及第四国际缺乏忠心；他是一个小圈子人物。但分裂的恫吓不会惊倒我们，以致不敢把不同意见加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问题不是分裂而是教育党。我坚决的希望下次党大会将无情的击退那些修正主义者。 我的意见认为大会必须明白宣布：反对派的领袖们因为使社会学和辩证法唯物论分离，又使政治学和社会学分离，他们已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而成了小资产阶级经验主义的传达机构。党一方面要坚决的，充分的重新确认它之尽忠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和组织的方法，严行责成它的正式刊物的编辑部发表和辩护这一学说和这些方法，另一方面将来党当然可以把它的刊物的篇幅提供给那些自认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点新增补的党员。但它绝不容许同马克思主义玩捉迷藏的把戏和对它作轻率的嘲侮。 一个党的政治有一种阶级性。对国家，对政党，对思想倾向如没有一种阶级的分析，则无法定出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凡是企图凭一个一个的偶然变故且脱离苏维埃国家的性质来决定对苏政策，党必须斥之为庸俗的机会主义。 资本主义的解体在小资产阶级中产生严重的不满，且驱使它的下层走向左方，因此这一解体打开广大的可能性，不过同时它也包含很大的危险。从小资产阶级方面来的外来分子，第四国际只用得着那些完全与他们的社会过去决裂，且坚决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人。 这种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转变，必须跟着就和旧环境来一个真正的决裂，并和工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尤其是跟着要为无产阶级的党，参加征收和教育无产者的工作。从小资产阶级环境中出来的外来分子，如果证明不能安定在无产阶级的环境中，那么，经过一定时期之后，就必须把党员资格改为同情者的地位。 没有经过阶级斗争试验的党员，千万不要放在负责任的地位上。一个从资产阶级环境中来的外来分子，不管多么能干和多么忠于社会主义，但在他成为一个导师之前，他首先必须到工人阶级中学习。青年知识分子千万不要担当知识青年的首领，应该送到外省住几年，送到纯粹无产阶级的中心地做艰苦的实际工作。 党的阶级成分，必须配合阶级政纲。美国第四国际支部不变成无产阶级的党，就无法生存。 XXXX 盘纳姆同志！假如我们和你能够根据上述的原则得到一致的意见，那么，我们对波兰，芬兰，甚至对印度，就不难找到一个正确的政策。同时，我立誓帮助你进行反对任何官僚主义及保守主义的表现。照我的意见说来，这就是结束当前危机所必需的条件。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L·托洛茨基1940年1月7日于考约奥康．D．F．
致约瑟夫·汉森（1940年1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约瑟夫·汉森 （1940年1月5日） 亲爱的乔： 感谢你寄来有趣的消息。在必要或适当的情况下，吉姆可以发表我们的通信，以及我们与赖特之间关于分裂问题的通信。通过这些通信，可以看出尽管有着激烈的派别斗争，我们依然强烈希望捍卫党的团结。我在给赖特的信中提到，即使党的布尔什维克一翼成为少数派，依我之见，也应该遵守纪律，吉姆回应道，他全心全意同意这种见解。对这个问题来说，这两个引述是决定性的。 关于我在论小资产阶级反对派[1]的文章中对芬兰的评论，我想在这里再说几句。芬兰和波兰之间有原则性的不同吗？——到底有没有？红军进入波兰会不会引来一场内战？——到底会不会？孟什维克与崩得[2]和波兰社会党流亡者的关系不错，所以消息也挺灵通，在自己的报刊上面，孟什维克公开宣称红军所到之处都受到了革命浪潮的包围——不仅在波兰如此，在罗马尼亚也是如此。 克里姆林宫建立了库西宁[3]政府，他们显然企图以内战来协助对芬兰的战争。有消息称，芬兰红军正在开始成立，还有消息称，苏占区内的大地产被没收，激起了芬兰贫农的“热情”，等等。如果这不是内战的开始，那又是什么呢？ 内战的进一步发展完全取决于红军的推进。在刽子手曼纳林[4]的刀剑下，人民的“热情”显然不足以产生独立的工农暴动。红军的撤退必然会导致刚刚开始的内战的中止。 如果帝国主义帮助芬兰资产阶级有效地保卫了资本主义政权，芬兰内战就不可能在下一阶段爆发。但更可能发生的是，如果红军的加强部队更深入地攻入芬兰，我们就一定会看见内战伴随着红军的进攻而出现。 我们无法预测出所有的战局变化，无法预测出纯战术方面的一时得失，但它们改变不了事态的总体“战略”进程。在这件事情上，反对派还是跟其他时候一样，用纯粹突发的和浮于表面的政策代替了原则性的政策。 （芬兰内战和波兰的情况一样，会带有一种有限的、半受束缚的性质，在下个阶段，它会转变成芬兰大众与莫斯科官僚之间的一场内战，这无需赘述。我们至少对此和反对派一样清楚知晓，我们公开向群众发出警告。但我们分析了实际的进程，不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混淆。） 向所有的朋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祝福！ 列·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注释 [1]即托洛茨基写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译者 [2]崩得（Bund，即“同盟”之意），全称“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同盟”，成立于1897年，1898年3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因大会否决了崩得提出的承认自己为犹太无产阶级唯一代表的要求，而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重新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崩得一直支持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崩得的上层领导分子大多倒向反革命阵营，而普通的崩得分子则逐渐趋向共产主义，1921年，崩得决定解散，成员全部加入俄国共产党。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说的“崩得”应该是指波兰崩得，该组织原是崩得的波兰组织，1917年12月脱离崩得，成为独立的政党。——校对者注 [3]库西宁（OttoKuusinen1881-1964）1918年芬兰苏维埃政府的成员。芬兰共产党的创建人。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共产国际中，他是中心人物，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1939年苏联制造的“芬兰政府”的名义首脑。1940年-56年，库西宁任累利阿-芬兰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1946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译者 [4]曼纳林（CarlGustafEmilyonMannerheim1867～1951）在1918年的芬兰内战中是反动势力的领导人，后在芬兰实施白色恐怖。1939年苏芬战争时任芬军总司令。1944年-46年任芬兰总统。这位双手沾满了工农鲜血的刽子手被资产阶级誉为“芬兰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和政治首脑”。——译者
致全国委员会多数派的四封信（1939年12月26日-1940年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全国委员会多数派的四封信 FourLetterstotheNationalCommitteeMajority I 科约阿坎D.F. 1939年12月26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起先倾向于支持在《社会主义呼声》和《新国际》上传播讨论，但我必须承认，你们的论证是非常严肃的，尤其是与伯纳姆同志争论的那部分[1]。 在特别讨论委员会的监督下，《社会主义呼声》和《新国际》不是讨论的工具，而只是党及其全国委员会的工具。在讨论公报上，反对派可以要求与多数派享有同等的权利，但党的正式出版物有责任维护党和第四国际的立场，除非它们改变了这些立场。在党的正式出版物上的讨论，只能在全国委员会多数派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这样做的理由显而易见，根本不需要证明。 对少数派的永久司法保障当然不是借自于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但它们也不是伯纳姆同志的发明；法国社会党早就在自己的章程里提供了这样的保证，这些保证条款在文学上完美得让人嫉妒，完全符合议会党派政治的精神，但却从来不能保护工人免遭这些党派的联合镇压。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结构必须服从于革命斗争的积极要求，而不是服从于阻止其蜕变的消极保障。如果党不再适合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即使有最明智的章程，它还是会蜕变。在组织问题上，伯纳姆根本没有党的革命观念，这一点从他在戴斯委员会[2]这个虽小却意义重大的问题的政治领域上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来。不管哪种情况，他都持一种消极的态度，就像在苏维埃国家的问题上，他给予纯粹的负面定义一样。憎恶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消极的态度）是不够的，还必须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实际结论。唉，伯纳姆同志却并非如此。 我的实际结论是什么？？ 首先，对于将党的纲领与任何未被党接受的新观点相提并论，以此来破坏党的路线的企图，必须在全党面前进行正式谴责。 其次，如果全国委员会觉得有必要拿出一期《新国际》来发表讨论内容（我现在不赞成这么做），那就应该这么做：要让读者看出党的立场是什么样的，企图修正党的立场的那些人又持什么样的立场，还要让读者看出，最终具有决定权的是多数派，而不是反对派。 第三，如果出内部公报还不够的话，那可能还要出一份专刊，用于大会的议程。 在讨论中要绝对忠诚，但绝不能对小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精神做丝毫让步！ W.RORK[托洛茨基] II 科约阿坎D.F. 1939年12月27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必须承认，你们来信中关于伯纳姆同志和沙赫特曼同志坚持要在《新国际》和《社会主义呼声》上发表有争议的文章的消息，在一开始使我感到惊讶。我问自己：他们到底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坚持呢？那就是他们坚信他们的立场会遭到彻底拒绝。他们的论点十分粗糙，充斥着尖锐的自相矛盾，这让他们不禁觉得正是多数派才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道统。他们不指望能在理论斗争中获胜；不仅是沙赫特曼和伯纳姆，就连阿伯恩也肯定明白这点。那他们到底为什么急于要求发表自己的文章呢？原因很简单：他们急于在民主派的公众舆论面前为自己辩白，急于向伊斯特曼、胡克[3]之流大喊他们反对派并不都跟我们一样坏。这说不出口的需求，在伯纳姆身上肯定更为迫切。在十月革命前夜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身上，在许多面临着护国战争浪潮的压力的“国际主义者”身上，我们都可以发现相同的内心里的投降。撇开所有的个人特点、偶然性或误解和错误，我们就会发现这是我们党内首次社会爱国主义的罪恶堕落。从一开始你们就正确认识了这事实，但在我看来，只有到他们表示要宣布自己并不像“托派分子”那么坏（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皮维尔派[4]等人都这么做过）的时候，这一事实才完全清楚地暴露出来。 这种考虑是反对在这个问题上内给予他们任何让步的补充论据。在特定的条件下，我们有完全有权对他们说：你们必须等待党的裁决，在裁决公布之前，不要诉诸于爱国民主派的评判。 我先前过于抽象地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仅从理论斗争的观点上考虑这个问题，从这个观点上来看，我完全同意戈德曼[5]同志的“我们必胜”的观点。但从更大的政治尺度来考虑，我们应该阻止爱国民主派插手党内斗争，这样反对派在讨论当中就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了，就像多数派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对反对派中种种不同的分子的考验和选择就会更加有效，结果也将更有利于党。 恩格斯曾谈过被激怒的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在我看来，在反对派队伍里可以找到这种情绪的蛛丝马迹。昨天他们中的大多数曾被布尔什维克传统所吸引。他们从未将它融会贯通，但又不敢向它公开挑战。但沙赫特曼和阿伯恩给了他们这种勇气，现在他们公开地享受着被激怒的小资产阶级的情绪。比如，斯坦利最近的文章和书信就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彻底丧失了自我批评能力，他当真以为自己脑子里每一个新点子都值得印刷成书昭告天下，只要这点子是直接反对党的纲领和传统的。煽动小资产阶级自满情绪的膨胀，这是沙赫特曼和阿伯恩的一大罪过。 W.RORK[托洛茨基] 附：我们身边肯定潜伏有斯大林的特务，他们企图激化讨论，挑动分裂。因此必须对许多搞派别活动的“斗士”进行审查。 W．R． III 1940年1月3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收到了反对派的两份文件[6]，我研读了论官僚保守主义的那份文件，现在正在研读论俄国问题的第二份文件。多么可悲的文件啊！想在文中找到一句能表达正确观点的话，或在适当的实际提出正确观点的话，都很困难。聪明人，甚至是天才，站到了明显错误的立场后，就愈来愈把自己推进了死胡同。 阿伯恩关于“分裂”的措辞可以有两种理解：他想用分裂来恐吓你们，就像他在关于打入的讨论上[7]所做的一样，或者他真的想进行政治自杀。在第一种情形下，他当然不会阻止我们对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在第二种情形下，我们无能为力。一个成人想自杀，很难阻止他。 伯纳姆的反动是对全体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峻挑战。如果辩证法是宗教的话，如果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是正确的话，他怎能拒绝为将他自己的党从这种毒品中解放出来而斗争呢？我现在正在写一封致伯纳姆的公开信[8]，会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第四国际的公众舆论不会允许马克思主义理论杂志的编辑沉浸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进行非常犬儒式的嘲讽。无论如何，我都要战斗下去，直到伯纳姆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党和国际面前被彻底揭露为止。我希望后天能寄出这封公开信，至少是俄文本。 与此同时，我正在写这两份文件的分析评论。他们在俄国问题上意见不一，对此他们也是同意的，对此的解释，是我的评论当中最精彩的部分。 我正在咬紧牙根花费我的时间阅读这些完全陈腐的文件。错误非常低级，以致必须努力记住马克思主义ABC的必要内容。 W.RORK[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IV 1940年1月4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随信附上一份超过两周之前寄出的写给沙赫特曼的信的复本[9]。沙赫特曼还没有回复我。这显示出了他的情绪，无原则的斗争把他推进了这种情绪。他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伯纳姆结成联盟，拒绝回复我写的涉及这个联盟的信。这件事本身不一定有多重要，但它必定是不健康的症候。这就是我寄给你们我给沙赫特曼的信的理由。 致以最真挚的祝福！ 列·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注释： [1]全国委员会中的少数派要求在《社会主义呼声》和《新国际》上发表讨论的内容，这个要求遭到多数派的拒绝。——编者 [2]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thehouseUn-AmericanactivitiescommitteeHUAC）那时由众议员马丁·戴斯领导，称为戴斯委员会（DiesCommittee）。1939年10月托洛茨基受邀在委员会前作证。他将这次作证看作一次将共产主义观点呈现给广大听众的机会而接受了邀请。伯纳姆在政治委员会中提议力劝托洛茨基拒绝这次邀请，如果他毅然前往的话，就要求社工党公开批评他；该提议受挫。见《我为什么同意在戴斯委员会上露面》，《托洛茨基文集（1939-40）》。——编者 [3]西德尼·胡克（SidneyHook，1902-1989）纽约大学哲学教授。在1930年代曾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是马斯特创立的美国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1940年代成为口头的反共者。——译者 [4]马索·皮维尔（MarceauPivert，1895年10月2日——1958年6月3日），法国教师、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记者。他是全国教师工会（SyndicatNationaldesInstituteurs）的活动家，一战期间坚持和平主义立场，战后参加法国社会党，成为党内左翼流派“革命左派”（GaucheRévolutionnaire）领袖之一，1938年6月脱离社会党，成立了工农社会党（Partisocialisteouvrieretpaysan），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二战结束后回国，重新参加了社会党。——校对者注 [5]艾伯特·戈德曼（AlbertGoldman，1897-1960）社工党的领导人之一，托洛茨基在美国的律师。在1939-1940年的派别斗争支持多数派。1946年离开社工党。——译者 [6]这两份文件是《战争与官僚保守主义》，《在俄国问题的争论上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编者 [7]1936年最初几个月内，当美国托派讨论打入社会党的问题时，阿伯恩强烈反对这个行动。——编者 [8]这封公开信即托洛茨基后来在1940年1月7日写就的《致伯纳姆同志的公开信》。——译者 [9]这封信即托洛茨基于1939年12月20日写给沙赫特曼的信。——编者
致马克斯·沙赫特曼（1939年12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马克斯·沙赫特曼 （1939年12月20日） 亲爱的沙赫特曼同志： 我将我最近的文章[1]寄给你。你将从我的辩论中看到：我将分歧看做决定性的特征。我亲爱的朋友，我认为在争论之中你位于错误的一方。你根据你的立场给予所有的小资产阶级和反马克思主义分子与我们的正统、我们的纲领、我们的传统作斗争的勇气。我不想用这些路线来说服你，但我预知如果你现在拒绝找出一条与马克思主义派合作反对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道路的话，你将不可避免地多年哀叹你人生中的最大错误。 如果可能的话，我会立即坐飞机到纽约，以便和你不间断地讨论48或72小时。我很抱歉在这样的形势中你无法觉察到有到这里来与我讨论问题的必要。或许你会来的。我会很高兴的。 列·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注释： [1]这篇文章是指《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编者
致约翰·赖特（1939年12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约翰·赖特[1] （1939年12月19日） 亲爱的朋友： 我读了你给乔[2]的信。我完全赞成你提出的有必要进行一场反对反对派中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坚定而无法改变的理论和政治斗争的意见。明天我会将最近的文章用空邮寄给你，你会从文中看到，与多数派相比，我更突出地描述了少数派的多样性。但与此同时，我认为这次无法改变的思想斗争应该与非常谨慎和明智的组织策略并行。即使反对派在下次大会上偶尔成为多数派，你们也不可有丝毫的分离意向。你们不可有丝毫的理由将分裂的借口推到反对派的异质及不均衡的队伍身上。即使你们最终成为少数派，依我看来，你们也应该对整个党保持纪律和忠诚。对真正的忠党主义的教育极为重要，关于这方面的必要性，坎农非常正确地及时写信给我。 这种反对派的多数组成不会持续几个月的。随后党的无产阶级倾向将带着倍增的威信再次成为多数派。极其坚定但不要胆怯——现在这比以往更意味着党的无产阶级一翼的策略。 致以最诚挚的同志式的问候和祝福。 你们的， 列昂·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附：不幸在于：（1）不良成分，尤其是最重要的纽约支部内；（2）欠缺经验，尤其是从社会党（青年）过来的成员。靠特别的手段去克服这些从过去遗传下来的困难是不可能的。坚定和耐心是必须的。 列·托 注释 [1]约翰·赖特（JohnGWright）（1902-1956）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之一，在1939-1940年的派别斗争中支持多数派。他也是多部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译者。——译者 [2]乔是约瑟夫·汉森（JosephHansen）（1910-1979）的昵称，当时汉森受美国社工党指派，在墨西哥（1937-1940）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和警卫。后来一直担任《战士报》、《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以及《洲际通讯》的编辑直至去世——译者
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之小资产阶级反对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之小资产阶级反对派 托洛茨基 我们必需以事物之正当名字来称呼事物。现在在斗争中两派的立场，已非常明白的决定了，我们必须说，中央委员会的少数人领导着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目前的反对派与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之任何小资产阶级集团一样，其特点在于如下的特征：轻视理论的态度和折衷主义的倾向；不尊重他们自己组织的传统；不求客观真理而渴求个人的“独立”；神经质代替一贯性；容易从一个立场跳到另一个立场；不了解革命的集中主义且仇视它；最后又倾向于以派系的联系和个人关系来代替党内纪律。当然，并不是反对派的全体成员都以同等的程度来表现这些特征。但是，在一个混杂的联盟里，它的色彩照例是由那些最远离马克思主义及无产阶级政策的人显露出来的。一个长期和严重的斗争分明在我们前面。我并不企图在这篇文章内把问题谈尽，但我想把它的一般特征扼要的说一说。 理论的怀疑主义与折衷主义 在《新国际》1939年1月号内，盘纳姆和夏克曼同志发表《退却中之知识分子》这篇长文。这篇文章虽然包含许多正确观念和适切的政治评价，但被一个基本的缺点（假如不是大漏洞）所损害了。这篇文章，一方面驳斥那些无充足理由而自认为“理论”创建者的论敌，但另一方面它又故意不把问题提高到理论的最高点。本来，说明美国“急进”知识分子何以会接受没有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发条的钟），是绝对必需的。这个秘密很简单。再没有别的国家比得上这个“无限机会”的国土那样厌弃阶级斗争的了。由于否认社会矛盾为发展的动力，逐致否认辩证法为理论思想界之矛盾的逻辑。正如在政治方面，人们以为借聪明的三段论法便能使每人都相信一个“公正”政纲的正确性，而社会也能经“合理的”手段来改造一样，在理论方面，人们也仿佛业已证明似的认为那降低到“常识”水准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已足以解决一切问题了。 实验主义，这一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之混合物，已成了美国的国家哲学。麦克思·依士特曼的理论方法论根本上和亨利·福特的方法论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是从一个“工程师”的观点（依士特曼则是柏拉图式的）来观察现代社会。目前人们对辩证法的轻视态度在历史上可简单借这一事实来说明，即，麦克思·依士特曼之流的祖父和曾祖母都用不着靠辩证法来征服领土和发财。但时代已经改变，而实验主义哲学也恰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一样，已进入了一个破产的时期。 上述一文的作者们没有指出，不能也不愿指出哲学与社会的物质发展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并且他们坦白地说明为什么不指出。 “本文的两个执笔者，”他们谈到他们自己，“他们对辩证法唯物论的一般理论的评价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中有一个接受它而另一个则拒绝它……这样的情形没有什么奇怪。虽然理论无疑是往往采取这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与实践相关联，但这一关联并非一成不变地是直接或密切的：而且我们在前面已说过一次，人类的行为通常是不一贯的。本文的两个作者，大家都觉得另一位作者在‘哲学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就有某种这样的不一贯性，这个不一贯性在某个时候，可以造成决定的具体的政治异见。但现在尚不致如此，且任何人也没有证明：同意或不同意辩证法唯物论的学理便必然影响到今天和明天的具体政治问题──而政党，政纲和斗争就以这些具体问题为根据。我们都希望往后或有更多闲空时，在较为抽象的问题上也可以达到一致。此刻有的是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及失业。” 这种非常奇怪的理由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有些人有时借一个坏方法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又因为有些人常常借一个正确的方法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因此……方法不大重要的。我们有更多闲空时，就来考虑一下方法，但现在我们有别的事情做。请设想一下，假如一个工人向他的工头抱怨他的工具坏，他得到这个回答：用坏工具也能够做出好生活，许多人用好工具也只是浪费材料，这个工人会发生什么反响呢？我恐怕这个工人，尤其是假如他是做计件工的，一定用一句非学院的话来答复这个工头。工人要对付倔强的，顽抗的材料，这迫使他去赏识完善的工具，而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唉！──却用一时的观察和浅薄的概括来做他的“工具”，直到重大事变打到他的头上才罢休。 要求每一个党员埋头于辩证法的哲学的研究自然是无生气的迂腐。但一个已经有过阶级斗争训练的工人，会从他自己的经验中获得一种辩证法思想的倾向。他即使不知道这个名词，他也易于接受这一方法及其结论的。谈到一个小资产阶级，事情就坏得多。当然，也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用经过内心的革命便赞成无产阶级的观点。但这些分子只构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谈到那些经过学院式教养的小资产阶级，事情就两样了。他们的理论上的偏见，在学校攻读时已得到完成的形式了。因为他们不借辩证法之助便能够获得许多有用和无用的知识，他们便相信没有它也能够终生过得很好。实际上，他们之用不着辩证法，只有当他们不从理论上检查、琢磨、和砥砺他们的思想工具之时，又只有当他们不在实际上和他们的日常关系的狭窄圈子破裂之时。一碰到大事变时，他们便很容易迷失方向并重新退回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中去。 拿“不一贯性”来辩护一个无原则的理论联盟，就等于证明自己是一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一贯性不是偶然的，在政治上它并非仅仅表现为个人的特征。不一贯性通常尽一种社会的作用。有一些社会集团是不能一贯的。在一个工人政党里面，那些尚未摆脱陈旧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便一贯被迫而和他们自己的良心作理论上的妥协。 上面援引的论调表明了夏克曼同志对辩证法的态度是怎样，这态度除了称之为折衷的怀疑主义之外便不能有别的称呼。显然的，夏克曼并不是在马克思学校中，而是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传染了这种态度，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一切形式的怀疑论都是合胃口的。 警告和证实 那篇文章使我惊怪得很，因而我立即写信给夏克曼同志说：“我刚已读过你和盘纳姆写的论知识分子的文章。许多地方是优美的。但关于辩证法的部分是你个人以《新国际》编辑的资格，给多马克思学说的最大打击。盘纳姆同志说，‘我不承认有辩证法’，这是清楚的，而且无论什么人都得承认它。但你说，‘我承认有辩证法，但不要紧；它没有一点子重要。’请你把你写的话再读一遍吧。这一段话可怕地使《新国际》的读者迷失方向，而且是送给依士特曼之流的最好的礼物。好吧！我们公开来谈这件事吧。” 我的信是在1月20日，即在目下争论之前数月写的，夏克曼一直到3月5日才作答复，他答说，他无法了解我对这件事何以这样大惊小怪。3月9日我用如下的话来答复夏克曼：“我丝毫没有排斥和反辩证法者合作的可能性，我只是认为和他们合写一篇文章，而在这篇文章中，辩证法的问题又占着，或应该占着一个极重要的地位的，殊不妥当罢了。这次辩论在两方面发展：政治的和理论的。你们的政治的批评是对的，你们的理论批评却不够；它恰好在正该进攻的地点上停下来了。即是说，你们的任务在于指出他们的错误（在理论的错误的范围内）是他们不能也不愿意辩证地彻底思考事物的产物。这件工作之完成，能够得到极认真的教育上的成功。但你却不这样做，你倒还声明辩证法是一件私人之事，且说一个人没有辩证法思想也能成一个很好的人。”夏克曼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和反辩证法者盘纳姆联合，他就不能够指出依士特曼，胡克和其他许多人何以从反对辩证法的哲学斗争开始，终于走到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斗争。但这一点正是问题的实质啊。 目前党内的政治争论已采取较之我所能预期的，或更正确的说，较之我所能担心的更无比尖锐的形式，证实了我的忧虑和警告。夏克曼方法论上的怀疑主义在苏维埃国家性质的问题上，产生了它的可怜的果实。盘纳姆近来开始根据他的一时印象，纯粹经验地想出一个非无产阶级又非资产阶级的国家，连带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把国家视为阶级统治机关的学说。夏克曼则出乎意外的采取一个逃避的立场：“这个问题，你瞧，应加以更进一步的考虑哩。”而且，苏联的社会学的定义对我们的“政治任务”，即对夏克曼和盘纳姆完全一致的“政治任务”，没有任何直接和实时的重要性。读者们试再参阅一下这些同志关于辩证法所写的东西吧。盘纳姆拒绝辩证法。夏克曼似乎接受，但……这个天赋的“不一贯性”却容许他们在共同的政治结论上一致。他们每一个人对苏维埃国家性质的态度丝毫不爽的再生产他们对辩证法的态度。 在两个场合中，盘纳姆都做了主角。这一点并不足奇：他持有一个方法──实验主义。夏克曼没有方法。他迁就盘纳姆。他虽然不替盘纳姆的反马克思主义观念负全部责任，但他在哲学方面和社会学方面同样辩护他和盘纳姆结成反马克思主义观念的进攻性的联盟。在两个场合，盘纳姆都表现为一个实验主义者，而夏克曼则为一个折衷派。这个例子，却有这一点无价的利益，即，盘纳姆和夏克曼在两个不同的思想平面和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所采的立场前后如出一辙，这件事就是连那些对纯粹理论思想毫无经验的同志也觉得刺目。思想方法可以是辩证法的或庸俗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但它总是存在着而且自行暴露于世。 去年一月，我听到我们的作者说：“但是现在并非，且任何人也尚没有证明：对较为抽象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学理意见一致与否，便必然影响今天或明天的具体政治问题……”任何人也还没有证明！还不到几个月功夫，盘纳姆和夏克曼就亲自证明，他们对辩证法唯物论这一“抽象”所取的态度，精确的表现在他们对苏维埃国家的态度中了。 不错，我们必需指出这两个例子之间的差别是颇为重大的，不过这个差别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在两个场合，盘纳姆和夏克曼都站在拒绝和半拒绝辩证法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联盟。不过在第一个例子中，这个联盟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敌的。在第二个例子中，这个联盟却是结合来反对他们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派的。可以说，军事活动的战线已改变了，但武器仍是一样。 一点也不错，人们往往是不一贯的，但人类的意识却倾向于某种划一性。哲学和逻辑不得不依存于这种人类意识的划一性，而并非依存于这种划一性所缺乏的东西，即不一贯性。盘纳姆不承认辩证法，但辩证法却承认盘纳姆，即，它支配着他，夏克曼以为辩证法对政治结论是无关重要的，但在夏克曼本人的政治结论中，我们却看出他对辩证法采取轻蔑态度的悲惨的结果。我们应该把这个例子采入辩证法唯物论的教本中。 去年有一个年轻的英国政治经济学教授，第四国际的同情者来访问我。当我们谈论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和手段时，他突然以凯恩斯之流的态度流露出英国功利主义的倾向：“必须决定一个清楚的经济目的，选择最合理的手段来实现它”，云云。我说：“我认为你是一个辩证法的反对者。”他带点惊奇地答道：“对的，我看不出它有什么用场。”“但是，”我答复他道，“辩证法却使我能够根据你对经济问题的寥寥几点见解，断定你属于那一类哲学思想──光是这一点就证明辩证法多少总有几分价值。”虽然从此以后我已接不到我这位访客的半点消息，但我一点不怀疑：这位反辩证法的教授持有这一见解，即，认为苏联不是一个工人国家，无条件保卫苏联是一个“过时”的见解，我们的组织方法是坏的等等。如果根据某人与具体的实际问题的关系能够断定他一般的思想形态，那么，假如已知某人的一般的思想形态，也能够大略预测他如何处理这一个或另一个实际问题的。这就是思想的辩证方法的无比的教育价值。 唯物辩证法ABC 像苏瓦林之类的腐败的怀疑主义者以为“无人懂得”辩证法是什么东西。但也有诚惶诚恐地向苏瓦林叩头，希望向他学点东西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躲在《现代月刊》中。不幸得很，苏瓦林主义的趋尚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目前的反对派中。在这里我们就必需警告青年同志们：当心这种毒害的传染！ 辩证法即非虚构亦非神秘主义，而是关于我们各种思想方式的一种科学，因为它不仅限于处理日常生活问题，而且还企图了解更复杂更延长的过程。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类似于高等和初等数学间的关系。 我想在这里采取最简略的方式，扼要说明这个问题的内容。亚里士多德的简单的三段论法的逻辑从这个命题出发，即，“A”等于“A”。这假设被认为公理，代表无数实际人类活动及基本概括。但实际上，“A”并不等于“A”。假如我们用透视镜来观察这两个字母，这一点是易于证明的──它们互相大有不同。但人们可以反驳说，问题并不是这些字母的大小或形式，因为它们只是同等分量（比方，一磅糖）的象征。这种反驳是不得要领的；实际上一磅糖从没有等于一磅糖──一架更精确的天秤往往发现其中差异。人们又可以反驳说：但一磅糖却等于它自己。这也不是真确的──一切物体在体积、重量、颜色等方面是不断变化的。它们从来不等于它们自己。一个诡辩家将回答说，一磅糖“在某一定时机”是等于它自己的。这一“公理”的极端可疑的实际价值姑置不谈，它也经不起理论的批判。我们实际上怎么设想“时机”这个名词呢？假如它是时间的一个无限小的间隔，那么一磅糖便在这个“时机”的过程中遭逢不可避免的诸般变化。否则难道这个“时机”是一个纯粹数学的抽象，即，一个时间的零吗？但每一件东西都存在于时间中；而存在本身又是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因此时间是存在的一个基本要素。这样，“A”等于“A”这个公理就表示：假如一件东西不变，即，假如它不存在，它便等于它自己。 初看起来，这些“微妙之点”似乎是无用的。实际上它们具有决定意义。“A”等于“A”这个公理，一方面仿佛是我们一切认识的起点，一方面也是我们认识中一切错误的起点。要想应用“A”等于“A”这个公理而不犯错，只有在某种界限之内才有可能。当“A”的量的变化对眼前的任务尚无足轻重时，我们可以认定“A”等于“A”。例如一个买者和一个卖者观察一磅糖时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如此。我们观察太阳的温度也是一样。最近以前，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方法来观察完美的购买力。但量的变化超过某种限度便转变成为质的变化。一磅糖受了水或火油的作用便不复为一磅糖。一个美元落在一个总经理的怀里便不复为一个美元。在适切的时机，决定量转变为质的决定点是各方面知识（包括社会学）的最重要和困难的工作之一。 每一个工人都懂得制造两个完全相等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把轴承铜制为圆锥轴承，这些圆锥体是容许有某些差异的，但这差异不得超过某一定的限度（这就叫做容许差异额）。遵照容许差异额的标准，这些圆锥体可以视为相等（“A”等于“A”）。当超过了容许差异额时，量便转变为质；换言之，这些圆锥轴承便成为次货或完全无用。 我们的科学思想只是我们的一般实践（包括技术）之一部份。概念也有“容许差异额”的，确立这个“容许差异额”的，不是由“A”等于“A”这一公理出发的形式逻辑，而是由凡物皆经常变化这一公理出发的辩证法逻辑。“常识”的特质便在于它有系统地超过辩证法的“容许差异额”。 庸俗的思想把资本主义，道德，自由，工人国家等这一类的概念当作一些固定不移的抽象拿来便用，以为资本主义等于资本主义，道德等于道德等。辩证法思想则在一切事物和现象的不断变化中来分析一切事物和现象，并按照这些变化的物质条件来决定那个极限，超过这个极限，则“A”不复为“A”，一个工人国家不复为一个工人国家。 庸俗思想的根本缺点就在于它情愿满足于某一实体的不动的印象，而这一实体却是永恒运动的。辩证法思想借助于较亲切的近似，校正，具体化，而给概念以一个丰富的内容和弹性；我甚至还要说它给概念以一种永远新趣的性质，这一性质在某一程度上使它们切合活生生的现象。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在发展的某一定阶段上的某一定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一般的工人国家，而是受帝国主义包围的落后国度中的某一工人国家等等。 辩证法思想与庸俗思想的关系无异于一套活动影片与一个静止的照片的关系。活动影片并没有排斥静止的照片而是按照动的法则把它们一系列的连贯起来。辩证法并没有抛弃三段论法，而只是教我们按照一种足以令我们更亲切地了解那永恒变化的实体的方法来连结三段论法。黑格尔在他的“论理学”里，确立一系列的法则：量变为质，通过矛盾的发展，内容与形式的冲突，连续性之中断，可能性变为必然性等，这些法则对于理论思维，正好似简单的三段论法对于较为初步的工作一样的重要。 黑格尔写作于达尔文及马克思之前。亏得法国革命给了思想以强有力的推动，黑格尔才预料了科学的一般运动。但因为它只是一种预料（虽然出之一个天才之口），它从黑格尔方面获得一种观念论的性质。黑格尔把意识形态的映像当作终极的实体拿来使用。马克思指出这些意识形态的映像的运动只是反映物体的运动。 我们称我们的辩证法为唯物论的，因为它的根基不是在天上，也不是在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深处，而是在客观的实体，在自然中。意识生自无意识，心理学生自生理学，有机世界生自无机界，太阳系生自星云。在这把发展梯子的所有梯级上，量的变化转变为质的变化。我们的思想，包括辩证法的思想，只是表现物质变化的形式之一。在这一系统中，无论上帝，或魔鬼，或不死的灵魂，或法律与道德的永恒标准，通通没有插足之余地。思维的辩证法从自然的辩证法中生长出来之后，它便保有一种彻底的唯物论性质。 达尔文主义说明物种的进化乃由量的转变进入质的转变，这一学说是辩证法在整个有机物质世界中的最大胜利。另一个大胜利就是化学元素的原子重量表以及一种元素向另一元素转变的发现。 与这些转变（物种，元素等）有密切关联的分类问题，在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中有同等重要。林奈（按Linnaeus乃瑞典著名植物学家──译者）的体系利用物种的不变性为其出发点，它只限于按照植物的外表性质来说明和分类植物。植物学的孩提时代与逻辑的孩提时代相类似，因为我们的思想方式也是发展的，像每一件有生之物一样。只有断然抛弃固定物种的观念，只有研究植物及其形体结构的进化的历史，才准备了一种真正科学分类法的基础。 马克思与达尔文不同，他是一个自觉的辩证法者，他发现人类社会一种科学分类的基础，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作为社会有机体结构的所有权的关系结构。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唯物辩证法的分类来代替庸俗的叙述式的社会和国家的分类，这种庸俗的分类甚至直到如今尚盛行于各大学中。只有运用马克思的方法才能够正确的决定工人国家的概念及其塌台的时刻。 照我们看来，所有上面的说法并没有包含半点“玄学”或“学究式”，像妄自尊大的无知之徒所一口咬定的一样。辩证法的逻辑表现当代科学思想中的动的法则。反之，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则表现一个老远的过去，小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大学堂墨守成法者的自大以及……对来世的一线希望。 苏联的性质 盘纳姆同志给苏联下个定义为“非工人亦非资产阶级的国家”，这一个定义纯然是消极的，脱离历史发展的连锁的，悬在半空中的，没有一点子社会学气味的，而且只是表示实验主义在一个矛盾的历史现象之前，作理论上的投降。 假如盘纳姆是一个辩证法唯物论者，他一定已考虑过下面三个问题：（一）苏联的历史起源是什？（二）这个国家在其存在期间已发生了什么变化？（三）这些变化已由量的阶段转到质的阶段了吗？即，它们已产生了一个历史上必需的新的剥削阶级的统治了吗？要答复这些问题，一定迫使盘纳姆去得出这个唯一可能的结论来──苏联仍然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 辩证法并不是一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术式的万能钥匙。它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的分析。但它却引导这一分析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保障它不致毫无结果地流浪于主观主义与烦琐哲学的荒漠中。 勃朗诺·R把苏维埃和法西斯政制，一同放在“官僚集体主义”的范畴之中，因为苏联、意大利和德国统统受官僚统治，这里那里都有计划的原则，在一个场合中，私有财产已取消了，在另一场合中则受限制等等。因此他根据不同根源，不同比重，不同阶级意义的某些外部特征的相对类似性来建立诸社会政制的基本同一性，这完全在效法资产阶级大学教授的精神，这些教授们一点也不考虑一下各国的阶级性质，便建立“统制经济”，“中央集权国家”等范畴。勃朗诺及其信徒，或为盘纳姆之类的半信徒，在社会分类方面，顶多也不过停留在林奈的水准上，但我们应该提明一下，林奈也有其辩解的地方：他是活在黑格尔、达尔文和马克思之前的。 甚至更糟糕和更危险的，恐怕就是那些折衷派，他们发表这一思想，即，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是“不要紧”的，我们的政策的方向，乃取决于“战争性质”。仿佛战争是一件独立的，超社会的事情似的；仿佛战争性质不是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性质，即，取决于国家性质所由决定的同样社会因素似的。真奇怪，有些同志在事变的打击之下多么容易忘记马克思主义的ABC啊！ 那些拒绝辩证法思想的反对派理论家们，悲惨的投降于苏联的矛盾的性质之前，并不足奇。但是，革命所奠定的社会基础与革命堕落所产生的等级性质之间的矛盾，不仅是一个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且还是一个动力。在我们推翻官僚的斗争中，我们自己就以这一矛盾为根据。同时有些极左派则走到极度荒谬的地步，他们坚持认为：为了推翻波拿巴寡头统治，必需牺牲苏联的社会结构！他们一点也不犹疑一下，苏联减去了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社会结构就等于一个法西斯政制。 进化论与辩证法 盘纳姆同志也许要抗辩说，进化论者的他，对于社会及国家形式的兴趣并不下于我们辩证法者。我们不打算争论这一点。自达尔文以来，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自称为“进化论者”。但一个真正的进化论者必须要把进化的观念运用到他自己的思考方式上面。初等逻辑成立于进化观念尚未发生的时期，拿它来分折进化的过程分明不够。黑格尔的逻辑就是进化的逻辑。不过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进化”的观念本身已完全为大学教授及自由派作家们所败坏和阉割，变成了和平“改进”的意思。无论谁，如果他已懂得进化乃通过冲突力量的斗争而实现；变化的缓慢的累积，到了某一定时机便冲破旧壳而产生一个激变，即革命；又无论谁，如果他已终于学会把进化的一般法则通用到思维本身上面，他就是一个辩证法者，即，有别于庸俗进化论的辩证法者。辩证法头脑的训练之于革命家，正如指法练习之于钢琴家一样必需，辩证法头脑的训练要求把一切问题当作过程，而不是当作不动的范畴来处理。但庸俗的进化论者之承认进化，通常仅限于某一定的范围，他们在其它一切问题中则满足于“常识”的平凡性。 美国的自由派已容受苏联的存在，更精确的说，已和莫斯科官僚相和解，他们相信至少在德苏协定之前相信整个苏维埃政制是一个“进步的东西”，又相信可恶的官僚的特征（“它们之存在是非常自然之事！”）将逐渐蜕变，而和平的和无苦楚的“改进”便因此得到保证。 一个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把苏联当作一个整体来看，不懂得它的内在的矛盾和动力，在这一点上，他和一个自由的“进步派”相像。等到斯大林和希特勒订立同盟，入侵波兰，现在又入侵芬兰，这些庸俗的激进派奏凯了；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两种方法之同一性证实了！但是当那新当局号召人民去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时，他们便陷入困境──因为他们一点也没有预见这一个可能性呀！与此同时，那种用官僚军事手段来实行的社会革命政策，却不仅没有扰乱我们的辩证的苏联定义（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而且还给了这一定义以最无可争辩的确证。小资产阶级反对不去利用这一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胜利来继续鼓动，他们却开始以有罪的轻率态度来高呼：事变已驳倒我们的诊断了，我们的陈旧公式已不能适用了，新说法是必需的。什么说法？他们自己也尚未决定呢？ 保卫苏联 我们开始谈哲学，后来又谈到社会学，我们已经弄清楚，在这两个领域内，反对派的两个领导人物，一个已采取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另一个则采取折衷派的立场。假如我们现在观察一下政治，尤其是保卫苏联的问题，我们将发现同样大的惊奇在等着我们。 反对派发现我们的“无条件保卫苏联”的公式，即我们的政纲的公式，是“模糊的，抽象的，和过时的（？）。”可惜他们没有讲明白，他们准备在未来什么“条件”之下来保卫革命的胜利品。为了至少使他们的新公式获得点意义，反对派企图把事情说成仿佛直到如今，我们都“无条件”保卫克里姆林宫政府使用红军和格别乌的国际政策似的。什么事都弄成颠倒了！实际上，我们好久就已没有保卫克里姆林宫的国际政策，甚至有条件的保卫也没有了，尤其是自从我们公开宣布必需借暴动来推倒克里姆林宫专制制度以来，更是如此！一个错误的政策不仅妨害现时的工作，而且还迫使人们不真实地描写他自己的过去。 在上面摘引的刊于《新国际》上的那篇文章里，盘纳姆和夏克曼聪明的把那一个失望的知识分子集团称为“绝望者的联盟”，而且不断追问，假如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发生军事冲突，这个可怜的联盟将采取什么立场。“因此，我们趁这个机会，”他们写道，“要求胡克，依士特曼和黎昂斯在保卫苏联以抵抗希特勒或日本──或英国进攻的问题上，发表不含糊的声明……”盘纳姆和夏克曼并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他们并没有列举出任何“具体的”情形，而且同时他们还要求一个“不含糊的”答复。“……这个（绝望者的）联盟也一样不采取一个立场呢，抑或宣布中立呢？”他们往下写道，“一言以蔽之，它是否在帝国主义进攻中保卫苏联，而不顾和不管斯大林主义政制呢？”（旁圈是我加的）。这段引语的确是令人惊奇！而且这正是我们的政纲所宣布的啊。盘纳姆和夏克曼于1939年1月赞成无条件保卫苏联，且极正确的把无条件的意义解释为“不顾和不管斯大林主义政制”。而且这篇文章的写成是在西班牙革命经验已经完全明白的时候。加农同志说，斯大林主义在西班牙的作用较之在波兰和芬兰的作用更带无可比拟的罪恶。加农同志说这句话时是绝对正确的。在第一个场合，官僚用绞手的方法绞杀了社会主义革命。在第二个场合，它却用官僚的方法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盘纳姆和夏克曼自己也那样突如其来的转到“绝望者联盟”的立场去呢？什么原故呢？夏克曼超抽象的援引“事变的具体性”来解释，但我们不能认它为解释。不过我们也并不难找出一个解释，克里姆林宫之参加西班牙共和军方面，受到了全世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拥护。斯大林在波兰和芬兰的行为却碰到这同一民主派疯狂贬责。不管反对派的公式如何刮刮叫，它恰好就是“左倾”小资产阶级情绪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反映。这一事实不幸是无可争辩的。 “我们的论敌”，盘纳姆和夏克曼谈及那个绝望者联盟，写道，“非常自负，他们自信他们在贡献一点什么‘新鲜’东西，他们在‘按照新的经验来重新评价’，他们‘不是’那些拒绝重新检讨其‘基本假设’的‘教条主义者’（‘保守派’吧？──托）云云。多么可怜的自欺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暴露任何新的事实，贡献关于现在或未来的任何新的了解。”奇妙的一段话！我们是否要给他们的“退却中之知识分子”一文新增一章呢？我愿意和夏克曼合作…… 像盘纳姆和夏克曼这样无条件效忠于无产阶级运动的超卓人物，竟因为那些“绝望者联盟”的并不令人害怕的先生们而受惊以至于此，那里能够啊！我们在纯粹理论的平面上来解释，盘释，盘纳姆之所以至此就在于他的不正确的方法，而夏克曼则在于他的蔑视方法。正确的方法不仅使我们容易得到正确的结论，而且因为把每一个新结论和先前的结论连结成为一条依次相继的链子，故这些结论便紧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假如凭经验主义方法来做出政治结论，假如宣布不一贯性是一种好处，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体系便一定为印象主义所代替──从许多方面看来，这种印象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事实的每一次新转变都出乎这位经验主义──印象主义者的意外，迫得他忘记自己昨天所写的东西，而且在新的思想尚未浮现于他的脑际之前，便生出疯狂的对新公式的渴望。 苏芬战争 反对派对苏芬战争问题做了一个决议案。这个文件恐怕略加更改就是堡尔德派（意大利极左派──译者），凡勒金（比利时极左派──译者），史尼维莱（荷兰工党领袖──译者），维纳·布劳克威（英国独立工党领袖──译者），马尔棱·比维特（法国工党领袖──译者）之流都能够副署的，但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却绝不会署名。这个决议案因为单独拿苏维埃官僚的特征及“入侵”的惟一事实来做根据，所以没有一点社会内容。它把芬兰和苏联放在同样的平面上，且毫不含糊的“谴责、排斥和反对两国政府及其军队”。但是这个决议案已惊觉有点不大妥当，于是突如其来的，没有任何连贯的补加这句话：“在运用（！）这一远景时，第四国际当然（这个‘当然’多么奇怪！）要计及（！）芬兰和俄国的不同的经济关系。”真是字字珠玑！我们的“具体”爱好者心目中的“具体”情形，就是军事情势，群众情绪，和第三，相反的经济制度。至于怎样“计及”这三种情形，这个决议案一点暗示也没有。如果反对派在这次战争中同等反对两国政府及其军队，它又怎样“计及”军事形势与社会制度的不同呢？这件事确实是令人难于捉摸的。 因为斯大林派的不成问题的罪恶，该决议案为了惩罚他们，竟效法各种各式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句话也不提到红军在芬兰没收大地主及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准备没收资本家财产。 明天斯大林派将窒死芬兰工人。但现在他们正在给──他们迫得要给那个采取尖锐形式的阶级斗争以惊人的推动。反对派的领袖们并非根据那些正发生于芬兰的“具体”过程，而是根据民主的抽象和高尚的情感来建立他们的政策。 苏芬战争分明开始要由一个内战来补足，在这个内战中，红军在某一定的阶段上发现自己和芬兰的小农和工人站在同一阵营，而芬兰军队则博得有产阶级，保守的工人官僚及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者的支持。红军在芬兰穷苦人民中唤起的希望，除非国际革命来干涉，将证明是一个幻想，红军与穷苦人民的合作只是暂时的，克里姆林林宫不久就要掉转它的武器来反对芬兰工人和农民。我们现在完全知道这一点而且我们公开的把它当做一个警告说出来。但在这个正发生于芬兰领土上的“具体的”内战中，第四国际的“具体的”战士，必须采取什么“具体的”立场呢？假如他们在西班牙不顾斯大林派正在窒死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事实，参加共和军阵营作战，他们在芬兰更应该参加那个阵营，即斯大林派迫得赞助剥夺资本家的那个阵营。 我们的革新家用暴烈词句来掩盖他们见解的漏洞。他们把苏联的政策称之为“帝国主义的”。这是对科学的大贡献！从今以后，财政资本的外交政策和消灭财政资本的外交政策通通叫做帝国主义。这一点将很有意义的帮助工人去明了事实真相，和帮助工人的阶级教育！但同时──会有人，比如那位很轻率的史坦莱，大叫一声──克里姆林林宫在德国支持财政资本的政策呀！这一反驳的基础，是用一个问题代替另一个问题，使具体化为抽象（这是庸俗思想的通常错误）。 假如希特勒明天迫得要输送武器给暴动的印度人，革命的德国工人应当用罢工或怠工来反对这一具体行动吗？恰恰相反，他们必须保证暴动者尽可能早点得到武器。我们希望这一点对史坦莱是明白的。但这个例子纯然是假设的。我们之引用它为的是证明，即使是一个财政资本的法西斯政府在某种情状之下也可能被迫去支持一个民族的革命运动（为了企图于第二日绞杀它）。希特勒在任何情形之下也永远不会支持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譬如法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至于克里姆林林宫，它在现在却迫得，而且这不是一个假设而是一种真实的情形，在芬兰唤起社会革命运动（为了企图于明日在政治上绞杀它）。仅仅因为某一社会革命运动为克里姆林宫所唤起，损害，同时绞死，便把它包括在帝国主义这一包罗万象的名词范围内，这只是证明人们的理论和政治的贫乏而已。 我们必须补说一句，把“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加以夸张，甚至连标新立异的诱惑性也没有。目前不仅“民主派”，就是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把苏联的政策形容为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目的是很明白的──他们想抹杀资本主义的与苏维埃的扩展之间的社会矛盾，隐匿财产问题，借此而帮助真正的帝国主义。夏克曼等人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术语上的标新立异，客观上已把他们引离第四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而且使他们接近“民主派”的术语。这个情形，唉，又是证明反对派对小资产阶级舆论压迫的极度敏感。 “组织问题” 人们开始从反对派队伍中愈来愈频繁的听说：“俄国问题本身没有任何决定的重要性，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改变党制。”改变党制，我们必须懂得，其意思就是改变领导，或更精确的说，取消加农及其亲密合作者的指导职务。这些喧嚷的声音证明：反“加农派”斗争的倾向，先于夏克曼等借以说明其立场转变的“事件的具体性”。同时这些声音提醒我们想起过去一连串的反对派集团，这些集团在不同的时候发动斗争。而且当原则的基础在他们脚底下崩陷时，他们便赶快转向所谓“组织问题”──这种情形和莫林尼哀（法国教派主义者，已被第四国际开除──译者），史尼维莱，凡勒金及其它许多人一样。这些先例，虽然不大愉快，但要想置之不问，却是很困难的。 但如果以为斗争转向“组织问题”单纯表示派别斗争中的“手段”，那就不正确了。不，反对派的内心感觉到（虽然乱糟糟，却是实在的）：这次争论不仅涉及“俄国问题”，而且涉及一般政治问题（也包括建立党的方法）的全部处理。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 我们在上面也曾企图证明，这次争论不仅涉及俄国问题，而且尤其涉及反对派的思想方法，这一方法有其社会的根源。反对派受小资产阶级情绪和倾向所左右。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本质。 我们在盘纳姆（实验主义）和夏克曼（折衷主义）的例子中非常清楚的见到另一阶级的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我们之所以不考究其它领袖，比如阿本同志，那就是因为他通常不参加原则的讨论而自限于“组织问题”方面，但这并非表示阿本没有重要性。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说，盘纳姆和夏克曼是反对派的玩票者，而阿本则无疑是一个职业反对派。阿本（也只有他）有他自己的传统集团，这集团从老共产党内生长出来，又在“左派反对派”独立存在的头一个时期内结合在一道。所有其它怀着各种不同批评和不满的理由的人都加入这个集团。 在一个党内，任何认真的派别斗争往往最后分析起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多数派从开始就断定反对派在意识形态上依赖小资产阶级。反之，反对派却正因为它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甚至连想也不想寻出敌方的社会根源。 反对派发动一个严重的派别斗争，这个斗争现在在最严重的关头瘫痪着党。如果认为这样一个斗争能有置辩之余地且不受无情的贬责，那就必须有极认真和深刻的根据。在一个马克斯主义者看来，像这样的根据只能有一种阶级的性质。在他们发动他们的猛烈斗争之前，反对派的领袖们不得不自己反问一下这个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反映什么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影响呢？可是反对派一点也没有想过要把不同的意见加以这样的阶级评价。他们只看到“保守主义”，“错误”，“恶劣方法”，以及同样的心理学上的，智慧上的，和技术上的缺憾。反对派对敌对一派的阶级性质并不感兴趣，这正好似他们对苏联的阶级性质不感兴趣一样。光是这件事就足以证明反对派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及学院式的迂腐和新闻记者的印象主义。 为了了解什么阶级或阶层反映于派别斗争中，我们必须从历史上研究一下两派的斗争。反对派中有些人坚持认为目前的斗争和旧日的派别斗争“没有丝毫共通之点”，这一点再度证明他们对他们自己党内的生活采取浅薄的态度。反对派的基本核心就是三年前团结于毛斯特和史辟托周围的核心。多数派的基本核心就是一贯团结于加农周围的核心。在领导人物中，只有夏克曼和盘纳姆已从一个营垒转入另一营垒。但这些个人虽然重要，他们的转变并没有改变这两个集团的一般性质。我不打算考究这一派别斗争的历史关联，我介绍读者参考一下的瑟夫·韩生那篇处处精妙绝伦的文章：《组织方法和政治原则》。 假如我们减去每一桩偶然的，个人的和插话的事情，假如我们把目前斗争中的集团还原为他们的基本政治形态，那么，无疑的，阿本同志反对加农同志的斗争，已成了最持久的斗争了。在这一斗争中，阿本代表一个宣传家的集团，从它的社会成分来看，这个集团是小资产阶级集团，是靠陈旧的个人关系统一起来的，而且差不多有一种家族的性质。加农代表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无产阶级党。在这一斗争中，历史的正义──无论犯下什么差错和错误均与此无关──完全在加农方面。 当反对派的代表们大声疾呼：“领导破产了”，“诊断已证明不确”，“事变出乎我们意外”，“必需改变我们的口号”，他们说出所有这些话时，他们却不花一点气力去认真彻底的想一想这些问题，他们根本就成了党的失败主义者。这种可悲的态度就是这个旧宣传家集团在新任务和党的新关系之前的愤懑和惊吓的表现。个人结合之感情溺爱不愿向义务和纪律心示让。党的当前任务就是打破旧的派系结合以及把过去宣传家的最好成分溶合于无产阶级党中。必须把这样一种党的爱党主义精神加以发展，即要叫每一个人都不敢说：“事实上不是俄国问题，而是我们觉得在阿本领导之下将比之在加农领导之下较为舒服和愉快。” 我个人并不是昨天才走到这个结论的。我和阿本集团中人谈话时，已几十次百次的表示过它。我一直都着重指出这个集团的小资产阶级成分。我坚执而且三番四次地提议把那些已证明不能替党征集工人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由党员资格改为候补党员。后来的事变证明私人的信件，谈话和忠告并无一点结果──人们罕有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的。党的两个层次间，及其发展的两个时期间的冲突，升到表面上来，而且采取一种猛烈的派别斗争性质。现在留给我们的工作，只是清楚明确地向美国支部及整个国际组织贡献一个意见而已，俄国一句俗谚说得好，“友谊是友谊，但义务是义务。” 下面这个问题有可能提出：假如反对派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倾向，不是表示再统一下去已不可能了么？那么怎么使小资产阶级倾向和无产阶级倾向相和解呢？像这样提出问题，是片面地，非辩证地，又因而是错误地下判断。在目前的争论中，反对派已清晰的表现它的小资产阶级特征。但这并不是说反对派就没有其它特征了。反对派大多数成员都深深尽忠于无产阶级运动且都能够学习。他们今天虽和小资产阶级环境结合，但明天他们也能够和无产阶级结合。不一贯的人在经验的影响之下也能够变得更一贯。等到党包容数以千计的工人时，连职业的小组织家也能够靠无产阶级的纪律精神来重新教育自己。为了做到这一步，必须给他们以时间。正因为这样，所以加农同志提议保障这次讨论不致受到任何分裂、开除等威胁，这是绝对正确和妥当的。但是，这一点也一样无疑的，即，假如整个党采取反对派的道路，它就要遭受完全的毁灭。目前的反对派不能给党以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目前中央委员的多数派，比之少数派更坚定，更严肃，更深刻的表现党的无产阶级任务。正因为如此，多数派把斗争引向分裂是没有半点好处的──正确的思想将要胜利。反对派的健全分子也不能希望分裂──这去的经验非常清楚的证明，一切种类不同的临时苟合的团体，从第四国际分裂出去，便宣判自己永无出息并且要解体。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下一次党大会可以毫不担心。它将排斥反对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标新立异而保障党的统一。
致坎农（1939年1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坎农 （1939年12月15日） 亲爱的坎农同志： 反对派的领袖至今还不肯接受原则性的斗争，毫无疑问，即使在未来他们还是会逃避它的。所以不难猜测，关于随信附上的这篇文章[1]，反对派的领袖会说些什么。“文章中有许多正确的基本真理，”他们会说；“我们一点也不否认，但这篇文章不能回答迫在眉睫的‘具体’问题。托洛茨基与党离得太远，无法正确判断。并非所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都支持反对派，并非所有工人都支持多数派。”他们中的一些人肯定会加上一句，这篇文章把他们从未有过的观点强加给了他们等等。 对于“具体”问题的回答，反对派想从帝国主义战争时代的食谱中找到烹饪方法。我不打算写一本这样的食谱。但从我们对于基本问题的原则性方法上来看，任何具体的问题，尽管它可能会很复杂，我们总是可以找到正确方法的。正是在芬兰问题上，反对派暴露出了自己无力回答具体问题。 史上不曾存在过这么一个派别，它的组成成分能达到化学意义上的纯净。每个工人政党和派别中必定有小资产阶级分子。问题只是谁掌握话语权。在反对派中，话语权被小资产阶级分子掌握着。 肯定会有人批评这篇文章把不属于反对派的思想强加给了他们，对此可以用反对派思想（他们的思想经不起批判性的分析）的无定型和自相矛盾的特征来解释）。这篇文章并没有将什么东西强加给反对派的领袖，只是将他们的思想发展到底。自然，我只能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这次斗争的发展。但这样做往往能较好地观察斗争的总体特征。 我热情地紧握你的手 列·托洛茨基 [1]这篇文章是指托洛茨基于同一天写就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译者
致马克斯·沙赫特曼（1939年11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马克斯·沙赫特曼 1939年11月6日 亲爱的沙赫特曼同志： 我收到了你寄来的你10月15日[1]演讲稿的复本，我已经看过了这篇稿子，当然，我看的时候很仔细，它值得我这么做。我发现其中有许多出色的想法和构思，在我看来，它们与第四国际的基本文献中表达出来的我们的共同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但我在里面找不到能解释你抨击我们之前立场为“不充分、不完善和过时”的理由。 你说“改变了形势的，正是那些不同于我们的理论假设和预测的具体事件”。（第17页）但不幸的是，你谈起了“具体”事件，却说得很抽象，所以我不了解它们在哪一方面改变了形势，这些改变对我们的政策产生了什么影响。你提到了一些过去的例子。因此，根据你的看法，我们“曾预见并见证”了第三国际的堕落（第18页）；但只是在希特勒获胜后，我们才发现有必要宣布成立第四国际。这个例子举得不准确。我们不仅预见了第三国际的堕落，也预见了它有改良的可能。只是1929-1933年的德国经验使我们确信共产国际已无可救药，无法改良。但是，我们随后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政策：我们提出成立第四国际，来反对第三国际。 但对于苏维埃国家，我们却不能下同样的结论。第三国际是一个党，是拥有相同思想和方法的人的集合。这些人变得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得不放弃一切改良它的希望。但苏维埃国家不仅是拥有相同思想的人的集合，它更是社会制度的复合体，尽管官僚的思想在事实上几乎与十月革命的思想完全对立，苏维埃国家依然存在着。这就是我们不放弃通过政治革命革新苏维埃国家的可能性。现在你认为我们必须改变这种态度吗？如果不是的话，我确信你不会反对它，“具体”事件所造成的根本改变在哪里？ 在这个问题上，你引用了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的口号，你承认这个口号，我表示欣慰。但你又说：“据我所了解的我们的根本立场，它总是反对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中的分离主义倾向”。（第19页）在这方面你看到了“政策上的根本改变”。但：（1）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的口号是在希特勒—斯大林协约之前提出的[2]。（2）这个口号，仅是把我们用革命推翻官僚阶层的总的口号，运用在民族问题范畴内的产物。你同样有权利说：“据我所了解的我们的根本立场，它总是反对任何反抗苏维埃政府的行为。”当然是这样的，但我们在几年前改变了这个根本立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不知道你提出的新的改变是什么。 你引用了1920年红军进军波兰和格鲁吉亚的事例，你继续说道：“现在，如果形势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为什么多数派不提出为红军进军波兰，进军波罗的海国家，进军芬兰……而欢呼呢？”（第20页）在你的演讲的这个关键部分，你表明了1920年与1939年之间“在形势上有些新的变化”。当然如此！形势上的新变化有第三国际的破产、苏维埃国家的堕落、左翼反对派的发展和第四国际的成立等。这些“具体的事件”恰恰发生在1920年与1939年之间。而且这些事件充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根本改变了我们对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包括它的军事政策的立场。 你好像有点忘了，1920年我们不仅支持红军的行动，也支持格伯乌（GPU[3]）的行动。从我们对国家的评价的观点上来说，红军和格伯乌之间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不同。他们的活动不仅紧密相连而且还互相结合。我们可以说在1918年和接下来的一年中，我们为契卡与俄国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而欢呼，但在1927年当格伯乌开始逮捕，放逐，枪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时，我们改变了对这个机构的评价。这具体的改变发生在苏德协定之前的至少11年。这就是当你讽刺地说道“多数派甚至（！）拒绝采取我们在1920年所采取的同样立场……”（第20页）我感到相当震惊的原因。我们于1923年开始改变这个立场。随着客观事实的发展，我们也在逐步前进。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演进的决定性关头是1933-34年。如果我们无法了解你所说的我们政策中的新的根本性改变是什么，那也不意味着我们回到了1920年！ 你特别坚持必须抛弃无条件保卫苏联的口号，于是你将这个过去的口号解释成我们无条件地支持克里姆林宫的所有外交和军事行动，也就是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的政策。不，我亲爱的沙赫特曼，这种描述并不符合“具体事件”。我们已在1927年向中央委员会声明：“为了社会主义祖国？是的！为了斯大林主义的道路？不！”（《斯大林伪造学派》，第177页）此外，你好像忘记了所谓的“克列孟梭提案”[4]，它表明为了真正保卫苏联，无产阶级先锋队不得不消灭斯大林政府，代之以自己的政府。这是在1927年就已经声明了的！五年之后我们向工人解释政府的更迭只有通过政治革命才能完成。就这样，我们从根本上把保卫作为一个工人国家的苏联，同官僚的保卫苏联区别开来。因此你将我们过去的政策解释成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的外交和军事活动！请允许我们说，这不仅是第四国际创建以来，而且是左翼反对派诞生以来，我们的整个立场的可怕扭曲。 无条件保卫苏联，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政策并不取决于克里姆林宫官僚的行为、阴谋或罪行，而仅仅取决于我们是怎么看待苏维埃国家和世界革命的利益的。 在演讲的末尾，你引用了托洛茨基的必须让对苏联的国有财产制的保卫服从于世界革命利益的准则，你继续说道：“现在，我对我们过去政策的理解是：我们极力否认这两者之间有可能发生冲突。……我们的旧立场让其中一方面服从于另外一方面，我对此从来不能理解。如果我懂英语的话，这个词意味着：要么两者之间有冲突，要么是有这样冲突的可能。”（第37页）由此你得出结论：不可能继续使用无条件保卫苏联的口号。 这个论点是以至少两个误解为基础的。保卫国有财产制怎么会与世界革命的利益发生“冲突”？为什么会发生“冲突”？你默认克里姆林宫的（而非我们的）保卫政策会与世界革命的利益发生冲突。当然会！每走一步都会冲突！每一方面都会冲突！然而我们的保卫政策并不是跟着克里姆林宫的政策转的。这是第一处误解。但你问道，如果两者之间没有冲突，为什么有服从的必要？这是第二处误解。既然部分从属于整体，我们就必须将保卫苏联服从于世界革命。1918年，列宁与坚持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的布哈林辩论时，大致是这样回答的：“如果德国现在爆发革命的话，即使冒着失败的危险，我们也有职责去发动革命战争。德国的革命比我们的革命更重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应该（暂时）牺牲俄国苏维埃政权，帮助在德国建立苏维埃政权。”此时在芝加哥发动罢工可能不合理，但要是这有助于全国范围内的总罢工，那么芝加哥工人就应该将自己的利益服从于阶级利益，并号召举行罢工。如果苏联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德国革命无疑会威胁保卫苏联的直接利益。我们会建议德国工人不要采取行动吗？共产国际肯定会给他们这样的建议，但我们不会。我们会说：“我们必须将保卫苏联的利益服从于世界革命的利益。” 在我看来，你的一些论点已在托洛茨基的最近一篇文章《再论苏联的性质》中得到答复，这篇文章是在我收到你演讲的复本之前就写好了的。 你们有成百上千的新党员，他们没有那些我们都曾有过的经验。我担心你的解释会导致他们错误地以为我们无条件地支持克里姆林宫（至少是在国际范畴），以为我们没有预见到斯大林可能同希特勒合作，以为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事件，并认为我们必须彻底改变自己的立场。不对！你演讲中其他那些讨论过或简单谈过的问题（领导层、保守主义、党的体制等）暂且不谈，单就俄国问题来看，依我之见，为了美国支部和整个第四国际的利益，我们有必要万分谨慎地检讨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目前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去“无条件”保卫应该保卫的东西，而是直接或间接帮助了那些出于民主国家的利益，企图把苏联同法西斯主义政权混为一谈的政治潮流，或是帮助了那些为了把马克思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斯大林主义相混淆、而把所有政治倾向都混在一起的有关政治潮流。只有我们才能真正预见事态的发展，当然，我们无法预见那些经验上的具体细节，只能预见事态的总体发展趋向。我们的力量在于这样的事实：我们不需要随着战争的开始而改变我们的方向。我们的一些同志被争取“好的体制”（据我所知，他们从未对此作出准确的定义）的派别斗争所动摇，坚持叫嚣：“我们失去了知觉！我们的方向原来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临时制订一条新路线！”之类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错误的。在我看来，这是完全错误和危险的。 致以最诚挚的同志式的问候 LUND［托洛茨基］ 副本给坎农。 附：这封信中的陈述远非完善，因为它不是一篇详尽细致的文章，只是我用英语口授的一封信，口授中，我的合作者帮我改掉了一些错误。 L． [1]这篇演讲发表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纽约支部的党员会议上。后来重印在1939年11月14日第二卷第三期的内部公报上。——编者 [2]托洛茨基于1939年提出独立的乌克兰的要求。见《托洛茨基文集（1938-39）》（pathfinderpress英文版），第301-7页；以及《托洛茨基文集（1939-40）》（pathfinderpress英文版），第44-54,74-75，90-92——编者 [3]格伯乌（ГПУ），全称“国家政治保卫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еУправление），其前身是1917年12月成立的“肃清反革命分子及破坏分子全俄非常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чрезвычайнаякомиссияпоборьбес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исаботажем），简称契卡（ЧК），1922年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它原是同反革命斗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但列宁去世后，官僚阶层逐渐窃取了政权，它也随之蜕化为官僚阶层排除异己、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维护官僚专制的工具。——校对者注 [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克列孟梭提出取代当时的法国统治者，自己当政，攻打德国人，他的提案被称为克列孟梭提案。1927年，中国的经验和英国总罢工突出了共产国际当前的右翼机会主义领导阶层的危险。在中国和英国的失败都增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内普通人员的悲观和消极。官僚阶层得以全面控制，开始清洗党内的左翼。托洛茨基宣布，要使党复兴，就应该替换当前的领导阶层（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等）。联共（布）中央委员攻击反对派企图效仿1914年克列孟梭在法国的颠覆。这就是所谓的“克列孟梭提案”。——译注
致詹·坎农（托洛茨基，1939年10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相关链接：坎农 致詹·坎农[1] ALettertoJamesP.Cannon1939年10月28日 亲爱的吉姆： 你10月24日的来信使我弄清楚了两件事：（1）一场非常严肃的思想斗争已不可避免，在政治上也需要这一斗争；（2）如果这次思想斗争跟分裂、清洗、开除等等行为的前景联系起来的话，那它即使不是致命的，至少也是极端有害的。 例如我听到古尔德[2]同志在一次党员会议上宣称：“你们想开除我们。”然而我不清楚另一派对此的反应如何。就我而言，我会立即最强烈地抗议这种猜疑。我会提议设立一个特殊的检查委员会，以便核实这种断言和蜚语。如果多数派中的某人发起这种威胁，我个人会支持进行批评或严重警告。 你们有着许多新党员和未经教育的青年。他们需要通过大事变来进行严肃的教育性的谈论。如果在一开始他们的想法纠缠于个人的出丑，即降级、声望扫地、不合格、从中央委员会中除名等等的前景中，那整个讨论会充满怨恨，领导层的威信会受损。 相反，如果领导层针对小资产阶级的唯心观念和组织偏见展开一场无情的斗争，而与此同时保证给讨论本身以及少数派以一切必要的保障，结局就不仅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胜利了，领导层的威信也会得到很大的增强。 “上层在分歧问题上的调和和妥协”当然是一种犯罪。但我个人会向少数派的上层建议，就讨论的方式和相应的政治合作订立协定（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说它是妥协）。例如，（a）双方杜绝讨论中的威胁，人身诋毁等行为，（b）在讨论中，双方履行守信，合作的职责，（c）每一个错误的举动（威胁或威胁传闻，或所谓的威胁传闻，辞职等等）都应该当作特定事实经过全国委员会或特定的检查委员会的调查，而不是将它带到讨论中去等等。 如果少数派接受这样的协议，你们就有可能使讨论遵守纪律，并能掌握主动权。如果他们拒绝这样的协议，你们就可以在每一次党员会议上向少数派提出你们的书面提议，作为对他们抱怨的最好反驳，以及“我们的体制”的好榜样。 我认为上次大会的失败在于时候选得太差（时机还不成熟），变成了一场流产[3]。在大会后的某个时候真正的讨论会来临的。这表明你们在圣诞节前后免不了要开一次大会。公投的主张是荒谬的。它只会导致各地方组织的分裂。但我认为，多数派可以在上文讲过的协议中，向少数派提议：根据两个平台（platform）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向少数派提供一切组织保障。 召开大会耗费巨大，但我看不到有任何别的方法能解决目前的讨论和由此产生的党的危机。 约·汉森[托洛茨基] 附：每一场严肃而尖锐的讨论肯定都会导致某些人离队、脱党乃至被开除，全党应该通过事实逻辑认识到：即使领导层的动机是最好的，这些仍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它们并不是领导层的目的，也不是整个讨论的出发点。依我看，这就是整个问题的要点。 J.H[托洛茨基] 注释 [1]在1973年之前的版本中，这封信被意外地漏印了。——编者 [2]内森·古尔德（NathanGould）社工党全国委员会成员，青年社会主义同盟的全国书记，在1940年的分裂中支持少数派。——译者 [3]社工党于1939年7月初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大会成了两个未来派别之间关于组织问题报告和新的全国委员会的组成的初步斗争的场地。——编者
致舍曼·斯坦利（托洛茨基，1939年10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舍曼·斯坦利 ALettertoShermanStanley1939年10月22日 亲爱的斯坦利同志： 我耽搁了几天才回复你10月11日的来信。 （1）你说在俄国问题上“不可能有严重的分歧或争论”。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对全国委员会——也就是对其多数派——发出严厉的警告呢？全国委员会的少数派认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迫在眉睫，足以在战争爆发时激起一场讨论了，你不应该用自己的想法去取代他们的想法。 （2）你认为我的陈述与沙赫特曼同志的陈述不矛盾，我不能同意你。矛盾涉及到两个基本要点： （a）苏联的阶级性质 （b）保卫苏联 关于第一个问题，沙赫特曼同志提出了疑问，这表明他否认旧的判断，却又推迟作出新的判断。一个判断被他放弃了，但他又没有拿出新的判断来，革命政党是不能在这样的模棱两可中间活下去的。在保卫苏联或新的占领区抵御希特勒（或英国）的进攻的问题上，沙赫特曼同志提议用革命推翻斯大林和希特勒。这抽象的公式意味着否定了在具体情况下的保卫苏联。我试图在一篇新文章中分析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已于昨日经空邮寄给全国委员会了。 （3）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只有经过严肃的讨论才能澄清问题，但我认为，靠同时就多数派的和沙赫特曼同志的声明进行表决，无助于这必要的澄清。 （4）你在信中声明主要的问题不在于俄国问题，而在于“党内体制”。差不多自我们美国运动存在的一开始以来我就经常听到这种指责。形式有些变化，组织也有些变化，但总是有一些同志依然反对“体制”。例如他们反对打入社会党（不用老去翻他们的旧账了）。然后，就立刻变成了这样：“主要问题”不是打入社会党，体制才是。现在这套路又在俄国问题上重现了。 （5）我个人认为，对我们党的整个发展来说，打入社会党是有益的行动，而确保了这个做法的“体制”（或领导层）是正确的，而当时代表了停滞倾向的反对派是错误的。 （6）现在，在战争刚开始时，在俄国问题上出现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新反对派。这关系到我们在至少十年时间内经过无数次论战、辩论、讨论而形成的纲领的正确性。我们的决定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党的领导人产生了怀疑——仅仅只是怀疑而已，那在他把问题提交党之前——不是以准备好了的新的判断的形式，只是以怀疑的形式——他有义务先通过新的学习或在党的领导机关内的讨论，澄清自己的观点。当然从党的章程的观点上来说，任何人，即使是政治委员会的成员都有权利这么做，但我认为，这样来使用这种权利，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方式，对改善党的体制并没有助益。 （7）过去我经常听到同志们对整个全国委员会的指责——它缺乏首创精神等等。我不是全国委员会的代理人，而且我相信很多本来应该做的事情被它忽略了。但每当我坚决要求提出具体的指责时，我常常发现，他们对自己当地活动的不满、对自己缺乏首创精神的不满，变成了对全国委员会的指责，在他们看来，全国委员会就应该是全知全能的神。 （8）在目前情况下全国委员会被斥为“保守主义”。我认为全国委员会的基本职责，是在新的纲领性决定出来之前，维护旧的决定。我认为这种“保守主义”是由党本身的自卫本能所决定的。 （9）最近在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同志们对“体制”表示不满，而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政治态度。体制必须是正确政策的工具而不是错误政策的工具。当他们的政策的错误已经显而易见时，它的倡议者常常倾向于说关键不在于这个具体问题，而在于总的体制。在左派反对派和第四国际发展期间，我们数百次反对这种偷换。当费雷肯[1]、斯内夫利特[2]、甚至莫利尼耶[3]因他们所有的不同意见而遭到批判时，他们都声称第四国际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某个决定，而是它的糟糕的体制。 （10）我不想拿我们美国党的目前的反对派的领导与费雷肯、斯内夫利特之流进行丝毫类比。我非常清楚反对派的领导都是非常称职的同志，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能以最友好的方式继续合作。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一批个人追随者的支持下，在党的发展中每一新阶段都要犯相同的错误，这个事实让我不禁担心起来。我认为在目前的讨论中，必须分析这种行为，党的总体舆论必须对这种行为进行严厉批评，党现在有重大的任务要完成。 致以最热烈的同志式的问候 CRUX[托洛茨基] 附：鉴于我在信中谈及了全国委员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特别是少数派沙赫特曼同志的决议这一事实，我寄上一份这信的副本给坎农同志和沙赫特曼同志。 注释 [1]若尔日·费雷肯（GeorgesVereecken）(1896-1978)1930年代比利时左派反对派的一个宗派领袖。——译者 [2]亨德利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Sneevliet，1883年5月13日——1942年4月13日），化名马林（Maring），曾当过铁路工人，活跃于社会民主工党（第二国际荷兰支部）和铁路工会。1913年至1918年生活在荷属东印度，1914年帮助建立了荷属东印度社会民主协会（IndischeSociaal-DemocratischeVereeniging，印尼共产党的前身），1916年脱离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社会民主党（荷兰共产党的前身），1918年返回荷兰后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受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国，帮助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返回荷兰后，脱离了荷兰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成立了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SocialistischeArbeidersPartij），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曾一度接近第四国际，但后来参加了伦敦局。纳粹德国占领荷兰后，他成立了地下抵抗组织马克思—列宁—卢森堡阵线（Marx-Lenin-LuxemburgFront），1942年4月被捕，4月13日在阿梅尔斯福特（Amersfoort）集中营英勇就义。——校对者注 [3]雷蒙·莫利尼耶（RaymondMolinier）（1904-1994）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领导人，1935年因违反党的决定遭开除。——译者
致舍曼·斯坦利（托洛茨基，1939年10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舍曼·斯坦利[1] 1939年10月8日 亲爱的斯坦利同志： 我收到了你写的认为奥布赖恩[2]背离党的信。这封信让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你写得一手好文章，可这封信却充满了矛盾。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全会的材料，也不知道多数派的决议文本或沙赫特曼的决议文本，但你断定这两个文本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与此同时你断定“灾难”正接近党。为什么？即使存在两种不可调和的立场，也并不意味着有“灾难”，而是必须将政治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如果两个动议仅代表了表达在第四国际纲领中的同一观点的细微差别，这非原则性的（在你看来）分歧如何产生灾难？多数派爱抓住自己那点细微差别不放（如果仅仅是细微差别的话），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少数派却宣称：“都是因为你们死抓着自己那点细枝末节，而不肯接受我们的，大难就要临头了。”这肯定是不正常的。从哪一方面呢？？？……你断言你“客观看待”这不同的组合。在我看来完全不是这样的。 例如你写道我的文章“不知何故少了一页”。你这样显得对负责同志怀着刻薄的怀疑态度。这一页在我们办公室这里因漫不经心而遗憾地丢失了，我们已寄来了一份新的完整的翻译文本[3]。 在我看来，你提出的关于堕落的“工人帝国”的论据似乎不是一个很好的发明。从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布尔什维克就抛弃了“沙皇的扩张计划”。即使是正常的工人国家，也会倾向于扩张，而它扩张的范围，难免会跟沙皇的扩张计划重合，这是因为革命一般是改变不了地理环境的。我们反对克里姆林宫那帮当权派，并不是反对扩张工人国家和它扩张的地理方向，而是反对他们进行扩张的官僚的、反革命的方式。但我们同时又是“客观看待”历史事变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能认识到，无论是沙皇，还是希特勒或张伯伦，过去都没有、现在也不可能在他们占领的国家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而这一事实[4]——它是非常进步的——取决于另一件事：十月革命并没有被官僚阶层所彻底葬送，而官僚阶层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在特定场合下，我们必须去维护这些措施，使其免遭帝国主义敌人破坏。当然，这些进步的措施无法抵消官僚阶层的总的反革命活动，所以我们才必须去推翻官僚阶层…… 同志们对斯大林-希特勒协约极度愤慨。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希望报复斯大林。很好。但现在我们还很弱小，我们无法立即推翻克里姆林宫官僚。于是某些同志就想在字面上找点满足感，他们除掉了苏联的工人国家的名号，就像斯大林褫夺了失宠干部的列宁勋章一样。亲爱的朋友，我觉得这有点孩子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歇斯底里是绝对不可调和的。 致以最热烈的同志式的问候 CRUX［托洛茨基］ [1]舍曼·斯坦利(shermanStanley)或亨利·贾德（HenryJudd）是斯坦利·普拉斯特里克（StanleyPlastrik）的党内化名，他被誉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印度问题专家。在1940年分裂中，斯坦利追随着沙赫特曼派（他是马克斯·沙赫特曼的外甥）。1952年离开沙赫特曼的国际社会主义者联盟，与他人一同创办《异议》，1981年去世，时年66岁。——译者注 [2]奥布赖恩，按第一封致坎农的信猜测此人为托洛茨基的秘书V.T.O.——译者注 [3]《战争中的苏联》这份文件丢失了一页。这份文件的政治路线得到全会多数派认可。少数派对这失去的一页大喊大叫，此外，还指责这页被故意隐瞒。——编者 [4]联系当时时事，应该是指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并消灭了占领区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校对者注
致詹·坎农的信（托洛茨基，1939年9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詹·坎农的信[1] 1939年9月12日 亲爱的吉姆[2]： 我正在联系战争问题写一篇有关苏联社会性质的文章。写作和翻译总共至少需要一周多。基本的观点如下： 1、我们对苏联的定义可能是对或是错，但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根据德苏条约来下此定义。 2、苏联的社会性质并非取决于它同民主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友谊。谁采取了这样的立场，谁就会成为人民阵线时期的斯大林主义观念的俘虏。 3、谁认为苏联不再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那他就应该明确指出他对我们的政治结论增添了什么东西。 4、不能把苏联问题当成独一无二的东西，与我们时代的整个历史进程隔绝开来。或者斯大林国家是一种短暂的形态，是工人国家在一个落后和孤立的国家内的变形，或者“官僚集体主义”（R.布律诺，《世界的官僚化》，1930年巴黎版）是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全世界取代资本主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政，等等）。术语试验（工人国家、非工人国家，阶级、非阶级；等等）只有在这个历史角度上才有意义。谁选择了后者，谁就公开地或默默地承认世界无产阶级的全部革命潜力已经耗尽，社会主义破产了，旧式资本主义正在转变成“官僚集体主义”，并产生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 这样一个结论的极端重要性不证自明。它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和人类的整个命运。在这个与我们的纲领、战略和策略有着绝对矛盾的新历史概念上，我们有丝毫权利用纯粹的术语试验进行自我欺骗吗？在世界大战的情境下，当社会主义革命的远景变成了迫在眉睫的事实，当苏联的情况将清楚地在每个人面前表现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一个短暂插曲的时候，这样的冒险主义跳跃就会是双重犯罪。 这几行字写得匆忙，所以尚不充分，不过我希望能在一周之内把我的更为详尽的论文寄给你。 同志的问候 V.T.O.［列夫·托洛茨基］[3] [1]这封信是托洛茨基用英文写成的。 [2]吉姆是坎农的昵称.——译者 [3]由于托洛茨基流亡时期在各个国家的居住环境，他经常在信中使用笔名。信上往往签署他的英文秘书的名字。——编者
向青：《保卫马克思主义》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导言 向青 这本书里的六篇文章都是争论性的文章，所争论的，首先是苏联国家性质的问题，和工人阶级革命者对苏军侵占外国领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后来又牵连到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有什么价值，对解决实际政治问题有什么帮助的问题，还有工人阶级革命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派别斗争、建党的方法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问题。这些文章的作者托洛茨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评论家和研究者，而是历史上的大人物。他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二大领袖之一，是红军主要的缔造者和内战时期的最高指挥者，是1923年起反抗苏联堕落潮流的共产党内左派反对派的领袖，是继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传统的第四国际的主要创立人，也是研究苏联问题的最高权威学者。这些文章虽然写于30多年前，但所讨论的那些原则性的问题在今天仍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而托洛茨基所提出的意见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是富于指导意义的。 苏联建国已有50多年，早已不算一个新国家，但这个国家到底属于什么性质，一直是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即使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中（大家都知道，苏联的创立者以及后来的领导者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也一直争论不休。为什么全世界都特别关心苏联的性质问题呢？这并不难理解。苏联并非如某些人所了解的那样，简单是帝俄的继承者。苏联──从它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本来并不是一个限于某些民族和某一地区的国家，它是一切同一制度的国家的大联盟，它准备不断发展，不断扩大，最后成为全世界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当然要在自愿和平等的基础上）。在拥护苏维埃制度（苏维埃原则）的人看来，最初成立的苏俄，是全世界苏维埃制度的先驱，是指引全人类前进的明灯。反过来，在反对苏维埃制度的人眼中，苏俄和后来的苏联却简直是洪水猛兽，是可怕的瘟疫。因此全世界都密切注视着苏联。那些拥护苏维埃制度的人，更要关心现实的苏联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否仍旧足以成为全世界的榜样，它的现存制度是否仍是值得保卫的革命遗产，它是否已经堕落变质，或者已被敌对阶级篡位夺权，名存实亡了呢？ 大家都知道，1949年正式成立的新中国，本来是以苏联为师的。但到了1960年，中苏之间显出了裂痕。1963年以后，苏联在中国领导人口中变成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源地，变成反面教材；现在更早已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变成比“西霸”美帝更不可两立的“东霸”了。在中共势力范围之内，苏联性质问题不但再用不着讨论，而且谁要是胆敢再提出这个问题来都罪该万死了。不过，任何人如果真正有批评的眼光，用科学的态度而不是用盲从的态度去看问题，也就是如果真正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理论，却不能不对中共官方的看法有所怀疑。 首先，中共关于苏联性质的说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据他们说，至少到斯大林去世前为止，苏联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国家），但现在资产阶级已经在苏联复辟，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领袖。我们知道，按照中共所承认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是本质上截然相反的两种国家，两者之间的互相转化是质的变化，而不仅是量的变化；是突变，而不是渐变。那么，我们就要问：苏联资产阶级复辟（亦即反革命的胜利），这个突变完成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呢？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是反革命的领袖，那么保卫革命遗产抵抗反革命的领袖又是谁呢？是否贝利亚？或者马林科夫？或者莫洛托夫？或者布尔加宁呢？历史上每一个腐败透顶的封建皇朝灭亡时，尚且有几个著名的忠臣烈士殉国殉难，为什么现代堂堂一个工人国家被推翻时，竟没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出来领导有组织的保卫革命政权的斗争呢？继承革命传统的苏联工人阶级战士，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提出何种纲领来反抗了反革命势力？当时毛泽东领导下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又以何种方式给予了援助呢？ 以上一连串的问题，中共官方以及任何一个理论家都从来没有解答过。但这些问题所询问的，并非什么无关重要的细节，而是像反革命这样一个历史大事变的最明显的现象和最重要的性质。中共从来没有企图解答这些问题，这表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解答这些问题，这也就证明：他们关于复辟的说法经不起具体的分析，根本不是科学的论断，而只是骂人的字眼。 中共可能说苏联资产阶级复辟是渐进地在不知不觉间实现的。事实上他们常常使用“和平演变”这个字眼。我们要指出，这种说法又引起另一矛盾。中共不是常常警告说：一旦资产阶级复辟，就要“千万人头落地”，怎能同时又是“和平演变”呢？怎能在不知不觉间实现呢？在理论上，如果承认资产阶级复辟可以渐进地实现，那不啻承认工人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质的差别，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无形中承认赫鲁晓夫所提倡的和平革命道路也是正确的了，中共是否宣布它在10年前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革命路线是错了呢？纵使中共不惜这样宣布，前面那些问题它仍然有解答的义务。因为，和平演变也应该有演变完成的日期（比方，英国工党把政权和平移交给保守党，也有个确定日期），敌对双方也各自有其纲领、组织、领袖，经过某种斗争方式，然后才由一方压倒、战胜、代替了对方。如果社会革命和社会反革命都可以在不知不觉间实现，那么，工人群众想参加革命，或者参加抵抗反革命，可就难了！他们除了向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毛主席祈祷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干预历史的道路呢？ 我们还要继续追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他们的整个集团，究竟从来都是“叛徒、工贼、内奸”，“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还是到了掌握大权之后才蜕化变质的呢？如果从来都是内奸，为什么他们能够在变质前的共产党和国家机关里爬得那么高，占据整个领导层，而那些忠实的党员干部反倒挤不上去呢？尤其是，为什么这个大权已在手的内奸集团在1956年匈牙利事变中竟肯听从毛泽东周恩来的劝告，去镇压匈牙利的“反革命”呢？反过来，如果苏修整批领袖是后来（在斯大林死后的某一时刻）才蜕化变质的，那么，另外一些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到了苏联的工人政权已经在毛泽东所崇拜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长期领导下发展得很强大了，而赫某之辈个人的权势也达到了顶峰的时候，他们反倒投向资产阶级阵营去呢？在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有什么重大的历史因素促成这批领袖的蜕化变质，促成这个历史的逆流呢？ 斯大林之死不足以解释这个逆流。不管你把斯大林捧得多么高，只要你还没有公然抛弃马克思主义，总不能说某个人是决定历史道路的最根本因素。如果你竟敢这样说，你就不能反对如下一类荒唐的说法：工人阶级革命之未能在十九世纪得到成功，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本领，他们两人加起来还比不上列宁（或者列宁加斯大林，如果你高兴这样说的话）。 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知道，修正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之出现，以及第二国际在1914年之彻底堕落，并非因为某些领袖个人品质恶劣，不“光明正大”，爱“搞阴谋诡计”之类，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尚在向上发展，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获得庞大的超额利润，能够给予本国工人生活相当的改良，同时收买整批的工人贵族和工人组织（工会及政党等）中的官僚。第二国际大部分领袖后来就反映了这些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的思想。工人国家领导层的阶级根基比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组织领导层的阶级根基坚固得多，如果他们也向资产阶级投降，那至少也有同样深刻的历史原因，一定是资本主义显出了非常强大的新生力量，无产阶级运动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挫败。但是，早在1940年，毛泽东已经说过，“现在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决然兴盛的时代”，资本主义制度早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了（见《新民主主义论》）。随后十几年间，世界上也果然出现了十几个新的工人国家，其中包括新中国。同时，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接连失败，这都帮助证明帝国主义的日子确实越来越不好过。20多年来，毛泽东不断告诉我们：全世界“形势大好”，“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毛泽东和整个中共从来都没有指出过，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出现之前，世界资本主义有什么返老还童或老当益壮的现象，也没有指出过世界工人阶级怎样遭受了重大打击（像法西斯在某重要国家登台去之类）。然则，为什么在如此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大好形势之下，苏联和一连串工人国家的领导层都被资产阶级拉过去，竟至资本主义复辟成功呢？如果世界资产阶级真有这样强大的力量，足以把许多个工人国家的领导层（包括已有35年以上历史的苏联领导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征服，而且并没有受到工人阶级方面明显的激烈的反抗，这岂不表示世界形势大坏吗？岂不是连社会主义的历史前途都大有问题了吗？ 在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实际形势的估量问题）上，毛泽东以及整个中共的见解居然能够这样不一贯，这样自相矛盾，这表示他们根本欠缺一个明了的、完整的世界观，不会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处理问题。他们是经验主义者、印象主义者，未能摆脱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关于苏联国家是否已经变质，以及关于理论的一贯性、唯物辩证法、经验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特性等等，读者将可看到，托洛茨基在这本书里都有非常精辟的论述。 中共对苏联的批评有许多是合乎事实，也符合共产主义立场的，例如指责苏联个人收入有巨大的不平等，少数人享有特权，压迫少数民族，侵占捷克，对帝国主义实行和平共处的机会主义政策，用所谓“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其实所有这些反动政策和腐化现象都是斯大林统治时代早已有了的，赫鲁晓夫不过继承斯大林的衣钵而已（只有侵占捷克可以算是新现象）。自从1923年起，托洛茨基已经不断批评和反对这些腐化堕落现象，他的批评比中共的批评要全面、彻底、深刻得多。正因为这样，他才被斯大林派官僚开除出党，驱逐出国，制造亘古未有的谎话加以诬蔑（而这些无耻谰言是中共至今仍尽力维持和宣扬的），最后派遣凶手加以谋杀。但是，托洛茨基并不认为苏联已经堕落到恢复资本主义，因为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基础的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制度仍未根本取消。他断定苏联是一个堕落的、官僚专制的工人国家。因此，他主张，一方面，工人阶级必须反对官僚统治者的一切反动政策，为了真正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实行政治革命推翻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恢复工人阶级的苏维埃民主制，但另方面也必须保卫国有财产制度，当苏联同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战争时，不论谁攻谁守，不论战场是在苏联境内境外，都应该支持苏联方面。托洛茨基和整个托洛茨基派这样的论断和这样的立场，到今天仍然完全有效，而且扩大应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它新兴工人国家身上。只有一点稍加修改，就是：他们认为东欧和中国等新兴工人国家不是堕落的工人国家，而是一开始就深深官僚主义化的变态的工人国家，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在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有些而且是直接在苏联的军事官僚压力下建立的，所以带有斯大林主义官僚专制的先天遗毒。读者可以在这本书内看到托洛茨基怎样辩护他对苏联的这种见解，反驳当时第四国际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修改这种立场的企图。这种辩论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今天那种说资产阶级已在苏联复辟的见解怎样错误。还有，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某些极左派红卫兵认为中共政权是“红色资产阶级”的政权，想知道这种见解为何错误，也可以从这本书得到极大的帮助。 中共领导者错误地把苏联当作资本主义已经复辟的国家，主要原因倒不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得不够（虽然他们的理论确实向来不高明），而是因为他们这个官僚集团同苏联官僚集团有尖锐的利益冲突，同时他们把本身狭隘的利益摆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之上。为了便利他们采用任何手段打击对方，包括必要时联合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去打击苏联，他们便预先开除苏联的工人国家的资格，以便得到表面上的一贯性、原则性。在这方面毛泽东也同样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他不过效法1948以后斯大林对待南斯拉夫的手段罢了。反过来，苏共官僚没有开除中国的工人国家资格，但他们对付中国的手段并不稍微正当一点，甚至可以说更肆无忌惮。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对于任何一方面为维护官僚的狭隘的利益而牺牲世界工人阶级共同利益的做法都应该坚决反对，但对于每一争端，仍要具体分析是否有某一方面正当，或比较正当，而对正当或比较正当的方面加以支持。例如1968年苏军侵占捷克，苏捷双方都是工人国家，但捷克正在进行民主化的改革运动，而苏联出兵来摧毁这工人阶级的民主化运动，同时当然也侵犯了捷克的民族自决权，所以捷克人民以及部份官僚的反抗是正当的、进步的，苏军的行动则是反动的，世界工人阶级应该支持捷克反对苏联。顺便说，当时中共口头上谴责苏联（根据民族主义立场），但在实际行动上并没有给予捷克人民任何帮助，反倒在宣传上同苏联官僚一样地诬蔑捷克工人阶级的民主化运动为资产阶级的运动，所以中共的立场实际上也不是真正革命的。他反苏而并不支持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从理论观点看，可以说中共对捷克的立场是由于它弄错了捷克国家的阶级性质和捷克民主运动的阶级性质。 根据苏联侵占捷克这个明显的罪行,毛泽东派便得出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的结论，而把“社会帝国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当作本质相同的东西。这种见解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它夸大了次要性质上的相同，而抹煞了本质上的差异。托洛茨基关于1939年苏联侵占东波兰和进攻芬兰的分析，以及对“反革命的工人国家”这概念的解说，可以帮助我们对这问题得到正确的了解。中共从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个错误前提出发，在国际舞台上不加区别地反对苏联和美国，甚至反苏比反美更激烈，这种做法并不能帮助打倒苏联的官僚统治层，只能客观上帮助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例如美帝侵略越南之未曾遭受更彻底更迅速的失败，主要原因便是中苏之间不肯合作全力援助越南革命。中共对苏联的这种过左立场，恰似一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过左立场一样，也是无形中帮助了右派，帮助了资产阶级。 关于“堕落工人国家”的涵义，以及苏联是怎样堕落的，托洛茨基有许多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为了便利尚未读过该书的人首先对托氏的正面见解得到一个概括的认识，我们特在下节刊出托氏所写的一个提纲，名为“第四国际与苏联”。这提纲写于1936年7月，正是《被背叛的革命》一书差不多完成的时候。托氏在这几篇辩论文章中常提到第四国际关于苏联的纲领立场，就是由这个提纲来代表的。 1.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断定，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最后并一往不复地”胜利了（完全不顾苏联的劳动生产率比起先进资本主义各国仍属于低水平，也不联系到世界其它部份的发展过程！）这是个拙劣而又危险的谎话。那决议所提及的苏联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这个事实，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因为在这块地面上只居住着人类总数百分八点五。现在问题仍旧是两种势不两立的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尚未解决，而且不可能在苏联的国境之内得到解决。只有在世界舞台上才能把这问题“最后并一往不复地”解决。 2.苏联工业的主要生产资料有巨大的发展，而且仍旧在国家手中；农业方面，则在集团农庄手中，集体农庄介乎国有财产与私有财产之间。但，甚至国有财产也还不是社会主义财产，因为社会主义财产需要有如下的前提：作为财产守卫者的国家消亡，不平等减轻，财产观念在社会道德和习俗上也逐渐消失。苏联近年来实际发展，是朝向正相反的道路。不平等在增长，同时国家的强制也在增长。倘有顺利的国内条件与国际条件，从目前的国有财产转变为社会主义财产是可能的；但倘若条件不利，则恢复资本主义也是可能的。 3.任何工人国家在第一阶段，为了有利于提高生产力，都要保持工资制度，亦即如马克思所说，保持“资产阶级式的分配标准”。然而，问题决定于发展的总方向。倘若先进各国卷入革命，倘若社会财富迅速增长，则不平等必将迅速减少，不久国家也要再没有什么可“守卫”的了。由于苏联孤立又落后，资产阶级式的分配标准便显得很露骨又俗气（工资差别很大，有奖金，有头衔，并有等级，诸如此类），造成危害到国有财产制度本身的倒退倾向。 4.生产率低，投资率高，军费开支庞大，不受监督的机关非常浪费，这表示供给民众的最重要的个人消费品一直明显地缺乏。经济上的成就，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水平和文化水平还嫌太有限，却已经足够使一个广大的特权层出现了。社会矛盾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并没有缓和，反而大大加重了。不平等现象飞快地发展。赞美“幸福生活”的歌曲，只有最上层在唱，而下层仍被迫沉默。 5.利用多方面的社会矛盾（城乡矛盾、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矛盾，个体农庄、集体农庄与集体农庄成员的小块自留地之间的矛盾，史塔罕诺夫运动分子与其它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苏联官僚已得到实际上对劳动者独立的地位。像任何官僚集团一样，它之调节社会矛盾，是为强者谋利益，为富裕者谋利益，为特权者谋利益。像任何官僚集团一样，它把国民收入相当大的一部份在最后据为己有，因此成为所有特权层之中特权最大的一个。 6.根据个人生活条件，苏联社会现在已经显出巨大的等级差别：从流浪儿、娼妓、贫民区中的无产者，到那过着西欧资本家巨头一般生活的统治层的“一万人”。与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论点相反，社会主义尚未胜利；无论在苏联客观的经济情况上（以劳动生产率为标准），或在生产者群众的意识上（以个人消费为标准），社会主义都尚未胜利。 7.不过，下述情况仍然是有决定意义的事实：苏联一切社会关系，包括苏联贵族的特权在内，归根结的都以国有财产和集体化财产为基础，而这种财产是由于没收资产阶级而获得的，它和资本家的财产不同，打开了产业和文化的发展的可能性。十月革命所掘开的鸿沟，仍旧把苏联的国家计划经济同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划分开，后者的意义是国家为挽救私有财产而实行干预，它“调节”那过时的经济制度的方法是限制生产力的发展，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把苏联经济与法西斯（意大利、德国）经济视为同一，在自由派经济学家当中很常见，这是无知或无所忌惮的结果。拿破仑主义官僚在苏联战胜无产阶级先锋队，决不等于资本主义反革命的胜利，虽然前者为后者开路。 8.如果像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各种极左派那样，说革命无产阶级对待苏联的态度应该同对待帝国主义国家一样，那等于说：无论苏联国有化的工业和集体化的农业保存下去，并且继续发展，还是苏经济退回解体的状态，并且经由内战而变成法西斯的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看来，都是无关重要的。这样的态度适合那些失望了的唯心主义的苏联“友好人士”，也就是适合那些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式的票友和政治空谈家，而决不适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他们是决不忽视那历史的基本因素，亦即生产之发展的。 9.如上所述，苏联社会之分为阶层，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发展着，至于生产领域则只有部分的分化，主要是在农业中。但分配与生产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穿透的墙壁。官僚故意对个人和集团的欲望加以刺激，把它提高到不受控制的程度，因此直接令社会财产的观念受到怀疑。经济特权的增长，使群众产生一种正当的怀疑：到底整个制度是真正为谁服务的？“资产阶级式的分配标准”已经大大超过可以容许的限度，最后有摧毁计划经济的社会纪律，同时也摧毁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之势了。 10.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可能道路，在家庭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由于官僚──它本身是物质水平低下的后果，同时也是因窒息群众的主动性而产生的──没有完成社会的供养和养育的任务，它开始重建并且赞美小资产阶级式的家庭了，包括这种家庭的狭小的个体经济──这个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呆痴病的沃壤。但是家庭特别尖锐地提出遗产权的问题。官僚集团本身──它在政治上极力依靠保守性的家庭──觉得自己的支配权还有缺陷，不够完全，因为不能把它的物质特权传给后代。不过，遗产权的问题又引起进一步扩大私有财产范围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路线之一。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官僚都把苏维埃制度中一切进步的东西加以破坏。它不是“社会主义财产”的守卫者，而变成了掘墓者。 11.苏联新宪法的政治意义，和官方的解释正相反。斯大林宪法一点也不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进步，如官方厚颜无耻地所说那样，反而是从无产阶级专政向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制度倒退的一步。社会主义社会之发展，在政治上应该表现于国家之消亡。国家消亡的程度是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的最可靠的衡量。国家消亡的开始，应该是那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官僚集团之完全消灭。可是，事实上新宪法恰恰把相反的发展过程抬高成为法律了。它也不能不如此。特权的增长需要宪兵来监督。 12.国家的强制，根据新宪法，并不减轻，反而显出格外强烈、公然、而又犬儒主义的性质。苏维埃已经毁灭了。那些地方和中央的机关，亦即“地方议会”和“国会”的机关，以全民投票制度为基础，同苏维埃这种劳苦大众的战斗组织没有丝毫共通点。况且，这些机关被预先剥夺了一切真实的意义。新宪法正式而且公开地把政权和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监督权统统交给斯大林主义的“党”，这个党对人民和对它自己的党员都是独立的，它是统治层的政治机关。 13.新宪法顺带地在法律上把无产级所居的国家统治地位取消了，事实上这种地位是早已取消了的。从今以后，据说，那专政是“无阶级的”，是“人民”的；但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这纯粹是胡说。“人民”对自己的专政，应该表示国家消解于社会之中，也就是国家之死亡。实际上，新宪法正式确定了苏维埃社会的特权层对生产者群众的专政，因此使国家的和平消亡成为不可能的，并且替官僚开辟了经济上的反革命的“合法”道路，也就是用“冷的动作”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官僚用“社会主义胜利”的骗术，直接准备了这种可能性。我们的任务是号召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力量对抗官僚的压力──为了保卫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 14.同官方的谎言正相反，新宪法不但没有扩大苏维埃的“民主”，反而证实了苏维埃民主的全部扼杀。新宪法每一条款都表明现在的当局者不会自愿地把他们的地位让给人民。新宪法的贵族和专制的性质，最清楚不过地由宪法公布那天所宣布的新十字军表现出来──那是“彻底消灭人民公敌，消灭托洛茨基主义的孽种和妖怪”的十字军（见1936年6月5日《真理报》）。官僚很清楚地知道致命的危险从哪里来，因此它用拿破仑主义的恐怖手段对付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代表。 15.苏联的工人阶级已被剥夺了对国家作合法改良的最后的可能性。反官僚的斗争必然要变成革命的斗争。第四国际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断然排拒个人恐怖行动，恰似排拒其它一切政治冒险主义的方法一样。官僚统治只能用反对篡位者、寄生虫和压迫者的目的明显的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打碎。如果必须经过社会反革命，亦即必须废除生产工具和土地的国有权，并且重建私有财产，才能使苏联退回资本主义，那么，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也无可避免要经过政治革命，亦即必须用暴力推翻堕落官僚的政治统治，但保存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财产关系。苏联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依靠着全国的劳苦大众以及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将不得不用强力打倒官僚，恢复苏维埃民主，消除巨大的特权，并保证真正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平等。 16.在战争问题上，同其它一切问题上一样，第四国际的各国党不受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想法和同情心左右，而只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作决定。例如，他们支持埃塞俄比亚，尽管那里还实行着奴隶制度和野蛮的政治制度，那是因为，第一，独立的民族国家对于先资本主义的国度来说是一个进步的历史阶段，第二，意大利的战败表示那过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崩溃。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战争中都要支持苏联，尽管苏联有寄生的官僚而克里姆林宫有个无冕的皇帝，因为苏联的社会制度虽然有种种畸形和溃疡，比起腐烂的资本主义却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在新的战争中，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战败，将不但引起它的国家形式崩溃，而且也引起它的资本主义基础崩溃，因此也会致令私有财产被国有财产代替。苏联的战败不但表示苏联官僚崩溃，同时也表示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被资本主义混乱状态代替，在如此情形下，选择哪条政治路线是无可避免的了。 不过，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战争中坚决而勇敢地支持苏联，并不表示无产阶级应该成为与苏联同盟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同盟者。“与苏联同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必须对其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充分而且完全地保持誓不两立的敌对性。”（《战争与第四国际》，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书记局的提纲；第四十四点）“无产阶级的不可调和地反对帝国主义同盟国的立场之发展，必须一方面根据国际的阶级政策，另方面根据该政府的帝国主义目的，根据这个‘同盟’不可靠的性质，根据它的指望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等等。因此，无产阶级党在‘同盟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政策和在敌对帝国主义国家中一样，必须朝向用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夺取政权。只有这样做，才能建立真的与苏联同盟，才能挽救第一个工人国家避免灾难。”（同上，第四十五点） 17.“极左派”担心苏联的胜利会进一步巩固拿破仑主义的官僚的地位，这种担心是由于他们对国际关系以及苏联的内部发展都认识错误。在生产资料方面的私有财产还没有在苏联恢复之前，任何集团的帝国主义者都不会同苏联和好的。不论开战时各国之间怎样互相结合，帝国主义者在战争过程中都会懂得怎样达成谅解，重新互相结合，而一定以苏联为牺牲。苏联只有在一种情形下能够经历一场战争而不致失败，那就是，如果它得到西方或东方的革命的援助。但是国际的革命，即挽救苏联的唯一方法，将同时是对苏联官僚的致命打击。 18.苏联是不是工人国家呢？苏联是这样一个国家：它以无产阶级革命所创立的财产关系为基础，而由工人官僚为了一些新特权层的利益而治理着。苏联可称为工人国家，那意义差不多等于（虽然两者的规模大小相差很远）一个受机会主义者（即资方代理人）领导和叛卖的工会可称为工人的组织一样。革命者保卫任何工会，连最十足改良主义的工会也保卫，反对阶级敌人，同时不可调和地反对那些不忠实的领导人，同样地，第四国际党也保卫苏联，抵抗帝国主义的打击，而一刻也不放弃反对斯大林主义机关的斗争。在战争和平时一样，他们小心保持他们批评苏联统治层的充分自由，保持他们进行斗争以反对苏联统治层同帝国主义成立协议，来牺牲苏联利益和国际革命利益的充分自由。 托洛茨基这几篇文章，是参加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次重大的内部争论所写的文章的一部份（最重要的部份）。为了帮助读者更透彻地了解这些文章，我们在下面略述那次争论的过程和世界政治背景。 1939年8月23日，纳粹德国和苏联宣布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这是国际关系上戏剧性的巨大转变。在此之前的4年多里面，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在竭力促使英法等国和苏联建立国际上反法西斯的所谓“和平民主阵线”。现在希特勒与斯大林修好了（德苏协定一签订，共产国际立刻转过来，在宣传上替德国法西斯辩护，同时苏联的石油等战略物资也源源不绝地供应德国，一直到1941年希特勒“背信弃义”进攻苏联为止），德国便可以放心对英法作战，所以一个星期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德国进攻波兰的时候，苏联也出兵占领了波兰东部。德苏协定当然引起英法美等“民主”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无比的愤怒，那些以前对苏联“友好”的“左派”分子纷纷出来谴责苏联堕落，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反映小资产阶级压力的一翼也于此时表现出他们怀疑第四国际对苏联的传统立场，于是引起一场历时七个多月的严重党内争论。 就在德苏协定的消息传到美国的那天，社工党领袖之一夏克曼（MaxShachtman1903-1972）在该党政治委员会会议中提议，下次会议要讨论德苏协定的意义，特别要联系到苏联国家性质的评定以及前途的展望。当时夏克曼本人仍主张保卫苏联，但他的提议表示，在苏联国家性质问题上，他已经接近该党另一个领导人盘纳姆（JamesBurnham1905--）的立场了。盘纳姆早在两年前已经怀疑第四国际对苏联的评价和立场了。 9月5日（大战已爆发），盘纳姆提出一个供社工党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的文件：《论大战的性质》。这文件的基本立场表现在如下的话中：“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苏联之参战将完全服从整个战争的一般的帝国主义性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保卫社会主义经济的残余”。 一个星期后，托洛茨基写信给社工党领袖加农（JamesP.Cannon1890--），说党对苏联的立场没有理由因德苏协定而改变，同时指出：谁要是否认苏联仍是工人国家，就等于承认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潜能已经耗竭，而“官僚集体主义”将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全世界代替资本主义。托洛茨基随后把这见解发挥成为一篇论文，即本书的第一篇：《大战中的苏联》。这文章恰恰赶上给社工党全国委员会9月30日的全体会议讨论。由于写作时盘纳姆等人还没有公开组成反对派，所以托洛茨基在文章里不公开以他们为批评对象，而拿那种同他们相似的见解（前意大利共产党员勃朗诺．R的见解）来讨论。 等到9月30日全国委员会开会时，一个反对派已经形成了。反对派的领袖除了盘纳姆和夏克曼之外，还有一个阿本（MartinAbern1898-1949）。阿本和加农同为美国共产党的创立人。他们二人和夏克曼又同为美共领导人中最先接受托洛茨基路线的人，被美共开除后共同创立美国托派组织。盘纳姆则从1932年起在纽约大学当哲学教授，1934年的才接受托派政治立场，但一直不肯放弃大学教授的地位去用全副精神从事革命工作，而且始终没有放弃实验主义的哲学思想接受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盘纳姆是这个反对派的思想领袖，把该派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表现得最完全。阿本是个无原则的派系活动专家，长期维持着他那个以私人感情为基础的派系（私党）。在这次争论开始时，阿本派表面上同意托洛茨基政治和理论上的立场，反对盘纳姆的立场，但是由于反对加农在党内的领导权，他便走去同盘纳姆、夏克曼联盟。夏克曼的立场是折衷的、动摇的，对托洛茨基和盘纳姆双方的立场，都有许多怀疑和保留。 盘纳姆在全国委员会上宣布把他9月5日提出的文件收回，改由夏克曼提出一个决议草案作为整个反对派联合纲领，这纲领避免讨论苏联国家的阶级性质等原则性的问题，而限于“立刻解答由于希特勒斯大林协定所引起的具体问题”。但他的提案把苏军侵入波兰称为“帝国主义政策”，说这行动令社会工党必须“修正我们以前的‘无条件保卫苏联’的观念”。加农所领导的多数派提议维持党一向对苏联和斯大林主义所作的基本分析，同时赞成托洛茨基的《大战中的苏联》文中所做出的政治结论。阿本派竟对加农派和夏克曼的两个提案都投赞成票！ 表面上，反对派所持有的不同意见只是一方面反对托洛茨基对眼前一些政治事件的解释，另方面反对社工党领导上的“组织方法”──他们把这种方法归罪于加农。可是托洛茨基和其它持共同思想者看出，整个无原则的反对派联盟里面实在隐藏着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所以加农所领导的多数派继续努力使基本性质的争论问题显现出来。托洛茨基的“再论苏联的性质”进一步发挥他的见解，并且特别批评那种把苏联的扩张称为帝国主义的说法。 《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之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和《给盘纳姆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是托洛茨基对反对派的猛攻，迫使他们公开站出来为他们真正的见解辩护，不能再继续玩捉迷藏的把戏。于是这次争论的意义在整个第四国际内部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但是反对派的大多数人并未因此而离开盘纳姆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夏克曼反而也写一封公开信来攻击托洛茨基，替盘纳姆辩护。这是大有原因的。在托洛茨基写这两篇文章之前不久，1939年12月1日，苏联对芬兰发动了军事进攻，英法美等国内又掀起了新的更大的反苏浪潮。夏克曼等人反对托洛茨基的勇气，不过是这股反动潮流的反映而已。 托洛茨基用《小创不治将成坏疽》这篇长文来答复夏克曼。这篇文章里的辩驳和分析是非常强有力，简直无法抗拒的。但此时夏克曼和整个反对派已经彻底变成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对他们已经格格不入，他们已经有意识地用曲解、造谣、煽惑来代替正面的辩论，并且决心分裂了。1940年2月1日，盘纳姆提出他那篇臭名昭著的长文《科学与风格》，油腔滑调、恬不知耻地尽量施展偷换论点的伎俩，对基本的争论，没有一句话正面论证或答辩。他简单地指控托洛茨基──加农派主张“保卫斯大林派官僚的战略”，自认他们反对派主张“第三阵营的战略”。他以无比傲慢的态度对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工人加以嘲侮（但并没有严肃的辩驳和分析），自吹他那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已经自行暴露了狐狸尾巴，托洛茨基、加农派的目的已经达到。至此，这次党内派别斗争的理论争论阶段实际结束。托洛茨基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收到了盘纳姆的《科学与风格》。脓胞裂开了，这是政治上的一件大好事。美国‘激进’思想在理论上的落后性表现在这件事情上：盘纳姆不过重复（加上一些‘现代化’的例）斯特卢威40多年前在俄国说过的，以及很大部分是70多年前杜林企图用来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东西而已。从‘科学’的观点来说，就是如此。至于‘风格’，老实说，我觉得依士特曼还比较好一点。” 1940年4月5日，社工党全国大会开幕。加农派在大会中取得多数。大会谴责少数派的政治和组织见解，但继续保障他们在党内的民主权利：让他们的代表按人数比例参加全国以及各级领导机关，准许在大会后继续在内部公报上讨论会前争论的问题，甚至例外地准许双方有关这些争论的理论性文章公开发表在理论机关报上，只禁止少数派独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的企图。然而少数派拒绝服从大会所决定的纪律约束，于是分裂出党。 少数派是一个很大的少数，接近党员总数的一半，差不多包括了党内全部知识分子，他们分裂后组成“工人党”。此后不过一个月，盘纳姆就宣布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退出工人党，后来成为极反动的右派杂志“民族评论”的编辑。战后初期美国独有原子弹的时候，他公然叫嚣要用原子弹轰炸苏联。工人党后来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同盟”，由夏克曼率领加入第二国际的社会党（现称社会民主党）。夏克曼晚年成为该党内的右派领袖。至于加农，现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荣誉退休主席，该党始终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现在已成为美国左派组织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尤其在最近几年反对美国侵越战争的庞大群众运动中成为中心力量。 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这次争论的一个总结。那时少数派已经分裂出来，所以托洛茨基谈到盘纳姆、夏克曼等人的口气和前几篇文章不同了。 这些文章是托洛茨基最后期的著作──几个月之后他就被斯大林派遣的凶手谋杀了──代表他最成熟、最精深的思想。这些文章的巨大价值，不限于它们阐明苏联国家的性质，和工人阶级在战争中对堕落、变态的工人国家应采取怎样的态度，而且在于这些文章深入浅出地说明了辩证的思想方法，说明了民主集中制的真义，工人阶级革命党的党内派别斗争的意义和正当方法，以及其它许多理论和革命实践的重大问题。这种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见解，同斯大林毛泽东派那种伪马克思主义成为鲜明的对比。 本书根据英文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译出。原书除这六篇文章外，还有托洛茨基在这次党内争论中所写的许多信和短文，盘纳姆那篇《科学与风格》也载于附录中。本书中文版最初于1940年在上海出版，当时名为《苏联问题与辩证法》。这次再版前对原来的译文作了广泛的修订。 向青 1974年5月
陈独秀《随感录》（1920年1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随感录 陈独秀 （1920年1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出版，署名：独秀。 《浙江新潮》——《少年》 《浙江新潮》是《双十》改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出版的。《少年》的内容，多半是讨论少年学生社会底问题，很实在有精神；《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和《杭州学生联合会周刊》——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我读了这两个周刊，我有三个感想：（1）我祷告我这班可爱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少年》《浙江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2）中学生尚有这样奋发的精神，那班大学生那班在欧美日本大学毕业的学生，对了这种少年能不羞愧吗？（3）各省都有几个女学校，何以这班姊妹们都是死气沉沉！难道女子当真不及男子，永远应该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吗？ 新出版物 近来新出了许多杂志，并且十种里总有八九种是说“人”话的新杂志，不用说中国社会上只有这件事是乐观；但是我对于这件事，更有数种进一步的感想： （一）出版物是文化运动底一端，不是文化运动底全体；出版物以外，我们急于要做的、实在的事业很多，为什么大家都只走这一条路？若是在僻远的地方——云南甘肃等处——发行杂志，倒也罢了；像北京上海同时出了好些同样的杂志，人力上财力上都太不经济了。 （二）我们的民族性，是富于模仿力，缺少创造力；有了大舞台，便有新舞台，更有新新舞台，将来恐怕还有新新新舞台，还有新新新新无穷新……舞台出现；像这点小事，都只知道模仿不知道创造！现在许多人都只喜欢办杂志，不向别的事业底方面发展，这也是缺少创造力底缘故。就以办杂志而论，也宜于办性质不同、读者方面不同的杂志，若是千篇一律，看杂志的同是那一班人，未免太重复了。 （三）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底必要；若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像这“百衲”杂志，实在是没有办的必要，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于要办的事。 保守主义与侵略主义 我从前总觉得尊孔与复辟，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现在又觉得保守主义与侵略主义，也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日本要侵略我们土地、利权的，是那军阀财阀外交官和保守主义的新闻记者，那进步主义的社会党人，却都以为不应该侵略中国。进步主义的列宁政府，宣言要帮助中国，保守主义的渥木斯克政府，自己已经是朝不保夕了，还仍旧想侵略蒙古和黑龙江；他若是强起来，岂不是第二个日本吗？现在保守主义的英法政府，仍旧在那里梦想侵略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虚荣；而倾向社会主义的劳动家、学者，却都宣言侵略主义不合人道。最近最明白的一个例，就是意大利底大政变，大政变底原由，是因为国会议员分为两派：一是保守派，主张侵略主义，主张兼并非麦；一是社会民主派，反对侵略主义，攻击段迪阿底行动。保守派底军队枪杀社会党员，劳动界便全体罢工，要求政府卸去保守派阿尔兰特兵队底武装。军阀财阀们脑子里装满了弱肉强食的旧思想，所以总是主张侵略主义；社会党人脑子里装满了人道、互助、平等的新思想，所以反对侵略主义；这不是必然的因果吗？我们中国人对于日本人底侵略主义，没有不切齿痛恨的，但是我们究竟应该走哪一条路？ 裁兵？发财？ 裁兵自是人民最希望的事，但像政府现在的办法，实在令人失望得很：（一）查八年度预算案，陆军费在二万万以上，裁兵二成，岁费应该减少四千万元，何以只能减二千万？（二）八年度预算案及路电邮航四政特别会计预算案，每年短少有三万万之多，只节省军费二千万，何济于事？（三）各处军队底空额何止二成，现在只裁二成，便是不裁一兵反可以得一笔裁兵费，岂不是无上妙计？（四）公文上虽然裁去二成，倘再招警备队，每年节省的二千万，是否改个名目还要政府拿将出来？（五）整顿丁漕、税契、一切杂捐，何以和裁兵做在一篇文章里面？是不是又要借裁兵来横敲人民底骨髓？ 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 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现代心地忠厚坦白的老百姓，都只有“世界”或“天下”底观念，不懂得什么国家不国家。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底人，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一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这班留学生别的学问丝毫没有学得，只学得卖国和爱国两种主义）。现在学界排斥日货底声浪颇高，我们要晓得这宗精神上输入的日货为害更大，岂不是学生界应该排斥的吗？有的人说：国家是一个较统一较完备的社会，国家是一个防止弱肉强食、调剂利害感情冲突、保护生命财产底最高社会；这都是日本教习讲义上底一片鬼话，是不合天理人情底鬼话，我们断乎不可听这种恶魔底诱惑。全人类底吃饭、穿衣、能哭、能笑、做买卖、交朋友，本来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天然界限，就因为国家这个名儿，才把全人类互相亲善底心情上，挖了一道深沟，又砌上一层障壁，叫大家无故地猜忌起来，张爱张底国，李爱李底国，你爱过来，我爱过去，只爱得头破血流，杀人遍地；我看他的成绩，对内只是一个挑拨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强食、牺牲弱者生命财产、保护强者生命财产底总机关，对外只是一个挑拨利害感情、鼓吹弱肉强食、牺牲弱者生命财产、保护强者生命财产底分机关，我们只看见他杀人流血，未曾看见他做过一件合乎公理正义底事。 这个名儿原来是近代——十九世纪后半期更甚——欧洲底军阀财阀造出来欺人自肥底骗术，这种骗术传到日本，日本用他骗了许多人（日本底平民和朝鲜人中国人都包含在内。），中国留学日本底人，现在又想从日本传到中国。其实大战以后，欧洲底明白人已经有了觉悟（参看本志前号中《精神独立宣言》），想把这流血的陈年账簿烧去不用了；就是日本也有几个想烧流血账簿底明白人，武者小路先生就是其中底一个；中国人原来没有用这种账簿底习惯，现在想创立一本新的从第一页写起，怎么这样蠢笨！ 但是我们对于眼前拿国家主义来侵略别人的日本，怎样处置他呢？我以为应该根据人道主义、爱公理主义，合全人类讲公理不讲强权底人（日本人也包含在内），来扑灭那一切讲强权不讲公理底人（日本人也包含在内），不要拿那一国来反对那一国；若是根据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来排斥日货，来要求朝鲜独立，未免带着几分人类分裂生活的彩色，还是思想不彻底。拿日人来排斥日货，在人类进化史上仍是黑暗的运动，不是光明的运动，我们学生界应当有深一层的觉悟，应当发展在爱国心以上底公共心。至于那连爱国心都没有底奸商奸官，根据个人的私利主义，贩卖日货，贩卖中国米出口给杀中国人底人吃，我不承认他们的见解和我一样。 阔处办 我看见多少青年，饮食起居，婚丧酬应，都想着朝阔处办才有面子，他眼中底朴素生活，大约是很寒酸可耻。 我回想从前有许多亲戚朋友，都因为喜欢朝阔处办，才破坏了家产，牺牲了气节，辱没了人格，造成了痛苦，我想起来，我浑身战栗！ 现在的青年他们又想朝阔处办，然而没有钱。没有钱仍然想朝阔处办，所以身为大学生不得不投降安福部，不得不听安福部底命令拥护胡仁源，不得不利用胡仁源来分配他们自身的位置；现在失败了，大家看穿了，丑得不好意思和旧同学见面了。 阔处办！阔处办！过去已堕落的青年，现在方堕落的青年，都被你害得苦了。我盼望未堕落的青年，倘若这位先生叩门求见底时候，总要挡驾才好；现在你若见了他，将来你就不好意思见你的朋友了。 青年体育问题 健全思想健全身体本是应该并重的事，现在青年不讲体育，自然是一大缺点。 听说杜威博士说奉天底学生体魄好，不像南方和北京底学生，都现出疲弱的样子，这是学生界应当警觉的一件大事。但是讲体育应有三戒：（一）兵式体操。（二）拳术。（三）比赛的剧烈运动。 这三件事在生理上都背了平均发达的原则（小学教育更不相宜），在心理上都助长恶思想。军国民教育的时代过去了，什么兵式的杀人思想，少输入点到青年底脑筋里罢。庚子年“神拳”底当我们已经上够了，现在马师长底武艺我们也领教了，别再把孔夫子所不说的“怪力乱神”来“贼夫人之子”。比赛的剧烈运动，于身体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至于助长竞争心、忌妒心、虚荣心，更是他的特色。 约法底罪恶 从前旧人骂约法，现在新人也骂约法，这约法合该要倒运了。 旧人骂约法是骂他束缚政府太过；新人骂约法，是骂他束缚人民太过。但照事实上看起来，违法的违法，贪赃的贪赃，做皇帝的做皇帝，复辟的复辟，解散国会的解散国会，约法不曾把他们束缚得住；倒是人民底出版集会自由，却被约法束缚得十分可怜，约法！约法！你岂不是一个有罪无功的厌物吗？ 政府拿《治安警察条例》和《出版法》两种武器，来束缚人民出版集会底自由，许多人背着眼睛骂政府违法，其实政府何尝违法，约法里明明说：“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正因为约法对于人民底权利，原来有这样一手拿出一手收回底办法，政府才订出许多限制的法律，把人民底出版集会自由，束缚得和钢铁锁链一般。这本是约法底罪恶，何尝是政府违法呢？这种约法护他做什么？我要请问护法的先生们，护法底价值在哪里？ 男系制与遗产制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见《新潮》二卷二号）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遗产制。 远古乱婚或同姓为婚时代，曾经过女系制（或是母长制）及父母同长制，这是各国社会学者所同认的了。在他们渔猎为生家族初成立底时候，社会上固不尽是男子掌权，家族以内更多半是母长制，这也是自然之理。后来农业发达，人口加增，土地所有权底观念一天深似一天，战争也就多起来了，那战胜的部落把掳来战败的男子为奴，女子为妻。（古代的掳妻Capture-wife，自然不能和本族的自由妻平等，仿佛和后世的妾相似；后来妾底制度，也是从掳妻变化出来的，所以汉文妾字从立从女，就是罪人底意思。）在社会学上，这就叫做“掳妻”或“掠夺婚姻”。又有一种和平的方法，乃是用农产物或家畜交换，这就叫做“买卖婚姻”。因为这两种婚姻制度，女子在家族、在社会底地位，自然发生和以前不同底两种现象：一是女子不能和男子平等，一是女子变为个人的私有物。自从女子变为个人的私有物，所以女子底身体便不能归自己所有，在家归父所有，出嫁归夫所有，夫死归夫家或子所有。既是个人的所有物，便和别的动产、不动产一般，所以他的物主任意把他毁坏、赠送、买卖，都不发生什么道德的、法律的问题。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东方礼教国女教底“三从”大义，也就是男系制完全胜利底正式宣告，也就是女子终身为男子所有底详细说明、铁板注脚，不如此便不算孝女、良妻贤母。只可惜中国人底三从主义，女子归男子所有主义，还不及匈奴发达；匈奴父死，父底妻和别的财产都归儿子所有，这种从子大义，这种把女子也归在遗产以内一同承袭底制度，比中国人更做得淋漓尽致。 从前在女系制底下的子女，只知有母不知有父，那遗产自然是男女平分或是专归女子。到了女子专归那一个男子（女子底夫）私有以后，接着许多教主、圣人都说出一篇男尊女卑底大道理，女子底地位自然渐渐低将下去，自然由女系制变为男系制，由母长制及父母同长制变为完全父长制，同时父子关系也分明了，遗产也自然变为男子专有了。后来宗法观念和家长观念发达起来，长子嫡子底地位又比次子庶子加高，便发生了长子或嫡子承袭爵位底习惯；由这个习惯，一切没有爵位底平民，也模仿他们造成了长子一人承袭遗产底习惯。东洋各民族男系的血族观念，格外发达，女子底地位也格外低，所以宁可以承继旁系的男子，嫡系的女子反没有承袭遗产底权利。 现在已经不是宗法社会，什么男系制女系制，都是过去的历史问题，不是现在的社会问题，除了几个贱丈夫，自然没有人明目张胆的拿男系制来做道德、法律底标准。至于遗产制度，也应该随着社会底趋势有个应时的改革才好。有一班思想彻底的人，总觉得劳力所得以外，不会有许多正当的财产；就说凡是财产都算是劳力所得，都算是正当，那绝对不劳力的子孙，也没有安坐而得遗产底道理；就勉强说不劳力的子孙所得遗产，是他劳力的先人自由遗赠底权利，也断乎没有嫡系的女子不能承袭遗产，旁系的男子反来可以独霸底道理。这是什么道理什么法律，我想了三日三夜，也想不出头绪来。 李女士底承继的哥哥，固然是残忍没有“人”的心；但是我以为不能全怪他，我对于社会制度要发两个疑问： （一）倘若废止遗产制度，除应留嫡系子女成年内教养费以外，所有遗产都归公有，那么李女士是否至于受经济的压迫而死？ （二）倘若不用男系制做法律习惯底标准，李女士当然可以承袭遗产，那么是否至于受经济的压迫而死？ 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解放 我们中国人不注重实质上实际的运动，专喜欢在名词上打笔墨官司，这都是迷信名词万能底缘故。 现在大家对于“妇女解放”这个名词也是这样。有人方才主张妇女解放，实际上还没有一点事做出来；又有人并不反对“妇女解放”这个事实，却反对“妇女解放”这个名词，说解放不是自动，辱没了妇女底人格，惹得大家怀疑，慢说实际运动，连口头上也几乎不好说了，这是图什么！ 解放就是压制底反面，也就是自由底别名；近代历史完全是解放底历史，人民对君主贵族，奴隶对于主人，劳动者对于资本家，女子对于男子，新思想对于旧思想，新宗教对于旧宗教，一方面还正在压制，一方面要求自由要求解放，事实本来是这样，何必要说得好听，男子也是如此，并非专门辱没妇女。况且解放重在自动，不只是被动的意思，个人主观上有了觉悟，自己从种种束缚的、不正当的思想习惯迷信中解放出来，不受束缚，不甘压制，要求客观上的解放，才能收解放底圆满效果。自动的解放，正是解放底第一义。 我们生在这解放时代，大家只有努力在实际的解放运动上做工夫，不要多在名词上说空话！名词好听不好听，彻底不彻底，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在思想转变底时候，道理真实的名词，固然可以做群众运动底公同指针，但若是离开实际运动，口头上的名词无论说得如何好听，如何彻底，试问有什么用处？ 我们迷信名词万能，还是八股底余毒。名词若果万能，“共和”这个名词，自然比“专制”“君主立宪”都好听得多，彻底得多，可是中国现在总算有了“共和”这个名词了，实质上实际的效果怎么样？所以我们要觉悟：（一）我们所需要的是理想底实质，不是理想底空名词；（二）我们若要得到理想底实质，必须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一步的开步走，一件一件的创造出来；不要睡在空名词圈里，学那变戏法的，把名词当作一种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就梦想他等候他总有一天从空中落下，实现在我们的眼前。空名词固然没有价值，就是他所代表底实质，也只有他本身相当的价值，没有像“万应丸”百病包治的价值；我们被那些“先王之法”“圣人之道”等包含一切金科玉律的空乏名词贻误已久，此后不可再误了。
法国往何处去？（托洛茨基，1934-193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法国往何处去？ 托洛茨基1934-1939年根据伦敦新帕克出版社1974年英文版《法国往何处去？》（WhitherFrance?〔1934-1936〕）及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Press）1979年版的《托洛茨基论法国》（LeonTrotskyonFrance）译出译者：龚义哲 1936年法文版序言（1936年6月10日） 法国往何处去？（1934年11月9日） 再问法国往何处去？（1935年3月28日） 要行动委员会，不要人民阵线（1935年11月26日） 法国已到转折关头（1936年3月26日） 关键阶段（1936年6月5日） 法国革命开始了！（1936年6月9日） 法国革命的间歇期（1936年7月9日） 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1936年7月29—30日） 【本篇已有译本，不再重译，直接转链接】——以上各篇根据伦敦新帕克出版社1974年英文版译出 人民阵线问题（1936年7月27日） 法国形势危急（1938年12月8日） 关键时刻（1938年12月14日） 工农社会党走向何方？（1938年12月22日） 附：马索·皮维尔的回信 致一位法国朋友（1939年2月14日） 中派主义与第四国际（1939年3月10日） 附：达尼埃尔·盖郎致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主义”与工农社会党（1939年7月15日） ——以上各篇根探路者出版社1979年版《托洛茨基论法国》译出
陈独秀《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1920年1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自杀论 ——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 陈独秀 （1920年1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出版，署名：陈独秀。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君在三贝子花园投水自杀了。他自杀底原因，大概是厌世。 林君底同学罗志希君做了一篇文章，叫做《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说林君不是因病想免除痛苦而死，乃是万恶社会迫他自杀的；他并说出三个救济底方法：（一）美术的生活，（二）男女朋友交际的生活，（三）新的人生观。 北大教授蒋梦麟先生也做了一篇文章，他不把青年自杀的罪恶都加在社会身上，他说：“社会本来不能自己改良，要我们个人去改良他。”他主张“奋斗到极点还要奋斗”，“用大刀阔斧斩一条路，为后人造幸福”，“从地狱里造天堂”。他以为“自杀是自示其弱”，“自杀是一个大罪恶”。他以为自杀算是杀了社会上一个人，而且是杀了社会上一个有用的好人。 北京晨报上登了一首读《自杀论》有感的诗： 凡物皆有死。死了仍再生。死死生生何劳苦！不若永死了不复生。 我昔曾绝望。自杀，岂粗鲁？当我自杀时，万象皆空，情志自由，乐难数。 神魂即与体魄离，茫然如睡，无知无识，更何忤？ 谁谓自杀是懦夫？懦夫岂能自杀，甘为虏？ 利己利他两不亏。何罪，求死不自主？ 今且追恨援救我的人，把我解了；死乃生之祖。 茫茫宇宙何时停？我怎能够永久死了不复生？我怎能够永久死了不复生？ 有一个外国人，听见蒋梦麟先生谈学潮后青年底三种心理：（一）事事要问做什么，就是对于事事怀疑，（二）思想自由，（三）改变人生观，他便说：好危险！将来恐怕有许多青年要自杀。 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也要做一篇论青年自杀的文章，他这篇文章虽然还没有做出来，他的意思大概是：能自杀的人固然比偷生苟活的人好，但是再转一个念头，能用自杀的精神去改造世界，比消极的自杀更好。 杜威夫人说：“我不自杀。若是我自杀，必须先用手枪打死两个该死的人。” 以上都是对于林君自杀底各种感想。我以为林君自杀，是青年自杀中底一件，青年自杀，是全般自杀中底一件，要评论林君自杀底问题，不得不从全般自杀问题说起。 自杀是一种重大的社会现象，在社会学上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自杀若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仰，社会便自然破灭，那里还有别的现象，别的问题发生呢？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感想可以解答的。我现在从各种方面分别讨论如左： 一，自杀底趋势 二，自杀底时期 三，自杀底原因 四，自杀底批评 五，自杀底救济 （一）自杀底趋势据社会学者说，自杀底人数，有随着文明程度（我以为是思想发达和经济压迫底程度）加增底趋势，因此各国自杀底人数多寡不同。从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一年，五年间平均计算，欧洲各国底人口一百万里，自杀底人数如左表： 丹麦二五三 法兰西二一八 瑞士二一六 普鲁士一九七 奥地利一五九 比利时一二二 瑞典一一九 巴威利亚一一八 英格兰八〇 那威六六 荷兰五八 苏格兰五六 意大利五二 爱尔兰二四 有一位意大利底社会学者也说自杀底事，多发生在智识阶级，曾统计意大利和法兰西百万人中，自杀的人职业如左： 意大利法兰西 科学家，文学家六一四自由职业五一〇 军人四〇四工业家一五九 教育家三五五原料制造者一一一 行政官三〇四商人，运送业九八 商人二七七仆婢八三 司法官二一八 医生二〇一 工业家八〇 原料制造者二五 （二）自杀底时期欧洲自杀底时期，每年从一月起，渐渐增加；自七月起，渐渐减少。日本人底自杀期，每年七八月间最盛。 （三）自杀底原因据统计学者底话：自杀事件，文明人比蛮族多，教育程度高的比程度低的人多，青年老年比少年人多，妇女比男子多，未婚的人比已婚的多，都会比乡村多，穷人比富人多。照统计学上自杀底人数看起来，可以发见自杀底三个原因： （一）智识信仰发达 ┌│┤│└ 文明人 有教育的人 青年老年人 （二）情绪压迫 ┌│┤│└ 妇女 未婚的人 （三）经济压迫 ┌│┤│└ 都会里的人 穷人 这三个自杀底原因，详细地追本求原，社会压迫自然是这三个原区底总原因；但分别说起来，前两个是偏于主观的，后一个是偏于客观的。偏于主观的自杀，虽然受了社会压迫或暗示的影响，而自杀者的意志在主观上多少总与压迫的或暗示的意志相结合；偏于客观的自杀，大部分是因为社会的压迫。 再就自杀事件底各种直接的原因，除精神病之外，可以类别如左： （1）厌世及解脱 （2）烈女殉夫 （3）忠臣殉君及奴仆殉主人 （4）义士殉国家及朋友 （5）教徒殉教及志士殉主义 ┐│││├│││┘ 第一类，关于知识信仰。 （6）失恋 （7）羞惭 （8）忏悔 （9）名誉被污 （10）考试落第 （11）刑罚底痛苦 （12）虐待底痛苦 （13）疾病底痛苦 （14）愤恨 ┐││││││├││││││┘ 第二类，关于情绪压迫。 （15）饿寒所迫 （16）债务所迫 ┐│├│┘ 第三类，关于经济压迫。 第一类底男子殉忠，女子殉节，都是中国日本重要的道德，最大的荣誉，印度还有寡妇自焚的事。像这类的自杀，完全是被社会上道德习惯压迫久了，成了一种盲目的信仰；因为社会上不但设立许多陷阱似的制度，像昭忠祠，烈士墓，旌表节烈，节孝牌坊等奖励品，引诱一班男女自杀；而且拿天经地义的忠孝大义，做他们甘心自杀底暗示；这种压迫和暗示受久了，便变成一种良知，觉得殉忠殉节，真是最高的道德，不如此便问心不过。殉教，殉主义，厌世，求解脱，这几种自杀，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客观上社会直接的压迫，一方面也因为主观上受了一种新信仰新思潮的暗示，暗示也算一种间接的压迫。Wundt把暗示（Suggestion）叫做“醒的催眠”（Watch-hypnose），因为他也有催眠作用，受了暗示的人，便入了“意识逼窄”（Narrowingofconsciousness）的状态，暗示底力量压迫着他的思路向一定的方向进行，他自己的意志完全失去效力（略用Christensen底意思，见Politicandcrowdmoralityp.12）。Christensen分暗示为二大类：一是别人的暗示（Foreignsuggestion），一是自己的暗示（Autosuggestion）；别人的暗示又分两种：一种是人身的暗示（Personalitysuggestion），一种是社会的暗示（Socialsuggestion）。人当恐怖，猜疑，冥想，迷信底时候，多起自己暗示的作用，中国人怕鬼，就是这种作用。人身的暗示，最有力量的是两亲，业师，宗教家，医生，演说家，音乐家，演剧家，大思想家，社会改革运动者，大文豪，爱国者，不但同地同时，就是在远方古代，他们也都有暗示底力量；社会的暗示就是历史，传说，习惯，舆论，道德，时代精神，社会风尚，思想潮流，这几样暗示底力量强大而且久远。个人底行为或者不能说全没有意志自由底时候，但是造成他的意志以前，他的意志自由去选择信仰行为以后，都完全受环境暗示底支配，决没有自由底余地。自杀也是一种行为，所以不能说不是受环境底压迫和暗示。压迫和暗示紧紧地逼窄了他的意识，意识失了觉性，意志失了效力，好像鬼迷了一般，压迫在后面追赶，暗示在前面指引，所以不知不觉地只看见自杀是唯一的道路，不容他看见第二条道路；而且暗示占领了他的知识界域，成了信仰，也不愿意走别的道路；所以平常人看做极悲惨，可恐怖的事，自杀的人看做平常，绝不回顾。这一类自杀的人所以多是文明有教育的青年，因为知识信仰发达的结果，比蛮族，无教育的人，少年容易接受这种暗示。 第二类底（6）（7）（8）（9）四种自杀，都是因为情绪上受了道德习惯和舆论的压迫；（10）（11）（12）（13）（14）五种自杀，都是因为情绪上受了社会制度的压迫。人是社交的动物，一旦受了压迫，社会上无立足之地，断绝社交又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像这种人自然毫无生趣；但是他们倘不受厌世思想，解脱主义的暗示，恐怕还没有自杀底决心。因为自杀多兼两种原因：一是社会的压迫，一是思想的暗示；蛮族，无教育的人，少年，比较自杀的少，都是思想不发达，缺少第二种原因；倘若二种原因俱全，无论怎样勇于奋斗的人，一方面为社会底道德制度所驱逐，一方面为厌世思想所引诱，还有不自杀的道理吗？妇女的情绪易于感动，未婚的人情绪容易失调，所以自杀底人数比男子比已婚的人多。 第三类的自杀，纯粹是因为经济的压迫，受思想暗示底影响很小。都会里的人生活更艰难，所以自杀的比乡村多。物质文明越发达，富人兼并的力量越大，穷人所受经济压迫的痛苦越深，所以文明人自杀的比蛮族多。这是社会组织经济制度不良底结果，不能说是文明本身底弊害。至于学说思想随着别的文明发达，而且传播加快，厌世主义的暗示，也随着效力加大，所以各国自杀底人数，有随着文明程度加增底趋势，这只可以说是厌世主义的弊害，不能归罪文明本身。这种受了思想暗示的自杀，应该归到第一类，和第三类的自杀关系很浅。因为受经济压迫而自杀的人，大半教育知识底程度很低，未必有学说，思想上的信仰；所以有许多困苦不堪老年残废的乞丐，还要贪生怕死，有为的青年却往往自杀，就是这个缘故了。少年人自杀的少，也因为他感觉痛苦和暗示的力量薄弱。有几种蛮族不但他们自己不自杀，并不相信人类真有自杀底事，正因为他们一方面思想不发达，一方面经济的压迫也不甚利害。 以上三类十六种自杀底原因，综合起来，不外两大总原因： （一）社会的压迫（精神的，物质的两方面）。 （二）思想的暗示（个人的，社会的两方面）。 （四）自杀底批评古来对于自杀底批评，有反对非反对两派： （甲）反对派 （一）佛教反对一切杀，自杀也包含在内，而且他们相信轮回，杀这世的肉身，无济于事。 （二）基督教极端反对自杀，以为犯了自杀罪的人不能够到天堂。罗马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主张就是受污的女子也不应该自杀。 （三）意大利神学者阿夬纳斯（ThomasAquinas）说自杀有三样罪：一，是违背了好生恶死的自然性；二，是减少了社会底分子；三，是侵犯了上帝底生杀权。 （四）费希特（Fichte）说为人生存时有义务，自杀是想免除义务，所以不道德。 （五）叔本华（Schopenhauer）说自杀不是应该非难的行为，乃是糊涂的行为，因为自杀只能够灭绝肉体，不能够灭绝本体（即意志）。他又以为自杀底真正目的，在求得精神底平安，否定意志是达此目的底唯一方法。否定意志是什么？就是无我主义。 （乙）非反对派 （一）希腊禁欲派（TheStoics）说自杀可以解脱一切痛苦。 （二）英国哲学家休谟说：“人类处置自己的生命，若算是侵犯上帝底权利，那么人要延长上帝用自然法限定的生命，岂非也不应该吗？”又说：“我若是没有力量为社会造福，或是为社会底累赘，或是因为我的生命妨碍别人为社会尽力，那么我若是自杀了，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三）法国孟德斯鸠（Montesquieu）反对国家设立没收自杀者的财产，和处罚自杀未成的等法律。 （四）福录特尔（Voltaire）说：“若说自杀有害于社会，那么屠杀生命的战争，何以各国底法律都认可？” 我们对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两种趋势：一是古代宗教家大半反对自杀，一是后来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大半不反对自杀。希腊古代的风气，本和自由思想的近代相仿佛，所以有Stoic一派的主张，完全与基督教相反。自由思想的希腊人，事事与基督教相反，不止自杀一端。 （五）自杀底救济讨论自杀底救济，第一个先决问题，就是究竟有没有救济底必要？ 我们为什么要救济自杀？因为自杀若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仰，社会便自然破灭。各国政府所深恶痛绝的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说他们是破灭社会的危险思想；到是真有两个可以破灭社会的危险思想，他们却不曾看见。这两个思想是什么呢？一个是独身主义，（我以为不婚主义和独身主义是两样。）一个就是自杀。 更进一步讨论，我们为什么要维持这社会不让他破灭呢？这种疑问是很难解答的疑问，是哲学上的疑问；厌世自杀的人，正是这种疑问达到他心境最深的处所，感得人生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才发生一种彻底的觉悟，最后的决心；这种自杀是最高等的自杀，是哲学的自杀，是各种自杀底源泉，模范，各种自杀多少都受了他暗示底影响。这种对于人生根本上怀疑的自杀，决非单是改良社会制度减轻压迫所可救济；他心境深处底疑问倘没有圆满的解答，对他说什么生活好，什么生活不好，什么社会制度好，什么社会制度不好；对他说自杀道德不道德，犯罪不犯罪，于社会有害无害；对他说什么死得值不值，什么徒死不能收改良社会的效果，什么为人类造幸福应该奋斗到底，什么自杀是女性，是示弱，是懦夫。像这一类的话，都是隔靴搔痒，在他的眼里都没有一看的价值。只有能解答他心坎里面深处所藏人生哲学的疑问，才能够改变他的人生观，才能够做他不去自杀的暗示。 我以为这种疑问，是两种心理造成的：一是苟且心，一是偏见。苟且心出于宗教上“空观”底暗示，以为人生百年，终久是死，死后底社会更和我没有关系，为什么要维持他不让他破灭呢？偏见出于哲学上“性恶”底暗示，以为人类生来性恶，救济，希望，终久是绝对的不可能，像这种黑暗万恶的社会，为什么要维持他不让他破灭呢？ 这两种心理都可以造成厌世自杀，懦弱的人就是不自杀，也要变成顺世堕落一派；顺世堕落原来就是厌世自杀的变相，都是极危险的人生观。这两种人生观，对于人生底价值都是根本地怀疑：一切皆空，人生底意义是什么，价值在那里？黑暗万恶，人生底价值又在那里？人生既然无意义，无价值，活着徒受痛苦，不自杀便是无意识的苟活。 人生果然完全是空？人性果然完全是黑暗？人生果然无意义，无价值？ 相信“空观”的人，未必都相信灵魂转生，（果然灵魂转生，不但现世界空而不空，并且死后底社会还和我关系不断。）就是我也不相信灵魂转生；但是“种性不灭”，“物质不灭”，我们是相信的；一切现象是转变不是断灭，一切空间时间都无实在性，都是这永续无间的转变现象上便于说明的一种假定，我们也可以相信的。我们个体的生命，乃是无空间时间区别的全体生命大流中底一滴；自性和非自性，我相和非我相，在这永续转变不断的大流中，本来是合成一片，永远同时存在，只有转变，未尝生死，永不断灭。如其说人生是空是幻，不如说分别人我是空是幻，如其说一切皆空，不如说一切皆有；如其说“无我”，不如说“自我扩大”。物质的自我扩大是子孙，民族，人类；精神的自我扩大是历史。各种历史都是全体生命大流底记录，我与非我一切有生命底现象，痕迹，都包含在这些记录里面。我们个体生命和全体生命底现象，痕迹，无论是善或恶，是光明或黑暗，总算是“有”不是“空”。 复次讨论人性问题，“性恶说”本是一种偏见，人性本有善恶两方面如左表：—— 善的方面恶的方面 创造的冲动占有的冲动 利他心利己心 互助的本能掠夺的本能 同情心（即侧隐心）残忍心 爱慕心嫉妒心 哀哭的本能嗔忿的本能 在生物进化上看起来，人类也是一种动物，他本性上恶的方面，也和别的动物一样；不过恶的方面越减少，善的方面越发达，他的品格越进化到高等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虽是最高等动物，“下等动物的祖先”所遗传的恶性固然存在，他们所遗传的善性也未尝不存在；况且现在正在进化途中，恶性有减少底可能，善性有发展底倾向，何以见得绝对没有救济底希望呢？受厌世主义暗示的人，只看见人性上恶的方面，没有留心那善的方面，岂不是偏见吗？ “空观”是世俗囿于现世主义底一种反动，“性恶底悲观”是过于把人类看得高明底一种反动。反动不合真理底本来面目。我们现在要了解人生不完全是空；而且要了解这不空的人生不完全是恶，我们要了解人生有相当的意义与价值。了解得人生底意义与价值是什么，他心境最深处所怀的疑问，便自然有了解答，自然会抛弃那危险的人生观。 危险的人生观，厌世的自杀，乃是各种自杀底母亲，这种自杀底救济，也就是各种自杀底根本救济。因为自杀底原因虽各不相同，多少都受点厌世思想的暗示，这种暗示可以算是各种自杀底共性。解除了暗示，抛弃了危险的人生观，对于人生根本的怀疑有了解释，方才可以和他说什么改良生活状况，反抗社会压迫，由个人改造社会，奋斗到底一类的话。这种自杀有了救济，其余自杀底救济才有路可寻。 厌世观以外，其余的自杀：像上文所列的（2）（3）（4）（7）（8）（9）六种，都是为了社会道德习惯上积极的压迫；（5）（6）两种，都是为了宗风名教学说道德上消极的压迫；（10）是因为社会制度上积极的压迫；（11）（12）都是因为社会制度上消极的压迫；（13）（14）都是因为社会制度上积极的或消极的压迫。 社会成了固定性底时候，他的道德的组织和制度的组织，往往发挥一种极有势力的集合力，压迫，驱逐那和他组织不同的分子；那被他积极的（就是奖励）或消极的（就是禁止）压迫而没有集合力和他反抗的分子，往往出于自杀。这种被压迫，驱逐而自杀的分子倘然多了，决不是全社会中底好现象。救济底方法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压迫的社会要觉察自己的组织底缺点，要有度量容纳和自己组织不同的新生分子，要晓得这种分子将来也会有集合力，也会有一种新组织，取自己的地位而代之；一方面是被压迫的分子倘然发见了社会底罪恶，不要消极的自杀，要有单人匹马奋勇直前的精神，要积极的造成新集合力和压迫的社会反抗。反抗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反抗与结合，是相反相成的作用，是社会进化所必经的现象；社会上倘永远没有反抗的现象，便永远没有进步。 经济压迫的自杀，自然也是社会制度不良的结果。世界上对于这种自杀底积极的救济，正闹得天翻地覆，现在不用多说了。我相信社会经济制度果然能够改变，生产机关，工具和生产物，都归到生产者自己手里，不被一班好吃懒做的人抢去，那时便真能达到孔子“均无贫”的理想。因为贫富是比较的现象，缺乏乃是对于不缺乏相形见绌的情况，分配果然平均，哪里会有贫的现象？生产物果然按劳力分配平均，无论生活如何困难，哪里会有心怀不平愤而自杀的人呢？ 据以上讨论，自杀底救济，仍用因果法则，照着自杀底总原因分为两事： （一）解除思想的暗示（改造人生观）； （二）解除社会的压迫（改造道德的制度的组织）。 现代青年的自杀，大多数是（1）（6）两种原因；林君自杀自然是厌世不是失恋。这班现代的青年，心中充满了理想，这些理想无一样不和现社会底道德，信条，制度，习惯冲突，无一样不受社会的压迫；他们的知识又足以介绍他们和思想潮流中底危险的人生观结识，若是客观上受社会的压迫，他们还可以仗着信仰鼓起勇气和社会奋斗，不幸生在思潮剧变的时代，以前的一切信仰都失了威权，主观上自然会受悲观怀疑思想的暗示，心境深处起了人生价值上的根本疑问，转眼一看，四方八面都本来空虚，黑暗，本来没有奋斗，救济的价值，所以才自杀。像这种自杀，固然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自杀；但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不算是社会杀了他，算是思想杀了他呵！忠节大义的思想固然能够杀人，空观，悲观，怀疑的思想也能够杀人呵！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要注意呵！要把新思潮洗刷社会底黑暗，别把新思潮杀光明的个人加增黑暗呵！ 近代思潮中有这种黑暗的杀人的部分吗？有的，有的，但是最近代最新的思潮不是这样。思潮底趋势如左表： 古代思潮近代思潮最近代思潮 理想主义唯实主义新理想主义入新唯实主义 理想主义本能的情感的 超自然的自然的以自然为基础的 天上的地上的人生的 神的物的人的 全善的全恶的恶中有善的 全美的全丑的丑中有美的 未来的现世的现世的未来 人性超越万物人性与兽性同恶人性比兽性进化 理想万能科学万能科学的理想万能 玄想现实现实扩大 无我唯我自我扩大 主观的想象客观的实验主观的经验 个人的非国家的国家的社会的非国家的 古代的思潮过去了，现在不去论他。所谓近代思潮是古代思潮底反动，是欧洲文艺复兴底时候发生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算是他的全盛时代，现在也还势力很大，在我们中国底思想界自然还算是新思潮。这种新思潮，从他扫荡古代思潮底虚伪，空洞，迷妄的功用上看起来，自然不可轻视了他；但是要晓得他的缺点，会造成青年对于世界人生发动无价值无兴趣的感想。这种感想自然会造成空虚，黑暗，怀疑，悲观，厌世，极危险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也能够杀人呵！他的反动，他的救济，就是最近代的思潮，也就是最新的思潮；古代思潮教我们许多不可靠的希望，近代思潮教我们绝望，最近代思潮教我们几件可靠的希望；最近代思潮虽然是近代思潮底反动，表面上颇有复古的倾向，但他的精神，内容都和古代思潮截然不同，我们不要误会了（参看新青年六卷六号中文艺的进化）。 最近代最新的思潮底代表，就是英国罗素（BertrandRussell）底新唯实主义的哲学，和法国罗兰（RomainRolland）底新理想主义的文学，和罗丹（Rodin）底新艺术。这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参看新青年七卷一号中精神独立宣言）。 这思想变动的时代，自然是很可乐观的时代，也是很危险的时代，很可恐怖的时代，杜威博士和蒋梦麟先生所虑的，想必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主张新思潮运动的人，却不可因此气馁，这是思想变动底必经的阶级；况且最近代的最新的思潮，并不危险，并无恐怖性，岂可因噎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