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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卡尔·马克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1957）
第五章卡尔·马克思
1、从自由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2、《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3、《德法年鉴》
4、《经济学-哲学手稿》
5、《神圣家族》
6、《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7、《德意志意识形态》
8、《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
9、结论
像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卡尔·马克思当时也沉浸在黑格尔哲学之中。从在柏林大学的第一年起，黑格尔哲学就使他由绝对唯心主义转而逐步采取较为现实的思维方法。此时，马克思已具有三个基本概念：
第一，思维和存在必然是统一的。这使他从一开始，就防止受抽象的概念、独断论和乌托邦理论的影响，努力不使观念同现实割裂开来。
笫二，历史的发展是辩证的。这种辩证的发展是实际现实本身所国有的矛盾导致的。
第三，历史辩证发展的动因和最终目的，是使现实越来越合理化。
1．从自由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起初，马克思和所有青年黑格尔派一起，认为要决定历史的进程，就必须批判性地消除历史进程的不合理因素。然而，与青年黑格尔派相反（无疑，在这方面同黑格尔的基本槪念也相反），马克思不承认精神有随意改变世界的绝对力量，在其《搏士论义》关于普卢塔克的附录中，马克思就已指出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的主张是空洞的同义反复[1]。在这里，马克思也不赞成康德对
本体论证明的批判，认为它是从精神的纯表象、从一个存在物的观念，推导出具体的存在的[2]。同时，马克思也触到了批判哲学的痛处，因为批判哲学同任何唯心主义一样，也依靠着形式的可能性，认为承认一个存在物或一个东西的存在是考虑到这种存在不违背形式逻辑。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用现实的可能性反对纯形式的可能性，以不仅是逻辑的而且是现实的存在条件去限制可能性。正是以这种黑格尔式的方法，马克思力图把观念的发展同具体现实的发展联在一起[3]。
因此，理性的真理就在于事实本身。而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也就超越了黑格尔，并愈来愈倾向于否认哲学有任何超出现实的内在价值。在同一篇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证明，哲学通过批判使自身同世界相对立，从而必然变成意志、变成实践活动：这就意味着哲学进入世界，也就是说扬弃了它的与世界相对立的抽象的原则[4]
正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决定了马克思先是为了自由主义的利益、后来又为了共产主义的利益而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进斗争的立场。马克思在参加重要的自由派报纸《莱茵报》的活动屮，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先是作为编辑人员，后来又担任了主编。这一工作使他了解了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所不了解的。因此，马克思很快就放弃了纯哲学的和纯宗教的那些问题。他此时虽然充满黑格尔的思想（这使他把国家看作是社会的调节力量），但已开始通过批判政治的和法律的制度去改造国家。
在长期的顽强的斗争（这使他直接接触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过程中，马克思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事实比观念更有力，事实不会因为观念要它们改变而改变，用此他不得不修正黑格尔学说，使观念适应现实，而不是要现实适应观念。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同布鲁诺·鲍威尔以及自由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了。马克思从现实本身出发，争取实践原则的胜利，使观念同现实之间建立起更密切的内在联系。
《莱茵报》的被査封和书报检査制的加强，使马克思在担任读报主编期间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和国家问题更加尖锐了。耀武扬威的反动派镇压一切自由，使马克思懂得了哲学的和政治的批判本身并不能改变现存的制度，国家并不像黑格尔所描述的那样具有什么理性和道义的性质。主要的问题，正如业已漆明的，不是宗教的或政治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的问题。而社会的问题也不像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所想象的那样，仅仅依靠法律的手段就可以解决。马克思认识到，这些问题实际上并不取决于对法律的解释或运用，而是与不同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等等联在一起的。
因此，马克思重新审査了自己的国家观，审査了国家同社会的关系，并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虽然他同大多数青年黑格尔派一起，曾从《法哲学原理》中汲取过许多关于法律、政治和社会的观点。
2．《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马克思在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虽然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但却前进了一步，超过了费尔巴哈，赋予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沉思的理论以能动的、革命的内容。
由于黑格尔不是从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出发建立自己的法哲学，而是把法律归结为逻辑学，因而他也就使法律变成绝对观念和客观道徳的产物，而绝对观念和客观道徳又先验地决定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机体[5]。黑格尔首先描述了观念先在家庭和社会中表现为不完全的存在形式，然后再扬弃它们，在国家中即客观道徳的高级阶段达到自己的真正本质。
马克思指出，这种概念是对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实际存在的关系的颠倒。实际上，不是国家决定社会的机体，而是社会机体决定国家的形式。要对国家的性质和作用有一个确切的概念，就必须依据类似费尔巴哈在宗教领域中所使用的方法，把社会变成主体，而使国家变成从属性的东西[6]。
为了证明国家是第一位的神圣的东西，黑格尔把它看作是与社会即特殊利益领域相对立的普遍利益的代表。马克思指出，与国家相比，实际上社会其有决定的作用，因为在现存制度中，基本的现实即现存社会的本质是私有制，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捍卫财产的利益和权利。
黑格尔的体系本身就是对这种实际情况的证明。尽管他在理论上认为普遍利益是第一位的，但实际上在他的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仍是特殊利益。在他的体系中构成人格基础的私有财产，不仅是社会的本质，也是国家的本质。因此，黑格尔在伦理性名义下对国家所歌颂的一切，实际上不过是私有财产的信条和宗教[7]。
黑格尔的体系，反映了理想国家（它在理论上代表普遍利益和集体生活）同现实国家（它代表社会，其中的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过个体的、彼此相争的特殊的生活）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同现实的政治的国家相比，理想的国家只具有理论上的和虚幻的实在性，因而对人来说，不过是一种与人相异的外在的东西。正像在宗教领域中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神一样，人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也遭受异化的折磨。人在理想国家中，正如在上天一样，过符合于他的真正本质的集体生活，但只是以虚幻的方式、纯想象的方式过这种生活。人要真正过这种生活，就不仅必须消灭宗教，而且必须消灭现存的社会制度，宗教不过是现存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8]。
这种社会制度使人（通过追求利润和特殊利益）过利己主义的生活并失去了自己的真正本质，因为人的真正本质在于集体的社会生活，在于政治上的和虚幻的国家。建立一种基于集体的社会生活的理性国家，就可以消灭这种社会制度。在理性国家中，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将消失，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将取得一致，集体的社会生活即人的真正本质才会有效地实现[9]。
马克思把人看作是社会的存在物，而把国家和社会看作是具体的人的活动的反映和产物，这样一来，他就超过了黑格尔。因为黑格尔把具体的人的活动基本上限于精神的活动，是依据人、社会和国家同绝对观念的关系去形而上学地考察它们的，抛弃了它伯的真正实质，而使之变成抽象观念的产物[10]。马克思使这一问题恢复了政治和社会的内容，并像赫斯一样，寻求社会机体中的这种异化的原因。马克思以社会的概念代替含糊不清的类的概念，研究作为社会的存在物的人，但这种研究不是分析人的宗教和道德上的倾向，而是批判地考察社会和国家。他以这种方法论证说，要恢复人类的本质，不仅必须消灭宗教，而且必须首先消灭使人的本质异化的政治国家马克思像赫斯一样，把表面的自由民主制谴责为纯形式上的民主制，认为它不可能消灭上述异化，必须代之以真正的民主制即社会民主制。
在批判《法哲学原理》时，马克思虽然反对自由主义，并提出了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异化问题，但他对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依然停留在模糊的理论上，只是以他称之为真正的民主制的方式去解决。他所主张的改革如消灭君主制，实行普遍选举制等，还很难摆脱自由民主制的限制；他的国家观也不明确，同社会观没有明显的区别；他虽然反对现存的国家政治形式，但却没有谴责作为统治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本身；他依然利用旧的黑格尔方法，把国家看作是实现人类真正本质的合理的机体。
尽管马克思曾把不再存在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对立的真正民主制设想为理想国家的内容，但他对以私有财产制为基础和认为是对集体生话否定的现有社会的批判却必然使他利用共产主义学说去解决社会问题，也必然使他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人道主义的体现。
3．《徳法年鉴》
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11]，完成了从社会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徳法年鉴》是他和卢格于1844年在巴黎创办的。
这两篇文章尽管内容不同，但却是有密切联系的。两篇文章都阐述了为什么要把资产阶级社会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社会，都认为要扬弄现实国家同理想国家之间的二元论，要扬弃人的社会本质异化为政治国家的现象，第一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第二必须使社会生活集体化。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强调指出应把宗教的批判变成为社会的批判，认为社会的批判才能导致共产主义；费尔巴哈对宗教所进行的批判，虽揭示了人的真正本性，即被入格化为上帝的人的本质，但要使人恢复自己的本质、使人能过与他的真正本质相符合的社会生活，仅仅像费尔巴哈那样去摧毁宗教的幻想是不够的，而应改变产生这种幻想的社会关系。宗教不过是现存社会关系的唯心主义的表现和观念的反映，如果说这种关系构成了把现实变成幻想的、虚幻的现实的颠倒了的世界，或者说这种关系使人的本质仅仅归结为虚妄的存在，使人的需要只得到想象的满足，那么就有理由得出结论说，这种社会关系本身就是一个颠倒了的世界，人的本质在其中没有现实性[12]。要废除宗教的幻想，废除宗教许诺的幻想的幸福（这种幻想使宗教成为“人民的鸦片”），就必须批判产生宗教并使入的真正需要只得到幻想慰藉的社会。
在摧毁关于彼岸世界的幻想之后，我们必须消灭人的本质在此岸世界即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异化，把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3]。在法国和英国，这种批判是针对具体的经济现实和社会现实进行的。而在德国，这种批判只能采取哲学批判、特别是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的形式。这是因为德国的发展是落后的，以致它的全部历史都是时代错误。然而，尽管德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是一个落后国，但它却由于自己的哲学而跻身于最发达的文明国家的行列。德国哲学是预言未来的哲学，因此，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也就是对现代文明国家的批判[14]。
无疑，这种批判提出了只有通过实践、通过政治和社会的行动才能解决的种种任务。然而，批判尽管不能代替物质力量，但当它掌握了群众变成彻底的批判时，它本身也可以成为物质的力量，成为鼓舞人们去消灭那种把人变成受屈辱、受奴役的动物的社会制度的实际动力[15]。因此，这种批判就成了社会革命的基本要素。但这场社会革命的实现不仅需要对现存的社会进行彻底的批判，而且需要实施这种批判的社会群众。
在集新、旧制度一切飮陷之大成的德国，不会发生像法国那样部分的纯政治革命，而必然是由无产阶级进行的一场全面的革命无产阶级解放自己也就是整个社会的解放[16]。
如果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需要进行一场社会革命，那么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则阐述了这场革命的性质和作用。鲍威尔曾认为犹太入不同时摆脱犹太教就不能得到解放，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观点，把犹太人的解放同更广泛的人的解放问题联系起来，并指出后一个问题实质上不是政治的或宗教的向题，而是社会的问题[17]。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曾分析过人的本质的异化，而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又重新探扯了这一问题，分折得更为透彻。他指出宗教解放本身并不会埋葬异化，国家的存在就是证明，因为在国家中宗教虽不再起政治作用，但异化却依然存在[18]。实际上，犹太人的解放同入类的解放是联在一起的，这种解放只有通过彻底变革社会才能实现。
在以竞争、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有制度中，社会和国家是对立的。对社会而言，国家是一个理想的领域，它以纯虚幻的方式体现人的本质即人的集体的社会生活[19]。因此，人过着双重的生活：在社会中，人是作为私人、作为利己主义的个人而生活，这种生活虽不符合他的真正本质，但却是他的现实的、具体的生活。而在国家中，人对另一种合乎自己本质的生话，不过是在幻想中过这种生活。所以，要消除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之间的这种二元性，扬弃作为人的本质异化表现的政治国家，就必须使国家同社会结为一体，将社会变成社会的整体[20]。
在上述两篇文章中，马克思的批判依然是在费尔巴哈的哲学框架和表述范围内进行的。但马克思决心转向共产主义和坚决代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倾向，却使他超过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赫斯，从而使他解决了人同自己的社会环境相结合这样一个根本问题。
黑格尔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通过使特殊利益从属于普遍利益而克服国家中的利己的个人主义。鉴于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标准的、长期有效的，因而他的国家观必然是空想的，是以矛盾本身去解决矛盾。费尔巴哈是从宗教的角度和无差别的人性的角度去解决这一问题的，认为矛盾的克服在于使人重新获得异化和人格化为上帝的人的本质。赫斯则认为应通过废除私有制和实行利他主义来扬弃这种异化（他对矛盾的解决过于依赖异化的扬弃了），但由于他仍拘泥于无差别的人性的概念，所以他像费尔巴哈一样，把社会问题变成了道德问题，并像费尔巴哈一样企图以利他主义和普遍的爱来解决这一问题。
马克思是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依据资本主义随后导致的阶级分化来探讨这一问题的。他认为，扬弃异化，消灭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与集体的社会生活方式之间、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只有通过彻底变革社会来实现。在他看来，历史的动力已不再是观念，而是阶级斗争，因此，变革世界是社会革命的任务，他认为，这场社会革命起因于阶级冲突，而它的实现将依靠无产阶级。
费尔巴哈和赫斯把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归结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的道德冲突（他们还认为普遍的爱是解决这些矛盾的灵丹妙药），而马克思则认为是社会冲突。马克思的这一努力，就使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面成了政治和礼会的行动学说。
马克思虽然依然认为共产主义的任务是把人的本质归还给人，使人过符合于他们的社会本质的生活，但他已使社会发展顺应辩证法，并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一个对立的要素。正如辩证法所表明的，矛盾困素的对立，阶级斗争的激化，必然导致进步。
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还没有建立在对现实进行客观批判的基础之上，对无产阶级本身也缺乏分析，无产阶级多少还只是一个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观念上的力量；马克思依然认为观念和批判具有决定现实的作用，从而使这两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教条的性质。
然而，由于使哲学愈来愈同历史相结合，马克思已逐步从现实本身得出需要改变现实的论据，他只需要以一种更为确当的方式，就可以否认哲学在历史变易中的决定作用，就可以把共产主义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融为一体。
4．《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愿望，促进了上述进程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巴黎并不是偶然的，他在巴黎找到了有助于发展他那依然还很模糊和抽象的共产主义观的四个要素：第一，比德国远为先进的法国的经济状况（从这种状况中，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第二，具有明确阶级意识的大工业无产阶级，第三，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延续及其终幕一一1830年革命；第四，一大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家，特别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批判。
在这些思想家、特别是在布朗基（他反对一切阶级合作，在其理论和实践中都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去实现共产主义）的影响下，在亲自直接参加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况下，马克思把依然是观念上的共产主义（这体现在他发表于《德法年鉴》的文章中）发展为建立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他本人也发展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现任，马克思不仅仅只是从哲学和政治的角度，而且也从历史发展的经济和社会角度，从共产主义的角度，来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异化观了。
恩格斯和赫斯的文章促进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恩格斯的文章发表在《德法年鉴》上，赫斯的文章也曾列入计划要在该刊上发表，恩格斯的文章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21]，他在其中论证说，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鼓吹的那样具有什么绝对的、永恒的价值；与这种制度相适应的经济范畴——价值、竞争、利润等等，只具有历史的即相对的意义[22]。恩格斯批判了这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指出它使资本和劳动分离，而资本和劳动的分离又使大多数劳动者被剥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从而处于受奴役的和贫困的状态。竞争所导致的生产和消费的脱节和失调，则是造成弱者胜败、中等阶级不断破产、财富日益集中的危机的原因，以致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对立的阶级：无产者和大资本家[23]。这种不断增长的社会对抗、不断加剧的阶级冲突，必然导致发动一场社会革命来彻底改变现存社会：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使社会制度符合人的本质。
恩格斯对共产主义起因的研究，不是从哲学的和政治的角度，而是从经济的和社会的角度进行的，他认为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绪果。这一结论有助于马克思修正对共产主义多少还停留在理论上的抽象的理解。
赫斯为《德法年鉴》所写的《论金钱的本质》一文[24]，对马克思解决如何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人的本质的异化这样一个问题也有影响。赫斯与马克思不同，他没有把异化的现象只看作是人的本质在国家中的外化，而是进一步揭示了异化现象是近代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的、基本的特征。这使马克思受到了启发，从而看到了费尔巴哈的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恩格斯刚刚确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虽釆用了赫斯的这一重要的异化概念，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发展观和恩格斯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却能够使他拒绝赫斯的伤感的、空想的解决办法。这样，马克思就得出了一种新的历史发展观，并达到共产主义。
马克思思想上的这一决定性的转折，是以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的，他在这篇论著中指出，一切哲学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归根到底都要由政治经济学来解决。马克思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通过把人的本质异化成外化为他自己创造的对象确实揭示了人是他自己劳动的产物，历史体现的社会发展进程也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最初，对象同人是相异的，后来人重新占有了它，认为它是自己本质的体现，是自己本质的产物。
但在黑格尔那里——这也是他的主要缺陷——历史发展的主体不再是具体的人，而是精神；人的具体活动不是被理解为物质的活动，而是理解为作为意识和知识发展的精神活动。在这种精神活动中，认识的主体同被认识的客体是结合在一起的[25]。
黑格尔还认为，既然在认识中主体把自己实体化为客体，在那里外化自己的木质，那么就存在对人的本质的实际异化和实际的重新占有。意识发现自己在它所具体体现的并非自身的事物中并没有减少什么，也就必然会设想它对现实来说就是存在的一切。主体表面上异化为客体这一事实同构成对主体的否定的客体本身这一事实，对主体的干扰是一样的。在重新占有其异化的本质时，意识对消灭异化（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关心，同对消灭客体的关心也是同样的。这说明黑格尔力图把客体和具体的现实归结为精神，证明客体实际上同意识是同一的，存在不过是意识的反映或外化[26]。
这种把具体的现实归结为观念的做法，使黑格尔的精神和现实的统一成了虚幻的东西。观念依然是空虚的，它孤立于世界，没有东西去丰富它，它的发展只是表面的，在其发展的终端，它发现自己只是它所潜在的东西。被归结为精神实在的具体现实，成了纯粹的外观[27]。
马克思指出，尽管精神和物质的综合可以当作观念和现实的真正统一，但后者必须保持自己的具体特性，而不应归结为精神；人的活动的真正主体，应当是现实的人，而不应当是精神。如果人的活动不再被认为是脱离现实生活的精神活动，而是被认为是具体的、现实的人的活动（人把自己的本质投放到他所创造的对象中去，从而完全进入了外在世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统一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28]。
人的活动的主体，不是精神本身，而是人的能力的主观性。人的能力的活动，由于其具体的影响，具有对象性，从而使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人和外在世界之间建立了一种既不是绝对的同一，又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不断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的关系。
就其起源而言，人是自然的存在物，是他自己的环境的即自然界的产物。人的活动起初像动物的活动一样，是本能的，靠占有在他之外存在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人不是简单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具有理智的人的自然存在物。人不像动物那样无意识地适应自然界，而是在适应自然界的同时使自然界适应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29]。
正是这种双重的适应性，即环境对人和人对环境的不断作用与反作用，决定了人的活动的本质。这一结论似乎是依照黑格尔关于精神活动的概念得出的。像黑格尔那里的认识一样，具体的人的活动或劳动，是把主体的本质外化或异化为它所创造的对象，但这种异化并不象认识那样只限于精神领域，而是导致外在于人、同人相异的具体的物的产生。
如果人不想以这种不断消耗自己实体的方式耗尽自身他就必须恢复业已异化了的本质。但这种对本质的重新占有不同于黑格尔的设想，不是旨在扬弃对象本身，而是扬弃异化，即扬弃人的劳动产品同自己相异这一现象[30]。
马克思说，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切经济社会生活状况所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在这种以私有制、竞争和利润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里，劳动并不取决于人的自由意愿和社会共同体的意图，它也不反映社会的集体生活，相反，它受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支配，其特征就是异化现象。我们在宗教中所看到的异化，不过是这种异化现象在精神上的反映。竞争和追遂利润，使没有财产的工人即无产者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把自己的能力和本质外化和异化为他所创造、但又无力购买的产品。工人把自己的本质投入到对象之中，他生产得越多，就越虚弱。工入虽然因此变得虚弱了，但他生产的和以货币形式出现在他面前的商品，却促进了资本的增长。资本的增长反过来又奴役工人，使他们屈从于支配商品生产的同样的规律，从而把工人贬低为生产工具，沦为机器[31]。
这种制度确立了物对人的统治，并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的物化关系。货币统治造成的社会关系的这种物化，导致人剥削人和利己主义的胜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此进行辩护，把使人屈从于物和使人受制于他所生产的对象的生产方式看作是自然的、必然的东西。马克思谴责古典经济学家忽视人的因素。他同费尔巴哈一样，认为人必须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本质[32]。
要实现人的本质就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它的异化劳动，是对人的本质的否定。要实现人的本质，还意味着要开创一种能使人实现其本质的新的制度。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是社会自发地、纯机械演变的结果，而必须靠人的意志和行动来促成，因为人不同于动物，他们可以自觉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
在劳动组织和工人劳动条件这两个方面，过去人们虽作过种种尝试，企图以局部改良来修补资本主义社会，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因为它们仍保留了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恰恰是一切弊端的根源[33]。消灭异化劳动必须是彻底的，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全面否定现存的制度，代之以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制度[34]。
共产主义制度通过消灭使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的异化劳动，将能使人在自己的劳动产品中再一次发现自己，并认识到世界是人自己创造的[35]，集体进行生产和集体分配财富的方式，将把人完全同自己的自然的、社会的环境结为一体，这种结合将消灭异化劳动制度所导致的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从而达到理性和现实、精神和物质的统一。
在这一论著中，马克思利用费尔巴哈的概念和术语，使自己最终摆脱了黑格尔主义。由于赫斯对费尔巴哈的学说作了社会主义的解释，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以在赫斯和恩格斯的影响下，马克思发展和巩固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但应指出的是，马克思超过了赫斯和费尔巴哈，把思维和存在、人和外在世界的统一着作是具体实践的结果。他还把人道主义的理想纳入经济社会现实之中，并力图从经济发展中去寻求社会变革的原因。
尽管如此，马克思的这部手稿仍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正如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一样，真正的人的命运这样一个理性概念，也使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还以空想主义者的方式去看待与现存社会不同的新的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的解放的最终目标虽是消灭现存不合理的、不道德的社会经济制度，实现人道主义，但这种对社会的改造仍是以批判为指导的，对马克思来说，批判此时仍被看作是进步的基本要求；起实践作用的批判，将支配不同于当前现实的历史进程。马克思认为，当前的现实所以不合理，就在于它违背人的本性，同符合人的真正本质的现实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马克思的批判不同于鲍威尔的批判。鲍威尔的批判本身就是目的，而马克思的批判，重点在于现实。马克思的批判也不受人的单纯愿望和意志的支配，只有当世界业已具备变革自身的条件，成业已包含变革自身的因素时，批判才能决定世界的发展。因此，下一步，马克思将着手分析那些会导致社会变成合理社会的条件，并将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如何由于自身造成的异化劳动而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并且创造了为共产主义制度所取代的因素。
5．《神圣家族》
马克思正是在《神圣家族》（1844年）中阐述了上述思想。《神圣家族》是他同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这部论著是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实行决裂的一个标志。他将从一神新的立场出发来解决人道主义即人的完全解放的问题。他在这部著作中比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更加强调指出，人的完全的解放并不象黑格尔、鲍威尔、费尔巴哈和赫斯所设想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只限于人的意识的精神问题，而是一种具体的、现实的解放，就其范围而言，它主要是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解放。
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一阶段，对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和法国社会主义。马克思全面研究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和法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的学说和观点，并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环境对人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35a]马克思把《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主要论题，即把半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降到了次要的地位，而从经济的和社会的角度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从而得出一种新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在批判不过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拙劣模仿的鲍威尔思辨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揭穿了思辨哲学的奥秘，并通过分析思辨在概念与具体现实之间所确立的关系，掲示了这种哲学是如何歪曲事实的[36]。
马克思说，如果我们像思辨哲学家那样，从现实的果实——苹果、梨、葡萄等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象这个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出的果实的概念是它们的真正本质，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一概念变成了具体果实的实体，就是把具体的果实变成了这一概念的单纯的存在形式，这样一来，苹果或梨中的本质的东西就不是它的自然的、本质的、具体的属性，而是我们用来代替上述属性的果实这一概念或抽象观念。
为了达到现实的内容，思辦哲学必须在以上述方式把现实的果实归绪为果实这一概念之后，再从这个抽象的实体、从这个概念返回到现实的果实。但如果说从各种具体的果实抽象出果实这一概念是容易的，那么要从这一概念重新回到现实的、具体的果实而不抛弃抽象则应该说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思辨哲学所要做的，但不过是表面上这样做罢了。思辨哲学认为，实际上只是作为实体存在的现实的果实之所以在现象上表现为多种多样（这是与果实的实体或概念的统一性相矛盾的），是因为被认为是实体的果实的概念不是僵死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各种具体的果实不过是果实概念的表现形式，是构成果实总体的果实这一擬念的不同发展阶段。
换句话说，思辨哲学基先把具体的物归结为概念，然后又重新创造出这些物作为这一概念的表现形式，从而完成了从非现实的和抽象的概念中引出具体的物这样一个奇迹。当然，这些只是看起来是具体的物，它们的本质属性已不再是它们的天然属性，它们的唯一作用就是体现概念，它们成了概念的原型。
这种唯心主义是用想象的世界来代替现实的世界。马克思提出一种新的世界观与之相抗衡，这种新的世界观把经济的和社会的现实放在首位，并据此来解释观念的起源及发展。他把鲍威尔的每一个论点都同与之相对立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论点进行比较，认为鲍威尔的错误历史观和错误的批判，特别是对蒲鲁东和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均源于他那思辨的唯心生义。
鲍威尔指责蒲鲁东是空想主义者，说蒲鲁东是从绝对的观念即公平的观念出发，并为了这种绝对的观念而批判现存社会的。马克思回答说，蒲鲁东根本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他是从对私有制即现存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的批判出发推导出自己的全部体系的，蒲鲁东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祸害的根源，并具体阐述了社会问题。在他看来，社会问题是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精神问题，因为纯理论的力量并不能改变社会。
蒲鲁东的弱点在于他没有把对私有制的批判进行到底，而是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价值、工资、价格、利润等等——看作是永恒的，而不是像恩格斯那样，把这些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仅仅着作是私有制的各种不同的形式。由于蒲鲁东不是依据私有制的本质，而是依据私有制的某些特征来谴责社会弊端的，因而他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并没有超出私有制的范围。他虽致力于消灭那种迫使人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并把这种劳动变成异化劳动的社会状态，但却主张必须保留私有制的某种形式，因此，他是在异化的范围内来扬弃异化的。他不是完全废除造成异化的私有制，而是想保存作为私有制的一种冲淡了的形式的占有制。
这种改良主义的立场表明蒲鲁东逐没有认识到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取决于富有与贫困、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对立。他的目的不在于彻底变革社会。他虽然认为私有财产的制度所导致的一切贫困现象是悲惨的，但却没有从中看到必然导致改变这种社会制度的变革因素，马克思指出，实际上贫困和富有是同一个现实（私有制）的两个方面：私有制的肯定表现——富有——力求保持自身；私有制的否定表现——贫困——则相反地力求消灭自身。私有制由于创造出无产阶级而出乎本意地破坏自身，因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在于执行私有制因产生了贫困而为自己所作的判决[37]。
马克思从同样的立场出发，驳斥了鲍威尔对18世纪唯物主义的批判。在鲍威尔看来，这种唯物主义不过是理性主义的一个方面。他不是力图理解这些学说的历史起源和历史必然性，而是武断地把唯物主义谴责为反映了据说永远与精神相对立的“群众”的愿望。
马克思的批驳，把社会的发展同唯物主义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指出18世纪的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是源于笛卡尔物理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把物质看作是唯一的实体，从而导致机械的世界观。另一是源于洛克的具有社会性质的派别。洛克认为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感觉和观念都有物质的起源，而且都是经验和习惯的结果。因此，洛克强调教育和外部环境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性。早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就是依据这些思想得出下述结论的：既然人是由外部世界形成并取决于自己的环境，那就应这样来改变世界和安排环境，使环境的安排适于发展人的最高属性[38]。
在这样驳斥了鲍威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之后，马克思进一步以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同费尔巴哈和赫斯实行了决裂。马克思认为，这两个人虽然可以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自由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但他们却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的发展而最终陷入空想主义。
6．《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39]一文的主旨，就是阐述为什么要进一步实行上述决裂。《神圣家族》虽然在表达方式上有点不太连贯，但却代表了马克思在巴黎期间（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多产的时期）的思想发展成果。他此时的任务是对自己的新的思想进行归纳、整理和阐述，并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写了这样一篇包括十一条的提纲。通过对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他确立了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总的轮廓。指导马克思进行这种双重批判的是行动的概念，即他所理解的实践的思想。在他看来，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忽视实践的性质及其革命的作用，因此，它们不能解释世界的发展而陷入了空想主义。
唯心主义把具体的现实归结为观念。机械唯物主义与它不同，虽注意区分思想与感性客体，怛却把外在世界仅仅看作是人的认识的对象，而不是看作改造的对象，并对之采取一种沉思的和纯消极的态度，因而认识不到世界的发展是人的活动的产物，而正是人的活动才使人同他所要改造的环境一致起来。
唯心主史的缺点正好相反，它强调人类活动具有先于一切的重要性，并把这种活动看作是基本的现实。然而，由于它通过把现实归结为精神而抛弃了具体的现实，所以也就把人的活动只归结为精神的活动，从而使人的生活成为一种被剥夺了具体存在环境的虚幻的生活（第一条提纲）[40]。
思想和具体现实的统一，人和外在世界的统一，只有在承认外部世界本身的现实性和把作为其具体现实的环境看作是人的具体实践活动的产物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这是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主张。只有立足于作为实践的行动概念，才能解释人同世界的结合，才能解释历史的进程。
像任何唯物主义一样，上述主张也遭到了唯心主义的反对。唯心主义认为我们关于事物的概念与不同于我们自身的实际对象的一致性是不能证明的。它否认外在世界的客观现实性，认为人不可能获得具体的现实性和客观真理。对此，马克思回答说，人把世界看作是自己的经验的对象，因此客观世界的现实性问题并不像唯心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抽象思维本身并不能证明认识的现实性和真理性，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证明思维的客观真理性。离开从实践活动中得来的认识去寻求超验的存在，就是去寻找某种并不存在或至少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现实性的东西（第二条提纲）[41]。
实践的活动既是确证人们的思维是否反映外在世界真实性的基础，又是能使人改造世界的动力即革命的手段。费尔巴哈忽视了实践的性质和作用，以致只从观念的角度提出宗教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因此他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他指责宗教和唯心主义不考虑人的具体的感觉的本质，并论证人必须经常同具体的现实保持接触，只有这种接触才能使人意识到自己的真正本质。但由于像机械唯物主义一样，他是以感觉或沉思的形式去看待这种人同具体现实的接触的，而不是以实践活动的形式去看待的，因而这种接触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第五条提纲）[42]。
费尔巴哈对宗教和社会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把宗教的本质看作就是人的本质，看不到人的本质的社会性，而是离开社会和历史去抽象地看待人的本质。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不明确的“类”，即理解为一种把许多无差别的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而实际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第六条提纲）[43]。
因为费尔巴哈是抽象地看待人和社会的，因此他也就把宗教异化和世界二重化的问题抽象化了。他不是寻求这种二重化的社会根源，而是对它作了心理学上的解释。由于他未能看到宗教的幻想不过是现存社会的深刻分裂，即是意识形态上的颠倒，所以认为消除了宗教的幻想，也就揭示了这种幻想的人的基础，而实际上，应当消除的是产生这种幻想的社会关系，只有革命的实践才能摧毁这种社会关系（第四条提纲）[44]。
由于费尔巴哈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宗教问题的，所以他就主要求助于教育去消除宗教幻想，去改变社会了。这样，他也就把社会分成了两个等级：教育者，即承担改革的人，大多数没有知识的人，即必须接受教育的消极的群众。这种为统治阶级的存在进行辩护的反动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环境正是由人的活动所改变的，教育者本身必须接受自己环境的教育（第三条提纲）[45]。
宗教现象，实际上是社会现象。费尔巴哈把人归结为抽象的个人，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本身却是一定的社会形式的产物（第七条提纲）[46]。
要解决宗教问题，或解决人所面临的任何问题，都必须采取社会的观点，分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实际生活条件。这样，我们才能了解从精神方面反映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和关系的那些意识形态，也才能澄清宗教的神秘（第八条提纲）[47]。
费尔巴哈由于是从直观的角度而不是从实践活动的角度来考察人同外在世界的关系的，因而像机械唯物主义一样，没有跳出孤立的、单个的人的观点，也不能解释人在世界中的作用和这种作用对人的影响（第九条提纲）[48]。
关于人的利己主义的观点，即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而这种机械唯物主义则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反映。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摆脱了这种利己主义的观点，它是新社会的特征，在这种社会中人的真正本质得到了实现。这种新的唯物主义揭示了人使自然界适应自己的需要而实现自己的本质，使社会成为人类的社会（第十条提纲）[49]。
因此，历史辩证唯物主义不仅超过了机械唯物主义，而且超过了一切哲学。因为过去的哲学主要只关心如何认识、解释世界，把思维看作是人与具体现实之间的主要联系环节，把世界归结为是意识或思维对它所采取的各种态度，归结为是意识或思维对它所作的各种解释。历史辩证唯物主义驳斥了这种沉思的观点，认为实践是第一位的，只有实践才能使人有效地进入外部世界。这种新的唯物主义联系人与具体现实之间的真正纽带是实践活动，而不是抽象的思维；因此，人的活动不只是限于认识的纯精神活动，它的基本目的是把认识和实践联系起来以改造世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第十一条提纲）[50]。
在上述提纲中，马克思阐述并巩固了他那新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并由此得出新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这种共产主义不是基于对未来社会的不切实际的展望，而是基于对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历史辩证发展所作的分析。马克思是从人的经浣社会关系出发来考察具体的人的，而不是像黑格尔和鲍威尔那样从形而上学的思想出发来考察，也不像费尔巴哈和赫斯那样用一种不明确的“类”的概念来考察。马克思思想的全部实质在于强调作为现实的具体的活动、作为劳动的实践这一概念。因此，实践是联系人同外部世界的纽带，是改造世界的手段。马克思把消灭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异化劳动的思想，同上述实践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从而把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同共产主义融为一体。他驳斥了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认为这些既不能解释人同世界的结合，也不能解释历史的发展进程。
行动一旦被认为是基本的现实，而不是被归结为精神活动，即不是被当作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对立，而是被当作统一主体和客体、使人有效地同世界相结合和旨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之后，马克思就进行研究改造世界的动机和方法，这正是他在同恩格斯合写的第二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51]中所要完成的任务。
7．《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把组织和生产物质生活看作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动机和主要目的，从而得出了唯物史观。观念形态的历史学家虽然没有完全忽视这点，但却把硏究物质生活，特别是研究构成历史真正基础的生产方式看作是次要的附带因素，他们把历史同其社会经济基础割裂开来，从而把历史归结为一系列的政治的或宗教的观念，把这些观念当作是历史发展的动因。而实际上，这些观念不过是以意识形式出现的人们的实践的现实动因的各种形式[52]
马克思认为，要获得正确的历史观，就必须走相反的道路，不是从由抽象概念构成的想象的人出发，而是从处于经济和社会治动之中的人出发，并研究决定历史发展的生产力的发展[53]。因此，批判应主要针对物质现实，而不是针对精神现实。只有深刻变革物质现实，变革产生精神现实的社会制度，才能改变精神现实[54]。
马克思一旦说明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就着手探讨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他认为，人不同于动物，动物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而不会改变环境，而人却可以不断变革自己的环境，使之适应本的需要。人的环境也不像动物的环境那样仅仅是自然界，而主要是他的社会环境[55]。
因此，每一代都利用前一代传下来的生产方式，但每一代在把其生产方式传至下一代之前都按照本身的需要对之进行了改变[56]。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对人和人对自己的环境常常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一个决定另一个和一个受另一个制约，或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7]。
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不断使环境适应自己需要的历史。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代表生产力和生产力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只有与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才能适应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重大变化，又包含了社会关系的改变。
生产力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构成了历史的辩证发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并不是以同样的速度进行的。生产力总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而社会制度则往往趋向于稳定其适应旧的生产力的状况，从而阻碍正在形成的新的生产关系。只有在社会制度阻碍新的生产关系的惜况下，人们才会认为必须改变旧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另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以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制度适应新的生产力就是革命[58]。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就是摧毁封建社会，用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社会来取代封建社会的一场大革命。
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类似的辩证发展也不是始终如一的。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活动部门，其表现是不一样的，也不存在自动地、机械地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情况。因此，过时的生产方式也可以残存一个时期，就像风车可以同蒸汽机并存一样。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一般是表现为阶级斗争的社会冲突，也可能表现为政治的或宗教的形式，但政治的或宗教的形式只是歪曲地反映了人们对上述冲突的看法。
新的分工方式要与生产力宏展的每一阶段相适应，因此，工业、商业和农业就分离为人类活动的各个专业部门[59]。在历史的过程中，相继出现了分工的不同阶段和所有制的不同形式，它们分别代表历史的各个阶段。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
第一，集体的部落所有制，它是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的，当时人们主要从事狩猎、捕鱼和放牧[60]；
第二，公社所有制，它是私有制的起源，但仍属于集体所有制。这时农业和工业出现了分工、城乡之间也产生了对立。城市的形成，使从事工业的人口和生产工具不断集中，并导致资本和劳动的分离[61]；
第三，封建的所有制，它以农业生产和剥削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为基础。这时的工业还是手工式的，联合经营的，资本也只限于占有住房、手工业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袭主顾（不变资本），分工也不太发达[62]；
第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表现为商业的扩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分离、工业和商业的分离，从而形成了特殊的商人阶级。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此时已表现为动产（资本）和不动产（地产）的分离[63]。资本的积聚和工业人口的集中为制造业创造了条件。银行业的相应发展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从而也促进了大工业的形成。在这种大工业中，采用了新的动力，使用了机器，分工也由于专业化而进一步发展了。
商业和大工业的发展，导致资本日益集中，导致生产和所有权的不断分离，因此，也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不断扩大[64]。资本和劳动的分离剥夺了广大工人即无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迫使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把它异化为他们所生产但却奴役他们自己〈通过货币即资本的形式去奴役）的商品。在这种以异化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同自己的劳动成果相脱离的生产者，除了通过出卖劳动能力而把自身变成商品之外，别无什么价值，生产者只是作为一种市场价值参与社会生活的。
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就变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商品交换的关系，使人与人联在一起的纽带破裂了。集体生活成了虚幻的东西，它只体现在国家之中。马克思认为，国家虽企图代表普遍利益，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为保障私有制和维护其阶级利益所必然采取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65]。这种情况，在法和立法屮可以看得很清楚。尽管法和立法表面上代表普遍利益，而实际上却总是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并随统治阶级一道向前发展。
国家对分歧的阶级利益采取貌似中立的立场，从而使社会冲突变成了政治冲突：民主政体与贵族政体的冲突，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的冲突；但这些冲突不过是社会冲突或阶级冲突的虚幻的形式。这种在国家内都以政治形式出现的私人利益的冲突必须通过国家本身来解决，因为国家被认为是超越特殊利益而代表普遍利益的。对各个个人来说，国家并不代表他们的权力，而是某种异己的、外在于他们的权力[66]。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为了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不仅使用在理论上代表普遍利益而实际上维护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国家，而且还使用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事物性质本身所决定的，因而是必然的、合理的。马克思驳斥了这种政治经济学，认为它是建立在将社会关系物化为商品关系基础之上的，是对资本主义的辩护。这种把社会关系物化的政治经济学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是一致的。一旦揭露了社会关系的表面上的物化，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清楚了，它们不过是异化劳动，是对人性的否定。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废除这种非人的制度只能辩证地进行：在否定现存制度的同时建立新的制度，否定和建立是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对社会的这种改造，不仪需要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发展水平，而且需要有组织起来的并意识到所要实现目标的阶级[67]。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它的历史作用不只像以前的其他被剥削阶级那样砸碎自己身上的锁链，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它没有特殊的阶级利益需要捍卫而去牺牲其他任何阶级。无产阶级从自身特殊的异化劳动的生存条件中摆脱出来，也就使整个社会获得了自由[68]。
无产阶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后形式。分工和对立的阶级利益引起了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古代，这种斗争表现为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斗争，在中世纪，表现为农奴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而在现代，则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随着资本与劳动的分离越来越大，随着握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与承受资本主义制度一切重担而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斗争将变得越来越尖锐，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灭亡。
马克思认为，要实现自己的革命使命，无产阶级就必须不受资产阶级打着普遍利益的旗号而掩盖其特殊阶级利益的谎言的欺骗，就必须懂得作为共产主义的阶级意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的制约。像资本主义一样，共产主义是普遍的，它也超出了民族和国家的范围[69]。
以前的革命都旨在改变分工的方式，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一场彻底的革命，因为它将通过消灭私有制，消灭把社会分为阶级的现象而改变劳动方式。只有消灭异化劳动，把物化了的社会关系变成属于人的、符合人的本质的关系，才能使人不受生产的奴役而合理地去支配生产。共产主义就是通过把人和自己的环境和谐地融为一体和形成真正的集体生活，而使人可以依据自己的尊严和自由重新确定人格[70]。
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只把其对历史的解释局限于人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活动，而是把这种解释也扩大到一切精神领域。马克思一方面将历史的发展主要归因于经济生产的发展和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另一方面又指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精神生活的一切表现——宗教、道德、哲学、艺术等等——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样，马克思从一开始就驳斥了那种依据精神现象本身去考察精神活动并赋予它们以绝对价值的意识形态的观念。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来看，如果说各种观念以及宗教的、哲学的概念被归于不依赖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存在物，并认为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那么造成这种错误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所引起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这种分离导致了一个思想家阶层，这些人的社会职能就是制造种种抽象的概念。在这些人看来，这些离开了人的具体物质存在条件的抽象概念是真实的、有效的。这些人的意识脱离了实践活动，而妄想去编造脱离实际活动的现实，因此，这种意识就成了纯粹的理论、宗教或哲学[71]。比如，对一个社会职责就是实施法律的法官来说，法就是社会现实中的决定性因素。
空想家们把观念同想象这些观念的个人以及产生这些观念的经验环境割裂开来，认为不受现实生活和实踐活动支配的精神具有绝对创造力。他们实际上是把历史的运动纳入观念的运动，以想象的历史来偷换现实的历史[72]。
这样，这些空想家们就认为，靠观念就可以随意改变世界。因此，他们那些旨在改变社会的种种尝试都失败了。他们虽都力图以保存人的自主性的人的关系来取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非人的、物化了的社会关系，但却一事无成，因为他们依然停留在精神和道徳的水平上，实际上并没有废除私有制，而社会关系的物化或实体化恰恰是由私有制造成的[73]。
实际上，观念和意识的形成是同人们的物质活动紧密相联的。意识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它的发展同现实生活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成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电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74]
马克思虽然把精神的发展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联在一起，认为只有依据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能解释精神发展的起因和性质，但却并没有表示精神现实必须严格地服从于物质现实，也没有说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严格的平行关系。一个社会的宗教、哲学、政治和道德观的发展，同这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其改变的节奏和方式也不相同。虽然生产力的变化必然伴随着社会制度的相应的变化，但思想领域的变化进程要慢得多，思想领域的变化与生产方式的联系并不那么密切和直接。如果说不同的生产力（比如风车和蒸汽机）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并存的话，那么同以前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旧的观念同和新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新的观念同时并存的时间就会更长。
马克思虽然不承认观念或精神概念在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仍把它们当作是重要的社会现实，认为它们对历史进程也有影响。通过阻碍或促进历史进程的发展，观念或精神概念即使不会改变总的历史趋势，但至少能改变其发展的速度和方式。马克思不承认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他又回到了机械唯物主义那里去，因为机械唯物主义把人看作是生产方的被动的工具，看作是听天由命的决定论的对象，而马克思却相反，他强调人的理性行动对自己环境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人为了支配环境、使其适应自己的需要，越来越深入地改变着自己的环境。
以上这些就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观的基本轮廓。从这以后，这些就支配了马克思的一切思想和行动。
8．《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
从此，马克思就不再多少带有抽象地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哲学思想的宾词，而是具体地把它看作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或者说，无产阶级不再被当作是思想和行动的宾词，而是被看作思想和行动的主体了，无产阶级的使命是改造世界。马克思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着手，进一步驳斥了各种形式的改良社会主义，认为它们是无产阶级的大敌，会妨碍无产阶级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和采取革命行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为回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写的《哲学的贫困》（1847年）一书，就标志着他同上述改良社会主义的最著名的代表蒲鲁东实行了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错误根源在于他的改良主义的立场，正是这种改良主义的立场使他不能认识经济和社会现象的实际发展。蒲鲁东虽曾力图对自己所观察到的经济和社会的矛盾作辩证的解释，但由于为中产阶级辩护而采取了折中、调和的态度，认为这些矛盾的解决不在于它们的激化，而在于它们的调和。他这种畸型的辩证的解释，取消了一切现实的运动，实际上导致了停滞，蒲鲁东不可能理解历史的进程，因为他像一切空想主义者一样把经济和社会的问题归结为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也像黑格尔一样，把永恒的理性当作历史的决定因素。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是革命的共产主义同改良的社会主义最终决裂的标志；《共产党宣言》（1848年）则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迄至当时为止，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看法仍部分停留在观念上，把它看作是哲学的宾词，而从现在起，马克思则开始具体地看待革命的新兴阶级即无产阶级了，认为它是新思想和新行动的承担者和主体，其使命是彻底改造社会，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环境。
1844年革命，使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着得更清楚了。转向反动营垒的资产阶级以自己的行为向人们表明，在依然是半封建的国家中，他们根本不可能完成自己的革命。改良的社会主义也向人们表明，它不可能支持真正的社会革命。正是依据这一政治的和社会的经验事实，马克思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中，然后又在《资本论》（1867年）中，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
9．结论
文艺复兴和基督教改革运动，是资产阶级争取精神解放的第一个阶段，其口号是自由、发展和进步。为自由的概念增添了争取理性进步内容的理性主义，是资产阶级使总的世界观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个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理性主义在英国、法国和德国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但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不同，由于私人占有方式和消费方式同在性质上日益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矛盾看作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这种理性主义既不可能克服那种使精神与物质、人与外在世界相对立的二元性，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生产日益集中所提出的人在外在世界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样一个主要问题。
最初，卢梭和康德曾企图借助于有机的世界观来解决这一问题，但卢梭的解决是虚幻的，只是把人同想象的自然界和想象的社会培合在一起，而康德则以纯形式上的统一而吿终结。
后来，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也力图解决人同外部世界结合的问题，不过，同样是以空想的、虚幻的方式来解决的。这种唯心主义力图把一切现实明结为有机的统一来实现这种结合。但由于认为精神现实和物质现实虽是两种形式不同的现实，然而对使一切存在富有生机的生活的解释却基本上是一样的，因而，这种哲学就把这种生活归结为精神生活，使精神不仗成为认识的手段，而且成为一切事物的基本创造原则。
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显然受到了康德的影响，康德认为精神是通过把自己的各种形式强加于现实而同现实相结合的。但德国的唯心主义超越了这种在精神与物质之间仍留有深刻的二元性的形式上的统一，排除了认为具体的现实是不依赖于思维主体的“自在之物”，而把一切现实归结为精神的可变的反映。这样，精神就既成为主体，同时又成为客体，与认识及其发展而联在一起的具体现实就包括在观念的发展之中了。
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黑格尔把自然界和历史的发展都导入了认识的范畴。这种唯心主义的三个基本原则是：
第一，精神和物质、人和外在世界是彼此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这种对精神和物质、人和外在世界的关系的理解，就导致抛弃了那种只孤立地考察思想、物体和事实，而不是从其相互关系来考察它们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第二，本质的现实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只有依据活生生现实的变化或生成来考察，才能理解本质的现实。
第三，依据世界的发展来考察世界的基本原则，不是使现实处于不变的、僵死的静止状态的同一性，而是使现实世界不断变化从而创造生命的矛盾和对立。实际上，矛盾和对立即否定的因素，是任何活生生的现实所固有的，在变化中起着主要的作用，矛盾和对立是一切变易和进步的源泉。
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一般说来是同上述唯心主义哲学相对立的。它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把人同世界结为一体；它想克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财富的生产方式与财富的分配方式之间的对立，使分配方式集体化；它抛弃了那种认为人的本质是利己主义的观点（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指出只有集体生活和集体活动才能使人同其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但是，代表刚刚诞生的无产阶级的这种社会主义，还不能从社会本身去寻求社会变革的原因和变革社会的方法。它依然是空想的，结果把社会和经济的问题归结为理性和道德的问题，使现在和未来割裂开来，并将现存的社会同应当实现的理想社会对立起来。
起初深受黑格尔学说影响的马克思的思想，是在青年黑格尔派的范围内发展的。他与青年黑格尔派一道，曾力图使黑格尔学说适应自由主义，批判该学说的保守的一面而只保留其辩证法。他认为，通过批判现实中的不合理的因素，就足以使历史沿着合理的方向发展。
这一努力的失败，使马克思着手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依据费尔巴哈的思想来解决这一问题。费尔巴哈的学说，对当时的马克思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而使他和一部分青年黑格尔派从自由主义逐步转向了共产主义，费尔巴哈把自己对宗教的批判扩大到批判唯心主义哲学，他论证说，唯心主义哲学如同宗教把人变成神的创造物一样颠倒了主体和宾词：把人和具体的现实变成观念的属性、宾词，而观念却提高到了主体的位置。
费尔巴哈指出，要正确认识观念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消灭这种颠倒；实际上，我们的出发点不应该是观念，精神应统一于物质，而不是物质统一于精神。具有需要和感觉的人则应被看作是这种统一的有机的反映。然而，由于又返回到使人从属于外在世界影响的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那里去，所以费尔巴哈是以类似卢梭的方式，把人当作是理想化的自然界的产物，从而最终表现为一种使人的生活和活动脱离了社会环境和历史的沉思的、伤感的学说。
费尔巴哈从对宗教的批判得出了自己的社会理论。他认为，宗教剥夺了人的真正本质，并把这种本质归之于上帝。他指出，人如要恢复自己的真正本质，就必须把他异化为上帝的本质归还给自己，集体的人即类，才是人的本质，如果人的本质异化为上帝，那么这种本质就成了只是一种超验的幻觉；人的异化了的本质一旦归还给人，集体的人即类，就成了现实的真正的人；摆脱了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人，将把人类的爱作为自己生活的准则。
费尔巴哈的主张，依然是一种极其模糊的集体主义。赫斯赋予它以较明确的社会性质。赫斯把费尔巴哈在宗教领域中发现的这种人的本质的异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产物，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迫使工人把自己的劳动能力变成自己的劳动产品，迫使工人把它异化为不属于他自己、而是以资本的形式同他自己相对立并奴役他口己的商品。但赫斯象费尔巴哈一样，把消灭这种异化归结为道徳问题，主张反对利己主义，用人类的爱来解决这一问题。
马克思把异化的问题及其消灭看作是一个基本问题。为了不仅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且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的方法，认为黑格尔的国家观是从政治领域对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辩护。然而，由于马克思希望真正改造资产阶级社会，因而保留了黑格尔关于历史辩证发展的思想，而拒绝了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伤感主义，认为伤感主义不能解决变革社会的问题。
马克思认为，机械唯物主义不重视人对自己周围环境的影响，它对人的专察离开了人的经济和社会实践，最终成了一种沉思的决定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既不能解释人同自己环境的结合，也不能解释人对自己要改造的环境所起的作用。
同机械唯物主义相比，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还有某种长处，这就是重视人的活动在历史变易中所起的突出的作用。然而，由于唯心主义把具体的现实归结为观念，把人的活动只局限于精神的活动，因此它就把真实的存在仅仅看作是精神。这样，具体的现实就失去其实体性，而成了纯粹的外观。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唯心主义想要在现实与观念、客体与主体之间确立的同一性，以及想要在思维与存在、人与外在世界之间建立的统一，只是虚幻的、观念化的东西。马克思认为，要使这种统一变成事实，即要使观念同具体的现实、人同自己的环境真正统一起来，就必须既克服机械唯物主义，又克服唯心主义，世界必须保持自己本身的现实性，而不应把它归结为观念，或机械地去对待它。必须依据世界的变化（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去有机地看待世界。
马克思认为，使人同自己的环境真正统一起来的是人的本身的活动。但这种人的活动不是纯精神的活动，而是具体的、实际的活动，即劳动，实践在思维与被黑格尔归结为观念的具体现实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只有通过实践，即只有通过经济的和社会的活动，才能实现精神与物质、人与外在世界的真正统一。人是在环境对自己和自己对环境的不断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中，逐步与世界结为一体或统一起来的。
马克思指出，生产物质生活条件，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以及为此而组织生产，是人的活动的主要动因和目的，这表明，马克思的世界观在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不同于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依据世界的历史变易来考察世界的。既然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吃、穿、住）是人们的生活和活动的基本要素，那么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在本质上就不是取决于观念本身的发展，而是决定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决定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因此，研究政治和宗教的理论并不能完全了解历史，只有研究经济和社会的活动的发展才能对历史有真正的理解。
所以，历史的进程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变革。马克思认为，引起生产方式变革的原因在于经济和社会的矛盾，这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具有辩证的特点。对历史的这种研究，使马克思确信生产方式既支配社会制度，又支配经济制度，一定的生产力，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割度，生产力的任何重大变化，都必然会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社会的变革，马克思还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这种社会变革是辩证的，因为，在一定时期内，因需求不断增长而日益发展的生产力，同适应过去的生产力而现在已成为生产力进一歩发展障碍的社会制度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新的生产力与社会制度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对立将引起革命，最终将导致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这种矛盾或对立反映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就是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这种用来解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也可用于解释精神的发展。马克思批判了那种赋予观念以绝对价值、认为观念在历史中具有决定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并指出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系源于把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分开的分工，正是分工赋予精神劳动以自主的和独立的外观，所以才会得出观念可以独立于思维它们的人的结论。马克思驳斥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主张辩证地看待观念，认为只有依据观念同具体的人的经济和牡会活动之间的联系，才能了解和解释观念。马克思不承认观念有什么绝对价值，在他看来，认识是同经验联在一起的，只有经验才能证明思想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知识是随人的实际生活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精神的发展，总的来说，取决于物质的发展。我们应这样来考虑问题：作为经济和社会基础的社会物质基础，决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哲学和宗教观念的整个结构的变化。
马克思虽然坚持社会的物质发展与社会的精神发展之间的联系，但并没有认为这种联系是平行的，或是一种绝对的从属关系。因为精神的发展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协调一致的，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而且会存在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而且，哲学的、宗教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思想，也是重要的社会现实，本身也可以影响历史的进程，即便不是影响历史总的趋势，至少也会影响历史进程的速度。
用于研究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总的历史方法，源于法国的社会主义学说。这种总的历史方法认为，要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固有的矛盾，使人同自己的环境结合一体，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财富的方式协调起来，在生产方式和分配财富的方式上都采取集体的方式。但空想社会主义把这种协调性看作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因而不能证明其历史必然性。它还提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对未来世界的看法）同现实的社会相对立。然而，马克思却利用自己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从社会本身找到了彻底改造社会，从资本主义完全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办法，他借助于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本身的性质和本身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的性质和矛盾将加剧危机和使阶级冲突激化，从而导致社会革命。马克思指出，这是一场以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它将消灭异化劳动，使消费和占有的方式同集体的生产方式相一致，使人同世界完全和谐地融为一体。
[1]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4页。
[2]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4-285页。
[3]同[2]，第206页。
[4]同[2]，第258页。
[5]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252，258-259页。
[6]同上，第250—251页。
[7]同上，第373页。
[8]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3页。
[9]同上，第389-394页。
[10]同上，第252—253页。
[11]见《马克思恩格斯金集》第1卷，第419-467页。
[12]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453页。
[13]同上，第453页。
[14]同上，第458页。
[15]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461页。
[16]同上，第464-467页。
[17]同上，第443-446页。
[18]同上，第425-428页。
[19]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架》第1卷，第434-443页。
[20]同上，第443页。
[21]见《马克思恩格斯金集》第1卷，第596-625页。
[22]参阅《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8-610页。
[23]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2-623页。
[24]见T.兹罗齐提斯所编《赫斯社会主义论文集(1841-1847年)》1921年柏林版，第158—187页。
[25]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0-167页。
[26]同上，第178-181页。
[27]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6-169页“
[28]同上，第167-169页。
[29]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1页。
[30]同上，第90-101、51-55页。
[31]同上，第97-99页。
[32]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118页。
[33]同上，第139-140页。
[34]同上，第120-122页。
[35]、[35a]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8-170页。
[36]同上，第71-76页。
[37]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44页。
[38]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8-168页。
[3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8页。
[40]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41]同上，第16页。
[42]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43]同上，第18页。
[44]同上，第17页。
[45]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46]、[47]、[48]同上，第18页。
[49]同上，第18-19页。
[50]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巻，第19页。
[5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40页。
[52]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2-44页。
[53]同上，第29-32页。
[54]同上，第55-56页。
[55]同上，第32页。
[56]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1页。
[57]同上，第43页。
[58]同上，第77-83页。
[59]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25页。
[60]同上，第25页。
[61]同上，第25-27页。
[62]同上，第27-29页。
[63]同上，第58-60页。
[64]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4-68页。
[65]同上，第70页。
[66]同上，第37-39页。
[67]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
[68]同上，第76-78页。
[69]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40页。
[70]同上，第84-87页。
[71]参阅《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卷，第35-36页。
[72]同上，第199-200页。
[73]同上，第50-51、199-200页。
[74]同上，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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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短评（陈独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时事短评
陈独秀
妙高台上的中国政府！
“仁者”即是丑类！
“国人”是什么？
呜呼条约与赔款之庄严权利！
统治者眼中的合法与非法
“非武力抵抗”与“不抵抗”
大商资产阶级的国际性
统治者眼中的犯罪与不犯罪
请看乘火打劫的资本家之增加生产！
反蒋与迎蒋
张知本的不兑现支票
林森也居然有了将相！
小小的罪状
人民的钱是不容易到手的呀！
陶知行的一半真理
左的词句而已
无形瓜分中国快要开幕了！
妙高台上的中国政府！
汪精卫很坚决的主张“组织政府之权属于中国国民党”，现在他们宁粤统一了，新政府果然仍旧中国国民党组织起来了，然而他们政府的三个主脑即中政会全体常务委员，一个跑到奉化的妙高台，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之外遣兵调将；一个躲在香港的妙高台装病，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之外组织西南五省联盟；一个虽然心中热于登台，而眼见两个妙高台不能合作，现象实在不高不妙，也不敢一人贸然上任；因此使孙太子不得不大喊“中枢空虚诸事停滞”（孙科致唐绍仪等电语），因此使一班党国次等要人孙科居正于右任等，不得不走马灯似的分途到奉化香港拉人。孙科宣称如蒋汪胡不赴京他也要辞职，于是南京方面又慌着派陈友仁来上海拉孙科回去。这就是中国国民党组织政府的成绩，也就是他们“精诚团结”和“共赴国难”的成绩！他们还有掌握政权的资格吗？然而他们还是坚持着中国四万万阿斗只有由他们训政的资格！
“仁者”即是丑类！
冯玉祥最近在上海在一幅人力车夫图上题了一首诗：“一人坐车一人拉，同是人类有牛马，重重压迫真痛苦，唯盼仁者来救他”。劳苦群众只有奋起自救，并且也只有他们奋起自救的这一伟大力量才能救救普天之下的人；一切寄生虫都应该革面洗心的来替他们服务。若有什么“仁者”不自度德量力的胡说“来救他”，正是他要打杀的丑类！这班丑类“仁者”的思想，正是孙中山视四万万人民为阿斗和主张国民党训政这一反民主的思想之来源！
“国人”是什么？
吴铁城：“现在国事紧急，国人一致希望胡汪蒋三氏共出维持大局，蒋先生前曾表示个人进退，以全国人士之意志为依归，故值此时际，蒋先生定能应国人一致之需要，命驾来京”，吴铁城心目中所谓“国人一致”的“国人”是些什么人呢？即令是指党国的“国人”，也很明显的大大的不一致；至于中华民国的国人，更是一致希望他们永住妙高台和永远真的或假的“养疴”！死了更好！
呜呼条约与赔款之庄严权利！
法兰西政府，一闻德国政府将要求取缔赔款，即宣言：法人不容德国取缔凡尔赛合约与破坏赔款之庄严权利。然而被压迫的德国人，非取“越轨行动”以撕碎凡尔赛合约与破坏赔款之庄严权利则无以自救。德国政府如果不向法国取这样的“越轨行动”，则德国人民必然要取“越轨行动”对待他们本国的卖国政府，或是亡国，或是取“越轨行动”，二者之间，德国人民必取其一。
统治者眼中的合法与非法
英帝国主义的所谓印度政府，大捕全印大会著名领袖四十余人，宣布全印大会及联合机关均属非法。当全印大会派遣代表出席伦敦圆桌会议，表示和英帝国妥协时，全印大会便是合法机关；现在反抗它时，便是非法了；这就是统治者合法与非法的解释。
“非武力抵抗”与“不抵抗”
甘地所领导的印度国民党，对英国取“非武力抵抗主义”，已经不算是革命的集团了。中国的国民党，更索性对日本取了“不抵抗主义”，它是什么集团呢？
大商资产阶级的国际性
全印大会主张抵制英货，但许多商人仍向英国定货，棉业公会亦未能决议抵制外布。全印大会提议抵制欧人商行和停止与利物浦交易所往来，只有许多小商人力逼取此行动，其他小麦种籽疋头公会及大条交易所等，均以棉业公会之行动为趋向。这是证明了一切民族中的大商资产阶级都与帝国主义的利害一致，他们都是破坏爱国运动的亡国奴！
统治者眼中的犯罪与不犯罪
据申报十日南京电：“大农学院学生曾广墀，因有北平抗日救国联合会控其散发共产传单，未准保释”。哼！散发共产传单就是犯了罪，但同电又说：“在押之曾广墀正由北平各救国团体联合会代表孙松泉营救中，并申述北平并无抗日救国联合会。”那末，假借抗日救国联合会名义诬控曾广墀的人，大概不算是犯了罪吧！
请看乘火打劫的资本家之增加生产！
自抵制日货后，国货纱布销行甚广，惟乘火打劫的资本家，拼命增加价格以图厚利，在未抵制前，每疋以六两余标价者，现在涨至九两余，因此日商得有机会仍旧以五六两价格直接推销内地，于是内地惟利是图的奸商，见日货比国货每疋便宜至三两有余之巨，纷纷秘向日商购买，如潮之涌，莫可制止，因此上海各日厂遂宣告“日有起色”了！这班乘火打劫的资本家，他们自己是发财了，排货运动是被他们破坏了；然而他们还口口声声用什么“劳资双方相忍为国”“增加生产”的名义来无厌的无耻的剥削压迫工人！
反蒋与迎蒋
昨天标榜所谓“民主政治”旗帜来反蒋的汪精卫、孙科一班人，好像是丈六金身的巨人；今天一变而有跪在蒋介石面前不足一尺长的矮鬼，我想蒋皇帝一定提起他一向微笑而冷酷的面孔说：你们这班怕老婆的伪君子和小阿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汪精卫、孙科这班民主主义（？）者，既不愿绝对服从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又害怕革命的民众势力如蛇蝎，他们两脚站在空中，安得不昨天还骂着反蒋今日便笑着迎蒋！
张知本的不兑现支票
张知本等在野时所发表的九条提案，一在朝便抛在毛厕中去了。并且九条提案中，曾主张“人民的自由组织团体或政党”，现在张知本老爷做了中央民运指委会主任，马上便大答其官腔说：“民众团体之组织，暂以现行法令为依据，法令未尽美者，须经合法修正后，始得变更其组织”。这样一来，人民组织团体，必须依据政府的法令，而且还要依据蒋介石政府所颁布的现行法令，即所谓人民组织团体之自由，已剥削得一干二净！并且，最近上海工商学各界所自由变更的组织，照张知本老爷的办法，都须一一依据蒋的法令，恢复原状；那么，张知本等的党籍，也要依照蒋的党令恢复原状才对呀！自己发出的支票，自己当面不兑现，末免脸皮太厚了吧！
林森也居然有了将相！
国府文官长魏怀、参军长吕超，重行宣誓就职时，监誓的中委褚民谊致训词说：“文参两长有如帝王时代之将相”。褚民谊这句话，若用在蒋皇帝时代，或者还有点像，现在施之于可怜的林森，未免太过揶揄他了！
小小的罪状
外次甘介候对各报记者说：“驻外使领官，现派定三十余人，但经费浩大，值此国库支绌，无法筹措，最近仍不克启程”。然而南京政府及中央党部在上海所设对付敌党的密探机关多处，大者每月经常费十余万元，最小的每月也有一万元，捕了一个向忠发，又特别花去三万元，捕了一个邓演达，又特别花去三十万元；这样就不国库支绌了吗？蒋介石向美国购买自用西哥斯基式飞机一架，价银二十八万元，所雇驾驶之美国人，月薪一千五百美金；这样就有法筹措了吗？我们不必大惊小怪，这不过他们的罪状之一小小部分！
人民的钱是不容易到手的呀！
冯玉祥大骂张学良不抵抗，他自己真打算抵抗吗？至多不过说说“备战”而已！人民所以踊跃捐助马占山，是因为他小小的抵抗了一下，做了矮人国的长子。张发奎在上海叫了一阵北上援马，没有骗到人民一个钱，人民是要看事实的呀！冯玉祥如果真能（？）率领军队到山海关外和日本军队拼命，人民当然会和援助马占山一样援助他，可是跑到上海说说大话，人民是不会拿出一个钱来的呀！尤其是党国的将军们，人民蒙他们的欺骗蹂躏已经够受了，无论什么金字招牌，已经没有一点信用了！
陶知行的一半真理
陶知行先生说：“蒋君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君哲生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二君相反：‘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他这几句话只道着了一半真理；其余的一半真理是：“要御外侮同时必除内奸；救国需要一个真能领导民众救国的党”。
左的词句而已
在国民党许多个人中，宋庆龄算是最左的了；然而她仍然认为“其实三民主义何尝一日见诸实行”。在国民党的许多报纸中，上海日报算是最左的了；然而它仍然“承认三民主义有救国之可能，仍许国民党以党治国”。凡是根本认识不清的人，虽然有时会因环境或一时感情冲动的关系说出一些左的词句，而词句终于是词句而已。
无形瓜分中国快要开幕了！
日军攻下锦州后，亲日派（陈友仁与币原及芳泽的关系，居正与萱野的关系，以至整个的国民党和它的老友犬养内阁的关系，）的南京新政府直接交涉政策已跃跃欲试后，美国史订生马上商之英法意各国大使，首先照会中日两国，一再声明“不欲承认中日政府或中日政府之代理者所订任何条约或协定，而妨碍美国或在华美侨所享之条约权利”，“美政府不欲承认任何协定足以妨碍美国及其他人民所享条约权利之有关于对华国际政策，即普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者”，其他帝国主义当然接着就要发出同样的照会。很明显的，各帝国主义也既不愿得罪日本，又不愿日本独得中国这块肥肉，只有群起向中国要求分给他们一杯羹。这一照会，除了表示国际帝国主义无形瓜分中国之企图快要开幕外，还有其他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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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债？（瘪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公债？
瘪公
还债真是神圣的义务吗？即令是神圣的，“公债公还”，“私债私了”，总应该是这样吧！
以前北方的金融资本家——北洋派的走狗，勾结财政当局，以内债的名义盘剥国库，一方面军阀的荷包装满了，一方面银行家的财产也增加了，所苦者只是历年拿血汗填补国库的人民！
国民党迁都南京以前，北方银行家这笔大买卖为东南银行家——蒋介石走狗所攘夺，这也是历年南北战争的动因之一。
国民党在南京称王称霸四五年，发行了公债十余万万，除了以人民血汗还过三四万万元，未还的现在尚有七八万万元，其数量远远超过北洋派十余年所收刮的以上。
国民党政府发行了这许许多多公债，办了些什么事呢？所谓“裁兵”“编遗”“整理金融”“救灾”，一样也没有做，大部份自然是用做蒋介石讨桂、讨张、讨唐、讨冯阎的军费，其次是进了蒋介石、宋子文以下各要人的荷包（尽人皆知的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等书书生，现在莫不腰缠百万数十万元），在其次用做他们的党部的经费，在其次用做收买非蒋系的将领和豢养鹰犬，现在只要举出两个小数目便已惊人：逮捕一个邓演达即花了三十万元，蒋介石买一架自用飞机也花了二十八万元。
东南的金融资本家——蒋介石的走狗，经过蒋狗虞洽卿、王晓籁等，勾结宋子文，以公债的名义，供给蒋介石这样巨量的挥霍，蒋介石能够放胆作恶，是恃有在他背后的两大靠山：第一要算是为他筹款的走狗——上海银钱两界，第二才算是他的嫡系军队，蒋介石所恃的这两大靠山不崩溃，蒋介石的地位（无论在朝或下野）是不会改变的，他的作恶也是不会停止的。
蒋介石在表面上宣布下野后，一方面以九省联防和东北的武力围困孙科政府，一方面嗾使他的走狗——上海银钱两界对孙科政府加以财政的封锁（胡汉民曾以蒋派这样的大包围计划劝汪精卫不可冒昧进京），弄得孙科走途无路，才不得不放胆说了两句大话，“九省督军免职”和“停付公债本息”，来吓吓蒋派。
蒋介石也恐怕孙科真会挺而走险，于是一面由何应钦、何成浚先后声明九省联防之非实，一面自己到杭州敷衍汪精卫一下。同时让银钱两界的蒋狗也向孙科让步，应允担任五百万到七百万，孙科并没真会停付公债本息的胆量，只要蒋狗解除财政的封锁，所以也就取消停付之议。
此次所谓“公债”，照它的用途，当然只是私债，蒋狗们——上海银钱两界借给蒋介石且以助他作恶的私债，决不是什么公债。人民应该根本否认，即永远不付本息，而不能如孙科所主张的什么限期暂行停付。人民对蒋狗们这一点轻微的惩戒是必须的。蒋狗们所呼喊的“此七八万万元之债券，散在民间，不啻七八万万元之财产。一旦失其效用，无疑全国人民破产”，“不啻将全国人民历年置备之财产，宣告没收”（执券人宣言），“人民持有一纸债券，大多与田单房契同视，赖为终岁事蓄之需……以资度日”（市商会呈国府电），“其仰赖于上项债券本息者，几遍全民，一旦基础动摇，……致陷全民于破产”（银钱业上国府电），“本人对于关系国信民生之大问题，不容坐视。……除非仅关系于社团平民孤儿寡妇生活源泉之保障，且为国本所系，故不惜任何牺牲，务力求其巩固”。简直是弥天的大谎！
他们这些呼喊，即便喊破了喉咙，也无人会受其欺骗！此项债券大部份是储在各银行金库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他们自己常常在报上公布过，难道人民都是瞎子吗？有一部份流转于交易所和投机商人手中，中产以下的人，持有此项债券者甚少。所谓“人民破产”“全民破产”“国信民生”“国本所系”，只是危言耸听而已，假“人民”“全民”的名义拥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惯技而已！如果他们真是关心“国信民生”，关心“人民破产”，关心平民“赖为终岁事蓄之需，以资度日”，关心“平民孤儿寡妇生活源泉之保障”。何以无数劳苦平民因黄楚九的日夜银行及大世界储蓄部之倒闭而啼饥号寒痛哭无告者，他们何以置之不理？！难道只有银行家、交易所、投机商人才是人民吗？难道这班人即是全民吗？
退一万步说，即全停付公债（？）本息有害金融，甚至影响一部份中小商人的财产而应该偿还，也只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等党国要人的私产，并没收虞洽卿、王晓籁及银钱两界一班蒋狗的私产来偿还，“私货私了”，这是公道的办法，决不应该用人民血汗所纳的租税来偿付此项所谓“公债”的本息！
这班蒋狗的金融资本家，这帮资产阶级的英雄，眼见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气吞全中国，一概不关他们的痛痒，独至一说停止公债（？）本息，稍稍侵犯了他们的财产，便群起大呼救命！他们都是“犹太人”吧！“只要有钱，不怕亡国”！主张民族革命不要阶级斗争的人们，不知对此作何感想！
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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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人对于罢市的态度（南冠〔彭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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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人对于罢市的态度
南冠〔彭述之〕
自上海市各大学及中学抗日救国会请求上海市商会，下令商店罢市促政府出兵对日以来，这一个多星期内从市商会、各同业公会以及各路商联总会对此问题所表示的态度中，亦很可以看出中国资产阶级对“抗日救国”之一般态度。
上海市商会接到学生的罢市请求之后，即用一种外交手段将责任委之于各同业公会以敷衍学生，即表面上征求各同业公会的意见，暗地里派人至各同业公会令其表示反对，结果，各同业公会果然“对于举行罢市一节不能同意”（十六日申报）。而所谓较“左”的各路商联总会呢？则“以内政未上轨道，外交决无办法，以救国救民自负之国民党政府各领袖间，同党异策，散尽四方，置国难于不顾，即使罢市……于暴日更其不能损其毫末……”等理由而反对罢市。这样一来，几日来上海喧嚣一时的罢市问题就算“解决”了！
本来，当此整个满洲已经断送。日军还要进取热河、内蒙和平津，同时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无抵抗主义，并企图与日谈判投降条件之时，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不仅全国工农学商罢工罢税罢学罢市为绝对需要，即自动武装起来直接抵抗暴日，自动召集普选权的国民会议以领导民众对日宣战，亦是绝对需要的。然而上海的资产阶级却认为罢市是“无谓的牺牲”！不错，罢工、罢学、罢市：都是要“牺牲”的。但日帝国主义夺取了整个的满洲，满洲数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在日帝国主义自由践踏之下，这不算“牺牲”吗？如果日帝国主义进而夺取关内的城市，甚至联合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瓜分全中国，使中国沦为完全的殖民地，（这在坚持无抵抗主义的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是可能的），那时的“牺牲”又将怎样呢？牺牲目前的小利益（罢几天市，不过少赚几个钱，而且就整个的市场上看来销费货物还是一样的，罢几天市之后，买货者一定增加，结果赚钱未必一定减少）以争得全民族的大利益，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资产阶级平时尤其在“国难”中总是对工人说：“你们应为全民族的利益而牺牲”，然而偶一触到有损害于他们自己的征收利益时（如罢几天市）便立刻表示反对。这样资产阶级等于对于工人店员们说：你们应饿着肚子一天作十六点钟的工，为我们多造些剩余价值，多增些利润。因为增加我们的利益就是增加全民众的利益，现在罢市是有损于我们的利益的，这就无异于损害了全民族的利益。这一秘诀，大概就是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罢！
商联总会甚至公然说：“商人爱（？）国，何敢后人，往时五卅惨案，罢市多至二十七天。其与帝国主义奋斗，而具大无畏（？）精神……”，这真是事实吗？其实当五卅惨案发生了三四天，上海全体学生已经罢了课，全体工人已经罢了工，而上海的商人们，还是毫无动静；迄至学生们、工人们跑到总商会和各界马路联合会要求罢市时，商人们的领袖还是百般推诿；直到工人和学生忍无可忍，群趋总商会的会长方椒伯及一般商人领袖们还是犹移不定；最后学生和工人表示异常愤慨，声言如总商会不下令罢市，即不许总商会领袖们出会门一步，这样一来才迫得方椒伯勉强当面把罢市的命令发下来。但罢市不到几天之后，虞恰卿、王晓赖与一班商会领袖立即主张复市，后来经过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学联多次抗争，才又勉强延长了几天。至于工人们饿着肚子罢工一直延长两三个月，有些延长至四五月之久（香港的工人罢工延长至二十八个月），而且最后还是虞洽卿一班商人尽力破坏、压迫，才勉强上工的。这种事实，只要每个当时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的人想都能记忆。现在商联总会竟居然大表五卅时上海商人如何“与帝国主义奋斗，而具大无畏的精神”，真是无耻已极！
我们检阅眼前的事实，更是明显。自九一八事件发生以来，上海市商会所包办把持的“抗日救国会”即对于检查日货也完全采取怠工的态度，虞恰卿、王晓赖一班商人领袖们唯恐学生工人自己起来检查日货，他们表面上便不得不装出要如何严厉禁止日货，然而暗地里却处处袒护日贷商人，甚至公然主张开放日货。到最近，“抗日救国会”的工作，就连市商会以“经济绝交委员会”也不能不承认完全“停顺”了（见十六日申报本埠栏），日货是公开发卖了。至于他们对于工人却以“增加生产救国”的口号去加紧剥削他们，剥削之不足还要加以各种非理的压迫，不许工人组织抗日救国会，不许游街示威，无故开除，甚至屠杀等。这些情形真是“商人爱国何敢后人”的写真！
显然的，资产阶级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之下，他们都只知道自己的利益，他们是决不愿担负任何牺牲的。所以代表他们的国民党政府之坚持无抵抗主义，甘心卖国，决不是偶然的。他们虽然有时也埋怨他们的代表，他们的政府太无用，“政治未上轨道，外交绝无办法。……国民党政府各领袖，同党异策，散尽四方，置国难于不顾……”，然而他们自己又有甚么办法呢？他们连罢市的小小牺牲都不愿。所以最后，他们还只有希望他们的领袖（蒋汪胡）“合作决定办法”，但他们的政府却眼巴巴地始终望着国联和美国，来拯救他们。“愈到东方，资产阶级愈是卑鄙无能”，我们还能希望他们“抗日救国”吗？
上海的学生请求市商会下令罢市，这本来就是不识时务的幻想。至希望以罢市、罢工、罢课来“促政府出兵对日”，更是痴愚。上海的商人能够自动罢市吗？国民党商人王晓赖们所把持的市商会能够下令罢市吗？商人罢市只有在工人店员学生群众威胁逼迫之下有可能。如果真要上海罢市，只有学生和工人群众到各商店去唤醒店员，以群众的力量去压迫市商会和商联总会，（这正是五卅时学生、工人对商人罢市所采取的有效办法），或者有多少希望，此外是没有可能的。当然，上海的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可以罢市的，譬如最近为了停付公债本息，上海市商会和银业有蕴酿罢市之举。现在的学生如果真要抗日救国，就应该坚决地跑到工人和农民中去，那里才是真是“抗日救国”的力量啊！
一九三二，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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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他们到后台去！（顽石〔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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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他们到后台去！
顽石〔陈独秀〕
陶知行先生说：“外患之来是一个民族的唯一的试金石。”（一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我以为可以而且应该再加上一句：对外民族斗争是一个民族中各阶级层之最好的试金石。每个阶级层，迟早都会自动的将它的妥协性和革命性在这一试金石上明白的显露出来，一点也不会隐藏或保留。
最上层必然是最妥协的阶级层，在民族斗争一开始它便是斗争进行的障碍物，如国民党军阀官僚大商资产阶级等一切高等华人即属于这一类。
此次的阶级层，到了民族斗争一进展，他们中间的大部份，马上表现动摇。他们的妥协性使他们只愿意留在斗争的最初阶段，而不敢前进，往往对于民族斗争的障碍物和前进份子之间采取中立态度。资产阶级一时的向左盘旋的份子如上海市商会、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的领袖们，大学教授们，各大报的记者们，各省国难救济会的政客们，都属于这一类。他们是此次反日运动中之最右翼，他们唯一的武器是排货和在报上发通电表示意见。他们对于卖国政府是采取希望态度，至多是责问态度，他们眼见卖国政府屠杀学生，而一声不响，甚至劝告学生复课，劝告学生“跃出漩涡”，劝告学生“反动为静”。他们的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内部之涣散与腐败，尽人皆知；可是他们一闻民众主张改组，便发出公告说：“有少数份子非法开会，并有用民众力量接收本市抗日救国会之主张，查本会系全市农工商学等合法团体所组织，并经报党政机关备案在案，绝非少数一部份民众所能任意破坏。”这一公告直是在民众面前宣布这一“抗日救国会”是奉旨办理的官僚机关而不是民众团体！它口口声声自称“合法”，骂人“非法”，其实它自身也是一半非法。上海学联会是无法团体吗？是曾经备过案的吗？上海总工会也是合法的吗？国民党的市政府曾向南京政府报告它“于法毫无根据”，南京政府也认为“应查明设法制止，以维法纪”，我们忘记了，在卖国政府的压迫之下，真的能斗争的民众团体，永远是非法的，合法团体中，只能有官僚，不会有民众呵！他们最得意的办法是排货，然而软骨头的抗日救国会不敢组织大规模的强有力的工人学生群众的检查队，眼看日货充斥没有办法，眼看奸商屡次拒绝殴伤检查员没有办法；并且此中有些份子为了启封日货的主张达不到而辞职；这就是他们排货的成绩。此次反日运动如果不是从此消沉下去，如果还会向前发展，这班不愿前进而愿意留在运动之最初阶段的妥协份子，必然会被前进分子挤到斗争的后台去；同时也必须把他们挤到后台去，反日斗争才能向前发展！
再其次，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份子，如学生会的大小领袖们和工会的官僚们，他们较之上述最右翼的份子，算是前进的。他们（学生）曾参加了反卖国政府的流血斗争，他们（工会领袖）曾不顾什么合法与非法改组了一些工会，虽然他们在反政府斗争中取了不少的妥协态度和温和政策，甚至有少数领袖腐化了，虽然在大会改组中仍然取了上层份子包办的政策。可是他们的妥协性与不彻底性，已随着斗争的发展而显露出来。十四日的上海各界联席会议，原定市农会五人，总工会代表五人，市商会代表五人，各大学抗日联会代表五人，各中学抗日联会代表五人，一共二十五人的巨头会议，嗣见到会参加者至有工人学生民众二百余团体，代表三百余人之多，竟由大中学抗日联会通告“今日联席会议因出席人数不足法定，宣告流会”，抗日救国运动是应该只有少数巨头包办的吗？各界联席会议为什么不欢迎民众团体代表参加而拒绝他们呢？特别是大中学抗日联会的代表们，他们昨天还遭了陈铭枢、蔡元培的白眼与刺刀，今天就想效法陈铭枢、蔡元培的架子来对待民众，未免太早了一点吧！各大学学生抗日联会，拒绝民众代表时是一副面孔，对国民党要人却另是一副面孔，电请汪胡蒋“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杭州学生代表们，全大学生代表们，更是奔驰奉化、上海、香港，哀求汪胡蒋“晋京主持党国大政”——卖国和屠杀民众的大政。他们杀你们还没有杀够吗？中央日报门前的血已经干了吗？这帮学生已站在保守与前进的分水界，反日斗争如果再向前发展，他们当中的许多落后份子必然要成为此次运动中的右翼，必然会被更前进的份子挤到斗争的后台去。
依一般斗争发展的规律，只要斗争大潮不是低落而是高涨，则斗争中的各阶级层各派别以及其各个份子，比较不坚决的右倾妥协者，都要一层层被坚决的前进者挤到斗争的后台去，各国革命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史，曾充分说明了这一斗争发展的规律，所以我认为在此次反日斗争中所谓“一致对外”，应当要求与前进份子一致，使斗争大潮向上高涨；而不应当要求与落后份子一致，使反日运动向下低落！
最后，工人贫农及一切劳苦民众，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他们的阶级利益和中国民族解放根本上是一致的；并且也只有他们冲上反日斗争的前线，才能够走到中国民族解放之完成，彻底的完成。
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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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白俄暴动与其幕后阴谋（复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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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白俄暴动与其幕后阴谋
复初
自从东北军退出锦州以后，整个东三省的版图，除了哈尔滨和海伦一隅而外，现在通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蹂躏殆遍了。
至日本帝国主义者何以不马上直接派兵进攻哈尔滨，这当然一方面因为有苏联存在的关系，一时还没有找到进兵的适当借口；另一方面则因张景惠事实上已投降了他们，暂时还没有直接出兵的必要。可是他们武力占据哈尔滨的志愿，几时也不会放弃，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不肯放松哈尔滨弹丸之地，这有两种原因：第一，是因为在未来反苏联的战争中，哈尔滨有重要的军事意义；第二，是因为哈尔滨如果不直接放在他们的军事管理之下，则恐怕苏联以哈尔滨以及整个中东路为根据以作为帮助东三省革命群众组织抗日战争的策源地，使日帝国主义在满洲的统治无时可以安枕——虽然苏联现在正忙着一国社会主义的建立，尚没有余暇顾及这一点，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这一层却不能不时时惴惴于心，严加戒备。
因为有这两层原因，所以哈尔滨虽然已经经过张景惠而落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但日本帝国主义仍嫌他的工具不那样十分得力，亟欲直接去加以布置。为达到这一目的起见，利用白俄的扰乱以作为进兵的口实，是再好没有的计划了。
这次哈尔滨白俄暴动事件，在不知内幕者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偶然原因所造成的偶然事件，殊不知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有系统的阴谋计划之具体表现。虽然驻哈日领“坚不承认有主使白俄暴动之事”，但证之以经过情形则日帝国主义者之主动其间，已属毫无疑义。十一日申报哈尔滨通讯，有如下的记载：
“（一月二日下午）九时以后，暴徒演说愈烈，有主张即成立义勇军请日领发给枪械者；有呼自今日始俄人实行占领中央大街者，种种怪异口号，不一而足。日领馆馆员一名，于十时许乘坐汽车一辆，通过阻断交通处，一般白俄争先开道，并呼日本帝国万岁。日领馆员亦故意示其帝国威势，往返行经其地四次”。
在这一段简短的新闻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大和魂和大斯拉夫帝国的游魂，如此亲爱的拥抱在一起，是如何的别饶风味，同时从这些游魂口中，我们又知道了一重公开的秘密，原来他们已事先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允许，可以“请日领发给枪械”，而日领馆馆员之“往返行经其地四次”，自然不用说是为的要实地指挥他们，无怪乎“一般白俄争先开道并呼日本帝国万岁”了！
这一次事件出之日帝国主义的阴谋，已经是极显明的事。所以申报十一日所发表的通讯，其结尾有这样的话：“此事微闻有日本之背景，盖日方欲向哈埠进兵，正恐苏联阻止，故鼓动白俄作乱以为口实”。申报次日的通讯则更补充说：“此次官方已得有确证，系日领馆所嗾使，每一暴徒以金票二十五元雇来，凭票支取……”。除金钱收买的方法而外，日本帝国主义者更利用他们自己所办的俄文时报以作为组织白俄暴动的机关。从这些地方看起来，谁能说此项白俄暴动是一种偶然事件而不是出之日帝国主义有系统的阴谋计划呢？
日本帝国主义这次在哈尔滨的阴谋与前此在天津的阴谋，固然同属是进攻中国的毒辣计划，但前者则更具有向苏联进攻的意义。因为哈尔滨的白俄的暴动，一方面固然可以作为他们直接进兵的借口；另一方面则可以直接恐吓苏联，若果苏联干涉他们进兵，则他们随时可以把哈尔滨转入苏联革命的直接死敌——白俄手中，这马上便与苏联有很大的不利，特别是中东路的秩序马上便会被白俄破坏。这时苏联将怎样应付呢？直接出兵哈尔滨以消灭白俄吗？结果谁也不能保证不致与日本直接冲突起来；而且日本帝国主义者那时亦可以借苏联此举以转移中国民众的视线；那时中国的反革命派自国民党以至国家主义派亦必大喊赤色帝国主义，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以掩饰其进攻中国的罪恶并以替他们自己掩饰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耻投降。
哈尔滨的白俄暴动，现时自然只是在形式上暂时缓和下去，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未直接取得哈尔滨以前，这类的阴谋把戏自然是一刻也不会停止进行的。就苏联方面情形来说，它固然不宜和日本帝国主义轻启战祸，但亦不需要态度那样过份的软弱。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肆无顾忌的想将他们的军事势力伸张到哈尔滨，正是因为苏联过份容忍的结果。比方当日军活动越过中东路区域时，苏联如果采取强有力的干涉态度，则日本帝国主义多少是不能不有所顾忌的。现在哈尔滨事件发生，苏联方面索性连一次抗议也没有，我们认为这种政策实在是太过于消极了。再就中国的革命民众方面来说，我们对于此次日本帝国在哈尔滨的阴谋，应该有这样深切的认识：即日本此举不仅是想扩大其在满洲的地域占领；不仅是想预行巩固其未来反苏联战争的阵地；并且是想更进一步的遮断苏联与中国革命民众的关系。我们要打击这种阴谋，要推翻这些强盗在中国的统治，只有与苏联协手并进。党国当局之所以始终不肯和苏联恢复邦交，这正是依照帝国主义列强的意旨，背叛了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与苏联恢复邦交并与之缔结反帝国主义的坚固同盟。这一方针实是引导中国民族到自由独立之路的主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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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外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意义（南冠〔彭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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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外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意义
南冠〔彭述之〕
当日帝国主义军队进攻辽吉之初，张学良以无抵抗主义而断送辽吉，那时起而抗争者只有马占山一部份军队；此次日军进夺锦州，张学良仍在坚持无抵抗主义之下，“未饷日军一弹，预先自动撤兵关内”，（见十二日申报记者通信），起而与日军作殊死战者只有关外各地的“义勇军”。
据这一星期来报载的消息：在打通路沿线，北宁路沿线，南满以至安奉等沿线义勇军到处屯集，与日军作对，（见十二日国民社锦州电）。新立屯一役，日军与五千义勇军力战，日军全军丧失殆尽，阵亡军官四人，兵士至二千（十二日路透社沈阳电）。并且打虎山曾一度被义勇军第四路耿继周部克服，日室师死伤达百数十人，致沈锦间断绝交通（申报北平十三日专电）。现在日帝国主义亦公然宣布，东北军无足虑，惟对义勇军“散处各地，均感受亡省亡家之痛，不愿随东北军退入关，决与作殊死战……引以为深优”（十二日国民社电）。
这里这幅很明显的画图：国民党的张学良拥有三十余万正式军队，对日军始终取无抵抗主义，遇日军进攻始终是“未饷日军一弹，事先自动撤退”，现在且由关外退至滦州、平津，且有自动放弃热河之势（如汤玉麟的家属便已全体迁平）。至于整个国民党军阀所领导的二百万军队更是视若无睹。然而关外数量甚微的义勇军，却始终采取顽强的抵抗态度，到处“决与作殊死战”，最近拼命阻止日军进攻热河的又是义勇军（申报十六日北平专电）。由这个画图表示出来：究竟什么样的武装队伍才能抵御帝国主义军队的进攻，才能真正“抗日救国”，总算是十分明显的了吧！
国民党的军队何以始终坚持无抵抗主义呢？我们已屡次说过：国民党所代表的只是中国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只能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取得几分回扣，至于抵抗帝国主义他们是绝不会并且绝不能的。尤其国民党的各派军阀，为了保持自己和争夺别派的地盘与对付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起见，更是绝对不愿牺牲自己的实力。（这次张学良之急急撤兵关内，为对付冯阎夺取平津也是原因之一）换言之，国民党的军队只是专用来作争地争城市之内战和镇压屠杀民众之任何反抗运动而已。这已然是有目共睹，普天下公认的事实了。
至于此次关外的义勇军可以这样勇敢地与日军作殊死战呢？据国民社的报道亦已说得十分明显：他们是因为“均感受亡省亡家之痛”，这证明义勇军确含有民众和民族的意识。他们决不像国民党要人张学良等，亡了东三省还有平津，亡了平津还有其中国其他的地方，甚至亡了整个的中国，他们在外国银行还存有千百万的巨款，还可以到巴黎、伦敦、纽约去作富家翁，享清福。然而我们东三省的民众，亡了国，亡了省，亡了家，除了死，除了作亡国奴，受牛马似的剥削和压迫以外便没有别的出路。所以非与日帝国主义作殊死战不可。因为战而败亦不过死，不战亦免不掉死，或者战而胜，还者可以作中国民族的主人翁。
据申报记者十二日的通信说，义勇军的组成份子是民团、学生、退伍军人和“马贼”等。据我们的推测，加入义勇军的一定还有许多农民和失业工人，民团当然绝大多数是农民组成的。所以义勇军大体说来是民众的武装。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何以在伍军人不能与日作战，退伍军人反能敢与日作战呢？何以“马贼”也能抵抗日帝国主义呢？第一个问题是十分明显的，中国正式军队之不抵抗日军，并非士兵本身的罪过，而完全是由于长官，即国民党军阀所代表的阶级根性和自私自利所致。假如中国二百万军队完全脱离国民党的军阀指挥，由自己或民众举出军事领袖来带领，我们相信一定只能与帝国主义作殊死战的（据报纸的通信记载，当沈阳锦州等军队接到张学良的无抵抗命令撤退之时，有许多兵士和下级军官痛哭失声，誓愿一死者，因此有许多士兵和下级军官自由投入义勇军。）可以挽救民族的危亡的。至“马贼”之抵抗日军，其原因也是由于受了环境和民众的影响。并且所谓“马贼”，其本身亦不过刚是失业的农民或久失业的流氓，这些份子固然会在某种环境之下可以为上层阶级甚至帝国主义利用，但在民众势力影响之下亦可以为下层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效劳服务。且从这一事实中证明所谓“马贼”比国民党的正式军队还好得多呢。因此，我们相信现时湘鄂赣等省的农民武装，即被统治阶级所严剿的“赤匪”，如果能有机会与日军对垒交锋，成绩必然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最后，我们从此次关外义勇军顽强抵抗日军的事实中可得几个重要的教训：一，国民党的军队是决不能抵抗帝国主义军队的，只有含有民众和民族意识的武装才能与帝国主义军队作殊死战。所以要“对日宣战”则只有民众迅速地自动武装起来才有可能；二，要现时中国的正式军队对日作战，则首先必须使现时的军队脱离国民党任何军人的羁绊，因此民众必须鼓动士兵及下级军官自动脱离国民党军阀的管辖，站在民众方面来；三，民众的武装应与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为主体，因为只有他们是最能坚决地反抗帝国主义到底的；四，最后要领导民众武装抗日，必须有统一和指挥全国民众和民众武装的政治机关，在现时即必须首先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
此次关外义勇军英勇抵日的事实，已含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已给了我们重要的教训。但这类义勇军本身亦有几个危险。就是：一，此类义勇军还不由民众的团体（如工人、农民和学生的组织等）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而是临时杂凑的；二，缺乏有系统的组织和统一的指挥；三，没有明确主张；四，在某些方面还与张学良有多少关系。这些情形都足以使义勇军难于有计划地坚持与日军作战，甚至某些部份还有被张学良收买之可能。我们如果要使此类义勇军走上真正代表民众抵抗日军到底，必须一方全国各团体派有力份子到他们中去整理指导，尤其给他们以政治的指导；同时在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民众自动迅速也武装起来，立刻召集紧急的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去领导他们，集中一切物质力量去帮助他们。
一九三二，一，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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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反日到反国民党（顽石〔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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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反日到反国民党
顽石〔陈独秀〕
学生运动走出了“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然的逻辑。
调动国家所养的百余万军队之权在国民党政府手里，正式征收赋税以供军饷之权也在国民党政府手里，管理全国兵工厂之权也在国民党政府手里，代表国家宣战讲和之权也在国民党政府手里，其他一切高居人民之上的权力机关：警察、法院、监狱，也都在国民党政府手里；如果真要实行反日而不是说空话，必然要利用这些物质的力量才行，决不是贴贴标语和打打通电可以济事的。
自九一八日军侵入国境以来，国民党政府不用它手里的一个军队去抵抗日军，而用之镇压反日民众，屠杀爱国学生和“剿赤”；不用它手里的赋税收入储为对日战争的军饷和接济反日的军队（如马占山的军队），而用做开他们党的大会，豢养鹰犬（如在上海汉口等处，除地方侦缉机关外，由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直接遍设穷治敌党的侦探机关和豢养敌党叛徒的机关如“苏俄评论社”和“光明之路社”等等），以及个人的肥私与滥费（例如蒋介石购自用飞机一架花了二十八万元）；不用它手里的军器武装民众（对上海等处的学生义勇军不发一枪一弹），而用做扩充个人私有的军队（例如扩充蒋系的宪兵以牵制陈铭枢的军队）；不用它手里代表国家的权力对日绝交宣战，而用以向国联乞怜和准备向日本订城下之盟；不用它手里的警察、法院、监狱，以惩办亲日卖国的官僚奸商和逃将，而用以逮捕审判拘禁爱国学生、日货检查员以及革命的工人与青年。
以上这些事实有如白日经天，只要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叫真心要反日救国的人民，如何能够“只问外交不问内政”，如何能够只做反日运动而不反对国民党政府！
不但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政府是客观的必然，无论人们愿意不愿意这样做；并且，反国民党运动之发展必然和反日运动之发展成为正比例。民众反国民党运动发展之前途，亦将与国民党镇压反日运动互为因果，因为国民党愈看透了反日运动与反国民党运动之连环性，它愈要镇压反日运动，它愈镇压，民众愈要反对它。
或者有人认为这两个运动开始时虽然有它的连环性，未必长久都会连环的继续发展下去；因为国民党既然看清了这两个运动的连环性，它便会自解其连环，即停止镇压反日运动，代以努力领导反日运动，则反国民党运动和反日运动，还会并行的存在吗？
这仅是形式的假定，而不是实际。国民党不能自解这两个运动之连环性，是受了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条件之限制。
今天已是二十世纪之三十年代了，国际帝国主义已垄断了全世界的筵席，到来得太晚了的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够有德意志和日本资产阶级那样的幸运，由它在推翻旧的封建统治斗争中，组织成它自己的武力和政权来统一国家而使之对外独立自主，得以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由发展国民经济。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的鸿运，最可能是太平战争时代，其次便是李鸿章时代，最后而已经难能是经过中日战争后的戊戌维新时代，其后更经过辛丑条约，它已经没有这样的运命了。辛丑条约是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筑成了坚固的堡垒；非冲破这一堡垒，所谓“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国民经济自由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事。这一堡垒，不是某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于某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关系，简直是国际帝国主义对于公共殖民地之关系，同时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对于宗主国之关系；所以中国民族冲破这一堡垒的斗争，已化为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民众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一部分，即世界社会革命斗争之一部分，不能够像前世纪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的民族解放斗争那样简单。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采取了这样的公式：反抗一二强邻＋摧毁国内封建制度＝民族解放。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要想得到胜利，必须采取下面的公式：反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在资本家地主压迫下工人的农民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为什么？乃因为前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它为历史的等条件所限制，不能组成强大的力量，它根本没有反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意志与能力——它自身的阶级利益连系于帝国主义而反于工农，成了代帝国主义压制摧残工农民众这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伟大力量之工具，这便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利益的国民党所以只有镇压反日运动而不能领导反日运动之根本原因，也就是它不能自解反日运动和反国民党运动的连环性之根本原因。
孙中山所领导的一九一一年革命，在推翻清帝统治这一点，当然是革命的，然而整个的此次革命中，没有一点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工农民众解放运动，这两大民族解放革命的主要特点，在当时的革命纲领中竟没有一字提及，这就是那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之反革命性，也正是那次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
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之最初阶段，国民党为了骗取苏联的帮助好打击它的政敌——北洋派，以取得中央政府的地位，不得不打出反帝国主义和扶助工农的旗帜。北伐军在胜利的半途，国民党即露出其本来面目，转过枪头来屠杀工农民众，向帝国主义投降。它妄自以为已经不需要工农民众的力量，不需要苏联的帮助，它自己已经有力量可以组织军队与政权；它妄自以为拿它的反赤军队反赤政权的资格向帝国主义纳降，必能获得若干赐予。其实，在流产式的革命中，它并未能组织成有力的军队与统一的政权，它一离开工农民众，一离开革命，立刻变成一个软弱无能的东西，它以和各派军阀官僚妥协代替了革命的统一，以向帝国主义哀求谈判代替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其结果，它所遭遇的不是统一而是军阀战争，不是帝国主义的让步而是济南惨案，万宝山惨案，朝鲜华侨惨案，以至最近东北三省之占领，热河之进攻，天津青岛福建之扰害和老西开之占领。国民党政府对于帝国主义这些不断的暴行，照例是“不抵抗”，它所最得意的政绩，是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广州屠杀工人，在长沙屠杀农民，以至几年以来，继续在粤、桂、闽、湘、鄂、赣、豫、皖等省屠杀争取土地的农民，一直到最近的滔天大水灾都阻止不了它征剿农民军，空前的日本暴行都阻止不了它在上海广州湘潭太原南京屠杀反日的市民与学生。
国民党为什么这样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同时又这样疯狂的屠杀民众呢？这两件事也有其必然的连环性：一切统治者，一切上层阶级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们，第一天不相信民众，第二天就要离开民众，第三天就要害怕民众，第四天就会仇视民众以至屠杀民众；它既然离开了民众，便不得不投降帝国主义，否则在空中一无所恃而不能生存了！投降了帝国主义，便不得不屠杀民众，帝国主义不允许它有中立之余地。即最欢喜找中间道路而终于不曾找着过的汪精卫，最近也承认国民党只有因宣战而灭亡或因讲和而卖国之两途，既穷于中间道路之发明，所以只有不宣战而卖国了。像这班宁可卖国以救党的人们，不用说是“民族之叛逆”；就是一班号称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中等华人，奔走呼号“宁粤统一”、“汪蒋胡团结”，也算是“准叛逆”！这班“准叛逆”所奔走呼号的，不是救中国，而是救卖国的国民党！
这班“准叛逆”，即不痴心妄想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至少也痴心妄想它不在承认所谓五项基本原则之下和日本直接交涉。其实，这完全是“痴人说梦”！日本所谓五项基本原则，国民党政府早已实行过了，或是在行动七答复过了，外交形式上的承认不承认有多大关系呢？
第一项，日本确保中国领土完整。南京政府曾请求日本济南撤兵延缓以抵制冯玉祥；湖南湖北省政府曾请求日本炮舰轰击长沙和黄石港的“赤匪”，这不是早已承认了日本有保障中国领土之义务吗？
第二项，取缔排日排货及排日教育。“镇静”和“切实保护日侨”，国民党政府早已三令五申；最近天津及福州，都已明令禁止反日运动；上海，广州和湘潭，都枪杀过反日民众；上海法院惩罚过日货检查员；教育家竭力提倡“救国不忘读书”，“埋头读书即是救国”，“科学是救国要图”这些理论，甚至由学校通知学生家属“如来校读书，不准再作爱国运动”（一月十五日《申报》本埠增刊）。这不是根本铲除了排日教育吗？
第三项，确保在中国日人居住营业旅行之自由。国民党政府既然三令五申“切实保护日侨”，这些所谓在中国的日人之自由，都已经不成问题，并且事实上，在上海的日本人且有聚众示威之自由；在青岛的日本人且有聚众焚毁国民党党部和报馆及放枪示威之自由，事后，国民党的市政府还向日本人道歉；在福州的日本人且有当学生开会时撕毁标语开枪示威之权，同时因日人水户夫妇二人被杀（自杀或暗杀尚不可知），国民党的省政府对于日人各项要求：（一）将肇事学生送交日领署惩办，（二）公开谢罪，（三）取缔全省反日运动，（四）撤销反日会及一切反日机关，（五）将全市反日标语全部洗刷，（六）赔偿抚恤，已如何解决，诿为“外交秘密未便发表”。而悬赏万元购缉凶手，抚恤水户夫妇四万元，封禁东方新潮两报和禁止反日运动，则是公开的事实。这不是确保日人之自由是什么？
第四项，确认所得权利，履行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本来是共党的主张，国民党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来，不止一次宣布遵守条约，它只主张由合法的外交程序请求修改，并不主张根本废除；即最近否认所谓一九〇五年的中日密约十六条，也只是否认该密约之存在，而不是宣布废除，那么一旦日本政府证明其存在（如电通社十五日东京电日外务省所发表），国民党政府怎么办呢？不用说是确认日本所得权利了。
第五项，保证南满铁路之安固。国民党政府并没有胆量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则一九〇五年的十六条和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都继续有效，这不是充分保证了南满铁路之安固吗？
所以，除了一班“准叛逆”以外，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即令它一时还不肯在外交形式上承认日本的五项基本原则，也只是一时遮掩这个事实，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所以，我再重复说一句，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然的逻辑。
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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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2011）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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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再生产过程和占有规律的转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十九章再生产过程和占有规律的转化[1]
在前面的分析中，只是考察了资本的形成过程，即它的生产过程，而没有考察它的连续不断的更新和再生产过程。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这种单纯重复或纯粹连续“赋予这个过程以某些新的特征，或者不如说，消除它仅仅作为孤立过程所具有的虚假特征。”[2]所以，“当资本第一次出现时”，它的前提条件好象是“外在的前提条件……因而不是由资本的内在本质产生的，也不能用资本的内在本质加以解释。”所以，在再生产过程的来龙去脉中理解资本的形成过程是必要的，以致使这些前提条件“成为资本本身运动的要素，因此，资本本身予先要求这些前提条件成为它自身的要素——无论这些条件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3]
换句话说，从上面分析的观点来看，直到现在为止，可以并且必须假设，资本家在他能够作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买者进入市场以前，“他曾经一度依靠某种与别人的无酬劳动无关的原始积累而成为货币所有者”：因此，资本家占有他人的劳动是以归资本家所有的、由他投入流通的商品的交换为条件——“这种价值不是从资本家同活劳动的交换中产生的，也就是说，不是从他作为资本同劳动的关系中产生的”[4]这就叫做“原始积累”，它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喜闻乐道的，用以把资本的增殖在于占有无酬劳动与“资本的社会自身所宣扬的所有权的一般规律调和起来”。他们认为，不管现今事情究竟处于何种状态，资本家最初是为了他们的资本而“劳动”，因此，资本家由于“生产性服务”应该得到一份报酬这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在这一论点中包含着许多困难。首先，我们对劫掠、欺诈、奴役（简言之，暴力）在资本的实际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有充分认识的。[5]这些暴力行为同靠“劳动”进行的和平积累毫无关系。（假使资本主义把自己仅仅局限在这些和平方式中，它根本不可能超越它的发展初期而前进一步。）其次，在这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犯了一个混淆的错误，他们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换句话说，把资本家还是作为非资本家——因为他还只是正在变成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要素，说成是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条件。”他们忘记了资本积累先于劳动，并且不是由劳动造成的，资本积累属于：“资本以前的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就象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成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无可否认“个别资本仍然可能例如通过贮藏而产生。但是贮藏只有通过剥削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6]这些从“劳动的财产”以及从“单纯的和‘公正的’等价交换规律”推导出“资本对他人的劳动果实的永久权利”的辩护企图，正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应该放逐到“儿童读物”的范围。我们可以看到，一旦我们把注意力引向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而不是一个孤立的生产过程时，这是何等的正确。
我们看到最初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由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开始以剩余产品的形式存在，那么它必须转化为货币。在下面。这部著作论述资本流通过程的那部分中，马克思首先考察了剩余产品的实现条件和一般的实现条件。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假定资本家继而把他的商品拿出来进行出售，并且是按照商品的价值销售的。通过这种销售，剩余价值也得以实现，并转变成货币形式。但这种货币“现在已经实质上是资本，作为资本它是取得新劳动的凭证。”[7]这种新资本（马克思把它叫做“剩余资本”或“追加资本”作为果实以区别于原始资本）一定也会自然增殖，因此也必须经历生产过程。
可是，第二个过程的前提与第一个过程的前提是大有区别的。
剩余资本首先不过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它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价值原子不是由别人的无酬劳动产生的。”[8]作为一个结果，这个价值为了自身重新增殖，所必须采取的特殊形式，即不变和可变资本的形式。只不过是剩余劳动本身的形式。在起初，就生产的最初行为而言，生产的物质条件——原材料，设备和工人的生活资料——“所具有的规模，必须不仅能够使活劳动作为必要劳动，而且还能够作为剩余劳动得到实现的这种情况”，表现为“一种资本的行为”。[9]而现在“最初考察生产过程时还存在的那种假象，即资本本身似乎会从流通中带来一些价值的假象消失了……作为异已的、外在的权力，并且作为在不以活劳动能力本身为转移的一定条件下消费和利用活劳动能力的权力来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一切要素，现在表现为活劳动能力自身的产品和结果。”[10]
但是，不仅如此，所有权同劳动之间的绝对分离是资本关系的内在性质，[11]但是，从前面的观点出发，仅仅阐述了它的一个历史前提，这种分离“现在也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产品，表现为劳动本身的要素的物化，客体化。”直到现在为止，可以假设恰恰由于依靠它的所有者的“原始积累”，资本变成了统治劳动的一种力量。不过，当我们一旦观察剩余资本的流通，即再生产过程，这种假象就立即消失了。现在很清楚剩余资本完全是劳动能力本身活动的结果；变为由它创造的作为资本与它相对立的生产的物质条件，变为劳动的现实性过程同时又是劳动丧失现实性的过程。[12]因为，由于剩余资本进入生产过程，劳动能力“不仅把必要劳动的条件作为属于资本的条件创造出来；而且潜藏在劳动能力身上的增殖价值的可能性，现在也作为剩余价值，作为剩余产品而存在。总之，作为资本而存在……工人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的财富与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因此，生产了资本关系本身。[13]而且，“这种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实际上出现了一个过程，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14]
以上研究的结果是：我们首先必须把处在生成中的资本的条件同已经生成了的资本，即“完成的资本”[15]区分开来。一旦资本在历史上得到发展一它继续生产它的存在条件——“它们不是资本产生的条件，而是资本存在的结果。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16]
马克思反复指出，实际上“对于剩余资本I的形成——我们这样称呼从最初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资本……它表现为一个条件：资本家必须占有价值，资本家用这种价值中的一部分在形式上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我们说在形式上，是因为活劳动必须再把它所交换的价值归还给资本家，偿还给资本家了）——马克思接着指出，“现在我们设想”，“剩余资本又投入生产过程，又在交换中重新实现了它的剩余价值，并在第三次生产过程开始时又作为新的剩余资本出现。这个剩余资本II的前提和剩余资本I的前提不同。剩余资本I的前提是归资本家所有的并由他投入流通的价值。而剩余资本II的前提不是别的，正是剩余资本I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这样一个前提：资本家不经过交换就占有他人的劳动。这使资本家能够不断地重新开始过程。……对于他人的的过去的占有，现在衰现为对他人劳动的新占有的简单条件……他（即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这是资本家不仅作为资本保存自己，而且作为日益增长的资本越来越多地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唯一条件，也就是说，这是资本家扩大他的权力，扩大他的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作为资本的存在，[17]而另一方面，一再地把处于主体的贫穷中，即丧失实体的贫穷中的活劳动能力重新变为活劳动能力的唯一条件。”[18]
我们现在谈《草稿》中的一段话，它被编入《资本论》第一卷中，只有少量改动。[19]这段话是：“由于剩余资本I是通过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简单交换创造出来的，而这种简单交换是完全根据等价物按其本身包含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进行交换的规律进行的，并且，由于从法律上来看这种交换的唯一前提是任何人对自己产品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20]（从而，剩余资本II和剩余资本I的关系是这以前一种关系的结果），我们看到通过一种奇特的逻辑结果，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的权利，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所有权一方面，转化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在另一方面则转化为把它本身的劳动产品和他本身的劳动看作属于他人的价值的义务。不过，作为在法律上表现所有权的最初行为的等价交换，现在发生了变化：对一方面只是表面上进行交换，因为同活劳动进行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第一，本身是没有支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他人的劳动；第二，它必顼由劳动能力附加一个剩余额来偿还，也就是说，这一部分资本实际上并没有交出去，而只是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可见，交换的关系完全不存在了，或者说成了纯粹的假象。其次，所有权最初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21]现在所有权表现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表现为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结果。”[22]
这些话的特殊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表明了一点：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同他前人的资本概念之间的根本区别最清楚地显示出来。当然，在马克思以前，对于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要与一个占有规律的转化相一致，这一点人们已经看出，并有所阐述。[23]但是，是马克思首先阐明了这种转化的特征，并论证了这种转化的必然性，因为理解资本和资本形式的全部问题在于，发现表示资本主义特征的，没有支付等价物的劳动的占有形式，怎样“由商品交换的规律产生——商品相互交换与包含在它们中的劳动时间成正比”，所以这样“从一开始就不违背这种商品交换的规律。”[24]可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从工人的劳动同资本家的直接交换出发，而不是从工人的价值创造能力即劳动力出发来思考问题，这个困难就一直不能得到解决。原因如下：连同一切商品交换在内，劳动力的交换也是由再生产它们的费用所决定，即由物化在它们上面的劳动时间的数量所决定——因为“价值本身……始终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可见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的交换，完全符合交换规律，”在交换中这只是一个资本家所购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的问题。“但是，资本家通过交换所提到的那个价值的使用价值本身，是价值增殖的要素，而这个价值增殖的尺度，是活劳动和劳动时间，并且是比物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时间更多的劳动时间，即比再生产活劳动者需要的劳动时间更多的劳动时间。这样，由于资本同作为等价物的劳动能力相交换，资本就不付等价物质获得了劳动时间（因为这个时间超过了包含在劳动能力中的时间）；资本家借助交换的形式，不经交换就占有了他人的劳动时间。所以，交换只不过变成了一种形式，……在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中，下面的假象也消失了：资本似乎是用某种与劳动能力本身的物化劳动不同的东西去和劳动能力相交换，即资本似乎总是用某种东西去和劳动能力相交换……交换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而私有制的规律——自由、平等、所有权（即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变成了工人没有所有权和把他的劳动让渡出去，而工人对自己劳动的关系，反过来也一样。”[25]
那么，以下是问题的答案，由罗莎·勒克塞姆伯格正确地描述为一个“历史的辩证法的胜利”的答案。[26]劳动力商品的独有特性是：它作为价值只是再现它的生产成本，而它作为使用价值本身是创造新价值的源泉，这个特性使它可能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中，同时既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又与商品交换的规律相矛盾；前者在所有的交换行为中是最重要的，后者实际上是等于不通过交换占有他人的劳动，虽然是“在交换的假象之下”。但是，很明显正象马克思强调指出的那样，这种假象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就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来说是商品生产，因此，它以商品交换的规律为前提。
当然，“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是不断更新的过程，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他们的整体，即资本家阶级和与它相对立的工人阶级”，占有规律的这种转化才变得真正明显了。[27]因为孤立地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易必然表现为完全地“恰好”与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相一致，并且没有理由假设商品交换规律必须转变到它的对立面。但是，如果上述情况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那么，这种事实就是对建立在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严格平等的基础之上，并且似乎不允许任何一方占有他人的劳动产品，即不允许一个生产者剥削另一个生产者的“最初”权利的一种歪曲或侵犯。
在这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被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例如蒲鲁东[28]）和追随西斯蒙第的那些政治经济学家批判了。例如舍尔比利埃强调，如果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劳动产品，这“是一种占有规律的严格结果”，相反地，这种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生产者”对于作为自己劳动的结束的价值。拥有一个专门的权利”。[29]马克思回答说，这样一种“权利”是一个“纯粹的虚构”，即是孤立地看待现代商品流通过程产生的纯粹假象。“商品按照它的价值，即按照它们所包含的劳动彼此交换。单个人在这里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所以，只有让渡自己的商品，才能占有别人的商品。因此形成一种似乎他们能交换的只是自己的劳动的假象，因为包含别人劳动的商品的交换，在这些商品本身又不是用自己的商品换得的情况下，是以与（简单）商品所有者即买者和卖者的关系不同的另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主义生产表面上反映出来的这种假象消失了。然而有一种错觉并没有消失：似乎最初人们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因而每一个人只有在他是劳动者的情况下才是所有者。”马克思断定，“如上所述，这，最初，就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假象产生的错觉，这种假象在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因为在真正的历史中，“人在作为劳动者出现以前，总是作为所有者出现的。”[30]
在《草稿》中，我们读到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在一切生产形式中，生产，从而社会都建立在单纯的劳动同劳动相交换上，那就错了。在劳动把它的生产条件看作是自己的财产的各种形式中，劳动者的再生产都不是由单纯的劳动所决定的，因为劳动者的所有权关系，不是他的劳动的结果，而是他的劳动的前提。这一点在土地所有权上是很明显的；在行会制度下也必然清楚的是，在这里由劳动所构成的特殊形式的财产，并不是建立在单纯的劳动或劳动的交换上，而是建立在劳动者同他所遇到的、作为他的产生基础的一定条件的客观联系上。这种条件也是劳动的产物，是世界历史性的劳动的产物，共同体的劳动的产物，一是共同体的历史发展的产物，这种发展既不是从单个人的劳动出发，也不是从他们的劳动交换出发的。……只是劳动同劳动发生交换的那种状态，……其前提是劳动从它同它的客观条件的原始共生状态中脱离出来，由于这种脱离，一方面，劳动表现为单纯的劳动，另一方面，劳动的产品作为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相对立所获得作为价值的完全独立的存在。”[31]因此，事情的这种状态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而同这种状态一起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也以资本主义的生产为前提。
换句话说，“劳动的所有权”的传统观念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神话。它还在根本上误解了一般的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的特殊历史性质。因此，这种观念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建立在工人无财产和受剥削基础这上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既不是自由交换规律的一种完全否定，也不是一种“歪曲”，反而是“交换的最高发展“因为只要劳动力作为商品。”[32]“在劳动能力本身还没有发生交换以前，生产的基础还不是建立在交换上的，交换只限于以不交换为基础的狭小范围，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阶段的情形就是这样。”[33]
占有规律发生转变，首先“因为自由交换的最后阶段是劳动力作为商品了。”[34]“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自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⑥那么，毫不奇怪，商品生产的充分发展，“按照它的内在规律”向前推进的结果是：否定商品生产的占有方式，并把这种占有方式转变到自己的对立面。
然而，除了等价交换以外，“呈现在社会表面上的流通过程，……并不知道其他占有方式”，并且恰好是由这种原因，这种占有方式本身连同与其相反的规律，都必须“是从交换价值本身的发展中产生的。”[35]（上述原因对价值规律是适用的，价值规律一方面似乎不再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另一方面又需要这种生产方式以致发挥它的充分效力。）[36]当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必然割裂简单商品经济的占有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占有方式之间的联系——了解它们的“对立统一”的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第一，它不掌握辩证方法的工具；第二，无论是对简单商品经济，还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作为它们所具有的纯粹相对的，历史的性质，它没有一个理论上的认识。
在《草稿》中发现的马克思关于剩余资本的分析就讲到此。这种分析告诉我们，“资本的真正本性只有在第二次循环结束时才表现出来”（即剩余资本I的循环），因此并表明，在这里上述那些以为“资本家用来同工人相交换的东西似乎并不是工人自己的一部分物化劳动”的错觉第一次消失了。[37]直到这一点劳动才表现为“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物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而这种劳动的客观条件“成为他人的独立的存在……成为自为存在的价值……这种价值构成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他人的财富，资本家的财富。”[38]劳动本身同它的实现条件的分离这种结果是“最大限度的异化，“这种分离一旦成为前提，生产过程就只能重新生产，再生产这种分离，而且是在扩大的规模上再生产这种分离。”[39]但是，我们知道：“作为特性结果出现的东西，已经存在于前提本身之中”，因为“劳动和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分离，劳动和财富的分离，已经包含在这种交换行为本身之中。”[40]这种前提只是在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实现的。
[1]本章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22～460页）中两节的一个总结，它同《资本论》第1卷的第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第一节的内容相一致，并且应该把《大纲》的这部分内容看作是它们的一个手稿。两个版本的主要区别（在以后的著作中没有发现更加卓越的分析方法）是，在《资本论》中第一次从“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观点考察问题，而在《草稿》中只是发现了后一种观察问题的方法。
[2]《资本论》第1卷，第63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6页。
[4]《资本论》第1卷，第62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7~458页，《资本论》第1卷，第78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7页。
[7]同上书，第403页。
[8]《资本论》，第1卷，第638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8页。（自然，由资本家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在这里被忽略了。）
[10]同上书，第450、447页。
[11]参见本书的第222～223页。
[12]作为，《草稿》的独待的描述方式以及它的往往貌似难解的“黑格尔学派的”术语的一个例子，我们在这里引用了一整段话，这句话就是摘自此段落。“因而，从劳动的角度来考察，现在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这样起作用的，它把它在客观条件中的实现同时当作他人的实在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己变成失去实体的、极度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相对立；劳动不是把它本身的现实性变成自为的存在，而是把它变成单纯为他的存在，因而也是变成单纯的他在：即同自身相对立的他物的存在。劳动的这种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也是丧失现实性的过程。劳动把自己变成客观的东西，但是，它把它的这种客体性变为它自己的非存在，或它的非存在——资本——的存在。劳动作为创造价值或增殖价值的单纯可能性返回到自身，因为全部现实财富，现实价值世界以及劳动本身得以变为现实性的实在条件，都成了同它相对立的独立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第450—451页。）
[13]《资本论》第1卷，第634页：“可见，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1、455页；参见第512页。“可见，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普遍经济学只是看到生产出来的物品，而把这一点完全给忽略了”
[15]参见本书第二章第50页第4注。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7页。在同上书第236页上我们看到：“必须考虑到，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在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每一种经济关系都以具有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另一种经济关系为前提，从而每一种设定的东西同时就是前提，那么，任何有机制的情况都是这样。这种有机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
[17]“因此，劳动所生产的剩余资本，……“同时就是新的剩余劳动和新的剩余资本的现实可能性。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到，通过劳动本身，客观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越来越扩大，并且获得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完善的存在，因此相对地说，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的主体同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相比校，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对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4页。
[19]见《资本论》，第1卷，第639页。
[20]在《资本论》中，“这种购买的前提不外是工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能力，而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自由地支配属于他的价值。”
[21]在《资本论》中这句话如下，“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5页。
[23]由斯密（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第63～64页）；由西斯蒙第和舍尔比利埃（见《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的脚注25和《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卷，第416~417页）参见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批判，《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479～480页。
[24]《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524~52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86~187页。
[26]《资本积累》，第265页。
[27]《资本论》第1卷，第643页。
[28]“蒲鲁东把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权相对立，想以此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资本论》第1卷，第664页注24。）
[29]引于《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416页。
[30]《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41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9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86~187页。
[33]同上书，第187页。
[34]《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卢卡斯说：“当商品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范畴时，它的没有歪曲的本质才能被认识”。并且确切地说是由于下述原因：“在商品普遍化的地方与商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孤立的、非统治的现象是有不同的表现。”（《历史与阶级意识》第86、85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65页。
[36]参见本书第九章。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6页。
[38]“劳动能力加工的材料是他人的材料；同样工具是他人的工具；工人的劳动只表现为材料和工具这些实体的附属品，因而物化在不属于他的物中。其至活劳动本身也表现为他人的东西而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虽然活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的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自己的生命的表现），因为活劳动为了换取物化劳动。为了换取劳动自身的产品已经出让给资本了。劳动能力把活劳动看作他人的东西，如果资本愿意向劳动能力支付报酬而不让他劳动，劳动能力会乐意进行这种交易的。可见，劳动能力自身的劳动对劳动能力来说，就象材料和工具一样是他人的……。因此，对劳动能力来说，产品也表现为他人的材料、他人的工具和他人的劳动的结合，即他人的财产，而劳动能力在生产结束后，由于消费了生命力而变得更加贫穷，然而又重新开始自己的苦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0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0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7页。“不作为（生产的）过程的结果，而作为过程的前提来考察的资本是什么？是什么使它进入过程之前就成为资本，从而过程只是使它的内在性质得到发展呢？是它借以存在的社会规定性：过去的劳动同活劳动相对立，产品同活动相对立，物同人相对立，劳动本身的物的条件作为别人的、独立的、自我孤立的主体或人格化，一句话，作为别人的所有物，而且在这个形式上作为劳动本身的“使用者”和“支配者”（它们占有劳动而不是被劳动占有）同劳动相对立……货币……在生产过程中占有剩余价值，它具有什么名字都没关系……因为它作为资本在生产过程之前已经被作为前提……如果它没有作为资本进入生产过程，它会使它作为资本出现。”（《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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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小创不治将成坏疽（《保卫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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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创不治将成坏疽
──此次争论的意义──
托洛茨基
这次争论正按照其自己的内在的逻辑发展。每一营垒都按照其社会的性质和政治面目，设法打击其敌对者的最弱和最易受伤之点。决定这次争论的方向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反对派领袖们的一个先天的计划。现在来悲叹争论的爆发已经太迟和无用了。现在唯一必需的就是用锐眼注意斯大林派挑拨离间者所尽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些挑拨离间者藏在党内，他们是奉了命令来毒害这次争论的气氛，并把这次思想上的斗争引向分裂的。认识这些先生们并不很困难；他们的热心是过度的，当然又是做作的；他们用偶语和造谣来代替思想和议论。他们一定得经过两派的共同努力来暴露和驱逐出去。但这个原则的斗争一定得进行到底，即是说，一定得进行到严格的弄清那些已提了出来的更重要的问题。必需利用这次争论来提高党的理论水平。
美国支部和我们整个年轻的国际相当大部分的党员，不是从没落时期的共产国际走到我们这方面来，就是从第二国际走到我们这里来。这两个国际都是腐败的学校。这次争论已暴露出我党的广大部分缺乏一种健全的理论教育。比方我们参考一下我党的纽约地方支部的情形就够了，它并没有用一种强烈的防卫的反射行为，来回答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政纲的轻浮的修正的企图，恰恰相反，它的多数却拥护这些修正派。这是不幸的，但这是可救治的，因为我们的美国支部和整个国际乃由最忠贞的个别分子构成的，这些人正诚实地寻觅途径走向革命的这路去。他们有学习的渴求和愿望。但现在是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正因为党深入工会以及一般的深入工人的环境里去，才要求提高我党干部的理论资格。我所称的干部，并不是指“机关”而是指整个党。每个党员都应该而且必须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军队里的一个军官。
“在哲学问题上，你们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专家的？”反对派们现在讽刺地问多数派的代表。讽刺在这里是完全不得当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不自觉的历史过程的自觉的表现；亦即是无产阶级想按照共产主义的初步计划来改造社会的本能的和基本的内心推动力。在今日恐慌与战争的时代，工人心理这些有机的倾向，非常迅速的活跃起来。这次争论已毫无问题的暴露出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与无产阶级倾向的冲突。小资产阶级倾向企图把党纲变成为“具体”问题的小铜元，它在这件事中暴露出它的混乱。无产阶级倾向则相反，它竭力使一切部分的问题连贯成为理论的统一体。目前最要紧的倒不是多数派的个别成员能自觉地运用辩证法至何等程度。目前重要的是，整个多数派都倾向于用无产阶级的态度来提出问题，且正为这一倾向，他们才逐渐领会辩证法，辩证法就是“革命的代数”。据人家报告我说，反对派们听人提起“辩证法”，即报之以狂笑。没有用处。这种不值钱的方法一点帮助也没有。历史过程的辩证法已不止一次残酷地惩罚那些妄想嘲侮它的人们。
夏克曼同志最近一篇文章，《给里昂·托洛茨基一封公开信》，是一个危险的象征。它暴露夏克曼拒绝从这次争论中学习，而且他倒还坚执地要加深他的错误，因此他不仅利用党的不够格的理论水平，而且利用它的小资产阶级一翼的特别偏见。每一个人都觉察到夏克曼的敏捷，他凭借这一灵敏能够把各种各式围绕于某一轴心的历史插话交织起来。这个本领使夏克曼成为一个能干的新闻记者。可惜这一点本身是不够的。主要的问题在选择的是什么轴心。夏克曼往往受文件和报章中的政治反映所吸引。他对阶级斗争的实际过程，群众生活，工人阶级内部各不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等，均不感兴趣，我已读过不少夏克曼写的卓越的，甚至精彩的文章，但我从没有看过他的文章有半句话是真正考虑到美国工人阶级或其先锋队的生活的。
当然，我们这种说法要有个限度──这里表现的不仅是夏克曼个人的失败，而且还是革命的一整代的命运，这一代人因为历史条件的一个特殊的结合，生长于工人运动之外。在过去我已不止一次的说及和写及这些有价值的分子虽然尽忠于革命，仍有堕落之虞。在青春期间成为青年的不可避免的特性者已变成了一个弱点。弱点招惹疾病。如果疏忽，这个疾病是能够变成致命的。为了避免这一危险，必需在党的发展中自觉地揭开新的一章。第四国际的宣传家和新闻记者必须凭他们自己的自觉来开始新的一章。必需重新武装。必须把自己的轴心翻转：背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向工人。
认为目前党内的危险的原因是──它的工人部分的保守主义；想经过小资产阶级联盟的胜利来解决这个危机──这对于党将很难预想有比此更危险的错误。事实上，目前危机的关键就在于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保守主义，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已从纯粹宣传的学校中毕业但尚未找到一条到阶级斗争之路的门径。目前的危机就是这些分子为了自保的最后战斗。每一个反对派，就个人说来，假如他坚决要求的话，都能够在革命运动中给自己找到一个有价值的地位的。但当作一个派别，他们却命定死亡。在这次斗争中（它正在发展），夏克曼并非处在他应该置身的阵营里。在这样的场合中，他的强的方面已照例退到后面去，而另一方面，他的弱点则已达到一种特别完成的表现。他的《公开信》可以说是代表他的弱点的结晶。
夏克曼忽略了一件小事：他的阶级立场。因此生出他的反常的摇摆，他的即兴之作和跳跃。他为着掩盖他自己的变化这一个唯一目的，为着隐瞒他昨天与今天之间的矛盾，他把不相关的历史掌故来代替阶级的分析。这就是夏克曼处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他自己的党的历史，以及俄国反对派的历史的方法。他在这样做时，他是错上加错。我们不久就知道，他所采用的，谈及的一切历史的类比都在驳倒他。
改正错误比犯错误困难得多。我必须请求读者耐着性子跟我一步一步的观察夏克曼的心智活动的一切摇摆。在我这方面，我答应你们不仅仅自限于暴露错误和矛盾，而且还从头到尾，拿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对抗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对抗折衷派的立场。按照这个办法，或许我们通通都可以从这次争论中学到一点东西吧。
“先例”
“我们，不可调和革命家们，怎能这样突然的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倾向呢？”夏克曼怒冲冲的质问：证据在什么地方呢？“在少数派的代表的发言人当中，去年（！）或两年来这种倾向（已经）表现在什么地方呢？”（1940年1月《内部生活》第2卷第7期第11页）我们在过去为什么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让步呢？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我们为什么没有……诸如此类。这就是夏克曼在他开始驳难我时的高论，而且他用一切调子弹出的诸种变奏曲也就是凭它，因此这一论调分明具有非凡的重要性。但夏克曼心里却料想不到我能够拿这一论调反转来驳倒他。
那篇反对派的文件，《战争与官僚的保守主义》谦让地说，托洛茨基十次中有九次是对的，或许一百次中有九十九次是对的。我非常懂得这一谦让的条件性和极端慷慨的性质。我的错误的部分实际上大得多啦。那么，怎样解释这一事实：上述的文件写出两三个星期之后，夏克曼突然断定托洛茨基：
（一）对人们供给他的情报不能采取一个最严格的态度，虽然十年来他的情报员之一就是夏克曼自己。
（二）不能辨别无产阶级倾向与小资产阶级倾向──布尔什维克倾向与孟什维克倾向。
（三）是以“官僚革命”的荒谬概念来代替群众革命的祖师。
（四）对波兰芬兰等具体问题不能作出一个正确的答复。
（五）表现一种投降斯大林主义的倾向。
（六）不能了解民主集中制的意义──诸如此类以至无穷。
一言以蔽之，在两三个星期的期间内，夏克曼已发现我在100次中有99次是犯下错误的，尤其是恰好与夏克曼本人有牵涉的地方。我认为最后这个百分比仍嫌有点夸张──不过这一次却采取着相反的方向罢了。但夏克曼之发现我倾向于以“官僚革命”来代替群众革命，较之我发现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偏向突然得多啦。
夏克曼同志约我拿出证据来证明过去一年或甚至两三年来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存在。夏克曼不愿指出更远的过去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我且听从夏克曼的邀请，只限于前三年。请留神吧。我将用几篇精确的文件来答复我的严厉批评者的修辞性的质问（Rhetoricalquestions）
-1
1937年5月25日，我写信到纽约谈及社会党内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政策：
“……我一定得引证两个新近的文件（一）麦克思谈论党大会的私人信，和（二）夏克曼的文章：《走向一个革命的社会党》。光是这篇文章的题目，就表现一个虚伪的远景。在我看来似乎各种发展（包括最近一次党大会）已证实党并非在变成一个‘革命’的党，而且正变成独立工党一类的党，即变成一个可怜的，没有任何前途的中派政治流产中的党。认定美国社会党现在‘较之第二或第三国际任何政党都接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一种绝对不得当的捧场：美国社会党只有较之欧洲的类似组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独立工党，社会主义工党等更落后……我们的义务是揭破诺门·汤麦斯辈这种害处，而不是说什么‘（这个战争）决议案优于该党已往通过的任何决议案……’这是一种纯粹字面的评价，因为每一道决议案的采用必须与历史事变，与政治形势及其迫切需要联系起来……”
在上面一信提及的两个文件中，夏克曼已暴露出他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的过分迁就──政治的模仿──一个革命政治家的最危险的症候！最重要还是注意他之过高赞赏诺门·汤麦斯对战争（欧洲战争）所取的“急进”立场。机会主义者离开事变愈远，则倾向于愈大的激进主义，这一点已尽人皆知。了解这一法则，就不难估计夏克曼及其盟友指责我们有“投降斯大林主义”倾向这一事实的真实价值。唉，安坐在布伦克斯对克里姆林宫比较对美国的小资产阶级表示不可调和性容易得多啦。
-2
就相信夏克曼同志吧，我是冒然把派别的阶级成分牵入这次争论的。在这里也让我们来参考一下最近的过去。
1937年10月3日，我写信到纽约：
“我已说过几百次，一个工人在党内生活的‘正常’状况时虽不为人注意，但形势一变化，他就表现种种卓越的品质出来，那时一般的公式和流畅的笔已不够，而对工人生活的熟习和实际才干是必需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个有天禀的工人就表现出他自身的稳固性且也表现出他的一般的政治才能。”
“知识分子在组织内占优势，在组织发展的头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它同时又是较有天禀的工人的政治教育的一个大障碍……在下次党大会中尽可能的把许多工人提拔到地方和中央委员会中去是绝对必需的。对一个工人来说，在党的领导机关中活动同时就是一个高级政治学校……”
“困难就在一点，即，在每一个组织中都有传统的委员会人员，而且种种不同的次要的，派别的，和个人的考虑在候选名单的结构中占一个太大的作用。”
在这一类的问题上我从没有见过夏克曼同志加以注意或发生兴味。
-3
就相信夏克曼同志吧，我把阿本同志的一派视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集团，我插进这个问题是勉强的，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但在1937年10月10日，当夏克曼和加农携手共进而且正式认为阿本没有派别的时候，我写信给加农：
“党只有少数真正的工厂工人……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分子代表一极必需的酵母，而且我相信我们能够以这些分子的良好品质为荣……但是……我党可能被这些非无产阶级分子淹没的，而且甚至还可能丧失其革命性质的。这个工作自然并不是借人工的办法来阻遏知识分子的流入，……而是在实际上把整个组织的方向转向工厂，罢工，工会……”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不能致充分或同等的力量于一切工厂。我们的地方组织在下一个时期能够在它的区域内选择一个，两个或三个工厂来活动，而且集中它的全力于这些工厂。假如我们在这些工厂之中有两三个工人，我们就能够由五个非工人成立一个特别的辅助委员会，其目的是在这些工厂中扩大我们的影响。”
“在工会之中我们也可以同样做法。我们不能介绍非工人党员入工会。但我们能够有效地成立一些口头和文字活动的辅助委员会，和我们在工会中的同志发生联系。牢不可破的条件应该是：不要指挥工人，只是帮助他们，贡献意见给他们，用事实，思想，工厂报纸，特别传单等武装他们。”
“这种合作无论从工人同志方面，或从非工人（他们需要一切坚实的重新教育）方面看来都有惊人的教育的重要性。”
“比如在你们队伍内你们有一个重大数目的犹太非工人分子。假如党不久把他们从一个闭塞环境中拉开得到成功，而且借日常的活动使他们和工厂工人联系在一起，他们就能够成为一种极有价值的酵母。我相信像这样一个方向一定保证党内得到一种更健全的气氛。……”
“我们能够马上成立一条一般规则：凡是一个党员在三个或六个月内不替党发展一个新工人的就不是一个好党员。”
“假如我们认真的确立这个总方向，而且假如我们每一个星期检查这些实际的成果，我们将免除一个大危险。这个大危险就是说，知识分子和白领子工人可以压制工人的少数，迫它缄默起来，把党转变成为一个最有知识的争论俱乐部，但是对工人却是绝对不相宜的。”
“我们应该按照同样的方式替青年组织的工作和征收团员做出同样的规则，否则我们便有把青年分子教育成为革命玩赏家而非革命战士的危险。”
从这一封信看来，显然的我相信我并不是从斯大林──希特勒公约签订之后或波兰瓜分之后，才提到一种小资产阶级偏向的危机，而是在两年之前或更早就执拗地把它提出的。而且主要还是因为念念不忘那个“不存在的”阿本派，我当时指出，为了廓清党的气氛，纽约支部的犹太小资产阶级分子改变他们的习惯的保守环境而溶解于真正的工人运动中，是绝对必需的。正因为如此，上列的信（它不是这一类信的第一封），即在目前争论开始之前两年余写的信，当作一个证据来看，较之反对派领袖们的一切作品都重要得多，这些领袖们的作品所怀的动机迫使我出来保护“加农私党”。
-4
夏克曼屈服于小资产阶级影响（尤其是学院的和文学的影响）的倾向，从来对于我就不是一个秘密。在杜威委员会的时期中，我于1937年10月14日写信给加农，夏克曼和挪伐克：
“我坚决主张：为了沟通这个委员会与群众的关系，必需由工人团体的代表来包围这个委员会……挪找克，夏克曼及其他同志们已亲自声明在这一点上和我一致。我们共同分析过实现这个计划的实际可能性……但后来，尽管我三番四次的提出问题，我永不能够获得关于这件事的报告，我只是偶然听说夏克曼同志反对它。为什么呢？我不知道。”
夏克曼从来没有把他的理由告诉我。我在我的信里用非常外交的口吻来发表我的意见，但我一点也不怀疑：夏克曼虽然口头上同意我，但实际上却害怕损伤我们的暂时的民主同盟者的过渡的政治敏感：在这一方面，夏克曼表示非常之“体贴”。
-5
1938年4月15日我写信到纽约：
“我有点奇怪在《新国际》上竟让依士特曼的信用这样的发表方法刊出来。这一封信的发表是对的，但在封面都把它标出来，而对依士特曼发表于哈拔杂志的文章又保持沉默，这在我看来，《新国际》似乎有点妥协。许多人将把这件事解释成为仿佛我们顾虑到友谊时就自愿对原则闭目无睹了。”
-6
1938年6月1日，我写信给夏克曼同志：
“我在这里很难了解你可以对友仁·黎昂斯先生那样宽容，甚至那样友好，好像他在你的聚餐会上演说；同时他又在白卫军的聚餐会上演说。”
这封信继续为了对所谓“自由派”采取更独立和坚决的政策而斗争，这些“自由派”虽然进行反对革命，却愿意与无产阶级保持“友谊关系”，因为这件事在资产阶级舆论的眼中倍加他们的市价。
-7
1938年10月6日，差不多在这次争论开始之前一年，我写信谈到我们的党报有断然面向工人的必要：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呼声报》的态度。它无疑是一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报纸，但它并不是政治行动的一个真正工具……我曾设法引起《社会主义呼声报》的编辑注意这个问题，但没有效果。”
在这些字里行间分明有不满的表示。而且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在上面已说过，夏克曼同志表示对于久已结束的斗争的文字的插话，比较对于他自己的党的社会成分或他自己的报纸的读者，怀着更大的兴趣。
-8
1939年1月30日，在我那封已引证过的，关于辩证法唯物论的信里，我再度谈及夏克曼倾向于小资阶级文字交谊的环境。
“我不能了解何以《社会主义呼声报》几乎漠视斯大林党。这个党现在代表许多矛盾。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下一次的重大收获将来一定从斯大林党方面来。我们的政治注意力应集中于它。我们应一天一天一点钟一点钟的注意它的矛盾的发展。编辑部应有人花大部分时间注意斯大林派的思想和行动。我们何以发起一个讨论，如果可能的话，发表那些动摇的斯大林派的信。”
“这件事将比之邀请依士特曼，黎昂斯之流贡献他们的个人杰作有千倍的重要。我有点奇怪，你为什么把篇幅让给依士特曼最近那篇无足轻重的和自骄自大的文章……但我最难索解者就是你亲自邀请这些人来玷污《新国际》的并不很多的篇幅。这种论战的持续能够引起若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兴趣，但不能引起革命分子的兴趣。”
“我坚决认为把《新国际》和《社会主义呼声报》加以某种改组是必需的：更远离依士特曼，黎昂斯之流；更接近工人，又在这一意义上，更接近斯大林党。”
说来可惜，最近的事变已证明，夏克曼并没有离开依士特曼之流，而相反的，倒还更走近他们些。
-9
1939年5月27日，我又写信谈到《社会主义呼声报》的性质并谈到党的社会成分：
“我从议事录里看到你们编辑《社会主义呼声报》有了困难。这份报纸从新闻报纸的观点看来是编得很好的；但它只是一份为工人说话的报纸，并不是一张工人报……”
“其实，这份报纸是由各门作者分担的，他们中之任何一个都是呱呱叫的，但集体地说来，他们却不容许工人们插入《呼声报》的篇幅。他们中每一个都为工人说话（而且讲得好极）而没有一个人听到工人自己的话。这份报纸尽管有其文学上的辉煌，但在某种程度内却成了报纸的墨守成规的牺牲品。他们一点也不听一听工人们怎样生活，斗争，和警察冲突或喝威士忌酒。这一点对于这份作为党的一个革命工具的报纸是很危险的。我们的任务并不是经过一个熟练的编辑局的共同力量来造成一张报纸，而是鼓励工人们自己说话……”
“来一次激进的和勇敢的改变是必要的，这是成功的条件……”
“当然这不仅是报纸的问题，而且还是政策的整个方向的问题。我继续认为你们有太多小资产阶级少年和少女，他们虽然很好且献身于党，但他们并没有充分了解，他们的义务不是在自己中间争论，而是深入到工人的新鲜环境里去。我再提一次我的建议：党的每一个小资产阶级党员，在某一定期间内（我们且说3个月或6个月吧）不替党发展一个工人，便应该降为候补党员，再经过3个月之后（如仍没有发展），就开除出党。在某些场合中，这个办法也许不公正，但整个党一定要得到一次有益的震荡，它是非常需要这一着的。来一次极激进的改变是必需的。”
当我提出这样严峻的手段，竟主张开除那些不能和工人发生联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时，我心里面并没有想到“保卫”加农派，而只是想挽救党的堕落而已。
-10
当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怀疑的议论传到我的耳鼓时，我于1939年6月16日写信给加农同志加以解释说：
“战争前夜的形势，民族主义的变本加厉等，就是我们的发展的一个自然的障碍，而且就是我们的队伍沮丧的深刻原因。但现在必须着重指出这一点：党的小资产阶级成分越是大，它越是依存于官家舆论的变迁。这是一个补足的论据，证明勇敢的和积极的转向群众之必要。”
“你在你的文章中提及的悲观主义的理论，当然是官方舆论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压力的反映。”“假如法西斯主义在法国胜利……”，“假如法西斯主义在英国胜利……”等等。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重要的，但资本主义的死亡挣扎更重要。”
因此党的小资产阶级一翼之依赖于官方舆论这个问题，是在这次争论开始之前数月提出的，一点也不是为了破坏反对派的名声而勉强拉出来的。
XXXX
夏克曼同志要我拿出过去时期内反对派领袖们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先例”。我为了答复这一要求，光是从反对派领袖中选出夏克曼本人来说，就说了这许多。我还没有说完我手头的材料哩。有两封信──一封是夏克曼的，另一封是我的──也许可以作为更有趣的“先例”，我将在另一个有关的地方加以征引。愿夏克曼不要反对说：通信里所谈到的过失与错误，也可以用来攻击别的同志，连现在多数派的代表们都包括在内。可能的，或然的。但在个通信里夏克曼名字之频频提到，不是偶然的。别人只犯了插话式的错误，而夏克曼则显出了一种倾向。
夏克曼现在说我对他的评价是“突如其来的”与“出人意外的”，与此完全相反，无论如何，我能用现成的文件来证明──并且我相信已经证明了──我那篇论《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文章不过是我过去3年间（实际上是过去10年间）与纽约通信的总结。夏克曼很带威胁性地向我要“先例”。我已经给他“先例”了。它们都是对夏克曼不利的。
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联盟
反对派认为可以说这样的话，即我之所以提出辩证法唯物论问题只因为我对于芬兰，拉脱维亚，印度，阿富汗斯坦，俾路支斯坦等等的“具体”问题无法答复。抛开其本身所含的一切是非不谈，这个论据是有趣味的，虽然其间表明了反对派内某些个人的水平，他们对于理论的态度，与对于基本的思想忠诚的态度。因此，在这里提一下过去的事情该不是不适当的吧。1937年1月在我刚到达墨西哥以后的火车里，我和夏克曼及挪伐克两个同志的初次严肃谈话，就是专谈须不断宣传辩证法唯物论之必要的。在我们美国支部脱离了社会党以后，我曾最坚决地主张尽早发行一种理论机关报，这时我就是再次注意到须以辩证法唯物论的精神教育我们党，首先是教育新党员。那时我曾写道，美国是资产阶级有系统地把庸俗的经验主义灌输给工人的地方，在这里最有必要加速把整个运动提高到适当的理论水平。1939年1月20日，我写信给夏克曼同志，论及他和盘纳姆同志合写的那篇“论知识分子的退却”的文章：
“谈辩证法的那一部分，是你个人，你这个《新国际》编者，所能给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大的打击……好的！我要公开和你谈这个问题。”
这就是在一年之前我已预先送了一个公开通知给夏克曼，说明我要发动一个公开斗争，以反对他的折衷倾向。那时还没有人说到未来的反对派；无论如何我脑筋里完全没有假定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联盟，已准备一种政治联盟的基础，以反对第四国际的政纲。
现在已经表面化了的不同意见之性质，恰恰证实了从前我对于党的社会成分，及对于干部的理论教育所有的忧虑是对的。一点没有需要我改变认识，或我给以“人工的”说明的地方。问题的实在情形是如此。我还要加添一句说，现在我们还几乎必须证明在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内出来保卫马克思主义是对的，这使我觉得有点羞赧！
夏克曼在他的“公开信”中，特别说到文生·邓同志对于那篇论知识分子的文章曾表示满意。但是我也曾称赞这篇文章：“许多部分是极好的。”可是，如俄国人的格言所说的，一勺黑油可以毁坏一桶蜂蜜。现在成问题的，就是这一勺黑油。文中关于辩证法唯物论的那一部分，表现了许多极异于马克思主义者立场的观念，他的目的，现在已经明白了，乃在于为一个政治联盟准备基础。夏克曼顽强地说我抓住这篇文章作口实，为答复这一点，我要再从那篇文章有关的部分中，引证一些中心句子：
“……也还没有人证明，对于辩证法唯物论的较抽象学说之赞成或反对，必然要影响到（！）今天或明天的具体政治问题──而政党，政纲与斗争，就是建基在这样具体问题之上的。”（《新国际》，1939年1月号，7页）单这一点还不够么？最叫人吃惊的，是革命者所不应有的这一公式：“政党，政纲与斗争……就是建基在这样具体问题之上的。”什么政党？什么斗争？在这里，一切政党与一切政纲都混淆在一起了。无产阶级的党与其它一切党不同。它绝不是建基在“这样具体问题之上”。就其根本说来，它是与资产阶级马贩子及小资产阶级补缀破布者的政党，正相对立的。它的任务是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并在新的物质与精神基础上完成人类再生。为想在资产阶级舆论与警察压迫之下不至于溃退，无产阶级革命者，尤其是一个领袖，便须具有明了的，远见的，完全透彻的世界观。只有站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处理“具体”问题。
恰从这里开始了夏克曼的背叛──并不仅仅是一桩过失，如我在去年所希望相信的；现在已经很明显，这是一桩无可讳言的理论背叛。夏克曼照着盘纳姆的脚步走，教育幼稚的革命党说，大概“还没有人证明”辩证法唯物论会影响到党的政治活动。换句话说，“还没有人证明”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的斗争有什么用处。因此，党在现在连一点学会与保卫辩证法唯物论的意愿都没有。这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抛弃一般的科学方法，向实验主义作可怜的投降。恰是这一点构成了夏克曼与盘纳姆的哲学联盟，经过盘纳姆又与资产阶级“科学”的教士们组织哲学联盟。我在去年1月20日的我的信中所提到的，正是这一点，仅仅是这一点。
3月5日，夏克曼答复道：“我已重新读了你所提到的盘纳姆与夏克曼在1月间合写的那篇文章；假如这篇文章必须重写，我可以在某些地方（！）根据你所写的指示，采用别样表达方式，但我不能同意于你的批评的要旨。”
这个答复，实际上一点意思都没有，夏克曼在严重局势中总是如此；但也还表示出了一点什么，即夏克曼还留下了一道桥梁，以便退却。今天他被小派别的欲望所迷惑，答应“明天多作几番”。作什么？对资产阶级的“科学”投降吗？抛弃马克思主义吗？
夏克曼详细对我解释（马上我们就可看出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某种政治联盟的用处。但我现在所说的是理论背叛的致命性，一个联盟存在之是否正当，由它的内容与环境来决定。而理论背叛则没有联盟能证明其正当。夏克曼说，他的文章纯粹是政治性的。但我们谈的不是整篇文章，而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那一节。如果在一本物理学教科书中，只要两行说道上帝是万物之源，那我就有权利作了结论说，著者是个蒙昧主义者。
夏克曼不答复攻击，而企图以不相干的问题来分散注意力。他问道：“你说‘我和盘纳姆在哲学上是个联盟’，但你所谓的这个‘联盟’，与列宁和波格丹诺夫的那个联盟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后者是有原则的，而我们的就是无原则的呢？如果我能获得这个问题的回答，那我就会感到极大兴趣。”马上我就讨论到这两个联盟的政治差别，或毋宁说是政治对立。这里我们所感到兴趣的，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问题。你问有什么不同吗？不同在这里，即列宁从不曾为了波格丹诺夫的利益，而宣布辩证法唯物论对于解决“具体政治问题”是一种赘物。不同在这里，即列宁从不曾在理论上拿布尔什维克党与一般政党混同一起。他根本不可能说出这种混账话。不但他自己，任何一个严正的布尔什维克都不能如此。这就是不同处。你懂得了吗？夏克曼带讽刺地允许我，他对于清楚的回答要发生“兴趣”。我相信我已经给了回答。但我却不要求这种“兴趣”。
抽象与具体，经济学与政治学
夏克曼的可悲的文章中之最可悲的部分，是论《国家与战争性质》的一章。“那么我的立场是什么呢？”该著者问。“立场仅仅如此：从作战国家的阶级性质之抽象辨别，不能直接地推论出我们对于一个特殊战争之政策，从这个国家的现有财产关系，尤其不能如此。我们必须根据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对这战争之特性作具体检查，从这检查求得我们的政策。”（同上引自《内部生活》，13页，重号是我加的）。怎样的混乱！怎样的诡辩！如果不能从国家的阶级性质直接推论出我们的政策，那么，为什么也不能非直接地推论出呢？为什么对于国家性质的分析就一定是抽象的，而对于战争性质的分析就成了具体的呢？从形式上说，人们同样有权说，事实上更加有权这样说：我们对苏联的政策，不能根据抽象的性质的辨别推论出来（如说战争是“帝国主义的”），而只能从对这个国家在某一特定历史局势中对这国家的性质作具体分析，据此以推论出来。夏克曼所用作基础以建筑一切东西的基本诡辩术，是很简单的：因为经济基础并不立即地决定上层建筑物的变动；因为单单国家阶级性质不足以解决实际任务，所以……所以我们就可以不必检查经济及国家的阶级性质了；反之，如夏克曼在他的记者式隐语中所说的，只须抓住“活的事变的真实状况”（同上，14页）就可以了。
夏克曼所用以辩护他与盘纳姆的哲学联盟的那同一巧计（辩证法唯物论并不立即地决定我们的政策，因此……它一般地也影响不到“具体的政治任务”），现在涉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时，又一字不易地重复了：因为财产形式并不立即地决定国家的政策，所以在决定“具体的政治任务”时一般地抛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是可以的了。
但是仅此而止吗？既然劳动价值律并不“直接地”与“立即地”决定价格；既然自然淘汰律并不“直接地”与“立即地”决定一个乳豕之产生；既然万有引力律并不“直接地”与“立即地”决定一个酒醉警察之从梯子上跌下来，所以……所以我们可以把马克思，达尔文，牛顿，以及其它一切爱好“抽象”的人都高置到书架上的尘封中去。这无异于把科学加以尊严的埋葬，因为究根说来，科学发展的整个道路是从“直接的”与“立即的”原因进到较远并较深的原因的，从许多非常驳杂的现象与变化不居的事件进到推动力的统一的。
劳动价值律虽不“立即地”决定价格，但总还可以决定着它们的。像美国“新政”破产这样一个“具体”现象，也须在“抽象的”价值律之最后分析中找到其解释。罗斯福不懂得这一点，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敢前进。财产形式不是直接地，而是经过整串的中间因子及它们的交互影响，而且还决定道德。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如果有心忽视国家的阶级本性，则定然要得到像那忽视地心吸力的警察的同样结果，这就是说，要碰碎鼻骨。
夏克曼显然没有注意到抽象与具体的区别。在致力于具体时，我们的头脑要使用抽象的概念。甚而像“这个”“特定的”“具体的”狗，也同样是个抽象的东西，因为在我们用指头指它的那一“刹那”，它也在变化的，例如，正在垂下它的尾巴。具体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而不是绝对的概念。在某一场合是具体的概念，到另一场合就变成一种抽象的概念了；即变成为该特定目的未曾充分规定的概念了。为要获得一种足以满足一个特定需求之“具体的”概念，就必须结合若干抽象的概念成为一体──恰如为要想映演生活的片断到银幕上（它就是一套活动的影片），那就必须把许多的静止照片联结到一起。
具体就是许多抽象的结合──并不是一种任意的或主观的结合，而且符合一种特定现象的运动规律的结合。
夏克曼乞灵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以对抗国家的阶级本性；他在这个特定例子上所提出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就是一种最模糊的抽象东西。归根说来，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恰是这样的，即采取什么具体道路我们才能增进革命的利益？这里提醒一下对于这个问题的注意也不是不对的，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创造工人国家。因而在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便必须学习怎样去区分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家国家与工人国家这些“抽象”的东西。
夏克曼浪费自己的时间及别人的时间，证明国有化的财产不会“本身自行”，“自动地”，“直接地”，“立即地”决定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关于经济“基础”怎样决定其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艺术的等等“上层建筑物”，已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在。有种意见认为，经济可以直接地立即地决定一个乐曲作者的创造力，甚或一个法官的裁判，这个意见为各国资产阶级教授们所不断嘲笑了许多年，用以遮掩他们的智力之无能，这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古旧的讽刺画罢了（注）。
至于说到那个直接关涉到我们的问题，苏维埃国家社会的基础与克里姆林宫政策间之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可以提醒心不在焉的夏克曼道，17年来，我们把在10月革命所奠的基础与国家这个“上层建筑物”的倾向之间的那种日益长大的冲突，公开不断地揭明了出来。我们把官僚阶层之日益脱离苏联无产阶级，及其日益依赖于国内外的其他阶级与集团，随其进展而一步一步地指明了出来。在这一方面，夏克曼究竟还有什么意见想增加到我们已经作过的分析上去呢？
可是，虽然经济并不直接地或立即地，而只是在最后分析上说才决定着政治，但无论如何，经济总还是决定着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严格地确定这一点，有别于资产阶级教授及其门徒们。在我们分析并暴露官僚们之日益脱离无产阶级而政治上独立时，我们从不曾忽略过这种“独立”之客观的社会的界限；这就是说，国有化的财产加上对外贸易独占。
奇怪！夏克曼还继续拥护那举行政治革命以打倒苏维埃官僚的口号。但他曾郑重思索过这个口号的意义吗？如果我们认为十月革命所奠定的社会基础“自动地”反映在苏联的国家政策中，那么为什么举行打倒官僚的革命又是必须的呢？另一方面，如果，苏联已完全不是一个工人国家了，那么所须举行的就不会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了。夏克曼所继续拥护的这个口号是根据以下两点得出的：（1）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2）苏联国家的社会基础与官僚集团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但是在他重复这个口号时，他却想从根掘毁它的理论基础。这是否是为了想再证明一次他的政策对科学的“抽象”之独立性呢？
（注）关于这个问题，我向青年同志们推荐，去研究恩格斯（“反杜林”），普列汉诺夫与安东尼·拉布里奥拉的著作。
夏克曼假装要举行斗争以反对资产阶级对于辩证法唯物论的讽刺画，但他却对历史唯心主义敞开了大门。财产形式与国家的阶级性对于他分析政府政策，是一个可以漠不关心的问题。国家本身对于他是一个无两性区别的动物。夏克曼两只脚稳插在这样一种鸡毛基地上，旁若无人地向我们解释说──在1940年之今天！──除了国有化的财产以外，还有波拿巴主义者的秽物和他们的反动政策。好新鲜！夏克曼是否以为他是在托儿所里说话呢？
夏克曼甚而企图和列宁结成联盟
夏克曼为遮掩他不懂得苏维埃国家本性问题的本质，便跳到1920年12月30日所谓工会问题讨论期间列宁用来反对我的那些话上面。“托洛茨基同志说到工人国家。允许我说一句，这是个抽象的概念。……我们实际上不是个工人国家，而是个工农国家。……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必须保卫自己，我们必须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卫工人免受自己的国家侵犯，又必须利用这些组织由工人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夏克曼在指点着这段文字而仓促宣布我已重犯了我在1920的“过失”时，却仓促地没有注意到这段引文里关于苏维埃国家本性的定义含有一点重大错误。第二年1月19日，列宁对他在12月30日的谈话，曾亲自写了如下的话，“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个工人国家，而是个工农国家。”……现在我在读过这个讨论报告时，我知道我错了……我当时应该说：“这个工人国家是个抽象的概念。实际上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具有如下的特点的工人国家，（1）占人口中之绝大多数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2）它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工人国家。”由这件小事可以推出两个结论：列宁如此重视关于国家的恰切的社会学定义，竟不惜在论争正热烈的时候改正自己的意见！但夏克曼如此不关心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以致20年之后他既没有看出列宁的错误，也不知道列宁的改正。
这里，我不多说那个问题，即列宁拿他的论据来反对我究竟有多大的正确性。我相信他这样做是不正确的，──关于国家定义方面，我们2人之间并无不同意见。但这不是现在要说的问题。列宁在上面征引的那段文章中在理论方面提出国家问题──加上几日以后他自己提出的大改正──是提得绝对正确的。但是让我们听听夏克曼如何莫名其妙地应用列宁的定义。他写道：“20年前既然可以把‘工人国家’这个名词当作一种抽象的东西来说；那么现在也可以把‘堕落的工人国家’这个名词当作一种抽象的东西来说。”（同上引文14页）这是显然的，夏克曼完全不懂得列宁。在20年前，“工人国家”这个名词，无论如何不能一般地视为一件抽象东西，即不能视为一件不存在或不真实的东西。“工人国家”的定义就本身说自然是正确的，但对于特殊的任务来说则是不充分的了；即在经过工会以保卫工人这一点上说，是不充分的──而且惟有在这个意义上，那定义才是抽象的。然而对于保卫苏联以抵抗帝国主义这一方面说，则那定义在1920年同在现时一样，毫无疑义是具体的都要工人负起责任来保护这个国家。
夏克曼不同意。他写道：“当初有一次讨论工会问题时候既然必须具体地说出究竟是那一种工人国家存在苏联之内，那么讨论现时的这场战争的时候也就必须确定苏维埃国家的堕落程度了……而且政治堕落的程度是不能抽象地引征国有财产权之存在来确定的，仅能借助于观察活的事变（！）之实在状况（！）来确定。”根据这话，就完全无法明白：1920年苏联性质问题何以因工会而提出，即因这政治的特殊的内部问题而提出；而今天因保卫苏联问题，即因这个国家的整个命运问题而提出来。在前一情形之下，工人国家是与工人相对立，在后一情形之下则与帝国主义者相对立。类推法行不通，并没有什么奇怪。列宁拿来对立的，夏克曼就拿来混同了。
然而即使我们拿夏克曼的话照字面解释，那也不过说他要解决的问题仅仅是关于堕落程度（什么东西堕落呢？是工人国家么？）的问题；即是关于估计上量的差异的问题。我们试假定夏克曼比我们更精确地确定了那个“程度”（在何处说过了呢？）但在估计工人国家堕落时的那个纯粹量的差异又如何能影响我们保卫苏联的决定呢？这真是莫名其妙。就事实说，夏克曼依然忠实于折衷主义；即是他之所以提出“程度”问题，仅仅为着努力在阿本和盘纳姆之间保持他的均衡。其实在争论中的，绝不是什么被“活的事变之实在状况”（何等精确的“科学的”“具体的”“实验的”名词！）所决定的程度，而是这些量的变化是否已经转为质的变化，即是说：苏联虽然堕落仍是一个工人的国家呢？或者它已经转变为一种新型的剥削人的国家？
对于这个基本问题，夏克曼没有回答；他觉得没必要回答。他的论据纯然是拾列宁的牙慧，而列宁的话是在不同的关系之下说的，有不同的内容，而且含着一种毛病。列宁在他改正过的定义中说：“这个国家并不简单是一个工人国家，而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工人国家。”夏克曼则宣告说：“这个国家并不简单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而是……”而是什么呢？夏克曼没有说下去。说的人和听的人相对望着，张着大口。
在我们的纲领中，“堕落的工人国家”一词表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的纲领相当具体地回答了，如此具体，完全足够解决保卫苏联的问题。即是说：（一）那些特点，在1920年时还是苏维埃制度的“官僚主义毛病”，如今则变成一个独立的官僚政制，吞食了苏维埃；（二）官僚专政本是与社会主义对内和对外的任务不能相容的，它又给全国经济生活带来了而且继续带来深重的毛病；（三）根本上说来，建立在生产工具国有上的计划经济制度，却仍保存着，而且继续成为人类的一个巨大胜利品。苏联与帝国主义战争之失败，将不仅表示推翻官僚专政，而且表示消灭国家计划经济；而且表示国家被肢解为若干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又来一次稳定，而世界无产阶级又受一次挫折。
由于“官僚主义毛病”扩大成为官僚专制政治，我们就做出结论说：想经过工会以保卫工人利益（工会已经同国家一样堕落了），今天，与1920年相反，是完全行不通了；必须推翻官僚；这个任务，唯有在苏联成立一个非法的布尔什维克党才能做到。
由于政制堕落尚未达到毁灭国家计划经济的地步，我们就做出结论说；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以及帮助苏联无产阶级向官僚斗争──仍然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责任。
我们关于苏联的定义中，究意有什么被夏克曼认为是抽象的呢？他提出什么具体的修正了呢？如果辩证法教我们“真理总是具体的”，那么这个法则也同等适用于批评。仅仅指出某个定义是抽象的，那还不够；必须指出其中究竟缺少了什么。否则批评本身便无意义。夏克曼认为那个定义是抽象的，但他并不加以具体化或另换一定义，却拿一个真空来代替。这是不够的。一个真空，甚至一个最矫饰的真空，都须认为是所有抽象物中最坏的一个，──因为可以随便拿什么内容来填充它。怪不得这个理论的真空，一面排去阶级的分析，一面就吸取了印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政治。
“集中的经济”
夏克曼又征引列宁说的：“政治是集中的经济，”而且在这个意义之下，即：“政治必然支配经济。”夏克曼从列宁这话做出结论来反对我，即说：我仅仅注意“经济”（生产机关属于国家）而疏忽了“政治”。这次利用列宁的话也不见得比第一次高明。此处夏克曼错得太厉害！列宁意思是说：经济过程，任务和利益，一旦具有一种自觉的和普遍化的性质，便自然而然进于政治领域，而构成政治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下，政治作为集中的经济来看，是高出于日常个别的，不自觉的和未普遍化的经济活动之上的。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政治是否正确恰是看它深刻地和普遍地“集中”经济至何种程度来决定的；这就是说看它表现经济的进步倾向至于何种程度。所以我们的政治首先立足在分析财产形式和阶级关系上面。惟有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更详细地和更具体地去分析那“上层建筑”中诸元素。举例说，我们如果要说敌派是“官僚保守主义”，那我们就要立刻寻求此现象的社会的即阶级的基础。若非如此，我们就成了“柏拉图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倘使不是简单的人云亦云的话。
“政治是集中的经济”，这话应该也能适用于克里姆林宫。难道莫斯科政府的政治，与一般法则相反，独不是“集中的经济”，而是官僚们自由意志的表现么？我们将克里姆林宫的政治还原于财产权属于国有的经济，不过经过官僚利益而折射出来，──这一点，夏克曼特别热烈反对。他对于苏联的判断，不是从经济之自觉的普通化出发的，而是从“观察活的事变之实在状况”出发的；即是说，从一时的感受，即兴之作，同情或反感出发的，他拿这个印象主义的政治来对抗我们的有社会学根据的政治，同时骂我们……忽视政治。真是难于令人相信的，然而确有这个事情！实在说，夏克曼那种怯懦的无常的政治最后分析起来，也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但可惜这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
拿资产阶级战争来相比
夏克曼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有一个时期是进步，另一个时期是反动的，所以一个参加战争的国家，光给他以阶级定义，那是不够的。这话没有使问题更明白，反而使问题更胡涂了。惟有当整个资产阶级制度是进步的时候，资产阶级战争才是进步的；换一句话说，即是当资产阶级财产制与封建财产制相反，成为一种进步的和建设的因素时候。一旦资产阶级财产制成为社会发展的制动机了，资产阶级战争就是反动的。难道夏克曼要说，在苏联，生产机关属于国家所有，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制动机，而扩大这个财产形式至其它国家也为经济的反动了么？夏克曼显然不愿这样说。他简单是不从自己的思想推出逻辑的结论。
资产阶级民族战争的事例果然是很有用的教训，但夏克曼随随便便就带过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而奋斗。1870─1871年战争中，他们是站在德国方面的，虽然这个统一斗争被那些王统寄生虫所利用了，所歪曲了。
夏克曼提起了那个事实，即：阿尔萨斯─洛林一被兼并，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刻转过来反对普鲁士。但这个转变只是更加显得我们观点的正确。这里讨论的是关于两个资产阶级国家间战争的问题。如此，两个敌对营垒有一个共同的阶级基础。如要决定二者之中那一个是“害处少些”，那只有根据辅助因素。德国方面有创立一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经济的和文化的活动场之问题。民族国家在此时期是一个进步的历史因素。在此限度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站在德国方面，不管霍亨佐伦王朝及其贵族地主如何。阿尔萨斯──洛林之兼并，违反了民族国家的原则，无论对法国说，或对德国说；而且由此生下了将来复仇战争之根。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转过来激烈反对普鲁士。故他们绝不至帮助一个较低的经济制度以反对一个较高的经济制度之危险，因为，再说一句，在敌对两方都是资产阶级关系占优势。如果1870年法国是工人国家，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会开始就站在法国一方面的，因为──这一点也须说起，未免难为情──他们的活动一向是以阶级原则为指针的。
今天，在资本主义诸国家中，民族任务之解决再不会有什么障碍了。反之，人类正在因那生产力和那太狭隘的民族国家相冲突而感受苦痛。解除民族籓篱，在社会公产之上建立计划经济，──这乃是国际无产阶级尤其欧洲无产阶级的使命。我们的口号：“建立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正是表示这个使命。波兰和芬兰有钱人之被剥夺财产就本身说，乃是一种进步因素。克里姆林宫的官僚方法，在这件事上的作用，正如霍亨佐伦王朝方法在德国统一上的作用。以反动的手段保卫反动的财产制，和以官僚手段推行进步的财产制，二者之中我们若是必须选择一个，则我们绝不会将两方面一视同仁的，我们要选择“较少害处”那一方面。这里绝非“投降”于斯大林主义，正如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策绝非投降于霍亨佐伦王朝。差不多无需要声明说：霍亨佐伦王朝在1870─1871年战争中的作用，既不能辩护它的一般历史的作用，也不能辩护它的存在。
时势的失败主义──或哥伦布与蛋
我们现在试看一看，夏克曼借助于理论的真空，如何拿“活的事变之实在状况”应用于一个特别有生气的问题。他写道：“我们从来未曾拥护克里姆林宫的国际政策……但什么是战争呢？战争是其它手段所行的政策之继续。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拥护战争呢？既然战争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拥护的国际政策之继续？”（同上引文件）这个议论之完整性是不可否认的；一个完整的失败主义理论写成明白的三段论法形式。这和“哥伦布与蛋”一般简单！我们既然从未拥护过克里姆林宫的国际政策，自然不应拥护苏联，那么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我们排拒克里姆林宫的国内和国际的政策，还在德苏协定及红军侵入波兰以前哩。这是表示去年“活的事变之实在状况”对此问题毫无关系。过去我们若曾采取保卫苏联的立场，那不过是不彻底而已。夏克曼不仅修改了第四国际现在的政策，而且修改了它过去的政策。我们既然反对斯大林，我们也就必须反对苏联。斯大林早就存有这个意见。夏克曼则是最近才有这个意见。从他的排斥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便自然而然生出完全而不可分的失败主义。那么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但夏克曼自己不能说这话。在前一段里，他写道：“我们说──少数一派继续这样说──如果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意图粉碎十月革命最后胜利品，并转变俄罗斯为一堆殖民地，则我们将无条件地拥护苏联。”（同上引文15页）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让我问几句话！克里姆林宫的国际政策是反动的；战争是它的反动政策之继续；我们不能拥护反动的战争。那么何以忽然变成了：倘若那些恶毒的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而且意图转变苏联为殖民地，则在此种特殊的“条件”之下夏克曼就将拥护苏联……“无条件地”呢？这话有什么意思呢？难道，夏克曼学了盘纳姆的榜样，也将逻辑送到宗教领域或其它博物馆中陈列去了么？
这个疑团之解释，乃在于此事实，即“我们从来未曾拥护克里姆林宫的国际政策”，这句话本是一句抽象的话。这话必须加以解剖，加以具体化。官僚层现行的外交和内政政策，首先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寄生利益。在此限度之下，我们发动决死斗争反对他们；但是最后分析起来，工人国家的利益是以一种很歪曲的形式由官僚的利益反映出来。这些利益是我们要保卫的，──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如此，我们绝不发动一个斗争反对官僚之守护（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国有财产，反对垄断国外贸易，反对拒付帝制时代的借款。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若是发生战争──不管诱发此战争的是什么偶然事件，亦不管这个或那个政府意图如何──则受危害的正是那些历史的胜利品的命运，那些胜利品正是我们要无条件地保卫的，即是不顾官僚的反动政策如何都要保卫的。问题归根结的转到苏联的阶级性去了。
列宁从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推论出失败主义政策；但他并不停在此处。他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统治阶级的发展上的一个特殊阶段，推论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战争的性质既然是由社会和国家的阶级性来决定，所以列宁教我们决定我们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的时候，不必去理会那些“具体的”情况，如民主制和君主制，自卫和侵略之类。与此相反，夏克曼则提意我们应当从那些时势的条件推论出失败主义。这个失败主义不理会苏联的阶级性，也不理会芬兰的阶级性。有了官僚的反动特征及其“侵略行为”，便够了。倘若英法美诸国运飞机大炮到芬兰，那一点也不能改变夏克曼的政策。但若英国军队在芬兰登陆，那么夏克曼就要插一根温度表在张伯伦舌底下，测探张伯伦的意图，──仅仅是要把芬兰从克里姆林宫的帝国主义政策底下救出来呢，还是兼要破坏“十月革的最后胜利品”？严格依照温度表上度数所指失败主义者，夏克曼就将转变为一个保卫主义者。这便是拿“活的事变之实在状况”来代替抽象原则的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夏克曼坚决要求拿出证据来：反对派诸领袖过去何时何处曾有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之表现？关于此点，我已经回答了他，但这里必须补引我和他来往的两封论保卫主义问题和方法，及关于西班牙革命事情的信。1937年9月18日，夏克曼写信给我说：“……你说：‘我们若有一个国会议员，则他要投票反对尼格林的军费预算。’这个若非印错了，则我们认为是不一贯的。倘若如我们大家所认识，在现在的西班牙斗争中帝国主义战争元素并不占支配地位，倘若其中有决定意义的元素仍是没落的民主政治和法西斯之间的斗争，但若我们应当从军事上帮助反法西斯的斗争，──那就不明白，我们何能够在国会里投票反对军费预算……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虎斯加前线，受一个社会党同伴的质问：他的国会代表为什么投票反对尼格林的建议，拿一百万卜西塔去购买来复枪给前线使用，─那时这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如何回答呢？我们觉得他找不出一句切实的话来回答……”
这封信使我吃惊。夏克曼情愿根据那个纯粹消极的理由，即认为“帝国主义战争元素”在西班牙不占支配地位，来表示信任尼格林那个无信义的政府。
1937年9月20日我回答夏克曼：“投票赞成尼格林政府的军预算，无异于投票信任他的政策……这样做，是一件罪恶。我们如何对无政府主义派的工人解释我们的投票呢？很简单地：我们一点也不信任这个政府有能力领导战争并保证胜利。我们攻击这个政府保护富人和让穷人挨饥。这个政府是必须推翻的。当我们力量尚未足够，不能代替它时，我们就接受它的命令而作战；但一有机会，我们就公开表示不信任它。这是惟一可能的办法，从政治上动员群众以反对这个政府，并准备推翻它。任何其它的政策都是背叛革命。”
我的回信的口气仅仅是微弱地反映出夏克曼机会主义的立场引起我心中的……惊讶。个别的错误自然是难免的，但在今天，两年半之后，这次通信却发现了新的意义。夏克曼推论说，我们既然保卫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反对法西斯，便不能够不信任资产阶级政府。把这理论应用到苏联来，就变成了恰恰相反的一面──我们既然不信任克里姆林宫政府，便不能保卫工人国家。在此事上，假激烈主义也不过是机会主义的背面罢了。
抛弃阶级准则
我们再一次回到ABC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中，分析某现象，如国家，政党，哲学倾向，文学潮流等等，是以它的阶级定义为出发点的。但在许多情形下，仅仅阶级定义还是不够用的，因为一个阶级是由不同阶层组成的，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出现，而且受其它阶级的影响。为了完成那个分析，必须列入这类次等的或三等的因素；是部分列入或全体列入，则随特殊的目的而定。但是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论现象若非给以阶级的说明，则分析为不可能。
知道了一种动物的骨骼和筋肉构造，并不能说：这动物的解剖尽于此矣；然而一篇解剖文章若企图把骨骼和筋肉“抽象”出去，则必陷于空洞。战争不是一个器官，而是社会的一种机能，即统治阶级的一种机能。要确定和研究一种机能而不明白它的器官，即国家，那是不可能的：要从科学上去明白这个器官，而不明白整个机体，即社会之构造，那也是不可能的。社会的骨骼和筋肉，就是生产力和阶级（财产）关系。夏克曼认为一种机能，譬如战争，可以不管其依附的器官即国家如何而“具体地”研究之。这不是骇人听闻的么？
这个根本的错误还加上另一个同样显明的错误。夏克曼将机能从器官分出以后，就去研究机能本身；他竟违反一切诺言，他不是从抽象的到具体的，反而是将具体的溶解于抽象的之内。帝国主义战争，是财政资本的机能之一，此时资产阶级发展至某个阶段而依据于一种特殊结构的资本主义之上，即垄断资本。这个定义是充分具体的，足够我们做出基本的政治结论之用。但把帝国主义战争一词扩大，连苏维埃国家也包括在内，夏克曼就把自己的立足地掘空了。将同样的词语使用于财政资本的扩展和工人国家的扩展两方面，而寻找一些肤浅的理由替这样使用做辩护，夏克曼便不得不抛开这两种国家的社会结构而称之为──一种抽象。像这样的与马克思主义捉迷藏，夏克曼就将具体的说做抽象的，又将抽象的称为具体的了！
这种骇人听闻的玩弄理论，并不是偶然的。美国每个小资产者毫无例外地都准备将占据他人领土的行为称为“帝国主义的”，尤其今日美国尚未准备去占据他人的领土的时候。但是假使有人对这批小资产者说：财政资本的整个外交政策都是帝国主义的，不管它当时是在准备兼并他人土地，或在“保卫”芬兰反对他人兼并，──那么我们的小资产者就会义愤填胸的。反对派的领袖们自然在他们的目的和他们的政治水平方面与普通小资产者大不相同。但可惜他们有共同的思想根源。小资产者总是想使政治事变与它的社会基础分开，因为以阶级观点处理事情的方法，与小资产者的社会地位和所受教育之间，有天生的冲突。
再论波兰
我说克里姆林宫以其官僚的方法给波兰的社会主义革命以一种推动，──这个意见被夏克曼转化成为：我认为无产阶级的“官僚式革命”是有可能的。这不仅是不正确，而且是不诚实。我的话是有严格限制的。这不是“官僚式革命”的问题，而仅是一种官僚式推动的问题。否定这个推动，无异于否定事实。在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众，无论如何感觉到了这个推动，明白其意义，而且利用之在财产关系上造成一个急剧的颠覆。一个革命的党不能及时发觉这个推动，而且拒绝利用这个推动，那它除了做垃圾桶外就没有别的用处。
这个朝着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推动所以是可能的，仅仅因为苏联的官僚分子是骑坐在而且托根在一个工人国家的经济上面。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对这个“推动”作革命的利用所以是可能的，也只有经过在占领地实行阶级斗争和依照十月革命的榜样。最后，这个革命的群众运动之被迅速压平所以是可能的，又是因为这个运动的孤立和莫斯科官僚的权势。谁不懂得这三个因素──工人国家，被压迫群众和拿破仑主义官僚──之辩证法的交流，还是少谈波兰事变为妙。
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选举国民会议时，选举的纲领（自然是克里姆林宫授意的）含有非常重要的三点：两地并入苏联，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大工业和银行收归国有。乌克兰那些民主派，以他们的行为来判断，是认为并入于一个国家统治之下害处比较少些。由将来争独立运动的观点来看，这个见解是对的。至于纲领中其它二点，则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承认是进步的。夏克曼避开了现实，即避开了：正是苏联的社会基础迫得克里姆林宫采取一个社会革命的纲领这一事实，而说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去，那里一切事情都同旧时一样。一种令人难信的议论！没有人说过，苏维埃官僚无论何时何处都愿意或能够成就那剥夺资产阶级财产之事业。我们不过说，克里姆林宫虽然与希特勒联盟，仍不得不许可波兰东部的那种变革，其它的政府则不能成就那种变革。若非如此就不能将那些地方并入于苏联之内了。
夏克曼知道了这个变革。他不能否认它。他不能解释它。但他还想顾全自己的面子。他写道：“在波属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阶级的剥削因民族压迫而更加厉害了，那里农民开始自动地夺取土地，赶走地主，地主早已吓得要跑了……”（同上引文16页）结果是红军与这一切全无关系。红军仅仅以“反革命武力”的资格进入波兰，为的是扑灭此运动。但在希特勒夺去的西方波兰，工人和农民为什么不来一个革命呢？为什么那里主要是些革命家，“民主派”和犹太人逃亡出来，而在东方波兰则主要是地主和资本家亡命呢？夏克曼没有工夫想这事情，──他忙着向我解释说：“官僚革命”观念是荒谬的，因为工人的解放只能由工人自己来做。我没有理由再说一句么？──我说：夏克曼显然觉得他是站在一个托儿所里面。
在巴黎的孟什维克机关报上──他们对于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态度，是比夏克曼更加“不可调和的”──有个报告说：“在乡村里，苏维埃军队一经开近（即是说尚未开到当地──托注），到处都产生了农民协会，那是革命农民初步的自治机关……”军事当局自然急忙把农民协会置于官僚机关之下，那是他们开到后在城市中心设立的。然而他们非依靠于农民协会之上不可，因为没有这些农民机关，就不能够实行土地革命。
孟什维克派领袖，但，10月19日写道：“根据所有观察者的一致见证，苏维埃军队和官僚机关的出现，供给了一种推动（！）于社会纷扰和社会改革，不仅仅限于他们占领的区域而已，而且越出这个区域的界限以外。”应当注意，“推动”二字并非我发明的，而是“所有观察者的一致见证”，他们有眼睛和耳朵。他甚至更进一层，揣测说：“这个推动所引起的浪潮，不仅于较短时间内重重打击了德国，而且要多少扩展于其它国家的。”
另一个孟什维克派道：“然而克里姆林宫的人无论如何企图避免包含有大革命意味的事情，仅仅苏维埃军队进入那带有苟延残喘的半封建土地关系的东方波兰领土一事，已经激起一阵暴风雨般的土地运动了。苏维埃军队一开近，农民就开始夺取地主土地，并组织农民协会。”注意：是苏维埃军队开近，而不是撤退去，如同夏克曼所说的。我征引孟什维克派的见证，因为他们消息很灵通，他们的消息是从那些于法国的亡命的犹太人和波兰人得来的，又因为那些先生已经投降法国资产阶级了，就不会被人猜疑投降于斯大林主义。
孟什维克的见证，以后又经资产阶级报纸的报告所证实了。
“在苏维埃波兰的土地革命，具有一种自发性运动的力量。红军已经越过芝布鲁士河的消息一传来，农民就将地主土地拿来瓜分。土地首先给予那些小佃户；以此方法，大约30%的耕地从地主没收来了。”（纽约时报，1940年1月17日）
作为一种新的论据，夏克曼拿我自己的话来抵抗，即是说：东方波兰地主土地之被剥夺并不能改变我们对于克里姆林宫一般政策之估计。自然不能！没有人说它能。克里姆林宫借助于共产国际，领导工人阶级走错道路并使之灰心丧气至于如此程度，不仅促成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暴发，而且使得利用此战争以进行革命这件事成了异常的困难。与此罪恶相较，那两个省份的社会变革（此外还加波兰被奴役为代价）自然退于次要的地位，不能改变克里姆林宫政策的一般反动性。但是由于反对派自己所倡议，现在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关于一般政策的问题了，而是关于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之下此政策之具体的折射。对于加里西亚和西白俄罗斯的农民，土地革命是非常重要的。第四国际不能根据此事倡始于反动的官僚为理由而抵制这个革命。我们目前的责任就是站在工农方面参加这个革命，在此限度之下也是站在红军方面。同时必须孜孜不倦地警告群众以克里姆林宫政策之一般的反动性，及其对于占领区的危险。懂得配合这两个任务，或宁可说这同一任务的两方面，──这正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
再论芬兰
在了解波兰的事变中，夏克曼既表现了如此可笑的判断力，接着关于芬兰的事变他又用加倍的威权来攻击我。在我的论文“一个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中我写道：“苏芬战争显然开始要补充以一个内战，此内战发展至某一阶段，红军一定要与芬兰的小农和工人同在一个营垒……”这个极端谨慎的意见并未得着我的爱吹求的判官之赞许。我关于波兰事变之估计，已经破坏他的均衡了。“你关于芬兰的使人惊讶的意见，我更难得着证据，”夏克曼在他“信”的第16页写道。我很惋惜，夏克曼宁愿惊讶而不肯把事情透彻地思索。
在波罗的海诸国，克里姆林宫将其任务限制在谋求战略利益的范围之内，无疑也有这个打算，即将来那些战略上的根据地也足使俄罗斯帝国那些旧领土苏维埃化。以外交威吓手段在波罗的海方面得到的成功，却遇着了芬兰的反抗。若是对此反抗让步了，则克里姆林宫的“威望”将有丧失的危险，因此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成功也有丧失的危险。如此，与当初计划相反，克里姆林宫不得不诉诸武力。由此事实，每个能思想的人都要自问道：克里姆林宫仅仅是要恐吓芬兰资产阶级，迫使它让步呢，还是不得不走得更远些？对此问题自然不能有“自动的”回答。必须在一般倾向光照之下，依据具体的征兆来决定。对反对派诸领袖不足以语此。
军事行动开始于11月30日。同一日，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无疑设在列宁格拉或莫斯科）广播一篇告芬兰劳动民众的宣言，其中说：“在芬兰历史这是第二次芬兰工人阶级开始一个斗争，反对富豪统治。1918年工人和农民的第一次经验，归结于资本家和地主的胜利。但此次……劳动民众一定要胜利的！”这篇宣言就明白表示：并非企图恐吓芬兰的资产阶级政府，而是一个计划，要煽起芬兰国内暴动，并以国内战争代替红军的侵入。
12月2日发表的所谓“人民政府”的宣言，说：“全国许多部分，人民已经崛起，宣告创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这话显然是伪造事实，否则一定会写出发生暴动的地点的。然而从国外准备的个别暴动归于失败，也是可能的，正为此故，宣言中才不肯详说。无论如何，“暴动”新闻成为对暴动的号召。此外，宣言中提到了成立“芬兰第一军”的消息，“在战争中将由革命工农出身的志愿兵加入而扩充起来”这一“军”无论有千人或仅百人，其在决定克里姆林宫政策上的意义是不可抹杀的。同时，电讯也报告边区大批地主被剥夺财产。毫无一点理由可以怀疑：这正是红军初期进军中发生的事情。但即使认为这些电讯是伪事实，那也含有号召土地革命的意义。如此我就有一切理由来宣告：“苏芬战争显然开始要补充以一个内战”的话了。12月初，我还只晓得这些事实的一部分。但以一般局势为背景，我敢说，又加上明白了其内在的逻辑，那些单个的征兆就令我做出必要的结论，推断整个斗争的方向。若无此种半先天性的结论，则可以做一个观察者，解释事变，但绝不能做一个积极参加此事变的人。但“人民政府”的号召为什么不能立刻得到群众回答呢？这有三个原因：
第一，芬兰完全受一架反动的军事机器所统治，它不仅受资产阶级，而且受农民上层与劳动贵族所支持：第二，克里姆林宫政策已将芬兰共产党转变成一个不重要因素；第三，苏联的制度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芬兰的劳苦群众中引起热情。即令在1918至1920年的乌克兰，农民响应那夺取地主产业的号召，也很迟慢，因为地方苏维埃政权还弱，而白党的每次胜利，总行残酷的报复。因此芬兰贫农迟迟不响应土地革命的号召，那就不足惊异了。要使农民行动，则红军必须有重大的胜利。但红军在头一次准备不足的进攻中，遭受的只有失败。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农民暴动甚至谈都谈不到。在目前，要期待在芬兰发生一次自发的内战，那是不可能的，我的估计说得很明确，以内战方法来补充军事行动。我心目中所想的──至少在芬兰军队被消灭之前──只是占领区域及其邻近地带。今天，即在1月17日，当我在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一个由芬方传出的消息说：边界的一省被芬兰亡命者的队伍所侵入，那边同胞们确实在自相杀。如果这不是内战的一节，到底是什么呢？无论如何，红军再度进入芬兰，将在每一步骤证实我们关于战争的一般估计。夏克曼既无对于事件的分析，又不能有一点预测。他只以高尚的愤激自限，因此，他逐步愈加深陷于泥淖之中。
“人民政府”的宣言主张工人监督生产，这能有什么意思！夏克曼惊叹道。现在苏联并没有工人监督；芬兰将从那里来这个制度？说起来真叫人不快，夏克曼暴露出对于局势之完全缺乏了解。在苏联，工人监督是一个久已完成的阶段。那边，从工人对资产阶级的监督，过渡到国有化生产的管理；从工人的管理，过渡到官僚的指挥。新的工人监督现在只能指对官僚的监督。这监督是不能成立的，除非是一次反官僚的胜利暴动的结果。在芬兰，工人监督所指的还不是别的，只是要把本地资产阶级逐走，官僚想代替他们的地位。再则，人们不该以为克里姆林宫竟蠢得要由输入的委员们去统治东部波兰或芬兰。克里姆林宫急迫待做的事情，就是要从占领区域的劳苦民众中提拔出一个新的行政机关。这任务只能分成几个阶段来解决。第一个阶段是农民委员会与工人监督委员会（注）。
夏克曼甚至热烈地抓住这个事实，即顾锡宁的政纲，“形式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纲”。他这话的意思是否想说克里姆林宫与其把芬兰并入苏联的境界内，倒更愿意在芬兰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夏克曼自己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在西班牙，莫斯科并不准备叫它跟苏联合并，那里的问题实际是要证明克里姆林宫有保障资产阶级民主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能力。这任务乃由克里姆林宫官僚在这特殊国际局势中的利益发生的。今天的局势不同。克里姆林宫并不准备对英，法，美表示它的有用。它的行动证明，它坚决要使芬兰──一下子或分两个阶段──苏维埃化。顾锡宁政府的政纲，就令从“形式的”观点来看，与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政纲无异。诚然，夏克曼把这事实大加利用，就是说我一般地看重“傀儡”顾锡宁的宣言。不过我将放肆一点说：奉克里姆林宫敕令行动的“傀儡”顾锡宁得到红军的援助，代表着比几十个肤浅的自作聪明者远较认真的一个政治因素，这些人不愿彻底想想事件的内在逻辑（辩证法）。
（注）本文写好之后，我读1月17日的纽约泰晤士报，有如下几行关于东部波兰的记载：“在工业中，激烈的剥夺行为尚未大规模实行。银行系统的主要中心，铁路系统，以及许多大工业，在俄国占领之前好几年便已国有化了。在中小型的工业中，工人现在实行着对生产的监督。”
“工业家在名义上对他们的产业还保持着全部所有权，但他们被逼要说出生产费用等项，提供工人代表审核。工人代表们会同雇主，确定工资，工作条件，与工业家的‘公正利润率’。”
由此可见，“活事件的实情”完全不按照着反对派首领们那些书生气的与无生气的模型。同时我们的“抽象”却变成有血肉的东西了。
夏克曼根据他非同寻常的分析，这回公开对苏联采取失败主义政策，同时又声明（供紧急之用）他仍旧是“爱他阶级的人”。我们能得到这个声明是很快活的。但讨厌的却是那位孟什维克的首领但氏，在11月12日早就写了：在苏联侵犯芬兰这个场合中，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对这暴行采取明确的失败主义立场”。（见社主义消息报第19－20期合刊，第43页）我们必须附带指出，在克伦斯基政制的整个时期中，但是一个激烈的保卫主义者；甚至在沙皇治下，他也不曾成为失败主义者。只有红军侵入芬兰方使但变为失败主义者。当然他并不因此不复为“爱阶级者”。什么阶级呢？这不是一个无味的问题。仅就事件的分析而论，夏克曼并不同意但氏，后者更接近于行动的舞台，不能拿虚构来代替事实；然就“具体的政治结论”而论，这是用以补偿的，夏克曼却爱着但氏所爱的同一阶级了。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中，如果反对派允许我这样说的话，那么这个阶级就叫做小资产阶级。
“联盟”的学说
夏克曼为要辩护他与盘纳姆及阿本缔结联盟来反对党中的无产阶级派，反对第四国际的纲领，且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并没有避免采用革命运动的历史，据他自己说，为要把伟大的传统转授给年轻的一代，他还特别研究了这方面的。这目标本身当然是再好没有的。但它要有一个科学方法。夏克曼却为联盟之故，一开始就牺牲科学方法了。他的历史例子是任意拾取的，未经思索的，全然错误的。
就联盟这个名词的本来意义说，并非指每一合作而言。有些插话性的同意，并不转变也不企图转变成为一个长期的联盟，这绝非少见的。另方面，一个政党内的同志关系，也不能叫做联盟。例如我们和盘纳姆同志已同属于（我希望能继续到底）同一个国际的党；但这还不是一个联盟。两政党能缔结一个长期联盟来反对一个共同敌人，例如“人民阵线”的政策。在同一个党内，接近的而非完全一致的诸流派，能缔结联盟来反对第三派。
为要估计党内联盟的价值，两个问题具有决定的意义，（1）第一与最重要的，这联盟反对谁或反对什么？（2）联盟内部的力量关系怎样？例如国际主义者与中派主义者联盟反对自己党内的沙文主义，那是完全允许的。在这情况中，联盟的结果须视国际主义者的政纲的明确性，他们的团结与纪律为断，因为这些特点，在决定力量的关系时，常较数量上的力量更为重要。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夏克曼借用列宁与波格丹诺夫的联盟。我已经说明列宁对波格丹诺夫未作丝毫理论上的让步。现在我们将考察“联盟”的政治方面。首先应该说明的，就是问题实际上并不涉及联盟，只是涉及一个共同组织中的合作。布尔什维克独立地存在着。列宁并非同波格丹诺夫成立“联盟”来反对他自己组织中的其派别。相反的，他甚至和布尔什维克──妥协派（杜勃劳温斯基，赖可夫等）联盟来反对波格丹诺夫的理论的异端。本质上，关于列宁的问题是：能不能和波格丹诺夫留在同一组织里，这组织虽称为“派别”，但具有政党的所有特点。如果夏克曼并不视反对派为一个独立组织，那么他之引用列宁和波格丹诺夫“联盟”便完全不能成功。
但这一类比的错误，还不限于此。布尔什维克派的党进行着反孟什维克主义的斗争，这主义在那时已完全暴露出是自由资产阶级之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比那所谓“官僚保守主义”的罪名要严重得许多。而夏克曼对于“官僚保守主义”的阶级根源甚至不想加以确定。列宁与波格丹诺夫的合作，是无产阶级倾向联合了教派的中派倾向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阶级的界线是明白的。“联盟”（如果你在这一情形中应用这个名词的话）是正当的。
那次“联盟”往后的历史，也不乏重要性。在夏克曼征引的列宁给高尔基的信中，列宁表示一种希望：许能把政治问题与纯粹哲学问题分开。夏克曼忘记加上一句话：列宁的希望完全不曾实现。从哲学的高峰起，一直到其它的所有问题，包括最切近的问题在内，都发生着异见。如果这联盟不曾辱没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那只因为列宁有一个完成的政纲，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个融和巩固的派别，其中波格丹诺夫派只占一个不稳定的少数。
夏克曼跟盘纳姆与阿本缔结了一个联盟来反对他自己党内的无产阶级。这是不能闪避不提的。联盟内的势力关系完全不利于夏克曼。阿本有他自己的一派。盘纳姆得到夏克曼的帮助，能创立一个类似派别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些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发生幻灭的知识分子。夏克曼没有独立的政纲，没有独立方法，没有独立派别。反对派“政纲”的折衷性质，系由联盟内部相互矛盾的各种倾向决定的。当联盟崩坏时──崩坏是必不可免的──夏克从斗争中出来，除了害党害己之外，将一无所有。
夏克曼又援引这个事实，列宁与托洛茨基经长期斗争之后在1917年联合，因此提起他们的过去异见是不对的。这例子的价值打了一点折扣，因为他从前已用过它来解释他另外一次联盟──是和加农联盟反对阿本。不过即令放开这不愉快的情形不谈，这个历史类比还是错误之至的。当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时，他完全并由衷地承认了列宁建党方法之正确。同时，布尔什维克主义之不可调和的阶级倾向，业已改正了一个不正确的预测。我之所以在1917年不再提起“不断革命”的问题，因它已被事变的发展替双方都解决了。我们共同工作的基础，不是由主观的或插话性的勾结，而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构成的。这是个巩固的基础。再则，此地的问题不是“联盟”，而是统一于一个党内，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在党的内部，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十月联盟是反对在暴动问题上之小资产阶级动摇的。
夏克曼援引托洛茨基与齐诺维也夫在1926年的联盟，也是同样地浅薄。那时进行斗争来反对的不是少数气味不相投的个人之心理特征──“官僚保守主义”，而是反对着世界上最有力的官僚制度，它的特权，它的专横统治及其反动政策。一个联盟中可允许的异见的大小，系由敌对者的性质来决定的。
联盟内部分子间的相互关系也完全不同。1923年的反对派（即托派──译注）具有它自己的政纲及自己的干部（它绝非像夏克曼响应斯大林所说的系由知识分子构成，而主要系由工人构成）。在我们的要求之下，齐诺维也夫加明尼夫反对派在一特别文件中承认1923年反对派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之正确。但因我们有不同的传统，又因我们绝非在一切问题上都同意的，所以从未实行混合。两者都保持着独立的派别，在某些重要问题上，诚然1923年反对派在1926年对不同意见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我个人是投票反对的──这些让步我当时认为而现在仍旧认为是不许可的。我之不会公开对此等让步抗议，宁可说是一个错误。不过一般说来并没有多大公开抗议的余地──我们是秘密工作的。无论如何，双方都很熟悉我关于争论问题的见解。在1923年反对派中，至少有一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同意我的观点，而不是同意齐诺维也夫或拉狄克的观点。联盟中两派的关系既然如此，自能发生某种部分的错误，但不会有像冒险主义那样的东西。
夏克曼的情形完全不同。过去谁是对的，究竟在何时与何处对的？为什么夏克曼最初和阿本，然后和加农，现在又回来和阿本在一起？夏曼关于过去激烈派别斗争的解释，不是一个负责的政治人物的态度，而是保姆式的：──约尼有点儿不对，麦克斯也有点错，大家都有点不对，现在我们都有点对了。谁不对，不对在那里，不提到一个字。没有传统，昨天是不在计算之内的，这一切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在党的机构中，夏克曼同志起着一个气质浮动者的角色。
夏克曼在寻找历史类比时，避免一个例子，但这个例子确实与他目前的联盟有点类似。我想说的就是所谓1912年的8月联盟。我积极地参加了这个联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我创立的。政治上我与孟什维克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都不同意。我也跟极左派的布尔什维克，“前进”派不同。在总的政治倾向上，我更接于布尔什维克。但我反对列宁的“制度”，因为我还不曾懂得为要实现革命的目标，一个熔合得很坚固的集中的政党是不可少的。因此我组织了这个成分庞杂的插话性的联盟，它反对着党中的无产阶级派。
在八月联盟中，取消派有他们自己的派别组织，“前进”派也有类似派别组织的东西。我是孤立的，有共同思想者而无派别组织。大多数文件是我写的。故意避免原则上的不同意见，目的要在“具体的政治问题”上造成表面的一致。没有一个字提到过去！列宁予八月联盟以无情的批评，而最厉害的打击落在我的身上。列宁证明道：只因我在政治上既与孟什维克或“前进”派都不相同，所以我的政策是冒险主义。这批评是厉害的但是确实的。
让我提到这个事实，作为“可恕之处”，即我本来的意思并不想拥护右派与极左派来反对布尔什维克，而要统一整个的党。布尔什维克也被邀请来出席八月会议。但因列宁直率地拒绝与孟什维克联合（这是正确的），我便只能和孟什维克与“前进”派缔结不自然的联盟了。第二个可恕之处是：成为真正革命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现象本身，那时还只有第一次发生，在第二国际的实践上向无先例。不过我决不想借此来解脱我自己的罪过。虽然不断革命的观念无疑地揭示出一个正确的前景，但那时，特别在组织方面，我还不曾清除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性。我患了对孟什维克主义的妥协病，又患了不信任列宁的集中主义的毛病，八月会议开过后，联盟立刻便开始分解成它所组成的几个部分。不多几月后，我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组织上也立于联盟之外了。
今日，我把27年前列宁对我而发的同样的责骂奉送给夏克曼：“你的联盟是非原则的”。“你的政策是冒险主义”。我以整个的心表示着希望：夏克曼从这些责备中，能得出我曾经得出过的同样结论。
斗争中的各派
夏克曼对于这个事实，即“1923年反对派的领袖”托洛茨基会拥护加农这个官僚派，表示惊奇。在这一点上，也和在工人监督这一问题上一样，夏克曼再度暴露出他对于历史远景之缺乏感觉。不错，在替他们的独裁辩护时，苏维埃官僚曾利用布尔什维克集中主义的原则，但在这同一过程中，它把这些原则转变成它们的正反面。而这绝不会污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法。在许多年中，列宁以无产阶级纪律与严格的集中主义来教育党。这样干的时候，他曾几十次地受到小资产阶级派别与私党的攻击。布尔什维克的集中主义是一极其进步的因素，且最后它保证了革命的胜利。这是不难懂得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中此次反对派的斗争，与1923年俄国反对派反对特权官僚层的斗争并无共同之点，它倒与孟什维克之反对布尔维克集中主义的斗争类似。
加农及其一派，依反对派的意见，乃是“一种政治的表现，它最适宜称为官僚的保守主义。”这是什么意思？保守的工人贵族，这是分尝本国资产阶级利润的人，如果它得不到资本主义国家直接与间接的支持，则其统治便不可能。斯大林官僚的统治，如果没有格柏乌，军队，法庭等，则属不可思议。苏维埃官僚之拥护斯大林，恰恰因为他比其它任何人更能保卫他们的利益。工会官僚之所以拥护格林与路易斯，恰恰因为他们的副手们，这些能干与熟练的官僚，能保障劳动贵族的物质利益。但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官僚保守主义”建筑在什么基础上呢？显然不是建筑在物质利益上，而是在对于干部之官僚式的选拔上，而相反的一个营垒则集合着改革家，创意家与机动精神。反对派不替“官僚保守主义”指出任何客观的，即是社会的基础。一切都归之于纯粹的心理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每个能思想的工人都会说：加农同志也许真的犯了官僚倾向的罪恶──我这住得远远的人，颇难判断──但假使全国委员会及全党的大多数（他们对官僚的“特权”绝不关切）拥护加农，他们之所以这样干，不是因为他的官僚倾向，却是因为他虽有官僚倾向而仍然拥护他的，那这意思就是说他有某些其它的德性，远超过他个人的缺点。这是一个严肃的党员将说的话。而我的意见觉得他是对的。
反对派的领袖们为使他们的抱怨与控诉有所依据，便举出了许多不相关联的插话与故事来，这些事情在每一党内都可以举至几百与几千件，而大半的例子，都不能客观上加以证实的。反对派文件中的故事部分，我极不愿加以批评。不过有一件小事，我想以参加者及证人的资格发表一点意见。反对派领袖们骄傲地叙述着：加农及其一派怎样无批评与不经考虑地便轻易接受了过渡要求的纲领。这里是我在1938年4月15日关于该纲领的制作写给加农的一些话：
“我们已送给你过渡纲领草案与关于工党的一个简短声明。如果你不来墨西哥，那我永不能写出这个纲领草案，因为在讨论过程中，我知道了许多重要的事情，它使我更加明确与具体……”夏克曼完全知道这些情形，因为他是那次讨论的参加人之一。
谣言，个人的猜度，与简单的咬耳之谈，毫无用处，只能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中占有重要位置，这班人不是为党的纽带所联系，而是由个人的关系，他们那圈子里完全没有养成以阶级立场处理事情的习惯。人们交头接耳地传说：来访问我的人全是多数派的代表，又说我被他们欺蒙，以致不明真相。亲爱的同志们，不要相信种无意识的话吧！我用以采集政治情报的方法，是与我一般工作的方法一样的。对情报的批评态度，乃是每一政治家政治面貌的一个有机部分。假使我竟不能分别假的与真的报道，那我一般的判断还有什么价值？
我个人所认识的属于阿本派的同志，不下20人。其中有几个，我很感激他们对于我工作之友谊的帮助，而且我认为他们全体，或差不多全体，都是有价值的党员。但同时我一定要说，他们中间每一人的特征，多少带有小资产阶级环境的气氛，缺少阶级斗争的经验，且在某种限度以内，缺少与无产阶级运动之必要的联系。他们正面的特点使他们与第四国际相联结，他们反面的特点则把他们束缚于一切派别中最保守的那一个。
论“官僚保守主义”的文件（见《内部生活》第二卷，第6号，12页，1940年1月）抱怨道：“一种‘反知识的’与‘反知识分子的’态度，喋喋不休地向党员宣传。”这个论据是用一根头发拉进来的。成问题的不是那些完全跑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知识分子，而是想把我们的党转入小资产阶级折衷主义立场上去的那些分子。那同一文件声明道：“一种‘反对纽约’组织的宣传在进行着，实质上是投合那不健全的偏见。”（见上引文件）此地所指的是什么偏见？显然是反犹太人主义。如果我们党内有反犹主义或其它种族偏见的存在那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用公开的打击而不是用含糊的暗示反对它们。但是纽约犹太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的而不是民族的问题。在纽约有极多犹太人的无产者，但阿本的小组织并不建筑在他们身上。这一派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至今已证明不能找寻到犹太工人之路。他们以自己的环境自满。
历史上不止一个例子──更正确些说，历史上不曾有相反的例子──说明政党从一个时期转入次一时期时，那些过去曾起过进步作用的分子，证明不能及时地适应于新的任务，他们便在危险之前更亲密地联结起来，暴露出他们不是正面的，而是差不多完全反面的特点。这正是今天阿本派所起的作用，它以夏克曼串演新闻记者的角色，以盘纳姆作理论的智囊。夏克曼固执地说：“加农知道把‘阿本问题’注入此次讨论中是怎样的虚伪。他和每一个消息灵通的党领袖与许多党员同样地知道：至少在过去几年中，并没有‘阿本派’那样东西的存在。”让我放肆地说一句，这里如果有人歪曲实情的话，那便是夏克曼自己。我注视美国支部中内部关系的发展，大约有10年了。纽约组织的特殊组成及其所起的特殊作用，对我是比其它任何事物更加清楚，夏克曼也许能够记得，还当我在泼林吉卜岛的时候，我就动全国委员会从纽约及其小资产阶级空谈家的空气，搬一个时期到外省的工业中心去。来到墨西哥之后，我得到了更加认识美国生活，更加熟习英语的机会，又幸亏北方朋友们之时常来访，所以对于各派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心理，获得了一幅更生动的图画。根据三年来我亲身与直接的考察，我断定阿本的派别是不断地，稳定地（如果不是“机动地”）存在着。
阿本派的成员，只要你有一点儿政治经验的话，那不仅由他们的社会特性，而且从他们对一切问题的观察法，都可以容易认出来的。这些同志们老是形式上否认他们派别的存在。有一个时期，他们中间某些人确实想溶解于党中。但他们企图做到这一层所采用的方法，乃是加害自己，而在一切紧要的问题上，他们对党都以集团的立场出现。他们对于原则问题，特别是对改变党的社会组成这个问题所感到的兴趣，远不如他们对于上层拉拢，个人冲突，与一般在“总部”发生的事情所感到的兴趣。这就是阿本的一派。我坚决地对这些同志中的许多人提出警告：沉湎于这种不自然的生活，一定要使他们迟早遭遇到新的派别冲突的爆发。
反对派的领袖们讥讽地与轻蔑地说到加农派的无产阶级的组成：在他们的眼中，这一偶然的“细节”并没有重要意义。如果这态度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轻蔑加上盲目，又是什么呢？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实行分裂的那次大会，几十个代表中只有3个工人，这3人都属于多数派。孟什维克取笑列宁，因他说这事实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孟什维克自己解释那3个工人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由于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但事实大家知道，结果证明列宁是对的。
如果我们美国党的无产阶级部分“政治上是落后的”，那么政治上“先进”者的第一个任务就应该提高工人们的政治水平。但为什么目前的反对派不能设法去接近这些工人呢？为什么他们把这工作让“加农私党”去干？这里包含着什么意思？是工人不足以赢得反对派的垂青呢？还是反对派不适于接近工人呢？
如果说党的工人部分是十全十美的，那当然是蠢驴。工人们只是逐渐地达到明显的阶级意识。职工会老是创造一种文化的媒介物，来促成机会主义的偏向。在次一阶段上，我们不可避免地将碰到这个问题。党将不止一次地提醒自己的那些职工运动家：在教育方法上迁就于无产阶级中较落后的阶层，切莫转变成对职工会保守官僚之政治上的迁就。每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每次党的队伍之增加，与党的工作方法的复杂化，总是不仅开辟新的可能性，也发生新的危险。工会工作者，甚至那些在最革命的学校中训练出来的，常能发生一种企图脱离党的控制的倾向。不过，在目前，这完全不成问题。在目前，非无产阶级的反对派，背后拖着大多数非无产阶级的青年，在企图修改我们的理论，我们的纲领，我们的传统──而这一切又都是那样轻率地干着，并为更加方便起见，顺便反对着“加农的私党”。在目前，对党的不敬态度并非由职工运动者，而是由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分子表示着的。正为要在将来不让职工运动者背离党，现在必须坚决地斥责这些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分子。
更不允许忘记的是：这些在职工会中工作的同志的真实的与可能错误，反映着目前美国无产阶级的压力。这是我们的阶级。我们不准备在它的压力之前投降。但这压力同时昭示我们以自己主要的历史道路。另方面反对派的错误反映着另一个异阶级的压力。在思想上与那一阶级相决裂，乃是我们未来成功的基本条件。
反对派关于青年的论辩错误之极。当然，如果争取不到无产阶级青年，革命党便不能发展。但麻烦的在于我们所有的青年差不多完全是小资产阶级青年，而且带着不少社会民主党的，亦即机会主义的历史。此种青年的领袖们具有无疑的德性与能力，但是，唉，他们曾在小资产阶级拉拢勾结的精神中受了教育，假使他们不能积极地脱出他们习惯了的环境，假使他们不被送到工人区中，不冠以煊赫的头衔而在无产阶级中进行日常的“龌龊”工作，他们便可能永远脱离了革命运动。在青年问题上，也和在其它所有问题上一样，夏克曼不幸采取了错入骨髓的立场。
是停止的时候了！
夏克曼的思想，从一个错误的出发点已堕落至何种程度，可以从这个事实中看出来：他把我的立场描写为对于“加农私党”的袒护，他曾几次反复说着这样的事情，说我在法国也同样错误地支持了“莫林尼哀私党”。一切事都变成为我对于某些个人或派别的拥护，完全与他们的政纲无关。莫林尼哀的例子只是加浓了雾气。我将试行加以消散。莫林尼哀的罪恶不是脱离我们的政纲，而是他的不守纪律，专横，以及用各种冒险方法，获得经济来帮助党和他的派别。只因莫林尼哀是一个很有力的人，且无疑地具有实际行动能力，所以我认为不仅为了莫林尼哀本人的利益，而首先又为了组织本身的利益，必须尽一切可能的方法用无产阶级的纪律精神，说服他与重新教育他。因为他的许多敌对者具有他所有的缺点，而没有他的一个优点，所以我竭力劝他们不要急于和他分裂，而要一再予莫林尼哀以试验。正是这个用意，使我在我们的法国支部的少年时代，采取了“袒护”莫林尼哀的立场。
对那些盲进的，或不守纪律的同志采取忍耐态度，并一再努力用革命精神来从新教育他们，这是绝对必要的，同时这个方法我决不是应用于莫林尼哀一人。我曾几次企图使下列的人更接近党并拯救他们：德国的柯脱·朗陶，费尔特，惠斯堡，奥国人佛来，法国人脱朗脱，以及其它许多人。在许多情形中，我的努力证明为没有结果；在少数场合中，它却挽救了好些有价值的同志。
无论如何，我不曾对莫林尼哀做了丝毫原则的让步。当他决定以“四个口号”，而不是以我们的政纲作基础来办一种报，并独立地执行这个计划时，我是坚决主张把他立即开除的人中之一。但我不愿隐匿这个事实，即在第四国际的成立大会上，我又一次地赞成给莫林尼哀及其一派在第四国际范围内以试验的机会，看他们是否承认了他们政策的错误。这一次，那企图又无结果。但如在适当的条件之下，我并不放弃重新进行这种努力。在莫林尼哀的最凶狠的敌对者中，如凡里根与斯尼夫里脱诸人，一旦跟第四国际分裂之后，便能与莫林尼哀联合起来，这是最古怪的。
有计多熟悉我的文献的人，曾友谊地责我浪费这么多时间，来说服“无希望”的人。我回答道：我曾很多次看见人怎样随环境而改变，因此我不预备根据于少数，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便宣布他是“无希望的”。
当我清楚地知道了夏克曼正在驱他本人与党中的一部分人进入死巷之时，我便写信给他说，假使我有这个机会，那我将立刻坐一架飞机，飞往纽约，以便同他一次讨论72个小时。我问他愿否设法让我们弄到一起。夏克曼不回我信。这完全是他权利以内的事。将来那些熟悉于我的文献的人，也许会说我给夏克曼的信是一个错误步骤，会和我过分固执地“袒护”莫林尼哀的“错误”，一起引征的吧。他们是不能叫我信服的。在目前条件之下要形成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乃是一个极度困难的任务。牺牲原则来追求个人，自然是一种罪恶。但是用尽一切可能方法来替我们的纲领争回一些杰出的然而是错误的同志，我认为，现在还是认为是我的责任。
从夏克曼那样文不对题地加以利用的职工会讨论中，我引征列宁的话，夏克曼是应该铭记于心的：“一个错误往往开始是小的而逐渐增大。不同意见总是由微末开始。任何人有时总要受点小创，但假使这小创影响开去，可以成为致命的疾病。”列宁在1921年1月23日说了这样的话。要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有些人犯的多些，有些人少犯些。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责任不是不要固执错误，不要置野心于事业的利益之上，而在于及时停止。这是夏克曼同志止步的时候了！否则，那个业已酿成溃疡的抓伤，是能够变成坏疽的呀。
L．托洛茨基。
1940年，1月24日，考约奥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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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同时并存的工作日”。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和产业后备军（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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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同时并存的工作日”。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和产业后备军
（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批判）
分析至此，马克思着重阐述的是剩余价值的性质，进一步把剩余价值阐明为“由资本推动的超过必要劳动的绝对或相对劳动时间”的体化物。[1]资本家雇佣的工人人数的多寡对于认识这个过程并无关系，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靠延长工人的总劳动时间，还是靠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获得剩余价值，不管这个过程是用100，10还是只用1个工作日，在这一切情况下，资本的增殖程度或剩余价值率都是要靠把工作日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样一来有可能忽视资本家剥削的工人人数，或者象整个《草稿》，把可剥削的工人人数称之为“同时并存的工作日”的总和。[2]
然而，象在前一章指出的那样，资本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集体力量”，这种集体力量建立在克服工人的独立性，以及把许多工人集聚在一个资本家指挥之下的基础上。“不可能说有一个工人就有一个资本家，相反，一个资本家却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而不象一个师傅只有一、两个帮工那样。”因为“假定一个资本家可以只雇一个工人，靠这个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来维持生活，那么，如果这个资本家自己劳动，用自己的资金劳动，他显然会得到双重利益，因为除了剩余劳动时间，他还会赚得付给工人的工资。”[3]由于资本家把自己限制在使用一个工人上，确切地说，资本家“在这个过程中会受损失，……或者工人只不过是他的助手，因而工人对他的关系还不是对资本的关系。”因此，为了使“资本作为资本存生”，为了资本家“能靠利润生活并能够积累”，资本家必须能够“推动一定量的活劳动能力同时劳动……资本的利润就应当等于许多同时并存的活工作目的剩余时间之和。”[4]
资本家使用的工人人数是怎样影响资本的增殖，剩余价值生产的呢？
我们首先必须区分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因为，第一象我们说过的那样，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多寡是完全无关系的。资本家可以使用5个或50个工人；假如所有的工人都劳动同样长的劳动时间，假使每个有酬和无酬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那么，50个工人每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就象5个工人每人生产的一样多。然而，在两种情况下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是不一样的——资本能够同时增殖它自己的规模是不同的。为了确定这个数量，人们不但必须知道——比如一个单个的工作日——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长度，而且还必须知道在空间上有多少工作日被重复，即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不过刚才的两个因素都可以概括在“集聚的劳动”[5]这个概念中，关于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的确定，在这个概念中几个工作日和一个工作日之间的区别消失了。同样，一个社会的集聚的资本推动的劳动也可以看成一个工作日（例如，假使每天工作8小时的6百万工人的集聚劳动，看作一个48百万小时的工作日）。如果这个“社会工作日”表示一个固定的量，那么，很明显剩余价值就只有“靠一个更高的劳动生产力才能相对地增加，”但是，已知劳动生产力的一定水平，剩余价值“只有通过更大部分居民变成工人，增加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才能绝对地增加”。[6]因此，在这里劳动人口的增加表现为“社会总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学界限。”[7]
这些情形说明雇佣的劳动力人数如何影响资本的增殖，即影响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不过这绝不是“同时并存的工作日”的研究所提出的唯一内容。
只有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法才有可能生产剩余价值，因为资本可以不断地占有剩余劳动。然而，剩余劳动“只是和必要劳动相比较而存在，因而只有在必要劳动存在时，剩余劳动才存在。因此，资本为了处在剩余劳动上，必须不断地处在必要劳动上……而资本为了处在剩余劳动上，同时它就必须停留在必要劳动上……。”尽可能多地创造劳动是资本的趋势，就象资本要把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样是资本的趋势那样。马克思说，“只要我作就单个工作日来看，过程当然很简单：（1）把工作日一直延长到自然所允许的界限。（2）使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越来越缩短（因而无限地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如果问题不是一个工作日的一部分，而是“互相并列的许多工作日”的一部分，事情就不同了。已经提到的资本趋势在这里所表现的是变换了的形式。
另一方面，力图无限地增殖是资本的内在的特性（资本只是创造了“一定的剩余价值，因为它不能一下子创造出无限的剩余价值；而它是力图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不停的运动”[8]。构成资本增殖源泉的活的工作日总是有限的一这是一个自然界限问题，或者是由社会决定的法律界限问题。因而，如果资本的持续时间不能延长，并且如果生产技术的发展不容许相对剩余劳动的任何增加，那么，“资本只有在一个工作日之外，同时使用另外的工作日，即从空间方面增加大域同时并存的工作日"，资本才能超越工作日的界限。“例如，我只能把A的剩余劳动延长3小时，但是，如果我再加上B、C、D等等的工作日，那就变成了12小时。我所创造出的剩余时间就不是3小时，而是12小时了。”[9]。所以延长工作日的一定界限可以由增加工人人数来代替，可以增加绝对剩余价值量，尽管剩余价值率不变。[10]因此，资本力图使用尽可能多的工人；以便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
但是，另一方面，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会迫使资本“把尽可能多的工人变成不必要的，并且正象考察单个工作日时资本的趋势是减少必要劳动小时一样，现在资本的趋势也是要减少必要工作日数对总物化劳动时间的比例。如果为了生产12个剩余劳动小时需要使用6个工作日，那么资本就会极力设法使之仅仅需要4个工作日。或者6个工作日可以被看作一个72小时的工作日；如果资本家能够把必要劳动时间减少24小时，那就会省去2个必要工作日，即2个工人。”[11]靠必要劳动的减少，“……增加剩余劳动小时数量的规律，“现在采取了减少必要工人数量的形式”。[12]（但是，在这里工人数量的减少象征着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而且在前一种情况下它们的增加本身表明绝对剩余价值的增加）。
资本力图使“绝对剩余价值同相对剩余价值”结合起来，因此，它寻求的是“要使工作日延长到最大限度，并使同时并存的工作日达最大数量，同时一方面又要使必要劳动时间，另一方面也要使必要工人人数都减少到最小限度。[13]第一个过程表明劳动人口的增加，第二个过程表明劳动人口的相对减少，尽管劳动人口的绝对数保持不变，甚至增长。“两种趋势都是资本的必然趋势。这两种矛盾的趋势的统一，从而活生生的矛盾”，[14]只是随着机器”[15]的产生才产生的。它减少必要劳动只是为了扩大剩余劳动，因此，它为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创造出来的是最强有力的习惯。（确切地说，资本家使用机器的原因——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必须首先从资本和活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力求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中得到详尽阐述和认识。[16]
可以看到的是：“如果不把劳动时间看作单个工人和单个工作日，而是看作人数不定的工人的不定的工作日，那么所有人口关系”都要加以探讨，从剩余价值的基本形式中暴露出“现代人口理论还不理解，但是已经作为矛盾表述出来的全部矛盾。”[17]它还表明，“把大量绝对的必要劳动同大量相对的剩余劳动结合起来的”资本的两方面规律与一个相同的两方面规律完全一致，一方面，把人口的最大可能部分变成劳动人口，另一方面，“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不断地变成过剩人口，即在资本能够利用他们之前，先把他们变成无用的人口。”[18]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所谓的产业后备军问题，[19]所谓的产业后备军在《草稿》中马克思是从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中直接得到的（与《资本论》相比较），而没有首先描述机器和资本积累对劳动人口发展的影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的第108~110页）。然而，因为他的说明的这个部分（除了刚才提到的论点）与后来的著作相比几乎没有提出新的内容，所以我们可能忽略它。在这里，我们仅仅指出所用的这种方法，在其中，马克思把产业后备军作为被资本同时肯定和否定的必要劳动，是在辩证过程中设想出来的一个结果。[20]《手稿》把产业后备军等同于“贫民身份”，而按照《资本论》这种贫民，即居于贫困的和流氓无产者的成分，仅构成“相对过剩人口的最下层”。
相比之下，《草稿》前面的一部分（第46卷（下）第104—108页）显得特别重要。这个部分论述了与早期生产阶级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口规律，并且包含了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亲笔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唯一详细的批判。[21]
这段论述如下：“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22]这些规律——因为这是一个“人类本性的历史”的事情——“是自然规律，但仅仅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的自然规律，而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则是受人类本身历史过程制约的……这些不同的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或者就活的个体来说，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他作为社会成员的再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因为他只能在社会中从事劳动和占有。就个人或某一部分人口来说，对生产条件的这种（传统）关系的解体，会把他们置于这种特定基础的再生产条件之外，因而也就把他们变成了过剩人口”。但是，“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过剩人口才“表现为劳动自身的结果，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没有什么再比马尔萨斯的追随者们，把人口增长的不同历史规律混为一谈更虚妄的了！因为，“在一个社会生产阶段上可能是过剩人口的情况，而在另一个阶段上却不是这样，而且过剩人口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例如，“狩猎民族的过剩人口与雅典人的不同，而雅典人的过剩人口与日耳曼人的不同……由变成移民的自由的雅典人构成的过剩人口，同收容在贫民习艺所里的工人构成的过剩人口极不相同。同样，那些在修道院里消耗剩余产品的、过着乞讨生活的过剩人口，同工厂里造成的过剩人口也不大一样……。”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因为在一切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结构中“……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占有的基础，相反，对生产条件的一定关系（所有制形式）表现为生产力的予先存在的限制，[23]而且这种关系只应被再生产出来，所以，总括了一切生产力发展的人口的增加，[24]尤其要遇到外部的限制，因而表现为受限制的东西。”就是说，为了使一个社会本身“照老样子继续存在下去，社会成员的再生产就必须在原有的客观条件下进行，”但是，这种客观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然而在社会的一切阶段上，“在一定人口基础上所设定的过剩人口，就象正常人口一样都‘表现’为被决定了的。过剩人口和人口加在一起，便是一定的生产基础可能产生的人口。人口究竟能超出它的限度多少，这是由限度本身决定的，或者确切些说，是由设定这个限制的那同一基础决定的。正象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加在一起，便构成既定基础上的全部劳动一样。”[25]
因而，马尔萨斯受责备的当然不是因为他“断言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有过剩人口这一事实”。（虽然“他并没有证明这一点，因为再没有比把历史著作和游记杂乱无章地编纂在一起更无批判力的东西了。”）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主要的缺点是：他“把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的过剩人口看成是一样的”；他“不了解它特有的区别，因而把这些极其复杂的和变化多端的关系愚蠢地归结为一种关系，归结为两个等式，一方面是人的自然繁殖，另一方面是植物（或生活资料）的自然繁殖，把它们作为两个自然级数相对比，一个按几何级数增长，一个按算术级数增长。这样一来，马尔萨斯便把历史上不同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字关系。这纯粹是凭空捏造的，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有历史规律作根据。”[26]
马克思接着指出，按照马尔萨斯所说，“似乎在人的繁殖和谷物的繁殖之间应当存在着天然差别。这个盲目模仿者同时还认为：人数的增长是纯自然过程，它需要外部的限制，设置障碍，才不致按几何级数发展下去。这种几何级数的繁殖，是人的自然繁殖过程。其实，在现实的历史上他会发现，“人口是按照极不相同的比例增加的，过剩人口同样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关系，它并不是由数字或由生活资料的生产性的绝对界限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生产条件规定的界限决定的。”然而，马尔萨斯完全撇开了人口运动的这些一定的历史规律。“马尔萨斯式的人，即被抽象化而不再是由历史决定的人，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因而与这种自然的马尔萨斯式的人相适应的几何级数的繁殖法，也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因此现实的历史在马尔萨斯看来是这样的：他的自然人的繁殖不是历史过程的抽象，不是现实繁殖的抽象，相反地，现实繁殖倒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应用。所以，在历史的每个阶段上成为人口和过剩人口的条件，成为内在条件的那种东西，到了马尔萨斯手里却成了妨碍人口按照马尔萨斯的方式发展的一系列外部障碍。”另一方面，“生活资料的生产——它是受人的活动限制和决定的——表现为”对马尔萨斯来说“生产本身给自己设置的障碍。蕨类植物蔓衍全球。它们的繁殖只有在它们的空间不够了的时候才终止下来。它们的繁殖根本不按算术比例。很难说马尔萨斯在什么地方发现过，自由生长的自然产物由于内在的冲动，没有外部障碍，就会自动停止再生产。马尔萨斯把人类繁殖过程内在的、在历史上变化不定的界限，变为外部限制；把自然界中进行的再生产的外部障碍，变成内在界限或繁殖的自然规律。”[27]
其次，马尔萨斯愚蠢地把“一定数量的人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硬联系起来。李嘉图已经“正确地反驳他说，假如一个工人没有被雇佣，现有的谷物数量就同他毫无关系，因而决定是否把工人列入剩余人口范畴的，是雇佣资料，而不是生活资料。”[28]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李嘉图的观点“应当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理解”，因为这“与社会媒介本身有关，”“个人是通过这个媒介而同他的再生产的资料发生关系并制造这种再生产的资料的；因而，这与生产条件和个人同这些条件的关系有关。对雅典奴隶来说，除了所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以外，他们的繁殖没有任何限度。我们从来没听说古代曾有剩余奴隶。相反，对他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曾经有过非劳动者（就直接意义上来说）的过剩人口，他们不是就已有的生活资料来说人数过多了，而是他们失去了使他们可以占有这些生活资料的条件。”（马克思强调指出：“剩余工人的出现，即从事劳动的没有财产的人的出现，是资本时代的现象。”）封建时期的剩余人口从人的数量和必需品的数量之间的关系恰恰丝毫不能推断出：“那些靠修道院过活并帮助修道院消耗剩余产品的乞丐，和封建主的侍从属于同一阶级，这说明，人数不多的剩余产品所有者自己已经不能吃掉这些产品。”并且最后，“比如说，狩猎民族在各个部落的相互斗争中出现的过剩人口，并不能证明地球已不能养活这些为数不多的人，而是证明他们再生产的条件要求少数人占有大量领土。”因此，“同并不存在的生存资料绝对数量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同再生产的条件有关……而这种再生产条件，同样也包括人的再生产条件，包括整个人口的再生产条件包括相对过剩人口的再生产条件。这种过剩纯粹是相对的，它同整个生存资料没有任何关系，而同生存资料的生产方式有关。因此，它只是这一历史发展阶段上的过剩。”[29]
关于马尔萨斯的现实人口论就讲到此，这种人口论马克思在别处也称之为一个“人类竞争的讽刺”[30]。实际上，马尔萨斯后来试图给这个人口论赋予一个正确的经济根据，即把人口论建立在所谓的“土地收益递减”的规律之上。但是，马克思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时，并没有探讨这一点，因为，马克思只是想要把它放到李嘉图地租理论的讨论中考虑。[31]因此，在《草稿》中马克思只限于评论上述规律，这个规律只是被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李嘉图等人所熟悉的产业发展阶段上，农业落后于加工工业，不过这是资产阶级生产所固有的，尽管比例会不断变化。”[32]
这样，单纯的剩余价值规律的最终结果是：资本的趋势不仅“使人类劳动无限增加”，而且也使人类劳动“相对过剩”。[33]那么，在概念关系上，剩余人口和产业后备军理论也都包含在剩余价值理论之中。以后将会说明，过剩人口的存在怎样与剩余资本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如何同资本积累联系在一起。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60~361页。
[2]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我们几乎到处都能遇到这同一术语。
[3]在这里，马克思假设工人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83、87页。
[5]“集聚的劳动，即由同时并存的工作日增加的工作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6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98页。（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233页。）
[7]《资本论》第1卷，第341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99页。
[9]同上书，第379页。
[10]“……如果剩余价值率既定，剩余价值量取决于由同一资本同时雇佣的工人人数，”以上叙述似乎是重复的论点，马克思在别处还说，“因为，如果1个工作日给我提供2小时剩余劳动，那末，12个工作日就给我提供24小时的剩余劳动，或者说，提供2个剩余工作日。可见，在决定利润（利润等于剩余价值同予付资本之比。因而它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时，这个论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仅仅考察单纯的剩余价值规律，那末，说在剩余价值率既定（以及工作日既定）时，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量，这似乎是同义反复。因为根据假定，这个资本量的增长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是一回事，或者说，只是同一事实的不同表现。但是，如果进而考察利润，在这里使用的总资本量和使用的工人人数对于同量资本来说是大不相同的，那末，就可以看出上述规律的重要性了。”（《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第46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0页，因为剩下的4个工人共同提供12小时的剩余劳动，现在他们每一个人必须完成的不是2小时，而是3小时的剩余劳动。因而相对剩余劳动产生了；以前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之比是2:10，现在是3:9，然而，同一资本以一个新的比率雇用全部6个工人是可能的。“那末，剩余价值不仅会相对地增加，而且也会绝对地增加。”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90页。
[13]同上书，第292页。
[14]参见黑格尔的《逻辑学》第2卷，第68～69页。“但是，矛盾似乎并不象同一那样是本质的和内在的规定，这是自古以来的逻辑和普通的观念的根本成见之一，是的！假如要谈到高低的次序，并把这两个规定分别固定下来，那么，就必须承认矛盾是更深刻的、更本质的东西。因为同一与矛盾相比，不过是单纯直接物、僵死之有的规定，而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某物之所以有生命。只是因为它自身包含矛盾，并且诚然是把矛盾在自身中把握和保持住的力量。”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98页。
[16]参见本书第268页上的第①注。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3～34页；第46卷（上），第38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78页。“有两种不断交错的趋势：〔第一，〕使用尽量少的劳动来生产同样多的或更多的商品，同样多的或更多的纯产品剩余价值。纯收入；第二，使用尽量多的工人（虽然和他们生产的商品数量相比也是尽量少的），因为一一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使用的劳动量增加，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量也会增加。一种趋势把工人抛向街头，造成过剩的人口；另一种趋势又把他们吸收掉，并绝对地扩大雇佣劳动奴隶制。于是工人被命运东抛西扔，但始终还是摆脱不了这种命运。”（《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653页。）
[19]实际上，在《草稿》中没有使用“产业后备军”这种表达方式，虽然在两处（第46卷（上）第431页和第46卷（下）第110页）马克思把“剩余人口”（‘surpluspopulation’）与“必要人口”（‘necessarypopulation’）相比较描述成“后备”（‘reserve’）或“储备起来供以后使用”（‘serveforlateruse’）。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产业后备军”（‘industrialreservearmy’）这个措词在1845年已经由恩格斯所创造。（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莫斯科：前进出版社，1973年版。）
[20]“资本作为剩余劳动的肯定，同样并同时既是必要劳动的肯定也是必要劳动的否定；资本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必要劳动既存在又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32页。）
[21]参见，在西斯蒙第的《新原理》中对这种理论有类似的（但缺乏深刻的）批判，第2卷第266～268页，1819年版。
[22]参见，经常引用的《资本论》第一卷的这段话，“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资本论》第1卷，第692页。）
[23]确切地说正是这个见解，按照这个见解“在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的一切社会结构中，劳动着的个人“拥有土地财产作为客观的存在方式，这种客观的存在方式是他的活动的前提，并不是他的活动的简单结果”，马克思把这种见解看作是他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新时代”的详尽描述的基础，这种见解是在《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的第483页中发现的。
[24]在《草稿》的其他部分中，马克思强调了人口作为“财富的源泉”的重要性。例如，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05页，页上指出：“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生产力的以及交换的发展条件，分工、协作、只能用多数人的头脑进行的全面观察、科学、尽量多的交换中心——这一切和人口的增加是一致的。”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04页，第46卷（上）第484页。
[26]同上书，第106页。参见《和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15页.在那里马克思把马尔萨斯的“从以前的著作家那里借用的关于几何级数和算本级数的荒谬学说”称之为是一种“纯空想的假设”。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06~107页。“达尔文在他的卓越的著作中”，（《物种起源》）“没有看到，他在动物界和植物界发现了‘几何’级数，这就是把马尔萨斯的理论批驳倒了，马尔萨斯的理论建立在他把人类繁殖的‘几何’级数同幻想的动植物界的‘算术’级数相对立上面。在达尔文的著作中，我们也会发现在细节上（更不用说达尔文的基本原则了）从博物学方面对马尔萨斯理论的批驳。”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08页。参见恩格斯1865年3月29日致F·A·朗格的值，《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选集》第191页。
[29]同上书，第107~108页。
[30]在1865年1月24日致J·B·史怀彻的一封信中《通信选集》，第143页。
[31]“这里不谈那些完全不属于马尔萨斯的东西，即引进地租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08页。
[32]同上。“比较大的农业歉收”只不过表示了一个历史阶段的事情，就是说，甚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可能消失，上述事实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已经指出。（《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05—107页，第244页。另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7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78～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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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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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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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1797年，保卫哈迪住宅的人是在作最后的战斗了。此后若干年中，法国入侵成为现实可能，群众的爱国主义感情无疑对残存的雅各宾分子构成了暴民恐怖的威胁。仰仗其广泛的选举权，威斯敏斯特在1806年仍有可能通过广为行贿收买人心来击败激进派。弗朗西斯·普雷斯看到诺森伯兰公爵的仆人们“身着华丽的制服，向密集的流浪汉抛撒一块块面包和奶酩”：
这些游民——都是来自圣贾尔斯和威斯敏斯特的陋街背巷、来自波里季群岛和其他龌龊地区的可怜虫，他们不择手段地抢面包和奶酪块，喊叫、賭咒、殴斗和谩骂，女人和男人都这样，据说这些人就代表着威斯敏斯特的选民，我看这真是导致堕落的最卑劣一步。
群众还能得到啤酒，人们将酒桶的顶盖敲进去，“运煤工们用他们长尾宽边的帽子将啤酒从桶里舀出来……但人群向前挤，挤翻了酒桶，啤酒顺着街沟流淌，一些人便想法从沟中捞点出来。”普雷斯在一旁观看，对这种“可耻的场面”感到震惊。但在第二年(1807），普雷斯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激进选举委员会，该委员会在人民中工作得卓有成效，使威斯敏斯特选出两名激进派议员——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和科克伦勋爵。[1]从那时起，“激进伦敦”的传统就几乎没有中断过。伯德特能够在1810年按照威尔克斯的模式来制定策略，并借助大众的支持来与政府抗争。在各主要地方中心城镇，1812年时的情形亦大致相当(—位设菲尔德人在日记中注意到）：“暴民们讨厌所有的人，只把一名彻底的改革派除外。”[2]1815年战争结束时，无论在伦敦或在北方及中部的工业地区，都不可能再动用“教会与国王”派暴民去恐吓激进派了。
在1815和1850年之间，激进派、欧文主义者和宪章派不时抱怨人民冷漠。但是，如果我们将常见的选举骚动略而不计，改革派一般还是能得到工人群众的支持，在大城镇举行选举时，正式投票前在“投票站”用举手表决方式进行的公开选举中，一般都使最激进的候选人取得压倒性多数。改革派不再惧怕“暴民”，而当局则被迫建造简易棚房，小心防范“革命群众”。这一类历史事实太清楚了，以致很容易被视而不见，或者是见多不怪，然而，它却表明群众的不清晰的“亚政治”态度之着重点发生了重大变化。
着重点的变化与流行的关于“独立”、爱国主义及英国人的“天生权利”等观念有关。1780年戈登暴乱和1791年伯明翰“教会与国王”派暴乱的参与者在这个问题上是相同的，即他们以朦胧的方式感到自己在维护“宪法”，使之免遭那些威胁其“天生权利”的外来因素的损害。他们长期以来受到这样的灌输：1688年革命的解决方法是英国独立和自由的保障，这个方法就体现在由国王、上院和下院构成的宪政制度上；宪政即自由，这个定式已被确立，而无耻之徒则可能玩弄这种说法。但摧毁普里斯特利博士宝贵的图书馆和实验室的那伙暴民，也可以沾沾自喜地把自己看做是“生来自由的英国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甚至连偏执的行为和高压手段都披上了自由的外衣。即便是腐败的旧制度，都在称颂英国的自由；贵族、蛊惑家和激进派都交口称赞自由这个词，而不是民族荣誉或者权力。以自由的名义，伯克谴责法国革命，潘恩则支持法国革命。随着英法战争（1793）的开始，爱国主义和自由充斥所有诗人的诗作：
不列颠人维护其遍布海外的帝国，
维护其古老的名誉。
向妒忌的世界宣称，
这个民族依然勇敢和自由。
决心征服否则宁可死亡，
忠于其法律、自由和国王。[3]
由于担心入侵，就产生了大量以此为主题的传单和民谣，这为华滋华斯那自豪而响亮的爱国主义十四行诗提供了适当的背景：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
不列颠的自由洪洗，
从那黑暗的蛮荒时代，
伴随一片赞誉，
流向浩瀚的世界之海，
“涛声铿锵，不可阻挡”，……
的确“不可思议”，但在这个时期，新闻自由、公众集会自由、工会组织自由、政治组织自由和选举自由要么受到严格限制，要么己被搁置。那么，普通英国人的“天生权利”包含哪些内容呢？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回答是：“财产安全！关注……英国自由的明确性”。[4]然而，自由这个词的内容要丰富得多：首先，当然是不受外国支配，在这片弥漫着爱国主义的自我陶醉的迷雾之中，还包含一些不那么明确的槪念，而腐朽的旧制度对此感到有必要加以奉承，但事实却表明这些概念在长时期中对它是危险的。这些概念有：摆脱专制主义（立宪君主制）；不被任意逮捕，由陪审团进行审判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准任意进入和搜查住宅；某种限度的思想、言论和信仰自由；由议会反对派的权利及选举、竞选骚动等等提供的让别人代理参加的自由（或某种自由的假相)——在当时，尽管人民没有选举权，但他们有权示威和在竞选场所欢呼、嘲笑；以及旅行、经商和出卖本人劳动力的自由。其中的任何自由都不是无意义的，它们加在一起就包含和反映了一种共识。当局不时地也具有这种共识，而且它始终要重视这种共识。[5]
如同“道德共识”这个不确定的槪念一样，限度问题对理解这一时期是至关重要的，限度是指英国人不准备被“推出”、当局又不敢逾越的那种界限。从任何肯定的意义上说，普通英国人的态度并不像反专制主义者那么民主。他感到自己是个人主义者，虽没有多少确定的权利，但受到反专制侵扰的法律保护。更加不明确的是，他感到光荣革命提供了一个有权发动暴乱来反对压迫的宪法先例。这确实是18世纪的一个矛盾现象，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立宪主义都是“这个时代的幻像”。传统主义分子和改革派的政治理论都处于由1688年解决方法、由洛克或布莱克斯通等人确定的辉格党限度之内，在洛克看来，政府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国内和平和保护个人及财产安全。这样的理论若掺入自私和偏见，也许会被有产阶级用来认可惩治侵害财产的最血腥的法律，但决不能用来认可侵犯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受法治制约的专制权力。因此，血腥的刑法与自由的、有时是谨慎的行政管理和法律条文解释并行不悖，这使许多外国观察者颇为吃惊。18世纪对于宪政理论家、法官和律师来说的确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世纪。穷人在陷入法律纠纷时常有不受保护之感，但是，正如哈迪、霍恩·图克、瑟尔沃尔和宾斯所发现的那样，陪审制度的确提供了某种保护。威尔克斯能够轮流运用法庭和暴民来与国王、议会和政府进行公然对抗，创立了新的重要先例。行政没收权和任意逮捕或搜査权并不存在，甚至在18世纪90年代，每次引进“大陆”特务制度的企图、每个中止人身保护法的行动、每次收买陪审团的企图都在改革派自身队伍之外引起强烈的抗议。在看到泰伯恩刑场和镇压行动的记录时，如果有人开始怀疑这种限度的价值，那么，他应当把哈迪及其同伴的审判案与1793至1794年间米尔、杰拉尔德、斯克文和帕尔默等在苏格兰法庭上所受的待遇作一对比才是。[6]
这种立宪主义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那种不怎么明确的反响染上了色彩，英国人除了自由自在的权利之外几乎不要求其他权利。在18世纪，没有一种制度像征兵制那样受到痛恨，常备军极不受人信任，皮特的镇压措施中也很少像在工业城镇附近修建兵营那样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改革派提出个人在自卫的情况下有携带武器的权利，从军被视为一种有失体面的职业。“在专制君主制下，”一位小册子撰写者写道：
在那种行使统治权的暴君叫他不幸的臣民“吃草”，他的臣民就吃草的地方，暴君们当然能征召一支杀人的屠夫队伍，去毁掉他的同类；但是，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它至少自封是自由的，若有如此众多的人为了毎天区区6便士的微薄收入而主动放弃自由人享有的特权和赐福，自愿卖身沦为最丢人的、最低下的奴隶，这会成为一件令人大为吃惊的事……[7]
在1794年8月的三天暴乱中，霍尔本、伦敦城、克拉肯韦尔和肖迪奇用于征召士兵的“征兵房”被袭击和捣毁。[8]在1812年，编织工为争取保护性立法而发动的宣传活动达到高潮时，曼斯菲尔德支部的书记得知工人代表正拟出一个条款，授权对涉嫌破坏所拟规章的厂主住宅进行检査和搜査，他惊慌地写道：“要是保〔堡〕垒被弄塌了也就是每一个英国人的房子是他的保垒那么强大的提〔堤〕坝也永远弄塌了，我们那么多的人们都为它流了血也白流了”。[9]直到19世纪，人们仍在反对建立一支有效的警察力量，改革派打算承认：一支较有效力的预防性警察力量是必要的，他们赞同增加更夫和保护财产的守夜人，而任何由中央指挥的、拥有更大权力的警察力量则是：
一种暴政制度；一支有组织的密探和告密者的队伍，其目的是毀掉一切公众自由，破坏一切个人幸福。所有其他警察制度都是专制主义的诅咒……[10]
1818年议会委员会认为边沁提出的设置警察部的建议是“一个将使每座房屋中的每个仆人都成为监视其主人的密探，使社会上所有阶级相互监视的计划”。托利党人担心教区权利、特许权利和地方治安法官的权力会遭到压制；辉格党人害怕国王或政府权力的增加；像伯德特和卡特莱特这样的激进派成员则更喜欢公民的自愿建立组织或佐户们轮流值勤的做法，激进的民众直到宪章运动时期仍将所有警察力量都视作压迫机器。一次十分突然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人们反对建立“一个不可抗拒的最高法庭，如其他国家所谓的‘高等警察署’那样，那是由专制主义创造的……一部机器……”。[11]
对增加中央权力所持的敌意中，我们看到教区防卫、辉格党理论和民众抵抗奇妙的大杂烩。乡绅和普通百姓都珍视地方权力和习俗，对抗国家的侵犯。对“那玩意”和“大官”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托利党与激进派之间关系的紧张，这种紧张状态从科贝特一直持续到奥斯特勒，并在1834年反对《济贫法》时达到了顶点。（具有讽剌意义的是：着力宣传国家的政治与行政权的，主要是中等阶级功利主义者，而在他们国家主义旗帜的另一面却书写着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甚至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镇压雅各宾派登峰造极之时，说恐吓行动系“个别”公民的“自愿”组织所为的神话（如里夫斯的反雅各宾协会或威尔伯福斯的除弊协会等），依然可以招摇过市，同样的神话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被用来迫害理査德·卡莱尔。战争期间，国家向“官方”报刊提供补助金的做法做起来全然不能理直气壮，遇到的麻烦也很多，而且外交上也连连碰壁。战后派遣密探和从事煽动的奸细的做法表明人们真正地忍无可忍，连许多坚决反对男子普选权的人都滋长了这种愤怒之情。
此外，除不受国家干预之外，真正使人民感到庆幸的还有富人和穷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信念。颇具感情色彩的读物，如《新编新门日志——或作恶者喋血记》，就记载着足以证明这一信念的有关贵族和显要人物被押到泰伯恩受刑的案例。地方志编纂者们颇为得意地记下这样的案例：利兹“飞扬跋扈的庄园恶霸”因一怒之下杀死他手下的一个佃农而于1748年被处死。激进派对此也许大可讽剌挖苦一番。霍思·图克就说过：如果法律对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那么伦敦的酒馆也一样，“但是它会以一种抱歉的方式来欢迎，除非你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寻欢作乐。”[12]不过，就连雅各宾激进分子也深信法治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独特的遗产，那使他们免遭专制权力的侵害。伦敦通讯会在1793年的一份“演说辞”中试图确定英国平民和革命前法国平民的地位差别：“我们的人受法律保护，而他们的生命掌握在所有拥有官爵头衔的个人手中。……我们是人，而他们是奴。”
诚然，这种防卫的思想滋生出更大的权利要求，威尔克斯完全知道怎样弹奏这首曲子——这位维护他个人权利的斗士在不知不觉中变成向国王和大臣提出挑战，要求得到那些没有先例的权利的生而自由的公民。1776年，威尔克斯已经走得很远了，他在下院为“最下贱的修理工、最贫穷的农民和日班工人”的政治权利进行请愿，这些人——
拥有重要的权利，关系到他个人的自由、他妻子儿女的自由，他微不足道的财产和他的工资……而在许多商业和制造业，工资是由议会权力加以调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制定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这种权力就连地位低下但很有用处的人都应该有。
这当然还是艾尔顿(或伯克）的观点，不过财产权已被赋予更自由的含义。威尔克斯依照习惯诉诸于传统和先例，将这个观点完善了：
若下院没有真正的代表性，我们的政体在本质上就始终有缺陷……其他一切想恢复由我们祖先创立的纯朴自然的政府的药方都是不会奏效的。
“纯朴自然”、“我们的祖先”都是些至关重要的词，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改革派内部就在争论如何完美地解释这些词。哪种模式是纯朴自然的？改革派应提及哪些祖先？对于美国的缔造者来说，打破先例的束缚就似乎足以发现某些“不言自明”的真理，然而对约翰·卡特莱特少校(1740—1824)、即在《独立宣言》问世的同一年出版《抉择》的那个人来说，却有必要拿出撒克逊人的先例来，支持他关于每年召开议会、平均划分选区、支付议员薪金以及给予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论点。这位“善良、头发花白的少校”(因为他在几乎半个世纪后才出名）很早就将这些要求确定为先进的政治改革派的主要目标，从1776年直至宪章运动及至更后，[13]他从未背离过这些要求。少校不知妥协、行为坚定又勇敢无畏，始终致力于他全心投入的事业，从他在波士顿和林克斯的邸宅发出信件、呼吁书和小册子，经受住了审讯、骚动、内讧和镇压。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前，他就在北部地区着手创建新时代第一批改革组织——汉普登俱乐部。他那当牧师的哥哥也正是在这一地区发明了动力织布机，从而加速了另一个变革的过程。但是，尽管少校的原则和建议比他长寿的生命活得更长，但他的论点却没有这样。
等一会儿，我们将看到原因所在（答案可以用两个词表达：汤姆·潘恩)。但首先我们应说明在法国革命前的20年中，一个新因素实除上已加入到公认的立宪进程中去。报刊已确立了尚不明确的权利，它独立于国王、上院和下院之外。围绕威尔克斯的《苏格兰人》所发生的骚动既反映了这些权利是不稳定的，又表明了大批公众维护这些权利的感情。“论坛”[14]这种院外压力集团也在18世纪下半期兴起，它用发行出版物、召开大规模集会和提交请愿书的方法来发动“院外的”舆论，争取实现有限的目标。用不同的方式使用论坛和请愿的团体多种多样：有威尔克斯的支持者、怀威尔的郡联合会、新教协会(它在戈登暴乱之初出现）、“经济”改革派、废奴派人士和要求取消加在非国教徒身上的限制的宣传组织等。威尔伯福斯或怀威尔可能只期望将他们的鼓动范围限于绅士或自由持有农，但他们树立了先例，榜样具有感召力。立宪政体的复杂机器中又增加了一个新齿轮，厄斯金和怀威尔运用人们所熟悉的关于控制和平衡的机械形象，[15]倡导“人民运动中的时钟规则”。约翰·卡特莱特少校走得更远，他主张为了最终目标，在各阶级中制造的混乱越大越好。（他在给怀威尔的信中写道：）
旧的训练年轻弓弩手的方法是要求他向月亮放箭，其目的是使他获得足以把箭射到足够距离的力量，由此，我始终认为，对于普选权原则的自由讨论最有可能实现所有值得为之奋斗的改革。
尽管少校用先例和传统这样的术语来表达他的观点，但他相信在“成员无数”中作鼓动的方法。在1797至1799的镇压年代，这位波士顿的士绅给北约克郡改革派怀威尔发出一封信，指责他谨小慎微。他对怀威尔写道：“我并不怎么害怕你的自耕农，却对你的绅士感到恐惧。……使我感到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绅士都站在另一边，只有一人除外。因此，我的努力并未受到他们的地方会议的损害，我还随时可以畅所欲言。”
我感到好像唯有高效兴奋剂和最强烈的刺激才能唤起人的旺盛的力量。……除非我们的呼吁能使所有人理解、我们讲述的真理能不受阻挡地征服人们的心，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如果你只为了过得去就提出没有号召力的权宜之计，我其希望某些与你共同谋事的意志坚强者能将你从这种境地中拯救出来……[16]
所以，宪政争论中的相似观点也许会掩盖宣传口径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是，所有在潘恩之前主张改革的人都是从“宪政的腐败”着手的，我们一般可以从他们写作中引用的历史先例上看出他们激进的程度。威尔克斯派的(其实主要是贵族派的）“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及其后继者“革命协会”〈1788年〉和“人民之友会”<1792年>）满足于引用1688年解决方法的先例；1780年创立的、进步的宪法知识会则广泛引用《大宪章》以及更早的先例，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和美国人的范例都囊括在内。[17]杰布博士、卡特莱特和卡佩尔·洛夫特为该协会撰写的小册子使托马斯·哈迪能够提出改革理论。在法国革命之后，群众结社的理论家们主要关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十户区”组织、贤人会议和有关阿尔弗雷德统治的传说。对于许多雅各宾派成员来说，“纯朴自然”和“我们的祖先”成为几乎任何形式的宪法革新，为此可以随便拼出一个撒克逊人的先例。约翰·巴克斯特是肖迪奇的一名银匠、伦敦通讯会的领导人之一，在接受叛国罪审判时曾与哈迪是同牢房的难友。他在1796年抓住时机出版了长达830页的《新编公正英国史》，在书中将撒克逊人的先例几乎等同于自然状态、高尚的蛮荒时代和原始社会契约。巴克斯特推测“最初的政体肯定是自由的”，历史就是这种政体的堕落史，“不列颠人最初被罗马人征服，然后被撒克逊人征服，而后他们又被丹麦人征服，最后全被诺曼人征服……”。至于1688年革命，其“作用仅在于驱逐了一个暴君和确认了撒克逊人的法律而已”，但是，还有许多这样的法律有待于恢复：除男子选举权之外，巴克斯特最热衷的就是不设常备军，以及每个公民拥有携带武器的权利。他努力提出一系列宪法方面的论点，最后得出结论，说人民有权对抗宪法。
然而，正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先生在研究“诺曼枷锁”论时所表明的那样，这些详尽而往往华而不实的关于宪法的争论其实有真正重要的意义。[18]就连老古董似的争论也包藏着政治着眼点上的区别。从匿名作者的《英国宪法史论》（1771)到18世纪90年代初，较先进的改革派都喜欢引用撒克逊人的先例，而在这之前很久，汤姆·潘恩就己经出版了他的《常识》（1776年），他的论点却并不助长引用先例的风气：
一个法国杂种率一帮武装匪徒登陆，自立为英国国王，违背当地人的意愿。显然，这是十分卑鄙下流的开端，肯定不具有任何神性。……事实是，古代的英国君主制不堪入目。
但是，《常识》是在美洲土地上出版的，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直到法国革命和《人权论》出版之后，此类对传统观念的嘲弄才传到英国，“如果说王位的继承是在征服者的后代中进行，那么民族就是在被征服者的后代中延续，应当将自身从这种耻辱中解救出来。”与此同时“诺曼枷锁”理论显示出惊人的活力，甚至在1793年之后，当潘恩逃往国外，《人权论》也以煽动性诽谤的罪名遭到査禁时，它还在英国雅各宾派的圈子中得到复兴。
这在某种程序上是出于需要。对潘恩的迫害反映出立宪主义传统所能允许的自由限度，在当时，完全不去求助于“我们的祖先”是危险的。当设菲尔德的改革派亨利·约克在1795年受审时，他的辩护集中到这一点：“在几乎每一次演说中，我都竭尽全力反驳托马斯·潘恩的信条，他否认我们宪政的存在。……我始终反其道而行之，我认为我们有完美的宪政”，“即从我们的撒克逊祖先和不朽的阿尔弗雷德那非凡的心灵中孕育而出的高尚政府”。甚至连约翰·巴克斯特也感到最好与大不敬的潘恩脱离干系，而巴克斯特所说的“撒克逊人”就是指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
正如我们十分尊重托马斯·潘恩先生的观点一样，我们也同样不能同意他关于我们没有宪政制度的说法。他的错误似乎是因为他的目光仍停留在诺曼征服上而造成的。
但这又不仅仅是出于需要。按照传说，撒克逊人的先例为君主立宪制、为以男子普选权为基础的自由议会和法治提供了合法依据，而像卡特莱特少校和巴克斯特这些以“爱国者”和立宪主义者面目出现的人，就要接过时代流行的口号。[19]如果事情都像潘恩在《常识》中那样直筒筒地提出，那改革派就不得不完全停止关于宪法的辩论了，而将其要求放到理智、良心、自身利益和“不言而喻的”真理上去。对于许多18世纪的英国人来说，由于他们是从立宪主义文化中汲取思想养料，所以这种想法令他们感到震惊和不安，而且其含义也是危险的。
然而，我们有必要彻底了解这种流行的口号，因为，就连巴克斯特用不适当的撒克逊言词将它打扮一番的时候，它仍含有某些传统的绝对神圣性，比如尊重君主制度、尊重世袭原则、尊重大地主和现存教会的传统权利以及基于财产权而非人权的代表制度等。一旦陷入有关宪法的辩论，甚至当这些辩论是用来推进男子普选权的主张时，改革派便纠缠于振兴宪政的零星琐事之中。要发动一场民众运动，就有必要完全跳出这些框框，提出更为广泛的民主要求。我们可以看到在1770至1790年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反论，正是通过这种反论，立宪主义的流行词句把自己引向毁灭或变为超然之物。那些在18世纪时读过洛克或布莱克斯通评论的人发现他们二位对未作改革的下院中派和利益的运作进行了尖锐的批判。[20]因此，他们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用18世纪自身的理论去批判其实践，稍后一点就有第二个反应，就是使这些理论站不住脚。潘恩正是在这个时候，以他的《人权论》参加进来的。
法国革命树立了一个内容更为广泛的先例：它按照理性和事物的本源拟就了一部新宪法，而将“贫乏、陈腐和可畏的习俗、法律和法令”撇在一边。最先剧烈动摇宪政论基础的不是潘恩，而是伯克。一方面是法国的榜样，另一方面是孜孜不倦的改革派在寻找1688年之前或诺曼征服之前先例，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就使旧的基础崩溃了。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伯克在先例的权威之外又增添了智慧和经验的权威，在尊重宪政之外又增添了尊重传统，即“那些活着的、死去的和将要出世的人们之间的伙伴关系”。制衡行使某种特定权力的理论转化为制衡人的不完善本性的概念：
建立国家的技能是不能先天传授的。……人的本质是复杂的，社会目标就更为复杂。因此，任何简单地控制或支配权力都不能适应人的本质和人的事务的特性。人们在统治方面的权利……通常是在善的差异上取得平衡，并且有时在善与恶之间、有时在恶与恶之间达成妥协。
激进改革派“过分关注人权理论，以致完全遗忘了人的本质”。“由于他们过于匆忙，蔑视自然进程，他们就稀里糊涂地跟着每—个设计师、每一个冒险家、每一个炼丹士和每一个庸医走。”[21]
这个论点是从人的一般道德本质中推断出来的。但我们反复地观察到这个事实：腐朽贵族的道德本质倒不如民众(即“猪猡的一群”)的本质那么令伯克感到惊恐。伯克强烈的历史感使他指出：“自然进程”是十分复杂和迟缓的，所以任何革新都充满了看不见的危险，普通人也许与这个进程毫不相干。”如果说潘恩对伯克的警告不屑一顾是错误的(因为他撰写《人权论》是为了回击伯克），那么他在揭示构成他独特论辩基础的阶级利益惯性时却是正确的。学术界对他们两人的评价很奇怪，伯克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的名望被抬高了，近年来更是如此；潘恩则被贬低为一名大众宣传家。事实上，这两位作者的理论体系都不足以使他们跻身于大政治理论家的行列。他们两人都有宣传家的天才，他们的言论都不如所用的腔调那么出色。潘恩缺乏阅读深度和文化可靠性，而且由于他傲慢而急躁，于是就撰写平庸之作，令学术界人士揺头叹息、不屑一读。而普通人对伯克洞察力的印象倒不如对那句划时代的轻率之言——“猪猡的一群”的印象那么深刻，然而这个无意中说出的短语却反映了潘恩所不会有的感情上的迟钝。伯克的这个失误打破了18世纪政治文化的沉寂状态。此后出现了义愤填鹰的大众小册子，其争论点几乎可以用五个词来概括，即伯克的两词短语和潘恩的三词旗帜。大众小册子的撰写者靠乏味的创造力以不同的讥讽词汇来对待伯克的主題，他们把自己的小册子和期刊的名称叫作《猪食》、《猪肉》、《橡树子和山毛榉子——由老休伯特采集的》、《大众政治——猪猡的大杂烩》（撰写者则是“猪呼噜兄弟”、“猪猡”和“作呕物”等等）。再接下来就是猪圈、猪倌和咸猪肉等词，不一而足。《猪猡的一群致尊贵的埃德豢·伯克》(1793)这样写道：“你这家伙在最脏的猪食槽边狼吞虎咽的时候，咱们这帮数不尽的猪猡从日出到日落忙着拣几粒橡树子填肚皮。”从来没有任何词汇使得“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感到这么愤怒的—他们也从来没有作出过如此冗长的答辩。
由于《人权论》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奠基之作，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考察其论点和口气。[22]潘恩是在英国写这本书的，但作为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人，他在美国那令人振奋的实验和反传统的宪政气氛中生活了近15年。潘恩在第二部的序言中写道：“我想知道一部以不同于为英国所熟悉的思维和表达风格写成的著作是否会被人们接受。”从一开始，他就不赞同立宪主义论点的体系：“我为活人的权利而斗争，反对由文字假定的死者的权威去支配、控制和限制这些权利。”伯克期望“根据发霉的羊皮纸的权威，永久性地托付后代的权利”，而潘恩却断言每一代人都有资格确定其权利和新的统治形式。
至于说英国宪政，这类东西并不存在。至多，它只是“先例的堆砌物”，是一种“政治教义”和“按照先例、却不参照先例原则的统治，是所能建立的最恶劣的制度之一”。除了法国和美国的统治制度之外，所有统治制度均从征服和迷信那里获取权威，其基础建立在“专制权力”之上。而且，潘恩专门抨击使这种权力得以延续的方式，即世袭原则，因为它是迷信的表现。“一帮匪徒在一个国家中横行霸道，强征特别税。他们的权力由此得以确立，匪徒头目设法改头换面，用君主的名称替换强盜的恶名，这就是君主制和国王的起源。”至于继承权，“继承政府就是继承人民，就像继承畜群似的”。“国王一个继承一个，不是作为有理性的人，而是作为动物……做一名普通的机匠还需要有某些技能，但当一个国王只要具备人的动物本能——一种自动呼吸的能力就行”：
英国将派人去荷兰、汉诺威、策尔或布伦瑞克以每年100万的代价请人来，这些被请来的人既不懂英囯法律和语言，也不知它的利益所在，他们的能力甚至难以胜任教区巡捕，而英国将因此嘲弄自己，这一天，竟不会太远了。
他问道：“这些人还留着做什么用？”
官吏、养老金领取者、大内侍从、御厨总管、库物总管和其他名份的老爷们能够找到许多理由来表明君主就等于是他们的俸祿，这笔开支来自国家。但是，如果我去问农民、制造业者、商人、生意人……普通劳动者：君主为他做了些什么，他无法给我任何回答。如果我问他君主是什么，他相信那是一种类似于某种挂名闲职的东西。
一般而言的世袭制也遭到同样的漠视：“世袭的统治者像世袭的作家一样不合逻辑。”
所有这些都是亵渎(还具有某些胆大包天的意味）。潘恩甚至将神圣的《权利法案》说成是“一部错误和侮辱性的法案”。潘恩并不是持有这种想法的第一人，许多18世纪的英国人在私下里也一定持有同样的想法。他是第一个敢于以这样的大不敬的精神表达自己想法的人，他用一本书打破了持续百年之久的禁忌。但是潘恩的作为远不止这些。首先，他倾向于一种国家理论和阶级权力的理论，尽管其方式显得混乱而模糊。在《常识》中，潘恩跟着洛克将政府视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罪恶”。在18世纪90年代，洛克那模棱两可的学说似乎分为两半，一半是伯克，另一半是潘恩。伯克以经验和传统来看待政府，考察其运作；潘恩则为被统治者说话，认为政府的权威来自征服，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加以继承。阶级大致可定义为：“这个国家的人属于两个明确的阶级，即缴税者阶级和收税者及吃税者阶级。”至于宪政，从中得到好处的有：
廷臣、官吏、养老金领取者、选邑持有人和政党领袖……，但它对干这个国家99%的人来说只有坏处。
这还引起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冲突，“当富人掠夺穷人的权利时，这就为穷人树立了去抢夺富人财产的榜样”。[23]按照这一论点，政府成为宫廷的寄生物，税收是一种掠夺形式，其目的是为年金领取者和征服性战争服务，而“整个世俗政府就由每个市镇和乡村的人民通过教区官员、市镇官员、每季开审的地方法庭、陪审团和巡回法庭等方法，毫不费事地转让给了所谓政府的那个东西”。因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近似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所需要的与其说是改革，倒不如说是取消政府，“正式的政府一经取消，社会立即开始起作用”。
在另一方面，代表制度成为政府，“社会”就通过它起作用，从而展示出新的前景，当潘恩撰写《人权论》第2部中至关重要的第5章时，这些前录突然在他的心中燃起火焰。在赞美了工商业、抨击了殖民统治(后来还建议用国际仲裁来取代战争）、谴责了刑法(“司法残暴”）、痛斥了封闭性的特许状、特许公司和专卖权并宣称反对税收重赋之后，他停下来专门声讨土地贵族的罪恶：
为什么……伯克先生把上院说成是土地利益集团的支柱？如果这根支柱陷入地下，原来的土地财产将继续存在，相同的耕作、播种和收割将继续进行。贵族并不是在土地上劳动的农民，而只是地租的消费者……
这使他提出意义深远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建议：削减政府、陆军和海军的费用；减免税金和济贫税；开征累进所得税（年收人2.3万镑时每镑的税收额提髙到20先令[24]）以增加税收；将征收和节省的资金用于改善穷人的状況。他提议设立家庭补助金：为所有儿童提供普及教育的公共基金，设立养老金——“不是作为恩赐和恩惠，而是作为权利”，（因为领取者只是领回他所交纳税金的一部分）、产妇津贴、新婚夫妇津贴、贫困者丧葬津贴以及在伦敦建造工场和宿舍以帮助移民和失业者：
通过实施这个计划，济贫法那种折磨人民的工具就会被废弃。……垂死的穷人将不再沦为各教区的牺牲品，在离开人世前被从一个地方拖到另一地方。寡妇将会得到抚养孩子的生活费……孩子将不再被视作增加父母亲痛苦的负担。……由苦难和贫困造成的轻罪数目将会下降。穷人和富人将会乐于支持政府。暴乱和骚乱的原因及其所造成的恐惧将会消失。你们这些悠闲度日、吃穿不愁的人……你们想过这些事情吗？
这是潘恩的最杰出之处。《人权论》第1部的成功是巨大的，而第2部的成功却是非凡的。正是在第2部里，尤其是在这些段落里，潘恩在辉格党共和派的旧传统与设菲尔德刃具匠、诺里季织工和伦敦手工工匠的激进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通过这些建议，改革与他们日常经济上的困境联系起来。无论潘恩在财政方面的计算是多么的脱离现实，但这些建议给整个改革宣传注人了创见性的新动力。如果说卡特莱特少校所提出的关于男子普选权的具体要求为后来100年的鼓动打下了基础(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论》为女性开创了更长久的斗争纪元），那么潘恩在这一章里就为20世纪的社会立法提供了源泉。
也许除了有关“社会”的这一章外，其余的思想观点几乎都不是他最早提出的。威廉·布莱克作出了这样的评论：“像潘恩那样沉湎于精力旺盛的才华之中的人决不是观察家”。潘恩给予英国人的是激进平等主义的新口号，它触及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最深层的反应，渗进了城市劳动人民的亚政治态度。科贝特不是一个真正的潘恩派，欧文和早期社会主义者也提出了新的思想，但潘恩的传统强烈地贯穿于19世纪的大众报刊中，其撰搞人包括伍勒、卡莱尔、赫瑟林顿、沃森、洛维特、霍利约克、雷诺兹和布拉德洛。潘恩思想在19世纪80年代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但他的传统和口号仍在布莱奇福德身上、在劳合一乔治对大众的呼吁中具有活力。我们几乎可以断言潘恩创立了一个新的体系，激进主义在近100年中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它之清晰与明确的程度，与它所取而代之的立宪主义不差丝毫。
这个体系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对君主制和世袭原则的蔑视：
我不赞同君主的和贵族的政府，而不管它们如何改头换面。世袭的差别和等级的特权集团……必然会阻碍人类的逬步。因而，我不是一个英国宪法的赞赏者。
这些文字恰恰出于华滋华斯的笔下，时间为1793年。此外，华滋华斯那追溯过去的诗句最充分地重现了革命年代的乐观主义。在与博普伊一起散步时，他遇到了一个“被饿坏了的”乡村女孩——
……看见这情景我的朋友
激动地说道这与我们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
相背离我和他都相信
宽容精神还在国外
它也许无法抵御，贫穷
和诸如此类的悲惨现象会很快
不复存在，我们会看到大地
实现其愿望，给那些
终日辛劳的温顺、卑微和坚忍的孩子以补偿，
所有机构永远废除
法律上的歧视，铲除
愚蠢的虚饰、淫荡的奢侈
和残忍的权力，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少数人的统治；
最后，最为重要的是
将会看到人民拥有强大的力量
制订自己的法律，全人类更美好的日子
就会到来。
这种乐观主义(是华滋华斯很快就失去的）然而正是激进主义所固执追逐的，其基础就是潘恩未能停下来加以考察的那个前提，即毫无保留地相信代议制度、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普通大众中“大量处于休眠状态的意识”(潘恩语）和“人要不是被政府腐蚀的话，那么人与人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朋友，其本质自身并不具有邪恶的性质”的信条。所有这些都是以一种不妥协的、鲁莽的甚至是过于自信的腔调来表达的，还加上自学成才者对传统和教育机构的不信任(潘恩的一个熟人评论说：“他把他自己的所有著作都熟记在心，其余的著作一概不知。”)以及靠一点经验并唤起“常识”来回避复杂的理论问題的倾向。
这种乐观主义的力量和弱点在19世纪工人激进主义中多次重复出现。但是，潘恩的著述并非特意以工人为对象，未将他们与农民、商人和专业人员区别开来。他的学说适于在“成员无数”中进行宣传，但没有对富人的财产权和自由放任学说提出挑战。很显然，他本人隶属于没有代表权的制造业和商业阶级，属于像托马斯·沃克和霍尔克罗夫特这样一些人的阵营，属于宪法知识会而不是伦敦通讯会。他的累进所得税主张预示了更深远的关于财产再分配的概念，但这是针对土地贵族的，在这一点上，长子继承权习俗中包含的世袭原则使潘恩很反感。在政治民主方面，他希望消除所有世袭的差别和特权，但是他并不支持经济上的平均化。在政治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拥有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在经济社会中，每个人必须保留雇主或雇员的身份，国家不应对一个人的资本或另一个人的工资加以干涉。《人权论》和《国富论》应互为补充，从对方汲取养料。在这个问题上，19世纪工人激进主义的主要传统还是取自潘恩。有些时候，如当欧文主义和宪章运动达到高潮时，其他传统占据了支配地位。但每当潘恩的思想恢复元气后，其基础依然完好无损。贵族是主要的打击对象，他们的财产会受到威胁，甚至连土地国有化或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及他们的地租都被视作始自“一个法国杂种”和他的“武装匪徒”的一种封建勒索。但是，无论工会成员如何艰苦地与其雇主进行斗争，工业资本仍被认为是事业的成果，不受政治干预。直到19世纪80年代，工人阶级激进主义仍基本上局限于这个体系之内。
潘恩对19世纪传统的另一个贡献是造就了真正的潘恩派，如卡莱尔、詹姆士·沃森或霍利约克，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潘恩在《人权论》中写道：“我的宗教是行善”，就此打住，未作解释。但是他将自己视为权利的斗士，对抗“这个捏造和政治迷信、神秘和勾心斗角的时代”，因此他以《理性时代》作为他最后一部著作就顺理成章了，这本书是对国家的宗教和种种形式的教士权术进行的连续抨击，他不是作为无神论者，而是作为自然神论者进行写作。1793年，他在法国断头台的阴影下写下了《理性时代》第1部，其中从创世行动和自然本身中看到了上帝存在的证据，号召用理性去反对神秘、奇迹和预言。该书于1795年在英国出版，出版人丹尼尔·艾萨克·伊顿因他的出版活动至少受到7次起诉，到1812年已被关押过15个月并宣布3年内不受法律保护。《理性时代》尽管笔调尖刻，但书中几乎不包含任何使18世纪自然神论者和先进的惟一神论者感到吃惊的内容。只有潘恩所求助的广大读者及他名字的巨大权威性是该书的新颖之处。第2部于1796年出版(出版者仍是勇敢无畏的伊顿）[25]，它抨击了《旧约》的伦理道德观和《新约》的真实性。这篇批判《圣经》的檄文写得杂乱无章。
我曾通读……《圣经》，就像一个肩扛斧头的人穿越树林去伐树。树倒了，假如教士们做得到，他们可以去重新种起来。他们也许可以把树插在地上，但决不能使它再生长。
必须言明的是：木头还有其他用处。布莱克承认潘恩所持论点的力量和攻击性，用他那独到的简洁语言复述说：
他认为《圣经》只是国家的花招，人民从那里只能看到他的始终处于无力挣脱的地位。另一个论点认为所有对《圣经》作评论的人都是不诚实、诡计多端的无赖，他们为获取优裕的生活而接受国家的宗教……我可以列出100个这种人的名字。
但是，潘恩却不能将《圣经》的任何一部分当作“一首也许不会发生的诗”(布莱克语)来读。在镇压年代里，《理性时代》对于潘恩在英国的许多信徒来说是“一柄制造分裂的剑”。一些身为非国教徒或卫斯理宗教徒的雅各宾分子抱怨潘恩的这本书，认为它给他们的敌人提供了重新攻击“无神论者”和“共和主义者”的机会。当局认为潘恩这一次冒犯比以往几次更恶劣：他找来生活舒适的唯一神派教士和吉本怀疑论的矫饰言词，将它们译成通俗易懂、富有挑衅性的英语，再将它们扔给那些辨别能力不高的人。他对《圣经》的权威性大加嘲讽，所用论点连矿工或乡村女孩都听得懂：
他们称之为耶稣基督的那个人，据说是由一个幽灵通过一个已订婚、后又结婚的女子之身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幽灵叫作圣灵。在这个愚蠢的故事讲了700年之后，他们又说这个女子是处女。……难道说现在有哪一个怀了孩子的女子会说……她的孩子是幽灵给的，而且是一个天使告诉她这回事的，她会相信吗？
当我们考察教会和主日学校在这一时期反复灌输的不开化的和罪恶的迷信时，[26]我们可以看到潘恩的著作对许多人的心灵具有深刻的解放作用。它帮助人们从宗教顺从的泥潭中挣脱出来，这种宗教顺从会加强对市政官员和雇主的顺从。它还促使许多19世纪手工工匠坚定不移地走上思想的自立和探索之路。但是，潘恩的“理性”所存在的局限性也必须记住，它能言善辩又缺乏丰富的想象，这使我们想起布莱克关于“眼光片面”的指责。潘恩在《圣经》中只能看到“一个潦倒的纵欲者的孤独影像……他回首凝视再也无法享受的场面，大喊道：万物皆空！大量的比喻和感情都含糊不清……”。
《理性时代》并不是唯一一本有关19世纪理性思想的原始资料集。19世纪90年代，许多其他论文和译作(伏尔泰、霍尔巴赫和卢梭等人著作的节译)在英国雅各宾派圈子中流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沃尔内的《帝国之墟》，这是比较宗教学的开创性著作，比潘恩的著作更深刻、更有想像力。而且沃尔内对教士权术演变的讥讽与对政治专制主义发展的讥讽结合起来，在该书的结论中，沃尔内提出了更普遍的宽容概念和国际主义槪念，这也是潘恩所不如的。与威廉·戈德温的《政治正义论》(1793)不同，那本书的影响仅限于狭小的高层知识圈；[27]而沃尔内的《帝国之墟》出版了便宜的袖珍本，许多19世纪手工工匠的藏书中都有这本书。《帝国之墟》的第15章是对“新时代”的展望，时常以单行本的形式流传。在这一章里，叙事者看到一个文明的民族决意将自身分为两个群体：一边是那些“用有价值的劳动为社会的维持和延续作出贡献”的人，另一边是他们的敌人。绝大多数人在第一个群体之中，他们中有“农业工人、手工工匠、小生意人和所有从事有益于社会的职业者”，第二个是“一个很小的群体，一个没有价值的派别”，“只有教士、廷臣、政府会计、军队指挥官，总之是政府在行政、军事和宗教方面的代理人”。两个群体进行了一场对话：
人民：……你们为社会付出了哪些劳动？
特权阶级：没有。我们不是为劳动而来到人世的。
人民：那么你们是如何获取财富的？
特权阶级：通过劳神去统治你们。
人民：统治我们！……我们辛劳，你们享受；我们生产，你们挥霍；财富从我们这里流出，落入你们的手中。特权者们，你们这个有别于人民的阶级，另建一个国家，统治你们自己去吧。
特权阶级中有几个人站到了人民的一边(作者这样想象），其余的人试图动用军队恐吓人民，但士兵放下武器说道：“我们是人民的一部分。”特权阶级又试图用教士来欺骗人民，遭到人民断然回击：“廷臣和教士们，你们的服务过于昂贵，因而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由于翻译的奇异影响，沃尔内的观点在英文中比法文原文显得更为激进；寄生的贵族阶层或等级的概念变为更带普遍性的富有闲散的“阶级”。战后，激进主义的社会学说就要由此而产生，它将社会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有用的”或“生产的阶级”，另一部分是廷臣、闲职官员、证券持有人、投机商和寄生的中间人。[28]
然而，沃尔内的影响产生较迟。在18世纪90年代初，潘恩左右了大众激进主义。事实上，他那善辩又缺乏想像力的思想造成了这场运动的狭隘性，当革命的法国国民公会经由恐怖变为波拿巴专政时，理想幻灭的改革派对此(以及戈德温更不切实际的幻想)大加嘲讽。这种批判和喇讽来自伯克、华滋华斯、柯勒律治等人联合的天才能力，结果就支配了许多当代学者的判断力，而他们本身在过去的25年中，也经历了类似的革命理想幻灭的过程。
肯定无疑的是，戈德温和潘恩的一些信徒持有一种起凡脱俗的救世主般的心态，这使他们能够接受容易得出的(最终是使人幻灭的)关于人类可臻完善的概念：
啊，潘恩！只有上帝高于你，千千万万的人为了他们仅存的一点自由而多么无限感激你……。亚历山大们、恺撒们、斐迪南们、卡佩们、腓特烈们、约瑟夫们和叶卡特琳娜们……拼命地奴役人类。但是，留给你做的是……在欧洲摇摇欲坠的巴士底狱之上挥舞人权的神圣旗帜，砸碎千千万万的人脚上的专制主义镣铐，摧毁为千千万万的尚来出世的人准备的……压迫之枷锁。[29]
这样的心态总是在革命激情时期存在。但是，如果说雅各宾“极权主义”的神话适用于英国土壤的话，我们有必要用最浅显的事实来加以戮穿。潘恩和他在英国的追随者们并没有鼓吹杀绝他们的反对派，而是号召人们反对泰伯恩刑场和血腥的刑法。英国雅各宾派赞同国际主义，要求用仲裁代替战争，希望宽容非国教徒、天主教徒和理性思想者；主张在“异教徒、土耳其人和犹太人”身上发现人类的美德。他们寻求通过教育和宣传将“暴民”(潘恩语)由“派别的追隨者”改造为“普遍自由的追随者”。
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英国某些雅各宾派的教条理论和肤浅道德实验论的谴责，其思想在华滋华斯《远足》第3部中得到最显著的反映。这些时常是“左派”的缺陷。潘恩几乎没有历史感，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并不深刻，而他的乐观主义(“我不相信君主制和贵族制会在任何一个欧洲启蒙国家中存在7年之上”）使20世纪的人感到厌烦。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对辉格党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解释所作的反应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一些学者在令人可笑地鼓吹要把历史的角色颠倒过来：受迫害者被视作压迫的先驱，而压迫者却成了迫害的牺牲品。因此，我们迫不得已才一一列举这些基本事实：是潘恩将“开放社会”的思想自由表达作为其信念：“人类现在不应再被告知他们不应思考、不应阅读”；也是潘恩在18世纪关于宪政的辩论中看到“民族总是被置于问题之外”，由于要把“民族”列入问题之内，他注定要启动那些他既无法控制又无法预见的力量，而这就是民主之所在。
[1]附加手稿，第27850号第19一20帧、第27838号第19一20帧，科尔.A.W.菲尔森:《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第79-80页。见本书第13章。
[2]T.A.沃德：《回顾过去》（1909），A.B.R.贝尔编，第192页。
[3]《反雅各宾报》，1798年1月1日。
[4]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为人权辩护》(1790)，第23页。
[5]见E.哈勒维前引书，第1卷，第193-212页。
[6]见本书第124页以下。有关证据在科伯恩勋爵那本有学术价值的、生动的《苏格兰叛乱审判之考察》中得到全面的探讨。
[7]无名氏:《关于和平时期常备军的失策和关于兵营的违宪和非法措施的信件》(1793)。约翰.特伦査德的《英国常备军史>(1698)在1731年、1739年和1780年再版，并载人雅各宾派的《慈善家》杂志(1795)。
[8]见吕德:《威尔宪斯与自由》，第14页。S.麦科比:《英国激进主义，1786—1832》（1955），第91页。据说有“该死的母狗”之称的妓女引诱男子进人房内，强征“入伍”，见H.M.桑德斯：《诱骗者》（1794）。
[9]《诺丁汉选邑档案》，第8卷(1952)，第152页。
[10]J.P.史密斯:《记成功的试验》（1812）。
[11]《泰晤士报》，1823年1月31日，见拉齐诺维奇前引书，第3章，第354-364页。
[12]T.沃克:《关于曼彻斯特的一些政治事件》（1794），第87页。
[13]卡特莱持少校还进行提倡秘密投票（但并不是宪章派人士的第六点要求），以及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
[14]在这里，我使用了亨利.杰夫森的术语，他撰写的两卷本《论坛》(1892>，至今仍是惟一对该机构所作的全面研究。
[15]见阿萨.布里格斯：《改良时代》(1959)，第88页起。
[16]C.威维尔：《政洽文札》。第5卷，第389—390、399—400页。
[17]宪法协会在18世纪80年代后期沉寂下来，但有霍恩.图克作为该协会的杰出会员，它在1790年后最为活跃。
[18]载P.萨维尔編：《民主与工人运动》（1954），第42—54页。
[19]这种流行口号还在不相称的场合出现，18世纪后期一则广告说：“最古老、忠诚、民族的、宪政的、含法的消遣：逗熊”。外省雅各宾协会在1792至1796年间，通常把自己叫作宪政会或爱国会。约翰.瑟尔沃夫的遗孀在編写她丈夫的传记时，痛苦地说他是：“是—个撒克逊家族的后裔”，而约瑟夫.杰拉尔德在作出危险的应急提议即召开国民公会时，将“我们撒克逊祖先”的“人民大会”引做先例。
[20]在对潘恩的缺席审判中，厄斯金用布莱克斯通著作中的段落为潘恩作辩护。而设菲尔德改革派约克在公众示威中宣读洛克的文摘。坦普尔法学会学人：《托马斯.哈迪审判案》（1794），第108页。
[21]《法国革命感想录》（人人版），第58—59、62、166页。
[22]潘恩在1787年返回英国，仍十分注意桥梁建筑方面的试验。《人权论》第1部于1791年出版，第2部于1792年出版。最近出版的潘思传记是A.O.奧尔德里奇的《理性的人》（1960），内容详尽但无奇，几乎增添任何使我们更多地了解潘恩对英国的影响及他与英国的关系的内容。此外还应阅读蒙丘尔.O.康韦那本生动但有偏见的《生平》或H.N.布当斯福德在《雪莱、戈德温和他们的圈子》中的简述。
[23]以上这三段文字引自潘恩：《致演说者的信》(1792），第19、29、69页。其余的均引自《人权论》。
[24]20先令即1镑。——译注
[25]伊顿于1811年出版了“第3部”，1812年当他年届花甲时又被处以监禁18个月加枷刑。T.S.豪厄尔：《国家审判集》(1823)，第31卷、第927页起。
[26]见本书，第11章。
[27]戈德温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只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才传到工人阶级那里，当时的主要传播渠道是对理查德.卡莱尔的盗版雪莱作品《麦步女王》所作的注释。
[28]尤其要参见韦德和《女怪》的讨论，本书第770页。
[29]奥斯坦德的公民兰道尔：《政治问答手册》(1795)，第8页。
感谢王异录入及校对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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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十七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
（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1]）
与绝对剩余价值相反，相对剩余价值不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而是通过降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获得的，“因此，资本有一个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工人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2]
那么，资本在它的运行中发展相对剩余价值的特殊生产方法是什么呢？
其基本方法是，协作的资本主义应用，按照工场手工业进行的分工，首先是现代机器的发展。这些都载于《资本论》第一卷的整个第四篇中，但是《草稿》中只是粗略地论及到，并且与其它问题混杂在一起谈论。
这些生产方法的首要特征是，它们使社会劳动生产力隶属于资本。如同以前指出的那样，[3]工人让渡了他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必然让渡他的劳动成果这一点，是雇佣劳动概念的内在属性。因此，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已经引起了“劳动和劳动产品占有权的分离”。[4]不过，工人向资本家出卖的和他受雇的是“他的个人的，孤立的劳动力”。但是，在生产过程中。他不是作为个人而是当作一个“工作机体”的肢体来使用，通过这种使用，他的劳动能力获得了新的，社会力量。[5]
其原因如下：甚至劳动力之间的简单协作也决不只是它们的量的单纯增加，生产力的增长乃是由于劳动的集体的，联合的性质。（这一点甚至更适用于工场内部的分工。）不过，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联合“不是由工人而是由资本造成的”，他们的联合“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资本的存在。对单个工人来说，这种联合是偶然的”。[6]工人协作造成的生产能力的提高无益于工人，反而有益于资本家。（上述事实的简单结果是：“劳动生产力真正大的发展，只是从它转变成雇佣劳动的时候才开始的……只有在工人本身不能占有它的成果的条件下才开始的。”[7]因此，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家致富”，被资本家阶所独占。但是一切这种进步，都会使相对剩余劳动领域扩大，这是由于生产力的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这一切进步也会增大“资本支配劳动的实际权力”，即资本的权力。[8]（马克思在另一段话中指出：“因此，工人情有可原地把他自己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看作对他自己来说是敌对的……。”）[9]
这样，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根本上依赖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量。而资本只能这样安排这些归它使用的力量，因为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集体力量，它本身“不能分离，而只能作为联合劳动来对待。”[10]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创造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更确切地说是剩余价值）。因此，剩余劳动“从一开始就应大到足以使其中一部分能够重新用作资本。那就是资本就应能够“推动一定量的活动能力同时劳动”。[11]在这种意义上说，劳动力的积聚和集中，即“集聚许多劳动力在一个资本周围”，这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中（这与“形式上已经完成了的资本”[12]的积累和集中有所不同，那指的是许多资本互相对立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以竞争的地位为前提）。[13]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上，工人通过资本而实现的联合“只是形式上的，而且所涉及的只是劳动的产品，不是劳动本身”。这种最简单的联合在于：资本“给各种独立的和分散在各处的手工操作的织布工人、纺纱工人等等活干……可见，在这里生产方式本身还不是由资本决定的，而是现成的由资本发现的。这些分散工人的统一点，只不过是他们同资本的相互关系……工人不是和许多人相交换，而是和一个资本家相交换。……作为共同劳动（的参加者）工人在这里只是自在地存在着，这仅仅是就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为资本劳动这一点来说的，——由于这一点资本成为一个中心，——但（实际上）他们并未共同劳动”。[14]这里的集中只限于通过资本集中的交换。但是，这个阶段被迅速地消除了，一种情形很快发生了，在这种情形下，资本不再象它发现工人时那样使用他们，而是使用他们在一个企业里共同劳动。“现在资本不仅表现为工人的集体力量……而且表现为把工人连结起来，因而表现为把这种力量创造出来的统一体”——同时它造成“工人同生产条件的完全分离”，造成工人全体隶属于资本。[15]
资本主义生产最初就必须包含“许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指挥下工作”的简单协作。那么，“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佣的工人较多外，”[16]一个工厂同行会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资本不会把自己限制在工人的单纯协作上——它必定要超越这个阶段。当然，任何较大规模的生产都以这种协作为前提，从这种意义上说，简单协作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然而，协作在历史上却被错误地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个特有的，“固定的”历史时期。[17]
这是因为几乎在一开始，资本主义的早期工厂就不得不“在同一空间使用集中的工人和同时进行他们不同方式的劳动”——以致整个工厂分成若干个阶段，而每一段操作都被分配给特定的一组工人去做，这就创造了一个作为工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典型形式，工业生产方式的原则形成了工场内部的分工，在那里从一开始，问题已不是产品的质，不象在手工艺生产中那样，而是大量生产，“因为目的是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
因此，工场手工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历史形式，最初出现在那些“为出口、为国外市场而大批量生产的地方”，因而是出现在商业中心和沿海城市，因而工业生产“可以说自然而然以交换价值为目标”。然而除了这些大的贸易中心以外，工场手工业最初并没有“侵入所谓城市工商业，而是侵入农村付业，如纺和织，即最少需要行会技巧、技艺训练的那种劳动。”或“这样一些生产部门，如玻璃厂、铁工厂、锯木厂等等，它们从一开始就要求劳动力的大量集中……同样要求大量的劳动资料等等的集中”，并且它们是“不能以行会方式进行经营的。”[18]
然而，无论早期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怎样通过协作和分工追求相对剩余价值，它的规律同那些“与大工业相一致”的规律决不是相同的。[19]因为，尽管分工十分发达，它的基础仍然是手工技巧一它的“特有的机器”始终是“由许多局部工人结合成的总体工人。”[20]因此，下面所作的假定仍旧是正确的：即“工场手工业中的必要劳动仍然占去整个可以支配的劳动时间的大部分，这样，每个工人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仍然比较少。”这可以由以下情况得到补偿：即在工场手工业中“与大工业相比，利润率较高，因而和已有资本量相比，资本积累较快”。然而，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所以取得这样较高的利润率，只是因为同时使用许多工人……”。因此，工场手工业中占优势的和使它具有特征的仍然是绝对剩余价值[21]这种障碍在建立使用机器的现代工业以前是无法逾越的。与工场手工业相比，在大工业中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不是以劳动力为起点，而是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的。[22]这样自始就造成了工人和劳动资料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从属工人的手工业，被一个“把科学思想客体化了的，它实际上是一个联合体的”“有灵性怪物”所代替，以致于单个的工人只是“作为它的孤立的附属品而存在。”[23]与简单工具相比，机器，更确切些说，自动的机器体系决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机器的特征决不是象劳动资料那样，对工人的活动作用于劳动对象起中介作用；相反地，工人的活动表现为：它只是对机器的运转，对机器作用于原材料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防止它发生故障。这和对待工具的情形不一样。工人把工具当做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24]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它自身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只限于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的工人活动，[25]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由工人来决定和调节机器。”因此，“从劳动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而囊括生产过程这种意义来说，生产过程已经不再是劳动过程了。相反，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器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体系的统一不是存在于活的工人之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之中……同它相比，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重而趋于消失……。”这只有当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主义才能获得充分发展。“可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降低到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26]
那么，劳动资料的这种转变，以及整个生产过程随之发生的变革是怎样影响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的呢？
在另一段话里，马克思评论说，政治经济学家们经常认为机器“节省劳动”并且因为机器的帮助“人类劳动可以制造出和创造出没有机器就绝对创造不出来的东西。”这两个论点都是正确的，但是所谈论的只是同“机器的使用价值”[27]和劳动过程本身有关，而没有论及机器在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这里，机器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一个增加剩余价值的手段而起作用。
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既深刻而又详尽描述的那样，机器体系的采用紧紧伴随着工作日的极度延长和对女工童工的最残酷的剥削。但是，这不是机器的内在效用——机器实质上是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手段。
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必要劳动，以便延长剩余劳动是相对剩余价值概念的固有性质。[28]“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29]因此，就减少和便利工人的劳动而言，说“机器体系会对单个工人有所帮助，这只不过是经济学家的一种想象而已”！（相反，由于不仅把工人转变成一种局部工人，而且把工人转变成一个机器的纯粹肢体，资本家使用机器使工人的劳动丧失了一切“独立性和吸引力”。）“相反，只有在机器使工人能够把自己更大部分时间用来替资本劳动”，通过（减少必要劳动），“把工人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当作不属于自己的时间，用更长的时间替别人劳动的情况下，资本才使用机器。……通过这个过程，生产某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最会缩短减到最低限度，但只是为了在最大限度的这类物品中实现最大限度的剩余劳动。”[30]所以，事实上，资本家使用机器的结果与资产阶级辩护土们所想象的结果正是相反；不是使工人更加自由和减轻资本家的剥削，相反，乃是资本用以侵占一个日益增大的，作为剩余劳动的工人的大部分劳动时间，并且因此加强和永久化了资本在工人身上的极不相容的力量。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论述机器的进一步的影响——所谓产业后备军的发展。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即“很明显，不管机器生产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靠减少必要劳动来扩大剩余劳动，它只有减少一定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机器生产使以前的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也就是曾变为活劳动力的资本的那一部分，转化为机器，即转化为不产生剩余价值的不变资本。[31]……可见，利用机器生产剩余价值还包含着一个内在矛盾：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个因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因素，减少工人人数。”[32]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矛盾是怎样同时解决和加深的。
那么，关于机器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谈到这里。当然，假使我们从纯粹的劳动过程的观点看，而不管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发展的确表现了其它方面的作用。关于这些其它方面的作用《草稿》做了如下说明：“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扳、走锭精纺机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机器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33]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大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34]这不但表明“单个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而且相反，它只有在征服自然力的共同劳动中才是生产的。”[35]另外，它表明机器必然发展到极度而成为自动体系（今天任何人都会想到这个包括一切的“自动化”），由于规定了工人纯粹“监督者和调节者”[36]的这个完全变化了的职能，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过程的特性。但是上述的结果是机器的发展——虽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导致对工人的压迫——将会导致减少劳动时间，实际上为工人的未来解放展示了最可靠的前景，没有这种减少，要想废除阶级社会只不过是一句空话。[37]（在第28章我们将回过来更详细地谈论这个题目。）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现代机器发展，才使得那种庞然大物的存在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穷苦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象现在的雇佣工人那样）。[38]当然，这一切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但是资本——违背情愿地——促进了这种趋势。“一方面，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说）在这种创造上所耗费的劳动时间。[39]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的限度以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发展的两个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上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40]不过，这是一个超出本章范围的问题，并且是一个我们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那章里，将会首先更加详尽论述的问题。
[1]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已可以按照《草稿》的描述顺序进行了。然而，在本章以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处于研究中的题目在马克思手稿的各部分中经常被论述，它分散在整个著作里。
[2]《资本论》第1卷，第355页。
[3]见本书第12章。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7页。
[5]《资本论》第1卷，第37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83页。
[7]《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第4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6页。
[9]《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57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21页。
[11]同上书，第88页。在一个生产过程中许多劳动者的结合，当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一种形式。在这里，查看一下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的工业企业中“偶尔发生的大规模的协作的使用”是充分的，奴隶和农奴实现的大规模农业也是如此。“某些工业部门，如矿山劳动，一开始就以协作为前程。所以在资本存在以前，那里的协作是以强制劳动（徭役劳动或奴隶劳动）的形式，在监工的监视之下实现的，修筑道路等等也是这样。为了承担这类工程，资本并不是创造工人的积累和积聚，而只是继承了这些。”但是，“与早期的生产体系相比，资本则使用另一种方式，”来达到这种积聚。在这里，大规模的协作“不是由于直接的身体上的强迫……；这种协作所以是被迫的，是由于生产条件是他人的财产，并且生产条件本身是作为客观的联合而存在的，这种联合等于生产条件的积累和积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84、89页。
[12]参见本书第50页上的第4注。
[13]“在靠资本进行的积累以前，先有构成资本的积累，这种积累属于资本的概念规定；我们未必能把这种积累叫做积聚，因为积聚是在和许多资本相区别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指的仅仅是资本本身，那么积聚同积累或资本的概念还是相一致的。就是说，这种积聚还没有构成特殊的规定。但是，资本一开始就作为单数或统一体，而与作为多数的工人相对立。这样，资本表现为工人的积聚，……表现为工人以外的统一体。从这方面来说，积聚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88—8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84页。参见该书第21~22页。
[15]同上书，第85页。
[16]《资本论》第1卷，第358页。
[17]同上书，第37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515页。
[19]《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583页。
[20]《资本论》第1卷，第38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86页。
[22]《资本论》第1卷，第40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9页。
[24]关于前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马克思指出：“生产越是以单纯的体力劳动，以使用肌肉力等等为基础，筒言之，越是以单个人的肉体紧张和体力劳动为基础，生产力的增长就越是依赖于单个人的大规模的共同劳动。”（因此。在埃及、厄特鲁里亚、印度等地，人们用暴力手段把人民集合起来去从事强制的建筑和强制的公共工程这种情况与“半艺术性质的手工业”是不同的：在这里重要的是，“单个人的劳动技能，而不是结合的劳动技能。”资本“使大规模的劳动技能结合起来，然而是这样结合的：大规模的劳动丧失自己的体力，而技能则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机器中。存在于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生作用的工厂里。劳动的社会精神在单个工人之外获得了客观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页）
[25]在这种意义上说，工人的活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机械的活动，因而，是与劳动的特殊形式不相干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08、212页。
[27]同上书。第365页。
[28]机器的特征是：“节省必要劳动和创造剩余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65页。）
[29]同上书，第209页。参见本书第56页上第4注中引用的《草稿》的那部分，在那里马克思强调指出，不是“由于竞争”而是“由于资本对活劳动的关系”机器的引用被发展了。（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本人认为机器起源于资本家的竞争。）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4页。马克思另外特别提到，“第一个方面所以重要，是因为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
[31]上述结果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规律，这是一条已经由古典经济学家闸明了的规律，但是，这条规律是由马克思第一次规定了它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适当地位。（《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24～225页。）
[32]《资本论》第1卷，第446页。
[33]参见。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的在“一般的”和“共同的”劳动之间的区分。“二者都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并互相转化，但它们也有区别。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工作，一切发现，一切发明。这种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比起来“共同劳动是个人之间的直接协作，”（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资本论》第3卷，第120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220页。
[35]同上书，第212页。
[36]同上书，第218页。
[37]参见本书第268页，第③注。
[38]《资本论》第1卷，第538页。
[39]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指出，“劳动时间——单纯的劳动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资本确立为唯一的决定要素，直接劳动及其数量作为生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决定原则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失去作用，而且，如果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那么它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一方面同一般的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另一方面，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并表现为社会劳动的自然赐予（虽然是历史的产物）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于是，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2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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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两次讲话（1918年11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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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两次讲话[67]
（1918年11月上旬）
1
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
（11月6日）
（列宁同志出现时，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全体起立欢迎列宁同志。）同志们！我们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庆祝我国革命一周年的，在这个时候，国际工人运动中发生了许多极其重大的事件，甚至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最抱怀疑态度的那些人都已经看清楚：世界战争不会以旧政府、旧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协议或暴力而结束；世界战争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促成无产阶级革命，促使工人去战胜把世界淹没在血泊之中的资本；世界战争表明，不仅德帝国主义采取各种残暴的手段，受德、奥支持的英法帝国主义也推行同样的政策。
在这庆祝革命一周年的日子，应当回顾一下我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我们是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开始进行革命的，今后世界上任何一个工人革命都不会碰到这样的条件。因此，很有必要整个地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看看这个期间我们取得了什么成就，看看这一年里为了迎接主要的、真正的任务，迎接有决定意义的、带根本性的任务，我们作了多少准备。我们应该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大军中的一支队伍。我们一直很清楚，在全世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能由我们来开始，决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有什么功劳，也不是由于它比别人先进，相反地，正是资本主义的特别软弱和落后，以及特别逼人的军事战略形势，才使我们在事变进程中没有等到其他队伍赶上来和行动起来，就走到了他们前头。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为了迎接未来这场革命中即将面临的战斗，我们作了多少准备。
同志们，如果要问这一年里我们在大的方面做了些什么，我们应当说，做了以下几件事情：我们从实行工人监督这种工人阶级的最初步骤，从管理全国资财，转到了由工人管理工业；我们从全体农民争取土地、农民反对地主这种全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斗争转到了在农村中由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即特别勤劳、遭受剥削的那些人单独行动，自己起来建设新生活；农村中最受压迫的那部分农民已经投入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包括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斗争。
其次，我们从苏维埃组织开始迈步，发展到了如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在开幕词中正确指出的那样，苏维埃组织在俄国每一个偏僻乡村都已经巩固起来，成为根据全体被压迫劳动群众的长期斗争经验制定的苏维埃宪法的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
我们从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状况，从最近四年的战争所造成的状况，如被压迫的群众不仅憎恨战争，而且厌弃战争，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痛苦不堪，使我国革命不得不经历一个在德奥帝国主义的打击面前毫无防御能力的极其艰难困苦的时期，——现在我们已从这种状况发展到有了强大的红军。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已经摆脱去年10月和今年年初我们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那种困境，我们唯一的然而是可靠的同盟者——各国被压迫的劳动者现在终于行动起来了，我们看到，由于英勇果敢地出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被判服长期苦役的西欧无产阶级领袖，如李卜克内西和阿德勒，恢复了自由，因为维也纳和柏林的工人革命不是每天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发展，迫使当局释放了他们。我们已经摆脱孤立无援的境地，现在正同我们的国际同盟者携手并肩地共同战斗。这就是一年来取得的主要成就。现在让我简要地谈谈这条道路，谈谈这个转变。
同志们，起初我们的口号是工人监督。我们说，尽管克伦斯基政府许下种种诺言，资本家还是继续怠工，使我们国家的生产被破坏得愈来愈厉害。现在我们看到，生产濒于瓦解，因此，工人监督应当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工人政府必须实行的第一个基本步骤。我们没有颁布法令立刻在我国全部工业中实行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工人阶级学会管理，工人群众的威信已经树立，社会主义才能够形成和巩固。不然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个愿望。因此，我们实行了工人监督。我们知道，这一步骤是存在矛盾的，不彻底的，但是必须让工人们在不要剥削者和反对剥削者的情况下亲自担当起在一个大国建设工业的伟大事业。同志们，那些直接地甚至间接地参加了这一建设的人，那些受过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压迫和摧残的人，学到了许多许多东西。我们知道，取得的成就还很小。我们知道，在这个极端落后、备受破坏的国家里，工人阶级面前真是障碍重重，要学会管理工业，必须花很长时间。我们认为最重要和最可贵的，就是工人已经亲自担负起了管理工作，我们已经从工人监督，即在一切主要工业部门中实行起来必然是混乱的、分散的、手工业式的、不彻底的工人监督，进到在全国范围内由工人管理工业了。
工会的情况改变了。现在它的主要任务是把自己的代表派到各个总管理机构和中央管理机构去，派到所有那些新的管理组织中去，这些组织从资本主义那里接收了遭到蓄意破坏的、破烂不堪的工业，并在没有知识分子帮助的情况下把它们管起来。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抱定宗旨要利用知识和所受的高等教育——人类所积累的各门科学的成果——来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是把科学用来帮助群众建立没有剥削者的公有的国民经济。这些人抱定宗旨要利用科学制造障碍，妨碍最缺乏训练的工人从事管理。现在我们可以说，主要障碍已被扫除。这在当时是极其困难的。一切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分子的怠工已经粉碎了。不管障碍怎样大，工人们还是迈出了这举足轻重的一步，为社会主义打下了基础。我们丝毫也不夸大，不怕说实话。是的，从到达终点来看，我们做的工作很少，但从打基础来看，我们做的工作就很多，非常之多。谈到社会主义时，说广大工人群众自觉地建设基础，决不是指他们拿起了书本，读了某一本小册子。这里说的自觉性表现在他们依靠自己努力，亲自动手来干异常艰难的事业，犯下成千上万个错误，而每个错误既使他们吃到苦头，又使他们在工业管理工作中受到锻炼。现在这项管理工作已经建立起来，而且有了牢固的基础。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坚持到底了。现在这项工作已不象从前那样去做了。现在全体工人群众，不仅领袖和先进分子，而且确实是最广大的阶层都知道，他们在亲手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已经把基础打好，国内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挠他们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
如果说我们在工业方面遇到过这样一些大的困难，曾经不得不经历一段在许多人看来很长而实际却很短的路程，从工人监督过渡到了工人管理，那么在极其落后的农村，我们要做的准备工作就多得多了。凡是了解农村生活、同农民群众有过接触的人都说：城市里的十月革命对农村来说，只是到1918年夏天和秋天才真正成为十月革命。同志们，当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很清楚，农村中的建设将遇到很大困难，在这里必须更加稳重地逐步前进，在这里企图用法令和命令来实行共耕制是极端荒谬的，能够接受共耕制的只是极少数觉悟的农民，而大多数农民都没有这个要求。因此，我们仅仅做了为了革命的发展绝对必需做的事情：决不超过群众的发展程度，而要等待群众通过亲身的经验、亲身参加的斗争自己向前走。在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举消灭了农民的宿敌——地主－农奴主，大地产所有者。这是全体农民的斗争。那时在农民内部，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即贫苦农民，还没有同资产阶级分开。我们社会主义者懂得，不进行这场斗争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时也知道，光是我们懂得还不够，还必须使千百万人不是依靠宣传而是依靠他们的亲身经验也懂得这一点，因此，当全体农民只按照平均使用土地原则来想象变革的时候，我们就在1917年10月26日的法令中公开表示，我们把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作为基础［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8—20页。——编者注］。
我们公开指出，这个委托书并不符合我们的观点，这并不是共产主义。但我们并没有强迫农民接受不符合他们的观点而只符合我们的纲领的东西。我们声明，我们把他们当作劳动的伙伴，同他们一起前进，我们相信革命进程会造成我们在城市里已经达到的局面。结果，农民果然行动起来了。土地改革是从土地社会化开始的，我们亲自举手通过了土地社会化，同时我们又公开指出它不符合我们的观点，我们知道大多数农民都主张平均使用土地，我们不愿意强迫他们，而等待他们自己放弃这种思想，向前迈进。我们终于等到了，并且把我们的力量准备好了。
我们当时通过的法令，根据的是一般民主主义原则，是使富裕农民即富农和贫苦农民联合起来的对地主的仇恨，是一般平等思想（毫无疑问，这种思想是反对旧的君主制的革命思想）。但我们必须从这个法令进到对农民加以区分。我们实行土地社会化法令是得到一致同意的。这个法令是由我们和不赞成布尔什维克观点的人们一致通过的。在解决由谁支配土地的问题上，我们优先考虑农业公社。我们为农业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发展敞开了道路，但我们很清楚，在1917年10月，农业还不能走上这条道路。通过一番准备工作，我们终于实行了任何一个最民主最共和的国家都没有实行过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步骤。这一步骤是今年夏天由全体农民群众实行的，甚至在俄国最偏僻的乡村也这样。当时粮食不足、人们挨饿，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和万恶的四年战争造成了严重后果，反革命的猖獗和内战的加剧使我们失去了最富饶的产粮区，当这一切登峰造极、城市面临饥饿威胁的时候，我国政权唯一的、忠实可靠的支柱——城市和工业区的先进工人有组织地奔赴农村。有人说，工人下乡是要在工农之间挑起武装斗争，这是造谣诽谤。事实驳倒了这种诽谤。工人下乡是去反击那些乘人民快要饿死之机搞粮食投机来大发横财的农村剥削者——富农。他们下乡是去帮助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劳动者。他们没有白去，他们伸出了联盟之手，他们的准备工作同群众结合起来了。遍及全国的富农暴动所造成的七月危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七月危机被克服，就是各地农村中被剥削的劳动者纷纷起来同城市无产阶级一道进行斗争的结果。今天季诺维也夫同志打电话告诉我说，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区域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68]有18000人参加，代表们情绪高昂，精神振奋。随着贫苦农民起来后全国出现的那种形势日益明显，贫苦农民根据自身的经验懂得了同富农进行斗争的意义，懂得了要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要恢复农村生活中非有不可的商品交换，就决不能跟农村资产阶级、跟富农一道走。他们应当单独组织起来。现在我们实行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最重大的步骤。在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群众中去。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一步：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已经开始，无论哪个偏僻乡村的农民都已经懂得，既然有钱人、富农这些哥儿们在进行粮食投机，那他们是在用乡间的老眼光来看待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
因此，只是现在，当农村经济或者说农村贫苦农民同自己的领路人——城市工人联合起来时，才是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真正的牢固的基础。只是现在，农村才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是现在，才建立起这样的苏维埃和农场，它们力求有计划地实行大规模的共耕制，力求利用知识、科学和技术，懂得在黑暗反动的旧时代的基础上连简单的初步的人类文化也不可能存在。这方面的工作比工业方面还要困难。我们的地方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在这方面犯的错误更多。他们从错误中学习。我们不害怕群众在自觉进行建设时犯错误，因为我们只能依靠群众自己的经验，依靠他们自己动手。
现在，这场在很短时期内就使我们的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最伟大的革命表明，整个斗争已经获得胜利。红军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你们都知道我们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处境，当时俄国处于人民群众已无法忍受的境地。我们知道，那时我们是孤立无援的。我们公开向工人群众说出全部真相。我们揭穿了帝国主义的秘密条约是一种政策的产物，这种政策完全是欺骗群众的工具，现在美国这个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最先进的民主共和国正在用这种政策空前无耻地欺骗群众，愚弄群众。当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已暴露无遗的时候，只有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才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的秘密外交政策。它揭露了秘密条约，并通过托洛茨基同志向世界各国宣告：我们吁请你们用没有兼并和赔款的民主方式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坦率而自豪地说出了一个严酷的真理，但毕竟是真理——要结束这场战争，就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革命。我们的呼声没有得到响应。因此，我们不得不付出代价，签订了强制性的布列斯特条约，被迫接受了一种令人十分痛苦的和平，使得许多同情者感到灰心失望。这是由于我们处境孤立的缘故。但是我们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我们向大家揭示了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德帝国主义能以不可阻挡之势压倒我们，那是因为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坚强地组织起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当时我们没有军队；我们只有一支已经瓦解的帝国主义者的旧军队；它被驱使去作战，是去实现士兵们所不支持、不赞成的目的。结果我们不得不经历一个极其痛苦的时期，好让群众在极其痛苦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歇一口气，并认识到新的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可以把我们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战争称为我们的战争。但必须使千百万人根据自身经验懂得这一点。这占去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取得这种认识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今年夏天大家看见，这种认识终于取得了，转折已经到来了。一支人民群众创造的、奋不顾身的军队，经过四年血腥的大厮杀之后又投入战争了。要使这支军队能够为苏维埃共和国而战，我们国家必须使投入这场战争的群众克服疲倦和绝望情绪，明确认识到他们流血牺牲确实是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工农苏维埃，为了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一点已经做到了。
我们夏天对捷克斯洛伐克军的胜利，以及我们收到的数量很大的胜利消息，都证明转折已经到来了，最艰巨的任务——使群众在四年痛苦战争之后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的有组织的群众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广大群众都有了这种认识。千百万人都懂得了他们是在从事一项艰难的事业。这就保证我们不会悲观失望，虽然目前比我们强大的世界帝国主义力量正在纠合起来向我们进攻，虽然那些知道苏维埃政权很危险而急于把它扼杀的帝国主义者派兵包围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承认事实，不讳言他们比我们强大，但是我们不会悲观失望。
我们说：我们正在发展壮大，苏维埃共和国正在发展壮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比帝国主义者势力的进逼更快。我们满怀希望并且坚信，我们不仅在保卫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而且在为保卫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战。我们胜利的希望愈来愈大了，因为我们工人的觉悟在不断提高。去年10月苏维埃组织是一种什么情况呢？那时它刚刚迈步，我们还不可能使它适应需要，使它达到一定的，达到目前这样的状况，而现在我们有了苏维埃宪法。我们知道，7月间批准的这部苏维埃宪法，不是哪个委员会的臆造，不是法学家们的杜撰，也不是对别的宪法的抄袭。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我们这样的宪法。这部宪法记载了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国内和国际剥削者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我们积累了斗争经验。（鼓掌）这些经验向我们清楚地证明了：有组织的工人建立了没有官吏、没有常备军、没有实际上为资产阶级提供的特权的苏维埃政权，并为各类工厂进行新的建设打下了基础。我们正着手工作，吸收为实施苏维埃宪法所必需的新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我们有现成的新干部——青年农民，我们应当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他们一定会帮助我们把事业进行到底。
我想谈的最后一点就是国际形势问题。我们正同我们的国际同志并肩战斗。我们看到，他们十分坚决地表示相信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同他们一起前进，成为国际革命。
随着革命的国际意义的增长，全世界帝国主义者愈来愈紧密地抱成一团。1917年10月，他们把我们的共和国当作一桩不值得注意的奇闻。今年2月，他们认为这是不值得重视的社会主义实验。但是共和国的军队成长壮大起来了，共和国解决了建立社会主义红军这个最困难的任务。由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和成功，各国帝国主义者的疯狂反抗和切齿仇恨更厉害了，以致那些曾经叫喊自己是威廉的敌人的英法资本家快要同这个威廉联合起来奋力扼杀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了。因为他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不再是什么奇闻和社会主义实验，而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源地，真正的、实际的策源地。因此，我国革命的成就愈大，敌人的数量就愈多。我们丝毫不掩饰我们处境的艰难，我们应当认清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我们要迎上前去，我们已不是孤军奋斗，同我们一道前进的有维也纳和柏林的工人，他们正奋起进行同样的斗争，他们也许还会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更高的纪律性和觉悟性。
同志们，为了说明我们苏维埃共和国上空怎样阴云密布，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请让我把德国政府通过它的领事馆递交我们的照会全文读一读：
“致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莫斯科。1918年11月5日。
德意志帝国领事馆奉德意志帝国政府之命荣幸地将下列事项知照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俄国官方机关发表违反布列斯特和约第2条规定的言论，进行不能容忍的反对德国国家机关的煽动，德国政府对此不得不再次提出抗议。德国政府认为，对于这种不仅违反上述条约的规定而且严重违背国际惯例的煽动，不能只限于提出抗议。和约缔结后，苏维埃政府在柏林设立外交代表处时，德国政府曾向俄国全权代表越飞先生明确指出，必须避免在德国进行任何宣传鼓动。越飞先生答复说，他知悉布列斯特条约第2条，并且懂得他身为一个外国的代表不应干涉德国的内政。因此，越飞先生和他主管的机关在柏林受到了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代表处一般都应受到的照顾和信任。但是此种信任已被辜负。一个时期以来的事实表明，俄国外交代表处同某些从事颠覆德国国家制度的分子过从甚密，利用这些分子为自己服务，对旨在推翻德国现存制度的运动甚为关心。本月4日发生的以下事件说明，俄国代表处甚至通过运进煽动革命的传单来积极参与旨在颠覆现存制度的运动，这就滥用了使用外交信使的特权。昨晚抵达柏林的俄国信使的官方行李中有一只箱子在运输过程中损坏了，于是发现这批箱子内装有用德文写的、从内容看是预定在德国散发的革命传单。而苏维埃政府对帝国公使米尔巴赫伯爵被刺应当如何弥补过失问题所持的态度，使德国政府更有理由表示不满。俄国政府曾郑重允诺，将尽一切力量使罪犯受到惩办。但是德国政府还看不出追缉或惩办罪犯的工作已经开始或者准备开始的任何迹象。凶手是从被俄国政府公安机关团团围住的房屋中逃走的。公开承认曾决定并策划这次暗杀的主谋者，至今仍逍遥法外，而据已获得的消息判断，甚至已被赦免。德国政府抗议这种违反条约和公法的行为。德国政府理应要求俄国政府作出保证，今后不再进行违反和约的鼓动和宣传。此外，德国政府理应坚持惩办凶手和主谋，以弥补公使米尔巴赫伯爵被刺的过失。在这些要求没有做到以前，德国政府有权吁请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从德国召回其外交代表和其他官方代表。今天已通知俄国驻柏林全权代表，明晚将为驻柏林外交代表和领事馆代表以及驻柏林的其他俄国官方人员启程返国开出专列，并将采取措施使全体人员顺利到达俄国边境站。请苏维埃政府设法安排德国驻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的代表能在同一时间启程返国，并在他们返国时遵守一切礼节上的要求。至于驻德国的其他俄国代表，以及驻俄国其他地方的德国官方人员，以后将通知他们在一周内各自返回本国。德国政府谨表示希望：在后一批德国官方人员启程返国时，俄方也要遵守一切礼节上的要求，其他一些德国臣民或受德国保护的人员如要求回国，俄方要给他们提供顺利启程的可能。”
同志们，我们都很清楚，德国政府完全懂得，在俄国使馆受到殷勤接待的是德国的社会党人，而不是拥护德帝国主义的人，后面这种人是从来不进俄国使馆大门的。俄国使馆的朋友是那些反对战争、同情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社会党人。他们从使馆设立的那一天起就是它的客人，而我们也只同他们往来。这一点德国政府十分清楚。德国政府不辞辛苦地跟踪我国政府的每一个代表，就象尼古拉二世政府当年跟踪我们的同志一样。现在它摆出这副姿态，并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因为它先前认为自己很强大，不怕柏林街道上一幢房屋着火会使整个德国燃烧起来。现在，德国政府已经丧魂落魄，整个德国都燃烧起来了，它还以为只要把自己的消防水龙头对准一幢房屋就能把大火扑灭呢。（热烈鼓掌）
这只能令人发笑。如果德国政府打算宣布断绝外交关系，那么，我们就要说，这本不出我们所料，我们知道它拼命想同英法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我们知道，英法帝国主义者给威尔逊政府发了大量的电报，请求把德国军队留在波兰、乌克兰、爱斯兰和里夫兰［注：即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北部。——编者注］，因为虽然他们也是德帝国主义的敌人，但是这些军队却干着他们要干的事情——镇压布尔什维克［注：见本卷第128—129页。——编者注］。只有到亲协约国的“解放军”赶来镇压布尔什维克的时候，才可以让这些军队撤退。
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我们只是说：现在，当德国已经燃烧起来、奥地利遍地烈火的时候，当他们不得不释放李卜克内西并使他有可能到俄国使馆去参加俄国社会党人和以他为首的德国社会党人共同举行的会议的时候，德国政府采取这样的步骤，与其说是证明他们想打仗，无宁说是证明他们六神无主，犹豫不决，因为他们碰到了最残酷的敌人——用比布列斯特和约厉害百倍的强制性和约来扼杀奥地利的英美帝国主义。德国看出这些解放者也想扼杀它，折磨它，蹂躏它。但同时德国工人也行动起来了。德国军队现在不中用，失掉了战斗力，并不是因为它纪律松弛，而是因为拒绝作战的士兵从东线调到德国的西线，把资产阶级称之为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东西也带去了。
因此，德国军队现在失掉了战斗力，因此，这个文件充分证明了他们的犹豫不决。我们认为这个文件会导致外交关系的破裂，如果他们有力量调动白卫军的话，也许还会导致战争。因此我们向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发了电报[69]，在电报末尾说，要提高警惕，作好准备，要全力以赴，因为这表明国际帝国主义正把推翻布尔什维主义作为它的主要任务。这意味着不光是要战胜俄国，这意味着要战胜每个国家的工人。但无论他们在这样决定之后采取多么残暴的手段，他们也是不能得逞的。他们这群野兽正在进行准备，打算经过达达尼尔海峡，或者经过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从南面来进攻俄国。他们在进行谈判，要在德国组织白卫军，并把它派到俄国来。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危险，我们公开指出：同志们，我们这一年没有白干；我们打下了基础，我们就要进行决战，这确实是一场决战。但我们不是孤军作战，西欧的无产阶级已经行动起来，彻底摧毁了奥匈帝国。那里的政府同1917年2月底的尼古拉·罗曼诺夫政府一样，也是一筹莫展，惊慌失措，丧魂落魄。我们的口号应该是：再接再厉，牢记着我们不是为俄国革命而是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去进行最后的决战！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野兽还比我们强大，还能够对我们和我们国家采取种种残暴的手段，但他们战胜不了国际革命。他们对我们恨得要命，因此我们说：随他们去好了，俄国每一个工人和农民一定会尽到自己的职责，并在保卫革命时，一旦需要，就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说：随他们去好了，不管帝国主义者还会给我们降下什么灾难，他们也救不了自己的命。帝国主义一定灭亡，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不管怎样总会胜利！（热烈鼓掌，转为经久不息的欢呼）
2
关于国际形势
（11月8日）
（长时间的鼓掌）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开始，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问题就成了我们最主要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从此意味着世界各国紧密地结成一个体系，甚至可以说是凝成一团血污，而且因为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一个国家内取得完全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俄国还算不上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因此，我们能使革命在其他国家扩展到什么地步，在那之前能给帝国主义以多大的回击，就成为革命的一个主要问题了。
下面请让我极其简略地回顾一下一年来我们国际政策的几个主要阶段。我在庆祝革命一周年的讲话中已经指出，一年前我们的处境的主要特征是孤立无援。［注：见本卷第138页。——编者注］尽管我们坚信在整个欧洲革命的力量正在形成和已经形成，坚信战争必然要由革命来结束，但那时革命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征兆还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对外政策就只能致力于教育西欧工人群众。这里说到教育，倒不是说我们自以为比西欧工人群众更有修养，而是说只要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没有推翻，那里就盛行战时书报检查制度，就笼罩着任何战争尤其是反动战争必然伴有的骇人听闻的血腥的气氛。你们都很清楚，在最民主最共和的国家中，战争就意味着实行战时书报检查制度，意味着资产阶级及其司令部用种种骇人听闻的手段来欺骗人民。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使其他国家的人民分享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获得的成果。我们在这方面已尽了一切努力，我们撕毁并公布了以前沙皇为了本国资本家的利益而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肮脏的秘密条约。你们知道，这是一些彻头彻尾掠夺性的条约。你们知道，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的政府隐瞒了这些条约，而且支持这些条约。我们偶然在英法两国某些多少还算诚实的报刊上看到这样的说法：多亏俄国革命，他们法国人和英国人才知道本国外交史上许多重要的事情。
当然，从整个社会革命的角度来看，我们还做得太少，但就已经做了的工作说，我们在准备这个革命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如果现在粗略地看一下我们对德帝国主义的揭露取得了什么结果，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各国劳动人民已经明白，他们是被迫进行一场血腥的掠夺战争。战争进行到今年这个时候，英美两国的行为也被揭露了，因为群众正在醒悟，开始认清英美两国的真正意图。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全部工作，不过我们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微薄贡献。揭露这些条约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打击。我们被迫签订的和约的条款，从宣传鼓动意义上说是个强有力的工具，我们靠它们做了比任何一国政府、任何一国人民都多的事情，如果说我们唤醒群众的尝试没有立刻见效，那么我们从来没有认为，革命马上就会爆发，或者认为一切都完了。近15年来，我们进行了两次革命，我们清楚地看到，革命要经过多么长的时间才能掌握群众。我们从德奥两国最近发生的事件也看到了证明。我们说过，我们并不打算通过同强盗联合把自己也变成强盗，不是的，我们只是打算唤醒敌对国家的无产阶级。有人嘲笑我们说，我们准备唤醒德国无产阶级，而德国无产阶级在我们正准备对它进行宣传的时候就会把我们掐死。然而事实证明我们估计得很对，各国劳动群众都同样仇视帝国主义。只是要给他们一段准备时间，因为即使是俄国人民，虽然他们对1905年革命记忆犹新，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重新起来进行革命。
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前，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来打击帝国主义。如果说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史没有抹杀这一点，而布列斯特和约迫使我们在帝国主义面前退却，那么，这是因为在1918年1月我们还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命运注定我们要陷于孤立，因此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时期。
同志们，我们经过四年的国际战争才得以缔结和约，但这是强制性的和约。这个强制性的和约也终于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的希望不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我们一月一月地巩固起来了，西欧帝国主义则日益削弱。现在我们终于看到，德国至少最近已经削弱了，而在半年前它还根本不把我们的使馆放在眼里，认为在他们那里任何一幢红色的房屋都不可能存在。最新的电讯说，德帝国主义正号召群众保持镇静，说和平就要到来[70]。我们知道，帝王们号召人们保持镇静并许下在最近的将来实现不了的诺言，这意味着什么。如果德国很快就会得到和平，那么这个和平对德国人来说将是布列斯特和约，它给劳动群众不会带来和平，只会带来比以前更大的痛苦。
我国国际政策的结果就是这样：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半年以后，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我们是一个被打垮的国家，然而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我们已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并领导着开始震撼德奥两国的无产阶级大军。这个成就向无产阶级群众的任何一个代表充分证明了我们作出种种牺牲是值得的。假如我们突然被消灭了——假定我们的事业遭到了失败，这当然不可能，因为不会有奇迹，但是，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不会掩盖错误，我们有权利说，我们已经把命运给予我们的时间完全用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了。我们为俄国劳动群众尽了一切努力，我们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做的事情比任何人都要多。（鼓掌）
同志们，最近几个月，最近几个星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德帝国主义几乎被摧毁了。德帝国主义曾寄希望于乌克兰，以此来安抚本国劳动者，现在一切希望都落空了。原来美帝国主义已经准备就绪，德国遭到了打击。现在情况完全变了。我们一点也不抱幻想。十月革命后，我们比帝国主义弱得多，现在我们也还是比国际帝国主义弱，——这一点我们现在也还要反复强调，不要自己骗自己。十月革命后，我们比他们弱，不能应战。现在我们还是比别人弱，要尽力避免同帝国主义打仗。
但是，我们得以在十月革命后生存了一年之久，这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分裂成了两个强盗集团——英、法、美强盗集团和德国强盗集团，他们打得你死我活，无暇顾及我们。这两个集团中没有一个能把大量兵力用来对付我们，当然，如果条件许可，他们双方是会这样做的。战争和血腥气氛蒙住了他们的眼睛。战争所需的物质牺牲要求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他们顾不上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比帝国主义者强大的怪物（不是的，这是胡说！），而仅仅是因为国际帝国主义分裂成了两个互相残杀的强盗集团。仅仅因为这点，苏维埃共和国才能公开向各国帝国主义者宣战，没收他们的资本（外债），打他们耳光，公开掏强盗的腰包。
有一个时期，我们不断就德帝国主义者送来的信件发表声明，那时，世界帝国主义出于它对我们的敌视，出于对战争期间空前增加的资本主义利润的追逐，本应该进攻我们，但它未能进攻。现在，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在英美帝国主义者战胜另一个集团之前，他们完全投身于相互间的斗争，因而无法对苏维埃共和国发动坚决的进攻。现在另一个集团已不存在，只剩一个战胜者集团了。这就完全改变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处境，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事实作了回答。目前各战败国的工人革命正在取得胜利，大家都知道它们的革命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我们在10月间夺取政权的时候，我们在欧洲只是一颗孤立的火星。的确，火星在增多，而且是从我国迸发出去的。这是我们所创立的最大业绩，但终究只是一些零散的火星。现在呢，德奥帝国主义集团范围内的大多数国家（保加利亚，奥地利，匈牙利）都卷进烈火中去了。我们知道，继保加利亚之后，革命蔓延到了塞尔维亚。我们知道，这种工农革命经过奥地利又到了德国。一系列国家都燃起了工人革命的烈火。在这方面，我们所作的努力和牺牲没有白费。这一切并不象敌人所诬蔑的那样是冒险，而是一个虽然不发达和落后却被推到了前面的国家走向国际革命必经的阶段。
从帝国主义战争的最后结局来看，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结果。另外一个结果，我一开始就已指出，就是目前英美帝国主义也象德奥帝国主义当初那样，开始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了。我们看到，如果在布列斯特谈判期间，德国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稍微冷静一些，不去冒险，那它还能保持自己的统治，还能在西方争取到一个无疑有利于自己的地位。它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是一场有千百万人参加、把沙文主义狂热煽到了顶点、关系到以数千亿卢布计的资本主义利益的战争，象这样一辆汽车，既然开足了马力，就再也无法刹住。这辆汽车跑得太远了，超过了德帝国主义者自己的愿望，结果把他们自己压得粉碎。他们不能自拔，就象一个人已经撑破肚皮，只好等死一样。现在我们看到，英美帝国主义也处在这种很不体面，但从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却是大可利用的境地。也许有人认为，英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验比德国丰富得多。在这两个国家，人们习惯于民主政治而不习惯于什么容克［注：即德国地主。——编者注］政治，他们几百年前就经历过自己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也许有人认为，这些人是会保持冷静的。如果我们从个人角度来判断他们能不能够保持冷静，如果我们象那些对帝国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丝毫不理解的资产阶级庸人、教授那样，从一般民主的角度来判断，那我们一定会说，英美是有几百年民主传统的国家，英美资产阶级是能够克制自己的。如果现在英美资产阶级采取一些措施克制住自己，他们肯定还能维持很长时间。可是事实表明，他们重蹈了军事专制的德国的覆辙。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中，俄国和这些共和制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帝国主义战争十分凶恶残暴，甚至把这些极其重要的差别都抹掉了；它在这方面使美国这个最自由的民主国家同德国这个半军事的专制国家变得没有两样了。
我们看到，比别的国家更有可能保持民主共和制的英国和美国，也同当年德国一样，疯狂地不顾一切地蛮干起来，因此，他们会同样迅速地甚至是更加迅速地达到德帝国主义已经顺利达到的结局。德帝国主义起初极度地膨胀到了欧洲四分之三那么大，肿胀不堪，到后来一下子胀破了，留下一股冲天的臭气。现在英美帝国主义也奔向这个结局。只须稍微看看英国人和美国人这些所谓使一些国家的人民摆脱了德帝国主义的“解放者”向战败国人民提出的停战媾和条件，就可以相信这一点。拿保加利亚来说吧。象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似乎是不会使英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巨人感到可怕的。但是这个又弱又小、完全不能自助的国家的革命，却使得英国人和美国人惊慌失措，提出了形同占领的停战条件。现在，在这个已宣告成立农民共和国的国家，在索非亚这个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所有的铁路都被英美军队占领。他们要同这个小小的农民共和国进行斗争。从军事上看，这易如反掌。那些抱着资产阶级即旧统治阶级的观点，从旧的军事关系看问题的人，都不以为意，一笑置之。区区保加利亚在英美的军队面前算得了什么？从军事上看，确实算不得什么，但从革命观点看，却非常了不起。这不是在殖民地，可以随随便便把被征服者成百万地屠杀。英国人和美国人认为，这不过是在野蛮的非洲人中间建立秩序，传播文明和基督教罢了。但这不是中非洲。不管他们在保加利亚的军队多么强大，他们的士兵一遇到革命就会土崩瓦解。这不是随便说说，德国就是证明。不管怎么说，德国士兵在遵守纪律方面是堪称典范的。但德国人到了乌克兰，在这里起作用的，除纪律外，还有其他因素。德国士兵饿慌了就要找粮食吃，要他们抢粮不要抢得太凶是不现实的。何况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德国士兵受到俄国革命精神的感染最深。这一点德国资产阶级很明白，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威廉不知怎么办好。霍亨索伦王朝要是以为德国会为他们的利益流血，哪怕是一滴血，那就想错了。这就是武装到牙齿的德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现在英国正在重蹈覆辙。英美军队已经开始瓦解；这种现象是从他们对保加利亚逞凶肆虐的时候开始的。但这仅仅是开始。继保加利亚之后是奥地利。让我来给你们念念英美帝国主义战胜者提出的几个条件吧。［注：1918年11月10日《真理报》第243号报道列宁的讲话时引了下面的条件：“奥匈帝国要全面复员军队。一半火炮应当交给协约国，所有撤出的地区应当由协约国占领。英美军队应当在那里维持秩序。协约国军队可以利用铁路和水路自由调动。协约国有征用权。”——俄文版编者注］这些人最爱向劳动群众叫喊，说他们进行的是解放战争，说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消灭那个要把兵营制度推广到世界各国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他们叫嚷他们进行的是解放战争。这是骗人。你们知道，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这些一生都在研究如何厚着脸皮骗人的议员，他们互相进行欺骗倒还容易，但是用这种办法欺骗工人就没那么便当了。英美的这些活动家，这些政客、议员，是长于此道的。但是他们的骗术一点也不灵。那些被他们用自由的美名煽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一定会猛醒过来，尤其是当大批工人不是从那些虽能影响革命但不能真正推动革命的传单中，而是从亲身的体验中知道自己受骗的时候，当他们看到对奥和约的条件的时候，更会是这样。
现在，这个和约就是那些曾因布尔什维克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叫喊他们是卖国贼的人强迫一个比较弱小、现已开始崩溃的国家接受的！当初德国人想把他们的士兵派到莫斯科来，我们说，我们宁愿战死，也决不会同意。（鼓掌）我们想象得到，被占领区一定会作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大家都知道，苏维埃俄国是帮助了这些地区，供给了它们必需品的。现在英法两国的民主军队要去“维持秩序”了，而且这是在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秩序。这就是说，英美军队要扮演世界革命的绞杀者和刽子手的角色。
同志们，当俄国的农奴军队在1848年去扼杀匈牙利革命时[71]，让他们这样干还可以，因为这些军队是由农奴编成的；让他们那样对待波兰[72]也可以。但是，享受自由已有一个世纪、强烈地仇恨德帝国主义、认为它是一只必须打死的野兽的人民，不可能不懂得，英美帝国主义也是一只野兽，对待它的公正办法只能是把它同样打死。
历史总是恶毒地作弄人，在德帝国主义被揭露以后，现在轮到英法帝国主义彻底暴露自己的面目了。我们对俄国、德国、奥地利的工人群众说：这不是1848年的俄国农奴军队了！他们是占不了便宜的！他们是去镇压正在摆脱资本主义枷锁而走向自由的人民，他们是去扼杀革命。因此我们有绝对的把握说，现在，这只撑破肚皮的野兽也会象德帝国主义野兽一样掉进深渊。
同志们，现在我想谈谈同我们最有关系的事情。这就是德国即将签订的和约的条件。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同志告诉我，《泰晤士报》[73]——它是空前富有的、实际上决定着全部政策的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报纸——已经登出了德国必须同意的条件。要求德国交出黑尔戈兰岛和威廉港运河；交出几乎承担了德国全部军事设备生产任务的埃森城；毁灭商船队；立刻交出阿尔萨斯－洛林；赔款600亿，其中大部分以实物支付，因为各国货币都在贬值，英国商人也开始用其他货币计算了。我们看到，他们为德国准备的和约，确实要置人于死地，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带强制性。从他们的物力和人力看，如果世界上没有使他们感到如此不快的布尔什维主义，他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他们在用这个和约为自己准备死亡。因为这不是在中非洲，而是在20世纪的文明国家里。守纪律的德国士兵蹂躏不识字的乌克兰人，现在葬送了自己的纪律，英美帝国主义进行这种会导致他们政治上破产的冒险，硬要自己的军队充当整个欧洲的刽子手和宪兵，他们是更会葬送自己的。他们早就打算消灭俄国，早就计划向俄国进军，例如他们占领了摩尔曼，把千百万金钱给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同日本缔结了条约。现在英国又根据条约从土耳其人手中抢走了巴库，想夺取我们的原料，置我们于死地。
英国军队正准备从南面，经过达达尼尔海峡或者通过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向俄国进军。他们紧紧包围苏维埃共和国，力图切断共和国和全世界的经济联系。为此，他们强迫荷兰同我国断绝外交关系[74]。德国把我国大使驱逐出境，如果不是直接配合英法的政策，那也是想向他们献殷勤，希望得到他们的宽大。那意思是说，对于你们的敌人布尔什维克，我也在尽刽子手的义务。
同志们，我们应该说，国际形势的主要之点，可以用我几天前的话来说明，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接近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注：见本卷第114页。——编者注］。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当初寄希望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错。我们没有白白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和经济上的牺牲。在这方面我们得到了成功。但是，如果说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接近国际革命，那么我们的处境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危险。从前帝国主义者忙于互相厮杀。现在，其中一个集团被英、法、美集团搞掉了。现在英、法、美集团把消灭世界布尔什维主义、摧毁它的主要根据地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当成他们的主要任务。为此，他们准备筑起一道万里长城，象防止瘟疫一样来防止布尔什维主义。这些人力图防止布尔什维主义，但这是办不到的。即使这些掌握了世界最精湛技术的英法帝国主义老爷能够筑起这样一道包围我国的万里长城，布尔什维主义细菌也会穿过城墙，传染到各国工人身上去的。（鼓掌）
同志们，西欧英法帝国主义的报刊对帝国主义的处境讳莫如深。它们对苏维埃政权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现在可以说，英、法、美三国的报刊全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而且拥有亿万金钱，它们象一个辛迪加似地统一行动，对苏维埃俄国的真实情况绝口不提，对我们大造其谣，极力诽谤。尽管战时书报检查制度横行多年，没让民主国家的报刊透露出一点苏维埃共和国的真实情况，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次盛大的工人集会不表明，工人群众是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的，因为真相是掩盖不住的。敌人责难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的，我们并不隐讳这一点！苏维埃政府不怕承认这一点，并且公开说出这一点，以此把更多的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为它是在对剥削者实行专政，而且劳动群众看见并且深信，同剥削者进行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要认真进行到底。尽管欧洲报刊共同用沉默对我们进行抵制，它们始终认为它们的职责是攻击俄国，因为俄国甘愿让德国占领，实际上是德国的爪牙，俄国政府的领导人——照它们的看法——是德国的奸细。在西欧报刊上，每月都有一些新的得到优厚赏金的文件伪造者出来证明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贼和德国奸细。尽管如此，它们还是隐瞒不住真相，偶尔还是不免失言，坦率地表示帝国主义老爷们心神不安。《巴黎回声报》[75]供认：“我们到俄国去是为了摧毁布尔什维克政权。”因为他们官方的说法是：他们不同俄国作战，不干预战事，而只是反对德国横行霸道。我们那些在莫斯科办《第三国际周报》[76]的法国国际主义者就引证了这句话。虽然他们把我们同巴黎和法国隔绝开来，虽然他们在这里精心地筑起一道万里长城，但是我们说：法帝国主义老爷们，你们是防不住本国的资产阶级的。几十万法国工人当然知道了这短短的一句话，而且不仅知道这句话，还发现他们的执政者、他们的资产阶级的一切声明完全是谎言。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泄露了天机；资产阶级供认：我们想摧毁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四年血战之后，他们还得对自己的人民说：你们还要去同俄国作战，摧毁布尔什维克政权，我们痛恨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欠我们170亿不肯偿还[77]，因为他们对待资本家、地主和帝王们很不客气。这些文明民族竟然堕落到了说出这种话的地步，首先表明他们的政策正在破产。尽管他们在军事方面非常强大，我们却镇定自若地说：在你们那里，在你们后方，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敌人，这就是一直受你们欺骗的人民群众，你们对苏维埃俄国造谣诽谤已到了舌敝唇焦的地步。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曼彻斯特卫报》[78]在10月23日也发了一条同样的消息。这家英国资产阶级报纸写道：“如果说协约国军队也留在俄国继续作战，那么它们的唯一的目的是在俄国内部引起政变……因此，协约国政府如不停止军事行动，就应声明它和布尔什维克处于战争状态。”
我再说一遍，这一小段话很重要，在我们听来它就是一个革命号召，就是一篇最有力的革命宣言。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资产阶级报纸讲的，这种报纸本来是反对社会主义者的，但是它感到真相再也隐瞒不住了。既然资产阶级报纸都这样说，你们可以想象英国的工人群众会怎样说和怎样想了。你们知道，在俄国沙皇时代，在1905年革命以前或1917年革命以前，自由派用的是什么样的语言。你们知道，自由派使用那样的语言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群众就要爆发了。因此，你们根据这些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语言就可以断定英、法、美等国工人的情绪、思想和内心中起了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们应该不加任何掩饰地指出严峻的事实，从中看到我们在国际上的处境。国际革命已经临近，但是革命的发展是没有时间表的；我们经历过两次革命，对这一点很清楚。不过我们知道，即使帝国主义者不能阻止国际革命，一些国家遭受失败、遭受更惨重的牺牲还是可能的。帝国主义者知道，俄国正在经受无产阶级革命的痛苦，但是如果以为摧毁一个革命策源地就能摧毁其他国家的革命，那他们就想错了。
至于我们，应该说，处境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必须再接再厉。我们在一年内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建立了具有新纪律的社会主义的红军，我们确信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我们要在各种会议上，在每个苏维埃机关中，在工会中，在贫苦农民委员会的会议上说：同志们，我们已经生存了一年并取得了成就，但是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这还不够。这个敌人是世界性的、强大的、征服了全世界的英法帝国主义。我们同他们斗争，倒不是因为我们想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同欧洲先进国家较量较量。不是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敌人正在走向德奥帝国主义已经陷入的深渊；这个敌人现已征服土耳其，强占保加利亚，正忙于占领整个奥匈帝国并建立沙皇的宪警秩序，我们知道，他正在走向灭亡。我们知道，这是历史事实，所以我们丝毫没有不切实际的打算，而只是认为：我们能够给英法帝国主义以回击！
我们红军的力量每壮大一分，这个外强中干的敌人方面的瓦解和革命就会加快十分。因此，悲观失望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知道，情况非常危险。也许我们会遭到更惨重的牺牲。即使他们能够摧毁一个国家，但是他们永远摧毁不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只会使革命烈火烧得更旺，他们自己将统统葬身于火海！（长时间鼓掌，转为欢呼）
载于1919年《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35—168页
注释：
[67]这是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分别就十月革命一周年和国际形势发表的两次讲话。本卷《附录》中收有列宁关于十月革命一周年讲话的提纲。
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于1918年11月6—9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96人，有表决权的代表963人，其中共产党员946人，其他党派的成员16人，无党派人士1人。列入大会议程的问题是：关于十月革命一周年，关于国际形势，关于军事形势，关于中央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以及关于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列宁在11月6日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根据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提议，大会通过了致对苏维埃俄国作战的各国政府的呼吁书，建议它们开始和谈。鉴于苏维埃政权趋于巩固和红军节节胜利，大会通过了关于释放对苏维埃共和国不再构成危险的政治犯的特赦决定。
列宁在11月8日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大会一致批准了列宁起草的业经同年10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通过的决议（见本卷第128—129页）。同一天，大会就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的报告，通过了根据列宁的提纲（见本卷第130—131页）拟定的关于革命法制的决定，号召全体公民、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国家机关负责人员最严格地遵守苏维埃国家的法律。在11月9日最后一次会议上，大会研究了军事形势问题和苏维埃建设的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大会总结了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工作，决定委托贫苦农民委员会主持改选所有乡苏维埃和村苏维埃。大会代表们听到德国爆发革命的消息无比兴奋，对起义的德国工人、士兵和水兵表示声援。大会选出了有207名委员和3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36。
[68]北方区域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于1918年11月3—6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北方区域八省（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诺夫哥罗德、奥洛涅茨、彼得格勒、普斯科夫、北德维纳和切列波韦茨）和其他一些省份的贫委会代表共15000多名（一说18000—20000名）。列入大会议程的有关于目前形势，关于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关于供应和分配，关于红军，关于农村教育和农村邮电等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贫苦农民模范团，关于贫委会同地方苏维埃合并，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问题和关于国民教育的任务等决议。
列宁在谈到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时说：“这次代表大会表明，对农村的内战的理解是正确的：贫苦农民正在联合起来，步调一致地同富农、富人和寄生虫作斗争。”（见本卷第175页）——142。
[69]指1918年11月5日由于德国政府与苏维埃俄国断绝外交关系而由列宁、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联名发出的致全体政治委员，军事领导人，集团军司令员，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无线电报。这封无线电报发表于1918年11月6日《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48。
[70]指1918年11月4日《德国政府告德国人民书》。这个文件载于1918年11月5日《前进报》第305号。——152。
[71]指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军队镇压1848—1849年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一事。匈牙利当时处在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奥地利皇帝就身兼匈牙利国王。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制度的匈牙利革命以1848年3月15日佩斯起义为开端，得到全国广泛响应。1849年4月14日，在匈牙利革命军队战胜奥地利帝国的入侵军队之后，匈牙利议会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成立匈牙利共和国。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于4月21日向俄国求援。5月，俄国干涉军14万人侵入了匈牙利。匈牙利革命受到两面夹击而遭到失败。8月13日，匈牙利军队向俄国干涉军司令伊·费·帕斯凯维奇投降。——158。
[72]指沙皇军队镇压波兰1863—1864年起义一事。波兰的这次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制度的起义席卷了波兰王国、立陶宛，并波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分地区。起义领导机构中央民族委员会同俄国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中央委员会以及在伦敦的《钟声》的出版人建立了联系。起义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数万名波兰爱国者被杀害、囚禁和流放西伯利亚。——158。
[73]《泰晤士报》（《TheTimes》）是英国的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天下纪闻》，1788年1月改称《泰晤士报》。——158。
[74]指荷兰政府突然宣布拒绝已经首途赴任的俄罗斯联邦全权代表入境一事。——159。
[75]《巴黎回声报》（《L’EchodeParis》）是法国的一家反动的资产阶级报纸，1884—1938年在巴黎出版。——160。
[76]《第三国际周报》（《Ⅲ－meInternationale》）是旅居苏维埃俄国的法国共产党人的报纸，1918年10月20日在莫斯科创刊。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雅·沙杜尔、伊·费·阿尔曼德（叶·布洛宁娜）等人。该报于1919年3月停刊。——161。
[77]指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欠英、法、美等国帝国主义者的债务。根据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签订的借约，俄国外债总额（包括外国向俄国工业的投资）超过160亿金卢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21日（2月3日）颁布法令，废除了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一切外债。——161。
[78]《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Guardian》）是英国一家资产阶级报纸，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19世纪中叶起为自由党的机关报。起初是周报，从1857年起改为日报。
列宁下面引用的话出自1918年10月23日该报登载的《盟国与俄国》一文。——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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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相对剩余价值和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价值增殖的增长困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十六章相对剩余价值和生产力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价值增殖的增长困难）
在这个问题上，《草稿》中有一些详细的分析，而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则没有这种分析。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的生产方式主要的特征（对资本来说是特有的）是它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只有通过这种追逐，资本才能不断地促进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本身的进步有赖于财富的支持。[1]
然而，在达到这一点的过程中，资本会遇到它内在的障碍，并且使它的生产方式仅仅表现为一个暂短的（虽然是必要的）发展过程。[2]
资本只有在增殖它本身的过程中，在它创造剩余价值的限度内，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然而，它的价值的增大须被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的界限所限制。由此而来的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和必要劳动接近于它的“最低”界限，资本的增殖必定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们假定，必要劳动同剩余劳动的比率是1：1。也就是说，工人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和工人为自己劳动的时间一样长。
“资本家通过与物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即半日劳动——相交换，占有了（工人的）整个工作日，然后在生产过程中把这个工作日消费在构成他的资本的材料上，从而创造出他的资本的剩余价值——按照我们的假定是半日物化劳动。”假定现在“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也就是说，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创造出加倍的使用价值。”[3]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为了生活一整天，只须劳动1/4日。假如工人的劳动时间缩短1/4，资本家仍然可以占有相同数量的剩余劳动。当然，资本家不会低头赞同这样的一个缩短了的工作日。因为作为一个资本家，他的目的必然在于不断地造成他的资本的增殖——即使同其它资本家的竞争并不强迫他这样做。因此，他会让工人劳动全天。“生产力的提高使工人劳动1/4工作日就能生活全天，这种提高现在却表现为：工人现在必须为资本劳动3/4日，而以前他只为资本劳动2/4日。工人提高了的劳动生产力，由于缩短了补偿物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所必需的时间，因而表现工人在资本价值增殖……上的劳动时间则是延长了。”[4]
马克思接着说，现在某些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而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只增长了一半——从两个1/4日增到三个1/4日。“由此可见，剩余劳动（从工人方面看）或剩余价值（从资本方面看）并没有按照生产力提高的同一数字比例增加。”相形之下，由于生产力增加一倍，如果工人为了生活一整天，当初必须劳动2/3日，必要劳动会从2/3日下跌到1/3日，相应地剩余劳动会增加一倍。“因此，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资本的价值增加多少，这要取于物化在工人身上的那一部分劳动同他的活劳动之间的原有比例”（在这个比例中，整个工作日“总是表现为一种界限”）。当然，资本家决不能吞没整个工作日，因为工作日的一定部分总是必须用来同物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相交换：“剩余价值一般说来，只是活劳动同物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之间的比例，因而，比例中的一项必然始终存在。虽然比例的因数可以变化，但比例仍旧是比例，这决定了生产力的提高和剩余价值增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因此，这种相对剩余价值不能：“和生产力按同一数字比例”[5]增加。相反，它的增长必定会慢下来，象下面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
我们假定生产率增加一倍，使必要劳动从半日减少到1/4日，由此资本家获得了一个1/4日的相对剩余价值。假定现在生产率再增加一倍；必要劳动会从1/4日下跌到1/8日，剩余劳动只会增1/8日。这样，随着生产率的每一次进一步提高，剩余价值的相对增长就变得更少。“如果必要劳动已经减少到1/1000，那么，全部剩余价值就=999/1000，如果生产力现在提高到1000倍，必要劳动就下降到1/100,0000工作日，全部剩余价值就占999,999/1000,000工作日……因此，它增加了999,999/1000,000……这就是说，生产力提高了1000倍，全部剩余价值只增加了1/1000……。”[6]
马克思把他的相对剩余价值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的考察结果，概括为下述三点：
“第一，活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之所以会增加资本的价值（或者说减少工人的价值），[7]并不是由于这种提高会使同一劳动所创造的产品量或使用价值量增加，——劳动的生产力是劳动的自然力，——而是由于它减少了必要劳动，从而以它减少必要劳动的同一比例创造出剩余劳动，或者也可以说创造出剩余价值；因为资本通过生产过程获得的资本的剩余价值，只不过是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部分。生产力的提高之所以能够增加剩余劳动，——即物化在作为产品的资本中的劳动超过物化在工作日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所形成的余额，——只是因为它缩短了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而且它只能按照这个比例增加剩余劳动。”
“第二，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数并不是生产力的乘数，即生产力……的增加数，而是活的工作日中原来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减去该部分除以生产力的乘数之后的余额……可见，资本由于生产力的一定提高而增加的价值绝对额，取决于工作日中的即定部分，取决于工作日中代表必要劳动，因而表示必要劳动和活的工作日之间的原有比例的相应部分。所以，生产力一定比例的提高，例如在不同的国家，会使资本价值的增加各不相同。生产力按同一比例普遍提高，会使不同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价值[8]的增加各不相同，而这种情况是由这些部门中的必要劳动同活的工作日之间的各种不同比例决定的。”（马克思强调指出，“当然，只要劳动到处都是简单劳动，因而劳动是相同的（即代表同量的物化劳动），那么，在自由竞争制度下，这种比例在一切生产部门就会是相同的。”[9]
“第三，在生产力提高以前资本的剩余价值越大，在这种提高以前已经存在的资本的剩余劳动量或剩余价值量越大，或者说，工作日中构成工人的等价物即表示必要劳动的那部分越小，资本由于生产力提高而得到的剩余价值越少。资本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加，但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比，增加的比例却越来越小。因而，资本越发展，它已经创造出来的剩余劳动越多，它也就必然越要疯狂地发展生产力，以便那怕是以很小的比例来增加价值，即增添剩余价值，——因为资本的界限始终是一日中体现必要劳动的部分和整个工作日之间的比例。资本只能在这个界限以内运动。属于必要劳动的部分越小，剩余劳动就越大，生产力不管怎样提高，都越是不可能明显地减少必要劳动，因为分母变得已经很大了。[10]资本已有的价值增殖程度越高，资本的自行增殖就越困难。”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生产力的提高……价值增殖本身对于资本来说似乎就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了——因为这种增殖的比例已经变得很小了，并且资本似乎也不再成其为资本了。”[11]
马克思强调说，这些论点“只有从现在的观点出发来抽象地考察这种关系时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问题只是生产率的发展和剩余价值的增长之间的纯粹的抽象关系）。“在今后的研究中，还要包括一些新的关系，那将大大改变这些论点。这一切一旦不再从一般形式上来表述，那就属于利润学的范畴了。”[12]并且这也是为什么这些论点（尽管很重要）在以后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中只是片片断断地存在的原因。[13]然而，以后对于利润率下降的基本问题的解决，这些论点会被汲取——在那里我们将有机会回到这些问题上来。[14]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88～89页。
[2]在这里，我们不去理睬那些由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实现的必要性所产生的妨碍因素。（这个问题是由马克思在《草稿》的专门考察资本的流通过程的那部分中第一次阐述的。
[3]马克思又说：“暂时”（即在分析的现阶段），“在现在分析的关系中，使用价值（暂时）还只是指工人为了维持本身的生活所消费的东西，即工人用物化在自己活的劳动能力中的劳动以货币为媒介换来的生活资料的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99页）换句话说，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只是在它影响这些工业部门的范围内才被分析，“这些部门的产品，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工人的消费资料构成的一部分。”（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第298页和《资本论》第1卷，第353～35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9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02页。（另外，参见第316~317页上的对李嘉图的批评。）
[6]在原文中这读作，“不一定等于1/11”。（第303页，见脚注51）象在《草稿》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发现的别的那样，这明显地是个算术错误。在一个类似的地方恩格斯谈到：“尽管马克思有稳固的代数基础，但他并不完全熟悉数字计算……。（《资本论》第2卷第389页。）
[7]即劳动力。
[8]当然，这指的是剩余价值。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04~305页。
[10]“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象“调合论者”巴师夏和凯里所想象的那样）”因为工资提高了，或者说，劳动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扩大了，而是因为从工资对劳动产品或活的工作日的比例来看，工资已经降得很低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06页）
[11]同上书，第305～30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06页。
[13]《资本论》第1卷，第567页。
[14]见附录至这部著作的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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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剩余价值的一般概念和两种基本形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十五章剩余价值的一般概念和两种基本形式
上一章使我们了解到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剩余价值范畴的论述，（如同恩格斯所说）“必定要使以往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提供了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1]
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价值增殖决不能从资本的物质化了的要素，即生产资料的“生产服务”中得到。“材料和机器上的预先备置只是从一种形式转变成了另一种形式……它们的价值是以前的生产的结果，而不是它们作为工具和材料在目前生产的结果。”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实际上所产生的唯一价值“是由新劳动量添加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是由应再付出工资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而是超出必要劳动的剩余价值）构成的。”[2]这样，资本家“赚钱”这个奥秘就由这个事实予以解答了，就是说丧失生产资料的被雇佣的劳动者以其被强制超出维持其生命所必需的时间去劳动，一同时，当他把他的生命的一部分献给资本家，他才能够生存。只有用这些方法资本才能使自己增殖，即创造剩奴价值。“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是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3]就这一点来说，劳动者所处的社会情况与更早期的被剥削者的社会情况没有根本的区别，因为“凡是资本占统治的地方（正如奴隶制、农奴制或任何形式的徭役占统治的地方一样），工人的绝对劳动时间，[4]对工人来说是使他能够利用的必要劳动时间的主观条件，也就是说，是使他能够把维持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时间作为他自己的使用价值”。[5]
因此，正如对以前的剥削方式一样，资本的剥削方式也建立在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劳动的基础上面。如果人类劳动仅仅提供保持生产者生命力所必需的物品，很明显资本关系（并且还有农奴制、奴隶制关系等）将是不可能发生的。1821年一位英国作家写道，“假定一个国家的全部劳动所生产的恰好足够维持全部人口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就没有剩余劳动，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积累起来成为资本。”[6]因而，优越的自然条件，或者较高度的人类劳动生产力构成了前提条件使各种剥削形式，一切阶级统治形式得以产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剩余价值等等是以自然规律为基础的，是以自然界与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的交换为基础的。”[7]然而，不能因全部剩余劳动都以剩余产品为先决条件，而说相反的观点是正确的，就是说，不能说只有可能生产出剩余产品才能产生剩余劳动。这些关系必须由强制生产者超出他们的必要劳动时间去劳动而产生。就这种关系，马克思引用了一位西印度种植园主发表在1857年11月《泰晤士报》上的一封信，在那里这位种植园主抱怨所谓的“黑鬼”（牙买加的自由黑人[8]）。他“满版气愤”地诉说，这些黑鬼（而不是他们本身在蔗糖种植园作为受雇佣的劳动者接受雇佣）“怎样只满足生产他们自己消费所绝对必需的东西，除了这些‘使用价值’以外，他们把游手好闲本身（放纵和懒惰）视为真正的享受；他们怎样对糖和投在种植园中的固定资本毫不关心，却幸灾乐祸地嘲笑那行将破产的种植园主，甚至以他们的基督教徒身份只用来为这种幸灾乐祸和懒惰辩护。”这些黑人“不再是奴隶了，但也并不想成为雇佣工人，而是成为自给自足的、为自己十分有限的消费而劳动的农民。[9]对他们来说，资本不是作为资本而存在，因为靠自己得来的财富只有靠直接的强制劳动即奴隶制，或者靠间接的强制劳动即雇佣劳动才能存在。”马克思强调指出，“与直接的劳动相对立的财富不是资本，而是统治关系。……对于这种关系来说，财富本身只有享乐的意义，而没有作为财富本身的意义，因而这种关系决不能创造出普遍的勤奋”，并且同样，这种资本关系也不能普遍适用。[10]
总而言之，资本所扮演的角色是“作为别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11]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也设法从他们的臣民身上榨取大量的剩余劳动。不过，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毕竟很小，剩余产品也一定比较少，而“主人本身并不比雇工生活得更好些。”[12]另一方面，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量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无限制地需求剩余劳动。”[13]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使剩余劳动的占有成为其本身目的，并且它的不断扩张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必然的情况。资本拥有由它支配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14]即在“力量、效力及无限扩张性”方面大大超过了以前社会的强制劳动，因此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15]在下文里马克思首先思考的是所谓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剩余劳动的扩张有两种基本方法。第一，通过劳动过程的单纯延长。第二，（因为一定的工作日长度）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增加劳动的强度。[16]在第一种情况中，是通过生产者的劳动时间总量的延长获得剩余劳动，而在第二种情况中，是通过缩短生产者的必要劳动时间获得剩余劳动。因此，马克思称第一种方法是绝对剩余劳动，第二种方法是相对剩余劳动。第一种方法的基础是“大地和自然界的天然肥力”，[17]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建立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的基础上。[18]因此，剩余劳动的第一种形式不仅是第二种形式的一般基础，而且也是比它更陈旧的许多剩余劳动形式的一般基础。实际上，一般地说它是久远以来的人类剥削形式，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一切阶级社会所共有的剥削形式。[19]
对资本来说，绝对剩余劳动也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当它最初“占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说现存形态的劳动过程，并且只单纯地延长劳动持续时间”的时候。[20]这样，绝对剩余劳动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这个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这个意义上，在以前的社会制度中剩余劳动的榨取是“直接通过暴力来实现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则是以交换为媒介的资本的生产和以往的生产阶段之间的区别还只是形式上的区别。”“使用价值在这里和交换价值一样，是按照同一简单比率增长的，因此，这种剩余劳动形式既出现在主要地和优先地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和农奴制等生产方式里，也出现在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只是间接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21]然而，不管剩余劳动的占有以往是，并且现在仍然是多么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占有，它不能表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下面我们将看到资本的生产方法建立在剩余劳动两种型式结合的基础之上。）确切地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在于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不断改革，以便突破必要劳动时间的原有的自然界限，因而，逐渐地扩大了剩余劳动的领域。因此，它不是在绝对，而是在相对剩余劳动中“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产业性质和特殊历史性质”表现出来的。[22]这是基本的观念，根据这种观念说资本是生产的——“它是对雇佣劳动的一种强制力……推动劳动的生产能力去生产相对剩余价值。”[23]
在这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以往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别更大了。我们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适应于交换价值，并且认为使用价值生产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只是资本增殖的手段。而这意味着资本不仅必须加强剩余劳动，而且又必须把它实现为剩余价值。
由此产生了两种情况。第一，“在一个地点创造的剩余价值需要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它与之相交换的剩余价值“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因此，正象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也就是说，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补充，即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24]对资本的任何限制都表现为“必须加以克服的限制”，因为它要“使生产本身的每一个要素都从属于交换，要停止生产那种只具有使用价值而不进入交换的东西，更确切地说，要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往的生产方式”。因此，商业表现为“生产本身的实质上包罗一切的前提和要素”和“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25]
另一方面，我们在《草稿》中看到，为了促进那种建立在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的基础上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必须要保证“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象以往扩大生产范围一样。”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值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产生出新的需要，发展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主要的结果是“获得的剩余劳动不单纯是量上的剩余，相反，劳动质的差别的范围也要不断扩大……使它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例如，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26]旧产业部门的价值由于为新产业部门创造了基金而保存下来，而在新产业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又以新的形式确立起来。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给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需要，培养出社会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27]
马克思接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劳动体系……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28]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29]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打破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30]
关于资本的“传播”和“文明”的趋势，所谈的已经很多了，这些趋势是在资本追逐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时出现的。这种思想方法（是在专门论述流通过程的《草稿》的这部分首先展开的），它体现着某种新的东西。这种思想方法在《资本论》中是找不到的（除了个别几句话外），这就是我们何以要在这里介绍的原因。我们还应该对马克思的著作关于论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那部分的结构予以注意，因为这个结构是由剩余价值的两种基本形式之间的区别产生的。只要马克思所要着重谈的只是解释一般的资本增殖的道理，马克思就可以不谈而且也不应该谈相对剩余价值。只能限于分析绝对剩余价值。然而在这一点上分析的重点转移了：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资本为它自己在机械化工厂中创造了它能存在的最适当的形式，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使用的大量的活劳动与生产资料中的物化劳动相比不断下降，尽管无酬的活劳动对有酬的活劳动之比不断增长，那么就应该对相对剩余劳动和相对剩余价值做进一步的研究了。（这个题目主要地将在全书第十七和十八章中加以论述。）
[1]《资本论》第2卷，第2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下），第94一95页。
[3]同上书，第46卷（上），第287页。
[4]上述劳动时间包含剩余价值。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6页。
[6]摘录于引用在《手稿》第397页，名字叫《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的匿名小册子。（《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377页。）
[7]《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367页。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可以找到从不同方面认识“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的问题的那些段落。最重要的段落是：《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第22页，第143页；《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36—38页，第406—407页；《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367页，第49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59～561、561~563页；《资本论》第3卷，第366、632~634、第790~792页。）
[8]1833年英属殖民地牙买加奴隶制被废除了——见阿兰·伯恩斯先生的“客观的”描述（事实上是站在种植园主一边），《英属西印度的历史》，1954年版，第525页。
[9]西印度种植园主在他们的信中所做的过分夸张是十分明显的。实际上，绝大多数“黑鬼”不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并依此能够满足“他们自己必要的消费”。因此，他们为了不足以温饱的工资，在他们以前的主人的种植园里劳动。他们的处境是何等的险恶，已由被英国政府残镇压了的1865年10月牙买加黑人的起义得到证明（除了别的原因以外）。（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对这一事件的反映。《马恩全集》第31卷，第155、157、159、187页。）
在这里，应记起以前的奴隶主在英格兰本土找到的他们的热烈拥护者——著名的“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者”——托马斯·卡莱尔。在他的小册子《关于黑奴制度的即席讲演》中他写到：“在那里一个黑人由于每天劳动半小时（计算是这样）便能维持他自己生活，借助于太阳和土地的带助，有足够的南瓜充饥，他很可能是稍花一点劳动就算是努力工作了！科学表明，以供求关系控制他，是很难办到的事情。由于充足的阳光本身是无偿提供的，富饶的土地在那些无人居住或於人居住的地区几乎也是无偿提供的；这些就是他的‘供给’，据此每天支用半个小时劳动就生产了南瓜，这便是他的‘需求’。幸运的黑人能够迅速地安排他的供给和需求，——这些热带地区的不够幸运的白人就不能如此迅速地做到这一点。他自己不能劳动；而他的黑邻居南瓜收获丰裕，不急于来帮助他（白人），他们（黑人）躺在南爪地里吸吮着甘甜的汁液，他们的日子太好过了，他们可以答应白人的这种‘要求’，并可以从容地拿出自己的时间以满足其要求。但是，请主人把工资提高一些，请再提高一些，因为你的甘庶收获时间不能再等待了，工资高到一定程度——以至甘庶出乎意料的丰收方可能弥补这种工资！”另外还说“如果黑鬼不愿真诚带助生产那些庶糖、樟属植物以及西印度群岛的珍贵产品，为了全人类的利益，那么我将说当权者们”（也就是我们的尊敬的阁下们，卡莱尔象是他们的代言人自我表白一样），“不应该允许黑鬼为了他的懒情的利益继续在那里种植南瓜；而应该避开他，不久以后他就象一个懒情的葫芦脱离开肥沃的土地；避开他和他的一切——方式可能是非常可怕的……不，除了南瓜以外，神圣的人们还希望在西印度生长香料，有价值的作物，这是他们宣布开发西印度的目的：他们无限地希望勇敢勤劳的人们占据他们的西印度，而不希望那些懒惰的两条腿的牛去占据它，不管他们在丰裕的南瓜上寄予多少‘快乐’！”“你现在已经不是‘奴隶’了”，崇旧的卡莱尔对牙买加黑人劝诫道，“如果能避免的话，我也不希望看着你们再次沦为奴隶；但是，你们注定要成为那些生来就比你们就明的人的仆人，成为生来就是你们的主人的人——白人的奴仆，要是白人都如此，人们对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天生比你们聪明。你们可能相信这一点吧，我的卑贱的黑伙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那都是天经地义的法则，对于你们和一切人都如此：成为仆人，我们之中的。愚蠢之人，成为聪明人的仆人；直至某种相近身分的两种人开始遵循同一法则，烦恼、轻浮和失望才会降给这两种人，……我说，如果天意不得遵循，那么人们和睦相处，就等于人类不存在，这对于你们和我都是适用的。如果奴隶意味着‘为生活而劳动的仆人’——为了谋生或由于一个长期继续和不易解除的契约——我要问，在整个人类万物中，长期的契约和所欲想的契约是不一样的，是否还能为它找到更正确的词语呢？‘为生活雇佣的仆人’是曾经找到的正确词语，我并不力图使人们相信这些，对于我似乎是更合适的，他雇佣仆人按月计价或按天计算即可解除契约的仆人。一个处于逆境的仆人；那些染上流浪习气的仆人；那些和他的主人关系紧张的仆人！”（摘录自，北美洲人的教材，丁·比奇洛著，牙买加，1850：或《一个奴隶社会自由十六年的影响》，纽约，1851年，第118～112页。）卡莱尔以后的发展），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27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上），第288页。
[11]《资本论》第1卷，第344页。
[12]《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6页。
[13]《资本论》第1卷，第263页。
[14]马克思在《草稿》的另一部分中指出，直到资本主义才使货币成了“普通勤劳的手段”，追求货币成了“一切人的欲望”。“由于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特殊产品，即同个人的特殊需要发生特殊关系的产品，而是为了货币，即一般形式的财富，……个人的勤劳是没有止境的，勤劳具有怎样的特殊性都无所谓，它采取可以达到目的的任何形式。”马克思又说，公认地“只有当每种劳动所生产的都是一般财富而不是特定形式的财富，从而个人的工资也都是货币时，普遍的勤劳才是可能的。”因此，它以劳动成为雇佣劳动的前提。（《手稿》第174页）。
[15]《资本论》第2卷，第44页。
[16]《资本论》第1卷，第448～449页。
[17]因此，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依赖于自然的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这一点构成了重农主义学说的正确核心。（《资本论》第3卷，第784页。）
[18]《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449页。
[19]这种剩余劳动形式在农奴和奴隶制度中起支配作用。相反，相对剩余劳动只是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偶然出现的。比如说，在17~19世纪的中东部欧洲为出口而生产的封建主，有时力图强制他的的农奴进行所谓的“标准的徭役劳动”（“Gemessenarbeit”〔适度的徭役劳动〕——一个奥地利波希米亚人的表白）。（参见，玛丽亚·特里萨和约瑟二世的宪章，禁止这种“标准的徭役劳动”（Massarbeit〔标准的棉投劳动〕）但是，封建主的这种尝试在当时占优势的原始农业技术条件下。往往造成一个悲惨的结果，理查德·琼斯在他的《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一书里谈到了这种情形（1831年版，第37～38页）。我们可以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441页上读到：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只有用以下两种方法才能增加或者是更巧妙更有效地使用农奴的劳动（这是相对剩余劳动），然而这将由于土地所有者这个阶级无力发展农业科学受到阻碍，或者是增加从农奴身上榨取的劳动量。”
[20]《资本论》第1卷，第35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91页。
[22]同上。
[23]《剩余价值理论》第1卷，第64页。
[24]在这个意义上，在《大纲》其他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下）第37、293页）马克思也讲“资本的传播的趋势”。在《资本论》中提到“传播的趋势”。（《资本论》第1卷，第561页）。
参见卢森堡的《资本的积累》，第467页。“资本主义制度是第一个使用传播武器的经济方式——一个趋向于席卷全球和扑灭一切其他经济的经济方式，在它的一方决不容忍竞争者。”（希尔佛丁在《金融资本》中也讲过卡特尔的“传播力”，第28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1页。
[26]人的只是认为新创造的部分需要小汽车、电冰箱和电视机等等。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1~392页。
[28]在这里马克思是暗指由17~18世纪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发展了的“功利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人们应该到到他的功利理论发展梗概，《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68页和《资本论》第1卷，第669页上的第63注。
[29]马克思再次使用了黑格尔学派提出的概念。卢卡契写道，众所周知。诡辩是黑格尔晚期哲学的中心概念。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它表明了这样一个概念，人类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历史现象背后的推动力存在于人们的热情之中，存在于他们个人的利己的欲望之中，但是这些个人的全部热情都以产生另一种不是所涉及的人们所期望的进而为之奋斗的东西而告终。但是，这种另外的结果并不是偶然产物，恰恰相反，这里正是体现了历史的法则（用黑格尔的话讲），“精神实际上得到了再现！（《青年黑格尔》，1975年，第354页。）
[30]《马克思思格斯全集》46卷（上），第393页。将此与世人皆知的《共产竟宣言》中对这种趋势的描述相比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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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在生产过程中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保存（“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十四章在生产过程中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保存
（“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
在上一章里，我们主要谈的是一部分生产费用从中扩充了价值，即剩余价值的来源。所说的这部分就是直接与资本相交换的活劳动。[1]可是，资本价值的其他部分，即代表包含在原材料和劳动工具中的劳动的那部分资本是怎样的呢？譬如，资本家有一笔100塔勒的资本，而其中棉花占50，劳动工具占10[2]和工资占40（在这笔工资中包含4小时的劳动），那么，资本家认为，（在工人劳动8小时以后），保存了他的资本即“再生产”了他的资本，有一笔40塔勒的利润，资本会占有一个等于140塔勒的商品。“既然工人的半个工作日象他的工资所表明的那样，借助了工具和材料只创造40塔勒，另外半个工作日也只创造了40塔勒，而且他只有一个工作日，又能在一个工作日中劳动两天”，那么工人是怎样去完成它呢？既然他的实际产品等于80塔勒，他就只能生产80塔勒，不能生产140塔勒，因此，资本家将在他的原有的资本上遭受一个20塔勒的损失，而不是创造一笔40塔勒的利润。”[3]如果真是这样，劳动怎么能作为唯一的价值源泉，作为价值创造来看待呢？[4]
我们必须再一次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如果我们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看生产过程，解答上面的问题并不困难。在劳动过程中，“劳动需要先有减轻劳动的工具和由劳动体现在其中并且由劳动来赋予形式的材料。”很明显，“如果棉花不是已经具有纱的形式，如果木材和铁不是已经具有纱锭的形式”，工人“就不可能生产出棉布，也不可能生产出更高一层的使用价值。对工人来说，这50塔勒和10塔勒在生产过程中无非是纱和纱锭，而不是交换价值。”[5]在生产过程中，“物的形式的易逝性被用来造成物的有用性，当棉花变成棉纱，棉纱变成棉布，棉布变成印染布，印染布再变成譬如说，衣服的时候，那么，（1）棉花的实体在所有这些形式中都得到了保存……（2）在所有这些连续的过程中，物质每一次都取得了越来越有的形式，越来越适合于消费的形式；直到最后，物质取得使它能够直接成为消费品的形式，这时物质的消耗和它的形式的扬弃成了人们的享受，物质的变化就是物质的使用本身。”[6]
因此，简单生产过程的情形是，“生产的前一阶段由它们的后一阶段保存下来”，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的无用和腐坏只能由它变成新的活劳动的对象来防止，就使用价值来看，劳动具有下面这样的属性：“它保存现有使用价值，是由于它提高现有使用价值，而它提高现有使用价值，是由于它把使用价值变成了一种由最终目的规定的新的劳动对象，即把现有使用价值从彼此毫无关系的存在形式依次重新变成劳动的物质材料形式，变成劳动的驱体形式。”[7]但是，“旧使用价值的这种保存，并不是在用新劳动提高旧使用价值或完成旧使用价值之外发生的过程”，至于工人保存旧使用价值是“由于工人把工具当作手段来用，赋予原料以更高形式的使用价值……这种情况乃是由劳动本身的性质所造成。”[8]
同样，生产工具的使用价值的保存和增加是由劳动过程所决定。然而，作为资本的要素，这些生产工具同时是规定了物化劳动时间数量的价值。它们本身在产品的价值中再现出乘，但是，这种再现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知道，工人在刹用他的工作时间以外，没有把任何价值加到产品中（例如，“如果要工人在同一工作日中除了棉布之外还创造棉纱和纱锭，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如果生产工具的价值再现在产品中，这只是因为在先前，即在这个过程以前已经存在了。它不是在这个其程中“再生产”出来[9]或重新创造出来的，而是单纯的保存，“通过与活劳动接触，它的作为下一步劳动的使用价值的质被保存下来。棉花的使用价值以及棉花作为棉纱的使用价值被保存下来，是由于棉花作为棉纱被织成棉布，是因为棉花（作为棉纱）在织布时是物的要素之一（此外还有纺车）。因此棉花和棉纱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量也被保存下来。同一种情况，在简单生产过程中表现为过去劳动的那种材料的保存。”[10]然而，这种保存不需要工人有任何另外的努力。假定生产工具来自自然，没有任何人帮助，那么产品价值要减去被工人增加的价值，并且应该等于一个物化工作日。在生产工具“是过去劳动产品的限度内……那么现在的这个产品除了包含自己的新价值之外，还包含旧的价值。”[11]因此，工人“补偿原有劳动时间是通过劳动行为本身，而不是通过为此追加特殊的劳动时间。工人补偿原有的劳动时间只是通过追加新劳动时间，由此原有的劳动时间在产品中被保存下来，并成为新产品的一个要素。”[12]
可以认为不是活劳动的量而是活劳动的质，保存了已经体现在原料和劳动工具中的劳动时间。在这里，我们讲一讲《草稿》中叙述的不同于《资本论》的一个论点。我们在《草稿》中读到：“原料和工具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与此同时被保存下来，这种情况并不是劳动量的结果，而是劳动作为劳动的质的结果；并且劳动的一般的性质，并不是劳动的特殊技能，不是特别规定的劳动，而在于劳动乃是作为劳动的那种劳动，——这种质是不用特别支付报酬的，因为资本在同工人的交换中已经购买了这种性质。”[13]
在《资本论》中与这种论点形成对照的是，劳动结果的二重性（即一方面，“新价值追加到劳动对象上，”另一方面，“旧价值保存在产品中”）来源于劳动本身的二重性，来源于劳动的双重属性，就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有用的劳动，和创造价值的抽象人类劳动。
在那里我们读到：“我们在考察价值形成过程时已经看到，只要使用价值是有目的地用来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制造被用掉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成为制造新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部分劳动时间，从被用掉的生产资料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可见，工人保存了被用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或者说，把它们作为价值组成部分转移到产品上去，并不是由于它加进一般劳动，而是由于这种追加劳动的特殊有用性质，由于它的特殊的生产形式。”[14]并且进一步指出：“一方面，就它的抽象的一般的属性来说，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把新价值加到棉花和纱锭的价值上，而另一方面，就它的具体的特殊的有用性质来说，经过纺纱的过程，把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从而把这些价值保存在产品中。由此就产生了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所得出的结果的二重性。”[15]
这两种叙述的比较可以说明，马克思为什么必须修改他的原来的一系列的阅述。劳动在它的抽象属性上作为“一般的劳动”来说，就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它只能做单纯量的区分。而不能用以解释价值的保存。[16]
我们在前面指出过，旧价值的保存没有花费工人什么，这同样适用于把它装入口袋的资本家，“就象获得剩余劳动一样，是无偿的。”“但是，资本家无偿地获得这种保存，因为……作为前提条件，材料和劳动工具已经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而工人如果不能把资本家手中已有的物化劳动变为工人的劳动材料，从而把物化化在这种材料中的劳动保存下来，工人就不能劳动。”[17]“劳动的这种起死回生的自然力——它在使用原料和工具的同时，就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保存了它们，从而保存了物化在它们中的劳动，即它们的交换价值，——这种自然力就象劳动的每一种不是以前劳动的产物或不是必须重复的那种以前劳动的产物（例如工人的历史发展等等）的自然力或社会力一样，变成了资本的力量。因而也不会从资本那里得到报酬。就象工人不会因为能够思想等等得到报酬一样。”[18]因此，如果这种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自然恩惠只是给资本家带来了好处，这已经包含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之中，这些关系本身已经是一方获得利润，另一方获得工资。”[19]换句话说：“在生产过程内部，劳动同它的物质存在要素——工具和材料——的分离被扬弃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就是以这种分离为基础的。现实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对这种分离的扬弃并不会支付报酬——否则劳动就根本不能继续……如果资本对这种分离被扬弃，也必须支付报酬，那么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了。”[20]
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保存和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与此相对照，生产过程的主观要素即劳动力本身是新价值的源泉，因为它的活动体现着“新的劳动时间在一个使用价值中的物化。”这一点对于区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十分必要的。只要工人只是为了他的劳动力价值生产一个等价物，“他就只是补偿了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予付的货币和工人在生活资料形式上花费的货币。”关于被工人花费的工资额——这种新创造的价值部分“只是表现为再生产。但它是真正的再生产，不象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表面上的再生产。在这里，一个价值用另一个价值来补偿是通过创造新价值来实现的。”[21]对比之下，工人越过这一点进行生产，不是“再生产，而是价值的追加，即剩余价值，”——因此，创造的价值体现一个根本不同的范畴，并且只是剩余价值道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原因。
上面所述可以概括如下：就生产过程中各种不同要素的价值来说，它们所表现的各有不同。客观要素（原料、劳动工具）除了它们本身拥有的价值外，不能加到产品上更多的价值；它们的价值只是保存，因此保持不变。[22]这一点与主观要素（劳动力）大不相同，劳动力不仅再生产他自己的价值，而且追加了新价值即剩余价值到产品中去。在价值增殖的过程中，它是经历价值变动的唯一的生产要素。这样，我们讲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概念，它同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不同职能是一致的。[23]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来说，这种概念区分的重要性是直接显而易见的。但是，马克思只是在他的《手稿》的创作过程中才谈到这一点。[24]后来证明是“不变”资本的，在最初被描绘成“没有变化的”，“不能改变的”或“不可改变的”价值，而它与“变化了的”，“可改变的”或“再生产的价值”相对立。[25]直到很晚，在他的生产过程的分析将近结束时，他才开始使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些名称。
马克思运用这种创造价值的劳动和保存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区分终结了那些资产阶级弁护士们弁解的理论。资产阶级辩护士企图说，资本的利润来自生产资料靠它们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所执行的“生产性服务”。[26]“个别资本家可以设想（在他计算利润时也是如此想的）：如果他有一笔100塔勒的资本，其中购买棉花50塔勒，劳动40塔勒，工具10塔勒，如果他给他的生产费用算上10%利润，这样，劳动就必须为他补偿棉花上的50塔勒，生活资料上的40塔勒，工具上的10塔勒，还要为50、40、10名补偿10%；结果劳动在他的想象中就为他创造原料55塔勒，生活资料44塔勒，工具11塔勒，共计110塔勒。”但是，马克思指出“这对经济学家们来说是一种奇怪的想象，……如果工人的工作日=10小时，如果他在8小时中能创造40塔勒，即创造他的工资，或者说可以保持和恢复他的劳动能力，那么，他就只需要4/5日来为资本补偿工资，而给资本提供1/5日剩余劳动或10塔勒。”那么，这10塔勒的剩余构成了资本家的全部利润。”因此，工人创造的全部物化劳动是50塔勒，不管工具和费用如何，工人都不可能在这笔费用上追加得更多些，因为工人的一个工作日不能物化为更多的劳动……”[27]“庸俗的经济学家们和甚至更庸俗的资本家们……”的错觉以为“这10%是资本所有各部分按同一比例生产出来的。”[28]这是一方面由于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对生产资料作用的曲解；另一方面，他们把真实剩余价值率和这种计算整个资本的比率即资本利润率相混淆。”[29]可见，资本的利润率根本不能用以表示“活劳动使物化劳动增长的比率；因为这种增长只是等于工人再生产他工资以后的剩余）即等于工人在生产他的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多劳动的时间。”[30]因此，这个增长程度确切地说，只能由新生产的价值与资本可变部分的关系来决定。
[1]“在交易中直接出卖的不是商品，在商品中劳动本身已经实现了，而直接出卖的是劳动力的使用本身，因此实际上是劳动本身，因为劳动力的使用本身是它的活动——劳动。因此它不是一种通过商品交换媒介的劳动的交换。”（《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卷，第427页。）
[2]当然，在这里10塔勒只是代表在一个生产同期中全部被消耗掉的那部分劳动工具。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23~324页。当然，这个例子似乎有些不适当，因为只雇佣一个工人的雇主不能看作是资本家，不过在这里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4]马克思说：“李嘉图受到许多指摘。说他只把利润和工资看成生产费用的组成部分。而不把机器和材料看成生产费用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23页。）
[5]同上书，第324页。
[6]同上书，第331页。
[7]同上书，第333页。（在这里马克思也写道，“纱锭只有用于纺妙，才能作为使用价值来保存。否则，由于铁和木头在这里所具有的一定形式，无论是创造这种形式的劳动。还是劳动为之创造这种形式的物质；就都会毁坏而不能使用。只是由于纺纱成为活劳动的手段，成为活劳动的生命力的一个物质存在要素，木材和铁的使用价值以及它们的形式才得以保存。纺纱作为劳动工具的使命就是要被消耗，但要在纺纱过程中被消耗。纱锭给予劳动更高的生产率会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会补偿工具被消费时所消耗掉的使用价值。”）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34页。
[9]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能说工人再生产这些价值：没有工人的劳动，它们就会腐坏，成为无用的东西，而没有它们，劳动也会成为无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2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25、334页。
[11]同上书，第325页。
[12]同上书，第326页。
[13]同上书，第329页。
[14]《资本论》第1卷，第226页。
[15]同上书，第227页。
[16]而且，从《草稿》的另外一页中我们还可以读到，“活劳动追加一个新的劳动量，但是它保存已经物化的劳动量并且不是由于这种量的追加，而是由于它作为活劳动的质，或者说，是由于它作为劳动同那些包含过去劳动的使用价值发生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34页。）但是，撇开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劳动对使用价值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26页。
[18]同上书，第32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27页。这一点对于资本家来说只是在危机期间才存在。“如果说资本家让工人劳动只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为了创造还不存在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资本家不再让工人劳动，就连他的已有的资本也会丧失价值，可见，活劳动不仅追加新价值，而且通过在旧价值上追加新价值这同一行为，也保存了旧价值，使其永久化了。”（同前，第336页。）
[20]同上书，第335页。马克思还说：“这种扬弃完全有赖于劳动按其性质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物质作用，有赖于劳动的使用价值。但是，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属于资本家；作为单纯的交换价值属于工人。劳动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的活的质，即通过把物化劳动时间变成活劳动的物质存在方式来保存物化劳动时间的这种质，同工人毫不相干。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活劳动把工具和材料变成自己灵魂的驱体，从而使它们起死回生，——这种占有，事实上同下述情况相矛盾：劳动是无对象的，或者说，劳动只有在工人身上作为直接的生命力才是现实的；而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却在资本中作为自为存在的东西存在着。”（同上。第335页。）
[21]《资本论》第1卷，第235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29～33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6页。
[23]“资本的两个组成部分，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是作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区别的，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角度看，则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的。”（《资本论》第1卷，第236页。）
[24]“这一点当然必须加以研究，因为把不变价值，即资本中照旧保存下来的部分，和另一部分，即再生产出来的价值，……以及新生产出来的价值加以区别，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61页。）
[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3、348、361、375～376页。
[26]“但是，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始终只是从结果的观点被看待的，在交换价值的生产过程中。不是它提供了服务，而是为它提供了服务。……它能够轻易地被看作“服务”，这种“服务”范畴必然提供给了J·B·萨伊和F·巴师夏之流的经济学家们。（《贡献》，第3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27页。
[28]同上书，第348页。象在《草稿》中经常发生的那样，马克思故意更换用数字表示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一个工人创造40塔勒剩余价值，一个工人只创造了10塔勒剩余价值。
[29]见本书第25章，关于利润和利润率的范畴。
[30]马克思接着说：“如果工人……不是资本家的工人，如果他对100塔勒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的关系不是对资本的关系，而只是对他的物质条件的关系，”那么，他自然不会被强迫去进行剩余劳动。依我们说，他只会工作3/4日。但是，如果他工作了一整天，“因为他手头有材料和工具，”这不会使他把这看成新的收益，例如创造了作为100“总资本”的一部分。对于他来说，增长250%将包含着下面的意思：“他可以多买1/4的生活资料……而且对他来说，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生活资料，因为他关心的是使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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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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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这一问题简单地加以概括，这是因为，第一，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在《资本论》中比在《草稿》中论述的更加完整和清晰；第二，在这个题目上《草稿》所述的观点不多，而在后期的著作中则提供了某些新的内容可以对这个题目加以补充（就这部著作予以补充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两者区别主要在于叙述方式上，但是论证《草稿》有关部分独有的见解似乎也是十分重要的。[1]
我们看到活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形式上，在工人的身体形态中与资本分离时，它仅仅是潜在的价值源泉：“与资本相接后，这种能力就成为实际的活动”（马克思还指出，它不能单独自己进行活动，因为它没有活动对象），“从而成为实际创造价值的生产方在我们论述的交换过程中”，至此过程的第一个方面已经完成了；等价物既已交换，而现在资本具有劳动力的占有权，劳动力作为财富的生产力，用它的能力即劳动必然要继续证明它自己是资本的构成要素。因此，进一步的过程必然是构成劳动力的消费问题，以及“资本与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劳动二者的关系问题。”[2]
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所交换的最后结果上，资本可以把活劳动合并到它本身中去，使劳动成为资本的一个要素——在它的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和以单纯体现物化劳动形式存在的物质要素旁边。为了保持和扩大它自己，资本作为物化劳动现在必须同非物化劳动一起进入一个过程里去：“一方面，资本借以存在的对象性必须被加工，即被劳动消费；另一方面，劳动的纯粹主体性……必须被扬弃和劳动必须被物化在资本的物质中”。依靠资本的作为被动物质的物化因素的统治，形成劳动的能动性才能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由于这种原因：“资本（按其内容来说）对劳动的关系——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关系——一般说来只能是劳动对它的对象性的关系，劳动对它的物质的关系。”然而，作为单纯的劳动物质，资本的实体只能表现出两个特性：一种是作为原料“即无形式的物质，作为劳动的创造形式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单纯材料”；另一种是作为劳动工具，“即主体活动用来把某个对象作为自己的传导体置于自己和对象之间的那种物质手段。”[3]由于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消耗，劳动“改变了它自己的形式”并“经历了一个转变，从活动形式转变为存在形式，从运动形式转变为对象形式。”[4]过程的结果是产品，在产品生产中被消费的资本的各个要素（如材料、工具、劳动）作为一个中性的结果再表现出来。[5]因而，整个过程表现为生产消费，不但“消费的只是对象的既定形式，以便赋予对象以新的对象形式……它在对象上消费对象——与形式无关——而在活动中消费主体，它赋予对象以形式，使自己物质化。但是作为产品，生产过程的站果是使用价值。”[6]
注意，直到现在分析仍限制在生产过程的物质方面。然而，这个物质方面不仅似乎把特殊的资本运动掩盖起来，而且也把价值的规定性掩盖起来。“变成棉纱的棉花，或变成棉布的棉纱，或变成印染材料的棉布，它们的存在对于劳动来说，只不过是可用的棉花、棉纱、棉布。作为劳动产品……它们本身根本不进入过程，只有作为具有一定自然属性的物质而存在才进入过程。至于它们是怎样获得这种属性的，这与活劳动同它们的关系完全无关，对于活劳动来说，它们只是不同于活劳动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们是作为劳动材料而存在。”[7]因此，这意味着：“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考察的过程的范围来说，自为存在的资本——即资本家[8]——还根本没有参加进来，被劳动当作原料和工具消费掉的，不是资本家。进行这种消费的也不是资本家，而是劳动。”生产过程“并不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过程，而是表现为一般的生产过程”（表现为一切生产形式共同具有的特征），“并且资本与劳动不同，只表现在原料和劳动工具的物质属性上”，在这些物质属性上“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劳动本身的一切关系都消失了”。（马克思还指出：正是这个方面……被经济学而牢牢抓住，以便把资本说成是一切生产过程的必要要素。当然，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应该注意资本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资本的行为。”[9]
我们在本书中可以进一步看到：“凡是在过程开始时不是作为过程的前提和条件出现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也不可能出现。但是，反过来说，一切作为前提和条件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则必然出现。”因而，直到现在为止，如果分析除了简单生产这程的观念外，不带有任何深一层的生产过程，“即不带有任何特殊经济规定的生产过程”，那么，这必定是由于分析只限制在过程的物质方面，这还没有论及价值保存到增殖过程这一概念，即按照特殊形式所要经过的过程。就过程本身来看，这种过程是资本的自行保存过程[10]。
“就形式来看（即就社会关系来看），资本不是由劳动对象和劳动构成的，而是由价值构成的，更确切地说，是由价格构成的。“资本的组成部分在劳动过程的进程中经历了物质交换，即“它们从活动的——过程的——形式开始，到过程结束时为止又在产品上凝结成静止的、客体的形式，这并不会使价值有所改变……在过去，它们表现为产品的基本的，各不相干的先决条件。而现在它们是产品了。因此，产品价值只能等于已经物化在生产过程中的一定物质要素……的价值总和。产品的价值=原料的价值+劳动工具的已被磨损部分……的价值+劳动的价值”。[11]（或者说，产品的价格等它的生产费用。[12]）
就这方面看，资本的价值始终未变，只是采取了另一种物质存在形式。当然，这种转变是绝对需要的。因为没有这种转变资本的自行保存将是不可能的。然而，物质生产过程一直到生产出最终产品“已经被包含在最初的条件中了，资本实际成为使用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因此，说必要的价格=生产费用的价格总和，这种命题纯粹是由分析得来的。”它只是表明，在生产过程中原先的资本价值分解为一定的数量因素（劳动力的价值，原料的价值，劳动工具的价值），以便作为单纯的价值总和再现在产品中。“但是这个总和=原来的统一体……，如果资本原先等于100塔勒，那么它们现在仍然等于100塔勒，尽管这100塔勒作为50塔勒棉花，40塔勒的工资+10塔勒的纺织机，存在于生产价格[13]上，而现在存在于价格100塔勒的棉纱上。100塔勒的这种再生产是单纯地自行保持不变，只不过这种自行保持不变是通过物质生产过程来实现的。”[14]这里发生的只有价值的运动，“它先是作为一个整体、统一体，然后这个统一体分割为不同数目；最后，表现为一个总和。”（我也可以“一开始就把这100塔勒看成是50+40+10塔勒的总和，但也可以看成是60+30+10塔勒的总和，等等。”整个价值丝毫不会发生变化。）“总和即复合的规定，只是由于生产行为中发生的分割造成的，但在产品本身中并不存在。因此，说产品价格=生产费用价格，或者说资本价值=产品价值，这无非就是说，资本价值在生产行为中保存了自己……就资本的这种单纯的同一性，或通过再生产过程而再生产资本价值这一点来说，我们丝毫也没有比开始时前进一步。”[15]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很清楚，当经济学家们说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时，他们实际上指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否则就绝对不可能创造出比原有的价值更大的价值（绝对不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交换价值，尽管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更大的使用价值），”这会同资本本身的概念相矛盾。[16]资本“不会停留在流通以外，而是会取得各种商品的形式，但这里毫无意义的；这会是无目的的过程，因为到结束时资本只会代表同一货币额，只会是冒了一场在生产行为中有可能遭受某种损失的风险。”以致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分享的结果被限制为予付给工人工资，“在产品实现以前，就把产品的价格支付给工人了。”资本家给了工人信贷，“而且是无息信贷，是为普鲁士国王干的（pourleroideprusse），如此而已。”
但是，“资本家也必须吃喝；他不能靠货币的这种形式变换来生活。”他没有可供选择的东西，而且没有理由为了自己的个人需求继续使用一部分原有资本，何况他的资本最后会消失掉。[17]另一方面，“同样很明显，……即使从通常所说的经济规定来看，仅仅能保存自己价值的资本也是不可能保存这个价值的。生产的风险必须得到补偿。资本必须在价格波动中保存自己。由于生产力提高而不断发生的资本贬值必须得到补偿，等等；因此，经济学家们也直率地说，如果没有盈利，没有利润，谁都会把他的货币吃掉，而不会投入生产，当作资本来用。总之，一句话，假定资本价值是这样不增殖的，即不倍增的，那就是假定资本不是生产的实际环节，不是特殊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假定有这样一种情况：即生产费用不具有资本的形式，资本不是表现为生产条件。”[18]
所以，政治经济学家们就“生产费用”的理解实际上是十分不同的。他们是这样计算的：“原有资本=100（就是说，原料=50；劳动=40；工具=10）+5%利息，+5%利润。因此生产费用=110，而不是100；也就是说生产费用大于生产成本。”[19]然而，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困难：这个10%加到生产成本上怎样能够被说明呢？运用我们从《资本论》中已经知道了的论点，[20]即马克思论证了剩余价值（它“通常是超过等价物的价值”）既不能从产品较高的使用价值得到，[21]也不能从商业交易中得到（利润不是由让渡产生的”[22]）；按照这些思路任何一种企图说明都会一无所得。
在《草稿》中指出广劳动如何增加使用价值，这一点不难理解；困难在于，劳动如何能创造出比原先存在的交换价值更高的交换价值。”[23]否则，“说价格等于生产费用，也就等于说商品的价格总是大于商品的生产费用。”[24]我们已经知道的如下解释，在这种解释中剩余价值起源于工资中的物化劳动和由工人进行的活劳动之间的区别。那就是说：“如果为了维持工人一日的生存，需要一日的工作，那么资本家就不存在了，因为这样就等于工作日同它自己的产品相交换，从而资本就不能作为资本增殖，也就不能作为资本家保存自己。……如果资本（也就是说资本家）也必须劳动才能生存，那么它就不会作为资本而是作为劳动来保存它自己了。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所有权将是名义上的了；如果说它们在经济上属于资本家，那就同样恰恰也属于工人，因为他们只有在资本家本身是工人的时候才为他创造价值。因此，因此他就不是把它们看作资本，而是象工人本身在生产过程中所做的那样，把它们看作单纯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相反，如果维持一个工人一整日的生存，例如只有半个工作日是必需的，那么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就自然产生出来，因为资本家在（劳动）价格中只支付了半个工作日，而在产品中得到的却是整个物化的工作日；也就是说，他在同后半个工作日交换中什么也没有支付。……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尽管从工人方面来说是简单交换，但从资本家方面来说，必须是非交换。资本家得到的价值必须大于他付出的价值。从资本家方面来看，交换必须只能是表面的交换，这就是说，必须属于与交换形式不同的另一种经济范畴，否则资本成为资本，劳动作为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就是不可能的使他成为资本家的，不是交换，而只是这样一个过程：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交换就得到了物化的劳动时间，即价值。”[25]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一个要素，正象马克思再三强调指出的那样，它是“存在于经济关系本身之中的要素”，也就是存在了资本关系之中的要素。这就是：“在第一个行为中，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中，劳动作为劳动，作为自为存在的劳动，[26]必须表现为工人。同样在这里，在第二个过程中……自为存在的资本是资本家”。诚然，“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作为科学共产主义者必须同他们区别开来）“有时说：我们需要资本，而不需要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被看作纯粹的物，而不是被看作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自身反映怡恰就是资本家。我们当然可以使资本同单个资本家分开，而且资本可以转移到另一个资本家手里。然而资本家失去了资本也就失去了作为资本家的属性。可见，资本诚然可以脱离单个资本家，但不能脱离那种与工人本身相对立的资本家本身。（同样，单个工人也可以不再是劳动的自为存在，他可以通过继承、偷窃等等得到货币。但是，这时他就不再是工人了。作为工人，他只是自为存在的劳动。”[27]）
还是让我们回到本章的正题上来吧。我们已经看到，《草稿》在这个方面与《资本论》第一卷有相当大的区别。《草稿》不仅在原料和劳动对象之间，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之间；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之间缺乏严格的概念区别——另外在叙述方式上具有一种抽象的特点，而且表现出一种黑格尔学派卖弄文骚的描述方式。实际上，尽管两本书的分析结果是一样的，以致《草稿》或多或少可以被看作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的第一个版本。[28]但是，使这种叙述格外引人注目的（一般地说这种叙述只应用于《草稿》）是它把我们带进了马克思的科学宝库，使我们得以目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下一章甚至将会更加清晰地说明：如缺乏经验和对术语的适当理解，则难以了解这个过程。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55～262页，第270~282页。
[2]同上书，第25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56页。
[4]《资本论》第1卷，第214页。
[5]在这种意义上说，生产过程的主观要素和客观因索之间的区别在产品中消失了。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5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0页。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207页：“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显示出它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种性质，那是由于它有缺点。不能切东西的刀，经常断头的纱等等，使人强烈地想起制刀匠A和纺纱人B。就好的产品来说，它的使用属性由过去劳动创造这一点就看不出来了。”
[8]见下面的第210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2～263页。
[11]甚至在《草稿》中“劳动的价值”的表述经常使用劳动力的价值代替。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72页。
[13]在这里，“生产价格”可以理解为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后来表述为“成本价格”的概念是相同的。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73页。
[15]同上书，第275页。实际上，“除了简单的数目上的分割和复合以外，在生产过程中还有形式上的要素加在价值上，……价值要素现在表现为生产费用，也就是确切地说，生产过程本身的要素不是在它们的物质规定性上，保存下来，而是作为价值保存下来，这些价值是在生产过程开始前就已具有的存在形式上被消费的（同上节，第27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3页。
[17]“但是资产阶级御用经济学家会说，“资本家把100塔勒作为资本投入生产过程，而不是把它吃掉，他就应该由于从事这种劳动而得到报酬。可是他应该从哪里取得报酬呢？既然资本包含着工资，因此工人能靠生产费用的简单再生产来生活，而资本家却不能这样，那资本家的劳动不是显得完全无益吗？所以资本家看来应该列在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项下，然而不管资本家有多大功劳，没有资本家，再生产也能进行，因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要求得到的价值只是他们带进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们为了不断地重新开始生产过程，完全不需要资本关系；再说，也不存在支付资本家报酬的基金，因为商品价格=生产费用。但是，如果资本家的劳动被看作是在工人的劳动以外并且同工人的劳动并列的特殊劳动，如监督劳动等等，那他也会象工人一样得到一定的工资，于是他也就属于工人的范畴，而不是作为资本家同劳动发生关系了；他也决不会发财致富，而只会得到一个必须通过流通来消费的交换价值。”同劳动对立的资本的存在，要求自为存在的资本即资本家必须能够作为非工人而存在，而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77～27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78页。
[19]同上书，第276页。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79页。
[20]见《资本论》第1卷，第183～189页。
[21]马克思特别提到这种接合：“为了证实资本合理，替资本辩护”，经济学家们说明资本，“求助于这个简单的过程，用这个使资本不可能存在的过程来说明资本。为了证明资本，他们就证明资本不存在。你付给我劳动报酬，换进我的劳动以取得我自己的劳动产品，并从我这里扣除你曾提供给我的原料和材料的价值。这就是说，我们是同伙，我们把不同的要素带进生产过程，并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于是，产品变成货币，货币被这样分配：你资本家得到你的原料和工具的价格，我工人得到劳动加在原料和工具上的价格。对你的好处是，你的原料和工具现在具有可以消费（能够流通）的形式；对我的好处是，我的劳动得到了实现。当然，你也许很快就会把你的货币形式上的资本吃光，而我作为工人也许会占有两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76页。
[23]同上书，第278～27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77页。
[25]同上书，第286页。
[26]这个术语借助于黑格尔。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2页。这段话被用于反对布雷、格雷、普劳德翰以及其他人等等’但是，恰好也适用于当代“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辩护士。他们也忘记了资本家是包含在资本概念之中的，并且没有资本家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说法将是一种矛盾。
[28]《资本论》第1卷，第201～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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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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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交换
在前一章里，我们指出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交换中有两个不同的过程。对于工人来说，这种交换只是代表为了一定的货币额即为了工资出卖他的劳动力；资本家从这种交换中得到的是劳动本身，即“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增殖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是从资本购买的商品的价值产生，而是产生于它的使用价值。工人的交换是一种简单商品流通行为，在这种流通中他的商品（劳动力）是通过流通形式C—M—C；而资本则代表正好相反的流通阶段，即流通形式M—C—M。最后，对工人来说这是一种等价交换（劳动力换得劳动的价格），而另一方面，在资本方面，人们只能说是一种表面上的等价交换（或一种“非等价交换”），因为通过这种交换，资本家“必须获得比他已经付出的价值更多的价值。”
我们须由考察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交换的第一个过程开始。
如同在任何交换中一样，在这里工人是作为他的商品（劳动力）的所有者出现的，然而，劳动力不能作为一种物品存在于劳动者之外，而是存在于作为他的活的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之中。因此，显然他只能向货币所有者即向资本家出卖他的劳动能力支配权，尽管这种支配权“只限于一定的劳动和时间（若干劳动时间）”。[1]
由此可见，工人“只要得到为了再生产他的生命活动力所需要的相当数量的物质，他就总是能重新开始交换，“只要工人能够劳动”，劳动就构成“工人同资本交换的一个不断的新源泉。”交换行为的周期重复只是说明工人“不是永动机”，“在他们能够重复他的劳动和他同资本交换以前“首先必须吃饱睡足。[2]而且这种重复也只是表面上的。“工人可以同资本交换的，是他例如二十年可以耗尽的全部劳动能力。资本家以小的数量额支付给工人，而不是用一次付清的数量额支付工人的全部劳动能力的报酬，”当然，这丝毫不会改变这种关系的基本性质。[3]
然而，工人是他的劳动力的所有者和在交换中工人只是把劳动力的暂时支配权让渡给资本，这一点是具有明确意义的，因为这可以看作为雇佣劳动关系的特征之一，这一特征使得它在历史上胜过以往的那些剥削方式。例如，在奴隶制关系中，实际的直接生产者“属于个别的特殊的所有者，并是这种所有者的工作机。劳动者作为力的表现的总体，作为劳动能力，是属于他人的物，因而劳动者既不是作为主体和自己的特殊表现即自己的活的劳动活动发生关系”。在农奴制关系中，“他（直接生产者）表现为土地财产本身的要素，完全和役畜一样是土地的附属品”。对比之下，受雇佣的劳动者则“属于本人自己，并且通过交换才能有他的力的表现的支配权。”他所出卖的“始终只是有一定的、特定量的力的表现；作为总体的劳动能力是处于每个待殊表现之上的”。[4]（实际上，这意味着工人被当作一个人，当作人来看待，“他除了自己的劳动以外，本身还是某种东西，他只是把他的生命活动力当作他自己的谋生手段来让渡。”[5]另外，雇佣劳动者把力的表现出卖给“某个特殊的资本家，工人同作为独立个人的资本家相对立，显然，这不是工人同作为资本的资本的存在，即同资本家阶级的关系。[6]但是，就单个的、现实的人格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有选择和任意行动的广阔天地，因而有形式上的自由的广阔余地”，[7]在其他阶级社会的生产者则缺少这种自由，而没有这种自由，工人想争取解放的斗争简直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工人的劳动力对自己来说是：他的财产，表现为他的要素之一，他作为主体掌握着这个要素，通过消费它而保持它。”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是单纯作为一个商品所有者活动着，很显然，“在这里象使用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买者使用买到的商品并不涉及的形式规定……即使资本家只满足于单纯的支配权，不让工人实际劳动。例如，为了把工人的劳动作为后备，或者为了从他的竞争者手里夺走这种支配权[8]……（不过）交换还是完全实现了。”
的确，计件劳动报酬制度“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工人得到了产品的一定份额。但这只是计量时间的另一种形式[9]（不说你劳动12小时，而说你每件产品得到这么多的报酬，也就是说，他们按产品的数量计量你劳动的时间）”，这决不会改变工人只是按照商品交换规律，从资本家手中得到他的劳动力的等价物这一事实。[10]
关于这个等价物的数量，即劳动力的价值是明确的，它不是“由买者使用这个商品的方式决定的，而只能由商品本身中所包含的物化劳动置来决定。”[11]“一种物的使用价值与它的卖者本身毫无关系而只是与它的买者相关。硝石可以用来制造火药的属性并不决定硝石的价格，而这种价格是由硝石身的生产费用决定的……”[12]劳动力也是这样“对于工人本身来说所以具有使用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由于它生产交换价值。”[13]可是，这种交换价值是由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即工人本身决定的。工人提供的商品“只是作为他的身体的才能，作为他的身体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工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工人的生命和把工人本身再生产出来所必需的劳动数量来计量。“总之……这是工人在交换中得到的价值量，即货币额的计量。”[14]
像所有的商品交换一样，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也是由货币媒介。“因为工人在货币形式上，即财富的一般形式上，得到等价物，他在交换中就是作为平等者与资本家相对立，像任何其他的商品交换者一样。”当然，这种平等“只是表面现象，而且只是骗人的表面现象”，事实上，这种平等已被如下事实扬弃了：即，资本“借助交换的形式，不经交换”就占有了工人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因此，工人与资本家发生关系时“除了不是交换关系之外”……工人处在“某种另外的在经济上确定的关系之中了”，“但是，这种平等的外表却作为工人的幻想存在着，而且在对方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从而根本改变了工人的关系，使之不同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劳动者。”[15]
但不只是如此！因为工人把他的劳动力换成货币，换成“财富的一般形式，他就在他所得到的等价物的界限内——等价物的界限是量的界限，它当然会像在所有的交换中一样转变为质的界限——成为一般财富的分享者。”尽管事实上这种界限照例是很狭窄的，在另一方面，工人“既不是受满足他的需要特殊方式的约束……也不受特殊物品的约束，[16]工人的享受范围不是在质上而是在量上被限制，”[17]这也就“把工人同奴隶和农奴等等区别开来了。”[18]
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交换也属于简单商品流通领域，因为对工人来说，构成交换目的是他的直接需要的满足，而不是价值本身。“他确实得到了货币，那是他的直接需要的满足，而不是作为转瞬即逝的媒介物的价值。因此工人从交换中得到的不是交换价值，不是财富，而是生活资料，是为了维护他的生命的物品，一般的、身体的、社会的，等等他的需要的满足。”[19]然而，我们在我们的C—M—C循环的研究中已经看到，货币可以从流通中抽出，并且成为一种窖藏货币。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在理论上工人可以适当地节省一部分已经属于他所有的货币，在财富的一般形式上把它保存起来，并且因此使他自己“致富”。不过“工人为了要得到财富的形式而牺牲物质的欲望，即通过禁欲、节约、紧缩自己的消费，做到从流通中取出的财物少于他提供给流通的财物”这只能是可能性。或者也可以通过“工人更多地放弃休息”和“更经常地更新他的劳动力的交换行为，也就是说靠勤劳”。
马克思讥讽地评论到，事实上，在今天的社会里“勤劳”的训诫是对主人而说的，要求“应该实行禁欲的，不是以财富为交换目的的入，倒是以生活资料为交换目的的人……”[20]“但是，经济学家都不否认，假如工人一般说来，也就是作为工人（个别出类拔萃的工人所做或所能做的事情，只能作例外，而不能作为通例，因为这不属于关系本身的规定之内），作为通例，达到了这种节约的要求”，工人将（撇开这对一般消费带来的巨大损失不说）“采用的手段就会否定他们的目的……如果全体或多数工人过度劳动（指的是现代工业中总的说来还容许自由发挥的勤劳，不过在最重要和最发达的生产部门却不存在这种情况），那么他们所增加的就不是他们的商品的价值，而只是商品的数量……工资的普遍降低就会很快使他们退回到应有的水平”。[21]因此，工人通过节省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是如何于他们有利的分配开支，以便“工人在年老或生病、发生危机等情况下，不会成为贫民院、国家的负担；或者行乞……并且不依靠资本家的钱袋度日”。而且这也是“资本家本来的要求。工人在营业兴旺时应该十分节约，以便在营业不振时能够勉强维持生活，忍受开工不足或工资降低等情况。”工人应该这样做以减轻资本渡过危机的负担，另一方面保证“资本家从工人的存款中赚取巨额利润，或者让国家吃掉这些存款……可见，不管怎样，工人都不是为自己节约，而是为资本节约”。[22]
一般的工人不能通过节约使自己致富，不能脱离开他的阶级地位，这种情况只是“工人在同资本的交换中处于简单流通的关系之中”的结果。因而，作为他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工人得到的不是致富，而是生活资料，是用于直接消费的使用价值……如果我们在流通中的出发点是商品，是作为交换原则的使用价值，那么我们就必须再回到商品”，“商品本身在完成自己的循环之后，则作为需要的直接对象被消费。”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只是起交换手段即：“转瞬即逝的媒介”的作用。[23]然而，如果工人的积蓄“不再是流通的单纯产物”，那么迟早“积蓄的货币本身必然会变为资本，也就是说，必然会购买劳动”。这样一来“在一个环节上被扬弃的对立又在另一个环节上重新建立起来”。因此，如果从工人方面交换的结果不是“使用价值，不是生活资料，不是满足直接的需要……那么劳动就不是作为劳动，不是作为非资本，而是作为资本同资本相对立了。但是，如果资本不同劳动相对立，那么资本也不能同资本相对立，因为资本只是作为非劳动，在这种对立关系中，才成为资本，可见，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概念和关系本身也被消灭了。”[24]
在简单商品交换中，卖者对于他已经出售的商品的收益没有任何权利过问，这也适用于雇佣劳动者，工人为了他的劳动能力的价格“而出卖劳动的创造力，就像依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一样”。他同资本的交换，对于他如同“劳动同它的全部成果的分离。”[25]（西斯蒙第的信徒舍尔比利埃说明了这一点）。“作为自相矛盾的结果出现的东西，已经包含在这种前提之中”。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只是转让同他自己的人身一体的劳动力，而另一方画，所有使他的劳动物化的资料都属于资本，他的生产力的恩惠只能自然增大资本家，而不能自然增大工人自己。”因此，工人换出的劳动是简单的、予先决定的、由已经过去的过程决定的交换价值——工人换出的劳动本身是物质化了的劳动……资本家换进的这种劳动是活劳动，是生产财富的一般力量，是增加财富的活动。可见，很明显，工人在这种交换中不可能变富。相反工人必然会越来越贫穷，因为他的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异己的力量是同他相对立的。他把劳动作为财富的圭产力量让渡出去；而资本把劳动作为这种力量而占有。”[26]“劳动和劳动所有权的分离，劳动和财富的分离，已经包含在这种交换行为本身之中”。[27]
马克思在他的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交换的描述中，所探究的最后一点是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的抽象性质。“因为这种资本本身同自己实体的任何一种特殊性都毫不相干……”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也“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绝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那就是说，劳动在每一个别场合当然是一定的劳动，但是资本可以使自己同每个一定的劳动相对立；从可能性来说，同资本相对立的是所有劳动的总体，而究竟哪一种劳动同资本相对立则是偶然的事情。”相应地“工人的规定性对于工人本身也是全无差别的；这种规定性本身是工人不感兴趣的，而实际上只要是劳动，并且作为劳动对资本是使用价值就行。因此，充当这种劳动——即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劳动——的承担者，这就是工人的经济性质；他是同资本家对立的工人。”把工人同“手工业者、行会会员等等”区分开来的正是这种经济性质。“手工业者、行会会员等等的经济性质恰恰在于他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以及他们同一定的师傅所发生的关系。”[28]雇佣劳动关系“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关紧要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活动，因而是无关紧要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关的活动……在这里它可以再一次被表明”：（马克思断言：）“生产关系的，即范畴的（这里指资本和劳动的）特殊规定性，只有随着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在工业生产力的”特殊发展阶段上，才成为实际的东西——那就是资本主义。[29]
那么，关于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所发生的第一个过程，以及属于简单商品流通范围的劳动力交换就讲到这里。“劳动（活的、合乎目的活动）转化为资本，从自在意义上说，就是资本和劳动交换的结果，因为这种交换给资本家提供了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以及对劳动的支配权）。”这种转化“只是通过劳动的消费，而这种消费最初是在这种交换以外，并且不取决于这种交换”；因而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才成为实际的。[30]所以现在必须阐明这个过程。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0页。在《资本论》中我们读到，如果工人要出卖他的劳动力，“一下于全部卖光，他就出卖了他自己，就从自由人变成奴隶，从商品所有者变成商品。”（《资本论》第1卷，第191页）
[2]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巧于粉饰的阿谀奉承者们，对于工人睡足吃饱就会活下去，因而每天可以童复一定的生活过程……无须感到惊讶，也无须把这些算作资本对工人的伟大功绩，相反。他们倒是应该看到：工人在不断重复劳动之后，仍然只能拿自己的直接的活劳动本身去交换。”（《资本论》第1卷，第250页）
[3]同上书，第250页。
[4]《资本论》第1卷，第461~462页。
[5]同上书，第249页。
[6]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629页：“因此，从社会角度看，工人阶级……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罗马的奴隶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们这种独立的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规律虚构来保持的。”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2页。
[8]马竞克思使用了一个剧院经理的例子，他们“购买歌手一个季度，不是为了让他们唱歌，而是为了不让他们在竞争者的剧院里唱歌。”
[9]参见上面的第67页的3注。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0页。
[11]同上书，第240、460页。
[12]同上书，第265页。
[13]同上书，第266页。
[14]同上书，第240~24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2、46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下），第186～187页。
[16]并且马克思还说，工人参与“更有一些的享受，甚至参与文化享受——为自身的利益进行宣传鼓动，订阅报技，听讲演，教育子女，发展爱好等等……这种使工人同奴隶区别开来的分享文明的唯一情况”，所以可能，只是由于有了这些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7页。
[17]原文是“ausgeschlossen”。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2页。在同一页，马克思还说，只是被限制在数量上德享受范围，还会使现代工人“作为消费者……同例如古代或中世纪的劳动者或亚洲的劳动者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重要性。”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3页。（象读者看到的那样，决不会出现马克思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物质“存在的最低限度”！）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4页。（在下面的一句话中，马克思说：“有一种幻想，以为资本家实际上是“节欲”的，以乎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成为资本家，——这是一种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才有意义的要求和想法，那时资本正从封建等等的关系中发展起来，——这种幻想已被一切有健全判断能力的现代经济学家所抛弃。”《资本论》的作者在这方面—定是太乐观了。）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4～24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6页。附带地马克思还说：“每个资本家虽然要求他的工人节约，但也只是要求他的工人节约，因为他的工人对他来说是工人，而决不要求其余的工人大众节约，因为其余的工人大众对他来说是消费者。因此，资本家不顾一切“虔诚的”词句，却是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同前，第247页。）
参见，马克思的《工资》一文（1847年）：“目的——至少储蓄银行的真实意义——像人们所说的，应该在于：工人出于自己的远见和明智而把对劳动有利的时间和不利的时间均衡起来，即在工业变动的周期循环中这样支配自己的工资，就是使他们的开支实际上永远不超过最低工资，不超过生活必需的开支。但是，我们看到，工资的波动不仅正好使工人革命化，而且如果工资与最低额比较没有暂时的增加，工人就会完全置身于整个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殖和文明的成就之外，而且对他来说就没有获得解放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自己必定会把自己变成资产阶级的计算机，把吝啬作为常规，使赤贫生活具有经常不变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2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7、252页。
[24]同上书，第248页。
[25]同上书，第266页。
[26]在另一处马克思指出，甚至贺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承认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把工资看作生产性的“Salary（工资）”。“他们所说的生产，当然是指财富的生产。因为工资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交换的产物——而且是这个行为本身产生的唯一产物，——所以经济学家们认为，工人在这个交换中没有生产财富，既不为资本家生产财富，也不为工人生产财富：工人不为资本家生产财富，因为对资本家来说，为使用价值而支出货币——而且这种支出是资本在这种关系中的唯一职能——是放弃财富，不是创造财富，因而资本家力图尽可能少支出一些；工人也不为自己生产财富，因为工资给他创造的只是生活资料，只是他的个人消费的或多成少的满足，而决不是财富的一般形式，决不是财富。工人在同资本的交换中不能生产财富，还因为工人出卖的商品内容决不会使商品超出流通的一般规律：工人通过他投入流通的价值，只能以铸币的媒介取回一个等价物，这个等价物处在另一种为他所消费的使用价值的形式上。当然，这样的行动决不会使人致富，而必然会使行动的完成者在过程终了时恰好回到他最初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5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7页。
[28]“在行会和手工业的劳动条件下，资本本身还具有限的形式，还完全局限于一定的实体，因而还不是作为资本的资本，那时劳动还只是表现为局限于它的特殊规定性的东西，而不是像劳动同资本对立时那样表现为总体和抽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5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54~255页。
[30]同上书，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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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向资本过渡（“资本来自货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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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向资本过渡
（“资本来自货币的发展”[1]）
现在我们谈到马克思所分析的最重要的课题——资本的范畴。当然，首先要问，什么是资本？资本这一概念是如何发展的？
我们在《草稿》中读到，古典经济学家经常把资本设想成“作为手段被用于新劳动（生产）的那种积累的（已实现的）劳动（确切地说，物化劳动[2]）”可是，“正如不同的人种不可能直接过渡到银行家，或是以自然力直接过渡到蒸汽机一样，劳动也不可能直接过渡到资本。”通常的定义基本上不过是说，资本是生产的手段，“因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任何东西，甚至纯粹由自然提供的物，例如石头，也必须先通过某种活动被占有，然后才能用作工具，用作生产资料。按照这种说法，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按照这种说法，人体的四肢也是资本，因为要使它们能发挥器官的作用，就必须通过活动，通过劳动来使它们发育，以及使它们取得营养，把它们再生产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臂，尤其是手，都是资本。这样，资本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因为任何一种劳动，甚至是最原始的劳动，如狩猎、捕鱼等等，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把过去劳动的产品用作直接的活劳动的手段。”[3]
这样，上述定义只是“看到了资本的单纯物质性，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特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要害在于：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物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物化劳动都是资本。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4]
初看起来，另一种解释似乎比较有道理，即把资本解释为“一个价值额”或者把它当作“自己再生产自己的交换价值”来看待。至少“这种说法抓住了使交换价值[5]成为出发点的形成”，[6]而不是劳动的物质产品的积累。不过，要说“每一个价值额是一个交换价值，每一个交换价值是一个价值额。我们是不能用简单的加法从交换价值达到资本的。”[7]另一方面，“虽然全部资本都是一个商品额和交换价值额，但不是每个商品额和交换价值额都是资本。”[8]因此，第二种解释也不比第一种解释站得住脚。
实际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用下述定义帮助自己摆脱困境的：资本是“生产利润的交换价值，或者至少是以生产利润为目的的交换价值。”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不过是把必须解释的先假定下来，“因为利润就是资本对它自身的一定的关系”。[9]很明显，这种说法未能回答问题。资本必须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理解，从而作为一个过程来理解。而对于这种论题，不是从一个纯粹的价值额或者劳动产品，而是从作为流通要素，已经被发展了的交换价值着手分析才是必需的”。因此，马克思的分析就从这里开始。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的（C—M—C和M—C—M）流通的两种形式，在这里要谈哪一种呢？在哪一种形式中价值才能变成资本呢？
显然不在C—M—C这个循环内（简单流通），因为在这里商品价值的交换（Wertwechsel）和货币不过起一种“转瞬即逝的媒介”作用。“归根到底是商品与商品相交换，……而流通本身一方面只是使这些使用价值按照需要转手，另方面只是使它们按照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尺度转手，……按照使它们成为一般社会劳动时间的等量要素的那一尺度来互相代替。”[10]因此，简单商品流通即C—M—C的形式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理”，这种商品循环不能“由它自己的力量来重新发动”；过程的反复“不是由流通本身创造出来的。商品必须不断地从外面重新投入流通，就象燃料被投入火中一样。否则，流通就会失去作用而消失。”[11]
换句话说，消费，使用价值构成了简单流通的最终目的和真正内容。马克思断言：“所以我们应该不是朝着（物质的）内容方面去寻找它能进一步发展的形式规定”。而是应该研究其形式方面，就是说在“形式方面，即交换价值本身，得到进一步发展；通过流通过程本身而取得更深刻的规定。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研究一下货币发展的方面”，因为它是作为流通过程的结果出现的。[12]这样我们就讲到了“货币作为资本”的范畴，“它超出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的简单规定”，[13]而这样做就建立了一个由价值和货币到资本的过渡。
当然，这只能把货币应用于它的“第三种规定或作用”[14]，因为只有在这种货币形式上，“货币不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形式……货币是流通的产物，它仿佛是违反约定而从流通中生长起来的”，在这种货币形式上，价值成了流通之外的“独立化形式”。同时，在这种货币形式上，唯一明显的运动表现出来的是交换价值的增大即它的不断增殖。[15]
实际上，只要我们停留在简单商品流通领域，一定要证明货币的独立化归根到底是不可能的，因为甚至货币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也只是“暂时不用的流通手段”，这种情况的形成是由于在流通中的一个有意或无意的休止。如果货币“重新进入流通，那它的不灭性就完结了，它所包含的价值就消失在它所交换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之中，它就又重新成为单纯的流通手段。"另一方面，如果货币剩余退出流通，“那它也就毫无价值，就象埋在深山老矿之中一样”；“它沉没在自身的物质之中，在整个过程里象无机灰烬一样残留下来。”[16]即使已经退出流通的货币被窖藏起来，在C—M—C的运动中，交换价值也不会有真正的增殖或创造价值。“价值不是从价值生成，而是价值以商品的形式投入流通，然后作为贮藏货币这种无用的价值从流通中退出。……以前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同一价值量，现在则存在于形式之中；货币在后一种形式中积累起来，因为它是在别的形式中省却下来的。……因此，从内容来看，发财致富表现为自愿受穷。”[17]所以在简单流通中，货币的增长“只有经过C—M的中介，不断地重新出卖商品，因此不让货币完成其全部过程”，不让货币再变成商品，才能以积累的形式表现出来。[18]因此，在C—M—C的形式中，货币既不进入流通也不能不进入流通，才不致使货币本身的独立性和不灭性有所损失。[19]
那么，问题的真正答案到哪里去寻找呢？货币能够超越最初的窖藏阶段（即货币不作为流通媒介也不死藏在窖中）作为独立的价值保存而又扩大它自己的条件是什么呢？（因为，“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只能有量的运动，即只能增加它自己，……通过不断的自行增殖才能保存自己成为不同于使用价值的自为的价值。”[20]很明显，这些条件首先是在M—C—M的循环中得到（即为卖而买）。为了使货币“作为货币保存，货币应当就象它离开流通那样重新进入流通，但不是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在货币作为商品存在时，（它也应当）始终是货币，并在它作为货币存在时，它只是作为货币的暂时形式而存在，……货币进入流通甚至应当是货币自我保存的一个要素，而货币的自我保存[21]应当就是进入流通。”（换句话说：货币仅仅是处在作为资本的货币形式中，即成为扩大交换价值的无限动力，可以从一个纯粹的“虚幻”变成一个活动中的、实际的现实。[22]）另一方面，流通本身必须表现为：一个交换价值的生产要素”，表现为一个保存和扩大交换价值过程的一个环节。为了这个目的，“事实上交换价值应当用使用价值交换，商品应当作为使用价值而消费，在这种消费中它应当作为交换价值把自身保存下来。”[23]
因此，这种商品的消费必须是生产的消费，即不是为了直接的享用，相反乃是为了价值的再生产和重新开始生产。[24]只是在这种条件下，也就是说C—M—C的循环变成M—C—M的循环，就能使货币变成自行保存和自行扩大的价值，变成了资本。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给使用价值以更明确地定义，使用价值的消费应该同样并且同时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呈现出来。象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资本就其特性是“繁殖剩余价值”的价值。[25]“处于资本对立面的使用价值即有用物本身仅仅是作为资本增加、增殖，并因此保存它……不是一个消费物品在消费中丧失它自己，相反在消费中它保存和增加它自己。”只有这样一个使用价值才能作为“独立的价值”与资本相对立，资本只能实现在这样一个价值之中。
从这方面看，商品本身不能是资本的对立物，因为对于已经成为资本的货币来说，“各种商品的特殊性是无关紧要的，并且货币可以采取任何一种所期望的商品形式。它不是这种或那种商品，而是可以转化为任何一种商品……而不能是把货币排除在外，整个商品系列，每一个商品都作为一个相同的货币化身出现，”因为正象货币一只是在交换中作为物化劳动。在这种关系中，在商品和已经转化为资本的货币之间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26]“物化劳动只是作为主体的非物化劳动的对立面。（换句话说，物化劳动即在空间上存在的劳动，也可以作为过去的劳动而同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相对立。）”然而，作为这种非物化劳动它“只能作为活的主体存在，在这个主体上，劳动是作为能力，作为可能性而存在的，从而它只能作为工人而存在。”[27]这样，“唯一能够构成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对立物和补充物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生成、生产和增殖交换价值本身的那种使用价值就是劳动。”并且，“可以使货币成为资本的唯一交换，就是资本所有者同活的劳动能力[28]的所有者即工人之间的交换。”[29]在这个意义上说，活劳动的特征可以表示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即同资本本身相对的“实际的非资本”。[30]
这个答案可以看作是我们在《资本论》第一卷[31]中遇到的问题的相同的答案。只是在那里答案存在于它的完成形式中，省略了中间阶段，而在这里，我们仿佛可以在新生的形态中得到它，然而，在这两种场合里，货币到资本的转化（正象马克思在一般论述中指明的那样）“从独立化的交换价值同使用价值的关系中引出”。[32]因此，把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似乎更现实的答案的描述同《草稿》中似乎更先验的答案的描述对立起来，将是毫无意义的。二者都是马克思的辩论方法的产物，因此，它们都应该由于相同的原因被接受或者被否定。区别只在于描述的方法。
把这种答案只作为概念的辩证的详尽阐述来看待肯定是完全错误的！答案恰恰同样建立在一个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具体历史条件的彻底分析上。在《资本论》和《草稿》中，资本关系的首要前提是货币所有者即资本家“能够用他的货币交换作为商品的他人劳动能力，因此，“首先，工人作为自由的所有者支配自己的劳动能力，（即他把劳动能力当作商品）”其次，“工人已经不以其他的商品的形式，作为物化劳动的形式换出自己的劳动，相反，他能够提供的可供出售的唯一商品就是存在于他的活的人体中的活劳动能力”，……然而，资本家“在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内找到劳动能力这种商品（即我们在这里当作出发点的这个前提，并且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它的生产过程中当作出发点的这个前提），显然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经济变革的总结，并且是以其他生产方式的衰亡……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前提。”[33]
马克思借此机会指出；“这一点肯定地表明，叙述一件事的辩证形式只有在明了其所叙述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而这些界限是由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所定的。“对简单流通的考察向我们揭示了资本的一般概念，因为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内部，简单流通本身只是作为资本的前提和以资本为前提而存在的。对资本一般概念的揭示并没有使资本变成某种永恒观念的化身，而是表明，资本凡是在现实中，只是作为必要的形式，才必然要和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和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相汇合。”[34]因此一个单纯的“概念论证”在现实中乍看起来可能好像只是简单商品流通的反映，它仅仅同渗透于资本统治下的整个经济机体的一般形式相适合，简单商品流通不如说是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抽象领域”，“它通过自身的规定表明自己是一个要素，是在流通背后进行的、从流通中产生并又产生流通的一个更深化的过程即工业资本的单纯表现形式。”[35]
马克思强调：“特别重要的是要注意把握住这样一点，即资本家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关系开始时“只是商品和货币的关系，简单流通的关系”。在流通中发生的“不是货币同劳动之间的交换，而是货币和活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36]在比较发达的流通过程中，使得这种交换越出简单流通范围的是已经被换出的特殊使用价值，即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
我们已经知道，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使用价值的内容在经济上是无关紧要的，并且“是经济关系形式规定之外的”。但是，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用货币交换来的东西的使用价值表现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关系”，表现为交换的“基本经济要素”，[37]所以，在现实中，“在那里发生了两个不仅在形式上而且也在性质上相互不同的和相反的过程"，即（1）为了工资而付出劳动能力（属于简单流通行为）；（2）由资本家使用劳动能力。“因为劳动能力存在于主体本身的生命力之中，并且只是作为主体自身的生命活动而表现出来……占有使用劳动能力的权利，自然就使买者和卖者在使用劳动能力的行为中所发生的关系不同于购买物化劳动时所发生的关系，因为物化劳动是作为对象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38]由于这种原因，“第二次行为同第一次行为的区别（资本占有劳动的特殊过程就是第二个行为），恰恰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同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的区别。”[39]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第一个行为是交换，它完全属于普通的流通范畴；第二个行为是在性质上与交换不同的过程，只是由于滥用字眼，它才被称为某种交换。这个过程是直接同商品的交换对立的”；它本质上是另一个不同的范畴。
在C—M—C到M—C—M转化的过程中，货币变成了资本。“货币由于对流通处于相反情况时（退出流通），才获得了不灭性，而资本获得这种不灭性，则恰恰是由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流通，从而保存了自己。资本作为以流通为前提的、先于流通而存在的，并在流通中保存自己的交换价值，交替地采取简单流通中包含的两个因素，”即C和M，“但不象在简单流通中那样，只是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而是在这两个规定中的每一个规定上同时又是跟对立规定发生的关系。”[40]“货币和商品本身，就象简单流通本身一样，对资本来说，只是作为资本存在的一些特殊的抽象的要素而存在，资本不断地出现在这些要素中，从一个要素转变为另一个要素，又不断地消失在这些要素之中。”因此，“货币作为资本失掉了自己的僵硬性，从一个可以捉摸的东西变成了一种过程。”[41]接着，在整个生产方式中发生了一个深刻变化：而以前，在简单商品流通阶段上，其所创造价值的生产只是在进入流通的商品是社会劳动时间的具体表现，因此，它本身必须是价值的限度内才有意义。“现在是流通本身返回到活动中来，以安排或产生交换价值——就是返回到自己的基础（并且在同时“就是返回到自己的结果”）”。[42]而在以前，对流通的全部要求是一种仅仅“以剩余产品形式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形式，现在价值的生产变成了支配整个生产体系的决定性的社会形式。一个历史过程在理论上用“货币作为资本”的范畴表达出来了。
[1]就象前一章那样，《草稿》的“向资本过渡”这一章有两种译文。它们在主要手稿本身中（《草稿》的英文版第239页）；也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原文（《贡献》的原文）的未完成部分里，它在德文版的第919页上可以找到。在这里两种译文都使用了。
[2]“在积累的劳动这个概念中，已经包含某些诡辩，因为说本按概念规定只应是物化的劳动，在其中当然积累着一定量的劳动。但是积累的劳动已经意味着一定数量的体现着劳动的物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3页。）
[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1～213页。参见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著名的这段话：“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经济学家就是这样说的——什么是黑奴呢？黑奴就是黑种人。上面的说明和这个问题是一样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象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并进一步指出：“资本也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这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成资本的吗？”（《马恩选集》第1卷，第362—363页。）
[5]参见本书第124页上的注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4页。
[8]《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第8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13页。我们在《草稿》中稍往下读一点，“要在理论上从资本价值的自我保存过渡到它的增殖，就是说，把这种增殖建立在它的基本规定上，而不只是看作偶然现象或只是看作结果，这对于经济学家先生们来说是极端困难的。……固然，经济学家们企图把这一点当作本质的东西引进资本的关系，但是，他们如果不是以粗暴的形式做到这一点；即把资本规定为一种带来利润的东西，这样一来资本的增殖本身已经通过利润而规定为特殊的经济形式，那么，他们也只是偷偷摸摸地、软弱无力地做到这一点。……“至于说得不到利润就没人使用自己的资本，这种无稽之谈，或者等于十分愚蠢地主张，好样的资本家即使不使用他们的资本也仍然是本家，或者等极其庸俗地说、资本的概念已经包含着投资取利的意思。好吧，不过这正是必须加以证明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88页：“就流通本身来看，它是予先存在的两极的媒介。但是它不会创造这两极。因此，流通作为媒介的整体，作为全部过程本身，都必须通过媒介才能存在。因而流通的直接存在是纯粹的假象。流通是在流通背后进行的一种过程的表面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8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89页。
[13]“货币作为资本，就是超出了货币作为货币的简单规定的一种货币规定。货币作为资本，可以看作是货币的更高的实现；正如可以说猿人发展为人一样。但是，这里较低级的形式是作为较高级形式的承担者出现的”，这是不妥当的。“无论如何，货币作为资本不同于货币作为货币。这种新的规定必须加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4页。）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4章，那里讨论的中心是“货币作为资本。”
[14]参见，本书第8章。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92、501页。
[16]同上书，第492、488页（英文版第26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94，50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94页。
[19]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188页：“因此，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02页。
[21]Beisichbleiben——又使人联想起黑格尔学派的术语。
[22]“但是，资本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Grenze）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Schranke）。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自我生产的货币了。如果资本不再感到某些界限是限制，而是在这个界限内感到很自在，那么资本本身就不会从交换价值降为使用价值，从财富的一般形式降为财富的某种实体存在，……剩余价值量的界限，在资本看来，只是一种它力图不断克服和不断超越的自然限制即必然性。”（《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99页。）界限和限制之间的概念区分是由黑格尔提出的。（见《逻辑学》第1卷，第129~15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97页。在简单商品流通中这是不可能的，“一旦商品的价格实现在货币上，存在于商品中的便用价值（对于商品所有者来说）就消失了；一旦货币实现在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上，固定在货币中的交换价值（对货币所有者来说）就消失了。……通过简单的交换行为，任何一方只有实现在另一方身上时，才能失去自己和另一方相对立的规定。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在它过渡到另一规定时仍保持自己原有的规定。”（同上，第481—482页。）
[24]同上书，第497~498页。
[25]“能动的价值只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0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0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8页。
[28]在后来表述为“劳动力”（Arbeitskraft）的地方，在《草稿》中始终用“劳动的能力”（Arbeitsrermögen）来表述。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10～512页。
[30]同上书，第231页。“作为非资本本身的劳动是：（1）从否定方面看的物化劳动，……劳动并不是原料，不是劳动工具，也不是原产品。乃是同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分离的，同劳动的全部客观性相分离的劳动”。（2），而这种特性上的劳动是“价值的活源泉”（对于资本家来说），因此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活动中得到证明。”这两点叙述“是互为条件的，并且是从劳动的下述实质中产生出来的：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物，作为与资本对立的存在，被资本当作前提，另一方面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公认非常贫乏的——如此重要的，但很困难的，《草稿》的一个方面的概括上。（同上书，第252—253页。）
[31]《资本论》第1卷，第19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22页。
[33]同上书，第513页，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92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14页。
[35]同上书，第485页。
[36]同上书，第514页。
[37]同上书，第232页。
[38]马克思又说：“这并不侵犯交换关系……劳动能力作为使用价值，只有在劳动本身的活动中才能实现，这不过和买来的酒一样，酒的使用价值只有在喝酒的时候才能实现。劳动本身不属于简单流通过程，就象喝不属于简单流通过程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14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32页。
[40]《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文版，第93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04页。）：“资本是这样表现价值的不灭性的。……通过资本体现在易逝的商品中，采取这些商品的形态；交替地时而采取永恒的货币形态，时而又采取易逝的商品形态；不灭性表现为它唯一可能成为的东西，表现为易逝性的不断消逝——过程——生命。但是，资本只有当它象吸血鬼一样，不断地吮吸活劳动作为自己的灵魂的时候，才获得这样的能力。”（英文版，第646页。）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260页，“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力，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03页。
[42]同上书，第209页。乍看起来，这似乎纯粹是一个黑格尔学派的句法结构问题，因为“返回到基础”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见上面的第44页上的注1）
然而，人们从《草稿》的下述一段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实际上是怎样说明这种“返回”的：“可见，流通（即简单商品流通）的前提是一种仅仅以剩余产品，即超过使用价值的多余产品的形式提供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现在这种生产却变成了只与流通相联系的生产，变成了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这是历史上简单流通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作为生产统治形式的交换价值的例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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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简单商品经济中的占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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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简单商品经济中的占有规律
在继“货币章”之后的“资本章”里，[1]开始阐述“简单流通中所显示出来的占有规律。”[2]这是对《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这个题目只是偶然地谈到过。[3]
直到现在，马克思的论述并没有超出简单商品流通的范围。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交换者起初只是作为这样的人相对立：他们只能在自愿同意交换的基础上获得对方的商品，因此他们必须作为私有财产的占有者相互承认。交换关系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成为商品所有者的，以及他们最初的商品占有权是怎样发生的。然后，因为作为价值的商品只是代表了物化劳动，并且因为从流通的观点来看，“异己的商品即他人的劳动，只能通过自己的商品即劳动的让渡来占有，它遵循着在交换之前就存在的商品所有权，（或不如说）……由它的所有者的劳动直接产生的所有权，而劳动表现为最初的占有方式……表现为财产的合法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古典经济学家都声称，“个人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4]
“通过人们自己的劳动进行占有的规律”（即通过成为简单商品经济特性的劳动），“在流通中自然地”产生了“一个建立在这一（显露出来的）规律基础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的王国。”“在商品所有者之间予先建立的和谐”“彼此互惠”也是这一规律的一个结果。[5]
实际上，“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是他并不是通过暴力占有这个商品”，B对A也是如此，“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其商品的所有者，是把各人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其商品中去的人。”这样，“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因素”就进入了商品所有者的关系中。（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谈到，“因此，罗马法规定奴隶是不能通过交换为自己谋利益的人”。）大家都承认的是：相互交换的人们被他们的需要驱使着去交换，实际上包含着一定的强制因素。这里要注意，无论如何“对我施行强制的，不是异己的东西，只是作为需要和欲望的总体的我自己的性格，……但使我能强制另一个人，驱使他进入交换制度的，也正是这一方面。”[6]在这方面，商品流通直接展现的是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和独立的实现。
在交换中，个人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相互对立，而且每一个这样的人，“对别人象别人对他那样有着同样的社会关系，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他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7]当然，不同的交换者代表了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使用价值。这种情况“丝毫无损于个人的社会平等，相反，却使它们的自然差别成为他们的社会平等的基础。如果个人A和个人B的需要相同，而且他们都把自己的劳动实现在同一对象之中，那么他们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关系；从他们的生产方面来看，他们根本不是不同的个人，他们俩人都需要呼吸；空气对他们俩人来说都是作为大气而存在；这一切都不会使他们发生任何社会接触。作为呼吸着的个人，他们只是作为自然物，而不是作为人格而相互发生关系的。只有他们在需要和生产上的差别，才会导致交换以及他们在交换中的社会平等。因此，这种自然差别是他们在交换行为中的社会平等的前提，而且也是他们相互作为生产者出现的那种关系的前提。”[8]
另一方面，“他们所交换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也是等价物……它们不仅相等，而且确实相等；”并且“如果一个人欺骗了另一个人，那么这种情况不是由于他们互相对立的社会职能的性质造成的，……而只是由于有的人生来狡猾、能言善辩等等造成的，总之，只是由于一个人具有另一个人所没有的纯粹个人的超人之处造成的。”[9]因此，在这里处于交换中的主体和被交换的客体似乎都服从于等价规律。
最后，在交换中，除了相互关系造成的自由和平等的规定外，“只是在个人B用其商品‘b’，为个人A的需要服务的时候，并且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个人A才用其商品a为个人B的需要服务。反过来也是一样。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手段互相利用。”因而，这也“在交换主体的意识中出现了：每个人只有作为手段为另一个人服务时才能达到他的目的；每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是一个手段；最后，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由于达到了他的目的才成为手段，——这样相互关联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它作为交换的自然条件是交换的前提，但是，这种相互关联本身，对于交换主体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来说，只有就这种相互关系把他的利益当作排斥他人的利益，不顾他人的利益而加以满足这一点来说，才和他有利害关系。”[10]
在另一页里马克思说，经济学家们“是这样来表述这一点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为自己的私人利益着想；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然而，“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了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每个人都妨碍别人的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其目的；……这才是私人的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是由不以任何人的为转移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11]
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由商品交换所产生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平等和互惠的观念，是怎样通过货币制度得以加强和完善的。这首先与货币作为“平等者”的作用有关。货币作为一个“激进的平等主义者”，[12]它消除了一切自然的差别，而且使“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工人和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国王，两者职能相同，地位平等……。”[13]甚至积累的货币硬化成一种窖芷货币只能在外观上消除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因为“如果一个人积累，另一个人不积累，那么他们之间谁也没有给对方造成损失……他也只能得到货币形式，在商品形式上又有什么表现呢？……一个人享有现实的财富，另一个人占有财富的一般形式，如果一个人变穷了，另一个人变富了，那么这是一个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节俭、勤劳[14]、道德品行等等的问题，而决不是由经济关系即他们彼此在流通中发生的经济联系造成的。”
因而，“甚至遗产继承以及使一切这种不平等永远维持下去的类似的法律关系，都丝毫无损于这种社会平等。只要个人A的最初状况同平等不矛盾，那么这种矛盾也决不会由于个人B代替了个人A的状况并且使A的状况永久化而产生出来。相反地，遗产继承是一种超出自然寿命的社会法律的维护，即它的巩固以对抗自然的偶然作用；自然的影响反而有助于消灭个人自由。此外，因为个人在这种关系中只是货币的个体化，因此，这样的个人关系同货币本身一样也永远存在下去。”[15]
因此，“自由和平等的和谐”必然会在现实的商品交换条件下产生，并且使商品交换条件表现为“一个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16]迄今为止，每当资产阶级辩护士需要用魔术师手法排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的时候，他们宁愿退回到简单商品流通领域中去，那就绝不会使人感到惊奇了！因为资本主义关系也是交换关系，现在他们只承认这些。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辩护士的这种全部聪明才智不过是要停留在最简单的经济关系上，这些经济关系单独看来，乃是纯粹的抽象的东西，但在现实中却是由各种最深刻的对立所促成的，并且只反映在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上述对立的表现被掩盖了。”[17]结果如果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简单的商品交换以反驳发达的经济关系，“（在这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个人不再仅仅表现为交换者即买者和卖者，而是出现在一定的相互关系之中。）……那么这就等于断言，自然物体彼此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更谈不到有对立和矛盾了，因为它们，例如从重量这个规定来看，都有重量，因此都是同等的；或者说，它们是等同的，因为它们都存在于三维空间。”在这里经济学家们甚至忘记了他开始的前提，“交换价值这个前提决不是从个人的意志产生；它是一个历史的前提”，并且在发达的商品流通中“个人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才能存在，而这种情况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否定。”[18]而另一方面，他们忘记了商品流通领域只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外观，而“在其底层深处，所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就是说发生了“不同的，更为复杂的并且同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或多或少发生冲突的经济关系。”
为了论证资产阶级辩护士的这种“幼稚抽象”的十足的非历史性，马克思转入构成商品生产前提的社会分工的分析。古典经济学家（从配第到斯密）都把分工理解为“与交换价值相关联的”东西，因为产品采取商品和价值的形式实际上无非是劳动实现在不同方式上和不同使用价值上，无非是“分工的客观存在”。这种分工只是表明“在活动形式上、通过劳动的特殊化来表现商品的各种使用价值……以物的形式表现的东西。”在商品交换中分工只是“在结果上”出现的，它仅仅表明“交换的主体生产出各式各样的商品，以适应各种不同的需要，如果说每个人依赖于一切人的生产，那么一切人则依赖于每个人的生产，他们由此而互相补充；因此单个人的产品，按照个人占有的价值大小，通过流通过程而成为参加社会总生产的手段。”[19]可是，这样就模糊了在社会分工上更复杂的经济关系。尽管很明显，那种商品生产“不仅以一般的分工为前提，而且以特殊发达的分工形式为前提”，[20]它本身表现为个人的独立化，“个人的独立化表现在每个单个点上”[21]和表现为生产的私有性质。[22]而这种分工的特殊形式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1因此，假如我们只是看见这种交换关系，“一个英国租地农场主和一个法国农民，就他们出售的商品都是农产品来说，他们所处的经济关系是相同的。但是，法国农民出售的仅仅是由自己家庭生产留下的少数剩余产品。产品的主要部分由他自己消费，因此，产品的大部分与交换价值无关，仅仅当作使用价值，即直接的生存资料。相反，英国的租地农场主全靠出售自己的产品，即依靠作为商品的产品，从而依靠自己的产品的社会使用价值。因此他的生产的整个范围都由交换价值控制和决定。”
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这表明“为了使谷物仅仅作为交换价值来生产，从而全部投入流通，这就要求劳动生产力和分工要有怎样完全不同的发展，个人生产中要有怎样不同的关系，以及为了使法国农民变成英国租地农场主要有怎样的经济过程。”[23]可是，这个农民不是处于半自然经济之中，而是对发展商品起着特殊作用的农民，乃是资本主义农场主——就这种情况来说，为市场生产具有决定的重要性。因此，作为商品交换基础的分工形式的分析，导致下述结论（我们已经知道），“要使交换价值在社会表面上表现为简单的出发点”，要使社会成员“作为发生简单的买者和卖者关系的自由生产者在流通过程中互相对立，作为流通中的独立主体而发挥作用”，我们必须以“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体系”作为前提。[24]发达的商品生产所特有的这些观念并非是偶然的事情，“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的概括，在理论上首先是由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家们加以论述的。而且这种三位一体也只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得以实现。这些观念非但不表示人类某些自然的特性，相反只是构成它们的现实基础的资本主义交换过程的一些反映。“作为纯粹的观念，所有权、自由和平等是交换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法律、政治和社会关系上的发展了的东西，它们只不过是另一些方面的再生产物而已。”[25]
资产阶级辩护士对于简单商品流通以及由它产生的规律的曲解就讲到这里。[26]马克思遇到过一个与这种观念极相似的观念，“社会主义者的愚蠢的观念（特别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愚蠢，他们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由法国革命所宣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他们强调，交换、交换价值等等最初（在时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最适当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对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回答（马克思首先想到的是蒲鲁东[27]）是：“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不过这种制度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对平等和自由起了干扰作用，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实现，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的。”[28]
由上所述就产生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论上的结论：就是说既然“象它呈现在社会表面上所呈现的一样”，生产过程除了建立在生产者的平等、自由和互惠基础上，“通过劳动占有劳动产品，以及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他人的劳动产品”，并不与其它方式发生关系，那么它伴随着商品生产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矛盾，这些矛盾“就象最初的劳动占有规律一样，必定是从交换价值本身的发展中产生的。”[29]简单商品流通似乎仅仅允许通过个人自己的劳动的出让，也就是说，通过等价物的交换而获得他人劳动的所有权。现在，理论必须论证：在交换价值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上述情况是怎样变化的，并且它最终如何发生了“人们自己的劳动产品的私人所有权同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是同一的，而这样一来，劳动将创造他人的所有权，所有权将支配他人的劳动。”[30]
[1]整个“资本章”（象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文版的第150页上编者注释中知道的那样）最初叫做“作为资本的货币章”，而这部著作的出版者们，为什么使用这个最初的标题作为第151—162页上的眉题，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内容是专门分析“占有规律”的。苏联经济学家里里昂蒂夫把这个错误的眉题认以为真，并努力去向他的读者证明说，“虽然乍看起来第151—162页上的内容与马克思提供的标题不相符合”，实际上，这仅仅是一种外观上的矛盾”。（《关于〈资本论〉的手稿》，莫斯科，1964年版第27页。）
[2]在笔记的第七册索引中，在两个版本中都同样指明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62~480页。）
[3]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103~104页；第199-20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63，464页。
[5]同上书，第465页。
[6]同上书，第195～198页。
[7]同上书，第19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94页。
[9]同上书，第19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96～197页。在本书中我们会进一步读到，“共同利益固然被双方承认为事实，但是这种共同利益本身不是动因；相反地它可以说只是在本身反映的个别利益背后存在着……就最后一点来说，个人至多还能有这样一种安慰感：它的同别人利益对立的个别利益的满足，就是被扬弃的对立面即一般社会利益的实现……一般利益就是各种自私利益的一般性。”
[11]同上书，第102～103页。
[12]《资本论》第1卷第15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9页。
[14]勤劳（industriousness）。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9～200页。
[16]《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
[17]“人们没有看到……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0～20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67~468页。
[20]同上书，第466页。
[21]‘punktuelleVerselbständigung’（同上，第467页。）从黑格尔汲取的一个概念。
[22]于是，社会分工（常常在一个稍为发展的形式上）在原始共产主义公社中也存在过，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生产的产品采取过商品形式。但是，尽管“个人交换以分工为前提的说法”是正确的，“而坚持分工以个人交换为前提的说法是错误的。”《贡献》，第6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67页。
[24]同上书，第46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77页。马克思又说，而这种情况已经在历史上存在了。这种意义上的发展了的平等和自由恰好是古代的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古代的平等和自由恰恰不是以发展了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相反地是由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同上，第197页。）参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124页。）
[26]参见《手稿》中的那个简短描述“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70~480页。
[27]《资本论》第1卷，第178~179页注①，第84~85页注（2）。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1页。
[29]同上书，第265页。
[30]同上书，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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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谈判成立临时政府的报导（1917年3月3日〔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6．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谈判成立临时政府的报导
（1917年3月3日〔16日〕）
彼得格勒苏维埃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把持。它不敢自已掌权，反而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谈判成立临时政府问题。苏维埃于8月2日〔15日〕开会，讨论执委会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下文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对此所作的报导。
苏维埃会议中的一项议程是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其内容是：介绍执行委员会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谈判建立临时政府问题的结果，介绍谈判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临时政府关系问题的结果。执行委员会拒绝参加临时政府，它对临时政府提出下列要求：
1．完全和立即赦免由于政治和宗教活动，恐怖暗杀和军事起义等案件而被捕的人。
2．实行所有形式的政治自由，即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自由。现役军人也应享有这些自由。
杜马委员会接受了这两项要求，但未接受下面的第三项要求。
3．军队实行自治管理。因为杜马委员会认为，战争时期在军队中建立一种在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中都没有试验过的秩序是不可能的。经过谈判，杜马委员会同意将这项要求改为下列提法；在保持队列的严格军事纪律的条件下，废除对士兵的所有限制，使他们享有俄国所有其他公民所拥有的一切社会权利。
4．组织民警履行维护秩序的职责，他们受普遍、平等和秘密投票基础上选举出来的地方自治机关管辖。
5．废除一切等级、民族和宗教的限制。
6．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留在城里，不得解除他们的武装。
所有这些要求都被杜马委员会一致接受了。
关于立即成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被否定了，因为俄罗斯国家的管理形式应由立宪会议决定，召开立宪会议是新成立的临时政府的最近目标。
建议亚·费·克伦斯基担任司法部长，而尼·谢·齐赫泽任劳动部长，但是，执行委员会没有批准他们进入内阁。
执行委员会知悉了新组成政府拟议中的宣言，建议工人代表苏维埃呼吁居民组织，放弃越轨行为，支持临时政府，“既然它在沿着实现既定任务的路线前进，就应支持。”
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结束后，亚·费·克伦斯基发表演说。他以热情而有力的言词要求苏维埃批准他在临时革命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职务的决定。
克伦斯基的演说受到热烈鼓掌欢迎，进而变为长时期的欢呼。
辩论时，有一派反对同杜马委员会作任何接触，主张由士兵工人代表苏维埃组建临时政府。
另一派正相反，要求苏维埃派代表进入临时政府……
经过热烈讨论，通过执行委员会报告提出的各项建议，但作了下列修正；
（1）临时政府补充声明，尽管处于战争状态，所拟定的措施将付诸实施。
（2）临时政府的宣言应同时有米·罗将柯和临时政府成员的签署。
（3）临时政府的纲领中增加一条关于给各少数民族以民族和文化自治权利。
（4）建立由士兵工人代表苏维埃成员组成的观察委员会，观察临时政府的活动……
下一次苏维埃会议定于3月3日晚6时举行。
（译自《专制制度被推翻后的俄国革命运动》第194-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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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前言（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现实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三篇生产过程
第九章前言
（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现实性）
直至现在，分析的结果可以按照发展顺序极简明地概括为：商品——价值——货币——资本。马克思本人适时地提起我们注意说，这决不单纯是一些概念和概念的辩证决问题，[1]范畴的逻辑连续同时也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发展。因此，我们所说的发展阶段的系列只不过表明，每一个所提到的范畴都会超出它自身的范围；没有那些先前的发展阶段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不能完全地加以认识。然而，一种相反的说法似乎也是合乎道理的，就是说从每一个范畴都可以推断出以后的范畴，而且只有在后一些范畴的基础上才能使前一范畴得到充分发展。例如，很明显，离开商品、价值和货币这些范畴，资本的范畴就不可能被详尽阐述；但是，这些最一般的范畴只能在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发展，这同样也是事实。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发展顺序的两种解释哪一种是正确的呢？
在这里，我们谈谈一个陈旧的，但不断重复出现的反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构想的观点。[2]
抨击的对象是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和他的资本学说之间的紧密联接关系，即为了得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马克思从简单商品生产的分析开始，[3]简单商品生产以交换者的社会平等为前提，因而它无视那种表示资本主义生产性质的不平等。或者像我们看到的一位最近的马克思的评论家鲁道夫·施莱辛格所写的那样：“即使伟人偶尔犯了逻辑错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马克思能从结构上较为简单，历史连续上更早的那些模式中”（即简单商品经济“模式”）“为一定模式（即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推导出有效规律来。”[4]
象在许多其它情形中那样，是马克思自己首先系统地阐明了这些“疑虑”。例如在《草稿》中，马克思在反对亚当·斯密及追随他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时指出，“所有现代的经济学家……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是最初所有权的依据。（这是一个更经济的或更合法的方式），而把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说成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这个前提本身是建立在交换价值这种支配着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总和的经济关系本身的前提上的，因而它本身是资产阶级社会即发达的交换价值的社会的产物，另一方面，因为在考察比简单流通所表现的经济关系更为具体的经济关系时，似乎出现与（上述占有规律）相矛盾的规律，所以一切古典经济学家，直到李嘉图，都喜欢把这种来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观点称之为一般规律，但却把这种规律的严格的现实性驱逐到还不存在所有权的黄金时代去。可以说驱逐到经济学上的原罪以前的时代去，例如布阿吉尔贝尔就是如此。于是，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奇怪的结果，资产阶级社会占有规律的真实性竟不得不被搬到这种社会本身还不存在的那个时代去，而所有权的基本规律不得不被搬到还没有所有权的那个时代去。”[5]
虽然在这里讨论的是占有规律，但正是同样可以说明与价值规律的关系。我们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读到，“李嘉图试图证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分离丝毫没有改变——除了某些例外——商品的价值规定，托伦斯以李嘉图的例外为依据否定了规律本身。托伦斯回到了亚当·斯密那里（李嘉图的论证是反对斯密的），按照斯密的看法，诚然，‘在社会发展的初期’，当人们彼此还只是作为交换商品的商品所有者相互对立时，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但是资本和土地所有权一形成，就不是这样了。这就是说……适用于作为商品的商品的规律，只要商品一被当作资本或当作资本的产品，只要一般说来一发生商品向资本的转变，就不适用于商品了。另一方面，只要整个产品全都转化为交换价值，产品生产的构成要素本身全都作为商品加入产品，产品才全面地具有商品的形式，就是说，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产品才全部地成为商品。因此，商品的规律应该在不生产（或只是部分地生产）商品的生产中存在，而不应该在产品作为商品存在的那种生产中存在。这个规律本身，同作为产品的一般形式的商品一样，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中抽象出来的，而它恰恰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6]因此，托伦斯的结论是，”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价值规律发生了一个突变，就是说，由资本主义生产中抽象出来的价值规律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现象相矛盾。而他用什么来代替这个规律呢？什么也没有，他只不过对应该解释的现象作了粗浅的缺乏思考的文字上的表述。”[7]
因此，马克思断然抛弃了斯密和托伦斯所持的观点；马克思不认为可以把价值规律的作用搬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黄金时代”中去，因为这个“黄金时代”，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只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表面现象产生的“纯捽虚构，是亚当·斯密“按照真正的十八世纪的方式列为史前时期的东西，先于历史的东西。”[8]实际上，“最初的生产是建立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在共同体内部，私人交换仅仅表现为完全表面的，次要的例外。随着这些共同体在历史上的解体，立即产生统治和隶属关系，强制关系，这些关系同温和的商品流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关系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9]与这些企图相反，即企图把价值规律的现实性搬到“前亚当时代"，搬到“资产阶级的天堂”，“在那里，人们不是作为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高利贷者等等相对立，而只是作为生产和交换商品的人相对立”，[10]马克思反复强调，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以商品流通为前提，因而把货币流通作为它的基础。”[11]所以另一方面，商品生产“不能成为普遍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直到资本主义生产作为它的基础与其相符合为止”；因此，商品生产“在它的普遍的、绝对的形式上”，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2]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3]，只有从这时起，价值规律才能从前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的胚胎形式中显露出来，成为推动和支配整个社会生产的决定因素之一。因而，马克思认为，价值规律远不属于过去，而是显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并且第一次在其中发挥了它的全部效力。但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价格波动围绕的中心不是商品的价值，而是背离了它的价值的生产价格，怎样能够使价值规律与这个事实（马克思不断强调的）相一致呢？因此，如果马克思（在他反对托伦斯的辩论中）发问，为什么从资本主义生产中抽象出来的价值规律不适用于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这就等于马克思在问，这种同一的价值规律实际上如何从一种生产方式中抽象出来，谁能即刻提出表面上真实的现象反驳这一论点呢？
当然，这不是探讨所谓《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的矛盾的地方，即“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我们以后还可以再谈这一点）我们这里唯一要谈的是问题的方法论方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们是否可以讲两个不同的“模式”，即简单商品经济的“模式”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模式”，实际上马克思是否从前一“模式”中得出后一“模式”的规律呢？
答案可以在马克思的《草稿》的导言里找到，实际上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这个著名的一节里。马克思论证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在它的完成形式上“只能作为一个既定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虽然“作为范畴”交换价值似乎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这个特定社会的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决不是在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从商品和货币的分析开始的。）[14]
这样，在论证了“最简单的范畴”的抽象性质以后，马克思又进一步问道：“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这要看情况而定。”例如，“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而且，“虽然货币很早就是全面地发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货币的充分发展——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是前提——只是在它们解体的时期。”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在最发展的社会条件中！”[15]
劳动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一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这是因为，“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实在劳动组成的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所组成的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
然而，这种状况第一次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遇到。[16]马克思断言：“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17]
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劳动范畴当然也适用于由劳动决定的价值范畴。这种范畴也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前很长的历史上存在过，虽然只是一个不成熟的和胚胎形式，但决不是“贯穿一切经济关系”。在这种程度上，“把商品价值看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十分恰当的。”当然，价值范畴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了它的发展形式，因为只有在这个社会中，商品生产才成为生产的普遍形式。[18]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成为商品，在同一程度上，所有的商品也就变成了资本的产品，由于这种原因，必定发生价值规律的变形。因此在这里价值规律只是作为一种抽象的决定因素起作用，它仅仅表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方面——虽然是一个基本的方面；也就是说，一切经济主体必定显示出人们作为商品交换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包括工人和资本家的相互关系），[19]但是，抽象的决定因素不能直接应用于“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它们必须首先处于某种中间地位。而这种中间地位被生产价格确立了。因此，“价值规律的转换”——这种从劳动价值（或简单商品经济）到生产价格（或资本）的辩证转变，并不是一个历史的演绎，而只是理解具体（即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一个方法。换句话说（再回到马克思的批评上来），这不是一个两种不同“模式”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并且是同一模式的问题——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模式——这种模式只有通过揭示它运动的内在规律才被认识。因此，要借助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为了理解呈现于外表的生产价格，我们必须追溯其内在的隐藏的原因。而那些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人们必定把他自己限制在纯粹经验主义的框子里，并且因此不愿做任何尝试以真正说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
关于马克思解决“价值规律的现实性”问题的途径就谈这些。本章是为了使后面的理论更容易。读者会于先了解马克思为什么由简单商品流通的分析开始，以及了解这种分析在他的理论中的特定作用。读者不应该忽略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抽象领域的问题：在这个交换领域背后“隐藏着整个世界，资本相互联系的世界”，[20]在这个世界中一定会有价值规律和占有规律二者的根本转变（Umschlag）。
[1]参见本书第五章。
[2]这种观点追朔到远至塔干一巴拉斯诺斯基。
[3]费·奥本海映《价值和资本利润》，第176页。
[4]鲁·施莱辛格《马克思，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1950年版，第96～9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6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75～76页。族莱辛格涉及到的正是这段话，当他谈论马克思“顽固地企图在商品按生产价格交换的阶段坚持保留‘价值’——一个除了同义反复不能被确认的含义”时。（他没有注意到这一段的真实含义）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7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64页。
[10]《贡献》，第89页。
[11]《资本论》第3卷，第362页。
[12]《资本论》第2卷，第43、157页。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313页。“只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商品生产或产品生产才能作为商品成为全面掌握和影响产品本身的特性。”
[13]《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参见《资本论》第2卷，第133页，“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形式是商品生产。但它之所以如此，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所以越来越如此，只是因为在这里劳动本身表现为商品，因为劳动者出卖他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他的劳动力的职能。”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44页。
[15]同上书，第39、41页。
[16]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74～75页“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资本论》第3卷，第19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3、44、45页。
[18]参见鲁宾著作的第四章，查阅先前部分。
[19]就这种关系而言，马克思的评论家们不能否认所有交换的最重要的交换——劳动力的买和卖——首先符合价值规律，即“第一种模式”，尽管马克思指出要修改。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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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货币的职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八章货币的职能
1．一般评论
2．货币作为贮藏手段
3．货币作为支付手段
4．货币作为世界货币
5．结束语
三、作为“货币的货币”
1．一般评论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知道了货币的两个主要职能，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在第一种职能中，它只充当观念货币，在第二种职能中，它只充当货币符号。然而，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那些货币以其“金体”的实际存在出现的，或者，另一方面，货币“成为唯一的价格形态，成为交换价值的唯一适当的存在，而与其他一切仅仅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相对立的货币形式”。[1]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作为货币的货币，或者货币的第三种职能。
这就是说，货币是“独立于社会和个人之外的关系”。[2]然而，这种货币概念中所固有的地位的获得，首先是交换过程的产物，从而也必然在货币的各种特殊形式的发展中表现出来。例如，在流通手段的职能中，它获得了暂时的独立性。无论什么时候，售卖过程W——G使金银“当作价值尺度时只是观念上的货币……转化为实在的货币”，这样，作为商品的蛹的状态的货币“在它的生命史中成了独立的一篇，它可以在这里停留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3]然而如果我们在W——G——W的流通中考察一下W——G行为，货币之蛹仅仅是为了交换过程W——G，因而只具有转瞬即逝的特征。货币作为价值的固定的结晶，作为价值获得的独立性，首先表现为货币不再是交换的中介，不再是流通手段，而是商品的对立物。
根据马克思的观念，货币在它的第三种职能中表现为三种形式。（1）贮藏手段，（2）支付手段，（3）世界货币。在第一种形式中，货币从流通中退出，保留在流通以外，在第二种形式中，它事实上进入了流通，但不是作为流通的媒介；最后，在第三种形式上，它越出了国内流通领域，在世界市场上，在国际贸易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职能[4]只有研究了这些形式，我们才能领会“作为货币的货币”这一范畴的真正意义。
值得提出的是，《草稿》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关于这一点（第三种职能的导出）的歧异是明显的。在《草稿》中，作为货币的货币范畴基本上作为W——G——W形式的发展被设想。[5]的确，对这种流通的研究，更清楚地论证了，“货币既不是仅仅充当尺度也不是仅仅充当交换手段，又不是同时仅仅充当这两者，货币还有第三种规定”。它‘在流通之外还有一种独立的存在，而且在这种新的规定上，它也可以从流通中被取出，正象商品从流通中不断地被最终取出一样’[6]但是，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那样[7]既然“在货币和商品的形式之后，藏着进一步发展了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W—G—W流通表明它不是在简单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而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占统治地位，因此，马克思决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W——G一一W这种“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8]中，而不是从G——W——G流通中阐发货币的第三种职能，这里我们必须从这种修正的观点出发。这就是我们在《草稿》中已经看到的更为基本的观点，就货币不仅作为流通手段发挥作用而言，它的第三种职能，已经明显地存在于W——G——W流通形式中了。[9]
2．货币作为贮藏手段
贮藏是货币自身最为显著的形式。我们看到，商品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没有人买，也就没有人卖。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10]“因此，金的独立化为货币，首先是流通过程或商品形态变化分裂为两个彼此脱节，互不相关而并存的行为的明显的表现。”[11]因此，W—G—W流通过程的分裂使商品售卖者有了可能为了占有商品的货币形式而不进行G—W过程，故意将W—G的转化从W—G—W中分离出来。于是，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
对此，我们应当事先说明，虽然贮藏过程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而只有在不发达的，资本丰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形式中，才为贮藏货币而贮藏货币。”[12]这是因为“产品的商品性质越是不发达，交换价值越是没有占领生产的全部广度和深度，货币就越是表现为真正的财富本身，表现为一般财富，而和财富在使用价值上的有限表现相对立。”[13]因此，货币贮藏在原始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原始社会，只有剩余产品的使用价值才能转化为商品，而且在那里，“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相适应，需要范围是固定有限的。”[14]金和银在这种社会中是剩余产品的适当存在形式，同时，也是“财富的首要形式，作为抽象的社会财富被保存，”这说明，为什么“其他一切商品的积累晚于金银的积累，”这首先要归结于贵金属所具有的不朽的自然性质，“积累实质上是在时间中发生的过程。”每一种诸如此类的使用价值“都是为消费即毁灭自身而提供的一种服务”从而其使用价值被消费的同时就意味着其交换价值的毁灭，“货币则相反，它的实体，它的物质性，就是它借以代表财富的形式本身。”结果，如果货币到处都表现为一般商品，那么它也就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货币在任何时候都作为财富来保存……它是‘既不蛀又不锈的财富’。一切商品只是暂时的货币，货币是永久的商品。”[15]第二，“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一种特殊的需要，构成物质财富的一种特殊的要素。而商品的价值则衡量商品对物质财富的一切要素的吸引力的大小，因而也衡量商品所有者的社会财富。在野蛮的简单的商品所有者看来，甚至在西欧的农民看来，价值是同价值形式分不开的，因而金银贮藏的增就是价值的增多。当然，货币的价值在变化，这或者是由于它本身的价值变化，或者是由于商品的价值变化。但是一方面，这不会妨碍200盎司金始终比100盎司金包含的价值多，300盎司金又比200盎司金包含的价值多等等，另一方面，这也不会妨碍这种物的天然的金属形式仍旧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的机会化身。”[16]
不能占有的，神圣的和宗教的东西。”）很明确，正是由于货币的第三规定性才必然导致建立在使用价值基础之上的古代共同体的瓦解，“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正如资产阶级社会中那样。[17]
这就是由于货币的自然性质，因而人们无止境地积累贮藏货币的驱动力。“我通过金银而占有纯粹形式的一般财富，我积累的金银越多，我占为己有的一般财富也就越多。既然金银代表一般财富，那么一定量的金银就只在一定限度内代表一般财富，也就是说不是完全地代表。总额必须不断突破自身的界限”。[18]在《草稿》中，马克思继续说，“因此，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这种欲望实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致富欲望本身是一种特殊的欲望，例如追求服装、手饰、武器、女人、美酒等等的欲望，它只有在一般财富即财富本身个体化为一种特殊物品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表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因此，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是致富欲望的源泉……实际上，根本之点，在于交换价值本身和它的增加变成了目的。”[19]
虽然这种储藏是前资本主义条件的特征，但它同时也揭示出最终的导致这种原始状态的解体和与此相应的共同体的衰落的趋势[20]。这是因为每种自然财富的形式，“在它被交换价值取代以前，都以个人对物的本质关系为前提，因此，个人在自己的某个方面把自身物化在物中，他对物品的占有同时就表现为他的个性的一定的发展；拥有羊群这个财富使个人发展为牧民，拥有各物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农民，等等。与此相反，货币是一般财富的个体[21]……纯粹是社会的结果，它完全不以对自己占有者的任何个性关系为前提，占有货币不是占有者个性的某个本质方面的发展……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同时作为一种可感觉的外在对象而存在着，它可以机械地被占有，也可以同样丧失掉。因此，货币对个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偶然的关系，而这种对于个人个性毫无联系的物的关系，却由于这种物的性质而赋予个人对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马克思补充说：“占有货币使我在对（社会）财富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同哲人之后使我在对科学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是完全一样的。”[22]
“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23]而不管怎样，“那种可以献身于一切并且一切皆可为之献身的东西，表现为普遍的收买手段和普遍的卖淫手段。”[24]因此，“既然一切东西可以为换取货币而让渡，那么一切东西也可以通过货币而取得……任何东西都可以为一切人所占有，而个人能否占有某种东西则取决于偶然情况，因为这取决于他所占有的货币……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让渡的，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为换取货币而让渡。没有任何东西是高尚的神圣的等等，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通过货币而占有。正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样。”[25]（“在货币面前不存在不能估价、不能抵押或转让的处于人类商业之外的，谁也不能占有的，神圣的和宗教的东西。”）很明确，正是由于货币的第三规定性才必然导致建立在使用价值基础之上的古代共同体的瓦解，“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正如资产阶级社会中那样。[26]
这就是由于货币的自然性质，因而人们无止境地积累贮藏货币的驱动力。“我通过金银而占有纯粹形式的一般财富，我积累的金银越多，我占为己有的一般财富也就越多。既然金银代表一般财富，那么一定量的金银就只在一定限度内代表一般财富，也就是说不是完全地代表。总额必须不断突破自身的界限”。[27]在《草稿》中，马克思继续说，“因此，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这种欲望实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致富欲望本身是一种特殊的欲望，例如追求服装、手饰、武器、女人、美酒等等的欲望，它只有在一般财富即财富本身个体化为一种特殊物品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表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因此，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是致富欲望的源泉……实际上，根本之点，在于交换价值本身和它的增加变成了目的。”[28]
“商品的形态变化W——G，就为了商品的形态变化本身，为了商品从特殊自然财富转化为一般社会财富而发生。形态变化于是就代替物质代谢而成了自为的目的。交换价值从运动的单纯的形式变成了运动的内容。”[29]因此，崇拜货币“产生禁欲主义、节欲、自我牺牲——节俭和悭吝，蔑视世俗的、一时的、短暂的享受，追求永恒的财富。因此，英国的清教和荷兰的新教都离不开搞钱。”[30]
如果我们追究事情的根源，货币贮藏者这种令人发笑的角色就会显得有所不同。[31]因为“为货币而积累货币，实在是为生产而生产的、即社会劳动生产力超越普遍需要界限而发展的野蛮形式”。[32]因此，商品生产越不发达，那么，以货币形式出现的那种交换价值之最初独立化——货币贮藏就愈为重要。”[33]
真正的货币贮藏，“它要把货币作为抽象财富加以保持和保留”，同社会结构相独立，并且“交换价值的独立化，它的最适当的存在，只见于金这种直接的物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反复强调的，这种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逐渐消失”，形成其他货币积累形式，“产生于流通机制本身并成为货币执行其职能的条件的货币贮藏形式则得到较大的发展，虽然它们采取了不同的形式。”[34]
例如，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劳动分工和买卖分离导致流通手段的暂时积聚。
每一个人，都是他所生产的单方面的商品的卖者，又是他在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其他商品的买者。如果他的以卖者身份登场依他的商品在生产时所要消耗的劳动时间为转移，那么他的以买者身份登场决定于他的生活需要的不断地更新产生。他要能够不卖而买，他必须曾经卖而不买。”因此，产生了“在W—G—W这种流通过程中，第二个环节G—W分裂为许多次的购买，它们在时间上不是一下完成，而是先后完成的。因此，G的一部分当作铸币而流通，另一部分则当作货币而停留。这里，货币实际上不过是暂歇的铸币；流通中铸币总量的个别构成部分，总是一时以这种形式，一时以那种形式交替出现。”[35]
在商业上到处发生保留货币的准备金，这个准备金的“形成、分配、消失与恢复，不断地更替着”，同时，它根据流通中货币量的不断扩张和收缩，作为增减货币量的渠道。[36]此外，准备金还显不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37]和世界货币[38]的职能，这在后面论及。虽然这些准备金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获得了极大的重要性，但它们存在的必要性却是简单商品流通机制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之处在于，货币积累受资本周转的调节，即受储备“在货币形式上闲置的，暂时不用的资本，包括新积累的尚未投入的货币资本”的调节。[39]此外，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中，“货币贮藏大大超过平均水平，那就表明商品流通停滞了，或者商品形态变化的流通中断了。”[40]
3．货币作为支付手段
货币作为价值的绝对形式具有的第二个职能是支付手段。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的两个不同部分探讨了这个职能，首先，在《草稿》“货币章”的结尾部分（第235～236页）和一个被称为评论的部分[41]很简短地论述过。众所周知，这两段文字只考察了这个问题的片断，我们在这里将提出关于支付手段的那些基本点。
前面，我们假定，当货币流通连续进行的时候，货币同时作为实际的购买手段。因此，交换的两极，商品和货币必须同时出现，“但是，在相互交换的商品的存在之间可能出现时间差异。在互相支付的性质中，已经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今天进行了支付，但是一年以后才能得到对方的支付，等等。”[42]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形态变化的最初特征改变了，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43]取代了买者与卖者的关系，并且货币自身取得了一种作为支付手段的新职能。就货币代表“交换价值的适宜的存在”或“商品的绝对形式”而言，货币只能以支付手段的形式出现，就是说，货币已经发展到进入了它的第三种属性。“贮藏货币”也“潜藏”在支付手段的职能中。[44]
但是这又确与“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企图突破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物质的同时又是幻想的限制”，[45]相矛盾。因为，正如马克思在《草稿》中所说：“只要支付平衡，货币就表现为转瞬即逝的形式，即相交换的价值量的纯粹观念上的，想象的尺度。货币的亲自参与只限于结算为数较小的差额。”原文中进一步说：“作为一般支付手段的货币是同较高级的、间接的、返回自身的、本身已处于社会监督之下的流通一道发展的[46]在这种流通中，货币在简单的金属流通的基础上，……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重要性已被扬弃”。[47]然而，“如果支付平衡的过程由于信用突然波动而被打断，……那么人们就会突然要求货币成为实际的一般的支付手段，并且要求全部财富以双重形式存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从而这两种存在方式相互一致。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货币表现为唯一的财富，这种财富本身不是象货币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通过一切真正物质财富的纯粹观念的贬值体现出来，而是通过一切真正的物质财富的实际的贬值体现出来。在商品世界面前，价值只是以它的最适当的唯一的形式即作为货币而存在。”
这样，“作为一般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的一个内在矛盾，”在这里变得明显了。“需要的不是作为尺度的货币，因为作为尺度，货币的实际存在是无关紧要的，需要的也不是作为铸币的货币，因为在支付中货币并不表现为铸币；而重要的是作为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作为以物的形式存在的一般等价物，作为抽象财富的化身的货币，总之，是货币作为真正的货币贮藏的对象所采取的那种形式，即货币本身。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其发展本身包含着矛盾：交换价值具有不以它作为货币的存在方式为转移的形式，另一方面，它作为货币的存在方式恰恰表现为最终的和唯一的最适当的存在方式。”[48]
这一矛盾也在另一方面揭示出来：“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货币本身——必须代表价值本身；而实际上货币只是价值手段的（金银的）一个同一量。”[49]我们知道“金银价值的变动并不妨碍金银尽其价值尺度或计算货币的作用。”可是，“这种变动对于当作贮藏货币的货币却有决定的重要性，因为随着金银价值的涨跌，金银贮藏货币的价值量也就跟着提高或降低。这种变动，对于当作支付手段的货币来说更加重要。”[50]因为“金银在签订契约时物化着一定的价值即一定的劳动时间。但是，金银象其他商品一样，随着金银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变动而改变其价值量，劳动时间减少或增加，金银的价值量也就减少或增加。因此，如果买方实现卖的时间是在卖出的商品让渡之后，那么，同签订契约的相比，同一数量的金银所包含的价值就可能不同，可能增加或减少。金银作为货币具有这样的特性：它们始终是已经实现的和可以实现的一般等价物，始终可以按照本身的价值同一切商品相交换。不管金银的价值量怎样变动，它们始终保持着这种特性。但是，这种价值量会潜在地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量一样发生波动。因此，支付是否按照实际的等价物，即原定的价值量进行，要看生产一定量的金银所必须的劳动时间是否还是那么多。化身在特殊商品上的货币的性质，在这里同它作为独立化的交换价值的职能发生了冲突。”[51]“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物质变换的完全物化和外部化，明显地表现在一切社会关系都取决于金属自然产物的生产费用这一点上，而这种金属自然产物从充当生产工具，充当创造财富的要素来看是毫无意义的。”[52]
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职能的发展清楚地说明了，就不同的商业形式而言，它们对生产关系中发生影响的方式。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读到：“生产物在流通过程中转化为货币，原先只是当作商品所有者的个人需要表现出来的，因为他的生产物对他并不是使用价值，要通过转移之后才对他是使用价值。但是，为了契约到期时的支付，他就不得不先把商品出卖。所以，这种出卖与他的个人需要完全无关，巳经由于流通过程的运动，变为他的一种社会必需。他是某种商品的过去的买者，就被迫着作另一种商品的卖者，不是为了取得当作购买手段的货币，而是为了取得当作支付手段的货币……由商品变为货币的转换，或者说，当作自为自的的商品第一形态变化，在货币贮藏上，曾表现为商品所有者的任意妄为，现在，却成了一种经济机能。为支付而卖的动机和内容，乃是流通过程的形式本身的内容，它就是从后者生产出来的。”[53]
4．货币作为世界货币
最后，我们来看看，货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和购买手段即世界货币的作用。
读者会记得，根据马克思的第一个大纲，这个问题应该在《资本论》的第五卷，即关于对外贸易的那一卷中分析过。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正文的片断中，我们发现有一节论述了这个问题。[54]很清楚，如果在同时不研究国际贸易中货币的作用，就不会被详尽地描述。因此，马克思不得不在写作时脱离了1859年的大纲。
在《货币》、《草稿》和《资本论》（即三种不同的文稿）中都有关于世界货币的解释，它表明这一部分放在那里是多么合乎逻辑。
货币在国际交换中的作用，“实际上并不是在它充当货币的一般，一般等价物，因而既是贮藏货币又是支付支付手段这一规定之外增添新的规定。”[55]事实上，“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56]在与我们已经了解的市场不同的世界市场上，我们不必假定货币有任何特殊的职能。相反，“作为世界货币”，它重新回到“它的原始的自然形式，它起着最初的贸易物的作用。”[57]换句话说：“在国际的商品流通中，金和银不是以流通手段的资格，而是以一般交换手段的资格出现的。”[58]货币只能以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形式发挥一般交换手段的职能。[59]但是，在世界市场上，这两种形式的关系颠倒了。
在国内流通范围内，货币（就其作为铸币而言）完全当作购买手段起作用，在世界市场上则相反，“它的最主要的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不过“主要是在各国间通常的物质变换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坏的时候”，例如，“荒歉使其中一国非大量购进不可的时候。”[60]金和银才主要地当作国际购买手段发挥作用，不论哪种情况出现，“货币必须总是以贮藏货币的形式存在，以它的金属形体存在；在这个形式上，货币不仅是价值的形式，而且本身就等于以它为货币形成的价值。”[61]最后，在世界市场上，货币的职能即“它们充当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是在这样的场合：不是要买或是要支付，而是要把财富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同时商品市场的行情或者要达到的目的本身（例如，作为准备金，为进行战争而借贷，或为了可能的储备，又回到现金支付等等）。”[62]
因此，货币作为国际交换手段和国际支付手段的形式。实际上并不是“货币的特殊形式”；而只是货币本身的职能，在这些职能中，货币“最引人注目地以它的普遍而又具体的形式充当货币。”[63]相反，实际表期货币进入世界市场的是货币，“在概念上或在实际上采取的一般形式”。
只是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不仅从概念上来说，而且从存在方式来说，它变成一般商品，“并且，成为在一切地方都保持财富性质的普遍商品”[64]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起作用，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65]在这种情况下，货币首先实现了其作为“世界货币”的“第三职能”——“普遍的世界市场商品”。[66]
5．结束语
我们关于货币在W—G—W流通中作用的分析表明，交换过程同时也是货币产生的过程，并且，一般交换手段本身的独立性是“交换过程的产物，是商品内部矛盾发展的产物。”但是，请注意，货币的最后形式是如何远离了它的原始状态！它出人意料地从一个作用有限的交换过程的中介人，发展成为处在这个过程之外并且独立于这个过程的代理人。而最初它只代表商品，现在反过来，商品本身成了货币的代表。“每种特殊商品，就它是交换价值，具有价格来说，它本身只不过是以一种不完备的形式表示一定量的货币，因为商品必须投入流通，才能实现，并且由于它的特殊性，它是否能实现。”就我们不把货币看作价值，而是从其自然属性来看，“它只是由于它和它所满足的某种特殊需要的关系，才成为财富的要素，并且在这种关系中只是表示：（1）一种使用的财富，（2）这种财富的一个极其特殊的方面。”相反，货币一方面作为“交换价值构成货币实体……这些特殊性的总体则构成财富实体……个体化……作为个别的可以捉摸的对象而存在”；[67]另一方面，“它满足任何需要，因为它可以换取任何需要的对象”。因而“对于整个财富世界”，货币不只是一般形式的社会财富。”但同时也是它的物质代表，“在它坚固的物质实体中，它隐隐地包含着展开在商品世界中的一切物质财富。”[68]“在当作流通媒介者的形式上，金换到种种虐待被剥削，甚至变得非常平凡，成了纯粹象征化的纸片。但是，当作货币，金就恢复了它的糜烂的尊严。它由奴仆变成了贵人。它由商品的简单的帮手变成了商品之神。”[69]
在另一段，马克思写道：“在货币作为货币的完全的规定性上理解货币特别困难……因为在这里，社会关系，个人和个人彼此之间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种金属、一种矿石，一种处在个人之外的，本身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的纯物体，在这种物体上，形式规定和物体的自然存在再也区分不开了……在金银上丝毫也看不出它们作为货币的规定不过是社会过程的结果，金银是货币。理解作为货币的金银之所以更加困难，是因为，金银对于活的个人的直接使用价值同他们作为货币的作用毫无联系，而且一般来说，在作为纯粹交换价值化身的金银身上，人们丝毫也不会想到不同于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包含在交换价值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矛盾，在这里最纯粹地表现出来了。”[70]
然而，“货币在其最后完成的规定上，从各方面来看都表现为自我消灭的矛盾，导致货巾自身消灭的矛盾。整个实际财富的世界都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相对立。”但“在财富显得是以完全物质的可感觉的形式本身存在的地方，财富仅仅存在于我的头脑中，是一种纯粹的幻想。另一方面，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只有当它重新投入流通，和个别特殊形式的财富相交换而消失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如果我想“把货币保留下来，它就会在我的手里蒸发为实际财富的纯粹的幻影。”但如果要把它变为个人的欲望，那么，“对积累的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损失。”然而“认为通过积累货币可以增加货币……这也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其他财富的积累，货币本身就会按它积累的程度而丧失它的价值。看起来货币是增加了，实际是减少了。货币的独立性只是一个假象。货币对流通的独立性仅在于它总要顾及流通，也就是依赖流通。货币自命为一般商品，但是由于货币的自然特点，它又是一种特殊商品，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不但取决于需求和供给，而且随着它的特殊生产费用而变动……货币是绝对可靠的东西，是完全不以我的个性为转移的财富，同时又是完全外在于我的、可能由于任何偶然变故而离开我的绝对不可靠的东西……货币作为完成的交换的价值扬弃了它自己。”[71]
在《草稿》关于贸本的那一章中，第一次提出了对这个耀眼的矛盾的解决办法。这里我们只引用如下的话：“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必须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而不是从劳动出发……所以，资本的最初的规定是：起源于流通，因而以流通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交换价值不会由于进入流通而消失；流通不是交换价值消失的运动，反而是交换价值实际上使自己成为交换价值的运动，即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得到实现的运动”[72]因此，货币的基本矛盾，作为简单商品流通即W—G—W流通过程的最终产物，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即G—W—G流通过程才能得到扬弃。
[1]《资本论》第1卷，第149页。
[2]《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61页。
[3]《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8、60页。
[4]同上书，第144页及其后。
[5]《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97～101页，在1858年4月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也被证实。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51页。
[7]见本书第七章。
[8]《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23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17页。
[10]《资本论》第1卷，第133页。
[11]《政治经济学批判》，第90页。
[12]《资本论》第2卷，第98页。
[13]《资本论》第3卷，第676页。
[14]《资本论》第1卷，第15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82页。
[16]《资本论》第1卷，第15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4页。在《草稿》中我们也读到这些：“在古代人那里，交换价值不是物的联系，它只在商业民族中表现为这种联系，而这些商业民族只从事转运贸易，自己不进行生产，在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等等那里，生产顶多是附带的事情。他们能够生存在古代世界的空隙中，正象犹太人生活在波兰或中世纪的情形一样。不如说，这种世界本身，是这些商业民族的前提。一旦他们和古代共同代发生严重冲突，他们也就灭亡，在罗马人、希腊人等那里，货币起初自然地出现在作为尺度和作为流通手段这两种最初的规定上，而且在这两种规定上还不很发展。但是一旦他们的商业等等发展起来，或者象罗马人那样，征服给他们带来大量货币——总之，在他们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货币必定突然出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并且货币在这种规定上越发展，就表明他们的共同体越趋于瓦解。”（同上书，第22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6卷（下），第51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2页；《政治经济学批判》，第96页。
[20]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讲到关于原始共同体货币（和贸易）“解体的作用”，但在《草稿》中，“货币解体的作用”有时被认为是“货币是把财产……分割成无数小块，并通过交换把它一块一块吃掉的一种手段……（没有货币，就是一堆不能交换，不能转让的物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01页。）
[21]见本书第四章有关注。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1页。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里遵循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67页货币批判的思想：他从Goethe’sFaust写了这段短文：“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人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人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还使我不必为成为不诚实的人伤脑筋，所以我事先就被认定是诚实的。我是没有头脑的，但货币是万物的实际的头脑，货币的持有者又怎么会没有头脑呢？再加上他可以给自己买到很有头脑的人，而能够支配他们的人，不是比他们更有头脑吗？既然我能够凭借货币得到人心所渴望的一切东西，那我不是具有人的一切能力了吗？这样，我的货币不是就把我的种种无能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了吗？”我们想起了哈里·福德，他避开了无知的非难，象他所说的那样，在五分钟之内，能派遣具有必要知识的人在宫廷里行动。（K·斯瓦德：《哈里·福德传奇》，第105页）
[23]《资本论》第1卷，第15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454页。（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众多短文，在货币关系的范围内，谈及到“一般的贪污”。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68页，（参看《资本论》第一卷，第152页，马克思在那里说的货币流通的“炼金术”，“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这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俗的圣物了……”）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4页。在《草稿》中我们也读到这些：“在古代人那里，交换价值不是物的联系，它只在商业民族中表现为这种联系，而这些商业民族只从事转运贸易，自己不进行生产，在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等等那里，生产顶多是附带的事情。他们能够生存在古代世界的空隙中，正象犹太人生活在波兰或中世纪的情形一样。不如说，这种世界本身，是这些商业民族的前提。一旦他们和古代共同代发生严重冲突，他们也就灭亡，在罗马人、希腊人等那里，货币起初自然地出现在作为尺度和作为流通手段这两种最初的规定上，而且在这两种规定上还不很发展。但是一旦他们的商业等等发展起来，或者象罗马人那样，征服给他们带来大量货币——总之，在他们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货币必定突然出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并且货币在这种规定上越发展，就表明他们的共同体越趋于瓦解。”（同上书，第22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6卷（下），第518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2页；《政治经济学批判》，第96页。
[29]《政治经济学批判》，第9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83页，这些观点是后来写上去的，截止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以前，它仿佛是全新的一样。
[31]《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03页。
[32]同上书，第98页。在《草稿》第174—175页中我们读到：“货币，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从而作为物体化的财富，曾在炼金术中被人追求。在货币（重商）主义那里，货币就是出现在这种规定上。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预备时期，是以个人的和国家的普遍货币欲开始的。财富根源的真正开辟，作为取得财富代表的手段，似乎是在具备货币欲的个人和国家的背后进行的……到各地追逐黄金使一些地区被发现，使新的国家形成，首先使进入流通的商品的范围扩大，这些商品引起新的需要，把遥远的大陆卷进交换和物质交换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方面看，货币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是“一种双重手段，它使财富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这样就在货币上和在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
[33]《政治经济学批判》，第98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德文版，第444页。
[35]《政治经济学批判》，第90～91页。
[36]同上书，第91页，《资本论》第1卷，第154页。
[37]“由于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就必须积累货币，以便到期偿还债务。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作为独立的致富形成的货币贮藏消失了，而作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形式的贷币贮藏却增长了。”（《资本论》第1卷，第162页。）
[38]同上，第240～244（142~144）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9页。
[39]《资本论》第3卷，第356页。
[40]《资本论》第1卷，第244（145）页，参看《资本论》第三卷第387页：“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是就货币本身从来不是目的，而是结果，或者是流通停滞的结果（这时会有比通常更多的货币景采取贮藏货币的形式），或者是由资本周转决定的积累的结果；或者，最后，贮戴货币仅仅是暂时以潜在的形式形成的货币资本，用来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
[41]英译者注：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草稿，它没有被译成英文，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6卷（上）第872～946页上发现的，这一部分是在那一版第873～878页上表明的。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87页。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55页“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使商品的让渡同商品价格的实现在时间上分离开来的关系也发展起来……一些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长，另一些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短。不同的商品的生产与不同的季节有关。一些商品在市场所在地生产，另一些商品要旅行到远方的市场去。因此，一些商品所有者可以在另一个商品所有者作为买者出现以前，作为卖者出现……一个商品所有者出售他现有的商品，而另一个商品所有者却只是作为货币的代表或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来购买这种商品。”
[43]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01～102页，“在商品形态变化过程中，每当商品改变自己的性质或货币采取新的形式，商品所有者也就改变自己的皮色，商品所有者最初只是以商品所有者的资格彼此对立后来一个变成卖者，另一个变成买者，后来每一个都交替地作买者和卖者，后来又成为货币贮藏者，最后成为富人。所以，商品所有者走出流通过程的时候，同他走进流通过程的时候不一样了。实际上，货币在流通过程中所取得的各种不同的形式规定，不过是结晶了的商品形态变化本身，而后者又不过是商品所有者藉以完成其物质代谢的那种变化着的社会关系之物化的表现。在流通过程中，产生了新的交换关系，而商品所有者，当作这种改变后的关系的负荷者，就取得了新的经济性质。”
[44]“看不到的价值尺度中，隐藏着铿锵的货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40页。）
[45]《资本论》第3卷，第650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31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31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432页；参看《资本论》第三卷649页。“但是，金和银同别的财富形式的区别何在呢？不在于价值量（因为价值量是由其中物化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在于他们是财富的社会性质的独立体现和表现……因此，财富这个社会存在，就表现为彼岸的东西，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现实要素之旁和之外的东西，物品、商品。只要生产在进行，这一点就会被人忘记。同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纂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产品的货币形式才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516页。
[50]《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10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33页。
[52]同上书，第434页。
[53]《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04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35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38页。
[56]《资本论》第1卷，第163页。
[57]《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1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38页。
[58]《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12页，在这种意义上，世界货币也可以被表现为“世界货币”然而，作为世界货币，它同固定的铸币，是有区别的，事实上，同它作为流通手段的“形式规定无关”，只是充当交换手段，那么金银实际上是在执行铸币的职能，不过这种铸币的花纹已经去掉”，以致于它们“只是充当金属重量”。
[59]《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12页。
[60]同上书，第112页；《资本论》第1卷，第164页。
[61]《资本论》第3卷，第512页。
[62]《资本论》第1卷，第164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40页。
[64]同上书，第435、438页。
[65]《资本论》第1卷，第163页。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281页。“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成为社会劳动的，只是对外贸易，只是市场到世界市场的发展，抽象财富、价值、货币——从而抽象劳动将会怎样发展，那要看具体劳动已经按什么程度发展成为不同劳动方法（包括着世界市场）的一个整体而定。资本主义生产本来就是建立在价值上，或者说建立在产品所包含的劳动当作社会劳动的发展上。但这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所以，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
[66]因此，马克思着重强调“实际货币”，在显著意义上的货币”只在“一般世界市场商品”中作为“世界市场货币”存在。（《资本论》第3卷，第608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69、170页。并且参看本书第四章，注11。
[68]同上书，第170页；《政治经济学批判》，第89页。
[69]《政治经济学批判》，第90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0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84～185页。
[72]同上书，第213～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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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货币的职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1969）
第七章货币的职能
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
象每一种经济关系一样，商品流通也呈现出两个不同的方面（尽管两方面是彼此紧密相联的）。就“商品从把它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而言，流通是单纯的“为满足人类需要的自然物”，从而是一个社会物质变换过程。但通过以货币为媒介的个人交换替换使用价值，一商品对另一商品的关系结晶为不同的货币形式，它“同时引起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因而也引起一定的交换形式。[1]马克思只分析了这第二个方面。[2]
乍一看，商品流通单纯地表现为众多的商品与货币进行的交换，从一方到另一方，从一地到另一地。它“从无数的点出发，又回到无数的点”，没有"实际的起点，也就没有实际的回归点”。“商品换成货币，货币换成商品，”“同一过程的这种不断更新……如此反复，无穷无尽。[3]但仔细考察一下，商品流通“还会发现另外的现象：相互联接，或从出发点回到出发点因而，流通（正如它表现出两个因素：商品和货币一样），也能够表示为一个同等的运动，或是货币运动，或是商品运动，“如果我可以为买而卖，那么我同样可以为卖而买。……只要把流通的各要素综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作为纯粹的流通来考察，不论我们抓住哪一点来作为出发点，都是无关紧要的。”但在这两个例子中，会发生两种不同的流通：商品——货币——商品，和货币——商品——货币。
“在第一种情况下，货币只是获得商品的手段，商品是目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商品只是获得货币的手段，货币是目的。”[4]同时，第二个流通，其交换的两极货币——货币，只是量上的不同（因此第二个货币必定比第一个货币大），是以不等价交换为前提的，所以，“货币——商品——货币的循环，在货币和商品的形式之后，藏着进一步发展了的生产关系，在单纯流通范围内，它不过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运动的反映”。[5]因此，我们现在仅限于讨论商品——货币——商品这种流通形式（为买而卖）。
货币在商品——货币——商品流通中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前不久，货币为商品世界提供表现价格的材料，那么，很清楚，在现实的交换中，货币的基本任务必然是实现商品价格，即作为“价格的实现物”起作用。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并不是每一次商品交换都等于商品流通。这种商品流通不仅需要“一个交换的循环，和买卖流动的总体，在经常的运动中，或多或少表现为社会过程[6]。”正象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商品流通要以商品“当作具有一定价格的商品进入交换过程”，因而作为等价物的商品已经具有了货币的特征[7]
的确：“在金的产地，金和其他商品一样，也是商品。在这里，它的相对价值，同铁或其他任何商品的相对价值一样，是用它们彼此交换的分量来表现的。但是，在流通过程中，这种行为已经是前提，金本身的价值，在商品价格中已经给定了。因此，如果以为金和商品在流通过程内发生直接的物物交换关系，因而以为它们的相对价值最靠它们的当作简单商品的交换来决定，那么这种思想是再错误不过的。”[8]假如我们坚持这个概念，“我们只注意商品和金的交换这个物质因素，那就会恰恰看不到应该看到的东西，即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就会看不到，金当作单纯的商品并不是货币，而其他的商品通过它们的价格才把金当作它们自己的货币形态。”[9]换句话说：在流通中商品不仅被转化为货币，并且为交换实际的货币，它们也作为价格来实现。因此，价格的确立是商品流通的前提，而不是它的结果。
由于货币只能以确定的价格使商品流通，因此，流通中所需要的金银量首先是由待售的商品价格总额决定的，仅这个价格总额本身又取决于：“第一，个别商品的价格；第二，按一定价格投入流通的商品量……第三，但是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不仅取决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而且取决于货币流通速度……如果1塔勒每小时完成每次价格为1塔勒的10次购买，即交换10次，那么它所完成的业务恰好等于每小时只购买1次的10塔勒所完成的业务。速度是个否定因素；它代表数量，它使1块货币变成许多块货币。”[10]事实上，货币流通“不是从一个中心出发，也不会从圆周的一切点回到一个中心（象在发行银行的场合和部分地象国家货币那样），[11]而是从无数的点出发，又回到无数的点”。因此，流通手段的速度只在一定限度内能够代替流通媒介的量。”因而，“二定量的支付必须同时完成。……因此，需要一定的货币量投入流通，它总是处于流通中，是由流通中同时存在的出发点所汇成的总额决定的，并且是由这个总额完成自己的行程（回流）的速度决定的。尽管流通媒介的量有涨有落，但有一个平均的水平；因为持久性的变动只是缓慢进行的，只是在长期内发生的，（并且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会经常由于许多次要的情况而受到阻碍”。[12]
假定流通速度已定，那么流通手段的量就取决于价格，而不取决于其他情况,“价格的高低，并不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的多少，相反，流通中货币的多少，是取决于价格的高低”。[13]（以上不适用于国家发行纸币的情况）马克思补充说：“这是最重要的经济法则之一，对于这个法则根据商品价格历史作详细的证明，几乎是李嘉图以后的英国经济学所作的唯一贡献。”[14]
我们已经分析了货币作为价格实现媒介所起的作用。不应忽视，在商品——货币——商品的流通中，商品价格的实现，从根本上促进了一商品与另一商品的交换。如果全部流通的结果不是被看成仅仅是孤立的商品——货币，或货币——商品，这种结果就被分解为物物之间的交换，即商品——商品。“商品换成货币，货币换成商品。这样，商品就换成商品，只不过这种交换是间接的交换，因此，货币基本上就是为了“使第一种商品换得第二种商品。”[15]因此，如果考虑到商品——货币——商品的全部流通，货币“表现为只是商品的交换手段，可是它不是一般的交换手段，即流通手段。”[16]如果这表明人们清楚地了解了货币的这种职能，那么，这种职能必然与它先前的职能相悖。
“既然货币实现商品的价格，商品便和它的实在的等价物金银相交换，……但是，既然这一过程的进行仅仅是为了使货币再转化为商品，从而用第一种商品交换第二种商品，那么，货币就仅仅在一瞬间出现，或者说，它的本质仅仅在于不断地表现为这种转瞬即逝的东西，表现为这一媒介过程的承担者。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仅仅是流通手段。货币能够起这种作用，对它来说唯一重要的规定性就是货币在流通中的量即数量的规定性。”[17]
从这点出发，马克思继续说：“问题似乎是商品和作为特殊商品的金银相交换，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当金银又和商品交换，于是商品和商品交换，从而这一过程完结时，这种假象便消失了。因此，作为单纯流通手段的金银……对货币作为特殊自然商品的性质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这表明，事实上，在流通中，1塔勒能代表100塔勒，等于它实际包含的银量的100倍，虽然在每一项特殊的交换中，它只代表1塔勒重的银。[18]“如果整体地考察这一流通，那么1塔勒代表100塔勒，等于它实际包含的银量的100倍。它实际只是100塔勒中所包含的银量的符号，它所实现的价格等于它作为银量来考察时所实际实现的价格的100倍。假定这是用某种非贵金属铸成的伪造的镑，……那么，实际上商品的价格并未实现；为了实现这一价格，商品就需要用等于1/3盎司的非贵金属来支付（这句话的原文意思是：它就必须用大量的非贵金属，作为x量的银来支付。——译者）。由此可见，就这种分离的流通环节来考察，重要的是，货币单位实际上代表一定量的金银。但是，如果我们把流通看成是一个整体，把流通看成是互相联结在一起的过程：W——G——G——W，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价格的实现似乎只是表面上的……但是，如果伪造的镑被当作真的镑流通，那么，在整个流通中，它所起的作用就完全象它是真的一样……如果所考察的不是用真的镑来实现价格这一环节，而是考察整个过程，在这一整个过程中，镑只是当作流通手段，并且价格的实现只是一种假象，是转瞬即逝的媒介过程。”[19]
在原文中，我们进一步读到：“货币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就它在川流不息的流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看，它不是价格尺度[20]，因为作为价格尺度，它已经表现在价格本身之中；它也不是实现价格的手段，货币虽然存在于流通的一个环节中，却消失在流通环节的总体中；货币对一切商品来说，仅仅是价格的代表，或仅仅充当商品按照相等的价格进行交换的手段。……就这种关系来说，货币不仅是商品价格的代表,而且是货币本身的符号……当作为金银的货币只是流通手段或交换手段的时候，可以由表现一定量的货币单位的任何其他符号来代替，从而象征性的货币可以代替实在的货币，因为作为单纯交换手段的物质货币本身是象征性的。”[21]
在铸币上，流通手段获得了它的最典型的特征。作为铸币，“货币丧失了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它的使用价值同它作为流通手段的规定合而为一了。……因此，铸币形式的货币只是符号，与它的材料无关。但是，作为铸币，货币还丧失了它的普遍性，而具有了民族性，地方性。它按照它由以构成的金，铜，银等等材料，分为各种不同的铸币。它取得了一个政治头衔，并且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操着不同的语言。”[22]
这就是马克思在《草稿》中所讲的，国家在统一的汇率下发行的铸币和纸币，不能超过应发行的数量。[23]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还强调，他得出结论的“论证的方式和通常的学说中的方式完全相反。货币能够被代替，是因为货币量是由（资币）使之流通的价格决定的。货币本身只要具有价值，——象辅助的流通手段那样，——货币量就必定这样来决定；货币绝不能作为等价物积累起来，实际上始终只是充当真正的流通手段的辅轮。但是，要货币代替这种真正的流通手段本身，货币就不能有任何价值，也就是说，它的价值必定存在于它自身之外。”[24]因此，货币的价值“能够获得一个脱离货币材料，脱离货币实体的存在……但这种特殊商品（即金和银）的特权并没有消失，因为这种特殊的存在必须从这种特殊商品那里得到自己的名称。”[25]
从而可见，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货币的物质存在，它作为一定量的金和银的那种基质是无关紧要的，相反，货币的数目却是重要的”，（因为货币只是代表这些单位的一定数目的一种符号）在货币作为尺度的规定上，货币只存在于观念之中，它的物质基质是重要的，但是它的量，甚至它的存在却是无关紧要的。”马克思补充说，这就是货币职能中的冲突，[26]它“可以说明用其他方法无法说明的现象；一方面，当金属货币（金银）用掺进便宜金属的办法来伪造时，货币便贬值，价格便上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尺度[27]不再是比如说1盎司金的生产费用。”但是“另一方面，当货币的基质……用印有一定量的实在货币的符号的纸币来代替时，[28]这些纸币在流通所需要的数量以内，会按十足的金银价值进行流通。全部问题在于，在第一种情况下，流通手段同时既是作为尺度的货币材料，又是价格作为最后价格借以实现的材料，而在第二种情况下，货币只具有充当流通手段的规定。”[29]
那些十分精通马克思主义的读者，将会立刻注意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的提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资本论》中提法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不仅没有研究铸币和纸币，也没有详细分辨W——G——W循环，而这些在后两本著作中关于流通手段的那些章节已经论及。[30]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只是对这个课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轮廓，而通过直接集中论述货币完成实现商品价格的职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对以后的著作提供了一个值得欢迎的增补，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
[1]《资本论》第1卷。
[2]参看本书第一篇。
[3]马克思补充说：“从他的观点看，商品流通被认为是，按黑格尔的观念说是“简单的无限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44～145页和该书的德文版，第865页。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61〜67页。关于黑格尔的“坏的无限性”的概念［译者注，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个坏的无限性的用语是相同的。］
[4]《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44、150页。
[5]《政治经济学批判》，第88页。
[6]在这种情况下，流通“是某神社会过程的总体……它也是第一个这样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表现为某种不以个人为转移的东西的，不仅是社会关系〈就象在一块货币或交换价值那样〉，而且是社会运动的总体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46页。）
[7]《政洽经济学批判》，第56页
[8]《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9页。
[9]《资本论》第1卷，第12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43页，马克思在后面的一段话中说：“能量能代替速度和速度能代替数量的规律，我们在考察货币流通时已经谈到。这个规律在力学中普遍适用。关于这一情况，我们在考察利润率的平均化、价格等等时再回过来谈。”
[11]马克思区分了简单流通和更高一级的“曲折回流”的货币流通。“很明显、简单的货币流通，就它本身来考察，不能返回到自身，它是由无数不相关的偶然并存的运动形成的。”但“如果发生回流，那么货币流通也只是表现为发生在它自身背后并对它自身起决定作用的一种流通的现象；例如，当我们考察工厂主、工人、小店主以及银行业者之间的货币流通时，情况就是这样。”（同上书，第790页）“作为一般支付手段的货币是同较高级的、间接的、返回自身的、本身已处于社会监督之下的流通一道发展的，在这种流通中，货币在简单的金属流通的基础上，例如在真正的货币贮藏中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重要性已被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431页；《政治经济学批判》，批66〜6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4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43〜144页。在别处，即在正文814页）中，我们发现这样的论述：“说价格调节流通手段量，而不是流通手段量调节价格，或者换句话说，商业调节货币流通（流通手段量），而不是货币流通调节商业，正象我们的推论所表明的，这当然是假定价格不过是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价值。价值，即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是前提。所以很明显，这个规律不能同样地适用于一切时代的价格的变动；例如，在古代世界，在罗马，流通手段不是从流通本身，从交换中产生的，而是通过掠夺、抢劫等等而得到的。”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57〜16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29卷，第316页。
[14]《政治经济学批判》，第7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46、158页。
[16]《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4页。作为流通手段，货币的职能是购买，由于在买和卖中，商品与货币“总是在同一种关系上彼此对立：卖者在商品一方，买若在货币一方。”（同上书，第6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59页。
[18]所有货币的例证被表现为塔勒，为了一致起见，通过原来的用法，用费和塔勒来表示。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59页。
[20]应读作“价值尺度”。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61〜163页，这里，符号理论被还原为它的正确比例。
[22]同上书，第176页。
[23]这些论述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4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41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4页。
[26]“相反，在它的当作流通手段的机能上，货币不仅是想象中的，并且必须当作一件实实在在的东西与其他商品并存；对于这个机能，它的物质倒变得无关重要，而一切决定于它的数量。”（《政治经济学批判》第86页）
[27]这也应作“价值尺度”。
[28]这样，在马克思的观点中，“货币量的理论”只适应于国家发行的纸币（也可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8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63页。
[30]《政治经济学批判》，第87页。《资本论》第1卷，第12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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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货币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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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货币的职能
一、货币作为价值尺度
1．最初的笔记
在我们进行分析前，有必要先简明地了解一下马克思的“职能存在形式”。
我们看到，马克思的主要注意力是抓住经济关系的特征形式，从这一立场出发，所有政治经济科学都能够作为不同形式的社会生产和交往的历史加以阐明。
每一种生产和交往形式都有某种特定的需要完成的职能：“只有在完成一种和它当前形式相适应的职能之后，才取得可以进入一个新的转化阶段的形式”。[1]因此，一种经济形式实际上代表的东西只能从由这种经济形式所规定的职能中引申出来，并且这种职能构成了这种经济形式的基础。在原文的前后联系中，马克思反复强调货币和资本不断地联系和抛弃的、“职能的”（或“职能地、或观念地决定的”）“存在形式”。这些形式就是货币和资本等范畴辩证发展找到的形式。[2]
特别就货币职能来说，这里引用一个对马克思有所领悟的资产阶级批评家H·布洛克的话就足够了。“从货币的本质（社会价值）中推导出货币职能并将这些职能彼此严格区分开来，这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显著特征。其他理论家将货币作为商业手段、核算单位，作为交换手段或支付手段来定义，也就是说，他们把货币的某一种特殊职能作为货币的决定性职能，然后，从这种主要职能中再推导出所有其他的职能。与此相反，马克思依据货币的特殊性，严格地从货币所发挥的作用中区分货币的本质。另一方面，货币的各种个别职能分别以同等的地位并存着。[3]（这自然不会妨碍货币的各种个别职能之间的相互连结或破坏它们之间的紧密的、天然联系。）
2．货币作为价值尺度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货币的根源是在于商品本身，只要理解了这一点，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已经克服了。在这个前提之下,问题只在于清楚地理解货币所特有的形式规定，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困难的，因为所有一切资本主义关系，都是镀着金或者镀着银的而以货币关系的姿态出现的，因而货币形式似乎有一种无限复杂的、对它本身来说是外来的内容”。[4]
在货币的这些特殊形式中，其首要的形式——其作为首要形式是因为它直接从货币自身的形式过程中产生出来——是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
“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在交换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实际上彼此相等，从而实际上转化为商品。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5]不再需要使每一商品的价值象直接的产品交换（马克思的“扩大的价值形式”）那样，表现为一个无限的价值等式系列，一个单一的等式：x量商品A=y量货币商品B，就是以社会有效的方式来表现价值。“当货币表现为同商品相独立的、相分离的交换价值以后”，商品自身是“特殊交换价值，”它们相互之间又发生关系，正如它们作为交换价值在概念上已经表明：它们按一定比例互相等同和比较。“货币”是金银化的一般材料，为了赢得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特殊的交换价值，商品，都在独立的交换价值即货币的规定性中得到表现，概括和肯定。”[6]
马克思在《草稿》中继续说:“在货币规定性上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就是价格……在价格上，货币首先表现为一切交换价值的单位，其次表现为各交换价值所包含的一定数目的单位，这样，通过同货币相比较，各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性，量的相互比例就表现出来。”[7]货币作为公分母，作为价值尺度，“是为商品世界提供表现价值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8]于是，自然而然地从一般价值规律中产生出这样一种定义；既然商品和货币中都包含着物化的人类劳动，那么，用一定的劳动生产出的商品的价值就能够用一定数量的金银来表现，同样，这一定数量的金银就是一定劳动的物化表现。流通过程中使人们觉得好象只有货币才使商品能够通约，实际上正如相反，“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它们本身就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特殊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特殊的商品就成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9]价值尺度“预先把它们当作价值假定，并且只和这个价值的表现和量有关。商品的价值尺度总是和价值到价格的转化有关，并且已经把价值假定。”[10]
价格表示的只是商品到货币的观念的转化。商品的二重性转化为商品的和货币，货币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因为商品获得了一个价格，它就已经转化为如此多的货币，或者商品只拥有普遍的交换能力。“商品走进交换过程时所采取的实在的形态，是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形态。它们要通过自己的转移才变成真正的一般等价物。它们的价格规定，不过是它们在观念上的转化为一般等价物，在观念上的与金相等，这是还有待于实现的事。”[11]这样，商品价格就表现为“交换价值或商品对货币的外在关系，商品不是价格，虽然商品就其社会实体来说是交换价值，这种规定性并不是直接同商品结合在一起，而是以商品同货币相比较为媒介；商品是交换价值，但它有价格。”[12]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在上一章中曾论及的价格与价值的非同一性这个问题。起初看来，这似乎仅仅是术语上的差别，实际上，“这个差别又决不是单纯的名义上的差别《因为在现实流通过程中威胁着商品的一切风暴正是集中在这个差别上。”[13]因为虽然一种商品，例如铁“在价格上有观念的价值形态或想象的金的形态，但它不能同时既是实在的铁，又是实在的金。要规定商品的价格，只需要想象的金同商品相等。”而在实际交换中“商品必须为金所代替，它才能对它的所有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并且在实际交换中“商品就是按这种较大或较小的量来让渡的。可见，价格和价值最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开辟道路。”[14]
由于价格只代表想象的货币额，因而标价并不需要真实的货币，即：“商品观念地转化为货币，同实在的货币最无关，不受它限制。这一过程不需要任何一块货币，正如要用某种天码（如码）来表现地球赤道的长度，无须实际使用码。例如，如果用货币估价英国的全部国民财富,“即把它表现为价格，那谁都知道，全世界的货币也不够用来实现这种价格。这里需要货币只是作为范畴，作为想象的关系。”[15]然而，价格不能成为一种想象的与劳动时间决定价值无关的价值尺度，因此，“如果我说1磅棉花值8便士，我就是说1磅棉花等于1/116盎司金……这同时就反映了1磅棉花作为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性……一切其他这些商品由于都同1盎司金相比较而总是按某种比例包含1盎司金……这二者的这个最初的比例，是由实现在二者中的劳动时间的量，即由交换价值的真正的共同实体的量决定的。”[16]——“作为尺度，作为价格规定的要素……货币呈现出以下两种现象：（1）1盎司金对任何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旦确定，货币只是作为想象的单位才是需要的，它的实际存在是多条的，而它现实存在的量更是多条的……（2）因此，货币只需要在观念上存在，并且实际上，任何商品的价格，货币只是观念地在商品上表现出来，同时货币却又作为它借以表现自身的那一自然实体的单纯的量，作为金银等的一定的、被采用为单位的重量而充当比较标准，单位，尺度。”[17]在这种情况下，对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来说，“它的物质实体是重要的”，“虽然它的现实存在，确切地说它的量，即充当单位的那份金或银的数目，对于这一规定上的货币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而且货币在这里一般只是充当想象的，不存在的单位。在这种规定上，货币必须作为单位，而不是作为数目而存在”。[18]
以上证明，我们已经知道，即只有实际的商品，实际的劳动产品，能够作为价值尺度发挥职能。“货币所以是尺度，只因为它是物化在一定实体上的劳动时间，因而它自身就是价值”。[19]它不必总是体现在相同的物质中[20]或者是“不变的价值。”[21]它只遵循——”正如用一种别的商品使用价值来表现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同样地，用金银估价一切商品的价值，成为前提的，“不过是金在一定时候代表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如果由于生产1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发生变动，1盎司金的价值发生跌落或高涨，那么，对于一切商品来说，它是以同一程度跌落或高涨的。因此，在一切其他商品面前，它依旧代表着一个既定分量的劳动时间。同样一批交换价值，现在用比以前大或比从前小的金量估价，但它们将保持对另一种商品同样的相对价值，……随着金的价值的变动，交换价值就以变动了的金量作为自己的估价，这个变动了的金量，并不会妨碍金当作价值尺度的机能，正如与金对比只合1/15的银的价值，并不会妨碍银把金排斥于这个机能之外”[22]。
这样，我们有了货币的双重标准。我们在《资本论》中读到：“如果两种不同的商品，例如金和银，同时充当价值尺度，一切商品就会有两种不同的价格表现，即金价格和银价格；只要金和银的价值比例不变……但是这种价值比例的任何变动，都会扰乱商品的金价格和银价格之间的比例，这就在事实上证明，价值尺度的二重化是同价值尺度的职能相矛盾的”[23]。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马克思仅暗示了货币作为价格标准的职能。[24]作为价格，一切商品的价值转化为想象的不同的量，“各种商品的价值作为不同的金银互相比较，互相计量，这样在技术上就有必要把某一固定的金量[25]作为商品价值的计量单位。这个计量的单位本身通过进一步分成等分而发展成为标准。金、银、铜在变成货币以前，在它们的金属重量中就有这种标准……”[26]。
于是，货币商品从价值尺度转化为价格标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能：因为“作为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它是价值尺度；作为规定金属重量，它是价格标准。作为价值尺度，它用来使形形色色的商品的价值变为价格，变为想象的金量；作为价格标准，它计量这些金量，……要使金充当价格标准，必须把一定量的金固定为计量单位。在这里，正如在其他一切同名量的尺度规定中一样，尺度比例的固定性有决定性意义”。另一方面，“金能够充当价值尺度，只是因为它本身是劳动产品，因而是潜在可变的价值，”[27]（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陈述过，这两个概念的混淆，会使理论陷入混乱。）[28]
这就是我们对先于[29]商品流通的货币形成过程的分析（说它“先于”、是从商品流通要以作为价格的特定交换价值为前提这种意义上讲的[30]）在这个过程中，货币获得了某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特征是以价值尺度（或价格标准）为货币的职能。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现实的商品交换中，货币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货币在那里所获得的特征是否与我们已经了解的特征相矛盾。
[1]《资本论》第2卷，第64页。
[2]参见本节第一篇。
[3]H·布洛克《马克思的货币理论》，1926年1月，第66~67页。
[4]《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5页。
[5]《资本论》第1卷，第10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37～138页。
[7]同上书，第137页。
[8]《资本论》第1卷，第112页。
[9]《资本论》第1卷，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12页。
[10]《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33页
[11]《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38页。
[13]《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9页。
[14]《资本论》第1卷，第121、12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39页。
[16]同上书，第15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57～158页。
[18]《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5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14页。
[20]“如果它们全面地把自己的价值用银或小麦或铜来测量，因而表现为银价格、小麦价格或铜价格，那么银、小麦、铜就会变成价值尺度，并且因此变成一般等价物。”（《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7页）
[21]见本书第五章注11。
[22]《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8页。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17页。事实上，正如H•布洛克认为的（op.cit第73页〉——“金价值的波动，当它们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时，也会使金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成为不可能。”（想到德国纸马克19世纪20年代的膨胀）。这自然不会妨碍马克思的金作为价值尺度的理论。
[23]《资本论》第1卷，第114页。（货币的双重标准问题，在《草稿》的上下文中没有涉及到。
[24]“货币是价值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用货币来相互比较，这是自然而然的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37页。
[25]不仅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而且在《资本论》中，“为了简单起见”。马克思假定金是货币商品。
[26]《资本论》第1卷，第115页。
[27]《资本论》第1卷，第116页。
[28]同上，第190（96）页,在两处发现对这一理论的详细讨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货币标准的理论那章》和《马克思恩格斯金集》第46卷（上）第789～805页，这章的第一个译文。
[29]“流通的第一个过程，可以说，是替实际流通作理论准备的过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金集》第46卷（上）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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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烟草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第七章烟草业
劳动状况
地缘性分裂
共产党的介入
帮会因素
五卅罢工
三次武装起义
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英美烟公司
共产党的收获
内战时期的斗争
结语
虽然卷烟生产在20世纪才进入中国产业行列，但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到20世纪中期，卷烟成为中国轻工业中的第三大产业，拥有8万多名工人。它在税收上可谓首屈一指，几乎占了工业生产所有税收的一半。[1]
卷烟生产于1902年被英美烟公司输入中国。烟草本身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明朝末年开始，农民就把烟草当作一种经济作物广泛种植。但英美烟公司输进的大规模机器生产，加上灵活的广告战，带来了人们对卷烟前所未有的需求。眼看着人家财源滚滚，华商烟厂依照英美烟公司的模式，纷纷出现。英美烟公司登陆上海不过三个月，一家华商公司便建立起来，投入卷烟生产。次年，又一家华商工厂开工，但它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无法与英美烟公司抗衡，很快倒闭。[2]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使西方商业利益受损——大批国内卷烟工厂才纷纷出现。1917年，华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一家工厂在上海开工。尽管有来自英美烟公司的残酷竞争，但南洋公司设法逐渐扩大市场份额。南洋的成功在五卅运动时期达到顶点，当时对洋货的抵制和外资企业的罢工如火如荼，南洋公司还为罢工基金大笔捐钱。然而，正如谢尔曼·科克兰（ShermanCochran）所指出的，（后来的）国民党对华商卷烟企业的政策很不善良。国民党政权尽管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也曾接受过南洋公司各厂主的捐献），却制订出一套有损于国内企业竞争力的税收政策。国民政府不是从长远目标来推动国内企业的发，而是受最大限度地榨取税收的动机的驱使，所作所为损害华商企业的利益，因而有利于保持英美烟公司的繁荣。[3]
许多研究将经济繁荣与罢工活动联系起来。[4]所以，也不奇怪，英美烟公司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伴随着非同寻常的工人骚乱。出于这个理由（以及可供进一步探讨的有关该公司的丰富档案资料的留存），我对上海烟草业反抗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英美烟公司身上。
在中国，没有哪家公司比英美烟公同更容易发生罢工了。在1918—1940年的22年间，该公司在上海的工厂共发生56起罢工。该公司罢工数量如此之大，既不是因为其规模，也不是因为它是外资公司，因为英美烟公司的工人比起罢工数量占第二的日本内外棉公司来说，人数不及其一半。[5]英美烟公司是在1902年由杜克美国烟草公司和英国帝国烟公司合并组建的，该公司容易爆发罢工，肯定与其经济上的成功有关。不管战争影响和政治混乱的状况如何，该公司的生产数据深刻揭示了其发展和恢复的能力（参见表4）。
英美烟公司最初的罢工，一般称为“摇班”，都是叶子间和包装间女工发动的短期行为。可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共在上海的第一位工运领袖李启汉，将技工作为其动员工作的主要目标。作为回应，青帮领袖随即在卷烟间的男性工人中组织起工会。尽管在几次全公司大规模的罢工中有过联合，但英美烟公司工人中的这些基本分裂仍存在了几十年。
表4英美烟公司在华各厂历年卷烟总产量
（单位：5万支装箱）
年份产量年份
产量
1912年102700
1925年489160
1913年114460
1931年661081
1914年77620
1932年560687
1915年92100
1936年895756
1916年109260
1937年1124554
1917年115020
1938年858523
1918年153720
1939年857297
1919年240440
1940年869165
1920年267320
1941年819853
1921年277940
1946年77524
1922年307880
1947年302392
1923年399880
1948年246108
1924年557640
1949年178919
资料来源：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北京.1983年，第212页。
劳动状况
要理解各车间工人分裂的根源，就必须搞清楚生产结构中工人及其工作场所的有关背景。如同大多数卷烟工厂一样，英美烟公司的生产也包括三个主要部门：烟叶部、卷烟部和包装部。烟叶部主要由叶子间的女工（负责手工抽梗、理好烟叶）构成。烟叶部也有一些男工分布在其他车间，从事烟叶的熏蒸、切割、烘干和添加香料。卷烟部主要由男工构成，负责将叶子间送来的烟丝用机器生产成烟卷。包装部从事生产工厂中最简单的一道工序，就是把香烟装盒装箱。这一工作由锡包间的女工完成，虽然该部也有一些男工，他们用机器生产包装用品。此外，还有一个机器间，有技术的男性技工（一般都称为“铜匠”）负责修理全厂机器设备。[6]
每个部以及部里的每个车间，其工人的数量、技术水平、工资、性别和社会背景各不相同。虽然雇用工人的数量每年都有波动，但是基本分界线还是比较稳定的。卷烟厂的女工一直都是超过男工的，一般都超过10%左右。[7]这些女工几乎都在包装部工作（该部工人数量占全厂的68%），或者是在烟叶部的叶子间（占全厂工人的15%）。男工主要操作切割机器（占6%）或卷烟机器（占11%）。[8]另外，机器问还有350名男性技术工匠。[9]
不同部门的工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既要受到生产环节又要受到工厂规章制度的制约。一位前英美烟公司的工人曾回忆道：“我们工人不能四处走动。如果你在一个车间工作，走到另一个车间，要是被监工看见，就要挨打……厂里有几道门供男女分别进出。如果有人走错了门，就要挨打。”[10]
至少在五卅运动前，英美烟公司各车间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很少的。[11]当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激动人心让位于国民党的镇压时，权力部门再次勒紧了缰绳。1932年，公司开始发放上厕所牌子，一个车间两块，目的就是要限制工人工休时的相互交往。[12]厂方又规定不同车间的工人必须穿不同的制服（由工人自己掏钱）：烟叶部的女工穿蓝上衣和蓝围裙，包装部的女工穿蓝上衣和白围裙。[13]
所以，生产的性质和工厂规章制度的约束共同限制了工人团结的可能性。但是工厂招工方式本身可能是工人分裂的更深层的原因。就像上海绝大多数其他企业一样，英美烟公司的工人主要由车间工头或拿摩温负责招收。招工程序大致是：想进厂的人通过一位朋友、有时是亲戚（几乎都是老乡），被介绍给拿摩温。新工人要给拿摩温一笔数量可观的介绍费，或是在上海一家大饭店宴请拿摩温一次之后，他或她才能上班。工人在与工头之间的长期私人关系中，被雇用仅仅是开始了第一步。要保住饭碗，工人就必须定期给拿摩温送钱送物，以表孝敬之心。[14]有位英美烟公司烟叶部的工人回忆道：“管我们的那位拿摩温有位阿哥，开了一家大饼店。他要我们都买他阿哥店里的大饼。可是呢，这些大饼都是当天早上卖剩下来的，又冷又硬，我们就不想买。但是一且发现哪个不买，他立即就让人家丢了饭碗。”[15]车间内部关系的封建方面因为父母将饭碗传给子女（事先当然要经过拿摩温的同意）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此种制度名为“顶替”，与当今中国一些工厂采取的顶替并没有什么两样。[16]
在一定程度上，车间是个半独立的领地，上级部门对它的控制是很有限的。在1932年的报告中，英美烟公司经理里迪克（I.G.Riddick）对缺乏统一管理大叹苦经，他说，不同的车间都有自己的记工、加工资、处罚等行为标准，而且往往都是互相矛盾的。在有些情况下，工人在一个车间以不胜任为理由被解雇，但立即就被另一个车间雇用。[17]然而，虽然许多高层领导者对这种多样性抱怨有加，但他们也无意于修改这种用工制度，因为它在其他方面还颇有效。中国的拿摩温在其部门拥有雇用和解雇工人的权力，使英方主管者在许多方面省了不少心事，但这是以厂内各个车间形同独立王国为代价的。
全厂可能没有哪个部门的劳动条件比烟叶部更令人室息了。就像一位工人所回忆的：“烟叶部的生活就像童养媳一样。我们只许和拿摩温讲话。平时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18]烟叶部的室内温度很高，为了保证烟叶不破损，还要保持很大的湿度。冬天，室内室外的温度相差达80摄氏度，许多任务人都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当烟叶被抽梗、被撕成小片时，空气中充满了尘粒。黄色的蒸汽弥漫在车间里，使得工人们的汗和痰都现出一种浅黄色。不少工人因为要与湿热的烟叶长时间接触，他们的衣服往往湿透，手上起泡。[19]烟叶部的工人——他们主要来自苏北和浦东——把自已在这种杂乱、肮脏的环境下的劳动称之为“垃圾生活”。[20]
烟叶部的劳动环境为工人反抗创造了成熟的条件。正如一个工人回忆的那样：“我们车间特别容易起来斗争，因为车间里到处灰尘弥漫，眼睛都睁不开。外国监工从来不踏进一步，中国工头要戴着面纱才能进来。”[21]确实，英美烟公司的不少罢工都是从烟叶部发动起来的——烟叶部女工的计件工资比厂里其他车间女工的还要低一些。[22]
卷烟部——通常被视为“厂里最重要的车间”——与烟叶部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绝大多数卷烟工在被允准操作机器前都有十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因为他们的技术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产品的质量。卷烟部主要由半技术性男工构成，辅以年少学徒，该部工人拿的是计日工资，而不是计件工资。[23]由于他们的工作培训都是在厂里进行的，卷烟工比起其他工人来对管理层要忠诚得多。卷烟机操作工常常通过虚拟的亲缘关系和帮会徒弟的身份与工头有着密切的关系。*和烟叶部一样，大多数卷烟部工人都来自苏北（尤其是扬州和南通）和浦东。[24]
*在英美烟公司通北路厂，卷烟部的工头在其所管工人中不但成立了关帝会，还成立了拳社。见《英美烟公词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北京，1983年，第1116页。在该公司的花旗厂，拿摩温是个帮会分子，与清帮劳工领袖陆京士以及浦东土匪关系密切。他手下的卷烟工都拜他为“继爷”，他把他们孝敬的礼金投入一家赌场和皇后剧院。“访谈录”，1963年7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包装部大部分由女工构成，她们负责用锡箔包好香烟，再装入烟盒、纸板箱和金属听。许多任务人都从绍兴招来——通过他们同乡的某个拿摩温的介绍。[25]这些在包装部的南方女工的工作没有她们在烟叶部工作的苏北同胞那样繁重，但工资却比她们要高一些，也许是她们的祖籍地缘的市场价值有高下之分吧。*
*对英美烟公司包装部的工人工资较高与祖籍地缘有关系的怀疑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资统计中得到了证实。参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1958年，第301页。
与烟厂三大部相分离的是机器间，这里雇用了绝大多数技术工人，从事工厂机器设备的维护。此处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是钳工；其余则是铁匠、木工和泥水匠等匠人。他们都训练有素，能看懂图纸。据我们所知，他们的技术水平比全市绝大多数机器厂的工匠的水平要高不少。[26]所以他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当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1925年开办新厂时，厂方想聘用英美烟公司的技工。为了留住自己的熟练技工，英美烟公司被迫给他们加薪50%。参见“英美烟公司浦东新厂技工访谈录”，1963年11月2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档案。
正是从英美烟公司来自江南的工匠身上，共产党工运领导者发现，他们最容易接受并坚信共产主义。机器间在厂内所处的位置理所当然地成为工人罢工的催化场所。在英美烟公司浦东厂区，机器间就坐落在最后面，技工们举行罢工时，从厂里走出来，要路过各个车间。[27]
工人阶级的分裂还反映在他们的工资收入上。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美烟公司的工人成功地举行了一系列的罢工，厂方不断让步，以致人们把在该公司工作称为“金饭碗”，因为工人的工资高，待遇好——尤其是与该市其他产业工人相比的话。[28]有份共产党的报告在评价英美烟公司工人令人羡幕的作环境时，很是失望地说：“一到放假，这些工人就进城寻快活或是待在家里搓麻将。只有部分工人有正当消遗。”[29]不管这种总体而言的舒适环境如何，该公司不同部门工人的劳动条件是相差很大的。1926年，机器间技工的平均月工资为30元以上，卷烟部操作工是20元以上，而包装部的女工平均是13元，烟叶的女工则平均每月只有10元多一点。据厂方估计，在上海，一家五口为标准，一个技工的工资能抵上一家开销的125%，半技术性的卷烟工能抵92%，而普通女工仅能抵57%。[30]这种工资差异因为女工是计件工资（烟叶部以烟梗重量的多少来计算，包装部以装盒装箱的数量来计）、男工是计日工资而显得更加明显。还有，在待遇上也是女不如男。男工一星期有50～100支香烟的补贴，而女工一年才区区50支。[31]
地缘性分裂
上海卷烟业的工资反映了技术水平、性别和地缘祖籍的差别，后者反映了该产业部门的资本源泉。民国时期，上海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小烟厂，绝大部分都由来自浙江的小商人创建，很自然地，他们喜欢雇用本省人当工人。所以，上海卷烟业工人有45%来自宁波绍兴地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上海第二大卷烟生产企业，由广东人创办经营，也是从家乡招收工人。上海卷烟工人中有5%来自广州地区。英美烟公司至1925年时雇用的工人，占了该市卷烟工人的1/4多，其资本占了英国在沪资本的70%多。该公司的许多任务人来自浙江（如“绍兴帮”），但更多的人来自江苏——以上海卷烟工人的总数而言，浦东人占25%，苏北人占15%，无锡、常州人占5%。[32]
地缘祖籍的影子还反映在行为举止上：
烟厂里的工友，江南人占多数，农服比较入时和清沽，因此在表面上看起来，都觉得烟厂工人的生活比较惬意。烟厂里，一班落后的工人，往往看不起穿破衣的工友，所以，有些工人没有钱，就是向别人借点钱，也要做两件衣服穿穿，特别是在过年过节，或是哪一位工友结婚的时候，为了要应付朋友，竟至用很大的利息去借钱……有好多工人，家里实在很穷，但是因为害怕别人讥笑他，在表面上也不得不假装好汉。[33]
关注外表表明了一种个人荣感，由此或许也可说明卷烟工人非凡的反抗水平。此种行动主义与地缘祖籍之关系十分密切。
因为来自同一地区的工人往往集中于特定的车间，地域文化和工作经历相互作用，产生了一股强有力的工人行动主义的力量。共有的生活方式、方言和娱乐活动导致了工人行动亚群体的产生。厂方不是不知道来自同一地区的工人集中在同一部门工作的危险性。可是打破这种关系可能更成问题。一位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曾回忆道：
南洋公司绝大多数工人都来自宁波或广州，他们都有很强的地域观念。如果卷烟部的工人被某个广州人踩了一脚，就免不了打斗。宁波人打广州人，显然反了厂规。所以广州籍工人便要求开除打人的宁波人。但我们宁波人坚决不答应。吃饭时我们就用饭碗砸广州人的头。弄得生活也做不成了。当时卷烟部的工头是宁波人，而工厂总经理是广州人。所以各帮工人都有保护伞。最后，我们工人就分成了两帮。[34]
烟厂（以及上海绝大多数其他工厂）这种将工人以地缘关系分割开来的状况，有助于解释早期工人运动规模小而分散的特征。*
*南洋公司的第一个工会是在总经理和总监工的促成下建立的，两人都是广州人。在由21名工人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中，有19人是广州人。见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I.O.-4831.
上海卷烟业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记录的罢工发生在英美烟公司，时间是1906年，中国当局逮捕了为首者，罢工很快被镇压下去。这场最早的罢工失败的阴影沉重地压在工人们的心头，在隔了将近十年后，他们才重新采取了类似行动。但是当公司从经济萧条走向复苏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因而也遭遇到了新的工人斗争形势。1915年初，烟叶部的女工突然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这一次，她们很快接受了厂方的条件，回厂上班。一年后，该公司约100多名临时工举行罢工，抗议削减他们的工资。[35]
英美烟公司接下来的罢工可没那么好解决了。1917年夏，包装部的工人起来抗议厂方削减她们的记件工资。1000多名罢工者破坏生产设备，强行阻止其他工人进厂上班，用雨伞之类的东西攻击警察。罢工持续了三周，最终以厂方妥协告终。次年春天，包装部女工再次罢工，但这次只有装箱间女工参与。她们抗议厂方以削减装箱间女工的记件工资来拉平整个包装部工资的计划。锡包间的女工——工资一向很低——显然未曾与。[36]
几个月后，包装部的学徒工300多人突然罢工，抗议新任总经理作出的延长工时的决定。这些少年聚集在附近的一座里庄严宣督：要求得不到满足决不复工。可是，一个星期后，包装部的工头雇了两个帮会分子来捣乱。这两人在包装部有不少徒弟，破坏这次罢工可谓轻车熟路，罢工者马上复工。总经理对两人能迅速解决麻烦印象深刻，立即将他们收到公司里，开给他们薪水，以便在关键的包装部将来再出麻烦时派上用场。[37]
1919年10月，烟叶部的女工——约有500多人——因对公司加夜班的决定不满而发动罢工。[38]次月，烟叶部的女工再次拒绝上班。这一次，厂方满足了他们加工资的要求。几天后，该部男工也拒绝上班，直到厂方同意相应提高工资。[39]
1920年春，包装部的女工突然罢工，抗议厂方的重组计划，但在厂方对新计划的好处做了解释之后，工人们恢复上班。次年，烟叶部的女工又发动罢工，对厂方改变记件方法表示不满。包装部的女工被调来取而代之。三个月后，还是在烟叶部，女工们又发动了一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结果仍然没有成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几个女工头被调换了。[40]
虽然这些早期罢工留存下来的资料过于简单，无法做进一步的分析，但总体情况是清楚的。在这十年中，英美烟公司各厂发生了12次罢工，一半是在共产党干部进入之前发生的，有10次是由女工发动的。另两次由学徒工和男工发动的罢工是在其本部门的女工罢工之后发动的。
烟厂女工的行动主义与有些学者在其他地方的研究结果相符。在对19-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工厂女工进行研究的报告里，罗丝·格里克曼（RoseGlickman）注意到：“烟厂女工特别容易激动、战斗和坚持。”她解释说，这种行动主义——超越了其他产业部门女工的行动主义——很可能是“更多的城市生活经历、受过教育和更长的工作经历，以及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优越感，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的结果”。[41]刘易斯・蒂利（LouiseTilly）在米歇尔・佩罗（MichellePerrot）研究的基础上也指出，法国烟厂女工罢工水平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她说：“比起绝大多数其他女工来，她们的工作环境要好，工资要高。有学徒期、子女可以顶替父母的岗位、一生都有固定工作，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为烟厂女工团结并组织起来提供了机会。”[42]
格里克曼和蒂利对烟厂女工和其他行业的女工做了很好的比较，但他们没有对同厂的男工和女工进行比较。要是英美烟公司的早期罢工有迹可寻的话，对公司内部的情况进行比较，一定会为烟厂女工之行动主义带来令人惊奇的发现。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些早期罢工在动机上都是防御性的。无论她们的雇主多么富有，英美烟公司的女工们总是要遭到削减工资的威胁，此时她们便容易起来抗议生活状况的恶化。英美烟公司的案例还有助于提醒人们，仅就代表女工利益的行动主义而言，将其视为男女平等的萌芽是不可取的。在同一个工厂的不同部门，女工们不会联合罢工，偶尔还会在其他部门举行罢工时搞破坏。即便是在同部门里，女工们还因工种的关系互相区别开来。
共产党的介入
如果说妇女行动主义——被生产部门分割——是英美烟公司早期罢工的主要形式的话，那么，1921年夏共产党组织者的出现，就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当年夏天，英美烟公司的技工聚集一道，抱怨新任机器间英籍监工的所作所为。这位新监工比其前任要严厉得多。当看到机器间有人违犯纪律，他十分愤怒，将每位技工的工资扣去五分钱，同时对继续偷烟偷吸者处以罚款。对新监工打破习惯的行为，技工们宣布以罢工相抵制。[43]
英美烟公司的技术性机器工人发起的抗议（不像几个月前非技术性女工发动的罢工），吸引了年轻的共产党人的注意——这个新成立的党以开展战斗性的工人运动为宗旨。将机器工人视为有发展前途的支持力量预示着早期共产党人的行动动机。该市第一个共产主义工会就是上海机器工会。因此，很自然的，英美烟公司技工们发动的罢工（可能是在刚成立的上海机器工会的鼓动之下，也可能是受了一个月前广州机器工人成功举行罢工的影响）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两天后，年轻的共产党工运组织者李启汉被派到英美烟公司罢工者聚集的一个寺庙里。李捐了一些钱，尽管很少，却使工人们得以在寺庙附近租了一间办公室，作为动员全公司工人罢工的指挥部。在李的指导下，工人们推举代表，起草罢工要求，这些内容在寺庙举行的工人大会上获得通过。他们的标语显示了党派色彩：“劳工神圣!”“还我血汗!”“争还工人人格!”[44]
当罢工进行两周时，厂方决定用金钱收买工头王凤山（青帮小头目）来破坏罢工。对王的背叛，罢工者决定狠狠揍他一顿，李劝工人要克制。结果，这一斗争过程令人高兴的是，王凤山的立场转变过来。对于这种转变，李启汉在《劳动周刊》发表文章加以赞扬——该周刊是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当时在上海）的刊物。在这篇经常被人引用的文章中，李启汉表达了对工厂工头所处境地的同情，指出，他们工作时间长，收人低，许多任务头都是青帮头目，与许多普通工人中的帮会分子关系密切。他呼吁这些“工头先生们”以王凤山为榜样，与工人并肩走在一起。[45]
幸亏由于能发挥作用的下层工头的“返回”，以及罢工者坚持不妥协，罢工最终在8月10日取得了胜利——从开始到结束有二十多天——厂方同意了罢工者提出的所有条件。当月晚些时候，李启汉帮助工人进一步巩固其胜利成果，在当地寺庙举行的另一次工人大会上，宣布成立英美烟公司工会。在李的建议下，这个新成立的工会办事处设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46]
李启汉领导英美烟公司罢工所取得的成功，并不完全归功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他的青帮身份也很重要——在1921年之前他就加入了青帮。也许，李的帮会身份使他比较容易劝说烟厂工头和青帮头目王凤山站到罢工工人一边。但是当英美烟公司工会成立时，李启汉不允许帮会工头参加。正如张国焘——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李启汉是书记部干事）——在回忆中所说：
浦东卷烟工人的胜利使共产党人深受鼓舞，这个胜利无疑使劳动组合书记部很快为自己的工作确定了方向。给李启汉的印象尤其深刻……他以前就认为有必要以调解的方式来做青帮“老头子”的工作，他加入秘密帮会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然而，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同意这种做法，必须用一种新的斗争策略来反对“老头子”。可是，李宣布，在将来，我们要坚持这一新政策。[47]
李启汉为自己的一意孤行付出了高昂代价。1922年6月，李启汉被与帮会有联系的警察逮捕。英美烟公司工会被勒令停止活动。虽然该工会不久就在浦东纺织工会内以“卷烟工人俱乐部”的名义恢复活动，但在9月，纺织工会也被迫停止活动。[48]上海一份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在分析当局采取反对工会的行动时说：“（工会的）煽动不仅仅限于它是引起工人骚乱的普通原因，有时它还与一些阴谋集团有关，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也许，人们关于劳工们被政客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之类的话说得太多了，可是沟通两者之间的组织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49]
帮会因素
对政治化工会的害怕，并没有阻止英国人寻求帮会控制的劳工组织的帮助，就像他们在1922年11月所做的那样——当时英美烟公司正在举行一场在共产党援助下的抗议，要求恢复纺织工会，承认工人俱乐部的活动。面对可能发生的又一场伤脑筋的罢工，英美烟公司将当地歹徒邵炳生及其新成立的产业道德协进会（青帮在浦东的一个组织）拉拢过来。邵提出条件，只要是他的徒弟，就能获得比共产党支持的工会之谈判结果更好的待遇，他招收了300多名卷烟工做徒弟，并怂恿他们越过警戒线，回厂上班。[50]
由于怀疑公司买办汪薇舟是邵的幕后策划者，数百名工人冲入汪的住宅，撕毁床单衣物，打碎碗盏家具。工人的暴力更加激怒了公司方面，即刻解雇了数百名罢工者——几乎全部是机器间的工人。次日，工人全部复工。虽然罢工未能达到最初的要求，但厂方却不得不考虑对最早复工的300名工人加以补偿。据产业道德协进会声称，他们的忠心应该得到补偿，在厂方没有满足其条件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静坐抗议。在厂方答应补偿其在罢工期间的工资后，他们才开动机器。[51]
如同我们所见，即将成为工人组织者的共产党与青帮两个阵营之间令人担心的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已十分明显了。年轻的共产党人在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开展活动，发现有必要加人青帮，向工厂里的帮会分子摇动橄榄枝，寻找在上海工人运动中的立足点。但此时又轮到帮会中人模仿共产党的组织方式了。共产党人成功地组织工会的方式，促使帮会头目组织起他们自己的协进会之类的团体。这种平行策略伴随着共产党-帮会后来的活动长达二十多年。两者互相取长补短，在处理上海工人事务中越来越高明。但从英美烟公司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就共产党还是就帮会方面来看，同样的策略在工人中不会起到同样的反应。共产党发动者最成功地开展工作的对象是来自江南的熟练技工，而青帮头目集中力量于卷烟工身上，这类男工比较缺乏技术，工资较低，绝大多数都来自不那么发达的地区。卷烟工们的工作相对没有保障，所以不大愿意向现状发起挑战。就像一位卷烟工人回忆的那样：“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呐喊的觉悟。”[52]
半技术性工人和非技术性工人尽管不可能自行发动一场政治性抗议，但在任何大规模工人运动中，他们都是基本的参加者。为了将这些参加普通斗争的工人与进行更激进斗争的工匠联合起来，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帮会和共产党人之间往往联合行事。这种联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1925年7月爆发的席卷全市、规模大、时间长、令人吃惊的五卅运动。
五卅罢工
英美烟公司的工人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时期罢工四个月，其时间之长，在上海工人运动史上独一无二。由恢复活动的工会管理的一个基金会，每周发放罢工补贴，使工人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了团结。在厂方答应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没有正当理由不得开除工人的条件后，罢工才宣告结束。
这场罢工很令人感兴趣的特征之一便是包装部女工的突出作用。罢工开始于6月4日，当天，公司所属第三烟厂（在黄浦江西面）的几位男性技工过江到浦东，告诉工友们市区里发生的戏剧性事件。送信者到达浦东厂区时正值中午，他们跳上凳子，向正聚集在厂房外吃午饭的工人大声宣布其消息。首先表示出兴趣的是第二烟厂包装部的女工，她们立即宣布罢工。罢工旋即蔓延到机车间，然后蔓延至公司里的所有工人——总数约1.5万人。[53]
包装部女工不仅是首先宣布罢工的，而且在该公司的宣传队中特别活跃——穿行于市区和周围农村地区，激发人们对罢工的认识，为坚持罢工募捐钱物。包装部女工发起罢工已经非同寻常，她们积极参与政治性大于经济性的全厂大罢工更是一种新现象。这一成果应该归功于新成立的上海总工会领导成员之一的杨之华。杨之华二十五年前出生于浙江省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1923年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前在家乡小学教过两年书。在上海大学，她结识并嫁给了瞿秋白（瞿当时是社会学系的主任），还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从事女工工作。正如上海大学一位学生回忆的那样：“因我与秋白、张太雷都是同乡，我常到秋白家玩。有一次见到杨之华，她一身纺织女工打扮……杨之华在女工中开展工作是很出色的，深得女工的信任和尊敬，这是由于她深入女工，关心女工的生活、婚姻、孩子、住房等问题，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与工人打成一片。”[54]杨之华把关注女工的日常生活当作动员她们参加革命的一种工具。为了掩盖其激进主义，她和其他工会分子经常在玉佛寺召开会议。这些妇女穿着简朴，很容易逃过当局的侦查。当时有些男干部开玩笑说，杨之华本人就是一个信徒，到所有的庙里都烧过香。她反驳道：“做个叛教者不是一件好事吗?”[55]
尽管杨之华工作努力，但她在1925年4月的一份报告里指出，她与英美烟公司的“骨干分子”未能建立联系。为了便于她开展工作，共产党干部将他介绍给浦东祥生船厂工会的负责人。该船厂是上海最老的造船厂之一，离英美烟厂不远。该厂的熟练技工主要来自浙江，其工会负责人的妻子与英美烟厂的许多任务人都是老朋友。因此，她就把杨之华介绍给她在包装部的两个同省人。杨与这两个女工结拜姊妹，得到了进入烟厂工人中的机会。[56]这位年轻的女干部——人们都称之为“杨大姐”——发展了包装部的几位女工为罢工积极工作。其中一位回忆道：
当杨之华来厂里演讲男女平等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光是在我家里，就存在不平等现象。我们姐妹三人都要做工，以供我们的一个弟弟读书。当男女学生来到我们厂里时，我由于害怕人家闲言碎语，不敢和男生讲话。我想：“这些学生都出身于有钱人家——特别是那些女学生，肯定都出身大富之家才能读得起书。可她们为什么又那么善良呢?”[57]
在杨之华利他精神的感召下，包装部的许多女工开始投身于五卅运动。这些女工十几个人一队，走向农村，唤起人们对罢工的同情和支持。女工们在大街上募捐，在她们的劝说下，不少店员和学生纷纷将硬币投入她们的募捐篮子。然而，在农村，女工们就没有遇到那么多的同情了。就像有位工人回忆的：“杨之华组织我们包装部的女工到农村去，宣传‘五卅’的意义。我们拿着竹篮，站在凳子上，向村民们演讲。那些农民见到这种情形，就骂我们，还喊道：‘你们少啰嗦。你们吃饱了，没事找事，是吧！’”*
*“赵笙英和赵银英访谈录”，1957年2月2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此次罢工基金的最大份额来自中国厂商，他们当然欢迎其对手的罢工。渴望从英美烟公司窘境中获利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向总罢工基金捐款10万元。这笔钱占了全部捐款中的20%。见ShermanCochran，BigBusinessinChina（Cambridge,Mass.，1980），p.178.
农民与烟厂女工——从她们的时髦穿着上就可知道她们都是浙江人——的隔阂显而易见。还有，籍贯背景也使这些烟厂女工相对容易接受来自浙江的年轻知识分子的领导。英美烟厂包装部的女工通过地缘纽带和结拜姊妹的关系与杨之华连在了一起，所以，她们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五卅”大潮中去。
这些妇女并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觉悟来参加这罢工的看法，还可从1958年对朱泉发的访谈中看出来。朱是包装部的工人，曾是五卅运动时期罢工委员会中的工人代表。他对来访者提出的有关共产党卷入这场罢工的问题感到非常惊奇，他说：“你提到了，我这才认识到是共产党领导我们闹罢工的。……我们当时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做得对。”[58]朱在包装部的一位工友的认识更为模糊:“我对罢工没什么认识……人们上街游行，我就跟在后头……在四个月的罢工中，我们得了不少罢工补贴。我们想：‘不上班也能拿钱，真是大好事。’我们根本没有其他认识。当工厂复工后，大家又回去上班了。[59]
罢工补贴对有些工人来说，很有诱感力，但对另一些工人尤其是要靠工资养家糊口的人来说，这点钱就远远不够了。**另一位罢工者回忆道：“来自苏北的女工，手牵着她们饥饿的孩子，来问工人代表，罢工最晚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60]即便是工人代表朱泉发的罢工热情也很快消退。正如她在解释她为什么要退出工人运动时所说的:“我结婚后，负担很重，越来越缺乏勇气。因为我有个小孩，开销很大，就没法参加斗争了。”[61]虽然共产党干部在上海这场历史性的五卅运动中无疑起着领导作用，但是，我们同样要看到，传统的地缘关系、虚拟血缘关系和帮会关系在动员过程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人们熟悉的实用主义内容比起新兴的意识形态热情更能解释许多任务人投身罢工的原因。
**绝大多数资料都说，罢工工人每周可领到罢工补贴2元。这是烟叶部女工常规工资的80%。这样的话，这笔钱就只占到一个五口之家生活开支的约40%。参见《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北京，1983年，第1043、1173页。
无论绝大多数罢工者的意愿是如何温和，英美烟公司的工人在“五卅”大罢工中还是获益匪浅的。工资增加了，工作环境改善了，还补发了罢工期间的工资。英美烟公司意识到，长时期的罢工将使其竞争者在日益增长的卷烟市场占据更大的份额，必须迅速恢复元气。在复工几个星期后，这个跨国公司再次宣布自己占据了市场的主要份额。[62]
五卅运动结束后，在英美烟厂，工人们为了反抗工头的压迫，为了增加工资，经常举行小规模的罢工。但这些举动影响不大，通常在一两天里就可解决。[63]直到1926—1927年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之时，英美烟厂才又掀起了罢工风暴。
三次武装起义
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英美烟厂的工人又站到了斗争的前列。比五卅运动更有意义的是，各车间工人的行动协调一致。[64]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几天，烟厂工人接到指示，要将装在一具棺材里的一批武器用舢板在夜深人静之时运过黄浦江。3月21日中午，烟叶部、卷烟部和包装部的机器同时停工。在大约70名事先指定的负责人（其中许多人是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工人们涌出厂外，准备参加武装斗争。[65]工人们用斧头、棍棒、刀子、手枪、手榴弹以及爆竹武装起来（爆竹放在煤油桶里点燃，以增加战斗气氛）。他们很快融入浦东其他各厂的工人队伍之中，向当地警察局进发，将驻守的警察打败，缴获了储藏的武器。关于当时那历史性的一幕，一位烟厂工人回忆道：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一夜，开了一次会，会上宣布，将在次日下午两点钟行动。第二天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我们关了机器。不久，来自日华纺织厂、祥生铁厂和小南洋烟厂的工人冲到我们车间喊道:“同志们，有徽章的，就请亮出来!”我们的徽章是一块白布，有豆腐干那么大，上面写着几个字，其他人则是红色的。这些徽章一两个月前就发下来了，发的时候叫大家藏好，不要让人家看见，连家里人也不要让知道。保存这些徽章就像生死大事一样，它们都被放在各人在厂里替换衣服的箱子里，而不是放在家里。现在，我把徽章拿出来，别在身上，跟随大家冲了出去。在大门口与涌来的男工会合，我们来到第三区警察署。警察们惊恐至极，乖乖地把枪交给我们。然后我们行进到第四区警察署，发现当官的都逃跑了，武器扔了一地。用武器把我们自己武装起来后，我们列队前进——就像士兵一样。我们轮流站岗，维持公共秩序。[66]
军阀部队被起义工人吓破了胆，很快逃离，浦东落到了工人的手中。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在赶走孙传芳的军队，控制整个城市之后，工人们开始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一位前英美烟厂的工人回忆道:“我们兴奋异常，因为军阀部队被打败了。革命胜利了。我们再也不会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了。有人甚至说物价也要下降了。”[67]
工人代表朱泉发回忆道:“我晓得国民党（北伐军）正在路上，我梦想他们来了，我们工人就有救了。”[68]3月22日，有1000多名英美烟厂的工人参加了上海临时市政府的成立大会。为了进行自治，英美烟厂的工人成立了以李长贵为首的工会。李是一位共产党员，也与青帮有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工会就设在买办汪薇舟从前的公馆里。汪公馆在1922年罢工时遭到工人袭击，那以后，汪就搬到公共租界去住了。工会之外，还成立了由数百名工人组成的“工人纠察队”，负责维持浦东厂区一带的秩序。[69]
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英美烟公司
工人的世界好景不常。在那场哈罗德·艾萨克（HaroldIsaacs）称之为“中国革命的悲剧”里，国民党撕碎了他们与共产党，帮会和工人结成的共同反对军阀政权的统一战线。[70]在那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共产党人绝大多数都逃到了农村，从而将中国革命从无产阶级的斗争转变成为农民的斗争。但是，激进派组织者的成群退出并不意味着上海工人运动的终结。对许多任务厂来说——还是以英美烟公司为首——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仍然是一个充满激烈冲突的阶段。
由于罢工不断，工会遗产得以留存下来。在令人激动的五卅运动和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期，共产党人匆忙间成立了许多任务会，这些组织在四一二政变的白色恐怖中并未完全瓦解。英美烟厂工会是在四一二政变前的一个月成立的，6月5日在国民党训令——“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改进工人生活条件，发展卷姻产业，推动国民革命”——下重新组成。[71]李长贵仍为工会主任，但在常务委员会中增加了两个青帮分子：顾若峰*和陈培德。
*由于史料记载不同，顾若峰也作顾若凤。——译者注
在国民党统治下，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个恢复起来的工会发现了许多行动的机会。正如帕克斯·科布尔（ParksCoble）和谢尔曼·科克兰（ShermanCochran）的研究显示的，上海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早期关系并不像以前学者们所说的那样融洽。[72]新政权严重依赖上海的资本家，从他们那里获取财政支持，以维持其统治。光是在卷烟业，据1927年7月公布，新的烟草税增加了50%的幅度。
已经习惯于前军阀政权时期优惠税收条款的英美烟公司，拒绝缴纳新定税额，于7月26日将其位于浦东的一家烟厂关门歇业，导致8000名工人失业。公司解释道，由于经济环境不适宜，不得不关门。其用意显然是针对新税额的。公司的合作工会立即作出反应，谋取南京方面的支持，宣布对英美烟公司的产品加以抵制。由于害怕自己继续遭到抵制而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公司决定在8月15日重新开工。而且，它还表示愿意与工会进行谈判，同时补发歇业工人两天的工资。[73]
然而，烟税问题并未解决。其重要性在9月30日爆发的一场罢工中显露出来。当时烟叶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黄色工会加以调停，但罢工继续迅速扩大。一个星期里，该公司其他部门工人纷纷卷入，罢工人数超过9000人。
虽然9月罢工是因工人的实际利益而发动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谈判却是在国民党官员和英美烟公司工会的顾若峰、陈培德之间进行的，工会吁请公司纳税。以宣传税收问题为交换，工会领导得到了政府财政上的支持。一位研究埃及工人的学者指出：“决定工人政治方向或组织形态的不仅仅是生产过程或政府对作为一个种类的‘工人’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政府对特定产业的导向。[74]国民党政权对英美烟公司的敌意，在该公司延续将近四个月的罢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次罢工在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为时最久。
为了挖这个跨国烟草巨头的墙脚，国民政府找了几种方法来从经济上支持罢工者。首先，动员中国卷烟企业——最著名的是南洋和华成——向英美烟公司罢工基金捐款。上海社会局负责工人事务的处长张廷灏在回忆自己卷入这一策略中的情况时说：
我去见上海国民党农工部的头头周至远，商谈我与一些华商卷烟厂接触，鼓励他们向英美烟厂罢工工人捐款的计划。由于英美烟厂罢工，华商企业就能多出产品，最终占领英美烟厂的市场。华商企业赚得多，就能向罢工基金捐得多，就能让英美烟厂无法开工。如此，他们就能拖垮英美烟厂。[75]
张的计划很快付诸实施。据英国警方报告说，南洋公司向英美烟厂罢工基金捐了2万元，华成烟厂捐了1万元。[76]这些慷慨捐献并非仅仅是张廷灏劝说的结果。政府制订了一个补助这两个华商公司的特别计划，推动它们积极支持罢工。南洋和华成被允许以票面70%的价格购买印花税，然后再以15%的折扣处理（给小厂商）。这项计划所产生效益的2/3被划拨给英美烟厂工会。[77]
国民党对罢工的支持还不仅限于这种间接的支持。“工统会"在10月初宣布，它将向一系列工会活动提供经济支持，包括印刷1.5万份传单和海报。[78]国民党劳工部部长马超俊在一份机密备忘录中透露，他私人向罢工基金捐款2000元，王晓籁捐了8000元（王是青帮闻人，还负责上海市卷烟处的事情）。在得知英美烟厂工会还缺钱向工人发放补贴时，马超俊指示财政部划拨2万元给英美烟厂工会。马超俊指出，英美烟公司一年要交数百万的烟税，单是出于这个原因，就值得支持工人罢工，以迫使公司遵守新税则。就像马超俊所指出的：“英美烟厂压迫工人是小事，但它拒绝向国家纳税却是大事。”[79]
国民政府的倾力支持使英美烟厂工会深受鼓舞，针对公司的宣传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宣言、声明不断发表，旋即又被各大报刊登载。工会在一份声明中宣称：“我们要把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把劳资纠纷变为国际争端。我们受够了国际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现在要成为与它斗争的先锋。”[80]当英国派海军进驻该厂时，工会声称中国领土主权遭到了侵犯，将罢工定为“外交事件”，目的在于保卫中国主权、抵制洋货、发展国货、声援工人。[81]
在罢工目标中，工人的福利要求被降到了最末一位，这与极富政治野心的工会头头陈培德和顾若峰的想法是相符合的，他们就是要急于拍新上台的国民政府的马屁。甚至作为工会主要领导人的李长贵也准备接受国民党予以支持的条件。一位老工人回忆道：“原来李长贵是我们中的一员，但后来被他们拉了过去。他们向他按月付钱。”[82]
然而，不管表面上如何叛卖，李长贵继续强调工人要求的重要性。为了让李彻底闭嘴，陈和顾指控他与共产党有关系。11月30日，一队警察直奔李家，搜获了四袋共产党的小册子。这位年轻的工会领导人立即被捕，旋被判处两年监禁。*
*《上烟一厂工厂史》，无日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长贵的政治立场问题还是悬案。据他自称，他在四一二政变前不久加人共产党，一直在执行上面的指示。见“李长贵访谈录”，1958年8月1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但是采访他的人发现，他的谈话“有不少疑点”，并得出结论说，“这个人的政治立场尚不清楚。”
随着李长贵在画面上的消失，陈培德和顾若峰得以随心欲地推动工会与国民党订立同盟。但是，一场由政府出钱支持的罢工，也可以由政府发布命令加以制止。1928年初，温文尔雅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与英美烟公司之间的谈判有了结果。最终协议是在上海豪华的宋公馆里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签订的，公司答应向国民政府支付300万元，政府减轻公司税额，同时公司必须承认工会，改善工人生活状况。[83]为了安抚工会，公司在缴税后，按月拨一笔钱给工会。[84]每个工人也发了十元钱作为罢工期间的补助，至1月18日，工厂复工。
顾若峰和陈培德现在开始着手巩固自己的地位了。正如一位老工人所回忆的：“陈和顾勾结起来，让李长贵坐牢。此后两人就无法相容，开始各自培植党羽。”[85]顾若峰的势力主要在第二烟厂，因为他以前在那里做过小职员。陈培德以前在公司仓库干过，拉拢的支持者绝大部分都在第一烟厂。工会选举前，两人各自大摆宴席，发放毛巾等礼品，作为拉选票的手段。[86]顾若峰和陈培德两人之间的竞争反映了他们各自所拜的青帮老头子——杜月笙和黄金荣——之间的分歧。尽管这两位青帮大亨在四一二政变时曾携手合作，但国民党政权确立后，新的机遇出现，刺激了杜月笙的野心。为了扩张势力，杜甚至打算挖其从前的师傅黄金荣的墙脚。因此，杜的门生陆京士，当时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把英美烟厂工会主席陈培德（黄金荣的徒弟）抓了起来，说他有共产党嫌疑。后经黄金荣亲自出马，向司令杨虎直接说情，陆才将陈放出。*黄金荣在后来谈到此事时仍是愤愤不已：
我因受苏州同乡陈世昌的推荐，在法租界开办的烟赌事业中，起用了杜月笙。这是大家所晓得的。开始时，他叫我黄老伯。北伐军胜利到上海，四一二清党前不久，蒋介石来上海，在龙华机场上，我亲自把杜月笙介绍给蒋介石……清党后，我的徒弟陈培徳，杜的徒弟陆京士、周学湘等，成为上海工会的头子，但陈的办事能力远不及陆等……杜的声望远胜于我。从此以后，杜在电话里，不叫我黄老伯，而改口为金荣哥了，我感到真不是味道！[87]
虽然黄金荣渐渐失去对青帮的控制，但他仍有能力通过上海国民党权力部门的朋友关系来救他的门生陈培德。
*黄振世：《我所知道的黄金荣》，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177页；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经过》，同上，第164页。此事具体时间不明。布赖安·马丁（BrianMartin）和爱德华·哈蒙德（EdwardHammond）根据台湾方面的史料，认为此事发生在1927年末，但没有提及陆京士卷入的情况。见BrianMartin，“TuYueh-shengandLabourControlinShanghai，”PupersonFarEasternHistory,no.32（1985）:99～137；EdwardHammond,“OrganizedLaborinShanghai”（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1978）.可是，中国方面出版的回忆资料，确切说明军法处长陆京士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陆在1932年才担任此职，故这一事件应发生在那前后。见《大流氓杜月笙》，北京，1965年，第56页。次年，黄与杜之间在解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劳资纠纷事件上又斗得难分难解。见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4611.
地方当局愿意、甚至是鼓动青帮内部派系分立。在英美烟公司，这种对立情形很快就演化为正式的受资助结构。据英美烟公司总经理里迪克（I.G.Riddick）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说，上海国民党当局从每月烟税中可得到1750元，除留下550元自用外，其余的给英美烟公司工会分作三份：500元给陈培德那一帮，500元给顾若峰的“绍兴帮”，200元给第三个小帮派。这种地方政客与工会头子共生的现象，使里迪克联想到了“坦慕尼厅”。[88]
有政府做后台，工会头头们就有胆量向英美烟公司上层发起挑战。陈培德在第一烟厂的一系列罢工中特别具有煽动性。由于在卷烟部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陈培德搞罢工就从那个车间着手。正如毗邻的包装部一位女工回忆的那样：
那些日子发生了多次罢工，但是我搞不明白。我所知道的就是跟着第二车间（卷烟部）干。从我们的车间可以听到他们车间机器的声音。他们要罢工，声音自然停了。然后他们就向我们喊:“我们已经关机了。想加工资的就赶快加入进来。”我们就停止工作，罢工很快蔓延到其他车间。我们锡包间的女工，猛敲锡罐头，吵闹着要加工资。[89]
陈培德卷入这些抗议激怒了公司。1931年初，公司试图以迫使工人罢工的名义将他解雇。但经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和公安局调查，发现指控陈培德的罪名不能成立。[90]
无论陈培德与其他工会头头的关系如何，地方当局对英美烟公司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不完全放心。1931年底，李长贵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又开始在英美烟厂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有一次，李率领100名工人，手拿铁棍，占领工会。《北华捷报》将此次事件描绘成为“共产党试图控制当地工人的直接结果”。李长贵再次被捕，二进监狱。[91]
由于在工会选举时烟叶部和包装部的工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严重争端，当局再次对英美烟公司工会事务进行了于涉。选举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勒令停止，同时命令公安局严防工会中的“反革命活动”（实为防止共产党插手的一种借口）。[92]不久，公安局就逮捕了在英美烟公司通北路厂做技工的四名共产党员。这四人曾带领100多名追随者袭击当地警察署，但失败了，他们意在抢获武器后发动工人起义。[93]
由于害怕共产党影响在英美烟厂的复活，国民党当局便有意加强与烟厂工会领导人的联系。可是，对厂方而言，国民党走狗煽动的罢工几乎与共产党领导的罢工一样可恶。为了根除来自任何一方的隐患，英美烟厂决定下一帖猛药。1934年5月12日早上，在第一烟厂的大门口竖立起一块牌子，宣布第一烟厂将永久关门。厂方的借口是，该厂厂房和设备已经老化，无法继续使用。但实际原因是，第一烟厂既是1925-1927年间共产党发动罢工的中心，最近又成了陈培德的据点。一位老工人一言道破天机:“浦东老厂的工人富有战斗性，有一年发生的怠工和罢工高达83次。因此，洋人才下决心关闭工厂。”*
*“马珠兰访谈录”，1963年7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1927年6月18日的TheShanghaiTimes报道说，该厂关门是因为无利可图。1927年5月28日的TheChinaPress则报道称：“据说工人桀骜不驯。”
陈培德和顾若峰认为厂方的目的就是要压垮工会，两人暂时联合起来，在第二烟厂发起一场同情罢工。5月21日，全厂工人同时罢工。这一次，南京政府又秘密拨款为罢工工人发放补贴。[94]这次罢工到7月4日才结束，为时6个星期，虽然公司方而答应给失业工人发放解雇费，但工人们未能达到要求重开第一烟厂的目的。【此处“公司方而”应改为“公司方面”——录入者注】只是在陈培德收受了公司很大一笔钱以后，工会才草草收场。[95]
1934年的争端是陈培德工会组织事业走下坡路的标志。陈一向把劳资纠纷视为一个升迁的台阶，最终从杜月笙徒弟朱学范手中夺过总工会的头把交椅，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现在呢，他发现自己已然失宠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那里也已充斥着杜门中人。10月28日工会选举时，陈培德及其苏北追随者占了压倒优势。这个结果却被地方党部宣布为非法。两个月后，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主持下，重开选举，陈培德在工会里干了七年的职务被解除。[96]
共产党的收获
从工会与厂方打交道的有限成功中醒悟过来，并对工会日益严重的宗派主义和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有些工人开始另谋出路。*1934年，包装部的一些女工在浦东女青年会夜校学习后，思想变得激进起来。在年轻的共产党老师（其中包括江青，当时叫蓝苹，她每周在浦东女青年会夜校教两次歌）的影响下，有两位包装部的女工加人了共青团。**但其中一位很快离开英美烟厂，去参加了新四军；不久，浦东女青年会夜校的老师大部分都被逮捕（包括蓝苹），罪名是从事破坏活动。
*英美烟公司失业工人在寄给南京国民党中央的一封信中，指控工会贪污政府向失业工人发放的补贴。据写信人说，工会头头们从1828年初宋子文同意划拨钱款用作工人福利之事开始，就一直有计划地中饱私囊。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22：4-232。
**《战斗的五十年》，第109～113页；RoxaneWitke，ComradeChiangCh’ing（Boston，1977），p.84;“徐佩玲（音）访谈录"，1958年9月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当年，上海十家卷烟厂的女工组成一个抗日会。当时一份共产党的报告说:“可惜的是，当时参加的全是女工，连一个男工也没有。当然，这不能说是男工比女工更落后。”见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597页。1941年3月，英美烟公司有6名工人因为进行地下抗日活动而被开除。尽管我手头的资料没有说明他们的性别，但其中一名来自烟叶部，另外五名来自包装部。据此，他们大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女工。见《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071页。
共产党的动员工作在包装部陷于困境，在机车间却收到了成效。一位名叫山根宝的技工经他一位做邮务工人的邻居的介绍参加了救国会。不久山根宝在英美烟厂组织了一个读报会，激发工友们的爱国主义感情。1938年夏，山加入共产党，此后的一年里，他又发展了两个技工工友入党。1940年初，烟厂党支部成立，山任书记。这个新成立的支部组织了一个储金会，机车间有60多名工人参加（占该车间工人总数的20%）。[97]
珍珠港事件之后，英美烟公司落人日本人的魔掌。公司机车间是上海最早的机器厂之一，日本人试图将它变为军工生产企业。山根宝发动工人怠工，以延迟其过程。次年秋天，机车间工人的行动主义又如箭在弦上，这次工人是为了要求以大米配给抵消飞涨的物价。在包装部女工的推动下，罢工很快蔓延到了其他车间。最晚响应的是卷烟部。一位前卷烟工说:“我记得很清楚，当第三车间（包装部）的女工来的时候，我们还在机器旁工作。他们关了机器，我们才停止工作。”[98]经过四天罢工，日方经理终于答应实行大米配给。[99]
然而，总体上来说，在日本人统治下，工人罢工受到了严重限制。军事镇压和经济制裁像一把双刃剑，抑制了英美烟厂工人战斗精神的发挥。只是到战争结束后，该公司工人才重新恢复了倔强好斗的名声。
内战时期的斗争
1945年夏日本人投降后，山根宝及其同志们决定恢复建立左派工会。他们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是在一位机器工人的家里举行的。当时机车间的共产党活动受到了极大限制，[100]“相反，卷烟部由青帮分子兼国民党党员洪梅全控制，洪在十年前与顾若峰和陈培德关系密切。他是一个老卷烟工，在卷烟部有一个有势力的结拜组织。抗战胜利后，由于顾和陈被指定负责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洪的名声很快响了起来。洪穿着一身光鲜的西服和亮闪闪的皮鞋，出入于最高档的舞厅。在被引见给青帮工人领袖陆京士之后，洪加人了陆的工人福利会，经陆同意，他又被任命为1946年成立、经政府批准的英美烟公司工会主任。工会常务委员会的另外三人中，有两人是共产党或是同情共产党的机器工人。*
*《战斗的五十年》，第165～175页；调查局档案，台北，#556.282/810。抗战岁月并未消弭陈培德和顾若峰之间的矛盾，两人的关系仍像以前那样紧张。但在目前，顾由于与陆京士结盟，在比拼中渐占上风，洪梅全显然是顾-陆阵营中人。
对共产党来说，急迫的是如何解决其活动在工人中受限制的问题。正如一份关于英美烟公司情况的中共党内报告所说：“我们所有的基础都在铜匠间，与其他车间没有足够的联系。尽管我们有些人在其他部门工作，但我们无法在那里大批发动群众。”1946年底英美烟公司中共党员的情况如表5所示。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妇女。[101]
表51946年年底时的英美烟公司共产党员情况
工作部门中共党员数量
铜匠间12
烟叶部5
卷烟部4
办公室1
印刷间1
学校（教师）2
总计25
资料来源:调查局档案（台北）,#556.282/810
资料来源:调查局档案（台北），#556.282/810
可以肯定，技工是个活跃的群体。1946年夏，山根宝带了二十多名技工参加反内战示威游行。次年春天，他又组织他们参加反冻结生活指数的游行。然而，这些活动过分显眼，技工们受到了越来越严密的监视。要使英美烟厂的工人继续保持战斗性，就必须将活动基地转移到一个较少受到监视的车间。[102]
1947年夏，当要求发放星期日工资的气氛弥漫于英美烟厂工人之中的时候，山根宝及其他共产党组织者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斗争的领导权让给一些信得过的卷烟部的工友。一位罢工领导者回忆道：“当时反动工会正在密切注视着铜匠间。因为铜匠们已经很‘红’。我们卷烟工被指派发动这次罢工。我是黄色工会头头洪梅全的结拜弟兄。卷烟部的工头也是洪的结拜弟兄，所以洪某对我们车间没起疑心，没有将我们车间的工人列入黑名单。”[103]
这次罢工的成功，以及当年晚些时候发生的一次争取季度奖金的斗争，一步步地削弱了洪梅全的力量。在后面的那次斗争中，由于总经理拒绝工人发放季度奖金的要求，一批铜匠包围了他的办公室。公司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都被堵在里面，过了好长时间才被国民党军队解救出来。[104]工人们虽然显示了很强的战斗性，但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工会头头洪梅全在顾若峰——当时已是社会局劳工纠纷调解处处长——的陪伴下，从社会局的一个会议上回到厂里的时候，两人的脸上泛着红光，说明两人刚刚吃饱喝足。这两人含糊其辞，把厂方不妥协的立场复述了一遍。聚集起来的工人都很懊丧，他们原本希望在阴历新年放假之前能听到好消息。[105]
无论国民党工运头头如何丢尽面子，但对革命者而言，从这时到新中国成立的一段时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48年春，随着山根宝被国民党秘密特务抓获，共产党组织者遭遇了一系列挫折。[106]第二年另有十名工人被捕——六名来自机车间及其下属的修理间，两名来自卷烟部，两名来自烟叶部。[107]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罢工发生在包装部，组织者是两位十五年前就加人共青团的妇女（其中一位刚从新四军回到英美烟厂）。[108]
直到1949年春国民党逃离上海之后，共产党才彻底控制了英美烟厂的工人运动。山根宝从监狱释放出来，担任了该厂一个新成立的工会的主席。他的敌手洪梅全虽然接受了厂方补贴，允许其无限期休假，但是，他最终还是回到上海，与新的工会领导人达成和解。他在公安局的朋友保护了他一阵子，但他最后还是在1951年4月30日被捕，当时正值镇反运动。[109]
结语
在英美烟公司落入共产党的掌握之后，该公司工人编成一部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工运史，跨度将近半个世纪。当然，毫不奇怪，中国的工运史学者十分关注英美烟公司的工人，把他们称之为模范的无产阶级战士。尽管从性质上来说，英美烟公司工人的抗议模式与上海其他卷烟厂的情况没什么不同，但它的表现更为显著。为了解释这个跨国公司突出的斗争水平，中国学者特别指出了它的外资企业的属性，认为帝国主义的剥削激起了爱国工人的激烈反抗。谢尔曼·科克兰从同样的角度分析了英美烟公司的工人反抗与其对手华商企业的工人反抗之间的差异:“卷烟业工人投身于……经济民族主义，在罢工中的反映就是:英美烟公司比南洋公司更容易发生罢工，尽管前者的工资要高，比起西方公司也不算低。”但我要指出的是，英美烟公司的高工资实际上恰恰是引发更大罢工倾向的导火线。高工资——反映了企业的繁荣——一般都与更高的罢工频率联系在一起。1925年，在两大烟草公司竞争的高峰时期，在华英美烟公司的实收资本高达9938.5万美元，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只有491.6万美元。[110]这些数字表明，英美烟公司比它的中国对手富得多，它们各自的罢工比率（1918-1940年间，英美烟公司发生了56次，南洋公司发生了8次）有不协调之处。公司的繁荣程度比起外资企业性质更能说明这种不协调。*
*外资企业之富裕容易导致罢工倾向。面且，就1927年英美烟公司的罢工情况来说，由于事关“民族主义”税收，外资属性意味着罢工工人可以得到来自南洋公司和国民党政府两方面的重要的财政支持。然而，工人访谈录中从来没有提到民族主义是英美烟公司绝大多数罢工的促动因素。对利润分配不公的怨恨比起外资企业的属性来说要重要得多。只是在“五卅”、“五四”和三年内战时期高度政治化的罢工浪潮中，民族主义在工人动员中才发挥了主要作用。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英美烟公司的案例主要并不是一部爱国的、革命的工人阶级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历史。相反，它是一部外来党派——帮会、政府当局以及年轻的共产党知识分子——通过种种重要的竞争途径而形成的一部历史。最重要的是，这是一部揭示工人自身复杂性的历史。英美烟公司的工人虽然有时会采取联合行动，但他们本身却被技术程度、性别和地缘祖籍等因素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使得工人运动复杂化，有些参加者成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热情拥护者，有些则追随国民党及其青帮走狗，有些则自行其是。
在这方面，英美烟公司并非独一无二，将它与华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情况比较一下就可明了。一位前南洋公司工人曾这样回忆他们厂里的情形：
卷烟部分为两部分:“新车间”——工人主要来自上海，和“老车间"——工人都是广东人。1922年，厂里成立工会，我们要求发放补贴和增加工资。但是谈判刚刚开始，资方给了每位工人代表300元，装在香烟罐头里。接到这笔贿赂后，来自老车间的广东籍代表便停止代表工人说话。所以，我们决定成立一个新工会，以铜匠唐远为工会主任，取代邝公耀（国民党员）。*
两年后，另一位铜匠挺身而出，发动了南洋公司历史上代价最大的罢工。1924年9月，铜匠姚宝富对新颁布的工厂规则表示不满，同时要求收回解雇两位女工的成命。当厂方拒绝了这些要求时，全厂——有5000余人——举行罢工。尽管罢工没有成功，但却得到了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后者利用南洋公司的这场罢工作为发泄对国民党右派厌恶情绪的一个机会。**
*“黎琳访谈录”，1958年4月1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在1924年的南洋公司罢工期间，唐远被开除并被捕，判处监禁六个月。释放后，他当了江南船厂的一名技工，不久便被提升为机器间工头。他因工伤事故而早逝，实在是工会行动主义的损失。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1960年，第328～347页；Cochran，BigBusinessinChina，pp.172～176.在偶像化传记的叙述中，共产党干部向警予据认为代表中共领导了此次罢工。见李明：《悼向警予同志》，载《烈士传》，南京，1949年，第231页。尽管向警予领导烟厂工人罢工（以及同年领导缫丝业工人罢工）的确切性质尚不清楚，但公众对中共与罢工之间关系的关注是不可否认的。可参见以下各期《向导》：第83期，1924年9月17日；第84期，1924年9月24日；第85期，1924年10月1日；第96期，1924年12月24日。
如果说技工是“激进”罢工的煽动者的话，卷烟机操作工就是青帮工运头头的动员对象。这种情况不仅英美公司如此，南洋公司及其他卷烟厂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青帮卵翼下的卷烟工们有时会自发举行罢工，反对资本家，但他们通常是在心怀不满的青帮工头指使下行事的。*这些工人贵族与国民党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半技术性工人成为支持国民党的重要后备源。
*1933--1934年间南洋公司发生的劳资纠纷即是一例，见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4611，1935年福新烟草公司的情况也是如此，见同书，D-7107.
非技术性女工，虽然最初是站在卷烟业罢工最前列的，但她们一般都不愿意卷入持久的政治使命之中，部分是因为非技术性工作的不稳定，部分是家庭的压力，部分是因为外来干部对她们的疏忽或感觉迟钝。当工人组织者（如五卅运动时期的杨之华）真正能给予她们关心时，女工们并非不愿意接受领导。可是，这些事例极少，绝大部分烟叶部和包装部的女工仍然游离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控制之外。
就地缘祖籍、性别比例和技术水平的混合情况来说，各厂有各厂的样，但总的轮廓是清楚的。就同一家工厂不同车间的工人来说，文化背景和工作经历的相互作用，造成了有明显差异的政治倾向。而且，这些差异不仅局限于一厂一地，而具有跨行业的共同特征。与本厂的烟叶部和包装部那些非技术性工人比较而言，英美烟公司的铜匠在许多方面与技术性丝织工人有更多的类似之处。然而，企业内部的分裂并不会让中国工人阶级裹足不前，相反，这种情况奠定了各种不同的、有时是充满激烈竞争的工人政治模式的基础。
注释
[1]《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1957-1961年，第4卷第1册，第455页。
[2]同上，第446页；ShermanCochran.BigBusinessinChina（Cambridge,Mass.,1980）,chaps.2～3.
[3]Cochran,BigBusinessinChina,pp.176～185,pp.188～195;《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卷第1册，第447页。
[4]参见本书第二部分前言第二段。
[5]ShanghaiStrikeStatistics,1918—1940.
[6]《上海卷烟工业概况》，上海，1950年，第35～42页；《烟与烟叶》，上海，1934年，第49页；“郝立祥访谈录”，1958年6月10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7]英美烟公司浦东档案，#75/33、#60/8，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8]同上,#214c。
[9]同上,#75/33、#60/8;《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北京，1983年，第223～224页。
[10]“李新宝访谈录”，1958年8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11]“陆大修访谈录”，1958年8月24日，同上。
[12]《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9期（1956年），第6-8页。在工人的抗议声中——小便小在烟叶上，大便大在痰盂里——这一规定被取消。
[13]英美烟公司通北路厂档案，1938年7月6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4]“陆大修访谈录”，1958年8月8日；“范子钧访谈录”，1958年9月2日；“张永生访谈录”，1958年8月17日。同上。纺织厂中的类似情况，可参见EmilyHonig,SistersandStrangers:WomenintheShanghaiCottonMills，1911-1949（Stanford,Calif.,1986），pp.65～66，pp.79～87.
[15]“郝立祥访谈录”，1958年7月10日。
[16]《战斗的五十年》，上海，1960年，第8页。
[17]英美烟公司档案,Riddikrepot，1932年4月。
[18]《上烟二厂民主团结运动材料》，上海，1957年，第1957页。
[19]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1984年，第582页。
[20]《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051～1052页。
[21]“陆大修访谈录”，1958年8月8日。
[22]《民国日报》1921年7月28日。
[23]英美烟公司浦东档案，#155/24。
[24]《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028页；“赵琪璋访谈录”，1958年10月28日，“黄志浩访谈录”，1963年7月23日，“张永生访谈录”，均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25]《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027页
[26]“叶士林访谈录”，1963年8月1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225页。
[27]“山根宝访谈录”，1958年9月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28]《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9期（1956年），第6～8页；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587～588页；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上海，1933年，第105页；Cochran,BigBusinessinChina，pp.137ff.
[29]调查局档案，台北，#556.282/810
[30]《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042页。此项估计作于1924年。
[31]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582、587页；英美烟公司浦东档案，#52/24，#2/19；英美烟公司通北路档案，#758。【此处注释序号“21”应改为“31”——录入者注】
[32]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575、577页。
[33]朱邦兴等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589页。
[34]“陈清标访谈录”，1958年4月29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35]《时报》1906年6月13日，1915年2月2日，1916年3月3日。
[36]《民国日报》1917年7月21日、24日、25日，8月2日、10日，1918年5月2日。
[37]《战斗的五十年》，第16～17页；《民国日报》1918年8月4日，《时报》1918年8月5日、6日、9日；“张永生访谈录”，1958年8月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38]《时报》1919年10月8日。
[39]《民国日报》1919年11月10日、14日。
[40]同上，1920年6月23日，1921年3月7日、18日，6月25日、28日、29日。
[41]RoseGlichman,RussianFactoryWomen:WorkplaceandSociety，1880—1914（Berkeley,Calif.,1984），pp.162,165.
[42]LouiseTilly,“PathsofProletarianization：OrganizationofProduction,SexuelDivisionofLabor，andWomen'sCollectiveAction,”inWomen'sWork，ed.EleanorLeacockandHelenI.Safa（SouthHadley,Mass.,1986）,p.37.MichellePerrot,Lesouvrièresengrève,2vols.（Paris,1974）；PatriciaA.Cooper,OnceaCigarMaker：Men,WomenandWorkCultureinAmericanCigarFactory,1900-1919（Urbana,Ill.,1987）.
[43]《申报》1921年7月21日、24日；《民国日报》1921年7月21日；《战斗的五十年》，第19～20页。
[44]《战斗的五十年》，第20～22页；《中国工运资料》第1期（1958年），第58～59页、第70～72页；《民国日报》1921年8月2日。
[45]李启汉：《欢迎王凤山君的返回》，载《劳动周刊》1921年第12期。[王凤山转变的这一情节，在沈以行等主编的《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有关章节中，只是描写了工人们与之冲突斗争的情况，对王的转变根本不提一字。其他地方对工头与工人之间关系的论述，也是从对立面来写的。]【此处“]”为录入者添加——录入者注】
[46]司秉文：《李启汉》，载《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北京，1983年），第2卷，第156～168页。
[47]ChangKuo-t'ao,TheRise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Lawrence,Kan.,1971）,1:174～175.
[48]《战斗的五十年》，第31页。
[49]NorthChinaHerald,Sept.2,1922.
[50]《战斗的五十年》，第32～37页；《民国日报》1922年5月3日、5日、24日；《上烟一厂工厂史》，无日期，未刊稿，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51]《民国日报》1922年11月9日；Cochran,BigBusinessinChina,p.139；《战斗的五十年》，第38页。
[52]“张永生访谈录”，1958年8月9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53]《战斗的五十年》，第43-45页；“范子钧访谈录”，1958年9月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正如谢尔曼·科克兰（ShermanCochran）指出的，五卅运动时期，英美烟公司的罢工者占了全上海罢工者总数（16万人）的将近10%。见科克兰：BigBusinessinChina,p.177.
[54]王家贵、蔡锡瑶编:《上海大学》（上海，1986年），第96页。
[55]马纯古、章蕴:《一生坎坷，一片丹心》，载《回忆杨之华》，合肥，1983年，第28页。
[56]同上，第1～28页；《上海民族机器工业》，北京，1979年，第58页。
[57]“杨龙英访谈录”，1958年4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58]“朱泉发访谈录”，1958年6月10日，同上。
[59]“李新宝访谈录”，1958年8月11日，同上。
[60]“杨龙英访谈录”，1958年4月11日。
[61]“朱泉发访谈录”，1958年6月10日。
[62]Cochran,BigBusinessinChina,p.184.
[63]《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176页；ShanghaiStrikeStatistics，1918—1940.
[64]“郝立祥访谈录”，1958年6月10日。
[65]《战斗的五十年》，第69～84页。
[66]“陆大修访谈录”，1958年8月24日。
[67]同上。
[68]“朱泉发访谈录”，1958年6月10日。
[69]《上烟一厂工厂史》；“张瑞林访谈录”，1958年9月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70]HaroldIsaacs,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NewYork,1966）,chaps.10～11.
[71]骆传华:《今日中国劳工问题》，第97～102页。
[72]ShermanCochran,BigBusinessinChina,pp.188-195；ParksM.Cobl,TheShanghaiCapitalistsandtheNationalist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Mass.,1980）.
[73]《申报》1927年7月27日，8月16日。
[74]EllisGodberg,Tinker,TailorandTextileWorker:ClassandPoliticsinEgypt,1930—1952（Berkeley,Calif.,1986），p.177.
[75]“张廷灏访谈录”，无日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76]《上烟一厂工厂史》。
[77]英美烟公司浦东档案，#35:42～13。
[78]《民国日报》1927年10月8日。【此处注释序号“73”应改为“78”——录入者注】
[7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1:2-746。
[80]《申报》1927年10月25日。
[81]NorthChinaDailyNews,0ct.14,1927；NorthChinaHerald.Aug.6,1927；《新闻报》1927年10月15日，1928年1月11日。英美烟公司方面也说:“根据在中国报纸上近日来出现的评论，似乎这并不是我们的工人与我们之间的斗争，倒不如说是一场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在这些国家中我们被选为首位代表。”见《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205页。
[82]“陆大修访谈录”，1958年8月24日。
[83]NorthChinaDailyNews,Jan.18,1928；《上烟一厂工厂史》。
[84]“张廷灏访谈录”，无日期。
[85]“张瑞林访谈录”，1958年8月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86]“张永生访谈录"，1958年8月7日；“陆大修访谈录”，1958年8月24日。
[87]薛畊莘：《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载《旧上海的帮会》，上海，1986年，第92页。
[88]英美烟公司浦东档案，里迪克报告，1933年8月。“坦慕尼厅”（TammanyHall）是坦慕尼协会所在地，该协会是纽约市有实力的民主党组织，以政治腐蚀和党魁操纵而闻名——译者注。
[89]“李新宝访谈录”，1958年8月11日。
[90]英美烟公司浦东档案，#24:8～9。
[91]NorthChinaHerald,Dec.22,1958.
[92]《劳工月刊》1933年5月1日，第2卷第5期，第95页。
[93]《新闻报》1933年5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9:8093。被捕者中有一位强雷，是英美烟厂的一位铜匠，时任共产党沪东支部书记。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44册，第5414号文件。
[9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722：4-225。
[95]《上烟一厂工厂史》。
[96]ShanghaiMunicipalPoliceFiles,D-5844.
[97]《战斗的五十年》，第114～126页；“姚海根（音）访谈录”，1958年10月2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98]“洪本宽访谈录”，1958年10月2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
[99]《战斗的五十年》，第136～144页。
[100]《战斗的五十年》，第165页；“山根宝访谈录”，1958年9月2日。
[101]调查局档案，台北，#556.282/810。
[102]《战斗的五十年》，第169～184页。【此处注释序号“101”应改为“102”——录入者注】
[103]“黄志浩（音）访谈录”，1958年9月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人运动档案。【此处注释序号“100”应改为“103”——录入者注】
[104]同上；《战斗的五十年》，第195-198页。
[105]《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1956年第9期，第62～65页。【此处注释序号“101”应改为“105”——录入者注】
[106]《战斗的五十年》，第202页。
[107]《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278页。
[108]《战斗的五十年》，第207～208页。
[109]《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119～1121页；“黄志浩（音）访谈录”，1958年9月12日。
[110]Cochran,BigBusinessinChina,pp.207～20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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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解除对苏俄的封锁：关于消费者协会全俄中央联盟代表团出国问题的电报往来（1920年1月20日-2月2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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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解除对苏俄的封锁：关于消费者协会全俄中央联盟代表团出国问题的电报往来
（1920年1月20日-2月25月）
消费者协会全俄中央联盟建于1917年9月，贝尔肯海姆任该联盟的副主席，1918年底出国后，领导着中央联盟的各国外分支机构。1920年1月，他建议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允许他同苏俄国内的合作社进行贸易。协约国同意这一建议，从而解除了对苏俄的经济封锁。
一
俄国合作社工作者巴黎分支的无线电报卡那封（1920年1月20日）
莫斯科，消费者协会全俄中央联盟主席：
1月14日，贝尔肯海姆在最高委员会向克雷孟梭、劳合·乔治、尼蒂做了俄国合作社工作者同俄国进行商业往来问题的报告。1月16日，最高委员会决定保持它对苏维埃政府的目前政策。同时决定，
①协约国政府通知合作社组织，它们准备允许在俄国、协约国及中立国人民之间进行互往的商品交易，并请这些组织用俄国需要的衣物及其他商品作交易，把多余的谷物、粮食及原料运出俄国。这里需要明确指出：允许输入俄国的商品价值应等于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从俄国运出的商品的价值。
②然后，中央联盟通过电报同在莫斯科的总管理局进行交涉，询问合作社总管理局是否准备承担进出口商品的管理，以及这种交换是否有实际可能，中央联盟的代表现在就去莫斯科讨论细节问题。
③莫斯科合作社总管理局应证实，是否允许中央联盟运出谷物、大麻等，以及是否给中央联盟提供运输及其它必要的可能性。
④在莫斯科回答后，合作社总管理局将把自己的决定通知巴黎的贝尔肯海姆。
（《消息报》1920年2月29日第46号）
二
中央联盟主席的无线电报（1920年1月23日）
巴黎，贝尔肯海姆
我们对您1月20日从卡那封发来的电报答复如下：
1．中央联盟获得苏维埃政权的批准，可以同西欧、美洲和其他国家的合作社以及私人商行进行直接的贸易。
2．中央联盟从苏维埃政权那里获得了保护中央联盟所有进出口商品的一切保证。
3．中央联盟准备立即开始进行商品交易。
4．至于您提及的派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来的事，中央联盟已获得苏维埃政权的许可，对代表团到俄国的往返不加阻挠。请通过电报告之代表团的名单，苏维埃政权将给他们发放印有名字的许可证并指明路线。
中央联盟管理委员会主席（签名）
（《消息报》1920年2月29日，第46号）
三
消费者协会全俄中央联盟巴黎分支给中央联盟主席的无线电报（1920年1月27日）
……根据您的答复我们断定：您已最终获得全权从俄国运出谷物、大麻和其他原料，以运进俄国公民所需要的协约国及中立国的商品。务必请您确定的确如此……全俄国外合作社组织代表的巴黎会议认为，必须让俄国所有的合作社组织共同参加商品交易。
四
中央联盟管理局给巴黎分支的无线电报（1920年2月）
答复您的电报，我们告知管理局的决定：
1．中央联盟拥有苏维埃政府给予的运出原料以换取俄国必须物品的全权及委托。
2．中央联盟代表它所联合的俄国所有合作社组织进行活动。
3．中央联盟管理局不能确信，你们建议的三个不大有威望的合作社工作者的俄国之行，会有助于协调贸易交往的发展。因此中央联盟认为：不管你们代表团到达与否，立刻派自已的携有一切必要材料及拥有必不可少的广泛权力的全权代表出国更合情合理。中央联盟认为，它的代表团应当获得准允从俄国赴会和不加阻挠地返回俄国的保证，你们对此问题的答复，除了用无线电报发出以外，还请通知在哥本哈根的李维诺夫，中央联盟任命他为上面提到的我们代表团团长。管理局任命现在哥本哈根并有可能每天从管理局获得一切公务所需材料的李维诺夫为自己的代表，是要避免由于电报交涉和每次收到电报后管理局众多的会议所引起的麻烦，在代表到达前尽快开始双方同样需要的用俄国原料换外国工业品的交易。
五
巴黎分支给中央联盟管理局的无线电报（1920年2月8日）
……请告诉我们，你们拟定派出的合作社员工作者代表的名单，以便我们能够向最高委员会提出你们派遣代表的问题。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希望派有权威的合作社工作者来帮忙，并通过他们把你们的观点准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把已经到达俄国的我方的第一个代表团视为经常的商业交往的开始。我们坚信，现在只有以俄国合作社的非政治形式，和俄国合作社所采取的纯经济的、非政治性的方针，才可能恢复同俄国的商业联系，因此我们认为，把我们的活动完全脱离任何非纯经济的活动，让合作社组织的活动除了在俄国所需要的商品领域中恢复商业联系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这是绝对必要的。
六
中央联盟管理局给巴黎分支的无线电报（1920年2月25日）
……在昨天的会议上，中央联盟管理局选举了由列昂尼德·鲍利索维奇·克拉辛、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维克多·巴甫洛维奇·诺根……组成的代表团。
他们在获得通行证及路线图后立即起程，他们享有谈判及就地签订条约的广泛权力。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1卷，第351-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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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协约国就对苏对进行封锁之等致中立国和德国政府的照会（1919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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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协约国就对苏对进行封锁之等致中立国和德国政府的照会
（1919年10月10日）
协约国在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还要求中立国和德国同它们一起实行经济封锁，企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播篮里。
和会代表团主席受代表会议委托，把协约国及其盟国最高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对布尔什维克俄国施加经济压力的决定通知各中立国。
建议德国政府采取与下述行动相一致的措施：
布尔什维克对所有政府所持的明显敌意，及它在国外推行的国际主义革命纲领，是所有一切国家民族生存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力量的任何增长都会加剧危险，都是与各民族寻求恢复和平与社会秩序的愿望相抵触的。
根据这些想法，协约国及其盟国在研究了同布尔什维克俄国的贸易交往问题后发现：这种交往实际上只有借助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魁首才能进行；贸易自由会使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商品和资源，这会使他们对俄国人民施以暴政的力量大大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协约国及其盟国请求瑞典、挪威、丹麦、荷兰、芬兰、西班牙、瑞士、墨西哥、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及委内瑞拉政府，不要拒绝与他们立即协商关于禁止本国公民同布尔什维克俄国进行任何贸易，并保证严格执行这个这项政策的措施。
不要给驶往布尔什维克掌握的俄国港口或是来自这些港口的船只加煤。
对通过任何其他途径发往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所有货物采取同样措施。
拒绝给所有去布尔什维克俄国或由那里来的人签发护照，经协约国及其盟国政府同意的个别情况除外。
决定以预先通知的形式请求银行同布尔什维克俄国开战，请求每一个政府尽可能不让本国公民经邮局、电报、无线电报同布尔什维克俄国交往。
停泊在芬兰湾的大不列颠及法国军舰将一如既往地迫使那些驶往布尔什维克俄国港口的船只改变航向。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1卷，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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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协约国军事委员会关于法国向波兰政府提供军事援助情况的报告（1920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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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协约国军事委员会关于法国向波兰政府提供军事援助情况的报告
（1920年1月22日）
法国政府向波兰政府提供了长期贷款，其总额大约相当于目前的5亿7500万[1]，用它来购买和运输法国供给的物资。
此外，法国政府同意，在评价供给的货物时，根据物资的性质和状况减价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七十五。
供给的主要物资及品种是：
一、服装
1．装备加别尔6个师的服装；
2．12万件大衣，10万件军便服，12万条肥脚裤或普通裤，80万条男衬裤，100万双鞋，35万件衬衣。
二、火炮
30个重炮营（360门加农炮和榴弹炮）63个野战炮背（1,100门75毫米加农炮），这些炮营的全部武装，并配备马套车、装具及备用部件。
相应的修理队及停炮场的装备。
三、炮弹
75毫米大炮炮弹965,000发；
105毫米大炮炮弹120,000发；
155毫米野战炮炮弹100,000发；
65毫米山地炮炮弹30,000发。
四、德国造大炮及炮弹
75毫米加农炮35门；
77毫米大炮炮弹290,000发；
105毫米大炮炮弹36,000发；
150毫米大炮炮弹22,000发。
五、法国造手提武器
1．装备加列尔的军队（6个师）；
2．150,600支步枪；
50,000支卡宾枪；
1,000挺哥奇基斯型机枪；
23,500,000发子弹。
六、德国造轻武器
10,000支步枪；
1,200挺轻机枪；
96,000,000发子弹。
以上列举的清单只是主要物资。
还有给加列尔军队的马匹、车辆及补充物资。
此外，还运去大量其他各类物资、工程部队、军需部队和救护部队用的装备。
（译自《苏联国内战争史略》，第8卷，第80-81页）
[1]原文中没注明货币单位，据分析应是法郎。——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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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英国政府武装干涉苏俄的开支的报导（1919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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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英国政府武装干涉苏俄的开支的报导
（1919年9月14日）
8月14日，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关于支付反革命活动费用的答复如下：
“占领俄国北方及从阿尔汉格尔斯克撤出军队用去1791万英镑；高加索军队用去286万英镑；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海战用去520万英镑；援助高尔察克1443万英镑；援助邓尼金2,605万英镑；援助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及北方俄罗斯283.5万英镑；总共6928.5万英镑”。
根据战前的行情兑换成俄币大约为69亿卢布。
（译自《苏联国内战争史略》第2卷，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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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速记记录（1919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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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速记记录
（1919年10月15日）
在邓尼金军队逼近莫斯科的危急日子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政治局具体领导了前线的工作。1919年10月中，红军转入反攻。年底，击溃了协约国组织的第二次武装干涉。
前线的局势问题
一、承认存在最严峻的军事危险。争取把苏维埃俄国真正变成军营，为此：
1．通过党和工会组织对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进行普遍的登记，并按军事素养分级。
2．最大限度地解除共产党员和同情者在中央和地方的一般苏维埃工作（交通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契卡工作除外）。选出委员会、详细制定执行这一措施的方案和在执行中的地区差别，委员会在列宁同志领导下。
3．委托该委员会起草草案，简化公民管理，以最大限度地解放适于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员。
4．委托该委员会紧急制定计划，动员保卫图拉城的志愿者（共产党员和非党工人）。
5．采取有力措施来改善在莫斯科区组建的五个师的政治工作。办法是，莫斯科派遣优秀的工人和演说家去进行宣传，
二、近日举行盛大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莫斯科其他工人组织的联席会议，以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鼓动宣传和准备执行第一款中载明的决定。
三、不得放弃图拉、莫斯科和通向这两个地方的要冲地带，并准备在冬季发动总攻。不交出彼得格勒，从白海战线调出尽可能多的人来保卫彼得格勒地区。并派一定数量的骑兵援助彼得格勒。
讨论北线和西线问题的着眼点首先应当是保卫莫斯科一图拉地区的安全，其次是彼得格勒的安全。
再次审查了从西线和土耳其战线调出部队加强南线的可能性。
保障乌拉尔以东防线以及同土耳其斯坦的联系。
东南战线暂时转入防御，任务是；
1）不准邓尼金同乌拉尔哥萨克汇合；
2）腾出一部分有生力量保卫图拉和莫斯科。
四、建议各管理中心检查近月来所有预计发给地方的服装和器材，而这些地区已被敌人占领，被割裂，或紧靠前线。将这些物资送至中心附近的基地。
五、立即在乌拉尔和土耳其斯坦着手建立军需品和粮食基地。
六、东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顿河执行委员会应利用顿河人、库班人同邓尼金的对抗来达到军事政治目的，检查它们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方法手段。
七、委托第一条款规定建立的委员会起草关于搜寻一切对军事行动和军需有用的财物，严厉处罚违法行为的报告。
八、委托同一委员会讨论中央委员会附属的救助伤员委员会的情况，并代表中央委员会向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报告。
九、建议瞿鲁巴同志[1]考虑并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一系列措施，以保证莫斯科区卫成部队的粮食、饲料和铺垫用麦秸的实际需求。
十、建议革命军事委员会重新审议莫斯科区独立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这个区的部队直接从属于南方战线的问题……
……
十三、委托列宁同志与有关同志商讨派遣权威人士到乌拉尔和土耳其斯坦建立这两个地区的供应基地的问题。
（译自《国内战争史略》，第2卷，第533-534页）
[1]粮食人民委员。——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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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尼金的进攻莫斯科命令（1919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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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尼金的进攻莫斯科命令
（1919年7月13日）
高尔察克被击败后，协约国把希望寄托到盘踞在高加紫的邓尼金身上。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邓尼金下令军队分三路进攻莫斯科，给苏维埃政权造成最严重的威胁。
1．由于最终目标是夺取俄国的心脏——莫斯科，因此我命令：
弗兰格尔将军[1]进驻萨拉托夫——勒季谢沃——巴拉绍夫战线，替换这一线上的顿河部队，并继续向奔萨、鲁札耶夫卡、阿尔札马斯、继而向下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进攻。
现在派部队去同乌拉尔军队联系，以肃清伏尔加河下游。
2．西多林将军[2]的右翼在弗兰格尔将军到来之前继续完成既定的任务，进入卡梅申——巴拉绍夫一线。其他部队在（1）沃罗涅什——科兹洛夫——梁赞；（2）新奥斯科尔——叶烈茨——卡希拉方向上展开对莫斯科的打击。
3．迈伊-马耶夫斯基将军[3]在库尔斯克——奥廖尔——图拉方向上进攻莫斯科。占领基辅和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布良斯克地段上的渡口，以保证军队从西向第聂伯河和杰斯纳河一线挺进。
4．多勃罗沃尔斯基将军[4]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到河口向第聂伯河出击，以便进一步夺取赫尔松和尼古拉耶夫……。
5．黑海舰队协助完成这些战斗任务……并包围敖德萨港。
（译自《苏联国内战争史略》第2卷，第494-495页）
[1]高加索军队司令。
[2]顿河军队司令。
[3]“志愿军”司令。
[4]第三集团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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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独立的远东共和国成立宣言（1920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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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独立的远东共和国成立宣言
（1920年4月6日）
高尔察克被歼灭后，苏维埃政府为了避免同日本发生直接武装冲突，决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立一个缓冲国，名为远东共和国。它形式上是一个议会民主共和国，但受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领导。1922年11月，日本干涉军撤离西伯利亚后，远东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
外贝加尔地区居民立宪会议致美国、大不列顺、法国、日本、中国、意大利、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及全世界各国政府及人民书
我们，外贝加尔地区全体居民的全权代表，在上乌丁斯克举行立宪会议，并以选举我们的人民的名义向世界各国人民及其政府致书并庄严声明：
两年来，兄弟间自相残杀的内战破坏了我们富饶的地区，使得人民痛恨的反动暴徒、哥萨克首领及其走狗的政权得以建立。暴力、掠夺和杀戮的乌云笼罩在我们的头上，机枪的吼叫、火光、无情的杀戮使我们无法生活下去。我们同邻居的和平往来和贸易被破坏，以致我们的领土被协约国占领。人民忍无可忍，起义了，目的是要停止内讧，为了自由与和平把全体人民团储起来。
外贝加尔地区的人民推翻了僭位者高尔察克和谢苗诺夫后，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声明：
1．远东地区（包括外贝加尔、阿穆尔、滨海、萨哈林、堪集加地区及划归中东路用的地段），由于它的经济和地理位量、选界集的绵长，距离俄罗斯共和国中心的遥远，宣布为远东共和国。
2．在远东共和国境内建立民主政权，它体现了人民选出的代表所反映的人民的意志，它保障社会各阶级的民主自由权利，以保证各种社会力量的和平发展。
3．为实现自己的意志，代表会议决定由会议中的一些成员组成临时政府，共和国各政党及各民族的代表也将参加政府。代表会议授予这个临时政府全部民事及军事权力，委托它不倦地继续进行反对反动残余的斗争；确立法律和秩序的统治；组织地方民主政府；制定人民立宪会议法和筹备召开这样的会议。一俟外贝加尔同俄罗斯远东其他地区完成联合，就应召开人民立宪会议，以便远东共和国有一部民主宪法。
4．代表会议坚决要求前高尔察克及谢苗诺夫军队的所有官兵结束混乱和暴力状态，放下武器。代表会议以人民的名义保证他们完全不受侵犯，能够回到和平的劳动中去，能够重返自己的家园。代表会议宣布取消与人民的民主愿望相抵触的死刑。
5．代表会议通过世界各国政府向世界各国人民声明：远东共和国渴望同所有国家，特别是直接同它接壤并有居民在远东共和国境内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内部斗争使我们的经济衰落，破坏了生产和交通，饥饿的幽灵已在国内出现。
我们渴望和平，渴望回到和平劳动中去。我们希望简所有国家亲密友好。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着手重建我们的生活。代表会议保证其他国家全体公民的人身及财产不受侵犯，邀请各国政府为世界共同的利益同我们选出来的政府进行交往，派遣自己的全权代表同它交往。请相信，这一地区的所有居民对政府一贯渴望建立秩序和创建和平劳动及建设性生活的条件表示支持。
上乌丁斯克[1]
1920年4月6日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1卷，第422-423页）
[1]现称乌兰乌德。——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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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191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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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
（1919年4月11日）
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第36卷，第263-266页。
原文链接：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191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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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约国最高委员会给高尔察克的照会（1919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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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约国最高委员会给高尔察克的照会
（1919年5月26日）
协约国及其盟国感到，它们必须最终明确说明它们对俄国政策的时刻到了。
不干涉俄国内政曾一直是协约国及其盟国的基本原则。最初，它们的干涉只是为了帮助那些想继续反对德意志贵族，想防止德国把法律强加给自己国家的俄国人，后来是为了帮助那些想拯救捷克斯洛伐克人免遭布尔什维克力量消灭的俄国人。从1918年11月11日签订停战协定[1]以来，它们供养了俄国各地的武装力量。很大数量的装备和补给送予了同它们联合的人员。和会[2]一召开，就试图给俄国带来和平与秩序，邀请争夺俄国政府宝座的各派代表会见，期望这样做能够使俄国的问题不断得到解决。
这个建议未能获得成功，因为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基本的条件—在谈判期间暂时停止敌对行动。
现在某些协约国及其盟国执意想撤出军队，并且不想继续在俄国花钱。理由是，通过继续干涉来迅速调整形势是无望的。只当它们相信，它们的行动的确能帮助俄罗斯人民获得自由、自治及和平时，它们才准备继续自已的协同行动。
协约国及其盟国政府希望正式声明：他们政策的目的是在俄国恢复和平，办法是在国联的调停下，通过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使俄国人民能自己管理自已的事务，解决有关俄国边界及俄国与邻国关系的争执，恢复其边界的和平。他们确信，他们在最近十二个月里的经验表明，同莫斯科的苏维埃政府不能取得这样的结果。因此他们决定用装备、补给和食品来帮助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政府和同他联合的人，以巩固其全俄政府的地位，条件是协约国及其盟国获得高尔察克及其同盟者明确的保证，他们的政策同协约国及其盟国的目标一致。
为此，他们想询问高尔察克海军上将及那些同他联合的人，他们是否同意下列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他们能够获得协约国经常的援助。
第一，一经夺取莫斯科，他们应当召开在自由、秘密和民主原则基础上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后者作为俄国最高的立宪机关，俄国政府应当对它负责。另外，假如到这时秩序还未恢复到应有的水平，他们应当在不能进行新选举的时候召开1917年选出的立宪会议。
第二，在他们建立了政权的地方，他们将允许进行自由和正常的选举，产生各种独立的和法定的会议，如城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
第三，他们将不在俄国恢复有利于某一阶级或组织的专门特权……，他们愿意相信，他们现在准备帮助的人是拥护俄国所有公民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人，并且不准备恢复被革命推翻的制度。
第四，芬兰和波兰的独立将得到承认，如果俄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边界以及其他问题不能达成协议调解，这些问题将送交国联仲裁解决。
第五，如果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哥萨克地区、里海南部地区与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不能迅速友好地解决，那么，这个问题将根据国联建议，并在它的协助下解决。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俄国政府应承认这些区域是自治的区域，并承认这些地区里的事实上的政府同协约国及其盟国政府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第六，承认和会有权决定罗马尼亚比萨拉比亚地区的未来命运。
第七，俄国一经建立民主基础上的政府，它将加入国联，并在全世界限制军备和军事组织事务中与其他成员合作。
最后，高尔察克海军上将1918年11月27日关于俄国国债的声明将得到确认。
希望能尽快得知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政府及那些同他联合的人是否会接受这些条件，如果接受，他们打算一旦军事形势许可，就建立统一的政府和指挥，协约国及其盟国会是很高兴的。
克雷孟梭
劳合·乔治威尔逊
西园寺（签字）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1卷，第283-284页）
[1]指德国向协约国投降而签订的停战协定。——译者
[2]指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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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约国代表和高尔察克关于任命两伯利亚干涉军总司令的协议（1919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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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约国代表和高尔察克关于任命两伯利亚干涉军总司令的协议
（1919年1月16日）
1919年春，盘踞在西伯利亚的前沙皇将军高尔察克成为当时颠覆苏维埃政权的主力和组织中心。他在各方面都听命于协约国，因此通常把高尔察克的进攻称之为协约国的第一次武装干涉。
1。让内将军[1]是驻俄国东部及贝加尔湖以西的西伯利亚地区盟国所有军队的总司令……
2。为保证各条战线的行动统一，俄军最高指挥官将同意根据盟国最高指挥部代表-让内将军所发布的总的指示作战……
3。总的计划按第二款中规定的程序确定，进一步阐明总计划的所有命令及指示，将由俄军总司令部的长官通过最高指挥部代表发出。
4。为此目的，让内将军将有一个司令部，它将就共同作战问题同俄军司令部一起工作，另一方面，它直接领导盟国的军队。
5。为保证俄军与盟国军队富有成果的工作……让内将军有权对前线和后方进行总督察。
6。诺克斯将军[2]是让内将军的助手……
（译自《苏联国内战争史略》第2卷，第8页）
[1]让内是法国将军。——译者
[2]诺克斯是英国将军。——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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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协约国军队最高指挥部关于准备武装干涉俄国的材料（1919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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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粉碎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
1．协约国军队最高指挥部关于准备武装干涉俄国的材料
（1919年3月6日）
这份文件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德国档案中缴获的。它清楚地说明帝国主义对苏武装干涉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苏战争。
……
二、这场必要干涉的特点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要推翻布尔什维主义，必须有足够的政治经济行动——通过禁运布尔什维主义发展所必须的物资来孤立和消灭它。
苏维埃政府掌握了国家的基本资源，并把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宣传行动扩大到国土以外，这之后，上述方法就明显不够了。
为了控制它，军事行动是必要的。首先必须把这个制度的支柱和活动的主要机构—红军打碎。
布尔什维主义一旦被消灭，在俄国恢复有秩序的制度是重大的民族事件，原则上应由俄国人民自己完成。但假如让它听其自然，假如协约国不给予它善意友好的协助，帮助它在有秩序和平静的条件下恢复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平静，这个已发生了深刻分裂，又失去方向的民族就不能实现这个目的！
所以，协约国在俄国的任务，首先是军事行动，而后是政治性的援助。
三、军事行动是手段
谈不上利用德国力量进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
让德国参加俄罗斯帝国的活动，这种想法同我们格格不入。相反，应当在这两个国家中间设立壁垒（特别是用恢复波兰的办法），使德国不能影响到俄国。
因此，我们只能指望；
1）俄国的力量；
2）协约国大国的力量；
3）同俄国相邻国家的力量。
1．俄国反布尔什维主义力量缺乏组织性和稳定性。
这些力量由于失去了中央政府的领导及物质支持，加之地理上的孤立，被分裂为一些互不联系的小集团，并且缺乏必要的物资。
领导者充满割据思想，反布尔什维主义力量服从这些领导者的命令，无法在还很模糊的民族感情中找到协调他们行动所需要的团结精神。
他们分散了他们所仅有的微弱力量。指挥机构，组织系统，财政资源，物资供应——所有这些都应当建立起来或补充完善。
说到底，俄国这些力量在目前情况下无力复兴自己的国家。重建这些力量将是协约国的沉重负担，并要求协约国作长期的努力。同样，也不能指望重建后的俄国力量会在某个时候能够完成这项任务。
2．协约国大国的力量
协约国在经历消耗战之后，近期内很难要求它对俄国进行强有力的军事干涉。
从道义方面考虑，社会舆论要求尽快复员，很难同意派出大量军队。
从物质方面考虑（距离，吨位），这些军队行动起来将是迟缓的。
因此，协约国大国只能计划派出指挥人员、志愿队伍，以及提供大量现代化军事物资。
3．与俄国相邻国家的力量
最好是向相邻的或附近的盟国呼吁，让他们向俄国力量提供后者所需要的支持。
这些国家多数属于伟大的斯拉夫（民族）家庭，因而不能不关心俄国的命运。
对所有这些邻国来讲，最切身的利益是恢复自己东方邻居的秩序。而对另一部分邻国来讲，是为保证自己的经济前途。
最后，在同布尔什维克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年青的国家会找到巩固自身统一，激扬民族情绪的依据。
芬兰，波罗的海各省、波兰和罗马尼亚是俄国的直接邻邦。塞尔维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在种族关系及经济利益上同俄国有联系。希腊（它的军队完好无损）为让大家尊重她的要求，当然该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提供必要的力量。
四、行动计划
上面提到要运用的各种力量，在目前不能启用。因为一些国家尚未完全建立（芬、波、捷），另一些（罗、希）拥有的物质资料有限。
最后，在大多数参加国中，政治形势不稳定或是同相邻国家的争斗消耗了相当一部分现有的物质资料。
1）通过最终确定这些国家的边界，给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然后让他们把自己的力量转向东方。
2）预先组织协约国的统一指挥。它的命令对在俄国各条战线上的协约国和俄国力量均毫无例外地有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协调行动。
3）一方面给各种部队提供必要的指挥人员，以便很好地组织力量和指挥作战。另方面，给他们所需要的财政、经济和物质援助，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他们。
如果这三个条件能够满足，那么只动用预定使用的力量，就能从俄国所有边界发动直指布尔什维主义心脏—莫斯科的总攻击。
在进攻开始前，这些力量按各自组织程度只能被用来加强已经建立起来的堡垒，以防止红军的新推进。
五、具体实施：
确立同我国相邻的各国边界是和会的义务。
确立俄国各条战线上协约国的统一指挥，应当是有关协约国政府要解决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要立即解决才好。
为了保证加强现有的军队（罗、希）和动员处于正在建立过程中的新生国家军队，协约国答应给予物质援助。很明显，它要求预先确定每个国家提供军队的人数，大国之间义务的分配（或是这些大国共同提供自己的资源，或是他们承担适当任务，对某些特别指定的交战国提供物质援助[1]）。
应当尽快召开盟国委员会，起草所必须的纲领（决定需求和分配），然后监督它的实施。
六、结束语
总之，协约国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制度的干涉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想使普遍和平事业遭到损失的话就不能拖延干涉。
毫不松懈地进行政治干涉行动，同时，这种干涉也应当表现为俄国反布尔什维主义力量同关心俄国复兴的邻国军队的联合军事行动。
但是，只有在各交战国订立了领土条约和把他们的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后，才能采取这些行动。
因此重要的是，协约国大国尽快就他们的共同干涉的原则和条件达成必要的协议。
（译自《苏联国内战争史略》第2卷，第8-12页。）
[1]这种分配可按下列形式进行，
英国：芬兰、波罗的海诺省（西北战线），希腊和塞尔维亚军队，邓尼金和克拉斯诺夫的俄国力量。
法国和意大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
美国和日本；西伯利亚政府的力量，共同协助供应交战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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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关于联合各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决议（1919年8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12．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关于联合各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同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决议
（1919年8月1日）
国内战争期间，俄罗斯、乌克兰等苏维埃共和国决定加强军事协同行动。它为后来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奠定了基础。
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白俄罗斯劳动群众创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多次大声宣布：为了停止强加于它们身上的战争，它们准备进行和平谈判。国际帝国主义力量妄图征服整个世界，无限度地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联合反对劳动人民的和解运动。它无视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劳动群众的和平建议，并集结一切力量到处镇压工农革命群众运动所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国际资本动员一切君主和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势力反对苏维埃政权，力图以各条战线的总进攻来扼杀工农政权。为了回击这种企图再次奴役千百万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和克里木半岛的工人和农民的阴谋，他们应在残酷的生死斗争中，把战斗力量最紧密地联合起来，并实行集中领导。上述所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事同盟应是对共网敌人的进攻的第一个回答。因此，在完全承认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和克里木半岛劳动群众的独立、自由和自决的基础上，根据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5月18日会议通过的决议，以及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建议，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实行下列这样的紧密联合：1．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和克里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组织和军事指挥的联合；2．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联合；3．铁路管理和经营的联合；4．财政的联合；5．劳动委员会的联合；以便使上述各人民生活部门的领导权集中在统一的委员会手中。
联合应采取同上述各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相互协商的方法进行。
为实现上述步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一个委员会，委托它立即同有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进行谈判，并同他们一道制定具体的联合准则，在最终制定出联合方案前应立即规定活动的方式。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加里宁
（译自《苏联国内战争史略》第2卷第789-7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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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关于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的决定（1918年9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11．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关于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的决定
（1918年9月2日）
面对企图扼杀苏维埃共和国并欲把它碎尸万段的帝国主义凶恶强盗，面对把工农国家出卖给外国帝国主义恶狼的俄国资产阶级举起的叛变的黄旗，工、农、红军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决定：
苏维埃共和国变为军营。
拥有一名总司令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共和国所有战线和所有军事机关的领导。
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所有人力和财力用于反对暴徒的武装斗争的神圣事业。
所有公民，不论职业和年龄都应当绝对履行苏维埃政权将赋予他们的保卫祖国的那些义务。
全国劳动人民支持的工农红军一定会粉碎和击溃蹂躏苏维埃共和国土地的帝国主义凶恶强盗。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把此决定通告广大的工农群众，责成所有村、州和市苏维埃，所有苏维埃机关把本决定悬挂在显著位置上。
（译自《苏联国内战争史略》第1卷，第204-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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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民委员会关于向生产者征集粮食和饲料，并集归国家支配的决定（1919年1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10．人民委员会关于向生产者征集粮食和饲料，并集归国家支配的决定
（1919年1月11日）
随着国内战争的扩大，苏维埃政权决定实行余粮征集制。这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战胜反革命叛乱提供了物质基础。
为了向红军和无粮区迅速提供粮食，为了阐明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粮食垄断的法令和关于实物税的法令，现就将多余的粮食和饲料收归国家支配问题作如下规定：
1．向各生产省份的居民征集满足国家需要的全部粮食和饲料。
2．向哪些省份征集粮食以及各省应缴粮食和谷物饲料的数量，都由人民委员会根据收成、贮备和正常需要的情况来确定。
3．根据粮食人民委员的通告，粮食部门采购的全部种子、粮食及谷物饲料均属征集之列。
4．除粮食人民委员部规定的征集之外，可以根据省粮食人民委员会的命令，把没有粮食需求指标的城乡居民所需的粮食及饲料补充列入征集数额之内。
5．粮食征集总则由粮食人民委员部规定。
6．根据第4条规定，摊派给各省征集的全部粮食及饲料，应根据已规定的固定价格向居民收购，并应在1919年6月15日前上缴。
7．摊派给省征集的全部粮食，其中百分之七十应在1919年3月1日前上缴。
8．粮食人民委员有权根据当年的收成情况减少应在3月1日之后上缴的数量。
9．在3月1日前交纳粮食和饲料征集令规定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6月15日前交纳其余部分的农户，免交实物税。
10．在规定日期之前没有按规定交纳粮食和饲料的农户，要把在他家里发现的贮备无偿地强行收归国有。对负隅顽抗及故意掩藏自已贮备者要采取严厉措施，直至根据人民法庭的判决没收财产，剥夺自由。
注：对粮食征集中非法行为的上诉程序及权利由粮食人民委员部确定。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副粮食人民委员布留哈诺夫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邦契-布鲁也维奇
（译自《苏联国内战争史略》第1卷，第335-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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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马丁·阿伯恩（1940年1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马丁·阿伯恩[1]
（1940年1月29日）
亲爱的阿伯恩同志：
坎农同志把你所谓的“这意味着分裂”的说法转告了我。他在1939年12月28日写道：
你的文件[2]已在党内广泛传播。目前我只听到两种来自少数派领导的明确评论，阿伯恩阅读了标题和头几段内容后，对戈德曼说道：“这意味着分裂。”
我认为坎农是一个可靠的同志，我没有丝毫理由怀疑他来信的真实性。
你认为这份报告“是个谎言”。我根据长期的经验知道，在激烈的斗争中，经常会发生来自这方或那方的没有恶意的误会。
你问我是否努力核查过这个报告的真实性。我完全没有这么做。如果我在私人通信中将它当作我知道的事实来传播的话，这将是不忠诚的。但我将它发表出来，带上“据报道”这样的评论，所以你完全可以去证实或否认它。我认为在党内讨论中，这可能是最好的核实方法。
你在信的开头说：“我在过去忽视了一些错误的陈述，但我在别处，在你的公开信中注意到了……”等等。“一些错误的陈述”这个短语意味着什么？谁的错误陈述？“在别处”是什么意思？在哪一处？你不觉得你的话会被没有经验的同志当成暧昧的暗示吗？我的文章中如果有“一些错误的陈述”和“其它事情”，最好将它们准确地列举出来。如果我没有做出错误的陈述，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在信中向我提出这些。我也很难明白，如果这些错误的陈述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的话，怎么会被“忽视”呢？——这只能解释为不关心党。
无论如何，看到你断然否定“这意味着分裂”的主张，我感到很欣慰。从这层意义上说，你信中的激烈语调，我可以解释为，你的否认不是正式的，也就是说，你的否认不只是个引述，而且你和我一样将分裂的思想看作是对第四国际的可鄙背叛。
你的友好的
列昂·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抄送坎农
注释
[1]马丁·阿伯恩（MartinAbern,1898-1949）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美共中央委员会成员，1928年与坎农，沙赫特曼一起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而遭开除；后与坎农一道创立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40年的派别斗争中支持少数派。——译者
[2]这份文件指的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这篇文章。——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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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约瑟夫·汉森（（1940年1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约瑟夫·汉森
（1940年1月18日）
亲爱的乔：
我已写好了反对沙赫特曼的文章。我要用一两天来润色，我会试着引用你的一些引证。这里我想谈另外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反对派的一些领导正准备分裂；他们借此在未来将反对派描绘成受迫害的少数。这正是他们的思想状态的特征。我认为我们必须以大致如下几点来回应他们：
“你们害怕我们以后要秋后算账吗？我们向你们建议设立对未来的少数派的共同保证，无论你我最后谁是少数派。这保证应由以下四点构成：（1）不禁止成立派别组织；（2）除了出于共同行动的的必要而规定的限制之外，派别活动不受其他限制；（3）正式出版物理应必须代表新一届大会确立的路线；（4）如果他们希望的话，未来的少数派可以有一份专供党员阅览的内部公报，或可以与多数派共用一份讨论公报。”
经过漫长的讨论、召开代表大会之后，继续出版讨论公报当然是不符合规定的，这是一个例外，相当糟糕的例外。但我们根本不是官僚。我们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定。在组织领域内我们也是辨证论者。如果党内有一个重要的、对大会决定感到不满的少数派，那在召开代表大会之后，把讨论合法化要比分裂党更加可取。
有必要的话，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向他们建议：在新的全国委员会的监督下，出版特别讨论专刊，这份专刊不仅向党员公开，还要向大众公开。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走得尽可能远，以便至少平息他们的不成熟的抱怨，阻止他们挑起分裂。
我个人认为，如果双方能出于善意进行引导，在目前条件下延长讨论能起到教育党的作用。我认为多数派应该在全国委员会上以书面的形式正式提出这些建议。无论他们的答复如何，党终究会取胜的。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CORNELL[列昂·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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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的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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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魔鬼之窟”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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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魔鬼之窟”
然而，“妓女、酒鬼和窃贼”这些“魔鬼之窟”中的居民，他们的情形又如何呢？福音主义者为他们的灵魂费尽心机。如果我们对历史的变革感兴趣，那么我们必须考查这清晰的少数。但这个少数是从不那么清晰的多数中浮现的，这些多数的意识在此时可说是“亚政治的”，即由迷信或不自主的非宗教状态、偏见和爱国主义所构成。
就清晰度而言，这群不那么清晰的一帮人的思想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载。但我们在像戈登暴乱这样的危机时刻仍可见其一斑。不过，危机不是典型的情况，从犯罪档案中觅其踪迹是一种有诱惑力的做法。但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必须提醒诸位不能作以下的假设，即18世纪后期“穷苦的基督徒”可分为悔过的失足者以及杀人犯、盗贼及酗酒者等两种类型。
人们很容易不切实际地把工业革命时期的人分为有组织的即上教堂的好人和放荡的坏人，因为资料档案至少从四个方面促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可查到的事实通常出于贬损的目的而以耸人听闻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相信最卖力的调查者之一——帕特里克·科克洪的话，那么在世纪之交时仅伦敦就有5万名妓女、5000多名酒馆主和1万名窃贼。他对范围更大的犯罪阶层总数的估计为11.5万人（连前面那几类人在内），而当时伦敦的人口还不到100万人。那些人中包括收赃者、伪造货币者、赌徒、奖券商、奸商、河边行骗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人，如拾荒者、寻衅滋事者、携棒胁迫者、摩洛哥人、宰客的车夫、苦力、逗熊者和流浪艺人等，他还估计全国该阶层的总数达1320716人（含100万领取教区救济者），但是，这些估计不加区分地将吉普赛人、流浪者、失业者、流动商贩和梅休笔下街头小贩的祖辈们都混同在内。据近一步的考察，科克洪所说的妓女是指那些“淫荡和不道德的女人”，包括“下层社会中数目巨大的未婚同居者”（这种现象出现在穷人要离婚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个时候）。[1]
因此，上述数据仅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估计，它既反映了有产阶级的心理状况（他们以为任何没有固定工作或财产的人必然要靠不正当的手段来维持生计——这当然也不是毫无道理），同时也反映了无产者实际的犯罪行为。科克洪作调查的时间与他得出的结论一样重要，因为这些调查是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恐慌气氛中进行的。在此之前的20年中，上层阶级对人道主义的关注有了重大发展，我们可以从霍华德、汉韦、克拉克森和弗雷德里克·艾登爵士的著作中，从小乡绅及非国教商人教俗自由越来越强烈的关心中，看到这一点。但是，“在法国革命引起的首次震撼之后，工人阶级的觉醒使上层阶级发抖了”，雪莱夫人弗朗西丝在她的《日记》中这样说，“每个人都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房子收拾好……”[2]
更确切地说，大多数有产者感到有必要把穷人的房子收拾好。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也许不同，但他们的这些方法背后的动机是基本相同的：科克洪主张加强治安，汉娜·莫尔提倡印制半便士小册子和建立主日学校，卫斯理宗再次强调秩序和服从，巴林顿主教倡导建立较人道的“改善穷人状况协会”，威廉·威尔伯福斯和约翰·鲍德勒博士则主持建立“除恶倡教协会”。在这里，要传递给劳苦大众的信息很简单。伯克在发生饥荒的1795年归纳道：“应当告诫他们要忍耐、苦干、自制、节俭和信教，其余都是无稽之谈。”农业宣传家阿瑟·扬写道：“据我所知，要使一个国家充斥准备闹事的暴民之最妙的方法莫过于保留广阔的公地和每月只做一次礼拜……。难道法国的原则进展还不够快，以至于你们还要再助一臂之力吗？”[3]维多利亚时代中等阶级的敏感是在18世纪90年代由那些看到矿工、陶工和刀工们在阅读《人权论》时被吓坏的乡绅培育而成的，其鼻祖就是威廉·威尔伯福斯和汉娜·莫尔。正是在这些反革命的年代里，人道主义传统被歪曲得不成样子。霍华德在18世纪70和80年代揭露的存在于监狱中的虐待行为又在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第一个10年再度出现。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在19世纪的最初10年发现他改革刑法的努力遇到敌意和恐吓，（他回忆道：）法国革命造成“上等阶层……对所有革新的恐惧”。科克伯恩勋爵在回忆（他在苏格兰的青年时代）时说：“每件事听起来都与法国革命有关。每件事，不是这件或那件事，而是千真万确地每件事都沉浸在这个事件中。”英国在这些年里笼罩在这幅精神紊乱的大幕之下，这使布莱克怒火中烧：
皆因英格兰的压迫者
遍布城镇村头……
他们玩弄伎俩
逼得穷人缺盐少油，
他们在举行游行和典礼之前
先将人们剥夺得一无所有，
对耶和华的赞颂
来自饥寒交迫者之口。[4]
有产阶级这样的倾向不能使他们准确地观察社会（如我们在科克洪的例子中所见的那样），这增强了当局那种自然的倾向，即把酒馆、集市和大群人的聚集视为令人厌恶之物——是闲散、争吵、诽谤和恶习之源。18世纪末这种“捏造”事实的倾向还源于其他三个方面：第一，我们可举出新生的工厂主阶级所持的功利主义态度，这个阶级因需要在工业城镇实行劳动纪律而对许多传统的娱乐活动和轻浮态度怀有敌意。第二，卫斯理宗本身的压力以及大量痛心疾首的罪人存在使得报刊发表了许多悔过的自传。一个悔过自新的水手在这样的一篇悔过自传中问道：“全能的上帝啊，您为何容忍这样一个不肖之子?”在他放荡不羁的青年时代，他——
曾去赛马、通宵玩乐、跳舞、逛集市、上剧院，而且他是如此不顾他的创造者的忧虑和他母亲的劝告，以至于数次酗酒。他愤于唱渎神的歌曲、说笑话、发表荒唐可笑的讲话……
而对于普通水手而言
他的歌、他的酒杯和他的情人（也许是一个街头妓女）构成了他的快乐三部由。他很少思考，难得阅读，从不祈祷……。如果给他讲上帝的召唤，他会告诉你，他已听够了水手长的召唤……如果你谈论天堂，他希望他能在桅杆顶上搭一张舒适的床铺；提到地狱么？他会开玩笑地说起被置于舱板之下的情景。
“啊，我的孩子，这样的一个罪恶缠身的人竟会成为一个宣讲拯救的人，这真是一个奇迹啊!”[5]
如果我们要弄清楚“快活的水手”或学徒或桑盖特的女佣对于当局或卫斯理宗传教士的看法，那就必须把这样的文献当作是中了邪，因此必须倒过来看。要是不这样做的话，历史学家也许会据此认为18世纪的某些方面苛严无比，而这些方面却使得普通百姓的日子能过得下去。而且，当我们考查早期工人阶级运动时，这种证据还得到第三个方面的补充。这个运动的第一批领导人和编史者是自学成才的工人，他们通过自我训练的努力来提高自身素质，这要求他们不去涉足那逍遥自在的酒馆世界。弗朗西斯·普莱斯写道：“我不会像许多其他人那样上酒馆。我仇视酒馆和开酒馆的商号。我不饮酒，也不同意花任何时间去与傻瓜谈天说地。”[6]这种自尊的品性经常使他们形成相应狭隘的观点。以普莱斯为例，他便接受了功利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的学说。由于普莱斯是早期运动最卓著的记录者，因此他本人对穷人们短视、无知和放荡的憎恶必然给那些记录打上烙印。而且，改革家是在他们自己的队伍中发动启蒙、秩序和自制的斗争。这样，温德姆就能够在1802年不无理由地宣称卫斯理宗教徒与雅各宾激进派结成联盟来废止人民的娱乐活动：
依前者之见，所有乐事都要禁止，以使人们作好准备，接受其狂热的学说。而依雅各宾激进派之见，至关重要的是赋予下等阶层的气质以一种更为严肃和认真的性格。他们将此视为帮助人们接受其信条的手段。[7]
有些人愿意强调工人运动的前辈是有理智而守法的，他们有时就会缩小其较粗鲁、较狂野的特征。我们要警惕这一点，我们要对罪犯、士兵、水手们的社会态度和酒馆生活作更多的研究；我们在考查事实时，不应带有道德化的目光（“穷苦的基督徒”并不总是美丽的），而是应该用布莱希特那套价值观，即宿命论、对国教说教的冷嘲热讽和不屈不挠的自我保护等等那样的眼光，来加以看待。我们还必须记住民谣歌手的“地下场所”和集市场所，它们将各种传统传到了19世纪（传给了音乐厅，或狄更斯笔下的马戏团，或哈代笔下的小贩和娱乐主持人），因为尽管存在着来自官员、工厂主和卫斯理宗教徒要求查禁的压力，“非清晰者”以这些方式保存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即自发地追求欢乐和互相忠诚的能力。
“亚政治”传统以两种形式影响早期工人阶级运动，对此我们可以加以区分：一种是骚乱及暴民现象，另一种是深入人心的关于英国人“与生俱有的权利”观念。关于第一种形式，我们必须意识到人民对于犯罪的态度持久不变，这种态度有时会相当于不见诸文字的法典，与国家的法典截然不同。两种法典都认定某些行为是犯罪：一名杀害妻子或孩子的罪犯在去泰伯恩刑场的路上将受到打骂；拦路的强盗和海盗会在流行民谣中出现，半是英雄神话，半是对年轻人的劝戒。但是，其他犯罪得到了所有人的主动宽恕，如私铸钱币、偷猎、逃税（窗户税和什一税）或逃避兵役、劳役等。走私者经常与当局发生冲突，双方都知道不成文的规矩。当局或许会扣押一艘船或袭击一个村庄，走私者们也许会拒捕，“但是，走私者的战术不会超出防卫，或有时进行一些救援，否则的话对方必然采取报复手段……。”[8]在另一方面，其他一些犯罪行为却激起了普遍的谴责。这些犯罪容易进行，但对某些人的生活造成损害，如偷羊或偷窃野外帐篷中宿营者的衣物等。[9]
成文法典与不见诸文字的民众法典之间存在着差别，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常事。但是，两种法典之间的差别从未像在18世纪下半叶那么泾渭分明。人们甚至能够看到这些年头的阶级冲突是以泰伯恩刑场的方式进行的：一方是囚船和监狱，另一方是犯罪、骚乱和暴民行为。戈德史密斯曾描绘了一幅很久以前就为人熟知的图画：
每位反复无常的法官都引用新法令，
法令压迫穷人，富人左右法令。
而拉奇诺维奇教授在他的《英国刑法史》中所作的研究为这幅图画增添了令人心碎的证据。把越来越多的侵害财产罪定为死罪的是议员而不是法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保留），从王朝复辟到乔治三世去世的这些年中，死罪增加了约190项。换句话说，每年增加一项以上的死罪。其中不少于63项死罪是在1760至1810年之间增加的。不仅小偷小摸，而且连最原始形式的工业反抗——砸毁丝织机、拔除圈占公地的篱笆、放火焚烧柴垛等都要处以死罪。确实，治安力量完全不足，“司法”机关不健全，而且，在18世纪后期死罪增加的同时，一些陪审团不愿定罪，实际被处死的罪犯的比例也在下降。[10]但是如果死刑是缓期执行的话，一般都改为在囚船中活受罪或流放。前往泰伯恩刑场（后来是新门监狱外的断头台）的队列是18世纪伦敦的主要典仪。“泰伯恩市集”的所有象征：立在囚车上的罪犯——男犯身着华丽服装，女犯身着白色素衣；他们洒向人群（民谣歌手和叫卖的小贩）的数篮鲜花和橘子、他们的“临终讲演”（甚至在受刑者抛下手帕以示意刽子手开始行刑之前就已售出）等都是伦敦大众文化的核心仪典。
商业扩张、圈地运动和早期工业革命都是在绞刑架的阴影下进行的。白奴离开英国海岸赴美洲种植园，后来又赴范迪门兰。与此同时，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由于黑奴贸易的利润而发迹起来，来自西印度种植园的奴隶主在巴思的婚姻市场上用他们的财富打入名门望族之列。这并不是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的画卷。在底层，警官和狱吏在发犯人财——血腥钱、关押费及向犯人出售烧酒而嫌钱。鼓励捉贼的比例奖赏制使人们夸大被告的罪行。穷人失去了土地权，因贫困和缺少防范犯罪的手段而走上犯罪道路；小商人或小业主因害怕人债务监狱而造伪证或作非法交易。当无法认定有罪时，治安法官拥有广泛的权力将流浪汉、强壮的无业者或未婚母亲移交给监狱（或“教养院”）。这种监狱是由腐败官员管理的、邪恶与疾病横行的地方，它的条件比其他最恶劣的监狱都更使约翰·霍华德感到震惊。对财产的最大侵害，其实就是一无所有。
法律受到仇视，但也受到忽视。只有最死硬的罪犯才会引起公愤，或引起那些将人送上绞架的告密者的注意。对抗有产者法律的运动不仅以个别的犯罪形式，而且以零星分散的暴动方式进行，其中许多参与者得到某种赦免。当威维尔提醒卡特赖特少校注意那些“无法无天的狂暴之徒”的“野蛮行为”时，他并不是在作不着边际的警告，英国人以他们的动乱不羁而著称整个欧洲，伦敦人桀骜不驯的举止使外国旅游者感到吃惊。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由面包价格、路税、通行税、间接税、“救济费”、罢工、新机器、圈地、强征兵役劳役和许多其他令人不快的事引起的骚乱不断发生。对特定的弊端采取的直接行动在一方面形成“暴民”伟大的政治起义世纪60和70年代的威尔克斯激进运动、1780年的戈登暴乱、1795和1820年伦敦街头骚扰国王事件、1831年的布里斯托尔暴乱和1839年的伯明翰斗牛场暴乱都是这样，另一方面又汇合成有组织的、持久的非法行动或准暴动：比如1811至1813年的卢德运动、1816年的东盎格利亚暴乱、1830年的“最后劳工暴动”、1839和1842年的丽贝卡暴乱和1842年的“活塞暴乱”等。
当我们考查卢德运动时，我们应当更加注意第二种即准暴动的形式。这是由特定条件引起的一种直接行动，它通常有良好的组织，得到当地居民的保护，而且我们应当特别小心不要把它看成一种普遍形式。第一种形式直到现在才开始受到历史学家的注意。吕德博士在他的《法国革命中的群众》一书中认为：“当‘暴民’这个术语是指受雇于人、为他人利益服务的群伙时……应当对它三思而后用，而且只有在特定场合下才有道理使用”。历史学家经常随意使用这个术语，不肯作进一步的分析，或者是显示对它的反感（用来影射因抢劫的欲望造成的犯罪因素）。吕德博士提出在探讨18世纪后期英国和革命时期法国的暴乱时，“革命大众”也许是个更有用的术语。
加以区分是必要的。18世纪英国的暴乱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某种程度上大众自发的直接行动；二是群众之“上”或之外的人故意利用群众作为一种压力工具。第一种形式还没有得到本应得到的注意，它以更显而易见的大众支持为基础，并由更悠久的传统验证其合法性，这不是“暴乱”一词可表达的。最常见的例子是面包或食品暴乱，这种不断重复发生的暴乱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几乎在城乡各处都可以看到[11]。它很少只是以打开谷仓或抢劫商店为高潮的暴乱，它得到更古老的道德经济学的支持而合法化，这种准则告诫人们：任何哄抬食品价格、靠人们日常必需品来牟取暴利的不公正手段都是不道德的。
在城乡社会中，消费者的意识高于政治或工业对抗。最敏感地反映公众不满的指示器是面包价格，而不是工资。手工业者、个体工匠或像康沃尔锡矿工这样的团体（在那里“自主”矿工的传统直到19世纪仍左右着工人的反响）能确保他们的工资受习惯法的控制或依靠他们自己讨价还价来确定。[12]他们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口粮，因此，甚至在食品短缺时期，他们也期望价格要受习惯法的控制。（供求关系的天然“法则”认定短缺必然引起价格上涨，但这个法则完全没有得到普遍接受，更古老的面对面讨价还价的概念依然存在。）任何大幅度的价格上涨都会突然引起骚乱，一整套繁琐的法律和习惯制约着“面包法定标准”，即面包的大小和质量，[13]在惯用的计量单位存在的情况下，就连试图在销售小麦时推行标准的温切斯特计量单位也会引起骚乱。北德文郡农业协会于1812年在比迪福德市场推行标准的温切斯特蒲式耳制，协会一位领导人就收到一封恐吓信：
……冬夜还没有过去，所以你这个家伙不会活着回家的。如果你碰巧逃脱了握着这支笔的手，那么一根划燃的火柴同样能叫你送命。我不认识你家里的人，但他们统统都会丧身火海的。倘若你的尸体还能找得到，而且还含有水分，畜生还能吞得下的话，它就会被扔给狗吃。[14]
食品骚乱有时是相当厉害的，如1764年发生在诺丁汉郡古斯市集的“奶酪大骚乱”，当时所有奶酪都被扔到街上碾踏；或像1788年发生在同一座城市的那场骚乱，其起因是肉类价格高居不下，当时肉店的门窗都被拆下，与肉店主的帐簿一起堆在市场上焚烧。[15]但是，就连这种暴力也带有远比饥饿复杂的动机：零售商由于肉制品价高质劣而受到处罚。在更多的情况下“暴民们”表现了自我约束的精神，控制在传统的行为方式范围内行事。约翰·卫斯理一生中也许只对骚乱行动作过一次评论，当时他在日记上记下了爱尔兰詹姆斯镇暴民的行动，他说，暴民们一
整天都在行动，但他们只与市场上的投机商打交道。投机商们收购了远近各地所有的谷物，打算装上一艘停泊在码头上的荷兰船，而使穷人挨饿。但是，暴民们把所有谷物都运到市场上，按平时的价格替货主出售。他们在做这些事显示出可想象的镇定和沉着，没有殴打或伤害任何人。
1766年，霍尼顿的饰带工人从农场主的房屋里夺取谷物，运到市场上出售，然后将售粮款、甚至连口袋一起还给农场主。[16]同年在泰晤士河谷地区的村庄和城镇（埃宾顿、纽布里、梅德斯通等），大批自称为“监察员”的工人来到这里对所有食品实行平价。（这个行动是由在收税路上工作的工人发起的，他们呼吁“以一个声音行动，一起到纽布里去降低面包的价格”）[17]。1783年发生在哈利法克斯的事再现了民众威胁与自我约束相结合的模式，镇外从事编织业的村民集合起来，由退伍士兵、铸币匠托马斯·斯潘塞率领，颇有秩序地（列成两人一排的队伍）前往市场。谷物商们受到围困，被迫将燕麦以30先令一车、小麦以21先令一车的价格出售。当斯潘塞和一个同伙后来被处决时，一支强大的武装队伍开出来，以防备有人营救他们。葬礼车来到位于卡尔德河谷的斯潘塞家所在村庄时，参加葬礼的人挤满了数英里的道路。[18]
这样的“骚乱”被普遍视为正义之举，其领导者被看做英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最激烈的行动是强迫按平价或低价（与法国的“低税”相类似）出售食品[19]，销售的收人归还货主。而且，他们需要的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多。有时，“暴民们”控制市场达数日之久，等待价格跌落。有时在采取行动前先散发手写的（18世纪90年代则用印刷的）传单。有时妇女控制市场，一群群的男子则在路上、码头和河边拦截粮食。采取行动的号令通常是由一位用竿高举面包的男子或妇女发出的，上面饰有写着标语的黑色缎带。1812年9月发生在诺丁汉的一次行动就由几位妇女发起。
她们将一只半便士面包固定在渔竿顶上，面包上有用红赭石绘成的条纹，系着一块黑纱，象征着……“披着丧服的悲惨饥荒。”[20]
1795年是这种“骚乱”频发的危机年头。这一年欧洲发生饥荒，食品极度短缺。广为接受的古老传统因少数人推崇的雅各宾意识而变得更坚强了。随着价格猛涨，直接行动遍及全国。在诺丁汉，妇女们“走进每一家面包店，对店里的面包自定价格，然后放下钱，拿起面包扬长而去”格洛斯特市长担忧地写道：
我有充足的理由担心迪恩森林矿工们的到来。他们这些天里在他们相邻的域镇活动，削价出售属于磨坊主和面包坊主的面粉、小麦和面包。
在纽卡斯尔，大众在市镇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强行出售食品：黄油8便士一磅、小麦12先令一布尔、土豆5先令一车，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在威斯贝奇，从事修渠、筑堤的乡村“挖土工们”（“最蛮横的一种人，他们人多势众令人生畏”）在市场发动骚乱，领头者用草叉叉着一个6便士面包。在卡莱尔，藏在一座仓库里的粮食被发现，库里的粮食连同一艘船上的粮食一起被运到市政厅，以18先令一担的价格出售。在康沃尔，“锡矿工们”涌向乡村，强制推行他们的“最高限价法”。[21]
这样规模的行动（以及许多其他行动）表明一种极为根深蒂固的行为和信仰模式，它们开展得如此广泛，以至于枢密院（它从1795年的5月至10月间十分关注粮食供应问题）几乎无法保证粮食能安全地从一个郡运到另一个郡。城乡之间的某些冲突因素在增强，乡村地区的人们相信他们的谷物将会被运进城市，而他们自己将会挨饿。农民们拒绝将粮食运往市场，害怕粮食会被低价售出。在港口，人们扣下粮船，因为他们担心粮商要把粮食运往国外。官员们默许发生在本地区的扣押粮食的行动，在威特尼，“居民们扣押了将运往国外的粮食，将它运回来，按低价售出”。许多小麦在剑桥被扣，并在市场上售出。在约克郡西区，卡尔河和艾尔河上的驳船被暴民阻截、扣押。在伯福德，人们阻止一船粮食运往镇外，并按8先令一蒲式耳的价格售出，有官员担心伯明翰的居民也许会前来攻击伯福德。在韦尔斯大批妇女”阻止粮船驶往伦敦。[22]
旧的家长制道德经济学使这些大众行动具有合法性。尽管以前有关打击投机商和囤积居奇者的法律到18世纪末时已大部分废除或取消，但它在人民的传统中，在一些主张家长式统治的托利党人心中却活力不减，这些托利党人至少包括一名高等法院法官（凯尼恩），他在1795年公开表达他的观点，认为投机和围积行为仍然是违反习惯法的。[23]在大众心目中，这些触犯习惯法的行为包括所有蓄意提高食品价格的剥削行为，尤其是代理商、磨坊主、面包坊主和所有中间商的所作所为。1795年来自雷特福德的一份传单这样写道：“那些残忍的磨坊主、面包坊主等，还有面粉商都联合起来随心所欲地提高面粉价格。他们的目的是在一个充裕的国家里制造人为的饥荒。”一份由利兹某些农业工人提交的请愿书这样写道：“谷物商和我们称之为贩子的那种人和磨坊主们把谷物吃进，囤积起来，然后再按他们自定的价格卖给穷人。”[24]人们相信大磨坊主们在囤积粮食，抬高价格。伯明翰市斯诺山有一座以蒸汽为动力的大面粉厂，它在1795年受到袭击。而伦敦著名的阿尔宾面粉厂则两度失火，化成一片废墟，有谣传说第一次由纵火引起，因为据信厂主使用多种手法掺假；旁观的人“幸灾乐祸，欢庆的歌谣印制出来，人们当场吟唱”。第二次火灾时（1811年），“群众在火焰前欢呼雀跃。”[25]
这样，人们在18世纪末的几年里，最后一次竭尽全力恢复旧的道德经济，以对抗自由市场经济。在这里，他们得到了旧式治安法官的一些支持。治安法官们威胁要对投机商们提出起诉，加紧对市场的控制，或者发布惩治购买青苗的投机商的公告。[26]1795年斯品汉姆兰决议主张根据面包价格而在工资以外发放补贴，就应该放在这个背景上来着。在习惯正在消失的那些市场地区，家长主义者们试图在救济方面将其恢复。但是，古老的习惯势力挣扎不了多久了，在1795年与1800年之间，只有为数不多的投机行为受到起诉。1800年，大量私立起诉协会成立，它们给主持定罪者发放奖酬。对投机行为的一次影响重大的定罪是由高等法院裁定的，这显然是为了使凯尼恩勋爵感到满意。[27]然而，这是实行旧的家长主义式保护消费者措施的最后一次尝试了，此后，习惯法的控制就完全崩溃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大众对由奉行保护主义的地主和奉行自由放任主义的商业巨头组成的议会所怀有的不满情绪。
仅在考察这一种形式的“暴民”行动时，我们便会遇到无法预料的复杂性。这是因为在每次这种形式的大众直接行动的背后，我们都能发现某些具有合法性的权利概念。在另一方面，以更接近吕德博士所下定义的含义利用“暴民”（即“受雇于人的、为他人利益服务的群伙”）的做法在18世纪就已司空见惯，而且，人们不大注意到的是，当局本身早已这样做了。1688年的解决方法毕竟是一种妥协。受益者们为了巩固其地位，能轻易地激起大众一方面对天主教徒（潜在的詹姆斯党人）产生厌恶，另一方面对非国教徒（潜在的平等派分子）表示反感。在一个治安力量十分薄弱的国家里，暴民是对地方官员的一种相当有用的补充。约翰·卫斯理早年时经常遇到一些在地方官员特许下行事的暴民，他的第一批野外布道者们也是这样。他们所遇到的最具暴力性的行动，有一次发生在1743年，地点是在文斯布里和沃尔索尔。据卫斯理叙述，暴民们反复无常，连他们自己打算做什么也搞不清楚。暴民的头目们“是镇上的好汉”，但只能辨认出其中一人是“本分的屠夫”，另一人是“闹市上的职业拳击手”，这两个人都突然改变立场，站到卫斯理一边来。当我们得知暴民们得到当地官员和教区牧师的支持时，事情变得更清楚了。这些官员和牧师因卫斯理在当地的布道者（“一个砌砖工和一个管子工兼釉工”）“离间”矿工对国教会的“感情”而表示愤怒，称这些布道者为“呆狗”。事实上，按照卫斯理的说法，“一些先生……威胁要把那些不来参加的矿工赶出他们主持的宗教仪式。[28]约翰·纳尔逊在他的《日记》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生在格里姆斯比的例子，那个小镇的一名国教会牧师——
命一个人敲打镇鼓招摇过市，自己则在鼓前行走，聚集尽可能多的暴民，給他们酒喝，要他们跟他一起去为国教战斗。
在纳尔逊正在布道的那所房子门口，教区牧师对暴民们大声喊道：“推倒这所房子！推倒这所房子！”
但是，与地方上反映出的民众对个别问题的想法相比，伦敦的暴民就更重要。伦敦暴民始终存在于18世纪的政治史中，而威尔克斯在18世纪60年代竟能完全消除政府代理人对他们的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处于演变中的暴民，正在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激进群体，非国教和政治教育的酵母已在产生作用，使得人民倾向于维护大众自由，对抗当局和参加“社会抗议运动，而运动中潜在的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冲突……已昭然若揭了……。”[29]斯皮特菲尔兹的丝织工和他们的学徒长期以来一直以其反政府骚动而著称。吕德博士在他的《威尔克斯与自由》一书中注意到工业冲突曾多次转变为威尔克斯信徒的示威，示威者的口号也转变为共和或者革命口号，比如“让国王见鬼去吧！让政府见鬼去吧！让法官见鬼去吧!”，“史无前例的、最光荣的发动革命的时机到来了！”等等。在将近十个年头里，伦教和南方似乎（按一个评论家之语）是“一个无人管辖的疯人院，一伙赤贫的、闲散的和发狂的暴民成了它的主宰，而激励他们的仅仅是威尔克斯这个字眼……。”[30]这些人是威尔克斯的支持者，他们
在圣乔治草坪、海德公园角、伦敦市长官邸、议会广场和圣詹姆斯宫示威；他们在伦敦城、威斯敏斯特和索思沃克的街道上高呼或书写“威尔克斯与自由”的口号；他们在伦敦交易所殴打行政司法官哈利和一名普通行刑队员，当时他们正试图焚烧《苏格兰人报》第45期；他们打碎布特勋爵和埃格勒蒙特勋爵家的窗破璃，污损奥地利大使的靴子；他们男男女女在伦敦城内街道上招摇过市，在伦敦塔外焚烧勒特雷尔上校、桑威克勋爵和巴林顿勋爵的模拟像。这些人就是当时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所称的那种“暴民”——如此称呼他们，不是出于懈怠或偏见，就是由于缺乏更确切的知识。……[31]
他们只是普通人——商人、仆人、挑煤工、水手、工匠和各种各样的工资劳动者。他们在议员竞选场所举行示威支持威尔克斯，而每当威尔克斯在选举中获胜时，他们就拥着他到街上去庆祝胜利。
吕德博士洗刷了伦敦百姓只是流氓和“犯罪分子”的恶名，这是正确的。他还将被雇来支持反威尔克斯的候选人普罗克特的流氓和具有自发性激情的拥护威尔克斯的多数人区分开来，而两者间的差异是巨大的。但是，在对历史学家的“偏见”提出抗议时，吕德的抗议显得过头，因为18世纪60和70年代的伦敦百姓还几乎没有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或拥立自己的领袖，几乎还没有和他们的“老板”不同的理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威尔克斯操纵和指令他们“为他人利益服务”，这些利益是指那些富有的伦敦商人和制造业主的利益，他们是威尔克斯最有影响的支持者。威尔克斯本人对来自下层的追随者发出的欢呼声也讥讽地表示蔑视，据说，当他注视着竞选台下欢呼的人群时，就曾问他的对手勒特雷尔上校：“难道你认为除这群人之外还有别的笨蛋或无赖吗?”当我们想到支持威尔克斯的商人们占据了伦敦城政府中的关键职位时，百姓的自由意志倾向与老板们利用暴民的手段之间的反常关系就显得更加突出。因此，那些袭击大人物的座车、打碎他们住宅窗户玻璃的伦敦人知道，他们是在得到特许的情况下行动的——正如沃尔索尔的矿工一样。事实上，追随威尔克斯的百姓们处于大众政治意识产生的半道上，当他们最流行的口号是“自由！”时，许多人还十分动揺不定，他们也同样会转过身去袭击“异己”分子，或打碎那些在“爱国”的时刻未能好好表现的公民家的窗户玻璃。[32]
这在1780年的戈登暴乱中表现得最清楚，我们在此看到群众的宣传鼓动迅速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革命群众”被广得人心的新教协会很好地组织起来，秩序井然地跟随在巨幅旗帜后面行进，向议会两院递交一份反对天主教信仰自由的请愿书。走在示威队伍前排的是“地位较高的商人……衣着考究的体面人……极为安静有序、举止文雅”。这是个非国教的伦敦，吉本描绘了其中一些狂热的“清教徒”，“好像他们是生活在克伦威尔时代……从他们的坟墓中爬了出来”。由于下院拒绝就请愿书进行辩论，加上乔治·戈登勋爵的长篇演说，人们于是感到愤怒，由此进入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可称为得到特许的自发行动阶段，其发展方向是暴民的暴力行动。参与者们满怀“一种朦胧的愿望——要向富人进行清算，仅此而已”。一些“地位较高的商人”退出了，而工匠、学徒、仆人及一些罪犯充斥街头。[33]自从共和政体和1688年以来，“禁止天主教”的呼声一直在民众意识中引起共鸣，而且无疑也把这许多人卷了进去，对这些人的亚政治反响，笛福在多年前就曾这样描绘过：“一群不屈不挠的家伙，他们愿为反天主教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而不知道天主教是一个人还是一匹马。”暴乱所攻击的第一批目标是天主教教堂和富裕天主教徒的住宅，然后是当局的显要人物——包括高等法院法官曼斯菲尔德和约克大主教，暴民们相信他们同情天主教解放事业。接下来是袭击监狱，释放囚犯，最后以袭击银行而达到高潮。在整个第二阶段，“得到特许的”暴民意识继续存在，支持威尔克斯的伦敦市官员们因采取了消极或不介入的态度而引人注目。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害怕引起公愤，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无秩序状况的实际默认会加强他们对抗国王及政府的力量。只是当第三阶段开始时，“特许状”才予收回。当时暴民们既袭击银行，又行为放荡：酗酒、纵火、摸钱包等无所不为。持消极态度的伦敦市长最终向总司令发出一封急信，要求“骑兵和步兵援助地方政权”，威尔克斯议员本人也出来驱散银行门前台阶上的暴民。暴乱得以迅速平息，这个事实表明：市府官员原先持有的态度是消极的。
这样，我们在此看到了受人操纵的暴民和革命群众的混合体。乔治·戈登勋爵试图仿效威尔克斯，但他根本不具备威尔克斯那种判断准确的冒险精神和对群众情绪的精确认识。他触发了一场自发性的暴乱，而支持威尔克斯的市府官员对此给予特许。一群群暴民推举自己的临时领袖，这让人回想起哈利法克斯的铸币匠托马斯·斯潘塞。这些临时领袖有詹姆斯·杰克逊和伊诺克·福斯特等人。杰克逊是一个钟表齿轮工，他骑在一匹拉车的马上，手舞一面红黑二色旗。福斯特则是马戏团的大力士，他将怀特查珀尔区一所房屋的地板掷出窗户来逗乐暴民。不过，这种混合体再也没有在伦敦出现。1780年，尽管伦敦人举止过激，但他们处于自由派的辉格党人保护之下，辉格党人将他们视为对抗国王特权的一支力量。伯克对使用军队平息暴乱表示遗憾，福克斯则宣称他“更情愿受暴民、而不是受常备军的统治”。但在法国革命之后，所有辉格党人不再敢冒险接受危险性如此之大的破坏行为，市府官员们也不再宽恕这种行为。改革派自己则致力于创立一种有组织的舆论，放弃了发动暴民的策略。19世纪的激进主义者和宪章派自豪地用“动员”这个术语来描述他们非暴力的、品行端正的示威。
18世纪暴民的最后一次重大行动发生于1791年的伯明翰，这次行动的方式使得我们在归纳“革命群众”的概念时须特别小心谨慎。[34]伯明翰也许是中等阶级非国教教派的最大中心，其新老一神论派大会包括了该地区最大的一些雇主。非国教徒在这座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社团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致“教会与国王”派长期以来吃尽了苦头。这并不是由于该派力量不足，而是由于它的权力和威望不够。暴乱的表面原因是中等阶级改革派（其中许多人是非国教徒）于1791年7月14日举行的庆祝攻陷巴士底狱的晚宴，那天夜里和后来的三天中，“横冲直撞、形似乞丐、厚颜无耻、庸俗低级、喧闹不宁、愚蠢笨拙的伯明翰暴民”在城里和周围地区横行覇道，攻占了两座一神论派教会和一座天主教会的会所，焚烧或洗劫了富有的非国教徒（或假定的同情者）的多座住宅和商店，还释放了市监狱中的囚犯。非国教徒是主要的受害者（尤其是那些与改革事业有联系的人），但（罗斯先生评论道）“富有的非国教徒遭受攻击的原因究竟是由于他们是非国教徒，还是由于他们有钱？这并不总是能搞清楚的”。攻击者的口号，从“教会和国王！”到“禁止天主教！”都有。
毋庸置疑，大众确实对一些富有的非国教徒心怀不满，（比如，其中一名受害者威廉·赫顿由于担任伯明翰小额债权法院的专员职务而特别不得人心，这个法院负责执行小额债务的偿付。）但伯明翰暴乱中有许多情况尤其令人疑惑，这使人想起近50年前约翰·卫斯理在沃尔索尔暴民手中所受的待遇。首先，几个地位显要的托利党市府官员和教士之间存有确凿的共谋关系，他们鼓动暴民举事，将他们引向会所，只是半心半意地加以干预，拒绝起诉肇事者，还可能替暴民指出“合法”的攻击目标。其次，重大行动中破坏力强的暴民人数不多，除了参加周末抢劫的矿工及其他来自周围村庄的暴民之外，进行抢劫的暴民人数很少被估计在250人以上。而许多重复的描述都谈到一个约30名纵火犯构成的强硬核心，这些暴民造成了大部分严重损失。再次，有证据表明，这个强硬核心（也许还不是由本地人组成的）按照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行事，并十分了解伯明翰显要人物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情况。暴民们也许受到“宗教偏执思想”的激励（如普里斯特利所指责的那样），巴士底日庆祝活动肯定成了他们的借口。但是，这是一场在当地部分国教会特许下出现的歧视性发作，它应当被视为“这样一个事件：乡村‘绅士’动员城市暴民去拔除咄咄逼人和功成名就的伯明翰资产阶级口中的非国教利齿”。与此同时，它是“由旧的宗教敌意与新的社会政治不满偶然相汇聚而引起的一场潜在阶级仇恨和个人违法行为的爆发，”[35]暴民的行动超出了原先所预期和允许的界限。
但是，如果根据伯明翰的暴乱就说这是城市贫民对法国革命或“雅各宾”思想、的普遍敌对情绪，那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对法国革命最初阶段的欢迎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等阶级和非国教团体，直到1792年，这些思想才通过潘恩所著《人权论》这个媒介，贏得了广泛、众多的追随者。因此，普里斯特利暴乱是在潘恩的宣传真正开始造就新民主意识之前的一次处于演变中的暴民行动，具有迟发的、倒退的性质。当然，暴乱在1792年之后的许多年里继续发生，其原因要么是具体问题，如班福德在他的《一个激进派的一生》的开头就列举了一系列发生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的暴乱：布里德波特暴乱、比迪福德暴乱、布里暴乱、纽卡斯尔暴乱、格拉斯哥暴乱、伊利暴乱、普雷斯顿暴乱、诺丁汉暴乱、梅瑟暴乱、伯明翰暴乱、沃尔索尔暴乱等；要么是激进派宣传鼓动引起的造反高潮（尤其是1831年发生在布里斯托尔、梅瑟、诺丁汉和德比的暴乱和1839年发生在伯明翰的暴乱）。在布里斯托尔暴乱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戈登暴乱和普里斯特利暴乱的一些特点：劫掠主教邸宅和市长官邸、释放狱中囚犯、抢劫和焚烧不得人心的居民的住宅和商店。但是，当局没有在暴民背后发现任何阴谋，至多不过是发现了一个冲动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商人查尔斯·戴维斯，他到处奔走，挥舞雨伞顶上的帽子，高呼“打倒教会！让它们见鬼去吧!”，他尽管费尽心机还是被处以绞刑。[36]这些暴乱不是在“教会和国王”，而是在“国王和改革”的口号下发生的，国王被并列于后面这句口号之中的原因是据信他偏爱主张改革的内阁。受到攻击的主要目标并不是非国教徒，而是地位显赫的国教徒（其中许多人是西印度奴隶主）。同时，我们不应根据民主倾向对暴民有影响就错误地认为布里斯托尔暴乱是一次有政治意识的革命行动，正如1819年的曼彻斯特是自我约束的新型工人阶级运动出现的标志一样，1831年的布里斯托尔是旧的、向后看的行为模式长期存在的典型。无知和迷信已从保王党分子那里传到激进派事业中，但是，我们能从布里斯托尔暴民的口号中对戈登暴乱和普里斯特利暴乱有所了解，布里斯托尔暴民在把一大抱取自教堂图书馆的文稿书籍投入火中时高呼“不烧书就没有改革”。[37]
按照暴民是“受雇于人、为他人利益服务的群伙”这个概念，真正的暴民是那些自1792年以来用于恐吓英国雅各宾分子的“教会与国王”派。[38]当这些暴民有时被指令攻击富有和杰出的改革派时（如攻击曼彻斯特的托马斯·沃克），他们保持了沃尔索尔矿主和格里姆斯比牧师的传统，而且他们被“他人利益”十分严密地组织起来（有时还从“他人利益”那里得到报酬），因而很难说他们代表了真正独立的群众情绪。而且，尽管许多地方的教士和治安法官们授予反雅各宾暴民以完全的特许权，但是参加者大多是一小撮经过挑选的街头流氓，他们从未发动像1791年伯明翰暴乱那么大规模的广泛暴力行动。在中心城市（突出的有设菲尔德和诺里奇），“教会与国王”派暴民只取得了十分有限的成功，而且在伦敦以任何规模雇用这些暴民都是不可能的。1794年，被囚的雅各宾分子被宣告无罪释放，这是像威尔克斯时那样大规模群众胜利的信号。1795年，伦敦百姓已怀有革命情绪，并（通过伦敦通讯会）正寻求新的组织和领导者。也许，具有决定意义的冲突发生在1797年10月镇压雅各宾派的高潮时，当时托马斯·哈迪拒绝在一次海军大捷时张灯庆祝，有人试图摧毁他的住宅，但被100名担任守卫的伦敦通讯会会员击退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爱尔兰人，而且装备精良”。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正如一名“守卫者”回忆的那样：“那天夜里保卫哈迪住宅的战斗是我参加过的历时最长、打得最漂亮的一次战斗。”当哈迪回顾这个事件时，他自己的观点是坚定的：“我不喜欢暴民统治。”[39]我们还可以看看四年后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相关事件：1801年，伦敦又一次张灯结彩，不过这一次是庆祝英法和约的草签。这回，暴民们以砸碎一位好斗的反雅各宾派办报人家的每扇窗户来发泄他们的感情，因为他拒绝张灯庆祝和平。民众守卫者没有出现，甚至连市政府在派人保护时也行动迟缓，而这位办报人就是威廉·科贝特。[40]
[1]帕特里克·科克洪：《论伦敦治安》（1797），第vii页—第x页；《关于酒馆的调查与状况》（1796），附录部分；《论贫困》（1806），第38页一第43页。
[2]R·埃奇库姆编：《弗朗西丝·雪莱夫人日记，1787—1817》（1912），第8—9页。
[3]《林肯郡农业概览》（1799），第439页。
[4]关于抨击穷人娱乐活动和传统的进一步讨论，见本书第401页以下的部分。另见V.基兰：《福音派教义与法国革命》，载《过去与現在》，第1期，1952年2月。
[5]乔舒亚·马斯登：《一个水手的早年生活素描……》（赫尔，无出版日期，约1812年？）。至于对18世纪水手的不同看法。见R·B·罗斯：《18世纪的一次利物浦水手罢工》，载《兰开郡和柴郡文物协会》，第68期，1958年。
[6]格雷厄姆·华莱士：《弗朗西斯·普莱斯的一生》（1918），第195页。
[7]溫德姆是在一次关于纵狗咬牛之娛乐的辩论中说这番话的。毫无疑问，卫斯理宗教徒和雅各宾分子在这个问题上联合起来。见L·拉齐诺维奇：《英国刑法史》（1948—1956），第3卷，第205—206页。
[8]保罗·斯旺斯顿警官：《一名士兵生平的……回忆录》（年代不详）。
[9]关于不见诸文宇的流放者传说之研究，见拉塞尔·沃《澳大利亚传说》（墨尔本，1958），第2章。
[10]见拉齐诺维奇前引书，第1卷，第1、2部分。拉齐诺维奇博士指出，1749年至1758年间，527名在伦教和米德尔塞克斯被处死刑的犯人中有365人被处死，而在1790至1799年间被判处死刑的745人中只有220人被处死。因而被判死刑与被处死者之间的比例大约从三比二降为三比一，而且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继续下降。另一方面，被处死者大部分是犯了侵害财产罪，如1785年在伦敦和米德尔塞克斯被处死的97人中，只有1人犯谋杀屝，43人犯盗窃罪，其他人均犯了侵害財产罪（作伪证、窃马等）。他归纳道，这数字反映了全国的情况，而且“在1785年，死刑几乎专门用来惩治经济罪”。
[11]至于暴乱事件，见R·F·W·韦尔茅斯：《卫斯理宗与18世纪的人民》（1946）。
[12]康沃尔的“份子工”或“计件工”是一种直接契约工，其中少数人在18世纪后期还伴以捕沙丁鱼、租种小块土地等不同工作（如一些约克郡铅矿工人所做的那样），见J·洛：《工业革命时代的康沃尔》（利物浦，1953），第26—27页。
[13]关于这个复杂问思，见C·R·费伊的《谷物法和英国社会》（剑桥1932），第4章。
[14]引自“某个托马斯”的信件，载1812年3月25日斯克瑞致内政部函，内政部档案，第42，121号。
[15]J·布莱克纳：《诺丁汉史》（诺丁汉，1815），第383—384页。
[16]见R·B·罗斯：《18世纪价格暴乱、法国革命与雅各宾高潮》，载《国际社会史评论》，1959年第4期，第435页。
[17]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707号。
[18]H·林·罗思《约克郡铸币匠》（哈利法克斯，1906），第108页。
[19]见R·B·罗斯前引书。
[20]j·F·萨顿：《诺丁汉志》（诺丁汉，1880），第286页。
[21]关于诺丁汉，见J·F·萨顿前引书，第207页；关于格洛斯持、威斯员竒和卡莱尔，见内政郎档案，第42.35号；关于纽卡斯尔，E.麦肯齐：《纽卡斯尔史记》（纽卡斯尔，1827），第72员；关于康沃尔，见洛前引书，第104—105页，至于后来的行动，见第142、158—162、181—184页。另见W·P·霍尔：《英国激进主义，1791—1797》（纽约，1912），第202—215页。
[22]颂枢密院档案，第A56/8号；内政部档案，第42，35/7号。
[23]古老的法令于1772和1791年废除。关于18世纪90年代的复杂形势，见费伊前引书，第4聿，D·G·巴恩斯：《英国谷物法史》（1930），第5章。
[24]费伊前引书，第44页：1795年7月20日利兹致波特兰公爵的请思书，教内政部档案，第42、35号。
[25]C·吉尔：《伯明翰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52），第1章，第128页；R·骚塞：《英国通信》（1808，第2版），第3卷，第179-181页；《阿尔弗雷德报》，1811年10月25日。
[26]参见内政部文件第42.35号中格洛斯待一个头面居民的委员会决议（1795年6月26日），其中成胁要对霸市、囤积行为起诉；以及《布茱宪本邮报》1795年7月一9月的引文，載G·C·米勒：《布莱克本——一个产棉镇的演变》（布莱克本，1951），第23、60、63页。
[27]费伊前引书，第55页；巴恩斯前引书，第81一83页；J，阿什顿：《19世纪英国的曙光》（1906），第240-241页；W.斯马特：《19世纪经济年鉴》（1910），第I卷，第5~6页；米勒前引书，第94、103页；J·A·兰福德：《伯明翰世事100年》（伯明翰，1986）），第2卷，第101、102页；尤其要见J·S·格德勒：《关于霸市、围积和投机之恶果的考察》（1800），第209—215页。沃里克伯爵曾在上院提出一项动议，要求授予治安法官以确定谷物价格的权力，但未获通过。他直称，在上个月里，“霸市、囤积和垄断的案发次数不少于400次”《议会史》_第35卷（1800），第839页。
[28]卫斯理：《日记》（人人板），第1卷，第438—444、455页；（关于卫斯理宗在文斯布里兴起和发展的报告》（1744），第8页。
[29]G·德前引书，第237页。
[30]G·吕德：《威尔克斯与自由》（伦敦，1962），第50、173页。
[31]G·吕徳：《威尔克斯与自由》，第181页。
[32]于普罗克特其人，见吕德：《威尔克斯与自由》，第59-60页。吕德博士是这一重要领域的最早先驱者，指出他在分析中的缺陷也许是忘恩负义之举但应当注意的是他对伦敦工匠的非国教传统不感兴趣，对辩论俱乐部和酒馆结社也几乎不感兴趣，而这些却正是群众的思想和组织中心。而且他对民谣歌本零售商和“叫卖者”的地下政治也兴致索然。要想进一步了解平民的政治，可见G·吕德《18世纪伦敦“暴民”》，载《历史杂志》，1959年，第2期；露西·S·桑德兰：《城市及反政府行动，1768-1774》（1956）和《18世纪政治中的城市》，载《献给刘易斯·纳米尔爵士论文集》（1956）。R·佩尔斯和A·J·R·奉勒编；至于酒馆生活，见M·D·乔治：《18世纪的伦敦生活》（1928），第6章。
[33]G·吕德：《戈登暴乱》，载《皇家历史学会会刊》，1956年，第5辑，第6卷，及克里斯托弗·希伯特：《暴民之王》（1958）。吕德博士不像希伯特先土那样强调罪犯和妓女在暴乱的最后阶段卷入的程度，吕德博士分柝了一些受审闪犯（其中大多数是工资收入者）的案例，希伯特先生更依赖于暴乱目击者的陈述。另J·P德·卡斯特罗：《戈登暴乱》（牛津，1926）。
[34]以下我所作的推述主要引自R·B·罗斯所作的权威性研究《1791年的普里斯特利暴乱》，载《过去与现在》，1960年11月号，第68—88页。
[35]R·B·罗斯前引书，第84页。
[36]一个相似的特点是：群众的特许意识来自“被吓鳄”并拒绝随军行动的官员，也来自人道指挥官布里尔頓中校，他骑马行进于高呼“国王和改革”的人群中见某“公民”（约翰·伊格尔斯）《布里斯托尔时报》（布里斯托尔，1832）。
[37]于目击者的叙述，载《布里斯托尔时报》，1931年10月30日。
[38]见本书第112页以下。
[39]翰·宾斯：《回忆录》（费城，1854）；哈迪知引书，第85-86页。
[40]·D·H·科尔《威廉·科贝特生平》（1920，第76页。战争于1803年5月再度爆发，得到科贝待的全力支持。
感谢王异民录入及校对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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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粮食人民委员部发给征粮队的工作细则（1918年8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9．粮食人民委员部发给征粮队的工作细则
（1918年8月20日）
1．每支队伍不应少于75人，并配备二至三挺机关枪。
2．每支队伍的领导是队长和政治委员。队长由组织征粮队的总政委任命，政治委员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或是它授与全权的人确定。
队长担负军事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责任。政治委员的责任包括：
1）组织地方的村贫农委员会；
2）对队伍进行监督，使之不负所望，让队伍充满革命的义务感和责任感，接受革命纪律的约束。政委有义务采取一切措施消除队伍中可能产生的战地抢劫、酸酒及其他无组织活动和道德败坏行为的隐患。
3．同在一个县内工作的所有征粮队，由县军事指挥员担任领导。同在一个省内工作的所有征粮队，由组织征粮队的总政委任命的省军事指挥员担任领导。
4．整个县的粮食充公计划由省粮食人民委员任命的该县征粮处负责人制定。
整个省的粮食充公计划由省粮食委员会选出来的该省征粮处负责人制定。
5．征粮队只服从自己的指挥员，只是在人民委员会法令规定的特殊场合下，按规定的方式，服从其他军事指挥员或政委的领导。
6．在执行征粮计划的地区，征粮队长按照有关粮食机关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全权代表的指示工作。
7．一个县里的几支征粮队要这样安置驻地，以便在最短的时间里可以把两三支队伍集合在一块。各队伍之间要建立经常的骑兵联系。
8．征粮队员应遵守军事革命纪律，凡破坏这个纪律的人将立即被开除出队伍，并送交法庭。
犯有偷窃、勒索、抢劫、受贿和其他犯罪行为的罪犯将被逮捕并送交省肃反委员会处理。被当场发现的罪犯立即枪决。
征粮队所需的一切用品，按规定价格购买并付现金。
征集粮食的程序
1．政治委员同征粮队一起到农村去后，召开村贫农大会，向他们宣讲关于组织乡村最贫穷阶层法令的实质，揭露农村富农在俄国反革命活动中的作用，建议贫农选举委员会来收集富农的粮食，并负责在穷人中间分配粮食、农具和其他日常用品。委员会成员数目，选举程序以及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责，由特别工作细则确定。
2．然后，贫农委员会同征粮队政治委员一道向居民发布交出全部现有火枪的命令，一部分火枪转交给新选出的贫农委员会，用来组织由委员会管辖的民兵。剩下的武器由征粮队长转交给省军事指挥员。无条件收缴所有机枪和手榴弹，因为军队需要它们。
3．接下来，在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成员的协助下，粮食委员着手登记包括贫农在内的所有人的粮食储备情况，同时要找出所有隐藏的粮食，但应除掉标准规定的家庭口粮，种子粮和牲畜饲料这些必要的谷物。
4．在查明本居民点所有多余的粮食之后，从这些多余的粮食中拿出一部分粮食给在下一次收获前没有足够的合乎规定标准的储备粮的贫农，这部分粮食不直接交给无粮户，而是转交给贫农委员会管理，每月发放；满足贫农后所剩粮食运到最近的粮食收集站和国家仓库。
5．为打谷和运粮规定最短的、并且十分明确的期限。
注：所有交到粮食收集站和国库的多余粮食，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分配。
6．为了一丝不苟和准确执行所颁布的命令，留下一两个指导员和十五至二十五人的小队伍进行督查。征粮工作按上述程序进行。
7．自愿和如期交纳的粮食按固定价格收购。……
对不执行交纳余粮命令的人，按固定价格的百分之七十五收购他们的粮食，对隐藏多余粮食的人，无偿没收他们的粮食。
8．如到规定期限粮食未打完，可吸收贫农参加脱粒，他们的劳动报酬按当地平均日工资或计件工资付给。
9．如果村里有脱粒机，这时应由贫农委员会掌握，并用来脱粒。
10．动员所有运输手段和力量，用兽力车运出多余粮食，并按粮食人民委员部规定的标准付给工钱。
11．凡公然抵制粮食垄断法令，向背小口袋者出卖粮食，或是滥用储备粮私酿白酒者，一经发现一律逮捕，并送交省肃反委员会处理。
12．征粮队只在所有余粮均已运出后才可离开村子，并且征粮队要立刻向有关省粮食委员会通知；
1）多少余粮用来满足贫农所需，
2）多少余粮送交到粮食收集站和国库以便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发往正在遭受饥饿的省份。
粮食人民委员亚·季·瞿鲁巴
（译自《苏联国内战争史略》第1卷，第315-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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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1918年7月—1919年3月）
目录
·凡例
·前言
1918年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7月29日）
·在省苏维埃主席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7月30日）
·在华沙革命团军人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1日）
·在布特尔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2日）
·在霍登卡红军战士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2日）
·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1918年8月2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的决定草案（1918年8月2日）
·给叶列茨工人的信（1918年8月6日）
·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斗争！（1918年8月6日以后）
·在索科利尼基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9日）
·在罗戈日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9日）
·关于工农联盟问题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电报的草稿（1918年8月16日）
·在莫斯科党委会议上关于组织同情者小组的两次讲话（1918年8月16日）
·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马铃薯价格的决定草案（1918年8月22日）
·在综合技术博物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23日）
·在阿列克谢耶夫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23日）
·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28日）
·关于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报告（1918年8月29日）
·关于贫苦农民委员会没收富农种子粮的问题（不晚于1918年8月30日）
·在巴斯曼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30日）
·在原米歇尔逊工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30日）
·祝贺红军收复喀山（1918年9月11日）
·给奔萨省执行委员会和第一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1918年9月12日和18日之间）
·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1918年9月17日）
·给彼得格勒指挥员训练班的电报（1918年9月18日）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1918年9月18日或19日）
·致莫斯科—基辅—沃罗涅日铁路员工同志们（1918年9月20日）
·对向农户征收实物税法令的意见（1918年9月21日）
·给收复喀山的红军战士的信（1918年9月22日）
·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有工厂委员会代表和工会代表参加)的信（1918年10月2日）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月9日）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给贫苦农民委员会调拨经费的决定的意见（1918年10月15日）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森林采伐的决定的意见（1918年10月15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文献（1918年10月22日）
·关于切实遵守法律的决定提纲草稿（1918年11月2日）
·在庆祝奥匈革命的游行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1月3日）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工会理事会庆祝会上的讲话（1918年11月6日）
·在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两次讲话（1918年11月上旬）
·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11月7日）
·在十月革命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11月7日）
·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游艺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1月7日）
·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11月8日）
·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及全国人民的电报（1918年11月10日）
·从莫斯科发出的通电（1918年11月10日）
·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1月19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儿童保育院的决定草案（1918年11月19日）
·对组织居民供应工作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918年11月19日）
·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1918年11月20日）
·在向弗·伊·列宁致敬的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1月20日）
·“红色军官日”的讲话（1918年11月24日）
·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11月26日）
·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1918年11月27日）
·给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的电报（1918年11月29日）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
·关于国防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安排（1918年12月1日）
·国防委员会燃料委员会决定草案（1918年12月2日）
·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的建议（1918年12月3日）
·关于利用国家监察工作的决定草案（1918年12月3日）
·关于加快粮食收购进度和增加粮食收购数量的建议草稿（1918年12月4日）
·对《关于建立工人粮食检查机关的条例》草案的意见（1918年12月5日）
·对俄共(布)中央关于召开全俄银行职员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的意见（不晚于1918年12月6日）
·在莫斯科全省苏维埃、贫苦农民委员会和俄共(布)区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2月8日）
·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2月9日）
·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2月11日）
·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稿（1918年12月12日）
·俄共(布)中央关于党证填写问题的决定草案（1918年12月12日）
·在普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12月14日）
·关于给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拨款问题的建议（1918年12月14日）
·悼念普罗相同志（1918年12月20日）
·普列斯尼亚工人的壮举（1918年12月22日）
·论“民主”和专政（1918年12月23日）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2月25日）
·关于编写工农读物的指示（1918年12月）
·论工会的任务（1918年12月—1919年1月）
·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1918年底或1919年初）
1919年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1月17日）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1月18日）
·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1月18日）
·在抗议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1月19日）
·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月20日）
·给欧美工人的信（1919年1月21日）
·在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1月24日）
·大家都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1919年1月26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合作社的决定草案（1919年1月28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工作的决定草案（1919年1月30日）
·对土地共耕条例草案的意见（1919年1月）
·关于从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供应和分配过渡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供应和分配的措施（1919年2月2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北方大铁路修建工程租让问题的决定草案（1919年2月4日）
·致教育人民委员部（不晚于1919年2月8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把农场拨给工业企业问题的决定草案（1919年2月13日）
·对一个农民的询问的答复（1919年2月14日）
·代外交人民委员拟的无线电报稿（1919年2月19日）
·对俄共(布)中央关于在乌克兰实行余粮收集制的决定草案的意见（1919年2月19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查封破坏国防的孟什维克报纸的决议草案（1919年2月22日）
·关于协调全俄肃反委员会、铁路肃反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的相互关系（1919年2月28日）
·关于德国独立党宣言（1919年2月下半月）
·对《第三国际基本原则》提纲的意见（1919年2月）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上旬）
·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1919年3月5日）
·关于共产国际的成立（1919年3月6日）
·关于消费公社的提纲（1919年3月7日以前）
·在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妇幼保健司鼓动员训练班的讲话（1919年3月8日）
·对关于改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草案的意见（1919年3月8日）
附录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1918年7月28日或29日）
·关于粮食固定价格问题的意见（1918年8月5日或6日）
·《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1918年8月27日或28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材料（1918年10月21日或22日）
·在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的提纲（1918年11月5日或6日）
·在弹药委员会会议上作的笔记（1918年12月5日）
·关于援助哈尔科夫的意见（1919年1月3日和17日之间）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材料（1919年2—3月）
·《列宁全集》第35卷年表（1918年7月28日—1919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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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号召工人、水兵和红军土兵参加征粮队的呼呼书（1918年5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8．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号召工人、水兵和红军土兵参加征粮队的呼呼书
（1918年5月31日）
为了战胜粮食危机，苏维埃号召工人和士兵组建征粮队，下乡征集粮食。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是党在农村的重要支柱。
工人、水兵、赤卫队员同志们，5月29日，彼得格勒城市及郊区的所有工人水兵、赤卫队和铁路组织的会议以1500票对27票的多数决定，派我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加入“为饥饿的彼得格勒到农村征粮”的队伍。
同志们，时间不等人，到区苏维埃登记吧。到斯莫尔尼官第41号房间去说吧。需要成千上万的忠实的人，赶快行动吧！
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
（译自《苏联国内战争史略》第1卷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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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贫农的组织和供给问题的决议（1918年6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7．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贫农的组织和供给问题的决议
（1918年6月11日）
为了征集余粮打击富农，苏维埃政权于1918年6月决定建立贫农委员会以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第1条
在各地普遍建立乡和村的贫农委员会。贫农委员会由各地方工农代表苏维埃在粮食机关必须参加的情况下并在粮食人民委员部和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领导下加以组织。各级工农代表苏维埃应立即着手贯彻本法令。各省和县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应最积极地参加组织贫农委员会的工作。各省和县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在无条件地实施本法令方面负有与乡和村的苏维埃同样的责任。
第2条
所有农村居民，无论是当地的或是外来的，除了明显的富农和富豪，以及握有余粮或其他粮食产品、拥有工商企业、使用雇农和雇佣劳动等等的业主以外，都可以参加乡和村的贫农委员会的选举和被选入贫农委员会，没有任何限制。
注：使用雇佣劳动，经营数量不超过消费定额的人，可以参加乡和村的贫农委员会的选举和被选入贫农委员会。
第3条
乡和村的贫农委员会的活动范围如下。
（1）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
（2）协助地方粮食机关没收富农和富豪手中的余粮。
第4条
乡和村的贫农委员会负责向哪些人供应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其具体范围由这些委员会自己确定。
注：乡和村的贫农委员会在县粮食机关同意下在这方面做出的决定如与组织贫农委员会的主要目的相抵触，可以申报上级粮食机关废除。
第5条
地方粮食机关根据现有的储存量和居民的困难程度而建立的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的储备，都交由乡贫农委员会经管。
第6条
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按照后面指出的优待条件在贫农之间的分配，由村贫农委员会按照它所拟定的并由乡贫农委员会批准的名单进行。
注：村贫农委员会拟定的并由乡贫农委员会批准的分配名单，县和省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和相应的粮食机关可以提出异议。
第7条
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的分配，按照省粮食机关严格依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总供应计划制定的定额，以及省粮食机关所规定的各种定额进行。
注：发给贫农的口粮数额，可以由省粮食机关根据各消费地区的粮食困难程度和没收富农富豪余粮的成绩在不同的分配时期中加以改变。
第8条
在粮食人民委员部发布特别指示以前，粮食分配的规则暂定如下：
（1）在今年7月15日以前，按照省和县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和相应的粮食机关的规定从富农和富豪手中完全没收并集中到国家粮库的余粮，在按定额分配给贫农时均由国家免费发放。
（2）7月15日以后到8月15日以前，从富农和富豪手中没收的余粮，在按定额分配给贫农时均按固定价格减50%售给。
（3）在今年8月下半月从富农和富人手中没收的余粮，在按定额分配给贫农时均按固定价格减20%售给。
第9条
在粮食人民委员部发布特别指示以前，乡贫农委员会分配生活必需品和简单农具的原则暂定如下：
（1）在今年7月15日以前按照省和县的工农代表苏维埃和相应的粮食机关的规定已从富农和富豪手中将余粮全部没收的乡，均按固定价格减50%向贫农供给生活必需品和简单农具。
（2）在今年8月15日以前从富农和富豪手中没收了余粮的乡，均按固定价格减25%向贫农供给生活必需品和简单农具。
（3）在今年8月下半月内从富农和富豪手中没收了余粮的乡，均按固定价格减15%向贫农供应生活必需品和简单农具。
第10条
复杂农具交乡贫农委员会支配，以组织贫农集体耕地和收获粮食；同时，在乡和村的贫农委员会积极协助粮食机关没收富农和富豪的余粮的地方，使用这类工具不应收费。
第11条
为了实施本法令，按照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根据需要情况拨出必要的现金交粮食人民委员部支配。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斯维尔德洛夫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瓦·阿涅索夫
（译自《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2卷，第416-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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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克服粮食危机和扩大粮食人民委员垄断权的法令（1918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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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克服粮食危机和扩大粮食人民委员垄断权的法令
（1918年5月9日）
十月革命后，苏俄粮食供应情况不断恶化。为了克服这一危机，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急办法。本法令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
四年战争的严重后遗症——致命的全国粮食情况恶化正日益扩大和加剧。消费省份在挨饿，但产粮省份目前仍有大量存粮，甚至存有1916年和1917年收获的而尚未脱粒的粮食。这些粮食掌握在农村富农、富豪和农村资产阶级手中。农村资产阶级在战争中大发钱财。他们富足、无忧无虑，对饥饿的工人和农民的痛苦呻吟不闻不问、漠不关心，迟迟不把粮食送到收粮点，企图迫使国家不断提高粮价，同时却在本地以惊人的价格把粮食卖给背口袋的粮食投机商。
贪婪的农村富农和富豪的这种顽固态度应当加以制止。以往的粮食工作经验证明：破坏粮食固定价格和放弃粮食垄断，就会给我国一小撮资本家吃喝浪费大开方便之门，就会使千百万劳动群众完全得不到粮食，使他们无法摆脱饿死的命运。
应当对资产阶级施加暴力，以回答粮食占有者对饥饿贫民施加的暴力。
除了播种所需的种子及下次收获前全家所需口粮外，一普特粮食也不应留在粮食占有者的手中。
这一要求必须立刻执行。德国人占领乌克兰之后粮食几乎不敷种子之需，我们只能靠压缩的口粮过活。这时更应立即执行上述要求。
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并注意到，只有对全部存粮进行最严格的计算及平均分配，俄国才能摆脱粮食危机。为此特做如下规定：
1．重申坚决实行粮食垄断和固定价格，必须同背口袋的粮食投机商进行无情的斗争。本法令在该乡公布后一周内，每个粮食占有者必须将超过种子粮和下次收获前的定额消费量的全部余粮呈报交售。呈报办法由粮食人民委员部通过地方粮食机关确定。
2．号召所有劳动者及贫苦农民立即联合起来，同富农作无情的斗争。
3．宣布所有握有余粮而不送往收粮站的人以及浪费存粮私酿白酒者为人民的敌人。把他们送交革命法庭，将犯罪者判处十年以上的监禁，把他们从村社中永远驱逐出去，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对私酿白酒者除上述惩罚外并判处强迫的公益劳动。
4．任何人如发现有未按第1条规定呈报交售的余粮，则将其粮食无偿运走。粮食收集站实际收到这些粮食后，按固定价格计算这些余粮的价值，将其半数给揭发隐藏余粮的人，半数给村社。揭发隐藏余粮的报告送交地方粮食组织。
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考虑到，同粮食危机作斗争必须采取迅速果断的措施。而最有成效地实现这些措施首先需要由统一的机构发布粮食工作指示，这样的机构就是粮食人民委员部。因此，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为了更顺利地同粮食危机作斗争，给粮食人民委员部下列权力：
1．公布超越粮食人民委员部一般权限的有关粮食问题的强制性命令。
2．废除地方粮食机关和其他机关与粮食人民委员部的计划和措施相抵触的决议。
3．要求各主管部门的所有机关和组织无条件地立即执行粮食人民委员部有关粮食问题的指示。
4．在没收谷物和其他粮食产品遇到抵抗时使用武装力量。
5．如地方粮食机关违抗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则予以解散或改组。
6．各主管部门和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以及职员，如有对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指示横加干涉者予以开除、免职、送交革命法庭直至逮捕。
7．经人民委员会同意后将这些权力（除第6条的实行逮捕的权力外）转交给地方的其他负责人和机关。
8．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所有措施，如与交通部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有关，则在同这些部门协商后实行。
9．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这些权力发布的各项决定和指示，由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负责检查，部务委员会有权在不停止执行的情况下向人民委员会提出申诉。
本法令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并在电报传达后实施。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斯维尔德洛夫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瓦涅索夫
（译自《苏联历史文件资料集》第80-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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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废除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条约的决定（1918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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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废除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条约的决定
（1918年11月13日）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投降。苏维埃俄国立即宣布废除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同时派红军收复被德奥占领的国土。
俄国各族人民，所有被占领地区的居民们！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这里庄严声明：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同德国签署的和约条件已失去效力和意义。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连同8月27日在柏林签定、1918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补充协定）全部及所有各条都宣布废除。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所包括的涉及交付赔偿费或割让领土及地区的各项义务宣布无效。
为了削弱和逐步扼杀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无限度地剥削共和国四周的各族人民，威廉二世政府用强制手段得到强暴的和约，它的最后一个行动是借口苏维埃外交使团从事推翻德国资产阶级——帝国制度的活动，而把它驱逐出柏林。德国的起义工人和士兵推翻了帝制，他们的第一个行动是召回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使团。
这样，强暴和掠夺性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在德国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联合打击下破产了。
由于德国革命，俄国、里夫兰、爱斯兰、波兰、立陶宛、乌克兰、芬兰、克里木半岛、高加索地区的劳动人民摆脱了德国军阀强加的掠夺性条约压迫，现在号召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应当用社会主义的和约，即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的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劳动人民所签订的和约来代替帝国主义的和约。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通过德国和前奥匈帝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向这些国家的各兄弟民族人民建议，立即着手解决与废除布列斯特条约有关的问题。只有符合各国和各族劳动人民之间兄弟般关系的那些原则，即由十月革命宣布并由俄国代表团在布列斯特捍卫的原则才能奠定各民族间真正和平的基础。所有被占领的俄国区域将会清除干净，将完全承认所有国家的劳动民族有民族自决权，所有损失将由战争的真正罪人——资产阶级承担。
现正在被占领地区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德国和奥地利革命士兵，在同地方工农代表苏维埃取得联系后，将是劳动人民完成这些任务时的合作者及同盟者。他们同俄国农民和工人结成兄弟般联盟，以医治那些维护反革命利益的德奥将军给被占领人民带来的创伤。
建立在这些原则上的俄国、德国和奥匈的国际关系不仅仅是和平的关系，这将是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争取在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经济奴役的废墟上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斗争中的联盟。
俄国的劳动群众通过苏维埃政府向德国及奥匈人民推荐这个联盟。
他们希望，所有其他尚未摆脱帝国主义枷锁的人民加入到已经解放的俄国、波兰、芬兰、乌克兰、立陶宛、波罗的海沿岸、克里木、高加索、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人民这个强大的联盟中来。在此之前，各国人民的这个联盟将抵抗所有把外国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压迫强加给各国人民的任何企图。
由于德国革命摆脱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桎梏，他们更不会同意受英美帝国主义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建议所有同它作战的国家缔结和约。在这些国家的劳动群众迫使自己的政府接受同俄国的工农兵的和约之前，共和国政府目前依靠整个中欧和东欧的革命力量，抗拒再次把俄国置于国外和国内资本奴役之下的企图。
在向摆脱了德国帝国主义桎梏的所有地区人民祝贺的同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号召这些地区的劳动群众同俄国的工农结盟，在他们争取在其土地上建立工农社会主义政权的斗争中给予他们完全、彻底的经常支持。
强暴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废除了。
真正的和平——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世界联盟万岁！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斯维尔德洛夫
人民委员会主席乌里扬诺夫（列宁）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瓦·阿瓦涅索夫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卷，第162-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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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代表开除出苏维埃的决定（1918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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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代表开除出苏维埃的决定
（1918年6月14日）
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疯狂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因此苏维埃决定把他们开除出自己的组织，以纯洁队伍，加强苏维埃的战斗力。
注意到：
1）苏维埃政权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刻，同时各条战线上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俄罗斯共和国内的同盟者明目张胆地用各种手段——从无耻的诽谤到阴谋诡计和武装暴动——反对工农政府。
2）公开企图破坏苏维埃政权威信和推翻这个政权的党派代表参加苏维埃组织是绝对不允许的。
3）从过去发表的和本届会议上宣读的文件可以明显看出，社会革命党（右派及中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代表及其负责人同凶恶的反革命分子结盟：在顿河同卡列金及科尔尼洛夫结盟；在乌拉尔同都托夫结盟；在西伯利亚同谢苗诺夫、霍尔瓦特、高尔察克，最近又同捷克叛乱军团及依附于它的黑色百人团结盟，在组织武装反对工农的行动中大显身手。
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把社会革命党（右派及中派）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代表从自己的组织中开除出去，并建议所有工兵农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把这些派别的代表从自己的组织中清除出去。
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斯维尔德洛夫
秘书瓦·阿瓦涅索夫
（译自《苏联国内战争史略》第1卷第19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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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民委员会关于组建工农红军的法令（1918年1月15日〔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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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民委员会关于组建工农红军的法令
（1918年1月15日〔28日〕）
布尔什维克党原来认为，革命胜利后应废除常备军建立全民武装。但革命后的实践证明，需要建立常规军队。人民委员会及时制定出有关法令，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可靠基础。
旧军队是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政权一转到劳动人民和被剥削阶级手里就必须建立新的军队。新军队在现时是苏维埃政权的柱石，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它是这一转变的基础，它还是即将来临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柱。
一
因此，人民委员会决定：新军队定名为“工农红军”，按下列原则组织：
（1）工农红军由劳动群众中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的人组成。
（2）凡年满十八岁的俄罗斯共和国公民，均可参加它的队伍。每一个参加红军的人应准备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生命来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参加红军须有军队委员会的介绍，或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民主社会组织的介绍，党组织或工会组织的介绍，或者至少有这些组织的两名成员的介绍。整个部队参加红军时，须战士彼此担保，并按人名进行投票通过。
二
（1）工农红军战士的给养完全由国家供应，另外每月发给五十卢布。
（2）原先由红军战士供养的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属，可以依据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的规定，按当地生活水平获得一切必要的保障。
三
工农红军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人民委员会。直接领导和管理军队的机关是军事人民委员部及其所属的全俄特别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最高总司令尼·克雷连柯
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德宾科和波德沃依斯基
人民委员：普罗相，札通斯基和施泰因贝格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邦契—布鲁也维奇
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哥尔布诺夫
1918年1月15日
（译自《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356-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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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维埃政府关于日本陆战队在海参崴登陆的通告（1918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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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维埃政府关于日本陆战队在海参崴登陆的通告
（1918年4月5日）
英法军队侵入苏俄北方后不久，日本便派军队在苏俄远东地区登陆。从此，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不断扩大。
来自西伯利亚，来自海参崴和伊尔库茨克苏维埃政权的报告说：日本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加藤派陆战队在海参崴登陆，并向当地居民发表文告说，日本负责维持秩序。登陆的借口是两个日本人在海参崴被身份不明的人暗杀。
目前，苏维埃政府关于这次暗杀事件，它的起因、环境和罪犯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是政府知道，正像全世界都知道一样，几个月来，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一直准备在海参崴登陆。
日本政府的报刊报导说，日本的使命是，在直到伊尔库茨克甚至直到乌拉尔的西伯利亚恢复秩序。日本当局在寻找适当的借口，以便对俄国领土进行掠夺性入侵。东京的参谋本部编造了关于西伯利亚局势、德国战俘的作用等大量离奇消息。几个星期前，日本驻罗马大使宣布，被俘的德国人似乎已经武装起来，准备夺取西伯利亚铁路。全世界报刊都报导了这一消息。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当局让英、美军军官沿西伯利亚铁路线考察，[1]使他们充分相信，日本官方报道纯系谎言。当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失去了这个借口后，他们不得不寻找其他理由。从这个观点看，杀死两名日本人之事是来的再巧不过了。4月4日，发生了刺杀事件。而4月5日，日本海军上将不等任何调查，就开始登陆了。
事件的过程使人毫不怀疑，这全是预谋好了的，挑衅性的刺杀两名日本人是这次预谋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样，帝国主义早已准备好的东方进击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想扼杀苏维埃革命，把俄国同太平洋隔开，夺取西伯利亚富饶广袤的土地，奴役西伯利亚的工人和农民。
资本主义的日本是苏维埃共和国的死敌。
美、英、法、意等其他协约国政府的行动纲领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应当坚决地向大不列颠政府提出，这个问题也应当向美国和其他协约国的外交代表提出来。盟国的这种或那种回答，而主要的是这种或那种行动，必将对苏维埃政权的目前国际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苏维埃政权在采取相应的外交步骤的同时，命令西伯利亚苏维埃打击对俄国领土的一切武力入侵。
工人和农民们，忠诚的公民们！
一场新的严峻考验从东方来了，国内的黑暗势力在蠢蠢欲动，西伯利亚的资产阶级正在向外国暴徒伸手。由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海参崴市杜马已做出决定：欢迎日本的武装侵。俄国资产阶级及其仆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企图扼杀俄国革命，从工人和农民那里夺回政权、土地及对生产的监督权。他们早就同日本强盗沆瀣一气。因此，反击日本侵略，同日本侵略者在我国国内的代理人及帮凶作无情的斗争，对于苏维埃共和国、对全俄全体劳动群众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译自《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卷第224-226页）
[1]1918年3月19日苏维埃政府允许英国代表团成员希克斯上校和美国驻俄武官韦伯斯特上校到西伯利亚各城市考察。事后，他们宣布，关于武装德国战俘之传说与实际情况不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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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法司令部同康尔曼斯克苏维埃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达成的口头协议（1918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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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国内战争的胜利（1918年春—1920年）
（一）外国武装干涉的开始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
1．英法司令部同康尔曼斯克苏维埃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达成的口头协议
（1918年3月2日）
苏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美日等国打着预防德国威胁的旗号，开始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英法干涉军首先在北方的摩尔曼斯克登陆，并同当地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达成这一协议。
1．摩尔曼斯克地区的最高权力属摩尔曼斯克边区代表苏维埃。
2．该地区全部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权属边区代表苏维埃领导下的摩尔曼斯克军事委员会。委员会由三人组成：苏维埃政权任命一名；英、法各任命一名。
3．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干预该地区的内部管理事务。对于有全局意义的各项苏维埃决定，由边区代表苏维埃根据情况按他们认为需要的方式通知英法。
4．盟国承担责任，关怀这一地区必须储备品的供应。
（译自《苏联国内战争史略》第1卷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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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918年1月12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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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1918年1月12日〔25日〕）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是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它是苏维埃国家的第一部宪法性文献，宣告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和任务。
一
（1）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
（2）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
二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完全消除社会的阶级划分，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因此决定；
（1）为了实行土地社会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宣布所有土地为全民财产，并根据土地平均使用制原则转交给劳动者，而不付任何赎金。
宣布一切具有全国意义的森林、矿藏和水域以及一切性畜、农具、模范田庄和农业企业均为国有财产。
（2）重申苏维埃关于工人监督和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以便保证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统治，并以此作为使工厂、矿藏、铁路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变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所有的第一个步骤。
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苏维埃关于废除（取消）沙皇、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府所签订的贷款协定的法令，是对国际银行资本即金融资本的第一个打击，并深信苏维埃政权将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到国际工人反对资本压迫的起义获得完全胜利〔注：这一段在副本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月16日通过的决议文本中放在第三部分的最后。——译者〕。
（3）重申将一切银行收归工农国家所有，这是使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压迫的条件之一。
（4）为了消灭社会上和经济组织中的寄生阶层，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5）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的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特命令武装劳动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解除有产阶级的全部武装。
三
（1）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所造成的这次空前的罪大恶极的战争使全世界都淹没在血泊中，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表示有不不挠的决心要把人类从它们的魔掌中拯救出来，因此完全赞同苏维埃政权所执行的下述政策；废除秘密条约，组织目前交战国双方军队中的工农进行最广泛的联欢，无论如何都要用革命手段争取在各国劳动人民之间实现以自由的民族自决为基础的、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平。
（2）为了同一目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张同资产阶级文明世界的野蛮政策
完全断绝关系，这种政策是奴役亚洲和一切殖民地及弱小国家的数万万劳动人民，为少数特殊民族的剥削者谋福利的。
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欢迎人民委员会宣布芬兰完全独立、开始从波斯撤退军队、宣布亚美尼亚有实行自决自由的政策。
四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现在正是同剥削者进行决定性的斗争的时候，任何政权机关都不能有剥削者插足的余地。政权应当完全地、绝对地属于劳动群众和他们的全权代表机关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同时，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竭力建立俄国各民族劳动阶级的真正自由和自愿的，因而也是更加完善和巩固的联盟，它只是规定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根本原则；至于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是否愿意参加和在什么基础上参加联邦政府及其他联邦苏维埃机关，这应当由他们在自己的全权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独立决定。
（译自《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341-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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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1918年1月6日〔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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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
（1918年1月6日〔19日〕）
立宪会议被反布尔什维克力量所控制，拒绝承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因而被下令解散。这项法令是列宁起草的。
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第33卷，第239-241页。
原文链接：
·*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1918年1月6日〔19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1918年1月6日〔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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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1918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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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
（1918年3月3日）
布列斯特和约是苏俄处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签订的。为了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府被迫接受这一十分屈辱的和约。
为了统一本书的译名，此篇的人地名的译法与引书的略有不同。
俄国为一方和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及土耳其为另一方兹同意终止战争状态，并尽速进行和平谈判，为此指派全权代表如下：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方面；
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委员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
奇·索柯里尼柯夫和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
外交人民委员助理乔治·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
内务人民委员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
德意志帝国政府方面：
外交大臣兼帝国枢密参议理查德·冯·屈尔曼先生；
帝国全权公使冯·卢森堡博士；
东线总参谋长普鲁士王家少将霍夫曼；海军上校霍恩；
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王国联合政府方面：
帝国和王国内廷大臣外交大臣并兼皇帝和国王陛下枢密参议奥托卡尔·赞尔宁·冯·翁特·朱·采尔宁伯爵；
皇帝和国王陛下特命全权代表、枢密参议卡杰丹·梅莱·冯·卡波斯-梅尔；
皇帝和国王陛下枢密参议麦克西米林·西斯里克斯·冯。巴克桑纳步兵将军；
保加利亚王国政府方面；
王国驻维也纳特命全权公使安特里亚·托舍夫；
保加利亚王国驻德国皇帝陛下军事全权代表、保加利亚国王陛下侍从武官、参谋总部彼得·刚次丘上校；
保加利亚王国使馆一等秘书西奥多·安纳斯塔索夫博士；
土耳其帝国政府方面；
前首相、土耳其参议院议员、皇帝陛下驻柏林全权代表伊勃拉希薅·哈基·帕夏亲王；
皇帝陛下副官长、驻德国皇帝陛下军事全权代表骑兵将军谢基·帕夏阁下。
上列全权代表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集合举行和平谈判，相互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下列各条款。
第一条
俄国为一方和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及土耳其为另一方宣布它们之间的战争状态已经终止。它们决定今后彼此和好相处。
第二条
缔约各方将放弃对他方的政府或其公共和军事机关作任何鼓动或宣传。就俄国而言，这一义务亦适用于四国同盟中各国所占领的领土。
第三条
位在缔约各方所同意的一线之西、过去属于俄国的领土将不再处于俄国的主权之下。各方所同意的线注明在作为本和约重要部分的地图（附件一）内，该线的确切位置由俄德委员会予以划定。
……
第五条
俄国将立即对其军队，包括现政府新近组成的各单位在内，进行全面复员。
此外，俄国将使其军舰驶回俄国海港并在普遍性和约订立以前留在港内，或者立即将其解除武装。同四国同盟各国继续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所有军舰，如在俄国的权力范围以内，将作为俄国军舰对待……
第六条
俄国有义务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注：乌克兰人民共和圈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于1917年11月20日宣布成立的。它持反苏俄立场，于1918年初同德奥订约。允许德军开进乌克兰。——译者〕立即缔结和约，并承认该国同四国同盟各国间所订和约。俄国军队和俄国赤卫队将立即撤出乌克兰领土。俄国应停止对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或其公共机关进行一切鼓动或宣传。
俄国军队和俄国赤卫队并将立即撤出爱斯兰和里夫兰〔注：爱斯兰是爱沙尼亚北部地区的名称。里夫兰是爱沙尼亚南部和拉脱维亚北部地区的名称。——译者〕……爱斯兰和里夫兰在本国主管机关保证安全并建立秩序以前，将由一支德国的警察部队占领……
俄国军队和俄国赤卫队将立即撤出芬兰和阿兰群岛……
……
第九条
缔约各方相互放弃对战争费用要求赔偿，此项费用是指为进行战争而付出的公家开支以及战争损失的赔偿，即由于战争措施而在战区内对各方及其国民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在散国所实施的一切征用。
第十条
和约批准时，缔约各方之间的外交和领事关系将立即恢复。
（录自《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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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维埃政府向交战照政府和人民建议进行停战谈判的呼呼书（1917年11月15日〔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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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维埃政府向交战照政府和人民建议进行停战谈判的呼呼书
（1917年11月15日〔28日〕）
〔注：发表日期。〕
为了结束战争，苏俄向所有交战国呼吁进行停战谈判。德奥集团接受了这一建议，但英法等国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再次发出呼吁，表明自己对签订普遍和约的真诚愿望，同时也警告英法要对可能出现的单独媾和负责。
德军总司令部在答复我们关于在所有战线上立即停火，签订不割地、不赔款、保证民族自决权的民主条约的建议时说，同意进行和平谈判。共和国军队最高总司令克雷连柯准尉建议把停战谈判开始时间推迟五天，移到11月19日，以便再次呼吁盟国政府明确他们对和谈一事的态度。双方同意暂时停止在俄国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当然，在这五天中哪一方也不应有任何军队调动。
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迈出。俄国工农革命的胜利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和平问题。动摇、拖延和公文式协议的时期已结束。现在所有交战国政府各阶级、各党派都要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是否同意在11月19日（12月1日〔注：11月19日应是公历12月2日。〕）开始同我们在一起进行立即停火和实现普遍和平的谈判。工厂和田野上的劳动者能否避免新的冬季攻势带来的恐惧及贫困，还是欧洲要继续流血，这都有赖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们人民委员会向我们的同盟国法国、大不列颠、意大利、美国、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日本和中国提出一个问题。当着这些国家的人民，当着全世界，我们要问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否同意与我们一道在12月1日进行和平谈判。
我们人民委员会问同盟国人民，首先是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他们是否愿意拖延这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战争，盲目地葬送欧洲的全部文明。我们要求各国立即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是否想在12月1日开始和谈。
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士兵们，无产者们，劳动者们，农民们，你们是否想同我们一起向民族间的和平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我们人民委员会向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保加利亚工人呼吁时：我们提议的和平应当是民族间的和平，是保证每一个民族的经济和文化自由发展的荣誉条约，这种条约只能在革命群众对一切帝国主义的野心和侵占企图，并为之展开直接英勇斗争的条件下才能签订。
工农革命已经提出了自己的和平纲领。我们公布了沙皇、资产阶级与同盟国签订的秘密条约，并宣布这些条约对俄国人民没有约束力。我们建议各国人民在协商和合作的基础上公开签订新的条约。同盟国的统治阶级——官方和半官方的代表——对我们的建议的答复是：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拒绝同它就和平谈判进行协商。
取得革命胜利的政府不需要资本主义职业外交家的承认，但是我们要问各国人民，反动的外交家是否代表他们的意志和愿望？各国是否允许自己的外交家错过俄国革命所开辟的实现和平的极好机会呢？
应当现在就回答这些问题，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实际行动来回答。俄国军队和俄国人民不能、也不想再等待。12月1日我们将开始和谈。如果同盟国不派出自己的代表，我们将单独同德国人谈判，我们希望得到普遍的和平，但如果同盟国资产阶级迫使我们单独媒和，责任完全由他们承担。
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士兵们，工人们，农民们！12月1日和谈开始。我们等待着你们的代表，行动起来吧！不要浪费一小时！打倒冬季攻势1打倒战争1和平及各国人民间的兄弟团结万岁！
外交人民委员列·托洛茨基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尼·列宁）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1卷第28-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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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人监督条例（1917年11月14日〔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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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人监督条例
（1917年11月14日〔27日〕）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没有立刻实行企业国有化，而是建立工人对企业的监督，以确保劳动者对资产阶级的统治。
1．为了有计划地调整国民经济，在拥有雇佣工人或允许在家工作的所有工业、商业、银行、农业、运输业、合作社、生产协作社等企业中，对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买卖、贮藏以及对企业的财务活动应实行工人监督。
2．工人监督由该企业全体工人通过自己选出的机关，如工厂委员会，工长会议等来实行，在这些机构中应有职员和技术人员的代表。
3．在每个大城市、省或工业区建立地方工人监督委员会，它作为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由工会、工厂委员会及其他工人委员会以及工人合作社的代表组成。
4．在工人监督委员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在彼得格勒建立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下列组织的代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5名；全俄农民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5名；全俄工会理事会5名；全俄工人合作社总部2名；全俄工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6名；全俄工程师和技术员协会5名；全俄农艺师协会2名；每个拥有10万会员以下的全俄工人协会1名；每个拥有10万会员以上的全俄工人协会2名；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2名。
5．在工人监督最高机关下建立若干个专家检查员（技术员和会计员等）委员会，这些人员由这些机关主动派遣，或根据下级工人监督机关的要求派遣，对企业的财务和技术方面进行考察。
6．工人监督机关有权监督生产，确定企业的最低产量，并采取措施查明其所生产产品的成本。
7．工人监督机关有权对企业的全部业务往来书信进行监督。隐瞒信件的企业主要送交法庭追究责任。废除商业秘密、企业主有义务向工人监督机关提供本年度或以往各报告年度的全部账簿和报表。
8．企业主必须服从工人监督机关的决议，只有根据最高工人监督机关的决定才能撤销决议。
9．企业主及企业管理人员可以在三天之内对下级工人监督机关的一切决定向相应的最高工人监督机关提出申诉。
10．在所有企业中，企业主及被选出来实行工人监督的工人及职员代表均应对国家负责，维持严格的秩序和纪律，并保护财产。对犯有隐瞒材料、产品、定货和开支不实等非法行为者要追究刑事责任。
11．（根据第3条）区工人监督委员会负责解决下级监督机关之间一切有争议的问题、摩擦和企业主的上诉。根据生产的特点及当地条件，在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的决定和指示的范围内发布指示，并监督下属监督机关的活动。
12．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制定工人监督的总计划和工作细则，发布强制性的决定，协调各区工人监督委员会的相互关系。它是审理所有工人监督事宜的最高机关。
13．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要使工人监督机关的活动同主管国民经济组织事务的其他机关相互协调。
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和其他负责组织和调整国民经济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条例将另行公布。
14．废除所有妨碍工厂委员会和其他职工委员会活动的法律及通令。
俄罗斯共和国政府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苏联工业国有化文件资料集》第7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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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1917年11月2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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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
（1917年11月2日〔15日〕）
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发表宣言，郑重宣布各族人民平等，并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
工农十月革命在共同解放的旗帜下开始了。农民从地主政权下解放出来，因为再没有地主土地所有制了——它已经被废除了。士兵和水兵从将军的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因为将军今后将由选举产生，并且是可以撤换的了。工人从资本家的专横暴虐下解放出来，因为今后要建立工人对工厂的监督。一切活着的人和有生活能力的人都从可恨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剩下的只有俄国各族人民，他们过去忍受着、现在还忍受着压迫和专横，应该立即着手解放他们，应该坚决彻底地解放他们。
在沙皇时代，俄国各族人民一贯被挑唆互相残杀，这种政策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一方面是屠杀和蹂躏，另一方面是对各民族的奴役。
这个可耻的挑拨政策已不存在，也不应该再恢复了。今后，这个政策应为俄国各族人民的自愿和真诚的联盟政策所代替。
在帝国主义时期，即二月革命后，当政权转到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手里的时候，公开露骨的挑拨政策让位于胆小的怀疑俄国各民族的政策，让位于以各民族“自由”、“平等”的言词为掩护的、挑拨离间政策。这项政策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民族仇恨的加强，相互信任的破坏。
这种虚伪、不信任和挑拨离间的卑劣政策应当结束了。今后，这种政策应当为公开的和真诚的，引导俄国各民族相互间完全信任的政策所代替。
只有这种信任，才能够建立俄国各民族的真诚和巩固的联盟。
只有这种联盟，才能够把俄国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汇成一支革命力量，它足以抗拒帝国主义吞并成性的资产阶级的一切侵略。
从这种情况出发，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本年6月宣布，俄国各民族拥有自由的自决权。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本年10月更坚决肯定地确认了俄国各民族的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
人民委员会在贯彻这两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时，决定以下列原则作为自己在俄国民族问题方面的活动基础。
（1）俄国各民族的平等和自主权。
（2）俄国各民族的自由自决直至分立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
（3）居住在俄国领土上的各少数民族和民族集团的自由发展。
由此引出的各项具体法令，在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拟定。
俄罗斯共和国代表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斯大林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译自《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3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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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1917年11月2日〔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
（1917年11月2日〔15日〕）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派加米涅夫等人参加关于建立联合政权问题的谈判，目的是揭露这一企图的荒谬性。但是，加米涅夫等人却违背中央精神，主张同其他政党妥协。因此，党中央于11月2日（15日）通过决议，重申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决心，谴责和反对加米涅夫等人的动摇。
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第33卷，第40-42页。
原文链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1917年11月2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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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盘关于同其他政党达成协议条件的决议（1917年11月2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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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盘关于同其他政党达成协议条件的决议
（1917年11月2日〔15日〕）
11月2日〔15日〕，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的第二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求重新审查决议中提出的条件。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让步。它根据加米涅夫的建议，通过了新的决议，放弃布尔什维克党在政府中的多数领导地位。
中央执行委员会愿意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的各社会主义政党有代表参加政府，这些政党应承认10月24-25日革命的成果，即承认苏维埃政权，土地法令，和平法令以及工人监督和武装工人的决定。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继续同所有的苏维埃政党谈判政权问题，并坚持按下列条件达成协议。
政府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为150人。除了这150名工兵苏维埃的代表外，再增加75名省农民苏维埃的代表，80名陆军和舰队的代表，40名工会代表（25名全俄工会联合会代表，各组织按比例出代表，10名全俄铁总执委会代表和5名邮电职员代表），50名彼得格勒市杜马中社会主义部分的代表。政府中，不少于半数的位置归布尔什维克。劳动、内务和外交部长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给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军区的军队指挥权归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全权代表。
政府把不断武装全俄工人视为自已的任务。
（译自《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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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金关于同其他致党达成协议的条件问题的决议（1917年11月1日〔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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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维埃政权的初期政策
1．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金关于同其他致党达成协议的条件问题的决议
（1917年11月1日〔14日〕）
被得格勒起义胜利后，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于10月29日〔11月11日〕通过决议，要求改组人民委员会，建立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代表参加的“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实际是要否定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11月1日〔14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这一问题，并通过相应的决议。
中央执行委员会愿意与各社会主义政党达成协议，现声明，只有接受下列条件才能达成协议：
（1）承认苏维埃政府的纲领，它体现为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及两个工人监督草案。
（2）承认同反革命进行无情斗争的必要性（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
（3）承认全俄第二次代表大会〔注：指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译者〕是唯一的政权源泉。
（4）政府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注：指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译者〕负责。
（5）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那些在执委会中没有代表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出人补充扩大。未参加苏维埃的组织不包括在内。退出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俄工会组织，如工会理事会、工厂委员会联合会，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邮电职工联合会按比例派代表参加。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以及那些在最近三个月内没有改选的军队组织，只有在改选之后才能按比例派代表参加。
（译自《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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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约翰·里德关于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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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约翰·里德关于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述
约翰·里德（1887-1920）是美国记者，工人运动活动家。1917年8月他来到俄国，亲身经历了十月革命风暴。1919年，他发表了《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记述了十月革命的历程。这部书得到列宁的肯定。
那些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坐在主席台上，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主持这样骚乱的苏维埃大会了……这时，他们之中那三个最重要的人物都没有出席：克伦斯基正在经过动荡不安的乡村和市镇，逃到前线去；那被称为“老鹰”的齐赫泽，已经怀着愤世的心情退休到家乡格鲁吉亚的山村去，在那边害着肺病；那位生气勃勃的策列铁里也已经病入膏肓，不过他以后还要回来，用他那美丽的辞令来为一个失败了的事业作辩护。现在坐在那边的是郭茨、唐恩、李伯尔、波格丹诺夫、勃罗伊多、菲力波夫斯基……
“我们手中掌握着政权”，唐恩开始用一种悲哀的音调致辞，他停顿了片刻，接着又低声地继续说道：“同志们1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和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下举行会议的，因此你们就可以明自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什么认为不必要对你们作政治性的演说……”
“我宣布第二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开幕！”
大会主席团的选举是在喧嚷和动荡不安的气氛中进行的……选举的结果是，主席团里有十四名布尔什维克，十名社会革命党人，三名孟什维克和一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高尔基集团）。亨德尔曼代表右派和中派的社会革命党人发言，声明他们不参加主席团；亨楚克代表孟什维克作了同样的声明；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则表示，在某些条件证实以前，他们也不能参加主席团……在这以后，那些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走下台来，而在他们原来的位子上出现了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柯仑泰夫人、诺根……
加米涅夫宣布，今天的议事程序是：第一，关于政权组织的问题；第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第三，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
但是突然从远处传来一种新的声音，这声音压倒了会场上的喧嚣，轰隆隆地历久不息，打破了大地上的沉寂-这是沉重的炮声。人们焦急地注视着那模糊的窗子，一种激情浸透他们全身。马尔托夫要求发言，他用嘶哑的噪音说道：“同志们，内战正在开始！首要的问题就是必须用和平方法来解决这个危机。无论从原则上来说或从政治的观点来说，我们都必须立即讨论避免内战的措施。我们的弟兄们正在街头上流血牺牲！此时此刻，“正当苏维埃代表大会刚刚开幕，竟有一个革命政党组织了军事暴动，用这种方式来解决政权问题”——他的话被会场上的喧嚣声所淹没……
接着，亨楚克代表孟什维克宣布，唯一可能的和平解决办法就是立即开始与临时政府进行谈判，成立一个能为社会各阶层所拥护的新内阁。会场上一片喧声，约有几分钟的时间他根本不能说下去。然而他却提高了嗓子，大声宣读了孟什维克的宣言；
“由于布尔什维克事先不与其他党派商量，就依靠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帮助掀起了军事叛乱，我们认为不可能再留在这个大会里，所以决定退出，并且邀请其他党派和我们采取同样的行动，开会来讨论目前的局势！”
“你这是逃兵！”
亨德尔曼代表社会革命党人发言。在一片喧嚣声中，时断时续地听到他是在抗议轰击冬宫。……他说道：“我们反对这种无政府状态。……”
……当五十名代表站起来从人丛中挤出会场时，风暴达到了顶点。……
加米涅夫摇着主席的铃子，喊道：“请留在你们的座位上，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议事日程”托洛茨基站了起来，脸色苍白而冷酷。他放开他那洪亮的噪子，用一种冷淡的蔑视的神情说道：“所有那班所谓社会主义者的妥协派，那班吓破了胆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崩得’分子--让他们统统走开罢！他们都不过是些废物，就要被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录自约翰·里得：《震撼世界的十天》第102-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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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917年10月25-26日〔11月7-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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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1917年10月25-26日〔11月7-8日〕）
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5-27日〔11月7-9日〕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举行。大会通过了①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②和平法令。③土地法令。④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第33卷，第5-6，9-11，18-20，20-23页。
原文链接：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17年10月下旬）
1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10月25日〔11月7日〕）
2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10月26日〔11月8日〕）
和平法令
3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10月26日〔11月8日〕）
4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10月26日〔11月8日〕）
土地法令
5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10月26日〔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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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瓦西里耶夫关于进攻冬宫情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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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瓦西里耶夫关于进攻冬宫情况的回忆
瓦西里耶夫当时是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他亲身参加了攻打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冬宫的战斗。
10月24日晚上，我的同事工人瓦夏·阿列克谢耶夫兴高彩烈地、十分激动地来到青年工人俱乐部，他把我们召集到一块说：“明天我们动手”。
我们马上奔到工厂，把这个消息告诉伙伴们。我没顾得上顺路回家，就直奔我所在的机枪队。那天夜里我没有入睡，而是擦拭我的“马克西姆”机关枪，准备战斗……。天还没亮，联络员就从赤卫队区司令部跑来传达命令：
“出来整队”！
我们手里提着机关枪从二楼跑到院子里，整好队，按照命令跟在开向冬官的队伍后面。我们唱着“同志们，勇敢地前进”这支歌，穿过还是黑漆漆的城市。我们到了莫尔斯卡亚滨河街，在这里，一个指挥队伍的水兵派我们去海军部大厦。在亚历山德罗夫花园及海军部大厦之间，对着冬官的花纹栏栅已设量了散兵线。我就在这里架起了机枪。
白天，下了雨，天色昏暗。我们用机枪打着点射，支持散兵线上偶尔对士官生的攻击，等待着总攻时刻的到来。……
天黑了，探照灯光在广场上，在冬宫四周，在士官生设置的柴垛上来回闪动着。就在这时，听到了涅瓦河那边打来的震耳欲聋的炮声……“阿芙乐尔”号开炮了！跟着炮声爆发出了“乌拉”声。这声音来自四面八方。水兵、赤卫队员们、士兵们从总司令部的拱门底下，从海军大厦中跑出来，越过柴垛，打开了冬宫的大门，爬上窗子，拥入了冬宫……
（译自《文件和图片中的苏联历史》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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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1919年4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
（1919年4月11日）
高尔察克在东线的胜利给苏维埃共和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必须竭尽全力粉碎高尔察克。
因此，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首先要全力贯彻下列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党组织要执行，而且工会更要执行，以便吸收工人阶级的更广泛的阶层积极参加国防工作。
1．从各方面支持1919年4月11日宣布的动员。
党和工会的一切力量应当立刻动员起来，毫不拖延地在最近几天内对人民委员会1919年4月10日通过的动员令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必须立即使应征者看到工会的积极参与，并感觉到工人阶级支持他们。
特别要使每个应征者明白，立即去前线可以改善他们的粮食供给，因为：第一，在临近前线的产粮地带，士兵有较充足的粮食；第二，运到饥荒省份的粮食将在较少的人中间进行分配；第三，正广泛组织寄粮工作，把粮食从临近前线的地区寄给红军战士的家属。
中央委员会要求每个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每星期作一次哪怕极简短的报告，说明他们做了哪些事来帮助动员工作和应征者。
2．在临近前线的地区，特别是在伏尔加河流域，应当把全体工会会员人人武装起来，武器不够时，动员他们用各种方式帮助红军，或弥补部队的减员等等。
有一些城镇，如在波克罗夫斯克，工会已自行作出决定，要立刻动员百分之五十的会员，这种举动应当成为我们的榜样。两个首都和各大工厂工业中心不应当落在波克罗夫斯克的后面。
各地的工会应以自己的人力和财力普遍对全体会员进行一次调查登记，凡是没有绝对必要留在本地的人，一律派往前线，投入保卫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边疆区的斗争。
3．应特别注意加强待应征者、已应征者和红军战士中间的鼓动工作。不要限于作报告、开群众大会等等通常的鼓动方式，要由工人分组地或单个地在红军战士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把各个兵营、红军部队和工厂分别包给这种由普通工人组成的、由工会会员组成的鼓动小组。工会应当进行检查，务使每个会员都参加挨户鼓动、散发传单、进行个别谈话等工作。
4．用妇女代替所有男职员。为此目的，对党员和工会会员重新进行一次登记。
为全体工会会员和全体职员单立登记卡，记上每人所做的支援红军的工作。
5．通过工会、工厂委员会、党组织、合作社等等，立刻成立地方的和中央的援助红军委员会或协助委员会。这些机关的地址应当公布。这些机关的情形应最广泛地通知居民。每个应征者，每个红军战士，每个愿意去南方，去顿河区和乌克兰做粮食工作的人都应该知道，他在工农易于接近的援助红军委员会或协助委员会中可以得到忠告，得到指示，并便于同军事机关取得联系等等。
援助红军委员会的一个特殊任务应是协助做好红军的供给工作。如果改善了武器、服装等等的供给工作，我们就可以大大扩充军队。居民中还藏有不少可供军队使用的武器，工厂内存有不少为军队所必需的各种物资，必须迅速地把这些东西找出来，送到军队中去。主管军队供给事宜的军事机关应当取得居民及时的、广泛的和积极的帮助。必须用全力执行这个任务。
6．必须通过工会广泛吸收非农业省份的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参加红军队伍，成立在顿河区和乌克兰一带活动的征粮队和征粮军。
这种工作可以而且应当大大开展起来，这既可以帮助两个首都和非农业省份的挨饿的居民，也可以加强红军的力量。
7．在目前状况下，党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方针是这样的：凡有意无意帮助高尔察克的人，一律关进监狱。我们在自己的劳动人民共和国中，不能容忍那些不以实际行动帮助我们反对高尔察克的人。但是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间也有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对这种人应当鼓励，给以实际工作，主要是让他们在后方从技术上帮助红军，同时对他们的工作要进行严格的检查。
中央委员会要求所有的党组织和工会都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不要限于老一套办法。
我们能够战胜高尔察克。我们能够迅速而彻底地战胜他，因为我们在南方的节节胜利以及逐日好转而有利于我们的国际形势，能保证我们取得最后胜利。
只要调动起一切力量，发挥出革命干劲，高尔察克是会被迅速粉碎的。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伯利亚是可以而且应当守住和夺回的。
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载于1919年4月12日《真理报》第79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271—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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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阿美乐尔”号巡洋舰政委别雷舍夫关于巡洋舰参加十月武装起义的情况报告（不早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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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阿美乐尔”号巡洋舰政委别雷舍夫关于巡洋舰参加十月武装起义的情况报告
（不早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
〔注：日期是根据内容标出的。〕
10月22日，停在法俄工厂修理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应离开彼得格勒去试机。但鉴于要召开全俄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舰队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试机被不定期地推迟了。并且把推迟的原因向舰上的官兵解释为，我们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应积极参加支持苏维埃的活动，可能的话，参加行将到来的变动。10月24日，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我为“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政委。为此，召开了有舰长及其他军官参加的军舰委员会紧急会议。会上我简要地解释了政委的工作细则，并有言在先：无论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还是其他组织的一切命令及指示将由我贯彻执行，而不征求舰长及其他军官的意见。
晚上，我收到革命军事委员会给“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命令，恢复尼古拉桥的交通。根据占领尼古拉桥的指示，巡洋舰必须尽可能地向大桥靠近，为此我命令烧好气，把机器烧热，准备起锚。与此同时，恢复了同波罗的海第二海军陆战队的联系。命令它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起锚后，在我们大炮的掩护下赶走士官生，占领大桥，恢复交通。但是当最终要起锚时，舰长拒绝开船。他说巡洋舰不能在涅瓦河中航行。事不宜迟，命令测量涅瓦河航道。测量表明：巡洋舰可以顺利通过。
我拿着涅瓦河舰道测量草图又去找舰长，命令必须开船，但是再次遭到拒绝。我命令逮捕所有军官，命令执行了
尽管舰长和其他军官拒绝开船，我们仍旧决定由自己来起锚。我不知道什么影响了舰长，是担心自己的性命，还是什么别的东西。他在我们准备起锚的最后一分钟时又同意把船开到大桥跟前。于是，凌晨三点半钟，船在尼古拉大桥前抛锚了。10月25日全天，巡洋舰处于战斗状态，大炮和弹药准备停当，所有人员各就各位。晚上，接到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炮弹之后发射几发空弹，并且视情况而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顺便说一句，整个这段时间我们都保持着同革命军事委员会、同其他战舰以及步兵部队的联系。而且还派出一支武装小分队去进行侦察并同其他战舰联络。
因此，船上秩序井然，所有人员十分平静，因为整个这段时间，他们都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里应当顺便提到“阿芙乐尔”号水兵的勇敢行动。例如，在夺取冬宫和电话局时，“阿芙乐尔”号水兵队伍夺取了士官生的装甲车。但马达损坏了，从装甲车上拿下机枪并带回到巡洋舰上。还派了几支队伍到莫斯科，派了一支不大的队伍到阵地上去，做掷弹教官。
目前，尽管按常规安排生活，但全体人员及战舰随时都可进入一级战斗准备。
“阿英乐尔”号巡洋舰政委亚·别雷舍夫
（译自《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第39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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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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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
革命胜利了
所有的火车站、电报局、电话局和邮电局都被占领了。冬宫和司令部的电话线被切断，国家银行被夺了过来。冬宫、司令部和相邻的据点被包围。突击营土崩瓦解。士官生失去战斗力。装甲车转到革命委员会一边。哥萨克拒绝听命于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被推翻，政权转入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手中。
在彼得格勒，政权由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掌握。齐心协力参加起义的士兵及工人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克伦斯基政府已被推翻。委员会号召前线和后方的人们不要受人挑拨，要支持彼得格勒苏维埃和新的革命政权。新政权将立即建议签订公正的和约，把土地交给农民，召开立宪会议。地方政权转入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手中。
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
（译自《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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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临时政府企图镇压彼得格勒武装起义遭到失败的报导（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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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临时政府企图镇压彼得格勒武装起义遭到失败的报导
（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
这篇报导刊登在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创办的《新生活报》上。它从一个侧面揭露了临时政府镇压人民革命的罪行。
夜里十二点钟左右，冬宫收到了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开始积极行动的最初一些消息。10月24日，临时政府决定采取最坚决的行动把一切夺权企图扼杀在萌芽状态中。临时政府派士官生和装甲车到彼得格勒电报局，随后又派到波罗的海火车站。
深夜两点，临时政府成员乘车离开临时政府所在地。只有克伦斯基留在冬宫呆到三点钟，继续同哥萨克代表谈判。谈判结束后，克伦斯基离开了军区司令部。这时，司令部接到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夺取各行政中心的消息。司令部试图阻止这种占领，派士官生队伍去解救被占领的机关。但是从到达出事地点的士官生那里传来的消息说，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同他们交手是徒劳的。
深夜，在司令部召开了有司令部军官参加的临时政府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政委马列夫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他指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们走遍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各团，劝说他们放弃行动，服从临时政府，但是所有的劝说都毫无结果。
会后，军区司令部试图向哥萨克求援，给第一、第四和第十四哥萨克团发去了电报。在电报中临时政府号召哥萨克起来拯救祖国和共和国，并同布尔什维克展开斗争。但哥萨克的答复是，没有步兵的协助他们不行动，哥萨克认为，已开始的斗争是俄国政府的事，他们决定保持中立。
凌晨四时许，仍旧忠于临时政府的士官生队伍及妇女营报告说：没有后备军，没有任何支持，他们不能同整个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作战。从彼得戈夫调来支援的士官生也未能到达，因为波罗的海火车站已被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占领了。司令部向彼得戈夫发出命令，让士官生急行军向彼得格勒进发。
到凌晨五点，亚·费·克伦斯基离开司令部。据传溜出了彼得格勒。
（译自《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第401-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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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号召居民全力回击反革命的呼呼书（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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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号召居民全力回击反革命的呼呼书
（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
士兵们、工人们、公民们！
人民的敌人在夜里转入了进攻。司令部中的科尔尼洛夫分子企图从郊区把士官生及突击营集结起来。在沙皇村的奥拉宁包姆士官生及突击队员拒绝行动。反对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背叛阴谋在酝酿之中《工人之路报》和《土兵报》被查封，印刷厂被关闭。反革命阴谋家的行动是要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前反对它，反对立宪会议，反对人民。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坚持保卫革命。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民回击阴谋家的进攻。彼得格勒全部卫戍部队和无产阶级准备给人民的敌人以毁灭性打击。
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
1．所有团、连及队的委员会连同苏维埃的政委，所有革命组织都应当不断开会，掌握阴谋分子的计划和行动的全部情报。
2．任何一个士兵未经本部队委员会批准不得擅自离队。
3．每个部队立即派两名代表，每个区苏维埃派五名代表前往斯莫尔尼学院。
4．立刻把阴谋分子的全部活动情况通知斯莫尔尼官〔注：斯莫尔尼宫是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译者〕。
5．邀请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成员及出席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体成员立刻前往斯莫尔尼官参加紧急会议。
反革命发难了。
士兵、工人和农民的成果及希望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但是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它的敌人的力量。
人民的事业坚不可摧。阴谋分子将被消灭。
不要有任何动摇和怀疑。坚定、坚强、克制、决心。革命万岁！
革命军事委员会
（译自《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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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关于启封革命报纸印刷厂的决定（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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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关于启封革命报纸印刷厂的决定
（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
两家革命报纸《工人之路报》和《士兵报》被司令部中的阴谋分子查封。工兵代表苏维埃不能容忍窒息自由言论的行动。应当保证那些抗击屠杀者的人民拥有正直的报纸。
军事革命委员会决定：
（1）启封革命报纸的印刷广。
（2）建议编辑部和排字工人继续出版报纸。
（3）保卫革命印刷广免遭反革命侵犯的光荣职责交与立陶宛团和第六后备工兵营的英勇士兵。
主席（签字）
秘书（签字）
（译自《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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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工人之路报》和《士兵报》被临时政府查封的报导（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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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工人之路报》和《士兵报》被临时政府查封的报导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3〕）
《工人之路报》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士兵报》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军事组织的机关报。临时政府查封这两家报纸，说明资产阶级已向革命人民发难。本报导刊登在10月25日〔11月7日〕的《工人之路报》上。
昨天〔注：指10月24日〔11月7日〕。〕清晨五点三十分，第三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区特派员带着第二奥拉宁包姆学校的士官生队伍来到我们报刊的印刷厂。包围了所有的进出口后，特派员向负责出版的编辑出示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波尔科夫尼科夫关于立即查封《工人之路报》、《士兵报》及其印刷厂的指令。
负责出版的编辑对此回答说，他不承认任何未经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同意的命令，不管它来自何处。编辑拒绝接受指令，并对这一事件作了记录。
报纸仍然被查封了。铅版被捣毁，印刷厂被封闭，一些已然印好的报纸被运往特派员的办事处。
（译自《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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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艾伯特·戈德曼的两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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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艾伯特·戈德曼的两封信
Ⅰ
1940年2月10日
亲爱的戈德曼同志：
我完全同意你2月5日的来信。如果我把阿伯恩关于分裂的言论公布出来，那是为了刺激阿伯恩同志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作出明确而不含糊的声明——要让反对派说出自己在分裂问题上有什么打算，而不是去指责多数派领导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
我已听到“二等公民”这个词。我要问问反对派的领导：在他们把反对自己的派别称作什么“坎农小集团”或“保守官僚”的时候，难道不是想把这些派别变成二等公民吗？我只想补充一点：极度敏感是每个小资产阶级派别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例如，我不知道沙赫特曼是否希望通过他的公开信使我成为二等公民。我只对他的思想感兴趣，而不是他通过精神分析法做出的臆测。
我隐约觉得，反对派的领导被一连串的错误弄得惊慌失措，把他们自己都弄得歇斯底里了，为了让自己相信自己的派别斗争歇斯底里是正确的，他们便归咎于自己的对手，臆测对手正在用最阴险、最难以置信的阴谋来害他们。他们说我跟坎农通信是个幌子，对此我只能耸耸肩膀。
小资产阶级歇斯底里症的最好疗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我们会继续讨论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苏联的阶级性质，战争的性质，我们这么做并不是怀着挑起分裂的荒谬阴险的企图，而是为了更正当的目标——说服党内重要的一部分党员，帮助他们从小资产阶级立场走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
致以最热烈的同志式的问候！
列·托洛茨基
Ⅱ
1940年2月19日
亲爱的戈德曼同志：
少数派的大会只是一场全国性的党团会议[1]。这就是它自身不能表明形势有根本性转变的原因。这只是在同一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在分裂道路上迈出的很糟糕的一步，但并不必然会分裂。在分裂问题上，反对派内可能，甚至肯定有两到三种倾向，而大会的目的就是统一这些倾向。在怎样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身处绝境之中的某些反对派领导，或许除了分裂之外看不到其它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派如果能为了党的团结而积极介入，那些自觉分裂者可能就会更不好过。你们的党团会议——最好是全国委员会或政治委员会的正式多数派——能否仅就这个问题（党的团结）向克利夫兰会议写一封信吗？在这么一封信里，我不会提出苏联性质问题和关于这场混杂的战争[2]的性质问题，否则他们就会以为，留在党内的前提条件是放弃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但根本不是这样。他们是什么样的，你都得接受。如果他们对党和第四国际有真正的献身精神，他们会准备接受行动中的纪律的。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列昂·托洛茨基
注释
[1]少数派于1940年2月24日至25日在克利夫兰召开了他们派别的会议，在这次会上他们做出决议：党内已存在着两种不可调和的政治倾向，并提出要求：“在社工党全国大会上，无论哪个派别成为少数派，党都必须给予少数派出版自己的公开政治刊物的权利，少数派会在这份刊物上捍卫第四国际的总纲，同时也会以客观的态度提出自己在有争议的俄国问题上的特殊立场”。多数派拒绝了少数派的这些要求。——编者
[2]themixedwar是指二战，因为当时二战既有西线的英法帝国主义和德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又有苏芬战争，这两个部分的性质其实是不同的，二战并不是一场各处性质都一样的战争，所以在这里才说themixedwar，具体可参看曼德尔的《二次世界大战、抵抗运动与托派》。——校对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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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威廉·沃德（（1940年1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威廉·沃德[1]
（1940年1月16日）
亲爱的沃德：
我们的同志当中，对我们运动的方法论问题有严肃兴趣的人比较少，你是其中之一。从这个角度参与讨论是非常有用的，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朋友们写信告诉我说，党内——特别是青年——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为了促进党内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教育，应该由能引导这种兴趣的同志来组织一些纯理论性的协会，你认为如何？你和赖特同志，还有格兰德[2]同志（对这个问题非常了解）可以组成这种协会的核心，当然要在全国委员会宣传部的监督下。当然，这只是一个来自远方的初步建议，应该经过党的负责机构的讨论。
你的同志般的
列昂·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注释
[1]威廉·沃德（WilliamF.Warde）即乔治·诺瓦克的笔名（GeorgeNovack，1905-1992）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属于1930年代转向共产主义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在1929年的资本主义危机中激进化，转向共产主义，1933年加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莫斯科审判时期，担任美国保托委员会的全国主席，帮助组织了杜威委员会。在1939年-1940年的斗争中，支持多数派。他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著有一系列的哲学著作，内容涉及辩证法，唯物论，马克思主义以及分析美国实验主义。——译者
[2]格兰德（Gerland）是让·范·海耶诺特（JeanVanHeijenoort，1912—1986）的化名，1932年至1939年间曾任托洛茨基的秘书，1939起负责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的工作，1946年脱离马克思主义运动。——校对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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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法国社会党的信（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法国社会党的信
（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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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基督徒与地狱魔王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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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基督徒与地狱魔王
“非国教”这个词很容易使人感到迷惑，它容纳了太多的派别，太多的对立思想和神学倾向，在变化的社会背景中，竟可以形成那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最古老的非国教是独立派、长老派、公理会、教友会和浸礼会；它们在光荣革命后经历了相同的发展趋势，随着迫害日益减轻、宽容日益加大，教徒们的热情日渐减少，财富逐渐增加。1670年，斯彭河谷的织布工和农民曾在夜晚秘密聚会，聚会地点是一个叫“秘宅”的农庄，或“教堂山附近的那所谷仓”。一百年后，人们看到在同一个地方建起了一座坚固的教堂，一个富裕的教堂执事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出现在那里，他在日记中虔诚地记道：
世界是美好的，我在这个位置上做了一些好事。去利兹时，我向上帝奉献了语言；我打算送给穷苦的基督徒四五石小麦，今天，应该好好地责备我没有让上帝指引我的所有思想，事情太急促了，来不及这样做。……
下一周他又这样写：
今天上午我……和几个军官一起吃饭，他们都对灵魂拯救不感兴趣。我读“以赛亚书”第45章，甚喜，让奥巴代亚兄弟把一石小麦分给穷苦的基督徒。[1]
这位普里斯特利牧师仍算是一名加尔文教徒，不过已经有了一点获罪感（“奥巴代亚兄弟”当然也是加尔文派）。他的堂弟，也叫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这时正在达尔特里学院读书，他在理性启蒙精神启发下，已经对自己的亲戚和教会感到严重不满了；他后来成为一神派教徒，又是科学家和政治改革派。1791年，伯明翰的“教会与国王”派暴徒捣毁的就是这位普里斯特利博士的书房和实验室。
这些是非国教传统中一个很小的侧面。非国教徒虽然得到了信仰上的自由，但他们在公共生活里却仍受到宣誓法和市镇团法的限制，在整个18世纪，他们继续为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而努力。18世纪中期，许多年轻而有文化的牧师为自己宽宏大量的理性神学感到骄傲，过去受迫害时那种加尔文主义的孤芳自赏气质没有了，相反，他们通过阿里乌斯派和索西奴斯派的“异端邪说”而逐渐滑向一神教；从一神教，再走一步就是自然神论了，但在18世纪9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走出过这一步，而且，在18世纪下半叶，更少有人愿意或敢于公开承认自己对基督教有怀疑——迟至1763年，70岁的小学校长彼得·安内特还被上枷收监，理由是他翻译了伏尔泰的著作，把宣扬“思想自由”的论著用通俗形式出版。不久之后，怀疑论的“罗宾汉辩论会”又被当局封闭。自由主义的思想原则正是站在索西奴斯教和一神教的立场上来加以论证的，在这方面著名的人物有普赖斯法师，他在美国革命时期写《论公民自由》(1776)，几个月内就达到销售6万册的可观数量；他在有生之年还做过一个欢呼法国大革命的传教演说，由此而使伯克大受刺激。除此以外，著名人物中还有普里斯特利博士本人，以及十几二十个名气稍小的人，其中一些如博尔顿的托马斯·库珀和剑桥的威廉·弗伦德等等，都曾积极地参加过18世纪90年代的改革宣传运动。
到这里，问题似乎很清楚了，但它却是虚假现象。自由主义思想在非国教的教士、教师和受过教育的城市人口中十分流行，但很多牧师比他们的信徒走得远。与其他非国教派别相比，力量上衰落最明显的是长老派，而长老派又恰恰是最有一神教倾向的一派。18世纪中叶，长老派和独立派（合在一起）的力量，在西南部（如德文郡、多塞特郡、格洛斯特郡、汉普郡、萨默塞特郡和威尔特郡等）、北方工业区（主要是兰开郡、诺森伯兰郡和约克郡）、以及伦教和东盎格利亚地区（主要是埃塞克斯和萨福克郡）势力最大，浸礼派虽说也在争夺其中的某些据点，但同时又在贝德福郡、白金汉郡、肯特郡、莱斯特郡和北安普顿郡根基深厚。因此，长老派和独立派似乎在商业中心和毛织业中心最强大，而浸礼派占领的地盘中，小生意人、小农场主和农业工人则占很大一个比例。[2]正是在规模最大的老毛纺中心即西部地区，那种开明“理性”的宗教——趋向于否定基督的神性并且有一神教倾向的宗教发展得最快，但又最容易向一神教丢失其信徒的忠诚。到18世纪末，德文郡有20多所长老派聚会厅关闭了，研究非国教徒历史的学者在1809年曾这样说：
德文郡曾是阿里乌斯教的摇篮，后来则成了阿里乌斯派非国教徒的坟墓。那个人口众多的郡、现在留下来的长老派信徒还不到她出生时可以见到的1/20。[3]
但在其他地方，情况就有所不同，非国教组织常把自我管理和地方自治的原则贯彻到近乎无政府的状态，任何中央权威——哪怕是教堂间的协商和联合，都会被看成是由“违背基督教的行为造成的”:
这种背叛行为对人的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十分有害，尤其是对古老而勇敢的清教徒和非国教人士十分有害．因此，诸如宗教会议、大会、理事会、教规这一类的词，都会使一个真正的新教徒感到震聋发聩。[4]
在加尔文教传统较深厚的地方，如兰开郡和约克郡的部分地区，教团组织奋力反抗，抵制向一神教发展的趋势。顽固的教会执事、理事会成员和奥巴代亚们折磨他们的牧师，调查他们的异端言行，开除他们出教，或者与他们决裂，另组比较正宗的教派。（托马斯·哈迪最早的组织能力，就是在罗素街王冠巷长老派教团的派别斗争中取得的。）但“穷苦的基督徒”、即普赖斯法师曾予以启蒙而普里斯特利执事曾赠予小麦的那些人，他们又如何呢？斯彭河谷是人口稠密、工业正迅速发展的一个中心地区，人们本以为，非国教教派会因为它们在迫害时期坚持斗争而最终获益的。但“穷苦的基督徒”似乎既不受官方教会的影响，也不受以前的非国教影响。1757年，约翰·卫斯理骑马途经邻近的赫德斯菲尔德，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英格兰，我从未见过这么野的人，我们骑马走过时，满街都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似乎要把我们吞吃掉一般。”
一神派的理性基督教祟尚“直率”、怀疑“热情”，对伦敦小生意人、小店主及其他大城市的同类集团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它太冷漠、太孤僻、太文质彬彬，和小康阶层的舒适价值观联系太紧，对城乡穷苦人的吸引力就不大。它的语言和腔调都构成障碍，约翰·纳尔逊曾对卫斯理说：“在约克郡，只有一种布道中用，就是以前那种像打雷一样轰击人们的良知的布道。在这个郡，和风细雨的布道比不布道还要坏。”以前加尔文禁止福音主义的热情，从而给自己设立了屏障。受迫害的派别很容易孤芳自赏，这就更加强了加尔文教义中最僵硬的条文。但“萨伏依信纲”（1658）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帝的选择对糜烂的群氓并非不可及”，而“穷苦的基督徒”和“糜烂的群氓”当然就是指同一些人。从另一个角度看，穷人的“野”是他们生活在天恩之外的表现，而加尔文教义中上帝的选民又有萎缩为亲族集团的危险。
还有其他原因促成了这一过程，有些人直接到共和时代平等派的失败中去寻找原因。当初，千年至福派主张由圣人进行统治，他们的希望破灭后，穷苦人清教思想中的现实理想和宗教理想就断然分开了。还在复辟之前的1654年，浸礼派教徒总会就（针对他们中的第五王国派）发表了一个宣言，称自己不“知道圣人凭什么指望”在最后的审判到来之前，就“把现世的统治权放入他们之手”，在那之前，他们应该“耐心地忍受现世之苦……而不是攫取它的政府统治权”。[5]共和国末期，反教律论的叛逆传统“从它所有的要求上退了下来”，激烈的新教派别以前曾经是热情的（甚至是无情的）社会整治者，而现在他们却乐意说：“就让稗子（如果是稗子）和小麦混在一起吧……”[6]掘土派杰勒德·温斯坦莱的话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感情的变化，即如何从“外在的王国”转变成“内在的王国”:
灵魂和创造精神并非一体，它们相分相离，一个管外在的王国，另一个引导他搜索并守候内在的王国，这内在的王国，锈腐不可蚀，窃贼不能偷，它广延无边，而身外的王国则必定会从你那里消失。[7]
理解这种后撤——以及在后撤之后还剩下什么，对于理解18世纪的情况以及后来工人阶级政治活动中一个持久的因素非常关键。在某种意义上，变化表现在新型的组织机构中，这些组织可以归结为两个词，即“清教”的生存活力和非国教的保护性退却。但也应该看到，这些教派在决意耐心地忍受“现世之苦”、放弃其取得“政府统治权”的希望时，却也能够把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与一种蛰伏的激进主义结合起来，那激进主义就保存在布道演说和宗教论文中，同时也保存在民主的组织形式中，一旦遇到比较合适的环境，它就会再次燃烧成燎原之火。这种情况在教友派和浸礼派那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到18世纪90年代，教友派在英国境内总数还不到两万人，竟不像是个教派的样子了，而这个教派，以前居然出现过像李尔本、福克斯和潘恩这样的人。这一派曾经是昌盛得过分了，他们持续不断地向美洲移民，结果失去了一些精力最旺盛的人。他们以前曾反对国家、反对权威，现在却萎缩成徒有形式，如不肯宣誓、不戴帽子等等。它的传统充其量也只对中等阶级的社会责任心比较有用，对民众运动则没有什么用处。虽说在18世纪中期，仍有些教团相当谦恭，比如在塞特福德的凯奇巷会议厅聚会的那一个（就在监狱旁边，里面还有脚手枷），汤姆·潘恩年轻时就在那里（据他自己说）接受了“极好的道德教育”；但是，当潘恩在1791年把他们自己关于为人类造福的某些说法糅合进《人权论》的毫不妥协的论调中去时，教友派却很少有几个人愿意站出来表态的。1792年，约克郡教友派季度大会要求会友们在“我国现在出现的不安定形势下，保持真正的心灵平静”，他们不应该组织政治协会，也不该滋生“对国王和政府的不满，我们在他们领导下生活，享受特权，深感厚爱，这就很值得我们感激和顺从了。”
[8]
但他们的先辈却很不“顺从”，也不使用“感激”这个词。“外在王国”和“内在王国”的冲突意味着他们否定统治权，只有在两者的共存不可避免时才有例外；这样，人们就拼命讨论哪些做法“对得起”良心，哪些做法是“昧”良心。浸礼派的言行可能是最始终如一的，他们的理论最符合加尔文教义，他们的信徒中普通老百姓也最多。在班扬[9]那里，我们尤其能看到潜伏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在整个18世纪保存下来，而到19世纪则一次又一次爆发出来。《天路历程》和《人权论》一样，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基本教材；班扬和潘恩，加上科贝特和欧文，为1790至1850年的运动提供了最丰富的思想素材。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最早是在《天路历程》里读到有趣的故事的，他们会同意后来宪章派托马斯·库珀的说法：那是他们的“书中之书”。[10]
《天路历程》说：“我寻找那纯洁无瑕、永不磨灭的遗产……它存放在天国，平安无虞……它将在天定之时授之于人，那些人，是一直在孜孜以求寻找它的。假如你想知道它是什么，那就先来读一读我的书！”书中有温斯坦莱“锈腐不可蚀”的王国；有圣人们在彼岸世界的千年国度——不过圣人们却必须先“耐心地忍受现世之苦”。书中有那些在普特尼败下阵来、对1688年的解决方案毫无发言权的人，他们发出了“悲叹之声”——“我奈其何？”书中有教皇老头，基督徒们认为他的先辈已经俯首帖耳，而他自己现在也已经“神经失常、关节僵直”，只能坐在山洞口对朝圣者说：“你们中会有更多的人被烧死，否则你们就无可救药”——“当朝圣者们经过时……他独自狞笑，啃着指甲，因为他己经不能扑过去抓住他们了。”书中有穷苦的非国教徒内心的精神世界，那些身为“裁缝、皮贩子、肥皂匠、酿酒商、织工和补锅匠”，同时又是浸礼派传教士[11]的内心精神世界，这个世界阴暗苍白，饱受感情奔放与冲突之苦，这些冲突是由外部世界的障碍引起的，比如说有魔堡、噬血巨人、大槌、杀人妖精、万难山、疑心寨、名利场、迷魂地等等，整条路上“到处都是陷阱、圈套、机关和坑道”。书中有基督徒的死敌贵族，有“淫乐老爷、奢侈老爷、虚荣老爷、荒淫老爷、贪婪爵士，和贵族中所有那些其他的人”。书中还有耻辱山谷，班扬的读者们就置身在这山谷中：“这道谷无人涉足，只有那些喜欢朝圣生活的人才会走进去”。怜悯翁在这里说：
我就喜欢这种地方，这里没有车马的喧哗，没有轮轴的滚动，我觉得，人在这种地方，障碍就少，他可以潜心思索，思其所是，究其所源，省其所行……人在这种地方，可以思考，可以开发心灵，净化灵魂，直至他的两眼如“希实本[12]
的鱼池”一样清澈。
伟心公于是带着虽受迫害、遭挫拆却仍旧自豪的心情答道：“此话不假，我曾好几次穿行谷中，每次到这里，都特别爽快。”
但精神世界——正义与精神自由的世界，却始终受到另一个世界的胁迫。首先，它受到国家权力的威胁，地狱魔王在书中出现时，我们就似乎看到一个童话的世界：
他身披鳞甲，如鱼一般（这是它最感到自豪的）；它有翅膀，像飞龙一样；他的足如熊，腹部出烟火。……
当这魔王遇到基督徒（“面带讥讽之色”）时，他却又像是一个形容窘迫的乡村法官了。他不断变换自己的论点和威胁之词，想要叫班扬答应不再在野外进行传教活动：魔王张开嘴——那嘴“像狮口一般”，声嘶力竭地喊道：“我愿让一切人生还，但你们必须转过身去，返回原处”。只是在劝说无效之后，他才张开两腿，“跨在路上”，口称“我以魔穴发誓：你们不可越此线一步。”魔王阴险狡诈，竟可在基督徒的朝圣伙伴中找到盟友，这些人数量很多，也很有欺骗性，他们是基督徒抗拒腐蚀的另一个威胁。班扬一点点地抛出种种骗人的借口，让魔王与非国教徒找到妥协的余地。这里于是出现算盘精先生、手遮天先生、金钱迷先生、普救世先生，他们都师出一门，“为师者居图利城，那是北方贪心郡的一个市镇”。算盘精先生责备那些“道德感太强”的人说：
算盘精先生：咳，他们这些人……无论风雨只管赶路，我却愿坐等顺风之时；他们主张孤注一掷为上帝不惜赌本，我却愿抓住时机保我性命，保我财产；他们主张坚守信念，置他人之全体反对于不顾，我却愿多存疑窦，窥察时机，不可让它影响我的安全；他们喜好宗教，尤在其卑微低贱之时，我之喜欢它，则非得待它足踩金履、身披霞光、欢呼之声不绝之时。
手遮天先生：算盘精先生，暂说到此罢。……我们应圆滑如蛇，审时度势者为上。……
普救世先生：对此我们都无异议，故不必再多说了。
金钱迷先生：确实不必多说，君不见，凡既不信圣经又不讲理智者（而我们是二者皆有的），就一定不懂他自身之自由，亦不谋他自身之安全。
这一段非常精彩，竟把18世纪非国教派别的发展情况预示了许多。班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算盘精先生的朋友确是圣经、理智二者皆有的，他们以安全、舒适、启蒙与自由为辩解的理由，所丢掉的是完美的道德与热情；看来，一旦斗争的传统被遗忘，拒腐蚀的精神似乎也就难以维持了。
《天路历程》还不只这些，如韦伯所说，这本书的“基调”是“来世不仅更重要，而且在许多方面比现世生活中的所有利害关系更确定”。[13]这就提醒我们，相信来世生活对穷人来说不仅是一种安慰，而且是对现实苦痛的一种感情补偿。卑贱者不仅可以想象得到“报偿”，而且可以想象压迫他们的人将遭受拷打，从而享受对压迫者实施报复的欢乐。此外，在强调班扬寓言中的积极方面时，我们对它明显的消极方面言之不多，那就是宗教盲从、逆来顺受、自私地追逐个人灵魂得救等等——消极面与积极面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这种冲突的情况一直到19世纪还表现在非国教徒谦恭的言词中。在班福德看来，《天路历程》似乎是一种“悲伤的抚慰，好像是从坍塌的太阳上发出的光芒”。当形势好转、群众运动高涨时，传统就表现出明显的活力，基督徒在真实的世界上与魔王作战；当失败来临，群众态度冷漠时，消沉的意气就上升，助长穷人的宿命论思想。这时，基督徒在耻辱山谷中受难，他逃出毁灭城，远离车马的喧哗，寻找通往精神天国之路。
还有，由于害怕妥协会腐蚀传统，班扬在清教徒严禁享乐的情绪之外，又加上他自己对“羊肠小道”的形象描述，从而突出了加尔文派“上帝选民”所抱有的那种宗派嫉妒心理。到1750年，那些声称最关心“穷苦的基督徒”的派别，却最不欢迎新信徒参加，也最缺乏福音主义气质。非国教夹在两种对立的倾向之间，两种倾向都得不到广泛的群众支持。其中一种倾向宣扬理性人道思想，主张细腻的讲道，这对穷人来说是太深奥太文质彬彬了；在另一种倾向中，又有严格的上帝选民，他们不与不同教派的人结婚，排斥违反教规的人，排斥一切异端邪说，他们对那些注定要受上帝惩罚的“糜烂的群氓”避而远之，对此，哈勒维指出：“前一种加尔文教正在解体，后一种加尔文教正在僵化。”[14]
就连班扬的浸礼派教会也同样深刻地分裂着，“阿明尼乌派”的浸礼总会让位给热情洋溢的“加尔文派独立浸礼会”（其据点在北安普顿郡、贝德福郡和林肯郡），但其标准的加尔文教义又阻碍了它的宣传活动。[15]直到1770年，独立浸礼派才摆脱他们自已的教条限制，发表了一份传阅信件（从北安普顿郡发出）,为的是使福音主义与“上帝选民”的概念能彼此调和找到一条可行之路。信件说：“到基督那里寻求解救的每一个灵魂……都应该受到鼓励。……来投奔基督的灵魂不必担心它不被上帝挑选，因为只有当选的灵魂才会到基督这里来。”恢复的过程很慢，后来它重新面向穷人，是因为它要与卫斯理宗竞争，而不是出于内在的动机。事情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约克郡的矿工丹·泰勒5岁起就在煤窟里干活，后来又皈依卫斯理宗。他想找一个带福音主义色彩的浸礼会团体，但到处都找不到。他于是自己修建聚会堂，把石头从赫布登桥旁的野地里挖出来，亲自背到工地上。[16]然后，他从纺织城镇赫普顿斯托尔（内战时的清教据点）出发，南下林肯郡、北安普顿郡，与桀骜不驯的浸礼派团体取得联系，最终（在1770年）组建了浸礼派新教团。此后若干年，他巡行25000英里，布道20000场，与卫斯理、怀特菲尔德一样不应为人忘怀；但究其所源，他既非总会派也非独立派，他在精神方面也许继承了班扬的传统，但实际上是白手起家。
当我们谈论普赖斯法师和丹·泰勒时，不应该忘记他们确曾享有信仰自由。他们不受宗教裁判所的威胁，也没有“巴比伦红衣妓女”[17]的地牢恐吓。老的非国教教派内部纷乱，教会自治与分离的倾向清楚地表明：最出人意料、最旁门左道的思想也许会在林肯郡的一座村庄、中部地区的一个集市、或约克郡的一个矿井里突然出现。卫斯理在1768年的《日记》中写道：在萨莫塞特的毛织业城镇弗罗姆，“各种观点的人混杂在一起，有再洗礼派、教友派、长老派、阿里乌派、反教律派、摩拉维亚派等等”。苏格兰的商贩和工匠还把其他一些派别带到英格兰，18世纪最后几十年格拉斯派（即桑德曼派）取得一些进展，他们热衷于教会纪律，相信“普通生活中的那些差别不应在教堂中出现”，主张成员可以共同享有某些财产。批评他们的人说：他们清高孤傲，“不管贫苦无知的悲惨大众”。[18]到18世纪末，在伦敦、诺丁汉、利物浦、怀特黑文和纽卡斯尔都出现了桑德曼派小团体。
非国教派别的思想史上，充满了改组、分化和冲突，这种情况使人感到，政冶激进主义的种子正潜藏其中，一旦撒播于合适的社会土壤上，立刻就会生根发芽。托马斯·斯彭斯是桑德曼派家庭出身，1755年曾对纽卡斯尔哲学会发表过一个演讲，其中概括了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全部思想；但直到18世纪90年代，他才开始认真地进行公开的宣传活动。汤姆·潘恩是教友派，但他在刘易斯镇当税收员过着无聊的生活时，却几乎完全表现不出他那强烈反正统的政治观点，那时，时局不允许这样做，政治似乎只是“骗子手的把戏”；但在到美洲（1774年11月）后的一年内，他就发表了《常识》和《危机》杂志上的那些论文，其中含有《人权论》里的所有论断。他写道：“我对君主制深恶痛绝，因为它降低了人格。但直到最近我都未曾以我的想法困扰过别人，也未曾在英国发表过只言片语。”发生变化的不是潘恩，而是他从事写作的社会环境。《人权论》的种子是英国的，但只有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带来的希望才能使它扎下根来。
如果说某些老的非国教派别带头复活了福音主义——而不把它归功于约翰·卫斯理的话，那么到19世纪，非国教就应该具备更理智更民主的形式了。但首先深入“穷苦的基督徒”，用一道简单的启示“你们只须拯救灵魂”就打破加尔文教的禁忌的，却仍旧是约翰·卫斯理——那个在政治上是强硬托利派、在组织手段上采用祭司方法的人。
妓女、酒鬼、窃贼们，听我呼唤，你们这些被放逐的人！他张开双臂，拥抱你们，他的慈悲专门接纳有罪的人：正人君子不需要他，他搜寻迷途者，拯救所有这些人。来吧，我有罪的兄弟，来呀，尽管你们在负罪的重荷下呻吟！他流血的心脏为你们洞开，他展开的躯体将你们收进；他在呼唤，招呼你们同行：来吧，我有罪的兄弟，来呀。
福音主义在国教内部复苏，这本来就有它的道理。清教强调“神召天命”，按照韦伯和托尼的说法，它特别能说明兴隆勤勉的中等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经历。比较接近路德教的英国圣公会清教传统与排他性的“神选”理论却不大相符，作为“国立”的教会，它对穷人的灵魂负有特别的使命，即培植他们服从和勤勉的美德。18世纪，国教内部死气沉沉，物欲横流，结果竟违背卫斯理的初衷，使福音主义在独特的卫斯理派教会中复苏。但卫斯理宗的来源又给它留下深刻的印记：班扬、丹·泰勒以及后来的原教旨卫斯理宗等穷人的非国教都是穷人的宗教；而正统的卫斯理主义却始终保持着原来的面目，它是一个为穷人的宗教。
怀特菲尔德和其他那些早期的露天传教士既是传教士，也是福音主义者，他们在当时比卫斯理本人还要著名。但在组织、管理和制定规章制度方面，卫斯理却最有活力，也最有能力。他把民主与法纪、把信条与热情结合得恰到好处，他的成就主要不表现在狂热的宗教复兴大会（这种大会在泰伯恩刑场[19]为主要特征的那个世纪并非罕见），他的成就，主要是组织了一批能独立维持的卫斯理宗派团体，分布于贸易集市中心，及采矿、纺织和劳作人口中，其成员民主地参与教会生活，既受到教会的鼓励，又处在严格的管理和纪律下。他取消一切带有小团体派性色彩的教义规章，为人们加入他的团体扫清了障碍。他写道：申请入会时，卫斯理派——
不强加……任何观点于人，他们可以实行特别的赎罪方法，也可以实行普遍的赎罪方法；可以执行绝对的天意，也可以执行有条件的天意；可以是国教徒，也可以是非国教徒；可以是长老派，也可以是独立派，这些都不是问题。……独立派和再浸礼派（可以）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教友派也可以这样做，没有人会在这些方面和他们过不去。……我们只有一个条件，惟一的条件，就是真正追求灵魂的拯救。[20]
但一旦进入卫斯理宗团体，皈依者就要严守纪律，其章法之严可以与狂热程度更高的加尔文教派相媲美。卫斯理要求本派教徒做“特殊的人”，不与教外人结婚，衣着要有别，言行要庄重，不与那些仍留在“撒旦王国”里的人交往，哪怕他们是亲戚也罢。教徒举止轻浮、亵渎神圣、赌咒发誓、不参加小组会议等都是被驱逐出教的理由。它的团体组织连同忏悔会议、班组结构、除夕礼拜及家访活动等等，使之成为一个世俗的修道会，其中如骚塞所注意到的那样，有一支“精神警察”在随时警惕着堕落的迹象。[21]领导职务由商贩和劳动人民担任，但这种“基层”的民主完全不适用于有关教义和教会管理的事，卫斯理背离非国教传统最远之处，就是他反对地方自治，以便他和他的教士对教会实行集权统治。
然而恰恰是在非国教传统最深厚之处——布里斯托尔、约克郡西区、曼彻斯特、纽卡斯尔等地，卫斯理宗在穷人中的进展最迅速。18世纪60年代，普里斯特利执事和奥巴代亚还在海克蒙德威克支持一个加尔文独立派教会，离此地两英里远，伯斯托尔的石匠约翰·纳尔逊却已经把大批纺织工、矿工吸引过来，听他讲关于个人获救的新的神启了。纳尔逊在前往石矿干活的途中，要路过非国教牧师的住所，他与他们交换图书，争论有关罪恶、神恩获救和宿命论的教理。（这类争论到后来就逐渐稀少了，那时正统的卫斯理宗神学理论变得比较随波逐流、不讲理智而懒散无益。）纳尔逊在伦敦时听卫斯理在荒草地讲过道，然后便皈依了，他的《日记》和普里斯特利执事的就完全不同：
一天夜里，……我梦见我在约克郡，穿着工作服往家走，路过保尔·钱皮恩家时，听见里面哭声震天，仿佛许多人在悲伤地哭。……突然，他们尖叫起来，一个个滚来滚去。我问出了什么事，他们说，撒旦跑到他们当中来了。……于是，我想我见到它了，形状像一头红色的牛，在人群中冲撞，好像一头野兽在谷子地里冲撞一样。但它不去牴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而是径直向我跑来，仿佛要把角戳进我的胸膛。这样，我就大叫：“主啊，救救我！”立时，当着千百个人的面，我就抓住它的角，扭过它的背，右脚抵在他的脖子上了。……
从梦中醒来，他浑身出汗，疲惫不堪。另一天夜里，“我的灵魂充分感觉到上帝的爱，这使我在他面前哭泣”:
我梦见我在约克郡，从戈默索尔山顶去克莱克希顿，走到半路，我觉得看见撒旦正向我走来，形状像一个高大的黑人，头发就像蛇一样，……但我还是往前走，扯开衣服，露出胸脯对他说：“瞧吧，这就是基督的血。”然后，他就像兔子那样飞快地逃走了。
约翰·纳尔逊是个诚实的人，他被强征军役，但不肯服役，于是他和他的妻子在干活时就受到暴徒袭击，挨石子块。但看起来，纳尔逊的撒旦比班扬的魔王更是一种纯粹的幻想，尽管后者腹中冒火，身披鱼鳞。这种幻想带有宗教狂热和受压抑性欲的潜在因素，而这——和宗教的皈依所经常带来的感情喷发——就是卫斯理宗复兴运动的显著特征。[22]班扬在一个治安法官、堕落分子和为尘世原因丧失原则的真实世界里，揭露魔王的挑战。而卫斯理教徒那里的撒旦，则是寄居于灵魂之中、从躯体脱离出来的一种力量，它通过内省被人们发现，或者呢，它像是一个与阴性的基督之爱相对立的阳性形象，浮现在群众的歇斯底里中，这种歇斯底里就形成了复兴运动的高潮。
从一方面看，这个撒旦似乎是18世纪穷人凄凉悲苦的化身；从另一方面看，又可以把它看成是堵塞在社会生活的宣泄口上，同时又被清教否定现世生活的教义紧紧压缩着的那种力量，在对人类精神实施邪恶的报复。可以认为：卫斯理宗是脱胎于这样一种传统，它往上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喧嚣派”，这一派的近亲摩拉维亚派曾经相当深刻地影响过卫斯理。对“爱”的崇拜现在达到一个平衡，平衡点的一边是某种所谓的“社会宗教”,另一边则是受阻碍的社会冲动与性冲动的病态表现。在这里，一方面有对“妓女、酒鬼和窃贼”的真实同情，另一方面则是对罪恶与忏悔的病态偏见；一方面是对真实恶行的真诚悔恨，另一方面则是对内心反省的过分追逐；一方面是早期卫斯理派团体中的真诚的友爱，另一方面则是在公众生活中找不到宣泄的那种力量被释放在伪装为神圣的手淫冲动中；一方面，这种宗教为地位卑下的人找到了用武之地，让他们做地方上的传教士或小组负责人，教他们读书写字，给他们自尊心，使他们取得演说与组织工作的经验；另一方面，这种宗教又反对追求智识、敌视艺术价值，辜负了他们在知识追求上的信托。它有对“爱”的崇拜，但又害怕爱的实际表现形式，无论是在性爱，还是在具有社会内容的爱方面都是这样，而后面这种爱，是有可能影响到与当局的关系的。这种崇拜的标准祈祷语言是带有性虐待狂色彩的性升华，如“流血的爱”、受伤的身体、羔羊的血等等：
你指导我绕开迷人的陷阱，让我的心永远血淋淋。你是我的爱、我的欢乐、我的担忧！你是我永恒的命运。你是我忠诚的挚友，爱我吧，爱我直至永久。
在伦敦，一个雅各宾激进主义的雕刻工曾去过“爱的花园”,发现“一座小教堂……建在其中，那曾是我在绿茵上玩耍的地方”:
教堂的门紧紧关闭，门上写着“不可为”这几个字……
园中“那鲜花应开放之处却立着墓碑”:
教士们身穿黑袍正四处走动，在我的欢乐与愿望上放置荆棘丛。
近年来，人们对卫斯理宗带给工人运动的正面影响说得很多，因此有必要提醒大家：像布莱克、科贝特、利·亨特和黑兹利特这些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从一些流行的说法中人们可以设想：卫斯理宗对激进主义和工会运动的组织者来说，无异于是一个养育所，而这种说法又都是从“托帕德尔烈士”乔治·洛夫莱斯的形象中得来的：他有“一小批神学藏书”，具有直率的独立精神等等。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在某个层次上，很容易证明正统卫斯理宗的反动性——甚至可以说是奴颜卑膝——卫斯理本人对政治极少干预，但就在那少数的几次干预中，他就曾写文章反对普赖斯法师，反对美洲殖民地。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劝说信徒屈从顺上的机会，而劝说的方法是靠迷信而不是说理。[23]他去世时（1791），刚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初期热情高涨的时候，但以后历届卫斯理宗大会却都继承其创始人的传统，重申他们“对国王的忠诚和对宪法的爱慕”（利兹大会，1793）。卫斯理去世一年后制定的章程说得很明白：“任何人不得书写或发表对政府不敬的言论。”[24]
在这个层面上，卫斯理宗表现为一种倒退的、或“稳定的”力量，在此可以看出哈勒维关于卫斯理宗在18世纪90年代阻止了英国发生革命的著名论文是有道理的。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下面这种说法又是人们熟悉的，即卫斯理宗间接地助长了劳动人民的自信心理和组织能力，这个观点早在1820年就由骚塞提出来了：
也许，卫斯理宗使下层阶级了解到如何组织协会、如何管理自已、如何筹款、如何开展国内各地的联络工作等等，这些都可以算是它在无意中带来的种种弊病。………
晚近一点，这种观点也表达在韦尔默思博士那几本有趣的书籍中，当然读过这几本书的人应该清楚地记得骚塞那句名言：“在这方面，它只是助长了这个过程，而其他原因则使它产生。”[25]卫斯理宗对工人运动的“贡献”，多数不是由卫斯理宗大会做出，而是在它之外做出的。
事实上，在卫斯理宗的早期历史上，我们始终可以看到一种民主的精神正在形成，它与卫斯理所规定的教义与组织形式相对抗。在诸如是否让俗人充当传教士、是否脱离国教、是否实行团体内部的自治等等问题上，卫斯理不是反对，就是随大流，或是在事后才加以承认。卫斯理不能回避他自己的宗教福音主义所造成的后果，假如穷苦的基督徒开始相信他们的灵魂和贵族、资产阶级的一样好，那么这种想法就会把他们引向《人权论》所宣扬的观点。白金汉公爵夫人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她对卫斯理宗的亨廷顿伯爵夫人说：
感谢夫人为我提供了卫斯理宗传教士的消息。他们的教义令人生厌，充满对上司无礼傲慢的情调，它始终想把一切等级都拉平并消灭所有的差别。若说你的心就像匍匐在地上的那帮坏东西一样充满罪恶，那真叫人恶心。[26]
斯莫利特在他出色的喜剧中有一个马车夫汉弗莱·克林克尔的形象，他身上就体现着类似的情形，因为他在对伦敦的乌合之众宣教讲道。成百上千名步约翰·纳尔逊之后尘的俗人教士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学习此道，国教方面的人对此不断发出担忧之声。1800年，一个反雅各宾的小册子作家斥责那些“嘴上没毛的小家伙、机工或小工”在矿泉地、哈克尼、伊斯林顿草地等等地方布道，各教派的布道者中有一个是卖旧布的、一个是磨刀的、一个卖羊头的、一个漆马车的、一个造轧布机的、一个脚夫、一个拔牙的、一个造假发和针刺放血的、一个制作马裤和一个挑煤的。林肯主教从这里看出了严重的威胁，他说：“同样的手段可以用同样的效率既推翻教会，又推翻国家。”[27]
从传教发展到形成组织，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非国教传统中的某些自治因素对卫斯理宗有短期的渗透作用，二是卫斯理宗独特的组织形式如何向工人阶级结社团体过渡。关于第一点，卫斯理不仅（如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把他的神谕带给现有各教派之外的“邪教徒”，他还为老的非国教徒被禁锢的感情冲动提供了一个出气孔。非国教徒中，有牧师甚至整个教团都加入卫斯理教会的现象，其中有一些人在经历了宗教复兴后，由于不满卫斯理的集权管理而返回原来的教派，到18世纪90年代，非国教也就开始它自己的福音主义复兴了。不过仍有一些人勉为其难地留在卫斯理宗教会内部，其原有的传统就在僧权至上的卫斯理派组织形式下争斗下去。关于第二点，卫斯理宗不仅提供了小组聚会、有组织地征收一便士会费以及发放“证件”等形式，因此时常被激进组织和工会组织所借用；它还提供了有效的集中组织的经验，包括地区一级的组织和全国一级的组织，而这些正是非国教派别所缺乏的。（卫斯理宗年度大会制定“纲领”，成立安排日程的组织委员会，会议进程经过精心的安排，所有这些，看来不得不算是它对后来劳工运动的另一些“贡献”。）
因此，18世纪晚期的卫斯理宗，一方面为它内部的外来民主倾向所困扰，但同时，它又身不由己地成为其他组织形式的楷模。卫斯理在世的最后十年中，来自内部的民主压力仅仅因为他德高望重而受到束缚——同时也因为大家都相信这位年长的独裁者离他的“好报应”不会太遥远。持不同意见的团体提出过几十个要求，比如大会应由选举产生、地方要有更大的自治权、和国教教会彻底决裂、地区会议和季度会议可以有俗人参加等等。卫斯理死时，恰好是激进浪潮高涨之时，于是他的死就像是一支“信号枪”，各种组织方案都拿出来热火朝天地进行讨论，而这种气氛本身竟如所争论的问题一样重要。亚历山大·基勒姆在他写的一本小册子《自由进程》中说：“我们反对迫害成性的暴君行径，也反对巴比伦大妓女的血腥行为，然而在我们的措施中，我们却步其后尘。”[28]他制定了影响深远的自治方案，在教派内部全力宣传，他散发小册子，在小组会、地方传教士会议上进行讨论，而这种讨论本身也就成了进行民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29]
1797年,基勒姆领导卫斯理宗的第一次分裂活动，成立了卫斯理宗新教团，其中采用的就是他那种比较民主的组织方案。这个教派的主要力量在工业中心，而且（很可能）在带有雅各宾色彩的手工工匠和织工中力量最大。[30]基勒姆本人同情改革，尽管他把自己的政治信仰隐藏起来，但他在正统卫斯理教派里的对手们却竭力要把它抖出来，宗派大会在谈到他的分裂时，曾对爱尔兰教徒这样说：“我们失去的是基督教世界的所有捣乱分子，所有那些拥护潘恩思想的人……。”哈德斯菲尔德的新教团被人叫成“汤姆·潘恩卫斯理派”；在利兹有一个基勒姆派的主要教堂，关于它的一项记录使我们可以猜到基勒姆派的组成情况，其中说：“在埃比尼泽街头，中等阶级陌生人别指望会涉足的地方，在密集、贫穷而难以驾驭的人口中”，该教堂有500名会众。有些地方，新教团和真正的雅各宾派组织有关，这绝不仅仅是人们的一种猜测，比如，在哈里法克斯的纺织村庄布雷德有个礼拜堂，其中有一个读书俱乐部，定期举行讨论会，居民们在小组会上不仅讨论基勒姆的《自由进程》，而且讨论潘恩的《人权论》。40年后，为哈里法克斯卫斯理派写历史的人仍掩饰不住他对“那帮讨厌的黑心肠人”的厌恶，因为他们最终竟夺过了礼拜堂，赶走了正统派的巡行牧师，买下了地产，把它变成了他们自己的“雅各宾派礼拜堂”。[31]
新教团进展得并不顺利，基勒姆1798年去世，他的门徒受18世纪90年代后期政治上总体反动的影响而受到削弱。到1811年，新教团只能说它有8000名会众了。不过，它的存在使人们怀疑哈勒维的论点。卫斯理去世时，卫斯理宗各派团体估计总共有80000人，即便假定其中每一个人都和其师祖一样持托利党观点，那也不足以抵挡革命的潮流。事实上，无论卫斯理宗年度大会做出过什么决议，都有迹象表明：1792和1793年的激进浪潮浸透了非国教，而且渗进了大多数卫斯理派团体。1792年利物浦市长在给内政部写报告时，大概就分析得很透彻：
这些地方只有卫斯理派和其他派别的聚会堂……所以，乡下的年轻人就在这帮人的指导下长大，这帮指导者不仅无知，而且我认为，我们近来有很多理由可以相信：他们对我们的美好的宪政是怀有恶意的。[32]
只是在179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卫斯理宗才在工人群众中迅速发展，最明显地表现出它是一支稳定与倒退的力量。这些年中，它被基勒姆派的分裂掏去了民主与理智的内涵，又承受着更严格的纪律约束，所以看起来就像是改换了头面，它既成为政治反动的结果，同时也是这种反动的原因。[33]
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卫斯理宗从未消除专制与民主这两种倾向间的紧张关系。在分裂出去的教派——如新教团和（1806年以后的）原教旨卫斯理宗那里，可以最强烈地感觉到它的第二次震动。此外，如霍布斯鲍姆博士指出的那样：卫斯理宗在与官方教会决裂这一点上，执行着19世纪法国反教权主义的职能。[34]农村矿山中，礼拜堂和教堂的区分可能会促成政治和产业的分化。紧张关系在很长时间中似乎是掩盖着的，但一旦
它当真爆发，它有时就掺进了道德感情的因素——古老的清教战神在这儿再次举起战旗，而世俗领袖在这方面就很难插手。只要撒旦是个不确定的东西，而且不含固定的阶级色彩，卫斯理宗就会把工人群众推进一场道德的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教堂与酒馆间，发生在邪恶者与悔过者间，发生在迷途的人和获救的人之间。塞缪尔·班福德在其《早年记事》中，记叙过他和他的伙伴们那种传教士的热情，带着这种热情，他们步行去参加附近村庄中的祈祷会，“在那些地方魔鬼还有许多根据地”,“而祈祷者多一个就多一份对‘魔鬼的权力’进行的攻击”。（在奔宁山脉的另一边，同样的热情引人创作出这样的圣歌：“俯身下视布雷德福，魔鬼潜伏在巢穴中。”）仅仅几年之后，科贝特就开导高地兰开郡的织工说：撤旦并不在对立村庄的酒馆中，他在“那东西”和腐败的旧制度中。他把地狱魔王和利物浦勋爵、和奸细奥利弗迅速地等同为一体，如此才把织工们引向彼得卢。
非国教传统中还有两点值得一提，虽说这两点在18世纪影响都不大，但1790年以后却重要起来。首先，公有制思想和尝试始终存在，并和教友派、卡米撒派、尤其是摩拉维亚派关系密切。博尔顿和曼彻斯特一小批教友派因和本派意见不合，最后乘坐“安妈妈”号在1774年离开英国，到美国建立了第一批震颤派公社；40年后，罗伯特·欧文从震颤派的成功中受到鼓舞，把他们的理想用世俗的形式加以推广。[35]卫斯理因为接触了摩拉维亚派才改变信仰，但摩拉维亚派在18世纪的英国却从来没有完全扎根。许多英国人加入了他们在富尔内克（帕德西）和达金菲尔德、费尔菲尔德（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公社，还有些人参加在伦教的摩拉维亚派教团，但这些社团却一直依赖从德国来的传教士和行政人员。当第一批卫斯理宗团体形成并与摩拉维亚兄弟会发生联系时，后者与前者的区别仅在于：它们是“安静的”，它们不主张“热情”，它们实行公有制的理想；“［富尔内克］仪式中的那种安静平和、甜蜜沉稳的特点给人印象深刻，就好像是在指责［卫斯理宗］宗教复兴聚会上那种热烈、嘈杂和喧嚣的做法似的。”摩拉维亚派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他们的教育活动表现出来，像理查德·奥斯特勒和詹姆斯·蒙哥马利（激进派诗人、设菲尔德《虹报》主编）这些人，就是在富尔内克接受教育的；二是展示他们公社的明显成功，这些公社——加上那些震颤派的公社，时常被19世纪的欧文主义者所模仿；第三，他们在卫斯理宗团体内部永久地造成一种公有的理想——表达在诸如“兄弟会”、“姐妹会”等等词语中，这种理想在卫斯理公开否认他和摩拉维亚派有任何联系之后很久，还一直存在。[36]
公有制传统有时还和另一个潜伏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即千年王国论的传统。英国革命中狂热的新教徒——如喧嚣派、第五王国派等，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他们对革命圣经作严格的解释，预言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将从天而降。马格尔顿派（即卢多维克·马格尔顿的追随者）到18世纪末仍在伦敦的田园上讲道；震颤派由之而发源的那个博尔顿小团体，主持人是女修道院长简·沃德利，她传教时“全身震颤”，走过聚会厅，口称：
忏悔吧，上帝的天国就在眼前！古老预言中的新天地即将到来，……当基督重新出现，真正的教会在光辉荣耀中建立起来时，所有那些反基督的东西——牧师、教会、教皇等等，都将一扫而空。[37]
一切突发事件，如里斯本1755年地震，都会引起如启示录一般的期待。在卫斯理宗的核心内部，也存在千年王国派的不稳定因素。卫斯理在相当程度上相信巫术、相信地狱的存在和圣经卦（即任意翻开圣经，从经文中寻求启示的做法）。有时，他还会预言最后的审判迫在眉睫。卫斯理兄弟在早期创作的一首圣诗里使用了千年王国的一个现成的比喻：
你在这里立起帐篷，送来了新的耶路撒冷，你显现自己和你的圣人，把我们放上你光辉的座轮。
伟大的千年时代由此开始，救世主啊，你在欢呼声中降临；你的旗帜在天国中飘扬，带来了欢乐，永无止尽。
尽管正式的千年王国论并不受提倡，但卫斯理宗那种启示录式的宗教复活大会却刺激了人们的想像力，为1790年以后流行的千年至福论预言铺平道路。在伦敦、布里斯托尔和伯明翰，有斯韦登伯格的新耶路撒冷派小教团，它们吸收了一批工匠，为后来发展出更加注重智识同时又更加神秘的千年王国论信仰作好了准备。[38]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近年来对千年王国运动及其空想成分比较注意了，但他们喜欢谈论这派人如何不切实际、如何“思想偏执”，因而也就多少掩盖了他们的重要性。科恩教授在《追求千年的王国》这本有趣的研究著作里，通过多少带有感情色彩而选择出来的证据，说明关于“上帝选民”的狂妄想法，及“向往千年至福的运动”在现实中定期受到挫折的感觉其实是普遍存在的，当救世运动得到群众支持时——
原先分散在民众中的偏执狂团体似乎就突然集合起来，合为一个新的实体，变成集体的偏执盲信。[39]
人们不禁要问：这个“集合”的过程是不是真有？即便有，历史的问题仍未解决：为什么种种抱怨、种种期待乃至精神上的失常会“集合”成有力的运动，它只形成于某个特定的时间、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出现？
我们决不可把纯粹的“想入非非”及盲信与虚构想象混为一谈，比如对巴比伦的想象，对走出埃及的想象，对天国和与撒旦进行斗争的想象等等。几百年来，少数派团体就是在这些想象中形成他们的经历，注入他们的期待的。此外，某些团体采用的夸张的臆想，其实并不是反映他们的客观动机，也不反映他们实际的意向。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所说的“想象”，绝不仅仅是一些包藏着真实目标的语言形象，想象本身就证明它有强大的主观动机，它在历史的能动性方面和客观一样“真实”，一样有效，就如我们在清教历史上一再看到的那样。它表明人们是如何感受、如何希望的，他们如何爱、如何恨，又如何在自己的语言结构中保存了某些价值观念。但因为这些美好的想象有时明显地指向虚幻的目标，因此就不能轻率地下结论，说它暗示了“在现实中定期受到挫折的感觉”。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到，对苦难及贫穷的“逆来顺受”有时也意味着现实中的受挫感，正如千年至福派的那种感觉一样。一旦出现这些现象，无论何时我们都应该尽力区分哪些是贮藏及释放于语言中的精神能量，即使它再癫狂也罢；哪些则是真正的精神失常。
整个工业革命时期，在穷人的非国教那里，都能看见这种”外在王国”与“内在王国”的冲突。其一端是千年至福论，另一端是寂静教。若干世代的穷人，只能在教堂和主日学校受到一点教育，还有就是旧约和《天路历程》。他们的想象与社会经历不断发生互换，那是主观意念与客观现实正在对话。这种对话，有时富有成果，有时一无所获，有时在顺从中表现出受虐待的快感，但很少是表现为“思想偏执”的。卫斯理宗的历史表明：对病态的缺陷进行“美化”，是社会反动时期穷人中最常见的一种变态，而偏狭的狂热则在革命热情高涨时最容易发生。法国革命刚爆发时，潜伏已久的千年王国派暗流露出了地面，表现了出人意料的力量：
对真正的千年至福派来说，现在正是一个机会，过去隐藏的东西突然显露出来，控制了外部世界并正在改造它。[40]
想象与现实再次混淆，千年至福论触动了布莱克，它四处飘荡，不仅在伦敦工匠雅各宾激进分子和非国教徒之间漫游，而且飘游到中北部的纺织村庄和西南部的乡村中去。
但在多数人那里，外在的经历与内心的王国却保持着平衡，那内心的王国，尘世的权力无法触及。旧约的召唤正储藏其间。托马斯·哈迪是个严肃甚至刻板的人，他最关心的就是组织工作中的细小问题。但当他回忆起自己以叛国罪受审的情况时，他却自然而然地去引用“列王纪”中的说法，那是大多数普通英国人所能理解的语言：
人民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罢。……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
非国教传统是引发英国雅各宾派宣传鼓动的诸因素之一，对它很难作出适当的总结。它的多样性否定了它的普遍性，而这种多样性本身就是它最大的特点。相互竞争的宗教派别和不断分裂的小教堂形成纷纭复杂的局面，这就是19世纪种种工人阶级文化的温床。这里有一神论派或独立派，其工匠追随者人数少但影响大，在不屈不挠的思想传统下培育成长；这里有桑德曼派，威廉·戈德温的父亲就是这一派的牧师；有摩拉维亚派，以及它关于公有制的传统；有英厄姆派、马格尔顿派、斯韦登伯格派，这后一派的发祥地是冷浴泉地附近的一家理发店，它出版一份杂志叫《天国与地狱》。黑兹利恃曾注意到，有两位非国教牧师在烟斗里装满覆盆子叶，想靠抵制一切征税品来消灭“腐败的旧制度”。这里有从威尔士迁居过来的加尔文教卫斯理宗，有在国民誓约派环境下长大的苏格兰移民，比如亚历山大·萨默维尔是反谷物法运动的著名政论家，他就是在贝里克郡一个农业工人家里长大的，受家庭教育成为严格的苏格兰分离派。印刷工扎卡赖亚·科尔曼是《鞣匠街革命》这本书所着力塑造的主人公，他在墙上挂着他画的伯德特、卡特莱特和萨德勒笔下的班扬像：“他并非喧嚣派或宗教复兴分子，而是所谓的温和加尔文派，也就是说，他把加尔文教视为无可置疑的信条，但在实行中每有为难之处，他就把它缓和下来。”还有一些奇特的小团体，如霍克斯顿的古代自然神派，他们谈论梦境，谈论（像布莱克一样）脱离肉体的灵魂与天使对话，而且（也像布莱克一样），“几乎马上就折服于法国大革命的更有力冲击之下”，变成一群“政客”。[41]
信仰自由是老百姓从共和国那里保留下来的最宝贵财产。当时，统治农村的是乡绅，统治城市的是腐败的市政团，统治国家的是腐败之中最腐败的团体，但教堂、酒店和家庭却是自己的，在“没有尖塔”的宗教崇拜地，有思想生活的自由空间，也有作“成员无数”民主试验的自由空间。在伦敦的非国教背景上，加上皮毛的自然神论和真诚的神秘主义作陪衬，布莱克就不再是没有受过教育、整日胡思乱想的天才人物了，而那些只知道当时的高雅文化的人却以为，他正是这样一种人。[42]实际上，是他独创而且权威性地表达了民众中悠久的传统呼声。如果说伦敦某些雅各宾激进派对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43]被处死表现得出奇地镇静，那是因为，他们记得自己的祖先也曾处死过一个国王。骨子里带有班扬精神的人，都不会对布莱克的许多箴言大惊小怪，比如说：
最毒的毒药，在恺撒的桂冠上。
许多人也像布莱克那样，发觉自己在理性的自然神论与百年来哺育于“内在王国”中的精神价值间左右为难。潘恩的《理性时代》在大镇压时期出版后，许多人一定与布莱克同感，他当时在兰达夫主教（为答复潘恩）而写的《圣经辩词》一书的最后一页上加注道：
我现在觉得，汤姆·潘恩是比主教更好的基督徒。
如果这样来看待非国教，那它就是一种思想传统了，从这种传统中，出现许多创新的思想和创新的人。但决不可以为，“老的非国教徒”作为一个整体愿意与人民站在一起。托马斯·沃克是曼彻斯特一个改革派，他自己虽是国教徒，却为废除宣誓法和市政团法而努力。他对“老的非国教徒”的胆小怕事嗤之以鼻：
非国教徒……作为一个整体常常丧失原则。出于害怕或者其他一些原因，他们时常是温和过度，乃至对那些冒险最大、为人民权利做事最多的人来说，他们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敌人。[44]
这似乎表现了伦敦与工业中心的冲突。曼彻斯特的非国教徒、伯明翰的“古老会议”和莱斯特的“大会议”成员中，有一些是地方上最大的老板。他们之支持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不下于他们对自由贸易信条的支持。他们对院外宣传和压力集团这类政治活动形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尤其如此，而这些又预示了19世纪中等阶级政治活动的模式。但他们对公民自由的热情随着《人权论》的出版而消退；而18世纪90年代初的那些审判与迫害过去后，能保持这种热情的人就凤毛麟角了。但在伦敦，在大城市的个别区域，非国教的许多工匠在这一时期却由非国教通过自然神论而转向世俗理论，霍布斯鲍姆博士曾写道：
世俗主义是把伦敦劳工史串连在一起的一条意识形态之线，它从伦敦雅各宾派和普莱斯开始，发展到反宗教的欧文派和合作运动者、反宗教的新闻工作者和书商，再发展到追随霍利约克成群结队去参加布雷德洛创办的科学宫活动的自由思想激进分子，最终成为对教堂那一套公开表示厌恶的社会民主同盟和伦敦费边派。[45]
在工人运动中，几乎所有理论家都是从伦敦传统中出来的——如若不然，比如像利兹的印刷工布雷那样的人，那他就一定是伦敦技术工人的雷同品。
不过，这份花名册却揭示了事情被遗忘的一面，即存在于卢德派、存在于布兰德雷思和年轻的班福德、存在于十小时工作日运动参加者、存在于北方宪章派及独立工党等等身上的道德力量。传统差别有一些可以追溯到18世纪宗教形成的过程之中。18世纪最后几年民主思想复苏时，古老的非国教已经失去了多数民众追随者，那些仍旧依附于它们的工匠，也已经感染了利己的启蒙思想价值观，以致像弗朗西斯·普莱斯这样的人接受了有限度的功利主义哲学。但在没有非国教因而卫斯理宗得以取胜的外省广大地区，它却几乎完全摧毁了古老传统中民主、反专制的因素，而在人民与革命传统之间插进了幼稚的感情冲动，以作为对官方宗教的一种补充。但卫斯理宗的反叛又确实是诚心诚意而且出于强烈道德感的，南与北之间，理智与热情之间，世俗主义与敬神的言论之间充满了冲突，这些冲突将长期延续于19世纪，而其中的每一种传统，若无另一种作为补充，就都不会强盛下去。
[1]
弗兰克·皮尔:《斯彭河谷的非国教徒》(海克蒙德威克，1891)，第136页。
[2]
D．博格和J．贝内特：《非国教徒史》（1809），其中第3卷第333页的估计是：1760年非国教各派的“主要力量”是生意人，而在某些郡是农场主，“各业机匠构成其城市教团的一大部分，农业工人构成其乡村教团的一大部分。”
[3]
D．博格和J．贝内特：（非国教徒史》（1809），第4卷，第319页。
[4]
J．艾维米：《英吉利浸礼会派史》（1830），第4卷，第40页。
[5]
A.C．安德伍德：《英国浸礼教派史》（1947年），第84－85页。
[6]
G．休恩斯：《英国历史上的反教律主义》（1951年），第146页。
[7]
《丛林之火——温斯坦莱……文集》，L．汉密尔顿主编（1944），第30－31页。
[8]
鲁弗斯·M．琼斯：《晚期的教友派》(1921)，第1卷，第315页。
[9]
约翰·班扬（1628——1688）：英国小说家，所著《天路历程》用寓言故事表达清教徒的理想与挫折。——译注
[10]
见Q.D．利维斯：《小说与读者》（1932），第2章。
[11]
R.M．琼斯：《神秘宗教研究》（1923），第418页。另见J．林赛，《约翰·班扬传》（1937）。
[12]
圣经中古以色列的一个地名，在死海东北。——译注
[13]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1930），第109——110、227页。亦见A．凯特尔：《英国小说导言》（1951），第44——45页。
[14]
哈勒维出色的总结，见《1815年的英国人民史》（企鹅版），第3卷，第28——32、40——48页。
[15]
博格和贝内特前引书，第3卷，第332——333页；艾维米前引书，第3卷，第160页以下。
[16]
约翰·卫斯理在其《日记》（1766年7月31日）中写道：“一批叛教的卫斯理宗信徒，先投靠加尔文派，又投靠再洗礼派，在赫普顿斯托尔造成混乱。”
[17]
非国教徒对埃拉斯都主义的称呼——首先是指教皇和罗马天主教会，但时常用来指英国国教及所有向国家及世俗权力出卖信仰贞操的教会。科贝特回忆说：“小时候我深信：教皇是个大块头女人，穿一件可怕的长袍，因沾了新教徒的血而染得通红。”《政治纪事报》，1821年1月13日。
[18]
博格和贝内特前引书，第4卷，第107——124页。尽管他们很严厉，但比起其他非国教徒来，桑德曼派对某些社会风俗却比较容忍，而且还允许信徒看戏。
[19]
原文Tybum。它是旧时英国伦教的刑场，位于泰晤士河支流泰伯恩河岸边。——译注
[20]
R．骚塞：《卫斯理生平及其宗派的兴起》（1890），第545页。
[21]同上，第382、545页。
[22]
见W.E.H．莱基：《18世纪英国人民史》（1891），第3卷，第582-588页。尽管本世纪出现许多关于卫斯理宗的著述，但菜基和骚塞的记叙仍是基本读物。
[23]
有关卫斯理在政冶上的见解，马尔德温·爱德华兹在《约翰·卫斯理及18世纪》（1933）中有简要论述。
[24]
转引自哈勒维前引书，第3卷，第49页。哈勒维还有如下评论：“这一举动保证……不受欢迎的雅各宾原则不致损害卫斯理宗的宜传工作。”但雅各宾的原则在1792年实际上是颇受欢迎的（见下文第102一113页），因此比较真实的说法是，卫斯理宗的宣传旨在使这些原则不受欢迎，而这对英国人民的自由是不利的。亦见E.霍布斯鲍姆对哈勒维的批评文章《卫斯理宗与革命的威胁》，载《今日历史》，1957年2月号。
[25]骚塞前引书，第571页。
[26]
转引自J·H．怀特利：《卫斯理英国》(1938)，第328页。
[27]
W.H．里德：《首都异教团体的兴盛与解体》（1800），第45-48页。
[28]
《卫斯理教徒中的自由进程》（阿尼克，1795）。
[29]
见《致卫斯理派教徒书》（曼彻斯特，1796）;E.R．泰勒：《卫斯理宗与政治，1791-1851年》（剑桥，1935），第2章；W.J．沃纳：《工业革命中的卫斯理运动》(1930)，第128-131页。
[30]
基勒姆在设菲尔德、诺丁汉、曼彻折特、利兹、哈德斯菲尔德、普利茅斯码头、利物浦、布里斯托尔、伯明翰、伯斯莱姆、麦克尔斯菲尔德、博尔顿、威根、布莱克本、奥德姆、达林顿、纽卡斯尔、阿尼克、桑德兰、里彭、奥特利、埃普沃思、切斯特、班伯里等地最受支持，见E.R．泰勒前引书，第81页；J．布莱克韦尔：《亚历山大·基勒姆传》（1838），第290、343页。
[31]
J．布莱克韦尔：前引书，第339页；R．泰勒前引书，第85页；J．雷：《有关利兹卫斯理宗的一些情况》（约1853年），手稿，藏利兹资料馆；J．U．沃克：《哈里法克斯的卫斯理派教会》（哈里法克斯，1836），第216-223页。
[32]
转引自哈蒙德夫妇：《城市工人》(1925)，第270页。
[33]见本书，第11章。
[34]
E.J．粗布斯鲍姆：《绿林好汉》(1956)，第146页。
[35]
见W．H．G．阿米塔奇，《人间天国》（1961），第1卷，第3、5章。
[36]
见C.W．托尔森：《摩拉维亚派和卫斯理宗》（1957）；阿米塔奇前引书，第1卷，第6章；J．劳森：《就帕德西的进展情况致青年书》（斯坦宁利，1887），第15章；C．德赖弗：《托利激进派》(牛津，1946)，第15-17页。
[37]
E．D．安德鲁斯：《震教派的人们》（纽约，1953），第6页。
[38]
卫斯理的学说见骚塞前引书，第367页；约瑟夫·南丁格尔：《卫斯理宗述描》（1807），第443页以下；J.E．拉顿伯里：《卫斯理兄弟的圣餐颂歌》（1948），第249页。关于斯韦登伯格教，见博格和贝内特前引书，第4卷，第126-134页；R．骚塞：《英国通信》（1808），第3卷，第113页以下。关于17世纪千年王国派的终结，见克里斯托弗·希尔：《约翰·马森及世界末日》，载《清教与革命》（1958）。有关18世纪传统的某些迹象，见W．H．G．阿米塔奇前引书，第1卷，第4章。
[39]
N．科恩：《追求千年的王国》(1957)，第312页。
[40]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60），第193页。见本书第116-119、382-388页。
[41]W.H．里德前引书，第90页。
[42]
戴维·V．欧德曼在《反帝国的先知布莱克》（普林斯顿，1954）一书中，帮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待布莱克，为做到这一点，他对伦敦雅各宾的思想生活作了许多阐述。（有关布莱克的“喧嚣”派前辈和马格尔顿派前辈）可见A.C．莫尔顿《永恒的福音》（1958）。
[43]
即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译注
[44]
T．沃克：《关于曼彻斯特的一些政治事件》（1794），第125页。
[45]霍布斯鲍姆前引书，第128页。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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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1917年10月23日会议的报导（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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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1917年10月23日会议的报导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
这篇报导刊登在《工人和士兵报》上。从会议的内容可以看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接下来苏维埃听取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人是安东诺夫同志。他说，10月20日，军事革命委员开始活动。这天，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会。该委员会是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建立的机构。彼德格勒苏维埃建立这个委员会，是考虑到要实际防守和保卫革命的首都。彼得格勒苏维埃应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来保卫首都，保卫革命。决不能把守卫首都的任务交给同反革命有秘密和公开联系的司令部负责。
当苏维埃采取不调合的路线时，政府企图对卫戍部队施加压力，想要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秘密解散它。但是苏维埃粉碎了撤出军队、削弱首都革命力量的企图。
在谈到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时报告人指出，它的成员是真正的实干家，无党派人士。
军事革命委员会一建立，四面八方立刻给它送来了关于需要进行监督和采取一系列保卫措施的建议书。例如，一个印刷厂的工人告诉军事革命委员会说，印刷厂接到黑色百人团组织的订货。经印刷工人同盟同意，立刻发出命令：今后如没有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批准，不去完成可疑的订货。另外，彼得保罗要塞的克龙维尔克军械库的工人和职员同志提出，必须对武器发放给予监督。现在，没有我们政委的批准，克龙韦尔克军械库连一支步枪也不会发放。由于我们的干预，暂时停止了对士官生的武装，预定给诺沃切尔卡斯克的一万支步枪冻结了。同时也冻结了给许多可疑分子及组织的武器。现在各方面都提出任命政委的要求。在弹药工厂建立了对炸药等物品仓库的监督，各武器库均任命了我们的政委。当然，这些政治委员在各处都得到了仓库职工的认可。
大家知道，黑暗势力企图利用预定在10月22日进行的哥萨克捧十字架圣像游行，来达到反革命目的。我们要求不要有任何武装示威。结果，捧十字架圣像的游行被取消了。
各部队也任命了政治委员。他们在各处受到诚心的欢迎。没有政委的批准，任何命令都不会执行。军事司令部已看到事例，相信这不是一句空话：司令部关于发放武器、汽车等命令均未被执行。司令部立刻感到它面临这样一种局势：工人和卫戍部队都不相信它。
军事革命委员会决定向司令部派遣自己的代表。代表在司令部受到极大的敌视。他们在司令部向我们的代表声明说：“我们只承认中央执行委员会〔注：指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译者〕，我们不承认你们的政委，如果他们破坏法令，我们就逮捕他们”。这以后，我们的同志声明说，军事革命委员会坚持自己的立场，然后离开了。在司令部发出威胁后，我们扩大了政治委员的数目。
……
在可以不予顾及的司令部一旁，还有一个企图阻碍我们工作的执行委员会，我们不能同它发生冲突。彼得保罗要塞司令援引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话，并拿出后者的文件来反对我们建立监督。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称经常挂在科兹明〔注：要塞的指挥官。——译者〕嘴边，挂在那些威胁要逮捕我们代表的先生们嘴边。中央执行委员会让司令部放手同我们斗争。但是，同志们，你们的坚定和工作又捆住这些人的手脚，你们的坚定使我们成为不可侵犯的。尽管有资产阶级的喊叫，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哀号，尽管威胁要逮捕我们，但他们没敢、将来也不敢触动我们。
但是，革命的敌人没有打盹。从罗马尼亚战线开来骑兵部队反对彼得格勒。战线暴露了。这支部队在普斯科夫被挡住。另外，第十七步兵师也被派来反对我们。但是这个师在路上得知要把他们派遣到哪里，目的是什么之后，拒绝前进。在文坚，两个团拒绝反对彼得格勒。从基辅派出了哥萨克和士官生。现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情况如何。在沙皇村大道上应有突击队。他们在哪里也不清楚。但是，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相信自己，相信围绕彼得格勒的革命保卫圈。
解除反革命武装，镇压它的反抗，夺取革命的胜利，这样的时刻渐渐来临了。
（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我们维持革命秩序，我们采取必要措施使苏维埃代表大会不被破坏，立宪会议不被破坏。我们执行革命苏维埃的意志，我们向前进，确立革命秩序。苏维埃政权
各党团发言人作了报告。
各党团发言人讲了话，报告人作了总结发言之后，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下列决议：
彼得格勒苏维埃听取了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最初活动的报告后，批准它所采取的保卫革命成果的措施，并希望它继续采取坚决的行动。彼得格勒苏维埃认为，由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有力工作，彼得格勒苏维埃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联系巩固了，并相信，只有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才能保证即将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可以自由和无阻碍地开展工作。彼得格勒苏维埃委托自己的革命委员会立即采取措施保卫彼得格勒公民的安全，采取坚决措施制止屠杀、抢劫等行径。……
（译自《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第242-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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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5卷——年表（1918年7月28日—1919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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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35卷
年表
（1918年7月28日—1919年3月11日）
1918年
7月28日或29日
写《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
7月29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讲话。
致电高加索特派员、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斯·格·邵武勉，指出达什纳克党人反对中央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活动均应看作暴乱。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有服兵役义务人员登记、关于征召原军官和医务人员等服现役、关于给陆军人民委员部调拨军需物资器材等三项法令草案，还讨论了拨3亿卢布军费以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暴乱，抗击英法武装干涉者等问题。
7月30日
同芬兰记者、社会民主党人尤·卡·拉图卡谈芬兰局势。
在省苏维埃主席会议上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补充和修改关于将帕拉特工厂（喀山省）划归海军人民委员部为伏尔加河区舰队提供装备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为伟大的社会主义活动家、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建造纪念碑的名单，关于铁路员工社会保障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7月31日
为芬兰工人共产党员埃·拉希亚开介绍信，证明他是“极可靠的老党员，应予充分信任”。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提请会议审议批准人民委员会就苏维埃俄国遭到外国武装干涉一事《告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劳动群众书》草案。会议还讨论了拨款开采和利用彼得格勒省油页岩问题、关于采伐林木以应铁路需要的法令草案、关于通过合作社运送粮食等问题。
7月底—8月初
函请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尤·米·拉林写一本介绍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性质和工人组织参加该委员会工作的通俗小册子。
7月—8月
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向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一批响应党的号召即将开赴前线的共产党员作指示。
8月1日
函请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彼·阿·科博泽夫、卡·克·达尼舍夫斯基、康·亚·梅霍诺申和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对东方面军司令约·约·瓦采季斯和其他军事领导人的工作提意见，并向他们说明迅速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军暴乱的重要性。
在华沙革命团军人大会上讲话。
同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讨论苏维埃俄国驻德国外交全权代表阿·阿·越飞在有关对德关系的电报中提出的问题。
8月2日
写《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草拟提纲要点的两种方案，写提纲，审阅修改誊抄后的提纲；然后把提纲下发给粮食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工商业人民委员部，指示各部抓紧讨论提纲中提出的措施并作文字修改，以便在8月2日和3日提交人民委员会通过。
向莫斯科工会理事会派赴东线的鼓动员致临别赠言，强调东线的斗争将决定苏维埃政权的命运。
先后在布特尔区群众大会、霍登卡红军战士大会、莫斯科河南岸区前米歇尔逊工厂工人大会上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介绍自己起草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写《人民委员会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给海军人民委员部拨款组建伏尔加河区舰队及其作战经费问题、关于征召旧军队军士服役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8月3日
致函苏维埃俄国驻德国外交全权代表阿·阿·越飞，谈苏维埃政府对协约国和对德国的关系问题。
同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主席、建筑师尼·德·维诺格拉多夫谈拆除沙皇时代活动家的纪念碑以及为革命人民和人民英雄建立纪念碑的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上前线的工人留职留薪和根据列宁的提纲拟订的关于吸收工人组织参加粮食收购工作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在开会时，列宁同财政人民委员伊·埃·古科夫斯基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的工作问题交换便条，指示必须充实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干部，还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就确保莫斯科和缺粮省份的粮食供应问题交换便条。
8月4日
下令逮捕谢尔普霍夫民政委员部的受贿者。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继续讨论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列宁的提纲拟订的关于收割队和收割征购队的法令草案以及关于铁路和水路粮食征购巡查队条例草案。
8月5日
致函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指示他把征粮人员集中到能收购到更多粮食的奥廖尔省叶列茨县。
同叶列茨党组织的代表Ｋ．格罗特涅尔谈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策，向他询问叶列茨县收成情况、收割和分配计划；谈话结束时答应给叶列茨的工人写信。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对产粮区必须实行商品交换等法令草案作补充和修改。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农业公社的组织及其活动的报告、关于加强征粮队在叶列茨县的工作的报告。
8月5日或6日
在人民委员会开会时，就亚·德·瞿鲁巴关于规定粮食固定价格的报告写了几点意见。
8月6日
写《给叶列茨工人的信》。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继续讨论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列宁的提纲拟订的有关粮食问题的几个法令草案。
8月6日以后
写号召书《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斗争！》。
8月7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关于保障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生活的法令草案、关于俄国红十字会的权利和义务的决定草案、关于失业和患病保险条例实施办法的决定草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禁止向国有化企业和苏维埃机关征收特别税的决定以及其他问题。
8月8日
写便条给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建议组织和加强收割队的工作。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条例草案等事项。
8月8日以后
致函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其他部务委员，批评该部未能正确理解和执行关于粮食问题的法令，指出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工人群众为粮食而斗争。
8月9日
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雅·克·彼得斯研究正在酝酿反革命暴动的下诺夫哥罗德的局势；致函下诺夫哥罗德执行委员会主席格·弗·费多罗夫，命令他采取非常措施防止反革命暴动。
同人民委员会设立的军事经济和地方苏维埃机关调查委员会主席米·谢·克德罗夫和委员亚·弗·埃杜克谈话，他们两人从沃洛格达回来，请求支援阿尔汉格尔斯克前线；列宁在埃杜克开列前线所需军事装备、军用物资和增援部队的报告上作批示，要最高军事委员会立即满足报告中提出的要求。
致电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负责人亚·杰·梅特列夫等，要求他们留在沃洛格达，作好保卫城市的准备。
先后在索科利尼基区和罗戈日区群众大会上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提高缺粮地区儿童口粮标准、关于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燃料局采取措施严格监督交通人民委员部采购木柴等问题。
8月10日
致电俄共（布）奔萨省委员会委员瓦·弗·库拉耶夫，指示该省必须最坚决、最迅速和最无情地镇压富农暴动。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提请会议讨论筹建国营机器制造厂临时委员会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建立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综合技术学院的法令草案等事项。
在开会时，列宁就保证粮食收购的必要措施问题同亚·德·瞿鲁巴交换便条。
8月11日
签署要求最高军事委员会加强东线的指令。
8月12日
致电奔萨省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亚·叶·敏金，建议乘镇压富农暴动之机没收富人的粮食，巩固前线地区的贫苦农民的政权。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宣告东方面军喀山战区左岸军队集群司令я．А．尤金壮烈牺牲。会议讨论了莫斯科卸货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同外国人签订租让合同的范本草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在开会时，拟了给在沃洛格达的米·谢·克德罗夫的电稿，指示他不惜任何代价守住科特拉斯。在给奔萨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瓦·弗·库拉耶夫的回电中指出，收集和公布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富农叛乱的事实材料很重要。
8月1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批准雅罗斯拉夫尔白匪叛乱受害者救济委员会权限问题、关于地方苏维埃的经费和开支的法令草案、关于拨款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用以防治霍乱的申请、关于向企业征收保障红军战士家属生活基金的法令草案，以及关于对外贸易等问题。
8月14日或15日
听取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卡·克·达尼舍夫斯基关于喀山陷落的原因的报告。
8月1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征兵的法令草案、关于某些工厂转为军工生产的法令草案等问题。
8月16日
致电正在叶列茨的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指示他要收集和运出全部余粮，对模范乡不要吝惜机器和奖金。
草拟关于工农联盟问题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电报。
出席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会议，就《真理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的出版和发行问题以及关于组织共产党同情者小组问题讲了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对乌克兰商品交换委员会问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不早于8月16日
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尤·拉林写便条，强调必须尽速起草发行苏维埃新纸币的方案。
8月17日
同亚·米·伊格纳季耶夫谈话，了解他所发明的炮兵对空射击校正仪，让他持信去见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作战部长谢·伊·阿拉洛夫，列宁在信中要求为伊格纳季耶夫创造工作条件。
致电沃罗涅日省扎顿斯克县执行委员会主席М．ф博尔德列夫，指示他坚决镇压富农叛乱。
8月19日
同法国共产党人让娜·玛丽·拉布勃谈在俄国境内成立英法共产党人组织和展开活动的问题。
同美国记者罗伯特·迈纳谈话，让他持信去见格·瓦·契切林，列宁在信中请求讨论迈纳和英国记者菲·普赖斯去东线的申请。
致电奥廖尔省兹多罗韦茨执行委员会，要求他们把镇压富农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同没收富农全部粮食两件事结合起来做。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会议批准的关于全国武装部队由陆军人民委员部统一管辖的法令；修改1918年6月28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工业企业国有化法令的补充规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粮食政策、白匪叛乱和武装干涉受害者的救济等问题。
8月20日
写《给美国工人的信》。
致电奥廖尔省利夫内县执行委员会，赞扬该县对富农和白卫分子的坚决镇压，指示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并没收参加叛乱的富农的全部粮食和财产。
8月21日
同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谈话，并让他们持信去找最高军事委员会，列宁在信中请最高军事委员会讨论他们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
同俄共（布）奔萨省委员会主席叶·波·博什谈话，了解奔萨省和东线的局势；写便条请各有关部门满足奔萨省的要求。
致电阿斯特拉罕省执行委员会，指示他们采取措施保卫阿斯特拉罕。
致电在萨拉托夫的人民委员会特派员瓦·尼·哈尔洛夫，指示他收集关于余粮数额的更准确的材料，对交足余粮的乡应予奖励。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苏维埃民兵条例、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拨款用以防治传染病和给工商业人民委员部贷款购买商品等问题。
8月22日
同德国国际主义者雅科布·埃克尔特谈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写《人民委员会关于马铃薯价格的决定草案》。
8月23日
致电德米特罗夫县民政委员Н．Д．托克马科夫，要他报告有关镇压罗加乔夫富农叛乱的详细情况，指示他没收参加暴动的富农的财产并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
先后在戈罗德区综合技术博物馆群众大会和普列斯尼亚区阿列克谢耶夫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劳动手册的法令草案、中央统计局关于马铃薯收获量统计办法的报告、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紧急收购马铃薯的措施的报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制定的固定价格问题、关于征收商业企业百分之五捐税的法令草案、关于俄罗斯联邦所存布匹收归国有的进展情况以及其他问题。
8月25日以前
同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尤·西罗拉和奥·库西宁谈成立芬兰共产党的问题。
8月25日或26日
接见拉脱维亚步兵师政委卡·安·彼得松。彼得松汇报了以英国使团首席代表罗伯特·洛克哈特为首的反对苏维埃俄国的阴谋集团的行动计划，请列宁注意安全。
8月26日
致电正在奥廖尔省叶列茨的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要求他向各乡派征粮队或收割队，把全部余粮收上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动员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和科斯特罗马省曾在炮兵部队、工程技术部队服役的工人参加红军的法令草案、关于给志愿上前线的宣传员留职留薪的决定草案、关于实行托运粮食的优待办法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8月27日
致电正在叶列茨的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建议组织莫斯科工人去帮助脱粒。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关于金属统计和分配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关于征召曾在海军服役的工人和农民服现役的法令草案、关于增援格罗兹尼市、关于拨款采购木柴等问题。
8月27日或28日
写《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
同即将去斯德哥尔摩筹建俄罗斯联邦驻瑞典兼丹麦全权代表处新闻处的弗·米·斯米尔诺夫谈话。
8月28日
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8月29日
同芬兰工人古·罗维奥谈芬兰的局势。
致函海军司令部瓦·米·阿尔特法特，要求他准确告知潜艇驶往伏尔加河和里海的准备情况。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各人民委员部总结1917年11月7日（10月25日）以来的工作问题作报告并提出自己起草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对乌克兰商品交换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军事卫生局同卫生人民委员部合并的条例草案，关于征召各类医务人员入伍的法令草案、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采购马铃薯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致函各人民委员，就如何写总结1917年11月7日（10月25日）以来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报告作指示。
不晚于8月30日
写《关于贫苦农民委员会没收富农种子粮的问题》。
8月30日
在巴斯曼区群众大会上讲话。
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原米歇尔逊工厂群众大会上讲话。当列宁离开工厂时，遭到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范·卡普兰枪击受重伤。
8月30日—9月15日
受伤后接受治疗。
9月6日
收到斯大林寄自察里津前线、要求派遣鱼雷快艇和潜艇的来信，指示副陆军人民委员埃·马·斯克良斯基重抄此信，由列宁签发彼得格勒苏维埃。
9月7日
收到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政治部领导人伊·德·丘古林和瓦·尼·卡尤罗夫的慰问电，回电表示感谢，坚信捷克斯洛伐克军、白卫分子和富农的暴动必将被镇压下去。
9月8日
致电正在斯维亚日斯克的列·达·托洛茨基，对喀山久攻不克深感不安，要求采取坚决行动，拿下喀山。
9月11日
写《祝贺红军收复喀山》。
不晚于9月12日
同彼得格勒来的阿·马·高尔基谈国内的阶级斗争、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和苏维埃政权对农民的政策以及知识分子等问题。
9月12日
致电列·达·托洛茨基，祝贺红军攻克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指示必须集中兵力尽快解放西伯利亚，并要求电告喀山的珍贵文物是否得到保护。
9月12日和18日之间
复电奔萨省执行委员会和第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祝贺红军攻克辛比尔斯克并代表全体劳动者对红军战士作出的一切牺牲表示感谢。
9月15日
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约·维·斯大林研究察里津前线的形势问题。
9月15日和25日之间
同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敌占区共产党组织常务局的委员谈话，指出必须在占领军士兵中更广泛地展开鼓动工作。
9月16日
遇刺受伤后第一次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俄信贷工作者工会、关于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关于俄共（布）莫斯科区域代表会议、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人选等问题。
9月17日
写《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
遇刺受伤后第一次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农业生产工具供应局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对事先未经人民委员会批准就实行新的军人薪金标准的反对意见以及其他问题。
开会时就实物税法令草案起草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同财政人民委员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互传条子。
9月18日
在关于他的健康公报上批示：“根据本公报和我良好的自我感觉，我恳请大家不要再打电话询问病情，以免打扰医生。”
起草《给彼得格勒指挥员训练班的电报》，向红军指挥员训练班毕业的400名工人表示祝贺。
听取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主席尼·德·维诺格拉多夫关于建立纪念碑的报告。
致电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对有关责任者不执行《关于共和国纪念碑的法令》表示愤慨。
听取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省谢尔加奇县委员会主席米·伊·萨纳耶夫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并要他持信去《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在信中请编辑部同志把萨纳耶夫汇报的情况记录下来发表。
9月18日或19日
写《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
9月19日
同俄共（布）乌拉尔区域委员会委员、区域苏维埃委员亚·彼·斯蓬德谈话，请他介绍瓦·康·布柳赫尔的情况以及布柳赫尔领导的乌拉尔工人红军队伍的英雄事迹。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履行1918年8月27日俄德财政协议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信贷机关国有化和清理帐务的办法等问题。
9月20日以前
同亚·加·施略普尼柯夫谈北高加索的局势问题。
9月20日
致函苏维埃俄国驻斯堪的纳维亚外交全权代表瓦·瓦·沃罗夫斯基、驻德国外交全权代表阿·阿·越飞和驻瑞士外交全权代表扬·安·别尔津，指示必须同卡·考茨基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径作斗争。
写《致莫斯科—基辅—沃罗涅日铁路员工同志们》一信。
6月2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向农户征收实物税问题时，列宁作计算，写发言提纲、法令要点和对法令草案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废除原俄罗斯帝国政府签订的条约问题和关于延长申请退出俄国国籍期限问题。
9月22日
写《给收复喀山的红军战士的信》。
9月23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作关于各人民委员部工作报告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儿童伙食基金的法令草案、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拨款满足军工厂的急需问题、关于节假日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9月25日
去哥尔克休养。
10月1日
致函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列·达·托洛茨基，鉴于德国革命运动高涨，建议他们召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区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信中还拟了会议决议的要点。
10月2日
写《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有工厂委员会代表和工会代表参加）的信》。
10月6日和15日之间
同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书记安·伊·巴拉巴诺娃谈国际工人运动问题。
10月8日
同刚从察里津回来的斯大林谈南线的局势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情况。
不晚于10月9日
开始撰写《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
10月9日
与《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
10月10日
写便条给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或副外交人民委员列·米·卡拉汉，请他们把《真理报》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寄12份给柏林的阿·阿·越飞、扬·安·别尔津和瓦·瓦·沃罗夫斯基，在给三人的附信中请他们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并以单页出版。
致函格·瓦·契切林和列·米·卡拉汉，建议立即起草给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照会供讨论，信中提出了照会的要点。
10月11日
同副外交人民委员列·米·卡拉汉研究同乌克兰谈判的俄罗斯和谈代表团的工作。
10月12日
致函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对它10月7日作出的为没有执行建立纪念碑的法令推脱责任的决定进行严肃批评。
10月14日
休养结束，离开哥尔克回莫斯科。
10月1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写《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给贫苦农民委员会调拨经费的决定的意见》和《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森林采伐的决定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其他问题。
10月16日
在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前夕，召集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开会。
10月17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伏尔加河流域德国移民的法令时发言。
10月18日
用德文写信给斯巴达克派成员，向德国国际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表示良好的祝愿。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建立领事馆的法令草案、关于免除某些煤矿工人和伐木工人服兵役以及同德国订立关于库尔兰、爱斯兰、里夫兰和立陶宛出生者的国籍的协定等问题。
函请苏维埃俄国驻德国外交全权代表阿·阿·越飞把载有尔·马尔托夫《马克思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一文的那期《社会主义对外政策》杂志以及有关国际主义者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分裂的所有剪报寄来。
10月19日
同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Ｃ．Ｃ．彼斯特科夫斯基和中央敌占区共产党组织常务局书记Ｐ．Ｃ．拉西卡斯谈敌占区党的工作。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按农产品分成形式向农村业主征收实物税问题、专门委员会关于德国移民问题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10月20日
致电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命令他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加快收复维亚特卡省的伊热夫斯克工厂和沃特金斯克工厂。
不晚于10月22日
向苏维埃新闻工作者工会委员会提出入会申请。
10月22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会议。会议确定由列宁向全俄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作关于苏维埃政权成立一周年和国际形势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人事等问题。
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
为《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小册子写再版序言。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一次性特别革命捐的法令草案和例条草案、关于成立省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财政局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0月23日
同从察里津回来的斯大林谈南线局势。
代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起草给驻德国外交全权代表阿·阿·越飞的电话稿，请他向获释出狱的卡·李卜克内西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10月2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非陆军人民委员部所属部队更换步枪的法令草案、关于铁路状况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同其他各人民委员部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10月2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军队党组织以及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等问题。
10月26日
同未能在准许为每个人托运一普特半粮食的期限内采购到粮食的莫斯科各单位的代表谈话，并让他们持信去找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列宁在信中请求给他们帮助。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意见。会议讨论交通人民委员弗·伊·涅夫斯基关于铁路状况的报告、关于向农村业主征收实物税的报告、关于废除国家有息证券、关于一次性特别革命捐以及其他问题。
10月27日
同一批被派往南线的彼得格勒维堡区工人谈话，听取他们对莫斯科苏维埃办事拖拉的意见；让他们持信去找莫斯科苏维埃。列宁在信中要求莫斯科苏维埃立即接待这些彼得格勒工人，克服接待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10月28日
签署给彼尔姆的乌拉尔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电报，并指示别列兹尼基工厂管理处立即开始筹建炼镭厂。
10月29日
同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谈组建工人监督征购的检查机构以及在这方面利用收购机关中的工人的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居民交出各种武器的法令草案和关于成立劳动人民委员部劳动力分配局的条例、关于各地方苏维埃规定的一次性革命捐、关于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拨款以抵补马铃薯糖浆生产的开支等问题。
10月3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成立省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财政局的法令草案、劳动者社会保障条例草案、关于国库同人民银行机构合并的法令草案、关于成立非常运输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0月底
签署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给德国“斯巴达克派”和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的信》。
11月初
接见无政府主义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彼·阿·克鲁泡特金，同他谈革命恐怖手段问题。
不晚于11月1日
审阅在伯尔尼用德文出版的《国家与革命》一书。
11月1日
函告在瑞士的扬·安·别尔津，《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部分书稿已寄出，请他抓紧组织翻译；在法文版《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出版者前言中应批判卡·考茨基和埃·王德威尔得。
11月2日
写《关于切实遵守法律的决定提纲草稿》；建议俄共（布）中央原则上批准这个提纲并委托司法人民委员部写成法令。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提前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告奥匈帝国劳动人民书发表了意见。在会议讨论建立国家储存布匹和成衣仓库问题时，写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并对决定草案提出修改和补充。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拨款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实施布匹国家垄断问题、关于设立农业发展专用基金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1月2日和6日之间
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菲·普赖斯谈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问题。
11月3日
在莫斯科苏维埃大楼的阳台上向庆祝奥匈革命的游行者讲话。
11月4日
同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团谈话，询问大会的情况、代表的成分和地方青年组织的工作情况，还谈了青年团的任务。
同从美国经日本和西伯利亚来到莫斯科的荷兰共产党员塞·鲁特格尔斯工程师谈美国、日本和荷兰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情况。
11月5日以前
同东方面军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古谢夫谈话，请他转告第2集团军红军战士，希望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一周年之前能听到攻占伊热夫斯克的消息。
11月5日
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就德国同苏维埃俄国断绝外交关系一事给各级苏维埃、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的电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公布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和决定的程序、关于各人民委员部的出版物合并、关于儿童伙食基金等问题。
11月5日或6日
为在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发表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准备提纲。
11月6日以前
多次就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等问题同俄共（布）匈牙利组主席库恩·贝拉谈话。
11月6日
出席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发表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大会上讲话。
出席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莫斯科委员会举办的晚会，发表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
11月6日或7日
在原米歇尔逊工厂举行的工人庆祝大会上讲话。
11月7日
在革命广场举行的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讲话；在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上讲话。
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游艺大会上讲话。
复电第2集团军司令，向攻克伊热夫斯克的英勇的红军部队致敬，并向他们祝贺十月革命一周年。
11月8日
在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
在中部各省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讲话。
11月10日
得到德国爆发革命的消息后，给奥廖尔省和库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和党的委员会发加急密电，请他们把这一消息尽快通知在乌克兰的德国士兵。
在得到关于德国革命的进一步的消息后，签署《从莫斯科发出的通电》，并起草《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及全国人民的电报》。
写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
在哈莫夫尼基区十月革命工人俱乐部开幕典礼上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
11月10日以后
写《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附录二：《王德威尔得论国家的新书》。
11月11日
在大剧院举行的莫斯科共产党员晚会上发表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向到会同志报告德国发生的革命事件。会议讨论关于给海军人民委员部拨款组织伊若拉工厂和奥布霍夫工厂生产等问题。
函请在维也纳战俘事务委员会的波·索·魏斯布罗德尽一切可能在维也纳找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并给予帮助。还请他设法找回列宁留在波罗宁的私人藏书。
11月12日
同出席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北高加索第11集团军代表А．И．雅柯夫列夫和Ｏ．Ｍ．列辛斯基谈话，向他们询问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情况，答应把他们要求得到军需品的问题提交党中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组织供应的法令草案、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征召医生服役的法令草案、关于给敌占区企业的职工发工资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1月13日
致电俄共（布）乌涅恰（切尔尼戈夫省）组织主席伊万诺夫，感谢德国革命士兵代表、累希奇苏维埃、乌涅恰党组织和博贡团团长尼·亚·邵尔斯的祝贺，希望德国革命士兵参加解放乌克兰的战斗。
致电俄共（布）奥廖尔省委员会，指示他们把刚收到的德国革命士兵从乌涅恰村发来的贺电告知同乌克兰交界的一切边防据点，并吁请德国革命士兵支援解放乌克兰的战争。
11月14日
由列宁和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签署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废除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决定在《真理报》第246号上公布。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介绍当前的国际形势。会议讨论给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拨款5亿卢布的问题以及给工商业人民委员部拨款1亿卢布进口生活必需品等问题。
11月15日
电请在谢尔普霍夫的约·约·瓦采季斯总司令批准中央敌占区共产党组织常务局提出的关于组建波兰突击营和立陶宛突击营的方案。
11月16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莫斯科到站列车卸货的报告时，写便条给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波·加米涅夫，指示他动员一切人力卸车。会议还讨论了关于1918年7月—12月预算的法令草案、关于纸张分配和压缩报纸发行量的报告以及关于拨款给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开办前线红军战士供应商店等问题。
11月18日
接见信用合作社工作者——莫斯科人民（合作）银行股东非常代表大会代表团。
11月19日
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看了人民银行北方区域办事处政委兼主任关于隆重庆祝私人银行国有化法令颁布一周年的建议，批复总行政委兼行长格·列·皮达可夫，指示不要搞庆祝活动，应当用合作银行同国家银行合并的实际行动来庆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儿童保育院仍归该部管理的法令草案时，写《人民委员会关于儿童保育院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私营商业收归地方公有和国有的问题、为节约纸张而停办一些报纸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写《对组织居民供应工作的法令草案的补充》。
11月20日
写《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一文。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普列斯尼亚区委员会组织的向党的领袖和政府首脑列宁致敬的大会上讲话。
11月20日以后
听取米·谢·克德罗夫关于莫斯科铁路枢纽站卸货情况的报告。
11月2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提出对组织居民供应工作的法令草案的补充；修改关于批准革命军事委员会支出5000万卢布用于因立陶宛、白俄罗斯和波兰军事局势危急而采取的应急措施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保障红军的汽车运输的措施、关于邮电服务的法令草案等问题。
11月23日
同两名印度穆斯林革命流亡者的代表谈话，他们带来了印度人民给苏维埃俄国的贺信。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中央战俘和难民事务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关于在已收复地区恢复粮食工作的决定草案、关于苏维埃共和国节假日的法令草案、关于改组俄国保险业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1月24日
在莫斯科铁路枢纽站群众大会上讲话。
在庆祝“红色军官日”群众大会上讲话。
不早于11月24日
接见莫斯科苏维埃粮食局共产党党团代表。
11月26日
在莫斯科中央工人合作社代表会议上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成立最高电信委员会的问题，关于确认科学著作、文学著作、音乐作品和美术作品为国家财富的法令，关于征收的通则，关于实现100亿税收等问题。
11月27日
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作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以及关于这个报告的总结发言。
11月28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军队卫生工作状况问题时，翻阅关于各后送站的床位数的统计材料并在上面作计算和记号。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宣布铁路实施戒严、关于军事当局干预征购工作等问题。
11月29日
签署分别打给下诺夫哥罗德省粮食局、省军事委员会和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电报，指示供应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粮食和建筑材料。
通过直达电报同奥廖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俄共（布）奥廖尔省委员会主席波·米·沃林谈话，就如何对待在戈梅利举行的乌克兰德军士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作指示。
修改并签署给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的电报。
11月30日
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成立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决定。
同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张永奎和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Ａ．Ｈ．沃涅先斯基谈话。
不早于11月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2版由共产党人出版社出版。
12月1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写《关于国防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安排》。在讨论运输问题和燃料问题时，会议决定成立由列宁主持的两个相应的专门委员会。会议还讨论了粮食问题、关于动员技术力量问题、关于最高军事检查院等问题。
12月2日
出席研究全俄信贷工作者工会同俄罗斯联邦人民银行工作者工会相互关系问题和召开全俄银行职员第一次代表大会问题的讨论会。
主持国防委员会燃料委员会会议，就会上讨论的各种问题作了笔记并开列采购燃料的具体措施，写组织问题和木柴采伐问题的决定草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成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国际宣传部、关于节假日、关于合作人民银行国有化和给合作社贷款等项法令草案，还讨论了外国银行国有化等问题。
12月3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所设的实际监督问题委员会会议，在讨论时发言并写《关于利用国家监察工作的决定草案》。
主持国防委员会所设的运输部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问题委员会会议，写《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的建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部商船划归水运总管理局管辖问题、关于出版解释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的通俗读物问题、关于大克里姆林宫改为博物馆问题、关于地方苏维埃经费和开支的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2月4日
给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扎·梅·塞拉蒂写贺信，希望意大利以及协约国其他国家很快发生无产阶级革命。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写《关于加快粮食收购进度和增加粮食收购数量的建议草稿》。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图拉弹药制造厂和枪械制造厂实行三班制、关于增加工人口粮、关于切实监督前线弹药消耗的措施、关于征召一切适合担任红军指挥职务的人员入伍等问题。
12月5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弹药委员会会议，并在会上几次发言，记录图拉弹药制造厂的情况，提出增加生产的措施和具体的生产计划。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建立工人粮食检查机关的条例》时，草拟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并对《条例》草案提出意见。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方面军所辖集团军司令、关于方面军司令、关于全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等项条例草案、关于取消进口食品的关税的法令、关于工业调查以及其他问题。
不晚于12月6日
写《对俄共（布）中央关于召开全俄银行职员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的意见》。
12月7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建议指定一位特派记者报道人民委员会的活动。会议讨论关于动员前军官参加红军的法令草案、关于承认爱斯兰苏维埃共和国独立等问题。
12月8日
在莫斯科全省苏维埃、贫苦农民委员会和俄共（布）区委员会代表大会上讲话。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介绍莫斯科区域粮食委员会霍登卡仓库的检查情况；写关于新编的10个师的制服、装备和粮食供应问题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保障图拉各工厂粮食供应和关于动员居民采运木柴等问题，以及关于反对本位主义和拖拉作风的决定草案。
12月9日
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12月10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所设的实际监督问题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执行该委员会12月3日决定的报告时三次发言。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介绍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执行委员会12月2日关于该省严重缺粮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批准莫斯科工人组织单独采购非定量食品、关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代表参加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关于拨出经费用以对协约国军队被俘人员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等问题，以及关于动员识字的人和组织宣传苏维埃制度的法令草案。
12月11日
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将一本载有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执行法律的决定的小册子寄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请他拟一个书名，并要求尽快出版。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介绍监督检查小组成员委任状的格式和改进粮食工作的紧急措施。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整顿铁路运输，关于铁路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关于泥炭工人、煤矿工人、铁路工人以及伐木工人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等问题。
12月12日
写《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稿》。
写《俄共（布）中央关于党证填写问题的决定草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制定客运统一票价和关于实施百亿特别捐和实物税法令的报告时发言，并起草关于后一问题的决定。
12月13日
致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告诉他彼尔姆局势危急，建议派兵增援并向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说明：守住为乌拉尔工厂和铁路供应煤炭的基济尔区十分重要。
12月14日
同工商业职员工会代表谈商业地方公有问题。
在普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取消马铃薯固定价格问题时，两次发言；写关于给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拨款问题的建议。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各城市苏维埃和工业企业办农场等问题。
12月15日
同《真理报》主编尼·伊·布哈林谈话。布哈林告诉列宁，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玛·亚·斯皮里多诺娃在进行反苏维埃政权、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铁路和粮仓所存粮食、关于政治鼓动和向新编各师派政治委员、关于辛比尔斯克弹药制造厂和索尔莫沃弹药制造厂的报告、关于石油分配等问题。
12月16日
看了雅罗斯拉夫尔省柳比姆斯克县布季洛沃村农民控告当地贫苦农民委员会主席没收他们的口粮和种子的电报后，写便条指示内务人民委员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严加查处。
12月17日以前
补写《国家与革命》第2章第3节《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12月17日
写《国家与革命》第2版序言。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局会议。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问题和党纲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西伯利亚的工作，关于工会代表大会等问题。
把《国家与革命》第2版增补的部分寄给芬兰共产党代表Ｏ．Ｓ．普凯供该书芬兰文版用。
12月17日和18日之间
写《悼念普罗相同志》一文。
不晚于12月18日
听取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约·伊·霍多罗夫斯基关于前线局势的报告，然后通过直达电报请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派兵增援南线。
12月18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在讨论根据国家财力确定军队员额问题时发言；在讨论全俄疏散委员会就登记军用物资问题的声明时，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并两次发言；就红军供应非常委员会主席列·波·克拉辛关于索尔莫沃工厂的报告发言。会议还讨论了南方面军医疗卫生状况、关于给军队提供马匹和营房的法令草案、关于军械修理厂、关于石油分配、关于在察里津修建大型火炮厂等问题。
12月19日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军事监督、关于前线政治工作、关于成立军事检查机构、关于前线共产党员的工作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登记和动员俄罗斯联邦技术人员的法令草案、关于规定某些地区缴纳实物税的优待办法以及财政人民委员部所属各部门会商统一出纳工作等问题。
12月21日
致函财政人民委员尼·尼·克列斯廷斯基，指示务必查出人民银行莫斯科办事处拖延支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林业委员会款项的罪犯并送交法庭审判。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会同中央统计局拟订的关于公布国家经常性工业统计的条例发言。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承认爱斯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不晚于12月22日
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由共产党人出版社出版。
12月22日
为纪念1905年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十三周年而写的《告红色普列斯尼亚工人书》发表在《公社战士报》第63号上，1919年12月24日《贫苦农民报》第222号发表该文时用的标题是《普列斯尼亚工人的壮举》。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关于铁路沿线粮食积存数量的报告时发言，并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写关于铁路工人制服问题的决议草稿。会议还讨论了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列·波·克拉辛关于辛比尔斯克和伊热夫斯克各工厂以及图拉工厂实行三班制情况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12月23日
写《论“民主”和专政》一文。
签署给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的电报，电报询问巴拉绍夫地区的战况、收复奥伦堡的命令没有执行的原因以及为增援彼尔姆地区红军部队所采取的措施。
12月2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撤销私人土地银行、关于保障红军家属生活两项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2月25日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收到特维尔省特维尔县佩尔维京斯卡亚乡女教师Ｂ．Ｃ．伊万诺娃揭发混入该乡贫苦农民委员会的黑帮分子横行霸道的控告信后，致函特维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德·亚·布拉托夫，责成他查清这一案件，并尽快报告结果。
致电北方区域公社委员会，命令它立即制止违反人民委员会1918年11月21日关于组织供应工作的法令的做法，恢复被停业和收归国有的合作社，归还其商品，并把它们纳入分配网。
同俄共（布）萨马拉省梅列克斯县委员会派出的驻北方铁路全权代表Ｍ．Ａ．韦里亚斯金谈抢运梅列克斯各集粮站和伏尔加—布古利马铁路各车站积压的粮食问题。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宣读南方面军驻铁路特派员米·康·弗拉基米罗夫请求指示地方苏维埃派工人清扫铁路积雪的电报；就铁路部门实行计件工资问题发言。会议还讨论了红军军事卫生总局关于医用物资列车运营和支前医生人数的报告、军械总部关于供应红军火炮的报告、关于调整军事部门与铁路部门的相互关系问题、对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1918年12月23日来电的答复以及其他问题。
12月25日和28日之间
同德国斯巴达克联盟中央委员会成员爱德华·富克斯谈话。富克斯向列宁介绍德国形势并转交了罗莎·卢森堡的一封短信。
12月26日
同作家А．И．库普林和记者О．Л．列昂尼多夫谈话，他们建议为农民办一种报纸。
致电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罗德尼基市执行委员会，命令查处征用前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彼·伊·苏尔科夫私人藏书一事。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准许“统一军人合作社”所属单位采购非定量食品、成立林业总委员会和出口木材问题时发言；对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林业总委员会的决定草案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纺织工业委员会的报告等问题。
12月27日
致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赶快起草关于联欢的指令，尤其要鼓励在北方战线进行联欢。
12月27日或28日
就筹建第三国际（共产国际）问题写信给格·瓦·契切林。
12月28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征召医务人员服役、关于把药房收归国有的法令草案、关于征收特别税、关于筹备贫苦农民委员会代表大会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会上，列宁同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就向彼得格勒和弗拉基米尔省维亚兹尼基运粮问题交换便条。
电告弗拉基米尔省维亚兹尼基尤扎工厂管理处，粮食人民委员部已下令给维亚兹尼基分配点发运粮食，建议他们去下诺夫哥罗德协助装运。
12月29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军事运输计划和粮食运输计划、关于增援东线、关于减免红军家属特别税、关于海军所属各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关于必须提高伏尔加—布古利马铁路运输能力、关于奥赫塔炸药制造厂粮食供应等问题。
12月30日
同罗德尼基市代表安·尼·普罗科菲耶夫谈彼·伊·苏尔科夫藏书问题，让他持信去找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司，列宁在信中请该司帮助罗德尼基的同志们扩充图书馆。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副财政人民委员德·彼·博哥列波夫关于财经政策的报告、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维·斯大林关于向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提供贷款的报告。
12月31日
接见受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委托把一列车食糖运到莫斯科的Г．и．丘马克。
12月底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扩大会议上谈工会的任务问题。
12月
同维·阿·卡尔宾斯基、尼·伊·布哈林、恩·奥新斯基、列·谢·索斯诺夫斯基、波·米·沃林讨论出版通俗读物问题；写《关于编写工农读物的指示》。
主持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会议。
12月—1919年1月上半月
写《论工会的任务》一文。
1918年下半年或1919年
作关于油页岩的笔记。
1918年底或1919年初
读亚·伊·托多尔斯基的《持枪扶犁的一年》一书；利用该书中的材料写《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一文。
1919年
1月2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俄铁路运输工会理事会反对铁路部门实行计件工资制和奖励制、关于允许博罗维煤矿工人购买非定量食品、关于在阿斯特拉罕建立国防委员会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把图书馆工作问题提交会议讨论；写关于采购亚麻问题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给红军家属发放生活补贴和提供住房的办法、关于资助乌克兰和乌法省的工业、关于专家的劳动报酬等问题。
1月3日
签署给阿斯特拉罕省执行委员会、市执行委员会和省党委会的复电，电中指出没有必要建立地方国防委员会。
致电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建议把对克拉斯诺夫军队的总攻进行到底。
1月3日和17日之间
写《关于援助哈尔科夫的意见》。
1月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因宗教信仰免服兵役的法令草案、国家经常性工业统计条例草案、关于给国有企业附属学校和社会教育机构调拨经费等问题。
1月6日
同工人团体派往雅罗斯拉夫尔省罗斯托夫采购非定量食品人员的代表и．ф．杰尔古诺夫通电话，并让他去找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列宁写便条请斯维杰尔斯基予以接待。
通过直达电报同乌克兰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费·安·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谈有关南方面军司令的人选问题和哈尔科夫机车车辆制造厂实行三班制生产问题。
致电辛比尔斯克省粮食人民委员，命令他采取紧急措施援助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挨饿的工人。
1月8日
将约·维·斯大林和费·埃·捷尔任斯基的来信批转总司令。来信谈了增援彼尔姆附近的第3集团军的措施，列宁在批示中以中央委员会名义要求军事主管部门遵照执行。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军事电信状况、关于巡查队、关于开办炮兵训练班和动员原炮兵军官、关于同合作社签订粮食采购合同等问题。
1月9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拨款给里海—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应特需问题和关于用商品换购亚麻的报告等问题。
1月10日
致电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指示改组彼得格勒的国家机关。
1月11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向各产粮省收集粮食和饲料的法令草案、关于特别税问题，以及关于同几个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等问题。
1月12日
致电梁赞省执行委员会，询问对国家监察机关查出的一些公共食堂的投机活动采取了哪些措施。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红军军事卫生总局的报告、关于伊热夫斯克工厂和沃特金斯克工厂的情况、关于军队供应问题、关于伯朝拉边疆区的情况和向那里派遣考察队等问题。
写《给欧美工人的信》（前一部分）。
1月13日
致电正在彼得格勒的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司司长А．П．库德里亚夫采夫，指示他妥善保管彼·伯·司徒卢威的藏书，将其中特别珍贵的图书交给公共图书馆，其余部分留在工学院。
1月14日
看了约·维·斯大林和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第3集团军放弃彼尔姆原因的初步调查简报》后，责成他们二人就地领导实施简报中提出的关于扭转第3集团军防区局势的措施。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图书馆工作、关于调整军事部门后方机关的工资标准和规定其他某些部门的平均工资标准等问题。
1月16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委托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在工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工会运动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白俄罗斯问题、运输问题、乡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问题、党的乌拉尔区域委员会问题以及成立俄共（布）中央组织局等问题。
同阿斯特拉罕省执行委员会代表Ｈ．Ｈ．波德亚波里斯基谈设立国家自然保护区等问题，并建议他起草自然保护法令。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专家劳动报酬问题时发言。会议还讨论了给糖业总委员会拨款用以调运乌克兰食糖问题、压缩各人民委员部预算开支问题等。
1月17日以前
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谈粮食政策问题。
不晚于1月17日
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粮食政策的决议草案，并委托列宁将这份决议草案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讨论。
1月17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讲话。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电信状况、关于整顿军用物资运输、关于保证铁路所需燃料等问题。
1月18日
先后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和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签署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命令：在收到对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控告后应立即汇报，书面控告应于24小时内汇报，口头控告应于48小时内汇报；办公厅对这类控告应登记，并认真检查人民委员会主席就这些控告所作批示的执行情况。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实行统一出纳制度以及各苏维埃机关之间结算办法的决定的补充、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军需总部关于供应红军战士非定量食品的报告、关于各国营机械制造厂现有燃料和粮食的状况以及其他问题。
1月19日
在莫斯科抗议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群众大会上讲话。
去索科利尼基林业学校看望在那里休息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途中遭到强盗拦劫，安全脱身。
晚上出席索科利尼基林业学校举行的晚会。
1月20日
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1月21日
写完《给欧美工人的信》。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1919—1920年的铁路计划、关于采购粮食制品的法令草案、关于统一各部门专家的工资标准等问题。
1月22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建立军用电信特别管理机关、关于调派首都工人支援伊热夫斯克工厂和沃特金斯克工厂、关于整顿军用物资运输、关于军事训练情况等问题，列宁记下了会议就这些问题作出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巡查队、关于东线铁路破坏情况、关于彼得格勒各工厂燃料状况、关于国营“输电”发电站、关于泥炭开采企业粮食供应等问题。
1月23日
致函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卡·伊·兰德尔，责成他检查人民委员会1919年1月18日关于各国营机械制造厂燃料状况和粮食状况的决定的执行情况。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各苏维埃机关和企业之间结算办法的法令草案、关于各国营机械制造厂的燃料状况和粮食状况等问题。
1月23日和2月4日之间
得知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倡议在普林杰沃群岛召开俄国境内现有各方政府代表会议后，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讨论这个问题，主张致函协约国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议。
1月24日以前
指导国际共产主义党派和左派社会党代表会议；同与会者一起修改并签署题为《迎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呼吁书。
1月24日
在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上讲话。
电告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威尔逊建议召开俄国各方政府代表会议，指示托洛茨基竭尽全力在一个月内收复罗斯托夫、车列雅宾斯克和鄂木斯克。
1月25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介绍运煤列车压车情况和合作社情况。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向外国公民征收一次性特别税的决定草案、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就装运东线地区粮食问题提出的建议、关于成立保卫儿童委员会的法令草案、关于统计农艺人才和动员农业专家等问题。
1月25日以后
看到罗斯塔社1919年1月25日《战报》公布了不应公布的某些战线的情况，写信质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为什么把这些材料捅出去，保守军事秘密有没有保证。
1月26日
写呼吁书《大家都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
1月27日
致电萨马拉省执行委员会，要求报告逮捕原萨马拉市长、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亚·米·斯米尔诺夫的原因，并查证此人表示愿意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而反对高尔察克的声明。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表彰日产步枪达到1000支的伊热夫斯克工厂工人的问题、燃料问题、派人去哈尔科夫参加机车制造厂开工问题、谢尔普霍夫严重缺粮问题、乌克兰存粮情况、南线铁路状况，以及为军队采购制服等问题。
签署国防委员会给伊热夫斯克工厂工人的感谢电。
1月28日
批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卡·伊·兰德尔派人调查莫斯科粮食委员会有领货单却不能及时领到供应居民的食品一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合作社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防治斑疹伤寒、关于扩大播种面积两项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1月29日
致函历史学家、孟什维克尼·亚·罗日柯夫，谈俄国知识分子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方面的任务。
1月30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工作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编辑通俗读物的报告、关于成立保卫儿童委员会的法令草案、关于莫斯科枢纽站卸车等问题。
1月31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在讨论水运总管理局关于春航准备工作和船舶修理的报告时起草有关决定。会议还讨论了派首都工人支援伊热夫斯克工厂和沃特金斯克工厂、调运萨马拉省粮食委员会采购的粮食等问题。
1月
写《对土地共耕条例草案的意见》。
1月—2月
写便条给工商业人民委员列·波·克拉辛，要他积极推行同波兰建立贸易关系和文化联系的政策。
2月2日
写《关于从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供应和分配过渡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供应和分配的措施》。
致函弗·巴·米柳亭、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和德·伊·库尔斯基，要求查处莫斯科人民银行领导人进行投机倒把、获取50车皮食糖一事。
2月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北方大铁路修建工程租让问题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提高工资、关于建立保卫儿童委员会、关于撤销原私人铁路管理机构三项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2月4日—5日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肃反委员会、关于全俄总司令部的工作、关于出版社联合、关于成立改组监察机关的工作委员会等问题。
2月5日
同法国《时报》记者路易·诺多谈话，表示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调整经济关系，还谈到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等问题。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成立专门的军用电信管理机关、关于泥炭开采企业的粮食供应等问题。
2月6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提高工资的法令草案时发言。会议还讨论了摊派100亿税款等问题。
不晚于2月8日
写《致教育人民委员部》一信。
2月8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对人民委员会1919年1月21日关于采购食品的法令的补充决定草案、关于国营机械制造厂联合公司粮食供应、关于机车修理等问题。
致函俄共（布）法国组成员雅·沙杜尔，感谢他寄赠《苏维埃共和国万岁！》一书。
2月10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合理使用卫生列车、关于收集亚麻、关于水运总管理局、关于金属分配、关于铁路燃料状况、关于从萨拉托夫调运棉花、关于派彼得格勒工人到伊热夫斯克工厂等问题。
2月10日—14日之间
领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审订《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草案而选出的专门委员会，并在该委员会作报告。
2月13日
写便条给内务人民委员格·伊·彼得罗夫斯基，责成他调查库尔斯克省党政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和该省党组织软弱无力的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把农场拨给工业企业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成立莫斯科铁路系统统一卸货机构等问题。
不晚于2月14日
同红军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谈第2集团军撤走后的东线局势。
2月14日
写《对一个农民的询问的答复》一文。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询问第2集团军撤走后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粮食工作情况。
2月14日和22日之间
同英国记者阿瑟·兰塞姆谈英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和前景，以及苏维埃的国际意义等问题。
2月15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征召原高等军事院校师生服役、关于供应铁路燃料、关于给参加修复桥梁和其他铁路工程的工人保留原职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报告关于城市企业、苏维埃、工会等机构办国营农场的法令草案，对草案作修改。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全俄铁路修复委员会条例等问题。
2月17日
致函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要他采取果断措施采购霍皮奥尔和乌斯基梅德韦杰茨地区的粮食。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写关于采购和调运乌克兰的粮食和煤炭的决定要点。会议还讨论了布良斯克区粮荒问题、在红军建军节给红军战士发双份口粮问题，以及修复卡利特瓦河的桥梁等问题。
2月18日
打电话给邮电人民委员瓦·尼·波德别尔斯基，查问莫斯科新电台不能用的原因，并写便条将结果告诉格·瓦·契切林。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建立乌克兰的统计问题、防治斑疹伤寒问题、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局技术人员管理处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2月19日
为外交人民委员代拟给德国外交部的无线电报稿。
写《对俄共（布）中央关于在乌克兰实行余粮收集制的决定草案的意见》。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古谢夫，赞同他同巴什基尔政府代表谈判时所持的立场。
2月20日
接见挪威社会党人米·蓬泰尔沃尔德和埃·斯坦格，同他们谈俄国国内战争各战场的局势、各阶层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以及阶级斗争的规律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改组和集中管理苏维埃俄国汽车业的法令执行情况以及关于工业拨款的条例草案等问题。
2月22日
起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查封破坏国防的孟什维克报纸的决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肥皂生产情况的报告、耕地委员会条例草案、为庆祝红军建军一周年特赦某几类被判刑红军战士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2月23日以前
从事俄共（布）党纲的起草工作，写《俄共党纲草案初稿》，起草党纲有关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国民教育方面的条文以及经济部分和土地问题的条文；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写《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
2月23日—25日
主持俄共（布）党纲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把《俄共纲领草案初稿》改写成《俄共（布尔什维克）纲领草案》（草案的一般理论部分）；写党纲中民族关系方面的条文草案，并修改尼·伊·布哈林的草案；修改自己起草的有关宗教关系方面的条文；写党纲中军事方面的条文的引言；修改自己起草的经济部分和关于土地问题的条文。
2月24日
接见来莫斯科要求按纺织业口粮标准发给口粮的达尼洛夫纺织厂代表。列宁向代表们说明，这个问题是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的，因此无论是人民委员会，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都无权改变这个决定。为此还给他们开具证明。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享受红军口粮的法令草案、关于机车修理、关于摩尔曼斯克铁路、关于机车乘务组和铁路工厂工人的口粮标准与红军战士持平、关于选调专家组建铁道兵、关于彼得格勒古图耶夫斯基海关等问题。
2月26日以前
同弗拉基米尔省苏多格达县米林诺夫乡农民伊万诺夫谈话。
2月26日
委托и．л．洛伦茨在克里姆林宫安排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食宿。
2月27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余粮收集问题、《1919年休假暂行条例》草案、关于增加红军指战员薪金和关于对待工人合作社的态度两项法令草案、关于工人征粮队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2月28日
同交通人民委员弗·伊·涅夫斯基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磋商，起草国防委员会关于协调全俄肃反委员会、铁路肃反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决定。磋商后写信给国防委员会各委员，请他们会签磋商后达成的协议，以便立即付诸实施。
2月下半月
写《关于德国独立宣言》一文（未写完）。
2月
写《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议程草稿》、《对〈第三国际基本原则〉提纲的意见》和《新党纲的特点》。
接见弗拉基米尔省维亚兹尼基县尤扎村布尔什维克组织代表博尔佐夫，同他谈尤扎纺织厂的情况，并答应帮助他解决粮食问题。
同在莫斯科的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全权代表谢·瓦·马雷舍夫谈伏尔加河流域局势、采购粮食情况和农民情绪等问题。
2月底—3月1日或2日
写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几个草稿，并完成了提纲的定稿。
3月初
同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刘泽荣谈话。
3月1日
主持有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参加的预备会议。
3月2日以前
同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德国共产党代表胡戈·埃贝莱因谈话，询问德国共产党的情况。
对格·叶·季诺维也夫将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共产国际的报告提纲提出书面意见。
3月2日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列宁致开幕词，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主持第一次会议。
3月2日和6日之间
到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住处看望各国代表，同他们谈农民问题及其他问题。请各位代表写一材料，说明本国土地问题的现状。
3月3日
主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伏尔加河各渡口状况、编组运煤运粮直达列车、征召军需学院毕业的前军官和官员服役、同逃跑现象作斗争以及第11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严重缺粮等问题。
3月3日或4日
起草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
3月4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为人民委员会关于耕地委员会的报告的决定草案补写第4条和第5条。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在前线地区采购粮食、饲料和生活必需品的决定草案，关于给国营企业拨款和解除国营企业义务、关于建立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法令，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中央电工技术委员会、关于摊派亚麻交售义务等问题。
主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宣读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作报告；列宁投票赞成批准第三国际的纲领和正式成立共产国际，签署关于解散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并将其文件移交给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声明。
参加审订《共产国际告全世界无产者宣言》。
3月4日和24日之间
读波兰社会党中央工作委员会1919年3月4日给俄共（布）中央的信。信中阐述了社会民主党在苏维埃俄国和波兰共和国相互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并希望在有争议的地区用公民投票来解决边界问题。列宁在信上写了自己的意见，建议给波兰政府发照会，说明苏维埃政府完全同意并且想通过劳动者的投票来解决边界问题，愿意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协议，同意在一些细节上作让步。
3月5日
写《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一文。
主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3月6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自3月15日起暂停客运问题、重新审议莫斯科粮食委员会关于统一分配机关的决议问题。
主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致闭幕词。
受俄共（布）代表团委托在《共产国际告全世界无产者宣言》上签字。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讲话。
3月7日以前
写关于消费公社的提纲。
3月7日
同英国记者阿瑟·兰塞姆谈话，说明苏维埃政府向协约国提出的和平建议、资本主义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和苏维埃俄国的形势。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合作社问题；决定以列宁写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提纲为基础起草法令。
3月8日
在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妇幼保健司鼓动员训练班讲话。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写关于暂停客运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对关于改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草案的意见，并就这个问题给斯大林写便条。会议还讨论了分配纸张的决定草案。
3月8日和12日之间
参加拟订《美国政府代表布利特和苏俄政府共同制定的和平建议草案》。接见威·布利特，谈由他带来的美国政府和协约国政府关于停止俄国内战的建议。
3月10日
主持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铁路工人粮食供应问题、关于克服铁路军运工作中双重领导的问题、关于在采运燃料方面实行劳动义务制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审判逃兵的特别军事法庭等问题。制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审判逃兵的特别军事法庭等问题。
不晚于3月11日
同劳动人民委员瓦·弗·施米特谈专家工资问题。
多次出席党中央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劳动人民委员瓦·弗·施米特共同商讨成立农业工会问题的会议。
3月11日
出席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局会议。会议讨论乌克兰的粮食政策问题。
接见随运粮列车到莫斯科的维亚特卡省萨拉普尔县农民代表团，请他们转达对萨拉普尔农民的谢意，然后让他们持信去见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波·加米涅夫。列宁在信中赞扬萨拉普尔县运来4万普特粮食是出色的功勋。
晚上，乘火车去彼得格勒参加姐夫马·季·叶利扎罗夫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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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材料（1919年2—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材料
（1919年2—3月）
1
议程草稿
（2月）
国际联盟宪兵。
各国党的报告
成立第三国际
纲领问题
（α）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
（β）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态度
（γ）剥夺和社会化
策略问题
（δ）对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
（ε）Маз.кр.［注：这两个词的意思弄不清楚。——俄文版编者注］
对其他政党的态度
组织问题。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501页
2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几个草稿
［注：提纲见本卷第485—495页。——编者注］
（2月底—3月初）
1．主要的“论据”：这是什么东西？
2．非阶级的提法。
3．历史教导说：从来就有专政。
4．压迫机器。
脑子里还是通常的发展路线和发展速度。
不理解（或“象征性地”理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器。
“规律”：民主愈多，不可调和的敌对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一旦尖锐起来，就愈可能发生大暴行或国内战争（克伦斯基时期的俄国……瑞士——罢工和示威游行；美国对黑人、对国际主义者；1919年1月的……德国）。
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两个最重要的口号，是典型：它们的实际状况。
“平等”……被剥削者同剥削者的。
“自由”……剥削者的。
曲折发展的具体表现，
经济危机
群众破产
资产阶级大发横财
帝国主义者肆意进行侵略和掠夺
威廉二世被彻底揭露和目前的协约国
四年战争中风气的变化
变得野蛮、残暴：一切都使用暴力
技术的奇迹：为了什么？尸积如山。
危机的重担：谁承担。
在资产阶级独裁的条件下投票表决
让全体表决者“理解”，还是墨守成规？
“代表和镇压”！
资产阶级行政机构。
总结＝资产阶级专政，
[它被伪善地用全民族的口号掩盖起来
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劳动群众的民主……
—→占大多数的“人民”……
1．民主共和国＝镇压的机器。
2．代表和镇压。
3．脱离群众。
4．资产阶级的机构。
5．集会“自由”（剥削者的自由）。
6．“平等”……出版（剥削者的）。
补6：战前的民主和国内战争。
7．扩大＝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用它偷换社会主义。
8．革命＝尖锐化的阶级斗争。
9．战争及其后果。
10．1919年1月的德国。
载于1958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4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39—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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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援助哈尔科夫的意见（1919年1月3日和17日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援助哈尔科夫的意见[224]
（1919年1月3日和17日之间）
（1）给哈尔科夫尽可能多送些钱。
（2）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用最快速度运去纺织品及其他……
（3）在哈尔科夫建立一个中心……
派人
要组织者，即使只有几名，——要熟悉粮食业务的[225]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95页
注释：
[224]列宁的意见是在哈尔科夫苏维埃政权恢复时写的。
1919年1月3日，苏维埃军队从佩特留拉分子手中解放了哈尔科夫。——533。
[225]给哈尔科夫派工作人员的问题，由国防委员会1919年1月17日和27日的会议进行了讨论。——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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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弹药委员会会议上作的笔记（1918年12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弹药委员会会议上作的笔记[223]
（1918年12月5日）
1918年12月5日弹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图拉弹药厂。
提高生产率的措施：
新的管理处。
奖励。
三班作业（＋2000人）。
摆脱劳动介绍所（图拉的）。
增加设备（从彼得格勒余下的设备中拨出）。
生产计算和统计：每周一次。
外国样品。
怎样集中俄国的高度熟练工人？
从国外招聘专家。
给科学技术局的任务。
建立正确的逐周生产计算制。
每个工人的弹药日产量：
1916年∶240
1918年∶225
工厂生产率
1916年最高产量：3500万
1918年：12月—1600万—1800万—2000万（可能达到2500万—2700万）
1919年：1月——1600万—2000万
2月——1800万—2500万
3月——2000万—2700万
4月——2200万—2900万
5月——2500万—3100万
6月——2800万—3300万
7月——3500万
一两个月后实行三班作业。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94—495页
注释：
[223]1918年12月4日，国防委员会讨论关于图拉弹药厂和兵工厂实行三班作业问题时，认为必须由专门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专门委员会于12月5日开会，出席的有列宁、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列·波·克拉辛、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军械总部和图拉弹药厂的代表等共17人。专门委员会通过了几项与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决定；列宁在这里收载的笔记中提出的措施在这些决定中得到了反映。——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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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的提纲（1918年11月5日或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的提纲
［注：讲话见本卷第136—149页。——编者注］
（1918年11月5日或6日）
1
（1）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生产。
（2）从全体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到无产阶级在农村中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斗争。
（3）从没有防御能力到有了红军。
（4）从孤立无援到有了一些通过革命建立的共和国。
总结＝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和宪法）
“统治阶级”
2
1．十月革命的意义：
在此以前：帝国主义
——欺骗群众
用小资产阶级的冒牌社会主义掩盖这一欺骗。
2．帝国主义战争中断（公布秘密条约），无产阶级政权。
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它的艰难发展：
一切帝国主义者、一切资产阶级——俄国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抗。
工人阶级的成长。
3．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
4．从全体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到突出农村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
5．从没有防御能力到有了军队（红军）……
6．从苏维埃组织开始独立迈步到它在全国范围内的巩固，到苏维埃宪法。
7．从孤立无援到已开始的革命的国际联合……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33—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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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材料（1918年10月21日或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材料
［注：联席会议文献见本卷第114—129页。——编者注］
（1918年10月21日或22日）
1
报告提纲
1．（α）从来没有这样接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β）——处境也从来没有这样危险。
2．关于（α）保加利亚
奥地利
德国[216]
巴黎2000人的群众大会（和在代表大会上宣读沙杜尔的信[217]）
英国的几个党[218]
西班牙的祝贺[219]。
3．关于（β）：“喘息时机”结束。
没有两股势力——是一股势力。[220]
德国资产阶级摇摆不定，不过，我认为主要的方针是同协约国达成反对我们的协议……
在乌克兰的计划……撤退是为了英国人……
＋各被占领国的资产阶级……
4．我们更加强大了——
欧洲资产阶级的反抗也更激烈了。
5．经过达达尼尔海峡和经过罗马尼亚。南方。
补5：特别是乌克兰。
6．红军中的转变——整个生活转变的征兆。
7．扩充十倍[221]……以便冬天就为夏天作好准备。
2
决议草案草稿
1．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加剧了国际资产阶级及其首领——协约国的反革命抵抗……
2．德国力争同协约国直接达成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对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协议，如果一时不能直接达成协议，德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就企图通过以反对布尔什维克来为协约国效劳和向他们讨好的行动，间接地（和非正式地）实现协议。
＋还有各被占领地区的资产阶级
3．这种特殊情况加重了苏维埃政权的危险；协约国经过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或者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侵犯俄国南方的可能性已经显露出来了（并且显露得很清楚了），他们大概是打算在英国军队到达时，才让乌克兰的德国军队撤走（根据同德国资产阶级直接达成的协议或默契），以阻止乌克兰工农的不可避免的胜利，阻止乌克兰工农政府的建立。
4．由于这种情况，由于国际帝国主义两个交战集团的（哪怕是实力接近的）均势已不复存在，苏维埃政权必须倍加努力扩大军队和加强军备。这件事应当提到首位。
5．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通过无产阶级分子（和半无产阶级分子）的团结，才可以做到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军队中的转变为此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一切无产阶级组织和贫苦农民的组织，一切苏维埃机关和一切力量都应该再一次加紧动员起来去实现这一目的。
6．意识到了俄国苏维埃政权在唤起西欧工人群众的同情、声援和支持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就一定能把工作做好，坚持下去，直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
＋乌克兰的任务。[222]
载于1962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29—532页
注释：
[216]列宁在报告中对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作了评述（见本卷第115—116页）。——525。
[217]关于雅·沙杜尔的信，见注60。——525。
[218]指英国的三个社会党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态度（见本卷第116页），其中两个党（英国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干涉苏维埃俄国。——525。
[219]见注62。——525。
[220]指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以后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协约国的变化。——526。
[221]列宁在报告中谈到必须把红军至少扩充十倍（见本卷第127页）。——526。
[222]列宁写好整个文件后补写在手稿上方的这一点，在报告中也有反映。他在报告中说明乌克兰的情况和德国占领军士兵中革命情绪的增长时，规定了乌克兰共产党员的任务（见本卷第122—124页）。——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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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1918年8月27日或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提纲［注：讲话见本卷第75—78页。——编者注］
（1918年8月27日或28日）
1．世界革命发展过程中一个最紧要的关头。
2．战争使……疲惫不堪和———
使……发财致富……等等，等等。
3．俄国的榜样……
宪法
土地
工厂
4．资本在国内（俄国）
没有力量……在国外……
德国
英国＋法国。
5．（英国＋法国）把已经破损的弦绷得都快断了
奥地利和意大利——革命的前夜
德国——大规模的罢工，军队瓦解，士兵叛变
法国——反对干涉的游行示威
英国——“国内和平”破裂。
6．我们不仅是为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而斗争，而且是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斗争。
7．而在这场斗争中国民教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8．＝这场斗争的一个部分。
9．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人民的教育：
体面的奴仆
机灵的奴才
恭顺的走狗
10．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了使那些被资本主义抛进备受压制、最闭塞无知的行列的人，
——为了使他们自己管理全部工业、全部生产……
11．阶级斗争：怠工……
利用知识的力量作为富人反对劳动者的专利品。
这一怠工（在主要方面）已被粉碎。
12．“到人民中去”……“科学与工人的结合”……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27—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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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粮食固定价格问题的意见（1918年8月5日或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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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粮食固定价格问题的意见[215]
（1918年8月5日或6日）
（δ）减少的周期
（β）提高很多
（α）政治读物和对农民的态度
（γ）最大限度征购非农产品
（ε）最后批准的期限为2—3天。
这次提价明天见报
提高工资
粮食提高为现在的3．5—4倍
粮食为25倍
非农产品为30倍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93—494页
注释：
[215]列宁的意见是在1918年8月5日或6日人民委员会开会讨论亚·德·瞿鲁巴关于提高粮食收购固定价格的报告时写的。列宁的建议在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几项决定中得到了反映。——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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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1918年7月28日或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的提纲
［注：讲话见本卷第1—16页。——编者注］
（1918年7月28日或29日）
一、新粮下来之前——革命的危机时期。
危机的顶点。
二、“军事形势”明确了：
捷克斯洛伐克军（1500万）[214]＋白卫分子地主资本家
摩尔曼
阿列克谢耶夫在季霍列茨卡亚
巴库（达什纳克党人＋英国人）
土耳其斯坦（英国人）。
三、英法帝国主义者的“包围”。
“包围圈”。收买了资产阶级，与之结成联盟。
四、粮食。切断粮源。
五、“富农暴动”。
阶级性质非常清楚：
无产阶级＋贫苦农民
对付富农和资产阶级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摇。
六、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
（辛比尔斯克：农业省）
＋长官们的叛变（如法国大革命中有过的）。
七、然而军事形势起决定作用，
战争（国内的）起决定作用。
全力投入战争！
全力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军。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变和背叛。
八、为了什么而斗争？它关系到什么？
（a）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
（b）恢复战线，拖入帝国主义战争。
捷克斯洛伐克军的战线（1500万卢布）
摩尔曼
阿列克谢耶夫
巴库
a土耳其斯坦。
b阶级状况：富农暴动；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贫苦农民和劳动者
对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谁去吸引。
……粮食……
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长官们的叛变；
c放弃辛比尔斯克（类似的例子在法国大革命中也有过：不应有任何绝望情绪）。
d军事形势。战争的结局起决定作用。
e恢复战线：使全国屈从于帝国主义者。
（α）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
（β）强行拖入帝国主义战争和强迫接受帝国主义的奴役。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25—526页
注释：
[214]指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领袖们从英法两国政府领取的用以组织捷克斯洛伐克军反革命叛乱的经费（见本卷第2页）。——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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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对关于改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草案的意见（1919年3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对关于改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草案的意见[213]
（1919年3月8日）
1
关于改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意见
（1）在中央和地方建立工人机关或有工人参加的机关。
（2）证人，作为制度。
补2：妇女必须占2/3。
（3）当前的实际任务：
（α）根据公民的控诉进行流动检查
（β）同拖拉作风作斗争
（γ）采取革命措施同营私舞弊行为和拖拉作风作斗争
（δ）运输
（ε）提高劳动生产率
（ζ）增加产品数量。
2
给约·维·斯大林的便条
我认为，监察法令中应当加上：
（1）建立有工人参加的中央（以及地方）机关；
（2）按照法律经常吸收无产者以证人身分参加，其中妇女必须占2/3；
（3）立即把下列各点作为当前的任务提到第一位：
（α）根据公民的控诉进行流动检查
（β）同拖拉作风作斗争
（γ）采取革命措施同营私舞弊行为和拖拉作风作斗争
（δ）特别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
（ε）增加产品数量，等等。
意见载于1928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8卷
便条载于1928年11月7目《红色日报》（列宁格勒）第26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41—542页
注释：
[213]这个意见和给斯大林的便条大概是在1919年3月8日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讨论改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问题时写的。根据列宁的意见，人民委员会通过决定，指出必须对提出讨论的法令草案进行修改，补充以下几点：“（一）由工人组织经常参加。（二）由从无产阶级分子中约来作证的人经常参加。（三）用突击检查和其他革命措施消灭拖拉作风。（四）明确规定对其他人民委员部的权利和义务。（五）把检查和监督的职能同视察职能严格区分开，同时应将视察职能留给有关的人民委员部。”
这一法令于1919年4月2日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批准，公布于4月1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79号。——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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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1918年1月6日〔1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1918年1月6日〔19日〕）同志们！苏维埃政权和立宪会议的冲突是由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造成的，而这个革命面临的空前未有的任务就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1905年的事变之后，毫无疑问，沙皇制度已经末日临头，只是因为农村的落后和愚昧，它才爬出了深渊。1917年的革命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党因大势所趋而变成了共和党，另一方面出现了苏维埃这种民主组织。苏维埃在1905年就建立了，那时社会党人就已经懂得，随着这些苏维埃的建立，一种伟大的、世界革命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正在形成。由人民完全独立地创造出来的苏维埃，是一种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民主制形式。革命产生了两种力量：群众为推翻沙皇制度而实现的联合和劳动人民的组织。当我听到十月革命的敌人叫嚣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时，在这种场合我总是向他们提出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苏维埃是一种什么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世界革命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组织？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得到而且也不可能得到明确的回答。他们抱残守缺，维护资产阶级制度，所以反对这种世界上任何革命中都不曾有过的强大组织。而反对地主的人都参加农民代表苏维埃。苏维埃容纳了所有致力于创造性工作而不愿无所事事的人。人民苏维埃已经遍布全国，它分布得愈密，劳动人民受剥削的可能就愈小，因为苏维埃的存在和资产阶级制度的繁荣是不相容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分子的所有这些矛盾的根源，他们反对我们的苏维埃，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需要经过长期的、顽强的斗争。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俄罗斯的革命应当继续始终不渝地前进，决不能局限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为战争以及战争给疲惫不堪的人民所造成的空前灾难已经为社会革命的爆发打下了基础。因此，说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群众愤怒的加剧是某一个党、某一个人引起的，或者象有些人叫喊的那样，是“独裁者”的意志引起的，这再可笑不过了。革命的烈火完全是由俄国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战争所造成的种种条件点燃起来的，战争尖锐而严峻地向劳动人民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是奋不顾身地勇敢前进，或者是毁灭——饿死。革命之火的光辉就表现在建立了劳动者革命的支柱苏维埃。俄国人民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从沙皇制度跃进到了苏维埃。这是一个确凿的、任何地方还不曾有过的事实。各国资产阶级的议会，由于被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锁链束缚，从来没有对革命运动给予过任何支持，而苏维埃却燃起革命的烈火，它坚决地命令人民：斗争！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组织起来！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力量所唤起的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各种错误和失策，但是谁都知道，任何革命运动都免不了会产生暂时的混乱、破坏和无秩序的现象。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就等于战争，等于屠杀，这种现象引起并且加剧了立宪会议和苏维埃之间的冲突。谁要是说我们以前拥护过立宪会议而现在却把它“驱散”，那他就是没有一点头脑，只会说一些漂亮的空话。因为过去，同沙皇制度和克伦斯基的共和国相比较，立宪会议在我们看来，要比那些臭名昭彰的政权机关好，但是，随着苏维埃的出现，这种全民的革命组织当然无可比拟地高出世界上的任何议会，这种现象我还在4月间就已着重指出。苏维埃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所有制，促进彻底的革命，即扫除一切资产阶级制度残余的革命，推动我们去引导人民建设自己的生活。我们已经着手从事这个伟大的建设，我们这样做好极了。毫无疑问，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一呈现在人民面前就那样纯洁、平稳和完美无缺，不可能不引起内战、怠工和反抗。谁要是向你们证明事情不是这样，那他不是骗子就是套中人[112]。（热烈鼓掌）4月20日的事变是人民自己独立地起来反对妥协的政府，并没有“独裁者”或政党的任何指示，这种现象说明资产阶级的基础在当时就是薄弱的、不稳固的。群众已经感到自己的力量，因此有人为了讨好群众，开始玩起有名的更换阁员的把戏，以达到欺骗人民的目的。但是，人民很快就看穿了，特别是在克伦斯基的两个口袋装满了同帝国主义者签订的掠夺性秘密条约和他调兵进攻以后。被欺骗的人民逐渐明白了妥协派的全部行径，他们不能再忍耐了，结果便爆发了十月革命。人民尝够了拷打、死刑和大屠杀的滋味，从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刽子手们要他们相信，劳动者起义要怪布尔什维克或什么“独裁者”，那是枉费心机。人民群众内部的分裂和各种会议上的分裂也证明了这一点。人民一直在领会十月革命，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次革命实际表明，人民应当怎样把土地、自然富源、交通工具和生产资料夺到自己手中，工农国家手中。我们说：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我们为了这个目的而斗争。人民要求召集立宪会议，于是我们召集了立宪会议。但是，人民立刻就感觉到这个名声显赫的立宪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了。现在我们执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我们要打倒怠工者。当我从沸腾着的、充满生机的斯莫尔尼来到塔夫利达宫时，我觉得好象是置身在死尸和木乃伊的中间。他们使用了所有的办法，采取了武力和怠工来反对社会主义，甚至把人类最大的骄傲——知识也变成了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他们这样做虽然稍微打乱了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步伐，但是他们不能并且永远不能阻止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苏维埃的力量非常强大，它不是用老爷方式，而是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方式去摧毁旧的、腐朽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把全部政权交给立宪会议就等于和凶恶的资产阶级妥协。俄国苏维埃把劳动群众的利益置于改换新装的叛卖性妥协的利益之上。从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这些过时人物的演说中，发出了一股陈腐发霉的臭味，他们仍旧在哼着令人厌倦的停止内战的老调。但是，只要卡列金仍旧存在，只要在“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下仍旧藏着一个“打倒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我们就无法避免内战，因为我们决不会为换取世上任何东西而让出苏维埃政权！（热烈鼓掌）立宪会议再次表示要拖延苏维埃向它提出的一切迫切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任务，我们已经给了回答：一分钟都不能拖延。根据苏维埃政权的意志，现在解散不承认人民政权的立宪会议。里亚布申斯基之流的大本营被粉碎了，他们的反抗只能加速和引起内战的重新爆发。立宪会议立即解放，苏维埃革命共和国一定胜利。（热烈鼓掌，转为经久不息的欢呼）载于1918年1月9日（22日）《真理报》第6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38—242页注释：[112]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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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1918年1月6日〔1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111]（1918年1月6日〔19日〕）俄国革命一开始就提供了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个一切被剥削劳动阶级的群众组织，只有它才能领导这些阶级为争取它们政治上经济上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在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苏维埃一直在增加、发展和巩固，它根据本身的经验打消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形式的欺骗性，从实践中得出了结论：不同这些议会制形式以及一切妥协行为决裂，被压迫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解放。而这种决裂的表现，便是举行十月革命，把全部政权交给苏维埃。根据十月革命前拟出的候选人名单选举的立宪会议，反映了过去在妥协派和立宪民主党人执政时的政治力量的对比。当时，人民在投社会革命党候选人的票时，还不可能在拥护资产阶级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进行选择。因此，这个应该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花冠的立宪会议，就不能不成为横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道路上的障碍。十月革命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并通过苏维埃把政权交给了被剥削劳动阶级，因此引起了剥削者的拚命反抗，它对这种反抗的镇压充分显示出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劳动阶级根据经验确信：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已经过时，它同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完全不相容，只有阶级的机关（如苏维埃）才能战胜有产阶级的反抗和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全民的机关是办不到的。现在，反对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反对人民所争得的苏维埃共和国，支持资产阶级议会制和立宪会议，那就是向后倒退，就是要使整个工农十月革命失败。在1月5日召开的立宪会议上，由于前面提到的情况，右派社会革命党，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切尔诺夫的党占了多数。当然，这个党拒绝讨论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关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提出的非常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建议，即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承认《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承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这样，立宪会议就割断了它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联系。因此，目前在苏维埃中显然占有绝大多数、并得到工人和大多数农民信任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退出这样的立宪会议，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在立宪会议外面，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正在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最激烈的斗争，它们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公开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说劳动阶级为了摆脱剥削而对剥削者的反抗进行必要的武力镇压是非法的暴行，它们替那些为资本服务的怠工分子辩护，甚至还赤裸裸地号召采取恐怖手段，而“一些不知名的团体”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手段了。因此，留在立宪会议的那部分人所起的作用，显然只能是给反革命分子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打掩护。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解散立宪会议。载于1918年1月7日（20日）《真理报》第5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35—237页注释：[111]人民委员会1918年1月6日（19日）会议审议了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在会议前一天，列宁写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提纲初稿（见本卷第451—452页）。在会议召开前，列宁又在初稿的基础上写成了法令提纲。会议逐条宣读和批准了提纲。根据人民委员会记录，对第2条所作的决定是：“通过，并指出穆斯林党团的一部分人也退出了”。对其余各条所作的决定是：“通过”。1月6日（19日）深夜举行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以多数票（有2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了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列宁发表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见本卷第242—246页）。列宁的草案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法令的基础。——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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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妇幼保健司鼓动员训练班的讲话（1919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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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妇幼保健司鼓动员训练班的讲话
（1919年3月8日）
报道
列宁同志从女学员来信的最后一句讲起，希望她们说到做到，建立起一支坚强的后方大军。[212]只有依靠妇女，依靠她们开动脑筋，依靠她们的觉悟，才能搞好新社会的建设；同时，列宁指出了在以往的革命中由不觉悟的妇女群众所造成的障碍。
载于1919年《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妇幼保健司1918年5月1日至1919年5月1日工作报告》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21页
注释：
[212]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妇幼保健司鼓动员训练班结业时，女学员们写信邀请列宁前来讲话。她们在信末保证要把丈夫、兄弟和儿子参加红军后遗留的工作担当起来。列宁的讲话一开头就提到了这件事。关于列宁讲话的报道，载于1919年莫斯科出版的《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妇幼保健司1918年5月1日—1919年5月1日工作报告》。——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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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消费公社的提纲（1919年3月7日以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消费公社的提纲[211]
（1919年3月7日以前）
由于粮食状况困难，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使国家免于饥饿和最大限度地节省人力物力。
因此，在分配方面必须建立统一的分配机构。这件事情刻不容缓，尤其是因为所有的分配机关（主要有三种：粮食机关、工人合作社、公民合作社）弄到的产品大都来自同一个来源，而三种机关的摩擦已经成了实际工作中无法容忍的障碍。
在统一现有的分配机关时，应当做到：正规地大规模地进行分配的主要机构即合作社这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起来并经过多年发展和实际经验检验的唯一机构，不被破坏和抛弃，而要成为新机构的基础，得到保留、发展和完善。［注：列宁把提纲的前三段话（列宁已把它们加进法令草案作为引言）用线条框起来，在稿子上端空白处标了“引言”一词，下面画了三道线，三段话的左侧也标了“引言”一词。提纲的其余部分被列宁勾掉了。——俄文版编者注］
所有的分配站（店铺）组成一个统一的分配网。所有三种机构的店辅以及其他方面的店铺（如果有的话）都统一起来。
所有的店铺都移交给工人合作社或一般公民合作社的中央机构管理，究竟移交给谁，要看这两种机构中哪一种在技术上最完善。关于在最短期内移交的问题，由特设的委员会解决，特设委员会由苏维埃政权根据专门的细则指定，并对机构的选定是否正确负责。
所有的消费者都按地区编入一个店铺；要强制编入，马上编入。
根据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享有选举权的消费者，选举监事会及其联合组织，它们的人数和职能由专门的细则规定。监事会成员玩忽职守要受审判。
任何一个消费者集团都有一定的监督权，如果他们愿意行使的话。［注：列宁在这段话下面空白处写了“达到一定数量的”一语，并用箭头把它同本段话中的“消费者”一词联结起来。看来，着重标记和增添的话是列宁在研究法令草案第7条时加上的。——俄文版编者注］
各种合作社和粮食机关的所有负责人员都算应征担任公职，在未得到苏维埃政权许可时无权拒不执行自己的职责，他们还可以被调任其他工作。
统一以后的机关叫消费公社。
不论是本地的公社，还是县、省、中央等各级的公社，它们的理事会都要分出一些人做经理工作或分配工作，苏维埃政权有权派政治委员参加这种工作，但后者只行使政治监督职能而无权过问业务。
对那些表现出最大组织才能（其表现就是消耗人力物力最少而分配产品最正确最迅速，以及能极其出色地利用生产力更多地搞来产品）的管理人员，在工作满三个月之后，给予一个半月工资的奖励。奖励也可以再多一些。对其他负责人员也可给予奖励。发奖权由人民法院规定。
关于发奖办法和检查成绩大小的标准的细则，由粮食人民委员部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协商后颁发。
统一的分配机关投入工作半年以后，公社理事会的选举采取由苏维埃选民在工厂委员会和工会参加下选出的办法。
译自《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俄文版第4卷第491—495页
注释：
[211]《关于消费公社的提纲》曾提交人民委员会1919年3月7日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由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维·巴·诺根和莫·伊·弗鲁姆金组成专门委员会，以列宁这个提纲和弗鲁姆金的提纲为基础准备《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委员会所拟草案经列宁修改，于3月16日通过，又经列宁审订和签署，作为正式法令公布于3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60号。根据这个法令，城乡一切合作社都必须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分配机关——消费公社；当地所有居民都加入这个公社；每个公民都必须成为公社的社员并在它的一个分配站注册；各地方消费公社联合为省消费合作总社，各消费合作总社的统一中心是中央消费合作总社。
列宁的这个题纲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多年以来一直认为提纲已经丢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ю．A．阿哈普金经过考证断定，附在人民委员会1919年3月7日会议记录中的一份打字稿，就是列宁的提纲。1968年这个提纲正式发表于《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4卷。——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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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共产国际的成立（1919年3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共产国际的成立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19年3月6日）
（热烈欢呼）同志们，我们未能做到世界各国都有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各国都有共产国际的最忠实的朋友，都有完全同情我们的工人。因此，请允许我先摘引一点报道，你们听了就会知道，尽管全世界资产阶级进行种种迫害，尽管他们都已联合起来，看起来无比强大，但我们的朋友比我们所看到的、所知道的和能够请到莫斯科来开会的真不知要多多少。资产阶级的迫害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甚至想用一道万里长城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把布尔什维克一批一批地从世界上最自由的共和国赶出去，似乎担心十来个布尔什维克能感染整个世界，但我们知道，这种担心是可笑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已经感染了整个世界，因为俄国工人的斗争已经使得各国工人群众知道，我们俄国决定着整个世界革命的命运。
同志们，我手头是一份法国的《人道报》[208]，在倾向上，它同我国的孟什维克或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非党相象。这张报纸在战时曾穷凶极恶地攻击同我们观点一致的人。现在它又维护那些在战时跟着本国资产阶级走的人。就是这家报纸在1919年1月13日那天报道说，塞纳联邦（一个靠近巴黎的地区，是无产阶级运动和法国全部政治生活的中心）的党和工会的积极分子在巴黎举行了盛大的（按报纸的说法）集会。第一个在会上讲话的是社会党人布拉克。他在整个战争期间同我国孟什维克和右派护国主义者持同一立场。现在他变得非常安分。他对当前的迫切问题只字不提！最后他说，他反对本国政府干涉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他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接着讲话的是他的一个志同道合者，叫什么皮埃尔·赖伐尔的，讲的是当今的法国最迫切的问题——复员问题。法国在这场万恶的战争中遭受的牺牲大概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而法国人现在却看到：复员工作毫无进展，陷于停顿，当局根本无意进行；同时，一场新的战争又在酝酿中，这明明是要法国工人为了确定让法国还是英国的资本家得到更多的赃物而承受新的牺牲。报纸还说，皮埃尔·赖伐尔的讲话大家一直在听，但他讲到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内容时却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和激愤，甚至会都开不下去了。后来，在他之后的皮埃尔·列诺得尔公民没有讲成话，由佩里卡公民出来讲了几句，大会就结束了。佩里卡是法国工人运动中基本上同我们观点一致的少数代表之一。总之，报纸不得不承认，演讲者刚一开始攻击布尔什维克，大家就不让他讲下去了。
同志们，现在我们无法直接从法国请一位代表到这里来。只有一位法国人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这里，就是吉尔波同志。（热烈鼓掌）他今天要讲话。他在瑞士这个自由的共和国蹲了好几个月监狱，罪名是同列宁有联系，正在瑞士筹划革命。他是在宪兵和军官的押解下经过德国的，显然，他们怕他无意中丢下一根火柴，使德国燃烧起来。但是，没有这根火柴德国照样燃烧起来了。在法国，象我们看到的那样，是有人同情布尔什维主义运动的。法国的群众大概是最老练、最有政治经验、最活跃、最敏感的群众。他们不允许演说者在群众大会上说一句假话，谁要说就制止他。照法国人的脾气，不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算是好的！因此，看到敌视我们的报纸都承认大会是那样一种情况，我们就可以说，法国的无产阶级是拥护我们的。
我再从意大利的报纸上引一小段话。人们千方百计地企图切断我们同全世界的联系，其他国家的社会党报纸到了我们这里都成了稀世珍品。现在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件珍品，一份意大利的《前进报》[209]——意大利社会党的机关报。意大利社会党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一向反对战争，现在又决定拒绝出席伯尔尼黄色分子的代表大会，即旧国际的代表大会，因为参加这次大会的，是协同本国政府拖延这场万恶战争的人。直到现在，《前进报》的出版都受到严格的检查。但在这一份偶然落到我们手中的报纸上，我看到一篇报道卡夫里阿戈这个小地方（大概是个极偏僻的地方，因为在地图上都查不到）的党内生活的通讯，发现那里的工人开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对他们报纸的不调和精神表示赞许，并说他们赞同德国的斯巴达克派，赞同“Sovietstirussi”——这个词虽然是用意大利文写的，但全世界都能懂得。他们在向俄国的“苏维埃派”致敬，并表示希望俄国和德国革命者的纲领能为全世界接受，能帮助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军事统治的斗争进行到底。因此，当你读到意大利的某个波舍霍尼耶[210]的这个决议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对自己说：意大利的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意大利的群众懂得俄国的“苏维埃派”是怎么回事，懂得俄国“苏维埃派”和德国斯巴达克派的纲领是怎么回事。可我们当时还没有这样一个纲领哩！我们同德国斯巴达克派没有任何共同的纲领，而意大利的工人不理睬他们在本国资产阶级报刊上所看到的一切，不理睬这些为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所收买的、发行几百万份的报刊对我们的诽谤。这些报刊欺骗不了意大利的工人。意大利工人懂得斯巴达克派和“苏维埃派”是怎么回事，并说他们赞同两派的纲领，尽管那时根本没有这样的纲领。正因为如此，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很容易完成的。我们只要把工人们，甚至那些住在某个偏僻地区、被警察和军队的警戒线同我们隔绝开来的工人们意识中和心灵上已经深深印下的东西写成纲领就成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十分容易地、同心同德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在一切主要问题上通过了一致的决定。我们深信，这些决定一定会在各国无产阶级中引起巨大的反响。
同志们，苏维埃运动这种形式已经在俄国取得胜利，目前正在全世界传播，单是它的名称就给工人提供了一整个纲领。同志们，我希望我们这些非常荣幸地使苏维埃形式取得胜利的人，不会落到让人说我们骄傲自大的地步。
同志们，我们很清楚，我们之所以最先参加了苏维埃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准备同别国工人一样好，或者比他们更好，而是因为我们不如他们。正因为如此，我们所对付的敌人是最野蛮最腐败的敌人，正因为如此，革命从表面看才有那样磅礴的气势。但是我们也知道，我国的苏维埃至今还存在着，它在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产生这些困难的根源是我们的文化水平低以及一年多来压在我们身上的担子太重，因为我们是在四面受敌和遭受到（这一点你们都非常清楚）难以设想的痛苦、严重的饥荒和可怕的灾难这样一种情况下孤军作战。
同志们，那些直接或间接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人总想挑起工人的不满，说工人现在遭受的苦难非常深重。我们对工人说：是的，苦难是很深重，我们也不向你们隐瞒。我们对工人就是这样说的，工人们根据亲身的经验对此也深有体会。你们都看到，我们进行斗争，不仅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在我国获得胜利，不仅是为了使我们的孩子一提起资本家和地主就想到史前的怪物，而且是为了使全世界的工人同我们一起获得胜利。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苏维埃已经在全世界赢得工人的同情，它向我们表明，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鼓掌）资产阶级在许多国家里还会猖狂肆虐，现在他们不过是刚刚开始杀害社会主义的优秀人物和优秀代表，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惨遭白卫分子杀害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样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决不去同资产阶级妥协，我们要同他们进行最后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在经历了战争的痛苦、折磨和灾难之后，既然全世界的群众都在为复员而斗争，都感到自己受了骗，都懂得了资本家（他们为了确定让谁得到更多的利润而杀死了几千万人）加在他们身上的捐税负担是多么沉重，既然如此，这些强盗的统治时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人人都懂得了“苏维埃”这个词的含义，这样，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今天在座的同志们曾经看到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现在又看到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鼓掌）将来他们一定还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成立。（鼓掌）
载于1919年5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俄共莫斯科委员会、全俄工会理事会和莫斯科市工厂委员会联合庆祝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15—520页
注释：
[208]《人道报》（《L’Humai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赛尔·加香领导，曾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507。
[209]《前进报》（《Avanti！》）是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日报），1896年12月在罗马创刊。1926年，该报被贝·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查封，此后在国外不定期地继续出版。1943年起重新在意大利出版。
列宁提到的报道卡夫里阿戈的党内生活的通讯，载于1919年1月12日《前进报》第12号。——509。
[210]波舍霍尼耶原为俄国北部一个偏僻的县城。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小说《波舍霍尼耶遗风》问世后，波舍霍尼耶即成为闭塞落后的穷乡僻壤的同义语。——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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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1917年11月2日〔1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1917年11月2日〔15日〕）中央委员会认为，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此有必要把会上显露出来的两种立场记录在案。（1）中央委员会认为，中央内部形成的反对派一再发表绝非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说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可能成功，必须向苏维埃组织中明显的少数派所提出的最后通牒和退出的威胁让步，这样就是违反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和决议，暗中破坏刚建立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从而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根本立场，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2）中央委员会认为，反对派必须对阻碍革命工作，对目前等于犯罪的动摇负完全责任，中央委员会请反对派放下他们所不相信的实际工作，而把自己的争论意见和自己的怀疑论搬到报刊上来谈。因为反对派无非是被资产阶级吓倒了，是反映了倦怠的（而不是革命的）那部分居民的情绪。（3）中央委员会确认，既然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在没有将任何人排斥在大会之外的情况下，把政权交给了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那么，拒绝这个政府，就不可能不背叛苏维埃政权的口号。（4）中央委员会确认，采用小商贩讨价还价的办法以求让非苏维埃类型的组织，即不是由为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而斗争的群众的革命先锋队自愿结合的组织并入苏维埃，就不可能不背叛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政权的口号。（5）中央委员会确认，对苏维埃中少数派的最后通牒和威胁让步，不仅等于完全背弃苏维埃政权，而且等于完全背弃民主制，因为这种让步就等于多数派害怕运用自己的多数，就等于屈服于无政府状态，纵容任何少数派再提出最后通牒。（6）中央委员会确认，它没有将任何人排斥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外，即使在目前它也十分愿意让退出的人再回来，愿意承认他们在苏维埃范围内的联合，因此，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不愿意同任何人分掌政权，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7）中央委员会确认，在现政府成立的那一天，在成立前几小时，中央委员会曾邀请三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出席自己的会议，并正式建议他们参加政府。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了，虽然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但他们仍然必须对不能达成协议负完全责任。（8）中央委员会提请注意，由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并经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表示苏维埃要增补前线来的士兵和各地农村来的农民，因此，硬说布尔什维克政府反对同农民联合，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相反，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政府的土地法完全是按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照抄的，这实际证明，布尔什维克有极大的诚意，愿意实现同俄国居民大多数的联合。（9）最后，中央委员会确认，不管有多少困难，只要坚定不渝地继续贯彻现政府的政策，社会主义在俄国和在欧洲的胜利是有把握的。中央委员会对这次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希望所有的怀疑派和动摇分子抛弃一切动摇，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地支持这个政府的活动。列宁载于1917年11月4日（17日）《真理报》第180号（无前三点）全文载于193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30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4—46页注释：[20]决议的头3点在手稿中被勾掉。看来决议先逐点表决，因为页边上有列宁记的表决结果。在最后一页的背面上写着：“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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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1919年3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
（1919年3月5日）
在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才是牢固的。只有真正牢固地争取到的东西才值得记载下来。
1919年3月2日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这一事实中不仅记载了俄罗斯的、俄国的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而且记载了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芬兰、瑞士的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一句话，记载了国际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是牢固的事业。
仅仅四个月以前，还不能说苏维埃政权、苏维埃这种国家形式是国际性的成果。本来，在苏维埃政权中就有某种不仅属于俄国，而且属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可是，在未经事实检验以前，还不能断定世界革命的继续发展会引起什么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会有多么深刻，多么重要。
德国革命作了这样的检验。这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继一个最落后的国家之后，在短短一百多天的时间内就向全世界表明，在那里，不仅革命的基本力量相同，不仅革命的基本方向相同，而且就连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形式也相同，也是苏维埃。
此外，在英国这个战胜国，在这个拥有殖民地最多、素以“社会和平”的典范闻名于世、资本主义的历史最长的国家里，我们看到，苏维埃以及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新形式即苏维埃形式——“ShopStewardsCommittees”（车间代表委员会），正在广泛地、不可遏止地、蓬勃地、强有力地发展着。
在美国这个最强大最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群众对苏维埃寄予莫大的同情。
冰河已经解冻了。
苏维埃在全世界胜利了。
苏维埃胜利了，这首先和主要表现在苏维埃赢得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这是最主要的。不管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样的残暴手段，不管他们怎样对布尔什维克进行迫害和屠杀，都不能从群众手里夺走这个成果。“讲民主的”资产阶级愈是逞凶，这个成果在无产阶级群众的心灵中、情绪中、意识中和他们气冲霄汉的斗争决心中，就愈加牢固。
冰河已经解冻了。
因此，创立了第三国际的莫斯科国际共产党人代表会议，才进行得这样一帆风顺，这样坚定沉着。
我们记载下来的，是已经争取到的东西。我们写到纸上的，是在群众意识中已经牢牢生根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而且每个人根据本国的经验都看到、感觉到和体会到：一场新的、按其力量和深度来说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蓬勃地开展起来，这场运动决不是任何旧框框限制得住的，也不是擅长小权术的大师们阻挡得了的，——无论是英美“民主制”资本主义的代表、世界上最老练最狡猾的劳合－乔治和威尔逊之流，也无论是饱经世故的韩德逊、列诺得尔和布兰亭之流以及其他一切社会沙文主义的英雄们，无论是谁，都阻挡不了。
这场新的运动正在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有过犹豫动摇，尽管遭到过惨重失败，尽管发生了空前未有的、难以置信的“俄国式的”混乱（如果从表面上看、站在旁观的地位来看的话），它还是借助于千百万无产者的洪流，横扫一切障碍，稳步走向苏维埃政权。
我们把这些都记载下来了。我们的决议、提纲、报告和讲话把已经取得的成果都反映出来了。
被革命工人极其丰富的新鲜经验光辉地加以证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帮助我们懂得了当前事变的发展完全合乎规律。今后它还将帮助为推翻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而斗争的全世界无产者更加明确自己的斗争目的，更加坚定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更加扎实地夺取胜利和巩固胜利。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兆，是共产主义即将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兆。
1919年3月5日
载于1919年3月6日《真理报》第51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12—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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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上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201]
（1919年3月上旬）
1
开幕词
（3月2日）
我受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在国际共产党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首先请全体代表起立，为第三国际最优秀的代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志哀。（全体起立）
同志们！我们的会议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它证明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幻想都已破灭。因为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德国，国内战争都已经成为事实。
资产阶级在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面前惊恐万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看到，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的事变进程不可避免地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国际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正加紧进行。
人民已经认识到目前爆发的这场斗争的伟大和意义。只是必须找出一种能使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在此以前，它还是一个群众看不懂的拉丁词。由于苏维埃制度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个拉丁词已经被译成现代各种语言。专政的实际形式已经被工人群众找到了。由于有了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斯巴达克联盟和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例如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202]，这种实际形式已为广大工人群众所理解。这一切都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形式已经找到了，无产阶级现在已经能够实际运用自己的统治权了。
同志们！我认为，在俄国事变之后，在德国一月斗争之后，特别需要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最新形式也在其他国家中产生出来，并取得了统治地位。例如，今天我在一份反社会主义的报纸上看到一条电讯，说英国政府接见了伯明翰工人代表苏维埃，并表示愿意承认苏维埃是经济组织[203]。苏维埃制度不仅在落后的俄国胜利了，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德国和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胜利了。
尽管资产阶级还在逞凶，还在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同志们！我代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衷心地欢迎你们。现在我提议选举主席团。请提名。
载于1920年被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德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89—490页
2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
（3月4日）
1．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使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代理人拼命寻找思想论据和政治论据，来替剥削者的统治作辩护。在这些论据中间，首推谴责专政而维护民主这一条。资本主义报刊和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的黄色国际代表会议用各种方式重复这一论据。一切不愿背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人，都清楚地看出它是欺人之谈。
2．首先，这条论据使用了“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这样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的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那些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口头上承认这一学说，实际上却把它忘记了。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这里所说的专政也不是“一般专政”，而是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对压迫者和剥削者即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目的是战胜剥削者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反抗。
3．历史教导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不经过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总要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进行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的时期，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尽管反对“一般专政”而竭力吹嘘“一般民主”的社会党人现在替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尝试才取得政权的。各国社会党人在自己的著作和小册子中，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鼓动演说中，曾千百万次地向人民说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因此，目前借谈论“一般民主”来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借谴责“一般专政”来大反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并且正好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已在全世界遭到破产、战争已经造成了革命形势的历史关头来维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4．所有社会党人在说明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阶级性质时，都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最准确的科学语言所表达的一个思想：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非是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机器，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劳动群众的机器［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页。——编者注］。那些现在大反专政而维护民主的人中间，没有一个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不曾在工人面前赌咒发誓，说他承认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可是现在，当革命无产阶级正要起来破坏这个压迫机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叛徒又改变腔调，说资产阶级把“纯粹民主”恩赐给了劳动者，说资产阶级已不再反抗，愿意服从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说在民主共和国中过去和现在根本不存在任何资本镇压劳动的国家机器。
5．一切想以社会党人闻名的人在口头上都推崇巴黎公社，因为他们知道，工人群众热诚地同情公社，可是巴黎公社特别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比中世纪制度进步得多，但它们是有历史条件的，它们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必然要起根本的变化。正是最正确地评价了公社的历史意义的马克思，在对公社进行分析时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剥削性质，说明在这种制度下，被压迫阶级得到的权利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有产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zertreten）人民［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0页。——编者注］。正是现在，当苏维埃运动遍及全世界、谁都清楚是在继续公社事业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叛徒们却忘记了巴黎公社的具体经验和具体教训，重新弹起关于“一般民主”的资产阶级旧调。公社不是议会机构。
6．其次，公社的意义在于它试图彻底打碎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即官吏的、法官的、军队的、警察的机构，而代之以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的工人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一切现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包括社会主义的叛徒称之为无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对真理的嘲弄）的德意志共和国在内，都保存了这个国家机构。这就十分清楚地再次证明了，起劲地维护“一般民主”的人，事实上是在维护资产阶级及其剥削特权。
7．“集会自由”可以看作是代表“纯粹民主”要求的典型口号。任何一个没有脱离本阶级的觉悟工人都不难明白，在剥削者不甘心被推翻而进行反抗、死抱住自己特权不放的时候和情况下，答应给剥削者以集会自由，是很荒唐的。当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候，无论在1649年的英国，或者在1793年的法国，它都没有把“集会自由”给予那些招引外国军队并“集会”策划复辟活动的君主派分子和贵族。如果现在这些早已变得反动的资产阶级要求无产阶级事先保证，尽管资本家一定会拼命抗拒对他们的剥夺，也要给这些剥削者以“集会自由”，那么工人们只能对资产阶级的虚伪付之一笑。
另一方面，工人们很清楚，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集会自由”也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富人拥有一切最好的公共建筑物和私人建筑物，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开会，开起会来还有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保护。而城乡无产者和小农，即大多数居民，既无房屋开会，又无空闲时间，更无人保护。只要情况还是这样，“平等”即“纯粹民主”就是骗局。要取得真正的平等，要真正实现劳动者的民主，首先必须没收剥削者的一切公共建筑物和豪华的私人建筑物，首先必须让劳动者有空闲时间，还必须由武装工人而不是由贵族军官或资本家军官及其唯命是从的士兵来保护劳动者的集会自由。
只有在实行这种变革之后再来谈集会自由和平等，才不是对工人、劳动者和穷人的嘲弄。但是能够实行这种变革的，只有劳动者的先锋队，即推翻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无产阶级。
8．“出版自由”也是“纯粹民主”的主要口号之一。但是工人们知道，而且各国社会党人也曾无数次承认，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世界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达，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骗局。要为劳动者、为工人和农民争得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民主，首先必须剥夺资本雇用著作家、收买出版社和报纸的可能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翻资本的压迫，打倒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资本家总是把富人发横财的自由和工人饿死的自由叫作“自由”。资本家把富人收买报刊的自由、利用他们的财富假造所谓社会舆论的自由叫作出版自由。这些事实再次表明，维护“纯粹民主”实际上就是维护使富人能控制群众教育工具的最肮脏最腐败的制度，就是欺骗人民，用冠冕堂皇然而虚伪透顶的言辞诱使人民放弃把报刊从资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具体历史任务。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会有靠损害别人来发财致富的可能性，不会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不会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每个劳动者（或大大小小的劳动者团体）享有并行使其使用公有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
9．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还在战前就向我们表明，臭名昭著的“纯粹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事实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民主愈发达，愈“纯粹”，阶级斗争就愈公开，愈尖锐，愈残酷，资本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专政就表现得愈“纯粹”。在共和制的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案件，在自由民主的共和国美国由资本家武装起来的雇佣军队对罢工者进行的血腥屠杀，这些事实和无数类似的事实都证明了资产阶级枉费心机地企图掩盖的一条真理：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恐怖和专政居统治地位，每当剥削者开始感到资本的权力发生动摇时，这种恐怖和专政就会公开表现出来。
10．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甚至使落后的工人也彻底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性质：即使在最自由的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也是资产阶级专政。为了确定让德国还是英国的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集团大发其财，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就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也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甚至在德国战败以后，协约国各国还保持着这种军事专政。正是战争大大擦亮了劳动者的眼睛，撕掉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漂亮外衣，使人民看到了在战争期间和借战争的机会大搞投机牟取暴利的无数事实。资产阶级假“自由平等”之名进行了这场战争，军火商假“自由平等”之名发了一大笔横财。伯尔尼黄色国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对群众掩盖现在已被彻底揭穿的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平等、资产阶级民主的剥削性质。
11．在欧洲大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由于德帝国主义战败而得到的共和制自由刚刚实行了几个月，就使德国工人和全世界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真正阶级本质究竟是什么。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因为这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优秀人物和领袖惨遭杀害，而且还因为这一事件使欧洲的一个先进国家——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也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先进国家——的阶级本质暴露无遗。在社会爱国主义者执政的情况下，军官和资本家可以不受惩罚地杀害被捕者即受到国家政权监护的人，这说明能够发生这种事情的民主共和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有些人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害表示愤慨，但又不明白这个道理，这种人不是迟钝，就是伪善。在世界上最自由最先进的共和国之一的德意志共和国，所谓“自由”，就是可以不受惩罚地杀害被捕的无产阶级领袖的自由。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情况就只能是这样，因为民主制度的发展不是使阶级斗争变得缓和，只是使它更加尖锐。而由于战争的一切后果和影响，阶级斗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了。
现在整个文明世界都在驱逐布尔什维克，追缉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狱，例如在最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之一的瑞士就是如此，在美国则发生了蹂躏布尔什维克的大暴行，如此等等。先进的、文明的、民主的、武装到牙齿的国家，竟会害怕来自落后的、饥饿的、破产的、被几千万份资产阶级报纸称为野蛮和罪恶之乡的俄国的几十个人，从“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的观点来看，简直是笑话。显然，能够造成这种惊人矛盾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12．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推翻剥削者并镇压其反抗的工具是完全合理的，而且是全体劳动群众用来抗御曾经导致战争并且正在准备新战争的资产阶级专政所绝对必需的，因为它是劳动群众在这方面唯一的防卫手段。
社会党人所以在理论上近视、被资产阶级偏见俘虏并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础的阶级斗争稍微严重一些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幻想走第三条道路，不过是抒发小资产者的反动哀怨。一切先进国家百多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经验，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全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在任何一种商品经济制度下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必然性，而能够代替资产阶级的，只有那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而发展、扩大、团结起来、站稳脚跟的阶级，即无产者阶级。
13．社会党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民主从古代的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随着统治阶级的更迭，必然在形式上发生变化。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形式都不同，民主的运用程度也不同。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第一次使政权由剥削者少数手里转到被剥削者多数手里的革命，能够在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老框框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以及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构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
14．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相似的地方在于，这种专政之所以需要，同任何专政一样，是由于必须用暴力镇压那个失去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中世纪的地主专政，一切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大多数人即劳动人民的反抗。相反地，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镇压极少数人即地主资本家的反抗。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一般地说必然使民主形式和民主机构发生变化，而且要使它们变得能使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空前广泛地实际享受到民主。
而已经实际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即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苏维埃制度，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中类似的苏维埃机关，也确实意味着和确实做到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真正有可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样的情况，甚至近似的情况，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在于：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不剥削他人劳动并经常出卖至少是一部分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民）的群众组织，是整个国家政权和整个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过去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被用各种手法加以排挤而不能参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经常被吸引来而且一定要吸引来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15．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保证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实行过，而且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也不可能实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立刻实现、全部实现这种平等，因为只有不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从瓜分和重新瓜分生产资料的斗争中捞取好处的工人政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16．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被组织得尽量使劳动群众远离管理机构。相反地，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组织得能使劳动群众同管理机构接近起来。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在苏维埃国家组织中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合而为一，并用生产单位（如工厂）来代替地域性的选区。
17．军队不仅在君主国中是压迫机构，而且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也是压迫机构。只有苏维埃政权这个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的固定的国家组织，才能使军队摆脱资产阶级的控制，真正把无产阶级同军队融为一体，真正做到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如果做不到这一步，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8．苏维埃国家组织便于无产阶级这个由资本主义高度集中起来和教育出来的阶级发挥领导作用。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劳动人民中分散落后的阶层。
19．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打碎和彻底破坏旧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和法官机构（这种机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一直保存着，而且必然要保存下来，它实际上是实行工人和劳动者的民主的最大障碍）。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迈出了第二步。
20．消灭国家政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并以他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所抱的目的。不实现这个目的，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自由就无法实现。只有通过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才能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它通过经常吸引而且一定要吸引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参加国家管理，已经立即开始了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的准备工作。
21．下一事实特别能说明在伯尔尼集会的社会党人已经彻底破产，说明他们完全不理解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1919年2月10日，布兰亭在伯尔尼宣布黄色国际的国际代表会议闭幕。1919年2月11日，柏林出版的、由黄色国际的参加者主办的报纸《自由报》刊载了“独立党”告无产阶级的一篇宣言。宣言承认谢德曼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谴责该政府企图取消被称为TragerundSchützerderRevolution（革命的承担者和保卫者）的苏维埃，建议让苏维埃合法化，给苏维埃以管理国家的权利，给苏维埃以中止国民会议决议的执行并把问题提交全民表决的权利。
这种提议表明那些维护民主却不懂得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理论家在思想上已经彻底破产。这种把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同国民会议即资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的滑稽可笑的企图，彻底暴露了黄色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思想的贫乏，他们那种小资产者的政治反动性，以及他们对蓬勃兴起的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所作的怯懦的让步。
22．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谴责布尔什维主义（但由于害怕工人群众，他们不敢正式通过这样的决议），从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们做得对。正是这个大多数，同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德国的谢德曼之流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抱怨布尔什维克迫害他们时，企图隐瞒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受到究办是由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同样，谢德曼之流及其政党在德国也已经证明，他们在国内战争中也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工人的。
因此，伯尔尼黄色国际的大多数参加者都主张谴责布尔什维克，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维护“纯粹民主”，而是在自我辩护，因为他们知道和感到，自己在国内战争中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的。
正因为如此，从阶级观点来看，不能不承认黄色国际的大多数人的决定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应当不怕真理，应当正视真理，并由此作出全部政治结论。
同志们！我还想对最后两点作些补充。我想，要给我们作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告的同志，是会把问题讲得更详细的。
在整个伯尔尼代表会议期间，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只字未提。这个问题在我们俄国已经讨论了两年。1917年4月，我们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已经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历史意义何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将近两年，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还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204]。
2月11日，柏林《自由报》刊载了一篇告德国无产阶级的宣言，在上面签名的不仅有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而且有独立党人党团的全体成员。1918年8月，独立党人赫赫有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是民主和苏维埃机关的拥护者；但苏维埃只应当具有经济意义，决不能看作国家组织。在11月11日和1月12日的《自由报》上，考茨基又重申了这一点。2月9日，刊登了鲁道夫·希法亭的文章，他也是第二国际赫赫有名的权威理论家之一，他建议通过法律，通过国家立法，把苏维埃制度同国民会议结合起来。这是2月9日的事情。11日，这个建议经独立党全党通过，以宣言的形式发表出来。
尽管国民会议已经存在，甚至“纯粹民主”已经变为现实，独立社会民主党最著名的理论家们已经宣称苏维埃组织不应当成为国家组织，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动摇！这就证明，这帮老爷确实是一点也不理解新的运动及其斗争条件。它还证明，这种动摇一定有它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在这一切事件之后，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将近两年之后，我们看到伯尔尼代表会议竟通过了那样的决议，只字不提苏维埃及其意义，会议上也没有一个代表在哪一次发言中有一句话谈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帮老爷作为社会党人和理论家，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死亡了。
但是，同志们，从实践上看，从政治上看，这是群众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明证，因为这些一向在理论上和原则上反对苏维埃国家组织的独立党人，忽然愚蠢地提出把国民会议同苏维埃制度“和平地”结合起来，就是说，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我们看到，独立党人在社会主义和理论方面已经破产，群众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无产阶级中的落后群众正转到我们方面来，他们已经转过来了！因此，从理论和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优秀成员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已经等于零了；但是它仍具有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这些动摇分子使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深信，这次代表会议最大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国孟什维克走过的发展道路几乎同德国独立党的理论家们一模一样。起初，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他们是拥护苏维埃的。当时只听到他们喊：“苏维埃万岁！”、“拥护苏维埃！”、“苏维埃是革命的民主！”。等到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他们的调子就变了，说什么苏维埃不应当与立宪会议并存。形形色色的孟什维克理论家也提出几乎完全一样的建议，如把苏维埃制度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把苏维埃并入国家组织之类。这里又一次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总的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最初是自发地成立苏维埃，然后是苏维埃得到推行和发展，接着是在实践上提出：究竟要苏维埃，还是要国民会议，要立宪会议，要资产阶级议会制；首领们惶惶不可终日，最后是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我认为，在革命进行了将近两年的今天，我们不应当这样提问题，而应当通过具体的决议，因为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于大多数西欧国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里我只想举出孟什维克的一个决议。我曾请奥博连斯基同志把它译成德文。他答应了，但可惜他现在不在这里。我尽量凭记忆把它转述出来，因为我手头没有这个决议的全文。
一个对布尔什维主义毫无所知的外国人，对于我们所争论的问题很难表示自己的意见。凡是布尔什维克肯定的，孟什维克都反对，反过来也一样。当然在斗争期间也只能是这样，因此，1918年12月孟什维克党最近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很长很详细的决议就十分重要了。这项决议的全文曾刊登在孟什维克的《印刷工人报》[205]上。在这项决议中，孟什维克简要地叙述了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决议中说，他们谴责自己党内那些在乌拉尔、在南方、在克里木和格鲁吉亚（决议列举了所有这些地区）同有产阶级结成联盟的集团。孟什维克党内那些同有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集团在决议中受到了谴责，但决议的最后一条把那些转到共产主义者方面的人也谴责了一通。由此可见，孟什维克不能不承认，他们党内是不一致的，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有些人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大部分孟什维克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并且在国内战争中反对我们。我们当然要究办孟什维克，而且如果他们同我们作战，同我们的红军作战，枪杀我们红军指挥员，我们甚至还要枪毙他们。我们用无产阶级的战争来回敬资产阶级的战争，——别的出路是不可能有的。因此，从政治上看，这一切纯粹是孟什维克的欺人之谈。从历史的角度看，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有些并没有被确诊为精神失常的人，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大谈布尔什维克如何反对他们的同时，怎么能闭口不谈他们如何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
他们全都拼命反对我们，因为我们究办他们。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只字不提他们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我想，我应该为大会记录弄到一份决议全文，并提请外国同志们予以注意，因为这个决议作为一个历史文件，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并且为评价俄国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争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时而倒向这一边、时而倒向那一边的阶级；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革命中，情况都是这样的。在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两个敌对营垒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这两个阶级之间绝对不可能不存在中间阶层。这些动摇分子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遗憾得很，这些连自己都不知道明天将站在哪一边去进行斗争的分子还要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想提出一个具体建议，就是我们通过一项决议，专门讲以下三点。
第一，西欧各国的同志们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向群众讲清苏维埃制度的意义、重要性和必然性。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问题还不够了解。考茨基和希法亭作为理论家已经破产了，但《自由报》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毕竟证明，他们正确地反映了德国无产阶级落后部分的情绪。我国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在俄国革命的头八个月，关于苏维埃组织的问题讨论得很多，当时工人们不明白新制度到底怎么回事，不明白苏维埃是否能够成为国家机构。在我国革命中，我们不是通过理论而是通过实践前进的。例如，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我们以前在理论上并没有提出来，没有说过不承认立宪会议。只是后来，苏维埃组织已经遍及全国并且掌握了政权，只是在那时我们才决定解散立宪会议。现在我们看到，在匈牙利和瑞士，这个问题要尖锐得多[206]。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大好事，因为它使我们坚信西欧各国革命会进展得更加迅速，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里包含着一定的危险，就是斗争会来得很猛，工人群众的认识会跟不上这种发展。有政治教养的德国广大工人群众至今还不明白苏维埃制度的意义，因为他们是用议会制思想和资产阶级偏见熏陶出来的。
第二，关于苏维埃制度的推行。当我们听到苏维埃的思想在德国甚至在英国迅速传播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胜利。要阻止住它的进程，只能得逞于一时。至于阿尔伯特同志和普拉滕同志对我们说，在他们的农村中，在农业工人和小农中间几乎没有苏维埃，那是另一回事。我在《红旗报》上看到一篇文章[207]反对农民苏维埃，但它完全正确地赞成贫雇农苏维埃。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如谢德曼之流，已经提出了农民苏维埃的口号。但是我们需要的只是贫雇农苏维埃。遗憾得很，我们从阿尔伯特、普拉滕等等同志的报告中看到，除匈牙利外，在农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的工作还做得很少。也许这里还包含着阻碍德国无产阶级取得可靠胜利的相当大的实际危险。只有在城市工人和农村无产者都组织起来，并且不是象从前那样组织成工会和合作社，而是组织成苏维埃的时候，才能认为胜利有了保障。我们的胜利得来比较容易，因为1917年10月我们是同农民，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无产阶级政府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1917年10月26日（旧历），即革命后第二天，我们政府就颁布法令，承认了还在克伦斯基时代农民苏维埃和农民大会就表达过的全体农民的夙愿。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因此，我们才这样容易地赢得了压倒多数。当时对农村来说，我们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后来，过了半年以后，我们才不得不在国家组织的范围内，在农村中开始了阶级斗争，在每个村庄建立起贫苦农民即半无产者的委员会，有步骤地同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由于俄国落后，这种情况在我国是不可避免的。西欧的情况将会不同，因此我们应当着重指出，用适合那里的也许是新的形式在农村居民中推行苏维埃制度是绝对必要的。
第三，我们应当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尚未取得胜利的一切国家，主要任务是争取共产党人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昨天我们的决议起草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也许其他同志还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是我想提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当然，我们不能事先规定发展的道路。很可能西欧许多国家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但是，作为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作为政党，我们力争并且应当力争在苏维埃中占多数。那样我们的胜利就有了保证，而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共产主义革命。不然的话，就不大容易取得胜利，胜利了也难以持久。因此，我想建议把这三点作为一个专门决议来通过。
提纲载于1919年3月6日《真理报》第51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1号
报告载于1920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德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91—509页
3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决议
（3月4日）
根据这个提纲和各国代表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声明，在一切尚未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国家中，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如下：
（1）向工人阶级广大群众说明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历史意义，它在政治上和历史上的必然性：它必然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
（2）在一切工业部门工人中间，在陆海军士兵中间以及在贫雇农中间推行和组织苏维埃。
（3）争取共产党人在苏维埃内部稳占多数。
载于1919年3月11日《真理报》第5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10页
4
闭幕词
（3月6日）
我们之所以能够冲破警察的一切阻挠和迫害到这里集会，之所以能够在没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就目前革命时期的所有迫切问题作出重要决定，是因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群众已经用自己的行动把所有这些问题实际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开始实际地加以解决。
我们在这里只是把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已经争取到的东西记载下来。
不仅在东欧各国，而且在西欧各国，不仅在战败国，而且在战胜国（例如在英国），苏维埃运动都在日益广泛地展开，这个运动无非是以建立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为目的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尽管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继续肆意横行，尽管他们驱逐、监禁、甚至杀害斯巴达克派和布尔什维克，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这只能使群众受到教育，使他们摆脱旧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偏见，使他们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热烈鼓掌）
载于1920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一书（德文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11页
注释：
[201]这是有关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篇文献。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国际共产党代表会议）于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宣告了共产国际的成立。
1914年8—9月，列宁在他起草的提纲《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战争中的任务》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中提出了建立新的、排除机会主义分子的国际的任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进行了大量工作来团结各国社会党中的左派分子，为建立新的国际奠定了组织基础。
1918年1月24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左派社会党人会议，讨论了筹备召开共产国际成立会议的问题，选举产生了筹备机构。1919年1月，由俄共（布）发起，召开了有俄国、匈牙利、德意志奥地利、拉脱维亚、芬兰五国的共产党、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巴尔干社会民主党联盟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共8个党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召开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大会以创立新的国际的问题，并向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的39个政党、团体和派别发出了邀请信。
代表大会于3月2日开幕。参加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列宁主持了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
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483。
[202]车间代表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一些工业部门的工人组织，由车间工人选举的代表组成。它们同执行“国内和平”政策的工联领袖相对立，捍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领导工人罢工，进行反战宣传。1916年，车间代表委员会成立了全国性组织。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期间，车间代表委员会积极支持苏维埃俄国。车间代表委员会的许多活动家，包括威·加拉赫、哈·波立特等，后来加入了英国共产党。——484。
[203]列宁读的那份报纸可能有不确之处。那里说的大概不是伯明翰工人代表苏维埃，而是车间代表委员会。1919年3月3日，英国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约·法因贝格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在一些工业地区成立了有车间代表委员会代表参加的地方工人委员会，如克莱德工人委员会、伦敦工人委员会、设菲尔德工人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成了各地的组织中心和相应地区的有组织的工人的代表。有一个时期，企业主和政府根本不想承认车间代表委员会，但他们终于不得不同这些‘非官方的’委员会进行谈判。劳合－乔治表示同意承认伯明翰委员会为经济组织，这就证明，车间代表委员会已成为英国工人运动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现在，车间代表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和车间代表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已经成为类似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的组织。”（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1933年俄文版第63页）——484。
[204]指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3月6—8日）通过的关于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53—54页）。——496。
[205]《印刷工人报》（《ГаэетаПечатников》）是受孟什维克影响的莫斯科印刷业工会的报纸，1918年12月8日创刊，因进行反苏维埃宣传于1919年3月被查封。——498。
[206]这里说的是当时匈牙利和瑞士的革命运动。
1918年10月30日深夜，匈牙利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果政权落入同社会民主党联合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手中。以米·卡罗伊为首的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引起劳动群众的极大不满，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机关——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另一方面，在匈牙利宣告成立共和国以后，各资产阶级政党为召开立宪会议展开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匈牙利共产党于1918年11月20日正式成立后，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共产党的威信和声望迅速提高。原先由社会民主党人掌握的苏维埃逐渐转到共产党方面来。3月20日，卡罗伊政府在内外交困中辞职。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当时的革命危机尖锐化的形势下不敢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不得不同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谈判。结果，双方协议建立苏维埃政权。3月21日，布达佩斯工人占领了该市所有的战略据点，解除了警察的武装。同一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
1917—1919年间，瑞士工人运动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日趋高涨。1917年11月15日，苏黎世举行了庆祝俄国革命的群众大会。会后，工人们喊着“决不再给交战国提供炮弹！”的口号，唱着《国际歌》，直奔两个弹药厂，迫使这两个工厂关闭。11月17日，要求释放被捕同志的工人在苏黎世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工人们筑起街垒，政府调来的军队用机枪扫射群众，全市宣布戒严。政府的迫害并未能阻止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1918年爆发了反对提高食品价格的群众性经济罢工，斗争持续了好几个月。同年11月，瑞士爆发了支持苏维埃俄国的政治总罢工。在革命运动蓬勃高涨的情况下，瑞士社会党左翼革命分子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499。
[207]指载于1918年11月18日《红旗报》第3号的罗·卢森堡的《开端》一文。——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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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对《第三国际基本原则》提纲的意见（191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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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三国际基本原则》提纲的意见[200]
（1919年2月）
关于提纲
第1条——改写成为一个讲实际政策的论点。承认：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已成熟
现在进行这一革命是必要的
要转变为国内战争，作为对历史性口号的确认。
第2条——加上：在1914—1918年这次战争中。
第2条（补）
着重强调“国际联盟”和“社会和平主义”是自由主义者骗人的口号。
第3条——强调“打碎”国家机器……和专政，同机会主义者和“中派”针锋相对。
第4条——为革命和武装起义作准备。
据此精神进行全部宣传和鼓动工作（扩大）。
第5条——绝对要（加进）：象李卜克内西那样。
第6条——加上：鉴于资产阶级到处对合法性进行（对帝国主义说来是）典型的破坏和限制。
第7条和第8条——同专政并提。
第9条——公社和苏维埃（不是一定要“苏维埃”）类型的。
注释：
[200]这里说的《第三国际基本原则》提纲，全文如下：
“1．帝国主义政策充分暴露出它是金融资本的必然产物。强盗国家之间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在导致对生产力的空前破坏和世界性的饥荒的同时，现正变成国内战争，变成阶级战争，即资本主义联合势力反对俄国已经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国家和其他国家力求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争。
2．‘保卫祖国’这个社会爱国主义的口号已被彻底揭穿：它是对群众的最大欺骗，它为帝国主义的强盗政策辩护，不仅为帝国主义力图掠夺别的国家，而且为帝国主义疯狂反对奋起斗争的无产阶级（乌克兰、芬兰、拉脱维亚、苏维埃俄国）辩护。‘国际联盟’这个比较‘新鲜的’、不仅为公开的社会主义叛徒所拥护而且为考茨基派社会和平主义者所拥护的帝国主义口号，是更加危险的口号，正在暴露出它为各国资本家反对无产阶级起义的神圣同盟（威尔逊、埃尔茨贝格尔）打掩护的真面目。
3．饥荒、资本主义的瓦解、资本家为反对无产阶级而结成神圣同盟等等，整个世界的这种形势正在把工人的共产主义革命提上欧美无产阶级的议事日程。这场革命，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教导的那样，应当破坏和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击溃和瓦解已在解体的帝国主义力量，组织新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
4．因此，目前首要的事情是加紧实行群众斗争的策略，办法是将街头示威、总罢工等发展成为把大批武装士兵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武装起义。
大力进行准备起义的工作，特别是在士兵中间的工作，现在已成了真正赞成而不是口头上赞成社会主义变革的各国党的首要任务。
5．为了使运动激化，一定要利用议会讲坛进行革命鼓动，要把议会斗争和街头斗争结合起来，要宣传进行国内战争来剥夺资本和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
6．为了对运动进行筹划和实行领导，必须建立秘密的革命机关，由它传播不打折扣的革命口号和造就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所必需的干部。
7．在当前的历史时期，运动的政治目的和运动的口号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前者只不过是绝对应予消灭的资本统治的非常精巧的表现形式，后者则给劳动群众以极其广泛的自由，同时镇压剥削者必然要进行的疯狂反抗。这种无产阶级民主并不以宣告各种自由为限，它把重心移到为劳动阶级提供实现各项自由的保证上面。它剥夺资本所有者，把供集会用的场所、供出版工人报纸用的纸张和印刷厂等等交给劳动阶级支配。它吸引工人的所有群众组织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建设。只有这种民主才能成为无产阶级起义的口号。
8．这种无产阶级民主同时又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最无情地镇压无产阶级的敌人的机关。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芬兰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都表明，资产阶级是不惜采取一切斗争方法（怠工，暴动，外国援助，阴谋，恐怖，处决，大规模枪杀，人为地加剧饥荒，等等，等等）的。
为了整个社会主义的未来，无产阶级必须最无情地镇压上述活动。死死抓住政权不放的正在丧失一切的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必然是一场殊死斗争。因此无产阶级的统治同时就是对资产阶级的镇压，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9．起义胜利之后就要变为政权的群众革命斗争的当然机关，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它不是从黄色工会和黄色社会民主党的官员中选出的，而是以工厂为单位从群众本身中选出的。因此在每个国家都不应把所谓民主共和国和立宪会议作为自己的口号，而应当把苏维埃共和国作为自己的口号。
10．目前已经十分清楚，社会民主党以及作为运动的正式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已分裂成为三大派：右派、中派和左翼激进派。右派（谢德曼、托马、韩德逊、大部分孟什维克和全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成了直接扼杀社会主义革命的刽子手（德国人对芬兰、乌克兰所采取的行动，盟国的“干涉”）。中派（考茨基、龙格、英国的……（文件中有遗漏。——《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编者注））中的一部分已经暴露出是彻头彻尾的叛徒（考茨基），另一部分则表明，他们不仅不能在革命中带领群众前进，而且还在有意识地阻碍一切群众运动。运动愈是向前发展，这一派的危害就愈大。只有极端的左派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领袖。因此，这些集团在真正国际主义的和真正革命的行动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国际接触是迫切需要的。”
上述提纲大概是为制定共产国际行动纲领以便提交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而起草的。——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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