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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悲剧》导言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中国革命的悲剧》 导言 首先，本书作者乃属于历史唯物论学派这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我们的眼中，完全不足以为他的这一著作赢得嘉许。在目前的条件之下，马克思主义这个标记，首先只能在我们的心中引起不信，而不能叫我们先行接受了。与苏维埃国家的堕落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在过去的十五年中经历了一个空前的衰落与贬损的时期。从一个分析与批评的工具变成为一种廉价辩护的工具。它不再分析事实，而只忙于为高升的奴才们的利益挑选诡辩。 在1925-27年的中国革命中，共产国际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本书对它有很详细的描写。但在共产国际的文案中，我们如果想找到一本能多少企图予中国革命以一幅周详的图画的，却总是徒劳，不过我们还能找到几十种「行情性」的著作，它们卑顺地反映着共产国际政策，或更正确些说，苏维埃对华外交政策的每一个曲折，且把事实与一般的论断穿凿附会于每一个曲折。这种文献只能叫人引起心里的反感，而伊罗生的书则与此相反，他从头至尾代表着一本科学的著作。他秉着科学的良心，研究了大量直接材料与补充材料，乃以此种研究作为本书的根据。伊罗生从事本书的著作，花了三年多的光阴。还有一点也得说明的，就是他以前以记者及中国生活观察者的资格，在中国度过了差不多有五年之久。 本书著者以革命家的资格研究革命，他觉得并无理由去隐瞒这一点。在庸人俗子看来，一个革命的观点实际上就等于科学的客观性之阙如。我们以为恰恰相反，只有一个革命家——当然他得具有科学的方法——才能暴露出革命的客观动力。一种思想，要是能够了解事物，那么，一般说来都不是潜想的而是行动的。为要渗透到自然与社会的秘密中去，意志的成分，便不可少。正像一个外科医生（人的生命依靠在他的解剖刀上），以极度的注意力分别出一个机体中各种不同的肌胳一样，一个革命家（如果他对他的任务具有严肃态度的话），必须以严格的良心，分析社会的结构，它的作用与反射。 要了解目前的中、日战争，必须以第二次的中国革命作出发点。在这两个场合中，我们不仅遇见了相同的社会力量，而且还常常遇见同样的人物。只叫提到蒋介石这个人物在本书中占着中心地位就够说明这一点了。当这几行文字正在写的时候，还难于预言中日战争将在何时与如何结束。不过远东目前冲突的结局，无论如何，只具有临时的性质。那个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临近的世界大战，将把中国问题拿来与殖民地统治的其它问题重新作一次观察。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问题在于：依照帝国主义间力量的新关系来重分地球。将来主要的斗争场当然不是立立普脱国（注）里的洗澡管——地中海，甚至也不是大西洋，而是太平洋的盆地。战斗的最重要的目的物将是中国这个含有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国家。苏联——未来战争中的另一个大注——的命运，也将在某种限度以内决定于远东。为这一次巨人们的冲突作准备——东京今天便企图在亚洲大陆上给自己保证一个尽可能广大的操演场。大不列颠与北美合众国也同样地不愿错失时机。不过，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世界大战仍不能造成最后的结果，因为在它的后面将跟随着发生许多的革命，它们不仅将重新检讨战争决定，并且还要解决所有那些引起战争的条件——这一点，实际上连这些目前的缔造者们也都承认的。 这个前途，我们必须承认它绝不是一首田园诗，而是克雷奥，即是历史的女神，她从来不会做过贵妇人和平会的会员。经历这1914-1918年大战的较老的一代人，不曾解决他们任务中的一个。他们把战争与革命的重负作为遗产传给了新的一代，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与最悲惨的事情时常是比肩前进的。它们确实地将造成未来数十年代的背景。现在我们只能希望那不能擅自脱离遗传环境的新生代，至少要更好地，学习到他们所生息的时代的法则。为要熟悉1925年—1927年的中国革命，在今天是找不到一个比本书更好的指导了。 虽然盎格鲁萨克森人的天才无疑是伟大的，但人们也不能不见到最不懂得革命法则的人，却正在盎格鲁萨克森族的国家中这一个事实。这事情的解释一方面在于：这些国家中的发生革命已成为很久的过去，所以那些官式的「社会学家们」对革命彷佛对儿时的狂欢一样，只能引起谦逊的微笑。另方面，在盎格鲁萨克森人思想中占此显著地位的实验主义，要想用以了解革命的危机那是最没有用的。 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与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一样，其任务在于使社会的结构「合理化」，即是要肃清社会上封建的钟乳石与石笋，并使社会受自由竞争这个法则的支配；自由竞争在那个时代，彷佛是「常识」的法则。为要做到这一点，清教徒革命便给自己穿上了圣经的衣饰，因此暴露出一种纯粹幼稚的能力，竟致不能了解它本身的意义。法国革命对美国的进步思想曾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那次革命是为纯粹唯理主义的公式所引导的。常识（它还害怕自己，故求助于圣经上先知们的假面具）或世俗化的常识（它把社会看成为一种合理「契约」的产物），直至如今还是盎格鲁萨克森思想在哲学与社会学领域内的基本形态。 但是历史上的真实社会，可不曾依照了鲁索的说法，而在一个合理的「契约」上建造起来，也不曾遵照着边沁的意见而根据于「最大幸福」的原则；它是在冲突与矛盾的基础上，「不合理地」开展着的。为使革命成为不可避免，阶级冲突得紧张至破裂点。恰恰是这个冲突之历史地不可逃避的必然性（他不依赖着善意或恶意，而是依赖于阶级之客观的相互关系）造成了革命与战争——这个历史过程「不合理」基础之最精采的表现。 不过「不合理」的意思，并非等于一任己意。恰恰相反，在革命之分子运动式的准备中，在它的爆发中，它的上升与低落中，有一种深刻的内部法则在，它能被人了解，且在主要之处，能为人预见。诚如人们不止一次地说过：革命具有它们自身的逻辑。但这不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甚至不是「常识」之实验主义的半逻辑。它是思想之较高的机能：发展及其矛盾的逻辑，也就是辩证法。 这样看来，盎格鲁萨克森的实验主义的顽固及其对辩证法思想的仇视，自有其物质的原因。恰恰像一个诗人没有本身经验而徒然读书得不到辩证法一样，一个富裕的社会，不受惯震动，习于不断的「进步」，是不能了解它自身发展的辩证法的。不过。此种盎格鲁萨克森世界的特权，极显然已退向过去之中了。历史正在准备教授大不列颠与美国以几课认真的辩证法。 本书作者试将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从先天的定义与历史的模拟中演释，而从中国社会之活的结构及其内在力量的动力中求得。这是该书主要的方法论上的价值之所在。读者将不仅欣赏一幅关于事件进展之结构甚好的图画，而更重要的还将学习着了解这些事件的社会的总发条。只有站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正确的评量斗争的政党的政纲与口号，这些政纲与口号在过程中虽不是独立的，而且在最后分析中也不是决定的因素，但还是革命过程之最明显的标记。 未完成的中国革命就其切近的目的而论，乃是「资产阶级的」。不过这名称之应用只是过去资产阶级革命的回声，所以它实在不能给我们什么帮助，历史的模拟须在具体的社会学的分析中加以校对，否则它会成为心智的陷阱。在中国正在斗争着的是些什么阶级？这些阶级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些关系正在如何与向何处变化？中国革命的客观任务，即那些被发展过程所决定的任务，是什么？这些任务之解决落在什么阶级的肩上？它们能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伊罗生的书恰恰予这些问题以解答。 殖民地的与半殖民地的——因而是落后的——国家，包括着人类之最大部分，这些国家的落后程度极其不同，它们形成了一种历史进化的梯阶，从游牧生活，甚至从食人生活起，一直到最现代的工业文化。在某种程度之内一些极端的结合，乃是一切落后国家的特征。不过落后性的等级——如果我们可能应用这个名称的话——是由每一殖民地国家生活中的野蛮主义与文化的成分之比重来决定的。非洲赤道国远落在阿尔及尔之后，巴拉圭比墨西哥落后，阿比西尼亚比印度或中国落后，它们在经济上虽然共同依存于帝国主义的宗主国，但它们在政治上的依存关系却有些地方带有公开殖民地的奴属性质（如印度、非洲赤道国），而另一些则掩盖在虚伪的国家独立之下（如中国、拉丁美洲诸国）。 落后性在土地关系中找到了最有机的与残酷的表现。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曾经把民主革命实行到任何真实的范围。半途而止的土地改革，被半农奴式的关系所吞没，而这些关系在贫穷与压迫的土壤上不可避免地会再生出来。土地关系上的野蛮主义，常常与道路之缺乏，各省的孤立，「中世纪式」的特殊主义，与民族意识之阙如，同时存在。从社会关系中清除出古代的残余与现代封建主义的硬壳，乃是所有这些国家中之最重要的任务。 不过只叫保存着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依存关系，那么土地革命的完成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帝国主义一方面固然移植资本主义的关系，但另方面却支持着并重新创造着一切奴隶的与农奴的形态。因此，为社会关系的民主化与为建立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斗争，就不间断地转入于反对外国统治的公开暴动中去。 历史的落后性，这含义并非说要在较迟一二或三个世纪之后，去简单地重复英国或法国那样先进国家的发展。这落后性产生一种完全新的「结合的」社会形态，在这形态中，资本主义在技术与结构上之最新的成就，植根于封建的或前封建的野蛮主义的关系中，改变着这些关系，征服着它们，并且创造着一种特殊的阶级关系。 在这些落后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能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得到解决，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之很快产生，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之下，故对人民而言乃是一个异类的或敌对的阶级。在这阶级发展的每一阶段上，总只有更加密切地束缚于外国的财政资本。他们本质上是此种资本的代理人。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即从事于手艺与小买卖的人，首先成为与外国资本作势力悬殊的斗争的牺牲者，他们在经济上衰落至无足轻重的地步，成为非阶级的与赤贫化了。这等人要起一个独立的政治作用，那甚至连想都想不到。农民，这个数量最大，最原子化，最落后与最受压迫的阶级，能进行地方性的暴动与游击战，但需要一个比较前进的与集中的阶级的领导，好使这一斗争高升到一个全民族的水准。这样的一个领导，自然落在殖民地无产阶级的身上了，因为它从最初起，就不仅对外国的就是对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也立于相反地位。 地理上的接近与官僚机关，把中国的各省与各部早就联结成一个整体，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已使这个整体变成一个经济整体的模样。群众的革命运动第一次把这逐渐增长的统一翻译成民族意识的言语。在罢工、农民暴动、1925—27年的军事征伐中，一个新的中国诞生了。那些与本国及外国的资产阶级相联结的军阀，只能将国家弄得四分五裂，这时中国工人却成为国家统一之不可抗拒的推动力之掌旗手了。这一运动，无可争论地能与法国第三等级反特殊主义的斗争，或与后来德国与意大利人为国家统一所做的斗争相比拟，但中国又与资本主义初生的国家不同，在那些国家中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落于小资产阶级的肩上，部分的还在资产阶级的，甚至在地主（普鲁士）的领导之下，而在中国则无产阶级出来作这一运动的原动力与潜能的领袖。但是恰恰因此，无产阶级使资产阶级感受到一种危险，即统一后的祖国的领导权将不操在后者的手中了。在全部历史中，爱国主义总与政权与财产不可分离地相联结的。感受到危险之时，统治阶级是从来不惜使他们自己的国家分解的，它们只求在这种方式之下，能使它们在一部分的国土上保持权力。因此，如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在1927年掉转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反对这国家统一的掌旗手，那是完全不足奇的。关于这一转变的描写与解释，占据着伊罗生这书的中心地位，它给了我们一个了解中国革命与目前中日战争之基本问题的锁钥。 那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只叫有保持自己特权存在的希望，那么能容忍国家堕落的一切形式。但当外国资本想霸占国家的全部财富时，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迫得记起它的「民族」责任来了。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它甚至还能跳进战争中去。但这战争只能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中之一，即反对那最无法谈判的一个，而进行战争时所怀着的希望，只是想转替某一更宽大的强国服务罢了。蒋介石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只能在大不列颠或美国保护者所指示的限度以内进行。只有那个除了铁链之外无物可失的阶级，才能为民族解放进行反帝战争到底。 上面发挥的，关于历史上晚起国家中「资产阶级」革命之特性的那些观点，绝对不是简单理论分析的结果。在第二次中国革命（1925—1927年）之前，它们早已受到大规模的历史测验了。三次俄国革命（1905—1917年2月与10月）的经验，对二十世纪所具的重要意义，并不比法国革命对十九世纪所具有的意义为小。要了解现代中国的革命，读者一定得注意到俄国革命运动中思想的斗争，因为这思想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曾经起过，而如今还在起着一种直接的，并且是有力的影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则起一种间接的影响。 正因为沙皇俄罗斯的历史的落后性，使它成为欧洲唯一的国家，即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这种学说与社会民主党这种政党，便发展到了有力的地步。民主主义的斗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间，或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间的相互关系，恰恰在俄国受到了理论的分析，这是很自然的。第一个把这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提出来的，乃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造者普列汉诺夫。在反对那所谓民粹主义（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斗争中，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没有任何理由希望走一条发展的特权道路，他认为俄国跟那些「不圣神的」国家一样，也得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又以为在这条道路上，为要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必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制。普列汉诺夫不仅把那作为一个任务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分开，（他把社会主义革命延迟到不定的将来，）而且他还把力量的结合加以完全不同的描写：资产阶级的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联合自由资产阶级来完成，并由此替资本主义的发展清除道路，经过几十年之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高水平上，无产阶级将直接与资产阶级斗争，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 列宁——当然不是立即地——更改了这个学说。在本世纪之初，他以一种比普列汉诺夫更大的力量与更彻底的态度，提出了土地问题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因此他得到一个结论：自由资产阶级是反对剥夺地主财产的，而正因为这个理由，自由资产阶级会在普鲁士式的宪法基础上与皇朝谋得妥协。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提出了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思想。这两个阶级革命合作的目的，他认为在于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之资产阶级民主专政」，这是唯一的方法，可用以肃清沙皇帝国中的封建警察的残渣，建立一个自由的农民制度，且给美国式路线的资本主义发展清除道路。列宁的公式在这一方面是前进了一大步，即与普列汉诺夫的公式相反，它正确地指出了革命的中心任务，即土地关系之民主主义的变动，并且同样正确地约略规定出能解决这一任务的一些阶级力量之唯一现实主义的结合。但一直在1917年以前，列宁本人的思想始终束缚在「资产阶级」革命之传统的观念上。跟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只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才能列入当前的议程中。而且与后来不肖门徒们所捏造的传说相反，列宁认为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农民的全体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列宁把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农业劳动者与出卖劳动力的半无产者化的农民身上。 列宁这个观念的弱点，在于「无产阶级与农民之资产阶级民主专政」这一内在矛盾的思想。两个阶级，它们的利益只有一部分相符合，那么它们的政治同盟便不能有成立专政的可能。列宁本人着重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专政」的基本限度，所以公开称它是资产阶级的。他之所以这样干，意思就是说无产阶级为了保持与农民的同盟，在未来的革命中，得避免直接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但是确切地说，这意思就是无产阶级得放弃专政了。在这样的情形中，革命的政权将集中在谁的手里呢？在农民的手里吗？但农民是最不能起这样的作用的。 列宁在提出他有名的1917年4月4日的大纲之前，把这些问题放着不加回答。只在四月大纲上，他才第一次跟「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了解与「无产阶级与农民之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公式相决裂。他声明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乃是彻底实行土地革命与保证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唯一方法。不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由于本性使然，不能自限于资产阶级财产的范围以内。无产阶级的统治自然而然要把社会主义革命置于议事日程之上。在这样的情形中，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革命并非由任何历史的时期分开的，而是不间断地连接着，或者说得更加确切些，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之有机体的生长。至于社会之社会主义的转变将以何种速度发生，以及将在最近将来达到何种限度，那不仅要看国内的，而且也要看国外的条件而定。俄国革命不过是国际革命之一环。这样，已经约略地说明了永恒（不断）革命这个观念的本质了。恰恰是这个观念，保证了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中的胜利。 但是历史之残酷的嘲弄竟会如此：俄国革命的经验不仅没有帮助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而且相反的，他以一种反动的与弯曲的形式，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前进路上的一些主要障碍之一。不肖门徒们的共产国际开始替东方各国把「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公式加以神圣化，而列宁在历史经验影响之下，早己承认这公式为没有价值的了。一个公式业己陈旧，那它所掩盖的政治内容会与它当年所代表的直接相反，这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平民大众、工农的革命联盟，由那自由选举的，作为直接行动机关的苏维埃来加以胶结，而共产国际却代之以各党中央机关的官僚的联盟。在这联盟中，农民的代表权则意外地给了国民党。这个极关心于保持资本家财产，不仅要保持生产工具，而且要保持土地财产的十足资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则扩大成「四阶级的同盟」：即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与那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换句话说，共产国际捡起了被列宁所抛弃的公式，只为要打道到普列汉诺夫的政治中去，而且还是在一种戴上假面具的，因而是更恶毒的形式中进行的。 为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之从属资产阶级作辩护，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们（斯大林、布哈林）便援引帝国主义压迫这一个事实，彷佛这压迫会逼「全国一切进步力量」结成同盟的。但这正是当年俄国孟什维克的论据呢，所不同的只是那时沙皇制度代替了帝国主义罢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之服从国民党，表示它之与群众运动分裂，而且是对于它历史任务之一个直接的背叛。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惨败，就是这样地在莫斯科的直接领导之下准备好的。 许多政治上的庸人俗子总愿意把「常识」的猜测来代替科学分析，他们觉得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革命性质及其阶级力量的动力所进行的争论，彷佛是简单的学院主义。然而历史的经验表示出俄国马克思主义「教条公式」之深具活力的重要意义。那些直到今天还不懂得这一点的人，能够从伊罗生的书里学到许多。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治，深刻地表示出如果布尔什维克不会及时地抛开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那么，俄国革命会变成什么东西。在中国，不断革命的观念再度被证实了，不过这次并非以胜利的形式，而是以惨败的形式来证实的。 当然，把俄国中国等量齐观是不允许的。他们虽然有好些重要的共同点，但异点却仍然太明显。不过人们不难相信，这些异点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结论。在一种意义上说沙俄也是一个殖民地国家，这可以在外国资本的优势作用上看出来。不过俄国资产阶级对于外国帝国主义，比中国资产阶级享有不可比拟的更大的独立性。俄国本身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俄国的自由主义固然卑琐，但比之于中国的自由主义却具有远较重大的传统与更有力量的支持基础。在自由派的左边，站着一些强有力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对沙皇制度的关系有的是革命的，有的是半革命的。社会革命党设法在农民中，主要在农民的上层中，获得了很大的拥护。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背后，领导着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劳动贵族。恰恰是这三个政党——自由派，社会革命党及孟什维克——在长期间准备了，且在1917年确定地组成了一个联盟，这在当时虽还不会被称为人民阵线，但已具有它的一切特性。与此相反，布尔什维克则从1905年革命的前夜起，便对自由资产阶级采取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立场。只有这个政策，（他在1914—1917的年「失败主义」上达到了最高表现），才能使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 中国与俄国不同的地方：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外国资本之无可比拟的更大的依赖，小资产阶级中独立的革命传统之阙如，工农大众之围绕于共产国际的旗帜之下，这一切，如果可能，都需要执行一个比在俄国执行过的更不可调和的政策。但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遵照着莫斯科的命令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反动与学究气的「三民主义」，加入了国民党，服从它的纪律。换句话说，它在对资产阶级屈服的道路上，走得比以前俄国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所走过的更远。在目前的对日战争中，又在重复着这个同样致命的政策了。 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官僚，怎么能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应用根本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相反的方法呢？谁假使用这个或那个人的无能或愚蠢来回答这一个问题，那就太肤浅了。问题的中心在于：由于新的生存条件，官僚们已经获得了新的思想方法。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群众，官僚则开始命令他们。布尔什维克用正确地表现群众利益的方法来征取领导的可能性，官僚们则不得不藉助指挥的方法，以便保证他们与群众利益相反的自己的利益。指挥的方法自然也扩展到共产国际中去。莫斯科的领袖认真地以为他们能强迫中国资产阶级走向它利益的左边，叫中国工农走向他们利益的右边，共同沿着克里姆林宫所划定的对角线前进。但革命的本质就在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都用最极端的形式来表示自己的利益。如果敌对阶级能依对角线移动，那就没有内战的需要了。官僚以十月革命共产国际的威望（不必提那用不尽的财源了）作武器，在革命最紧要的关头，使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动力变成为一架制动机。在德、奥，官僚能把失败的一部分责任转嫁于社会民主党，但在中国则不同，那里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共产国际在毁灭中国革命的时候，是拥有独占权的。 如果没有1925－1927年群众有力的国民革命运动，目前国民党之统治大部分中国领土便不可能。对于运动的屠杀，一方面使权力集中在国民党之手，另方面也命定了国民党在反帝斗争中只能采取半吊子的办法。这样说来，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对于中、日战争过程的了解，具有最直接的意义。因此，这一历史著作获得了最实际的政治意义。 在最近将来的中国历史中，战争与革命将交织着。日本的目的，想占领几个战略中心点，以图永远，或至少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奴属一个庞大的国家，这不仅表示出它的贪婪，也证明出它头脑的呆木。日本起来得太晚了。天皇的帝国被它内部的矛盾所撕裂，不能覆演不列颠兴起的历史。另一方面，中国已经远超过十七与十八世纪的印度。旧的殖民地国家现在正在进行民族独立的斗争，且获得愈益重大的成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纵使目前远东的战争结果日本胜利，纵使胜利者自身能在以后数年内逃过内部的灾难——前后两者都是极无把握的——那么日本统治中国的时期也是极短的。也许只有少数几年，即为中国经济生活获得新的推动与劳动大众重新动员所需要的少数几年。 日本的大托拉斯与公司，已经跟踵着军队前来分取那尚未拿稳的赃品。东京政府怕各派财阀会把华北裂成碎块，所以要设法调节他们的胃口。如果能在占领区中保持大约十年的统治，那首先要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利益，在华北实行强度的工业化。新的铁路、矿山、发电站、矿业与五金业，以及植棉业行将迅速地产生。中国民族的两极化将受到剧烈的推动。在最短促的时期内，成千百万的中国无产阶级将被动员起来。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将愈加依赖于日本资本。他们将比过去更不能领导民族战争，尤其不能领导民族革命了。那个数量更大，社会地位更强，政治上更加成熟的中国无产阶级，将起来领导农村与侵略者作对。对于外国奴役者的仇恨，乃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凝固力。人们必须想到：新的民族革命会仍旧在目前这一代人的生存期间置于议事日程之上。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要解决这些落在他们身上的任务，必须充分融化中国革命的教训。在这一意义上，伊罗生的书能予以无可替代的帮助。现在只希望此书能翻译成中文与其它的外国文字。 里昂·托洛次基 1938年，序于墨西哥，考约奥冈 （王凡西译） （注）格利佛中的小人国——译者 上一篇 下一篇
陈独秀《告上海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1920年1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告上海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 陈独秀 （1920年1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1920年1月1日《时事新报·元旦增刊》，署名：陈独秀。 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自然是觉得旧文化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中国底社会上有发生新文化运动的必要，这是不用说的了。但是我现在要敬告诸君的有三件事： （一）出版物是新文化运动底一端，不是全体。 （二）新文化运动只当向前的发展，不当向后的反动。 （三）不应该拿神圣的新文化运动做射到底器具。 出版物自然是新文化运动中很要紧的一件事，但此外要紧的还很多，不必大家都走一条路。我们富于模仿力，缺乏创造力；有了大舞台，便有新舞台，更有新新舞台；有了王麻子底剪刀店，接着就有汪麻子，旺麻子出现；有了稻香村，接着就有稻香春，桂香村出现。现在大家都来办报，不肯向别的事业方面发展，也就是缺乏创造力底缘故。照我们现在的学问程度人才力量，一个地方只配办两三种报，多了便要人力分散，勉强杂凑起来，一个报也办不好。这是何苦来！就是办报，也应当办性质不同，读者方面不同的报，不必办许多性质相同的报。现在性质相同，读者方面相同的报已经不少了，我们有什么高明的见解，果然有价值，尽可送到各报发表，各报没有不欢迎的，一定要自己独立办一个人云亦云的报，这是什么一种心理？我曾劝许多在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像《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吗？我实在不忍这样说，实在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现在差不多每星期都有新报出现，内容都大同小异（内中有几种牛鬼蛇神的报，又当别论）。看报的还是那一班人，实在人力财力都太不经济；所以我总希望大家拿这些人力财力，去办新文化运动中比出版物更进一步更要紧的事业。 死抱着祖宗牌位向后退走的顽固派，我们不去论他；就是那半新半旧的先生们，像那帮着警察厅大骂同学的人；又像那挂起留美学生的金字招牌办杂志，却仿照无聊的医生底办法，请出许多名人介绍；这班人既然可怜没有当顽固派的魄力，头脑中又抛不了祖宗牌位底偶像，我们也不去论他；我们深以为憾的，正是我们很推重的杂志，我们很希望的青年，也发出似是而非的议论：说什么“这种直觉的新学问家同古代的中国学者，有什么分别，恐怕还不及他们有人生与社会的经验呢”。试问大科学家Bergson底直觉哲学，是否毫无价值？试问中国现在是否有人算得是直觉的新学问家？试问古代的学者底人生与社会的经验，现在有什么价值？说什么“现在一班著名的新杂志（除去北京大学月刊同科学杂志），都是满载文学的文字同批评的文字，……世界新思潮，在学术上是真正的自然科学的精神，在社会上是真自由真平等的互助主义同新式的社会组织，在文学上是写实主义同人道主义；试看他们的文字，有几篇真有科学的精神（发阐科学的更少），有几篇用科学方法彻底研究社会问题，又曾有几篇写实文学的大著作”。他列举的三种新思潮固然不错，可惜这三种新思潮虽然都受了科学的影响，却不是他没头崇拜的自然科学所能包办的呵。他用“趾高气扬的态度，夸大眇视的心胸”骂倒一切新杂志，固然痛快；但独独推重北京大学月刊同科学杂志，除了因为这两种杂志多讨论自然科学以外，不知道还有何种理由？他说：“我们要打破中国人的文学脑筋，改造个科学脑筋”。这句话固然有理，但科学脑筋却不限于自然科学，不反背科学精神的文学艺术，也都是人类最高精神的表现。岂可一概抹杀？我们只应当拿科学的方法研究别的学问，却不可拿自然科学说明别的学问。Spencer拿生物学说明社会学，就是一个失败的先例。现在中国底杂志无不幼稚，难道只有讨论自然科学的杂志特别进步吗？他说：“今日之士，大弊有二：人人竞言科学，而实不知科学，……其所以不知科学者，科学艰深，非一蹴可几；玄谈易操，又且有功，故舍难就易也。顷年以来，思想革新，诚甚盛矣；然试登高远瞩，国内书报，刊行者何限，亦尝有专言精确科学者乎？……美洲之科学北京之大学月刊数理杂志，其言论文章，稍近科学矣。然其销行之度，能如其他鼓吹谬论者乎？……方今之人，震于西学之势，痛诋中学，……而抑知性理之学，经数千年之蕴蓄，其中固有至贵者存乎。夫理学与科学，两事也；科学之效，在利用厚生，使吾辈有精严之宇宙观；理学之用，在存养省察，使吾辈有正确之人生观。故理学不患其旧。虽羲皇之言，苟其果善，亦皆可从，所谓‘推之万世而准’也；而科学则力求其新，非新则用绌矣。……又况新者多拾人牙慧之余，似是而非之妄解，虚诞无实之谬谈耶！此其二大弊也；此二弊者深入人心，小之可害中一人，大之可害遍族类。”这一段议论，恰和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所著劝学篇，好像是一人手笔。前半段极为独尊西洋的科学（看他科学玄谈对举，又不满于近来的思想革新，又专门推重讨论自然科学的三个杂志，想必是专指自然科学），别的关于思想艺术的学问，都一笔抹杀，这还是几十年前中国人慑于西洋物质文明底极幼稚的观念，对于西洋各种学术文化底发达，简直未尝梦见。当真西洋文明只有科学吗？我们只应该输入他们的科学，不输入他们的别种学问艺术思想制度吗？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言语学等，不比科学更难几倍吗，都可一蹴而几吗？后半段忽然又把中国底性理学抬起来和西洋底科学并重，而且分作两事，实在令人莫明其妙。大约他还是抱着张之洞以来“科学是新的好，道德是旧的好；物质文明是西洋好，精神文明是中国好”的一种成见。中国底性理学，和西洋底哲学伦理学学类，难道是中国独有的国粹吗？西洋底近代哲相〔学〕伦理学都受过科学的洗礼，所以可贵，中国底性理学怎么样？中国底性理学，果然只谈人生观，不曾涉及宇宙观吗？科学果然只可以教我们的宇宙观，不能教我们的人生观吗？非科学的性理学，怎能够教我们的人生观正确不至错误。理学只问善不善，不问旧不旧，这话固然不错；但在理论上科学又何尝不如此呢？照他这样分别科学和性理学底不同，是否有科学的根据？科学的精神重在怀疑，研究，分析，归纳，实证，这几层工夫，“推之万世而准”这句话，是一种妄想，是演绎法最大的流弊，决不是科学家脑筋里应有的东西呵！我们现在一面要晓得自然科学只是各种学术底一种，不能够拿他来取消，代替别的学术；一方面要晓得别的学术（道德学，性理学，也包含在内），多少都要受科学精神的洗礼，才有进步，才有价值。 像那德国式的歧形思想，一部分人极端的盲目崇拜自然科学万能，造成一种唯物派底机械的人生观；一部分人极端的盲目崇拜非科学的超实际的形而上的哲学，造成一种离开人生实用的幻想；这都是思想界过去的流弊，我们应该加以补救才是；若是把这两种歧形思想合在一处，便可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底新注脚了。我以为珍重研究介绍新思潮的人，他若真是打破了中国人的文学脑筋，改造了一个科学脑筋，就应该指出那种思潮是新的，是合乎科学的，是可以发生好的效果；那种思潮是旧的，是不合乎科学的，是可以发生恶的效果。不可以笼统说凡属自然科学以外的新思潮，都是“玄谈”，都是“谬论”，都是“空谈”，都是“燎原之祸”，都是“拾人牙慧”（羲皇之言，何尝不是人之牙慧？），都是“似是而非之妄解”，都是“虚诞无实之谬谈”，都是“可害中一人”，都是“可害遍族类”。像这种笼统不举实例的谩骂武断，在官场文告中时常看见，学理的讨论果然是这样吗？科学家底态度果然是这样吗？自己说“一种学理，还没有彻底的了解觉悟，就不应当拿出来鼓吹青年”“我们学理不曾真正研究，怎么能鼓吹他人评论他人呢？”“还须虚心观察，不敢独断”底人，怎样竟出以非科学家的态度呢？谬论与空论不同，说他是谬论，必须要指出他所以然的谬处，才算是科学态度的批评。若拿出科学家的态度，实际批评哪种新思潮是何以好，哪种新书报，哪篇文章，有哪种谬论，他谬处在哪里；像这种学理的讨论，正可以使新文化运动向前发展。若是不问青红皂白，对于一切新思潮笼统加以“鼓吹谬论”的徽号，这简直是从根本上反对新文化运动，助守旧官僚张目，要造成向后的反动。若是明目张胆的守旧派说出这种话，我们不以为奇；某杂志似乎也是一班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办的，竟然有向后反动的现象。像这种挂起“毋忘国耻”招牌卖日货的办法，我们断然不能容忍！ 有一个人写信给在北京的朋友说：“请你告诉蔡先生，我赞成新思潮，新文学，请他邀同全体教员学生打电报给山东督军，快快派我的差事。”上海有一位朋友写信给我说：“因为现在关于新思潮的报销路都很好，此地有许多做黑幕小说的做红男绿女香艳小说的朋友，都打算改做这种投机的事业了。”我得了这两个消息，不禁替新思潮捏了一把冷汗！我们所欢迎的新思潮，不是中国人闭门私造的新思潮，乃是全人类在欧战前后发生的精神上物质上根本改造的公同趋势，这是何等神圣事业！我们中国人腐败，堕落，精神上物质上都到了破产的运命；最后的希望，就是想随着全人类大改造的机会，来做鼓吹这大改造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或者是起死回生底一线生机。这种最后救济的新运动，不过才有一点萌芽，倘若仍然把他当作从前的维新，立宪，革命运动一样，当作一种做官发财的器具，这便是明明要把中国人和全人类同样做人的一线生机斩断了。做官发财的路道很多，何必做这样黑良心的事！鼓吹新思潮的报，自然没有人能够专利；容人悔过，也算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但是没有觉悟的人，仍然是拿投机射利的动机来办鼓吹新思潮的报，所以不得不替新思潮捏一把冷汗。我有一位山东朋友，他有一种偏见，他总说：“上海社会中了‘苏空头’的毒，无论什么事发生，总有许多人乘热闹出风头，决不会有真实的新文化运动。”这位朋友虽然学问见识都好，却不曾到过上海一次，他的观察未必正确。我是住过上海好几年，却不敢像他那样一体轻视上海底朋友。但是我很希望在上海的同志诸君，除了办报以外，总要向新文化运动底别种实际的改造事业上发展，才不至为这位山东朋友所轻视！就以办报而论，也要注重精密的研究，深厚的感情，才配说是神圣的新文化运动；像现在这样的浅薄，粗疏，空泛，谬论还不彻底，小区区就是一个首先要自首悔罪的人。持论谬不谬，和精密的学理，原来是两件事，有时很精密的学理也许是谬论，有时学理虽不精密也许不是谬论；可是我们所希望的，持论既不谬，又加上精密的学理研究才好。像KarlMarx底资本论，Krapotkine底互助论，真是我们持论底榜样，但也许有人说他们是鼓吹谬论。某杂志骂倒一切书报，除研究自然科学的都是鼓吹谬论。又没有举点证据出来，固然是很糊涂，我恐怕他这样非科学的笼统论调，要生出向后反动的流弊，所以上面不得不稍稍辩驳几句；至于他主张“发表一篇文字都要有学理的价值”（胡适之先生不主张离开问题空谈学理，我以为拿学理来讨论问题固然极好，就是空谈学理，也比二十年前的申报和现在新出的民心报上毫无学理八股式的空论总好得多），“要打破中国人的文学脑筋，改造个科学脑筋”，这几句话，却真是我们的昏夜警钟呵！
列·托洛茨基：略谈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1938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略谈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 列·托洛茨基 （1938年11月） 当前，社民党与——名存实亡的——共产国际在扮演何种角色？想得到答案，必须了解机会主义工运流派的经济基础。 1913年终结的资本主义繁荣（夹带着难免的摇摆），让资产阶级既略微提高了部分无产者的福利，更赏给工会官僚及工人贵族相当甜头。工会与社会党议会党团的头脑们感觉「社会问题」已趋解决，乘机向群众贩卖「利益均沾」的梦呓[1]。群众的幻想与工人（组织）官僚层的欺骗[2]，是为改良主义（或曰机会主义——托注）的社会思想基础。欧战前最后一次景气时期（1909-1913），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乐观情绪亦达颠峰。和平打破后，社民党领袖们告诉群众：威胁——原本前途大好的——国民福祉之根的战火，是一场飞来横祸。「保卫祖国论」由此出笼，它的本质是保卫本国资产者的帝国主义利益；群众是这一真实目标的不自觉盲从者，工会官僚则是自觉或半自觉的策划、执行与受益者。 当然，战争绝非暂时袭扰国民进步的「横祸」，而是帝国主义矛盾系统的爆炸。当既有统治基础上的社会进步已无可能，这基础便爆裂开来。战争没法撑大星球的面积，也不能让资本主义恢复青春；停战又让资本主义腐朽的进程异常加速与尖锐化。代议民主的衰败，也是工运官僚层衰败的开始。法西斯主义暴政「仅仅」让工人蒙受双重奴役，却直接签发了改良主义官僚层的死亡证明。 诸大国中，独有英法美勉强保存了几经压缩（「非常授权」、政治移民管制法、取消避难权）的代议民主形式。这一「自然选择」的结果不难解释：拥有劫掠传统与特权地位的资本主义顶级富国，已把主要的殖民地份额与世界资源紧握手中；只要阶级矛盾尚未开始爆炸，民主就维持一时。为减少社会摩擦，资产阶级被迫喂养广泛的小资知识分子、工会官僚与工人贵族阶层。优等「饭票」越多，社会-爱国主义的激情火焰越旺。如今呢？如今，仅在几个——拜世界市场与殖民地多年经营所赐——及时积累了成山财富的国家，旧时光的「饭票」有迹可寻。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腐朽阶段的民主制度是「清贵上国」的政治奢侈，且时限颇严；殖民奴役，仍构成今日社会-爱国主义的物质根基。 未能继承巨大积累的国家，无法从自家殖民地榨取超额利润的国家（比如意大利和德国），那里的的资产阶级消灭国会、驱散劳资妥协顾问团并以铁拳压服工人。法西斯部长比改良主义党棍的胃口更大更贪，但前者不必向群众让步和许诺社会和谐；对类似承诺，老朽的资本主义只有跳票一途，也就干脆撕破脸皮。被逐出「饭堂」后，德、意、奥地利社民党的失势领导们高举失败主义的激进旗帜，但……仅在流亡地哼哼而已。 社会爱国主义（更准确地说，社会帝国主义）政党的主要力量，还在于资产阶级的庇护。通过议会、传媒、警察和军队，统治者护卫着社民党免受各色革命运动——乃至仅仅革命批评！——的袭扰。新的世界大战到来后，内外矛盾的尖锐化将更公开、更无耻地暴露有产者与改良主义党棍的有机联系。确切地讲，这一暴露过程已启动：看看人民阵线的阶级叛卖政策吧！上次大战前夕，这些「怪胎」似的阵线压根不可能问世！现实的沉重，还在于跨阶级联合阵线的倡议来自共产国际，而非第二国际。 《反对派公报》N71 1938年11月 [1]原文直译：乘机向群众指出自身命运的改善的开始 [2]原文直译：群众幻想的系统与工人（组织）官僚层的欺骗系统
告北京劳动界（1919年1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告北京劳动界 （1919年12月1日） 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育。就职业上说，是把那没有财产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铁工、车夫、水夫、成衣、理发匠、邮差、印刷排字工、佣工、听差、店铺的伙计、铁路上的茶房、小工、搬运夫、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 劳动界诸君呀！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现在宪法都有了，共和政体也渐渐普遍了，帝王贵族也都逃跑或是大大的让步了，财产工商业阶级要求的权利得到了手了，目的达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我想一班失势的帝王贵族，何妨把横竖不能够阔吃阔用的财产送给劳动界同人，自已也归到无产劳动阶级之旗帜底下，来和那班新帝王贵族一决雌雄。像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虽然有点滑稽，我想那班帝王贵族——财产工商阶级——断乎不便说：“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欧战以后，各国劳动界的问题都闹得天翻地被，就是新旧帝王贵族，勾结盘踞的日本政府，也要添设“劳动事务局”和“社会局”。社会局附属在内务部，办的是工场法、劳动保险、失业保险、最低工价、利益分配几件事务。劳动事务局是在农商部的劳动局之外，直隶内阁和各部平行的机关，办的是贫民救助、职业介绍、住屋改良、贱费医诊、孤儿贫儿养育、盲哑保护，儿童俱乐部、儿童图书馆、公共卫生、传染病预防、禁烟、禁酒、消费公社、公设市场等项事务。 现在我们中国的劳动问题怎么样？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不能说中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例如地租、房租、债息、股票之类），不能说中国社会经济的组织绝对不是资本制度，不能说中国各都会各商埠没有财产工商阶级，不能说中国那一省那一县没有大地主，不能说中国没有多数无产劳动穷苦不堪的人（许多无地劳动、无力劳动、不肯劳动的贫民，还不在此内）。如此，我们现在要提出劳动问题、贫民救济问题来讨论，大概不是“无中生有”“无病而呻”罢？象日本社会局、劳动事务局打算办的各种事务，未见得不比“祀孔”、“文官考试”、“西北边防”、“封禁报馆”、“建立功德祠”更加要紧。因为多数人没有饭吃，是一件最要紧最危险的事啊！ 据本月十七日北京《民治日报》的《北京的见闻录》上说。单是内右四区，就有赤贫的一八二八户，七七四九人。我从前做过一篇《贫民的哭声》，想替北京贫民诉点苦况，必是财产阶级的先生们都看不上眼，所以没有发生丝毫影响。前几天梅兰芳一班戏子，在新明大戏院唱戏为车夫休息所筹款，倒很令人佩服，不知道北京的士大夫对于这件事作何感想？ 劳动界的痛苦自然很多，一时也说不尽。北京劳动界有三件特别痛苦的事：（一）是中交纸币，不吃他工价暗亏的直接痛苦，也受他物价加高的间接痛苦。（二）是满街灰尘和不洁的饮水，简直是车夫苦力的催命符。（三）是十一、二岁的小孩子，五、六十岁的老头儿，也靠拖车糊口。 我现在所盼望劳动界的，并不是妄想大家像欧美劳动界那样有力量的运动，只盼望大家有自身所处的是什么境遇，并且有努力改善这境遇的觉悟。消极的努力，就是不赌钱，不吃酒，不吸烟，不扎吗啡针，不去当兵，不要早婚配多养儿女。积极的努力，就是创设同业联合（参看《新青年，七卷一号我做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劳动休息所、职业介绍所、补习夜学、储蓄机关，这几件事紧急，要提前先办。 北京的车夫有两三万人，是要在车行车厂以外另行组织。成衣和理发匠本来都有团体，不过组织的方法要大大的改变。排字印刷制版的工人也有一两万，内中认识字的很多，应当容易组织。邮差都认识字，又和交通机关接近，组织起来更快，并可以帮助别的劳动团体的活动。北京虽然没有很大的制造厂，但是像东单牌楼一带的铜铁厂、制靴铺，骡马市大街的木工厂、“祥聚”、“福盛”、“德善”、“骏生”、“振纶”等织布厂，“丹凤”火柴、洋烛两公司，首善工艺厂，度量衡制造厂，彰仪门大街的工艺局，彰仪门内的“富兴”、“长顺”两个纸坊，据我所知道的这些地方，合拢起来，工人也不在少处，只是没有联合的组织，便拿不出你们办事的力量。商会是店东资本家把持的机关，和店员伙计们没有利害关系，各店铺掌柜以下的伙计是要另外组织一个商业联合。各校学生的联合组织成绩很好，我盼望各种劳动团体和他们接近，请他们帮助，我也盼望他们恳恳切切的来做你们的朋友。你们各种同业各自联合起来，讲究自己的教育，清洁自己的卫生，维持自己的生计，一不造反，二不罢工，政府和资本家都未必忍心反对。 我盼望官场和资本家，你们既然反对“无政府主义”，就应该尽政府的职分，就应该注重民生问题，就应该把政府当做全国人的公共机关，不应该把政府当做专门保护少数人财产工商阶级利益的机关，不应该把多数人无产劳动阶级的痛苦不放在眼里。你们何妨趁夺利争权的余暇，把杀人的军费省下一点，把中交票抬高一点，或者也仿照日本政府“社会局”、“劳动事务局”的办法，对劳动界施点“仁政”。你们对于劳动问题，一向漠不关心，现在国际劳动会议催派代表到会，我看是用什么“临时抱佛脚”的法子对付！ 我盼望自命为智识阶级的士大夫，不要太高兴，不要以为无产劳动阶级永远可以欺负，不要永远把他们踏在朝靴底下不当做人看待。法兰西从前的贵族，鄙薄那激烈的革命党人，送他们一个“无（套）裤汉”（SaneCultte）[1]的混号，现在他们这班无裤汉，内中恐怕有些人穿上军服礼服，自命为知识阶级的绅士了。我们的中华革命党，现在也有个人居然自命为智识阶级的士大夫，挺起胸脯歪着嘴骂无产阶级的人是“将来之隐患”、“大乱之道”，我看你们刚才穿上裤子没有几天，不必像煞有介事！ 1919年12月1日《晨报》署名：陈独秀 [1]现译名无套裤汉。原是穿华贵短套裤的贵族和富人对穿粗长裤平民的蔑称，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成为革命者自豪的称号。
托洛茨基：卡尔·考茨基（1938年11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考茨基 卡尔·考茨基 托洛茨基 （1938年11月8日） 卡尔·考茨基悄无声息地逝世了。对年轻一代来说这个名字无足轻重，但曾经有一个时代，考茨基是教导了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真正导师。确实，他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及法国的影响微不足道，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在这些国家影响不大。而另一方面，在德国、奥地利、俄国、还有其它斯拉夫国家，考茨基都是不可忽视的马克思主义权威。共产国际现在的史料编纂试图表明列宁甚至在他的青年时代就把考茨基看成一个机会主义分子并同他宣战，是完全错误的。差不多到世界大战的时候，列宁还认为考茨基是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理所当然的继承人。 这种奇怪的现象归因于时代的特点。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上升期，较为民主，无产阶级更为适应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一面变得不确定了，无论怎样都成了一个遥远的前景，因此改良主义的斗争和宣传就提上了日程表。考茨基专注于从革命前景来评论与证明改良政治的正当性，所以理所当然他应该知道在改变了的客观条件下应该如何用其它方式武装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一个重大转折与冲击的时代的出现揭示了社会民主党和它的理论家考茨基的根本的改良主义特征。列宁在大战开始时毅然与考茨基决裂，并在十月革命之后出版了一本无情的书批判“叛徒考茨基”。战争开始时，考茨基表现的无疑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却只是他自己的过去的半个叛徒。这样说吧：当阶级斗争以其全部的尖锐展现出来的的时候，考茨基发现他自己被迫从他的理论中引出机会主义的最终结论。考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无疑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他成功的将它运用到最为纷繁复杂的领域，他的分析思想以其超乎寻常的力量而着称。但这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或者列宁那样的普遍的创造性智慧：说到底，终其一生，考茨基都只是一个天才的评论家。他的性格像他的思想一样缺乏勇敢无畏的突进，而没有这种品质革命的政治便不可能。从第一发炮弹的轰鸣开始，他就错误的采取了和平主义的立场，随后又成为了试图创立第二半国际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独立党瓦解后，他又回到了社会民主党。考茨基完全不了解十月革命，对此表现出了小资产阶级学者的恐惧，并为此写了不少充满了强烈敌意的著作。他在生命中最后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的著作都显现出理论与政治上的完全衰退。 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失败也就是考茨基所有改良主义设想的失败。确实，他知道最后都仍然继续断言他对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对民主的“再生”的希望，等等；这种消极的乐观主义只是他辛勤且以其特有的方式诚实的一生的惯性罢了，而没有任何独立的前景。我们将把考茨基作为我们曾经的导师来缅怀，我们欠他一份情，但他同无产阶级革命分手了，于是，我们也必须和他分手。 本文出自NewInternational1939,NewYork,pages50-51烤鱼译
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1919年5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 ——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1919年5月26日） 山东问题，我们原来希望在欧洲和会要求由德国直接交还青岛、胶州湾和胶济路；现在所以要失败的缘故，一是受了英、法、意、日四国用强权拥护那伦敦密约的束缚，二是受了我们政府和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密约及胶济换文，济顺、高徐合同的束缚。有这层层束缚，所以日本人敢于高视阔步，目无公理，目无世界各国的非难，要夺取我们的山东。 我国民眼见这种失败，自然应该愤恨，自然应该责备日本，自然应该抵制日本，唤起他们不要侵略中国的觉悟。但是我们仅仅为了山东问题的刺激，才知道愤恨，才知道责备日本，才知道抵制日本，而且仅仅知道愤恨，仅仅知道责备日本抵制日本，而且眼光仅仅不出一个山东问题，我以为这种观察很浅薄，这种觉悟很不彻底，简直算得没有觉悟。 我们国民因为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 （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 （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 这回欧洲和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英、法、意、日各国硬用强权拥护他们的伦敦密约，硬把中国的青岛送给日本交换他们的利益，另外还有种种不讲公理的举动，不但我们心中不平，就是威尔逊总统也未免有些纳闷。但是经了这番教训，我们应该觉悟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譬如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强横不讲公理，若没有社会党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他们不仍旧是雄赳赳的在那里逞武力、结密约，说什么国权国威对于国民和邻邦称强称霸吗？袁世凯想做皇帝，若不是护国军用强力将他打倒，恐怕如今还坐在金銮殿上称孤道寡哩。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公理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任凭你怎样天天把公理挂在嘴上喊叫，他们照旧逆着公理做去，你把他们怎样？所以我们不可主张用强力蔑弃公理，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我们不可不承认托尔斯泰Tolstoi的不抵抗主义是辱没人格、民族自灭的谬说。我们不可不承认尼采Nietzshe、斯特勒Stinor诸人的强力唯我主义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家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 我们国民的生存权利，被历来政府当局断送的已不知有多少，又何止山东的一个青岛几条铁路。这些权利当中，因为国力不能抵抗，明白断送的至多不过一半。其余一多半都是因为交换私人利益和保全私人地位秘密断送的（曹汝霖辞职呈文中已明白说出）。这种秘密断送的黑暗外交，不但现在的政府当局不能免，若让少数人垄断政权，就是再换一班人来组织政府，也是半斤等于八两。因为人性恶的方面人人都是一样，若没有社会制裁，那自专利己贪得心，谁也不免，这就是一人或少数人专制政治所以不能存在的根本。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各种平民团体以外，不必有什么政党），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至于那“妄干政治”、“妨害公安”、“破坏秩序”、“凌蔑法纪”、“希图扰乱”、“荧惑众听”、“破坏国家”、“弁髦命令”、“纠众滋事”、“政府自有权衡”等等废话，一概免开尊口。倘不能照这样征服他们，凭空想他们拿出良心对外不秘密断送国民的生存权利，对内不违法侵害国民的自由权利，真算是望梅止渴了。我们因为山东问题，应该发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 强力拥护公理。 平民征服政府。 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三号署名：只眼
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上的演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第四国际 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上的演辞 以下的讲辞，是托洛茨基在1938年10月用英文发表的，当时在墨西哥录音，然后在几日后在纽约“社会主义工人党”大会上播出的。较早前的电话传送并不成功，可能是机件失灵或受到破坏。当时，托氏被拒进入美国。本文载于1988年10月8日的《工人报》。 我希望这次我的声音能传到你们那里，以使我能参与你们的双重庆祝活动。的确，更值得工人注意的，是美国组织的十周年纪念日以及第四国际的成立大会这两件事，而不是那些独裁政权首脑的好战姿态、外交的阴谋或和平主义的大会。 这两件事都会成为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没有人有权怀疑这点。 美国的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者组织在加农、夏克曼和阿宾同志的勇敢努力下产生了，而它并不孤立。差不多同一时期，左派反对派开始进行有系统的国际工作；虽然左派反对派在1923年在俄国已经组成，但它进行经常性的国际工作则是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时开始。[1] 我们没有亲自会面，但与第四国际的美国前卫者在对共产国际纲领的批判上取得共同意见。于是，从1928年开始的共同工作，在十年后得出我们自己的纲领，最近在我们的国际大会上通过。 我们有权说，这十年来的工作不仅是前后一贯的、耐心刻苦的，而且是忠诚真切的。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者、国际的前卫者、我们遍布地球的同志，不是用感觉或愿望来寻求革命路向，而是用客观分析事变进展来寻求革命路向。 最重要的是，指引我们的不是欺人或自欺的执迷不悟。我们是以严肃的、诚实的态度来寻求路向的。我们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事变证实了我们的分析、诊断。没有人可否认这点。 现在，我们必须对自己、对我们的纲领忠诚。这并非易事。任务是艰巨的，敌人是无数的。我们有权在五十周年时纪念，只能是我们从过往的教训中学习，以准备未来。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党与其他党不同，我们的目标不仅是有更多党员、更多报刊、更多钱在库房、更多议员。它们是必需，但都只是手段。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令劳动者和被剥削者获得全面的物质解放和精神解放。别人不会为这努力，为这指引方向，只有我们会。 旧的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阿姆斯特丹的国际[2]，还有伦敦局[3]，都是彻底腐烂了的。 这些过时的组织不能面对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伟大事件。只有第四国际满怀信心面向未来。它是“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世上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任务了。我们每个人的肩上都负担着一个巨大的历史责任。 我们的党要求我们每个人完全地、全面地作出贡献。让庸人在空洞的空间追求他们的牺牲吧。一个革命者完全将自己献给党，显示他找到了自己。 是的，我们的党将我们每个人整个地吸纳入去，但它反过来也给我们最大快乐：我们能意识到我们肩上系着人类命运的一个微粒，而我们的生命不会白过。 要对劳动者的事业忠诚，就需要我们最高度地献身给国际党。党当然会犯错，但我们将以共同的努力纠正其错误。党的行列中会渗入卑劣的分子，但我们将以共同的努力清除他们。 明天将加入我们行列的以千计的人，有可能并非受过必需的教育，但我们将以共同的努力提高他们的革命水平。 可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党现在是历史的最高杠杆。离开这个杠杆，我们每一个人都微不足道；只有这杠杆在手，我们就有一切。 我们的党不同于其他党。帝国主义反动者不是无端端地疯狂迫害我们、追踪我们。它手下的杀手是莫斯科波拿巴主义派系的特务。 我们年青的国际，已经有许多牺牲者。在苏联有数千人，在西班牙有数十人，在其他国家也有数人。我们以感激和爱，在这个时刻悼念他们。他们的精神不死，继续在我们队伍中战斗。 刽子手以为可以吓倒我们。他们大错特错！在打击下，我们变得更强大。斯大林的残酷兽性的政治，不过是绝望的政治。 他们可以杀死我们队伍中的个别士兵，但不能吓倒我们。朋友们，我们在今日的纪念日子中重覆一句：我们不可能被吓倒。 克里姆林宫派系要用十年时间来勒死布尔塞维克党，来将第一个工人国家转变成一个罪恶的嘲讽物。 第三国际要用十年时间来将自己的纲领扔进泥潭里，来将自己转变成一个发臭的尸体。十年！仅仅是十年！ 让我们用一个预言来作结语：在未来十年，第四国际的纲领将会指导几百万人，而这革命的几百万人将会懂得如何惊天动地。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万岁！ 第四国际万岁！ 注释： [1]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在1928年在莫斯科举行，当时由布哈林起草一份纲领，其基础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反动观念。当时托洛茨基已被驱逐出党，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他针对该纲领草案写了一个批判文件，由支持者成功地交给与会代表，其中包括加农。 [2]阿姆斯特丹国际是右倾的“国际工会联盟”。 [3]伦敦局在1935年成立，由一批松散的中派主义组织组成；它们反对第二、第三国际，但拒绝加入第四国际。
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1919年5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 （1919年5月18日） （一）上海总商会的佳电 北京分呈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农商部均鉴：青岛问题激成全国公愤，皆由章使宗祥不胜其任。查章使于洪宪未成之后，不愿长农商，长司法，而独愿出使日本，其意不知何居？又查欧战开端，日本以哀的美教书致青岛德军云：“尔曹不退出，当以兵车相见。若青岛为我所占，待欧战平定交还中国。”此言也，全球皆知，岂能更变？今欧战既停，章使应如何商承政府，询问日本作何手续交还。乃计不出此，电请我政府提交欧会公决。不料因有英日、法日、意日密约之牵制，致遭失败。又不奉命速回本国。甫抵都门，忽有辞职之意。携眷到津，复潜住曹寓。其父其兄，久处京城，何以舍而寓曹？情甚诡秘，人之猜疑，实由自召。值此舆论哗然，群情鼎沸，尚系对于章使具有愤懑不平之现象。而对于日本外交，并无别种举动。凡我国民、深知国步维艰，当静以处事。为此电请钧座，迅赐遣派资格声望足以胜任大使者，任命日使，克日起程，前往坚持欧战平定交还中国一语，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和平解决，免贻伊戚。并请电知陆专使，对于协约各国声明交还青岛之语，日本发表在先，与他条约并无牵制，应将此项议案提出大会，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际此人心浮动，伏乞将办理情形晓示天下，俾安大局而免鼓噪。无任迫切待命之至。上海总商会叩，佳。 （二）日人对于佳电的欢感 日本人见了上海总商会的佳电，正合他们的意旨，所以十分欢迎，十分感谢。十三日北京《顺天时报》有一篇论说，题目叫做《读沪总商会对山东问题佳电之感言》．内中说道： 值此舆论喧嚣，纷纷自扰，或者煽惑学生，胁迫治安，以为争夺势利之计。或者利用谋伤两国关系，以为鹬蚌渔父之计。吾人夙为东亚大局优之。顷读上海商务总会对山东问题呈请大总统、国务院、外交农商两部之佳电，吾人实不能不有无限之感慨。盖全国商会之领袖，其镇静公正之态度，达观大局之见识，自有与一般嚣嚣者流不同者焉。 又说道： 该电又云：“舆论哗然，群情鼎沸，尚系对于章使。而对于日本外交，并无别种举动。凡我国民，深知国步维艰，当静以处事。电请迅赐遣派资格声望足以胜任大使者，任命日使，克日起程，前往坚持欧战平定交还中国一语，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和平解决，免贻伊戚。并电知陆专使声明交还青岛之语日本发表在先，与他种条约并无牵制，应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云云。此尤为正当议论，正当办法。何其处心平静，而谋策宏远耶！苟中国国民及政府当局，有此了解，有此用意，东亚两国之事，更无何等困难之问题矣。” 上海总商会诸君看见日本人这样夸奖他们，不知道难受不难受？惭愧不渐愧？后悔不后悔？ （三）上海商民反对总商会的函电 佳电发表后，上海商民大惊失措，痛恨总商会媚外辱国，群向商业公团联合会请求反对。亲向该公团询问办法的人很多，就中的商会会员实占多数。商业公团因此特开会议公决，除致函该商会诘责外，并为釜底抽薪的法子，电致北京声明否认佳电的主张。上海总商会久已众叛亲离，自有此次违犯众怒的佳电，尤足使旧日声名扫地以尽。兹将电函并录如下： （一）商业公团致北京电急。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农商部钧鉴：上海总商会佳电，主张青岛问题与日本直接交涉，极端否认。并请转电巴黎专使。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五十六公团叩。 （二）公团致总商会函敬启者：顷阅报登贵总商会分呈大总统、国务院、外交部、农商部佳电，不胜疑讶，查青岛问题，我全国主张请求欧洲和议，由德国直接交回中国，并取消”二十一条”及各种密约，此万口一声，天下皆知者也。今读佳电，一则曰请遴派大使克日起程，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再则曰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等语。以上云云，是我全国人民所誓死坚拒，而日本所求之不得者，何以贵总会佳电违反民意，适为该国之愿。本会同人至愚，不解所谓，纷纷来函询问，应请高明详晰见复，以释群疑，是所切祷。此致上海总商会。 （三）赵锡恩致总商会函总商会主任干事暨诸君大鉴：所贵乎商会者，以法定之机关，为商人之保障，谋利源之发展，助国家之富强，事至繁，任至重也。今我中国大势亟矣，外侮纷乘，其目的在夺我商人之生活。内乱蜂起，其结果亦以我商人为牺牲。商人于此更宜如何竭智代谋，翼护同类。……乃我观于我上海之总商会，则有惭骇惊惧大惑不解者，如青岛问题，关系我国在欧参预和议之成败，亦即关系我商业前途之存亡。失此不争，转瞬为高丽之续。我商人生计行见剥夺以尽。北京学生集合奋兴，共击误国之官。全国学生，闻风继起。商业团体联合会已于青岛问题、学生风潮有所建议，实力能及之举动，亦已沈毅进行。独我总商会徘徊瞻顾，若恐一经表示，即致开罪于强邻者。报纸喧传总商会重要分子，多欲顾全与日本人之私交，雅不愿其手掌中之商会，有违日本人之片面亲善主义。其言虽未可尽信，要之国人多数认我商会为麻木不仁之形式机关，益证以此次之态度，固已无可讳饰者也。鄙人亦商会一分子，诚欲湔雪此耻，敢求诸公振作精神，速图自白。今日报载我商会上政府电，主张派使赴日争回青岛，是不舍与虎谋皮。外人仍疑我商会暗助日本，贯彻其中日自决之主张，脱离欧洲和会公理之拘束。是虽勉发一电，仍未足餍人望。愚见以为我商会当此谴诟丛集之时，宜速召集全体大会，共同研究挽回主权稳保商业之策。或电恳我国驻欧议和代表，向列强要求直接收回青岛，撤废“二十一条”苛约。如不得请，则拂袖径归，以示公理之不可屈伏。义愤所激，或能感动和会中人之良心，力持正谊，保全中国。或更分电欧美各国大商会，表示我国商人之意思、痛陈中日交涉之不平。欧美各国商人不乏爱慕公道之士，度能出一言以为声援。此外更须警告日本商会，晓以利害，使知两国人民恶感愈深，日本商人将不能立足于中国。彼等怵于生计之丧失，当必苦劝政府收拾野心，改变政策。一面由我商会提倡相当御侮之法，以促野心家之返省。苟能同心戮力，持久不懈，而谓毫无效果可收者，吾不信也。惟事机万急，稍纵即逝。……鄙人本责备贤者之义，所以切望于我商会者至重。……急不择言，诸希鉴察。 （四）沈卓吾致总商会函顷见报纸载贵会对于青岛问题所发之佳电，言人所不忍言。此种独得之见解，究出谁人之主张？且佳电之责任，抑仅贵会会长负之耶？抑此外有无代为负责之人也？事关国家，不得不有以奉询，务祈明示为祷。 （四）提交和会与中日自决的利害 山东交涉问题，中国人主张在巴黎和平会议交涉，日本人原来希望不提交和会，由中日两国直接自决，这两种不同的办法，和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及将来山东的利害关系极大。日本希望直接交涉有三种意思：（一）是青岛问题若不提出和会公决，由中日私自议决，这便造成中日两国在和会里不能列在国际平等地位，这便造成日本代表东亚诸国立在盟主地位，这便造成日本在亚洲的蒙罗主义。同一交还青岛，由和会议决与中日自决，关系两国的国际地位很大。所以十四日《顺天时报》明白说道：“关于山东问题最可注意之点，即日本力争由日本将青岛交还中国者果为何故是也。日本所争者，非区区之青岛，非区区之山东，实为维持东洋唯一强国之体面。而所谓维持体面者，又非徒在虚荣，实为东洋百年之安宁计也。”（二）是由和会议决，精神上还是中德的交涉。由中日自决，精神上形式上都是中日交涉。青岛问题完全归到中日交涉，便根本上己经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利了。（三）是由中日直接交涉，日本便可以用兵力和贿赂对待中国政府，藉口交还名义上的青岛，又可以取得一大批德国权利以外的济顺、高徐铁路和许多矿山的权利。为日本利益打算，自然是中日直接交涉的好，所以曹汝霖也说日本必将青岛交还中国，倘不交还，他也出来反对。上海总商会这样糊涂的主张，（其实用不着他们主张，已经到了这不幸的地位了。）一定说他们暗助日本，或者有点冤枉。但是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不求知识，不明自世界潮流大势，随便妄谈国事，实在是万分危险呵！ 1919年5月18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署名：只眼
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托洛茨基，1938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斗争小丛书之二 论第二次世界大战 托洛斯基著 1938年10月10日 李信如译 〔说明〕此译本是中国托派出版的《斗争》丛书中的一本油印小册子。 译者序 本文是写于慕尼黑会议及捷克被分割之后的，在时间上仿佛是过去太久了，足足五年，但它的内容尚十分新鲜，且在战争中表现出非凡的价值来。托洛斯基在文中主要致力于暴露第二次大战的性质，『民主法西斯主义』公式的欺骗与反动性，并顺便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两方面来观察民主主义（包括民族问题）的历史含义，指出帝国主义『民主主义』政纲（包括『保卫祖国』）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只有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中，民主运动（包括民族独立）才含有进步性；接着托洛斯基把第二、第三国际及伦敦局中派国际的阶级根源、作用和政策加以彻底地解剖，尤其是对第三国际的『共产——狭隘爱国主义』的分析对我们有非凡的帮助，因为他远在一九三八年已指出战争中第三国际瓦解的深刻原因。现在史大林之解散第三国际已辉煌的证实托洛斯基的分析与预言了。第四国际的胜利就在于它有预见的才能、有实践的勇气。现在我们的地位也不出托洛斯基的预料，一时在社会狭隘爱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污流中孤立了，国际组织的连系也被打断了，但我们的共同观念和政纲——国际主义却保证我们能够于最孤立中经得起试验，并保持我们国际党的团结精神。国境和战线虽然分开我们，但妨碍不了我们实施共同政策——打倒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全部统治，以革命终结战争，完成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论第二次大战 ——一个新鲜的教训—— 完全破坏了『民主』幻想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已过了二十年之后，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却希图证明资本主义已根本改变了它的性质；证明帝国主义在我们的星球上已不复是决定的因素；证明世界的冲突并非由独占资本的掠劫的利益，而是由一些抽象的政治原则来决定；又证明人民的新的大屠杀将是纯洁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反『法西斯侵略者』的防御战争。人类的记忆一定是很短促的，否则在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夜，第三国际的冒险主义者就不敢将第二国际的叛贼们在上一次战争中用来欺骗群众的思想拿来散布了。 但这并不是单纯的复演，还有更多的意义。因为在一个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时达到了没落的最终末的阶段，则第三国际的谎言较之上一次大战的社会爱国主义学说，取得更无比清晰、无耻和卑鄙的性质。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已对『民主主义』公式的效力失去信心且正濒于极端绝望之境，他们现在对共产国际的意外的援助大大惊讶，而且起了一个新的希望。一部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跟着他们，把目光投向那些共产主义的爱国份子。这就是那个腐臭而又不名誉的『人民阵线』政策的主要根源。 每一个深刻的恐慌——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抑或军事的——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他把所有各种各式的传统的尺度和公式加以试验，将那些用来掩饰『和平时代』诸般矛盾的东西的腐败性，加以暴露，因而促进一般的发展。捷克斯拉夫的外交恐慌卓异的完成了这个进步的任务。现在留给马克思主义者做的，只是从新进的经验中引出一切必须的政治结论罢了。 上一次战争的经验 让我们开始做简单的回顾。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战争，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为民主的战争』。法、英、意和美国的联盟使协约国的社会爱国派能够无耻的对第五个同盟者，沙皇主义闭上眼睛。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推翻尼古拉二世之后，民主阵线明确的划定了。此后，只有冥顽不灵的布尔塞维克派才能依旧大叫什么帝国主义。难道因为自由派米留可夫和那位假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攫夺加里西亚、阿米尼亚及君士坦丁堡，便值得吹毛求疵么？结果，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解释道：布尔塞维克派只是鲁登道夫（当时的『希特勒』）的间谍而已。 那次战争结果是民主国大胜利，虽然苏维埃的俄国在布尔塞维克的领导之下，已放弃了他们的神圣阵营。胜利的结果是凡尔赛和约，不错，这个和约是几百万生命换来的，但他的目的在于一次而永久地，在这个地球之上建立民主主义的统治，万国的自由发展，以及在普遍的裁军之基础上，建立各国人民的和平合作。国际联盟成为一个战争底胜利的最高成果，这个战争，人民认定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威尔逊和第二国际都如此应允过。 但一个乐园并未实现，实现的只是非常类似地狱的东西。凡尔赛的和平窒息欧洲。经济生活为保护主义所窒息。『为民主』的战争却开创了一个民主主义最后没落的时代。这个世界变得更贫困和局促受限了。一个一个国家先后走上法西斯或军事独裁的道路。国际关系愈来愈带威胁。裁军采取军国主义纲领的形式出现。这种军国主义纲领在上一次大战的前夜，会宛如一场噩梦的。新的流血战争的最先冲突在世界各地发生。共产国际却选中了这个时机来放弃国际主义的最后残余，并宣布新时代的任务是在无产阶级与正在崩溃的帝国主义民治国间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的联盟。在这个世界上，疫病的最大根源就是那个一度曾称为共产主义国际的尸体，这个发臭的脏东西。 拥护和反对世界新分割 第二国际某些理论家，如像考茨基，设法去寻出某种远景，表示一种希望，以为帝国主义者在人民的大屠杀中较量过他们的力量之后，他们便要迫得在他们自己中间取得一致，采取合股公司的形式，建立和平统治于世界之上（『超帝国主义』学说）。这种庸俗的和平主义的学说——国际联盟的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阴影——想对这两种进程闭上眼睛：第一，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力量关系的不断变化，除了借武装力量之外，便不可能实行测量这些变化；第二，宗主国中心地无产阶级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这种斗争是扰乱平衡的最重要因素，而且由于这个因素的本性，他又排斥了『和平的』帝国主义掠劫的可能性。恰好由于这些理由，裁军的纲领才始终成为可怜的空想。 英法（姑且不说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与他们底殖民地地庞大面积间的显然恶劣的与愈来愈大的不均衡，与『法西斯』侵略者们的无厌足的贪心，同样是世界冲突与新战争的根源，说的更好一点，这两种现象只是同一块银元的两面。『和平的』英法民主国依存于亚洲和非洲几千百万人底民族——民主运动的镇压之上，而实现这种镇压为的是从这些人民身上抽取剩余利润。反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加上日本——译者）则答应，如果他们获得充足的殖民地，他们就来得『温和』一些。 美国由于他差不多完全占有一个具有无穷天然富源的大洲，由于有利的历史条件，已经非常之『和平』又非常之『民主』的伸张其支配权于全世界，假如我们把这些小事，如像消减印第安人，劫夺墨西哥的最美好的部分，压服西班牙，参加前一次大战等置之不问的话。但现在此种『牧歌』的剥削方式属于过去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而又可怕的没落，采取愈来愈明显的军事形式，把生气问题提出于他的面前。从威尔逊的和平主义的十四点，胡佛的？？？（国际的慈善组织），罗斯福的改良主义的『新政』，孤立的学说，绝对中立的法律等等，美国正不可避免的一直走向一个世界未之前闻的帝国主义大爆炸去。 德国被凡尔赛和平抛回老远的地方，他便采取『民族统一』的任务作为他的帝国主义纲领的基础。在这个口号之下，法西斯主义，这个魏马民主主义的正统继承者，便出世和强大起来。这是何等的奇运啊！在他的历史生长的时代（从拿破仑战争至一八七一的凡尔赛和平），晚生的德国资产阶级证明无能借他本身的力量来取得民族统一。卑士麦仅仅完成这个任务的一半，全部封建的和特殊主义的废物差不多原封不动。不错，一九一八年的革命废除了德国的皇朝（仅仅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无力拯救他们！），但革命被社会民主主义出卖于贵族地主、银行家、官僚及军官们的手中之后，他不仅无能确保一个集中的、较大的日耳曼共和国，他甚至还无能地集中荷漠索伦的德国。这两种任务都落在希特勒身上。这位法西斯主义的领袖，以其自己的方式登台，装作卑士麦的继承者，卑士麦往日当权时曾经是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破产者们的受托人。但毕竟这也只是事情的表面。他的社会内容已根本改变了。民族国家久已在先进国中，后进步的因素转变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制动机制了。一千多万日耳曼人留在德国境内没有改变民族国家的反动性质。帝国主义者以其自己的方式，十分了解这一点。希特勒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当做一个独立任务而『统一日耳曼人』，问题却在于为未来的世界扩张而产生一个更广大的欧洲演武场。关于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危机，或者不如说关于苏台德山的危机，只是走向争夺殖民地之路的一个插话。 帝国主义的四部合奏代替『民主阵线』 欧洲民主国的羔羊们的驯服并非出于爱好和平，而是出于薄弱。薄弱的原因并不是民主政制，与其说是民主政制，还不如说是宗主国中心地的经济基础与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殖民地帝国间的不平衡。除了这种不平衡之外，还加上殖民地的解放斗争，这种斗争，尤其是在战争时代，大有突发为革命火焚之虞。在这种情形中，没落的『民主主义』实际成为老帝国主义列强底薄弱的一个补充根源。 法国的公开反动无疑获到人民阵线投降的实益。我们可以确实不移的预见法国法西斯主义取得军队上层庇护之利，将巩固起来。在英国，保守的资产阶级当权，工党反对派在下一时期大概要比法西斯主义获得较多。但考察全部历史的情势，工党掌握权利只是一个插话，或更准确的说，只是到更急激改变之路的一个阶段。无论阿德里少校或乐尔泰·雪特林勋爵都敌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的恶鬼！ 不知什么原故，『人民阵线』的江湖骗子们应允的『民主国世界阵线』却被德、意、英、法的四强阵线代替了。在慕尼黑会议中，英法经过墨索里尼的常常双关的斡旋，投降了希特勒，会议之后，四国的首相以民族英雄的姿势出现于自国的人民之前：希特勒已统一日耳曼人；张伯伦和达拉第已挽回战争；墨索里尼——帮助了双方。四巨头万岁！格别乌常常替各种各式的和平主义大会煽动小资产阶级的友爱，现在这种友爱已开始倾向那些和平的新弥赛亚们。法国社会党人在批准受特别权力于达拉第，这位投降的英雄，的问题上，戒避起来。但这种回避只是从莫斯科阵营转向四巨头阵营的过渡步骤。在参众两院，史大林党卫士的孤立象征了克里姆林宫在欧洲政治中的孤立。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说，慕尼黑的四部合奏和那个从来未实现过的『民主阵线』一样。难能维持和平。英法将捷克斯拉夫丢入希特勒的胃中，暂时给他一些东西消化，把殖民地问题延缓下来。张伯伦和达拉第做了非常含糊和不确定的谎言，称关于一切争执的问题将要订立一个共同的协定。希特勒在自己方面答应在欧洲不再提出领土的要求。因此，他无论如何以表明他企图于世界别些部分提出领土的要求。至于阿尔萨斯——罗兰、雪尔斯维格等地，希特勒充其量也不过把这些问题的解决延缓到新的世界大战。如果在下一两年内法西斯主义在法国，工党在英国取得胜利，这些政治的变化将在世界棋局上很少改变帝国主义棋子的安排。法西斯的法国将和『人民阵线』的法国一样不愿割让阿尔萨斯——罗兰于希特勒，或与他平分殖民地地。充满帝国主义精神的劳工党不能在地中海缓和与意大利的冲突，也不能制止德英两国利益的世界对抗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中，四强的结合，如果真的实现了的话，将只有招致一个新的危机，对这个危机，我们还不用久待的。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又不可抗拒地走向一次世界的新分割。配合着改变了的力量关系。为了防止这个灾劫，帝国主义必须加以绞杀。此外，一切方法都是虚构、幻想、慌骗。 捷克斯拉夫政府改变的意义 法英之拒绝保卫捷克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不仅招致捷克的分解，而且招致他的政制的崩溃。这个经验以化学的纯净的形式暴露捷克的民主主义并不是『民意』的表现，只是捷克独占资本主义用来迁就其保护国的工具。军事的庇护一旦失去，民主的机构便立即证明不仅仅不必要，而且还有害，因为这个机构有唤起他与希特勒底不必要摩擦之虞。捷克资产阶级领袖便立即采取军事独裁的形式，产生一个帝国主义迁就环境的新工具。这种政制的改变，不用人民丝毫过问，不用新的选举，甚至不用征询旧国会的意见便完成了。那位人民选举的总统，老『民主派』，贝奈斯召请共和国的将军掌握政权。这次召请最初有点向人民让步的模样，这些人民正激昂起来，抗议，示威。要求抵抗希特勒，武装起来。抵抗吗？这里就是一个充当民族领袖的将军！完成这件事之后，这位总统便退隐了。于是，这位将军，往日武装力量的首脑，而且又可以说是民主主义的利剑，竟宣布他为了与希特勒修好，企图设立一个新的国家政制。事情不过如此！* *到达英国之后，前任捷克总统，贝奈斯立即向报界宣布捷克落在『可靠的一双手』中。这就说明一切了。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一切界限都消失了，当它变成了资本主义基本利益的问题之时。贝奈斯，这位民主派和亲法派，公开承认薛卢维将军，这位法西斯派和亲德派为捷克命运的一个『可靠的』指导者时，并不觉得羞耻。最后分析起来，他们两者都是同一主人的总管。 一般的说来，民主主义在自由竞争时代对资产阶级是必须的。对于那并非依存于『自由』竞争而依存集中指挥的独占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就没有用了;他受尽前者的妨碍和困扰。帝国主义可以把民主主义当做一件必需品的恶事，到某一点上加以容忍。但它的内在的推进力却向着独裁。在上一次战争中，二十二年之前，列宁写道：『共和民主的与君主反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间的不同之消失，正因为他们双方都在腐烂。』进一步，他又说：『政治反动彻头彻尾是出自帝国主义的』。只有无望的白痴才能相信帝国主义的世界矛盾乃由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间的不可调和性来决定。事实上，所有国家的统治集团都把民主主义、军事独裁、法西斯主义等视为令本国人民屈服于帝国主义目的的许多不同的工具。而且，这些政制中之一，即，民主主义，最初，比方，便在总参谋部的形式中，把另一种政制——军事独裁政制包括于自身之中。 在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取得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帮助，把奥登堡陆军元帅当作反法西斯主义的保护者，抬入总统府中。奥登堡又转而邀请希特勒登台，之后，不错，这位陆军元帅没有辞职，死了。但这只是一种技术的，年龄的问题。实质上，捷克政权的颠覆再生产德国政权颠覆的主要特色，因此暴露出帝国主义政治机构的主动发条。捷克政制的问题无疑在幕后，在捷克、法国、英国和德国资本主义大王们，连同总参谋部诸领袖及外交家们的会议中决定了。在改变国境时，主要关心的是尽可能对财政寡头贵族的利益引起少一点伤害。方向之后英法转换到德国实质上是表示股本的交换，史可达工厂军事订货的新分配等。 没有人关怀社会民主党及有名无实的共产党的地位，因为在捷克，他们并不比较他们的德国大哥们更有能力抵抗。屈服于『国难』之前，这些极端腐败的组织用全力去瘫痪工人阶级的革命抵抗力。政权颠覆已告大成之后，财政集团大概将举行一次『全民投票』，即，给予那些被驱入死巷的人民一个宝贵的机会，让他们在薛卢维的枪口之下了，『赞成』那些不经过他们，反对他们的变革。 捷克的『民族独立』值得保护吗？ 在九月那个严重的星期当中，我们获得情报，据说甚至社会主义的左翼也提出这种意见，认为捷克和德国间如果发生『单独的战争』，则无产阶级要迫得帮助捷克，拯救他们的『民族独立』，甚至和贝奈斯同盟。这种假设的局势没有发生。捷克独立的英雄们，不出我们预想，不经一战便投降了。但为了未来的利益，在这里不指出这些『民族独立』的过时的理论众们的巨大而危险的错误，是不可能的。 即使将其国际的连系置之不问，捷克也是一个绝对的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独占资本主义统治该国。在政治上，捷克的资产阶级统治（或者不久，我们就不得不说，惯常统治）几个被压迫民族。一个战争的发动，即使在孤立的捷克方面，也一定不会是为民族独立，而是为保持，又如果可能的话，为扩张帝国主义剥削的国境。 即使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立即卷入战争，也不容许我们抛开欧洲和世界帝国主义关系的模型来观察捷德战争，像这样一个战争，一定是这种关系的一种插话。在一两个月内，一个捷德战争，如果捷克资产阶级需要而且能够作战的话——差不多不可避免的把别的国家卷入去。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根据这个战争背后的社会力量的一般性质。而根据插话性的外交和军事结合来规定他们的立场，一定是一个大错。 我们已几千百遍反复申说，克劳塞维茨的无可代替的，无价的命题：战争只是借助于其他手段的政治的延长。为了在每一个特定的例子里，决定一个战争的历史和社会的性质，我们一定不要受印象和猜测指引，而要受科学的政治分析指引。政治先行于战争却是它的前提条件。这些政治，从拙劣补缀的捷克斯拉夫形成的第一天起，便具有一种帝国主义性质。 也许人们要争辩说，像苏台德的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或者又使斯拉夫分离之后，希特勒是不会停顿不前，不将捷克人本身加以奴役的，在这个场合，他们的民族独立斗争就有权利要求无产阶级的支持了。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无他，只是社会爱国派的诡辩而已。帝国主义矛盾的未来发展将采取什么途径，我们不知道。捷克的完全摧毁当然是十分可能的。但在这次摧毁完成之前，欧洲战争爆发，新克也许参加这个战争的胜利一方，并参加对德国的新分割，这也是可能的。那末难道一个革命政党的作用就是一个看护的作用，去把帝国主义的强盗们『弄成残废』吗？ 非常明白：无产阶级建立他的政策，必须如实地以某一特定的战争为根据（所谓如实的，即是说，把他们当作由全部先行的发展过程规定的），而并不依据于对战争的可能的战略后果的假设忖测之上。在这类忖测中，每一个人将老是选择那些非常配合于其一己欲望，民族之爱憎分明，的变形物。像这样一种政策，其性质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主观的，不是国际主义的，而是狭隘爱国主义的。 一个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不管它发生于什么角落，不会为『民族独立』，只是为各个财政资本私党的利益而重分世界。这并不排斥这一点：帝国主义战争可以顺便改善或恶化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地位；或更恰当的说，牺牲他国而改善某一国的地位。因此，凡尔赛合约瓜分德国。一个新的和平，也许要瓜分法国。社会爱国派正好乞灵于这个未来的可能的『国难』，把它当作拥护目前『他们的』帝国主义强盗的论据。捷克斯拉夫一点也不成为这个剥削的例外。 实际上，所有这一类忖测的论据，以及为拥护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抬出邻近的国难的妖魔来，通通都是出于默然放弃革命远景与革命政策。自然，假如新的战争仅以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阵营的军事胜利而告终；假如战争不招致革命的爆发，也不招致无产阶级的胜利；假如一个新的较之凡尔赛和约更可怕的帝国主义和平把新的锁链数十年的加在人民身上；假如不幸的人类沉默和驯服的忍受着一切——那末，不仅捷克和比利时，就是法国也可能被抛回被压迫民族的地位里去的（对德国也可以引用同样的假设）。在这种万一发生的结局里，资本主义的更进一步的可怕的崩解将把各国人民拖回许多年代去。当然，假如这个消极、投降、失败和衰落的远景完结了，被压迫的群众和全体人民将迫得重新往上爬，偿付他们的汗与血，靠他们的双手和双膝把往日已经一度走过的历史道路重走一遍。 像这样一个远景不可能吗？假如无产阶级无穷尽的忍受社会帝国主义者及共产狭隘爱国主义者的领导；假如第四国际不能找寻一条到群众中去的道路；假如战争的恐怖，没有驱使工人和兵士去叛乱；假如殖民地人民继续耐着性子为奴隶主的利益而流血者。那末，在这种情形之下，文化的水准就不可免要低落了，而普通的退化和瓦解也许又替欧洲把民族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面了。但那时，我们，或不如说我们的现存，就不得不根据新的形势，决定他们关于未来战争。我们是牺牲帝国主义而不是牺牲无产阶级的失败主义者。我们并不把作为民族的捷克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命运问题与帝国主义新争闹当中军事阵线的插话式的变化连系一起，我们把这个问题与无产阶级的蜂起及他对一切帝国主义者的胜利连系一起。我们往前看，并不是往后看。第四国际之政纲说：所有欧洲大小民族的自由只能在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范围内得到保证。 再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民主 所有上述这些话，当然并不是说在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间一点区别也没有，或是像史大林主义者不久之前所主张的一样，认为这种区别于工人阶级无关（史大林党一九三三年以前在德国就拿这种主张把希特勒捧上台——译者）马克思主义者与这一类廉价的政治虚无主义毫无共通之点。只不过，我们在每一个特定的场合，都必需清楚的了解这种区别的真正内容及其真正的界限。 就没落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国家而言，民主的斗争，包括民族独立的斗争，代表历史发展的一个必需和进步的阶段。正是为着这个理由，我们才认为积极参加反帝国主义的『祖国保卫』不仅是这些国家中工人的权利，而且是他们的义务，当然，他们的参加是在这个条件上的：他们保持他们的阶级组织的完全独立及进行无情的斗争反对狭隘爱国主义的毒素。因此，在墨西哥与煤油大王及其执行委员会（这就是大不列颠的民主政府）冲突中，全世界的阶级自觉的无产阶级都完全站在墨西哥方面（这一点当然不能应用到以英国工党为首的帝国主义奴仆身上）。 至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它的生长不但久已超过了旧的财产形式，且已超过了民族国家，因此，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也是一样。当代文明的根本危机正在这里。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还在腐烂和崩溃。先进国『保卫民主』政纲是一个反动的政纲。在这个地方唯一进步的任务是准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他的目的是摧毁就民族国家的梏桎，按照地理和技术的条件建立经济，废弃中世纪的捐税。 再者，我们上述的话还并非表示对帝国主义的现行政治方法采取一种不分皂白的态度之意。凡是反革命力量企图从崩解的『民主』国家引退，走向省分的特殊主义，走向君主政体，军事独裁，法西斯主义，凡是在这种场合中——革命无产阶级并不替『保卫民主』负丝毫责任（他是无法保卫的！），但他却以武装的抵抗来对付这些反革命力量，为的是，如果成功的话，一直向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进攻。 但这种政策只能应用于国内的冲突，即，应用于斗争确实牵涉到政体问题的场合，比如西班牙的情形便是这样。西班牙工人之参加反法朗哥的斗争是他们的基本义务。但正因为，也只因为工人不能及时用其自己的统治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统治，『民主主义』才能替法西斯主义清除道路。 但是把同一国家的不同阶级间斗争的法则和规例机械的搬到一个帝国主义战争，即，不同国家的同一阶级举行的战斗中，这就是纯粹的诡骗和蒙混。目前在捷克的新鲜经验之后，似乎已不必要指出：帝国主义者的相互混战并非为着政治原则，而是为这适在和他们目的的任何原则的掩蔽之下支配世界。 依照人们所能推断的，墨索里尼及其最亲切的同僚是无神论者，即是说，他们不相信上帝不相信魔鬼。不列颠国王及其阁员陷于中古的迷信中，不仅相信魔鬼，而且还相信魔鬼的祖母。但这并不是说，意大利和英国的战争是一个科学反宗教的战争。墨索里尼，这位无神论者将竭全力去煽起谟罕默德教人的宗教情感。热心的新教徒张伯伦将乞援于罗马教皇，诸如此类。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书中，一个共和国在地位上高于君主国。但难道这就是说，共和的法国为了殖民地，比方，向君主政体的荷兰宣战，这个战争就是一个共和国反对一个君主国的战争吗？我们姑且将这件事暂置不论，突尼西亚的君主举行一个反法的民族战争时，进步将在野蛮的君主方面，不会在帝国主义的共和国方面。卫生学在人类文化中占一个重要地位。但如果牵涉到一个凶手时，则究竟这个凶手事前有否洗净他的一双手的问题就并不是一个具有决定重要性的问题了。拿政治的或道德的抽象来代替帝国主义交战阵营的真实目的，这并不是为民主而斗争，只是帮助强盗们去掩饰他们的掠夺和残暴吧了。这正是目前第二和第三国际的主要任务呵。 波拿帕主义克林姆林私党的国际政策 这一次直接的打击落在捷克身上。法英也遭受严重的损害。但最可怕的打击还是克林姆林宫所受的。他的说谎、蒙骗和欺诈的制度已遭逢国际的破产。 克林姆林宫私党自压服苏维埃群众及与国际革命的政策决裂之后，已成了帝国主义的一个玩具。在每一件严重的事情中，史大林的外交最近五年来只是希特勒外交的一个反映和补充。一九三三年，史大林拼命想做希特勒的同盟者。但伸出的手被拒绝了，因为希特勒在追求英国的友谊，把自己装成德国和欧洲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救主。因此，史大林便实行向资本主义的欧洲证明他用不着希特勒，布尔塞维克主义并不成为他内部的危险，克林姆林宫的政府是一头驯服的动物，他已训练好能够靠后肢站起来行乞。因此离开了希特勒，或更恰当地说，被他赶开之后，史大林逐渐变成一个奴仆和雇佣的凶手替吃饱了的帝国主义国家服役。 自此以后，在全体主义的克林姆林宫匪棍方面便发生了向患坏疽病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屈膝礼拜的突然的疯狂；自此以后，来了绞杀西班牙革命的人民阵线；自此以后，『反法西斯主义』的饰词代替了实际的阶级斗争。苏维埃官僚与共产国际目前的国际作用在墨西哥的和平大会中（一九三八年九月）特别厚颜无耻的暴露出来，莫斯科的雇佣代理人在这里想说服拉丁美洲的人民，使他们相信他们所应该反对的不是威胁他们的太真实的帝国主义，而只是反对法西斯主义。 不出意外，史大林经过这些廉价的阴谋诡计既得不到友谊，也得不到信任。帝国主义者之评判社会，已惯于不凭其『领袖们』的声明，甚至不凭其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而仅凭其社会基础。只要受国内贸易独占保护着的生产手段国有尚在苏维埃保持，则帝国主义者，包括『民主』帝国主义者对史大林的信任心仍旧不会比封建君主制欧洲对第一个波拿帕特的信任心更大，而帝国主义者对史大林的尊敬则比封建君主制欧洲对波拿帕特的尊敬更无比的少。拿破仑为胜利的光圈所包围，而且有了一群卓越的元帅，仍难逃滑铁卢。史大林已完成一连串的投降、失败和叛卖，并把革命的元帅成批铲除了，关于他的命运还能够有半点怀疑吗？ 阻碍战争的唯一障碍物是有产阶级之畏惧革命。只要共产国际仍遵守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则它连同红军（他与红军有密切的关连）代表和平的最重要的因素。史大林奸污了共产国际，把他改变成为『民主』帝国主义的代理机关之后，又把苏维埃的军事力量砍了头和瘫痪之后，他已完全解放了希特勒的一双手，同时也解放了希特勒敌对者的一双手，推使欧洲接近战争。 莫斯科的谎言家现在大骂他们从前的民主朋友贝奈斯，因为不顾法国的政策，竟过早的『投降』，阻碍红军去压服希特勒。〔注：但几年之后，今天。贝奈斯又成了克里姆林宫的佳客了，为的是，贝奈斯现在和克里姆林宫一样，正是总却夙怨，致力于『民主反法西斯战争』的时候——译者〕这种戏剧式的大发雷霆只是更清晰的暴露克林姆林宫的无能和口是心非。那末，是谁迫使你们去信任贝奈斯呢？是谁迫使你们去制造『民主国同盟』的神话呢？又，最后，在严重的关头，当整个捷克鼎沸起来之时，是谁阻止你们去号召普拉格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派出红军去援助他们呢？显然，反法西斯斗争较之枪毙和毒毙老布尔塞维克党人困难得多啦……所有小国家，尤其是所有殖民地人民一定从捷克的例子里知道他们可以向史大林期待那一类的帮助。 只有推翻波拿帕特主义的克里姆林宫才能使苏联军事力量的复活有可能。只有铲除那个有名无实的共产国际才能替革命的国际主义开辟道路。反战，反帝国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要求举行一个无情的斗争反对罪恶弥天的史大林主义。谁如果直接间接的辩护史大林主义，谁如果对他的叛卖保持沉默或夸大它的军事力量，谁就是革命的最坏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最坏的敌人，被压迫人民的最坏的敌人。克林姆林宫匪棍被工人的武装进攻推翻愈快，则苏联的社会主义再生的机会也愈大，而国际革命的远景也愈近、愈广大。 机会主义的社会根基 为了了解社会民主党与有名无实的共产国际的当前作用。我们必须再度回忆一下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所依存的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的开花灿烂带着不可避免的摆动，一直维持到一九一三年。他使资产阶级能够一方面略略提高某些无产阶级层分的生活水准，另一方面把一些多汁的小块面包丢给劳工官僚与贵族，因而抬高他们于群众之上。工会与议会的官僚，因为他们的『社会问题』大概差不多解决，所以乐得向群众指出：改善他们自身生活的变革开始了。这就是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社会根基，所有改良主义，在群众方面是一种幻想的制度，在劳工贵族方面则是一种欺骗的制度。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的乐观在战前〔注：指在第一次大战之前——译者〕最后一次经济繁荣的几年（一九〇九——一九一三），达到它的最灿烂的开花时代。为了这个理由，领袖们歌颂战争，向群众把他描写成一个外来的灾难，这个灾难威胁着方兴未艾的国家繁荣的基础。因此产生了『保卫祖国』的政策；这个政策实际上在群众方面是不自觉的，在官僚方面是自觉的或半自觉的保卫其本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 实际上，那次战争证明并不是一个暂时阻害了民族进展的『外来』灾难，而是帝国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的爆炸，这个爆炸的发生就在进一步的进展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已实际上不可能之时。既然那次战争不能扩大我们的星球，也不能使资本主义返老还童，他结果是极端加速了又加重了资本主义的没落的一切过程。与民主主义的没落同时又来了劳工官僚的没落。法西斯主义给工人带来了『仅仅』双倍的奴役；给改良派官僚则带来了极度的破产。 在列强中间，民主主义的政治形式，即使在一种极端受残害的情形中（『紧急权力』、移民法、取消居留权等）也仅只由英、法、美加以保持。这几个强国都是最富足的、在传统上最以掠夺为能事、最享特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久已把泰丰殖民地，把地球的重要资源集中于自己手中。替这种『天然选择』寻出解释并非难事。民主主义之能够维持仅仅当阶级矛盾尚未达到爆炸的状态之时。为了缓和社会的摩擦，资产阶级曾经迫得要圈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之广大一层，以及工人官僚和贵族。饲槽愈大，则愈热中于社会爱国主义。改良主义的饲槽现在仅保存于这种国家中，即，过去靠世界市场的剥削及它们之掠夺殖民地能够积累大量财富的国家。换言之，在资本主义没落的情况中，民主主义政制仅可依附于最贵族的资产阶级（到某一定的时期）。社会爱国主义的根基仍在于殖民地的奴役制。 在像意大利和德国这种国家中，他们并没有从过去继承大量的财富积累，且被夺去了从他们的殖民地中取得超额利润的机会。资产阶级便铲除议会，驱散改良派官僚，把工人放在铁钳中。不错，法西斯派官僚吞没的东西不会少于，只会大于改良派官僚；但他的报答就是：他并不被迫而向群众让步，也不签发没落的资本主义再也不能兑现的支票。被剥夺了饲槽之后，意、德、奥的失势的社会民主党官僚竟高举失败主义的旗帜——在亡命中。 社会爱国主义。或更恰当地说，社会帝国主义政党力量的主要根源就是资产阶级的庇护，资产阶级经过议会、报纸、军队和警察庇护和保卫社会民主党，反对一切种类的革命运动，甚至反对革命的批判，在未来战争中〔注：即指第二次大战——译者〕，由于国内与国外矛盾的尖锐化，官僚与资产阶级间的这种有机的连系将还要公开，还要无耻地暴露出来，或者，更恰当的说，他已经在暴露了，尤其是在人民阵线的叛卖政策中，这种政策在上一次大战的前夜是绝对难于想到的。但人民阵线的创意并非出自第二，而是第三国际。 共产——社会爱国主义 苏维埃机会主义的惊人和迅速的发展，可以从这种原因中寻得解释着，这种原因与在前一代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招致机会主义开花灿烂的原因类似，即，工人官僚的寄生主义，工人官僚在苏联的生产力增长的基础之上，成功的解决了他们的『社会问题』了。但因为*他所圈养的饲槽是最出色的，因为它具有几乎是无限的能力，因此，机会主义的苏维埃变种马上获得一种特别背信绝义和卑无的性质，就不足奇。 *下脱：苏维埃官僚较之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官僚更强大，又因为 至于那个有名无实的共产国际，它的社会根基，确切地说，有两种性质：一方面，他靠克里姆林宫的津贴为生，服从后者的指挥，在这一点上，每一个冒牌共产党的官僚都是苏维埃官僚的弟弟和部署。另一方面，冒牌共产国际的各种机关都靠着社会民主党的同一来源，即，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来圈养。近年来共产党的增长，他们之渗入小资产阶级队伍中，他们之受职于国家机关、工会、议会、市政府等，已极端增强了他们对本国帝国主义的依赖性，而牺牲了他们对克林姆林宫传统的依赖性。 十年前，我们预言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一定不可避免要招致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增长啊。这个预言已成了一件明显的事实。但直到最近为止，法、英、比、捷克、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狭隘爱国主义似乎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苏维埃外交利益（『保卫苏联』）的一个屈折反射的影象。今天我们可以有把握的预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帝国主义冲突的增长，战争危险的明显的迫近，以及苏联同等明显的孤立，一定不可避免的在共产国际内，加强离心的民族主义倾向。他的每一个支部都将要独自产出一种爱国主义政策。史大林曾经使帝国主义民主国的共产党与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和解。从此以后，共产——狭隘爱国主义者将不得不为自己的外观烦恼，他们的利益往往与『保卫苏联』不相符。 当美国的勃劳达〔注：美国共产党总书记——译者〕认为可以向上院委员会声明：假如美国和苏联发生战争，他的党将站在其衷心爱护的祖国方面〔注：即美国——译者〕时，他本人也许认为这种声明只是一种策略。但实际上，勃劳达的答复是从『莫斯科』转向『本国』方面去的一种无误的象征。这种『策略』的产生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迁就的必需的。这种策略（从『劳苦大众的祖国』〔注：即指苏联——译者〕转向金元的共和国去）的无耻下贱暴露了共产国际各支部已经发生堕落的深度，又暴露了他们之十足依赖于资产阶级舆论。 十五年不间断地肃清，向倒车和腐化已把冒牌的共产国际的官僚弄到这样沮丧的程度，他竟能够，而且还急于把社会爱国主义的旗帜公开拿到自己手中。史大林主义者（我们不久就得说，过时的史大林主义者）当然并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他们只是掇拾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陈词滥调吧了。但在宣传的时候，他们却把『革命的』暴发户们的疯狂注入其中，这些暴发户们已把全体主义的造谣、敲诈和谋杀改变为『保卫民主』的正常方法。至于旧的古典的改良派们。在每一度狼狈的局势之后，总是洁身自好地洗净他们一双手，他们已懂该如何利用狭隘爱国主义新兵们的支持。 在战争当中恰好与苏联站在同一阵营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如果有这样的国家的话），冒牌共产国际的支部自然要『保卫』莫斯科。但这种保卫没有多大价值，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中，所有政党都『保卫』苏联。（为了不致妨害他自身和他的帝国主义盟友的关系，莫斯科恐怕要命令共产党不要嚷声太大，而且恐怕有可能设法把他完全解散。）反之，在敌对阵营的国家中，即，恰好是莫斯科所最需要保卫的国家中，冒牌的共产党将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祖国方面，这种政策危险无限少，而获益则甚大。当权的莫斯科私党将收获共产国际十五年（）的果实。 殖民地国家中之第二、第三国际 社会民主党是这样一个党：他的政策依存于。现在仍依存于帝国主义对落后人民的剥削之上，它的真正性质最清楚地表现于这一件事实中，即，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第二国际从没有任何影响。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官僚，自觉的或半自觉的害怕在殖民地中发动一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一定会摧毁他自己在宗主国中心中的繁荣基础的。 共产国际却两样。以一个真正国际组织的资格，他立即侵入殖民地的处女地。多谢列宁主义的革命政纲，他在那里便获得重大的影响。共产国际往后的资产阶级的堕落，把它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尤其是在拉丁美洲）支部转变为欧美帝国主义的左方代理机关。与此同时，殖民地『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也发生变化了。外国资本主义无情的掠劫其亚，非二洲的奴隶及其拉丁美洲的半奴隶，现在，他迫得要在殖民地中圈养一小层贵族——可怜的、凄凉的，但仅是普遍贫穷之贵族。史大林主义。近数年来已变成这个工人的『贵族』的党，同时也是小资产阶级，尤其是衙门官吏中『左倾』部分的党。资产阶级律师、新闻记者、教师等顺应民族革命，利用工人组织来作私人钻营，他们逐发现史大林主义是最合胃口的理论。 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需要勇敢、坚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些空谈的小资产阶级英雄们从哪里找得这些品质呢？另一方面，对『民主』帝国主义的迁就容许他们骑在工人背上来干平静而又快活的钻营勾当。在工人面前隐瞒这种迁就的适切的办法就是『保卫苏联』的口号，即，与克里姆林宫寡头贵族的友谊。这就开创了一个机会去出版没有读者的报纸，布置豪华的大会及各种各式国际周知的工作。职业化的『苏联之友』，假冒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靠咶噪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宣言来掩饰他们的社会寄生主义及他们之服役于帝国主义者，他们与克里姆林宫寡头贵族的合作也成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内工人运动的一种真实的疫病。史大林主义——在他所有假面具的遮盖之下——是落后与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物。殖民地革命的问题从今以后已与第四国际的历史使命不可分离地连接在一起了。 榨干柠檬们的国际协会（第三又四分之一号） 不可药救的中派主义者（凡纳·布洛威，华尔西之流）的伦敦局，与布茵德勒、史尼维累、马尔梭·皮维握手，又得到『脱离所谓第四国际的支部』参加，它基于战争的危险，已联合一致产生——请不要发笑！——战争准备基金。这些先生们并不花点脑筋去想一下『基金』的观念。多谢上苍，他们是唯物论者，不是观念论者哩。这次新联合究竟对帝国主义有什么危险，大启我们的疑窦。但他对第四国际却帮了一个大忙，因为他把中派主义（即与我们的时代精神冲突最尖锐的倾向）一切变种和形态的浅薄性、杂种性与不一贯性联合一起。像所有类似的机械『联合』一样，它将成为新的内部冲突与分裂的根源，且将在行动时刻到来的一瞬间跌成粉碎。 除此以外还能够有别的结果吗？这些组织埋首于『基金』的英勇的创造性，并没有达到一个共同政纲的基础之上，但他们却宛如旧机会主义党派的无家可归的破事，从中派主义政治地图的所有角落跑来，这些破事甚至今天还继续玩弄着机会主义彩虹的一切颜色，向各种不同的方向展开，他们在近几年来已通通一贯的没落和变得软弱了，只有马尔梭·皮维那个新分裂的党才算例外，但我们可以预言他将遭遇同样不可羡慕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伦敦局能根据自己的政纲，从年青的、新鲜的分子中产生一个新组织出来。没有一个革命团体拥护这枝既无过去又无未来的旗帜。在殖民地国家中，伦敦局甚至连一点影响的影子也没有。我们可以把这一点视为法则：凡是『革命的』组织在我们这个帝国主义时代不能植根于殖民地的，命定要发育艰难的的。 这些苟延残息的团集是由惰性的力量，并非由思想的力量聚合起来的。其中具有较严肃的革命过去的一个组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今天已证明不能勇敢地修正他的中派政策了，这个政策是西班牙革命崩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团集的残存党员甚至还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能力。衰老的玩票精灵翱翔于这整个企业之上。 当初确乎有不少的『残余分子』曾啸聚于第四国际旗帜周围。但这里淘汰、清除和再教育的巨大工作也在一种科学的理论与一个明确的政纲之基础上完成了。在这种工作——其意义和重要性，庸才们是从不懂得的——已经在，而现在还正在一种自由、公开和耐心讨论的大气中进行。凡是无法经得起这种实验的人，已在行动中证明它对建立一个革命国际毫无贡献的有机的无能。今天正是这些筛簸出来的、残废的、被弃绝的『残余分子』已经结合于国际中派主义的『基金』中。是这件事实就证明那整个企业的无望的不中用。 几年前，在神智清醒的瞬间，马尔梭·皮维宣称在工人阶级中凡是反『托洛斯基主义』的倾向都因此而指出他是一种反动倾向。 我们知道，皮维是一个天生的中派主义者，他说的话往往与他的行为相背反的，刚才举出那句话并不妨碍他加入伦敦局。伦敦局是拼命避开『托洛斯基主义』，设法制造其自己的外观的。 但我们不难预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史大林主义者将继续把这些『基金』创造者谥为——『托洛斯基派』或『半托洛斯基派』。 这件事一半出于无知，但主要却是为了迫使他们去剖白、辩解、替他们自己定出区别来。他们将当真拼命的发起誓来，称他们并非托派，假如他们偶然像狮子一样的吼叫，他们就学他们的前驱者的——织工波丹，像乳鸽一样『吼叫』一下。我们晓得他们——他们不是稚鸟。凡纳·布洛威们，华尔西们，勃兰德勒们，史尼维伟们，皮维们与第四国际的被排斥分子一样，已在许多悠久岁月的过程中——有些还经过数十年——设法证明他们在理论上的无望的折衷主义，在行动上的无生气。他们较史大林主义者少带一点犬儒主义气味，并略为左于社会民主党左派——我们对他们所能说的仅止于此。这也就是他们在国际组织的名单中，必须排在第三又三分之一或三又四分之一号的原故。不管他们有没有『基金』，他们也将以一个榨干柠檬协会的资格走入历史中。当广大群众在战争的打击之下，发动革命运动时，他们是不会自寻麻烦去扣问伦敦局的地址的。 前途 上一次大战的一切力量和主动发条又作动起来，只不过采取更无比凶猛和公开的形式吧了。运动沿着陈旧的轨道走，因此采取更迅速的速发进展。现在谁也不会像一九一四年前夜那样，信什么国境的不可侵犯性或诸种政治的稳定性。这一点对于革命政党是非常有利的。假如在上一次大战之前夜，第二国际各支部尚不知道他们明天的行动如何，通过了表面上革命的决议案；假如左派分子只是缓缓的从和平主义的泥沼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并摸索着自己的道路；那么今天一切迅发的阵地都已在战争之前夜准确的占据了。谁也不会期待社会民主党方面有什么国际主义政策。社会民主党自身也仅仅应允『保卫祖国』而已。捷克社会爱国派之脱离第二国际是后者沿着民族阵线正式崩解的开始。第三国际的政策差不多也同样清楚的事先规定好了；只因为交着一点冒险主义的要素，所以诊断，在这个场合，略为弄的复杂一点吧了。如果德意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冒牌的共产党人将来成了柏拉图式的失败主义者，那只因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准他们做爱国份子的原故。但有是在资产阶级尚继续圈养工人官僚的地方，社会民主党人和冒牌共产党人将完全站在他们本国的总参谋部方面。抑尤有甚者，狭隘爱国主义的第一把提琴将落在史大林学校的音乐们家手中。不仅提琴，就是手枪也是指向着革命工人的。 上一次大战之史，朱安·若累被刺毙。战争之末，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萨·卢森堡又遭暗杀。在法国，法国社会党这位领袖〔注：指若累——译者〕被刺并不妨碍其他领袖加入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在德国，两国伟大革命家的暗杀是由社会民主政府的直接参头而完成的。在法国，真正的凶手是一个不知名的小资产阶级狭隘爱国主义者，在德国，则反革命的军官执行暗杀。就是在这一点上，今天的局势也是也过无比更清楚。消灭国际主义者的工作在战争爆发之前已在世界的规模上开始了。帝国主义不复依赖于一种『倖遇』。他已有史大林主义的马菲亚做他的有系统消灭革命派的现成国际工具。若累、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享有社会党领袖的国际盛誉。路朵夫·克莱门〔按：克莱门乃托洛斯基的秘书，后任第四国际运动总部书记，筹备一九三八年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时被格别乌绑架暗杀——译者〕是一个年青的，尚不太知名的革命者。但克莱门因为充当第四国际的总书记而被暗杀却是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帝国主义经过他的史大林党的匪棍预先指出，在战时，他将从那一方面受到致命的威胁。 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弄错。上次战争之后，如果他们除了俄国之外得以到处维持自己，那只因为缺少了革命政党。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份子艰难的摆脱了旧思想的蛛网之后，却因为怀着『统一』的拜物教，大多数都没有超出和平主义之外。在严重关头，这一类集团证明制止革命群众运动的能力较强于领导他。在这一意义上，称第二国际诸党的『统一』拯救了欧洲资产阶级也不算过份。 目前，第四国际支部存在于三十个国家中。不错，他们只是先锋队的先锋队。但如果今天，在战争之前，我们就有了群众的革命组织，那末在议事日程上面就是革命而不是战争了。当然，我们缺少这一点，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怀幻想。但革命先锋队的地位今天较之二十五年前远较有利。主要的胜利就是：在战争之前，在世界上差不多所有重要国家中已有了受过试验的干部，这些以千百计的不断增加的革命家籍理论的统一结合起来，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史大林主义马菲亚最残酷的迫害的学校中受试验。第二、第三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目前不能召集他们的大会，因为他们被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依赖性麻痹了，因为他们被『民族』的矛盾撕毁了。反之，第四国际各支部虽然财源极端微荡，领得护照困难，总书记被暗害及疯狂的迫害，仍能够在最严重的关头召集他们的国际大会，通过一致的决议案，在这些决议案里，当前伟大斗争的任务，已根据一切历史经验，精确的、具体的规定好了。 这些干部将不致被狭隘爱国主义的浪头冲出常执，也不致为史大林派的毛瑟枪和刺刀所威吓。第四国际将宛如一个紧紧团结的单位走入下一次战争中，他的支部将能够不顾分开他们的国境和战壕，采取同一的政策。在战争之始，当盲目的自保本能与狭隘爱国主义的宣传相结合，把工人大众推向他们的政府方面之时，第四国际各支部有可能处境孤立。他们将懂得如何抵抗国家主义的催眠与爱国主义的疫病。他们将以国际主义的原则为保卫抵御从下而来的群众惊慌，及从上而来的恐怖。另一方面，他们将亲切的倾听人民中最被压迫部分及正在流血的军队。战争每一个新日子将有利于我们。人类已较之二十五年前更贫苦，而破坏力则来的更无限地厉害。因此，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对狭隘爱国主义的狂风暴雨式的反响将出现于工人群众中。这种反响的最先牺牲者，除了法西斯主义，就是第二和第三国际。他们的崩溃是公开革命运动的不可少的条件，这个革命运动将只有找到第四国际为他底团结的轴心。第四国际的受过试炼的干部将领导劳苦大众进行伟大的进攻。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考约奥康，D.F. 感谢土豆录入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陈独秀（1919年1月5日） 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约分为二种：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第一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原有几分赞成；惟看见本志上偶然指斥那世界公认的废物，便不必细说理由，措词又未装出绅士的腔调，恐怕本志因此在社会上减了信用，像这种反对，本志同人，是应该感谢他们的好意。 这第二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是根本上立在反对的地位了。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思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此时正是我们中国用德先生的意思废了君主第八年的开始，所以我要写出本志得罪社会的原由，布告天下。 一九一九年一月一五日 发表于《新青年》六卷一号1919年1月
托洛茨基：与产业工人大会组织干事的谈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与产业工人大会组织干事的谈话 托洛茨基许由译 （编者按：1938年9月29日，一位美国产业工人大会的组织者到墨西哥访问托洛茨基，谈及当时美国工会运动的状况和前瞻。这个谈话纪录最早发表在俄文的＜左派反对派通报＞上，当时二人的真姓名皆隐去，所以事后也无法知道那位组织者的真名。这篇文章后来收在美国PathfinderPress1975年出版的一本＜托洛茨基论工会＞的小书中。） 托洛茨基（托） 组织干事（干） 干：我们工会的政策是致力防止全面失业。我们把工作摊分给所有工会会员，而时薪不减。 托：工人现在的总工资是从前的多少？ 干：大约四成。 托：那太不象话了！你们争得了按工作调整工时，而时薪不调整？[1] 但是这不过表明失业的全部重担都落在工人身上。你们放过资产阶级，使他们不必花钱解决失业者的需要，却让每个工人牺牲自己的五分三工资。 干：你所言是有一点道理。但我们能怎样？ 托：不是一点，而是全部道理所在啊！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害了长期而无法医治的疾病。你能够拿这样的希望来安慰工人，说目前危机只是过渡性，不久将来仍会有繁荣新时代吗？ 干：我个人没有这种幻想。我们圈中许多人都明白资本主义进入了衰落时代。 托：这理所当然地表示明天你们工人只能拿到从前工资的三成，后天则只拿两成半。插曲式的改善，诚然是有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总的曲线是走向衰落、退化和贫困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便已预言过。你的工会，或者是整个产业工人大会，提出甚么纲领？ 干：遗憾的是，你不知道美国工人的心理。他们不惯于思考未来。他们只有兴趣一件事：现在可以怎么干，立即干。在工会运动的领袖中，当然有人清楚考虑到种种即将来临的危险。但他们无法立即改变群众心理。美国工人的习惯、传统和看法拖了他们的后腿，限制了他们所能做的。所有这些是不能在一日内改变的。 托：你是否肯定历史会给你以年计的时间让你准备？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有「美国」自己的步伐及其各个内部成份。一个茁壮的机体虽从未患病，但到了某一点却可以迅速变坏。资本主义的分解同时表示了对民主的直接和立即的威胁，而工会没有了民主就不能存在。举例说，你是否以为黑格 [2] 市长只是偶然？ 干：不，我不这样想。最近我同工会职员开会谈过这个议题。我的意见是在每个州都已经有现成的反动组织，有时打这个旗号，有时打另一个，并成为全国性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我们不用再等15或20年。法西斯主义可以在三四年内征服我们。 托：那么，你们……？ 干：我们的纲领？我明白你的问题。时势是困难的。有必要采取一些重大措施。但我看不到合适的必要力量或必要领袖。 托：那是否意味不战而降？ 干：这是艰难时势。我要承认大多数工会活动者看不到危险，或不愿去看。你知道我们工会在短时间有了超常的增长。产业工人大会的头领们自然产生了蜜月心理，总把困难看轻。政府不仅看透了他们，甚至玩弄他们。他们过去从未有这种经验，所以自然有点头脑发昏。在意乱情迷下是难有批判心思的。他们品尝着今天的快乐，而不为明天担心。 托：说得好！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你。但是产业工人大会的成功，是暂时的。这种成功只是这样的事实的症兆：美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行动，已经从例行公事中突破，为了从可怕的深渊中拯救自己而找寻出路。如果你们工会找不到新方向，工会将被辗成尘土。海雅市长比刘易斯 [3] 强大，因为海雅尽管有其局限，但他知道自己要甚么，而刘易斯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你们的头领，一旦从「令人愉快的意乱情迷」中醒过来，才发现自己身处集中营。 干：可叹的是，美国的过去历史，它带来的无限机会，它的个人主义，都不能教会工人社会地思考。只消告诉你只有百份之十五的有组织的工人来参加工会会议就够了。这一点是要考虑的。 托：其余八成半的缺席者，会不会因为发言人根本没有甚么好讲给会员听而缺席呢？ 干：嗯，这多少是对的。经济情况是这样，使我们被迫把工人向后拉，给运动施以制动器，要运动后退。工人当然不喜欢。 托：这正是问题关键所在。要责备的不是基层，而是领袖。在资本主义的古典时代，工会在经济危机时就会陷入困境，被迫彻退，失去部份会员，花光储备金。但那时他们至少能肯定，在下一个经济上升期可以补偿之前的所失，甚至得超过失。今天已经没有丝毫希望能见到这种情境。工会会一步步衰落。你们的组织，产业工人大会，会像它迅速冒升一样很快崩溃。 干：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托：首先要如实告诉群众。不能够玩捉迷藏。你当然比我了解美国工人。然而，我确信你是用旧眼镜来看他们。群众比诸其领袖要无比地优秀些，更勇敢和坚定。产业工人大会迅速崛起这一事实，显示美国工人在战后的可怕的经济打击下，特别是十年来的打击，已经大大改变了。你只消显出一点儿要建设较为战斗性的工会的意愿，工人立即有反应，并给予你们非常好的和未见过的支持。你没有权利再投诉群众。怎样看所谓静坐罢工？不是领袖想出这种方法，而是工人自己。难道这不是工人准备好采取更果断的战斗方式的无误讯号？海雅市长正是静坐罢工的直接产物。可惜，工会最高层中没有一个像资本主义反动派那样有勇气从社会斗争的尖锐化中作出勇敢的结论。这就是当前形势之锁钥。资本的领袖，比诸无产阶级的领袖，要无比地坚定，一贯和勇敢。这些怀疑主义的、例行公事的官僚窒息了群众的斗争精神。从中就引发了法西斯主义胜利的危险，甚至是在短时间内就胜利。工人不来你的会议，因为他们本能觉得你们的纲领不足，无关宏旨，毫无生气甚至干脆错误。当每个工人都感到大难临头时，工会领袖还在老生常谈。我们必须找到能符合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真实情况的那种语言，而不是同官僚幻想相符的那种。 干：我说过我看不见有领袖。有不同的圈子，有小宗派，但我看不到有谁能够团结工人群众，虽然我同意你说群众准备斗争。 托：问题不在于领袖，而在于纲领。正确的纲领不仅能够激励及坚定群众，而且能够锻炼出领袖。 干：你所谓的正确纲领是怎样的？ 托：你知道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我的纲领有一个又短又简单的名称，叫做社会主义革命。但我不要求工会运动的领袖立即采纳第四国际的纲领。我只请他们从自己的工作，从自己的情况，作出结论。为他们自己，为群众，请他们只回答两个问题： （一）怎样把产业工人大会从破产与破灭中拯救出来？ （二）怎样把美国从法西斯主义拯救出来？ 干：如果你是工会组织干事，你在今天的美国将会怎样做？ 托：首先工会要把失业与工资的问题来个拨乱反正。按工作调整工时，就如你们所作的那样，是对的。人人都应有工作。但按工作调整工时必须辅之以按实际情况调整工资。工人阶级不能容许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因为这等同人类文明的毁灭。1929年危机前夜的最高周薪，应定为出发点。工人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并无消失或毁灭；它们仍然在那儿。那些拥有和控制这些生产力的人要对失业负责。必须在所有工人中分摊工作。每个工人的周薪不应低于过去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这就是工会的天然而必需的、刻不容缓的要求。否则它们将如垃圾般为历史发展所扫走。 干：这个纲领能够实现吗？这表示资本家的必然破产。这个纲领可能加快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托：当然，这个纲领意味要斗争而非投降。工会有两种可能前途，要么是耍耍花招，时进时退，然后撤退，闭上眼睛及逐步投降，以防「惹怒」雇主或「挑起」反击。这是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及工会领袖想从法西斯主义拯救自己时所采取的方法。结局是你也知道的。他们割断自己的咽喉。第二条路是了解当前社会危机的无情性质，并引领群众反攻。 干：但你还没有回答关于法西斯主义的问题：若工会提出激进要求，会引来法西斯主义的实时危险。 托：我一刻也没忘记这个问题。即使没有出现激进要求，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已经迫近眉睫。它源自资本主义的衰落及崩解。就算是工会的激进纲领的压力暂时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增强罢。我们必须就此公开向工人发出警报，必须立即以实际方法创建特别的自卫组织。舍此并无他途！你不能靠民主法律，议案或宣言来救你于法西斯主义之中，犹如你不能靠外交照会来拯救你于机动化部队之中一样。必须教会工人手执武器对抗资本的流氓匪帮，以便保卫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前途。法西斯主义在毋须负罪责的气氛下，只会生长更迅速。若法西斯主义每派出一队人马，工人就随时准备派出两队，三队甚至四队人马顽抗，那么这些法西斯主义英雄就会夹着尾巴逃。不仅为了拯救工人组织，而且为了把伤亡减至最低，唯一办法就是及时创建强大的工人自卫组织。这是工会最重要的责任，如果他们不想屈辱地被歼灭。工人阶级需要一支工人自卫队！ 干﹕但前瞻怎样？最后分析起来，这种斗争方法会把工会引向何处？ 托：很明显，按实际情况调整工时及工资，以及工人自卫队，都是不足够的。这不过是第一步。其为必要，只为了保卫工人免于饿死或被法西斯党徒刺死。这一切都是自卫的迫切而又必备的手段。但单靠它们不能解决问题。基本任务在于为一个较为公正、合理和优良的经济制度奠定基础，为一个能按所有人利益公平运用生产力的社会奠定基础。 这个目标是不能靠工会的常规及例行公事等办法能够达致的。你很难不同意，因为在资本主义衰落的形势下，孤立的工会连制止工人生活状况的再恶化也做不到。需要更果断和更深刻的办法。资产阶级控制着生产资料和国家权力，但已经把经济引向完全而绝望的混乱。必须宣布资产阶级之无能，必须把经济交给诚实的新手，也就是说，交给工人自己。怎样达到？第一步是很清楚的：所有工会要联合创建自己的工人政党。不是罗斯福的党，不是徒具空名的「工人」党，而是工人阶级真正独立的党。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自己周围团结破产农民，小工匠和小店主。为此就需要向银行、托辣斯、垄断财团及其政治代理，即共和党和民主党等等发动不妥协的斗争。工党的任务应包括把权力，全部权力拿到自己手里。然后重整经济。这表示要按照单一的合理计划组织整个国民经济，其目的不是为了一小撮剥削者的利润，而是为了一亿三千万人的物质与精神利益。 干：我们许多活动份子开始了解，政治的发展是朝向工党前进。但罗斯福的民望仍太高，如果他同意第三度竞选连任，那么工党的问题就要再延后四年。 托：这就是领袖们只知仰望在上位者而不屑一顾在他们下面的民众所带来的必然悲剧。来临中的战争，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败，失业与贫困的增长，所有这些直接决定亿万人的命运的基本进程，并不依赖于罗斯福的参选或其「民望」。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在产业工人大会的一众高层职员中的民望，远高于他在失业工人中的民望。顺便一提，工会之存在是为工人，而不是为这些高级职员。如果创建产业工人大会这个主意在这段时间鼓舞起成百万的工人，那么，创建一个以结束经济混乱、失业及贫困，一个以拯救人民及其文化为己任的独立而战斗的工党，这样的想法，定能鼓舞千百万的人。当然，进行有关工党宣传的鼓动家要立即用实际行动而非空言去向群众表明他们不是罗斯福的选举代理，而是被剥削群众的利益的真正斗士。当演讲人是用工人领袖的语言而非白宫代理的语言去讲话，那么，就有八成半人来开会，而剩下的一成半的保守份子，工人贵族及钻营者才避开。群众总比领袖优秀些，勇敢些和坚决些。群众想斗争。对斗争施以制动器的是那些尾随群众之后的领袖。这些领袖不过是借暗指群众的落后性来掩饰他们自己的犹疑不决、保守主义及资产阶级偏见。 干：你说的很有道理。 托：但让我们下次再谈吧。 [1]译者按：在摊分工作后，每个工人的平均总工时都减少了，所以尽管时薪不减，总工资还是大幅下降了。所以托洛茨基主张时薪应按工时的减少而提高，才能维持工人原有的生活水平。这一点在他的《过渡纲领》中特别有一节谈到。 [2]泽西市市长，当时成功采取法西斯主义方法对付工人组织。──托原注 [3]刘易斯是产业工人大会的创建人之一，1940年辞职。──译注
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1918年1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每周评论》发刊词 陈独秀（1918年12月22日） 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 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 德国倚仗着他的学问好，兵力强，专门侵害各国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败，稍微懂得点公理的协约国，居然打胜了。这就叫做「公理战胜强权」。 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 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们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托洛茨基：一个伟大的成就（1938年8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一个伟大的成就 托洛茨基（1938年8月30日） 当这篇短文在报刊上发表时，第四国际的会议也许己经结束它的工作了。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一个重大的成就。这个不可和解的革命倾向，虽然受到世界历史上其它任何政治倾向多半没有受到过的迫害，却己经再度证明了它的力量。它克服一切障碍，在它拥有无限权力的敌人种种打击下召开了它的国际会议。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充分的生命力和毫不动摇的坚定性。一次成功的会议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由于渗透了我们各支部的革命国际主义精神所提供的保证。事实上，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现今欧洲和全世界都相信迫在眉睫的战争即将爆发时为了集合国际革命力量而作的国际联系。民族仇恨和种族迫害气氛今天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政治空气。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不过是沙文主义力求克服或扑灾难以忍受的阶级矛盾的疯狂行径的最极端的表现。法国和其它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复活，或者毋宁说是它新的公开而无耻的表现，属于法西斯主义的同一范畴，但适应着民主思想或它的痕迹。 也属于同一类事件的，是苏联的公开助长民族主义：在集会上、在报刊上以及在学校里。这决不是所谓“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即捍卫十月革命成果以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不，这是恢复旧俄罗斯爱国传统的突出地位的问题。这也是一种建立超社会、超阶级的道德标准以便更有效地训练劳动者并使之屈从于贪婪的官僚主义寄生虫的工作。现今克里姆林宫的官方思想求助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亲王的功绩，求助于雷姆尼克的苏沃洛夫或斯摩棱斯克的库图佐夫的军队的骁勇，同时它拒绝了解这样的事实，即这种“骁勇”是以人民群众的愚昧和对他们的奴役为基础的；因此，旧俄军队只是在对更加落后的亚洲各族人民或对西方边界上分崩离析的弱小国家的斗争才获得了胜利；另一方面，在对欧洲先进国家的冲突中，英勇的沙皇军队总是一败涂地。显然，克里姆林官已经忘掉了上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正如它已经忘掉了十月革命是失败主义的直接产物这一并非不重要的事实一样。热月分子和拿破仑主义者哪里顾得上这些？他们需要民族主义的偶像。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必须来帮助尼古拉·叶若夫。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既然打破了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斗争的计划，就不能不归结为苏联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并且不能不在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内引起一股同样性质的相应的浪潮。就在两三年之前，人们还坚决主张，共产国际各支部只有在决心支持苏联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所谓“民主”国家中才应支持它们的政府。保卫工人国家这一任务本来是打算用来为社会爱国主义做辩解的。今天，不折不扣地像斯大林国际的其它“领袖”一样卖身投靠的白劳德却对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宣布，一旦美国和苏联发生战争，他白劳德和他的党将站在他们自己的民主祖国一边。这个答复多半是受斯大林指点的。可是问题并不因此有所改变。叛卖有它自己的逻辑。由于走上社会爱国主义的道路，第三国际正在明显地摆脱克里姆林宫集团的控制。“共产党人”己经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者，他们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盟友和竞争者不一样的地方，只是在于他们更为无耻而已。 大叛卖 叛卖有它自己的逻辑。随第二国际之后，第三国际已经完全不成其为一个国际了。它不再能够在世界无产阶级政治的范围内表现任何种类的主动精神。当然，在十五年的精神逐渐萎顿的过程之后，共产国际在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时刻、即在无产阶级最迫切地而要它的国际革命团结的时候暴露出了它内部的彻底腐败，这并不是偶然的。 历史已在第四国际的面前堆积了许多巨大的障碍。奄奄一息的传统正在被用来反对活生生的革命。一个半世纪以来，法国大革命的余辉在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代理机构——第二国际——的手中已经被用作并且现在仍然被用作粉碎和瘫痪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工具。第三国际抱着同样的目的，正在利用十月革命的新鲜和有力得不可比拟的传统。对于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制而进行的第一次胜利的起义的纪念，在篡夺者的手中被用来拯救资产阶级民主制，使它免受无产阶级起义的打击。眼看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社会爱国主义组织已经在人民阵线的标签下同资产阶级左翼实行合作，而人民阵线不过是资产阶级在垂死的挣扎中企图像革命的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曾使无产阶级受其支配那样再度使无产阶级就范的努力而已。过去曾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表现，现在在我们面前变成一出令人作呕的反动滑稽戏。可是，固然“人民阵线”没有能力医治那烂透了心的资本主义，固然它们甚至无法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军事侵略——西班牙的例子充满着象征的意义！——它们却还有足够的力量在工人群众中间散播幻想，瘫痪和破坏他们的战斗意志，从而在第四国际的道路上制造一些十分严重的困难。 工人阶级，特别是在欧洲，仍旧在退却，或者充其量处在一种期待的状态。多次失败的记忆犹新，并且决不是以后不会遭到失败。失败在西班牙呈现了最明确的形式。这就是第四国际在其目前发展过程中的处境。第四国际成长得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快，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外行、庸医和蠢汉由于不了解历史起伏的辩证法，曾经不止一次地下过判断：“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思想也许是正确的，但这种思想无法建立一个群众性的组织。”仿佛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可以在任何和一切条件下建立起来似的！仿佛一个革命的纲领并不责成我们要在反动时期安于占据少数并抵抗逆流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用他自己的急躁情绪作为衡量时局发展速度的尺度，是不值一文的。世界革命运动的道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个最伟大的革命动乱的新时代的前夕一样充满着如此巨大的障碍。马克思主义的对局势的正确评价应当促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怎么说，最近几年我们已经获得了不可估量的成功。 俄国的“左翼反对派”是在十五年之前形成的。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的正确工作总共还不到十年这一整数。第四国际史前的时期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左翼反对派”还希望有可能改革共产国际，并且把自己看作它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共产国际在德国所实行的并为它的各个支部所默认的令人痛心疾首的投降，明明白白地引起了有必要建立第四国际的问题。可是，我们人数不多的组织是实际上在工人运动本身之外的理论批判的过程中通过个别地选择成员而扩大起来的，因此它们还没有进行独立活动的准备。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甚至不惜暂时放弃正式的独立地位而力求为这些孤立的宣传组织找到一个真正的政治环境。参加各社会主义政党的行动立即使我们的队伍有所扩展，虽然就数量来说，收获还不像应有的那样大。可是这种参加意味着在这一时期从政治上教育我们的各个支部，使它们在初次面对着政治斗争的现实及其当前种种要求时可以考验它们自己和它们的思想。由于取得了经验，我们的干部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个并非不重要的收获是我们同不可救药的宗派主义者、捣乱分子和骗子手宣告决裂，他们惯常在开头就参加每一个新的运动，其目的不过是想千方百计加以破坏和使它陷于瘫痪。 我们各个国家的支部的发展阶段当然在时间上是不会一致的。然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建立却可以算是第二个阶段的结束。从此以后第四国际便面临着群众运动的任务。过渡时期的纲领是这种重要转变的反映。它的意义在于：它不是提出一个既定的理论计划，而是总结我们各国支部所己经积累的经验，并根据这种经验来揭示更广阔的国际前景。 这个纲领是由事先的一次漫长的讨论或毋宁说是一系列讨论预作准备并加以保证的，大家接受这个纲领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收获。第四国际在这个意义上是现今唯一的国际组织，即它不仅清楚地考虑到帝国主义时代的动力，而且还准备着一整套能够团结群众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过渡时期要求。我们不需要自欺欺人。对于我们今天的力量和明天的任务之间的矛盾，我们比我们的批评者看得更清楚。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苛酷的和不幸的辩证法却起着有利于我们的作用。到了怒不可遏的时候，群众只会看中第四国际所提供给他们的领导。 1938年8月30日
托洛茨基：新闻自由与工人阶级（193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新闻自由与工人阶级 托洛茨基 （1938）中译者：史骊 下面这篇简短的文章，写于1938年，刊于墨西哥一份理论刊物《锁论》（Clave）1938年10月创刊号中，以社论形式发表。 原文以西班牙文刊出，英文的译文最近才发表于纽约出版的六月九日《洲际通讯》（IntercontinentalPress）。而在《共和国》报被《武装力量运动》委派的督印人接管以后，原来社会党的编辑另外出版一份刊物，名为《共和报事件杂志》（JournalofRepublicaCase），在第十期中，就刊登了托洛茨基这篇文章。 一场反对反动刊物的运动正在墨西哥展开。这场攻击由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领袖们所导演；或者更清楚地说，是由杜礼丹劳（LombardoToledano）先生个人所导演的。目标是要“抑制”反动刊物，将它置于一个民主的检查之下，或者干脆将它封闭。工会已为这场斗争被动员起来。那些无可救药的民主派，受他们与斯大林化了的莫斯科的经验所败坏，以及受到格柏乌（苏联秘密警察）之友所领导，竟欢呼这项自杀性的运动。事实上，并不会很困难就能预估到，就算这次运动得到胜利，并且做成的实际效果，能适合杜礼丹劳的胃口，但最后的结果将会主要由工人阶级来担负（受害）。 理论和历史经验两者都证明出，最后分析起来，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对民主的任何限制，都无异直接针对无产阶级；就正如征取任何税务，都会落在工人阶级的肩膊上一样。资产阶级民主，只当它为发展阶级斗争而打开道路时，才会对无产阶级有用。因而，任何工人阶级“领袖”以特别方法去一般地操纵公众言论，特殊地操纵报刊，来武装资产阶级国家，就确实是一个叛徒。最后分析起来，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将会迫使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互相达成协议；那时，他们就会通过特别法令，任何一种的限制措施，以及任何一种的“民主”检查，来反对工人阶级。任何还未明白这一点的人，应该离开工人阶级的行列。 “但有时”——一些苏联之“友”会反对说“无产阶级专政被迫去应用特别的措施，特别是反对那些反动刊物的。” 我们这样回答：这些反对，基本上源自企图将一个工人国家等同于一个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墨西哥是一个半殖民国家，它同时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并且绝不会是一个工人国家。而且，就算站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立场上，封闭资产阶级报纸或者是检查它，并不一定构成一个“纲领”，或者是一项“原则”，或者是一个理想的设计。这类的措施只能是暂时的，无可避免的丑恶。 一旦掌握了舵轮，假如资产阶级采取一种公开反抗工人国家的态度，无产阶级可能觉得要在一个时期内，被迫采取特殊的措施以对付资产阶级。在那种情况下，限制新闻自由将会与在内战中所施行的其它措施一起执行。假如你被迫使用大炮和飞机对付敌人，你自然不会容许这同一敌人在无产阶级的营堡中保留它自己的新闻和宣传的中心。无论如何，就算在这个例子中亦一样，假如那特殊措施一直延长着，成为采取持久形式时，它们自身就带着不受控制、以及工人官僚掌握政治垄断的危险，这会成为它的堕落的根源之一。 在我们面前，我们有这种动力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可恨的压制，今天在苏联已成了法律。这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毫无关系。恰相反，它是被设计来保护新生统治阶层的利益，以对抗工人和农民的反对的。莫斯科那个极富波拿巴性质的官僚层，受到杜礼丹劳及其一伙所效颦，他们将个人事业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利益。 工人阶级的真正任务，并不在于以一个警察的钳子，钳在公众言论之上，而是将它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这只能靠将生产资料——包括了公众资料的生产一一置于整个社会的手中才能做到。一旦采取了这个基本的社会主义步骤，则必须容许任何不拿起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的流派，都拥有自由地表达他们自己的机会。工人国家有责任给他们提供机会，依照他们的人数，给与他们技术资料，例如刊物、报纸和运输等。国家机关堕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斯大林官僚对新闻的垄断，它对于十月革命的成果，具有完全败坏的威胁。 假如我们观察一下共产国际在各国工人运动中的致使性影响的例子，则杜礼丹劳目前的运动就提供了最特异的一个。杜礼丹劳及其教派的追随者，基本上正在企图将一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某些暂时境况中无可避免的手段和方法，施用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里。更甚的是，他们并非从无产阶级专政那里借来这些方法，而是从它的波拿巴化的篡夺者那里借来。换句话说，它们以腐朽的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病毒，传染给那个早已病入膏肓的资产阶级民主制。 墨西哥的贫血的民主面对着来自两个方向的经常性的和死亡的威胁——首先是来自外国帝国主义，其次来自国内反对力量的代表，他们操纵了广泛流传的出版物。但只有瞎子和低能儿才能想出禁闭反动刊物的结果，就能使工农自己脱离反动思想的影响。在现实里面，只有最大的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才能为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前进创造有利的条件。 对反动刊物发动无情的斗争是基本上需要的。但工人并不能让资产阶级国家的压迫的拳头，来代替必须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和刊物所发动的斗争。今天，国家可能对工人组织采取“友善”的姿态，但明天，政府就会落在——无可避免地落在——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份子手里。在那时，任何存在着的限制性法律，都会施之于工人身上。只有毫无头脑的冒险者，才会以片刻的需要而不顾这种危险。 打击资产阶级刊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扩展工人阶级的刊物。当然，像《大众报》（ElPopular）一类的黄色刊物，是不能担承起这项任务的。这些纸张在工人的刊物——革命的刊物——中，甚至乎在体面的资产阶级刊物中，也无立身之地。《大众报》为杜礼丹劳先生的个人志愿服务，他又反转来为斯大林官僚层服务。它的方法——欺骗、造谣、政治迫害运动和伪造——亦是杜礼丹劳的方法。他的报导并无纲领，亦无观点。但明显地，这样一份报纸并不能在工人阶级中引起反响，亦不能从资产阶级中，争取到无产阶级。 所以，我们走到了那个无可避免的结论：反对资产阶级报刊的战斗，应该从赶走工人阶级组织的堕落的“领袖”开始，特别是要将工人的刊物，从杜礼丹劳和其他资产阶级钻营者的包揽之下解放出来。墨西哥无产阶级必须有一份忠实的报纸去表达它的要求，保卫它的利益，扩阔它的视野和为墨西哥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道路。这就是《锁论》所提议去做的。因而，我们一开始就对杜礼丹劳的卑鄙的虚伪，宣布无情的斗争。同时在这项努力中，我们期待着所有先进工人、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民主派的支持。 一九三八年八月廿一日
托洛茨基：再论克朗斯达脱的镇压（1938年7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再论克朗斯达脱的镇压 托洛茨基 （1938年7月6日） 新译版 在我最近写的一篇关于“克朗斯达脱”的文章里，我曾试将问题安置在政治平面上。但是许多人却对个人的“责任”问题有兴趣。苏瓦林 [1] ，这个从吊尔朗当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变而为得意洋洋的拍马者的人，在他所写的《史大林》中，说我在自传时里意对克朗斯达脱的造反不发一言。他讽刺地说，人对于自己的某些功业是不想吹嘘的。西里加 [2] 在他的那本名叫《在漫天大谎的国家中》的书里，说镇压克朗斯达脱暴动时，“有一万以上的水兵”被我杀死（我怀疑当时的整个波罗的海舰队是否有那么多的水兵）。其他的批评家们以如下方式表示了他们的意见：是的，那次作乱在客观上确有反革命的性质，可是托洛次基为什么要用如此无情的镇压手段去对付（以及——？）后来又？ 我从不会触及这个问题。那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事情要隐瞒，相反，恰恰因为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事情的真相是：对于克朗斯达脱造反的镇压，以及对于事平之后的处置，我本人丝毫都不曾参加。在我眼中，我参不参加这一个事实并无政治意义。我是政府的一个成员，我认为必须平息叛乱，因此为此镇压事件负责。直到今日为止，我总是在这些限度内回答了一批评。不过，当这些道德家们开始对我作个人的困扰，控诉我应用并非为形势所要求的过分的残暴时，我认为我有权利说：“诸位道德家先生们，你们有点儿撒谎了。” 叛乱是当我逗留在乌拉尔的时候发生的。我从乌拉尔直接回到莫斯科去参加党的第十次大会。关于镇压叛乱所决定的办法：如果先用和平谈判，然后发出最后通牒而不能促使要塞投降，则用军事力量扑灭叛乱——这个一般的决定是在我的参加之下达成的。但是在采纳了这个决定之后，我虽然继续留在莫斯科，可是对于那次军事行动，却并无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至于平乱以后的处置，那完全是非常委员会 [3] 的事。 我怎么会没有亲自去到克朗斯达脱呢？那是由于一个政治性的理由。叛乱发生时，大家正讨论着那个所谓“职工会”问题。克朗斯达脱的政治工作是完全由彼得格拉委员会领导的，这个委员会的首领是齐诺维也夫。就是这个齐诺维也夫，在那场讨论中，乃是反对我的那个最不倦的与最激烈的主要领袖。在我到乌拉尔去之前，曾经到过彼得格拉，向水兵共产党员大会发表演说。大会的一般精神给了我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这些水兵，花花公子式的，吃得好好的，徒有共产党员的虚名，如果和当时的工人与红军兵士相比，他们给人以一种寄生者的印象。彼得格拉党委会方面却以一种极端迷惑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运动（按指齐诺维也夫在“职工会问题”上反对托氏的运动——中译者）。舰队的指挥人员陷于孤立，给吓倒了。齐诺维也夫的议案大概获得了百分之九十的票数。这时候我记得曾经对齐诺维也夫说了这样的话：“现在这里的一切事情都很好，可是会变成很坏的。”这件事情之后，当齐诺维也夫跟我一起在乌拉尔的时候，他接到一封紧急电报，说克朗斯达脱的情形正在变得“很坏”。那些拥护过齐诺维也夫议案的水兵“共产党员”，有压倒性的大多数参加了叛乱。我认为（政治局也不反对），要和水兵谈判，以及有必要去平定他们的话，都应该交由昨天还得到水兵们政治信任的领袖们去处理。否则，克朗斯达脱的人会把事情看成这样：仿佛因为他们在党的讨论中曾投票反对了我，我来向他们“复仇”了。 不管对或不对，这些想法总恰恰就是决定了我的态度的。我全然与公然地撒手不管这件事情。关于镇压方面，就我记忆所及，那是捷尔任斯基亲自处理的。捷尔任斯基是不能容忍任何人去干涉他的职务的（而事实也完全如此）。 在镇压中是否造成了任何不必要的受害者，我不知道。在这一方面（即不会滥杀无辜——中译者），我比之于那些晚出的批评家们，对捷尔任斯基有更多的信任。因为缺乏材料，我现在不能Avpcsteriori（后天地）来确定究竟谁应该处罚与怎样处罚。维多·绥奇在这方面的结论——根据第三手材料而作的结论——在我看来并无价值。不过我愿意承认：内战不是一所人道主义的学校。理想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老是指控革命做出了许多“过火行为”。但要点在于：“过火行为”是从革命的本质而来，革命本身是历史的一件“过火行为”。谁如果不愿见“过火行为”，那他就会在这个基础上，排斥（在小小的文章中排斥）一般的革命。我不排斥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我为镇压克朗斯达脱叛乱一事负起全部责任。 里昂·托洛茨基 1938年7月6日于考约亚冈 [1]原本是法共领导人之一，主编《人道报》，因翻译托洛次基的《新路向》一书被开除出党，著有《史大林传》。 [2]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之一，因在苏联被开除出党，遭监禁，后获释离苏，写了不少有关史大林迫害异己的书，最后离开共产主义。 [3]非常委员会，有时译为“欠·卡”，是苏联最初用以镇压反革命的机关，主持人为捷尔任斯基。这机关后来称为“格·柏·乌”，主持者换了雅果达。在史大林控制下，逐渐蜕变为迫害革命者的机关。
学会思考——给某些极左派的忠告（托洛茨基，1938年5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学会思考 给某些极左派的忠告 托洛茨基1938年5月22日 何伟译龚义哲校 原文刊载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刊物《新国际》，第4卷第七期，1938年7月号。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7-1938》（探路者出版社，1976年第二版）。 某些极左派的职业文贩企图用他们那僵化的偏见来不遗余力地“纠正”第四国际书记处关于战争问题的论纲。他们着力攻击论纲中的这部分陈述，即，战争期间，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党在不可调和地反对本国政府的同时，应该根据国内形势和国际阵营来调整自己的实际政策，对工人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作出显著的区分。 一个同苏联[1]结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充分地和完全地保持它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不可调和的敌忾。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政策和同苏联作战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是没有什么差异的。但在实际行动的性质上，可能由于具体的战争形势而产生许多差异。（《战争与第四国际》） 事态的整个发展历程都证明了这个假设是正确的，而极左派却认为这是走向社会爱国主义[2]的第一步。由于这些战略家认为在所有国家当中，对待帝国主义政府的态度都应当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帝国主义国家边界之外的世界毫不加以区分。他们的这种理论的错误根源在于试图为战时政策和和平时期的政策构建一个根本不同的基础。 就让我们假设一下，明天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在民族独立的名义下爆发起义，意大利政府出于自身帝国主义利益，准备运送武器给起义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工人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呢？我特意举出爆发了反抗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的行动，同时又有一个帝国主义法西斯政府站在起义人民的一边介入这个反抗的例子。意大利工人应该阻止将武器运往阿尔及利亚吗？让一切极左派分子大胆地作出肯定的回答吧。每一个与意大利工人以及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站在一起的革命者都应该以极大的愤怒蔑视这种回答。即使在当时法西斯意大利爆发了海员大罢工，即使在这种情形下，罢工工人也应该破例支持将这些援助运给反抗中的殖民地奴隶；否则他们只不过是无耻的工联主义者，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 与此同时，法国海运工人即使没有任何罢工，也必须尽一切力量阻止运输用于镇压起义者的军火。意大利工人和法国工人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才是具有革命国际主义的精神。 这种情况不是意味着意大利工人放松了反对本国法西斯政权的斗争了吗？根本不是。法西斯主义提出“援助”阿尔及利亚人民，仅仅是为了削弱它的敌人法国，同时贪婪地染指它的殖民地。意大利的革命工人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个事实。他们号召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要信任这个奸诈的“盟友”，同时继续不妥协地反对法西斯主义，“主要的敌人在本国”。只有用这种方法他们才能赢得起义者的支持，帮助起义者，以及增强他们自己的革命立场。 如果以上立场在和平时期是正确的，那何以到了战争时期就错误了呢？人人都知道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断，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从这个深邃的思想中自然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反对战争的斗争仅仅是和平时期无产阶级一般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在和平时期会反对和破坏资产阶级政府的一切行动和措施吗？即使在一场席卷全城的罢工中，工人也会采取措施保障他们地区的食品运输，确保他们有水可用，保护医院不遭到破坏等等。决定这些措施的并不是同资产阶级有关联的机会主义，而是罢工本身的利益，以及争取困境之中的城市群众的同情等原因。无产阶级在和平时期的这些基本战略原则在战争时期也完全适用。 针对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态度根本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候都反对它们的“本国”军队。至少工人不会干涉士兵救火，营救遭受水灾的人民；相反他们会与士兵站在一起，帮助他们，与他们结成兄弟般的关系。问题不仅仅限于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如果法国法西斯分子今天企图政变，达拉第政府被迫调动军队反抗法西斯，革命工人在保持自身的完全的政治独立的情形下，会和军队一起对抗法西斯。这样，在某些场合下，工人不得不允许、容忍、甚至是积极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实际措施。 90%的情况下，工人当然要和资产阶级对着干。但10%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支持资产阶级，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信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政策并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政策的反面（真是这样的话，那每个宗派主义者都能当上战略大家）；不是的，革命党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在内外形势中保持自身的独立，做出符合无产阶级最大利益的决定。这种原则在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都能通用。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即将到来的欧洲大战中，比利时工人阶级在法国工人阶级之前夺得了政权。毫无疑问，希特勒会试图粉碎无产阶级的比利时。为了掩护它的侧翼，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也许会被迫用武器援助比利时工人政府。比利时苏维埃当然应该伸出双手去拿这些武器。但法国工人应该在失败主义原则的影响下，阻止本国资产阶级将武器运给无产阶级的比利时吗？只有彻彻底底的叛徒或完完全全的白痴才会觉得应该这么做。 法国资产阶级愿意武力援助无产阶级的比利时，只是出于对最大的军事危险的恐惧，仅期望以后能用自己的武器扼杀无产阶级革命。相反，对于法国工人来说，无产阶级的比利时是他们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最大支持力量。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是由力量关系来决定的，其中，正确的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革命党的首要任务是利用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来挽救无产阶级的比利时。 极左学究并不是在具体条件下思考问题，而是在空洞的抽象概念里思考问题。他们将失败主义的理念转换到这样一个真空中去了。他们目睹不到生动的战争进程和革命进程。他们寻求一个没有新鲜空气的密闭的公式。但这样的一种公式是不能给无产阶级先锋指出方向的。 失败主义的任务是将阶级斗争推到它的极致，也就是内战。但只有群众的革命动员，即通过扩展、深化、加强包含“和平时期”的阶级斗争内容的这些革命方法才能解决这个任务。要招致本国政府的失败，无产阶级政党并不诉诸于人为的方法，比如焚毁仓库、引爆炸弹、破坏铁路等等。即使这种方法取得了成功，军事失败也完全不会带来革命的胜利，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独立运动才能确保胜利。革命失败主义只表示，在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丝毫不考虑“爱国”，因为群众的革命运动所带来或加剧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失败，这种失败同以民族团结为代价而带来的胜利相比，危害更小，后者的代价意味着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屈服于资产阶级。失败主义的整个意义就在于此，这意义是完全充足的。 斗争进入了公开的革命阶段时，自然会发生改变。内战是战争，它有着自己的独特法则。在内战中，炸毁仓库、破坏铁路，以及其他形式的军事“破坏”都是不可避免的。纯粹的军事考虑——-内战用其他纯粹的军事手段继续着革命政策——决定了这些破坏的正当性。 然而，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可能存在革命党被迫诉诸于军事技术手段的情况，尽管他们的这些行动不是由本国的革命运动所直接产生。因此，如果出现运送武器或派遣军队去对付工人国家或发生起义的殖民地这种事情，不仅要用像联合抵制和罢工这样的方法，甚至直接的军事破坏也切实可行，而且义不容辞。用不用这样的手段是一个实际可能性的问题。如果在战时夺取了政权的比利时工人，有派驻在德国的军事特工，这些特工的使命就是毫不犹豫地使用各种技术手段阻止希特勒的军队。很显然，为了比利时革命的利益，不论德国自己革命运动的总历程如何，德国革命工人也有责任完成这个任务，只要他们有这个能力。 失败主义政策，即在战时进行不妥协的阶级斗争的政策不可能在所有国家都是“完全一样”，就像无产阶级的政策在和平时期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只有共产国际的拙劣模仿者才会建立一种制度：所有国家的党同时迈出左脚。我们在反对官僚白痴病的斗争中，要力图不止一次地证明，每个国家要根据它的内外条件理解革命的一般原则和任务。这个道理在战时也完全有效。 这些极左派分子不愿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思考问题，具体地说，未来他们会不知不觉地被战争套牢。他们在战争时期的政策是其和平时期政策最致命的体现。第一发炮击会打得他们政治上不存在，或者将他们打入社会爱国主义的阵营，正如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战前完全否认国家，战争来临时，出于同样的原因，当上了资产阶级部长。要执行一个正确的战时政策，人们必须在和平状态下学会正确思考问题。 科约阿坎，D.F. 1938年5月22日 注释： [1]我们可以搁置苏联的阶级性这个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与一般工人国家或争取独立的殖民地国家有关的政策问题。在苏联阶级性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顺便建议这些极左派分子以安·奇利加（A.Ciliga）的《在一个充满弥天大谎的国度》这本书为榜样，照照自己。这个极左派作家，完全缺乏马克思主义学识，他的思想归根到底就是自由无政府主义的抽象概念。 [2]西蒙娜·薇依夫人甚至写道，我们的立场与普列汉诺夫在1914-1918年间的立场相似。当然，西蒙娜·薇依有权一无所知。然而，没必要滥用这个权利。
访托洛茨基谈俄国问题（1938年3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访托洛茨基谈俄国问题 1938年3月25日转载自《十月评论》杂志 托洛茨基：就苏联的社会关系的演变的具体形态和新的状况作论述，真可是难乎其难，因为近年的数据和统计数字较之以往愈发是捏造和虚构出来的东西。报章方面也如法庭一样，绝对是堆砌营造出来的东西。就有关于苏联的社会阵营方面，报章上的东西是绝对的虚假。最上一次做的人口普查给下令销毁；我不知道这则新闻是否有传到美国的报章去；这可是一宗至关重大的消息。 在《被背叛的革命》里，批评官方的统计数字和数据怀有着这个目的，就是用以掩饰社会的层级化，掩饰官僚和工人，农业工人和集体农庄的经理的薪酬差异，以及家庭仆人的数量。我估计在集体农庄方面有不下于5百万户家庭和官僚贵族拥有家仆，而在城市里，〔每个家庭的〕家仆人数甚至有2个，3个或以上，当中包括了司机和看管儿童的保姆。这是一个仆人的社会阶级，专为高上阶级服务，但这一切并没有收进人口统计调查的报告里。 这个人口普查是在1月进行的；接着，全世界得知官方颁布了一项特别法令，以把这个人口普查的资料烧毁，因为那些统计数字是由“派托分子，捏造家，人民之敌”等人搞出来的。至于那个至为基本的，用以衡量苏联的状况的最为重要的东西——人口的规模——也没有予以发表。华尔特·克里维茨基对此在法国报章上作了充分的解释，而米柳科夫的报章也刊载了这则解释。人口是非常大幅度地下降了。每年的人口增长是3百万人。 沙克曼：上一次的人口普查是何时做的？ 托洛茨基：是在1920年代，当时也显示出相当的人口增加；那时的人口估计约有1.17—1.18亿人。可是克里维茨基声称，去年普查的人口只有1.3亿人。这个结果完全是场浩劫，因为它是对人民生活条件的最佳测验。这个数字显示出，在1931—1932年，因集体化，流放，成千上万被暗杀的农民以至因饥荒而损失的人口是数以百万计。我相信这并且只是事实的一面。它还显示出人民在平常时期的生活条件是非常的恶劣，死亡率是非常的高，人口的年增长并非以三百万而却是1百万计——这就是五年计划所宣称的整个“高度幸福繁荣”的时期的结帐。 我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引用的资料是来自谢多夫为我保存的地方报章内的资料；这些数据让砌出局部的真相成为可能。自此以后，便再难从报章里找到任何稍微贴近现实的东西了。我在米柳科夫在巴黎出版的报章上找到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是对一个半托洛茨基分子的访问录；这个人的名字没有发表，但我估计那人就是克里维茨基——他这个人倾向于资产阶级民主。据受访者表示，农民的形势有了改善，但工人的形势是非常恶劣；国民收入的差异性是有步骤地对农民有利，对工人不利。假如我们所说的农民是集体农庄的贵族的话，这种状况会是真实的——行政人员的形势是近乎老板的局面，是个商人，因为集体农庄农民有权在市场买入和卖出至少一部分物质。行政人员兼是半官吏和半老板。他的收入非常大，他并且同时也是格柏乌（秘密警察）的代表。人们可以想象到，像这样的一个行政人员手上集中有多少权力。至于农场工人或工厂工人的局面则是迥然不同；经济力量的关系是朝向有利于较高的阶层即集体农民而变化的。这种形势标示了社会的社会分层化之恶化。同时并进的是官僚把经济权力集中到它自己掌上。 莫斯科大审判就是这个过程的表达之一；各种政治矛盾自然的反映着社会的状况。官僚对人民无比畏惧——它对人民之憎恨，还甚于沙皇——这是由于人民具有两次革命的传统，并且不完全是目不识丁。在人民之间也有着互相敌对和互相摩擦。尤为重要的是官僚内部之间的互相敌对；审判就是这种敌对的直接表达：一部分的官僚消灭另一部分的官僚。 沙克曼：为什么？ 托洛茨基：这是由于群众的不满甚至乎也令致官僚体内部产生了不同的流派。一部分官僚说：“让我们作出一些让步吧。”而另一些则是反对。群众的压力令统治层产生分裂，这就和世界各地相同。 很难说官僚的政治分歧是什么，不过莫斯科的大审讯为此给予了很好的提示。其中有些人是希望恢复资本主义，而另有一些人则是反对。〔审讯上的〕指控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 另一项事件的规模虽然小，但是极其具有启发性，为我们提示了分歧的所在，那就是和莫斯科决裂的人。在这方面我们有赖斯，在希腊的代表巴尔文，在德国的军事情报主脑克里维茨基——这些人中，只有4到5人具有如克里维茨基的重要性——及从罗马尼亚逃往意大利的布坚科。我们知道在过去数年里，外交部人员被选换和清算的不下十次，我们也知道有多少人被召回及谋杀；不过，继大清算之后有4个人是逃出生天了。这是个十分高的比率，它表明了官僚体内的离心力是非常的巨大。这些人不是我们偶然在街上碰到的最先4个人哩：当中一人是希腊的部长，另一个是在德国主理秘密事务的头子，而赖斯和克里维茨基属于同一级别，具有几乎相同的重要性。而这些人走到什么方向呢：莱斯立即宣布效忠第四国际；巴尔文保持友好；克里维茨基面向资产阶级民主（他是个自由派，和孟什维克有关系——他与我们断绝联系，这尤其在我们的儿子死后更甚，而这点不过是他的口实而已）；布坚科成为了法西斯分子。不过是区区4人，但极具有代表性——这是体现出官僚体系内部各种政治色彩的一道彩虹。它说明了斯大林为什么会从党机器过渡到格柏乌去。现在的政治局不是政治局，而却是斯大林-叶若夫。审讯上随便一个被告可以点名政治局中人，而那个人就会受到审讯——我们在鲁祖塔克身上可以看到这个例证：他曾经是政治局的候选人，而我肯定并无点名这个人；给他点名的是叶若夫。 在此有一个对我们十分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受到俄国白卫队广为讨论：在俄国政府里有没有托洛茨基主义者？甚至连维克多·塞尔日也确证斯大林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数量夸大得惊人；而斯大林这么做是有理由的。据来自俄国的人确证，在苏联有的只是右翼倾向——没有左的倾向——至于托洛茨基主义只不过是个幻影。这既真实也不真实。在官僚体内部，右的倾向与时俱增，甚至走向成为法西斯。在群众里的社会基础不相同。要是我们抽出个别一个年轻的官僚分子——这个人会是一个全然的法西斯类型：他没有十月革命的传统。他有的只是备受纪律：备受发枪弹的纪律，备受清算的纪律，及备受经受审讯的纪律——而这一切全是为了祖国的光荣。在官僚分子当中像布坚科这种人格非常重要。像赖斯同志之类的比率非常之低。在群众中的各种倾向是要较为初级的，但都是朝向于反对官僚，反对新的贵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并不是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他们的态度和总的批评本质是不谋而合。只不过于极权政体的障碍使然而无从建立起联系而已。 我们在西班牙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相同的事情。1936年7月工人大众的行动发展绝对是朝着我们的方向迈进的，可是我们的同志的数量十分之少，其数量少的程度使得那个被称为派托的POUM组织对于群众间的动势之反映甚少，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受到可怕的仇恨。 我相信，个人恐怖主义在俄国是势无可免的了。他们的审讯激发了恐怖主义，就像沙皇当年。成千上万宗枪决里竟然没有其中一人的兄弟姐妹，把那么一个官僚枪杀是不可想象的。官僚尽其可能的废弃马克思主义反对恐怖主义的传统；个人走向恐怖主义的倾向是由审判繁殖开来的。他们将要获得的收成，是由他们用个人恐怖主义的形式撒播的种子而来。由于群众运动没有一个党，那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外省各地，恐怖主义的行为数不胜数。谋杀基洛夫的尼古拉耶夫其人的人格不为人知——或许其中的原因甚是一般，比如涉及女人。国外格柏乌情报局头子斯卢茨基被克里维茨基问及尼古拉耶夫行刺的原因时，斯卢茨基对他说：“不要问，那太莫测高深了，最好是不要问。”斯卢茨基接着告诉克里维茨基，斯大林前往列宁格勒主持这宗暗杀案件的初讯，以便为调查的方向发给指示。 沙克曼：我们之间也多次讨论这点：斯大林在前一段时期为什么不曾被暗杀呢？ 托洛茨基：有两个理由：（1）诚实而又严肃的人士并不相信这种行动会达致任何成果；他们会说：“那又由谁来取代他呢？莫洛托夫吗？难道莫洛托夫会比斯大林好些吗？”（2）斯大林本人左右护卫森严。历代沙皇中也无一人比他有着更森严的护卫。不过，尽管如此，由于从下和从上而来的压力是如此的利害，致使接着而来的时期必定会兴起恐怖主义的狂飙。这类行动能否令事情发生基本的变化，这点是大成疑问的；他们能够令推翻斯大林集团的势态加剧，但是较为有意识地赞同资产阶级的分子也不曾做好准备。至于在革命分子方面，我们不能期望他们会利用这种行动所带来的机会，就像我们在反对沙皇的斗争中所做到的一样。我们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方法；但在每次发生恐怖主义行动之后，我们会宣布我们同情社会革命党人，把理由交待，并且把反对沙皇的情绪动员起来。而在目前，我们没有能够做到这种宣传的组织。 战争在初期时必然会强化斯大林的地位：官僚和人民因自保的精神而将给予克里姆林宫一伙予新的气象。但到了战争期间，事情就会如其它国家一样的了。政权解体，而战争将会标示出政权必然的死亡。政权将由什么来取代，这是一个总括性的问题的其中一个部分。假如战争在资本主义国家造就了一场革命，则斯大林集团一伙的倒台将不过是战争里一段次要的插曲——假设它的倒台没有实时的由工人组织（苏维埃）所取代的话。我们若是有那么一刻间接受这项假设，即这场战争将标示我们文明的终结，则俄国自然是将要亡国。但这个假设的可能性很低。我们写道，斯大林的垂死挣扎——而这并非夸大之词——同时也标示着共产国际的死亡。共产国际将会在苏联克里姆林宫一伙肯定地垮台之前结束它之作为一个生机蓬勃的运动，这点不仅有可能发生，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多半会发生。不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端赖于我们本身的政策。 共产国际是什么？它有3道支流：（1）其机关，它由恶棍和见识浅狭的狂徒构成；（2）在这种时期被吸引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3）工人；其中主要的一大部分人早在这阶段之前已为党吸引过来。前两道支流——即来自机关和知识分子的部分——有可能投向洛夫斯通分子方面去（他们要投向我们是难乎其难的；而我们希望，我们对机关分子和知识分子不要太客气——我只能重申，我们必须设立严肃的规则对待他们，至少须维持1年的察看期）。 至于第3道支流方面，即是斯大林党内的工人，他们并非机关人员，而只是基层成员。这类工人倘若留在党内到现在，那并非由于他支持莫斯科的审判，而是由于工人有着非常深刻的献身精神和感激情绪，在心理方面更为稳定。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仍然留在党。他的谦逊使他会说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知识分子可能会比工人先脱离党。但工人一旦和党决裂，他们会赶紧加入我们这一边来，而非到洛夫斯通分子那一边。 正因为如此，在斯大林党内有一个核心小组以向一些分子进行解释，准备及收集讯息是重要的。我相信我们现在并无这类讯息；而设立参谋部以在斯大林党内和斯大林主义者作斗争是必须的，而这个斗争自然的是在我们的党的领导下。由一些青年同志首先收集讯息，从以下的角度研究整份斯大林主义报章：党内出现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冲突，逐出党的事件等等。然后是在党内有直接的情报员，而这是在良好意义上的情报员。我相信，在他们的办事处人员之间，在技术人员和显赫的领导之间的分化必定是非常尖锐的。白劳德是斯大林的滑稽版——技术事务是由绝对无足轻重的人组成的。我们可以首先从清洁工这一类人士入手吧。打字员吧。有些打字员是为白劳德，为格柏乌服务，是拥有特权的打字员；但另有一些人他们完全是从事于技术性的工作，完全为人所忽略。我们必须从这些方面找得我们的情报员，有系统地找出这些人，渗透进去，寻根究底，与共产主义工人进行友善的交往，逐点逐滴地创造出一个讯息网络。 坎农：你会找哪一类型的同志主理这种工作？负责这类工作的同志该拥有什么特点？ 托洛茨基：像阿本这样的同志是适合的。我不曾会晤过他，也不认识他；但我就是有这个印象。这个同志要能做有系统的工作，必须有年轻的合作者，有献身精神的女性也能胜任，但必须是聪明的女性。她们自有其它方法以与共产主义工人分子取得联系。 沙克曼：你是指派人进入共产党吗？ 托洛茨基：是的，若是可能的话。你们是知道法国的例子。俄国青年加入到社会主义青年去，目的是把后者争取过来。他们举行了秘密会议，但佛里特·泽勒秘书是我们的同志。我们与她讨论了这件事，请她立刻把记录刊出。我们把会议记录刊出后，赢得了所有青年人。泽勒仍有疑虑，但基层立即对我们深表同情，那么泽勒便随他们一道投向我们了。 坎农：记录是在未获授权下刊出的吗？ 托洛茨基：当然啰。泽勒后来说：“我的秘书比我更聪明。”在反对斯大林派的斗争中，战争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勒德洛修正案非常重要，是个试金石。这个修正案诚然并不足够。即使斯大林派赞成勒德洛修正案，这个修正案的重要性更10倍于此。我们最先对待这个修正案的态度，是有点儿教条和宗派性；但最佳的做法是公开地宣布我们已经改变了路线。实事求是地说出来是最好的。你们可以说我们改变了纲领，并且举出列宁在农业问题上的改变为例子。我们对工人并不玩弄把戏。我们提倡更为革命性的斗争，但我们仍然是个微小的少数派。你们相信勒德洛修正案之作为对大商家和政府的牵制；我们会随着你们一起走。但全国委员会最近通过的决议案以及麦金尼说我们并没有作任何改变的声明却是不真实，不坦诚的。人们不能做出转向而又不将之告诉大众——要是这样的话，就是没有转向了。我们必须说：“是的，我们做出了这个转向，因为我们希望和你们共进退。”这么强调地说出来，以至连洛夫斯通分子也没胆敢来指责你了。而洛夫斯通分子是无足轻重的。这关系到我们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这才是举足轻重之处。 〔以下讨论，论及到勒德洛修正案假如经过修订，冲淡后再度提交到大会讨论，我们该采取什么立场。托洛茨基说，他需要在看到新修订的议案后才能发表意见，但不管如何，我们现在便应该为既有的修正案作鼓动，并且指出原提议人刻下也没有能力为之斗争了。〕 沙克曼：你把支持勒德洛修正案一事和支持解除军备一事两者区别开来吗？ 托洛茨基：解除军备绝对是另一回事。这个提法是绝对错误的，完全是无中生有。勒德洛修正案则迥然不同，工人希望制衡政府，而这与国际联盟，仲裁法庭及谈论解除军备无关。我提议我们把修正案青年人年届18岁须享有投票权的要求两者联系起来。 邓尼：当战争届临时，18岁的男孩就会是21岁的了。 托洛茨基：对，对，这是另一个论点。 坎农：你认为斯大林派运动在美国有任何发展前景吗——会进一步扩张吗？过去数年来，他们不仅在数量方面大增特增，而且影响面也很广泛。我会认为他们在美国的影响力已经达到顶点，除非是由于战争使然，他们得到政府的允许而作为职业爱国者和无所不能的警察人员以对付我们。总的来说，莫斯科审判所得到的可怕反响，人民阵线政策及他们的外交政策方面普遍的破产，在在都给美国的斯大林主义运动带来沉重的打击。现时在美国，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来源是较为广泛的了。就在他们控制过的许多工会，也有强大的反对派发展起来。我们的同志对我们说，仇视斯大林的情绪正与日俱增，例如在斯大林派和最不堪的匪帮分子混成一体的油漆匠工会，就有这种情况。 沙克曼：此外，也有其它一些重要的症候。纽约有两份自由派报纸：《世界电讯》和《晚报》，是由强烈拥戴罗斯福的斯特恩任编辑。可是直到昨天，尤其《晚报》却对斯大林十分包容，非常友好。 托洛茨基：我读到梅耶和编辑之间就俄国问题发生的争执；这很有意思。 沙克曼：是的。现在《晚报》展开了反对莫斯科审讯的运动。至于《世界电讯》则刊登了施托尔贝格的文章，这伤害了工会内的斯大林派。 托洛茨基：我相信西班牙来临中的失败——西班牙政府在未来数周内将会溃败——将会产生浩大的反应，而这将会指向斯大林派，反对他们。失败之后，每个组成部分将会互相指责。来自西班牙社会主义者的仇恨很是深重，而志愿人士即将复员归来，那时我们便会有数以百计的贝蒂了，因为内战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接着就是法国的人民阵线，完全是一败涂地。今日的电讯显示，美国的股票交易所又再度神经兮兮，下跌了。这标示了新政及其所有幻想最后的一次痉挛。这二个因素——西班牙的失败，法国人民阵线的失败，以及，容许我说，新政的失败——标示着对民主党人的致命一击。这自然也视乎于我们方面的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国际似乎完全死亡，而第三国际在初期的年月里发展不断。我希望现在……。 卡尔斯纳：当时有胜利，所以第三国际有发展。但工人现在不论放眼何处，到处都是失败。工人不仅对斯大林主义幻灭，并且也对共产主义幻灭。我怀疑那些从西班牙回来的数以百计的人会是加入我们哩，或是离开运动。 托洛茨基：这绝对正确。它给予我们高度困难。在不同的时期内，我们所选取的干部也有所不同。那时的干部追随胜利的国家，现在他们追随的只是个革命的纲领；我们的发展比起共产国际是更为缓慢许多。另一方面，我们会有新生的一代；我们必须不能忘记，新的一代没有经历过斯大林主义者。我们的整个问题是要为我们的干部和工人之间找出联系。年轻的一代并不精疲力竭，没有疲倦下来，此所以我们争取到共产党内的年轻人，而共产主义青年开始转向我们，这是有代表性的。这是朝向我们的首次重要的动势；我们将会增长。 （《托洛茨基文集1937-1938年》）
访托洛茨基II：防卫组织和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1938年3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访托洛茨基II：防卫组织和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 1938年3月24日 译者：史丹。转载自《十月评论》杂志 托洛茨基：我同意加农同志的说法，就是我们必须立刻动用我们手中的力量，动用那些我们信任的力量，不能依靠动摇份子；这么一来，那些外围团体和自由派们便必须做出选择，那时甚至连我们那位了不起的朋友索洛也将看到，他在政治上是独夫一名。倘使我们成功——我们将会取得相当的成功——我们在不久之后便会把那些犹豫不定的份子争取过来。我们现在就可以绝对肯定的知道，假如我们和费达·柯奇韦这类份子搞成一堆——斯大林派将会施加压力，较诸保卫委员会期间更甚——这些份子将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比如说，在战争时期，当我们的同志需要保护的时刻，把我们出卖。此所以，这个委员会必须是一个教育的机构，它善择成员并对他们做出考验。这个委员会与那些在和平时期是和平主义者，在战争来到时，便纷纷主战的自由主义者，不能有相近之处。 聆讯期间，我们在这里讨论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在关键时刻出现了逃兵，保卫委员会仍然成功地完成了其任务——当时，我坚持认为，绝对有必要用工人组织包围该委员会。即使我们只有200个这种工人，也强于1,000名知识分子；假如这些工人通过其代表与〔苏珊娜〕拉福利特或索洛之流打交道；那么这些人的行为便不至于那样反复无常；工人们会管教他们。我们自己的同志应该加入组织，加入来自工会的同情者中。每个自由主义者在和工人会晤时都是有点儿含羞答答的。至于与洛夫斯通份子的交手，我们且放开他们，让他们听天由命吧。对索洛，我们可以说：“你既然不满足于和我们一道，那便创立你自己的委员会吧，届时我们便会和你组成联合阵线——假如你有能力自行创造一个委员会的话。” 沙克曼：事实是，他们寄给我们的信件是很有趣的——这封信有十二个联署人——并且有意义非常重大的东西。他们提到了NPLD（NonPartisanLaborDefense中立劳工保卫组织），在我们加入社会党（SP）时，NPLD与社会主义劳工保卫组织合而为一，他们声称说：因为你们退出NPLD，从而令这个组织瓦解。 加农：是啊，索洛威胁说，他要向《现代月刊》告发我们。 托洛茨基：《现代月刊》？我相信，遵循一个坚定的政策，你们甚至能够把索洛争取过来。 沙克曼：关于如何对待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了你给拉夫的回信。我们正在讨论党对激进知识分子的态度及关系问题。最大的困难乃在于他们没有同构型。他们不是一党：有像薛尼·胡克那一类人，他是十次有九次赞成党的。他的歧见在哲学领域；胡克在委员会内捍卫我们。有趣的是，在一些细节处，即使他不同意我们，但他仍为我们说话。也有些知识分子，同共产党决裂，让他们经历到一些挫伤。另也有一些个别的知识分子，像诺瓦克和莫罗，他们参加党，成为党的一员；但是这类人十分罕见。其他知识分子以索洛为代表。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有时与我们共进退，有时则不，但他们也参与了呼吁成立保卫组织号召的联署，像〔占士T.〕法雷尔就是这类人。 我们应该尽多少努力以使他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说话？在多大程度上让他们与我们在杂志上合作？假如他们与我们合作，那么容许分歧显示的限度又在哪里？还有，我们与他们的刊物如《党员评论》该有多大程度的合作？ 几乎可以肯定的说，随着斯大林主义运动势所必然的解体，共产党里较好的份子，是会趋于投向我们的。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以令他们接近我们？前几天，加农就《新国际》提出了一个疑问，而我也是同意这个疑问的，就是：把《新国际》的篇幅从三十二页扩充到四十八页；新增加的篇幅辟设文学部分——并不是刊载诗篇，而是刊载文学批评，书评，对其他杂志的评论。并且，把这个部分交由法雷尔，拉夫和〔占士〕罗蒂这类份子编辑，这种做法是否行得通，正确和可取呢？这样，就能够把像他们的那种人拉近到党来，而且同期刊较为政治性的部分相比，使他们有更加宽裕的空间以表达不同的见解。这么的一种做法，是否会趋于把《党员评论》这类杂志取而代之，或是另辟蹊径与《党员评论》并行运作，而后面这份杂志正在靠近我们？他们所代表的与索洛份子不同，索洛正在离我们而去，而他们所代表的则是曾经与共产党一起而现在正在走近我们的份子。 托洛茨基：我相信，最好的情况会是《新国际》与《党员评论》之间分工。允许马克思主义的业余爱好者进侵到《新国际》内，哪怕只涉及到文学问题方面，是不会免除相当程度的危险性的，因为党将会要为他们的集团、他们之间的小龃龉和摩擦等等负上责任。把这些东西引入《新国际》去，是颇有点危险和妥协的。另一方面，能把《新国际》作相当的扩充，不一定要用八至十二页，至少要有一些，并非用于文学方面，而是用以注视工人运动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态，都会是非常好的。杂志比比皆是、有德国杂志、马克思主义或半马克思主义的杂志，若论及它们并且做出批评就很好。对我们来说，这比文学批评更为重要。 《新国际》必须含有可以引起工人运动兴趣的一切事物。可是挪出整整十二页来给文学会是危险的，尤其是我们给与自然科学、工会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篇幅太少时。若是与《党员评论》建立起合作，对他们作友好的批评而又不替他们承担责任，会比较好些。许多知识分子宁可依附于《党员评论》而非《新国际》，而我们将可把《党员评论》视为储备，不时把一些人吸引到党来。 趋向我们的运动，尤其是来自斯大林派的人，如果来势迅速的话，则我们必须设立六到十二个月的察看期；对工人毋须要察看期，但对知识分子就至少是六到十二个月。再就是给他们特定的任务。例如，我们争取到一群十五人的工会份子，那便把知识分子安置到工人处，让他们一起工作，让知识分子为工人寻求材料、统计数字等。但知识分子在工人的会议上只有咨询性的声音；是知识分子被我们的工人成员教育。假如工会工人说那个知识分子派上用场，没有自命不凡，那么我们可以接受他入党。我们若是要有一个工人党，我们便要让知识分子感到，能被我们的党接纳是很伟大的荣誉，而且只当他们是被工人核准才会受到接纳的。然后他们才会明白这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工人运动的党，这个党为其目的可以不时地使用他们。否则的话，我们便会被知识分子入侵，而假如种种讨论是由来自斯大林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展开，工人便会避开我们的党。我们必须为来自其他政党的知识分子建立严格的规矩。我们对待同情者可以有十分弹性和自由的政策；我们可以派出代表到他们的编辑委员会；我们可以接受他们中最优秀的人来我们的报章工作，为《呼吁》工作，如果这份报纸要每周出版两，三期的话。但要让他们保持独立；对于要加入我们党的知识分子，要采取非常严格的态度。假如涉及的是一个已经在我们运动中的知识分子，那就是另一回事；工人也是另一回事；不过，一个受过斯大林主义党教育的知识分子，对我们却是危险分子。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无情地抨击像麦斯·伊斯特曼和尤金·里昂斯的那种人。我们必须向他们表明，对待诸如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类事情，我们是非常认真的，而且，我们不能允许造成这种印象，即麦斯·伊斯特曼既可以是我们的朋友而同时又凑巧是社会主义的敌人。 还有，我们的青年组织在学院内有青年知识分子的核心小组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希望美国会产生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危机将使美国青年思考，而美国青年会产生最优秀的份子。这种核心小组的成员不是党员，但我们可以予以审视，筛选，把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争取到我们的运动来。大部分的老一代人都被斯大林派搞坏了，至于那些直至今天仍然容忍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没有多少批评性。老一代已经心灰意冷，我们必须从年轻人开始。 邓尼：像里斯顿·渥克这种人又如何？ 托洛茨基：他现在哪里？ 加农：他试图做个独立的激进分子；他到处讲演，到处发表文章。 托洛茨基：我们的报章最好是给他闭门羹。 沙克曼：棘手的是他找上门给我一篇文章，要求刊登在《社会主义号召》。我便拿起了《先锋报》，看他们的一篇文章。 托洛茨基：对，我们应该同他们切断联系。我们对奇里加也是这么办。你们知道他与我们的《俄文通告》合作，然后又跑到孟什维克派那边，我们便立即与他中断关系了。 卡尔斯尼尔：在我看来，对于这些人，我们该有些什么，比如外围组织之类。 托洛茨基：是的，他们可以在NPLD这样的组织内工作。即使我们拒绝他们的文章，也可以向他们解释，工人报刊的报人应该是个导师。假如他自己没有一个思想课纲，他又怎么能做导师呢？他假如想在NPLD之类的运动中帮上忙，这很好，但他不能在报章帮忙，在他知道自己的道路之前，他不应摆出一付导师的模样。就算我们因这种措施而失去一，两个人，但许多其他人将会因此而受教，而他们会变得更认真。 加农：在组织方面，我们现在处于较佳的位置，能实行更为坚定的政策。当我们仍是一个微小的组织而共产党仍未解体，社会党似乎走向左边时，我们便没有那么有利的位置。现在社会党已经毙命，洛夫斯通运动无法扩展，其余所有试图打击我们的宗派团体亦已完蛋。在整个反斯大林分子的战场里，我们现在毫不含糊是确定的领导人。那些向来疑虑到底是工人党还是社会党能够长存的人，疑虑到底是费德分子、厄尼尔分子还是我们能够长存的人，都知道一切尘埃已定。此外，我们有青年运动这个意义至为重大，最有前途的运动。洛夫斯通运动和社会党皆没有青年运动。 托洛茨基：我们从共产主义青年团方面得到新的追随者——这具有最大的历史重要性。 加农：我们的青年有极大的自信——斯大林主义者前所未有地更为处于守势。 托洛茨基：我不了解我们青年组织的结构；有必要设一个知识分子和学生部，还要为工人设立一个组织。 沙克曼：我们的青年主要是学生；现在就如何接近青年工人的方式和手段，在进行热烈讨论。就这个问题，我不同意吉姆的只有一个点。不错，洛夫斯通运动本质上是一个纽约的运动。不过，他们的运动显然在增长，虽然不大：他们在费城的“共产主义青年阵线”曾经有十五个成员。由于他们与荷马·马丁的合作而在底特律有一个小组织，他们在政策上正在经历有趣的转向。他们现在谈第三国际的死亡。他们正在跟整个布兰德勒运动一起向伦敦局靠拢。 在我的想法里，毫无疑问，洛夫斯通运动在纽约的工会中有一些十分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比我们的更重要。不错，它局限于针织行业，但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我们则没有。洛夫斯通运动召开一次会议，他的人在针织行业吹一下风，就有几百人来到。 我们的同志报告说，洛夫斯通运动的基层同志对我们有了较为友好的态度。其中一人说：“我们现在不支持共产国际了。我们反对莫斯科审判；我们为什么不来一个联合组织呢？”你当然明白，我并非提议联合组织；那人的说法只不过是他们基层感受的外露罢了。我们仍然是更为强大的；我们在我们的青年运动中，我们的成员中，我们的运动中，比他们远为强大。问题是在于想要争取他们的一些基层份子到我们的组织来。沃尔夫来参加我们的集会这个事实，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谈话到此讨论到斯大林派基层方面做工作的问题，而这又联系到俄国问题的方面。参见“访托洛茨基谈俄国问题”〕。 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
托洛茨基：儿子·朋友·战士──悼里昂·西道夫（1938年2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儿子·朋友·战士 ──悼里昂·西道夫 托洛茨基 王凡西译（1938年2月20日） 奉献给全世界革命的青年们！ 现在，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里昂·西道夫的母亲在我旁边，从各国寄来了安慰我们的挽电。每一个电报，都引起了我们同一个难堪的问题：「难道我们在法国，荷兰，英国，加拿大，南非洲，以及墨西哥本地的朋友，都以为西道夫的死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吗？」每一个电报都是他已死的新的证明；但我们还是不能相信。这不仅因为他是我们可靠的，忠贞的，与亲爱的儿子，而更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人像他那样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能那样从根到头地与我们联在一起，作我们共同的思想者，我们共同的工作者，我们的卫士，我们的顾问，我们的朋友。 在前一世纪的末页，与我们同时踏上革命道路的老辈，现在都已从舞台上给扫除了，没有一个例外。凡沙皇的苦工监狱与残酷流刑，国外亡命的困顿，国内战争与疾病所不能做到的，史太林在近几年来都给办到了，这史太林真是革命之最恶毒的灾害。自从这较老一辈毁灭了以后，继起的一代，即在1917年革命中觉醒，且在革命战线上的二十四支军队中训练的那一代，其优秀的部分，也已给毁灭了。至于青年人，即里昂同代人中的优秀分子，也已给践踏在脚下，并且完全淹没了。里昂本人之所以还能生存，只是一个奇迹，因为他跟我们充军，后来又跟我们到了土耳其。在我们此次流亡国外的几年中，得到了许多新的朋友，其中有些人已很亲密地打入我们的生活，彷佛已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人员。但是我们第一次遇见他们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快近老年，只有里昂一人，当我们还年青的时候，就认识了我们。自从他自觉的第一瞬间起，即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虽然年纪较轻，但们彷佛仍旧是我们同代人似的。同我们在一起，他度过了我们第二次亡命（一九零五年革命失败后──译者）中的整个岁月：到过维也纳，周立区，巴黎，巴塞洛那，纽约，安哈斯脱（加拿大的集中营），最后回到彼得格拉。 从二月革命转变到十月革命，那时他还是十足的小孩，──快要满十二岁──但在他的意识上，他以自己方式，也经过了这个转变。他的孩子时代是很急迫地度过了的。他在自己的年纪上增加了一岁，以便快些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的青年团，正在沸腾着觉悟青年们的热情。他在青年的面包司务中进行宣传，有些他们赠他一些新鲜的面包，他便欢天喜地的挟在腋下拿回家来，面包头突穿了他短袄的破袖。那是在痛苦，寒冷，伟大与饥饿的时候。里昂自愿迁出克里姆宫，住到无产阶级的学生寄宿舍里，以便不与他人隔离。拒绝坐汽车，为了不愿享受官僚的特权。但他却热烈地参加一切「共产主义的礼拜六」（内战时期──1918年至1921年──的一种义务性的劳动动员──译者），以及其它的「劳动动员」，莫斯科街上扫雪，「消灭」文盲，从货车里起卸面包与木柴，后来，他以学生技术员的资格，修理火车头。假使他没有实际地踏上前线，那只因为他即令再长两岁，甚至再长三岁，也没有服兵务的资格：国内战争告终的时候，他还不曾有十五岁。不过他随我上了几次前线，得到极清楚的印象，并且坚决地知道：为甚么要有这流血的斗争。 据最近通讯社的电报说：里昂·西道夫在巴黎的生活「极为贫困」──可是让我添加一句：他的生活比熟练工人的还要贫困得多。不过在莫斯科，即当他父母占有崇高地位的时候，他所过的生活，比之以最近在巴黎的生活，只有更坏而不会更好的。这在那时的官僚青年中，是不是普遍的现象？不是的。即令在那个时候，这已经是例外的情形了。在孩提乃至在童年与壮年之时，他早已发生了一种责任的意识。 里昂·西道夫在1923年中，突然地，完全献身于反对派的工作。在这点上，谁如果以为他只是受父母影响，那是不正确的。即如他之脱离克里姆宫中优美的官邸而跑到饥寒而污秽的公共宿舍里去，纵然没有遇到我们的反对，但总是违反了我们意志的。他不愿坐克里姆林宫中舒适的轿车，而宁愿坐街上拥挤的电车，这一个本性，也就决定了他的政治方向。反对派的意见书，只给他本性中有机的特点以一种政治表现。里昂的一些学友，因受官僚父亲们的影响，拼命与「托洛斯基主义」决裂，他就毫不妥协地跟他们绝交，同时与面包司务的朋友们接近起来。因此，从17岁起，他就开始了一个革命者的完全自觉生活。他很快学会了秘密工作的艺术：非法会议，秘密印刷，以及秘密分发反对派文件。在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很快就形成了反对派领袖的核心。 里昂对于数学具有非凡的天才。他老是不倦地帮助许多没有受过中等教育的无产阶级学生。他以全力从事这项工作：鼓励、领导、引诱那些懒惰者。这位年青的教授，觉得此种工作乃是他对同班的一种服务。他本人在高级技术学院中的学业也极有成绩。不过这些学业只占了他一部分的工作时间，他那大部分的时间、体力与精力，却是贡献给革命的。 1927年冬天，那时开始以警察的方法来毁灭反对派，里昂才过了22岁。他已经生了一个儿子，本来他会很骄傲地抱到克里姆宫来给我们看的。但是里昂没有一分钟的犹豫，竟决心抛弃了自己年青的家室与学校，以便跟随我们到中亚细亚，分尝我们的命运。他之所以要这样干，不仅因为是我们的儿子，而首先是为了要以任何代价来保证我们与莫斯科间的关系，他在阿拉木图一年中的工作，真正是无可比拟的。我们称他为外交部长，警察总长，邮电部长。他干这些工作，必须依仗着秘密机关，那时有一位某同志，为人极忠实而可靠，受着莫斯科反对派中央机关的委任，弄了一辆三马驾使的车子，装做是独立营生的车夫，往来于阿拉木图与佛龙瑞（即毕希倍克，那时这儿是鐡路的终点）之间。他的任务就在于每两星期内，带一次莫斯科送来的秘密邮件给我们，再把我们的信件与文稿带回到佛龙瑞去，那里，莫斯科派来的人等着他。有时，莫斯科来的专差也能到我们那里去。要同这人会面，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住宅的四周，尽是格柏乌的机关，以及它那密探们的房间。对外的联系，完全依靠着里昂一人。他的出门总是在大雨或下大雪的夜里，或者，为要躲过侦探们的注意，他白天藏在图书馆里，然后在公共澡室内，或在城外的丰林茂草间，或在东方式的市场，拥挤着携马牵骡带着货物的克尔克斯人的市场里，他和我们的专差见面。每次回来，他总带着兴奋与快乐的神气，眼睛里闪耀着得胜的光辉，而衬衫里则怀着宝贵的获得物。就这样地，干了一年，他总没有为敌人所破获。非但如此，他和这些敌人，和这些昨天的「同志们」，还保持着一种最「正确的」，几乎是极「亲善的」关系，他发挥出一种非常的权谋，很小心地保护着我们，使我们不受外界的烦扰。 反对派的思想生活，那时正沸腾着，这是共产国际开第六次大会的那一年。从莫斯科送来的邮包里，每次总有几十封信件，文章，提纲，其中有的是我们知道的人送来的，有的作者则与我们素昧生平。在开始的几月中，即在格柏乌的方针没有激变之前，有许多信札，竟是由各个流放地经过正式的邮政机关送来的。这些杂乱的材料，须经过一次仔细的抉择。他做这一工作，真使我有点吃惊，因见这孩子竟不知不觉地长成了，他能那样正确地鉴别人（他所认识的反对派分子，比我认识的要多得多），他的革命本能竟那样可靠，他能毫不迟疑地分别出真伪，分别出坚定者与浅薄者。母亲更能了解儿子，当我们俩谈起他的时候，我妻子的眼中流露出骄傲的神气。 自四月至十月，我们差不多收到了一千封政治性的信札与文件，以及七百来通电报；在同时间内，由我们发出去的，大约有五百五十通电报，与不下于八百封政治性的信件，其中还有许多巨大的作品，例如「共产国际六次大会纲领的批判」等等。如果没有儿子，我怕还不能完成一半工作呢。 不过，这样一种密切的合作，并不是说在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争论，而是相反的，有时我们之间发生着极尖锐的冲突。我与里昂间的关系，无论在当时，或在以后的国外亡命期中，都应该爽真地说，完全不是亲睦无间的。他对反对派中的某些「老人」，时常表示不敬，常有很严厉的批评，对这些批评，我也予以同样严厉的修改与保留，不仅这一点，我对他还表示出书生的腐气与求全的苛责，这种腐气是我在处置实际问题的时候得来的。这些特性在大规模的工作中，也许是有用的，甚至还是必须的，但将它们用之于个人关系中，却是叫人难于忍受的，最接近我的那些人们，时常会觉得难堪。儿子因为是青年人中最接近于我的，所以他通常也就觉得最为难堪。浮面地看来，人们竟会觉得我们两人间的关系，充满着粗暴与生疏。不过在这外表下，却活动着与燃烧着深刻的相互的联结，这一联结的基础，较之以共同的血液，还要大无数倍：那是共通的观点与估计，一致的同情与仇恨，欢乐与痛苦之共尝，伟大的希望之同一。这一相互间的联结，时时温暖地燃烧着，它抵偿我们日常间的小磨擦，会有三百倍之多。 这样地，我们在那离莫斯科四千基罗米突，离铁路线二百五十基罗米突的地方，度过了这困苦的与不能忘却的一年，在我们的记忆中，这一年头可以说是里昂，或里维克，或里伏希亚脱加（我们这样亲昵地称呼他）年。 1929年1月，政治局决定将我「放逐至苏联境外」──结果被送至土耳其。家人准许随我出国。里昂又是毫不犹豫地，决定同我们一起去过放逐的生活，他竟与自己极爱的妻子与小孩告了永别。 我们的生活中，又开始了新的一章，差不多每一页都是空白的，一切联系，相识与友谊，都得从新建立起来。这次又是儿子替我们包办了一切；和在阿拉木图的情形一样，他是我们与外界接触的中间人，是我们的书记，但工作的范围却比那时广大到无数倍了。当他在孩童时，外国语说得比俄国话好，但在革命几年的大纷乱中，他已经把它们全忘了，又得重新学起。那时他开始同我一起从事文字工作。我们的文件与图书，全数操在里昂的手里。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有很好的认识，对于我的作品与手稿，党与革命的历史，「特米多」（法国大革命的月名，在这月中，发生对革命的反动，托氏用以喻史太林对十月革命的反动──译者）过程中伪造史实与改窜文件的历史，知道得特别清楚。还在阿拉木图的杂乱无章的公立图书馆里，他就已学习将苏维埃几年中的真理报加以整理，从这中间，他很聪敏地摘出许多必要的引文与参考材料。如果没有这些宝贵的材料，没有后来在土耳其，柏林与巴黎他在文献与图书方面的继续研究，那末可以说我过去10年中的任何著作都是不可能的，尤以《俄国革命史》一书为然。由于数量上的巨大，所以他对于我的合作决不是「技术性」的。他独立搜集得的事实，引文，与批评，时常决定了我叙述的方法与结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有好许多页是根据着我儿子的来信以及我无法得到由他寄来的苏联报章的。关于列宁的传记，他供给我的材料更多。这样的合作之所以可能，只因为我们思想上的一致，已经渗透到血肉中了。凡从1928年起，我所著述的一切作品，都应该把我儿子的名字放在我的后面。 只差一年半的时光，里昂没有在莫斯科修毕工程的学课。他的母亲与我，坚执地要他在国外重修他那业已丢弃了的科学。在浦林基博岛上，也就在这个时候，聚集了从各国前来的一群新的青年同志，他们与里昂很亲密地合作。所以他不愿离开，只当我们用这个理由，即：「他如到了德国，对于国际左派反对派会有极大的贡献」，来逼他的时候，他才答允动身。在柏林，他一方面重修自己的科学（得从新开始），同时却竭力参加革命的工作。不久，他以俄国支部的代表资格，加入了第四国际的书记部。从他那时寄给我和他母亲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德国与西欧的政治空气中，进步得多快，他对人的判断多精，而对于我们运动的初期之争论与无数冲突，又理解得多么的好。他的革命的天性，已加以丰富的经验，差不多在任何方面，都能使他独立地找到正确的道路。有许多次，我们拆读他刚刚寄来的信，发现其中有许多的思想与结论，正是我方才要他注意的，这真使我们快乐。而当我们的思想这样符合的时候，他又有多么深刻而强自抑制的快乐呀！里昂的书信集，无疑是研究第四国际前史时期的一个极有价值的泉源。 不过他注意的中心，还在于俄国事件。即在浦林基博的时候，那时俄文的《反对派公报》刚刚创刋（1929年中），他已成为该报事实上的主编。迨该报跟他自巴黎迁往柏林（1931年初），他就把一切工作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我们收到里昂的最后一信，是1938年2月4日写的，即在他逝世之前12天，开始有这样的几句话：「寄上公报的校样，因下班轮船尚需时日，而公报则明晨方可出版。」每期通讯的出版，乃是他生活中一件小小的事件。这一小事件却需要很大的力量呢。准备一次出版，必须研究材料，写文章，仔细校对，分发，与朋友及通讯员通信，而也很重要的，就是要找一点付印的钱。因此，他对于每次出成功了的公报，那是多么的自傲呀！在国外流亡生活的头几年中，他与苏联的反对派分子通了很多的信。但一到1932年时，格柏乌差不多破坏了我们所有的联络。我们得由迂曲的道路来寻找新的情报。里昂经常地戒备着，拼命寻求与俄国可以发生联系的线索，例如拜访从俄国回来的旅行家，结识奉派出国的苏联学生，或与俄国驻外使馆中的同情的官员来往。他在柏林，后来在巴黎，为了不使那情报供给人为他受累，时常在街上奔跑好几小时，藉以脱去格柏乌侦探的跟纵。在这几年中，从无一个情报供给人，是因里昂的不小心，不注意或不谨慎而遭了殃的。 格柏乌的名单中提到他的时候，总是称他的绰号「小子」。据已故的衣格那斯·拉哀斯（本系格柏乌的密探，于1937年夏间，与史太林决裂，参加第四国际，因此，在1937年9月4日被格柏乌侦探暗杀死于瑞士洛桑附近──译者）说，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在鲁平加说：「这小子真能。那老头儿要是没有了他，可就难啦。」这是确确实实的。过去没有他，不会有那样的轻易；如今没有了他，我们的生活将要艰难了！正为了这个原因，格柏乌的密探们甚至混进到反对派的组织中来，在里昂的周围结上一个监视，阴谋，鬼计的密网。在莫斯科举行的历次审判中，他的名字老是与我放在一起。莫斯料是想尽了一切方法要将他谋杀死的！ 希特勒取得政权，《反对派公报》即遭禁止。里昂躲在别人的家里，以避盖斯塔普（国社党的秘密警察──译者）的侦缉，这样地又在德国住了好些星期，进行秘密工作。我和他的母新深为惊恐，一定要他立刻离开德国，最后，在1933年的春天，他才决心离开那业已了解，且已爱恋了的国家，迁到巴黎去，而《反对派公报》也随他转移到那里。里昂在巴黎重修旧课，经过了一次法国中等学校的考试，然后在素邦大学，第三天开始来读数理学院的一年级。他在巴黎的生活条件很苦，老是陷于穷困的境地，去大学上课的时间很少，只因他非凡的才能，才算修完了学业，即得到了文凭。 他在巴黎，用了比在柏林时更大的精力，从事于革命及与我在文字工作上的合作。最近几年来，里昂自己也开始比较有系统地为第四国际的刋物写些文章。由于片段的文字，尤其是他为我的自传写的一些回忆的笔记，我还在浦林基博时，就已窥出了他在文学上的才能。惟因他其它一切的工作过于忙碌，又因我们的思想与题材都是共通的，所以他把写作的工作让给了我。记得在土耳其，他只写过一篇比较大的文章：「史太林与红军」，或「历史是怎样写的？」在这篇文章上所具的假名为马尔金，这名字本是一个革命的水兵，当里昂年幼之时，与他有极深的友谊，对他非常仰慕。这篇文章收入于我所著的《史太林的伪造》一书中。后来，他比较经常地为《公报》与第四国际其它刋物写文章了，每次都是被逼着才写出来的，里昂只当他有话要说，而且知道无人能把这事说得更好的时候，才提起笔来写。当我们住在挪威的时期，各方面都要求我对于「史达哈诺夫运动」作一个分析，因为这运动竟使我们的各组织也相当惊奇。里昂知道我为纒绵的疾病所累，不能履行任务，于是他寄给我一个关于「史达哈诺夫运动」一篇文章的大纲，并附了一封极谦虚的信。那文章我觉得好极，分析既郑重而广博，叙述又紧缩而明了。我还记得我对于他的赞美，怎样地使里昂欢欣鼓舞！文章用好几种文字出版，立刻使人们对于那在官僚鞭答之下的「社会主义的」按件计值制，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观点。后来在各报上所出现的一二十篇关于同一题目的文章，其本质方面，并无所加于这一分析。 不过里昂主要的文学作品，乃是他关于《莫斯科审判》一书，这是论到齐诺维也夫，加明尼夫，史密尔诺夫等十六人的审判的。由法，德，俄三种文字出版。那时我和妻子在挪威被俘，给人缚住了手足，受着最荒诞不经的诬蔑。疾病有几种麻木症，人们患着之后，能听，能看，能懂一切事物，但不能动一指以除去那致命的危险。挪威「社会主义者」政府叫我们身受的，就是这一种政治的麻木症。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里昂之书（那是对于克林姆宫中伪造家之第一个有力的答复）真是对我送了一件无价的礼物！我记得读到他开始的几页时，觉得全无生色，因为那不过是重述了对于苏联一般状态之政治的评估，而这是早经说过了的。但读到作者以独特的眼光分析那次审判时，我郄完全给他吸住了。每读一章，都觉得胜于前章。妻子和我一起说道：「里伏希亚脱加，好孩子！我们有一个辩护人了！」当他读到我们热烈的赞美时，他的眼睛里该燃烧着怎样的快乐呀！许多报纸，尤其是丹麦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都相信：我虽受极严密的禁闭，但显然还能设法参与写作，即以要道夫名字出版的那一本书。「我们能感觉到托洛斯基的笔调……」但这一切都是空想。该书我根本没有写上一行字。有许多同志总把西道夫只看成为「托洛斯基的儿子」，正如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人们总把卡尔·李卜克内西只看做威廉·李卜克内的儿子一样；但即令从这小书中，他们也能相信里昂不仅是一个独立的而且还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吧。 里昂之从事于写作，和他干别的一切事情一样，总是凭着良心地，研究着，思索着，审核着。著作家的虚荣，与他无缘。煽动家的辞藻，他又无所爱好。但他所写的每一行文字里，都燃烧着活泼的火焰，这火焰的来源，就是那真实的革命的气质。 **** 与我们这时代中大的政治事件相联系的个人事件与家庭生活，形成了他这种气质，并且锻炼了他。1905年，母亲坐在彼得堡的监狱里，快生孩子。在同年秋天，一阵突发的自由主义的风气（1905年10月，沙皇被罢工运动所胁，公布宪法宣言，且采取了某些自由主义的姿态，以图缓和革命──译者）使之出了狱。次年2月，孩子下地。那时我早已关在监狱里了。只当十三个月以后，我从西伯利亚脱逃，才算第一次看见我的孩子。他最早的印象，就是呼吸了第一次俄国革命的气息，革命失败，将我们赶到奥国。战争又将我们赶到瑞士，那时孩子已经八岁，战争印进了他的意识。他所受到的次一个大的教训，即我之被逐于法。在船上，他用手势和一位加泰隆人的火夫谈论革命。他以为革命将带来所有的恩赐，第一能使他回到俄国。从美国回来，将近海里发克斯的时候，我们这年才十一的小里昂，拳击英国的军官。他知道谁该挨打：不是那拖我们离船的水兵，而是那发号施令的军官。在加拿大，当我被禁于集中营时，里昂知道把那未被警察审阅的信件蔵起来，偷偷地塞进邮箱里去。到了彼得堡，他立刻觉得处身于诬蔑布尔什维克的空气中了。开始他入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校，那里自由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子弟们打他，因他是托洛斯基的儿子。他母亲这时在木土工工会里工作，有一次见他跑来，两手都染上了鲜血。在学校里，他跟克伦斯基的儿子做过一次政治的辩论。他参加布尔什维克的一切示威运动，时常逃到门背后去，躲避当时人民阵线（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与门雪维克的联盟）的武装队伍。7月事变以后，他面色苍白而瘦削，到克伦斯基与策烈铁里（前者为临时政府的总统，后者为当时苏维埃的主席，门雪维克的领袖──译者）的牢监里来探望我。里昂和他的弟弟塞尔奇，在他们所熟识的一个上校军官的家里吃饭，有个军官说布尔什维克是德皇的侦探，他们兄弟俩就手拿小刀，向他冲去。当工程师先连勃洛夫斯基（现在是史太林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想要他们相信列宁是德国侦探的时候，他们差不多也以同样的方法对付了他。里昂早已学会了当在报纸上读到诬蔑之时，咬紧着他的小牙齿。十月革命时，他和水兵马尔金在一起，他空了就教里昂以打枪的艺术。 这一位未来的战士就是这样地形成了的。对于他，革命并不是一件抽象的东西，呀！不是的，革命简直渗透了他皮肤上的毛孔。正因为这个缘故，自从参加「红色礼拜六」与教授落后分子那时起，他对于革命的责任，总具有严肃的态度。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后来那样热烈地参加一切反官僚的斗争。1927年8月，里昂随同着姆拉黑欠夫斯基与倍老鲍洛独夫到乌拉尔去作了一次「反对派」的旅行。回来后，两人都说到里昂在从事无望与激列的斗争中之真实的热情，他在青年人大会上绝不调和的演说，他在官僚们派来的流氓队伍之前的那种无畏气概，使他见到失败还是昂起那年青人的头颅的那种精神勇气。他在乌拉尔住了六个星期，思想业已成熟，回来时，我早已被党除名，得准备充军了。 他并不鲁莽，也不过示勇敢，他是聪敏的，小心的与计算的。但他知道危险乃是革命与战争的构成分子。必要时（常有必要），他知道怎样去应付危险。在法国公共机关的每一层楼上，格柏乌总有它的朋友，所以里昂在法国的生活，简直是一个由危检接成的链子。那些杀人的职业家跟在他的后面。他们任在他邻近的公寓里。他们偷窃他的信札与文件，偷听他的电话。当一次大病之后，他在地中海边住了两个星期（许多年来，这是他唯一的休假），格柏乌的密探们也在同一个寄宿舍里租房而住。当他为要反对史太林派报章的诬蔑，想进行诉讼，而准备到慕尔霍森去和一位瑞士的律师商议时，有一大队格柏乌的密探在车站上等他。后来暗杀衣格那斯·拉哀斯的，也就是这班人。只因里昂在动身的前夕病了，发到40度的高热而不能离开巴黎，才算幸免于死。所有这些事实都为法国与瑞士的司法当局所查明而确定了的。至于曾发现的秘密，又不知还有多少呢？3月前，最接近于他的一些朋友写信给我们，说他在巴黎的危险太大，坚决主张他到墨西哥来。里昂回答道：危险是没有疑问的，但巴黎在目前乃是一个太重要的战斗场，离开它将是一种罪过。对于他的理由，我们只能低首无言。 去年秋季以来，许多苏联驻外的密探们，与克林姆宫及格柏乌相决裂，里昂当然成为这些事件的中心。有些朋友反对他同这班「未经试验的」新同盟者混在一起，恐怕这是什么挑拨的阴谋。里昂回答道：那里无疑有危险的成分，但我们假使站在旁边，那是决不能发展这一重要的运动的。这一次，我们也只能让里昂受他自己的本质与政治的环境来决定了。和其它的真正革命者一样，他之所以珍惜生命，只为了它可用以奉献给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 **** 2月16日，墨西哥的各种晚报上登载了一个简短的电报，说里昂·西道夫于施行手术之后业已逝世。我因被迫切的工作所覊绊，没工夫读这些报纸。地哥·里维拉自动地用无线电去探问该电之是否真确，然后带了这可怕的消息来看我。一小时之后，我把我们儿子的死耗告诉拿塔利亚──32年前，也是在同样的2月里，拿塔利亚到监狱来告诉我他的诞生。我们的2月16日就这样地完结了，那是我们俩私生活中最最黑暗的一天。 我们期待着许多事情，差不多期待着一切不幸的事情，但决不曾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因为最近里昂还写信来，说他想到工厂里去找一个工人的位置。同时，他又表示一种希望，要为某一科学研究院写一本俄国反对派的历史。他肚子里满是计划。只在得到他死讯的前两天，我们还收到一封2月4日写出的来信，横溢着勇气与生命。信就放在我的面前。他写道：「我们准备去参加瑞士的审判（即审判衣格那斯·拉哀斯的凶手──译者），无论从舆论与当局方面看来，那里的环境都很于我们有利。」接着他列举了许多有利的事实与征兆。「总之，我们很有把握。」那封信对于我们的前途，充满了信心。然则那里来这凶恶的病症与12天内猝然的死去呢？在我们看来，他的死是疑云笼罩了的。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吗？ 第一个最自然的假定，即他被人毒死。史太林的密探们很容易接近到里昂的身体，他的衣服，他的食物。法院方面的专家鉴定，纵令他们不曾顾到「外交」上的关系，难道就能在这一点上得到最后的结论吗？由于军用化学的进步，如今毒人的艺术也有了非常的发展。普通人要了解这种艺术的密秘是不可能的。但是格柏乌的毒手们对于这一切方法却无所不晓。人死之后，甚至以最精细的分析都不能发觉的毒药，我想完全是可能有的。而那分析之是否精细，又有谁能担保？ 也许他们并未藉助于化学而杀死了他？这个富有感情而柔弱的年青人，已经忍受了太多的打击。几年来，史太林对他的父亲与最优秀的老同志进行诬蔑，而这些人乃是他从小以来所敬爱的，因此深深地震撼了他那精神的机体。反对派分子之继续不断的投降，也给了他极大的打击。接着是我的大女儿──齐娜，因史太林不顾信义，单单由于赤裸裸的仇恨，断绝其自己的孩子，家庭与环境，竟使之在柏林自杀。（1930年，齐娜在莫斯科患病甚剧，史太林准其出国治疗，但出国之后，史太林竟开除其公民籍，不许回国，故愤而自杀──译者）里昂的手里抱着他姐姐的尸体以及那六岁的孤儿。他决定去试打一个电话给他在莫斯科的弟弟──塞尔奇。电话竟意外地被允许了，这也许因为格柏乌因齐娜之自杀而慌乱着，或因他们想从这电话里听到一点秘密；里昂总算能以自己的声音，把这悲惨的消息转到了莫斯科。这是我们两个孩子──这对遭劫的兄弟──间最后一次的谈话，当他们姐姐的尸体尚未冷透的时候。里昂把他的遭遇写给住在浦林基博的我们，极短，极约，抑制着情感。他太顾到我们了。但在他每一行的文字中，都可以感觉到一种难受的精神上的紧张。 对于物质生活的贫乏，里昂处之泰然，带着诙谐的态度，这一点像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不过贫困生活在他的身上，当然也留着痕迹的。后来精神上的打击，对于他生命的摧毁作用，则更是大到无数倍。第一次莫斯科对16人的审判，所控罪名之荒谬绝伦，被告们的昏迷的供词，尤以其中的史密尔诺夫与姆拉黑欠夫斯基，是为里昂所深知挚爱了的；他父母在挪威之突然被禁，4月中音讯断绝；文稿被盗，我妻与我之被悄然送到墨西哥；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更其荒唐的控词与供词，他兄弟塞尔奇之被控以「谋害工人」之罪而失踪；无数过去的至友，或至死还是朋友的那些人们之被枪杀；格柏乌在法国所加于他的逼害与阴谋，拉哀斯在瑞士之被杀，那谣言，那卑鄙，那罗织──不，「史太林主义」对于里昂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观念，而是无穷的道德上的打击与精神上的创伤。不问莫斯科的主人们还须藉助于化学，或他们以前作为业已足于杀人，而其结果则还是一样的：他们杀死了他。他们将把他的死讯记入特米多的日历，作为大庆的日字。 在他们杀死我们的儿子之前，他们已经尽可能地想在我们的同代人以及后代人的眼中，将他加以诬蔑与污损。杜加希维里（史太林的本名──译者）这个该因（圣经中杀死兄弟的人物──译者）及其助手们，企图把里昂描写成法西斯的密探，是想在苏联复兴资本主义的秘密参加人，是破坏铁路与暗杀工人的组织者。这些造谣诬蔑者的苦心是白费的。好几顿特米多派的污泥，倾倒在这个年青人的身上；可是统统弹回去了，他身上并没有沾染着一点，里昂是一个十足干净，诚实与纯洁的人。他能在任何一个工人们的大会上，像我在上面所写的，极详细地报告自己生活的历史──呵，这样的短促！他无一事足以自愧，无一事不可对人言。道德的高洁，成为他性格之基本的经纬。他之所以绝不动摇地为被压迫者服务，也因为他忠于自己。自然与历史的手，造成他这么一个英雄型的人物。我们行将遭遇的可怕的与艰巨的事件，正需要这样的人。假使天假以年，里昂能参加这些事件，那他将表示出他真正伟大的面目。但是他已经不在了，我们的里昂，小孩，儿子，英勇的战士，再也不在了呀！ 我和他的母亲（这是他世上最亲近的人）在一起，正经历着这最可怕的时辰，回想音容，历历在目，我们不能相信他已经不在人世，但我们又在涕泣，因为不能不相信他的永逝。我们怎能自安于这一思想呢？即在这尘世之间，已不再有这一个温暖的人类的实体，他以那不可分解的共同的回忆，相互的了解与柔和的温情同我们相联结着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地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强处与弱点。他是我们夫妻俩的一部份，是我们年青的一部分。我们的思想与感情，每天经过几百个孔道传达到巴黎的他。我们的儿子一死，留在我们心中的一切青年时代的东西，也都跟着死去了。 永别了，里昂！永别了，我们亲爱的与无比的朋友！你的母亲与我，永远不曾想着，也永远不曾期望着命运竟会给我们这一个可怕的工作──来写你的哀词。我们本来深信：当我们弃世以后，你将在长期间做我们共同事业的继承人。但我们竟不能保护你呀！永别了，里昂！我们只能把你那无可谴责的记忆，遗交给全世界年青一代的工人们。你是有资格永生在那些为较善世界而工作而受难而斗争的人们的心中的。各国革命的青年们！请你们从我们这里接受我们关于里昂的记忆吧，请把他作为你们的儿子──他是当之而无愧的──从此，让他在冥冥之中，也参加你们的斗争，因为命运已经不许享有参与你们最后胜利的快乐了。 1938年2月20日写于墨西哥·考伊奥冈
杜威《为墨西哥听证会辩护》及《手段和目的》（193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托洛茨基《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纪念里昂·西道夫》(1938.2.16) 《为墨西哥听证会辩护》及《手段和目的》 杜威1938年 感谢素侠云雪扫描，土豆录入 ·为墨西哥听证会辩护 ·手段和目的——其独立性以及列夫·托洛茨基关于《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的论文 为墨西哥听证会辩护[1] 既然我赞同罗德曼（Rodman）先生文章中的主要观点——也就是我所理解的，美国的激进分子们（我还要加上普通的美国人）应该诉诸激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之外的策略和哲学，并应该研究一下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紧密相关的苏联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我把我的评论限制在罗德曼先生无意中所说的、在我看来太不谨慎的那些话上。 就墨西哥听证会而言，那两个分委员会成员曾经是托洛茨基“游击队员”的传言是不真实的。这个说法是在专门调査委员会组成的时候传出来的，其主要目的就是败坏托洛茨基的声誉，不让他有机会出示证据而对莫斯科法庭对他作出的指控施加压力。这个传言决不是真的。而且，那个辞职的成员就他辞职的原因撒了谎——他说，他被禁止提问。这个说法完全顛倒了黑白。他有大量的机会来提问，而且在他辞职之前的那次会议（他的辞职报告于第二天提交）结束时，我告诉他：他在下一次开庭时，还有大量的机会继续提问。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说“委员会最终什么都不能证明”。他说这句话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个案子永远都不会被证明，因为如果一个真教会（Onetruechurch）不可能错的话，那么，两个真教会也不可能错。”另外，他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他赞扬这个人是个自由主义者）“很犹豫是否要认同导向完全不同行动的共同原则”。这些段落唯一可能的含义是：委员会的工作原本是或原本应该是分别检验俄国和托洛茨基现有政权制度的原则，并达成关于这些原则的相应优点或共同缺点的结论。 这是一种对委员会的功能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或者可以是什么的完全歪曲。我们来到墨西哥，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听取托洛茨基提出的任何与他在莫斯科审讯中所受到的控诉相关的证据；并且联系欧洲分委员会搜集到的相似证据，检查和评价他所提出的口头证据，特别是书面证据。罗德曼先生通过个人的努力或者通过墨西哥听证会的帮助，已经得出了托洛茨基无罪的结论。形成一个关于罪行的结论，是整个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的全部目的，也是唯一的目的。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该问题一方面基于莫斯科审讯的证词，另一方面基于委员会自身捜集的口头证据、书面证据或文献证据。 像罗德曼先生所说：“托洛茨基和反对派人士如果有机会的话，会做出同样的行为”，是否会这样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是，首先，这个问题是一个辩论性问题，而不是事实性问题；其次，这个问题完全超出了委员会的职责范围。 委员会正在进行听证会这个事实，为一个问题提供了一些材料；这个问题就是主张一个特定的阶级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马克思—列宁理论，在多大的程度上导致恐怖主义和一个弄虚作假时代的产生。而就我个人的判断，这有利无弊，只要这些材料使激进分子比以前更全面地考虑其他可选的社会改革原则，以及这些原则所支持的不同策略和战术。 手段和目的[2] ——其独立性以及列夫·托洛茨基关于《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的论文 在道德哲学中，手段和目的的关系问题一直处于突出的地位。手段和目的的关系问题，同样是政治理论和实践中非常紧迫的问题。近来的讨论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后期发展。许多其他国家的拥护者为斯大林主义者的事业辩护的依据是：为了保持那个国家所谓的社会主义模式，清洗和迫害（也许甚至可能有相当数量的歪曲）是必要的。而另一些人则用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去谴责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政策，其根据是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政策导致在苏联发生了如此放肆的行为，因为马克思主义坚持“以目的证明（justifies）手段正当。”一些批评声称，既然托洛茨基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会遵循相同的方针政策；而且正因为如此如果托洛茨基掌握权力，那么，他也一定会认为，任何达成目的的手段（包括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必然的（necessary）。 这个讨论至少得到了一种有益的理论结果。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一贯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行为中目的和手段关系的明确讨论，这样的公开讨论还是第一次②[3]。应《新国际》杂志编辑的盛情邀请，依据托洛茨基先生关于手段、目的相互依赖性的讨论，我打算讨论这个问题。相应地，托洛茨基论文中前面部分未进入我的讨论范围，尽管我可能会基于你也一样（tuquoque）（如他论文题目中所显示的那样）的论证。托洛茨基在他自己的其他一些文章中，无多大困难地表明了同样的观点。因为托洛茨基先生同样认为，“以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这一立场是唯一的选择，是某种形式上的伦理绝对主义（absolutisticethics），是基于所谓良心、或道德意识、或某种永恒真理的判决。我希望说明：我反对所有这些教条，我的立场和托洛茨基先生的立场一样鲜明。我认为，结果（consequences）意义上的目的（end）为道德观念和行为提供了唯一的基础，因此也对所使用的手段提供了唯一证明其正当的辩护（justification）。 我建议考虑的观点是，托洛茨基题为“手段和目的辩证关系”部分所提供的讨论。下列陈述是基础：“手段只有通过目的，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而目的反过来，也需要被证明是正当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目的能够促使人战胜自然的力量的增强，并能消除人压制人的力量，那么目的就被证明是正当的。”（第172页）这种人战胜自然的力量的增强，伴随人压迫人的力量的消除，似乎相应的就是无产阶级的目的——那就是一个本身不需要证明其正当性，但却能够证明反过来作为它的手段的那些目的（ends）的正当性的目的（end）。可以加一句，只有马克思主义者会接受这种关于无产阶级的目的的陈述，并认定它表达的是社会的道德兴趣（如果不是历史兴趣的话），而不仅仅专门是无产阶级的兴趣。 但对于我当前的目标而言，注意到这里所用的“目的”一词包含了两种东西：一种是最终证明其他为正当的目的（end），另一种是作为最终目的之手段的目的（ends）。虽然在许多话中没有说一些目的不过是手段，但在关于某些目的“促使人战胜自然的力量的增强”等陈述中，毫无疑问，包含这一命题。托洛茨基先生继续为以下原则而辩护，这个原则就是：目的证明手段是正当的，并不意味着每个手段都是可允许的。“我们的回答是：可允许的手段是那些真正带来人类解放的手段。” “可允许的手段是那些真正带来人类解放的手段”这个陈述，是否得到一以贯之地遵守和遵循呢？它会始终与手段和目的互相依赖这一合理原则一致吗？倘若一致，它将会导致仔细地检查所运用的手段，并确定手段实际的客观效果；而在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可能说明这些手段是否“真正”带来人类的解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目的的双重含义变得非常重要。只要目的意味着实际上得到的结果，目的就显而易见地要依赖所使用的手段；同时，衡量手段的能力依赖于实际的客观结果，要在实际的客观结果的基础上观察和判断手段。在这个基础上，倘若关于最终结果这一观念是在手段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一手段是以最有可能产生的这一目的证明其正当性的，那么，一个所期望的结果就表现为，或者就是一个关于最终结果的观念。因而，所期望的结果本身是引导行动的一个手段，就像一个人要形成的健康观念，或者要建造的一所房子，并不等于实际结果意义上的目的，而只是引导行为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 现在给予“以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这个座右铭（实现其简洁表述）以骂名的，就是所期望的结果。这个公开宣称的和经过也许非常真诚地深入思考的目的，证明其所用手段的正当；如此证明这一手段的正当，就使检验所用的这一手段的实际结果成为不必要。一个个体可以相当真诚地相信，就他个人的意见而言，那个必定采用的手段将“真正地”实现公开宣称的和所欲求的目的。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一个人相信什么，而在于这个目的的客观基础是什么，即通过这些手段，实际上能够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所以，当托洛茨基先生谈到“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并无手段与目的的二元论”时，很自然地解释是他将推荐一些手段的使用，可以根据这些手段自身的性质，说明它们能够带来作为一种客观结果的人类解放。 那么，人们可以期待：将人类解放作为所期望的结果，就会有对所有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进行检验，而绝无所谓“它们必定是”这样的预先设定的偏见。因此，所提出的任何一种手段，都可以在它们可能产生的结果这一清楚明白的基础上，得到权衡和评判。 但这并非是托洛茨基先生在进一步的讨论中所采取的方向。托洛茨基先生说道：“无产阶级的解放道德具有革命性特征……它从社会发展的规律，主要是阶级斗争的规律——这一所有规律的规律中演绎出来的行为规范。”（重点号为我所加）。犹如他的意思毋容置疑，他说，“这一目的源自历史运动”，即阶级斗争的历史运动。手段和目的相互依赖的原则顿时消失了，或者说至少被湮没了。因为手段的选择，不是在一个无偏见的、根据其实际的客观结果而审查手段的方法和政策的基础上决定的；相反，是从一个本身有效的或有作用的（independent）来源中“演绎出来”的，是从一个所谓的历史规律、社会发展的所有规律的这个规律[4]中演绎出来的。即使删掉“所谓的”一词，这件事情的逻辑也没有任何改变。既便如此，它依然遵循所用的手段不是从对目的（人类解放）的考虑中得出，而是从其他的外部来源得到。公开承认的目的——所期望的结果——人类解放，因此而臣服于作为达到人类解放目的之手段的阶级斗争。目的和手段的相互依赖，被目的依赖于手段而手段却非源自目的取而代之。因为阶级斗争被看作达到人类解放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而且因为，阶级斗争是达到人类解放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的观点，是通过演绎而不是审查手段-结果相互依赖的归纳而得到的。这一手段——阶级斗争，并不需要对其实际的客观结果进行批判性检验。它自动地免除了所有批判性检验的需要。如果我们不回到这一立场，即所期望的结果（以便与实际结果区分）证明任何符合阶级斗争的手段的使用是正当的，而且证明忽视其他所有手段是正当的，我就无法理解托洛茨基先生观点的逻辑。 我所表明的立场，即手段和目的真正的相互依赖，并不自动地排除阶级斗争作为达到人类解放之目的的一种手段。但这一立场确实排除了用演绎法而将阶级斗争作为达到人类解放之目的一种手段，更别提阶级斗争是达到人类解放之目的唯一的手段了。选择阶级斗争作为手段，需要证明其正当，即需要在手段和目的相互依赖的基础上，通过检验运用阶级斗争的实际结果而证明其正当，而非通过演绎而证明其正当。历史性考虑当然也与检验相关。但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必定如此规律（fixedlaw）的假设，与此毫不相干。就像一个生物学家或者物理学家声称，他接受的某种生物学规律与健康的目的如此相联系，以至于获得健康的手段——唯一的手段——能够从这一规律中演绎出来，所以不需要对生物学现象作进一步的检验。这整个情形都是未经详察而预作判断。 说阶级斗争是获得人类解放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是一回事；而说存在一种绝对的阶级斗争规律，这种规律决定着所要用的手段，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如果阶级斗争规律决定这一手段，那么，它也决定这一目的——这一实际的结果；根据真正的手段和目的相互依赖的原则，说这一结果一定是人类解放，就是武断且主观的。人类解放是努力奋斗的目的。在“道德”任何合理的意义上，人类解放是一个道德目的（moralend）。任何科学规律都不能决定道德目的，除非抛弃目的与手段相互依赖原则。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能真诚地相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就像断言牛顿定律是物理学的最终定律，将会妨碍对物理学规律的进一步探究一样，相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一信念，也关闭了进一步检验历史的大门。除了这个事实以外，即便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科学规律，也不能由此而得出阶级斗争是获得人类解放这一道德目标的手段。即使阶级斗争是获得人类解放这一道德目标的一种手段，毫无疑问，这也不是从规律中“演绎出来”的，而是通过对手段和结果的现实关系的检验而表明的；在对作为目的的人类解放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应该自由而无偏见地搜寻查究能够达成人类解放之目的的手段。 可以再补充考虑一下作为一种手段的阶级斗争。可能有几种阶级斗争的方式，也可能有很多种阶级斗争的方式。在如此多的不同方式中，除了在与人类解放这一目标的关系中检验这些不同方式的结果之外，还能怎样作出选择？历史规律决定阶级斗争这种特殊方式的信念，肯定会导致对使用某些阶级斗争方式近乎狂热甚至神秘的热衷，而将所有其他阶级斗争的方式排除在外。我不希望超出手段与目的相互依赖这一理论问题的范围，但有一点可以想到的是，即当注意到手段是从一个假设的科学规律演绎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在手段与人类解放这一道德目的的关系中探究得出而被采纳的，在苏联实际发生的将革命作为手段的过程就更可以解释了。 我能够得出的唯一的结论是：托洛茨基先生虽然避免了一种绝对主义，但却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绝对主义。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拥戴者中，从社会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科学（在基于手段与结果客观关系意义上的“科学”）方法的理想，到将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规律，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迁移。从作为居于首位的东西——阶级斗争的规律中演绎出目的的设定，演绎出手段和态度，这就使所有的道德问题，即最终要实现的目的的问题[5]，变得毫无意义。关于目的的科学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从规律中宣读目的，无论这一规律是自然规律，还是科学规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正统的宗教狂热、传统的唯心主义享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人类目的交织在存在特有的机理和结构之中——这大概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观念。 原载《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第十三卷（1938-193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1]首次发表于《常识》（Commonsense），第7期（1938年1月），第20-21页。这篇文章所回应的塞尔登·罗德曼（Seldenrodman）的文章，见本卷附录4 [2]首次发表于《新国际》（Newinternational），第4期（1938年8月）第232-233页 [3]列夫·托洛茨基：《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Theirmoralsandours），《新国际》（1938年6月），第163—173页 [4]既阶级斗争的规律——译者 [5]即人类解放。——译者
托洛茨基：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纪念里昂·西道夫（193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TheirMoralsandOurs –TheMoralistsandSycophantsagainstMarxism 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 ──纪念里昂·西道夫（1938年） 托洛茨基（王凡西译） 出版说明 这本书是里昂·托洛茨基在1938初写成的。中译本于同年出版，出版者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现由原译者根据1966年新出的英文译本略加校改，再予付印。 新的英文本除本文外，还附有当年杜威博士于阅读此文后所提出的批评：「论手段与目的」；托洛茨基写成于1939年6月，作为此文申论的另一篇文字：「道德家们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势利之徒」；乔治·诺凡克反驳杜威的一篇文章：「自由派的道德──论杜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辩」；以及诺凡克所写英译本序言。此外还有四个附录：一、维多绥奇的否认与抗议；二、托洛茨基的答复；三、1939年法译本出版者的介绍辞；四、比哀·法朗为1966年法译本所写的序言。 以上文字，我们准备在不久的将来，请人译出，以飨读者。 四十余年来最初发生于苏联，嗣后发生于其它共产党国家中的许多事实，使广大群众，特别使革命的乃至激进的知识分子，为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道德与革命政治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有些人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原谅了史大林派所犯下的无数罪恶。又有些人认为史大林们的罪恶只是马列主义革命家蔑视道德的必然结果，他们要列宁为史大林的罪过负责，他们以为托洛茨基在这方面，与史大林根本是「一丘之貉」，难分彼此。究竟是否如此呢？本文会给你满意的解答。 相关文献：杜威《为墨西哥听证会辩护》及《手段和目的》（1938年） 道德的腐臭 在一切反动胜利的时代里，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它「左」翼营垒的代表，这些先生们，开始发散出比他们平常加倍的道德的臭气，这犹之乎一个处在恐惧中的人，发散出加倍的汗水一样。这些道德家疏解着摩西的十诫或山上说教，可是他们的对象，与其说是那日益胜利的反动，毋宁说是这些受反动逼害的革命者，因为革命者的「过火行为」与「无道德」的理论，「引起」了反动，同时使反动倒成为道德的了。他们更开了一张避免反动的简单而可靠的药方，这就是：只要在道德上努力更生自己。凡对此有兴趣的一切报馆的编辑室里，在替那些欲求者供给着完美道德的任意的模型。 此种虚伪与夸张的说教之阶级基础，乃是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它的政治基础，是他们在那行将到来的反动之前的无力与混乱。心理基础，则是他们想装着先知者的假须，以图克服他们自己处境卑劣的感觉。 道德俗士所爱好的方法，就是把反动与革命的行为混作一谈。他在这方法上之所以成功，乃借助于形式的模拟。在他看来，沙皇主义与布尔雪维克是双生子。同样，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也被发现是双生子。他们列了一张清单，其中搜集着天主教会──尤其是耶稣会派──与布尔雪维克主义两者的共同点。希特勒与莫索里尼则从他们这一方面也恰恰应用着同样的方法，指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与布尔雪维克主义只是同一罪恶的各种不同的表现。说史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在「本质上」是同一东西这个观念，现在得了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唯心论者，实验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赞成。如果史大林主义者不能参加在这一「人民阵线」中，那只因为他们偶然太忙于消灭托洛茨基派的缘故。 此种「近似」与类似的基本特点，即在于他们完全不管各种不同流派的物质基础，即它们的阶级性质，以及以此为标记的它们的客观的历史作用。他们只依照着某些外表的与次要的表现，最通常的则依照着它们对这一或那一抽象原则的关系（这关系对于某一分类家具有一种特殊的专门价值），来估计与区分各种不同的流派。这样，在罗马教皇看来，共济会员与达尔文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双生子，因为他们都亵渎神圣地否认那童贞受孕之说。在希特勒看来，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双生子，因为他们都不管甚么「血统与荣耀」。在民主主义者看来，法西斯主义与布尔雪维克主义是双生子，因为他们都不在普选之前低首，以及其它理由。 上面所归为一类的派别，无疑有某种共同的特点。但事情的本质乃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人类的进化，既不以普选，也不以「血统与荣耀」，也不以童贞受孕的独断教义为极限的。历史的过程首先表示出阶级斗争；况且，不同的阶级，为了不同的目的，在某些场合，是可以应用同样的手段的。事实上也不能不如此。从事于战斗的两方军队，时常有多少对称的；如果他们战斗方法中绝无相同之点，那他们相互间就不能予以打击了。 假使一个无知的农民或小店的老板，对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斗争之来源与意义，完全不懂，只觉得他处身于两把火之间，那他会以相等的仇恨来对待那个交战的营垒。而所有这些民主主义的道德家是谁呢？中间阶层的思想家们，已经陷入，或恐怕陷入于两火之间。这一模型的预言家之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之自外于伟大的历史运动，一种硬化了的保守的智力，沾沾自喜的褊狭性，以及一种最原始的政治上的怯懦。道德家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愿历史让他们抱着他们的小书，小杂志，定户，常识与道德的抄本，和平地生活着。但历史并不让他们生活于和平之中。它有时从左边踢他们一脚，又时而从右边给他们一掌。这就很显然了──革命与反动，沙皇主义与布尔雪维克主义，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史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都是双生子。谁如果怀疑这一点，那不妨摸摸这些道德家本人的左右两边，都起着对称的头盖的肿块。 马克思主义的无道德论与永恒真理 反对布尔雪维克「无道德论」的最通俗与最动人的一种指责，根据于那布尔雪维克主义的所谓耶稣会派的格言：「为目的不择手段」（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从这里就不难得到更进一步的结论：因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一切布尔雪维克（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也不承认道德的原则，因此，在托洛茨基主义与史大林主义之间，并没有「原则上的分别」（这点得在后面指明）。 有一种完全庸俗与无耻的美国月刊，关于布尔雪维克主义的道德哲学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之提出这些问题，照例是同时存着伦理与广告这两个目的的。这位无法摹仿的Ｈ·Ｇ·韦尔斯，他那崇高的玄想，本来只能为他的荷马式的自满所超越的，却也很快地和那些尊重常识的反动的势利之徒走在一起了。这里一切都得其所。不过即令在这些以为必须保护布尔雪维克主义的参加者中，在大多数的情形中，并不是没有懦怯的遁辞的（例如伊斯脱曼），他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自然是坏的，不过在布尔雪维克党人中，也还有有价值的人。这样的「朋友」真比敌人要危险得多。 假使我们要郑重其事来同这班提出控诉的先生们计较，那首先我们要问他们：你们自己的道德原则是甚么？这儿的问题就难于得到一个答案了。让我们暂时假定着：无论个人的或社会的目的，都不能为手段作辩护。那末显然要寻找历史社会之外的原则，与在这些原则中生长起来的目的了。但是那里去找呢？如果不在地上，那一定在天上。教士们在很久以前，就已在天启中发见了无过的道德原理。那些小小的尘世间的教士们，说及永恒的道德真理时，并不说出它们的来源。不过我们现在却有理由做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些真理是永恒的，它们一定不仅在半猴半人出现于地上之前，而且应该在太阳系进化之前就已存在。然则它们是从何处发生的呢？永恒道德的学说，如果没有上帝是不能成立的。 盎格鲁·撒克逊型的道德家们，只当他们还不曾自限于唯理主义的实用主义之前，资产阶级簿记的伦理学家们，似乎是夏夫次倍利子爵（ViscountShaftesbury）之自觉的与不自觉的学生。夏夫次倍利──在十八世纪之初！──从一个假定为一成不变的特别的「道德意识」中，抽绎出道德的判断来。超阶级的道德，必然要承认一种特殊的物质，承认一种「道德意识」，「良心」，某种绝对的东西，这东西正是上帝之哲学上胆怯的一个假名。道德如果脱离了「目的」，即离社会而独立，那不管我们是从永恒真理或从「人之本性」中抽绎出来的，归根结蒂，总证明是一个「自然神学」的形式。反对辩证唯物论之军事行动的唯一堡垒，只有天了。 在上世纪之末，俄国产生了一整批「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司徒卢威，倍尔及也夫，布尔格可夫等），他们想用一种自足的，即是超阶级的道德原理来补充马克思的学说。这班人，当然从康德及其无上命令开始。但他们的结局如何？司徒卢威现在是克里米男爵乌郎格尔手下的一个退休的总长，是教会的忠实信徒；布尔格可夫是一个正结派的牧师；倍尔及也夫则用几种文字来解释圣经里的启示录。这些看似乎是意外的蜕变，决不可以「斯拉夫灵魂」来解释──司徒卢威具有一个日耳曼灵魂──而是要用俄国社会斗争的规模来解释的。此种蜕变的基本趋向，主要是国际性的。 古典的唯心哲学，只当它的目的在于将道德世俗化的时候，即当它要把道德从宗教的认可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它是代表着前进的一大步（如黑格尔）。但既同天分离之后，道德哲学就得在地上找根基了。唯物论的任务之一，就在于发见此种根基。在夏夫次倍利之后，来了达尔文，在黑格尔之后，来了马克思。现在如果想求助于「永恒道德的真理」，即是企图把车轮转向后面去。哲学的唯心论只是一个阶段：或从宗教进至唯物论；或反而从唯物论退回到宗教。 「为目的不择手段」 在十六世纪前半期，为与新教斗争而组织起来的耶稣会派，并不曾主张过，但人家都说它主张：任何手段，即令它从天主教的道德观点看来是罪恶的手段，但只要它能达到「目的」，即能达到天主教之胜利的，都可允许。这一种内部矛盾而心理上荒谬的学说，乃是与耶稣会派反对的新教徒，还有一部分与他们相反的天主教徒，恶意地硬派给耶稣会派的，正是这班新教徒与那一部分天主教徒，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耶稣会派的神学家们，一似其它会派的神学家们，专心致志于个人责任的赞可或谴责问题，他们实际上主张手段的本身可以是无所谓善或恶的，而对于某一手段之道德的，都得由目的里发生出来。譬如射击这件事情的本身，乃是无善恶之可言的；射杀一只要咬小孩的疯狗，是一件道德的事情；但以强奸或谋杀为目的射击，却是一桩罪恶。该派神学家除了这些平常的道理之外，其实不曾有过其它的东西。 倘就他们实行的道德而论，耶稣会派决不较其它派别的僧侣或天主教的牧师为坏，他们反而还超过这些僧侣与牧师；无论如何，他们总比较的更为坚决，更为勇敢与聪敏。耶稣会派代表一种战斗的组织，它是严格地集中的，进取的，它不仅对于敌人，甚至对于同盟者都是危险的。当耶稣会派的「英雄」时代，他们的心理与行动的方法，与一般的牧师比较起来，正如一个是教会的战士，而另一个却是教会经营的商店老板。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去把这派或那派加以理想化。但若用一个愚蠢而懒惰的商店老板的眼光去看一个狂热的战士，那是绝不相宜的。 假使我们还逗留在纯粹形式的或心理的模拟这一范围内，那末如果你愿意，能够说布尔雪维克之对于各式各样的民主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正犹之乎耶稣会派之于和平的教会的团体。社会民主党人与中派主义者比之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简直像是医生旁边的低能儿或走方郎中了：他们从来不澈底思索一个问题，他们相信符咒的力量，怯懦地避免一切困难，希望着奇迹的到来。机会主义者是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和平的商店老板，而布尔雪维克则是社会主义思想之坚强战士。由此，那些充满了历史所决定的缺点而绝无一点光荣的人们，就对布尔雪维克表示出仇恨与诬蔑。 不过，把布尔雪维克主义与耶稣会派主义并举，还是完全片面的与肤浅的，这种并举与其说它是历史性的，毋宁说是文学性的。依他们所根据的各个阶级的性质与利益来说，耶稣会派代表反动的，新教徒代表进步的。而此种「进步」之有限性，则直接表现于新教徒的道德中。因此，被他们所「净化了」的基督的教义，决不能阻止那个城市的资产者路德称这些叛乱的农民为「疯狗」，并号召将他们处死。早在那「为目的不择手段」这个格言被编派给耶稣会派以前，马丁博士早已认可它了。讲到耶稣会派呢，则它与新教相竞争，更求适应于资产阶级的精神，在其三誓：贫苦，贞洁，服从之中，只保存着三者了，而且服从的形式，又是极度轻淡的。从基督教理想来看，耶稣会派的精神，愈加堕落，则他们就不成其为耶稣会派了。教会的战士，变成为官僚，更像所有的官僚一样，变成为随风倒的骗子。 耶稣会派主义与功利主义 这一简单的讨论，也许已足以表示出如果郑重其事地把「耶稣会派」的原理，即「为目的不择手段」，与另一似乎较高的道德（在这道德中每一个「手段」都像百货商店里的商品似的各自标着道德的价格）对立起来，究竟得需要怎样的愚蠢与褊狭。盎格鲁·撒克逊俗士的常识对耶稣会派的原理既颇感愤慨，而同时却在功利主义的道德（英国哲学的显著特点）中寻找灵感，这是值得注意的。而且边沁与约翰·密尔的原则：「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即是说：凡手段是道德的，则以谋取公共福利为其较高的目的。这样说来，盎格鲁·撒克逊功利主义之一般的哲学公式，完全与「耶稣会派」「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的原理相符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经验主义之存在于世，只使我们从两极相遇这个法则的必然性中解脱出来罢了。 达尔文把「进化」的思想，当作一种特殊的牛痘苗，注射到黑勃脱·斯宾塞的经验主义里。据斯宾塞的学说，在道德的范围中，进化的过程是从「感觉」进到「思想」。感觉符合于片时快乐的原则，而思想则能使人为未来的，永续的与较高的快乐所引导。可见此地的道德标准也是「快乐」与「幸福」。不过这个标准的内容，又依「进化」的水准而取得它的宽度与深度。这样，黑勃脱·斯宾塞用他自己「进化的」功利主义的方法，表示那「为目的不择手段」这一个原则，并不含有任何不道德的东西在内。 不过如果想从这一抽象的「原则」里，得到一个对那实际问题：「甚么事情我们可以做，以及甚么事情不可以做？」的答案，那是天真得可笑的。并且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这一个原则，自然要引起一个问题：甚么东西使目的成为正当呢？在实际生活中，也正和在历史运动中一样，目的与手段经常在互易着位置。正在建造中的一架机器，是生产的「目的」，只当它送进工厂的时候，才也许能成为一种「工具」。在某些时期，民主主义是阶级斗争的「目的」，只到后来，才也许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那所谓「耶稣会派」的原则，虽不含有任何非道德的东西，但不能解决道德问题。 斯宾塞的「进化的」功利主义，也在半路上抛弃了我们，不能给予解答，因为它信从着达尔文，企图把具体的历史的道德，融解在生物学的需要中，或融解在群居动物的特征：「社会本能」之中，然而道德这个观念的本身，也只有在矛盾性的场合，即在分成阶级的社会中，才能发生的。 资产阶级的进化主义，在历史社会的门限之前无力地停止了，因为它不愿意承认社会形式进化中的动力：阶级斗争。道德乃是这种斗争中各种意识职能之一。统治阶级强使社会承认它的目的，并使人们的思想养成一种习惯，以为凡是与这目的违反的手段，都是不道德的。这是官家道德的主要职能。它所追逐的思想是不为大多数人而为愈来愈少的人之「最大幸福」。但如果专凭暴力，那末这样的制度是甚至连一个星期都不能延续的。它需要道德的水门汀。混和水门汀这一件事情，即构成了小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职业。他们虽然染上虹的一切颜色，但最后说来，总还是宣传奴役与顺从的说教者。 「约束一切人的道德诫律」 谁如果不想回返到摩西，基督或摩罕默德，谁如果不满于折中的杂烩，那他必定要承认道德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产物；它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为社会的利益服务；这些利益是相互冲突的；而且道德比之于任何其它种类的意识形态，更具有阶级的性质。 不过，基本的道德诫律不是存在着，而且在人类的发展中，不是成为每一集体生活所必需的一个组成分子吗？这些诫律之存在是没有疑问的，但它们起作用的范围却是极其有限与不稳定的。阶级斗争所具的性质愈激烈，则「约束一切人的」标准也就愈无力量。阶级斗争的最高点是内战，它把敌对阶级间的一切道德纽带，爆炸到半空中去了。 在「常」态下面的「常」人，遵守着「你不可杀人！」的诫律，但假使他在非常的情形之下，为了自卫而杀人，那法官将原恕他的行为。假使他为谋杀者所杀，法庭将处凶手以死刑。法庭行为之所以像自卫行为一样的成为必要，即由于阶级利益的矛盾。就国家而论，在平时，它自限于个别案件中某些杀人是合法的，可是一到战时，它就把「你不可杀人！」这一个「约束性」的诫律变成相反的了。在平时「痛恨」战争的最「人道的」各个政府，一到了战时，就宣布他们各自军队之最高的责任，在于杀死最大多数的人。 那所谓「公认的」道德诫律，实质上只具有一种代数式的，亦即是不确定的性质。这些诫律只表示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人在其个别的行为中，是被某些公共的标准所拘束的，此种标准乃由于它是社会之一分子而发生。这种标准之最高度的普遍化就是康德的「无上命令」。不过这命令虽在哲学的奥林匹斯山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但它并不含有无上的东西，因为它并不含有具体的东西。这是一个没有内容的空壳。 这些约束一切人的标准之所以成为空洞，乃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切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上，人们总觉得他们那阶级成员的资格，比「社会」成员的资格来得深刻与直接得多。「约束性的」道德标准，实际上赋有阶级的，即是矛盾性的内容。道德标准愈加是无上的，则愈不能「约束」一切人。工人们的团结，尤其是罢工者或巷战者的团结，比之于一般人类的团结，要无比的更为「无上的」。 资产阶级之阶级意识，在其完整性与不可调和性上说，是远超过无产阶级的，它极度地要把它的道德哲学强加在被剥削群众的意识上。恰恰因为这个目的，资产阶级考信问答（基督教徒受洗之前，必须经过考信问答，即绝对同意于基督教的教条──译者）之具体标准，是掩盖在以宗教，哲学，或被称为「常识」这一个杂种为护符的道德的抽象物之下的。对于抽象标准的借重，并不是一种与利益无关的哲学错误，而是阶级欺诈这部机器中之一个必需的成分。揭穿这个拥有几千年传统的欺骗，乃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首先任务。 民主主义道德的危机 统治阶级为要保证他们的利益在大问题上的胜利，乃勉强在次要的问题上让些步，当然这些让步是以在簿记上合算的为限。当资本主义的勃兴时期，尤其在世界大战前最后的几十年中，这些让步，至少对于无产阶级的最上层，是具有完全的真实性的。工业在那时的扩张简直是无有间断的。文明各国的繁荣增长了，部分的劳苦群众的繁荣也增长着。民主主义彷佛是坚实的。工人组织发长着。同时改良主义的倾向加深了。阶级之间的关系缓和起来了，至少在外表是如此。这样一来，社会关系中的某些基本的道德诫律是依照着民主主义的标准与阶级合作的习惯建立起来的。人们所得的印象是：社会愈加自由，愈加公正，愈加人道了。进步的上升线在「常识」看来彷佛是无有穷尽的。 然而与此种印象相反，战争发生了，与之俱来的是一连串的震动，危机，灾难，瘟疫与野蛮。人类的经济生活搁浅在死港里了。阶级矛盾变成为尖锐与赤裸裸的了。民主主义的保险活塞一个接一个地开始爆炸了。基本的道德诫律似乎比民主主义的机关与改良主义的幻想更加脆弱。谎骗，诬蔑，贿赂，腐败，暴力，谋杀等情形，多得前所未有。头脑简单的笨人，以为所有这些讨厌的事都是战事的一个暂时性的结束。其实它们是而且现在仍旧是帝国主义衰颓的表现。资本主义腐败，表示于现代社会及其法律与道德之腐败。 帝国主义之卑鄙龌龊的「综合」乃是法西斯主义，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面临帝国主义时代种种问题而发生破产的直接结果。民主主义的残余只有在富饶的资本主义的贵族国家中继续存在着，凡英，法，荷兰，比利时内部的每一个「民主主义者」都拥有某一些殖民地的奴隶；「六十家族」统治着北美合众国的民主主义，其它民主国家的情形就可类推。而且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中，法西斯主义的萌芽生长得极快。讲到史大林主义则是帝国主义对一个落后与孤立的工人国家施加压迫的产物，它是以它特自的一种类型来作为法西斯主义之对称的补充物。 当唯心主义的俗子们──无政府主义者自然占着第一个地位──在他们的刊物上不倦地暴露马克思主义者的「无道德论」时，美国的托辣斯，据约翰·刘易斯（工业组织委员会的主席──译者）说，竟每年化了不下八千万的金元，用作反对革命的「缺德」之实际斗争，即侦探，收买工人，诬陷好人，暗巷凶杀。无上命令在有时是寻找迂回的方法来谋得它的胜利的！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得说明：有些最诚实同时最寡闻鲜见的小资产阶级的道德家，即令在今天，也还是生活在昨日之理想化的回忆中，且希望那逝去的能重新回来。他们不懂得道德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职能；也不懂得民主主义的道德是与自由的与进步的资本主义时期相符的；他们不懂得经过了最近一个阶段后，阶级斗争的激烈，已经确定而不可复活地破坏了它的道德；他们也不懂得代之而起的在一方面是法西斯主义的道德，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道德。 「常识」 民主主义与「公认的」道德还不是唯一受帝国主义摧残的东西。第三个受难的烈士是「施之四海而皆准的」常识。这一最低形式的智慧，不仅在所有的条件之下都是必需的，而且在某种条件之下也是适当的。常识的基本资本就在于普遍经验的粗浅结论，例如：不要把手指放到火上去，当你能够一直向前走去时，不要去惹动恶狗……诸如此类。在稳定的社会场合中，常识适于做买卖，疗病，写文章，领导职工会，选举国会议员，结婚与传种。但当这同样的常识试想越出其适用的范围，踏进思想较为复杂的领域时，它却被暴露出正是某一阶级与某一时代的偏见的凝结物了。只要发生一次资本主义的危机，就能把常识领入死港；至于处在像革命，反革命与战争这样的灾难之前，常识就证明是一个十足的笨蛋了。为要认识那反乎「常态」的事件过程的变异的岔路，必须有较高性质的智慧，由哲学上表现出来的，至今还只有辩证的唯物论。 麦克斯·伊斯脱曼企图赋与「常识」以最动人的文学格调而得到成功，但这只是给他自己造成了一个反对辩证法的职业。伊斯脱曼郑重其事地把那与漂亮辞藻结了婚的保守的常识这个平凡东西，当作「革命的科学」。他拥护常识这些个反动的势利鬼，用了难于摹仿的信心，向人类解释：如果托洛茨基不曾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而是为常识所指导，那末他是……不会失了政权的。在伊斯脱曼看来，一直以前出现于一切革命中必不可免的连续的各个决定阶段中之内在的辩证法，是并不存在的。反动之驱除革命，在他觉得是由于不很尊重常识的缘故。伊斯脱曼不懂得在历史意义上说来，成为常识之牺牲品的乃是史大林，即是说，他受到了常识不适用的害处，因为他所保持的政权，乃在为一个与布尔雪维克主义相敌对的目的服务。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则相反，它使我们及时的与特尔米多 [1] 的官僚相决裂，继续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目的服务。 每一种科学，就这意义说连「革命科学」在内，都是为经验所证实的。既然伊斯脱曼很知道如何在世界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保持革命的政权，那末我们可以希望，他也知道怎样去争取政权，如果他终于发见了他的秘密，那是最所盼望的。最好他采取革命党纲领草案的形式，用这样的题目：「夺取政权与保持政权之道」，来说明他的意见。不过我们怕正是那常识会阻止伊斯脱曼去从事于这样一种冒险的事业。这时候，常识会是正确的了。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唉，这是伊斯脱曼永远不懂的！）让我们预见到在某种历史的条件之下会发生苏维埃式的特尔米多及其一切罪恶。也就是这个学说，在很久以前，预言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及其道德之必将倾坍。可是对「常识」的夫子们说来法西斯主义与史大林主义都是意外。常识以不变的规模在世界上行动着，而这世界上的事物，却只有变化这件事才是不变的。辩证法则相反，它总是从一切现象、制度及原理的生长、发展与衰颓上来观察它们。辩证法的道德观认为道德是阶级斗争之一个从属的与常变的结果，这道德观由常识来看似乎是一种「无道德论」。不过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比常识的道德规律更为平庸，腐朽，自满与无耻的了！ …… [1]特尔米多乃Tbermidor译音，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历法中的热月。1794年热月9日发生政变，雅阁宾派下台。托洛茨基用此指代苏维埃的官僚的反动。 道德家与格柏乌 莫斯科的审判，给人们以一个机会来组织反布尔雪维克「无道德论」的十字军。不过这十字军并不是一下子组织成功的。这儿的真实原因乃在于那些道德家中的大多数，曾经是克里姆宫之直接的或间接的朋友。因此，他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企图隐藏他们的惊惶，甚至假装着并无特别的事情发生似的。 不过莫斯科的几次审判决不是一种偶然的事情。奴颜婢膝的服从、伪善、公然说谎的风气、贿赂，以及其它方式的腐败，早已自1924至1925年时起，就在莫斯科开始蓬蓬勃勃地发生了。后来的几次寃狱，完全是当着全世界人士的眼公然准备了的。我们曾给过许多次警告。但是这些「朋友们」却一点也不愿注意。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些绅士们中的一大部分，当时都对十月革命采取了不可调和的敌对立场的，只当苏联业已发生特尔米多式的堕落时，他们才成为它的「朋友」──西方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承认东方的小资产阶级官僚是他们的同类。 难道这些人真的相信莫斯科审判所控的罪状吗？只有那些最愚蠢的家伙。其它的人只是不愿求得水落石出来惊吓自己罢了。为此而捐弃与苏联大使馆间那种谄媚的，安适的与常是代价很高的友谊，难道是合理的？而且──呀，他们倒不忘记这一点！──不合式的真相能够损害苏联的威信。这些人由于功利主义的顾虑，遮掩了罪恶，这是公然应用着「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这一个原则。 英皇的御用律师泼立脱，能及时地在史大林派的德米斯神（希腊神话中司法律的女神──译者）的衣裾之下出现，且能无耻地倡议，说这审判毫无毛病。罗曼罗兰，他的道德的声望是为苏联出版局的簿记员看得极高的，赶快发布了一个宣言（这是他所发的许多由悲愁的抒情诗与老朽的犬儒主义联合起来的宣言之一）。法国的人权同盟，在1917年时曾为「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无道德论」而咆哮如雷的，因为这两个人断绝了俄国与法国的军事同盟，可是在1936年却为了法苏公约的利益而赶紧来掩盖住史大林的罪恶。由此可知爱国主义的目的是可以使任何手段成为正当的。《民族》与《新共和国》（美国两种自由主义的杂志──译者）对于耶戈达（苏联格柏乌即秘密警察的首领，齐诺维也夫之狱为他一手炼成，但本人也在最后一次审判中被枪毙了──译者）的伟业闭着眼，因为它们和苏联的「友谊」，保证了他们的威望。但只在一年以前，这些绅士们是决不宣布史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是二而一的。他们公开地赞成史大林，赞成他的现实主义，他的司法与他的耶戈达。他们尽可能长久地坚持着这个立场。 一直在杜哈契夫斯基，耶吉尔等人被处死刑之前，民主各国的大资产阶级并非不怀快意的，虽然表面上带着一种厌恶神气，注视着苏联革命者之被处死刑。在这意义上，《民族》与《新共和国》（再不用说杜朗蒂与路易菲雪儿了）及其同类的文娼们，是完全适应着「民主」帝国主义的利益的。红军将领被处死，震骇了资产阶级，使他们不得不懂得史大林派机关之高度解体，使希特勒，莫索里尼与天皇的工作轻易了。《纽约时报》开始小心地，但是却坚决地来纠正它自己的杜朗蒂的错误。《巴黎时报》的篇幅中，也略微透露出一些苏联的真相。至于小资产阶级的道德家与谄媚家们，那始终不过是资本阶级的应声虫。更当约翰杜威领导的国际调查委员会提出了它的报告书以后，就是那些最无思想的人也清楚了，如果再来公开拥护格柏乌，那无异是政治的与道德的死亡。只当这个时候，克里姆宫的「朋友们」决定把永恒道德的真理送进上帝的世界里去，这就是，退守到第二道战壕。 受了惊的史大林主义者或半史大林主义者，在道德家中所占的地位并不是最末的一个。许多年来，友琴·里昂与特尔米多一伙相处得很好，他是以「准布尔雪维克」自命的。一旦退出了克里姆宫──退出的理由完全引不起我们的关心──自然立刻就升腾到唯心主义的云端里去了。立新东·屋克，一直在不久以前，还受着共产国际这样的信任，竟委托他为西班牙共和政府方面进行英文的宣传。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一旦抛弃了这个位置，同时也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A·B·C。亡命者华尔脱·克里维次基和格柏乌破裂了关系，马上就投身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那位最年老的查尔士·拉包包脱的变化，显然也是如此。这一类人──他们是很多的──将史大林主义抛弃之后，不能不在抽象道德的公理里寻找补偿，即补偿他们所经历了的幻灭与理想的堕落。如果问他们：「为甚么你们从第三国际或格柏乌队伍中出来之后，就转入到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呢？」那他们已经有现成的答案：「托洛茨基主义并不见得比史大林主义好些」。 政治棋子的分布 「托洛茨基主义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史大林主义则是实际的政治。」这一庸俗的对比，一直到昨天，还为普通的俗子们用以辩护他们与那反革命的特尔米多的友谊的，今天却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托洛茨基主义与史大林主义一般的已不再对立而是相等。不过它们只在形式上而不在实质上相等。民主主义者倒跳到「无上命令」的绝顶以后，实际上还是继续拥护着格柏乌，不过带着更大的虚饰与无信罢了。凡是对牺牲者施以污蔑的，即是予刽子手以帮助。在这情形中，也与在其它的情形中一样，道德替政治服务。 民主主义的俗子与史大林主义的官僚，纵不是精神上的双生子，也总是精神上的弟兄。无论如何，他们政治上是属于同一营垒的。法国政制，如果把无政府主义者也加进去，则还有西班牙共和国的现政制，都是以史大林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合作为基础的。如果英国的独立工党似乎受了打击，那是因为许多年来，它并没有脱离共产国际的怀抱。法国的社会主义党从它的队伍中驱逐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时候，正当它要同史大林主者合并。合并之所以没有实现，不是因原则上的分歧──还有甚么分歧呢？──而只因为社会主党的升官发财主义者怕失去自己的地位。挪门·塔玛斯（美国社会党首领──译者）打西班牙回来，声明托洛茨基主义者「客观上」帮助佛朗哥，可是他用这种主观上的荒谬意见，「客观上」替格柏乌的刽子手帮了忙。这位正直的人把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从他的党里开除出去，正与格柏乌在苏联与西班牙枪杀「托洛茨基主义者」一样。在许多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史大林主义者虽抱着「无道德论」，但也颇能钻入政府机关中去。在职工会中，他们颇能与其它派别的官僚们相处。诚然，史大林主者对于刑法的态度是极其随便的，但这只能在和平时期吓走他们那「民主主义的」朋友；可是在非常时期，恰如西班牙的例子所指出的，他们充当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这一个角色，却是更加可靠。第二国际与阿姆斯特丹国际自然不要为那些寃狱担负责任；这工作他们是留给第三国际来干的。他们自己保持着静默。在私下里，他们的解释是：站在「道德的」观点上，他们是反对史大林的，但在政治的观点上，他们却是赞成他的。只当法国的人民阵线已破碎得不能收拾，社会主义者被迫得非想一想明天的事情不可之时，莱昂·勃伦才在他墨水瓶的底里，寻找那叫人不快的道德的必要公式来。 如果奥托·鲍威尔（奥国社民党首领──译者）曾经和善地谴责过维兴斯基（苏联检察长，历次寃狱均由他承办──译者）的司法，那只为要以要以更大的「无偏袒」的态度来拥护史大林的政治。据鲍威尔最近的宣言说：社会主义的命运是与苏联的命运联系着的。「而苏联的命运」，他继续着说，「那只当（！）苏联本身的内部发展，还没有超出史大林主义的发展阶段之时，也就是史大林主义的命运。」整个的鲍威尔，整个的奥国马克思主义，整个的社会民主党的诳言与腐败，都包括在这一句非常的句子中了！「只当」史大林主义的官僚制度还有足够的力量来屠杀「内部发展」之进步的代表时，鲍威尔是归附于史大林的。将来违反了鲍威尔的意志，革命的力量推翻了史大林，那末鲍威尔将慷慨地承认这个「内部发展」──不过总要延迟十多年吧。 中派主义者的伦敦办事处，追随在这些旧国际之后，沾沾自喜地综合着幼儿园，智力不开的成人学校与残废院的各种特点。办事处的书记芬尼·勃洛克威，开始宣称：调查莫斯科的审判会「于苏联有害」，接着他提议成立一个「公正的」委员会（由五个托洛茨基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组织之）研究……托洛茨基的政治活动。勃朗德勒（德国共党右派领袖──译者）与劳夫斯东（美国共党右派首领──译者）则公然同意于耶戈达；他们只对叶乔夫（耶戈达的继承者，他枪杀耶戈达，布哈林等之后亦被免职──译者）表示有点不敢领教。耶可勃·华尔歇，以某种显属虚伪的借口，拒绝在杜威领导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出席作证，因该事件不利于史大林。这班人的腐朽道德，只是他们那腐朽政治的一种产物。 不过无政府主义者所串演的角色，也许是最可叹的了。如果史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真如他们所云，是二而一的东西，那为甚么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要帮助着史大林主义者，藉为自己向托洛茨基主义者复仇，同时又对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复仇呢？比较坦白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回答道：这是军火的代价。换句话说：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但是他们的目的是甚么？无政府主义吗？社会主义吗？不是的，只不过要拯救那为法西斯主义准备胜利的这个同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制罢了。卑劣的手段，适合着卑劣的目的。 这是世界政治棋盘上子儿分布的真实情形！ 史大林主义──旧社会的一种产物 俄罗斯曾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跳跃，在这跳跃中，国家中各种最进步的力量，都表现了出来。如今她是处在流行的反动中了，这反动的冲击力成着比例，落后性在从事复仇了。史大林主义代表着这一反动。建立在新的社会基础上的，旧俄罗斯历史上的野蛮主义，彷佛叫人更加厌恶，因为它不得不用空前的伪善来掩盖自己。 西欧的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以前为俄国革命所逼，不得不对他们那些腐败的思想表示怀疑的，现在却正增添新的勇气。苏维埃官僚制度之道德的疽，在他们看来似乎是自由主义的复原。陈腔烂调的抄写簿给拿到世间来了：「每一个独裁制度都包含有它自身堕落的种子」：「只有民主主义才能保证人格的发展」等等。民主主义与独裁制的对立（其中有时还包括着赞成资产阶级制度而对于社会主义的斥责），从理论的观点来看，是会因它的无知与放肆而令人迷惑的。史大林主义者的腐败，这是一个历史的真实，却拿来与超历史的抽象的东西──民主主义对立比观。不过民主主义也具有一种历史，其中也正不乏腐败。为要评量苏维埃的官僚制度，我们曾经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历史中，借用了「特尔米多」与「拿破仑主义」这两个名字，因为要让那些后起的自由派的说教者知道，民主主义之来到世界，绝不是经过民主主义的道路的。只有那些庸俗的头脑，才能以咀嚼这等意见为满足，即以为拿破仑主义是雅各宾主义之「私生子」，是破坏了民主主义的历史的惩罚，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没有雅各宾党对封建制度之摧毁，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是绝对想象不到的。如果把雅各宾主义，特尔米多，拿破仑主义这些具体的历史阶段来同理想化了的「民主主义」的抽象原则对立起来，其荒谬正如把生产的痛苦与活的孩子对立起来一样。 至于史大林主义则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独裁制」，而是在落后的与孤立的国家中，官僚对无产阶级独裁制的一种大反动。十月革命废止了特权，对社会的不平等宣战，以劳动者的自治政府代替了官僚制度，废除秘密外交，努力将一切社会关系弄得完全透明。史大林主义重新建立起一些最讨人厌的特权形式，使不平等具有一种挑衅的性质，用警察的绝对主义窒息死了群众的自己活动，将行政机关变成为克里姆宫寡头的独占，并且复活了对权力的拜物教，这些方式即使是最专制的君主制度都不敢梦想的。 无论甚么形式的社会反动，都不得不用假面具掩盖起它那真正的目的。从革命反动的转变愈突兀，反动革命传统的依赖愈切，即它对群众的恐惧愈大──则当它反对革命的代表们时，也就愈加不得不求助于谎骗与司法的罗织。史大林主义者的罗织并不是布尔雪维克「无道德论」的结果；不是的，与历史的一切重要事件一样，它们是具体的社会斗争的产物，而且这种斗争是最无信义与最残酷的，因为它是一种新的贵族反对那些抬他们上政权的群众的斗争。 如果把史大林主义之反动的警察道德与布尔雪维克的革命道德一视同仁，那是需要有智慧上与道德上的确实无限的愚蠢的。列宁的党久已不存在了──它是在内部的困难与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粉碎了的。代之而起的是史大林主义的官僚制度，这是帝国主义的一个转达机关。官僚制度在世界的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阶级斗争，用社会爱国主义代替了国际主义。为要使那统治的党能适应于反动的任务，官僚制度用屠杀革命者与征收升官发财主义者的方法来「更新」它的内部成分。 每一种反动都使那些历史上过去了的遗物，更生，滋长与加强起来，这些遗物受过革命的打击，但是不能消灭。史大林主义的方法，使一切虚伪、野蛮与卑鄙的方法（这是每一个阶级性的社会──也包括民主主义的社会在内──用以构成其统治机关的）达到了最紧张的程度，达到了最高点，同时也达到了荒唐的地步。史大林主义是历来国家之一切古怪事物的一个凝血块，是它的一帧最恶劣的讽刺画与一张讨厌的鬼脸。当旧社会的代表们，清教徒式地把那无生机的民主主义的抽象原则与史大林主义的毒疽对立来看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公平地请他们，乃至请旧社会的一切人在苏维埃特尔米多的弯曲镜里照照他们的尊容。诚然，格柏乌的罪恶之赤裸性，是远超过于其它一切的制度的。但这是由于在世界帝国主义腐败的影响下，震撼俄国的那些事件太重大了的缘故。 在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当中，有不少曾经接纳过以唯物论解释事件的方法，而且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们仍旧成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教授或政治家。自然，倘然没有唯物论的方法，那就不成其为布尔雪维克的，在这道德方面也是如此。但是这个方法却并不是只用以解释事变，而更是要创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要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不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及其道德，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资产阶级的舆论，现在却实际上还完全统治着正式的工人运动，从美国的威廉格林（美国改良主义工会的领袖──译者），法国的莱昂·勃伦（社会党党魁──译者），与毛里斯·陶来斯（共党领袖──译者）起，一直到西班牙的喀西耶·奥立佛（无政府党领袖──译者）为止，都受着它的指挥。在这事实上，目前这一时期的反动性，得到了它最尖锐的表现。 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去履行他的历史使命时，不得不先在道德上与资产阶级的舆论及其在无产阶级中的代理人断绝关系。为要做到这个地步，需要有一种不同品质的道德勇气，这种勇气与那在大会上张大了嘴巴高呼「打倒希特勒」「打倒佛朗哥」是不一样的。正是布尔雪维克这种坚决的，深思熟虑的，不可变易的不仅与大资产阶级的，而且与小资产阶级的保守道德哲学相决裂，才给那些民主主义的空谈家，客厅里的预言家与议会走廊上的英雄们以致命骇怖。从这里发生了他们关于布尔雪维克「无道德论」的怨诉。 人们之以资产阶级的道德与「一般的」道德视同一物，最好也许可以在小资产阶级的极左派，正在那所谓伦敦办事处的各个中派主义的政党中，得到证实。因为这个组织「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纲，我们和它的不同意见，一眼看来，彷佛是次要的，其实他们的「承认」并无价值，因为它一点儿也不能束缚他们。他们像康德派承认无上命令一样地承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也就是说，他们把它当作是神圣的原则，但不能应用到日常生活中间去的。在实际政治的范围中，他们同革命之最坏的敌人联合起来（改良主义者与史大林主义者），从事于反对我们的斗争。他们的全部思想渗透了言行不符与虚伪。如果依照一般的法规说来，中派主义者并未干过厉害的罪恶，那只因为他们是永远站在政治的旁边的：他们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小偷。为了这个原因，他们自以为要用新的道德来复活工人运动。 在这「左倾」团体的极左翼，有一个政治上完全不重要的德国亡命者的小集团，出版了一张名叫《新路》的报纸。让我们更俯下一点身去，听一听这些「革命家」对于布尔雪维克无道德论的控诉吧。《新路》用一种模棱两可的假意赞美的声调宣称：布尔雪维克党人所异于其它政党的，在于他们并不伪善，他们把其它政党所实干而不言的原则公然地宣布出来，这原则就是：「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不过按照《新路》的信仰，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的」诫律是与「健全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兼容的。「谎骗以及更坏的行为，并不像列宁还主张的，是可以允许的斗争方法。」这一个「还」字，显然是说列宁只为了死得太早，不及见《新路》的发明，以致不能克服他的谬见。 在「谎骗以及更坏的行为」这一公式中，所谓「更坏的行为」，自然是指暴力，屠杀等事而言的，因为在相等的条件之下，暴力较坏于谎骗，而屠杀则是最极端形式的暴力。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结论：谎骗、暴力、屠杀是与「健全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兼容的。不过我们对革命采取怎样的一种态度呢？内战是一切战争形式中之最残酷的。它不仅非对双方无关的人施用暴力不可，而且在现代技术之下，甚至连不屠杀老人，老妇与孩子都是办不到的。让我提醒一下：西班牙的情形不正是这样吗？西班牙共和政府方面的「朋友们」的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如此：内战比法西斯的奴役要好些。不过这个完全正确的答案，只能表示出：目的（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在某种条件之下，能使暴力与屠杀那样的手段成为正当罢了。至于谎骗那是更不必说了。如果战争没有谎骗，那简直同机器没有油一样的不能想象。甚至为要保证加泰隆省议会集会时（1938年2月1日）不致受法西斯的轰炸起见，巴塞洛那政府也曾有意地几次欺骗了新闻记者与它自己的人民。难道还有其它的方法可以干吗？谁如果接受这个目的：战胜佛朗哥；那必须要接受这个手段：内战及其恐怖与罪恶的后果。 但是，谎骗与暴力的「本身」就该当斥责吗？当然，甚至同那产生它们的阶级社会一样地该受斥责。没有社会矛盾的社会，自然，将成为一个没有谎骗与暴力的社会。不过要跨进这样一种社会时所当经过的那一条桥，却除了用革命的，亦即暴力的手段之外，就没法建造起来。革命的本身是阶级社会的一个产物，因此它没法不带有阶级社会的特点。从「永恒真理」的观点来看，革命自然是「反道德的」。但这只表示出唯心主义的道德是反革命的，就是说，它是替剥削者服务的。 不知所措的哲学家也许会这样回答道：「内战虽然是一个可悲的例外，但是在和平的时候，健全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不能用暴力和谎骗来进行的。」这样的答案所代表者无他，只是一种可怜的遁辞罢了。在「和平的」阶级斗争与革命之间，并无不可超越的界限。每一次罢工，在一种未开展的形式中，包含着内战的一切成分。每一边都要竭力使对方感觉到一个关于它斗争的坚决性及其物质来源之夸大的印象。资本家经过他们的报章，代理人与侦探，竭力使罢工者惊骇与沮丧。至于罢工者的一方面，则工人纠察队当说服的办法没有效用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暴力。这样看来，即令在最起码形式的阶级斗争中，「谎骗与更坏的行为」也已经是一种不可分离的成分了。现在还该添说一句：真实与谎骗这一观念的本身就是从社会矛盾中产生出来的。 革命与人质制度 当史大林的政敌本人被用一种揑造出来的罪名处死以后，史大林还把这些敌对者的子女逮捕与枪杀。靠着以家人作质这个制度的帮助，史大林能逼那些敢对耶戈达或叶乔夫的永远正确办法表示怀疑的苏联外交家，回返国内。在这时机，《新路》的道德家们认为必须而且及时地提醒我们一件事实，即托洛茨基在1919年，「也」曾采用了人质的法律。不过这里却必须逐字逐句地摘引下来：「史大林拘禁那些无罪的亲族，是一种可恶的野蛮主义。不过托洛茨基在1919年发令采用这个制度的时候，也还是一种野蛮主义。」这儿可表示出唯心主义道德家的全般才华来了！他的标准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尺度同样的虚伪──他们都以为那两种情形是相等的，其实却连一点儿类似的痕迹都没有。 这儿我们并不愿意特别强调下面这个事实，即1919年的命令，甚至没有因此而杀死这些背信军官们的一个亲族，而此等军官的背信，却不仅损失了无数的人命，并且还使革命本身有被直接消灭的危险。如果革命能从一开始起就少做一点表面上的宽洪大量，那末有几十万的生命是可以保全的。不过无论这样或那样，我总是为1919年的命令负担完全的责任。这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乃是一个必需的方法。只有斗争之历史的内容，才能替命令的正当作辩解，这正好像整个内战之是否正当，不得不视斗争之历史的内容而定一样；否则，内战也颇有理由被称为「可恶的野蛮主义」的。 我们让哀米尔·罗道维奇或他的同类去用玫瑰色的小翅膀来画阿勃来汉姆·林肯的像好了。可是林肯的意义，乃在于他发现了为要完成一个伟大的历史目的时，他毫不犹豫采取了最严厉的手段，至于这个伟大的历史目的，那是由一个年青国家的发展所立下来的。这里的问题绝不在于究竟交战的那一营垒打死了或者被打死了最大多数的人。历史对于内战中北人的残暴与南人的残暴，是用不同的尺度来量的。一个奴隶主用狡计与暴力把一个奴隶锁上了铁链，而这奴隶用狡计与暴力破坏了这铁链──让那些可鄙的阉宦们告诉我们吧：他们在道德的法庭之前是同等的！ 当巴黎公社被淹没在血泊中之后，全世界的反动恶棍，把它的旗帜在毁谤与诬蔑的污泥里拖曳，那时也有不少的民主主义的俗子们，自己适应着反动，诬蔑公社中人枪杀了64名以巴黎大主教为首的人质。马克思毫不犹豫地起来为公社的这一件血案辩护。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所发布的一个宣言中（那里沸腾着火热的火山喷发的溶岩），马克思开始提醒我们资产阶级在其反对殖民地人民与本国劳动者的斗争中，正采用着人质的制度，后来又提到那些疯狂的反动分子整批地屠杀着公社的俘虏，然后接着说道：「……公社为要保护他们【俘虏】的生命起见，不得不采用普鲁士式以人作质的办法。因凡尔赛军方面不断的枪杀俘虏，人质已经再次三次地被杀了。当马克·马昂的禁卫军举行大屠杀来庆祝他们之进军巴黎以后，怎能再留他们（人质──译者）的性命呢？甚至这种对于资产阶级政府肆无忌惮的残暴之最后的一个防止物──人质──也要它变成虚招吗？」马克思是这样地为人质之被处决作辩护的，虽然在他的背后总委员会中，坐着不少的芬尼·勃洛克威们，挪门·塔玛斯们与其它的奥托·鲍威尔们。不过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凡尔赛军暴行的愤怒还大新鲜了，以致这些反动的道德主义的笨蛋们，情愿保持沉默，等待着对他们更加有利的时间，这时间，唉，很快就来到了。只当反动确实胜利之后，小资产阶级的道德家们，与职工会的官僚及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家，共同摧毁了第一国际。 当十月革命在延长五千英里的前线上，抵御帝国主义联军的进攻时，全世界的工人都以这样热烈的一种同情注视着斗争的过程，这时在他们的集会上如果有人称人质制度为「可恶的野蛮主义」，那是极其冒险的。苏维埃国家完全堕落与多数国家中反动胜利之后，道德家们才从他们的空隙里爬行出来……去帮助史大林。如果保障新贵族的特权所用的高压手段，与解放斗争中所用的革命办法，真的具有同样的道德价值，那末史大林是完全有所辩解了，如果无产阶级的革命并不完全受到惩罚的话。 当这班道德先生们在俄国的内战中寻找不道德事件的例子时，同时却不得不对西班牙革命（至少当它是真正的群众革命之时）中也产生人质制度这一个事实闭着眼睛。如果这些控诉者不敢攻击西班牙工人的「可恶的野蛮主义」，那只因为比利尼斯半岛的土地对他们还是太热了的缘故。回顾1919年自然是更方便得多。这已经是历史了，老人们业已忘却，年青人还不曾知道。也为了这同样的理由，各式各样的法利赛人就以那样固执的态度回转去攻击克朗斯达脱与马黑诺事件──此地存在着自由发泄道德臭气的出口！ 「加非尔人（Kaffirs）的道德」 历史选择着残酷的小径来前进，这种说法，我们是不能不与道德家同意的。但是从这里，我们该得出哪一种实际行动的结论呢？莱奥·托尔斯泰教我们莫管社会制度，且完成我们自己。圣雄甘地则劝我们去饮羊乳。唉，「革命的」《新路》道德家竟和这些方单离得不远！他们宣着教：「我们应该从加非尔人的道德中解脱出来，对于这些人说来，凡敌人之所为都是错误。」真是顶刮刮的忠告！「我们应该从……解脱……」托尔斯泰还劝我们从肉的罪恶中解脱出来。可是，统计并不能证实他这种劝告的成功。我们中派主义的侏儒们在一个阶级性的社会中，竟能自跻到超阶级的道德。但自「爱你的仇敌」，「连你的右颊也给他……」的学说出来之后，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两千年了。可是，甚至那位神圣的罗马教父，也还不能「自行解脱」于对于他敌人的仇恨呢。撒旦，这一个人类的敌人，诚然是强有力的！ 对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行为，采用一个不同的标准来判断，据这些可怜的侏儒们的意见，是站在「加非尔人的道德」水平上的。首先，用这样傲慢的一种态度来提到加非尔人，出之于「社会主义者」的笔下是很不相宜的。难道加非尔人的道德真是那么坏吗？这里是大英百科全书上关于这一问题所说的话： 「在他们之社会的与政治的关系中，他们发挥着很大的机敏与智慧；他们是非常勇敢，好战与好客，并且在从前，他们是诚实与忠心的，等后来同白人一接触，才接受了欧洲人的许多坏道德，更变成好疑的，爱复仇的与爱盗窃的了。」如此，我们不能不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宣传永恒道德的白种人的牧师与教师们，是参加了加非尔人的腐化的。 假使我们告诉一个加非尔人的劳动者说，地球上有一部分的工人已经起来了，使他们的剥削者不知所措，那末他一定会很欢喜的。在另一方面，他发见了压迫者竟能欺骗被压迫者，一定会苦闷的。一个尚未被牧师们腐化到骨髓里的加非尔人，那决不以一个同样的抽象的道德标准，应用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而且他还会很容易地懂得一种解释，即阻止被压迫者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正是这些抽象标准的功用。 这是一种多么有教育意义的巧合呢？为要诬蔑布尔雪维克，《新路》牧师们不得不同时诬蔑加非尔人；而且在这两个情形中，那诬蔑都依照着正式资产阶级诳骗的路线，即反对革命者与反对有色种族。不，无论在精神界与尘俗界，我们都认为加非尔人好过于一切的牧师！ 不过无论如何，把《新路》与其它「不通之路」的道德家的良心加以过高的估计，总非必要的。这批人的意思倒并不那么坏。但是，不管他们的意思如何，他们总当了反动机械中的杠杆。在目前那样的时期中，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攀附着自由资产阶级或它的影子（「人民阵线」的政治），在麻痹着无产阶级，且替法西斯主义铺设道路（西班牙，法国……），这时的布尔雪维克，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舆论的眼中，成为特别可憎的人物。我们这时代的基本的政治压力，从右边移转到左边。最后的分析起来，反动的整个重量，压抑在极小的革命的少数人的肩上了。这些少数人就称为第四国际。Voilal’ennemi！敌人就在这儿哪！ 在这架反动的机械中，史大林主义占据了许多主要的位置。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切派别，连无政府主义者在内，都利用它的帮助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同时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程度，要把它莫斯科同盟者所犯的罪恶的可恶性，转嫁于那不可克制的革命的少数者。现在流行的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与史大林主义是二而一的」那一句名言的意义，就在这里。布尔雪维克与加非尔人的敌人，就这样地帮助着反动去诬蔑革命的政党。 列宁的「无道德论」 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时常是最道德的人，因为他们本质上只是以伦理来结合的。但是，在革命的时候，这并不曾阻止他们去欺骗俄国的农民。在克伦斯基（这位最讲伦理的社会主义者，在以莫须有的罪名来反对布尔雪维克这件事上讲来，乃是史大林的先驱者）的巴黎机关报上，另外一位老「社会革命党人」顺金诺夫写道：「大家知道，列宁主张过，这要达到所期望的目的，共产主义者能够，而且在有时又是必须『采用各种策略，诡计与遁辞的』……」（见1938年2月17日《新俄罗斯》第三页）从这里，他们得出了一个仪式主义的结论来：史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之自然的后裔。 不幸讲伦理的原告甚至还不能忠实地引证别人的文字。列宁说：「为要插进职工会，留在那里面，在那里以任何代价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必须能……采取各种策略，诡计与秘密方法，采取规避与遁辞。」按照列宁的解释，规避与诡计之所以成为必需，乃由于这一事实，即改良主义的官僚把工人叛卖给资方，追迫革命者，逼害他们，甚至叫资产阶级的警察来对付他们。在这个情形中，「诡计」与「遁辞」，只是革命者反对那背信的改良派官僚的一种有效的自卫。 就是这位顺金诺夫的党，以前曾经进行非法工作反对沙皇制度，后来又用这种工作来反对布尔雪维克。在这两种情形之下，它都应用诈术，规避，假护照与其它方式的「遁辞」。所有这些手段，认为不仅是合乎「伦理的」，而且又是英雄的，因为它们与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目的相符。但当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不得不采取秘密工作的方法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时，情形却立刻改变了。这些先生们对于道德的认识，像我们所已经见到的，乃是具有阶级的性质的！ 「无道德论者」列宁，在刊物上，公开叫人家用军事的诈术来反对那些背信的领袖们。而道德家顺金诺夫则恶意地从引文上砍去了两头，以便欺骗读者：伦理家的控诉者常被证明为小小的欺诈者。无怪乎列宁常爱重复着这样的话：有良心的敌手是很难遇见的！ 一个工人如果不对资本家隐藏起关于罢工者计划的「真实」，那他只是一个值得轻视与抵制的叛徒。一个向敌人泄露「真实」的兵士，会以侦探罪处罚。克伦斯基曾经企图在布尔雪维克的门口，放下如下的罪状：他们向鲁登道夫的参谋部透露了「真实」。由此可知，甚至连那「神圣的真实」也不是自身就是目的。另有一个更为迫切的标准，一如我们的分析，它是带有阶级性的，统治着这个「神圣的真实」。 生死攸关的激烈斗争，如果没有军事的诈术，易言之，如果没有说谎与欺骗，那是不可思议的。德国的无产阶级不可以欺骗希特勒的警察吗？或者，苏联的布尔雪维克如果欺骗了格柏乌，难道是「非道德的」态度吗？当警察用了诈术捉到了一个危险的盗匪，每一个虔诚的资产者都会赞美他的能干的。那末当问题在于推翻帝国主义的盗匪时，难道军事的诈术真是不能许可的吗？ 挪门·塔玛斯谈到那「只关心于其政党及其政权的奇怪的共产党主义者的无道德论」（1938年3月12日《社会主义呼声》第5页）。并且，塔玛斯将目前的共产国际与布尔雪维克党抛在一堆里了，其实前者是克里姆林宫官僚们反对工人阶级的阴谋，而后者则是前进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阴谋。此种完全不忠实的对立，在上面我们已经揭发得足够了。史大林主义只是将自己掩盖在党的仪式之下；实际上它破坏并践踏于污泥之中。不过在布尔雪维克看来，党就是一切，那是真的。这位会客室里的社会主义者，挪门·塔玛斯，为革命者与革命之间的此种关系而惊骇，而加以抛弃，这因为他自己只是一个具有一种社会主义的「理想」的资产者。在塔玛斯及其同类者的眼中，党只是一个次要的工具，用作选举的拉拢与其它同样的功用罢了。他的私人的生活，兴趣，关系，道德的标准，都存在于政党之外。但布尔雪维克把党作为以革命方法改造社会且包括它的道德在内的一种武器，当然塔玛斯要以敌对的惊异态度来看他们了。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个人道德与党的利益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因为党在其意识中正体现着人类最高的任务与目的。如果以为塔玛斯比马克思主义者具有较高的道德观，那是胡涂的。他只具有一个关于党的卑劣的观念。 辩证法者歌德说：「一切发长的都要消灭」。布尔雪维克党的毁灭──这是在世界反动中的一个插话──决不能贬低它的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意义，在它的革命的上升时期中，即是说，当它实际上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时候，它是历史上一个最诚实的党。当它能够欺骗它的阶级敌人时，它当然是欺骗的；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劳动者却讲真话，全部的真话，除真话之外别无他物，只因为这一点，它所取得的劳动者的信任，为世界上任何其它政党所不曾得到过的。 统治阶级的雇员们称这一政党的组织者为「无道德论者」，可是在自觉的工人们的眼中，这种罪状却带有可以尊敬的性质。它表示着：列宁拒绝承认奴隶主为奴隶造出来的、同时却从不为奴隶主自己所遵守的道德标准；他号召无产阶级把阶级斗争也要扩展到道德的范围中去。谁如果在敌人造出来的诫律之前卑躬屈膝，那他就永不能克服这个敌人！ 列宁的「无道德论」，即他对于超阶级道德的否认，并不妨碍他终生矢忠于同一的理想；不妨碍他将全身心贡献于被压迫者的事业；不妨碍他在思想方面，发挥着最高的良心。在行动方面，发挥着最高度的无所顾忌；不妨碍他对「普通的」工人，无助的女子与小孩不表示一丝一毫的优越。这样看来，在某种情形之下，「无道德论」这一个名词，岂不是只代表较高的人类的道德吗？ 一个颇有教益的插话 在此地提到一个插话倒是合适的，虽然它的范围很小，但是很可以显示出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之间的区别。1935年，在我一封写给比利时朋友们的信中，我发挥了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个年青的革命党企图组织「它自己的」工会，那就等于自杀。我们必须到工人所在的地方去寻找工人。但这不是缴纳会费去维持机会主义的机关吗？「当然」，我回答道，「为要取得掘毁改良派根基的权利，必须暂时缴纳一点钱给他们。」但是改良主义者能允许我们掘毁他们的根基吗？我答道：「当然不允许的。要进行掘毁的工作，需要有秘密工作的方法。改良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中的政治警察。我们一定要不得他们的允许来行动，而且要反对他们的禁令……」假使我没有记错，那是为了与供给西班牙工人以军火的案件有关，Ｄ同志的家里遭到了一次突然的搜查，比利时的警察抄到了我这一封信。几天之内，它就给发表出来了。樊迪文，台·曼与斯巴克的刊物上，当然要无所不用其极地来反对「马嘉维里主义」（马氏──1469年至1527年──为佛罗伦萨的政治家，主张霸术──译者）与「耶稣会派主义」的。可是这些原告们是何等样人呢？樊迪文，许多年来就是第二国际的主席，很久以来就成为比利时资本阶级之可靠的奴仆。台·曼呢，在许多无生气的巨著里，用唯心主义的道德把社会主义贵族化了，替宗教奏乐，找住了第一个适当的机会，就把工人卖了，成为一个普通的资产阶级的总长。斯巴克的事情可更有趣了。一年半之前，这位绅士属于左派社会主义者反对派，到法国来看我，请教我反对樊迪文官僚派的斗争方法。我提出了同样的意见，这意见后来就是写成了我那一封信的。不过在他访问我以后的一年内，他舍荆棘而取玫瑰。叛卖了他反对派中的同志，他成为比利时资本阶级之一个最无耻的总长。在职工会与在他们自己的党中，这些绅士们窒息了每一个批评的呼声，有系统地腐化着与贿赂着最前进的工人，而且也以同样有系统的方法开除那些顽强的工人。他们与格柏乌所不同的，只在于这一个事实，即他们还没有采取流血的办法──他们以好的爱国者的资格，培养工人的血来为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而流。显然地，我们必须成为他们最可憎恶的人，道德的变形者，「加非尔人」，布尔雪维克，以便劝告革命工人在为反对这些绅士而进行的斗争中，保持着秘密工作的诫律！ 由比利时的法律来看，我的信自然不含有任何犯罪的成分。「民主主义」警察的责任，在于把信归还给受信人，并致歉意。而社会主义政党的责任则在于反对搜查，因为这搜查乃由于关心着佛朗哥将军的利益。可是这些社会主义的先生们却绝不惜利用那龌龊的警察的服务──如果没有它，那就不能享受这个机会，藉以再次地暴露出他们的道德之优于布尔雪维克的无道德论了。 在这一个插话中，每一件事情都具有象征的意义。正当他们在挪威的同志们，将我与我的妻严密禁闭起来，使我们不能对格柏乌的指控有所自卫的时候，这些比利时的社会民主党人把他们的愤恨，一桶一桶地浇灌到我的头上。挪威政府明明知道莫斯科的指控是伪造的──当最初的几天中，社民党的半官机关报上曾公开证明这一点。但是莫斯科一触犯到挪威船主与鱼商的钱袋──社会民主党人立刻就四脚四手地倒下来了。该党领袖──马丁·脱兰马尔，不仅是道德方面的一个权威，而且是老少咸知的一个正直的人：他不饮酒，不吸烟，不滥吃肉，冬天还在冰洞里洗澡。但当他奉了格柏乌之命将我逮捕以后，这道德却决不妨碍他特别邀请一个格柏乌在挪威的密探，一个名叫耶可勃·法来斯的──他是一个既无荣誉又无良心的资产者，前来对我污蔑。但是，算了吧…… 这些先生们的道德包含着传统的诫律与巧妙的措词，而这种诫律与措词，那是要用以掩盖他们的利益，嗜好与恐惧的。他们中的最大多数，为了野心与贪婪之故，是准备干出任何卑鄙的事情来的，例如抛弃信仰、不义与背叛。在那个人利益的神圣范围中，他们认为目的是可以使任何手段成为正当的。但是正因为这，他们需要有特殊的道德法典，永久的，但同时又得是弹性的，像一些好的吊裤带一样。任何人只要向群众揭穿了他们职业的秘密，他们就恨。在「和平」时期，他们的毒恨表现于毁谤中──于恶毒的詈骂，或「哲学的」言语中。在激烈的社会斗争时，例如在西班牙，这班道德家们就和格柏乌手携着手儿来屠杀革命者了。为要替自己辩解，他们重复着说道：「托洛次基主义与史大林主义是二而一的」。 目的与手段之辩证式的相互依存 一个手段只能由它的目的来使其成为正当。但是目的自己也得有东西使其成为正当的。由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因为马克思主义表示着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所以能成为正当的目的，只是它是趋向于增加人征服自然的力量，并趋向于消灭那人压迫人的权力的。 「那末我们的了解应该是，凡能达到这个目的的任何手段都是允许的了？」俗士就这样讥刺地问着，以此表示他一点也不曾懂得。我们的回答是：凡是真正趋向于人类之解放的手段，都是允许的。既然这目的只有经过革命才能达到，那末无产阶级解放的道德，必然是赋有革命性的。它不仅反对着宗教的独断教义，而且还反对各式各样的唯心论的拜物教，这些统治阶级之哲学上的宪兵。它从社会发展的法则中，因此，首先是从一切法则的法则──阶级斗争中，抽绎出行为的规则。 「还是一样，」道德家继续坚持着说，「这不是说，在反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中，一切手段如说谎，罗织，背叛，凶杀等等，都是允许的吗？」我们回答道：凡能使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能在他们的心里注入对压迫之不可调和的敌意的，能教他们对官方的道德及其民主主义的应声虫表示卑视的，能使他们觉悟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能提高他们在战斗中之勇气与牺性精神的，这些手段，而且只有这些手段，都是允许的与必不可少的。恰恰从这一点出发，所以并不是一切手段都允许的。所以当我们说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之时，在我们看来，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伟大的革命的目的，鄙弃下列这些卑劣的手段与方法：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或企图不让群众参加而替群众谋取幸福；或者减低群众对于自身及其组织的信心，代之对于「领袖」的崇拜。革命的道德之最起码与最不可调和的一种，就是要鄙弃那对于资产阶级的奴属与对于劳动者的傲慢，而小资产阶级的腐儒与道德家，却正是完全沉湎在这些特点中的。 上述这些道德标准，对于那个问题：在每一个单独的场合中，究竟甚么是可以做的，甚么是不可以做的，当然并不能给以一个现成的答案。世界上也不能有这样机械的答案。革命道德的问题，是与革命的战略问题混合起来的。革命运动之活的经验，经过理论阐明之后，供给人们以这些问题之正确的答案。 辩证法的唯物论，决不主张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两元论。目的自然而然地从历史的运动中发生出来，手段是有机地从属于目的的。近即的目的，变成为较远目的的手段。费迪南德·拉萨尔在他的剧本FranzVonSickingen中，借其中英雄们之一的嘴，说过下面的话： 「……别单单指点着目标， 也得指点出路径。路径与目标， 是那样紧密地交织着，相互的位置 永远在变换，倘使走上了其它的路径， 立刻就定下了另外的目标。」 拉萨尔的这几句话说得很不完全。更坏的则在于这个事实：在实际政治中，拉萨尔本人就和上面所表示的教训相违反了──只要想起他竟与俾斯麦秘密结合就够了！不过目的与手段间辩证式的依存，却在上面摘引的几句句子中完全正确地表示出来了。为要收获麦穗，必须撒播麦种。 例如个人恐怖这件事，从「纯粹道德」的观点来看，究竟是允许的还是不允许的？我们以为在这样抽象的形式中，这问题绝对不能存在。保守的瑞士的资产阶级，甚至在现在，还对恐怖主义者威廉·退尔作正式的颂扬。当爱尔兰，俄国，波兰，或印度的恐怖主义者，从事于反对民族的与政治的压迫时，我们的同情完全寄托在他们的一面。那个被暗杀的基洛夫，一个粗暴的小霸王，引不起任何的同情。我们对于凶手的态度还是中立的，那只因为我们不知道使他去实行暗杀的动机。假使我们知道尼古拉也夫之行刺基洛夫，是自觉的为了工人权利之被基洛夫蹂躏复仇，那我们的同情将完全寄托在凶手的一方面。不过，对于我们说来，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主观的动机，而是客观的益处。难道所说的手段真能达到目的吗？对个人恐怖而言，无论理论或经验都证明决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对恐怖主义者说：个人恐怖是不能替代群众的：只有在群众的运动中，你才能为你的英雄气概找到有益的表示机会。不过在内战的条件中，暗杀某几个压迫者，却不再是个人的恐怖了。假使，我们可以说，一个革命者从空中炸死了佛朗哥将军和他的参谋团，那末甚至从民主主义的阉人中间也不会引起道德愤慨的。在内战的情形下，同样的事件在政治上是完全有益的。这样看来，甚至在最尖锐的问题──人杀人──上，那些道德的绝对论者也被证明为无用的了。道德的评价，与政治的评价一样，都是从斗争之内在需要上发生出来的。 工人们的解放，只能由工人们自己来取得。因此，世界上的罪恶，无有大过于欺骗群众，把失败说做胜利，把朋友当成敌人，贿赂工人领袖，编造谣言，扮演寃狱，总之，无有大过于史大林主者的所作所为了。这些手段只能替一个目的服务，即：延长那个已被历史惩处了的小集团的统治。但它们不能用以解放群众。这就是新的国际要对史大林主义进行生死斗争的缘故。 群众，自然不是完全不会有罪恶的。把群众加以理想化，决非我们之道。我们已经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在不同的阶段，此外，还在最大的政治的激动中，看见过他们。我们已经观察到他们的长处与短处。他们的长处──坚决，自我牺牲，英雄气概──时常在革命紧张时期得了最清楚的表现。当这个时期，布尔雪维克做了群众的领袖。实际上，我们经历过两个这样大的历史循环：1897年──1905年，是进潮的几年；1907──1913年，是退潮的几年；1917──1923年，是历史上空前的一个高涨时期；最后，是一个新的反动时期，它一直到现在还不曾完结。在这些大事变中，「托洛茨基主义者」学习到了历史的节奏，即是说，学习到了阶级斗争的辩证律。他们又似乎学习到（在某种限度以内是成功的），怎样把他们主观的计划与政纲，从属于这一客观的节奏。他们学习到对于这一事实，即历史的法则并不依靠着他们个人的口味且不服从着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这一个事实，并不表示失望。他们学习到把他们个人的愿望从属于历史的法则。他们学习到不为最强有力的敌人所慑服，因为他们的权力是违反乎历史发展的需要的。他们知道怎样去逆流游泳，因为深深地相信将来新的历史的进潮，会将他们带到彼岸。并不是全体都能到达彼岸的，许多人将中途溺死。但是他们睁开了眼睛，怀着热切的意志，参加着这个运动──只有这样，才能予一个能思想的生物以最高的道德满足！ 考约奥冈，墨西哥。1938年2月16日。 里昂·托洛茨基。 附记：当我写着上面这几行文字的时候，我的儿子正在死亡的挣扎中，当时这是我并不知道的。我把这一小作献给他，作为他的纪念，这作品，我希望能得到他的赞许的──里昂·西道夫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且卑视那些法利赛人。 L.T.
托洛茨基：不是工人国家，也非资产阶级国家？(1938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1937年11月25日） 不是工人国家，也非资产阶级国家？ 列·托洛茨基(1938年2月) 译者：李星 政治形式与社会内涵 不久前，又有同志（Б.和К.）对苏联的阶级性质提出质疑。在我看来，他们的答案大错特错。由于两位同志没拿尖叫扯头发代替科学分析（某些极左分子的强项），再度讨论这一重大话题还算合理。 二同志没有忽略苏联与现代有产国家的主要区别：自身生产力的强大（跃进），并承认「十月革命奠定的经济结构基本未变」，由此得出结论：保卫苏联击退帝国主义侵犯，是苏联及世界无产者的责任。上述框架内，我们与质疑者拥有充分共识。尽管框架很重要，它并未涵盖所有的争议话题。虽与极左派拉开距离，二同志仍断言「从（工人国家）这一名词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说」，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既然「经济结构基本未变」，苏联又不是有产国家；执政官僚层——按照二同志的可喜判断——也非独立阶级，那么苏联到底为何物？客观地说，上述脱节错乱立场的综合，恰好呼应了莫斯科的最新文宣——苏联已不是阶级社会的国家组织。它到底是什么？ 对国家性质的阶级理论，二同志发起了新一轮修正尝试。我们并非油盐不浸的终结主义者。假设新的有力史实要求突破旧思想，没人会裹足不前。但已知的诸多「理论创新」至少教会了我们一件事：保持谨慎。我们将深思熟虑地比较旧理论与新现象，而非急于开宗立派。 二同志不经意地提到一个事实：鉴于主客观条件的无比复杂，无产阶级的统治「可能体现为千差万别的政府体制」。为了清晰起见，笔者作点补充：这一阶级统治既体现为苏维埃的自由党争，也体现为一党独裁，甚至体现为独夫的绝对权力。对苏维埃制度而言，个人独裁无疑是紧迫至极的危险信号；但某些时候，它是拯救制度本身的唯一手段。换句话说，国家的阶级性质不由自身的政治形式来决定，而由社会内涵——财产形式与生产关系的特征——来决定。国家的功能，在于保护具体的关系与形式。 泛泛地说，二同志不否认上述观点。但为何不承认苏联是工人国家？他们摆出两个原因：一曰经济原因，二曰政治原因。「近半年」——他们写道：「莫斯科彻底走上毁坏国有计划经济的不归路」（仅仅「走上了不归路」）。接下来，二同志指出局势的演变「迫使官僚层与国民经济的客观需求正面对抗，这一对抗日益高涨及深化」（仅仅在「迫使」）。最后，二同志总结道：官僚层与国民经济的矛盾并非始于今日，但最近一年「当权集团对经济计划（的实施）积极怠工，并摧毁着国有垄断」（仅仅「摧毁着」？亦即尚未毁灭？）。 第二个原因带有政治特征：「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首先不是经济范畴，而更多地属于政治范畴……如今，无产者阶级统治的所有形式、机构和创举均遭摧毁，亦即无产阶级统治的毁灭」。二同志刚宣布无产阶级制度具有「各种形式」，却又抛出这么一段话，让我吃惊不小。诚然，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更多地」、而彻头彻尾地——属于「政治范畴」。但政治无外是集中的经济。德国社民党一度控制国家机器并领导工人士兵代表会（1918-1919年间），却与无产阶级专政毫不相干：它们始终维护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老板财产。相反，假设一种政治制度使国有财产——剥夺有产阶级的结果——免遭帝国主义毒手，无论它有怎样的政治形式，均等同无产阶级专政。 质疑者「一般来说」似乎也承认这一定义。他们的对策，是综合运用经济与政治论据。他们说：官僚不仅消灭了无产者的政治权力，更把经济撵进死胡同。若干年里，官僚虽有反动性，仍扮演过相对的进步角色；最近，它彻底蜕变为反动因素。这一论断确含健康内核，它完全符合第四国际的评价和预测。「开明绝对主义」[1]曾扮演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进步角色，却不妨碍自己演变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众所周知，绊脚石与进步的冲突以革命告终。第四国际认为官僚的「开明专断」也能充当「打基础」的进步角色，尽管时间远较历史先例为短。这一观点已得到生活的证实。忘乎所以的官僚狂热追逐更高增长，并跌入经济危机的深渊；危机的爆发，反过来成为当权者慌张情绪与屠刀政策的一大主因。莫非，苏联的生产力跃进已告终结？不必急着下定论。尽管存在官僚专断的牵制因素，国有经济的宏大创造性仍足以推动生产力前进多年（尽管速度或许较低）。目前无法确切预测具体的过程，但有一点很明白：对执政集团来说，眼前的政治危机比生产力停滞的远景危险十倍。 退一步说，暂且假定官僚已是经济提升的绝对阻碍。然而，这一（假定）事实是否意味着苏联的阶级性质已变？抑或苏联已丧失任何阶级性质？我觉得两位同志的主要错误正在于此。 直至大战前，资产阶级社会一路高歌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仅仅最近二十年，资产阶级才成为进步的绝对阻碍。那么，能说当今社会不再是资产阶级社会吗？不能，这无非证明了它的腐朽。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被迫依靠法西斯暴政，以保全自身产业；换句话说，有产者丧失了直接统治的一切形式及方法。那么，能说现存国家不再是有产国家吗?不能。法西斯主义的全部野蛮只有一个目标：保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亦即法西斯国家仍是资产阶级国家。 我们无意给上述历史对比蒙上绝对意义的神圣面纱。但它毕竟讲了一条道理：官僚垄断权力乃至生产力的停滞，尚未自动更换社会及所属国家的阶级性质。谁能改变这一性质？只有一种手段——革命或反革命暴力对财产关系的干涉。 有人问：有没有国家与经济的阶级对立先例？有！第三等级建立政权后，数年内法国社会仍带有封建性质；苏维埃国家诞生的最初数月，工人政权统治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农业领域，苏俄的工人专政多年依靠小有产者经济（相当程度上，现在也是如此）。假如资产阶级反革命获胜，复辟当局将被迫暂时依靠国有经济。类似的对立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革命或反革命，它意味着一个阶级战胜另一阶级并固守自己的胜利，它意味着胜利者将从自身利益出发重组经济体系。「政经分裂」是各种社会转折的必经时刻，它与极左派杜撰的另一理论——「无阶级国家」的理论（由于没有真正主人，伙计即官僚占据了剥削者的位置）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1938年2月 《反对派日志》N62-63 [1]译者注：国内通译为「开明专制」，似不确。
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的过渡纲领，1938年9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托洛茨基《过渡纲领》另一译本 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的过渡纲领（1938年9月3日） （编者按：这个纲领是目前各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基本纲领，在托派文件中一般称之为“过渡纲领”） ·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 ·无产阶级及其领导 ·最低纲领和过渡纲领 ·工资和工时的活的计算法 ·过渡时期的工会 ·工厂委员会 ·“营业秘密”和工人对工业的监督 ·没收个别资本家集团的财产 ·没收私人银行和信贷体系国有化 ·纠察线—警卫—工人民兵队—武装无产阶级问题 ·工农联盟 ·反帝和反战斗争 ·工农政府 ·苏维埃 ·落后国家和过渡要求的纲领 ·在法西斯国家里的过渡要求纲领 ·苏联和过渡时期问题 ·反对机会主义和无原则的修正主义 ·反对宗派主义 ·开辟通向女工的道路！开辟通向青年的道路！ ·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下来！ 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 整个世界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发生了历史性的危机。 总的说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先决条件已经成熟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人类的生产力已陷于停滞。新的发明和改进已经不能提高物质财富的水平。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发生社会危机的情况下，时机性的危机使广大群众日益贫困和痛苦。日益扩大的失业反过来加深了国家的财政危机，损害了本已不稳定的货币制度。民主政权和法西斯政权都同样跌跌撞撞地从一个破产走向另一个破产。 资产阶级本身一无出路。在已经被迫把最后的赌注押在法西斯主义这张王牌上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现在正闭着眼睛冲向一场经济和军事的灾难。在历史上享有特权的国家，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资产阶级仍然经得起牺牲国民积累而推行民主政治的国家里，所有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处在几乎濒于意志瘫痪的窘困状态。“新政”尽管在初期貌似坚决，其实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治窘困，只有在一个资产阶级积累了无穷财富的国家里它才有可能出现。目前的危机虽然还远没有发展到最严重的阶段，却已经说明“新政”政治（如法国的人民阵线政治）并没有能开辟一条走出经济死胡同的新出路。 国际关系也同样不美妙。在资本主义分崩离析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一种无法解决的地步，到局势严重时个别的冲突和局部的血腥骚乱（如埃塞俄比亚、西班牙、远东和中欧发生的情况）势必就会汇合成为一场世界规模的燎原大火。资产阶级当然知道一场新战争会给它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但是，比起1914年的前夕来，这个阶级现在更没有能力避免战争了。 一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的说法，都是出于无知或有意识的欺骗。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已经开始有些腐烂了。尤其是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人类的整个文化就有遭到浩劫的危险。现在，危机轮到了无产阶级——主要是它的革命先锋队头上。人类的历史危机已经化为革命领导的危机。 无产阶级及其领导 革命前的社会状态所特有的社会危机完全摧残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国家和政治，以及它的国际关系。在把革命前的状态改变为革命状态的道路上，主要障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机会主义性质：它在大资产阶级面前表现的小资产阶级懦弱性，以及甚至在大资产阶级垂死呻吟时还同它有不忠实的联系。 在所有国家中，无产阶级都由于严重的动荡不安而遭到破坏。亿万群众一再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每一次他们都受到了他们本身保守的官僚机器的阻挠。 1931年4月以后，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曾经进行了一系列的英勇活动以图夺取政权和支配社会的命运。但是，它自己的政党（社会民主党、斯大林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各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起了阻碍作用，从而为佛朗哥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在法国，特别是1936年6月静坐罢工的巨大浪潮说明无产阶级已经完全准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组织（社会党、斯大林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在人民阵线的招牌下至少暂时将革命的潮流引导到了便于控制的方向，并且挡住了这股潮流。 在美国，史无前例的静坐罢工的浪潮和产业工会主义（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惊人的迅速发展，最无可辩驳地表现了美国工人为了胜任历史交给他们的任务所作的本能的努力。但是，在美国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组织（包括新建立的产联在内）也千方百计阻挡群众的革命压力，并且使这种压力归于无效。 由于共产国际明确地倒向资产阶级秩序的一边，由于它在全世界，尤其是西班牙、法国、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扮演的无耻的反革命角色，为世界无产阶级造成了特别的新困难。“人民阵线”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下推行的妥协政治活动注定无产阶级必然要无能为力，从而为法西斯主义廓清道路。 一方面是“人民阵线”——另方面是法西斯主义；这是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最后的政治手段。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这两个手段都只能权宜一时。在法国，在自由帽[1]者的标志下，正如在德国在卍字旗的标志下一样，资本主义在继续腐朽下去。唯有推翻资产阶级才能找到出路。 群众的前进方向首先决定于日趋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其次决定于旧工人组织的背叛的政治活动。在这些因素中，第一个因素当然是决定性的，历史发展规律比官僚机构要有力。不论社会主义的叛徒所用方法可能多么不同——从布鲁姆的“社会”立法到斯大林的审判阴谋——它们决不能摧毁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为倒转历史车轮所作的绝望挣扎会更清楚地使群众看到，只有第四国际才可能解决已成为人类文化危机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 最低纲领和过渡纲领 下一个阶段——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的革命前阶段——的战略任务是解决革命客观条件的成熟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不成熟（老一代混乱和失望，青年一代则缺乏经验）之间的矛盾。有必要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过程中找到沟通目前的要求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之间的桥梁。这座桥梁应该包括一整套过渡要求，这种要求是从今天的条件和工人阶级广大阶层今天的觉悟情况产生的，它无可改变地导向一个最后结果：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在一个进步的资本主义时代起作用的标准的社会民主主义把它的纲领分成两个互不相关的部分：只限于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进行改革的最低纲领，和预定在无法确定的将来由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是不存在桥梁的。事实上，社会民主主义并不需要这样一座桥梁，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只是被用来在节日发表堂皇的演说而已。在一个资本主义日趋腐朽的时代里，共产国际却开始走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可是在这个时代，一般说来根本谈不到进行系统的社会改造和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而无产阶级的每一项重大要求，甚至是小资产阶级的每一项重大要求势必都超出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 第四国际的战略任务不在于改革资本主义而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它的政治目的是无产阶级为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而夺取政权。但是，如果不最慎重地考虑所有问题，甚至是微小和局部性的战术问题，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是不可想象的。革命运动应该吸收无产阶级的所有阶层、行业和集团参加。目前的时代所以突出，不在于它使革命政党能够摆脱日常工作，而是因为它使得这项工作可以同实际的革命任务不可分离地同时进行。 只要旧的“最低”要求至少还有一部分生命力，第四国际并不抛弃这种纲领。它不倦地捍卫工人的民主权利和取得的社会成就。但是它是在正确的实际前景——也就是革命的前景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日常工作。在群众的旧的、局部的“最低”要求与腐朽的资本主义毁灭和堕落的趋势发生矛盾——在每一步骤都发生这一情况——的范围以内，第四国际提出了一整套过渡要求，其实质在于：这些要求将日益公开和决定性地针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基础。旧的“最低纲领”被过渡纲领代替了，这一纲领的任务在于有计划地动员群众参加无产阶级革命。 工资和工时的活的计算法 在资本主义日趋瓦解的情况下，群众仍然过着被压迫者的贫困生活，现在更面临着被投入贫穷深渊的空前危险。如果他们不能增加或改善糊口的面包，至少必须保住它。这里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一一列举根据具体情况一再提出的那些个别的、局部的要求——全国、地方和工会的要求。但是，有两种根本的经济苦恼，即失业和物价高昂（它概括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日益不合理）要求有统一的口号和斗争方式。 第四国际毫不妥协地对资本家的这样一种政治活动宣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政治活动与他们的代理人——改良主义者的政治活动一样，目的在于把军国主义、危机、货币制度的崩溃以及从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中产生的所有其他灾祸的全部负担加在劳动者身上。第四国际要求让所有的人就业和有一种过得去的生活条件。 不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稳定都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口号，因为它们只不过是同一根棍棒子的两端。在随着战争的迫近，物价飞涨日益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只能在活的工资计算法的口号下战斗。这就是说，劳资双方的集体协议应该保证工资随着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而自动按比例增加。 无产阶级面临着本身要瓦解的威胁，所以不能容许把越来越多的工人变成长期失业的贫民，在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里，落到靠残汤剩饭生活的地步。在一个建立在剥削之上的社会里，就业权是工人仍然还有的唯一重要权利，可是今天这种权利正逐渐被剥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与要求兴办公共事业的口号一道，针对失业——“结构性”和“临时性”的失业，提出活的工时计算法的口号了。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应该使工人和失业者在共同的责任下团结一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按照对工作周长短的规定，把现有的工作分配给目前所有的工人。每一个工人的平均工资仍然同旧工作周的时候一样。在一种有严格保障的最低限度工资制度下，工资会随物价的改变而改变。处于目前的灾难时期，不可能接受任何其他的纲领。有产者和他们的法学家会证明这些要求是“无法实现的”。此外，较小的资本家，特别是破产的资本家会提到他们的底帐。工人断然指责这种结论和借口。现在问题不是对立的物质利益之间的“正常”冲突，而是保护无产阶级，使它不衰退、败坏和灭亡。这是唯一有创造性的进步阶级的生死存亡问题，因此也就是人类前途的问题。如果资本主义无法满足它自己造成的灾难势必会产生的要求，它就只有毁灭。在这种已定情况下，“可以实现”还是“无法实现”是一个只能由斗争来决定的力量对比问题。通过这一斗争，不论其直接的实际成就如何，工人就会充分懂得消灭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必要性。 过渡时期的工会 在为局部和过渡性要求进行的斗争中，工人现在空前需要群众组织，主要是工会。法国和美国的工会主义的强大发展最有力地驳倒了有些极左派的教条主义说教，驳倒了他们所宣扬的工会“已经没有用了”的论点。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一贯站在各种斗争的最前列，即使这些斗争只是牵涉到工人阶级非常有限的物质利益或民主权利。他积极地参加群众性的工会，以便加强它们并提高它们的战斗精神。他毫不妥协地反对想使工会从属于资产阶级国家以及想用“强制仲裁”和各种各样的警察监视——不仅是法西斯的、还有“民主的”监视来束缚无产阶级的任何企图。只有在工会内部进行的这种工作的基础上，才可能对改良主义者，包括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的改良主义者在内，进行胜利的斗争。建立或保存“革命性”小工会作为第二个党的宗派主义企图实际上意味着放弃争取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斗争。有必要确立这样一条坚定的规则：自动与群众性工会作投降主义性质的隔离等于背叛革命，这和第四国际的成员身份是不相容的。 ※※※ 同时，第四国际坚决反对和谴责同样是工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所特有的工会偶像主义。 （一）工会并不提出、而且根据它们的任务、组成和征收会员的方式也不能提出一个完全的革命纲领，因此，工会不能代替党。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作为第四国际的支部的全国性革命政党。 （二）即使是最强大的工会，会员最多也只占工人阶级的20%到25%，而且其中主要还是比较熟练和工资较高的阶层。只是在劳工运动特别高涨的时期，更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大多数才偶而被吸收到斗争中。在这样的时候，就有必要建立包括全体战斗群众的特别组织：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会，最后则是苏维埃。 （三）作为代表无产阶级上层的组织，从过去的所有历史经验（包括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工会的新经验）可以看出，工会发展了一种同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妥协的强烈趋势。在进行尖锐阶级斗争的时期，工会的领导机构想要成为群众运动的主宰，以便使这个运动不造成危害。在举行简单罢工的时期，特别是在动摇了资产阶级所有权原则的群众性静坐罢工中，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战争或革命时期，当资产阶级处境特别困难的时候，工会领袖常常成为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 因此，第四国际各支部应该经常效力于不仅是补充工会的上层领导，在危急时期勇敢而坚决地提拔新的有斗志的领袖来代替一般的职员和野心家，而且尽一切可能建立更能胜任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群众性斗争这个任务的独立的有斗志的组织，如果必要的话，甚至在可能同工会的保守机构直接决裂的情况下也不退缩。如果说为了助长宗派主义的臆说而不去管群众组织是罪过的话，消极地听任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受公开反动或伪装的保守（即所谓“进步的”）官僚主义集团的控制也同样是罪过。工会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只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的手段。 工厂委员会 在过渡时期，工人运动并不具有系统的和非常平衡的性质，而是狂热和爆炸性的。口号和组织形式应从属于运动所指的方向。领导应该像防范瘟疫一样，谨防对形势作老一套的处理，而应该敏感地对群众的主动性有所反应。 这种主动性的最近的表现——静坐罢工，超出了“正常的”资本主义程序的范围。对工厂的暂时的占有（这与罢工、工人的要求无关）打击了被人奉为偶像的资本主义的财产。每一次静坐罢工都实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工厂的主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 如果说静坐罢工只是偶然提出了这个问题，工厂委员会就是这个问题的有组织的体现。工厂委员会由全体工厂雇员选出，它立即形成了和工厂管理当局的意志相抗衡的力量。 改良主义者只批评像福特这类所谓“顽固的实业家”类型的老板，把他们和“善良的”“民主的”剥削者分开，对于这种批评，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作为对抗：以工厂委员会作为中心，来对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同时进行斗争。 工会的官僚主义分子总是会反对建立工厂委员会的，正如他们反对在动员群众的道路上采取的一切大胆步骤一样。 但是，运动的声势越是广泛，就越是容易压倒这种反抗。在“和平”时期已经实行封锁工厂制度的地方，委员会将正式相当于一般工会机构的地位，但是会补充新的工作人员和扩大它的职能。不过，委员会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成了工人阶级中工会通常没有能力动员的那一些阶层的战斗性机构。革命的最有牺牲精神的队伍正要从这些更受压迫的阶层产生。 从委员会出现的时候起，在工厂里就建立了事实上的双重权力。从委员会的本质来看，它代表着过渡时期状态，因为委员会中包括两种不可调和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制度。工厂委员会的根本意义正是在于它们打开了虽然不是通向直接的革命、却是通向革命前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权之间的时期——的大门。在几个国家中广泛展开的静坐罢工的浪潮充分证明，宣传建立工厂委员会的主张既不是为时过早的，也不是不自然的。在不久的将来，势必还会掀起这种新浪潮。有必要及时开展—个争取建立工厂委员会的运动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 “营业秘密”和工人对工业的监督 以竞争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已经完全成为过去。它的继承者垄断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减少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反而使市场具有了波动特大的性质。今天，几乎是所有当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趋势──从法西斯分子到社会民主党人──都承认有必要“监督”经济，有必要由国家对工业进行“指导”和“策划”。对法西斯分子说来，这主要是——为了军事目的“有计划地”掠夺人民的问题。社会民主党人则准备用几调羹官僚主义“计划”来竭干无政府主义的汪洋大海。工程师和教授纷纷发表关于“技术统制”的文章。民主政府在“调节”方面进行的懦怯的试验遭到了大资本的难以抵御的破坏。 剥削者与民主的“监督人”之间的实际关系最突出地表现在这样的事实：文质彬彬的“改革者”仅止于毕恭毕敬地在托辣斯和他们的营业“秘密”的大门口发抖。在这里，“不干涉”企业的原则占支配地位。资本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帐目仍然是资本家的秘密：它们与社会无关。就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为保守营业“秘密”的原则提出的公开理由是为了自由“竞争”。实际上，托辣斯彼此之间是什么都公开的。当代的营业秘密是垄断资本主义危害社会利益的一贯阴谋的一部分，只要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者能够不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知道剥削、抢劫和欺骗的个人奥秘，种种限制“顽固的实业家”的方案将仍然是可怜的滑稽戏。取消“营业秘密”是实际监督工业的第一步。 工人与资本家一样有权力知道工厂、托辣斯、全工业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秘密”。首先应该把银行、重工业和集中的运输业放在观测镜下。 工人监督的直接任务应该是从各企业开始，弄清楚社会的借方和贷方从何而来；确定资本家个人和全体剥削者在国民收入中占去的比例；揭发银行和托辣斯的幕后交易和骗局；最后向所有社会成员揭露由于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赤裸裸地追求利润而不合理地浪费的人力。 资产阶级国家的公务人员，不论人们愿意赋予他们多大权力，都没有能力进行这项工作。全世界都看到罗斯福总统和布鲁姆总理对他们本国的“六十”或“二百”家族是多么束手无策。为了压倒剥削者的反抗，无产阶级必须施加集体的压力。只有工厂委员会才能建立对生产的真正管理——同时招请对人民特别忠诚的专门人材、会计员、统计员、工程师和科学家等等作为顾问而不是“技术统制者”。 ※※※ 如果不要求广泛而大胆地组织公共事业就很难谈得上进行消灭失业的斗争。但是只有使公共事业成为需要进行相当年代的总的计划的一部分，它对失业者本身说来，正如对社会说来一样才有持续的进步意义。在这个计划的范围内，工人将要求作为公用事业，恢复由于危机而倒闭的私人企业中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监督将被工人的直接管理所代替。 但是，如果没有工人的监督，也就是说，工人的眼睛如果不看透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公开和隐秘的本源，从被剥削者，而不是剥削者的观点看来，就不可能制订那怕是最基本的经济计划。代表各企业的委员会应该举行会议来选举托辣斯，整个工业部门、经济地区以及最后整个国家工业的相应的委员会。因此，工人的监督成了训练掌握计划经济的学校。根据在监督中取得的经验，无产阶级将准备在时机到来的时候直接管理国有化的经济。 有些资本家——主要是中下层的资本家有时候自动表示愿意向工人公开帐目——常常是为了说明有必要降低工资，对于这些资本家，工人回答说，他们对于个别破产者或半破产者的簿记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所有剥削者的底帐。工人不能、也不愿意调整他们的生活水平来适应资本家个人的危机，这些资本家本人就是他们的制度的牺牲者。任务是要在更有尊严和可行的基础上改组整个生产和分配制度。如果说取消营业秘密是工人监督的必要条件，那么监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领导经济的第一步。 没收个别资本家集团的财产 社会主义的没收财产纲领，即在政治上推翻资产阶级并取消它的经济统治，在目前的过渡时期绝不应该妨碍我们在需要的时候要求没收一些对于国家生存至关紧要、或者是属于最有寄生性的资产阶级集团的关键性工业部门。 因此，为了回答那些正人君子似的民主主义者发出的有关美国“六十家族”和法国“二百家族”专制统治的可悲哀叹，我们要求没收这六十个或二百个封建性资本主义霸主的财产。 我们以完全同样的方式要求没收垄断战争工业、铁路和最重要的原料来源等等的公司的财产。 这些要求与糊涂的改良主义者提出有“国有化”口号之间的差别在于以下几点：（1）我们反对赔偿；（2）我们告诫群众注意人民阵线的哗众取宠，他们空谈国有化，其实仍然是资本家的代理人；（3）我们号召群众依靠他们自己的革命力量；（4）我们把没收财产问题与工农夺取政权问题联系起来。 我们有必要在日常鼓动的过程中局部提出没收财产的口号，而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宣传中比较全面地提出，这种必要性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不同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水平不同，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不同地位并且经历着不同的阶级斗争阶段。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高涨，才能把完全没收资产阶级财产这个问题列入日程。过渡要求的任务是要使无产阶级准备好来解决这个问题。 没收私人银行和信贷体系国有化 帝国主义一词意味着金融资本的统治。银行与托辣斯和辛迪加一道（常常还凌驾于它们之上）实际上集中掌握了经济控制权。银行的结构以集中形式表现了现代资本的整个结构：银行把垄断的趋势与无政府状态的趋势结合了起来。它们造成了工艺学的奇迹、组织了大企业和强有力的托辣斯；可是高昂的物价、危机和失业也是它们造成的。如果银行的领导职位仍然由掠夺成性的资本家掌握，在对垄断资本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它们的破坏性是相辅相成的——进行的斗争中便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步骤。为了按照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利益的合理计划，建立起统一的投资和信贷体系，必须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机构。只有没收私人银行和把整个信贷体系集中在国家手里，国家才有实际的、即物质的力量而不仅是纸面上的和官僚政治的力量——来进行经济规划。 没收银行绝不意味着没收银行存款。相反地，统一的国家银行能为小存户创造比私人银行有利得多的条件。同样，只有国家银行能为农民零售商和小商人创造有利的信贷、即低息信贷的条件。但是，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情况：由统一的财政机构领导的整个经济——首先是大工业和运输业——符合工人和所有其他劳动者的切身利益。 但是，只有在国家权力本身完全从剥削者手中转到劳动者手中的时候，银行的国家化才会产生这些有利的结果。 纠察线—警卫—工人民兵队—武装无产阶级问题 静坐罢工不仅是工人对资产阶级、而且是对工人组织（包括第四国际在内）发出的严重警吿。在1919-1920年，意大利工人自动占领了工厂，从而向他们的“领袖们”通知了社会革命来到的消息。“领袖们”没有理会这个信号。结果是法西斯主义取得了胜利。 静坐罢工还不是意味着以意大利的方式占领工厂；但是静坐罢工是向着占领工厂前进的一个决定性步骤。目前的危机能够使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化，使结局时刻更快到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革命形势会一下子就出现。实际上，它到来的标志是一系列不断的波动。波动之一就是静坐罢工浪潮。第四国际各支部的问题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解我们时代的总的性质和发展速度，并且以越来越坚决和富有战斗性的组织措施及时使群众的斗争取得结果。 无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也意味着资本家反攻方式的日益厉害。新的静坐罢工浪潮可能而且无疑将引起资产阶级的坚决的反措施。大托辣斯的心腹已经在做准备工作。如果这一次再毫无准备，革命组织和无产阶级就要吃苦头了！ 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都不会以官方的警察和军队为满足。在美国，甚至在“和平”时期，资产阶级也在工厂里豢养着武装的工贼队伍和私人武装起来的暴徒。除此以外，现在还必须加上各种美国纳粹分子集团。法国资产阶级在危险刚发生的时候，就动员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法西斯分遣队，包括军队中的所有法西斯分子。英国工人的压力刚刚再一次变得比较强大，法西斯就两倍、三倍乃至十倍地增加，来对工人进行血腥的镇压。关于这样一个事实，资产阶级始终了解得十分正确：在目前这个时代，阶级斗争不可抗拒地倾向于变成内战。意大利、德国、奥地利、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例子给予大资本家和他们的仆从的教训要比给予无产阶级的正式领袖的多得多。 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政客以及工会的官僚们有意识地闭起眼睛不看资产阶级的私家军，不然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同它那怕是保持二十四小时的联盟。改良主义者有计划地灌输给工人这样的概念：当资产阶级武装到牙齿而工人没有武装的时候，民主制度的神圣性才最有保证。 第四国际的责任是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奴隶政治。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包括社会民主党人、斯大林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实际上越是厚颜无耻地向法西斯主义投降，就越是大声叫嚷要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只有感到背后有千百万劳动者支持的工人武装分遣队才能战胜法西斯。反法西斯斗争不是在自由主义的编辑部而是在工厂里开始的——并且在大街上告终。工厂里的工贼和私人雇佣的歹徒是法西斯军队的基本核心。罢工纠察队是无产阶级大军的基本核心。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一切罢工和街道示威来说，必须宣传有建立工人自卫队的必要。必须把这一口号写入工会革命派的纲领。在凡属可能的地方，必须从青年人开始，组成自卫队来训练和使他们熟悉武器的使用。 群众运动的新高涨的作用不仅应该是增加这种单位的数目，而且应该按照区、城市和地区把它们联合起来。必须有组织地表现工人对于工贼以及流氓和法西斯匪帮的正当憎恨。有必要提出建立工人民兵队的口号，作为工人组织、集会和报纸的不可侵犯性的重大保障。 只有在始终以群众自己的经验为基础的、这种有计划的、一贯的、不倦的、勇敢的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帮助下，才可能根除群众意识中的屈从和逆来顺受的传统；训练出能够为所有劳动者树立榜样的英勇战士的队伍，使反革命的武装暴徒遭到一系列的战术上的失败，提高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自信心，损害法西斯主义在小资产阶级眼中的威信并且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铺平道路。 恩格斯为国家下的定义是“武装的人”[2]的集体。武装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的一个必然的附随物。当无产阶级有这种愿望的时候，它就会找到进行武装的道路和手段。在这方面，领导权自然也落在第四国际各支部身上。 工农联盟 工人在农村中的战友和与他同等身分的人是农业工人。他们是同一个阶级的两个部分。他们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产业工人的过渡性要求纲领在进行一些修改后，就同样是农业无产阶级的纲领。 小农（农民）代表另一个阶级：他们是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由各阶层组成的——从半无产阶级到剥削者。根据这种情况；工业无产阶级的任务应该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农村去。只有这样才能够把他的盟友和敌人分开。 每一个国家的民族发展特点最古怪地表现在农民的、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说来还有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艺者和小店主）的地位上。这些阶级不论人数是多么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以前生产形式的具有代表性的残余。第四国际各支部应该尽量具体地按照每一个国家的情况，制订出有关小农（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过渡性要求的纲领。先进的工人应该努力对他们未来的同盟军提出的问题作明确而具体的答复。 虽然农民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小生产者，他却需要低息信贷、农业机械和肥料（以他出得起的价钱购买）、有利的运输条件以及谨慎地为他的农产品组织市场。但是，银行、托辣斯和商人从四面八方掠夺农民。只有农民自己在工人的帮助下，才能制止这种掠夺行为。应该在全国成立由小农选举出来的委员会，会同工人委员会和银行雇员委员会控制与农业有关的运输、信贷和商业活动。大资产阶级虚伪地举出工人的“过分”要求，从而巧妙地把商品价格问题变成离间工人和农民以及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工具。小农、手工艺者、小商人不像产业工人、职员和文职雇员，不可能要求工资随物价上涨作相应增加。官方对管制高昂物价所作的斗争只不过是欺骗一下群众而已。但是农民、手工艺者和小商人以消费者身分，可以与工人一道并肩参加稳定物价的政治活动。 对于资本家对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经营费用的抱怨，消费者的回答是，“把你们的帐本给我们看；我们要求监督对物价的稳定。”监督机构应该是管制物价委员会，由工厂、工会、合作社、农民组织、城市“小人物”、家庭妇女等等的代表组成。工人通过这一手段就能够向农民证明，物价高昂的真正原因不是工资高，而是资本家的过高利润和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间接开销。 在制定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时，最根本的应该是排除没收小农财产和强迫他们集体化的可能性。只要小农认为有可能或者有必要，他就仍然会是他那一块土地的主人。为了恢复社会主义纲领在农民眼中的威信，有必要毫不容情地揭发斯大林主义的集体化方法，这种方法不是根据农民或者工人的利益，而是根据官僚机构的利益决定的。 剥夺剥夺者同样并不意味着强制没收手工艺者和小店主的财产。相反地，工人对银行和托辣斯的监督──甚至还有这些机构的国有化，可能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创造比在垄断资本畅所欲为的控制下要有利得多的信贷、购买和销售条件。对私人资本的依靠将被对国家的依靠所代替。劳动者本身越是把国家牢牢地掌握在手里，国家就越是注意它的小同事和代理人的需要。 受剥削的农民实际参加对经济各方面的监督以后，就可以自己决定把土地改变为集体耕作以后是否有利——并且决定在什么时候和以多大规模改变。产业工人应该认为自己有责任在农民走这条道路的时候，给予他们充分合作——通过工会、工厂委员会以及最重要的是通过工农政府。 无产阶级提出建立的反对所有剥削者（包括“中产阶级”剥削者）的联盟──不是向整个“中产阶级”提出而是向城乡小资产阶级中受剥削阶层提出的──不能以强制、而只能以自愿为基础，这个联盟应该以一个特别的“合同”巩固下来。这个“合同”就是双方自愿接受的过渡要求的纲领。 反帝和反战斗争 整个世界前途，因此也就是各国的内在政治生活都被世界战争的威胁笼罩着。迫在眉睫的浩劫已经使非常广泛的人们感到深切的忧虑。 第二国际更有把握地重复了它在1914年从事的那种不名誉的政治活动，因为今天在沙文主义方面领头的是共产国际。战争危险刚具有具体轮廓，斯大林主义者就大叫大嚷地要求加强所谓“国防”，在这方面，他们做得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还要过火得多。因此，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责任就完全落在了第四国际的肩上。 第四国际书记处的纲领（《战争和第四国际》，1934年）制定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政策今天还保持着它原来的力量。在下一个阶段，革命政党要取得胜利将主要依靠它在战争问题上的政策。正确的政策包括两个因素：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采取的毫不妥协的态度以及将纲领建立在群众经验之上的能力。 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在战争问题上，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多地利用抽象概念、空泛的俗套语和拙劣的辞令来欺骗人民，比如：“中立”、“集体安全”、“为保卫和平而武装”、“国防”和“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等等。所有这种空谈最后都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战争问题，也就是人民的命运，是被帝国主义者、他们的统治人员、他们的外交家、他们的将军掌握着，而这些人是对人民怀有种种阴谋的。 第四国际厌恶地反对所有在民主阵营和法西斯阵营起了同样作用的抽象概念：“荣誉”、“鲜血”、“种族”。但是单单厌恶是不够的，必须帮助群众用鉴别真伪的标准、口号和要求来辨认这些欺骗性抽象概念的实际本质。 “解除武装吗？”——但是整个问题在于谁解除谁的武装。唯一能够避免或结束战争的解除武装是工人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但是要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工人必须先武装自己。 “中立吗？”——在日本与中国的战争中，或者在德国与苏联的战争中，无产阶级一点也不会中立。“那么是不是指保卫中国和苏联呢？”当然！但是并不是由会扼杀中国和苏联的帝国主义者来保卫。 “保卫祖国吗？”——但是资产阶级提出这一抽象概念意思是保卫它的利润和掠夺。如果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资本家的）手脚绑起来，使他们不能进攻外国人的祖国；如果我们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如果国家的财富由少数人的手里转到人民的手里；如果军队成为被剥削者而不是剥削者的武器，我们就准备保卫祖国不受外国资本家侵略。 有必要按照事态发展和群众思想的方向，把这些根本概念划分成为更局部和具体的概念，来解释它们。此外，有必要严格地区别外交家、教授、新闻记者与木匠、农业工人和女帮工的和平主义。前面的一种和平主义是帝国主义的烟幕；后面的一种和平主义是不信任帝国主义的混乱表示。当小农或工人谈到保卫祖国的时候，他是指保卫他的故乡、家庭和其他类似家庭不遭受侵略，不受炸弹和毒气的危害。资本家及其新闻记者所谓的保卫祖国是指占领殖民地和市场，掠夺性地增加在世界收入中所占的“民族”部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和爱国主义充满了欺骗。在被压迫者的和平主义、甚至是爱国主义中，有一些因素一方面反映了对毁灭性战争的憎恨，另一方面紧紧抓住他们认为是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为了得出必要的结论，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因素。 第四国际利用这些考虑作为出发点，来支持一切要求（即使是不充分的要求），只要这种要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群众参加积极的政治活动、唤起他们的批评并且加强他们对于资产阶级阴谋的监督。 从这个观点出发，比如说我们的美国支部就有批判地接受就宣战问题进行公民投票的建议。人们都知道，任何民主改革本身都不能防止统治者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挑起战争。有必要就此提出坦率的警吿。但是尽管人民群众对于打算进行的公民投票存在幻想，他们对公民投票的支持反映了工人和农民对于资产阶级政府和国会的不信任。在不支持和不散布幻想的情况下，必须以最大力量支持被剥削者对剥削者逐渐产生的不信任。要求举行公民投票的运动越是广泛，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离开这个运动就越快，给予共产国际的背叛者的损害就越彻底；对帝国主义的不信任就越深。 从这个观点出发，有必要要求给予十八岁以上的男女以选举权。那些奉召在明天为祖国牺牲的人应该在今天有投票权。反对战争的斗争必须首先以对青年的革命动员开始。 必须从各个角度，从群众在一定时期将会碰到的那一方面来说明战争问题。 战争是一桩大买卖，对军事工业说来尤其如此。因此，“六十家族”是第一线的爱国者和主要的战争煽动者。工人对军事工业的监督是对战争“制造商”进行的斗争的第一步。 对于改良主义者提出的口号：对战争利润征税，我们提出这样的反口号：没收战争利润和剥夺战争工业中的掮客。在把战争工业“收归国有”的地方，如法国，工人监督的口号保持着它的充分力量。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政府正如对于资本家个人一样没有信心。 不给资产阶级政府一个人，一分钱！ 不要军备纲领，而要兴建有用的公共事业的纲领！ 工人组织完全脱离宪兵的控制而独立！ 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剥夺背着人民玩弄阴谋的贪得无厌和残酷无情的帝国主义集团支配人民命运的权力。 根据这一点，我们要求： 完全废除秘密外交；让所有的工人和农民知道所有的条约和协定； 给予工人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工人和农民以军事训练和武装； 成立训练由工人组织推选出来的劳动者指挥官的军事学校； 以与工厂、矿山、农场等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民兵队来代替常备军。 ※※※ 帝国主义战争是资产阶级掠夺性政治的延续和尖锐化。无产阶级的反战斗争是它的阶级斗争的延续和尖锐化。战争的开始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势并且部分改变了斗争的手段，但是并不能改变它的目标和基本路线。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统治着世界。因此，日益迫近的战争就其基本性质说来将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因此，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的根本内容将是一场反帝和反战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基本原则是：“主要敌人在你自己的国内”，或者“打倒你本国的（帝国主义的）政府是较轻的危害”。 但是，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恰恰相反，大多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一些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国家毫无疑问将设法利用战争来摆脱奴役的束缚。他们的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解放战争。国际无产阶级的责任是帮助被压迫国家来进行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对于帮助苏联或者是在战争以前或战争期间可能出现的任何其他的工人政府来说，也都有这样的责任。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同工人国家或者一个殖民地国家的斗争中的失败是较轻的危害。 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不可能通过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来帮助一个反帝国家，不论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两个国家的外交和军事关系可能如何。如果政府之间有一个暂时的并且从问题的本质来看，必然也是不可靠的联盟，那么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将继续与它本国的政府形成阶级对立，并且用它自己的方法，支持非帝国主义的“盟友”，即用国际阶级斗争的方法（不仅进行反对它们的背信弃义的盟友的鼓动，而且进行赞成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工人国家的鼓动，有的时候进行抵制、罢工，有的时候拒绝抵制和罢工，等等）。 无产阶级在战争中支持殖民地国家或者苏联，丝毫也不等于支持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或者是苏联的官僚机构。相反地，它对两者都保持着完全的政治独立。由于在一场正义而进步的战争中提供援助，革命的无产阶级得到了殖民地和苏联工人的同情，加强了第四国际在那里的威信和影响，并且加强了它的帮助推翻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和苏联的反动官僚机构的能力。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第四国际各支部势必会觉得自已陷于孤立：每一场战争都使全国群众猝不及防，并且迫使他们站在政府机构一边。国际主义者不得不逆流而行。但是，新的战争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在头几个月就会远远超过1914至1918年的血腥恐怖）会迅速证明有使人头脑清新的作用。群众的不满和他们的反抗会迅速增加。人们会发现第四国际各支部领导着革命的潮流。过渡要求的纲领会具有迫切的现实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问题会完全显现出来。 在精疲力尽或使人类浸沉在血泊里以前，资本主义以民族和种族仇恨的毒气毒化了世界气氛。今天，反犹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垂死呻吟中更恶性的痉挛之一。 毫不妥协地揭露种族歧视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偏见和沙文主义（特别是反犹主义）的根源应该成为第四国际各支部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把它看作是反帝和反战斗争的最重要部分。我们的基本口号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工农政府 “工农政府”这个公式最初出现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鼓动中，在十月革命以后被明确接受。最初它只不过是已经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名称。这个名称的意义主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它强调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而苏维埃政权就是以这种联盟为基础的。 当后来的共产国际想要复活被“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历史埋葬掉的公式的时候，它给予“工农政府”这个公式以完全不同的、纯民主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内容，与无产阶级专政相抗衡。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工农政府”的口号。他们在当时和现在都确认，当无产阶级政党拒绝走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时，它与农民的联盟便完全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支持，1917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1925—27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现在西班牙、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阵线”的情况就是这样。 从1917年4月到9月，布尔什维克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和自由资产阶级决裂而自己掌握政权。在这一条件下，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予作为工人和农民的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革命的援助以反对资产阶级，但是断然拒绝参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政府或者为它负政治责任。如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真正与立宪民主党（自由主义派）和外国帝国主义决裂，那么，他们所建立的工农政府就只能加速和有利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才用最大力量来反对建立它自己的政府。俄国的经验证明，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再一次证实，即使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斯大林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工农政府的，即不依靠资产阶级的政府。 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提出的要求“与资产阶级决裂，自己掌握政权！”对群众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在七月危机中很戏剧性地暴露出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顽固反对掌握政权，这肯定地在群众舆论面前注定了他们的命运，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第四国际的中心任务在于使无产阶级摆脱旧的领导，它的保守主义是同正在瓦解的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崩溃完全矛盾的，它是历史进展的主要障碍。第四国际对无产阶级的传统组织提出的主要指责是它们不愿意同资产阶级的半政治僵尸脱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计划地向旧领导提出的要求“与资产阶级决裂，夺取政权！”成了揭发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各政党和组织的背叛性的极为重要的武器。因此，“工农政府”的口号只是在它于1917年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时所具有的意义上才可以为我们接受，即作为一种反资产阶级和反资本主义的口号，但是我们绝不接受后来一代人所赋予它的“民主”意义──它把这个口号从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梁变成这条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我们要求所有依靠工农和代表他们说话的政党和组织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决裂，并且走上为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答应充分支持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同时，围绕着我们认为应该形成“工农政府”纲领的那些过渡要求，我们进行不倦的鼓动。 传统的工人组织可能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吗？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过去的经验说明，至少这也是非常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不能事先就断然否认这样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在非常特别的环境的影响下（如战争、战败、财政崩溃、群众性的革命压力等等），包括斯大林主义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在与资产阶级决裂的道路上可能走得比他们希望的更远。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无可怀疑的：即令在某时某地这种非常不可能实现的变化因素成了现实，而真正建立了上述意义的工农政府，那也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建立实际专政的道路上的一段短短的插曲。 但是，没有必要一味进行猜测。围绕着工农政府的口号进行的鼓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巨大的教育意义。而且这不是偶然的。这个概括性的口号完全沿着我们时代的政治发展路线发展（旧资产阶级政党的破产和瓦解，民主制度的垮台，法西斯主义的滋长，工人加速向更积极和进攻性的政治前进）。因此，每一个过渡要求都应该导致同样的政治结论：工人必须同资产阶级的所有传统政党决裂，以便与农民联合起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 不可能事先预见对群众革命动员的具体阶段。第四国际各支部应该在每一个新阶段有批判地确定自已的方向，提出口号来帮助工人争取独立政治，加深这种政治的阶级性质，消灭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加强先锋队与群众的联系，并且准备进行革命来夺取政权。 苏维埃 如已经指出的，工厂委员会是工厂内双重权力的因素。因此，只有在群众压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下，它们才可能存在。为进行反战斗争而建立的特别群众组织，物价管制委员会以及运动的所有其他新的中心，情况也同样是如此，这些事物的出现这件事本身就证明，阶级斗争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无产阶级组织的范围。 不过，这些新的机构和中心很快就会开始感到它们缺乏团结和力量不足。在保留资产阶级政权的情况下，没有一个过渡要求可以得到充分满足。同时，社会危机的加深不仅会增加群众的痛苦，而且会使他们更加无可容忍，更加不屈不挠和增加压力。越来越多的被压迫阶层将抬起头来提出他们的要求。改良主义者的领袖从来没有加以考虑的千百万劳苦的“小人物”将开始坚决地敲击工人组织的大门。失业者将加入运动。农业工人、破产和半破产的农民、城市的被压迫者、女工、家庭妇女和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化的阶层──所有这些人都将寻求团结和领导。 即使只是在一个城市内，如何调和不同的要求和斗争形式呢？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苏维埃。苏维埃会把战斗组织的代表联合起来。还没有人为这个目的提出一个不同的组织形式；事实上也几乎不可能想出一个更好的组织形式来。苏维埃不仅限于一个既定的党的纲领。它们向所有被剥削者敞开大门。各阶层的代表通过这些大门投身到斗争的总潮流中。随着运动而扩大的组织在成长中一再得到补充。无产阶级的所有政治流派都可以在最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为担任苏维埃的领导而斗争。因此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在过渡要求的纲领中最为重要。 只有在群众运动进入公开革命阶段的时候，苏维埃才能建立。苏维埃从一成立的时候起就是千百万劳动者对剥削者进行联合斗争的中心，因此它先成了地方当局，然后又成了中央政府的竞争者和敌手。如果说工厂委员会在工厂内建立了双重权力，那么苏维埃就是在国内开始了一个双重权力的时期。双重权力则又是过渡时期的最高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种制度是不可调和地相对立的。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社会的命运取决于冲突的结果。如果革命失败了，随之而来的将是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独裁。如果胜利了，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将建立起来。 落后国家和过渡要求的纲领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就其本质说来是落后国家。但是落后国家是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它们的发展具有综合性质：最原始的经济形式同最新的资本主义技术及文化结合了起来。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内容与此相同：争取实现最基本的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与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结合了起来。在这个斗争中，民主口号、过渡要求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没有分成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是彼此互为因果的。中国无产阶级刚开始组织工会就不得不动手组织苏维埃。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纲领完全适用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至少适用于无产阶级已经能够进行独立政治活动的国家。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即消灭封建残余）和民族独立（即摆脱帝国主义束缚）。这两项任务彼此密切相关。 单单是反对民主的纲领是不可能的；群众必须在斗争中摆脱它。对于像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国家，争取成立国民（或制宪）议会的口号仍然还具有充分的力量。这个口号必须不可分割地同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问题结合起来。作为第一步，工人必须以这个民主纲领武装起来。只有他们能够号召和团结农民。根据革命性的民主纲领，有必要以工人来同民族资产阶级对抗。于是，在建立革命的民主政体的口号下动员群众的某一个阶段，苏维埃能够而且应该建立起来。在每一个特定时期，他们的历史作用，特别是他们同国民议会的关系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水平、他们同农民的联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政策的性质。苏维埃必然迟早会推翻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只有他们能够使民主革命结束，并且开辟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个别的民主和过渡要求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相对重要性、它们的共同联系和提出要求的次序，决定于每一个国家的特点和具体条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它的落后程度。尽管如此，在所有落后国家中，革命发展的总趋势可以在俄国的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2月、1917年10月）所明确阐明的意义上，由不断革命的公式来决定。 共产国际已经为落后国家提供了一个标准范例，说明如何有可能断送一次强大的、有前途的革命。在1925—27年中国的暴风雨般的群众暴动中，共产国际没有能够提出建立国民议会的口号，同时又禁止建立苏维埃。（按照斯大林的计划，由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来代替国民议会和苏维埃。）在群众遭到国民党镇压后，共产国际在广州成立了一个不成样子的苏维埃。在广州起义不可避免地失败以后，共产国际走上了进行游击战和建立农民苏维埃的道路，而产业无产阶级则完全保持消极态度。共产国际像这样走进死胡同以后，就大笔一挥利用中日战争消灭了“中华苏维埃”，不仅使农民的“红军”而且使所谓“共产党”都从属于同一个国民党，即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为了“民主的”奴隶主的友谊而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不能不同时背叛争取殖民地人民解放的斗争，其无耻程度甚至超过它以前的第二国际。人民阵线和“国防”政治的任务之一是把亿万殖民地人民变成“民主的”帝国主义的炮灰。上面大书为解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即人类的足足一半）而斗争的旗帜肯定已经落到第四国际手里。 在法西斯国家里的过渡要求纲领 同共产国际的战略家宣布希特勒的胜利只不过是向台尔曼的胜利前进的一步的时候比较起来，今天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台尔曼被希特勒关进监狱到现在已经五年多了。墨索里尼使意大利处于法西斯束缚下已经有十六年以上。在这整个时期内，不仅是在进行群众运动方面，而且甚至是在认真建立一个非法组织（那怕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沙皇统治时期俄国各革命政党相比拟的组织）方面，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各政党都是无能为力的。 丝毫没有理由根据法西斯思想体系的力量来解释这些失败。（从本质上说来，墨索里尼始终没有提出任何思想体系。）希特勒的“思想体系”从来没有对工人有任何重大吸引力。人民中有一个时期陶醉于法西斯主义的那些阶层（主要是中产阶级），经过这一段时期以后已经完全清醒过来。只有新教和天主教会集团的反对力量比较明显，这并不是由于一半是胡说八道，一半是骗人的“种族”和“血统”的理论具有威力，而是由于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思想体系可怕地崩溃了。 在对巴黎公社进行大屠杀以后，黑暗的反动势力统治了将近八年。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以后，在一个几乎同样长的时期内，劳动人民茫然若失。但是，这两次的现象都是由力量对比关系决定的外表的失败。此外，在俄国，它所关系到的还是一个几乎是处子般的无产阶级。在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派成立甚至还不到三年。在德国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那里，领导来自强大的政党，其中一个党已经成立了七十年，另一个党也成立了差不多十五年。这两个有千百万选民支持的政党在战争以前，精神就已经瘫痪，还没有经过战斗就投降了。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灾难。德国无产阶级并不是在战斗中被敌人击溃的。它败于自己的政党的懦弱、卑鄙和不忠实。因此，难怪，它对于差不多九十年以来它一向相信的东西失去了信心。而希特勒的胜利又加强了墨索里尼。 西班牙或者德国的革命工作的长期失败完全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国际的罪恶政治活动造成的后果。非法的工作不仅需要群众的同情，而且还需要它的先进阶层的自觉热情。但是可以指望在历史上已经破产的组织有热情吗？以流亡领袖姿态出现的人大多数不是沮丧到了骨子里，就是克里姆林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代理人，要不然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前部长，他们梦想出现某种奇迹，工人会使他们官复原职。有可能（那怕只是一分钟）想象这些先生们能成为“反法西斯”革命的未来领袖吗？ 世界舞台上的事件——奥地利工人被镇压下去、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苏维埃国家的堕落──不可能有助于意大利和德国的革命暴动。由于德国和意大利工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无线电广播获得政治新闻，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莫斯科电台成了使极权国家的工人士气沮丧最强有力的因素，莫斯科电台一方面散布热月党人式的谎话，又很愚蠢和傲慢。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斯大林完全成了戈培尔的助手。 同时，促成了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而且在法西斯主义下还继续起作用的阶级对立正在逐渐危害法西斯主义。群众感到空前不满。成百成千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工人不顾一切，正继续进行革命的一点一滴的准备工作。没有直接体验到旧的传统和巨大希望的粉碎的新的一代活跃起来。在极权主义的沉重墓碑下，无产阶级革命正在不可抗拒地进行着一点一滴的准备工作。但是，潜伏的势力要爆发成为公开的反叛就需要无产阶级寻求新的前途、新的纲领和新的、纯洁无疵的旗帜。 主要的障碍就在这里。法西斯国家的工人要选择一个新的纲领是极为困难的。纲领需要得到经验的证实。在极权主义的专制国家里所缺乏的正是群众运动的经验。要推动法西斯国家领土上的革命运动，非常可能需要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无产阶级取得真正的胜利，—次财政的或军事的大灾难也可能产生类似的作用。目前，必须进行主要是宣传性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只有到将来才会产生巨大结果。但是即使就这一点而言，也可以确定不移地指出一点：法西斯国家中的革命浪潮一旦突破，将立即具有巨大声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停止于使某种魏玛僵尸复活的实验。 第四国际与早就破产的旧政党正是从这一点上开始发生不可调和的分歧的。在一切可能建立的“人民阵线”中，流亡的“人民阵线”是最恶毒和最不忠实的。它基本上标志着无能为力地渴望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自由资产阶级联合。如果它成功了，也只不过为无产阶级准备了一系列西班牙类型的新失败。因此，无情地揭发“人民阵线”的理论和实践是进行反法西斯革命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第四国际反对以民主口号作为动员群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手段。相反地，在一定的时候，这种口号能够起重大作用。但是，对我们说来，民主的公式（出版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等等）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独立运动中的偶然的，或者插曲性的口号，而不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套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民主套索（像西班牙那样！）一俟运动具有某种群众性，民主口号将与过渡性的口号交织起来；可以假定，在旧事务主义者从他们的办公室匆匆跑出来组织工会以前，就会出现工厂委员会，在新的制宪议会在魏玛开会以前，德国各地就会纷纷建立苏维埃，意大利以及其余的极权主义和半极权主义国家情形也一样。 法西斯主义使这些国家建立了野蛮的政治制度。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它们的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是掌握在金融资本手中、而不是封建地主手中的工具。革命纲领的基础应该是阶级斗争（法西斯国家也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的辩证法，而不是被吓坏了的破产者的心理。第四国际厌恶地驳斥政治假面具的种种状态，这种假面具迫使斯大林主义者——以前“第三时期”的英雄们，依次戴着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德国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种种面具出现，只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丑脸。第四国际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它自己的旗帜下出现的。它公开地向法西斯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提出自己的纲领。全世界的先进工人已经坚决地相信，只有在第四国标的领导下，才会推翻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和模仿者。 苏联和过渡时期问题 十月革命后建成了工人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生产资料的国有提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工人国家的机构在同时发生了彻底的退化：它从工人阶级的武器变成了对工人阶级采取官僚主义的暴力手段的武器，并且日益成为破坏国家经济的武器。一个落后而孤立的国家的官僚主义化和官僚机构变成一个十分强大的特权阶级制度的现象最令人信服地驳斥──不仅是在理论上，而且这一次是在实践上──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因此，苏联是可怕的矛盾的体现。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退化的工人国家。对苏联的社会诊断就是这样。政治预测具有非此即彼的性质：要么是日益成为工人国家中世界资产阶级机构的官僚阶级推翻新的所有制形式而把国家拉回资本主义，要么是工人阶级粉碎官僚阶级而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第四国际各支部看来，莫斯科审讯不是意外，也不是克里姆林的独裁者个人疯狂的结果，而是热月政变的合法产物。审讯是从苏维埃官僚阶级内部的无法忍耐的冲突产生的，而这种冲突又反映了官僚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内部日益加深的对立。审讯的血腥的“异想天开的”性质说明了矛盾的激烈程度并且还预示结局的迫近。 拒绝回莫斯科的前克里姆林驻外代表的公开言论无可辩驳地以其独特方式证实官僚机构中间存在各式各样的政治思想；从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如伊格纳斯·里斯）到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如F.布登科）。在官僚机构内只占少数的革命者反映了（虽然是消极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利益。法西斯反革命分子人数不断增加，他们越来越一致地表现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这些未来的买办不无理由地认为，只有以吸收“西方文明”（即资本主义）的名义，反对国有化、集体化和垄断对外贸易，新的统治阶层才能保障他们的特权地位。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中间、趋向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各式各样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自由主义的流派。 即使在所谓“无阶级”社会的下层群众内部，无疑也存在着与官僚机构内部所存在的完全一样的集团，只是表现得不那么鲜明而且人数不多，自觉的资本主义趋势主要是集体农庄的繁荣部分的特色，突出代表的只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但是这个阶层为自己提供了发展积累个人财富而使人们普遍贫困的小资产阶级趋势的广泛基础，并且受到官僚机构的有意识的鼓励。 今天主要变成了斯大林的拿破仑主义集团的热月党人式寡头们依靠恐怖方法苟延残喘，他们居于这个对立日益加深的制度的顶端，越来越妨碍社会的平衡。最近的审判阴谋是为了打击左派。对于清扫右翼反对派的领袖说来，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从官僚机构的利益和趋势看来，老布尔什维克党的右翼集团是一种左的危险。拿破仑主义集团由于同样害怕它自已的布登科类型的右翼盟友，为了自我保存而被迫把老布尔什维克一代几乎全部处决，这个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革命传统在群众中间的活力以及群众的日益加深的不满。 西方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昨天刚鉴定莫斯科审讯是地道的真货色，今天就一再坚持说“苏联既没有托络茨基主义，也没有托洛茨基分子了”。但是，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所有清洗都是在恰好是同这种危险作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如果我们把“托洛茨基主义”当作一个完全的纲领（甚至更贴切一些，当作一个组织）来检验，那么毫无疑问，“托洛茨基主义”在苏联是极为羸弱的。但是，它的不可毁灭的力量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它不仅表现了俄国工人阶级革命传统，而且表现了今天俄国工人阶级的实际反抗力量。从克里姆林集团的观点看来，工人所蓄积的对官僚机构的社会仇恨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它完全有理由极为害怕工人的深刻而没有表示出来的愤怒与第四国际的组织之间的联系。 消灭旧布尔什维克一代以及中间一代和青年一代的革命代表起了破坏政治平衡的作用，使这种平衡更有利于资产阶级右翼、官僚机构和它在全国各地的盟友。我们可以预料他们，也就是右翼，在下一个阶段会作更坚决的努力来修正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使它更接近于法西斯形式的“西方文明”。 这种前景使“保卫苏联”问题具有了有推进作用的具体内容，如果明天资产阶级法西斯集团（比如布登科派）企图夺取政权，“里斯派”必然会在街垒对面排成阵势。虽然它会暂时成为斯大林的盟友，但是它保卫的不是拿破仑主义集团而是苏联的社会基础，即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来的财产变成国家的财产。如果事实证明“布登科派”是希特勒的盟友，那么“里斯派”就会在国内以及全世界保卫苏联不受军事干涉。任何其他做法都是背叛行为。 虽然因此不容许事先否认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与官僚机构的热月党人一派建立“统一战线”，来对付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公开进攻，苏联的主要政治任务仍然是推翻同样的热月党人官僚机构。它多统治一天，将有助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基础，并且增加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正是在这一方面，共产国际作为斯大林集团的代理人和同谋者扼杀了西班牙革命和瓦解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士气。 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官僚机构的主要力量不在它本身，而在于群众的失望，在于他们缺乏新的前途。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除了野蛮统治更无节制这一点以外，斯大林的政治机构与这种国家并没有两样），今天在苏联只可能进行准备性的宣传工作。正如法西斯国家的情况一样，国外的事件可能成为推动苏联工人革命高潮的动力。全世界的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今天是反对斯大林独裁的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有许多迹象说明，共产国际由于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中没有直接的基础，将比拿破仑主义集团和整个热月党人的官僚机构先垮台。 ※※※ 毫无疑问，苏联在为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压迫而斗争的旗帜下开始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打倒官僚机构的特权！打倒斯达哈诺夫运动！打倒苏维埃贵族和它的等级！对各种形式的劳动给以更为平等的工资！ 在争取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斗争中，开展争取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斗争。 官僚机构以希特勒—戈培尔式的普选权的鬼话代替了作为阶级机构的苏维埃。必须使苏维埃不仅恢复它的自由民主形式，而且恢复它的阶级内容。就如一度不容许资产阶级和富农参加苏维埃一样，现在必须从苏维埃中把官僚和新贵族清除出去。在苏维埃中，只容纳工人、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农民和红军军人的代表。 没有各苏维埃政党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工人和农民将通过他们自己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们承认哪些党派是苏维埃政党。 从头到尾修改经济计划以符合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必须恢复工厂委员会管理生产的权利。必须由一个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消费合作社来控制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改组集体衣庄以符合农庄劳动者的意志和利益！ 必须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官僚机构的反动的国际政策。公布克里姆林的全部外交文件。打倒秘密外交！ 一切由热月党人的官僚机构进行的政治审判必须从全部公开、任人争论和公平正的角度来重加审查。只有被压迫群众的革命起义获得胜利才能恢复苏维埃政权，并且保证它向着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只有一个党能够领导苏联群众起来叛乱──那就是第四国际的党！ 打倒该隐[3]般的斯大林官僚集团！ 苏维埃民主万岁！ 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反对机会主义和无原则的修正主义 法国里昂·布鲁姆的党的政治活动再一次证明，改良主义者甚至从最悲惨的历史教训中，也吸收不到任何东西。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生搬硬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结果走向同一下场。在不过几十年内，第二国际就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纠缠到了一起，成了它的一部分，并且正在同它一起腐烂下去。 在资本主义危机肯定使无产阶级革命列入日程的时候，第三国际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共产国际今天在西班牙和中国的政策──即奉承“民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证明，共产国际同样没有能力吸取任何进一步的教训或者是有所改革。在苏联成了一支反动力量的官僚机构不可能在世界上起革命作用。 一般说来，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在法国，里昂·石乌的工团主义官僚机构早就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资产阶级代理机构。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脱下了它的革命外衣，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战车上的第五个车轮。 以伦敦局为中心的介于中间的中派组织只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国际的一个“左翼”附属物。他们表现得完全没有能力弄清政治形势的来龙去脉，并且从中得出革命的结论。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它们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它在革命条件下证明完全没有能力走革命路线。 ※※※ 多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遭到的惨败注定官方组织要更为保守，同时驱使失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去追求“新方式”。在反动和衰退时期，总是四面八方出现各式各样的骗子，他们想要修正革命思想的整个路线。他们不从过去吸取教训，反而“抛弃”过去。有些人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相矛盾，有些人宣布布尔什维主义垮台。有些人要革命理论为背叛革命理论的人的错误和罪行负责；有些人怪药不好，因为药没有保证药到病除，立见奇效。更大胆的人说是一定能找到一种万灵药，而要人们在找到这种万灵药以前停止阶级斗争。许多“新道德”的预言家准备借助于伦理上的顺势疗法来复活劳工运动。这些宣传家大多数还没有到战场上就成了道德上的病人。因此，在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故纸堆中埋藏已久的旧药方在改头换面称作“新方式”后，向无产阶级提了出来。 第四国际宣布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阿姆斯特丹国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国际作毫不妥协的斗争；此外斗争的对象还有：它们的中间派的卫星，不改革的改良主义，与国家政治保卫局结成联盟的民主派，没有和平的和平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对革命十分恐惧的革命者。所有这些组织都不是未来的保证，而是过去的衰败的残余。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会把它们化为灰烬。 第四国际不追求、也不发明万灵药。它完全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使人能够懂得现实，追究失败原因和有意识地为胜利作准备的唯一的革命理论。第四国际继承着最初告诉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第四国际清除了各式各样的骗子和不请自来的宣扬道德的老夫子。在一个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里，最高的道德是社会革命的道德。不论什么方法，只要能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加强对他们自己的力量的信任并且使他们更加愿意在斗争中作自我牺牲，都是好方法。不能容许的方法是：对被压迫者灌输对压迫者恐惧和顺从的情緖，破坏抗议和愤怒的精神，或者以领袖的意志来代替群众的意志，以强制来代替信仰以及以哗众取宠和阴谋陷害来代替对现实的分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出卖马克思主义以图利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正好相反的东西──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道德的死敌。 应该正视现实；不应该寻求进行最小抵抗的路线；实事求是；向群众说真话，不论情况可能多么糟糕；不要害怕障碍；对小事情就像对待大事情一样一丝不苟；以阶级斗争的逻辑作为纲领的基础，在行动的时刻到来时要勇敢——这些就是第四国际的章程。第四国际已经表明它可以逆流而行。临近的历史浪潮将把它推向高峰。 反对宗派主义 在无产阶级的历史组织背叛的影响下，在第四国际周围产生或者重又产生了某种宗派主义的情绪和各种集团。它们的基本态度是拒绝为今天所存在的那种局部和过渡性要求（即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和需要）斗争。对宗派主义分子说来，准备革命就意味着使他们自己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打算掉头不理“旧”工会，即千百万有组织的工人──仿佛群众能够设法生活在实际的阶级斗争条件以外似的！他们对于改良主义组织内部的内在斗争漠不关心——仿佛不过问群众的日常斗争就可以争取到群众似的！他们不肯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区别开来——仿佛群众可以用不着分辨出各方面的差别似的！ 宗派主义分子只能区别两种颜色：红色和黑色。为了避免引诱，他们把现实简化了。他们不肯把西班牙的两个战斗阵营区别开来，因为两个阵营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基于同样原因，他们认为有必要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他们否认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有原则区别，由于苏联官僚机构的反动政策，他们反对保卫十月革命所创造的新的所有制形式不受帝国主义侵害。他们由于无法接近群众，因此就大事指责群众没有能力接受革命思想。 这些没有思想的政客一般不需要以过渡性要求作为桥梁，因为它们不打算经过这座桥梁达到彼岸。他们只是呆在某个地方混日子，满足于翻来复去作千篇一律的肤浅空想。对他们说来，政治事件是一个发表评论、而不是行动的机会。由于宗派主义者一般说来就如各种犯错误的人和盼望奇迹的人一样，每走一步都被现实所动摇，他们生活在一种永远恼怒的状态中，抱怨“政权”和“方法”，总是沉迷在琐屑的计谋中。在他们自己的圏子里，他们一贯推行独裁制度。宗派主义在政治上的衰弱像影子一样，和机会主义的衰弱是相辅而行的，它没有显示革命的前景。在实际政治中，每一次在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宗派主义者都是同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同中间派联合起来的。 大多数依靠第四国际的饭桌上偶而掉下的面包屑过日子的宗派主义团体和集团都以一种“独立的”组织形式存在，它们尽管抱负很大、成功的希望却十分渺茫。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听任这些团体自生自灭，不想为它们浪费时间。但是在我们自己队伍里也有宗派主义倾向，并且对于各支部的工作产生了极有危害的影响。此后哪怕是一天也不可能再同他们有任何妥协。奉行正确的工会政策是参加第四国际的基本条件。不去寻求和找到接近群众的道路的人不是战士而是对于党的沉重负担。制订纲领不是为了编辑部或者讨论俱乐部的领袖们，而是为了千百万人的革命行动。从第四国际的队伍中清除宗派主义和不可救药的宗派主义分子是革命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开辟通向女工的道路！ 开辟通向青年的道路！ 西班牙革命的“领袖们”策动的革命的失败、法国人民阵线的可耻的破产以及对莫斯科的审讯骗局的揭发——这三个事实共同给予了共产国际以无可弥补的打击，而且附带给了它的盟友——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严重创伤。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组织的成员立即就会投向第四国际。老的一代在遭到惨败以后会大批脱离运动。此外，第四国际肯定不会努力使自已变成一个革命伤兵、失望的官僚和野心家的避难所。相反地，为了防范目前在旧组织机构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小资产阶级人物大批参加我们的党，必须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对于并非工人的候补党员、特别是前官僚分子的候补党员，延长他的候补期；在头三年不让他们担任任何负责工作等等。在第四国际中，现在和将来都不容以往各国际的烂疮野心存身。只有那些愿意为运动生活而不是靠牺牲运动生活的人才能到我们这里来。革命工人应该感到自己是主人。我们的组织是向他们敞开着大门的。 当然，甚至在一度站到最前列的工人中间，也有不少精疲力尽和感到失望的人。至少在下一阶段，他们将仍然是旁观者。当一个纲领或者一个组织衰竭，负责其工作的一代人也随之衰竭。运动将被不对过去负责任的青年复活起来。第四国际特别注意无产阶级的青年一代。它的所有政策都是努力启发青年对他们自己的力量和未来的信心。只有青年的新的热情和进取精神能够保证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只有取得胜利才能使老一代人中的最优秀的人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来。过去是这样，将来也将是这样。 机会主义组织由于它们的根本性质主要集中注意工人阶级的上层，因此忽视青年和女工。但是资本主义的衰退最严重地打击了作为工资工作者和家庭主妇的妇女。第四国际各支部应该到工人阶级中最受剥削的阶层里（因此也就是到女工中间）去寻求支持的基础。在这里他们将发现无限的热忱、无私和准备牺牲的精神。 打倒官僚机构和野心！开辟通向青年的道路！面向女工！这些口号是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上大书特书的。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下来！ 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下来！ 怀疑派问道：但是，建立第四国际的时候已经到了吗？他们说，不可能“人为地”建立一个国际，国际只能从大事件中产生云云。所有这些异议只不过说明，怀疑派对于建立新国际是没有用处的。他们简直就什么也干不了。 第四国际已经从大事件中产生了，那就是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最大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在于旧领导的堕落和背信弃义。阶级斗争是不容中断的。对革命说来，第三国际继第二国际之后已经死亡。第四国际万岁！ 但是已经到了宣布第四国际成立的时候了吗？……怀疑派的言论还没有平静下来。我们回答说，第四国际没有必要“宣布成立”。它实际存在着而且在斗争着。它很弱吗？是的，它的队伍人数不多，因为它还很年轻。到现在为止，它们还主要是干部。但是这些干部是未来的保证。除了这些干部以外，在这个星球上不存在任何名副其实的革命潮流。如果说我们的国际人数还不多，它在理论、纲领、传统以及对它的干部的无可比拟的锻炼方面是很强的。谁要是在今天还看不见这一点，让他站到一旁去。明天，情况就会更明显。 第四国际今天已经理所当然地遭到斯大林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的憎恨。在任何人民阵线中它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存身的地方。它毫不妥协地与所有为资产阶级所左右的政治集团战斗。它的任务——取消资本主义的统治。它的目标——社会主义。它的方法——无产阶级革命。 没有内部民主就没有革命教育。没有纪律就没有革命行动。第四国际的内部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充分的讨论自由和行动的完全一致为基础的。 人类文化目前的危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在第四国际中团结起来的先进工人向他们指出了脱离危机的道路。他们提出了一个以无产阶级斗争中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斗争中的国际经验为基础的纲领。他们打起了一面纯洁无瑕的旗帜。 各国的男女工人们，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下面来。它是你们的就要来到的胜利的旗帜！ [1]古罗马解放肩奴隶所戴圆锥帽，共和政体的标志。——译者 [2]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旳起源》、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4页 [3]源出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四章，错杀其弟亚伯。——译者
托洛茨基：过渡纲领(193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四国际相关链接：托洛茨基《过渡纲领》另一译本 过渡纲领 托洛茨基(1938年) ·译者的话 ·一社会主义革命之客观的先决条件 ·二无产阶级及其领导 ·三最低限度纲领与过渡纲领 ·四按实际情形规定工资及按实际情形规定工时 ·五过渡时期的工会 ·六工厂委员会 ·七“业务秘密”与工人监督生产 ·八没收资本家个别集团的财产 ·九私人银行的没收与信用事业的国家化 ·十纠察队－自卫团－工人民兵－无产阶级武装 ·十一工农同盟 ·十二反对帝国主义与战争的斗争 ·十三工农政府 ·十四苏维埃 ·十五落后国家与过渡要求的纲领 ·十六法西斯国家中的过渡要求的纲领 ·十七苏联与过渡时期诸问题 ·十八反对机会主义与无原则的修正主义 ·十九反对教派主义 ·二十开辟到女工之路！开辟到青年之路！ ·二十一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底下来！ 译者的话 这本《过渡纲领》正式的名字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乃是世界托洛茨基派运动的最基本纲领文件。主要的起草人为托洛茨基。它是在1938年9月3日召开于瑞士某地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上全体一致通过的。 关于这个纲领的重要意义，托洛茨基在当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并非提供一个先验性的理论计划，而是将我们各个支部业已累积的经验做一个总结，并且在此一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出更宽广的国际远景。这个纲领是经过长期的事先讨论，或者，不如说，是经过了长长一连串的讨论，加以准备，并因此而得到保证的。它这次被大会接纳，代表着我们最重大的成就。第四国际目前是唯一的国际组织，它不但清楚地估计到帝国主义的诸股动力，而且以一个过渡性要求的体系来武装了自己，这些要求能够将群众统一起来，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 在这方面，我们今天仍然毋须添加一句话。值得谈谈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文件从它的草成与通过起，直到现在已将近过去三十四年。在这个相当长的，而且充满了革命和战争的激变的时期中，纲领的主要论点，尤其是它所规定的具体的要求和办法，是否全部都仍旧合适？是否不需要作任何修正？是否仍能作为一个有效的方针，指导全世界一切革命者去根除那垂死的资本制度的痛苦？ 关于这一点，我们想套用1872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给是年出版的德文本《共产党宣言》所写序文中的几句话，他们说：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作某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细节已经过时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力来加以修改。” 今天，当我们将三十四年前制定和通过的《纲领》重新出版，对它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便是马、恩对待《宣言》的看法和态度： 第一，确定它“一般的基本原理，整个说来至今还是完全正确”； 第二，说明某些“随时随地都要依照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的......那些措施”，亦即某些口号和要求，容或已不甚适用，应该根据新的经验，新的条件来加以补充； 第三，《纲领》本身则因已成为“历史文件”，任谁（即使作者自己）都没有权力去更改的了。 那末，究竟《纲领》上那一些口号要求应该补充与更改呢？要详尽地解答这个问题，在这篇简短的出版者说明里当属不可能。 第四国际历届大会（迄今为止，已经开到第九次）的主要决议，在不小意义内便是履行了这个使命的。不过在这里，我们当然不可能将所有这些文件一一介绍出来。（虽然我们也一定要将这些文件尽快介绍给读者们。）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一个重要补充，就是关于“无产阶级的武装”一节的。根据《纲领》，无产阶级要武装自己，必须而且只能经过“纠察队－自卫团－工人民军”这样一条道路；无产阶级的革命想取得胜利，则必须而且只能靠无产阶级以这样的方式武装起来。 这个立场，在第二次大战以后世界革命的新经验的检讨之下，本质上虽然仍旧正确，但形式上总已证明出不够了。因为有不少新出现的工人国家，它们的建立并非依照了我们《纲领》所标志出的正道，而是通过曲径而终于达到这条道路的。 如何把这些新经验补充到《纲领》中去，曾经成为第四国际中一切有思想的个人与团体所最关切的事。我们很早就根据中国的经验提出过意见。其它国家的朋友都曾对此提出过意见。譬如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美国托派），早在1963年提出了如下的正式主张： 在那由单纯民主要求开始而终于和资本主义本财产关系相决裂的革命道路上，由无地农民的和半无产阶级的力量来进行，为一个决心将革命推行到底的〔政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能够在摧毁与推倒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政权的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中所吸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它必须被自觉地结合进殖民地国家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战略之中。 如何把这个教训和建党战略结合起来，在第四国际中虽然尚未取得完全一致意见，不过，旧纲领上必须把这一点补充进去，却是一致的，而且事实上已经在补充了。 总之，我们这个《过渡纲领》，迄今为止，仍是世界各个革命团体所能提出与已提出的一切文件中之最正确者。它“不但清楚地估计到帝国主义时代的诸般力量”，而且确立“一个过渡性要求的体系”，它们是“能将群众统一起来，去进行夺取政权斗争”的。 因此，一切真想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革命者们，必须拿这个《纲领》作为行动指导，必须郑重其乎事地加以研究，必须切切实实地付之实行，而且必须要以献身精神去为它奋斗的。 不然，就是无聊的空谈家。 另一方面，不用说，我们的《纲领》和历史上其它伟大的革命纲领一样，绝对不是教条。如何坚持着正确的原则，随时随地依现有历史条件的转移而校正其实际运用的措施，同样是一切真正革命者的头等重要任务。不然，就是头脑僵化的官僚，或同样是无聊的空谈家。 我们谨以此《纲领》，呈献给既不愿做革命的空谈家，又不肯当“革命的”臭官僚的，真诚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而努力的年轻朋友们。 译者1972年5月1日 一社会主义革命之客观的先决条件 世界政治的整个形势，其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一个历史性的危机。 无产阶级革命之经济的先决条件，一般的已达到了资本主义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了。人类的生产力停滞不前。新的发明与改革已不再提高物质财富水平。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危机的条件之下，行情性的危机使群众承受越来越沉重的损失和痛苦。不断增长的失业又加深国家的财政危机并且破坏不稳定的通货制度。民主政府与法西斯政府一样，狼狈地从一个破产走向另一个破产。 资产阶级自身已找不到出路。在迫得以法西斯主义为孤注一掷的国家，资产阶级方闭着眼睛一直跌向经济的与军事的灾难里去。在历史上享着特权的国家里面，即，在资产阶级还能够在某一定期间内耗费国民的积累，而过着民主主义的奢侈生涯的国家（英、法、美等），一切资方的传统政党都陷于迷惘的境地，此种迷惘已经接近一种意志的麻痹症。“新政”[1]虽则在初期假作坚定，但它只是代表政治迷惘的一种特殊形式，而这种形式之产生，也只有资产阶级积累了无比财富的国度里才有可能。当前的恐慌远未走完它的路程，但它已表明“新政”的政策与法国人民阵线政策同样不能给经济的死巷开辟一个新的出口。 国际关系并没有出现一幅更好的图画，在资本主义的分崩离析日趋紧张的局面之下，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到了绝路，在这条绝路的尽头，个别的冲突与流血的地方骚乱（阿比西尼亚[2]、西班牙、远东、中欧），势必融合于横亘全世界的大火灾中。当然，资产阶级懂得新的大战对它的统治权是一个致命的危险。但这个阶级现在避免战争的能力比之1914年的前夜，更微乎其微了。 所谓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这一类空话，乃是无知或有意欺骗的产物。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先决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已开始有点霉烂了。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如果不在下一个历史时期内就发生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则有一个灾难将威胁全部人类的文化。现在问题归结到无产阶级，主要的还是归结到它的革命先锋队。人类历史的危机还原为革命领导的危机。 二无产阶级及其领导 无产阶级的经济、国家、政治及其国际关系已给社会恐慌折磨得奄奄一息了，这是社会处于革命直前状态（prerevolutionarystate）的特点。使革命无法从直前状态转变到革命状态的主要障碍物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机会主义性质；它在大资产阶级面前表现之小资产阶级的胆怯，以及与大资产阶级发生之无廉耻的关系，虽则大资产阶级已陷于垂死的痛苦之中。 在一切国家中，无产阶级均为一种深刻的不安所困扰。千百万群众一次再次地走进革命的道路。但是它们每次都被它们自己的保守的官僚机关所拦住。 西班牙的无产阶级自1931年4月以来已有多次英勇的尝试，企图把政权夺到它手里并操纵社会的命运。但它自己的那些党（社会党、斯大林党、无政府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3]），却各自依照自己的方法，尽一种制动机的作用。这便准备了佛朗哥的胜利。 在法国，“静坐”罢工的伟大浪潮，特别在1936年6月间，已显示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之热诚的决心。但负责领导的组织（社会党、斯大林党、工团主义派）却在人民阵线[4]的幌子下，得以（至少在暂时间）约束了并拦住了革命的潮流。 在美国，静坐罢工之空前的浪潮以及产业工会运动（C.I.O.）[5]的惊人的迅速增长，已不可辩驳地表明美国工人的一种本能的奋斗，这种奋斗要使它们自己提高到历史给予他们的那些任务的水准。但就在此地，那些负领导责任的政治组织，包括新建立的C.I.O.在内，也拚命去压抑及瘫痪群众的革命压力。 共产国际[6]之确定地走到资产阶级秩序方面去，它那遍及全世界，特别是在西班牙、法国、美国及其它“民主”国家中之无耻的反革命作用，已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产生许多特别的附加困难。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之下，“人民阵线”所实行的调和政策，势必使工人阶级变得无能，且给法西斯清除道路。 一方面的人民阵线——另方面的法西斯主义；这两者乃是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时的最后政治资源。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两种资源都是一种应急的东西。资本主义在法兰西共和国的红旗徽记之下与在德国国社党卍字形的标志之下，都同样地在继续腐烂。只有彻底推翻资产阶级才能打开一条出路。 群众所走的路向，首先由没落的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其次则由旧工人组织的叛卖政策来决定。在这两个因素当中，当然头一个是决定的：历史的规律，究竟强过官僚的机关。不管社会叛卖者的方法如何不同——由布鲁姆（Blum）[7]的“社会”立法到斯大林的莫须有的冤狱——它们将永不能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意志。往后随时间的进展，他们企图把历史车轮往后拉的绝望的努力，将更清楚地向群众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已变成了人类文化的危机，而这一危机只有第四国际才能解决。 三最低限度纲领与过渡纲领 下一个时期——一个从事鼓动、宣传与组织的革命的直前时期——的战略任务，在于克服革命客观条件之成熟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不成熟性（老一代的混乱失望；新一代的无经验）间的矛盾。我们必须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过程中去找到当前要求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纲之间的桥梁。这道桥梁应包括过渡要求（transitionaldemands）的整个系统，它们要由今天的条件中，且由工人阶级广大层份今天的觉悟中引申出来，一直到最后的结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 古典的社会民主党，在一个向上发展的资本主义时代中活动，它的政纲分成互相独立的两个部份：头一部分是最低限度纲领（minimumprogram），这一纲领将自己局限于在资产阶级社会体制内的改良，第二部份是最大限度纲领（maximumprogram），这一纲领承诺于未能确定的将来以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在最低限度纲领与最大限度纲领之间并没有可通的桥梁存在。而社会民主党实在也用不着这样的一道桥梁，因为社会主义这一个名词，在它只适用于休假日的讲词。共产国际却在资本主义的没落时代，开始追随社会民主党的旧路；而这个时候，一般说，已谈不到有系统的社会改良及民众生活水准的提高了；而且这个时候，无产阶级的每一认真要求，甚至连小资产阶级的每一个认真要求，都不可避免地要超过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及资产阶级国家的界限。 第四国际的战略任务，并不在于改良资本主义而在推翻它。它的政治目的是：无产阶级为要剥夺资产阶级财产而夺取政权。但对于一切策略的问题，即使是最小的和部份的，假如不加以最大的注意，要想完成这种战略的任务是不可思议的。无产阶级的各部份、各层份、各职业及各集团，都应该吸引到革命运动中来。目前这一时代的特色，并不是让革命政党放弃日常的工作，而是让这种日常工作能与革命的实际任务不可分离地一道而行。 第四国际并不抛弃那个旧的“最低限度”要求的纲领，只要这些要求至少保留它们中一部分重大的有效性。第四国际不倦地保护工人的民主权利及社会改良的胜利品。但它之进行这种日常工作，是在正确的实际的，也就是革命的远景范围之内。只因群众旧的、部份的“最低限度”要求与没落资本主义底破坏的、堕落的倾向相冲突——这是每走一步都要发生的——故第四国际提出一套过渡要求的办法，这套办法的实质，是在于那些要求将愈来愈公开和坚决地打击到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旧的“最低限度纲领”由过渡纲领来代替，而这个过渡纲领的任务就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而进行有系统的动员群众。 四按实际情形规定工资及按实际情形规定工时 在资本主义分崩离析的情况之下，群众继续过着一种被压迫的穷苦生活，且现在较任何时候还易于陷入赤贫的深渊。群众必须要保卫他们的一口面包，假如他们不能增加或改善它的话。在这里来列举那些个别的与部份的要求，既不需要也无机会，因为这些要求都是在具体环境——各国的、各地的、各个工会的——的基础上不断生长出来的。但有两个基本的经济方面的苦恼，其中概括地表现出资本制度日益增加的不合理，即：失业与高涨的物价，却需要有一般化的斗争口号和方法。 第四国际对资本家的政策，宣布不妥协的战争，这些资本家的政策大部份与他们的代理人——改良派的政策无异，它们的目的在将军国主义、经济恐慌、通货制度的解体以及一切其它资本主义在死亡的痛苦中所发生的灾难的全部负担，都加在劳苦群众的背上。第四国际要求一切工人都能就业和享受比较象样的生活条件。 无论通货膨胀及通货稳定都不能当做无产阶级的口号用，因为这两者只是一根棒子的两端而已。反对价格底飞跃的增长，尤其在战争迫近时它的生长带着更无约束的性质，要反对这种价格的增长，只有在按照实际情形规定工资的口号之下才有可能。这个口号的意义，就是集体的合同应保证：如消费品的价格增加，则工资同时自动增长。 无产阶级在自身有瓦解之虞的时候，不能容许一部分工人愈来愈多地变成慢性失业的赤贫者，这些人仅仅靠一个正在倒塌的社会的一点残羹来生存。就业的权利，是在一个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里面留给工人的唯一重大的权利。这个权利今天已一步一步地从工人身上剥去了。要反对失业，不管是反对“结构性的”抑或“行情性的”失业，现在与公共工程口号一道，提出按实际情行规定工时的口号，正是时候了。工会及其它群众组织，应该把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联结到相互负责的团结中。在这个基础上，那末一切现有的工作，就应该在一切现存的工人中分配，并与此相应，规定出工作周的长短。而每一个人的平均工资，则仍照从前每周工作所发给的一样。有严格保证的最低下限的工资，将随着价格的运动来转移。除此以外，任何其它纲领，在目前这个灾难的时期，都是不能接受的。 厂主和他们的律师将出来证明这些要求“不能实现”。而较小的，特别是破产了的资本家更加要引证他们的账簿。工人们绝对排斥这种结论和引证。问题并不在两种相反物质利益间的“常态的”冲突，问题是在防止无产阶级之趋于衰弱、败坏及瓦解。这个问题是一个唯一有创造力和进步的阶级底生死问题，同时也是人类未来的生死关键。假如资本主义不能满足那些要求，即，那些从资本主义自身产生的灾祸中不可避免要生长出来的要求，那末，就只好让它毁灭。“可能实现”或“不可能实现”，在这个情况下，乃是一个力量关系的问题，只有斗争才能决定。不管这斗争得到的当前切近的成就如何，经过这种斗争，工人们将会充份了解资本主义奴隶制有取消的必要。 五过渡时期的工会 在争取部份要求和过渡要求的斗争中，工人现在较之以往更需要群众组织：主要是工会。法国和英国工会运动的有力地增长，充份地驳倒了那些极左理论家的说教，那些理论家曾教训人们说：工会已“失掉它的用处”。 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在一切斗争中都站在最前线的战壕里，即使这些斗争仅仅涉工人阶级底最温和的物质利益或民主权利。他积极地参加到那些群众的工会里面，去增强他们，提高他们的战斗精神。他不可调和地反对任何想把工会隶属于资产阶级国家和用“强迫仲裁”来束缚无产阶级的企图，以及其它每一种警察监护权的形式（法西斯的也好，“民主的”也好）。只有站在工会内这种工作的基础上，才能胜利地作反改良派（斯大林官僚的改良派也包括在内）的斗争。教派主义者企图建立或保持一些小的“革命”工会，而这些工会就是党的再版，这表明他们实际上已放弃争取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斗争。现在必须确立这条坚定不移的规则：投降派一类人之离开群众工会而孤立，简直等于背叛革命，此种行为与第四国际的精神绝不兼容。 同时，第四国际绝对排斥并唾弃工会的拜物教，它是工联主义者及工团主义者的同一特性。 一，工会，就其任务、组织及征募会员的方式说，不应也不能提出一个完成的革命政纲，因此工会不能代替党。创立各国的革命政党，作为第四国际支部，乃是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 二，工会，即使是最有力的，它们所包容的人数也不过是工人阶级中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且其中还以较为熟练及报酬较优的层份占优势。工人阶级中较被压迫的大多数，只是在工人运动特别高涨的时期，才插话式地卷入斗争中。在这样的时机，必须为特殊目的而建立一些包容整个斗争群众的组织：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会、最后建立苏维埃。 三，一切过去的历史经验，连同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新鲜经验，都已证明，像这样只代表无产阶级上层组织的工会已发展一种与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妥协的强烈倾向。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时期中，工会的负责官僚为了使斗争变成无害，力图使自己成为群众运动的主人。这件事，在单纯的罢工斗争时期中，尤其在震撼资产阶级财产原则的群众静坐罢工的场合中已发生了。在战争或革命的时期，当资产阶级已陷于特别困境的时候，工会领袖往往变成资产阶级的部长。 因此，第四国际的各国支部，不仅应经常努力刷新工会的领导，在紧急关头，勇敢地、果决地提出新的富于战斗精神的领袖，以代替那些只会办例行公事的官僚和投机政客，且应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建立一些与群众反资产阶级社会斗争的任务更为切合的独立战斗组织；必要时就是与工会的保守机关来一个直接了当的分裂亦所不顾。满怀教派的虚构以背朝向群众组织固属罪戾，而消极地容忍革命的群众运动隶属于公开反动或假装“进步”的保守官僚派系之下，其罪戾亦不少。工会本身并非目的；它们只是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的手段。 六工厂委员会 在过渡时期中，工人运动并不是带着一种有系统的和极其平衡的性质，而是带着一种狂热的和爆炸的性质。一切口号和组织形式均应隶属于运动的指标。谨防以因循态度来应付变局，就像慎防一种疾病无异，领导者应敏捷地反映群众的创造精神。 静坐罢工（Sit-downstrikes）是这类创造精神的最新现象，它已走出“常态的”资本主义程序的界限之外。在罢工者的要求之外，暂时的占领工厂给那个偶像——资本主义的财产，以一记打击。每一次静坐罢工都以实际的方法提出这个问题：谁是工厂的主人，资本家还是工人呢？ 假如静坐罢工是插话式地提出那个问题，那末工厂委员会（factorycommittee）便给它以有组织的表现。由所有工厂的被雇佣者选举出来的工厂委员会，马上产生一种与工厂行政的意向相对抗的力量。 改良主义者评论其主子，称福特之流为“经济的保皇党”（economicroyalist）以区别于其它“善良的”“民主的”剥削者，我们反对这种区分。我们提出工厂委员会的口号，作为同样反对第一与第二两类剥削者的斗争中心。 工会官僚对工厂委员会的建立将加以反抗，这是他们一般的规律，正如他们在动员群众的道路上反抗每一个勇敢的步骤一样。 但运动的范围愈广则愈容易冲破这种反抗。在“和平”时期，凡是不公开工厂（closedshop，此种工厂乃专收容工会会员者，盛行于美国——译者）已成立起来的地方，工厂委员会形式上将和工会的普通机关相一致，但它将会更新它的成员且扩大它的机能。但工厂委员会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变成代表工人阶级中通常为工会所不能推动那些层份的富于战斗性的人员。正是从这些较被压迫的层份里，才会产生出最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队伍。 工厂委员会甫经出现，一种事实上的两重政权便在工厂中建立起来。由其实质上看来，它代表一种过渡的状态，因为它本身包含两种不可调和的政制：资本家的和无产阶级的。工厂委员会的根本意义正在这里，即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制之间，它们假如不是给直接革命时期开辟门户，也会给革命的前期开辟门户。工厂委员会这一观念的宣传既不早熟，也不虚矫，这一点已由蔓延于若干个国家的静坐罢工的浪潮充份证实了。这种形态的新的罢工浪潮在最近将来是不可避免的。那末就必须及时发动一个赞成工厂委员会的宣传运动，免得到时措手不及。 七“业务秘密”与工人监督生产 建筑在竞争与自由贸易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已完全过去了。它的继起者——独占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减轻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反之，还给它加上一种特别痉挛的性质。“统制”经济、由国家“监督”工业以及“计划”经济这种必要，现在至少在口头上，已差不多由一切当前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别，从法西斯到社会民主党，加以承认了。在法西斯方面，所谓“计划”经济主要的就是一个为军事目的“有计划”掠夺人民的问题。社会民主党准备以官僚的“计划”的小匙子来掏干无政府状态的汪洋。工程师及大学教授们大写其“技术政治”的论文。当他们胆小地作“调整”试验时，那些民主政府却碰到了大资本底无法征服的怠工。 那些“改良派”先生们，一走到托拉斯及其业务“秘密”的门限之前，便在虔诚的战栗中猝然站住，这种情形最恰当地表示出剥削者与民主“监督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在这里，业务的“不干涉”原则支配一切，个别资本家与社会之间来往的帐目，乃是资本家的秘密，而与社会无关。提出业务“秘密”这一原则的动机，表面上好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一样，是为了自由“竞争”。实际上那些托拉斯们彼此之间并无秘密之可言。目前这个时期的业务秘密是独占资本主义损害社会利益的整个阴谋之一部份。只要社会生产手段的私有主还能够把剥削、掠夺和混骗的奸谋瞒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则一切限制“经济保皇党”底专制权的计划，将永远成为可怜的滑稽戏。取消“业务秘密”是走向真正产业监督的第一步。 工人和资本家有同等权利去知道工厂、托拉斯、整个产业部门与国民经济全部的秘密。首先，那些银行、重工业及集中化了的运输业就得放在检查的镜子之下。 工人监督（workers’control）的直接任务应该把社会的借款及贷款、由个人的营业开始，加以分析；判定国民收入中被个别资本家以及全体剥削者所吞没的部份；揭露银行和托拉斯的幕后买卖和欺诈；最后，把因为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以及赤裸裸地追求利润而不自觉地浪费人类劳动力的真相，向一切社会的成员曝露出来。 没有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员能够实行这种工作，不管人们愿意赋给他的权力多么大。全世界的人都已看的清楚，罗斯福总统和布鲁姆总理没有任何能力来违抗他们本国的“六十家族”或“二百家族”的诡谋。打破剥削者的反抗需要无产阶级的群众压力。只有工厂委员会才能实施真正的生产监督，才能请到真诚献身于人民的专家；如会计师、统计学家、工程师、科学家等；这些人当然只是来作顾问并不是来做“技术统治者”。 反失业的斗争，假如不号召广大和勇敢地组织公共工程，便无从考虑。但公共工程对社会，和对失业者本身一样，只有当它们已成为一个适用于许多年的总计划之一部份的时候，才能有一种不中断和进步的意义。在这个计划的范围之内，工人就会要求把那些受恐慌打击而关了门的私人企业当作公众的事业，重新恢复起来。在这场合内，工人的监督就会代之以直接的工人管理。 即使定出一个极初步的经济计划——从被剥削者的观点来说，不从剥削者的观点来定——假如没有工人监督，也就是说，假如工人的眼睛不能够洞察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公开或隐藏的泉源，仍旧是不可能的。代表个别企业的各个委员会应举行大会，选出与各托拉斯、各整个产业部门、各经济区域以及最后整个国家产业相适应的各项委员会。这样，工人的监督便成为计划经济的一所学校。根据监督的经验，无产阶级将准备在那个可能实现的时间到来时，就直接管理国有化的工业。 有些资本家，主要是那些低一等的和中间的层份，有时会自愿地向工人打开他们的帐簿——他们往往拿这个来证明减低工资的必要——工人对这些资本家的答复，便是他们对个别破产者或半破产者的簿记并不感到兴趣，他们所感到兴趣的只是一切剥削者的总清账。工人们并不，而且也不愿意拿他们生活条件的水准来迁就个别资本家的困境，因为这些资本家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制度的牺牲品。工人的任务是要在一个更高尚和行得通的基础上，改组全部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假如业务机密的取消，是工人监督的必要条件，则工人监督便是走向以社会主义指导经济这条道路的第一步。 八没收资本家个别集团的财产 没收财产的社会主义纲领，亦即政治上推翻资产阶级并消灭其经济统治权的社会主义纲领，在目前的过渡时期当中，绝不应阻碍我们于时机许可时，提出要求去没收工业中若干维系民族生存的重要部门或者没收最有寄生性的资产阶级集团的财产。 就这样，对于那些民主派先生们关于美国“六十家族”或法国“二百家族”底独裁所作的可怜的怨诉，我们便提出没收这六十个或二百个封建式资本主义大君财产的要求来加以答复。 恰恰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们要求没收那些在战争工业、铁路以及极重要的原料来源等方面握有垄断权的大公司的财产。 这些要求与昏头昏脑的改良派底“国有化”口号之间有如下的区别：一，我们拒绝赔偿；二，我们提醒群众提防人民阵线的煽动家，这些煽动家奢谈国有化，而实际上仍是资本家的代理人；三，我们号召群众只依赖他们自己的革命力量；四，我们把财产没收问题，与工农夺取政权问题连系起来。 财产没收这个口号不仅要在我们的宣传中以较为全面的方式来提出，而且要在日常鼓动（agitation）过程中以部份的形式来提出，这样提出的必要性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各种不同工业部门的发展水准各不相同，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不相同的地位，而且要经过不同阶段的阶级斗争。只有发生了全面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潮，才能把没收全部资产阶级财产提上议事日程。过渡要求的任务就是准备无产阶级去解决这个问题。 九私人银行的没收与信用事业的国家化 帝国主义的意义就是金融资本的统治。银行与托拉斯、辛迪加一起，而且时常高居他们之上，把经济的实际指挥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就它们的结构说，银行以一种集中形式表现了现代资本的整个结构；它们使各种垄断的倾向和无政府的倾向结合起来。它们组织起新奇的技术、巨大的企业、强有力的托拉斯；也组织了高物价、经济恐慌和失业。如果银行的指挥地位仍留在掠夺性的资本家手里，那么在反对垄断的横暴和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这两者的破坏工作是互相补充的——的斗争中，就不可能采取任何一个重大的步骤。为了依照一个符合全民利益的合理计划而建立一个投资和信用之统一化的制度，必须将所有银行合并成单一的全国机构。只有没收私人银行并集中整个信用事业在国家之手，才能提供国家的经济计划以必须的和实际的，即物质的资源——不仅是纸上和官僚式的。 没收银行绝不包含没收银行存款的意思。相反，单一的国家银行能够给小存款者以比私人银行远较有利的条件。同样，只有国家银行才能给农民、小店主、小商人提供有利的条件。即：低利贷款。不过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经济——首先是大规模的工业和运输——由一个单一的金融机构指挥的情形下，将会给工人和其它一切其他劳动者以真实的利益。 但银行国家化，只有当国家政权本身由剥削者之手完全转到劳动者之手，才能产生这些有利的后果。 十纠察队－自卫团－工人民兵－无产阶级武装 静坐罢工是群众方面发出来的一个严重的警告，这个警告不仅是对资产阶级，同时也是对工人的组织（包括第四国际）而发。1919－1920年意大利工人依照他们自己的创意占据了工厂，这样便给他们的“领袖”送来一个社会革命就要到来的信号，那些“领袖们”对这信号不屑一顾。结果是法西斯主义的胜利。 静坐罢工不能说是意大利式的工厂占据；但它们是走向这样占据的一个决定的步骤。目前的恐慌能够把阶级斗争弄得极度紧张，且使它更迫近于总解决的时刻。但这并不是说一个革命情势指顾间便可到来。实际上它的到来是由一连串的震动表现出来的。这些震动之一便是静坐罢工的浪潮。第四国际支部当前的问题，就是在如何帮助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去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般性质和节拍，并及时地以更果决和富于战斗精神的组织手段，去使群众斗争获得成果。 无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意味着资本家方面反攻方法的尖锐化。静坐罢工的新浪潮，能够唤起而且毫无疑义地要唤起资产阶级方面的坚决的对策。大托拉斯的机密参谋部已把准备工作做好了。假如再不留意这些阴谋使革命组织与无产阶级再受到不意的打击，那可就悲惨极了！ 无论哪里的资产阶级都不以正式的警察和军队为满足的。在美国，甚至在“和平”时期，资产阶级也要在工厂中维持一批军事化的罢工破坏队以及私人的武装打手。除此之外，目下还要加上美国式纳粹党的各种各式的集团。法国资产阶级在危机初次迫近的时候，便动员了那些半合法和非法的法西斯队伍（包括军队中的这一类队伍）。英国工人压力刚刚再度变得强了一点，摩斯来爵士的队伍便两倍，三倍甚而增加到十倍，从事向工人作流血的进攻。资产阶级自身已很精确的知道这一件事，即，在目前这一时期中，阶级斗争是不可抗拒地倾向于转变自身为内战。意大利、德国、奥国、西班牙以及其它国家的例子，给大资本家及其仆役的教训，较给无产阶级官式领袖的教训大得多。 第二[8]及第三国际的政客与工会的官僚一样，对资产阶级的私家军队自觉地闭上眼睛；因为不如此，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同盟便连二十四小时也不能维持。这些改良派有系统地将这种观念移植到工人的精神中去，即，在资产阶级全身武装起来而工人们手无寸铁的时候，民主政治的神圣就有了最好的保障。 第四国际的义务便是要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奴颜婢膝的政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包括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党、无政府党，他们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越叫得响亮，则在实际上越是卑鄙地向法西斯投降。只有那些感到有千百万劳苦群众作后盾的工人武装战斗队，才能够有效地打胜法西斯的队伍。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并不是在自由派的编辑室中，而是在工厂中发动，并且在街道上结束。工厂中的罢工破坏队和私家配枪打手是法西斯军队的基本核心。罢工纠察队（strikepickets）则是无产阶级军队的基本核心。这便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必须连系着每一个罢工和街头示威，宣传建立工人自卫团（workers’groupsforself-defense）的必要。必须把这个口号写在工会革命派的纲领上面去。而且只要有可能的地方，便必须从青年团体开始着手组织自卫队；训练他们熟习于武器的使用。 群众运动来一个新的高潮，则不仅应能增加这些队伍的数目，且应按照邻属、城市、区域把它们统一起来。工人运动对那些工贼、匪党和法西斯的正当的仇恨，必须给以组织上的表现。必须提出一个工人民兵（workers’militia）的口号，以作为工人组织、集会及出版之不可侵犯性的一个认真的保障。 只有借助于这样有系统的、坚执的、不懈的、勇敢的又经常站在群众本身经验的基础上的鼓励和组织工作，才能从他们的意识中，把驯服和消极的传统连根拔除；才能够训练出一些足以向一切劳苦群众示范的英雄的战士队伍；才能够使反革命的武装歹徒们遭受的一系列的策略性的挫败；才能够提高被剥削者及被压迫者的自信心；才能够在小资产阶级眼前挫抑法西斯主义的气势并开辟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 恩格斯曾给国家下一个定义为“配武装者”的集团。无产阶级的武装是与它的解放斗争伴随而生的一个必然的因素。无产阶级决心要武装的时候，它便会找寻到武装的道路和手段。而这一方面的领导权也天然的落在第四国际各个支部的身上。 十一工农同盟 工人在农村中的战友和伙伴，便是农业劳动者。他们是同一阶级的两部份。他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产业工人的过渡要求纲领，只要在某些地方稍作更改，也就是农业无产阶级的纲领。 农民代表另一个阶级：他们是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由种种不同的层份形成：由半无产阶级以至剥削份子。根据这一点，产业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就是要将阶级斗争推广到农村中去。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在它的同盟者和它的敌人之间画出一条分界线。 每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特性，在农民的且多少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工匠及小老板）的境况里表现的最奇特。这些阶级，不管在数目上如何强大，实质上总是代表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残余。第四国际各支部应尽可能具体地订出一个关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过渡要求的纲领，而这一纲领应适应各自国家的条件的。进步的工人应学会对他们的未来同盟者所提出的问题，作明确和具体的答复。 虽然农民是一个“独立的”小生产者，他们却需要低利的信用贷款，需要以他所能支付的价钱而买到的农业机械和肥料，需要有利的运输条件以及需要给它的农产品以一个公正的市场的组织。但那些银行、托拉斯、商人却从各方面来掠夺农民。只有农民自己，在工人的帮助之下，才能够抑制这种掠夺。小农选举的委员会应在全国舞台上出现，且应与工人委员会和银行雇员委员会联合在一起，把对农业有关的运输、信用及商业活动的监督权夺到他们手中。 大资产阶级虚伪地引用工人的“过火”要求，巧妙地把商品价格问题转变成一个楔子，插入工人与农民以及工人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与产业工人、公司职员及政府雇员不同，他们不可能要求工资按物价的增加而增加。政府反对物价高涨的官式办法只是对群众的一种欺骗。但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却可以以消费者的资格和工人一起闯进有关规定物价的政治活动中。对于资本家们关于生产费用、运输及交易费用的悲叹，消费者可答复说：“拿出你们的帐簿给我们看；我们要监督价格的规定。”这种监督的机关应该是物价委员会（committeesonprices），而这个委员会则由工厂、工会、合作社、农民组织、城市的“小百姓”、家庭妇女等派代表成立。利用这个手段，工人便可以向农民证明，物价高涨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在工资抬高，而是在资本家的超额利润以及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过度浪费。 制定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时，应把没收小农财产以及强迫他们集体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农民将仍旧是他的一块土地的所有主，只要他还相信是一件可能的和必要的事。为了在农民中恢复社会主义纲领的令誉，必须毫不留情地暴露斯大林派集体化的办法，这些办法的推行，并不是为着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为着官僚的利益。 剥夺剥夺者的意思，并非指强迫没收手工业者和小老板的财产而言。相反的，工人监督银行和托拉斯，甚至把这些企业国有化，能够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信用贷款、购买及发卖创造较他们在无管束的独占企业支配下可能获得的无比有利的条件。对私人资本家的依赖将代之以对国家的依赖。劳苦群众越是坚强地把国家操纵在自己手里，那么这个国家将愈加顾及它的小合作者和代理人的需要。 被剥削的农民之实际参加种种不同经济领域的监督，将让他们自己去决定：究竟改行土地的集体耕作，对他们是否有利；在什么时候实行，以及实行怎样规模的集体化。当农民在这条道路上迈进时，产业工人应该经过工会、工厂委员会以及最重要的，经过一个工农政府，向农民表示每一步的合作，他们应视此合作为当然的义务。 无产阶级并不是向一般的“中等阶级”而是向城乡小资产阶级中的被剥削层份提议建立同盟，以反对一切剥削者，包括“中等阶级”的剥削者。这一同盟绝不能基于强迫，只能基于自由的赞同，而这种赞同应由一个特别的“协定”使之巩固起来。这个“协定”也就是双方自愿接受的过渡要求的纲领。 十二反对帝国主义与战争的斗争 整个世界形势，以及由此而生的个别国家内部政治生活，都给战争的威胁笼罩了。一个逼近的灾难，已给人类中最广大的人群带来强烈的忧惧。 第二国际有恃无恐地重复它在1914年的可耻的政策，因为今天，在沙文主义中奏第一把提琴的乃是共产国际。只要战争的危机一有了具体的轮廓，斯大林主义者便远远地追过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立即成为所谓“保护祖国”的喧嚣的鼓噪者。因此，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便完全落在第四国际的肩上。 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关于这个问题的政策，已有系统地写在国际书记局的提纲中（1934年发表之《战争与第四国际》），这种政策今天还保有它的全部效力。在下一时期，一个革命政党要想取得胜利，首先得依赖它对于战争问题的政策。一个正确的政策由两个要素构成：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采取不可调和的态度与能够把党的政纲放在群众本身经验的基础上的能力。 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利用战争问题——较其它任何问题都多——以抽象的名词、概括的公式、残缺的词句来欺骗群众：“中立”，“集体安全”，“武装保卫和平”，“国防”，“反法西斯斗争”等等。所有这些公式归根结底还是还原到这一事实：战争问题，即人民的命运，已落在那些用尽阴谋诡计以反对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他们的统治参谋部、他们的外交部、他们的将军的手里。 第四国际深恶痛绝地排斥所有这些抽象的观念：“光荣”、“血统”、“种族”。这些抽象观念在民主阵营中和在法西斯阵营中起着同样的作用。但深恶痛绝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以测验的标准、口号和要求去帮助群众辨明这些招摇撞骗的抽象观念之具体内容。 “裁军吗？”——但全部问题在于谁裁谁的军。唯一足以避免或阻止战争的裁军，便是工人裁资产阶级的军。但要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工人必须武装自己。 “中立吗？”——但无产阶级却绝不愿在中日战争或苏德战争中守中立。“那末这个意思就是要保护中国和苏联吗？”当然！但保护并不是靠那些要把中国和苏联通通扼死的帝国主义者。 “保护祖国吗？”——但资产阶级把这个抽象观念了解为保护它的利润和赃物。假如我们首先把我们本国（资本家）的手脚捆起来不让他们去侵犯人家的祖国；假如我们国内的工农已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假如国家的财富已从区区的少数人手中转入人民的手中，又假如军队已变为被剥削者而非剥削者的武器；我们就准备保护祖国以抵抗外国资本家。 必须把这些基本观念分解得更具体更细致，而且要按照事变的进程以及群众思想的趋向来加以解释。此外，还必须严格地把外交官、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的和平主义，与木匠、农业工人、女佣的和平主义区别开来。前者的和平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个烟幕；后者是不信任帝国主义的一种混乱的表现。当小农或工人谈及保护祖国时，他们的意思就是保护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人相同的家庭以抵御侵略、炸弹和毒瓦斯。资本家以及他的新闻记者把保护祖国了解成为抢夺殖民地和市场，贪婪地增加各该“国家”在世界收入中的一份。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和爱国主义从头到尾是一种欺骗。在被压迫者的和平主义甚至爱国主义中，却有这些成份，即：一方面是对那破坏性的战争之仇恨，另方面又是对他们自以为于己有利的事物之执着——这些成份，我们都必须懂得怎样去把握住以便做出必须的结论。 第四国际以上述这些见解为其出发点，支持每一个要求，即使是不充份的要求，只要这种要求能在某种程度把群众引到积极的政治活动中去，能唤醒他们对资产阶级阴谋诡计的批判并增强他们对这种阴谋诡计的监督。 例如，我们的美国支部便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对在宣战问题上进行全民投票的建议，采取了批评的支持。毋须说，任何民主改革本身都不能阻止统治者去挑动战争，当这些统治者要战争的时候。必须对这一点提出明白的警告，不过群众对全民投票的建议虽存有幻想，但他们拥护全民投票却反映出工农对资产阶级政府及国会的不信任。不支持幻想，不纵容幻想，我们却要尽一切力量支持被剥削者对剥削者底进步的不信任。全民投票的运动愈是广泛地展开，则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将愈会迅速地离开它；共产国际底叛徒将愈会彻底地丧失其声誉；而群众对帝国主义的不信任将愈会尖锐。 从这个观点出发，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从十八岁起无论男女都有选举权。凡是明天要被召去为祖国而死的人今天就应该有权投票。反战争首先就应以青年底革命的动员开始。 必须从各个角度来阐明战争问题，看当时战争问题在哪方面影响到群众，就从哪方面来说明。 战争是一宗大买卖，尤其对军事工业是如此。因此，这些“六十家族”便是头等的爱国者和首要的战争挑拨者，工人监督军事工业是反对战争“制造者”斗争的第一步。 对于改良派的口号，征收军事工业利润税，我们以没收军事工业利润以及没收军事工业奸商财产的口号来对抗。在军事工业已“国有化了”的地方，如法国，则工人监督的口号保有全部的效力。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政府与对个别资本家同样地不信任。 不给资产阶级政府以一个人与一个铜元！ 不要军备计划，但要有用的公共工程计划！ 工人组织应完全脱离军队警察的控制！ 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从那些贪得无厌的、无情的、背着人民玩弄阴谋的帝国主义者手中夺回他们对人民命运的操纵权。 根据这一点我们要求： 完全废除秘密外交，一切条约和协议必须对一切工人和农民公开； 在工农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之下，实行工农的军事训练和武装； 设立军事学校，以便将那由工人团体选出的劳动者训练成为司令员； 以民兵代替常备军，此民兵应与工厂、矿山、农场等不可分离地连结在一起。 帝国主义战争是资产阶级贪婪政策的继续和尖锐化。无产阶级的反战斗争是其阶级斗争的继续和尖锐化。战争的开始，改变了各阶级间斗争的形势，且部份地改变了它的手段，但并没有改变目的和基本路线。 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支配着全世界。因此照其基本性质看来，未来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而国际无产阶级政策的根本内容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在这个斗争中基本的原则是：“主要的敌人在你们自己国内”，或“你们自己（帝国主义）政府的失败祸害较少”。 但并非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事实正相反，大多数还是帝国主义的受难者。有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将无疑要利用战争来挣脱奴隶的枷锁。他们的战争可不是帝国主义的，而是具有解放意义的。国际无产阶级的责任在于帮助被压迫国家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同样的责任，也适应于对苏联或者在战前战时可能产生的任何其它工人政府的援助，每一帝国主义政府在同工人国家或殖民地国家的战争中遭受失败，都是祸害较少。 不过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不能经过他们本国政府来援助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不管那两国在这一时期内的外交与军事的关系如何。假使两政府那时正缔结着暂时的、其本质是不可靠的联盟时，则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继续站在本国政府之阶级反对派立场上，用自己的方法——国际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援助那非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不仅进行鼓动反对他们那不可靠的同盟者，而且鼓动在殖民地建立工人国家；有时要实行抵制与罢工，有时则放弃抵制与罢工等。） 在战争中援助殖民地国家或苏联，无产阶级丝毫不与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或苏联的热月官僚相结合。相反的，他们要对这两者都保持政治上的完全独立。革命的无产阶级给进步的与正义的战争以助力，可赢得殖民地和苏联工人的同情，可增强第四国际在那些地方的威望与影响，且增强它的力量，俾得推翻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与苏联的反动官僚制度。 在战争爆发之始，第四国际的支部将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孤立：每一个战争都是冷不防地加在全国群众的头上的，且推使他们站到政府机关方面。国际主义者必须逆流前进。但新的大战所带来的灾害与贫穷将在头几个月之内就远超过1914－1918年的流血恐怖，这会很快使人清醒。群众的不满及其反抗将飞速增长。第四国际的支部将站在革命浪潮的前头。过渡要求的纲领将获得迫切的实现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将全部毕现。 在未把人类弄得枯竭或浸没在血泊中之前，资产阶级用民族仇恨和种族仇恨的毒气来污浊世界的大气。今天的反犹太运动，就是资本主义临死痛苦之更恶毒的痉挛之一。 把种族偏见的根源以及各式民族自大和沙文主义的，特别是反犹太运动的内幕加以不可调和的揭露，应该成为第四国际各支部日常工作之一部份，且是反帝国主义和反战争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基本口号仍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十三工农政府 “工农政府”的公式，第一次出现于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鼓动中，在十月革命之后则被确定地接受。最终说来，它只是代表已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通俗的名称。这个名称的意义主要是在于它着重地指出了构成苏维埃政权基础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同盟的观念。 当不肖门徒们的共产国际妄想恢复那个已为历史埋葬了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时，他们给“工农政府”的公式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纯“民主的”亦即资产阶级的内容，拿它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坚决排斥这种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来诠释的“工农政府”的口号。他们过去认定，现在也认定无产阶级的党如拒绝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界限，则它和农民的同盟，便干脆成为资本家的一根支柱，正如1917年的孟什维克[9]和社会革命党[10]，1925－27年中国共产党以及现在西班牙、法国及其它国家中“人民阵线”的情形一样。 从1917年四月至九月，布尔什维克要求社会革命与孟什维克跟自由资产阶级破裂，并把政权夺到他们的手中。在这个条件之下，布尔什维克党答应在反对资产阶级时候，给予那些充当工农底小资产阶级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以革命的援助，但绝对拒绝加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政府，或替这个政府负政治的责任。假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真的和立宪民主党（自由派）以及国外帝国主义破裂，则他们创立的“工农政府”便只有加速和便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但正因为这一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领导人才出全力来反对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府。俄国的经验已经证明，而西班牙及法国的经验又再度证明：即使在很顺利的条件之下，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党、无政府党）也不能够建立一个工农的政府，即，不能建立一个脱离资产阶级而独立的政府。 但布尔什维克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提出的要求“和资产阶级破裂，把政权夺到你们手中！”对群众已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之顽固的不愿夺取政权，在七月那些日子当中，暴露的太厉害了，因此在群众的舆论之前，确定地宣告了他们的死刑并准备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 第四国际的中心任务是把无产阶级从旧派领导中解放出来，这种旧派领导的保守主义，与正在瓦解的资本主义底破局的大爆发完全矛盾，它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主要障碍。第四国际控告那些无产阶级传统组织的主要罪状便是它们不愿和资产阶级底政治的半死尸割裂开来。在这种条件之下，有系统的向那个旧派领导提出要求：“与资产阶级破裂，夺取政权！”就是暴露第二第三及阿姆斯特丹国际[11]底叛卖性质的最重要的武器。因此“工农政府”的口号之能得到我们同意，只有按照它于1917年被布尔什维克提出时的意义，即，把它当作反资产阶级和反资本主义的口号，而绝不是按照后来不肖门徒所给予它的那种“民主的”意义，把它从一座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梁改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物。 我们要求一切以工农为基础且以工农名义发言的政党及组织，在政治上和资产阶级破裂且走向为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答应予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反动以全部的支持。同时，我们围绕在那些过渡要求的周围，进行不懈的鼓动。这些过渡要求，按照我们的见解，应该构成“工农政府”的政纲。 由那些传统的工人组织来产生这样的政府是可能的吗？上面已经说过，过去经验证明：这是极度靠不住的。但人们却不能事先便绝对否认它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完全例外的条件（如战争失败，财政破产，群众革命的压迫）的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政党，包括斯大林党，也会出乎他们的意愿之外，沿着与资产阶级破裂之路走的更远一些的。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不容置疑的：即使某时某地这种极度靠不住的变态变成现实而依照上述意义的“工农政府”被建造起来，它也只是代表真正无产阶级独裁道路上的一个短促的插话而已。 但我们毋须多事猜测。围绕着工农政府口号的鼓动，在一切情形下都保有一个巨大的教育价值。而且（它之所以保有这种价值）并不是偶然的。这个一般化的口号完全是循着我们这个时代底政治发展的路线（旧资产阶级政党的破裂和解体，民主制的塌台，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工人之加速地走向更积极和攻势的政治活动）提出来。因此这些过渡要求之每一个要求都引得到一个同一的的政治结论：工人们必须和一切资产阶级的传统政党破裂，以便联合农民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 想事先预见到群众革命底动员的具体阶段是不可能的。第四国际的支部应该在每一个新阶段上，以批判态度来确定自己的方向，提出一些口号去帮助工人争得独立的政治活动，加深这些政治活动的阶级性，破除改良主义及和平主义幻想，加强先锋队与群众的联系，以及准备以革命夺取政权。 十四苏维埃 上面已经说过，工厂委员会是工厂内部底两重政权的要素。因此，它们的存在只有在群众不断增长压力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这种条件对反战斗争的特殊群众团体、物价委员会以及运动中其它一切新的中心言，也同样真实，因为这些团体甫经出现就证明阶级斗争已溢出无产阶级传统组织的界限之外了。 但这些新的机关中心很快便会开始感到它们不够和缺乏团结力。在保留资产阶级政制的条件之下，任何过渡要求都不能充份实现。同时，社会危机的加深，不仅增加群众的痛苦，而且还增加他们的焦急、坚持和压力。被压迫群众中越来越新的层份会抬起他们的头来，带着他们的要求前进。从来不蒙改良派领袖一顾的几千百万劳苦过度的“小百姓”将不断来敲打工人组织的大门。失业者将加入这个运动。农业工人、那些破产和半破产的农民、城市中的被压迫者、女工、家庭主妇、知识分子中底无产化的一层——所有这些人将找寻统一和领导。 那末，就算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内，怎样使种种不同斗争的要求和形式协调一致呢？历史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经过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将把一切斗争团体的代表联合起来。现在还没有人提出另一个不同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个目的；而且要想出一个更好的来也委实不可能。苏维埃并不为一个先天的党纲所限制。它向一切被剥削者敞开门户。凡是卷入斗争主流中底一切层份的代表，都穿过这些大门。这种组织随着革命的进展而扩大，其内容则一次再次地更新着。无产阶级的一切政治流派都可以在最广大的民主基础上争夺苏维埃的领导权。因此，苏维埃的口号便是过渡要求的纲领中最高的一项。 苏维埃只有当群众运动进入一个公开革命阶段的时候才能生长。苏维埃宛如一支轴心，在它的周围联合着千百万劳苦大众，从事于反剥削者的斗争，这些苏维埃自从出现的头一刻钟起，便成为地方政府的，以后又成为中央政府的竞争者和敌对者。假如工厂委员会在工厂里造成一个两重政权，那末苏维埃便在一个国家内开始一个两重政权的时期。 两重政权是过渡时期底最高点。两种政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政制——是不可调和地互相反对的。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的命运全靠这个冲突的结局如何。假如革命失败，资产阶级底法西斯独裁就要跟着来临。假如胜利的话，那末苏维埃政权，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性的社会改造就要发生。 十五落后国家与过渡要求的纲领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就其本质说，乃是落后国家。但落后国家却是帝国主义所统治的世界之一部份。因此，它们的发展，具有综合的性质：最原始的经济形式结合最新式的资本主义的技术与文化。同样情形，也决定了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之政治的斗争：为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之最起码的成就所作的斗争，与反对那世界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相结合。在这一斗争中，民主口号、过渡要求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不是分成各别的历史时期，而是直接从此到彼地迈进的。中国无产阶级在必须准备苏维埃之前，还刚刚开始组织工会。就这一意义说来，本纲领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至少对那些无产阶级已能进行独立政治活动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是完全适用的。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即：消灭封建残余；与民族独立，即推翻帝国主义的羁绊。这两种任务是紧相联系的。 简单地将民主政纲予以抛弃，那是不可能的。群众一定要在斗争中去超出这个政纲。国民会议（或制宪会议）的口号，在中国或印度那样的国家，还保有全部力量。这口号一定要同民族解放与土地改革问题不可分离地联系着。在初步，工人们必须用这民主政纲来武装自己。只有工人才能号召与统一农民。站在革命的民主政纲基础上，必须使工人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对立起来。用革命的民主口号来动员群众，到了某个时期，就能够而且应该产生苏维埃。苏维埃在某一时期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它们对国民会议的关系，将以无产阶级的政治水平，苏维埃与农民的联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之性质来决定。苏维埃迟早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有苏维埃才能够完成民主革命，同时开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无产阶级斗争中，个别的民主要求与过渡要求之相对的比重，它们互相间的联系与它们提出的次序，都要由每一落后国家的特点与特殊条件来决定，在好大范围内，要由它的落后程度来决定。不过在一切落后国家中，革命发展的一般趋向是能够以不断革命底公式决定的，而不断革命的意义，已被俄国的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2月、1917年10月）确定地指出过了。 共产国际已经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昭示过落后国家：它怎样能破坏一个有力的与有希望的革命。当1925－27年中国发生怒涛般的群众斗争时，共产国际未能提出国民会议口号，同时又禁止苏维埃的创立。（按照斯大林的计划说，国民党这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同时可以代替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当群众已被国民党镇压以后，共产国际却在广州绘成一幅对苏维埃的讽刺画。广州暴动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以后，共产国际采取了游击战与农民苏维埃的道路，而这时工业无产阶级完全是消极的。这样踏进了死巷以后，共产国际却利用中日战争的机会，一笔勾销了“中华苏维埃”，不仅将农民的“红军”而且使所谓“共产党”也都臣服于同样的国民党，即资产阶级了。 共产国际既因与“民主的”奴隶主缔交而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则同时不得不背叛殖民地民众的解放斗争，它底背叛的方式，实在比以前第二国际所干过的更为无耻。“人民阵线”与“国防”政策的任务之一，就在于将殖民地中的千百万群众变成“民主”帝国主义的炮灰。占人类大部份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旗帜，已经确定地转入第四国际之手。 十六法西斯国家中的过渡要求的纲领 共产国际底战略家曾经宣布过希特勒的胜利只是走向台尔曼（Thaelmann）[12]胜利的一个步骤，这句话今天听起来已经古远的很了。台尔曼坐在希特勒的监狱里，现在已经有五年多了。墨索里尼已经用法西斯主义把意大利捆绑了16年多。在这整个时期内，第二和第三国际不仅无法领导一个群众运动，甚至还无法产生一个严肃的，多少与沙皇时代革命政党相比拟的非法组织。 拿法西斯思想的力量来解释这些失败，那是一点理由也没有的。（墨索里尼根本就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思想）。希特勒的“思想”从来就没有认真地吸引住工人。民众中那些一时陶醉于法西斯主义的阶层，主要是中等阶层，也已经有充份时间来清醒了。今天某些隐约可见的反对派之仅限于新教徒及天主教会的团体，这一事实不能由“种族”和“血统”这种半疯狂半胡说的理论之力量来解释，而应由民主派、社会民主派和共产国际底理论之可怕的破产来解释。 在巴黎公社大屠杀后，黑色的反动几乎统治了八年。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之后，劳苦大众之沦于昏迷之境者，也差不多有这样长久的时间。但这两个例子的现象只是一种物力的失败现象，它是为力量关系所决定的。再说，在俄国失败的乃是一个差不多尚在处女阶段的无产阶级。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派甚至还没有庆祝它的第三周岁。德国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德国的领导是由两大强有力的政党形成的，其中一个已存在了70年，另一个也差不多有15年。这两个党，有千千万万选民跟在它们后面，竟于战斗之前便在精神上瘫痪了，而且不经一战便投降了。历史上还没有记下堪与比拟的灾难。德国无产阶级并不是在战斗中给敌人击溃的，它是被自己政党的胆怯、卑贱、背信所摧毁的。那末它现在对它几乎三代以来惯常相信的一切事物失掉信念，又何足奇？希特勒的胜利反过来巩固了墨索里尼的地位。 西班牙或德国内部，革命工作的长期失败，只是社会民主党及共产国际底罪恶政策的报应。秘密工作不仅需要群众的同情，还需要其前进层份自觉的热情。但那些历史上已经破产的组织能希望人家给它们以热情吗？凡是以亡命者领袖资格出现的，其中大多数或已堕落入骨，成为克林姆宫以及格伯乌[13]的代理人，或者是那些社会民主党的前任总长，它们还梦想工人们将来能以某种奇迹使他们回到那些已失掉的位置。难道还有一分钟可以想象这些老爷们能够做“反法西斯”革命底未来领袖吗？ 而且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事变——奥国工人的溃败、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苏维埃国家的堕落——都不能帮助德意两国的内部发生革命高潮。因为德意工人想得到政治情报，多数依赖于无线电播音，所以我们便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莫斯科的播音台所放送的，掺合了愚蠢和傲慢的热月[14]的诳骗，已经成为全能主义国家工人颓丧的一个最有力的因素。在这一方面，也像别的方面一样，斯大林只是充当了戈培尔[15]的助手。 同时，使法西斯主义得到胜利的阶级矛盾，仍旧在法西斯的政制之下继续发展着，且正在逐渐地掘毁它的基础。群众是比以前更不满了。成百成千能自我牺牲的工人，不顾一切地继续进行着革命的鼹鼠工作。没有直接尝过那旧传统与大希望被粉碎之痛的新生一代，已走在前头。无产阶级革命底分子运动式的准备工作，在沉重的全能主义墓石底下不可抗拒地进行着。但要想把潜伏的力量爆发成公开的叛乱，无产阶级先锋队还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前途，一个新的政纲和一面新的无疵的旗帜。 主要的不利条件就在这里。法西斯国家底工人要想选择一个新的政纲是异常困难的。一个政纲是靠经验来确证的。但在全能主义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正缺乏群众运动的经验。将来多分要靠在某一个“民主”国家中的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胜利来推动法西斯领土上革命的运动。由于一种财政或军事的大灾难，也能发生同样的效果。目前必须进行以宣传为主的准备工作，这种工作只有在将来才能收获大规模的成果。但在这一点上，有一件事是可以确信的：革命浪潮一旦在法西斯国家爆发，将马上成为一股洪流，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不会因为复活已死的威玛宪法之类的试验，而半途中止的。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第四国际与那些在破产中苟延残喘的旧党之间，开始发生一种不可调和的分歧。德国流亡者的“人民阵线”是一切可能的人民阵线中最恶毒与最无信义的一种。实质上，它表现一种无能的渴望，希望与一个乌有的自由资产阶级合作。假如这合作得到成功，它也不过给无产阶级准备了一连串西班牙式的新的失败罢了。因此，无情地暴露“人民阵线”底理论和实际的虚伪，乃是反法西斯革命斗争的首要条件。 当然这并不是说第四国际拒绝把民主口号当作动员反法西斯群众的一种手段。恰恰相反，这一类口号在某些时机是能够尽一种认真的作用的。但民主主义的公式（出版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等）在我们看来只是无产阶级独立运动中底偶然的或插话式的口号，而并不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如西班牙的情形！）套在无产阶级头上的一条民主的绞索。这个运动只要多少具有了群众性质，民主口号便立即与过渡的口号交结起来。我们可以预想，工厂委员会的出现，将在那些旧式的例行公事者从他们的办公室里匆匆出来组织工会之前；苏维埃之普及于德国，将在一个新的制宪会议开催于威玛之前。意大利及其它全能主义与半全能主义国家将也不例外。 法西斯主义使这些国家陷于政治的野蛮主义之中。但它并没有改变它们的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是财政资本手里的一个工具，不是封建主手里的一个工具。一个革命的政纲应根据阶级斗争底辩证法，而不应根据那些受了惊的破产者的心理，这点对法西斯国家也一样。第四国际厌恶地排斥那些政治上化装跳舞的方法。这些方法已使斯大林主义者，往日“第三时期”[16]的英雄，轮流着戴着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德国国家主义派、自由派的假面具出场——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掩护他们那一个并不讨人喜欢的脸相。第四国际经常而且到处在其自己的旗帜下出现。它公开的向法西斯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提出它自己的政纲。全世界的进步工人都已坚决地相信，将来只有在第四国际的领导底下才能推翻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和模仿者。 十七苏联与过渡时期诸问题 苏联以一个工人国家的资格从十月革命中出现。生产手段的国有，这一个社会主义发展的必须的前提条件，开展了生产力迅速生长的可能性。但同时这个工人国家的机关，却已经历了彻头彻尾的堕落；它已由一种工人阶级的武器，变成一种反对工人阶级底官僚暴力的武器，而且愈来愈成为一种对国家经济怠工的武器了。一个落后和孤立底工人国家的官僚化以及官僚之转成为全能的特权阶级——这不仅在理论上，此刻就是在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之最有力的反驳了。 苏联就这样地包含着可怕的矛盾。但它仍旧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这是一种社会性的诊断。至于政治性的预断即具有一种两者择其一的性质：或者是官僚制度愈来愈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一个机关，它将推翻财产的新形式，且把国家推回到资本主义；或者工人阶级将摧毁官僚制度，开启到社会主义之路。 在第四国际的各个支部看来，莫斯科审判案之发生毫不足奇，且并不把它当作克林姆宫独裁者个人疯狂的结果，而把它看做热月的合法的产物。它们是从苏维埃官僚内部底不可忍受的冲突中生长出来的，而这些冲突又反映官僚与人民间的矛盾，以及“人民”自己当中正在加深的矛盾。这些审判案底流血的“疯狂”性质，可以测度那些矛盾底紧张性，同时由此也可以预知那个大结局的行将到来。 那些拒绝回莫斯科底前任克林姆宫驻外代表的公开发言，已用他们的方法，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官僚中已发现了一切政治思想形态：由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埃乃斯·来士IgnaceReiss）[17]一直到十足的法西斯主义（F．布田科(F.Butenko)[18]）。官僚内部的革命份子只是极小的少数，他们消极地反映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利益。不断生长的法西斯反革命份子，以更大的一贯性来表现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这些准备充当买办角色的候补人，并不是毫无理由的，认为新的统治层只有在吸收“西方文明”，即吸收资本主义的名义之下抛弃国有化，集体化和对外贸易的独占权，才能保证他们的特权地位。在这两极之间还有一些中间的散漫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自由派的倾向，这些倾向都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归趋。 在这个所谓“没有阶级”社会的下层里，毫无疑问地也有极类似于官僚分派的集团存在，只不过表现得较为缓和且其配比正相反罢了，自觉的资本主义倾向主要的是集体农场（kolkhozi）中兴旺的部份，而且只占人口中微小的少数。但这一层份却给那些以普遍贫困为代价而积蓄个人财富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提供了一个广大的基础，而且这些倾向还得到官僚的自觉的鼓励。 高踞于那个愈来愈扰乱社会平衡底高度矛盾的制度之上的热月寡头贵族，现在主要地已缩成为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的集团，它以恐怖主义的办法来苟延残喘。最近的司法罗织，其目的是在打击左派。清除右派反对派领袖的目的也是一样，因为老布尔什维克的右派集团，从官僚的利益及倾向的观点看来，也代表一种左的危害。波拿巴主义的集团为自存计，同时又因为害怕它自己的布田科之流的右派同盟者，便迫得把老布尔什维克的一整代，几乎一个不留地杀掉，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革命传统在群众中的活力，同时也证明了群众的继长增高的不满。 西欧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昨天还把莫斯科审判案验明为毫无掺杂的纯金，今天又坚执地反复说明“苏联内部既没有托洛茨基主义也没有托洛茨基派”。但他们却无法解释何以每次清党都是在与托洛茨基主义危险斗争这面旗帜下进行。假如我们把“托洛茨基主义”当作一个已完成的纲领，或甚而当作一个组织来考察，那末毫无疑义，“托洛茨基主义”现在在苏联还是极端微弱的。但它之所以有不可摧毁的力量，就因为它不但表现着革命的传统，而且还表现着今天俄国工人阶级底真正的反对态度。从克林姆宫集团的观点看来，工人们反官僚所积聚的社会仇恨，恰好就构成了“托洛茨基主义”。它带着极厉害的与确有根据的畏惧心理，害怕工人底深刻而模糊的不满，与第四国际组织发生了联系。 老布尔什维克一代的处死，以及中年和青年一代革命代表的处死，已打破政治平衡，使之更有利于官僚中的右派——资产阶级及其全国的同盟者。我们可以想见他们，即右派，将在下一时期以更大的决心，设法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使它更近于法西斯形式底“西方文明”的模样。 从这个前途出发，则“保卫苏联”的问题便得到了很具体的性质。假如明天资产阶级法西斯派——就称它“布田科派”吧，想夺取政权，那末“来士派”就不可避免地要列阵于街垒的反对面。虽则它或许暂时做了斯大林的联盟者，但它却不是保卫波拿巴主义的集团而是保卫苏联的社会基础，即保卫那一份从资本家那里夺来而变为国有的财产。假如“布田科派”确实与希特勒联盟，那末“来士派”将在国内和世界斗争场上内保卫苏联以抵抗军事干涉。除此以外，采取任何其它路线都是一种叛卖。 这样说来，在严格规定的例子中，虽不可事先否认有和官僚中热月的部份建立“联合阵线”以抵抗资本主义反革命公开进攻的可能性，但在苏联的主要政治任务，还是在推翻这个同一的热月官僚。它的统治多延续一天，则经济中底社会主义成份的基础便多一天腐蚀，并增加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而共产国际正走上这个方向：它在绞杀西班牙革命以及败坏国际无产阶级斗志的行为中，充当了斯大林主义集团的代理人及同谋者。 正如在法西斯国家中的情形一样，官僚的主要力量并不在它的本身而在于群众的幻灭，以及他们之缺乏一个新的远景。斯大林的政治机关，除了更为放肆的野蛮之外，它与那些法西斯国家的，并无什么不同，因此正如在法西斯国家一样，将来多分要由国外事变来推动苏联工人的革命兴起。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今天已是反斯大林派独裁斗争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许多征兆已经显示出来，因为共产国际没有直接格柏乌的基础，所以它的塌台将在波拿巴主义集团以及整个热月官僚制度的塌台之前。 苏联革命底新的高涨，将无疑地在反社会不平等和反政治压迫底斗争的旗帜下展开。打倒官僚的特权！打倒史达哈诺夫运动！打倒苏维埃贵族及其等级！给一切劳动形式以更大的工资平等！ 争取工会及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权利和出版自由，这种斗争将在争取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斗争中展开。 苏联官僚以希特勒和戈培尔式普选权的虚构，来代替苏维埃这个阶级机关。现在不仅须恢复苏维埃底自由的民主形式，而且还须恢复它的阶级内容。正像过去曾禁止资产阶级及富农参加苏维埃一样的，现在必须把官僚及新兴贵族逐出苏维埃。在苏维埃内只能给工人、集体农场下层份子、农民及红军士兵的代表以位置。 如果不给苏维埃中的各个政党合法化，那就不能使苏维埃民主化。工农将由他们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们所承认的苏维埃政党是哪些政党。 根据生产者及消费者的利益，从上到下，修正计划经济！工厂委员会应该恢复监督生产的权利。根据民主方法组织起来的消费合作社，应监督生产品的品质和价格。 按照参加集体农场底工人的意志和利益，改组集体农场！ 应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官僚底反动的国际政策。公布克林姆宫的全部外交函件。打倒秘密外交！ 热月官僚导演的一切政治审判案，在完全公开与坦白和正直的辩论的光照之下，重新审定。只有被压迫群众底胜利的革命起义，才能恢复苏维埃政制，并保障它向社会主义作更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只有一个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群众起义，这个党就是第四国际党！ 打倒该隐！（Cain，圣经上杀弟的人——译者注）——斯大林的官僚匪党！ 苏维埃民主万岁！ 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十八反对机会主义与无原则的修正主义 法国里昂·布鲁姆的政见和政绩，又一次表明出改良主义派甚至从历史底极悲惨的教训中，也不能学到什么。法国社会民主党奴颜婢膝地抄袭德国社民主党的政治，行且得到同一的结果。在这几十年内，第二国际便一贯地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制缠结在一起，事实上已成了它的一部分，而且正在和它一道腐烂。 第三国际却在资本主义的恐慌已确定地把无产阶级革命放在议事日程上的时候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共产国际今天在西班牙及中国的政策——匍伏于“民主”及“民族”资产阶级之前的政策——表明共产国际也同样不能进一步学到什么，而且也不能改变自己。苏联官僚已在苏联成为一种反动势力，在世界范围内它也不能尽一种革命作用了。 无政府工团主义[19]一般地已经过了同样的演变。在法国，里昂·石屋（LeonJouhaux）[20]的工团主义官僚，久已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个资产阶级代理机关。在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已经抖去它底外表的革命主义，一变而为资产阶级民主四轮车上的第五轮。 以伦敦局为中心的中派[21]组织，只是代表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国际之“左”的附属物。他们已表明完全无能去弄清国际形势的真相，并从此得出革命的结论。它的登峰造极的代表就是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这个党已在革命的条件之下，证明它完全不能追随一条革命的路线。 世界无产阶级所长期遭受的悲惨失败，已命定那些官式组织采取更大的保守主义，同时驱使那些幻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去追求“新路”。这正如通常在反动和衰落时期所见的情形一样，庸医和江湖术士在四面八方涌现出来，要求修正革命思想的整个路线。他们不从过去学习，而干脆地“排斥”过去。有些人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另些人又宣布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塌台。有些人把那些出卖革命的人所犯的错误诿责于革命学说；另一些人则大骂医药，因为它并未保证一种得心应手和大演奇迹的治法。更为大胆的人则答应去发明一种万应灵药，并且预先主张停止阶级斗争。有许多“新道德”的先知们，正准备靠伦理的以毒攻毒的办法去复活工人运动。这些使徒们多数在未抵战场之前已把自己弄成功为一个道德的病夫。于是，那些久已湮没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前期底故纸堆中的药方，便在“新路”的外貌之下贡献给无产阶级。 第四国际向第二、第三、阿姆斯特丹，以及无政府工团主义等国际的官僚，向它们的中派扈从；向不改良的改良主义，与格柏乌联盟的民主制度，并不和平的和平主义，替资产阶级服务的无政府主义；向那些平生对革命怕的要死的“革命家”，宣布不可调和的战争。所有这些组织，都不是未来成功的保证，而只是过去的腐朽残余。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将把它们一扫清光。 第四国际不寻求也不发明万灵药。它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把它当作唯一足以令人了解实际、揭露失败真相以及自觉地准备胜利的革命学说。第四国际继续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因为他是第一次向无产阶级表演如何夺取政权的。第四国际扫除那些庸医、江湖术士、以及那些不请自来的道德老师。在一个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最高的道德就是社会革命的道德。凡是足以提高工人阶级自觉，而使他们相信自己力量，使他们决心在斗争中作自我牺牲的一切方法都是好的，凡是使被压迫者在压迫者之前表示畏缩和卑屈；凡是破坏群众反抗和不满精神；凡是以领袖的意志代替群众意志；以强迫代替说服；以蛊惑和罗织代替真实底分析的方法，都是不可容许的。因此，出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反面的斯大林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及其道德的死敌。 正面地面对现实；不要寻找最少抵抗的捷径；以真名呼实物；要把真理告诉群众，不管真理如何苦；不要害怕阻难；从小事到大事都要真诚：把我们的纲领建立在阶级斗争的逻辑上：行动的时刻一到便要勇敢——这些就是第四国际的原则。它已表明它能够逆流前进。就要来临的历史浪潮将把它高高地举起。 十九反对教派主义 在无产阶级历史组织底叛卖影响之下，在第四国际的周围，已有种种不同的教派情绪及集团，生长或再生出来。它们骨子里是反对争取部份要求和过渡要求，即，反对在工人阶级的目前情况中，争取他们的基本利益和需要。在教派主义者看来，准备革命就是使自己相信社会主义之优越。他们主张不理睬“旧”的工会，即，不理睬几千百万有组织的工人。好像群众还能够生活在实际阶级斗争底环境之外似的——他们对改良派组织的内部斗争淡然置之——彷佛我们不干预群众的日常斗争便能够争取他们过来似的——他们拒绝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作一区别——彷佛群众在任何方面都不会觉得有所不同似的。 教派主义者只能分辨两种颜色：红和黑。他们把实际简单化，为的使自己不受诱惑。他们拒绝在西班牙的交战阵营间来一个区别，所持的理由就是这两个阵营都有一种资产阶级的性质。他们拿这同样的理由认为必须在日本和中国战争中保持中立。他们拒绝否认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间底原则性的不同，而且为了苏维埃官僚采取反动的政策之故，他们拒绝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以保卫十月革命所产生的新的财产形式。他们自己不能找到门路接近群众，却拼命骂群众不长进以致没有革命的观念。 这些无生气的政治家们，一般地都用不着那一座以过渡要求为形式的桥梁，因为他们根本无心跨到彼岸去。他们只是在一个地方鬼混，以反复背诵那千篇一律的贫乏而抽象的词句为满足。在他们看来，政治事变是一个评论的机会而不是一个行动的机会。既然那些教条主义者，与一般的荒唐鬼和奇迹大家一样，每走一步都在现实之前倾跌，他们便生活在一种永远愤激的状态中，抱怨“制度”和“方法”，而且不断打滚于小阴谋中。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他们惯常实施一种专制的制度。教派主义的政治虚脱症给机会主义者的虚脱症以补充，有似影之随形，显示它并没有什么革命的远景。在实际政治之中，教派主义者无论在什么时候，总是与机会主义者，尤其与中派主义者联成一气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许多从第四国际桌子上偶然捡些面包屑来滋养一下的教派主义团体和派系，过着一种“独立”的组织生活，他们自命不凡，但缺乏任何胜利机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平心静气地让这些团体自生自灭。但教派的倾向将来也会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发现，而且在个别支部的工作中会发生很坏的影响的。和他们再也不能妥协，连一天也不能妥协。正确的工会政策，乃是归依第四国际的一个基本条件。谁不找寻并寻得到群众去的道路，谁就不是一个战士，而是党的累赘。拟定一个政纲，并不是为编辑部或讨论俱乐部的领袖着想，而是为数千数百万人的革命行动着想。肃清第四国际队伍中的教派主义以及无可救药的教派主义者，乃是革命成功的一个起码条件。 二十开辟到女工之路！开辟到青年之路！ 由西班牙革命底“领袖们”一手造成的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法国人民阵线的可耻的破产，以及莫斯科司法骗局的暴露——这三件事合起来给了共产国际一个不可救治的打击，而且偶然的给了它的同盟者：社会民主党以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些重伤。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组织的党员将立即转入第四国际。较老的一代已经尝遍可怕的失败，将大批地离开革命运动。而且，第四国际决不想转变为一个革命的伤兵、幻灭的官僚政客底收容所。恰恰相反，为了预防目下充满于旧组织机关内的小资产阶级份子有注入我党的可能起见，必须采取严格的预防手段：对非工人的，尤其是从前党官僚出身的候补党员，要延长对他们的考察时间；禁止他们在头三年内充任任何负责职务等。第四国际里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政客、旧国际的脓包的任何地位。只有那些愿意为运动而生，不愿损运动以利己的人，才能走近我们。革命工人应该感觉到自己是主人。我们的组织向它们广开门户。 当然，甚至在那些曾经一度站到最前列的工人们当中，也有不少疲倦和幻灭的。他们至少在下一时期将仍旧会是一个袖手旁观的人。当一个政纲或一个组织衰亡的时候，负担这政纲和组织的一代人也和它们一道衰亡了，革命运动要靠那些对过去不须负责的青年人来恢复活力了。第四国际特别关心于无产阶级青年一代。它的全部政策都力求唤起青年相信他们本身的力量和未来。只有青年人新鲜的热情和进取的精神，才能保障斗争的初步胜利；而只有这些胜利才能把老一代的最优秀份子送回革命的道路。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 那些机会主义的组织，由于他们的本性使然，其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工人阶级的上层，因此它们忽视青年和女工。但资本主义的没落却给那些靠工资过活的及管理家务的妇女以最沉重的打击。第四国际的支部应该在工人阶级内部最受剥削的层份中，因此应该在女工当中，寻求支持的基础。他们将在此处发现热心、无我及决心牺牲的无尽宝藏。 打倒官僚及钻营禄位主义！开辟到青年之路！转向女工去！这些口号大书特书地写在第四国际旗帜上面。站到第四国际旗帜底下来呵！ 二十一站到第四国际的旗帜底下来！ 怀疑论者问：但是创立第四国际的时机已经到了吗？他们又说“人工地”创立一个国际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在大事变中产生云云。一切这些反对论调只能表明那些怀疑论者不配建立一个新国际而已。他们几乎干什么都不配。 第四国际早已在大事变——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最大失败——中生长。这些失败的原因就在旧领导的堕落和背信中找出来的。阶级斗争不容有一息的中断。对革命的目的来说，第三国际已跟着第二国际死亡了，第四国际万岁！ 但是宣布它创立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吗？......这些怀疑论者还不肯静下来。我们答说，第四国际用不着被“宣布”。它已经存在而且正在斗争。它薄弱吗？是的，它底队伍的人数并不多，因为它还年轻。他们主要地还是些干部。但这些干部却是未来的保证。除了这些干部之外，在这个星球上目下尚没有一个革命派真正够得上这个名字的。我们的国际在数量上虽仍微弱，但在理论、政纲、传统、以及在其干部的无比历练上是强有力的。谁在今天看不到这一点，那就让他立即站开去罢。一到明天，事情就会更加明白的。 第四国际今天就已受尽斯大林派、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法西斯派应得的仇视。在任何人民阵线中，没有也不能给它留一点位置。它不可调和地向一切拴在资产阶级裙带上的政治集团宣战。它的任务——废除资本主义的统治。它的目的——社会主义。它的方法——无产阶级革命。 没有内部民主——就没有革命的教育。没有纪律——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四国际的内部结构是以民主集中制底原则为基础的；在讨论上充份自由，在行动上完全一致。 人类文化的当前危机，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团结在第四国际内的先进工人，向他们的阶级指出这个危机的出路。他们贡献一个纲领，这个纲领就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求解放底一切被压迫者斗争的国际经验之上的。他们贡献出一面无疵的旗帜。 各国男女的工人，走到第四国际的旗帜底下来吧，它将是你们行将胜利的旗帜！ [1]「新政」（NewDeal），指一九三三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所施行的那套挽救空前严重大危机的政策。内容主要有：举办公共工程来吸收失业工人，缩短工作时间，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禁止童工，保障工人与资方集体谈判的权利，鼓励农民领取政府津贴来自动减少农作物的产量，政府收购及储存剩余粮食，由联邦政府监督在全国实行失业保险及其它社会保险方案，废除金本位，实行温和的通货膨胀以刺激市场，政府监督银行和股票交易所，政府监督托辣斯，改革税收制度，改革文官制度，改革法院等等。可以说，「新政」是集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之大成，也是开战后所谓「新资本主义」之先河。 [2]阿比西尼亚（Ethiopia），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遭意大利军队侵略，次年五月全国被占领，到一九四一年才复国。 [3]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TheWorkersPartyofMarxistUnification(POUM)）是三十年代西班牙一个中派主义（参看注廿一）的党，曾在西班牙革命内战中起重大作用。该党的党员大部分是工业最发达的加泰隆省内的工人，领导人则主要是过去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人后来不满意史大林某些政策的，其中有些曾一度参加托洛次基派。该党一方面对共产党作左的批评，但在最重要的实际政策上则与他们一样，例如参加资产阶级所支配的联合政府等。一九三七年六月，该党整批领导人遭苏联派驻西班牙的特务直接逮捕，同时被联合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其领袖安德烈·宁随即被苏联特务杀害。 [4]人民阵线（PopularFront）是一九三五年法国工人阶级各党（共产党和社会党），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激进社会党）所成立的联盟组织的名称。这种阶级合作路线随后被同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采纳为正式的总路线，一直施行到一九三九年史大林与希特勒签订协定时为止。二次大战结束后，各国共产党按照史大林的指示，又在各种不同名义之下恢复这种路线。 [5]美国产业工会运动（CIO）──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初，美国主要的工会组织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AFL）属下的行业性工会。这些工会领袖是一些充满阶级妥协精神的极端保守而且专制的官僚，会员限于熟练工人。一九二九年经济大恐慌爆发后，工人群众的思想显著地激进化起来，不但在政治上左倾，而且迫切要求成立比较富于战斗性的产业性工会，把不熟炼的工人和脑力劳动者也组织起来。为了防止这个群众运动落到革命份子手中，罗斯福总统出面支持改良派的工会运动，劳联一部份领导人也转过来领导组织产业工会的运动。一九三五年底成立产业工会委员会。他们起初在劳联范围内活动，争取在产业基础上来把旧工会改组。但劳联主席死硬反对，甚至为此开除了共有一百万会员的十个全国总工会。于是产业工会委员会成为独立的工会联合机构。一九三八年正式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总工会，即产业工会大会（产大，CIO）。后来，产大的战斗性日渐降低，劳联也不再死硬排斥不熟练工人和产业性工会组织，两者终于在一九五五年底合并成为劳联产大。 [6]共产国际（第三国际，Comintern），一九一九年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作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代替那已经丧失进步作用而且分崩离析了的第二国际。各国共产党本来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的总部设在莫斯科。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间，尽管苏联处于内战和不稳定的局面中，共产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每年都能举行。这四次大会的决议案，是共产主义革命纲领的基础，自从史大林官僚集团当权后，世界大会就不再依期举行。第五次大会延迟到一九二四年，第六次一九二八年。同时，共产国际逐步变成苏联官僚对外政策的辅助工具。一九三五年所举行的第七次大会，采取「人民阵线」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总路线，当时托洛次基便宣布这次大会实际上是结束共产国际的大会。此后果然共产国际就再没有举行过世界大会了。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史大林为了讨好美英帝国主义，正式将共产国际解散。 [7]来翁·布鲁姆（AndréLéonBlum）是三十年代法国社会党的领袖，一九三六至三七年间任人民阵线政府总理，一九五○年去世。 [8]第二国际（劳工与社会主义者国际，SecondInternational），成立于一八八九年，作为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一八六四至一八七六年）的继承者。第二国际是各国（主要是欧洲）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一个很松懈的联合组织，把革命派和改良派都容纳在内。最强大并有权威的支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主要的各国支部都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战争行动，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主义的原则，于是第二国际的进步作用告终，国际组织也实际瓦解。一九二三年恢复国际组织，但已成为十足的改良派了。 [9]孟什维克（Mensheviks）──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九○三年）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即少数派），前者由列宁领导，后者由马尔托夫领导。后来两派的分歧越来越大，布尔什维克代表坚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孟什维克渐渐变成小资产阶级民主改良派。最后，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本身改名为共产党，孟什维克与资产阶级合作，反对苏维埃政权，仍留在第二国际内。 [10]俄国社会革命党（SocialRevolutionaries）成立于一九○○年，它的思想初期大体上继承民粹派的传统，抱有社会主义理想，希望靠一般的人民（以农民为主）的力量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化，以俄国古老的村落共同体为基础，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它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进步作用和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的理论。后来它主要的政纲就是要求土地国有化，和实行既非资产阶级又非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成为一个非常庞大而无定形的组织，在农民和士兵中有巨大势力。右派社会革命党领袖坚持与资产阶级合作，参加临时政府，反对苏维埃夺取政权，他们的政纲变成空话，结果群众渐渐被布尔什维克争取过去。左派社会革命党支持十月革命，并在初期参加苏维埃政府，但一九一八年三月因反对对德和约而退出政府，七月举行暴动，转入反革命阵营。 [11]阿姆斯特丹国际（AmsterdamInternational），即一九一九年复活后的国际工会联合会（职工国际），因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故名。这是个改良派的组织，受第二国际影响，极端反共反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实际停止活动，到一九四五年世界工会联合会成立时正式解散。 [12]台尔曼（Thaelmann）是纳粹上台前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及总统候选人，执行史大林的路线，致使欧洲最强大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法西斯面前不战而降。台尔曼一九三三年被纳粹投入集中营，于一九四五年被处死。 [13]格柏乌（GPU），在这里泛指苏联的政治警察。苏联政治警察机关先后使用多种不同的名称，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称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其简称GPU译音为格柏乌。格柏乌本来是用来镇压真正的反革命份子的，后来在史大林派官僚手中变成无恶不作、凶残之极的反动工具，主要用来对付真正的革命者、一切政治上不同意见的人，以及任何受官僚集团怀疑或不喜欢的人。堕落后的共产国际便完全受格柏乌控制。 [14]热月（Thermidorian），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所采用的革命历的第十一月份的名称。一七九四年特尔米多月九日，罗伯斯比尔的革命政权被推翻，法国政局开始向右转，最后造成拿破仑上台及第一共和国灭亡。特尔米多事变表示从革命转为反动，但没有达到反革命，因为革命所创造的新社会制度仍然保存着。托洛次基常拿苏联史大林主义的反动和特尔米多相比。 [15]戈培尔（Goebbels）是纳粹党的宣传部长，纳粹覆亡时自杀。 [16]「第三时期」（ThirdPeriod）──这是史大林派的一种看法和一种路线。一九二八年，他们宣称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第三时期」，即无可挽救的危机和立即灭亡的时期。根据这个估计，共产国际命令各国共产党采取极左冒险主义的政策，希望迅速取得政权。这路线造成许多恶果，最重要的是在德国，他们大大低估了纳粹党的威胁，却指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完全抛弃了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策略，结果让希特勒登台。「第三时期」路线施行到一九三四年，然后被右倾的「人民阵线」路线代替。 [17]来士是共产国际和格柏乌派驻西欧担任秘密工作的一名高级人员，是真正为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而参加格柏乌工作的战士。他因为厌恶史大林的反动统治，尤其是对一九三六年开始的莫斯科审判案大寃狱深刻反感，下决心脱离史大林官僚机关，参加建立第四国际的队伍。一九三七年七月，他从巴黎寄信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宣布他的转变，同时在西欧秘密工作人员中策动同样的转变。九月四日，他被史大林派遣的凶手诱往瑞士洛桑附近杀死。 [18]布田科是苏联外交使馆中一名武官，脱离苏联官僚集团后，完全转变到法西斯主义立场上。 [19]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和一般的无政府主义一样，反对任何议会行动，反对政党，此外，它认为工会的独立行动足以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并设想一种由工会管理的新社会秩序。 [20]来翁·石屋（LeonJouhaux）是法国总工会的总书记，从一九○九年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于一九五四年去世。 [21]中派是工人运动（以及其外围的激进运动）中处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任何派别。马克思主义代表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改良主义是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的立场。中派主义却没有独特的社会基础，它是工人之中某一层次正在从左向右转变中的过渡立场，因此有左倾中派主义和右倾中派主义的分别。
《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1938年4月—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过渡纲领(1938)坎农 chm电子书下载 《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 托洛茨基、坎农、邓恩、沙赫特曼，等 （1938年4月—7月） 译者：龚义哲、张晨 中译者注：在起草《过渡纲领》的过程中，托洛茨基同志曾同许多人进行 过多次讨论，我们认为这些讨论对于理解《过渡纲领》的原则和精神具有很大 意义，特将其译出，以飨读者。这些讨论翻译自《TheTransitionalProgramfor SocialistRevolution》（探路者出版社，纽约，1973年）第113—161页。 ·托洛茨基《过渡纲领》的起源及其在今天的意义（约瑟夫·汉森，1973） ·将过渡口号与民主口号作为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梁（导言，1971年） ·过渡纲领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乔治·诺瓦克，1971年） ·反对战争的斗争和路德罗修正案（1938年3月22日） ·为成立大会准备纲领（1938年3月20日） ·劳工党问题（1938年4月） ·在美国如何为争取成立一个劳工党而斗争（1938年4月） ·美国工人在政治上的落后（1938年5月19日） ·美国工人运动与欧洲工人运动的比较（1938年5月31日） ·“争取建立第四国际”？不，就是第四国际！（1938年5月31日） ·完成纲领并运用它（1938年6月7日） ·“必须把官僚和新贵族从苏维埃中清除出去”（1938年7月4日） ·经济的波动是如何影响群众情绪的（1938年7月20日） ·劳工党的三种前途（1938年7月23日） ·“争取成立工农政府”（1938年7月29日） ·过渡要求综述（1938年3月23日）
托洛茨基：对于克朗斯达脱事件的叫嚣——一条由痛骂者所组成的“人民阵线”(1938年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对于克朗斯达脱事件的叫嚣 ——一条由痛骂者所组成的“人民阵线” 托洛茨基 (1938年1月15日) 新译版 围绕克朗斯达脱事件而发动的那个运动，在某些圈子中正在以不稍减弱的力量进行着。人们也许以为克朗斯达脱的暴动并非发生在十七年之前，而是昨天才发生的哩。以同样的热心并且在同一个口号之下参加这个运动中的，有无政府主义派，有俄国的孟什维克派，有属于伦敦局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有个别的糊涂汉，有密留可夫的报纸，偶尔，还有大资产阶级的出版物。这是一条特殊的“人民阵线”！ 还只在昨天，我偶然在一份墨西哥出版的周刊（这是反动的天主教会的同时又是“民主的”）上面，看到了如下的话：“托洛茨基下命令枪杀了一千五百名（？）克朗斯达脱的水兵，这些人是纯种中之最纯者。他当权时代的政策，与史大林目前的政策毫无不同之处。”正如大家知道的，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当我第一次在刊物上简短地回答温台林·汤马斯（纽约调查莫斯科审判委员会的委员）的问题时，俄国孟什维克派的报纸便立即出来为克朗斯达脱的水兵与……温台林·汤马斯辩护。密留可夫的报纸以同样精神出场。无政府主义者则以更大的力气向我攻击。所有这些权威人士都宣称：我的答复全无价值。这件同声同气之所以格外有意思，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将克朗斯达脱当作象征来保卫，他们是保卫那真正反对国家的共产主义；孟什维克派，在克朗斯达脱暴动之时，曾经公开赞成复辟资本主义；密留可夫则甚至在今天也还是赞成资本主义。 克朗斯达脱暴动如何能在同一个时候使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派与“自由的”反革命派患上如此剧烈的胃灼痛呢？回答很简单：所有这些派别具有共同的兴趣去辱没那个唯一真正的革命流派，这个流派从来不放弃它的旗帜，从来不同它的敌人妥协，而且只有它代表着未来。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那些晚出的对我克朗斯达脱“罪恶”予以痛斥的人中，有那么多过去的革命者或半革命者，这些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纲领和原则，他们觉得必须把世人的注意从第二国际的堕落或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背信弃义上引开去。直到目前为止，史大林派还不能公开加入这个有关克朗斯达脱的运动，不过即使他们，当然也高兴得摩拳擦掌的；因为这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打击，是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打击，是对第四国际的打击！ 为什么这个杂色的联谊会恰恰特别地要抓住这个克朗斯达脱事件呢？当革命的年代中，我们曾经和哥萨克，和农民，甚至和某阶层的工人（某些从乌拉尔来的工人在高尔恰克的军队中组成了志愿军！），发生过不少次冲突。这些冲突的根源，在于作为消费者的工人与作为生产者和面包出售者的农民之间的矛盾。在贫穷剥夺的压力之下，工人本身也曾插话性地分裂成敌对的营垒——这分化是视各自与乡村纽带的或强或弱而定的，红军也发觉自己是受着乡村影响的，在内战诸年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我们不得不解散一些心怀不满的队伍。“新经济政策”的采取，那是加强了这种磨擦，还不曾取消这种磨擦。相反，这政策给富农的再生铺平了道路，而且在二十年代之初，它在农村中再度促发了内战。克朗斯达脱暴动，在无产阶级城市和小资阶级乡村之间的关系史上，只不过是一个插话。我们只有与革命中阶级斗争发展过程联系起来，才能懂得这个插话的意义。 克朗斯达脱暴动与其它一大串小资产阶级运动与暴动之间，唯一的不同，乃在于它在国外发生了较大影响。这里的问题牵涉到彼得格拉城外的一个海军要塞。当暴动发生之时，发表了宣言，还发动了无线电广播。社会革命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匆忙地从彼得格拉赶去，去给暴动装饰上“高贵的”词藻与姿态。所有这些，在印刷品上都留下了痕迹。借助于这些“记录”的材料（也就是说，虚假的标签），人们是不难构造出一个关于克朗斯达脱的神话来的。因为克朗斯达脱这个名字围绕着一个革命的光轮，这神话就更高贵了。无怪在我上面引证过的那本墨西哥的杂志，要称克朗斯达脱的水兵们为“纯种中之最纯者”。 玩弄克朗斯达脱的革命威望，乃是这次道地江湖术士式运动的特点之一，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派，自由派，反动派企图把事情说成这个样子，仿佛在1921年初，布尔雪维克派用武力对待克朗斯达脱的水兵们，而正是这些水兵曾经保证了十月革命之胜利的。接踵而来的全部虚假，就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谁如想弄明白这些谎话，首先应读一下J·G·赖艾脱[1]同志的文章（登载于1938年二月的《新国际》）。我要谈的是另一问题：我想从更一般的观点来描述克朗斯达脱的暴动。 克朗斯达脱的社会成分与政治派系 革命是直接由少数人“造成的”。但是一次革命想要成功，只当这个少数人在多数人方面多少获得支持，或至少取得他们的友好中立，才有可能。革命中那些不同阶段的转变，有如从革命过渡到反革命，那是直接由少数与多数之间，先锋队与阶级之间的变化着的政治关系来决定的。 在克朗斯达脱的水兵中，当时存着三个政治层次：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其中有些人具有严肃的历史与认真的训练；中间的多数，他们主要是农民出身的；最后是反动派，他们是富农，商店老板与教士的儿子。在沙皇时代，在战舰上及要塞中，只当这个时候，即当军官们通过小军官与水兵中之反动部分，将广大的中间层次屈服于自己势力或恐怖之下，因而使革命份子（他们主要是机械士，炮手与电气匠，即主要为城市工人）孤立起来，才能维持秩序。 1905年“波捷姆金号”兵舰的起义过程，完全是以这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这也就是说，它是以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反动的极端分子之间，为了争取人数较多的中间农民阶层的影响而作的斗争为基础的。谁若不懂得这个问题，不懂得这个贯穿着舰队中全部革命运动的问题，那末对于一般有关俄国革命的问题，最好还是免开尊口。因为在当时这完全是，并且在很大范围内，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对农民影响的一种斗争。在苏维埃时代，资产阶级主要伪装成富农（即小资产阶级的顶层），伪装成“社会主义的”知识份子，现在则以“共产主义的”官僚形态出现。这便是革命在其所有阶段上基本的结构机变的情形。这个情形在舰队上具有了更加集中的、因而就更带戏剧性的形式。 克朗斯达脱苏维埃的政治成分反映出要塞守军和舰上水兵们的成分。苏维埃的领导权，早在1917年夏天就已属于布尔雪维克党了，党倚靠着水兵中最好的那些部分，其中包含了许多从事过地下工作的革命者，他们是从苦工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不过我似乎记得，即使在十月革命的那些日子里，在克朗斯达脱苏维埃中，布尔雪维克派的人也不及半数。社会革命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构成了多数。克朗斯达脱根本没有孟什维克派的人。孟什维克派仇恨克朗斯达脱。社会革命党的官方，让我顺便一提，对于克朗斯达脱也没有较为友好的态度。克朗斯达脱的社会革命党人很快就转变成克伦斯基的反对派，成为那所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突击队之一。他们的基础是舰队中与要塞卫戍军中的农民部分。至于无政府主义者，那是性质最杂的一群，其中有真正的革命家，例如左克与连士涅可夫等人，不过这些人是与布尔雪维克派非常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克朗斯达脱的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代表着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比社会革命党人所站的革命水平更低。苏维埃的主席是一个无党无派分子，“同情无政府主义者”，其实他是一个和平的小文员，以前他在沙皇的权威面前低头，现在则屈服于……革命之前。孟什维克派的完全缺如，社会革命党人的“左倾”性质，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色彩，——这些都由于舰队中革命斗争的尖锐以及水兵中无产阶级部分的支配势力。 内战几年的中的变化 关于克朗斯达脱在社会成分与政治分派方面的这一描述（如果想要证明的话，我们能举出许多事实与文件来证实这个描述的），已足以说明内战中发生于克朗斯达脱的那些激变，以及说明作为这些激变之结果的、克朗斯达脱变得无法认识的面貌。正是关于问题的这一个重要方面，那些事后很久才出来的指控者们不说一句话，这一部分由于无知，一部分由于恶意。 是的，克朗斯达脱在革命史上写了英勇的一面。可是内战开始不断地调走克朗斯达脱的老人，也调走整个波罗的海舰队中的人。早在十月起义的日子里，克朗斯达脱水兵组成的队伍就已被派出去援助莫斯科。后来，又有队伍派到顿河，乌克兰去，去征收面包并组织地方政权。在最初，克朗斯达脱仿佛是一取之不竭的革命力量的泉源。从各条战线的前方，我曾经打回数十通电报来要求从彼得堡工人与波罗的海水兵中调动新的“可靠的”队伍。但是早已在1918年，无论如何不会迟于1919年，各条前线上就开始抱怨说“克朗斯达脱人”的新的派遣队不能令人满意，他们需索多端，不守纪律，在战斗中不可靠，他们的坏处比好处多。在我们消灭了尤金尼奇之后（1919年冬），波罗的海舰队与克朗斯达脱要塞卫戍军中，一切革命力量都已经被调走了。他们中间凡是有多少用处的份子都被投入南方反邓尼金的战斗中去了。如果在1917年到1918年时期，克朗斯达脱水兵的政治水平比红军的水平高得多，他们成为红军的最初一些队伍的骨干以及许多地区苏维埃政权的骨干，那么留在“和平的”克朗期达脱直至1921年之初的那些水兵们，他们不适于派遣到内战任何一条前线上去的，此时他们的政治水平，一般说，却是大大低于红军的平均水平了，他们中间还有一些士气完全沮丧的份子，这些人穿着炫耀的喇叭管裤，留着运动家的发型。 在内战末期，由于饥饿与投机而发生的士气败坏，一般说，是大大增加了。那些所谓“负袋佬”（小投机家）已经为一种社会性的害虫，它有闷死革命的危险。正是在克朗斯达脱，那里的卫戍军无所事事，必须品应有尽有，那一种败坏士气的行为就具有特别大的规模。当饥饿的彼得格拉的情形甚为危急之时，党的政治局曾经不止一次地讨论过：是否可以从克朗斯达脱那里借一笔“内债”，因为在那里存得有不少旧时粮食。不过彼得格拉的工人代表们回答道：“要他们好心地拿出点东西来是办不到的。他们拿布料，煤块和面包来投机。现在，在克朗斯达脱，一切渣滓都抬起头来了。”这是真实情况。它和事后人们给它所做的甜美的理想化并不一样。 不必须说明一点：那些原籍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的过去的水兵们，害怕被派遣到前线，他们准备越境回到他们新建的资产阶级祖国，那时以“志愿军”名义参加了波罗的海舰队。这些份子本质上敌视苏维埃政权。在克朗斯达脱暴动……中，充分表演了这种敌视。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好几千名拉脱维亚籍的工人，他们过去主要是农业工人，这些人，在内战的所有前线上都发挥了无比的英勇气概。因此，我们决不应以同一把刷子在拉脱维亚工人与“克朗斯达脱人”身上涂上焦油。我们一定要辨认出二者在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差别。 暴动的社会根源 对于一个郑重严肃的学者来说，他的问题是要以客观条件为依据，去确定克朗斯达脱兵变的社会性质与政治性质，并且确定它在革命发展中的地位。没有做到这一步，那么“批评”只不过是符合于亚历山大·盘克曼，艾玛·高德曼[2]及其晚近的效颦者的精神的，一种和平主义者的感伤的叹息吧了。这些高贵的先生和太太们对于科学研究中这样的范畴和方法，是一窍不通的。他们摘引暴动者的宣言，有似虔城的教士们之引证圣经文句。而且他们还抱怨我不考虑到这些“文件”也就是说抱怨我不考虑到马黑诺与其他使徒们的福音。“考虑”文件之意，并不等于接受文件的表面价值。马克思说过，不能凭人们的自吹自唱去判断政党或人物。一个政党的特点，极大部分是由它的社会组成成分，它的过去历史，以及它和各个不同的阶级层的关系来决定的，只有很小部分才由它口讲和笔写的宣言来决定，特别在内战的危急时期，情形更是如此。例如，如果我们把尼格林，康班尼斯，加西亚·奥立佛（译者按：前二人为西班牙内战时期西班牙社会党领袖，第三人为无政府派领袖）及其一伙的无数宣言开始当作纯金，那我们得承认这些先生们是社会主义的热心朋友了。其实他们是社会主义之背信弃义的敌人。 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期间，革命的工人不但领导了舰队上的农民，而且领导了全国农民。农民们之夺取土地与分配土地，极大多数是在回乡来的兵士和水兵的领导之下进行的。粮食的征收还只刚刚开始，而且主要是向地主和富农征收的。农民把征收粮食这件事当作一种暂时的祸害来接受。可是内战拖延了三年。主要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城市这些年中对乡村实际上一无所给予，却几乎拿走了乡村中的所有东西。农民赞成“布尔雪维克派”，却愈来愈敌视“共产主义者”。如果在以前的时期中工人曾经领导了农民前进，现在却是农民拉着工人后退。只因为这一个情绪转变，能使白党将一部分农民，甚至拉尔的一部分半农民半工人，吸引到他们那一边去。这个情绪，亦即敌视城市的情绪，滋养了马黑诺运动。马黑诺夺取与抢劫了那些标明着供应工厂、作坊与红军的列车，拆去路轨，枪毙共产党人，以及干出其他事件。当然，马黑诺把这种做法称之为与“国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其实呢，这乃是被激怒的小资产阶级的有产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斗争。同样运动发生于许多别的地区，特别在汤包夫斯基地区，这种运动打着“社会革命党人”的旗帜。最后，在全国不同地区，有所谓“绿色”农民队伍的活动。他们既不承认红军，也不承认白军，避开城市里的政党。“绿军”有时候遇上了白军，遭到了一些沉重的打击；不过他们自然也不会从红军那里得到宽待。正好像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被大资本与无产阶级这块磨石磨成粉末一样，这些农民的游击队伍也在红军与白军之间被研成微粒了。 只有一个十足肤浅的人才会在马黑诺队伍身上或在克朗斯达脱作乱这件事上，看出是无政府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这两个抽象原则之争。这些运动实际上都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痉孪，这种小资产者自然想把自己从资本的势力下面解放出来，但他们同时却不同意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小资产阶级并不具体地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之故，他们不能知道这一点。就为了这个缘故，他们总是如此愿意时而以无政府主义旗帜，时而以社会革命党人民派的旗帜，时而简单以”绿色“这面旗帜，来遮盖他们那些混乱的要求和希望。他们将自己置于和无产阶级对立地位，挥舞着所有这些旗帜，企图将革命的车轮倒转回去。 克朗斯达脱兵变的反革命性质 当然，在克朗斯达脱的各个不同的社会层与政治层之间，并无不能跨越的堵壁存在。克朗斯达脱仍旧有某种数量的熟练工人与技术员在照顾机器。不过就算是他们，也是由一种消极淘汰的方法来选择过的，留下来的大多是政治上不可靠，对内战没有什么用处的人。暴动的某几个“领袖”就来自这些份子之中。有几个指控我们的人，就是得意洋洋地指出这种情形的，可是这一种十分自然与不可避免的情形，却丝毫不改变暴动的反无产阶级的面貌。除非我们为那些僭妄的口号与虚伪的标签等等所欺，我们自会看出克朗斯达脱暴动不是别的，它只是小资产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艰苦和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峻所进行的一次武装反动吧了。 这恰好便是克朗斯达脱提出的那个口号的意义。那个口号是：“拥护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立即出来抓住这个口号的不仅有社会革命党人，而且有自由资产阶级。那个颇有远见的资本家代表，这个密留可夫教授，懂得：如果苏维埃脱离了布尔雪维克派的领导，那么苏维埃本身就会在短期内被摧毁的。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统治俄国苏维埃那个时期的经验，以及更加清楚的，德国和奥国苏维埃受社会民主党人统治的那一个时期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与无政府主义派联合控制的苏维埃，只能起那由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资本主义复辟去的桥梁作用。不管这些苏维埃的参加者抱着怎样的“思想”却总不能起别的作用。克朗斯达脱暴动因此具有反革命性质。 从阶级观点——这个观点，不怕得罪爱好折中的先生们，始终是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历史方面的根本标准——来看问题，极端重要的是要将在此一危急时期中克朗斯达脱人的行为和彼得格拉人的行为作一个对照。那时候，在这个已撤退了中央政府的首都里，人们遭受着饥寒之苦。他们受的苦比莫斯科人受的更可怕。这是一个英雄的与悲惨的时期！人人挨饿，人人都易怒。一切人都不满意。在工厂里，流行着一种沉重的不满之情。社会革命党和白党所派遣进来的地下工作人员，企图将军事暴动和愤愤不平的工人的运动联结起来。克朗斯达脱的报纸上报导了彼得格拉的街垒战，又说有几千人被杀死。全世界的报纸宣布了同样的事情。其实，所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克朗斯达脱暴动并不吸引彼得格拉工人。暴动使他们厌恶。层次的分化是依照了阶级路线进行了的。工人们立刻觉得克朗斯达脱的变兵站在街垒的反对方面。而他们则拥护苏维埃政权。克朗斯达脱的政治孤立乃是它内部不稳与军事失败的原因。 新经济政策与克朗斯达脱暴动 维多·绥奇[3]——他仿佛正在企图制造一种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合成品——不幸也介入了有关克朗斯达脱的争论。依他之见，如果早一年采取新经济政策，可能不发生克朗斯达脱暴动。让我们承认这一点吧。不过，在事后提出这样的忠告非常容易。不错，正如维多·绥奇所记忆，我早在1920年就提议过：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变为新经济政策。不过我在事前，对于这个政策是否能够成功，完全没有把握。医药能证明出比疾病本身更为危险，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种秘密。当我的提议遭到党领袖们的反对时，我不会向党内的下级群众申诉，为的要避免动员起小资产阶级来反对工人。为的要使党相信新路线的需要，那后来的十二个月的经验是必要的。不过值得注意的事是：当时恰恰是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将新经济政策看作……对共产主义的背叛。可是现在，无政府主义者的信徒们来责备我们，则因为我们不曾提早一年采取新经济政策。 1921年中的列宁曾经不止一次承认：党曾经顽强地保持军事共产主义方法乃是一大错误。但这是否改变了事情的本质呢？不管克朗斯达脱叛乱的近因或远因为何，它在本质上总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致命的危险。仅仅因为犯了政治错误，难道无产阶级革命真的非实行自杀来惩罚自己不可吗？ 或者，将新经济政策的法令通知一下克朗斯达脱的水兵，也许就足以安抚他们了吧？幻想！暴动者没有一个意识分明的政纲，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然，他们也不能有这样的政纲。他们自己并不清楚懂得他们的父兄所需要的首先是自由贸易。他们不满，困惑，但是他们看不见出路。那些比较自觉的份子，亦即那些右派的份子，在幕后活动，则是要复辟资产阶级制度。但他们不会大声说出这句话。“左翼”份子要求取消纪律，要求“自由的苏维埃”与比较好的配给。新经济政策这个制度只能逐渐安抚农民，然后，再去安抚军队中与舰队中那些不满的人。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时间和经验。 一切论据中最最幼稚的一种是说，克朗斯达脱根本不曾发生暴动，说水兵们没有进行威胁，说他们“只是”夺取了要塞和战舰。仿佛布尔雪维克派光袒着胸膛打水上向要塞进军，只因为他们的恶毒性格，只因为他们想人为地挑拨起冲突，只因为他们仇恨克朗斯达脱水兵，或只因为他们仇恨无政府主义者学说（这个学说，我们可顺便说一句，在当时是没有一个人为它操心的）。这不是孩子气的胡说吗？这些舞文弄墨的批评家们；抽去了时间和地点的因素，企图在十七个年头之后，献议说，只要当时如果不去管暴动的水兵们的闲事，那么一切事都会在皆大欢喜中结束的。不幸，全世界的反革命派却无论如何不会不去管他们的闲事的。斗争的逻辑会使极端派，亦即使那些最反对革命的份子，占据要塞中的优势。给养与补给的需要，会使要塞直接依赖于外国资产阶级与他们的代理人——白党流亡者。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准备都已经在安排了。在同样的情形中，只有像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派或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那样的人，才会消极等待，希望能等出一个愉快的结局来。布尔雪维克派幸而属于另一种不同的派别。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要在火头刚起的时候就去扑灭它，以此将受害者的人数减少至最低限度。 没有要塞的“克朗斯达脱派” 在本质上，这些批评家先生们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者，由于这一个标记，他们都是革命的反对者。全部的秘密就在这里。不错，他们中间有几位承认革命与专政——仅仅在口头上，这当然并不使事情变得好些。他们所愿见的革命，是不会走到专政的；他们所愿见的专政，则是不用武力而能实行的，这自然是很“令人喜爱的”专政。但它需要具备几件细枝末节：需要劳动群众具备一种平等的而且是极高度的发展。不过在这样的条件中，专政将一般地成为不必要了。有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确确实实是自由的迂夫子，希望在一百年或一千年之内劳动者将会达到这样高的一个发展水平，以致强制办法成为不需要了。自然，如果资本主义能走向这样一种发展，那就没有理由去推翻资本主义。无论暴力革命或作为革命胜利之不可避免的后果——专政，都将不再需要。可是，我们这时代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没有给人道主义的与和平主义的幻想留下一点余地。 工人阶级，且不说半工人阶级的群众了，他们无论在社会方面与政治方面，都不是性质均一的。阶级斗争产生了一支先锋队，它吸收了阶级中最优秀的份子。当这个先锋队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时，那就能够进行革命。但这丝毫也不是说，此时劳动者的内部矛盾消失了。当革命达到最高峰时，这些矛盾当然减弱了，但是在革命较后的一个新阶段上它们只能十分尖锐地显露出来。革命的整个过程便是这样。克朗斯达脱的过程便是这样。当客厅里的粉红色人物企图在事后给十月革命规划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时，我们只能恭敬地请他们为我们指示出，究竟在何处何时，他们那些伟大的原则曾经在实践中证实的，至少证实了一部分，至少在一种倾向上证实了它们的？使我们期望这些原则在将来得能胜利的预兆究竟在哪里？当然，我们这些问题是永远得不到答复的。 革命有它自己的法则。好久以前，我们曾经确定过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教训”，这教训不但对于俄国，而且对于全世界都有意义。此外却没有别人甚至企图去提出任何别的“教训”。西班牙革命正在用颠倒方法证实“十月革命的教训”。对于此事，那些苛刻的批评家们却保持缄默或含糊其词。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政府在扑灭社会主义革命，在枪杀革命者。无政府主义参加着这个政府，或者，当他们被逐出政府时也继续支持这些刽子手。而他们在国外的盟友与律师们，此时却忙于保护……克朗斯达脱的兵变，反对那严厉的布尔雪维克派。这是一个可耻的喜剧！ 目前关于克朗斯达脱的争论是围绕着那些相同的阶级轴心转动的——这些轴心在克朗斯达脱暴动中起过作用，那时水兵中的一些反动部分试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糊涂虫和折中主义者，由于自觉到在现代革命政治舞台上的无能，企图利用克朗斯达脱那段旧插话来反对第四国际，亦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党。这些晚出的“克朗斯达脱派”也将被扑灭的——自然不是应用武器，因为他们幸而不会占有一座要塞。 里昂·托洛茨基 1938年1月15日于考约亚冈 [1]F.Wright，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曾经将托氏的许多著作译成英文。 [2]盘克曼（1870——1934）与高德曼（1869——1940），无政府主义派著名人物。前者出生于波兰，后者出生于立陶宛。二人均于早年赴美，信仰无政府主义，从事激进社会活动，以致一再被捕。第一次大战后，终于被逐出美国，他们在苏俄住了两年，又因对布尔雪维克政府失望而离去。克朗斯达脱暴动时，二人均在彼得格拉，且曾起相当作用。盘克曼著有“克朗斯达脱暴动”一长文。 [3]俄裔比利时籍的革命家与作家。早年参加无政府主义派，俄国十月革命后拥护布尔雪维克派，曾编辑《共产国际》杂志，1933年因同情托洛次基被流放西伯利亚，旋因西方知识分子抗议获释，离俄著书反对史大林，但意见与托洛次基亦不尽同，1947年卒于墨西哥。
托洛茨基谈喀朗施塔得水兵叛乱3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喧嚣与本相：评1921年要塞水兵叛乱 再谈水兵叛乱 答托马斯·温台林 附录：喀朗施塔得驻军第一、第二舰队船员全体大会决议 喧嚣与本相：评1921年要塞水兵叛乱1 列·托洛茨基李星翻译 旧译本 揭发者的「跨阶级联合阵线」2 近来，1921年喀朗施塔得水兵叛乱成了某些圈子的热门话题。宣传运动的力度持续不减，倒像那场叛乱刚发生似的。「历史还原」的参加者满腔热情口号一致，包括无政府派、流亡孟什维克、左翼社民主义者3、自命独行侠的糊涂虫和白俄有产舆论4。主流媒体偶尔也露一小脸。好一条特色「人民阵线」！昨天，某墨西哥周刊（拥戴反动教会的「民主良知」）被我偶然瞟见一段话：「托洛茨基下令枪杀一千五百名（？）喀朗施塔得水兵，至纯至圣的一群人。他当权的政策与今日苏俄毫无差异」。人所共知，「极左」的无政府派也持此论。就莫斯科大审判案，我首次公开——但简短——回答某共运「反思者」质询时5，孟派报纸曾立即替当年水兵与今日质询者打抱不平。白俄有产舆论亦挥枪助阵6。无政府派的拳头砸得更狠。以上权威人士判决曰：托氏的狡辩不成立。异口同声的事实颇费思量：无政府派视要塞水兵为「真正反国家的」共产主义象征；兵变时节，流亡孟派蹦高支持复辟资本主义；白俄舆论更是有产统治的全职啦啦队员7。那场暴动，如何能让无政府派、孟派与主流自由主义一起涕泪横流？很简单：他们对丑化唯一的革命流派都有兴趣。这一流派从未卷起自家战旗、从未与敌勾结，是未来解放大军的唯一代表。因此，本人「罪恶」的迟到揭发者当中8，充斥着原革命者或同路人。「脱共者」迷失了自身纲领和原则，憋着劲儿想冲淡第二国际的堕落或西班牙无政府派的叛卖。亲苏党棍暂且无法直接加入他们的战团，但私下里眉飞色舞：「托派教条」没辙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受气了，第四国际挨打了！ 为何这个杂乱帮伙死抓住水兵叛乱？草创不久的工人政权，曾与哥萨克、农民乃至某些工人（乌拉尔的著名白军「工人团」9！）频繁冲突。交恶的根源，是工人（消费者）与农民（生产者、供粮者）的矛盾。贫穷匮乏的钳制下，工人阶级也曾内部分裂彼此敌对10；敌视程度视各群体与乡村纽带的强弱而定，红军同样受到乡村影响。内战年间，我们多次被迫缴械某些动摇团队。「新经济政策」减弱了工农摩擦，但远谈不上消灭矛盾。同时，新路线使富农再生，于三十年代初再度促发农村内战。「无产城市」和「小资乡村」的关系史上，水兵叛乱只是段插曲。只有把握革命岁月的阶级搏杀总体进程，才可理解这一插曲的含义。与内战年间小资产阶级的诸多运动及暴动相比，水兵叛乱的唯一差异是较大的境外回声。它爆发于「圣地」彼得格勒附近的海军要塞。暴动者散发传单、进行无线广播。匆忙到场的社革党人与无政府派，使暴动文告平添不少「高贵」词藻与姿态。这一切均记录在案。凭借以上「文件」（或说忽悠人的标签），不难堆砌一个政治神话。1917 年，老喀朗施塔得的名号曾簇拥着革命的光环，使新传说更具气派。难怪上引墨西哥杂志称水兵为「至纯至圣的一群人」。 玩弄要塞的旧威望，是本届江湖骗术大赛的一个主要特点。无政府派、孟派、自由派和反动写手企图勾画一个场景：1921年初列宁集团血洗抗议水兵兼十月功臣。随后的全套假话均以此为出发点。谁想一五一十地澄清每句谎言的来龙去脉，请参考1938年二月《新国际》的相关文章11。本文想从更宽泛的角度，描述那次叛乱。 要塞水兵的社会成分与政治派系12 革命由少数人直接「操办」。但惟有赢得多数的不等支持（至少友好中立），少数派才会成功。革命阶段的转换（比如革命向反革命的过渡），直接取决于少数与多数之间、先锋与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变数。 要塞水兵曾分三个政治阶层：先进无产者，某些人历经劳资肉搏的重重战阵；农家子弟为主的多数中间派；来自富农、店老板与教士家庭的反动渣滓。帝俄战舰与要塞的秩序，全靠军官团的复杂操作：仰仗军士水兵的反动部分挟持控制广泛中间层次，并孤立先进份子（机械师、炮手与电气匠，多为城市工人）。 1905年「波将金号」兵舰的起义史，从头到尾以三群体的互动为基础。换句话说，以两股极端力量（无产者和反动小资）对中间农民阶层的攻心战为基础。谁听不懂这一贯穿舰队起义运动的生死话题，最好对俄国事变缩脖闭嘴。整体上说，十月革命完全是——相当范围内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农民影响的进程。苏维埃时代，资产阶级曾以富农群体（小资上层）和「社会主义知识界」的面目活动，如今透过「共产主义首长」说话挥拳。是为革命一切阶段的基本力学。舰队上，这一政治力学采取了更集中、更戏剧性的形式。 1917年喀朗施塔得兵代会的政治成分反射着要塞守军和舰上水兵的成分。同年夏，代表会的领导权已属列宁派。当地党组织以优秀水兵为靠山，吸收了甚多有地下经验的革命者（获释苦役犯）。但直至十月事变，兵代会的列宁分子仍未过半数。社革党与无政府派构成多数。孟派根本打不进要塞，也仇视不买帐的水兵。顺便提一句：社革党上层对要塞的同志并不待见，后者很快起而抨击临时政府13，形成「左翼」社革党的一支突击队。要塞社革党徒的根基是水兵与警备队的乡间子弟。无政府派人头最杂：少量与列宁派同声同气的革命者（茹克、壬列兹尼科夫）、比左翼社革党徒还迷糊的城市小资（占本派多数）。兵代会主席是个党外人士兼「无政府主义同情者」，实为庸庸文员；过去他向皇上鞠躬，如今冲革命敬礼。孟派缺席、社革党「左倾」与小业主们的无政府色彩，统统得益于舰队阶级实践的尖锐锋芒和无产水兵的压倒影响。 内战中的变化 水兵社会成分与政治分野的以上描述（可资证明的事实与文件不胜枚举），解释了内战前后当地军人精神状态的变迁（直至面目全非）。对这一要害处，迟来的揭发团一言不发：部分出于无知，部分出于恶意。 水兵们曾书写耀眼的革命诗篇，但内战改变了一切。要塞和舰队的老兵有系统地奔赴新战场。十月的日子里，水兵部队曾驰援莫斯科。随后是南方和乌克兰：征粮并组织地方政权。「宝山」喀朗施塔得一度似乎取之不竭。本人自各条战线打过数十通电报动员「忠贞」团队救急——它们全部来自彼得格勒工人与波罗的海水兵。1918年底-1919年初，对「喀朗施塔得来的好汉」已有怨言：要得多、干得少、纪律坏。全歼西北军之后14（1919年冬），波罗的海舰队与喀朗施塔得要塞的火热场面彻底冷清；「自己人」统统开拔，去打南方白军。1917-1918年间，水兵的觉悟远高于红军整体水平，构成首批红色部队和许多外省苏维埃的骨干。留守后方直至1921年之初的那班家伙，却败坏得一无是处；总体上讲，他们的思想水平远低于红军的平均高度。要塞充斥着恬不知耻的兵痞混子，身穿时尚的喇叭裤、留着皮条客的发型。 内战末期，饥饿与投机倒把滋生的士气瓦解现象有了惊人增长。「倒爷」成了社会公害，大有掐死工人家园的势头。无所事事享受供给制的要塞卫戍军，精神堕落达到空前规模。当彼得格勒的饥荒日甚一日，政治局多次讨论能否向库存尚丰的水兵借笔「内债」。首都的工人代表却告诉我们：「甭做好梦。他们把布料、煤块和面包弄去黑市。如今要塞里头尽是些王八羔子」。苦涩的事实，与后来人一相情愿的粉饰颇有出入。 补充一点：部分怕打仗而打算越境回国（拉托维亚、爱沙尼亚）的原波罗的海水兵，以「志愿军」名义进驻舰队。他们骨子里厌恶工人政权，并于叛乱中痛快发泄了内心的恨意。一个天差地别的对比：内战沙场上，成千上万拉托维亚工人（农业雇工为主）红军表现了无穷的铁骨豪情…… 拉托维亚人也好，水兵也好，决不可泛泛而论。必须善于辨认种种社会差别与政治对立。 水兵叛乱的社会动机 严肃研究的任务，是以客观资料为依据，确定兵变的社会政治性质以及在革命史的位置。不符标准的「批评」仅算小资和平主义的伤感哀歌，颇类二十年来无政府派先辈后人的反苏文字15。对科学研究的范畴和方法，他们一窍不通。他们摘引暴动者的宣言，好似虔诚布道者援引《耶经》片段。他们生我的气，骂托某人胆敢无视「文献」的价值，亦即无视马合诺及其他「使徒」的政治福音。「重视」文件不等于轻信它。马克思讲：看党如看人，不能仅凭一面之词。党的特征决定于社会成分、政治过去和与各阶级、阶层的关系，而非口头书面的宣言；内战时刻，更加如此。假如把西班牙社会党和无政府派头脑及同伙的无数宣言当真16，就得承认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挚友。其实呢？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死敌。 1917-1918年间，革命工人在舰队、更在全国引导着农民。回乡士兵（水兵）的普遍领导下，农民起来夺地、分地。苏维埃征粮刚开了个头，且多向地主富农索取。农民忍受征粮，当它是短暂的祸害。但内战打了三年。城市囊空如洗，却为了供应军需掠走乡村的一切。农民说：俺们拥戴「分地的布尔什维克」，俺们反对「征粮的共产党」。过去工人领导农民往前冲，如今农民拽着工人向后退。这一情绪转变，使白党得以拉拢部分庄稼汉乃至乌拉尔地区的某些半农半工阶层。憎恨城市的情绪滋生了马合诺游击运动。马司令的队伍拦截哄抢供应工厂与红军的货车、破坏铁路并杀害共产党人。他自称打击「国家」、引入自由秩序云云。实际上，这是狂怒小有产者对工人专政的打击。类似运动爆发于多个省份（特别是坦波夫省），打着「社会革命党」的旗号。此外，随处可见回避党派政治的「绿林」农民军，既反赤党也撵白匪。「绿林群雄」难免让白军揍得够呛，撞上红军更不好过。小资产阶级被大资本与无产阶级的磨盘碾成齑粉，农民军也让红白阵营轰得灰飞烟灭。 只有脑壳空空的笨伯，会以为马家军或水兵叛乱体现着「无政府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抽象斗争。究其本质，上述运动是小资农民的政治挣扎。小资产者想摆脱资本重压，但抗拒工人专政。限于自身的社会地位，小资产阶级说不清——也没法说清——自己需要何种秩序。因此，他们轻易地变换旗帜（无政府主义、民粹派或「绿林」），以掩饰混乱的要求与期望。从选择的旗号来看，他们对抗无产阶级以便开革命的倒车。 兵变的反革命性质 诚然，要塞成员的各个社会、政治群体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铁墙。当地仍有一批熟练工人与技术员，但多是逆向淘汰的筛选结果，本就难当内战的血火洗礼。数位兵变「领袖」正是这类工人，让揭发团的几位笔杆欢天喜地捧在手心。这一自然而难免的状况，毫未改变叛乱的反无产阶级面貌。抛去华丽口号与虚伪标签，便能察觉那场暴动只是小商品生产者的武力示威：社会革命的艰辛和工人专政的严峻激起的反动逆流。让有产自由派和社革党紧抓不放的著名口号「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反映了这一逆流的本质。资本的某些优秀代理明白一件事17：代表会丧失先锋党政治领导的后果，是工人政府的死亡。孟派和社革党统领工代会的实践—— 不必说德奥社民党控制苏维埃的经验——已证明了上述论点。社革党和无政府派领导的兵代会只有一个功能：充当工人专政向资本主义复辟的过渡阶梯。无论暴乱参加者有哪些个人「理想」，他们扮演不了其它角色。结论：水兵之乱带有反革命特征。 从阶级观点——折中主义者听着刺耳，但它始终是政治、历史判断的基本准则——来说，把兵变期间要塞成员与彼得格勒居民的表现作个对比，颇有价值。这座城市也被抽走全部先进工人。中央政府离去的赤都，民众受着饥寒之苦（比莫斯科还糟）。一段坚忍悲怆的日子！人人挨饿。人人易怒。人人不满。工厂内充溢着愤懑之情。社革党和流亡白军的地下网络，试图把暴动和不平工人的抗议相结合。要塞的报纸宣称市内「有巷战」，又说当局屠城数千死难。世界舆论的报道大同小异。事实截然相反！兵变没有吸引首都工人。兵变令他们憎恶。阶级分野催生了立场的对立。工人马上感觉叛乱者「不是自家人」，并支持苏维埃平叛。要塞的政治孤立，是它内心慌张与战败的原因。 新经济政策与兵变 维·谢尔什近来埋头研制「无政府理论」、骑墙实践和马列原则的神秘混合物18。百忙之余，他冒失地闯进兵变论争的会场。谢同志断言：提前一年转向新经济政策，或能避免暴动。或许如此。但类似的事后忠告价值不高。正如谢同志提醒的那样，1920年初我提出变更经济路线。老实说，当时心里没底。要知道，某些处方比疾病更凶险。遭遇领导层驳斥后，我没向党内群众申诉，生怕给小资阶层打击工人的机会。随后的十二个月最终使党确信经济妥协的必要。当时，各国无政府派均视新方针为叛卖之举；如今，他们的政治律师申斥我们转向太迟。 1921年列宁多次公开承认：顽固坚持军事共产主义是个大错。这是否改变了事情的本质？无论叛乱有何远近原因，它对工人专政构成了致命危险。走了弯路，无产阶级革命就得自裁谢罪吗？ 或许该把改革法令火速送交水兵，以平抚愤愤的心？空想！小资暴动者的本性，使叛乱并无——也不可能有——清醒独立的政纲。他们看不透自家父兄最渴望自由贸易。他们恼怒。他们咆哮。但看不到出路。幕后搞鬼的自觉势力（右翼）想复辟，可决不会大声嚷嚷；「左翼」乱兵想取消纪律、成立「自由苏维埃」和索取更丰盛的配给。新经济政策的功能，是逐步安抚农民以及军中不满分子。但这需要时间和经验。 最白痴的几张大嘴扬言「不存在暴动」。据说水兵像天使一般乖，「仅仅」攻取了要塞、战舰和其余工事。据说列宁党徒踏冰冲锋的举动，全怪自己一肚坏水、故意寻衅、视水兵为眼中钉和意欲迫害无政府学说（喂！谁有空搭理你们？）。一派胡言。业余批评家不顾时间地点的具体制约，断言（十七年后！）只要不管作乱水兵的闲事，便可皆大欢喜。不幸，国际反革命很乐意管世界人民的闲事。斗争的逻辑将让极端派——坚定的阶级异己——控制要塞的大局。给养需求将使要塞依赖境外有产者及代理——白俄余孽。当时，相关安排已急急上场中。类似情形下，谁会抱着脑袋坐等铁树开玫瑰花？我们不是西班牙无政府工团头脑。我们不是安德莱斯·宁。我们是布尔什维克。火头刚起就得扑灭，把损失减至最少。 无险可据的「政治水兵」 根本上说，揭发团的攻击目标是工人专政。想通此处，即豁然开朗。数位炮手对革命与专政的口头拥护，无关大局。他们想让革命避开专政，而专政摆脱强制。说白了，他们只接受「温香软玉」般的专政。小可爱的问世仅需几样「细枝末节」：劳动群众个人身心的全方位高度发达。话说回来，那时专政早成累赘。某些无政府派内心是个自由主义教员，希望百年千年后劳动者将达到极高水平，以致强制纯属多余。假如资本主义能落实这一美妙前景，何必造反？不需任何暴力革命或专政（夺权胜利的必然后果）。可惜，今日的衰朽资本主义没给人道和平的幻梦留太多余地。 产业工人也好，半无产大众也好，均非社会政治的一块铁板。劳资斗争产生一支先锋队，吸收了本阶级的精华。一旦先锋能引领多数无产者，即是革命之日。但劳动者的内部矛盾不会随之蒸发。革命高峰期，矛盾变缓，却更尖锐地暴露于下个阶段。革命进程大致如此。要塞风云大致如此。事后高明的清谈家想给十月革命规划一条新路线，请问，你们的漂亮原则何时何地有过实践验证？哪怕部分验证、哪怕验证了潜在倾向？你们未来胜利的预兆何在？无人答复。 革命自有法则。我们早已总结了若干世界意义的「十月教训」。不存在其它有分量的总结。西班牙革命正以反证法确认「十月教训」的精髓。对此，惯常刻薄的批评家或缄默或闪躲。当地「人民阵线」政府窒息着社会革命并屠戮先进工人。无政府派曾堂皇入阁，给一脚踹开后继续力挺屠夫老同事；他们的国外盟友与「学人」辩护士却忙于捍卫一场旧兵变，声讨严酷的列宁走卒。不知羞耻的闹场小丑！ 总结：叛乱之辩的阶级轴心也在兵变中一显身手。那时，反动水兵打算推翻工人专政。小资糊涂虫和折中「理性」派越无力介入今日的革命政治，越企图利用往日插曲攻讦第四国际——国际工人革命党。迟来的「水兵」新团队难逃覆灭。万幸，这次不必刺刀见红。 1938年1月15日 《反对派公报》66-67，1938年5-6月 1原文直译：围绕喀朗施塔得的喧嚣 2原文直译：揭发者的「人民阵线」 3原文直译：属于伦敦局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 4原文直译：米留可夫的报纸 5原文直译：当我第一次在刊物上简短地回答温·汤马斯（纽约调查莫斯科审判委员会的委员）的问题时 6原文直译：米留可夫的报纸以同样精神出场 7原文直译：米留可夫今天也赞成资本主义。 8原文直译：那些晚出的对我喀朗施塔得「罪恶」予以痛斥的人中 9原文直译：一批乌拉尔工人在高尔察克的军队中组成了志愿团 10原文直译：工人阶级也曾插话式地内部分裂彼此敌对 11原文直译：请参考赖依特同志的文章（见1938年二月《新国际》）。王凡西注：F.Wright，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曾经将托氏的许多著作译成英文。 12原文直译：喀朗施塔得的社会成分与政治派系 13原文直译：转而成为克伦斯基的反对派 14原文直译：消灭了尤金尼奇之后 15原文直译：无外是符合于阿·宝尔克曼、艾玛·戈德曼15及最新效尤者的精神的，和平主义者的感伤叹息。王凡西注：贝尔克曼（1870——1934）与戈德曼（1869——1940），无政府主义派著名人物。前者出生于波兰，后者出生于立陶宛。二人均于早年赴美，信仰无政府主义，从事激进社会活动，以致一再被捕。第一次大战后，终于被逐出美国，他们在苏俄住了两年，又因对布尔雪维克政府失望而离去。克朗斯达脱暴动时，二人均在彼得格拉，且曾起相当作用。贝尔克曼著有「克朗斯达脱暴动」一长文。 16原文直译：假如我们把尼格林、康班尼斯、加西亚·奥立佛及同党的无数宣言当真。王凡西注：前二人为西班牙内战时期西班牙社会党领袖，第三为无政府派领袖。 17原文直译：资本的远见代表，米留科夫教授明白 18原文直译：「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合成品 再谈水兵叛乱 列·托洛茨基李星翻译 旧译本 前日文章中，我试图把兵变之争置于政治层面。但诸多批评家对「个人责任」饶有兴致。苏瓦林1——从无精打采的马列信徒变成笑口常开的造谣专家——最近的斯大林研究称「托氏自传有意回避水兵起义一事」，并讽刺说：总有些功业没法令人自豪。钦利加2《大谎言之国》一书揭密平叛时「万余水兵」死于托某人的血手（波罗的海舰队也未必有一万水兵）。其余声音痛心疾首道：客观上兵变确有反革命特征，但你为何对叛军——乃至交枪后的叛军——下手如此狠辣？ 诚然，过去我没谈过此事。不是见不得光，而是无话可说。真相颇为简单：我并未直接参与平叛和后期处置。在我眼中，是否亲自参与并无政治意义。我是政府成员并力主平乱，我乐于分担镇压的责任。至今为止，我的答复限于上述框架。当揭发团的道德高士追究本人的罪责，并控诉托某「过分残暴」时，我有权利说：「先生们，你们有点儿扯得没谱了」。 叛乱爆发时，我在乌拉尔公干。我从当地直接返回莫斯科，参加党的十大。党代会通过了平叛决议：以谈判和通牒迫使要塞投降，假如无效就动武。我直接参与了以上决定的制订。后来，我一直待在莫市，没亲自到场指挥军事行动。平乱后的镇压诸事，完全是肃反委员会的权限。 我为何待在莫斯科？政治原因。当时正值「工会辩论」的高潮。要塞的政治工作由彼得格勒市委负责，市委主要领导是季诺维也夫，曾不知疲倦地驳斥我的工会立场，堪称论敌首脑。去乌拉尔之前，我曾在要塞水兵党员大会（就工会一事）发言。大会氛围使我印象恶劣：花花公子般的水兵饱食终日，徒有党员虚名；与当时的工人与红军战士相比，他们活象寄生虫。讨论时，市委以煽情而非说理的方式操纵会场。舰队指挥层既孤立又胆怯。季同志的议案获得大致90%的票数。记得我当时对他说：「你们这儿日子不错，可以后要砸锅」。然后，老季和我一起去乌拉尔。在当地，他收到要塞「砸锅」的紧急电报。曾投票支持他——即他的工会立场 ——的水兵「党员」几乎都入了叛军。我和政治局都觉得谈判也好、动手也罢，应由享有当地信任的领导者处理。否则水兵们会想：党内辩论时我们反对过托主席，如今老小子要秋后算帐。 无论对错，上述念头决定了我的态度。平叛期间，我公开撒手靠边。记忆所及，捷尔任斯基亲自处理了镇压事宜。他一向不容忍外人干涉肃反业务。他做得对。 是否存在滥杀滥捕？不知道。我信任捷尔任斯基同志远胜于信任今日的文人揭发团。鉴于手头资料全无，我无法Avpcsteriori（后天地）确定该惩办谁以及如何惩办。谢尔什凭借三手材料的有关结论，我以为并无价值。我承认：内战不是人道主义的学堂。唯心主义者（亦即理想主义者——李星注）与和平主义者总是控诉革命「太过火」。要害在于「过火行为」来自革命的本质：革命本身是历史的「过火瞬间」。谁喜欢舞文弄墨以「过火」为由排斥革命，请随意。我不排斥革命。这一意义上，我对镇压要塞叛乱负起全责。 1938年7月6日 《反对派公报》第70期，1938年10月 1王凡西注：原法共领导者，主编《人道报》，因翻译托洛次基的《新路向》一书被开除出党，著有《斯大林传》。 2王凡西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之一。在苏联被开除出党，遭监禁。后获释离苏，写了不少有关斯大林迫害异己的书，最后离开共产主义。 答托马斯·温台林1 列·托洛茨基李星翻译 旧译本 尊敬的同志！ 我想，您的质询与「莫斯科审判案」的民间调查并无直接关联，也无法影响调查结论2。但我仍愿作答，让期待了解托某观点的人实现自己的愿望。 与许多人一样，您认为「目标决定手段的正当性」的原则是万恶之源。该原则可称抽象而唯理，可作五花八门的解释。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我愿意为这一公式辩护。我认为世间并无抽象的好（或坏）手段，手段的优劣也不取决于某个绝对而超历史的原则。凡有助于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凡有助于消除人压迫人的手段，堪称大好。宽广的历史意义中，手段的正当只能取决于目标。 是否只要有助「目标」，谎言、背叛、出卖等手段均能使用并可称正当？一切取决于目标的性质。要解放人类，谎言、背叛、出卖就决不算合适手段。伊辟鸠鲁派主张「幸福为本」，论敌便骂他们堕落成猪；伊派回答说：论敌以猪的方式了解幸福之义。这一回答不无道理。 您援引列宁的一段话：革命党有「权利」让敌人在群众眼中变得可恨可鄙。您认为这段话等于替反道德主义作辩护。请告诉我，高尚的道学先生待在何方？哪个政治营垒？依本人观察，全部政治斗争都广泛使用夸大、曲解、谎言与诬蔑等手段。最受污蔑的永远是革命者：马恩及朋友如此，列宁派、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也如此，如今轮到托派。有产者对革命的仇恨；迟钝小资的保守主义；知识份子的自大与傲慢；工会官僚群的本位利益——以上因素联合起来大肆迫害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时，造谣专家们时刻不忘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反道德主义」义愤填膺。伪善的愤慨，仅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您援引的列宁语录，无非是说不再把孟派当作无产战士，并力求使工人群众仇视他们。列宁以特有的激情表达了这一思想，使人有机会从事模糊下作的推敲。以列宁全集和他的一生苦斗为基础，我要声明：这位不妥协的斗士是一位最具骑士气质的对手。无论他的话如何夸张偏激，他向来尽力告诉群众真相。改良主义派的反列宁活动，却一直匿藏在永恒道德的真理光辉下，充斥伪善、谎言、诡计与篡改伎俩。 您对1921年水兵暴动的评价大错特错。富有奉献精神的优秀水兵早己效命沙场，在前线与地方苏维埃发挥了重要作用。留守者是自大（「我们是喀朗施塔得好汉！」）、蒙味并无意替革命牺牲的灰色氓众。全国在挨饿，他们要特权。兵变动机是得到特许粮食配给。他们拥有大炮战舰。国内外反动派当即抓住机会蠢蠢大动。白俄流亡者急于声援暴动。不管主观意图如何，水兵的胜利必定招致反革命。话说回来，叛军的主观意图也充满反动性——它们既反映了落后农民对工人的敌视，也折射了军人对首都「死老百姓」的自大，并暴露了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纪律的愤恨。因此，起义运动具有反革命性质。由于他们手握军械，只能以枪炮平定此事。 对内战时期的马合诺运动，您的立场同样偏离事实。马合诺是狂热分子与冒险家的混合体。此外，他身上也集中体现了后来指引水兵暴动的诸种倾向。骑兵通常是军中的反动一翼。马军总瞧不起步卒。马合诺创立了一支自备马匹的农军。他们不是十月革命唤醒的低贱贫农，而是惟恐丧失产业的体面富农。马合诺的无政府理想（无国家、打倒中央政权），再好不过地迎合了富农骑军的精神世界。另指出一点：马家军对城市及城市工人的仇恨，以好斗的反犹主义为补充。当红军与南方白军殊死搏斗时，马司令游走于红白阵营，试图推行自家独立政策。放手蛮干的小资富农，真以为能让资本家和工人听从自己语无伦次的矛盾主张。对武装富农，必须缴他的枪。我们也这样做了。 您试图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道德论」推导出斯大林篡改伪造学的源头。这是无用功。当革命为被压迫群众的解放而斗争，它对任何事物直呼其名无需捏造。政治谎言工厂的诞生，来自一个事实：当权派为少数人的特权而斗争，而被迫掩盖真实目的。不向历史发展的物质条件寻求答案，而臆造「原罪」理论，这类理论属于教会而非社会主义共和国。 致以真诚的敬意 1937年7月6日 1937年7-8月《反对派公报》N56-57 1 王凡西注：希特勒上台之前，托马斯·温台林曾是德国共产党的国会议员。1937年在美国，参加‘国际调查莫斯科审判委员会’，担任委员。当时他曾向托洛茨基提出问题，认为在列宁对孟什维克的态度上，在苏维埃政府镇压要塞暴动问题上，以及内战中对付乌克兰独立的马合诺队伍上，证明布尔什维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并无不同之处。这封信是托氏的回答。 2原文直译：您的质询与纽约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并无直接关系，也不会影响委员会的调查结论。 附录 喀朗施塔得驻军第一、第二舰队船员全体大会决议1 「彼得落帕夫洛茨克」号战列舰和「塞瓦斯托泊尔」号战列舰全体水兵起草并通过以下决议。本决议已得到要塞士兵（水兵）大会的批准。 要塞士兵（水兵）大会派往彼得格勒了解市内形势的船员代表团，向大会作出汇报。听取汇报后，大会决议如下： 1、今日苏维埃不反映工农意志。应立即在秘密投票基础上改选苏维埃。应在全体工农中进行自由的选举宣传。 2、工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党派应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 3、落实会议自由、工会及农民团体的结社自由。 4、不迟于1921年3月10日召开彼得格勒市、喀朗施塔得要塞和彼得格勒省工人、红军士兵（水兵）的无党派大会。 5、释放社会主义党派的全体政治犯。释放从事工农运动被捕的全体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 6、选举一个特别委员会，重新审查监狱集中营的在押犯人。 7、废除各企业机关的政治处。任何政党均无宣传自身主张并收取国家经费的特权。应建立相应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并给予国家财政支持。 8、立即取消所有督战队。 9、全体劳动者的食品供给一律平等，有毒车间的生产者除外。 10、解散军中的共产主义战斗队。停止各企业的共产党员值勤制。假如类似的值勤和战斗队确有必要，应由连队（士兵）和工厂工人视形势而定。 11、农民应有充分自由决定如何耕种土地以及——不使用雇佣劳力前提下——如何放养牲畜。 12、请全军指战员和军事学员同志们支持本决议。 13、要求广泛公布所有相关决议。 14、任命巡视局监督执行（公布决议的落实程度）。 15、允许个人劳动基础上的作坊生产。 本决议由各舰队会议全体通过（两票弃权） 1921年3月1日 喀朗施塔得 1《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1994.№4.С.16-17.
关于列夫·谢多夫之死（托洛茨基，1938年2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关于列夫·谢多夫之死 托洛茨基（1938年2月18日） 伤痛还记忆犹新，以致我仍然难以当作死者来谈论列夫·谢多夫，而他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还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必须当即对之作出反应：这就是他的死因问题。我应当从一开始就说明，我手头并没有任何足以认定列·谢多夫之死是出自国家政治保卫局之手的直接材料。在我妻子和我所收到的巴黎友人发来的电报中，没有丝毫超出各个通讯社报道的内容。但是，我愿意提供某些间接的情况，这些情况对于巴黎的司法侦查却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1）说儿子似乎患有慢性肠胃病的说法是不确实的。关于他有这类疾病的消息对于母亲和我都是完全出乎意外的。 （2）说他最近几周内似乎得了重病的说法是不确实的。我手头有我收到的他2月4日写的最后一封信。在这封充满乐观情绪的信中，一句话也没有谈到生病。相反，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列·谢多夫这些天来非常活跃（特别是由于杀害赖斯的凶手即将在瑞士受审），而且准备继续下去。 （3）看来列·谢多夫的死亡是在15日至16日的夜间发生的。这就是说，从发信到死去仅仅有11天时间。换句话说，生病完全是突然的事。 （4）对于法医技术鉴定的公正无私，不论其结论如何，自然没有根据加以怀疑。不过，尽管我不是专家，但我还是可以指出一个情况：如果有被毒死的可能，那么涉及的就不是普通的下毒者。国家政治保卫局拥有极其少有的科学和技术手段，以致使法医技术鉴定的任务变得无比困难。 （5）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接近我儿子的呢？在这一点上我也只能够用假设来回答。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几次发生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间谍与莫斯科决裂的事。所有立意决裂的人员自然会设法与儿子取得联系，而由于在他的活动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勇敢无畏，他会坦然地前去会见。此类决裂难道不会有什么圏套？我只能提出这样的设想。是否如此则有待查实。 （6）法共报刊一直对列夫·谢多夫极表关注，自然，是敌意的关注。然而，关于他的死讯却没有一家法共的报纸登过一行消息（参见巴黎的电讯）。在伊格纳季·赖斯在洛桑被暗杀以后也完全如此。这类“审慎的态度”特别令人感到意味深长，如果考虑到在莫斯科感到尖锐的问题上法国的共产国际报刊是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老间谍雅克·杜克洛等人接受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直接指示的话。我什么也没有认定。我只是说明事实和提出问题而已。 列·托洛茨基 1938年2月18日午夜1时 于考约阿康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3602
《列夫·托洛茨基案》（193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列夫·托洛茨基案》（1937） THECASEOFLeonTrotsky ReportofHearingsontheChargesMadeAgainstHimintheMoscowTrials 列夫·托洛茨基案 1937年 田七译 导言（乔治·诺瓦克） 前言 向调查委员会作报告 第一场听证会 开场陈述——列夫·托洛茨基的生平——早期的革命活动——1905年革命——反对世界大战——在美国逗留期间——在十月革命中的角色，内战，苏维埃政府——被开除出党——流放——国外的活动——哥本哈根——法国——挪威——被捕 第二场听证会 墨西哥——失去公民权——家庭——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论著——彼得格勒，华沙，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档案——波拿巴主义的危险——共产国际的政策——列宁的临终遗嘱——维辛斯基指控“反列宁主义” 第三场听证会 与列宁的关系——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公开信——与被告们的关系——“三驾马车”——和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的联盟——反对派被开除——屈服——奥尔伯格——拉狄克 第四场听证会 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审判中被告们的看法——拉狄克——屈服——和被告们的关系——忠诚的反对派——和苏联（人）的通信——勃柳姆金——哥本哈根——赫里欧——布里斯托尔酒店——丹麦媒体 第五场听证会 托洛茨基的秘书在哥本哈根布里斯托尔酒店问题上的证词——给反对派成员的有声电影——奥尔伯格——罗姆——托洛茨基流亡至法国——在卡西斯上岸——前往圣帕莱之旅——火灾——在圣帕莱的生活——巴涅尔——巴比松——探险——报社的攻击——罗姆——书面证据 第六场听证会 前往法国途中的警卫措施——书面证据——罗姆——皮达可夫（Pyatakov）——托洛茨基在挪威的生活——克努森（Knudsen）给维辛斯基的电报——挪威的报社——托洛茨基给莫斯科审判庭的提议——皮达可夫——一些被告人 第七场听证会 苏联的叛国法——《晚邮报》（Aftenposten）对皮达可夫的报道——西里加（Ciliga）的供词——Brobnis——Tsentralnaya的爆炸——工业化，五年计划，集体化——苏维埃的数据——托洛茨基的警告——对大恐怖的态度——基洛夫的遇刺——与苏联（人）的通信 第八场听证会 在青年人中的恐怖主义趋向——关于“阴谋”的问题——对苏维埃政权之指控的态度——受害者名单上漏了莫洛托夫——保卫苏联——克雷孟梭的论点——第四国际——当苏联遭受攻击时的应有立场 第九场听证会 斯大林主义者在西班牙的政策——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外交政策——身处资本主义世界的苏联——战争与社会主义——对德国与日本的态度——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结盟——列宁在德国的路途——波兰战争——左翼反对派与斯大林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档案被盗——财政——对莫斯科方面指控的总反驳 第十场听证会 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政府机构——1919年的成员——苏联的宪法——苏联人民委员会——1919年的成员——苏维埃——党和政府的关系——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新宪法——社会主义革命——有关宣传的问题——革命、个人与热月恐怖——赫斯特报社（TheHearstPress） 第十一场听证会 官僚集团与法西斯主义者的结盟——恐怖主义——联合战线和“人民阵线”——党内迫害——蓄意破坏——在西伯利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穆拉诺夫（Muralov）的供词——获取供词的方法——罢免斯大林——第一场莫斯科审判的指控——苏联法律对证据的规定——皮达可夫的所谓斗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与列宁的关系——革命史被歪曲——鲍罗廷在墨西哥——共产国际 第十二场听证会 要求调查比尔斯先生的问题——比尔斯先生的辞职——委员会主席的声明——给证人律师的建议——来自社会主义党的信件——布尔什维克党的纪律——反对派的口号——党内斗争的阶段——建设工作——对孟什维克的审判——列宁的临终遗嘱——左翼反对派——国际革命——书记处的独裁 第十三场听证会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证人律师的总结陈词——墨西哥劳工组织的提问——委员会律师的声明——托洛茨基的最后陈述：为何需要一场调查？——政治性调查是可以接受的吗？——查尔斯·A.比尔德教授的观点——一场“纯粹的司法上的”调查——自传——我的“司法上的”处境——证据的三个类别——伪造的数据系列（MathematicalSeries）——指控的政治理由：恐怖主义——谁伪造了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名单（莫洛托夫“事件”）——指控的政治理由：“蓄意破坏”——指控的政治理由：与希特勒及日本天皇的结盟——哥本哈根——拉狄克——弗拉基米尔·罗姆，“目击证人”——皮达可夫飞往挪威——最后一场大审判否认了什么？——起诉人—伪造者——“隐瞒掩饰”的理论——莫斯科大审判的理由与来龙去脉 附录 关于：哥本哈根——阿尔伯特·M.格罗塞（AlbertM.Glotzer）的补充声明——事实纠正——信件——莫斯科大审判的理由与来龙去脉 人名译名对照表
托洛茨基：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 <!-- BODY{MARGIN-LEFT:12%;MARGIN-RIGHT:12%;} p.indexnavig{width:100%;background-color:#4367AB;font-size:smaller;LINE-HEIGHT:180%;text-align:center;color:#ffffff;} h1{LINE-HEIGHT:180%;text-align:center;}h2{LINE-HEIGHT:180%;text-align:center;}h3{LINE-HEIGHT:180%;text-align:center;} p{LINE-HEIGHT:180%;FONT-FAMILY:"宋体";TEXT-INDENT:2em;} hr{HEIGHT:1px;text-align:left;width:33%;COLOR:#FF00FF;} .footnote{margin-top:0;margin-bottom:0;line-height:150%;TEXT-INDENT:0em;} 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 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 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 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 --> 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Русский|English 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 （论第四国际的历史根源与理论根源问题） 托洛茨基 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动 “回到马克思主义去”？ 布尔什维主义能为斯大林主义负责吗？ 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预测 斯大林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 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过错”是斯大林主义的根源 理论问题 道德问题 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和第四国际 像我们的时代这样的反动时代，不仅要瓦解和削弱工人阶级，孤立它的先锋队，并且还要降低运动的整个思想水平，把政治思想抛回到早已经走过的阶段。在这种条件下，先锋队的任务首先是不让自己被普遍的倒退的激流所卷走，而应该逆流而进。如果不利的力量对比不允许坚守早先已占领的政治阵地，那么，至少应当坚守住思想阵地，因为用重大代价换来的过去的经验都表现在这里。糊涂蛋会把这种政策看作“宗派主义”。实际上只有这种政策才准备着与即将来临的历史巨流的浪涛同时并进的新的大跃进。 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动 巨大的政治失败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重新估计，这种重新估计一般说来会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真正先锋队的思想为失败的经验所丰富之后，会竭尽全力来保持革命思想的继承性，同时力图在此基础上为将来的群众性战斗来培养新的干部。另一方面，因循守旧分子、中派分子和不求甚解之徒的为失败所吓倒的思想，则竭力破坏革命传统的威信，并在寻找“新理论”的借口下大步倒退。 意识形态上的反动的例子可以举出好多，它们又多半都带有萎靡不振的形式。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及其伦敦局的中派附庸的全部文献，实质上都是这种例子。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气味。没有任何解释失败原因的认真尝试。没有一句关于未来的新鲜点的话。除了陈腔滥调、因循守旧、弄虚作假以及首先是对本身的官僚式的自保的关怀以外，空无一物。随便读上希法亭或奥托·鲍威尔的哪一段话，就足以闻到腐烂的臭味了。共产国际的理论家根本就不值得一提。著名的季米特洛夫就像啤酒店的小老板那样不学无术和平庸。这些人的思想过于迟钝，不会抛弃马克思主义，他们只是糟蹋它。但是，现在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他们。且让我们看看那些“革新家”吧！ 前奥地利共产党人维利·施拉姆写了一本关于莫斯科审讯的小书，用了一个动人的书名《谎言专政》。施拉姆是个有才能的记者，他关心的主要是时事问题。施拉姆对莫斯科的捏造的批评，以及对“自愿招认”的心理活动的揭露，都很精彩。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创立一个能够预防将来失败和捏造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但由于施拉姆根本就不是个理论家，并且看来连社会主义发展史也知道的不多，因此他在新发现的外衣下完全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去了，而且是德意志的，即极其落后的、甜甜蜜蜜的那种社会主义。施拉姆不承认辩证法、阶级斗争，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了。改造社会的任务对他来说就是实现某些“永恒”的道德真理，他打算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用这些真理去熏陶人类。克伦斯基的杂志《新俄罗斯》（旧俄的外省杂志，现在巴黎出版）不仅愉快地而且得意地欢迎维利·施拉姆的以道德的淋巴液疫苗来拯救社会主义的尝试：按照编辑部的公正结论，施拉姆达到了俄国的真正社会主义原则，这种社会主义早就用信仰、希望和爱的神圣原则来对抗冷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了。是的，俄国“社会主义者—革命家”的独创教义就其“理论”前提而言，只不过是退回到三月以前[1]的德国社会主义。然而，要求克伦斯基比施拉姆更多地了解思想史，这也是极不公平。远为重要的是下面这一情况，现在赞同施拉姆的克伦斯基，在任政府首脑之时，是把布尔什维克当作德国总参谋部间谍来横施迫害的首倡者，即制造了施拉姆现在动用久受蠹蚀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物来与之斗争的那些捏造。 施拉姆以及他那一流人物思想反动的心理活动很简单。这些人有一个时期曾经参加过政治活动，这种活动用阶级斗争来赌咒，并且在口头上诉诸唯物辩证法。在奥地利，和在德国一样，事情也以灾难告终。施拉姆得出了不分皂白的结论：瞧，阶级斗争和辩证法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然而，由于新发现的取得是受历史经验和……个人学识所限制的，所以我们的革新家在寻找新理论时就碰到了一堆早已被抛弃了的破烂，他不仅勇敢地以这堆破烂去和布尔什维主义对抗，而且还以此去和马克思主义对抗。 乍看起来，由施拉姆所代表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反动是过于幼稚了（从马克思……到克伦斯基！），简直不值一顾。然而实际上它却极有教益：正是由于它的幼稚，它才是其它一切类型的反动（首先是表现为不分皂白地否定布尔什维主义）的公分母。 “回到马克思主义去”？ 马克思主义在布尔什维主义中获得了最宏伟的历史表现。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取得了无产阶级的首次胜利并建立了第一个工人国家。任何力量都不能从历史中抹去这些事实。但是由于十月革命在目前阶段造成了官僚及其压迫、暴行和伪造制度的胜利——用施拉姆的贴切的比喻来说，造成“谎言专政”，——因此很多形式主义和肤浅的思想家都倾向于一个总的结论：不抛弃布尔什维主义就不能进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如我们所知道的，施拉姆走得还要远些：蜕化为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本身出自马克思主义，因此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就不能进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反之，较不彻底、但为数更多的人们则说：“应当从布尔什维主义回到马克思主义去。”走什么样的路？回到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去？马克思主义在作为布尔什维主义“破产”以前，它已经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而崩溃了。因此，“回到马克思主义去”的口号是意味着跳过第二、第三国际的时代……而回到第一国际去吗？但它在自己的时代里也已崩溃了。这就是说，归根到底问题在于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去。不出房门，甚至不脱便鞋就可以完成这一勇敢的跳跃。但是如果避开包括布尔什维主义和十月革命在内的几十年的理论和政治斗争，那么以后如何从我们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死于一八八三年，恩格斯死于一八九五年）回到新时代的任务去呢？那些建议抛弃布尔什维主义、把它当作历史上“破产了的”流派的人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指出了新的道路。因此，事情被归结为“研读《资本论》”这一简单的忠告。这一忠告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布尔什维克也研究过《资本论》，并且研究得不错。但这并没能防止苏维埃国家的蜕化和莫斯科审讯的丑剧。到底怎么办呢？ 布尔什维主义能为斯大林主义负责吗？ 然而，是不是像全体反动派所认为的那样，像斯大林本人所断言的那样，像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左派空谈家所想像的那样，斯大林主义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合乎规律的产物呢？他们说，“我们经常预言这一点，在开始取缔其它社会主义政党、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建立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的专政之后，十月革命就不能不走向官僚专政。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继续，同时也是它的破产。” 这种论断的错误始于默认布尔什维主义、十月革命和苏联是同一回事。由敌对力量的斗争所构成的历史过程，被用布尔什维主义在真空中的演化来偷换了。然而，布尔什维主义只是个政治流派，不错，它是和工人阶级紧密地打成一片的，但是甚至和这一阶级也不是等同的。而除了工人阶级以外，苏联还有一亿以上的农民、各种各样的民族，还存在压迫、贫困和愚昧的遗产。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国家不仅反映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和意志，而且还反映了国家的文化水平、居民的社会成份、野蛮的过去的以及同样够野蛮的世界帝国主义的压力。把苏维埃国家的蜕化过程描绘成纯布尔什维主义的演化，这就是为了从社会现实中按照逻辑分析出来的一个因素而无视了整个社会现实。实际上，这种简单的错误，只要指出它的名称，就足以使它不留下任何痕迹了。 不管怎么样，布尔什维主义本身从来也不曾把自己同十月革命、同十月革命产生的苏维埃国家等同起来。布尔什维主义把自己看作历史的因素之一，历史的“自觉”的因素，——极其重要的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从来没犯过历史主观主义。我们认为，在现存生产力的基础上，阶级斗争，并且不仅仅是民族范围而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是决定性的因素。 当布尔什维克向农民的私有倾向作让步、规定严格的入党条件、使党清除异己分子、取缔其它党派、实行新经济政策、把企业组让出去、或者和帝国主义政府缔结外交协议的时候，他们，布尔什维克，是从他们一开始在理论上就已清楚的那一基本事实中得出这些局部的结论的，那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政权的夺得，其本身无论如何重要，也绝不会把党变成历史进程的全能主宰。掌握了国家之后，党的确有可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去影响社会的发展；然而党本身也受到国家的其它一切因素的多至数十倍的影响。在敌对力量的直接打击下它可能失去政权。在较缓慢的发展速度下，它尽管保持住了政权，却可能在内部发生蜕化。宗派主义的议论家所不理解的正是历史进程的这种辩证法，他们企图在斯大林官僚的腐化之中找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无可辩驳的论据。 实质上这些先生是说：革命政党内部如果没有防止自己蜕化的保证，那就是不好的革命政党。拿这一类标准来衡量，布尔什维主义自然要遭到谴责：它没有护身符。但这个标准本身就是错误的。科学的思想要求具体分析：党是怎样和为什么会瓦解的。除了布尔什维克自己，至今没有任何人做过这种分析。为了这样做他们无需和布尔什维主义决裂。相反地，他们得出的结论宣称：自然，斯大林主义是由布尔什维主义“发展出来”的，但不是逻辑地，而是辩证地发展出来的：不是按革命的肯定的方式，而是按特米多尔的否定的方式。这根本不是同一回事。 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预测 然而，布尔什维克不必等到莫斯科审讯的时候，才回过头来解释苏联执政党瓦解的原因。他们早就预见到并事先谈到过这一种发展的理论可能性。让我们回想一下不仅在十月革命的前夜，而且在这以前许多年，布尔什维克所作的预测。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力量的特殊结合使无产阶级可能在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取得政权。但是这种力量的结合也预先表明，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或早或迟地迅速取得胜利，俄国的工人国家是站不住脚的。闭关自守的苏维埃制度定将垮台或蜕化。更准确些说：先蜕化，后垮台。一九〇五年以来我个人不得不一再论述这一点。在我的《俄国革命史》中（见最后一卷附录：《一国社会主义》），我收集了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期间布尔什维主义领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所有这些言论都归结为一点：没有西方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将会被国内反革命或者国外武装干涉，或者此两者的结合所消灭。特别是列宁不只一次地指出过，苏维埃制度的官僚化不只技术问题或组织问题，而是工人国家社会蜕化之可能的始点。 在一九二二年三月的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曾论及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其中包括自由主义教授乌斯特里雅洛夫，决定给予苏维埃俄国的“支持”。“我赞成支持俄国的苏维埃政权——乌斯特里雅洛夫说道，——因为它已经踏上了滚向通常资产阶级政权的道路。”列宁认为敌人的无耻的叫喊比“甜蜜的共产主义的谎话”要好些。他极其冷静地向党提出关于下列危险的警告：“应该老实说，乌斯特里雅洛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质；指靠信念、忠诚和其它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慎重的。有优秀的精神品质的只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接近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2]一句话，党不是发展的唯一的因素，而且是在广阔的历史范围内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列宁在他所参加的这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接着说：“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这是常有的事。……这很简单，人人都懂得。至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怎样呢？那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如出征的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的民族，出征的民族就强迫被征服的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强迫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呢？四千七百个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的分子）是否受制于别人的文化呢？”[3]这是在一九二二年初说的，并且不是第一次说。历史不是由即使是“最优秀的”少数人创造的；不仅如此，这些“优秀分子”还可能在“异己的”及资产阶级的文化精神中蜕化。不仅苏维埃国家可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党也可能失去其布尔什维主义。 一九二三年最终形成的左派反对派是以对这一危险的清楚认识为出发点的。它逐日记录蜕化的征候，力求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意志来对抗已经到来的特米多尔。然而结果发现，靠这一主观因素还是不够的。那些按照列宁的说法决定斗争结局的“广大群众”，因内部贫困和过久地等待世界革命而疲惫不堪。群众灰心失望。官僚占了上风。它制服了无产阶级先锋队，践踏了马克思主义，污辱了布尔什维克党。斯大林主义得胜了。布尔什维主义以左派反对派为代表同苏联官僚集团及其共产国际决裂了。发展的实际进程就是这样。 不错，从表面上看，斯大林主义是出自布尔什维主义。莫斯科的官僚集团甚至今天还继续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党。它不过是利用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商标，以便更好地欺骗群众。那些把表皮当内核、把皮相当实质的理论家尤其可怜。他们把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等同起来，给特米多尔分子帮了很大的忙，从而起了明显的反动作用。 在政治领域内排除所有其它党派的情况下，各居民阶层相互矛盾的利益和倾向必然会以不同程度在执政党身上得到反映。随着政治重心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向官僚转移，党在社会成份上，在思想意识上也起了变化。由于暴风骤雨般的发展进程，党在最近十五年遭到比社会民主党在半世纪期间远为剧烈的蜕化。目前的“清洗”在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不只是划下了一道血的红线，而是划下了一条血的河流。杀绝布尔什维克的整个老一代，杀绝相当多的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中年一代以及较严肃地接受布尔什维主义传统的那部分青年，这表明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就是在肉体上也是势不两立的。怎么能不看到这一点呢？ 斯大林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从他们那一方面企图把斯大林主义看作不仅是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有机产物、而且还是一般“国家社会主义”的有机产物。他们愿意以较为现代化的自由苏维埃的联盟来代替宗法制的巴枯宁的“自由公社的联盟”。但是，他们照旧反对中央集权国家。事实是：“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一支，社会民主党，在执政之后成了资本的公开代理人。而另外一支又产生了新的特权等级。显然，祸根在于国家。从广阔的历史观点看来，在这一论断中可以找到真理的核心。作为强制机关的国家无疑是政治和道德病害之源。像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这也适用于工人国家。因此可以说斯大林主义是社会还无法摆脱国家的拘束衣的这种社会状态的产物。但是，这种状态对评价布尔什维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它只是表明人类的一般文化水平，而首先是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国家，甚至工人国家都是阶级的野蛮状态的产物，而真正的人类历史是从废除国家开始的，在我们赞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论点之后，下列问题仍然原封不动地摆在我们面前：能够最终导致国家的废除的道路和方法是什么呢？最新的经验证明，那绝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方法。 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有力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西班牙劳工联合会的领袖们在紧要关头变成了资产阶级部长。他们用“非常状态”的压力来解释自己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公开叛变。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当年引用的难道不也是这一论据吗？诚然，内战不是和平的、不是平常的状态，而是“非常状态”。但是要知道，每一个严肃的革命组织本来就是准备迎接这类“非常状态”的。西班牙的经验再一次说明，可以在“正常状态”下在资产阶级国家核准的书籍中“否定”国家，但是革命的环境没有给“否定”国家留下任何余地，而是相反地要求夺取国家。我们丝毫不打算指责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简单地把国家一下子消灭掉。甚至掌握了政权（尽管无政府主义的工人们英勇顽强，但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的革命政党也绝不是社会的全能主宰。但是我们却要严厉地指责无政府主义理论，它对和平时期来说似乎是十分适用的，但是一旦出现……革命的“非常状态”，就只好赶快扔掉它。在古代有过一些将军，——现在大概也有，——他们认为最能破坏军队的就是战争。那些抱怨革命破坏了他们的主义的革命家们比这些将军好不了多少。 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最终目的——消灭国家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还是“国家的”，只因为不可能通过简单的不理睬国家的办法来消灭国家。斯大林主义的经验没有推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而是从反面证实了它。革命的理论教导无产阶级在形势中正确地确定自己的方向并积极地利用它，不言而喻，革命理论本身并不包含胜利的自动保证。然而却只有在理论的帮助之下才可能取得胜利。并且不能把这种胜利看作一次完成的行动。应该从大时代的远景来看问题。第一个工人国家——在低下的经济基础之上和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宪兵队。但是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向这支宪兵队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为了保住自己，现在斯大林主义不得不在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下进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公开的国内战争，不仅在苏联如此，在西班牙也同样如此。老布尔什维克党是死去了，但布尔什维主义正在到处抬起头来。 从布尔什维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之中推论出斯大林主义，这等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从革命中推论出反革命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思想以及后来的改良主义思想，一直都是按照这种死板的公式行事的。由于社会的阶级结构，革命经常产生反革命。这是否表明革命的方法有着某种内在的缺陷呢？——好说教的人问道。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改良主义者至今都没能发明出更“经济的”方法。但是，如果说实际上用唯理论去分析活的历史进程并不容易的话，那么，当人们逻辑地从“国家社会主义”中推论出斯大林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推论出法西斯主义，从革命中推论出反革命，总之从正题中推论出反题的时候，唯理地解释其波浪的更迭则是轻而易举的了。像在其它许多领域中一样，在这一领域中无政府主义思想是自由主义唯理论的俘虏。真正革命的思想不能缺少辩证法。 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过错”是斯大林主义的根源 唯理论者的论据有时至少在表面上具有较为具体的性质。他们不是从整个布尔什维主义，而是从它的政治过错中推论出斯大林主义来的[4]。果特，潘涅库克，某些德国“斯巴达克派分子”等等对我们说，布尔什维克用党的专政偷换了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用官僚专政偷换了党的专政。布尔什维克除了它自身以外消灭所有的政党；斯大林为了波拿巴集团的利益扼杀了布尔什维克党。布尔什维克同资产阶级妥协；斯大林成了资产阶级的盟友和靠山。布尔什维克承认参加旧工会和资产阶级议会的必要性；斯大林和工联的官僚及资产阶级民主派交朋友。这种对比要多少有多少。尽管表面上很吸引人，但它们全都是空的。 无产阶级不通过自己先锋队就不能获得政权。国家政权之所以必要这一点本身是由于群众的文化水平不够及其成份不一造成的。群众争取解放的志向凝集在组织成政党的革命先锋队身上。没有群众对先锋队的信任，没有阶级对先锋队的支持，就谈不上夺取政权。在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是整个阶级的事业，但是只能在先锋队的领导之下。苏维埃只是先锋队和阶级联系的组织形式。只有党才能给这一形式以革命的内容。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和其它国家（德国、奥地利、最后还有西班牙）的失败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不仅没有人在实践上表明，而且甚至也没有人企图在纸上清楚地说明，没有一个知道目标的党的政治领导，无产阶级怎么能够掌握政权。如果这个党在政治上使苏维埃服从自己的领导，那么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苏维埃制度，正如保守派多数的统治并不改变不列颠议会制的体制一样。 至于取缔其余的苏维埃政党，那么这绝不是根据布尔什维主义“理论”而来的，而是在一个四面八方为敌人所包围的落后贫瘠的国家里保卫专政的措施。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就清楚，这一措施（以后还加上取缔执政党自己内部的小派别）预告了极大的危险。然而，危险的根源不在于学说或策略，而在于专政在物质上的薄弱，在于国内和世界形势的困难。革命即使仅仅在德国取得胜利，那么取缔其它苏维埃政党的必要性就会立即消失。说一党统治在法律上成了斯大林主义极权制度的出发点，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这种发展的原因不在于作为临时的军事措施的对其它党派的取缔，而在于无产阶级在欧洲和亚洲的一系列失败。 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也同样如此。在英雄的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和真正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携手并进。其中的许多人被党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了。本文作者曾不只一次同列宁讨论过下述可能性：即在征得当地居民的同意下划给无政府主义者一定的地域供他们进行无国家的实验。但是国内战争、封锁和饥饿的环境给这类计划留下的余地是太少了。而克琅施塔特暴动呢？但是革命政府自然不能只是因为有几个可疑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农民—士兵的暴动而把守卫首都的要塞“送给”暴动的水兵。对事件的具体历史分析，拆穿了由于无知和感情用事而围绕着克琅施塔特、马赫诺以及其它的革命插曲制造出来的神话。 剩下的只是下列事实：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就不仅采用说服的办法，而且还采用强迫的办法，往往是最严厉的办法。同样无可争辩的是，从革命中成长出来的官僚接着把强迫制度垄断在一己之手。每一个发展阶段，甚至像革命和反革命这些灾难性的阶段都是从上一阶段产生出来的。自由主义者，包括韦伯夫妇在内，常常断言说，布尔什维克专政仅仅是沙皇制度的翻版。在这里他们闭眼不瞧下面这些小事情：废除帝制和等级制，把土地分给农民，没收资本，实行计划经济，进行无神论教育等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同样闭眼不瞧下列事实：即布尔什维克革命尽管采取镇压措施，却意味着社会关系和群众利益的转变，而斯大林的特米多尔政变却同有利于少数特权分子的苏维埃社会的改组结伴同行。显然，在把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等同中，找不到一点儿社会主义标准的影子。 理论问题 布尔什维主义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待理论问题的严格的、一丝不苟的、甚至是吹毛求疵的态度。列宁的二十六卷著作永远是理论上高度认真负责的典范。没有这一基本特点，布尔什维主义就永远也完成不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在这方面截然相反的是粗劣而不学无术的、浸透了经验主义的斯大林主义。 早在十多年以前反对派就在自己的政纲中说过：“列宁逝世以来创造出一系列的新理论，其唯一的用意是要在理论上为斯大林集团背离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辩解。”曾经密切参与西班牙革命的美国社会主义者李斯顿·奥埃克就在前几天说过：“事实上，斯大林主义分子现在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最极端的修正主义者——在对马克思的修正上伯恩施坦甚至没敢走到斯大林的一半那么远。”这是完全正确的。只需补充一点，伯恩施坦当时是真的有理论需要：他诚心诚意地试图使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的实践和它的纲领协调一致。而斯大林官僚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根本就没有任何理论或体系。它的“意识形态”浸透了警察的主观主义，它的实践则是赤裸裸的暴力的经验主义。按它的利害关系的本质而言，篡夺者等级是仇视理论的：它无论是对己或对人，都不能说明自己的社会作用。斯大林不是用理论家的笔尖，而是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皮靴去修正马克思和列宁的。 道德问题 一些妄自尊大的卑微小人，特别惯于抱怨布尔什维主义“不道德”，他们的不值钱的假面具早已被布尔什维主义拆穿了。在小资产阶层、知识阶层、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者”、著作界、议会集团及其它阶层中有一种约定的价值，或者说有一种约定的语言，以便用来掩饰他们的缺乏价值。这个相互庇护的——“你活，让别人也活！”——庞大斑杂的社会集团，其敏感的皮肤受不了马克思主义手术刀的碰触。动摇于各个阵营之间的理论家、著作家和道德家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布尔什维克恶意地夸大意见分歧，不善于“忠诚地”合作，并以自己的“阴谋”来破坏工人运动的统一。此外，敏感而小心眼的中派分子老是觉得布尔什维克在“诽谤”自己，——仅只因为布尔什维克替他把他自己的半个思想贯彻到底：他本人是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而事实上只有对犹豫不决和模棱两可持不调和的态度这一宝贵品质，才能教育出遇到任何“非常状态”都不会感到措手不及的革命政党。 每一个政党的道德归根到底是从它所代表的历史利益中产生出来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道德，包括自我牺牲、大公无私、英勇无畏、对一切浮华和虚伪的鄙视——人类本性的最好的品质！——是从为被压迫者服务的革命的不调和性中产生出来的。斯大林官僚就是在这方面也仿效布尔什维主义的词句与姿态。但是当“不可调和性”和“顽强性”为那些给少数特权分子服务的警察机关所实现的时候，它们就成了道德败坏和为非作歹的根源。对那些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特米多尔分子的官僚犬儒主义等量齐观的先生们，除了蔑视以外不能抱别的态度。 *** 就是现在，一般的庸人仍然不顾最近时期戏剧性的事实，宁愿把布尔什维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斗争看作个人意气的冲突，或者至多也不过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两种“色调”之间的斗争。美国社会党领袖诺曼·托马斯最粗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写道（《社会主义评论》一九三七年九月号第6页）：“没有理由相信，假如托洛茨基取代斯大林而获胜（！）俄国就会终止倾辄、阴谋和恐怖统治。”而这个人竟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说：“没有理由相信，如果登上罗马王位的不是庇护十一世，而是诺曼一世，那么天主教堂就会变成社会主义的堡垒。”托马斯不懂得，问题不在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谁胜谁败，而在于官僚与无产阶级的对抗。不错，苏联统治阶层在准备通过直接的国内战争（血“洗”——对不满分子的大批屠杀）来改变社会制度的同时，现在还不得不虚与委蛇地应付尚未被完全消灭的革命遗产。但是在西班牙，斯大林党徒现在已经公开地作为资产阶级秩序的支柱来反对社会主义了。反对波拿巴主义官僚的斗争在我们面前变成了阶级斗争：两个世界，两种纲领，两种道德。如果托马斯认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卑鄙的匪帮的胜利不能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复兴苏维埃制度，那么他只是以此表明，虽然他有自己的那些保留、支吾搪塞甚至虔诚的叹息，他接近斯大林官僚远甚于接近工人。像其它揭发布尔什维克“不道德”的人们一样，托马斯简直还没有达到革命道德的水平。 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和第四国际 那些企图避开布尔什维主义而“回到”马克思主义去的“左派”们，通常都把事情归结为某些灵丹妙药：抵制旧工会、抵制议会、建立“真正的”苏维埃。在战后不久的热潮之中，所有这一些看来可能是极其深刻的。但是现在，从已有的经验来看，这种“幼稚病”甚至已失去新奇之感了。荷兰的果特和潘涅库克，德国的某些“斯巴达克分子”和意大利的波尔迪加分子[5]，只在于人为地夸大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特点而和它的其它特点相对立，才显出自己对布尔什维克的独立性。这些“左的”倾向不论是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这是一个间接的但是重要的证明，证明布尔什维主义在自己的时代里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形式。 布尔什维克党在实际行动上显示了高度的革命胆略和政治现实主义的结合。它首次在先锋队和阶级之间建立了唯一能保证取得胜利的相互关系。他以经验证明，只有在政治上打倒传统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被压迫群众之间的联盟才是可能的。布尔什维克党向全世界表明了如何举行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那些以苏维埃的抽象概念来对抗党的专政的人应该懂得，只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苏维埃才得以爬出改良主义的泥潭而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战争中实现了军事艺术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正确结合。假如斯大林官僚竟至顺利地破坏了新社会的经济基础，那么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计划经济的实验也将永远作为整个人类的最伟大的阅历而载入史册。只有那些因自己挨了揍而抱屈便把背对着历史进程的宗派主义者才看不到所有这一切。 但这不是全部。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作出这么宏伟的“实际”工作，只是因为它的每一个步骤都受到理论的指导。布尔什维主义没有创造这种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但马克思主义是运动的理论，而不是静止的理论。只有宏伟的历史规模的行动才能丰富理论本身。布尔什维主义以其对帝国主义时代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的分析、对腐朽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主义的分析、对总罢工和起义的关系的分析、对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党、苏维埃和工会的作用的分析、以其苏维埃国家的理论、过渡时期的经济的理论、对资本主义没落时代的法西斯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分析、最后，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本身的蜕化条件的分析，为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试指出另外一个曾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结论和概括作过任何实质性补充的派别吧。王德威尔德，德·勃鲁克尔，希法亭，奥托·鲍威尔，莱翁·勃鲁姆，日罗姆斯基，都是靠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已腐朽了的过去的残余生活的，更不要说艾德礼少校和诺曼·托马斯了。共产国际的蜕化在其理论上降到第二国际的水平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露骨。各种中间集团（大不列颠独立工党、马克思主义联合工党【POUM】和类似组织）每周都从新利用摘自马克思和列宁的一些偶然的片言只语以应付其当前需要。从这些人身上，工人没有什么可学的。 只有第四国际的建设者学会了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理论，并接受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部传统。十月革命胜利二十年以后，革命者从新退回到平凡的宣传准备的阵地上来了，让庸人们去笑话吧！大资本家在这个问题以及其它许多问题上比那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庸人要有远见得多：有关第四国际的问题没有在世界报刊上消失不是偶然的。对革命领导的迫切的历史需求使第四国际能以飞快的速度成长。它不是脱离了宽广的历史道路形成起来的，它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有机产物，这就是它继续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保证。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列兵译） ——选自《苏联的发展问题》，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58至74页 *原名《Сталинизмибольшевизм（Квопросуобисторическихи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корняхЧетвертого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译自《反对派通报》（Бюллетеньоппозиции）第五十八——五十九期合刊（一九三七年九——十月）第4—20页。——译者注 [1]德国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以前。——译者注 [2]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53页。——译者注 [3]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54页。——译者注 [4]这种思想方式的最显著的代表之一是法国《论斯大林》一书的作者波·苏瓦林。苏瓦林著作中的事实和文献部分是长期认真研究的产物。然而，作者的历史哲学却庸俗得惊人。为了解释以后的全部历史灾祸，他在寻找布尔什维克的内在缺陷。历史进程的实际条件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就是伊·丹纳及其“环境”论也比苏瓦林更接近于马克思。 [5]波尔迪加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属极左派。一九三〇年被开除出党。——译者注 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Русский|English
“托洛茨基主义”与工农社会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托洛茨基主义”与工农社会党 （1939年7月15日） 1939年6月9日，工农社会党的报纸发表了马索·皮维尔的文章《工农社会党与托洛茨基主义》，我怀着真实的兴趣，拜读了那篇文章。我原本还以为，皮维尔终于要对那些导致他与第四国际不和的分歧，进行一番具体的分析了。可惜刚刚读了头几行，我就大失所望。皮维尔根本不敢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阶级政治的领域。他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全部批评仍没有超出心理学、道德与礼节的层面。皮维尔显然是在回避对工人运动的各种关键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我将耐心地分析皮维尔的文章，对每一个纲领性的要点——甚至是概念上的细微差别——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这一点。 “对领导权的要求” 皮维尔愿意同“托洛茨基主义”合作，但是后者必须放弃对“领导权”（hegemony）的要求，并走上“与一切已经勇敢地同社会爱国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决裂的分子进行开诚布公的合作”的道路。把合作同“对领导权的要求”如此对立起来，已经足够让人产生怀疑了。各种不同的派别要想共存于一个党内，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各个派别都相信，说服其它派别、向其它派别学习是有可能的。每当出现分歧的时候，每个对自己的观点有信心的派别，都会去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才是党内民主的机制。要想在一个民主的政党内部树立“领导权”，除了争取大多数人支持自己的观点之外，还能有别的方法吗？说到底，在工农社会党的上一次代表大会（1939年5月）上，难道皮维尔和他的伙伴没有去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吗？难道他们没有得到吗？难道他们在党内的“领导权”不是通过这种方法来确立的吗？这败坏了他们的名声吗？皮维尔的辩解，暴露出他把自己那个派别的“领导权”当成了金科玉律，其它派别要想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就是坏了规矩，就是在犯罪，说得更吓人一点——就是托洛茨基主义。那到底什么才是民主？ “派别手段” 皮维尔先是宣称“领导权”就是他对党的个人垄断，随后便要求托洛茨基派“停止使用派别手段”。这个要求居然出自一个反复强调他的组织的民主性质的政治家笔下（而且还多次重复了这个要求），实在是匪夷所思。什么是派别（faction）？就是由党内的一批思想最为接近的人自愿组成的临时性的、没有具体规定的集团，它的目标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让全党相信它的观点是正确的[1]。即使是在最成熟、最和睦的政党内部，也会由于新的阶层开始受到自己的影响、突然出现的新问题、形势的急剧转折、领导层的错误等原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派别。从铁板一块的观点来看，派别斗争是一件“坏事”；但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坏事，而且，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它的危害都远远小于禁止一切派别而造成的危害。当然，在缺乏足够的原则基础的情况下，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个人的野心、企图升官发财等原因而尝试建立派别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在年轻的政党内部特别常见。在所有此类事例中，党的领导层的任务就是要揭露（但不能动用警察手段）这些人的野心的空洞性，让他们在全党面前名声扫地。只有这样做，才能培养出对党的深切忠诚，这样一来，无论发生多么激烈的短暂争执，都不会动摇党的团结。派别的存在，天生就会造成摩擦，会消耗人们的精力，但这就是民主制度必须付出的代价。一个能干的、有威信的领导层，会尽量把派别摩擦减小到最低限度。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一个经受住了集体经验的考验的正确政策；要用诚挚的态度去对待反对派；要逐渐加强领导层的威信；但是，禁止一切派别，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反而会使斗争染上虚伪的和有害的性质。禁止派别就等于取消了党内民主，并向建立极权统治迈出了第一步。 建立“组织” 皮维尔随即向“托洛茨基派”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们必须放弃“建立由外界指使的组织”。他居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见他的思想是何等的混乱。皮维尔自己肯定认为，在工会内部建立组织，争取大多数工人的支持，是每个工农社会党党员的义务。由于遭到了茹奥集团、斯大林的间谍和国家警察的攻击，这些组织不得不改头换面，秘密活动。我相信，工农社会党作为一个政党，仍在通过“从外界指使”的方式，领导着这些组织。工农社会党如果放弃了这种在工会、布鲁姆的党和斯大林的党内开展工作的方法，它就等于放弃了争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斗争，也就等于抛弃了自己的革命任务。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发生！既然如此，那双方的做法还不都是一样？皮维尔把布尔什维克开展“组织”活动的办法说成洪水猛兽，不过是用来吓唬自己，吓唬全党，这根本没有反映出问题的实质。 不过，也许问题完全与这些无关，而只跟工农社会党内的“托洛茨基派”组织有关呢？如果是这样，那这无非是在再次指控我们搞派别活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指责我们建立组织，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涉及到了公开的政治合作，以及两个流派之间的平等、公开的思想斗争。假如用官僚镇压来代替思想斗争，那我敢断言：“托洛茨基派”不但有权利使用建立秘密组织的方法，更有这么做的义务。Àlaguerrecommeàlaguerre!（非常时期就要使用非常手段！）[2]但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秘密组织的责任，应当完全由极权官僚来承担。 “由外界指使” “由外界指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皮维尔还是没有举出任何人、任何情况、任何事例来说明（显然是为了不违反礼节）。不过我们可以猜出他的意思是说“由托洛茨基指挥”。有许多人由于拿不出可靠的论据，最后只能作出这样的含沙射影。但是“指挥”这个词在这里又是什么意思呢？斯大林官僚阶层利用权力和金钱进行指挥。布鲁姆的机关通过它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进行指挥。托洛茨基派既没有钱，也没有格伯乌[3]，跟资产阶级更没有关系。他们怎么能“指挥”得动别人呢？关键在于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与其他人是一致的。那为什么还要进行这样的含沙射影呢？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由外界指使”这个说法都是令人不快的。这是在暗示党外有人在发号施令吗？还是指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又犯了什么罪呢？难道发表自己的意见、提供建议都成了罪过吗？当革命党内发生严肃的斗争时，一定会在国际上引发反响。某个流派的代表肯定会向其它国家的同一流派求助。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难道这是罪过吗？恰恰相反，这是国际主义的体现。应该向“托洛茨基派”学习，而不是去痛骂他们！ “同志式的”语气的一个范例 皮维尔接下来又向托洛茨基派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们必须放弃“高压（？）、腐化（？）、或系统地进行诋毁等手段……”。“高压手段”是什么意思呀？党的机关掌握在皮维尔手里，皮维尔肯定非常熟悉通过机关施压的手段。反对派除了自己的主张之外，什么都没有。难道皮维尔想连思想上的施压都加以禁止吗？“腐化”这个词，在政治语言中专指：行贿受贿、买官卖官等等。我认为第四国际是最不可能发生这种罪行的组织。然后就剩“系统地进行诋毁”了。经验表明：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越是模糊，他经受的批评越少，他就会更容易把尖锐的争论当成是对他的“诋毁”。过于敏感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作为党的领袖，皮维尔本应树立起“开诚布公地合作”的榜样，但他却指责别人“腐化”。希望皮维尔能放下他的笔，这样他才能有机会改正错误。 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派别 皮维尔否认反对派有权争取党内多数人的支持（“领导权”），并因此禁止了派别——也就是践踏了民主制度最基本的原则——然后他又鲁莽地把工农社会党的民主，同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对立了起来。这样的对立是有害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各个思想流派与派别组织自由斗争的历史。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同时期，曾发生过支持抵制选举派与反对抵制选举派的斗争；曾有过“召回派”、最高纲领派、调和派、“无产阶级文化”的支持者；曾经为了十月起义的问题分成对立的两派；围绕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又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有过“左派共产主义者”；围绕着要不要建立正式的军事政策也发生过派别对立；等等等等。假如反对派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是错误的，中央委员会绝不会要求他“停止使用派别手段”。列宁的领导艺术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耐心而诚挚地对待反对派。 当然，在形势万分危急的1921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确实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禁止了派别[4]。对于这个决定是对是错，可以进行讨论。无论如何，后续的发展已经证明：禁止派别活动，是党的堕落的起点之一。官僚把“派别”的概念说得跟洪水猛兽一般可怕，是为了扼杀党，不让党思考，甚至不让党呼吸。于是，极权统治建立起来了，它杀害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皮维尔嘴上总是不离民主和批评的自由，而青年时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民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充沛的精力和丰富的创造力，他本来应该向青年时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学习，可他却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故乡（布尔什维克主义在那里已被摧残殆尽）那里学来了官僚式的对派别的恐惧，这岂不令人莫名惊诧吗？ 行动中的纪律 派别斗争可以用行动中的纪律来加以弥补。党不是社交俱乐部，而是战斗团体。如果皮维尔能指出“托洛茨基派”在行动中违反了纪律，这会是一个重要的论据。但皮维尔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指控，也就是说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皮维尔的派别 由于皮维尔自己完全掌握着“领导权”，并完全控制着他自己的派别，还能召开自己的秘密会议（比如说在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时候）等原因，“停止使用派别手段”的要求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双方唯一的区别在于：“托洛茨基主义”要打击右派，而皮维尔要打击左派。 第四国际与派别 皮维尔完全罔顾现实，把第四国际的制度说成是一种铁板一块、盲目服从的体制。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言乱语。第四国际从未禁止过派别，也根本不打算禁止派别。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当中都有派别存在。围绕着各个派别的主张，论战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但从来没有人质疑过派别有存在的权利。当出现反对派的时候，仅仅因为这个反对派处于少数地位，便指责它使用“派别”手段，而不去同它讨论问题的实质，我认为，从布尔什维克关于党内民主的立场来看，这种做法是极其可耻的。假如各方的分歧十分严重，那么使用派别手段就是正确的。假如分歧并不严重，那么对方的声誉就会下降。迄今为止，派别斗争都只会引发原则立场上的更进一步的融合或分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能——如果不算极权体制的话。 用具体问题来进行验证 举个例子：在打入工农社会党的问题上，“托洛茨基派”中间的“铁板一块”和“盲目服从”是最少的。我们的法国同志为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最后他们分裂了。我本人对这件事怎么看呢？老实说——我犹豫了。几个月以前我写过一封私人信件，对这件事态度非常消极。可是，法国支部里有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派别，他们并没有顾忌这么多，在鲁[5]同志率领下，他们参加了工农社会党。我相信他们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 在我们的法国支部当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明显暴露出了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保守主义与宗派主义立场。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具有这些倾向的人居然没有把自己打扮成饱受追捕迫害的极左派，真是令人惊讶。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第四国际在同宗派主义斗争，并在不断地取得胜利。分裂当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插曲，但也仅仅只是插曲。如果工农社会党能沿着革命的方向继续演化（我们衷心希望它能这么做），它就会把“托洛茨基派”中的异议部分给吸收进自己的队伍。如果工农社会党在资产阶级、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斯大林派的压力下，将“托洛茨基派”开除的话，那么团结将会在工农社会党之外重建起来。 “领袖党” 皮维尔将他关于党的观念概括为：“领袖党（leader-party），就是一种为了所谓的（？）革命行动，而进行密谋活动的、集中化的参谋部，比起这种领袖党，我们更喜欢这样的党：它会向真正的群众运动敞开大门，并会尽可能地创造机遇，使革命先锋队能够直接接触到工业与农业无产阶级中最广泛的阶层。”皮维尔总是摆脱不了抽象的概念与模糊不清的公式，这次也不例外。他说的“领袖党”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老布尔什维克党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不讲清楚呢？怎么能用含沙射影来教育工人呢？更何况这都没影射到点子上。在党内民主这方面，史上还没有哪个党能做得跟布尔什维克党一样彻底；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内民主的独特之处，便是它对接近群众表现出的高度关注、大胆无畏与灵活机动。皮维尔只能许诺“同最广泛的阶层”建立联系；可是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在行动中把成百上千万的群众团结了起来，并率领他们赢得了胜利。顺便问一句，皮维尔对“密谋活动”如此轻蔑，他所谓的“密谋活动”究竟是指什么呢？难道是指十月起义的准备活动？果真如此，那他就只是在重复自由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已经讲了几十年的老话。 只有用布尔什维克主义才能建成革命党 组织观念当然不具备独立的性质。但是，纲领与策略上的立场，只有通过组织的观念，才能得到彻底的表达。有一批革命玩票者曾在巴黎办过一份叫《群众》（Masses）的杂志，对这类人而言，所谓组织问题，就是要保住他们对这家小小的杂志的“领导权”，并使他们免遭不同意见的批评——超出了这个范围，他们连一根手指头都不肯动。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过去是、现在也还是完全为了选举任务服务的。迄今为止，只有布尔什维克主义能够为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找到适当的组织形式。想用陈腔滥调来摆脱布尔什维克主义，却没有另外的革命经验来撑腰，这样做是轻率的、无耻的，而且是没有人会接受的。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教育工人！ 罗莎·卢森堡 为了给自己的组织观点（说得更确切一些，他在组织上根本没有观点）寻找论据，皮维尔自然要引用卢森堡的话。但这对我们毫无影响。罗莎自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她的组织观点，却是她的整个立场中最差的部分，因为这些观点集中反映了她在理论和政治活动领域中的错误。罗莎没能在德国建成一个革命党或革命派别，这是导致1918—1919年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请参阅瓦尔特·赫尔德[6]在《我们的话》[7]上发表的文章）。至于罗莎·卢森堡的波兰党[8]，它在一系列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不得不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对自己进行了改组。这些历史事实，要比她说过什么话更为重要！ 1904年的“托洛茨基主义” 我在1904年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我们的政治任务》[9]，在这本小册子里，我提出了很接近罗莎·卢森堡的组织观点（苏瓦林[10]在他那本斯大林传记中，曾怀着同情引用过那本小册子里的话）。但是，后来的一切经验都向我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是对的，而罗莎·卢森堡和我是错的。马索·皮维尔抬出了1904年的“托洛茨基主义”，用来反对1939年的“托洛茨基主义”。可是，从1904年到现在，光是俄国就已经发生了三次革命。在这三十五年里，我们就真的一点东西都没学到吗？ “自由派”[11]的许诺 为了更好地推销他的民主精神，皮维尔保证他“会用自由的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集权的方法”。对于这句自大而又暧昧的话，只要苦笑便好。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的公式，难道不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吗？难道不就是要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吗？可是皮维尔还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普鲁东主义者或巴库宁主义者。就其本质而言，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集权”，否则它就不成其为专政了。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就等于“独裁专制”，换句话说，尽管同属于专政体制，但它们并不一样。如果皮维尔的意思是说，他要力争成立苏维埃，以苏维埃作为专政的机关，同时尽可能地保留内部民主，那他的意思，跟“托洛茨基派”从1923年起就在奋力争取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皮维尔要想让自己的承诺更有可信度，就不应该用列昂·布鲁姆和保尔·弗尔的方式来践踏党内民主，不应该否认少数派拥有最合法的权利，不应该禁止反对派的派别活动，不应该把“领导权”当成是他自己的派别的禁脔；相反，他应该建立起一种民主制度，哪怕这种制度的民主程度只有沙皇统治下的非法时期和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十分之一。只要他不肯这么做，他对于不知何时会到来的“自由”的承诺就一文不值。这个承诺，有点像是世间一切苦难都能在死后获得补偿的承诺。 这就是皮维尔的组织观点。他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要消灭党内民主，并用官僚集中制来取代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要用机关来压服思想。我们现在应该看出来：无论是在学说、纲领还是政治活动等方面，事情都不会好转。 一个单方面的要求 前面讲过，皮维尔要求我们与一切已经“勇敢地”同社会爱国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决裂的分子进行“开诚布公”的合作。我们原则上准备接受这个要求。遗憾的是，皮维尔自己已经大张旗鼓地违反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主义早就同形形色色的爱国主义决裂了，这比工农社会党还要早二十五年。可是皮维尔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却没有显示出一丝一毫的“开诚布公”。在漫长的斗争中，在无数人殉难后，展示出了它的国际主义的革命性的托洛茨基派，必须义不容辞地信任皮维尔；然而皮维尔却根本没有信任托洛茨基派的义务。皮维尔的规矩是：信任右派——威胁和压制左派。但这正是列昂·布鲁姆的规矩，只不过偏了几度而已。 与社会爱国主义决裂 合作必须以国际主义为基本前提。对于工农社会党同列昂·布鲁姆的社会爱国主义政党决裂一事，我们的法国同志是非常重视的；若非如此，他们就不会参加工农社会党了。但是，如果把这件事，说成只要同已经堕落的党决裂，就能自动解决一切问题，那是不正确的。在决裂之后，还要提出革命的纲领，并正确地判断谁是朋友、谁又是敌人。然而工农社会党的领导层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绝非偶然。它还远远没有彻底剪断自己同母体之间的脐带。 共济会 不幸的是，工农社会党的领袖并没有“勇敢地”同社会爱国主义决裂，因为他们并没有同共济会——帝国主义爱国主义的重要贮藏库——决裂。有一天我收到了皮埃尔·贝伊（PierreBailly）的小册子《共济会确实是一个威胁》，这本小册子写得非常好。作者没有理睬所有心理学和哲学方面的废话（这些东西毫无价值，因为共济会在自己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没有对科学和哲学做出过半点贡献），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分析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从阶级立场出发，来分析这个问题。在分析了共济会自己的文件之后，他无可辩驳地指出：共济会的作用就是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效劳，为它们四处腐蚀人心[12]。 与其它所有派别和团体相比，我们的同志是最了解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怎样分析复杂问题的，贝伊的这本小册子，正好为这个事实提供了绝佳的证据。尼科利奇（Nikolitch）的小册子虽然空洞无物，充斥着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却印刷得非常精美；而贝伊这篇严谨的作品却是用油印机印的；就连这件小事，也都足以体现出中派主义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社会地位。 社会爱国主义 不，皮维尔根本没有“勇敢地”同社会爱国主义及其变种——社会和平主义——决裂，否则他就不会同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麦克斯顿结盟，来反对我们了。在革命马克思主义与麦克斯顿的帝国主义和平主义之间，隔着一道鸿沟。芬纳·布洛奎要比麦克斯顿稍微左一点。但是，独立工党的全部经历表明，每到关键时刻，麦克斯顿就会以辞职相要挟，而芬纳·布洛奎就会立刻向麦克斯顿匍匐下跪。有人会对这件事视而不见。但视而不见并不能改变事实。还是让皮维尔去向工人解释他同麦克斯顿相勾结、反对第四国际的原因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13]。” 斯内夫利特 皮维尔跟斯内夫利特携手并进，而在过去几年里，斯内夫利特的全部政治活动就是——老天保佑！——不去触怒荷兰政府，保住他那个宗派主义工会组织的政府补助金。我们曾多次要求斯内夫利特的党拿出一个政纲来，要求他作为议员，要提出战斗的口号，要求他按照革命精神在群众中进行鼓动。斯内夫利特系统地闪烁其词，不肯跟保守的荷兰政府决裂。至于这个民主派分子在同青年同志争论时使用的“语气”，还是不提为妙。当第四国际终于召开会议，讨论荷兰支部的问题时，斯内夫利特退出了我们的组织，然后他自然就开始抱怨我们糟糕的“方法”。毫无疑问，皮维尔的方法要好得多：他对斯内夫利特的政治投降保持沉默，集中打击“托洛茨基派”。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在各种下流的诽谤面前，皮维尔竭力维护安德列乌·宁的个人形象，这种做法自然是十分高贵的。但他却把宁的政治活动给吹捧成革命者的楷模，这就是不可容忍的了，只能说是对无产阶级的犯罪。当阶级之间的革命战争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宁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14]，而这个政府的目标，就是摧毁无产阶级政府的基础——工人委员会[15]。这个目标实现后，宁就被资产阶级政府扫地出门。此后，宁的党不但没有承认自己犯下了大错，反而还想重新钻进资产阶级政府。难道皮维尔敢否认这一切吗？关键不在于言论，而在于事实。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政治活动，就应该按照这个事实来评价：每到紧要关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是会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而不应该用宁的发言或文章里的某句话来评价。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同资产阶级结盟就是最大的罪过。 皮维尔不但没有无情揭露这种致命的政策，反而为了给这种政策辩护，而翻印了库尔特·兰道[16]的所有旧文章。兰道跟宁一样，都是被格伯乌杀害的。但是，尽管他们都是被斯大林的刽子手杀害的殉难者，尽管他们理应获得最强烈的同情，但这并不能使他们免去告诉工人真相的义务。兰道跟宁一样，代表着左翼孟什维克主义的一种变种，他们不是列宁的门徒，而是马尔托夫的门徒。兰道支持了宁的错误，而没有支持我们对这些错误的批判，他就像维克托·塞尔日[17]、斯内夫利特和皮维尔本人一样，在西班牙革命中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有一个左翼反对派正在开始成长（何塞·雷布尔[18]和他的朋友们）。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去帮助他们，使他们从自己的批评中得出最终的结论。而皮维尔却在支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最糟糕的保守派，也就是戈尔金[19]之流。不，皮维尔虽然同布鲁姆决裂了，但他并没有从中得出结论！ “实际成果” 皮维尔傲慢无礼地宣称：托洛茨基主义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实在微不足道，不足以使他改变观点。但在现在这个全面反动的时期，一个革命党怎样才能成为群众运动呢？目前，由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公开破产，形势已经开始变得对革命派有利起来。工农社会党从布鲁姆的党分裂出来，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征兆。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很早就开始了斗争。皮维尔只要用批判的态度来想一想，就会明白：如果没有“托洛茨基派”的长期准备工作，他很有可能到现在都不会跟布鲁姆决裂。用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整个工农社会党只不过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的副产品。难道皮维尔会以为这个“实际成果”是微不足道的吗？ 反动势力与“托洛茨基主义” 斯大林派和资产阶级警察，给每个左倾的流派都扣上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归根结底，这个事实表明全世界反动势力正在全力镇压第四国际。格伯乌豢养了一大群特务，他们的用处就是刺探情报、陷害无辜与暗杀，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冲突与分裂也是他们的任务。我们所遭受的迫害之重，史上没有一个革命流派能与我们相比。反动势力非常清楚，第四国际对它们构成了何等的威胁。只是在第四国际的无情批判与宣传之下，中派主义者才开始振作起来，左翼中派主义者才同右翼中派主义者决裂，而右翼中派主义者又同公然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划清了界限。皮维尔在几年前曾正确地指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是明显的反动信号。遗憾的是，现在反动势力正在把他拉过去。 第四国际的内部力量 布兰德勒、洛夫斯东[20]等人的国际组织[21]，以前看似要比我们组织强大许多倍，如今它已被彻底打垮。瓦尔赫尔、挪威工党和皮维尔本人组成的联盟已经瓦解。伦敦局已经变成了一个鬼魂。然而第四国际却克服了重重困难险阻，不断成长起来，它已在十多个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支部，并能在最艰难的条件下——格伯乌的恐怖（它就是杀害克莱门特的凶手[22]！）——召开了世界代表大会，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提出可与之相提并论的纲领。皮维尔不如列举一下，有哪些马克思主义刊物，在理论水平上能与《新国际》、《钥匙》[23]、《我们的话》和第四国际的其它机关刊物相比的。 所有被伦敦局或类似的组织吸引过去的左派团体，都代表着来自过去的各种各样的碎片，它们没有共同的纲领，只会死抱着老一套不放，都患有不治的痼疾。正在不断进步的第四国际是由新鲜而活泼的分子组成的，把这些分子凝聚起来的，是一个共同的纲领，这个纲领是以过去的全部经验为基础而制定的，它不断地经受考验，并磨炼得越来越准确。在干部的选拔上，第四国际有一些远远胜过第三国际的优势。这些优势，正是由于反动时期艰难的斗争条件而产生的。第三国际能很快成立的原因，正是因为许多“左派”见到革命胜利了，就欣然向革命靠拢的缘故。第四国际是在失败与迫害的接连打击下成立的。在这种条件下，思想纽带被锻造得极其牢固。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在草创时期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一个革命玩票者的批评标准 维克托·塞尔日说：“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国际，不是你想要，就能创造出来的。”这句话是何其自大，而又何其空洞！衡量一个国际的尺子，说不定就放在塞尔日的口袋里，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像量裤子一样量国际。我想问一句：一个“名副其实”的一国范围内的党，是因为“想要”就能建立的吗？比方说，工农社会党是否符合塞尔日的标准？用如此肤浅的标准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只会暴露出：在他们看来，国际就是一个庄严、壮丽的机构，还得带点神殿的性质。等到这栋宏伟的建筑建好（谁来建造？如何建造？）之后，他们才会走进它的拱门。我们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在我们看来，国际就跟一国党一样，是无产阶级必不可少的工具。必须造出这件工具，再加以改进和磨砺。我们正在这么做。我们不会坐等别人来帮我们做这项工作。我们号召所有革命者都来参加这项工作——马上、立刻，一个小时都不能浪费。当第四国际在诸位文人、革命玩票者和怀疑论者先生眼里都已经“名副其实”的时候，选择追随第四国际就不那么困难了。到时某位维克托·塞尔日（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就会写一本书，（满怀激情、热泪盈眶地！）证明第四国际最美好、最英勇的岁月，就是它在虚弱无力的情况下，依然向包括小资产阶级怀疑论者在内的无数敌人发动了斗争的那个时期。 我们的美国支部 皮维尔不该妄下断言！工农社会党还远远不是群众党，它甚至还没有得到过让它在帝国主义的重压下测试自己的反抗能力的机会。与之相反，我们有好几个支部不但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而且还进入了群众斗争的竞技场。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多年来都是一个宣传性小团体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在我们眼前转变为工人阶级政治的一个活跃因素。反法西斯斗争和反战斗争，是由第四国际美国支部领导的。科林神父[24]，法西斯煽动家头目之一，最近不得不在广播讲话中提到了我们的美国支部，以及它的建设工人自卫队的斗争。社会主义工人党已经参加了工会的重要工作，它办有一份非常优秀的双周报，一份严肃的月刊，一份青年报纸（每两月出一期），并在思想上和物质上给其它支部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 在比利时 我们的比利时支部几乎完全由无产者组成，在上次大选中赢得了约7000张选票。在目前的反动与沙文主义的背景下，我们获得的每一张选票，都顶得上改良主义政党所获得的一百张选票。皮维尔不该草率做出结论的！我们的比利时同志在弗雷尼当选时发表的宣言，应该让皮维尔好好读一读[25]。可惜啊！皮维尔没有同比利时革命社会主义党建立联系，反而去倾听那些已经破产的宗派主义者的声音。难道费雷肯、斯内夫利特和维克托·塞尔日在一起就能开辟出一条通往群众的康庄大道吗？ 来自西贡的声音 （印度支那）西贡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给我写信，报告了今年四月三十日的殖民地议会选举的情况：“尽管斯大林派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结成了臭名昭著的联盟，我们仍然赢得了辉煌的胜利。由于一个叫‘十月’的中派主义组织在前几个月里一直在进行含糊暧昧的宣传，搅乱选民的脑袋，这个胜利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我们堂而皇之地打出了第四国际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进行了勇敢的斗争……。”这封信还写道：“我们不仅认识到了第四国际的纲领的重要意义，也认识到了1925年、1926年、1927年和1928年的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斗争的重要意义，反对反帝联盟（Anti-ImperialistLeague)及其它徒有其表的游行委员会（比如阿姆斯特丹—普莱耶尔运动[26]之流）的斗争的重要意义，对于这些斗争的重要意义，我们现在比以前认识得更加清楚了。” 来自西贡的革命工人的声音，绝对要比伦敦局和冒牌的“马克思主义中心”的所有声音都要重要得多。被压迫国家的先进工人，正在向被迫害的国际集结。他们从自己的斗争经验出发，已经理解了我们的纲领，他们还将学会如何发扬这个纲领。这封信表明，左翼反对派在1925年至1928年间的斗争的意义，已经为西贡的先进工人所掌握，这是非常宝贵而重要的。只有思想上的延续，才能创造出革命的传统，没有革命的传统，政党就会像风中的芦苇一样摇来摇去。 在英国和法国 在英法这两个老牌殖民国家，由于工人官僚直接受益于殖民所得的超额利润，所以他们要比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工人官僚都更为强大、更为保守，因此革命群众会发现自己很难抬起头来。这就是这两个国家的第四国际支部发展得特别缓慢的原因。在未来的几个月里，这两个国家的革命者能否在这面背信弃义之墙上打出重大的突破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农社会党的演化。但是，无论这方面的结果如何，总的发展过程都不会有太大变化。当英法两国受压迫最重的阶层揭竿而起的时候，他们不会在半路上停下来，而是会采纳那个对社会矛盾的深刻性与尖锐性做出了回答的纲领。 “教条” 皮维尔不愿或不能理解：我们无敌的力量，源自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与坚定性。皮维尔写道：“在托洛茨基的组织里，只有那些把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各项原则，当作教条（？）来对待，从而不加讨论地（？）加以接受的成员，才能获得托洛茨基的允许，系统地引用这些原则。而我们关于党的概念则完全不同。”在各种可疑的影响下，皮维尔企图把第四国际的运动变成一个人的运动：“在托洛茨基的组织里……托洛茨基的允许……”皮维尔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实：左翼反对派在成立之初，就包含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精华——在非法时期经受过锻炼的革命者、内战时期的英雄、青年一代最优秀的代表——成百上千的模范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无论参加哪一个党，都会给这个党增添光彩。成千上万的“托洛茨基派”在漫长的痛苦中死去了。难道这都是因为“托洛茨基的允许”或不允许吗？这种胡言乱语应该留给布兰德勒、瓦尔赫尔、洛夫斯东、斯内夫利特和其他玩世不恭之徒……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教条”上来吧。 在共产国际的头四次代表大会上，后来的“左翼反对派”的领袖最直接地参与了各项决策的制定，在这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布尔什维克党内都会发生分歧。而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急剧转向机会主义的政策。尽管我们并没有抛弃这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传统，但我们只把头四次代表大会当成是自己的起点，并没有让自己局限于这四次代表大会而止步不前。我们观察、研究、探讨、批判，提出口号，然后迈步前进。我们在过去十五年里出版的各种理论刊物、内部公报、大量的纲领性文件和小册子，我都可以拿来做证据。或许我们的反对者也出过重要的著作，却被我们忽略了，不知皮维尔能否略举一二？或许皮维尔本人和他的伙伴曾对头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有过批评意见，却没有被我们注意到呢？那这些批评意见都藏到哪里去了呢？ 皮维尔在同一篇文章里对托洛茨基派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必须接受（工农社会党的）党章、体制、规章与多数派的决议，并且必须一丝不苟地贯彻执行。”这个要求本身是合理的，可这难道就等于说工农社会党的党章、体制、规章什么的都是“教条”吗？还是说，只有头四次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决议才是“教条”？ 虚伪的把戏 皮维尔的理由是：经典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有一些特点、特征和缺点，遭到了斯大林主义的利用，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找出来，再把它们给剔除掉。这是一个形式主义的、毫无生命力的理由。斯大林主义根本没有在形式上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最糟糕的特征。自我牺牲是革命者的一项伟大的品质。莫斯科审判中的一些被告人肯定是受到了自我牺牲精神的引导：为了“保卫苏联”，必须牺牲他们的生命，甚至名誉。难道说必须灌输利己主义，用它来代替自我牺牲精神吗？也许有人会回答说：“必须培养批判性的洞察力”。可这已是陈腔滥调。布尔什维克在自我批评方面，丝毫不亚于后来那些批评他们的人。但是客观的历史条件要比主观条件更为有力。在一个遭到孤立的落后国家里，新官僚在骑到革命阶级头上、并扼制住革命阶级的先锋队的时候，它必然会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公式与传统，并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培养出来的各种优秀品质与方法，但它把完全相反的社会内容给偷换了进去。马克思和列宁都曾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各种不平等的因素会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而官僚阶层却利用这个观点，来为自己私党的特权辩护。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官僚却滥用了这个观点，难道就因为它被滥用了，我们就要无条件地抛弃这个观点吗？ 阶级斗争的辩证法贯穿于整个历史，它也经历过同样的转变、置换与变貌的过程。这就是基督教、新教与民主主义的命运。这也正是共济会的命运。在十七世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侵蚀了道德，引起了小资产阶级的反对，他们企图用理想化的行会组织“兄弟会”来恢复道德，共济会便应运而生了。后来，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共济会变成了大资产阶级控制、操纵小资产阶级，使之为自己所用的工具。要谈原则，就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不能脱离阶级基础。 皮维尔跟在维克托·塞尔日等人的屁股后面，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作出的批评没有一丝一毫的马克思主义。他把唯物主义的分析给偷换成了虚伪的把戏。 争取科学思想的领导权 一个严肃的革命者会预见到党必须在关键时刻作出至关重要的决定，他会敏锐地觉察到自己在准备时期所肩负的责任，并会不辞辛劳、一丝不苟地分析每一个事实、每一个概念、每一种倾向。在这方面，革命者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外科医生不能满足于解剖学的常识，还必须认真了解各种骨头、肌肉、神经、肌腱及其连接方式，这样他在做手术时才会分毫不差。如果有人建议科学的概念与公式不必精益求精；如果有人建议力学、生理学或化学的法则不应该拥有“领导权”，而应该向其它观点（不论有多少错误）妥协，那么这种建议一定会遭到建筑师、内科医生与化学家的强烈反对。然而这正是皮维尔的立场。皮维尔不但没有深入研究导致纲领性分歧的缘由，反而一再重复任何流派都“不能自命完全正确”的陈词滥调。所以呢？应该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类格言不能让任何一个先进工人学会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它们培养不出勇气与责任感，只能造成冷漠与软弱。第四国际发起了反对伪科学的斗争——力争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政治的问题。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产生的革命激情，与追寻真理的斗争中所产生的求知激情是密不可分的。 是要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要孟什维克主义？ 在皮维尔看来，我们是教条主义与墨守成规的代表，而他则是批判性思维的提倡者。事实上，他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批判，只是在照搬孟什维克那些老掉牙的套话，里面没有一个字是他原创的。但是，孟什维克主义也接受过考验，而且是重大的考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并赢得了胜利。布尔什维克党在发现自己遭到孤立后，没能承受住敌对的历史力量的压力。换句话说，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发现：要用它自己来替代国际工人阶级，这超出了它的能力。孟什维克主义正好相反，除了跪地投降和背信弃义之外，它没有对革命作出任何贡献。左翼孟什维克主义的困惑混乱与虚弱无力，在它的化身——马尔托夫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十月革命提出的历史任务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参加斗争的各种基本势力仍未改变。问题不在于选择“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工农社会党，而在于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孟什维克主义。我们已经做好了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出发、向前迈进的准备。我们绝不会后退半步。 第四国际的纲领 皮维尔在1939年6月发现，必须回到“头四次代表大会”，可我们都已经走出大老远了。就在去年秋天，我们已经召开了国际大会，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通过了过渡要求的纲领。皮维尔是否了解了这个纲领呢？他对这个纲领是怎么看的呢？对于任何批评，我们都十分欢迎。你们用什么“语气”都可以，但请务必触及到问题核心！ 我冒昧地提出一个“来自外界的”具体建议：立即开始讨论，提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纲领，并专门发行一份刊物，就这个问题进行国际讨论。我建议，以第四国际的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作为这次讨论的基础。不过，如果有人能提出另外的草案，我们第四国际自然也愿意将其作为讨论的基础。这个建议，皮维尔和他的伙伴或许会接受吧？果真如此，那将是一大进步！ 我已经仔仔细细地分析了皮维尔的文章，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我的分析过于冗长繁杂。也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的“语气”还是过于尖锐。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细致入微、入木三分的解释，要比伴以威胁与暗讽的暧昧模糊的外交辞令，更能表现出合作的诚意。如果马索·皮维尔和达尼埃尔·盖郎都能够认真考虑这一点，我将会很欣慰。空洞的旧套话不应该再唱下去了。必须对新国际的纲领和战略进行严肃而真诚的探讨。 本文发表于1939年10月的《新国际》第5卷，第10期，第295—302页。托洛茨基将本文的一份副本寄给了工农社会党的刊物《三六年六月》（Juin36）的编辑委员会，随信寄去的还有下面这封日期为1939年7月23日的信；这封信是由拉塞尔·布洛克（RussellBlock）根据达尼埃尔·盖郎的《人民阵线—错失革命》一书翻译成英文的（达尼埃尔·盖郎，《人民阵线—错失革命》〔FrontPopulaire,RévolutionManquée〕，第2版，巴黎，马斯佩洛〔Maspero〕，1970年）。 亲爱的同志们： 当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报纸《工人斗争》（Lutteouvrière）没有发表——或没有立即发表——维克托·塞尔日的无数更正之一的时候，你们的刊物认为应当就“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发表一些评论；换句话说，它指责一家工人报纸作出了不应有的行为。我并不认为这个指责是正当的。 当然，任何一家诚实的报纸，都有责任纠正自己确实犯过的错误，特别是当这个错误涉及到第三方的利益的时候。但是任何一家刊物，都不应该开设专栏，大肆传播已经被它判定为错误的观点。维克托·塞尔日只是在以“更正”为借口，详细解释自己的观点，不管怎么看，这些观点都已经给他惹出了太多的麻烦。 一份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会遭到许多敌人和对手的攻击。如果它们全都要在工人报纸上开专栏，为自己的主张辩护的话，工人就没有新闻可看了。维克托·塞尔日有很多机会，可以在支持他的刊物上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但是，如果你们对于工人刊物的道德观念，能够得到你们自己的认真对待的话，我希望你们能把我对皮维尔那篇论“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章的反驳给发表出来。我的答复写得很长，因为比起搅乱一个问题，把被搅乱的问题给重新整理清楚要困难得多。不过，既然道德义务不能用专栏的版面来衡量，那么文章的长度自然也不应该成为障碍。这篇长文可以分成几期连载，这主要是因为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攻击仍在继续。 为了着重强调我有权要求发表自己的反驳，我必须指出：维克托·塞尔日是在为纯粹个人的、反复无常的思想进行辩护，而我则不同，我是在为一个国际组织的纲领进行辩护，这个国际组织具有革命的传统、在世界各地都有追随者、并且在苏联境内已经有数千人殉难。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问候 列昂·托洛茨基 [1]尽管faction一般指的是成员较为固定、具有较强的组织性、一定程度上还具有自己的纪律的“派别组织”（又译“派系”），但作者在这里说的派别，其实是指比较松散、仅仅是由在某一问题或某一事件上持有相同看法的人组成的“思想流派”，而这种“思想流派”在英语中一般用tendency表示，希望读者能够注意。——中译者注 [2]这句话直译为“战争期间就要使用战争手段”，引申为“战争中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之意。——中译者注 [3]格伯乌（ГПУ）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缩写，它是斯大林的主要特务机关，1923年由肃反委员会改组而来。——中译者注 [4]俄共（布）十大禁止的只是“派别组织”（faction），但没有禁止“思想流派”（tendency）。——中译者注 [5]让·鲁（JeanRous，1908年11月24日——1985年2月21日）,1928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4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前身），同年八月随共产主义者同盟打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5年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1936年参与创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初率领国际主义工人党少数派打入工农社会党。二战期间积极组织地下抵抗运动，并逐步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4年重新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6]瓦尔特·赫尔德（WalterHeld，1910年12月26日——1942年10月28日），本名海因茨·埃佩（HeinzEpe），生于雷姆沙伊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大学期间参加了共产主义大学生协会（Kostrufa）和德国共产党，1932年10月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不久后参加了国际左翼反对派德国支部。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与托洛茨基密切合作，成为德国流亡托派的主要活动家之一。纳粹德国占领挪威后逃往瑞典，1941年他在试图经过苏联领土逃往美国途中被苏联特务逮捕，1942年10月28日遇害。1989年平反。——中译者注 [7]《我们的话》（UnserWort）是德国托派的报纸。——中译者注 [8]指罗莎·卢森堡与列奥·约吉希斯（LeoJogiches）等人共同创立的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ocjaldemokracjaKrólestwaPolskiegoiLitwy，SDKPiL）。——中译者注 [9]这本小册子的中文版（仅有摘录）可在此处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0408.htm——中译者注 [10]鲍里斯·苏瓦林（BorisSouvarine，1895年11月5日——1984年11月1日），原名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利夫希茨（Борис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Лифшиц），出身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随全家移民巴黎。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后曾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后同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均保持合作。——中译者注 [11]这里的“自由派”，原文为libertarian，请勿同liberal混淆。南欧与拉美的无政府主义者常常标榜自己是“自由社会主义者”（libertariansocialists，简称libertarian），并把马克思主义者叫作“集权派”（authoritarian)，所以左翼范围内的libertarian，往往指无政府主义者，或各种半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中译者注 [12]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必须指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共济会曾发挥过不同的政治作用。但我们这里讲的是当代法国，它的资本主义、它的民主都正在腐朽；当代的法国共济会发挥着完全反动的作用。——原注 [13]原文直译为：“你先告诉我，你的朋友都是什么样的人，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中译者注 [14]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安德列乌·宁于1936年9月26日参加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担任司法委员，12月16日被赶出自治政府。——中译者注 [15]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在共和国控制区内出现了普遍的双重政权现象，工人纷纷成立各种委员会，控制了城市，而原有的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岌岌可危；这些委员会名称并不统一，一般统称为工人委员会，它们构成了工人政权的雏形。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合格的革命党，这些工人委员会没能得到正确的领导，在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它们的权力逐步被资产阶级政权夺回，随后它们就被资产阶级政权逐步解散或收编了。——中译者注 [16]库尔特·兰道（KurtLandau，1903年1月29日——1937年9月23日？），1921年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7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1929年在柏林参加了列宁同盟（Leninbund）。他曾为托洛茨基工作过，但很快又与托洛茨基疏远。1936年前往巴塞罗那参加西班牙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工作。1937年9月23日失踪，据猜测他可能是被格伯乌绑架杀害的。——中译者注 [17]维克托·塞尔日（VictorSerge，1890年12月30日——1947年11月17日），本名维克托·利沃维奇·奇巴尔契奇（ВикторЛьвовичКибальчич），生于布鲁塞尔，父母都是俄国流亡者。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向往革命，1918年年底前往俄国，1919年1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后来被派往柏林，1923年11月被迫离开德国，同年开始与俄国左翼反对派建立联系。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被捕，1936年获释。离开苏联，定居法国。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但并未参加第四国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病逝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18]茹塞普·雷布尔·卡布雷（JosepRebullCabré，1906—1999），生于塔拉戈纳。1915年在哥哥达尼埃尔（DanielRebullCabré，1889—1958）的引导下参加了革命运动。1927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1932年参与成立工农同盟，1935年参与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7月内战爆发后，在巴塞罗那参加了反击叛军的战斗。击退叛军后，担任《邮报》（ElCorreo）编辑，并在“马克思主义者出版社”（EditorialMarxista）的编辑。1937年五月事件发生时被捕，获释后转入地下，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9]胡利安·戈尔金（JuliánGorkin，1901—1987），本名胡利安·戈麦斯·加西亚—里维拉（JuliánGómezGarcía-Ribera），1921年参与成立列万特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ComunistadeLevante），1929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1933年与毛林一起领导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工农同盟。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再次流亡法国，1935年返回西班牙，参与创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领导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机关报《战斗报》（LaBatalla）的编辑工作。1939年在叛军攻占巴塞罗那前逃往巴黎，随后流亡墨西哥。四十年代末逐步堕落为反共分子，从1953年起参加反共组织“文化自由大会”，积极为反动阵营效劳。——中译者注 [20]杰伊·洛夫斯东（JayLovestone，1897年12月15日——1990年3月7日），本名雅可布·利布施泰因（JacobLiebstein），出身于一个立陶宛犹太人家庭，幼年时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曾参加过社会党。十月革命后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美国共产党的成立活动。1928年曾把左翼反对派开除出美共，1929年他也被开除出党，此后他领导了一个组织上独立的小集团，直到1941年他的小集团解散为止。1941年后卖身投靠反共阵营，积极为反共活动效劳。——中译者注 [21]指国际右翼反对派。——中译者注 [22]1938年7月13日，就在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召开前夕，托洛茨基同志的亲密助手、大会组织书记鲁道夫·克莱门特（RudolfKlement，1908—1938）在巴黎惨遭斯大林的特务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23]《钥匙》（Clave）是一份西班牙语的托派月刊，1938年10月在墨西哥由迭戈·里维拉（DiegoRivera）、阿道尔佛·萨莫拉（AdolfoZamora）和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OctavioFernández）创办。这份杂志的创办曾得到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大力支持。——中译者注 [24]查尔斯·爱德华·科林（CharlesEdwardCoughlin，1891年10月25日——1979年10月27日），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父母是爱尔兰移民。大学毕业后开始传教，二十年代中期前往底特律，1926年开始通过WJR电台传道。他在1932年大选中支持罗斯福，但在罗斯福宣布“新政”后转而反对罗斯福，并鼓吹法西斯主义。——中译者注 [25]1938年，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革命社会主义党（PartiSocialisteRevolutionnaire，PSR）政治书记瓦尔特·多日（WalterDauge，1907—1944）在他的故乡弗雷尼（Flénu）的市政选举中当选为市长，但由于他坚持革命立场，未能获得王国政府的任命。——中译者注 [26]阿姆斯特丹—普莱耶尔运动（MouvementAmsterdam-Pleyel）是由昂利·巴比塞（HenriBarbusse）和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两位作家在1932年发起的国际反战运动。——中译者注 上一篇回目录
中派主义与第四国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中派主义与第四国际 （1939年3月10日） 附：达尼埃尔·盖郎致托洛茨基 亲爱的盖郎同志： 就在收到马索·皮维尔的官方回信时，我同时也收到了您的来信。您能向我介绍自己的意见，对此我不胜感激，不过正如您已经预料到的，我不能赞同您的意见。 存在“重大分歧”吗？ 您不同意皮维尔的看法，您认为贵党与我们并没有“重大分歧”。贵党内部存在着千差万别的观点，其中有一些非常接近第四国际的观念，这我完全承认。但是现在看来，贵党领导层中的主流派，以及皮维尔所表达的观点，同我们隔着一道鸿沟。正是皮维尔的上一封信使我确信了这一点。 判断一个组织的政治面貌，关键在于研究这个组织的国内政策，看看这种政策在延伸到国际层面之后的影响。我就从这一点出发，来进行分析。有了过去几年的经验，贵党却还能与英国独立工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其它类似的组织结成政治联盟，来反对我们，全然不顾全新的经验：就在昨天，皮维尔还在同瓦尔赫尔结成政治联盟[1]，来反对我们；在我写给皮维尔的信中，我就已经对此表示了惊讶。贵党还很年轻，它还没有定型，还没有固定的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这应该算是幸运的！）。但独立工党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我们亲眼目睹了它的演变；它在自己的时代所形成的一切，都已经被人分析过了，而且很大程度上都已经被人预言过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经历了一场大革命，在此期间暴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在分析这两个政党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推测一个尚未定型的政党在未来可能变成什么样子；而是要对已经接受过实际考验的旧组织进行分析。 独立工党 独立工党并不值得为它大费笔墨。我就讲讲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好了。慕尼黑协定签订后，该党领袖麦克斯顿在议会里感谢张伯伦，并骇人听闻地宣称：张伯伦用他的政策，拯救了和平——没错，拯救了和平！——而他麦克斯顿本人，非常了解张伯伦，他向我们保证：张伯伦一直在“真诚地”反对战争，并“真诚地”拯救了和平，等等。麦克斯顿和他的党的特征，在这个例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革命的无产阶级不会接受张伯伦的“和平”，正如他们不会接受张伯伦的战争一样。张伯伦的“和平”，就是继续对印度和其它殖民地施暴，并在对英国奴隶主更为有利的条件下，为战争进行准备。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革命者绝不能为张伯伦的“和平”政策承担哪怕一丝一毫的责任，只有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和平主义走狗才会这么做。这个党允许麦克斯顿这种人来领导自己，并且容忍他公开支持奴隶主张伯伦的行为，它就不是社会主义政党，只是一帮卑劣的和平主义者的朋党。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皮维尔说贵党“一致”愿意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辩护，反驳我们对它的批评。我暂且不管这个“一致”的问题：我不清楚贵党党员是否详细了解西班牙革命的历史，是否详细了解革命期间各个派别的斗争历史，特别是第四国际的代表就西班牙革命的各种问题发表的论著。但是，一言以蔽之，贵党的领导层显然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究竟犯了什么样的致命错误，这些错误源自它的中派主义的、不革命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从西班牙革命开始之初，我就同一些活动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安德列乌·宁。我们互相写了几百封信。好几个月后，我终于得出结论：尽管宁对事业一片赤诚，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中派主义者，他充其量只能成为西班牙的马尔托夫，也就是孟什维克左派。在革命中什么是孟什维克主义的政策，什么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策，皮维尔根本分辨不出来。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从来没有假装过自己在发挥独立的作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给各种群众组织的领袖充当“左派”的诤友与顾问[2]。由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自己、对自己的思想缺乏信心，所以它才采用了这种政策，而正是这种政策同规模宏大的阶级斗争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导致了它的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导致了它反复陷入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没有发动先锋队，同反动势力及其走狗（包括无政府派官僚在内）作斗争，反而去用半革命的说教，向那些背信弃义的领袖苦苦劝谏，为了给自己辩白，他们声称“群众”不可能理解另外一种更加坚决的政策。 左翼中派主义总是愿意在口头上采用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并且从不吝于大唱高调，特别是在出现了革命形势的时候。但是中派主义的致命痼疾，就是它无法根据自己的总体设想，做出大胆的策略上的与组织上的行动。他们总是以为“形势尚未成熟”，“先得让群众做好心理准备”（通过闪烁其词、口是心非、外交辞令等手段）；而且他们害怕同右派的朋友断绝惯常的友好关系；他们尊重“个人”意见；所以，他们总是……打击左派，以求在严肃的公众舆论的眼中抬高自己的身价。 这也是马索·皮维尔的政治心理。他根本不明白，在我们这个时代，阶级斗争具有不可调和的和无情的性质，而在思想和教育方面，这些性质就必然会表现为：以毫不留情的姿态，提出各种重大问题，并与种种踌躇不决进行激烈的论战。而在他看来，这就是“宗派主义”，是不尊重其他人的人格，等等，也就是说，他在道德上还完全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水平。这也能算是“重大分歧”吗？没错，我想象不出工人运动内还能有什么分歧会比这更重大。我们跟布鲁姆之流并没有“分歧”：只是我们跟他们分别站在街垒的两边。 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原因 就像所有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一样，马索·皮维尔也把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失败，归咎于法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与克里姆林宫的波拿巴主义集团的罪恶行径。这简直就是在说，无论何时何地，革命都是不可能胜利的。西班牙革命的宏大规模、坚韧顽强，以及工人群众展现出的伟大的英雄主义气概，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帝国主义“民主派”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雇佣走卒，他们对西班牙革命的反应，总是一成不变的。难道对他们还能指望什么吗？皮维尔不但没有分析各种革命或半革命的组织的政策为什么会失败，反而把一切都归咎于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罪行，这是何等的可耻！所以，必须用正确的政策来反对他们！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要为西班牙的悲剧承担重大责任。我完全有权这么说，因为我从1931年开始，就在写给安德列乌·宁的多封信件中，预言过这种灾难性的中派主义政策一定会导致这种后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提出了一些总体上算是“左”的公式，制造了一种在西班牙存在着革命党的假象，并且阻止了真正的、绝不妥协的无产阶级流派的出现。同时，他们又采取了迎合一切形式的改良主义的政策，从而把自己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叛徒（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最好的帮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许多工人是真诚而英勇的，他们理应得到我们的同情；在反动势力与斯大林主义的暴徒面前，我们随时准备挺身而出，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他们。但是，一个感情用事、无法客观地判断某个政党的真正本质的革命者，是毫无用处的。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是想找到一条阻力最小的路线，它见风使舵、推脱责任，跟革命玩捉迷藏的游戏。它先是对西班牙的力量对比视而不见，在加泰罗尼亚给自己画地为牢。当时领导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的是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起初先是忽视了斯大林主义的危险（它对一切警告充耳不闻！），并主动配合无政府主义官僚阶层。为了不给自己造成“多余的”困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无政府主义官僚与其他改良主义派都是一路货色，只不过他们用了另外一套词藻来掩饰自己。 为了避免破坏自己同全国劳工联盟[3]的上层人物的关系，并使自己能够继续充当这些人的顾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在全国劳工联盟内部深入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马尔托夫的立场。但是——我要为马尔托夫说句公道话——他好歹没有犯过像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这种拙劣而可耻的错误呢[4]！公然脱离无产阶级阵营，投靠到资产阶级阵营那边去！马索·皮维尔却对这些“细枝末节”视而不见。 对那些在革命期间向资产阶级全力倾泻阶级仇恨的工人来说，“革命”领袖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它导致了思想混乱和士气低落。而这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政策所必然导致的一个环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大谈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优越性；但他们根本没有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认真的准备，因为这就等于要无情地、大胆地、坚决地把无政府派的、社会党的和共产党的工人都发动起来，去反对他们那些背信弃义的领袖。要认真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就必须做到：即使会遭到千夫所指，也不怕遭到那些领袖的孤立，不怕在初期变成一个“宗派”；提出正确而又明确的口号，对明天做出预测，并根据各种事件，揭露正式的领袖的真面目，把他们从权位上赶走。 布尔什维克党在八个月的时间里[5]，就从一个小集团变成了一支决定性的力量。西班牙无产阶级的能量与英雄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获得了几年的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过两三次机会挣脱襁褓，长大成人。如果它没能长大，那么这完全不能怪罪各路“民主”帝国主义与莫斯科官僚，导致它没能长大的是一个内因：它自己的领导层并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也不知道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如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充当无政府主义的尾巴，没有同“人民阵线”勾结；如果它能够采取坚决的革命政策，那么，在1937年5月起义的时候，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它就会成为群众的领袖，并确保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不是革命党，而是被革命推到浪尖上的中派主义党。两者截然不同。马索·皮维尔至今都不懂得这一点，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派主义者。 捉迷藏的游戏 马索·皮维尔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1936年6月的形势，并从中学到了经验教训。不，他根本就不懂；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问题上，他充分暴露了自己的一窍不通。马尔托夫经历过1905年革命，却根本没有从中吸取任何经验教训：他在1917年革命期间暴露出了这一点。安德列乌·宁曾多次声明——而且还挺真诚——他“原则上”赞同我们，但在“策略”和“速度”上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而且，不幸的是，在他死前，他一次也没有清晰明确地指出：他究竟赞同什么，又不赞同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马索·皮维尔在回信中说，他与我们唯一的分歧，只在于对“速度”的估计，他还提到了在1935年发生过的类似的分歧。然而，才过了几个月，1936年6月发生的各种事件，就彻底暴露出了皮维尔在速度问题上的错误。皮维尔被这些事件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他毕竟还想继续当列昂·布鲁姆的“左翼”朋友，而布鲁姆是阶级敌人最可恶的代理人。各种事件按照自己的速度发展着，全然不顾中派主义者拖拖拉拉的速度。另一方面，中派主义者总是利用“速度”、“形式”或“语气”来掩饰自己不赞成革命政策的态度。这种同事实与思想玩捉迷藏游戏的中派主义作风，在革命运动史上随处可见。 对于西班牙革命的问题——过去几年里最重要的问题——第四国际对每一阶段的形势都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各个工人组织（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政策都进行了批评，并作出了预测。皮维尔可曾批评过我们的分析？可曾提出与我们相对立的分析？一次也没有！有些事中派主义者是永远不会去做的。他们本能地害怕任何科学的分析。他们靠笼统的印象和模模糊糊改头换面过的别人的思想为生。由于害怕承担责任，他们便跟历史进程玩起了捉迷藏。 我完全不想对贵党提出过分的要求：它才刚刚脱离社会民主主义；它从不知道还有另外的学校。但它是在危机深重的时期，在向左转的过程中脱离出来的，这给它开启了走上革命发展道路的重大机遇。这就是我的出发点；如果不是这样，我根本就不会给马索·皮维尔写那封信，而他在回信中——可叹哪！——还在玩捉迷藏。他没有考虑到贵党的真实处境。他在回信中是这么写的：党在九月那场国际危机期间的表现，表明它能够胜任自己的任务。我衷心地希望这个评价是正确的。然而现在看来，我当时太草率了。当时没有战争。群众还没有发现自己要面对一个既成事实。对战争的恐惧，盛行于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中。贵党提出的各种抽象的国际主义口号，体现了这些战前的倾向。不过，请不要忘记，在1914年的第一声炮响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法国社会党还是非常“国际主义”、非常“坚定”的。8月4日的《前进报》[6]立场改变得如此突然，连列宁都怀疑那一期是德军总参谋部伪造的。贵党在九月没有走上沙文主义的道路，这一点确实值得赞赏。但这算不上积极的优点。要断言贵党已经通过了革命国际主义的考验，仍然为时过早；贵党还没有预料到：万一战争爆发，资产阶级舆论马上就会跟自己的社会爱国主义与沙文主义代理人一起发起疯狂的进攻。为了让党对这种考验做好准备，必须马上提高党的觉悟，加强党的坚定性，让党自始至终地坚守自己的信念，绝不宽恕背信弃义的朋友。首先，党必须同共济会（他们全都是爱国主义者）和麦克斯顿之流的和平主义者一刀两断，并转向第四国际——这不是要让它立刻参加第四国际（没有人要它这么做），而是要它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坦诚正视第四国际。 正是由于战争正在逼近，全世界的反动势力，尤其是斯大林派的代理人，都把“托洛茨基主义”当成了万恶之源，并对其集中火力猛烈打击。其他人也被当成了“托洛茨基分子”，挨了几发流弹。这绝非偶然。政治上正日益两极分化。对反动势力及其代理人而言，“托洛茨基主义”意味着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民主派”—斯大林派反动势力的压力越来越大，把形形色色的中派主义者给吓坏了，他们不停地赌咒发誓：“我们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们反对第四国际”；“我们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坏”。他们在玩捉迷藏。我亲爱的盖郎，这种毫无价值的游戏该停止了！ 个人的敏感与思想上的坚定性 皮维尔非常高傲地宣称：他和他的朋友——跟我们这帮罪人显然截然不同——绝无个人或党派的成见。这番话岂不让人莫名惊诧？个人成见与原则分歧（“党派的成见"）岂能相提并论？个人的偏见与怨恨，在小资产阶级半革命者中间，在共济会中间，在几乎所有中派主义者中间，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人由于缺乏自信，所以既自高自大而又反复无常。然而，对“党派”的看法，关系到政治纲领、手段、旗帜。当我们这个时代对明确性、勇气与坚定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时，怎么能说思想上的坚定性是“没有意义的”呢？ 共济会会员来自不同的阶级，他们分属不同的政党，各自的利益都不一致，而且他们的个人目的也不一样。共济会的全部领导艺术，就在于中和各种不同的倾向，调和各个集团、各个圈子之间的矛盾（这都是为了“民主”与“人道”的利益，换句话说，也就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早就养成了满嘴空话大话、却对问题实质避而不谈的习惯。在法国的工人运动的正式领袖当中，大多数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这种虚伪、伪善和伪饰的道德的影响。这种道德对马索·皮维尔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在他看来，把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形给大声说出来，是非常失礼的一件事。然而，我们却认为：如果明明看见了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却不说出来，这就是在犯罪。这就是我们在道德观念上的根本区别。 盖郎，您能不能明确而坦白地向工人回答这个问题：把皮维尔同共济会联系起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是我来告诉您好了：这正是把他同第四国际隔开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小资产阶级那种多愁善感的踌躇不决，是对官方舆论的依赖。假如有人对我说，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同时每到礼拜天就去做弥撒，我就会说他是一个假唯物主义者。他可能会骂我不够宽容，不够圆滑，对他搞“人身攻击”什么的。这根本动摇不了我。想把革命社会主义同共济会调和起来，就跟想把唯物主义与天主教教义调和起来一样荒谬。革命者不能脚踩两条船：一边心系资产阶级，一边和工人从事现实政治。无产阶级革命容不下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两面派破坏了内部稳定，造成了敏感、多疑和智力上的怯懦。打倒两面派，盖郎！ 宗派主义 马索·皮维尔说我们是“宗派主义”（我们并不否认自己的队伍当中存在着宗派主义的倾向，我们会同这种倾向作斗争），说我们遭到了群众的孤立，这暴露出他既不理解目前这个时期，也不理解他自己在这个时期中所扮演的角色。没错，我们同群众确实仍是隔绝的。可这是谁造成的呢？是各种改良主义、斯大林主义、爱国主义、和平主义的组织，是各种各样的半吊子的中派主义集团，它们体现着——有时候是以非常迂回、非常复杂的方式——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的自卫本能。马索·皮维尔阻碍了部分工人将自己的信念贯彻到底，从而使这些工人与马克思主义绝缘，他倒来指责我们遭到了群众的孤立。这些孤立者之一就是中派主义；皮维尔就是孤立者之中特别积极的一个。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赶走这些“孤立者”；说服他们中的一些人，争取这些人参加革命事业；对于剩下的人，就要揭露他们，战胜他们。皮维尔把革命者遭到孤立的事实说得那么吓人，正是为了同和平主义者、混水摸鱼者、共济会保持亲密关系，把各种重大问题拖到遥远的未来，借助于错误的“速度”和不当的“语气”——总之就是要阻止工人运动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马索·皮维尔瞧不起我们的干部，因为他不理解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在他眼里我们是一帮吹毛求疵的人。他大错特错了。外科医生要想正确地使用手术刀，就必须学会分辨每一种组织和每一条神经，革命战士同样必须认真仔细地分析所有问题，并从中得出最终的结论。这并不是宗派主义，马索·皮维尔却说它是。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真正的宗派主义者，比如斯内夫利特和费雷肯之流，都围在伦敦局、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马索·皮维尔身边。这个谜题其实很简单：所谓宗派主义者，就是害怕自己身上的机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另一方面，中派主义者往往会在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来回摇摆。因此他们会相互吸引。宗派主义者得不到群众追随。中派主义者不能领导群众，只有在很短的时间内是例外。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指出通往群众的道路。 第四国际 您重复了那种老套的论调：首先“要让群众相信”成立第四国际的必要性，然后才能宣告成立第四国际。这种反对意见完全脱离实际、一点也不严肃、毫无真实内容。要有一个明确的纲领，一面确切的旗帜，才能把来自各国的革命者凝聚成一股国际性的力量，为争取群众而斗争。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应该利用这个运动的经验来教育群众。您想“预先”教育群众。那您打算用什么来教育群众呢？是同帝国主义走狗麦克斯顿结盟吗？还是同中派主义传教士芬纳·布洛奎结盟？还是同共济会的朋友结盟？您真的以为，这帮人会为了成立第四国际，而去教育群众吗？我只能苦笑。著名的雅可布·瓦尔赫尔是一个庸俗的社会民主党人，多年来他一直在教育马索·皮维尔：成立第四国际“为时尚早”，而他现在准备回到第二国际去了，反正那里还容得下他。机会主义者经常会以群众还不够成熟为借口，来掩饰自己的不够成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群众永远不会全都成熟起来。群众中的不同阶层，会在不同的时候成熟起来。让群众“成熟起来”起来的斗争，首先是从一小部分人、一个“宗派”、一部分先进分子开始的。历史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道路。 直到现在，你们都还没有系统的理论、没有革命的传统、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群众，可你们并不害怕成立新党。这个权利是谁给你们的呢？显然是因为你们相信，你们的思想使自己获得了争取群众的权利，不是吗？那你们为什么不用同一种标准来要求第四国际呢？这只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自己的眼界提升到国际水平。一个一国范围内的党对你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它只是一个草创时期的组织），但是，一个国际党却显得太奢侈了，可以等到以后再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盖郎，大错特错了！ 争取进行光明磊落的合并 马索·皮维尔提出，各组织应该建立“统一战线”，而不是进行合并。这个建议有一丝真诚的味道，然而却并不多。“统一战线”只有在它是由各个群众组织组成的时候才有意义。但皮维尔说的却不是这种情况。考虑到各个组织彼此独立的现状，就一时一事达成短期协议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个例，而是整个政策。核心工作应该是在工会内部开展工作，并影响社会党和共产党。“统一战线”——也就是两个弱小的组织的外交游戏——是应付不了这个任务的。要想齐心协力，走到群众中去，就必须根据一个明确的纲领，把大家的力量凝聚起来。否则就会失去所有的“速度”。现在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您不同意皮维尔的看法，您认为两党的合并是有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您又补充了一个条件：合并必须光明磊落。对于这个“光明磊落”，您是怎么理解的呢？是停止批评吗？还是相互宽恕对方的罪过呢？我们的法国支部根据一个明确的纲领，通过一些具体的方法，为自己的思想进行着斗争。它愿意同你们一起，为这些思想而斗争；它愿意在你们的队伍当中，为自己的思想而斗争——它在斗争的时候，会使用每一个健康的无产阶级组织都会允许使用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对“光明磊落的合并”的理解。 而皮维尔是怎么理解“光明磊落的合并”的呢？“参不参加共济会是我的私事，你们少管闲事。”“我跟麦克斯顿还是芬纳·布洛奎交朋友，用不着你们来管。”我斗胆说一句：共济会是阶级敌人的组织；麦克斯顿是为帝国主义效力的和平主义走卒。对这种人，怎么能不去与之作斗争呢？跟这些绅士建立政治友谊，就是给叛卖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道理怎能不解释给全体党员听呢？然而，我们对麦克斯顿的批评，却被皮维尔当成是背信弃义，或是……“不重要的”。为什么要有这些多余的担心呢？应该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在政治忠诚的问题上，我们的标准跟马索·皮维尔的标准，就算不说是截然相反的，至少也是大不相同的。这一点要公开承认。 当我给皮维尔写信时，我并没有太多的幻想，但我确实没有完全放弃同他搞好关系的希望。皮维尔的回信表明，我们在跟一个有机的中派主义者打交道，在革命事态的影响下，这种人更容易倒向右边，而不是左边。如果我的判断错了，那我会非常欣慰。但在目前阶段，我不能允许自己作出乐观的判断。 您也许会问我，我的结论是什么？我不会把皮维尔同你们年轻的组织混为一谈。我认为同贵党还是有可能合并的。合并的技术细节并不取决于我：这应该由在现场工作的同志们来做主。我前面已经讲过，我是如何理解“光明磊落的合并”的，我会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尽量落实它：我会向两个组织的全体成员，明确而坦诚地提出事关革命政策的所有问题。谁也没有这样做的权利：一面赌咒发誓说自己是一片真心，另一面却在抱怨对方玩弄阴谋诡计。这个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命运。任何一方都不能以个人的友好感情、而应该以党的一贯政策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假如我的愿望能够成真，双方能够实现合并，假如双方的合并能够开启认真的讨论，那么我希望您能把我的这封信，当成是一篇来自远方的参加讨论的投稿。 致以真诚的问候 列昂·托洛茨基 又及： 我应该指出——即使只写几句——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贵党的党名会使人产生一种奇怪的印象。一个党不能既是工人的政党，又是农民的政党。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农民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一个党如果既是无产阶级的党、又是小资产阶级的党，那它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它会吸收农民参加，一般来讲也会吸收来自其它阶级的个人参加，只要这些人愿意接受无产阶级的立场。当然，在革命政府中，我们可以同农民组织结盟，建立一个工农政府（前提是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可是，党并不是联盟，一个党不能既是工人的政党，又是农民的政党。党名就是党的旗帜。党名中的错误，往往会导致危险。斯大林在前几年曾鼓吹过“在东方国家建立工农党”，这彻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机会主义遭到了左翼反对派的坚决反对。如今无论是在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我们都看不出任何违背这一阶级立场的理由。 本文发表于1939年5月的《新国际》杂志，第5卷，第5期，第139—143页，题为《致达尼埃尔·盖郎》。 附：达尼埃尔·盖郎[7]致托洛茨基 亲爱的托洛茨基同志： 借着马索·皮维尔给您回信的机会，我想向您介绍一些我个人的意见。当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那封回信的内容时，我正好不在城里，没有出席那次会议。 如果我出席了那次会议，我一定会坚决要求修改最后一段。 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们强调指出，国际主义工人党与工农社会党之间可能存在着重大分歧，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这种“重大分歧”是由您的某些朋友（比如纳维尔[8]）的宗派主义生造出来的。我方断言这些“重大分歧”是存在的，对此我表示遗憾。我有一种感觉：双方都利用了这些“分歧”，作为拒绝团结的借口。 而且，我并不认为“统一战线”就比两党的合并更好，而且两党合并之后，也不一定就会带有“误入歧途和迅速瓦解的祸根”。 两党的合并，确实有可能是一个阴谋：在工农社会党体内插入一个“异物”，从而从内部瓦解工农社会党，并准备进行新的分裂——也就是要把我们的一部分活动家给拉走，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主义工人党；果真如此，那它确实很有可能成功；但是，只有在您的朋友把合并当作背信弃义的阴谋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出现。对，假如这就是您的朋友的计划，两党的合并确实会是“不可靠的”和灾难性的。 但是，尽管您的某些朋友的诡计，让我产生了这种怀疑，我还是不愿相信，在目前形势已十分严峻之时，您的朋友会犯下这样的罪行，破坏法国唯一能够锻造出革命先锋队的运动。因此，我不愿错过进行光明磊落的合并的机遇。 如果我告诉您：两党的合并究竟会是光明磊落的，还是背信弃义的，完全取决于您一个人，想必您是不会拘泥于礼节的。 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我必须指出：我说的合并，自然是指国际主义工人党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工农社会党：一方面，国际主义工人党在人数上与工农社会党相差甚大；另一方面，我们党即将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所以不可能举行一次特别的合并大会。 不过，合并的问题确实存在，因为按照我们的充分的工人民主的原则，您的朋友的意见，可以在我们党内自由传播——我相信，当我们在五月召开代表大会时，我们就可以听取他们的意见了。 在我看来，您的朋友与我们之间唯一的分歧，就是关于“第四”的问题，我觉得这纯粹是形式上的分歧。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国际。您已经给您的国际书记处取名为“第四国际”，而我们则认为，新国际不是一挥魔杖就能造出来的，这就是唯一的“分歧”所在。新国际应该从群众中间产生出来，群众必须积极地为新国际的诞生进行准备，必须先让群众了解新国际的必要性，必须要帮助群众找到通往新国际的道路。没错，我要重复一遍（尽管我早就知道您会激烈地反驳）：问题只在于形式上的分歧。重组和加强法国的革命先锋队，是绝对必要且迫在眉睫的，不应该让形式上的分歧阻碍了它。 您的友好的 达尼埃尔·盖郎 丁香镇（塞纳），1939年2月2日 本文发表于1939年5月的《新国际》杂志，第5卷，第5期，第138—193页。 [1]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参加了伦敦局，但由于在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问题上发生分歧，由雅可布·瓦尔赫尔领导的一部分人此时已经与独立工党闹翻了。——中译者注 [2]就跟皮维尔从很久以前——实在太久了——就开始充当布鲁姆之流的左翼诤友与顾问一样。令我无比担忧的是，直到现在，皮维尔和思想上与他最亲近的那批人，都还没有明白：布鲁姆并不是一个思想上的竞争对手，而是一个公开的——而且还是不诚实的——阶级敌人。——原注 [3]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NacionaldelTrabajo，CNT）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组织。——中译者注 [4]1917年二月革命后，马尔托夫始终反对让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安德列乌·宁却在革命后参加了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政府，出任司法部长。——中译者注 [5]指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这段时间。——中译者注 [6]《前进报》（Vorwärt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8月4日之前一直在坚持反战立场，但到了8月4日，德国国会对战争拨款进行表决时，社民党突然改变立场，让所有社民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列宁在收到8月4日的《前进报》后大为惊讶，以为收到的是德军总参谋部伪造的赝品，请参阅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206页。——中译者注 [7]达尼埃尔·盖郎（DanielGuérin，1904年5月19日——1988年4月14日），生于巴黎。1932年参加法国总工会。三十年代中期参加了马索·皮维尔领导的“革命左派”，革命左派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后，成为工农社会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此后接近托洛茨基。1940年法国沦陷后与部分托派成立“第四国际委员会”（ComitépourlaIVeInternationale）。二战后又远离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6年移居美国。——中译者注 [8]皮埃尔·纳维尔（PierreNaville，1904年2月1日——1993年4月24日），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1926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成为法国左翼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之一，1936年主持成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国际主义工人党被第四国际下令解散后，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一章叛乱的种子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一章叛乱的种子 在中国大城市的边缘上，高耸的工厂烟突的阴影横陈于田畴间，这些田畴尚用木犁来耕耘。在海港的码头上，近代定期航船卸下来的货物掮在人背上搬走，或者用原始的驳船装运到内地去。在街道中，巨大的运货卡车和喧闹的电车隆隆然驶过那些靠人拉着的车子，这些拉车人宛如牲口驾着他们的重载。飘忽的汽车暴怒地向那些穿过交通的小道的人力车和手车攘喇叭。街道两旁排列店铺，店铺里男男女女尚藉一双赤手和简陋的工具来制造他们的货品，但这些街道却一直通达那些使用轧轧作声地发电机的大工厂。飞机和铁路横贯广漠的区域，这些区域仅仅靠那些上了千年的人行道和运河连结起来。新式汽船航行于沿海和江河，夹杂驶过那些古老模样的民船。从城市到农村，在这个有许多江河流域（这些江河流域都是从大海伸到亚洲腹部去的）的疲敝的国土上，这些矛盾和对照积聚很多。它们体现了将近五万万人民为生存的斗争。 中国生活的样式是参差的，割裂的，和不规则的。生产、交通、财政的近代形式移置于过去地残破和陈腐的样式之上，而且只是部分地和它交织起来。在一世纪之前，当西欧恃着他的商品、大炮、贪欲和思想侵入中国的时候，那个古老的建筑已经倾颓了。这种过甚压迫的结果便是灾劫和革命。中国的经济强行改变了。社会各阶级稳定了那样长久，现在也进入一个猛烈变动的时代了。政府形式、习惯和整个社会的平衡推翻了。这个变动的过程是错综的。它把一个莫大的任务提了出来，这个任务就是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好让中国的生产力发荣滋长。它又产生了各种冲突，这些冲突很快就积累起来，增加力量，且迅速充溢，竟要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来一个解决。 在一个历史的长时期内，中国生产力陷于停滞，中国经济的落后性主要就是靠这一点来决定。大约两千年之前，铁犁的使用引起农业生产的增进。一部分由于这一刺激，土地在那个时候已转变成为私有财产。采邑土地或皇上恩准开拓的土地都变成可让渡的了，即是说，它们都可买卖了。从此解放了的劳力和从此获得的资本，一部分被国家吸收去建筑伟大的公共工程：堤坝、运河、宫殿、城垣和堡垒。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未发展。封建的剥削形式尚继续保存于农村中。中国社会仍由细小的农业单位组成。家庭或地方手工业供给社会的大部分补足的需要。国家直接参与商业和制造业。例如盐铁，它都实行专利。国家机关，包揽一切的商人和手工业行会，严厉的操纵了生产组织和国内市场。生产和商业的城市中心形成了，但似乎其范围只限于奢侈品和地方特产：丝绸、漆器、磁器、雕刻物、铁器。只有更深一步研究国内市场的性质和程度，研究商业资本的活动，以及狭小农村社会的相对孤立，才能了解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究竟，及其自行更新的非凡的能力。[1] 整个社会组织牢牢的依存在农民群众上，农民们交纳地租于地主，偿付利息于商人及放债者，且用劳力、实物和金钱的形式，纳税于国家。后者由地方官吏来代表，这些地方官吏加入一个松弛的，经过各省总督直达皇帝的等级制度里。这些官吏又在剥削农民的过程中，与地主和商人勾结在一起。地主们为了缴纳有增无已的国税，便对那些真正耕田的人百端勒索。小地主自身已抵押于放债者并逐渐沦入佃农或农业劳动者的地位。当每一个继起的皇朝渡过了它的兴盛时代而入于衰亡时，它的财政要求便增加起来，而它的官吏的腐败也变本加厉。当累增的地租、债务和赋税的负担己无可忍受，而一次再次的天灾复加重了流行的困顿时，地方上反对租税征收吏的叛乱便扩大而为伟大的农民战争。 以土地贵族为首的军事乱党，领导散漫的农民队伍和地方军队走上战场，推翻皇朝并在同党间互争雄长。激烈的社会和土地改革的企图往往点缀内战和混乱的时期，这个时期常常延长数十年，有一次还延长数百年哩。上述那些改革之中，最著名的就是基督纪元第一世纪初，汉朝倾覆之后，王莽计划的变法，以及十世纪末，唐灭宋兴之后，王安石所鼓吹的变法。他们有些倡议竟主张实行一种初步的土地国有，即：废除土地私有权及将土地归还原主——国家。另一些倡议则主张建立一个萌芽的国家资本主义。但这些改革没有一个是成熟的。唤起这些改革的农民战争，总是自行衰竭的。那些乱党中之一终于获得其支配权并建立新皇朝。当新皇帝及其直系宗属巩固他们的统治并逐渐削平了一切皇位争夺者时，农村中原来的社会形式又再生产出来，而同样的逐渐收夺的过程也重新发生。 满洲于17世纪中叶便利用上述的农民暴动之一，获得了政权。他们既一度充当了异族统治者，当他们完全征服了这一个国家时候，他们自然要尽力不使中国和其它外国接触。欧洲在这个时期正卷入于剧烈的战争中，这些战争附带产生了西方资本主义。欧人和天朝的接触是偶然和插话式的。早期的满清各皇帝得以自由安享他们的称霸的时期。但再过两个世纪之后，人口的显著增长又使土地受到新生的和加重了的压力。满清皇朝已走进它的没落期了。它的统治已经瓦解，它已迫得向人民重重诛求而在它治下各地方遭遇反叛。当西方资本主义向外发展的第一道浪潮冲破中国的堤岸时，中国社会已临近政治崩溃和混乱的新纪元了。新的蛮夷跨海而来，加深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内部划分，且使之改头换面并变得非常复杂，他们的来临表示用旧式方法而作的旧式解决己不够了。 西欧各国以不可抗拒之势推进商业的扩张与资本的积累，它们摧毁了这个天朝上国的关隘，这些关隘一向就把他和世界其余地方分开。由于这一压迫，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终于到来了。资本主义经济正把整个世界卷入它的轨道中。中国的孤立完结了。因为资本是一个新式的征服者，它在中国历史中是前所未闻的。在过去，那些跨越北境而入侵的游牧部落，没有大困难便以已同化于中国较老文明地较高组织的社会结构。但现在这些新的蛮夷却保有技术的设备，且保有中国丝毫不能匹敌的物质水准。靠手来抵敌机关枪或靠轿子来和铁路相抗衡是不可能的，仅靠传统也一样敌不住大炮。中国只能拿它的年纪，它的面积和人数的优势来抵抗西方蛮夷的推进力和武器。但这三个条件只能确定这个不平衡地冲突的长久和挣扎，不能确定其结局。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建筑原已发生危机，他的底层和上层便迅速对外国侵略者的腐蚀力起了反应。在经济上，中国已一蹶不振。外国人藉助于鸦片，不断造成于他们有利的贸易差额。在外国通商初期，白银大量输入，但于1826年便开始流出。十年之后，鸦片便代替了白银，成为偿付中国茶丝的手段。[2]这种药品造成了裂口，在1842年与1858年两次鸦片战争中，英法的大炮又扩大这一裂口，于是工业品便源源输入。英国棉织品遏止了中国棉布（南京棉布）的输出，实际上中国棉布于1832年便没有发现于出口货单中了。在19世纪头25年，中国出口贸易的数额便猛烈下降，而鸦片的输入则出奇的上升。棉织品输入源源而来，1870年，棉织品占中国进口货的31%，过后数年，它们便代替了鸦片，占进口货之第一位。西欧产业组织与技术之迅速进展，苏彝士运河之开凿，以及汽船航运之发展刺激中国贸易，竟于1885年与1894年之间增加了两倍。投资和借款很快便跟着商品的洪流到来。19世纪末，外国船运公司，棉织厂、铁路和电信网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一切重要的地位。 外国政治支配权的确立使这种经济的征服轻而易举。满清政府无能为力。它最先企图用限制鸦片贸易之法来遏止白银的流出，但这种企图却受挫于数度战争中，清政府在这几次战争里蒙受羞辱的战败而且它还必须为此而偿付巨额的赔款。满清政府受了西人屈辱之后，它在中国人眼中便丧失了无限的声望和权威。外人藉大炮口恫吓勒订的条约[3]规定传教（基督教就是西方侵略的前锋）自由并使鸦片贸易合法化。[4]但它们的最重要条款是开放沿海及内河口岸通商，限制中国关税为值百抽五，划出根据地和租界（后来各国的「势力范围」就导源于此）并成立治外法权制度，免除外人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及缴纳中国税。中国只成了一个名义上的自主国了，它只是因为帝国主义强盗们互相间的猛烈竞争才幸免于公然的瓜分和殖民地化罢了。 在农村中，人口急速增长及耕地短缺[5] 正造成恐慌，鸦片的流行，白银的流出和机器制造品之流入又把这一恐慌提高到尖锐的程度。鸦片吸食的流行引起财富由农村流入城市的洪流，而且造成了国内市场的惊人的矛盾。[6]白银外溢引起起银根短绌，结果通用的钱币蒙受20%至30%的贬值，而生活费也急剧上升。恶币也拿出来用了。[7]外国棉织品及其它商品把中国手工业驱入绝境，在南方各省尤其如此。织布工于1819年曾织出3359000匹布，输出国外，但1833年该项出口货跌至30600匹，在往后30年间又几乎缩减至零，因此，他们丧失了他们的谋生手段。[8] 最后，彷佛人类及其作为尚不够恶毒似的，自然也来参加万物旧秩序之天然破坏。在19世纪中叶的几个年代中，几乎没有一年在大江河流域内外不发生水灾和饥荒，旱灾和瘟疫的。 所有这些破坏力累积起来。结果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赤贫化和大量流浪人口的产生。在西南苗族及西北回族这些少数民族间发生了零碎的叛乱和暴动，这些叛乱预示了一个新的农民战争的开始，根据传统的事理看来，这个战争一定已证实了当今朝廷的天命已衰且招致一个新皇统的抬头。但是当一个真正的农民叛乱在各省酝酿时，中国的统治阶级正直接的参加国外贸易的利益，找求苏生自己的泉源。 各口岸的商人和官吏早就和外人交易，开始积积蓄巨大的财产。1830年之前，当外国船只尚装载银元驶抵广州，以偿付载回欧美之茶丝时，[9]这种洋财己很少归还原来的生产者了。其中大部份留在港口商人和官僚的手中。[10]商行中人（这些商行是正式成立的特殊商人独占机关，目的在和外人贸易）和地方官吏（他们可以自由征收特别税和「捐」）获得了巨额财富，尤其是在违禁的鸦片贸易方面。商行中人往往有家资值二十万两的。广州某商人自夸除了必须拿出巨款偿付地方官以酬谢他们地恩助之外，尚有二千六百万元的资产。[11] 从这些商人和官僚中形成了一个新阶级，那就是买办阶级，亦即是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上的经纪人。这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社会组织的最初的直接影响之一。帝国主义替自己赢得了各种支配的经济地位，这些地位有效地拦断了土著和独立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去路。这些中国商人和官僚最先是由地主派生出来的。从对外贸易中积累起来的新财富并没有投放于资本主义的企业，而是投放于土地中，这个过程分明促进了大地产的增长和小地主的被收夺。[12]地主们送他们的儿子到城市去加入这门一本万利的买办生意。一个买办而不同时是一个在外地主，是很稀有的，他们的利润不仅化成土地而且化成为借给农民的高利借款，因为农民们必须靠借债来弥补他们的低减的收入及高涨的生活费和赋税。这个旧地主商人阶级敌不住外人的优越力量和物质技术，于是转变成为一个经纪人、放债者和投机家的阶级，享受那分配于城市和农村间的利益。 整个国家机构也参加上述的过程。在几次鸦片战争中，满清被英人打败竟「那样轻易，以致摇动了他们本族的武勇和命运的自信心，而且使它的军事力量的威望在臣属的中国人眼中完全消失」。[13]满清官僚受挫于军事失败之后，不久又为贿赂和私运鸦片之迷人利益所害。[14]北京的上论往往置若罔闻。北京远处他方，而外国银洋的叮叮声却近在咫尺且引人入迷。中国官场在理论上是讲道德的，但实际上已有了一种古老的腐败传统。官吏们之依赖税收来维持自己，此举自古己成了官吏廉洁的犒赏。国外贸易的丰美用一种非法收入的新来源来表彰这一传统。皇朝没落，政府岁入锐减，财政困难增加，一切道德的伪装都抛到九霄云外，而官场位置也成了公开买卖的对象。政府位置不是由那些有学问的人，而是由出得起价钱的人来充当。自然能够替儿子或兄弟捐一个官衔的正是那些已经致富的商人或买办。当这种风气成了家常便饭的时候，商人、地主和官僚便越发清楚的成了同一株阶级树的分枝。这个阶级从土地获利，它根本就关心于土地上一切不平等之保持，现在却又成了外人侵略和支配的主要工具之一。在帝国主义方面呢，它已压服了清政府且使中国社会的上层适应它的用途，它便成了中国统治者的保护者，担任遏抑一个被摧残的人民的激愤。这一点成了帝国主义支配半殖民地中国的基本公式，帝国主义已使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机构瓦解，但是当帝国主义自身迫得勾结这个国家的每一件保守、压迫和落后的东西来抵抗和摧毁革命变革的动力时，新的要素不多尚未开始形成。 太平天国运动于19世纪中叶使满清皇朝有倾覆之虞，上述的关系就在这个运动中凝团起来。无法忍受的经济状况产生了三番四覆的叛乱，1850这年叛乱达到了极度，遂造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对皇朝的农民暴动，这个暴动由广西向北蔓延且建立政权于长江流域达十一年之久。太平天国运动当初不过是新基督教「膜拜上帝者」的小宗派。他们在南方和地方当局冲突，后来竟迅速发展成为最宏大的社会叛乱。国内一切不满和叛乱者均群集于它的旗下。旧日反清的秘密会社本来就从未完全消灭，现在又死灰复燃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及下级绅士分子因自己的土地被夺，苦于清廷的勒索，且受满清的种族歧视所激怒，便加入这个运动的领导层。在反清情绪激发中，辫子，这个奴服的标记取消了，而故明的旧习惯也恢复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赤贫农民、流浪手工业者和土地寻求者，他们久已反叛地方官吏、地主和收税吏，现在他们又给与这个运动以血肉，且使它具有农民暴动的一切传统的特征，这种农民暴动在过去是曾经招致朝代的更迭的。 军事胜利是迅速的和惊人的。满清的权力正从南方及长江流域各省扫除。太平军几乎抵达北京城。洪秀全是这个运动的热狂的宗教领袖，他建号天王，定都于南京。农民在许多地方独立夺取土地，这表明这个运动已达到了最高点。这种根本平均土地的急进倾向并没有受到上层支持，虽然它的压力产生了几道没有实现的关于破除土地特权的法令以及集体享用土地财产的计划。[15]除了农民在下面实行土地改革之外，下一事实也是很有意义的。太平政府无论在什么地方得到相当稳定之后，它便并非毫无成效的努力禁止鸦片买卖，阻塞白银漏巵，刺激国内市场，划一赋税和增进农业生产。例如，在太平军兴时代，江苏各县输出沿海的生丝达到新的高水平，这是一件最有兴味的事实。如果某些传说可信的话，太平军还一次再次的努力在自由交易和禁止亡国的鸦片买卖的基础上，去和外人修好。这样一来，太平天国运动虽主要是属于原始或传统的一种农民战争，但也露出一种「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得不很直接也不很清楚，但却是无误的。 太平天国运动和土地上及城市中的一切特权势力起冲突，这次暴乱破坏了旧官僚阶级的权威和地位。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手段推使他们和整个占有土地的阶级发生直接冲突，而且和买办、商人也发生直接冲突，因为他们经过借款和抵押已和财产发生了那样密切的关系。一种典型的「标准」历史述说，「太平军的破坏性使有势力的阶级取反对态度」。[16]这些「有势力的」中国阶级切实地帮助满清方面。 在帝国主义者方面看来，就中国统治者而论，拿最初阶段的太平军来替代满人，或许更满意些。这个运动的基督性质在教士中唤起某种同情。加之太平军尚表现有刺激贸易和恢复社会安宁的某种希望，这种社会安宁，满清已无法保持了。但虽然有这些因素，外国人很快便站在满清方面去。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外国人看来，鸦片贸易仍是中国市场中获利最多的部分。它符合于继续原始积累及保持贸易平衡的要求。至于靠抛售较合法的商品来维持这种贸易平衡，比较能够获利，这还是稍后的事。太平军反对这种药品的买卖，这件事推使他们侵犯了外国人的眼前利益。[17] 这次内战给了帝国主义者一个难得的机会去巩固他们的支配和伸张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1854年，外人的大炮阻止了反清的三合会党人攫夺上海，并乘地方当局完全崩溃的时候，攫取海关行政的支配权[18]及扩大租界的治区。1858年，英法的大炮痛华北那些脆弱的满清军人并勒迫签订新条约，俾完全满足外人的利益。鸦片贸易合法化了，而全国也敞开让外人侵略。因为签订了这些条约，外人对现政府之保护便有了明确的利害关系。1860年之役以及是役野蛮的焚掠圆明圆，把清廷完全征服了。现在清廷这个非常柔顺的工具已成了一个确然值得保护的宝贝了。太平军在外人眼中已由「或许是代替满清的友谊的继承者」变成了「只不过一批干涉新协定实施的乱党」。[19] 太平军关于基督教的说法，其正当实在不下于其它各种各式关于耶稣的说法，但它很快便被人认为最猥亵的渎神。基督将军戈登带着一个十字军人的热狂上战场，而且不惜用一切手段（包括出卖的手段）和太平军周旋，宛如耶和华的选民对付阿玛勒开人及一切偶像崇拜者一样。英法军队抛弃了一切「中立」的形式伪装，积极参与生死的决战。 这次保护满清皇朝的战争由两个中国政治家出来主持和取得胜利，一个是土地利益的代表曾国藩，另一个是新买办阶级的代言人和领袖李鸿章。他们组织和率领军队保护龙位，而他们之所以致胜，只是因为外国陆海军压倒了武备窳劣而清军仍无法抗拒的太平军吧。 1865年，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内部已衰竭，它便终于失败和溃散了。这次内战的破坏（生命损失重大，全国大部分土地荒废）耗竭了农民战争的泉源。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不能给这一土地运动以一个坚持的领导，这一运动便不可避免的堕落而为游击战争和土匪。上层的领导也分裂而为无望的冒险之徒的敌对私党。伟大的太平天国的叛乱失败了，现状也保持了，因为中国社会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把国家导出困境。帝国主义的重压阻滞了中国自身生产力的自由生长，同时又使农民战争分崩离析，和朝代更迭这种旧式的循环永远无法重演。 在这里便浮现了一个中心的矛盾出来，中国的阶级斗争从此以后就围绕这个矛盾而发展。外国帝国主义来临，中国孤立之完结，以及机器制造商品之出现于中国市场已无可更改的判定了中国社会底革命的转变。帝国主义一度巩固了自己地位之后，便极力帮助保存这个社会的内的一切古老的和退步的东西。中国的革命的变革现在需要破坏土地占有的旧制度及解除土地上的压力。帝国主义却加入来支撑地主、商人及官僚的支配权，这些地主、商人和官僚们使农民群众沦为奴隶，且替外国商业资本的洪流开辟道路，引入最僻远的内地去。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诸问题的解决迫切的需要全国的统一，以保证它的资源的尽可能的利用。帝国主义列强的竞争使国内的冲突永无止境，而由于这些冲突之不断的横征暴敛，破坏了中心权力。经济的进展有赖于国家独立。帝国主义特权的维持却要求继续的隶属。 太平天国运动是想按照「传统的」中国办法来应变革的需要的最后企图。它失败了，因为走向这样解决的道路已为帝国主义侵略所产生的崭新的条件打断了。中国民众经过二十年来的叛乱和失败，已弄得筋疲力尽了，在他们能够再起干涉之前，他们还得在完全新鲜的环境之下，等候新一代来重振力量。在往后的时期内，在中国社会的底层，一切造成慢性民众贫穷的矛盾，异常厉害的加剧了。土地的集中仍在继续。商品和商业资本冲入农村的洪流扩大了，又扼紧了一切劳苦群众的生活。同时，在这个社会建筑的上层以及在那些正在发展的城市中心内，根本的改变也发生了，为中国的未来的斗争便得到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 满清皇朝经过了征伐太平军和其它零碎叛乱（这些叛乱维持至1880年）之后，它已弄得筋疲力尽了。内乱、饥荒和频发的天灾，这种种震动正使它几乎支持不住，它又碰到外来的打击了。帝国边境碰到一次新的帝国主义进攻，它便陷于无告。法国于1860年占领柬埔寨和安南，又于1884—85年的短期战争中使它的掠夺物「合法化」。次年英国将缅甸并入它的印度帝国。沙俄也跨越亚洲，在北境立下一条新铁路的路向，且在北满建立它的「势力范围」。在上述同样几年内，日本更一致、更迅速的应付帝国主义的压迫，它已毁弃了它的封建建筑的大部分，而且经过明治维新，它又已着手实行其采用西方生产和组织方式的卓越政策。它刚已发展到要跨越狭小的海峡，找寻一个大陆根据地。1894年，这个新兴的海岛强国竟使它的年老的且一贯受尊敬的邻国受屈辱的战败。朝鲜之割取与日本势力之建立于南满，就是列强重新来一次夺权领土和让许权的警号。清廷既受殴辱和陷于无告，便签了一道条约又来一道。中国的瓜分以及它的几部土地之并入西方各国的殖民帝国似乎迫在眼前了。 但帝国主义的重新压迫却产生了新的改革和革命运动，这些运动的性质和阶级根源都与十九世纪中叶的伟大群众叛乱完全不同。这些变革的新势力发展于中国社会的上层中。外人的压迫已把中国的统治阶级打造成为适合于帝国主义需要的形态，而外国的特权又把土著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多数门户关闭了。但是，这个阶级的财富的积累，按照事物的常理，却不能不刺激他们去努力站在自己立场上和外人竞争。帝国主义已破坏了旧经济基础。它能够障碍但不能够完全阻止一个新基础的建立。李鸿章，这位头号买办亲自创办第一批独立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1863年，第一家碾米厂建立于上海。江南造船厂建立于1865年。七年之后组织招商局，和外人在沿海及内河的航运独占竞争。次年第一家近代缫丝厂成立，1876年第一条铁路（从上海到吴淞长不过十二里）出世，惊动那些吃惊农民的祖先的灵魂。1878年一个近代的煤矿开始于开平动工，1890年第一家棉织厂建立于上海而第一家铁厂也建立于武昌。火柴厂及制粉厂也跟着成立于1896年。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开始了。[20] 在这同一期间内，中国的贸易地位，尤其是在原棉和棉织品方面，已大见改善，原棉的入超于1888年变为出超。土制棉布之输出，自1833年之后几乎跌缩至零，但1868年之后已恢复原状，从是年之238担增至1900年之30100担，1883年之后又发生猛烈的上升。虽然在同期内，机制棉织品之输入不断增长。[21]工业初步发展，贸易相当改善，同时运输、交通和银行业也发展了，只是采取的速度较慢罢了。近代的邮传制度于1878年产生。中国商业银行组织于1896年，全部为华资。其它交通线，其它银行不久便跟着数目增加起来。 自始，中国资本抵抗外国竞争就陷于失败了。1895年中日签订之马关条约规定外人有权在华兴筑工厂。于是许多企业便迅速产生，享受中国的廉价和取之不尽的劳动的利益。外人有优越的技术设备和知识，他们又享有经济和政治的特权，凭这几点他们便使中国的竞争者陷于不利。中国人除了忍受技术的限制和捐税重负（外人却免掉了）之外，还要依赖国外市场，以取得信用借款、机器和许多中国尚不能生产的工业品。幼稚的中国工业家曾企图藉更紧张的劳动剥削来克服这些不利。但是不久，他们要求更有利的条件以供中国资本的活动，却迫得要走入政治决斗场中，鼓动改革旧制，因为这个政制已不复适应于新兴经济利益的需要了。 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的时期内，李鸿章作了几次小小的尝试，想使政府现代化。李氏一方面创立新工业，一方面又兴办近代海陆军，促进学校的改革，派遗留学生出洋去替中国控求西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秘诀。但他的努力却受中日战争打断了。战败、失地，以及列强跟着举行之新的进攻，又诞生了新的政治倾向。更快、更剧烈的变革就在眼前。 1895年之后，两种不同的思潮支配了中国的政治生活。第一种思潮希望改良皇朝，使它适应新的要求。它梦想有一个皇帝来演彼得大帝的角色，它又梦想有一个政府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第二种思潮则鼓吹推倒满清皇朝，仿照美国或法国的方式建立一个中华民国。满清统治者进入其没落的最后时期之后，他们逐渐向维新党人让步。清廷因为屈服于完全与其自己的基本建筑不兼容的变革，它便促使自己最后让位于革命党人。 维新派以修正孔子开始。他们大胆的把他说成不是一个古典的保守现状者，而是一个进步的自由派。他们曾设法把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哈尔拔特·斯宾塞及汤马士·赫胥黎的思想注入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旧的河床中。斯密等的著作开始有中译本出现。他们深信本国可以由皇上的敕书来改革，且于1898年当他们得到年青光绪皇的宠信，发动著名的「百日」维新时，他们以为他们的主张已胜利了。一批势不可挡的命令已发出，目的在用近代国家工具来代替陈旧的满清政府。他们要兴办学堂、选举机关、取消苛捐杂税和官场腐败。他们下令由国家帮助工农业及实行政府民主化。但维新派的热心却不幸得很，新思想的河流流出了庄严的紫禁城门，便只是卷入御沟中停滞下来了。在那些旧王公大臣看来，皇帝似乎发了疯了，因为他的敕令似乎立心来剥夺他们一切职掌的世袭利益及破坏数百年习惯所尊崇的一切文物制度。上论一道一道的下来请求服从皇命，但究竟是否尚受上天容许，这似乎已成疑问了。这种疑虑很快便在宫庭内证实了，因为在宫庭内，抗拒维新的力量已结集于慈禧太后周围。1898年9月，她把她的侄儿监禁起来，而且把他已经实行的改革一笔勾销。他的几个顾问官也给她杀掉了。其它的人（连同康有为和梁启超）好容易才保得生命，逃亡海外。这些知识分子在「百日」维新时已企图用从上到下的做法，使满清政府适应于西方思想。但中国资产阶级太不成熟，它的经济基础尚太狭窄，而且它的利益尚太分立，因此它不能以更带进攻的态度影响事变的进程。那么，那些追求维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好就依赖一个开明的君主。不幸，拿「皇命」当作一个社会变革的工具来看，却证明是无能的了。皇帝只是他自己的国家机关的化身罢了。当他指挥它去破坏它自己时，它冥顽地起来抵抗，这是并不足奇的。维新派碰到官僚的惰性，便束手无策。[22] 保守的满清官僚能够遏止维新的小小滴流（这不过由几个知识分子来支持），但它却不能抗拒那些致它于死命的强有力的各种因素。它受了帝国主义者的连续打击，已摇摇欲倒。19世纪临末的几年，最显著的事实就是列强相继勒索土地、贸易及铁路的让与权。[23]在国内，旧式手工业经济之破坏，生活费之高涨，再加上新的水灾和旱灾又造成一个新的原始的民众叛乱，这一次发生于华北各省，在这些省份里，旧时的秘密结社又复兴和繁盛起来，且使被迫害人民的激愤向一切外夷（满人和西人一个样）发泄。满清官僚受维新运动惊退之后，竟依赖于危险的便宜方策，把这一次反对它自己的民众叛乱，转变成为鞭挞那些可恨的外人的皮鞭。他们竟公开正式支持义和团（这个造反的团体以「拳党」见知于外人）。这些乱党把他们的口号「排满兴汉」改变为「扶清灭洋」！[24] 这只能招惹祸患。这些猛烈的、原始的地方暴动被外国军队摧毁了，胜利者并向中国施以严酷的惩罚（包括四万万五千万两赔款），又藉1910年之拳匪条约把军事的要津一扫而空。在往后数年间，中国成了列强相互竞争和冲突的无告的旁观者和牺牲者。铁路、租界及全中国各行省的命运均在欧洲的外交官邸中决定。满洲和朝鲜的支配权取决于日俄横越中国领土而进行的战争，并由一道条约来解决，这个条约竟不顾及中国政府之意旨，自由交换中国的领土。清廷不复替中国人口中任何有力部分说话，它也不能抗拒其主权之逐渐破坏。 中国知识分子由维新的希望一变而为革命的宣传。清朝已衰败了，这一感觉深植人心。学生和知识分子均舍弃康有为而开始更亲切的倾听另一个亡命客，孙逸仙的意见。 1895年向皇帝递改革条陈的人们，孙氏亦是其中之一。A]但他的政治发展却是另一种思潮的产物。这种思潮与影响当代更著名之维新派者不同。孙氏于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压服之后一年生于广州附近一小村中，他早年和秘密活动之过激分子接触，这些分子深染武装叛乱之太平军传统。他青年时远赴檀香山，成了一个基督徒，且于研读圣经之余，吸收美国之民主思想。在他的政治生涯之始，孙氏采取秘密组织推翻满清的道路。1895年他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孙氏亦亡命国外，找寻和争取华侨来拥护他的革命政纲。 孙文和华侨的连系对第一次中国革命的行程是有决定重要性的。中国国内资本主义因外人竞争及城市中国资本与土地半封建剥削之有机连系，弄得无能为力。这些因素障碍独立资本主义之发展，也阻止任何强有力的、清楚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运动的产生。但印度、南洋、欧洲和美国的华侨（工人和商人）和近代民主政治直接发生接触。旅华外侨享受之强有力的保护，清晰地与华侨遭遇种族歧视及虐待时之毫无保障相对照。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尚未在中国发展之前，久已形成于华侨间。强有力的种族、家族和传统的纽带使这些侨民与其故土连结起来，而革命运动也从他们那里首先得到财政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在较为富足的华侨中，肯为一个强大和独立的中华民国奋斗者，寥寥无几，这件事颇耐寻味。孙氏筹集的大部分款项均来自那些穷苦工人和小商人捐助的小款，这些人是证明了比谁都坚决拥护孙氏的政纲的。 这个政纲的中心思想是藉军事阴谋来推翻君主政体，它吸引了大部分失望的维新派和新一代学生的大多数，尤其是1895年后成群结队赴日留学的学生（1900年后，他们的数目更多。）在中国，这一运动与秘密会社结合。从城乡知识阶级来的新分子给了这些组织以一种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色彩，这是它们从来没有过的。留学生满怀新思想和急进的热诚回国。到处奔走召募党人。对现存事物秩序之不满增长了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向前迈进。俄国1905年的革命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印象且对清廷发生特别有效的影响，推使它让步。[25]中国商人和资本家开始更勇敢的保持自己的利益。1905年之抵制美货与1908年之抵制日货，再没有这样清楚的表现这一点。 这两次运动采取一种广大的民众性质。它们受商会和新出版的民众报纸拥护。中国利用经济的武器来反对美国人之虐待华侨，这件事表示商人和小资本家已生长了一种自信心和团结的新精神。这次抵货运动把侨美华人与祖国同胞的运结拉紧了。它帮助打破了地方界限。这次抵货在广州最猛烈（侨美中国人大多数是广东人），但广州的抵货却与新加坡、上海和天津的示威和抵货活动相呼应。恐怕最有意义的就是这次抵货的举行公然蔑视皇帝的权威，因为清廷受了美国的外交压迫已下令禁止抵货了。1908年抵制日货更特别带有反政府的性质。这次抵货之发生是因为在某轮船事件上，中国当局向日本卑躬屈膝。商人焚毁日本货，码头工人拒绝替日本轮船卸货，恐怕这一次是中国工人第一次参加本世纪的反帝斗争。[26] 抵制美货连带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取消让与美国某公司之粤汉路建筑权。现在正是围绕这个铁路让与权的争执，反对清廷的空气在各省富有绅商之间发展起来。建筑铁路连结广州、汉口、长沙和成都的计划已拟妥，实现这种计划的、纯用中国资本的公司也已成立。北京政府现在已是一个买办工具，它发觉批准让与权于外人获利最多，于是用外人金钱收买中国人已投放于各种铁路计划中之股份，为的是把这些计划转让于外人。这些雏形的铁路大王们，尤其是湖南、湖北和四川的，便群起反对这件事。秘密的革命会社[27]利用这次争执作广大的鼓动，因为它大有助于把满清政府和可恨的外国剥削者和竞争者视为一丘之貉。这件事把上层阶级的新层份牵入反君主政体的斗争中。正因为四川在这一问题上爆发了骚动，才终于引起公开的叛乱。 清朝苟延残喘的最后十年间，完全崩溃的危险已显现了。只因为屈服于改革的迫切要求才把它延缓下来罢了。慈禧太后及其心腹迫得要认识：拳乱之后继长增高的严重不安，必须藉让步来对付。现在彷佛只是一个让步或下台的问题似的。1906年，清廷，这个差不多三百年的天朝上国的专制统治者，竟不得已承认立宪政府的「原则」了。经过这一次初步示让之后，皇帝们的天生特权便逐渐失堕了。当这个皇朝最后一个有力的代表从舞台上消失时，它已判定了死刑了。慈禧太后于1908年末逝世。与她一道进坟墓的还有受监禁的光绪皇。她的最老的心腹宠臣也不久追随于地下。一个三岁的宣统皇高坐于龙座上。B]一个愚蠢和不够格的人充作摄政，治理国事。朝廷堕入于琐屑的袒护亲私和党同伐异的泥沼中。纸上改革（数目愈多则愈见鄙啬和不实际）是赐准了。1910年各省咨议局（与俄国沙皇治下之Zemstvos非常相似）成立了，这是经过严格限制的「人民」选举出来的。[28]这些咨议局只有权讨论，而且也只是讨论皇上指定的某些问题。但是甚至这些小心捡选出来的「长衫」咨议局也和清廷冲突起来。他们力陈只有一个更宽大、更负责的政府才会保持君主政体。各省咨议局代表参加北京的全国机关（即指资政院——译者）而且绝望地设法克服宫廷的抗拒，促进议会改革。形式的变动已着手，但旧制度的手尚压紧这些机关，把它们削减成为无望的虚构。资政院由钦选议员与异常安全的咨议局议员组织而成，它设法把君主政体拉在后面，幻想拯救它，这种幻想包含在「议会」这个魔术的名词中。但当它们争吵的时候，革命突然袭击它们及它们希望拯救的宫廷。 1911年9月，在四川发生了反对满清官吏的地方骚动，十月武昌卫戌军的叛乱也随之而来。当驻扎于滦州的清军拒绝开往征讨乱党时，满清统治的命数将要完结了。叛乱扩大，清廷卑贱地甘愿牺牲一切权威的计较，以保全统治的外貌。但事情来得太晚了。这个帝国崩溃和塌台了。这个帝国曾微弱地设法挥动「资政院」的旗帜来抵抗一个无法更变的命运，现在这个「资政院」也跟着它塌台了。 内部的腐蚀已把这个皇朝削减为一个零。只须轻轻一推便可除掉他。1911年的革命只是产生足以造成这轻轻一推的力量。从这次革命中，没有浮现一个阶级能够领导这个国家的转变。能够解决土地恐慌及恢复国家独立的，而只有国家独立才能保障中国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的侵入和压迫。中国资产阶级与土地半封建利益之一致性预先决定了它无能引导农民走出困境。1911年的革命党人甚至连被逼向略作尝试也没有过。农民群众在推翻满清皇朝中没有尽一点作用。他们的消极态度使各省的旧军政机关能够保持原状，只不过废除了朝代称号和长辫子罢了。这条辫子是满洲征服者当作奴属的标记而强迫人民留蓄的。 名义上的中央权力一失，政权便转入各省或各地方小暴君的手中，这些小暴君极力保持整个现存的剥削制度。经过他们，外人在中国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堡垒弄得更严整了。各地方政权之成立主要是配合列强各自的「势力范围」。云南和广西南部的军阀受法国的扶植和支持。珠江流域在经济上受香港支配，而上海则更确定的处在英国势力之下。华北大部分成了日本的特殊势力范围。不久这些互相敌对的政府爆发内战，这些内战主要是反映那些骗取重要经济地位的主要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冲突，正因为有了这一事实，辛亥革命后的时期与往日朝代倾覆之后的分立、内战及混乱的类似时期，完全不同。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参加这次革命，但等到这种新的割据局面展开和形成，他们便束手无策了。他们反对皇朝的战略从来就无法取得一种真确民众运动的形式，原因就在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经济上不成熟，政治上又无能。保持这个阶级的土地利益也就等于保持中国农村的一切落后的东西（封建的宗法制度、文盲、迷信等）及旧制度所凭籍的每一事物。它的城市利益却隶属于、又因而屈服于外国资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斗争因此便采取军事阴谋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却往往失败。君主政体的倾覆几乎与他们的努力无关。往后他们只成了那些篡夺政权底军阀的附属物。他们精心制作的国会和宪法并不是有真实政治支配权的机关，而是他们赖以保护的军阀们随意宽容和利用的帘幕。因此，孙文本已胜利回国且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但很快便迫得让位于袁世凯，袁氏是旧政府一位将军，供职于北京。 知识分子如不成为目不识丁的将军底下一名秘书或属吏，便只好离开这个运动，陷于消极和灰心。孙文及其政党——国民党的其余党人染了议会白痴的毛病，在党的旗帜上标写「护宪」的口号。但他们只是寄托于两派敌对军阀之一方来护宪。在这种把戏中，他们丧失了首尾一贯的原则性。只有军阀们胜利了。 推翻君主政体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巨大历史重要性的进步行动，但它似乎已把这个国家愈弄愈糟。内战与军阀的统治加深了农村的贫困。苛捐杂税增加了。土地荒芜了。农业生产也衰落了。中国迫得开始输入米麦。饥荒与无法遏止的天灾使人类生命丧亡甚巨。几千百万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或加入军阀军队，扩大它们的队伍，或流为匪寇。苛刻的赋税与军阀的诛求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坏，且使人口的绝对大多数陷于慢性的饥饿。国内工业不能够，而且似乎永远不会吸收大量的过剩劳力。但第一次大战的直接结果，恰好就在这一方面开始发生迅速和突然的变化。 这次大战要人全力注意而所有国家的全部工业生产也卷入其中。中国土著的生产者突然发现他们本国内有一个伟大的市场摆在他们面前，而且这个市场还暂时免除了外国资本的不断压迫。亏得这次战争的需要，中国的入超急促低降至最低点（1919年总计不过16000000两），而输出则激增。以1913年为100，则1914年之输入为91.6，1919年为105.9。输出由1914之83.8增至1919年之140.1。其实在战争的几年中输入差不多停滞不前，这给了出口贸易以一个飞跃的机会。[29] 中国工业生长的突发更足惊人，这是大战的喘息时间之赐。工业机器之输入由1915年之4380749两增至1921年之56578535两。棉织厂由1916年之42家增至1923年之120家，纺锤由1145000增至3550000锤，丝厂由1915年之56，增至1927年之93。1915年之四家烟厂增至1927年之182家。[30]假如我们以1913为100，则1923年我们便得得到如下的指数：煤产量，183.5；生铁产量，180.6；丝品出口额，152.3；豆油出口额，432.5；棉纺铁403.9，同时，在运输和船运方面也有较小的、但值得重视的增长。[31] 工业生长，中国商业机构也跟着发生广泛的改变。合股方式采用了。银行业也扩张了。既然机器已采取迅速增长的手段，代替了手工业生产，师傅、工匠、徒弟关系也放弃决定的经济地位，让之于股东——经理——工人关系。 生产力的增长促使野心勃勃的中国资本不由自主地与基础巩固的外人利益冲突，并与外人的经济和政治特权的现存机构冲突。它同时也促使工人这个新兴阶级和他们的中外雇主冲突。从这些泉源中流出了新鲜的民族主义潮流，而这些潮流则把中国卷入下一年代的蜂起中。 [1]KarlWittfogel著的《中国之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Chinas）一书（1931年莱比锡出版）尚通称为研究这一问题的最渊博的论究。虽有若干俄国的研究作品，但大多数需要彻底解剖的事实尚要从中国的文献中发掘。冀朝鼎（ChaoTingChi）着之《中国历史中之重要经济区域》（KeyEconomicareasinChineseHistory1936年出版于纽约）是最近讨论这个问题地一方面的著作。 [2]参阅C.F.Remer着之《中国对外贸易》（TheForeignTradeofChina）第26页，1926年，上海出版。关于鸦片贸易的统计表请参阅IoshuaRowentree着的《帝国药物贸易》（TheImperialDrugTrade），1908年，伦敦出版，第344页；又参阅H.B.Morse着之《中华帝国之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RelationoftheChineseEmpire),1910—18年，伦敦出版，第一卷第209—210页。 [3]参阅吴文藻（Wentsaowu）之《英国言论与行动中之中国鸦片问题》(TheChineseOpiumQuestioninBritishOpinionandAction)，1928年，纽约出版，第59-60页。 [4]它们（鸦片和基督教）一齐光顾中国人，曾一齐奋斗，并终于一齐取得合法地位」——Rowntree《帝国药物贸易》第242页。 [5]据某一估计，在1712年和1822年期间，人口增加了23700万，或190%左右——S.WellsWilliams着《中国》（MiddleKingdam），1882年，纽约出版，第一卷第283页。又一个估计，指出1741—1851年，从14300万增至43200万，或200%左右——E.H.Parker着：《中国，她的历史，外交和商业》（China，HerHistory，Diplomacy，andCommere），1901年，伦敦版，第100页。皇室的纪载，表明1661—1833年可耕地的增加只不过35%左右，即从549357000亩增至742000000亩——陈绍光（ChenShao-Kwan）着：《清朝之税制》（SystemofTaxationintheChingDynasty），1914年，纽约出版，第51页。 [6]林则徐奏稿》（1834年），P.C.Huo译，见《第一次中英战争之批判的研究》（ACriticalStudyoftheFirstAnglo-ChineseWar），1935年，上海出版，第82—4页。 [7]据某一俄国的研究资料，从1830年至1848年物价增加200%，在1849和1851年间增加470%——1929年，莫斯科出版之《中国问题》第一期。 [8]参阅《中国社会与政治学报》，（1932年10月北京出版）H.D.Fong着〈中国之纱业和贸易〉一文。第33表。 [9]H.B.Morse认为1830年前输入中国之白银为五万万元——〈中国对外贸易〉见G.H.Blakeslee编之《中国与远东》杂志（1910年，纽约出版）第97页。 [10]G.ETaylor着〈太平天国运动〉（TheTaipingRebellion）见1933年1月北平出版之《中国社会与政治学报》第558页。 [11]W.C.Hunter着《订约时代以前（1825—44年）广州之番鬼》（TheFanKwaoatCantonbeforeTreatyDays，1825—44）1882年伦敦出版，第48页。 [12]Taylor〈太平天国运动〉第555—6页。 [13]T.T.Meadows着《中国人及其叛乱》（ChineseandTheirRebellions），1856年伦敦出版，第33页。 [14]J.S.Hill着《印度支那之鸦片贸易》（TheIndoChineseOpiumTrade），1884年伦敦版，第51页。 [15]Taylor〈太平天国运动〉第597—9页。 [16]K.Latourette着《中国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Chinese，theirHistoryandCulture），1934年纽约出版，卷一第379页。 [17]有一件事是颇为值得注意的，外人公司从事于买卖鸦片以外之商业者，均继续赞助太平军反满。但他们尚没有充分的支配权来决定列强的最后政策，参阅A.Lindley（Lin-Li）着《太平天国》，1866年伦敦出版。 [18]J.K.Fairbank着〈1853—4年上海之临时制度〉，(“TheProvisionalSystematShanghaiin1853—4”见1934年10月及1935年4月北平出版之《中国社会政治学报》)，该文以英国官方自行辩解的文献为根据，叙述该项统治权获得之经过。 [19]Taylor“太平天国运动”第612页。 [20]H.D.Fong着《中国之工业化》，(China’sIndustrialization，aStatisticalSurvey)，1933年上海出版，第2页。 [21]Fong着〈纱业〉第26、33、34表。 [22]关于这个时期的有用的文件，请阅M.E.Cameron着之《中国之改革运动（1898—1912）》(TheReformmovementinChina，1898—1912)1931年，斯坦福大学出版。 [23]扼要的概括请阅Latourette着之《中国人》第一卷第404页以下。 [24]参阅R.Wilhelm着《中国的灵魂》(TheSoulofChina)1928年，纽约版，第26页。 [A]按此处与史实略有出入，孙文并未参与公车上书，他只于戊戌政变之前一年（1894年）曾上书李鸿章。但他条陈的内容及其精神与康梁一致，故著者在些只犯年代上的错误，他指出这件事的意义却是对的——译者。 [25]例如1906年11月10日伦敦泰唔士报刊登的北京来电便提及「俄国事变与圣彼得堡中国公使的惊慌电报」。 [26]关于这些抵货的纪载请阅C.F.Remer着《中国抵货之研究》(AstudyofChineseBoycotts)1933年，Baltimore版，第4第5两章。 [27]关于这些会社的活动情形请阅S.Tretiakov着《一个中国人的遗嘱》(AChineseTestament)的头几章，1934年，纽约出版。 [B]别名亨利溥仪，他成为日本傀儡——满洲国的康德皇，事非偶然。 [28]在山东，财产和学问及格，准获投票者在3800万左右人口中仅占119549人。在湖北则3400万人口中仅有113233人投票——见1910年2月18日NorthChinaHerald。 [29]Fong着《中国之工业化》表la和lb。 [30]C.H.Lowe着《中国目前的劳工问题》(FacingLabourIssuesinChina)1933年上海出版，第6、7、8、10等表。 [31]Fong着《中国之工业化》表la和lb。 上一篇下一篇
著者弁言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著者弁言 这本书是将近四年工作的结果，它的写作的动机乃由于发现1925－27年震撼中国的伟大事变，尚无详尽的研究。当时发生的社会大破局，其教训之作出适逢新事变开始发生，故尤其切合时机。此次新事变乃发生于本书泰半杀青之后，在本书结尾的几章中有所阐释。 许多友人借阅珍贵之资料、札记、报章、文件、小册子及书籍，以供本书准备写作之用，著者实深铭感。此种材料均有其自身之历史，盖国民党自1927年后，到处一经发现他们，则加以焚毁；而共产国际的档案库纵或保有上述全部文献，但对于勤求史实而排拒平空作为的人，是闭门不纳的。 因为这种资料，头一次在这里运用的是如是之多，又因为共产国际进行与这些事变有关的历史伪造运动有十年之久，著者从当代文献方面采用精确的，恐怕甚至过量的引文，其目的一方面充作印证，一方面充作未来学者的指南。中国名称的拼音，在各国语文中，差异甚大，但已按照中国最通用之英语，加以划一（包括引文中者）。J.C.L.对中文文献之译助，在此特致谢忱。 就中著者最感激的是他们的合作者，维奥拉·罗宾生，讹误之处，均蒙她斧正。 伊罗生，1938年6月15日于纽约。 回目录下一篇
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link{line-height:165%;text-decoration:none;color:#FFFFCC;font-family:Arial;font-size:11pt;target="main";margin-left:2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THETRAGEDYOFTHECHNESEREVOLUTIONHaroldR.Isaacs 伊罗生著刘海生译 chm电子书下载 重印者序言 向青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革命军北伐」、「国共合作」、「大革命」、「蒋介石背叛革命」、「清党」、「南京国民政府」……这些词语和有关的历史概略，稍有一点中国现代史知识的人都一定熟知。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从教科书学到的这部份历史（就是终于惨败的1925-27年中国革命的历史），其实充满了非常大的谎话呢？ 伊罗生所著的这部《中国革命的悲剧》是第一部有系统地揭露这段历史真相的书。这书的英文原本出版于1938年，后来经过不止一次修改，至今仍被世界学术界认为是一部「经典」著作。但一直到不久之前为止，这书在中国境内被严禁阅读和流传。在这点上，国共两党政府是一致的。台湾方面，到了八十年代末开放政治自由后，才容许这书公开传入。至于大陆方面，人们敢于公开介绍这书，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大陆方面有这样的转变，主要的直接原因是不久之前俄国当局把大批有关这段历史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秘密文件公开出来了，让这书的观点得到更确实的证明，尤其让大陆的学术界认识到了：传统所谓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造成1927年的中国革命失败，其实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所制造的一大冤案。 读者可以从著者1971年为中文版所写的序言看到：由于著者的思想转变，现在所流传的英文本和中文以外的各种文字的译本都是对原本作了相当大的删改的，只有这个中文译本是根据未经删改的原本，而英文原本根本流传很少。所以，这个中译本有它特殊的价值，比较能够代表几十年来饱受打压和恶意歪曲的托派观点。 刘海生的这个中文译本最初是1950年在香港出版的。版权页上印着1947年在上海出版，那是在当时香港的政治环境下的一种伪装。不过，翻译工作和制版工作（除最后一章外），确实是先几年在上海做好了的。 2001年1月 目录 著者弁言 导言（里昂·托洛次基作） 第一章叛乱的种子 第二章中国革命的诸问题 第三章新的觉醒 第四章广州：政权谁属？ 第五章广州：1926年3月20日政变 第六章从广州到长江 第七章上海暴动 第八章浪子回家 第九章沉默的阴谋 第十章1927年4月12日政变 第十一章武汉：「革命中心」 第十二章「革命中心」的活动 第十三章土地斗争 第十四章莫斯科和武汉 第十五章武汉：瓦解 第十六章秋收暴动 第十七章广州公社 第十八章失败的后果 第十九章苏维埃中国的兴亡 第二十章新的「民族统一阵线]
致一位法国朋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致一位法国朋友 （1939年2月14日） 亲爱的朋友： 你1月24日的来信给我提供了关于工农社会党内部形势的重要信息，所以我得尽快给你回信。马索·皮维尔在同你谈话时，提出了一些意见，我认为必须从这些意见开始写起。 他声称，他对于法国的总形势的看法，与我“完全一致”。我当然会对这一表态致以热烈的欢迎。尽管如此，这还是不够充分。为了有可能进一步合作，仅有一致的看法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致的实际结论，至少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双方必须要有一致的实际结论。关于1936年6月那段时期，皮维尔曾写过：“如今一切皆有可能。”这是一个很棒的公式。它的意思是说，有了这样的无产阶级，我们就能走到底；也就是说，向着夺取政权径直前进。就在那几天里，也可能是稍晚的几天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法国革命开始了。”所以说，我们跟马索·皮维尔拥有共同的前提。可是，正因为如此，我才弄不明白：马索·皮维尔为什么还会信任布鲁姆呢？虽然他对布鲁姆的信任是有条件的和有限的——应该说是半信半疑——要知道，布鲁姆可是资产阶级秩序的笨拙卫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他会带给无产阶级的只有失败与耻辱，这一点早已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可是我们不能回到过去。还是谈谈现在的形势吧。在我看来，关于共济会的问题，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与征兆意义。法国目前正在经历深刻的革命危机，这个危机时期以最尖锐的形式，向无产阶级提出了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问题，在这种时期，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正式的“社会主义”的叛卖成性的领袖，总是会在关键事件中背叛工人，同这些领袖断绝一切政治上的和道义上的关系，是革命领袖的一项基本而又迫切的任务。 达拉迪耶究竟是不是共济会员，我并不清楚；但肖彤和好几个内阁阁员确实都是共济会员。我问自己：人民阵线的政策，就是要让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服从于资产阶级激进派，那么，一个人怎么可能一边认真地反对这种可耻的政策，另一边却又继续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领袖结成“道义”上的联盟呢？要知道，这些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领袖一边干着鸡鸣狗盗的勾当，另一边却在扮演着以复兴人类“道德”为己任的共济会员。在面对着如此明显的矛盾时，每个工人都有权说：“这些社会党人根本不相信社会主义革命，否则，他们为什么要一边自称在准备革命，另一边却在继续跟那个阶级的领袖称兄道弟呢?革命要对付的正是那个阶级！” 我曾在伊泽尔省住过一阵子，由于某些幸运或不幸的境遇（我真不知道这该算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当时曾有机会亲眼目睹共济会的一小部分活动。我当时的房东是一个共济会员，他的大部分宾客也都是共济会员。我的青年朋友当中，有一个人刚在不久前脱离了共济会。所以，我不仅根据无可争辩的普遍看法，而且还根据自己对共济会在法国外省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亲身观察，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共济会的上层由激进党人或“社会党人”、律师、议员、投机分子和玩世不恭之徒组成，这些人只把共济会地方分会当作一种选举工具。在格勒诺布尔分会里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人；相反，工厂的低级管理人员却占有重要的地位。我认识一个工头，关于另外一个工头，我还写过一些有意思的记录。这些工头主要关心的是摆脱工人，参加“高雅社团”，倾听“有学问的人”的教诲。他们虔诚地尊敬那些用“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的陈腔滥调来教育他们的律师和教授。当地分会的干部在格勒诺布尔当地政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他们借助共济会的仪式，让小资产阶级信徒和一部分半无产阶级贵族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些绅士当中有一些人，自己并没有参加共济会，而是在幕后操纵共济会的活动。因此，共济会集中了一切寄生性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让现在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如此面目可憎。一个人怎么可能一面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国际断绝关系，另一面却在同共济会——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国际的最糟糕的讽刺画——纠缠不清呢？ 革命需要全身心的付出。有些革命者不是通过革命工人政党来满足自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需求，却想在这个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社团中找到某种“更好的”和“更上档次的”东西，这种革命者是非常不可靠的。他们究竟想要什么呢？还是让他们自己去向工人解释吧！……在法国正在经历的这个时期，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是彻底摆脱资产阶级舆论的影响，在思想上彻底同这种舆论断绝关系，不要害怕资产阶级舆论的怒骂、谎言与诽谤，而且还要同样鄙弃资产阶级舆论的恭维与谄媚。一个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保证必要的行动自由，才能拥有及时倾听群众的革命呼声、并率领群众发动决定性的进攻的本领。可是，共济会本质上是一个排放革命压力的安全阀。在共济会的地方分会里，只有极小一部分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而这些人的存在只会增加共济会的危险性。 因此，我不得不认为：马索·皮维尔并没有从革命的前提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而在革命时期，这是最最危险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正是因为不能得出必要的实际结论，才会撞得头破血流。不幸的是，看来马索·皮维尔到现在还在自满于对现状作出激进的分析，可是，面对着由这些分析而产生的革命任务，他却又犹豫不决了。 马索·皮维尔对一些刚刚参加工农社会党的国际主义工人党党员发出了控诉和指责，联系到我上面讲过的内容，我得怀着最大的担忧关注这件事情。在皮维尔的发言中，他指责这些人鲁莽地进行了“粗暴的攻击”，使用了“不当的语气”，十分“尖酸刻薄”，等等，等等。我身在千里之外，对这些孤立的事件，我既不了解，也无法从这里了解，所以无法对它们进行分析。我承认，在某些个例中，有些人的行为可能不够得体。可是，这在革命者眼中，难道会具有什么严肃的政治意义吗？自从工人运动诞生以来，左翼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就一直遭受着使用不当的语气、过分刻薄、或举止不够得体的指责。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社会党人并没有同资产阶级舆论的偏见彻底断绝关系，而且还觉得他们自己处于一种暧昧模糊的情形之中，所以他们根本不欢迎任何批评意见。这是一种心理规律。另一方面，在同主流政党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关键形势中，那些受着绝不妥协的革命思想影响的人，在同那些犹豫、观望、逃避和浪费时间的中派分子打交道时，往往会缺乏耐心、过分固执和容易发火。这两种人之间的争论，贯穿于整个革命运动的历史。 一边要求党内民主，一边又埋怨别人的“语气”，这在我看来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民主要受到集中制的制约，也就是说，民主必须服从于统一行动的需要。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既然我们有了民主，所以你们就不要无所顾忌地信口开河或冒犯我们。在听到有人用十分恭顺、妥协、乞求的语气同列昂·布鲁姆讲话的时候，革命者同样会觉得不高兴。在这两种情况中，语气都是与政治内容密不可分的。所以必须讨论的是内容。 如果某些前国际主义工人党党员违反了纪律，那么，我不仅能够理解对他的指责，也能理解把他开除出党的决定。每个组织都有权维持自己的纪律。但我听说甲或乙在捍卫自己观点时，态度粗鲁无礼，逼得两位“非常重要”的同志退了党；对这种指控，我就完全不能理解了。如果革命者仅仅因为有人尖锐地批评了他的主张，便离开自己的党，那这种革命者还有什么用？在革命时期，把党当作沙龙、交友俱乐部或共济会地方分会的小资产阶级同情者，是毫无用处的。如果他们连尖锐的批评都受不了，那只能证明他们的心虚：这种人只是在给临阵脱逃找借口。 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的革命者并不会危害工农社会党，哪怕他的话说得很刺耳。会危害到工农社会党的，是那些无原则的阴谋家，他们知道如何掩饰自己的真面目，他们会用任何思想来装扮自己，他们今天会保卫某种东西，明天又会保卫另一种东西；他们就是雷蒙·莫利尼耶[1]那样的冒险家，总是想靠阴谋诡计而不是靠思想斗争来获得影响力。会危害到工农社会党的，还有唯我独尊而又一事无成的宗派主义者，比如比利时的费雷肯[2]，他们之所以需要党，只是为了找来一帮听众，倾听自己的长篇大论。第四国际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一直在系统地把这些人清除出自己的队伍。希望工农社会党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问题，我这里不打算再讲了：任何一个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人，都会认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批判。我们的批判得到了一系列事件的证明。至于独立工党，还是干脆不要提它为好：跟麦克斯顿[3]之流相比，就连已故的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4]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我们还是要向列宁而不是马尔托夫学习。难道不是这样吗，马索·皮维尔？ 工农社会党是在一个责任重大而又至关重要的时刻，转向了左边，从一个机会主义政党中分裂出来的。据我所知，工农社会党的党员大多数是无产者。这两个事实是非常宝贵的征兆，它们预示着工农社会党可能走上革命的发展道路。为了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工农社会党必须进行一个阶段的最勇敢、最激烈的讨论，绝不能因为任何外部因素或次要因素而阻止这种讨论。问题不在于批评的语气，而在于内容。个人的面子轻于鸿毛，而法国无产阶级的命运重于泰山。只要再过几个月，甚至只需要几个星期，就能看出工农社会党到底能不能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也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一致的。 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列·托 本文发表于1939年5月的《新国际》杂志，第5卷，第5期，第136—138页，题为《致阿尔弗雷德·罗斯默[5]》。 [1]雷蒙·莫利尼耶（RaymondMolinier，1904—1994），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1924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1929年创办《真理报》，1930年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communiste）。1934年执行“打入主义”政策，率领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5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将托派分子开除后，莫利尼耶率领一部分托派在1936年成立了国际主义共产党（Particommunisteinternationaliste）。二战爆发后流亡英国和巴西。——中译者注 [2]若尔日·费雷肯（GerogesVereeken，1896—1978），生于根特（Ghent），曾当过出租车司机。1922年参加比利时共产党（PartiCommunistedeBelgique，PCB），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开始参加左翼反对派。1935年因反对“打入主义”政策，拒绝打入比利时工人党而脱离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参加了革命社会党（PartiSocialisteRévolutionnaire，PSR），1937年至1938年任革命社会党书记。二战期间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7月被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逮捕。二战结束时获释。二战后继续活跃于非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3]詹姆斯·麦克斯顿（JamesMaxton，1885年6月22日——1946年7月23日），生于格拉斯哥。1904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反对战争，1916年被捕，被监禁一年。1918年当选为工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22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1926年至1931年、1934年至1939年两次出任独立工党主席。——中译者注 [4]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Осипович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蔡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间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5]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Rosmer，1877年8月23日——1964年5月6日），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中译者注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工农社会党走向何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工农社会党走向何方？ （1938年12月22日） 附：马索·皮维尔的回信 亲爱的皮维尔同志： 我得承认，在我决定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不是没有犹豫过。您和我政见相差甚大，是我犹豫的原因之一，但这主要是因为：从一个遥远的国家，给法国的一位政治活动家写信，讨论一个事关法国的问题，似乎太过冒昧。尽管如此，我还是打消了这些疑虑。形势已经万分危急——法国事变的走向，不仅将会决定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的命运，而且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形势的基本因素已是如此明显，即使身处千里之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认为，必须在形势尚可挽救的时候，向您解释我的看法。 在1934年至1935年间，我写了一本叫《法国往何处去？》的小册子，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三四年，在这段时间里，法国的事态的发展，要比我当时的预测慢得多。同理论上的预测相比，活生生的现实总是具有更丰富的可能性，因而也更加复杂。不过，无论如何，事态的总体发展过程，与我们的设想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我在这封信里不打算详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为了探讨这个问题，已经专门写了一篇《关键时刻》，我希望它不久就能被译成法文发表出来（总之，我已准备了一份副本，随信奉上）。事态的发展过程，已经逼近最后的决战。结果要么是建立法西斯独裁——起初是前法西斯主义（波拿巴主义）的军事独裁——要么就是无产阶级的胜利。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您与我并无分歧。而且我还认为，您与我在时间问题上也没有分歧：在我看来，最多再过一两年，“最终”决战就会到来，其结局在多年内不可逆转。 能够挽救法国局势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先锋队，它要由数千名清楚理解形势、完全不受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党”、“共产党”、“无政府工团主义”等）舆论的影响、并且愿意斗争到底的人组成。这样的一个先锋队，将会找到通往群众的道路。在过去十年或十五年里，我们曾多次见过这样的情况：在重大事件的打击下，各种重要的传统政党，以及它们的各种组织，一个接一个地被碾得粉身碎骨，比如（没有钢铁的）钢铁阵线[1]和（没有人民的）人民阵线等。只有那些靠着清晰、准确、绝不妥协的革命思想凝聚起来的政党，才既没有被打垮，也没有被粉碎。 我还没有机会去深入观察贵党的活动；我并不了解贵党的内部组成；所以我尽量避免对贵党妄下判断。但我却了解伦敦局的其它党，它们已经存在了不止一年。我问自己：芬纳·布洛奎[2]、瓦尔赫尔[3]、斯内夫利特[4]、布兰德勒[5]，还有其它一些可敬的残障人士，在各种革命事件中，他们不仅根本证明不了自己具有辨明方向的能力，反而还多次暴露出完全没有进行革命行动的能力，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们还暴露出完全没有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能力，贵党跟这些人携手，又怎么能应付得了各种重大的任务呢？这些政党当中最优秀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可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小资产阶级舆论的畏惧，特别是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舆论的畏惧，正是导致西班牙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难道现在还有谁看不出这一点吗？ 现在有两种可能：一是法国无产阶级在遭到布鲁姆、多列斯和茹奥之流的叛卖之后，力量大减，它会像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无产阶级一样，在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之后不战而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深思熟虑是没有用的：卑躬屈膝并不需要什么战略；二是法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会在剩下的时间里重新振作起来，将群众团结在自己身边，证明自己既能反抗，也能进攻。不过，要想把这种可能化为现实，就必须鼓舞群众，唤起群众的希望，加强群众的自信，激起群众的热情，激发他们对敌人的仇恨，这就意味着要把首鼠两端、庸俗无能之辈给赶到九霄云外。只有坚决斗争的革命者，才能指导真正的群众起义，因为群众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人在犹豫动摇，哪些人能够做到坚决果断。群众起义必须要有稳固的领导层。如果没有起义的话，在延迟一小段时间之后，灾难就一定会降临。 我认为，要想立即在法国建立一个革命先锋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将贵党与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合并。我知道这两个组织正在为合并进行谈判，我不打算干预谈判，也不会从这里提出特别的建议。我是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在我看来，旷日持久的谈判，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迹象，它暴露出了这样一种情形：就连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分子，他们的思想仍然跟不上客观形势。如果我发现自己错了，那我会感到非常欣慰。 皮维尔同志，您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这个责任，就跟安德列乌·宁在西班牙革命的头几年所肩负的责任一样重大。您能够大大地推动事态发展。但您也可能成为致命的制动器。在政治危机十分尖锐的时期，个人的主动性可以对事态的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您只需要坚决地作出一个决定：把革命进行到底！ 我希望，我写这封信的真实动机，能够得到您的重视，我热切地祝愿您能够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获得成功。 列昂·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1938年12月22日 本文发表于1939年5月的《新国际》（NewInternational）杂志，第5卷，第5期，第134—135页，题为《致马索·皮维尔同志》。 附：马索·皮维尔的回信 亲爱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把您的来信转达给了我们党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们。我们和您一样，都认为法国的形势已经极其严峻，国际无产阶级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因此，我们认为，尽管双方不无分歧，但保持通信往来是很正常的事，这有助于双方对于前景做出重要的共识。况且我们早就摆脱了民族主义的偏见，一位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给我们写信，我们并不会认为这有什么“冒昧”。我们应当力求实事求是，并诚实地做出判断：我们观察的结果中有哪些地方符合您的政治结论，又有哪些地方与您的结论存在明显的分歧。在我们看来，您的来信与我们的分析之间唯一的分歧，也许只是您在1935年对事件的发展速度做出的预测要快上一些：我们知道危机正在临近；但是危机既有可能提早到来，也可能推迟，这要取决于国际事态的发展，而国际事态的发展，又直接取决于我们这边的形势。如果您的来信能够考虑到各帝国主义阵营之间正在为全面冲突进行着紧锣密鼓的准备，并从这一前景出发，估算一下危机的来临会延迟多久的话，我们将会万分感激。 尽管如此，你我双方都得完成同一个任务：必须锻造出一个随时准备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并率领工人群众走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的革命先锋队。聚集在工农社会党身边的战士们具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他们已经通过了两道淘汰性的考验：九月危机证明了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诚；11月30日的总罢工证明了他们具有直接行动的能力。您在信中提到了一些活动家，您瞧不起他们的政治能力，而我们这些同志对他们的看法，确实不像您那么严厉和绝对，这种分歧，也许是各自倾向上的相似或差别所致，在我们看来，这些分歧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实际上已经与他们一起建立了反对战争的国际工人阵线，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纲和目的，都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不是屈从于某个大人物的名字。不过，您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同志作出了苛刻的评价，这在我们的活动家当中一定会激起一致的抗议，因为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1936年7月之后的各种事件的人看来，导致革命先锋队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对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舆论的畏惧”；而是英法帝国主义、意德帝国主义和斯大林派的联合绞杀。在工人运动陷入消沉与退步的时期，先锋队并没有像前进的时期那样，提出同样完善的政策，这实在是太可惜了。但是，我们已经从这一悲剧性的经验中得出了下列教训：在有利的形势下，一个大胆而坚决的工人阶级战略，可以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有的时候确实需要“进行到底”。我们曾经历过的1936年6月和7月就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时候。 您在来信中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将我们党与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合并”起来。“谈判”已经停止了，因为在我们看来，合并的建议实在是对我们党的活动家的坚定感情的冒犯，早在我们党的成立大会上（1938年7月16日至17日），就已经有人提出了参加第四国际的问题，这个建议当时就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不过，这个决定和这种态度，并没有您想象的那种危险性。我们在纲领和章程中规定，自己是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并制定了民主的规章。所有赞同我们的原则、赞同我们提供的对民主的保证的活动家，都已经参加了工农社会党，他们将会自己锻造出工具，实现在1936年6月错失的解放。正在参加我们的队伍的共产党活动家和社会党活动家都完全理解这一点，而且那些已经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的国际主义工人党[6]少数派也完全理解这一点。 但是，托洛茨基同志，我们还是想坦白地告诉您，我们发现有人在我们身边玩弄宗派主义的手段，这些手段造成了先锋队的退步，削弱了先锋队的力量。我指的宗派主义手段，有以下表现：法国有大量惯于自己拿定主意并忠于无情的事实的学校的活动家，遭到了对他们的革命智慧的污辱和粗暴对待；用毫不宽容的态度去解释在寻找革命真理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的各种摸索；最后是企图通过从外部灌输的方式，把那些并非产生于集体智慧深处的看法、策略和反应强加给工人运动。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已经暴露出它不但完全没有能力去接近群众，而且还完全没有能力建立起一支久经考验、严肃认真的干部队伍，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宗派主义的手段。 这些手段让工人运动深受其害，如果要提出同国际主义工人党（多数派）合并的问题，首先得就这些手段进行讨论。既然国际主义工人党（多数派）与工农社会党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那为什么还要提出合并呢？如果合并的建议是真诚的，您以为我们就会抛弃自己心爱的革命党吗？我们的党拥有民主的规章，它能够自己指导自己的事务。如果合并的建议不是真诚的，那最好还是不要再提它了：我们要面对的是几个强有力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我们还要面对资产阶级的镇压，我们不想在这种尔虞我诈的把戏上浪费时间，还是让我们干点正事吧。 请相信我，我们绝无个人或党派的成见（目前只有庸人才会抱着这种成见不放），我们更愿意去把由于思想分歧（比方说，关于即将来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分歧）而分开的各个革命组织组成一个统一战线，而不愿意去进行不可靠的组织合并——这种合并产生出来的组织，生来就带着误入歧途和迅速瓦解的祸根。简单来说，一切愿意放下个人好恶、服从集体行动的紧迫要求的革命战士，他们的友善合作都会得到我们的高度赞赏。组建革命先锋队的过程容不得拔苗助长。 托洛茨基同志，我们衡量了自己在工人阶级面前肩负的责任，我们要坚决地证明自己完全能够承担得起自己面对的重任。 亲爱的托洛茨基同志，我们向您致以感谢与革命的问候。 马索·皮维尔 巴黎，1939年1月26日 本文发表于1939年5月的《新国际》杂志，第5卷，第5期，第135—136页。 [1]1931年12月1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全德工会联合会（AllgemeinerDeutscherGewerkschaftsbund）、国旗团（Reichsbanner）共同成立了“钢铁阵线”（EiserneFront），它既反对纳粹主义和君主制，又反对共产主义。1933年被取缔。——中译者注 [2]阿奇巴尔德·芬纳·布洛奎（ArchibaldFennerBrockway，1888年11月1日——1988年4月28日），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07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曾三次被捕入狱。1931年至1933年出任独立工党主席，1933年至1939年出任独立工党总书记。——中译者注 [3]雅可布·瓦尔赫尔（JacobWalcher，1887年5月7日——1970年3月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车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间在党校学习。之后在斯图加特当记者。后成为左派组织者，1914年在斯图加特组织斯巴达克集团，1915年被捕，被征召入伍。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主席，把斯图加特的独立社民党组织争取了一半过去。1920年入选中央局，支持用总罢工来抵抗卡普暴动，并担任罢工领导，支持工人政府路线。1921年任中央局书记，负责工会工作，在1923年代表德国出席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把有关德国形势的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因右派身份遭到降职，在1924年至1926年间住在莫斯科，1928年被开除，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反对派）（KommunistischeParteiDeutschlands[Opposition]），然后参加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s）。1933年流亡国外，曾短暂接近托洛茨基，随后又与托洛茨基拉开距离，参加了伦敦局。1939年在法国遭到扣押，1941年抵达美国，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1946年返回东德，被接纳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被免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并恢复职务。——中译者注 [4]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2日），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Socialistische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义。——中译者注 [5]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莱梅工作，在不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派，1917年怀着保留意见参加了独立社民党。1918年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动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并发展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思想雏形。1920年4月入选德共中央局并在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年2年取代列维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年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的部长。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流亡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中译者注 [6]国际主义工人党（Partiouvrierinternationaliste）是第四国际法国支部，1936年5月31日成立。工农社会党成立后，第四国际要求法国支部打入工农社会党，但国际主义工人党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1939年1月15日的国际主义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打入工农社会党的意见占了上风。此后，支持打入工农社会党的少数派便立即参加了工农社会党。由于多数派坚持己见，拒绝参加工农社会党，第四国际便在1939年6月15日下令解散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关键时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关键时刻 （1938年12月14日）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每天醒来时都得相信：地球还在自转。同样地，无论我们是否承认阶级斗争的法则，这些法则照样在起作用。无论人民阵线采取了什么政策，这些法则都在生效。阶级斗争把人民阵线变成了自己的工具。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1]之后，现在轮到法国了：最迂腐、最落后的人也得到了新的机会，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人民阵线是由几个政党组成的联盟。每一个联盟——也就是说，每一个持久的政治联盟，都要由参加联盟的各个政党制定出一个最中庸的纲领，作为联盟的行动纲领。法国人民阵线的关键在于：从它成立之初，社会党和共产党就把自己的政治活动，置于激进党的控制之下。而法国激进党代表着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左翼。激进党的旗帜上写着“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所谓“爱国主义”就是要保卫法兰西的殖民帝国；所谓“民主主义”，完全是一句空话，它的作用就是把小资产阶级绑在帝国主义的战车上。正是因为激进党把四处劫掠的帝国主义同口头上的民主主义绑在一起，所以它不得不欺骗群众、出卖群众，而且做得比任何一个政党都要卖力。 如果有人说：埃里奥—达拉迪耶的党，是法国所有政党中最腐败的党，那这话绝无半点夸大；这个党代表着一种升官发财、贪污腐败、投机倒把的文化，总的来说，它是形形色色的冒险家的代表。由于激进党的纲领束缚了人民阵线的各个政党，不允许它们逾越半步，这实际上就意味着让工人和农民屈服于资产阶级最腐败的派别的帝国主义纲领。 有人为了证明人民阵线的政策的正确性，居然用无产阶级必须同小资产阶级结盟来作借口。简直难以想象，还能有什么谎言会比这更无耻、更下流！激进党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其本质而言，激进党是帝国主义用来操纵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机器。同激进党结盟，就是同小资产阶级的剥削者结盟，而不是同小资产阶级结盟。只有教会了小资产阶级如何摆脱激进党，如何一劳永逸地把骑在小资产阶级身上的激进党给赶走，工农联盟才能真正建立起来。而人民阵线却做了完全相反的事：参加了这个“阵线”之后，社会党和共产党就要为激进党承担责任，这样一来，它们就帮了激进党的忙，使它能够更好地利用和出卖群众。 在1936年，面对着强大的革命运动，激进党在社会党、共产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帮助下，先是减缓了运动，然后又把它给瓦解了。在过去两年半里，原本惊慌失措的大资本总算是获得了一丝喘息之机。人民阵线完成了制动器的作用后，就被资产阶级当成了一个无用的累赘。法帝国主义也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国际政策。同苏联结盟被认为是危险极大而又收效甚小之举——同德国妥协才是必要的。金融资本给激进党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同你的盟友——社会党与共产党——决裂。激进党跟往常一样，毫不犹豫地执行了这个命令。 当激进党改变路线的时候，党内根本没人反对，这再次暴露出了它只是口头上的“民主”政党，本质上仍是帝国主义政党。共产国际关于“民主统一战线”的所有教诲，激进党政府根本没有听进去，它还同法西斯德国勾结，并匆忙地、不动声色地把1936年的工人运动的副产品——所有的“社会法案”都给取消了。所有这一切，都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严厉法则，这也正是它能被事先预料到的原因，而且确实有人预料到了这种结果。 可是社会党和共产党——睁眼瞎的小资产阶级——发现自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只能用一句空洞的质问来掩饰自己的慌乱：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可都是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曾帮助恢复了秩序，压制了工人运动，并为“共和国”——也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他们却被粗鲁地一脚踢开了！其实，他们之所以被踢开，正是因为他们给资产阶级立下了上述功劳。在阶级斗争中从来没有知恩图报这回事。 群众在遭到叛卖之后，产生了极其强烈的不满。茹奥、布鲁姆和多列斯不得不做点什么，给自己挽回一点声誉。对于工人的自发运动，茹奥的回应是宣称发动“总罢工”，进行“袖手”的示威游行。合法、和平、毫无进攻性的示威游行！他向资产阶级赔着笑脸，解释说，这次总罢工只搞二十四小时。不会扰乱秩序，工人将保持“高贵的”冷静，统治阶级连毛都不会掉一根。他满口承诺，“诸位银行家，诸位工业家，诸位将军，你们难道还不了解我茹奥吗？在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战期间，是我拯救了你们，难道你们都忘了吗？”布鲁姆和多列斯也跟着这位法国总工会总书记，齐声应和道：“我们只想搞一次和平的示威游行，一次小小的、和谐的、爱国的游行！” 与此同时，达拉迪耶正在将工人当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给征召入伍，并让军队做好战斗准备。在人民阵线的帮助下，资产阶级已经从惊慌失措中恢复了过来，面对着束手束脚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正在磨刀霍霍；它企图趁着人民阵线对工人队伍造成的混乱消沉之机，发起决定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罢工只能以失败收场。 法国工人刚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工潮，在这次工潮期间有多家工厂被工人占领了。对工人来说，下一个阶段就只能是真正的革命总罢工，它将把夺取政权提上日程。除此之外，谁也不能给群众指出摆脱国内危机的其它出路，谁也不能向群众提出同正在逼近的法西斯主义与战争作斗争的其它方法。任何一个法国工人只要认真思考一下，都会明白：一场为时二十四小时、装腔作势、“袖手”的罢工，不会让形势变得更好，只会更糟。更何况相当多的工人还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失业、罚款乃至坐牢。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茹奥赌咒发誓说，秩序绝不会被扰乱。财产、民主制度、殖民地都会完好无损，而苦难、高昂的生活费用、反动势力和战争的危险也不会有任何改变。群众可以忍受巨大的牺牲，但他们想要弄明白：斗争的目标是什么？用什么方法斗争？哪些人是朋友？哪些人是敌人？可是，迄今为止，各个工人组织的领袖所做的一切，却全都是在误导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给引上歧途。 就在昨天，激进党还是进步、民主与和平的代表，它被当作是人民阵线中最重要的成员，受着顶礼膜拜。工人并不怎么信任激进党。但是，因为他们信任社会党、共产党和工会，所以他们也就容忍了激进党。毫无预兆地——在这种事例中总是毫无预兆地——人民阵线的高层领袖就（同激进党）决裂了。在最后一刻之前，群众都被蒙在鼓里。更糟糕的是，群众被灌输的信息，旨在使资产阶级能够利用它们，对工人发动出其不意的打击。尽管如此，群众仍在进行着投入斗争的准备。“领袖们”落入了自己的罗网无法自拔，他们便号召群众——别笑！——发动“总罢工”。这“总罢工”反对的是谁？是昨天的“朋友”。为什么要“总罢工”？谁也说不上来。机会主义总是与各式各样的冒险主义如影随形。 总罢工本质上是革命斗争的手段。在总罢工中，无产者要把自己团结成一个阶级，向自己的阶级敌人发动进攻。而人民阵线代表着同资产阶级结盟，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无产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所以，人民阵线的政策，与总罢工完全是南辕北辙。社会党、共产党和工会那些无耻的官僚，在同资产阶级搞见不得人的勾当时，只把无产阶级当成了辅助性的工具。他们只想搞一次单纯的示威游行，然而工人却要为此做出牺牲，可在工人看来，除非这次总罢工能成为一次关键的斗争，否则这样的牺牲是没有意义的。这些人似乎以为，千百万工人群众会依据议会里的分分合合而向左转或向右转似的！ 其实，为了确保罢工会失败，茹奥、布鲁姆和多列斯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他们跟资产阶级一样害怕斗争；同时他们还得在无产阶级面前撇清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改良主义者惯用的伎俩：事先做好准备，让群众的行动遭到失败，然后又去指责群众无能，或是为根本不存在的成功而自吹自擂——这种做法跟前者一样坏。在一定程度的冒险主义的辅助下，机会主义给工人带来的只有失败与耻辱，难道还有人会对此大惊小怪吗？ 我们曾在1936年6月9日写道：“法国革命开始了”。事实似乎与我们的判断不符。这个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法国的客观形势过去是、现在仍是革命形势，这是确凿无疑的。法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已陷入危机；与之密不可分的法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危机；国家的财政危机；民主制度的政治危机；资产阶级的极度混乱；旧的、传统的方法，已经明显不能帮助摆脱危机。 然而，正如列宁曾在1915年指出的： ……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2]。 近期的历史已经提供了一系列悲剧性的事实，它们证明了：不是所有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如果客观因素没有及时得到主观因素的帮助，换句话说，如果革命阶级没有及时发动革命进攻的话，革命形势就会变成反革命形势。 1936年的罢工大潮，显示出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做好了革命斗争的准备，并且走上了斗争的道路。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革命开始了”。但是，既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那么，每一场已经开始的革命，也不能保证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革命让青年一代投入了角逐，在它刚开始的时候，总是会怀有五光十色的幻想、天真的希望与轻信。革命往往需要反动势力的无情打击，才能迈出更关键的步伐。 如果法国资产阶级动用军队和警察来对付示威游行与静坐罢工的话——要是没有布鲁姆、茹奥和多列斯等人为资产阶级效劳的话，它当时一定会这么做的——那么运动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夺取政权的斗争可能已经确实地提上了日程。但是，在人民阵线的帮助下，资产阶级进行了明显的退却，作出了暂时的让步；面对罢工工人的进攻，资产阶级使出了缓兵之计：它任命布鲁姆组阁，在工人看来，布鲁姆政府几乎可以算是他们自己的政府。法国总工会和共产国际倾尽全力，为这一叛卖之举保驾护航。 要领导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就必须弄清楚这个问题：应该从哪个阶级手里把政权给夺过来。工人没能认清谁是敌人，因为有人把这个敌人给打扮成了他们的朋友。而且，要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就必须拥有斗争的工具：党、工会和苏维埃。工人被夺走了这些工具，因为各个工人组织的领袖形成了一道保卫资产阶级政权的围墙，他们为资产阶级打掩护，使工人不能认清资产阶级的真面目，保护资产阶级不受伤害。所以，革命虽然开了个头，却被阻滞、破坏与搅乱了。 从那时起，两年半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人民阵线的无能、无耻与虚伪，已经一点一点地暴露了出来。劳动群众把这个政府当成“人民”政府，结果它只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一顶临时性的假面具。如今这个假面具已经被揭下了。资产阶级显然认为工人已经被愚弄、削弱得足够了；革命的危险已经不再迫切了。达拉迪耶上台组阁，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计划中的一个必要步骤，它将让位于一个更加强大、更加牢固的帝国主义独裁政府。 资产阶级的这个分析是正确的吗？革命的危险当真已经过去了吗？换句话说，革命真的已被推迟到一个无法确定的——也就是说，遥远的未来？这样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诸如此类的结论，最起码也是有失草率武断的。目前的危机，尚未尘埃落定。无论如何，革命党都要最先进入战场、最后一个离开，它绝不应该高估资产阶级的优势。 现在，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成了那些最强大、最富裕、以剥削和压榨奴隶为生的国家才能享受的特权。法国虽然属于此类国家，但它却是其中最薄弱的一环。长期以来，它的特殊的经济规模，与它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世界地位并不相符。它的历史，给它造成了无法逃避的打击，在这打击之下，法帝国主义现在惊慌失措了。在过去两三年里，革命形势的基本要素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大大加强了。法国的国内外形势都在恶化。战争的危险正在逼近。资产阶级就算已经不那么害怕革命，但却更加普遍地感到走投无路的绝望。 尽管如此，对于与“主观因素”有关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同无产阶级的斗志有关的各种问题，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这个问题——正是因为它事关主观方面而非客观方面——是不可能通过推理分析来解决的。决定最终结果的，是实际的行动，也就是斗争的实际进程。但是，关于如何估计这些“主观因素”，确实存在着某些具体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即使是在相距甚远的地方，人们也能根据上一次“总罢工”的经验，推导出这些标准。 可惜的是，我们在本文中不能对法国工人在十一月下半月和十二月初的斗争进行详尽的分析。但是，对于我们关注的这个问题，即使只有最笼统的信息，也已经够用了。法国总工会有五百万会员（至少在纸面上有这么多），参加这次抗议性罢工的却只有不到二百万人，这确实是一个失败。但是，考虑到上文已经讲过的政治形势——尤其是这个事实：罢工的主要“组织者”同时也是主要的罢工破坏者——二百万这个数字，就能证明法国无产阶级展现出了何等的战斗精神。考虑到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激烈的集会与游行示威、与军队和警察的冲突、罢工、从11月17日开始的占领工厂的行动，以及越来越多的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会的基层成员开始积极参与其中，这个结论就显得更加清楚明白了。在这些事件中，法国总工会已经开始站不住脚了。11月25日，工会官僚号召在11月30日（也就是五天之后）举行“非政治性的”和平罢工。 换句话说，茹奥等人不但不让已经越来越有战斗性的真正的运动继续深化、扩大、发展下去，反而还建议举行脱离实际的示威游行，想用这个虚伪的办法来偷换革命运动。在目前这个一天顶得上一个月的紧要关头，拖延五天时间，就足够让官僚在当局的默契配合下，把运动搞乱、搞垮；官僚跟资产阶级一样害怕这个正在自行发展的运动。如果茹奥等人没有把这个运动给引入歧途，达拉迪耶的军警手段就不会奏效。 铁路工人、军工产业的工人、五金工人和无产阶级的其它先进阶层并没有参加这次“总罢工”（或参加程度很低），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此漠不关心：在之前的半个月里，这部分工人一直都在积极参加斗争。但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没有参加“总罢工”，恰恰是因为他们比其它阶层更加明白这个道理（尤其是在达拉迪耶动用警察和军队之后）：现在的问题不是要搞示威游行，也不是要搞脱离实际的抗议，而是要夺取政权。从另一方面来说，工人中最落后的阶层——从社会角度来看，就是那些不太重要的阶层——都参加了“总罢工”，这证明了法国的危机已经深入骨髓，这个事实也表明：尽管人民阵线几年来一直在执行虚弱无力的政策，但劳动群众身上的革命能量仍未消退。 当然，历史上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在革命已经遭到了重大的、决定性的失败之后，尽管铁路、五金等产业的工人陷入了消极被动的状态，但工人中最落后的阶层却发动了进攻。比方说，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在十二月起义失败后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之前的漫长苦战——罢工、关闭工厂、示威游行、同警察和军队的冲突、起义等——已经耗尽了先进阶层的力量。而法国无产阶级身上并未出现这种情况。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1936年的运动都没有耗尽先锋队的力量。人民阵线的欺骗，确实使某些阶层暂时陷入了消沉；但是，其它阶层的反抗日益高涨，它们的情绪日益急不可耐，弥补了前者。在1936年和1938年的运动中，整个无产阶级获得了无比宝贵的经验，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独立于正式官僚机构的基层工人领袖。必须找出办法，接近这些工人领袖，把他们串联起来，用革命的纲领把他们武装起来。 我们的法国朋友正站在行动的第一线，他们要比我们更能感受到群众的脉搏，所以我们并不打算在千里之外对他们的策略指手画脚。尽管如此，要想认真、可靠地衡量包括群众的斗志在内的各方力量的对比，唯一的办法就是行动，对于所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现在这个道理要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明显。无情地批判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只有在这样做有助于动员先锋队直接干预各种事件的时候，才具有革命的价值。在目前这个时期，第四国际的纲领是最适合法国的，它已经为这种动员提供了基本口号。我们的法国同志肩负着无比重大的政治责任。动用我们的全部力量、使用我们的一切手段——道义手段和物质手段——来帮助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是这个国际革命先锋队最重大、最迫切的任务。 本文发表于1938年12月24日的《社会主义呼声》（SocialistAppeal）。 [1]指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和占领。——中译者注 [2]《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230页。——中译者注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法国形势危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法国形势危急 （1938年12月8日） 法帝国主义已经确切无疑地走到了危急关头。议会体制已经彻底破产。法国要么变成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要么变成社会主义共和国。没有第三种可能。 1936年法国工人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有些蠢人以为是“人民阵线”的活动造就了这次罢工运动。实情正好相反：跟西班牙一样，正是由于群众不断加强压力，加上这次罢工运动产生的革命“威胁”，才促成了人民阵线的成立。 即使是在一个经历过好几次革命的国家里，每一次革命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伴随着天真的幻想与单纯的信心：新一代人总要从头开始学起。法国的人民阵线给自己制定的任务，与俄国的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在1917年2月结成的“联盟”的任务完全一样——在革命的第一阶段阻止革命。两者之间的不同在于：法国的改良主义官僚阶层（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要比1917年的俄国的改良主义官僚阶层强大得多。而且克里姆林宫也在用十月革命的威名，来给法国的人民阵线撑腰，而俄国的人民阵线却是十月革命的手下败将。最后，法国的革命党要比俄国当时的革命党弱小得多。 出于这些原因，法国的人民阵线确实成功地拖慢了1936年的革命运动，还在一定程度上毒化了这次革命运动。它对革命运动造成的影响有多深刻呢？它还能把革命运动给阻滞到什么时候呢？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假如它会对革命运动造成深刻的影响，假如它能把革命运动给阻滞上很长的时间，已经无法挽回地分裂了的人民阵线必将被抛弃，法国将会建立起反动的独裁。但是，假如曾被人民阵线暂时压制的革命运动能够找到出路，它就能够、而且也必将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我们对此坚信不疑。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可能。 无产阶级目前的正式领袖、人民阵线的组织者——茹奥、列昂·布鲁姆、多列斯等人，都是议会民主的真正的掘墓人。这些第三共和国的腐朽不堪的“栋梁”，为法西斯主义做出了目前还无人能超越的贡献。现在才想起来帝国主义民主国家所受到的“威胁”已经太晚了——它已经完蛋了，垃圾堆就是它最后的下场。但法国工人阶级正在面临最危险的时刻。 轻视这种危险就是犯罪。但是，轻视法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它的斗争传统、它的革命的随机应变的才智，那也是同样的罪过。成千上万的革命分子已经在法国无产阶级当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已经成功地教育出了一批严谨的骨干。即将到来的危险，一定会把工人阶级中的各个阶层一个接一个地推向左边。第四国际大会[1]已经向这些进步分子提供了一个革命纲领。他们所欠缺的是共同的联系、集中的组织、技术方面与物质方面的手段。 必须围绕法国的革命工人，塑造出一种国际性同情与积极支持的气氛。法西斯主义正在准备发动内战。而在每一场战争中，资金都是重要因素之一。必须给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提供资金方面的援助。这不仅是第四国际成员的义务。所有的自由之友、所有的社会主义之友，都有义务帮助法国的进步工人。 会不会为时已晚？不，一切迹象都表明，形势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法国现在还没有强大的法西斯政党。当然，在法国不会出现规模庞大到能跟希特勒的党相比的组织，即使只是规模相当于夺取政权之前的纳粹党的组织也不会出现：这不符合法国的传统与习惯。在法国，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组织，就可以吸引那些绝望而又沮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让他们去支持反动的政变。但是，无论如何，法国法西斯主义运动目前在组织上的虚弱，仍是革命党手中一张非常重要的王牌。在法西斯政变的时机完全成熟之前，我们肯定还能有一段喘息的时间，也许是几个月，也许是一两年。 在这段喘息时间里，即使是一个年轻的革命政党，也能创造奇迹。必须发出警告。必须针对即将在法国降临的法西斯主义的灾难，发起国际性的宣传运动。必须理解这一点：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各个政党，都在为这个灾难进行准备，一旦灾难降临，后果将堪比德国；而且还要向群众解释清楚这一点。必须在法国的革命先锋队中唤起勇气、果敢与主动性。必须抬头往前看，认清即将到来的危险的真实面貌。法国将决定包括美国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必须咬紧牙关，做出最大的努力，一天也不能浪费。英雄的任务需要英雄的手段！ [1]指1938年9月3日举行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中译者注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人民阵线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人民阵线问题 （1936年7月27日） 亲爱的同志们： 无论西班牙的事变[1]会以什么样的结局收场（我相信它会产生有利的结果），它都会对第四国际在法国以及其它地方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历史影响。 人民阵线这个问题，已经以最明确无误的形式，出现在了所有工人的面前。许多法国社会党人都在问自己（比方说，可耻的莫里斯·帕兹[2]发表在《人民报》上的那篇文章）：“西班牙人民阵线的领袖在二月就掌握了政权，可他们却一直没有对军队采取必要的措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简直太愚蠢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不明白的是，这并不是一个“愚蠢”与否的问题，而完全是一个事关阶级利益的问题。当资产阶级不得不让自己的左翼同工人组织结盟时，它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军官团，它需要军官团来制衡和掣肘工人组织——因为在它的左翼与工人组织结盟之后，最重大的问题，即保护私有财产制度的问题，也就随之而产生了。 问题根本不在于愚蠢与否！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政府其实并不是政府，只是一个内阁。真正的政府在总参谋部，在银行，在其它地方。法国激进党是在做出了不会触动军官团的承诺之后，才被允许同工人结盟的。但只要工人继续坚持他们的要求，整个国家机器最终就会倾尽全力对付他们。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以为人民阵线丰富了无产阶级的策略。如果他们看不出人民阵线的阶级性质，那只是因为他们根本什么都不会。表面上看，激进党只是人民阵线的右翼；其实激进党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金融资本通过激进党继续维持着对人民阵线和无产阶级的统治。 在法国，这个问题要比在西班牙更为明显、更为尖锐。达拉迪耶继续在包庇军队。问题并不在于阻止几个自吹自擂的法西斯军官；整个军官团都是敌视工人阶级的。你要是想阻止他们，“你就是在瓦解军队。”可是希特勒就在门外！资产阶级——包括资产阶级激进派——不会允许任何人触动自己的军官团。“共产党”也不希望任何人去触动军官团，因为它还要与这个军官团一起“保卫”苏联。而到了明天，同一个军官团就会向人民阵线——首先是工人阶级——发动进攻，建立军事独裁，并同希特勒结成反苏联盟。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里，每当事变发展到了转折关头，机会主义的政治就会造成十倍的罪恶后果！ 我们现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毛林[3]与宁[4]在今年年初犯下了何等的罪过。每一个会思考的工人都能够、而且也应该质问他们：“你们难道就什么都没有预料到吗？你们不但没有教育我们绝不能信任资产阶级激进派，反而还在人民阵线的纲领上签了字，要我们相信阿萨尼亚[5]和他的同伙，你们怎能这样做？现在我们都要为你们的错误付出血的代价了。”宁及其同伙完全应当承受工人的怒火，因为他们曾经属于的那个流派，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对人民阵线在每一个阶段的政治活动作出了正确、具体而明确的分析。无知不能成为宁的借口——对任何一个领袖来说，无知都是一个可耻的借口——因为他在文件上签字之前，至少都要读过一遍。 西班牙的事变，将在西班牙、法国和世界各地为第四国际开启全新的、重大的机遇——而这是以各种中派主义流派的破产为代价的。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伦敦局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在十一月召开“和平大会”，哪怕只有它自己的成员参加。参加这个大会的都是些毫无前途的无能之辈，我们无论如何都绝不能答应参加这个大会，也绝不能给这个大会提供丝毫的威信。我们必须面向广大群众，不惜代价、千方百计地打入各种群众组织，绝不能因为守旧的不妥协的态度，而影响了自己，让自己失去了行动的能力。但在群众面前，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绝不同夸夸其谈的中派主义者妥协，绝不能把我们和他们混同起来——换句话说，绝不能进行任何罪恶的调和。 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列昂·托洛茨基 本文是托洛茨基同志写给国际书记处的信，出自皮埃尔·布鲁埃主编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1919—1939》（LeMouvementcommunisteenFrance,1939-1939）一书（子夜出版社〔LesEditionsdeMinuit〕，巴黎，1967年），由瓦尔特·布鲁门塔尔（WalterBlumenthal）根据法文版译成英文。 [1]指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中译者注 [2]莫里斯·帕兹（MauricePaz，1896年2月22日——1985年11月24日），法国律师、历史学家。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图尔代表大会上支持参加共产国际，并成为法国共产党创党成员之一。1924年开始支持左翼反对派，1927年年底被开除出党。1929年3月前往土耳其，协助托洛茨基出版他的著作。同年6月与托洛茨基决裂。1931年重新回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3]华金·毛林·胡利亚（JoaquínMaurínJuliá，1896年1月12日——1973年11月5日），生于西班牙阿拉贡地区维斯卡省波南萨镇（Bonansa），青年时即投身革命，参加了全国劳工联盟，1921年前往莫斯科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回国后当选为全国劳工联盟总书记，随后被捕入狱。获释后在全劳联内成立布尔什维克派组织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SindicalistasRevolucionarios）。1924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负责组建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地区的党组织——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ComunistaCatalano-Balear）。1925年1月再次被捕，1927年获释后流亡巴黎。1930年返回巴塞罗那，后因不赞成斯大林主义，率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同年与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ComunistaCatalà）合并，1933年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组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ComunistaIbérica）。1935年9月，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安德列乌·宁领导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ObrerodeUnificaciónMarxista，POUM），由毛林出任总书记。1936年2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参加了人民阵线，毛林当选为议员。内战爆发时，毛林身陷国统区，在使用假身份前往共和区途中被叛军逮捕，1944年获释后流亡美国，1973年于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4]安德列乌·宁·佩雷斯（加泰罗尼亚语：AndreuNiniPerez；西班牙语：AndrésNinPérez，1892年2月4日——1937年6月20日），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塔拉戈纳省艾尔·文德雷伊镇（ElVendrell）。1917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西班牙共产党。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后参加左翼反对派，回到西班牙后，在西班牙共产党内建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ComunistadeEspaña）。由于在许多问题上与托洛茨基产生分歧，脱离左翼反对派。1935年与毛林一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初参加人民阵线，并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司法部长。1936年12月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1937年6月，在斯大林派的强烈要求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取缔，宁和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被逮捕，并遭到秘密杀害。——中译者注 [5]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ManuelAzañaDíaz，1880年1月10日——1940年11月3日），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AlcaládeHenares）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00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获博士学位。1914年参加改良党（PartidoReformista）。一战期间曾为多家报纸写过文章。1926年组建共和行动（AcciónRepublicana）。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4月14日出任陆军部长，同年10月14日出任总理，1933年9月6日辞职。1934年他将共和行动与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RepublicanoRadicalSocialista）、加利西亚自治共和组织（OrganizaciónRepublicanaGalegaAutónoma）合并为左派共和党（Izquierda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逮捕入狱，1935年1月获释后，参与组建人民阵线，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总理，同年5月辞职，改任共和国总统。1939年3月，共和国失败后辞去总统职务，流亡法国，1940年10月死于蒙托邦（Montauban）。——中译者注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法国革命的间歇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法国革命的间歇期 （1936年7月9日） 我们必须重申：对于法国和比利时的六月事件的意义，严肃的资产阶级报纸——比如巴黎的《时报》和伦敦的《泰晤士报》——要比人民阵线的报纸，看得更准确、更透彻。当社会党与共产党的机关报跟在布鲁姆后面，大谈“法国已经开始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保守派报纸坚持认为：法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在接下来的阶段里，它一定会采取暴力的形式。如果有人以为，这种预测只是为了、或主要是为了吓唬有产者的话，那他就错了。大资本的代表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地观察社会斗争。与之相反，小资产阶级政客更容易把自己的愿望当成现实。“改革家”先生们站在两个主要阶级——金融资本与无产阶级——之间，建议敌对双方接受一条中间路线，这条中间路线是由人民阵线的总参谋部精心制定的，而“改革家们”对这条路线各有各的解释。然而他们很快就会相信：在政府工作中调和阶级矛盾，要比在社论里调和阶级矛盾难得多，而在社会危机已经白热化的时候就更是难上加难。 有人在议会里对布鲁姆提出了讽刺性的指责：他同“二百豪门”的代表就罢工工人的要求进行了谈判。总理机智地回答道：“我还能跟谁谈判呢？”其实，就算要同资产阶级谈判，也应该同真正的主子谈判，也就是那些能够自己做主、并向别人发号施令的那些人。但在那种情况下，大喊大叫地向他们宣战是没有意义的！只要是在资产阶级体制、法律和机制的框架内，“二百豪门”中任何一家都要比布鲁姆政府强大得多。金融巨头是法国资产阶级制度的王者，而布鲁姆政府虽然在选举中大获成功，其实它只是在两大阵营短暂休战期间，暂时“加冕为王”而已。 目前已是七月上旬，若是以为一切多少已经恢复如常，未免有失肤浅。事实上，在无产阶级的深处和统治阶级的顶层，几乎都在不由自主地为新的冲突进行准备。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尽管资本家和各个工人组织的领袖已经在六月达成协议，准备进行一些实际上微不足道的改良，但是，正在衰朽的整个资本主义根本无力进行这样的改良。在危机已经白热化的时候，金融寡头尚能游刃有余，它们当然可以容忍四十小时工作周、带薪休假之类的东西；然而金融资本是靠几十万中小企业家支撑的，履行同布鲁姆达成的协议所需的成本，又被金融资本转嫁到了这些中小企业家头上，所以，这些中小企业家要么乖乖等死，要么就得把社会改良的成本，转嫁到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和农民头上。 当然，布鲁姆曾多次向众议院和报纸详细介绍过他那个富有诱惑力的前景：经济全面好转，进入快速扩张周期，总生产成本就会大大下降，用于劳动力的开支就会得到增加，而又不会造成日用消费品的涨价。其实，混合了上述各种现象的经济过程，以前是经常能见到的。它们是整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标志。唯一的问题在于：布鲁姆企图把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东西，在未来重现出来。患上这种精神病症的政客，会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甚至是共产主义者。可是他们只盯着身后，而不会看向前方，所以他们只会阻碍进步。 法国资本主义以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均衡”而著称，它比意大利和德国更晚进入衰朽阶段，但它同样无力阻止自己进入这个阶段。这句话不是对某个革命宣言的摘抄，而是在指出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法国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它必须打破私有制的束缚，突破这一阶段的限制，才能继续发展下去。以资本主义体制为基础的政府干预，只能帮助转移由于资本主义的衰朽而造成的无利可图的开支，将这种开支从一个阶级转嫁到另外一个阶级头上。应该转嫁到哪个阶级头上呢？当这位社会党籍的总理必须就“更公正地”分配国民收入进行谈判时，如果他不跟“二百豪门”的代表谈判，那他就会一无所获——这我们已经懂得了。金融巨头掌握着工业、信贷与商业的一切基本工具，他们把协议的成本转嫁到了“中间阶级”头上，这样一来，“中间阶级”就不得不同工人斗争。这就是局势的关键所在。 制造商和贸易商把他们的账本拿给部长们看，然后说：“我们做不到。”政府想起了旧课本上教的政治经济学，就回答他们说：“必须削减生产成本。”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技术进步会导致失业增加，最终还是会加剧危机。工人们则在抗议刚刚出现的物价上涨，这会让他们的战果化为泡影。政府向各级官员下令，要求他们同高昂的生活成本作斗争。但是，经验丰富的官员们很明白：让一家机会主义报纸降低嗓门，要比降低肉价容易得多。物价的下跌依然遥遥无期。 小制造商、小商人和农民期盼人民阵线能够立即拯救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工人更直接、更天真；他们将会对人民阵线越来越幻灭。人民阵线的根本政治矛盾在于：旧的社会制度已经走入了历史的绝路，可是满脑子中庸之道的政客却由于害怕“吓跑”中间阶级，不敢突破旧制度的桎梏。 与此同时，所谓的中间阶级——当然不包括它的顶层，而是它较低的阶层——感到日益陷入绝境，它根本不害怕作出鲁莽的决定，相反，它要让自己挣脱束缚。执政的学究们反复叫嚷：“别指望我们能创造奇迹！”可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果没有“奇迹”，不做出勇敢的决定，不彻底颠覆财产关系——不把银行系统、工业和外贸的基础部门都集中到国家手中——城乡小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得救。人民阵线是以“中间阶级”的名义公开成立的，如果“中间阶级”从左派身上找不到革命的勇气，他们就会把目光转向右派。陷入狂热状态的小资产阶级一定会在左右两边跳来跳去。同时，大资本家正在沉着地观察这种转变，准备将其变为法西斯主义的开端。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配有汽车和飞机的、由资产阶级的乖儿子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更是法国的一种真正的群众运动。 工人在六月向统治阶级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他们没有进行到底。他们展现了自己的革命力量，但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他们没有纲领和领导层。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支柱，以及它所有的无药可救的溃疡都原封未动。在目前这个时期，必须做好准备，迎击各种反击：对左派鼓动员的镇压、毒性与日俱增的右派鼓动、抬高物价的尝试、发动制造商进行大规模闭厂等。在这次罢工之前，法国各家工会总共只有大约一百万会员，而现在已经有了五百万。会员人数出现了空前的巨大增长，这显示出了劳动群众振奋不已的情绪。不经过一番苦战，就想把他们赢得的战果的成本，又转嫁回他们头上？他们是绝不会答应的。政府部长和正式的领袖都在马不停蹄地恳求工人：保持冷静，政府正在想办法解决问题，别给政府添麻烦。但是，这个政府根本就不具备解决任何问题的能力；六月妥协是通过罢工而不是通过耐心等待而赢得的；在资本日渐猖狂的反击面前，政府日益暴露出它的破产；由于这些原因，这些干巴巴的说教很快就会失去力量。目前的形势，是由六月胜利而产生的；确切地说，是由六月胜利的半虚幻性而产生的；这种形势的逻辑，将迫使工人接受挑战，准备再次斗争。政府被这种前景吓坏了，它倒向了右边。在激进党盟友的直接压力下——归根结底，是在“二百豪门”的要求下——社会党籍的内务部长在参议院宣布：不再容忍罢工工人占领工厂、商店和农场。这种警告当然无法阻止斗争，反而会让斗争更加坚决、更加尖锐。 我们从事实而不是从愿望出发，作出了完全客观的分析，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双方都在为新的社会冲突做准备，它的爆发几乎是完全无法避免的。即使是现在，也不难对这次冲突的性质作出大致的判断。在历史上所有的革命时期，都会有两个紧密相连的阶段依次出现：首先，群众的“自发”运动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并迫使敌人作出重大让步，至少是承诺会作出重大让步；然后统治阶级感到自己的根基受到了威胁，便准备报复。取得了部分胜利的群众表现出了焦躁的情绪。传统的左派领袖跟敌人一样，对这个运动措手不及，他们企图用折衷的演说来挽救局势，结果失去了影响力。在几乎没有领导、没有明确的纲领、没有充分认识自己面临的困难的情况下，群众投入了新的斗争。这种斗争是由群众的初步的部分胜利而引发的，它往往会导致群众的失败——或部分失败。在革命史上几乎没有例外。但是，失败和失败是不一样的（而且区别并不小），在某些时候，失败不一定是溃败：比方说，1848年6月起义的失败，结束了法国革命；但在其它情况下，部分失败却变成了通往胜利的一个台阶：比方说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在1917年7月事件中的失败，就属于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不仅能够正确地分析形势，不受任何幻想和虚饰的影响，而且还能在最艰苦的时期，在遭受失败、牺牲与迫害的时候，同群众保持联系，所以七月失败反倒加快了布尔什维克的发展。 保守派报纸确实对形势作出了严肃的分析。金融资本和它掌握的政治机构与军事机构，正在无情地为复仇做准备。人民阵线的上层陷入了混乱与内斗。左派报纸上充斥着道德说教。领袖们满嘴空话。部长们争相向股票交易所证明自己是成熟的政治家。这一切都表明：无产阶级即将被卷入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它不但会像六月时一样，得不到自己的传统组织的领导，而且还得反对它们。但现在还没有一个新的、得到广泛承认的领导层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指望斗争能够迅速获胜。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得出这样的预测：这次斗争要么会变成第二次六月起义，要么就会变成第二个七月事件。换句话说：它要么会变成一场溃败，让法西斯反动势力获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巩固统治；要么就会变成战略上的深刻教训，让工人阶级成熟起来，改换自己的领导层，并为未来的胜利做好准备。法国无产阶级并不幼稚。它经历过许多开天辟地的斗争。当然，每一代新人都必须通过亲身体验来学习——但他们用不着从零开始，用不着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学起，而是像过去一样，通过速成课程来学习。这种伟大的传统已经与工人密不可分，它会促进道路的选择。在六月里，这个已经觉醒了的阶级涌现出了无数无名的领导人，他们凭借过人的革命机智，找到了斗争的方法与形式。群众的觉悟，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微小的、看不见的变化。这一切使我们得出结论：新的斗争必将来临，而且很可能不久就会发生，新一批领导人在斗争中不仅会忠于群众，而且还能在战斗中率领这支准备得不够充分的大军，使其避免溃败。 有人声称法国革命者企图加剧冲突，或“人为地”挑动冲突，这是不对的。只有最愚蠢的警察才会这么想。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把准确观察现实、以真名称呼实物当作自己的义务。结合第二阶段的前景，根据客观形势，作出及时的判断，就能帮助先进工人，使他们有所准备，并能在斗争中帮助群众，使他们看得更加清楚，想得更加明白。这就是严肃的政治领导层在目前的任务。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法国革命开始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法国革命开始了！ （1936年6月9日） 在这些日子里，收音机显得无比宝贵。即使是在遥远的挪威村庄[1]，都能感受到法国革命的脉动。说得更准确些，应该是能够感受到各国的政府部长、工会书记和其他吓得要死的领袖，在思想上和口头上对这些脉动做出的反应。 “法国革命”似乎显得有点夸张。不，这毫不夸张。革命就是这样降临的。一般来说，革命不可能以其它方式降临。法国革命开始了。 当然，列昂·茹奥正跟在列昂·布鲁姆后头，反复向资产阶级保证：这只是一次纯经济性的运动，绝不会破坏法律。然而，在罢工期间，罢工工人正在占领工厂，控制了老板及其部下。但有人就是会对这种不幸的“细节”视而不见。总的来说，这些罢工都是……“行业罢工，而不是政治性罢工”，领袖先生们连声说道。但在这些“非政治性”罢工的影响下，全国形势正在急剧变化。政府决定果断行动，而就在前一天晚上，它还根本没想到自己能这样果断。毕竟布鲁姆说过，真正的力量在于耐心！资本家出乎意料地顺从。整个反革命势力都躲在布鲁姆和茹奥背后，静待时机。区区“行业”罢工，就能产生这般神奇的效果，如果罢工是政治性的，那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不，这些领袖没有说实话。行业工会只吸收单独一个行业的工人参加，使他们同其它行业的工人互相隔离。工联主义与反动的工团主义竭力把工人阶级运动局限在行业范围内。其实，工会官僚对工人阶级的专政（所有专政中最糟糕的一种！），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茹奥—拉卡蒙团伙又对资产阶级国家有着奴性的依赖。目前的运动的精髓就在于：它突破了工会、行业与地区的界限，表达了整个无产阶级的要求、愿望与意志。这个运动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它从一家工厂烧向另一家，从一个行业烧向另一个，从一处地方烧向另一处。工人阶级的所有阶层似乎都接到了集合的命令，并发出了响应的信号。首先行动的是金属工人——他们是先头部队。但是，这个运动的力量在于：在先头部队身后，还有强大的阶级预备队，它囊括了最为落后的行业，平时就连议员和工会干部都彻底忘记了它们，但现在它们成了后卫部队。《民众报》公开承认：巴黎一些收入特别低的群体也踊跃参加运动，令它“无比惊讶”，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就在这些最受压迫的阶层里，蕴含着无穷的热情、无私与勇气。他们的觉醒，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群众运动的高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走到他们中间去！ 罢工运动冲破了行业与地区的限制，它不仅吓坏了资产阶级社会，也把工人在议会和工会中的代表给吓坏了，这些代表的第一个反应是闭目塞听。传说路易十六曾问一个廷臣：“怎么回事？又有人造反了？”那个廷臣回答说：“不，陛下，这是革命[2]。”现在轮到资产阶级发问了：“又有人造反了？”它的廷臣答道：“不，只是行业罢工。”布鲁姆和茹奥一面安慰资本家，一面自我安慰。可是光说空话是根本不顶用的。当然，等到本文付印的时候，第一波浪潮已经退去了。从表面来看，生活又恢复了原状。但这并不会改变什么。这不是行业罢工。不是普通的罢工。这是一次进攻。这是被压迫者为了同压迫者斗争，而公开进行集结。这是革命的经典开局。 在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即使是最落后的无产者，他的心中都能生动地感受到工人阶级过去的全部经验、工人阶级遭受剥削、历经苦难、奋力斗争与蒙受失败的历史，并促使他加入共同的队伍。整个阶级都动了起来。数量如此庞大的群众，是语言所无法阻止的。这个斗争的结果，不是最伟大的胜利，就是最惨重的失败。 *** 《时报》把这次罢工称作“革命的实弹演习”。这句话要比布鲁姆和茹奥的话严肃无数倍。不过《时报》的这个判断仍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夸大。要搞演习，首先要有司令部、总参谋部和作战计划。但在这次罢工中并没有这些东西。所有工人组织的领导核心，包括共产党的各种组织在内，全都对这次罢工毫无准备。他们最担心的是不要让这次罢工毁了他们的计划。马塞尔·加香通过广播发表了重要讲话：“我们大家——我们和其他人——都要面对罢工的事实。”换句话说，这次罢工是我们共同的不幸。这位糟糕的参议员通过这些话向资本家建议：赶快做出让步，以免形势继续恶化。议员和工会书记都在同罢工保持距离，尽量调整自己，以便尽快熄灭罢工，他们置身于罢工之外，身子悬在半空中。先着地的会是自己的脑袋还是双脚，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觉醒了的群众仍然缺少一个革命的参谋部。 统治阶级却有一个真正的参谋部。这个参谋部并不等于布鲁姆政府，尽管它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政府。资本主义反动势力正在玩一个危险的大游戏，但它玩得很狡猾。目前它玩的游戏叫“败者为王”：“布鲁姆、茹奥和达拉迪耶一致同意的那些要求，虽然非常讨厌，但我们今天还是先答应下来。要知道在‘原则上同意’和‘具体实现’之间可隔着老远的距离呢。议会、参议院、最高法院——都可以用来做手脚。等到刁民们不耐烦了，企图施加更大压力的时候，达拉迪耶就会跟布鲁姆解除盟约。多列斯会企图逃向左边。布鲁姆和茹奥会在刁民面前变成孤家寡人。到时候，以前做出的让步，统统都得给我连本带利收回来。”这就是反革命势力、著名的“二百豪门”和他们雇佣的战略家的真正的参谋部的如意算盘。他们正在按照计划行动。如果以为他们的计划是毫无根据的，那就太轻率了。不，有了布鲁姆、茹奥和加香的帮助，反革命就能够实现他们的目标。 这次罢工浪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真正的革命性，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便是这个事实：它虽然是临时自发的，却具有如此宏大的规模、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政治影响。这些性质保证了这次运动具有耐力与坚韧性，并使这个运动能够一浪高过一浪。没有这些性质，它就不可能胜利。但要赢得胜利，仅靠这些还是不够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有参谋部和作战计划，来对付“二百豪门”的参谋部和作战计划。现在虽然还没有这样的参谋部和作战计划。但它们是可以创造出来的。要将群众的意志转化为实际行动，所需的条件和要素都已随手可得。 *** 据说，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是由于对人民阵线政府怀有“希望”而产生的。这句话顶多说对了四分之一。如果问题真的只在于希望的话，那么工人就不用冒险斗争了。罢工首先表达出了工人的不信任或半信半疑的情绪，就算工人并不是不相信这个政府的好意，他们也会怀疑这个政府究竟是否具有克服各种困难、处理好自己的各种问题的能力。无产阶级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无产阶级的方式来“帮助”这个政府。当然，他们还没有完全了解自己的力量。但是，如果有人认为：群众只是出于对布鲁姆的善意“希望”，才采取行动的话，那将是极大的歪曲。旧的领袖仍在束缚着群众，他们想尽快把群众赶回去，让群众安于旧的奴隶秩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群众齐心协力起来斗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法国无产阶级早就已经成熟了。遍地开花的罢工，把最善于思考、最英勇无畏的工人推到了前头。他们将是开端。他们的行动仍很小心，他们感到脚下有坚实的基础。先头部队正在谨慎前进，以免冲得过快、陷入孤立。他们向最后面的部队发出的呼唤，得到了一声又一声的回应，使他们更加勇敢。阶级用“点名”的方法，来测试自我动员的效果。无产阶级自己最需要展示自己的力量。每赢得一点实际成果，无论它有多么不牢靠，都会空前地鼓舞群众的自信，尤其是最落后、最受压迫的那些阶层。 各个产业、各个工厂都涌现出了一批领导人，他们是第一波浪潮最重要的收获。建立局部的、地方性的参谋部所需的要素都已齐备。群众了解这些人。他们彼此之间相互了解。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同他们建立联系。这样一来，群众的首次自我动员就能大致定下型来，并能给革命的领导层提供一部分初步人选。这次罢工激活了整个庞大的阶级有机体，使它获得了复苏和再生。旧的组织外壳还没有被丢弃。相反，它还牢牢地长在工人阶级身上。但在旧的外壳下面，新的皮肤已经明显可见。 事态的发展速度肯定会大大加快，但我们现在不会断言它会有多快。在这方面仍然只能进行推测和估计。在第二波浪潮到来后，它的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强度，肯定会使人们得出比现在更为乐观的具体预测。不过有一件事是预先就可以明确预测到的，那就是：到目前为止，第一波浪潮还具有和平的、几乎是善意的、春天一般的性质，而第二波浪潮将不会具有这些性质。当群众对人民阵线的政策和自己最初的冒险所产生的实际结果幻灭后，第二波浪潮就会产生，所以，它会更加成熟、更加坚定、更加无情。政府和议会多数派都将发生分化。反革命势力将会立即变得更自信、更大胆。群众会抛弃可以轻易获胜的幻想。眼看就要到手的成果，似乎又要失去；敌人的反抗越来越坚决，而正式的领导层又陷入了混乱，变得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将会感到迫切需要一个纲领、一个组织、一个作战计划和一个参谋部。因此，我们必须让自己和先进工人做好准备。在革命的氛围中，群众会迅速得到再教育，能够迅速选拔和锻炼出一支干部队伍。 革命的总参谋部不能通过上层的合并而创造出来。就算在法国已经有了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也不能把这个党等同于战斗组织，因为这个运动将比党更加广泛。也不能把工会等同于这个组织，因为工会只吸收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参加，而且工会的领袖都是反动官僚。新的组织必须符合运动本身的性质。它必须反映正在斗争的群众的要求。它必须表达群众不断增长的意愿。问题在于怎样才能直接代表革命阶级。对此不必发明新的形式。历史已经提供了先例。各个产业和工厂应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代表们要召开会议，一起制定斗争的计划，并领导斗争。就连这种组织的名字也不用重新发明，它就叫工人代表苏维埃。 大部分革命工人现在在追随共产党。以前他们曾多次高喊“在一切地方建立苏维埃！”他们中大多数人无疑是真诚而认真地接受这个口号的。当时我们认为这个口号不合时宜。可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阶级之间的剧烈冲突眼看就要达到高潮。犹豫不决、浪费时间就等于背叛。结果不是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就是最惨重的失败。我们必须为胜利做好准备。“在一切地方建立苏维埃吗？”同意。但现在该把语言转变为行动了。 [1]1935年6月，托洛茨基同志被迫离开法国，前往挪威避难。6月18日，他抵达挪威。6月末他住进了挪威工党党员、出版商康拉德·克努德森（KonradKnudsen）的家里，他的家位于奥斯陆以北的一个叫维克斯哈尔（Vexhall）的村庄。托洛茨基在那里一直住到1936年9月初。——中译者注 [2]据说，巴黎起义群众攻占巴士底狱后，当晚德·拉·罗什福科尔公爵（DucdeLaRochefoucauld，1747—1827）叫醒了正在睡觉的路易十六，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路易十六便问公爵：“这是怎么回事？又有人造反了？”公爵答道：“不，陛下，这是革命。”路易十六听后不以为然，继续睡觉去了。——中译者注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关键阶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关键阶段 （1936年6月5日） 法国事变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在此之前，形势的前革命性质，只是根据理论分析与个别的政治征兆所作出的估计。现在事实自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法国只有两个政党的领袖看不出来、认识不到革命危机的全部深刻性，或者说是不想看到。它们就是“社会党”与“共产党”。当然，我们还应该把“独立”工会的领袖也算进去。工人群众正在通过直接行动，创造出革命形势。事态的发展把资产阶级吓得要死，它们躲到幕后，在新政府的鼻子底下，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自卫和自救，它要欺骗和打垮群众，在一定程度上还会进行血腥的复仇。只有“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领袖还在空谈人民阵线，就好像他们那可耻的纸牌屋还没有被阶级斗争摧毁似的。 布鲁姆说：“国家把权力授予了人民阵线，我们不能逾越这个界限。”布鲁姆正在欺骗他自己的党，他的目的是欺骗无产阶级。斯大林党（他们继续自称“共产党”）在这方面帮了布鲁姆的忙。其实，正在跟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了这个联盟的利益，曾利用选举机器的各种诡计、陷阱、圈套，大肆欺骗劳动群众。这次危机的政治本质，在于这个事实：人民已经受够了激进党与第三共和国。法西斯分子企图利用这一点。可是社会党和共产党又干了什么呢？他们在人民面前为激进党担保。他们把激进党打扮成蒙冤受辱的无辜者。他们向工人和农民保证……达拉迪耶的内阁能彻底拯救工农。这就是整个选举运动的主题。群众对此是怎么回答的呢？他们把共产党当成极左派，把大量的选票投给了它，使它的席位大大增加了。群众还没有看穿苏联外交的这个奴仆的各种转向与转变，因为他们还没有亲自考验过它。群众只会在行动中学习，他们没有时间去研究理论。当一百五十万选民把选票投给共产党的时候[1]，他们大部分人的意思是：“我们希望你们能仿效布尔什维克，把他们在1917年10月的俄国做过的事情，在法国照做一遍。”这就是人口中最活跃的部分的真实心愿，这部分人能够为法兰西的未来而战，并且能够保障法兰西的未来。这就是这次选举的第一个教训。 尽管新社会主义派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脱离了党[2]，但社会党的得票数基本不变[3]。在这个问题上，群众也给他们的“领袖”上了重要的一课。新社会主义派企图不惜代价地建立左翼联盟，也就是以拯救和发展“共和国”为名，同资产阶级共和派合作。他们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脱离了社会党，在竞选期间他们成了社会党的竞争对手。选民抛弃了他们。新社会主义派被打垮了[4]。两年前我们曾预测过，政局的后续发展，首先会粉碎一切向激进党靠拢的小集团。在社会党与新社会主义派的斗争中，那个最系统、最坚决、最大声、最公开地鼓吹同资产阶级结盟的集团，遭到了群众的声讨和唾弃。这就是这次选举的第二个教训。 无论是从社会党的政策，还是从它的社会成分来看，社会党都不是工人阶级政党。它是新的中间阶层（职员、公务员等）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与工人贵族的党。只要认真分析一下选举的统计数据，就能看出这个确凿的事实：社会党失去了一大批工人与贫农的选票，这部分选票被共产党获得；但它又从激进党那里获得了一大批中间阶级的选票。也就是说，小资产阶级正在向左转，抛弃激进党，投向社会党和共产党；而中间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各种集团则抛弃了激进党，投向右派。这种分化重组，是根据阶级基础，而不是根据“人民阵线”人为划分的界限进行的。这次危机的革命性质，体现为政治关系的急速两极分化。这就是第三个、也是根本的教训。 因此，选民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在议会制紧密束缚下所能允许的最大程度上——他们不赞成人民阵线的政策，而且反对这个政策。当然，在第二轮投票中，为了给资产阶级的激进党助选，社会党和共产党撤回了不少候选人，这进一步歪曲了劳动者的政治意志。尽管如此，激进党还是在这次考验中被打得鼻青脸肿，它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席位[5]。《时报》写道：“都是因为激进党跟革命派结盟才会这样。”达拉迪耶反驳说：“要是没有人民阵线，我们还会丢掉更多的席位。”达拉迪耶说的完全正确。如果社会党和共产党能执行阶级的政策，也就是将工人与城乡的半无产阶级分子结成联盟，同包括腐朽的激进党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作斗争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获得更多的选票，而激进党就会变成众议院里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集团。 所有的政治事实都表明：无论是从法国的社会关系来看，还是从群众的政治情绪来看，人民阵线都是没有基础的。人民阵线的政策，是由资产阶级的激进党、社会党的二道贩子与野心家、苏联的外交官及其“共产党”走卒强加给群众的。他们利用了所有选举制度中最卑劣的伎俩，齐心协力地在政治上欺骗、掠夺人民群众，并歪曲了人民群众的真实意志。尽管如此，群众还是表达出了他们的希望：不要同激进党结盟，而要把劳动者紧密团结起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 在第二轮投票中，如果在社会党和共产党让给激进党的所有选区里，都能有革命的工人阶级候选人参选，他们肯定会获得非常可观的选票。可惜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发出这样的倡议。这表明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革命团体，都跟不上事态的急剧发展，在必须行动的时候往往采取敷衍塞责和推脱逃避的态度。这种情况是可悲的。但群众的总体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社会党和共产党正在全力合作，为埃里奥内阁上台做准备——最糟糕的情况是达拉迪耶内阁的上台。群众是怎么做的呢？他们迫使社会党和共产党把布鲁姆内阁给推上台。这不就是直接给人民阵线政策投了一张反对票吗？ 有人还需要举出更多的证据？参加纪念巴黎公社社员的示威游行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巴黎今年举行过的其它示威游行。而激进党向来是不愿也不能跟这一游行有任何牵扯的。巴黎的劳动群众具有无人能比的政治天分，他们讨厌自己的领袖与剥削自己的资产阶级称兄道弟，只要是不必容忍这种令人恶心的行为的活动，他们都会欣然参加。五月二十四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便是工人阶级的巴黎对人民阵线最有力、最坚决的否定。 “可是，如果没有人民阵线，社会党和共产党就都不能在议会里获得多数席位，这样一来议会也就会毫无生命力了，”然后——哦，这真是太可怕了！——激进党就会被推进“反动势力的怀抱”。只有领导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那些怯懦的市侩才会觉得这话有道理。这次危机的革命性，必然决定了议会是没有生命力的。一系列的政治骗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掩盖议会毫无生命力的事实，但到了第二天早上，这个事实还是会暴露出来。为了不把彻头彻尾的反动派激进党给推进“反动势力的怀抱”，就必须同激进党结盟，保卫资本主义。这就是人民阵线唯一的任务。但它被工人给制止了。 *** 议会之所以没有生命力，是因为目前的危机不能通过议会道路解决。以拥有优秀的政治天分而著称的法国劳动群众，再次准确把握了形势的这个主要特征。他们在土伦和布雷斯特发出了最早的警报。士兵对延长服役期限的抗议，代表着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直接行动中最危险的形式。最后，在社会党召开代表大会，一致同意批准建立“人民阵线”政府（“一致同意”的人当中，也有那个满嘴空话的马索·皮维尔），并将上台组阁的权力交给列昂·布鲁姆的那段日子里；在布鲁姆对着镜子翘首自盼，作出即将上台的姿态，发出上台之前的声明，并在多篇文章中（这些文章总是大谈布鲁姆，却从不谈无产阶级）对这些姿态和声明大发议论的那段日子里——正是在那段日子里，汹涌的罢工浪潮，像一股名副其实的春潮一样，席卷了整个法国。工人们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自己拿定主意，他们勇敢而坚定地停止了工作，占领了工厂。 资本主义的新警察萨隆格洛[6]刚刚上任，就匆忙发表声明（埃里奥、拉瓦尔、塔尔迪厄或德·拉·罗克也会这么做的）：他将“保护秩序，平定无政府状态”。他所谓的秩序就是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7]。他所谓的无政府状态就是争取建立社会主义秩序的斗争。仍在和平地占领工厂的工人则说：“以前我们在这些房子里只是奴隶，现在我们要当主人！” 吓得半死的列昂·布鲁姆企图恐吓工人。他说：“我不是克伦斯基[8]；就算我是克伦斯基，在法国也不会有列宁来取代克伦斯基，而是由别人来取代他。”有人可能会以为，俄国的克伦斯基曾经理解了列宁的政策，或是预料到了自己会被列宁取代。其实，克伦斯基跟布鲁姆做过一样的事情：他也曾向工人断言：万一他倒台，上台的也不会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别人”。布鲁姆也许是太想把自己和克伦斯基区分开了，结果他却在毫无创见地模仿克伦斯基。尽管如此，这不能不让人认为：只要事情还取决于布鲁姆，他就会为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无产阶级开辟道路。 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的行为是最可耻、最不光彩的：他们保证会毫无保留地支持布鲁姆政府，但又不参加这个政府。加香们和多列斯们说：“我们这些革命者的样子太吓人了，可能会吓死我们的激进党同事。我们最好还是留在接待室里吧。”藏在幕后的内阁交易，要比公开而明显的龌龊十倍。其实，共产党想保持外表上的独立，是为了更好地让工人群众服从人民阵线，也就是服从资本主义的纪律。然而它的如意算盘又被阶级斗争给打乱了。一次单纯而真诚的群众罢工，就无情地粉碎了人民阵线的神秘主义，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人民阵线已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它只能在苟延残喘中死去。 议会道路是一条死路。布鲁姆发明不出什么火药，因为他自己害怕火药。人民阵线的把戏再玩下去，只会延长议会制的垂死痛苦，并让德·拉·罗克获得时间来准备新一轮的猛烈打击……假如他还没有被革命派制止的话。 1934年2月6日之后，某些急躁的同志以为“明天”就会发生决战，所以必须立即施展某种神迹。这样的“政策”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只会造成冒险与挫折，会极大地妨碍革命党的成长。已经失去的时间是无法挽回的。但时间已经所剩无几，绝不能再浪费一秒钟了。即使到了现在，我们也不会去预测日期。但在这次罢工大潮之后，事态只可能演变为革命，或是法西斯主义。配不上革命之名的那个组织，将在这场罢工运动中找不到立足之地，无法与正在斗争的工人紧密结合起来。它的成员最好还是（在马索·皮维尔的庇护下）去济贫院或共济会寻找容身之处！ 法国有一些两性兼具的贵妇、前共产党人、前社会党人、前工团主义者，他们维持着一些团体或圈子，枯坐家中，交换着对事态的印象，他们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还不是他们闪耀登场的时候。“为时尚早”。等到德·拉·罗克上场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已经太迟了。”这些思想家为数不少，在左翼文化人的圈子里特别常见。跟这种人浪费哪怕是一秒钟的时间，都是重大的错误。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正在决定法国命运的，不是议会，不是改良主义派和斯大林派的调和派报纸的编辑部，不是怀疑论者、杞人忧天者和吹牛家的圈子。法国的命运将由工厂来决定，那里已经通过行动，指明了摆脱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出路。革命者的岗位就在工厂里！ 共产国际在上次代表大会上，把同激进党结盟，跟建立群众性的行动委员会（即苏维埃的雏形）调和在一起。季米特洛夫和他的主子认真地设想：可以把阶级合作和阶级斗争调和起来；可以把同资产阶级结盟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调和起来；可以把同达拉迪耶建立友谊和建立苏维埃调和起来。法国斯大林党把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人民阵线委员会，以为这样做就能把革命斗争和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调和起来。目前的工潮彻底粉碎了这个可悲的幻想。激进党害怕工潮。社会党担心激进党被吓倒了。共产党担心激进党和社会党被吓倒了。真正的革命组织，能够为了群众、群众的事业和群众的斗争而坚决献身，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实现委员会的口号。法国工人的表现，再次证明了他们无愧于自己的历史声誉。我们必须相信他们。苏维埃总是在罢工中诞生的。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然要素。目前，行动委员会只能是正在占领工厂的罢工工人的委员会。从一个产业到另一个产业，从一家工厂到另一家工厂，从一个工人阶级区到另一个工人阶级区，从城市到城市，各地的行动委员会必须彼此建立紧密联系。它们要在每一个城市、按照当地的生产组别召开会议，最后召开全法国行动委员会代表大会。它将取代现在掌权的无政府状态，建立起新的秩序。 [1]在1936年4月26日—5月3日举行的法国大选中，共产党获得了1502404张选票，赢得了72个议席，比上次大选多了62席。——中译者注 [2]在1933年11月召开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以戴亚和雷诺德尔为首的新社会主义派被开除出党，他们随后成立了法国社会党—让·饶勒斯同盟（PartisocialistedeFrance-UnionJeanJaurès）。——中译者注 [3]法国社会党在1936年大选中获得了1955306张选票，赢得了149个议席，得票率为19.86%；而它在1932年大选中获得了1964384张选票，赢得了132个议席，得票率为20.51%。——中译者注 [4]新社会主义派脱离社会党后，成立了法国社会党—让·绕勒斯同盟，1935年该党与法兰西社会党（Partisocialistefrançais，PSF）、共和社会党（Partirépublicain-socialiste，PRS）合并为社会主义共和同盟（Unionsocialisterépublicaine，USR）。该党在1936年大选中仅获得了29个议席。——中译者注 [5]激进党在1936年大选中仅获得了1422611张选票，只赢得了110个议席，比上次大选少了50个。——中译者注 [6]罗热·昂利·夏尔·萨隆格洛（RogerHenriCharlesSalengro，1890年5月30日——1936年11月18日），190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14年自愿参军，1915年被俘，1918年获释。1925年至1936年任里尔（Lille）市长。1928年当选为众议员。1936年出任人民阵线政府的内务部长。因遭到右翼势力诽谤，而于同年11月18日自杀。——中译者注 [7]这里的“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是指资本主义一味追求利润，而盲目地、无计划地生产的状态。——中译者注 [8]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Фёдорович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法国已到转折关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法国已到转折关头[1] （1936年3月26日） 本书的目的，便是详细解释当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所使用的方法。就像革命政策一样，这种解释本质上也是通过论战来表达的。只要能把群众争取过来，针对统治阶级的论战在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会转变为革命。 革命政策的理论基础，在于清楚地了解现代社会及其国家、法律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质。资产阶级利用各种抽象概念（“民族”、“祖国”、“民主”）来掩饰自己的统治的剥削性质。地球上最堕落的报纸之一《时报》[2]天天都在教育法国人民要爱国、要无私奉献。然而《时报》自己的奉献精神，却是按照国际市场的行情而变动的，这早已是人尽皆知的秘密。 革命政策的第一步，就是要揭穿资产阶级捏造的各种谎言，这些谎言会腐蚀群众的觉悟。同“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思想结合之后，这些思想就会变成毒性极强的毒素。然而，法国的各种工人组织的基调，却是由这些毒素的生产者制定的，如今这种情况要比以往更为严重。 本书的第一版在法国共产党的草创阶段起过一定的作用。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注意到许多证据；顺带一提，在1924年以前的《人道报》上也不难找到这方面的迹象。在这十二年里，经过许多激烈的转变之后，共产国际的价值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本书如今已被列为禁书的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法国共产党（我们不得不继续使用这个已经完全名不副实的名字）现今的领导人，他们的思想与方法已经与考茨基没有什么区别，而本书最初就是针对考茨基而写的。他们与考茨基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要更加无知、更加无耻。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在加香等人身上的复活，或许足以成为本书再版的理由。然而，本书的再版，还有着更为严肃的动机：第三共和国的体制，已经遭到了深重的前革命危机的动摇。 *** 阔别法国十八年后，本书作者又回到了法国，住了两年（1933年至1935年）[3]；当然，在这段时间里，他只能住在外省，观察事态的发展，而且还得不断遭到警方的监视。在此期间，在笔者蛰居的伊泽尔省，曾发生过一件非常不起眼的平凡小事，然而它却是理解整个法国政治的钥匙。在冶金委员会的一家医院里，有位准备动大手术的青年工人，竟敢擅自阅读革命报纸（说得更准确一点，他天真地把那份报纸当成了革命报纸，那份报纸的名字就叫《人道报》）。院方先是向这位不谨慎的病人、然后又向四名同情他的病人发出了最后通牒：他们必须停止阅读那份不受欢迎的报纸，否则就得立刻滚蛋。当然，这家医院自己也在公开进行教权派的反动宣传，然而点破这件事并不会给这几位病人带来什么好处。可这几位病人只是普通的工人，他们并不在乎失去议员的席位或内阁部长的职位，他们能损失的只有自己的健康与生命，最后通牒对这种人是无效的。于是，这五位病人（其中一人正准备动手术）就被赶出了医院。当时在格勒诺布尔[4]执政的是社会党，当地社会党的领袖是马尔堂（Martin）医生，他是那些给社会党制定基调的资产阶级保守派之一，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就是列昂·布鲁姆。被赶出医院的病人向市长求助。结果一无所获。尽管他们一再求情，市长却根本不肯见他们一面。然后他们便向当地左派报纸《电讯报》（Dépêche）求助，这家报纸是由激进党和社会党组成的卡特尔[5]经营的。该报经理了解到涉事医院的后台老板是冶金委员会之后，断然拒绝管这件事：你们想干啥都行，就是别管这事！《电讯报》以前得罪过这个权势滔天的组织，结果丢掉了一单广告，损失了两万法郎。市长和这家“左派”报纸的经理，并不像无产阶级那样一无所有，他们是会遭到损失的。所以他们拒绝卷入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抛弃了这几位工人，让工人们带着患病的肠子和肝脏听天由命。 每隔一两周，社会党市长就会发表演说，大谈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搅动他对青年时期模糊的回忆。《电讯报》会在选举期间支持市长先生和他的党。一切秩序井然。这种社会主义不会对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造成丝毫的伤害，所以冶金委员会也就大度地容忍了它。重工业与银行的封建领主每年只需要花两万法郎的广告费，就能让一家大报社服服帖帖（这些先生的身价还真便宜！）。而且还不止这家报纸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证据，都能明显证明冶金委员会对参议员、众议员、各城市的市长（包括社会党在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金融资本对整个法国国家机关实行着独裁统治。而《拉鲁斯词典》[6]把这种体制叫做“民主共和国”。 在伊泽尔省、乃至全法国的左派议员和左派记者看来，他们会与资本主义反动势力永远和平共处下去。然而他们错了。饱经干腐病侵蚀的民主制度，突然发现有一支手枪顶在自己脑门上。希特勒的重新武装——一个粗鲁的现实——给国际关系造成了真正的剧变，暴露出了所谓的“国际法”的无用与虚伪；德·拉·罗克中校的武装团伙，也给法国国内关系造成了同样的震动，迫使所有党派进行改组，改头换面，站到不同的队伍里。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写过：包括民主共和国在内，国家都是保卫私有制的武装队伍[7]；除此之外的任何解释，都只是在粉饰或掩饰这个事实。埃里奥或布鲁姆这种“法律”的热情捍卫者，总是会被这种尖刻的嘲讽所激怒。然而，希特勒和德·拉·罗克，这两个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都再次证明了恩格斯的正确性。 1934年，遵照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选举制的意志，达拉迪耶当上了总理。他把国家主权用手帕包起来，揣进自己兜里，四处奔走。然而，当德·拉·罗克和莫拉斯[8]等人的队伍表现出他们敢于开枪、敢于砍伤警察的马匹时，大权在握的达拉迪耶就拱手让出了自己的位子，交给了这些武装组织指定的一个政治上的残障者。这个事实所蕴含的意义，远远胜过一切选举的统计数字，要想把它从法国最近的历史上抹掉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预示了未来。 当然，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进程，不是任何一个拿着手枪的团伙都能随时改变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受具体的阶级所操纵的武装队伍才能发挥关键作用。德·拉·罗克中校和他的党羽企图确立“法律与秩序”，制止动乱。既然“法律与秩序”在法国就等于金融资本对中小资产阶级的统治，等于整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及与其关系最密切的社会阶层的统治，那么，德·拉·罗克的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就只是金融资本的武装巡逻队员。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这类观点，哪怕是在《人民报》和《人道报》上，也经常能看见，当然它们并不是原创者。但这些报纸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相。同样重要的另一半真相是：埃里奥、达拉迪耶，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同样是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否则激进党就不会在法国执政多年了。如果我们不玩捉迷藏的话，我们就得告诉大家：德·拉·罗克和达拉迪耶都是在为同一个主人效劳。这并不是说他们并没有区别，也不是说他们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正好相反。他们彼此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就像两家专门的代理商一样，各自都有救世的独门秘方。达拉迪耶许诺通过贯彻法国传统的民主制度来维持秩序。德·拉·罗克主张消灭苟延残喘的议会制度，代之以公开的军警独裁。双方的政治手段虽然完全相反，却在为同一个社会目的服务。德·拉·罗克与达拉迪耶的对立——我们使用这两个名字只是为了方便表达——其社会基础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腐朽，以及它的无法挽救的危机。尽管工业的各个部门不断取得技术上的成功与爆炸性的发展，但整个资本主义却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与国际关系陷入了极其不稳定的状态。议会民主与自由竞争和自由国际贸易的时代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生产力还能继续增长、销售市场还能继续扩大、人民群众的福利还能继续提升、资本主义国家还能活下去、并且也能让别人活下去的时候，资产阶级才能容忍罢工、集会与出版的自由。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帝国主义的时代，国民收入的停滞或减少、农业的慢性危机、失业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是这个时代的特色，只有苏联是例外。当资本主义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的时候，它自然就会产生这些现象，就像人上了年纪，就很容易得痛风与小动脉硬化症一样。卡约[9]、斯弗扎[10]伯爵之流把世界性的经济混乱归咎于大战造成的后果，这只能暴露出他们的精神已经肤浅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大战不过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把即将发生的崩溃，转嫁到敌国头上的一次尝试而已。这次尝试失败了。大战只是让崩溃表现得更为明显，而进一步的崩溃，又在蕴育着新的战争。 法国经济的统计数据已经十分糟糕，尽管他们在拼命回避阶级矛盾的问题，但就是这些数字都无法掩饰社会崩溃的严重程度。尽管国民收入全面下跌，尽管农民收入出现了惊人的下降，尽管城市小有产者已经破产，尽管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年交易额超过一两亿法郎的巨型企业却在大发横财。金融资本正在吸干法国人民的鲜血，这个比喻没有丝毫的夸大。这就是“民族团结”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活动的社会基础。 在衰退的过程中，行情有时也会有所好转，让衰退得到缓解，使人产生摆脱衰退的一线希望；这种好转甚至是必然会发生的。然而它们终究只是暂时性的。当代的总潮流不容分说地驱赶世界各国，迫使它们做出抉择，现在轮到法兰西来面临这个抉择了：要么是无产阶级推翻腐朽至极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要么就是资本主义为了自保而用法西斯主义来取代民主。法西斯主义会持续多久呢？这个问题要由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命运来回答。 1934年2月6日，根据股票交易所、银行与托拉斯的直接命令，法西斯分子开火了。同一个统治集团命令达拉迪耶将政权交给杜梅格。这位激进党总理投降了——这种怯懦是激进党共同的特点——因为他在德·拉·罗克的团伙中认出了自己的主子。换言之，大权在握的达拉迪耶之所以将政权拱手让给杜梅格，《电讯报》的经理与格勒诺布尔市长之所以拒绝揭露冶金委员会的代理人的残忍行径，理由都是一样的。 但是，用法西斯主义来代替民主制度，会造成社会动荡的危险。所以，在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策略上的分歧，出现了犹豫不决的情绪。所有资本巨头都同意进一步加强这些武装队伍，当危险到来时可以用它们充当看门狗。可是现在应该把这些队伍派到什么地方去呢？要不要命令它们马上出击呢？还是应该先让它们按兵不动，以备不时之需呢？——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激进党曾经有能力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并通过这部分群众向无产阶级施加压力，迫使无产阶级不敢突破“民主”纪律的桎梏，然而现在的金融资本已经不再相信激进党还有这种能力了。但是金融资本对各种法西斯组织的能力同样没有把握：它们还缺乏真正的群众基础，做不到夺取政权并建立牢固的统治。 这些幕后的领袖一直在给人们灌输必须谨慎小心的思想，他们不是用议会中的雄辩，而是用工人的怒火、总罢工的尝试（当然，总罢工刚一开始，就被茹奥的官僚机构扼杀了）、局部的起义（土伦、布雷斯特……）来进行灌输的。拴在法西斯分子脖子上的缰绳收得紧了一点，激进党可以松一口气了。《时报》曾匆忙地给“青年一代”写了好几篇文章大表忠心，现在它又重新发现了自由体制是法兰西的天才创造，具有非凡的优越性。于是，这个不稳定的、过渡的、杂种的体制就建立了，它并不是法兰西的天才创造，而是第三共和国衰朽的产物。波拿巴主义就是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政权独立于各个政党与纲领；通过紧急授权的方式取消了议会的立法权；政府以高高在上的“仲裁者”的形象，君临相互斗争的两大阵营之上，换句话说，它事实上已经骑到了国家头上。身败名裂、可怜巴巴的激进党连续参加了杜梅格、弗朗丹、拉瓦尔的内阁，这三届内阁唱的是同一个调子，只在小处稍有区别。在萨洛[11]内阁的就职仪式上，只能感知到二维而无法感知到三维的列昂·布鲁姆宣称：“二月六日的最终影响，已经在议会层面上被消除了。”（《人民报》，1936年2月2日）人们一般把这种做法形容为用刷子的影子来擦掉马车的影子。这话说得就好像金融资本的武装队伍的压力，大体上可以“在议会层面上”加以禁止似的！说得就好像萨洛可以假装感觉不到这种压力，并能在这种压力面前稳如泰山似的！萨洛—弗朗丹政府实际上仍是半议会制的“波拿巴主义”政府，只不过它换了一副稍微有点“左”的面孔罢了。有人曾指控萨洛，说他独断专行，萨洛在答复这个指控时，给众议院做出了最好的回答。他是这样回答的：“如果说我独断专行，那是因为我要成为仲裁者。”这句话就算是出自拿破仑三世之口，听起来也还不错。萨洛明白这一点：按照议会制的规则，他应该是某个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的全权代表；但他是按照波拿巴主义的法则上台的，所以他是高居于各个阶级、各个政党之上的仲裁者。 *** 阶级斗争的加剧，特别是武装的反动团伙的公开出现，在工人组织中间造成了同样的震荡。社会党过去一直在和平地充当着第三共和国这辆马车的备胎，它发现自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抛弃“左翼联盟”的传统[12]，甚至要同自己的右翼（新社会主义派）断绝关系。与此同时，共产党也完成了自己的演变过程，但是它的演变方向与社会党相反，规模也大得多。以前这些先生天天都在狂呼乱叫，说什么街垒呀，征服街头呀，喊了好几年（当然了，他们的狂热劲头大都用在了耍嘴皮子上）。1934年2月6日之后，街垒专家们发现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便赶紧转到了右边。这是只会卖弄词藻的文贩在惊恐之下做出的自然反应，恰巧与苏联外交的新国际方针相符合。 来自希特勒德国的威胁震惊了克里姆林宫，它便采取了转向法国的政策。必须维持国际关系的现状！必须维持法国国内体制的现状！社会革命的希望？统统是异想天开！克里姆林宫的统治集团像往常一样，对法国共产主义运动嗤之以鼻。必须保住现有的一切，否则情况就会更加糟糕。没有激进党，法国的议会民主就撑不下去：必须让社会党支持激进党。必须向共产党下令：不得阻碍布鲁姆与埃里奥结盟，如果可能的话，共产党自己也要参加他们的联盟。没有了乱子，威胁也就没有了！这就是克里姆林宫的如意算盘。 当斯大林抛弃了世界革命的时候，法国各家资产阶级政党不愿相信他。真是毫无必要的谨慎！盲目轻信在政治上当然不算是一个优点。但盲目怀疑也好不到哪里去。必须学会听其言观其行，并掌握识别历经多年的发展过程的总趋势的能力。斯大林的政策是由苏联特权官僚的利益决定的，已经变得彻底保守了。法国资产阶级完全有理由信任斯大林。而法国无产阶级完全没有理由信任斯大林。 在图卢兹工会统一大会上[13]，“共产党人”拉卡蒙[14]提出了一个问题，堪称人民阵线政策的千古难题：“如何克服激进党的胆怯？”如何克服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恐惧？很简单：把那些穷凶极恶的革命者赶走，他们太吓人了；他们必须精心打扮一番，脸上要带着最迷人的交际花的笑容。结果就是维扬—库蒂里耶尔——最新式的共产党人。这帮油头粉面的“共产党人”拼命地把正在向左转的社会党推向右边，在他们的努力下，列昂·布鲁姆不得不再次改变自己的运动方向，幸好这次是朝向他习惯的方向。人民阵线就这样成立了——它是一个利用工人阶级组织的资本，给已经破产的激进党担保的合作社。 激进党与共济会密不可分。这方面只需要讲一件事就够了。在众议院就法西斯组织进行辩论期间，萨维尔·瓦拉[15]先生提醒大家：托洛茨基曾“禁止”法国共产党员参加共济会分会。雅米·施密特[16]先生——我们相信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之一——立刻解释道：这道禁令表明专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容不下“自由精神”。我们不想就这个问题同这位激进党议员辩论，但我们仍然认为：一个工人代表，如果要向空洞乏味的、鼓吹阶级合作的共济会教派寻求启发或安慰的话，那这种人根本不值得信任。社会党人广泛参与共济会分会的荒诞仪式，使社会党与激进党的联盟更加巩固，这绝非偶然。现在轮到共产党穿上悔罪者的衣衫了！顺便说一句，这位新近皈依的信徒在为联盟的旧主人效力时，如果能穿上罪人的衣衫，就会觉得更舒服一些。 然而，有人怒气冲冲地告诉我们：人民阵线不是选举联盟，而是群众运动。当然，他们列了不少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激进党与社会党的选举联盟的的任务始终是阻止群众运动，把群众运动引入阶级合作的轨道。这也正是人民阵线的任务。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而且还不小——传统的选举联盟用于议会体制比较和平、稳定的时期。不过，现在群众已经焦躁不安，随时可能爆发，所以就要让“共产党”参加进去，形成一个更强力的制动器。联席会议、游行队伍、宣誓仪式、巴黎公社与凡尔赛的旗帜混在一起，喧嚣、嘈杂、煽动——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抑制、搅乱群众运动。 萨洛在众议院向右派辩解时宣称：他向人民阵线作出的让步是无害的，这不过是保护体制的安全阀而已。如此的坦诚可能会被视为轻率。然而从极左派的坐席上却传出了热烈的掌声。因此，萨洛不必为此感到惭愧不安。反正他已经给人民阵线作出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他也许不是有意的）：群众运动的安全阀。萨洛先生真可谓一语中的！ *** 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布鲁姆、加香等人彻底抛弃了无产阶级立场之后，以“集体安全”和“国际法”为借口，采取了民族帝国主义的立场。他们准备重拾1914年至1918年的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只不过加了一句“为了保卫苏联”。而在1918年至1923年这段时间里，尽管苏联外交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并签订了不少条约，但是共产国际没有一个支部曾经动过与本国资产阶级结盟的念头！仅这一事实，便足以证明斯大林真心抛弃了世界革命，难道不是吗？ 当“民主”已经苟延残喘之时，共产国际的现任领导出于同样的动机，吮吸起了“民主”的乳头，并在国际联盟垂死呻吟之际，发现了国际联盟的恢宏图景。于是，激进党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的外交政策就有了共同的基础。人民阵线的国内纲领编得十分笼统，可以像日内瓦公约那样随意解释。这个纲领的大意就是一切照旧。然而群众再也不愿意像过去那样生活下去了。这就是政治危机的根源所在。 布鲁姆、保尔·弗尔、加香、多列斯等人最关心的是在政治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否则工人就要自己拿起武器了。牧师在布道时，会大谈道德原则的优越性，而这些先生的鼓动与牧师的布道相差无几。恩格斯曾教导我们：国家政权的问题就是武装力量的问题；马克思曾认为起义是一门艺术；在人民阵线的各位众议员、参议员和市长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简直就是中世纪的野蛮人。有一副漫画曾被《人民报》刊登过一百零一次，上面画的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工人，旁边有一行字：“你们将会明白，我们的赤手空拳要比你们的棍棒更结实。”这是有多瞧不起军事技术啊！在这个问题上，就连阿比西尼亚皇帝都比他们开明。在这些人眼里，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的惨败显然都是不存在的。当德·拉·罗克用手铐把他们铐起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停止给“赤手空拳”唱赞歌呢？有时难免会有这样的遗憾：为什么不能只让那些领袖吃到苦头，而非要连累群众一块受罪呢！ 从整个资产阶级制度的立场来看，人民阵线是在激进党同法西斯主义向大资本争宠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插曲。激进党想通过假惺惺地同社会党与共产党拉近关系，向自己的主子证明：体制的形势并不像右派认为的那样糟糕；革命的威胁并没有那么严重；就连维扬—库蒂里耶尔也把自己的匕首给换成了狗项圈；可以利用这些已被驯化的“革命者”去约束工人群众，并以此拯救议会制度，使其免于灭顶之灾。 不是所有激进党人都相信这个权谋；以埃里奥为首的最顽固、最有影响力的那部分激进党人主张采取观望态度。但是，归根结底，他们根本没法自己做主。议会制的危机，首先是选民对激进党的信任危机。除非能找到让资本主义起死回生的秘方，否则任何灵丹妙药都救不了激进党。激进党只能在两种政治毁灭中选择一种。即使它能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取得较大的成功，它也无法避免毁灭，顶多只能在毁灭来临前多撑一阵子。 社会党的领袖是法国最不负责任的政客，他们自己并不承担研究人民阵线的社会学的义务。谁也无法从列昂·布鲁姆没完没了的独白中学到任何东西。至于共产党，他们觉得这个同资产阶级合作的事业是由他们开创的，所以他们对此非常自豪，他们把人民阵线想象成无产阶级与中间阶级的联盟。这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莫大嘲讽！激进党根本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按照莫斯科《真理报》的愚蠢定义，它是“中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然而它并不是这种联盟。中等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剥削小资产阶级，而且还在政治上利用小资产阶级，因为它自己就是金融资本的代理人。金融资本、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三者之间是层层剥削的关系，考虑到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建立在这种剥削关系之上的，“联盟”这个中性词就是在对现实的嘲讽。骑在马上的骑手并不是人与马的联盟。如果埃里奥—达拉迪耶的党在小资产阶级中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甚至在工人群众中也有部分基础的话，那它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欺骗和愚弄他们，以便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利益。激进党就是法帝国主义的民主党——任何其它的定义都是谎言。 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解除了激进党的武装，使它失去了欺骗小资产阶级的传统工具。“中间阶级”开始察觉到——如果不用“理解”这个词的话——要想拯救局面，不能靠点滴的改良，非得勇敢地抛弃整个现存体制不可。然而，激进党与勇气，就如同水与火一样，是互不相容的。法西斯主义的壮大，首先是因为小资产阶级对激进党越来越不信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下一阶段，法国的政治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激进党以什么方式毁灭，以及谁会继承它的遗产，换句话说，谁会继承它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力——不是法西斯主义，就是无产阶级政党。 ***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的基本原理：只有向小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传统代表发动坚决的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城乡小有产者的联盟。要想让农民支持工人，就必须使农民摆脱那些帮助金融资本统治农民的激进党政客。然而人民阵线却背道而驰，它是由工人官僚与中间阶级最恶劣的政治剥削者相勾结而产生的，它只会毁灭群众对革命道路的信心，并把群众赶到法西斯反革命一边。 说来可能难以置信，有些玩世不恭之徒为了证明人民阵线政策的正确性，居然引用了列宁的话，按照他们的说法，列宁的这些话证明：不搞妥协，特别是不跟其它政党达成协议，就不可能取得进展。在共产国际的现任领导中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嘲弄列宁的惯例：他们彻底践踏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缔造者的一切教诲，然后又前往莫斯科，向他的陵墓跪拜。 列宁的革命活动始于沙皇俄国，当时反对旧制度的不只有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还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如果人民阵线政策是正确的，那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个证明它的正确性的国家，应该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尚未获得成功的国家。可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哪个阶段、在什么条件下曾在俄国搞过人民阵线呢？篡改专家们根本找不出来，哪怕是能找出外表稍微相似的东西，他们也就不用干得这么辛苦了。还是让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并在历史档案里面翻箱倒柜好了！ 布尔什维克确实曾与小资产阶级革命组织缔结过实际行动的协议，比方说，合作偷运革命宣传品；有时还会共同反击黑色百人团[17]。在国家杜马的选举中，在一定条件下，布尔什维克也会与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组成竞选联盟，一起参加第二轮选举。仅此而已。并没有什么共同“纲领”，没有共同的常设机关，没有放弃对临时盟友的批评。这些临时性的协议和妥协，严格限于具体目的——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其它种类的协议或妥协——它们与人民阵线绝无半点相似之处；人民阵线是由性质各异的几个组织拼凑起来的混合物，是不同的阶级结成的长期联盟，在整个时期里——这是怎样的一个时期啊！——把它们结合起来的是一个共同纲领，以及游行、宣言和欺骗的共同政策。人民阵线在经受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时就会土崩瓦解，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将出现深深的裂痕。人民阵线的政策就是背信弃义的政策。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关于结盟问题的原则：分头并进，共同进攻！而共产国际的现任领导的原则是：一同前进，然后再被各个击破！就让这些先生去紧密追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吧！但请行行好，让列宁安息吧！ 这些领袖断言：人民阵线从法西斯主义手中“拯救了”法国，读到这种自吹自擂时，实在不能不义愤填膺。其实他们的意思是：这种相互的鼓劲打气，“拯救了”这些惊魂未定的英雄，否则，被他们夸大了的恐惧，就会把他们自己给吓死。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呢？从希特勒的第一次暴动[18]到他上台为止，经过了十年的时间，而频繁的涨潮和退潮，是这十年的特色。当时德国的布鲁姆与加香也曾多次宣称自己“战胜了”纳粹主义。我们没有相信他们，我们果然没有看错。然而维尔斯和台尔曼的法国表兄弟却没有从这段经历中学到任何东西。当然，德国共产党没有参加人民阵线，参加人民阵线的是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左派和天主教中央党（“无产阶级与中间阶级的联盟”！）。在那个时期，共产国际甚至不愿让各个工人阶级组织就反法西斯斗争进行合作。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了。如今台尔曼已经沦为刽子手的阶下囚，尽管我们对他致以最深切的同情，我们仍要指出：他的政策——也就是斯大林的政策——对希特勒的胜利所做的贡献，要比希特勒自己的政策大得多。现在共产国际已经把自己彻底颠倒了过来，它重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政策，将其运用于法国。它的结果，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议会选举即将举行，无论结果如何，它本身都不会使形势发生任何重大改变：归根结底，选民只能在一个拉瓦尔式的仲裁者，和一个埃里奥—达拉迪耶式的仲裁者之间选一个。不过，既然埃里奥一直在和平地同拉瓦尔合作，而达拉迪耶又一直在支持他们两个，那么，从历史任务的尺度来看，他们之间的区别实在是微不足道。 伪称埃里奥—达拉迪耶能够向统治法国的“二百豪门”宣战，就是在无耻地欺骗人民。二百豪门并不是悬在空中，而是金融资本体制的统治者。要想对付二百豪门，就必须推翻这个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然而，维护这个体制，事关埃里奥和达拉迪耶的切身利益，其程度不亚于它事关弗朗丹和德·拉·罗克的切身利益。《人道报》把这个问题描述为“民族”反对一小撮寡头的斗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只有革命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人民阵线的工贼阴谋，已经成了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这些半议会制、半波拿巴主义的内阁会在法国坚持多久？法国在下一时期大体上要经历哪些具体阶段？这些问题是不可能预先得出答案的。这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周期与法国的经济周期，取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稳定程度，取决于西班牙事态的发展，最后取决于法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的觉悟与行动（这一项虽然放在最后，但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几项）。法郎的崩溃，会使结局更早到来。法国与英国的密切合作，会推迟结局的到来。无论如何，“民主制度”还能苟延残喘的时间，不会比德国的前法西斯主义时期更长，也就是说，不会比德国的前法西斯主义时期，即布吕宁—巴本—施莱赫尔三届内阁在台上的时间更长；但这同样不能让它马上停止苟延残喘。民主制度将会被消灭。唯一的问题是：由谁来消灭它？ *** 反对“二百豪门”的斗争、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的斗争、争取和平、面包与自由、以及其它重大事项的斗争——这些斗争必须变为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否则就只是一派谎言。法国工人正在面临着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这已经不再是遥远的目标，而是下一时期的任务。然而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领袖不但拒绝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动员，反而还竭力加以阻止。他们一面跟资产阶级称兄道弟，一面大肆污蔑、驱逐布尔什维克。他们是何等地仇恨革命、恐惧革命！马索·皮维尔满口许诺要推翻资产阶级，却只有在得到列昂·布鲁姆的允许之后才肯这么做！在目前形势下，他这类的假革命者扮演了最糟糕的角色。法国工人运动在过去二十年的历程，已经把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党的任务给提上了日程。 事态是否已经“充分成熟”到了可以成立新的革命党的程度？思考这个问题是徒劳无功的。历史拥有取之不竭的资源，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变化、历史形势、阶段、加速与延迟的例子。在经济困难的影响下，法西斯主义可能会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时候发动冒险，从而招致失败。这意味着会出现一段较长的间歇期。在相反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可能会长期犹豫不决，从而使革命组织获得更大的机会。在法西斯主义能够投入总决战之前，人民阵线有可能会由于内部矛盾而瓦解：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间里，工人阶级的各个政党会发生分裂与重组，革命先锋队会快速聚合起来。土伦和布雷斯特式的自发性群众运动将会大面积爆发，并为革命的杠杆创造一个可靠的支点。最后，即使法西斯主义最后能在法国获胜——理论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那也不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将会像希特勒预测的那样，维持千年的统治，也不意味着它的统治会维持得跟墨索里尼一样久。法西斯主义的曙光始于意大利或德国，它将很快照到法国。在这种最不利的情况下建设革命党，就等于尽量缩短复仇所需的时间。有些人自作聪明，以“条件尚未成熟”为借口，来逃避这个不可拖延的任务，这只能表明他们已经跟不上形势。 在一定意义上，法国乃至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开始，但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处于更高的历史位置。不过，他们在起步时，首先会遇到由于共产国际的堕落（这比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的堕落更加可耻）而造成的极大困难，严重地阻碍他们的前进。在同工人阶级中的反动势力和爱国官僚进行的残酷斗争中，发展新干部的工作进展缓慢。另一方面，这些困难并不是偶然落到无产阶级头上的，它们是正确选拔人员、锻造新党与新国际的第一支部队的一个重要条件。 共产国际的干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在十月革命之前、从大战爆发的时候就开始接受革命教育的。这批人如今几乎都不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资历仅次于他们的那一批人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加入的。他们就容易多了。但即使是这第二批人，能留下来的也是少之又少。共产国际目前的绝大多数干部都不曾追随过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不曾追随过革命的旗帜，只追随过苏联官僚阶层。他们不是战士，而是温顺的职员、助理和仆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这个充满了重大革命机遇的历史形势之中，第三国际才会堕落得如此可耻。 第四国际是站在三个前辈的肩膀上登场的。它遭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我们的队伍中没有野心家、懦夫和市侩的容身之处。在我们的队伍当中，一开始肯定会有宗派主义者和冒险主义者，随着我们运动的成长，他们会被逐渐赶走。我们是一个办有几份“小”报的“小”组织，却胆敢向全世界发出挑战，就让那些学究和怀疑者向我们耸肩吧！严肃的革命者会轻蔑地从学究与怀疑者中间穿过去。十月革命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个蹒跚学步的婴儿…… 强大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曾经与立宪民主党一起搞过“人民阵线”，然而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小撮狂热信徒”的打击下，才过了几个月，他们就被粉碎了。后来，在法西斯主义的打击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光彩地死了。欧洲各国人民即将迎来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切暧昧模糊与腐朽堕落都将被彻底清除出工人阶级的行列，不留下一丝痕迹。所有的茹奥、西特林[19]、布鲁姆、加香、王德维尔德[20]与卡巴耶洛[21]都不过是过眼云烟。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各国支部将会不光彩地逐个退出舞台。工人行列中一定会发生新的分化重组。青年一代的革命干部将成熟起来。只有按照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法，才有可能赢得胜利，而为这些方法辩护，正是本书的目的。 [1]本文是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36年法文版而写的序言。——原注 [2]《时报》（LeTemps）于1861年4月25日在巴黎创刊，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它是法国最重要的报纸之一，反映了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立场。1942年11月29日停刊。——中译者注 [3]1916年秋季，正在法国流亡的托洛茨基同志因进行反战活动，而被法国政府永久驱逐出境，随后他取道西班牙，于1917年1月13日抵达纽约。1933年7月法国政府撤销了1916年的驱逐令，准许他到法国避难。托洛茨基同志便于7月17日离开王子群岛，7月24日抵达了法国。然而，1934年4月16日，法国政府再次下令将他驱逐出境，但是，托洛茨基同志躲藏了起来，直到1935年6月，挪威政府给托洛茨基同志提供避难之后，他才于6月中旬离开了法国，6月18日，他抵达了挪威。——中译者注 [4]格勒诺布尔（Grenoble）为伊泽尔省（Isère）省会。托洛茨基同志在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间，在格勒诺布尔附近的多梅恩（Domène）隐居。——中译者注 [5]这里的“卡特尔”为双关语，既指“联合企业”，又暗讽激进党和社会党曾在1924年和1932年结成的“左翼联盟”（Carteldesgauches）。——中译者注 [6]《拉鲁斯词典》（Larousse）是最权威的法语词典。——中译者注 [7]请参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版第21卷第179—203页），特别是第194—198页的部分。——中译者注 [8]夏尔—玛丽—弗秋斯·莫拉斯（Charles-Marie-PhotiusMaurras，1868年4月20日——1952年11月16日），法国作家、诗人。生于普罗旺斯一个古老家族。自幼受家庭的保守主义与君主主义氛围熏陶。成年后积极投身保王派运动。1899年“法兰西行动”成立后不久即加入，很快成为该运动的主要理论家。1936年因向列昂·布鲁姆发出死亡威胁，被判处监禁八个月。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支持维希政府。法国解放后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1952年获准保外就医，同年死于医院。——中译者注 [9]若瑟夫—玛丽—奥古斯特·卡约（Joseph-Marie–AugusteCaillaux，1863年3月30日——1944年11月22日），法国激进党政客。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1888年开始担任公务员。1898年至1919年当选为众议员。1902年、1906年两次出任财政部长。1911年6月出任总理。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同德国进行秘密谈判。此时曝光后，于1912年1月辞职。一战期间鼓吹和平主义，并因此在1918年被捕，1920年被判处三年徒刑。1924年获赦免。1925年至1944年当选为参议员。1940年法国沦陷后，拒绝支持维希政府。1944年去世。——中译者注 [10]卡尔洛·斯弗扎伯爵（CountCarloSforza，1872年1月24日——1952年9月4日），意大利外交官。毕业于比萨大学后，于1896年进入外交界，曾在开罗、巴黎、君士坦丁堡和北京等地工作过。1920年至1921年出任外交大臣，任内签署了《拉巴洛条约》。1922年2月任驻法大使。墨索里尼上台后，他于同年10月辞职，后来因反对法西斯主义，于1926年流亡比利时、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流亡美国。参加了反法西斯的马志尼社（MazziniSociety）。意大利投降后回国，1944年6月参加了临时反法西斯政府。1946年参加意大利共和党（PartitoRepubblicanoItaliano）。1947年至1951年任外交部长。1952年去世。——中译者注 [11]阿尔贝—皮埃尔·萨洛（Albert-PierreSarraut，1872年7月28日——1962年11月26日），生于波尔多，1906年当选众议员。曾于1911年至1914年、1917年至1919年两次担任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曾多次出任内务部长、国务部长、海军部长、殖民地部长等职，并曾于1933年10月至11月、1936年1月至6月两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12]在1924年议会选举中，社会党曾与激进党组成左翼联盟，赢得了选举，并由埃里奥出任联合政府的总理。这次左翼联盟于1926年破裂。在1932年议会选举中，双方组成第二次左翼联盟，赢得了选举，但社会党没有参加内阁，只在议会中支持政府。——中译者注 [13]在1936年图卢兹大会上，联合总工会（CGTU）与法国总工会（CGT）重新统一，统一后的名称仍叫法国总工会。——中译者注 [14]于连·拉卡蒙（JulienRacamond，1885年5月26日——1966年1月30日），生于第戎的一个农场工人家庭。曾当过农业工人和面包师。1905年成为第戎面包师工会领袖。1914年7月任巴黎面包师工会书记。一战期间参军，曾两次负伤。战后逐步从革命工团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922年参与创建联合总工会。1923年至1936年任联合总工会联合局委员。1926年至1930年任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1936年推动法国总工会与联合总工会合并。1936年至1953年任法国总工会联合委员会委员。1947年至1955年任经济社会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15]萨维尔·若瑟夫·瓦拉（XavierJosephVallat，1891年12月23日——1972年1月6日），右派政客。生于沃克吕兹省的一个天主教保守派家庭。积极参加天主教组织，并参加了法兰西行动。1919年至1924年、1928年至1940年间当选众议员。他在政治上属于天主教极右翼，歧视犹太人、反对新教徒、共济会，也反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他倾向法西斯主义，但反对德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支持维希法国。1941年3月担任犹太人问题特派员，协助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1942年5月被撤职。1947年因参与迫害犹太人而被判处十年徒刑，1949年获假释，1954年获特赦。此后依然积极参加极右翼活动。——中译者注 [16]雅米·施密特（JammySchmidt，1872年11月16日——1949年1月22日），本名本雅明·施密特（BenjaminSchmidt），激进党政客，1902年当选为激进党执委会委员，1921年至1940年当选为众议员，1912年至1940年担任大克雷维科尔（Crèvecœur-le-Grand）市长。——中译者注 [17]黑色百人团（Черносотенцы）是沙皇俄国在20世纪初出现的反革命准军事组织的统称，这类组织主要有俄国人民联盟（Союзрусскогонарода）、俄罗斯人联盟（Союзрусскихлюдей）、俄国君主党（Русская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积极反革命斗争社（Обществоактивнойборьбысреволюцией）等。此类组织主要由反动知识分子、地主、教士和小市民组成，主张民族主义、拥护沙皇专制制度、鼓吹反犹主义，经常屠杀犹太人和革命者。1906年这些组织曾举行全俄代表大会，成立了全俄统一的黑色百人团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Объединённыйрусскийнарод），但1907年该组织就瓦解了。二月革命后黑色百人团被取缔，残余的黑色百人团分子参加了白军运动。——中译者注 [18]指1923年11月9日的“啤酒馆暴动”。——中译者注 [19]沃尔特·麦克勒南·西特林（WalterMcLennanCitrine，1887年8月22日——1983年1月22日），英国改良主义工运活动家，生于利物浦一个工人家庭，1906年参加独立工党，1924年担任工会大会（TradesUnionCongress）副总书记，1926年任总书记，1928年至1945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TradeUnions）主席。——中译者注 [20]艾米尔·王德威尔德（Émile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年至1937年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译者注 [21]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FranciscoLargoCaballero，1869年10月15日——1946年3月23日），生于马德里，1894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918年至1938年担任工人总同盟（UniónGeneraldeTrabajadores）总书记，1919年参与创建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德·里维拉将军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后，他领导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工人总同盟同独裁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任劳工部长。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人民阵线政府总理。1939年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要行动委员会，不要人民阵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要行动委员会，不要人民阵线 （1935年11月26日） “人民阵线”形式上是同激进党及类似的小党派结盟，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盟。这个联盟包括议会内和议会外两个方面。在这两方面，激进党都保持了完全的行动自由，却无耻地限制了无产阶级的行动自由。 激进党自己正在瓦解。每一次新的选举，都能让人看见它的支持者正在抛弃它，转向左翼或右翼。而在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真正的革命党，社会党与共产党仍在壮大。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劳苦大众总体上是左倾的，这一点非常明显。而各工人政党的领袖，自然是右倾的，这一点也同样明显。群众想用自己的选票与斗争来甩掉激进党，与之相反，统一战线的领袖却想挽救激进党。两个工人政党的领袖通过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得到了工人群众的信任，然后便主动把这份信任的一大部分，分给了根本得不到工人群众信任的激进党。 在“人民阵线”的幌子掩饰下，不仅工人民主，就连形式上的民主——比如资产阶级民主——都遭到了无耻的践踏。激进党的大部分选民并没有参加劳动者的斗争，也就是没有参加人民阵线的斗争。然而激进党却在人民阵线内占有特殊的地位；两个工人政党不得不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激进党的纲领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把这个主张最大声地讲出来的，是《人道报》的无耻之徒。最近的参议院选举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激进党在人民阵线中的特殊地位。共产党的领袖为了支持非无产阶级政党，让出了好几个本该属于工人的候选人名额，这件事还得到了共产党领袖的公开吹捧。这只能说明，这个统一战线部分恢复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财产限制。 顾名思义，人民“阵线”这个组织，是用来进行直接的、当前的斗争的。当斗争提上日程时，每一个工人都顶得上十个资产者，哪怕是追随统一战线的资产者。从革命斗争的力量的立场出发，不应该把选举中的特殊地位给予资产阶级激进派，而应该给予工人。但是，特殊地位在这里其实是多余的。人民阵线想要保卫“民主”吗？那它就得先在自己内部实行民主。这就是说：人民阵线的领导层必须直接地、立即地反映出斗争中的群众的意志。 怎么做呢？非常简单：通过选举就行了。当无产阶级反抗法西斯主义、反抗拉瓦尔的波拿巴主义政权[1]、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反抗其它一切形式的压迫与暴力时，如果有人愿意与无产阶级一起斗争，那么无产阶级是不会拒绝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对他们目前的或潜在的盟友的唯一要求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进行斗争。任何一个集团，只要它确实在某个阶段参加了斗争，并且愿意服从共同的纪律，那它就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去对人民阵线的领导层发挥影响。 在城镇、地区、工厂、军营和乡村中，人民阵线的支持者都应该在战斗的行动中举行选举，每二百人、五百人或一千人选出一名代表，组成当地的行动委员会。斗争的所有参加者都应该服从行动委员会的纪律。 共产国际在上一次代表大会[2]上，做了一个关于季米特洛夫报告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选举行动委员会，作为群众对人民阵线的支持的做法，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成。这也许是整个决议中唯一一个进步的主张。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斯大林派才根本不想落实它。它不敢这么做，因为它害怕这样做会破坏它与资产阶级的联盟。 当然，不只有工人才能参加行动委员会的选举，就连公务员、官吏、退役军人、手工艺人、小商贩、小农也可以参加。因为这样做可以让行动委员会最符合无产阶级争取小资产阶级的任务的要求。但是，这会让工人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变得极其复杂。同时，人民阵线本身在形式上仍是阶级合作的组织，它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压榨者（改良主义党与斯大林党），与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压榨者（激进党）之间的合作组织。真正具有群众性的行动委员会的选举，将会自动把资产阶级中间商（激进党）赶出人民阵线的队伍，并粉碎莫斯科推行的这个罪恶的政策。 但是，如果有谁以为，只要搬出一些规定，就能要求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在某一时刻举行行动委员会的选举，那他就错了。这是彻头彻尾的官僚做法，因而是毫无用处的。工人只有在亲自参加了某些行动，并感到需要革命的领导层时，才会去选举行动委员会。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以形式民主的方式选出一切群众的代表，而是要选出斗争中的群众的革命的代表。行动委员会是斗争的机关。劳动者中究竟有哪些阶层会被吸引去成立行动委员会呢？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只有在斗争过程中，才能判断哪些群众参加了斗争。 在土伦、布雷斯特、利莫日[3]之类的孤立的暴动中，群众的革命能量突然爆发出来，当革命能量被白白浪费之后，群众便陷入了消沉冷漠的状态，这就是法国最大的危险所在。只有自觉的叛徒或昏庸无能的糊涂虫，才会以为在目前形势下，能够一直让群众保持消极无为的状态，直到群众得到人民阵线政府恩赐的祝福时，群众才会被发动起来。在目前形势下，罢工、抗议、街头武斗、直接暴动是完全无法避免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不是去阻拦和破坏这些运动，而是要把这些运动统一起来，用最大的力气去帮助它们。 改良主义党与斯大林党最害怕的是把激进党给吓跑了。统一战线的机关非常自觉地发挥了破坏群众自发运动的作用。而马索·皮维尔之类的“左派”的作用就是给这个机关当挡箭牌，抵挡群众的愤怒。只有在斗争的过程中，帮助斗争中的群众建立符合当前的需求的新机关，才能挽救这种局面。这正是行动委员会的目的。在土伦与布雷斯特的斗争中，如果有人号召工人建立一个当地的斗争组织，他们本来是会毫不犹豫地照办的。在利莫日遭到血腥屠杀的第二天，工人和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本来是会坚决地展露自己的决心，选出一个调查流血事件的委员会，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今年夏天，在兵营中发生反对延长兵役的运动期间，假如有人建议士兵选出营级、团级的行动委员会和兵营行动委员会，他们本来是会照做的，这样做并不会太困难。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而且以后还会层出不穷。大多数情况是局部性的，但也经常出现全国性的情况。这种情况一个都不能放过，这是任务。为此，首先必须清楚地理解：设立行动委员会，是制止党和工会的机关的反革命的阻挠与敌对行为的唯一手段。 这是要用行动委员会来取代党与工会组织吗？只有傻瓜才会这么问。参加斗争的广大群众，拥有各自的想法、传统、派别与组织。各个政党将会继续存在、继续斗争。在行动委员会的选举中，各个政党自然都想把自己的支持者给选上去。行动委员会将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决定（只要各个政党与派别在行动委员会中能享有完全的自由）。在涉及到政党的时候，行动委员会或许可以叫做革命议会：各个政党并不会被排斥在行动委员会之外，相反，它们是行动委员会的必要前提；同时它们要在行动中接受考验，群众也会学会摆脱那些已经腐朽的政党的影响。 难道说，行动委员会就是苏维埃吗？在一定条件下，行动委员会可以把自己转变为苏维埃。但是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行动委员会是错误的。现在是1935年，广大群众一听见“苏维埃”这个词，就会联想到夺取政权之后的状况；但在现在的法国，距离夺取政权还比较远。俄国的苏维埃在刚成立的时候，完全不像它后来变成的那个样子，当时它们往往非常谦虚地自称为工人委员会或罢工委员会。在当前阶段，行动委员会的任务，是在防御性斗争中把法国的劳苦大众团结起来，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为将来的进攻做好准备。行动委员会能否变为真正的苏维埃，取决于法国目前的关键形势能否发展到最终的革命阶段。当然，这不仅取决于革命先锋队的意志，也取决于一系列客观条件；总之，群众运动已经向阻碍它的人民阵线发起了冲击，如果没有行动委员会，它是不可能前进的。 如果斗争中的群众，不通过自己的权力机关，着手进行建立工人民兵、武装工人、准备总罢工之类的任务，这些任务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只有在斗争中诞生的行动委员会，才能保证建立起一支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的真正的民兵。只有控制了全国最重要的各个中心城市的行动委员会，才能够选择时机，过渡到更为关键的斗争手段，它们是斗争的当仁不让的领导层。 *** 上面简单介绍了我们的主张，从中可以得出许多适用于法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活动的结论。最主要的结论与所谓的“革命（？）左派[4]”有关。这个派别的特点就是完全不了解支配革命群众运动的规律。这些中派主义者口头上虽然一再强调“群众”，却总是跟着改良主义机关转。马索·皮维尔虽然革命口号不离口，却让这些口号服从于“组织统一”的抽象原则，而“组织统一”的原则在行动中就表现为同爱国派统一，反对革命派。当社会爱国主义的联合机关阻挠群众的时候，粉碎它的阻挠，对群众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从革命斗争的利益出发，这绝对是一件“好事”。 有些人最终还是领悟了这个道理：必须使群众摆脱背信弃义的社会爱国主义领导层，只有这些人才能建立行动委员会。然而皮维尔还在紧紧抓住齐隆斯基，齐隆斯基又抓着布鲁姆，布鲁姆又和多列斯一起抓着埃里奥，埃里奥又抓着拉瓦尔。皮维尔参加了人民阵线的体制（他在上次全国委员会会议时给布鲁姆那个可耻的决议投了赞成票，这就是他得到的报答！），而人民阵线又成了拉瓦尔的波拿巴主义制度的一部分。波拿巴主义制度一定会垮台。在即将到来的关键阶段中，如果人民阵线的领导层（埃里奥—布鲁姆—加香—多列斯—齐隆斯基—皮维尔）在整个过程中还能站住脚跟，那么波拿巴主义体制就一定会让位给法西斯主义。无产阶级获胜的条件就是赶走目前的领导层。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的口号不仅愚蠢，更是罪恶。绝不与法帝国主义与国际联盟的代理人统一。必须建立革命的行动委员会，同这个背信弃义的领导层分庭抗礼。只有无情地揭露以马索·皮维尔为首的所谓的“革命左派”的反革命政策，革命的行动委员会才能建立起来。当然，在我们的队伍里，绝不允许在这方面抱有任何幻想与疑虑。 [1]弗朗丹于1935年6月1日辞去总理的职务，由费尔南·布伊松（FernandBouisson，1874—1959）接任。布伊松上任仅6天即辞职，由皮埃尔·拉瓦尔于1935年6月7日继任。——中译者注 [2]即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中译者注 [3]1935年8月初，土伦（Toulon）的码头工人与布雷斯特（Brest）的海军兵工厂工人分别发生了暴动，军警镇压，多人死亡，上百人受伤；11月中旬，左派工人与法西斯分子在利莫日（Limoges）发生了流血冲突。——中译者注 [4]“革命左派”（GaucheRévolutionnaire）是当时的法国社会党内的一个左翼派别，它的领袖是马索·皮维尔。1938年6月该派脱离法国社会党，成立了工农社会党（Partisocialisteouvrieretpaysan,PSOP）。——中译者注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再问法国往何处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再问法国往何处去？ （1935年3月28日） 在弗朗丹[1]接替杜梅格时，我们曾向无产阶级先锋提出了这个问题：“法国往何处去？”如今四个半月过去了，我们的分析和预测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没有遭到削弱。 法国人民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一边通向社会主义革命；另一边通向法西斯主义的灾难。决定走哪条路的，是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又是由有组织的先锋队率领的。所以我们要再次提问：“无产阶级先锋队将把法兰西领向何方？” 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一月发表了夺取政权、摧毁资产阶级政权机关、建立工农民主、没收银行与重工业的纲领。然而，社会党到现在都还没有在群众面前做出半点要实现这个纲领的姿态。至于共产党，它坚决拒绝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理由呢？“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 工人民兵呢？武装工人呢？工人监督呢？国有化计划呢？统统不可能实现。“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那我们该怎么办？跟教士一起发起有力的请愿，跟激进社会党进行空话大话比赛，然后坐等结果吗？还要等多久？等到形势自己变成革命形势。共产国际的迂腐医生把体温计放在“历史”这位老夫人的舌头上，这样他们就能准确无误地测出革命的温度了。可他们却把这体温计藏了起来，谁都不给看。 我们认为：共产国际的整个诊断结果都是错误的。现在就是革命形势，形势已经革命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不革命政策所能允许的最革命的程度。说得更准确点，现在是前革命形势。为了让形势完全成熟，必须立即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喊出夺取政权的口号，坚决有力地把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把前革命形势变为革命形势的唯一方法。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仍然止步不前，前革命形势就一定会变成反革命形势，并造成法西斯主义的胜利。 目前，所有叫嚷着“非革命形势”的伪善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搅乱工人的头脑，消磨工人的斗志，把工人拱手交给阶级敌人。在这类词句的掩护下，无产阶级的领导层已被迂腐守旧、懒惰散漫、愚蠢无知与胆怯懦弱所浸透，就像在德国所发生过的一样，这为惨败奠定了基础。 在下文中，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对共产国际的分析与预测，做出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我们有时会谈到一些社会主义领袖的观点，只要这符合我们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揭露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是极端错误的。我们要用事实与论据，来回击斯大林派的辱骂与咆哮。 当然，我们绝不会只提出负面的批评意见。针对那些错误的观点和口号，我们也会提出富有创意的思想，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方法。 我们希望读者密切关注这些问题。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与法国工人的生命有着最直接、最实在的联系。任何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无权对这些问题无动于衷，因为他的阶级的命运，全都取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 革命形势是怎样出现的 革命形势的最最重要的前提，便是生产力与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极度激化。国家停止了前进。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已经彻底破损，必须让位给社会主义制度。 目前席卷所有国家、导致经济倒退了几十年的这次危机，彻底暴露了资产阶级制度的荒谬。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的黎明时期，破坏机器的是无知而又饥饿的工人，那么现在轮到资本家自己来破坏机器和工厂了。要继续维持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会让人类陷于堕落和野蛮。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成熟了，这有两重意义：现代技术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水平，足以让整个国家和全人类都能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然而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却让群众陷入了越来越贫困、越来越悲惨的境地。 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经济前提——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了。但资本主义不会自动退出舞台。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从剥削者的桎梏中把生产力夺过来。历史直率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如果无产阶级由于某种原因——比方说被自己的党和工会所瘫痪——不能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经济与文明就会持续衰退，灾难会接踵而来，群众会陷入绝望和疲惫，资本主义——衰老、腐朽、枯萎了的资本主义——将以更大的力气扼杀人民，并把人民推进新的战争的深渊。 社会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共产国际主席团起初想把从1929年开始的这次危机，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两年后斯大林宣称，对这次危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它还不是最后一次。在社会党阵营里，我们也能看见有人企图进行预言：“这到底是不是最后一次危机？” 布鲁姆在2月23日的《人民报》上写道，“如果说目前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临死的痉挛、垂死的剧痛，未免过于轻率了。”2月26日，格伦巴赫[2]也在米卢斯（Mulhouse）发表了同样的观点：“有人说这次危机是临终阶段，也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目前我们还不敢下断言。” 这样提出问题，犯了两个大错：首先，它把周期性的危机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危机给混为一谈了；其次，它以为，没有各个阶级的自觉活动，危机也能自己变成“最后一次”危机。 在工业资本的统治下，在自由竞争的时代，周期性的繁荣远远多于危机：繁荣是“常态”，危机是“例外”。资本主义整体来说是在不断前进的。大战之后，在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下，周期性的危机远远多于景气。可以说危机已成为“常态”，繁荣才是“例外”；总的来说，经济的走向是往下跌而不是往上升。 不过这种周期性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资本主义的衰退，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它就会继续进行下去。而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前，资本主义会继续存在下去。对于“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危机吗？”这个问题，这是唯一正确的答案。 革命工人首先要明白，马克思主义是唯一一种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那种对“最后”危机的宿命论式的期望，是与它毫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整套革命行动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并不轻视意志与勇气，而是希望帮助人们把意志和勇气用在正确的道路上。 危机本身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繁荣与危机的周期性变化，只会创造出让无产阶级更容易——或更困难——推翻资本主义的形势。要把资产阶级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首先需要活生生的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不是出于偶然才创造历史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具体的客观原因影响下创造历史。但是，他们自己的行动——他们的主动性、勇气、献身精神，还有他们的愚蠢和怯懦——都是这个历史发展的链条上的必然会有的环节。 资本主义的历次危机中哪一次才是“最后一次”，这不是靠计算就能算得出来的，也无法预先得知。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目前这次危机，都在迫切地向无产阶级下达命令：“夺取政权！”可是，即使是在有利情况下，如果工人阶级的政党暴露出它不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就会继续延续下去——直到出现下一次危机、下一次战争，甚至可能会延续到欧洲文明的彻底毁灭。 1914年至1918年的帝国主义大战也是资本主义历程中的一次“危机”，而且实际上是一切危机中最可怕的危机。没有一本书能预测这次大战会不会是资本主义最后一次血腥的疯狂之举。俄国的经验显示，战争可能会终结资本主义。在1918年的德国和奥地利，资产阶级社会的命运全都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手里，可是社会民主党却暴露出了它们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女仆。在意大利和法国，无产阶级本来可以在战争结束时夺取政权，但它并没有一个革命党来领导它。换句话说，如果第二国际在大战期间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事业，卖身投靠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话，今天的整个欧洲历史乃至人类的整个历史也许都会彻底改变。过去是无法改变的。但人们能够，也应该从过去的经历当中吸取经验教训。 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个事实：资本主义的衰朽，早就给工人阶级提出了这个任务，但是工人阶级却迟迟未能完成这个任务，这是一个悲剧。 “‘最后的’危机还没到来”这句话，只有一个意思：尽管有着大战与战后动荡时期的经验教训，各工人阶级政党却还是不能让自己或无产阶级做好夺取政权的准备；更糟糕的是，这些政党的领袖却还不知道自己面临的任务——他们代表自己、自己的党和自己的阶级，拒绝接受这个任务，并把它交给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他们的宿命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叛，而且也是用来给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政治背叛进行辩解的借口，也就是说，他们的背叛，就是为了向下一次“最后的”战争投降，而做的准备。 *** 社会民主党的宿命论是战前时期的遗产，在战前，资本主义一直在前进，这个前进过程几乎没有中断过；工人数量一直在增长；党员人数、选举中的得票数和当选的议员人数也在不断增长。这种自动的增长，滋生了改良主义的幻想：只要照着老路（宣传、选举、组织）走下去，胜利就会自动降临。 毫无疑问，这个自动发展的过程被大战打断了。但大战是一种“例外的”现象。在日内瓦[3]的帮助下，不会爆发新的战争，一切都会回到正轨，这个自动发展的过程也会重新恢复。 按照这个前景，“‘最后的’危机还没到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再过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们就会有更多的选票、更多的议员，我们希望到时就能夺取政权。”（请参阅保尔·弗尔[4]的文章和演讲。）在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这种乐观的宿命论似乎是可信的，可如今它听起来就像是从坟墓里发出的声音。以为无产阶级在未来的危机中一定会比现在更为强大，这是极端错误的。资产阶级一定会进一步腐朽，无产阶级却不会发展壮大，而是会瓦解，失业工人和赤贫无产者的大军会不断增长。同时小资产阶级会丧失原先的社会地位，陷入绝望之中。继续浪费时间，只会对法西斯主义的前景有利，而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官僚病深入骨髓的共产国际，已经把革命行动的理论换成了宿命论的宗教。它不可能进行战斗，因为现在没有“革命形势”。但是革命形势却不会从天而降，它是从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在革命形势的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最重要的政治因素。如果党抛弃了自己的革命任务，哄骗工人陷入沉睡，欺骗他们去跟激进社会党搞请愿和亲善的把戏，只会产生反革命形势，而不是革命形势。 资本主义的衰朽，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阶级斗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革命形势是在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中发展与成熟的。 现代社会的主宰——大资产阶级是怎么估计当前形势的呢？它现在又在干什么呢？对1934年2月6日毫无预料的只有各工人阶级组织与小资产阶级。金融资本的领导机关已经为这次阴谋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企图用暴力把波拿巴主义（“个人”统治）捧上台，取代议会政治。也就是说，银行、托拉斯、总参谋部、资产阶级报刊都认为革命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便发动了这次“小小的”政变，加快了扼杀革命的准备工作。 从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1）1934年初，资本家相信形势是革命的；（2）他们不愿坐等形势发展，不愿到最后一刻还乞灵于“合法的”防御手段，而是主动发动手下的法西斯团伙走上街头。在阶级战争的战略方面，大资产阶级给工人上了宝贵的一课。 《人道报》还在嘴硬，硬是说杜梅格是被“统一战线”赶下台的。这话往少里说，也只是放空炮罢了。恰恰相反，如果金融资本相信可以用弗朗丹来取代杜梅格的话，那正是因为照资产阶级的经验来看，统一战线并不构成迫在眉睫的革命危险。“尽管法国的形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可是，共产国际那些难缠的领导人，却没有为斗争做好准备，反而被吓得瑟瑟发抖，所以，在我们动用法西斯主义之前，我们还可以多等一阵子。既然激进社会党还能派上用场，也就不必操之过急，没必要让激进社会党过早垮台。”这是目前形势的真正主人的想法。他们撑起了民族团结内阁[5]，他们支持这个内阁的波拿巴主义的法令，他们恐吓议会，但他们允许杜梅格下场休息。资产阶级的这些领袖就这样对他们的初步分析做了一些修正，他们认识到，目前的形势是前革命形势，革命还没有那么迫切。 在阶级战略的方面，这是第二个重要教训！它表明即使是掌握了整个社会机器的金融资本，也不可能仅凭一次预先的观察，就能对政治形势作出完全正确的分析。它参加了斗争，在斗争过程中，根据斗争中获得的经验，修正自己的分析，使分析变得更加精准。一般来说，这是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唯一能够找对方向、同时积极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共产国际的领袖呢？在远离法国工人阶级、消息不够灵通的莫斯科，平庸的官僚——他们大多不懂法语——看了一眼体温计，就做出了永远正确的诊断：“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得跟着闭上眼睛、堵上耳朵，重复这种空洞的套话。共产国际的道路是直通深渊的道路！ *** 激进社会党是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它最好地迎合了小资产阶级的传统与偏见。尽管如此，，激进社会党最重要的领袖，还是在金融资本的皮鞭下，向2月6日政变下跪屈服了，虽然这次政变的第一个直接目标就是它。因为他们明白，阶级斗争的发展，威胁到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他们认为必须牺牲自己的党在议会中的利益。最强大的议会政党，在法西斯分子的手枪和匕首面前屈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均衡被彻底颠覆的外在表现。但要是这么说的话——就等于说，形势已是革命形势，说得更准确点，就是前革命形势[6]。 对于理解政治形势来说，正在小资产阶级群众当中发生的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法国的政治危机，首先破坏了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他们传统的政党和领袖的信任。小资产阶级的不满、紧张、不安、随波逐流，都是前革命形势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就像发高烧的病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样，焦躁不安的小资产阶级也会滚向右边或滚向左边。在下一阶段，几百万法国农民、手工艺人、小商贩和小公务员转向哪一边，决定了目前的前革命形势会发展为革命形势还是反革命形势。 经济危机的缓和也许会——尽管为时不长——暂时减缓小资产阶级的左转或右转，但不会使它停下来。相反，如果危机继续恶化，激进社会党及其周围的一切议会集团的垮台，将会大大加快这个转变的速度。 不要以为法西斯主义必须先变成一个强大的议会政党，然后才能夺取政权。德国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的，但意大利则不是。法西斯主义要想成功，不一定需要小资产阶级预先打垮老的“民主”政党。只要小资产阶级失去了对这些老的“民主”政党的信任，并不安地寻找新的道路，就已经足够了。 在下一次市政选举中，如果没有新的政党能够赢得农民与城市中间阶级的信任，激进党及类似的团体或许还能获得大量小资产阶级的选票。尽管如此，在市政选举之后的几个月里，法西斯分子可能会在大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发动军事政变；并利用它的影响力，得到小资产阶级中最绝望的阶层的同情。 所以，谁要是以为法西斯分子的旗帜还没有得到外省和乡村的欢迎，谁就是在严重的自欺欺人。当金融资本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必须诉诸军事政变的时候，小资产阶级中的反议会的流派，在与老党的正式的议会政治决裂之后，可能会立即直接支持军事政变。这种行动方法，最符合法兰西的传统与气质[7]。 当然，选举的结果具有征兆性的意义。但是，只看这个指标，就会沦为议会痴迷病患者。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更为深刻的过程，这个过程某一天会把我们的议员朋友给打个措手不及。这个问题就像其它问题一样，不能用算术解决，而要用斗争的动力学来解决。大资产阶级不会消极地记录中间阶级的演化，而是会精心布下钢铁的触手，在合适的时机，用它们来抓住那些苦难深重、绝望无助的群众。 ***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辩证的，它在考察一切现象的时候，都是从这些现象的发展、这些现象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状态的过程来考虑问题的。保守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它的观念是静止的、不变的，它认为各种现象之间都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革命形势与非革命形势的绝对对立，就是一个形而上学思想的经典例子，按照数学公理，“是”就是“是”，“否”就是“否”，除此之外，其它都是恶魔的伎俩。 在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彻底的、稳定的非革命形势。我们也能找到明显的革命形势。我们还能找到反革命形势（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但在我们这个资本主义衰朽的时代，最惊人的特征就是中间与过渡：介于非革命与革命之间的形势，介于前革命与革命或……反革命之间的形势。从政治战略的视角来看，正是这种过渡阶段才具有关键意义。 如果有个画家只能分辨出光谱上的两种截然相反的颜色，我们会怎么评价他呢？我们会说他缺乏色彩感，或者说他是色盲，干脆换个行当好了。如果一个政治战略家只会分辨“革命形势”与“非革命形势”，我们又会怎么评价他呢？我们会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也许能当个好干部，但肯定当不好无产阶级的领袖。 革命形势是在主客观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发展出来的。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及时分析前革命形势中的各种趋势，就一定会出现反革命形势。法国无产阶级现在正面临着这种危险。统一战线的——首先是在统一战线中位于右翼的斯大林派的——短视、消极、机会主义的政策是法国无产阶级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当前要求与夺取政权的斗争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将生产资料国有化的斗争，因为这个要求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是不相容的。但它又拒绝了夺取政权、建立工人国家的斗争。它拒绝了这些任务，反而提出了一个“当前要求”的纲领。 事实上，统一战线现在根本没有纲领。同时，共产党自己在争取实现“当前要求”的斗争中的经历，可以说是非常差劲的。迄今为止，一切关于必须用罢工同资本主义斗争的演讲、文章和决议，几乎都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尽管法国的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工人阶级却还处在危险的停滞不前的状态。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归咎于每一个人，就是不包括它自己。我们并不打算帮谁粉饰。我们的观点早已众所周知。但我们认为，目前阻碍了革命斗争的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这个片面的、几乎可以说是疯狂的“当前要求”纲领，它完全不符合整个形势的要求。要是篇幅足够的话，我们很想仔细分析一番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想法和论据。这些论据既不严肃也不深刻，恰恰相反，它们都糟透了。但我们要分析的是那些会决定法国无产阶级命运的问题。 在“当前要求”问题上，最权威的文件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纲领性决议（请参阅1935年2月24日的《人道报》）。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文件吧。 这个当前要求的纲领的要点，都是一些空泛模糊的套话：反对削减工资、要求提高社会保障、要求集体谈判、“反对通货膨胀”，等等。一个字都没提到在当前的社会危机的情况下，争取实现这些要求的斗争，能够和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性质。但是工人都知道，现在失业或半失业人口已经高达两百万，想通过普通的工会斗争来争取集体谈判，完全是空想。在目前情况下，要想迫使资本家做出重大让步，我们就必须打垮他们的意志；而这只有通过革命攻势才能做到。但是，革命攻势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进攻，光靠局部的经济要求的口号，是发动不起来的。于是我们陷入了死循环。这就是统一战线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论点“社会改良只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在这个资本主义衰朽的时代，具有最直接、最迫切的重要意义。资本家只有在面临着失去一切的危险时，才会对工人做出一点让步。 可是，与群众遭受的苦难、社会危机的严重程度相比，目前已经陷入绝境的资本主义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一切要求当中最迫切的要求必须是：剥夺资本家并将生产资料国有化（社会化）。但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这个要求不是无法实现的吗？没错！所以我们才必须夺取政权。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不痛不痒地承认：“在资本主义的攻势面前，党至今仍未能成功地组织和扩大反抗”，但这个决议却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尽管法国共产党与联总[8]做了巨大努力，为什么防御性的经济斗争却根本没有取得半点成果呢？2月12日的总罢工并没有提出任何“当前要求”，但还是有几百万工人与工资劳动者参加了这次总罢工。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工人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参加了抵挡资本主义攻势的斗争。这个十分明显的事实，难道还不能让法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得出任何结论吗？有几百万工人愿意冒险参加总罢工、参加街头的暴力示威，参加同法西斯团伙的战斗，却不愿参加纯经济性的罢工，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决议写道：“我们必须理解，一些工人是在什么样的情绪驱使下，才想要继续行动的。”我们必须理解……不幸的是，这个决议的作者自己根本什么都不理解。任何人只要参加工人的集会，就会像我们一样清楚：一提到当前要求，台下就是一片死气沉沉；相反，清晰明确的革命口号会得到热烈的响应。群众的不同反应，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出了法国的政治形势的性质。 这个决议出乎意料地指出：“在当前时期，经济斗争要求工人做出重大牺牲。”应该补充一句：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这种牺牲才会换来积极的成果。但是，争取实现当前要求的斗争，它的任务本来就是要改善工人的处境。斯大林派把经济斗争作为首要任务，又拒绝为此提出革命的口号，显然他们相信局部的经济斗争是唤起广大群众的最好办法。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对于发动纯经济性罢工的号召，群众的反应十分冷淡。在政治上怎么可以逃避现实呢？ 群众都知道，或是意识到了：在危机和失业的情况下，局部的经济冲突要求做出前所未闻的牺牲，却只能换来微不足道的成果，这根本是得不偿失。群众在等待、在要求另外的、更有效的方法。各位战略家先生应该向群众学习：群众的革命直觉是准确的，他们会跟着自己的直觉走。 斯大林派错误地理解了列宁的话，并据此反复声称：“即使是在危机时期，罢工斗争也是行得通的。”他们并不明白，危机和危机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即使是在危机严重的时候，工业资本家与工人还是会对下一个繁荣期心存期待。但是现在危机已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在纯经济的层面上，经济灾难带来的巨大压力，迫使工人仓皇撤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衰朽，把它的全部重量压向无产阶级，迫使无产阶级走向通过革命的群众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然而共产党的领导层却在竭尽全力阻挡这条路。因此这个“当前要求”的纲领，在斯大林派手里就成了误导与瓦解无产阶级的工具。但是，把政治攻势（夺取政权的斗争）同一支积极防御的大军（民兵）结合起来，就能立刻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同时，能够给即使是工人阶级中最落后的阶层创造出机遇，使经济斗争可能赢得胜利。 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即使是在垂死挣扎之际，也是有自己的周期的，但这个周期现在正在衰朽和败坏。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结束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如果没有战争或革命的干预，周期性的危机必将让位给新的、短暂的好转。 当经济周期进入好转阶段时，罢工斗争就一定会获得更广阔的机遇。所以，必须密切关注贸易与工业的趋势，特别是雇佣人数的变化，而不能向茹奥学派的气象学家认输，并且要坚持不懈地给予工人实际的帮助，帮助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向资本家施压。但即使是在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中，如果只把罢工局限于局部的经济要求，这同样是一种罪过。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已经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的周期，所以，经济周期的好转阶段既不会带来多少增长，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在短暂的好转之后，将会出现新的、破坏力更强的危机。一切重大问题都会重新出现，而且会更加严重、更加尖锐。如果我们浪费了时间，到时就会发现法西斯主义的壮大已经无法阻挡。 但是，现在经济好转还只是个假设。现状是危机在不断恶化、两年兵役制、德国的重新武装和战争的危险。 这个现状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纲领性决议的最后一个要点，堪称整个决议的点睛之笔。我们逐字逐句引用一下：“共产党人每天都在为缓解资本主义体制强加给劳苦大众的苦难而进行斗争，同时又强调指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最终的解放。”如果是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社会民主党的黎明时期，这个公式听起来还算可以。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指导了工人争取实现当前要求与个别改良（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最低纲领”）的斗争，并且一直在强调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在当时看来，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似乎远在天边。早在大战爆发时，这个概念就已经彻底过时了，没想到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把它带回了当代，逐字逐句地重复了过去的说法，连一个标点都不差。而这些人居然还好意思搬出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 当他们“强调指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体制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最终的解放”时，他们利用了这个基本真理，欺骗了工人。因为他们使工人产生了这样的幻想：在当前体制的框架内，工人的处境还能得到一定的、甚至是重大的改善。他们的父辈用来描绘活力充沛、奋发向上的资本主义的方法，被他们用来描绘年老体衰、死期将至的资本主义。事实是不容辩驳的：斯大林派已经全盘接收了改良主义的垃圾。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论点应该是这样的：“耐心地向群众解释：垂死的资本主义已不可能让他们的处境获得任何改善，甚至不可能维持他们已经习惯了的悲惨的生活水平；公开向群众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把这作为当前任务；发动工人夺取政权；在工人民兵的帮助下保卫各个工人组织——与此同时，共产党（或社会党）会不失时机地迫使敌人做出一些局部的妥协，至少是阻止工人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 把这个论点同上面引用的中央委员会决议仔细对照一下，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一个是斯大林主义，另一个是列宁主义。它们之间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提高工资、集体谈判、反对通货膨胀……可是该拿失业怎么办呢？这里又是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帮了我们的忙。让我们引用一下： “他们（共产党）要求进行公共建设。为此，他们已经针对各地的情况，提出了专门的建议，并为公共建设的财政支持设计了一些方法（资本税、政府贷款，等等……）。” 这难道还不够惊人吗？这个庸医的处方几乎是一字不差地从茹奥那里抄来的：斯大林派拒绝了茹奥的“计划”中的进步要求，却抄来了最异想天开、最不切实际的部分。 危机已经把社会的主要生产力给瘫痪或半瘫痪了。工人们在他们制造的机器面前饿得恍恍惚惚。我们的救世主——中央委员会却建议：我们要抛开真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它旁边另起炉灶，建立起另一套以“公共建设”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 用不着别人来告诉我们：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临时性的计划——目前的失业可没有临时性；它不只是周期性的失业，更是结构性的失业，是资本主义的衰朽的最严重的表现形式。为了消除失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是设计一套能够适应全国各地情况的公共建设体系，并在已经紊乱的资本主义财政体系之外，另设一套特殊的财政体系来帮助这个公共建设体系。换句话说，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只是建议资本主义换个住址。这就是它撇开夺取政权的斗争和国有化的纲领，另起炉灶搞出来的“计划”！惊慌失措的冒险主义者是最糟糕的机会主义者。 至于如何弄到公共建设，如何实行资本税，如何获得政府贷款，这个决议一个字都没提到。毫无疑问，还是得靠……请愿。这是最恰当、最有效的行动方法。无论是危机，还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军国主义，都无法向请愿斗争。而且请愿还能复兴造纸业，缓解失业。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按照多列斯[9]等人的这个计划，组织请愿是这个公共建设体系的一个基本部分。 他们这是在耍谁呢？是他们自己，还是工人阶级？ “令人惊讶的是，在一百多年的阶级斗争之后，无产阶级顺从地承受了如此严重的贫困与如此巨大的恐怖。”我们在每个场合都能听见一位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说出这番高尚的话。难道劳苦大众的反抗还不够多吗？现在他们却要承受这种指责。这话说得就好像社会党、共产党和各个工会的诞生与无产阶级无关一样，说得好像它们不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机关一样！正是因为无产阶级在一百多年的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所以，如果没有了这些组织，或是与这些组织背道而驰，无产阶级是很难——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把反资本主义斗争进行下去的。无产阶级建立这些组织，原本是想把它们用作行动的主要动力，但它们却成了累赘，成了制动器。 整个形势影响了工人，使他们产生了必须通过革命斗争去全面改变现状的想法。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关键的斗争必须吸引成百上千万人参加，正因为如此，它自然要由领导组织，由工人阶级政党，由统一战线来发动。它们可以提出明确的纲领、口号、战斗的号召。为了唤醒群众，这些政党首先要唤醒自己，在全国各地发起热烈的革命宣传运动。但是，这些领导组织，包括共产党在内，并没有这种勇气。共产党把自己的任务与责任丢给了群众。它丢下了几百万人，让他们在没有革命领导层的情况下，去投入争取实现局部要求的孤立的斗争，并向疑虑重重的官僚表现出他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在此之后，也许大首长们就会下令进攻。官僚化的中央委员会不是去领导群众，而是刁难群众，让群众遭到失败，以此来给它自己的机会主义与胆怯懦弱开脱。 在法国的经济形势与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的时期（1929年至1933年），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断言那时是“第三时期”，不占领街垒就不罢休。而到了现在这个经济、社会与政治全面陷入危机的时期，同一个中央委员会却只提出了一个谦虚的“当前要求”的纲领，就心满意足了。这个荒唐的矛盾是多种因素的复杂产物：对过去的错误的害怕；无法理解群众；直接把计划塞给群众、要求群众照办的官僚习惯；最后是知识分子的混乱，这是无数曲折、篡改、谎言与压制的产物。 这个新纲领的第一作者，肯定是共产国际的现任“领袖”库恩·贝拉[10]，他在从冒险主义转向机会主义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在读了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在一定条件下会支持罢工、而孟什维克会反对罢工的文章后，库恩·贝拉一下子就在里面找到了“现实主义的”政策。可惜他在翻阅列宁著作时……翻错了页码。 在某些时期，纯经济性的罢工斗争确实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到了巨大作用。当时俄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到垂死的地步，仍在快速发展和前进。当时的俄国无产阶级仍然非常年轻，罢工是它觉醒与行动的第一种形式。最后，每次大规模的工潮，正好都发生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这些条件，如今的法国一个都不符合。无产阶级在接受了革命、工会与议会斗争这些伟大学校的教育后，拥有了过去遗赠给它的正反两面的丰富遗产。因此，即使是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也不可能指望法国发生自发的罢工大潮，在资本主义的衰朽造成的苦难被周期性的危机加剧的时期，就更不可能了。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同样重要。当俄国发生第一波猛烈的工潮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只有一个小派别企图将其局限于局部的经济要求，他们就是所谓的“经济派”。按照他们的看法，在出现“革命形势”之前，不能提出“打倒专制！”的口号。列宁认为“经济派”是可悲的机会主义者。他解释说，即使是在罢工运动期间，也要积极地为革命形势做好准备[11]。 总的来说，把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多个阶段与时期，机械地照搬到法国的做法，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库恩·贝拉既不了解俄国，也不了解法国，更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搬硬套，那就更加荒谬了。我们应该向列宁学习行动的方法，而不是断章取义，把列宁主义肢解成可以套用到生活中一切情况的语录和药方。 *** 因此，斯大林派认为法国还没有出现革命形势；按照这个分析，也就不能提出革命的口号了；我们必须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经济性罢工和局部要求上。这就是这个纲领的意思。这是一个毫无生命力的机会主义纲领，但它毕竟是一个纲领。 可是，除了它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道报》天天都在重复这三个口号：“和平、面包、自由”。《人道报》解释说，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就是靠这三个口号赢得了胜利。斯大林派有样学样，只要依样画葫芦就行。非常好。可是大家都知道，1917年的俄国有革命形势。那么，这三个曾使无产阶级革命获得成功的口号，该如何与非革命形势中的“当前要求”和睦相处呢？个中奥妙，还是请《人道报》的诸位先知向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解释一番吧。 话说回来，我们倒还记得当时用来补充布尔什维克的这三个口号的，是哪些“当前要求”。 “要和平！”在1917年，大战还没结束的时候，这句口号就意味着：要同一切爱国政党——从保皇党到孟什维克——斗争；提出公开秘密条约的要求；对士兵进行革命的动员，发动他们反对总参谋部，并在前线组织亲善活动。“要和平！”的口号，意味着既要反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军国主义，也要反对协约国的军国主义。这样一来，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口号，就意味着人类史上前所未闻的最大胆、最革命的政策。 而在1935年，同埃里奥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换句话说，就是伪善的帝国主义者）结盟，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就只意味着维持现状，而目前法国资产阶级对这个现状很满意。这意味着要让工人陷入昏睡，并用“裁军”、“互不侵犯条约”的幻想，用国际联盟的谎言来腐蚀他们；并且要让各工人阶级政党做好投降准备，一旦法国资产阶级或其对手决定打破现状，这些政党就会立即投降。 “要面包！”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认为，这个口号意味着没收属于地主和投机商的土地与粮食储备，并由工农政府垄断粮食贸易。而1935年的斯大林派是怎么看待这个口号的呢？不过是一句套话！ “要自由！”布尔什维克向群众揭示了：只要学校、报刊和会议厅仍在资产阶级手中，自由就只是一个幻想。“要自由！”的口号，意味着夺取政权并建立苏维埃、剥夺地主、由工人监督生产。 同埃里奥和人权同盟那些两性兼具的老太太们[12]结盟，一起“要自由！”，就等于支持这个半波拿巴主义、半议会制的政府，这也是这个口号唯一能起的作用。资产阶级目前不仅需要拉·罗克[13]的团伙，也需要埃里奥的“左派”声望。金融资本正在忙于武装法西斯分子。斯大林派借助“人民阵线”的伪装，正在恢复埃里奥的左派声望。这就是他们把十月革命的口号搬到1935年的目的！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这种新式“现实主义”政策的一个范例，它告诉维尔瑞夫（Villejuif）的失业工人，如何一边喝着火十字团的汤，一边喊着“吊死拉·罗克！”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喝多少汤，又应该喊几声：斯大林派从来都是容不下数字的。但问题并不在这里……一个“革命”党的纲领性决议中，居然找不到半点无产阶级政策的影子，只有饥寒交迫、不得不去找法西斯慈善家讨饭吃的工人发出的几声无力的叫喊，那这个“革命”党究竟已经堕落到了什么程度呢？而这些领袖居然还能恬不知耻，毫不害臊！ 马克思在谈及他的某些门徒时，曾引用过海涅的诗句：“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我们非常担心，第三国际的创始人有朝一日也得重复这句话……但我们的时代需要的不是跳蚤，而是龙。 反法西斯斗争与总罢工 1928年的共产国际纲领，是在共产国际在理论上蜕变的时期编写的，它指出：“帝国主义时期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时期[14]。”这句话是列宁很久以前提出的，它本身是完全无可争辩的，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无产阶级政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共产国际纲领的作者根本没能理解濒死的或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个论点的意义，他们只是机械地照搬过来。这种缺乏理解，在一个问题上面暴露得特别明显，而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也是最为迫切的，它就是法西斯主义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纲领是这么写的：“在帮助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麻痹无产阶级的警惕性的社会民主党身边，还出现了法西斯主义[15]。”共产国际没能理解这一点：法西斯主义的任务不是在社会民主党身边活动，而是摧毁现存的一切工人组织，包括改良主义组织在内。这个纲领认为法西斯主义的任务是“消灭无产阶级中的共产主义阶层，及其领导干部[16]。”然后法西斯主义就完全不会威胁到社会民主党与改良主义工会了；与之相反，社会民主党自己却在日甚一日地扮演着“法西斯分子”的角色。法西斯主义的作用无非就是“在社会民主党身边”活动，把改良主义的工作给做完。 我们引用的可不是多列斯或迪克洛[17]那些漏洞百出的文章，而是共产国际的基本文件，也就是它的纲领。（请参阅第二章第三节，《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法西斯主义》。）这就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素。共产国际的领袖没能理解这一点：垂死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再向最温和、最顺从的社会民主党做出任何让步了，无论这个社会民主党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法西斯主义的任务不是“站到社会民主党的身旁”，而是要踩在社会民主党的尸体上。正是因为这样，才产生了成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对成立统一战线的需求，以及成立统一战线的紧迫性。但是，除了在无法迫使社会民主党接受统一战线的一段时期之外，共产国际可悲的领导层根本没有尝试过建立统一战线。当改良主义的地位开始动摇，当社会民主党连遭打击、摇摇欲坠之时，共产国际又抛弃了统一战线。这帮人有个要命的习惯：在夏天穿厚大衣，在冬天赤身裸体跑出去胡闹！ 尽管意大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共产国际还是把斯大林的天才格言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主义不是敌人，而是双胞胎。”这就是德国无产阶级失败的主要原因。共产国际确实已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转变：事实表明，事实本身要比纲领更为有力。但共产国际的纲领既没有被搁置，也没有得到修改。这个纲领有何重大错误，并没有向工人做出解释。共产国际的领袖已经失去了自信，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他们都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随时准备退回“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立场。这使统一战线政策沾上了无原则性、外交性与不稳定性。 法国共产党无法理解列宁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点的含义，这使它的当前政策虽然显得声势浩大，然而却有气无力，此外还使它染上了改良主义的幻想。尽管法西斯主义代表着资本主义衰朽的有机产物，斯大林派却突然开始相信，不必触及资产阶级社会的根基，也有可能消灭法西斯主义。 在3月6日的《人道报》上，多列斯第一百次写道： “为了决定性地击败法西斯主义，我们再次向社会党建议：两党联合举行保卫当前要求的行动……” 每一个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应该仔细思考这个“纲领性的”句子。我们都知道，法西斯主义是由中间阶级的绝望与大资本的恐怖政策结合而生的产物。所谓的“当前要求”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框架。那么，不突破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范围，又怎么可能“决定性（！）地击败”法西斯主义呢？ 茹奥说过，消灭了危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就能战胜法西斯主义，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起码还是做到了忠于自己：他始终怀着资本主义能够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希望。但是斯大林派在口头上还是承认资本主义必然会逐渐消亡的。那么，他们该怎么做，才能保证做到既不触动社会的正在崩溃的经济基础，同时又能决定性地击败法西斯主义，从而加固这个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呢？ 难道他们以为，大资本可以随心所欲地扭转历史的前进方向，让历史重新走上妥协与“改良”的老路？难道他们以为，靠“当前要求”，就能把小资产阶级从不断蔓延的破产、阶级跌落和绝望中拯救出来吗？既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濒临死亡，那他们又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观点，同工会的和改良主义的幻想调和起来呢？ 从理论层面上来看，正如我们看见的，共产党的立场是彻头彻尾的谬论。我们再看看这个立场在实际斗争中的表现吧。 *** 多列斯在2月28日发表了下面这个观点，这个极其错误的观点正是共产党当前政策的核心： “为了决定性地击败法西斯主义，必须毫不含糊地阻止资本主义为降低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而发动的经济攻势。” 既然如此，还要工人民兵干嘛？还用得着进行直接的反法西斯斗争吗？我们必须力争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然后法西斯主义就会像中了魔法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唉！这几句话，把眼下的斗争的整个前景给搅得一塌糊涂，把真实的关系给弄得颠三倒四了。资本家走到法西斯主义这一步，并不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再也不能通过向工人发动进攻、加强对工人的压迫、在工人中间散播贫困与绝望来保住生产资料私有制了。同时，资本家由于害怕工人必定发动的反抗，他们便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挑动小资产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一边把延长和加剧危机的罪责扣到无产阶级头上，一边资助法西斯团伙，让法西斯团伙去消灭工人。如果工人在遭到资本的进攻后大举反抗，如果罢工越来越频繁、影响越来越大，那么，法西斯主义并不会像多列斯讲的那样消失不见，而是会加倍壮大。随着罢工运动的发展，工贼将会被发动起来。所有的“爱国”流氓都会参加这个运动。对工人的日常袭击将会被提上日程。对此视而不见，就一定会招致失败。 你是说，多列斯等人的意思是叫大家不要反抗吗？（除此之外，他们肯定还会对我们进行例行的、污秽不堪的辱骂。）不。必须反抗。 有的学派认为，保证安全的最好方法就是沉默、撤退与投降，我们可不是这种学派的信徒。“不要挑衅敌人！”“不要自卫！”“不要武装自己！”“快躺下装死！”这个战略学派的理论家，在我们中间可是找不到的，要找就去《人道报》的编辑部里找。工人如果不想被消灭，就必须反抗。但是，要想反抗，就必须打消一切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幻想。斗争将会是激烈的。必须事先预料到抵抗必然会引发的后果，并对此做好准备。 资产阶级目前的进攻，使衰朽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形势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新的、无比鲜明的特色。正因为这样，工人也必须针对阶级敌人的方法，使自己的防御具备新的特色。在资本的经济打击面前，我们要想保护好自己，就得学会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保护好自己的组织，使其能抵挡资本的雇佣军的进攻。如果没有工人民兵，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人道报》就是再怎么断言、再怎么叫嚷、再怎么辱骂，也动摇不了这个结论。 我们要专门提醒一下工会：同志们，如果你们不马上动手组建工会自卫团（“工会民兵”），如果你们不用实际行动展现出同法西斯主义死战到底的决心，你们的分会和刊物就会被夺走，你们的组织也会被碾得粉碎。 *** 多列斯在（2月28日的）同一篇文章里哀叹道： “我们向社会党建议：为了反对越来越严苛的法律，发起包括罢工在内的各种行动，但是社会党没有接受。” 包括罢工在内？哪一种罢工？既然要废除法律，那么多列斯说的显然不是局部的经济性罢工，而是总罢工，也就是政治性罢工。他没有用“总罢工”这个词，以免显得像是在重复我们一直以来的建议。为了掩饰自己的优柔寡断与自相矛盾，这些可悲的人居然不惜使出这般可耻的伎俩！ 这个做法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手段。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3月12日的公开信中，向社会党建议：“通过包括罢工在内的一切可用的手段”，发起一场反对两年兵役制的重大运动。他们又使出了这个神秘的公式！中央委员会显然是有意识地把罢工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也就是革命的武器。可他们为什么只敢用“罢工”这个词，却不敢大声喊出“总罢工”呢？中央委员会是在跟谁玩捉迷藏呢？是不是无产阶级？ 但是，先不管这些维持“威信”的不光彩的把戏，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实提出了为了同杜梅格—弗朗丹的波拿巴主义法律斗争、而举行总罢工的建议。对此我们完全赞成。但是，我们要求各工人阶级组织的领导人弄清楚两个问题：在当前形势下举行总罢工有何意义；如何准备总罢工，并把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向群众解释清楚。 就连普通的经济性罢工，也需要战斗组织，特别是纠察队，这是一条规律。在目前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在面临着法西斯分子的挑衅与恐吓的情况下，真正的纠察队组织，是一切重大经济斗争的必要前提。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某些工会领导人断言，“用不着成立纠察队，那样会刺激敌人——只要罢工工人的自卫就够了！”工人就会和善地建议这种“领导人”去医院看病，或者干脆直送精神病院，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事实就是：纠察队正是罢工工人最重要的自卫机关！ 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与总罢工有关的论据。我们得记住，总罢工不是普通的示威游行，不是持续时间为一小时的象征性罢工，不是为时二十四小时的象征性罢工，而是战争动员，它的目的是迫使敌人屈服。在当前形势下举行总罢工，会把阶级斗争加剧到何等程度，这点总该不难理解吧！法西斯团伙将会倾巢而出，在罢工工人的队伍当中大肆散播混乱、制造挑衅、蛊惑人心。如果不建立军事化的、纪律严明的工人武装，我们怎么可能保护总罢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甚至是避免遭到彻底消灭呢？总罢工就是全面扩大的局部罢工。工人民兵就是全面扩大的纠察队。只有牛皮大王和可悲的空谈家，才会在目前这种形势下空谈总罢工，同时却不愿扎实地组建工人民兵！ 但是，可悲的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却不肯就此罢休。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总罢工是最革命的斗争手段之一。只有当阶级斗争超出了个人的、行业的范围，发展到了一切职业和一切地区，扫除了各政党之间的界限，消除了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并把大部分无产阶级发动起来，使他们积极地反对资产阶级与国家的时候，总罢工才是可行的。总罢工的地位仅次于武装起义。每一次总罢工，无论它是在什么口号下发动的，都蕴含着将自己转变为公开的革命冲突、转变为直接的夺取政权的斗争的趋势，工人阶级运动的整个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只有在政治形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总罢工才是可行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总罢工才总是会无可辩驳地表现出形势的革命性。既然如此，中央委员会怎么会在这种形势下提出总罢工的建议呢？“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 “我说的不是真正的总罢工，而是像《人道报》的编辑个人要求的那样，小规模的、十分和平的罢工。”——多列斯也许不会这样反驳。“我早就料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领袖会拒绝的，所以就算提出总罢工的建议也不会损失什么。”——他或许不会这样轻率地反驳。但他很有可能会这样反驳：“这都是同恰普[18]、阿尔方索十三世[19]和教皇相勾结的托派分子搞的阴谋！”——这才是多列斯最有可能做出的反驳！ 但是，每个有头脑的共产党工人，都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他那不幸的领袖的话里，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你瞧，由于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所以不可能建立工人民兵，甚至不可能进行武装无产阶级的宣传，也就是说，不可能让工人为将来的革命形势进行准备；但是，尽管没有革命形势，号召工人举行总罢工却似乎是可行的，甚至今天就可以这么做。老实说，我们已经分不清这到底是轻率还是荒谬了！ 在所有的集会上，我们都能听见共产党人在重复从“第三时期”延续下来的口号：“在一切地方建立苏维埃！”如果认真对待这个口号的话，那么它无疑是一个彻底的革命的口号：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才能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无产阶级得先掌握武器，然后才谈得上举行武装起义。所以，“在一切地方建立苏维埃”这个口号，与“武装工人”的口号，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斯大林派既然仍在重复前面这个口号，为什么却宣称后面这个口号是“托派的挑拨”呢？ 武装工人的口号，是最符合当前政治形势、最符合无产阶级的心理状态的，所以，我们就更加困惑了。“苏维埃”的口号，就其本质来说，是进攻性的，它是革命胜利的前提。然而，无产阶级发现自己现在还处于防御态势。法西斯主义正在直接威胁无产阶级，要从肉体上消灭它。即使群众手里掌握着武器，自卫的必要性，也要比革命进攻的思想，更能得到群众中的最广大阶层的理解与领会。因此，在目前阶段，武装工人的口号，会比建立苏维埃的口号获得更强烈、更积极的响应。那么，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为什么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它为什么不去大力推广武装工人的主意，反倒无耻地污蔑这个主意呢？答案只有一个：它确实已经背叛了革命的利益。 我们愿意承认：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反革命”性质，尤其是因为我们希望挑动军事干预：谁都知道，只要我们提出的问题，能够让日本天皇和希特勒相信库恩·贝拉与多列斯都是草包，他们立刻就会向苏联宣战。 无需任何证据，光凭迪克洛就能无可辩驳地证明这一切。但我们还是要斗胆发问：不举行武装起义，怎么建立苏维埃政权？不武装工人，怎么举行起义？没有武器，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怎么自卫？不为武装工人的口号进行宣传，怎么可能把工人武装起来（哪怕只是部分工人）？ *** 但是，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发动总罢工吗？这类问题是不可能预先得出答案的，也就是说，没有现成的答案。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得学会如何提问。向谁提问？向群众提问。如何向群众提问？用鼓动的手段。 鼓动并不只是把某个口号传达给群众、号召群众采取行动的手段。对于一个政党来说，鼓动也是一种倾听群众声音、试探群众的情绪与想法、并根据其结果进行决策的手段。只有斯大林派才把鼓动变成了喋喋不休的独白。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言，鼓动从来都是与群众对话。 但是，要让这种对话产生必要的效果，这个党必须对本国的总体形势做出正确的估计，并为当前的斗争制定出大致的方针。党必须通过鼓动群众和调查群众，对自己的每一个设想进行必要的纠正，使其尽可能精确、严密，尤其是涉及运动的速度与重大行动的日期的事项，更是必须做到一丝不苟。 法国的形势，正如上面讲过的，是前革命形势，无产阶级的领导层却具有不革命的性质。由于无产阶级的政策是影响革命形势的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无产阶级的领导层的不革命性，不但阻碍了前革命形势转化为公开的革命形势，而且还会促使它向反革命形势转化。 当然，在客观现实中，政治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一个阶段会与另一个阶段有重合的地方，所以，形势就会出现许多矛盾之处。这些矛盾的存在，确实让分析与预测变得更困难了，但并没有让它们变得彻底不可行。 法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不仅没有耗尽，甚至还没使出来。而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因素，已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大为衰弱了（不过，在议员眼中是大为增强了）。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事实，让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断言：目前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而前革命形势仍然完全有可能转化为革命形势。 但在法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没有总罢工，就不可能有革命斗争：如果在关键时刻，男女工人仍然留在厂里，那谁会去战斗呢？所以，要把总罢工提上日程。 但是，要确定举行总罢工的时机，首先要搞清楚：群众是否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各工人组织是否已经做好了领导群众去战斗的准备。 可是，万事俱备，只欠革命的领导层，这是真的吗？在群众当中，在无产阶级中间，不是还存在着强大的保守主义力量吗？四面八方都传来了这样的声音。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当革命危机逼近时，许多领袖害怕承担责任，就以群众的保守主义为借口，躲到了这种虚假的保守主义身后。历史教导我们：就在距离十月起义还有几周、甚至只有几天的时候，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比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李可夫（更不用说洛佐夫斯基[20]和曼努伊尔斯基[21]之流了），都曾断言：群众已经精疲力尽，不愿战斗了。而作为革命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李可夫要远比加香、多列斯和蒙穆索[22]之流高明得多。 谁要是宣称无产阶级不愿发动革命斗争，或是无力发动革命斗争，谁就是在诽谤中伤，而他这么做，都是因为他的无能，因为他不敢面对劳苦大众。截至目前，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外省，都没有出现过群众在接到上级的号召后装聋作哑无动于衷的情况。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1934年2月12日的总罢工。尽管总罢工的领导层完全是各自为政，尽管完全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准备，尽管法国总工会的领袖竭力把运动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因为他们无法彻底阻止总罢工），这次总罢工依然赢得了在当时的条件下所能获得的最大的成功。群众的斗争欲望十分明显。每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应该对自己说：就连一向顽固不化的茹奥，在那一刻，都不得不积极起来，可见自下而上的压力一定十分强大。当然，那次总罢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总罢工，只是一次持续了24小时的示威游行。但是，束缚了这次总罢工的，不是群众，而是领袖。 今年2月10日在共和国广场举行的示威游行，再次证明了这个结论。这次运动的领导核心只用了一种武器来给它做准备，那就是装满冷水的水桶。群众听见的唯一一句口号是：“安静！安静！”尽管如此，参加游行的人数还是超出了一切预料。外省去年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根本找不到一个严肃的事实可以用来证明这种观点：想要斗争的是领袖，而群众拒绝追随他们。无论何时何地，情况都正好相反。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是这样。基层群众想要战斗，领袖却踩了刹车。这就是主要的危险，它可能会导致真正的灾难。 这种关系不仅出现在各政党（或各工会）与无产阶级之间，各政党内部也出现了同样的关系。因此，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基层党员中间，弗洛萨尔几乎是最不得人心的；支持他的只有那些希望一切照旧的议员和市长。与之相反，由于马索·皮维尔的立场正在变得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坚决，他已经成了最受基层党员欢迎的人物之一。我们非常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我们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都在公开声明：我们并不赞同皮维尔的立场。 如果把这个事实当作一种政治征兆来考虑的话，它已经不只是弗洛萨尔与皮维尔两个人的问题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指出了大致的发展趋势。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基层党员，要比他们的上层领导更加左倾、更加革命、更加勇敢：正是因为这样，基层党员才会只信任左翼领袖。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把诚实的社会党人进一步推向左边。基层党员为什么会激进化呢？因为他们直接联系着人民群众，他们与群众一起承受贫困、一起进行反抗、一起分享仇恨。这是一种可靠无误的征兆。我们可以依靠这种征兆。 共产党的领袖确实可以举出这个事实：群众没有响应他们的号召。但这个事实不但没有动摇我们的分析，反而更加证实了它。劳苦大众明白那些“领袖”不明白的事情，那就是：在社会深陷危机的情况下，局部的经济性斗争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只靠这种斗争是无法赢得任何重要成果的。更糟糕的是，这种斗争会削弱无产阶级，把无产阶级的力量给消耗得一干二净。工人愿意参加战斗性的示威游行，甚至愿意参加总罢工，却不愿意参加毫无前途、白费力气的小规模罢工。尽管《人道报》上发表了那么多的号召、宣言与文章，共产党的鼓动员在群众面前，却基本上不用“局部的当前要求”来号召群众参加罢工。他们也觉得，自己的领袖提出的官僚式的计划，既不符合客观形势，也不合群众的心意。没有远大的前景，群众就不能开始斗争，也不愿开始斗争。《人道报》的政策，是一种生造的、虚伪的假“现实主义”。联合总工会号召发动局部罢工，却遭到了失败，这个失败间接地、但又十分明确地证明了危机的深刻程度，以及工人生活区当中的精神紧张状态。 可是，不要以为群众的激进化是会自行发展下去的。工人阶级在等待自己的组织发出倡议。当工人阶级觉得自己的期待被辜负之后——这一刻恐怕不会太远——激进化的过程就会猛然停止，群众会变得消沉、冷漠，个别人会在绝望中爆发。在无产阶级的外围，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会与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发生碰撞。酒将会变成醋。 必须最密切地关注群众的政治情绪的变化。在每一个阶段，对这一活生生的辩证过程进行仔细的调查研究，正是鼓动的任务。统一战线到现在都还没有赶上社会危机与群众情绪的发展，这是一种罪过。现在还来得及弥补失去的时间。但我们再也不能浪费一点时间了。现在的历史，不是用年来计算的，而是用月和周来计算的。 *** 为了确定群众在多大程度上做好了总罢工的准备，并加强群众的战斗情绪，必须向他们提出革命行动的纲领。当然，局部的口号，比如废除波拿巴主义的法律和废除两年兵役制，也会在这种纲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光有这两个仅适用于一时或一事的口号，是远远不够的。 在现在这个时期，高于一切任务、高于一切局部要求的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自从1934年2月6日开始，政权问题就已经公开出现了，它表现为武装力量的问题。市政选举与议会选举的意义在于衡量各方的力量——但也仅此而已。政权问题将由两大阵营之间的公开冲突来解决。波拿巴主义政府，比如杜梅格—弗朗丹政府，只能维持到冲突发展到极致的最关键的那一天。到了那天早上，统治法兰西的不是法西斯主义，就是无产阶级。 正是因为目前的过渡性政权体制是非常不牢固的，所以总罢工才可以迫使政府在波拿巴主义法律和两年兵役制等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赢得非常重大的局部成功。这种成功本身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它却不能使“民主政治”重新恢复平衡：金融资本会加大对法西斯主义的资助力度，而经过一段很短的间歇期之后，政权问题就会以更强的力量爆发出来。 总罢工的主要意义，与它能否赢得局部的成功无关，它这次可能会赢得局部的成功，而下次又可能无法赢得；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以革命的姿态，提出了政权的问题。无产阶级通过停工、阻断交通、切断几乎所有的通讯、停止发电等手段，不仅能瘫痪生产，还能瘫痪政府。国家政权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它要么利用饥饿与暴力来打垮和控制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政权机关重新发动起来，要么就只能在无产阶级面前退却。 无论总罢工是用什么口号、以什么动机发动的，只要它真正具有群众性，只要这些群众下定了斗争的决心，它就一定会向全国的所有阶级提出这个问题：谁将是房子的主人？ 无产阶级的领袖必须明白总罢工的这个内部逻辑，除非他们不是领袖，而是半吊子的冒险家。这在政治上意味着：从现在开始，领袖将继续向无产阶级提出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如果不这么做，那他们就不应该拿总罢工来冒险。可是，抛弃了总罢工，他们就等于抛弃了一切革命斗争，也就是说，他们把无产阶级出卖给了法西斯主义。 要么彻底投降，要么为了夺取政权进行革命斗争——从目前的危机的全部状况中，产生出了这个抉择。谁要是还不能理解这个抉择，谁就应该趁早离开无产阶级的阵营。 *** 法国总工会宣称只有它才有权发动和领导总罢工，这让总罢工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并不只与工人阶级政党有关。乍一看，这里面最让人惊讶的地方，是某些社会党议员居然认为法国总工会的主张是非常合理的：其实，他们只是想逃避自己的责任。 顾名思义，总罢工要想达到目的，就必须尽量吸引全部无产阶级参加。而法国总工会的会员只占无产阶级的5%至8%。在工会范围之外，法国总工会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一般性的问题上，它的影响力根本不能与工人阶级政党相比。比方说，《民众报》[23]的影响力，能跟《人民报》或《人道报》相提并论吗？ 法国总工会的领导层，就其观念与方法而言，比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层，更落后于当前时期的任务的要求。在法国总工会里，从机关的上层到基层会员，越往下，就越不信任茹奥和他的亲信。缺乏信任，已经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公开的怀疑。革命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必将扫清法国总工会目前的保守的机关。 总罢工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动。它使整个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国家发生冲突。它把参加了工会的工人和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无党派人士，都集结到了一起。它需要一个配有报刊和鼓动员的机关，而法国总工会自己并没有这些工具。 总罢工直接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法国总工会过去和现在都不肯面对这个问题（法国总工会的领袖倒是在向资产阶级政权大献殷勤）。法国总工会的领袖自己很清楚，领导总罢工超出了他们的能力。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声称只有自己才有权领导总罢工，这只是因为他们希望用这种方法，在总罢工发生前就将其扼杀。 那1934年2月12日的总罢工呢？那只是一次为时很短的、和平的示威游行，是社会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逼迫法国总工会进行的。茹奥及其同伙自己站出来，担任了这次抵抗的名义上的领导，只是为了阻止这次抵抗转变为革命总罢工。 法国总工会在发给自己的宣传员的指示中说道，“2月6日早上，在法国总工会的号召下，劳动人民和所有民主派分子展示了他们阻挡暴乱分子的道路的坚定意志。”法国总工会自己并不区分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它眼里只有“民主派”。一句话，茹奥把它们都算成了“民主派”。所以，如果把总罢工应不应该是革命行动的问题，交给茹奥来决定的话，那将是可耻的罪行。 当然，在总罢工的准备与领导工作中，工会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工会不能全盘包揽这些工作，而应该与各工人阶级政党一起进行。从革命的立场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必须与地方工会组织密切合作，当然，同时又不能对它们的自治权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损害。至于法国总工会，它要么同“民主派”一刀两断，这样它才能在无产阶级的共同阵线中拥有一席之地；要么就继续靠边站。我们应该平等、忠诚地合作吗？是的！我们应该一起来决定总罢工的时间与领导方式吗？是的！我们应该让茹奥垄断革命运动、最后让他扼杀革命运动吗？绝不能！ 社会主义与武装斗争 1935年2月6日，几个法西斯组织准备在协和广场举行示威游行。而统一战线又是怎么做的呢？特别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是怎么做的呢？它号召巴黎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举行示威游行。法西斯分子也许没有带武器？他们带了。他们的武器已经比一年前多了一倍。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否充分地提出了武装自卫团的建议？哦，没有。中央委员会反对“盲动主义”和“武力斗争”。既然是这样，怎么能把赤手空拳、毫无准备、无力自卫的几万名工人推上街头，让他们去对付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怀着刻骨仇恨的法西斯团伙呢？ 我们不想听到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告诉我们：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不想把工人送到法西斯分子的枪口前；它只是希望这样做能给弗朗丹一个合适的借口，好让弗朗丹下令禁止法西斯分子举行示威游行。这是因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糟糕了。如果真是这样，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显然就是在拿工人的生命来赌博，而赌博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弗朗丹，确切地说，应该是取决于那些曾是恰普的老部下的警察高官。如果警方决定利用这个大好良机，让法西斯分子狠狠教训一顿革命工人，结果又会怎样呢？结果不难想象吧！更何况还能把屠杀的责任全部推给统一战线的领导人呢！尽管这次并没有遭到血腥的屠杀，但这种政策如果继续下去，碰到同样的情况时，那就一定会招来血腥的屠杀。 中央委员会的做法，是彻头彻尾的官僚冒险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教导人们：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1935年2月6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枚硬币要翻过来是多么容易。 “我们反对盲动主义，反对暴动主义！”奥托·鲍威尔年年都不忘念叨这句话，他还不遗余力地要丢掉1918年革命留下的遗产——保卫共和联盟。强大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卑怯地撤退了，它在资产阶级面前委曲求全，一退再退，进行了愚蠢的“请愿”，表面上装出斗争的样子，却把希望寄托在它自己的弗朗丹身上（这个弗朗丹的名字就叫多尔弗斯），一再让步投降，当它发现自己已经坠入深渊时，它才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叫：“工人们，救救我！”然而群众已经被弄得晕头转向，最优秀的积极分子遭到了彻底孤立，势单力孤、遭到愚弄的他们投入了战斗，遭受了无法避免的失败。在此之后，奥托·鲍威尔和尤里乌斯·多伊奇[24]却说：“我们表现得像革命者一样，可是无产阶级却不支持我们！” 西班牙的事情经过也大致相同。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人[25]把一切革命阵地都让给了资产阶级，他们的撤退政策把群众弄得筋疲力尽，在此之后，他们又号召工人举行起义。这些专业的“反盲动主义者”到头来不得不号召进行武装自卫，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武装自卫带有很大的“盲动”性。 奥地利与西班牙的事件，在1935年2月6日的法国以较小的规模重演了一次。几个月来斯大林派都在麻痹工人，消磨工人的斗志，他们嘲笑民兵的口号，并“拒绝”武力斗争。突然间，他们不做任何准备工作，便向无产阶级下令：“向协和广场前进！冲啊！”这次是好人朗热隆[26]救了他们。但是，如果明天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法西斯暴徒就会暗杀几十个工人领袖，或者火烧《人道报》编辑部——谁敢说这是不可能的？——到时这个聪明的中央委员会一定会尖叫：“工人们，武装起来！”然后，无论是被关进集中营里，还是流落到伦敦街头——只要他们能跑出那么远——这些领袖都会骄傲地说：“我们号召发动起义，可是工人不支持我们！” 成功的秘诀，显然不在于“武力斗争”本身，而在于正确的政策。但是我们所说的“正确的政策”，是指符合当时当地的情况的政策。工人民兵只靠自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但是，在符合当时当地的情况的政策中，工人民兵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向投票箱开枪是荒唐的。但是，在面对法西斯团伙的时候，用选票来自卫，那就更加荒唐了。 工人民兵在刚成立时，它的核心难免弱小、孤立与缺乏经验。学究与怀疑者会轻蔑地大摇其头。不知羞耻的市侩也会在同冶金委员会[27]的记者谈话时大肆嘲笑工人民兵的主意。他们要是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不用进集中营，那他们就是在自欺欺人。帝国主义已经用不着这些卑躬屈膝的领袖了；它要的是消灭整个阶级。 当年轻的盖德[28]与拉法格[29]开始宣扬马克思主义时，聪明的市侩把他们当作是无力、孤立与幼稚的空想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开辟了工人阶级运动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也有许多只会循规蹈矩地遵守议会规则的人混迹其中。在文化、工会与合作社的领域内，工人阶级运动迈出的头几步是柔弱无力而又摇摇晃晃的。但是，尽管无产阶级是贫穷的，它还是凭借着自己的人数众多和自我牺牲精神，建立起了强大的组织。 无产阶级的武装组织，在目前条件下，几乎就是反法西斯的自卫组织，它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新分支。在这方面迈出的头几步，也会是笨拙而缺乏经验的。我们应该对错误有心理准备。它不可能不刺激敌人。由于民兵更接近工厂，而在厂里工人彼此都知根知底，所以民兵的干部的选拔，应该一点一点地进行，这样选出来的人员，也能更加可靠、更加诚实。不过，组建民兵的倡议还得由上面发出。党能够、也必须提供第一批干部。工会也必须走上同样的路——它们必定会这么做。民兵的干部在得到工人组织越来越多的同情与支持后，也会获得来自劳苦大众的同情与支持，这样他们很快就会团结起来，变得更加强大。 一些先生表面上同情和支持，实际却在污蔑和嘲笑工人阶级的自卫队伍，甚至去告诉阶级敌人，这些是用于“起义”和“暴动”的队伍，对于这些先生，我们该怎么说呢？瞧瞧那些“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就知道了，这些滑稽而半低能的学究，茹奥在理论方面的助手，在俄国孟什维克分子带领下，对工人民兵迈出的头几步大加嘲讽。最适合这些先生的名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敌人。 *** 但是，那些循规蹈矩的保守者又要抛出他们最后的论据了：“你们不会真的以为，就靠这些装备很差的无产阶级民兵队伍，也能夺取政权吧？也就是说，你们以为民兵能战胜用现代科技（坦克、飞机、毒气！！）武装起来的军队吗？”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论据会比这更空洞、更老套的了，更何况它已经被理论和历史给驳倒了上百次。尽管如此，它每次都会被用作“现实主义”思想的最后借口。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我们明天发现，靠民兵是很难夺取政权的，但在今天，要想保卫工人阶级的组织，非得有民兵不可。大家都知道法国总工会的领袖是拒绝一切夺取政权的斗争的。但这根本不能阻止法西斯分子去消灭法国总工会。每一个工会干部，无论他的政治倾向如何，只要他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自卫，他就是对工会犯下了罪行。 不过，还是让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一下和平主义者的主要论调吧：“在现代军队面前，工人的武装队伍是无力的。”这个“论调”从根本上来说，反对的不是民兵，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假如有人认为，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站在大资本一边，他就不仅要抛弃工人民兵，更要抛弃整个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也就能千秋万代了。 幸好事实并非如此。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就是城乡的阶级斗争已经极度激化，所以在军队里的阶级斗争也已经极度激化。如果不把军队的基础核心争取过来，或至少使其保持中立，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但是，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靠临时准备而得来的，必须进行系统的准备才行。 此时，和平主义的理论家就要打断我们了，他要（在口头上）表示同意。他会说，“没错，必须用不懈的宣传把军队争取过来。可我们一直都在这样做。反对军营中的高死亡率的斗争、反对两年兵役制的斗争、反对战争的斗争——这些斗争的成功都不需要把工人武装起来。” 果真如此吗？不，它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和平地争取到军队的支持，这甚至比和平地赢得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更不可能发生。即使是非常温和的反对军营中的高死亡率的斗争和反对两年兵役制的斗争，都必然会使爱国组织与反动军官勾结起来，使他们结成阴谋集团，并使金融资本大幅增加提供给法西斯分子的资金。反军国主义的鼓动越是成功，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就增长得越快。这就是斗争的实际的而非虚幻的辩证法。结论就是：在宣传与准备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学会手握武器来自卫，并且要越来越积极地自卫。 在革命时期，军队中肯定会出现动摇，会发生内部斗争。即使是军队中最先进的部分，也只有亲眼目睹了工人想要斗争，并且能够获胜之后，才会公开地、积极地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法西斯组织的任务将是阻止革命的无产阶级与军队建立友好关系。法西斯分子会力图在工人起义刚开始的时候就将其扼杀，这样它才能使军队最先进的部队彻底打消支持起义者的想法。同时，法西斯分子还会在军队中反动部队的帮助下，解除最革命的和最“不可靠”的团队的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应该是什么呢？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革命，它的具体过程都是无法预料的。但是，根据全部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在哪种情况下，起义都不只是工人民兵与军队之间的决斗。力量对比将会更加复杂，并对无产阶级大为有利。工人民兵将是革命的先头部队——这不是因为它的武器，而是因为它的阶级意识与英雄主义。法西斯主义将是反革命的先头部队。工人民兵有着整个阶级的支持，有着全体劳动者的同情，它必将粉碎反动匪帮，解除它们的武装、把它们吓得抬不起头，这样一来，就能开辟工人同军队进行革命的亲善活动的道路。工人与士兵的联盟，将战胜军队中的反革命部队。这样就能保证革命的胜利。 怀疑论者轻蔑地耸了耸肩膀。但是，以前每当革命胜利的前夕，怀疑论者都做过同样的姿态。无产阶级会在事情开始之前，礼貌地建议怀疑论者滚蛋。向怀疑论者解释社会主义革命，就等于对牛弹琴，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上面。 无产阶级、农民、军队、妇女、青年 茹奥从德·曼那里，借来了计划的思想。他们俩都怀着同样的目的：掩饰改良主义的最终破产，并向无产阶级灌输新的希望，从而使无产阶级远离革命的道路。 无论是德·曼，还是茹奥，都不是他们的“计划”的原创者。他们只是从过渡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纲领里抄来了一些关键要求——对银行与基础产业实行国有化，同时抛弃了阶级斗争，并把“通过革命剥夺剥夺者”，给偷换成了收购的金融操作。 权力依然跟以前一样，掌握在“人民”手里，也就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但是国家把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他们可没具体说明是哪些部门）从这些部门目前的所有者手中收购过来，这样一来，他们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就能过上坐吃股息的寄生生活——单纯的、简单的私有资本主义剥削方式，被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中介的间接剥削方式给取代了。 这虽然是一个被阉割了的国有化纲领，但是，如果不经过革命斗争，就连这样的纲领也是根本不可能贯彻实施的，茹奥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才事先宣称：他愿意把他的“计划”改成模仿现在流行的计划经济的、议会式的小修小补。茹奥的如意算盘，就是通过幕后交易，把整个计划，降格为把一些工会官僚安插到不同的经济董事会与工业董事会里去，过上虽然没有实权管不了事，却能坐拥可观的薪水的日子。 茹奥的计划（不是纸面上的“计划”，而是他真正的计划）能得到新社会主义派[30]的支持，甚至还能得到埃里奥的赞同，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然而，只要工人群众不乖乖束手就擒，“独立”工会运动的这个有分寸的理想，就没法实现。但是，要是资本主义继续衰落下去，又该怎么办呢？那样的话，这个本来是用来诱使工人远离“邪恶思想”的计划，就会成为革命运动的旗帜。 茹奥显然是被比利时的范例给吓坏了，他匆忙地撤退了。在三月中旬召开的法国总工会全国委员会的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一项议程——为茹奥计划开展宣传工作——被出人意料地撤下了。如果这个伎俩多少能获得一点成功，那么这完全应该归咎于统一战线的领导层。 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提出他们的“计划”，是为了同各个政党争夺革命。因此，茹奥突然迸发出了资产阶级的灵感，随后他便宣布，他估计形势是（广义上的）革命形势。但是具有革命性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出现在竞技场上。茹奥决定，不能再在这条充满危险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了。于是他就撤了回去，现在他正在等待着自己的时机到来。 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曾在一月向共产党提出这样的建议：打出对银行和重工业进行社会化的口号，进行夺取政权的联合斗争。假如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真的有革命派的话，他们就应该牢牢抓住这个建议。通过大张旗鼓地开展夺取政权的宣传运动，他们可以大大加快社会党内的革命动员，同时还能迫使茹奥为他的“计划”进行鼓动工作。照这样发展下去，法国总工会就不得不参加统一战线。法国无产阶级特有的力量，就能大大加强。 然而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没有革命派，只有僵化保守的官僚。他们低头盯着自己的肚子，回答说：“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派长出了一口气——危险总算过去了。茹奥赶紧把为他的计划开展宣传的问题，从议事日程上撤下。无产阶级依然陷于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而且没有任何纲领。共产国际再次起到了反动的作用。 *** 现在的各种波拿巴主义派别与法西斯主义派别的人力资源，主要是由农业的危机提供的。当农民被穷困扼住咽喉时，他就能作出最难以预料的大转变。他对民主越来越不信任。 蒙穆索写道：“保卫民主自由权利的口号，完全符合农民的精神。”（《布尔什维克主义杂志》〔Cahiersdubolchevisme〕，1934年9月1日，第1017页）这个论断值得注意，它暴露出蒙穆索并不太了解农民问题，就跟他并不太了解工会问题一样。农民正在开始抛弃“左派”政党，正是因为这些“左派”政党只会向他们大谈“保卫民主”之类的空话。 任何“当前要求”的纲领，都不能在农村产生重大的影响。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的语言向农民讲话，除此之外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工人必须与农民一同起草一个用革命的措施拯救农业的纲领。 农民最担心的是战争。也许我们应该和拉瓦尔与李维诺夫[31]一起，用国际联盟与“裁军”的美梦来欺骗农民？躲避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并发出把欧洲变为工农共和国联邦的信号。革命是避免战争的唯一方法。 穷苦的农民被高利贷压得喘不过气。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是：没收银行，把银行都集中在工人国家手里，利用从金融巨头那里没收的资金，向小农和农民合作社（以后者为主）提供贷款。必须对农业信贷银行实行农民监督。 农民现在被迫忍受肥料托拉斯与谷物托拉斯的剥削。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种方法：对肥料托拉斯与大型面粉厂实行国有化，并使它们彻底服从于农民与消费者的利益。 农民中有许多阶层（各种佃农）被大地主的剥削压垮了。要想同沉重的地租作斗争，只有一种办法：在工农国家的监督下，由农民委员会来剥夺那些征收沉重地租的地主。 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这些措施都不可能得到执行。小恩小惠救不了农民，这对他是治标不治本。他需要的是坚决的革命措施。如果工人能认真地向农民提出联合夺取政权的建议，农民就会理解、赞成与支持这些措施。 我们不能等待小资产阶级自己拿定主意，而是要影响小资产阶级的意见、坚定他们的意志——这就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只有通过工农联盟才能做到这一点。 *** 大多数军官的情绪，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反动情绪，只是表现得更为强烈罢了。士兵群众的情绪，反映的是工农的情绪，只是表现得更为虚弱罢了：资产阶级更擅长同军官保持联系，而无产阶级却不太擅长同士兵保持联系。 法西斯主义让军官深感钦佩，因为法西斯主义提出了坚定的口号，并且准备使用手枪与机枪来解决各种难题。我们得到了一些零碎的报告，指出法西斯组织通过一些预备役军官和现役军官同军队建立了联系，但是，对于这种联系实际上发展到了哪一步，我们只有非常粗浅的了解。现在，重新服役的军人在军中的统治正在加强。反动派能在这些人中间找到充足的代理人。在总参谋部的包庇下，军队中的法西斯集团正在高歌猛进。 军营中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年轻工人，本来是可以向腐蚀人心的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发起成功的反抗的。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却被解除了武装：他们没有纲领。失业青年、小农、小商人和小公务员的儿子们，把他们那个社会阶层的不满带进了军队里面。军营里的共产党人该怎么跟他们说呢？——难道要说“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吗？法西斯分子剽窃了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一些句子，变成了社会煽动的工具。“共产党人”（？）实际上抛弃了自己的纲领，换成了改良主义的腐臭垃圾。还有哪种破产比这更有欺骗性呢？ 《人道报》着重强调士兵的“当前要求”：这是必要的，然而纲领比这些“当前要求”重要百倍。如今，军队的政治性质更甚于以往。每一次社会危机都必然会在军中引发危机。法国士兵正在等待、在寻找明确的答案。只有社会主义的纲领，才能最好地回答关于社会危机的问题，才能最好地反驳法西斯分子的煽动。必须坚定地在全国传播社会主义的纲领，它必将通过无数的门路，传进军队里面！ *** 社会危机及其带来的各种苦难，把最沉重的负担压在了劳动妇女身上。她们受着双重压迫：有产阶级的压迫与家庭的压迫。 让妇女获得投票权，居然会让某些“社会主义者”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只看到了教会对妇女的影响力。决定人民的命运的，难道是“左派”在1935年能在多少个城市执政，而不是成百上千万的工农在下一阶段的道德、社会与政治立场吗！？ 劳动阶级妇女的最优秀品质（热情、英雄主义与奉献精神）的觉醒，是每一次革命危机的特点。扫除了教会的影响的，不是“自由思想者”的虚弱无力的理性主义，不是共济会的枯燥乏味的成见，而是争取人类解放的革命斗争，而人类的解放，首先就是劳动妇女的解放。 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必须像警钟一样，发出工人阶级妇女的声音！ *** 青年组织的虚弱无力，是对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的领导层的最严厉的批判。在慈善、娱乐与体育等方面，资产阶级与教会要比我们强大得多。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的纲领和革命的行动，我们才能把工人阶级青年从资产阶级与教会的身边拉过来。 无产阶级的青年一代需要的是政治领导，而不是令人厌烦的卫道之士。保守的官僚主义让青年觉得压抑和厌恶。如果在1848年就已经有了现在的共青团体制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有加弗洛什[32]了。消极被动与曲意逢迎的政策，主要反映了青年干部的灾难性的作风。这些青年官僚未老先衰：他们懂得一切幕后的权谋，却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知识。他们会拥护这个或那个“裁断”，只要这些幕后权谋要求他们这么做。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出席了上次的共青团塞纳联合会代表大会，他们充分见识了这些青年官僚的丑态。 必须以最彻底的姿态，向工人阶级青年提出革命的问题。在同青年一代交谈时，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唤起他们的勇气和果敢，而没有勇气和果敢，就不可能成就历史上的任何大事。革命会向青年敞开大门。青年绝不能辜负了革命！ 为什么是第四国际？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写给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的信中建议：“鉴于第二国际的纲领未能经受住战争的悲剧性考验，并在德国与奥地利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应该把使社会主义在苏联赢得胜利的纲领，也就是共产国际的纲领”，作为两党统一的基础。早在1914年8月，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就宣布：第二国际已经死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事件，都证明了这个预测是正确的。但是，斯大林派在指出德国与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都已经遭到了无可辩驳的破产的时候，却忘了一个问题：共产国际的德国支部与奥地利支部变成了什么样子？在历史的考验面前，德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样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为什么呢？德国工人想要斗争，他们相信“莫斯科”会率领他们投入战斗；他们坚定地转向左边。德国共产党迅速壮大；它在柏林甚至比社会民主党更强大。然而就在考验来临前，德国共产党却已经从内部瓦解了。党内生活遭到窒息；发号施令取代了解释劝服；政策反复无常；由上级任命产生的领导人；欺骗和愚弄群众的制度——这一切让党堕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当危险来临时，党已经变成了一具死尸。这个事实是无法从历史上抹杀掉的。 当共产国际在德国可耻地投降之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毫不犹豫地宣布：第三国际已经死了！不必去回忆各国斯大林派是如何辱骂我们的。就在希特勒已经赢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人道报》还在一期接一期地重复这些空话：“在德国还没有失败”；“只有叛徒才说失败”；“德国共产党每小时都在壮大”；“台尔曼[33]的党随时准备夺取政权”。在遭到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之后，还在用这些罪恶的空话来腐蚀共产国际的其它支部，这一事实并不值得惊讶。一个不能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经验教训的组织，是绝对无可救药的。 证据很快就出现了。比方说，关于萨尔的全民公决[34]，就可以让人们清楚地看出，德国无产阶级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还剩多少信心。结果显而易见：在获胜了的希特勒的暴力，与软弱无能的、破产了的工人阶级政党之间，90%的群众把票投给了希特勒，而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组成的统一战线，顶多只得到了7%的票数（如果不把犹太资产阶级、某些具有特殊利益的商人、和平主义者等人的票数算上的话）。这就是改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共同收支表。谁要是还不能理解这个教训的话，那就太可悲了！ 工人群众把票投给希特勒，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别的出路。几十年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唤醒了他们，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把他们组织起来，然后又欺骗和出卖了他们。这就是工人得出的总结论。如果法国高高举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萨尔的无产阶级就会把目光转向西方，并把阶级团结置于民族团结之上。但不幸的是，法国雄鸡[35]并没有向萨尔人民发出呼唤革命的报晓啼声。在法国，在统一战线的掩护下，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原地踏步、缺乏自信的政策大行其道，正是这种政策毁灭了德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所以，萨尔的全民公决，并不只是对德国惨败所造成的后果的一个测试，更是对法国无产阶级的可怕的警告。那些逃避事实、自欺欺人、期待奇迹发生的政党，它们允许自己的大敌毫无阻拦地组织和武装起来、占据有利阵地、并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发动决定性的打击，等待着这些政党的只有毁灭！ 这就是萨尔的教训。 *** 许多正在向左转的改良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也就是在改良主义立场和革命立场之间徘徊不决的人），正在尝试向共产国际靠拢。他们中有一些人，主要是工人，真诚地希望能在莫斯科的纲领中找到十月革命的反映。其他人，主要是官僚，只是想同强大的苏联官僚建立友好关系。对于那些只求升官发财的野心家，我们还是让他们听天由命好了。可是，对于那些真诚地希望能在共产国际身上找到革命力量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告诉他们：你们上了大当。你们不了解共产国际的历史，过去十年的共产国际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了错误、灾难、投降与官僚蜕变的历史。 共产国际的现行纲领，是在1928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在列宁主义派被击败之后通过的。这个现行纲领，与成就了1917年的胜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纲领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布尔什维克主义纲领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十月革命的命运，与国际革命的命运密不可分。而1928年纲领尽管有不少“国际主义”的句子，但它的出发点却是在苏联独自建成社会主义。列宁的纲领宣称：“没有西方和东方的革命，我们就会失败。”列宁的纲领，就其本质而言，预先就排除了为了苏联的利益而牺牲世界工人运动的利益的可能性。而共产国际的纲领在实践中就意味着：为了苏联的利益（确切地说，是为了苏联官僚的外交交易上的利益），可以而且应该牺牲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列宁的纲领警告说：苏维埃的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可怕的敌人——官僚主义反映了各种资产阶级势力与流派的压力，它会导致资产阶级的复活；只有欧洲与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保证反对官僚主义祸害的斗争取得成功。与之相反，共产国际的现行纲领指出：在永远正确、法力无边的苏联官僚领导下，无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能独自建成社会主义；有谁胆敢对官僚的永远正确提出异议的，统统都是反革命，必须一律消灭。 当然，共产国际的现行纲领当中，有不少表述、公式、句子是从列宁的纲领里抄来的（在法国，反动的热月官僚与执政府[36]也同样利用了雅各宾派的术语），可是这两个纲领从根本上是截然不同的。实际上，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早就用局限于苏联一国范围之内的改良的纲领，取代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共产国际用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混合而成的政策，搅乱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思想，削弱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果也危害了苏联的根本利益。我们拥护苏联，但反对篡夺了苏联的领导权的官僚阶层，以及这个官僚阶层的盲目的工具——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的首脑，昨天还是曼努伊尔斯基，他没有在“第三时期”留下一丝痕迹，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其实，在“第三时期”里，他也只有一个可有可无的虚职）。连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都没有，曼努伊尔斯基就被库恩·贝拉取代了。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位新统治者，有必要说几句。库恩·贝拉在大战期间曾在俄国被俘，他跟许多战俘一样，成了共产主义者，返回匈牙利之后，他又成了一个小党的领袖。卡洛伊[37]伯爵的政府向协约国投降，导致匈牙利政权未经革命就和平转入了工人政党之手。库恩·贝拉领导的共产党匆忙同社会民主党合并。库恩·贝拉是苏维埃匈牙利的创始人，然而他在以农民问题为首的一系列问题上，却表现出了十足的无能，结果导致了苏维埃的迅速崩溃。在他作为流亡者回到苏联之后，他总是只能担任无足轻重的职务，因为列宁在政治上不信任他。有人可能会发现，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前夕，列宁曾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发表过非常激烈的言论，几乎句句都提到了“库恩·贝拉的愚蠢”。我写过一本论共产国际的领导的小册子[38]，里面讲到，列宁曾向我解释过为什么他要猛烈攻击库恩·贝拉：“必须教育人们不要信任他”[39]。在那之后，库恩·贝拉不但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反而还把他从列宁的学校里学到的一点东西给忘光了。人们可以看出，他到底适不适合领导共产国际，尤其是领导法国无产阶级。 我们承认法国共产党仍在发展壮大。这并不是因为它的政策，反而是与它的政策相悖的。各种事件在把工人推向左边。尽管法国共产党正在进行机会主义的转向，但在工人眼中它还是“极左派”。法国共产党在人数上的增长，并不能给它的未来带来任何保证：我们前面讲过，德国共产党在它投降前的那一刻仍在不断增长，而且速度比法国共产党还要快。 无论如何，两个工人阶级政党并存的事实，使它们在面临共同的危险时绝对必须采用统一战线的政策，也足以解释工人对于组织上的统一的渴望。如果法国有一个真正的革命党，我们就应该坚决地反对同机会主义政党合并。在社会危机加剧的情况下，革命党在同改良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一定会把绝大多数工人集结到自己的旗帜下。这个历史性的问题，并不是要把所有的组织机械地合并到一起——这些组织将作为阶级斗争的不同阶段的代表而继续存在——而是要在斗争中把无产阶级集结起来，并发动他们去斗争。这两个问题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但是，事实上法国现在并没有革命党。正是因为没有革命党，所以法国共产党才会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经过起码的党内讨论——跳到同激进社会党结盟，为了“当前要求”而否认革命任务，这暴露出了党的机关完全浸透了犬儒主义，党员已经被搞得晕头转向，完全不习惯思考了。法国共产党已经病入膏肓。 我们曾公开批判过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的立场，不必再去重复那些我们讲过很多次的话了。尽管如此，有一点仍是肯定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革命左翼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实验室，无产阶级斗争的口号与方法正从它里面产生出来。如果这个革命左翼能够巩固、加强自己，它就能成为唤醒共产党工人的关键因素。它只有走上这条道路才能得救。相反，如果社会党的革命派落入了共产国际机关的罗网，它的脊梁骨就会被打断，它的个性就会被抹杀，它就会丧失思考的能力，只会盲目服从；用共产国际机关的体制来造就革命者，只能造成十足的灾难。 有些同志会愤怒地质问我们：“难道你们反对组织上的统一吗？” 不，我们并不反对统一。但我们反对盲目崇拜、迷信与愚昧。统一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几乎把整个无产阶级都集结到了自己身边，然而它却带领无产阶级走向了毁灭。比利时工人党有权自称是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但这并没有阻止它一而再再而三的投降。只有天真得无可救药的人，才会对英国工党抱有期望，以为这个统治着整个英国无产阶级的党能够赢得胜利。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统一本身，而在于统一的实际政治内涵。 如果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今天就同法国共产党合并，这给胜利带来的保证，并不会比统一战线所能带来的更多：只有正确的革命政策才会带来胜利。但我们愿意承认：在目前情况下，两党的统一，将会加快散落在两党内的真正的革命分子的重组与整合。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两党的统一才是向前迈出了一步。 但是——我们得把话给挑明了——如果在统一后的新党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被引入共产国际的轨道的话，统一也有可能会变成倒退的一步，甚至是迈向深渊的一步。斯大林派的机关能够可鄙地利用一场胜利了的革命来谋取私利，但它在组织上却无法保证新的革命取得胜利。它从骨子里就是保守的。我们要重复一遍：苏联官僚阶层与老的布尔什维克党之间的共同之处，就跟执政府与督政府同雅各宾派之间的共同之处一样少。 两党的统一并不会带领我们前进，除非它意味着打消幻想、驱除盲目和消除赤裸裸的欺骗。社会党左派必须大量接种列宁主义的疫苗，以免患上共产国际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我们才如此密切、如此挑剔地关注各种左派集团的演化。我们的态度可能会让某些人觉得不高兴。但我们相信，在革命事业上，责任感要远比礼节重要。我们也同样接受任何出于革命立场、而不是出于感情的批评。 *** 齐隆斯基在一系列文章里，试图概括出未来的统一的党的基本原则。比起一再空谈统一的勒巴[40]，齐隆斯基的做法要严肃认真得多。可惜齐隆斯基在他的文章里，却体现出了改良主义—中派主义的倾向，不是倾向于列宁主义，而是倾向于官僚中派主义（斯大林主义）。这一点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就来讲一讲好了。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齐隆斯基在他的整个系列文章里，一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绝不能看做是它本身的目的”的观点（他还指出这个观点来自斯大林）。说得好像世界上什么地方有个疯狂的理论家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它本身的目的”似的！虽然一再强调这个观点显得很奇怪，但这里面隐藏着一个想法：齐隆斯基是在为自己想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事先想好了用什么借口来向工人解释。不幸的是，如果一开始就为建立专政而找借口，那是很难建立起专政的。 然而更糟糕的是这个观点：“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而放松，并逐步转变为工人民主。”一句话里就犯了两个重大的原则错误。这个观点把无产阶级专政与工人民主对立起来了。然而就其本质而言，无产阶级专政既可以、也应该是工人民主的最高体现。为了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必须把它的全部力量与能力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无产阶级被民主地组织起来，正是为了消灭它的敌人。按照列宁的说法，专政应该“让每一个厨娘都能学会管理国家”[41]。专政的重拳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的：专政的基础就是工人民主。 然而按照齐隆斯基的说法，“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工人民主将取代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前景是完全错误的。当资产阶级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工人民主就会与无产阶级专政一同消亡，因为国家自己也要消亡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并没有“工人民主”的容身之处，这是因为：首先，工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其次，已经没有通过国家进行镇压的必要了。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专政转变为民主，而是专政和民主一起逐步消融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与文化组织。 如果这只是纯理论性的错误，它并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然而就在这个错误理论的背后，隐藏着一整套的政治方案。齐隆斯基企图修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承认这个理论是从唐恩那里借来的），使其能适应目前的苏联官僚体制。而且，他还竭力不去面对这个问题：尽管苏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却并没有向民主转变，反而在向恐怖的官僚主义转变，而且这种官僚主义还具有鲜明的个人独裁的性质，这是为什么呢？“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党、苏维埃和工会却全都被窒息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不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坚决的批判，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但这正是齐隆斯基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避免的。 然而，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成果的权利，被独立的、不受任何监督的官僚阶层给篡夺了，这一事实表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弊病丛生、正在堕落的专政，如果不去管它，这个专政不会转变为“工人民主”，却会导致苏维埃制度的彻底毁灭。 只有西方的革命才能挽救十月革命，使其免于失败。“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共产国际的整个纲领也是同样的错误。采用这个纲领，就会使革命的列车出轨。法国无产阶级要想赢得成功，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让自己的先锋队彻底摆脱保守的、囿于一国范围的苏联官僚的影响。法国共产党当然有权提出以共产国际的纲领作为两党统一的基础：它几乎不可能提出别的东西。但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了解自己对无产阶级的命运所承担的责任，他们必须无情地批判布哈林—斯大林的纲领。统一是件大好事，但是不能在堕落的基础上统一。以马克思和列宁的国际纲领为基础，将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工人集结起来，这才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任务。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苏联的利益（两者其实是一致的），都要求对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进行同样的斗争。 *** 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都已经彻底堕落。历史的证据不会骗人。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国、英国、德国、奥地利、西班牙）都已经作出了它们的判决。萨尔的终审核实了这个判决，并不得上诉。根据过去十年里的悲剧性的经验教训建立新国际的工作，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个重大任务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展密切相关，首先是与法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密切相关。为了战胜这个敌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掌握各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些方法与机会主义的方法和斯大林主义的方法都是不相容的。我们能完成这个任务吗？恩格斯曾说过：“当斗争来临时，法国人的生活总是会焕然一新。”希望这次我们能够完全证明，我们的伟大导师的预测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在炽烈的斗争中涌现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一个能够成为新国际的基石的党，法国无产阶级才有胜利的可能。这条道路，是对国际革命最直接、最便捷、最有利的道路。 只有傻瓜才会夸口说，胜利有万无一失的保证。不幸的是，如果说胜利是有可能的，那就是说，也不能排除失败的可能性。统一战线目前的政策，就像两个工会组织目前的政策一样，不会促成胜利，反而会阻碍胜利。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法国无产阶级胜利了，它的两个政党就一定会从舞台上消失，这样一来，在新的基础上成立新国际的必要性，就会让每一个工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更明显的是：假如法西斯主义在法国获胜，第四国际的建设就将遭遇无数的困难，进展将会极其缓慢；各种迹象都会表明，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将转到美国。 因此，这两种历史走向——法国无产阶级的胜利或失败——都同样通往第四国际的道路，只是速度不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所要表达的历史潮流。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冒险主义。我们不是要装腔作势地“宣称”第四国际的存在，而是要系统地为第四国际进行筹建工作。在面临各种事件的考验时，我们必须向先进工人揭示出来：现有的两个国际的纲领与方法，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但不会减小，反而会继续扩大。从这个分析出发，只能得出一条总路线：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为第四国际做好准备。 *** 有几个既不属于第二国际也不属于第三国际的组织（两个荷兰政党[42]、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在二月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除了两个荷兰政党是站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其它与会的组织都代表着各种各样的——总的来说是各种保守的——中派主义。出席会议的雅·多里奥[43]写道：“当资本主义的危机为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提供了惊人的证明时……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建立的各个政党，无论是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建立的，全都没有完成它们的任务。”多里奥本人曾同左翼反对派进行过十年的斗争，他帮助瓦解了共产国际，我们不会对这件事纠缠不休。我们还要特意提醒大家注意多里奥在中国革命中扮演过的可悲的角色。还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发生在1935年2月的事情上面吧。多里奥明白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已经失败了，他也承认这一点。他是否从这个失败中得出了必须准备建立新国际的结论呢？你要是这么想的话，那你就根本不了解中派主义。关于新国际的问题，多里奥是这么写的：“会议正式谴责了这个托洛茨基主义的主张。”一说到“正式谴责”，多里奥就得意忘形了，但这次会议确实否决了关于第四国际的主张，尽管两名荷兰代表是赞成这个主张的。既然如此，那这次会议的真正纲领又是什么呢？它没有纲领。与会的各个组织在日常工作中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任务撇到一边，几乎没有考虑过这些任务。但是他们几乎每年都会召开一次大会，安慰自己的心灵，并说：“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已经失败了”。低头致哀之后，他们就会各奔东西。我们还是把这个“组织”叫做“为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举行每年一度的葬礼仪式的殡葬委员会”比较好。 这些可敬的人以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是“战略家”，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传播一些格言：“我们绝不能参与事件……”；“群众还没有理解……”。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又要亲自参与宣告两个国际的破产的事件呢？“群众”不是还没有理解这一点嘛！而那些已经理解了这一点的群众——没有你们帮忙他们也理解了——在萨尔投了希特勒的票。你们要求第四国际的筹建工作必须服从于“历史的进程”，可你们自己难道就不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吗？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时时刻刻都走在历史进程的最前列。只不过你们代表着这个进程的哪个部分呢？ “群众还没有理解”。但是群众并不是到处都均匀一致的。新思想首先是由先进分子掌握的，然后他们再把新思想传播给群众。如果你们这些高尚、聪明的人能够理解第四国际的无法回避的必要性，那你们有什么权利把这个结论隐瞒起来，不让群众知道呢？更糟糕的是：在承认现有的两个国际已经失败之后，多里奥“谴责”（！！！）了关于新国际的主张。那么，他到底要给革命先锋一个什么样的具体前景呢？什么也给不了！但这就意味着散布混乱、麻烦与消沉。 这就是中派主义的本质。我们必须彻底理解它的本质。在形势的压力下，中派主义可以做出分析、评估与批判：在这方面，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我们讲的这次会议就是他们主持的——就小心翼翼地重复了不少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早在两年前、三年前甚至十年前就已经说过的话。可就在距离革命的结论不远的地方，中派主义者胆怯地停下了脚步。大家一起来给共产国际办个葬礼吧？当然可以。但是要准备建立新国际？不，不行……还是“谴责”一下托洛茨基主义算了。 多里奥没有立场。他也不想要任何立场。在他同共产国际的官僚决裂之后，他本来是能发挥进步的、重要的作用的。但是，直到现在，他连边都没沾到。他抛弃了革命的任务。他选择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作为自己的导师。他想永远地和中派主义者合作吗？中派主义就是一把没有刀刃的刀，这一点就让他自己去体会吧！ 结论 “等待”、“忍耐”、“争取时间”——这些就是改良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工会干部与斯大林主义者的口号。这种政策的出发点就是：时间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真是这样吗？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在前革命形势中，如果我们不采取革命的政策，那么时间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不利。 在过去一年里，尽管人们给统一战线大唱赞歌，力量对比还是在朝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转变。为什么呢？马索·皮维尔在他的文章《一切都在等待》（《人民报》，1935年3月18日）里，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在幕后的金融资本操纵下，反动势力的一切力量和一切队伍都在不停地执行着进攻的政策，不断地攻占新阵地、加强自己的力量、并在各方面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工业、农业、学校、报刊、法院、军队）。而在无产阶级这边，进攻却只停留在口头上；事实上，就连防御都没有组织起来。阵地不但没有得到巩固，反而被拱手让出，或正在准备被拱手让出。 各种势力在政治上的力量对比，不只是由客观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数量等因素）决定的，也是由主观因素决定的：对自身力量的认识，是实际的力量中最重要的因素。法西斯主义天天都在给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打气鼓劲，加强它的自信；而统一战线的领导集团却在削弱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平主义者是佛陀与甘地的信徒，而不是马克思与列宁的信徒，他们用说教来反对暴力、武装与武力斗争。斯大林派宣扬的基本上也是这套东西，只是特别强调“没有革命形势”。在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与和平主义者之间，出现了劳动的分工：前者加强反动阵营，后者削弱革命阵营。这就是赤裸裸的真相！ 难道说，形势已经无可挽回了吗？……根本不是！ 有两个重要因素，可以遏制改良主义派与斯大林派。首先，德国、奥地利与西班牙的活生生的经验教训，就发生在每个人眼前；工人阶级群众被警醒了，而改良主义派和斯大林派则窘迫不堪；其次，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及时地向无产阶级先锋队提出了革命的问题。 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根本不想吹嘘自己有多么人多势众。但是，我们的口号，反映了目前的前革命形势的发展的逻辑，所以我们的口号才有力量。每一个阶段发生的各种事件，都证实了我们的分析与批评。社会党左翼正在壮大。共产党直到现在都在压制党内的批评意见。但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革命派的壮大，一定会冲破斯大林派的死板的官僚纪律：两党的革命派必将在共同行动中携手合作。 我们的原则一如既往：以真名称呼实物。现在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能对革命事业做出最大的贡献。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消耗完。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做出选择。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时间，但是最后一点时间还没有耗尽。 胜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甚至可以说：胜利是有把握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先确保的——这只需要：我们要有求胜的意志。我们必须渴望胜利，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必须战胜敌人，打倒敌人，把敌人打得永世不得翻身。 同志们，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呼唤你们！一起去斗争！一起去赢得胜利！ [1]皮埃尔·埃蒂安·弗朗丹（PierreÉtienneFlandin，1889年4月12日——1959年6月13日），隶属于民主共和联盟（Alliancerépublicainedémocratique），曾任商业部长、工业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和公共事务部长等职。1934年11月至1935年6月、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两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2]萨洛蒙·格伦巴赫（SalomonGrumbach，1884年1月6日——1952年7月13日），1904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移居瑞士，1918年加入法国国籍，同年参加了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法国社会党多数派脱离社会党另组法国共产党后，他留在法国社会党内。——中译者注 [3]指国际联盟。——原注 [4]保尔·弗尔（PaulFaure，1878年2月3日——1960年11月16日），1901年参加法国工人党，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至1940年担任法国社会党总书记。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投靠了维希法国，1944年被社会党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5]指杜梅格政府。——中译者注 [6]当激进党暴露出它根本无力同法西斯主义斗争之后，工人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官僚阶层，特别是斯大林派，在惊恐之下同激进社会党结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联盟，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从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的视角来看，在议会内同激进党结盟，是一种罪行，在已经大大受限的议会政治的范围内，这也只具有非常有限的实际价值。在议会外同激进党结成反法西斯联盟，这不仅是罪过，更是愚蠢。——列·托 [7]马克思主义绝不会忽视传统与民族气质之类的因素（不过我们这里只顺带讲几句）。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当然是由阶级斗争的进展决定的；但是，这个发展过程的形式与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气质与民族传统的影响，而传统和气质本身又是在过去的阶级斗争的进展的影响下形成的。——列·托 [8]全称“联合总工会”（Confédérationgénéraledutravailunitaire，CGTU），它是斯大林派控制的工会，规模比法国总工会小，1936年与法国总工会合并。——原注 [9]莫里斯·多列斯（MauriceThorez，1900年4月28日——1964年7月11日），生于加来海峡省，12岁开始当矿工。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1930年至1964年任法共总书记。——中译者注 [10]库恩·贝拉（KunBéla，1886年2月20日——1939年11月30日），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出身于小职员家庭。毕业于科洛日瓦尔大学法律系。当过记者。1902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征入伍。1916年在俄国被俘。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创建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任组长。同年11月归国，建立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19年2月被捕，在狱中同社会民主党达成两党合并、联合夺权的协议。3月21日获释出狱，立即将匈共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社会党，接管政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后兼任军事人民委员。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侨居奥地利。1920年8月到苏俄，在克里米亚任红军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平定白匪军的战斗。1922—1923年在乌拉尔做党的宣传工作，后任俄共（布）中央驻共青团中央的特派员。1921—1936年参加共产国际领导工作。1924年10月秘密抵达维也纳，重建匈共，并任主要负责人。1928年4月在维也纳被捕，3个月后获释回到苏联。1936年被指控阻挠执行共产国际七大路线而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在翌年6月被捕，1939年11月死于狱中。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1]关于列宁同“经济派”的论战，请参阅《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可在下列网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4/015.htm——中译者注 [12]“人权同盟”（Liguedesdroitsdel’homme）的“人”字（l'homme），在法语中为阳性，直译过来就是“男人权利同盟”，所以托洛茨基在这里讽刺参加了“男人权利同盟”的老太太们“两性兼具”。——中译者注 [13]弗朗索瓦·德·拉·罗克（FrançoisdeLaRocque，1885年10月6日——1946年4月28日），生于军人家庭，1905年入读圣西尔军校，1907年毕业后曾在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等地服役。1927年退役。1929年参加火十字团，1930年担任火十字团首领之后，将该组织变成了一个法西斯组织。1936年6月，人民阵线政府下令取缔火十字团，拉·罗克便组建了法国社会党（PartiSocialFrançais，请勿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俗称混淆），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之前，该党已经成为法国最大的右翼政党。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拉·罗克将党名改为法国社会进步运动（ProgrèsSocialFrançais），并支持纳粹德国的占领政策。1942年9月拉·罗克开始改变方针，反对占领。1943年3月被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逮捕，1945年5月被美军解救，返回法国后被软禁，死于软禁期间。——中译者注 [14]《共产国际纲领》，《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第一册，第14页，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1965年2月。——中译者注 [15]在《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收录的《共产国际纲领》一文中，这句话被译为：“除了帮助资产阶级压迫工人或麻痹工人警惕性的社会民主党外，还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同上，第27页。）——中译者注 [16]在《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收录的《共产国际纲领》一文中，这句话被译为：“……消灭工人的革命先锋队，即无产阶级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及其骨干力量。”（同上，第28页。）——中译者注 [17]雅克·迪克洛（JacquesDuclos，1896年10月2日——1975年4月25日），法国共产党的重要活动家，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36年起领导党的宣传部门。他和多列斯都是斯大林主义路线的坚定执行者。——中译者注 [18]让·巴蒂斯特·帕斯卡尔·欧仁·恰普（JeanBaptistePascalEugèneChiappe，1878年5月3日——1940年11月27日），1927年至1934年任巴黎警察总监，1935年至1936年任巴黎市议会议长，1940年秋天出任法国驻黎凡特高级专员，在乘飞机飞往黎巴嫩途中被意大利飞机误击，机上包括恰普在内的所有乘员全部身亡。——中译者注 [19]阿尔方索十三世（AlphonsoXIII，1886年5月17日——1941年2月28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1886年继位，1902年正式执政。1931年西班牙爆发了革命，共和派政党在4月12日的市政选举中大获全胜，阿尔方索十三世随即弃位出逃，流亡巴黎，最后死于罗马。——中译者注 [20]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АбрамовичЛозовский，1878年3月16日——1952年8月1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犹太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常年参加工人运动，1921年至1937年间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后曾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苏联情报局副局长等职，四十年代末含冤入狱，1952年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21]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Захарович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中译者注 [22]加斯东·蒙穆索（GastonMonmousseau，1883年1月17日——1960年7月11日），法国工会活动家，1922年至1932年任联合总工会总书记，1925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6年至1940年任政治局委员。——中译者注 [23]《民众报》（LePeuple）是法国总工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24]尤里乌斯·多伊奇（JuliusDeutsch，1884年2月2日——1968年1月17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客，保卫共和联盟的创始人。1934年二月起义失败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6年至1939年在西班牙指挥共和军作战。西班牙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巴黎。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流亡美国，1946年回国。——中译者注 [25]指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领导人。——中译者注 [26]罗热·玛丽·菲利克斯·朗热隆（RogerMarieFélixLangeron，1882年5月27日——1966年1月18日），时任巴黎警察总监。——中译者注 [27]冶金委员会（Comitédesforges）是法国大工业资本的联合组织，1864年成立，1940年被维希法国政府解散。——中译者注 [28]儒勒·巴西尔·盖德（JulesBasileGuesde，1845年11月11日——1922年7月28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80年与保罗·拉法格（PaulLafargue）等人一起成立了法国工人党。长期积极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活动，一战爆发后，支持法国政府参战。——中译者注 [29]保尔·拉法格（PaulLafargue，1842年1月15日——1911年11月26日），生于古巴圣地亚哥。1851年随全家迁回法国波尔多。1864年进入巴黎大学。在普鲁东影响下，参加了第一国际。后来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1868年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结婚。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西班牙，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9年与盖德等人成立法国工人党。1889年主持召开第二国际成立大会。1911年与妻子一起自杀。——中译者注 [30]新社会主义派（Neo-Socialistes）是法国社会党内的一个右倾派别，主要领导人就是上文提到过的戴亚、雷诺德尔等人。——中译者注 [31]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МаксимовичЛит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生于波兰的犹太银行家家庭，本名梅尔·盖诺赫·莫伊谢耶维奇·瓦拉赫—芬克尔施泰因（MeirGenochMojsiejewiczWallach-Finkelstein），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当选为基辅党委委员，1901年被捕，1902年越狱后流亡瑞士，担任《火星报》编辑。1905年革命期间担任《新生活报》编辑。1906年流亡英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十月革命后被苏维埃政权任命为驻英国代表。1921年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0年至193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1946年退休。1951年因交通事故逝世。——中译者注 [32]加弗洛什（Gavroche）是维克托·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中的一个流浪少年，他自幼被父母遗弃，自由不羁，热情冲动，最后参加了革命，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他是巴黎革命青年的象征。但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搞错了，原著里加弗洛什参加的是1832年六月起义而不是1848年革命，详情请参阅《悲惨世界》第三部第一卷、第四部第六卷、第十卷至第十五卷、第五部第一卷。——中译者注 [33]恩斯特·台尔曼（ErnstThä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于小贩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反对工会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成为汉堡的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3月发动失业者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进攻理论辩护。后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汉堡起义中承担重要工作。1924年入选中央政治局，在费舍和马斯洛夫被开除后担任党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34]按照《凡尔赛和约》，原属于德国的萨尔盆地被划归国际联盟管辖，为期15年。在此期间，当地的煤矿由法国控制。15年期满后，将由当地选民举行全民公决，决定萨尔的最终归属。在1935年1月13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超过90%的选民赞成萨尔立即回归德国。——中译者注 [35]雄鸡是法国的象征。——中译者注 [36]法国大革命期间，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施行的一系列革命措施不仅沉重打击了封建反革命势力，也让一部分资产阶级感到害怕，这些资产阶级为了制止雅各宾派的“过火”行为，便于1794年7月27日（共和历热月九日）发动政变，推翻了雅各宾派专政，并于次日将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等人杀害。1795年10月26日，热月党解散了国民公会，选出了新的督政府。1799年11月9日（共和历雾月十八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推翻了督政府，代之以执政府。热月党虽然取消了雅各宾派的许多革命措施，但还是不得不做了很大的努力来保护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托洛茨基经常用“热月反动”来描述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的性质。——中译者注 [37]卡洛伊·米哈伊·亚当·捷尔吉·米克洛什，纳吉卡洛伊伯爵（CountKárolyiMihályÁdámGyörgyMiklósdeNagykároly，1875年3月4日——1955年3月19日），生于匈牙利最著名的天主教贵族家庭之一，191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10月被奥地利皇帝任命为匈牙利首相，1918年11月16日宣布成立匈牙利民主共和国，并自任临时总统。在内忧外患面前，卡洛伊于1919年3月20日辞职，7月流亡法国。1946年回国，1947年至1949年曾任匈牙利驻法国大使，1949年辞职后流亡国外，1955年死于法国。——中译者注 [38]即《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原注 [39]但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中文版中没有找到这句话。——中译者注 [40]让—巴蒂斯特·勒巴（Jean-BaptisteLebas，1878年10月24日——1944年3月10日），生于鲁贝（Roubaix），1896年参加法国工人党，1912年当选为鲁贝市长，一战期间德军占领鲁贝后，因拒绝同德军合作，遭到监禁。1936年在布鲁姆政府中担任劳工部长。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1年5月被盖世太保逮捕，1944年死于集中营。——中译者注 [41]列宁的原话是“我们知道，不是随便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关于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述，详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2卷，第306—308页。——中译者注 [42]“两个荷兰政党”是指独立社会党（OnafhankelijkeSocialistischePartij,OSP）与革命社会党（RevolutionairSocialistischePartij,RSP），它们在1933年8月26日曾与国际左翼反对派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一起签署了《四个组织的宣言》，宣告了成立新国际的必要性及其各项原则。这两个荷兰政党在1935年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SocialistischeArbeiderspartij,RSAP），它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来都脱离了第四国际运动，转投了伦敦局。《四个组织的宣言》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ia-chinese-fi-19330826.htmttps://www.marxiourth-internati——中译者注 [43]雅克·多里奥（JacquesDoriot，1898年9月26日——1945年2月22日），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1年至1923年任共青团驻莫斯科代表，1923年当选为法国共青团书记。在任上大力推行“布尔什维克化”。三十年代初因鼓吹人民阵线，于1934年被开除出党。此后开始倒向极右阵营。1936年成立了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法国人民党（PartiPopulaireFrançais），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积极投靠纳粹德国，盟军解放法国后逃往德国，1945年2月22日他乘坐的汽车被盟军飞机扫射，他当场身亡。——中译者注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法国往何处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法国往何处去？ （1934年11月9日） 我们希望本文能让先进工人理解法国在未来几年的走向。对我们来说，法国既不是证券交易所，不是银行，不是托拉斯，不是政府，不是政权机关，也不是教会——这些都是法兰西的压迫者——法国就是工人阶级与被剥削的农民。 资产阶级民主的崩溃 战后，革命在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和西班牙接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只有俄国无产阶级才完全掌握了政权，剥夺了剥夺者，并学会了如何建立与维持工人国家。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虽然获得了胜利，却由于自己的领导层的错误，导致革命半途而废。结果，政权从他们手里溜走了，从左派手中换到右派手中，最后落到了法西斯主义手里。一系列国家建立了军事独裁。无论在哪里，议会都做不到调和阶级矛盾、保证事态的发展和平地进行。解决冲突的是手里的武器。 长期以来，法国人民都以为不管法西斯主义再怎么折腾，也是不成气候的。他们有共和制，在这个制度下，享有主权的人民通过普选，对一切问题进行商讨。但就在1934年2月6日，几千名法西斯分子和保王派分子，拿着手枪、棍棒和匕首走上街头，在这个国家建立了反动政府，把长期包庇法西斯团伙、任其发展壮大和建立武装的杜梅格[1]捧上了台。到了明天又会怎么样呢？ 当然，法国今天仍和其它一些欧洲国家（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一样，仍有议会、选举、民主权利存在，或者说它们的残留物依然存在。但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阶级斗争都在激化，就像阶级斗争曾在意大利和德国激化一样。 还在用“法国又不是德国”这种话来自我安慰的人，是无药可救的。资本主义衰朽的法则，在所有国家里都一样有效。只要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社会就没有出路。它注定会危机重重，穷上加穷，惨上加惨。在这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的衰老与瓦解，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以不同的速度进行着。但这个过程的基础特征，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资产阶级正在拉着整个社会走向彻底破产。它既不能保证人民有面包吃，也不能保证人民有和平可享。所以它才无法继续容忍民主秩序。它不得不动用武力来打垮工人。但是，光靠警察，是无法平息工农的不满的。而且，动用军队来镇压人民，往往也是行不通的。它以军队的瓦解开始，以大量士兵转到人民一边告终。所以，金融资本不得不建立专门的武装团伙，像训练专门用于打猎的狗一样，训练他们对付工人。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作用，就是当资本家发现民主机制已经不能帮自己进行管理和统治的时候，用它来打垮工人阶级、摧毁工人阶级的组织，扼杀一切政治自由。 法西斯分子的人力资源主要来自小资产阶级。被大资本彻底挤垮的小资产阶级，在目前的社会秩序中毫无出路，但它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路可走。法西斯分子把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愤怒和绝望从大资本身上转移到了工人身上。可以说，法西斯主义，就是小资产阶级任凭自己沦为自己的死敌的打手的行为。大资本就这样摧毁了中间阶级，然后又雇佣法西斯煽动家，挑唆绝望的小资产阶级去对付工人。只有用这般阴险毒辣的手段，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得以保全。但能保住多久呢？只能撑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前。 法国波拿巴主义的开端 在法国，从民主堕入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刚刚进入第一阶段。议会依然存在，但它已经没有了以前的权力，以后也不可能恢复。议会里的多数党被2月6日吓得半死，叫来了大救星和裁决者杜梅格，把他推上台。他的政府凌驾于议会之上。这个政府能上台，并不是靠“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多数党，而是由官僚机构，由军队和警察直接推上去的。所以杜梅格才会禁止公务员或全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享有政治权利。他需要一个顺从的、守纪律的官僚机构，这样他才能立于这台机器的顶点，而不用担心掉下去。议会多数党对法西斯分子和“共同阵线”（commonfront）怕得要死，不得不向杜梅格屈膝投降。 目前，关于即将进行的“改宪”，还有很多文章要做，比如修改关于解散众议院[2]的权利的条款，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只具有一个法律上的意义。在政治意义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用去凡尔赛，改宪就已经完成了[3]。武装的法西斯团伙登上了政治舞台，使金融资本凌驾于议会之上。这就是现在的法国宪法的本质所在。其它的无非都是幻想、玩弄词藻或故意欺骗。 杜梅格目前扮演的角色（跟可能接过他的位子的塔尔迪厄[4]之流一样）并不新鲜。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曾在不同的情况下，扮演过类似的角色。这就是波拿巴主义的本质：它立足于彼此相争的两大阵营之上，在官僚—军事独裁的帮助下，“拯救国家”。拿破仑一世代表着资产阶级仍处于奋发向上的青年时期的波拿巴主义。当资产阶级已经开始秃顶的时候，发展出了拿破仑三世的波拿巴主义。而在杜梅格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衰朽时期的年老体衰的波拿巴主义。 杜梅格政府代表着从议会政治转向波拿巴主义的第一步。为了保持平衡，杜梅格把法西斯分子放在右手边，把那些推他上台的党派放在左手边。要他下令解散——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际上——“爱国青年团”[5]、“火十字团”[6]和“国王的卡美洛”[7]，等于砍掉他的根基。 当然，政局还是有可能发生暂时的变动。所以，法西斯分子若是过早发动攻势，可能会造成政府的高层略向“左边”摆动。杜梅格可能会暂时让位，不是让给塔尔迪厄，而是埃里奥[8]。但是，首先谁也不敢肯定，法西斯分子会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企图发动政变。其次，政府高层略微倒向左边，并不会改变整个过程的整体走向。它只能把决战的时刻推迟一些。 现在已经不可能回到和平民主去了。事态正在不可避免、不可阻挡地走向无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的冲突。 波拿巴主义会坚持多久？ 目前的过渡性的波拿巴主义体制，能坚持多久？换句话说，无产阶级还有多长时间来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这个问题，自然不可能得到一个精确的回答。但有一些因素是可以确定的，通过分析这些因素，可以估算出这整个过程发展的速度。而这个问题当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激进党的近期命运。 我们前面讲过，目前的波拿巴主义体制的出现，与两大极端的政治阵营开始进行内战有关。它的主要物质支持，来自警察和军队。但它也从左派——激进社会党——那里得到了政治支持。而这个党的群众基础是城乡小资产阶级。这个党的领袖人物都是城乡大资产阶级的“民主”代理人，他们有时会给人民一丁点改良，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会给人民一些民主的词藻；他们天天都在（用嘴皮子）同反动派和教权派斗争，保卫自己的党；但在一切重大问题上，他们执行的是大资本的政策。 激进社会党害怕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更怕无产阶级的威胁，它不得不投靠波拿巴主义阵营。就像被骑手骑着的骆驼一样，激进党四肢跪地，让资本主义反动派骑到自己背上。没有激进党的政治支持，杜梅格政府现在是不可能撑下去的。 如果把法国的政治形势的演变，同德国对比一下的话，杜梅格政府及其可能的继任者，就相当于魏玛共和国与希特勒之间的布吕宁[9]、巴本[10]和施莱赫尔[11]三届政府。不过，两者之间有一个不同之处，可能会极具政治意义。德国的波拿巴主义，是在各民主政党已经垮台、纳粹党又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的时候粉墨登场的。德国这三个波拿巴主义政府，自身的根基都十分薄弱，只能在相互敌对的两大阵营——无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深渊上走钢丝。这三个政府都是很快就倒台了。无产阶级阵营陷入了分裂，对这场斗争没有做好准备，并遭到了自己的领袖的愚弄和出卖，被他们弄得晕头转向。所以纳粹党几乎是不战而胜的。 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至今仍然算不上一支群众性的力量。而另一方面，波拿巴主义从激进党那里得到了支持，尽管激进党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支持它，而且这种支持本身也并不牢固，但它的支持毕竟还是具有群众性的。在这两个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内部联系。从自身的社会性质来说，激进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主义只有在征服了小资产阶级之后，才能成为一支群众性的力量。换句话说，法西斯主义要想在法国取得进展，首先就得搞垮激进党。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虽然还处于初步阶段。 激进党的角色 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利用上一次地区选举的结果来帮助分析。两个极端——反动政党与工人政党——得票都增加了，而中间的激进党的得票减少了。但是这一增一减暂时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这事关议会选举的问题，那么这些现象无疑值得更慎重地考虑。对于我们来说，这选票的一增一减，本身的意义并不大，但它是一个征兆，反映了群众的意识的变化。 这些征兆表明，这个小资产阶级中派政党，已经开始被两大极端阵营代替了。也就是说，议会体制的残余部分，正在被加速蚕食。两大极端阵营都正在发展壮大。它们之间的冲突正在逼近。不难理解，这个过程是绝对无法逃避的。 激进党的角色，是帮助大资产阶级，给小资产阶级保存一丝希望，让他们以为自己的处境能够逐步地、和平地得到改善。只有当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形势还能勉强支撑下去、大规模的破产尚未发生、小资产阶级对未来的希望尚未破灭的时候，激进党才能演好这个角色。当然，激进党的纲领总是只停留在纸面上。他们从来没有代表劳动者进行过一项认真的社会改良，他们自己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控制着权力的一切真正的机关——银行、证券交易所、媒体、政府高官、重要外交官和总参谋部——的大资产阶级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激进党有时候会施舍一些小恩小惠，主要是在省一级范围内，然后又借此大肆宣传，让人民群众继续保持着幻想。它一直都是这么做的，直到撞上了最近这次危机。现在就连最落后的农民都已经看明白了，这次危机并不是战前常见的那种普通的、持续时间不长的危机，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危机。他们要求采取大胆、果断的措施。但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农民说不上来。没有人去把该说的话告诉他们。 资本主义使人民群众陷入穷困，瘫痪了生产手段，使它被同一个资本主义所毁灭。因此，整个制度已经开始衰退、解体、腐烂。资本主义不但不能带给劳动者半点新的社会改良，就连给他们一点小恩小惠都做不到了。整个欧洲都已经进入了消除经济改良与政治改良的时代。掠夺与窒息群众的政策，并不是出自反动派的任性妄为，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任何一个工人，只要他没有被空话愚弄，就一定会弄懂这个基本事实。 所以，整个欧洲的改良主义民主政党，才会一个接一个地失去力量，并逐渐瓦解。法国激进党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只有傻瓜才会以为，在最糟糕的反动面前，达拉迪耶[12]的投降或埃里奥的背叛，是出于偶然的、一时的原因，或是由于这两个可悲的领袖缺乏个性。根本不是这样！凡是重大的政治现象，总会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民主政党的衰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瓦解。大资产阶级对激进党说：“现在没空开玩笑了，你再跟社会党调情，再向人民承诺什么金山银山，我就要把法西斯分子放出来。2月6日只是第一次警告，给我放聪明点！”然后激进党这头骆驼就立刻四肢跪地。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会做。 但这样救不了激进党。在人民看来，它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反动派拴在了一起，这必然会加快它的末日的到来。在地区选举中，激进党获得的选票减少了，它提名的候选人的当选人数也减少了，这仅仅是个开始。激进党瓦解的过程，将会越来越快。全部问题在于：激进党的瓦解是不可避免、不可阻挡的，那么它的瓦解对谁有利呢？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法西斯主义？ 在革命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动中间，哪一个能大胆而光明正大地站出来，向中间阶级伸出手，给中间阶级提供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纲领呢？最重要的是，它们中哪一个能通过语言和行动，展现出自己能够扫清一切障碍，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从而赢得中间阶级的信任呢？ 这个问题，决定了法国未来几十年的命运。不仅仅是法国，更是全欧洲。不仅仅是欧洲，更是全世界。 “中间阶级”，激进党与法西斯主义 纳粹党在德国获胜后，法国的各种“左派”政党与团体一再谈论：必须稳住“中间阶级”，不让他们倒向法西斯主义。为此，社会党内以雷诺德尔[13]为首的一派，脱离了社会党，向激进党靠拢。但是当思想还停留在1848年的雷诺德尔向埃里奥伸出双手时，埃里奥却已经把一只手伸向了塔尔迪厄，另一只手伸向了路易·马朗[14]。 不过，这绝不是说工人阶级应该抛弃小资产阶级，任其听天由命。哦，不，当然不是！要接近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这是赢得反法西斯斗争乃至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必要前提。只是这个问题必须以正确的形式来提出，为此，必须清楚地理解“中间阶级”的性质。一味地重复概括性的公式，却不去分析它的社会内容，在政治中，特别是在关键时期，这种做法是最最危险的。 当代社会由三个阶级组成：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中间阶级”，也就是小资产阶级。一国的政治形势，归根结底是由这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社会的基础阶级是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只有这两个阶级，才拥有自己的明确的、连贯的、独立的政策。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它在经济上的依附性，与它在社会成分上的不均匀性。它的上层与大资产阶级有着直接联系。它的下层又与无产阶级相互重合，甚至还会跌落为游民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并没有自己的政策，这与它的经济状况是相符的。它总是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摇来摆去。它的上层倾向右翼；它的受压迫与受剥削的下层，在一定条件下，是会急剧左转的。激进党的政策总是混乱的，到头来总是会破产的；为了安抚下层群众，它要与社会党组成联合内阁，为了拯救资产阶级，它又要与资本主义反动派组成民族联合内阁，它总是在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定；这都是由“中间阶级”中的不同阶层之间相互矛盾的关系所决定的。当大资产阶级自己也已经陷入绝境，不允许激进党再犹豫下去的时候，激进党的最终瓦解也就开始了。 小资产阶级，城乡中的破产群众开始不耐烦了。对于它自己的上层阶层，它的态度越来越恶劣。它开始相信，自己的政治领导层背叛了自己，已经破产了。贫农、手工艺人、小商贩开始相信，在他们与市长、律师之间，在他们与埃里奥、达拉迪耶、肖彤[15]之流政治贩子之间，隔着一道鸿沟，那些人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都是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利用了小资产阶级的幻灭、急躁与绝望。法西斯煽动家污蔑和咒骂议会民主，说它藏污纳垢，里面尽是野心家和贪污犯，却什么也没有给劳动人民。这些煽动家向银行家、大商人和资本家挥舞起了拳头。他们的话语和姿态正好迎合了陷入绝路的小有产者的情绪。法西斯分子表现出了勇气，他们走上街头，攻击警察，并企图用武力驱散议会。这让绝望的小资产阶级钦佩不已。他对自己说：“激进党全都是卖身投靠银行家的骗子；社会党总是保证要消灭剥削，却从来不干实事，共产党根本什么都不懂——今天先干好今天的事，明天的事明天再考虑；先看看法西斯分子能不能拯救我们吧。” “中间阶级”一定会倒向法西斯主义吗？ 雷诺德尔、弗洛萨尔[16]等人以为小资产阶级特别依赖民主，所以必须紧紧拉住激进党的燕尾服的尾巴。何其荒谬的蠢话！民主只是一种政治形式。小资产阶级关心的不是果壳，而是果肉。它要拯救自己，使自己免遭穷困与破产。如果民主被证明是无能为力的——那就去他的民主吧！每个小资产者都是这么思考或这么认为的。 在市镇、地区和议会里，下层小资产阶级向本阶级的“有教养的”上层发起的反抗不断增加，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在社会和政治上的主要源泉。此外还可以加上被危机打得粉身碎骨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律师、议员和当上了部长的暴发户们的怨恨。这也是下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造反。 这是不是说，小资产阶级一定、必然会倒向法西斯主义呢？不，这种结论是可耻的宿命论。 一定、必然会发生的，是激进党的毁灭，与所有把自己的命运同激进党挂钩的政治团体的毁灭。 在资本主义衰朽的情况下，追求民主改良与“和平”进步的政党，已经没有了容身之地。无论法国走上什么道路，激进党在背叛了小资产阶级后，就会被小资产阶级抛弃和唾骂，最终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随着我们的预测一一被事实证明，每个有觉悟的工人都会被我们说服。激进党将在新的选举中失败。从底层的群众到上层的野心家，一批又一批的党员会离开它。脱党、分裂与背叛将会层出不穷。任何权谋、任何结盟都救不了激进党。它会拖着雷诺德尔—戴亚[17]的“党”一起坠入深渊。资产阶级社会再也不能在所谓的民主方法帮助下克服自己的困难了，这个事实决定了激进党的末日是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的底层与上层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但这完全不是说，追随激进党的群众必然会寄希望于法西斯主义。中间阶级青年当中，士气最低沉、社会地位跌落得最厉害、而又最贪婪的那部分人，确实已经选定了这条路。他们是法西斯团伙的人力储备，构成了法西斯团伙的主要部分。但城乡的底层群众还没有做出自己的选择。在这么重大的抉择面前，他们犹豫了。正是因为他们还在犹豫，所以，尽管他们已经对激进党失去了信任，却还是会投激进党的票。但是，他们的犹豫不决，却不会持续几年，最多会持续几个月。 下一阶段的政治发展，将以狂热的速度进行。小资产阶级只有在确信还有另外的出路的情况下，才会拒绝接受法西斯主义的蛊惑。另一条出路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小资产阶级真的害怕革命吗？ 自以为洞悉人性的议会痴迷症患者总是说：“不要拿革命来吓唬中间阶级，他们不喜欢走极端。”一般来说，这种主张是绝对错误的。当然，只要生意还算顺利，只要小有产者还相信明天会更好，他就会喜欢秩序。 但当他陷入绝望时，他就很容易被激怒，并且随时可以动用最极端的手段。要不是这样，他又怎么会推翻意大利和德国的民主政权，并建立起法西斯政权呢？绝望的小资产阶级首先是把法西斯主义当成了对抗大资本的力量，并相信法西斯主义跟只会耍嘴皮子的工人阶级政党不一样，他们会用武力去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他们理解这一点：不能放弃使用武力。 谁要是断言，现在的小资产阶级害怕“极端手段”，所以不会走向工人阶级政党，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小资产阶级的下层，也就是它的广大群众，只看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议会机关。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政党的力量，不相信工人阶级政党进行斗争的能力，不相信工人阶级政党已经做好了把这次斗争进行到底的准备。 要是工人阶级政党能做到这些的话，抛弃激进党，改为支持它在议会中的左边的伙伴，是否值得呢？濒临破产、穷困潦倒而牢骚满腹的有产者就是这样想的。不了解农民、手工艺人、职员、小公务员等人的这种心理——由社会危机而产生的心理，就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依附性的，在政治上是一盘散沙。所以它无法得出独立的政策。它需要一个“领袖”来鼓舞它，才会有自信。这个领袖，或是领导集体——比如说，一个名人，或是一个党——可以由两大基本阶级之一提供给它——不是大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法西斯主义把这些分散的群众组织起来，并把他们武装起来。用这些卑微的人组建了战斗队。这就使小资产阶级产生了一种幻想，好像他们自己就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它开始想象自己真的能对这个国家发号施令。这种幻想和希望能令小资产阶级忘乎所以，这一点也不奇怪！ 但小资产阶级也能在无产阶级中间找到自己的领袖。俄国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示范，还有西班牙也部分做出了这样的示范。在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小资产阶级也曾被引向这个方向，但当地的无产阶级政党却没有成长到与自己的历史任务相符的水平。 为了把小资产阶级争取过来，无产阶级必须赢得小资产阶级的信任。为此，无产阶级首先要对自己的力量有自信。 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必须做好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夺取政权的准备。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党的锻炼下，做好了进行关键的、无情的斗争的准备，然后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说：“我们准备夺取政权。这是我们的纲领。我们打算跟你们商量一下，看看这个纲领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我们只对大资本及其走狗使用暴力，但对于辛勤劳动的你们，我们希望能以一个具体的纲领为基础，同你们结盟。”农民会听懂这种话的。但首先得让他们相信无产阶级有力量夺取政权。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清除一切关于统一战线的暧昧不清、优柔寡断和空话大话。必须理解形势，并认真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同激进党结盟就等于结成反中间阶级的联盟 雷诺德尔、弗洛萨尔等人真的认为，同激进党结盟就是跟“中间阶级”结盟，这样就能形成一道抵挡法西斯主义的防线。他们眼里只能看见议会的影子。他们看不到群众的真实演变，只会追逐那个早已名存实亡的“激进党”，同时，激进党也背弃了他们。他们以为，在发生重大社会危机的时代，阶级之间的联盟，是可以用由一些支离破碎、时日无多的议会小集团拼凑起来的联盟来代替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与中间阶级的联盟，并不是一个议会统计学的问题，而是一个革命动力学的问题。 必须在斗争中建立和巩固这个联盟。当前政局的全部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绝望的小资产阶级正在开始挣脱议会纪律的束缚，并开始摆脱保守的“激进”派的监护——他们总是在愚弄人民，现在更是彻底背叛了人民。在这种形势下，同激进党结盟，就等于要遭受人民的唾骂，并把小资产阶级推进法西斯主义的怀抱，让他们把法西斯主义当成唯一的救星。 工人阶级政党绝不能浪费半点力气去拯救这个已经破产的政党。相反，它必须全力推动群众脱离激进党的影响。它越是热诚、大胆地执行这个任务，它就能更快、更确实地促成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真正联盟。做事应该抓住重点，而不是细枝末节。历史的进程是很快的。落后于历史的人是可悲的！ 当弗洛萨尔否认社会党有权揭露和削弱激进党、有权加快激进党的瓦解时，他的面貌就不是社会党，而是保守的激进党了。只有相信自己的纲领、并且力争把所有人拉到自己的旗帜下的政党，才有历史上的生存权。否则它就不是政党，只是一个议会集团，一个野心家的帮派。帮助劳苦大众摆脱资产阶级的致命的影响，这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利，更是它的基本义务。这个历史任务在目前显得特别紧迫，因为激进党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拼命为反动派打掩护，麻痹和愚弄人民，以此来给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开辟道路。那激进党左派呢？他们向埃里奥投降了，就像埃里奥向塔尔迪厄投降一样。 弗洛萨尔可能会把社会党与激进党的联盟，给弄成一个“左派”政府，也许这个“左派”政府会解散法西斯组织，拯救共和国。这是对民主的幻想和对警察的犬儒态度的混合物，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东西，会比这种混合物更荒谬的了。当我们说必须建立工人民兵——我们下面还要仔细谈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弗洛萨尔和他的跟班们就要反对了：“我们不能靠武力，而要靠思想手段来同法西斯主义斗争。”当我们说只有大胆发动群众才能挖掉法西斯主义的根——这也是同激进党斗争的唯一一种可行手段——的时候，还是这些先生回答我们：“不，只有达拉迪耶—弗洛萨尔的警察政府才能拯救我们。” 何等可悲的蠢话！激进党曾掌握着政权，如果他们是自愿把政权让给杜梅格的话，那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弗洛萨尔的帮助，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法西斯主义，是因为他们害怕用保王党的匕首威胁过他们的大资产阶级，是因为他们最害怕的是正在开始向法西斯主义进军的无产阶级。最可悲的是，弗洛萨尔被激进党的恐慌给传染了，居然建议达拉迪耶投降。 想象一下——这个假设显然不太可能成真——激进党要是同意抛弃杜梅格，同弗洛萨尔结盟，就会有三倍的法西斯分子涌上街头，这次他们会得到警方的直接合作，于是激进党和弗洛萨尔就会立刻钻到桌子底下，或是躲进各部官邸的洗手间里。 不过，让我们想象得更大胆一些吧：达拉迪耶—弗洛萨尔的警察“解除了法西斯分子的武装”，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吗？那谁来解除警察的武装呢？是谁用左手没收了法西斯分子的武器，又用右手把这些武器还给法西斯分子的呢？用警察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的闹剧，只会提高法西斯分子作为反抗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士的威望。只有在打击法西斯团伙的同时，在政治上将他们孤立，这样的打击才能奏效。 同时，这个假想中的达拉迪耶—弗洛萨尔政府依然不能让工人或小资产阶级群众获得半点好处，因为它不能够向私有制的根基发动进攻，然而，不没收银行、大型商贸企业、基础工业和运输业、不对外贸进行垄断、不采取一系列其它的重大措施，就不可能帮助农民、手工艺人和小商贩。达拉迪耶—弗洛萨尔政府的无为、无能、谎言将会引发小资产阶级的暴动狂潮，并逼得小资产阶级坚定地倒向法西斯主义，只要……只要这个政府真的有可能成立。然而还是得承认，弗洛萨尔并不孤单。10月24日，温和的齐隆斯基[18]在《人民报》[19]上发表文章，反对弗洛萨尔重建左翼联合政府的企图，就在同一天，加香[20]在《人道报》[21]上发表讲话，维护了同激进社会党结盟的观点。加香向激进党宣称要“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一事，表示热烈祝贺。 激进党确实宣称自己要解除任何人的武装——工人组织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在波拿巴主义政权手里，这种措施，主要就是用来对付工人的。法西斯分子被“解除武装”之后，第二天早上肯定会得到双倍的武器，这里面不可能没有警察的帮助。但是，干嘛要想得这么阴暗，惹得大家都不高兴呢？毕竟大家都需要点希望嘛。于是加香就这样走上了维尔斯[22]和奥托·鲍威尔[23]的老路，他们以前也曾经乞求布吕宁和多尔弗斯[24]出动警察，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以为这样就能得救呢。 在进行这个180度大转变的时候，加香把激进党当成了中间阶级。他得通过激进党这副棱镜，才能看见受压迫的农民。与自己为自己工作的小有产者结盟，在他眼里，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同议会里的野心家加盟，而这些野心家已经开始失去这些小有产者的信任了。 加香不但没有助长和鼓舞刚开始萌芽的农民与手工艺人对“民主”的剥削者的反抗，没有把这种反抗引上同无产阶级结盟的道路，反而准备用“共同阵线”的威信去支持已经破产的激进党，这样一来，就会把受剥削程度最深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给逼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理论上的草率与粗糙，总是会给革命的政治活动造成严重的后果。斯大林派没有把“反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当成具体的概念，而是当成两个大口袋，手里抓到什么东西就塞进去。他们把杜梅格当成法西斯分子，就像达拉迪耶被他们当成法西斯分子一样。就事实而言，杜梅格是为资本家操作和利用小资产阶级法西斯派的人，就像埃里奥是操作和利用激进派小资产阶级的人一样。目前，这两种体系在波拿巴主义体制下联合起来了。而按照杜梅格自己的说法，他也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因为他更喜欢由大资本主宰的军队—警察专政，而不是前途难料的内战。由于害怕法西斯主义，更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反法西斯主义者”达拉迪耶便同杜梅格合作。但是，没有法西斯团伙的存在，就不可能产生杜梅格政权。因此，只要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初步的分析，就会看出来：同激进党结成反法西斯联盟，是毫无用处的！ 至于激进党，它自己将会在行动中，不遗余力地暴露出弗洛萨尔和加香的政治白日梦是何等的不切实际、何等的反动。 工人民兵及其反对者 要进行斗争，就必须保存和加强斗争的工具与手段——各种组织、报刊、会议，等等。法西斯主义直接和间接地威胁到了所有这些东西。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尚不足以直接夺取政权，但却足以进行这样的尝试：一点一点地摧毁工人阶级的组织，在这种攻击中锻炼自己的队伍，并在工人队伍当中散布沮丧的情绪，让工人对自己的力量失去自信。 一些人认为“武力斗争”是不应该的或没有效果的，并要求杜梅格解除他自己的法西斯卫队的武装,这些人无意中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帮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再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这种裹着糖衣的毒药或虚假的希望更有害了。再没有什么东西会比工人组织表现出的“软弱的和平主义”更能助长法西斯分子的嚣张气焰了。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见风使舵、消极无为和缺乏斗志更能破坏中间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信心。 《人民报》，特别是《人道报》每天都写道：“统一战线是抵御法西斯主义的防线”；“统一战线绝不允许……”；“法西斯分子不敢……”，等等。这些全是废话。必须直率地告诉工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不要被这些废话给骗了！这都是肤浅而又不负责任的记者和演说家编出来的！这是事关我们脑袋与社会主义的未来的问题。我们并不否认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早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袖还在反对统一战线时，我们就已经要求建立统一战线了。统一战线会带来更多的机遇，但也仅此而已。它本身不能决定任何事情。只有群众的斗争才是关键。当《人民报》编辑部遭到法西斯团伙袭击时，共产党的队伍赶去帮助社会党的队伍，或者反过来，当《人道报》编辑部遭到法西斯团伙袭击时，社会党的队伍赶去帮助共产党的队伍，在这种时候，统一战线的价值就会显示出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组建、教育、训练和武装无产阶级的战斗队。要是没有工人民兵之类的自卫组织，《人民报》和《人道报》照样可以大谈统一战线的无限威力，爱写多少篇就写多少篇，但是，当法西斯分子向他们发起第一次准备充分的进攻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毫无还手之力。 在两个工人阶级政党里，有不少人反对工人民兵，他们的影响力也不小，我们建议，应该对这些人的“主张”和“理论”进行一番批评性的研究。 经常有人对我们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民兵，而是群众自卫”。可是，如果没有战斗组织，没有专门的干部，没有武器，哪里还谈得上“群众自卫”？把抵御法西斯主义的任务，丢给缺乏组织、毫无准备的群众，这简直连彭蒂乌斯·皮拉图斯[25]都不如了。否认民兵的作用，就是否认先锋队的作用。否认了先锋队的作用，那还要党干什么？没有群众的支持，民兵就一事无成。但是，缺乏有组织的战斗队，则最英勇的群众也会一点一点地被法西斯团伙碾碎。把民兵与自卫对立起来是荒谬的。民兵就是自卫的机关。 有些还算诚实严肃的反对者说：“号召组建民兵，就是进行挑衅。”这不是主张，而是侮辱。如果说保卫工人组织的必要性，是由整个形势决定的，那又怎么能不号召建立民兵呢？也许他们的意思是说组建民兵就会“挑起”法西斯分子的进攻和政府的镇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种主张就是绝对反动的。自由派总是对工人说，是工人的阶级斗争“挑起”了反动。 改良主义派总是以此为借口指责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也总是以此为借口指责布尔什维克。归根结底，这些指责的核心思想就是：只要被压迫者不反抗，压迫者就不必打他们。这是托尔斯泰与甘地的哲学，但从来不是马克思与列宁的哲学。《人道报》[26]以后要是想发展出一套“不以暴力抗恶”的教义，那它应该取下镰刀和锤子——十月革命的象征，改用那头给甘地供奶的温顺山羊做标志。 “但是只有出现了革命形势，才是武装工人的好时机，可现在并没有这种形势。”这个意味深长的论点的意思就是：在形势变得革命之前，工人就应该乖乖受死。昨天还在鼓吹“第三时期”[27]的那些人，对正在他们眼前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自我武装的问题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和平的”、“普通的”、“民主的”形势已经被剧烈的、关键的、动荡的形势取代，这种形势可以转变为革命形势，也能转变为反革命形势。 形势会向哪边变化，首先取决于先进工人是让敌人毫发无损地进攻自己，并让自己一点一点地被打败；还是唤起被压迫者的勇气，把他们团结到自己的旗帜下，每遭到一次攻击，就发起两次反击。革命形势不会从天而降。只有革命阶级及其政党的积极参与，才会形成革命形势。 法国的斯大林派现在提出，民兵并不能保护德国无产阶级免遭失败。昨天他们还在彻底否认在德国遭到了失败，并断言德国斯大林派的政策从头到尾都是正确的。今天他们就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德国的工人民兵（红色阵线[28]）。他们就这样从一个错误掉到了另一个错误上，这两种错误的方向虽然截然相反，荒谬程度却不相上下。民兵本身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然而，德国斯大林派的政策（“社会法西斯主义才是主要敌人”；分裂工会；同民族主义勾勾搭搭；盲动主义）却导致无产阶级先锋遭到了致命的孤立，并导致了它的覆灭。战略上已经错误百出，民兵也无力回天。 组建民兵会导致冒险，会激怒敌人，是用武力斗争来代替政治斗争，这些统统都是胡说八道。这些话的实质，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怯懦。 其实，先锋队有了强大的民兵，就能最稳妥地防止冒险，最稳妥地防止个人恐怖主义，最稳妥地防止出现血腥的自发暴动。 同时，要想把法西斯主义向无产阶级发动内战的危险减小到最低程度，民兵是唯一的认真的办法。不管“革命形势”是否出现，让工人用自己的方式，时不时教训一下那些乳臭未干的爱国者，新的法西斯团伙的征募工作就会变得无比困难。 但是，钻牛角尖的战略家又向我们提出了更惊人的论点。我们逐字引用一下：“如果我们用手枪来向法西斯分子的手枪还击，”（1934年）10月23日的《人道报》写道，“我们就会看不到这个事实：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产物，在同法西斯主义战斗时，我们面对的就是整个体制。”要在短短几句话里犯下这么多错误，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照这么说，在遭到法西斯分子的进攻时，是不可能进行自卫的，因为法西斯分子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产物”。也就是说我们得放弃全部斗争，因为当代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是“资本主义体制的产物”。 当法西斯分子杀害革命家或烧毁无产阶级报纸的编辑部时，工人应该富有哲理地哀叹：“唉！杀人凶手和纵火犯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然后就安心回家。马克思的战斗理论被宿命论给代替了，阶级敌人唯一的长处把宿命论者给吓倒了。当然，小资产阶级的破产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法西斯团伙的壮大又是小资产阶级破产的产物。但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苦难与反抗的增加，也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产物。既然《人道报》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法西斯团伙当成是资本主义的合理产物，那工人民兵怎么就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不合理产物呢？简直莫名其妙！ 他们说，“我们就得对付整个体制”。怎么对付？就凭空想吗？其它国家的法西斯分子靠手枪起家，最后摧毁了工人组织的整个“体制”。当敌人发起武装进攻时，如果不进行武装自卫（自卫，是为了在轮到我们的时候发动反攻），还有什么办法能抵挡进攻吗？ 《人道报》现在总算在口头上承认了自卫，但是它只认“群众自卫”一种形式。民兵是有害的，这是因为，你瞧，它让战斗队脱离了群众。可是法西斯分子的独立武装分队不但没有脱离反动的群众，反而通过组织得当的攻击，激起了这些群众的勇气和胆量，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说，在作战素质这方面，无产阶级群众要比那些丧失了原来的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更差劲吗？ 陷入混乱中无法自拔的《人道报》开始支支吾吾地改口了：要进行群众自卫，似乎需要建立专门的“自卫团”。《人道报》一边反对工人民兵，一边又提出要成立专门的自卫团或自卫队。乍一看，两者只有名字不一样。《人道报》提出的名字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可以说“群众自卫”，却不能说“自卫团”，因为这种“自卫团”不是用来保护他们自己，而是用来保护工人组织的。不过，问题并不在于名字。按照《人道报》的说法，这种“自卫团”不能使用武器，以免陷入“盲动主义”。在这些聪明人眼里，工人阶级就像三岁小孩，千万不能让他拿着匕首当玩具耍。而且大家都知道，匕首被“国王的卡美洛”垄断了，他们是“资本主义的合理产物”，他们用匕首推翻了民主“体制”。话又说回来，在法西斯分子的手枪面前，这些“自卫团”打算用什么来自卫呢？当然，是“思想”。换句话说，他们只能东躲西藏。既然他们手里不需要什么武器，那就只能靠双脚来“自卫”了。同时，法西斯分子会毫发无伤地狠揍工人组织。但是，如果无产阶级遭到惨败，那无论如何都不是“盲动主义”的罪过。这些自欺欺人的空谈，顶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旗号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只会招来厌恶与反感。 在回忆中那个美好的“第三时期”，《人道报》的战略家们患上了街垒狂热病，天天都在“征服”街头，并把所有不愿附和他们的狂呼乱叫的人统统打成“社会法西斯分子”，当时我们曾预言：“一旦手指甲被烧到，这些先生立刻就会变成最糟糕的机会主义者。”如今这个预言完全应验了。当社会党内支持建立民兵的运动发展壮大的时候，所谓的共产党的领袖就跑向消防水龙头，向先进工人自己组织战斗队的热切愿望大泼冷水。谁还能想得出比这更无耻、更让人泄气的行为吗？ 必须建立工人民兵 在社会党的队伍当中，有时能听见这样的反对意见：“民兵是要建立的，但是不要大声张扬。”这些同志希望保守这项事业的秘密，避免好奇的人上来打听，只能说其心可嘉。但是，谁要是以为一支民兵可以悄无声息、不漏风声地组建起来，那他也未免太天真了。我们需要的是几万名战士，以后还需要几十万。只有当成百上千万的男女工人，以及他们身后的农民，都能理解民兵的必要性，并在自愿参加民兵的人身边形成一种热烈支持和积极同情的氛围时，这几万名战士才会涌现出来。当然，保密是必要的，但只有技术方面才需要保密。必须在集会、工厂、街头和广场公开开展政治宣传。 民兵的骨干必须是工厂工人，要按照他们的工作地点把他们分成不同的队伍，他们必须彼此认识，而且，在敌人的特务进行挑衅时，还要能够保护自己的战斗队，比起高高在上的官僚，他们能够更容易、更确实地做到这一点。没有公开发动群众，秘密的总参谋部在危急关头，就会变得虚弱无力，悬在半空不上不下。每一个工人阶级组织都必须参加这项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各个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都不能只顾自己。它们必须携手发动群众。这样做才能彻底保障人民民兵的成功。 “可是工人上哪里去找武器呢？”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换句话说，就是心惊肉跳的市侩——又唱起了反调，“敌人有步枪、大炮、坦克、毒气和飞机。工人只有几百支手枪和兜里的小刀。” 按照这种反调的逻辑，一切都可以用来吓唬工人。这些聪明人一方面以为法西斯分子可以随便调用国家的军火库，另一方面，他们又向国家求助，要求国家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这逻辑可真妙！其实，他们在这两方面的立场都是虚伪的。法国的法西斯分子还远远没有控制国家。他们在2月6日才开始同国家警察发生武装冲突。所以，在当前同法西斯分子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上，扯到什么大炮和坦克，都是在唬人。当然，法西斯分子比我们有钱得多。他们购买武器要比我们容易得多。但是，当工人发现自己有一个坚定的革命领导层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就会更多、意志就会更坚定、也就会更有奉献精神。 而且，除了其它方法之外，工人还可以系统地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用他们的武器来武装自己。 现在，这是最重大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之一。当工人开始利用从法西斯分子的武器库中夺来的武器装备充实自己的军火库时，银行与托拉斯在给自己的暗杀队发钱购买武器时就会更加慎重。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但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当局惊恐之下，真的开始阻止法西斯分子武装自己，以免让更多的武器落入工人手中。我们早就知道，只有革命的策略，才会迫使政府作出一些“改良”或妥协，这是革命策略带来的副产品。 但是如何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呢？当然不能光靠在报纸上写文章。必须建立战斗队。必须建立情报机关。当人们认识到我们是认真地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主动站出来，为我们提供情报和帮助。这需要无产阶级具备行动的意愿。 不过，法西斯分子的武器当然不是唯一的来源。法国有一百多万有组织的工人。一般来说，这个人数不算多。但要开始组建工人民兵，这个人数完全足够了。如果各个政党和工会只武装它们的成员的十分之一，就能形成一支十万人的部队。毫无疑问，只要“统一战线”号召建立工人民兵，到了第二天，主动参加的人数肯定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只需一到两个月，各个政党和工会的捐款、募捐和自愿缴纳的党费会费，就足以武装十万到二十万名工人阶级的战士。法西斯暴徒将会立刻夹起尾巴。整个发展前景将会变得无比有利。 以缺乏武器或其它借口为由，来给至今都没有尝试建立民兵开脱，是在自欺欺人。主要的障碍——可以说是唯一的障碍——根子就出在工人组织那些保守消极的领导人身上。这些怀疑论者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他们寄希望于各种从天而降的奇迹，而不是给正在底层涌动的能量找到一个革命的出口。社会党工人必须逼迫他们的领导人立即接受建立工人民兵，否则就得让位给更加年轻、更有活力的力量。 武装无产阶级 不进行宣传鼓动，罢工就无法进行。没有纠察队，罢工也无法进行；纠察队在情况允许时，可以进行劝说，但在必要的情况下，必须动用武力。罢工是阶级斗争最基本的形式，它总是要把“思想”手段同武力手段结合起来，只是每次的比例都不尽相同。反法西斯斗争基本上是政治斗争，它需要民兵，就像罢工需要纠察队一样。纠察队基本上就是工人民兵的雏形。拒绝进行“武力”斗争的人，等于放弃了一切斗争，因为没有肉体的灵魂是活不下去的。 根据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卓越论断，战争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的政治。这个定义也完全适用于内战。武力斗争只是政治斗争的“另一种手段”。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这是因为，当政治斗争在它内部的必然性驱使下，转变为武力斗争时，这个转变是不可能随意阻止的。 革命党的职责，是及时预见到由政治活动转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的必然性，并竭尽全力地为这个时刻的到来做好准备——统治阶级也在为这个时刻进行准备。 为了抵御法西斯主义而建立民兵部队，是武装无产阶级的第一步，而不是最后一步。我们的口号是： 把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武装起来！ 归根结底，工人民兵必须吸收所有的劳动者。只有在工人国家才能全面贯彻这个纲领，因为工人国家掌握了一切生产资料，也因此掌握了一切破坏手段，比如所有的武器和生产武器的工厂。 但是，赤手空拳是建立不了工人国家的。只有政治上的残障者，比如雷诺德尔之流，才会大谈什么和平、合宪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合宪的道路已经被法西斯团伙占领的战壕给阻断了。我们面前还有不少的战壕。为了阻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警察和军队帮助下，资产阶级会毫不犹豫地发动十二次政变。 只有经过胜利的革命，才能建立工人的社会主义政权。 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为每一次革命打下了基础，但是，能够决定革命命运的，始终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公开武装冲突。只有在经过长时间的政治鼓动、对群众进行了长期的教育和组织之后，革命才有可能胜利。 但是，武装冲突本身也是需要预先进行长期准备的。 先进工人必须知道，他们将不得不进行殊死的搏斗，并赢得这场搏斗。他们必须夺取武器，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获得解放。 在目前这样的关键时期，革命党必须不懈地向工人宣传自我武装的必要性，必须竭尽全力来帮助工人武装起来，至少要把无产阶级先锋给武装起来。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胜利。 虽然英国工党在最近的选举中胜利了，但上面所讲的一切依然有效。就算工党在下次议会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把握做到这一点；就算工党真的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可能性小而又小——它立即就会遭到上议院、国王、银行、股票市场、官僚、报刊的激烈反抗，它的队伍必然会分裂，它的比较激进的左派会成为议会内的少数派。与此同时法西斯运动会获得前所未有的进展。从市政选举中得到了警告的英国资产阶级无疑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进行议会外的斗争，而工党高层还在用这次成功来哄骗无产阶级，不幸的是，他们将不得不用让·龙格[29]的玫瑰色眼镜来观察英国的事态。就事实而言，工党的领袖对此做的准备越少，英国资产阶级准备对无产阶级发动的内战就会越残酷。 “但是你们上哪里给整个无产阶级弄来武器呢？”怀疑论者又唱起了这个反调，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无能混同于客观的不可能性。他们忘记了，在历史上，每一次革命发生前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尽管如此，胜利了的革命还是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重要的脚步。 无产阶级会生产武器、运输武器，可以建造大楼，然后在大楼里面据守，可以在军队中服役，并制造所有的设备。让无产阶级拿不到武器的不是锁头或高墙，而是奴颜婢膝的习性、阶级支配造成的浑浑噩噩和民族主义的毒药。 这些心理上的高墙是完全可以打破的——石头做的墙就更不在话下。只要无产阶级想要武器——他们就能找到武器。革命党的任务就是唤醒这种愿望，并促成它的实现。 但是，弗洛萨尔和几百个惊恐不安的议员、记者和工会干部，又抛出了最新、最有力的论点：“在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悲剧[30]之后，难道人们还能认真地寄希望于武力斗争的成功吗？想想现在都有什么科技吧！想想坦克、毒气、飞机！！”这个论点只是暴露出了不少“认真的人”不但不想学到半点东西，反而还被吓得把以前学到的一点东西给忘掉了。 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尤为清楚地揭示了：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重大问题，都是用武力解决的。和平主义者一直希望，军事科技的进步，将会使战争不可能发生。几十年来，市侩们也在反复强调，军事科技的进步，将会使革命不可能发生。然而战争和革命还在继续发生。上次大战显示出了军事科技的全部威力，然而大战之后发生的革命，包括胜利了的革命在内，却远比大战之前要多得多。 弗洛萨尔等人不过是在重弹老调，尽管他们用了自动步枪、机枪、坦克和轰炸机来做证据，把这个老调给包装成了最新的发现。我们的回答是：每一台机器，都是由人来操作的，而把人与人联系起来的，不仅是技术，更是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当历史的发展，把不可拖延的革命任务，当作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提交给社会时，当存在着一个进步的阶级，这个阶级的胜利能使社会获得拯救的时候——政治斗争的发展，就会给这个革命的阶级带来最丰富的机遇——敌人的军队会被瘫痪，至少有一部分军队会倒戈。在市侩们看来，这些机遇总是一些无法重复的“幸运的偶然事件”。其实，在最出乎意料、然而又最自然而然的机缘巧合之下，每一次伟大的革命，也就是真正的人民革命，都会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机遇。尽管如此，胜利并不会凭空出现。 要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机遇，就必须拥有革命的意志，必须拥有铁一般坚定的求胜欲望，必须拥有大胆而又敏锐的领导层。《人道报》口头上赞同“武装工人”的口号，但这只是为了在实践中抛弃这种做法。按照《人道报》的说法，目前不宜提出那些只有“在完全的革命危机中”才合适的口号。这位“过分谨慎的”猎人说，当猎物还没出现的时候，给步枪上子弹是很危险的。但是等到猎物出现时再上子弹，那就来不及了。难道《人道报》的战略家真的以为，不预先做好准备，等到“完全的革命危机”到来时，他们也能发动和武装无产阶级吗？为了夺取大量的武器，必须事先掌握一定数量的武器。需要军事干部。群众必须要有夺取武器的强烈欲望。事先必须不断进行准备工作，不仅要在体育馆里进行，还要在准备工作与群众的日常斗争之间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联系。这就是说： 必须立即建立民兵，同时进行全面武装革命工农的的宣传。 话虽如此，但在奥地利和西班牙遭到的失败…… 当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时，议会政治的软弱无力已是如此明显，就连工人阵营中的庸俗民主派（雷诺德尔、弗洛萨尔及其模仿者）都找不出一个借口来给他们顽固的成见辩护。他们就只能死死咬住革命道路上的每一个失败和挫折不放。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纯粹的议会政治都不能提供出路，那么武装斗争就更不能了。奥地利和西班牙无产阶级起义的失败，自然就成了他们现在钟爱的论据。其实，当这些庸俗民主派在批判革命方法时，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破产，要比他们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辩护时暴露得更为明显。 从来没有人说过，用了革命的方法就会自动胜利。关键不在于方法本身，而在于正确运用这些方法，要在事态的发展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要有强大的组织，要有在长期的经历中赢来的群众的信任，要有一个敏锐的、大胆的领导层。每个斗争都取决于冲突的时机与具体情况，还有各方的力量对比。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武装冲突是唯一的革命方法或万应灵丹。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拒绝任何迷信，无论是对议会的迷信还是对起义的迷信。每一事物都有属于它的时间和位置。在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这么说： 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甚至不可能接近政权。 谢德曼[31]、赫尔曼·穆勒[32]和麦克唐纳[33]的政府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资产阶级给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开出了这样的条件：必须在资本主义的敌人面前保卫资本主义，只有在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接受这个条件后，资产阶级才允许它们掌权。而它们也一丝不苟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哪一个社会党阁员，是靠着纯议会的、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而入阁的。他们都是可耻的叛徒，踩在工人政党背上飞黄腾达，踏入了内阁——米勒兰[34]、布里昂[35]、维维亚尼[36]、拉瓦尔[37]、保尔—邦库尔[38]、马凯[39]。 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的方法可以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917年的俄国，1918年的德国和奥地利，1930年的西班牙都是明证。在俄国有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它为革命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并且非常清楚如何接管政权。 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改良主义政党并没有为革命做好准备，它们不是领导革命，而是损害了革命。 它们被意外落入自己手里的政权吓得不知所措，便慷慨地把政权交还给了资产阶级。它们就这样破坏了无产阶级的自信心，更破坏了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信心。它们给法西斯主义反动派的壮大准备了条件，并沦为了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 我们前面讲过，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意见，内战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的政治。这就是说，内战的结果，有四分之一（如果不说十分之一的话）取决于内战本身、内战的技术手段、内战的纯军事领导的发展过程，而有四分之三（如果不说十分之九的话）取决于政治准备。政治准备又包括哪些内容呢？用革命把群众凝聚起来；对那些仍然对“民主的奴隶主”的宽大、仁慈、忠诚存在幻想的群众，要帮助他们打消这种奴性的幻想；教育革命的干部，这些干部要学会如何蔑视官方的舆论，资产阶级在面对劳动者时表现得有多坚决，这些干部在面对资产阶级时就要表现出十倍的坚决。不进行这样的锻炼，当局势不得不发展为内战的时候——内战总是在局势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得不爆发的——无产阶级将会在最不利的局面下迎接内战，胜负将取决于许多意外因素，因此，就算无产阶级赢得了军事胜利，还是有可能丢掉政权。阶级斗争必然会引发武装冲突，看不出这一点的人准是瞎子。但是，谁要是看不出来，决定了武装冲突及其结果的，是内战爆发前各个阶级在斗争中采用的整个方针政策，那他也同样是瞎子。 在奥地利遭到失败的，并不是起义的方法，而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40]；在西班牙遭到失败的，并不是起义的方法，而是无原则的议会改良主义。 1918年，奥地利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躲在无产阶级身后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却把政权还给了资产阶级。1927年，当无产阶级起义完全有可能胜利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仅卑怯地背叛了起义，还调遣工人的保卫共和联盟[41]去对付起义群众[42]。这给多尔弗斯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鲍威尔等人曾说过：“我们希望和平演变，但敌人要是头脑发昏，向我们进攻的话，那就……” 这个公式看似十分“明智”，十分“现实主义”。不幸的是，马索·皮维尔[43]根据这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得出了他的推论：“如果——那就”。其实这个公式是给工人准备的圈套。它麻痹和欺骗了工人。“如果”的意思是说，采用什么斗争形式，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善意，而不是取决于阶级利益的绝对不可调和。“如果”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做到贤明、谨慎和调和，资产阶级就会保持忠诚，一切就都能和平进行。 追逐着这个“如果”的幻影的奥托·鲍威尔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在反动派面前毫无作为，步步后撤，挫伤了群众的士气，一退再退，最后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直到被逼到最后一道阵地时，他们才接受了战斗，而且还打输了。 西班牙的事态发展过程有所不同，但失败的原因基本上一样。跟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样，社会党[44]同资产阶级共和派分享政权，只是为了防止工农把革命进行到底。在社会党参政的两年中，它通过在民族、社会和农业方面施行零星的改良，帮助资产阶级对付群众。它动用强力来镇压人民中最有革命性的阶层。 于是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无政府工团主义得到了加强，并吸收了大批富有战斗性的无产者，而如果工人政党采取了正确路线的话，无政府工团主义本来是会像蜡一样，被火热的革命融化的；另一方面，社会天主教势力[45]巧妙地利用了群众对资产阶级—社会党政府的不满，进行了成功的宣传蛊惑。 当社会党变得虚弱无力时，资产阶级便将它一脚踢开，全面发起进攻。社会党便不得不在自己的政策所导致的最不利的局面下发起自卫。资产阶级已经得到了右翼群众的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是一帮专门搅乱思想的专家，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已经犯下了能犯的一切典型错误，此时他们又拒绝支持由背叛革命的“政客”领导的起义。这次运动没能广泛发动起来，而仅仅停留在个别地区。政府趁机向不能协同一致的工人发起了攻击。由反动势力发动的内战，以无产阶级的失败告终。 根据西班牙的经验，并不难得出社会主义者不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结论。这个结论本身是无可争辩的，但还远远不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激进主义”，跟西班牙的入阁主义一样是废话。两者之间只有技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区别。它们都在等待资产阶级用“忠诚”来换取它们的“忠诚”。它们都导致了无产阶级的惨败。 在西班牙和奥地利失败的不是革命的方法，而是革命形势中的机会主义方法。别把它们给搞混了！ 我们还得讨论一下共产国际在奥地利和西班牙问题上的政策。我们建议读者阅读最近几年里《真理报》[46]上的一些文件和一系列小册子[47]。在极其有利的形势中，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共产党被“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等理论束缚了手脚，结果陷入了彻底的孤立。他们借助“莫斯科”的威信，损害了革命的手段，结果堵住了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策的道路。革命有一种重大的能力，那就是它能对一切信条和方法进行迅速而又无情的检验。谁犯下了罪过，就会马上遭到惩罚。 共产国际要对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失败承担无限责任。仅仅执行（口头上）“革命的”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执行正确的政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发现另外的制胜秘诀。 统一战线与夺取政权的斗争 我们前面讲过，社会党与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就能带来无限的机遇。只要它认真地提出要求，它明天就能成为法国的主人。但首先它得有这个意愿。 茹奥[48]和法国总工会[49]的整个官僚阶层仍然没有参加统一战线，保持着他们的“独立性”，这个事实似乎与我们上面的说法不相符。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在重大的任务与重大的危险要求群众站出来的时期，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之间的界限就会消失。工人想知道如何在资本面前自救，对于茹奥之“独立”于无产阶级政策这件事，他们是不太关心的（不过，茹奥倒是非常依赖资产阶级政策的）。如果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统一战线内的代表，能够正确地走上革命的道路，工会官僚制造的一切障碍，就会被无产阶级富有活力的洪流给冲垮。目前局势的关键，就在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如果发挥不了这个关键作用，就只能扮演一个可悲的角色，而在1917年的俄国，要是……要是没有被布尔什维克阻止，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组成的统一战线肯定就会扮演这个角色了。 我们不会特地强调社会党与共产党，是因为它们都只要统一战线，不要独立性。这两个工人阶级政党过去曾进行过激烈的争斗，但既然它们现在停止了相互批评，停止了争夺对方的支持者，仅凭这一点，它们就不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党了。两党之间仍然存在“原则分歧”，但此时强调它们之间的“原则分歧”，并不会改变什么。只要原则分歧没有公开而激烈地暴露出来——比如在目前这样责任重大的时刻——这种分歧在政治上就不会存在。它们就像藏在海底的宝藏。我们不打算预测这个共同的工作能否以双方的合并而告终，但在目前这个决定法国命运的关键时期，统一战线在运作中，显得像是一个按照联邦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不完善的政党。 统一战线想要什么？它到现在还没有告诉群众。是反法西斯斗争吗？但到现在为止，统一战线还没有解释过，它对于如何同法西斯主义斗争提出了什么样的看法。此外，如果两党在其它一切问题上，都保持完全的独立性，那么只需结成一个针对法西斯主义的纯防御性联盟就足够了。可是，情况却不是这样，统一战线几乎涵盖了两党的一切公开活动，又中止了两党之间争夺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的支持的斗争。必须从这种局面中推导出一切结论。夺取政权具有最最重要的意义。统一战线的目的只能是成立统一战线政府，换句话说，就是成立社会党与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以布鲁姆[50]和加香为首的内阁。 必须把这一点公开讲明。如果统一战线认真对待自己的话——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认真对待它——它就不能逃避夺取政权的口号。它该用什么手段来夺取政权呢？用一切能够夺取政权的手段。 统一战线不排斥议会斗争，但它之所以利用议会，首先是为了揭露议会的虚弱无力，并向群众解释：现政府的基础在议会之外，并不以议会为其基础，只有通过强大的群众运动才能推翻这个政府。 夺取政权的斗争，就是要利用这个半议会制的波拿巴主义体制提供的一切机遇，通过革命的打击，推翻这个体制，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代之以工人国家。 在上次地区选举中，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得票数都增加了，共产党增加得特别多。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德国共产党在它覆灭前不久，得票数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增长呢。在整个形势的逼迫下，在被压迫者当中，有广大的新阶层被逼向了左边，这一事实与极端政党的政策也没有太大关系。法国共产党能得到更多的选票，是因为它出于自己的传统，仍然留在“极左”阵营内，尽管它现在执行的是保守的政策。通过这个事实，群众显示出了他们想把各工人政党向左推一把的意图，这是因为，群众要比他们的党左得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革命精神，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青年是整个阶级及其先锋队的灵敏的晴雨表，千万别忘了！ 如果统一战线不能摆脱消极无为的状态，甚至做出更糟糕的事情——如果统一战线开始跟激进党进行毫无意义的调情，在统一战线的“左边”，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或其它类似的政治分裂产物，就会得到加强。同时，冷漠——毁灭的先兆——将会在群众中大量出现。 反过来，如果统一战线能保护好自己的后方与侧翼，使之免遭法西斯团伙的袭扰，同时开始以夺取政权为口号，发动广泛的政治攻势，就能得到强烈的、超出最乐观的预料的响应。 不理解这一点的人，只有那些满口大话的骗子，在他们看来，群众运动应该是一本书，要给它封上七个封印，把它给封得死死的，永远都不翻开。 不要消极无为的纲领，只要革命的纲领 要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首先要理解这个基本思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算能够阻止群众处境的恶化，但如果不向资本主义所有制发起革命的进攻，群众的处境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改善。统一战线必须根据精心制定的过渡纲领来进行政治运动，这个过渡纲领由一系列措施组成，工农政府可以通过实行这些措施，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51]。 现在需要的不是能让良心平静下来的纲领，而是能指导革命行动的纲领。如果纲领只停留在纸面上，那它又有什么用呢？比方说，比利时工人党通过了德·曼[52]的华而不实的“国有化”计划，可是，党根本不想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而动一下手指头，那这个计划还有什么意义？法西斯主义的纲领是幻想的、虚伪的和蛊惑人心的。但法西斯主义为了夺取政权进行了疯狂的斗争。社会主义可以提出最科学的纲领，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如果不能大胆地发起夺取政权的斗争，这个纲领就一钱不值。社会危机在政治上就表现为政权危机。社会的老主人已经破产了。必须要有一个新主人。 如果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夺取政权，政权就一定会落入法西斯主义手里！ 一个写给“中间阶级”的过渡要求的纲领，自然会具备重大意义，只要这个纲领既能符合中间阶级的真实需求，又能符合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53]。但是，现在的问题的关键，仍然不是专门的纲领。中间阶级已经见过许许多多的纲领了。他们需要的是信心，相信纲领能够实现的信心。“看来，工人阶级政党这次是铁了心要干到底了”——当农民说出这种话的时候，社会主义的事业就赢定了。 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在行动中表现出自己已经做好了扎实的准备，随时可以粉碎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 没有必要发明斗争的手段。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手段。 在工人阶级的报刊上开展密集的宣传活动，坚决强调这些要点；在议会讲坛上，由人民的领袖，而不是驯顺的议员来发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演讲；把每一次选举活动都用于革命目的；反复举行各种集会，在集会上不仅要让群众听演讲，还要让群众得到最新的口号与指示；成立和加强工人民兵；举行组织有序的示威游行，把反动团伙从街头赶出去；举行抗议罢工；进行公开的宣传活动，以坚决进行阶级斗争为旗号，团结和加强工会的队伍；在军队中顽强而慎重地开展活动，把军队争取到人民的事业一边来；举行更广泛的罢工；举行更强大的示威游行；举行城乡劳动者的总罢工；向波拿巴主义政府发起全面进攻，争取建立工农政权。 现在还有时间来为胜利进行准备。法西斯主义还没有成为群众运动。不过，激进党的必然瓦解，意味着削弱波拿巴主义的根基、两大极端阵营的加强与决战的临近。这个过程用不了几年，可能只需要几个月。这个时期会有多长，谁也无法断定，但是它取决于活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最终取决于无产阶级及其统一战线的政策。 革命的潜力，远胜于法西斯主义的力量，远胜于所有反动势力的总和。必须无情地把那些以为已经彻底失败了的怀疑论者给赶出工人的队伍。每一句大胆的话、每一个真正的革命口号，都能得到群众发自内心的热烈回应。群众想要斗争。 这不是议员和记者之间的合作精神，而是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的正当而富有创造性的仇恨，如今它是历史上最最进步的因素。必须转向群众，转向最底层的群众。必须向他们发出号召，呼吁他们献出自己的热情和理智。必须抛弃那种虚伪的“谨慎”，它是怯懦的同义词，在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它就等于背叛。统一战线必须把丹东[54]的名言“勇敢！勇敢！再勇敢！”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必须彻底理解形势，并从中得出一切务实的结论，大胆无畏，一往无前，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的胜利。 [1]皮埃尔—保尔—昂利—加斯东·杜梅格（Pierre-Paul-Henri-GastonDoumergue，1863年8月1日——1937年6月18日），出身于新教家庭，1884年至1893年在印度支那和北非任文官，1893年以激进社会党人身份当选众议员。后逐渐转向保守立场。1913年12月至1914年6月任总理，1914年6月至1917年2月任殖民地部长，1924年6月至1931年6月任总统，1934年2月至11月第二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2]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民议会（Assembléenationale）分上下两院，上院为参议院（Sénat）；下院为由普选产生的众议院（Chambredesdéputés）。内阁部长要向众议院负责，众议院有权向政府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作为平衡，政府也有权解散众议院，但自从1877年政府危机之后，作为一项惯例，解散众议院的权利再也没有被行使过。——中译者注 [3]参议院设在凡尔赛，而按照法国议会的规定，修改宪法的提案需要在凡尔赛召开的参议院与众议院联席会议上得到通过才能生效。——中译者注 [4]安德烈·皮埃尔·加布里埃尔·阿梅代·塔尔迪厄（AndréPierreGabrielAmédéeTardieu，1876年9月22日——1945年9月15日），法国政客，1914年首次当选为众议员，一战爆发后自愿从军，1916年退役。在巴黎和会期间曾任克莱蒙梭的副手。1919年11月至1920年任解放区部长，管辖阿尔萨斯与洛林。1926年任运输部长，1928年任内务部长。1929年11月至1930年2月、1930年3月至1930年12月、1932年2月至1932年6月三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5]爱国青年团（JeunessesPatriotes）是1924年成立的一个法西斯青年组织，创立者是皮埃尔·泰堂热尔（PierreTaittinger，1887—1965），成员主要是大学生。该组织曾于1926年一度销声匿迹，但1932年又卷土重来，并参加了1934年2月6日的暴动。1936年被人民阵线政府取缔。——中译者注 [6]“火十字团”（Croix-de-Feu）是1927年11月26日成立的一个法西斯组织，创立者为莫里斯·达尔图瓦（Mauriced'Hartoy，1892—1981），该组织起初是一个退伍军人互助组织，成员大多是获得过1914—1918年战争十字勋章的老兵。1929年该组织获得大商人的赞助，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火炬》（LeFlambeau），同年退役陆军中校弗朗索瓦·德·拉·罗克（FrançoisdeLaRocque，1885—1946）加入该组织，他于1930年担任首领之后，把该组织变成了一支法西斯准军事组织。1936年6月该组织被人民阵线政府取缔。——中译者注 [7]“国王的卡美洛”全名“国王的卡美洛全国联合会”（FédérationnationaledesCamelotsduRoi），其名称源自亚瑟王传说中亚瑟王的卡美洛城堡。该组织由保王派反动团体“法兰西行动”（Actionfrançaise）创建于1908年11月16日，是法兰西行动的青年组织。它的成员主要是大学生。该组织参加了1934年2月6日的暴动，1936年1月被取缔。——中译者注 [8]爱德华·玛丽·埃里奥（ÉdouardMarieHerriot，1872年7月5日——1957年3月26日），激进党人，1905年至1957年任里昂市长。1924年6月至1925年4月、1926年7月底、1932年6月3至1932年12月三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9]海因里希·阿洛伊西乌斯·玛利亚·伊丽莎白·布吕宁（HeinrichAloysiusMariaElisabethBrüning,1885年11月26日——1970年3月30日），生于威斯特法利亚，中学毕业曾先后在慕尼黑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一战期间自愿参军。一战后退役，参加了天主教中央党，1924年首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28年至1930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1929年任中央党国会党团主席。1930年3月29日被任命为总理。1932年5月30日辞职。1933年5月任中央党党魁。1934年流亡美国。1952年回国，在科隆大学执教政治学。——中译者注 [10]弗朗茨·约瑟夫·赫尔曼·米夏埃尔·玛丽亚·冯·巴本（FranzJosephHermannMichaelMariavonPapen,1879年10月29日——1969年5月2日），生于贵族家庭，一战前曾在总参谋部工作，并当过驻美使馆武官。一战期间因在美国策划破坏活动，被驱逐出境。一战后参加天主教中央党。1921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32年6月1日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7月他在普鲁士邦发动政变，推翻了由社民党领导的中左翼邦政府；为了换取纳粹党对他的支持，他还取消了前任布吕宁对冲锋队的禁令。同年11月，由于在议会选举中未能得到多数支持，他便于11月17日辞职。1933年1月30日任希特勒政府的副总理，并兼任普鲁士邦总理。同年4月10日被迫辞去普鲁士邦总理的职务。“长刀之夜”后出任德国驻奥地利大使，1938年2月被免职。1939年至1944年任驻土耳其公使。二战后被拘捕，但未被起诉。——中译者注 [11]库尔特·费迪南德·弗里德里希·赫尔曼·冯·施莱赫尔（KurtFerdinandFriedrichHermannvonSchleicher，1882年4月4日——1934年6月30日），生于勃兰登堡的一个官员家庭。1900年参军。一战期间在总参谋部工作。一战后，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帮助组织了反革命的自由军团。二十年代在国防军内步步高升，并组建了秘密的“黑色国防军”。布吕宁任总理期间，施莱赫尔担任国防部长格勒纳将军的副手。在他的策划下，布吕宁于1932年5月倒台。巴本继任总理后，任命施莱赫尔为国防部长。巴本辞职后，施莱赫尔继任总理。1934年1月30日被兴登堡免职，同年6月30日在“长刀之夜”中被暗杀。——中译者注 [12]爱德华·达拉迪耶（ÉdouardDaladier，1884年6月18日——1970年10月10日），法国政治家，生于沃克吕兹（Vaucluse）省卡庞特拉（Carpentras）镇。1911年当选为卡庞特拉镇长。1919年代表激进党首次当选为众议员。二十年代曾多次入阁，曾当选过殖民部长、公共工程部长、国防部长等职。1933年1月31日至10月26日、1934年1月30日至2月9日、1938年4月10日至1940年3月21日三次出任总理。在第三任总理任上签署了著名的慕尼黑协定。1940年9月被监禁，1945年5月获释。战后多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57年任激进党主席，1959年退休。——中译者注 [13]皮埃尔·雷诺德尔（PierreRenaudel，1871年12月19日——1935年4月1日），法国社会党右派改良主义领袖之一。1933年因主张社会党参加激进党政府，带领一部分人脱离了社会党，组织法国社会党—让·饶勒斯同盟（PartisocialistedeFrance-UnionJeanJaurès），1935年该党与共和社会党（Partirépublicain-socialiste）和法兰西社会党（Partisocialistefrançais）合并为社会主义共和同盟（Unionsocialisterépublicaine），社会主义共和同盟后来参加了人民阵线。——中译者注 [14]路易·马朗（LouisMarin，1871年2月7日——1960年5月23日)，法国政客，1903年创立共和联合会（Fédérationrépublicaine），1924年该党改名为共和民主联盟（Unionrépublicainedémocratique），1925年任该党主席。1905年至1940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曾出任解放区部长、退休金部长、健康与教育部长等职。——中译者注 [15]卡米尔·肖彤（CamilleChautemps，1885年2月1日——1963年7月1日），1912年当选为图尔市长，1919年当选为激进党的国会议员。1930年2月底至3月初、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1937年6月至1938年3月三次出任总理。1940年6月初，法军连遭败绩之后，时任副总理的肖彤力主投降。法国解放后，他被缺席判处通敌罪。——中译者注 [16]吕多维克—奥斯卡·弗洛萨尔（Ludovic-OscarFrossard，1889年3月5日——1946年2月11日），曾当过教师，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而被开除教职。1918年当选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1920年访问苏俄后，主张参加共产国际，法国共产党成立后担任总书记，但因意见分歧，于1923年1月1日辞职，并重新参加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17]马塞尔·戴亚（MarcelDéat，1894年3月7日——1955年1月5日），1914年参加法国社会党。1933年退出法国社会党，参加了雷诺德尔的法国社会党—让·饶勒斯同盟。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担任维希政府的劳动与民族团结部长，法国解放后流亡意大利。——中译者注 [18]让·齐隆斯基（JeanZyromski，1890年4月20日——1975年10月20日），1912年参加社会党，一战爆发后支持战争，1914年参军，在马恩河战役中负伤。1919年退役。在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上决定留在社会党内。1926年社会党与激进党组成的左翼联合政府垮台后，他在社会党内成立了左翼派别“战斗的社会主义者”（LaBataillesocialiste），他反对同激进党组成联合政府，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在人民阵线的组建过程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期间暂时退出政治活动。1946年退出社会党，参加了共产党。——中译者注 [19]《人民报》（LePopulaire）是社会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20]马塞尔·加香（MarcelCachin，1869年9月20日——1958年2月12日），1892年参加法国工人党，1905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战期间参加“神圣的联合”，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期间态度逐步转变，在1918年7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继续支持战争，同年开始担任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主编。1920年1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退出第二国际，同年加香和弗洛萨尔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12月底的图尔（Tours）代表大会上，以加香为首的左派要求完全接受“二十一条”，立即加入共产国际，最后左派赢得了胜利，法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并加入了共产国际。1923年加香前往鲁尔，反对法国政府的占领，回国后因此入狱。1924年至1943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14年至1932年当选为塞纳省议员，1936年任法共议会党团主席。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转入地下斗争，领导抵抗运动。法国解放后曾多次当选为立宪议会与国民议会议员，1958年逝世。——中译者注 [21]《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22]奥托·维尔斯（OttoWels，1873年9月15日——1939年9月16日），出身于餐馆业主家庭，1891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社民党党校学习，并从此开始担任全职干部。1907年起任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的书记，同时担任《前进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3年根据倍倍尔的建议，入选党的执委会。十一月革命后当选为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起任社民党主席，并当选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1933年3月23日，他是唯一一个发言反对《授权法》的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到被国联管辖的萨尔盆地，组织社民党国外流亡组织，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23]奥托·鲍威尔（Otto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24]恩格尔贝特·多尔弗斯（EngelbertDollfuss，1892年10月4日——1934年7月25日），奥地利政治家，隶属于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Partei）。出生于特克辛塔尔（Texingtal）的一个农民家庭。一战期间在意大利战线作战，期间曾被俘。战后曾当过下奥地利农民协会主席。1930年被任命为奥地利联邦铁路（ÖsterreichischeBundesbahnen）总裁，1931年3月被任命为农业与林业部长，1932年5月被任命为总理，1933年3月，奥地利议会议长和副议长为了能在议会中投票而辞职，多尔弗斯趁机下令议会无限期休会，颁布紧急法令，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同年9月将支持他的独裁政权的政党合并为“祖国阵线”（VaterländischeFront），1934年2月镇压了二月起义，同年4月30日颁布新宪法，正式建立起了法西斯政权。同年7月25日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暗杀。——中译者注 [25]彭蒂乌斯·皮拉图斯（PontiusPilatus）是26年至36年间罗马帝国派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根据《圣经》所述，当耶稣基督被带到皮拉图斯面前受审时，皮拉图斯本来不认为耶稣有罪，打算释放耶稣，但在仇视耶稣的犹太教祭司们的强烈要求下，皮拉图斯用水在众人面前洗手，然后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马太福音》27:24）随后下令将耶稣钉上十字架。详情请参阅《马太福音》第27章、《约翰福音》第19章、《马可福音》第15章、《路加福音》第23章。——中译者注 [26]在1934年10月30日的《人道报》上，维扬—库蒂里耶尔不无道理地证明，要求政府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群众运动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问题显然并不在于“思想”，而在于使用武力来解除武装，我们相信《人道报》现在总算认识到了工人民兵的必要性。对于斯大林派在正确道路上迈出的每一步，我们都会给予真诚的赞赏……可惜的是，就在11月1日，维扬—库蒂里耶尔又倒退了关键的一步：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不是由统一战线来进行，而是在统一战线的“施压与监督下”，由杜梅格的警察来进行的。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不需要革命，只需要在“思想上”施压，就能把波拿巴主义的警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执行机关！既然用和平方式就能取得同样的结果，那还用得着武装夺取政权吗？在统一战线的“施压与监督下”，热尔曼—马尔堂会把银行国有化，马尔尚多会把反动派阴谋家统统关进监狱，他的同事塔尔迪厄就是第一个。用“施压与监督”来代替革命斗争的主意，并不是维扬—库蒂里耶尔发明的，而是他从奥托·鲍威尔、希法亭和俄国孟什维克分子唐恩那里借来的。这个主意的目的就是要诱使工人放弃革命斗争。其实，亲自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装，要比用心怀敌意的警察去解除武装容易百倍。当统一战线强大到可以“监督”国家机关的时候——这只有在夺取政权之后才能发生，而不是夺取政权之前——它就可以轻易地赶走资产阶级的警察，代之以工人民兵。——列·托保尔·维扬—库蒂里耶尔（PaulVaillant-Couturier，1892年1月8日——1937年10月10日），本名保尔·夏尔·库蒂里耶尔（PaulCharlesCouturier），一战爆发后参军，曾多次立功受奖，战争后期逐步转向和平主义，1919年参加社会党，在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支持共产国际，参与创立法国共产党。曾长时间担任共产党报刊的记者。1937年被暗杀。——中译者注路易·热尔曼—马尔堂（LouisGermain-Martin，1872年11月7日——1948年10月4日），时任财政部长。——中译者注保尔·昂利·玛丽·若瑟夫·马尔尚多（PaulHenriMarieJosephMarchandeau，1882年8月10日——1968年5月31日），时任内务部长。——中译者注鲁道夫·希法亭（RudolfHilferding，1877年8月10日——194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应邀到柏林，在社民党党校讲课，后任《前进报》的外籍编辑。1915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战后任独立社民党的《自由报》主编，逐步转向改良主义立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担任财政部长。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德国占领巴黎后被德军逮捕，死于狱中。——中译者注菲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Ильич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27]第三时期”：1927年，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的当权派的右倾政策造成的恶果终于暴露出来：靠着新经济政策发了财的新兴资本主义势力——富农与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开始公然拒绝出售粮食，对苏维埃政权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为首的右派惊慌失措，主张对富农做出更大的让步；以斯大林为首的中派赶紧从左翼反对派那里抄来一些政策，以更加狂热、粗暴的方式执行，这就是斯大林的“向左转”：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十五大上，通过了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和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在国内政策猛然从右倾跳到极左、阶级合作的右倾路线在国际上连遭失败的情况下，斯大林也随之彻底扭转了共产国际的方针：在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上，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战后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17年至1923年的革命高潮时期，第二时期是1923年至1928年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现在开始的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矛盾总爆发的时期。按照这个理论，共产国际要求各国支部立刻转入夺取政权的斗争，为此必须全力打击社会民主党（“社会法西斯主义论”），分裂改良主义工会，不断尝试进行起义。这个极左政策造成了各国共产党及追随共产党的先进分子陷入孤立，1933年纳粹党夺取德国政权，标志着“第三时期”政策的彻底破产。此后斯大林又从极左冒险主义跳到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结盟的人民阵线理论。——中译者注 [28]红色阵线（RoteFront）：全称“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erFrontkämpferbund），它是德国共产党组建的工人阶级自卫组织，1924年7月正式成立。1929年时人数曾达到13万人。在1929年五一节游行中，红色阵线遭到警察开枪镇压，30人遇害，此后，政府趁机取缔了红色阵线。但大部分组织转入了地下，以其它形式继续活动。——中译者注 [29]让·龙格（JeanLonguet，1876年5月10日——1938年9月11日），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马克思（JennyMarx，1844—1883）与夏尔·龙格（CharlesLonguet，1839—1903）之子，出生于伦敦，1881年随父母返回法国。在家庭影响下，少年时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7年参加了盖德和保尔·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一战期间，他虽然持和平主义立场，但总是投票赞成战争拨款。1920年法国社会党分裂后继续留在社会党内，支持第二半国际。——中译者注 [30]奥地利与西班牙的失败：指1934年2月奥地利维也纳工人起义与1934年10月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的失败。——中译者注 [31]菲利普·谢德曼（Philip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任首届总理。——中译者注 [32]赫尔曼·穆勒（HermannMüller，1876年5月18日——1931年3月20日），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倍倍尔的推荐下，被选入党的出版机关。一战中支持战争。1919年1月被选为党主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任总理。——中译者注 [33]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Democratic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Labour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Representation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中译者注 [34]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Millerand，1859年2月10日——1943年4月7日），生于巴黎一个小商人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当选为众议员。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转向社会主义，1893年与饶勒斯等人组成独立社会主义派，1896年提出了改良主义的《圣芒德纲领》。1899年6月入阁，任商业部长，他是第一个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党人。1920年1月至9月任总理，1920年9月至1924年6月任总统。——中译者注 [35]阿里斯蒂德·布里昂（AristideBriand，1862年3月28日——1932年3月7日），生于南特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即投身左翼运动，参加了法国社会党，1902年当选为众议员，1904年与饶勒斯一起创建《人道报》。1906年首次入阁，担任公共教育与文化部长，在1906年至1932年曾26次出任内阁部长。1909年7月出任总理，在1909年至1929年间曾11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36]让·拉斐尔·阿德里安·勒内·维维亚尼（JeanRaphaëlAdrienRenéViviani，1863年11月8日——1925年9月7日），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曾当过律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参加左翼运动，1904年参与创办《人道报》，并协助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党。1906年10月任劳工部长。此后曾任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司法部长等职。1914年6月至1915年10月任总理，在1914年8月组织了“神圣的联合”内阁。——中译者注 [37]皮埃尔·拉瓦尔（PierreLaval，1883年6月28日——1945年10月15日），1903年参加社会党，一战期间持暧昧的和平主义立场。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之后脱离社会党。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法国战败后，于1940年7月至1940年12月、1942年4月至1944年8月两次任傀儡政府总理。法国解放后被判犯有叛国罪，1945年10月15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38]奥居斯堂·阿尔弗雷·若瑟夫·保尔—邦库尔（AugustinAlfredJosephPaul-Boncour，1873年8月4日——1972年3月28日），生于圣艾尼昂（Saint-Aignan），毕业于巴黎大学，1909年代表激进党当选为众议员，1911年任劳工部长。1916年参加社会党。1931年退出社会党，参加了共和社会党。曾任陆军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并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任总理。——中译者注 [39]阿德里安·马凯（AdrienMarquet，1885年10月6日——1955年2月3日），生于波尔多。早年参加社会党，长期担任社会党波尔多联合会主席，1925年至1944年任波尔多市长。1934年2月至8月任劳工部长。——中译者注 [40]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奉行的一套改良主义理论。——中译者注 [41]保卫共和联盟（RepublikanischerSchutzbund）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立的自卫组织，1923年正式成立。——中译者注 [42]1927年1月30日，基督教社会党的民兵组织枪杀了保卫共和联盟的成员。同年7月，法院宣判被告无罪，激起了全国工人的怒火。被激怒的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火烧司法宫。在与警方发生的武装冲突中，有85名工人遇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仅没有在形势非常有利的情况下支持和领导起义，反而想方设法帮助资产阶级扑灭了这次起义。——中译者注 [43]马索·皮维尔（MarceauPivert，1895年10月2日——1958年6月3日），法国教师、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记者。他是全国教师工会（SyndicatNationaldesInstituteurs）的活动家，一战期间坚持和平主义立场，战后参加法国社会党，成为党内左翼流派“革命左派”（GaucheRévolutionnaire）领袖之一，1938年6月脱离社会党，成立了工农社会党（Partisocialisteouvrieretpaysan，PSOP），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二战结束后回国，重新参加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44]即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artidoSocialistaObreroEspañol），下文中凡是涉及西班牙的段落中出现的“社会党”，均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中译者注 [45]主要是指以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ConfederaciónEspañoladeDerechasAutónomas）为主的具有天主教背景的民族主义保守势力。——中译者注 [46]《真理报》（LaVérité）是法国托派于1929年创办的报纸。——中译者注 [47]请参阅1929年至1934年出版的《战士报》（Militant）、1934年至1936年的《新战士报》（NewMilitant），以及新帕克出版社（NewParkPublications）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德国1931—1932》（Germany1931-32,1970年版）和《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原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可在下列网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index.htm——中译者注 [48]列昂·茹奥（LéonJouhaux，1879年7月1日——1954年4月2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中译者注 [49]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généraledutravail）是法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中译者注 [50]安德烈·列昂·布鲁姆（AndréLéonBlum，1872年4月9日——1950年3月30日），生于巴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当过律师。十九世纪末参加社会党。1914年7月饶勒斯被暗杀后，成为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9年出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两次出任总理。二战期间被维希法国政府关押，1945年5月获释。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临时政府总理。——中译者注 [51]我们这里就不谈过渡纲领的内容了。读者可以参阅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在1934年发表的《行动纲领》，它就是过渡纲领的草案。——列·托《行动纲领》可在下列网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406.htm——中译者注 [52]亨德里克·德·曼（HendrikdeMan，1885年11月17日——1953年6月20日），比利时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中译者注 [53]J·塞雷（J.Serret）同志研究了农民中不同阶层的经济情况及政治倾向，在《解放的学校》（Écoleémancipée上）发表了一份有趣的调查报告。在农村，公立学校的教师可以成为统一战线的宣传员，他们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且他们还能在下一时期发挥历史性的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得从自己的小天地里走出来。时间真的对小实验和小实验室非常不利。革命教师必须参加社会党，加强社会党革命派的力量，并在它与农民群众之间建立联系。浪费时间就是犯罪。——列·托 [54]若尔日·雅克·丹东（GeorgesJacquesDanton,1759年10月6日——1794年4月5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家。——中译者注 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1936年法文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1936年法文版序言 （1936年6月10日） 这本小册子收录的几篇文章，写于过去两年半；确切地说，是从1934年2月6日法西斯分子、波拿巴分子、保王派开始结盟[1]，到1936年5月至6月的大规模群众罢工的这段时间。政局的变动是何其剧烈啊！人民阵线的领导人，肯定是想把这个向左的剧烈摆动，归功于自己富有远见与智慧的政策。然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在这次政治危机的发展过程中，这三个政党的联盟[2]只能算是第三流的因素。共产党、社会党与激进党根本没有预料到什么，它们谁也领导不了。它们被事态的发展甩到了后面。出乎（它们）意料的1934年2月6日暴动给它们造成的打击，迫使它们抛弃了昨天的口号与思想，并彼此结盟，试图自救。同样出乎它们意料的1936年5月至6月的罢工，给这个议会联盟造成了无法补救的打击。肤浅的人会以为这是人民阵线的顶点，其实这是它的垂死挣扎。 本书中有许多段落，相互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它们是针对法国当时正在经历的危机中的不同阶段而写的，明白了这一点，读者就会理解，为什么笔者在这些部分的行文会有重复之感。如果完全避开重复之处，就会破坏每一部分的结构，更重要的是，这会使文章失去活力，而文章的活力正是事件本身的活力的反映。笔者决定保留这些重复之处。读者终究会发现，这样写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在工人运动的顶层统治者中间，马克思主义已经遭到了全面的抹杀。最庸俗的偏见，现在成了法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与工会领袖的正式信条。相反，革命现实主义为了反对这种虚伪的宣传而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却像是“宗派主义”的声音。必须更加坚持不懈地面向先进工人，反反复复地向他们解释马克思主义政策的基本原理。 读者可能会在本文或笔者其它应一时之需而写的文章中，发现个别孤立的矛盾。我们没有删去这些矛盾之处。其实，这些“矛盾”，反映的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中，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我们认为，本书总的来说，还是经受住了各种事件的考验的，而且它也许会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种种事件。 这次大罢工，的确给至今仍在弥漫着酸腐味的各个工人组织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吹走了各种“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和“工会的”改良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毒气。当然，这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仅凭这次罢工就能完成。还得以艰苦的阶级斗争为基础、进行顽强的思想斗争才能完成。但是，这次危机接下来的发展，将会告诉人们：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对错综复杂的事态给出及时的分析，并对未来的发展做出及时的预测。 1934年2月标志着反革命首次认真地联合起来发动进攻。1936年5月至6月预示着第一波剧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这两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指出了两条前路：一条通往意大利，另一条通往俄罗斯。布鲁姆政府还在以议会民主的名义运转，但议会民主将在这两块巨大的里程碑之间被碾得粉碎。无论接下来会到哪个阶段，无论会出现哪种过渡性的结盟与联合，无论会有什么样的局部进攻与退却，无论会发生什么策略性的插曲，最后还是只能在法西斯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中间选择一个。这就是本书的意图。 列夫·托洛茨基 [1]俄裔法国人塞尔日·亚历山大·斯塔维斯基（SergeAlexandreStavisky，1888—1934）因长期进行投机诈骗而暴富，凭借政界的包庇，他多次躲过处罚，但纸终究包不住火，1933年12月他伪造担保品发行债券的勾当终于东窗事发，他随即潜逃。随着对他的案件的调查，他曾诈骗和贿赂大量政界人士的罪行被公诸于世，舆论顿时轰动。1934年1月8日，潜逃中的斯塔维斯基在瑞士边境附近被发现中弹身亡，警方公布的结果是“畏罪自杀”，使舆论更加激化，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法西斯分子借机大做文章。1月27日，由于数名与斯塔维斯基事件有牵连的内阁阁员相继辞职，激进社会党的卡米尔·肖彤（CamilleChautemps，1885—1963）内阁倒台，由同属激进社会党的爱德华·达拉迪耶（ÉdouardDaladier，1884—1970）接任。达拉迪耶上台后，撤换了同情右翼的巴黎警察总监让·恰普（JeanChiappe，1878—1940），多个极右组织趁机煽动群众，于2月6日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演变为暴动，警察开枪镇压，造成15人死亡，达拉迪耶遂于2月9日辞职，由保守的杜梅格（GastonDoumergue，1863—1937）上台组阁。这次法西斯暴动促成了社会党与共产党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中译者注 [2]指由法国共产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即法国社会党）和激进社会党组成的人民阵线。——中译者注 回目录下一篇
托洛茨基：共产党宣言九十周年（刘宇凡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共产党宣言九十周年 托洛茨基 刘宇凡译 （编者按：本文是托洛茨基在1937年为共产党宣言的南非文译本所作的序言。当时西班牙内战仍然最后胜负未分，但是，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已促使西班牙无产阶级从失败走向失败。而新的世界大战，由于传统工人政党的叛卖使工人阶级无法阻止资产阶级国家发动战争，而变得日益迫近。托氏在序言中指出宣言中哪些仍然有效，哪些须要随时代发展而要修订。本文译自WritingsofLeonTrotsky，1937-38，PathfinderPress，newyork，1970。） 难以相信只欠十年就是共产党宣言一百周年了。这本小册子所表现的天才，超过世界上任何一种出版物，以至今天我们还要被它的独创性所震撼。其最重要章节好像是昨天才写就似的。无可怀疑的是，两位年青作者（马克思时年廿九，恩格斯廿七）比任何前辈，或许也比任何后来者，对未来都更能高瞻远瞩。 早在其1872年版的合写的序里，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宣告，尽管宣言的若干次要段落已过时，他们还是觉得没有任何权利去修改原稿，因为宣言在过去卅五年间，已经变成一份历史文献。自那时起，至今又再过了六十五年了。宣言个别段落亦随而向后消隐了。我们尝试在这个序言中扼要地谈谈宣言中哪些地方到今天仍保有其全部力量，哪些需要重大修改或发挥。 （一）由马克思不久前才发现的历史唯物论，以完美技巧被应用于宣言，而这个理论完全经得起事变的考验和敌意批评的攻击。它成为当今人类思想最宝贵工具之一。所有关于历史进程的其它解释都失去了科学意义。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在我们时代，不曾吸收历史唯物论，不要说做一个革命战士，便是做一个有素养的政治观察家也是不可能的。 （二）宣言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地说：「一切现存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基本原理是从历史唯物论所推演出来的最重要的结论，它立刻成为阶级斗争的议题。反动的伪善者、自由派的教条主义者以至唯心的民主派所特别恶毒攻击的是那种理论，它把物质利益的斗争，而不是甚么「共同福利」、「民族团结」、「永恒的道德真理」等等作为历史动力。他们后来从工人运动也招募到同道，包括所谓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按照阶级合作及阶级调和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最后，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这条路线实际上也为共产国际[1] （所谓史大林主义者）的可鄙的不肖门徒所追随：所谓「人民阵线」政策就是源于对阶级斗规律的否定。同时，恰恰是帝国主义时代，一切社会矛盾推向达到最紧张最尖锐的地步，让《共产党宣言》得到理论上的无可比拟的胜利。 （三）把资本主义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来加以解剖，是马克思1867年在《资本论》中完成的。但是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已经把那日后分析的要点确定地写出来了。这包括了：劳动力的报酬相当于其再生产成本；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竞争之作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定律；中等阶级的破产，亦即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农民的破产；一方面是财富日益集中在人数日少的财主手上，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数量上的增长；资本主义之为社会主义制度预备了物质及政治上的前提等等。 （四）宣言中有关资本主义的倾向总是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甚而将他们变成赤贫者的论述，一直受到排山倒海的攻击。教士、教授、部长、记者、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工会领袖，无一不上前反对所谓「贫困化理论」。他们不懈地在劳动者里面发掘出种种增长中的繁荣，把工人贵族当作无产阶级来招摇撞骗，或是把一些一时的趋势当作持久趋势。同时，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即美国资本主义，其发展也把百万计工人变成赤贫者，靠联邦政府或当地市府或私人慈善团体的救济而生存。 （五）《宣言》把工商业危机描写为层出不穷、越来越广泛的灾难。修正主义者反对这种见解，他们断言托辣斯[2] 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发展会保证市场受到控制，导致逐渐废除危机。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好比疾风骤雨，以致危机看似偶然的停顿。但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最后分析起来，在这个问题上，真理也是在马克思那一边。 （六）「现代的国家的行政部门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个被社会民主党领袖视为新闻记者式的谬论的简明公式，实际上蕴含了有关国家的唯一的科学理论。资产阶级所一手制作的民主制，并非如伯恩斯坦及考茨基[3] 所以为的那样，是一个空袋子。可以从容地填充以任何一种阶级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只能为资产阶级务。所谓「人民阵线」的政府，不论是由勃伦还是萧当，也不论是由卡巴列罗还是由内格林等领导[4] ，都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一旦这个委员会管理不善，资产阶级就会把它一脚踢开。 （七）「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也就是〕组织成为政党。」一方面是工联主义者，另方面是无攻府工团主义者，都长期间避免了解这些历史规律，到现在还是如此。现在「纯粹的」工联主义在其主要的避难所（美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5] ，而无政府工团主义，则在其最后据点——西班牙——遭到无可恢复的失败。这方面也证明《宣言》之正确。 （八）无产阶级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所建立的法律框架内夺取政权。「共产党公开宣布，只有以武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秩序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改良主义者企图拿当时运动的有欠成熟及民主制之欠缺发展解释宣言上述见解。意大利、德国以及一大批其它「民主」国家的命运——民主制之被代之以纳粹主义及法西斯主义——证明了，欠缺成熟性，正正是改良主义者自己的思想的标记。 （九）为了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一定要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这个权力而且还要足以砸碎每一个放在通向新制度的路上的政治障碍。「无产阶级组织为统治阶级」——这就是专政。[6] 同时它又是唯一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这个民主制的范围及深度决定于具体历史条件。越多国家采取社会主义革命路线，专政就会采取更自由及更有弹性的形式，工人民主就会更广泛、更深刻。 （十）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的发展，预先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联合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解放的一个首要条件。」资本主义其后的发展，使我们的星球的所有部份，不论是「文明的」或是「野蛮的」，都缜密地交织在一起，使得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全面地与断然地具有了世界性。苏联官僚企图把宣言中关于这个基本问题的论述一笔勾销。苏联国家的波拿巴特主义[7] 的堕落，是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谬误的最有力之写照。 （十一）「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换言之，国家消亡。社会犹存，只是从拘束衣中解放出来。这不是别的，就是社会主义。反之，苏联的国家强制的可怕增长，是社会远离社会主义的无可辩驳的印证。 （十二）「工人无祖国。」宣言这句话不只一次被庸人解释为纯为鼓动而作的妙语。其实，这句话为无产阶级在资本家的「祖国」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唯一想得到的方针。第二国际[8] 之违反上述方针，不仅为欧洲带来四年的破坏（译按：指第一次大战），更为世界文化带来眼前的停滞。现在新的大战行将降临（第三国际之叛卖为大战铺平了道路），在资本主义的「祖国」这个问题上，宣言仍是为最可靠的顾问。 ※※※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年青作者合写的这本相当简略的作品，仍然为解放斗争的最重大及最迫切的问题，提供无可代替的指导。有哪一本书能够与《共产党宣言》稍作比碍？但这不等于说，经历了九十年长不断的生产力的发展及巨大社会斗争之后，宣言既不需要修正也不需要补充。革命思想与偶象崇拜一无共同处。纲领与预测都得在经验之光照下加以考验和改正。经验毕竟是人类理性至高无上的标准。所以，宣言亦需修正与补充。不过，正如历史经验本身所证明的一样，要修正或补充得成功，只有按照构成宣言的基础的方法来进行，才能成功。我们在下面就几个重大方面谈谈这个问题。 （一）马克思教导我们，任何社会制度，在未耗尽其创造性潜能以前，是不会离开历史舞台的。宣言痛责资本主义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过，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的几十年，这种妨碍在性质上都是相对的。如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按社会主义初步组织经济，其增长步调自当无比地快些。然而，这个理论上无可批驳的假设不能否定如下事实，即（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力还是持续地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直到世界大战止。只是在过去廿年，尽管科学的技术达到了最现代的成就，世界经济的彻底停滞甚至衰落的时代才开始。人类已开始耗尽其积累资本，而下一场大战大有可能在多年内毁坏文明的根基。宣言的作者认为，在资本主义从一种相对反动的制度变成绝对反动的制度之前许多年，就会已被废除。但是这种转变却在我们这一代眼前才终具形态，并且把我们的时代变成一个充满战争、革命与法西斯主义的时代。 （二）马克思关于历史日期的错误估计，一方面是源于低估了资本主义所隐含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源于高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成熟性。1848年的革命并没有如宣言所预计的那样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为德国之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的上升期打开了广阔前途。巴黎公社[9] 证明了无产阶级，若没有一个历炼的革命党领导，势难从资产阶级夺得权力。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的持续繁荣，所带来的影响，并非是教育了革命先锋队，相反，倒是工人贵族的资产阶级化的堕落。自然，宣言的作者是不可能预见这样一种「辩证法」的。 （三）对宣言来说，资本主义是自由竞争的王国。虽然宣言指出过资本之不断集中，但是它没有从中抽取必然的结论，亦即垄断的结论。垄断资本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的资本主义形式，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重要的前提。后来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才明确指出自由竞争总倾向于变成垄断。要到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才对垄断资本主义给予科学的定性。 （四）宣言的作者根据英国的「工业革命」的例子，把中间阶级的消灭的过程，即手工业者、小商人及农民的全盘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描绘得太片面了。实际上，竞争的自然力量还远没有完成这个同时兼具进步性与野蛮性的工作。资本主义令小资产阶级破产的速度，远高于其令无产阶级化的速度。再者，资产阶级国家亦久矣自觉采取一种人工地维持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另一头，是技术增长及大工业的合理化，造成了失业痼疾，以及妨碍了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同时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了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商业雇员等层份之增长，简言之就是「新中间阶级」的增长。结果，宣言所断言在消失中的中间阶级，在一个像德国那样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仍然占人口大约一半。不过，人工维持那过时的小资产阶级，决不能缓和社会矛盾，相反，在他们身上注入了特别恶毒的毒素，并与失业常备军一起构成资本主义的腐烂的最歹毒的现象。 （五）宣言第二章末列举了十条要求。这是为一个革命时代，即一个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而制定的。马克思及恩格斯在1872年的序言中，宣布这些要求已经部份过时，而且无论如何也只是次要的。改良主义者抓住这个评语，将之演译为：过渡性的革命要求已经从此永远让位于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众所周知，所谓「最低纲领」就是没有逾越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事实上，宣言作者很确切地指出了他们就其过渡纲领的主要修正意见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换言之，他们的修订是针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拜物教的。后来马克思就是拿公社式的国家来抗衡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国家类型后来便以生动形式体现在苏维埃[10] 当中。今天，没有包括苏维埃及工人控制的主张在内的纲领，不可能是革命纲领。至于其它要求，即宣言的十点要求，在和平的国会活动的时代曾经看似过时，今天已完全重新显出真正意义。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才变得不可救药地过时。 （六）宣言预期「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将不过是接踵而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它指出当时欧洲文明的状况，比诸十七世纪英国与十八世纪法国的状况远为先进，无产阶级也更发展得多。这个预测不仅错在日子。1848年革命在几个月内就显示出：恰恰因为状况更为先进，以致没有一个资产阶级能够将革命进行到底。大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同地主的关系太密切，同时又因为对群众的恐惧而受到掣肘。小资产阶级过于分散，而它的上层领导过于依赖大资产阶级。正如后来欧洲及亚洲的全部发展过程所证实：资产阶级革命，若任其自行，一般而言是不能完成的。把封建渣滓从社会中扫清，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即摆脱了资产阶政党的影响的无产阶级，能够对农民起带头作用，并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因此，资产阶级革命遂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交织在一起，进而溶入后者。一国的革命同时也成为世界革命之一环。经济基础及所有社会关系的改变遂具有了不断的、持续的性质。 对于亚洲、拉美、非洲等落后国家的革命党来说，能够清楚认识到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机联系，进而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机联系，实在是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 （七）宣言虽描述了资本主义如何把落后与野蛮国家卷入其旋涡，可是它并无谈到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的独立斗争。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革命，「至少是领先的文明国家」的社会革命只是未来几年的事情，殖民地问题在他们看来将自动获得解决。这个结果并非由于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的中心的无产阶级胜利的结果。所以，宣言不曾涉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革命战略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需要独立的办法。例如，不证自明，虽然「民族的祖国」已变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有害的历史制动器，但在那被迫为独立生存而斗争的落后国家而言，它还是一个相对进步的因素。 宣言宣布：「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有色人种反对其帝国主义压迫者的运动，是反对现存秩序的其中一个最重要及最强大的运动，因此需要白人中的无产阶级的全面的、无条件及无限的支持。为被压迫民族研制出一套革命战略，这方面的功劳首先归于列宁。 （八）宣言里最为过时的部份——不是就其方法而言，而是就其材料而言——乃是第三章中对十九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文献的批评，以及第四章中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宣言中所列举的运动与党派，不是给1848年的革命就是给接踵而来的反革命所一扫而光，以致现在人们要在历史辞典中才能找到他们的名字。然而，《宣言》这部份或许是现在同我们比同上一代更接近。在第二国际的兴盛期，马克思主义的支配地位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以致人家认为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不可挽回地退隐于过去中。今天的情况不是这样。社会民主党及共产国际之瓦解的每一步，都产生了可怕的思想堕落。老朽的思想好像返老还童了。衰落时代之先知，为了要寻找万应灵丹，重新发现了久已被科学社会主义所埋葬的教条。 谈到反对党派的问题，正是在这方面过去几十年带来了最深刻的改变，不但是因为那些旧党派早已被新党派排挤掉，而且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党派的性质以及党派之间的互相关系都大大改变了。所以，《宣言》必须采取如下的补充：共产国际最初四次代表大会的档，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文献，以及第四国际[11] 历次代表会议的决议。 我们已经讲过，根据马克思学说，任何社会制度在没有耗尽其潜能以前，是不会消失的。不过，即使一个过时的社会制度，也不会不加抵抗就让位于新制度。社会制度的变革，本身预先假定了将发生最厉害的阶级斗争，即革命。如果无产阶级，由于此一或彼一原因，证明不能以大无畏的一击来推翻那过时的资产阶级秩序，那么，金融资本在其力图维持其不稳定的统治的斗争中，只会使小资产阶级破产及陷于迷惘，并使他们变成法西斯主义的杀戮队。社会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堕落，与小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堕落之间有因果的关系。 目前，第三国际在一切国家进行的欺骗群众及使其丧失斗志的工作，比诸第二国际更为肆无忌惮。通过屠杀西班牙无产阶级先锋队，莫斯科那些放纵的雇佣军不仅为法西斯铺平道路，而且分担了它的不少工作。国际革命的旷日持久的危机——它正在日益变成为人类文化的危机——归根究抵还是革命领导的危机。 作为那个伟大传统的继承者——而共产党宣言则构成这个传统中最宝贵的环节——第四国际正为那旧任务之解决，而教育着新一代干部。理论就是概括了的现实。对革命理论采取诚实态度，表现出对改造社会现实的激情追求。在黑暗大陆的南端，首先把《宣言》译成南非语文的是我们的共同思想者，这再一次鲜明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今天只生存在第四国际旗下。未来是属于它的。到了庆祝《共产党宣言》一百周年的时候，第四国际将成为我们的星球上决定性的革命力量。 注释 [1]共产国际：又名第三国际，1919年由俄共及其它各国革命家发起，作为第二国际堕落后继续负起世界工人阶级革命的任务的组织。1943年斯大林为讨好帝国主义盟友而将那个早已随苏联堕落而堕落的共产国际解散。各国共产党本来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人民阵线是共产国际在1935年提出的政策，内容是要各国共产党，连同社会民主党一起与资产阶级政党在一个自由主义政纲的基础上组织联合政府。 [2]托辣斯：是英文trust的音译。垄断资本的一种形式。它是由若干个生产同类商品的大企业联合起来，旨在垄断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及投资范围以便取得垄断利润。 [3]伯恩斯坦（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派的领袖。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阶级矛盾逐渐缓和，所以马克思主义须要修正：社会主义之实现不再有赖于工人革命，而是有赖于借着议会活动来达致的改良。考茨基（1854-1938）。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突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中派领袖。大战爆发后他抛弃了国际主义立场并且反对俄国十月革命。 考茨基（1854-1938）。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突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中派领袖。大战爆发后他抛弃了国际主义立场并且反对俄国十月革命。[4]Leon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卅年代的领袖，1936年成为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的总理。 CamilleChautemps（1885-1963）法国激进社会党人，1930及1933-1934年出任总理，因财政丑闻下台。 LargoCaballero（1869-1946）西班牙社会党左翼的领袖，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出任总理。 JuanNegvinLopez（1889-1956）西班牙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属社会党，内战后流亡法国。 [5]美国工人运动传统上一直避免过问政治。三十年代初，在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下，工会运动有新的巨大发展，形成许多强大的产业工会，本来大有希望促成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但是主要的工会领袖们迷信民主党罗斯福总统的进步立场，以为「新政」的官员都是劳工的朋友，结果使工会运动在1937年遭受残酷的暴力打击，其中最著名的有5月30日在芝加哥对罢工工人的大屠杀。 [6]专政：这个词有各种不同的含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它的时候，在不同的场合也有不同的含义。但是，当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所指的就是无产阶级掌握统治权，而并不含有高压统治的意思。后来有许多人以为这名词含有高压统治的意思，那并不符合马恩的原意。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组织为统治阶级」的含义是一样的，与「无产阶级民主」也毫无冲突。因为，只有在民主（而且是比资产阶级民主制更高程度的民主）制度下，无产阶级的政权才是正常而健全可靠的。 [7]波拿巴特主义：Bonapartism的音译。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它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国家的行政权力归一人统辖，并对国家所有其它部份以至社会上的各个阶级实行独裁，并凌驾社会之上。马克思当时所引为例子的，恰恰就是法国的路易．波拿巴特，他在1851年发动政变后成为拿破仑第三。托洛茨基借用这个概念来描述那在廿年代下半期篡夺了苏联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的官僚专制（由史大林所代表）。 [8]第二国际：成立于1889年，是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松散的国际联盟组织，对推动世界工人社会主义运动有很大作用。但1914年其主要领导人都抛弃了基本的国际主义立场，分别支持其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战，彻底变成资本主义的改良派。 [9]巴黎公社：历史上第一个工人政府。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其资产阶级政府的投降政策激起工人不满，后者并发动起义，成立巴黎公社。72日之后为资产阶级政府所推翻。 [10]苏维埃：Soviet一词的音译，原意是「代表会议」。1905年的俄国革命，首次产生了工人自发组成的「工人代表会议」，即苏维埃。1917年革命所出现的苏维埃运动更为深刻而广泛，包括了工人、农民及兵士苏维埃。革命成功后苏维埃成为国家权力机构。 [11]第四国际：由流放国外的托洛茨基所领导，成立于1938年。直至1933年之前，一直自称为第三国际内的左派反对派。希特拉在1933年上台后才致力于成立第四国际，因为此时托洛茨基才认为第三国际已经堕落到无可改良（它之客观上帮助了希特拉上台是一个明证），须要一个新的国际来继承世界工人革命运动的任务。
论民主集中制与党的领导（托洛茨基，1937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论民主集中制与党的领导 托洛茨基1937年12月 按：英语原文摘自美国托派1937年12月的内部公报，即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成立之前。英语全文目前刊登于英语马克思主义文库。 致美国《社会主义呼唤报》编辑部：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些我不认识且看似年轻的同志们向我来信，谈及关于革命党内部的领导体制。其中一些信件抱怨组织“缺乏民主”，或是“领导们”的霸道态度等等。 个别同志要求我为民主集中制提出一个“明确公式”，以便排除对其任何不正确的诠释。回答这些信件并不容易。因为这些来信之中没有提出任何侵害党内民主的清楚、具体例证。 另一方面，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可以根据您们的报纸和内部公报判断到：所有讨论在您们组织内都享有完全的自由。这些公报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少数派代表的观点。我被告知你的讨论会议也是如此。各个决议还尚未被执行。显然它们将在一个由自由选举出代表聚集的大会上被执行。到底哪里出现了侵害民主的现象呢？我也百思不解。 这些信件的语气大都是无形的冤屈。这让我有时候认为，这些抱怨者们真正不满的是：尽管在现有民主机制下，他们是仍极少数派的事实。透过我自己的经验，我也了解这当然是不愉快的。但这哪里有在侵犯民主呢？ 我也不认为我可以为民主集中制提出一个“一劳永逸”消除误解和错误的诠释。党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它是在与外在挑战和内部矛盾斗争下发展的。 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严峻条件下，第二和第三国际的腐败，为第四国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历史环境。没有人能够透过某种神奇的公式来克服困难。一个政党的领导制度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在斗争中逐渐形成。政治路线占主导地位。这些问题首先必须要以正确定义战略问题和策略方法来解决。组织形式应与战略和策略相对应。 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保证健康的党内制度。大家都了解，这并不意味着党的发展中不会出现组织问题。但这意味着民主集中制的公式必然会在处于不同国家，经历不同发展阶段的政党内找到不同的表达方式。 民主和集中制彼此之间的比例不是永恒不变的。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情况、国家的政治局势、党的力量和经验、成员的总体水平、以及领导们在基层中争取的威信。在大会召开之前，当课题是为下一个时期制定政治路线时，民主就会胜过集中制。 当课题是如何执行政治行动时，集中制将民主置于自身之下。当全党认为需要批判性地检视自身过去的行为时，民主将再次彰显其权利。民主与集中制之间的平衡要在实际的斗争中求得，时而被破坏，又时而被重建。每一位党员的成熟度，都特别表现在他们是否理解他们不能向党领导做出高于领导们力所能及的要求。任何由于党在个别问题上不随其愿而改变他对党的整个态度的人，都是不够格的革命家。 当然，与领导们犯下的每一个错误，每一次不公正等问题做斗争是必要的。但在此之前，也有必要先在理解党在全国和全世界的整体发展状况下评估这些“不公正”和“错误”。 在政治上把持着正确的判断力和分寸感是至关重要的。倾向于小题大作的人会对自己和全党造成很大的伤害。奥勒、菲尔德、威思博[1]等人的不幸在于他们缺乏分寸感。 当下有不少年轻的半革命家因遭到挫折而疲惫不堪，惧怕困难，变得老气横秋。他们心中的疑惑和自负胜于他们对斗争的坚持。这些人没有严肃地分析各个政治问题的本质，而是寻找万能药，每时每刻都在埋怨“当权者们”，要求领导们创造奇迹，或者试图以极左口号喋喋不休来掩盖他们心中的怀疑。 我担心这种人才无法成为革命家，除非他们学会如何约束自己。另一方面，我不怀疑年轻一代的劳工们将能够评估第四国际的纲领和战略内容并领略其长处，引来更多人聚集在我们旗帜之下。 每一位真正的革命家在察觉党领导失误时也必须告诉自己：“我们必须为党召募十几个新劳工成员！”年轻劳工们会纠正党内任何道貌岸然的怀疑论者、悲观主义者和怨天尤人的党员。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能在第四国际的各国支部建立强而有力的健康党内制度。 注释 [1]译者按：奥勒（HugoOehler)、菲尔德（B.J.Field）、威思博（AlbertWeisbord）分别是早期参与美国托派运动但迅速与之决裂的人物。详情请参考詹姆士·坎农（JamesP.Cannon）的著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HistoryofAmericanTrotskyism）
知识分子和党的环境（托洛茨基，1937年12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知识分子和党的环境 托洛茨基（1937年12月21日） 译者：史丹。转载自《十月评论》杂志 亲爱的吉姆： 谢谢你就“B”案例做出解释的信件。我曾把上封给他的信的副本寄予你一份。那并不是正式的邀请信邀请他来这里，而却是向他表达我个人对他感到兴趣及对他卓越的智识才能的赏识。我不相信这样的一封信能造成偏见。在俄国党内我们也有过同一类型的代表，例如，那三个历史教授、波克罗夫斯基、罗日科夫和切拉斯科夫。罗日科夫从布尔什维主义走到孟什维克主义。切拉斯科夫现在法国与克伦斯基一起。波克罗夫斯基死时是斯大林派，但在他死后，则被斯大林主义者自己扫地出门。他们加入党时各有不同的背景经历，而不是年轻人一个；他们并且从未能够完完全全的适应党的环境。列宁曾经排除万难，费过无数努力以把他们挽留在党，克服了所有困难，为他们找到足够的位置和工作。在波克罗夫斯基方面，他至少成功了。波克罗夫斯基是三人中最重要的一员。 难道你不相信“B”可以专注于《新国际》，并担任党在科学宣传方面的主脑，包括指导高级党校的工作吗？并且，倘若把他也推介到国际方面的工作去，以让他和各个不同支部的领导同志有较多的直接接触，大概也不错。国际会议或新的国际书记处应该就制定第四国际的纲领，指任一个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应包括我和“B”。他可以趁着假期来我这儿，以便与我一道编写委员会的第一份草案。这便会让我们有可能充分地、密切地讨论革命运动中所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问题。我相信，通过上述所勾勒的种种措施，我们可以在这段适应新环境的困难过程中对”B”有所帮助。我们务须尽一切努力，以便为我们的运动挽留那么一流的力量。 委员会的裁决给斯大林主义者的打击是巨大的。不管杜威博士与其他自由主义者有多么的保留和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将是下一个时期的最先受惠者。我们的美国同志完成了一项宏伟的工作。 在现时，保护苏联内外的斯大林受害者这个问题，仍然迫切紧要。我不知道就保卫委员会的问题所作的最后决定是什么。不管它是解散还是改变，我们务须立即有一个有着长远展望的新委员会。我读到你就罗宾逊案件所作的出色备忘录。这个案件再次表明一个常设的调查防卫机构的必要性。 向罗丝和你致以最美好的敬意！ 韩森〔托洛茨基〕 译自（《托洛茨记文集1937-38年》）
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列夫·托洛茨基，1937年11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不是工人国家，也非资产阶级国家？（1938年2月） NotaWorkers'andNotaBourgeoisState? 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 列夫·托洛茨基1937年11月25日 国道4号译 政治形式与社会内容 不久前，伯纳姆（JamesBurnham）和卡特（JosephCarter）两位同志对苏联的阶级性质提出新的质疑。在我看来，他们的答案大错特错。但是由于两位同志没拿尖叫扯头发代替科学分析（某些极左分子的强项），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认真地同两位同志讨论再度讨论这一重大问题。 两位同志没有忽略苏联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区别：由于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导致生产力的强力发展。他们进一步承认“十月革命奠定的经济结构基本上未变”，由此得出结论：保卫苏联免于帝国主义侵犯，是在苏联及全世界无产者的重任。就这点来说我们与两位同志拥有充分共识。但无论我们的意见多么一致，它都不能涵盖问题的全部。 虽然两位同志不与极左派混在一块，却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定义来看”，苏联不再是工人国家。但由于“经济结构基本未变”，苏联没有变成资产阶级国家。两位同志同时却否认官僚是独立的阶级，而我们只能对此表示祝贺了。上述前后矛盾的断言综合起来，恰好呼应了斯大林主义的说法——苏联已不是阶级社会的国家组织。那么，苏联到底为何物？ 对国家性质的阶级理论，我们尝试回归到国家的阶级理论上。毋庸置疑，我们并非不理论的拜物教徒。假设出现新的历史事实要求突破旧思想，我们不应故步自封。但过去修正主义者的可悲经验教会了我们一件事：保持谨慎。在我们试图创立一种新学说之前，我们应该深思熟虑地比较旧理论与新现象，而非急于开宗立派。 两位同志不经意地提到一个事实：由于存在各种主观与客观条件，无产阶级的统治“可能体现为千差万别的政府体制”。为了清晰起见，我们还要补充：这一阶级统治既体现为苏维埃的自由党争，也体现为一党独大，甚至体现为权力实际集中于一人手上。个人独裁无疑是政权濒危的征兆；但特定情况下却是拯救制度的唯一手段。最终，国家的阶级性质不仅由政治形式决定，而且由社会内容来决定，即根据当前国家所保卫和维护的财产形式与生产关系性质来决定。 两位同志在原则上并不否认上述观点。但如果他们仍拒绝将苏联视为工人国家，那是因为两个理由：一个是经济原因、另一个是政治原因。他们写道“在过去的一年里，官僚彻底走进毁坏国有计划经济的不归路。”（只是“走进不归路”？）接着又指出局势的演变“将官僚带到了与国有经济需求和利益互相矛盾的局面，这样的矛盾正前所未有地高涨和深化。”（只是把他们“带到”这般局面？）官僚层与国民经济的矛盾并非始于今日，但最近一年“官僚的行径正大大地破坏着经济的计划性和国家垄断。”（只是“正破坏着”？所以不是已经破坏了？）。 而第二个论点，就像刚才所说，是政治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首先不是经济范畴，而主要是政治范畴……如今，无产阶级统治的所有形式、组织和机构均遭摧毁，可以说无产阶级的统治现已遭到毁灭”。两位同志刚宣布无产阶级制度具有“各种形式”，却又抛出这么一段话，让我吃惊不小。诚然，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主要”是而彻头彻尾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但政治不外乎经济的集中表现。德国社民党一度主导国家和1918-1919年德国各地的苏维埃，这却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通之处，因为它们始终没有动摇资产阶级的产权。相反，假设有一种政治制度保卫着从有产者剥夺而来的国有化财产，使其免遭帝国主义毒手，那么它就是独立于一切政治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两位同志像先前那样“一般来说”承认上述这点。他们的对策，是综合运用经济与政治论据。他们说：“官僚不仅夺去了无产者的政治权力，更把经济撵进死胡同。”如果说在前一时期，官僚虽有反动性，仍扮演过相对进步的角色；那么现在，它彻底蜕变为反动因素。这一论断的中心内容是健康的，完全符合第四国际的评估和预测。“开明专制”曾扮演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进步角色，后来却演变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众所周知，绊脚石与进步的冲突以革命来解决。然而在为社会主义经济奠定基础时，我们写道，官僚的“开明专制”只有相较甚少的时间能发挥进步作用。这一观点已得到现实的证实。忘乎所以的官僚被自己的成功所蒙骗，期望相应达到空前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它却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反过来成为当权者慌张情绪与屠刀政策的一大主因。但这有导致苏联生产力的发展停止脚步吗？我们可不会如此妄言。尽管生产力受到官僚专断的牵制，国有经济的巨大的生产力，在成长速度比以前放缓的情况下，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多年。目前无法确切预测具体的过程，但有一点无论如何都很明白，对执政集团来说，当前的政治危机正将自身扯得四分五裂，这比生产力走向停滞还要危险得多。为了简化这个问题，让我们暂且假定官僚已是经济发展的绝对阻碍，但是就算如此，是否就意味着苏联的阶级性质已变？抑或苏联已丧失任何阶级性质？在我看来，两位同志的主要错误正在于此。 直至一次大战前，资产阶级社会一直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仅仅在最近的25年，资产阶级才成为进步的绝对阻碍。那么，能说当今社会不再是资产阶级社会吗？不能，这只是证明它正在腐朽。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只能通过建立法西斯暴政，才能保住资产阶级产权；换句话说，资产阶级耗尽了一切直接统治的形式和方法，只得动用一个中介物。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国家不再是资产阶级国家了？走到法西斯主义野蛮手段的穷途末路，为的就是保护生产数据私有制，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国家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 我们无意将这些模拟无限上纲。但它毕竟展示了权力集中于官僚手中乃至生产力的停滞，仍未改变社会及其国家的阶级性质。只有在产权制度上闯入一场革命或反革命才能将之改变。[1] 难道没有国家与经济的阶级性质处于对立状态的例子？是有的！“（法国旧制度的）第三等级”掌权后，有一段时期社会仍带有封建性质；苏维埃政权诞生的最初数月，无产阶级也以资产阶级经济为基础进行统治。在农业领域，无产阶级专政在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上运转了好几年（相当程度上，现在也是如此）。假如资产阶级反革命获胜，复辟当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得依靠国有经济。但这种经济与国家之间的暂时冲突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革命或反革命，它意味着一个阶级战胜另一阶级并固守自己的胜利，它意味着胜利者将从自身利益出发重组经济体系。“政经分裂”是各种社会转折的必经时刻，它与极左派所谓的“无阶级国家”的理论（宣称由于没有真正主人，文吏或官僚即占据了剥削者的位置）毫不相干。 标准与事实 正是由于使用了主观的“规范性”思路代替客观的、辩证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导致许多同志很难对苏联进行正确的社会学评估。伯纳姆和卡特会说苏联“不能够按照马克思主义赋予这一词汇的传统意义”视为是一个工人国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不过这仅表示苏联并不符合我们原先预料一个工人国家所应有的样子而已，在这个划分上我们其实并没有分歧。我们原先预计工人国家会随着逐步的发展而逐渐消亡，然而历史并不总是“照着计划走”，反而则是使我们见到工人国家蜕化的过程。 但这是否意味着与我们预料状况相左的工人国家便不再是工人国家了吗？生病中毒的肝脏与健康的肝脏不同，但这并不代表它不再是一颗肝脏。为了了解其性质，仅仅使用解剖学和生理学分析是不够的，运用病理学也是必要的。当然，去对患病的肝脏说：“我不喜欢它”，然后就抛弃它，是件容易得多的事，但一个医生不能允许自己这么奢侈随便，他必须去根据病症的状况与器官所受到的病变而进行治疗（“改革”）或手术（“革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先去认知到病变的东西是生病的肝脏，而不是别的东西。 但是让我们拿一个更令人熟悉的例子来与工人国家的问题做模拟：工会。从我们期待的方面来看，工会应该要是阶级斗争的组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呢？他们的头领都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格林（WilliamGreen）、沃尔（MatthewWoll）及其同伙都选择了直接反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治路线。我们可以把这个模拟扩大来看，并说如果直到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出现后，AFL才完成了一些具进步性质的工作，因此它现在活动的主要内容包含在更具先进（或更少反动）趋势的斗争当中。对于CIO而言，格林那伙人绝对是一个反动因素，这样想完全正确，但是，AFL并没有因此而不再是一个工会组织。 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取决于它与生产资料中财产形式的关系；而诸如工会之类的工人组织的性质则取决于其与国民所得分配状况的关系。格林及其同伙保卫私有财产制这点，足以说明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如果这些人做出保卫资产阶级的收入来源不被工人攻击的行为，如果他们要阻碍的是罢工行动、提高工资及对失业者的救助等行动，那么他们领导的这个组织就是工贼团体，而不是一个工会了。但情况相反，格林及其同伙为了不失去自身支持基础，便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去领导工人进行增加（或至少反对减薪）其国民所得份额的斗争，这个客观征兆足以使我们明确区分出最反动的工会与工贼团体的界限。因此我们不仅有义务去继续在AFL当中的工作，也必须去保护其不受工贼、三Ｋ党等人的侵害。 斯大林的作用与格林的作用一样，具有双重性质，斯大林为官僚层服务，因而是为世界资产阶级服务。但是如果他不能够捍卫官僚层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的社会基础，那么他就不能为官僚层服务，于是斯大林在这个份上捍卫了国有财产制不被帝国主义的进攻与随意的官僚机构而搞垮。但是，这种捍卫方式终将会使苏维埃社会完全毁灭，正因为如此，斯大林的集团必须被推翻，而且无产阶级绝不能让帝国主义代替自己完成这项任务。尽管有斯大林的存在，无产阶级仍会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攻击。 历史的发展情形使我们对各式各样类型的工会习以为常，包括战斗派、改良派、革命派、反动派、自由派和天主教派的等等工会类型。而工人国家却是另一回事，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现象，这尤其需要我们用独到的革命纲领作为标准来理解苏联。在此同时，工人国家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其正在受到各种不同时代性力量的影响，而且我们认为这点与我们的“传统”标准完全矛盾。 伯纳姆和卡特同志说斯大林及其同伙在政治上服务于世界资产阶级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想法的正确性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条件下。希特勒也是为着资产阶级服务，但是斯大林和希特勒所起的作用之间则存在着差异。希特勒捍卫着资产阶级的财产形式；斯大林则是使官僚机构的利益适应于无产阶级的财产形式。而在西班牙，即在资产阶级政权的土地上，同一位斯大林则是起着希特勒的作用（从他们的政治路线上来看，他们之间的差异通常很小）。从斯大林在苏联与西班牙，两个具有不同体制的社会当中起着的不同作用这点可以看到一件事，那就是官僚阶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属于某个阶级的工具，而且我们也绝对不可能仅从官僚机构的德行或恶行来定义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 关于工人国家的官僚层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主张，对于那些被形式束缚的头脑来说，不仅无法理解，而且完全无从认识。然而，历史上从未有过没有单纯类别的阶级国家，一般来说也不会有。半封建制的普鲁士君主制执行着资产阶级最重要的任务，但是是以自己的方式来执行，即以封建体制而非雅各布宾式的方式执行。而日本即使在今天也可看到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与统治阶级的半封建性质之间存在着相生相成的联系。但是，所有这些例子并不妨碍我们去清晰区分何为封建社会何为资产阶级社会。当然，有人会反驳说，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并存相比，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并存则更容易实现，因为前者涉及两种形式的阶级剥削。这点完全正确，但是一个工人国家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能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马克思写道，在工人国家的第一个时期，资产阶级的分配型态还仍然会存在。（关于这一点，请参见《被背叛的革命》中《社会主义与国家》一章）人们有必要去斟酌和仔细思考一下这一点。只要资产阶级的分配标准还在运作，工人国家本身就还仍有必要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 这意味着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官僚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仍是存在于工人国家的资产阶级机关。当然，工人国家资产阶级化的程度和总体发展趋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一个工人国家去除了官僚机构并逐渐开始消亡，这便意味着其发展将步入社会主义的道路。反之，如果官僚机构变得越来越强大、权威、享有特权和保守，这便意味着在工人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以社会主义为代价的。换句话说，从一开始便一定程度上内嵌于工人国家的内在矛盾并未按“正常”而减少，反而增加。但是，只要这种矛盾还未从分配关系的范畴转移到生产关系的范畴当中，并且还未摧毁国有化的财产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那么这个国家就仍然还是一个工人国家。 列宁在15年前就已经说过：“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工人国家，但带有官僚主义的畸形变异。”在那个时期，官僚主义的变异是直接继承自资产阶级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仅仅是过去的残余。然而，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下，官僚的“存续”获得了新的营养来源，并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因素。正因为如此，我们称它为工人国家的“堕落”。正如波拿巴主义肆无忌惮施行的恐怖所显示，这种蜕化已来到转捩关头。目前，所谓“官僚主义的变异”正在准备不留残块地吞噬工人国家，并且正在国有产权制的废墟上孕育出一个新的有产阶级。这种可能性已经非常接近了。但这一切还只是可能性，我们不打算事先屈服于此。 苏联作为工人国家，不符合“传统”标准。这并不表示它并不是工人国家。这也不表示那个的标准是错误的。我们的“标准”是建基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完全胜利。苏联只是工人国家落后和孤立状态的局部且残缺的表达。 理想化、僵化、“纯粹”的规范性思维，是以一厢情愿的形象来构建世界，于是只想摆脱他不喜欢的现象。宗派主义者，即只凭自己的想象力进行革命的人，会以空洞的理想主义准则来指导自己。他们说：“这些工会不符合我们的喜好，我们不会参加。这种工人国家不符合我们的喜好，我们不会保卫它。”他们最擅长一次又一次承诺历史会重头开始。当上帝将理想的政党和理想的工会摆在他们手中时，他们才会建立一个理想的工人国家。但是，在这个幸福的时刻到来之前，他们会对于现实完全抱以嗤之以鼻的态度，摆出一副不满的脸——这是宗派“革命主义”的最高表现。 纯粹“历史”的、改良主义、孟什维克式的、消极的、保守的头脑，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忙于用昨天的光荣证明今天的光荣。这类人的代表进入群众组织并在那里自我溶解。而苏联可鄙的“朋友”主动迎合恶毒的官僚，自己捏造理想的“历史”情境。 与上述两种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是辩证的思维——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在客观发展中考察现象，同时在这种发展的内部矛盾中找到了实现其“标准”的基础。当然，务必谨记，我们念兹在兹的纲领标准，只有在客观历史过程本身的进步趋势是作为总体表现时，才能实现。 工会的纲领性定义听起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由行业工人或产业的工人组成的组织，其目标是（1）为改善工人生活而与资本主义作斗争；（2）为推翻资产阶级而参加革命斗争；（3）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参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工作。如果将这个“典范”定义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我们或许应该绑手绑脚地说：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工会存在。但是，将这种典范与事实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将朝向特定目标发展的一般表现与目标内容对立起来，沦为形式主义、最后通牒式、非辩证把纲领拿来对照现实，这样绝对死气沉沉，不会打开任何让革命党能够介入的道路。同时，在资本主义解体的压力下，现存的机会主义工会是可以（对于我们在工会中的党团，在正确政策下则是必须）设法接近我们的纲领典范并发挥进步的历史作用。当然，领导层彻底改变是这样发展的前提。美国、英国、法国的工人必须赶走格林、希特林（WalterCitrine）、茹奥（Jouhaux）和其它资方代表。苏联工人必须赶走斯大林和其同伙。如果无产阶级及时赶走苏维埃官僚层，那么胜利后仍然可以掌握到国有化的生产数据和计划经济的基本要素。这意味着它不必从头开始。那会是一项巨大优势！只有习惯于漫不经心在树枝间跳来跳去的激进浮夸份子，才能轻率地拒绝这种可能性。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巨大而又艰巨的任务，以至于人们无法轻易抛弃其无可估量的物质进步并从头开始。 蛮好的一点是，伯纳姆和卡特同志与我们的法国同志克利浦（Craipeau）或其它同志不同，没有忘记生产力的因素，也不否认要保卫苏联。但只是这样远远不够。如果官僚机构的罪孽深重的领导使经济增长陷入瘫痪呢？在这种情况下，伯纳姆和卡特同志是否有可能被动地允许帝国主义摧毁苏联的社会基础？我们确信情况并非如此。但是，他们对苏联的非马克思主义定义，是认为它既非工人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这为各式各样的结论打开了大门。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明确拒绝这种定义。 同时是统治阶级又是被压迫阶级 极左派说：“为什么我们的政治意识并没有不满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存在？那群家伙竟然要逼我们相信苏联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无产阶级竟是『统治阶级』...？！”这种以抽象方式表达的断言实际上也引起了我们的“不满”。事实上，在分析过程当中所必需使用的抽象范畴，完全不适用于必须最为具体的归纳。苏联无产阶级是一个落后国家的统治阶级，而那里仍然缺乏着众多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苏联的无产阶级仅统治着人类世界上十二分之一的土地，而帝国主义的势力则统治着其余的十二分之十一。在世界帝国主义一而再再而三的压迫下，俄国的落后与贫穷导致苏联无产阶级的统治力量变得残废破损。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机关，即国家，变成了承受帝国主义（像是外交、军队、贸易、思想和风俗等等）压力的机关。从历史的进程上来看，夺取统治权的斗争并不是无产阶级和官僚之间的事情，而是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资产阶级之间的事情，官僚主义在斗争中只扮演著作为传递机制的作用。而斗争尚未结束，尽管莫斯科竭尽全力地向世界帝国主义证明其作为保守势力的可靠性（像是斯大林主义在西班牙的政治反革命行为！），但世界帝国主义并不信任斯大林，而且轻蔑地拨开了斯大林用来自我隐藏的薄雾，并准备迎接最有利推翻他的时机。而希特勒及其势力，代表了世界资产阶级对苏联官僚的态度，只是更加一致和坦率地表现出来罢了。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当中包括法西斯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仅仅让俄国和苏联在斯大林主义反革命下孤立起来是不够的。只要俄罗斯没有在财产形式和市场的经济开放方面进行彻底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就会认为苏联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想的是正确的。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内部政权主要具有着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特征。但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却改变并扭曲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以至许多国家（甚至在南美洲的独立国家当中也有）的民族资产阶级仅部分地达到了统治阶级的地位。的确，一个落后国家当中的帝国主义压力并没有改变其基本的社会特征，因为各国当中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代表的只是各个资产阶级社会当中不同的发展水平。然而，英格兰与印度、日本与中国、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统治情形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何者是帝国主义的压迫者，而何者又是被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去帮助后者并反对前者。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则同时是半个统治阶级和半个被压迫阶级。 帝国主义压迫苏联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苏联社会的本质，这是一场有关财产形式的斗争（而这场斗争今天虽然是和平的，将来则会变成军事的）。官僚集团在这场斗争当中起著作为传递机制的作用，过去官僚们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对抗帝国主义，而今天则利用帝国主义来对抗无产阶级，以壮大自身的力量。在此同时，官僚无情地滥用自己作为有限生活必需品分配者的地位，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权力。由此，无产阶级在苏联的政治统治就具有着一种被削减、被遏制、受扭曲的特征。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说，在一个落后和孤立的国家进行统治的无产阶级仍然是被压迫的阶级，这个压迫的根源是世界帝国主义，而压迫的传递机制则透过是官僚。如果用“同时是统治和被压迫的阶级”一词有矛盾，那么它可不是源自于逻辑上的错误，而是源自于苏联自身情况的矛盾。而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 承认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并非是个典型的工人国家，而是个残缺的工人国家——这完全不代表我们在理论与政治上赦免了苏联官僚的罪行。恰好相反，正是在反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与工人国家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充分显露了其中的反动性。而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揭露斯大林主义罪行才能获得充分的动力。保卫苏联不仅是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首要之务，而且也是为将来能够推翻波拿巴主义官僚集团所做的准备。 苏联的经验表明，工人国家所蕴含的可能性与抵抗力量有多么的大。但是，这种经验还表明了，资本主义及其官僚机构所带来的压力又是如此强大，无产阶级获得充分解放的困难又是非常巨大，而以不可调和的革命斗争精神来教育和锻炼新的国际是又是如何必要。 脚注 [1]由芬纳·布罗克韦（FennerBrockway）及其伦敦局编辑部主导的刊物《新领袖》在今年11月12日的社论中写道：“独立工党并不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即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被摧毁了这点。”对于这些家伙，我们能说些什么呢？他们并不了解别人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完全没有任何想法。他们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在工人的思想当中散布混乱。——列夫·托洛茨基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7/11/wstate.htm
陈独秀案开审记（记者，193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陈独秀案开审记 记者1933年 〔来源〕原载《国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1933年5月1日出版 （录入说明：起初试图根据《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录入，因该版本有大量错漏字，且删去了“大公报之社评”一节。只好根据原报道所载的《国闻周报》1933年5月1日出版的第十卷第17期重做了。原文中的“·”均改为“、”，【「」】改为【“”】，在适当位置添加了一些标点，个别明显不适宜的标点也做了改动。我在文中添加的注释以“【】”标记，至于在各方发言中出现的有意无意的史实错误，则不做注明，个别字用现代用法修改了。 另外《章士钊律师辩护状》一节曾登载于作者本人编辑，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陈案书状汇录》，准确性更高，于是又根据该版本做了校对，因我水平有限，这一节的校对主要是由先知在1917做的，两版本不同之处主要以《汇录》版为准。） ‖陈独秀、彭述之等十人，于去年十月十五日在沪被捕，经高二分院审讯后，旋解公安局拘押。去年十月二十日押解来京，初押军政部法司。经军法司长王振南两度审问，核与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上段不合【“犯本法所定各罪者在戒严区域内由该区域最高军事机关审判之”——录入者注】，即移送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拘押。苏高法院即派员至京，迭经开庭侦查，因调阅案卷，颇费时日，始于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时，假江宁地方法刑二庭，公开审讯，十五日二次开审，二十日三次开审，辩论终结，于二十六日宣判：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反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王子平、何阿芳帮助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五年，褫夺公权七年；王武、濮一凡、王兆群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各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褫夺公权三年；梁有光、王鉴堂无罪云。此为中国一大党案，兹汇记其详情如次：‖ 第一次开审 宣告开庭 十四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审判长胡善偁，推事张秉慈、林哲民，检察官朱隽，书记官沈育仁等莅庭升座，同时被告辩护律师章士钊、吴之屏、彭望邺、蒋豪士、刘祖望五人亦入律师辩护席，时各届人士参加旁听者约百余人，九时三十五分，书记官宣告开庭，即由法警签提陈独秀、彭述之、濮一凡、王武、何阿芳、王兆群、王子平、郭镜豪（即彭道之）、梁有光、王鉴堂等十人，首由审判长逐一讯问各人年龄、籍贯、住处、职业。陈独秀五十五岁，安徽怀宁人，现无职业；彭述之三十五岁，湖南宝庆人；濮一凡二十九岁，安徽怀宁人，招商局职员；王武二十六岁，安徽合肥人，无职业；何阿芳二十七岁，浙江人，铜匠；王兆群二十八岁，安徽人，教员；王子平三十岁，浙江人，业印刷；郭镜豪二十一岁，湖南宝庆人，读书；梁有光三十三岁，广西桂林人，做生意；王鉴堂山东人，作手艺。 拘捕经过 检察官宣告陈彭等十人拘捕经过，略称：去年十月十五日晨公共租界捕房在虹口东有恒路春阳里二一零号，破获共党机关，当场捕获谢少珊、彭述之、濮一凡、王兆群、王武等五人，并抄出反动文件书籍多种，并通讯处小纸条。当日下午即根据小纸条所开通讯处，在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捕获陈独秀，并得反动刊物多种，在圣母院路高福里三二二号濮一凡家中搜查时，又获王晓春一名，在大通路斯文里一零四四号拘获梁有光，在虹口塘山路业广里三三五号拘获王子平、何阿芳，在福履路拘获王鉴堂，十七日在大通路业广里捕获郭镜豪。以上各人，初经上海高二分院审讯，旋于十月二十日先将陈彭二人押送来京，拘押军政部军法司，因陈彭等既非现役军人，而犯罪地点，亦核与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上段不合，即转送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拘押。经侦查审讯，二人对加入共党，供认不讳。且在陈寓搜获之反动刊物，有二刊物，内有陈彭署名之著作，陈彭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亦供认不讳，惟尚无暴动事实。又王武（即宋逢春）对加入共党，供认不讳，濮一凡虽不承认为共党，惟彭述之曾供濮为中执会常委，郭镜豪（即彭道之，彭述之兄弟）在其寓所搜获共党名册，并为共党广西视察员。王鉴堂为根据搜获之通讯小纸条捕获者。以上各人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六款起诉。其余各人依据第二条起诉。【“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一煽惑他人扰乱治安或与叛徒勾结者 二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录入者注】 陈独秀供 检察官宣告后，首传陈独秀审讯，彭述之等九人退至待审室。陈两鬓已斑，须长寸许，面色红润，已无病容，四围瞻顾，态度自若。审判长先问姓名年岁籍贯后，问：以前作何事？ 答：在教育界做事。 问：在何处？ 答：在北京。 问：在北京何校？ 答：在北京大学当教授。 问：在民国几年？ 答：记不清，大约在民国五六年。 问：当教授以前做何事？ 答：无何事，读书。 问：做教授几年？ 答：大约三四年。 问：退职后往何处？ 答：到上海。 问：做何事？ 答：未做事，闲住。 问：在民国几年？ 答：大约在民国九年十年。 问：在上海住几年？ 答：在上海住两年。 问：以后往何处？ 答：到广东。 问：何时到广东？ 答：大约民国十年以后。 问：在广东做何事？ 答：做教育厅长一年。 问：做厅长后又往何处？ 答：回上海。 问：在上海做何事？ 答：无事。 问：民国几年回上海？ 答：大约民国十一二年。 问：共党活动，是否受莫斯科指挥？ 答：是。 问：一九二七年清共后，住何处？ 答：还住上海。 问；先在何处？ 答：在武汉。 问：当时共党之活动，第三国际态度如何？是否满意？ 答：无所谓满意不满意。 问：共党书记是否即总秘书长？ 答：是。 问：何时被开除？ 答：记不清，大约在民国十七年十八年。 问：为何被开除？ 答：因意见不同。 问：被开除后做何事？ 答：未做事。 问：共党分几派？ 答：分托罗斯基与史他林两派。 问：托罗斯基现在何处？ 答：现在情形不知。 问：共党内常委几人？ 答：五人，然五人中，并无宋逢春，因宋于被捕时方出狱一周余，宋在狱中何能当选常委。又濮一凡为一三十余岁面黑之人，顷见者乃一漂亮小孩子。 问：彭述之曾供濮一凡为常委？ 答：不对。濮非常委，恐因语音不同而有舛误。 ——时章士钊起立称：检察官记录，并未见过，恐有错误，请发下一看。 检察官答称：待将来整理后当宣读。 问：对于红军主张如何？ 答：红军为特别组，要先组织苏维埃政府，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共党理论，先要有农工为基础，待有政权，才需要有军队。 问：在火花第一卷第十一期中有《如何救中国》一文，主张平民革命，建设苏维埃政府，是否为与彭述之合著之作品？ 答：记不清，意思是如此。 问：又告党内同志书一文，内有当共党欲实行暴动，曾有信去指说现在尚未至革命高潮，国民政府尚不能崩溃，徒使党离开民众，应请改变政策等语。是否是你作的？ 答：是有的。 问：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即托派最终目的如何？ 答：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的目的。 问：《斧》在何处发行？ 答：在华北发行。 问：书中有召集不具名会议，是何意思？ 答：国民党不召集时，由共党召集，共党不能召集时，即在国民党势力参加之。 问：与皖湘闽赣等省共党不能合作，是否因政策不同？ 答：是。 问：党内教育界学生方面有人参加否？ 答：当然有，工人比较多，其余各界均有。 问：是否常开会？ 答：不一定。 问：几时生病的？ 答：去年八月间。 问：未生病前开会是否常到？ 答：开常会常到。 问：被捕十人中，有几人认得？ 答：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作政府侦探，只能将个人情形报告。 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 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时十一时三十五分，陈退。 彭述之供 次传彭述之审讯，法官问：何时加入共产党？ 彭答：大约是一九二一年。 问：以前做什么事？ 答：在湖南中学读书，毕业后在安庆高等小学，以后即加入共产党。那时共党未分派，我是CY【CommunistYouthLeague，共青团——录入者注】，没有做什么工作。 问：何时与陈独秀认识？ 答：一九二一年在莫斯科，我在俄国东方大学读书，四年毕业后，在该校任教，一九二四年返国在上海编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并加入中央局。 问：你加入陈独秀一派，是不是因为佩服他的文字？ 答：没有什么佩服不佩服。我对解放中国的主张与陈独秀一样。 问：你什么时候被共产党开除，为什么原因？ 答：与陈独秀同时被开除，因为政见不同。 问：你是不是托洛斯基派？ 答：其实不能称为托洛斯基派，他不过是一个领袖而已。 问：你所谓政见不同，究在哪里？ 答：这很难说，大概的说，我对苏俄的态度，在欧洲和在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制度等问题，意见不同。 问：共产党的基础是什么？ 答：工农，至于小资产阶级常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靠他们革命，是不行的。 问：红军是不是需要呢？ 答：无产阶级专政，必定要红军，但是组织红军，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在胜利之前，只能武装农民。至于中国现在所以能产生这样大的红军，完全是客观条件上产生的，因为农村破产。 问：托洛斯基派在上海有多少人？ 答：我们的组织是宣传主义的，尚不普遍，力量不大，人数也不多。 问：你们的经费是哪里来的？ 答：自己掏腰包。 问：你是中委吗？ 答：是的，我同陈独秀同时被选。三个常委，是陈独秀，张济文（注此是记音）同我，候补常委是蒲亦芳、罗世凡。（至此彭又声明侦查庭笔录未宣读，并证明濮一凡、宋逢春，并非候补中委，宋只是一党员，与陈独秀所述者相同，并将蒲亦芳罗世凡二人姓名之书法，用笔写下呈庭。） 问：第三国际对你们有无接济？ 答：没有。 问：火花及校内生活两种刊物，是你编的不是？ 答：有我署名的，都是我做的。 问：你反对国民政府吗？ 答：当然反对，不然我也不会到这里来。（至此彭述其反对之理由要点） 问：你们有没有暴动？ 答：没有暴动，文字宣传，当然是有的。 至此已十二时三十分，法官乃命其退庭，传讯濮一凡。 濮一凡供 法官再传讯濮一凡，据供二十九岁，安徽怀宁人，住上海圣母院路高福里三百二十二号，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曾在安徽某中学任教一年，旋即至沪，从事文艺生活，被捕时，在招商局任月刊编辑，月薪一百五十元，对候补常委，根本不懂是什么，被捕时，在谢少珊家，但非前往开会，乃系找曾肇伟（注此系记音），因招商局总理李伟侯见我工作太苦，叫我去找一个校对抄写，我到东有恒路去找曾肇伟，他不在，谢少珊叫我等一等，不知如何被捕。住所内搜出之文件，是朋友寄在那里的。如果是我的，就不必抵赖。谢少珊在高二分院，说我是委员，真是滑稽，我不是共产党，怎能做委员。被捕后招商局总经理要保我，但是他自己另案发生问题，月刊编辑处，共有四个人，他们因为共产嫌疑案，恐怕连累，当然不敢出来说话，我是冤枉的。在高二分院，陈独秀曾供过不认识我，有案可查。 此时律师刘祖望亦起立陈述，谓在濮之住所内搜出之箱子，上面另有图记，应注意，并且箱内有许多信件，被西捕丢掉，应将搜查之西捕传来证明云。濮亦陈述搜查之非法，谓乱翻乱撞，曾请西捕将箱内文件登记，亦未蒙允许云云。 时十二时四十五分，濮退。 宋逢春供 法官传讯王武（即宋逢春），据供去年十月十五日，在东有恒路春阳里被捕，我是去找谢少珊借钱的，因为我在十月五日，因病由狱中保释，身边一个钱都没有，谢少珊是我以前的朋友，他答应借钱给我，我同他回去，就被逮捕。我以前是共产党托洛斯基派，但十月五日保释后，未有行动，说我是共产党候补中委，我不便鱼目混珠，请庭上亦不要指鹿为马云云。 至此已下午一时三十分，法官传各被告，谕本日时间已迟，改明（十五）日上午九时，继续开庭审讯云。 第二次开审 四月十五日第二次开审，地点仍在江宁地方法院刑庭，听众约百余人，各界均有，学生为多，旁听席挤满，后至者佇立。九时五十五分，审判长胡善偁，推事张秉慈、林哲民、检查官朱隽、书记官沈育仁等升座，被告律师章士钊、吴之屏、彭望邺、刘祖望、蒋豪士五人亦相继莅庭，即签提陈独秀、彭述之、濮一凡、王武等四人到庭。 提陈独秀 首传陈独秀，审判长对陈谓：昨日审讯之笔录，今由书记官宣读，内有错误不对处，可当时声明更正，继由书记官朗读笔录毕，陈略有修正补充。继次第宣读彭述之、濮一凡、王武等所供之笔录，各人均略有补充修正。宣读毕，四人退出。 王子平供 签提王子平到庭审讯，审判长先问姓名年岁籍贯职业住处后，问：曾加入共产党托罗斯基派否？ 答：未。 问：在上海高二分院如何说过？ 答：记不清。 问：在上海巡捕房说过什么？ 答：亦记不清。 问：崇文书店副经理劝你加入共党的，是否？ 答：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共党的。 问：何时到莫斯科？ 答：一九二七年十月被派至莫斯科的。 问：有几人同行？ 答：二十余人。 问：至莫斯科何事？ 答：在莫斯科大学读书，在一九二九年春被开除。 问：是否因加入托罗斯基派被开除？ 答：因在莫斯科时与托罗斯基人较为接近，故被开除。 问：何时回上海，住何处？ 答：一九二九年一月住东方旅馆。 问：何时遇见彭述之家眷？ 答：去年一二八以后，约在二月初。 问：后彭述之教你去做何事？ 答：抄写蜡纸。 问：彭述之家住何处，去过未？ 答：不知，未去过。 问：写的东西由何人送至你处？ 答：谢少珊拿来的。 问：在何处认得谢少珊？ 答：在莫斯科。 问：与谢关系如何？ 答：关系平常。 问：移住唐山路业广里后，仍担任抄写工作否？ 答：仍担任抄写工作，先抄后印，与何阿芳同住后，即被捕。 问：在业广里住楼上还是楼下？ 答：在楼下客堂内。 问：印的是什么刊物？ 答：火花与校内生活。 问：每次印多少？ 答：记不清，大约有二百五十本。 问：印好后送至何处？ 答：谢少珊处。 问：以前印过何种刊物？ 答：以前未印过何种刊物，印过的刊物均有底稿存在住处，可以检查得出。 问：认识陈独秀否？ 答：以前不认得，被捕始认识。 何阿芳供 次传何阿芳审讯，供词略谓：民国十六年在上海加入共党，由金石生介绍，金已死，十六年九月曾被派至莫斯科读书，先在东方大学读一年，后转至中山大学读二年，专研究共产主义，于民国二十年，未毕业，因意见不同，被开除回国，在上海汇山路益新厂任机匠，去年秋由谢少珊介绍，于闲时担任印刷工作，去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业广里与王子平同居，月薪二十元，住业广里十余日，印刷刊物只一次，当去年十月十六日晚，正在印刷时被捕，所印者为火花，校内生活则不知，其他各事，均不知悉，至陈独秀等均不认识云。 王兆群供 次传王兆群审讯，供谓：前在安徽第四农业学校毕业，东南大学读书一年，后至北平找事，旋至武昌担任女子中学教员，月薪八十元，去年八月七日至南京找中大农场主任，请其介绍事情，由其介绍至沪，因得认识谢少珊，当时即住谢处，即于十月十五日与彭述之等五人同被捕，当被捕时，正在翻阅电影杂志，本人始终未加入共党，余事均不知悉云。 郭镜豪供 郭镜豪供谓：原名彭道之，为彭述之兄弟，曾在上海劳动大学预备工科读书一学期，后因发生学潮停办辍学，至上海公安局公函称，在查得之学校登记表内有本人曾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在长沙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上海加入托罗斯基派，并曾担任沪东区委员，与学生运动组织工作各节，均属不确，因本人尚未到过长沙，一九二九年时尚未到上海也，去年十月十七日至业广里周姓友人家去借钱，时适有巡捕，在因以被捕云。 梁有光供 梁有光供谓：去年十月一日由广西至沪，初住旅馆，十月十四日移寓大通路斯文里友人沈姓家内，十五日夜闻敲门声甚急，旋见沈姓友人自窗越出，本人当时意想恐有事变发生，故亦自窗越出，拟至邻屋暂避，因堕地被捕，至是否为共党托派各省视察各节，全不知情云。 王鉴堂供 王鉴堂供谓：在上海福履路开设小纸烟店，楼上前后楼则出赁他人居住，前楼前曾有薛某居住过，去年七月薛离沪往普陀山，当时因尚欠房租洋二十一元，即留木箱四只为抵，存本人楼下卧床底下，箱内为日用家俱及书籍等，故当时搜获之书籍即薛姓物也。后楼则赁王某居住，王在上海市政府作事。巡捕来本人处搜查时，王已外出，因本人亦姓王，故亦被捕云。王为一乡愚，言语口吃不清，状极可悯。 再讯陈彭 王供毕，复传陈独秀、彭述之、濮一凡、王武等四人到庭，审判长首问陈独秀托罗斯基派之最终目的如何，是否为推翻国民党，无产阶级专政？陈答是。 次问彭述之，托罗斯基派最终目的如何？答，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又问是否为推翻国民党无产阶级专政？彭答是。 次问王武（即宋逢春）有一文件，为第二次总干部常会会议，上有你的名字，旋即将此文件递给王看，王阅毕称：这是一九三〇年的事，此文内容，完全是骂我，此项证据，在一九三〇年，时间既不够，依文字内容，实可为本人反证。审判长旋又递一刊物与王阅，王阅毕称：此亦为无关系之文件。 后传濮一凡，问：你供是安徽人，不是四川人。 答：是。 问：你供至春阳里是去找人的。 答：是。 问：你在招商月刊内之作品已见过，你与共党是否完全无关系？ 答：本人研究的是文学，其他所谓主义完全不知。 问毕，审判长宣称本案因公安局尚有一部文件未到，明日（十六日）为星期日，定十八日上午开审。旋各律师共同要求再展期两日，决定于二十日上午十时继续审讯，下午一时退庭。 第三次开审 四月二十日第三次开审，因值公开辩论，历时更久。自上午十时四十分开庭，至下午二时始暂退庭休息，下午三时半起，又赓续开庭，至六时三十分辩论终结，定期本月二十六日下午宣判。兹分志各情如次： 旁听席之拥挤 该院原定晨十时开庭，至九时许，旁听者即陆续到院，请求签发旁听证，有远自镇江、无锡、上海等地专程来京者，惟庭址不敷容纳，后至者多抱向隅。十时许，旁听席上，已无地可容，有立于坐次两旁者，有立于记者席之后者，亦有立于室外者，总计何虑二百余人。至十时四十二分，审判长胡善偁，推事林哲民、张秉慈，书记官沈育仁，及检查官朱隽等升堂，被告辩护律师章士钊、彭望邺、吴之屏、刘祖望、蒋豪士等，亦联袂莅庭。首由书记官宣告本日继续审理陈独秀等危害民国一案，法官即命提王子平、何阿芳、王兆群、郭镜豪、梁有光、王鉴堂等，到庭核对笔录，均无甚重要更正。继又传陈独秀、彭述之、王武、濮一凡等四人，核对第二日庭讯笔录，仅陈独秀对于该党之最终目的，与该党候补常委略有更正。王武并请求庭上告知，上次庭讯所示证物之来源。而王之辩护律师，又提出王之家信一封，谓王家曾寄欵促王返北平，可足为王刚离囹圄，并未参加任何行动之证明。 作最后之庭讯 法官对于各犯，既经分别详讯。惟于辩论之前，仍对陈等十人，作最终之鞠讯，首讯陈独秀。 问：本案业经再度审讯，今犹有数语相询，王兆群是否即为罗世凡？ 答：不是。 问：你前供称常委是你和彭述之，还有一个叫张九的是不是？ 答：是的。 问：罗世凡是否常委？ 答：他是候补常委。 问：王兆群是不是候补常委？ 答：不是的。 继讯彭述之，问：常委究竟是几个人？ 答：陈独秀刚才说过。 问：候补呢？ 答：蒲亦芳和罗世凡。 问：谢少珊说，常委均已被捕，何故？ 答：他背后说的话，我们不知道。 问：罗世凡呢？ 答：没有抓到。 问：然则罗世凡是另外一个人？ 答：是的。 再次讯王武，问：谢少珊供称，他住的地方，就是中央机关，是开常会的地方，对不对？ 答：我不知道。 问：谢在高二分院供称，王武是常委，但只参加常会一次。 答：据陈独秀、彭述之所供，均证明我并非常委，被捕的那天，我并不是去开会，而是去借钱的。且按谢少珊之供词，亦谓我尚系第一次到他那里。至于我是否常委，到辩论的时候再说。 继讯濮一凡、王子平等七人，濮坚称彼非共产党员，王子平、何阿芳，则称彼等为托派担任印刷工作，是为经济关系。何并称：我觉得我相帮托派共党印刷刊物，并不是犯法的，而是和做铜匠一样的机械的工作。王兆群、郭镜豪等四人，仍坚决否认为共党党员。至此遂为庭讯终结，已十二时零五分矣。 检察官之论告 十时二十分，法官讯问完毕，检查官朱隽，即起立提起论告，略谓本案被告陈独秀等十人，被捕经过，已于起诉书中述明，并对被告十人之犯罪证据，加以说明。 陈独秀 他供过，民国九年加入共产党，十一年任秘书长职，十六年清共，共党失败，因他工作无成绩，致被开除总秘书长职，十八年因倾向托洛斯基派，被开除党籍。彭述之、王子平、何阿芳等，倾向托派，亦均被开除，因此共同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查被告之被开除，是被史丹林派开除，并非完全脱离共产党。史托两派不同的地方，是史派说暴动时期已到，托派说还没有到。在策略上，托派主张红军应以农工为基础，史派则连土匪盗贼都参加在内。在手段上，史派主张国民党分子，亦可加入，托派主张国共应分开。凡此种种，都是内部问题，在法律点上，他们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被告供过，说他们现在势力不大，只有几百人，分子以工界为多，学界次之，农村尚无力量走进，与第三国际并无关系。这些在证据上看来，可以相信。又被告自认组织共党，从前开会是去的，并任首席常委，所以被告负有两个责任：（一）组织左派反对派，他是主脑，所以无论宣传命令，他都要负责，被告个人之言论著述，当然亦要负责；（二）宣传部分，他们有一个系统，向一个目标进行，著作很多，被告当然亦要负责。著作中重要者，以共同名义、个人名义发表者，有《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局势与我们的任务》,《五卅周纪念告民众书》,《对时局宣言组委通告》,《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告民众书》,《为日本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沪东区委员会为日本在上海进行大屠杀告民众书》,《北京特委最近工作计划》,《中国将往何处去》,《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国联第二次决议后之局势》,《为纪念五一告工友》等【由于这些文章大多无法在公开平台和书籍中寻得，无法确定是否存在标点印刷错误导致标题连在一起的情况——录入者注】。以上之内容，均利用外交，攻击国民政府，使国府威信堕地，不能领导群众，应由其领导农工及无产阶级，与以武装暴动，组织农工军，促立苏维埃政权，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并欲打倒资本家，复收土地，分配贫农，破坏政治，及经济组织，故为危害民国，毫无疑义。综纳被告之主张，共有四阶段：（一）组织团体；（二）宣传；（三）武装暴动；（四）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被告之行为，在第二阶段中至第三阶段，现在还办不到。综合所述被告实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及第二条第二款。【第二条第二款：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录入者注】 彭述之 犯罪情节，与陈独秀同。他于民国十年，在长沙加入共产党，后因内部分裂，被开除。十八年与陈独秀同组左派反对党，任常委，职权与陈相同。二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在谢少珊家，开每周之常会被捕。他自供承认组织左派反对派，在宣传方面，亦与陈独秀负同一责任，故所引犯罪条文亦与陈独秀同。 王武 原名宋逢春，民国十四年加入共党，任宣传工作，后因意见不同，被开除。去年五月，化名刘梦庚，与郑超麟组织共党机关，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捕获，判处徒刑六年，送江苏第二监狱执行。去年十二月五日，因病保释，十五日又被捕。前面的一段，他自己已承认，后面的一段，他不承认。就是他不承认去参加开会，也不承认是候补常委。但是谢少珊在高二分院供过，常委五人，是陈独秀、彭述之、濮一凡、罗世凡、宋逢春，宋是第五人。方由漕河泾监狱放出，参加开会，还是一次。又供王武就是宋逢春，又本处侦查时问过陈独秀，他说常委五人，三个正式，两个候补，一个是濮一凡，还有一个是罗世凡，还是宋逢春，记不清楚。又彭述之供过，候补是濮一凡宋逢春，所以王武是候补常委，并且是重犯，亦无疑义。实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罪。 濮一凡 他也是在谢少珊家被捕，他否认是共产党。但是谢少珊供过，他是候补常委。又陈独秀也说过，候补常委第一个是濮一凡，第二个记不清楚。彭述之也供过，濮是候补常委。现在陈彭都否认此说。测其原因，陈是首领，自己愿负责，对他手下的，则想法开脱而已。被告所引条文亦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 王子平 被告承认十六年加入共产党，同年十月赴俄，后来被开除，据他供说，被开除后，即未加入托派，但是《火花》《校内生活》刊物，他却印过。共党是很严的，如果他不加入，何能叫他负责印刷，所以他亦加入且帮助叛国宣传，毫无疑义。犯罪所引条文，与陈独秀彭述之同。 何阿芳 被告犯罪情形，与王子平相同，所引条文亦同。 王兆群 被告说他是南宿州人，因友人李思昌之介绍，嘱其到上海寻谢少珊谋事，即寓居谢家中。谢在高二分院供过，他的家就是托派中央机关，被告如与他们没有关系，何能让其住在那里。又上海公安局证人陆文虎供说，搜捕时，他们像在开会，每人手里拿一支墨水笔，一本簿子，所以他有重大嫌疑。又陆供王兆群即是罗世凡，也是常委之一。又谢少珊在高二分院供过，常委五人，都被捕了，没有一人逃脱。由此可见被告如非常委，何能出席常会。所以王兆群就是罗世凡，就是常委，亦无疑义。实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罪。 郭镜豪 即彭道之，从共产党学校登记表上视出，他是二十三岁，十四年在长沙加入共党，十八年加入托派，以前担任学生运动，加入托派后，从事沪东区区委及学生运动，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罪。 梁有光 被捕时在夜深，他从窗口跳出，被捕后经公安局查明，他是共党广西视察员，方由广西视察回来，他住的地方，就是罗世凡的家，则被告是共产党员，已有相当证据，犯罪所引条文与上同。 王鉴堂 在他家内搜出许多反动文件，他历次供词，前后不符，且其姓名与搜出之共党中央机关通信之姓名却相符合，其为共产党员，亦属显明，犯罪所引条文与上同。 以上对各被告犯罪证据已说明，又本院前曾承审牛兰案，牛兰是史丹林派，与现在赣鄂皖豫闽粤湘各省共匪暴动，有直接关系。本案各被告，则并无关系，情节似属较轻，判决时请庭上酌量。 陈独秀之抗辩 检察官提论告毕时，已下午一时四十五分，庭上即传陈独秀讯问，是否尚有抗辩。陈答当然要抗辩。继即述其理由，略谓：检察官论告，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例如满清政府，曾自认朝廷即是国家，北洋政府亦自认代表国家，但是孙中山、黄兴等，曾推倒满清，推倒北洋政府，如谓推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末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但是这句话谁都不能承认，因为满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根本不能算是国家。因此在理论上，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政府，并不能即认为危害民国云云。其次陈即再述其反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理由三点：（一）人民不自由；（二）贪官污史横行；（三）政府不能澈底抗日，故不得不反对云云。继又述其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组织苏维埃政府，并不危害民国。因以苏俄为事实之证明，苏俄政府殊为强固，即美国德国，亦不如之。国人对苏维埃三字，现视为洪水猛兽，此与同治光绪年间，视铁路为洪水猛兽者，情形相同，我们现在宣传组织苏维埃政府，或者许多人反对，且亦不为法律所赞同，但不能因不赞同，即说是叛国云云。故法庭如对人民之政治思想，加以判断，即非人民之法庭，而成为宗教式之法庭，所以检察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应请庭上宣判无罪云云。 章士钊辩护状 章士钊辩护状 陈独秀抗辩后，其辩护律师章士钊起立辩护，从言论及行为方面，说明陈并未叛国，并谓陈对于三民主义，亦非积不相容，请求庭上宣告陈无罪。其词甚长，自一时至一时五十三分始毕，其原词云： 本案当首严言论与行为之别。言论者何？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而所谓自由，大都指公的方面而言。以云私也，甲之自由，当以不侵乙之自由为限，一涉毁谤，即负罪责。独至于公而不然，一党在朝执政，凡所施设，一任天下之公开评骘，而国会，而新闻纸，而集会，而著书，而私居聚议，无论批评之酷达于何度，只需动因为公，界域得以“政治”二字标之，俱享有充分发表之权。其在私法，个人所有，几同神圣，一有侵夺，典章随之。以言政权，适反乎是，甲党柄政，不得视所柄为私有，乙党倡言攻之，并有方法取得国人共同信用，一转移间，政权即为乙党所承。“夺取政权”云云，“夺取”二字丝毫不含法律意味。设有甲党首领，以夺权之罪控乙，于理天下当无此类法院足辩斯狱。 法院之权，尽可推鞫违法之帝王，而独未由扶助怙势不让之政府者，凡政争之通义则然也。律师曩游英伦，闻教于法家戴雪，彼谓国会改选，两党之多数互易，而在朝党不肯去位，而在野党殊无法律救济之途，诉之法官，法官必无法置对。而英伦自有宪政以来，在朝党从不以不肯去位闻者，全由名誉律为之纲维。故本斯而谈，政权移转之事，移之者绝不以为咎，被移者亦从不以为诟，我往彼来，行乎自然，斯均衡之朋谊，亦作宪之宏轨。十八世纪后，欧美国家之逐步繁昌，胥受此义之赐，稍有通识，类能言之。 至若时在廿纪，号称民国，人民反对政府，初不越言论范围，而法庭遽尔科刑论罪，同类无从援手，正士为之侧目。新国家之气象，黯淡如此，诚非律师之所忍形容！中国如历代暴主兴文字狱者无论已；欧洲在中古黑暗时期，士或议政，辄遭竄杀；惟英伦自大宪章确立后，“王之反对党”一名词，屹然为政治上之公开用语，人权得所保障，治道于焉大通。各国效法，纷立宪典，遂蔚成今日民权之盛备。倘适伦敦或之纽约，执途人而语之：反对政府应为罪否？将不以为病狂之语，必且谓是侮蔑之词。如本案检察官起诉书：“一方对国民党政府冷讥热骂，肆意攻击，综其要旨，则谓国民党政府威信堕地，不能领导群众”【录入者注：此段起诉书引文和原文对比有多处无关紧要的错漏字，这里不做改动。】云云，皆成为紧急治罪之重要条款。此即中外人而互衡之，何度量之相越及公私之不明如是其甚耶！ 退一步言，如起诉书所称，信有罪矣。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共十一条，究视何条足资比附耶？讥而言冷，骂而曰热，检察官究以何种标准定其反对高下之度数耶？要之，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即吾国应付紧急形势之特别法规，亦未见此项正条。本起诉书之论列，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此首需声明者一。 何谓行为？反对或攻击政府矣，进一步而推翻或颠覆之，斯曰行为。而行为者，有激随法暴之不同，因而法律上之意义各别。法者何？如合法之选举是。暴者何？如暴动或革命是。凡所施于政府，效虽如一，而由前曰推翻，由后则曰颠覆。所立之名于法大不相同，何也？颠覆有罪，推翻势不能有罪。设有罪也，立宪国之政府将永无更迭之日，如之何其能之？查刑法第百〇三条内乱罪：“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言外之意，凡以合法之方法更易政府，即无触犯刑章之虞，殊不难因文以见义。 起诉书罪陈独秀有云：“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为问此之推翻所取为何道耶？上次庭讯，审判长询及国民会议事，陈独秀答云：“共产党有权召集，则自行召集之；如由南京国民政府召集，共产党亦往参加。”由陈独秀之言，绝未自异其党于普通政党，普通政党以何道取得政权，共产党亦遵行之。此观各国会议，无不有共产党之席次，共产党之下选区，争选票，一是与他党同。可见共产党所取政权之第一大道，仍不外法定之选民投票，即陈独秀之意亦然。 国民党政府虽以训政相标榜，而训政有期，与美国总统之任期相若。孙中山先生恒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无论党中何人，俱无国民党永久执掌政权之表示，公文书中，亦无此类规定。最近开放政权之声，尤甚嚣尘上，训政之期，无形缩短；每年一开之本党代表大会，今为还政于民之故，亦正议提前。在若此情形之下，有人谋代国民党而起，易用他种政体以行使准备交还之政权，何得为罪？ 审判长郑重问陈独秀云：“共产党最终之目的是推翻国民党建设苏维埃否？”答云：“当然，惟非最终目的耳。”夫“推翻”二字，虽于耳未顺，然若英伦法官问保守党员云：“保守党之目的，是推翻自由党建设巴尔温内阁否？”此除“当然”以外，当无异答。遽科为罪，宁非滑稽之尤？或曰：不然，陈独秀所云，乃暴动也。此在供词中侃侃言之，何止一次？故起诉书曾切指曰：“应由其领导农工及无产阶级等，以武装暴动，组织农工军，设立苏维埃政权。”争选无罪，暴动岂得无罪乎？曰：是宜分别言之。陈独秀之主暴动，谓与国民党打倒北洋军阀时所用之策略正同，核之恒人心理中之杀人放火，相去绝远；且亦只谓“应”如何如何而已，谓之曰应，是理想，不是事实；又属应为，其在将来，而不在今日甚明。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以“左列行为”为必要条件。左列行为者，指现在之事实也；反之，同为暴动，而无过未来之理想者，其将不在本条论域之内，初不待深识之士而知之。 独秀虽不否认暴动，而当庭一再供称力量不足，并无何项暴动；江西一带之共党，与彼等意见不一致，绝未参加，亦从未派人前往视察，至于正式红军，须在取得政权后始行组织，此时尚谈不到；党中组织完全独立，经费由党员节衣缩食充之，不受第三国际之一毫接济等情。是“暴动”云云，亦揣想将来必经之阶段而已，与目前之治安了无连谊，无所谓扰乱（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一条）。国宪如何，毫不生影响。无所谓紊乱（刑法第一百〇三条内乱罪）。如何牵连误会，始得羼入紧急内乱之范围？律师不敏，窃所未谕。 夫法律之事，课现在而不课将来。春秋诛意，有君亲无将之义；秦皇暴虐，有腹诽必禁之条。此一为相斫经说，一为专制淫威，律以近世发见真实之刑法要旨，相去何啻万里！贵庭遗像昭垂之孙中山先生，即倡言共产主义者也，唯叮咛以示于众曰：“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以故先生所持共产理论，中边俱澈，而流弊毫无。如谓将来之举动当受刑事制裁，则以共产嫌疑先陈独秀而应被处分之人，恐非法庭之力所能追溯。若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绳之法律平等之谊，又焉可通？综上所言，陈独秀之主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之“行为”两字，含义逈不相侔。是以行为论，独秀亦断无科罪理。此应声明者二。 复次，起诉书所引罪名，一则曰叛国，再则曰危害民国。窃思国家作何解释，应为法院之所熟知。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夫国者，民国也，主权在民，时曰国体，必也于民本大有抵触，如运动复辟之类，始号为叛，始得谥为危害。自兹以下，不问对于政府及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举为政治经程中必出之途，临之以刑，惟内崇阴谋，外肆虐政，一夫半开化之国为然。以云法制，断无此象。 且独秀之所以开罪于政府者，非以其鼓吹共产主义乎？若而主义，以司直之眼光视之，非以其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乎？（检察官以紧急治罪法第六条起讼）如实论之，大谬不然。孙先生之讲民生主义也，开宗明义之言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第一讲首段）其解释同党之误会云：“许多同志因为反对共产党，便居然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同。”（第二讲）下又云：“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又云：“国民党既是赞成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同上）综合前后所论，其说明民生共产相同相爱相质相剂之处，何等明切！今孙先生之讲义，全国弦诵，奉为宝典，而陈独秀之杂志，此物此志，乃竟大干刑辟，身幽囹圄，天下不平之事，敦过于斯？ 又起诉书指独秀：“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贫农，其言词背谬，显欲破坏中国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此即中山丛书求之，复如桴鼓之应，不差累黍。民生主义第一讲云：“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总是相冲突，不能调合，所以便起战争。最好是分配之社会化，消灭商人的垄断。”斯与起诉书中上述各语，论质论量，俱不知有何分殊。尤大彰明较著者，同盟会之四大政纲，第四即曰平均地权。既曰平均，当由分配，后有分配，其先必有没收。没收者何？取之地主之谓。分配者何？给于贫农。商人之垄断于焉消灭，劳工之冲突于焉化除。中国传统至今之经济政治两种组织，如之何其不破坏乎？援陈证孙，本如一鼻孔出气。谓是言词背谬，龙头大有其人。尤有足资记注者，孙先生平均地权之策，至今迄未实行，其所以然，则曩述“共将来，不共现在”一语，足为铁板注脚。惟其如是，故孙先生生时，日以“革命尚未成功”一语强聒于众。盖平均地权之业，须以革命之力成之，理势则然也。夫孙先生之革命与陈独秀之暴动，一贯之论尔。孙先生之书既为国人所诵习，即其革命方略，亦谆嘱同志努力为之。独陈独秀以含义悉同之“暴动”字样，求民生主义内之同一中坚政策实现，乍一启口，陷阱生焉，凡服膺中山主义之忠实信徒，其谓之何？ 且也，就陈独秀彭述之连日口供观之，此二人者，并不得视为表里如一，首尾一贯之共产党。何以明其然也？独秀不认危害民国，而认反对国民党政府，综其理由，约分三事：一，刺刀政治。政府以强暴之力强抑天下人之口，使不得有所论列，微论非党人之无言论自由权也，即高级国民党员之无枪杆者，亦禁阻使不得声。二，搜括手段。凡国民党之政策，悉以贿成。苛捐杂税，横征无已，聚敛所得，悉数寄存外国银行，以便帝国主义者之操纵把持，侵压本邦；反之，商市萧条，农村破产，国民经济之如何衰败，举不值国民党政府之一顾。三，抗日无诚意。当人民一致抗日声浪最高之顷，政府竟听孤军转战，不予接济，民权既剥夺殆尽，民族主义且无以自持；甚至民间宣言攘外，骎骎有得罪政府之势。彭述之所供略同。此之论调，盖已离却共产党本位，与一般讥切时政之声口仿佛一气，如西南五省，如冯玉祥先生，与共产党风马牛不相及者，近时箴规政府之文电，遍载于南北新闻纸类，亦殊去上陈三事不远。假令吾国国体未改，帝制依然，以此置于汉人论时事疏，或宋人上皇帝书中，匪惟责罚无闻，抑且优旨嘉奖，事例颇多，无可抵谰。至各国国会议郎，前席陈词，所为推排当局，惟一时舌锋是视者，其类此之论，尤难枚举。独是中华，忝为民国，陈彭言虽稍激，议实从同，以此列为罪状，写入爰书，其何以示天下后世？明代于谦之狱，熊廷弼之狱，当时推问并不限于中涓，狱成之日，何尝不以为罪人斯得？然朝局一变，是非大白，至今公论如何，宁待考知？以今例昔，事同一例。 何况陈独秀之于国民党也，今虽仳离，始则合作。审判长屡讯独秀曾否在国民党担任职务，独秀坚称无有，如实论之，却不尽然。所供民国十年在广东任教育厅长，是为孙大元帅在粤碻定政权之始，且不具论；而十一年之赴莫斯科，为国民党容共政策所由发轫，同行者且为今日全国之最高军事长官，谈士类能言之；尤要者，十六年四月五日，独秀与今行政院长汪精卫先生发布国共两党领袖宣言，首称：“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并云：“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主张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由是推绎，可见共产党中眼光错误，主张打倒国民党者大有人在，而独秀苦口劝之，情见乎词。至哀告同志，使勿“为亲者所怨，仇者所快”，即此一点，殊足酿成共产党分裂之势而有余。 审判长迭问独秀：“究以何故成为苏俄干部派（即斯丹林派）之反对派？”独秀答云：“以意见不同耳。”再问是何意见，则惨然不答，并求审判长勿复进叩党事，致陷彼于自作侦探之嫌。此其哀情苦志，实已洋溢言表。而独秀党籍之被开除，与联合汪精卫发表宣言一事之不见悦于莫斯科干部人物，不无草蛇灰线、因果相寻之迹，明眼者不难一目得之。己虽不言，而要不失为法院应采之证。当是时也，容共为国民党公开政策，凡共产党同时为国民党；反之，凡国民党亦多同时为共产党。陈独秀实为大团结中之一人，其地位与当今国民党诸要人雅无二致。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集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即此以论功罪，其谓托洛斯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此义独秀必不自承，而法院裁决是案，倘不注意及此，证据方面既有所未备，裁判意旨复不得谓之公平。 要而言之，陈独秀之不能与国民党取同一之态度，势为之也；其忠于主义，仍继续研究共产学说者，理为之也。彼将实行计划付之后来，与江西红军无关，与第三国际复无关，以托洛斯基自号厥派，实与生物学家之奉达尔文，心理学家之奉佛洛伊德无异，而亦中山之遗教如是。国民党人且当奉行唯谨，矧在他人？至其见到国民党之失政，引绳批根，有所抨击，此国民之义务如是，即不为共产党，亦得激于忠义而为之。政府现时约束舆论，刻意从严，如陈独秀所陈三事，未便公开，如量发布，则有政府所颁之出版法在，当然与其他新闻杂志等一律取缔，要自未妨。且如所言当也，政府宜媿谢之不暇，罪于何有？如其未当，自附闻者足戒之列，亦不得过罪言者，必也侦骑四出，如临大敌，一有牵引，辄论大刑。国家立法之本旨，岂其如是？ 基上论述，本案陈独秀、彭述之部分，检察官征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第二条及第六条所谓叛国、危害民国、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之主义，湛然无据，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实为公德两便，谨状。 彭律师等补充 章律师既经申述辩护理由，陈之辩护人，尚有彭望邺、吴之屏两律师，亦相继辩护。彭称：关于陈独秀部分，检察官援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六条条文，断定陈为犯罪，然各该条条文之第一句，均有“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一句，此语应特别注意。查国家与政府，不能混为一谈，国家之要素有之，即土地人民主权。如陈果为危害国家，则应损害国家之土地或人民或主权，方为有据。但陈之行为，第一即无损于国家之土地，今日我国土地之丧失，丝毫不能归咎于陈。此其一。再则陈鼓吹工农阶级专政，系以大多数之民众为对象，而以改善此大多数民众生活为目的，是其无害于人民，亦昭昭明甚。此其二。更就主权言，查训政时期约法第二条第一款，即谓“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中华民国国民全体”，陈等既属中国国民，而仅鼓吹其理论学说，是亦无悖于主权。请以例明之，国家有如公司，政府为董事会，人民即股东，股东不满意于董事会，或董事会所产生之经理，而谋改组董事会，决非违害公司。以此例陈之行为，其非危害民国，已甚昭著。再查刑法第一〇三条内犯罪条文，谓“期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始得构成犯罪。陈独秀系以合法的手续，谋推翻现政府，即于该条条文不合。至于其主义上学说上之研究，发行《火花》及《校内生活》等小册子，不能认为叛国的宣传。其次对于组织及集会，其目的亦非违害民国云。 继由吴之屏律师，再加以补充，略谓：凡构成犯罪行为，须应以行为要素，即使有行为，其行为是否危害民国，亦待研究。观于陈对于本案事实，尚不能引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至该法第六条，谓“以组织及集会，作叛国之宣传”等语。陈等所发行之刊物，均系于谢少珊家中搜出，尚未在社会上发行，是不负宣传责任，故其罪案，亦不能构成云。 各被告之抗辩 章、彭、吴三律师为陈独秀辩护毕，时已下午二时十五分，庭长宣告退庭，改下午继续开庭辩论。下午四时正，继续开庭，旁听席较上午益形拥挤。书记官宣布开庭后，即依次传各被告，准其抗辩，并由律师代为辩护。兹将各被告之抗辩及律师之辩护词概记如次： 彭述之首述反对国民党及反对国民政府之理由，谓： （一）国民政府未能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者仍管理海关，租界未能收回，领判权未撤销，帝国主义者之军队，任意横冲直撞，日本且侵占四省，上海亦曾被占领一次，故必须打倒帝国主义。 （二）各省军阀历年内战，人民痛苦，农村破产，城市经济衰落，故必须解除军阀武装。 （三）人民不自由，资本家不爱国，目前各地捐款，均系平民捐出，资本家地主则一毛不拔，只有农工才有革命精神。根据上述事实与理由，拥护民众利益，并非叛国。为庭上拥护法律，应宣判无罪云云。 章士钊律师加以辩护，谓：大致与对陈独秀所辩护者相同，应补充者： （一）被告自认共党，且反对国府，并非欲实行共产主义，乃因为国府，不能实行三民主义，法律上并无共产党即为犯罪之规定，故被告之罪不能成立。（二）被告反对国民党，未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加以比较。且反对国民党之理由，系因不能实行三民主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系指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而言，故不能适用。 （三）且照事实上看，彭并未做宣传工作，因所印之刊物《火花》《校内生活》份数很少，且政府禁止，不能流传，只由其相信共产主义之朋友看看，所以他们只有思想，并未发挥，即云发挥，亦很有限。与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者相去甚远，不能适用。被告所说之理由，完全不站在共产主义之立场上，而系因其爱国心切，甚且可谓爱护国民党心切之故。无法律可引用判罪，请庭上宣布无罪。 彭望邺律师辩护，谓：被告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政府，并非危害民国，如不以国家政府及党看作三位一体，或二位一体，即不能谓为危害民国。再者政府是进步的，且是无限的进步的，国民党的成绩有的可认为很好，有的也可认为不满意，决不能因为有人批评而即说他犯罪。至于文字宣传部分，因被政府禁止，并未达到目的，亦只能认为未遂罪。又不能适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吴之屏律师辩护，谓：被告之刊物，并未传布，即非宣传。检察官之控告，不能适用。再研究学术，法律亦不禁止，应宣告无罪云。 至此陈独秀彭述之均起立补充声明，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之观察与批评，贡献法院，全系其个人之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且亦无须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云。 王武继起抗辩，谓：我前次犯罪已判决，与此次无关。本人因肺病肠胃病脚气病等重症，于十月五日保释时，家人因钱用完，已离沪，嘱我出狱后即返家。我因穷困交迫，无法可施，适遇谢少珊，彼允许借钱，带我到他家，我同他妻子谈话，她叫我养病，旋即被捕。谢非被告，可见已作政府侦探，有意陷我，但是我并无行动。对于常委一节，选举必有根据，现在并无根据，足见不确。开会一节，亦非事实。沪公安局证人说，好像开会，每人有一枝笔一本簿子，现亦未提物，并且搜捕时，只有西探，并无公安局人员。现只凭谢少珊一句话，哪能作算。谢想做官，故不屑陷人以罪。陈独秀、彭述之，都供过我并非常委，我从狱中出来，病重已极，何能作事。故说我开会，与说一病人得万米赛跑锦标同样滑稽云。 彭望邺律师辩护，谓：被告于十四年加入共产党，二十年五月在沪被警备司令部逮捕，判处徒刑六年，大赦时，改判四年，去年十月五日，因病保释，十五日又被捕，保释十天内，并无活动。照事实论，狱中之犯人能得保释者，其病必甚为严重，而非狱内医官所能医治，被告既有重病，何能作政治活动。且被选为常委，此乃必无之事。被告至谢少珊家，系去借钱，且被捕时，正与谢妻谈话，足证并未参加开会。且公安局说，开会时每人有一笔一簿，现在案内并无此物。谢少珊曾供常委五人均被捕，未有一人逃脱，则被捕后，即无人消灭证据，何以公安局交不出证据，足见不能作为参考。至常委一节，如系在狱前被选，则已经判决，如谓在狱内被选，则必无此事。至谓出狱后被选，则适间已述明，病重不能参加政治活动，更为无理云。 濮一凡抗辩，谓：我被捕时，是奉命去找曾肇伟，前任招商局总经理李伟候现押于狱中，庭上只须去查问，即可明白。我从未加入政党，我在招商局很忙，决无暇参加政治活动，此有招商局职员签到簿可查。至常委一节，我根本不懂。陈、彭说候补是蒲亦芳，四川人，与我根本无关。退一步讲，如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焉有在党里叫濮一凡，在招商局亦叫濮一凡之理。再就宣传方面讲，我编招商局月刊，庭上可查，是否有政治文字，是否有宣传文字。至寓内搜出箱子一节，箱子是朋友苏少卿所寄存的，箱子上有他的名片。捕房于我被捕时，问我住处，我即坦白告之。如我有反动文件，何能以住处告之。且捕房搜查箱子时，不依法办理，更为不合。我被捕后，个人精神物质损失不必说，且老母因此眼睛都哭瞎了，女人及小孩都无饭吃，请庭上宣告我无罪。 刘祖望律师辩护，谓： （一）开会必有证明，上海公安局陆文虎说，捕时他们像是在开会的样子，这种不肯定的推测之语句，焉能作证。且笔簿等物，一件都没有，更无根据。 （二）候补常委一节，亦无证明，只凭谢少珊一句话，亦不能作证。被告任职招商局，乃政府机关，焉有容纳共党常委之理。濮一凡蒲亦芳声音相同，当系讹传。 （三）书籍部分，如果被告犯罪，必不将住处说明，且搜查时，还有陈巨来王晓春二人在等候被告回家。陈因无关，当时释放，王旋亦释放。至于箱子，乃苏少卿寄存的，箱中尚有苏私人信件及名片，可见不是被告的。即退一步讲，是被告的，则所有反动书籍，按司法院五〇二号解释，亦不能认为犯罪。故请庭上宣告被告无罪。 王子平抗辩，谓：被开除后未加入托派，我印《火花》，因无法生活，并且我从第八期印起，如我是托派，则应从第一期印起。我失业很久，屡次投考，因人多不取，无法可施，乃去印刷，并且印刷工作，亦不重要，每次都由谢少珊拿来印，印了即拿去，我只是解决生活问题而已。 彭望邺律师辩护，被告担任印刷，只是为了生活压迫，被告虽曾一度加入共党，但决不能因此即认为帮助犯。刑法上之帮助犯，在主观点上，应与主犯连络，客观点上，应看其结果。现被告与陈独秀等无关，只受其雇用抄写，且宣传是靠文字，如谢少珊不拿稿去，他就不能印刷，故不能认为帮助犯，应判无罪。 蒋豪士律师辩护，对各被告有共同声明，即谢少珊在捕房之供词不能采取为证据。谢是共党要人，而自己不吃官司，他为了要不吃官司，所以乱供，故不能采取。 （二）各种证物全无，检官控告全凭揣测之词，亦不可采取。王子平部分，以前他虽一度加入共党，但法律不追溯既往，他被开除后，未加入托派，担任印刷，只为面包问题。青年失业，政府及社会均应负责，被告不负犯罪责任。 何阿芳抗辩，谓：谢少珊叫我印刷我只印一期，尚未印好即被捕，印刷并不犯罪，因文章有人作，又有人编，印后有人发，他们应负责。例如造手枪，手枪可杀人，但不能说造手枪者犯罪，我去印刷，完全为了每月二十块钱的缘故，且与我原业铜匠并不冲突云。 吴之屏律师辩护，谓：被告不负责，本人已说明，且只印一次未完即被捕。此种情形，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并无规定，照刑法第三十条第二项，他只是未遂罪，不出处罚。 彭望邺律师辩护，谓：被告虽担任印刷，但不能即认为加入托派，因无证物，而只凭想像，不能作证。 王兆群抗辩，谓：谢少珊供说他家里是共党机关，他与我同时被捕，依法应与我们同为被告。他另有目的，故有意害人。虽我住在谢家，但并无其他证明说我即是共产机关。 （二）各种证物全无，不能构成犯罪，如法庭护法，应宣判无罪。 彭望邺律师辩护，谓：检察官说谢家是共党机关，被告若无关系，决不容其住在其内，此乃根据不确切之大前提，而发生不确切之结论云。 蒋豪士律师辩护，谓：沪公安局陆文虎说，往捕时被告站在窗口，可见其非参加开会，且西探戈而特始终没有说过开会的话，可见陆文虎的话不可靠。 郭镜豪抗辩，谓：如是共党，何以搜我家里毫无证据，再说学校登记表，何以在沪高二分院公安局及苏高法院都没有提出。直到现在才提出，可见是捏造。表内说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入党，那时我尚在家乡读高小，根本未到过长沙。表内又说我十九年在沪加入托派。须知我在十九年底始到上海云。 吴之屏律师辩护，谓：被告是彭述之的弟弟，不能以兄为共党，即说弟亦是共党，须有直接犯罪证据，再登记表来历，即公安局职员都不能说明，可见非合法根据。 彭望邺律师辩护，谓：公安局因被告被捕后，毫无证据，恐他要求赔偿，故捏造登记表，陷害被告。 蒋豪士律师辩护，谓：请庭上注意，被告犯罪毫无其他证据，只有一张毫无来历的登记表。 梁有光抗辩，谓：我根本不是共产党，且庭上亦毫无证据，请即宣告无罪。 蒋豪士律师辩护，谓；被告到上海是寻弟弟，被捕时从窗口逃出，亦不足奇。上海抢案绑匪颇盛，在深夜中见许多人荷枪而入，此种情况而不想逃走避祸者，我说他一定不是人。又谢少珊供说他是广西视察员，亦毫无证据。如说从广西来就是广西视察员，那么从南京到上海去的人，就是南京视察员了。 王鉴堂抗辩时，口吃不能辩，只闻其对箱子一节，有所解释，结语谓请法官放我回家去，引起全堂哄笑。 蒋豪士律师辩护，谓：这样的人，既够不上研究，亦够不上工作，共产党哪要这种人。如因搜出的小条子上有陈字，即谓是陈独秀，未免太不合逻辑，也许捕房抓不到王伯平，就抓一个王鉴堂塞塞责而已云云。 宣告辩论终结 至此时已下午六时三十五分，各被告及辩护律师，均已辩论完毕，庭长再传各被告，询问是否尚有其他话说，除口吃之王鉴堂谓“放我回家去”外，余均无话可说。庭长乃宣告辩论终结，定本月二十六日下午宣判云。 宣告判决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时宣判陈彭案，判决主文：“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王子平、何阿芳帮助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五年，褫夺公权七年；王武、濮一凡、王兆群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各处有期徒刑五年，褫夺公权七年；郭镜豪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处有期徒刑二年六月，褫夺公权三年；裁判确定前羁押日数，准以二日折抵徒刑一日；梁有光、王鉴堂无罪。”陈彭等均当庭表示裁判不公，大为咆哮，声明上诉云。
如何反对战争?（托洛茨基，1937年11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如何反对战争? 托洛茨基1937年11月17日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建议我参加到你们的反战运动中。请容许我作简短的陈述。 为反对战争，便有必要清楚地理解导致战争的因素。这就有必要认识当代发展的规律，也就是帝国主义社会的规律。对战争和反战的方法所作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在（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的纲领性小册子《战争和第四国际》中已经有所表述，这本小册子应该在年青人的圈子间得到慎重和认真的研读。 反战的斗争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两者不可分。成功反对战争的首要条件，是绝不妥协的阶级意识。在当前，阶级意识的最恶劣歪曲者和革命斗争的最恶劣破坏者就是那些所谓的「共产主义者」。这些人只是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就是他们在其间是微不足道的国家里为反战而「战斗」;至于在所谓的民主国家里，也就是资产阶级让他们平安无事地存在的国家里，这些「共产主义者们」，在当前是最为大声疾呼地赞成帝国主义战争的煽动家。 这些绅士们用和平会议、宴会和花车游行来掩饰他们的叛卖作用。他们和会议野心家、各类教会的神父和牧师，以及百无聊赖的自由派的仕女们，不时向上苍祷告，祈求和平。这种小客厅的和教堂外小市集的和平主义，只能在每个有思考能力的工人阶级间引起厌恶，此外别无其他的了。此所以，反战斗争的起始和终结，必须是把终于成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共产国际的背叛性的角色，揭露于世，第二国际诚然是一丘之貉。但它更为妥协，所以是较少危险。现在担当起最为犬儒、最为无耻的工作的，就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在西班牙已经成为了革命最直接、最公开的刽子手。 反战的斗争，其意义首先就是建设新的国际，巩固队伍，锻炼干部。 我热诚地祝愿你们这项工作成功。 李时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 赵浩宇录入
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何之瑜（何资深），1942年6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 何之瑜（何资深）1942年6月6日 〔来源〕录入自《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安庆市历史学会、安庆市图书馆一九八一年元月编印 先生素患胃肠症，四年前又患高血压，迄无起色，年来息影深山，生活不安，营养尤为不良。本年五月十二日上午用蚕豆花泡水饮半小杯（约十二日）腹胀不适，初闻诸医言，用蚕豆花泡水，服之可治高血压，今春不时泡服，虽未奏效，亦无损害。此次所服之豆花，采摘时迂雨，经数日始干，中有发酵者，泡服时水呈黑色，味亦不正，或系酸酵后含有毒汁，一时失机，因以中毒也。次日（十三日）上午，友人过访，午餐食四季豆烧肉过量，晚餐时又食言，食物作梗，夜不成寐，午夜呕吐大作，吐后稍适，仍难入梦，自后精神疲乏，夜眠不安，间服“骨炭末”，似觉稍适。至十七日晨起盥漱，顿觉头目晕眩，随即静卧，少选欲奏厕，以头晕未果。午后七时半，强起上圊，即起晕倒，四肢僵厥，冷汗如注，约一小时许，始苏。少顷（九时）又复昏厥，约三刻钟，始甦，周身发寒，冷汗如浴，旋又发烧，约一刻钟，始复旧状。十八日清晨，先生遣人来告，乃约先生之公子松年暨先生之至友邓仲纯医生上山探视（先生出函请邓先生上山医诊），同时上函重庆周纶、曾定天两医师蒞津诊治，因周、曾两名医年前曾为先生详细诊察病状，最为先生所信赖，时以先生病状甚危，又草以详细病历送重庆周、曾两医师过目，两医师虽医务繁忙，然莫不细心研讨处方，且各赠药品，而尤以周纶医师将其太夫人预防血压变化之针剂分赠，其情况尤为可感。但因（?）先生所病实无挽救之方，故两医生均未能来津，于是数日之间，辗转床第，苦闷不安。至二十二日上午，又复昏厥，前后接连三次，虽经注强心剂苏醒，然病难治矣。二十三日又请江津西医邹邦柱、唐熙光两医师上山诊视，施行灌肠，大便得通，然病情仍未少减。先生于二十五日上午命夫人约之瑜至榻前略有所嘱。二十七日午刻乃陷于昏睡状况，强心针与平血压针交互注射，均无效验。延至晚九时四十分逝世。时除先生夫人潘兰珍女士、公子松年夫妇、孙女长玮、长玙、侄孙长文及邓仲纯医师与之瑜外，适包惠僧君由重庆来山探病，均已在侧。先生之衣衾棺木与墓地安葬等身后大事，均承江津邓蟾秋老人及其侄公子燮康先生之全力赞助，始得备办齐全。邓氏叔侄之热肠，令人铭感！先生灵柩乃于六月一日下午一时半安葬于四川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之康庄。 （三十一年六月六日何之瑜记） 后记 先生逝世后，关于遗稿之整理，家属之安置，经费之收支及墓道之修筑等事，已先后就绪，仅将事实原委，胪除辜较，俾知崖略。 遗稿之整理，关于文字学及声韵学，已请魏建功教授负责整理，客约署台静农、方孝博两教授来津参加初步工作，将遗稿中之关于文字学及声韵学者，如小学识字教本、连语汇编、古音阴阳八百用例表等十余种及尚未浅编之零星遗稿，均分类登记，并抄录付本，以待出版。至于先生之散文诗词，散失甚多，搜集不易，拟请陈锺凡、台静农两教授从事蒐辑工作，其他关于政治思想之论文，早已披露于各种刊物，兹征得家属之同意，不加整理、 家属之安置，公子松年早经分居自立，先生临终遗言，嘱夫人潘兰珍女士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现已介入友人于渝市附近自办之农场工作，差能自给。 经费之开支，自先生病逝以来，至本年元旦日止，由北大同学会经手转赠送药费赙（殡）仪等费共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元，支出医药衣棺安葬等费三万八千七百五十三元另一分，收支两比，尚超支五千元，拟由北大同学会拨付。所有授收各方赠款，已由夫人潘兰珍女士另函致谢外，支出之详细账目，经公子松年及邓仲纯医师与之瑜共同审核，以后并无其他用途，凡各方赐赠，概行谢绝。 墓道之修筑，先生入葬后，芟芜剔秽，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果树，敷布景物，差强人意，鼎山虎踞，凡江龙蟠，岚光映耀，帆景出没，先生之灵，可以安矣。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何之瑜记于重庆之申家沟） 先生逝世前后用费收支： 收入部份 蒋先生5000元 朱骝山5000元 段书贻2000元 王抚五2000元 许静人10000元 余骥500元 支出部份 医药2496.50元 衣棺11295.30元 葬费2254元 修墓9255元 招待3631.50元 酬谢2299.20元 以上医药费 蒋先生5000元 陈立夫2000元 许静人2000元 胡小石100元 金鸣宇100元 欧阳竞吾50元 以上赙（殡）仪费 总收入法币33750元 工资680元 杂用3392.51元 整稿2949元 总支出38753.01元 附注： 一、医药费由北大同学会经手转来，系先生卧病床第时所收受者。 二、赙（殡）仪费由北大同学会经手转来，系先生家属及同人等领受者。 三、自先生病逝以来，由北大同学会经手转来医药费赙（殡）仪费总共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元，至本年十月间止，除金鸣宇先生寄赠赙仪费百元外，並未收受任何方面赠与款项及礼品，兹收支两比，尚超支五千元，此超支之数拟由北大同学会拨付，以后并无其他用途，凡各方赐赠，概行谢绝。 四、所有收入详细账目，经先生公子松年及邓仲纯、何之瑜等共同审核如右。 三十一年十二月六日于江津 先生逝世后，之瑜恪遵遗嘱，收管遗稿，抚五王先生自东山来函，又以此事相督，责无旁贷，谨订办法于下： 一、凡欲纪念先生者，为尊重先生一生刻苦自励精神起见，请以鸿文叙述其生平事业或对于先生印象之记述，请抄寄付本。 二、先生所有论文、诗词、小简均散失各方，如有收集，亦请抄寄付本或示知发表刊物之名称及其年月日期。 三、所有抄稿，请抄寄付本。 四、所有抄稿，请缮写清楚，直寄“四川江津县黄荆街八十三号何之瑜收”。 说明 《独秀先生逝世始末记》油印本，原件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一九八〇年五月上旬，我们到该馆查阅资料时，将全文抄录下来，并复制收藏。 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何之瑜，湖南人，是北大学生。一九三九年下半年，由北大同学会推荐，到四川江津第九中学担任教师，名为教书，实为照顾陈独秀生活，并为北大创办的刊物组稿。直到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病故，一切后事都由他负责办理。 （张君）
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托洛茨基，1937年8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王凡西 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 托洛茨基（1937年8月9日） 译者：許庸（王凡西） 译者序 近年来为人们当作谈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今已到了爆发的前夜了。现在这大战不再是理论的预测，或渺茫的远景，而是迫切的威胁，且与全世界人士的生命福利有着最直接关系的事件了。 处在这一大灾难的前夜，有的人在悲惨地哭泣，有些人却仿佛看到新的希望，脸现微笑；再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们，如法西斯党徒，帝国主义者，军火商，军事家等，则以为时机来临，正在露齿狞笑；可是我们既不必哭，更毋须笑，我们的任务只在用清晰的头脑去求得理解。 人类为什么非进行这最残酷的战争不可？将来的战争到底要以何种方式爆发？何时爆发？两方的阵线如何？战争的可能结果如何？以及怎样才能有效地消灭战争？这一切问题，恐怕占领着每一个人的头脑吧？ 这本小册子就是要帮助人们去理解这些问题的。 关于本书的作者，我们已毋须加以介绍，他那一生的历史告诉我们，他是当今第一流的革命家，政治家而兼军事家。具有这样资格的人来写这本论战争的书，那末他见解的高超与精深，固不用我这浅陋者再来多事唠叨的了。 译者。一九三八年。 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 “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斯宾诺莎 国际集团的不确定性 每天的报纸都在向世界的地平线上瞭望着，寻觅烽烟。要列举战争可能发生的地方，须有一本完善的地理教本的帮助。同时，国际的对抗如此的复杂和混乱，不但是战争在什么地方爆发，而且战争双方的同盟者是哪些国家，谁也不能精确的预言。射击是一定的，但谁对谁可不知道。 在一九一四年主要的不确定的因素是英国，她在没有帮助欧洲互相残杀之前，所关心的是维持欧洲的均势。第二个不确定的因素是意大利，她和德国、奥、匈的同盟有三十五年的历史，在大战的时候，她却掉转枪头反对同盟者。强大辽远的美国，也是一个谜，她只在大战的最后的决定的阶段，才加入战争。小国更增加了计算中的不可知的因素。然而在当时环境中，最稳定的因素，开始就是德奥与法俄的同盟。这两个同盟就决定了军事行动的轴心，其余的参加者需要围绕于这轴心的周围。 昔日的两个阵营之对峙的相对的稳定性，现在是谈也不要谈了。伦敦的政策决定于英帝国在世界各部分的利益的矛盾，现在这政策比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前更难预测了。帝国政府对于每一问题，不得不尊重那最表现离心力倾向的自治领的意见。意大利的帝国扩张，使她须要一次而永久地脱离英国的“友谊的”羁绊。墨索里尼在非洲的成功，以及意大利军备的扩充，是对英帝国的生存利益之直接威胁。反之，在德国看来，她同意大利的不可靠的友谊，乃是在较远的将来是为争取英国善意中立［注：指取得英国的中立。——译注］的斗争之一个手段。德国在其争取世界霸权的途程中，如果放弃这一阶段，就只有同苏联订立协定。这种情形并非不可能，但它只成为第二等的和后备的计划。希特勒之反对法苏同盟，并非由于对共产主义的原则的仇视（没有一个认真的人现在还相信斯大林的革命作用），而是因为她要不受束缚地的能同莫斯科订立协定以反对巴黎，如果她同伦敦协定反对莫斯科不成功。就是法苏协定，也不是稳定的因素。她和旧日的法俄军事同盟不同的地方，就在她是混沌的一团。法国的政策经常的依赖英国，常在有条件地和德国接近及无条件地和苏联友好之间摇摆不定。这种摇摆的态度是愈来愈增大的。 中等国家和小国的形势还要复杂，他们很像天上的卫星，不知道围绕着哪一个行星旋转才好。在纸面上，波兰是和法国同盟的，但事实上是同德国合作。罗马尼亚形式上是加入小协约的，然而波兰拉她到德意影响之下，则颇有成功。贝尔格莱德［注：南斯拉夫的首都。——译注］和德意的日益接近，不但使布拉格［注：捷克斯拉夫的首都。——译注］而且使布加勒斯特［注：罗马尼亚的首都。——译注］，日益不安。从另一方面说，匈牙利完全有理由害怕她的收复领土的欲求，成为柏林罗马和贝尔格莱德间的友谊之下的第一个牺牲品。 大家都要求和平，尤其是从战争得不到一点好处的国家，巴尔干各国，波罗的海各小国、瑞士、比利时、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他们的阁员出席各种会议，成立协定，发表和平演说，整个的说来，都像火山喷口旁的傀儡喜剧。任何小的力量想旁观是不能够的，一切国家都要流血，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会相互作战。在昨天看起来还是荒谬的思想，今天已经是成为可信的了。只须德国支持瑞典，英国支持丹麦，斯堪的纳维亚的“姊妹”国家就要跑到敌视的阵营中——这自然以英德间的战争为条件。 美国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想离开欧洲的纠纷更远一点，在一九一四年她也是如此。要成为一个大的强国，特别是最大的强国，想不受一点惩罚是不可能的。下命令保守中立要比在实际上维持中立，更容易些。何况除了欧洲以外还有远东哩。把大多数列强都弄得没有办法的在世界工业恐慌的那几年内，日本就彻底地夺取了满洲，占领了北中国几省，威胁着要更进一步去分解这一伟大的和不幸的国家。苏联的内部政治危机，红军的领袖之被枪决，以及莫斯科对于黑龙江小岛问题的可怜的屈服，这些都最后地使日本军阀敢于肆无忌惮。现在是整个远东的命运问题。 华盛顿政府正在改变路线，舰队在太平洋的集中，五万架轰炸机的制造，太平洋空中的发展，太平洋群岛的设防计划，非常明显地表示出她准备放弃自愿的孤立政策。但是在远东，我们还不能确定地预言，将来各种势力要如何联合。日本对英国提议在华合作，想逐渐地缩小英国在华的势力范围。然而英国在接受或拒绝这个提议之前，要先扩张她的海军，强固她在新加坡的根据地，并在香港增防。英国在东方和在西方一样，还是不确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东方和在西方一样，军事同盟的形成比军事冲突的成熟要迟缓得多。 “等待观望”（waitandsee）的政策之还有意义，只是因为在欧洲分为两个阵营之前，英国的特权还能保存。但是当一切的国家无例外地不得不学习使用待机卖友的方法的时候，外交关系就变成了无意识的把戏，其参加者就像捉迷藏似地，拿着手枪互相捕捉。大大小小的国家似乎只有在新的大战的第一炮响了以后，赶快的建立军事同盟，此外没有旁的办法。 和平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战争 形形色色的和平主义者在不久以前还相信或装着相信借国际联盟，堂皇的和平大会，人民投票及其他戏剧的表现（多数是由苏联的预算项下付款的）之助，可以防止新的战争。这些幻想有什么结果呢，七大强国中有三个，美、日、德，是在国联以外，第四个强国的意大利，从内部毁坏国联，其他的三个国家，则一天天地感觉不需要国联的商标去掩盖自己的利益。日内瓦机关的忧伤的拥护者，昨天还称呼它是“人类的希望”，今天却得出结论说：挽救国联的方法就是对它不要提出严重的问题。一九三二年，当有名的军缩会议开幕时，欧洲的军队是三百二十万人，一九三六年则增加到四百五十万，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薛西尔爵士的人民投票的主张怎样了呢？最近一次的诺贝尔奖金应该给谁呢？日内瓦的军缩的政策，甚至已不成为讽刺画的良好题材了。 新的狂热的军备扩充的主动者，是法西斯的德国，由于她的无误的本能，伴着喧闹的疯狂，她得以解除了凡尔赛的锁链。但新的世界冲突之不可避免，是在英国的例子中最可信地表现出来。这一个国家之保守的和平主义，直到最近期间，是靠尽可能地少花费以保护旧的赃物的信念来维系的。然而英国的政策在满洲、阿比西尼亚、西班牙的降低身分的失败，告诉鲍尔温及其同事们，专靠旧日力量的惰性是不能生存长久的。由此，就发生惊惶的自卫的意识，这表现在最大规模的军扩计划中。英国准备在最近几年内，在海上与空中成为最大的强国，这都是为了和平为了维持现状！然而她对于大西洋彼岸的海空军的军扩，给了不可制止的推动。这就是吃得最饱的“和平的”“民主的”和领导着军缩会议的国家的道路：由自由贸易到保护主义，由和平主义到扩张军备。地球上有什么力量能阻止由扩军走到战争呢？ 我们能不能期待从下层，即工人群众，用总罢工、暴动、革命的方法，对于战争的危险给以抵抗呢？理论上说这非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把愿望或者恐惧当事实，那么这一前途，我们应该承认是很不可信的。全世界的劳苦群众，在意大利、波兰、中国、德国、奥国、西班牙，部分地在法国，以及许多小国中，受到了可怕的失败，而他们现在正被这失败所压制着。旧的国际——第二第三和职工国际——和民主国家的政府正在紧密联系着，从事积极参加“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准备。固然对于德、意、日三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都是失败主义者，但这只是表明，他们只在他们没有任何势力的国家才作反战的斗争。为了能在反军国主义中抬起头来，群众须先摆脱这几个国际的羁绊。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不是一天或几个月所能解决的任务。现在无论如何，无产阶级的政治觉醒比新的战争之准备，要来得慢些。 为了辩护自己的军国主义的和爱国主义的政策，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宣传一种思想，彷佛新的战争将有保护自由和文化，抵制法西斯的侵略者的使命：一方面——“和平的”国家，为新旧大陆的民主大国所领导；另一方面——德、意、奥、匈、波兰、日本。这样的分类，即就纯形式方面来考察，也是使人怀疑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同是法西斯的国家；罗马尼亚不见得比波兰更接近民主主义；军事独裁不但统治着日本，而且统治着中国，斯大林的政治体系一天天地更接近于希特勒的体系；在法国，甚至在新的战争发生以前，法西斯主义有可能扫除民主主义；无论如何“人民阵线”的政府尽了它的一切可能在帮助着这一转变。我们看，在现在的世界体系中，狼和羊的分别并不如此容易呵！ 至于民主主义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如何呢？我们与其推测将来，不如看一看比利牛斯半岛的情形。首先，民主主义对于西班牙的合法政府施以封锁，理由是不给意德以干涉的借口。但当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无需何种借口而实行干涉时，“民主主义”又赶忙地为了和平的利益而屈服在干涉之前。西班牙的互相残杀正不得开交，而民主主义的代表们却为将来应用哪种不干涉方法的讨论所吸引。莫斯科政府企图用急进的装模作样，以掩饰它对于可耻的有罪的政策之参加——这种政策帮助了佛朗哥将军的工作和巩固了法西斯主义的一般的地位。——但这掩饰是徒劳的。决定西班牙与别国的将来关系的，不是政治的原则而是她的丰富的矿产。这对于将来是痛苦的教训，然而又实在是无价的教训。 以上所述的国家的分类，固然有其历史的意义，但这意义完全不是像不值钱的和平主义者的抄本上所写的那样。那些国内矛盾已达到最尖锐点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原料，没有世界市场上充分的出路的国家（德、意、日）；那些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国家（德、匈、奥）；最后，那些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已被前资本主义的残余所复杂化了的国家（日本、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都要首先走到法西斯主义。一切这些历史上进步迟缓的或者受屈的国家，自然最不满于我们地球上的政治地图。所以它们的外交政策，比那些有特权的国家——首先关心于保护从前所掠得的赃物的国家，更带侵略的性质。由此就发生了拥护现状与反对现状的两种国家的区分。这种区分是很相对的。并且法西斯的与半法西斯的国家，主要的是在后一集团中。但这并不是说，正是这两个集团将来要互相作战；世界冲突发生的时候，拥护现状的政纲要毫无踪迹地消灭。因为这是新的世界分割的问题。现在反对维持现状的法西斯主义者，将来在作战的两个阵营里都会有。因为同盟者的选择，不是决定于政治的同情，而是决定于地理的形势，经济的联系，尤其是决定于力量对比的估计。希特勒将会很欣喜地去联合英国以便从法国夺取殖民地，即使因此而同意大利的法西斯作直接战争亦所不惜。墨索里尼一方面可以“背叛”而且多半要背叛希特勒，正如一九一四年意大利背叛霍亨索伦与哈布斯堡［注：德、奥的王朝。——译注］一样。“神圣的自我主义”将在法西斯国家间的关系中奏其凯旋。 固然，独裁主义的国家，是最适合于“独裁的”战争本性的制度。但这只是说，现在的民主主义在世界战争的过程中，或者甚至在其前夕，必然要接近于法西斯的政制，假使不是完全让位给它的话。然而政治体系的接近并不含有敌对的利益互相调和的意义。法西斯的法国多半不会和希特勒分配自己的殖民地；假使穆斯莱爵士［注：法国法西斯派首领。——译注］在英伦三岛取得了政权——历史上说来这不是不可能的——那他也不会比现在的英政府更倾向让意大利支配地中海。总之，战争的阵营的构成，以及战争本身的进行，不决定于政治的，种族的或道德的标准，而决定于帝国主义的利益，其它的一切都是向我们的眼睛中撒灰尘罢了。 战争何时发生 加速和延缓战争爆发的势力既是如此众多和复杂，因而企图预言战争发生的日期似乎太是冒昧，然而现在有几点可作为预测的根据。伦敦的人们倾向于估计最危险的时期到一九三九年完结，那时候英国预先指定为保护“和平”而扩张的军事力量，将达到充分的高度。从这一观点说，战争的危险是和军备的扩张成反比例的。 但是德国和意大利，不会在这种形势下利用剩余的有利的时间，在最近的廿四个月之内挑起战争吗？许多地方使我们相信，不会的。决定的不是意大利而是德国，然而德国没有准备好。固然，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活的传统，在德国的高的技术水平之下，可以使希特勒以历史上空前的速度进行准备的工作。然而就是最有威权的政府也不能创造出奇迹来。从凡尔赛和约成立到国社党胜利之间的几年间，德国的青年并未服过兵役，国内也没有现成的后备军。要想使几百万人受最简单的军事训练，必须有众多的军事干部和下级官佐。创造最完善的军事机械，并大量生产它，储蓄必需的原料，教育新的指挥干部，对于人民施行军训——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正是由于希特勒的军事机关之庞大地扩张，所以在每步上一定都要暴露出不平衡和缺点来。德国的当局比它的反对者估计它的军事准备，多半要低得多。至少还须要二年，然后柏林的参谋部才不至于阻遏其政治领袖的不耐。 然而军备的状况只是爆发战争的一个因素，而且还不是最主要的。一切的国家，都感觉到自己已“充分的”武装起来的时期是永久没有的。自然，军备的扩充，就其本身说来，是走向战争而不是走向和平，但军队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而是政治的工具。而政治又是物质利益的工具。挑起新的战争的因素，多半将由经济景气的转变来供给。 我们回忆一下：长期的工业繁荣，在一九一三年为经济恐慌所代替。这一恐慌不但是周期性的，而且也是属于结构上的。欧洲的生产力已经在民族国境的范围内感觉了束缚，一九一三年的恐慌便在统治阶级中引起了焦虑，于是他们很快地就失去了期待和谨慎。结果在一九一四年就发生了战争。固然最近一次的恐慌（一九二九～三三年）没有引起军事的震动，前此一阶段的繁荣产生了极其盲目的乐观，使统治阶级坚信，恐慌只不过是一时的衰落。但贸易日渐停滞，失业军不断增加，于是这种幻想也逐渐消灭。那几年的外交政策——除了最受痛苦的几个国家（日、德、意）以外——都是期待的，不坚决的，和萎弱的。 新的恐慌的到来（就所有的资料看来是不远的），对于国内政策和国外政策，将起完全不同的作用。现在的经济景气——在世界市场的混乱，货币制度的破坏，长期的失业的状况下——任何人都不相信是会支持长久的。这一景气主要是由于军事定货而得以维持，它的意义只表示经济基础的实质耗损。因此，它正准备着新的，更深刻的和病态的恐慌。统治阶级对于这一点，现在不能不明了。军备扩充计划的执行满期愈近，命运主宰者们的幻想将更少，他们将更焦急。 但是，统治者有没有可能来延缓这种恐慌之到来呢？或者，更重要的，他们有没有可能把它约束到很短的时期内，使它不致引起社会的震动呢？要实行这一点，至少要撤去关税壁垒，恢复金本位，调整国际债务，并提高人民的购买力，使扩充军备这机构走上相反的方向。只要不是盲目的人，就会同我们一致地承认：这类的奇迹的希望是没有一点根据可以实现的。 本年六月底，四十个国家的商业代表，在柏林集合，听戈林对于奥太基［注：即一国经济自足主义。——译注］的赞美诗。各个代表论自由经济制度的优点的演说，只是对于现实的嘲笑。原料丰富的国家是否愿意在战争时期给她的反对者以保障呢？殖民地的帝国是否愿意将一部分的领土送给受屈的国家呢？集中黄金在手的国家是否愿意不自私地医治其劲敌的已破坏的货币制度呢？这些简单的问题自身，已具备了现成的答案。国家的壁垒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愈反动，则现在各国政府更要不惜牺牲一切地来保存它。并不是各人都公开地对于奥太基唱赞美歌，但是人人都努力藏在它的幻影之下，而且，“奥太基”并不是在国境内自给自足的意义；正和德意的纲领所特别坦白表示的，奥太基需要夺取殖民地和一般的别国的土地，闭关的经济学说只是帝国主义侵占的前提。 从经济困难所生长出的战争危险，更增加了这些经济困难。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绝交，正式宣战，和尊重中立，是和十六七世纪所盛行的女裙和跳舞一样，早已完全过时了。每个政府都在警戒着。和平时期的紧张状态（此种紧张状态此刻采取着从前在绝交以后才有可能的那种形式）并不能促进经济的繁荣。一切都指出将来的危机要大大超过一九二九及其以后几年的危机。消极等待的外交，在这些条件之下是不可能的，用美国这样流他人之血的政策，欧洲是行不通的。新的危机将尖锐的提出一切问题，并推动统治者采取坚决手段，这些手段不能和失望一拚的手段有什么不同。 由此看来，最近三四年终了的时候，换言之，正常扩军计划已经完成，而准备着“保障和平”的时候，战争或者就要爆发。自然，我们所以要指出这个日子，只是为着便于估定路向，政治的事变可以加速或迟延爆发的日期，但是爆发的必然性已潜伏在经济的动态，社会矛盾的动态，以及军备的动态之中了。 未来战争的战略 一九一四年的前夕，占支配地位的学说是迅速的歼灭战。这一学说使法国受到了特别大的牺牲。“歼灭”延长了五十二个月。在人类作恶的天才发明了无比锐利的屠杀机械以后，用这些机械武装起来的军队，像掘土鼠一样在深掘的地中生活者。在大战中，战壕对于军事行动的束缚愈厉害，则凡尔赛和约以后军事学说中要摆脱这种束缚的思想便越勇敢。对于战略的轻视，及因相互屠杀而消费掉的天文学上的数字，这些都推动军事的空想家去找寻更光辉的和廉价的道路，于是便发生了新的学派：一派想用人数不多的技术的精兵代替武装的人民；另一派想将作战的中心放在空中；第三派寄托希望于死光。富莱耳将军认真地相信，在战争中使用电力，能“去掉过去一切战争中的第一个弱点，就是人的因素”。塞克特将军［注：德国将军。——译注］得出的结论是：在人群与技术的竞争中，胜利属于技术。由此发生一种理论，就是人数很少的技术的精兵部队，以铁流与火光侵占敌人的国家。其实“技术”和“人群”的对立，和有时说的“质”与“量”的对立一样，只是一种无生气的抽象。假使有二十万的机械化部队能作成奇迹，那么两个这样的部队所能作的，将不是二倍而是四倍多的奇迹。数字的法则，就是在最高的技术基础上也有效的。简单点说，战争的国家不得不尽可能地动员最好的武装兵士之最大数目。因为如此，我们就说不能希望“迅速的歼灭”。 赛克特所提出来的少数军队的学说，不是导源于军事的物质条件，而是由于德国为凡尔赛和约所限制的条件。当这些限制摆脱了的时候，希特勒就实行征兵制。英国的传统和财政都妨害义务兵制的实行，于是理论家想以机械代替人；然而大战的第一天，在英国也是实行征兵制的第一天。 罗马和柏林的军事家，都以空袭的前途安慰自己或人民。这种空袭，想以一击破坏敌人的生活中心。这种学说的来源，就是因为罗马和柏林都没有汽油和黄金，可以支持长期的战争。戈林很夸耀将来的空袭的光荣，以及自己的防空工具，说这种防空将打断敌人实行空袭的愿望；但不幸别的国家也能与航空平行，发展防空的设备。空中的决斗可以产生重大的策略的成绩，但在战略的决定上是没有作用的。 还有一个希望：用一种异常的技术的“秘密”，可以立刻倾覆未及准备的敌人。这种希望也是没有多大根据的。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每一个新的发现，都同时刺激起发明家的思想。军事的技术比其它的技术更带国际性，这一点正是军事工业的公司和间谍们所充分注意的。参谋部所有的秘密，是对于自己人民的秘密，但没有对于别国的参谋部的秘密。 任何军队都不能把现成的化学的与电气的奇迹储藏起来，每一个发明都要在实际上经过试验。而这种试验，只有战争才能给予。军器的大量生产的设备，需要一年或甚至二年才能完成。单靠这一点，我们就可说，在上次战争中所没有试验过的任何“决定的”技术手段，我们都不能期待其被广大地使用。将来的战争是用上次战争完结时的那种水平来开始。新的手段将逐渐的和旧的相联合，使军队更其繁重和人数更其众多。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中，生产的范围受人民的购买力的限制，机械在相当的水平上排挤人工。军事中可没有这种限制。人们相互屠杀，不顾及他们的“购买力”如何；现代的军队虽然有机械的运转，但还是同拿破仑时代一样，需要每三个人有一匹马。就绝对的数字说，这就需要几百万的马匹。同样的，虽然军队的各方面都在机械化了，但服务于机械的人数，不是减少，而是增加。 最近时候的军事行动（远东、阿比西尼亚、西班牙），虽然是零碎的，但仍足以将战略的思想从天上送回地下。战争的危险愈逼近，官式的战略愈须回到已被试验的方法。现在，一切海军强国，都忙于旧军舰的改装和新的大军舰的建造。这种新的军舰在大战以后的头几年，是会被人们视为太古时代的鱼龙一类的东西。很可信的，钟摆在此地是摆回去得太远了。在海军中，机械是专制地统治着人，战略的思想特别保守，不容易转动。 无论关于无畏舰的情形是怎样，英国不得不重新在欧洲大陆上防卫自己。人不是生活在水上，也不是在空中，而是在地上，海军和空军只是侵入敌人领土或防卫自己领土的辅助工具，战争的命运还是决定于陆地上。陆军无论在欧洲或世界的范围中，都是进攻或防守的主要力量，军队的基础是步兵。别的条件如果相等，则陆军的人数愈多，胜利的机会便愈大。 战争将带有整个的性质，这不仅从在地上、地下，水上，水中和空中同时展开行动的情况上表现出来，而且从战争将一切人民，富源，无论物质的或精神的，都卷入它的漩涡的情况上才表现出来。一部分的人民将作战于立体的前线，另一部分的人民将“后方”制造军火，饥饿和死亡。虽然已经征服了以太高气层和北极，虽然有死光和其他的恐怖，但军队将和上次战争时一样地坐在污泥中，或者还要深得多。 自然，还有各国的经济的技术的水平之区别，文化较高的优点在战争时期特别表现的有权威。假使“秘密”被一切的参加者都知道了，那么此种秘密的大量生产的力量还是不等的。然而水平的差别，和在上次战争中一样，将大大地为作战双方的几国的集团所中和化。例如，德国对于法国的太明显的优势，假如表现在事实中，将引起英国方面的加倍努力；同时，或者会使意国恐惧，而采取静观的态度，甚至接近法国。又如德国军事的技术的优势在与英国斗争中获得了重大的胜利之时——或者相反的——美国便不得不脱离期待的中立的状况。我们地球上各部相互依赖太大了，不能希望军事的冲突之局部化。无论战争在什么地方，以什么理由开始，一个大强国的重大胜利，不是战争的完结，而是战争区域的扩大。对于□利者的恐惧，会引起敌对联盟的扩大。战争的螺旋线必然要波及到整个的地球。唯一的中立的地带，或者是南极，而北极则无论如何将成为军事飞行的根据地。世界战争如果任它以自己的逻辑发展，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之下，只是人类的一种复杂的和代价很大的自杀方法。这一目的可以用别的更简单的方法去达到，就是把全人类都关在笼子里沉入大洋。这一“迅速的歼灭”是现代技术所完全能够胜任的，并且无疑地要比任何列强的扩军计划便宜些。 战争与革命 在战争中强大的国家比弱小的国家占优势，地理的形势，土地的面积，人口的数字，原料的来源，黄金的储备以及技术，都保证美国比其他各国要占极大的优势。假定任世界战争自然地完结，换言之，就是战争的双方完全衰竭了，那么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统治我们地球的，将属于美国。然而美国对于没落和破坏的国家，对于饥饿、瘟疫和野蛮的国家的统治，必然也是美国本身的文明之衰落。这种前途的现实性是怎样呢？由于新的战争的结果，人类的长期衰落，并非不可能，但幸而这不是唯一的前途。在各民族的互相屠杀之自然结束以前，每一国家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制度，要受严重的试验，革命可以切断战争的进行。 上面说过，我们不大希望无产阶段，能在任何一分钟用自己的力量阻止住战争的爆发。相反的，在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以及在战争的初期，群众中“国家的”向心的倾向和爱国的影响将盛行，这无论是在一国内的各阶级和民族，或是在英帝国的各部分，都是如此，然而随着军事行动发展，则伴着它而来的贫困化，野蛮和失望，一定不仅将使一切的摩擦对抗，和离心的倾向复活，而且将使其尖锐化，这些倾向迟早将以暴动和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自然战争即在此种情形下，也要使人类陷于前所未有的痛苦。然而民众结束战争愈早，则人类医治它所受的伤痕亦愈容易。然则从这观点看来，未来战争的时间将延长多久呢？ 因此新的战争既是从旧的战争完结的地方开始的，则在下次战争的初期，人类生命之牺牲及战争的物质耗费，一定要比过去战争开始的牺牲与耗费高几倍，而且其趋势是迅速增加的，速度将是狂热的，破坏将是更大规模的，人民的痛苦将是更不可忍受的。所以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民众的反作用不会像在沙俄时代那样需要经过两年半，像在德国及奥匈之须经过四年余，而是要快得多。但是只有事变自身才能给时间问题以最后的回答。 在此种情形下，苏联将有如何的前途呢？西方官式舆论，对于苏联及红军的估计，有过几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五年计划的混乱，使苏联在世界舞台上的比重，几乎等于零。后来，工业的进步，尤其是军事工业，与世界的经济恐慌相对照，大大提高了苏联在世界的威信，法国之害怕德国的复仇政策，使苏联外交能成为欧洲政治中不可轻视的因素，红军的威信一天天地增高起来。然而这没有延长好久。清党肃军的流血，是受了统治的党派的指使，由此使优秀的军事领袖被屠杀，这在到处都引起尖锐的反感。苏联外交在关于黑龙江小岛问题上的屈服，使日本得以放胆进攻中国，同时使伦敦对巴黎常进忠告：不要希望莫斯科，请与柏林订立协定。然而今日对红军之轻视的估计，正如昨日对斯大林统治之不可动摇性的信仰一样，都是片面的。造谣的污蔑和对昨日的偶像之枪决，自然使军队的行伍中，有点动摇和颓丧。然而阅兵和演习在外国军官面前所表现的苏联兵士及官佐的忍耐，活泼及应变等特长，仍然是一种现实，正如苏联的坦克车飞机的品质优良，及苏联飞行家的勇敢和艺术高超，是一种现实一样。此种破坏国防的流血的肃军，首先表示出寡头的统治者已和人民（包括红军在内）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矛盾的尖锐性正证明，国内经济的和文化的极大进步已和斯大林的政制益难调和。苏联的政治革命，即推翻腐化的官僚层的革命，无疑地将是战争之最近的后果。一切都使我们相信，只要全人类不退到野蛮时代，则苏维埃制度的社会基础（新的财产关系及计划经济经济），将经得起战争的试验，甚至在战争中还能强固起来。 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我们可预先定一不变的法则：就是那些土地问题没有及时的获得民主的解决，封建的残余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它们的政治制度将在战场上首先被牺牲。世界强大的锁链中之最弱的一环，这次是日本。它的社会制度——如军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及凭借在半封建之上的野蛮状态——受到战争的打击，将为极大的社会变化所推翻。第二三等国家中最危险的是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这些地方的农民，实质上说，还未脱离昔日的奴役。 其次轮到的是法西斯制度。法西斯主义之在国内矛盾最尖锐的国家中取得了政权，不是偶然的。固然在军事及外交领域中，独裁的国家比民主主义的繁重机构有极大的优点，首先是手腕自由，不受内部抵抗的束缚的优点。然而这不是说没有抵抗。抵抗只是处在隐藏的状态中，而且在暗中集垒起来，直到爆发的时候。在德国和意大利，粮食和原料的缺乏，陷群众于不可忍耐的痛苦，假使在战争初期，这些国家能有或将有重大的军事胜利，则在第二阶段，它们比自己的敌人将更早些地成为社会震动的园地。 差别的只是时间。战争要将各国的制度变成同样的情形。各国的经济都要隶属于国家的统治，军事的检查，和过去一样，也是政治的检查。反对派将被压倒。官式的说谎将享有独占的权利。前方和后方的差别消灭。军事法庭在全国各地都成立。各国所有的军事储藏和原料资源的差别，将较政治的原则的差别，要现实的多。 法国的世界地位，（为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无论如何和该国的实在的资源不相符合，它的人口没有增加，经济也是停滞，它没有自己的石油，它的煤的储藏也是不充足的，财政是不稳固的。法国的国家安全，比其它任何国家更依赖于别国：依赖英美，假使不是苏联。战争将把法国变成第二等的强国，随着国家的世界地位的动摇，它的社会制度也要动摇。 英帝国的离心力倾向，是宗主国的现实的强大力量和它的历史的遗产两者间之不相称的结果。宗主国的大规模的扩军，是想告诉殖民地和自治领，它单独地就能保障它们不受侵犯。保护帝国的支出，比由此种支出所得到的利益，要增加的快些。这样的经济，必然会走到破产。新的战争将使英国削弱和分解。帝国力量的崩溃，又开辟一社会震动的时代，战争对于任何一国，都不会无踪迹地过去。在痛苦痉挛之中，全世界要改变自己的面目。 我们的预测看起来是很暗淡的，这不怪我们；在我们的时代的调色板上面，我们找不着粉红的颜色。我们努力从事实，而不是从自己的愿望，得到结论。斯宾诺莎老头子教我们不错：“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 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科约阿坎。
过渡要求综述（1938年3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 过渡要求综述 1938年3月23日 托洛茨基：看了前面的讨论，有些同志可能会误以为我的一些要求和主张是机会主义的，而其他人则过于革命了，脱离了实际。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有害的，所以我下面要简单地反驳一下。 美国和世界的总体形势如何？这场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是史无前例的，各国的金融危机也是一样严重，战争的危险正在逼近。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危机。在过去的七年、八年、九年里，我们曾认为美国资本主义会表现出更强的抵抗力，但事实表明美国资本主义已经患了中风，可能比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更容易瘫痪。美国的危机不再是想象，而是已经成为了现实的社会危机。人们现在把这种社会危机叫做衰退，然而它已经出现了濒临绝境的症状。衰退还远未结束。 政府出现了财政困难——当然，美国非常富裕，政府可以向民间借贷，但这财政困难是政权危机的征兆。我们可以说统治阶级出现了政治危机。繁荣已经远去，没人相信它会回来。这一事实反映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危机。统治阶级措手无策，寻找着新的解决方案。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罗斯福的计划不仅具有风险，甚至可以说是冒险的。这表明革命形势的最关键前提已经存在。对美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如此，而美国则更为逼近革命形势的成熟。 现在到了无产阶级的问题。无产阶级的情况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呼声报》与《新国际》上的一些文章中，我饶有兴味的发现，美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正在增强。跟过去的拓荒精神不同，他不认为自己只是暂时当工人，而是认为自己将永远是工人，甚至有可能永远进入失业大军的队伍。这是工人阶级发展的基础。随后，便有了静坐罢工。我相信美国劳工运动的这些发展是前所未有的。产业工会联合会也随着这场运动诞生、成长，还出现了无党派工人同盟（LNPL）这个争取建立劳工政党的倾向。 我对美国工人运动的现状和历史不够了解。但总的来说，我认为1924年的运动虽然规模更大，但现在的社会条件要更加成熟。所以成立劳工政党也比以往更加重要。但我并不认为，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发展到了相同的水平。可以认为，只要考虑到世界总体形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美国资本主义的处境；危机与失业；作为美国经济的表现的美国政权的立场、美国资产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政治上已陷入手足无措的精神状态；以及工人阶级的立场——我们可以说，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革命的前提条件已经十分成熟。 从这些基本前提出发，推导到上层建筑和政策方面，我们就会发现它们还没有那么成熟。对于革命来说，美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危机和失业——已经十分成熟，然而美国工人的意识却远未成熟。这是当前形势的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说，当前形势的特点，正是革命所需的各种社会方面的前提都已经过于成熟了。这种情况是我在八、九年前所没有预料到的。 另一方面，尽管美国的物质条件在迅速变差，与客观条件相比，群众的觉悟却还是比较落后的（尽管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们都知道，主观条件（群众的觉悟和革命党的发展）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它取决于客观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主观条件依赖于客观形势，然而这种依赖并不是简单的过程。我们发现法国去年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对美国同志极具指导意义的现象。当时法国的客观条件和现在的美国几乎一样成熟，工人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在短短几个月内，工会会员从不到一百万人增加到了五百万。法国的静坐罢工比美国还要强大，工人已经做好了突破一切界限、去做一切事情的准备。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了人民阵线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首次揭示了共产国际的背叛所造成的历史性后果。这几年里，共产国际已经变成了保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器，客观形势与主观条件之间的脱节极其尖锐。人民阵线成了最重要的制动器，刹住了群众汹涌的革命潮流。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成功了，我们不能预见明天会怎样，但在法国他们成功地控制了群众运动，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运动向右转，布鲁姆[1]组建了国民政府——为战争而组建的“神圣联合”[2]——并担任了这个政府的领袖。但这只是次要的现象，最重要的是，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客观形势与主观条件的脱节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 在美国，出现了一个正在克服这种脱节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正从格林[3]转向路易斯[4]，从沃克[5]转向拉瓜迪亚[6]。这是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重要一步。共产党在美国扮演的角色和在法国一样，不过规模小一些而已。罗斯福主义代替了法国的人民阵线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有义务帮助工人群众克服这个矛盾。 我们有哪些任务呢？战略任务包括帮助群众，让群众在政治意识上和心理上适应客观形势，克服美国工人传统中的偏见，并使工人的意识适应危及整个体制的社会危及的客观形势。 考虑到美国工人经验不足，再看看产联的成立、静坐罢工的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和战术有理由更加乐观、积极、主动。这不是说我们要去冒险，而是要提出美国工人阶级的字典中还不曾有过的口号。 过渡纲领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个行动方案，但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战略构想来说，这是一个过渡纲领。它可以帮助群众克服既有的各种成见、方法与组织形式，并使他们适应客观条件的迫切需求。过渡纲领必须包括最简单的要求。某地群众和工会提出的适用于个别情况、个别工厂的个别要求，是我们所无法预见和事先制定的，但我们可以由这些个别要求推出建立工人苏维埃的口号。 从发展我们的过渡纲领，到让过渡纲领同群众联系起来，再到引导群众接受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所以有些要求看来很像机会主义，这是因为它们要与工人群众目前的心态相符合。所以其他要求才会显得过于革命，这是因为它们反映的是客观形势而不是工人目前的心态。尽量缩小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之间的差距是我们的责任。正因为如此，过渡纲领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你们也许会反驳，说我们无法预测这个发展过程的节奏和步调，资产阶级也有可能寻求政治缓和。我们不否认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一旦真的发生了，那我们就必须进行战略退却。但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必须以战略进攻为目标，而不是退却。这个战略进攻的指导思想必须是通过建立工人苏维埃来建立工农政府。为了从苏维埃走向无产阶级专政，我并不建议提出立即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原因很多，主要是因为这个词在美国工人心目中并不具备它在俄国工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与此相同的是，在我们所观察到的美国的静坐罢工中，很可能会发现一种新型的苏维埃。也许我们会给它们起一个新名字。在某个时期，苏维埃会被工厂委员会取代，然后从地区性的工厂委员会扩展成为全国性的工厂委员会。我们做不到未卜先知，但我们下一阶段的战略方向应该是苏维埃。整个过渡纲领必须缩小当前形势与未来的苏维埃之间的差距。 沙赫特曼：能否阐述一下国际战争的前景以及它和当前美国的关系？ 托洛茨基：从战争所预示的战略前景来看，这场战争正如列宁所说的，会极大地加速运动。如果美国卷入战争，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可能会被孤立，但是不会像上一次战争一样持续了几年，而是只会持续几个月时间。然后，在比较短的时期内，我们党会得到巨大的同情，把我们党转变为全国革命的中心。从这个角度来说，即将到来的战争会是前革命形势的基本要素之一，在六个月之内，它对美国工人的心理产生的影响，要比我们过去六年来所做的一切所产生的影响还要大。只要我们能有战略观点，能够预见到战争，让我们的干部对此做好准备，并且不为了细枝末节而浪费精力，战争将会为我们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能在工会中扎下根，自然是我们的重大收获，但我们绝不会忘掉了世界战略路线。在过渡纲领中，每个区域的、局部的、经济的需求，必须最终导向我们的共同需求。在战争问题上尤其需要如此，正如我们昨天提到的，监督军工产业和武装工农。 沙赫特曼：另外提两个问题。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另外，党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托洛茨基：我认为，问题在于向工人解释农民的现状，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改善农民的状况。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强，不能直接帮助农民，但是我们的工作者必须清楚了解农民的情况，在农民方面，我们也要有一个过渡纲领，并把农民方面的过渡纲领和工人方面的过渡纲领结合起来。我们必须解释说，我们不会强行推行集体化，我们希望说服农民接受集体化；如果农民希望保持独立，我们会通过信贷扶持农民；我们首先应该提出国家必须扶助农民而不是扶助托拉斯的口号。绝不会对你们使用暴力——你们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方式。这仅是引导农民从当前状态走向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的口号。我们会说：如果你们不想再走下去的话，我们会在前边等着你们。我们对城市中产阶级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只要这些人还是商业和工业的一部分，我们就会对他们说：你们将保持独立。你们现在有托拉斯做靠山。国家将会扶持你们；国家会给你们提供商品出售。如果你想把你的店铺转为国有商店，我们会帮你们安排。我们会给你一段时间来选择，不过，由于国家不是为大资本的利益服务的，所以这将会是一段美妙的日子。你将会为人民服务。在美国，你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保留你的社会特权。 当然，我们不会对技术人员说他们将变为技术官僚。我们不会允许新贵族的诞生。但是他们会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里维拉：在工程师中也有阶层，有些人的工资比抹灰工还要低。这意味着，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工人，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好的。 托洛茨基：技术职业中的阶层分化是非常重要的。 坎农：战争会有什么影响？ 沙赫特曼：先假设这场战争是一场欧洲大战，美国仍未参战？ 托洛茨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的崩溃将会推迟。卷入战争的国家将会在半年到一年之内崩溃，而不是四到六年，因为跟1914年相比，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上变穷了，而不是变富了。他们在技术上是更加先进了，他们用于摧毁世界的花费将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倍、五倍甚至十倍以上，战争将会此起彼伏。而战争对心理方面产生的影响——参加过上次大战的老一代人还活着，上次大战的传统也还活着——没有人会相信战争会带来幸福、充分的权利、军国主义的毁灭，也不会有人还相信生产是为了人类。在年轻一代当中，这些经验教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耐心不会持续太久。革命发生的时间不会是四年后，而是早得多的几个月后。如果战争爆发时，我们已经久经考验、百炼成钢，如果我们能够凭借勇气克服战争初期的困难，那么，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我们都将成为决定性的力量。 坎农：能不能把征收当做是改良主义派常说的国有化？ 托洛茨基：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掌权的是罗斯福，而不是我们。我们必须时刻强调阶级问题。针对改良主义派的公式，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公式：国有化？没错，我们要国有化，但是，由谁来进行国有化？ 坎农：在您看来，美国要过多久才会参战？ 托洛茨基：我认为它不会在一开始就参战，但这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还要看日本的活动和英国的态度。这非常难说。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美国会在比上次大战时早得多的时间参战的情况，上次大战爆发后两年半美国才参战，这次肯定不会那么久，两年半的时间肯定会总崩溃了。 如果他们希望影响战局，他们就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参战，并在欧洲和其他地方以空前的规模参战，并把十倍于威尔逊[7]的美军的兵力集中起来，而威尔逊那时可没有上千万的失业人口。你们也许会说，军工产业会吸收所有失业人口，但这也意味着制造了一个吸尽国家全部财富的无底洞。 沙赫特曼：你是否认为，苏联应该同某个国家结盟对抗其他国家，否则帝国主义就会让日本和希特勒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 托洛茨基：我不认为他们会有这样一个理性的计划。我相信战争将由各大阵营之一向苏联开战而开始，在战争中苏联会被打败——被这个阵营的盟友还是敌人打败并不重要——除非革命爆发。 沙赫特曼：那怎么解释英国政策的改变？ 托洛茨基：这是一个尝试。如果能达成协议的话，不管这个协议能否维持三个月以上，也不管意大利是不是会像上次大战时一样，先暂时观望，然后参加强大的或看似强大的一方，这个协议对于意大利和英国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给资产阶级报刊写的一篇文章中[8]，我探讨了一番战争爆发后各国之间结盟站队的可能性，不过它还没有发表。也许我们的报刊会发表它。 沙赫特曼：现在谈谈党在反战斗争中的工作，你说过如果战争爆发，美国工人的第一个反应将会是可怕的沙文主义狂潮，然后我们党会被定为非法组织，我同意你的看法。布尔什维克党是怎样在非法状态下活动的？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合法活动？ 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有一个议会党团，这个议会党团非常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的时候，这个议会党团表现得不太好，但在列宁的压力以及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驱使下，议会党团逐渐变得越来越革命。1915年初他们全部被捕了，仅仅活动了六到八个月时间。你们没有议会党团，但我认为你们应该做好在工会中开展地下工作的准备。这是学习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的学校。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们的同志或多或少处于有利位置，并与“忠诚的改良主义派”结盟。但当战争到来的时候，“忠诚的改良主义派”就会变成最沙文主义的派别，我们的同志即使小心谨慎，也会遭到他们的攻击。他们将与我们分道扬镳，与斯大林主义者结成联盟，指责我们的同志是德国和日本的间谍。在明尼阿波利斯以外的其他地区工会中，我们没有这么有利的地位。反对我们的力量会给我们的同志施加压力、试图消灭我们。所以，即使是现在，我们也要在工会中同时开展合法与非法的活动。为了争取时间锻炼我们的骨干，让他们去取代官僚，这些骨干分子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地下，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公开代表第四国际。在任何情况下，当形势在一定程度上尖锐化的时候，当我们的同志遭到开除，就要有新人去代替他，我相信这样的工作是为地下工作所进行的最为重要的准备工作。 同志们经常问我，能不能特地建立一所专门的学校。但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打入共产党，甚至要打入政治局。我们必须有担任工会代表的同志，公开宣称他们支持第四国际。但当战争到来时，这些同志将会遭到官僚机构的陷害。警察会把工作交给工会官僚，让他们去开除这些同志，剥夺这些同志的斗争手段。所以我们要培养年轻人，或是培养那些虽然不那么能言善道，但却善于组织的人；他们要保持隐姓埋名。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们的形势，将会比我们以前在俄国的形势更为有利，因为政府绝不可能取缔工会。他们会企图同工会官僚合作，这就让我们获得了藏身之机——我们将获得同情。然后，将会产生一个母亲哀悼阵亡的儿子的巨大声浪，这会在工会内产生反响。然后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们，这就是战争。 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太过主动，现实中这也是不太可能的。我们的同志不向沙文主义狂潮屈服，就已经足够了。 沙赫特曼：那么中央委员会呢？ 托洛茨基：这个问题过于具体，不能泛泛而论；它取决于同志们的威信和生活条件。中央委员会的部分同志必须立即转入地下，其他人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并立即建立地下联系。 沙赫特曼：我从不同的角度来问个问题：中央委员会委员该不该做公开声明？ 托洛茨基：是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必须这样做，但他们必须先向律师咨询，斟酌词句，以免被送上军事法庭。公开声明应该直截了当，这样我们以后才能说：我们警告过你们了。此外还可用以党的名义发表的更为清楚的声明、地下传单等形式来加以补充。有些人可能会被拘捕，成为党的公开活动的象征。 沙赫特曼：那报纸呢？ 托洛茨基：必须要有报纸，它甚至可以没有名字；哪怕报上的文章没有充分展开，哪怕它的姿态仅仅是反对战争，它依然会吸引工人的注意力。 坎农：《社会主义呼声报》走这条路线是否可取？让它被取缔，然后创办另外一份报纸会不会更好？ 托洛茨基：让《社会主义呼声报》遭到取缔是最好的。即使《社会主义呼声报报》没有遭到取缔，我也认为应该办另外一份报纸。 沙赫特曼：布尔什维克在战争期间如何发放宣传品？ 托洛茨基：通过非法方式。 沙赫特曼：果然。 托洛茨基：是非法出版物。所以有一家出版社是非常重要的。到那时能有台油印机都算你们运气好了。 卡斯纳：文化组织在这种时候是不是非常有用？ 托洛茨基：是的，最有用的是工会。 ［速记员注：沙赫特曼还发起了关于由工会控制武装工人的口号的讨论。他指出：从现在的力量对比来看，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实现我们的目的。如果工会采纳了这个口号，就有可能组成一支反对我们的军队，用于教育这支军队的思想，将会是工会官僚和政府的思想。托洛茨基则不认为工会官僚会采纳这个口号］ 注释： [1]莱昂·布鲁姆（Léon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人，1936年至1937年任人民阵线联合政府总理。 [2]神圣联合（l’unionsacrée）：1914年8月初，一战爆发之后，法国社会党立刻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支持战争，8月4日，法国总统庞加莱呼吁法国人民实现“神圣的联合”（L'unionsacrée），同日，法国议会任命雷内·维维亚尼为总理，组织“神圣联合”内阁，法国各主要党派都参加了这个内阁，社会党人儒勒·盖德和马塞尔·松巴也参加了。“神圣联合”是指法国左翼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府相互勾结、放弃国内的阶级斗争、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去充当炮灰的同盟关系 [3]威廉·格林（WilliamGreen，1873—1952），美国工运活动家，工会官僚，1924年至1952年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 [4]约翰·卢埃林·路易斯（JohnLlewellynLewis，1880—1969），美国工运活动家，产业工会联合会创始人之一。 [5]詹姆斯·约翰·沃克（JamesJohnWalker，1881—1946），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1926年至1932年任纽约市长。 [6]菲奥莱洛·亨利·拉瓜迪亚（FiorelloHenryLaGuardia，1882—1947），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1934年至1945年任纽约市长。 [7]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1856—1924），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1913年至1921年任美国总统。 [8]这篇文章是指《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BeforeaNewWorldWar），该文完成于1937年8月9日。1937年11月13日的《自由》（Liberty）刊登了该文的节选，但剩余部分发表于1938年7月的《耶鲁评论》（YaleReview）。《托洛茨基文集（1936年至1937年》全文收录了该文。
“争取成立工农政府”（1938年7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 “争取成立工农政府”（1938年7月29日） 问：“工人政府”和“工农政府”这两个口号哪个更可取呢？ 托洛茨基：我认为接受“工人政府”这个公式，而不接受“工农政府”，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我看，会犯这种错误，一半是由于宗派主义的误解。能用来反对“工人政府”这个口号的理由，一样能用来反对“工农政府”，因为，你可以说，格林和路易斯的政府——这不是我们的政府。我们也可以说，格林，加上路易斯，再加上拉佛莱特，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他们的政府也不是我们的政府。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可以指责“工人政府”这个口号不够明确。很好，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一样可以指责“工农政府”这个口号。如果我们接受“工人政府”这个口号，那么，我们其他所有口号、我们的整个战略和战术都要使这个口号具有具体意义。你们工人必须夺权，于是我们就提出这个（以“工人政府”口号为核心的）纲领，在这个纲领里，我们是拒绝考虑格林和路易斯的政权的；这个纲领也拒绝考虑了一种政权——即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可能为我们所接受、并能得到我们支持的政权，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剥夺了自己的能力，使自己不能去对贫农说：“这也是你们的政府。” 在美国，农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英国，农民问题并不太重要，因为工人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在美国“工农政府”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要让自己丧失在农业地区（向农民）说：“这个政府将是你们的政府”的可能性呢？我们要对农民说：农民们，这是我们工作的基本动机，你们还反对什么呢？你们有什么主张呢？ 问：你不认为这种误解或错误也是由于误解了过渡纲领而产生的吗？有些人之所以认为应该限制这个口号，其思想上的原因不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农民跟工人并没有一致的利益，所以他们之间将会发生冲突。 托洛茨基：当然，工人和农民之间，我说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他们之间是没有一致的利益的。农民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系列阶层，一系列社会阶层，从半无产阶级化的部分，到剥削他人的大农场主，都是农民中的阶层。在我们看来，“工农政府”这个口号中的“农民”并不包括全部的农民。我们的这个口号意味着：我们要在农民中划出政治界限，支持贫农，反对富农。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法西斯主义者很想代表全体农民，他们企图通过农民中比较富有的阶层——这些阶层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来控制比较贫穷的阶层。 我们正好跟他们相反，我们要在农民中间打进楔子，并由此来限制富农阶层，把比较贫穷的阶层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当我们在宣传中提到“工农政府”时，我们每次都要补充，说我们所指的农民是被剥削的农民，而不是剥削他人的农民，不是那些拥有农业工人的农民——这些农民不是我们的盟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越成功，工人与农民中较贫穷的阶层之间的联盟就越亲密。 在一些问题上，我们甚至很有可能得到中农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我们还能在富农阶层中间取得一些成功，但随着我们措施的激进化，特别是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他们会讨厌我们，拒绝同我们合作。但在我们的行动的激进化过程中，在我们夺取政权之前，特别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可能有一段时间里，中农阶层也要被排除在工农政府之外，因为农民中的波动、摇摆是很剧烈的——有些会向工人靠拢，许多时候会反对工人，而只有通过这种摇摆和波动，我们才能确切地争取到被剥削的广大农民，让他们成为我们的盟友，并与他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口号理解为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前景，而不是同某个确定的阶级达成的无限期协议。 关键在于，我们能理解、并且也能让其他人理解到：农民——被剥削的农民——是无法摆脱彻底破产、消亡和消沉的，只有工农政府才能拯救他们，而工农政府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农政府的唯一一种可行的形式。我们很快就要让农业工人和半无产阶级化的农民理解这一点，即：他们自己的政府不能让拉佛莱特和其他资产阶级来领导，而只能由革命工人来领导。 农民本身是完全无力去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府的。从中世纪到现在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每次都是由城镇居民——激进的城镇居民来领导的。只有城镇居民才使得宗教改革有了民族性质，但所有的农民依然还是他自己那块土地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在农民政府这个问题上，这点在政治上也是一样正确的——在法国，只是在雅各宾派的领导下，封建制度才被击败了的，而雅各宾派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在俄国也一样。只有工人才能确保胜利。在德国也一样。希特勒和小知识分子成功地争取到了农民的支持。农民自己已经做好了追随法西斯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准备，等着有人来拯救他们，而希特勒则更成功，但希特勒的运动一开始就是城镇的运动，自然地，他的运动在得到了金融资本的鼓励之后，（以成功夺权）告终。 我们自己必须彻底理解这一点：小农和农场主在经济上代表着中世纪生产制度的残余，他们无法在政治上发挥领导作用。他们只能通过城市作出决定；更好的情况是，他们只能由工人来领导。但（为此）必须向农民提出（工农政府）这个口号。我们要对农民说：你们不能选择资产阶级做你们的盟友，而应该选择工人做盟友——他们是你们的兄弟，而这个政府，将是你们的政府，工人和贫农的政府——不是工人和所有农民的政府，只是工人和贫农的政府。 问：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在美国，在某些具体情况下，使用“国有化”这个词，是不是比“没收”这个词更合适呢？“国有化”这个词很常用，工人运动经常强调它。比如说，矿工提出他们的纲领“矿山国有化”。铁路工人提出他们的纲领“铁路国有化”。如果能争取到他们支持“没有补偿的国有化”这个口号，是不是会更好呢？ 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没收（个别资本家集团的财产）”这个口号，是不包括进行补偿的。因此，我们经常反对为没收（资本家财产）进行补偿。充公（confiscation）是不用补偿的，但没收（expropriation）却有可能要进行补偿。补偿多少是另外一个问题。举个例子，在鼓动中，可能会有人问我们：你们要怎么做呢？让那些老板和掌权者去讨饭吗？不，对于那些无力工作的人，也就是老一代的人，我们会给他们合适的补偿，足够让他们维生的。没必要去仿效俄国人。他们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所以他们不肯作出补偿。而美国人是很富裕的，当我们掌权后，我们会给老一代人补偿。从这个意义来说，不宜宣称“没有补偿的充公”，使用“没收”要比“充公”更好一些，因为“没收”的意思几乎跟“充公”一样，但“没收”也包含有作出一些补偿的可能性。 我们也要表现出自己不是那种睚眦必报、渴望复仇的人。在美国，向人们展示出这是一个物质上的可能性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不会消灭资产阶级的每一个人。“没收”和“国有化”——我认为两个说法都可以用。没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体现出了出于革命意志的行动。他们是资产的占有者，而资产应该属于全社会，所以必须没收他们的资产。国有化可能意味着老板与政府之间自愿达成的协议，就像英国的矿山国有化和法国的军工产业国有化那样。老板们变成了国有资产的参股者，他们中许多人变得比以前更富了，因为他们得以免遭破产的厄运，这种情况在法国就有不少。 所以我认为，在宣传中可以在“没收”和“国有化”中间选一个来用，但要强调没收这个词。我们可以这样对矿工说：你们想要国有化，那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这个问题只跟条件有关。如果国有资产付不起欠前老板的的钱的话，那你们的处境只会变得比现在更糟。如果整个（国有化）过程都是以老板和政府之间的自由协议为基础的话，那就意味着工人的灾难。现在在这种情形中，你们必须组织起你们自己的政府，并去没收（老板的财产）。很好。我们不会去骂他们（被没收了财产的老板们）是臭要饭的，我们会赏他们一点东西，让他们能活下去，等等。
劳工党的三种前途（1938年7月2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劳工党的三种前途（1938年7月23日[1]）（编注：此文的前半部分是新泽西州的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杰克·韦伯[JackWeber]做的关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第四国际派，YoungPeople'sSocialistLeague[FourthInternationalists]）内进行的有关劳工党问题的讨论的报告。这次讨论的参加者提了几个问题，然后韦伯对其做了回答，接下来托洛茨基说：）托洛茨基：当然，不能孤立地去研究劳工党问题，应该把这个问题同下一时期的总体发展结合起来研究。如果出现新的繁荣，并持续上一段时间，推延了劳工党问题的话，那么，在一段时间内，这个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个纯理论性的问题，但我们仍要继续去为成立劳工党做好准备，这不仅是为了避免在劳工党问题重新变得尖锐起来的时候失去时机，也是因为这种大规模的繁荣在现今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如果经济形势还是跟现在一样（糟糕）的话，那么劳工党就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我们要强调一个最重要的事实：美国工人阶级和欧洲工人阶级是完全不同的。在欧洲，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在奥地利，在现在的法国和英国，工人都认为有必要成立政党；对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群众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说，这是一种共识。在美国，情况则完全不同。在法国，政治鼓动就在于共产党和社会党争取工人支持的活动中，每一个觉悟的或半觉悟的工人都会面临一个选择：应该追随社会党呢？还是追随共产党？还是追随激进社会党[2]呢？激进社会党的问题要另外来算，因为（是否追随激进社会党）主要是工头的问题，（普通工人多半不会去追随激进社会党，）但普通工人必须在社会党和共产党中间作出选择。在美国，情况则是工人阶级需要一个政党——属于它自己的政党。这是政治教育的第一步。我们可以说，这第一步早在五年或十年前就该走出来了。是的，理论上确实是这样，但只要工人对工会机构多少还是满意的，甚至没有这个机构也能活下去的话，鼓吹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宣传，就会或多或少是理论性的、抽象的，并且或多或少地跟某些中派主义集团或共产主义集团的宣传相重合。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这是客观事实，因为工人创造的新工会已经陷入了僵局——走进了死胡同里——对于已经参加了工会组织的工人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去影响立法机构，去影响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现在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选择将来会被解散的工会，要么参加到政治行动中去。这就是客观形势，它不是我们造出来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在眼下，号召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鼓动，对于已经参加了工会组织的工人，以及还完全没有参加任何（工人阶级的）组织的工人来说，都已经不是抽象的了，而完全成了工人在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具体步骤。对于还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由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具体任务。对我们来说，如果说因为新政党是从工会的政治联盟中诞生出来的，所以它必然会是机会主义的，这种说法是很荒谬的。我们不会引导（美国）工人跟外国（工人）一样，走同样的路，迈同样的步子。当然，如果要我们在一个改良主义政党和一个革命党之间做出真正的选择的话，我们会说这是你们的事（意思是说我们会选择革命党）。但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是绝对必需的。在这种形势中，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当然要反对机会主义，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要反对机会主义，但是，如果只因为一个进步的措施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就去阻挠这个措施，以此来反对机会主义的话，那就太反动了，如果工人阶级政党已经成立了的话，那就更加反动，宗派主义常常是反动的，因为它反对那些对工人阶级来说非常必要的行动……我们可以简略地想像一下，在下一时期里，在美国会产生哪些劳工党，我认为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一个结构松散的、成分复杂的机会主义政党；第二种可能是一个机会主义的、但却足够集中的、并且由骗子和野心家来领导的政党；第三种可能就是一个集中的、由我们来领导的革命党。我们不指望会有纯而又纯的、完全符合上述某一种形式的劳工党。在劳工党的发展过程中会有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组成，会有不同的部分，还会产生出不同类型的劳工党——但为了更清楚地描述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们可以认为有这么三种类型。假如劳工党的结构松散到可以接纳我们，那么，不打入劳工党，就是愚蠢的做法。假如我们可以打入劳工党，还能在里面作为一个政党而开展工作的话，那么这样的劳工党就是一个松散的机会主义政党。这样一个党会接纳我们，这个事实本身说明机会主义者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消灭我们的地步。这也算得上是一种比较好的情况。（我现在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党打入劳工党的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只要劳工党一成立，我们——社会主义工人党——就作为它的一个支部打进去。这是一种非常有利的情况。）在形势不那么危急、骚动比较少的时期里，劳工党也可能会在比较平静、安宁的形势中成立，这样的劳工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反动的保守领袖，并且还有一个多少建立了集中制的机构，这样的机构会使得我们无法作为一个党打入劳工党里。于是，我们当然要继续作为一个独立于这个机会主义政党的党存在下去，而我们只考虑派人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倾向、个别地渗入这个劳工党里——但作为一个党，我们将继续留在这么一个集中制的机会主义政党的外面。如果我们能在劳工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一个由我们的领袖来领导的、奉行我们的思想的革命倾向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鼓吹实行集中制，把这个松散的劳工党变成一个集中的党。我们会提出让工人把那些骗子驱逐出劳工党等各种要求。这是第三种劳工党，也是劳工党的演化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我们党要解散，党员要参加到劳工党里，通过这种方式来决定这个劳工党的特性。在第一步，我们应该说：“工人们，你们需要有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党。”至于在纽瓦克的那个党，你们说它不是你们需要的那种党。那就去改造这个党，更换它的领导，至于用什么方法，我们认为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同志们，你们说我们应该把真相告诉工人，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是说，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们都要把全部的真相——从欧氏几何一直说到社会主义社会——说出来。我们没有权利去对工人说谎，但我们必须在他们能够接受的时间和地点，把真相以他们能够接受的形式告诉他们。正是在这里，我们要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地下工作的问题。战争正在不断逼近，我们必须做好开展地下工作的准备。许多同志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了开展地下工作，我们要对自己进行教育，但我们却忘记了要在纽约的劳工党内开展地下工作。这是我们要完成的第一个地下工作，我们不能脱离实际地对自己进行开展地下工作的教育。劳工党的领袖都是统治阶级的政治警察。现在，每当罗斯福的民主党警察阻止不了我们的时候，劳工党的领袖们就会出来阻止我们。罗斯福允许所有人享有集会的自由、享有发表任何言论的自由，但他之所以能允许我们享有这些自由，只是因为他不能随意动用按照宪法组织起来的警察，但他可以动用美国劳联里的、产联里的、拉瓜迪亚的纽约劳工党里的警察，而这些警察是牢固地组织起来的。他们把我们跟工人隔绝开来，不让我们与工人融合起来。问题并不在于将来当罗斯福的官方警察宣布取缔我们之后，我们该怎么做，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去摧毁那些工会和劳工党里面的警察所设下的各种障碍。如果我们承认了自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的话，要怎样打入劳工党里呢？这要看具体情况。为了进行地下革命工作，我会涂改自己的护照，改变自己的名字，并且不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我绝对服从我自己的党的纪律，但当我们打入其他党里时，我们不欠那些（领导着劳工党的）骗子什么东西。对那些（工会和劳工党内的）罗斯福的警察们，这也是一样的。假如我们有能力通过工会的关系，把我们的同志介绍进虚伪的改良主义政党里去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接下来我们该大战一场，他们将会把我们开除出（劳工党）。这种战斗，对那些把我们的同志选进劳工党的工人来说，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有些没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人把我们的同志介绍进劳工党里，并不是因为这位同志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并不在乎社会主义工人党，他们之所以介绍这位同志参加劳工党，是因为他们对这位同志有很高的评价。然后这位同志就可以说：“是的，我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你们知道，我们在沙皇俄国的法庭上，曾经这样开展过工作：十个被捕的同志中，有一个要站出来宣布他是党员，他要抨击资本主义，抨击统治者。其他九个同志就要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跟这个党一点关系都没有。”警察没有足够的证据，就只能放了其他九个同志，然后这九个同志就要回到工会里去继续开展工作。而那个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党员的同志，他的发言就会在全国造成巨大影响。我们现在在工会里、以及在我们自己的党里面，就要完全按照这种办法去做。只有这样做，才能为将来在新的、更困难的环境中开展地下工作做好准备。如果一个同志是作为身份公开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参加劳工党的话，那他就应该万分小心。这不是机会主义；其他人会去配合他，帮助他完成他的工作，但尽管如此，他仍要说：“我绝对忠于党章。我不能说自己完全同意你们，但你们会看到我是忠于党的。”他只是把自己的工作交给其他人来完成这些工作，当然，在我们自己的党的核心小组[3]里，他要给其他人下指示，告诉他们该怎么去做这些工作——这样做不是为了叛卖工人，而是为了瞒骗警察、资本家和工人运动中的骗子们。列宁经常引用这种做法。尽管有无赖，有叛徒，我们仍然要渗入群众中去。我们要像瞒骗警察那样去瞒骗无赖和叛徒。我们的同志现在经常跟改良主义者、工会官僚一起工作，一起反对斯大林派，在瞒骗这些人的方面，我看我们的同志做得还不够。现在的情形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在洛杉矶，在差不多每个有我们的同志打入工会的地方，我们的同志都表现出是好工人，在工会运动中是真诚的、乐于奉献的工作人员。在墨守成规的旧派工会官僚们看来，我们的同志要比斯大林派的骗子更好。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同斯大林派的骗子、野心家之间的矛盾。我们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工会中的进步力量（其实是保守力量）去反对斯大林派的破坏者，但我们必须提供辅助性的帮助。第544分会主席斯科格伦德[4]同志（在日常工作中）不应作为第四国际的代表发言，因为他必须万分谨慎，但必须立即组织一个能干的核心小组去配合他的立场，帮助他开展工作；如果对工会的领导没有做好，让我们的一个党员被开除的话，斯科格伦德就要说：“我反对开除他。”但斯科格伦德自己不会被开除。我相信，工会中最有战斗力的成分，应该是我们的青年，他们不会反对我们参加劳工党的运动，而是会参加进劳工党内，即使这个劳工党是非常机会主义的。他们必须参加进去，这是他们的责任。我们的青年同志把过渡纲领和劳工党截然分开，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过渡纲领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但对美国来说，过渡纲领和劳工党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我认为，我们有些青年同志虽然接受了过渡纲领，但却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它的意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把这种形式上的区分看得这么重要了。[1]在《列昂·托洛茨基论美国的劳工党》（LeonTrotskyontheLaborPartyintheUnitedStates，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Press]）一书里，7月23日的讨论中的头两段和最后一段被错编进了7月20日的讨论里。经过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同意之后，这篇讨论得以重印。——原注[2]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激进社会党是法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之一。它其实既不激进，也不信奉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大致相当于美国的民主党，不同的是，它有反对教权的传统，并且是共济会的大本营。——原注[3]此处的“核心小组”是指由打入劳工党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在劳工党内建立的党组织。——译注[4]卡尔·斯科格伦德（CarlSkoglund,1864——1961），1938年至1940年间任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第544分会主席，他于1911年从瑞典移民美国。1914年加入社会党，并成为社会党的斯堪的那维亚移民联合会中的左翼领导。1920年参加创建共产党。1928年被开除出共产党后，他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随后参加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党。——原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经济的波动是如何影响群众情绪的（1938年7月2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经济的波动是如何影响群众情绪的（1938年7月20日）问：在下一个阶段里，如果美国资本主义再度“繁荣”起来，出现了经济增长的话，那这对以过渡纲领为根据的我们的活动会有什么影响呢？托洛茨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它综合了许多未知的因素和量值。第一个问题是：在不远的将来，（经济）是否有可能出现行情性的改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对于一个并没有天天看各种图表的人来说，就更难回答。根据我从《纽约时报》（NewYorkTimes）上看到的报道，专家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把握。上周日的《纽约时报》的商业指标显示出了迷惑的、混乱的倾向。上一周里出现了衰落的迹象，两周前又似乎出现了上升的势头，来来回回都是这样。我们认为，总体形势表明新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如果你把这个总体形势当成图表来看的话，在今年一月之前，它几乎是呈直线下跌的，然后这条线就变得犹豫起来——变成了之字型的、有升有降的线，但它从整体上来说还是表现出了衰退的趋势。但是，今年里衰退的势头无疑要比去年的九个月里要慢。如果我们把1929年的不景气定为上次（经济危机）时期的开始时间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经济形势再次好转之前，经济危机持续了差不多三年半，而经济好转的时期，如果把一些小规模的起伏都算上的话，那就算持续了四年半——这就是罗斯福的“繁荣”。由此可以得出，上次（繁荣与衰退的）周期的长度是八年，其中三年半是危机，四年半是相对的“繁荣”，八年现在被认为是一个资本主义周期的正常时间。现在这次新危机是从1937年8月开始的，在九个月里，它就达到了上次危机用了两年半才达到的那种程度。现在要想预测出经济形势什么时候会开始好转，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们从危机的严重程度来研究这次新的不景气的话——我再说一遍：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达到了上次危机花了两年半才达到的那种程度——那它还没有达到上次危机的最低点。如果我们从时间角度来研究这次新危机的话，（这次资本主义周期的长度可能是）九年、七年或八年，因此，新的（经济）好转，可能还不会这么早就到来。所以我才反复说很难进行预测。这次新危机必然会像上次危机那样，一定要等它恶化到了最糟糕的程度（才开始好转）吗？很有可能，但谁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这次新周期的特点在于，“繁荣”并没有达到上次繁荣的高度，但我们不能从这个事实中，抽象地作出有关（这次危机的）最低点的结论。罗斯福繁荣的特点在于，繁荣主要是由轻工业造成的，而不是由建筑业和重工业造成的，这使得繁荣只能发展到非常有限的程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危机到来时才会造成如此巨大的灾难，因为这次新周期并没有坚实的重工业基础，尤其是建筑业的各种产业；建筑业的特点就是：只有有了长期的远景，它才会得到新的投资。我们现在可以在理论上推测出：新的（经济）好转将不仅仅是建筑业——总的来说，是重工业——的好转，这是由于尽管在上一时期里，机器被消耗掉了一部分，但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更新，所以现在对机器的需求将比上个时期更大。这有可能使这次的经济好转，比上次的程度更高、更牢固可靠。我们对资本主义作出的总体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已经病入膏肓，正处于衰退之中，它造成了越来越多的苦难。经济好转的情况，与我们对资本主义作出的总体分析完全不矛盾。军方对公共防灾工程项目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为了使现在和未来的局面更好，国家就要变得更穷。我们可以把这种代价巨大的局面比作整个有机体。这有可能被认为是新的战前局面的，但它什么时候才会开始呢？经济还会继续衰退下去吗？有可能——非常可能。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在下一时期里，可能将有不止一千三百万或一千四百万人失业，而是有一千五百万人失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说的关于过渡纲领的一切都将在所有方面得到加强，可我们现在却在假设未来几个月、半年或一年里经济将出现好转。这种好转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至于第一个问题，即如果经济真的出现了好转，那对我们党的总前景是否会更好，我看可以明确地回答说：是的，这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更好。没有任何理由去认为美国资本主义能在下一时期里自己变得健全起来，消化吸收那一千三百万失业者。但问题是，如果用非常简单的算数形式来阐述它的话，那就是——如果未来一两年内，各产业能吸收一千三百万失业者中的四百万的话，那就还剩九百万失业者。从革命运动的角度来看，这是否会更有利呢？我认为，可以明确地回答：是的。现在美国的情况是这样的：它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但却出现了非常革命的形势，而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还很落后。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起伏——明显的经济起伏，上下波动——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们是次要的特点，但从短期来看，它们会立即对几百万工人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如今它们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种起伏具有非常重大的革命意义。这种起伏能逐渐使工人摆脱保守的心态；这种起伏迫使工人去弄明白所发生的一切，去寻找出路何在。这种起伏每发生一次，就会让工人中的一些阶层走上革命的道路。说得更具体一点，美国工人现在处于一种僵局之中——就像在一条死胡同里。产联这个大规模运动，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它不是由革命党领导的，而它的困难又非常严重。从另一方面来说，（产联内）革命的部分却又太弱小，不足以使这个运动发生剧烈的转折，不足以让它走上政治的道路。想像一下，假如在下一时期，有四百万工人进入各产业的话，这不会减缓社会中的对抗状态，反而会使对抗更加尖锐。假如各产业能吸收一千一百万或一千三百万失业者，那就意味着阶级斗争将长期缓和下来，但它们只能吸收一部分失业者，大部分失业者还是找不到工作。每个失业者都认为被雇佣的人有活可干。他会去找活来干，找不到活的话，他就会参加失业者运动。我认为，在这个时期里，我们提出的“（工资和工时的）活的计算法”这个口号，将会大受欢迎。也就是说，我们要以通俗的形式，为所有人争取像样条件下的工作，我们应该这么说：“我们必须让所有人都找到工作，得到像样的工资，过上像样的生活。”上升——经济上升——的第一个时期可能会（对我们）非常有利，尤其是对（工资和工时的活的计算法）这个口号更是有利。我相信，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即工人自卫、建立工人民兵的口号，也将在（经济上升的时期里）找到合适的土壤，找到一个立足点，因为在经历了有限的、不确定的经济好转后——资本家们变得非常焦虑，非常急于获得短期利润，他们会对工会产生极大的敌意，因为工会碍了他们的事，不让他们的利润也（随着经济的好转而）升高。在这种条件下，我相信会有许多老板去学习黑格的。劳工党问题已经摆在了工会面前。当然，由于新的繁荣，产联可能会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测出：行情的改善，可能会把劳工党问题往后推延。这并不意味着（劳工党口号）会失去它在宣传上的全部重要性，但却会失去它的尖锐性。那么我们就要做好让（工人阶级的）进步部分接受这个观点的准备，并且新的危机过不了多久就要来临，在它来临时我们要做好准备。我认为，“黑格主义”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所以，新的繁荣、新的（经济）好转，都可能使我们拥有更大的可能性。新的（经济）好转的出现，将意味着：尽管在经济上升时期，（阶级）冲突仍很激烈，但明确的危机、明确的（阶级）冲突将会被推迟几年，这样我们就能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做好准备，因为我们现在还很弱小，美国工人也还没做好准备。但即使是新的（经济）好转也只会给我们非常短的时间——在社会危机中，美国工人的思想觉悟与他们的手段是平衡的，而这种不平衡是可怕的。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觉得，我们必须给出一些具体的成功例子，而不能仅仅将自己的工作局限于提出理论上的好建议。你们看看新泽西的形势吧，这不仅是对社会民主党的重大打击，同样也是对工人阶级的重大打击。黑格只是个开始。我们也才刚刚开始，但黑格要比我们强大一千倍……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必须把官僚和新贵族从苏维埃中清除出去”（1938年7月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必须把官僚和新贵族从苏维埃中清除出去”（1938年7月4日）（编注：在《过渡纲领》中，托洛茨基提出了“必须把官僚和新贵族从苏维埃中清除出去”的要求，约瑟夫·卡特[1]对这个要求表示反对，对此，托洛茨基于1938年写了这篇文章，作为对约瑟夫·卡特的答复。托洛茨基捍卫这个口号，将这个口号作为苏联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反抗极权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的纲领的基本组成部分。）关于本文开头出现的这个口号，我曾收到过一些批评，这些批评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因此，值得以（公开的）文章来答复，而不是以私人书信的方式来答复。首先，我们先引用一下反对意见。“把官僚和新贵族从苏维埃中清除出去”这个要求忽视了——用我的通信对象的话来说——正在官僚和贵族中间发生的尖锐的社会冲突——正如过渡纲领草案中的另一段所提到的那样，官僚和贵族中间的一部分将会走向无产阶级的阵营。这个要求（把官僚和新贵族从苏维埃中清除出去）规定了错误的（“定义不清的”）基本立场，根据这个基本立场，有几千万人——包括技术工人在内——要被剥夺公民权。这个要求与纲领草案中的一段话相矛盾，在这段话中提到：“没有各苏维埃政党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工人和农民将通过他们自己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们承认哪些党派是苏维埃政党。”这封信的作者继续写道：“无论如何，都没有任何正当的政治理由，去预先地剥夺今日俄国社会中（某个）社会集团的所有人的公民权。剥夺集团或个人的公民权的做法，应该根据集团或个人反对新苏维埃政权的暴力性政治行为而进行。”最后，这封信的作者还指出：“剥夺公民权”这个口号是第一次提出的，关于这个口号还没有进行过讨论，所以，还是把这个问题推迟到以后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在会上进行彻底的、全面的考虑为好。这就是我的通信对象所提出的理由和论点。不幸的是，我一点都不能同意。这些理由和论点所体现出来的，是刻板的、法庭式的、纯粹从宪法角度来分析问题的态度，而这个问题，却必须从革命—政治的角度来处理。这根本不是在新的苏维埃政权决定性地建立起来之后，要把哪些人从新政权中赶出去的问题；我们可以平静地把草拟新苏维埃宪法的问题留到未来处理。问题在于如何除去苏联官僚阶层，如何除去这个压迫和掠夺工农、把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引向毁灭、并已经成为国际革命的主要绊脚石的苏联官僚阶层。我们很久以前就得出了这个结论：要做到这一点（除去官僚阶层），只能通过暴力来推翻官僚阶层，也就是说，通过新的政治革命来推翻它。当然，在官僚队伍中，还是会有像里斯[2]那样真诚、革命的部分存在。但他们人数不多，无论如何，他们都无法决定官僚阶层的政治面貌——官僚阶层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由热月分子组成的阶层，它的顶端是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集团。我们也许可以确定：劳动者的不满越明显，官僚内部的分化就会越深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理论上理解群众对作为统治阶层的官僚阶层的仇恨在政治上发动起这种仇恨，并把这种仇恨组织起来。只有在反抗官僚阶层的起义中，才能诞生出真正属于工农的苏维埃。这样的苏维埃将会与官僚阶层的军警机关发生艰苦的对抗。那么，在起义还在进行时，我们怎么能让这场起义所反对的那个阵营的代表进入苏维埃呢？以前已经提到过了，我的通信对象认为：定义官僚与贵族的标准是错误的、“定义不清的”，因为这种标准会导致几千万人被预先排斥（于新生的苏维埃之外）。这封信的作者所犯的最主要的错误，就在这里。现在的问题，不是以合乎宪法的“判决”来实行对（参加苏维埃的）的法律限制，而是相互斗争的阵营的真正的自决问题。只有在明确、坚定的斗争中，才能产生出苏维埃。在这个运动中，将会有劳动者的各个阶层参加进去，苏维埃就是由这些阶层组成的。苏维埃的重要性就在于：它的组成，不是由刻板的条件来规定的，而是由阶级斗争的动力来决定的。苏联“贵族”中的各具体阶层，将会在革命工人的阵营与官僚阶层的阵营中间摇来摆去。这些阶层是否能进入苏维埃、以及什么时候能进入苏维埃，将取决于斗争的整体发展，取决于卷入这场斗争的苏联贵族阶层中的不同集团的态度。官僚阶层和贵族阶层中，在革命过程中走到了起义者一边的那些部分，肯定将会在苏维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到了那时候，他们不是以官僚和“贵族”的身份参加苏维埃的，而是以反抗官僚阶层的起义的参加者的身份参加苏维埃的。清除官僚的要求绝不会与让各苏维埃政党合法化的要求相抵触。实际上，这两个口号是互补的。目前，苏维埃是官僚阶层的装饰性附庸。只有清除了官僚阶层——没有革命起义，这是不可想像的——才能让各种派别和政党在苏维埃内重新进行竞争。“工人和农民将通过他们自己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们承认哪些党派是苏维埃政党。”——纲领草案中是这么写的。但正因为如此，把官僚阶层从苏维埃中清除出去，才成了首要的必要条件。此外，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代表了第四国际队伍内的什么新东西的话，那他就错了。它的表达方式可能是新的，但它的内容却不是什么新东西。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改良苏联政治体制的观点。我们曾经希望，通过组织（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去施压的方法，左翼反对派就有可能帮助官僚阶层内的进步势力去改良苏维埃制度。这个阶段是不能跳过的。但是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却证明了：和平地改造党和苏维埃，这种前景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从改良的立场转到了革命的立场上来，也就是说，要通过暴力来推翻官僚阶层。但是。在进行起义推翻官僚阶层的同时，又怎么能让官僚阶层在起义的机关里占有合法地位呢？如果我们对摆在苏联工农面前的革命任务进行了认真彻底的思考的话，就会承认本文开头的口号是正确的，是不言自明的和紧迫的。所以我认为国际会议应该同意这个口号。[1]约瑟夫·卡特（JosephCarter，1910—1970），又名约瑟夫·弗里德曼（JosephFriedman），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1940年同马克斯·沙赫特曼、詹姆斯·伯纳姆（JamesBurnham）等人一起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译注[2]伊格纳斯·里斯（IgnaceReiss），苏联政治保卫总局特工，1937年夏天与斯大林决裂，参加了第四国际。1937年9月4日，他在瑞士洛桑附近被苏联特工杀害。——原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列夫·托洛茨基案》导言（乔治·诺瓦克，1968年3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列夫·托洛茨基案》（1937） 《列夫·托洛茨基案》导言 乔治·诺瓦克著（1968年3月1日） 田七译（2021年4月重校） 这本书是“审查莫斯科大审判对列夫·托洛茨基之指控的预备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的完整笔录。众所周知，在1937年3月，“美国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成立了这个独立而公正的杜威委员会（译注：因其主席为约翰·杜威，因此而得名）。 调查委员会的目的仅仅是：核实与莫斯科大审判的诉讼有关的所有可获悉的材料，并给出评判。在莫斯科大审判中，托洛茨基与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是主要的被告人。1937年4月10-17日，在这位流亡的革命者位于墨西哥城科约阿坎区的家中，调查委员会的分支委员会先后举行了十三场听证会。委员会听取了托洛茨基及其秘书让·弗兰克尔的证词，盘问了这两位证人，听取了托洛茨基对其所受指控的答复以及他对苏联政府的反诉。为了澄清事情的真相，委员会接收了托洛茨基应要求提供的书面证据。 杜威委员会的成立与活动，是和20世纪30年代最为重要的、最为悲惨的政治事件紧密相连的，这就是由斯大林发动的漫长的血腥肃反与莫须有的审判。斯大林借此来巩固他在苏联的恐怖主义独裁。 从1936-1938年，斯大林的党羽策划了四场关键的政治审判。第一场是所谓的“十六人审判”，被告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姆拉齐多夫斯基等人；[1]第二场是发生在1937年1月的所谓“十七人审判”，被告包括皮亚塔科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穆拉诺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等人；[2]其后的一场审判则是发生在1937年6月的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一群红军最高级军官的秘密审判；最后一场则是发生在1938年3月所谓的“二十一人审判”，被告包括雷科夫、布哈林、克列斯京斯基、拉科夫斯基、雅科达等人。[3] 列宁时代苏共政治局里的所有成员，除了斯大林之外，都被送上了被告席。托洛茨基虽然流亡在外，却是这几场诉讼的主要被告人。他与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们被指控密谋暗杀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策划破坏苏联的国民经济与军事力量、杀害大批苏联工人。他们也被指控犯有如下罪行：在俄国革命早期为英国、法国、日本与德国的间谍活动卖命，与希特勒及日本天皇的代表分别签订秘密条约，割让大片的苏联国土给德国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除托洛茨基一个人之外，莫斯科审判席上的所有被告人都低声下气地“供认”了他们的“罪行”。 在这些备受关注的审判背后，是对苏联各类人群（党员、军人、共产国际领袖、知识分子、政府公务人员、普通工人和农民）的一系列可怕的政治清洗。到目前为止，由于后斯大林主义政权拒绝公布莫斯科大审判的真相，除了知道被牵连者达上百万人以外，我们无法了解到受害者的确切人数。 斯大林并没有放过他最亲近的同事与家人。即使是他的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4]和叶诺夫[5]。这两个人曾参与策划早期的审判活动，也在后来惨遭杀害。 斯大林逮捕与处决了几乎所有参加过俄国革命的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参加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逮捕。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39名成员中，有98人被逮捕。连同三位苏联元帅在内，75000名红军干部中有1/3-1/2的人遭逮捕或枪决。 20世纪30年代的这些政治清洗，使得所有亲历十月革命的各政党领袖被屠杀殆尽（正是他们把政权让给了布尔什维克党），他们未能活到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五周年的那一天。斯大林的忠诚助手莫洛托夫是唯一的幸存者，他在1958年蒙羞离职。这些政治恐怖在苏联社会m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疤。如今苏联几乎所有家庭都蒙受着阴影。 1937年4月，分支委员会在墨西哥举行听证会的时候，正值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与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之间。在1936年3月-1937年1月的审判中，在未得到任何机会去申辩的情况下，托洛茨基和谢多夫都被宣告罪名成立。他们都在各国的媒体上否认莫斯科方面的指控，并控诉苏联政府使用伪造的证据来定罪。事实上，莫斯科方面所作的判决，仅仅是依据被告们在公审中被迫“坦白”的证词。 在被指控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领袖中，托洛茨基是当时唯一逃脱了斯大林魔掌的人。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审判时，托洛茨基要求莫斯科方面将自己从挪威引渡回国。当时，他以苏联流放者的身份在挪威居住。本来这能让他有机会出席挪威特别法庭。然而，在克里姆林宫大使巨大的经济与外交施压下，挪威政府拘押了托洛茨基及其妻子。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他被迫保持沉默，无法回应针对他的荒谬控诉。[6] 托洛茨基被剥夺了在依法组成的法庭上答复他所受指控的任何机会。因此，在1937年1月，托洛茨基得到了墨西哥政府的政治庇护后，他立即公开要求成立一个国际性的调查委员会。他希望该调查委员会由无可指摘的社会知名人士组成，以便听取他的证词，审查能够证明自己与谢多夫无罪的书面证据。 1937年2月9日，纽约竞技场剧院举行了大型集会。托洛茨基从墨西哥通过电话向集会发表演讲，作了如下引人注目的声明：“如果该调查委员会判定在斯大林给我捏造的所有罪行中，哪怕有丝毫属实之处，我发誓将自愿把自己交由格别乌（作者注：苏联秘密警察）的刽子手们处置。”[7] 莫斯科大审判引发了争论与不安，其真实性受到了公众的广泛质疑，许多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反映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调查委员会的审查是绝对合理的。托洛茨基本人有权出席法庭并确认这些指控的真实性。这不仅是为了捍卫他作为革命者的名誉与尊严，而且还是为了尝试去阻止政治审判与处决运动的蔓延。 调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包括： ●委员会主席约翰·杜威（JohnDewey），他是美国第一流的哲学家和自由主义者； ●奥托·吕勒（OttoRuehle），卡尔·马克思的传记作者，德国国会的前议员。在1914年至1915年，只有他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国会中投反战票； ●本杰明·斯托尔伯格（BenjaminStolberg）和苏珊娜·弗莱特（SuzanneLaFollette），他们是美国记者； ●卡尔顿·比尔斯（CarletonBeals），拉丁美洲事务的专家； ●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Rosmer），在1920—1921年，他曾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文德林·托马斯（WendelinThomas），1918年11月威廉港水兵起义的领导人，后来是德国国会的共产党议员； ●爱德华·A·露丝（EdwardA.Ross），威斯康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 ●约翰·张伯伦（JohnChamberlain），曾是《纽约时报》的自由主义评论员； ●卡洛·特雷斯卡（CarloTresca），著名的意大利裔美国无政府主义领袖； ●弗朗西斯科·萨莫拉（FranciscoZamora），墨西哥记者。 上述名单的前五人另外组建了赴科约阿坎的分支委员会。约翰·芬纳蒂（JohnFinerty）在分支委员会中担任法律顾问，他曾在美国著名的政治审判（例如汤姆·穆尼案与萨科—范赛蒂案）当中作无罪辩护，并因此扬名。来自芝加哥的阿尔伯特·戈德曼（AlbertGoldman）担任托洛茨基的律师。 杜威委员会的成员们在政治观点与意识形态上各持己见，而且都不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但是，他们都关心历史真相，希望能够核实托洛茨基案涉及的所有事件。在法国、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组建的其它调查委员会也委以他们相同的重任。 在墨西哥的取证工作，是持续了数月之久的艰苦调查。1937年9月21日，杜威委员会在纽约公布了它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1）莫斯科审判的运作过程，使任何秉持公正态度的人确信，它并未作任何努力去查明事情的真相；（2）我们极为严谨地审核了（莫斯科审判中被告们的）悔罪书。由于这些悔罪书本身是莫须有之物，无论它们是以何种方式写下的，本委员会认定它们与真相相抵牾。” 因此，杜威委员会认为莫斯科审判不过是一场政治陷害，托洛茨基和谢多夫并没有犯下公诉方所指控的全部18项罪名。（1938年，哈珀兄弟出版公司以《无罪》为题，发表了完整的调查委员会报告，作为本书的姊妹作） ※※※ 这一裁决是在距今三十年前作出的。自此之后，世界各地的有识之士，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大多数的共产党国家，逐渐认识到斯大林为了对抗他的政治对手而犯下的丑恶罪行。 在斯大林死后，苏联当局以自己的方式承认了这一事实：他们控诉已死去的独裁者斯大林，为部分逝去的受害者恢复名誉（托洛茨基除外）。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在其所作的著名秘密报告中，部分地透露了斯大林大屠杀的弥天罪恶，以及斯大林党羽们的拷问手段，被告们被迫自我污蔑，被迫做假证。[8]如今，莫斯科大审判的真正罪人斯大林露出了他的真面目，越过了被他玷污的尸体所堆成的山，这个险恶的人物攀爬到了国家权力的巅峰。杜威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与结论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很有可能要等到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被苏联人民的诚实代表们赶下台后，我们方可目睹对斯大林罪行的完整而详尽的解释。[9]到那时，所有的政治审判与肃反将被审查，所有受害者的名誉将被恢复。这本书将有助于这一任务的落实。 这本书还具有其它价值。在为期13天的听证会中，托洛茨基必须参加由他的律师主持的深挖细究的讯问，以及由调查委员会及其法律顾问主持的盘问。托洛茨基不仅要揭露莫斯科方面的荒谬指控，还必须详细叙述他革命生涯中的主要事件，解释他的信仰，描述与解释从列宁时代到斯大林掌权后苏联所发生的令人困惑的一系列变化。托洛茨基不得不分析在俄国与国际共运中发生的派系斗争，描述身处这些斗争的领导人物，并且论述斯大林与他在不同时期的激烈论争（正是这些论争，引发了针对托洛茨基本人的大审判）。 我作为“美国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的全国书记参加了这些听证会。我清楚地记得在狭长而封闭的屋内那种紧张的气氛。一天紧接着一天，托洛茨基费力地用他生硬的英语回答所有质问。这是一场令人惊叹的智慧展现。 “最后，没有一个问题未被回答，没有一个重要的争议焦点未被澄清，没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未被阐明，”艾萨克·多伊彻在他的著作《流亡的先知》中写道：“大部分生涯都在科学辩论中度过的杜威始终是托洛茨基世界观的反对者，但13年后，当他回首往事时却热情赞美说：‘托洛茨基以其卓越的智力组织了大量的证据和论据，揭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与案件有关的每一事实的意义’。托洛茨基严谨的逻辑足以补偿他那笨拙的语句，他思想的清晰穿透了他所有的语言错误。为了驱散其话题的沉闷，他甚至还常开开玩笑。但首先是他正义的事业使他能够克服一切外在的局限和压制。他矗立在那儿，就像真理本身，不加任何渲染，不加任何遮掩，手无寸铁，毫不设防，但依然高大宏伟、不可战胜。”[10] 因此，这些听证会的笔录概述了和俄国革命与苏联有关的事件、人物与问题，不仅涉猎广泛，而且很有价值。这些笔录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对许多问题的观点与立场。 在听证会的最后一天，托洛茨基作了总结陈词。在发言的结尾，他重申了自己对毕生奉献的社会主义事业终将取得胜利的信心。对在场的人而言，托洛茨基的悲剧性际遇使得他的言语更加动人： “尊敬的委员们！我的生活经历中既不乏成功，也不乏失败，这不仅没有毁掉我对光辉灿烂的人类未来的信念，反而使它更强烈了。这是对理性、真理、人类和谐的信念，我在18岁时就抱着这一信念进入了俄国外省的尼古拉耶夫市的工人区。此后我一直完全、彻底地坚持这种信念。现在它更加成熟了，而热情却并没有消退。”[11] “面对在座诸位，面对主席杜威先生——他是一位坚定不移的道德楷模，他原本可因高龄而有权利回避政治竞技场上的冲突，我目睹到对革命乐观主义的强大助力，新鲜而令人印象深刻。而革命乐观主义正是我生命的基本要素……” 当这位普罗米修斯般的革命家结束了他深刻而富有激情的演说后，听众们沉浸在一片肃静当中。夕阳的余晖开始洒进屋外的庭院。“我说什么也只能是破坏气氛。”白发皤然的约翰·杜威先生评论道。随后他宣告听证会的结束。听证会的全部内容将在本书的后续章节展现给大家。 乔治·诺瓦克 1968年3月1日 [1]即在1936年8月19-24日对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案件的审判。“据侦查与庭讯之结果，法庭判定：于一九三二年秋，托洛茨基匪徒与季诺维也夫匪徒之秘密反革命团体，曾根据托洛茨基匪徒在苏联的秘密组织领导人斯米尔诺夫所得的托洛茨基的指令，而成立了联盟，并组织了‘联合总部’……这两个反革命团体，是在主张采用个人暗杀手段以危害联共（布）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之基础上，而联合起来。”详见《托洛茨基叛国集团案、布哈林叛国集团案、贝利亚叛国集团案资料选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1页；后来，苏联当局对此案件开展了复核与平反工作。“综上所述，调查证明，1927年以后，原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不曾与党进行过有组织的斗争，彼此之间无论在恐怖主义基础上，还是在其他基础上也不曾联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根据约·维·斯大林的当面授意并在他直接参与下人为制造的……鉴于上述情况，1988年6月，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1936年8月24日对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案件的判决，为所有被判刑人平反并因其行为缺乏犯罪要素而终止诉讼。”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联检察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等部门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案的调查材料》，沈志华、徐天新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53-754页。 [2]即在1937年1月举行的所谓“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审判。“一九三三年，依照一九二九年被逐出苏联国境之人民公敌托洛茨基之直接指示，除当时业已存在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所组织之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暗杀总部’外，同时又在莫斯科设立了秘密的反苏联的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基本任务为：推翻苏联境内的苏维埃政权，恢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其所采取的方法是：进行暗害、军事破坏、间谍和暗杀工作，以破坏苏联之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加速武装侵犯苏联，帮助外国侵略者并使苏联在战争中遭受失败。”详见《托洛茨基叛国集团案、布哈林叛国集团案、贝利亚叛国集团案资料选辑》，第345—346页；后来，苏联当局对此案件开展了复核与平反工作。“各项指控均被认定经不起推敲，其中包括指控尤·列·皮达可夫、格·雅·索柯里尼科夫和卡·伯·拉狄克建立据说宗旨为在苏联推翻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以及指控所有被判罪者进行间谍、恐怖和反革命恐怖活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联检察院、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等部门关于“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的调查材料》，沈志华、徐天新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第787页。 [3]即所谓的“右派与托洛茨基同盟”案。“‘右派与托派同盟’反革命和间谍团体，其目的在推翻现存于苏联之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而以分化、破坏、恐怖、侦探、叛变施于苏联经济和国防力量，援助外国侵略者击败和瓜分苏联为其方法。”详见《托洛茨基叛国集团案、布哈林叛国集团案、贝利亚叛国集团案资料选辑》，第376页。 [4]即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1918年，他进入契卡在彼得格勒的分支机构工作。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遇刺身亡，在斯大林的授意下，雅戈达发动了大清洗运动，他和安德烈·维辛斯基紧密合作，组织了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老布尔什维克被定罪枪决。1937年，雅戈达被捕，并被指控为人民公敌、纳粹德国间谍、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和阴谋篡权者，他同其他20人被送上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法庭之上。1938年，他被定罪枪决。 [5]即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 [6]“奥斯陆谣言蜂起，说苏联大使还威胁要中断与挪威的贸易关系，于是船舶公司和捕鱼业要求政府在此经济萧条、失业众多的形势下不要让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大臣们害怕与俄国的关系破裂，担心由于这个问题会在大选中落败。因此，尽管他们知道托洛茨基把挪威作为搞恐怖活动的基地这种说法纯属捏造，尽管他们在答复苏联照会时也否认了这一点，终于还是对压力屈服了。但他们也无法驱逐托洛茨基，因为还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纳托洛茨基。他们也无法把托洛茨基引渡给并未要求引渡他的苏联政府，尽管托洛茨基向斯大林发出了挑战，似乎在刺激他提出这一要求（该要求有可能迫使挪威法庭调查此案，从而可以给托洛茨基一个驳斥这些指控的机会）。由于担心允许托洛茨基当众辩护的决定会惹恼莫斯科，所以大臣们决定把托洛茨基扣押起来。”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施用勤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295-296页。 [7]见托洛茨基的《我赌我的生命！》，该文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托洛茨基”专栏有登载。 [8]见《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1956年2月25日凌晨）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宣读了这份报告。 [9]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88年书写的一份报告列出了斯大林时代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数的基本情况。“研究国家安全机关的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有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由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详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三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镇压事件材料复查委员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25页。 [10]原文注：艾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TheProphetOutcast），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381—382页。（译者注：见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施用勤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340页） [11]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施用勤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339页。
完成纲领并运用它（1938年6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 完成纲领并运用它 （1938年6月7日） 托洛茨基：纲领的意义就是党的意义。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是经过精挑细选、由（阶级中）最有觉悟、最先进、最乐于奉献的那部分人组成的，党可以发挥重大的、历史性的政治作用，这与其人数并没有直接关系。一个人数很少的党都有可能发挥重大作用。比如说，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派人数不超过一万人，孟什维克派则有一万到一万两千人，最多不超过这个数。当时这两派还在同一个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所以党当时总共只有两万到两万两千名党员。党之所以能领导遍及全国的苏维埃，是因为它有正确的政策，以及它的凝聚力。有人也许会提出异议，说俄国的情况跟美国或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俄国无产阶级是完全新生的，它没有工会的传统，也没有保守的改良主义传统。这个工人阶级非常年轻，没有经验，因此它需要领导，并寻求这种领导，所以尽管党只有不到两万两千名党员，但它还是在斗争中领导了两千三百万工人。 那么，党是什么呢？党是靠什么凝聚起来的呢？党是靠对各种事件、各种任务的共识凝聚起来的，而这种共识——就是党的纲领。现代工人跟野蛮人不一样，现代工人没有工具就干不了活，同样的，在党内，纲领就是党的工具。没有纲领，每个工人就得去临时准备工具，去找些工具来凑合着用，而这些工具往往会互相抵触。只有当我们有了一个根据共同的观念组织起来的先锋队之后，我们才能行动。 有人可能会说，在有纲领之前，我们还不是照样行动嘛。但这个纲领是用不同的条文、不同的提议等表达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纲领草案并不是什么新发明的预兆，它不是由一个人写成的，而是一直以来的集体工作的结晶。为了能让同志们对形势和共识有个概念，这个结晶是必需的。对于在党内推行共同思想、共同态度的做法，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怕得不敢赞成。他们反对这种做法，而希望能有道义上的、精神上的纲领。但对我们来说，这个纲领是共同经验的结果。（我们）不把它强加给任何人，因为任何加入党的人，都是自愿加入的。 我认为，在这方面，必须强调我们所说的自由与必然性的矛盾。小资产阶级老是说我们应该享有个人自由。个人自由只是一种幻想，一种误解。我们并不自由。从形而上学的哲学来说，我们并没有自由意志。当我想喝杯啤酒时，我像个自由的人一样行动，但是，对啤酒的需求，并不是我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我的身体里产生出来的。我不过是（这种需求的）执行者罢了。但至少我能理解自己身体的需求，并能有意识地满足这些需求，这样我就有了种自由的感觉，通过理解必然性而达到自由。这种对我身体的必然性的正确理解，正是所有动物所能获得的唯一一种真正的自由，而人是一种动物。对阶级来说，这也同样是正确的。阶级的纲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有在我们理解了必然性之后，才能形成纲领。我的身体是一个例子，另一种例子则是社会的必然性。纲领表达了这种必然性，我们学会理解之后，由于这种必然性对阶级的全体成员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就能对任务达成共识，对这种必然性的理解，就是纲领。 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我们党的纪律必须非常严格，因为我们是一个革命党，要同一大帮对自身利益有着高度自觉的敌人战斗，而且我们不光遭到了资产阶级的攻击，斯大林派——资产阶级最狠毒的代理人——也在攻击我们。绝对的纪律是必需的，但纪律必须从共识中产生。如果没有共识就把纪律强加于党员头上，那这种纪律就只能是枷锁。如果它是从理解中产生的，那它就是个人品格的体现，否则就是盲从。所以，纪律是我的个人自由的体现，而不是个人意志与党之间的障碍物，因为我是遵循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入党的。纲领也要以此为根据，只有当我们很好地理解了它之后，这个纲领才能成为可靠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 纲领草案还不是定稿。我们可以说，在这个纲领草案里，还缺少什么东西，而且有些东西，根据它们的本质，是不该属于这个纲领的。不该属于这个纲领的东西，是那些嘴仗。这个纲领里不光有口号，还有跟对手打的嘴仗。但纲领还没定稿。在定稿中，应该对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出理论上的说明。在这个草案里，关于造成危机、失业增长等问题的原因，只在第一章里简短扼要地分析了一下，因为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已经在文章和书籍中写过了。（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写得更多、更好。但出于实际的打算，草案里写的已经足够了，因为（草案里写的）我们（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跟（我们在其他文章和书籍中写的）一样。纲领的开头都还没写完。第一章只是个提要，而不是完整的表述。纲领的结尾也没写完，因为我们还没谈到社会革命，没谈到通过起义夺取政权，没谈到把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把（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只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入门的台阶。这个纲领是行动的纲领，是为了从今天开始、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那天为止的行动准备的。从实际的角度来看，现在最重要的，是在领导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如何去指导无产阶级的不同阶层。我们听说，纽约的同志们现在已经开始组织一些小组，这些小组不仅研究和批评纲领草案，还在研究向群众提出纲领的方法和手段，我看这是我们党所能利用的最好方法。 这个纲领仅仅是初步的草稿，就这个意义来说，它还太一般化，不够细致，在下一阶段里，要将它提交国际会议（讨论）。它说明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在这个纲领里，我们有一章是专门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有一章是讲法西斯国家的，一章是讲苏联的，等等。世界形势的总特点很明显是共通的，因为世界各地都受着帝国主义经济的压力，但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情况，真正的、活的政治活动必须根据各国的、甚至是一国内的各地区的独特情况来进行。所以，认真研究这个纲领，是每个美国同志的第一要务。 在具体运用纲领的过程中，有两种危险。第一种是仍然停留在抽象的总路线上，总是反复喊口号，却不把口号同当地工会的实际联系起来，这就会走到抽象的、宗派主义的方向上去；另一种危险与第一种相反，这种危险就是过分迎合当地情况或特殊条件，丧失了革命的总路线。我认为，在美国，发生第二种危险的可能性要比第一种更大。我记得，在军事化问题和武装纠察队等问题上，这种危险表现得最突出。有些同志曾担心这些事情对于工人来说不现实。 前几天我读了一本法语书，作者是一个意大利工人，他写的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作者是个机会主义者。他曾是社会党人，但有意思的不是他的结论，而是他所叙述的事实。他专门描写了1920年至1921年间的意大利无产阶级。当时意大利无产阶级有强大的组织。他们在议会内有160个社会党代表。他们控制着超过三分之一的社区，意大利最重要的地方都在工人的权力中心——社会党手里。没有工会的同意，任何资本家都休想雇佣或解雇工人，这一点也适用于农业工人。无产阶级专政似乎已经建立了百分之四十九，但是，小资产阶级、退伍军官对这种形势作出了可怕的反应。然后，作者告诉我们，他们（小资产阶级）是怎样在军官的指导下，组成各种小队，然后用公共汽车把这些小队派到各地去。三十个有组织的人，闯入被社会党控制的有一万人口的城镇里，烧毁市政府和其他房屋，枪杀领袖，强迫工人按照他们提出的条件为资本家工作，就这样，他们在成百上千个城镇里，反复地这么做。他们利用极度的恐怖和有组织的行动，彻底摧毁了工会，然后当上了意大利的主人。而他们却只有一小撮人。 工人宣布进行总罢工。法西斯分子乘着公共汽车，摧毁了每一个局部罢工，靠有组织的一小撮人毁灭了工人组织。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工人顶着恐怖，硬是让（与上次选举中）相等数量的代表当选了。代表们在议会里抗议个不停，直到议会被解散为止。这就是形式上的政权与实际上的政权的不同。所有的代表都确信他们将掌握政权，可是，这个壮观的运动，却跟着它的牺牲精神一起，被一万来个组织良好、富有牺牲精神、而且得到了具有较高军事素养的领袖来领导的法西斯分子给打垮、粉碎和取缔了。 在美国，情况可能有些不同，但基本的任务是一样的。我读过有关黑格的战术的报道。那就是法西斯运动夺权的预演。他是那些小老板们的代表，那些小老板们由于经济危机不断加深，而变得十分激愤、十分不满。他有一个彻底违反宪法的团伙。这种情况是很容易传染的。随着危机的加深，全国各地都会出现这种团伙，然后罗斯福这个好民主党人就会说：“这也许是唯一的办法了。” 意大利就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有个部长邀请社会党（入阁），社会党拒绝了。他承认了法西斯分子，以为可以用法西斯主义来对抗社会党，维持一种平衡，但法西斯分子也把这个部长打倒了。我现在认为新泽西的事例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利用每一件事情，但要特别利用这个事例。我打算写一系列关于法西斯主义如何获胜的文章。我们也能用同样的方式获胜，但我们必须有一个能得到广大工人支持的小型武装队伍。我们必须让最有组织纪律性的工人组成自卫委员会，否则我们就会被打垮，我看，我们的美国同志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两三年之内，可能出现一个法西斯运动的浪潮，最优秀的工人领袖将会像美国南方的黑人那样遭到最可怕的私刑。我认为美国的这种恐怖将会是最最可怕的。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着手开始组建自卫队，但应该立刻开始组建。 问：实践中我们该怎么着手建立这类自卫队呢？ 托洛茨基：很简单。你们在罢工时会组织纠察队吧？罢工结束后，我们就说：为了保卫工会，我们得让纠察队变成常设组织。 问：党本身要不要用自己的党员来组建自卫队呢？ 托洛茨基：在那些有人同情我们、有工人愿意保卫我们的地方，党必须提出口号。但党不能建立一个独立的自卫组织。建立这样的组织，是应该在工会内进行的任务。这种自卫队必须由纪律性非常高的同志组成，而且还有配上警惕性非常高的领导，由于这种自卫队很容易遭到挑衅，所以领导还必须能沉得住气，不能一遭到挑衅就火冒三丈。明年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避免纠纷和流血冲突。在和平时期，我们应该在罢工中，通过由少数人组成的组织来把纠纷和流血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了阻止法西斯分子的集会，这是个力量对比的问题。我们自己是不够强大的，但我们可以提议成立联合阵线[1]。 希特勒在他的书里解释过他为什么会成功。（德国）社会民主党曾是非常强大的。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一次集会上，希特勒派去了由鲁道夫·赫斯[2]带头的一帮打手。他写道，在集会结束时，他的三十个打手把所有的工人都赶了出去，而工人却无力反抗他们。于是他就知道自己将会获胜。工人组织起来，为的只是交费，他们完全没有为其他任务做准备。希特勒是怎么做的，我们现在也得这么做，只是要反过来。派四五十个人去踢场子，驱散法西斯分子的集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人会坚强起来，成为战斗的队伍。他们会成为号手。小资产阶级会认为这些工人是严肃认真的人。这是多大的成功啊！这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群众中有太多盲目、落后、被压迫的人，只有我们取得了成功之后，他们才会团结在我们周围。我们只能唤醒工人中最先进的分子组成先锋队，但接下来先锋队就要唤醒其他人，把他们团结在自己身边。我重复一遍，这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们有熟练、强大的同志，可以让我们着手开始工作，并让全国都看见（我们的成果）。 我看，讨论一下（纲领）草案中中有关这个问题的部分，会有些帮助，草案中这部分写得还不够充分。这部分是讲整体的理论的。上次讨论中，我说过，在这个草案中纲领的理论部分中，对社会的总分析，写得还不完整，只写了几条简短的提要。而另一方面，这部分没有包括有关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后建设社会的内容，只用一个过渡阶段笼统地带过。我们曾多次反复强调我们活动的科学性存在于这个事实中：即我们的纲领，不是为了政治上的一时之需而写的，也没有去迎合群众的思想或情绪（比如现在的情绪），我们的纲领是与客观形势相符的，因为这客观形势是以社会经济中的阶级结构表现出来的。（群众的）思想觉悟可能是落后的；而党的政治任务，就是使（群众的）思想觉悟赶上客观事态（的发展），让工人理解客观任务。但我们不能让纲领去迎合工人的落后的思想觉悟，思想觉悟和情绪只是次要因素——客观形势才是主要因素。所以，对于纲领中某些不符合形势的地方，才会既有人批评，也有人赞成。 我到处问别人：我们该怎么做？是该让我们的纲领去适应客观形势呢？还是应该让纲领去迎合工人的思想觉悟？而我认为，应该向每个认为这个纲领不符合美国情况的同志提出这个问题。这个纲领是科学的。它是以对客观形势的客观分析为根据的。它是无法让所有的工人都能理解的。只要先锋队能在下一阶段理解它，就已经很不错了，然后再让先锋队去对（其他）工人说：“你们必须拯救自己，免遭法西斯主义之害。” 我们如何来认识客观形势呢？我们得分析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客观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列出了这些条件，从其本质来说，（在今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条件也是一样的。首先，马克思曾有一次说过，任何一个社会，在它没有完全消耗完自身的可能性之前，是不会让位（给其他社会）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不能凭主观愿望去消灭一个社会，意味着我们不能像布朗基[3]派那样去组织暴动。（马克思说的）“可能性”是指什么呢？“社会不会让位”又是什么意思呢？只要社会还有发展生产力、让国家更富裕的能力，它就会保持强大和稳定。这就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所曾发生过的情形。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关于这一点，我以前曾在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章[4]里分析过。马克思与恩格斯终生都在等待革命，尤其是在1848年至1850年之间，他们期待着发生一场社会革命。为什么呢？他们认为：以私有利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看法对吗？既对，又不对。说它对，是因为如果工人有能力满足十九世纪的需求，并夺取政权的话，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就会更加迅速，国家也会更富裕。但由于工人没有能力（去这么做），资本主义制度就随着它自身的危机等东西一起延续下来，从总体来说，甚至还一直在上升。世界市场已经变得太狭小，无法让生产力继续发展下去，每个国家都企图击败其他国家，为自己夺取世界市场，正是这一事实导致了上次大战（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没有成功，所以我们现在才能看见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许多人认为这是战争导致的结果，但其实是因为社会已经耗尽了其自身的可能性，才导致了战争。战争，仅仅是社会已经无力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战争结束后，又爆发了历史性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还正在进一步加深。在过去，无论在哪里，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繁荣与危机都是交替出现的，但繁荣与危机的总和，总还是呈上升趋势的。随着战争的开始，这个危机与繁荣的循环形成了一条下降的轨迹。现在它意味着这个社会已经耗尽了它自身内部的全部可能性，必须用一个新社会来代替它，否则这个旧社会就将陷入野蛮，就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那样，因为那些文明已经耗尽了它们自身的可能性，而又没有阶级能取代他们。 这就是现在的问题，在美国更是如此。现在，新社会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生产力已经充分发展，发展到了足以诞生一个更高级的社会的程度。生产力已经充分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了吗？是的，早在十九世纪时，生产力就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尽管没有现在这么高，但也足够了。现在，特别是在美国，一个好的统计学家很容易就能证明出，如果美国的生产力得以释放出来，那么即使是现在，它都可能翻上一倍或两倍。我认为我们的同志应该去进行这样的调查统计。 第二个条件——必须有一个进步的新阶级，这个阶级要有足够的人数，在经济上要有足够的影响力，足以将它的意志施加给社会。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它的人数必须占据国民的大多数，或是有领导大多数（国民）的能力。在俄国，它（无产阶级）是国民中的少数，但它有能力领导贫农。在美国，至少一半人口是无产阶级，但它也有领导农民的能力。 第三个条件是主观因素。这个阶级必须理解它在社会中的位置，并有它自己的组织。从历史观点来看，现在缺少的正是这个条件。对社会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更是一种绝对的必要，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就是走向野蛮。这是历史的选择。 在讨论中，我们曾提到过黑格先生，他不是什么幻想着在自己镇上建立某种中世纪制度的愚蠢老头，而是为美国资产阶级打头阵的侦察兵。 杰克·伦敦写过一本书，叫《铁蹄》[5]。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这书是1907年写的。在当时看来，（书中描写的）是一个恶梦，但现在却已经成为现实了。他描写了美国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通过残酷的镇压来维持政权。他描写的正是法西斯主义。他所描写的那种意识形态，甚至能跟希特勒（的意识形态）相吻合。这实在太有意思了。 在纽瓦克（Newark），当地市长开始模仿黑格，他们得到了黑格和大老板们的鼓励。罗斯福将会发现，在现在的危机中，他无法通过民主手段来做成什么事，这是确切无疑的。在1932年，斯大林派曾骂他是法西斯分子，可他并不是法西斯分子。但是他的行动将会寸步难行。他能做什么呢？工人（对他）不满。大老板们也（对他）不满。他也只能在任期结束之前耍些花样，然后跟大家说声“再见”然后走人。罗斯福绝对不可能第二次连任。 纽瓦克市长（对黑格）的模仿，具有重大的意义。两三年内，你们就会看见一个强大的、具有美国特色的法西斯运动。黑格是什么人呢？他与墨索里尼或希特勒无关，但他是一个美国法西斯分子。他为什么会得势？因为这个社会再也无法通过民主手段运行下去了。 当然，完全没必要陷入歇斯底里。工人阶级赶不上事态的发展，这种危险确实存在，但我们要同这种危险作斗争，就只能通过提出适当的革命口号，积极、系统地发展我们自己的活动，而不能通过空想的努力，去企图一下子跳过自己的头顶。 民主不过是大老板们的统治。伦德伯格在他的书里写道，美国是被六十个家族统治着的，对此我们都应该去仔细了解。但这六十个家族是怎么统治着美国的呢？直到现在，这六十个家族都是通过民主手段来统治美国的。他们只有一小撮，然后外面是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一圈一圈地围着他们。在这个社会中，他们必须有吸引中产阶级的能力。他们不能铤而走险。这一点对于工人来说也是一样的，至少对于工人中的上等阶层来说是这样。如果他们遭到反对，他们就会摧毁下等阶层的革命能力，民主制度要想继续运转下去，这是唯一的出路。 民主政权是最势利的统治方式。只有富国才有可能实行这种统治方式。英国的每一个民主主义者，都在殖民地里有九到十个奴隶为他工作。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奴隶主民主制社会。在相当程度上，英国、荷兰、法国和比利时的民主制也可以说是奴隶主民主制。美国虽然没有直接的殖民地，但它有拉丁美洲，而且整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美国的殖民地，更不用说它占有着最富庶的大陆、发展过程中没有封建传统等好处了。它是一个历史上得天独厚的国家，但这类得天独厚的资本主义与最“下等”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同，并不仅仅在于那些“下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滞后。意大利是资本主义大国中最穷的一个，它第一个变成了法西斯国家。德国第二个变成了法西斯国家，是因为德国既没有殖民地，也没有富裕的附庸国，在耗尽了贫瘠的基础上的全部可能性之后，工人却又没能取代资产阶级。现在，轮到英国、法国和美国发生这个过程了，而这一过程在美国的发生，甚至可能比英国和法国都更早。 我们党的责任，就是去影响每个美国工人，（用现实来教育他），让他警醒，使他了解美国的形势。这并不是一次行情性的危机，而是一场社会危机。我们党能发挥非常重大的作用。我们党是一个年轻的党，以前的传统和虚伪，形成了一种非常浓厚的氛围，笼罩在它身上，对于这么一个党来说，提出一个革命的口号是很困难的。“这是做梦，”“不合美国国情，”但是，当你们把我们纲领中的革命口号（向群众）提出之后，这一切就有可能改变。有人可能会嘲笑（我们）。但是革命者的勇气，不仅体现在敢于面对（敌人的）枪口，也体现在敢于忍受占大多数的蠢人的嘲笑。可是，当蠢人中的一个人被黑格的团伙打了一顿之后，他就会想到：要是有一个自卫委员会就好了，他就会改变自己的嘲讽态度了。 问：工人的思想观念难道不是客观因素的一部分吗？ 托洛茨基：我们的人数很少，对于我们这一小批人来说，工人的情绪是整个客观形势的一部分。但我们必须去分析客观形势中的各种因素，将其分为能被我们的宣传改变的因素，和不能被改变的因素。所以我们才说这个纲领是同客观形势中最基本、最持久的因素相符的，而（我们的）任务，是要去把群众的思想觉悟，提高到与这些客观因素相符的高度上来。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是一个教育性的任务。我们必须做到耐心。社会危机使我们的活动有了立足点。我们必须改变它。我们必须对社会作出科学的解释，并明确地向群众解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之间的不同。 改良主义者能很灵敏地感觉到听众想听什么——就像诺曼·托马斯[6]那样——然后他就对听众说什么。但这不是严肃的革命活动。我们必须有不受欢迎的勇气，我们要敢于说出：“你们是傻瓜，”“你们真蠢，”“他们背叛了你们，”要趁着每一次丑闻的机会，热情地介绍我们的思想。必须时刻警醒工人，向他们解释，然后再次警醒他们——这一切则属于宣传的艺术。但必须科学地进行宣传，而不能去迎合群众的情绪。我们是最现实的人，因为我们要认真解决那些靠诺曼·托马斯的雄辩口才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取得成功，那我们就能成为群众的潮流中的弄潮儿，而这股潮流就是革命。 问：有时我觉得我们的领导没有感觉到这些问题。 托洛茨基：要做到两件事。一是理解，二是用身心去感受。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政治活动，现在必须用这一认识去洞悉它。这不仅是群众的问题，也是党的问题。这不仅是党的问题，也是领导的问题。我们曾进行过一些讨论，讨论中有些分歧。要让大家一下子都同意是不可能的，思想上的摩擦总是会有的，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所以才需要这个纲领来引发这些讨论。 问：我们应该让领导中间的讨论进行多久？ 托洛茨基：这很难说，得由很多因素来决定。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讨论上花太多时间。我们现在必须向新的方向进发。这个方向既是新的，也是旧的。它是以过去的一切活动为基础的，但现在它要通向新的时期了。尽管有过错误、摩擦和争斗，现在新的时期已经开始了，我们必须动员起自己的全部力量，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进行活动。重要的是，在纲领确立之后，要很好地理解这些口号，并巧妙地运用它们，这样就能在全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让每个人都能同时运用相同的口号。三千人[7]可以制造出一万五千人或五万人的声势。 问：同志们可能会抽象地同意这个纲领，但我们有没有经验丰富的、能在群众中贯彻实行（纲领中的）口号的同志呢？他们抽象地同意（纲领），但在我那个工会里的落后工人中间，我该怎么进行工作呢？ 托洛茨基：我们党是美国工人阶级的党。你得记住，美国还没有发生过强大的无产阶级运动，更不用说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了。没有1905年革命，1917年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当时我们那一代人还很年轻，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去反思自己的失败，并改正我们的错误，最后去赢得胜利。但即使如此，我们后来还是输给了新官僚。所以，对于我们党能否在将来直接领导美国工人阶级走向胜利这一点，我们是预见不了的。爱国的、有着较高的生活水平的美国工人，是有可能去造反、去罢工的。一边是黑格（代表的法西斯倾向），一边是路易斯（的产联代表的工人阶级走上独立政治道路的倾向），这种情况会持续上很久，可能要持续好几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人将变得坚强起来，对自己更有把握，工人们将会说：“只有他们才能看到出路。”只有在战争中，才能诞生出战争英雄。在开头，我们有（工人阶级中的）优秀部分，有经过认真教育的、非常优秀的人才，有一套优秀的班底，而且人数还不算少。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我对各方面都很乐观。于是我相信，美国工人的思想觉悟，将以飞快的速度发生改变。要怎么做呢？每个（工人）都在忧愁不安，他们在寻找一些新东西。这种情况对革命宣传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得记住，（工人中）不但有贵族阶层，更有最贫穷的阶层。有教养的美国工人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就跟英国的体育运动一样。体育运动是很好的，但它也会破坏工人的士气，所有的革命能量都在体育运动中释放出来了。这是由英国——最聪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培养起来的。体育运动应该控制在工会手里，成为革命教育的一部分。但是你们拥有青年男女中的一部分优秀的人，而他们并没有富裕到可以去享受体育运动的程度。我们得深入到最深的阶层中间去开展活动。 问：我认为，自从上次大会以来，党已经取得了很多进步。 答：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现在必须用专注的行动来磨砺这件武器。普通的、分散的鼓动无法触及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灵魂。但重复是教育之母，如果你们不停地重复同一口号，并根据实际来调整口号的话，重复在政治活动中，也能像在教学中那样产生效果。这种事情不仅经常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也经常发生在工人身上，他相信每个人都理解他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必须坚持重复（口号），每天都要重复，到哪里都要重复。这就是这个纲领草案的任务——形成一种完全一致的印象。 [1]托洛茨基这里所说的“联合阵线”，不是斯大林派的“人民阵线”也不是毛派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和“统一战线”都是以“阶级合作”姿态出现的、以“反法西斯”或“抗日”等为目的的阶级调和组织，其真正的目的是让工人阶级放弃自己的立场，为资产阶级服务，而“联合阵线”是指各派工人组织为了工人阶级利益进行合作而形成的组织。——译注 [2]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1894年4月26日——1987年8月17日），纳粹战犯。1920年7月参加纳粹党，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被判8个月徒刑。出狱后任希特勒的私人秘书，从此飞黄腾达。1933年被任命为纳粹党副元首。1939年被希特勒指定为继戈林之后的第二号元首继承人。1941年5月10日，赫斯孤身一人乘飞机飞往英国，企图与英国媾和，结果被英国关押。二战结束后，赫斯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87年8月17日赫斯在监狱中自杀身亡。——译注 [3]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 Blanqui，1805—1881），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1830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原注 [4]即《共产党宣言九十周年》（NinetyYearsOfTheCommunistManifesto），网上有该文的中文译文（译者为刘宇凡），请点击http://www.marx.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7a.htm——译注 [5]《铁蹄》（TheIron Heel）是杰克·伦敦（Jack London）最杰出的社会主义小说，写于1906年，1908年初出版。杰克·伦敦在这本小说里，以其惊人的敏锐，预见了工人的起义和法西斯主义。这本小说中写道，在社会主义纪元的第四世纪，人们发现了一部写于1932年的未完成的手稿，并将其出版，小说即以这部手稿为形式，描述了1912年至1932年之间，美国工人运动和公民自由被（今天看来可以说是）法西斯政权摧毁的过程。在（小说中的）1932年，手稿突然停止继续写下去的时候，那个叫做“铁蹄”的法西斯政权已经打败了工人的第一次起义，但工人正在秘密策划第二次起义。——原注 [6]诺曼·麦顿·托马斯（Norman MattoonThomas，1884年11月20日——1968年12月19日），美国社会主义者，曾多次代表美利坚社会党参加总统大选。——译注 [7]当时社会主义工人党大概有三千名党员。——译注
“争取建立第四国际”？不，就是第四国际！（列夫•托洛茨基，1938年5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 “争取建立第四国际”？不，就是第四国际！ 列夫•托洛茨基1938年5月31日 毛线译龚义哲校 说明：这是托洛茨基写给一位比利时同志的一封信，最初发表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938年的第三期内部公报上。 亲爱的同志： 宣告第四国际的成立，在你们眼里似乎为时过早。你们认为，保留“争取建立第四国际运动”这个称呼才更加“稳重”、准确。对此我不敢苟同。甚至在两年前，在第一次采用这个名字时，我就觉得这个称呼迂腐、不当，而且略显可笑。过去两年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个称呼的采用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最好的证据就是：它从来没有被人接受，没人用它来称呼我们。资产阶级的报刊、共产国际、社民党人，都异口同声地直接叫“第四国际”。没人会理睬“争取建立第四国际运动”这个称呼中“争取”这个可怜的词。我们自己的组织大部分时候也这样称呼，叫他们自己是“第四国际的支部”。至于我们在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墨西哥、古巴以及其他地方的同志，莫不如此。只有斯内夫利特和费雷肯在他们的旗号里用上了“争取”这个词。但是，这更加印证了旧名的谬误，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显然是个完全不切实际的名称。 你我都应该有这样的共识：一方面，现在只有我们能建立第四国际，其他的组织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能力，或者没有愿意完成这个任务的决心。另一方面，虽然我不会对第四国际现在依然年幼而薄弱这个事实熟视无睹，但这并不能使我们放弃“第四国际”这个称呼。在文明社会里，一个不变的名字会陪伴着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并且会与这个人的个性融为一体。 也许对你们来说，使用“争取”这个称呼在政治上似乎显得更为“稳重”。不过在我看来，这个名称既优柔寡断又缺乏自信。一个对自身重要性没有把握的革命党是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的。无论是阶级敌人，还是广大的工人，都已经把我们称作第四国际。这说明，比起我们自己队伍里那些的怀疑论者或半怀疑论者来说，他们给予了我们这个集体更多的信任。 兴许在你们看来，“第四国际”这个称呼会让那些同情或者部分同情我们的组织对我们敬而远之。这是错误的想法，因为只有正确并且明晰的政治主张才能吸引别人。为此，我们就得是一个组织而不是一个松散的结合。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各国的组织一般自称为“某某党或某某同盟”。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在比利时，一个叫“革命社会党”的政党的成立，会使那些抱同情或者部分同情态度的组织不敢接近我们。可是如果非得遵守“政治稳重”这个原则的话，我们的比利时党就该叫“争取建立革命社会党运动”了！但我相信，即使是费雷肯同志，也不会同意采用这么一个滑稽的名字吧！既然如此，为什么对于国际组织，我们要采用和各国组织不一致的原则呢？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采用了关于国内国际政治的双重标准，那实在是不合适！ 毫无疑问，同情我们但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正式加入我们队伍的组织，在不断出现。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比利时，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准备好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此外，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还应当先给他们同情组织的地位，也就是给他们咨询性的投票权，主动将他们吸收进第四国际的组织里来。 你们指出了一个事实：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对“帝国主义的最新阶段”之类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但是，它只不过是一个质疑一国范围内的政党存在合理性的论据罢了，相信它还不足以充当反对第四国际成立的论据、有人会叫嚷：又搞双重标准了！但是，第四国际作为一个整体，它当然有着更加强大的理论武装，比任何一国的支部都更能克服踌躇犹疑。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拥有两方面的（即辩证的）而不是片面的特性。我们有充分的理论来为我们的实践服务。至少在这一点上比其他任何组织都强。我们的行动将会推动我们的理论工作进一步发展，相信这将会唤醒并且吸引新的理论家们。第四国际永远不会像密涅瓦从朱庇特的头诞生那样，现成地从我们的手掌心中冒出。它将在理论与行动两方面同时发展壮大。 我想请大家注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出《共产党宣言》之前，他们就创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同样，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前，第一国际就诞生了。第二国际则诞生于《资本论》全卷出齐之前。处于全盛时期的第三国际也没有一个完善的纲领。 历史滚滚的车轮并不会停下来，去等待马克思主义者完成那些所谓“最后的”、“完美的”、“详尽的”研究。我们不得不在对西班牙进行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之前，就得在西班牙革命问题上摆明立场。西班牙内战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个干脆的回答，而不是我们的理论家们发表的一卷两卷甚至更多的调查研究工作。正如战争并不会拖延到最完美武器的发现才爆发，革命和第四国际也不会等到最完美理论工作的完成才开始行动。诚然，理论是重要的，但学究式地对书本过分迷信实在是毫无用处。 其实矛盾产生在那些叫自己“争取建立第四国际”的人身上。事实上，他们在进行着日趋尖锐的反对第四国际的斗争。在斯内夫利特身上这个现象最为明显。他“争取建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也“争取建立”伦敦局，所以为了保证不偏不倚，他也得说“争取建立”第四国际。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语义混乱。斯内夫利特的政策只不过使第四国际在荷兰，乃至国际范围内受到损害。而在西班牙，他的政策则表现为在最危急的时候破坏罢工。这一切的后果，都被他所用的“争取建立”这样的话巧妙掩饰了！而费雷肯的政策只不过是51%的斯内夫利特政策。他们存在的问题与马斯洛的问题并无太大差别，都归结为“争取建立”这个词。实际上，他们都在进行着反对第四国际基本原则的斗争，鬼鬼祟祟地在左派右派间寻找可以帮助他们推翻这些原则的盟友。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必须给予那些在我们的道路上前进，但是犹豫不决、不成熟的工人阶级组织最为密切的关注。然而我们却不能向那些中派主义宗派头子们做出原则性的让步，他们既不愿意承认国际性组织，也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纪律。 “这么说你们想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际喽？”有些人会惊骇万分地说。对这种疑问，我会镇静地回答：不，这恰恰是最不可能的！第四国际及其所有支部的全部历史展示了一场持续不断的、自由的关于观点和倾向的斗争。但是我们的经验早已证明，只有在争论的参与者承认他们是一个拥有自身纲领和章程的一国支部与国际组织的成员的前提下，这种斗争才是健全理智的。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与那些站在我们组织之外的其他集团，进行一场同志式的讨论。但是正如和斯内夫利特、费雷肯打交道的经验所表明的，如果有些领导人在我们组织与外部之间脚踏两只船，这种争论不可避免地会被污染。允许这种体制的存在不啻于自杀。 综上所述，就像工人们和阶级敌人已经做的那样，我完全支持称呼我们自己为“第四国际”！ 列•托
美国工人运动与欧洲工人运动的比较（1938年5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 美国工人运动与欧洲工人运动的比较 （1938年5月31日） 问：在我们的普通党员中间，在跟过渡要求纲领有关的讨论中，争论得最多的是这个问题，即有关在美国成立劳工党的问题。有些同志还是认为不该号召成立劳工党，他们坚持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要求成立劳工党的情绪是广泛存在的，假如真有这么一个党正在成立，或是有要求成立劳工党的情绪广泛存在的话，那我们就该对此提出一个能给这个运动充入革命内容的纲领——但这种客观条件并不充分，所以纲领草案中的这部分是机会主义。关于这一点，你能说得更清楚一些吗？ 托洛茨基：我看，有必要让大家回忆一下，整个工人运动——特别是工会——发展史上的一些最基本的事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在不同国家中，工人阶级的发展过程，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有其独特的发展过程，但我们可以将其归为三类。 在奥地利，工人运动一开始就是政治运动和政党运动，而这一点在俄国更是如此。这是（这些国家里工人运动的）第一步。在（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阶段里，社会民主党认为，按照社会主义来重建社会的前景很快就会到来，但是，资本主义却很强大，强大到了足以支持一段时间。在持续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繁荣期间，社会民主党不得不组织工会。在德国、奥地利这样的国家里——尤其是俄国——原本是没有工会的，工会是由政党（社会民主党）去成立、去组建的，而且工会是接受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指导的。 在拉丁国家[1]中，工人运动的发展属于第二类，以法国和西班牙为典型。在这些国家里，政党运动和工会运动是几乎相互独立发展起来的，而且两者打的旗帜都不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这两者甚至还是互相敌视的。（在这些国家里，）政党是议会制度的机关。而在法国，工会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无政府主义者来领导的，而这种情况在西班牙更为突出。 英国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则属于第三类，英联邦成员国（的工人运动）多少也属于这一类。英国是一个富有工会传统的国家。在十八世纪末，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在所谓的工业革命中，工会就开始成立了（在美国，工会是在工场手工业的诞生和壮大过程中成立的）。在英格兰，工人阶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自己的独立政党。工会就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的上层阶层——工人贵族的组织。在英格兰，无产阶级中有一个贵族阶层，至少在它的上层阶层中存在这这么一个贵族阶层，这是因为英国资产阶级几乎垄断了整个世界市场，所以它拿出一小部分来给工人阶级，收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过去，工会是能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到这点东西的。在工会成立了一百年之后，工会才开始建立政党。这跟德国和奥地利的情况完全相反。在德国和奥地利，是先有政党，然后政党去启发工人阶级，然后再去建立工会的。而在英国，工会在存在和斗争了一个多世纪之后，才不得不去建立政党。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呢？这是因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全面衰退造成的，它的衰退来得非常剧烈。英国的（工人）政党才只有几十岁，它几乎是在一战之后才变得重要起来。它为什么会变得重要起来？人们都知道这是因为英国失去了对世界市场的垄断地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和美国（作为英国的）竞争对手而出现，开始了（英国失去垄断地位的）过程。（英国）资产阶级失去了维持无产阶级中的领导阶层的特权地位的能力。工会也失去了改善工人处境的可能性，他们不得不采取政治行动，因为政治行动是经济行动的集中与概括。政治行动集中概括了工人的需求，并把这些要求向以国家政权组织起来的整个资产阶级——而不是部分的资产阶级——提了出来。 说到现在的美国，我们可以说：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些特点，（在美国工人运动中，）以更集中的形式，在更短的时间里体现了出来。实际上，美国工会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发展起来的，但这些工会比英国工会还要落后。这些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是老板和雇员组成的混合工会，而不是战斗的、富有斗志的工会。这些工会范围窄、规模小。它们是根据行业而不是产业组织起来的，只是在最近两三年里，我们才看见美国发展出了真正的工会，这个新的（工会）运动就是产联。 产联为什么会出现呢？是因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衰朽。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衰朽的开始，迫使现存的各工会联合起来组建政党。而在美国，同一情况——衰朽的开始——却只产生了产业工会，但是这些工会的出现，却只赶上了资本主义衰朽过程的新阶段，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可以认为1929年至1933年的危机推动了产联的成立，并在产联的组建过程中结束了。但产联才刚刚成立，就又碰上了1937年至1938年的第二次危机，这次危机是上一次的延续和深化。 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会组织，但现在有了真正的工会，它们就要要走上英国工会的发展过程。这就是说，由于资本主义的衰朽，它们将不得不采取政治行动。我认为这是整件事当中最重要的一面。 我念一下这个问题，“没有证据表明要求成立劳工党的情绪是广泛存在的。”你们回想一下，前段时间我跟几个同志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些分歧。关于要求成立劳工党的情绪是否存在，我无法下结论，因为我并没有亲自观察过，对此没有印象，但我认为，工会领导或普通会员对于成立政党，做好了什么程度的准备，或是有多倾向于这么做，（这个因素）并不具有决定性。对于实际中的情绪，我们无法确认，因为我们没有机关去进行民意调查。如果这个口号提上了日程，那我们就能——而且也只能——通过行动来衡量（群众的）情绪。但我们只能说，客观形势绝对是最有决定意义的。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失业人口越来越多，工会本身却只能采取防御性行动，结果会员不断流失，工会变得越来越虚弱。工会的财政越来越拮据，而它所肩负的任务却越来越重，可它能用的手段却越来越少，所能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小。这就是现实；我们无法改变它。工会官僚也变得越来越不知所措，普通会员也越来越不满，他们对产联的希望越大，这种不满越强烈，考虑到产联的前所未有的发展——两三年内就有四百万这方面的新人加入，而他们所面对的客观障碍，又是工会所无法解决的，这种不满就更加强烈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作出回答。如果工会领袖们不准备采取政治行动，我们就必须要求他们找出新的政治方向。如果他们拒绝，我们就批评他们。这就是客观形势。 我在这里得谈一下有关整个过渡要求纲领的问题。问题不在于群众的情绪，而在于客观形势，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带着由客观事实而不是由心理学决定的任务，去正视群众的落后。在关于劳工党的具体问题上，这也同样是正确的。如果不想在阶级斗争中垮下来、变得士气涣散的话，那么这个运动就必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就是政治。这就是关于赞成这个口号的基本观点。 我们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在实际中，“科学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贯彻着这一社会科学的政党，像每一种科学一样，不是从主观愿望、倾向或情绪出发，而是从客观事实、从不同阶级的现实形势及其之间的关系出发的。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形势的要求，也只有在这样做之后，我们才能根据群众的具体思想觉悟来调整这些要求和口号。但如果一开始就以这种思想觉悟为基本出发点的话，就不是科学的政策，而是投机性的、煽动性的、或冒险性的政策了。 有人会问：为什么五年、六年、七年以前我们没有预见到这种发展呢？在上个阶段中，我们为什么要宣称自己不愿为争取成立劳工党的口号而斗争呢？回答很简单。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美国争取成立第四国际运动的创始人都确信：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衰朽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工人阶级从客观中接受了教育，在主观上开始采取行动，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美国，（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方向也是一样的，但问题是光有方向是不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衰朽）过程的发展速度；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我们中一些人，还有我自己，考虑到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以为美国资本主义抵挡自身内部的破坏性矛盾的能力，可能会比较强，在一段时间内，美国资本主义可能会利用欧洲资本主义的衰朽，在它自己的衰朽到来之前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繁荣，这段（繁荣期）会有多长呢？十年，还是三十年？谁能说得准？不管怎么说，我个人当时没有预见到这个尖锐的危机或一系列危机会在下一阶段内开始，并进一步加深。所以八年前我跟美国同志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很谨慎。我预测得很谨慎。当时我的看法是：我们无法预测出美国工会在什么时候会进入不得不采取政治行动的时期。如果这个关键时期持续上十到十五年，那么我们这个革命组织就有可能成为一股能直接影响工会的重要力量，并成为领导力量。所以，如果在1930年就声称有必要建立劳工党，那就是迂腐的、抽象的和不自然的，这个抽象的口号就会变成（发展）我们自己的党的障碍。那时上次危机才刚刚开始。而现在，在这个时期里，新的危机就要来临了，这次危机将更加严峻，它的影响将（比上次）深五到十倍，因为它是上一次的重演！ 现在我们不能根据昨天的预测来考虑问题，而应该根据当今的形势来考虑问题。美国资本主义是很强大的，但是它的矛盾却比资本主义本身更强。（美国资本主义的）衰朽已经以美国式的速度发生了，对新的工会形成了新的形势，这一情况在产联身上要比在劳联身上更突出。这种形势对产联来说，要比对劳联来说更糟糕，因为劳联的基础是（工人）贵族，所以它的抵抗力要比产联更强。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纲领，因为客观形势与我们以前的预测完全不一样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确认工人阶级和工会将会拥护（成立）劳工党这个口号吗？不，我们无法确定工人会不会拥护（成立）劳工党的口号。在开始斗争时，我们不能打包票说必胜无疑。我们只能说：自己的口号是符合客观形势的，这样做（工人中）最先进的部分就会理解它的，而最落后的、不能理解它的那部分（工人）也会对此作出让步的。 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们不能对工会说，说你们应该拥护社会主义工人党，即使是在明尼阿波利斯，说这种话都会被当成笑话。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衰朽的速度要比我们党的发展速度快上十倍、百倍。这是一个新的差距。工人组建政党的必要性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但我们党还太弱小，没有足够的威信来把工人组织进自己的队伍里面。所以我们才必须对工人群众说：你们得有一个党。但我们不能立即对群众说：你们必须参加我们党。在群众大会上，可能会有五百个人同意有必要成立劳工党，但可能只有五个人愿意参加我们党，这表现出争取成立劳工党的口号是一个鼓动性的口号。下一个口号是为那些更先进的（工人）准备的。 我们应该使用一个口号还是两个口号呢？我认为应该使用两个口号。第一个口号——独立的劳工党的口号，能为我们党提供一个舞台。第一个口号能帮助工人做好前进的准备，并提供一条通向我们党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口号的意义。我们认为，将来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个抽象口号，尽管由于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个口号在现在不像十年前那么抽象了。这个口号不够具体。我们必须像工人展示出党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独立的政党，它不是追随罗斯福或拉佛莱特的政党，而是工人自己的机关。所以，在竞选中，它必须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然后我们就要介绍自己的过渡口号，但不要一次就把所有的过渡口号都拿出来，而要根据具体情况，有机会的话，就先介绍一个，以后再介绍另一个。所以我认为，不接受（争取成立劳工党）这个口号，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我看唯一一个（拒绝接受争取成立劳工党这个口号）的理由，是心理上的。在同洛夫斯通派的斗争中，我们的同志要求建立自己的党，而不是这个抽象的（劳工）党。现在他们接受不了（争取成立劳工党的口号）。当然，斯大林派会骂我们是法西斯什么的。但这不是原则问题；而是战术问题。在洛夫斯通看来，我们先前反对成立劳工党，现在又拥护成立劳工党的口号，等于是自打嘴巴，他肯定会嘲笑我们，不过这没什么。我们没必要看洛夫斯通的脸色来决定自己的方向，而要根据工人阶级的需求来决定自己的方向。我看，即使是从我们同洛夫斯通派的竞争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赚了，而不是赔了。在反对洛夫斯通派的会上，我会解释我们过去持什么立场，现在为什么又要改变立场。“那时，你们洛夫斯通派攻击我们。很好。现在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对你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已经改变了看法，那你们现在还能拿什么来反对第四国际呢？”如此，洛夫斯通将会发生分裂，我们要对其做好准备，我对此很有把握。从这个意义来说，我预见不到有什么障碍。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得纠正一下这个问题的表达方式：争取成立劳工党的提案并不是过渡要求的纲领，而只是一个特殊的提议。 问：在工会里，如果有人提出成立劳工党的建议，该投票赞成这个建议吗？ 托洛茨基：为什么不赞成呢？如果在工会里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的话，我会站出来，指出一切事件都证明了有必要建立一个劳工党。这也证明了光靠经济性行动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进行政治行动。在工会里，我会指出自己对劳工党的内容里的哪些方面持保留意见，并针对这些地方讨论纲领，但我会投票支持成立劳工党。 问：工人似乎对成立劳工党很冷淡；他们的领袖什么也不干，而斯大林派则支持罗斯福。 托洛茨基：但在一个没有纲领、工人看不见新道路的具体时期里，这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必须克服这种冷漠，必须给出一个新口号。 问：有些同志甚至收集到了一些数字，这些数字是倾向于证明劳工党运动在工人当中正在衰落的。 托洛茨基：这是围绕着主线发生的小起伏，就拿产联的情绪来说吧。首先是进取性。在危机中，在资本家看来，产联要比以前危险千倍，但（产联的）领袖们却害怕同罗斯福决裂。群众就在观望，他们失去了方向，而失业人口仍在增加。要证明这种情绪自从去年以来减弱了，是有可能的。斯大林派可能也对其施加了影响，但这只是次要的起伏，如果我们根据这种次要的起伏来考虑问题，那就会很危险，因为这个重要的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就已变得更加必要了，工人的头脑中，会出现反映这个客观需求的主观表达方式，当有我们帮助工人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党是帮助工人的历史性工具。 问：有些来自社会党[2]的党员抱怨说，以前他们支持成立劳工党，后来在跟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辩论中，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自己错了，而现在他们又得改回去。 托洛茨基：是的，这是一个教育方法问题，但也给我们的同志好好上了一课。现在，他们可以比以前更好地看到（事物的）辩证发展了。 [1]拉丁国家是指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欧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语言属于拉丁语系。——译注 [2] 这个社会党是指美利坚社会党（SocialistPartyof America），1928年，追随托洛茨基的美国左翼反对派在被开除出美国共产党之后，组建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934年，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 WorkersParty）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theUnited States）。1935年，合众国工人党打入了美利坚社会党。当打入美利坚社会党的托派于1937年组建社会主义工人党之后，有不少党员就是来自社会党的。——译注
第二章中国革命的诸问题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二章中国革命的诸问题 中国发生社会变革过迟了。它今天之所以是一个具有如是深刻对照的国度，就在这一点。他受一个全世界的制度拉着，迫得从木犁跳到曳引机，从抬轿跳到飞机。帝国主义迫使天朝上国要择居于下界，这个下界在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均已远超过它了。中国已没有循次渐进之余地，也没有机会来经历世界其它国家已通过了的各个历史的发展阶段。它想与其它各国并驾齐驱，它一定得向前拼命一跳。西方曾花数世纪来进行变革，中国就必须花几个年代来进行。这一扭转如没有最深刻的震动是不能够发生的。从此便决定了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事变之动乱、速度、广度和爆炸性。 新时代既如是急迫的要求把中国抬高到物质和文化的平面上，中国便不仅必须猛烈的和它的过去决裂，它还必须改变它的现在。旧的桎梏和新的桎梏两者都必须加以破除。帝国主义的侵略，输入生产、运输、交通和金融的最新式技术，亦即输入近代资本主义之工具。但是帝国主义却使商人、地主、官僚和军阀适合它自己的用场，藉此来帮助保存中国社会组织的前资本主义形式。外人建筑的工厂、外人建筑的铁路是用来从落后性中抽取超额利润的，这种落后性尚在整个中国占优势。帝国主义因为操纵了中国经济的一切重要地位并为了酬答海外投资家而从中国抽去贡品，它便窒塞了中国资源地「正常的」或独立的发展，这发展是有利于中国人民提高生活水准的。假如中国人民从穷乏的地位开始提高到丰衣足食的地位，生产力就一定要解除一切束缚自己的东西。土地就一定要回归那些耕种它的人们，而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经济生活的权力就一定要打破。这两点就是中国革命问题的不可分离的要素。它们的解决当然不能单独在中国的国家范围内来寻求。在世界经济的现状中，某一国家的问题再也不能够与整个世界的问题分离。在中国，按照最直接的意义来了解，它们的历史任务的性质就表示这些历史任务的解决不能不与帝国主义列强直接冲突。这一点马上指出中国社会和政治冲突之国际性。中国社会的改造只能是整个世界底经济及社会改造之一个因素。同时，中国现在已成了这个世界之一部，成了世界规模上敌对力量的活动、估计和冲突的巨大要素。中国国内危机发展和最后解决不能不发生远超出其国境以外的重大（而且恐怕还是决定的）影响。 如果革命不首先把土地及农民辛劳而获的生产品归还农民，要想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来一个急激的改变，连想也不能想。只有依照这个办法，旧式土地占有制才能破除。不经过这个必需的第一步，则农村经济的最后改变以及按照新形式和新方法来增进农业生产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口有3/4或三万万以上的人民是依赖土地谋生的。这几万万人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他们的贫穷就是中国的贫穷。中国的未来的希望恰恰就在这大多数人民的巨大生产能力的解放。今天，他们被一个社会制度弄得赤贫了，这个社会制度把他们从土地榨出来的生产品夺去，同时把土地本身也夺去，但一点报酬也不给回他们。 中国的农村经济具有如下的主要特色：（1）土地所有权愈来愈急速的集中于人口中数目愈来愈少的一部分人的手中；（2）多数土地权限让渡于住外地主、政府官僚、银行和城市资本家，这些人操纵商业资本，而商业资本则经过地方商人和高利贷者而深入最僻远的村落，但地主、官僚、银行和城市资本家回头又受外国金融资本及世界市场制度操纵和支配；（3）农业生产之失序和衰落，这些由于愈来愈细分的土地之不经济的利用，最落后的耘耕方式之保存，地主、高利贷者和国家之苛捐重税，饥荒、水灾和旱灾之肆虐，以及军队举行的内战，这些军队是由那些被收夺的农民扩充起来的。 世人曾一度那样普遍的怀着幻想，以为中国是较为安乐的小地主国家，这一幻想等到最近的调查才最后加以打破，这次调查是第一次充分地和科学地进行了的。陈翰笙教授曾根据分区的研究（这是在他的指导之下举行的）估计农民人口中，不下65%是完全无土地或土地饥荒的，所谓土地饥荒就是指保有零碎的土地，而这些零碎土地却太小，而且太受落后的生产方法和现制度的残暴手段所牵累，以致即使在仅能糊口的水准上，也无以为生。[1]土地占有和应用的差异以及在土地上应用和剥削劳动力之差异，暴露农民人口内深刻的分裂为富农、中农和贫农这三个范畴。[ê] 土地租佃的状况反映出农业内的阶级关系。1927年制作的一个官式估计称，农民中55%完全无土地，20%为土地不足者。有人估算可耕地的81%集中于13%的农村中。[2]这些数目字大体上为后来的调查者证实。在中国北部，个别的土地所有者占了优势，但把一个标准的县份加以研究，证明农业人口中虽然只有5%的无地佃农，但总数百分之70%才占有30%的耕地，平均每块土地为10.9亩或2英亩弱。在另一个县份里又发现人口65.2%占有25.9%，土地分摊每块7亩弱，或1英亩强。地主和富农合成农业人口的11.7%，占有43%的土地，而中农家族则占有其余的土地。 在人烟远较稠密的长江流域和南方（在这里已最先感受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农业的商业化因此也比较进步）发现这种不平均现象厉害得多。调查者在浙江省的某县发现人口的3%领有80%的土地。在无锡（华中的另一县）农户的68.9%仅领有土地的14.2%，平均每户领有1.4亩，或1/4英亩弱。地主和富农不过占农户的11.3%，却领有65%的土地。[3] 单独调查广东南部[4]的结果，发现该省各区的土地所有者构成人口的12%至32%，而佃农及农业劳动者则构成68%至88%。调查者发现某地代表人口64.3%的贫农中有60.4%是无土地者。已经过研究之县份，每县都证明农业人口中有半数以上没有土地。在贫农耕种之土地中，只有17.2%是领有的，而82.8%是租佃的。据调查，一家贫农家族领有的平均地面积为8.7亩，而平均耕种面积（包括租佃地）为5.7亩。又据调查，一家农户的起码生活所必需的亩数，按照县份的不同，在6亩与10亩之间，而佃农所必需的亩数，则加倍。 土地所有权这样极度的集中，一半还是由于往日占重要地位之国家、庙堂或公社土地逐渐割让，以及农村宗族的大集体领有地转落于小群有势力宗族领袖手中，变为他们的事实上的私产。农业生产不断衰落，农民双肩负担不断加重，很快便使他丧失了自己仅存的土地。他用在这一小块土地上的本领一点也敌不住其它地方农业上的科学进步，也不能帮助他去解决他这块土地的不断低减的生产。中国的重要商业农获物：丝和茶已在世界市场中失去它们的地位，因为更新式的竞争者已更有效的生产出更好的生产品了。[5] 商业资本之深入最辽远的内地及与之俱来的廉价工业品的流入，完结了农民的旧式的自足自给生活，而整个国家的落后性，足以应近代市场要求的交通之阙如，再上农民的方法的原始性，又一齐把农业生产者摧毁。他为了生存便必须为贩卖而生产，但他这块土地的狭小及他的耕种的原始性却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使他无法顺利地这样做。他不仅不能生产足以供给他所需要的剩余额，他倒还要借债来购买肥料，购买食粮以渡过收获之前的难关，购买籽种，偿付农具之租金及用费。他为这些债务抵押了他的土地，至于利率则永远不低过30%，而且常常在60%、70%、80%以上，甚至还有更高的哩。赋税的沉重负担，军阀们的横征暴敛（这些军阀是统治他的），迫使他更深的沉沦于债务中，且使他和他的土地一任高利贷者和收税吏为所欲为。[6]他还受商人随意敲诈，因为他不能把他这一点子收获运到更远的市场去，他希望赚钱。收获物被恣意垄断了，价钱也受操纵了。一季勤劳的结果总是增加新债而不是增加剩余额。债务跟着他到下一年和下一代。他丧失土地便成了一个佃农。他必须把他的收获物40%至70%让之于地主而且还让给他一个巨大的附加百分率，那就是特别税、礼物及义务，这些义务从过去湮远的封建时代起不知经过几世纪遗留下来的。（在古代传统规定的特别期间内，替地主作无报偿劳动的义务也包括在此项义务之内。）他无法抗拒之饥饿、水灾和旱灾牺牲他的收获、他的土地（如果他有的话），牺牲他的家庭，而且往往还要牺牲他的生命。但即在最好的年成中，他也差不多濒于饿毙。他比之地主、收税吏、商人和高利贷的债奴好不了多少。 这个过程，从许多方面看来，都在使大多数农民陷入于慢性的、无可救拔的赤贫中。几千百万被驱离土地的农民，行乞、挨饿、做土匪或扩充军阀的队伍。在南方他们流到海外去，流到美洲、南洋和印度去。在北方，他们移殖于满洲的未开垦的土地上。几千百万人拥塞着沿江河及沿海的城镇，这就是新兴工业无法吸收的廉价人力的无穷泉源。他们的劳力尚贱过于牲口的劳力，而横亘整个中国，人类就干着牛马的工作。土地愈来愈多的被抛荒。中国是最大的农业国，也迫得开始有增无已的输入粮食。[7]内外市场也开始不祥的衰落。整个经济建筑已腐朽人心。 上述的情形表示解放土地以供更大的生产用场（而这一点又表示解除农民的负担）已成了任何复兴和苏生中国经济的努力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这一点要能够实现，只有整个国家经济同时解放，按照其需要来发展和调整本国的资源。但只要帝国主义经济和特权保持一日，这一点也永远办不到。外国资本在一切基本的经济部门中占据了支配的地位，像水蛭一样的吮吸这个国家的资源。它占有将近一半的棉织工业（中国之最大工业）。它直接领有1/3的铁路，在其余铁路上则握有抵押权。它在中国领海中，领有和经营半数以上的航运，且独自经营80%的中国对外和沿海贸易。帝国主义者利用其技术的优越及其政治与经济的特权，使中国利权不断外溢。在1912年与1924年之间，该国的入超竟累增至15万万元[ê]的总额，在往后十年中，这个数目还达到两倍以上哩。1902年与1914年间，外国投资已倍增了，在随后十五年间又增加了一倍，竟达总数33万万美元的估值。这笔投资4/5以上直接投放于运输业和工业，其余就是借款，这种借款使中国政府变成帝国主义者的柔顺工具，且给了后者一个致命的支配权，操纵了该国的内外岁收。[8] 中国想取回自己的生产力支配权，它就必须夺回这种丧失了的阵地。它必须终结那些地盘冲突（军阀们在外人「势力范围」内，受帝国主义支持，他们永远要维持这种冲突下去），把自己统一起来。只有采取这个办法，国内和平才能恢复，军阀制度的沉重压迫才能撤除，国内市场才能扩张和发展。也只有采取这个办法，中国工业才能成为提高全国民众生活程度的基础。中国要想解决土地的难题，它必须把自己从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它要想从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它又必须令农民解除其不可忍受的负担的希望，藉此，把大多数农民群众鼓舞起来。一个反帝运动要把土地暴动的口号和民族解放的口号并排地写在旗织上，才能取得力量，把帝国主义加以制服。 这个任务怎样才能完成，又由谁才能完成呢？答案自然要归结到阶级力量和关系的估计，因为人口的每一部分对土地和对帝国主义都保有各别不同的关系。每一部分也必然怀着不同的目标来参加政治斗争。农民构成小资产阶级的最大多数，历史已非常丰富的证明，它在政治决斗场中不能独立起作用。它深刻的分裂为几个阶层，这些阶层的经济利益，厉害的冲突起来。它是人口中最分散和最落后的部分。它无论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是地方化和带狭隘性。就为着这些原因，农村往往追随城市。农民往往顺从城市阶级，因为城市阶级能够集中、团结、支配和号令。农村经济一定不可避免的绕着都市的向心力旋转，如果没有这种向心力农民就束手无策，尤其是那些最贫苦的农民，即最受到剥削和最接近耕地的农民。他因为得不到那个起支配作用的城市阶级的援助或者因为蔑视这一阶级，结果他自己企图改善他的命运总是采取孤立而没有持久的暴行方式。 这种说法，适用于俄国，尤其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是几千百万穷民的大国，这些人民受了文盲和迷信的笼罩，在地域上竟如是分裂，以致风俗习惯和说话在省与省、城与城，甚至村与村之间都有厉害的差别。中国的伟大农民战争总是以农民内部之重新分层结合告终，因为叛乱的农民一贯就是受统治阶级之一部分督率，而这一部分统治阶级并不是追求一个新社会，而是追求一个新朝代。等到战争已完结，一个新皇帝便登极而地主们也重新抬头。只有一个城市的同盟者能够改变一切社会关系，破坏整个旧国家机关并在它的废址上树立一个新的，才能够把农民从这种有害的历史循环中解救出来，使他们脱离农村中的少数剥削者，以及帮助他们沟通那使城市与乡村分离的文化裂罅。 在欧洲，两三个世纪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尽过这种历史的作用。新兴的资本家一定得把资产阶级财产的权利伸张到土地去，并且替新兴产业制度的工资奴隶制把劳动从农奴制中放出来。小资产阶级中最急进的部分走上前来帮助农民打破封建的桎梏（封建制度利用这些桎梏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上）并奠定了强固的民族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在20世纪的中国，一个不同的社会模型势必有不同的解决办法。资产阶级不能解放农民，因为资产阶级生长的特殊条件及迟缓性，直接剥削农民的正是它。我们已经指出过，资产阶级并不是以一个清楚的城市集团抬起头来，而是从旧统治阶级中生长出来，我们又指出过，它仍有成千根纽带和土地上的前资本主义或半封建的剥削制度连结在一起，而且它还是直接参加其中的。农民忍受地主、商利贷、商人、银行家、军阀、收税吏和地方官僚的掠劫。这些剥削者的利益混合在一起并成了整个统治阶级的连带利益。地租、利息、封建税和国税的征收人是同一个人，这种情形并不是不普遍。 陈翰笙教授写道：「中国地主与法国旧制度下之地主完全两样，他们往往是四位一体的家伙。他们是收地租者、商人、高利贷和行政官。许多地主—高利贷者变成地主—商人；许多地主一商人又变成地主一商人一政客。同时，许多商人和政客也变成地主。地主保有酿酒坊、油坊和谷仓。另一方面，批发所和杂货店的所有者又是土地的承押人，最后又是它的主人。地主的当铺和商店设法隶属于军政当局的银行，这是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当若干大地主把重利盘剥当做主要职业来干时，这些银行差不多通通和这件事有点关系。又许多地主同时是军政长官」。[9] 这就是中国统治阶级的真面目，同时也就是榨取农民的剥削制度的真面目。支配这一现象的基本关系是资产阶级性的。许多世纪以前，当生产的基本手段—土地变成可让渡的时候，封建制度（就其古典形态来说）已在中国消灭了。商业资本侵入农村，便在那一个仍然保留许多前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结构之内，建立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剥削方式。现时的资产阶级（身兼地主—商人—银行家—政客—收税者），其收入乃出自高利贷、市场投机、土地抵押、国税及地租。他自身就是中国经济落后的产物，他从那深植于社会结构内的前资本主义剥削形式方面，也蒙受不少福利。他采取无论在性质上和来源上都带有强烈封建臭味的方法来征收租税，如军阀的征发、采取义务劳动和礼物形式纳给地主的税、现物地租、强迫劳动、兵役、庞杂的地方税和厘金等便是。 在帝国主义的重压之下，中国资产阶级最重要的部分已成了外人或外人操纵的资本的数代相承的掮客，宛如军阀及其政府已在其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成了帝国主义互相竞敌的棋盘的小卒一样。当满怀大志的中国工业家和银行家逆睹其自身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自然而然的要去解松帝国主义的支配力之时，他们却碰到了这一事实：他们与国内被剥削群众隔离的鸿沟较之他们与国外竞敌（对这些外敌他们尚如是密切的依赖）矛盾更是深刻和不可逾越。资产阶级能够而且一定会设法向帝国主义者取得让步，向他们要求和获得较大一份赃品，但资产阶级如果不把自己摧毁却不能希望令群众满足。如果不推翻一切现存的财产关系和破坏城乡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土地是不能归还农民的。这一基本事实预先决定了中外剥削者要联合起来反对被剥削者。这件事又同时表示中国革命任务的解决已落在一个最新、最最年轻的阶级—城市无产阶级的手中，这个阶级把城市和乡间几千百万劳苦大众和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做自己的后盾。只有它的利益才和整个中国经济生活的急激改变相一致。 无产阶级在一个生齿繁殖的国家里不过占一个极小的少数，但它却能够负上政治领导的责任，这个思想已不再是一个学理，已于1917年在俄国成了事实。在那里，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承担了一个破产的资产阶级无法负起的任务。十月革命已经证明，一个无产阶级暴动—新阶级矛盾的极致—与一个农民战争—旧阶级矛盾的推移—的结合，在近代帝国主义世界中是一个落后国家的唯一出路。中国也像俄国一样，它必须把那些在历史上属于过去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任务加以解决。俄国已经证明，在20世纪，只有激烈的改变一切阶级关系及整个社会结构才能够完成这件事。而这种激烈的改变靠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革命的结合来完成。 十月革命的经验对整个落后的东方，尤其是对中国是很重大的。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曾发生于资本主义初期，即发生无产阶级尚未以一个独立的阶级出现之前。但就是这些革命也只是由于平民大众的坚决干预才产生了它们的历史的成果。荷兰的手工业者和都市贫民奋斗了一世纪来推开西班牙封建制度的魔手，替荷兰资产阶级的经济扩展清除道路。替英国资产阶级共和政治奠定基础的正是克伦威尔军队中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在法国这个古典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度内，农民暴动把第三等级的那些受惊吓的市民们赶回贵族的怀抱中。都市的平民、雏形的无产阶级、穷人、短裤党，一次又一次的从巴黎的沟壑中抬起头来，把革命推向前去。最后打破了封建制度的铁链和解放农民的正是1793年的雅可宾共和政府，不是1789年的国民会议，虽然雅可宾政府必须把农民交给资产阶级秩序的新奴隶制（农民成了这个奴隶制的一个必要部分）。 在上述的事变与俄国革命之间，插入整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深刻的改变了整个社会并因而改变了社会变革的方法和工具。资本主义在世界规模上建立分工。国家界限的树立原来是便利于把国内市场及供应这个市场的生产制度加以改造的，但势不可当的技术进步和大财富的自动扩张很快便和国家界限冲突起来。一群互相竞敌的国家争夺市场、新原料来源、廉价劳动和较高利润。从这些冲突中生长了殖民地帝国。世界上一切落后的区域都隶属较进步的国家而且不可抗拒的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中。亚洲和非洲成了两个极大经济、政治和军事冲突的剧场。从这个迅速展开的过程所包含的无情的竞争中，发生了大财富集中的趋势，而在大规模工业中以大量生产为基础的独占业也生长起来，全世界也分成数目愈来愈少、力量愈来愈大的经济和政治集团，这些集团藉经济或军事的手段不断互相竞争工业的支配转变为金融的支配，这种金融的支配力跨越大海高山，甚至攻陷了旧中国的长城。当落后的俄国和新近觉醒的东方的革命已成熟的时候，世界已经远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了。 这个变革了的世界对那些落后国家是现成的榜样。发展迟缓的国家必须向前飞跃，把世界其它国家已经历过了的改进步骤综合为几个单纯的历史阶段。先进国与落后国相互间的高度依赖关系把它们的政治命运联结在一起，破坏了落后国任何渐进和孤立地民族发展的可能性。在经济上，它们必须从最原始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跳到工业、运输和市场组织的最新技术；在政治方面所必须作的跳跃也不下于经济方面，近代民主政治的长期和较为渐进的发展缩成一个简短的阶段了。事情还不止此，因为社会已在世界规模上发展到这个地步，它不仅迫使落后国要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并驾齐驱，而且还要超过它们。资本主义已是生产力的桎梏。它的国家界限阻断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这一发展现在只有在国际规模才有可能。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世界只能提出一个灾劫的战争来解决问题。假如在先进国中，资本主义与其民主的政治机构已无法适应扩张经济的基本要求，那么落后国家想在民主政治的范围内来博取和平的资本主义发展，已完全无望了。它们万一要走上前去，便必须跨过整个历史时代，建立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这就是1917年在俄国所发生的情形。事实证明只有年轻的无产阶级才能够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及现在提出的问题。 十月革命是胜利了，因为历史发展的行程使生产力的生长要有赖于无产阶级走上政权。在俄国，工人之能够利用这一历史的时机，就是因为他们受一个党领导，这个党已把历史底阶级结合的自觉性发挥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它是从19世纪中叶欧洲的革命经验及俄国较近的历史中获得这一自觉性。这几个最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及继起他们之后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列宁和托洛茨基，把这一自觉性加以综合，并把它发挥得清清楚楚，这4个人已在整个历史时代上留下他们的伟绩，这种伟绩是很少人干得出来的。 无论在先进国或落后国里，历史的辩证律已从资产阶级手中取出社会进步的横杆，把它交到无产阶级手中，但光是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工人在经济领域里起来反对他们的阶级敌人，他们就必须凭他们自己的经验获得他们的政治和历史任务的自觉并必须锻炼一支必需的武器—政党出来，这个政党是能够在政治决斗场上领导他们作独立行动的。 阶级斗争的历史，就其最直接的意义说来，就是被压迫阶级从奴服及依赖于其压迫者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当市民们不复卑躬屈膝于贵族面前的时候，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便提上议事日程。1848年欧洲的民主运动是流产了，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受了工人和庶民大众的惊吓，竟把农民卖给封建的反动势力并容许加文尼克[ê]及其德奥的副手去摧残刚刚生长的工人阶级运动。资产阶级背后既站着一个蓬勃生长的无产阶级，它便再也不能解决土地的恐慌或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权。相反的，它倒还屈服于俾斯麦和拿破仑第三之流，想藉助于革命以外的手段，把难局加以部分和鄙啬的解决。 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从上述的事变中结晶起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过去的历史加以剖析，已替历史的方向画出一个轮廓，而且他们也已经以无阶级革命家资格从事斗争，现在他们感觉到工人们必须取得组织和政治的完全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而人类的未来也就属于这个集团。他们于1850年写信给德国共产主义者说，「无产阶级政党要是不受资产阶级利用和监督，像1848年的情形一样，那它」今后就必须「以尽可能统一和独立地政党的资格现身于战场中」。它必须避免成为一个「官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附属品」且必须致力于「一个独立底……工人组织的建立……并使每个公社成为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里面讨论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不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一个「暂时的结合」以反对任何共同敌人是可能的。不过千万要站在这样基础上，即，对这些同盟者采取警惕的不信任态度，且毫不妥协的提出工人自己的要求，「以取别于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提出的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视为农民的城市同盟者，因此逆料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将要建立于德国。但是工人政党的任务就在于了解革命不能就此停留。 他们写道，「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就在不断的革命，使一切大小资产阶级都被逐于统治地位之外，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使无产者的联合不仅限于一个国家内，并且还推广至全世界所有主要的国家……我们的任务不是改变私有财产的关系，而是铲除私有财产，不是调和阶级的对抗，而是消减阶级，不是改良现社会，而是创造一个新社会」。[10] 几年之后，马克思又指出不断革命的重要因素，他于1856年写信给恩格斯道：「德国全部问题将系于第二次农民战争来掩护阶级革命的后方。如果办到，事情就好极了」。[1]1德国并没有照此实现，但就50年后俄国所发生的情形而言，上述的话是一种差不多有如数学那样精确的预言。 1848年的教训及1871年巴黎公社的教训（巴黎公社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粗糙的轮廓贡献于世界）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即尽人皆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源头。当比较先进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减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的和革命的内容来适应他们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渐进的概念之时，落后的俄国却承受一切革命学说中之最坚强者，恰好像它曾采纳资本主义技术之最大胆的一样。列宁的天才创造出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固守着工人阶级在组织上和政策上无条件独立的思想。它对俄国未来所抱的全部思想建立在革命的国际性上，建立在更先进的国家的工人们的合作上。俄国工人运动中的另一潮流以孟什维克主义见知于历史，它以实行阶级合作为职志，且怀有这样的思想，认为俄国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必须服从资产阶级。列宁的思想与此种思想大相径庭，他认为只有农民受工人而非受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才会实现和进行到底。至于从这个工农联盟中产生的国家，则列宁尚未决定其性质，他只是用「工农民主专政」抽象公式来表现他。托洛茨基继列宁之后，作了一次勇敢的理论推进，并宣布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工农合作只有经过以几千百万农民为后盾的无产阶级专政才会而且才能够实现。这就是托洛茨基的有名的不断革命论。它的基本前提就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只有在世界规模上才能实现。事变远出乎大多数人的梦想之外，竟使这两个怪杰的思想和行动迅速结合起来。[1]2 1905年的革命，暴露自由资产阶级以专制政体桌子的面包屑沾沾自满，在往后的反动时期内，无产阶级独立的思想便成了列宁的不断的论题。他写道，布尔什维克派「在这个确切不移的规则之下，不用害怕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同携手打击敌人，（这个规则就是：）不要混合组织，分别进兵，共同攻打，不要隐蔽利益的冲突，监视同盟者有如敌人」。[13]当1917年孟什维克设法将革命引入资产阶级的河床中的时候，列宁写道：「在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一切资产阶级政客都给人民以空口允诺并麻醉工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必须拥护资产阶级；这就是取消派[★]阵营中那些不值钱的政客所说的话。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因此工人们必须叫人民睁开双眼，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欺骗，以必须教他们不要相信空话，要依赖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团结，自己的武装」。[14]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俄国的专制政体是俄国生产力的制动机，而俄国与中国一样，资本主义的与封建的剥削方式缠结在一起并使大多数农民受其支配。这种情形所包含的意义，在布尔什维克看来并不是各阶级联合反对沙皇，恰恰相反，而是这些阶级的互相斗争展开，而无产阶级也以一个农民的真正领袖的资格出现。十月革命用算术的内容来充实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代数公式」，或者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生活把它从公式的领域取出，放入实际的领域中，给它以血和肉，使它具体化，并因而改变了它」。[15]十月革命证明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农民战争致胜。布尔什维克和俄国工人期望世界各国工人参加他们，他们便把大胆的学说翻译成惊人的实际。当战争打断沙皇制度底下的最后支柱时，他们便把一个庞大的落后国家转变为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 从工人的俄国散放出来的革命刺激披靡一个厌战的世界，在列强的殖民帝国中找得反响。战争已耗竭了帝国主义世界，它终于在它的最薄弱一环里爆发起来，十月革命引起全部建筑摇摇欲坠。战争已在欧洲引起震动。它同时又刺激了近东和远东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叛乱。横越土耳其、叙利亚、埃及、阿拉伯、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亚、安南以至中国和朝鲜，这些属国人民都设法打破战争已削弱了的锁链。落后地俄国的经验对他们全体都具有决定的重要性，因为它把基本的理论和战略教训加以具体化，又因为它把新的客观因素加进世界政治中，这一客观因素就是工人国家的挑战，它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来对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力量。在俄国领导无产阶级走上政权的人们把希望寄托于世界革命的往前发展，并把他们的国际主义规定为「一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隶属于国际规模的斗争的利益，又一国已经战胜资产阶级，则能够而且准备不惜以最大的民族牺牲来推翻国际资本主义」。[16] 他们之得出这个见解并不是由于情感，而是由于这一事实，即，世界社会主义改造之能够实现，其唯一办法就是「产生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以推进和完成资本主义已经建立的世界经济制度，这个统一的经济「乃以一个总的计划为根据，且受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监督」。这一点便产生了「迫切的需要，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加以转变，把它从一个民族的基础（即，存在于一国又不能影响世界政治的）改变成为一个国际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能够给世界政治以决定影响的）」。[1]7这一转变有赖于两大主流的汇合：先进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与无数属国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这些属国包含全世界面积和人口之一半至3/4）。 当共产国际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之下成立起来的时候，它把它的全部世界革命的战略寄托在西方工人和东方被压迫人民的合作上。后者得到前者的指导和帮助，就一定能够从他们的各个不同的落后阶段中脱颖而出，跳过资本主义的阶段，直接参与社会化的改造及世界生产力的管理。这个大胆的思想就是国际主义的根深蒂固的基础，列宁的名字与这一国际主义不可分离的连结一起。 在殖民地与其它比较间接隶属于列强的属国（半殖民地）内，民族解放斗争所采取的形式取决于它们彼此的经济发展及随之形成的阶级结构。工人的革命政党不仅必须拥护民族运动（整个看来，这是进步的），而且还必须懂得在属国里什么阶级能够解决国内问题，能够于解决国内问题时把这个国家推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方面去，因而能够最坚决的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列宁于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上讨论到这些问题时，他着重指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与民族革命运动的差别。前者倾向于和帝国主义妥协，俾满足土著统治阶级的上层。后者则设法解决它们的最迫切的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藉此在反帝斗争中统一人民大众。无产阶级革命家必须在这一洪流中设法领导群众反对他们土著剥削者，这是使民族解放运动得到成效的唯一手段。[18] 列宁在他替第二次大会起草的殖民地提纲里说[1]9，「在落后国中支持反对地主及一切封建残余的农民运动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首先我们必须尽可能的努力使农民得到一种革命性，把农民及一切被剥削者组织在苏维埃中…… 「支持殖民地与落后国的革命乃共产国际的义务，其唯一目的就在把落后国中未来无产阶级党的各种单位——这些未来无产阶级党不仅挂上共产主义的名义而已——统一起来且教育它们，使它们自觉到它们的特殊任务，亦即使它们了解在其本国内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倾向的任务。共产国际必须和殖民地及落后国的革命运动建立暂时的关系，甚至建立联合，但不是和它们混合，而是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尚处于萌芽状态中」。 列宁预见民族资产阶级运动要力图利用十月革命的权威和声望，为了预防受它们「监督」起见，便插入一个特别的警告：「要坚决反对冒充共产主义的革命家的企图，他们想用共产主义的外衣来遮掩落后国的解放运动」。 在上述同一大会通过的一个补充文件里，这些观念又具体的表明如下： 「在附属国中发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动，这两种不同的运动天天愈来愈互相背离。一种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具有一个处于资产阶级秩序下的政治独立的政纲，另一种就是贫苦和愚昧的工农的群众行动，这一行动为的是从各种剥削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前一运动企图操纵后一运动而且往往获得某种程度的成效，但共产国际及受影响的党必须反对这种操纵且帮助殖民地的工人群众去发展其阶级自觉。推翻外国资本家是殖民地走向革命的第一步，为了做到这一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份子的通力合作是有用的。但首要和必需的任务就是成立共产党，这些共产党将组织工农，领导他们走上革命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因此落后国群众之达到共产主义并不是经过资本主义发展，而是依赖先进资本主义国的阶级自觉的无产阶级领导。 「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实力已不再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民族派的狭隘圈子内。在大多数殖民地内已有了组织好的革命政党，这些党努力与工人群众发生密切关系。（共产国际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关系应经过这些党或团体的中介来实现，因为它们是其本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们今天尚不十分大，但它们反映群众的愿望，且后者将跟着它们走向革命。各帝国主义国的共产党必须与这些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党联合一起来工作，且经过它们，贡献一切精神和物质援助于一般革命运动…… 「殖民地革命在最先几个阶段内不会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但假如一开始领导权便落在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手中，革命的群众就不会被引入歧途，将一直通过革命经验的连续的发展时期……在最先几个阶段，殖民地革命一定要靠这一政纲来进行：这一政纲将包括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改革条文，如分配土地等。但并不因此就得出结论，认为革命的领导权将一定要让之于资产阶级民权派。相反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进行有力的、有系统的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尽可能早一点组织农民和工人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和先进资本主义国的苏维埃共和国合作，俾最后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秩序」。[2]0 在这几段话里，共产国际把半世纪革命思想和经验的成果总括起来并应用于东方问题，而且最主要、最具体的还是总括和应用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所暴露出来的处于20世纪情形之下落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在的原动力。 俄国革命的教训对中国而言，具有特别的力量。这两个国家的命运首先就由一条邻接的边境连结起来，这条边境竟横贯亚洲几达六千里之远。两国都由诸色种族和民族构成，这些种族和民族均具有特殊的文化和特性，这两个国家和这两群人民并没有对垒冲突起来，倒还有逐渐横越土耳其斯坦及蒙古边境而融合起来之势。在两个国家中，农业人口占大多数，而无产阶级则占一个渺小的但又是决定的少数。中国像沙俄一样，它在大战结束伊始尚是一个落后国，这个国家结合资本主义之初步基础与封建的过去的残余，这种结合是一种变则，它只能使大多数农民衰亡和穷困。在俄国，君主政体束缚该国的生产力且把过去的野蛮主义保存下来，在中国则帝国主义采取远较凶猛的方式来瘫痪该国的经济生长。经济的和社会组织的落后使两国的群众不得不沦到奴隶的景况中，而这种奴隶的景况则受最黑暗的迷信、愚昧和数世纪旧传统底重负来支持。在战争所产生的环境中，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已证明只有它才能够解放本国的潜伏的创造力，打开其富源的工业化之路，并从此藉助于别国工人建立世界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 俄国固然落后，中国却更落后，因为它之加入历史的主流里迟缓得多，又因为帝国主义已成了它的道路上的障碍，而这个障碍远较罗曼诺夫家族的腐败的专制政体有力得多。俄国1905年的革命清楚的划清阶级的分界线，且它之发生，正当落后的俄国已本其一己的权利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之时，这个革命还是世界历史因素之一，它招致1911年中国的爆发，推倒最后一个满清皇帝的皇位。在俄国，1905年的事变已使俄国工人阶级最进步的一部分对其历史的作用有了自觉，但在中国，在1911年，经济结构的改变与新的阶级划分的发生尚没有发展到要用政治权力的术语来表现的地步。资产阶级受了帝国主义窒塞，未免太脆弱了，它不能用它自己的统一和近代的国家机关来代替满清。无产阶级差不多还没有出世。因此，政权便落到军阀手中，这些军阀们的敌对地盘略略隐蔽着帝国主义对抗的交互作用。但1911年革命已导入一个过渡时代，这个时代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招致新朝代的兴起，而一定要招致这个国家的经济和阶级结构以及盘踞于其上的国家机关的完全变革。在大战那几年，生产力之惊人的生长产生了一个近代的中国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压力的暂时减弱已给了中国资产阶级某些层份以自由生长及梦想不到的利润的灿烂闪光。但是它的资本主义扩展的希望却与帝国主义者的竞争及互相竞敌的不可逾越的栏栅冲突起来，又与外资投放于生产品、补助原料及工业制品而抽取的巨额贡品冲突起来。而且中国资产阶级不解决土地问题便不能使它的国内市场复苏，而不颠覆财产关系的全部现存的建筑，土地问题也不能解决。 俄国革命贡献一个新的和激烈的分歧点。世界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坚决的认为它是保持他们自己的胜利的唯一可能的条件）要合理的改造世界经济，并按照生息于世界上的人类的要求，合理的分配世界生产品。这就表示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下世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中国置身于新秩序中，它就一定取得先进国的有计划和有系统的帮助，而其一兴一革也符合于各国人民的经济及文化水准一般提高的利益。这是唯一的意义，中国只有按照这个意义才会真正完成它的民族解放。而做到这一步的办法就是动员本国的广大群众反对中外的剥削。资产阶级，这个帝国主义的奴仆不能够领导这一斗争。年轻的无产阶级，这个掌握机器的新手立即使便碰到一个任务，要领导大多数人民走入未来世界。此外没有别的阶级能做这件事了。 在中国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与其说是取决于它与人口其它部分比较之数量，还不如说是取决于它的比重。中国碰到的与从前俄国碰到的一样，已不再是本国社会主义「成熟」与否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成熟」与否的问题。又成问题的与其说是无产阶级与全部人口对比之真实数目，毋宁说是工人在各个阶级互相关系中所占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但指出这一点仍然是很有兴味的：1905年俄国的工厂人口是150万，而城市和农村工人合计有1000万。[2]1中国在大战结束伊始，工业的勃兴产生一个工厂工人的阶级，人数共计有150万左右。1927年，产业工人（包括工厂人口）计有275万左右，而手工业工人则在1100万以上。[22]虽然人口分配和密度以及两国人口的不相称的总数不容忽视，但这些数字仍表现出明显的类似。俄国和中国工人的斗争心和好战性也相类似。后者在大战期间才形成一个阶级而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工会在1918年才出现。但一年之后，中国工人阶级已干涉本国的政治生活，举行罢工声援爱国学生以反对日本强夺山东及巴黎和会的出卖。六年之后，有100万工人参加罢工，这些罢工中许多是起于直接的政治要求的。再往后两年，中国工会差不多有300万会员，而上海工人也实现了一个胜利的暴动，把政权拿到手中。这种空前生长的紧张性一半是脆弱的根源，但它仍然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积蓄深厚的表现，虽则这个阶级尚属年轻。在这个地方，单纯的比较必须停止，让位于历史延续的标准。俄国工人阶级已取得胜利并已统治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这个事实就是中国工人力量的深厚泉源之一。 假如中国工人因为是那样年轻的一个阶级，所以比较薄弱，那么正因为现在俄国这个工人国家已在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中成了一个巨大的客观因素，所以中国工人比之先于他们出现的俄国工人远较强大。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这个革命发放出来的难于捉摸的推进力中，或表现在它所教的重大历史教训中。它之存在是可以捉摸的。中国工人虽刚刚起来斗争，但他们后面有俄国无产阶级、俄国无产阶级国家，及团结于共产国际队伍内的所有先进国工人的最先进的部分，这全部力量就是中国工人的后盾。这一力量成了世界的动力，它比之其它任何条件都优越，主要就是它使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有资格大胆的要求一个4万万人民的国家的领导权。但恰好就在这一点上，一个历史的矛盾侵入来，而且开始把非常有利的环境转变为不利，把中国革命的最大财产转变它的最沉重的负债。 当中国革命的新兴和新鲜力量开始增加运动量时，欧洲的革命浪潮已在低落中。俄国苏维埃政府受国内外环境所迫，不得不设法休息。它从沙皇制度承受下来的经济建筑受了战争摧残，且已由于「军事共产主义」之需要，被耗竭到了极度。无产阶级专政迫得要向新经济政策倒退，以便替筋疲力竭的人民博得一个喘息的机会。环境之迫使这一次战略上的退却，主要就是因为希望先进欧洲工人的援助，没有实现。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是领导欧洲工人运动的，但正当大战爆发把它们的誓约加以试验时，它们已立即从口头的国际主义者堕落而为实际的民族主义者。它们已牺牲工人而保卫欧洲的资产阶级祖国。在战争结束之后的震动中，它们证明是资产阶级秩序的最坚固的支柱。它们拦住无产阶级的高潮，且把政权原封不动的交还资产阶级。一个坚决的革命领导的阙如阻碍了新兴革命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预想的。苏俄没有得到欧洲工人国家的立即援助。倒还碰到帝国主义干涉的咄咄迫人的刺刀。它虽然逐走了它的敌人，但临末它迫得要设法和敌对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它的边界成立暂时的休战。 列宁说过而且反复说过几千遍：在落后俄国中的工人国家至少要得到几个先进国的工人的援助，否则就不能站得稳。当他迫得要率先向新经济政策退却时，他承认因为欧洲革命浪潮及俄国群众的紧张精神开始减退，敌对阶级从国内外加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影响，已有了危险的增长。布尔什维克希望经过共产国际及苏维埃国家的积极干涉，在世界舞台上一种新的事变的结合一定很快的使他们能够改变力量关系，转而有利于无产阶级。共产国际首四次大会供给外国各党以思想上的武装，因为上述这个新的事变的结合有不少依赖于它们的地方。但要想强使历史就范已非一个列宁或一个托洛茨基的天才能济事了。在群众脱离政治舞台而陷于孤立和退却的情形当中，尤其是在内战最后的几场大战打过之后，官僚的反动（它反映着国内外敌对阶级的压力）把持了新国家的机关。它远在欧洲的年轻革命组织能够领导工人重新走向政权的斗限之前，已开始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官僚层开始结合于新形成的苏维埃国家的外壳之上，它拿俄国的民族孤立做它的出发点。它开始改变苏维埃的政策，把世界革命的约言改变为官僚的狭窄打算的保守的民族利益，而这个官僚又把自己和工人政权等量齐观。列宁在他临死的几年攻击这种倾向，但它比他强。他的斗争很快结束，政权便落入新官僚层的代表的手中，这个官僚层的化身就是约瑟夫‧斯大林。反对篡夺者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团结在托洛茨基及布尔什维克党内无产阶级核心的最优秀的份子周围。他们逆流前进，但他们不能挡住或挽转它。新领导尚在口头上赞助无产阶级革命的推展，但实际上却着手以官僚特权的巩固来代替了它。欧洲革命的失败尤其是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产生了失望的情绪且减损了信心，以致怀疑西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能力。从这些根源和这些情绪中，生出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是斯大林于1924年第一次提出的。他把它强加在列宁地不可调和的国际主义之上，且把它造成为后来修正了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轴心。 这种民族主义的堕落发生于苏维埃孤立的腐蚀力之下，他必然促使苏维埃的国内外政策脱离无产阶级的基础。在国内，这个政府从事于买好小资产阶级、富农和耐普曼。在国外，它采取的政策，愈来愈使国外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隶属于新兴苏维埃官僚的外交要求。现在问题已不再是「作最大的民族牺牲以推翻国际资本主义」，而是作最大的国际牺牲以保持俄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了。这一发展经过了一个年代以上，且经过了一连串眩人的曲折摇摆才在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内开花灿烂。它的影响不久也在东方各国内感到，苏维埃官僚渴想在东方各国找寻强大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同盟者，并对工人阶级的力量丧失了信心，遂致应用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并非出自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十月革命，而是直接出自孟什维克主义，而孟什维克主义则主张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应起领导作用，并准备使工人的利益隶属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把资产阶级革命划分为几个严格的年代学的「阶段」，这种迂腐和机械的思想代替了十月革命的活的经验，这一经验已证明这些阶段如何混合或结合起来。 斯大林及和他一道的许多上层「老布尔什维克」那样轻易的滑入这一条道路中，丝毫不是偶然的。在1917年4月列宁回抵俄国之前，他们已毫无例外的，通通认为革命头一阶段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权，具有不可侵犯性。1917年3月斯大林已成了拥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著名公式的作者，但列宁反对这一公式竟到了这个地步，甚至威胁着要和党的领导破裂。是年3月，斯大林在党大会内宣称，「只要临时政府加强革命的步骤，我们就必须拥护它，但如果它是反革命的，拥护临时政府就不许可了」。[2]3数日之后，列宁在他的有历史意义的〈4月提纲〉里，严厉地对抗上述这一见解，他的提纲写着：「不要拥护临时政府。把它所有诺言的极端虚伪性加以暴露。……要求这个政府，这个资本家的政府不成为帝国主义政府，对这种产生幻想的要求我们不是嘉许而是揭破……」。[2]4他又向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大会宣称，「连我们自己布尔什维克派也表示信任政府了。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死亡。同志们，你们竟相信政府。在这种情形中，我们便分道扬镳。我宁愿居于少数」。[25]当他要求党取道走向工人政权并宣布「民主专政」的旧观念只适于放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前期的古物保存所」[2]6中之时，那些恐怖战栗的「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也惊倒于他们之间）骂他「跳过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列宁的路线占了上风，而十月革命也淹过那些「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保卫者的头。当革命浪潮退去，政权落入他们手中之时，原来他们尚死守住他们的「革命前的古物」哩。十月革命的经验已经过去了，但几乎一点痕迹也没有给他们留下。那些「古物」（可不是代替这此「古物」的活的实际）又重行刷新，且标上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十月革命的招牌来撑起新统治层的权威。刚巧在这个时候，革命开始发生于中国，苏维埃官僚便转而注意东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富于动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便让位于斯大林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又隐伏于布哈林的学院式的公式中。他们的政策的基本动机并不是保护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渴望找寻一个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同盟者。孟什维克马尔丁诺夫及拉夫斯基便出头来替东方做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诠释者」。他们的轴心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 中国工人已经自发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从城市发放出来的推动力已经开始鼓舞大部分农民行动起来。中国资产阶级方面（希望发展，焦急不安）已伸手操纵这一初生的运动，且已像列宁预见的一样。企图用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权威来掩护它自己。在另一方面，卑贱的中国苦力却正发挥他们的英雄主义、勇敢、牺牲和忍耐力（这是他们的特出的标记），反抗社会，这个社会竭力使他们永世成为一个愚钝和驯良的动物。为了填补他们底政治不成熟的缺陷，他们需要工人国家的帮助。首先他们需要一个革命政党，这个党由十月革命的思想库来武装，由共产国际的力量来做后盾，并对其历史作用充满自觉。凭这些力量，中国革命便有了一个无比的机会来影响整个被压迫的东方和破坏帝国主义权力的基础，藉此对帝国主义施行致命的一击并打破了苏维埃国家的孤立状态。 在短促的几年中，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涌现于中国城市的街道及中国田野的疲弊土地中，且威胁着要把中国社会之一切古老的、腐败的和枯朽的东西加以破坏。但是挺身站在这些衣衫褴褛的队伍前头的人们，却不教他们永远和那种夺人志气的屈辱的传统决裂，倒还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剥削者的政治战车上，甚至还是在他们起来斗争的时候。十月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力量和权威并不是用来支持当作一个独立力量的无产阶级，而是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结果，群众正当急剧涌起盛极一时之际被制止了，他们的组织被摧毁了，他们的领袖被砍了头了。他们公然干犯的那个剥削制度的摇动了的基础又重新稳定，屹立如故。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悲剧。 [1] 陈翰笙著《中国现在之土地问题》1933年，上海出版。在J. LossingBuck着之《中国农村经济》(Chinese FarmEconomy，1930年，上海出版)中，也可找到有用的事实，虽然收集得不充分。又在R. H.Tawney著《中国之土地与劳动》 (LandandLabourinChina)一书（1932年纽约出版）的注解中，也找到一些适当的论文和各种专门研究著作的书目。 [ê] 陈教授把这三种范畴规定如下：「当一个农户靠土地仅能自给而在他的农业劳动中没有直接受他人剥削或剥削他人者，我们可以说，这种农户属于中农阶级。中农的地位帮助我们去决定另外两个农民阶级的地位。当一家农户在忙时雇佣一个或一个以上之农业劳动者（日工或季工），以致超过普通自给的中等农户所需要之劳动力总消费量，或当该农户所耕种之土地面积超过中农所使之平均土地，我们就把这种把这种农户归入富农一类，我们凡在某处发见农户耕种之土地两倍于其本村中农之土地，我们就无须进一步考察劳动关系，随便把他们归入富农一类。贫农比较容易认识。凡农户耕种之亩数（一亩等于一英亩之1/6）低于中农，而其成员除靠自耕之产物维持生活之外，尚必须依靠工资收入或具有补助性的某种收入者，一概属于贫农。凡贫农中不耕种任何土地（他们自己的，或租来的）而就雇于人，或者只耕种一小块土地，而主要还是靠出卖他们的劳力于农业中以维持生活者，称为雇佣的农业劳动者，但仍属于农民。」《华南土地问题》（1936年上海出版）第8页——译者注。 [2] 〈国民党土地委员会报告〉见汉口《中国通讯》（1927年5月8日）。 [3] 陈氏《中国现在之土地问题》第2—5页。 [4] 陈翰笙著《华南之土地问题》，1936年，上海出版。 [5] 参阅1934年4月南京出版之《给国联行政院报告书附录》(Annexes totheReporttoTheCounciloftheLeagueofNations)附录6和7，在Tawney着之《土地与劳动》一书中也有更扼要的概括和书目提要，参阅该书第50—54页。 [6] 王寅生著《华北的苛捐杂税和农民》(Requisition andPeasantryinNorthChina)，1931年上海出版；陈氏：《现在之土地问题》第15—18页；陈氏：《华南土地问题》第5章；又参阅伊罗生编《国民党反动之5年》（1932年上海出版）中之〈国民党对农民〉。 [7] 参阅《1932年中国海关年报》第48页以下；陈翰笙着〈中国之经济解体〉（见1933年4月至5月之Pacific Affair）；C. H.Lowe著《中国目前之劳动问题》表一；Dr. FriedrichOtto着〈五谷之收获和输入〉(“Harvests andImportsofCereals”见1934年10月《中国经济杂志》）Louis Beale和G. ClintonPelham合著《中国贸易和经济状况（1931年—1933年）》(Trade andEconomicConditionsinChina，1931—3)，1933年伦敦海外贸易部出版，第7页及144页以下。粮食输入1918年达总数的5%，1932年为20%。往后一年，仅仅偿付输入的粮食就耗去总输出的45%。 [ê] 照美元计算。 [8] H.D.Fong著《中国之纱业和贸易》第26表；G. F.Remer著《在华之外国投资》(Foreign InvestmentsinChina)，1933年纽约出版，第69、86—91、135等页；1926年之《中国年报》第822页；房福安着〈外人操纵交通之程度〉（见1930年9月10日上海出版之”The ChinaNation”）L. K.Tao和S. H.Lin合着之《中国工业与劳动》（1931年北平出版）第12、16—17页。 [9] 陈氏著《现在之土地问题》第18页。 [ê] 加文尼克是法国1848年6月屠杀巴黎工人的反动将军—译者。 [10] 〈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给德国党员的第一号通告〉（见恩格斯著《德国之革命与反革命》附录三，第135页以下。） [1]1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讯集（1846—1895年）》，1934年伦敦版，第87页。 [1]2 关于列宁1917年对他的1905年底口号的估计，请阅《列宁全集》（英文版）第20卷第118页以下，关于这种思想及后来围绕着这种思想而发生的争论的说明，请参阅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及《俄国革命史》第三卷附录三。 [13]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30页。 [ê] 取消派是指1905年革命失败后，那些想使工人运动迁就沙皇法纪的孟雪维克—译者。 [14] 前揭书（英文版）第20卷第33—34页 [15] 前揭书第20卷第120页。 [16] 〈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见《第三（共产）国际之提纲与章程》（1920年7月17至8月7日第二次大会通过），1920年莫斯科版，第70页，又参阅列宁着〈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草案〉见1920年6—7月之《共产国际报》。 [1]7 〈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第69页。 [18]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始末记》（1921年汉堡出版）第140—3页。 [1]9 〈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第70页。 [2]0 〈补充提纲〉，（见《提纲与章程》第72—5页），参阅〈东方问题提纲〉见1922年11月3日至12月3日《共产国际第4次大会之决议与提纲》（伦敦出版，日期未详）第53页以下；又参阅沙发洛夫〈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及共产党人对它的态度的报告〉，见（1922年1月21日—2月1日）《东方劳苦大众第一次大会的经过》（1922年彼得堡出版）；第166页以下。 [2]1 托洛茨基著《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32和53页。 [22] Lowe著《中国目前之劳工问题》第154—5页；关于工业人口研究资料之总合，请阅房福安之《中国劳动》（1931年上海出版）第二章。 [2]3 〈1917年3月党大会的记录〉，见托洛茨基著《史大林伪造学校》（1937年纽约出版）第239页之附录。 [2]4 《列宁全集》（英文版）第107页。 [25] 列宁前揭书第98页。 [2]6 列宁前揭书第120页。 上一篇下一篇
美国工人在政治上的落后（1938年5月1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美国工人在政治上的落后（1938年5月19日）托洛茨基：要从整体上来准确把握关于纲领的几个观点，这是非常重要的。怎样才能前后一致地制订出一个纲领呢？有的同志说纲领草案中有些地方，美国工人在思想上还理解不了，在情绪上还接受不了。那我们该问问自己：纲领是应该与工人的思想觉悟相适应呢，还是应该符合本国当前的客观经济政治形势？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社会中各阶级的思想觉悟的状况，是由客观条件、由生产力、该国经济形势决定的，但是，这些客观条件对思想觉悟产生的影响，不会立刻体现出来。一般说来，觉悟是落后和延迟于经济的发展的。落后的距离有长有短，在一般的时期，当发展比较慢的时候，在较长时间内，这种延迟不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延迟表示工人还无法承担起客观条件赋予它的任务；但在危机时期，这种延迟就可能是灾难性的。比如说，在欧洲，这种延迟造成了法西斯主义这个灾难性后果。法西斯主义是对未能成功夺取政权的工人的惩罚。美国现在的形势也（与欧洲）类似，它也面临着类似的可怕的危险。在美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必要条件，从每一方面来说，都要比欧洲、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成熟。美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非常落后的。我们的一切活动，都要以此为出发点。纲领必须表达出工人阶级的客观任务，而不该体现出工人的落后性。它必须如实地反映社会，而不能反映出工人阶级的落后性。纲领是用来克服和战胜落后性的手段。所以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必须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包括美国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性危机的尖锐程度。对于那些不取决于我们的客观条件，我们是既不能延缓它们，也不能修改它们的。我们不能保证群众将会解决危机，但我们必须如实反映情况，这就是这个纲领的任务。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向工人提出这个纲领。这更多地是用什么方法来教育工人、用什么术语来把具体情况告诉工人的问题。政治制度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的阻碍变得越来越严重，不断增长的失业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峻——这就是最严重的社会瘟疫。生产力再也无法发展下去了。科学技术在发展，可是物质力量却在衰落，这表示社会变得越来越贫穷，失业人口越来越多。群众的痛苦正不断加深，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处境都变得越来越艰难；除了法西斯主义之外，资产阶级再也没有别的路子可走，而危机的加深，将迫使资产阶级丢掉残余的最后一点民主，代之以法西斯主义。美国无产阶级将会由于自己缺乏团结、意志和勇气而遭到惩罚，被法西斯主义统治上二三十年。资产阶级将会用铁鞭子来抽打美国工人，让美国工人明白自己的任务。在欧洲所发生过的一切，将会以更巨大的规模在美国重新上演。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这是很严峻的，同志们。这就是美国工人的前景。希特勒击败了德国工人阶级之后，托洛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法国将何去何从？》[1]，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对此嘲笑说：“法国又不是德国。”但在希特勒获胜前，托洛茨基也写了一些小册子，向德国工人发出警告，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此嘲笑道：“德国跟意大利不一样。”他们都没当回事。现在在法国，法西斯统治的危险一天比一天迫近。在美国，法西斯统治的危险也在不断迫近，这是千真万确的。美国十分富裕，美国在过去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使得罗斯福能进行他的试验，但这持续不了多久。（美国的）整体形势，跟（欧洲的形势）完全相似；（美国所面临的）危险（跟欧洲的）也是一样的。有一个事实是这样的：美国工人阶级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精神，缺乏革命的团结，习惯于较高的生活标准，美国工人阶级的思想水平与当今的现实不一致，倒是跟过去的回忆相符合。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中，革命党应该怎么做？应该站到（斗争的）最前线去，正确地阐述客观局势，准确地指出（工人阶级的）历史性任务，不论工人是否已经做好了接受这个任务的准备，这个任务都是从这一局势中产生的。我们不能根据工人的思想觉悟来决定自己的任务。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去提高工人的觉悟。纲领就应该这样来制定，并提交给先进的工人。有人会说：好啊，纲领是科学的；它符合客观形势——可是，要是工人接受不了它，那这纲领写了也是白写。是有这种可能。但这只意味着工人将被打垮，因为要解决危机，除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外别无他法。如果美国工人不能及时接受这个纲领，就将被迫接受法西斯主义的纲领。当我们带着自己的纲领出现在工人阶级面前时，我们无法保证他们一定会接受我们的纲领。我们无法对此负责……我们只能对自己负责。我们必须告诉工人实情，然后我们才能赢得最优秀的工人的支持。至于最优秀的工人有没有能力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我不知道。我希望他们有这个能力，但我对此不能打包票。但即使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假如工人阶级现在不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充分调动起自己的精神和力量的话——即使这种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即使工人阶级沦为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最优秀的那部分工人也会说：“这个党曾经警告过我们，它是个好党。”一种优良的传统仍将会在工人阶级中间流传下去。这是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因此，一切认为这个纲领迎合不了工人的思想觉悟水平、所以不能提出这样的纲领的意见，都是错误的。这些意见所体现出来的，不过是害怕面对形势罢了。当然，如果我闭上眼睛，（无视现实的客观条件，）我也能写出一个光明乐观的、人人都能接受的纲领，但这种纲领是不符合局势的。我认为这个基本观点是最最重要的。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是落后的，但思想觉悟并不像工厂、矿山和铁路那样固定，而要比它们灵活得多，在客观危机（成百上千万的失业者）的冲击下，思想觉悟会发生急剧的变化。目前，由于美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落后，它反而还能享有一些优势。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自相矛盾，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欧洲工人有很长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国际的传统，这类传统形成了保守的力量。就连几个党接连背叛（工人）之后，（还是有）工人依然忠于它们，因为正是这些党使他初次觉醒，也正是这些党对他进行了政治教育，所以他对它们始终怀有感激之情。美国工人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绝大多数都还没有在政治上组织起来，而且才刚刚开始参加工会。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这使得革命党有了动员他们的可能。（工人动员的）速度将有多块？谁也预测不出。我们只能看到它的方向。没人否认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于是我们就要碰上一个问题：如何向工人提出这个纲领？毫无疑问，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把政治活动跟群众心理学还有教育学结合起来，建起一座通往群众的心的桥梁。只有实践才能告诉我们，在美国的一些地方要怎么把纲领提出来，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又要怎么提出来。我们要在一段时间内试图把工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口号上去，这个口号就是：工资与工时的活的计算法（slidingscaleofwagesandslidingscaleofhours）。美国工人的经验主义，使得各政党用一两个口号就能取得巨大成功，单一税、复本位制[2]等口号在群众中野火燎原般地传播开来。当工人发现这些“万能药”不顶用之后，他们就去等下一种“万能药”出现。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自己纲领中的一部分提出来，这部分是真实的，它不是蛊惑人心的玩意，它要完全符合局势。官方公布的当前失业人数是一千三百万到一千四百万，实际上大概有一千六百万到两千万人失业，青年则完全被放弃了，任由他们受苦受罪。罗斯福先生坚持兴建公共建设工程，我们则坚决要求：公共建设工程应该和矿山、铁路一道，吸收所有人参加。这样所有人都有可能过上像样的、不低于现在水平的生活。我们要让罗斯福先生和他的智囊团拿出一个公共建筑工程方案来，这个方案必须让所有工人都得到可以让他像样地生活的工资。有了工资与工时的活的计算法，是有可能制订出出这样的公共建筑工程方案的。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要进行讨论，找出提出这个主意的办法。然后我们就要开始一场紧张的宣传活动，让所有人都知道这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我认为我们是能够把工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一点上的。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点。开始时这歌口号要完全符合局势。但随着宣传活动的发展，可以加入其他的口号。官僚将会反对这个活动。如果这个口号能受到群众欢迎的话，在反对它的阵营里就会发展出法西斯主义的倾向。然后我们就要说：我们得组建自卫小队。我认为一开始就要采用“工资与工时的活的计算法”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工作制，即根据现有的工作，换算出总共需要多长工作时间，再按照工人的总数来分配。但如果我们直接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话，在普通美国人看来，就跟其他一些从欧洲传来的东西一样，都是乌托邦。我们要把它作为解决经济危机的一个办法来提出，这个办法必须能确保他们有吃、喝，以及住在像样的地方的权利。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纲领，不过用了非常受欢迎、非常简单的形式提出来。有人提问：该如何指导这个宣传活动呢？托洛茨基：这个宣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将会这么进行：你在——就当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吧——进行鼓动，你可能会争取到一两个工会赞成这个纲领。你派代表到其他镇上去，到个别的工会里去。如果你能从党那里把这个思想传播到工会里，你就赢得了斗争的一半。你把它传播到纽约、芝加哥等地方去，传到相应的工会里去。在你取得一些成功之后，你就召开一个特别代表大会。然后你就可以（在特别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让他们逼迫工会官僚采取支持或反对的立场。这样，你就会得到极好的宣传机会。有人提问：我们能在实际中实现这个口号吗？托洛茨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想要实现这个口号，比推翻资本主义还难。我们的要求中，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的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才把这些要求叫做过渡要求。过渡要求能创造出一座通往工人心灵的桥梁，然后要创造出通往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质性的桥梁。整个问题在于：如何把群众动员起来，去进行斗争。在此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之间，有一道鸿沟，我们所有做的，就是去找出填平这道鸿沟，把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团结起来的方法。那种认为失业者组成了一个固定的阶级——被社会所抛弃了的阶级——的想法，是为法西斯主义运动所做的心理学上的准备。如果不能在工会中填平这道鸿沟，那么工人阶级就要遭到灭顶之灾。有人提问：为什么要提出不能实现的口号呢？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此无法理解。托洛茨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纲领并不是突然从谁的脑袋里蹦出来的新发明，而是从布尔什维克的长期经验中产生出来的。我要强调一点：它不是某个人的发明，而是革命者的长期集体经验的结晶。它是旧原则在当前形势下的应用。不要把它当成是铁一样死板的东西，它是能灵活地适应具体情况的。革命者总是认为，改良，和（斗争中）得到的东西，都不过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而已。如果我们向统治阶级提出的要求，不超过他们能给我们的范围，那么统治阶级就只会把我们所要求的十分之一给我们，甚至干脆一点都不给。当我们提出更多的要求，并有能力把我们的要求强加给资本家时，他们就不得不尽量交出最多的东西。（参加斗争的）工人范围越广，工人的战斗性越强，工人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而工人也就能赢得更多的东西。这些要求并不是毫无新意的口号，而是向资产阶级施压的手段，这些要求将会立即产生出最有可能的物质上的结果。以前美国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期时，美国工人光靠经验来指导罢工和斗争，还是能获胜的。那时他们非常富有战斗性。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本家是愿意拿出一点好处来收买美国工人的。如今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繁荣的前景。他们不担心罢工，因为有大量的失业人口。所以这个纲领才必须把工人阶级中在业和失业的两部分紧紧团结起来。而通过工资与工时的活的计算法这个口号，是能做到这一点的。[1]《法国将何去何从？》（WhitherFrance？）是托洛茨基写的一本书，在书中托洛茨基分析了1934年至1936年间法国的事态。他描写了法国三十年代的社会危机、加斯东·杜梅格（GastonDoumergue，1863——1937）于1934年组建的波拿巴主义政府和1936年的人民阵线政府。托洛茨基反对人民阵线政策，提出组建苏维埃，以此作为行动纲领（这个纲领能引导社会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一部分。——原注[2]复本位制（bimetallism）是指以两种金属（通常是金银）为本位的币制。美国从1792年起正式采用复本位制，但在实际中币制却还是单本位制（monometallism）。十九世纪末的人民党运动鼓吹实行银本位制（silverstandard），但美国在1900年通过了《金本位法》（GoldStandardAct）。单一税（singletax）是美国新闻工作者、经济学家、改良主义政治家亨利·乔治（HenryGeorge，1839——1897）提出的，他认为应该向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征收单一税。——原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二十章新的「民族统一阵线」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二十章新的「民族统一阵线」 国民党政制于1927年上台，奉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上谕，去镇压工农群众运动。在那一年的大屠杀中，又在往后十年那样残暴地对付工农和激进知识分子的内战和恐怖中，国民党完成了它的主要机能：充当帝国主义和人民中间的一架缓冲机。 外人的利益那样充分的支配着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它便直接和间接的参预了那进攻中国人民大众的不断的战争。那些派去镇压华中叛乱农民的军队，从所有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军火厂方面取得武装。德国的法西斯教官训练那些用来反对人民的军队。美国和意大利的军官教导国民党的飞行员如何去轰炸平民。美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飞机把中国上空弄得可怖，令扬子江各省的无抵抗的农民们胆战心惊。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炮舰向中国江河沿岸的「土匪」——这是称呼农民叛乱者的官场话——不停地开火。美国于1933年给了南京政府一笔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供作完成江西战事所需的最后一笔财源。在大城市中心驻扎着美国、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陆军和海军，直接保护外人利益。英、法和日本的巡捕在外国租界不懈的搜捕激进学生、罢工领袖和共产党人，整千整百的把他们移交给国民党军政当局，受酷刑和处决。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重新发动直接的进攻，这次进攻伴着近代掠劫战争一切可怖行为：但日本在这次进攻中，只是为了他一己的特殊利益而把那一个同等可怕的战争延续下来罢了，那个战争就是国民党和所有列强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而联合一致向被剥削和充满恐怖的人民发动的。日本的侵略（经过连续不断的阶段而发展至1937－8年的大战）主要的意义是表明豺狼中最瘦又最饥饿的那一只已经脱离了狼群，重新努力去为自己攫取食饵中之较大部分。 日本资本主义依存于一个轻工业的基础和一种封建的落后土地制度之上，此外还有一个虽然高度集中但比较脆弱的金融上层建筑。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家族中之一个后来者，它已经40年来就设法操纵中国，为的是想创造一条无滞碍的河床，供它自己的生产品外流，并获得基本的原料，主要是煤、铁和棉花，这些东西它是那样可怜地缺乏。由于它的经济的脆弱，日本比之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和美国，更少能力去抵御1929年开始的世界不景气的压迫。世界市场对日本商品的关闭直接造成了1931年满州的入侵。胜利没有使它停顿下来，只是助长新的冒险罢了。大陆军事活动的巨额消耗和恐慌的尖锐的酷烈化增加了日本经济的紧张性。1937年日本又诉诸武力，想有系统的驱逐它的帝国主义竞敌——英、美，因而把中国更大的部份纳入它的轨范，并使全部中国经济满足它的需要。 英美帝国主义的构造与日本不同，它们是植根于高度发展的重工业之中的，而这些重工业又由一条强有力的金融网线编成庞大的单位。它们供给中国经济以重工业品，藉此能够绝对支配它，它们又保持直接和间接的金融支配权力，藉此又能够抽出必需的超额利润。它们的互相竞敌，时至今日，已把这个行程拦断了，但正是这个远景才把中国变成资本投放的一个具有伟大潜能的贮水池，对于这一点，大列强们将来一定终于发生冲突的。 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想对中国市场、中国劳动力和中国资源直接和整个不分地加以剥削，藉此来维持它本身脆弱的经济结构，所以它不仅和它的大敌人冲突，而且还不能容忍处于竞争地位的土著中国工业的一种相对的增长。它不能让出半点余地点给一个半独立的土著剥削阶级来发展。 [㈠]英美金融资本对中国的更进一步的剥削则不仅容许，而且绝对需要中国资产阶级充当一个代理人来服务。为着这个理由，那个无能独立发展的中国资产阶级自然宁可臣服于纽约或伦敦也不愿臣服于东京。 当日本于1931年进攻之时，国民党无告地乞援于英、美。但日本已经狡猾地选择了好多的时机。满洲侵略发生之时，适逢举世焦头烂额于经济恐慌，所有帝国主义的内部竞争亦随之而尖锐化，这两种条件已产生了一个战略的真空，在这个真空里，日本可以很少或者丝毫不怕实时的干涉而向前做去。它的竞敌谁都没有准备或愿意发动一个制霸亚洲的武装斗争。它们还并不是不愿意扶助日本对苏联来一次最后进攻的计划的。 国民党政制害怕民众较之害怕侵略者更甚，它不敢动员民众举行一次民族革命战争。它反而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尽量退让，希望日本得到满洲，或者充其量，得到满洲和华北就满足。最初，它设法运用抵货的武器，但1931年，在日本进攻上海的压迫之下，它便放弃了，而且积极的镇压抵货运动。之后，它想向日本人证明它的有中用，便加紧进攻华中的农民，而对独立反日运动的任何表现，都加以摧残。 因之，差不多自然而然地发生这样的事情：既然人民中每一阶层都在日本的鞭挞之下，激发到这一程度或另一程度，则凡是他们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便被迫而从事于反国民党政制的斗争。国民党无法保卫国家领土，学生们对之最先而且最凶猛的发生反响，他们示威地把国民党的旗帜践踏在脚下。他们袭击、捣毁国民党党部。他们夺取火车，成千成万的拥到南京去攻击政府本身的卫城。好像在1919年一样，他们冲到卖国总长的面前。他们冲入外交部，殴打外长王正廷（现任驻华盛顿大使），迫他辞职。他们还阻止他的继任者顾维钧（现任驻巴黎大使）上台。他们从蒋介石方面取得一句诺言：在华北战场马革裹尸，这是他已经惯常作的诺言之一。但几天之后，1931年12月15日，蒋却实行他的战略上的辞职。他从旁面监视着，而孙科和陈友仁则在他们的倒霉时机来秉政，负责枪击和刺死学生示威者，学生们便终于像牲畜一样成群的被赶离南京。学生们到处以同样率直的英雄主义举行壮烈的示威。他们在上海把市长变成俘虏，迫他辞职。 学生运动不久便低落了。1919年，学生们曾引起民族主义运动的爆发，这个运动把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卷入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斗争中。1931年，学生的火花一闪便灭了，因为学生们一贯处境非常孤立之故。1919年，资产阶级为他们在战争中的利得所鼓舞，便鼓励学生们起来，并自己站到前面去领导那爆发起来的广大民族主义运动。1931年，资产阶级却用全力去打击反帝运动。1919年，新近才招入工厂的工人们迅速地起来斗争，又通过他们，几千百万的农民也被唤起来了。1931年，因为1927年的深刻失败的结果，群众尚陷于消极状态，伏处不动。 [1] 但抵货却也一时令中国工厂的机轮转动得快一点。有一度微弱的景气，开始在工人中刺激起自信的情绪。罢工开始发生，但罢工者到处都被打、被枪杀、被打散。工人组织都受国民党的代理人和暴徒控制。他们多数是完全没有组织的。没有一个政党具有一面旗帜和一个政纲，工人们承认是他们自己的。 这样充分地暴露国民党的懦怯作用的同一事变，也同等无情的暴露共产党的无能和孤立。共产党极度无能去把国民党打散和压制着的力量团结起来。它不能把弥漫于人民所有阶层（尤其是那些最有直接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危险的阶层）的深刻仇恨转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在满洲，几十万兵士和农民组成义勇军（红胡子或「土匪」），他们直到今天还不断摇撼着溥仪的不安定的皇位。在他们当中，共产党发生很少或根本没有影响。 [2]在满洲诸城市的工人当中，党完全没有立足地。 [3]在上海及中国本部其它城市中心，党已经完全脱离工人阶级，也不能利用这次侵略所造成的机会去重获它已经失去了的阵地。共产党知识分子在学生运动中尽若干作用，但因为与工人缺乏联络，他们不能防止这个运动中的国民党政客的阴谋诡计，在国民党恐怖的无情打击之下冰消瓦解。 党提出的抽象的抗日口号从工人方面得不到什么反响。仅仅爱国的呼吁不能一笔过抹煞长长的一连串的致命错误，这些错误已削弱了党，破坏了它在工人中的权威和声望。共产国际的国外宣传机关照例公布愈来愈多的报告，说明在抗日运动中共产党之成功，但在当地，党自己的报纸却更精确的反映党的真正弱点。「自九一八以来，党和赤色工会已在工人运动中绝对没有领导」，1931年12月的《红旗报》说。日本入侵之后，工会委员会已「无法建立一张工人报纸」。 [5]想建立工人抗日会的微薄努力也没有多大成功。 「工人群众尚没有广泛的积极的参加斗争」，日本人侵略开始两个月之后，另一个共产党的机关报说。「这由于……一方面赤色工会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不能团结群众于其周围。在实际斗争中，我们没有将抗日的浪潮与阶级斗争的大胆推进联系起来。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尤其是在上海，虽然浸淫于抗日情绪，却不能立即响应『打倒日本强盗！』『反对占领满洲！』……等口号，因为这些口号尚未与当地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如增加工资，发房贴、米贴……）联系起来。显然的，纯粹抗日口号不能使罢工得到工资增加和生活状况的改善」。 [6]中央委员会的劳工部也在这个时期写道：「我们无法组织成功一个反帝罢工」。 [7] 但一个罢工运动与党完全无关，而且不顾野蛮的压迫，却开始在上海酝酿起来了。永安纱厂曾从抵制日货中大获其利，这个厂的工人于12月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在这次罢工尚未受摧残之前，有几个工人和国民党的警察冲突遇害。1月7日，上海34间日本纱厂的6万工人发动一次总罢工。这个罢工是在纯粹经济的基础上号召起来，反对克扣工资和解雇的。 [8]两个星期之后，除了7000人之外全体工人都被迫回厂复工或到另外地方找工做了。 7天之后，1月28日，日本的海军攻打上海。十九路军出乎意外地，而且违抗着蒋介石的直接命令，举行顽强的抵抗。交战支持了5个星期。7年前，英国退捕射杀不过13个学生，就曾促成了一个瘫痪的总罢工。现在日本侵略者却自由地利用公共租界的法理上中立的地域，作为屠杀性空袭及炮轰的根据地，把工人阶级的闸北击毁，把整千整万的平民打死。但广大的群众，（他们多数已因为战争失业）却仍旧消极地观望着。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工厂机车大致和从前一样地转动。有一小队工人在吴淞和士兵们比肩作战，另一些工人则被小心地隔离兵士，雇用于后方。上海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并没有参预。 [9]共产党虽然后来要求分沾十九路军的光荣，但实际上在斗争中没有尽什么作用。 [㈡] 1933年，共产党领导机关尚在悲叹各城市中「工作缺乏正常的持续力」。它归咎于它的地方委员会不能在天津或上海组织一个抗日的工人组织。 [10] 共产党之所不能团结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它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政纲能够组织他们作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好是1927年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的胜利才给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铺好道路。正好是革命的失败及往后五年来国民党的镇压，才在帝国主义进攻之前，在心理上和政治上解除了群众的武装。共产党现在不得不替它在这种灾难的积累中所尽的作用和责任，偿付无能的代价。 资产阶级的反动及其军事独裁在这整个时期这样完全的占着优势，其它政党竟没有一个能够抬起头来对国民党提出任何有效的反对。敌对的军阀此起彼伏的向蒋介石的统治挑战。他们伪善地拿抗日的旗帜来掩饰自己，希望利用蒋的显然的卖国行为。但蒋却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收卖或打垮。冯玉祥于1933年8月在察哈尔竖起独立的旗帜，但他碰到必需要实现他对侵略者宣战的经常恫吓时，却宁可和蒋讲和了。同年11月，一群国民党的失意政客和十九路军的长官们联合叛变反蒋，这件事在福建省闹了几个星期。他们走得这样远，竟用试探的态度向共产党献媚，宣布废除国民党，成立「人民生产党」来代替它。但他们也很快就被蒋的一排银弹制服了。十九路军便遭解散。 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小集团企图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采取一个原则反对的立场，但它们都是短命的。当汪精卫于1932年1月投入蒋的阵营去的时候，他对这个独裁的微弱的反抗便完全解体了。邓演达的第三党，自从邓氏于1931年被蒋枪决之后，便若有若无的存在着。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是由知识分子的小宗派组成的，这些知识分子结集在失意政客和野心将军们周围，从事于短暂的谋叛，而这一类谋叛却总不出为争权夺利的范围之外。蒋介石的国民党军事独裁是一个耗费甚大而又不够格的政治工具，但它却是资产阶级所能设计出来，替其利益效劳的最好一种了。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唯一一贯对共产党挑战的是托洛斯基反对派。它的核心是1927年后从俄国回来的一群学生。他们一开始提出他们的批评，便很快被开除出共产党，他们中有许多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已从俄国左派反对派的文件中，找出革命所遭受大灾难的唯一合理解释。他们于是成立几个小组织，开始出版一些地下的刊物。1929年，陈独秀和他的一大群追从者被开除，他们也过着一种独立的生活，一直到1931年，所有反对派的团体才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旗帜下，合并起来。中国的托洛斯基派团体也像其它国家的托派一样，继续自认为共产党之一派。它设法去发挥充分的影响，促使党的政策改变，党的政策改变就会容许它回到党的队伍里去的。因此，反对派一贯就是一个细小的宣传组织，刊发它自己的定期刊物，但却不能够在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 托洛斯基派也受着思想混乱之害，这种思想混乱之发生却是大失败及群众退出政治舞台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政治复位方向的过程是一种缓慢和痛苦的过程，而且因为处于孤立和恐怖的环境，他们之进行讨论大都是未受行动证验的。1933年之后，当托洛斯基派放弃「改良」共产国际企图并发动创立一个第四国际的运动之时，上海的团体便改组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1934年开始在若干上海工厂中争取一些小小的据点。 托派的人数虽少，但并没有逃过国民党恐怖手段的沉重打击。托派虽然被他们的斯大林派敌人攻击为「反革命份子」和「蒋介石的代理人」，但在蒋介石的恐怖行动中，他们却丧失了他们若干最优秀的同志。整整两个中央委员会因为被捕，给清除了。死于酷刑及饿毙狱中的，其数不少。1932年，陈独秀和另外11个人被捕，判决长期徒刑。1934年，重新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又因为5个负责人员的被捕，给打成粉碎。国民党对付所有认为是它的统治的革命政敌时，总表现出无情的凶残性，现在原来也不断用同等无情的凶残手段来付它的「代理人」哩。 虽然托洛茨斯基派从未有团结充分的力量，对事变发生任何直接的影响，他们却坚决主张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民主政纲，作为工人运动复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出发点。他们认为，只有凭这个手段，工人运动才能够复兴，才能够成为（它也一定要成为）反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前锋。这件事的意义就是说：根据工人的最简单的日常要求，在工厂里进行最耐心的、不懈的组织工作。当工人们为工资、工时和米贴等微薄的改善而罢工、遭受棒打、追捕、酷刑和枪毙时，他们就不难了解为最基本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而鼓动的意义了。这些口号是按照直接而易于了解的逻辑，从工人们所参加的每一个细小的一部分的经济冲突中引伸出来的。这个政纲归结为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这一口号，它给所有受国民党军事独裁压迫和恐吓的各部分人民，提供一个共同的出发点。 事变却使斯大林派迫不得已地在这方面走了半步。他们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政纲没具备工人们所能领略的迫切意义。他们的「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的口号与工人们的眼前利益或要求都没有关连。这一点使共产党变得无能，而受了这种无能所惊吓，它突然于1931年秋，采用了「选举的人民政权」的口号，这个口号有类似托派那个普选的国民会议的立场之虞。虽然党的领导机关花了许多力量去解释，但它甚至向它自己的党员也不能够充分解释清楚「人民政权」与「苏维埃政权」或「人民政权」与「国民会议」间之不同。 [11]它不能把这样一个争论发展到它的逻辑的结论，因为即使是暂时的采用「人民政权」的口号，这也就是模糊的，但却是无误的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号召，从那些受资产阶级军事独裁重量压毁了的群众方面，不能唤起什么反响。共产国际执行员会于1932年9月间召开的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中，提议在满洲「建立一个选举的人民政权」， [12]但实际上这个口号却悄悄地放弃了。共产党后来就要回到这个根本正确的口号，但它将以一种扭曲的、变形的形式重新提出它，并不是把它改变为工人革命的一支杠杆，而是把它改变为套在工人阶级运动颈上的一个圈套。但这件事的发生也要等到内地农民苏维埃的实验已彻底得出它的结论，而它的失败也因为牺牲了整千整万的农民生命而写定了的时候哩。 蒋介石因为上海的停战而获得休息时间，便于1932年夏重新在华中发动他的剿赤战争。红军希望利用那些派来围剿他们的军队里的抗日情绪，他们便于1932年4月对日本「宣战」。 [13]1933年1月10日，正当日本进攻热河之前，红军向任何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争的武装力量，提出联合战线。 [14]它提出的条件是停止反赤战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凭这一点，红军的领袖们又一次承认：如果他们希望冲破他们的山寨的孤立，他们不得不回到最低限度的民主政纲。但蒋介石尚希望日本人满足于他所作的让步，他集中主力去剿灭叛乱的农民，确保他在华中的政权。共产党人因为在国民党军队的后方缺乏群众的支持，便不能迫令接受他们所提出的完全合乎原则的联合战线。1933年3月热河溃败之后，蒋介石在牯岭召集的将领们会议，他严厉地反复申明他的基本策略：「在共产党人剿灭之前，谈什么抗日是无用的！」他恫吓着说，他的军官中有任何人认为共党提出的联合战线是值得考虑的，他要加以「严惩」。 [15]进攻农民苏维埃的战争继续进行，虽然这个战争一直要延长到1934年末，但蒋终于重新夺回了江西南部。 第二年，红军冲过九个省份，跨越江河及环绕西藏边境的崇山峻岭，夺路而走。蒋介石调遣他的最优良的师团去追剿，但他们从未赶着这个善于逃避的敌人。红军表现了无比的战略上的技巧，表现了一种忍受最沉重地损失，最磨难地困苦的坚忍不拔精神，终于和两年前已开入四川的其它赤色武装力量联合，于1935年10月，又终于抵达陕西。 红军向西逃走和被迫而取消江西的「苏维埃共和国」，这对于红军不仅是一种军事的失败。不错，红军逃出了封锁线，多多少少地保存了实力，它阻止蒋实现他的夙愿——红军之肉体的消灭。但这次失败主要还是政治性的。它把这个企图结束了：这个企图就是妄想单独以一个叛乱农民阶级的散漫的各部分为基础，建立一个革命政权。红军不仅迫得放弃江西农民，让他们听天由命。他们还不得不放弃那些已经把人引入一条死巷的政策。人们说过许多话，写了许多文章，奢谈全中国苏维埃革命之迫近的胜利是发动一个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必需的前提条件。 [16]1934年1月间在瑞金召集第二次苏维埃大会时，「苏维埃中国」正「不断增长和获得优势」，此乃「不可克制的，发展着的苏维埃革命」之结果。 [17]这些急切希望，当红军向西开走时，不得不连同江西苏区一道放弃了。 红军和共产党既已无法成为工人阶级手中的一个工具，他们现在就开始朝着资产阶级的方向走去了。投降的情绪已支配着许多党的机关。在城市中，大批青年共产党员被江西的失败弄得志气消沉，眼见得他们面前没有新的前途，便转变到国民党方面去了。蒋介石的恐怖机关吸收这些叛徒，利用他们的出卖，将共产党残存于城市中的力量加以全般的瓦解和破坏。 [㈢]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放弃和攻击充满于报章上。他们充当密探和警察的代理人，使许多他们往日的同志被捕。党员们都害怕在街头露面，因为他们会在那里给人认到的。许多人都逃到别的城市去了。一切党的活动都绝对停顿。党的机关本来就是脆弱的，现在则打成片片了。在江西，在最后几个月当中，临阵逃脱不仅发生于红军士兵中，而且同样发生于高级指挥部中。如孔荷宠和张易（译音）之类的老将领都投降敌人，宣称他们对江西苏维埃看不出什么希望。 [18]党攻击所有这些逃脱者为胆怯的叛徒，但它不久也要步他们的后尘，和他们在国民党的阵营里重新联合一起，因为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已把中国苏维埃实验的欠账一笔勾销掉了。 正当红军横越中国西部，开向其自身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的时候，共产国际恰好在莫斯科的第七次世界大会中（1935年7月），完成了一次政策的转变，这一次政策的转变表明它最后的放弃了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德国共产党的崩溃和希特勒的胜利打破了欧洲的国际均势，并从舞台上清除了德国无产阶级的强大组织，战后欧洲最强大的革命潜力。希特勒进而与日本联盟，并公开与英法谈判，以便放手进攻苏联。苏维埃官僚作了一次惊慌的转变。英法，昨天还是反苏联盟的主要组织者，现在却成了「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受人乞怜和争取，充作反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假想同盟者。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较之往日更公开、更无保留的改变为斯大林外交政策的工具。共产国际声明它现在并不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斗争。各国共产党都对资本主义政府停止一切反抗，作为和莫斯科联盟的酬答（如在法、捷），或者变成为要求缔结这种联盟的施行压力的团体（如在英、美）。 中国自然在苏维埃官僚的估计中，占一个枢纽的地位。日本在中国遭逢困难的程度大致上足以决定它对苏联的不可避免进攻的时机和效验。因此，阻止国民党政府参加日本的反苏公约，又如果可能的话，把它推到反日的地位上，就成了苏维埃外交的首要目的之一了。江西的失败使莫斯科的战略家们深信：中国的红军本身对于这个目的是非常不够的。苏维埃官僚久已放弃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希望，它于是再度转向中国资产阶级。它决定拿红军的服役与土地斗争的取消，来酬答一个抗日的联盟。 沿着这一条路，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只走了第一步。它把「苏维埃中国」的欠账一笔勾销，又替中国共产党订立一条新方针，走向一个新的「民族统一战线」。1933年，王明曾断定「推翻国民党这个辱国丧权的政府是顺利地实现民族革命战争的条件」，他也曾宣布这一点「只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才能实现。 [19]这个远景现在简直是不值一顾的被放弃了。王明在第七次大会中宣称：「共产党除了反帝统一人民阵线的策略之外，没有别的手段使整个中国民族总动员起来」。而要办到这一点，就是「向一切人民、一切党派、团体、军队、民众组织，又向一切显要的政治、社会领袖呼吁，与我们一道组织一个全中国统一人民国防政府和一支全中国统一抗日国防军」。 [20] 事变证明：这将是走向国共再度合作的一个过渡公式。国民党与红军的内战已进行了7年，而且仍在进行中。党确实需要时间来再教育它自己的力量，以适应新的转变和开始实行它对资产阶级的献媚。而且还不能不计算这一可能性：蒋介石和国民党已向日本方面偏倚太深，「民族统一战线」之建立将仍然不得不和他们作对。在第七次大会上，王明尚承认「国民党的史无前例的，不名誉的卖国行为」，并把蒋介石说成为「中国人民的大汉奸」。 [21] 第七次大会之后，将近一年，中国共产党和各种各色失意政客军人勾勾搭搭，在西南和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南京和孙科、冯玉祥，在西北和张学良。但他们就没有一个人，势力大过蒋。共产党人开始向「一切」党派求爱，但终于承认：只有一个党——国民党。他们设法和「一切」显要的领袖合作，但不久就得承认，真正值得重视的只有一个人——蒋介石。远在1936年，毛泽东就公开向蒋伸出「友谊之手」，如果他拿起武器抗日的话。 [22]共产党在一连串公开信文章和通电中，正向国民党提供愈来愈多的特别保证，令资产阶级相信它不再威胁任何实际的资产阶级利益，而反之将替他们好好地服务。 在第七次大会中，王明曾在下几句话中提及1927年的「民族统一战线」： 「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方面知道：当领导机关中之机会主义者，以陈独秀为首，在1927年革命运动的严重关头，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来对抗阶级斗争的任务时，当这些机会主义为了保持和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而放弃了工人阶级为保卫其基本利益的革命斗争，放弃了农民的土地革命时……他们便造成了1927年革命的失败」。 [23] 不到一年之后，毛泽东就远远超过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了。他向中国资产阶级贡献的是同样致命的对革命战争的放弃，而且还更走远一步：他提供自觉的、苦心孤诣的保证——假如革命的势力再度抬起它们的头的话，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扮演刽子手的角色。陈独秀——受斯大林指导——已藉助于与资产阶级的联合，而摧毁了第二次中国革命。毛泽东——和斯大林——现在又预先保证绞杀第三次革命而设法恢复这一联合。 在联合战线谈判进行当中，救国会，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团体，要求共产党提供这种性质的毫不含糊的保证。「我们希望（它写道）中国共产党将用具体的行动表明它真诚愿望与其它党派联合……在红军占据的区域，当地之富农、地主及商人，应受到宽大的待遇。在大城市中应尽力避免劳资冲突，以免障碍救国联合战线之扩展」。 「……救国会及其它民众团体往往有一些青年在抗日会议中鼓吹不稳定的思想……如像『阶级对抗阶级』及『反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战争』之类的口号，大大损害联合战线……我们深信此种行为并非出自共产党……我们认为共产党应立即纠正这种情势。而且到处发现武装队伍，自称为共产党游击队，发施号令。如若这些无纪律的部队是受共产党节制的，则后者应采严厉手段制裁他们，否则应及早宣布与这些部队毫无关系」。 [24] 毛泽东于1936年8月10日，对这几点，一一给予明白的答复。他宣布「工农政府」已改称为「人民苏维埃政府」，「工农军」已改称为「人民红军」。他报告：苏区一切往日剥夺资产阶级公民权利的法律均已取消，于是继续说： 「我们已通过一项决议，不没收富农的土地……我们并未进行没收大小商人、资本家的财产和工厂。我们保护他们的企业……至于积极抗日的军官和大地主，我们可以声明，他们的地产不加没收。 「至于苏区劳资的互相关系问题，我们规定改善工人生活水准的最低限度的条件。工人与资本家已订立一项协议，其条件以每一企业的实际情况为根据，且由双方遵守，该项协议祛除了不必要的罢工和怠工。从前关于各种企业中工人之监督权与领导权的法律，均已废除。工人们已被劝阻不提出超过资方所能应允的要求。……在非苏区中，我们无意着重反资本家的战争， [㈣]虽然我们赞成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准。……资本家的工人的共同利益是以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为基础的。 「鄂、湘、赣、闽、浙各地游击队之所以迄今尚未遵守我们最近通过的法令，因为我们的指示，由于种种障碍尚未转达他们。此外，在这些区域中，有镇压游击运动的反复企图，而这些企图又确乎伴着不可言喻的暴行，也可能造成报复（！）精神之到处占上风。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我们非常迫切要把这些错误马上加以纠正……」。 毛氏还答应「纠正」那些青年的浮燥，他们还厚着脸皮大谈「阶级对抗阶级」，毛氏又补充说：「我们所最关切，而且认为最重要的是一切党派集团应毫无敌意的对待我们，心里记着救国抗日战争的目标。我们今后认为在其它问题方面的任何不同意见，都是无足轻重的」。 [25] 假如工人们不请求共产党人的允准而「着重」反资本家的战争，又怎么办呢？假如农民们没有请准而擅自没收土地又怎么办呢？简而言之，假如群众像1927年一样，把一切党派、一切领袖置诸不顾，直接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又怎么办法呢？难道真的这样容易忘记了：1927年，「过火」的叫喊跟着就来了最野蛮的镇压吗？在第七次世界大会中，王明尚能够大谈1927年的「革命失败」，但现在这一段历史也要再写一遍了： 「我们准备和你们成立一个强大的革命联合战线」，1936年8月25日，共产党写信给国民党道，「像1925－27年中国大革命……当中的情形一样，当时就有过一个广泛的联合战线，执行反对民族与封建压迫的斗争，因为这是今天拯救我们国家的唯一正当办法。你们……尚未忘记国共合作的光荣历史……正是亏得这种合作，所有民族的和封建的压迫者才在我们面前发抖。那时我们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非常怕我们的合作会引到最后的胜利与中国的彻底解放。因此他们在我们中国散播冲突的种子，而且极尽其威迫利诱的能事，结果，一方放弃其合作，丧送了联合战线。当你们今天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觉得良心上的痛苦吗？」（最后两句话有着重点——校者） [26] 蒋介石的良心，并没有因为他那些被征服的政敌的匍伏而觉得痛楚。他一点也有没有忘记他与共产国际的第一次合作的「光荣」结果。这个合作曾把他捧上了台，跨过中国工人阶级的瘫伏着的肉体。那么过去并不是个什么良心的问题——现在也并非如此，而是个政治权谋的问题。蒋介石，这个上千次无原则联合的订立者和破坏者，并不把一个政党的伪善的忠谏放在心上，这个党他曾利用过，用恣肆的野蛮手段摧残过，假如它适合他的目的的话，他现在还能够再度拿来利用一下的。假如他开始考虑接受共产党向他献降的得计，那就是因为全般局势迫使中国资产阶级要下一个决心：开始抵抗（虽然过迟）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更进一步的入侵。 将近两年，中国资产阶级已在呼吸一种经济复兴的令人兴奋的空气。经济的曲线开始与1935年的丰收一齐上升，从1934年它所到达的最低点一直升高。中国的复兴与世界规模的经济向上转同一步调进行，以商业、岁收及生产之新的增进为其特征。1934年，华盛顿的白银收买政策使本已严重的白银外溢愈益加剧，中国通货遂大呈动摇，1935年11月遂告贬值，依附于英磅。白银收归国有，随后则输出作购买外汇之用。这件工作是在英国财政部（由李滋罗斯在中国代表）的直接监督之下实行的。工业得到一种新的激励。1936年间，中国的银行投放1亿9000万元（华币）于制造业中。中国国外信用的地位也显著的改善了，1936年末，3000万磅英国借款开始谈判，翌年6月在伦敦卒告成立。财长孔祥熙赴欧完成这桩谈判，同时也在其它欧洲国都中，办理巨额借款，在华盛顿还办妥一个非常有利的黄金交换协议。久已束之高阁的铁道和工业计划，似乎行将实现。 伴着经济的复兴而来的，是更大的政治稳定。蒋介石实行他的武力统一中国计划，大部分已告成。江西红军的打败已从他的直接统治区域中除去唯一的重大革命威胁。把红军逐向西走，给了蒋一个机会，第一次把他的支配权伸展到贵州、云南和四川等省份。1935年，蒋到西部各省份，到山西，甚至到内蒙古，作了一次示威式的空中巡视。他到处受招待，宛如君临一切的主人一样。地方权力的最后一个重要堡垒——西南，他于1936年7月差不多不流血的征服了，他们的军队在他离开粤垣，循长江北向夺取政权的第十周年，重新开入广州。 这种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改善在中国资产阶级中激发起新的、兴奋的情绪。资产阶级清楚的看到，它微薄的经济基础受了日本坚持的「中日合作」的要求所威胁。日本对于中国纺织业的逐渐征服，在复兴当中继续进行，这是一个雄辩的预告「合作」的真意所在。在日本的另一个主要的要求「反共合作」中，不难看出：这是日本取得在华驻兵权的借口。蒋介石正确地看出这点是对他自己政权的威胁。他于1936年9月，以从来未敢表示过的坚决口吻，通告日本大使：这些条件全部不能接受。 蒋还没有真正打算抗日。他还在打算利用他的增强了的地位，去迫使日本的要求减低。为了保证他的政权彻底巩固，他仍认为必需对红军给予最后一击，他还不十分信任它们的投降。当10月间张学良在西安提出停止内战、联合苏联和立即抗日之时，蒋便把这一点说得清清楚楚。据说他曾经答复：「我永远不谈这件事，除非每一个中国的红军都剿灭，每一个共产党人都下狱，只有那个时候才能联俄」。 [27] 是月，日本支配的满州国军队和内蒙杂牌军跨过绥远边境，作一次试探性的偷袭。蒋除了对当地军队给予精神上的鼓励之外，便很少援助，这些军队抵抗那次蓄意的侵略是得到胜利的。 他有几师人调到绥远，但其目的也只是竭力使冲突局限于当地境内，防止侵入察哈尔的企图。当绥远的胜利对资产阶级重要派系中日益增长的抗日运动，发生触电似的影响时，蒋则更加用心加紧他进攻陕西红军的战事。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个著名的救国会领袖，把刚开始爆发的新抗日学生运动，用武力加以破坏。他还无意于接受共产党人的屈服，他宁可藉军事手段完成他对他们的征服。 当张学良的军队不愿打破他在陕西边区上和红军的实际休战时，蒋调遣他自己的第一军作战。这支军队在甘肃竟败于红军之手，蒋于12月遂飞西安，决心迫使叛逆东北军服从他们的命令，否则迫它往南方撤退，但当西安驻军的军官和士兵于12月11日夜起而叛乱，把蒋及其大部分最亲信的幕僚变为阶下囚时，上述的计划便奇妙地被倾覆了。 蒋身穿睡衣缩在山坡上被捕获，他不仅大失「面子」，而且还有丧失生命的极大危险哩。东北军兄弟们齐声要求把他交给「民众公审」他的一切罪恶。假如听任兵士们干去，这位国民党独裁者的生命一定不值一文钱的。在南京，蒋介石手下的主张答应日本条件的将领和幕僚们，深信他不会生还。为了万全之计，他们开始把军队到陕西边境，「讨伐」逆军，并下令飞机飞临西安，作威胁性的示威。在西安，张学良正在敦促蒋接受一个大胆的抗日政纲。他警告：假如蒋拒绝答应他们的要求：停止内战，对满洲老家的征服者实行抗战，他就不能保证他对青年军官和士兵的控制力了。这位满洲的前任统治者凭他自己一定不能拯救蒋的生命的。共产党人却能够而且真的实行干涉，竭力利用他们「对东北军的巨大影响力，保护蒋，并把他当作一个民族领导者送回南京」。 [28] 蒋被迫居留陕西省会时，最有戏剧性的，而从其后果判断，又确乎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便是他和当时共产党驻西安代表团主席周恩来的会见。在这一定是很可纪念的一幕中，这几位主角，尚没有亲自把它描述出来。蒋在他后来发表的日记中甚至还没提及它。 [29]但照另一个记载说，当周跨入他的房间，委员长脸色转白了。他似乎以为他就要被移交于红军之手。他一定不会健忘：十年以前，血的4月的一个早晨，蒋曾下令枪杀和砍杀上海的纠察队，周恩来就是这些纠察队的副指挥。这就是蒋介石本人也难于置信的：他曾经这样无情地叛卖过、搜捕过的人却真的肯再度委身于他。上述的记载继续说，周恩来一跨入来就致「友谊的问候」，向蒋敬礼，「认他为总司令」。他开始解释共产党的新政策。「蒋最初是冷然不作声，后来听下去就慢慢的色霁了……」。随后又有另外几次会谈。「他愈益相信不仅直接扣留他的人，就是红军也有一种诚意反对内战，而且假如他确定一种积极武装抗日政策，他们也有诚意准备在他们本人的领导之下，帮助国家的和平统一的」。 [30]蒋在西安终于恍然大悟的就是：他只须接纳一个他本来已一半决定了的政策，共产党人就对他无条件的投降。他觉得：当共产党人再度充分准备替他的政治目标服务时，坚持用军事手段剿灭他们，是愚蠢的。 [㈤]蒋大体上同意搁在他面前的建议。他于圣诞节释放，飞回南京。六个星期之后，经过一连串弯弯曲曲，完全如愿以偿的挽回面子的机谋之后，蒋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共产党对这次中全会通电建议：「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斗争；苏维埃政府改称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直属于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在特区实行民主政治中；中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完成统一抗日民族阵线的共同政纲」。 [31] 国民党中全会圆滑地宣称：政府将像从前一样继续维护国家主权，而且像从前一样决心「铲除共党」。它于是订立接受共产党屈服的正式条件：（1）取消红军，将它编入政府军队中，受军事委员会直接支配。（二）解散「苏维埃共和国」。（3）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4）停止阶级斗争。 [32] 对这些条件，共产党于3月15日正式加以接受，它声辩说，其中最重要的，它都已经实现，而且已「自动宣布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此点足以证明「共产党并未提倡阶级斗争」。 [33]红军后来指定陕北为「防区」，并开始从南京领取经常的津贴。4月间，共产党青年团代表大会开会于陕西延安，选出蒋介石及其它南京将领，与朱德、毛泽东一同为它的主席团。 [34] 一位陕北访问者写道：「肤施是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中心，但此间并没有压迫地主，没有分配土地。没有一张共产主义的宣传品可以找得出来。在街道墙壁上所看见的唯一标语，都是写着号召反侵略者战争、救国和国内和平统一等口号的。『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战争』这个口号是其中最普遍的，到处都见到」。 [35] 红军战士对这些风卷残云式的变化，作何感想？农民怎样高兴这些政策呢？中国共产党怎样能够轻易使他接受这个「新路线」呢？只有将来才能最后答复这些问题。但1937年陕西的红军并不是长期艰苦地从事争土地与反国民党战争的军队了。这支交给蒋介石支配的军队人数约9万人。其中从江西长征的劫余者还不到三分之一。朱德告诉某外国访问者说：「此间9万正规军中，从江西原地来的仅2、3万人。约有3万人是沿途（主要在四川）召募的，其余则来自本地」。 [36]1936年夏，另一位陕西访问者有几次看出：这些士兵已开始接受新的、不熟悉的号令，但这些号令都在他们当中唤起种种怀疑。彭德怀告诉他说：「我们在自己的军队中必须加紧我们的教育工作。在最近几个例子中，譬如我们已经赞成准其撤退的军队，我们的士兵竟向它射击，因而破坏联合战线。在另一些例子中，士兵们不愿将俘获的步枪发还，必须经过三令五申才照办。这不是破坏军纪，这是对他们长官的命令缺乏信心，证明士兵们并没有充分懂得此种行动的理由，有些士兵实行指他们的领袖为『反革命阶级』」。 [37] 数月之后，另一位新闻记者问一位苏区官吏，人民的感想如何。他答说：「人民都比较喜爱苏维埃，苏维埃在他们看来是简单舒服的。地主或者比较喜欢新的民主制度，但此间只有寥寥无几的地主留下来享受它了。我们让地主保有选举权，发现有点困难。人民都不了解此举的必要，农民们则害怕他们的土地要归还地主。……但一般的说来，人民都安心放弃苏维埃。他们信赖共产党的领导去干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不过，他们仍看不出这样一种复杂改变的必要，有些人看不出这种改变是有利于他们自己的」。 [38] 这只是怀疑与异议的一些短暂的闪光，等到群众不大「安心」「放弃」，再度起而为「有利他们自己」的目的而斗争时，这些怀疑和异议便不可免扩大为未来的冲突。但现在这些顾虑暂时因为事变的迅速转变而归于隐没。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又进攻华北。蒋摇摆不决，尽最后一分努力，俾达到一种「局部」的解决，7月11日，他同意华军撤离平津区。29军的士兵们置调停于不顾，继续作战。日本向华北各省进攻继续进行，8月间，日本海军再度用全力进扑上海，蒋这一次迫得最后握起武器来。数星期后，采取最后的正式步骤，确立新的国共合作。9月10日，南京宣布红军编入国民党军队中称为「八路军」。9月23日，共产党在陕西肤施发布公告，正式解散「苏维埃共和国」。翌日，蒋去电庆祝。这一天差不多刚好是蒋去电「庆祝」武汉国民党左派脱离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投降南京蒋政府的第十周年。一个新的「民族统一阵线」现在成立了，它成立的时候，正好中国工农在野蛮的帝国主义进攻的直接打击之下，愈益需要他们自己有一个党，一面旗帜和一个政纲，藉此领导反对侵略者，解除剥削者的羁绊的斗争。 共产党回到国民党的怀抱中，便完成了一个历史的循环，这个循环，在它所有的阶段中，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总是不祥的。这个党自诩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但它从来就没有真正将自己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之上作为民族革命斗争的主要杠杆。1925－27年，它曾使自己和它所领导的群众运动，隶属于资产阶级。结果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妥协，在这一基础上取得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而这种妥协所尽的唯一作用无非是替新的帝国主义侵略，开辟道路而已。1927年后，这个志气消沉的党陷入冒险行动中，把它改变成为一种地方化农民暴动的前锋。江西农民苏维埃的失败和取消再度令它流离失所。它现在只单独依靠农民战斗员的流动武力，而这些农民战斗员，就是王明也承认，大都是没有「半点大城市的工人阶级运动的观念」的。 [39]共产党既然已无法把这种武力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工具，现在便把它带回资产阶级的阵营中。当共产国际在1927年失败后，无法从其经验中取得结论时，托洛茨基说，它已「替那按照国民党路线的精神的新实验，广开门户」。1928年他写道，「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策」将来还有「不少的向左曲折，对于『民族统一阵线』的玩票友，在未来还不缺少诱惑」。 [40]共产党从来就没有在一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的枢轴上平衡自己，十年之后便回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怀抱中。 「民族统一阵线」于1937年，在一个新的历史平面上，重新产生。1927年，共产党站在一个强大的群众运动的前头。1937年他却站在一支10万农民军的前头，这支军队脱离人民的广大群众而陷于孤立的。1927年，共产党人相信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会取得「领导权」而且会使民放解放运动取得胜利。1937年，共产党人形成一个合作，其基础是国民党收编红军和领导抗日战争，而这个战争则替苏维埃官僚的眼前利益服务。这再也不是什么民族解放的问题，因为有这一合作（和其它国家拥护这一合作的共产党人）公开的向英美帝国主义者呼吁，请求他们出面干涉和保障他们自己的主人地位，抵御日本对他们的帝国主义利益的威胁。共产国际再也不用费尽心机去编造一些弯弯曲曲、花言巧语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案，因为无产阶级已再也不在它的估算之中。1927年，共产国际即使不是在行动上，但在口头上尚承认在民族战争中，土地革命的最大作用。1937年，为了报答他们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共产党人公开放弃他们急进的土地政纲，并放弃他们已领导了7年的土地斗争。他们还更走远一步，预先答应「纠正」——亦即制止和镇压——任何这一类农民独立进行的运动。 1927年，共产党人把反帝斗争的领导权让渡于资产阶级，结果，后者压服了群众，与帝国主义妥协。在反帝斗争中各阶级利益联合一致，这一虚构，等到资产阶级证明它的利益与帝国主义一致反群众时，严酷地打破了。这一重大的事实今天和当时一样真实。它构成基本的轨范，拿来衡量和理解1937－38年的事变，以及最近将来的前途。 日本虽藉助于外交、经济和仅仅临时的军事压力，从国民党政制方面取得部分的让步，它并不满意于这种结果，1937年7月间，它遂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侵略，其目的是用武力迫使全中国受它的统治。蒋碰到有作一次生死存亡地决定的必要时，动摇起来。南京政府同意「卢沟桥事件」——7月7日在北平南部发生的冲突，结果促成战争的局部解决。当日军继续进攻，证明侵略者决心占领整个华北时，并没有中央军队调赴援助当地军队。但是等到事情已大白：这一次日人不会接受暂时的妥协，又等到平津陷落后日本陆海军再度入侵上海的时候，事情便终于决定了。在日本的鞭打之下匍伏了6年之后，国民党终于迫得起而抵抗，因为日本的侵略现在已有完全铲除中国资产阶级之虞。 在战争刚发生的几个月，国民党小心地尽可能打开门户，准备妥协。它避免采取任何无可挽回的步骤。它并没有废除它和日本签订的条约，它也没有否认它以前的妥协协议。它不去没收日本的财产。在上海战事正酣时，它甚至还把庚子赔款定期摊还的款子交付给日本！它反复声明它愿意接受「友」邦的斡旋，使战事终结。 但蒋介石已骑虎难下。日本的活动范围伸展愈广，任何立即妥协的前途也愈黯谈，这种妥协就是对中国资产阶级提供「合理的」保障，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则给与充分的赔偿。上海，中国人领有产业的主要中心，沦为废墟。凡是在战争中没有破坏掉的，日本人往后便有系统的加以铲平。一年之内，侵略军握有华北的所有重要中心，差不多全部沿海省分，全部重要海港（其中只有几个尚未占领），和全部铁道（两条除外）。国民党只限于使用庞大的武备窳劣的士兵大众来抵抗进攻者。在上海，经过三个月可怖的牺牲，面临压倒优势而发挥了难于置信的勇敢和顽强之后，中国士兵的肉体和精神终敌不过侵略的钢铁。军队的指挥部在反对人民战争的那几年，曾表现过这样有效能，现在却充满腐败、怠工，和公然卖国。11月撤离上海，它也同时整个的破产了，退却变成大溃败，渡过长江三角洲而去。敌人还在150里外，南京便赶忙放弃了。蒋介石逃入内地，不久唐生智也接踵而去，唐生智就是湖南大屠杀的英难，他是留守南京，指挥一次无效的最后一分钟的防御的。南京于12月13日在可怖的杀戮当中沦陷。 在北方，日军在路上碰到一些留以阻挡他们的零乱部队，但遭逢很少的抵抗。他们仅在山西才遭遇到严重的阻碍，因为当地从前的红军，现今的八路军，给他们尝一尝运动战术的滋味，对于这种战术，红军指挥官们是有十分充分的把握的。在中央当局指定的严格范围之内，红军藉助于他们的游击战术，得以横贯广大区域，困扰日军的交通。八路军的游击队因为受给养短缺所妨害，且尤其严重的受国民党严禁民众政治动员所限制，他们所能获致的战绩只是他们过去能够而现在仍然有能力获到的战绩之一小部分罢了。 在华中前线，经过京沪的惨败之后，改编过的军队（其中大部分是新近从川、桂召募来的），在徐州附近——陇海、津浦两路的战略交会点，造成一个新的抵抗据点。在这里他们永远打破了日军不可克胜的神话，使日本若干最优良的师团蒙受沉重的损失和几次严重的失败。一直等到南京陷落之后五个月，日本的武力增至25万人，才最后占取陇海路。黄河、长江水涨，破堤成灾，使农民人口忍受一个惊人的损失，才遏止他们的前进，阻缓他们向汉口进攻的企图，汉口当时是国民党的临时首都，政府已开始逃避到那里。同时，新的进攻也在华南发动，日本的轰炸机，在广州、汕头等城市，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将整千整万拥挤在一起的遭劫的平民，置之死地。 战争的整整第一年，中国资产阶级只敢进行一种纯粹的军事的防御战争。它令日本的侵略变成一桩耗费甚大的冒险，这是成功的，但它同时却证明，这种方法不能有效地抵抗帝国主义的进攻，而且将来对于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也一定起不了什么作用。资产阶级之畏惧民众仍然较之畏惧帝国主义者更甚，它已向美国和英国乞援。这几个强国尚没有充分准备好在太平洋作最后的决战，它们已拿慎重规定的救济品，给国民党以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则小心地避免在外交上造成敌对日本的证据。它们对日本的压力，尤其是美国的压力，在临近的争夺太平洋霸权的时期中，一定要增长的。在尖锐的抗议声中，在孜孜不倦准备的宣传运动中，尤其是在耗费数达数十万亿元于建设强大舰和空军中，这一争夺战的基础已正在奠定。苏联正为一种深刻的国内危机所瘫痪，它所能拿出来的只是涓滴之助而已。它的命运也不仅与目前正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的结果息息相关，而且还与那个命定要沿着广大的战线而爆发的战争互相关连。 同时，只要中国的领导权保留在资产阶级的手中，目前的战争，充其量不是与日本妥协而终，便是使中国完全臣服于英美，酬答它们对中日战争的干涉。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会解放中国，也不会解放那些负上战争主要负担，并成了战争主要牺牲者的人民。只有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在群众的心目中，清楚地与他们自己为其自身利益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才会造成一个胜利和解放的结果，只有按照这个方法，由本国的落后而发生的技术缺陷才会被克服。 只有当群众为大胆的社会政策鼓舞起来，中国庞大人力的动员才有可能，这些社会政策将防止商人、银行家及地主把战争的耗费转嫁于被剥削者的背上。如果有一个更大胆的革命政纲，替农民将这两个目的并而为一：即，民族从帝国主义侵略中谋解放的目的以及农民自身从土地的奴隶地位中谋解放的目的，则这政纲将唤起日本侵略者所永难制服的后备力量。由这种力量来发动的游击战，能够而且定将把中国造成和20年前的西伯利亚一样的不可制服，当时西伯利亚曾受列强干涉的侵略军队蹂躏。但这种战争不能随意造成。当中国红军尚是一支革命的农民武装的时候，它之能够抗拒那些派去围剿它的，武器无限优良、数量更大的军队，这正因为它洞察了成功的游击战的简单秘密。彭德怀有一次曾说过：「因为群众只关心他们生活问题的实际解决，故只有立即满足他们的最迫切要求（此句有着重点——校者注），发展游击战才有可能。这就是说，剥削阶级必须迅速加以解除武装，使它无法行动起来」。 [43] 换言之，抗日战争之能够向前发展，是加紧而不是停止阶级斗争，在言行两方面唤起群众知道这个斗争是与土地斗争一致的。红军投降了国民党，也就放弃了这个斗争。为了报答资产阶级的合作，它让送了对农民的领导权，并立誓弃绝它久已抛弃了的工人阶级的动员。在资产阶级方面，它现在绝不比1927年更愿意放弃它的基本经济利益。它现在和那时一样坚决使工农继续受它羁绊，使他们负担资产阶级自身觉得不能不发动的军事斗争的费用，阻止他们起来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工人们在1935年—36年复兴的刺激之下，已开始重新团聚他们的力量，进行大胆的、富于战斗性的罢工，但现在却因战争的爆发而被推回后面，这次战争在重要的产业中心造成这样可怕的破坏，自然遏止了经济的向上发展，这次经济的好转已开始使工人运动复兴了。国民党政府为了保证工人不致有任何拒绝新负担的企图（这些新负担现在正加于他们身上），它于1937年12月发布一道命令，规定如果工人在战争进行中，发动罢工或甚至鼓动罢工，则处以死刑。 [44]数日之后，王明在汉口告诉一位访问者说：共产党「十分满意」国民党的战争措施。 [45]战争的往后行程将由距离现场或远或近的许多因素来决定，但在临近的时期之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能否有所成就，只有看群众不再像共产党一样「十分满意」于资产阶级剥削者继续统治，究竟达到何等程度而定。这一点回头又依赖于一个新革命党的出台，这个新党将能够把工农团聚于他们自己的组织之内，和他们一道走上革命斗争之路。这样一个党将来一定懂得怎样与「魔鬼本身」的蒋介石一道参加当前的战争而且它还一定决心于蒋介石放弃这一战争时，继续作战，并实行斗争，反对一切企图于明天的中国革命中，阻断工农走向胜利之路的人们。 无论如何，日本在军备上的暂时的优越，它的短暂的胜利，它所征服的十分辽阔的范围，不能，将来也不会保证它的最后凯旋。最后失败的阴影落在中国战场上每一桩高价争得的「胜利」上面。日本的致命脆弱的经济结构，不能抵御战争所加于它的压力。日本帝国主义经常在国内碰到一种社会性危机的威胁，加之以，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重新企图经过重分世界的赃物来延长它们的生存时，日帝马上就要碰到它的无比强梁的敌人。战争制造者将发动这个战争。中国、日本和横亘全世界的被剥削、受牺牲的群众将决定它如何终结。在这一点上，中国当前的冲突只能与阿比西尼亚的侵略、西班牙内战一同被视作迫近的更大冲突的一个插话，一个正在开展的插话。 [㈠]战争对上海工业难于估计的大损害正在每天有系统地增加着。负责的日本官吏承认在南市、浦东以及其它尚封外人封锁的区域，日本士兵继续破坏或拿走一切华人工厂中之一切机件。在虹口和杨树浦，这个破坏运动已经告成。而闸北则在华人撤退时简直是一片废墟。这种工业破坏的公认目的是完结中国的工业发展，这种发展正开始威胁着日本对中国市场之支配地位。若干日人已声称他们已破坏了和扫除最近十年来所成就的中国所有工业的发展」。——1938年1月30日《纽约时报》特约通讯。 [1]参阅1932年1月13日上海《中国论坛》。 [2]1932年5月21日《中国论坛》；〈中央给满洲组织的信（1933年6月9日）〉，见1933年8月15日瑞金《斗争》；罗迈：〈满洲的民族革命战争〉，见1933年9月15日《斗争》报。 [3]见本书第18章注33、44。 [4]尔什维克工作与革命斗争的榜样〉，见1932年12月《共产国际》。 [5]1931年12月17日《红旗》。 [6]〈满洲事变与反帝运动的基本任务〉，见1931年11月10日《斗争》报。 [7]见本书第八章注33。 [8]1932年1月27日《中国论坛》。 [9]1932年3月15日同上。 [㈡]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为了证明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战「得力于共产党人的工作并不少」，竟走到那样远，称日本工厂的罢工是「1932年1月初……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的」。（1932年12月《共产国际》）这一点之为分明的伪造。不仅参阅1月份《中国论坛》，就是参阅1月份的其它报纸也能够证明。著者本人就经历过这次罢工，碰过罢工委员会的委员几次。战事爆发时，这个罢工已遭打破。在战争当中，工人干脆被赶出厂。但工人一直到4月，即战事结束后一个多月，尚拒绝回日本厂复工，在这件事中，共产党尽了若干作用，却是真实的。） [10]〈中央关于在反帝运动的联合战线问题告全党组织及全党同志书〉，见1933年6月10日上海《斗争》报，〈中央关于第五次围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1933年7月24日）〉，见1933年8月12日瑞金《斗争》报。 [11]参阅洛甫：〈论苏维埃政权与民众政权〉一文，该文见1932年2月15日《斗争》报 [12]《共产国际执委员会第七次全会（1931年9月）提纲和决议案》（莫斯科，1933年出版）第16页。 [13]1932年5月21日《中国论坛》。 [14]1933年4月13日同上。 [15]1933年4月13日同上。 [16]王明：《今日之革命中国》第33页。 [1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见1934年6月1日《国际通讯》。 [㈢]在这些叛徒中，有若干著名人物，如黄平，短命的广州公社的「外交部长」。王明于1937年有点过迟的发现1934年的叛徒曾通通都是「托派」。这个名词之用作随便的帽子加在任何色彩的政敌头上，已因为苏联的肃清而风行一时了。爱德加．斯诺在他那本书《西行漫记》（RedStarOverChina）中，轻率地照抄那种造谣中伤的话，称托派，由于「其立场的逻辑」使然——斯诺对托派的立场却显出一点也不懂——投降了蒋介石，并把同志出卖给警察，由于其自己立场的特殊「逻辑」使然，斯诺于是热烈地拥抱共产党，因为它投降同一蒋介石和出卖工农给资产阶级。斯诺为他这本称为《西行漫记》一书搜集材料之后一年多，宁姆．华尔斯（他这本集子就是呈献给她的）瞧见一个红军士兵小心地抚弄着他那颗发亮的新的国民党钮扣。她不懂得，他究竟想起「他从江西寄来的那件褴褛旧衫的红星否……但是红星」，她补写一句：「在往日的苏维埃地平在线，已不复瞧见了」。（1938年1月《亚细亚报》） [18]1934年8月25《上海晚报》；1934年9月2日《大陆报》。 [19]王明：《今日之革命中国》第33页。 [20]王明：《殖民地国家之革命运动》（对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报告），1935年纽约出版，第15、20—21页。 [21]前揭书第13、20页。 [22]1936年3月30日纽约《工人报告》。 [23]王明：《革命运动》第51—52页。 [24]〈团结御侮之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 [㈣]根据另一译文，这句话又翻成这样：「我们同样不愿意加剧反资本家的战争」。——《今日之中国》1937年1月。 [25]〈毛泽东给救国会全体会员的一封信〉（1936年8月10日）。 [26]《统一中之中国》第30页。 [27]爱德加．斯诺：《西行漫记》（RedStarOverChina）1938年，纽约版，第392页。 [28]HarryGannes：《中国之统一》(WhenChinaUnites)，1937年纽约出版，第265页，斯诺：《西行漫记》原本第414页。 [29]蒋介石和蒋夫人：《蒋介石将军》，1927年纽约出版，又参阅JamesBertram之《中国之第一次行动》(FirstactinChina)。共产党在此次事变中的立场可在1937年3月ChinaTo-day转载的各种电报中看出；又参阅〈关于西安事变〉（1937年1月《共产国际》报）。 [30]斯诺：《西行漫记》原本第417页。 [㈤]1936年12月29日《大美晚报》说：「……显然愈来愈普遍的觉得中国共产党人，就任何残存的特质看来，现在都不是共产党人了……关于现时之所谓共产党政纲，还有什么东西足以拿来当作口实，拒绝与一个团体和解呢？这个团体已不再干根本上是共产主义的任何事情了」。 头号帝国主义英国的《字林西报》是反对十年前国共合作最猛烈的攻击者，同时又是蒋介石剿赤战争的最热烈的支持者，但它现在也甜蜜地唱着新调子：12月28日它说，「这将很好的证实：张学良将军辩称所谓共产人决心降服，多么正确」。 西安事变同时也足以窥见国外共产党报纸「弹性」的刺目例子。蒋作了阶下囚的那一天，纽约《每日工人报》大吹大擂称张学良已发起「一个统一中国的团结号召了……」哈里．甘尼斯写道：西安叛党提出的要求「最初已为中国共产党提出」。──1936年12月13日《每日工人报》。翌日，电报称莫斯科报纸斥张学良为日本的工具，「实际上帮助日本去进一步牺牲他的国家」。新闻和《真理报》说，整个计划是在东京造出来的80度转变。甘尼斯发觉「枪炮是在东京装备好的」，而且宣称第一次报导「有意充满反日的煽惑，完全是误人的」。——1936年12月16日《每日工人报》。此事同时也证明莫斯科爱蒋，仅仅爱蒋一个人。 [31]1937年2月1日纽约《工人星期日报》。 [32]1937年2月20日纽约《泰唔士报》；1937年2月22日NewYorkHeraldTribune；Gannes《中国之统一》第279页；斯诺：《西行漫记》原本第427页。 [33]1937年5月ChinaTo-day。 [34]1937年4月30日《纽约泰唔士报》。 [35]1937年7月ChinaTo-day。 [36]PhilipJaffe〈中国的共产党人告诉我〉，见1927年10月12日纽约《新群众》；参阅斯诺：《西行漫记》第194页。 [37]斯诺：《西行漫记》原本第342—3页。 [38]NymWales〈中国苏维埃旅行记〉(ThePassingoftheChineseSoviets)1938年1月纽约《亚细亚杂志》。 [39]王明：《中国必能胜利！》1937年纽约出版，第45页。 [40]托洛茨基：《列宁死后之第三国际》第177、196页。 [43]斯诺：《西行漫记》原本第275页。 [44]1937年12月23日哈瓦斯电讯。 [45]1937年12月27日上海《大美晚报》。 上一篇 回目录
第十九章苏维埃中国的兴亡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十九章苏维埃中国的兴亡 在中国差不多有史以来，农民战争就有了一个传统。两千年来，在大浪潮的一高一低中，农民战争不断震动全国并颠覆了许多皇朝，但等到经济关系按照静止的中国社会的旧规恢复和更新的时候，农村战争便衰竭不振了。在群起暴动的时候，农民军驰骋于整个帝国的各行省，唤起几千百万人。在新朝廷兴亡的过渡时期内，游击队尚数十数百成群，散处在无数地方，继续拒绝换汤不换药的新束缚。中国经济和建立于其上的社会在历史上诚然是静止的。但中国历史并不是一篇千古不变的宁静古史。它是充满暴力和流血，充满循环叛乱，反抗那自行更新的奴隶形式的历史，正是这种奴隶形式使中国于西方世界蓬勃发达之时，停滞不前。 1925－27年革命在华南和华中所重新唤起的就是上述的传统。几千百万重新起来夺取土地解除自己痛苦的农民和那些加入长毛太平军的农民相隔还不到一世纪。但农民造反的老祖宗老是弄失败的事业，1926－27年起来斗争的农民却第一次能够希望成功。中国社会受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压迫已正在瓦解中，而新解决的要素也已形成，只不过等待把它们配合起来罢了。农民因为分散，分化为数层，和落后，他们自身不能起独立的作用。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与土地的剥削制度连结一起，它也不能领导摧毁这一制度的斗争。但城市工人这一个新阶级却认为把社会基础的财产关系加以根本的变革是其自身的利益，而农民们把自己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联系起来，他们现在就第一次能够希望打破有害的历史循环，他们过去受这一循环束缚那样久远。 正因为共产党不能巩固城市与乡村的被压迫阶级间的联系并使他们在一个大胆的革命政纲这下联合起来，结果才给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开辟道路。无产阶级运动受了挫折，土地暴动便陷于无领导。在蹂躏全国的恐怖中，它丧失了成千领袖。但损失最重的就是它失去了城市工人的领导，唯有工人才能使农民暴动得到联络，得到一个经济政治的组织，农民在这个经济政治的组织内不仅能够夺回土地，而且当新的生产形式藉他们的帮助而发展时，他们尚能继续保持它。 结果，在短期内团结成千万农民的革命运动被击败了，它的最优秀的战士也溃散了。零碎的农民武装队逃到山上去，恢复游击队伍的作用。他们联合国民党成连成团哗变上山落草的兵士。共产党人——有若干工人，多数是知识分子——逃避蒋介石及其同盟者的刽子手，离开了县市走入农村中，他们在许多地方握到了农民兵士游击队伍的领导权。这些成分混合起来，1928年便产生了「红军」，这些「红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过在许多地方，农民暴动尚继续暴发，完全没有共产党参加。 第一支和最重要的「红军」成立于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湘赣边境，1927年秋收暴动流产之后，许多能征惯战的军人逃到这里来。德国留学的共产党军官朱德率领不到2000人来到这里，这些士兵主要是叶挺贺龙的残部。我们还记得，叶贺军曾于1927年8月在南昌举行暴动，后来又沿江西南下广东。10月它想攻取汕头，结果弄得溃不成军。许多兵士跟朱德一道赴海陆丰，海陆丰农民当时已暴动起来，没收土地并组织乡村苏维埃。叶挺则去广州，广暴之后便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贺龙带了一小部人走，后来重新露面，成为湖北省一支游击军的军长。广州军阀克服海陆丰之后，朱德带着少数人先走粤北各县，随后遂入湖南。他沿途召募了若干农民，1928年4月抵达井冈山。 他在井冈山会合湘南的农民军，几连来自武汉及长江其它城市的叛军，和共产党员毛泽东从湘东带来的一支农民队伍。毛在武汉曾充任国民党农民部长，当反革命向农民进攻时，他却执行压制农民的政策。失败后，他逃入湘东平江和浏阳一带。他在当地指导秋收暴动。暴动失败后，他率领一小部分残部逃到井冈山。他们在井冈山和袁王等地方土匪军合并。朱德到后，各军合并，称为红军第四军，朱为军长，毛任政治委员。党的正式记载称它有1万人，步枪2000。[1] 这支红军并不是从大规模的自发农民运动中生长出来的。恰恰相反，它长期间和四围农村的农民没有联络，陷于孤立。只要武装的红军一开拔，游击队成立的农民委员会就一定立即塌台和消灭了。盘据在井冈山上的几个月间，这支军队遭逢不断的叛变，而且因为处境孤立，历尽千辛万苦。战败往往使农民游击队员奔散回乡。特别是湖南人的部队，他们屡屡脱走重返家乡。只有领袖方面的极度坚忍不拔与命运的严酷鞭策才使这支游击军团结起来，尤其是当冬季已届，四围敌人的力量使它无法掠夺粮草的时候，它更不得不团结起来。它在井冈山邻近袭击、突围及退却，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漫无目的游击战争之后，便决意开向南方，找寻较好的根据地。一位共产党军人彭德怀曾带一批人从湖南来投井冈山，现在他这小部分队伍留守后方来抗拒迫近的省军。1929年1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几千饥寒交迫，武备窳劣，七零八落的部队，冲下山来。 它跑进农村里碰到农民的冷视，甚至敌视。党有一个报告说：「群众完全不了解红军是什么。在许多地方，它像一队土匪似的遭受攻击」。[2]红军自从在大庾附近与国民党省军发生意外的战事，几乎一败涂地之后，便绕向广东边境。他们在农民中进出，但农民们不止一次而是三次受军队残酷的欺骗了，这些军队来到总是高擎革命的旗帜并答应解除他们的重负。「红军没有群众拥护。找寻驻营之地，进行军事活动和获得情报都非常困难……我们跨过盖满白雪的冰山，后面敌人紧紧追来。我们有时一天跑90里。我们愈来愈困苦。我们战败了四次」。[3] 1929年2月中旬，在旧历新年元旦，这支筋疲力倦的红军突然在赣南的瑞金和宁都交界进袭赣军某师。红军以绝望的凶猛态度进攻。当他们的子弹已绝时，他们便用枪杆、石头和树枝来作战。敌人败逃了。胜利之后，朱毛军争得一个最需要的休息机会。他们就在这几个僻远的、层峦迭嶂的县份里建立一个新根据地，三月间，彭德怀来会于此。只有最坚苦的残存下来。全军总数为2800人。他们走到农民里工作，当他们开始驱逐地主和焚毁地契时，他们的队伍膨胀起来了。他们称他们占领的领土为「中央苏区」。 同时，其它苏区也同样成立了，但实力较小。在赣东北，共产党员方志敏率领一支游击队；在鄂省洪湖附近，贺龙已作闪电似的袭攻和突击，一时成为传奇式的人物。在豫皖和湘赣边区及其它零散的山岭重迭的县份里，小队红军也成立他们的大本营。这些就是世人所知道的所谓「苏维埃中国」的构成部分，它们在地理上都相隔甚远的。 在革命失败之翌日，充满了冒险主义情绪的共产党就是拿这些称为红军的游击队为基础，而它的活动，它对于「革命高潮」到来的信念也就是寄托在它们上面。党的领导机关瞥见了转向农村的危险，有一个时候也想起来克服它。1928年11月的中央通告预言式的警告道：「假如农民心理的危险不极力改正，革命就要完全取消而党也要死亡」。[4]但因为党的城市基础日益狭窄，它的无产阶级党员和群众也日益减少且差不多完全消灭，这些警告也就愈来愈微弱了。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员会把农民战争说成为「中国民族危机和革命高潮的特点」。它在形式上尚是「支流」，但「循着这条支流，革命运动的强有力的高潮将在全国爆发起来」。[5]共产国际执委员会虽然承认共产党在城市里没有力量，[㈠]但它仍然宣布「新的革命高潮的起点」到来，并制定一个暴动纲领，要中国共产党去实行。当城市革命的工人运动正在衰落，共产党的影响正在被肃清的时候，内地的游击军已被视为「革命高潮」的「决定因素」和「动力」。[7]「革命高涨不仅表现在高涨（？）的工人运动中，而且最主要和基本的表现在土地运动中。土地革命是新革命高潮的源泉」。[8] 但1928年29年间，在华中各省的零散山岭重迭的县份中成立的所谓红军，最初还不是农民武装队伍。它们能够在占领县份中团结各部分农民还是很迟以后的事情。它们的成分主要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失业的农业劳动者、哗变的士兵、地方土匪等一切丧失了阶级地位的份子，他们就是在农业生产中也不起直接的作用。它们的活动三年来还限于游击战和突击。它们无法建立任何固定的根据地。1930年，共产党一位被撤职和被开除的领袖，陈独秀[㈡]发表一篇文章，[9]他在这篇文章里警告共产党道：放弃工人，带一支流氓无产阶级的军队来从事军事冒险是不能推进革命的。人家立即毒骂他和反革命勾结。陈氏借恩格斯关于流氓无产阶级的定义：「一切阶级的腐败份子的残渣」。[10]来描写当时操纵许多游击队的份子。但在共产党的记录中也不难找出丰富的证据去证实陈独秀对当时红军的分析。当过去想改变这些军队为真正的农民暴动机关还必须作长期的斗争，而这个斗争还仅仅得到部分的胜利。 1928年，共产党的第六次大会叹息游击队有从事于「漫无目的焚掠」的倾向，并把这些活动描写为「流氓无产阶级心理的反映」。[11]党的又一个报告谈及「土匪的心理，堕落为杀人掠劫的土匪生活」，它甚至还借用比这恩格斯或陈独秀所应用的更强烈的词句，把这若干游击队称为「烧杀抢劫的赤匪」。[12]中央有一位报告者至1930年尚抱怨「在许多游击队中尚保持着流氓无产阶级的思想……这种思想往往表现为无组织的焚掠杀人」。[13]米夫甚至在《真理报》上也公开写及中国若干红军中「流氓无产阶级成分……的极大百分比」。[14] 但问题并不在于当时或甚至以后红军中流氓无产阶级成分的精确百分比。这些军队过去确实是波及颇多（虽然是零散的）地方的农民暴动的先驱。这一类的军队已屡屡在中国历史中露头角。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共产党愈来愈倾向于把这些军队视为其活动的正当基础，并经过它们来粉饰它之逐渐脱离城市中心的工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见解认为只要党本身离开了无产阶级，党口头上保持农民运动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一种谎骗。当城市的盲动政策（企图强迫罢工及人工地把这些罢工改变为武装政治示威）把刚刚开始恢复的工人防御斗争断送的时候，这个领导权越发变得妙不可言了。 农民游击运动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是经过一个活生生的运动并非经过党报上的一个虚构的口号来实现的。国际左派反对派（托派）就是根据这一点，要求共产党保持城市的基础并提出一个民主斗争的政纲和普选全权国民会议的口号，作为共产党充当中国工人的真正代言人和领袖的出发点。1930年反对派宣称，只有工人运动在民主政纲的推动之下复兴，农民暴动才能得到城市工人的不可或缺的领导，而在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工农合作的基础才能奠定。[15]但托派反对派力量太弱了，它的影响微不足道。共产党把主要的工作和最优秀的力量放在农村，并以农民来代替它的失去了的工人党员，结果愈来愈远离它的城市工作并终于实际上完全放弃了它，使国民党阵营分裂的军阀竞争及国民党政府无法克服的长期经济拮据都被视为革命恐慌成熟的有力征兆，而红军事实上也被视为使这一恐慌成熟的有力工具。 共产国际于1929年10月已发现了「新革命高潮的起点」之后，它于1930年7月便宣称「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已成了一件不可辩驳的事实了」。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是在斗争过程中准备和集中全部力量以应最近将来的决战」。 该决议继续往下说：「……在头一阶段中有某种（！）弱点，即，斗争的群众不能一开始便占领产业中心……这是新高潮中的特点……只有在革命斗争往前发展的过程中，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才能扩展新的领土。到时相互的关系就能够改变得较为有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加紧注意于加强红军，如果做到这一点，「将来，配合政治和军事的情势，一个或数个政治或产业中心就能够占领了」。[16] 虽然共产国际确乎提出过组织工农的一般的需要，并拿这小心说过的训谕来维护自己，但它却造下一切致命谬见的因，这种谬见在李立三的政策中成了最可怕的形式，李立三现在已是共产党的领袖了。 因为共产国际委他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建立工农专政……展开群众的政治罢工和示威，扩大游击战……并转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内战」，[17]李立三迷惑住了，他开始在各方面看见暴动临近的先兆。当蒋介石于1930年和冯玉祥领导的北方联合政府进行一个长期的凶猛内战时，李立三便断定国民党和它的将军们快要覆灭。他于3月高呼道：「准备建立革命政权！」[18]6月间，他的政治局通过一个决议案，认为群众「正长足向革命高潮进展」并号召积极准备全国暴动。李立三非常认真的相信共产国际关于世界资本主义最后恐慌的「第三时期」的空谈，他逆料俄国红军将从蒙古开入来援助复兴的中国革命。[19] 李立三偶然也悲叹工人运动的消沉，但他却天真烂漫的相信工人正在等候党号召他们起来。他深信国民党堤坝中只须一个小孔就足以促成一个革命的水灾。据后来有人引证他的话说：「革命高潮到来，三天功夫就可以组织起9千万人」。[20]他在6月的决议里案写道：「群众久已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暴动，我们一定来的』。现在，党应该勇敢的号召群众：『暴动的时候到来了！组织起来！』」[21]他把党、青年团和「赤色」工会合并起来，组织他的所谓总行动委员会。他在上海集合176个工人组成一支「赤卫队」，组织「第四次暴动」。[22]他计划以少数兵士在南京举行暴动。他又下令红军进击城市。「地方暴动的目的是夺取地方城市……前途必然是会合于中心城市，完成全国暴动的胜利」。[23] 共产国际和李立三都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在所有文件里都有许多很长、甚至动人的段落，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题目之下，说明这一必要。可惜，无产阶级的队伍和力量自遭受革命失败及往后国民党恐怖统治击溃和摧残之后，迄今尚待重新团聚。共产党想拿自己来代替无产阶级整个阶级。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却转变为一个农民党。革命既然不能从城市播散到农村，那就必需动员农村来包围城市。 彭德怀统率的红军第五军就怀着这个见解，于1930年7月28日从江西向西移动，占领湖南省会，长沙。李立三坚决相信这件事就是全国自发暴动的信号，而这个暴动的中心就在武汉，他满想在那里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的首都。不幸共产党在武汉只有200个党员和150个「赤色」工会会员！[24]完全出乎李立三的意外，什么地方也没有反响。在全国其它地方没有暴动。9千万人仍处于消极状态。英、美、日、义的炮舰撤退了惊惶的外侨之后，溯湘水而上，无情的炮轰那个沦陷的城市。[25]红军退出了。湖南省主席何键率几师新调来的军队回城并开始屠杀无告的市民，这次大屠杀直到5000余尸首塞满公墓，甚至长沙商会也请求南京出来制止，尚未罢休。红军得到朱毛四军的增援，9月间又想夺回该市，但这一次他们失败了，便再度退回赣南的山中。 长沙事件一下子暴露了全部红军政策的致命弱点。游击队伍和城市工人没有联系。当红军攻入来，「宣布苏维埃政权，工农兵政权成立」时，[26]城内50万广大民众仍不动声色、惊慌或诧异。「苏维埃政权」的成立是一支战胜军之赐。它并不是该城地群众行动的产物。后来人们也招认：「红军进攻与长沙群众斗争的联系不够」。[27]结果在不同的平面上，重演广州的成为笑柄的失败。「在长沙，没有工厂或街头选举的群众苏维埃」。[28]红旗遍插全市，一个群众大会也召集起来，但只有3000千民众参加。两日后召集第二个大会。成功比较上也绝微。[29]军队习于农民游击的基本战略——袭击、抢劫、破坏和跑开——故并不认为它之占领长沙是一件长久的事。「它的地位没有巩固。市政权也没有成立」。[30]它反而向商会征募40万元，而商人则向民众募集；等到帝国主义的炮轰开始时，它匆促的抵抗一下就退走了。 当它退走时，在城中新召的三千工人和它一起走。换句话说，长沙的最进步的工人，工人运动复兴的可能细胞抛离工厂和商店，变成完全脱离城市的游击兵士。红军用此种方法来进行砍去长沙工人运动头脑的工作，而何键的刽子手则完成之。这就是长沙冒险的结果。 是年夏季尚有数次企图，想包围武汉及夺取其它城市，但均无结果。10月，红军占领江西的吉安，但它在此地也只限于「招募新兵」并派出最优秀的部队去夺取南昌和九江。「组织群众的工作完全给漠视了」。[31]吉安在数星期之后也撤退了。 但莫斯科的战略家已开始知道，红军不能顺利地攻取大城市。周恩来新从莫斯科回来，在9月的中央第三次全会里审慎的劝令退兵。他说，「中央有某种机械的观念，以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必须在武汉，或至少在长沙或南昌成立……成立政府，大城市当然比小城市好，但这是次要的问题」。他提醒中央说，共产国际已规定统一红军及扩大其群众基础为「首要任务」。他报告道：「我们必须把目前分散的苏区统一起来，把它们连成一气，加强和集中红军的领导发动更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向产业中心发展」。 周极力否认这就是退却，同时否认共产国际的意见与李立三的政策有任何矛盾。他反复说，城市的中心任务仍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李立三只不过「过高估计速度」，犯了若干「纯粹策略上的错误」，及怀着几点「机械的观念」而已，但此外便「与国际完全一致」。[32] 但李立三「过度夸大」共产国际路线，实际上已破坏了党和使它的党员颓丧。李立三已不能保持领导无误的神话。因此炮火集中在可怜的李立三身上。他过去用来打击他的前任领袖的一切恶言毒语现在都用到他头上来。11月16日莫斯科来信下令公开向他宣战。在米夫亲自监督之下，不客气的把李立三撤换了。1931年1月7日召集所谓四中全会，米夫的私狗陈绍禹根据「无条件尽忠于国际路线」的政纲，被抬入党的领导机关。 这批年青人这样急遽的晋升为共产党的「领袖」，他们在革命的几个年头通通在莫斯科做学生，而且他们还曾经在孙文大学内，打击孙大学生的托派同情者，立下功劳。米夫为了让他们取得支配权，把一群老战士赶开，这批老战士在李立三的领导之下做工作时，并不是毫无异议的。[33]1月17日晚，一群老党员和工会运动者，及若干青年党员在何孟雄领导之下，在上海某旅馆开会，考虑他们所遭遇的新局面。但这次会议却被人告密，遭公共租界英国巡捕破获，关于此次事情迄今在党内尚人言啧啧，疑团丛生。何孟雄和另外24个人被捕，移交国民党当局，于2月7日在龙华枪毙。米夫这批驯服的年轻家伙便成了党的无容争论的领袖。 党的其它领袖亏得靠自贬，靠自责自悔的勾当才有权留在党内，这种自责自悔的勾当已成了斯大林党的方法的固有特色，而且为时不过十年之后，这种勾当就开花灿烂，成了莫斯科老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自招」，他们都遭了死刑的裁判。瞿秋白迫得谴责他自己的「懦怯腐朽的机会主义」。周恩来自己鞭挞自己。他高呼道：「我号召全党指责我的错误」。[34]李立三已赴莫斯科，他一到达该地便赶忙忏悔他的罪过。连共产国际机关内的习于无耻之徒，也为他的热心自弃，弄得有点吃惊。曼努尔斯基在12月共产国际执委员会席团召集的会议里，表示他的诧异，他说：「如果李立三在这里辩护他自己的见解并一篇一篇文章的和我们讨论，那么，我心里也许舒服点。但李立三却这样快的放弃他的意见。这点使我吃惊！」[35]瞿秋白、周恩来、项英（工会领袖）等被派赴江西担任不明的职务。李立三本人则无影无踪了。[㈢] 新领袖机关的任务就是从李立三的酿成大灾的极端冒险主义撤退至比较温和的，较为实在地顾及党的实力的冒险主义政策。它并没有作任何较为根本的改变之意，共产国际在它的11月来信中已表明了这次转变的主要特色。「不应忘记红军的军事和技术的弱点（如武备和军需品的贫缺，大炮的缺少等）。这种情形使它无法占领大城市，进攻帝国主义的现代军队及征服主要的中心地。占领长沙与进攻武汉的经验已经证明：这些任务，目前的红军是不能完成的」。现在必须「集中党的最优秀的力量」去建立一支「真正的工农红军」并在现存的苏区中，择定一地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作为未来扩展的基础。该信又说：「只有那些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共通之点的人才能此解释为退却的路线。这并不是退却而是进攻。暴动的路线是固定不移的」。[36] 但这终归是退却，是从李立三的夸大梦想中退却。新领导机关放弃了「地方暴动」的口号，且凡是有人企图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零碎的兵变，均被骂为「布朗基主义者」。[37]集中党的「最优秀的力量」来执行加强红军及产生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务」也就表示完成从城市走入农村，从无产阶级走入农民的转变。现在已不是使城市工人赶上农民暴动，以便领导它的问题。恰恰相反「每一个罢工就是苏区的后援」。[38]1931年6月和9月，这个新领导机关数度向全党发出训令，这些训令差不多全篇仅谈及红军和苏区问题。他们万一简略的谈到城市工人运动，也只是敦促城市工作加紧进行，俾「造成工农红军的有力支持」。「加紧援助红军的伟大胜利……替红军募兵……」是「非苏维埃」区的主要任务。[39] 上海、武汉、天津、广州及所有其它产业和无产阶级集中的中心城市实际上已成了赣南山地的「后方」。1930年9月，当李立三正想辩护他的夺取武汉及立武汉为「苏维埃首都」的计划时，他曾说过这句话：「认为假如我们在山上成立苏维埃，是一幕滑稽剧」。[40]但他们不得不去，不得不驻足的正是山上。红军在赣南的深山内，在瑞金农村内设立他们的首都，他们又于1931年9月11日在当地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并建立一个临时的苏维埃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2年至33年，即其最高发展的几年间，包含六个互相远隔的地区，这些地区都散处在华中各省的边区一带。1933年末，王明（即陈绍禹）吹牛说，苏维埃中国的领土占「中国本部广大领土的四分之一」。他指称六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这两个分数均被引证于同一演辞中——为「稳固」的苏维埃治区。[41]共产国际的报纸向全世界吹牛说，苏维埃的旗帜统治5000万、7500万、8000万中国人民。[42]共产国际有一位作者做了一本书，本书不幸恰好在黄昏薄暮来临的时候来庆祝「苏维埃中国」的曙光，他在这本书内称苏维埃中国的人口有9000万。[43]这些数目字从没有一致，但通通都是庞大的，而且通通都是大大夸张了的。实际的数目少得多，而只务实际，不尚宣传的神话的在场者却比较老实点。 因为借一句话中国老话来说，红军和游击队伍大部分是「如流水行云」的，故他们占领的土地随战争的成败而伸缩。朱德统率的红军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内跨越或暂时占据的地方，至少在江西81县中占67县；但我们有很大的权威说：最重要和最稳定的红军区域（所谓「中央苏区」）从1930年至1934年末算是保持相当长久的了，它也只包含赣闽边区17县左右，人口总数为300万。共产国际的国外报纸虽然随便抹杀这件事，但「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毛泽东及其它共产党代言人却往往征引它。[44]其它位于湘鄂、湘赣、赣东北、豫鄂皖及皖湘赣交界等苏区通通都是比较小，比较不稳定的，而且往往在不断进攻的压迫之下解散。 红军的相当正规的部队以及在不断反抗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内战中成立的农民赤卫军的补助部队，无论数量和实力均参差不齐。1932年，有人根据共产党的文献，经过十分审慎的查检，估计在所有苏区中活动的全部红军总共为15万1000人，就中仅9万7500人有步枪。[45]上述那一位专事捏造的家伙（即指王明——译者）却从他的莫斯科监视地，看出苏维埃统治下的四分之一中国也于1933年末，把红军扩大为35万人了。[46]但不幸，内战仍不能够靠共产国际报章上胡乱列出的数字所代表的兵士来举行。朱德诚然是历史上最卓越的军事领袖，他在1932年统率一支军队尚不出4万人，而且据上海共产党负责代表的最实在的估计，它在江西最盛的时代尚不出7万人。贺龙的神怪似的军队从未超过1万人。其它散处的部队则人数更少。它们当然通通都有农民补充队的帮助，这些队伍的人数时时有很大的差异，他们的主要作用就是侦察和劫夺军需品，及在打游击时，声东击西、牵制敌人。 这些军队及它们长期占据的领土实际上虽如是之小，但这更足以表明它们的功业的质。在农民战争的历史中还没有写过比之纪录中国红军战功更光辉的几页，它们与人数超过5、6、7倍，军备上超过成千倍的敌人从事内战。五年多，红军以谋略制胜及击败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因为得到民众拥护的无比便宜，因为有优越的流动性和调度，又因为有了地势上的知识，红军把蒋介石的最优秀的军队，一师一师的截断和击败，并完全以他们夺获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土地归农民及脱离国民党政府的贪婪政治的口号像坦克军一样驶过蒋介石的雇佣兵的队伍。[47] 《字林西报》有一位教士访员奇怪红军得到当地农民许多方面的接济，他发觉「这样多人民甘愿做他们明知道冒死的事情，是一件怪事」。[48]红军差不多到一处便驱逐地主，毁弃地契、债券和租约。农民们尚有许多闇弱的地方，但他们总懂得国民党围剿的目的是恢复地主的土地和权力。南京政府每次围剿所宣布的一切漂亮的「恢复」计划也只是为着这个目的。[49]为了反抗这一点，农民乐意战死。这是教士心中无法了解的英勇、伟大，因为它太简单、太无边际了。他心中反而感谢蒋介石平服农民叛乱时贻害全省的屠杀、掠劫和恣意破坏。 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于1931年抱怨农民接济红军，且使剿匪军难于得到粮食或运输。[50]蒋介石于1933年告诉一位日籍记者说，剿匪军「无法区别良民和赤匪」，且总觉得「敌人到处埋伏」。[51]五次团剿的故事就是国民党将领们激怒和挫败之余唉声叹气，成连成团哗变，教士和各口岸外国报纸大声威吓和詈骂的故事。最后，蒋介石不得不调50余万人上战场并派出300余架英、美、义的轰炸机队去铲平全部苏区，消灭各部分的叛乱农民。 苏区的僻远、山地、缺乏公路或铁路，所有这些条件都有利于红军抵抗外敌的军事斗争。但这些因素假如从军事抬到政治、经济的平面上，就立即成为不可逾越的内部障碍的根源。「苏维埃中国」不仅远离重要的城市中心和主要的交通线（这些交通线都是内地农村的生命线），而且就在它自己的领土之内，它也没有统治什么城市或稍为过得去的县城。江西省的主要城市——九江、南昌，甚至深处于赤区土地的赣州也还留在国民党手中，而它们中间的联络线（南浔铁路和赣江）也一样。九江从未遭受严重的威胁。南昌受过几次攻击，但这也只是为了军事上的牵制作用。吉安自1930年受过一次占领之后，便从未再度沦陷。赣州屡次被围，但从未陷落。甚至县城也随着内战的一得一失而不断改变主人。口头上，目的尚在夺取至少「一两个中心或次要的城市」，[52]但这个目的从未达到。除了有一次突入福建，结果于1932年4月把漳州占据了数天之处，红军便再没有攻陷或固守任何重要的县城。国民党进攻的愈来愈增大的压力及经济封锁的逐渐加紧，反而使他们越发闭守在赣闽边区及其它华中各省边区的山寨里。「苏维埃运动」仍然只是一个农村的运动。 这些农村的经济自足制度久已消灭了。它们仅出产米和少量竹、纸和木油，它们必须拿这些产物来换取最基本的必需品如盐、布、火油、农具、火柴等又必须来自外方。这种贸易操纵在商人手里，因为他们和外间市场保有关系。在苏区内，商人同时就是地主、放债者和劳动雇主。农民自身也分为几层，经济利益互相冲突，自最大和最有权势的地主被驱逐之后，他们中间的斗争只不过采取新的方式罢了。富农仍然支配农村，他们就是半地主，农业工人的雇主，往往还兼商人和放债者。其次是中农，他们占有的土地仅够满足他们的微薄要求，而且只是偶然雇佣工人到他们的田里做工。最后便是贫农，他们没有足够的土地或根本没有土地，迫得租用小块田地或加入农业工人的队伍内，这些农业工人除他们的劳动力之外，但一无所有了。贫农和农业工人在经济上屈服于富农，而中农则按照各种不同的程度摇摆于他们之间。 共产党居然说它已替这些具有复杂的内部分化和冲突的农民阶级，造成「无产阶级的领导」了。它这种说法有时根据纯粹抽象的见解，认为共产党的定义就是「无产阶级的党」，因此光是它参加便保证工人阶级对农民暴动的领导权。为了加强这一幻想，党又临时从城市中调离工人，让他们在红军和若干现成的政府机关中就领导职位。但这种办法实行的结果，把城市工人的最先进的代表夺去了。假如国民党警察的恐怖没有使他们脱离工人运动，共产党却办到了。这些工人一度离开了他们的无产阶级环境之后，他们已不复是无产阶级份子，且不可避免的反而受他们的农民环境的压倒性影响。他们脱离了生产的过程，既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领袖，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领导暴动农民的代表。 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才能挽救农民暴动的瓦解和溃散。只有它才能使贫农、中农和农村工人联合起来，共同作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只有它才能把国民经济加以全部改组，因而使这一斗争得到效果。但又只有经过整个城市的工人运动，只有经过城市工人实行监督农村经济完全赖以生存的生产和分配中心，才能执行这种领导。换句话说，土地革命必须与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才有胜利的出路。 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形之下，如果国家普遍的落后，在改造农村生活，用有计划和有系统的办法使工业直接帮助农业的时候，也一定碰到巨大的困难。在这一点上，先进国的工人阶级一定要起一种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个问题的广大和复杂在俄国表现得最充分，因为在俄国无产阶级已握有政权，但国家孤立与经济落后的因素却产生了最严重的困难，阻碍建立城市与农村和谐的平衡的工作。现在问题却发生在中国的蕞尔之地的「苏维埃中国」，即，零碎的叛乱农村和山居社会里，而中国本身尚受帝国主义和土著的金融资本整个支配着，因此，这个问题更形尖锐，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徒然的。 共产党从没有接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远景，有了1925－27年的经验之后，它尚坚持「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性」。「工农民主专政」的学说虽然1917年在俄国，十年之后又在中国已如是彻底的试验过，但这一学说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兵库里的主要武器。1925－27年，它已引导他们去依赖资产阶级，卒致造成悲惨的结果。现在它又造出理由，要依赖于纯粹农民运动，即，像从前一样，依赖于另一阶级的利益，这种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不相侔合反而发生冲突。1927年的失败已在物力上使党脱离了工人阶级。1927年以后的冒险主义路线又把它改变为一个农民党，在工人当中没有根基或影响。它不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而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中国等价物，它仿照社会革命党，提议在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土地的改革。共产党孤处在农业的、经济贫弱的小天地里，它甚至连改善红军统治区域内的零碎散处的半无产阶级和农业工人的状况，也无法着手，至于拿他们做基础，建立一贯的、可以实行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则更不用说了。虽然共产党有忠诚的决议和训戒，但他们却不得不依靠富农和商人，因为他们与外间市场的接触，即使对于维持苏区的起码生活也是不可少的。不管它自己愿意与否，共产党已成了农村中支配集团的工具了。 富农们出来充当农民暴动的领袖，努力吞并若干地主的财富而他们自己的则加以保持。在许多地方，他们把运动只限于不交租不纳税。等到农民走出这个界限，进行分配土地的时候，他们便擅自取得最好的土地并保存他们自己的农具和耕作牲口。他们在农村宗族里的地位的影响，以及富农和地主的表面上的冲突，都足令前者易于支配农民的下层群众。只要农村仍屈服于商业资本的活动和外间市场，则农村资产阶级、富农和商人一定仍旧是支配农村的阶级，而且它们也利用它们的重要地位，取得每一可能的便宜。 共产党与其说抵抗这一发展，还不如说扶植这一发展。1928年，第六次党大会在「不要故意发动反富农的斗争，因为这样干就会模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根本矛盾」的口号底下，[53]对农村资产阶级采取调和的态度。因此，富农的土地原封不动。「没收地主的土地」成了土地运动的主要口号。换句话说，共产党现在又假设富农与地主的对抗，像他们从前假定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的对抗一模一样。他们现在又设法和农村的富农妥协，恰好似他们从前曾设法迁就城市的民族资产阶级（结果造成惨败）一模一样。甚至富农「必然叛变」到反革命方面去的熟套的预言已实现了，[54]又虽然在口头上已发动某种有限的、或「次要的」反对这些必然反革命份子的斗争，但事实上，实际的领导权像从前一样让给他们，而他们的经济利益也一样得到保护。共产党还迫得号召贫农、农村工人、工匠和手工业者牺牲他们本身的眼前利益，为的是不要疏远富农和商人。 1929年共产党中央招认道：「因为要和富农联合，农业劳动者的利益便牺牲了……我们害怕富农的反革命叛变，故要求农业劳动者减低他们的要求」。[56]1930年在闽西，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不得不「和商人妥协，以解决必需品输出入的困难。他们不仅宣布保护商人，而且免除他们的税，虽然农民尚付15%的地税……他们没有办法遏止商人抬高的物价……有时他们走得这样远，竟然限制店员和工人的经济斗争」。[57] 1930年5月在上海开催的秘密「苏维埃代表大会」采用了和富农商人公开妥协的政策。[58]这种政策的反无产阶级的后果，不仅青年反对派区芳已在一篇辉煌的分析文章里指出过，[59]就是党内有些人也模糊的察觉了。陈绍禹批评过苏区的同志，因为他们借口「农民反对」来辩护他们的不组织农业工人。 他问道：「我们因为害怕富农就不组织农业工人吗？那么我们就绝不是无产阶级党了……在苏区许多农村里，富农的心理起支配作用。富农在群众组织和党内，占着不小的地位。他们只晓得富农的利益。这就是说，我们已把富农的心理视为农民群众的基本心理了……由于同样的道理，他们不组织店员，手工业工人和小工厂工人。例如在豫鄂，『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的口号居然公开提出来了，结果，店员和手工业工人的要求一点也没有提出」。[60] 1930年末，共产党国际用如下的话描写当时的情形：「土地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并没有解决。不仅富农，甚至小地主也混入苏维埃，混入新政权机关，混入红军。富农设法窃取土地革命的果实。富农的口号——按生产工具分配土地——并没有碰到充分的抵抗。在某几个地方，有人提议只没有收占有50亩以上的地主的土地。另外有些地方则提出偿付50亩以下底地主——高利贷者的债务的口号……平分土地是土地革命的最重要任务，但实行的地方寥寥无几。贫农的组织工作甚至还没有着手……苦力和农业工人并没有组织工会」。[61] 自李立三替这种情形负了当然的责任，陈绍禹起而代之以后，局势不仅没有改善，倒还愈弄愈坏。1931年某苏区的一位通讯员写道：「政府三分之二在富农手中」。[62]同年8月，另一位通讯员写道：「富农担任党的一切职务」。[63]1933年，一位重要代言人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写道：「土地是分配了，但地主和富农也分得土地且还是其中最好的土地。许多地主和富农份子尚在农村中保持他们的权威和地位……他们有不少人操纵党和政府并利用它们来实现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在许多地方，土地问题似乎已完满解决，但仔细考察一下，就发现原来地主也分得土地，富农尚保持他们的优美的土地」。[64] 「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写道：「许多地主和富农都染上革命的色彩。他们说他们赞成革命和分土地……他们都很积极，而且有历史上的便宜（『他们讲得好，写得好』）可凭，故此在头一个时期，他们窃取了土地革命的果实。从无数地方收集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已窃据临时政权，混入武装队伍，操纵革命组织并比贫农分得更多更好的土地」。毛泽东估计「中央区80%地域，200余万人口」陷于这种情形。[65]1934年1月在瑞金开第二次「苏维埃大会」，毛泽东向大会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他暴露了一件惊人的事实：1933年夏举行土地审查运动时，「在中央苏区查出6988家地主和6638家富农占有庞大逾额的土地，他们的土地逐遭没收并籍没了他们606916元的款子」。[66]这证明事实比之党的决议案更严酷，更带强制性。甚至为了贫农得到更大的利益而重分土地的企图也放弃了，因为恐怕妨害收成。是年末，一条命令颁布下来禁止继续重分土地；因为这桩事已成了「改善农民耕作的最重要的障碍」。[67] 农业劳动者、手工业者及其它农村工人的要求也同样威胁苏区脆弱的经济组织。在中央苏区，这一阶级估计有20万工人。[68]这些工人一个、两个或三个，散处在田间、村中工作，或游行就食，他们在农民经济中占着一个辅助的地位。资本家没有工厂工人是不能生存的，但农民不雇帮手却能过活。就他们脱离生产手段和为工资而出卖劳力这一点看来，这些工人是无产者。但他们互相分散且在生产中不起独立作用，这件事又表示他们有组成一般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一部分之势。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根据他们的利益来制定任何首尾一贯的政策都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就有办法整顿农村劳动，使他们得到经济手段，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但他们现在的处境却是孤立的，当他们设法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的时候，农民极力反对或干脆解雇。农民已处于最危殆的境地，他们绝不能倍增他的工人的工资或人数，否则便不堪设想。在商店和小企业中也一样，商人以完全停止活动的简单威胁来答复店员的要求。这就是表示慢慢窒息贸易之意，商人知道自己手中握有鞭子。 「临时苏维埃政府」于1931年11月成立之后，不久通过了一篇堂皇的《劳动法》，这篇《劳动法》的条文较之国民党早期的《劳工条例》还要完满。它规定成年工为普遍的8小时工作，16岁至18岁的青工为6小时工作，16岁以下为4小时工作，又规定增加工资及一般的改善工人生活状况。为了向苏区外面，尤其是向国外宣传起见，说得到就要做得到。但在「苏维埃中国」本身，人们很快就知道：原来「采用于大城市与大规模生产的（法律）不能完全机械的应用于经济落后的苏区」。[69]因为碰到商人农民的反对，施行这条法律的企图早已放弃了。湘赣党委员会报告道：「同志们认为劳动法是不能实现的，是纯粹宣传的。省委已打击这种倾向，但没有很大效力」。[70]人们想出许多推托的办法来掩饰这条法律之无法施用。最常有的推托之一就是诡称新工作时间不能实施，「因为没有钟来计算时间！」[71]上层领袖叱责下级办事人老是「漠视」该项法律，但过后他们也终于迫得承认它是「不能实现的」。 洛甫（一位重要代言人）描述实行增加田工一倍工资（每年由8元增至16元！）和减少工时的不幸结果。工人干脆被解雇了。「结果农民不满，工人也怀疑我们的领导」。改善田工的生活状况当然是必要的，「但这种改善必须是农民认为必要的，可以行得通的」。该法也同样施用于商店学徒和干河上生意的船夫。「我这里有许多商人和雇主的请愿书，我们从这些请愿书就可以知道，机械的运用劳动法将必然使工商业衰落」。改善学徒的生活程度和待遇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使店主雇佣学徒能够获利，不要毫无利得」。[72]他又叫工人了解，他们虽然是「国家主人」，但他们必须承认同时仍是「被剥削阶级」，不应提出「过份要求」或举行罢工，盖罢工的唯一结果就「破坏工农同盟」。[73]这就是「苏维埃中国」的「民主专政」的真正内容。 在这种情形中，组织农业工人工会的工作不是干脆失败，组织不出半个团体来便是组织一些冒牌工会，这些工会所干的事，实际上违反工人的利益。苏区「工会」的数字非常不一致。短短一年之内，公布出来的不同数字竟从1万4千至3万、15万、22万9千，甚至220万！[74]但是不管人数多少，这些工会的性质之可疑，就是连上海党的工会中心也不得不抱怨了。它在1931年的报告里谈及工会内发现「店东和富农」。[75]翌年，它写一封信痛骂江西的工会办事人，责他们准许「农民、僧侣、店老板、工头、富农、地主」为会员，但「另一方面则诸多借口，使大部分农业工人、苦力、店员和工匠不得入会」。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被骂为「轻视工人，对他们摆架子」。该信指这些工会是「反无产阶级性质的，多份代表地主、富农和店主的利益」。[76] 瑞金有一位党的领袖写道：「在苏区，一般的说来，党是漠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我们到处看见有不断漠视工会运动的严重现象……委员会从未讨论过它……无产阶级领导多份尚是党的文件上的空辞」。[77] 这就是使江西的苏维埃试验全盘失败的铁硬的事实。红军曾驱逐地主，实行分土地，唤起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情绪。但因为没有有效的经济统制，没有一个有力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不仅在大城市里，就是在苏区毗连的县城里，[78]富农也重现为地主，商人也重现为支配阶级。贫农和农业连最微小的物质胜利也不能获得和保持。最简单的必需品的价格也涨至高不可攀的水准。失业蔓延起来了。农民和农业工人一样开始怀疑他们为什么作战，并希望只要有和平，无论什么样的和平也接受。群众的热情冷却了。红军的逃脱者数目愈来愈多了。[79]苏区沿边已开始麻痹，且不久就蔓延到中心。消极耗蚀了群众的创意力。悲观支配了领袖们。结果成了党内喧传的「罗明路线」，因为罗明（福建党领袖）是首先投降这种情绪的人。罗明说：「即使我们最优秀的领袖到来，或者把斯大林本人请来，或者甚至从墓里把列宁救活，一齐向群众讲三日三夜，我不相信能把群众的情绪改变过来」。[80] 1933年全年，「罗明路线」像毒菌一样蔓延「苏维埃中国」的血管。它从福建传染到赣南的会、信、安各区，邓小平领导的党工作人员干脆弃职潜逃。[81]红军征募运动黯然失败，遂有征兵之说。少年先锋队成队逃脱，并实行与红军的追剿部队火并。[82]农民往往逃入山中，不肯替作战军队执行运输工作。[83] 「游击队不仅很少增加，而且日益缩少，如过去之会、信、安，现在之宜春和南丰便是。挟枪逃脱和叛变不断发生……腐败和堕落不断发现。有些游击队表现土匪的倾向。……这不仅是游击队的情形，就是在独立部队中也一样，如拒绝执行命令，抢劫金钱等……『吃土豪』（抢劫富农的积蓄）的现象蔓延非常之广……党的工作人员携带小行囊入来，不久就增加成大件行囊。如果他们随身带着大行囊，不久就变成两挑担子」。[84] 新罗明到处出现，连红军的上级机关，最后连瑞金中央政府的各部也发现了。工农监察委员何叔衡被撤职，因为他宣布中央苏区300万人民中，有200万人受富农地主压迫，「苏维埃各级政府已成了地主富农压迫民众的工具」。[85] 周恩来号召「反对各种各色动摇、悲观、消极、失望、疲倦和遇难屈服的斗争」。[86]其它领袖抱怨：党工作人员的不断迁换，区域的常常变更破坏了群众的热情，无论什么军队来到，都把农民吓逃到山上。「他们不管它们是红军也好，白军也好」。[87] 红军碰到这种情绪，他们于1933年夏作了确实英勇的努力，把蒋介石的围剿击败，但这几个月的「胜利」却是完结的开始。国民党政权的中心如碰不到攻击，它的优越力量之取得胜利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国民党的陆空军事力量和严紧的经济封锁产生其必然结果，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蒋介石的轰炸机蹂躏全部苏区，他的军队一面挺进，一面修筑碉堡。蒋放弃派遗大军深入赤区的战略，盖军队因此遭受截断和歼灭。他的50余万大军，由德国塞克特将军训练，使用欧美军火厂的最新式武装，像一张密结的钢网包围着蕞尔的苏区。炸弹、大炮和火把进行猛烈和迅速的，而饥饿则进行缓慢和痛苦的惊人屠杀。[88] 1934年8月，萧克带领一支红军，大约1万人左右，冲破封锁线，向西逃去。朱德和毛泽东的主力也于11月跟踪逃出。1934年11月10日，自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差不多整整三年之后，蒋介石的军队胜利开入苏维埃首都瑞金。蒋介石虽然不克如愿，消灭一切「赤匪」，但他替地主夺回江西，毕竟成功了。 红军越过湖南、贵州、云南和四川以至陕西，中间经过许多周折，忍受难于相信的困苦，干下更难于相信的勇敢机智的战功。这次「长征」将载于史册，成为亘古以来最煊赫的战绩之一，但它却使红军更远离本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江西的失败不能扑灭农民战争，但它却给了有组织的叛乱的农民运动以沉重的打击，而当时已非常低沉的城市工人运动也因而受到莫大的打击。恐怖、投降和叛变的新浪潮把重要城市内共产党的大部分残余机关破坏了。事变已揭破无数宣传的神话了。共产党人逃入中国西北部的荒漠之地也就是走入一个新的绝境。 [1]董里（译音）：〈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和现状的报告〉（1929年9月1日）见1930年1月5日上海《中央军事情报》。 [2]同上。 [3]同上。 [4]〈告党同志书（1928年11月11日）〉，见《六次大会后之政治工作》。 [5]〈1929年10月26日国际来信〉。 [㈠]「……共产党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影响和工人阶级的组织状况一样，与群众不满的增长比较，仍然是落后的……多数赤色工会尚不是群众的组织……共产党尚未把工厂中起领导作用的革命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他尤其没有完成争取工人阶级多数的任务」。——见1930年2月15日上海《红旗报》〈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一封信〉。 [6]国共产党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29年6月）。 [7]〈中国共产党中央第68号通告〉。 [8]M.James和R.Doonping和合著《苏维埃中国》，（1932年纽约出版）第10页。 [㈡]自1927年八七会议撤除他的领导职位之后，陈独秀便退隐一旁，而共产国际则把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诿给他负。在往后的冒险主义期间，陈独秀写过几封信给中央，反对举行有损无益的暴动的政策。1929年8月，他致信给中央表明他反对党的路线并要求重新审定党的政策。数月之后，他和其它100人左右整批以反对派的罪名开除。1930年2月，共产国际召他赴莫斯科。他拒绝了，反而要来把革命问题公开在党内充分讨论。后来他和当时已成立起来的托洛茨基派左派反对党合并，一直到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为止，他是该组织的领袖人物。他被判处13年徒刑，但1937年秋释放出狱。至于他现在的政见似乎有点疑问。参阅：1929年8月5日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载《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1929年10月上海发表的〈告共产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5日，陈独秀和其余80人在上海发表之〈我们的政治意见〉，1930年7月1日上海《无产者》发表之〈陈独秀致共产国际信〉，1933年2月20日，〈陈独秀之辩诉状〉。 [9]陈独秀：〈关于所谓红军问题〉，见1930年7月1日上海《无产者》。 [10]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926年纽约出版）第18页。 [11]〈农民问题决议案〉，见《六大》一书。 [12]钱雄：〈江苏省委报告〉。 [13]〈农民游击战讨论〉，见1930年1月15日《中央军事情报》。 [14]米夫：〈走向中国革命的大风暴〉，见1930年4月28日《真理报》，1930年6月25日《红旗》上有译文。 [15]参阅托洛茨基：〈中国之政治形势与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之任务（1929年6月）〉，见1930年1月25日《无产者》；〈中国国民会议的口号〉；〈中国革命之前途和任务（国际左派反对派宣言）〉，（按以上各文均收入中译《中国革命问题集》中——译者）。 [16]〈中国问题决议案（共产国际执委政治书记局1930年7月23日通过）〉，见1930年10月23日上海《真理报》。 [17]〈1929年10月26日国际来信〉。 [18]1920年3月16日《红旗》。 [19]〈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通过）〉，见1930年7月19日《红旗报》。 [20]1930年3月16日上海《真理报》。 [21]〈新的革命高涨……〉。 [22]罗迈：〈在上海活动份子会上演讲辞〉，1930年12月3日上海。 [23]〈新的革命高潮……〉 [24]〈国际给中国党的信（1930年11月16日收到）〉，见1930年12月14日上海《真理报》。 [25]1930年9月6日《密勒士评论报》。 [26]1930年8月7日《国际周报》。 [27]〈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0年9月三中全会决议），见1931年10月30日《真理报》。 [28]Kuchiumov演辞，〈关于李立三路线的讨论（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员会主席团）〉，见1931年5月10日上海《布尔什维克》。 [29]同上。 [30]同上。 [31]瞿秋白：〈吉安之得失〉，见1930年9月9日《真理报》。 [32]周恩来：〈为传达国际决议对三中全会的报告〉（1930年9月24日），见《三中全会资料》第9期。 [33]何孟雄：〈给中央的意见书〉（1930年9月8日、10月29日），1931年1月6日上海印行。 [34]〈瞿秋白同志声明书（1931年1月7日）〉，见《四中全会资料》；〈周恩来同志声明书（1931年1月3日）〉（该声明即周氏对三中全会报告小册子的序言）。 [35]1931年5月10日《布尔什维克》。 [㈢]瞿秋白于1935年在福建被虏，并由蒋介石直接下令枪决。项英也被虏且分明遭遇同样的命运。（译者按：此事盖出于讹传，盖项英后来又出面任新四军军长，该军解散后又隐没起来）。其它许多领袖都被枪决或监禁了。邓中夏和罗登贤（这两人都是1925年省港罢工的领袖）于1933年在南京被枪决，他们至死，口中尚高呼口号，示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参阅1933年11月7日、30日上海出版的《中国论坛》。李立三于1937年在陕西延安（共产党新中心）重新出面，他在延安以「孙中山旧友」的资格被介绍为美国《新群众》的作者——参阅1937年10月12日《新群众》。 [36]〈国际给中国党的信（1930年11月6日收到）〉。 [37]〈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见1931年2月2日《真理报》。 [38]〈国际给中国党的信（1930年11月6日收到）〉。 [39]〈1931年6月10日给红军及全党组织的训令〉；〈中央关于紧急任务的决议案〉，见1931年2月7日《布尔什维克》。 [40]〈李立三对三中全会演说辞〉，见《三中全会资料》第10期。 [41]王明和康生合著《今日之革命中国》第8、28页。 [42]1933年9月8日、1934年4月20日《国际通讯》；1934年3月13日纽约《新群众》。 [43]史沫特莱著《中国之红军行进》（1934年纽约出版）第20页。 [44]参阅梁平（译音）：〈五一与红军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1933年5月1日《斗争》；〈江西党大会的总结〉，（见1933年5月20日《斗争》）；洛甫：〈向右倾机会主义开火〉（见1933年7月5日《斗争》；梁平：〈苏区的现金问题〉（见1933年8月5日《斗争》；毛泽东著〈粉碎第五次团剿与经济建设的任务〉（见1933年11月20日）《红旗》。 [45]伊罗生编《国民党反动之五年》第129页。 [46]王明和康生合著《今日之革命中国》第9页。 [47]1932年1月20日上海《中国论坛》。 [48]1931年8月19日《字林西报》。 [49]参阅Rajchmann报告附录：《江西若干地方的调查》。 [50]1931年11月10日《上海晚报》。 [51]见1933年6月《中央公论》，《今日之革命中国》第40页摘引。 [52]〈关于紧急任务的决议案〉见1931年11月10日《布尔什维克》。 [53]〈政治决议案〉见《六大》。 [54]1929年6月〈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56]1929年8月〈中央接受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的决议案〉。 [57]恽代英：〈闽西苏维埃之过去与未来〉，见1930年3月26日《红旗》。 [58]参阅1930年6月4日《红旗》的苏区代表大会专号；〈关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大纲〉，见1930年6月21日《红旗》。 [59]区芳：〈苏区代表大会的结果〉，见1930年8月30日《我们的话》。 [60]陈绍禹：〈为什么不组织农业工人的工会呢？〉，见1930年5月17日《红旗》。 [61]〈国际给中国党的信（1930年11月6日收到）〉。 [62]1931年3月8日上海《党的建设》。 [63]〈湘鄂苏区通讯（1931年8月14日）〉，见1932年3月上海《工农通讯》。 [64]洛甫：〈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见1933年6月5日瑞金《斗争》报。 [65]毛泽东：〈苏区土地分配之再审查是中心任务〉，见1933年8月31日《红旗》。 [66]毛泽东：《赤色中国》（1934年伦敦版）第22页。 [67]王明和康生合著《今日之革命中国》第10页。 [68]1933年5月10日瑞金《斗争》报。 [69]洛甫：〈五一与劳动法实施之检讨〉，见1933年5月1日《斗争》报。 [70]〈湘、赣党给中央的报告〉，见1932年3月1日《红旗》。 [71]1932年3月11日《红旗》；1933年2月4日《斗争》报。 [72]洛甫：〈五一与劳动法〉。 [73]洛甫：〈苏维埃政权底下的阶级斗争〉。 [74]1932年3月11日、7月10日《斗争》报；1933年2月4日《斗争》报；毛泽东：《赤色中国》第20页，1933年9月15日《共产国际》。 [75]1932年3月11日《红旗》。 [76]〈中华全总常委会关于工会会员问题给苏区工会的信〉，见1932年11月15日。 [77]邓颖超：〈为增强无产阶级斗争的检讨〉，见1933年2月4日《斗争》报。 [78]〈中国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见1933年9月15日《共产国际》。 [79]1933年4月5、25日《斗争》报。 [80]博古：〈争取党内的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文有引证，该文见1933年2月23日《斗争》报。 [81]洛甫：〈江西的罗明路线〉，见1933年4月15日《斗争》报。 [82]1933年5月1日《斗争》报。 [83]1933年8月29日同报。 [84]罗迈：〈争取布尔什维克的转变〉。见1933年8月22《斗争》报。 [85]洛甫：〈向右倾机会主义开火〉，见1933年7月5日《斗争》报。 [86]周恩来：〈粉碎第五次围剿〉，见1933年8月29日《斗争》报。 [87]1933年10月21日《斗争》报。 [88]关于江西封锁的详情，请阅1934年9月2、3、4日天津《大公报》上该报随军（国民党军）特约记者的报告。 上一篇 下一篇
第十八章失败的后果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十八章失败的后果 革命失败把国民党捧上了台。它预告一个反革命、恐怖、军阀战争重新爆发、经济瓦解加深及无力抗拒帝国主义重新入寇的时期到来了。 资产阶级既无法给群众以充分的经济保障，藉以赢得他们的自愿拥护，它自然不能发展或利用民主主义的机关。它只能采取野蛮的军事独裁的形式来树立它的政权，这个军事独裁的政权由一群竞争的暴君共享，而且它全部依赖于帝国主义的军事和财政支持。国民党政府无法采取一个有效的步骤来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状况，它成了国家受伤机体上一条可怕的寄生虫。它的将军和它的银行家，它的地主和官僚，它的狱卒和刽子手难解难分的结合在一起，无情的耗竭国家的生机。帮助国民党上台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漂亮诺言仍是空话。在国民党统治底下，所有现存的剥削手段都保持起来且加强到空前的地步。它只是用赤裸裸的武力来维持自己。 谁也不知道多少人死在国民党的恐怖的灾劫之下。谁也不知道在国民党统治的过去十年间，有多少老少男女被残害肢体、酷刑拷打、监禁和杀害。大家只知道除了年年不放松执行的日常兜捕的牺牲者之外，有成千成万人于乡村和城市的整批屠戮时被杀死和弄残废了。谁也没有精确知道有多少政治犯关在全国发臭的牢监里，也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病死或死于酷刑之下。 明文记载只有部分的估计和不完全的数字：这都是从官场的文告和报纸上摘下来的。据一位调查者说，从1927年4月至12月间，已知死者有37985人，又已知政治犯有32316人。1928年1月至8月间，正式判死刑者有27699人，判徒刑监禁者有1万7千余人。1930年末，中国共产党赤色救济会估计被杀或死于狱中者总数达14万人。1931年，研究6个省份各城市现成数字的结果，证实已有38778人以政府敌人的名义处决。 [1]从1932年至1936年，成千成万遇害或填满监狱的人，主要都是用种种方法公然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可鄙的投降，或设法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夺去满州和华北一部分）的。蒋介石对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但另一方面他却对华中的暴动农民举行无情的歼灭战争，在长江南岸各省杀人累千并把村落和田野夷为废墟。 在国民党之下，工农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他们设法抵抗这种生活的压迫，但恐怖对他们的打击也最厉害。当世界经济恐慌的破坏到来，加上政府的掠夺，中国迅速遭逢经济的停滞和完全破产。在5年间，蒋介石政府发行公债达11万，而这笔巨款的99%用在蒋政权所依靠的军事机关及其官僚机关上。当中国对外贸易在经济恐慌的打击之下，大大低落时，又当日本帝国主义受同样的恐慌刺激而占领满州，把政府岁入的重大部分夺去，同时加紧攘夺中国的纺织和丝工业时，政府所依存的脆弱的经济组织便有完全崩溃之虞。 国外贸易指数（以1912年为100）从1931年的277跌至1934年的118.6。入超指数（以1912年为100）1927年是91.92，1932年竟高至542.62。在往后一年中，全国工业和农业已衰落到这个地步：粮食和衣料竟占输入总额的半数以上。丝业是中国经济的台柱，但也几乎完全破产了。1927年在上海有93家丝厂开工，1934年则只有23家开工了。缫机数从22168跌至5722。日丝在中国市场上倾销，比中国的土产更廉。在纺织业方面，外国资本总是赶上和吸收中国的企业。1934年日英纱厂操有中国的纺锤几及一半，生产的棉纱也占半数。外国织造厂数目虽然较少，但出产棉织品的匹数较中国厂全数多至50%以上。中国的手工业、制纸、制火柴、陶瓷各业在外国竞争的压迫之下衰落了。农产品的价格在1932年跌去25%至50%以上。小地主受愈来愈高的赋税及比之地税总额高许多倍的周期的军阀苛捐所累，连生产费也不起了。地租从50%增至100%，佃农成千成万的放弃耕地。辽阔的农作地，几千万亩抛荒了。白银的不断流出（1934年美国购银政策加重这个现象）破坏了中国通货的薄弱基础。 [2] 这种经济恐慌，（因为帝国主义者侵略，更形严重），国民党政府本已无力克服，当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按照它征服中国的计划，开始一个新的侵略阶段时，国民党更陷于彷徨无告的地步。因为经济恐慌，又因为英法计划在苏联四周建立封锁线，日本遂狡猾地乘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侵入满州，打破1922年华盛顿条约所造成的现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经过几个细心研究和审慎将事的阶段，凡是一个阶段完成，它便停下来小心巩固新获得的阵地，结果，在1931年与1935年之间，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了满州并把它改为「满州国」，迫使上海变为非武装区，占领热河，把河北边区各县改为非武装地带，公开保护大规模的私运，使华北贸易解体，并西向入侵内蒙察哈尔省。 在每一阶段上，侵略者不是完全碰不到抵抗，便是只碰到一些孤军来对抗，这些孤军，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让之自生自灭的。「不抵抗」政策并非仅仅表示消极的意思。当南京政府可怜地敲日内瓦的大门时，它把国内任何想独立抵抗侵略的企图均加以无情的镇压。它把全部恐怖的机器装置起来摧残自发的抗日运动，这种运动于1931年冬便已发生。它破坏民众的抗日团体，且扑灭抵制日货的运动。它丝毫不愿接济义勇军，这些义勇军正在满州不断困扰日军。1932年1月至2月，当十九路军在上海举行英勇的抗战时，蒋介石除了有少数军队参加外，差不多他的全部军队和所有飞机大炮通通远离前线，让成千成万人因受海、陆、空三方面的残酷进攻而牺牲。等到这次被政府怠工的抗战终于败绩了，蒋的专使便签订了1932年5月5日的〈上海停战协议〉，这个协议把全市周围20公里的地带划为非武装地带。 一年之后，侵略者攻入热河，他们仍然碰不到什么抵抗，虽然南京已向人民声明要抵抗。这个时候，「不抵抗」与乞诉国联的混合政策已有点不行了。蒋介石虽屡屡声明他要「北上」和「捐躯」，但大家都不相信这一套。国联派一个调查团到中国来，它由一批前任的殖民官组成，以李顿勋爵为首，它的报告提议由各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以代替日本的独吞。日本将要进攻热河时，南京政府妮妮妞妞声明它要抵抗，但它没有调动人，没有调动枪，没有调动粮食，也没有调动军需品。所谓「抵抗」也就是让几千营养不良，武备穷劣，军心涣散的军队来抵抗日本的进攻。热河一个星期就失陷了。有几团人在长城各口作短促的壮烈的抗战，但几天功夫就给压服了。1933年5月，日军迫近北平城，蒋介石的代表又签订〈塘沽停战协议〉，这个协议把长城以南5千方里划为非武装地带，让日本在华北得到一片坚固的立足地。1934年间，南京政府又连续签订几个协议：恢复华北和满州国的铁路和邮政关系，并恢复河北境的中国关卡。这样干，南京事实上等于承认日本征服东北了。1935年，〈秦土协议〉承认日本吞并察东，蒋介石的军政部长又签订〈何梅协议〉，中央军完全退出河北。这些就是日本1937年发动更进一步、更扩大地征服战的跳板。 [3] 国民党政府藉帝国主义产婆之助而诞生，又靠帝国主义的支持而长大，它在短短的几年内，使国家濒于经济崩溃及被瓜分之境。十年来，蒋介石继续毫无忌惮的屠杀革命家，镇压和扑灭工人的防御斗争，剿灭所有农民暴动，并毫无抵抗的把国家大部分让给帝国主义侵略者。从头到尾没有强有力的革命力量来干犯国民党的反革命。这就是1925—27年革命失败的后果。 自1927年失败（以广州暴动为最高点）后，共产党已闯入新的死巷中，一个党既已遭受这样大的失败，如果它不彻底消化失败的教训，就不能希望重建它的队伍。过去的教训应该是新路线的不可或缺的出发点，因为它们产生了新局势及这个新局势所提出的新问题的前提。但人们却宣布那些造成1927年失败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7月，布哈林向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演讲说：「错不在策略的主要路线，错在实际行动及中国所采用的路线的实际运用」。 [4]而且，这一「主要路线」的精髓，「民主专政」的理论和未试验的实际，竟包含在共产国际的纲领内，且人们重新认定它为未来中国共产党战术的基本支柱。广州——上海——武汉。三重经验无影无踪的空过了。 1925—27年中国革命已用相反的方式给了我们以俄国十月革命教训的新印证。它再度证明（虽然这一次是从反面）：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落后国家只有采取无产阶级独裁（后面领着几千百万贫农）的形式才能实现它的民主革命。1925—27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排斥无产阶级独裁的远景并代之以列宁久已放弃掉的公式——「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含糊的，从未确定的中间政制，这个专政在阶级冲突的实际生活中已一次再次的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最先是蒋介石的广州，后来是汪精卫的武汉，通通被说成为「民主专政」的萌芽的胚胎，这个胚胎将实行土地革命并替中国解除帝国主义的束缚。中国无产阶级迫得偿付它的最优秀的头颅来学到这一点：资产阶级是不会破坏它自己的政权基础的，革命只能采取无产阶级独裁的形式进展。如果像共产国际现在的干法，把这个教训抛弃不谈，则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注定要成一场新的扑空，要遭受无数新的失败了。 [5] 1928年共产国际突然普遍的向左转，突然发现「第三时期」（资本主义之最后时期）与「猛烈的革命高涨」， [6]于是理论上的混乱被策略上的极左疯狂弄得加倍厉害，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混合起来。共产国际一方面尚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悬摆着那可望而不可即的虚妄的「民主专政」，另一方面却拒绝拿一定限度的民主要求来鼓动的策略。共产国际反而命令支离破碎的中国共产党现在进行创立苏维埃。 第六次大会的殖民地提纲下令道：「在目前，党必须在群众中到处宣传苏维埃的观念，宣传工农民主专政的观念及革命的群众武装暴动到来之必然性。它现在就应该着重鼓动推翻统治联盟及动员群众举行革命示威的必要……它应该始终如一地、一成不变地进行夺取政权，组织苏维埃作为暴动机关，没收地主及大财产所有者，驱逐外国帝国主义者……革命的未来的增长将向党提出一个急迫的实际任务：准备和实行武装暴动，作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唯一道路」。 [7] 在革命高潮的时期，当群众充分表现其向心倾向的时候，斯大林——布哈林以资产阶级国民党来代替苏维埃。现在，当革命失败已唤起一个深刻的离心过程之际，苏维埃的口号——借托洛茨基的话来说——只能是「教条式的、无生气的，或最坏就是……冒险主义者的口号」。 [8]上述的提纲依赖斯大林的原来思想，把苏维埃视为「暴动机关」而不把它视为通过一个两重政权的时期，伴随着群众运动高涨的整个过程而生长的民主会议， 这种思想适足以表明这个口号的纯粹冒险主义的性质。 不错，根据过去的新鲜经验，中国革命的往前发展将一定走向苏维埃，并经过苏维埃而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是没收土地归农民及脱离帝国主义统治的唯一手段，亦即顺利地实现民主革命任务的唯一手段。但这并不是说，苏维埃的旗帜可以在那些刚刚遭受一连串悲惨失败而溃退的工人面前招展起来。托洛茨基从他充军的地方阿尔玛‧阿塔给第六次大会写一批评书道：「决战之后才拿出拳头来，再没有比此更无结果和更不中用的了……我们必须清楚的了解，目前在中国并没有一个革命形势。我们还不如说目前是一个反革命形势……它正在转变为无定期的两个革命中间时期」。 在这个过渡时期，托洛茨基提议以一个包含最基本的民主要求的斗争纲领来武装共产党，这个纲领拿一些配合群众的最简单的日常要求的政治要求，来恢复群众的革命情绪及重新团结他们。这些政治要求就是八小时工作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等，这些要求归纳为一个总的口号：召集彻底民主的普选国民会议。他说，只有照这样进行政治的鼓动，同时领导防御斗争及耐心的改组工会运动才能够恢复群众的斗争情绪，恢复他们的自信心，而共产党也才能够在重要的经济部门中得到稳固的基础，并能够随着事变的进程，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只有始终如一的、勇敢的为真正民主的国民会议而斗争，以此来对抗国民党军事独裁的御用的假民主矫饰，才能够重新产生必要的条件，有了这些条件，苏维埃的成立就会重新真正配合工人的情绪和要求。 [10] 但共产国际却命令中国共产党不顾工人的冷淡态度加深，仅仅凭借「苏维埃的观念」及「革命的群众暴动到来之必然性」之类的武器来进攻国民党的反革命。共产国际蔑视那认为中国已进入最黑暗的反革命时期的见解，它认为它处于「两个浪潮之间」或「革命的两个浪潮的凹处」。暴动的口号暂时成了一个「宣传口号」，但显然第二个浪潮迅速高涨起来，它就「又成为立即实行的口号」。 [11] 托洛茨基警告道：「如果我们是处于革命继续发展的两个浪潮之间，那么每一种不满的表现（不管它的重要性如何小）都可以视为……『第二个浪潮的起始』了。……从这一点又可以生长盲动主义的『第二个浪潮』」。 [12]这种倾向确乎已在第六次大会中表示出来，大会的一位中国代表高呼道：「我们正迅速的走向一个新的革命浪潮！」 [13]会场中的其它中国代表（他们的党刚刚才遭受了历史上最悲惨的失败）一齐起立高呼：「胜利的中国革命万岁！」 [14]中国共产党同月在莫斯科召集它自己的第六次大会，它宣告「新革命浪潮的最基本象征已可逆睹了」。 [15]一年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因为中国爆发一个新的军阀内战，心中大为激动，立即宣告从凹处升至浪尖此其时矣。它写一封信给中国支部道：「这就是新的革命浪潮的起点……党应破坏各派军阀的权力……『转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内战』 ，『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这两个口号现在应成为党的主要和迫切的口号……准备政治总罢工……」 [16]共产党便因此被弄得迷惑不清，又着手举行一连串新的无望的冒险，这些冒险只不过把那一道原本已使他与工人阶级分离的鸿沟加阔罢了。它永远没有从1927年的失败中恢复过来，重新成为工人阶级的组织。 一个代表在六次大会中吹牛说：「共产国际决切的提出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口号……只有这个口号才使我党能够团结我们的队伍，争取新的力量，结集几十万、几百万工人在它的口号周围」。 [17]但三个月之后，中央委员会在一个内部文件里揭露这种空洞的夸大所隐藏的真相：「工会组织已几乎缩小至零。党的城市组织都溃散和破坏了。全国没有一个健全的产业工人的支部」。 [18] 共产党（由李立三领导）拿来一个「赤色工会」的纲领来进行恢复工会运动的巨大任务，这个纲领主张成立「赤色工会」来对抗国民党于1927年特许成立的「黄色」工会。这就是把1928年共产国际的总政策应用到中国来的结果，共产国际这个政策规定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中凡是不接受共产党政纲者的均视为当前敌人。它在中国采取特别奇形怪状的形式，因为他们是在革命大失败，大多数工人群众已背弃党的时候，才来打算产生共产党工会。「赤色工会」当然无论在会员资格及政纲上都和党一样。它们完全拿出党的「苏维埃」政纲来，这个政纲并没有吸引工人加入它们，倒还在白色恐怖的状态之下，把它们吓跑了。 过去在群众运动迅速高涨期间，组织得并不很健全的大工会组织已被扫出舞台了。国民党御用的工会只代替了它们的少数几个。而这些国民党工会许多都是空挂工会的名字的，里面全是国民党政府直接指派的工贼官僚，其目的在有效的镇压工人，但在许多场合，工人们都加入这些国民党工会，虽则这些工会受南京政府的公开工具所领导。他们为了自卫加入这些国民党官许的组织，这是他们的自然趋势。加之以政府又进行假自由的宣传。它采取迷人的劳动法（这当然从未实施）。它甚而容许罢工，尤其是外国企业内的罢工，这件事帮助「黄色」领袖在群众中散布新的幻想，取得他们的地盘。这些领袖当然鼓吹阶级合作、妥协和屈服，但共产党不是昨天刚刚才拿「四个阶级联盟」的学说来教育工人吗？在华北，许多工会迟至1928年，即蒋介石已攻入北京并取消了该处的旧政府之后，才在国民党的监督之下，初次成立。平津许多工人均兴高采烈的加入刚成立的工会，他们大多数人还没有知道国共合作已突然终结哩！这些组织多数落入国民党汪派（「改组派」）的手里，汪派为了反对在朝党的蒋介石领导机关，正在工人中找寻根据地。 [19]改组派的吸引力就在他们鼓动成立一个比较民主的文治政府来代替蒋介石的残暴的军事独裁。共产党根本不屑在这方面举行斗争，把战场完全让给汪派，汪派四年来利用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重大层份的民主要求，为的只是出卖这些要求（这是必然的）来作他们投降蒋介石的过门。 [㈠] 但在国民党之下，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比从前缩小了许多。1927年参加工会的工人曾几达300万。1928年这个总数减去几及一半。1930年，据官式数字，有741个工会，574766个会员，又减少了60%左右，1932年，则更缩减至621个工会，410067个会员。 [20]中国大多数产业工人尚没有任何组织，即使是最初步的组织也没有。 共产党在几十万有工会组织工人中得不到任何基础，在几百万无组织工人中也得不到什么基础，虽然1928年工人尚未完全放弃斗争，尚进行非常顽强的防御罢工战。内战停止及短期的经济复兴使许多重要产业部门的工人恢复信心。例如在上海，1928年间便有120次罢工，包括213996个工人。这些罢工六分之五是争取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的。 [21]在这种顺利的环境中，共产党却依然是无能为力的旁观者。1928年及稍后，他们一接近工人，大谈「政治罢工」、「总罢工」、「武装暴动」及「苏维埃政权」，那些受惊吓的罢工工人便赶忙复工。李立三被撤除党领袖的资格之后，没有多大功夫在党的报纸上便泄露若干事实出来。据某文缕述道：「工人害怕共产党来……并恳求他们不要破坏他们的斗争。他们客气地说：『你先生的说话是十分对的，但我们现在不能实行。我们只要能增加一点工资，不被开除就好了』」。据这同一文章报告，工人所要求的与共产党所提出的两者之间的鸿沟竟如是阔大，以致有几个共产党工作人员常常把罢工将要爆发的消息隐瞒起来不让党的上级知道，为是好让罢工人得到一个机会，能依照他们自己的条件来进行斗争！有一次上海的党机关派代表去参加某纱厂的罢工，工人说：「这是我们的事情，各位先生为什么这样热心到敝厂来呢？」其它工人则说：「共产党又来了，我们最好还是跑开吧，免得吃亏更大」。 [22] 罢工多数是在各厂自发的。共产党一个正式报告说：「甚至在上海，工人也没有斗争的组织……他们都溃散……和失败了。他们多数受黄色工会及国民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又「轻视黄色工会。结果，赤色工会的工作和影响几乎缩小至零。群众遂均受黄色工会影响」。 [23] 1928年末，「赤色工会」已「几乎缩小至零」，党没有「一个健全的产业工人支部」。往后几年，共产党非常荒谬的夸大它的力量，但在党内文件中，特别是当共产国际依照那一套谴责失败的替罪羔羊的惯例，叱骂中国党中央，中央又转而攻击省县组织的时候，那种夸大的说法不攻自倒。这时泄露出来的事实就无情的打破一切宣传的神话了。领袖们年年都一定要埋怨他的党从不尽责，不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当然，他们从不指出，工人们至死也不愿服从党的领导，「党的路线」本身也负不少责任。党追求「新的革命浪潮」而这个浪潮则宛似一个精灵的小鬼一样总是躲避它。共产党人盲目的举行零碎和无益的示威，计划一些从未实现的暴动，结果，他们只能完全脱离他们自诩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为了证明这一点，人们只要简略地读一读党自己的报纸及它自己的内部文件就行。 1929年2月，共产国际的一封信来曾引这一事实：「在多数城市里，甚至在武汉、天津和广州这样大的工人阶级中心里没有干出一点工作……在大的和重要的企业里没有支部」。 [24]5月，党的一位领袖周恩来写一个组织报告，他埋怨党员们不能领导工人的自发罢工。他补充说：「就是我们的同志参加，我们的影响和口号也产生不出结果。……在重要中心里……没有地方组织」。 [25]共产党人因为无法拿他们政纲的本身力量来争取群众，他们便往往实行强迫手段，用手枪来命令罢工，否则便用「恐怖方法」来消灭「黄色工会」。 [26]党的领导机关埋怨道，这种办法使组织更难与工厂的工人接触，但这种埋怨也无多大结果。一位老工会运动者和战士项英写道：党仅以建立全国和各省工会的「空头机关」为满足，这些工会因为没有下层会员，故毫无能力。他又写道：「赤色工会已成了完全站在群众外面的组织了」。 [27]1929年11月，这个「空头机关」召集所谓「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十分客气的号称仅代表3万工人。 [28]即使暂时接受这个可疑的数目，人们也要问：那么两年前在武汉，第四次劳动大会真正代表的另外297万工人到底怎样了呢？ 1930年夏共产党有一项材料称「赤色」总工会有64381个会员。各大城市（包括上海、武汉、香港、哈尔滨、天津、厦门和无锡）总计为5748人。其余据说分散于没有产业工人的农村中。 [29]数月之后，1931年2月，一位党的领袖写道：「现在没有真正的赤色工会……它们都已给肃清了。所有工作都已放弃了」。 [30] 1930年末，党已有全部崩溃和解体之虞。李立三突然被免职，由一批学生来瓜代，这批学生曾在莫斯科度过了革命的岁月，他们的领袖就是陈绍禹（王明）。这批完全由上面用命令派给党的新领袖，宣告他们「完全无条件效忠于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总路线」并声称「党所遭逢的一切严重的后果皆由于李立三同志及其信徒漠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训令」。 [31]这批新「领袖」于是着手纠正党内某作者中肯地称为李立三对共产国际政策「过分夸大」的毛病。 [32]但在新的领导之下，完全放弃大城市中心工作的倾向仍然无法遏止。 1931年是日本入侵和罢工浪潮高涨的年头，是年临末数月，罢工尤其高涨。在党的报告中，又是那一套话：「斗争是分散的……自发的，没有组织和领导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我们在工厂中没有好干部……我们的组织不十分了解工厂的情形，因此无法提出工人的最迫切的要求。我们组织一个反帝的罢工也不成功」。这个报告一面诉说关于党监督的「赤色工会」没有「充分的统计」，一面举出如下的会员数目：「上海：666人；厦门：72人；哈尔滨：71人；胶济路：20人；海员和码头工人：319人；……总计：1148人。在天津、北京、汉口、香港、广东（即广州）等处……我们没有组织」。 [33] 1932年3月，日本入侵后6个月，党的领导机关指责它的党员「放弃组织和发动罢工的工作，尤其是在重工业中……放弃组织赤色工会的工作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至于深入黄色工会，这一工作尚未开始。上海事变（即指1932年1月至2月。日本入侵上海）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和省委甚至还未着手」。 [34] 但王明后来提及这同一时期，说：「党实际上采取罢工、集会、示威的形式，组织了巨大的抗日群众运动……」 [35]米夫现在已成了共产国际的主要中国「通」，他于1933年夏写及「在国民党领土上工人阶级运动声势浩大的高涨」，并引证一些数字证明在1932年12个月，间，不下1110170个工人参加罢工。 [36]但这并不妨碍他于一年之后又宣称仅在是年头六个月内就有120万工人参加罢工！ [37]这两个数目字把上海共产党报纸同一年举出的301170个罢工工人的总数平空增加了三倍和六倍了， [38]而上海共产党报纸举出这个数目字又比之较为切实调查的数目多出一半。米夫说，他的总数三分之一（或325000罢工工人）是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的。但根据党自己的数字（这个数字大概把米夫在某处发现的另外80万罢工工人忽略了），我们迫得要下一个结论：党不仅领导1933年放下工作的每一个罢工工人，而且还要领导莫斯科出版的某杂志向壁虚构的25000人！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虽然发誓「无条件效忠」于他们的莫斯科的祖师，但在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关与上海的党报编辑之间，尚可悲的缺乏一致。例如，米夫吹牛说，1932年9月，共产党组织了一个纱厂工会，包括了「上海纱厂的大多数工人群众」。 [39]我们想及这些工厂总共有12万工人， [40]我们便知道米夫这句话就无异说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突然和奇怪的扩大了。但可惜在这一点上。米夫也无法与他的上海朋友唱和，他的上海朋友写道：「产业基础的薄弱与赤色工会的缩小是惊人的。我们试拿上海的纱厂总工会来看吧。12月（1932），它尚有1000左右会员（「大多数？」）……今年春我们检讨工作时，会员已大大缩减了。今年（1933）8月它已由20个支部减至7个」。 [41]再举一个例，上海烟草工厂工人有17445人， [42]米夫于5月写道：「在烟厂工人中，革命工会组织的力量也已增强，而且在组织上确立了」。但10月，《红旗报》说：「烟厂总工会由900余人（！）缩减至目前的不可忍受的（！）状态……就在这种状态中，它的会员也不能全数找齐」。这同一上海的报告，综合全国的工作时，不想列出数字，代以「xx」的神秘象征，但这些「xx」的意思仍是很清楚的：「拿满洲三个产业中心来看吧——在哈尔滨只有xx会员……在沈阳通常有xx会员，但现在我们就不知道。在大连，工作还刚刚开始。在满洲全境总数只有xx。在武汉，直到如今尚未开始工作。在上海今春尚有xx会员。现在只有xx了。不仅没有增长，倒还减退了」。 [44] 1934年，共产党青年团中央注意团内的「严重现象」：「我们的同志竟不知道工厂将要发生斗争……孤立的结果，我们不仅不能领导群众斗争，我们连他们的尾巴也捉不到了！」 [45] 「赤色工会」和「苏维埃政权」的六个年头，事实证明也就是软弱无能的六个年头。1927年后，广大的工人群众离开共产党，而共产党也并没有学会如何去恢复他们的自信力及重新团聚他们的有组织的队伍。一个阶级既已被他自己的领袖出卖而一败涂地，它当然不能响应「苏维埃」的空洞号召，盖「苏维埃」并不与实际相符，它只配合党内的冒险主义情绪。结果，党在任何大城市中心内，从未有恢复任何重要的立足地。当工人们不顾党的噪杂的急进主义，离开了政治舞台之际，1925—27年本已抬头的农民暴动，继续过迟的暴发起来。共产党员在大失败之翌日心中混杂着盲动的情绪，他们发觉在农村方面较易于唤起他们的暴动号召的回音，因为在农村里，农民正揭竿而起，哗变兵士们也正脱离国民党的军队。虽然有若干领袖尚微弱地怀着他们的无产阶级主张，抗拒那走最少抵抗的道路的诱惑，但城市的不断失败，国民党恐怖政策的沉重打击帮助从城市走向农村的转变。这一转变在党自身的成份中找到明显的表现。 在1927年4月，革命运动最高涨的时候，共产党曾有6万党员，其中58%人是大产业城市的产业工人。后来他们虽然遭受一连串悲惨的失败，但在秋收暴动期间，在广州及后来，共产党尚号称增加数千新党员。他们说，党在1928年有10万党员，1930年有12万，1933年有41万余。党员的可靠数目字从来没有。1927年后举出的数字通通都是过甚夸张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但这些夸大的数字适足以加重说明党的阶级基础已发生的变化而已，因为共产党已正式承认：党内工人1928年只有10%，1929年3%， [46]1930年3月2.5%， [47]9月1.6%， [48]是年末则实际上等于零。 [49]真正的数字是不常举出的。1929年2月共产国际一封信说，全党有4000工人，其中1300人在上海，其余则散处其它地方。 [50]1929年12月江苏省委号称全省有6800党员，其中只有591人为产业工人。 [51]1930年9月周恩来向中央第三次全会报告说，全党有12万党员，其中有2000工厂工人。如果1933年末，在全国最大的产业中心（上海）又听到「没有一个真正产业支部」的怨言， [52]那么，两个月之后，王明在莫斯科大吹党有41万零6百党员，其中25%－30%（或10万左右）是工人，这又能有什么价值呢？ [53] 但就是从这个数字中，人们也侦知许多事实。王明报告道，总数中只有6万人处在国民党的中国。党的七分之六党员集中在辽远的内地，距离大城市和交通线几千百里。情形如何是一目了然的。当农民暴动已徐徐发挥它的蕴蓄力量并向前发展的时候，共产党已赶快加入它，让工人阶级自己想法去。共产党重新从1927年的惨败中露出面来，站在深入于华中各省的叛乱的农民运动的前头，并就在当地建立了它的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关于国民党恐怖的详明记载请阅伊罗生编之《国民党反动之五年》。 [2]参阅中国海关每年报告；中国银行每年报告；陈翰笙著〈中国经济之解体〉（1933年5月份《太平洋时务杂志》）；Rajchmann报告附录（1934年4月，南京出版）；1936－7年《华人年报》(ChineseYearbook)；《中国年报》。等 [3]参阅1932—4年上海《中国论坛》，该刊每星期详载国民党之不抵抗及镇压抗日运动。 [4]1928年7月30日《国际通讯》。 [5]参阅《共产国际纲领》（1929年纽约印行）第58页；托洛茨基著《问题集》第173－4页；《列宁死后之第三国际》第196页。 [6]参阅麦克恩‧夏克曼在《列宁死后之第三国际》英译本上的序，又见该书第19页以下。 [7]《殖民地之革命运动》第41页。 [8]托洛茨基著《问题集》第206页。 [9]前揭书第175－6页。 [10]前揭书第185－6、203页以下。 [11]]布哈林著〈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之任务〉，见1928年11月23日《国际通讯》。 [12]]托洛茨基：《问题集》第198页。 [13]]1928年7月25日《国际通讯》。 [14]]同上。 [15]]〈1928年7月9日通过之政治决议案〉，见《中国共产党六次大会》（1928年上海出版）。 [16]]〈关于改组派，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CP的信〉（1929年10月26日），见1930年2月15日上海《红旗报》。 [17]]1928年7月25日《国际通讯》。 [18]]〈1928年11月8日中央通告〉，见1929年10月上海出版之《第六次大会后中国共产党之政治工作》第42－3页。 [19]]〈河北省之革命斗争与工会运动〉，见1933年12月12日上海《斗争》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译者）。 [㈠]自1927年宁汉合作之后，个人的嫌隙并不是这样容易消释的。是年9月，正当国民党许多派系争夺权力之际，蒋介石狡猾地退出政府。但早在1928年他便奏凯复职，维持他们的均势。汪精卫和各派敌对军阀勾结，先是和张发奎，后来又和阎冯，阎冯于1930年曾发动内战讨蒋，结果失败。1932年1月汪终于回南京和蒋合作，且成了蒋的赤裸裸的军事独裁的文治装饰物。汪的同党（如汤良里之流）多年来便有声有泪的挥毫缕诉南京的野蛮虐政，但他们一旦在政府中得了肥缺便不难成了蒋的最卑贱的辩护人。（1938年汪派又脱离重庆政府，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公开代理人，后来并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译者。） [20]林东海（译者）著《中国之工人运动与劳工立法》（1933年上海出版），房福安著《中国劳工》第74页；天津《南开周刊》第29期。 [21]房福安：《中国劳工》第97页。 [22]泽民（译者）：〈下层统一战线问题〉，见1931年4月18日《红旗报》。 [23]项英：〈过去一年来工会运动之发展与目前之任务〉（1929年2月8日在全总执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上报告），（见1929年5月15日上海《中国工人》）。 [24]〈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C.P一封信〉，见《第六次大会后之政治工作》一书。 [25]周恩来：《现时党的组织问题》，1929年5月15日上海印行。 [26]顾遂宁：〈殖民地之革命运动〉，见1928年10月4日《国际通讯》；项英：〈工会运动之发展〉；〈工会问题决议案〉，见《第六次大会》一书。 [27]项英：〈工会运动之发展〉。 [28]白凯声（译者），《工人运动之现状（1928－30年）》，1930年上海出版。 [29]前揭书。 [30]罗迈：〈李立三路线江苏工作之检讨〉，见1931年2月7日上海《真理报》。 [31]《中国共产党四中全会决议案》，1931年2月，上海印行。 [32]〈李立三路线在顺直的实践〉，见1930年12月14日上海《真理报》。 [33]中央工人部〈1931年份工人运动报告〉，见1932年3月11日《红旗》。 [34]〈反对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见1932年3月25日《红旗》。 [35]王明、康生合著：《今日之革命中国》（1933年12月在共产国际执委员会第13次全会上演讲辞）。1934年纽约出版，第44页。 [36]米夫：〈中国革命危机之新发展〉，见193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 [37]〈中国之苏维埃〉（1934年莫斯科出版）第13页。 [38]1933年10月30日《红旗》。 [39]米夫：〈新发展〉。 [40]H.D.Fong《中国之纱业与贸易》第16表。 [41]1933年10月30日《红旗》。 [42]D.K.Lieu《上海之繁荣和工业化》（1936年上海出版）第294页。 [44]1933年10月30日《红旗》。 [45]〈论下层统一战线问题〉，见1934年2月1日北平《青年战线》。 [46]周恩来：《组织问题》。 [47]1930年3月26日《红旗》。 [48]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上报告〉（1930年9月24日）。 [49]1931年5月10日上海《布尔什维克》。 [50]〈1929年12月29日国际来信〉。 [51]钱雄（译者），《江苏省委对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1929年12月29上海印行。 [52]1933年10月30日《红旗》。 [53]王明、康生合著《今日之革命中国》第48页。 上一篇 下一篇
第十七章广州公社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十七章广州公社 自从蒋介石1926年3月20日的政变之后，广东已不经一战的送给军阀了。又自从是年7月北伐军出师，10月省港罢工取消，12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之后，该省的全部统治权便落入桂系军阀李济琛的手中。 李济琛急不容缓的把整个广东放在他的军部的铁蹄之下。他严峻箝制工会并用铁腕来运用鲍罗廷的强迫仲裁制。他并没有碰到共产党的反抗，他们已减少他们的所有活动，向将军们极力让步「以保持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的政策就是「等待北伐成功」。 [1]当他们等待的时候，北伐果然胜利了，只不过这些胜利归给蒋介石和中国资产阶级，结果造成了1927年4月12日的上海事变吧了。 李济琛迅速响应蒋介石的发动，于4月15日实行他自己的清党。一切尚享有合法存在的组织均遭捣毁和封闭。2千余人被捕，至少有100个男女（多数是共产党员）被枪决。省港罢工的残余纠察队经过几度剧战之后通通被缴了械，2千余受共产党影响的铁路工人被李济琛的军队驱逐弃职，代之以受最反动的机器工会支配的工人。李济琛既然以蒋介石的马首是瞻，他当然懂得维持工人阶级组织外壳的价值。他夺取它们的机关，把这些机关让给那些称为「工会改组委员会」的流氓走狗。同样的事变也在全省各县市发生。在农村中，农民往往抵抗军队的袭击。但农会终于受摧毁了。 共产党现在必须要补偿他们的消极。他们宣布于4月24日举行大罢工，抗议李济琛的进攻工会。这次罢工没有实现。往后几个月，广州和全广东的共产党人普遍被迫到深深的地底下。雇主们向工人发动攻势，结果把他们在省港罢工高潮时期得来的工资、工时及工作状况等方面的每一宗胜利品都剥夺了。著名的广东工人代表会，这个雏形的苏维埃不到一年前还代表20万各业工人，现在也消灭了。有一个非法的「特别委员会」代替它在活动，这个特别委员会由几个从前的代表会执委及少数新选的代表构成。这个委员会号称支配广州的100个工会。6月，它自诩能动员3千工人左右举行示威纪念沙基惨案及省港罢工。 [2]纵使这些自诩是真的，但比之最近的过去却微乎其微了。 大多数工人的冷淡在共产党内部产生了恐怖主义的情绪。工人共产党员因为无法动员工人起来抵抗资本家的攻势，他们竟作一连串无望的徒劳的企图，用炸弹来吓退李济琛的改组委员会的会员。据黄平说，当时甚至还密谋暗杀李济琛。后来因为安放的炸弹未爆炸，计划遂告失败。 [3]这些绝望的工人和共产党人采取个人恐怖主义的办法，共产党尚正式以「赤色恐怖」的美名表彰。 有时为了保障革命的胜利品也难免需要到赤色恐怖；到时它就是一个胜利的工人阶级政府所颁布的审慎手段，藉以对付那些公然反抗或危害政府的敌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政权很久很久之后，一直等到敌人谋及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生命及开始积极组织反革命的武力，它才对敌人加以严惩。这件事与用个人恐怖主义的方法来对付当权的反动政府的工具，毫无共通之点。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在反对这种方法的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因为这种方法并无补于群众的动员，只有助于他们的瘫痪。在一个革命组织里面，恐怖主义倾向的出现就是这个组织的无能或堕落的可怕征兆。 [㈠] 广东共产党人先前曾拿「等待北伐成功」的高见来掩饰他们的消极态度，现在他们又和先前一样，拿「东征」希望来掩饰他们的束手无策，因为他们（连同莫斯科领袖）通通都满以为武汉政府一定就要举行讨伐蒋介石的「东征」。等到武汉不讨蒋，反而投降蒋的时候，又发出这种呼声：「等待叶贺！」至九月末，共产党人预期叶贺军队开抵广州，他们赶忙立定计划，拟举行暴动来响应。后来他守候的救主在潮汕溃败了，暴动的计划便暂时放弃。 [4] 在广东，一直等到叶贺失败之后，共产党人才采用「打倒国民党！」的口号。 [5]在10月14日那一次有计划的示威里，这个口号才第一次带到街头上。换言之，自国民党政府出卖和无条件取消省港罢工之后已过了一年零四天，蒋介石的3月政变也过了一年半，在这个悠久的岁月中，广州工人已被国民党的军队枪杀，被监禁在国民党监狱中，他们的组织也被国民党的一纸命令剥夺，到了这个时候，共产党才正式准许广州工人高呼：「打倒国民党！」那么，在许多工人看来，用匕首、手枪、小刀或炸弹来对付国民党的工人「领袖」似乎较之共产党的政策更有效果，这还有什么稀奇呢？又大多数广州工人过去曾怀着如是乐观和希望踊跃加入他们的组织，到了现在这个时期，他们的同等人数又陷于痛苦、失望、愤世嫉俗，脱离了有组织的活动场所，这又有什么稀奇呢？ 但是虽然离心力的强烈作用使共产党牢牢地孤守和搁浅在昨天的错误与今天的荒唐幻梦的暗礁之上，在广州尚剩下一小部份工人，他们的斗争意志经过运动的一兴一衰，尚坚固如常。他们就是昨天庞大的群众组织的最优秀战士，少数曾在革命历史中写过辉煌一页的省港罢工纠察队，工人赤卫队的残余，及一部急进的、失业的铁路工人。这些工人在整个革命的过程中曾作过极大的牺牲，他们在广东曾把自觉的政治理解发展到了最高度，国民党最初在南方取得权力时，他们的作用也几乎是决定的。共产党得到这一群受过锻炼的工人，它无异从革命的破船中捞回一份惊人的财宝。经过小心的培养和适当的领导，经过顽强的斗争并凭借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些干部就一定可以重新替共产党打开到领导之路，这条道路现在已给过去的残烬拦断了。但共产党却不懂得「退却的必要」，不能领导广州工人的防御斗争——这是恢复它的影响、威望及领导权的唯一道路——它现在反而准备推使它的最后的无产阶级力量举行绝望的进攻，这种进攻，无论从客观和主观的每一个条件看来，都是预先注定要失败的。 广州的政权当时分掌在李济琛和张发奎两派敌对力量的手里，他们的火并已迫在眼前。张的政治门面当然由汪精卫来粉饰，他和汪计划举行一次政变，把李赶出广州。上海的共产党中央预知这一政变，遂向广东省组织发出如下的训令：「广东的工农群众只有一条出路……即，利用政变所造成的内战时机，坚决扩大城市和农村的暴动……在军队中鼓动哗变，并在战争期间，迅速联结这些暴动为总暴动，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的统治」。 [6]罗佐夫斯基的神气十足像一个医生不留心弄死了一个病人，现在来举行尸体解剖一样。他在一年之后写道：「不错，有剧烈的斗争在张发奎和李济琛中间发展起来，但暴动者应该知道，叛旗一举，反革命阵营中的争执就要立即停止的」。 [7]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应该知道的东西，与罗佐夫斯基辈及其它所有共产国际的宝贝们教给他们的东西之间裂开一条大裂隙，中国革命就是跌入里面毁灭掉的。将军们在互相混战之前将千倍联合起来反对暴动，这件事在1927年12月固然昭著，在革命的所有已往的时期也一样昭著。共产国际从前不懂得这一点，现在也不懂得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驻华新代表的直接训令之下，被迫而走暴动的道路的。这些驻华新代表最先是罗明那兹，后来就是冒险大家汉兹．牛曼（Heinz Neumann,）牛曼现在已抵达广州，给中国共产党以必要的暴动「指导」。 张汪政变果然于11月17日举行了，敌对将军们的军队互相对峙备战，战线起自广州40里外并从北江各县伸展到汕头。11月26日，共产党决定立即准备暴动 [8]并于数日后规定12月13日为暴动日期。 [㈡]据汉兹‧牛曼说，共产党领袖「深信一切胜利的条件都具备，成功……是有把握的」。 [9] 实际上，照当时的情形看来，纵使广暴胜利，全国也没有余力能够出来支持它。加之以，广州和全广东本身的现存的力量交互关系也不能造成这一胜利。仅仅到了后来，汉兹‧牛曼和罗佐夫斯基辈才承认这是当时的实情。广东的暴动者在他们的计划里寄很大希望于东江海陆丰各县暴动农民的合作，海陆丰距离粤垣150里，五年前，彭湃就在那里抚育了近代的中国农运。彭湃现在拿这个地方做根据地，藉叶贺残部之助，产生了第一个农民「苏维埃」，这种「苏维埃」在随后整个时期内，成了共产党政策的基础。自10月末以来，海陆丰的农民蜂起已引动东江及海南岛两三个县份农民零零碎碎起来斗争。假如拿全国的形势来看，这些农村骚乱的小小中心只是过去的时机的过迟回音而已，这些时机已无可挽回地错失了；但广州的共产党人却把这些叛乱中心看成万倍的大。他们认为这些小中心就足以保证全国起来援助他们了。一年多之后，罗明那兹，招认：「我们当时分明把农民暴动的发展夸张太甚」。 [10] 当时全省和全国的一般情形姑置勿论，光是拿共产党举行暴动的军事力量与镇压暴动的反动军事力量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得到未来结果的可怕预告。陈绍禹 [㈢]搜集参加暴动者的直接报告，发现「统治阶级驻守广州的武装力量超过暴动者的力量五六倍」。 [11]陈绍禹又综合共产党军长叶挺，「A同志」（大概是牛曼）和广州革命军事委员会各方面的报告，估计革命派的军火，其最高数字如下：「手枪和自动手枪最多30枝，手榴弹最多200只，工人手上的步枪最多50枝，兵士手上的步枪最多1600枝」。 [12]牛曼的报告说工人赤卫队只有29枝毛瑟枪，及200个左右的手榴弹——没有一枝步枪。 [13]暴动指挥的唯一军队就是教导团，由未受职的军官和从前的黄埔学生构成，内中共产党员约占200人。 [14]参加暴动者的有真正数目，据叶挺说有4200人，内中教导团占1200人，赤卫队及其它占3000人。「A同志」估计只有2000人，加上教导团总共只有3200人。 [15] 据叶挺说，广州市当局有7000武备优良的队伍可供调遣。内有5000士兵，1000警察和受反动的机器工会支配的1000流氓。士兵包含步兵、机关枪手和炮兵等部队。他们总共保有5千余枝步枪、大量机关枪、35尊小型迫击炮和大炮。 [16]这还只是市内的军力，在江上尚有几艘中外炮舰。在市郊尚大约有4团兵驻守着，又在二三日路程外，尚有张发奎和李济琛的联合军队，总数不下5万人，武备优良，训练亦好。在这些军队中，共产党的影响没有存在，甚至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牛曼也承认：「广大的兵士群众完全不理睬共产党的口号……」。 [17]罗佐夫斯基写道：「我们并没有做一番准备工作，使敌人的军队瓦解……」这件事「预先决定了暴动的结果」。 [18]牛曼在他事后的报告里，承认众寡悬殊。「但假如人们考虑到」，他可怜地补充说，「资产阶级的军队的四面八方被革命的激荡包围着，上级机关在政治上不能依赖这些军队，人们就可以说，广州的军事力量是势均力敌的」。这就是牛曼自己解脱的唯一企图。他报告的其余部份都是自己打自己嘴巴的。 [19] 「革命的激荡」大到这样程度，共产党竟不敢号召一个总罢工。当牛曼和共产党的委员会考虑暴动的战略时，他们偶尔也想及号召这一罢工，但后来这个念头放弃了，据牛曼说，「因为在革命委员会看来，假如他们乘敌人无备，突然夜袭弄不成功，则胜利的机会似乎微乎其微了」。 [20]黄平是革命委员会之一员，他记载道，委员会「一致」决定举行暴动而不举行罢工。 [21]本来共产党于10月23日曾作最后的尝试，想号召工人出厂罢工，结果失败了，因为张发奎采取迅速和野蛮的手段把罢工的所有准备工作都破坏了。大约一星期之后，汪精卫又对共产党影响的残余力量施行进一步的打击，他迫逐省港罢工纠察队离开他们尚在市郊据有的公共宿舍。汪精卫，这位共产国际晚近的伟大同盟者，实现了一件连当时的军阀也畏缩不敢为的任务。纠察队被驱散了。只有500人左右尚留在共产党手中。 [㈣]经过这些经验之后，共产党领导机关连想也不想起罢工这两个字了。他们唯有暴动。「共产党不能组织罢工。他们不能停止全市的经济生活。他们不能吸引工厂和作坊的无产者加入（革命）运动……等到枪炮的吼叫声已传到耳鼓，巷战已在进行，工人群众才知道暴动发生……（群众们）把这次暴动看为一件突然的、偶发的事情」。 [22] 同时，同等「突然的」，看起来似乎「偶发的」就是「苏维埃」的出现，它的名字现在写在共产党的旗帜上了。暴动之前四天，在一个秘密会议里选举出15个人，其中9个人代表受共产党领导或影响的工人小团体，3个代表教导团，其余3个则假定是代表广东农民的。 [23]这15个人便组成「广州工农兵代表会」！他们决议等到夺取政权之后，这个「苏维埃」就扩大为300个委员。 每一种革命的观念都受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化的领导机关歪曲的，苏维埃的观念也一样被截切得不辨本来面目。什么叫做苏维埃？首先，它就是一个选举的工农兵代表团体，这个团体以劳苦大众各部分的最广泛的选举为基础。它是最广大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表现。是在惊心动魄的革命蜂起的时候产生的。它脱胎于罢工委员会、行动委员会及其它地方团体，它一度产生之后，便把那些尚未受任何政党影响的叛乱群众的广大部分，吸入革命运动的轨道中。它的价值就在这一点：它有机地从群众运动本身生长并成了直接表现群众意志的特别政权。群众在苏维埃内受政治训练，而由于各个时期的冲突增高，这种政治训练也被千倍的加速了。在苏维埃内，他们从革命浪潮高涨以至夺取政权，在斗争的每一个阶段中都得到指导和训练。苏维埃组织和完成了暴动之后，它就成了新兴革命政权的机关了。这种苏维埃的概念是经过三次俄国革命的经验形成和试验过的。它现在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消失了。斯大林并不把苏维埃视为革命斗争整个过程连带产生的机关，他认为它是在夺取政权之前夜才能产生的机关。这种歪曲苏维埃的性质和作用的见解在广州得到其适切的奇怪表现。 [24] 即使我们暂时假定广州暴动是在群众运动高涨，要求夺取政权（这在当时也不是很远的事情）的时候计划的，但仓卒推选一个苏维埃也是不可能的，甚至还是不必要的工作。在这种情形中，先前群众运动的生长如果不是已经采取苏维埃的形式的话，它一定已发展另一种同样合适的组织，能够准备群众和领导他们去夺取政权。在广州，这些条件一个也没有。即没有高涨的群众运动，也没有产生一个选举的苏维埃的根据——至于另外任何种组织都不是什么苏维埃。 托洛茨基并不是完全不熟习那种现象的，他写道：「产生一个选举的苏维埃并不是一件易事。群众必须从经验中知道什么叫做苏维埃，他们必须了解它的形式，他们又必须在过去曾学会一点东西，使自己熟习于选举的苏维埃组织。关于这一点，在中国连影子也没有，因为正当苏维埃的口号应该成为整个运动的神经中枢的时期，人们却宣布这一口号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口号。但是当他们手忙脚乱指定暴动日期，藉以跳过他们自己的失败之时，他们同时又不得不指派一个苏维埃。假如这个错误不加以彻底暴露，苏维埃的口号就能够变为革命的一条绞索的…… 「苏维埃的任务不仅是号召暴动或实行暴动，而且还是领导群众通过必要的阶段走向暴动……群众在行动时必须知道和了解苏维埃是他们的组织，了解它是为斗争，为抵抗，为自卫，为进攻而集合的力量。他们不是从一天的行动，也不是一般的从任何单一的行动，而是从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许几年的经验中才能够知道和了解这一点……与此相反，不肖门徒们已把苏维埃改变为一种组织检阅的制服，党在临近夺取政权时简单的把它穿在无产阶级身上。但这个时候我们恰好又发觉苏维埃不能为武装暴动的直接目的，于24小时内下令草率成立。像这样的试验必不可免要带着一种虚构的性质，而苏维埃制度之外表的仪式却揭破了夺取政权的最必要的条件之阙如，这就是广州的情形，在这个地方，人们简单的指定一个苏维埃奉行仪式……仓促产生来奉行仪式的苏维埃只是冒险盲动的假装吧了」。 [25] 剧场是建筑来排演悲剧的。共产党碰到全国群众的冷谈，它阴谋在广州造成一个暴动。指定15人的「苏维埃」来掌握明天的政权，这件「琐事」也是热狂的准备工作之一。压倒的优越力量准备毁灭他们。大多数广州工人没有丝毫怀疑他们将要遭遇什么。只有行将应召而起的工人和士兵的无比的英雄主义来抗拒这种力量。 在最后一刻钟，全盘计划几乎失败了。 [26]当其时，汪精卫已赴沪和蒋介石开一个政治会议。据黄平说，他在沪侦知共产党的计划并电广州张发奎，促其注意。张马上打电话给他的主要助手黄琪翔（旧铁军的不可一世的「革命英雄」之一），嘱他从前线赶回并调遣充足的军队来增援广州驻军。黄于12月10日晨抵广州市，他后面带着一枝军队，数小时才走完。这些发展并没有使谋乱者停足不前。革命委员会从这些发展中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赶快暴动，原来规定的日子是13日，现在又改为11日。 10日晚上7时，赤卫队开始在他们的指定地点集合。命令火速传达于教导团各营，为时不过数分钟，万事已定了。在那天晚上，事情又几乎弄失败。当局已起了提防心。大量警察巡逻队和铁甲车拥塞街上。在一切重要交通路口，行人均遭搜查。傍晚，赤卫队的集中地点，有一个真正发现了。90个赤卫队被捕并搜去60只手榴弹。暴动者一时踌躇起来，但现在翻改事已太迟了。他们遂向赤卫队下令如事泄则拒捕。计划现在必须实现，管它发生什么后果。 往后数小时，全市均沈寂如故。午夜，多数警察巡逻队都放心离开街头。早晨3时30分，沉默终于被城北角的枪声冲破了。教导团已起事。团长和几个军官被逮捕和枪杀。教导团士兵爬上预备好的汽车，每一队或两队分成一组，分头疾驶入市，趋向选择好的攻击地点。同时赤卫队也参加行动了。 最先的闪电袭击几乎完全成功。在城内几个地点，敌军均被缴械或经过短促的剧战之后驱散了。有大量的步枪供给暴动者的需要。在市中心区，工人和教导团士兵的联合武装猛袭而且迅速占领公安局及位于同街对过的警备团部。在张发奎军部及李济琛的堡垒似的公馆中，机关枪的可怕扫射迫退袭击者，使不得越雷池一步。黎明，全市大部分已在暴动者手中，但这几个地点尚负隅顽抗，继续战到翌日。 12月11日晨6时，广州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在公安局正式成立，并开始充当事实上的广州政府，行使职权。当时只有13人出来成立「苏维埃」。有两个当选的农民代表没有及时赶到参加。政府干的第一宗事就是释放1千多政治犯，他们多数立即加入暴动。从敌人方面夺得武器立即发散出去。「苏维埃政府」第一批命令颁布时，市内尚响着炮声。 革命政府的宣言数日前已印好，但这些宣言尚未出店，而承印该项宣言的印刷店却恰处于炮火在线，无法抵达。于是由占领区的印刷店赶紧印出新传单。汽车被征发了。青年宣传员驾着它们在广州工人中散发新印好的传单，让他们晓得革命终于发生，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已终于被苏维埃的红旗代替了。宣言号召没收大资产阶级、银行、钱庄的财产。富人的房屋改为工人寄宿舍。没收当铺，将质物无价发还原主。「我们的所有烈士都为此而斗争及捐躯。我们必须继续他们的奋斗」。今天的斗争只不过增加殉难者的名字罢了！ 广州公社的政纲宣布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由国家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一切大工业、交通事业和银行国有化，承认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全国组织。它又宣布土地归国有，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烧毁一切田契、租约、债券，消灭田界，各村各区成立苏维埃政权。没收和分配富人的财产，救济城市贫民。当铺和高利贷者的债务均下令取消，而强迫劳苦群众负担的苛捐杂税亦宣布废除。此外尚向劳苦大众宣布武装工人，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及组织和罢工之权利。 拿中国革命中共产国际政策已往的整个方向来看，广州公社的政纲是极有意义的。因为中国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便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是不可能的。据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官式公式，这次革命的结果不是产生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产生「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民主专政」又模糊的假定为完成革命的民主任务及替无产阶级专政开辟道路的过渡政制，但无产阶级专政的到来却是遥遥无期的。托洛茨基认为民主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专政完成，因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没有社会主义性的手段（侵犯资产阶级财产的手段）是不可思议的。为了这一点，托洛茨基屡屡被人骂为想「跳过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但是当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制定政纲时，他们迫得要公布托洛茨基描写为「比之10月革命开始实行的更急进的手段」。托洛茨基问：「如果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方法，则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来又是什么样的革命呢？」 [27] 这个问题当然无法在广州找到答案。广州公社中人还没有觉悟到他们已如何接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大罪，他们除公布他们的政纲之外已来不及干别的什么事情了。12月11日中晨，国民党的军队已开始反攻。在六个营寨中，工人和士兵已绝望地设法击退那些每小时愈来愈烈的反攻。广州工人群众仍是消极的旁观者。在他们看来，这次暴动是「一件突然的、偶发的事情」。他们自知与这一小群人不同，这些人正在他们眼前表演勇壮的奇迹。他们根本想不到在公安局发施号令的「苏维埃」就是他们的，就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机关。在这些紧张绝望的钟点内，有谁甚至来着手唤醒他们，吸引他们加入斗争的工作呢？「……工会的积极工人，领袖和党支部的负责同志多数加入赤卫队。……他们都在军营中。没有一个去做动员群众的工作」。 [28] 广州大多数工人和手工业者站在斗争外面。没有总同盟罢工的号召。只有少数汽车夫、印刷工人、人力车夫及其它若干工人踊跃抛开工作，拿起枪来。 [29]铁路工人和内河水手尚继续上工。他们运输军队来镇压暴动。他们帮助国民党的官员逃离该市。 叶挺于暴动前六小时才赶到，握军队总司令之权，他后来报告道：「群众没有参加暴动。所有店铺都关了门，店员也没有表示拥护我们的意思……多数兵士经他们缴械之后便在市内逃散。暴动没有顾及三大铁路在线铁路工人的困境。反动派尚能利用粤汉路……电灯厂工人断绝电火供给，我们不得不在黑暗中工作。省港工人和海员通通受了英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不敢加入作战……内河海员竟可耻的替白党服务，他们帮助他们渡江，而我们则连几个搭船的地点还无从侦知。广九及粤汉两路工人传递敌人的电讯及输送他们的军队。农民没有帮我们破坏公路，也没有设法阻止敌人进攻广州。香港工人没有对暴动表示半点同情」。 [30] 牛曼对这次失败负更直接责任，他说他觉得叶挺估计这次暴动中群众的作用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但他「整个说来，却和他的意见一致」。他自己的报告也无可隐瞒的反映同样的事实。「大多数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没有给这个新政权以充分积极的支持……铁路工人、市政工人、香港海员及其它工人都没有停工……小资产阶级大部分采取观望态度……在暴动的时候，在广州附近各县的农民中没有重大的革命运动……（海陆丰和海南岛的）农民完全陷于孤立；不能希望他们有所接济。广州暴动得不到中国其它省份无产阶级群众或革命农民的任何干涉来支持……」。 [31] 因为公社突然出现。有少数或许数千广州工人满怀希望的起来行动，这件事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充其量他们仍只是可怜的少数。邓中夏说：「不错，不是全体广州工人参加……但有些人说只有5000人参加。这是……造谣。确实有2万余人参加」。即使是这样，邓中夏也想了一下再说道：「但我们仍然不得不说，它的社会基础并不是广大的。例如，国民党叛变之前，在共产党的工人代表会底下有20万工人左右」。 [32] 这是不到两年以前的情形。广州和全广东的工农曾用他们自己的武装和他们自己的力量，使旧军阀的军队瘫痪，使大英帝国的香港死气沉沉，而且使全省得以统一，国民政府得以成立——可惜只的是替国民党，替资产阶级服了务罢了。但是在当时，主张工人暴动，主张扩大雏形的苏维埃（工人代表会及省港罢工委员会）为包容几千百万群众的热望和冲动的广大民主机关，这种思想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亵渎，只有在托洛茨基的心中才能生得出。今天，拿邓中夏的数字来说，他们的组织力量已缩减到从前的十分之一弱，革命也到处冰消瓦解，反动到处奏凯，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才在苏维埃政权的旗帜之下举行暴动——只可惜群众已不复跟他们走了。才不过两年之前，共产党人曾彷佛从千里镜的大镜头窥见他们的力量非常微小和无能，实际上它们却是难于置信的强大。今天，他们又从小镜头窥见它们放大到无数倍。他们从没有看清他们的力量的真实程度。成千成万曾一度跟随他们的人现在都走掉了，因为这些人对他们的希望已完结了。 几队青年宣传员从政府各机关走出来，用口头和传单传布一个消息，称一个广大的群众大会将于12月11日中午举行。到了指定的时候，只有300人出席。 [33]领袖们忍着满肚子气恼，称之为「代表会议」。甚至连全体政府人员及党领袖的联席会议，连续指定两次时间都开不成功。这些人不是在军营里，就是不能来。当晚又决定原定的群众大会于翌日（12月12日）中午在太平戏院前召集。关于这次会议，黄平（他被举为苏维埃的「外交委员」）没有提到一句话。邓中夏（另一参加者）说没有召集成功。 [34]陈绍禹（他好在当时不在广州而在莫斯科）说1万工人参加会议，批准苏维埃的法令。 [35]纵使陈绍禹所说是真的，1万工人集拢起来倾听苏维埃寥寥几个人的演讲，只能是两年前五一节的回忆的一种痛苦的诠释而已，当时有这个数目20倍多的群众游行广州市，表现了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根据这次群众大会的议事日程看来，相信15人组织的苏维埃的职权已得到承认，它的手段的法令也得到批准，且扩大苏维埃为300人的提案也通过。究竟这些措施有否实现并没有明文纪录。但事变迅速把这一点弄成无关重要，因为12月12日下午军队正云集袭击广州市，一场血战已发生，工人和兵士赖着步枪、竹剑和戈矛，在杀人如麻的机关枪和轻炮的炮火之下，固守他们的阵地。 正当作战的时候，在中心市区发生几次火灾。当然人们都骂是共产党放的火。实际上几次大火（中央银行及邻近建筑物也烧毁了一部分）都可直接追源于珠江方面对市内的炮轰，因为当时珠江上的中英日三国炮舰正合力剿灭苏维埃。它们实行干起来，掩护张发奎军部的防守，又用沉重的炮火，掩护军队渡江，这些军队现在正大队赶来重夺广州。炮弹轰着火药库，引起大火，把邻近所有马路都烧着了。 [36]而且，市内的作奸犯科之徒，已利用暴动干他们自己的勾当。「土匪乘机焚掠」。 [37]当李福林的军队一到，两艘中国炮舰向市内连珠炮轰，结果，据北京《益世报》说，在十处引起大火。 [38] 敌军从三方面会攻广州苏维埃，张发奎、黄琪翔和李福林由驻泊江上的一艘炮舰掩护作战。薛岳也是调军来镇压苏维埃的军长之一，他在九个月之前还想把他全师军队献给共产党去反对蒋介石的上海政变哩。从西江，从北面的公益，从东面的黄埔和河南，不下45000兵士卷入作战。在市内，成千武备优良的土匪已干起来。赤卫队的主力部队驻守在长堤的沙包后面。它受对岸的军队、炮舰和后方机器工会的流氓袭击。苏维埃在人民中已陷于如是孤立，以致几支敌军登陆，冲到革命委员会机关150码之内才察觉。 [39]但他们仍死守至13日晨10时。经过一场流血的肉搏战之后，工人们被迫退出他们的沙包营垒。他们从一条街退到一条街，且战且走。有些领袖纠合一部分教导团和赤卫队——牛曼说他们总共有1500人——逃出敌军的警备线，离开广州，径赴海陆丰去了。 [40]正午，苏维埃的残军在公安局（即「苏维埃」匆促柄政的所在）作最后的挣扎。此处自四面被围之后，最后一批赤卫队作了两小时的殊死战。防守者仅有纯洁的头脑及勇气来抵敌进攻者所享有的武装上与数量上莫大优势。黄慕松的黄埔军五次冲袭工人防线，每次都被击退。午后不久，红旗终于从公安局上扯下来了。 苏维埃昨天才成立，今天已塌台了。在它的最后数小时间，只有几队工人的绝望的英雄主义而已。这些工人以10人、30人、50人为一队，死守至子弹已尽或被进攻者击倒和杀死才罢休。12月13日下午，广州苏维埃的最后一批保卫者已被肃清。 资产阶级作者不寒而栗的，指12月11至13日的广州事变为「恐怖的三日」。苏维埃在它短促的存在期间，只杀死了它的敌人210人，监禁了71人。 [41]一位中国资产阶级访员统计在苏维埃政府之下遇害者的总数为600人，内中包括苏维埃抵御国民党的反攻而杀死的人。还没有等到中国的加利法（Gallifet）于12月13日晚动手干之前，恐怖状态已开始了。李济琛、张发奎和黄琪翔放纵他们的军队在市内为所欲为。真正的战事久已结束之后，街上响着刽子手的卜卜枪声，血流成河，工人的死尸累累堆栈。 大公报一位访员瞧见女共产党人「被浸透煤油的棉被裹着活烧」。 [43]军队一发现女人剪了头发，便视为过激主义的无误的证据，把她捉起来。几百个年青女子或遭枪毙，或经过难以形容的侮辱之后被弄死。 [44]一位身历其境的访员发出电报道：「工农暴动压平之后，广州宛如地狱……未经清除的尸体沿路堆积」。 [45]北京《顺天时报》的一位访员大胆跑出街上。「我在巷口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工人的尸体仰卧着。它满身溅污。头上有一条红巾。额头和右颊已被枪弹打去。苍蝇云集死尸上。……在断坦残壁后面，靠树撑着，在马路上边躺着，在江面上飘浮着，到处尽是死人……各马路到处都是被杀的男女尸体……血流成河……地上污染着赤黑色凝块，涂满脑浆和肠脏。石头、竹剑和木枪尚散置街上……死尸僵卧在血泊中，臭气熏天……在公园里，我瞧见三辆货车高高堆满尸体。在右面树丛里有10个死尸，似乎是刚刚枪毙的……有痛苦的呻吟声，而远处枪毙似乎仍在进行」。 [46]上海某报编辑在一帧广州马路死尸的照片下面题着：「死尸积聚如柴堆，由卡车装去公共坟场埋葬」。 [47]革命委员会首脑张太雷的尸体及五个俄人的尸体也杂在其中，前者于12日战死，后者则于15日李福林军队攻袭苏联领事馆时被枪杀。多数领袖均设法逃走。据叶挺说，汉兹．牛曼是头一批逃命者之一。他们让广州无产阶级的精华奇形怪状地飘散在广州街道上，走掉了。这次牺牲了5700人。 国民党「革命的将军」是残酷的屠夫，这早已是一件既成事实了。谁是这次广州罪恶的真凶呢？无名死者的公坟尚未盖土，广州共产党人已烦言啧啧，谴责广东省委应负此次屠杀的责任。 [48]但这些烦言旋即平静，因为难道省委是独行己是的吗？它不是服从中央的指导吗？而中央又不是服从斯大林的指导吗？拒绝暴动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直接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广州的惊人罪恶当然要加以辩解，为的是再度保持永远正确的领导的神话。最先赶忙做这件事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它1928年1月3日通过一决议案，题为〈广州暴动之意义和教训〉，它在这个决议案里明白宣称： 「只有懦怯的机会主义者才能称这次暴动为幼稚行为、盲动、军事阴谋。这种机会主义不存在于共产党的广州支部或中央委员中。12月中的广州暴动是整个阶级斗争发展及客观情势不可避免的结果。工人阶级除直接起来夺取革命政权之外别无出路」。 [49] 这个决议案继续指出暴动是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议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它追忆道：武汉政府塌台这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及中央八七会议均认为中国已有了直接革命形势。这个分析完全与事实相符」。 [50]南昌暴动、叶贺南征及秋收暴动的失败当然不是由于误解局势或暴动政策的错误，而是由于「领导的错误」，这些错误已由11月全会纠正了。全会又已正确的指出：「革命力量不仅没有消灭，而且在不断的增长」，暴动问题尚是「议事日程上的直接问题」。因此，远在12月，「（在广州）已具备了无产阶级暴动的一切条件」。在这个时机，延迟暴动就一定「引起极厉害的白色恐怖」。暴动失败及直接致令几千工人遭受无必要的屠杀，这又仅仅是由于一连串不相干的「错误」如「准备工作不够」等。于是结论又是这一套：「中国的一般形势尚是一个直接的革命形势」，「广州暴动后，中国资本主义稳定的前途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无限的缩小了」。因此：「暴动问题……及苏维埃政权问题是实际的、当前的问题」。末了号召全党「加紧」组织新暴动。 [51] 一个月之后，共产国际执委员会第九次全会采取同样的立场，拿泛泛的「盲动主义倾向」的警告来掩饰。广州暴动不是盲动而是「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英勇的尝试」。它只是吃了「指导机关的一些错误」的亏，在这些错误中有准备不够，「没有广泛的政治罢工，没有选举的苏维埃以为暴动之机关」等，对于这些，「N同志等」应负责。「虽然有这些指导方面的错误，但广州暴动应当认为中国工人极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 [52]共产国际决议案的作者懦怯地企图躲在广州工人的英雄主义后面，希望藉此掩盖他们过去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现在也承认，它们已「招致工农最沉重的失败……招致共产主义运动一部分干部的消灭」。同时，他们又重新号召新的牺牲来辩护官式的路线。他们又「预见」「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异常迫近，这一高潮向共产党提出「组织并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的实际任务，因为只有暴动，只有推翻现存的政权，才能解决革命的种种任务」。反对「盲动主义」的忠告就是避免孤立行动的训戒。「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 [53]1928年2月7日，斯大林的《真理报》写道：「中国共产党正走向武装暴动。中国的整个局势说明这是正确的路线……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必须集中全力于武装暴动的日常及广泛的小心准备的工作」。 [54] 在往后五个月间，这种政策引导共产党人走上零碎的冒险，连续遭逢失败，把自己的残余力量也加以毁灭。正当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及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于1928年7、8月开催。事实已终于使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战术大家恍然大悟，所谓1928年8月以来已存在的「直接革命形势」原来却是一个不幸的虚构。但这并非表示莫斯科指示而后来造成无数失败的暴动「基本路线」现在可以视为错误，视为更清楚的证据：证明冒险主义时期乃过去机会主义错误的天然反动，而加以排斥。它只是表示：一个新的辩解的公式必须寻出。他们突然「发现」广州暴动不是立即建立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先声，不是革命不断「高涨的浪潮」的最高点，而是结束武汉塌台后革命退潮的退兵时一战。 「许多中国共产党员及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党员的最大政治错误……就是：在广州暴动失败已经过几个月之后，他们尚以为这次暴动是泛滥全中国的新的、更高的革命浪潮的直接起点，因此，他们主张直接组织武装暴动」。这是谁讲的话？当然是中国革命的「不断上升」理论的作者，罗明那兹喽。 [55] 承认这一「最大的政治错误」，不能就要共产国际执委会及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方面承认任何「错误」。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行将开幕之前，举行于莫斯科郊外，它郑重宣告「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尤其是（！）广州暴动都没有盲动主义的性质」。广州苏维埃是「保护革命胜利品（！）的必要的（？）英勇的企图……但客观上」，注意：这是一个新的公式：「广州暴动是革命失败过程中的退兵一战」。 [56] 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的殖民地提纲说，武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已「改正它的路线」——即是说，它采取暴动的道路——「但革命浪潮已低落」。呵！「从前机会主义领导机关犯了许多巨大错误，现在则恰恰相反，在各地暴露了极有害的盲动主义错误」。 [57]但在革命低潮时期「正确的」暴动政策除了造成「有害的盲动政策」之外，又怎能造成别的结果呢？如果盲动主义不是立意在预先注定失败的情形中举行暴动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些问题既没有提起也得不到答复，因为共产国际自身曾下令转向暴动，而且共产国际是永无错误的。现在只能以随便的态度，彷佛谁也没有持过异议似的承认这一点：「革命浪潮已低落了」。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只是「挽救革命失败的企图」。广州暴动是「将近消退」的革命浪潮的「最后的有力的冲击」。 [58] 这种临时更变称呼只是可怜地遮掩极度的破产罢了。当中国共产党走暴动的道路和刈取自己的秋收的时候，它以为走这条路是去夺取革命的政权的。没有一个人谈及「保护革命的胜利品」。也没有什么胜利品。只有失败待克服。夺取政权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过迟了。 当莫斯科的反对派提出警告，认为武汉失败后，革命退潮的开始，应举行防御的退守时，但他们却被骂为「取消」中国革命。现在，当共产国际对局势的错误估计直接造成连续新的和悲惨的失败已经过了一年之后，第六次大会才临时提到：武汉失败后，革命浪潮确乎「低落」「行将消退」了。1927年8月的所谓「取消主义」直到1928年8月，当事变久已把5700具广州无产阶级的尸体放在克里姆林宫门口之后，才变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个败军之将明明知道有一条退路摆在眼前，他尚把的他的残军迫入陷阱并在一场「退兵战」中葬送他们，这算是什么将军？他不是盲目就是无知。共产国际的「革命」将军则两者兼备。 [1]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138页。 [2]黄平著〈广州公社及其准备〉，见1930年上海出版之《广州公社》（文集）第77、80页。 [3]前揭书第77页。 [㈠]安德华．马尔劳在他的两本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征服者》和《人之命运》）里，描写中国的青年恐怖主义者因为共产党缺乏革命政策，追得去使用炸弹和手枪。他们讲述他们中有一个于上海4月政变之前夜，谋炸蒋介石。 [4]A.Neuberg（汉兹．牛曼之假名）著《武装暴动》第108页；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128页。 [5]邓中夏：〈广州公社与共产党的策略〉。见《广州公社》第43页。 [6]前揭书第39页。 [7]罗佐夫斯基：〈广州公社的教训〉，见《广州公社》第139页。 [8]Neuberg著《武装暴动》第110页。 [㈡]广暴来得特别「凑巧」，它竟和联共15次大会同时举行，斯大林就在这次大会里完全打败反对派并实行全体开除党的左翼。托洛茨基曾写道：「这次暴动恰合其时的斯大林派多数在中国造成一个「胜利」「以掩盖俄国反对派肉体上的消灭」。——《中国革命问题集》第391－2页。参阅维多‧绥奇的《从列宁到斯大林》（1937年，巴黎出版），第31页；维多‧绥奇的《20年后之俄国》（1937年，纽约出版），第160页；波利斯‧苏瓦林的《斯大林传》（1935年，巴黎出版），第434页。有一小群国民党左派的亡命客（包括孙夫人、陈友仁、邓演达等）当时适在莫斯科，他们后来告诉本书作者说，他们也有理由相信广州事变是故意迫成，以便在第15次大会中造出必需的「空气」的」。 [9]前揭书。 [10]罗明那兹：〈广州公社周年纪念〉，见《广州公社》第205页。 [㈢]后来就是鼎鼎大名的王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抗战后又加入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 [11]陈绍禹：〈广州暴动的经过〉，见《广州公社》第139页。 [12]前揭书第142页。 [13]Neuberg著《武装暴动》第114页。 [14]《广州公社》第85页，黄平一文。 [15]《广州公社》第142页，陈绍禹一文，Neuberg著《武装暴动》第112页。 [16]《广州公社》第142页陈绍禹一文。 [17]Neuberg著《武装暴动》第124页。 [18]《广州公社》第5页，罗佐夫斯基一文。 [19]Neuberg著《武装暴动》第113页。 [20]前揭书第115页。 [21]《广州公社》第89页黄平一文。 [㈣]牛曼说只有300人。 [22]《广州公社》第6页罗佐夫斯基一文。 [23]《广州公社》第89—90页黄平一文，牛曼说「苏维埃」由16人成立，参阅Neuberg著《武装暴动》第111页。 [24]参阅托洛茨基著《问题集》第151—7、203—6页；托洛茨基著《列宁死后之第三国际》第201—12页；〈工人代表苏维埃何时，又在什么条件之下才应成立〉，见《共产国际提纲与章程》（第二次大会）第62—5页；关于斯大林的「苏维埃」学说，又请阅本书311页注。 [25]托洛茨基著《列宁死后之第三国际》第201—6页。 [26]往后关于12月11—13日事变的叙述均参照《广州公社》一书内各篇文章缕述的详情及汉兹‧牛曼在《武装暴动》内的记载。 [27]托洛茨基著《问题集》第128页以下。 [28]《广州公社》第55页邓中夏一文。 [29]Neuberg著《武装暴动》第118页。 [30]〈叶挺关于广暴的报告〉，Neuberg著《武装暴动》第123—6页有引证。 [31]Neuberg着前揭书第118、124—5页。 [32]《广州公社》第50—1页邓中夏一文。 [33]前揭书第52页。 [34]前揭书。 [35]《广州公社》第146页，陈绍禹一文。 [36]1927年12月14日《北京晨报》。 [37]1927年12月13日天津《大公报》。 [38]1927年12月14日北京《益世报》。 [39]Neuberg著《武装暴动》第118页。 [40]前揭书第119页。 [41]《广州公社》第158页以下，陈绍禹一文。 [42]1927年12月31日《密勒士评论报》。 [43]1927年12月17日《大公报》。 [44]1927年12月19日同报。 [45]1927年12月18日《北京晨报》。 [46]《广州公社》，陈绍禹一文摘引。 [47]1927年12月31日《密勒士评论报》；关于照片，请阅《国民党反动之五年》。 [48]瞿秋白：《中国革命》第152页。 [49]前揭书附录，第247页。 [50]前揭书第232页。 [51]前揭书第246页以下。 [52]〈中国问题决议〉，见《共产国际执委员会第九次全会通过之决议案》第52—4页。 [53]前揭书第48—51页；参阅托洛茨基著《问题集》第216—31、293—5页，又参阅托洛茨基著《列宁死后之第三国际》第186—212页。 [54]托洛茨基《问题集》第294页引证。 [55]《广州公社》第294页，罗明那兹一文。 [56]《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决议案》（1928年上海印行）第31页。 [57]〈殖民地之革命运动〉，见《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通过之提纲》，1929年纽约印行，第39—40页。 [58]同上第3页。 上一篇 下一篇
第十六章秋收暴动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十六章秋收暴动 武汉政府的塌台完成了反革命的胜利。从广州到南京，从大海到湖南的山岳，将军们都大权在握。他们彼此已在混战，但他们却共同对群众运动，对群众的组织和领袖发动无情的歼灭战。 当时有一个报告说：「底下就是镇压的事实。四个月来，在蒋介石统治的地盘内已进行有系统的屠杀。结果，江、浙、闽、粤等省的民众组织均受摧残，而在这数省内，国民党的党部、工会、农会和妇女协会均由强有力的、有决断的机关变为驯服无骨头的团体，它们被『改组』得那样彻底，它们将执行它们的反动主人的意旨。 「在过去三个月间，反动势力已从长江下游扩展开去，直到如今，它已成了所谓国民革命军治下的支配力量。唐生智已亲自证明：他做一个作战军队的司令官，还不如做一个刽子手队的司令官那样起劲。在湖南，他属下的将领执行的清『共』连蒋介石也几乎无法骈比。枪毙和斩首的寻常办法已辅以酷刑拷打和残害身体的方法，这些方法充满了黑暗时代与宗教裁判的恐怖气味。这些结果已令人难忘。湖南的农会和工会恐怕在全国是组织得最好的了，但现在已完全被摧毁。领袖们幸免于火油活烧、活埋、铁线慢慢绞死，及其它惨不忍书的死法者均已离乡弃井，否则小心潜匿起来，令人不易发现他们……」 [1] 泛太平洋工会秘书报告：「工会领袖和组织者被处决的数目一天一天的多起来。简直没有一天不处决几个工人和工会份子的……群众运动一时受了摧残。一切工人团体和农会均被『改组』，所谓『改组』也者就是说，它们先遭解散和破坏，然后，它们残存的躯壳便受军阀的若干特派员驱策。九江和武汉一样，在那里，所有工会组织均已解散，许多工会领袖均遭枪决……军队已占领大多数工会会所且已掠劫破坏会产及工会的文件和最有价值的档案……武汉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不久之前在广州所发生的事情的精确的重演（李济琛先是破坏工会和农民团体，然后才加以『改组』）也是蒋介石政府在上海所干的事情的重演」。 [2] 群众运动的失败不能仅仅以其物力毁灭的程度来测量。工农不仅仅已降伏于一个较强梁的敌人之前。他们还被他们自己的领袖来砍头，人们平日教他们视为他们自己的革命的先知先觉的人和团体，现在却来砍他们的头。此事所造成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颓丧，无限的加深了反革命的效果。在1927年下半年，上海及其它几个城市的工人尚有力量罢工，企图把先几年获得的迅速消失的胜利品，至少保持一部分。在这些零碎的、无组织的防卫战中，工人很快就被反革命打败了。群众退出了政治舞台。反革命的野蛮的、而且在他们看来又完全是出乎意外的进攻迫使他们陷于消极。他们脱离他们的支离破碎的组织。工会的会员大大减少。早在7月，当恐怖的第一次打击才来到之时，泛太平洋工会秘书就说：「需要一个极长久的时期和莫大的力量来补偿损失，并使工会能够恢复它们的正常机能」。 [3]农会曾有过几及1000万的会员，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只有到山上落草的零碎暴动队伍尚在困扰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兵。在城市里，工人成千成万的脱离共产党。1927年4月，它尚是一个保有6万党员左右的组织，其中53.8%是工人。 [4]一年之内，这个百分率跌减到了五分之四，一个正式报告也承认党「在产业工人中没有一个健全的支部」 [5]工人们用自己的方法来惩罚这个致令他们失败的党。假如共产党懂得如何去估计这次悲惨失败的原因，并根据这一估计，重新集合它的力量，重新走到工人里去领导他们的防御斗争，它一定可以博回他们的信任的。但事实上，这个党从来没有懂得如何和何时进攻，它也从不知道如何退兵。工人们从那时迄今日也从未回到它的队伍里。 列宁援引俄国1905年的革命，写道：经过了一次严重的失败之后，「革命的政党必须继续学习。从前他们学习进攻，现在他们必须懂得如何最良好地退却的知识，以补充他们的进攻的知识。他们须懂得——革命的阶级已在自己的痛苦的经验中懂得了——如果不学会如何进攻和如何正确地退却，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所有被打败的反对党和革命党中，布尔什维克党最退得旗帜不紊，其『军队』之丧失最少，主力之保存最多，分裂最微……颓丧最轻，大规模地，有效而果毅地恢复其工作的能力也最大。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如此，就在它能够无情地揭破并驱逐口头革命家，这些人不愿了解退却之必要与怎样退却；他们不愿了解在最反动的议会中，在最反动的工会……和类似的组织中学习公开工作是他们的义务」。 [6] 1905年俄国工人之失败，就是因为沙皇的力量尚足以抵抗，而革命的力量则太过薄弱，不足以驱逐他。1927年中国革命之蒙受沉重的失败，并非因为工农缺乏力量和才能取得胜利，而是因为他们所相信的领袖无法领导他们取得他们随手可得的胜利。在俄国，工人已晓得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在中国，工农恰好就受他们诚心服从的人们来摧残。布尔什维克党失败之后尚能保存实力。中国共产党失败之后，实力丧亡过半，溃散和颓丧。如果单就这一点来说，中国1927年的结果较之俄国1905年的结果千倍悲惨了。 在列宁底下，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了应用马克思主义于实际政治的科学，这犹如航海家指引他的船只赴某海港时应用罗盘针和六分仪一样。马克思主义因为暴露社会进程的内在规律，它给了革命的领导以事先确定其方针的手段，这种方针不仅完全配合客观形势的要求，而且还希望改变这个客观形势俾有利于无产阶级。这种方法与庸俗的经验主义正相反，盖庸俗的经验主义跟着事变的尾巴，无舵飘流，陷于急流的漩涡中而束手无策。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指导之下，布尔什维克党给了全世界一个最完满的证明，证明一个自觉的革命领导能够积极干涉事变的行程，使那些起来行动的广大民众的愿望得到定形和方向。继承他们两个的官僚层不复给无产阶级的愿望以自觉的表现。它反而替别的阶级开辟一个途径来影响无产阶级专政，且时而受这一阶级的压迫，时而受另一阶级的压迫，摇摆于各阶级间。它因为主要是受了维持和增进其本身威望和权力的欲望所支配，故「实用主义式地」，亦即经验地往前走。当它的错误造成其不可避免的后果时，它便从悬崖的边际，急剧退缩，慌乱地冲到相反的方向去，在这个方向中，照例有另一个悬崖在等着它。 在这件事也像在其它许多事情中一样，斯大林成了官僚中派的化身，这个中派不能指引，只能跟在事变的进程后面。只有这一类的领导才能够在蒋介4月政变之后，宣称上海工人之遭受屠杀已被「预见」了，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政策的当然结果，是无法防止的等等。共产国际的斯大林派领导「预见」资产阶级一定「放弃」革命，并认为这是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无可避免的「阶段」。因此，工人便一定要听人家的话，跟着资产阶级的脚跟走，一直等到它把他们踢开为止。在革命过程中受反革命蹂躏是不要紧的，这件事已完全「预见」了而且也符合革命「各阶段」的法则。这一类「领导」的不可分离的思想就是认为革命的先锋队应消极静候资产阶级公然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让它自己在群众眼中自行「失信」。仅仅到了那时，它才能够采取更大胆的革命政策，因为群众对资产阶级的幻想已完全丧失，他们今后可以了解这种政策了。这种思想是斯大林的一贯思想。假如1917年列宁不及时赶回国，终止消极的等待，把党造成为群众的最积极和自觉的工具（这些群众已远超过领导他们的人了），斯大林本人一定领着布尔什维克党走中国这条路的。斯大林于1917年说：「我们必须等待临时政府自行衰竭，等待它在完成革命政纲的过程中自行失信……我们……必须等待事变暴露临时政府的空虚的时机」。 [7] 彷佛在10年之后来一个反响似的，斯大林现在在武汉政府塌台之翌日写道：「中国共产党应该在6个月之前提出『打倒国民党领导』的口号来吗？不，因为这一定是一个极其危险和轻率的步骤，它一定使共产党人更难于接近群众，盖群众当时尚相信国民党的领导，而且这样一来又一定使共产党脱离农民。这个口号一定是错误的，因当时武汉的国民党领导，当作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府来看，尚未达到它的最高点，而且尚未因为反对土地革命及投降反革命而自行失信。我们常常说，只要武汉的国民党领导，当作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府来看，尚未消竭它的可能性，我们不应存心破坏它的信用和推翻它……中国共产党现在应该提出『打倒国民党领导』的口号来吗？对的，他们当然要提出。现在国民党的领导因为反对革命，又因为已在它与群众之间产生（！）敌忾，故已自行破产了。……这个口号将得到惊人的响应。现在每一个工农将认识到，共产党的行动是正确的」。 [8]斯大林只是忽略了一件事。当共产党在群众面前隐瞒自己的真面目，消极等待国民党「自行破产」及抵达它的「最高点」时，国民党的反革命已在顺利地摧残群众运动的团体了。工农方尽力抵御恐怖的打击，他们已无法懂得共产党现在的「行动是正确的」了。 [㈠] 当国民党达到它的「最高点」及全副武装进行使自己「破产」的时候，它的难逃的牺牲者之一就是那位革命流产的主要产婆，鲍罗廷。他已竭力帮忙，把坚定性注入斯大林的一批国民党盟友身上，直到他们的「可能性」通通消竭了才罢休。他现在正横越中国西北的荒漠，赶回本国。抛在他后面的就是他帮助破坏了的革命破船。沿途，其它国民党的将领，甚至冯玉祥都来饯别这位嘉宾。 安娜．史特朗在它另一本别地用心的有价值的书中，报告道：「鲍罗廷似乎讨厌这些将军。他非常清楚（！）的看出他们的国民革命口号背后隐藏着军事接济的欲望。他说：『如果下一次中国的将军们来到莫斯科高叫「庆祝世界革命！」最好还是立即把他们送给格别乌……他们所要求无非是枪枝而已』」。 史特朗女士抗辩道，他们的居停「似乎是一位友善的人而且倾慕俄国」。 「鲍罗廷厌烦地答道：『他是年轻人。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好人』」。 过了几晚，在东升的中国月亮之下，鲍罗廷坐在一张行军小凳上闲谈，他所谈的就是史特朗女士称为「中国革命各种力量的最完全和不慌不忙的解释，这种解释我还没有听他谈过。在汉口是没有时间（！）来做这种讨论的。现在，离开了行动的地点许多天数和里数，彷佛他也是为了替自己的灵魂解脱而把这件事做个总结似的」。鲍罗廷说： 「大资产阶级永远不能统一中国，因为他们并非真正反对帝国主义者；他们是和他们联合，靠他们赚钱的。小资产阶级不能统一中国，因为他们摇摆于工农与大资产阶级之间，末了则投降后者。工农也没有统一中国，因为他们太相信小资产阶级了」。 [9] 在汉口，在行动的地点内，「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些简单的问题。鲍罗廷太忙于执行斯大林的训令，当心「不应存心破坏国民党领导的信用并推翻它」。不等到他离开行动的地点许多日数和里数，他尚找不出时间来下个结论：他过去「太相信小资产阶级了」。历史是不关心鲍罗廷的灵魂的，它只是关心他对他自己及他的功业的裁判，而他的裁判也只有在这里发表，因为他一回到莫斯科，他便埋没于更安全的沉默退隐中。假如他拿他的题目来发表意见，这一定和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失败之前（并非之后）不断发表的意见一样，太过危险了。托洛茨基也「离开行动的地点许多天数和里数」，但他与中国群众的关系比之置身于他们中的鲍罗廷更无限的亲切。 斯大林在中国资产阶级祭坛中的另一位助手就是罗易。几年前，在列宁的小心审查之下，罗易帮助起草共产国际第二和第四次大会的有历史意义的民族和殖民地提纲，这个提纲曾宣称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当他动身赴中国时，他把这些教训丢到脑后。罗易在汉口充当共产党国际执委会的重要代表，但他却背弃群众，委身于一件热心的工作：先是「敦劝」蒋介石，后来又「敦劝」汪精卫不要令自己「失掉信用」。等到他们把他踢开的时候，他便回来庄严地写道： 「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领袖宁愿出卖革命，也不愿意牺牲反动地主和资本家的部分利益。阶级的团结打破了民族的团结……革命的发展威胁了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的利益。进一步的反帝斗争一定不可免的引起国内社会经济关系的革命。土地本应（！）归给农民。农民本应（！）获得保证，不受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剥削。简言之，帝国主义不能推翻，除非它的土著同盟者也遭到破坏。充分的民族解放之能够实现……只由于认真的破坏这些阶级的特权地位：这些阶级的代表领导着国民革命……武汉政府的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已告破产。它竟投降……反革命的封建的资产阶级军阀联盟，这个联盟已把国家卖给帝国主义了。这个国家已牺牲于阶级利益的祭坛之上。国民党的民主主义的（非阶级的）理想已消失于阶级利益的剧烈冲突中。中国这些革命与反革命事变的教训就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本质上是反革命的；民族革命要想成功，它必须是一个土地革命，不仅大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尽管他们口头上如何急进，也不能而且不会领导土地革命；当小资产阶级得到工农的拥护走上政权的时候，它并不和工人阶级共享，也不和它共同保护这个政权，它反而把它交给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经过它的独立政党（共产党）来活动是民族革命胜利的唯一保证」。 [10] 罗易这篇文章题为〈中国革命的教训〉。罗易过几年后出版了一卷书，他在这本书里适度的估计自从国民党的「非阶级的理想」变为「阶级利益的剧烈冲突」之后，在1927年最初几个月的恐怖中，有25000个共产党员送了性命。刚刚昨天，斯大林才凭他的聪明「预见」资产阶级（不是蒋介石！不是汪精卫！）要「放弃」革命。同时他又教这25000人去相信蒋介石和汪精卫是革命的「可靠同盟者」，蒋的广州及后来汪的汉口是土地革命的真正「组织中心」，「不应存心破坏他们的信用和推翻他们」，等他们自行「破产」，即等他们送掉这25000个莫名其妙的人的生命，随后，又送掉成千上万的生命，及革命本身的生命。在斯大林、布哈林、鲍罗廷、罗易及他们的同僚能够终于懂得大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土地革命，懂得「帝国主义不能推翻，除非它的土著同盟者也遭破坏」之前，付出这一笔惊人的代价，难道真是必要的吗？ 斯大林的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在1927年8月9日的一个文件里，把花了这许多生命得来的教训，总括一下：「过去发展的经验清楚的指出：资产阶级因为反对工农，不能解决民族从帝国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问题，它也不能进行始终如一的反帝斗争，且愈来愈倾向于妥协……这种妥协实际上就是差不多让帝国主义的支配权原封不动。民族资产阶级同样不能解决革命的国内问题，因为他不仅不支持农民，而且还积极反对他们……资产阶级和农民作任何妥协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中国，甚至最微小的土地改良也会连带没收豪绅的小地主的土地，这种行动资产阶级是绝对办不到的……共产党必须宣布只有站在工农反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战胜帝国主义，中国的革命的统一及它从帝国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 [12] 难道真是需要在肉体上消灭一整代革命家来「清楚地指出」资产阶级不能反帝，不能领导农民吗？难道工会中心到了现在，即「四个阶级联盟」三年之后，才真是时候宣布：「中国工会目前要认真反对阶级合作的理论与实际」吗？ [13] 托洛茨基在群众运动最高涨的时期曾极力主张立即成立工农兵会议（苏维埃，）这分明为的是产生一个最广大、最富于弹性的自卫机构来训练群众，发展他们对于从敌人阵营里来的暂时同盟者的警戒心，准备他们对资产阶级反动的抵御，并以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的旗帜，他们自己的武装，转变这种抵御为进攻。这条道路，也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消灭反革命。但斯大林派的领导当时却把他塞断，因为斯大林禁止反对「唯一的政权」，禁止反对任何「破坏革命的国民党的信用及推翻它的企图」。现在事变已为这一政策索取了悲惨的血税，而资产阶级也已自行「失信」，实现了斯大林的「预见」，斯大林派领导又宣告革命「正长足进展到它的发展的最高阶段，即发展到直接为工农民主专政而斗争的阶段」。 [14]人们曾骂托洛茨基跳过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斯大林的领导现在则只不过想跳过它自己的政策的悲惨后果而已。 中国共产党，借陈独秀的沈痛的话来说，「在过去只不过学会如何投降」， [15]现在却得不到机会来「了解退兵的必要」。在恐怖的打击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丧亡和溃散，群众被迫退，他们的组织也被摧毁，现在他们又奉令急忙转向。他们还没有停一停去考究一下什么原因造成失败，也没有停一停去测量一下他们的失败的程度，便立即被迫去声明共产国际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领导永无错误的神话无论花多少代价也要保持！）——失败的责任在于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怠工」，武汉的最后失败已把革命提高到一个「新的和更高的阶段」。昨天，在革命浪潮高涨，广大群众力量行动起来的情形中，人们只是教中国共产党如何去使群众服从敌对阶级，压制他们和败坏他们的斗争精神。今天，这个浪潮已成了反动的礁石上的「泡影」。残余的共产党人又被人无情的从机会主义和妥协的极端赶到冒险主义的对极，希望藉过时的军事行动，他们可以挽回他们现在已无可挽回地丧失了的地位。他们被迫而委身于改善局势的绝望和无望的企图。在莫斯科的直接命令之下，共产党采取暴动的道路。 执行这个新路线的人就是昨天还固执地朝相反方向走的中央委员。陈独秀已撤职了，因为共产国际想拿他来做主要的替罪羔羊。党的新政治局有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和利瓦伊汉等人，他们通通都要替过去党和革命的失败负责的。4月13日赴蒋介石的上海行营请求发还纠察枪枝的，就是周恩来。在马夜事变之翌日，下令长沙郊外农军撤退的就是共产党的湖南省委书记利瓦伊汉（即后来在革命运动中颇为出锋头的罗迈。）他们现在通通都想法保持莫斯科的眷顾，故此特别将过失推到陈独秀及其它几个人身上，但这些人的主要罪过就在于他们过去想忠实执行莫斯科发下来的命令。这批新「领袖」在进攻的时候才受了退却的训练，现在在退却的时候，又奉令进攻了。 他们遵照上峰的命令作机械式的转变，既不顾客观形势，也没有改变党对国民党或土地革命的态度的基本政策。共产国际一方面命令共产党人退出武汉政府，另一方面又特别训令他们不要退出国民党，应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努力反对该党领袖的「背叛」。国民党的旗帜现在已成了恐怖的普遍象征，在华南中每一个大小军阀的司令部都挂上它，但这件事是无关重要的。托洛茨基于5月已写过：「各阶级来来去去，但国民党却长存不朽」。 [16]现在，到了7月末，当各阶级的来来去去已把国民党改变为恐怖的公开工具之后，中国共产党尚忠于布哈林的训令，不想把青天白日旗让给别人。7月29日，共产党新政治局号召国民党党员「起来反对中央」。 [17]这个新领导在8月7日匆匆召集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里，「国际的电令及其新代表（罗明那兹）」号召共产党「在国民党革命左派的旗帜之下，组织工农暴动」。 [18]八、七会议的决议案道：「革命的国民党组织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则政权转到工农兵代表会的手中也更容易和没有危险」。 [19] 失败已把苏维埃的口号合法化——这个口号昨天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违禁品哩。7月25日，《真理报》突然宣告「国民党的危机把苏维埃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苏维埃的口号现在是正确的……从前主张立即组织苏维埃的人……想强迫群众跳过革命运动尚未经过的阶段……」 [20] 斯大林则有他自己的说法：「革命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在新的进展中成立苏维埃的问题将完全成熟。昨天，数月之前，中国共产党不能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一定流于冒险主义（！）……因为国民党的领导尚未成为革命的敌人，使自己的信用破产」。 [21]莫斯科的战术大家完全寄托希望于革命的迅速「进展」。斯大林认为这次挫折「大概」可以比之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七月事变」。 [22]俄国中央委员会下令：「新的进展」一发生，「必须改变苏维埃的宣传口号为实时斗争的口号，并马上进行组织……苏维埃」。 [23]但尚未这样干之前，还必须最后尝试「更轻易和无害的」经过「国民党的革命左派」来走向苏维埃。就是现在，「可能性」还没有完全消竭。八七会议时，中国共产党尚高举着青天白日旗。一位共产党历史家于五年之后，审慎地说，这件事「太走出」国际训令之外了，「这自然是一个大错误。事实上，武汉政府反动后，国民党的整个政治生命宣告死刑了」。 [24]事实上，死了的不是国民党，它正采取军事独裁的形式稳稳坐在政权上面呢。死了的是革命的国民党的神话，是「四个阶级联盟」的神话，是共产国际政策的基石。事变过了五年之后，华岗描写「八、七」会议「复活国民党左派的企图！」但当时共产国际却命令中国党死死抱住僵尸。它之不能复生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之过。 关于土地问题，「八、七」会议提出这个口号：「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要求小地主减租」。 [25]结果，「党的各地组织牢记着土地革命的旧观念，（！）认为阻止农民没收小地主的土地是他们的任务」。 [26] 「八、七」会议又发表一〈告全党同志书〉，列举出过去领导的「错误」并宣布陈独秀曾老是反抗或不执行共产党的完全无误的训令。它从布哈林的狡猾的、自保的辞句中摘出一句话含混的话来证明共产国际于事前、事变当中及事后都是绝对正确的。「反机会主义斗争」，据官方的日历，开始于八、七，但这个斗争实际上无非是反对人们想使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共同负过去错误的责任的任何企图而已——此刻，这种错误（依赖国民党）的实质内容正毫无改变，移到革命的「新的，更高的阶段」中去了。盲动主义的新罪恶只是旧罪恶的补充。但这并不妨碍「八、七」会议自称能够「保证今后有个正确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 [27]这次会议「救护党于行将解体中，且纳之于布尔什维克的正轨」，官式历史家的评述如此。 [28]莫斯科正式宣告「中国兄弟党领导的右倾现在已清算了，领导的政策亦已改正」。 [29] 昨天，所谓「机会主义者」就是指和托洛茨基一样的人，他们在革命浪潮高涨时期要求采取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政策，要求产生苏维埃及共产党脱离国民党的桎梏。今天，这同一名词又要应用到如托洛茨基一样的人们身上（现在还包括陈独秀），他们谴责革命退潮时期的暴动政策是只能破坏残余的革命干部及使党完全脱离群众的政策。撤了职的陈独秀曾叙述说，他给过新中央一封信，「指出群众的革命情绪当时并没有到了高度，国民党政府也不能很快或轻易推翻，不合时宜的暴动只不过削弱党并使它更加脱离群众……当然，它从不考虑我的意见而且把它当笑话到处宣传，证明我没有改正我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30] 「机会主义」成了一个无意思的形容字，拿它来堵住任何反对暴动路线者的口。由失败的绝望中产生的盲动情绪在共产党内虽非常强烈，但尚有一些头脑健全的同志怀疑应否加入早已命定失败的疯狂冒险中，他们的抵抗被整批开除压平了，动摇份子的整批开除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政纲之一部分。「八七会议……如果任何人对暴动政策表示怀疑，他就马上被称为机会主义者，遭受无情的攻击」。 [31]反抗已压服。莫斯科说，「直接斗争」的时候已到来了。如果必须的条件尚没有，就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用人工把它们造出来。结果遂造成了1927年秋天的一连串冒险盲动，即有名的「秋收暴动」。盲动主义走到自杀的极端。假如共产国际存心想破坏中国共产党的残余力量，它一定找不出比此更有效的手段。党也彷佛只想自毁似的，而在这一点上，它也几乎完全收效了。 8月1日第一次暴动发生于江西省会，南昌。两位共产党军官，叶挺和贺龙举起叛旗。他们带有3000人左右。在他们的「革命委员会」的名单中，他们列上孙夫人、邓演达、陈友仁（这几个人当时正在亡命欧洲的旅途中）及「铁」军的张发奎、黄琪翔两位将军的名字，这两位将军很快就放弃他们的讨蒋的假面具，进行消灭共产乱党的真正事业，这些乱党竟把这种不中用的革命美名赠给他们。共产国际的报纸报告道：「南昌暴动……是反对武汉政府斗争的开始。每一个革命家将来都同意：一个由叛卖革命及受军人和大地主支持的份子而成的政府，无论处在什么情境中，应该加以推翻……」我们该记得，武汉开始与这种麻衣相法相合才不过两个星期之前哩。「一个新的革命中心在形成中」。 [32]这个新的「革命中心」只维持了几天。当张发奎率军迫近该城时，叶挺贺龙的军队便迫得要开拔逃亡了。 这些革命家碰着民众的冰冷面孔，挥动国民党的旗帜，退出南昌，向南逃去。他们沿途经过的民众，都久已把国民党旗帜视为恐怖的象征了。他们曾亲眼见到蒋介石于3月间挥动过它，又见到朱培德于6月也挥动过它。在他们看来，叶贺的军队似乎也只不过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 [33]叶贺答应没收超过200亩以上的土地，这无异答应让大多数地主不受侵犯。痛苦的经验已教乖了江西及粤北的农民，凡是新来的军队答应拿善心来代替从前驻军的恶意者，他们总不相信。简直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区别这支新的「革命军」和先前的国民党军队。农民见到它总是退避三舍。经过两个月的奔波，毫无结果的通过各个农村之后，叶贺的军队进攻粤东北的潮汕。结果打了败仗，全军覆没。它的残余份子逃入东江各县，在这些县份里，一个叛乱的农民运动已开始在伟大农民斗争退潮之时，抬起头来了。这就是叶贺冒险盲动的结果。 官式的解释是这样的：南昌暴动失败的原因就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此外还顺便列举几个附带的原因，归入「指导错误」一项如下：「j没有明显的革命政纲；k对于土地革命不坚决；l没有与农民联系起来，没有武装农民；m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的政权；n其它军事上的错误等」。 [34]如果没有这些原因，就万事如意了。敌人太强，我们没有力量，没有一个革命的政策，又没有与群众联系。但虽然如此，暴动的政策仍然是绝对正确的。 同样的流产正发生于整个华中，甚至发生于北方若干县份。所有这些人工暴动有个共同的特点：群众竟没有斯大林所预言的「惊人的响应」，倒还干脆拒绝合作。恐怕工农也是「机会主义者」吧，否则就像瞿秋白后来迫得承认的，「群众比我们先看出来国民党的旗帜已成了白色恐怖的旗帜」吧。 [35]在许多场合，共产党人因为群众的消极厌倦，便干脆不理他们，求救于和地方小军阀的联合。例如鄂北有共产党员张兆丰领着一小部分军队，他竟和当地某军阀联合去反对另一个掠劫邻地的军阀。华岗叙述道：「湖北因机会主义的影响，秋收暴动亦归失败」。 [36]同样的策略也应用于苏北，当地共产党人想和一个名叫祝逢吉（译者）的军阀联合。结果也一样。在湘鄂若干县份里，发生农民的散漫暴动，他们结成小队，手执戈矛，作夺取县城的绝望企图。他们不断被击退或消灭。甚至在这样的场合中，在场的共产党人「也没有设法唤起和组织工农，只是一味依赖军事力量」。 [37] 在上海，共产党的江苏省委自己设法去「唤起」民众。早在11月，宜兴和无锡的短促的农民骚乱使该省委相信「暴动的时候现在真的到来了」。唯一的困难就是工人受了恐怖的摧残，对此并不感兴趣。但党却没有气馁，它派出「赤色恐怖队到各厂去威迫工人罢工，以为如果用这种方法能够制造（！）一个总罢工，暴动就一定胜利了」。 [38]在武汉，自从在农村中的秋收暴动已一律失败之后，共产党又开始鼓动组织城市的暴动。共产党的长江局首先表示异议。他们先前的「立即暴动」的命令并没有好结果。湖北省委也同样染了怀疑病。它竟大胆答复道：「现在不是总暴动的时候」。于是「机会主义」的罪名堆到它的头上来，而在这个打击之下，它就屈服了。「为了避免机会主义的嫌疑起见，湖北省委发出一道动员和总罢工的新命令」。但是，当执行这道命令的时候一来，武汉的大多数党员都「惊慌而逃」。 [39]党的北方局于10月6日通过一个「暴动总计划」这个「总计划」之乖谬一至于此，以致华岗也迫得称它为「历史的笑谈的资料」。 这些胡乱涂成的革命暴动的讽刺书一个一个的抹去了。它们中有些似乎是滑稽之至的，但只有共产主义的敌人才忍心笑出来，因为共产党人在这些轻浮的暴动和更轻浮的计划中把他们的党打得粉碎了——而事情还没有了结哩。 到了现在，共产党的领袖才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国民党左派没有存在的基础了」。 [40]等到秋收暴动已被人顺利地压平之后，他们才最后决定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收起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局1927年9月19日的决议宣布「暴动无论如何不能在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 [41]于是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幸的联盟正式终结，而国民党「十分之九」已决意服从独立的共产党指导的神话，也烟消云散。这「十分之九」的人已在恐怖之下消失了。现在，斯大林的《真理报》又突然下令作另一次180度的转变。它于9月30宣告「苏维埃的宣传口号现在必须成为行动的口号」 [42]中国共产党现在必须在革命退潮时期拿苏维埃红旗来代替飘扬于革命高涨时期的资产阶级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11月中全会忠顺地宣布实时行动的口号：「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及城市贫民会议——苏维埃！」 [43]共产党领导机关从叶贺冒险盲动的失败，从秋收暴动的失败中，得出一个熟套的结论：「叶贺失败后，中国革命不仅未退潮，而且还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44] 蒋介石1926年3月20日的政变已把革命提高到四、一二政变的「更高」阶段，四、一二政变又引到武汉的「更高」阶段。武汉试验的失败又把革命抬高到南昌暴动的平面上，秋收暴动的失败把它带到苏维埃制度的眩人的高度！这种不断升高的妙论使11月全会宣布「中国的客观局势是这样的：一个明白的革命局势的持续现在和将来也不是以星期与月，而是以年来计算的」。根据这一点，就不难推出立即暴动已成熟的条件：「虽然革命已遭受大大的失败，但中国劳苦群众革命运动的力量尚未衰竭，它在革命斗争的复兴中才开始发挥出来……综合上述各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体会议不得不宣布一个明显的革命局势现在存在于全中国」。 [45] 这个估计直接造成新的冒险和新的失败，它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上的：……因为资产阶级不能解决中国的内外问题，「资产阶级军阀反动势力的稳定是不可能的」。 [46]因为反动势力取得政权便立即分裂为混战的党系，共产党便从这件事得出结论，认为暴动的条件尚在。在这一点上，他们忽略了一件小事：革命的组织差不多通通被破坏掉了。群众的革命情绪，尤其是城市工人的，也差不多通通冷却了。一方面被军阀内战及因之而来的商业凋敝弄得支离破碎，另一方面又被帝国主义的压力所屈服，资产阶级政权当然是难于「稳定」的。但是革命力量能够拿他们自己的政权来代替它吗？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不能正确答复的问题，因为他们无法了解他们所遭受的失败的原因和程度。他们误认他们自己的盲动主义情绪为民众的一般情绪。 资产阶级政权无论内部如何薄弱和不确定，但革命的沉重失败却保证了它的相对「稳定」。只有群众重新起来推倒它时，它才会颠覆。在1927年冬他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当时他们尚受悲惨的失败所压服，这些失败就是他们自己的领袖的错误造成的。他们受了束缚，他们只是站在旁面来观望将军们混战及区区少数共产党人委身于鲁莽的冒险中。共产党无心去组织工人的日常防御斗争和慢慢恢复他们的组织和自信力。他们只是留心各派军阀的明争暗斗及设计取得军火，企图「转变军阀的内战为群众的反帝战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 [47] 他们和斯大林一样，期待群众方面的自动的「惊人的响应」。但它老是不来。在农村中虽尚有叛乱农民及哗变士兵的队伍，但秋收暴动的经验已清楚的暴露了城市工人的冷淡消极及零碎农民武装队伍的无能。这一点，共产党人是看不到的。他们在武汉塌台这后采取的暴动政策只不过造成一连串失败罢了。他们下结论说：「虽然如此，虽然革命又蒙受这种部份的失败，但最近三个月的巨大（！）经验却是雄辩（！）的证据，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48]共产党并没有学会如何去组织胜利。他们只是学会如何去背诵斯大林的神仙似的永不犯错的公式。由广州而上海而武汉，他们已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个圈子现在必须兜完。在广州，他们再度倒向一个新的灾劫去。 [1]1927年8月20日《密勒士评论报》，上JuiFu-san作〈腾沸着的革命发生了什么〉。 [2]〈中国工会在目前局势中的迫切任务，见1927年9月15日《泛太平洋工人报》。 [3]1927年7月29日《民众论坛》。 [4]〈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的组织报告〉，米夫著《中国革命》第117页有引证。 [5]〈1928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通告〉，见1927年上海出派之《六次大会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周恩来 著《现时党的组织问题》（1927年5月15日，上海出版。） [6]列宁著《左派幼稚病》英译本第14页。 [7]〈1917年3月党大会纪录〉，见托洛茨基著《斯大林造谣学校》第239页。 [8]斯大林：〈论现时的几个问题〉，见1927年8月4日《国际通讯》。 [㈠]在刊载斯大林这篇文章的同一期刊物的封底上，转载列宁1917年的片断文章，内中有这句话：「假如我们不沦为一个愚蠢俗物的可笑角色的话，我们必须认识的正是第一步，而这个愚蠢俗物则欣然以为到了第二步，虽则他们尚在帮助实现第一步」。 [9]史特朗著：《中国民众》第242、251－2页。 [10]罗易著〈中国革命之教训〉，见1927年11月伦敦《劳工月刊》。 [11]罗易著《中国之革命与反革命》第405页。 [12]〈国际形势决议〉（1927年8月9日苏共中央执监联席会听取布哈林报告之后通过）：见1927年8月18日《国际通讯》。 [13]〈中国工会之迫切任务〉。 [14]〈国际形势决议〉。 [15]陈独秀：〈致共产国际一封信〉，见1930年7月1日上海《无产者》（中国左派反对派「无产者社」机关报）。 [16]托洛茨基著《问题集》第52页。 [17]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六章第一节。 [18]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122页。 [19]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六章第一节。 [20]1927年7月15日《真理报》，1927年8月3日《国际通讯》有译文。 [21]斯大林：〈论现时的几个问题〉。 [22]同上。 [23]〈国际形势决议〉。 [24]华岗《中国大革命史》第六章第一节。 [25]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123页。 [26]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六章第一节。 [27]〈八七告党员书〉。 [28]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六章第八节。 [29]〈国际形势决议〉。 [30]陈独秀：〈告党员书〉。 [31]〈江苏省委决议（1928年5月7日）〉，见莫斯科《中国问题资料》第14期第6页，托洛茨基 著《问题集》226页有摘引。 [32]1927年8月18日《国际通讯》。 [33]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124页。 [34]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七节。 [35]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135页。 [36]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七节。 [37]前揭书。 [38]〈江苏省委第八号通告〉。 [39]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143页。 [40]前揭书第134页。 [41]前揭书。 [42]1927年9月30日《真理报》，1927年10月8日《国际通讯》有译文。 [43]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136页以下。 [44]同上。 [45]〈中国共产党11日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见1928年1月26日《国际通讯》。关于「不断高涨」的学说的争论及罗明那兹的「不断革命」说法，请阅托洛茨基 著《中国问题集》第163页以下及《列宁死后之第三国际》第187页以下。 [46]〈11月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47]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138页以下。 [48]〈11月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上一篇 下一篇
第十五章武汉：瓦解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十五章武汉：瓦解 冯玉祥，这位肥硕和草莽的汉子，是一个军阀，他全凭多次狡猾和切合时机的叛卖了他的上峰和盟友，才获取了西北的地盘。他初时是在外国传教师的怀抱里教养大的，所以他第一次是以「基督将军」的名义出现于世界报端的，他以乡愿地坦直的平凡德性教训他的高唱赞美歌的士兵。1924年他发现莫斯科很慷慨地拿东西补助他人。这些东西是敬虔精神里面所没有的。他便脱掉他的基督外皮，加入斯大林和布哈林专门在中土培植的特种阶级，即「布尔什维克化的」军阀。事实证明，圣杯到底比不上俄国军火、俄国金钱、俄国顾问。冯玉祥很快改变思想，认为手头有俄国枪支值得上一打来世的光轮。当1925年末的倒戈使他的「国民军」断绝了一切军需给养的来源时，他尤其如此打算。 他在1926年动程赴俄。纽约《工人日报》的访电郑重地说：「冯玉祥正来莫斯科，打算在工厂里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资格做工，以便在工人环境中，获得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和政治生活方面的上乘教育和经验。他正走入这种自己甘愿的流寓生活，为的是最彻底的准备自己，俾实现国民党的主义」。 [1]不错，冯玉祥想利用苏联兵工厂的出品，「最彻底的准备自己」，而且他一抵达苏维埃首都他便发现，取得这些财宝的开门咒是比之上帝祈祷文还要简单的公式。他本人和他的心腹于右任的照像摄在俄国受崇拜的同志中央。他预言「中国民族未来将有新的战争和新的胜利」。他久已叫人「特别注意爆发于全中国的工农运动」且久已宣布他相信「在未来，无产阶级将在中国最后得到胜利」。1926年8月19日，冯玉祥和《真理报》谈话，立誓要他的军队「为民族解放」及「完成国民革命」而战。 [2] 冯玉祥虽然把他的军队改称为「国民军」，但多年来他的朋友劝他和国民党合作，这个狡猾的家伙就避而不谈，「但是当他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一位日本记者惊奇不置道，「这位基督将军却于大家不知不觉间居然成了一个列宁的信徒」。 [3]这是非常舒服、愉快，——和有利可图的事情。斯大林获得冯玉祥，心花怒放，他遂供给冯玉祥以军火和款项，并护送他回到他的军队中去，这支军队已动程作长途跋涉，从南口经山西省，南下河南边境。冯玉祥于1926年9月17日在军中宣布：「我是一个工人子弟」，并声明他的军队今后的目的是「唤起民众……肃清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及取得中国的自由独立」。 [4]冯玉祥现在在斯大林的可靠同盟者的队伍中，是一个羽毛丰满的生力军，他大胆地沿着胡汉民、蒋介石、李济琛、唐生智和汪精卫已走过的道路走。冯玉祥得到他的大西北地盘的崇山峻岭的拱蔽，获得了大量俄国枪枝和军需品，雄据潼关，虎视河南平原，恭听他的俄国顾问的高见，静候「那一天」。 这个日子不久就来到。当他静候之际，北伐军直下长江。蒋介石（他早就晓得打开俄国兵工厂的大门多么容易）进抵上海，并且就在那里打破斯大林对他的信仰，可不是打破他对斯大林的信仰。唐生智和汪精卫现在也在准备决裂，不过这一点在莫斯科尚未正式承认，因为必须的代罪羔羊尚未选出——而且还有一个冯玉祥。他一定会从他的西北营垒里走出来，挽救「革命的国民党」的！他是一个结实的人，他比之莫斯科从前所依凭的软骨头更挺直更稳固。他不是刚刚还通电重新表明他对武汉的不死的忠心么？ [5]虽然已有访电到莫斯科，指出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密使接头，并指出冯玉祥迫使武汉和蒋介石谈判，但俄国报纸却不采登，而且在别的地方还遭到极力否认。 共产国际中央机关报宣称：「近来帝国主义者又散布谣言称，蒋介石将与武汉和解或称他将和冯玉祥合作。这是骗人的话。这些领袖没有一个和蒋介石有任何关系。冯玉祥和他的军队也没有信任这个叛徒……」 [6]冯玉祥是莫斯科的最后一张胜牌。指出他将要同流合污是最有害的托洛茨基主义邪说，因为托洛茨基不是屡次警告：相信冯玉祥就等于有意重演过去和蒋介石合作的试验吗？ [7] 武汉也差不多非常可怜的期望冯玉祥。我们记得武汉已决定北讨奉军，不征伐蒋介石，因为他们希望一个军事胜利和占领北京就可以令蒋就范。这个计划的成功一定要依赖于带着生力军坐镇潼关的冯玉祥。5月初，党军的精税部队已因此沿铁路开入河南省。党军以「铁军」为前锋，连续打了几场血仗，向北推进，这些血战以是月末在驻马店北面的一场决战，达到顶点。在汉口后方，工人们在兵工厂里每天做13、15至17小时的工。他们的头上飘着旗帜：「你们是革命的后卫。……你们如不牺牲一切，就不能有军队，不能有革命，不能有斗争来把中国从它的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我们的革命士兵并不是八小时轮班作战的。你们也想只做八小时的工吗？」 [8]（在前方，兵士们以为他们的作战是「把中国从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他们以无以模拟的英勇击溃张学良（张作霖的年轻儿子）统率一支供养和武备都较优的北军。奉军被逐退了，但战胜者却赔掉了他们的最精良的步队。他们死伤了14000人）。 [9]这些人的作战是中国从前所罕有的，因为他们受一种希望激励，满以为他们之作战和牺牲是在帮助完结他们本国人民的可恨的贫穷和屈辱。他们的牺牲却成了徒然。他们之被送去作战并不是为着这些目的，而是去满足唐生智的拿破仑的野心和武汉领袖想迫使蒋介石就范的希望。这些希望也落了空了。武汉已下了赌注——它的精锐部队。但爬得赢钱的却是冯玉祥。 在战争的期间，冯玉祥已小心地置身事外。他现在调军从潼关沿陇海路而下。他不丧一卒占领洛阳，6月1日便安坐在开封的新军部里。奉军的后撤与汉口军队的过重伤亡使他们成为华中的仲裁者。进攻北京完全依赖他。彷佛为了标明这一事实，他非常公平的通电给宁汉双方宣告他的「胜利」。他邀集武汉领袖于6月12日会商于郑州。他们全体在这个地方卜知他们的命运。 冯一直等候武汉方面的人已抵达郑州才下车来迎接他们。史特朗女士注视冯玉祥以「一种外表的坦直」态度从货车中走出来，他之乘货车就是因为他的「弟兄也乘货车」。她说，她「很久以后」听说冯玉祥原来是乘这同一列车的最舒适的专车来的，他在郑州的前一站才换乘这辆货车。 [10]鼓吹和阶级敌人及可疑地盟友联盟的人可以想一想这件事：仅仅一年之前，冯玉祥也曾乘着一辆饰以中国无产阶级之名的政治货车，行抵莫斯科。现在，「很久之后」，他们大概知道他过去只是暂时的离开他自己的、更舒适的专车，上面标着：「中国资产阶级包用」。 当冯玉祥会集武汉的一群领袖时，他发现他自己只在一件事上是同意的：工农和共产党人应加压服。我们这位女报告者悲痛地补充说：「甚至武汉政府也已决定这件事」。 [11]除了这件事外，冯用不着和武汉再有什么来往。他愿意得到强大的盟友，因为他可以从他们揩得一点利益，他用不着弱者，因为他从他们那里再也得不到什么东西。当宴会的虚文已完结，武汉也已授予冯玉祥及其重要私狗各种权位，藉以尊重他对河南的军事支配权之后（武汉已自动把它的所有政治工作人员撤离河南）， [12]冯遂匆匆结束会议，把他的「同盟者」遣送回汉。《民众论坛》满怀希望的报告道：「冯玉祥统率的所有军队均宣布暂服从武汉中央及国民政府的决议和命令」。 [13] 一个星期之后，冯玉祥偕同两个武汉的大领袖 [14]顾孟余和徐谦乘车赴陇海路东端的末站（徐州）与蒋介石会面，并和他立即谈判。6月22日，冯玉祥在徐州车站告诉那些心急的记者说：「他忠实愿望和国民革命军合作、消灭军阀制度和共产主义」。 [15]而且交给他们一份电报底稿，这电报他已经打给武汉政府诸领袖了。 这个电报说：「前在郑州与诸兄分途晤谈，总合意见，以近日武汉情形，店员胁迫店主，职工胁迫厂主，佃户胁迫地主，甚至利用打倒土豪劣绅之标语，压迫出征军人之家庭，前方苦战奋斗之将士不足以保护其在乡之父兄，彼等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怖之毒，它如别有用心之不良分子，混入地方党部，擅行威权，杀人越货，高级党部屡加制止，竟敢充耳不闻，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四民无一安宁。补救之方，鲍顾问已经辞职，亟宜设法使鲍归国，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暂资休息者外。除均可合而为一等语，玉祥叠聆之下，以为必须如此一致、如此主张，方足以纾党国前途之祸……现在（宁汉）双方处境之苦，业已完全了解。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千钧一发之秋，既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敢请汪谭孙宋何诸同志，速决大计，早日实行……」 [16] 冯玉祥已同汉口合污了。 俄国的主要军事顾问和北伐的真正组织者加伦将军 [㈠]在离郑州的归途中，从车中指点若干横在树下和沟壑内的几乎辨认不清的影子。这些影子「就是广东人的尸体，他们就在冲过这道关隘和铁路时死的。就是为此一战，他们捐躯了……这些怀着某种希望（这种希望他们大多数才刚刚开始了解哩）而冲锋陷阵的湘粤健儿。也仅仅因为有此一战——……他们的苟活的同盟者才可以建立一个军事独裁，以共同镇压工农为基础」。 [17]现在，尽可能和这个军事独裁妥协就是武汉领袖们的唯一目的。他们在郑州已懂得，能否和冯玉祥更进一步合作全视乎他们能否摆脱共产党人及消灭群众运动。冯蒋的徐州会议及冯玉祥的哀的美顿电报使他们赶忙干。 汪精卫「立即干，准备马上驱逐共产党人」。 [18]唐生智匆匆赴湘，我们已知道他到湘后即「证明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阴谋确实存在」，并建议「立即将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 [19]国民党领袖在报上和公开演讲台上展开一个反共运动，立意准备分裂。 最滑稽的就是群众运动的兴起，它之脱离武汉政府而独立行动的倾向，它之公然违抗武汉的禁令，通通归咎于共产党。很久以前，共产国际就骂共产党领袖玩忽它的训令，不去指引和发展这种群众运动的独立性。但我们指出一件事是很重要和很有教训意义的：当时汪精卫十分赞成的引证斯大林的话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作为攻击湖南「过激分子」下层工农及个别共产党人的论据。 6月26日，汪在武昌的湖北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曾引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第七次全会的决议。汪说：「这个决议案明明说中国革命应依靠工农和小资本家的联合。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本身也不赞成例如最近在湖南省发生的轻举妄动的」。 [20] 换言之，照汪的见解看来，凡是「不赞成」农民「过火」的共产党领袖是遵守而不是违反共产国际的决议！汪想指出关于社会革命的问题，中国与俄国如何「不同」，于是引证斯大林在1927年中国与1905年及1917年俄国间之「可敬服的比较」， [21]斯大林作出这个比较为的是反驳和嘲笑托洛茨基的见解，因为托氏认为要用苏维埃来使中国的土地运动彻底做出它的结论。 [㈡]汪精卫在大发言论，攻击群众运动的无名领袖时，发觉他与斯大林的见解一致，这些无名领袖的意见，据汪精卫的引证，是非常古怪的，彷佛是从托洛茨基的演辞里摘引出来的一样。 汪精卫道：「我常常听到那些干群众运动的人说，『不要相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力量，要相信你们自己』。……结果，民众都不肯接受政府或党（国民党）的命令，也不肯服从它们的指示。这不仅使民众和党发生隔膜，而且使民众陷于脱离党的指导而和反革命分子独立作战的危险地位……结果，群众已受反革命包围，党已无法拯救他们」。 [22] 群众和反革命分子「独立作战」，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他们首先计及的就是地主。国民党不能拯救农民，因为它首先最关怀的还是拯救地主。农民之遭逢失败，并非因为他们抹杀国民党的领导，而是因为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领导抹煞他们而保持与国民党的联合。 汪精卫继续往下写道：「不错，耕者有其田这个原则，三民主义的第三部有明文规定，……但我必须指出这一点：当我们的总理起草民生主义及说起「耕者有其田」时，他同时……清楚的说过，土地问题应经过政府和法律的手续来解决，他从来没有说这个问题可以由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办法来解决的」。 汪说，孙中山希望问题之「解决应使农民蒙其利而地主不蒙其害」。他又说，孙氏认为中国绝不会有什么阶级斗争，国民党是「民众中许多阶级的党」，它的职责就是避免这种阶级斗争——「否则各阶级就不能联合起来」。 [23] 在他自己方面说来，汪是对的。如果你们想得到斯大林所谓「革命的议会」，或布哈林的所谓「党与苏维埃之中间物」，或马尔丁诺夫更简单的称为「四个阶级联盟」的东西，你们就必须使合作的各阶级不互相火拚。否则联合确实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布哈林在口头上要阶级斗争，在行动上则设法避免它。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工农破裂，因为工农不相信说话，他们具有被压迫者的一切真实本能来实行干。农民认为和地主的唯一共同之点就是农民耕种，地主从中取利的土地。他为了生存已不得不把地主逐离这块土地，据为己有。这就是土地革命的简单内容。你们不是拥护农民，就是拥护地主。汪精卫和他的朋友现在迫得把他们所有关于土地和农民的大话通通收回，而毫不含糊的拥护那些已在摧残土地叛乱的人。 斯大林曾迫令中国共产党人去完成一件任务：巩固群众与武汉政府（「唯一的政权」，「革命的组织中心」）中间的联系。但在中国，群众仍然愈来愈尖锐的和这个政府冲突起来，因为，虽然斯大林的想法相反，这个政府却不拥护，倒还反抗群众为本身利益的奋斗。群众组织尽可能赶快走自己的路。派赴江西调查该省状况的国民党特派员报告道：「政府与群众间的鸿沟现在很大。政府甚至不能参加或监督公众团体的活动……我们常常见到各县蔑视省党部的指示，农会和工会反对省党部的决议……各党支部擅自逮捕和惩罚民众。公众团体也一样干法。因此到处有多重政府的现象——其危险不下于无政府……农工运动领袖的最大缺点就在他们误解『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策」。 [24] 工农领袖误解「拥护农工利益」的口号。他们以为它真的就是表示拥护工农利益。他们努力这样干，他们就不得不产生「多重政府」。工农的地方组织孤立和散处在各城乡中，它们在每一点上都和国民党的县省党部及武汉的「组织中心」冲突。这些「多重政府」彼此间完全缺乏连络。它们无法采取统一的政策。各乡、各县、各省组织工农兵代会是克服群众运动这种混乱瓦解的唯一手段。但这些代表会就是苏维埃。托洛茨基极力主张这一办法，但斯大林却反对它，他的理由就是：这等于「反对革命的国民党」，反对「唯一的政权」。武汉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也恰好拿这同一理由，恰好用同样的话来反对它。 孙科写一篇题为〈革命与民众〉的文章，他埋怨民众漠视武汉禁止群众团体侵夺政权的禁令。他写道：「自从该项训令颁布，为期已两个月。但各公众团体尚公然藐视政府的决定，继续采取自由行动，希图破坏政府的权力」。他埋怨，农民没收土地，工人收夺工厂和店铺。「我们不得不请大家注意，如果群众不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和指示，不准备执行党的政策，他们实际上就是违背国民革命运动（即：『革命的国民党』）的利益。换句话说，他们实际上就是干反革命的勾当。 「如果民众可以不顾政府，自由逮捕、罚款、没收个人的财产和执行处决，那么我们一定认为政府的政权完全被纂夺了。没有威望也没有权力了。另一方面，假如民众认为他们的行动是正当的，那么，他们已公然拒绝把国民政府视为革命运动的唯一统治机关及国民革命的政府。他们脑中以为国民不能行使它的权力，因此，他们必须形成独立的行政机关……他们的行动公然反对革命政府，这可以视为反革命的性质……他们不肯承认中国所有民众运动应受国民党指导，并应统一在它之下。他们相信共产党应参加领导群众运动。他们尚未相信国民政府是革命运动的唯一代表机关」。 [25] 1927年7月，孙科在汉口是否已读到斯大林远在数星期之前在莫斯科发表的大纲和演辞，殊属疑问。但他们并未看过或听过托洛茨基的言论却是确实的。他在此地恐怕直接剽窃了斯大林的话。拿「托洛茨基」或「反对派」来代替「群众」，孙科的大文可以混充八次全会斯大林——布哈林多数人的文件。中国工农和托洛茨基排斥斯大林——孙科的名言：武汉政府是「唯一政权」，是「革命运动的唯一统治机关」。群众相信武汉不能「行使它的权力」，且要求产生「独立的行政机关」，这与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的见解不谋而合，他也警告过：武汉的权力「荡然无存或几乎荡然无存」，并且他也要求产生苏维埃，即，工农兵的独立会议。为了这一点，斯大林斥托洛茨基为「反革命」，也为了这一点，他的同志孙科更公开、更直接的用同样的罪名来攻击群众。这些因缘都不是偶然的。 1926年3月在广州，以及1927年4月在上海打击群众运动之前，蒋介石也曾筑起堤防来对付共产党人，骂他们应替群众的「过火」负责，又骂他们阴谋反对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内部的支配权。国民党左派的领袖现在采取同样的策略。现在的指责和当时在广州或上海的指责如出一辙。但在汉口或莫斯科的共产党领导，心目中连想也没有想起发动一个群众的独立攻势来反对国民党小资产阶级领袖的怠工和叛卖。6月29日，正当武汉领袖已公开站到军阀方面来反对土地革命的时候，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刊登一篇纲领式的文章，它首先问道：「谁来实现土地革命呢？」随后就答复道：「从它的过去历史、它的社会成分以及它的发展前途看来，国民党能够而且一定要转变而为一个民主专政的机关……国民党是一种党和国家议会的中间物……」 这位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往下说：「到了革命将近完成它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的时机，到了能够或者（？）必须分裂国民党的时机，苏维埃才是必须的。这个时机是不能精确预见的。但，这一点是明白的：它尚未临近，足以令我们必须立即在群众中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现在替国民党及武汉政府的命运，换言之，替中国革命的命运负责。因此，他们不能提出不精确的口号和公式。 「反对派的极左路线的无聊，其最好例证就在兵士代表会的口号，这就是两重政权的形式之一。布尔什维克提出这些口号，志在瓦解沙皇和克伦斯基的军队。现在向那支替武汉政府作战的军队提出它，就是自觉地阴谋瓦解这支军队……提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口号就是自觉地在共产党及其同盟者的最不利的环境中，加速他们与将军们的冲突。这个口号等于挑起一个冲突，这个冲突是能够真正招致革命的永远失败的」。 [26] 在汉口，这同样的精神也必然支配着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们现在死抱着两个可怜的希望，第一个希望就是以为再行退却，再作让步，他们尚可保持「联合战线」，第二，他们以为利用这个或那个军阀的野心，他们尚能使武汉回心转意，讨伐蒋介石。据共产党某中央委员说，他们提出「东征」南京的口号，想「骗『革命的的将军们』先去打蒋，再来打共产党人」。 [27]他们于是开大会，发宣言，向他们认为比较「可靠的」将军请求。张发奎是「铁军」军长，他是反蒋最烈的，有一个时候，共产党的希望集中在他身上。罗易谒见汪精卫，且根据斯大林那封电报的精神，设法劝他允准共产党的队伍在张发奎统率之下加以扩充。罗易发现汪对他的建议，表示冷淡， [28]冯玉祥刚在郑州要求扑灭一切工会领袖，但同一日，上海总工会打电报向冯玉祥呼吁：「你是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总理政策……之真正拥护者，我们希望你来领导……革命军讨伐蒋介石」。 [29]讨蒋运动的全部鼓动总是和两党继续「合作」的最狂热要求连在一起， [30]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清共已迫在眼前。汪精卫和张发奎曾赞成讨蒋，但只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政治命运需要消灭他。张不久真正调遣他的若干部队，向南京进发，但这次战役即旋消灭。何键及其它将领冷笑道：「我们不替共产党人讨蒋」。 [31] 共产党中央惊惶失措，决定发一宣言，说明如果国民党「真正」愿意执行孙中山的政策，它必须讨伐蒋介石，而且必须和共产党人联合。但是当政治局各委员召集会议时，每一个出席委员提出一个不同草案，关于该项宣言得不到一致的意见。末了，到了6月20日，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一个宣言，内中包含11点——这是最后的绝望企图，想使「革命的国民党」相信共产党人准备继续效忠于「民族统一战线」。这11点中，以如下几点为最重要： 「四、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五、国民党的CP份子，虽然参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是以国民党党员资格，并非以CP份子党员资格参加……（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CP份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 「六、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接受国民党党部之指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议决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但国民党员亦应依据党的决议案及政府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之组织自由及利益。 「七、依照国民党主义，需武装农民，但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只因避免政治之纠纷，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 「八、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捕人、审判及巡逻街市等事。 「九、店员工会应即由党部会同总工会派员组织。店员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过店东的经济能力以上。工会不得干涉店东的用人权、管理权，更不得侮辱店东，如逮捕、罚款、戴高帽子等」。 [32] 中国共产党作最后的努力来服从斯大林的训令，「加强革命政府的权威及其革命组织中心的作用」。当同一星期，400个代表齐集武汉，代表8个省份的300万有组织工人，参加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之时，共产党不敢利用当时具备的机会，作一次剧烈的转变和开始动员工人抵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进攻。汪精卫于6月23日出现于会议讲台上，尚被大声喝采。 [33]但代表们仍屡屡表示要坚决争取工人运动的利益。 [34]甚至罗佐夫斯基（他以俄国工会友谊代表的资格出席）也不得不作一次反常的「激烈」的演讲。 [35]大会6月28日通过的宣言说：「反革命天天得势。在国民政府的领土内，工人运动只能在武汉公开进行。反革命派现在在湘、赣、豫得权……工人仍在新式的专制统治之下受苦。在这种情形之下，反动派将来有可能统治武汉。我们应极力奋斗，维持工会的存在。我们现在正处于白色恐怖中」。 [36]但这并不妨碍该宣言结末高呼：「国民政府万岁！」 《民众论坛》说：「此间工人处于自由的空气中。此间没有不表同情或积极敌对的军阀的压迫。在国民革命的中国，有组织的工人均效忠武汉政府，因为他们只有在这个政府底下，才能十分自信地希望保持工人的第一和最切要的权利——公开的——无忧无虑的做工」。 [37] 但是6月30日，最后一次会议刚刚高呼「国民政府万岁」的口号，宣告闭会的时候，「敌对地军阀的压迫」猛烈地，直接降临工会机关。兵士冲入来，开始劫掠和破坏全国总工会的会产和文书纪录。抗议急忙提出来。犯事的士兵也奉令撤退。他们干得有点过早了。到处转的史特朗女士瞥见苏兆征匆匆跑过马路，她立即止住他，问他那些抗命的兵士是否受惩办。「他作苦笑。得回那所房子他就十分快乐了。他答道：『我们今天尚可在里面办公……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 [38]但总工会从没有收回它的会所。 袭击工会会所之前，已宣告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和解散。在上海，人们希望挽回那临近的打击，曾下令「藏匿或埋没」所有枪枝。在汉口，共产党中央则决定事先完全缴出工人现有的少量枪枝，并解散纠察队。6月29日，湖北总工会的代表团由向忠发率领，径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办事处，「说明因有人抱怨工会纠察队是商人不愿恢复正常经济状况的原因，他们拟缴出他们的枪枝或改编入军队中。后来决定他们自动缴出他们的枪枝……」 [39] 《民众论坛》解释道：「据说，因为纠察队握有武装，商人恢复商业，不感安全，其它谣言则盛传纠察队阴图进攻军队。为帮助政府的政策及平息这些谣言起见，湖北总工会决意将纠察队解除武装。我们觉得，采取这一办法，商业恢复的障碍必可祛除，而离间工人与兵士的企图亦遭失败」。 [40] 翌日，湖北总工会发布一个更进一步的解释声明书：「为巩固军队与工人的联合战线起见，又为着使反动派与反革命派的攻击无所凭借起见，本工会于本月28日下午令解散武装纠察队。枪枝及军火均移交武汉警备军的汉口办事处保管……我们已请求政府保护，以表明我们拥护它的诚意……至于反动派，我们希望政府实施强硬的手段，惩办他们」。 [41] 共产党中央也已经决定让供职政府的共产党人「请求离职，俾减少政局的困难」。因此，6月30日，共产党的农政部长谭平山托词无法「纳农运于正轨」，向政府「请假」。 他写道：「自从我就任农政部长以来，我已尽我所能，完成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重责。我已不断尽我所能，指正农运。但最近的发展已使政局愈趋严重，纳农运于正轨，这个责任于我未免太重。因为我的体力不适于继续我的工作，故此请假」。 [42]共产党的劳工部长苏兆征久已不到部视事。他的辞职信说「因为最近局势的发展，我已无法留职」。这封信数日后才发表。 [43]向忠发及其它供职于鄂省府的共产党人均已辞职。充满了惊慌和颓丧。共产党中央自身也渡江逃入武昌。它已尽它所能去「增强革命组织中心的权威」了。一切均归于徒劳，因为驱逐共产党人的决议已做好，只是留待7月15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正式通过吧了。 陈独秀开始醒悟，现在剩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完全退出国民党。他和鲍罗廷商量。这位高等顾问说：「我十分赞同你的意见，但我知道莫斯科是不会允准的」。 [44]但事实上鲍罗廷一点也不赞同。他仍然想把「坚定性和革命的目的」注入兔子中。据汤良里说，自长沙事变以来，鲍罗廷已仅被待为「上宾，不复（被待为）……顾问」。 [45]鲍罗廷迷恋着国民党厚遇的光荣。他尚探寻合作的「可能性」，生怕自己万一忽略过它们。瞿秋白说，他还怀着这种儿戏的念头：想领着宋庆龄、邓演达和陈友仁脱离政府，作为反对汪精卫的示威行动。 [46]但事变已卷过鲍罗廷的头。共产党领导已破了产，而且几乎瓦解了。党的下层已陷于溃散、颓丧。何键的军队已占据武汉，且任所欲为的统治它。工会机关一个一个的被占据。逮捕及枪决已发生。恐怖的高潮吞没了斯大林的「革命中心」。《消息报》访员发电：昨天的可靠同盟者今天已成了「将军们手中的玩物」。 7月6日，布哈林突然绝望地劝中国群众必须依赖自己：「重要口号之一应该是：『工农们！只相信你们自己的力量！不要相信将军和军官们！组织你们的武装军队！』……冯玉祥已投降人民革命地敌人的阵营。我们必须向他宣布无情的战争！」但布哈林尚乐于信任汪精卫，他满怀希望的在括号中加进这一句话：「蒋介石的朋友准备赞同这个计划（即指驱逐共产党人计划）——汪精卫不是这种人。他比之别人更坚定」。 [48]不到一星期之后，他发现汪精卫只是在决心摧残群众运动这一点上，「比别人更坚定」。布哈林现在才宣布「中国革命的突变」已发生，并郑重声明「武汉的革命作用完结了」。在第八次全会决议收梢的一段带威吓口吻的话里，又在他往后的几篇文章里，布哈林已准备好他的解脱。他现在声明：失败的责任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负，因为它「近来顽固地对共产国际的决议怠工。（它）已受不起火热的试验……它已遭逢破产」。 [49] 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道决议宣言告：「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完结了：它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力量了。这是一个新的和特殊的现象，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及所有中国同志必须充分和清楚的注意它」。 [50] 共产国际已预见和预言了每一件事。7月14日，它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和特殊的」事实，这件事实，多月来，就是头脑最简单的湖南农民或武汉工人也知道了。难道这表示犯有什么错误吗？错不在莫斯科！自从列宁死后，斯大林就未曾犯过一个错误，或差不多没有犯过啦。 「支持北伐（亦即支持蒋介石——著者）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唤起一个革命的群众运动，支持武汉也同等正确，因为它充当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反对者，但到了武汉政府投降革命敌人的时机，这同一联盟的策略就根本错误了。在革命的前一阶段是正确的，现在就绝对不适用了」。 但北伐就是资产阶级征伐长江，到了长江，它的胜利与共产党的退却政策使蒋介石能够屠杀工人，破坏他们的组织。他这样干的时候，他的「革命作用」就完结了。和阶级敌人成立联盟是「完全正确」的，只有正当你们的敌人扼住你的咽喉时，这个联盟才变成「根本错误」和「绝对不适用」。假如事先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动员起来对付这个敌人，假如你们自己武装起来抵御他的确确凿凿的进攻，这就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了。 「所有这些都与党领导的某种困难有关的，尤其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幼稚和无经验的党……革命形势的极度紧张需要迅速的把握到每一瞬息的特点。它需要巧妙的和及时的玩弄阴谋，迅速修正口号……及断然破裂联盟，因为这种联盟已不复为革命斗争的因素，且已成了它的道路上的障碍。假如在革命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共产党支持武汉政府是必须的，那么在目前，这种支持就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灾祸，且会把它推落到机会主义的泥坑中」。 今天，7月14日，这种「革命斗争的因素」已突然出其不意的成了「它的道路上的障碍」了。仅仅到现在，7月14日，当共产党狼狈溃退，斗志全失，群众受了摧残，丧失所有阵地之时，继续支持武汉才成了灾祸。中国共产党人因为从始就已支持武汉，以前又支持蒋介石，故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中」已深及颈部，他们现在恐怕很想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用起「灾祸」一词究何所指。仅仅六个星期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着重指出的「革命中心」和「增强这个革命组织中心的权威的需要」，现在变成了什么了呢？莫斯科对这一点也有一个答复。武汉已由「革命中心」转变为「反革命力量」了。因为： 「国民党领袖既不顾共产国际的劝告，不仅不支持土地革命，且已解放了它的敌人的手。他们曾批准工人的缴械，批准讨伐农民，又批准唐生智之徒的报复行为。他们在种种借口之下，延缓讨伐南京的战役且对它怠工」。 所有这些事情的造成，都是因为武汉拒绝莫斯科的「劝告」。兔子刚刚卷起眼睛死了。当它生时，它因为莫斯科频频求爱，满眼泛桃红色。但是现在它死了，它的羞容也消失了。桃红色变成肿胀的白色，一转瞬间，大蛇便把它卷走了。 在广州、上海、长沙现在最后在武汉，中国群众已眼见国民党的领袖由革命的真正同盟者摇身一变而为工农的残酷屠夫。在每一次新的灾难中，共产国际总是宣布一切都已适切预见了，过去采取的政策完全是正确的。布哈林在中国革命中，不断发现「新的和特殊性的现象」，他现在又叱责共产党不能实行与「成了障碍的联盟」破裂。和武汉政府的联盟已完结了。但这不就是表示和国民党的联盟完结。在这一点上，共产国际的训令给了我们一种盲目惊慌的明证。共产国际的决议叫中国共产党人「退出武汉政府，表示示威」但「不要退出国民党」。这也许是最新和最特殊的现象吧。 「尽管国民党的领袖发动驱逐共产党人的运动，共产党人也应留在国民党内。更密切的和国民党的党员群众接触，应劝诱他们接受决议：坚决反对国民党中央的行动，要求撤换国民党现时的领袖，并按照这些办法，准备国民党的代表大会」。 共产党人一方面仍然竖起国民党旗帜，另一方面现在又要「加紧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工作……建立工人群众组织……巩固工会……准备工人阶级决战……发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组织一个适于作战的非法党机关」。 但怎样忘记过去呢？中国共产党人问道：我们过去成立的伟大组织都给摧毁了。我们的同志正在被酷刑拷打、枪杀和打得七零八落。群众运动已遭破坏，工农都把我们视为欺骗他们及送他们去受屠杀的人。我们假定：你们教我们把国民党旗帜举得更高一点，我们一定照办；但我们十分怀疑：现在即使提出我们自己的旗帜，群众是否还肯跟我们走。共产国际答复道：不要紧，负责的是你们自己的领袖，不是我们。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号召中国共产党党员公开反对中央的机会主义，是它的革命义务……」 「……为了使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健全起见，设法改正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坚决反对党领袖的机会主义乖离……改变领导的性质……否认那些破坏共产国际的国际纪律的领袖」。 斯大林已尽了他一己的「革命义务」。今后共产国际那些文氓的「革命义务」就是永远责令中国共产党领袖（他们自己的易欺和无知的不幸牺牲者）单独负上这次莫大历史灾劫的责任。但斯大林和布哈林可以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这种政策，这种政策把一个最伟大的群众运动摧残了。他们却不能靠写些不忠实的决议，可以使他们的意志支配历史。在武汉，事变发展到最后的关头。共产党人遵照莫斯科的训令，「退出」他们早已离开的政府，表示示威，同时又声明他们「没有理由脱离国民党或拒绝和它合作」，他们不容许「叛变革命的将领与动摇的政客来滥用国民党的名义及隐藏在孙中山的旗帜之下」。 [51]但将军们却一点不怕，继续「滥用」国民党的名义。7月15日，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命令国民党内的所有共产党委员放弃他们的共产党党藉。4日之后，军事委员会也通令军队进行同样的清党。所有违抗者均下令「严惩不贷」。 [52]往后数日，刽子手队使清党令显得更严峻。凡是拒绝投降的共产党人——他们许多人都拒绝了——迫得逃跑。陈独秀鉴于自己的地位已极度无望，遂辞去中央总书记之责。他写道：「国际一方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另一方面又不准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是毫无出路，我也不能继续我的工作」。 [53]其余的共产党领袖，如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毛泽东等，则把国民党的旗帜塞在口袋里，留待将来之用，急忙逃走。7月27日，国民党左派的领袖群集火车站里，和他们的「贵宾」鲍罗廷话别，他名义上是去和「冯玉祥磋商」。 [54]实际上，他正开始长途旅行：横渡西北以抵辽远的苏联边境，莫斯科从汉口撤退了。 军事当局进行有系统的破坏工会。汉口警备司令部下令禁止罢工。从7月14日至19日，兵士「驻扎」在25个工会会址内，工会的文书和会产遭没收。冯玉祥在河南全省也同时进行同样的勾当。 [55]泛太平洋工会秘书报告道：「最近数星期内，在武汉政府治下的中国工人运动已经历了一个最无耻的反动时期……军队……已执行了如是巨大的破坏群众组织的工作……以致需要一个极长久的期间和莫大的力量来补偿损失，并使工会能恢复它们的正常机能。各省各县的许多工会领袖和组织者……已被驱逐、逮捕，或杀害。中国工会的其它领袖，就中最著名的就是全国总工会的领袖，均已逃亡。……有一次在接待泛太平洋工会大会各代表的宴会上……汪精卫娓娓动人地宣称他认为国民革命的最好的保障莫如发展工农群众运动及立即实现劳苦大众的基本要求……现在我们不仅听到不同的演辞和声明，而且我们还亲眼见到人们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来对付工农组织，这种行动迄今尚为一切张作霖和蒋介石之流的军阀和反革命派的独有特权」。 [56]7月30日，武汉2000人力车夫猛袭一个警察署，迫令释放一个被捕的同志。结果，车夫2人被杀，6人受伤。警局去函人力车夫工会，请求派代表谈判。但该会已阒无一人。工会领袖均已逃跑。只有街头的车夫在罢工。当局颁布戒严令，并适用死刑。罢工遂告结束。这就是汉口工人运动迟迟而来的最后一次示威。数日之后，宁汉互通贺电。宁方通电赞扬武汉反共的坚决行动并邀这些首领赴宁。8月10日武汉覆电称「如一切嫌恶均毅然释弃，则兄等前此应付急变之手段，弟等均衷心谅解」。 [57]武汉「革命中心」与反革命南京之间的「充满的矛盾」就这样——在一幕动人的基督教式的宽宥中完结了。 在武汉所有「左派份子」中，只有邓演达和宋庆龄公开脱离这种新政策。邓于7月6日写道：「从杨宇霆（张作霖代表）至蒋介石……均成为国民党员或将要成为党员。国民党的旗帜到处举起。但我们在辛亥革命中碰到的不是同样的情形么？所有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力不是尚握在军阀手中么？……我们想利用军阀，但我们却被他们利用了」。 [58]一星期之后，邓辞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之职，他甚至比之莫斯科的「革命家们」更清楚的看出群众与国民党间正发生公然的破裂。他宣称「往日鼓吹充分保持工农者已动手屠杀他们……国民党的革命意义已失……自然的结果就是党本身将变作反革命……革命将失败，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一样」。 [59] 宋庆龄也跟着宣称国民党已变成「军阀手中的工具。它不再是替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活力，它将来一定变成一个傀儡，压迫的代理人，寄生于目前奴隶制度上的寄生虫」。 [60]邓演达和宋庆龄，偕同陈友仁逃亡欧洲。「国民党左派」的神话就这样完结。 [㈢] 革命在短促的变幻无常的三年之内已席卷了全国，它现在完结了。一个强大的人民的勃兴已引起一种古旧和残破地压迫文明的腐朽建筑摇摇欲倒。群众已表明十分充分的力量来颠覆它，并把它永远连根铲除。但今天这个旧社会又重新稳定它的基础了，它内部所具有的一切矛盾又重新复活并加深了。中国的工农因为想破坏它，又因为追求人类的尊崇，现在正付出可怕的代价。在监狱及刑场上飘着国民党的旗帜。资产阶级曾在这只旗帜底下走上政权。群众也曾在它底下蜂起，并在它底下莫名其妙的被打倒。在整个革命中，这同一旗帜曾经捆在共产国际的旗杆上，也曾经捆在那枝拿来打击中国共产党人的旗杆上。 [1]1926年4月16日纽约《工人日报》。 [2]KatsujiFuse:《苏联之远东政策》第322－6页。 [3]前揭书第327页。 [4]前揭书第329页。 [5]1927年5月8日《民众论坛》。 [6]1927年6月8日《国际通讯》。 [7]托洛茨基着《问题集》第123－4页。 [8]1927年6月10日《民众论坛》。 [9]参阅1927年6月19日《民众论坛》上〈河南决战之详细故事〉一文。 [10]史特朗：《中国民众》第62页；罗易着《中国之革命与反革命》（1930年柏林出版）第36页。 [11]史特朗：《中国民众》第62页以下；菲些耳着《苏维埃之世界政策》卷二，第669页。 [12]1927年6月1日《民众论坛》。 [13]1927年6月13日同上。 [14]罗易《革命与反革命》第363－4页。 [15]1927年6月23日广州ChineseNewService。 [16]〈冯玉祥1927年6月21日给汉口通电〉，见6月末新闻报。 [㈠]这是华西利．布鲁齐在中国使用的名字。他后来当了苏联远东红军总司令。 [17]史特朗着《中国民众》第72页。 [18]汤良里：《秘史》第283－4页。 [19]前揭书第285页。 [20]1927年6月29日《民众论坛》。 [21]同上。 [㈡]在5中全会里，斯大林问道：「我们能够说，俄国1917年3月至6月的局势和中国目前的局势相同么？不，不能，这种说法是说不通的，不仅因为俄国当时是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而中国现在则碰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还因为俄国临时政府当时是一个反革命的政府，而目前的汉口政府则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意义看来，是一个革命政府……工人苏维埃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苏维埃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利的情形中，才能存在和发展。1905年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苏维埃不正是因这个理由而归于失败，正如1918年德国的工人苏维埃因为情形不利而失败一样么？假使当时在俄国有一个如中国目前的国民党左派一样广大的组织，1905年在俄国就会可能没有苏维埃……因此中国的国民党左派在目前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所尽的作用，大约和苏维埃在1905年所尽作用相同」。——1927年6月30日，《共产国际》报，斯大林著：〈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 [22]汪精卫：〈党必须领导民众运动〉，见1927年7月8日《民众论坛》。 [23]同上。 [24]〈江西特派员报告〉，见1927年7月13、14、15日《民众论坛》。 [25]孙科：〈革命与民众〉，见1927年7月14日汉口《中央日报》。 [26]N.Lenzner〈中国问题〉见1927年6月29日《国际通讯》。 [27]瞿秋白：《中国革命》第114页。 [28]前揭书。 [29]1927年6月15日《民众论坛》。 [30]参阅1927年7月9日《民众论坛》。 [31]瞿秋白：《中国革命》第115页。 [32]〈八七告党员书〉；瞿秋白：《中国革命》第115页以下。 [33]1927年6月23日《民众论坛》。 [34]参阅：SzToh-li〈第四次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见1927年7月15日汉口《泛太平洋工人报》。 [35]〈罗佐夫斯基演辞〉，见1927年7月1日《泛太洋工人报》。 [36]〈第四次劳动大会宣言〉，见1927年6月29日《民众论坛》。 [37]1927年6月22日：《民众论坛》。 [38]史特朗着《中国民众》第88页。 [39]1927年6月30日《民众论坛》。 [40]同上。 [41]1927年7月1日同上。 [42]1927年7月18日同上。 [43]1927年7月18日同上。 [44]陈独秀：〈告党员书〉。 [45]汤良里：《秘史》第280页。 [46]瞿秋白：《中国革命》第118页。 [48]8布哈林：〈中国革命之地位〉，见1927年7月6日《国际通讯》。 [49]布哈林：〈中国革命战争之急剧转变〉，见1927年7月14日《国际通讯》。 [50]〈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现局的决议〉，见1927年7月28日《国际通讯》。 [51]〈中国共产党宣言〉，见1927年8月4日《国际通讯》。 [52]1927年7月20日、26日《民众论坛》。 [53]陈独秀：〈告党员书〉。 [54]1927年7月28日《民众论坛》。 [55]1927年7月22、23、24日同报。 [56]1927年7月29日同报。 [57]汤良里：《秘史》第291页。 [58]1927年7月6日《中央日报》。 [59]1927年7月14日《民众论坛》。 [60]1927年7月18日：《民众论坛》；Woo着《国民党与中国革命之未来》第270—3页也有宋庆龄宣言的原文。 [㈢]只有剧烈的个人竞争尚残存着。蒋介石暂时下野，让宁汉合作得以实现。汪精卫经过5年倒蒋，毫无结果，遂于1932年1月终于步孙科及其它「左派」的后尘，变成蒋的嬖臣。陈友仁经过数度出山的企图，均归失败，遂隐没无闻。邓演达于1930年回国，组织所谓「第三党」，反对国共两党，他后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移交蒋介石，被蒋枪毙。宋庆龄是「国民党左派」中始终效忠于共国际的最后残余份子。差不多10年来就频频叱责蒋介石和国民党为民众的屠夫，但后来她又被共产国际引回到蒋介石怀抱中，现在她又因为1937年「民族统一战线」的复兴，热烈的拥护蒋，和「寄生于目前奴隶禁止的寄生虫」讲和。 上一篇 下一篇
第十四章莫斯科和武汉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十四章莫斯科和武汉 当长沙和湖南另外许多城市的工农被国民党的军队牵出去枪决的时候，世界各国代表聚会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八次全体会议。虽然许克祥的长沙军事政变发生于全会开幕之后三日，但在莫斯科只有两三个人知道往后的几天，（迄5月30日全会闭幕为止）在湖南是最血腥的恐怖日子。但这次全会本身也完全处在它自已的恐怖空气中召开的。 在理论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世界大会闭幕之后就是国际决定政策的最高机关。实际上，政策是由俄国代表团决定的，而俄国代表团又是受斯大林支配的。斯大林竭力消灭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正进入最后的阶段。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会议暴露了敌对力量间的深刻裂痕，一方面是斯大林派机关所代表的新生的小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另一方面就是最优秀的无产阶级的老布尔什维克所拥护的反对派。这道裂痕在当时一切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中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就是：苏联的国内政策、英俄委员会、战争的威胁，以及其中最尖锐的，关于中国革命命运的问题。 [㈠] 此次全会开催，正当各地事变直接证实反对派对斯大林路线的批评的非凡正确之时。苏联政府正在布哈林的「你们自己发财吧！」的著名口号之下，转而拥护富农，这种国内政策已把无产阶级政权摧毁到惊人的程度。 [1]尤其明显的，（在外国代表看来特别如此）就是斯大林派政策在英国和中国两处的破产。克里姆林宫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战略的两根台柱已崩溃了：一根是英俄委员会，即和蒲些耳、赫克斯及雪特林的联盟， [2]另一根是国民党，即和蒋介石的联盟。 和英国的外交破裂发生于全会开会的时候。同一星期，英俄委员会，斯大林本来视之为抵御唐宁街反苏计划的主要武器的，也已化作一缕轻烟。全会开会之际，在武汉和长沙发表的那些信任汪精卫、唐生智之流的新文章也被湖南工农的血涂污了。 在这种情境中，斯大林不想给反对派以公开发言的场所，但所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及苏联与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却赋予反对派这种公开发言的权利。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从前举行于安德莱也夫殿，即克里姆林宫内从前沙皇的御极宝殿。几百个俄国和外国共产党人通常挤满这座大殿聆听报告和演讲。这些报告和演讲逐字被写成按日的纪事刊载在俄国报纸及共产国际的英文、德文和法文的机关报上。这种程序，就是先一年召集的两次全体会议尚遵从， [3]但现在却突然发废弃了。第八次全会反乎共产国际历史的一切先例，它是在宛似图谋不轨的情形下开催的。在报上只有一个简短的、迟到的八行消息宣告它已开会。 [4] 阿尔拔．特列恩特当时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之一员，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特别次委员会的委员，又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顽固的反对者，他用如下的话描写这次会议： 「执委员最后一次全体会是在那间通常供主席团集会用的小室内召集的——其借口就是在莫斯科，这个世界革命与无产阶级国家的首都内，没有别的房子可供共产国际的执委会利用。实际上，问题却是阻止俄国同志（他们是通常被邀请参加我们的国际会议的）来参加讨论，因为他们可以从会议中听到若干瞒着他们的事情。丝毫没有秘密性质的政治文件在执委会开会之前夜才发给代表们。于是全会及它的各项委员会不间断的连续开会，代表们所得到的时间只能最浮面地看一看这些文件。 「代表们不得把他们自已的演讲速记稿抄录，或把这些稿子传授给任何人。全会开幕，一切文件应立即归还，否则不准离会场。他们想禁止执委会委员于表决时发言，但结果因有若干反对，这个决议只适用于反对派委员。在共产国际历史中第一次没有讨论的纪录发表在苏联报纸或共产国际报纸上。只有通过的决议和讨论时作的寥寥几篇意见书公布出来，但这些文件都是从讨论中做出来的，现在用这种办法把它们和讨论割离，它们的真义就丧失了」。 [5] 除了决议案之外，还有5月31日《真理报》上一篇简短的社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局的一篇通告， [6]报上一个月之后才发表斯大林的演辞 [7]和布哈林在莫斯科党会议上关于此次全会的报告。 [8]经过一年之久，待国外反对派已着手公布托洛茨基之演辞之后，共产国际才出版一本薄薄的德文小册子，里面包含此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几篇演辞。 [9]会议进行的充分报告则从未公布过。 但关于中国的不同意见还是在此次会议里才勇敢直白的提出来，尤其是当这些意见涉及当时刚巧在武汉政府治下发生的事变之时。 斯大林在5月24日，即长沙事变之后三日发表的演辞里，重新表明他反对成立苏维埃，其理由就是：汉口政府和国民党是中国土地革命的机关。 他说：「土地革命构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汉口国民党和汉口政府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 又说：「反对派懂得产生工农兵苏维埃在现在就等于产生苏维埃与汉口政府平分的两重政府，并必然和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号召推翻汉口政府的口号来吗？……如果在中国没有像国民党左派这样得民心的、革命的民主组织，那就是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既然有这样一个特殊的革命组织，而这一组织适合于中国的特别情形，且事实证明它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进一步的发展具有价值——那么，如果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尚未胜利，而且在某个时期内也不能胜利的时机，把这一个花了许多年建立起来的组织加以破坏，这就是愚蠢和不智」。 又说：「既然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土地革命……既然汉口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那就必需拥护武汉的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需形成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的一部分，但要在这个条件上：无产阶级和它的党要在国民党内部和外面取得领导权。目前的汉口政府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独裁的一个机关吗？不是。它现在不是，在最近的将来也不会是，但是革命更进一步发展，它却有发展成为这样一个机关的一切机会。……」 [10] 斯大林想在国民党和汉口政府内取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又期望它们来实现土地革命。托洛茨基驳覆道，武汉领袖将在土地革命的问题上破裂，只有动员群众加入真正的能够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斗争的苏维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能实现。 他警告道：「武汉领袖的联盟尚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在这一点上产生和散布任何幻想就等于叛决革命的死刑。只有……苏维埃才能够充当革命政府的基础」。 [11] 又说：「斯大林在这里又亲自声明反对工农苏维埃，他的论据是：国民党与武汉政府就是土地革命的完善的手段的工具。因此，斯大林替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政策负责，他又要国际替这种政策负责，这与他屡次替从前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政策负责如出一辙……我们和这种政策没有丝毫共通之点。我们不愿替武汉政府的政策及国民党的领导负丝毫的责任，我们也迫切敦劝共产国际拒绝这一责任。我们直接对中国农民说：汪精卫及其同僚之类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将不可免要出卖你们，如果你们不形成你们自已的独立苏维埃而老是跟着武汉的领袖走的话……汪精卫之类的政客在困难的情形之下，将和蒋介石十倍联合起来反对工农。在这种情形之下，在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内的两名共产党员如果不成为准备向工人群众举行新打击的直接掩蔽物的话，就成为无能为力的人质了。我们向中国工人说：如果农民靠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而不是靠你们革命的无产阶级来领导，他们就不能实现土地革命了。因此，建立你们的工人苏维埃，使他们和农民苏维埃联合，经过苏维埃来武装你们自已，吸引兵士代表加入苏维埃，枪毙那些不承认苏维埃的将军，枪毙官僚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将来要组织暴动反对苏维埃的。你们只有经过农民和兵士苏维埃来争取大多数蒋介石的兵士到你们这方面来。你们先进的中国无产者，假如相信一个充满小资产阶级和妥协精神的上层领袖的组织……能够代替那些包含几千百万人的工农兵苏维埃，你们就是你们的阶级和你们的历史使命的叛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来不采取苏维埃的形式就无法往前发展和取得胜利」。 [12] 在这次全会中通过的决议，其重要的几段如下：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有人过低估计汉口政府及否认其现实性，否认其伟大的革命作用，此种观点是错误的。汉口政府及国民党左派领袖，由他们的阶级成分看来，不仅代表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而且还代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因此，汉口政府（它是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政府）尚不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专政，但是它正处在走向这一专政的道路上，它随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丧失了它的暂时走着同一道路的小资产阶级急进派，克服了叛卖，将不可免的朝向这个专政发展…… 「共产国际执委会特别叫中国党注意这件事：革命政府与群众中间的联系现在越发必要了。只有凭借这种密切的联系（主要是靠国民党的帮助来实现），只有坚决的转向群众，才能增强革命政府的权威及其充当革命的组织中心的作用。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使汉口政府方面能够实行这样的转变。如果这一任务不实现，群众运动不展开，没有土地革命，工人阶级的状况不加以断然的改善，国民党不改变为一个庞大和真正的劳苦群众的组织，又如果工会将来不加强，共产党不增长，汉口政府与群众之间没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那就不能够使革命达到完全胜利。 「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中，共产党拥护汉口发动的战争。它直接参加武汉政府，替它的政策负责。它藉各种手段，促成这一政府的各项任务。因此，共产党『在原则上』不能反对审慎将事的策略。共产党既替政府的政策负责，假如它不顾环境，拒绝妥协的策略，即，同时全线作战，它就做下极端的蠢事。 「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这一问题必须参照具体的情形来解决，这种具体情形是不能事先预见的……改变方向的策略是否妥当，一定反映于政府的经济政策中，而政府的经济政策，尚没有实行实时没收一切外人企业之必要……」 [13] 该决议案既向「审慎将事」广开门户，它又叫中国共产党人去「加深」土地革命，去武装和动员群众。这些话后来被引证来证明中国共产党领袖曾对共产国际的训令「怠工」。人们把土地革命完全寄托于所谓「革命的组织中心」的武汉政府（共产党人奉令替它负全责）将照例被人遗忘，正如动员群众加入国民党——（托洛茨基说，「落入刽子手的手中」）——的命令和「增强」汉口「权威」的命令之被人遗忘一样，共产国际宣布道：如果武汉与群众之间没有这种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是靠国民党的帮助」来形成），胜利是不可能的。 但是假如事实证明汉口政府不愿意，又怎么办呢？假如它不仅证明不愿意赞助土地叛乱，而且还公开反对它，又怎样办呢？这个严重的问题，在全会通过的正式决议里既没有提出，也没有解答。斯大林和布哈林大谈汉口政府的「伟大的革命作用」，但他们十分晓得，汉口政府永远不会批准，也不会领导土地革命。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汉口的政客和将军们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于是从这一点得出一个逻辑的结论，认为必须使土地革命不致逾限，以免把这些同盟者吓跑。这就是所谓「审慎将事」的真义所在。 这也就是布哈林在中国问题次委员会的会议中提出来的观点，这个委员会是由他本人、意大利的埃果里和法国的特列恩特3人成立的。特列恩特当时尚是斯大林一个忠实部属而且是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名领袖，他反对这一前途，他声明这一前途将招致农民的武装镇压。布哈林请斯大林加入讨论，斯大林宣称如果无法压制农民将「使资产阶级左派反对我们」，他于是出示鲍罗廷打来的电报，「证明国民党的领导决意反对土地革命，即使和共产国际破裂亦所不惜」。斯大林说：「防止这一可能」就必须「使用阴谋」。 [14] 斯大林认为：「斗争现在一定失败。使用阴谋就是想博得时间，以便有可能增长得更强，并有可能到后来在可能胜利的情形中作战」。他继续往下说道：「使用阴谋而不吃亏是可能的。土地革命要等到直接打击到国民党自已的党员及军队的军官时，才使它害怕。我提议向鲍罗廷发出训令，反对没收和分配国民党党员或革命军军官们的土地」。 当特列恩特要求知道共产党人将来是否支持汉口对农民的武装镇压时，他说布哈林用肯定的口气答复。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插言道：「布哈林得出极端的逻辑结论，但事情是不会这样发生的。我们对中国群众有充分的权威使他们接受我们的决定」。 [㈡] 不幸，第八次全会的训令和斯大林的电报于6月1日抵达汉口的时候，国民党的将军们已对群众施行他们自已的「充分权威」。维护土地暴动势必要和国民党左派决裂。但这一决裂却分明被禁止，本来苏维埃就是动员群众去实现土地革命的组织，但人们却禁止组织它们，因为这种办法等于「反对革命的国民党」，反对汉口政府，亦即反对「革命的组织中心」。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公开决议要求作「加深」土地革命的独立行动。斯大林的电报则命令土地革命应加限制，以便保持与将军和政客们的联合。这些指示互相抵消，使中国共产党人陷于无望的混乱中。 陈独秀收到斯大林的电报， [㈢]据他列举该电报的内容有如下数点： [15] 一、「没收土地……不要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军事长官的土地不要侵犯」。 实际上，这只是把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及共产党五次大会在原则上已通过的公式反复背诵一番吧了。汪精卫已极力反对任何土地没收的方式，因为他觉得「第二、第六和第八军的下级军官均出身于两湖豪绅之家」。 [16]在汪的方面，他宁愿和将军站在一起，也不愿意和群众一致前进。据陈独秀后来说：「当时两湖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地主、督军和豪绅不是军官的亲戚或旧朋友。所有地主都直接间接受军官们保护」。 [17]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这些训令把军队改变为「大小地主的互相保险公司」。 [18] 二、「藉党部的权力制止农民的过度热心的行动」。 「我们执行了这种可耻的政策」，陈独秀写道。农民的「过度热心」已被「制止」，但并不是被共产党的权威，而是被国民党的将军们「制止」。 三、「铲除目前的不可靠将军，武装两万共产党员，选拔两湖五万工农份子，创立一支新军队」。 谁去铲除这些将军呢？既然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及其政府之内，这件事又怎样做法呢？陈独秀说，「我猜想我们仍然要可怜地恳求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来撤他们的职」。我们不久可以分晓，人们恰好就是怀着这种思想哩。如果不立即和国民党的将军冲突，这支新军队又如何创立呢？如果没有立心把军队的士兵组织在他们自已的苏维埃里，因此使他们和工农群众发生直接联系，这一点又怎样能够办到呢？ 四、「提拔新的工农分子来代表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旧委员」。 瞿秋白于一年之后才写及这一点，他不敢直接援引斯大林的电文，他只敢从《共产国际》报第71期中引证类似的一段话：「一方面，我们要巩固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设法改变国民党内、国民政府内和军队内的阶级结合，而不致动摇联合战线」。瞿秋白小心翼翼的写道，这「确实是极困难的，因为改变军队内的阶级结合就等于由共产党夺取军队……（这也就等于）某种社会政策（？）必须大胆实施，以解决兵士、农民和广大群众的生活问题。这件事不仅要侵犯资产阶级，而且还要侵犯小资产阶级商人」。 [19] 五、「组织一个革命法庭来审判反动军官，这个法庭要以国民党的有名望的党员来做主席」。 这就是提出来「铲除」反动将军的手段。根据这一点，共产党人赞成委派唐生智来审判许克祥。也许莫斯科现在要汪精卫来审判唐生智吧？这就是罗易得出来的结论。 共产党中央委员们本来已被他们自已的错误积累起来的结果弄胡涂了，他们现在又被这些训令弄得张口结舌和为难起来。陈独秀稍为粗俗的形容他们的感想，他说，这宛似要到尿缸洗个澡的情景一样。他又说，甚至斯大林自已的代表都「认为执行它们是不可能的」。中央委员会去电感谢莫斯科，不过辩明这些指定的目的「不能立即实现」。 [20] 但罗易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布尔什维克，他了解和国民党合作是一件认真事。他赶快把斯大林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请他批准它。据人家引证他当时对汪说的话是这样：「我很相信你一定赞成它的」。 [21]但很难索解，汪却不赞成它，他不愿「铲除不可靠的军官」。他宁愿和他们联合去摧残共产党人和群众运动。罗易狼狈惊慌地发觉，原来国民党左派除了「跟着我们跑」之外还有一条出路。这也就是斯大林忽略了的一点小事情。他的计划要得到汪精卫的赞成。但汪精卫却不赞成。 5月28日，在莫斯科，托洛茨基曾写了一封信给全会：「整个革命不能视慈善的资产阶级及国民党领导是否接受我们的好意劝告为转移。它是不能接受它的。土地革命的完成，不是靠汪精卫的首肯，而是不顾汪精卫和反对他……但要办到这一点，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独立的共产党，这个党不乞怜于那些领袖们，而坚决的领导群众。此外没有别的道路，也不能有别的道路」。 [22] 但托洛茨基的警告却遭人摈弃，第八次全会的一个特别决议案还骂他鼓吹创立苏维埃。 [23]有一个简短的消息宣布「全会赞成武汉政府和国民党改变为工农民主专政」， [24]《真理报》也郑重的宣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最重大的问题，给了唯一正确的答复」。 [25] 在汉口，中国共产党人正用他们自已的办法来承认国民党政府的「伟大的革命作用」，因此，他们反对农民进攻长沙，反而转请政府来「解决」。湖北总工会、省农会和商会联名通电： 「不幸湘省工农兵间发生误会。但此事无碍于我等革命的神圣工作。政府已派遣特别委员会进行调解，数日间当有满意的解决……我等已一致决定执行所有政府通过及宣布之政策及命令。我等将极力巩固工农商的联合战线，以支持本党的农民政策。我等彻底了解挽救目前困难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政府与民众实行合作，……关于湖南事件，我等希望政府解决之，……并保证今后不致发生同样事件」。 [26] 但汪精卫却宣布长沙事变的负责者实际上是农民，因为他们胆敢擅自夺取土地。「鲍罗廷和共产党人提议，（国民党）中央应下令进攻叛军和惩办犯事军官，但汪精卫反对，因为他认为这些军人是在严重挑拨之下起来干的。结果，反而派唐生智赴长沙调查此事并恢复和平」。 [27] 共产党人对这一决定低头。他们向群众散发宣传大纲，劝他们「耐心静候解决」。 [28]共产党「安抚」湖南农民已扑了空，他们现在唯有希望「安抚」唐生智，他们向群众担保他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而且一定会主持公道的。他们现在也只能依恋于这些空虚的希望和虚伪的诺言，因为他们已往的全部政策已使他们脱离了军队中的无土地的农民——下层的士兵。他们要跨过军官和将军们的头，才可以向士兵们申诉，而这一定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控诉院，可惜，它并未存在过。 1927年2月，即在蒋介石举行政变之前，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曾写道：「中国共产党及自觉的中国工人在任何情境中都不要采取瓦解革命军的策略，因为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那个地方有某种程度的强大」。 [29]宣传与组织工作不触及这「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影响」。结果如何呢？再回头听一听瞿秋白吧： [30] 「我们一点也不注意军队。即使兵士和工人有时也有联欢，但这也只是表面的。兵士的具体要求并未提出过。他们并没有受过宣传。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要求并没有联系起来。我们只注意和军长师长联络，或政治部的粉饰工作。这些政治部把军师长的反革命丑脸加以美化。群众厌恶军队往往就是厌恶兵士。兵士群众因此极易受军阀欺骗和被人说动，以为工农和共产党人和军队作对，专在后方破坏输给和滋事」。 [㈣] 等到「革命的」将军们断定他们「革命」的时期已完结时，「国民革命」军（斯大林曾称之为「武装的人民」）便变为反革命的工具。共产党人现在只能抱唐生智的佛脚，绝望之余，希望他不致一脚把他们踢开。当唐生智于6月14日从前线回来，取道赴长沙时，共产党发出一张传单，称「湖南政府是背叛唐生智的，因为唐……表示好意于被压迫农民」。 [31] 共产党企图发动一个运动，促成讨伐许克祥。他们召集几次群众大会，共产党各群众团体也发出宣言，请求政府采取断然的行动，解放湖南的农民。从湖南逃出来的80人驻留中央党部。「虽然湖南代表已在武汉驻留了20余日，……湖南许多县份尚陷于恐怖状态。国民党中央应该讨伐许克祥」。 [32]湖南各团体的代表人数更多，他们亲自竭见唐将军，恳求发动讨许行动。 他答应他们道：「工农永远不受压制，不过工农运动的若干幼稚行动应由中央纠正，……」他高呼「湖南革命民众万岁！」 [33]但屠杀湖南农民的兵士就是他管辖的部下呀。 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曾指定共产党一个任务：使汉口政府坚决转向群众，它遂于6月16日给国民党一信如下： 「执行土地政策的时机就在目前。这是国民党的历史任务。革命的未来全视国民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坚决的步骤而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镇压反革命的手段如下：国民政府应下令宣布长沙的叛逆委员会为反革命并号召全体兵士起来推翻它。这个委员会应加解散，重新成立正当的省政府。立即派讨伐军镇压此次叛变。授权唐生智派军打倒反革命。越轨的地方党部应加解散，……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应继续存在湖南省，不受侵扰。国民政府应下令将所有武装发还工农自卫军。农民应武装起来，保证反动的叛乱不致再度发生。国民党现在应密切体察民意，领导他们一致反对反革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如果不这样做，革命就要陷于危殆了」。 [34] 唐匆匆赴湘，并不是去讨伐而是去「调查」。自然喽，他的报告完全替当地的军事政变辩护。 他于6月26日从长沙打出电报：「我已发现工农运动在他们的领袖的错误指导之下，已不受管束，且造成危及人民（！）的恐怖局面。他们已公然反抗中央政府保护革命军人家属的命令，到处诛求勒索，虐待人民，甚至谋害人民……鉴于此种事态……湖南驻军遂起而自卫……虽然许克祥的行动乃激于正义感，但他已逾越法纪的范围。他应受记过薄惩，但他应该仍留军职」。他末了要求「改组」省政府，并要求有权处分「少数……计划违抗政府的……党员」。 [35]三天之后，政府遵命答复，委唐生智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且把省政府一切重要位置分配给他的部属。 [36] 莫斯科曾「赞成武汉政府及国民党改变为工农民主专政」，但武汉的汪精卫们却不采取这条「不可避免的」道路，甘愿倒伏在唐生智的怀抱中。湖南已无可挽回的落入反动势力之手了。 在唐生智电文公布于汉口的同一日，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大吹法螺安慰人家说： 「反对派的制造恐怖大家关于长沙政变曾诸多鼓噪。他们大谈中国革命的新失败。他们的叫声将无人相信。我党正密切监视中国的事变，……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长沙军官的叛乱，（这次叛乱遭逢工农的坚决抵抗﹝？﹞已被压平了）」。 [37] 湖南事变不久之后，朱培德（他名义上代武汉政府治理江西省）驱逐一切共产党人、工农的领袖、政治代表及党的工作人员出境。共产党人对这次新的进攻又是退却，他们决定不要求撤朱将军的职，因为他们「害怕迫使朱将军离开革命」，而且他们希望保持镇定，使他「守中立」。 [38]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于6月23日尚告诉它的读者说：「贫农群众是革命的武汉政府的可靠基础，武汉政府可以企待农民大众的坚决拥护」。 [39]实际上，群众早已企待「革命的武汉政府」来支持他们了。湖南的矿业总工会主席杜正秋道：「工人们相信国民党的领导，（他们）以为中央是永远不准压迫工人的，他们之拥护党就拿这一点做根据」。 [40]人家教群众企待武汉。但武汉却不企待群众。它反而伸手破坏群众运动。 江西已不经一战的被抢去了。湖南则沉沦于恐怖中。群众运动在一个愈来愈狭小的圈子里，甚至在武汉，都陷于听天由命的境地。6月13日，一位农会办事人的一个忧郁的报告说：「在荆门、宜昌等县里，屠杀尚在继续。甚至离汉阳不过十里，土豪们竟包围和杀戮农民。往常有54县是有农民协会的，但上星期只有23县了。据我们的估计，前天这23县中农民尚操有自已组织者仅有4县，今天一县也没有了」。 [41] 托洛茨基已警告过：群众如不独立组织苏维埃，共产党如不脱离国民党的桎梏，农民叛乱将「归于泡影」。 [42]很少预言是比此更迅速或更悲惨地证实过的。 米夫也是在武汉代表共产国际的，他用如下的话总括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危急日子里所取的态度：「我们不凭我们自已的力量来反对反动势力。如果这样干，我们就会毁坏国民政府的权威并使我们自已与他对抗。我们必须拥护国民政府；我们必须要等它来行动。我们必须把它推上这条路。但我们自已千万不要采取任何手段来对付反动势力」。 [43]米夫是在一年之后写的。他拿「可耻、胆小、出卖」来辱骂这种态度。但是他不也一样可以引证斯大林和第八次全会的文件么？苏维埃（独立行动的唯一道路）被禁止了，不也就是因为它们会「毁坏国民政府」——斯大林的「唯一政权」——「的权威」么？而且苏维埃之被禁止不也就是因为成立苏维埃等于「使我们」与武汉政府「对抗」——又借斯大林的话来说，因为它们是「一个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口号」么？ 这种政策已直截了当的造成破产了。群众运动正「归于泡影」。工农虽然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大刀和来复枪之下，共产党尚正在设法维持「走向群众的坚决方针」，这一方针「主要是藉国民党的帮助来造成」，其目的在「把群众带入国民党中」。但武汉的领袖们却表示轻蔑。汪精卫在军事委员会某次会议里宣称：「共产党人向我们提议和群众走在一起。但群众在什么地方？上海工人或广东和湖南农民的受人夸奖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并没有这种力量。你们瞧吧，蒋介石没有群众也站得很稳。和群众走在一起就等于和军队作对。不，我们最好还是不和群众走在一起，而和军队携手」。 [44] 但汪精卫虽然不和群众走在一起，此事件并不妨碍共产国际和共产党设法和汪精卫走在一道。苏维埃的口号已于1927年春被宣布为过早，因为「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可能性尚未完全消竭」。 [45]人们把这些「可能性」一个又一个探寻，先是蒋介石，现在又寻到汪精卫，但现在仍不是停止「乞怜于领袖」的时候，因为「可能性」尚未完全消竭。还有——冯玉祥。 [㈠]反对派并不是一个完全一致的团体。它是由托洛茨基领导的原来的反对派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所谓列宁格勒反对派共同联合而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初时曾联合斯大林，成立「三头机关」反对托洛茨基，到了1926年才变成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在这两个反对派之间，又托洛茨基与拉狄克之间均存在有重大的不同意见。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主席的资格迟至1926年3月尚在维护共产国际执行委会第六次全会的决议，这个决议就是批准中国的各阶级联盟。在1924年至25年，斯大林已替东方产生了「工农党」的思想，而且把国民党视为这种党的模范例子。拉狄克也拾他的唾余，视广州政府为工农政府。在往后的反对派联合中，这些不同意见便表现出来。季诺维也夫派要求把「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加入反对派政纲。托洛茨基派不顾托洛茨基的反对，竟为着在其它问题上一般竟见的一致起见，投票加以赞成。托洛茨基自1923年以来，便已在俄国党政治局中始终单独投票反对共产党隶属于国民党，他现在仍然继续表现他的见解的要点。斯大林布哈林多数派遂得以拿这些见解和季诺维也夫的见解相对抗，得到若干效果（尤其是在估量对武汉政府的态度及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上。）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他们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辞和论文中，费去许多时间和篇幅去根据反对派的内部异议来窘迫他们。真正的不同意见虽然并非不重要，但反对派整个立场的根本逻辑却直接引出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要求，而这一要求往往被它的政敌公认为反对派的基本要求。在产生苏维埃这个中心问题上，反对派内部没有不同意见。本书所引的俄国反对派主要是指托洛茨基领导的始终如一的左派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于1928年投降了斯大林，但这种行径及后来的其它行径并没有挽救他们于8年后落入特尔米多反动势力毒手的悲运。 反对派内部的不同意见是本应深一步研究的，但此事不在本书范围之内。上述关于中国问题的内幕，托洛茨基1930年给夏克曼的一封信曾约略提及，此信已公布于夏克曼替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集》英译本作的序文中。（参阅该书18至20页。）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发表在他的〈中国革命提纲〉中，该文附印在上述一书的后面。 [1]见《反对派政纲》（1927年巴黎出版）第9—24页，托洛茨基着《俄国之真相》（1928年纽约出版）第二章和第四章；托洛茨基着《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名为《苏联之现状与前途》）——译者，1927年纽约出版第25—32页。 [2]见托洛茨基着《问题集》第61—7页；托洛茨基着《列宁死后之第三国际》第128—34页。 [3]例如，1926年2月3日第六次全会议事的报告充满九期《国际通讯》，足足占了202页。1926年11月第七次全会的报告还要长。挤满该刊16期之多。 [4]1927年5月25日《国际通讯》。 [5]〈特列恩特同志宣言〉见《法国反对派文件》第65页。 [6]〈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局关于执委会全体会议进行的通告〉，见1927年6月8日《国际通讯》。 [7]斯大林：〈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1927年6月30日《共产国际》报。 [8]布哈林：〈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的决议〉，见1927年6月29和7月2日《国际通讯》。 [9]〈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中讨论的中国问题〉，1928年，汉堡——柏林出版。 [10]斯大林《中国革命》。 [11]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第一次演辞〉，见《问题集》第100页。 [12]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第一次演辞〉，见《问题集》102—4页。 [13]〈中国问题决议〉，见1927年6月11和15日《国际通讯》。 [14]阿尔拔．特列恩特：〈1927年5月中国次委员会的分析的报告〉，(CompteRenduAnalytiquedelaPetiteCommissionChinoise，Mai，1927)这个文件是特氏于1935年8月，应著者之请，根据笔记写出来的。他后来在巴黎把它发表，1936年2月8日在纽约的《新战斗报》上重印出来。它的要点包括在〈特列恩特同志的宣言〉（1927年7月22日发），第64页中。 [㈡]特列恩特补充说，他主张训令上面应附加一个条件，命令反对汉口政府应用武力的任何企图。他被斯大林当即答复道：「我们在原则上赞同，但发下训令涉及一些并非摆在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没有用场的。我重说一句，我们对中国群众保有充分的权威，毋须应用武力」。特列恩特在这次全会中只提出温和的保留，但他不久以后便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为了权衡这个证据的价值，我们顺便说一句，特列恩特直到今天仍旧和他当时一样，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顽固反对者。 [㈢]斯大林在1927年8月1日的演辞里曾引证「关于1929年5月」的一个指示，这显然就是6月1日电报的原文或草稿。它列举各点，大体上都是陈独秀举出过的。斯大林只是没有引证关于没收军官土地的限制。据他的说法，该项指示开头是：「没有土地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往下一行是：「过火必须加以遏止，但不是靠军队而是靠农民协会」。斯大林的原文是把头一句话加重号。我们则加重第二句话。参阅斯大林着，《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及殖民地问题》第249页。 [15]陈独秀：〈告党员书〉；又参阅汤良里着《秘史》第280页；斯大林着《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及殖民地问题》第249页。 [16]汤良里：《秘史》第273页。 [17]陈独秀：〈告党员书〉。 [18]托洛茨基：〈1927年8月1日在执监联席全体会议上演辞〉，见《斯大林的造谣学校》第165页。 [19]瞿秋白：《中国革命》第90页。 [20]陈独秀：〈告党员书〉。 [21]汤良里：《秘史》第280页；陈独秀的〈告党员书〉也证实罗易把电文出示汪精卫的事实。 [22]托洛茨基：《问题集》第121—2页。 [23]〈关于托洛茨基与吴约维支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的决议〉，见1927年6月8日《国际通讯》。 [24]〈书记局通告〉，见1927年6月8日《国际通讯》。 [25]见1927年5月31日《真理报》，1927年6月11日《国际通讯》亦有转载。 [26]1927年6月2日《民众论坛》。 [27]汤良里：《秘史》第274页。 [28]瞿秋白着《中国革命》第113页。 [29]1927年2月25日《国际通讯》；托洛茨基：《问题集》第292页。 [30]瞿秋白着《中国革命》第二章。 [㈣]把这段话和托洛茨基5月7日提纲的几段话比较一下，并不是没有教训意义的： 「政治领导不经过兵士苏维埃来包容军队的群众，而以纯粹外表上模仿我们的政治部和党代表为满足，但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党和兵士苏维埃，这些政治部和党代表已变成了资产阶级军阀制度的空洞的掩护物」。 又：「人们至少会想一想，蒋介石的军事政变已使每一个革命家终于觉悟：脱离军队的工会是一件事，联合的工兵苏维埃……又完全是另一件事」。 又：「假如我们不愿任从资产阶级离间革命群众与军队，那么兵士苏维埃必须配入（工农苏维埃的）革命的锁链中」。——托洛茨基着：《中国革命问题集》英译本49、58、78页。 托洛次与瞿秋白的不同就是：前者于1927年5月写出这种话，当时改正行动尚有可能。瞿秋白在事变过后一年多才「招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不同。 [31]〈八七告党员书〉。 [32]1927年6月12日《民众论坛》。 [33]1927年6月21日同上。 [34]1927年6月30日《国际通讯》。 [35]1927年6月29日《民众论坛》。 [36]1927年7月2日同上。 [37]E.Zeitlin〈中国革命之新阶段〉，见1927年6月29日《国际通讯》。 [38]〈八七告党员书〉，米夫着《中国革命》第141页。 [39]夏鼎（译者）：〈中国的农运〉，见1927年6月23日《国际通讯》。 [40]1927年6月30日《民众论坛》。 [41]1927年6月13日《民国日报》。 [42]托洛茨基着：《问题集》第78页。 [43]米夫着《中国革命》第139页。 [44]同上。 [45]菲些耳：《苏维埃之世界政策》第二卷第672页。 上一篇 下一篇
第十三章土地斗争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十三章土地斗争 除了俄国的10月革命，我们这个世纪尚没有替历史产生一种现象，比得上1927年春夏间中国群众的蜂起那样声势浩大，那样惊心动魄。自从长毛太平军兴的时代以来，中国农民除了劳苦和死亡的权利之外，便没有机会希冀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东西。但现在他们在两湖居然开始掌握历史进步的杠杆——进行猛烈的和集体的行动了。他们开始撑直他们的腰，开始从他们的肩膀上解除数世纪的负担。人们把这件事称为中国劳苦群众的初步觉醒：开始知道他们也是一个人，他们也生活着。从这种觉醒中，生出了不愿过牛马、但愿过人的生活的愿望，这一愿望又推使几千百万劳苦群众起来反对每一桩令他们成为几千年文明的驮马的事物。 无知和胆怯的领袖已替农民把压迫者加以道德的区分。有在打倒之列的「劣」绅，但也有称为农民朋友的「正」绅。有些大地主，将来总有一天，农民可以没收他们的财产的；但也有一些小地主，他们将被视为坚固和友善的同盟者。农民在农村中的敌人就是土豪——地方暴君、官吏和地主的雇佣；但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却是朋友和解放者，且不得触犯他们的财产，即使他们和他们的父亲、兄弟也是地主和高利贷者。毕竟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道德正义的外衣那样容易披在有产者身上的了。当革命运动进展，而「革命的」政府表示连它用来酬答农民拥护的最轻微的诺言也无心履行的时候，群众们开始明白：「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并没有配合他们的利益，倒还配合那些要他们作无报偿服务地阶级的利益。农村开始觉醒。这个口号经过一番民众的阐发，很快就变成：「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1] 国民党说「打倒不平等条约！」，但湖南农民所知道的唯一「不平等条约」就是租佃合同，根据这种合同，他们迫得要把他们70%的收获让给地主，预先储存一笔毫无利息的现款来偿付地租，逢节送礼给地主，如逢地主家族有嫁娶丧葬等事，需要人力准备仪礼、通报和服待宾客时，还要无工资尽义务。「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个口号在湖南农民看来就等于废除土地上的奴隶制。假如国民党谈到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农民们就不能不作如是想。 [2] 在国民党的旗帜上仅仅标上二五减租及「限制」利率为每年20%。国民党也含糊地谈及「佃农权利均等」，但从没有清楚说明它的含意。当群众开始行动，而事实证明国民党左派不愿意或不能够把它自己政纲中这些温和的条款加以实现时，群众的觉醒的力量以迅速的、直接的逻辑，驱使农民得出这一口号：「耕者有其田！」农民们以严酷的率直态度，进行把他们自己的口号加以实现，这种态度，在因此而蒙受损失的人们看来，是很可怕的。4月末，在湖南许多县份，又在湖北某些县份里，土地和财产的没收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在华中，土地斗争使1000万农民左右卷入群众组织的轨道之内。数世纪积累的压迫已在地下深深埋着火种。1927年的蜂起只不过拿火把来点着那像人体脉络一样缠绕着整个社会组织的导火线罢了。革命造成一连串的轰然大爆炸，这些爆炸把旧社会炸得一片不留。凡是旧的、腐败的、堕落的和凋残的，都震碎了，被践踏了，而且通通解消于「历史的受激动的狂乱中」了。妇人的小脚已扯开了缠带。少女们剪短了头发，以一种旁若无人的态度涌入农村去唤醒他们的同性，替她们解除那经过几世代腐蚀的锁链。 [㈠]人们公然把孔子，这位特权和屈服的教主从一种恶毒和反动的道德幛幕中拉出来，抬着他的偶像在乡下游行示众并加以焚毁。佛家寺院被占据，并改为学校和会场。外国传教师成群被逐，狼奔豕突，逃避他们称为无政府的某种事物；亦即他们的教旨使他们永远无法了解的事物，迷信被扫除了。「泥神木偶已丧失了他们的威严。人民再也用不着四书五经。他们所急需的是政治报告。他们要知道国家和世界的情形。贴在门上的门神现在已给标语黏掉了。在屋子里，连神主牌也已被标语挤掉了」。 [3] 充满旧社会的坏习惯给洪流扫除了。一位湖南的农民领袖报告道：「自清末以来，政府屡次禁止鸦片。但事实上禁烟局往往就是卖烟局。受罚的只是小烟鬼。贪官污吏就是公开抽烟也从来无人过问……但是这道禁令20年来虽成一纸空文，自农民起来之后，它就成了一道事实上的禁令了。农村的农民协会下令如发觉任何人抽鸦片则加以惩罚和游街示众。自从许多有名士绅带高帽子游街之后，在湖南乡下谁都不敢再抽烟了。农民们打碎乡绅的烟枪，先锋队（都是12岁至15岁的童子）挨户搜查，扑灭赌博。麻雀牌及其它赌具都当场焚毁了。缠足废除了。河堤道路建筑起来；荒地均加耘耕……兴办学校与破除迷信成了农村中的最热烈的工作……农民们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农村。不管你们把湖南农村形容得如何动乱，它们已比之地主统治时候更和平了……」 [4] 农民进行肃清过去的封建势力的工作，进行得惊人的彻底，而且往往并不是没有某种惊人的幽默的。在湖北黄岗，给犯罪绅士带的「高帽子」是三斗三升的容器，地主从前在收获后，收租时期用来分榖的就是这种容器。 [5] 在农村中，农民的裁判是迅速和简单的。如果这种裁判犯过什么错误的话，它就错在宽容方面。被他们下令枪决的人数非常之少，这是万万料想不到的。在大多数场合，他们对地主及其仆从处以重大的罚款或判处徒刑。当地的农民委员会，以主席团的资格出席农民的群众大会，执行裁判。绅士们常常说，「我们不怕什么，只怕民众大会」。往日地方大地主在法律之前享有土皇帝的特权，一切争执和要求大都经过他或当地长官来解决。通常高坐在他的法庭上，照他一己之所好，执行他一己的司法。这一点现在通通改变了。当地农民协会扫除一切积弊，解决一切重大的案子。它们成了一切问题申诉的法庭，连家庭细故也包括在内。 当农民组织解决农村的无数经济问题时，它们表现一种勇气和一种胆量，远超过它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但是，在许多地方，他们毕竟利用从绅士方面没收来的款项及其它手段，进行建立合作社，且实行规定谷物价格的涨落，防止投机。 [6]这些合作社甚至还印发证券，当地农民都非常信任的接受它。债息和地租的问题都以拒绝偿付的简单办法解决了。在农村中，卖淫和妇孺的拍卖都直接由于农民的无法忍受的贫困所致。人类生命的买卖已成了繁殖于人类贫困上的贸易，每年成千成万女人和儿童被卖入娼家或卖入富家为奴。在阳新，县农会代表大会通过把从乡绅没收来的一部分款项，拨出来救济贫民，「如此，他们就毋须为了大家求生活而鬻卖他们的妻子」。但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每一步部分的、初步的努力都迅速促使农民要解决土地本身的基本问题。没有什么饥饿大过于土地的饥饿。农民愈来愈自觉到自己的力量，便愈要满足他的欲望。 在城市里，工会中的工人执行裁判，维持地方秩序。工人纠察队穿着蓝色土布制服，他们携带的武装往往是木棒而不是步枪，他们带着「威严的认真做事的神气」，很快就成了「街道上最惹目的革命特色」了。 [7]在早期，工会的威权是很大的。查伯曼写道：「在湖北许多县城里，我亲眼在德安见到，而且从其它县城的中外同僚方面也听到，县长虽然直接由汉口国民政府委任，且有国民革命军驻扎在县里，但他仍然无法采取任何行动，违背两三个重要工会的愿望」。 [8] 工会兴办学校，保护女工权利，庇护那些逃出来的婢女，组织失业救济，尽可能揭发、追捕和惩罚反革命分子。但是武汉政府颁发、而由共产党支配的总工会加以赞成的限制条例已使他们的活动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了。 [9] 在城市和乡村双方面，群众运动都碰到可怕的障碍。资产阶级的怠工、帝国主义的封锁、武汉政府之坚决拒绝藉革命的手段来对付这个局面，已把武汉的工人迫到经济的死巷中去。他们自己的努力（占领汉阳工厂已明示出来）一开始就受政府制止，这个政府，共产党人告诉他们应该毫无问题服从的。在汉阳，兵工厂人热心地包围着俄国工会的访问代表团。 他们问道：「在你们革命期间内，你们对政府产业中的怠工采取什么态度？你们鼓励它呢，抑或容忍它呢？ 「在你们的革命期间内，全体工人什么时候才开始获取利益？他们于剥削者被推翻时，立即取得利益呢？抑或革命尚未最后胜利之前，他们一定要忍受长期痛苦，作许多牺牲呢？」 史特朗女士报告这些问题时，忘记提起俄国工人的答复如何，她继续写道：「他们已替他们的革命的（！）政府作过许多牺牲。他们放弃他们的八小时工作的要求，在兵工厂里做13至17小时的工，『因为我们的革命政府受了威胁』。他们搁置了童工立法的要求；我亲眼见到武昌的纱厂里，7、8岁的童工工作10小时，据工会的组织部人员告诉我说，『武汉受了封锁；我们千万不要妨害生产，尤其是外人的生产』。他们有理由为武汉而牺牲，因为在别的地方，他们的情况更其严重。在上海、广州和湖南，工人们正被处决。在武汉，他们尚有机会抬起他们的头和说一点子话。他们对这种微薄的特权是感激涕零的」。 [10] 「抬起他们的头和说一点子话！」这就是工人在武汉「革命中心」的特权！那些访问的俄国工人有没有告诉他们的中国同志说，他们确乎曾替他们的革命政府作过牺牲，作过惊人的牺牲——可是这个政府却真正是他们的，是真正革命的，并不是如「革命的武汉」这种虚构？如果这批访问者中有任何人看出分别来，他是否说出来过，殊属疑问，1917年在俄国是革命的，1927年在武汉就是反革命的了。这是应该的。斯大林所说如此。 在农村中，土地叛乱的第一道浪潮已使地主豪绅脚跟摇动。在许多地方，地主们由于害怕丧命或由于希望在土地国有和土地分配（这是他们料想要到来的）中他们可以挽回一部份，因此，他们甚至自动把他们的土地让给农民协会。农民进行没收各村土地及全县土地的初步行动现在最需要一种集中权力来帮助，有了这个集中的权力才能够武装农民，保护和扩大他们的胜利品。当地主及乡村豪绅察觉武汉并没有这种权力存在，并察觉武汉只有优柔寡断动摇和一种畏惧农民的心理（这种畏惧心比他们自己的畏惧心还要大）时，他们的自信心立即恢复，而反动势力的反攻遂带上一种武装的、有组织的性质。 省农会报告道：「现时湖南农民尚不能说是已经打倒了豪绅。我们只能说他们现在正在叛反他们。昧于实情的人说，湖南情形是可怕的，豪绅被杀太多了。但事实正相反……豪绅被杀总共不过10人，但农民被豪绅杀害的数目着实惊人……许多人都知道农民正在湖南举行革命，但很少人知道豪绅的残忍和奸诈的。……各县民团私自拷打农民已成了极普通的事情……私刑拷打自由行使……农民被捕之后，不是干脆被杀，便是被残害肢体——脚上肌肉被脔割，生殖器被割除等。……茶陵的民团用火油活活烧死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到该县做农运工作的。…… 「豪绅及民团的残余份子被农民驱逐之后，他们往往和土匪联合来反对农民协会。省农会接到的报告十之八九是提到土豪和土匪歃血为盟，发誓打倒农民协会，杀绝党委员的…… 「他们又组织反动团体。在湘乡，他们称之为乡镇维持会。在汉阳有白党。在醴陵和浏阳有三爱会。在醴陵尚有打狗团，狗就是指农民。在湖南许多地方尚有财产维持会。这些团体均计划和实行屠杀农民，捣毁农会。……有时这些阴谋也给农民发现，但这些团体却从未解散，…… 「土豪应用的另一种办法就是混入农会……破坏它们。不然他们就组织他们自己的农会。他们在口头上也热心赞成农运……他们在宗族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为的是挑起一县反对他县，一姓反对他姓。 [㈡]他们答应卖平榖诱惑族人入会。他们又欺骗上峰，俾承认他们为特别乡或县农会」。 [11] 从湖南的县城和乡村逃出来的豪绅家族散布谣言像老鼠传播疫病一样。有钱的都逃到上海去。次富的到汉口，小康的就到长沙。他们到处举发关于公妻的老罪状，自从1789年以来，每一次革命运动都发生过这种公妻的责难。 [㈢]这些中国亡命客在兵士里散布谣言称6个月之内，所有他们的老婆和姊妹都要被「共产」了。这种控告最妙的是发自中国的豪绅，这些家伙总是尽他们的财富之能力，讨许多小老婆，而且他们的横征暴敛又迫使农民把他们的老婆子女卖去做奴隶和卖淫。他们又设法利用孝心，大谈50岁以上通通杀戮的故事。 湖北农民组织的报告与湖南的报告非常类似。湖北农运进行得比较慢，故豪绅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反抗，五月间，已有不少农会完全落入他们手中。「在许多乡村里，农会完全没有农民——只有长衫阔袖的绅士在进进出出」。假如农民对他们自己的组织能够保持他们的支配权，豪绅们便集中他们的注意力于当地国民党党部。他们一打入党里面来，就立即成立对抗的农会由他们自己主持，他们在农民与党之间保持一条极清楚的界限。「在蕲水县，甚至还有拒绝农民加入党的事」。 [12]在湖北也在种种不同的名称之下涌现如大刀会、拳头会之类的反动组织出来，它们都由地主接济和领导。豪绅与反叛军阀的勾结迅速形成。 当夏斗寅于5月间叛变时，他的军队「由江陵到监利、新堤、崇阳，到处打开牢监，释放豪绅，这些豪绅便充当向导搜捕农会办事人和执行委员，把他们杀害。他们左右乱杀几乎杀到武昌。在毗连河南的某县里，豪绅与红枪会（一种旧的反动秘密会社）联合屠杀农民。在湖北西部和北部，他们和张联升及于学忠勾结」。 [13] 豪绅的反攻连带施用极残酷之能事的惨刑——包括那种精心设想的酷刑，这种酷刑，只有数世纪来掌有特权的统治阶级才能想得出来。「在阳新，他们把火油倒在农民身上，活活烧死他们。在黄岗，他们用烧红的铁来烙肉和杀人。在罗田，他们把他们的牺牲者捆在树上，一刀一刀的割他们，然后用沙盐揉他们的刀痕，使他们痛绝。他们破开女同志的乳部，用铁丝贯穿他们的身体，让她们裸体游街。在钟祥，每一个同志都被穿过20次」。 [14]叛乱的群众表现的残忍程度还不及他们的报复的主人向他们表演的千分之一。这种野蛮主义（这似只有那些财产保护者才能做得出）迅速撕破他们的「高尚」和「有教养」的外表，这种外表那样老资格，那样优超，又那样为多感的国粹家所爱好。 [15] 两湖的工农实际上除了他们的赤手空拳和他们的斗争意志之外，便没有别的东西来对付这些敌人。只有在一个集中的力量的领导之下，而这一集中力量又大胆的把土地革命的要求写在它的旗帜之上，这个运动才能前进。他们需要地方的政权机关。他们尤其需要武装。所有这些他们都缺乏，而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是无力抵御反动势力的反攻的。共产国际虽然设法把革命的土地领导的外衣赠给武汉政府，但武汉政府却并没有接受它。它甚至还无法作一次有效的行动来实施它的二五减租的政纲。 [16]它所能做的就是把农民每一次自寻出路的努力加以拦阻。 农会的报告反复敦促政府明白的规定它的政策，竖立解决土地问题的标准。政府代言人只是用农民「过火」的谴责来答复这些要求。 [17] 在湖南，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知道国民党减租减息的政纲不能实现，「因为地主反抗」。一位国民党代表告诉他们道：「本省农民有普遍的和激昂的土地要求。他们要分土地。他们说他们服从国民政府，但他们同时又要求政府干点事情。他们要土地！」 [18] 在莫斯科，斯大林正排斥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等于反对武汉的「革命中心」，反对这个「唯一的政权」。托洛茨基反驳道，这个「革命中心」是一个虚构，革命的权力机关现在就应该产生，而且只有经过工农兵苏维埃的中介才能产生和集中化。在两湖城乡中的真正情势如何呢？湖北省农会代表在武汉宣称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立即成立机关，维持政体，现存的政治机关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政权」。 [19] 在湖南，史托拉——勃劳达——杜里欧发现农民正尽全力产生托洛茨基所谈及的那一类地方权力机关，他们又发现斯大林的「唯一政权」实际上并不存在。 「……军阀们虽已被打败和驱逐了……县长、豪绅地主依旧残留。我们到处见到他们……他们对人民尚行使他们的封建独裁权……一个革命而不破除地方政府的旧制度是不可思议的……群众到处都深深感觉和了解这一点，……在湖南，铲除旧制度的进程已较之我们所经过的任何其它省份都走得远。……该省的各县，正在成立特别委员会来管理地方政务，这些委员会均由国民党、工会和农民会代表组成，……旧村长虽仍在各村行使权力，但他们正逐渐被排挤，而代之以民众直接选出的所谓乡民会议。在许多地方，农会就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最高权威。……但在这里提明这一点是适切的：（！）所有这些扫除陈腐制度的工作……尚缺乏系统和计划性。改组地-方政府的明确的行动纲领之阙如，大家都深深感觉到。当然这一点可以解释的，（！）因为革命的中国正忙于反军阀战争反帝斗争的缘故」。 [20] 「民众直接选出的乡民会议」——但这不就是萌芽中的苏维埃吗？难道「托洛茨基主义」的病菌竟神通广大，跨越一万里路并终于到达目的地，偷偷攒入湖南农民的细胞组织中吗？ 共产国际访问者到什么地方，他们总听到这样的呼声：「发给农民以武装！他们没有枪炮或军火。农民必须武装起来！」 史托拉往下来写道：「我们听说无论什么地方如果农民不能获得步枪，他们就用铁锄和犁头组织自卫队，……我们听到许多替农民获得武装和军火的计划。人们又引证农民曾从北军夺获成千步枪的例子，但这些武器总是交给国民政府或军队的」。 [21] 农民要求土地和武装。共产国际却强迫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一种政策，这种政策把这些要求的满足完全寄托于国民党左派领袖及其武汉政府的心情意愿的合作。没有这一合作，「胜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下令道。 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书记写道：「如不解决土地问题，中国革命将不能获致最后的胜利，……国民政府如漠视以最坚决的革命态度来解决土地问题或无法充分支持农民的政治和经济要求，这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但史托拉也没有走得太远，他并没有指出国民政府应把土地给农民。他们疲弱地做出结论道：「某种手段是绝对而且马上需要的……地租的激减……赋税的改良……高利贷利率的禁止……武装农民」。 这原本就是国民党政纲。但「革命中心」连这一温和的改良政纲也不进行实施。这对于革命是「致命的」，但这一「致命的」错误并不在国民党的领袖方面，（他们只不过在保护他们本阶级的利益），而是在共产国际方面，因为它无法给农民一个机会去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据勃劳达——杜里欧——史托拉的见解，武汉政府是太「忙」于反军阀和反帝的斗争了，因此不能替农民做任何事情。实际上，武汉的领袖却忙于、非常忙于农民运动。只不过他们所关心的不是给它以「充分的支持」而是设法抑制它，把它管束在资产阶级财产的范围内罢了。 国民党土地委员会的讨论和结论表现出来的逃避、混乱和缺乏任何有效的政策，实际上就等于对土地叛党乱消极怠工。等到这一叛乱终究爆发了，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便放弃他们的消极态度而采取直接镇压的政策。 当农会（当时除了它便没有任何其它有效力量）开始取得政权的机能时，武汉的领袖便大呼：「过火！」走入来限制它们。地主及其佣仆率领民团的反革命队伍公开洗劫乡村，武汉政府不能够或根本不愿意对付他们， [23]它倒还禁止群众组织去审判这些人民公敌，稍后，它甚至制止他们擅自追捕或施行罚款。 [24]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称：「本党排斥不法地主豪绅，就是因为他们不断藉压迫手段剥夺农民……但本党必须指出：关于此种剥夺和压迫行为应有明白和确凿的证据，方可由法律机关制裁此等地主豪绅。凡乡村及县城中并不反对国民革命的清白富家均由国民政府保护。本党同志应明确指示群众，不要轻率侵犯他人的人身、财产、职业或宗教信仰的自由。凡甘冒不韪，扰乱地方治安者，……就是违反革命的利益，他的行为实等于反革命。各地党部应留心制止此种行动。……」 [25] 湖北省农会的秘书道：「农民乐于把这种裁判的工作交给政府，但在所有这些县份里政府却没有法定的官吏。我们的最大要求就是：武汉政府应赶快成立地方政府，……如果政府肯发给我们枪枝，我们农民将来仍要用我们的生命来保护这一政府的」。 [26] 但政府却不想在农村里成立一个革命的政权。它反而下令将企图成立这一政权的农会加以解散。政府法定每个农会只准有50个武装农军，而且还有一道命令，限定这50个人只可以用他们的武器来抵抗土匪，不能反对地主。湖北于6月间有组织的农民不下三百万，但全湖北省的农民协会只有700枝手枪，而这些手枪还分散在全省哩。 [27] 湖北省农会代表向国民党报告道：「许多县都曾派人到首都来请求购买枪枝。他们已带来充足的款项，他们只是请求帮助去购买它们罢了。这不仅是农村农会的要求，还是农民的普遍要求」。 [28] 但这些代表都空手而返，其它一切请求也得不到回复。国民党的一个正式报告说：「农民……没有枪枝，不断遭受反革命份子的攻击。可惜要想满足乡村送来的关于军事援助的请求，一般的说来是不可能的」。 [29] 湖北省农会秘书说：「例如在黄安县，反动派杀死了21个最重要的农民领袖。农会曾恳求政府派军队来保护他们。但政府说军队正忙于上前线。农会于是要求它有运用自己武器的权利，但这一点政府也禁止，只准它抵抗袭击乡村的公认的土匪，但不准在农村里惹起内部冲突。我们怎么办呢？反动派不认识法律；他们随意杀戮。但我们一定得承认法律，因为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农会。但法律却不能帮助我们，只是禁止我们自助，……我们因为答应农民把他们从恶劣境况中救出，故博得他们的信任，……这件事却没有实现……普通农民只是叫：『牛皮大家！你们没有替我们干出一点事。现在我们不要听你我的空话』。我们想打破封建制度。但封建制度却依存在目前农村的经济结构上。豪绅有的是钱。穷人每年春天都不得不借钱来买种子、肥料，甚至购办他们自己的粮食。现在豪绅拒绝贷款，因为他们仇视农会。三分之二的农民得不到钱买种子。他们开始骂农会。我们答应组织合作社，但就是举办这桩事我们也没有钱，……法律禁止我们于新土地政策树立和法庭决定之前夺取豪绅的土地……」。 史特朗女士补充道「……他告诉我说，为了对付这许多可怕的困难，农会只提出两个简单的要求：立即成立地方政府并有充足的民军来支持它们，以免受土匪和不法的反动派攻击；又立即成立合作社，政府给农民信用放款……」我们的女报告者做出结论道：「这是基本和必需的要求，但在武汉的军事、财政和政治情势之下——这又是乌托邦的梦想！」 [30] 这就是「革命中心」！这并不是存在于斯大林和布哈林想象中的「革命中心」，而是事实上存在于华中的「革命中心」。这就是勃劳达——杜里欧——曼尼经过江西旅行之后「重新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同时这也就是「我们在湖北群众中发现的热情以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工农的态度使我们再度放心……」的地方。 [31]这也就是罗易称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标识」的政府。 [32]在它的支配之下，农民的最基本的要求成了——乌托邦的梦想！ 农民很快就对他们的领袖失掉信仰（「牛皮大家！你们没有替我们干出一点事——现在我们不要听你们的空话！」）——而且对他们的组织也失去信仰。6月25日一位演讲者在一次湖北代表会议中报告道：「农会已逐渐丧失了农民的信任和拥护」，因为「农民们从他们的斗争中所得到的往往不外是磨难或屠杀」。 [33] 夏斗寅于五月间叛变时，他从未想到把青天白日旗扯下来。「因为他仍然竖起国民党旗，没有清楚的表明他的态度，（？）农民便不提防遭受袭击。这次进攻是突然而来的，被捕的事发生，许多人逃走，农民失掉他们的领袖，而组织也就崩溃。因此，他们不帮助作战也不帮助运输」。 [34] 群众们曾领人家的教，把国民党的旗帜视为他们自己的。当反动势力在它的招展之下抬起头来的时候，它发现群众们原来全无准备且很轻易就把他们击倒。这就是整个革命运动所遭遇的情形。国民党的旗帜从来就不是群众的旗帜。它是资产阶级的旗帜，是地主、豪绅和军阀的旗帜。上海政变，甚至不久随之而来的事变都没有使共产党领袖及其共产国际的祖师了解这件事。 在武汉，共产党人已替国民政府的行动负上全部责任。共产党人供职于国民政府及省政府。共产党领袖和国民党领袖共同参加所谓「联席会议」，凡关于政策的一切重大决定都是在这个会议里作出的。共产党中央于5月初通过一个决议，规定党在这种会议中的义务，这个决议道：「共产党员在联席会议中讨论各种主要的问题，提出具体建议，但是这些具体的建议不应根据我们党的最大要求，而应注意到民族革命发展的利益与团结国民党的左派」。 [35]但我们要记着：共产党人在这个「联盟」中并不是起着一个同盟党的独立代表的作用，而只是充当国民党的党员，服从它的政纲和纪律。因此，在首次会议里，有一次汪精卫声明「只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才有权批准和公布联席会议的决议案」，共产党代表只好赞成。汪精卫当然成立一个小心组织的党团来反对共产党人。他「暗地里集合各种党机关的所有纯正国民党员，规定于每次会议之前在他的私寓开一次预备会议，其目的在成立一个联合战线……反对共产党员」。 [36] 但是他简直用不着害怕共产党的反抗。共产党中央甚至命令供职于国民党报馆的共产党人「不当使此等报纸变为共产党的报纸，而照国民党决议的精神去工作」。 [37]处在这种「联盟」的环境之下，从始共产党人就没有出版他们自己的日报，他们后来在武汉也没有出版过，在共产国际训令的决议中，人们也找不出一个地方指正这种连一个革命政党的最基本武器也缺少的错误。没有一张共产党报纸，最后的保证这一点：「与国民党左派」保持「一致」也就等于共产党人完全隶属于国民党和放弃了共产党的「最大要求」。 中国共产党既已如是妥贴的被捆缚起来，斯大林于4月21日的大纲里提到它，犹说：「共产党虽然在革命的国民党队伍内作战，但它现在越发要保持它的独立」。 [38] 托洛茨基反问道：「保持吗？但迄今共产党尚没有过这种独立。它之没有独立正是一切恶果和一切错误的根源……（斯大林）不把昨天的实践一次而又永久地加以结束，（他）反而提议『现在越发』要保持它。但这也就等于说，他们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对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依赖，而小资产阶级政党又不可避免要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一个工具」。 [39] 「团结国民党的左派」保证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继续依赖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盟者。共产党人不是采取独立的路线，公然违反国民党左派的阻遏群众运动的要求，就只好投降这种要求，只要共产国际坚执认为工农的要求只有经过国民党左派之手才能满足，这一独立的道路就塞断了。因此共产党人只好走另一条唯一道路。 「中央没有发展和推动罢工运动，它反而和国民党领袖合作成立强迫仲裁制，并把最后决定权让之于政府，命令工会不要为工人的要求而斗争，而要服从劳工纪律……当工会逮捕一批工厂主和店东时，资产阶级大叫：『过火！』中央设法劝工人，即使工厂主故意怠工关闭工厂，也不要占领工厂，又即使店东故意抬高物价也不要关店」。 [40] 抬高物价就是取消经过许多次胜利的罢工而得来的小小成果。工人们本能地采取更革命的手段。他们占领工厂和商店，且设法自行经营它们。他们的工会采取直接的惩罚行动，反对怠工者和投机家。但政府却突然制止他们。他们听人家说，政府的行动（并不是工人的行动）会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埃耳．勃劳达于4月29日在武汉一个工会会议上演讲说，政府一定要规定物价的。他说：「（政府）无法干这一点，对于革命力量就是祸患」。 [41] 史托拉说：政府无法帮助农民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勃劳达说：政府无法帮助工人就是「祸患」。但政府毕竟两件事情都办不到。 在这个政府里有两位共产党部长，掌握农政和劳工两部之职，用托洛茨基的话说，这就是「人质的古典职位」。共产党人原本是遵奉1926年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命令，加入国民政府的。国民党的三月全体会议指定谭平山为农政部长，苏兆征（广州工会领袖）为劳工部长。4月10日勃劳达写道，「委任共产党人来掌握这两部，表示」革命的「社会变局加深了」。在勃劳达看来，共产党人加入政府表示「向左转」，他觉得这件事的「到来将确实无疑使英美帝国主义惊愕和震骇」。 [42]阿尔棱．兰森（一位资产阶级记者）比勃劳达略为懂得一个共产党员在资产阶级政府内充当劳工部长的意义。「他将来不是工会的工具，而是政府与工人间的一个中间人」。 [43]事实上，共产党人加入武汉政府只不过略略掩盖一下向右的急转罢了，这一转变也只不过使工农群众惊愕和震骇罢了。 共产党人既当了部长，他们便不得不执行国民党的政策。谭平山于5月20日正式就职时，汪精卫说：「农民运动已迅速增长……我们现在正需要一个能够领导和指导农民的人。……谭同志就是这种领袖。他已有非常的准备来解决农民的问题」。 [44]他已有「非常的准备」，因为几千百万农民都把共产党人和俄国的十月革命等量齐观，他们知道在俄国，农民已得到解放了。但谭并未想及十月革命。他于受职时说：「我觉得努力实施政府的农业政策……实施国民党及已故总理的农业政纲是我的唯一义务」。 [45] 在事变老远老远之后，人们谴责道：「农政部长谭平山（共产党员）就职典礼时的演辞，除批评他是可耻之外没有别的话说。他对于土地革命没收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政权，都默默无言，他却说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改良农民状况』反对『过火』的话。谭平山就职后，马上发表对农民的训令，禁止农民反对豪绅的『妄动』，违反则『严罚』」。 [46] 这位共产党农政部长的头几篇宣言，其中有一篇说：「目前在农民解放运动中有一种危机。（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一个混战纷乱，行动过早，使主要问题蒙混不清的时期。此种情形多少归咎于农民方面的过份要求。虽然过份要求应归因于农民的长期受压迫，且亦是此种压迫之天然结果……但把他们加以抑制和管束仍属必要……政府因此宣布它的政策：凡农民之一切不负责任的行为及非法举动，为顾全大多数（？）农民之利益及农民运动的大局起见，应于萌芽时加以铲除……农村中一切同情革命运动的份子应集合和组织在它的旗帜之下，且为了这个目的，和平应该弥漫于农村。它不应被农民的过分要求消灭。至于地方的横暴地主豪绅，应交由政府处置。农民如擅自逮捕或处决，当依法惩办……」。 [47] 共产党员苏兆征在劳工部里也唱着同样的调子。他就职数天之后颁发一道通告，写道：「在新解放的工农方面，有许多幼稚行动的证据。这件事引起革命联合的严重嫌隙」。 [48] 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舆论就这样经过「革命的」国民党地「革命的」政府的传声筒传达出来——又由共产党加以发挥和散布到群众中去！ 「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它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没有公布一个减轻工农痛苦状况的法律，没有一个改变城市乡村中剥削的法律……有些并没有准备向政府提出，这些部长的共产党员的工作……实际上则成了最腐烂的资产阶级官僚统治，只是在群众面前消去共产党的面貌；我们没有一个革命的建议。对于武汉政府包庇反革命之种种错误，也没有一点批评……」 [49] 人们经过群众组织努力劝勉工农，称他们的得救就在于和压迫他们的人联合。向忠发（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后来又成了共产党总书记） [㈣]忙于组织工会与商人资本家的联席会议，拼命执行汪精卫的训令：「小资本家应与工人联合」。 [50]湖北总工会奉劳工部之命，把它已获得的警察的权力放弃了。 [51] 全国农民协会总书记，（不是全国农协会总书记，而是它的秘书——译者）任曙埋怨「湖北的农民运动发展得太快了」，且声明农会已决意「缓和」农民的蜂起，为的是保护「革命军官」的土地。 [52]湖北省农会唯唯照办。「因为遵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训令」，它命令各级分会「制止农民运动中的幼稚行动……」它敦劝道：「……应努力巩固战线，设法使无产农民、小地主、商人和工厂家密切合作……严禁没收革命军人财产或并非土豪劣绅的财产」。 [5]3据他人记载说，汪精卫曾向鲍罗廷埋怨农民不注意这些训令，而且他们只要力量办得到便夺取土地。鲍罗廷声明他不替这个运动负责。……汪于是问鲍罗廷，他提出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件事。鲍罗廷只能答复道：「唯一的办法就是限制这个运动」。 [54] 「团结国民党的左派」是由上面规定的。为了维持这种团结，共产党必须放弃它的阶级任务和历史使命。阶级斗争的压迫驱使武汉的政客倒入资产阶级和豪绅的怀抱中，（武汉政府已成了他们工具）——而共产国际的直接训令又使共产党人受国民党及武汉政府的束缚。共产党领袖在国民党领袖的畏惧和踌躇的影响之下，无法提出一个革命行动的纲领来解决土地问题。 [55] 共产党中央于5月15日抱怨道：「贫农的幼稚行为使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 [56]鲍罗廷、罗易和共产党领袖在这些危急的日子里忙于——「使小资产阶级和我们站在一起」。所谓「小资产阶级」他们并非指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店主和下层农民的广大群众，这些群众是能够而且一定要麕集于一枝真正无产阶级的旗帜之下的。他们指的是小地主、「革命的」军官和国民党左派的政客。他们让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陷于无领导的状态。城乡的反动势力因之实际上增强了，他们很快就重新获回他们的霸权了。 当武汉的领袖和共产党人为农民的「过火」痛哭流涕和哀求「恢复秩序」之时，军阀的队伍不久就按照他们自己的办法出来恢复「秩序」了。「革命军」实行用武力来完成武汉的政客所求的，而又不能靠说服来达成的事情。 5月21日天黑后数点钟，在湖南省会长沙，步枪和机关枪的炮火冲破了黑暗。1点钟，许克祥（当地防守司令，又是唐生智的部属）向他的部队（第35军第33师）下令臂缠白布。他把他们开到湖南省总工会会所。4个纠察队，2个女人和另外1个男人被枪杀在门外，兵士们遂拥入屋内。捣乱队伍迅速顺序袭击省党部、党校和所有工农学生团体占据的房屋。机关均遭破坏，所有在里面做事的人都立即被枪杀或被捕。枪击几乎继续至黎明才停止。 第二朝，全市贴满「打倒过激分子！」「拥护蒋介石！」的标语。许克祥宣称他是「被迫」而行动的，因为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计划解除他的队伍的武装，其实自从不过6星期之前发生的上海事变以后，此种解释已不是新发明的了。许又宣称湖南省党部和省政府将加「改组」并成立一个委员会，（这是由军队指定的）来办理此事。 长沙马夜事变的消息迟迟出现于武汉报上。直到4个星期之后， [57]当一个代表团从湖南抵汉，向政府请求保护并惩办那些使全省陷于恐怖状态的匪军时，此次事变的详情才在报上刊布出来。整整一个月过去了，这个月在武汉充满胆怯不决和叛变出卖。 马夜的袭击，证明只不过是中国1927年失败史上的最血腥的一章正在开始罢了。朝朝暮暮，被捕的工人、农民和学生被押到长沙西门外的空场成批枪毙。兵士们拿妇女牺牲者来寻开心，让子弹穿过她们的阴户向上射入体内。 [58]男人们则遭受无名的酷刑。许多未遭斩决的，都受了脔割之刑。经过了头一道屠杀浪潮之后，长沙便定例每天至少牵10个人，往往多至30人出去处决。恐怖一度发轫于省会，便立即扩布开去，索取惊人的血债。几天功夫，衡阳便有百余人被杀。5月24日在常德，当地农会的600个积极会员被机关枪射死。当军队在浏阳起事时，农民们都往长沙逃走。但在长沙，许克祥却用机关枪来迎接他们，结果130男女死掉和奄奄待毙于城门外。在往后几个月间，不下两万农夫农妇及农村工人受牺牲。反动势力被革命杀死几十人，它便要成千成万生命来赔偿。 5月21日之翌日，当地群众领袖计划动员溃散的自卫军来举行反攻。他们命令武装队伍在长沙郊外的山上集合。农民军和工人纠察队携带枪枝潜赴指定的地点。数天功夫，一枝几千人的军队，痛于妻子、姊妹和父母兄弟的丧亡，准备进攻长沙，在长沙城内许克祥驻有1700人。农民们打算击败长沙驻军，克服该市，在全省规模上组织他们的武力。他们特别期望的就是武汉方面迅速援救。 当武汉的共产党中央下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静候国民政府来进行解决该项问题」，时，他们已出动了。 [59]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农民协会，于5月27日联合通电：「省农会及省工会转湘潭、湘乡分会钧鉴：中央政府已委定五人委员会于今晨离此前往解决长沙事件。请通知全省所有农工同志，耐心静候政府大员，以免增加纠纷」。 [60]驻湖南的共产党中央代表命令一切农军撤退。这些命令通通传达到，只有浏阳县两支战斗队伍事前不知，他们照约定的时间开抵城门，结果当场被许克祥的机关枪扫除。这种延缓使何键能够从岳州派出两团人来增援长沙的防军，何键已受了蒋介石的分封，他是应当取得该省的。数天功夫，反攻和动员全省的机会错失了。反动势力握住了湖南的牛耳，它再也不会失堕的了。 [61] 武汉派出的「五人委员会」由谭平山率领。瞿秋白追记鲍罗廷也曾偕同这批人 [62]于5月26日离汉「去执行恢复秩序的工作」。但他们只到了湖南边境。他们在岳州被何键的军队逐回。恢复「秩序」的工作已由反革命的更能干的工具来进行了。 [63] 「改组过」的省政府下令立即恢复联保制，（全家和全村替个人的犯罪负责），并下令凡是反共及反对群众组织的积极领袖者，均加保护。在「改组」党部及其它机关的过程中，所有从前的领袖一捕到就当场不客气的枪决了。所有从地主或庙堂夺来的土地均下令归还原主。召集全省代表会的计划打消了，已在长沙等候6月1日第一次会的百余代表成批的被枪决。学校被封闭。女学生遭受可怕的凌辱。已封闭的反动报纸又重新出版。那些逃避农民怒潮的豪绅亡命客又成群结队的回来，挤满新改组的党政机关。他们带着钱回来，他们就拿这些钱来填满许克祥和何键的私囊。 [64] [1]瞿秋白着《中国革命》第53页。 [2]〈湖南省农会代表报告〉，见1927年6月12日武汉《民国日报》。（以后简称为〈湖南代表报告〉。） [㈠]一位老太婆在田里向一位女宣传员说：「我活到80岁了，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短头发、大脚板、着制服的女人」。这个女孩子坐在湖北南部嘉鱼县的早地上，写信给汉口一位友人，告诉她如何向一群农民讲缠足之害。一个小康中年妇人拖着三寸金莲，拐到她的面前说：「你的脚这样大，你的男人有时不会穿错你的鞋子了吗？」旁面围立着的士兵和农民哄然大笑起来。这位女军官羞得面红耳赤，但后来她自己也笑起来了。——摘自1927年6月22日《民众论坛》之〈战地来信〉。 [3]蔡玉真(TsaiYi-tsen)〈湖北省农会代表报告〉，见1927年5月20—21日《民国日报》。（以后简称为〈湖北代表报告〉） [4]〈湖南代表报告〉。 [5]〈湖北代表报告〉。 [6]参阅史特朗着《中国劳苦民众》的「民众粮食」一节。 [7]察甫曼：《中国革命》第91页。 [8]前揭书第91页。 [9]关于革命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在妇女解放和破除迷信方面，请阅史特朗着《中国的劳苦民众》和察甫曼的《中国革命》。 [10]史特朗：《中国民众》第41—2页。 [㈡]在许多县里，大多数居民同属一姓，而且关系无论亲疏，却同属一家。 [11]〈湖南代表报告〉；又参阅1927年7月2日《民众论坛》上载之〈湖北省农会决议案〉。 [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我们的资产阶级以为共产党人鼓吹正式公妻，他们关于此事的道德义愤，其荒谬是无可比拟的。共产党人用不着提倡公妻制；它已一贯存在着……目前生产制度废除，由此种生产制度而生的公妻形式也就消灭……正式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灭」。 [12]〈湖北代表报告〉。 [13]蔡玉真：〈湖北农运之困难与最近的策略〉，见1927年6月12—13日《民国日报》。 [14]同上。 [15]湖北省农会估计2至6月间，在湖北省起码有4700个农民（包括500妇女）被杀。它缕举处决的手段如下：「斩首、活埋、枪毙、绞杀、烧死、……碎尸」。——1927年7月7日《民众论坛》。 [16]〈湖北国民党工作报告〉，见1927年6月24—25日的《民众论坛》；参阅〈董必武对湖北党大会的演辞〉（1927年7月1日《民众论坛》。） [17]参阅〈湖北国民党代表大会报告〉，见6月26日以后的《民众论坛》。 [18]史托拉着〈国际工人代表在湖南〉，见1927年5月8日汉口《中国通讯》。 [19]〈湖北代表报告〉。 [20]史托拉：《国际工人代表在湖南》。 [21]同上。 [23]「压制反革命派的手段并没有十分迅速和小心的执行。想使政府开始立即审判被捕的腐败乡绅土豪等反革命派亦不可能」。——〈湖北国民党工作报告〉。 [24]1927年5月12和7月8日《民众论坛》。 [25]〈中执会宣言〉（1927年5月20日），见1927年5月22日《民众论坛》。 [26]史特朗：《中国民众》第166页。 [27]〈湖北省代表大会（6月25日武昌）报告〉，见1927年7月12日《民众论坛》。 [28]〈湖北代表报告〉。 [29]〈湖北国民党工作报告〉。 [30]史特朗：《中国民众》第166—9页。 [31]史托拉：〈国民代表团在湖南〉，见1927年7月21日《国际通讯》。 [32]罗易：〈中国之革命与反革命〉，见1927年7月21日《国际通讯》。 [33]〈湖北省代表大会报告〉；见注27。 [34]蔡玉真：〈困难与最近策略〉。 [35]〈八七告党员书〉。 [36]汤良里：《秘史》第276页。 [37]〈八七告党员书〉。 [38]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 [39]托洛茨基：《问题集》第43页。 [40]〈八七告党员书〉。 [41]〈勃劳达在工会领袖会议上谈话〉，见1927年5月8日《中国通讯》。 [42]勃劳达：〈中国革命向左转〉，见1927年7月伦敦《劳工月刊》。 [43]兰辛：《中国之谜》第92页。 [44]1927年5月21日《民众论坛》。 [45]同上。 [46]〈八七告党员书〉。 [47]〈谭平山宣言〉，见1927年5月29日《民众论坛》。 [48]1927年6月12日《民众论坛》。 [49]〈八七告党员书〉。 [㈣]他于1931年6月在沪被捕，并由蒋介石下令枪毙。 [50]1927年5月25、29日《民众论坛》。 [51]1927年6月2、9日同报。 [52]1927年6月11日同报。 [53]1927年6月9日同报。 [54]汤良里：《秘史》第270—3页。 [55]〈八七告党员书〉。 [56]同上。 [57]参阅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8、19、20、21、22日各份；又参阅1927年6月4日《民众论坛》。 [58]1927年6月18日《民国日报》。 [59]〈八七告党员书〉。 [60]1927年5月28日《民众论坛》。 [61]参阅〈八七告党员书〉；瞿秋白着《中国革命》第112页；Chitarav在联共第15次大会演辞（托洛茨基着《问题集》第289—90页有引证）；米夫着《中国革命》第139—40页。 [62]瞿秋白：《中国革命》第112—135页，又参阅1927年5月27日《民众论坛》。 [63]据阿尔拔．特列恩特说：：「谭平山……在6月初赞成指挥武装讨伐土地革命」。——（特列恩特同志宣言〉第63页）〈麦克思．夏克曼着《十年来反对派的历史和原则》（1933年纽约出版）第50页也根据特列恩特，说出这种话。当著者问及这一点时，特列恩特坚称他的报告者就是布哈林本人。但这种说法显然是讹误的。 [64]1927年6月18—19日《民国日报》。 上一篇 下一篇
第十二章「革命中心」的活动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十二章「革命中心」的活动 共产国际宣称蒋介石的政变完全与它自己的预言吻合。它走得更远。它宣称上海工人的遭受屠杀「本来就是不能防止的」。 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却不能十分习于这样的圆滑腔调。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在一篇咒骂蒋介石的宣言中说：「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这种阴谋。现在事已太迟，追悔莫及。对此，我们谨致忠诚的歉意」。 [1] 它又说：「因为误选了一个军事长官而造成这样的困难，深为遗憾。党内同志素来宽大为怀，已屡次为了救党而忽视许多非法行为，虽然此事亦非出于本愿」。 [2] 事实上，共产国际也已经眼看蒋的发展，而陷于无能为力、一筹莫展和默不作声，在绝望中犹冀他不扼住它的咽喉。但是，现在他已违反他们的最好的劝告，果然把事情做出来了。现在，也有现在，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才来公开叙述蒋从北伐伊始便已实施的恐怖。他们现在把罪状如实列举出来，但全世界共产党报纸却曾经热烈地替将辩驳这些罪状，把他视为帝国主义造谣中伤的牺牲者。埃耳．勃劳达仅仅三星期之前还热心地描写江西军队与群众之间的牧歌的关系，现在却列举人名、日期、地点，叙述蒋早在2月便已开始在全省进行残酷的恐怖。 [3] 共产国际的汉口代表团宣称：「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已达极点，卒致建立南京的对敌的『国民政府』。他这种行为较之他从前的无数暴行更难饶恕，这些暴行即指3月20日的政变，对国民党革命派的屡次进攻，对江西和浙江工农运动的镇压，以及最后对上海工人的屠杀。我们非常焦虑，监视蒋介石及其代理人的一切这些暴行，但我们尚希望他不敢遽尔成为民族运动之公开叛卖者。在这个国民革命的严重时期内，联合战线之维持既如是切要，凡是参加反帝斗争者，其一切罪恶均可暂时宽贷。但……蒋介石的罪恶并没有止于屠杀江西和上海工人。这些罪恶竟造成反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叛乱」。 [4] 共产国际的代表与国民党左派的领袖无异，准备把那些镇压群众运动和残杀工农之类的不足重视的背叛，加以「宽贷」。假如蒋愿意保持「统一」的外表，他就得到他所要求的每一拥护、每一让步。这一点，共产国际代表团于4月13日的通电中已清楚指出，这个电报我们也已引用过，现在他们又把这一点引证出来，以证明他们谋和解的决心。蒋在南京另行召集会议的消息传到汉口，分明正是代表团将要定期离汉造访这位总司令的时候。 「我们当即打电让他停召此会，并履行他与汪精卫同志在沪成立的协议，将一切争执问题交付中央全体会议解决，这个会议他将来也参加。在同一电报里，我们通知他，假如他采纳我们的献议，我们就谒见他，和他讨论保持革命势力统一的方法和手段，以便抵抗帝国主义的进攻。他并没有答复我们的电报，直头进行他的分裂党的计划」。 [5] 蒋介石似乎竟敢遽尔「成为一个公然的叛卖者」。这就是他的「最难饶恕」的罪恶，因为共产国际的全部战略就全视这件事为转移。他们曾简单的希望他不会干这样的事。他们想错了。事实证明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者的「希望」更有根据。上海工人替这次判断的「错误」，偿付了他们的头颅。 汪精卫在革命政治方面也是属于哥埃（Coné）派的。他现在必须说明在4月，当他和蒋介石在沪会晤时所发生的事情。他于四．一二之后说：「我尚希望他觉悟，我尚希望他与反动势力割断关系……我答应他向中央提议召集会议，解决一切重要争执……当我来到此间，我于绝望中尚冀他万一幡然悔改。我在我的报告内没有攻击到蒋……」 [6] 那么，汪现在在武汉也怀着侥幸之想。他离沪时分明以为他已说服蒋放弃激烈行动，静候「和平的、合法的」消除他的不平。四．一二事变证明蒋只不过利用汪来遮掩他的政变的准备工作罢了，盖他已知道形式取巧的时候已告终了。汪抵汉不过两日，先是惊惶失措，终于老羞成怒。他也想压抑群众运动。只不过，他想「合法地」来做罢了。现已有人替他把事情做过了。 在汪精卫（「革命中心」）与蒋介石（「反革命中心」）之间，没有什么不可和解的冲突，没有像约瑟夫．斯大林现在那样乐于相信的冲突。汪在上海时，蒋要求更进一步压制共产党人（亦即群众运动）及承认蒋的事实上的独裁，他早已非常乐于俯从了。但汪精卫自以为是孙中山的继承人和继任者，是国民革命的主要领袖。他的鼻孔嗅到的，再没有比官府大权那样香甜了。蒋在南京成立一个敌对政府，这种举动致命地冒犯了这些抱负。汪发觉资产阶级喜欢蒋的服务和蒋的方法而不喜欢他的，顿然狼狈起来。他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推进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甚至反资产阶级斗争的志愿，即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好心善意赋给他的志愿。汪现在所关怀的，瞿秋白后来也承认，就是如何觅得门径「与蒋互争东南（江浙）资产阶级的同情」。 [7]汪，这位小资产阶级急进派领袖，这位共产国际十分信仰的领袖希望向资产阶级证明：蒋在「压迫」他们，而他，老汪，则要从群众运动和军阀的诛求中拯救他们。为了办到这一点，破坏蒋的信用是急不容缓的，如果他能够办到的话。武汉政府颁布4月17日的命令，痛责蒋及其同僚，列举他们的罪状，开除他们出党，又把他们一切政府职位革除，这也正是为着这个目的。 [8] 但是武汉虽然愿意这样做法，它却反对对蒋宣战来声援它的命令（这也是实施该项命令的唯一可能的手段），因此默认它与南京之间，实际上有密切关系。蒋介石在他的政变之翌日，确乎是特别易于攻倒的。他的队伍军心涣散，他的军事地位朝不保夕。但是人们一问到武汉领袖们是否要平服叛变，他们就温和的表示他们将把这件工作让给蒋氏地盘内的工农去干。国民党领袖谭延闿保证道：工农不久就会起来反对蒋及其同僚，「因此，国民政府并不认为他们的叛变十分严重，因为他们必然失败」。 [9]鲍罗廷也义不容辞的响应着这种虔诚的希望。一位日本记者问他，南京军阀是否要藉武力加以压服。他答复道：「这件事殆无必要，南京正陷于崩解的过程。让他们一点子时间去为所欲为，他们将从内部完结」。 [10]蒋那样相信他的武汉政府内的外表上的敌人，他简直不想即刻用军事手段来进攻他们。谁将「从内部」完结，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菲法耳发扬鲍罗廷对于蒋氏政变翌日所形成的关系的事后分析，写道：「虽然存有敌忾和个人的利害冲突，又虽然实际上已破裂，（武汉）与蒋介石的某些关系尚保持着……使武汉和南京分裂的事情很多，但某件事（！）使他们接近起来」。 [11]武汉晓得：为了重新博得资产阶级的信任，如果和蒋作战是得不到好处的。它首先就必须自行摆脱群众运动与共产党人。汪精卫、唐生智辈计算，如果他们能够首先从奉军手中夺得河南省，那么，又借用菲些耳——鲍罗廷的话来说，「他们就能够和蒋介石谈判了」。 [12]他们心目中所希望的就是军事一帆风顺，克服北京。这件事将一定在本国资产阶级的估价上，提高他们的信用而压低蒋的信用。假如他们能够办得到这一点（我们不久知道，他们的计划成败完全系于冯玉祥的军事活动），他们就成了本国的毫无问题的统治者，蒋就一定要附他们的骥尾。这就是「革命的」国民党的「革命的」领袖的真正打算。而且，他们完全迎合唐生智的私人的拿破仑雄心，并不是偶然的。这位湖南将军现在天天表明他的革命忠心，梦想有一天他也会完全操纵一个强有力的运动，足以为他自己的利益而实行叛卖。因此，武汉政府开除蒋介石，立即下令进兵河南，军队也立即开动。但北京不能一天攻下，在这个中间，武汉的领袖还必须把蒋介石政变替他们产生出来的无数困难加以克服，尤其困难的，就是他们必须与群众运动相周旋。 上海事变已使全国反动势力，勇气大增。这个事变正发生于群众运动已在中部各省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在两湖，农民开始按照他们自己的粗鄙办法，把说话翻成行动。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利益斗争。武汉的领袖们设法站在互相严阵以待，将要决战的势力之间。当问题正在城乡中解决的时候，武汉的小资产阶级急进派尚安然妄想：他们藉他们的委员会，他们的漂亮堂皇的命令和布告来决定本国的命运。事实上，这些软弱的政客无法控制的事变正迅速地使他们的言行的裂罅合口了。汪精卫一派人不同蒋介石一派人。他们处在这些靠拢的铁夹板之间，他们不会大胆行动，只会不安蠕动，抑郁颓丧，动摇姑息——一直等到较他们更积极的阶级代理人从他们手中夺去统治权才罢休。 虽然他们宣言反抗右派，但阶级斗争的火热已烧灼了他们的「左倾主义」的薄翼了。很久以前，他们就再也不能飞翔了。但他们到最后一振翼，尚设法证明他们在某一件事上，即在保护资产阶级财产上，也能够表示执着。武汉将设法向帝国主义者、工厂主和店东、地主和豪绅证明不仅仅是蒋一个站在他们方面讲话。 就帝国主义列强而论，上海事变已使一切事物面目全非。他们清楚的懂得力量对比的变动已于他们有利。他们从前对群众运动的进展，着着让步。他们小心翼翼地探寻他们能够和中国资产阶级谈判之点。炮轰南京促进了这种买卖。4月12日，这种交易就定夺了。现在他们的口气强硬了。外国武装力量输送到要港的愈来愈多。4月21日，驻中国内河的最大英舰，9750吨巡舰「复仇号」加入那占汉口江岸达一里半的35艘外舰的数组之内。再过一个星期，从上海驶来的补充军舰使总额增至42艘，这些军舰都是从英、日、美、法、意的海军方面派来的。 在东京，新近就任的田中首相「明白表示在中国事件中的退让时期完结了」。 [13]东京的记者报告道：「蒋介石反赤的胜利一声，使中国局面顿然改变，这正是日本观察者所希望的」。 [14]在伦敦，人们欣然宣告「关于中国的外交局面……已遭逢变化……局面已完全改变，（武汉政府）不复得势，也许只须几个星期就已完全从画图中消失」。 [15]在美国，中国消息在纽约大报的首页中消失，这一点反映官场脉搏的突然舒畅。 [16] 本来一月间汉口工人夺取英租界所造成的外交胜利已养成了对列强的冷漠敌视态度，现在武汉的领袖们突然恢复卑躬恳求的姿态。汉口墙上的反帝标语撕掉了。工人、农民、军队占据的，用作群众组织的办事处的外国教堂都归还原主。一位欢天喜地的汉口侨民写道：「外交部机关本来一味讲礼义和寄同情的，现在在与外人的轇轕中成了有力的，甚至决定的因素了」。 [17]4月25日，《纽约泰晤士报》的记者发电道：「到处的谈资就是最近2、3日间已发生了的变化」。 [18] 政府颁发新布告，湖北总工会也「等因奉此」，限制工人纠察的权力，并禁止任何足以激怒外人或侵害外人产业的行动。对付不服从此项命令的工人的惩罚细则也规定了。 [19]外长陈友仁以个人名义，缮就一封公函递交美国总领事及商业代表团，（他于4月23日接见他们）。他在这封公函里把上述的命令都引证出来了。「该部长略叙各项手段正在施行，俾恢复原状以利外人商业之进行，他又郑重声明，劳工界已决意遵守革命纪律，俾政府该项手段得以实施」。 [20] 长沙工人因为美国海军在炮击南京中的作用，曾举行一个总罢工，抵制美国企业，政府遂严厉叱责工人。工人奉令撤出他们所占据的外人青年会，并奉令停止湖南省会美国煤炭及煤油公司的罢工，其理由就是：「任何自由不羁的行动，不管其本身好或坏（！），一定严重防害本党的统一政策，并同时使反帝运动受沉重的打击……任何不当行动……现在必须矫正，必须防止今后重新发生」。 [21] 当武汉报纸开始详细解释「迁就」政府外交政策之必须时， [22]武汉的领袖妄想应用中国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美国的政策在外表上似乎矛盾的摇摆，曾在国民党人心中唤起希望，但南京的事变已使这些希望消失了，美国的大炮在南京轰击得比谁都响亮。但日本的大炮却寂然无闻，一位日本尉官甚至还因为耻于本国政府的宽纵而自甘切腹。武汉的反帝派便卑鄙地特别转向日本呼吁。 国民党中央的正式机关报写道：「中国革命方摇动英帝国主义的根基，它大有助于友好的日本稳定其世界强国的地位，且使他获得其商业与繁荣空前发展的一切可能……」。他们又继续往下写道：英美帝国主义者方到处设法封锁日本的扩展。「日本政治家最贤良的对策就是与中国民族共同反对它的敌人，证明日本并非赞助军阀或帝国主义的干涉政策……日本与中国应联合反对英帝国主义」。 [23] 过了几个星期，日本按照它自己的办法来答复武汉的献媚企图。日本军队突然冲入山东，占领济南及胶济铁路。 英国方面表示非常满意。5月9日外交大臣张伯伦在下议院发表正式言论，表示列强对蒋介石政变及往后事变的欢乐。陈友仁答复列强关于南京「暴行」的抗议书的公文遭了拒绝，因为「趣旨和细节均不满意」。张伯伦说：当列强的备忘录递交中国之时。「中国扬子江南岸分明统一在国民政府之下，这个政府的所在地就是……汉口……从陈先生覆文的日期起，往后不过四天功夫，中国南方的统一政府已不复存在……不到两个月之前，外表上看来好像南方党及国民革命军将从华南长驱华北。但南京已阻止了这一胜利的事业，如它没有把它完全破坏掉的话」。他又喜气洋洋说，共产党人「已遭受国民党人亲自惩罚，其严峻和效力非任何列强所能办到的。在上海、广州及其它城市，极端派的组织已遭破坏，其领袖亦遭处决。武汉国民政府已丧失它的统治地位，而且现在已名存实亡」。 [24] 上海的英侨本来要求迅速和直接的恐怖军事报复的，张伯伦现在向这些怀着受辱地惊怪的侨民说明英帝国主义暂时还是安心让蒋介石充作它的代表去干。一星期之后，英国驻汉口的外交代表撤退。 [㈠] 同一星期，在伦敦发生阿尔哥斯侵击事件，两星期之后，（5月26日）英国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莫斯科曾希望蒋介石在解放斗争中领导中国群众，而且曾希望这一斗争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反苏领袖——英国置之死地的。蒋介石的政变证明所有这些希望都破产了。并不是英国，而是中国的群众运动遭受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又是苏联的国际地位被弄得严重地恶化起来。伦敦懂得武汉做不出严重的威胁，懂得它「名存实亡」，因此便照它自己的利益干去。但共产国际可不能同日而语，它尚一味把空架子看成实在。 长江的外舰过去拿来反对群众运动，看起来只不过一点小小的威胁而已，而且其目的也无非在监护外人的匆促的惊惶的退走，但现在它们却成了充满威胁的可怖的鱼龙了：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深深感觉这一长长的灰色数组的新压迫。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易也有同样感觉。他写道：「不仅仅上海，就是长江全线也聚满战舰了。长江流域，这条中国贸易的大脉管处在帝国主义大炮的直接控制之下。这简直是一种大规模的『拦劫』。帝国主义强盗现在向革命的中国大呼『举起手来』！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汉口』实际上是一个被围困的城。巡洋舰、驱逐舰和炮舰的可怕的数组藐然侵害中国人民独立治理本国的权利。英美法的水兵挤满国民革命首都的街道。国民政府在这种凌辱之下，痛心疾首，因为些须细故，这个强盗就要使它灭亡……」。 [25] 武汉确乎已丧失它的「统治地位」。英帝国主义本来于一月间对武汉态度是必恭必敬的，但后来多谢蒋的政变和国民党左派的懦弱，它五月间又轻蔑地耸着肩离开了。过去在国民革命首都内所有的「青春的乐观、非凡的自信和勇敢的进取心」 [26]通通丧失了。只有胆怯的不确信残存着。 陈友仁吹牛说：「不到三个月，我们就通过河南直取北京，到了北京，我就代表国民革命的中国和国民党讲一种张伯伦不能漠视的话……冯玉祥和唐生智统率的革命军连同阎锡山统率的军队现在正包围张作霖的匪军……」 [27]但冯弃绝他。唐弃绝他。阎也弃绝他。而陈友仁也永远不复有机会受张伯伦漠视。 [㈡] 在厂店的劳动雇主看来，南京政府的成立已预示了一个政治工具的出现，这个政治工具，将格外有力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而反对工人的利益。这种服务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在武汉的领土内，工会尚合法存在，工人尚至少有提出他们的要求的机会，光是这件事就足以使大小资本家的同情转向南京方面。上海事变给了武汉的雇主以新的勇气来抵抗该市的罢工浪潮。他们重振精神，举行反攻。他们关闭工厂和商店。他们故意造成当地银行的挤兑风潮，加迅白银流向上海， [28]且拼命对经济生活怠工和使之瘫痪。 [29]在农村方面，高利贷者隐藏他们的金钱或沿江私运到沪。农民们无论用任何条件借款均遭拒绝。到处都缺乏现金，而且在许多地方，农民们都因此无法购买种子及其它必需品来渡过青黄不接的时间。投机家故意把米价抬高到难于到达的水准。在这种经济的怠工中，外人也推波助澜，关闭他们的企业，减少他们的内河航船的班数，且造成武汉一种事实上的封锁。5月间，有10万工人左右因为厂店关门失业，往后一个短短的期间内，这个数目字几乎倍增了。 [30]资产阶级宁愿冒破产的危险也不愿答应工人的要求。 只有使群众运动发展到它的逻辑的结论才能敌得住这种反攻。在工人监督的制度之下没收和经营关闭的工厂和商店，即使在内战的情形之下也能够把怠工和封锁所造成的严重情形，大大减轻。没收囤积的米榖，利用由没收手段得来的资本兴办农民合作社，农民自己既趋向于没收土地，则加以支持，这就是达到农村生活剧烈改造的道路。但是实施这些手段，却需要有一个革命的政权。需要有城乡的工农兵代表会。在武汉政府看来，这些手段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们牵涉到侵犯资产阶级的财产。共产国际「劝」国民党左派接收银行、工厂和商店。但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却恭恭敬敬走到汉口总商会，恳求它使商业恢复原状，而他们则答应管束群众运动。共产党不能自由行动。它被束缚在国民党内，而且花任何代价，它也不能和它解除合作。武汉的领袖并非把他们的经济困难归咎于资本家的怠工，而归咎于工人的「过火」。他们大呼：工厂和商店雇员的要求使工商业破产。这些过火的要求到底是什么要求呢？ 在1月至4月的期间，码头工人的罢工斗争曾使他们的工资从每日3块洋增至7块洋。纱厂的女工和童工从前每天赚1角2分，现在斗争的结果，增加至每天2角，即每月工资由3块6角增至6块。火柴厂罢工工人胜利，一天12小时，从17个铜板增至40个铜板。 [㈢]丝厂工人罢工胜利，得到12小时的工作日。过去他们曾每天工作17小时哩。若干印染厂，（并非全数）罢工胜利的结果，工资是每天18增至50个钢板。产业工人得到的最高工资每月仍不过20块洋。一般的平均工资已从每月10元左右增至14元左右。但是在政府主持之下进行的工资和生活费的调查，断定维持四口之家的最低费用为27元4角6。时间问题，情形也不很好。七八岁的小孩每日1角，和成年人的工作一样长久。童工的8小时工作的要求仍然写在纸上。6月末国民党劳工部的调查暴露该市多数店员每天尚工作12和14小时。工人们尚在要求将每日工作时间从17小时缩至15小时，从16小时缩至14小时，从14小时缩至12小时。学徒想从那种远较债奴为恶劣的状况中解放出来，也提出要求，但这些要求更得不到满足。 3月，正当国民党的口中已大呼「无理的」要求之时，一位访问者会见若干工会领袖。 「提到『无理』这个字，这些工会领袖笑了。他们自己也是工厂的工人。他们终生就想知道什么叫做『合理』。他们叫我们告诉他们。他们说，他们终生就想替他们的生存找得某种的『理由』。别人丰衣足食，他们则除饥饿之外，一无所有。这件事的理由何在？」他们问道。 [32] 武汉工人获得的胜利，尚没有一桩是使他们能够达到最低限度生活的最低限度费用的「合理」范围之内的。难道工人们把那些干食粮投机的雇主押到他们自己的法庭上，这也算是「过火」吗？难道汉阳工人决意强迫开厂和经营这些工厂，以抵御他们的雇主的怠工，这也算是「过火」吗？难道蒲圻及其它湖北城市店员接管那些故意关门的店铺，也算是「过火」吗？难道两湖的农民拦截各处的榖米出口，以对抗那些想使他们饿极而屈服的投机家的活动，也算是「过火」吗？又难道他们没收地主囤积的米粮来养活他们的家庭，也算是「过火」吗？ 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们尖声叫喊道，对的，这些都是「过火」。它们破坏商业和扰乱经济生活。它们都是对财产施行的进攻，它们经必须停止。汪精卫回武汉的第一步正式行动就是把经营汉阳15家工厂的工人合作社加以破坏，强迫这些工厂屈服，并下令解散汉阳党部，因为它拥护工人。 [33] 4月末又颁发条例，取消工会原有的司法和警察职权，规定它们只有惩罚他们自己会员的权力。这些条例由政府颁布，又由湖北总工会奉令执行。仲裁法庭成立起来，金钱的「不正当要求」也禁止了。 [34] 总工会的共产党秘书向忠发在该市的通衢大道上广贴布告，叫工人们作「无上努力」，并下令「反资本家的新斗争应暂时停止」 [35] 5月20日，国民党中央发出一道宣言，说明「革命之各阶级性」，这道宣言充分暴露了武汉国民党左派的特殊的阶级性质： 「革命成功视工商界拥护它的程度而定。工商界能否有效地拥护革命又视农工愿否以同盟者待他们而定。 「自北伐军兴以来……长江流域之农工团体，由于迅速发展而不自觉其错误，殊为可惜。……他们不为整个革命的未来着想，而轻视其同盟者，工商业界。例如农工团体因昧于经济情势，已向雇主提出过奢要求。武装纠察队竟封闭厂店，向雇主或厂主提出过分要求，强迫他们做其所不能做的事。因此，工商界感觉他们已不受政府保护，他们在人身及财产方面已不能享受自由。他们又觉得不仅革命无法替他们谋利益，且反而危及他们的福利和安全了。他们遂离开革命战线，仇视其工农同盟者。结果，农工陷于孤立状态而自杀，革命的基础遂致动摇。 「我党……对于缺乏指导的工农的孤立状况不能漠视，尤其不能漠视革命同盟者，工商界之利益，而不给予他们以充分保护。我党的政策就在把他们统一在一条战线上，使他们永不破裂，并使他们从革命中得到同等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政策，国民政府谨实施如下数点： 「一、劳工部及各省当局应采用仲裁条例，组织仲裁法庭，解决劳资争议； 「二、制定劳动法，规定工人的工时……按照生活程度规定工资，……并规定工人保障办法； 「三、禁止工人店员提出过奢要求及干涉厂店行政；无论提出什么要求，均应交由工会及商会合组之特别联席会议审定，该联席会议可以对要求加以适当的限制； 「四、工会或纠察队不得向店东或厂主威胁、罚款或采取任何压迫方式……」。 [36] 共产党主持的总工会回头又孝顺地和这个「革命的政府」「合作」。数天之后，它就宣布工人应遵守「革命的纪律」，敦劝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的工商业同盟者的利益」，且颁布如下的条例：（一）凡破坏革命纪律之工人应受惩罚；（二）情节严重者移交政府审判和惩办；（三）工会不得擅自逮捕、处罚「或以任何方式压迫工界以外之人」。 [37] 被剥削者应放弃他们的自由，好让剥削者有自由之感，这是天经地义。但被剥削者不可免要和剥削者冲突，这也是天经地义。这是一件偏偏要表现出来的铁的事实。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它以为自己正在替冲突中的阶级找求一个共通立场。实际上，这就等于叫工人们和平地和沉默地忍受他们的奴隶境况。他们脑子里就从来没有想到要求和（假如必要的话）强迫雇主去屈服于工人的要求。归根到底，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虽然斯大林的想法相反，又不管资产阶级对他们的信赖如何小。只有藉大胆的革命手段才能依照工人的利益来对付资产家的反攻在武汉所造成的经济困境。武汉政府既证明无法采取必须的步骤，工人们便必须找寻他们自己的某种手段来实现它们。这种手段就是指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这些代表会，应该准备率先运用那些保护群众利益而非保护资产阶级财产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但组织这种代表会就一定表示「反对革命的国民党」，反对这个「唯一的政权」，而这样做也就是「反革命」。因此就革命的真义上说来，毫无经济政策，有之只是热狂的保护资产阶级财产而不惜绞杀武汉，不惜让群众的新鲜力量逐渐消散而已，这些群众从没有得到人们指点他们自己的出路。 同样的财产尺度测定国民党左派在基本的土地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斯大林曾担保国民党左派在解决土地问题时一定表示决切的态度，这种决切的态度原来表现出来却是回避土地问题，进一步发展成为抱怨农民「过火」的怨言，又等到农民自动用自己的办法来处置他们的问题，它便立即无情地转向武力的镇压。 武汉的领袖既然是小资产阶级急进派，他们对于群众的动力便不能毫无感觉。只要热烈讲出的说话使他们操纵这一动力，他们就要任情挥霍这种说话。武汉方面关于土地革命问题的早期的文告，已把话都说尽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所谓没有什么可说的，即是说，此外只有把它们翻成行动。例如：「实现国民革命的目的端赖乎全国农民的觉悟。我党一贯保护和争取农民的利益，俾一切压迫他们的特权阶级失却支持……俾被压迫农民真正解放」。又迟至3月19日，一道政府宣言尚坚认「革命必须在农村中引起极大的变动……以便在农民政权之下，最后镇压地方寄生虫、不法豪绅、地主及反革命派的活动……这是唯一的道路。如果农民没有领有其自己土地的可能，他们就不能拥护革命胜利到底。……」 [38] 国民党在词句上，其急进并不下于共产国际决议案中所用的词句，它甚至曾经宣布这一口号：「武装农民！」国民党中央于3月发表〈告农民书〉，曾说：「为了获得胜利……农民需要有武装来自卫。封建地主运用的武装力量，应加缴械，他们的军火应转交农民。而且本党亦应设法使农民能够廉价购买枪枝。简言之，本党应使农民能够得到大量自卫的枪械。此事将保证农村革命胜利，能长久维持，且保证民主势力能推翻封建势力」。 [39] 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说话，但光是说话仍旧不会给农民以土地；而且正因为它们都只是说话，等到两湖农民认真的相信它们，开始行动的时候，说过这种话的人们就碰到困难了。历史不能让这些可怜的区区之数的空谈家扮演雅各布宾党的角色，甚至约瑟夫．斯大林心愿如此也办不到。他们不能领导、不能支持，甚至还不能宽恕土地革命的真正实现，因为这件事等于把他们深深依赖的经济和阶级基础加以破坏。他们虽然辱骂「封建地主」，而在口头上赞助农民运动，但他们替「封建地主」负的义务较之农民的要求更带无限的强制性。他们知道土地革命胜利等于他们的政权的完结。假如他们一定要干的话，他们就要保护财产，并不是去侵犯财产。 孙中山的政纲仍以「平均地权」这句含糊和无意义的话为中心。国民党于1926年10月通过的农工政策，实际答应农民的只不过是二五减租和「禁止」高利贷，规定债息每年不得超过20%！ [40]不仅减租政策之仍然完全无效，就是农民自己斗争的进程也已经使他们很快就感觉到问题并不是在于部分改良，而在于土地本身。1927年3月国民党的全体会议承认「贫苦农民问题中之基本问题是土地问题」，但是它所能贡献的唯一实际的解决办法，就是成立一个农民银行，每年5厘放款，俾解决贫苦农民中的资金缺乏问题。 [41]这次全体会议又产生一个土地委员会，其目的在搜集统计及其它材料，俾制定国民党的土地政策。这个委员会于1927年4月间开始召集会议。它由重要的国民党领袖构成，谭平山则代表共产党参加。 这个土地委员会虽以「农民必须成为土地之主人」，这一个一般的命题出发——大家都在原则上赞成这一点，但它立即发生疑问：那一类农民应该成为何种土地的主人呢？ [42]「耕者有其田！」这句话够漂亮，也够急进。但是谁的土地呢？汪精卫说，当然不是小地主的土地。本党的义务就是保护小地主，因为他们不就是同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本党吗？唐生智又说，当然不是属于军队长官的土地。他抱怨道，湖南的农民已侵夺军官或其亲属的地产。哼，在建始县，他们甚至还捉到一个团长（他恰好是当地一个大地主），把他捆起来，给他戴一顶高帽子，游行示众哩！程潜（一位国民党将军）的阿姨确确实实还被迫剪短她的头发来表示她与新时代一致哩！这是不行的。士兵、无土地的农民也许通通赞成这样做，但军官们是不会赞成的。你们须知，军队在土地问题上是会分裂的，但是我们毕竟不能让军队分裂的呀，我们能够这样干吗？ 不，绝不，那些委员们赶快答道。 好吧，那么，大地主的土地呢？对，还有大地主的土地！但是，问题又来了，我们怎样知道地主何者为大，何者为小呢？还有一层，假如按照唐生智要求，「我们必须想出具体的办法来保持国民革命军军官们的土地」，那么，我们还要把那些与军官有关系的「大」地主及那些没有儿子或兄弟挂着皮带的不幸的地主加以区别哩。 「我们必须确立没收的标准」，汪精卫和孙科附和道。 徐谦有他自己的解决办法。他不知从那处发现全中国土地只有15%是耕种的。他就说：「那就用不着从地主取得土地，因为我们可以把没人开垦的土地送给农民」。但徐谦却没有办法证实他的数字，而且，无论如何这些未垦地大部分是散处在西藏、新疆和西北一带。把两湖农民成批送走又似乎不是特别可以实现的建议。因此，后来徐谦也赞成谭延闿的见解，认为只可以没收「特别作恶或不良地主及不良商人」的土地。那么，现在又问，那些地主是不良或（我们想起这种人就不禁栗然）特别作恶的呢？ 大家说：哦！ 当大家正在讨论向小地主购买土地的意见时，谭延闿摸着他的下巴，说：「这件事将无法满足小地主，因为他们对国民政府的信仰尚非常之小。假如我们把债券发给他们，他们是不能靠吃一张纸头过活的。土地必须留在他们手里」。 谭平山代表共产党，战战兢兢的提议只有没收反革命的地主们的土地了。汪精卫立即乘隙而入，他嗤之以鼻道：「政治的没收！这是一句极普通的废话。假如某一县的农民力量充足，他们就把每一个地主都视为反革命，好没收他的土地。在政治没收之下，是没有什么标准的。凡是农民力量强大的地方，他们就直头进行经济没收。凡是他们力量薄弱的地方……他们就首先侵犯小地主，因此，这些小地主就比谁都来得痛苦，但我们却要把小地主拉到我们这一面」。 共产党人狼狈不堪，撤回他们的提议。 三个星期之后，大家松了一口气，终于决定：革命尚在军事时期，照孙中山的见解，像土地这一类问题的解决应待至最后的军事胜利及全国统一，一俟全国统一，则进入「训政」时期。因此，他们通过了一个决议，在原则上承认没收大地主的地产的必要，但又劝人在目前不得让地租超过收获的40%。 这个决议甚至连二五减租的政策也放弃了，因为地租平均就从50%至60%，虽然在某些地方，它竟达收获的70%的以上。但共产党人居然接受这个决议，当土地委员会进一步决定，因为「恐怕引起混乱」，不公布它的讨论详情时，共产党人也同意了。军队得救。地主得救。国民党也得救。问题的解决使大家都满意，但除了农民。他们必须忍耐一下。如果他们继续拥护国民政府，那就万事皆吉了。 农民的问题得到这种「解决办法」，农民本身如何容受呢，这个问题不久便见分晓。这时，新的威胁又从别个地方出来，侵扰这个「革命中心」。军阀们受蒋介石胜利的鼓励，而且还是直接受他的怂恿，四面八方起兵叛乱，反对武汉政府。在湖北北部，于学忠公然反抗政府。在西面，杨森开始调动他的军队来进攻国民革命的首都。夏斗寅本来在西线担任抵御杨森的，现在也突然哗变，带着一批小部队，驰骋于武汉西南，放火、抢劫，且帮助地主豪绅镇压农民。武汉政府因为无法支持农民的要求，已使农民的信仰丧失得那样厉害，以致招募他们和组织他们起来抵御夏斗寅等一切努力，竟很少或简直没有得到回音。 [43]虽然叶挺（一位共产党的军官）藉英勇的手段，终于能够祛除了夏斗寅对武昌的威胁，但武汉仍然四面受困，军阀叛乱威胁于外，经济拮据威胁于内。 《民众论坛》的编辑目击惊慌的人民「随着载满家具的货车，走过我们的窗下」，且听到「四处有忧伤的耳语」。「城中惊怖的人民都说大难临头了。……外人半狂半露骄气。他们已眼看国民革命的汉口，那种憎恨入骨的统治完结了。他们预期于明天早上就可看见武汉一个新政府的曙光。……」 [44]这位编辑先生对那些惊慌的和那些怀着希望的，两者都加以嘲笑，且预言国民革命运动很快就全线胜利。 但是，两面夹板就要合拢来了。革命的出路就在发动彻底的土地暴动，把群众蓬勃的解放起来。只有施行这样的方针才有改善经济困境及瓦解叛乱军阀的军队希望。如果国民党左派不能采取这个方针，共产党就必须准备这样做。不错，共产国际也谈过土地革命，但一转瞬间，它又命令中国共产党把一切政权让给国民党左派，因为照斯大林的话说，「如果没有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汪精卫能够以上宾的资格参加4月27日共产党在汉口召集的第五次大会的开幕典礼，宣布他和他的同僚「欣然接受共产国际的远景」， [45]并声明他「完全同意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报告」，这就毫不足奇。 [46] 共产国际以印度共产党人罗易这个人来充当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的思想领导。米夫告诉我们说，罗易「第一次」——（米夫说这句话，大概在诋毁共产国际从前的指示和决议吧？）——对刚发生的事变，给了年轻的中国党以「一种真正的列宁主义的诊断」。党「第一次」从罗易口里听到「这个运动的一种彻底思考过的远景」，且「得到关于许多基本问题的指示」。罗易「把全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经验……给予年轻的中国党」。 [47]不久，莫斯科就把中国共产党在第五次大会时的立场说成直接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稍后，罗易本人也照例成了恶意攻击的对象。但是现在我们姑且听一听罗易自己在大会的报告吧，这个报告，是曾经负全责而且毫无相反的诠释，公布在共产国际的机关报上的： 「第五次大会有许多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待解决……对革命的未来发展的远景必须加以探讨，且应给它以坚定的领导。指出这一远景，替无产阶级探出行动的路线，帮助他们创造一批革命胜利进展所不可或缺的，思想清楚，忠诚和勇猛的领袖，这就是第五次大会的历史任务。大会完成了这一任务」。 [48] 罗易怎样估计当时的局势呢？「国民党内部的阶级分化已加强了它的左派与共产党间的联系。大资产阶级的脱离已使国民党能够转变而为产业无产阶级、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加上资产阶级的某些层份）合成的一个革命联盟……中国革命继续在阶级联合的基础上发展，它尚不能够交给无产阶级军独领导……国民党的领袖党员参加大会的开幕且宣称他们决意巩固（他们）和共产党的联盟」。 [49] 罗易对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是什么呢？我们且听一听中国共产党一位中央委员瞿秋白的话吧。瞿秋白是在事变的震动已摧毁了革命，同时摧毁了罗易在共产国际下层中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之后一年，才写这几句话出来的： 「罗易的政治见解就是认定左派和小资产阶级除了跟随我们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他没有指出新的叛卖的可能，并指出共产党应进而防止这种新叛卖的可能的具体和复杂的任务。因此第五次大会的空气受这一口号支配着：『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合作到底万岁！』」 [50] 陈独秀在他向大会的报告中也承认：虽然农民正自动倾向于没收土地，「我们已实施了一种太和平的政策了」。他赞成大地产应加没收，但附加几句话说：「目前与小地主的联盟仍属必要。我们千万不要采取极左政策，应采取中间路线。在没收大中地产之前，我们还要等候军事运动的发展。此刻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革命尚未深入之前，必须使它扩大」。 [51] 当这段摘引在莫斯科《真理报》上公布时，托洛茨基在他的批评斯大林大纲的文章后面，写一段追忆：「这条道路是走到破产的最真实、最确凿、最短捷的道路。农民已起来没收大地主的财产，我党竟极端背反它自己的政纲和名义，采取一种和平的自由的土地政策……陈独秀同志已被共产国际代表的虚伪领导捆起手足，他的土地公式客观上无非是中国共产党脱离真正土地运动的公式而已」。 [52] 但是《真理报》采取什么态度呢？《真理报》毫无意见的刊布陈独秀的报告。其实它又怎能采取别的态度？5月3日，斯大林尚与陈独秀的见解的精神完全一致，在莫斯科宣称在中国只有「在武汉革命政府巩固之后」，才能组织苏维埃。 [53]整个共产国际也同样毫无批评的公布了陈氏的报告。只有后来当事变已摆在他们眼前之后，共产国际的代言人才开始响应托洛茨基对中国共产党的警告。 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与国民党土地委员会议上的讨论如出一辙。共产党大会也像那个委员会一样，在原则上赞成没收大地产。但，它补充说：「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与属于革命军的军官的土地不得没收」。 [54] 拒绝触动军官的土地也就等于拒绝触及整个土地问题，因为在武汉军队中，几乎没有一个下级军官（将军们更不消说）不是两湖地主的亲属。陈独秀本人在他的报告里也指出过：「（国民革命军的）军官都是出身于地主阶级的青年人」。 [55]但是难道共产党大会的决议在任何方面和共产国际的训令不同吗？斯大林不是远在1926年10月已电令制止农民，以免与将军们生隔膜吗？ [56]共产国际不正在这些日子反对产生工农兵苏维埃，而其根据的理由又正是认为产生这些苏维埃「就是在共产党及其同盟者最不利的情形中（？）自觉地促进与将军们的冲突」吗？ [57]又斯大林不是在数星期之后拍发特别的指示，逐字重复保护将军们土地的同样训令吗？在武汉，在莫斯科发电的另一端，有鲍罗廷、罗易’米夫、罗佐夫斯基’勃劳达、杜里欧及另外一群「布尔什维克」顾问。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及时说出他的意见。莫斯科后来藉可鄙的推诿和谎言，设法把这次惨败的全部责任推到陈独秀和中国党中央的肩上，但这种可鄙的推诿和谎言丝毫不能掩饰共产国际设定，让中国共产党来追随的政治道路。 第五次大会的土地决议案是共产党关于土地问题的第一次直接的宣言。它简直等于规避两湖农民刚要亲手来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共产党人迫得要积极反对农民的「过火」了。假如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所一口咬定的一样，革命的胜利没有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是「不可能的」，那么，在土地叛乱的意义上和国民党合作便是不可思议的了。因此，土地叛乱必须加以摈弃，而农民们也一定得听天由命。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大会虽召集于革命的最危急的关头，但只要它追随斯大林的训令，它是无法不受「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合作到底万岁！」这一叛卖的口号支配的。这完全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大会的宣言宣称：「一切民主主义份子统一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巩固这一革命的联合。这就是无产阶级在革命现阶段的重大任务。革命的民主联合就是国民革命的领袖」。 [58] 在第五次大会的幕后，有种种不同的倾向。瞿秋白叙述这些倾向如下： 「鲍罗廷的路线是退出和缓和土地革命……向小资产阶级让步；向所谓工商业家让步；向地主豪绅让步；联冯倒蒋；且藉这种政策，领导左派领袖去反对武汉和南京的右派反动势力。 「罗易主张对商人作相当让步……反对向地主豪绅阶级作任何让步……赞成向小地主和革命的将领作小让步」。 共产党中央则主张「对商人完全让步，对地主豪绅完全让步，（它）认为土地革命不能马上实现，尚需要一个充分的宣传时期……认为最好还是让（国民党）左派去领导，而我们则站开一点，好使革命不致过早发展。……」 [59] 这三种倾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退却的倾向。实际上它们也只成了一种，因为，据瞿秋白正确把它们总括起来：「当时实施的政策就是为了克服蒋叛变以后的困难而作让步」。 [60] 正当中国革命最需要把丹敦的不朽的口号：「勇敢，勇敢，仍要勇敢」揭示在它的旗帜上面的时候，鲍罗廷、罗易及所有共产国际的嬖臣竟大呼：「退让，退让！」但莫斯科命令中国共产党人向国民党左派叩头。国民党左派却向军阀、地主和资产阶级叩头。这种叛卖结果要窒死中国革命，但这些领袖的动摇和懦弱却一点也不能掩蔽行动中底群众的伟大的势力。 [1]〈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见1927年4月24日汉口《民众论坛》。 [2]〈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宣言〉，见1927年4月19日《民众论坛》。 [3]见本书第九章：〈沉默的阴谋〉。 [4]〈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言〉，见1927年5月1日汉口《中国通讯》。 [5]同上。 [6]1927年4月17日《民众论坛》。 [7]瞿秋白：《中国革命》第114页。 [8]〈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宣言〉，见1927年4月19日《民众论坛》。 [9]1927年5月6日《民众论坛》。 [10]〈鲍罗廷先生与Reugo通讯社代表谈话〉，见1927年5月8日《中国通讯》。 [11]菲些耳着《苏维埃之世界政策》第二卷第667—8页。 [12]前揭书。 [13]1927的4月23日《纽约泰晤士报》。 [14]1927年4月14日同报。 [15]1927年5月1日同报。 [16]《纽约泰晤士报》是美国官场脉搏的正确检查表。中国消息多月来便登在第一版，但5月6日突然不见了。数日之后林白的伟业与纽约的情杀案完全吸引了报纸和公众。 [17]察甫曼：《中国革命》第136页。 [18]1927年5月3日，《纽约泰晤士报》。 [19]1927年4月24日和29日《民众论坛》。 [20]〈外交部通讯〉，见1927年5月1日《中国通讯》。 [21]1927年4月27日《民众论坛》。 [22]参阅1927年4月23日《民众论坛》。 [23]1927年5月1日《中国通讯》。 [24]1927年5月9日路透（英国）通讯社电，发表于1928年《中国年报》第735—6页。 [㈠]）]彷佛想郑重指出此次撤退的性质似的，英国政府选择这同一天（5月17日），宣布给八个月之前对万县施行不名誉的炮击的「英雄们」，颁发奖章。 [25]罗易：〈帝国主义干涉中国〉，见1927年5月1日《中国通讯》。 [26]察甫曼：《中国革命》第129页。 [27]1927年5月14日《民众论坛》。 [㈡]）]六年之后，福建政府建立于福州反抗蒋介石的统治，陈友仁又当了这个短命和薄弱的政府的外长，他那时默想过去，向本书作者说：「那时呀，那时呀，我能够有权威说话，因为我有群众和我一道！」他就是不晓得，他之丧失这一权威就是因为他自己无法和群众一起前进。陈友仁被蒋介石逐出福州（与逐出武汉无异）之后，便活该湮没无闻了。 [28]先一年，白银已流到沿岸。上海的白银存量从1926年初之10200两增至1927年4月之13860万两。参阅1927年3月18日上海出版之《资本与贸易》及1927年4月2日上海《密勒士评论报》。 [29]参阅〈惊慌与怠工造成的金融局势〉，见1927年5月21日《民众论坛》。 [30]据湖北失业局报告，6月末，武汉有16万人失业——1927年7月10日《民众论坛》。 [㈢]）]据1929年到30年《中国年鉴》，1925年240铜板兑洋一元；1928年，285个铜板等于一元。1926年与1927年未列数字。 [32]1927年3月12日《民众论坛》。 [33]瞿秋白：《中国革命》第53页；汤良里《秘史》第271页。 [34]1927年4月24日《民众论坛》。 [35]原文见1927年5月8日《中国通讯》。 [36]〈关于革命之各阶级性宣言〉，见1927年5月21日《民众论坛》。 [37]〈湖北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条例〉，见1927年5月25日《民众论坛》。 [38]米夫：《中国革命》第101页摘引。 [39]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告农民书〉，见1927年5月8日《中国通讯》。 [40]〈国民工农政策〉（1926年10月）见1927年5月8日《中国通讯》。 [41]〈告农民书〉。 [42]土地委员会议事的详细报告均自下列各书采集；瞿秋白着《中国革命》；米夫着《中国革命》；〈八七告党员书〉。本书作者引用的所有直接摘引均是上列各书从原稿摘下的。在OskarErdberg着《近代中国故事》的「八月四日晚」一节中，有生动的记载，该书于1932年莫斯科出版。 [43]瞿秋白着《中国革命》第112页。 [44]1927年5月19日《民众论坛》。 [45]米夫着《中国革命》第118页。 [46]罗易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见1927年7月13日巴黎《国际通讯》。 [47]米夫：《中国革命》第118页。 [48]罗易〈第五次大会〉。 [49]同上。 [50]瞿秋白着《中国革命》第100页以下。 [51]陈独秀：〈向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报告〉，见1927年6月4日《国际通讯》。 [52]托洛茨基着《问题集》第77—8页。 [53]托洛茨基着《问题集》第284页引证。 [54]米夫着《中国革命》第120页以下有引证。原文亦见于Asiaticus着《从广州到上海》（1927年柏林出版）第265页。 [55]陈独秀：〈向第五次大会报告〉。 [56]见本书133页。 [57]N.Lenzner〈中国问题〉，见1927年6月29日《国际通讯》。 [58]〈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见1927年5月23—26日汉口《民国日报》。 [59]瞿秋白：《中国革命》第104—5页。 [60]同书第108页。 上一篇 下一篇
第十一章武汉：「革命中心」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十一章武汉：「革命中心」 蒋介石的上海政变对革命施行了一次摇撼的打击，但是它本来就不必是致命的打击。莫大的后备军尚存在于两湖，革命正卷入这两个省份，当地的农民正起来没收土地，而有组织和有力量的工人已能够成为土地叛乱的领袖及其胜利品的保护者了。此刻还有时间来动员和团结这些力量，举行一个新的进攻，把盘踞东部（以上海为中心）的反动势力摧毁。虽然在蒋统治的区域内，工农的组织已受了摧残，先锋队伍也丧失过半，但在4月12日之翌日，反动势力尚未坐稳。 蒋介石已替帝国主义者及中国资产阶级施行了他的打击，但他们对他尚没有充分的信任。他已砍断了国民革命运动的脉管，但是为了维持他自己的地位，他又不能完全在自己身上剥去它的保护外皮。他还必须替自己，又替国民党要求「反帝」斗争的领导权。他还必须指斥「不平等条约」，要求至少在形式上废除它们。帝国主义的利益集中在上海，蒋介石已消除了群众运动实时的威胁，他就暂时沾沾自喜，退处一旁，静候更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他是否应享有他们的慈悲保护之权。 《字林西报》写道：「我们一刻也不会轻视蒋将军的作为。就本地两星期以前的情形看来，应该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无情的干，毫不留情的枪杀共产党徒。又照蒋将军当时的处境看来，采取这一步骤需要无限的不顾一切的勇气，而且要具有决心来干，这点决心他证明是有的。而且，我们充分承认『房子不是一天筑成』这句古谚的真理。同时，蒋介石将军和国民党还要完成更多的事情，他们的保证才能兑现哩」。 [1] 蒋介石替江浙资产阶级花了气力，他便要用勒索、恐怖和征税的手段向他们索取重价。旧军阀的重担还比不上他的横征暴剑，而且这种旧的重担还一定似乎是一个模糊和相当愉快的回忆哩。总之，蒋与其资产阶级师傅们的宴会并不是仁爱的。他必须凶残的把他们鞭策到自己方面来，而他们也必须忍受鞭打，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就只有破灭之一途了。他的处境是绝望的。他的军事地位是不足恃的。在奉军反攻之下，徐州失守，北军还有意捉弄，从他们的浦口的堑壕方面炮击他的南京首都。他的军队处在号令不一和军心涣散的状态中。 [2]蒋背叛群众运动，现在也必须付出代价了。革命军百战百胜的神话是靠群众来实现的，没有群众，这一神话也就不灵了。他在战场上的胜利愈来愈不容易，而失败的机会则愈来愈显得多了。 群众运动若来一个反攻，分明可以增大这些机会。蒋孤处长江口，假如一道报仇雪恨的浪潮从革命澎湃的几省沿江席卷而下，蒋一定已被吞没了。但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如不彻底改变方针，共产国际的政策如不加以大刀阔斧的修正，这件事是办不到的。我们必需了解，上海的惨变乃「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工农屈处于国民党的窒息的范围之内的直接结果。执行这些政策结果已一步一步，从广州到北方，引到大灾劫中去。如果不了解这一事实，如果不把上海的悲惨结局的原因加以分析和估计，在言行上来一次唯一足以替革命胜利肃清道路的坚决转变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对中国革命最不幸的就是：由约瑟夫．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来举行这一次转变，更是不可思议。 4月21日，莫斯科《真理报》公布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大纲，他在这一大纲里宣称，造成上海悲剧的事变进程「证明过去立下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 他写道：「这个路线就是国民党内左派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就是巩固国民党统一……利用右派，又只要他们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就利用他们的关系和经验……等的路线。……后来的事变已充分而且完全证明这种路线的正确」。 [3] 托洛茨基做了一篇反大纲，但无法公布，他在这篇文章里答复斯大林的大纲：「我们很知道：资产阶级是怎样的服从『纪律』，无产阶级又怎样的利用右派（即大资产阶级同中等资产阶级），利用他们（与帝国主义者）的『关系』以及他们（绞杀和枪杀工人）的『经验』。这种『利用』的史实现在用血写在中国革命的书上了。但这一点并不妨碍大纲说道：『后来的事变充分证实这种路线之正确』。谁也不能比此走得更远！」 [4] 据托洛茨基说，事变充分暴露了官式政策的破产。他写道：阶级斗争之不能「靠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来进行，流血的4月事变已非常雄辩地证明了，这个事变就是四个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的直接后果」。拒绝了解这一点就是「准备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中，重演4月的悲剧」。 他极力主张：只有采取一个新的路线才能保证未来不会发生新和更大的惨败，这个新路线要使中国共产党取得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而且要组织苏维埃，当做一两重政权的机关，来领导和保障各省的土地革命。组织苏维埃就是在城乡中产生群众运动本身的真正可靠的机关。工人、农民和士兵将用民主办法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自行统一在共同的代表会议里，这些代表会将与正式政府的机关并立，保证土地斗争及反军阀反帝的斗争不受迫害。这种根基巩固的统一将给予那些盘据于武汉政府高位上的小资产阶级急进派，以永久的障碍和永久的威胁。它将使群众们摆脱上层的动摇和妥协。一言以蔽之，它将产生两重政权，当作走向革命下一阶段的过渡。 但是，根据斯大林的见解，尚把完全的信赖寄托于国民党，寄托于它的「左」派，寄托于武汉政府，他宣布武汉政府现在已成了革命中心，工农将要倚赖它来进行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来袒护土地的叛乱。 他写道：「蒋介石的政变表示从今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枝军队，两个中心，武汉是革命的中心，南京是反革命的中心…… 「这件事又表示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由于进行坚决的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将在事实上转变成为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的民主专政的机关……（我们必须采取）……集中全国权力于革命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从此可以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的政策获得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没有这样的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因此，苏维埃的口号是不能采纳的，因为这等于「提出反对当地现政权的口号……亦即反对革命的国民党政权的口号，盖当地目下除了革命的国民党政权之外没有其它政权。这件事又等于把两个任务混淆起来：一个任务是采取罢工委员会、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工会、工厂委员会等形式（革命的国民党已以此为基础）来产生和巩固工农的群众组织，第二个任务是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当作代替革命的国民党的一个新式政权」。 托洛茨基答复道：「这些话完全表现出人们对革命权力怀着行政机关式的、官僚式的思想。人们不把政府视为正在发展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合，而视为国民党的意志的自满的表现。某些阶级虽然加入和退出，国民党却依然继续存在。但就使真是如此，武汉也够不上称做革命中心。蒋介石的偏处一隅的国民党有了一批旧式的、反动的、唯利是图的官僚可用。左派国民党有什么呢？目前可以说什么也没有，或差不多什么也没有。苏维埃口号是号召群众起来，经过两重政权的过渡制度，产生一个新国家政权的真正机关」。 在斯大林看来，在未来一个时期中，「革命的国民党的权力的主要根源是使工农的革命运动更向前发展，及巩固他们的群众组织，巩固革命的农民委员会，工人的工会及其它革命的群众组织，作为未来组织苏维埃的要素」。 托洛茨基问道：「这些组织应采取什么方针呢？我们在这个大纲里，找不出一个字谈到这一点。所谓未来苏维埃的『准备』要素，这只是一句空话而已。这些组织现在应该干些什么呢？它们应当举行罢工、抵货、打断官僚机关的脊骨、消灭反革命的军队、驱逐大地主、解除高利贷者及富农地队伍的武装、武装工农，一言以蔽之，解决民主与土地革命的一切问题……而且按照这个办法，把自己提高到地方政权机关的地位上。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应该是苏维埃了，只不过是不很配得上它们的任务的一种罢了。……在已往的群众运动中，职工会迫得要尽的机能，已很近于苏维埃的机能（香港、上海等地）。但这些职能，靠职工会来完成是非常不够的。它们不能包容城市中接近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但是如进行罢工而使城市贫民尽可能少受损害、分配粮食、干预征税政策、参加武装力量的组织（在各省进行土地革命更不用说）等任务，若想以必需的迅速手段来完成，只有当领导的组织不仅包容无产阶级的各部分，而且在它的活动过程中，将他们与城乡的贫民联系起来才有可能。 「人们至少应该想到，蒋介石的军事政变已终于敲醒每一个革命家的脑袋，使他们认识工会与军队分离是一回事，联合的工农兵苏维埃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革命的工会与农民委员会之能够唤起敌人的仇视不下于苏维埃，但它们抵抗敌人打击的能力却远逊于苏维埃。 「假如我们要认真的谈及无产阶级与城乡被压迫群众的同盟——不是领袖间的「同盟」，即由可疑的代表成立的掺假的同盟——那么，这个同盟除苏维埃之外，找不到其它组织形式。只有那些宁愿依赖妥协的领袖而不依赖下层革命群众的人才能否认这一点」。 斯大林一方面拒绝苏维埃的口号，一方面宣称「对抗反革命的最重要的手段（消毒剂）就是武装工农」。 托洛茨基答道：「武装工农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但一个人必须合乎逻辑。在中国南方已经有了武装的农民，他们就是所谓国民革命军。但是他们却不是什么『对抗反革命的消毒剂』，他们倒已成了它的工具了。为什么呢？因为政治领导并没有经过苏维埃来包容军队的群众，而只是以纯粹外表上仿效苏联的政治部和党代表为满足，但政治部和党代表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也没有兵士苏维埃，所以已经转变而为资产阶级军阀制度的空洞掩护物。 「斯大林的大纲拒绝苏维埃的口号，认为它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但是当时所谓『对抗反革命的重要的消毒剂是武装工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工农自己武装起来反对谁呢？难道不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政府的权力吗？武装工农的口号若不是一句空话、一句遁辞、一种伪装，而是一个行动的口号，那它的尖锐性就不下于工农苏维埃的口号。难道武装的群众能够容忍一个仇视他们的官僚的政权来监视或压迫他们吗？在目前的情境之下，真正的武装工农必然要连带组织苏维埃……既然宣布组织苏维埃尚非其时，同时又提出武装工农的口号，这只能引起混乱。在革命往前发展中，只有苏维埃才能成为能够真正进行武装工农及指导这些武装群众的机关…… 「……有人说：武汉政府却是一个事实。冯玉祥也是一个事实，唐生智也一个事实，他们手头上都有武装力量；而武汉政府、冯玉祥、唐生智都不愿意组织苏维埃。若组织苏维埃就要与这些同盟者破裂。这种见解虽没有在大纲中公开说出，但它在许多同志心目中却成了很重要的论据。我们已从斯大林的口中听到他把武汉政府称为『革命的中心』，『唯一的政权』。同时在我党的会议中，替冯玉祥大吹大擂：『工人出身』、『忠实的革命家』、『可靠的人』等。所有这些，都是重复过去的错误，而在当时的情境来重犯这些错误，实足以造成更悲惨的失败。武汉政府与军事首领之反对苏维埃，只因为他们用不着一个急进的土地政纲，用不着和大地主及资产阶级真正破裂，因为他们暗地里怀着和右派妥协的思想。但这样一来，组织苏维埃就越发重要，这就是把武汉革命分子推向左方以及迫使反革命派退避的唯一道路」。 因此，斯大林拒绝了中国群众经过苏维埃而发挥其独立的创意力的远景，他竟赞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经过左派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急进派的中介，继续使群众隶属于资产阶级。这就是支配中国共产党往后的方向的路线。托洛茨基的见解（要求中国共产党无条件的独立，要求建立苏维埃），要求「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关系，应高出与小资产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依赖自己，依赖我们自己的组织、武装和力量」遭受机械的排拒，干脆不准发表。中国共产党人从没有得到一个机会来较量一下反对派的观点与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模糊地听到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即一种不屑讨论而只须说些反对它的话便可以的有害学说。俄国工人及共产国际所有支部只接到关于反对派观点的最简略的转述。但同时，用以阐明斯大林所立下的官式「路线」的无数文章却尽可能的发表出来。 [5] 这些文章通通发挥这一卓越的论调：认为上海中国工人之遭受屠杀完全与共产国际的预言——即关于资产阶级「必然」叛变民族统一战线及此种叛变之无法防止的预言相吻合。他们齐声一致辩护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而这种行动后来又正是他们凶猛攻击的靶子。 斯大林的四月大纲说：1927年春中国发生的事变：「充分而且完全证明」共产国际所采取的政策之「正确」在同一文件中，斯大林又对中国共产党无法在上海抵抗蒋介石一事加以辩护，当时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曾控告上海此次惨败乃共产国际强使中国共产党人执行的政策的直接结果，故他立即加以答复： 「反对派表示不满，因为上海工人并未举行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仆役的决战。但他们就不懂得，中国的革命不能采取这样迅速的速度发展……他们又不懂得人们不能在不利的情形之下举行决战……在不利的情形之下而不避免决战（当它可能避免的时候）等于使革命敌人的工作更形顺利」。 [6] 共产国际战术的另一位辩护者写道：「一点事也没有做，这不是一句真话……共产党举行了一个广大的反对蒋介石的运动……而且设法发展武装群众的运动……讨论这些手段是否足够是可以的，但上海南京工人起来暴动反对蒋介石的口号却确实只是一个没有头脑的步骤，一个漂亮的姿态。只有极左的空谈家才能够主张在几十艘外国军舰和盘据上海的几万军队监视之时，在上海举行暴动。应当要做的恰恰相反。千万不要妄受挑拨，要等候顺利的时刻才来行动。蒋介石的政变是在压迫之下而且还是在武装的外国帝国主义的保护之下进行的，因此它是无法防止的」。 [7] 布哈林于四月曾在莫斯科的党组织做一个报告，他赶忙给这个报告补充一章，辩护那种「隐藏枪械，不应（？）战」的政策，并进一步宣称「共产党的权威将必然增加，因为在此次武装政变之前，共产党久已举行一个猛烈的反对那位资产阶级『独裁者』的运动」 [8]。稍后，甚至布哈林已因为中国共产党实施了他本人过去指示的政策，肆加攻击之后，他仍然补加几句话说：「我们必须承认：即使他们把本来能够实现的都干了，在目前的时期内，我们也不能在直接斗争中战胜蒋介石……帝国主义者也能够经过一天功夫的武装冲突，把上海工人摧毁于血泊之中」。 [9] 有一篇长文章热心证明中国共产党会毫不犹豫的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且引证了一番群众运动的发展之后，说：「所有这些通通证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最近的时期内已摆脱了动摇和逡巡，且已懂得刺激群众运动的策略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唯一正确策略」。 [10] 他们所说的话把事情弄得清清楚楚：共产党人将不惜一切牺牲继续依附国民党（布哈林厉声说：「把国民党旗帜交给蒋介石朋党是一个大错误」）。 [11]且将首先集中全力，把工农群众带入国民党中，藉以支持武汉政府，尽武汉政府「不仅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而且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残余……使国家民主化，树立劳苦大众的统治权……它已把土地革命提到议事日程上」。 [12]一切信任、一切拥护归「武汉的革命政府」，归「国民党左派」，因为它不多不少已成了「共产主义式的国民党」了。 [13] 托洛茨基写道：这种政策，这种局势的估计等于「自动把人的头颅送去屠杀。上海的血的教训完全空过，没有留下半点痕迹。共产党人像从前一样，正被人改变为资产阶级刽子手政党的赶牲口者。……」 [14] 事变非常迅速的证明谁是正确的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于数星期后开催，在斯大林的大纲上盖上赞成的胶印。但「革命的国民党」的将军们甚至在这次国际会议之前已开始屠杀工农了，这些工农与蒋介石在上海杀戮的战士一样陷于束手无策。而斯大林捧出来扶助土地革命的武汉政府也正批准了它的流血镇压。假如我们要知这件事如何发生，那么我们还是回到上海，加入共产党人及其它人的逃亡群，逃往长江上游以躲避蒋的杀手，并和他们一起抵达汉水与长江的会流点，而总称为武汉的华中三大城：武昌、汉口和汉阳就在此地，傍着泥泞的江岸。这里就是斯大林的「革命中心」，「国民党左派」的首都，据斯大林说，如得不到他们的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些叛乱的模范人物，这些万事系于一身的人物到底是谁呢？这些不愿意有个工农兵苏维埃，光是拿着群众的鞭子来监视自己的革命大勇者又是谁呢？第一个就是汪精卫，这个最「可靠的」同盟者。我们已知道，汪精卫在广州和上海受了蒋介石的压迫而低首屈服，具备了小资产阶级政客的特点——软弱、胆小，而且除了在他的大资产阶级长者之前准备退缩让步之外，什么事都无决断。还有徐谦，曾经一度是孔门学者和基督教徒，他可以整天演讲骂人，甚至连他的共产党同僚也遭殃。他今天可以比任何人都高声对帝国主义者喊杀。但明天就要浑身发抖，吓得死去活来，首先逃之夭夭了，还有顾孟余他早在1926年5月就已经把农民运动称为「暴徒、无赖和游手好闲的农民运动」。但顾孟余还是「革命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哩！还有已故领袖的儿子孙科，他那样经常改变他的见解和信仰，甚至本来就没有什么坚定品质，他自己的同僚，也轻蔑地称他为「孙悟空」，即一个觔斗可以打到十万八千里外的的齐天大圣。 外人最熟知的就是漂亮的陈友仁，善于辞令的圣手，又是外交攻击的能手，但他除此以外便一无所长，他因为不懂中国话（他生于特立尼达），故只能充当政府代言人，向列强办交涉。孙文的年轻未亡人宋庆龄充当领袖之一只是徒有其名。阿尔多．蓝辛独具慧眼，称她为「一个热心家，致力于其亡夫的理想较之（例如）解决复杂的政局更称心」。 [15]邓演达是继承廖仲恺为总政治部主任的人，他在武汉这些领袖中，是更带机动性的小资产阶级急进派，他具有的自信的勇气，这一点使他远远高出他的同僚。 上述这几个人就是各以其爪牙建立武汉政府的重要人物。这几个人也就是「革命中心」的主要台柱。一个月之后，姬塔洛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演说，谈及武汉的事件，说：「……人们忽略了与此有关的一件事——即资产阶级虽然退出革命（！），武汉政府连想也没有想到离开资产阶级。不幸在我们的大多数同志当中，此事不被了解；他们对武汉政府怀着幻想。他们视武汉政府差不多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一个偶像、一个模范」。 [16] 但是托洛茨基在5月18日的第八次全会上就已警告：「汪精卫之流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将必然出卖你们，如果你们一味跟着武汉的首领走而不组织你们自己的独立苏维埃。土地革命是一件认真的事情。汪精卫之类的政客处在困难的情形之下，将完全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农」。 [17] 这次预言花不了三个月功夫就证实了。 斯大林——布哈林等迫使共产党和这些领袖建立联盟之后，便以为自己在武汉实现了「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实际上，这些小资产阶级领袖与所谓民族或大资阶级的关系，比之他们与工农群众的关系更是无限的密切。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其它国家的模型一样，在性质和利益上都不是一致的，而是庞杂和分化为几个阶层的。最上一层，即小地主、店老板，手工业师傅和小厂主等的经济利益，与大地主、大城市资本家、银行，又最后分析起来，与外国金融资本都有密切的联系。任何次要的矛盾永远退到保持现存财产关系的实际一致的后面。假如拿一个放大镜来照视你们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你们将看出他具有他的大资产阶级从兄弟的一切污点。 你们的小地主不仅出租土地，而且恐怕还是市镇中米铺、当铺或某种小制造业的业主。你们的店老板也是一位劳动雇主，一个徒弟剥削者，他也许还把他的小小赚头直接投入土地，用地租的形式从中抽取利得，或采取高利率向农民放款。加之以，城乡小剥削者中间的联系虽然出于共同而往往是同一的经济利益，但大致上还是由于带有非常强制性的家族和宗族关系造成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农村封建剥削方法的延续发生关系，此点与大资本家大地主的情形毫无二致。在这二个阶层之间只有程度之差，而没有种属之别。 另一方面是下层，即小资产阶级的基本群众，他们就是城乡的贫民、被剥削的工匠、手工业者、店员、徒弟、中农、贫农和农业劳动者，他们构成农村人口之绝对大多数。这些下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不仅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直接发生矛盾，而且与小厂主、小地主和小商人的利益越发直接的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使他们和城市的产业无产阶级联系起来。 如果把这些区别加以发展，使他们得到政治的表现，则我们一定不在被剥削的贫民中，而在小剥削者的账房中来找寻这些国民党左派领袖的阶级根源。正因为如此，所以徒弟之要求从奴隶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店员之要求改良生活，工人在工厂中提出之诸般要求，尤其是贫农的土地要求，在这些领袖看来都不是值得争取和赞助的正当希望，而是令人惊怖的「过火行为」，这些「过火行为」大有推翻他们所处惯了的全部经济机构之虞。但是也正因为这些小资产阶级剥削者在经济组织中仅占着一个次要的、补助的，而且往往是一个中间人的地位，所以他们便要依赖他们的大资产阶级兄弟，且一定要靠他们来保护他们的政治利益。他们也许憎恨他们的主人，但他们见着主人却要畏缩和卑躬屈膝，因为他们有一种不光荣的恐惧心理，生怕被迫而陷入黑暗的被剥削的下层群众中。它们晓得自己不能自立，而他们也不仅乐得在经济剥削的领域中，而且也乐得在对群众的政治镇压中成为中间人。 1927年春汉口的情形就是如此。在南京，资产阶级已找到蒋介石做它的保护者和工具。在汉口，它也迫得求助于军阀，且找到唐生智来做他的工具。唐生智本人就是湖南一个大地主，汉口商会和有关系的缙绅都靠他来保护。因此，我们将从国民党左派领袖与唐生智及其它军阀的关系中，发现我们刚才描述过的阶级关系，几如数学一样完整表现出来。关于这一点的特别巧妙的譬喻，历史还要深深感谢武汉国民政府的最高顾问，鲍罗廷。 安娜．鲁意丝．史特朗（AnnaLouisStrong）问及他关于武汉军政和民政权力的情形。她认为「民政权力立得稳，军权就一定让步的」。 「他笑起来。他说：『你见过一个兔子见到一条蟒蛇的情形吗？它浑身发抖，明知它就要被吞噬，但还要诱惑对方。这就是武汉民政权力遇着军权的情形，呆呆看着军权，浑身发抖』」。 史特朗女士解释道：「因此，他虽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且虽然中国知识分子建立起武汉政府，他对他们的勇气却很少幻想。但是他却是他们的坚定和革命到底的意志的主要来源」。 [18] 好一句适切的墓志铭！斯大林、共产国际和鲍罗廷在中国就只限于企图把能力灌注在一个贫血和受惊吓的兔子身上，好让它打败蟒蛇呵。但这个兔子却没有应验于这种治疗，倒还卷起它的一双红眼睛，死了，于是蟒蛇把它吞掉。但鲍罗廷和共产国际却站在这个兔子旁边，把「坚定和彻底革命的意志」注入它身内——一直到完结为止！随后整本书都不能够比此更巧妙的描写国民党左派及其莫斯科师傅的作用和命运。因为斯大林宣布革命胜利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正是和这个兔子的合作。鲍罗廷对这个兔子稍为知得熟透一点，他已经晓得蟒蛇终归要享受他的美餐的。他简直认定革命是不可能性的。「你们不能共产贫穷」，他总喜欢这样告诉那些感服的外国记者。 有一天，上述的同一位女士用她的天真态度向鲍罗廷和陈独秀说，因为她到俄国参加俄国革命已来得太迟，故她这一次早一点赶到中国来，「以便赶上时间」。「鲍罗廷带笑向陈独秀说：『史特朗女士赶的日子总是不幸。她赶到俄国固然太迟，她现在到中国来却又未免太早了』。他们间互通了一次可怕的会心一视，这是我当时不很了解的。 [㈠]因为我和外间人士，又除了国民党的秘密委员会之外，和所有人士都抱有共通的见解，仍然以为武汉是革命的，并不知道右倾已把它影响到什么程度」。 [19] 「外间人士」——斯大林也和史特朗女士一样——以为武汉是革命的。只有那些因为害怕群众运动而退避的国民党「秘密委员会」和莫斯科的托洛茨基才知道另外的事情，一个是由于自知之明而知道，另一个则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知道。 全世界报纸的标题（包括共产国际报纸的）均挤满「赤色汉口」的消息——斯大林则称武汉为「革命中心」——因为它们犯下了并非不重的大的错误，把群众运动和武汉政府等量齐观；又因为武汉的领袖发觉拿革命和急进词句的保护脂来涂抹自己是有用的、必要的。帝国主义报纸（尤其是英国的）往往因一点点细故便视为赤化，他们之歇斯的里地怒骂武汉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是自然之理。但自诩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十月革命说话的共产党人却来东施效颦，就不伦不类了。根据斯大林的见解，蒋介石的政变已经替武汉的「革命中心」扫清阵地了，「革命的国民党」现在可以着手实现土地革命，驱逐帝国主义者，废除封建制度，摧毁军阀，且因而保证中国革命向「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因此，共产党人及他们后面的群众均奉令服从国民党及武汉政府的节制和纪律。 杜里欧写道：「革命政府和国民党的力量实际上就在于工人群众的拥护。……总工会和它的300万会员……无条件拥护国民政府。农会和它们的1500万会员……也拥护它……所有这些力量都自行团结在国民党的旗帜周围，实行……从帝国主义的监护之下解放中国，消灭反动势力、封建制度及军阀制度，并实现社会主义……使它的经济循着资本主义以外的道路发展」。 [20] 但斯大林、勃劳达、杜里欧及其它从莫斯科来的先生们所忽略的就是：群众趋附武汉政府是一回事。武汉政府趋附群众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全世界都以为汉口是『共产党的』汉口。但国民党左派在统治着，国民党左派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社会党人，而且在汉口享有共同管辖权的将军们必定反对每一件共产主义的事情」。这就是事变很久以后鲍罗廷给罗易．菲些耳的一幅画图。 [21]这才是真正的武汉，不是写在莫斯科的空想的、过于狡猾的决议上的，而是事实上的武汉。 据「革命中心」的理论说来，蒋介石的政变，藉某种奥妙的点金术，卒至造出一个清楚的局面来。在这个局面中，革命势力（武汉）直头对抗反革命势力（南京）。共产国际的中国「通」米夫说：「在最初的瞬刻，（这个瞬刻是不是等到斯大林大纲的墨渍干掉之后呢？）其特点就是在这两个中心间充满矛盾」。 [22]或者，照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说法：「大资产阶级的退出，免除了国民革命内部冲突和不睦的原因。且使整个革命运动直接走向一个简单的目标」。 [23]还有任何事情能够比此更简单呵？ 但是我们且看吧。不出几个星期，《消息报》的惊愕的读者就一定知道：国民党左派领袖证明为「将军们手中的玩物」。 [24]在同样短促的日子之内，外国共产党报纸的读者一定突然看到这个消息：「关于无数将军和总司令想使工会受他们节制的无数企图……反革命阵营的将军和总司令与国民政府的将军和总司令很少不同，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 [25]米夫本人也迫得纪实道：「结果……武汉的领袖们跪在南京之前」。 [26] 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呢？「充满矛盾」，何以又那样快、那样干净的解消了呢？呵！原来这就是它的点金术哩。那么公式呢？可爱的华特生说：基本的公式就是「阶级斗争的辩证法」。毕竟没有什么东西像「辩证法」那样易于解人之难。但我们且去寻一寻稍为忠实一点、精确一点且无限辩证的解释。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需走一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距离事变稍远的路程。底下就是我们在1931年出版的某一著作中发现的话，这本着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赞助之下发表的： 「宁汉分裂并没有在武汉使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立即得到清楚的表现。相反的，不仅资产阶级的权力，就是地主和豪绅的权力也仍然存在。后者特别握有大权。武汉内部的冲突和南京内部的冲突有其同样的社会性质，即，工农的民主革命反对豪绅和地主阶级。武汉的内部分解甚至已开始于武汉政府完全组织好之前」。 [27] 因此，虽与斯大林的想法相反，在武汉却从没有一个革命中心！在武汉与在南京无异，有资产阶级与地主的权力（后者的权力「特别大」）而且武汉政府还受阶级斗争分裂，它甚至在完全成立之前就已开始叛离，即，已开始向南京屈服！在1928年或1931年提出这种见解显然是上好的「辩证法」，但在1927年轻轻说出一点就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了。 1927年春，在武汉国民党「左派」与南京国民党「右派」之间并没有什么阶级矛盾，有之只是实际上代表同一阶级力量的两个集团之间的同行竞敌而已。不管其急进领袖运用的辞藻如何，武汉的「左派」之资产阶级性及反对土地革命丝毫不下于南京的「右派」，这就是托洛茨基的见解的根据，他的见解认为使共产党人与群众隶属于汪精卫和唐生智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其罪恶不下于在前一时期使他们隶属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派」。正因为如此，反对派才要求中国共产党无条件独立。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要求迅速和彻底运用土地革命的口号，要求组织工农兵苏维埃，这些苏维埃要能够领导斗争，能够占蒋介石之先，从汪精卫之流的一双软的纤手中攫取政权，且能够争取兵士中具有决定作用的部份来摧毁反革命，能够瓦解和破坏将军们的权力。 必须举行反对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斗争，因为它一贯总是反对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却是中国未来的心脏和灵魂。拒绝举行这一斗争——但也只有藉苏维埃的武器才能举行这一斗争——就等于放弃和出卖农民，一言以蔽之，就等于绞杀革命本身。但斯大林却反对这种与国民党作不可调和斗争的路线。因为他并不视国民党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视它为一个特种的「革命议会」。在这个议会里面，敌对的阶级将在斯大林的保护之下，学习如何去想象出一种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共同利益，在斯大林看来，武汉是「革命的」，而它的「革命政府」将领导和扩大土地革命。武汉将推倒蒋介石。武汉将在最短期内变成「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在全部历史中从未见过或知道过的一种现象。 [28]斯大林保证道：假如共产党和群众组织用全力拥护武汉，假如他们自己不过早采取苏维埃的道路，采取攫夺政权的道路，武汉就一定会干出这一切事情。人们就是如此谈及它，而且人们也一定要它如此。中国革命的命运落在国民党左派的怀抱中。它到底如何，很快便见分晓。 [1]1927年4月26日《字林西报》。 [2]参阅蒋介石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作的演辞；又参阅1927年5月25—26日《民众论坛》上JamesH.Dolsen着〈蒋介石之困境〉一文。 [3]本章摘引一切斯大林的话均根据1927年4月28日《国际通讯》上〈中国革命问题〉一文的正式英译稿。 [4]托洛茨基：〈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大纲〉（1927年5月7日）见《问题集》第23页以下。（除另有注释者之外，本章所有摘引托氏的话均本自此文）。 [5]N.Lenzner〈中国问题〉，见1927年6月25和29日《国际通讯》；A.Stetski〈中国革命之转变〉见1927年4月27日同上；Stetski〈中国斗争的辩证律〉，见1927年5月7日同上；L.Heller：〈中国革命联合战线破裂以后〉见1927年5月7日同上；J.Pepper：〈张伯伦与蒋介石的同盟〉，见1927年5月21日同上；等等。 [6]见注三。 [7]Lenzner〈中国革命〉（旁圈照原文）。 [8]布哈林著《中国革命问题》第56、59页。 [9]布哈林：〈向联共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1927年6月4日，见1927年7月2日《国际通讯》。 「何时应该妥协，何时应转守为攻？」5月末，共产国际执委员第八次全会的决议问道。「这要就具体条件决定。共产国际特别以为，有些同志在蒋介石上海政变时建议实行暴动的策略，十分谬误。这项策略的究竟，非以暴动进攻帝国主义及蒋介石作先发制人之计，便须广布阵线，用武装力量和他们斗争。……假使上海工人发起了广大的武装行动，必被蒋介石帝国主义联合武力扑灭，中国无产阶级的鲜血，在一个毫无胜利之望的战争中，便会平日洒尽」。——〈中国问题决议案〉，见1927年6月15日《国际通讯》（此段译文乃从李立三编《中国革命》中之正式中文译稿摘下的，与本书作者引证的英文重译，有少许词句上的出入——译者。） [10]E.Eichenwald着〈共产国际在中国之策略路线〉，见1927年6月2日《国际通讯》。 [11]布哈林：《中国革命问题集》第59页。 [12]唐新士（Tangshin-she）：〈蒋介石之武力活动与汉口政府〉，见1927年6月6日《国际通讯》。 [13]1927年5月21日《国际通讯》。 [14]托洛茨基著《问题集》第285页。 [15]蓝辛著《中国之谜》第66页。 [16]托氏《问题集》第280页摘引。这一段及另外几段已从大会出版的记录中删去。 [17]托氏：〈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二次演辞〉，见《问题集》第103页。 [18]史特朗著（AnnaLouisStrong）《中国之劳苦民众》（纽约，1928年出版）第38—9页。 [㈠]陈独秀和一位最反动的元老吴稚晖作过一次谈话，这个故事暴露了陈独秀对于共产党的前途的观念，据吴稚晖述说：「我问陈首领……『你在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迟疑而答曰：『20年』。……本委员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19年了。前时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30年……』因共笑而罢」。这次谈话举行于1927年3月6日。吴稚晖不能接受仅仅19年活命的见解，他敦促蒋介石赶快准备根绝赤祸，事先防免这个不吉日子的来临。 [19]前揭书。 [20]杜里欧：〈在中国革命中〉，见1927年6月25日巴黎《人道报》。 [21]菲些耳著《苏维埃之世界政策》卷二，第667页。 [22]米夫著《中国革命》第100页。 [23]〈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宣言〉，见1927年5月23—6日武汉《国民日报》。 [24]1927年7月28日《国际通讯》，正式译稿。 [25]〈泛太平洋工会秘书处宣言〉（1927年7月25日汉口发），见1927年9月2日《国际通讯》。 [26]米夫著《中国革命》第100页。 [27]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二节。这段话是复述瞿秋白1928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上更审慎地发表的思想。盖斯大林的「革命中心」在一切人的记忆中尚非常新鲜，故当时尚不敢大胆说话。（参阅瞿秋白著《中国革命》第一章）。 [28]见托洛茨基著《不断革命论》。 上一篇 下一篇
第十章1927年4月12日政变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十章1927年4月12日政变 4月12日早晨4时，在祁齐路交涉公署的蒋介石司令部里有一支军号鸣鸣吹起来。驻泊南市的一艘中国军舰也用汽笛声应答。「同时，机关枪声突发，不断轰击」。 [1]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和曹家渡一齐受袭击。这件事之发生，除工人外，没有一个人觉得奇怪，因为「中外一切当局者于午夜之后均秘密侦知早上将要发生的事件」。 [2] 流氓们在各地动员起来行动，他们穿着土布制服，臂上捆着白色臂章，上面写着「工」字，他们「已在漏夜组织的秘密队伍中热狂工作，黎明出现宛如天降……」 [3]《字林西报》称他们为「武装的国民党工人」。上海工部局巡捕房报告指他们为「商团」。《大陆报》称之为「国民革命军」。佛朗卡．乔治．索珂尔斯基报告道：「与青红帮谈商已妥，故某晨他们充当『白色』工人进击和枪杀共产党人」。 [4]他们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按照某一定的暗号，「从租界冲出」， [5]然后与白崇禧军队的精选部队合力进攻散置于全市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在许多场合，比如在南市的福州会馆及浦东的警署等场合便是，经过一场短促的剧战之后，各地工人的阵地便直接被那些流氓占取。他们的地方一被占领，工人纠察队和帮助他们的人通通受实时的、残恶的处决。他们的武器被剥夺，「而且甚至他们的衣服和鞋子被剥掉了」。 [6]每一个反抗的工人都当场射杀了，其余就被捆在一起，押到街上或龙华司令部枪决。 凡是工人的武力较为强大，抵抗大概较为猛烈的地方，袭击者便采用其它策略。有一队流氓大约60人，于上午4时半左右向闸北的湖州会馆开火。这些建筑物是总工会的机关所在地，由几队纠察驻守。这些惊愕的工人卫兵喝问袭击者是何工会。「北伐军」，其答复如此，炮火继续打去。纠察队亦还击。会馆面临的街上充满炮火声，20分钟之后，有一个名字叫做邢霆如的军官率领一连兵到来。邢某喝令停战。他向纠察队大呼：「不要打我们！我们是来帮助你们解除这些人的武装的」。炮火停止了。他从街上提议双方交出武器。他假装进行缴掉若干流氓的械，而且在纠察队的怀疑的目光之下，甚至把他们若干人牢牢的捆起来。因此，大门打开了。邢某和他的部队被请入去。据说，甚至还向他们供奉茶烟。这位军官向纠察队的总指挥顾顺章说，他已奉命根据戒严条例进行「武装调停」。他叫顾伴他到司令部去，这位纠察队领袖欣然首肯，并带同他的6个部下和邢一道离去。到街上跑了几步路，邢突然向顾说： 「我们已缴了这些游击队的械。我们也要把你们队伍缴械了」。 顾吓得一跳，他答道，「你不能这样干，那些人是流氓。我们纠察队是革命工人。为什么要缴我们的械呢？」 邢不做声。他的部队围拢起来。顾和6个人都被缴了械，且被押回总工会会所。几分钟之后，一支流氓军大约有200人冲入这座建筑物，兵士袖手旁观，他们野蛮地袭击这些大惊失色的纠察队。 顾和副指挥周恩来于混乱中逃走。他们带怒带惊闯入第二师部——去抗议这次袭击！他们被冷置一旁。他们遂设法逃出，躲藏起来。 [㈠]这时湖州会馆已陷入攻击者之手。在该市其它多数工人中心机关中，同样的方法也得到同样的结果。上午6时左右，工人的最后根据地就是商务印书馆。该地尚有一支纠察队，大约有400人，继续据守，抵御那些占压倒优势的袭击队伍。 当流氓袭击，军队出头要求停战之时，据守商务印书馆内的工人重新发一排枪来答复。军队于是奉令参加袭击。一切欺骗的企图都抛弃了。该建筑物遂四面八方受包围。宝山路上的炮火声几点钟不绝。工人们不过有几挺机关枪和50枝左右的步枪，他们就是这样死守下去。他们不愧为好领袖，这些上海无产阶级的无名保卫者。他们的英雄主义一定不是从绝望中，而是从悲苦，亦即从一种被出卖的感想中产生出来的。国民党的子弹或国民党刽子手的大刀绝灭了他们的肉体的生命之后，这种感想将要长存不灭。他们一直抵抗至伤亡过半，子弹已绝才罢休。过了中午，这些袭击者才小心翼翼的步进这座弹穿的建筑物。 [7] 《字林西报》佯笑道，「除了解除共产党的武装之外，军队尚采取什么行动，这一点自然无从晓得。中国当局也不想公告于世」。外人的最初报告把死伤数目减少了，但英人操纵的上海工部局捕房后来得出较为真实的人数，据它报告说，在那一天的军事活动里大约有400个工人遭杀死。 [8]总工会主席汪焘华就是失踪者之一。（据后来发觉，他于是日下午之前被流氓绑走，送到龙华司令部，三天之后，他遂遭处死）。4时，军事当局宣告他们已「掌握」大局。 陈群 [㈡]是流氓头张啸林的秘书，又是白崇禧军队的政治主任，他宣布立即「改组」总工会的计划，改组的办法就是3月在江西和浙江所干的那个老套。 他宣称，「政府的政策志在使工人与革命军及政府合作。但是工人一成了扰乱的根源，擅自干它自己足以危害革命和扰乱治安的工作，那就必须使它就范」。 新近组织的工人联合会立即接管被占的工人机关和自行介绍如下：「上海总工会是少数共产党徒所操纵，以压迫恐吓欺骗之手段劫制工友，而使工友供其牺牲。现在工友之因罢工失业者日益增多……该总工会……反更加压迫以陷工友于死亡，造成彼辈国家社会之捣乱机会……本总会……（之）……用意全在实行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以谋工人本身最正当最确实之利益，以谋中国建设，使得国际之平等自由。……现在该总工会之纠察队业经一律缴械，己不能再施其压迫于我工友，凡我工友可以完全自由。希即派代表前来本总会接洽，静候解决……」 [9] 但总工会及其它共产党组织尚未遭全部破坏，它们尚有充分的气力向蒋介石致送新的呼吁和请愿书。上海市党部久已被逐出办事处，它现在又发出一篇宣言说，「我工人群众立即不稍退却，整顿队伍，……军事当局亦当将枪械交还工会，切实保护工人组织」。 [10]实际上已死亡了的临时市政府致白崇禧一函道：「查工人纠察队在过去不惜重大牺牲，响应北伐军，消灭直鲁匪军……上海克服以后，协同军警维持秩序，对于地方，亦不无微劳足录，是以蒋总司令对之极为赞许，赠以旌旗，题曰『共同奋斗』……」。该信于结末处必恭必敬的恳求发还纠察队的枪枝。 [11]是晚，共产党人在闸北向群众演讲。他们口发怨言道，工人们「数年来已不断帮助国民政府，最近还替他们克服上海……他们已一贯维持纪律……（他们）又不仅已遵守法律，且协力维持它」。结果通过决议，极力主张「重新请求当局发还已缴枪枝」。 [12]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太真实了。仅仅到了现在，战斗已败而行动的时机已无可挽回的消失于过去铸成的大错之中，总工会才于4月13日发现一点子可怜的勇气，宣布一个抗议的总罢工，并宣称：「誓死奋斗，宁死于以国民革命为旗帜的军队之手，虽死亦荣」。 [1]3 共产党领导已把工人们送到蒋介石们的炮口之前，但它于4月13日尚号召工人「准备牺牲一切，恢复反对右派势力的斗争」。 [14] 工人很可以问一问：「什么样的反右派斗争呢」？ 而且他们现在如何去斗争呢？共产国际的训令已叫人装死——埋藏或隐匿他们的武器——希望藉此来避免「公开斗争」。现在敌人已迫使他们作「公开斗争」，他们便无可奈何地任人摆弄。 但虽然在4月12的严重日子，领导已完全破产，尚有十万工人左右响应大罢工的号召。 [15]这就是上海工人阶级纪律和勇气不堕的明证！海上交通停顿。电车工人离厂，沪西多数纱厂工人和杨树浦各工厂半数工人均起来响应此次罢工号召。 4月13正午，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召集一个群众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发还被夺枪枝，惩办工会破坏者及保护总工会。 [16]后来又起草一封请愿书，把这几点要求包括入去，于是组成一个请愿队伍，想游行至第二师部，把请愿书递交周凤歧将军。女人和孩子都参加了。没有一个人携带武器游行。他们在滂沱大雨之下转入宝山路。当他们看着行到义品里对面，离军部甚近的时候，在那里迎候他们的机关枪手立即开火。枪弹从马路两面向厚结的人群密集射去。男男女女和小孩哭喊连天倒卧泥泞中。人群四散狂逃。机关枪尚继续射击逃亡的工人。泥泞的雨水注入马路凹辙，均成血河。待机而动的小步队从邻近的弄堂中冲出，用刺刀向人群中乱刺，挥动步枪枪托和大刀乱打。他们争先恐后追赶那些逃命的示威者，许多人都被追到自己家里，追到义品里、宝通路和天通庵路，工人阶级聚集居的马路上。男女工人都被拖出。「凡是反抗的都当场遇害或者受伤……许多受伤者都躺在原地待死，没有人过问。不到一点钟，马路就已肃清」。 [17]有一位目击者见到尸体用搬运货车搬走。「有八辆以上装满死尸的货车」300余人遭杀，受伤者数目更多。不少重伤者「和死者一道搬去埋葬」。 [18] 上海工人被人当做「扰乱革命军后方」的「反动派」来枪杀。蒋介石发出宣言 [19]骂共产党徒「与北方军阀勾结，阴谋破坏革命运动」。 [㈢] 现在在全上海建立起来的恐怖局面，外人势力也有一臂之助的。法国当局之间接帮助是最显著的，因为法界包打听的首脑就是黄金荣，他把他的所有部下都派去作反对工人的活动了。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和英日卫军合作，从11日晚上开始举行不断的侵袭，有几次还是在所谓北四川路越界筑路邻近的中国领土上发生的。他们采取这些手段是得到「龙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许可的」。 [20]4月14日晚上，英国的铁甲车与日本陆战队合作，小规模的侵袭越界筑路区，在侵袭时，有几次使用机关枪。 [21]到处都举行严峻的逐户搜查，并发生大批大批的逮捕。 [22]犯人成批移交龙华司令部。他们在该处要受军事法庭审判，这些法庭是根据蒋介石颁发的戒严条例成立起来的。这些军事法庭完全受军事长官操纵，而这些长官又是赋有权力在任何「紧急」情形中可「自行斟酌」的，因此它们就成了官式恐怖主义制度的工具，这个制度在往后的几个月中，送掉了确确实实成千成万工人、学生及其它人的生命。 这种恐怖局面首先是对付工人和共产党人，但有一个时候也跨过了资产阶级财产的界限，即，跨过了原来要它维持的不可侵犯的财产界限。中国资产阶级已知道不得不求助于蒋介石和流氓来反对工人。现在它迫得要忍受它自己的救命恩人的予取予求。法国资产阶级于1852年「把流氓无产阶级，把十二月十日社的首脑所率领的这些无赖汉和叫化子推上政权」 [23]，中国资产阶级也像法国资产阶级一样，于1927年把青帮和蒋介石率领的都市残渣抬到自己头上。中国资产阶级现在也像它的法国标本一样，必须对专门的服务付重赏。它「赞美剑；现在它要受剑来统治了……它使公众集会受警察的监视；现在它自己的客厅也受警察的监视……它曾经不经审判便流徙工人；现在资产阶级也不经审判就被流徙了……（他们的）钱袋被劫……资产阶级对革命不断叫出的字眼就是圣．阿尔逊尼斯对基督教徒所说的话：逃跑、沉默、服从！波拿巴对资产阶级叫出的字眼也一样……」 [24] 蒋介石对上海的有钱人也说出同样的话。只不过除了逃跑、沉默、服从之外，他还更直白的加上一句话：「付钱！」罢了。 资产阶级已团结在蒋的麾下，它之这样干只是因为懂得他会从共产党、从工人、从罢工和暴动中救出他们罢了。他以一种足以使最苛刻和苦恼的资本家也心满意足的残忍手段，完成他的任务：实行「北洋军阀甚至在其自己地盘内也不敢实行的清共工作」。但是到这里就发生了岔子。「反共运动在该地本应完结，人民（原文如此）也应安居乐业。但人们借口清共，竟采取各种迫害方式。人被绑架且被迫而捐助巨款，充作军事费。……分明没有理由或公道……也不用什么法庭……有几百万块家产的人都被诬指为共产党……即在此刻，什么人都无法安然避免那已经成立的裁判所」。 [25]蒋介石曾「侈谈赤色无政府状态的威胁」，用惊慌的态度使资产阶级吞声屏息。现在，蒋介石却要催促兑现，「给它尝一尝未来的滋味，这个未来是它已预言过的」。 「在上海和上海附近，中国商人的处境是可怜的。在蒋介石将军独裁的掌握中，他们不知道明天将发生什么事情，没收财产，强迫借款，流放，或许还要处决吧。……军事当局已下令改组商会及其它机关，这些机关要推举一批大抵使蒋介石和白崇禧满意的新董事，这正如他们下令改组工会一模一样……把中国较善良的阶级摈之法律之外，这个手段是恣意实行」。 [26] 当替新南京政府筹集的3000万借款迟迟未遂时，商人便接得「军队劝捐的通知，并暗示如此事不成，恐跟着就捕人……」 [27]甚至国中最著名的企业家荣宗敬也不豁免。蒋要他出50万元。当荣氏想龂龂论价时，蒋立即把他逮捕起来。荣氏被押入狱，据说后来花了25万把他买出来。其它人则还要付更多钱。 [28] 法西斯或军事独裁者宛如残暴的卫兵，他们盘踞在那些吓得要命的雇主们的筵席上，几乎随意所欲的把罗列桌上的珍馐大啖特啖。蒋介石虽要在其本阶级中握有支配权，然后出来替它服务，但在进行中，他仍不外是它的佣役而已。 [29]假如蒋介石似乎成了一个假装为国家权力之首的强盗，那只不过因为他已替他的主人，尽了很好的职责罢了。他们必须付给他的代价一点也配不上他曾经摧毁群众运动而解救了他们的工作。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银行家和商家赶快拥护它，他们这样做正是证明上面这句话呵。他们自以为报答甚优，因为在沪变量日之内，对宁波、福州、厦门、汕头和广州工人施行同样打击的消息传来了。这些城市差不多处于同等的情境之下。蒋的部属应用同样的野蛮手段来镇压工人，这些工人的混乱、狼狈、被解除武装和彷徨无告不下于他们的上海同志。 [30] 在「民族统一战线」与「四个阶级联盟」的名义之下，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已把中国工人阶级的自由和独立奉送给人。他们留给工人们的无非是供牺牲的生命而已。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恰好在政变之前夜已说过：「国民党病在血管里缺少了革命工农的血。共产党必须灌注这样的血，藉此剧烈的改变这个局面」。 [31]事变已给了这些话以多么可怕的内容呵！国民党现在已要求——而且已得到——它的一磅肉了。 历史还没有干完它的可怕的恶作剧。在汉口，汪精卫已抵埠，告诉他们蒋已赞成召集国民党中执会的联席全体会议来「和平」解决一切争端。现在消息传到武汉，称蒋由他自己一派人在南京召集他自己的全体会议。4月13日——注意：4月13日——即当上海的流血已达极点之时，汉口的第三国际代表团拍给蒋介石如下的通电： 「……第三国际代表团现在在中国，且曾一贯渴望谒见阁下；但因为我们曾分头游历全国各地，路途远隔，故不果……现在消息传来称阁下已决意在南京召集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若干委员开会。这种动举显然违背阁下与汪精卫订立之协议，该项协议曾规定党内一切引起冲突之问题将交由中央委员会之全体会议解决之，而该会议将在武汉召集，阁下亦将前来参加。阁下在这个危急的关头来召集中央委员会几个委员的会议，革命的敌人将自然把此事解释为国民党内部的破裂。此刻正当国际帝国主义联合一致向中国国民革命骄横进攻之时，革命力量的统一实乃无上必需，……鉴于局势危殆，我们敦劝阁下放弃原定的南京会议，盖此种会议实际上将使党分裂。在这个危急关头，破坏国民革命战线的严重责任将由阁下负之。我们劝请阁下赞成将党内问题之一切争执交由中央委员会之全体会议处理。阁下若采纳此议，我们将欣然造访南京，与阁下亲自讨论一切重大问题。第三国际将尽全力帮助一切革命力量形成统一的国民革命战线。——1927年4月13日，M．N．罗易代第三国际代表团叩」。 [32] 蒋介石正用机关枪的言语来向上海工人讲话，但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易、勃劳达、杜里欧、曼尼、鲍罗廷等却还能够彬彬有礼的跑到他的面前，哀求「革命力量之统一」。也许沪汉间的电报阻塞了吧。他们还要「和解」这位骄傲不可一世的将军哩。他们说，他的举动「实际上将使党分裂」。难道蒋介石还要在南京召集一个会议才使这些共产国际的先生们相信党内分裂正是他所渴求，又正是他所促进的吗？他当然欣然应命！上海工人既然遭受摧残和流血，这个「严重的责任」诚然要轻轻地放在他的肩上。上海马路染遍了工人的血，工人的尸体尚温，尚暴露未葬，但是假如，假如蒋采纳斯大林、罗易之流的「献议」，共产国际还要继续「尽全力」于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的。但假如不采纳呢？假如蒋不理会他们呢？何消说得，革命的敌人就要知道国民党内部已发生了破裂了！这些革命敌人真聪明得可恶。这样卑躬屈膝的向刽子手哀求（这位刽子手恐怕还没有停止屠杀的工作来讪笑这件事）概括了共产国际指示给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有害的、违反工人阶级的政策。 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各国党的代表对中国事变的发展完全蒙在鼓里，各国支部更不消说了。上海事变的消息传来彷佛某种难以相信的、令人纷乱的灾劫，因为这一灾劫事先并没有警告。消息只靠谣言流布于苏维埃首都。整个一天已过，尚没有任何官式的声述。在这几小时当中，克里姆林宫里面究竟做些什么事情，没有记录可资参考。一位资产阶级访员终于能够发电：「苏维埃当局经过执拗的否认蒋介石与国民党极端派发生严重异议的消息之后，今晚却宣告此事不幸是真的了，且对于国民革命军与『武装的劳工团体』发生械斗，国民革命军在其它南方各城市内也忙于解除工人团体的武装等事实，表示悲惋」。 [33]在共产国际内部，惊讶是无例外的，狼狈周章是无止境的。他们花了几多天来估计他们所陷的现实情形。直到政变发生的那一天，共产国际的专家们尚在写文章坚决否认这个政变之任何可能性，而这些文章在这次政变发生了许多天数之后尚刊载在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上。例如，4月16日，《国际通讯》报上便刊载了德国共产党领袖阿尔斯特．台尔曼（他在几年之中就束手无策的把他的党送给纳粹刽子手）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宣称：「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右派及其领导已被打败了」——还远在1926年呢！他吹牛说，蒋介石「必须服从……最高军事会议，而这个会的多数却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员构成」。左派和共产党人合成的领导「正共同一致争取……民众各阶级的民主独裁！」他末了嘲笑帝国主义者关于蒋介石变节的「幻想」。 [34] 4月20日——政变后整整八天——《国际通讯》报又刊载帕拉格的维多．史坦的大文，这篇文章骄傲地宣称：「分裂……及右派与军阀妥协的希望……均是谎言，而且没有成功的机会」。 [35]同一日，他在一个「专号」中报告——「蒋介石的叛变！」 [36]原来叛徒完全失败和完全成功——通通同在一天：4月23日！这同一机关报丝毫不隐的宣称：「蒋介石的叛变。不是出乎意外的」。 [37] 于是发布了一批文章和大纲，「辩护」过去采用的政策及其结果。这种论调是斯大林亲自造成的，他于4月21日庄严的宣告：「事变已充分和完全证实」共产国际「路线」之「正确」。 [38] 消息灵通的华尔泰．杜兰第（WalterDuranty）从北京发电表示他的信念说：「莫斯科领袖将尽他们之所能去恢复国民党的统一，即使牺牲更极端的中国共产党亦在所不惜」。 [39]他说对了。斯大林在和中国资产阶级统一的祭坛上，尚没有停止供奉牺牲。事变虽然证明托洛茨基正确，但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必须继续下去。在上海，借用马尔劳的话说，共产党中央「知道托洛茨基派的提纲正在攻击和国民党的联合，它生怕采取任何态度，足以授人以柄，或者正确地或者说错误地，拿来与俄国反对派态度连系起来」。因此，它唯唯听命推使工人去受屠杀。阶级斗争的铁钳较之莫斯科颁来的教皇敕令更带强制性。工人们为「统一」而死，但他们所获致的唯一统一就是压迫者反对一切被压迫者的统一。「四个阶级联盟」的华丽而不雅观的破外衣被剥除了，剩下来的原来只有上海工人阶级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尸体。军阀和银行家就在这个死尸底下拿掠夺物赌博和做买卖。 [1]1927年4月3日上海ChinaPress。 [2]1927年4月3日《字林西报》。 [3]同上。 [4]1928年《中国年报》第1362页。 [5]1927年4月3日上海《申报》。 [6]同上。 [㈠]）]顾顺章留在共产党内，至1931年他就做了叛徒，投降国民党，并成了最凶残的杀手，后来又成了蒋介石反共组织的首脑。周恩来逃出上海，后来成了江西农民红军政治领袖之一，1934—5年他随军逃至辽远的西北。现在他们又重新在蒋介石阵营内联合起来了。 [7]参阅〈工人代表报告〉，《新闻报》及其它上海报纸的详实记载。 [8]〈捕房4月份报告〉。见《市政公报》（1927年5月21日。）参加汉口第四次全国总工会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报告：140个工会领袖和500个工人在抵抗蒋的政变时送掉生命——1927年6月30日《民众论坛》。 [㈡]）]陈群和杨虎充当蒋介石的刽子手的指挥，潜赴宁汉及其它邻近城市，杀害成千百人来完成工人运动的「改组」工作，「上海狼虎成群而出」这名话曾流行一时。 [9]1927年4月13日《新闻报》。关于「改组」的最好的描写，请阅1927年6月17日《民众论坛》上之〈蒋介石之法西斯工会〉一文。 [10]]1927年4月13日《新闻报》。 [11]]同上。 [12]]1927年4月16日NorthChinaHerald。 [13]]1927年4月13日《新闻报》。 [14]]1927年4月13日ChinaPress。 [15]]「九万工人出厂」——1927年4月14日ChinaPress。「共产党号召总罢工来抗议反共的政变，这一号召于4月13日午得到不下111800个工人服从」——上海工部局捕房1927年份报告。 [16]]〈工人代表报告〉。 [17]]1927年4月14日ChinaPress。 [18]]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二节，〈工人代表报告〉。 [19]]蒋介石：〈告民众书〉，1927年4月上海发。 [㈢]）]反革命的方法是没有什么新奇的。雅各布宾党人被人当作「保皇党」和「彼特走狗」送上断头台。列宁和托洛茨基被称为「德皇走狗」。数年之后，托洛茨基又要成了「希特勒走狗」，而斯大林也把成千成万异己的工人当做「法西斯间谍」和「天皇走狗」来枪决。在西班牙，工人们又因为「对反法西斯斗争怠工」而被枪决，而革命家也被诬为「佛朗哥走狗」。只有在西班牙，斯大林党才尽了蒋介石的刽子手和青帮长枪队所尽的作用，这些刽子手和流氓也在上海成群的杀死过「张作霖走狗」哩。 [20]]1927年4月16日NorthChinaHerald。 [21]]同上。 [22]]1927年4月15日《北京晨报》称官方报告举出被捕者的人数总共为1000。 [23]]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1926年纽约出版）第127页。 [24]]同上，第128页。 [25]]1928年《中国年报》第1374页。 [26]]1927年5月4日《纽约泰晤士报》。 [27]]同上，1927年5月19日。 [28]]1927年6月25日上海《密勒士评论报》。 [29]]「是的，这个佣人跨在主人的颈上，不时的把最鲜美的东西从他的嘴里夺了去，并且把痰吐在他头上光秃的地方。任你怎样说，它是一个最不合意的佣人！然而它还不过是一个佣人。资产阶级和他住在一起。因为没有他，它和它的统治必然灭亡。……资产阶级独裁仍然不受侵犯，因为它的社会霸权的所有条件已维持和巩固了」。——托洛茨基著《第四国际与苏联》。 [30]]苏联工会赴汉代表，于4月14日道经广州。翌日他们眼见捣毁工会、大批逮捕和当街处决的情形，这都是奉李济琛将军的命令执行的，李将军在数月之前也曾列入斯大林——布哈林的「革命将军」人名录中哩——参阅1927年5月15日《民众论坛》。逃亡的广州工会运动者把这段过迟的消息带到汉口：「我们深以国民革命的发源地变成反动的根据地为憾」——1927年5月6日《民众论坛》。 [31]]1927年4月15日《共产国际》。 [32]]由官方（武汉）国民通讯社传出，1927年4月14日ChinaPress发表。 [33]]1927年4月14日《纽约泰晤士报》。 [34]]台尔曼(E.Thaelman)作〈中国革命与无产阶级的任务〉见1927年4月16日《国际通讯》。 [35]]1927年4月20日《国际通讯》第43期。 [36]]1927年4月20日同上第44期。 [37]]廖汉生(LianHansen)：〈人民叛贼，蒋介石〉，见1927年4月23日《国际通讯》。 [38]]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见1927年4月23日《国际通讯》。 [39]]1927年4月23日《纽约泰晤士报》。 上一篇 下一篇
第九章沉默的阴谋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九章沉默的阴谋 共产党领袖向上海工人说，国民革命军到来的时辰，就是一切被压迫者得到解放的时辰。 3月21日暴动胜利的中心口号曾经是：「响应国民革命军！欢迎蒋介石！」工人们完全忘记军队已在龙华观望不前，希望工人的武装队伍与直鲁军作战而自行溃灭。他们于3月22傍晚，竟欢天喜地的庆祝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的到来。两日之后，外国记者趋集龙华，谒见白崇禧，他们亲眼见到在革命以前的中国寻不出模拟的稀奇现象。 「广东军到沪在上海劳工阶级心中所造成的印象的一个动人的例子，在谒见（白崇禧）时碰到了。……1800个厂工（内有300女工）的游行队伍带着许多犒赏走入衙门，他把这些犒赏堆在内衙的门外，以表示他们的欢欣，这些犒赏就是锅子、茶壶、箱子、篮子、衣服……」 [1] 蒋介石抵沪之翌日，在西门举行了一次欢迎他的示威，有5万余工人集合该地聆听共产党人演说，这些共产党演说者「……对蒋介石作无上的赞扬」。 [2] 但把蒋介石及其军队尊为人民救主的不仅是上海工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的各国党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来响应，因为到处都是这样了解，以为蒋带到上海城的就是世界革命的大纛。谁晓得此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暴动之前数日，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红旗报》特别印出蒋介石一个照片，把他描写为国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英勇领袖。 [3]3月23日，法国共产党日报，《人道报》也印出同样的照片，并刊载一道消息，称一个伟大的群众集会把蒋之入驻上海庆祝为「中国公社」之成立，展开了「世界革命的一个新阶段」。此外，尚有一篇社论称粤军的胜利为「上海的解放」，而「上海解放」则又等于「全世界工人解放的开始」。 [4] 把局势这样看法，自然在逻辑上要归咎于共产国际在蒋氏抵沪前后所采取的整个路线。假如迟至4月10日，共产国际的指导机关报——《真理报》尚宣布最最需要维持「四个阶级联盟」，又假如苏联的代言人三番四覆的坚主各阶级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形成无懈可击的统一， [5]那末，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人把蒋介石来到上海，看作中国革命的新日子——亦即中国公社的日子的曙光，就并不足奇。 不幸，事实却完全相反。我们已指出过：人们把「民族统一战线」或「四个阶级联盟」尊崇为一个神秘的偶像，并不惜付一切代价加以保持，结果，人们差不多一开始就已把中国共产党牢牢的缚在国民党的靴带上，使工农受资产阶级束缚。在广州，这种政策已促使李济琛建立军事独裁，对工人施行野蛮的镇压。它又已令资产阶级能够俯拾广大群众运动的果实，北伐军之能够进抵长江，就是那广大群众运动之赐。今天在上海，资产阶级又准备经过蒋介石来采摘那个果实了。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因为自动遏抑工农的斗争，使工农的政治目的适应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迫使共产党员负起替国民党作「苦力工作」（鲍罗廷的名言）的任务，禁止他们批评孙文学说，放弃一个独立的日报，因此已替公开的反动清除道路，这种公开反动已形成于广州、江西，和长江各口岸。 1926年末，1927年最初几个月，共产国际的重要机关报已开始发出泛泛的、一般的警告，指出民族资产阶级行将背叛， [6]在2、3月间，这种警告又在各种文章中反复提出。 [7]这些文章总是看不起国民党右派的力量，总是夸大左派的力量，而且提到蒋介石时，从没有把他当作在结集的反动势力的真正头脑来看待。恰恰相反，当它们提起蒋介石时，它们总是安慰它们的共产党读者说：蒋表示「服从」，万事都如意了。 因此，共产国际的一切报纸都齐声否认谣言和消息，这些谣言和消息，数目愈来愈大，也愈来愈迫真：称蒋介石在上海正趋向决裂，这就是人们对一个临近的灾劫所玩弄的一种真正的沉默的阴谋。 我们不能说：共产国际不知道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往后不过几个星期，它的全部报纸就怒气冲冲的痛斥蒋介石，而压下了一年的所有情报遂如洪流一样倾泻出来了。我们上面引证过的，三位共产国际官员的信，证明蒋介石的倾向对于当局者并不是秘密的。但是还有更明显的证据哩。 埃耳．勃劳达（这个人注定要成了美国无产阶级普遍不认识的，但却是殷勤可爱的领袖），侠克．杜里欧（他将要从斯大林的高级参谋部投降法西斯主义），英国的汤姆．曼尼和一位俄人，雪多尔．史托拉都是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人员，这个代表团于2月抵广州，在3月1个月中，追踪蒋介石，道经江西北上。当时恐怖现象已如一条黑鞭一样横扫该省，他们恰好直接碰到它。但他们却若无其事的放过了，因为蒋介石大献殷勤，留下训令嘱他的下属用美酒佳肴来款待他们，打发他们走。因上勃劳达本人后来也天真的承认，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他们「总碰到这样的经验：当双方领袖向我们交谈时，实际的巷战便在我们到访的期间内停止下来」。据这些代表后来的报告 [8]指出，他们做过人名、日期和地点的丰富的注解。他们游过一城又一城，而在这些城市里工会均已被逼秘密起来，他们在赣州接到关于陈赞贤被杀的详细报告，陈氏是当地工会领袖，仅于数日前才被蒋下令杀死的。他们既然知道海外各国均相信蒋为一个「革命将军」，宛如群众的报仇雪恨的天神一样披靡北向，他们是否于3月29日从九江内地急遽趋赴无线电局，把消息公诸于世呢？难道他们能够把他们所见所闻的事情的意义忽略掉吗？不会的，且听一听杜里欧的说话吧： 「赣州事件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教训。我们从那时起——在分裂之前——就很懂得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阶级间的冲突一定要采取流血的形式……」 [9] 且听一听勃劳达的话吧，他说他在赣州事件中看出「深深分裂的全貌，这一分裂正把国民党分成全中国两个分立的敌对团体」。 [10] 没有什么事情足以费他们思索的。因为人们正直白地使他们知道事情临近而且就要发生于上海了：「总司令（蒋介石）现在不能说话……」3月26日程潜将军在南昌告诉他们说。「他尚没有充分的自由。他尚没有充分的地盘。他已去南京和上海。他到那里就要说话。他到那里就要有他的话！」 [11] 换言之，国际代表团到九江时已确实知道：国民党内部分裂已发生了，蒋介石特意跑到上海摧残该地的工人组织，仿照他北伐路过江西所干的一样了。那么，勃劳达、杜里欧和曼尼岂不是需要发出警告，尽可能大声和紧急地发出警告吗？他们到达九江不过比蒋介石到上海略迟数日。我们已知道蒋在九江的力量如何不确定，工人的力量如何大。但莫斯科正劝人退却，其理由就是：蒋介石如不受招惹，他是不会进攻的。人们到处安慰工人说，国民党内没有分裂，蒋介石正表示「服从」，上海是没有冲突可能的等等。假如共产国际的三位负责代表在这个特别的时机，向工人，尤其是向上海工人传布一个警告：指出蒋介石并不是他们的朋友或救主，而是他们的死敌，谁又能估算出一定已发生什么效果呢？至于他们应不惜一切代价保存他们的武器并准备抵御勃劳达——杜里欧——曼尼所深知的进攻是否绝对难免呢？又这样大胆的行动是否已改变了事变的行程呢？这当然是很难说的。但勃劳达——杜里欧——曼尼之没有干过这一类事情却是事实。 他们于3月31日抵汉口。勃劳达的第一个谈话不仅没有公开痛斥蒋介石，倒还是「勃劳达先生说，各地……军队、工会与农民团体间的关系是他游历所见的最愉快的情景之一……他们凡到一地方……他们总是发现人民毫无例外的坚决拥护党（即国民党）……农民们与国民革命中的一切其它团体充分合作。……」 [12]这位20世纪美利坚主义的未来代表小心谨慎地说：在江西「这个运动已在困难中进行」，——但急忙补充说：「工人们并非完全沮丧的」。除了在一个简单声明里（他坚认他曾对某中国记者作过此项声明）提及一下之外， [13]勃劳达在什么地方也没指明蒋介石就是江西那些「困难」的作者。 8天之后，他们发表此行的正式报告。勃劳达——杜里欧——曼尼在这个报告里坚认：「几乎到处代表团均听到说：革命军及其政治部与革命的国民党一道帮助组织和发展新工会及农会……」他们竟敢说，他们看出「一种明确的分化在发展中」，且提起他们在赣州见到工人们追悼「反动势力代理人」刺杀的一个领袖。这些「代理人」究为何人尚未暴露。这个报告于结末处表示：「深深相信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是决心消灭封建制度和反动势力的」。 [14] 数月之后，国际的共产党报纸尚发表消息，称「代表团见到农民群众得国民党之助，到处组织成强有力的农民协会，异常愉快」。 [15] 这些隐匿事实的谎言就足以蒙蔽一切，一直到蒋介石时运已来，在上海施行他的打击时才罢休。那时，也只有那时，这些「反动势力代理人」才被人认出是「用蒋介石上将名义行事的」军队。那时又才是时候：暴露全江西省的「工会必须秘密集会，一切机关均被军队占据」 [16]原来这种情形就是勃劳达见到的那样「愉快的」军队和工会的关系！现在才是时候：暴露在江西省「国民党只不过代表官僚和资本家，因为工农丝毫没有说话之余地」。 [17]原来这就是「全体人民坚决拥护的」党！ 在1927年中国革命的最严重的局势中，这样有意来隐匿重要的情报也就是整个共产国际在蒋介石政变前夜所造成的空气的指标。只消几段征引就揭露它： 「现在正当我们行将夺取宁沪之前夜，帝国主义者却放出关于所谓国民党内部倾向分裂的消息。国民党执委会议的结果……恰恰证明相反。党内联合战线今天像已往一样牢固……国民党并没有像帝国主义所说的一样，陷于分裂，它已团结它的队伍了……」 [18] 又引用标上「上海工人之胜利」的标题的一篇文章： 「国民党内分裂及上海工人和革命士兵冲突（等消息）现在是绝对不确的……蒋介石已亲自宣称他将服从党的决议。像蒋介石这样一个革命家是不会像帝国主义者喜欢相信的一样，亲自和反革命的张作霖联合来对付解放运动的。诚然，在去年11月张作霖与广东军之间曾有过谈判——但只是由于策略上的理由……国民党已应允满足工人所有要求。上海无产阶级的唯一危险就在于一个帝国主义的挑拨」。 [19] 同一星期，巴黎工人听到国民党的「无疵的统一」的安慰，他们热狂欢呼起来。 [20] 在莫斯科，同样的抚慰采取答复托洛茨基及反对派的形式，盖反对派正警告打击将到，且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无条件的独立。3月16日，《真理报》刊载一篇文章，题为〈中国革命与国民党〉，它宣称「尤其是现在，军事问题是中国革命之主要政治问题」。该文往下叙述「动摇程度不一」（！）的右翼分子正企图和帝国主义做买卖。但它赶忙抚慰我们说，另一方面，「我们在国民党内还有一个强大的左翼，这个左翼反映群众的利益……帝国主义报纸之运用一切手段来夸大右派国民党的力量，其理由是很容易懂的，据说，右派国民党已使革命转向『温和的』路线，且已集中权力于他们手中。帝国主义报纸已预言国民党之完全堕落，预言分裂及中国革命瘫痪……」该文于是继续对左派反对派之要求立即退出国民党，猛烈攻击：「他们看见国民党的右派，但他们看不见它的核心，他们也看不见群众……甚至国民党的右派，接近国民党政府的右派的人，以及军队也迫得向革命群众的压力示让……关于这一点，蒋介石的宣言……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这就是指他的纪律宣誓）蒋介石迫得……要玩弄阴谋……要宣誓尽忠……要服从领导。国民党极右派希望实行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视为左券的计划……已失败了。现在连美国资本主义报纸也已迫得承认右派阴谋的失败了……」 [21] 马尔丁诺夫，这位孟什维克在《真理报》上替共产国际说话，他给我们更进一步的安慰。他写道：「左派代表国民党的大多数……国民党十分之九的地方党部是在左派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22] 最圆滑的就是战略大家本人——约瑟夫．斯大林所提供的保证，他于4月5日出席莫斯科圆柱大厅中召集的3000官员的大会，答复托洛茨基及反对派的警告： 「蒋介石正服从纪律」，他在这篇令人难忘的演辞中宣说，「国民党是一个联盟，是革命议会之一种，内有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什么举行政变？既然我们有多数，既然右派听从我们，为什么把右派赶走？只要有用场，农民连一匹疲蹶的老驽马也需要。他不把它赶走。我们也一样。等到右派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场，我们就把它赶跑。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它有的是能干的人，这些人尚率领军队且指导它去反对帝国主义者。蒋介也许对革命没有同情，但他正带着军队，且除了引导它去反对帝国主义者之外，便不能干别的事情。此外，右派中人尚和张作霖的将领有关系，且非常懂得如何去使他们军心痪散，不经一击便引诱他们全部转到革命方面来。他们和富商也有关系，可以从他们那里募钱。所以他们必须要被利用到底，像柠檬一样榨干，然后丢掉」。 [23]」 才不过几天之前，斯大林曾向一个青年共产党人的会议说：「我们必须说，迄今他们（帝国主义者）已得到一个结果：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加深，国民党的力量团结一致，而且（群众）重新趋向中国革命运动的左方。没有一个人能够怀疑这一点：现在帝国主义已得到与他们所要求的恰正相反的东西……据说，神仙想灭绝一个人，便首先把他弄盲，这不是虚语」 [24] 这诚然不是虚语！不过谁真正被弄得盲目起来，尚待决定哩！ 在这个生死关头的星期内，共产国际给上海中国共产党的绝妙训令如下： 「3月31日，当资产阶级准备镇压已路人皆知（！）之时，国际执委会给了如下的指示：唤起群众反对现在正在准备中之镇压且举行一个反右派的运动。此时不要发动公开斗争（因为力量关系起了极不利的变化）。不要放弃武器，但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就必须把它们藏起来」。 [25] 这种训令不多不少恰恰等于请中国共产党人伏伏贴贴地将他们的脑袋放在断头台上。假如他们不去发动反对蒋介石的「公开的」，也就是武装的斗争，他们显然就要尽可能和解他。「反右派的运动」并非就是反对蒋介石本人的运动。因为所有共产国际的报纸不是宣布他的忠诚吗？这个运动实际上就是带怒啜泣反对目下成了蒋氏心腹人物的政客和军人。 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报正在这些日子里宣称：「国民党病在缺少革命工农的血。共产党必须灌注这种血，藉此可以剧烈的改变局势」。 [26] 「何等奇巧的一名兆头话」，托洛茨基写道，因为目下在准备中的正是这种灌注血液的工作——只不过那些高坐于莫斯科，劝上海工人装死的勇敢和自信的战略家很少预想到它发生的方式罢了。 我们之所以必需详述1927年3月到4月，共产国际对上海局势之估计，就是因为经过数度不爽快的企图想把这个严重关头采用的政策加以辩护之后， [27]有一种神话久已产生且保持在共产国际一切文件中，这种神话就是：认定上海溃败的责任单独而且无疑归于中国共产党领袖（尤其陈独秀）来负，他们的罪名为顽强拒绝莫斯科的训令。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训令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们所根据的估计是什么。它们说明何以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人眼生生看着大祸临头而束手无策地被解除了武装。 政变临近的谣言在上海也像国外一样碰到愤怒的否认。总工会在一个公开的声明中问道：「上海工人怎样能够和军队冲突呢？这枝军队就是他们唯一欢迎和尊重的呵！」「目下散布的谣言称国民革命军与劳工阶级间有破裂之可能……不消说，这些谣言是无根据的，请大家不要相信……」 [28]这些谣言被称为「敌人离间的诡谋」日报上公开预言攻击临近，也遭歧视。共产党组织请求蒋介石将凡是刊载「害及联合战线」的消息的报纸加以禁止，这就是它们对上述那些预言的答复！因为要遵照莫斯科的训令：「举行一个反对右派的运动」，于是差不多每天都对一般「反动派」发出如火如荼的痛斥。4月4日，总工会甚至还公开恫吓：如「反动派」采取任何反对武装纠察队和工人的行动，就立即举行大罢工。但是在任何这一类的恫吓中，从来没有提过蒋介石的名字，而且「反动派」一词往往只是专指西山会议派、吴稚晖及张静江之流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蒋介石已公开和这些人结生死交，这件事实被抹杀或隐匿起来——或者只是暗中懊恼。 人们拼命和解这位「革命将军」。蒋介石抵沪之后，共产党人甚至还准备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并开筵以礼待他。但是他和另外被邀请的一位将军通通不想到会。共产党人忍受此次冷遇之余，尚兴高采烈的庆祝蒋介石所作的每一种小小的让步姿势——或他们能够解释成让步的每种姿势。他于4月3日拍发赞成汪精卫领导的通电引起了一切共产党组织函电交加，欢庆它的宣告实际上解决了一切争执的问题，且表示忠诚的希望，愿他今后忠实的完成他本人负担起来的义务。蒋氏4月3日通电之后，汪精卫和陈独秀签名的联合宣言也按照同样的精神写就发布了，这个文件代表了自暴自弃与阶级调和之最完全的表现，而自暴自弃与阶级调和也就是共产党政策的特色。为了这个原因，该项宣言全文转录于此：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 「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 「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会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 「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瞭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 「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惊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示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各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 「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汪精卫陈独秀，16年4月5日」。 [29] 上海及国外的共产党领导就是拿这种态度来处置当时的严重的任务。一般工人都十分信任这些领袖。 暴动胜利已大大提高了共产党人的权威。工人大批加入工会。 [30]因此，上海中外资本家预想武装的工人政权实行收夺之期已迫，这种思想并非出于纯粹的歇斯得里病的。当一切工厂突然停车，工人们把阶级斗争从工厂发展到街头上的时候，资本家们满以为听到了财产的丧钟响声（并不是响着适度庄严的音调，而是卜卜地响着机关枪的断续声），这是不足为奇的。抛开他们的空言之外，他们所恐惧的意思就是如此，因为他们明明看到武装的工人阶级就是能够推倒他们的力量。战舰可以保护租界，但它们不能令工厂的机轮转动，或者令工人重新忍受他们的重负。他们的带着歇斯得里病的恐惧乃完全合乎逻辑地出自他们对于局势的清晰的估计。他们判断错误了的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才干。他们误认它为俄国共产党领导的同类，俄国的领导是在俄国实现了十月革命及摧毁了私有财产制（资产阶级社会之基础）的。 上海工人靠共产党领袖来指导。假如这些领袖曾立意把上述资产阶级所恐惧的（即使是其中之一部分）中以证实，利用当时似乎如是清楚具备了的机会，则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蒋介石会在军队中陷于孤立，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也遏住了。但当时的情形却并非如此。那个领导暴动胜利的共产党被夹在「四个阶级联盟」的钳子里，而且被「民族统一战线」之神弄盲了，它碰到反动势力便迅速暴露它的无能。《真理报》于3月22日大声疾呼道：「胜利的工人将上海的钥匙交给广东军，在这件事里表现上海无产阶级的伟大的英勇行动！」 [31]这种「英勇行动」就是于暴动之翌日，将工人取得的政权交给资产阶级。 3月29日，上海临时市政府在共产党赞助之下成立了，政府的多数位置是自动拱让于上海资产阶级代表的。政府19个委员，其中只有5个由工会委派。蒋介石当时正独断独行地把他的人安插在重要的行政位置上，且正在赶速建立他自己的民政机关，因此他拒绝承认临时市政府，经过他的舌人吴稚晖宣称，这个政府是「违反本党的政府组织法的」。 [32] 等到蒋的态度一鲜明，当选的资产阶级代表便立即一个一个的拒绝那些献上门来的职位。虞洽卿（银行家兼买办）驳回这次选任。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拒绝就职。总商会的王晓籁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不愿参加，但后来终于被选为主席，他便声明，他是一个丝商，而春季又是一个忙季，故他宁愿将他的职位另让贤能。王汉良（另一位大商家）宣称，上海克复，他过去的一切努力已获充分酬报，他目前必须退避贤路。郑毓秀是一位有名的女律师和法官，她与流氓及大商家关系甚密，她说她「太忙于她的公务」了。中国邮报的总编辑，谢福生称病不能担任政务。其余资产阶级代表也立即如法炮制。 工人代表受了资产阶级的抵制，束手无策。在4月3日第5次市民代表会议上，「市政府秘书长林钧（共党）报告，略谓市政府委员就职以来，民众自动接收机关之呈报及呈请派员接收机关之公文，请求惩戒（本市附近各乡）土豪劣绅，解决学校纠纷等等，纷至沓来。而市政府各委员因就职时接了蒋总司令的缓办公信后，未能积极进行」。 [33] 该政府不接管地方的政权机关，倒还用呈文的形式致函于蒋介石（此种形式乃由官僚下级向上级申请时用的），诚惶诚恐的恳求他把市政机关交给它（但蒋介石已在这些机关内安插了私人），且恳求他拥护那个民选的市政府。 [34]这个政府并没有定出苏减民困的手段。它并没有号召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帮助它实施一个大胆的社会政纲。它虽然发出宣言列举一个纲领，但并没有采取什么步骤来实施这个政纲。市政府所做的唯一大事就是热心通过决议，欢迎蒋介石和国民革命军，欢迎汪精卫回国，庆祝蒋介石的宣誓服从纪律，带着特别的欢欣向汪陈宣言致敬。 临时政府如果采取任何实际上配合工人与小手工业者及小店主之实际日常要求及利益的手段，它就一定能够得到上海工会及其它群众组织的战斗的武装支持。又如果这个政府用宣传的武器来攻袭军队并取得工人与兵士的有效的联欢，它就能够博得军队下层的拥护。像这一类的手段一定唤起各省及其它城市的反响，在这些城市里，工农已经动员起来，他们仅仅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榜样，好使他们自行摆脱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和踟蹰罢了。但假如共产党不完全独立，自觉地充作工人的工具来活动，上述这件事却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共产党人闷处在国民党的紧身袄里正追求着相反的目的。 他们跟着蒋介石、银行家及商家的尾巴走，他们认为他们的合作对于「联合战线」的维持是有重大关系的。如果没有这种合作，他们就自以为束手无策了。在几个地方（如浦东），工人的政权比较采取进攻的姿态发展起来。当地工人自发地接收本地的市政机关，成立他们自己的法庭，授权纠察逮捕、审问和判决工人的敌人。这些行动从没有得到临时政府的支持，反之，只博得它的叹息和批评。 共产党领导经过临时政府来活动，无法采取任何有利于工人的积极步骤。共产党人经过总工会的领导机关来活动，走得更远。他们自动限制蓬勃生长的群众运动及拘束纠察队的活动，使他们局限于为了维持「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而竖立的界限之内。4月4日。总工会执委会通过了一批罢工条例。工人发起的自发罢工被禁止了。据他们立下的办法，工人要求「不得过奢」，而且应首先提出与雇主直接磋商。如果磋商失败，不要号召罢工，可将此事诉之于工会的上级机关（区分会或总会），由上级机关与雇主谈判。 [35]这些条例的效果就是使工人的创意力消竭，使他们的斗争分散和陷于孤立。等到雇主们开始藉关厂来反攻群众运动的时候，总工会谦逊地通过一个决议，请临时政府转请雇主「不得无故或借故闭厂」。（！） [36] 禁止纠察队擅自逮捕的严峻命令也颁发了。他们的义务仅限于「与军警合作维持秩序」了。 [37]纠察队如逾越这些范围则规定严加处罚。总工会的领袖尚对军事长官保持奴颜卑膝的态度。例如有一天晚上，工人的著名仇敌，刘峙的若干家属因嫌疑遭纠察队的巡逻兵逮捕。第二天早上总工会向军事机关呈送一封极尽阿谀能事的道歉书，请刘将军「宽恕」这四个纠察队员，他们的「行动不慎，侵及同志（！）冒犯师长眷属。已立令解除武装，先革除队员资格，再严加惩戒」。 [38] 在反帝斗争方面也表现同样的谦逊。全部局势要求采取罢工、抵制、示威的方式，展开最富于战斗性的和最大可能的行动来反对列强——他们的军队在租界边境上荷枪实弹，正直接参与群众运动的镇压。 [㈠] 但总工会只限于发出抚慰的声明和约束，表明它并没有冲入租界铁门的意向。冒然扑向外国的大炮当然是一宗鲁莽行为。但和解和安慰外人是一回事，进行广大的运动把租界与中国其它地方联系的每一道神经割断且使帝国主义的抵抗力消竭又完全是另一回事。资产阶级想和帝国主义者妥协的意向是非常明白的。既然这一妥协分明就要牺牲工人而达到，那么，共产党人的任务现在就越发要脱离资产阶级，独立举行进攻，只有这样才能解放工人双手来应付他们本国和外国剥削者急迫的联合。但共产党人却倒行逆施，事先宣告他们对「正当成立的当局」（即指资产阶级）所作的任何解决，均毫无问题的服从。 它在华文报上遍登启事，说：「（一）收回租界问题，愿协同军界商界一致为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之后援；决不自由单独有冲入租界之行动。（二）关于治安问题，愿协同军界商界合力维持」。 [39] 总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在3月30日的宣言中已答应「耐心静候国民政府与列强未来谈判之结果，并静候其和平的解决」。总工会对「公共租界居民」大受一种意含攻击的谣言「所煽惑」，不胜浩叹之至。「我们应有广大的宣传，免除无谓的恐慌。我们绝对主张收回租界，但这个责任当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军事当局去负……我们对于外交问题行动与国民政府是一致的」。 [40] 共产党就这样一步一步，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招牌之下，放弃了工人阶级的一切权利。政府的大权只有得到资产阶级的合作才能施行——等到资产阶级代表拒绝合作的时候，共产党人便宣告束手无策，且一点事情也不干了。「治安」要「和军界商界合力」来维持。反帝国主义斗争要受「上峰」；即资产阶级来指导，而他们做出任何解决也毫无问题的赞成。又如果有谁人竟那样大胆的指出：资产阶级正在准备摧毁工会和共产党，他就要被骂为散布别有用心的谣言，这些谣言是「反革命分子」制造出来的，其目的在分裂「民族统一战线」。 一年多之后，共产国际的一位中国「专家」——米夫用如下的话描述中国共产党领导在那些严重日子里的情形：「上海同志尚沉迷于旧路线，他们想不出一个革命政府可以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他们把领导的责任让之于资产阶级，这又是按照老传统的做法……」 [41] 旧路线吗？老传统吗？共产国际曾在什么时候宣布过任何新路线呢？它又曾经在什么时候创立过一种新传统呢？它曾经在什么时候逆料过一个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政府呢？它又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地方叫中国共产党人去追随他们本阶级的路线——一种必然与资产阶级决裂的路线呢？斯大林和布哈林说过，资产阶级必然与无产阶级决裂。他们虽然已贤明地作这种「预言」，但他们却命令无产阶级苦苦跟着资产阶级的尾巴，一直到它被一脚踢开为止。当蒋介石公开进行他们已「预言过」的决裂时，斯大林却闭上眼睛，不睹恶事，布哈林塞住耳朵，不闻恶事，而鲍罗廷——罗易——勃劳达——杜里欧之流则三缄其口，不发一言。当时众议纷纷，人心惶惶，并不是对蒋介石，而是对托洛茨基而发，盖托氏正在这个时候，要求宣布中国共产党独立（这个要求是不蒙垂听的）。 1927年4月3日，托洛茨基把一篇题为〈中国革命之阶级关系〉的论文交给苏维埃报界发表，结果受了拒绝。在这篇文章里，托洛茨基戒人注意「中国的毕苏斯基」并宣称：「假如波兰的毕苏斯基需要3个年代来完成他的发展，中国的毕苏斯基从国民革命过渡到民族法西斯主义所需要的时期就更短促得多。……一个受了束缚的共产党既然充当一个招兵代理人，把工人带入国民党内，这个党的政策就是准备让一个法西斯的专政顺利的建立于中国，这个专政的建立为期不远，等到无产阶级不顾一切迫得从国民党往后跳时，就要实现……把工农赶入资产阶级的政治营垒并使共产党做国民党内的一个抵押品，也就是实施客观上等于叛卖的政策……照其目前的形式看来，国民党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一种『不平等条约』的体现物。假如整个中国革命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平等条约，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就必须取消本国资产阶级的不平等条件」。 [42] 但斯大林曾说他从事榨柠檬，这些柠檬们替他找到张作霖及富商的关系，尚未加以充分利用。蒋介石诚然和张作霖有关系，但蒋介石并没有引诱他「转到革命方面」，他倒还设法和他商量联合反对左派。 [43]蒋又诚然知道如何从富商关系中募款，只不过这笔款并不是付出来资助革命而是资助反革命罢了。但既然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蒋及其它掌握军权的「能干的人」「只能引导它（指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者」，那么，工人准备武装抵抗同一军队的进攻的问题就当然谈不到。斯大林正因为想担保不发生任何这一类的万一之变，他才下令把工人的武装隐藏起来。因此，当取得第一师联络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到来时，共产党领袖陷于无法决断，这是易于了解的事。第一师当时正驻守该市，积极站在工人方面反对蒋介石。 第一师是由饱经锻炼的革命队伍构成的，他们在革命中受过教育，且深深自觉到他们与工人联合的坚固的纽带。这些部队会愤然于白崇禧3月21日的禁令，并在第二日终于悍然不顾这些命令而开入上海市。蒋介石抵沪后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调离这枝军队。他就在那个星期内下令让他们离防。师长薛岳受了他的队伍的压迫，立即去找共产党的中央。 他告诉他们说，「我已接到蒋介石令我离沪的命令，我怎么办呢？」他提议反抗蒋，并让他的队伍准备和他作战。他提议藉阴谋反革命之罪，逮捕及监禁蒋氏。 [44]薛岳的提议把整个危机的关键交到共产党领导机关的手中。陈独秀等踌蹰不决。但还有维辛斯基和另外半打共产党国际「顾问」呀。他们也踌蹰起来了。他们竟骑墙观望起来。 「他们对这个断然进攻蒋介石的提议，没有明白的答复。他们劝薛岳怠工，装病」。但蒋不肯延缓。「时机不容延缓，且终于到来了。薛岳接到一封哀的美顿书，当他再度向党报告时，没有别的出路：或者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并在它的领导之下执枪抵抗蒋介石（这是薛岳的建议），或者服从命令，从上海调去一枝庞大的，从革命观点看来，又是宝贵的武力」。 [45] 共产党领袖们因为害怕负上劝告薛岳不顾蒋的命令而留驻上海之责，故向蒋介石和白崇禧呈递郑重的请愿书，谦恭的请求他们让第一师留驻该市。他们向工人重复保证，一切都很好。凡是拒绝受催眠的个别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的领袖均弄瘫软无力了。 [46]决定的关头过去了。薛氏的队伍被调开，先是调离闸北，随后又全部乘车离沪他去了。兵士们摸不着头脑，但仍然信仰共产党的领导，他们遂毫无反抗的被调开了。 [㈡]上海的工人阶级区域遂被白崇禧、刘峙和周凤歧（孙傅芳的叛徒）等彻底反动的军队占领。 在上述同一个星期，即4月的头一个星期内，开始零零碎碎的袭击当地共产党的中心机关。大批人被捕，几队纠察队的巡逻队被缴械。受共产党影响的市党部被封闭。军队的政治部人员于4月5日开会，通过决议，要求蒋重新宣布他对国民党纪律信守不逾，且释放被捕的人来证明这一点。翌日，蒋的队伍突然袭击政治部的机关并捕去19个办事人员，这就是答复。兵士们据人们告诉他们说，他们正在逮捕「反革命派」。 政府公报煞费苦心的宣称这些逮捕没有虐待共产党人之意。它断定「操纵政治部的人正在秘密扶植反动势力，妨碍北伐的进展」。 [47]在同一天，张作霖的兵士得到外交团的许可，冲入北京苏联大使馆，把该处发现的20个中国人通通捕去，李大钊（共产党创办人之一）也在其中。 [㈢]蒋急忙通电俄国大使馆，表示他的「愤慨」和「抱憾」。他称这次捣乱为「空前骇闻之大暴举」并且「敬以最诚恳之友谊，专电奉慰贵代大使」， [48]蒋的通电在莫斯科被人得意洋洋的引证，藉引进一步证明他万万不至筹划举行一个政变进攻工人。 [49]但是当上海的外国当局响应北京的侵袭，在俄国总领事署周围布警备线，搜查一切进出行人时，蒋却小心保持沉默了。一位访员的专电说，「外人方面均疑心蒋介石一派也许并不反对剥夺俄国领事馆的自由」。 [50] 蒋氏到沪之后，在共产党人替蒋氏布置的某次典礼上，蒋曾确确实实亲赠「共同奋斗」的旌旗给纠察队。 [51]但4月6日，当他在龙华发出如下的命令时，他便泄露他所谓「共同奋斗」的意义了：「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 [52]装模作样的时期很快就要完结了。 当共产党和左派组织庆贺汪陈宣言的祝电如雪片飞来时，蒋的代言人吴稚晖在一次右派政客的会议上说道，汪陈宣言只是两党领袖间的外交式的友谊谈话而己。它于我党的政策无关。吴氏宣称，在国民党方面说来，它只是容纳共产党人，并非他们联盟。他又说，「至于容纳共产党乃是叫共产党内的个人来服从国民党主义，他便是国民党。至于友视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充其量也与所联之俄国一样，请他『予我党助力』，不是请他共治中国，更不是一定容许他们来鼓吹共产主义……然若有抵触国民党或竟危国民党者，……我们可以相当的制止他们……若出了友谊的范围或要共治中国，甚至于他们独治中国，那我们的拥护（国民党）也不得不增高力量了」。 [53] 临时政府到了现在已奄奄一息了，蒋委定一个「临时政治委员会」来代替它，进行接管和整顿一切民政机关。这个委员会的首脑就是吴稚晖。其它事情差不多通通准备好了。他事先已从他自己的最可靠的部队中派出一枝军队到南京去肃清城内敌视他的军队。后来他又亲自匆匆出发巡视结果。大约4月9日，这次军事活动毫不费力地完成了，许多靠不住的部队都缴了械了。 [54]在上海，讲价还价，玩弄阴谋，装模作样，往来谈判，外表妥协和发声明的时期正在结束了。政客们退到舞台后面，流氓们出台了。 行动时刻的临近恐怕最清楚的反映在白崇禧总指挥部政治部每天在中国报上登载的半幅标语上。革命军占领上海后的头几日，用大黑字连日刊登这几个烂熟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但从4月7日，态度改变了，先是狡猾闪躲，不久就悍然直白了。 4月7日「打倒破坏国民革命的反革命派！」 4月8日「反三民主义即反革命！」 4月9日「打倒后方的捣乱分子！」 4月10日「拥护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 4月11日「我们士兵，在前线拼命牺牲，良好的工友们决不会在后方要挟罢工扰乱秩序」。 最滑稽的是4月12日晨的标语：「巩固农工商学兵大联合战线，努力实现三民主义！」我们称之为滑稽，那就是因为打击恰好就在是日黎明之前来临了。机关枪与步枪声响彻刚刚醒觉的全市。工人们一觉醒来，发现这件不可思议的、不可能的事发生了。他们被他们的领袖的不可恃的无知弄胡涂了，他赶快拿起他们身边还有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谁如果在是日黎明之前数小时，和马尔劳小说中的乔一同仓卒就道，也可以一样的问：「他们一以当十，又与中国共产党的训令不一致，他们那里能够抵抗一枝军队呢？这枝军队将运用它的具有新式武器且占有进攻优势的资产阶级志愿军团来反对他们」。 [1]1927年3月25日《上海泰唔士报》。 [2]1927年3月28日《字林西报》。 [3]1927年3月17日柏林《红旗报》。 [4]1927年3月23日《人道报》。「斯大林——布哈林造成的混乱……使我党的领导机关于1927年3月23日电贺蒋介石入沪，誉之为中国公社的代表……斯大林——布哈林小组织的政策引导法国党的领导机关误入歧途，竟将Gallifet和公社，屠夫和牺牲者混在一起……」——阿尔拔．特列恩特。〈关于中国问题，1927年7月23日致共产党国际执委会的宣言书〉见《法国反对派文件与党的答复》第67页。 [5]1927年3月6日《进步报》；1927年3月9日、4月10日等《真理报》。 [6]见本书134—6页（原本页数）。 [7]参阅〈中国局势提纲（第七次全会）〉（见1927年2月20日《国际通讯》）；又参阅1927年2月28日《共产国际》报社论；1927见3月15日同报马尔丁诺夫一文；1927年3月30日同报之〈中国革命与国民党〉一文，及许多其它文章。 [8]勃劳达著《国民革命中国之内战》；杜里欧作《在中国革命中》（见1927年6月—8月《人道报》）；谭曼尼著《中国见闻录》。 [9]1927年7月8日《人道报》上杜里欧一文。 [10]勃劳达著《内战》第15页。 [11]1927年7月12日《人道报》上杜里欧一文。 [12]1927年4月1日汉口《民众论坛》。 [13]见1927年7月伦敦《劳工月刊》。事实上进行公开反蒋的唯一人民就是汉口一批个别共产党员，但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动。参阅〈上海来信〉第8页。 [14]1927年4月9日《民众论坛》。 [15]〈国际代表团从广州到武汉之经过〉，见1927年6月11日《国际通讯》。 [16]1927年4月22日《民众论坛》。 [17]同上；又参谭曼尼著《中国见闻录》第11页。 [18]1927年3月23日《国际通讯》。 [19]1927年3月30日同上。 [20]1927年3月23日《人道报》。 [21]1927年3月26日《国际通讯》及1927年3月30日《共产国际》报均有转载。 [22]马尔丁诺夫：〈中国革命中力量之改编〉见1927年3月15日《共产国际》报。 [23]这篇演辞从没有公布过。在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中，吴约维支（Vuyaiutch）向斯大林提起这几段话。盖吴约维支已亲自把它们速记下来。他们用挑战的口吻说，「斯大林同志随时有机会向我们提出他的速记稿来修正一些无心的失实之处」。（参阅托洛茨基：《问题集》附录，第388—9页）。但斯大林没有提出修正，他也没有留下速记稿，因为，据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同一会议上说：「数日之后，榨干了柠檬夺取了政权和军队……我以中央委员的资格，有权取得这篇演辞的速记稿，但我的苦心和企图均归失败。同志们，现在再尝试一下吧，也许你们碰到好运气。但我怀疑这一点」。（前揭书第91页）。不仅一个反对派分子，就是斯大林信赖过的部属，阿尔拔．特列恩特也证明有这篇演辞并有禁止发表它的事实。「斯大林甚至连他自己的演辞也隐匿起来了……斯大林本人在共产主义学院，对3000名党的办事人作的一篇演辞从未发表过……因为10日之后，蒋介石的政变使他的话遭遇事变的体无完肤的驳倒」（《法国反对派文件》第36、64页。）关于斯大林的见解反映在中国舞台上的情形，请读马尔劳《人之命运》一书第146—55页，乔和「窝乐金」（Valogin）的谈话。 [24]斯大林，1927年3月29日〈青年团的演辞〉，见1927年4月9日《国际通讯》。 [25]曼达莱扬(T.Mandalyan)：〈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何以无法完成它的任务？〉见1927年7月23日和30日《国际通讯》。曼达莱扬当时是驻沪的共产国际代表。「国际打电嘱我们埋藏工人的所有枪枝，避免工人和蒋介石间的军事冲突」。——陈独秀：〈告党员书〉。「……隐藏枪枝，不迎战，因此不致缴械……不是更好吗？」——布哈林著《中国革命问题》巴黎出版，日期未详（大约1927年5月—6月），第56页。又参阅马尔劳《人之命运》第209—10页。 [26]1927年3月18日俄文版、1927年3月20日德文版、1927年4月15日英文版《共产国际》报。 [27]见本书第222—4页（原本页数）。 [28]1927年4月1日《字林西报》摘引。 [29]「……照鼓动者现在招募新人马的情形看来，在往后数星期内，半百万以上的工人将服从总工会的罢工号召」。——1927年4月9日上海NorthChinaHerald。据泛太平洋工会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陈学达报告，在1927年3月22日与4月12日间，上海工会力量从35万人增至85万人——1927年5月26日《民众论坛》。 [30]1927年3月26日《国际通讯》。 [31]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二节。 [32]1927年4月4日《新闻报》。 [33]1927年4月8日，同报。 [34]同上。 [35]同上。 [36]1927年4月5日同上。 [37]1927年4月4日同上。 [38]1927年4月2日同上。 [㈠]]3月24日炮轰南京，美国人尽了主要作用，这件事使许多中国人惊愕起来，因为他们尚相信美国以一种好心善意的、例外的兴味来观察中国的民族主义。4月7日，东方纺织公司门外举行的工人示威被美军巡逻队的刺刀驱散了。4月8日晚，有一队英军，人数有200人，冲入大夏大学，打伤8个学生，搜查宿舍，籍没学生的东西，且捕了一批人。日本陆战队在日本厂中不断用刺刀打工人。 [39]1927年4月2日NorthChinaHerald。 [40]米夫著《中国革命》第98页。 [41]从原稿翻译。 [42]GloverClark著《1927年之中国》（1928年北京出版）第13页。 [43]杨超群(YangTsao-Cheng)：〈1927年春在上海事变〉，见莫斯科孙文大学出版《中国问题资料》第13号第20页。「……薛岳向中央提议，他同意不服从蒋的命令。他愿意驻留上海，和上海工人共同抵御准备中的军事政变……」——Chitarov（当时驻上海的共产国际办事人）1927年12月11日在联共第15次大会会议上报告。这段话后来从记录中删去，托洛茨基则从速记原稿中摘引出来——托洛茨基：《问题集》第99页，米夫在《中国革命》第99页中也证实这件事，虽然他采取故意曲解的形式。又参阅马尔劳《人之命运》第207页。 [44]杨超群：〈上海事变〉第20页；「……我们的负责领袖……宣称他们知道这次政变正在作着准备，但不愿过早和蒋介石冲突」，Chitarov，——同上摘引。 [45]马尔劳小说中的乔想组织抵抗，「但中国共产党的友式演辞，和国民党联合的全部宣传却正在麻痹他」。——《人之命运》第207页。 [46]1927年4月7日《新闻报》。 [㈡]]1930年至34年薛岳成了蒋的最亲信部属之一，又是围剿农民红军最残忍的将军之一。 [47]1927年4月12日《字林西报》之北京路透电。 [㈢]]李大钊及其余19个被捕者后来均被绞杀。 [48]参阅1927年4月20日《国际通讯》。 [49]1927年4月9日《纽约泰晤士报》。 [50]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5章第二节。 [51]1927年4月6日《新闻报》。 [52]1927年4月6日同报。 [53]参阅1927年5月7日《民众论坛》。 [54]马尔劳著《人之命运》第2066—7页。 上一篇 下一篇
第八章浪子回头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八章浪子回头 当蒋介石早在3月26日（星期六）下午抵达上海之时，他终于已回到家了。他的旧游之所，他往日的恩人，他已往的掮客同僚，以及他的流氓知交均在此地。他是宁波人，他可以在这里和他的同乡，有势力的浙江财阀，宁波的工商业家携手，这些人与外人共同在经济上操纵这个中国的大都会。 银行家和商人已眼见罢工发展为总罢工，总罢工发展而成暴动。工人征服上海已给了他们一根杠杆，他们需要这根杠杆向帝国主义者索取价钱。但这一点也值得注意的：他们自行摆脱群众力量的危险武器的时候已到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之陷于危险不下于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中外资本之间急须交涉的一个实际条件就是摧毁群众运动。他们久已晓得，他们可以希望蒋介石来实现这个任务，这个浪子现在毕竟回到他们中间来了。 为了这个目的，蒋已在长江流域和秘密会社恢复关系。这些秘密会社从满清初期起已在长江一带滋生繁殖，现在以青红帮见知于世。他们贩卖鸦片和奴婢。他们绑票勒赎。他们榨财害命。从长江口到四川山巅，无论大小老闾商家都没有不向他们纳贿的。 青帮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它的老头子就是黄金荣，浑名叫做黄麻皮，他是法界捕房包打听的头脑。一般人都相信，他曾亲自介绍蒋，以一个上海防军青年军官的资格加入青帮的秘密队伍。[1]当蒋，这位国民革命军的将军于1926年11月抵九江的时候，黄麻皮便从上海溯江而上，代表上海银行家和商人重新建立关系。他们两人会商的结果，把青帮动员起来，其公然的目的就是破坏工会。青帮曾经一度为普通作奸犯科者的组织，现在却获得俄国黑色百人团及路易．拿破仑的十二月十日社的综合特征。杨虎是蒋的参谋之一，他负责做这项活动。[2]建立对敌「工会」的计划也拟妥了。现在通商口岸的废物残渣都迅速被征募为「会员」。武装也准备充足。黄便回上海。蒋也回南昌，他的司令部就设在此处。 公开镇压群众组织的运动开始发生于1927年2月。远在2月，赣州（江西南部一个城市）的总工会主席陈赞贤就被蒋介石军队枪杀了。这个工会被迫要秘密起来。3月17日在南昌，蒋下令解散南昌市党部，逮捕它的共产党及左派领袖，封闭工会和学生会，且禁止当地的党报发刊。同日，在九江也对群众组织施行打击。几百个流氓（被称为「稳健工会分子」）捣毁总工会、市党部、农民协会、学生和妇女团体及第六军政治部。抵抗发生了：4人被杀，10人受伤。一个中国人的记载，叙述当时工人抵抗这些流氓，不稍示让，一直等到蒋的一连兵开到，猛攻该建筑物和释放几个已被俘虏的流氓才停止。[3]一位外国的记载证实这件事，它说，当「捣乱者看看就要战败之时，军队加入来，击毁总工会的机关，完成他们已着手的工作。从此以后，」这个报告往下说，「该工会的领袖已失踪了，又据说，该工会也按照更保守的办法来改组了。戒严令立即宣布，禁止集会的命令也发布了。平民不得……携带武器……街道由军队巡逻，……暴乱之时，蒋介石本人就在九江，不过现在已赴长江下游，据说他教唆……此次攻击。在纷扰的时候，他置大批军队于租界以资保护……新市长因工人过激份子捣毁他的衙门，曾一度退居南昌，现在他已从南昌回来了，他身边还带着蒋介石精选部队的150个卫队。……蒋介石所代表的温和党的影响开始普及全省……潮流已确乎转变了」。[4] 蒋介石沿江而下，到处发生相同的事变。有组织的流氓于3月3日袭击和占据安庆的工会会址，[5]一日之后在芜湖也如法炮制。工人们被杀或被迫逃匿。他们的工会迅速被「改组」了。蒋介石本应驻足于南京，盖南京已于3月24日被革命军占领。 但他大概已逆料某种计划，因为南京于被占之日，竟发生抢劫和袭击外人之事，闹得天翻地覆。几位领事馆的官员和传教师被杀了。英美炮舰立即炮轰该城，杀死12个和伤了19个中国平民。[6]留在南京市的外人通通撤退了。若干外国新闻记者迅速制造一种说法，认为此次「南京暴行」乃武汉共产党人及左派所制造的狡猾阴谋之一部分，其目的在陷蒋于困难，使他和外人发生纠葛。但武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自由派」的全部战略在于和解蒋介石，这一事实就足以暴露这个故事的荒谬。而且，已经席卷华南的广大运动实际上却没有过侵犯外人的暴行，这也是一件明白事实。工人和农民并不缺乏仇恨外国商家和传教师的理由，他们在几百城市里已籍没教会财产并迫使许多外人逃跑，但是「只有在极少数的孤立例子中」，他们中之一个写道，「一个外人才得到一点子微伤和血痕」。[7]后来又有人暗指南京事件（据说在这个事件里有强奸外国妇女之事，当然，这也是一种传说，可是从未证实过）[8]是蒋本人造成的，这是故意挑拨反共的行为。这种说法也同样很少证据。关于这整件事的唯一可信的文献就是一位外国调查者的陈述，他于事变发生之后数日抵达出事地点。他不受外侨的群情激愤所蔽，集合透澈的和确凿的证据，证明士气沮丧的、狼狈溃退的军队是这次袭击的真凶。[9] 因此，蒋不在南京驻足，继续沿江而下上海。他一到上海便赶快乘汽车离开码头，驶过外人的障碍物直达法界附近祁齐路的交涉公署。在这个地方，他的第一个召见者就是黄麻皮。第二个召见者就是上海工务局政治部的T．帕特勒克．基凡斯，他送交蒋一张通入外人区域的通行证，且允许他有携带武装卫队游行这些神圣区域的特权。[10]蒋想不到是受优渥礼遇的唯一国民革命军长官。蒋也同等慷慨，保证他一定「与上海的外国巡捕合作」，[11]且立即与他的助手和拥护者会商，讨论「法律与秩序」如何能建立与维持。 他与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领导的国民党右派「元老」会见。他又会晤银行家和商会的代表，这些代表的首领就是他的第一个恩主——虞洽卿、王晓籁等。他和他的部下，白崇禧和周凤岐讨论军事形势，前者已占领上海，后者则是一位新来者，他昨天尚和北军一道哩。他会见黄麻皮及其重要助手——杜月笙和张啸林，同时又会见一批名望较差的人和党羽。他们的问题简单地这样提出：他们将怎样从工人手中夺取上海的支配权和建立他们的南京政府呢？为了摧毁工人组织及共产党人的工作，手头已有大笔财政的接济。但当他们于3月末的灰黯日子环顾他们周围，蒋和他的朋友知道成功并不是确定的。障碍似乎重重迭迭和可怕。一位消息灵通的外人写道：「他明天也许不能够抗逆共产党活动的潮流，这并不是难信的」。[12]不错的，凡是瞧不见工人群众与共产党领导之间的鸿沟者，都难于了解何以胜利不能归于工人运动。 上海在他们手中。50万以上工人枕戈以待，守护他们曾用自己的武器取得的东西。不错，工人纠察队（他们现在已代替警察巡逻全市）只有2700人和1700枝来来复枪，几挺机关枪和从北方军队夺来的大量军用品，[13]但外表上却显然没有什么严重障碍，足以使队员数目与这枝武力的武备不能迅速扩充。只消从商务印书馆和湖州会馆的工会总机关方面来一句话，全市没有一个男工和女工不立即起来行动的。他们为昨天的胜利而气壮，表现为一个可怕的力量。有一个临时政府成立起来，它似乎是充分受共产党支配的。这个政府分明准备以上海工人的名义，取得全上海区的政权。而且人们还没有半点理由认定工人不能设法与防守本市的军队共同奋斗。 蒋介石有3000军队驻扎市内，他们中也只有少数是「可靠的」。最邻近的援兵在杭州（距离5小时之远），该处有何应钦驻守，但他这一枝军队不足1万人，而且这些士兵许多都是在群众运动的灼热中训练过的，假如他们视为他们的主要同盟者的工人组织，派出宣传员使他们充分明白问题的真相，恐怕他们未必还会掉过他们的武器来反对工人的。其实，蒋并不知道他能否命令他自己的人马去进攻工人。驻扎于工人堡垒——闸北中的是第5师，它是热烈同情工会的。它的师长薛岳于3月22日，违抗白崇禧的命令，把自己队伍入闸北时，他已反映了他的军队的情绪和压力了。[14] 在铁丝网障碍物之彼方，外人正怒气冲天，据他们中有一个人说，他们通通相信他们就要在自己的床上被自己的仆人刺杀。英美的侨民完全确信他们的外国正义和诚实的清白小岛就要遭受那些疯狂的、渴饮白人血的暴徒蹂躏。他们深犯了某作者中肯地称为「高度惊慌」的毛病。[15]他们已通通听到1月汉口和九江租界被夺，及南京事件等疯狂的残忍故事。逃亡的教士到上海沿途所见的故事（这种故事，多走一里路就增多一段）使吃教会饭的社会栋梁歇斯底里地尖声喊杀。 英国侨民的一位名流大声狂呼道：「此时最宜于采取一种强硬的行动方法，并遏止这种假借自由虚名而犯下的不法暴行，即因此而流一点子血亦所不惜……」[16]外国妇人心头忐忑地分配她们的赠品于开赴保护租界的军队。外国男人更忧心他们的投资被劫，他们知道这些浑身溅朱的暴徒一扑向他们，这件事就会发生的。租界的统治机关——工部局已于3月21日宣布紧急状态，颁行严峻的戒严令。3月24日跟着发表一道宣言，宣称它「察觉地方局势之严重及其可能及于整个文明世界之影响，将应用现有之一切手段，保持对于现局之支配权」。[17] 这些手段已颇为可观。防守外人地区之外军队有3万人，差不多每一个外国住民（白俄除外）可摊到一人。仅就英人而论，上海市每一个英国平民就有两个英国兵。30艘外舰（英、日、美、法、意，甚至还有葡萄牙的）泊在黄浦江，准备紧急行动。几队英国飞机经常飞巡上海市及周围领土的上空，这一件分明破坏条约的罪行并不引起英国当局担心。其它战舰已在途中，几天之后，各国舰队就要增至45舰，内中包括炮舰和1万吨巡洋舰。但人们尚要求更多的军队，更多的战舰。外国人要把整个上海都拿过来。他们要占领南京。他们要求一枝国际军队重演八国联军压平拳乱时的残杀。他们的报纸（尤其是《字林西报》）进行警告、恫吓和造谣中伤的疯狂运动。他们大骂本国政府的执政者，因为这些执政者尚以为慢一点动作是最聪明的。[18] 任何外国人，如果在口头上或行动上对国民革命政纲的最温和之点表示同情，或者就是批评一下时行的歇斯底里病，他也成了最恶毒的攻击之靶子。[㈠]J.B.鲍威尔是上海一位美籍编辑，他竟敢怀疑武装干涉必能产生如愿的结果，并明察地鼓吹对国民革命军让步，因此，他被撵出美国商会。一个外国传教师联合一小群中国基督教徒鼓吹和平交还租界，他立即在《字林西报》上被宣布为背信者和「革命煽动者」。一位中国基督教徒一篇文章，他的题目叫做〈耶稣与三民主义〉。企图把孙文和耶稣基督并列，因此被教会的上下人士宣布为「渎神的怒号」。全国基督教会是一个中外合办的团体，它采取一个同情于国民革命的立场，结果被谥为「布尔什维克的救济会」。32个英美传教师正式斥为「危及与破坏中国教会的至善利益」。宣布它的代表基督精神的呼吁「直接破坏上海工部局禁止散发足以引起敌忾，造成纷扰，惹起公共惊惶或破坏和平的文书的禁令」。洛德尼．基尔拔（RodneyGilbert）是一位亲英的美籍记者，每天在英国报上刊登一些骂语，这种骂语可以说像白热一样闪耀于报端。在他看来，一个工会就是「从不工作也不会工作的下贱苦力的组织」。在这些家伙看来，不仅「下贱苦力」，就是虞洽卿之流的银行家、王正廷之流的政客，他们当时虽日以继夜致力于和外人联合反对「下贱苦力」，但也终归是「激烈的排外者」。当时的情绪是不难归纳几点的： 激烈：「上海这个大埠乃纯粹外人手创者……现在华人竟要它『交还』，而同情华人者也奔走讨论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外人努力几世代的一切成果均可以让之于无政府的苦力团体了。这件事殊令我惊怪，盖无异捧扬愚騃，膜拜庸懦也。……」[19] 愤激：「来到人们脑中的第一种思想便是气恼。使人倾家荡产，使人急急忙忙挤几件家产在一两个藤箱和一个手提包中，其余财产则让人劫夺或用它法泡制，这就是一种纯净不假的气恼……」[20] 滑头：「……外人从各方面急忙赶向码头去，他们的唯一罪恶就是他们想把中国弄好。我说到这一点心目中不仅包括传教师，而且还包括许多光荣的商家，他们都希望中国应受的待遇，似乎要比之它目前的行为所应受的还要好。但我们必须慈悲为怀。中国有若干真正的苦衷；它现在的许多苦衷当然都是它自己造成的，但老实之人定受这种思想贻害，而且往往受欺而相信这种思想：外人是负全责的」。[21] 自私：「和平的外国居留民已被逐离他们的家室，他们的财产被破坏……许多外国商店……现在正遭逢破产……但这些实际上都是小事情……最重要的还是与一种政治思想斗争，这种思想的公开目的就是破坏目前的世界文明……（它）不受良心的内疚阻制……不尊重既存的权利、风俗、习惯……这就是共产主义与世界文明冲突的第一道战线……」。[22] 宗教上：「我以我的传教师的资格看来，又当首先想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疯狗如不受挫于中国，得以跃越大海，抵达我们自己所爱的美国，而使全世界基督教会遭逢诸般后果之时，我没有半点犹豫确认我的自信：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一定是世界上的最大祸患」。[23] 贞洁：（征引一个广泛刊载的消息称汉口妇女协会已选拔「有雪白肉体和完满胸部」的妇女，号召和表演一次「裸体巡行」）「凡是熟识过去数千年来中国妇女之贞节的，便毋须乎要更进一步或更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俄国共产主义之恶毒的影响」。[24] 豪侠：「每一个美国人对投放于某外国之利益只淡然置之，但他一见到美国无辜妇孺有横遭暴徒或军队毒手之虞时，他可以气愤填胸」。[25] 率真：「在中国，共产党的手段是唤起阶级仇恨、社会的憎恶心、贪婪和嫉妒」。[26] 嘲笑：「假如目下的『铁丝网』歇斯底里病继续得更长久一点，那么，毫不足奇：我们在某一个早晨醒来发觉我们的殷勤和卖气力的市政府已建造一张铁丝天盖盖在我们头上，以便遮断太阳的光线，他们所根据的理由就是：我们的天体已有散布赤化宣传之嫌」。[27] 直干：「在这些时候，精密之区别和法理的遁辞毫无结果。在上海C.P.（共产党）没有立足之余地，它必须受打击，犹如工部局一定要打击黑死病一样……中国和俄国的C.P.应受同等严峻的待遇——两者都是文明之敌」。[28] 明察：「国民革命的好机会——一切同情归国民党——但反对共产党人」。[29] 简单明了：「蒋介石……站在十字路口……毫不夸张的说：他与何应钦、白崇禧二将军现在是防止中国长江南岸被共产党淹没的唯一保障……但是如果蒋将军想从赤党手中救出他的同胞，他必须迅速地、无情地行动起来，他将证明他自己是行动和果决的人，是真正孙文主义的战士，是他本国的保护者呢？抑或他将和中国一道沉没于赤化的洪流中呢？」[30] 在上海市之南的龙华，蒋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哩。在他和外国记者的连续谈话中，他极力抚慰外侨，且使他们安心。他对南京事件深致悲悼，应允彻底查究和惩罚负责者。3月31日他在一个谈话中宣称：「国民党领袖一贯就希望和列强维持友谊的关系。国民党人是列强的朋友……不应用武力或任何形式之群众暴力来变更外国租界的现状，此乃国民党政府之固定政策」。他以一个愿望结束这个谈话，他希望外人千万了解：「虽然目下困难重重不能获致一个更清楚和更好的谅解，但我们仍希望铲除这些障碍，俾在中国与列列强之间保有一个更清楚和更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将建基于相互友善和谅解之上」。[31] 有几个外人满怀希望的对这个无误的建议表示首肯，这个建议就是「中国」（财产所有者）与列强合作铲除「障碍」（工人）。但他们之大多数与其说因蒋氏答应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平服，不如说因蒋氏必须以一个「国民党人」的资格来发誓，仍然怒火中烧。《字林西报》的编者就表示这两种见解。他称此次谈话为「固执已见的……及与一切经验相悖的厚颜的假托的一种非凡混合物」，但经过一番思索之后，他补充说：「蒋将军分明讲忠诚话，且平心而论，……在他管辖的区域之内，（他）似乎已设法保持秩序」。[32]留心等待一下是没有害处的。在蒋氏没有证明他能够「迅速地和无情地行动起来」之前，他们的一切狐疑是不会平息的。数日之后，英军司令邓肯将军觉得大可放心，遂告诉一位中国记者说：蒋氏已博得他们的尊荣，「因为他不仅讲出这条道路，而且实际上也把它加以实行了」。[33] 中国银行家和实业家更具有信念和把握。他们更懂得他们的人。3月29日，有50余家银行、厂家和商业团体联合成一个联合会，受虞洽卿及王一亭领导，王氏在一家日本大轮船公司里当买办，他和蒋氏至少已有15年的交谊了。统一在这个联合会里的团体有各区商会、银行公会、棉织业协会、制粉业公会、茶业公会、丝业公会——实际上，上海一切有组织的有产界都包括在内。 这个新团体的代表团当天迎候蒋将军，「蒋氏非常恳笃的接待他们」。他们的代言人「转达上海中国商人的祝辞，且郑重说明立即恢复该市治安之重要性。他们告诉蒋，商人们衷心拥护他，蒋将军用几句中肯的话作答，且负全责保障上海中外人士的生命财产。他又向这个代表团保证：劳资关系将很快加以调整。……此次谒见告终之时，文书代表团兴辞而出，心里非常满意，因为他们已发现蒋将军为一个节操高尚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单一政权的领袖」。[34] 数日之后，各业公会均分别印发宣言，表示衷心拥护蒋氏，且派出代表团表达他们希望早日改善局势。4月9日20余个商业组织的代表开会，决议「拥护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拥护蒋总司令！打倒一切反革命分子」！ 自然啰，有钱人除了空口叫喊之外还要有所作为。他们必须慷慨解囊。局势要求信念和信任以上的东西。它需要现钱。第一次摊付蒋氏的款子是4月4日的300万元「借款」。[35]据遍传的消息说，数日之后，又补付了一笔700万元的款子。一位外国访员报导说：「中国银行家和商人……派代表见蒋，齐送他1500万大洋的一笔巨款，附有的条件是：他镇压共产党和工人的活动」[36]除了这几笔预支款子之外，两星期之后，又募集了3000万元的「借款」来帮助南京新政府的成立。 蒋立即开始设法取得他自己对于上海市的支配权。他委任他的直系军官之一为警察长。他的政治私狗之一成了上海市长。他成立一个特别的财政委员会，并为此选拔了一批著名的银行家出来，以便筹集他所需要的款项。他委任一个官员就沪宁和沪杭两铁路的总办之职。他任命郭泰祺为外交部长，与外人发生正式关系。戒严令于3月28日宣布，使该市的一切民政机关，对龙华的军事大本营负责。严禁「未奉命者」不得保有或携带任何种类武器的命令也颁发了。同时，「工商联合会」也出现了，它是受黄麻皮、杜月笙和张啸林扶助的，它假装为一个新起的「温和的」工会。各种准备步骤迅速进行，以便在上海来重演已施用于南昌、九江、安庆和芜湖等地的策略，而且彷佛蒋氏和他的流氓助手想证明这些方法是否尚有效力似的，3月30日和31日在杭州表演了一次全副戎装的演习。 蒋氏在杭州也已利用「工界联合会」的组织来反对共产党操纵的总工会。3月30日晚，流氓们冲入工会的总机关。在当地发生的争斗中，有几个工人遇害，受伤者也很多。据上海某报[37]刊载的总工会来电话说，翌日曾号召一个罢工，但只有电话及邮政工人响应。一个群众的抗议大会给召集起来了，且组织成一个游行示威，一直朝荐桥街走去。军队正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上等着。他们听人家说，工会正设法对国民革命军的顺利推进举行怠工。没有一个人告诉他们不同的话。当工人们行近时，军队便开火。半打的游行者倒下来。百余人被捕。纠察队数目上千，他们只用棍捧来武装，结果均被缴械和驱散了。总工会的房屋被捣毁。纠察队被捕。他们的土布制服撕破了。从无人知道或纪录有多少人遇害。总工会被封闭，静候按照现在熟知的更温和的办法来改组。杭州事变以非常的精确性预示了上海行将在更大规模上发生的事情。不仅蒋氏的行动是如此，即共产党的反应也是如此。 当蒋氏委任私人就杭州民政机关的职位并着手向工人施行镇压手段之时，总工会通电蒋氏，恭敬地请求罢免犯事的官员。他淡然答复道：「在军事期间，我有权任命公安局长」。[38]他们对这个答复默然忍从。在3月31日的逮捕和屠杀之后，该工会又发出通电，这道通电临末恳求蒋介石将军「来杭惩治犯罪者及肃清反动势力」。[39]可惜蒋氏刚巧太忙于在上海竖立反动势力了，他无暇走访杭州来镇压它，而上海的总工会也太忙于设法抚慰蒋氏了，它也无暇从杭州经验中学得什么东西。 但虽然如此，蒋介石之承担破坏上海工人组织的工作，并没有表示他是不晓得这件工作之重大的。群众运动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迫得开始实施一连串循次渐进的阴谋诡计，使自己获得一个理当有利的显著地位。他每一步前进，总表现一种反面的姿势出来。他有意使他的敌人迷醉，使问题混乱，使一切可能的反对者瘫软无力，一直到政变已到了眼前才止。这种办法把他的若干朋友弄胡涂了。在广州3月20日政变之前夜，他的许多军事同盟者都「和他冲突，因为他们不能领悟他的行动所隐藏的真正目的」，[40]现在在上海也一样，有许多人（尤其是在外人中间）对他行为的外表上的矛盾是按捺不住的。4月8日《字林西报》抱怨道：「据中国政界中人表示，假如蒋将军发动一个明白反共的运动，他一定会博得拥护，但他对共产党徒的不大热心的、带着辩解口吻的攻击，却使人无法确定这次分裂是否无可挽回」。 但蒋氏比他们更懂得他正在干什么，他正往何处去。他未曾打算，也未曾力图和武汉的「左派」国民党作任何妥协。他专心准备打败上海工人；但他需要时间来整顿他自己的力量。同情工人的军队必须调离闸北，而换之以因与群众运动很少接触而未染有政治色彩的新军。为反共的攻势而动员流氓已盛极一时。当所有这些事正在进行之时，蒋氏尚继续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散布并无冲突临近的幻想。从他到沪那一天起，他就坚执否认他立心与武汉国民政府破裂的消息。 3月27日他告诉谒见他的人「并没有分裂，国民党的党员是统一的……并没有严重不和的征兆或前途」。[41]两天之后，他向日本东方社的一位代表宣称，他毫无保留地承认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威。他以同样的方法使莫斯科放心。 白崇禧对《真理报》的驻沪记者说：「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希望国民革命军与民众破裂，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基本原则就是武装力量与民众联合……中国革命形成世界革命陈线之一部分。帝国主义者正设法藉说谎和造谣来破坏这一阵线。孙中山教我们和共产党人合作，而他们也形成国民党之一部分，我们是不会破坏和他们的联合的。关于这一点，中国的英文报正散布各种谎话。它应该受禁止……」[42]我们将来可以看到：莫斯科和中国的共产党人多么热心利用这些保证——而且看到：它们的真正价值究竟有多少。 4月1日汪精卫从欧回华给了蒋一个机会，使他的话似乎更来得具体和令人信服。汪氏，这一位软弱、柔顺、甘愿屈服于较强个性的压力下的典型小资产阶级急进派，现在刚好足踏中国国土的时候，又再度成了一个人的工具，这个人在一年之前曾那样污辱地迫他逃离广州。举行了两日的会商。4月3日，蒋发出通电宣布他「完全服从」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他说：「中正深信汪主席既出，必能……巩固党基，集中党权以竟国民革命之全功……此后所有党政……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率各军，一致服从」。[43] 据汪的传记作者说，汪对于蒋的通电，「感觉得极不愉快」。蒋介石提出用来消灭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势力的方法，他不表赞同。不错，汪也「想到与共产党分手的必要」，不过他「反对任何仓卒的破裂……（而且）想采取循序的和平办法来解决一切争执……」[44] 为了避免他那样憎恶的直接行动（随便采取任何方式来避免，不过这一回可不是逃亡，和辞掉他自己的职位了），汪极力劝蒋，说他们毋须采取暴力或「非法」手段亦能够达到所求的目的，据某项传说汪答应将鲍罗廷撤职，将3月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加以修改（这项决议是撤除蒋的党主席职及最高军事司令权的），又答应赞成将上海纠察队缴械，及批准蒋在上海市委任的官员。[45]汪后来极力否认他会和蒋作出任何这一类的协议，不过他自己的传记作者却记载他离沪赴汉去敦劝他的同僚「到南京和蒋及其它人召集全体会议，以维持党的统一」。又说汪「相信他能够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纯粹国民党的拥护，来实行修改第三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案」。[46] 但蒋介石和他的朋友却懂得目下合他们用的是机关枪而不是党的妥协。蒋汪之假装一致只是帮助加浓他们需用来掩蔽他们的进攻的政治烟幕罢了。他们经过汪来影响共产党人，结果一定已远出乎他们的望外，盖汪只须一举手之劳便使得上海工人的共产党领袖每日把许多祭品供奉在「民族统一战线」的祭坛之上，而潜伏的反对派遂更加削弱了。 [1]中国人说，蒋属于通字辈，或青帮第22代，因为这个组织是照家族系统组织的。提及蒋「与青红帮的关系」GeorgeSokolsky说道：「他也许甚至是这种有势力的秘密团体中一个或两个的会员，但这件事，外界无从知道」——《中国年报》（1928年）第1361页。 [2]〈上海工人代表报告〉，见1927年5月19－20日《湖南申报》（以后通称为）〈工人代表报告〉；又参阅郭美力（译音）在1927年4月16日《民众论坛》上的报告及1927年6月23日的《国际通讯》。关于青帮及其后来发展的叙述，请阅《国民党反动之5年》中〈上海帮口制度〉一节。 [3]李芝龙着《汪主席之辞职》。 [4]1927年4月2日NorthChinaHerald报上的3月23日九江通讯；又参阅1927年4月19日的《民众论坛》。恐怕在所有关系的外人中，首先知道蒋介石在江西的恐怖运动的事实的，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勃劳达、谭曼尼和杜里欧。他们何以故意隐匿该项情报，直到它已过时失效之时才发表？这一点在第9章有讲到。 [5]1927年4月16日《民众论坛》。 [6]〈第六军政治部报告〉见1927年4月21日《民众论坛》。 [7]察甫曼着《中国革命》第32页。 [8]关于强奸罪状的证据的阙如，请参阅1927年5月28日《密勒士评论报》。 [9]见1927年4月5日和16日《民众论坛》上G.A.Kennedy的报告。Kennedy的大部分调查资料均收入WilliamProhme的公函中，该信发表于1927年4月13日的纽约《民族》报。关于「南京暴行」表现上海外侨之情绪和精神的资料，请阅1928年《中国年报》第16章。 [10]基凡斯(Givens)后来充当上海巡捕房的特务（政治）部主任，特务部在往后几年，搜捕成千百共产党人，其中许多都交给蒋介石政府枪决。1931年南京政府以第一级「甲」等陆海空军勋章授予基凡斯，嘉许他之合作「维持秩序」。——1931年12月9日《字林西报》。 [11]1927年4月2日NorthChinaHerald。 [12]1928年《中国年报》第1361页GeorgeSokolsky一文。 [13]〈工人代表报告〉；陈福泰，汉口泛太平洋工会代表大会上海代表之一，报告道：上海纠察队有3000人，2800枝步枪，30挺机关枪，200枝手枪和16挺轻炮。——1927年5月26日《民众论坛》。 [14]「据华人方面可靠的估计，驻上海的国民党军不出3000人。何应饮将军只有1万军队扼守杭州。蒋介石的军事力量目下散处于如是广大的区域，对于镇压工人……没有多大价值」。——1927年4月2日NorthChinaHerale「蒋在上海只有3000军队……有重大关系的成分，蒋丝毫没有取得」，Sokolsky见1928年《中国年报》第1361页。「同情革命的军队，仍然是优于反革命的军队，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军队都动摇起来」。——李立三编《中国革命》第33页。 [15]1927年4月28日《民众论坛》。 [16]1927年4月2日NorthChinaHerald报上A.DeC.Sawerby一文。 [17]1927年2月2日《市政公报》。 [18]参阅蓝辛着《中国之谜》一书内「上海之心」一章。 [㈠]北京有两个美籍记者（WilburBurton和MildredMitchell）替国民新闻社做工作，被北军逮捕和监禁起来。美国公使馆事实上将他们置之不理，后来因为美联社RandallYauld把他们的案子公布，并得到一位天津律师CharlesJ.Fox的努力，他们才得到自由。Gould后来被美国公使逐出公使Macmurry出版会议。威廉(William)和朴莱姆(RaynaProhme)因为编辑《民众论坛》，一般人都视他们为种族叛徒。鲍罗廷当然有两只角的。 [19]1927年4月2日NorthChinaHerald报上RodneyGilbert君一文，对于这种普通论调的极其适切的答复可于1927年7月18日《民众论坛》中找到，见该报的’ThatmodelSettlement’一文。 [20]1927年4月16日NorthChinaHerald报一个逃离布道师做的〈撤侨感想〉一文。 [21]同上。据所1927年6月24日上海《泰晤士报》载，正常工作的宣教师有8000人，就中只有500人尚留原职。因为5000人逃回老家，1500人避居上海，1000人则避居其它口岸，自保的本能竟胜过于宣传福音的使命也。 [22]1927年2月上海《宪政报》的〈中国之真相〉一文。 [23]E.E.Strathers着《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世界的最大祸患》及其它文章的集子，第6页，1927年6月上海出版。 [24]同上，第18页可惜关于这种「确凿的证据」，察甫曼（当时的一位汉口居留民）明白认为这种游行「从未发生」。——《中国革命》第87页。这种特殊的报导是外国报关于汉口情形所怀着的疯狂思想的典型例子。这些报导都是恶意的中伤。有几个人因为散布「裸体游行」的谣言，在汉口被捕了。 [25]1927年4月9日NorthChinaHerald报上，美国驻华海军司令Smedley，D.Butler一文。 [26]1927年1月《宪政报》第291页。 [27]1927年4月9日《密勒士评论报》。 [28]1927年4月3日《字林西报》。 [29]1927年3月《远东杂志》。 [30]1927年3月18日《字林西报》。 [31]1927年4月2日NorthChinaHerald。 [32]1927年4月2日《字林西报》。 [33]1927年4月7日《新闻报》。 [34]1927年3月30日《字林西报》。 [35]1927年4月9日《密勒士评论报》。 [36]1927年4月15日《纽约泰晤士报》。〈工人代表报告〉也举出1500万的数目，不过1200万归蒋，150万归白崇禧，100万归周凤岐，50万归工贼。外人参加这种「借款」的程度是很难确定的。关于外人如何经过中间人来合作的情形，再请读者参阅马尔劳的《人之命运》。 [37]1927年4月5日《新闻报》。 [38]1927年4月3日《北京晨报》。 [39]1927年4月10日《新闻报》。 [40]1927年4月10日《密勒士评论报》。 [41]1927年3月28日《字林西报》。 [42]1927年4月1日《纽约泰晤士报》莫斯科专电摘引《真理报》的话。 [43]1927年4月9日NorthChinaHerald。 [44]汤良里《秘史》，第266—7页。 [45]1927年4月7日天津《大公报》。 [46]汤良里《秘史》第288页。 上一篇 下一篇
第七章上海暴动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七章上海暴动 在上海，工人们已掀起一个无比深入和富于战斗性的罢工浪潮，来响应北伐军的胜利。在1926年期间，据一个官方的调查，在上海有169次罢工，波及165家厂店，包括202297个工人。在这次罢工中，有82次或49.64%次是全部或部分胜利的。另一个官方统计则列举257次罢工，其中有53.89%是全部或部分胜利。 [1] 是年铜币价值的不断低减引起生活费的剧烈上升。工人的生活状况也因之恶化。罢工的要求大都不出增加工资，召回解雇雇员，开除不法工头，反对无理开除，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偿付或增加米贴，减少或规定工作时间，改良工厂设备、工房、饭堂及一般工人待遇，废除体罚，发花红，释放被捕或被监禁工人，工作时受伤赔偿费等。其它不断反复提出的要求也就是上海产业中一般状况的明证，这些要求例如免费受医，生病期间工资照发，学徒发工资，星期日停工，工资到资即发，女工于分娩期间应发一个月工资，禁止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养老金等便是。 这些罢工斗争是在军阀及外国当局极野蛮的镇压的状态之下进行的，它们中半数以上也是在这种状态之下取得胜利的。上海总工会处于非法的地位活动。很少罢工是没有连带发生被捕和武力压迫工人的事情的。但这种手段对罢工浪潮的影响极微。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和九江，上海的群众运动染上更直接的政治色彩。工人们准备依照自己的办法来干涉事变，以便从政治上谋解决他们的问题。 10月，孙传芳一个部下在浙江举行了一次流产的叛变，这件事遂成了10月24日上海第一次暴动的信号。浙江叛乱失败了。上海暴动（共产党让钮永建领导的国民党机关来发动这次暴动）便被孙傅芳的走狗相当轻易的压服了。这次并未号召总罢工，也没有动员全体群众起来行动。钮是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委任官，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他负了双重任务：一方面扰乱孙氏后方，俾有利于蒋；另一方面限制共产党人之影响和活动。10月23日晚，浙江叛乱失败的消息传到上海。钮不守信约，竟干脆逃避那原定于翌日举行的暴动。几队共产党工人的小队伍于当晚袭击警署，但很快便寡不敌众了。工人们当然从这次经验中得出教训，准备未来的更有效的行动。在11月28日与12月12日的群众大会中，反军阀和反帝的情绪很高涨，这几次大会就是临近的暴动的先声。 在这几个月中，上海的政局异常复杂。它围绕在一个运动的周围，这个运动一开始本来是想鼓动上海区的自治的，不久便发展成为苏、浙、皖三省自治的鼓动。这一运动成了一切集团和阶级政治活动的焦点。虞洽卿及江浙银行团领导之银行买办资产阶级，吴稚晖、张继等领导之右派国民党政客，黄郛、王正廷之流的职业阴谋家和说客，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麾下之流氓，钮永建领导之国民党党部，以及普通社会上无数的小人物、食客、蜂媒、职业操纵及营谋者，通通以这个运动为焦点。甚至孙传芳（这次自治运动大抵就是直接反对这位当地军阀的）也染指于这一个自治的大饼。徘徊于近旁的就是奉系的特使，杨宇霆，他正想从中拉合张作霖和国民党。拖在所有这些资产阶级政客和操纵者的尾巴后面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上海总工会，而工人及城市贫民群众却期望它们来领导。 [2] 12月孙氏军事地位之恶化，使这一奇怪和混杂不堪的运动归于瓦解。孙氏于绝望中求助于昔日的盟友，张宗昌，张氏是一个山东军阀而且在他的同类中还是最有名贪婪的。张的军队开始沿津浦路南下。上海的资本家听说张将以10万元不值钱的军用票强迫他们兑现，他们均大惊失色。银行界鉴于张宗昌的直鲁军占领上海有引起纷乱之虞，故他们转而注意蒋介石，他似乎是最中肯的候补者，能够拯救他们于自下而来的工人及城市贫民的侵犯，及自上而来的山东军阀的掠劫中。 帝国主义当局（英美人较日人更甚）似乎已觉得局势的复杂一时不很易于了解。在1927年最初的那几个星期是，他们的最流行的态度似乎是想保持和防护他们已有的邪恶，而不想忙着去管他们丝毫不知道的其它邪恶。因为在外国商家、银行家、军人、领事和传教师看来，这种摸不着头脑的不安靖，这些无穷的投枪和飞矢（他们就是这些投枪和飞矢的摇摇欲坠的靶子）彷佛是一个普遍凶暴的命运之神的打击。他们分不清谁是兔、谁是狗。因此，他们用关闸和铁丝网围着他们的租界。海外一团一团兵和全部舰队都调来保护他们，免遭意外。只有他们当中眼光最锐敏的 （附注一）才从始便了解他们利益之所在亦即上海银行家利益之所在，并照此而确定自己的方向。他们知道蒋介石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军阀，他披着一件色彩甚多的外套。假如上海银行家准备支持他，他们晓得他们也可以跟着照办。只有上海的工人才障碍他们的交易成功。蒋一到来就会除去这个障碍。因此，2月间蒋的军队一进入浙江，一切有关系的人均把局势弄得清清楚楚，只有工人和共产党的领导除外，他们犹以为蒋是革命的英雄将领哩。 国民革命军于2月17日占领杭州，翌日进抵嘉兴，离上海不足50里。前锋沿铁路直薄松江，离上海仅25里。上海顿然紧张起来。总工会预料国民革命军进展更近，故下令于19日晨举行总罢工。工人们像机器一样的准备响应这个号召。在48小时之内，35万工人走出街头。 [3]「繁华富丽的上海，顿变为死气沉沉的区域；全市电车停驶，轮船不开，邮局闭门，繁华的百货公司停止贸易，一切大的制造厂停止工作。工厂与作坊的汽笛回声，唤不动一个工人入厂」。 [4] 工人们把斗争发展到街头上。和警察开始发生冲突了。共产党的领导不自行站在工人前面，倒还期望国民党的代表来做政治指导。总罢工的口号只限于「响应北伐军！」「打倒孙传芳！」「欢迎蒋介石！」甚至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了。底下就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之一，瞿秋白告诉我们当时中共中央的活动情形： 「……宣布罢工并不是党的正式决议。罢工爆发之后，它并没有被认为暴动之第一步。不仅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没有什么政治宣传，就是在工人间也很少人明白总罢工的方针和目的…… 「虽然决定提出『召集市民代表会』的口号，但并不把它看作一个号召一切工厂和工会工人选举代表，邀请小商人派出自己代表的行动口号。也没有想到使这个代表会成为国民革命的一种苏维埃，把它变为一个行动机关，在这个机关里，凡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从武装防守过渡到武装暴动等问题均能讨论。换言之，并没有致力去把它转变成为事实上的临时革命政府。 「党只是组织一个临时革命委员会，由工人的上层代表及资阶级代表构成。因此，走出街头的群众没有机会参加工人代表与资产阶级代表的『阶级斗争』……自然的结果就是工人代表在每一个问题上向大资产阶级让步……我党把群众叫出街头，让他们在那里逗留三天，一点也不注意他们。我们不领着他们往前走，下令进攻，走向暴动。我们甚至还没有进行防御斗争。工人们夺取步枪和枪决叛徒大都是自发的行动…… 「我们干的工作就是花全副力量和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谈判——而这种谈判只是想利用这各种各色（资产阶级）集团间的冲突。这种策略等于这样：工人罢工起来，但在跨步前进之前，等着资产阶级的俯允。小资产阶级受了冷遇，没有领导，没有方向。我们希望保障胜利的情势造成（即指钮永建一方面与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另一方面与大商人谈判的胜利结束）之后，我们希望这件事干好之后，才来开始准备暴动，这在客观上就等于出卖工人阶级！」 [5] 李宝章和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的巡捕没有等待共产党和资产阶级谈判的结果，便向工人报复。学生和罢工工人在街头散发传单，一被捕便当场砍头和枪决。罢工的头一天，李便派他的大刀队梭巡街道。罢工领袖被外国巡捕逮捕便移交中国地界处决。在租界和中国地界一样，警察队伍搜查行人和店铺，竟在街道上产生这样一种恐怖的空气，以致多数店铺，尤其是闸北和南市的店铺都停市了。华岗讲及浦东（黄浦江对岸一工业区）有一个小贩口呼「卖大饼」，军队诬之为呼「打败兵」，即执而痛殴，以刺刀乱刺。两个金属业工人和一个电车卖票员因发传单而立遭斩决。老西门有市民阅读若干颜色小传单，被大刀队斩决。三个学生在曹家渡向群众演讲被执，同样的残忍处死。被杀的确数从不知道，估计有200人。一位外国记者亲眼看见这些杀人勾当： 「大刀队将牺牲者的头斩断之后，他们便把这些死人头挂在电杆上示众，或者放在大盘上游街。这种惨像穿过热闹的通衢大道，结果产生一种真实的恐怖景象，因为牺牲者连审判的外表程序也不准经受的。处决发生于人烟最稠密之区。刽子手拿着大刀，伴同一队士兵，把他们的牺牲者押赴一个显著的角落，罢工领袖就在那里被迫而引颈受戮，当死人头插在尖头竹杆上，高高举起，带到第二个处决的地点之时。成千成万人都觉得毛骨悚然」。 [6] 工人与军警的巷战发生于21日。工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发现武装便开始夺取它们，在街头上进行抵御恐怖。当共产党领袖终于规定2月22日下午6时为暴动时刻之时，小规模的战斗已发生了。这次暴动是预计响应国民革命军之到来的，盖每个人均相信它们正沿沪杭路挺进。总罢工已维持了3日。工人的头颅已落，鲜血流满街衢。共产党领导尚和钮永建及其它资产阶级代表在继续谈判。在这个期间内，国民革命军从未离开松江。本来它们进军上海，路上并没什么军事障碍。它们与上海的距离不过25里，而路上也只有少数士气颓丧的北军，于狼狈溃退回城时，掠夺各村。 国民革命军停顿不前不是偶然的。蒋介石接到钮永建一封电报，劝他「暂时停进」 [7]蒋突然下令：在军队向南京及京沪路蓦进中，停止嘉兴——松江沿线的一切活动。军事情势完全有利于占领上海，但蒋却慨然让李宝章从容屠杀上海工人的领袖。这一点双方都特别了解的。据消息灵通的《密勒士评论报》报导：「李将军已设法加入国民革命军，据报，蒋介石将军亦已同意把它拉入……甚至风传保守派的国民党人并非全然不喜欢李将军的流血暴行的，因为这种暴行打击党的急进或共产派的权力，同时也打击它的头」。 [8]数天之后，李得到酬劳，被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于是证实这一消息。 [9] 预定的暴动被流血的屠杀镇压掉了。街头战斗一直继续至24日，逐渐变得零星，后来终于完全熄灭了。这时，罢工的阵线也已衰弱了。多数工人被事变的转变弄胡涂，已回厂上工。逮捕和处决仍然不绝如缕。一位外国目击者补写最后一笔：「……许多人因为拿着『欢迎勇敢的北伐军军长——蒋介石』的传单，被捕了。这些人也算是犯罪且立遭处决」。 [10] 尽管有总罢工的深度和广度，尽管随后又有野蛮的手段用来镇压暴动，尽管共产党领袖仍然继续混乱和动摇，但2月19日至24日的事变却证明仍然只是一个更惊人地奇观的序幕。灾害是沉重的，但工人组织仍屹然未动，而工人们也学会如何去斗争。昨天的失败并未摧毁他们，只不过锻炼他们去准备明天的战斗。但是他们的领袖曾经从这些新鲜经验中学到点东西吗？2月19日的总罢工已直截了当的提出了政权的问题。经过维辛斯基而接受共产党国际指导的共产党领导，「当暴动已经发生了，还在讨论是否要举行一个暴动」，又在工人斗争的时候来进行与资产阶级作上层勾结。「结果，我们错过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历史时机，一个非常的机遇。当政权在街头上，党不晓得如何去取得它。更糟的就是它不愿去取得它，它害怕取得它」，维辛斯基的僚属给共产国际的信所写如此。 [11]他们把这次失败与德国1923年暴动的失败相比，但补加几句话说：「只有这一点不同——在上海无产阶级有更大的力量来使用，而机会也在它的一面。假如它采取一种坚决的态度来干涉，它一定能够替革命征服上海，并把国民党内部的力量关系加以改变」。 假如这三位俄国代表相信2月的情形是如是，人们当然亟想知道他们对随后面来的事变作何想法。2月暴动已失败了，但他们发出那封信去莫斯科四天之后，工人们正要攫住一个更是非常顺利的时机，而这一次，他们一定证明他们已经学会如何去斗争及取得胜利了。但共产党领导机关受了它和蒋介石的联盟死死缚住，只会晓得如何转胜为败。 在摧毁暴动之后两个星期当中，张宗昌的直鲁军沿京沪线开下，取得上海区，孙传芳狼狈向北退去。在外国租界内，帝国主义者添增卫军，加强他们的铁闸和沙包防御物。二月末，沪上有7000英军，1500美国海军，600日本海军，此外尚有海军陆战队来自黄浦江中愈聚愈多的外国舰队。更多的军队源源而来。2月25日。外交团发出一强硬声明，它宣布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保证租界的安全及侨民的保护」。 [12] 此刻军事活动沿着三条战线扩展。国民革命军沿长江而下，占领安庆和芜湖并准备直薄南京。第二支军队沿镇江——苏州线直迫京沪铁路。国民革命军集中的第三据点是上海西南，沪杭路上的松江。这一线自初步进攻，引起2月19至24日的暴动之后，便沉寂下来，3月复趋活跃。蒋介石的一位桂系部属——白崇禧缓缓沿线进迫上海。3月10日晚，他进抵上海郊外的龙华。他就在那里按兵不动，开始与鲁军防守司令毕庶澄谈判让国民革命军「和平占领」沪市。直鲁军完全军心涣散，许多都已逃去了。但他们的主力（由白俄雇佣军增援）尚扼守市内的战略地点。 龙华成了无数阴谋的焦点。钮永建趋见白将军。他献计道：「停一日入城，毕庶澄就要投降」。 [13]蒋介石下令该线：「勿攻沪。勿与帝国主义者冲突。停候」。 [14] 市内工人却并不想停候。总工会号召于3月21日正午举行总罢工，同时举行暴动，并派代表赶赴龙华，请求白崇禧开动他的军队援助工人的进攻。他拒绝调军。当工人们自动行动起来的时候，这些代表尚想法敦劝他。正午汽笛的回声未休，就开了火了。 [15] 罢工是完满的。实际上上海每一个工人都走出街头了。他们的队伍因为店员和城市贫民群众的参加，骤然增涨起来。直接卷入此次罢工者在50万与80万之间。 [16]暴动的计划已小心拟定。它以5000纠察队构成的一支精练的工人民军为基础，这支队伍再分为2、30人的小队。他们开始只有150枝毛瑟枪。 [17]这就是说一队还派不到一枝。其它人则只携带木棍、斧头和小刀与警察及鲁军肉搏。 战斗在沪市7个地点同时发动：南市（包括法界的整个南部）；虹口（公共租界三面环绕的狭长地带）；吴淞（黄埔江和长江汇流附近之炮台区）；沪东（包括杨树浦的广大工业区）；沪西（毗连租界的另一工业区）和闸北（沪上无产阶级人口最稠密之区）。 除闸北之外，在每一个地方，工人们在黄昏之前都已胜利地控制了警署和地方军事机关。许多士兵和警察都脱去他们的制服，委弃他们的武器和军用品。武器到处都可以得到，傍晚纠察队的袭击队伍已比较充分地武装起来了。家具、箱子和凳子都抢到街头上。大门也取下来建立警署周围的障碍物。几百间烟雾迷漫的小饭店忙着准备饭食，妇女们用碗盛着热气腾腾的饭送上前线。工人男男女女都在右臂上缠着红布条，这就是新兴无产阶级军队的徽章。天晚，所有警察署都占据了。电话局和无线电局也占据了。电线也割断了。 华岗记载道：「南市……武装动作开始时，先向警察厅进攻，2时许即完全占领了。同时占领了电话局。警察的一署三所，及一署三所第一分所，次第占领。从警厅与各分署中，徒手的群众夺得了枪械。沿途的游巡队，在最短时间中，经群众缴械降伏。大队由警厅进攻兵士厂。无激战而降伏，4时完全占领兵工厂。南火车站是时已无敌踪，被群众占领；铁路工人夺得火车头往来运输。5时到华商电车公司集合。广大的南市区域，在4小时内便全部解决。 「虹口……无驻兵，只有警署。在时间上说虹口是首先被占领的。虹口电汽厂与丝厂及金属业的工人群众，当暴动开始时，最先发难，占领警署，夺得枪械。逃散的警察，嗾使流氓与工人为敌，时来袭击工会，袭击已被工人占领之警署。因此工人纠察队既战胜警察，复抵抗流氓之扰乱，以武装镇压……」 [18] 贺生（译音）的记载描写此次虹口的特别事件道：「……逃散的警察发觉进攻者是共产党人而不是国民党员。他们便重新集合，在钮永建的领导之下反攻……因此巷战再度爆发。但结果工人获得胜利……」 [19] 浦东工人仿效军队编制编成队伍，扑攻第三区警察署。这个警署差不多毫无困难的落入他们手中。溃逃的军队均被缴械。他们中许多人都参加纠察队，成立临时的工人保安局，他们又共同占取全区的公共机关。国民党代表率领一批流氓打手过江要求接管全区。他们通通被迫退回他们的小轮船，且唯唯奉令退回上海。 在吴淞，工人们已把军队击溃，一部分兵士，因为不知道沪市情形，趁淞沪车赴沪。他们至江湾附近，发觉铁轨已被工人拆断，盖工人已预知他们的溃退也。兵士遂据守江湾、虹口、闸北三区邻接的地点——天通庵车站。此时，吴淞的工人纠察队已取得充分的支配权。 大约有五万工人的先锋部队胜利地占领杨树浦之后，便开向闸北，与闸北的作战工人会合，而两区工人遂会同进攻天通庵站。 沪西事情的经过也一样，工人占据警署，夺得武装之后，遂渡河会同纠察围攻四区警署，经过一场剧战之后，占领之，是役纠察队之总指挥及若干警察被杀。工人们遂集合力量，从各方面围攻北火车站，北火车站居闸北之中，此处战事最烈。 各处的抵抗已迅速失败，武装工人经过比较小的困难便奏胜了。但到晚上，战事仍在工人阶级的闸北的各要道中剧烈进行。张宗昌的白俄雇佣军驾铁甲车巡逻各要道，用机枪扫射工人队伍。镇守北站的一辆铁甲列车也由白俄指挥，炮击工人阵地。从北浙江路的租界隘口可以控制宝山路的全景，而工人之蜂拥进攻北站就从宝山路经过，驻守该隘口的英军一窥见进攻工人行近时便立即开火，他们的借口是「保护」租界。几百鲁军获准避居租界，后来又确实由租界当局遣送回山东原籍。 当下午沪东沪西工人拥入闸北之时，纠察队的队伍便大增，它们便安然围攻闸北敌人的六个要塞——北站、湖州会馆、商务印书馆俱乐部、警察五区总署、广东街分署、中华新路警署分所。第七个，同时也是最后的敌人阵地在宝山路的另一首，在天通庵车站。下午4时，各警署及湖州会馆均已陷落。其余三个中心：北站、商务印书馆及天通庵处在等分闸北的一条直线上。武装纠察队则夹处它们之间。商务印书馆驻有几百兵，拥有充分的机关枪和炸弹，完全受了包围。在这三个地点，战斗继续进行一个通宵。 「北站方面，敌人于晚间纵火围攻……烧民房数百间。……纠察队乃弃防线而救火，以水龙皮管，开自来水管猛勇扑救，卒致扑灭火势。附近居民，义愤填膺，对工人纠察队感激至流涕，居民壮丁，以义愤所激，自愿加入暴动。老者少者，自屋中取出木板砖石布袋，为工人纠察队布置防线，建筑障碍物。……敌人不敢进攻，惟时以排枪射击；白俄人的铁甲车，则时以大炮轰击；英国帝国主义的铁甲汽车，亦时时偷袭向工人射击…… 「（3月22日）天明以后，敌人已觉困乏，纠察队乃从各方面猛勇进攻。……至正午，天通庵车站敌军解决称降……下午4时半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中敌军，易便衣欲逃，被生擒，余人愿降……纠察队总指挥处遂由五区总署移至俱乐部中，自此以后，全部武装集中攻北站」。 「但自上午起，北站敌人复用二次火攻，延烧房屋无数；是时自来水管已断，无从施救。纠察队防线退至五次，但敌亦不敢前进，最后各方队伍集中后，猛攻一小时余，白俄兵逃入租界，北站鲁军亦溃退……」。 6时，北站上空飘扬着白旗。 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从龙华开抵麦根路之时，情形就如上述。师长薛岳受了自己部队的压迫，终于不顾命令率军来帮助工人。他赶到的时候，工人已干完他们的事了。除了缩在钢铁丝网后面又恨又惊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外，整个上海都在他们手中了。宝山路、宝通路、中兴路一带，鞭炮的喜庆声及工人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代替了来复枪声。铁路工会下令修复各铁路。为执行这项命令而组织起来的300个工人的交通队就是上海暴动胜利之后首先复工的一批工人。 [1]1927年3月《中国经济杂志》；1933年上海社会局出版之《1918年以来上海之罢工和关厂》。 [2]〈上海争夺战〉见1927年1月13日《国际通讯》。 [附注一]如马尔劳人之命运小说中的银行，费洛尔（Ferral）之流便是。 [3]关于精确的数字，各方材料互有出入。外人的官方报告之过低报告数字简直成了一种政策，它们举出106000人（1928年《中国年报》第996页。）〈上海来信〉举出30万人。华岗在《中国大革命史》中举出36万人，并列举工厂和商店来证明他的数字。敌对的中国资料举出更高的总数。上海社会局列出425795人（《罢工与关厂》第62页。）贺生（译者）举出50万人（《近代史资料》第3卷，1933年上海出版。） [4]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二节。 [5]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1927年武汉出版）附录一。 [6]1927年2月21日NewYorkHerald-Tribune报。 [7]贺生：〈三次上海暴动〉，见《近代历史资料》卷一第170页。 [8]1927年3月12日上海《密勒士评论报》。 [9]1927年4月16日NorthChindHerald。 [10]1927年2月1日NewYorkHeraldTribune。 [11]〈上海来信〉第10—11页。 [12]《中国年报》（1928年）第1266页。 [13]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三节。 [14]前揭书。 [15]关于上海暴动的动人的描述，请阅马尔劳的《人之命运》。 [16]华岗及其它共产党的数据通常举出80万人为卷入罢工者的总数。《罢工和关厂》一书则举出真正加入罢工者的数目为329000人。 [17]牛堡(A.Neuberg即HeinzNeumann)著《武装暴动》（1931年巴黎出版）第141页。 [18]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五章第三节。 [19]贺生著《资料》第三卷。 上一篇 下一篇
第六章从广州到长江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六章从广州到长江 国民党移师北向，实行以自己的政权来代替其它军阀的政权。它出师并非反帝，而是和它妥协。群众们受了欺骗，相信国民党的胜利一定会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一般民生——共产党人根本没有尝试去打破他们这一点盲信——于是他们澎湃起来，把北伐军卷到长江流域去。 胜利是飞快和惊人的。武装力量只不过补助一架庞大的宣传机器，这架机器势不可当冲向前去，它解放出来的力量，宛如一列为步兵开路的坦克车一样，推倒一切敌人。吴佩孚及其盟友的雇佣军队遇到这一进攻，弄得手足无措和瘫痪起来。一位目击当时情形的外人叙述说：「一个本地的间谍机关……正在等着帮助开进来的军队，可靠的向导可以随时应需服务；在某些情形中，军队尚未抵达之前数日，各城镇已由小群（！）热心家……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占领了」。 [1] 在实际上战斗中，只要有农民部队参加的地方，冲突总是最凶猛的。铁路和电报工人使敌人交通停顿。农民间谍把所有敌人参谋部的秘密供给挺进中的国民革命军。 唐生智是湖南一个军阀，他是首先投入国民革命军的人们之一，他于7月12日占领长沙。数星期之后，北伐军在长江的岳州城遭遇北军的抵抗。平江农民及粤汉、萍株两路工人的独立行动已替北伐军肃清了道路。农民向导把北伐军带到北军不知道的浅水滩，使他们能够渡过长江一个支流，从后方抄攻岳州防军。广州某报欣然报导说，「敌军惊为天降」。 [2] 12小时之后，8月22日清晨，国民革命军进占岳州。国民革命军会师于汉水、长江交流处之三大域——汉阳、汉口和武昌。汉阳兵工厂的工人罢起工来。北方卫戍军狼狈退出该城，国民革命军于9月6日占领汉阳，两日之后占领汉口。武昌卫军据守该城的坚墙厚壁将达1月之久，后来由著名的「铁」军担任攻破。10月中旬，国民党的旗帜已牢牢竖立于长江流域的中心地了。 此时，蒋介石在东方经江西推进，既少惊人成绩，胜利亦少。蒋已限制宣传机关的活动，且已随着军事的进展，采取镇压群众运动的手段。这一点使五省督办孙传芳能够举行顽强的抵抗。蒋介石的进展既如是迟缓，他于10月遂略略放松宣传的限制，事情便进展得比较迅速。南昌终于占领了，11月5日蒋的军队到达长江岸边的九江。 北伐军的胜利与群众运动的广大扩展相配合。在湖南，11月末，工会从5县发展到40县，会员从6万增至15万。在武汉，在国民革命军占领两个月之内，已有30万以上工人和店员参加200多个工会，这些工会均统一在湖北总工会的旗帜之下。在工人看来，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就是用战斗力量来改善穷苦的生活水准的信号，这种生活水准是中外雇主迫使他们屈就的。武汉受一连串可怕的罢工震撼。 [3] 更足惊人的就是农民运动的增长。11月来，湖南省有54县组织农民协会，登记会员总数有1071137人。1927年1月，这个数目已超过了200万。 [4] 农民最先要求减租，废除苛捐杂税，及要求武装反对乡绅。乡政多数落在农民协会手中，而且在湖南很快便采取从拒纳一切租税以至公然没收土地的步骤。 12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长江，正好处于这种情境中。胜利的气焰与群众运动的飞黄腾达使「左派」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政客暂时吐气扬眉，脱去蒋介石耀武扬威于广州时迫使他们表现的寒酸态。他们在群众树立的政府讲台之上，高视阔步，倾出激烈辞句的激流。但他们碰到阶级斗争的现实，却退缩下来了。不久，小资产阶级急进派的传统的呼声像哀号一样在政府各委员会的办公厅内响起来——「群众走得太远了！」 汉口资本家碰到罢工浪潮，加以顽强的抵抗。12月3日，总商会大肆恫吓：如不立即采取限制工人斗争的手段，则宣布总罢市。鲍罗廷、共产党领袖及他们的国民党同僚赶快应允。3天之后，成立一个仲裁机关，俾「承认合理的（？）增加工资，劝告各业循例（！）规定工作时间，实行改善工人的社会待遇，且将雇用及解雇工人之权完全留在雇主手中」。 [5] 这个机关的人员由国民党、总工会和商会的代表合成。它的决议将「约束雇主和雇员双方」。此外尚计划实施劳工立法：规定每月最低限度工资为13元——这个规定虽然可怜，但始终未实现——同时，又禁止工人干预「管理及雇佣」事宜；「但如果情形于工人显然不利时，他们可提出抗议」。 [6] 这就等于成立一个强迫仲裁的制度，共产党人曾一贯在原则上反对这种制度，盖这种制度的目的在耗竭工人阶级的创意力，败坏其组织的战斗力，且一般的使他们背离武勇的阶级斗争的方法。 鲍罗廷及武汉的国民党急进派同样想逃避农民运动的责任。他们避免规定一个农民要求的具体政纲的工作。甚至国民党民13政纲规定的二五减租也从未实行过。人们倒还悲叹农民的「过火」而且普遍的害怕农民走得「太远」，足以伤害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北伐时期提供了一个无比的机会，使我们可以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从蒋介石在广州所建立的资产阶级领导中解放群众。但共产党领导机关却不抓住这个机会，它倒还去买好国民党「左派」的那些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上海有三位较有批判头脑的共产国际官员，他们于1927年3月17日写一封信给莫斯科，这封信把共产党领导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政策，绘成一幅动人的画图： 「直至1926年10月，无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或中国共产党中央都始终没有采取多少认真的方式，把……农民问题……提出来，有之亦不过是中央6月中全会的决议而已，这道决议完全缓和农民的斗争并号召和『正绅』联合……到了10月，一个农民要求的政纲已拟出，但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和党的领袖一样只把它视为一个提交党大会的政纲，经过三四个月的时间，这个政纲没有出中央大门一步，等到一月才把它发给地方组织。但直到如今，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策略，实质上一点没有改变。压制农村斗争以及应用制动机于整个农民运动：这一旧路线尚占优势……畏惧农民运动的心理曾经存在而且现在仍留在党中。农民实行领有土地（即由农民占领土地），中央称之为『一种危险的左倾幼稚病』。它不断的空谈『和正绅及中小地主联合战线反对土豪劣绅』。（12月30日湖南报告）『正绅』的字眼当时发现于一切党的文件及重要同志的文章中。这样用道德范畴代替社会范畴实际上就等于停止农村中的革命运动。 「12月中全会有国际代表参加，通过了一道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里找不出半句话涉及土地政纲及农民斗争。这个决议案对于当时最迫切的问题没有半点答复；政权的问题是以否定来答复的。它说，农民政权的口号千万不要提出，以免吓跑小资产阶级。因为漠视农民革命，结果党的领导机关便停止农民武装…… 「党在工人运动中的策略与它的农运策略无异。首先，党对它就估计得非常低且缺乏注意。中央没有工会部。100万以上有组织的工人没有指导的中心。工会脱离群众，多分尚为上层的组织。政治和组织工作到处为强迫所代替，但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改良主义的倾向在革命的工会运动内外生长起来了……拒绝支持和防卫工人的经济要求的事情也发生了。因为害怕工人运动的初步增长，党在广州赞成强迫仲裁，后来在汉口也干出同样事情（强迫仲裁的观念本身就出自鲍罗廷）。党的领袖害怕得特别大的就是非产业工人的运动…… 「中央在12月中全会中报告说：『决定我党关于中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在我们看来是异常困难的，因为非产业工人及店员的罢工是小资产阶级自身内部的冲突。两方面（即雇主和工人）都是民族统一战线所必需的，我们不能支持双方，我们也不能守中立。……在生产生活必需品（米、盐、煤、柴等）的商号中，雇员如有一分可能用和平方法取得让步，便千万不要诉诸罢工』。 「因此，党便放弃了对非产业工人，即，中国工人阶级之大多数的保护和支持，且拿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的必要来掩盖这一点。想不到事情却非常明白：成问题的与其说是小资产阶级，尤其是手工业者，还不如说是商业中等资产阶级……党的领导者也害怕武装工人…… 「周恩来同志在他的报告里，表明党对军队态度的特色。他对党员说：『走入国民革命军去，巩固它，提高他的作战能力，但在那里不要进行任何独立的工作』。直到最近，在军队中还没有核心。我们充当顾问的同志，只是忙于替国民党做军事和政治工作…… 「我们的同志希藉助于种种拉拢和反对等，来维持军队中的均势，但他们却从没有想起去夺取它……国际代表特别激昂的否认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的可能性。12月中全会通过一道决议，要在军队中建立核心（当然只限军队的上级长官，在兵士中是禁止实行这一决议的），又在是年1月，当其它俄国同志（己不是第一次）提出在军队中工作的问题时，V同志 [㈠] 己严厉表示反对核心的组织。他先是告诉M同志 [㈡] 说，莫斯科己决定不成立核心，随后他便指出组织它们之不可能；第一，因为军队的上级长官，尤其是蒋介石一定把它看成共产党人的阴谋诡计，这样就会把关系弄僵；第二广州军队是不易从下面受影响的。当有人提议吸引工人及共产党员……同时吸引农民及农会会员……大批加入军队时，他用种种借口把它（提议）弃置一旁，他宣称谁也无法把他们弄到军队里，这件事是永无什么结果的，现在也没有征募新兵的事情等等。而且，因为他不敢在原则上成为武装工人问题的反对者，他便找出累千困难，指出武装工人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能在任何地方找到武器等。 「而且，有几打连长和几个团长是共产党人，他们有很大影响，以外还有一团人是共产党的，经过所有这些线索可以进行庞大的工作。但是由于害怕使军队革命化（若干党的领袖是充满这种害怕心理的），在军队中工作的一些孤立同志竟离开了党，变成了『个人的』共产党将官……虽然国际代表经过一番长期抵抗之后终于答应我们，必须把党的军队工作加以改组，但他后来一点也没有实现这一改组。我们甚至还不晓得他是否向中央提过这件事。 [7] 在上引的话里，这几位官吏批评家小心翼翼的避免说出鲍罗廷和维辛斯基只是在中国执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在莫斯科所指示的政策。受鲍罗廷和维辛斯基监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它的致命政策是共产国际所采取的路线的无可挽回的结果。1926年3月，恰当蒋介石政变的前夜，共产国际第六次中全会已批准工农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且保证后者得到无产阶级的拥护。3月20日政变之后，它故意隐匿广州政权转入蒋介石庇护的国民党极右派手中的事实。后来不久，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赞成（只有托洛茨基一票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以一个「同情党」的资格加入共产国际。 [㈢] 托洛茨基写道：蒋介石「准备充当一个刽子手的角色，他渴想得到世界共产主义的掩护——他果然得到它」。 [8] 1926年10月，莫斯科斯大林——布哈林的领导机关通电中国共产党人遏抑农民运动，以免赶跑那些领导胜利的北伐的将军。等到碰到事实时， [9] 斯大林后来承认曾拍发过这一电报，更可注意的就是他自认这是「一个错误」，不过他赶忙补加一句话说，它于数星期之后己「取消」掉了。 [10] 这个「取消」包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中全会的指示中，这个指示用空泛的字句，更小心的着重指出土地革命对中国反帝斗争之重要性。但同时，他们藉复式簿记之法（这种记帐法现在共产国际中已成惯例）替中国共产党人拟就一个详明和具体的政纲，这一政纲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愈益要遏抑几千百万农民的动乱的蜂起。 公开言论与实践的裂隙是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的结果，它抽象地公开承认无产阶级政治独立的原则，但它却具体地实现投降资产阶级的政策。斯大林、布哈林之流在他们的充满空话和狡猾的决议案里把这些正相反对的要素统一在一起，而且把它们表现成俨然一个统合的整体。等到他们的实践招致不幸的时候，他们就往往可以引证他们的公开言论，而诿过于他人的实践。 1926年11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中全会通过之〈中国问题大纲〉 [11] 认为「大资产阶级之逐渐放弃革命在历史上是必不可免的」。当需用一些引证来证明共产国际「预见」和「预言」每一件事时，这句话后来便愈用愈俗。但它原来时的下文却包含如下几句：「这并非表示资产阶级整个阶级已被逐出民族独立的斗争之外，因为甚至大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在某一时期内尚能够与中小资产阶级一起接近革命……无产阶级当然应该宽大的利用资产阶级这些层份，它们目前尚积极帮助反帝和反军阀的革命斗争」。 这个大纲警告：「资产阶级」正设法「摧毁革命」，但密切注视中国真实事变的工人却无法在这个文件的字里行间找出半句话把这一可怕的「警告」翻译成与中国事变直接有关的人名、日期、政党和地点。「摧毁革命」暗指具有一种极端具体性质的活动。谁在摧毁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又怎样摧毁？关于这一点，这个大纲没有提过半句话。蒋介石到底如何？3月20日政变，广州工人的受镇压，在广东省和蒋介石北伐军后方对农民的屠杀到底如何？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字谈及。这个大纲毫无解释，毫无思索的包含一句话，提到这一事实：「工农运动，即在广东省也曾经必须要克服许多困难」。中国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在他的报告里，神秘地指出「今年广州的3月事件」是「资产阶级方面想向无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的企图」，但假如官方纪录可靠的话，他从没有第二次提起这句话，其它任何人也没有提过。 [12] 斯大林于11月30日亲自向中国代表保证说，「大资产阶级极度薄弱……中国农民领袖的责任一定不可免要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手里，中国无产阶级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组织得更好，而且更积极」。 [13] 共产国际各支部及它们的代表竟相信人们给他们的保证：「资产阶级」虽然也许要设法「摧毁」革命，但蒋介石正使它（革命）不断胜利。当蒋的私人代表邵力子以国民党友谊代表之资格现身于讲台上时，他们给他一顿狂风暴雨的大喝采，且起立唱「国际歌」来庆祝他。邵——纪录中称为邵「同志」——「以国民党名义」宣称「我们期待共产国际及它的一切附属党的支持……共产国际万岁！世界革命万岁！」这种热心是难以形容的。 [14] 斯大林完全晓得蒋介石军人的进展已等于在广州和许多城乡，对罢工施行流血的镇压，破坏工会和镇压农民运动， [15] 但他谈到蒋介石的北伐时，仍然说：「广州军队的进展等于对准帝国主义打击，对准其中国代理人打击。它又等于一般的替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殊的替工人们取得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在中国并不是非武装的人民反对他们本国政府的军队，而是武装的人民采取革命军的形式（来反对政府的军队）。在中国，武装的革命正在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其优点之一」。 「最重要的」，斯大林往下说，并不是广州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这个政府形成未来全中国革命政权的核心）。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这个政权是一个反军阀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的每一步发展总是对世界帝国主义施行一个打击，因此，又是有利于世界革命运动的一击。 [16] 「资产阶级」确乎「不可避免要放弃」革命，它的主要代理人蒋介石却是「武装革命」的英勇的领袖，而它的主要代理机关，广州政府却是反军阀和反帝的闪耀的枪尖，它「虽然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但实质上和客观上却包含无产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地革命联盟的革命的民主小资产阶级独裁的萌芽」。 [17] 还有比这更使各国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迷失方向和胡涂混乱的么？ 第七次中全会的大纲关于土地革命说出大胆的话来：「土地问题……是目前局势的中心点……不勇敢的解决土地问题，不支持农民群众的全部政治经济的目的，这是革命的一个真正的危险。如果因为害怕失去一部分资本家阶级的不确定的和不守信义的合作而不把农民运动的政纲放在民族解放政纲的首位，这是错误的」。 [18] 这大概就是10月通电的「取消」，这个通电曾命令压制农民，其目的正是想使资产阶级地「不确定和不守信义」的合作能继续不断。但是检查一下这次新的勇气，不过数行之后，该大纲便宣称： 「虽然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宣布土地国有为无产阶级农民政纲的基本要求，但在目前，它应视中国领土各不同部分的经济和政治的特性来区分它的土地策略」。 替中国共产党人拟就的具体的农民政纲，原来发现有这种隐伏的限制。共产国际一点也不跨越国民党的自由改良政纲，它要求减租、调整税收、信用借款，政府支持农民组织和武装，「没收庙堂寺院土地和属于反动军阀的土地」。当斯大林谈及无产阶级的政纲式的要求及提出产业国有的口号时，他暗示同样的「策略的区分」，他立即补充说：「这件事首先提出某些企业的国有化的问题，这些企业的业主是以对中国人民特别仇视和特别冒犯著名的」。 [19] 这句话又把中国已通用的「正」、「劣」绅的范畴再生产出来。它把它们扩大而为「反动的」（是「进步的」的对称吧？）军阀，和「特别仇视的」（是「友谊的」的对称吧？）产业工人剥削者。这种机械论调在这里只是简单的用来完全「取消」上述那个大纲的冠冕堂皇的激烈主义，同时又隐蔽（但只是略微地隐蔽）共产国际对资产阶级的投降，共产党人奉令去支持农民的「全部」要求——而农民也已经在要求土地。但同时共产党人又要局限于鼓动仅仅没收「反动军阀」的土地。国民党势力一旦伸展到每一个地方暴君的地盘，这个暴君便立即加入国民党，这不是事实吗？他于是成了「武装革命」的一部分，而他的土地照理也成了不可侵犯，跟着所有他的党羽、他的亲戚、他的拥护者——亦即他治下所有地主的土地均成了不可侵犯了。当广东、湖南和江西的农民伸手去夺取土地时，他们已发现这一点。共产国际在上述大纲中又批准保障「军官的土地」，这成了土地革命的一个圈套。它受了共产党人支持之后，又成了保护整个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柱。 这种「土地革命」就是蒋介石也乐于拥护的。邵力子「同志」对中全会说：「蒋介石同志（同志！）对国民党的党员演讲，宣称假如中国革命不能正确的解决土地，亦即农民问题，它就是不可思议的了……我们相信国民党在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将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20] 蒋介石相信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国民党将「完成它的历史任务」，这是一个可怕的真理。只要这领导把中国共产党人及群众们一道缚在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战车上，这一点是不能有半点怀疑的。上述的大纲也着重说明这一点。全部政纲是经过而且由国民党政府来完成的。这个大纲说：「共产党任务就在监视广州政府实施这些手段，作为土地革命更进一步发展的一个过渡」。出乎意外的，这个大纲承认「自该政府产生以来，它已实际握在国民党右派的手中」，但随后它又补充说：「最近的事变指出共产党人必须参加国民政府，支持左派去和右派的薄弱的（？）和动摇的（？）政策斗争（？）」。「最近的事变」——又是不加说明——已确实证明「左派」是公然侵犯的和强有力的右派的薄弱和动摇的俘虏。命令共产党加入这一政府且使他们抛弃他们自己的强有力的独立攻势，只不过使他们始终做「左派」的唯命是听的俘虏吧了。” 一切政权归国民党政府，而且毫无疑问的服从它，布哈林在列宁格勒党大会里说：「实际上所谓新奇的事就是：现在中国革命已具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组织成一个国家政权。这件事有莫大的意义。中国革命已经经过了人民大众反对现政府的发展阶段，中国革命当前阶段的特色便在于这一事实：革命力量已组织成一个国家政权，这个政权具有一枝正规的、有纪律的军队。……这些军队的进展，他们的辉煌的胜利……是革命进程的特殊方式」。 [21] 人民大众已无须作反「现政府」的斗争。现政府尚代表城乡剥削者的利益，它的将军们已在镇压群众运动，但这是「革命进程的特殊方式」。谭平山不自觉的总括这个双关论调： 「我们必须保障农民的利益，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维持和巩固国民革命运动的联合战线。在这样矛盾的局势里，维持一个正确的策略路线是不容易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采纳布哈林同志的观点：发展中国的农民运动，同时又在反帝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维持人民中一切阶层的联合战线」。 [22] 这就是和解不能和解之事的企图。「发展」农民运动而仍旧保持与资产阶级的联盟是不可能的，假如这一「发展」做出它的逻辑的结论——没收地主土地的话。人们强要中国共产党人骑两匹背道而驰的马，而在俄国反对派和中国内有人发言，称这件事是做不了的，便立即遭受叱责了。斯大林及中全会的其它发言人严厉的打击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要求。「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斯大林说。 [23] 米夫是后来斯大林派的主张「民族统一战线」的老手，当他偶然重温一下列宁的提纲，提议在中国农村中创立苏维埃之时，斯大林粗暴叫他严守秩序，他赶快退缩。 第七次中全会决议案谈及「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及「土地革命」，但它却定立一个政策，这一政策所根据的并非工农的利益，而是这些利益的牺牲，而牺牲这些利益的苦衷就是顾全与中国资产阶级的投机联盟。不惜牺牲一切保存这一联盟，这就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是汉口的鲍罗廷和上海维辛斯基所负的任务，他们的见解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硬化于阶级合作的模型中。他们并没有教中国共产党人信赖几千百万群众的力量，毅然走入工厂和田野中，这几千百万人在1926年末数月间已从事反对他们的剥削者的斗争了。 农民运动的惊人生长，配合着1926年全年在一切重要产业中心发生之无比深入和紧张的罢工浪潮。不完全的纪录指出1926年罢工总次数为535，1925年则为318。有100万以上工人直接卷入这些罢工中。多数罢工是经济要求的斗争，如增加工资、改良工人生活等。它们中半数以上是完全或部分胜利的。一位调查者光是根据那些有充分材料可援的罢工，估计49.70%是全部胜利的，28.01%是部分胜利的，只有22.29%是失败的。 [24] 这些统计不言而喻，中国工人正空前未有的抬起他们的头。是年末，罢工浪潮已超出经济要求的平面，走到公开政治斗争的平面。汉口工人只藉惊人的一击便把反帝斗争的方向操纵在自己手里。 1927年1月3日下午，在汉口英租界的边界上发生一次大示威。英人脑际尚新鲜留着1925年五卅的记忆，他们于翌日自动撤退他们的海军陆战队。国民政府的领袖们受街头示威所惊吓，较之英人更甚，他们赞成于海军及义勇队撤退之后，担任巡守英租界之责。1月4日下午，工人复集合于租界边区。他们「发现租界只由他们本国人巡守，又发现它并没有真正从英人手中收回，于是哗然大呼『现在夺回它吧！』……几队苦工动手把租界周围的障碍物撤除。堆在租界一切马路入口处的沙包都破开，沙粒撤在街道中，袋子拿走了。铁丝网通通移走，所有其它障碍物都撤除了……在英租界的街道上，外国人的日子完结了」。 [25] 随着发到上海及外国去的电报，轰转着「暴徒」焚掠抢劫的消息。事实上，一般目击其事者也迫行承认，胜利者「在租界通衢大道上欢欣鼓舞了一两日，对外人也有几宗侮慢和恫吓的事；但没有干出人身侵犯的事，房屋也没有被闯进的」。 [26] 两日之后，九江英人在群众行动的威胁之下，赶快撤离该城，九江英租界结果也同样被收回了。而同样关于暴行的消息也遍传起来。六个星期之后，一位著名的英国记者，阿尔梭·兰辛访问九江，视察几间「受侵害的」房屋，这些房屋是特别封存以待调查者的。他写道：「这次抢劫在我看来，似乎是极无效果的，楼板铺满扯破的纸头，这一定是外人准备离家时留下来的；沙发椅及床褥的角头破裂了……家具很少破坏，窗户没有动，甚至一盏极简陋的徒有其表的挂灯也没有破坏，这盏假如是我就把它摔碎了……看到这件事是很奇怪的：那天（1月7日）下午6点，有15个人（两个男人，其余是妇人）……从牯岭下来，道经中国街道入租界，而后落船，没有受什么困扰」。 [27] 汉口收回英租界是汉口工人的自发行动。三位共产国际官员在他们从上海寄发的信中写道：「没有一个人预见1月3日的事变。汉口工人之占领租界是自发的，并未受政府、国民党，或我党的任何领导。他们通通都猝然碰到群众的自发行动所造成的既成事实，而且他们通通都不得不去对付它」。 [28] 就帝国主义者而言，汉口事变所尽的作用是促成他们向群众运动退却的政策，这一政策在1926年的期间已开始出现。这一政策有双重的性质。它的第一个性质就是作种种让步，这些让步足以引诱中国资产阶级建立一个新基础来共同反对群众的行动。但这一点是伴同武力的夸示和应用的，而武力应用之目的就在提醒中国资产阶级，使它知道帝国主义的特权不能也不会不经一战而放弃。这一政策将威迫和利诱结合起来。1926年8月31日，列强签订一个合同，规定交还上海会审公廨于1927年1月1日实现。签约之后，不过数天功夫，英国的炮舰便无情的炮击长江万县，为了报复一件小小的船务争执，竟使手无寸铁的平民罹受无妄巨灾。这件事令人猛醒：原来「炮舰政策」尚继续有效。 远在12月，当国民政府迁都汉口之时，英国阁员，米尔斯·蓝辛勋爵已派来汉口，他负的正式使命是寻求可能的妥协途径。日美政府也同样派遣特别外交代表和武汉政府交涉。1926年12月18日，英政府鉴于在华英人的又惊又怒的狼狈状态，把一通备忘录谘送1922年华盛顿条约的其它签字国，提议逐渐取消外人的条约特权。1927年1月27日，英政府又以同样的建议公平的谘送于北京、武汉两政府。同一星期，美国国务卿宣布他的政府决意参加妥协谈判。依照这一政策，英国政府承认汉口的既成事实，且进行谈判，结果签订了2月19日及3月2日的陈欧（欧梅莱O’malley）协议，这两个协议规定把汉口、九江两租界交还中国政府管辖，这一屈服在其它通商口岸的英国侨民看来，彷佛是世界末日来临似的。 [29] 但他们尚感满意的就是新开来的军队和军舰。帝国主义者用一只手抚爱，另一只手则准备打击。武装干涉的威胁已临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头上，但帝国主义者尚希望他们的中国宠臣齐心协力去摧毁群众运动，而它们的主要战略就以此为目的。 汉口的小资产阶级政客曾为工人的勇气所惊吓，当他们惊魂已定之时，英国的退却和让步的奇怪现象又使他们振作起来。他们欣然参加谈判，且陡然为陈欧协议所眩惑。他们庆祝此举为陈友仁的「外交胜利」，但其实使强有力的英国低头的却是汉口的卑微的苦力和他的同志。 共产党领袖也呆然若失了。「共产党中央怎样响应汉口的事变呢？首先，它一点也不想响应……中央的意见认为激怒外人和小资产阶级是不必要的」。 [30] 又：「汉口工人之夺回英租界……不仅于实现时没有经过党的领袖承认，就是事后，中央也认为此举是不正确的」。 [31] 但1月3日事变的心理上的影响到底使武汉左派领袖对蒋介石的态度强硬起来了，虽然这也只是暂时的。蒋已驻足于江西的省会南昌，右派领袖均来此归附他，而黄郛和王正廷之流的拉线人也奔走于此，想拉蒋与日人联合，且甚至想经过张作霖的秘使杨宇霆的斡旋以促成蒋张联合。蒋的眼睛盯着上海，因为上海是买办制度的首要经济和政治根据地，又是中外金融资本的堡垒。在未夺取这个具有现成基金，且直接接近大资产阶级的重要中心地之前，蒋介石阴谋把党的支配权操纵在他自己手里。他要求政府的所在地应在南昌。他要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他的监督之下开会于南昌。他甚至于1月10日匆促赴汉提出他的要求。但该地的小资产阶级急进派（包括鲍罗廷）此刻因为受了对英胜利及他们后面群众运动的力量所鼓舞，他们便有足够的勇气给蒋以冷遇。甚至鲍罗廷在蒋出席的宴会上也说了几句有所指而发的，提及争权军阀的讽语，他觉得有点儿大胆了，他「立即惊惶退缩」，说「我害怕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之攻击蒋介石是由一般舆论的压迫唤起的，我不知道我做的是否正确」。 [32] 蒋匆遽离汉。回到南昌之后，他公开宣布他立意消灭共产党人。他于2月19日演讲道：「同盟会（国民党前身）之所以无法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共和国，就是因为它的队伍太多性质不同的分子，无法合作。有……反动和反革命分子妨碍工作。这些人现在仍然太多。既然他们不是真同志，现在是开除他们的时候了……在我们当中不应再有异见和派别！我既然以孙文学说的忠实信徒见知于世，我就有权利说，每一个真党员应该就是孙文学说的忠实信徒。谁违背孙文指示的目的和方法就不是同志而是敌人，敌人不应留在我们中间」。 [33] 3月7日蒋又发出一张传单，这次是攻击鲍罗廷及其它俄国顾问的，但尚言明仍继续维持与苏联的友谊。他说：「并非（俄国）政策要苛待我们，虽然它的代表已行为不轨，侮辱我们的每一运动，我仍相信这与俄国无关，（这些）只是代表们的个人行动罢了」。 [34] 蒋将风传他与奉系及日本谈判的谣言归罪于「12个人」，他认为这「12个人」心怀恶意，想损害他的革命贞洁之名。 3月10日，武汉急进派召集国民党三中全会于汉口，他们的勇气表现在这次会议的决议案中。鲍罗廷及其同僚在会中通过一批提案，这些提案纸面上决定将蒋介石一年前获得的权力归还于正式党机关。从前授予蒋的紧急权撤销了，军事委员会也重新成立，蒋介石「辞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职，中全会并把主席一职也废除，以表示反对集中太多权力于个人手中。同时又通过决议，整顿国共两党的「合作」，邀请共产党选派「负责同志参加国民政府及各省府」，分担政治责任。又决议「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的出版物在报告及互相批评之时，不要破坏合作的精神」。 [35] 关于共产党的决议，再加上任命两个共产党人为新政府的农工部长，其目的在特别地和自觉地将原来束缚工人政党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绳索拉紧。国民党领袖是完全明白这一点的。官方的《国民日报》解释道：「目前的合作计划是重要的，因为它表示国民党对一切参加国民革命的力量，握有更大的支配权……共产党将必须完成它的义务，使党（国民党）及政府能对群众运动行使充分的支配权」。 [36] 这些决议案都实施了。关于蒋介石的决议仍然是写在纸上的无益空言。共产党人承认武汉小资产阶级急进派的权威。蒋不承认而武汉也不敢攻击它。当报纸到处谣传国民党的分裂日益增长之时，武汉的急进派及其共产党同盟者拚命否认国民革命的队伍有任何嫌罅。武汉的领袖宣传称，「军事机关自愿而且乐于将一切政治职权交还于党……党和军队是意见一致的」。提及分裂的谣言，他们说这是「一种纯粹的虚构」 [37] 据说，党上峰的变动是在大家一致赞成中进行的。国民新闻社报告说：「目下已完全一致赞同所有更变。似乎成为此次更变对象的个人及团体……目下已表示赞同」。 [38] 这种黑暗中的啸声完全与蒋介石的战略相协调。他尚要进抵上海。他尚要成立和巩固他的新同盟。只要他滞留南昌，他尚不顾公开破裂。他一旦安处于黄浦都会中，他一定照他自己的条件，与武汉分裂。他在江西已对工农领袖及共产党人施展恐怖手段。报纸几乎每天报导他和奉系谈判「南北妥协反赤」，这就是他倾向分裂的先兆。但在武汉方面却认为「危机已过」并宣称国民革命运动「不受内部分裂的丝毫挑拨所阻，仍能前进」。 [39] 「我党中央怎样干……呢？人们一定以为它在群众当中发动一个广大的运动……来揭发这次冲突背后的秘密动机和暴露那些包围蒋介石的阴谋者，并以强大的压力加于政府和鲍罗廷，使他们不要把这次冲突假装为个人的冲突，又使他们根据一个社会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的政纲，推动群众，因为这样蒋介石就一定会迫得根据一个固定的政纲来迎战（假如他愿意迎战的话）——这件事一定给他生出很大困难。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际代表长时期『不注意』这次冲突，且关于这件事没有采取一个立场……我们再说一遍：党的领导机关在南昌——武汉冲突中，两个月不赞一辞，不做一事。……中央只是洁身自保，避免答复局势提到它面前的问题。党在湖北的地方组织没有等待中央的决议便自行冒险，围绕这个问题，发展一个运动」。 [40] 3月18日陈独秀终于公开承认这个局面，但他也只限于责备蒋介石的攻击武汉和鲍罗廷。他把3月17日上海某日文报的标题引下来：「南昌公开宣布亲日政策；拒绝承认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结果；决意排除鲍罗廷」。陈独秀敦劝：蒋应否认这些日人的谣言，而且不应「怪责他自己的同僚」。他写道：「因此，我们的义务……是诚恳劝告国民革命的领袖蒋介石将军，立即在口头上和行动上证明所谓南北妥协反赤只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 [41] 北伐军进抵长江与群众运动的惊人涌起已使国民革命运动的阶级矛盾发展到爆发点。蒋介石正公然直趋上海，到该地和帝国主义者谈判。这个时候只有藉更严酷的砍头之法才能将群众运动驱开。这就是所谓南昌——武汉冲突的真正根源。但武汉的急进派仍旧以他们一纸议案的勇敢自慰，认为危机已过。共产党人则只是设法「诚恳劝告」那位犯错的将军。这些争执都小心的隐瞒着群众，尤其隐瞒那些握有危机之钥的上海工人。他们不知警戒，不知准备，先是成了蒋的走卒，后来又成了他的牺牲品。 [1]察甫曼著《中国革命》第20页。 [2]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四节引证。 [3]前揭书。 [4]《向导周报》之「长沙通讯」，华岗之《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四节亦加引证。 [5]陈达著《罢工分析》第40页。 [6]前揭书第41页。 [㈠]维辛斯基。 [㈡]曼达利安（Madalyan） [7]〈上海来信〉（1927年巴黎公布）第13－18页（英译文附入托洛茨基《问题集》中，见该书第397页以下）。该信的作者为Nassonov，Fokine和Albrccht。虽然他们小心避免使共产国际与「国际代表」的错误牵连，但他们举出的事实对于斯大林——布哈林的领导未免太过损害，故该信的发表遭禁止。后来还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之一员，阿尔拔·特列恩特公布出来的。 [㈢]]蒋的私人心腹邵力子以国民党友谊代表的资格参加1926年11月的第七次国际中全会，证明国民党在国际内取得党员资格。 [8]托洛茨基：《问题集》第271页。 [9]托洛茨基：〈1927年8月1日演辞〉，见《斯大林伪造学校》第165与173页。 [10]斯大林：〈1927年8月1日演辞〉，见《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及殖民地问题》第237页。 [11]〈中国局势局提纲〉（1926年11月—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通过），见1927年2月20日《国际通讯》。 [12]〈谭平山报告〉（第七次全会），见1926年12月30日《国际通讯》。 [13]斯大林：〈中国革命前途〉（1926年11月30日在第七次全会中国委员会上的演辞），见1926年12月23日《国际通讯》。 [14]〈第七次全会之详细报告〉（1926年11月22日第一次会议），见1926年12月1日《国际通讯》。 [15]特列恩特着〈关于中国与问题隐瞒的真相〉(LaVéritéQu’onCacheSurlaChine,etc)见《反对派文件与党的答复》第77—8页。 [16]斯大林：〈中国革命前途〉。 [17]〈中国局势提纲〉（第七次全会）。 [18]同上。 [19]斯大林：〈中国革命前途〉。 [20]〈邵力子（国民党代表）演辞〉（1926年11月30日第七次全会），见1926年12月30日《国际通讯》。 [21]布哈林〈在联共列宁格勒区第24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辞〉，见1927年2月12日《国际通讯》。 [22]〈谭平山演辞〉（1926年11月26日七次全会会议），见1926年12月23日《国际通讯》。 [23]斯大林：〈中国革命前途〉；又参阅〈（联共）彼特洛夫的演辞〉（见1926年12月30日《国际通讯》。 [24]陈达著《罢工之分析》第43页。 [25]1927年1月3日HankowHerald报。 [26]察甫曼：《中国革命》第35页。 [27]兰辛著《中国之谜》第106和113页。后来兰辛有一个驻九江的英籍情报员写信给他，抱怨他的记载「不够悲惨」！ [28]〈上海来信〉第4页。 [29]关于这些文件的原文和有关的引证，请阅1928年《中国年报》第739页以下，761、764、983、1353等页。 [30]〈上海来信》第5页。 [31]〈八七告党员书〉。 [32]〈上海来信〉第7—8页。往后几年，鲍罗廷不嫌麻烦拿这次宴会来证明他曾反对过蒋介石，关于蒋氏自己对这件事的记载，请阅Wieger著《现代中国》第7卷第140—2页。 [33]Wieger著《现代中国》第8卷第23—4页。 [34]1927年4月2日NorthChinaHerald。 [35]1927年3月15日汉口《民众论坛》(PeopleTribune)；Woo著《国民党与中国革命之未来》第180页。 [36]1927年3月16日《民众论坛》。 [37]同上。 [38]同上（1927年3月19日。） [39]同上。 [40]〈上海来信〉第7—8页。 [41]1927年4月9日NorthChinaHerald报译自1927年3月8日《向导》。 上一篇 下一篇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一个参加者的报告（坎农，194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 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 从起源（1928年）至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1938年）一个参加者的报告 感谢革命马克思主义编译社提供电子文本 TheHistoryofAmericanTrotskyism 1928-38:ReportofaParticipant (JamesP.Cannon,1944) 献给 文森特·雷蒙德·邓恩（1889—1970） 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为本书中记载的这段历史贡献良多 〔封底文字〕 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新的运动、教条，而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恢复与重生，这种恢复与重生在俄国革命和早期的共产国际得到了详细的阐述和实践。 ——坎农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姊妹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在出版七十二年之后，首次翻译成中文出版。想了解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总结的人可以从这本书里学到不少知识。 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讲述美国的书，它帮助读者认识美国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但不是以正式的美国共产党为中心。 这本书起初是坎农在1942年所作的一系列演讲，后来集成书出版，一共有12讲；叙述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从社会党中分裂出来，共产党的早期直至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这段时期的历史，虽冠名历史，但这不但是一部历史，更是一部非常出色的革命政策及理论的入门书，一部为在美国建立一个真正社会主义运动的艰巨斗争的丰富记录。 初版时的封面与扉页 中译本导言（向青） 第一版导言（约瑟夫·汉森） 第一讲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时期 托洛茨基主义的定义·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传承·社会党·俄国革命的影响·左翼的形成·外国语言联盟·派别斗争·两个共产主义政党·被迫转入地下·极左主义·统一的共产党·争取合法性·工人党 第二讲老党内的派别斗争 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工会工作中的收获·农工党的投机活动·共产党的出版社·劳工保卫·派别斗争·社会成分·领导层的巩固·共产国际的作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起源 第三讲左翼反对派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较量·俄国左翼反对派·美国共产主义者只关心本国问题的狭隘思想·反托运动·第六次世界大会·坎农和斯佩克特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对坎农、沙赫特曼和阿本的“审判”与开除·向党呼吁·《战士报》的出版·派别的壮大 第四讲四面楚歌的左翼反对派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生·通信宣传·加拿大的斯佩克特·斯大林派的排斥、诽谤、流氓手段·向共产党中央全会呼吁·公开会议·托洛茨基主义政纲的发表·左翼反对派的第一次全国会议·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 第五讲左翼反对派的艰难岁月 纲领与任务·洛夫斯东集团·俄国问题·工会问题·党和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艾伯特.韦斯伯德·斯大林主义“向左转”·孤立·极端分子·党派之争·出版物·窘困·国际主义·“坚持！坚持！坚持！” 第六讲与共产国际决裂 国际主义·在失业工人当中开展工作·工会工作·德国事变·德国共产党的投降·第三国际的破产·社会党的发展趋势·进步工人行动协会·转向群众工作·宗派主义的反抗·美利坚工人党·建立新党的运动 第七讲转向群众运动 下一步该怎么办？·帕特森罢工·旅馆工人罢工·B·J·菲尔德·明尼阿波利斯煤场罢工·与美利坚工人党的谈判·洛夫斯东与坎农的辩论·大步向前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第八讲伟大的明尼阿波利斯罢工 1934年的罢工浪潮·托莱多汽车零件工人罢工·失业工人的作用·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比尔·布朗·“组织委员会”·法雷尔·多布斯·七月罢工·联邦调停者·“警察狼狈逃窜之役”·《组织者日报》·弗洛伊德·奥尔森·坎农和沙赫特曼被捕·对罢工指挥部的搜捕·哈斯-邓尼根计划·胜利 第九讲与米斯蒂派合并 与美利坚工人党的合并谈判·亚·约·米斯蒂·萨鲁茨基（J·B·S·哈德曼）·路易斯·比登兹·路德维格·洛尔·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组织问题上的退让·“原则宣言”·巴黎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拜访托洛茨基·奥勒尔—斯塔姆反对“法国转向”·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利坚工人党的合并·合众国工人党的成立 第十讲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 社会党的“战士”·斯大林派的压力·西班牙的经验·奥勒尔派·萨克拉门托的“有组织犯罪”审判·工人积极分子大会·约瑟夫·扎克·财政困难·六月全会（1935）·阿本派系·奥勒尔-米斯蒂-阿本派·十月全会·开除奥勒尔派 第十一讲美国的法国转向 政治与组织的较量·社会党的分裂·与“战士派”谈判·参加社会党的条件·1936年3月大会·斯大林派在阿伦敦的代理人·打入社会党 第十二讲打入社会党的托派 社会党内的各种倾向·世界形势·西班牙内战·莫斯科审判·法国事件·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加利福利亚的社会党·《社会主义呼声报》·《劳工行动》·“社会主义呼声大会”·《社会主义呼声报》遭禁·禁言令·托派被社会党开除·被开除的支部的全国委员会·芝加哥大会·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 附录 ·大事记 ·坎农小传（约瑟夫·汉森，1974年8月23日）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是如何写成的（坎农，1945年12月21日）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一本重要的新书（《第四国际》杂志，1944年9月） ·坎农著作简介 ·译后记
第五章广州：1926年3月20日政变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五章广州：1926年3月20日政变 蒋介石守护他本阶级的利益宛如屹立于冥府大门的三头沙比拉斯（按Cerberus乃守护冥府大门之犬形三头蛇尾怪物——译者）。一个头面向右，样子像戴季陶，他已成了广州国民党保守派的领袖思想家。戴氏在上海、华北的公开活动的右派与广州的隐伏的右派之间，充当中介。他在广东省会活动和影响的范围充分驳倒那种单纯根据民国13年改组之赞否而定为左右派的粗率划分，这种划分已证明是鲍罗廷及其它同僚所怀抱的一种愉快的过度简单的思想，这犹如一个酷热的广州下午的一顿冷饮。但冰在太阳底下融化，恰好似政治虚构解消于斗争的闪光中一样。在这两个非常不同的政治倾向间，表面上似乎有一条深刻的裂缝在，事实上却证明这一裂缝只是一个根本性质相同的集团的两部分间的分工。北方的右派是一样桥梁。「左派」将跨越它而进行和列强妥协。在广州，早在1925年7月，正当国民政府成立之时，戴季陶已开始准备这种妥协。 他得到蒋介石的默认的保障，开始印发反共产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他宣布人口之中「先知先觉」的部分有指导和治理「不知不觉者」的当仁不让的权利，他声明共产主义与孙中山的遗训没有共同点，他极力劝人保持总理的学说，以免受共产主义掺假之虞。戴氏大胆创建孙文主义学会，这个学会小心谨慎的设法使自己和北方的西山会议派分清面目。孙文主义学会派「宣称，他们与西山会议派有三点不同。（1）西山会议派是反对民13改组的，他们则拥护它。（2）前者只包含腐败和反动的官僚和无政府分子，他们则是积极的革命家。（3）……（西山会议派）之目的……乃推翻汪蒋，而他们则承认汪蒋为他们的领袖。但是他们虽属于左派，他们和西山会议派一样积极的、顽强的反对共产党人。他们也要求与共产党破裂」。 [1] 沙比拉斯的第二个头向着左方。它很像蒋介石，不过它对革命却叫出忠诚的话。「我也愿意长眠于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而牺牲之烈士墓旁。革命不能没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际革命也不能漠视共产主义。我们不能否认，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三民主义的实现，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既然晓得我们不能使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分离，在我们中间为什么还要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呢？」 [2] 沙比拉斯的第三颗头在正中，往前看，它是萌芽的野心的审慎的守护者。蒋介石向左边倾听他本人的主张：把共产主义和孙文主义等量齐观。他向右边倾听戴氏的主张：宣布这两种主义的难于消除的矛盾。他从左面取得支持、群众面前的威望、俄国的军火、金钱和顾问；但他却从右方取得材料，制成他自己那架机器的轮齿。他委任要职时，他的选择严格限于非共产党人。蒋氏建筑这一非常「纯正」的国民党的政治组织，他得到那位惨白的、貌美的弱质书生——汪精卫的充分合作，汪氏是小资产阶级急进派的首领，他永远命定要成为他的强力的大资产阶级的同盟者手中的绑腿布。 在国民党组织内，有几个著名共产党员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但这几个共产党员一个也不获准任职于党的秘书处。军事委员会任用一批俄国的技术顾问，军队政治部的多数位置都操纵在个别共产党人手中，但共产党人却被严峻的摒出总参谋部及军队的财政处。国民政府本身就没有共产党人参加，只有鲍罗廷得到顾问资格，但在群众组织中，又在政府及党部的下级中，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却委身于日常工作。国民党左派就从他们那里取得力量，而这一力量使它能够操纵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大会里，阶级利益和人物的冲突，在群众运动的阴影之下隐藏起来（虽然只是微薄地隐藏）。全国有组织工人的数目已达80万。广东的农民协会，其会员已发展到60万以上。香港被罢工瘫痪了，在广东，纠察队巡察城中街道和码头。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心里尚鲜明的记着广东统一的教训，他们了解，他们在未来的战斗中将需用这种群众的武器。他们兴高采烈的通过决议：重复申说那些毫无诚意的空口允诺和国民党「工农政策」的热烈辞句。他们柔声谴责戴季陶的反共宣传，向沙比拉斯第一头蹙额示愤。他们头一次把蒋介石选为国民党的中央员执行委员，向沙比拉斯第二头笑脸相迎。他当场接受，并忠心高呼：「联合苏联，联合世界革命」。 [3] 但沙比拉斯第三头却绝不过问大会，因为这里的最高角色是汪精卫，他是党和政府的首脑，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操纵一切国民党的职位，这是蒋介石所羡望的。 盖蒋介石早已自视为孙中山门徒中的领袖。廖仲恺被刺及胡汉民褫职，只留下汪和他的要求对敌。蒋仍然不过是黄埔军校校长和第一军军长，汪不仅以党政首脑的资格，行使重要的民政，且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资格，代表文官支配军事机关。在这种情形之下，其它军长（他们已和广州荣枯与共）在政治和物质利益，尤其是军火的分配上，享受莫大的平等待遇。二月，当苏维埃军事代表飨宴国民党的领袖时，一位俄国军官举觞祝贺，他把汪的名字放在蒋的名字之前。一位来宾说，他瞧见蒋的脸色转白，嘴唇紧闭。蒋「当晚不发一言」。 [4] 蒋非常嫉忌汪独搅许多特权，资产阶级方面也晓得如何利用蒋的虚荣心。右翼国民党的老卫士早已知道，他们经过蒋介石来重夺党的大权，一定会成功的。他们在西山会议（这是戴季陶帮助组织的）上已采用「联蒋倒汪」的口号，蒋当时虽公开排斥这种思想，但他却暗地里培植它。当1926年1月右派残余会议举行于上海，坚执地重行提出他们的主张时，蒋证明更能容纳这种主张。虽然「左派」表面上已胜利，而共产国际也已从莫斯科方面庆祝「国民党转变成为一种坚决的斗争力量，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真正的党」， [5] 但右派的影响在广州是分明可见的。 有一位眼光锐利的中国记者从广州写一篇通讯道：「国民党右派或反共派的大本营在北京和上海，它们……在南方首都较不急进的国民党人方面，得到不少支持。这一点，蒋将军及其它同志己感觉到了」。 [6] 这种影响已不再是间接传达的了。张静江，这位青年将军的恩人，已亲自光临监视他的投资。他已加入蒋介石的心腹集团，且已成了他的主要政治助手和顾问。 使资产阶级获得保证，俾能够对方兴未艾的群众运动握有领导权，这是资产阶级目下所切望，同时也是张静江敦劝他的被监护人去做的。保证群众运动不越过资产阶级利益之界限是必要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具体的说来，便必须鞭策共产党人俯首就范，把他们的地位调整并规定为资产阶级国民党的辅助者。干脆说一句，现在时候已到，应克减共产党人的政治工资以增加资产阶级的政治利润，并把群众运动的庞大的资本积蓄交给后者支配了。现在是如何使上层领导稳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对共产党人及其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同盟者施行猛烈的打击，这一打击是足以引起损害的。但不是致命的。广州政客和军人朋党之所以为纵横交错的阴谋诡计生嫌露隙，只不过因为他们中许多人都在争着首先施行这一打击吧了。多谢鲍罗廷，蒋处于得宠的地位，而决定行动的也就是他。 帝国主义者影响右派，并经过张静江及孙文主义学会来影响蒋介石。他们的欲望与他的野心，他的诡谲，他对于政治及军事竞敌的嫉忌，他对权力之无误的贪心混搅在一起。压平共产党人就是争取资产阶级对群众的领导权。屈服他的竞敌就是为自己取得领导地位，以实施这一领导权。在这一模型中，一切五颜六色的线条都迅速缠结成一个结节。它有赖于蒋介石来斩断它并藉此以产生一个新的模型。他彻底而确切演变为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人，他并非夜间决定日间行动的，而是日间决定夜间行动」。 1926年3月20日黎明之前数点钟，蒋的军队调动了。借口是所谓「中山」舰之恫吓态度，盖中山舰已于晚间驶离黄埔。是晚的事变结合许多复杂的阴谋，在这里如加以追溯，未免离题万丈了，因为许多可疑的冒充的国民党英雄们的野心冲突都与此事有关。 [㈠] 但是蒋有系统的进行他的计划时，这些事情都被扫开。在他所统率的军队中，一切党代表（大约有50人，多属共党人）均遭逮捕。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总机关被解除武装。城内一切苏维埃顾问均受软禁。邓演达乃共产党同情者，他会继廖仲恺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现在也被扣留了。蒋确确实实是出其不意来打击他的所有牺牲者的。李芝龙是海军部的共产党领袖，他也是从梦寐中被拖走，押赴军事监狱之一个。东方发白，蒋介石一跃而成了广州的主人。其它国民党领袖们则陷于极度混乱中。一位共产党的史家记载说，一切人「在事前均毫无准备，甚至亦未估量到此」。 [7] 每一个人都惊做一团。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匆促聚会。他们在一道决议案里大胆宣称：「既然蒋介石一贯为革命而奋斗，希望他领悟他在这次事件中之错误」，但是，他们决定，「鉴于当前的局势，左派同志应暂时引退」。 [8] 在汪精卫看来，这也就表示切实离开舞台。他恰好生病起来。他的传记作者叙述说，他「考虑解决这个局面的最好办法，就是他引退，让蒋暂时当政」。"> [9] 他在造币厂布置的冠冕堂皇的一幕中，把权柄移交给蒋之后，他便离职远引，先潜赴广州郊外某村，数日之后便亡命欧洲。他于离国之前，写信给蒋，哀求他坚守「革命的」道路。只「要他这样干，汪牺牲一己，毫不在乎」。 [10] 国民党「左派」软弱地投降了，因为蒋突然打击他们，并没有唤起真正的左派，唤起有组织的群众的相应的压力，群众们都陷于混乱，且完全得不到消息，不知道上面发生什么变故。 [11] 一位外国视察者数日后来到广州，发现共产党人隐匿起来，俄国顾问正束装就道，心里非常高兴。 [12] 但蒋尚无意直接打击群众运动。他只不过设法把这一运动放在资产阶级的确实支配之下，回头又把这一支配权集中在他自己手中罢了。他顺利地把「左派」领袖迫走之后，便走上前向工人解释。他告诉他们说，3月20日事变，尤其是罢工机关的捣毁乃出于「误会」，他又应允惩治负责官员。共产党人自身就胡涂得那样到家，他们竟不知道相信他还是不相信他好。 [13] 昨天还从旁监视的右派政客，这时从他们的香港和上海的亡命地拥入广州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5月15日召集，会期临近，一种故意制造的屠杀空气笼罩全城。墙上贴满标语，警告神秘的「挑拨」，而共产党将要实行政变反对政府的谣言也流布起来了。中央银行发生挤兑。会议开幕之前夜，戒严令突然箝制了全城。除了蒋氏心腹之外。谁也猜想不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14] 蒋在会议中提出「党务整理案」。此案制定之目的在将国民党中共产党员之组织活动，限制于最狭窄的范围之内。共产党员「不得怀疑或批评孙总理及其学说」。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常会。限制各省市及中央党部之共产党委员不得占委员1/3以上。共产党不得当国民党或政府各部部长。另一方面，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其它任何政治组织或活动」。这就是说，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但国民党则不能加入共产党，否则注销党证。今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其本党党员发出之一切训令须首先交由两党的特别联席会议通过。 [15] 蒋一方面使共产党人受这种狭窄的政治束缚。一方面进行集中一切权力在他自己手中。3月20日的政变已破坏了文治派军事委员会的权威，汪精卫的撤职已令蒋握有一切党政务的支配权。5月15中全会批准了这些变动。蒋正式被举为党的主席，他立即又委张静江代理他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举行北伐的计划通过了，而蒋介石也被委为一切北伐军的总司令。后来又发下一批特别命令；在北伐期间内授蒋以紧急权。一切党政机关均直属于总司令部。军事委员会本来被认作文官抑制军阀野心的机关，现在也全部转入蒋的手中了。他又成了政府财政的仲裁者。他操纵政治部、兵工厂、总参谋部、陆海军校。广州政府变成了一个军事独裁。蒋的胜利是完成了。 这次蒋介石在广州夺取政权。不流一滴血便建立起资产阶级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列宁曾警告落后国家的共产党，要它们用全力反对资产阶级支配群众运动，现在在中国，资产阶级正好支配着群众运动。在克里姆林宫中负责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那些人已用死的列宁来纪念活的列宁。他们从他在国家大典，在大会和群众集会上发表的著作中，抽取些断简零句来喃诵，这正好似国民党政客在纪念其已故领袖的纪念周中，口里呢喃着孙中山的滥调一样。列宁曾写着：共产党人必须拥护民族革命运动，其「唯一的目的」就在团结共产党的份子，教育他们，使他们了解「反对其本国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的任务」，但是当列宁写这几句话之时，他不仅仅是在定立训条，就是当他极力主张无产阶级运动即「处于其萌芽形式中」亦应保持其独立性时，也不仅仅是如此。 [16]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全部经验总结在这句隽永的话中：共产国际及其落后国的党应反对资产阶级想支配那设法「解除一切剥削」的群众运动的企图；又「并不因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落后性质「便认为革命的领导权应送给资产阶级民主派」。 [17] 中国的事变又重新试验而且又重新证实这一分析。但克里姆林宫的轴心已不再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政策。在中国，它相信国民革命运动如果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就可以更迅速地产生一些急需的同盟者。苏维埃国家与共产国际的精神和物质的援助并非经过共产党而送达群众运动，而是经过资产阶级国民党，这个党被说成为一切阶级的党，而共产党人及群众则一定要服从它。这种政策已直接招致了3月20日政变。假如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不能像列宁一样预见事变，他们现在至少也碰到了既成的事实了。事情是迟了，但还不太迟。克里姆林宫的经验主义者还能够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支配的斗争——否则就完全「把革命的领导权让之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何况此刻还不是让之于民主派而是让之于军事独裁创造者的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领袖，斯大林和布哈林却采用后一路线，且设法隐匿广州已发生的政变，不让国际的下层知道。他们把它发生经过的一切消息都压下来。这些事情不仅不让俄国工人及共产国际的其它支部知道，而连它的执委会，甚至连执委会主席团的其它委员都不让知道。关于这一点，有两个机关的委员们作证。 [18] 当政变消息已出现于中国和国外的帝国主义报纸时——详细事实虽往往被曲解，但这些记载却包含有非常真实的断言：广州政权已转入蒋介石手中了——共产国际报纸的中心机关开始发出猛烈的否认。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于1926年4月8日写道：「路透社……最近发出一则新闻，称在广州，蒋介石，这位革命军的最高司令官（路透社从前称他为赤党）已实现『一次政变。但这则谎报（旁圈照原文）不久就被否认……国民党并不是只有几个党员的小团体，而是名符其实的群众党，而广州革命军及广州革命政府就是建立于这一基础之上的。一夜工夫在那里实行一次政变当然是不可能的』」。 [19] 广州政府并没有变成资产阶级政策的工具，它此刻愈益「矢忠于世界革命」且以「苏维埃政府」的资格，伸张其权力于邻近各省。 共产国际的同一报导继续往下写道：「广州国民政府的前途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顺利的……广西省将于短期内成立一个苏维埃政府……由于国民革命运动，结果将军们的权力消失了。（旁圈照原文）国民政府现在彷照苏维埃的制度，在广东省内进行组织一切县镇行政」。 [20] 1926年4月21日，纽约《工人日报》 [㈡] 采登一则莫斯科专访说：「香港及伦敦的反动的英国报纸努力推进他们的帝国主义宣传，现在又散布关于国民政府破裂的耸人听闻的故事。这些报导并没有真正的根据。它们无非是英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的阴谋手段而已。现在广州没有发生过什么暴动。这些报导的根据似乎是一位广州军将领——蒋介石与广州政府间的某些异见(！)。这些异见与原则问题无涉，且与武力争夺政权毫无关系。这些意见已祛除了，广州仍是中国民众解放运动的堡垒。英帝国主义企图为它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广州的不重要的异见已失败了……莫斯科报纸认定英国反动报纸这种挑拨离间的阴谋正好暴露英帝国主义对于广州的真正计划。《消息报》写道『愿望是思想之父，英帝国主义者把它们的真正企图表现为既成事实』」。 [21] 假如发出这样的否认只是偶然出于无知，那么，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报告就不能这样说了，维辛斯基写道：「英帝国主义者……妄想在广州挑起一个暴动，并向全世界大吹大擂说，广州政府已塌台了，国民党右派已夺取政权且成立一个政府了，这个政府已赞成和英国妥协且正在逮捕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所有这些话都证明是帝国主义者的向壁虚构。……被帝国主义报纸『推翻』的广州政府现在事实上愈益强大了……」 [22] 1926年末，这一鸵鸟政策交给共产国际的最高机关来考虑，共产国际的最高机关关于中国问题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案下文将见分晓，它一也不提及广州的三月事变或这一事变的结果。共产国际上层希望藉这种沉默来隐藏三月政变的意义并使中国共产党人易于顺从（中国共产党是由共产国际在华代表就近指导的。） 鲍罗廷曾一度北上，在政变之后，在5月15日国民党中全会之前遄返广州。有个眼光锐利的外国观察者当时已和蒋介石若干最亲近的顾问有关系（而且他后来也服务于蒋介石政府），他于事变后数日抵广州。据他的叙述说：「俄人似乎相信万事皆休了。许多中国共产党人都躲起来……反共派欢天喜地……鲍罗廷与蒋解决争端。蒋想知道俄国在北伐中，对他帮助到什么程度。鲍罗廷从前曾一贯反对北伐。蒋对联俄延续之态度视鲍罗廷对北伐之态度而定。他们得到一致意见了。俄人一定支持北伐。联俄的政策仍继续维持。共产党人恢复原状」。 [23] 据另一个纪实说，「后来蒋与鲍罗廷的关系愈益和好了」， [24] 而且5月15日国民党会议的一切决议均「受鲍罗廷完全赞许」。 [25] 据更进一步的记载说：自委任蒋为总司令后，所有授给他的紧急权力均同样授给「鲍顾问」。 [26] 无论如何，这却是一个事实：鲍罗廷及追随他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毫不犹豫的屈服于3月20日政变所造成的军事独裁。鲍罗廷甚至还顺从蒋的意思，把一批俄国军事顾问撤换，代以更易驾驭的同僚，因为这批军事顾问在军队间平等贡献他们的意见和分配物质的援助，而并非特别经过蒋，故他们已惹起蒋的不欢。这次事情出乎蒋介石的意想之外，不用很大的因难便完成了。他于是毫无悔意的翻过身来对付若干会帮助他举行政变的右派阴谋家，把他们逐出广州。他现在越发要用左的外套来掩蔽他的领导了。他的右派同僚遄返上海了。等到他再次用得着他的时候，他能够而且一定要召唤他们回来的。 凡是从莫斯科官僚方面得到政治上的鼓励和报告的历史家，他们通常都只用几段话来交代3月20日政变，把这次政变的意义完全隐瞒起来或加以曲解。正当这次政变发生之时，莫斯科甚至无耻的抹杀它的意义，它自然希望写历史时不注意这一事实。例如，罗易·菲些耳便把3月20日的结果写成如下的话：「但蒋的著名特性不是勇敢，他分明为他自己的行动所惊吓，他于是寄……一封谦卑的信，哀求鲍罗廷立即南返……」。鲍罗廷回来时，蒋「百般辩解。……」他问鲍罗廷，他应当怎么办？「准备北伐」，鲍答说。那么，正「因为鲍罗廷想修补3月20日政变所造成的伤害(！)」，「蒋才计划第二次政变……这一次是反对右派……」。 他往下写道：「但是鲍罗廷、左派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排除蒋介石呢？」「因为他们太薄弱了……」他学着鲍罗廷的口气答道。「他们虽有广大的群众同情，但他们在广州却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克服蒋介石及拥护蒋的资产阶级……双方面都知道，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与其现在从事于流血（而只有广州军阀才能从这一流血中获胜），他们还不如默默赞成把问题拖延到他们抵达长江之时。开始北伐的提案在5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通过。在这次会议上，每一派把意见坦白直陈达到这个地步：「诸君呀，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互相搏斗的。但我们需要一个更广大的用武力之地。让我们把算帐的日子延缓一下吧，此刻让我们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吧」。 [27] 菲些耳随便将5月15日通过的其它决议置之不提，而这些决议却是束缚共产党的。流血果真是延缓至他们抵达长江之时了，但3月政变、5月决议以及共产党之投降它们，已事先保证了将来流的一定是工人的血了。所谓「共同目标」就是资产阶级对群众运动的胜利。鲍罗廷在这里被描写得彷佛很想将来和蒋介石斗争——而准备这一斗争的方法则是事先把一切武器交给他似的。如果偏要说蒋介石有什么特性的话，那就是为了他本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施行打击，施行痛烈打击的本领，斯大林—布哈林—鲍罗廷之流对于工人的利益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中国共产党人执行他们的命令，迫得要投降，甚至要匍匐于国民革命运动的新主人之前。 [㈢] 蒋介石借口共产党人密谋举行他们自己的政变，遂实行了3月的政变并执行了5月决议案。不错，在广州有直接反蒋的阴谋，但不幸共产党却连想也没有想过这一类事。在它心里没有什么事情比1926年3月组织工人阶级暴动那样生疏。蒋和他的右派助手制造共产党「阴谋不轨」的谣言，他们所根据的就是局势本身的逻辑呈现给他们的材料。他们——并非共产党人——瞧见工人阶级的组织蓬勃生长，瞧见它的武装纠察队，它的战斗精神以及它的力量，他们懂得它当时是能够夺取和掌握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的。因此，懂得干的时候已到来的正是他们，不是共产党人。当他立即干起来时，再没有人比得上共产党领袖那样震骇，那样痛苦，那样委屈，他们竟被控犯有计划举行工人阶级进攻之罪。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写道：「第一、……共产党若不是一个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第二、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共产党的政策，恰恰和右派所宣传的相反，不但主张广东革命的势力不可分裂，并且希望全中国的革命势力都要统一，不然无对敌作战之可能」。” [28] 陈独秀在6月4日给蒋介石一封公开信里，更进一步的争辩着说：「……正当英日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复在广州谋阴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不过我知道我们的党并且相信我们的党中个人，都没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 [29] 蒋介石于3月20日不久之后，在一篇演讲辞里提起某一共产党员的一句话，来证明这种思想存在于共产党人心中，这个共产党员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们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要先打倒这里的段祺瑞」。于是这位作过这次演讲的共产党员赶快给蒋介石一封公开信，解释他所指的是「思想上的段祺瑞」，亦即旧封建思想，又解释因他讲的是普通话，不是广东话，他的原话翻译者弄错了。「……我不但没有诋毁先生的言论，自信因为国民革命而爱护先生的言论，实在是到处公开的。……曾记3月20日事变以后，我……会见先生……当时很诚恳的对先生表示我们始终信服先生的态度，先生若果真以同志相待，应该开导我，或是见我有什么不对，更应当声色俱厉的责罚我，使我好晓得改过，先生却很平和的轻轻答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现在竟加我以『诋毁中伤』『有旁的用意』的罪名」 [30] 写这封信的人就是高语罕，他不是一个无名小卒，他是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他同时还供职于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会。 当3月20日政变碰到委屈的否认和叱责之时，5月15日中全会的决议却毫无问题的被接受了，共产党人寻求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来把它们说得有条有理，并加以辩护。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国民党的一封正式信说：「帝国主义者见之（即指『党务整理案』）或且疑为贵党已中其奸计而自破革命战线，表现右倾……然贵党之出此，或者认为与本党合作之方式，历年以来，迭次引起党内一部份人之疑虑与猜忌，……故必须先在合作方式上有几种之改变，袪除一般无谓之疑忌，然后决然肃清内部，打击反动派，方能整齐革命之战线，以全力对待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与压迫乎？果若此，则与本党合作政策并无所谓根本冲突，此原则为何，即团结革命势力以抗帝国主义，不问其团结及合作之方式为何也。果若此，则吾两党联合之根本精神，不……稍减……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 [31] 5月26日，共产党《向导周报》 [32] 的一位广州记者写道，5月15日中全会「既有团结革命分子与反动派战斗的宣言，又非根本推翻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政策」，且「单是这一中央会议的党务一案，还不足决定民党中央的右倾」，故此，「共产派认清革命的现时形势，要求极巩固的极彻底的革命联合战线，他们在此地对于民党中央的新决议案的态度，便以此为标准。民党中央会议中的共产系（Fraction），……对于民党内部组织问题……毫没有什么争执」。 [㈣] 这种谄媚政策在共产党下层并非畅行无阻的。在上海，有一批同志要求党立即退出国民党，他们宣称在5月15日国民党中全会造成的情形之下，共产党人不能有效地工作了。上海中央委员会与广东党组织均极力反对这一本能地正确的无产阶级要求。广东委员会（后来比较上海中央更「急进」）认为「退出国民党就等于放弃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放弃革命的国民党旗帜给资产阶级。这就是莫可补偿的损失。这个时候应该采取暂时让步的政策以保留在国民党之内」。 [33] 但党的领导机关难于3月20日之后奉共产国际的命令，执行了投降的政策，它也开始觉得必须修正党的路线。要求恢复独立的呼声已传播到这个程度，甚至连陈独秀也写信给共产国际，提议以国民党外之两党联合来代替国民党内之工作。 [34] 1926年6月共产党中全会当真把这个意见做成决议通过了。它马上受到共产国际严厉的叱责，但在共产国际内，托洛茨基领导的俄国反对派也已经开始同样的提出中国革命的问题，设法使中国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的窒死人的压制。有一篇正式文章，几及一年之后才第一次暴露3月20日的政变已将中国的民族运动放在国民党右派的支配之下，这同一篇文章也同样第一次揭露中国共产党人曾要求他们的自由，并揭露这一要求曾奉令「改正」。甚至中国共产党提议在国民党内部组织左派——这是一个惊人的暴露：原来所谓左派甚至还没有自己的派别组织——也同样遭到叱责，为的是要执行这一政策：「领导整个国民党向左走并使它获得一个稳定的左派政策」。 [35] 在中国，鲍罗廷坚决压制中国共产党内部主张采取独立政策的倾向。他宣称：「目前是共产党人替国民党做苦力的时期！」36退出国民党的提议横遭压制，因为这次提议等于「放弃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给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却并没有等待共产党人。3月20日之后，国民党的旗帜牢牢的握在他们手中，而群众却从来没有料到这一点，只好让之异日突如其来的、凄惨的碰到它。中国共产党人竟不去站在伟大工农组织（共产党人在这些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占优势，而广东政府也仍然依赖它们的力量）的前头，在阶级斗争战场上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战斗，他们倒还追得仅仅去做奴隶式的辩护。1926年3月20日政变暴露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强有力的群众运动的惊人现象，这一运动竟毫无痛苦的被迫离开自己独立发展的路线，被放到其阶级敌人的领导和支配之下，且因为受了它自己的领袖欺瞒，对这件事还茫然无知，这些领袖犹哓哓置辩说，他们从来没有梦想领着群众离开资产阶级的指导。 [36] 还是亏得这一点，资产阶级代表才能够仍以「革命领袖」的资格出现于群众面前，在他们和共产党人之间，很少有什么明显可见的不同了。1926年5月，蒋介石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有500个代表，代表400个工会和124万有组织工人，在这一百几十万工人中，有80万自去年5月以来曾参加过200次以上的政治和经济罢工。 [37] 蒋以骗人的客气，自称为兄弟。他以纯粹犬儒主义的态度来感谢工农，因为他们于1925年曾在东江和粤南战役中尽过决定的作用。他说：「在这个时期内，工农大众……促成国民党的统一，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并巩固国民政府之基础。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工人和农民已能够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毋须依赖军队的力量！」 [38] 蒋介石竟敢向中国工人说出共产党所不敢说的话：工人能够依赖自己的力量来斗争并百战百胜。他可以用「世界革命万岁！」来收束他的演辞，并在共产党人的声音与所有其它人的声音混合一起的欢呼中步下讲台。他现在可以进行准备北伐，因为他心里已有了把握：群众运动尚可为他利用。争取支配权的预备战，没有引起资产阶级一点灾害便结束了。老实说，这不是一幕战斗，只不过是一幕顺利排演的阴谋吧了。亏得共产党的退却和屈从政策，它正在群众斗争的战场之外发生过了。有组织的工农只须共产党人一号召便一定已把他们的砝码投入他们所属的天平盘中——对抗资产阶级——但他们现在却被人召去参加北伐战争，他们参加北伐乃处在保证资产阶级获得胜利果实的环境之下。北伐军于7月向北进发，它们乘着新的革命浪潮的高峰很快就势如破竹，连战皆捷，这一革命浪潮有如激流一样淹没江西、湖南和湖北，把几千百万新人卷入斗争，不久便吞没武汉和上海。 同时在广州，3月20日政变的后果已令人感觉到了。资产阶级从秘密的阴谋变成公开的镇压。广州共产党人的「暂时退却」成了一条永远不尽的长途。7月29日，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宣布戒严令。公众组织、集会、报纸、工农义勇队，一切均受军事当局节制。三天之后，又一条命令下来：「在北伐期间禁止一切劳工骚乱」。当局虽表面上超然事外，但它已动员广州的流氓加入「中央工会」了。对革命工人的进攻发展到街头上。 工人们突然从外表的平静（这是他们的领袖抚慰他们的）中惊觉，拿着武器、棒子、竹竿、小刀，间或拿着一枝手枪和步枪，起来自卫。经过6天的巷战，有50余工人遇难。8月9日，当局颁布一切劳动争议均由政府执行强迫仲裁的条例。禁止工人携带任何种类之武器，又禁止工人集会、结队游行。一道警察命令道：「北伐期间任何扰乱后方之企图均视为反革命及叛党之行为」。军队的巡逻控制各街道。「中央工会」的会员奉召去破坏一个印刷罢工，这个罢工已使全市出版界停顿了。工人代表会，这个代表17万广州工人和店员的革命组织恫吓着要举行总罢工。但他们的恫吓拖延太久了。它终没有实现。广州工人经过连年斗争从雇主方面夺来的几点小小的胜利品，又失掉了。毒辣的包工制曾使工人降为工头的无告的奴隶，且曾在广州被部份的废除了，但现在又恢复起来。公共的弊害（如官准的烟赌窟）又重新繁昌起来，官家「敲榨」的苛捐杂税也驾乎国民革命以前时代的捐税而上之。 [39] 在广东农村中，3月20日政变是地主向叛变农民发动恶毒攻势的信号。1927年2月广东省农会作一报告，列举许多攻击农民，杀害农民领袖，捣毁农民协会的案件，这种进攻，1926年6月开始发生于广东，以后一直到该省的革命的农民运动被消灭之前，从未终止过。但就是在这个报告的字里行间，农民运动的共产党领袖尚继续掩护这次反攻的真凶。它说：3月20日事件「确实没有影响我们国民党的政策。但贪官污吏、士豪劣绅却利用它来散布谣言，如称：『农民协会被解散了』，『国民党中止农工政策』……5月15日中全会通过之提案只是充分处置国民党内务问题，但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却据此来推断政府将要解散农民协会，又推断国民党已放弃农工政策」。 [40] 地主及其奴仆正确地学取蒋介石政变的榜样。农民从来没有懂得，地主对他们施行攻击是完全「合法的」，3月20日政变已确乎把农民的叛乱排出国民党「合法」的范围之外了，虽然农民的领袖尚那样手足无措的依存它。这同一转变又使省港工人罢工毫无结果的终结。 3月政变不久之后，解决这次大罢工的谈判又重新举行。这种谈判曾于一月间停顿下来，因为当时英国绝对拒绝香港工人的要求，而广州政府也坚主它只能充当香港当局与罢工工人的中介人来谈判。1925年6月在罢工伊始，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曾要求交还沙面租界及撤退广东海面一切外国军舰。香港工人曾要求言论出版自由，要求有选举中国代表参加香港殖民地政府之权，要求改善工人生活，禁止童工，施行八小时工作制，并要求收回定于是年7月1日普遍增加房租的成议。 英国已拒绝一切谈判，当罢工和抵货继续下去时，它高踞在香港山上大发雷霆。1926年2月4日香港总督宣称：「只有受布尔什维克阴谋教唆的广州罢工委员会的非法活动，才阻止省港在旧时亲密的基础上恢复正常的关系。我们希望而且要求广州政府完结这些非法行为。我也希望它清楚的了解，香港将在原则上永不赞成偿付罢工费用或赔补不复职工人的损失」。 [41] 督宪大人发言之后，不过短短的几个星期功夫，他所希望和要求的终于来到了。蒋介石的3月政变在广州造成的转变，已令人们有可能在「旧时亲密的基础上」恢复关系了。 4月9日，香港的非正式接洽又重新举行，香港政府的检察长坎培君与广州外交部长伍朝枢磋商，据官方描述，此次磋商为一种「由衷之谈」。 [42] 中央执行委员会5月全体会议休会后数日，广州政府又正式邀请港方重开谈判。英国欣然赞成。双方代表与7月会晤。省港工人原来的要求，双方都不赞成了，陈友仁现在已接任外长，他说：「这些要求乃是在623屠杀案之后的非常环境中拟定的，我政府为博得满意解决之忠诚的愿望所推使，准备把它们所包括的条件，加以重新审定，使行其中再没有什么与在华贸易强国之一——英国之荣誉和利益相违反的，免得解决路上继续受了障碍」。 [43] 现在问题已不是偿付工人罢工期间的工资。而是由英国贷给广州1000万元，条件是：「在广州政府直辖的领土内，完全停止抵货及其它一切反英的表示」。 [44] 中国代表甚至不再假装代表罢工工人利益。罢工委员会要求在这次谈判中参加意见，蒋介石下令「广州公安局长制止工会干涉目下进行中之省港会议」。 [45] 在谈判期间内，军警巡逻市中各要道，且严密监视工会领袖，「制止工人中的任何运动，盖此种运动将产生一种见解，以为国民党不能控制广州局势，并以为和国民党谈判解决罢工……将属徒劳无益，广州罢工委员会尚要求：如果不准它参加现在进行中的谈判（这一谈判与工人有重大关系的，）也应听一听它的意见；据一般人了解，如果双方没有异议，整个会议的次委员会可在某些问题上聆取工人代表的意见。广州华人已抱有这样的见解，认为在7月15日双方代表……会见之前，整个问题已在国民党领袖及蒋介石将军之间决定好了，他们看不出在工人中有任何煽动足以改变既成的政策。他们之静听罢工委员会的意见无非是一件客套事而已」。 [46] 「客套」归工人，1000万元归蒋介石！这不算是一宗倒霉买卖。但谈判却无结果而终，因为广东政府不复替工人说话，而事实上它也和英国人一样急于结束罢工，这件事一表明出来，它的磋商地位便立即破产。因此，英国退出谈判，于9月3日，一队英国海军陆战队肃清广州西堤各码头的工人纠察队。陈友仁对这种行为提出抗议，要求「现在寄泊于长堤的英舰退回沙面附近之通常抛锚所」。 [47] 这与撤退广东江海一切英舰的要求相去太远了！但罢工和抵货的后盾已遭打破。1926年10月10日，广州政府无条件的宣布停止罢工和抵货。国民党及罢工委员会解释此举乃时势所需，盖「国民革命的权力和影响伸展至长江已引起全国形势的变化」了。这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15个月斗争，没有使领导这次斗争的工人们的要求得到半点满足便草草了结了，这样草草了结还称「不是失败而是伟大的胜利」哩。 [48] 鲍罗廷解释说，「或者是帝国主义应该投降中国，……或者是中国承认失败。但既然失败是不能加以鼓励的，那么，为了在全中国——在更大的基础上，用更大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了结这个角落的战斗便成了必要」。 [49] 失败是不能「加以鼓励」的。它必须合理的化成胜利。重要的时机和决定的地位久己不经一战的让之敌人了，但把这件事加以隐瞒是必要的。香港的罢工和抵货已给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的远景广开门户，且已无可比拟的证明工人们为自己利益而活动的才能。但在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教导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已毫无感觉的让机会错过了。省港工人一定得用高价偿付这一「胜利」。 罢工和抵货自动取消之后，香港总督喜气洋洋的宣称，「我们可以很有理由的希望，广州当局目下将做坚决的努力，以重建法律与秩序」。香港渴望想在两广见到「一个强大，稳固和开明的政府；我们应乐得做这一政府的密友和坚定不移的拥护者」。 [50] 12月国民政府迁都长江，在广东重建「法律与秩序」的任务便交给桂系军阀李济琛，他已攫得充分统治权了。对付工人的严厉的警察手段已实施。强迫仲裁一切劳资争议，禁止工人领有或携带武器，禁止工人擅自捕人及纠察厂店等一批紧急法令也颁布了。 [51] 为了答复这些手段，纠察队及其它工人志愿军「奉工人代表会（这个大会是受共产党指示的）之令，目下在他们的立场未重新确定之前，深居简出」。 [52] 共产党人本来在鼓动改选参加各省国民党组织的代表。但他们现在急于取悦李济琛，便突然把这种鼓动停止了。 [53] 当李济琛实行改组，委派他自己的私人充任一切要职之时，他们不发出半句抗议。他们丝毫没有致力于有组织的抵抗这种反动的进攻。广州被军阀紧紧的箝制住了。共产党人的投降也完成了。 [54] 埃尔．勃劳达、谭曼尼和约圭．杜里奥合组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27年2月17日抵广州，当时广州的情形恰好正如上述。他们视察一下那尚残存的、受独裁者李济琛束缚住的群众运动的外壳，李济琛告诉他们说：「国民政府永远不会违反工人阶级的利益的」。 [55] 他们致电慰问蒋介石，蒋又回电以示欢迎。 [56] 他们给国际报纸的第一个报告深以身居「革命的广州」为荣，没有半点提到冲突之事。 [57] 他们在香港纠察队参加大罢工遇害者的墓前献花圈，上面附有这样的题句：「香港纠察队烈士象征中国工人阶级贡献于中国革命及世界革命之伟大捐助」。 [58] 6个月之后，在事变久已自行发展之后，这个代表团才用如下的话来写及它访问广州的情形：「北伐正盛极一时，广州商人聪明的利用联合战线的口号，来免除他们替工人阶级负的义务……广州无产阶级的若干领袖碰到资产阶级这种聪明和蛊惑的策略，竟弄不清他们的政策……（他们）漠视了……无产阶级的基本的阶级利益，为的是害怕破坏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彷佛严格遵守一切反帝和反军阀的『联合战线』口号的唯一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及其革命领袖似的……这无疑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后来使中国工人阶级耗去重大的牺牲和不少的血」。 [59] [1]汤良里著《秘史》第231页。 [2]《黄埔年报》，1925年12月广州出版。 [3]1926年3月18日《国际通讯》。 [4]李芝龙著《汪主席之辞职》。 [5]1926年2月17日《国际通讯》。 [6]1926年4月10日《密勒士评论报》。 [㈠]李芝龙，这位海军部的共产党领袖一点也想不到成了这一晚活动的徒有其名的重要对象，他已在《汪精卫主席之辞职》一书中，记载这段史实的大部分，这本书一年后才出版于武汉。 [7]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五节。 [8]李芝龙著《汪主席这辞职》。 [9]汤良里著《秘史》第346页。 [10]李芝龙著《汪主席之辞职》。 [11]邓中夏著《香港罢工检讨》。 [12]GeorgeSokolsky著《亚细亚之取火匣》(TinderBoxofAsia)1933年纽约出版，第336页。 [13]邓中夏著《香港罢工检讨》。 [14]李芝龙著《汪主席之辞职》。 [15]该决议案这全文收入T.C.Woo着之《国民党与中国革命之未来》一书中（见该书第1706—9页）；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五节，和布施胜治的《苏维埃之远东政策》第251—6页均有引证和摘录。 [16]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见《提纲与章程》第70—1页。 [17]前揭书74—5页。 [18]「当俄国共产党员已在中国被捕，我们的报纸尚没有一句话提到1926年3月20日的蒋介石政变」——季诺维也夫语，参阅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集》第347页附录〈中国革命提纲〉；「斯大林—布哈林集团把1926年3月蒋介石的第一次政变隐瞒了整整一年」。——阿尔拔．特列恩特（AlbertTreint）语，参阅1927年11月巴黎出版《反对派文件与党的答复》第76页〈特列恩特同志的宣言〉。 [19]1926年4月8日《国际通讯》。 [20]同上。 [㈡]《工人日报》乃美国共产党机关报——译者。 [21]1926年4月21日纽约《工人日报》。 [22]维辛斯基着〈中国局势与帝国主义者的计划〉，见1926年5月6日《国际通讯》。 [23]G.Sokolsky著《亚细亚之取火匣》第336页。 [24]汤良里《秘史》第249页。 [25]A.MKotenev著《新灯替旧灯》(NewLampsforOld)，1931年上海出版，第237页。 [26]汤良里著《秘史》第249页。 [27]菲些耳著《苏维埃之世界政策》，卷二第651—3页。 [㈢]关于3月20日政变，还有一个特别露骨的歪曲历史的例子，这可从前任沙皇军官V.A.恰刚妥夫的著作中寻出，他数年前毫不困难的混入斯大林的阵营中。据洽刚妥夫说：「（政变后）不到两个月，『右派』和『中派』为了博得群众的拥护，迫得妥协起来，致向『左派』作许多让步……因此，5月各派和谐起来，而蒋介石便成了国民党的领袖及革命军的总司令」。——参阅V.A.洽刚妥夫著《俄国及苏联在远东》第151页，1935年出版于纽约。蒋因为要做广州主人，竟「让步」和「妥协」！ [28]见1926年3月末上海《向导周报》，该文并与中国共产党其它论文和文件收入1926年7月北京出版之《本党与广州事变》一书中。 [29]〈陈独秀给蒋介石的公开信〉（1926年6月14日），见《本党与广州事变》。 [30]〈高语罕致蒋介石的公开信〉，见《本党与广州事变》。 [31]〈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国民党的信〉（1926年6月4日），见《本党与广州事变》。 [32]收入《本党与广州事变》中。 [㈣]这篇报告的作者赵世炎命定要忍受「丝毫」没有讨论资产阶级进攻的后果。一年之后，他壮烈地死于蒋介石刽子手之手。 [33]李立三在《中国革命》（文件集）的序文中曾加引证，该书于1930年在上海出版。 [34]陈独秀：〈给党员的信〉。 [35]〈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与国民党〉，见1927年4月15日《共产国际》报。 [36]陈独秀：〈给党员的信〉。 [37]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三节。 [38]恽代英著《国民党与工人运动》一书曾加引证，该书于1927年4月出版于武汉。 [39]1926年7月31日、8月7日、8月14日、8月21日及8月28日《密勒士评论报》上之「南华消息」。 [40]〈广东省农会报告〉（1927年2月），见1927年5月8日，武汉出版之《中国通讯》。 [41]《中国年报》（1926年）第982页。 [42]邓中夏着〈香港罢工之检讨〉；1926年4月24日《密勒士评论报》。 [43]〈广州抵货谈判〉，见1926年《中国年报》第989页。 [44]前揭书第998页。 [45]1926年8月7日《密勒士评论报》。 [46]1926年7月31日《密勒士评论报》。 [47]《中国年报》（1928年）第976页。 [48]前揭书第977—8页。 [49]菲些耳著《苏维埃之世界政策》卷二第645页引证。 [50]《中国年报》（1928年）第978页。 [51]〈广州罢工条例〉见1927年上海《中国经济杂志》；参阅1936年12月31日NorthChinaHerald报之〈广州之劳工镇压〉一文。 [52]1926年12月31日NorthChinaHerald报。 [53]李立三编《中国革命》附录之〈「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以后均简称为〈八七告党员书〉。） [54]米夫著《中国革命》（1932年莫斯科出版）第971—8页。 [55]斯托拉(SydorStoler)着〈广州之工会运动〉，见1927年9月15日汉口出版《泛太平洋工人》。 [56]勃劳达(EaalBrauder)著《国民革命中国之内战》（1927年，芝加哥出版）第12页。 [57]〈在华之国际代表〉，见1927年4月28日《国际通讯》。 [58]谭曼尼(TomMann)著《中国见闻录》（1927年伦敦出版）第8页。 [59]史托拉着〈广州之工会运动〉。 上一篇 下一篇
第四章广州：政权谁属？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四章广州：政权谁属？ 孙中山总喜欢说中国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大贫和小贫。假如他再活的长久一点（他殁于1925年3月），他一定亲眼看见：等到「大贫」想变「小贫」的欲望与「小贫」想变富翁的野心相冲突时，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他一定亲眼看见：逻辑像时间一样的无情，推使国民党内结合的所谓「反帝联合战线」自行分解为不可调和的对立营垒，那些难靠的大贫群众反对那一握之众的安乐幸福的「小贫」。他一定亲眼看见一件社会事实的重大明证，这件社会事实，他没有认识到就死了——那就是阶级斗争。因为当到群众运动一直上升到较高的水准，当到它的程度和紧张性增长了，那么，它所唤起的一切阶级的冲突都推到前面来了。人们不能期望工人长远在中外雇主之间做一种形式的区别。人们也不能期望农民老是以一些可怜的允诺为满足，或期望他们不为自己的利益而有所行动。工人们很快就踏过这些界限，而所有财产的势力，劳动雇主与土地所有主也迅速向工人反攻。 自然，中国资产阶级宁愿在赃物分沾的基础上与外人妥协，也不愿意选择那蓬勃生长的群众运动似乎已经指示出来的道路。这一点是符合于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但这一点并不是说，统治阶级的反应是一致的。由于群众的干涉，整个社会进程加速得太大了。正常的社会均衡摇动得太厉害了。各阶级的政治结晶与斗争的发展同时发生。中国资产阶级本身就在变化中，而在这个阶级内部，这件事也不是平衡的和一致的。归根结蒂说来，中国统治阶级各部分利益的根本共同就要把他们赶入一条共同的战线，抵御被剥削者的威胁，因为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国民革命的基本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较之军阀制度更强固、更稳定、更易于操纵，而且更能够从把持实权的帝国主义者方而取得较好的条件。但是，由于眼前利益的不同，又由于资产阶级内部别立保守和急进的阶梯，1925年对群众运动的反攻便沿着不同的，有时还是冲突的道路展开。 买办，亦即外资的经纪人，代表资产阶级的一个强有力的部分，他们的利益与帝国主义者的利益缠结在一起，这种利益和他们的竞敌的民族主义目的直接发生冲突，因为他们的竞敌梦想在工商业方面和帝国主义者竞争。人口中这一部分（即指买办资产阶级——译者）从始就反对新兴的民族运动，他们为了这个目的不惜利用旧军阀，并充当帝国主义者的工具，扶助军阀保持现状。在某些场合中，比如1924年在广州，他们竟组织他们自己的作战队伍，直接攻击孙中山的政府。但一般的说来，依赖农村地主与城市买办的旧军阀等级是这一反抗的主要工具。 这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旧国民党中最年老、最腐败保守，因此又是最短视眼的右派分子，他们久已成了军阀的属吏和附庸了。他们从始就排斥孙文的新三角政策，即，联俄、容共和动员群众。当1924年第一次党大会通过这一方针时，他们拒绝它，并立即组织一个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公开宣布的目的就是救护国民党，因为他们相信国民党有灭亡之虞。他们觉得：与外国列强谋妥协之路正无可挽回的被塞断了。 他们有一道宣言说，「自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来，……其所宣传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其作用是在破坏国民党之国际好感……其计划是在消灭国民党」。 [1] 各种「护党」的组织成立起来。它们的党员均成为华北及满洲的反动军阀的心腹。他们奔走于京津沪港之间，组织、宣传、玩弄阴谋及谋叛。孙中山逝世之后，他们不久就提出口号，主张从不肖门徒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救护孙文主义的纯洁，而他们组织的重要团体之一便挂上「孙文主义学会」的招牌。1925年11月，他们召集会议于北京城之外之西山，他们后来为世所知的西山会议派一名就是从这次会议得来的。他们自诩为与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的政策的守护者。实际上，他们却在完成这一目的：替这一妥协扫除道路以待良机。 在外人方面呢，他们受了群众运动的压迫已立脚不稳了。不久就有种种征兆表示他们自愿在妥协基础上和中国资产阶级合作。一开始，他们似乎相信，鸦片战争与拳乱时代的海盗的方法己足够应付了。但他们中较为有识见的不久就察觉（可是仍带着不少惊讶，）时代已变了。英国威吓要用武力支持广州商团，但并没有防止这一反动势力于数月之后冰消瓦解。第二年，在上海、青岛、汉口和广州，帝国主义的炮火声并没有吓怕中国人，只不过暴露文明的真相而已，而叛乱的种子似乎就赖此种文明而繁盛起来。外国子弹播种于中土，产生几千百万革命的新兵。列强一面不放弃他们的大炮政策，一方面找寻补充的出路，积极支持每一种可以利用的反国民革命势力。我们已经知道，1925年东江战役期间，香港公开用军火和现款供给陈炯明。可惜的，就是陈将军并没有酬报给他们。当北方冯玉祥的拥护国民革命的国民军于1925年末进攻满洲军阀——张作霖时，日本的枪炮和金钱支持张作霖的防御战争。当张作霖一个部下，郭松龄倒戈几乎使张氏的地位失堕之时，日本的军队便出来堵住缺口，反张的进攻便被摧毁，而华北国民革命潮流的更进一步生长便受阻若干时。 中外雇主团结起来的呼吁开始听到了。头号帝国主义者，《字林西报》在上海大罢工最高涨时，向上海的有产者说，「我等与诸君多的友谊的交际，深知诸君并不寄同情于暴徒及罢工工人」。它叫他们证明与「无政府及破坏的不事生产的工人并没有交谊……此种威胁诸君和平，威胁诸君福利及安全之事将延续多少时日，主要视诸君（之态度）而定……」 [3] 外国人赶忙表示，他们愿意讨论妥协的步骤，这此妥协步骤具有这一具体的性质：支持北洋傀儡政府，反对国民革命威胁。1922年华盛顿会议原要解决中国关税权及治外法权等问题，但此项决定议迟迟未执行，现在又赶快旧事重提起了。1925年10月，一个特别关税会议开幕于北京，结果应允于1929年1月1日交还关税自主权于中国。是年末，又成立一个治外法权的国际委员会，以促进立法和司法的改良，据华盛顿会议决议案的原文说，是项改良「将保证若干列强，使他们可以逐渐或藉其它方法，取消他们各自的领事裁判权」。远在1926年，英国已派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决定英国庚子赔款的分配。列强拿这几件事，唤起中国资产阶级的希望。 但这些事情却引起一个愈来愈大的反响。方兴未艾的罢工浪潮并不自限于外国企业中。甚至有一类中国「自由主义者」虽一心想承认工人运动已「产生了遍全国的社会自觉，而这一自觉则是建立一个新兴和强大的共和国所必需的」，但他们也忐忑不安地注意这个运动的「愚蠢的过火，因为中国工业的罢工也急促增长了」。 [4] 人们小心翼翼的承认工人运动的效用了。因为它不是已经从帝国主义取得让步妥协的诺言吗？但人们却愈来愈感觉到了「利用工人是一回事……但让他们咬去更多，以致不能受用又是一回事」。安享「强大有组织的劳工之利」固然是一件美事，「但美事往往害处亦甚大」。 [5] 当工人向外国资本家的堡垒施行沉重的打击之时，人们就鼓舞欢欣。当工人（孙中山却不同）无法合人心愿的分清中外雇主时，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工人们这样可悲的缺乏识别力，使中国厂主发觉他和他和外国竞争者同在一艘船内。工人阶级运动愈是进展，这一点弄得愈是清楚。而且荏弱的中国工业家之依赖于外人太过明显了。在中国的首要工业中心——上海里，中国工厂甚至还要依赖一间外国电力厂来取得电力。当1925年五卅事变掀起大罢工之时，外人割断电力供给，使一切中国厂停车，以资报复。这件事使中国商会的先生们很快屈服。他们把罢工工人最初提出的势不可当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大大修改，献呈于外侨商会。他们很快就替自己与外人的联盟奠定基础了。他们自己的利润依存于这一妥协。他们截止支持罢工的捐款了。罢工运动逐渐被破坏了。到了夏末，统治上海的奉军与外国租界当局合作且得到中国总商会的完全认可和支持，封闭了上海总工会，捣毁和封闭大约120间工人俱乐部及其它组织。上海的罢工运动暂时受了挫折，且在1925—26年冬季期间，尚未恢复。 在这个时期内，中外有产者的眉来眼去得越发大胆。而且预演这一着并无困难。双方都组织他们自己的反共同盟，发表凶猛的反共宣传，在演讲台上拍胸示愤。一位英人约安斯先生大声疾呼道：「我向你们呼吁，起来替中国挽救其古代文明的无价遗产呀！」 [6] 这些绅士们对中国过去遗产的忠诚真是令人感动的。 董事会长们总计他们的萎缩的赚头，对他们的股东说：「我们希望当局将来采取激烈的步骤来压制职业煽动家的活动」。 [7] 所谓「激烈的步骤」，他们究指什么，1926年3月18日下午在北京便见分晓，当时因为段执政准备屈于一通外国哀的美顿书，把天津港变为非武装区，所以那一天学生示威反对此举，段祺瑞的军队便向学生示威群众开火，杀死十个青年男女。 [8] 这次北京屠杀是上海不平凡一幕的前奏。 那天晚上在大华饭店，上海工部局董事会人员与上海中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大人物聚餐。这件事称为「上海历史中之又一里程碑」。「此种会议之召集，在本市历史中尚属创举」。 [9] 在这些傲慢的外国人看来，这一套确乎是弄不惯的，因为他们通常在他们的俱乐部后门打发各阶级的中国人。在中国来宾——银行家、经纪人、商人和官吏——看来，这些蛮夷的巧言令色就是他们的荣幸。美国总董代表他的英日同僚致词称：「我等乃诸君之东道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国缙绅光临此会，实觉庆幸之至……与我们共聚一堂者乃一群代表人物，彼等均足以规范及指导一庞大及惊人之力量，此种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舆论是也」。 [10] 演讲者，费信惇单刀直入的说到本题。当局眼见困难当前，「想出对付手段」是必要的。也许要用武力，但这一方法自有它的障碍。它的运用也许「很快便招致一个极端严重的国际形势。这一点从前已碰到过了」。强迫仲裁的计划「恐怕终归失败」。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的易欺的牺牲品了，这些「第三者」诱使他们破坏他们的工厂的安全。那么，为什么不利用「中国工人阶级这种极端的轻信……为什么不利用它——以谋他们的好处和我们的好处呢？为什么不建立另一种领导，以取别于他们已经熟悉的领导呢？——他们对这一新领导至少要像他们对其他任何领导一样乐于服从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们聚首一样的人士……」。 虞洽卿，一位银行家和买办起立致答词：「我们通通十分知道这个非常紧张的局势，……我们毫不夸大的说，只须略一撩拨，立即便发生的火焰，这一火焰恐怕立即就又掀起较之去年更糟的大火灾。为了我们彼此共同的利益，我们必须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时候不多了，听天由命是危险的。「我们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地方的初步工作与全国及国际规模的共同行动打成一片，使我们的重大问题得到最快和最满意的解决」。虞氏率直地说，和平是急需的，「但坦白的说来，我们不想以『任何代价』得到它」。外人必须多少承认「种族平等」和「宗主权」的原则。尤其是此刻，他们应该让中国资产阶级参加上海的行政。 三星期之后，外国纳税人年会通过华人参加市政一案，上海公董局便破天荒有三个华董参加。这是宗买卖。 这次「大华」聚餐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者的基本态度的一个非常清楚的象征。他们坦白的规定一个价格——而且还是一个最克己的价格哩——价钱讲好的时候，他们便公开共同进行抵抗工人运动。他们自觉的集合他们的共同力量，而且在一切行动中，他们愈来愈自觉，愈迅速和愈周密。他们的势力并不限于上海和北方，而且远及广州国民革命运动的心脏。 这些头脑简单的有钱人（中外也一样）无论什么时候观察广州方面的情形，总是除了赤化之外，便一无所见。另一些眼光较锐利的人开始发觉现实完全两样。外国人在这些焦头烂额的月份中，一定学到许多东西，而他们中眼光最锐利的学得很快。他们一定得了解，问题决并不在于运用他们自己方面的武力，而在于这一个似乎威胁他们的利益的革命运动内部发生阶级分化。他们中有一个人写道：「外人犯下的严重错误就是过于重视共产主义为1925年一切骚乱的原因……只要反共和媚外混做一起，希望华人中的善良分子起来反对共产派是很难的」。 [11] 中国政客以及另外和他们迅速结合新关系的人一定要教他们的较为愚钝的同僚晓得：广州并不是单色的，它实际上上反映阶级分光镜中的一切色彩。假如赤色被遮没于帷幕中，你们应该以极小心的态度来打破分光镜。 因为广州是最接近群众运动的地方，阶级对抗在酝酿和发荣滋长。国民党的老卫士——「右派」已分裂开去，因为他们相信和共产党人合作，一定妨碍他们和列强妥协的。但在广州的所谓「左派」（即敢于运用危险武器的人们）却抱着相反的见解，他们认为群众运动一定会给他们一枝强有力的杠杆来和帝国主义者谈判。他们把共产党人视为这一政策的现成工具。结果已在广大规模上组织群众的力量，并巩固了广东的国民党政府。但这一运动的上升却尖锐的把领导权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个群众运动一定仍旧要受资产阶级支配，这一点是必须确定的。多谢共产党人的顺从政策，这一点不流一滴血便完成了。我们要想把这个过程当做真实发生的过程来研究，我们只须置身于阴谋诡计的迷途与构成广州政治生活的个人野心的冲突中，追寻一根线索——蒋介石的生涯便够了。 蒋介石是这些历史人物之中一个：这些人物从某一阶级站出来领导本阶级，因为他们个人的野心、背景和历史使他们最适于在某一定的历史时机，满足他们本阶级的某一定的要求。等到这些要求一提出来，恩格斯所谓「偶然事故之无穷排列」（我们则称之为机会，因为它们的互相关联往往不可考）便把他们拥到前面来。他们一方面要求他们认为相宜的价钱（不管是他们参与建立较好世界的报偿也好，是权力，财产或「面子」的贪欲也好），一方面把他们的时代向他们提出的要求加以完成。他们通通都是社会各阶级冲突所构成的总图样中之一部；不过他们也来帮助那些不断形成的新模型，决定它们的质地和色彩。在这种人的生涯中，凡是看起来似乎是偶然的机会的积累者。归根结蒂要与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必然性相配合。像这样一个顺时应运而生的人就是蒋介石，他的野心（再加上无情的诡谲和果断）现在使他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蒋介石是浙江一个富裕商人家族的后裔，1911年第一次革命爆发之时，他正就读于东京军事学校。他匆促回沪，加入陈其美的参谋部。在陈其美的赞助之下，蒋氏会见孙中山。他又与虞洽卿及张静江等交往，虞洽卿是买办，张氏则经营银行业及买卖古董和豆腐来扩张他父亲遗留给他的一份财产。蒋氏又和上海最著名的流氓头黄金荣结纳，而且一般人都相信他当时已成了上海一个最有势力的秘密会社会和帮口（青帮）的一员。他就从这些帮口，从这种通商口岸的流氓渣滓中，征募他的士兵。强盗、银行家、军人、凶手、骗子、走私客和娼家鸨母给后来世界闻名的蒋介石，画成一幅绘像的最初几笔轮廓。时过景迁，这几笔轮廓不但没有消失，倒还愈加深刻了。在往后几年中，蒋氏注定要依靠这些早年的师傅，而他们也不能不依赖他。上海的花天酒地显然投合他的嗜好，有一个时候，我们还发现他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充当一个小小经纪人。他不是由于利欲熏心就是由于无见识——关于这一点没有清楚的记载，——不久弄得一文莫名，流浪街头。张静江和他的其它师友帮助他脱离那种似乎已非常危殆的情形。他们赔补若干暧昧的亏损，塞满他的袋子，把他装送到广州，与孙中山荣枯与共。些少投资往往付出更大红利的。 孙中山与苏维埃政府成立关系之后，他派遣蒋氏（他当时已成了他的心腹之一）赴莫斯科，研究红军方法和苏维埃制度。蒋于1923年7月离华，留驻俄国6个月。当时在莫斯科很少人留心这个嘴唇薄薄的年青军官，但他的冷静的，小而发光的黑眼睛也许留意了许多东西了。蒋氏来自一个充满了雇佣军队的国家，他一定已满怀敬畏的注意红军的士气和方法。他亲眼看到一枝从革命和内战中生长出来的人民军队，且熟视军队与群众间的圆满关系。他看到几千百万人刚刚丢弃压迫和愚昧的紧外衣。如果说这一雄伟的奇景在他心中引起什么反响、引起什么欲望去帮助他本国人民从数世纪的粪污中站起来，他后来的生涯却没有一点足资证明。在他看来，他所考察的事情就是能够供他一己利用的资本。他也许看到一种思想的力量如何能够唤起无限制的牺牲和效忠。他尤其看到群众的力量为一种政治和军事的武器。因此，蒋氏回华就带着一种知识，这一知识使他大大超越他的军阀同僚。因为他现在可以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只要这一口号尚适合他的用场。这就是他曾听到的，令千千万万人鼓舞起来的呼声。这也就是他希望藉以建立他自己的政权的呼声。所有他的根深蒂固的阶级本能警告他：这是不好玩的危险的赌博；但蒋介石就是一个赌徒。他把他的赌注放到赌桌上，大胆的狂赌。 蒋氏于是年末回广州，立即成了鲍罗廷和俄国军事顾问的黑发意中人。1924年5月，黄埔军校藉俄国款项且在俄国赞助之下成立起来，蒋当时是唯一留俄及亲眼视察过苏维埃军事方法的军人，他当然被选为校长。黄埔替中国培养一种新式的军人，但它同时又成了蒋氏政权的发源地。本国一些最优秀的青年成群拥入黄埔。而一些最顽强的革命战士也从它出身。但群众运动的生长，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愈来愈大的势力很快便使黄埔军校学生发生阶级分化。在最初时期，在镇压广州商团，远征东江，消灭滇军将领之战，粤南之役等战役中，黄埔军校学生均以身先士卒著名。蒋是他们的军事领袖，而每一次战役便有效地抬高了他的威望、权力和影响，尤其是黄埔学生开始卒业，到各军队就任军官之后。但是等到群众运动增长，尤其是等到农民开始利用组织的武器来侵犯地主的权利和特权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因为许多是地主家族的儿子，他们便开始严整陈列，以反对群众和共产党人。在黄埔学生内部，这种阶级分化迅速采取组织形式，而当时阶级分化已在更广大的政治舞台上采取这种组织形式了。孙文主义学会已积极活动于华中及华北，现在黄埔学生中取得一个坚固的立足地。军校学生的共产党员和他们的较为急进的国民党盟友共同组织他们自己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在1925年战役期间，这两个集团有几次公开起冲突。蒋介石想维持他们间的均势，这恰如在较为广大的政治舞台上，他在国共之间已开始尽同等的作用一样。1925年10月，当军队第二次远征东江胜利，回师广州之时，蒋邀集他的青年军官聚餐。「他拍案大骂他们」 [12] 且要求两个敌对组织言和。当时无论如何他要求保持统一的外貌。 在「统一」的问题上，蒋介石与鲍罗廷的见解不谋而合。他们的态度一致，清楚的反映出共产党政策与资产阶级要求吻合的一斑。蒋政权和他本阶级的权力一样尚未巩固。他尚需要共产党人、群众运动、俄国人，他们的献议，他们的指导，和他们的物质援助来巩固他的地位。蒋本人的根基尚未稳固。在政治上他仍旧服从国民党的文治派领袖（他们中最重要的就是胡汉民，及孙中山的得意门生汪精卫），在军事方面他在一群将领中尚有许多竞敌，这些将领也已经把他们的运气与国民党的运气连做一起。蒋介石希望群众运动的力量把他卷到一个优越的地位上。使他能够发号施令，这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目的和要求。 鲍罗廷和他的莫斯科师傅及中国共产党领袖通通一样从这一前提出发：资产阶级的合作对于革命成功是非常紧要的。工农的独立的，而且当时还是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从没有令他们想起确保工农的直接利益之必要，甚至当它们和资产阶级利益发生冲突也是如此。反之，有种思想倒还牢不可破且成了共产国际的正式理论，即，认为国民党不是和共产党成立临时联盟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党，而认为「国民党……乃代表工、农、知识分子及都市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的一个革命的联盟，（这一联盟）乃是这些阶层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全部军阀的封建秩序，争取国家独立，争取一个单一的革命民主政府的斗争中，根据它们的阶级利益的共同（而建立的）」。 [13] 基本的方向乃「阶级利益的共同」，并非它们的冲突。它培养这一幻想：以为一方面资产阶级与另一方面受它剥削的大多数工农群众在共同的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鲍罗廷就是怀着这样的思想，才把蒋介石视为国民党领导中之最可靠的「同盟者」。广州的其它军阀尚形成过去群雄割据及军事无政府状态的历史之一部分。甚至在鲍罗廷看来他们的最高利益分明就是私利。共产国际相信有一部分资产阶级能够真正进行反帝斗争，蒋介石似乎就是这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比较正统的代表。而且，蒋氏掩藏在激烈的词句中，在鲍罗廷及群众眼前把自己表现为革命军的赤色希望。鲍罗廷因此便运用每一可能的政治权谋，把蒋推到群众的高峰上。假如鲍罗廷一面做这件事，一面相信蒋在服务于群众利益，蒋并不反对。相反的，据说，他「往往引用孙中山向他说的一句话：他采纳鲍罗廷的话就是采纳他（孙文）的话。鲍罗廷知恩酬答，力劝『不论共产党或国民党，通通都要服从蒋将军』」。 [14] 当鲍罗廷「力劝」增加蒋氏的权力之时，后者不难听到已故大领袖的幽灵的声音，出自他的俄国顾问官之口。 1925年8月广州国民党右派的阴谋不轨，终于造成廖仲恺的刺杀案，廖氏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又是国民党的极左翼。胡汉民（国民党的元老）和许崇智（粤军司令）受此案牵连甚深。 [15] 广州国民党右派这次威胁的公开表示，完全由鲍罗廷在幕后处理，其处理的方法就是运用「阴谋」，排除不合心意的人。鲍罗廷经过一番巧妙的小买卖（他做这一类事显然是极自负的），终于把胡迫走海外。许将军及其它与这次阴谋有关的一批人也离开广州。广州工人突然发现他们的新领袖是汪精卫（他已成了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和蒋介石（他已能够号令广州军队）蒋介石为了取得这个地位，他只须立正、敬礼，高呼：「世界革命万岁！」便行。 但是当鲍罗廷及追随他的共产党领袖一手包办，和可疑的同盟者做新的上层勾结的买卖时，群众运动已经获得了大部分东西了。省港罢工，包括将近一百万工人的全国经济和政治罢工，农民协会的非凡的生长，农村反地主斗争之发动，这些通通都画出了群众力量进展的猛烈上升的曲线。工农斗争已招致独立组织形式的产生，群众经过这些组织形式本能地去达到他们本阶级的目的。 省港罢工工人组织自己的罢工委员会且经过工人代表大会和其它广州工人联合起来，他们正设法保卫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广州的警察权事实上在他们手里。借用一个官方报告的话来说，农民已经「在67县里公开反对地主」。 [17] 军队供给共产党人一片洁白的园地，尤其是自1925年在东江各县及广东其它地方进行各次战役之后（这些战役之获胜主要是因为工农的直接参加）。只是因为沾了这些胜利的光，广州政府才能存在。它的权力完全依赖于省港罢工工人及广东农民的成就。甚至蒋介石也公开承认这一事实。有组织的群众与兵士的决定的部份已成了整个运动的推进力。但虽然如此，上层的联盟却妨碍他们去从那个君临于他们头上的政府，取得一点有效的手段，以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几宗小小的苛税已取消。几点较为触目的官场弊窦已铲除。私有财产的神圣疆界仍然不受侵犯。 共产党人从没有教人家必须使这一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具有它本身的政治方向，给它以一个远景和一枝旗帜，这支旗帜使它能够按照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利益而参加阶级斗争的战场。它反而被一个领导弄得愚钝了，这个领导并不教导群众对他们的国民党同盟者怀着不可或缺的疑心和不信任，它倒还教他们完全依赖于站在运动前头的资产阶级民族派。 一切权力和一切荣誉统归国民党及其领导。这就是共产国际，尤其是联共领袖们的格言。1926年1月，斯大林及联共第14次党大会主席团的其它人员，给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拍发了如下的电报：「领导全世界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的历史任务已落在我党肩上……我们相信国民党将来能够在东方扮演同样的角色，并因此而在亚洲破坏帝国主义者的统治基础。假如国民党在目前斗争中巩固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并自愿受这些革命的基本力量的利益来指导的话……」 [18] （圈照原文）。 斯大林已经产生他最初的思想：认为国民党不是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而是工农联盟的政治表现。他于1925年5月18日告诉一班学生说，在中国，民族主义联盟能够「采取一个单一的工农党的形式，如国民党便是」。 [19] 关于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前途的讨论开始出现于若干共产国际关于中国事件的报告中；但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报却报告它的支部说：「一个非常类似于苏维埃组织的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1日成立于广州」，并且它还光荣地引证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国民党大会中的演辞。蒋说：「我们之联合苏联及世界革命实际上就是联合一切共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完成世界革命的革命党」。汪精卫说：「假如我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者，我们一定不要翻过来反对共产党人。（喝采）假如我们反对共产党人，我们就不能同时自称为帝国主义的敌人。（喝采）」。这个报告下个结论说：「国民党的工作和斗争证明孙中山的信徒仍然尽忠于他的根本思想」。 [20] 1926年2月召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届中全会赞扬国民党摒斥它的右派，并宣布这次摒斥右派为「加强广州政府的革命倾向，并使国民党得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支持」。 [21] 但在这次中全会里，各代表在苏维埃领袖的监护之下，对国民党右派的著名领袖之一，胡汉民的列席却保持热烈的喝采！胡氏因与行刺廖仲恺案有关，从广州出亡，径赴莫斯科，他在莫京立即被选入农民国际的指导机关中，充当「中国农民的代表」！ [22] 他被邀去出席刚开募的第六届中全会会议，代表国民党向这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参谋部致祝词。 官方的报告说，「当这位粤军大元帅 [㈠] 全副戎装踱上讲坛时」，安德里埃夫厅（从前沙皇的正殿）「呈现一幅难忘的画图。演讲者因为不断一阵又一阵的喝采，有几分钟无法开始讲话。西方革命的无产阶级与东方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团结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清楚」。 [23] 对中国共产党代表也有喝采，但毕竟他仅只代表东方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罢了。「当胡汉民同志（！）……登上讲台时，热狂到达之点还要高。这些热狂的表现延长几分钟，而且演讲者几乎每一句话都被打断了」。 [24] 胡的讲辞是值得引证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胡不仅只是后来突然成了群众屠夫的大批国民党领袖之一。而且他站在共产国际讲台上时，他已经是因为参预行刺一个左派领袖而从广州出走的亡命客了！ 胡说，「因为能够亲自参加引次国际会议，兹代表中国民众，代表中国工农，代表中国被压迫群众致谢。世界革命只有一个，中国革命就是这个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的口号与马克思主义及列宁主义的口号一致。没有一个人再信仰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影响晚近在中国已大大增加。这个运动包括知识分子及大部份工农，即整个无产阶级。 「国民党的口号是：拥护群众，即，与工农联合夺取政权！所有这些口号都与第三国际的政策相一致……我觉得我是世界革命战士之一分子，我庆祝这次共产国际会议，世界无产阶级团结万岁！世界革命胜利万岁！第三国际万岁！世界所有共产党万岁！出席此会的同志万岁！」 [25] 共产国际的影响包括「整个中国无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能有机会，藉共产国际支持的威望来掩饰自己，那它之感恩知遇是有充分理由的。（甚至广州的商会也把「世界革命万岁！」这个口号写在它的宣言上）。胡汉民可以挥霍无度布施他的万岁的愿望。此事使他能够于短短一年之后，帮助蒋介石凶残地减短最优秀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员的寿命。共产国际第六届中全会为了答谢胡的善良心愿，（而这也就是共产国际从它的中国资产阶级同盟者方面得到的全部东西），它宣布「广州政府是中国民众解放斗争中的先锋，（而且）是全国未来的革命的民主秩序的模范」，而且敦促中国的革命家统一于「由革命的民主组织领导的，（包含）人口的最广大层份（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的一个单一的全国革命战线」之内。 [26] 由于这一理由，在广州，鲍罗廷是并不喜欢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的惊人进步的。「共产党员在新的革命组织中占的显著地位……引起国共两党领袖的焦虑，并不足奇。鲍罗廷也非常关心这一点，且于1925年期间，他常常与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蒋（介石）讨论这个问题。『自1924年改组以还，国民党分裂为两党，即，拥护和反对改组的两党，但这一分裂是不严重的，——因为左派必然胜利。恐怕严重的就是左派自身的分裂』，他说这些话已预见国共的分裂。『因此左派领袖克服未来困难的唯一方法就是表示一个统一的意见』」。 [27] 鲍罗廷说，唯一方法在于所谓左派领袖们的统一。这也就表示国共两党的「统一」。而这一「统一」又表示使群众屈从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有一本着作企图辩护中国的官式共产国际政策，人们争辩说，激烈的改革命不能施行于广州，土地革命也不能实现，因为「由于其混合阶级成分」，国民党不能「实行没收私有财产」。 [28] 国民党的「混合的阶级成分」需要保障资产阶级利益。共产党人处在国民党之内，他们便一定要尊重私有财产之不可侵犯性。换言之，国民党并不是各阶级合作的党（更不用说什么）「工农党」！而是资产阶级迫使其它阶级服从它的党。 组织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攻势，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广州无产阶级「薄弱」。鲍罗廷认为「我们能够在广州夺取了政权，但我们一定不能保持它。我们许已沉没于血海中了」。 [29] 「广州无产阶级的薄弱」在什么地方？广州政府已乘着群众运动的浪潮走上政权，而有组织的群众是否继续支持的问题足以决定它的存亡。在这一方面，广州工人和广东农民占了一个决定的战略地位。他们的「弱点」就是在于是些强有力的群众组织缺乏一个独立的政治远景。假如一开始直接问题或许不是工人政权，那么当时问题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攻，就确切不移了，因为这一反攻正公开从四面八方发动起来。这一点能够办到，只有藉工农本阶级的政策来武装工农，领导他们去创造苏维埃，这些苏维埃能够握住群众权力的棍棒，高临于持有名义政权的中国克伦斯基们的头上的。广州无产阶级太「薄弱」，以致不能干这一着吗？但合组广州工人代表会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已具备了两重政权的规模。这些组织已获得警察权以及兴建学校、法庭和医院等国家机能，而且它们甚至还曾经负责建筑一条从广州到黄埔的公路，它们正本能地要行使充分的政治权力。它们的活动已发挥了苏维埃的职能。它们联合军队代表和全省农协，代表当时广东政权的真正泉源。但是按照上述的办法而举行工人阶级攻势的问题，共产党领导机关从未提出过，甚至还没有考虑过。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攻势恐怕要连带侵犯资产阶级的财产，而侵犯资产阶级财产也就表示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要破裂。 托洛茨基写道：「但我们姑且承认，广州工人尚太薄弱，不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但一般的说来，群众的弱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倾向于追随剥削者。在这种场合中，革命家的第一桩义务就是帮助工人从奴服的信仰中解放出来。但共产国际官僚所做的工作却与此正相反。它灌输给群众的思想是必需服从资产阶级，它又宣称资产阶级的敌人也就是他们的敌人」。 [30] 鲍罗廷说，假如采取较为进攻的政策，工人一定已「淹没于血海中」了。不错，成功是从没有事先保证好的。现在来认定采取任何其它政策都一定已博取胜利，这是不可能和无益的。但这一点却是清楚的：1925年广州的屈服政策使工人丧失方向，而且只不过将流血延缓到资产阶级准备打击，更臻完备，而群众也已由于他们自己的领袖的政策，完全解除了武装的时候罢了。我们可以料想得到，一种进攻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也许已招致失败。这件事一定要看许多因素来定。但这样的失败一定像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一样，是在公开反对已知和公认的敌人中遭逢的。结果一定是干部受了锻炼并使中国工人的教育进入新的阶段，更清楚、更确切的引向中国的1917年。但因为害怕破坏「联合战线」而拒绝一个独立的路线，却一定要在工人蒙受无比损失和沮丧的情况之下发生失败，因为这些工人听人家的教诲去相信别人，结果他们所相信的人却把刀插进他们的背脊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75年前写道，工人们「切不可被民主党人的辞句混乱视听：例如，说什么民主党将因为工人们的独立行动而分裂呀，它（指工人的独立行动——译者）将使反动的胜利成了可能呀等。当这些辞句应用起来时，最后的结果，无产阶级往往要受欺骗」。 [31] 这些辞句运用过了，广州无产阶级也受了欺骗了。 [1]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一节引证。 [3]1925年6月6日NorthChinaHerald报。 [4]陈达：〈新民族主义的劳工部分〉(Labour’sPartinTheNewNationalism)，见1926年3月6日《密勒士评论报》。 [5]SamuelH.Chang着〈广州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分析〉，见1926年3月20日和4月3日之《密勒士评论报》。 [6]1926年3月20日NorthChinaHerald报。 [7]同上。 [8]关于大沽哀的美顿书，请阅1926年之《中国年报》第1031—2页，关于此次屠杀的详明叙述，请阅OskarErdberg著《现代中国故事》一书（1932年莫斯科出版）〈三、一八〉。 [9]1926年3月27日《密勒士评论报》。 [10]1926年3月20日NortuChinaHerald报。 [11]1926年《中国年报》第1011页。 [12]李芝龙：《汪主席之辞职》，1927年武汉出版。 [13]〈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年3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6次扩大会议通过。原文见1926年5月13日《国际通讯》（第40期）。 [14]汤良里著《秘史》第234页。 [15]菲些耳著《苏维埃之世界政策》卷二，第646页。 [17]《广东农民运动》（国民党农民部的报告），1925年10月，广州出版。 [18]1926年1月7日《国际通讯》。 [19]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及殖民地问题》（纽约出版，日期未详）第216页。参阅托洛茨基著《列宁死后之第三国际》（1936年纽约出版）212—22页。 [20]1926年3月18日《国际通讯》。 [21]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中国问题决议案〉（见注13）。 [22]布施胜治著《苏维埃之远东政策》（1927年北京出版）第304页；在该书第305页上有胡汉民与其农民国际同僚聚坐的一帧照片。 [㈠]在莫斯科，胡氏极力用「大元帅」的荣衔，这是他继承孙中山的官衔。 [23]1926年2月17日（第六次全会首次会）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的详细报告，见1926年3月4日的《国际通报》。 [24]同上。 [25]同上。 [26]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中国问题决议案〉（见注13）。 [27]汤良里著《秘史》第233页，以小说的方式描述鲍罗廷在广州的作用。请阅昂德里�马尔劳的《征服者（IesCanquérants）》，1928年，巴黎出版（即纽约1929年出版之Conquerors），并参阅托洛茨基对它的批评：〈被绞杀的革命〉和〈被绞杀的革命及其绞手〉，此二文均收入托洛茨基之《中国革命问题集》一书（1932年纽约出版）中（见该书第244—66页。） [28]菲些耳著《苏维埃之世界政策》卷二，第647页。 [29]前揭书。 [30]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集》第254页。 [31]〈共产主义同盟给德国党员的第一号通告〉见恩格斯之《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第143页。 上一篇 下一篇
第三章新的觉醒 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伊罗生-> 中国革命的悲剧 第三章新的觉醒 在世界大战期间，当中国的经济变革开始之时，它迅速地洞开了一切改革的源泉。新观念、新思想、新希望通过千百万孔道输入这个国家并冲毁过去的死硬的重物，好像巨浪冲毁搁浅的破船一样。在知识分子中，1911年革命失败所唤起的绝望和气馁的情绪已消失了，一个丰富的文化复兴运动便代之而兴，这一运动迅速地把整个新生代吸引到它的轨道中。新的领袖、新的力量出来。从1911年的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疏疏落落的队伍中涌出了陈独秀这一角色来，他是安微宦家之子，他开始比之任何前人都来得大胆，清楚和勇敢的提出叛乱的任务来。围绕于他周围的人和他一道去改造一整代的生活，往后数年，这些人便在社会冲突的战场上，加入和率领相敌对的军队。 陈独秀宣告新一代的任务是「反对孔教，旧道德及旧礼教传统，旧伦理与旧政治……国粹与旧文学」。他决以民主政治及近代科学代替这些东西。 1919年，陈氏在他的著名的杂志，《新青年》上写道：「我们……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㈠] 陈氏又写道： 「予……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慧，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吾辈如欲生存，不得不有青年，吾辈如欲排除腐败，不得不有青年。社会之希望即在于此。 [㈡] 这种鲜明的号召预示了新的觉醒。当它发表出来的时候，一个学生写道：「它宛如晴天霹雳，唤醒我等于迷梦中……快函北京定阅者，数目更多。第一号翻印若干，虽不确知。但余深信推销数目必在20万份以上」 [1]从这一号召里生出勇往直前的破除偶像的精神和不顾一切的大勇气，青年就凭着这点勇气，着手去替自己创立新生活和新世界。这些伟大运动的知识泉源不久便振奋全国，使几千百万人从屈服中站起来。从此又生出新的民族主义，而大战结果，到处刺激被压迫人民的不安和骚乱，又加速了这一民族主义生长。 这种情绪立即和日本帝国主义冲突起来，盖日本帝国主义曾利用大战几年的机会迫使中国接受了1915年的不名誉21条，且占领山东省。威尔逊的卓越辞令，他对全世界人民提供之自决和社会正义的诺言曾唤起中国人的希望，以为在一般的调整中，中国也会蒙到实惠的。等到巴黎和会开幕，这些幻想给帝国主义的骗子们无耻地打断了的时候， [2]新青年怒气填胸起来反对腐败的亲日派北洋政府的卖国。1919年5月4日，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卖国总长的住宅被垄击和捣毁。这个运动蔓延全国。在这个运动里新的音调响起来了，工厂工人罢工支持学生的要求。 工业的发达已把一个近代的无产阶级带上舞台。1916年末，产业工人已有了100万左右，1922年他们的数目几达两倍。有一支包含将近20万中国工人的军队送上欧洲西线，他们在那里略略学会读和写，尤其重要的就是他们和欧洲工人及较高的欧洲生活水准接触。他们回国带着新思想，晓得人类如何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斗争。他们已见过那些卷入冲突中的大国，他们回国决心要解放他们自己的祖国。在山东事件惹起群情激愤的期间，他们恰好在离欧回华的途中，许多都拒绝在日本口岸上陆了。当罢工开始加强五四运动的怒吼时，这些回国工人已被视为「中国劳工界的海燕」了。 [3]在中国产业工人这个伟大的个体里面，这支新从战争出来的劳苦大众军形成一个强固的、自觉的核心。它帮助这个幼稚的阶级去解决那些成年人的任务，这些任务，这个幼稚阶级差不多刚出世时就碰到了的。年轻的产业无产阶级领导着几千百万交通工人、苦力、店员、手工业者和学徒， [4]它开始自行团结在自己的组织中。旧式家族店号和行庄让位于股份公司，行会破坏了，工会和商会起而代之。中国工人虽然对自己的机器还陌生，但立即便冲入政治斗争中。1919年，他们在上海及其它城市举行罢工，迫使政府释放北京的示威的学生及革除政府的犯罪官员。 五四的浪潮席卷了全国。它成了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前驱。旧传统思想堡垒倒塌的隆隆声响彻全国，在青年心中唤起不安。他们从城市和农村卷入这一代的动乱中，这一代正站起来支配中国的未来。他们大胆的挣破权威的拷镣，勇往直前的把旧中国长城的遗迹打倒。做事和思想`旧方法的惰性虽然尚残存下来，而且在临近的革命和改革的苦斗中，这种惰性尚显现得巨大和可怕，但城门已倒，已永远无从再建了。新青年的视线从巴黎和会移向俄国，俄国十月革命给了他们一个榜样和一个鼓励，这个革命的现实性具有无比的必然性。欧洲社会思想一切主潮的过迟的支流都和十月革命一道来到中国，这些潮流就是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它们打开了新的眼界，并在思想、道德和文学方面惹起一个真实的革命，这个革命迅速地加深了政治改革和社会冲突的河床。社会的一切阶级均加入政治决斗场中。陈旧的政治组织得到新鲜的生命。新的组织也产生出来了。 当这些新鲜的政治潮流于1919年开始奔流时，国民党，这个1911年革命派的党已变得极度闇弱无能。它的「右派」份子——保守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成了军阀的无告的门下客。孙中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较急进一派的领袖，他企图利用小军阀来反对大军阀，藉军事手段来完成他的革命计划。他已创出一种政治哲学，这一哲学包括在他的三民主义内，三民主义的最明显的特色并不是它们的水晶样的透明，在解决中国革命的社会问题时，他们的特色也并不是采取具体和大胆的态度。他的民族主义一点也没有指出反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主人的斗争。中国第一任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在列强之前确乎表示一种卑躬屈膝的奴性态度，他答应它们，凡是他们用武力向亡清勒索的酬劳物和特权均予保留，并答应由民国担负偿还他们的借款。 [5]大战之后，他对中国的希望只是寄托于列强的慈善合作的某种形式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一个幼稚的计划呈递给各外国政府，这个计划的内容就是各帝国主义者「精诚」合作开发中国的经济富源。他确实在逆睹一首牧歌，在这首牧歌里，外国的强盗们将舍弃它们的贪欲，参加实行一个天下皆蒙其利的「社会主义计划」。孙氏写道：「我希望实行这个计划的结果，现有的势力范围就可废除，国际与商业战争消灭，互相残杀的资本主义竞争可以排除，最后而重要性不稍减的便是劳资的阶级斗争可以避免」。 [6] 孙氏的「民族主义」尚包含有转变被压迫的中国政府为中华帝国内部少数民族的一个压迫者的希望。他逆料蒙回藏将「同化」于汉族统治的大中华。民族自决像反帝斗争一样，它之进入他的思想还是后来的事。 他的第二个主义——民权主义主要是规定一个「训政」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开明的领袖将一步一步指导黑暗和贫穷的群众朝向自治的光明。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由人民直接取得政治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没有丝毫共通之点。 第三个主义——民生主义所包含的政治思想有两点，第一是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形式的重大问题，第二是关于土地与农民的普遍问题。孙氏提倡「节制资本」及「平均地权」，但后来这两个公式，孙氏本人及他的信徒均加以诸多改变和解释。孙氏希望实行「节制资本」（运用的手段则从没有指出过）便可使中国免除资本主义之害。孙氏主张的「平均地权」乃是一个计划，其目的在把窒碍中国农村的不均现象加以调整，使「过去有财产者不蒙其害」。 [7]他的计划是经过地主同意，规定地价，而未来该项地价无论增涨多少均归于国家。国家将利用购卖权，继续替农民人口中之无土地或土地饥荒的部分造成更有利的情况。但是孙中山多年来连这种学说也从来不敢太公开的宣传，因为他害怕失去他的军事同盟者及他本人的信徒的欢心。孙氏极力排斥阶级斗争的观念且反对群众参加政治生活。他希望得出一个方法，等到他本人和他的信徒藉纯军事手段取得政权之后就能够和平的且毫无震动的改变中国社会。这就是他那无穷尽而又总是无结果的军事冒险和联盟的目的。 [8] 但1919年之后，新的政治潮流与群众运动的生长使孙中山的没落的党得到生力，而国民党的活动也复兴了。孙氏开始出席学生集会，当陈炯明将军应允他在广州开府时，他和省港新近组织的工会也建立关系。 恰恰这个时候，萌芽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也已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刊物开始出现于大中学校，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开思想和行动的新远景，此事尚远在工人阶级本身得到这种远景之前哩。1918年与1919年形成的各种团体发育成为社会主义团体，又这些团体只不过往前发展一步便于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它的创办人都是五四运动的重要角色，他们中的主要人物就是陈独秀，他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实际这时陈氏已离开北大——译者）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均来自非常不同的背景。无产阶级分子甚少。许多都是受了新觉醒运动激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他们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和试验便混合成一片临时的溶液，但它很快便受事变的影响，沉淀下来了。阶级斗争竟出乎他们多数人预想之外，很快便把致死的白光瞄准每一个人。它的压力迫使他们走入许多不同的方向中。有不少人或受感情牵引，或受无政府主义的学理蒙蔽，立即离开，走入资产阶级阵营中。 [㈢]创办人中有些是消极了，退出政治舞台了。其它如李大钊则命定要在临近的斗争中丧失他们的生命。残存的领袖，如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等人虽然于1921年炎夏，当这混杂的一群尚通通未受阶级斗争冲击之时，开始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但他们在晚近中国历史中却各走不同的道路。共产党出生于俄国十月的灼热中，它在第一次大会里负起替中国工人阶级创立组织武器的任务，这一工作已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开始，该地的铁路工人已组织了一个工会，且共产党学生已在那里开办夜校。一个劳动书记局已成立于上海。进行是缓慢的，开创的规模是细小的，而问题又多而且难，因为历史已把一些成年人的问题交托给一个尚处于婴孩期的阶级。 共产党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它以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资格，如何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派国民党建立关系的问题。共产党参加民族运动的形式和方法，对事变的全部未来的行程是具有决定作用的。这一参加乃出自民族革命运动之无可辩驳的进步性质。我们已知道，列宁已于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如何能够走到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潮相融合。和民族运动合作是合乎心愿的和必要的，但要附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无产阶级组织的独立应保持，「即使（这个组织尚）处于萌芽的形式中」。 1922年在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国共两党联合的计划。少共国际的俄国代表达林向孙中山提出这一计划，孙氏拒绝它。他告诉达林，他可以应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但不赞成两党联合。不久之后，马林（共产国际在华第一届代表，他已在南方和孙氏会晤）在杭州西湖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商，提议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利用它的广大的松弛的组织结构为手段，在群众中发展自己的宣传和关系。 马林这个提议有三个因素做根据。第一个就是他本人在爪哇得来的经验。大战之前，爪哇的社会民主党左派参加萨拉喀特回教会（Sarakettslam），这是一个混合的经济、社会和宗教的运动，目的在反对欧洲殖民者剥削爪哇人。他的左派已接受印度社会民主联合会的援助，这个联合会是马林帮助组织的。左派在萨拉喀特回教会内部发展工会组织的思想，在大战期间，一个重大的左翼运动生长起来，也归功于它。马林根据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战术和策略的结论，他感觉得这些结论特别可以运用，因为——这也是第三个因素——在南方，国民党与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已建立关系，南方的工会在孙中山影响之下已参加民族运动且给了共产党一个最膏腴的园地来扩大活动。 [㈣] 据马林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数赞成这些见解。反对他这一提议的人所持的理由就是：他们认为拿国民党当做一种政治力量来看，其重要性殊成问题，且不相信它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群众运动。马林认为赞成加入国民党这一计划者，陈独秀亦是其中之一，但陈独秀曾写过1922年杭州大会的情形，他在这一点上与马林互有出入。 [9]他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都反对马林的见解。他给了这一反对派一个根本的政治性质，认为他们相信加入国民党「会混合阶级的组织与束缚我们的独立政策」。但认为共产党领袖在早年就反对和资产阶级合作，是无根据的。恰恰相反，这种合作观念却完全支配了他们。1922年陈独秀写道：「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 [10]反对加入国民党不管是出自共产党领袖之全体或几个人，它好像多份还是基于国民党乃一死物这一信念。马林说，实际上这也就是张国焘表示的见解，张氏在杭州会谈中是反对加入者中之最强硬的。但结束这一提议却通过了，虽然国民党领袖是否欢迎尚属疑问。 [㈤] 共产党人个别加入国民党，他们希争取南方工人，使之受共产党的影响，这些工人是追随国民党的。 [11]他们提议拿一个能够吸引人民拥护的政纲做基础，改组国民党，但孙中山尚冷然置之。直等到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之后，孙氏再度亡命，他才逐渐采纳马林的见解，马林的见解当时受孙氏急进的心腹至友，廖仲恺拥护。孙氏虽尚不把群众运动当作一个政治武器，重视其潜能，但他已开始为俄国的直接和具体援助的希望所惑。 有几个因素结合起来，促使孙中山转而注意联俄的可能性。他的国际开发中国的幼稚计划已经在一切帝国主义的政府中碰了钉子或客气的冷遇。豺狼是不会和羔羊并存的。 [12]他们只是想经过肉搏来决定谁应吞掉它。1921年至22年华盛顿会议的目的就是想解决这一问题。这次会商曾经又唤起中国人希望帝国主义的慈悲，但这种希望迅即打消。借用汪精卫的总结来说，华盛顿会议「从日人单独武力蚕食的政策中解放中国」，只是为的使它成为一切列强「共同缓慢蚕食」的牺牲品。 [13]它之召集并非为着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而是为着美帝国主义的利益。领悟这一事实大有助于消除中国人企望列强慈悲垂爱的固执的幻想。它又迫使中国民族运动的领袖自觉到这一事实，即，新兴的苏维埃政权如是有效和惊人的击败了世界大战战胜国的联合干涉的武力，那么，在中国企图向帝国主义取得让步时，这个新兴的苏维埃政权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杠杆。 远在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政府已宣布它准备放弃沙俄在中国所保有的一切帝国主义特权。它在1920年10月27日的更进一步的宣言中又重新提起这一建议，而非正式的苏维埃代表也在北京努力根据这一点来谈判一个新条约。但列强方面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政治和军事的）来孤立和破坏布尔什维克政府，他们的切齿的仇恨便阻止了俄国政府的努力，不过俄国建议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与中国订约，此事在中国造成一个深刻的印象，且在蓬勃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集团的眼中，提高了新成立的苏维埃权力的威望。 苏维埃代表和中国成立关系的初步努力，是某种倾向的一个显著的（虽然尚是孤立的）例子，这种倾向就是想使苏联的明显的眼前的国家利益超出于革命目的之上。当赤塔政府及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派遣的第一届非正式苏维埃代表抵华时，北京政府适在著名亲日派安福系手中。孙中山领导的弱小的民族运动并没有被他们看为苏维埃利益的据点。他们迷醉于军阀吴佩孚的军事力量，当时吴氏正设法推翻安福系政府。当吴氏于1920年在北京攫取了政权，且成立他自己的傀儡内阁时，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消息报》（Izvestia）的一位远东政论「大家」写道：「吴佩孚已在中国发生的事变中竖起他的大旗，显然在这一旗帜之下，中国新内阁一定采取有利于苏俄的方针」。 [14]但事实证明吴佩孚是英帝国主义的一个工具，他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丝毫不讲交情。在北京政府背后只是英国旗代替了太阳旗罢了。这就是1921年谈判无效的原委。 当马林于1921年春来华，到广西访晤孙文，与之建立关系之时，马林断定中国民族运动的主流是在孙氏的国民党方面。1922年1月，正当香港海员罢工的时候，马林访问广州，他发现当地国民党已和年轻的中国工人运动的最积极一部分发生了实际关系，他的信念愈坚。马林违反伊尔库次克局（这个机关当时是共产国际与远东发生连系的唯一机关）的倾向，在杭州提议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当孙中山见逐于广州，于1922年8月抵达上海时，马林再度和他会晤，劝他抛弃藉纯军事手段夺回广州的任何企图，而采取一个群众宣传的运动。华盛顿会议已大有助于改变国民党领袖的心理，现在马林发觉他的见解大受热烈的欢迎，盖孙中山已确切开始考虑苏维埃的帮助。这就是马林于次月带回莫斯科的报告。共产国际根据他的发现，放弃「伊尔库次克路线」。转而注意孙中山。马林赞成和华南民族运动合作的意见发表于共产党的报纸上。 [15]苏维埃政府方面也派遣它的第一流外交家阿陶尔夫．越飞和孙文建立正式的关系。 越飞会晤孙文于上海，他们于1923年1月26日在当地发表一共同声明，在这一道声明中，越飞同意：「在中国没有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建立成功之条件」，又同意「中国的主要及当前目的是国家统一与独立之完成」。越飞向孙文担保，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国民革命运动「可依赖于俄国的援助」。 [16]这一外交公式正式宣告了苏俄和孙氏的联合，孙氏最后恍然大悟，原来俄国人把十月革命的威望送给他和他的党，这一威望还有武装、金钱和顾问做后盾。 但差不多同时，这同一公式又被解释成这样的意思，即，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完全屈就这一工作：帮助国民党变成一个有价值的同盟者。当密些尔．鲍罗廷于是年秋就任孙文的顾问职时，他并不是以一个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来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而是代表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来充当国民党的顾问官。这种辨别并不是纯粹形式的。鲍罗廷的职责就是改组国民党并以新的生命充实它。一切努力——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现在必须集中到这一目的上。 共产党的独立的政治远景已消失于当时的估计中了。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因为中国独立的工人阶级运动尚属薄弱，因为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完成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华的封建代理人的国民革命，又因为这一国民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本身尚未充分分化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的力量，所以共国际执委会认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 [17]无产阶级的独立被抛到遥遥无期的未来，但中国共产党却仍然「不」和国民党「混合」也不「卷起它的旗帜」。实际上，假如共产党人必须放弃以一个「绝对独立的力量」的代表资格来活动的思想而赞成和国民党合作的「中心任务」，结果就必然丧失他们的独立了。1923年6月共产党第三次大会箝制党内反对加入国民党者之口，提出这一口号：「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大会宣言宣布：「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领袖地位」。 [18] 共产党人的路线直接而又不可避免产生这一思想：认为反帝的民族斗争较阶级斗争重要，或暂时延缓阶级斗争。认定利益相反的阶级能够统一在一个党内的思想是建基在这一假设上的，即，帝国主义暂时融合各个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加深它们之间的矛盾。这一思想假定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不仅能够而且一定要尽革命的作用，而且还要尽领导的作用。这是一种急剧的转变，背离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立下的明晰的战略路线，因为这一思想立即替民族运动开辟通路，引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路线中，且完结了共产党的政治和组织的独立。后者于1923年从始便承认国民党的「领袖地位」。共产国际也一样做法，且发挥一种理论，认为国民党并非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各阶级在反对国外侵略者的共同目标之下联合起来的党，因此，它把这种模糊阶级路线的思想加以合理化了。这种实际上是第一次确立的概念（即指各阶级联合党的概念——译者）不久便混入共产国际的正式文件中，且指导了它的战略的全部未来的方向。 鲍罗廷开始使孙中山相信，国民党所急需的是一个有纪律的政党组织，以一个强有力的群众运动做后盾。当十一月，陈炯明又威胁广州，危及孙氏的再起根据地时，鲍罗廷干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几桩诺言就能够唤起工农来保护政府。陈炯明威胁的安然避过证明了鲍罗廷的见解。 [19]鲍罗廷得到孙氏支持起草 [20]一个政纲，内容包括三点：联俄容共、武装反帝以及充分改良工农生活。鲍罗廷采纳孙氏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但把它们加以具体化，只不过规定二五减租和制订劳动法。 [21]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个政纲并实行彻底改组。大会开幕之日亦即列宁逝世之日，这是一个历史的巧遇，这一巧遇并不缺少它自己的讽刺意味，因为列宁帮助产生之苏联和共产国际正在中国放弃不可和解的无产阶级独立的思想，而这一思想却是列宁的最丰富的遗产。 [㈥] 国民党在组织上改变成为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粗略复本，而布尔什维克宣传鼓动方法也输入来了。为了纠正依赖于封建思想的军阀的错误（这是以往国民党的主要弱点之一），俄国人于1924年5月创办黄埔军校，替新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奠定基础。这一军校靠俄国经费来供给和经营。 [22]不久苏联的军火便源源运入广州，供给各军，这些军队于国民党开始现出力量时就团集于新旗帜之下，而国民党的力量又是共产国际及共产党的活动赐予的。 因为他们要在国民党（它现在开始飞快发展）内工作，共产党人便拿资产阶级国民革命的口号和要求来限制自己，而这些口号和要求自然又受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限制。共产党的干部先是主要从学生中募集，后来从熟练工人队伍中来的逐渐多起来，但他们受的教育乃是纯资产阶级国民革命的，而并非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育。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宣传只限于完成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反军阀和反帝目的。这一事实把共产党改变为国民党的左翼附庸。 共产党人与纯粹国民党员并非由马克思主义与孙文的模糊的民粹主义之间的深刻思想鸿沟来区别，也不是由任何政纲上的不同来区别，因为整个运动只是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进行的。 [㈦]他们与国民党上层的不同就在这个地方：只是共产党人才使党和运动充满英雄主义、自我牺牲和共产主义的进取心，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服务于工农运动而他们对这一运动之忠诚便生出了上述的进取心。共产党人没有一分钟朝着他们自己的政治远景前进，又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名义和旗帜之下现身于群众面前，他们孜孜不倦的把组织和群众力量的钢铁注入国民党的铸模中。但在起始的几个阶段中，这一事实的基本意义却部分地为群众运动的惊人生长所掩盖了。因为群众运动之产生既不是由于共产党人的策略，也不是由于国民党的要求。它的勃发的条件埋伏在中国社会组织之现存结构中，有如矿苗之嵌在石头中一样。 在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及其它城市的中外工厂中，工厂工人生活和勤劳的状况，只有产业革命最早几个阶段的英国工人的奴隶境况才堪与比拟。男工，女工和童工（像他们现在一样）每日工作12、14以至16小时，而工资则低至每日8分钱，连他们的安全的最起码的保障，或最微末的卫设备也没有。一种最有害的学徒制以无穷的童工劳动供给于小生产者和店老板，这些童工每日工作竟达18和20小时，而报酬则只不过一碗饭和一块睡眠的床板。 从这样的劳动境况中，雇主，尤其是有优越技术的外人便能够抽取最高限度的剩余价值，而且还可以抽取得更多，因为一个工人的生命是不值钱，没有人晓得中国的死亡率。 [23]中国工人（他们的队伍已随工业的生长而膨胀了）很快就揭竿而起反对这种境况。 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于大战结束伊始便开始形成。甚至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罢工就已开始发生。1920年广州机器工会举行头一次大规模的罢工，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胜利，使英帝国主义者受了重大打击，他们的工会取得承认了，工资也大大增加，这次罢工震动了全国。 [24]这些罢工奠下了工人迅速拥入工会的基础。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海员的胜利的领导之下，开催于广州。 这次大会集合23万有组织工人的代表。在这种新兴和强大的力量压迫之下，孙中山的广东政府修改了惩治合法工会组织的法令，而更大发展之路遂扫清。 [25] 在华中、华北，争取增加工资、争取组织和集体谈判的权利也开始了。这些斗争中之最重要的就是京汉路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结果遂造成1923年2月7日河南郑州的大屠杀。华北军阀吴佩孚命令他的士兵捣毁一个工人组织的大会。60个工人被杀。这一次镇压只不过暂时使铁路工人无法造成全国的组织罢了。差不多「二七」一周年之后，铁路工人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了，并产生了一个全国执行委员会进行为「改善我们的生活状况、尊重我们的命运、教育我们及我们的子女」而斗争，并争取「组织个别工会的权利，俾锻炼全体铁路工人的团结」。 [26] 上海于1923年初已经有四万工人组织在24个工会中。战线迅速扩大。1918年统计有25次罢工，包含工人不足一万。1922年全国各地有91次罢工，包含15万工人左右。 [27]工人运动以惊人的迅速和战斗力生长起来。1924年五一节有十万工人游行上海的街道，在广州则数目倍之。当时的报导叙述武昌、汉阳和汉口虽受严峻的戒严令箝制，红旗尚飘扬于工人区。五一节的传统口号：八小时工作制，使工人震动起来，因为他们才刚刚开始梦想每日工作14小时来代替16小时，12小时代替14小时，10小时代替12小时哩。 那一天传单上写着：「八小时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这个政纲何等合理呀！工人阶级为实现它而流血已40年。无产者充当资本家炮灰的时期已过去了。他们只有革命之一途了。到时他们就要实现它！」 [28] 「工友们，记着今天，你们和资本家一样是人。你们要求受人的待遇。组织起来！人数产生力量！同志们将向你们伸手！」他们游行各街道，唱着新歌：「工作将是快乐，将是我们献身于同胞之爱。我们将被自由之钟唤去工作，携手合唱——『工人万岁』！」 [29] 显然恰好于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时，中国的无产者已站起来，组织在一个大运动中，这一运动的明显的特性就是斗争和勇敢。它同时也充满了怀疑资产阶级「同盟者」的健全精神，这种精神很快便被国共联合的要求窒息了。1924年五一节孙中山向广州工人说：「中国工人与外国工人的不同就在这个地方：外国工人只受其本国资本家压迫，而不受其它国家的资本家压迫……中国工人还没有受中国资本家压迫……他们是受外国资本家压迫」。 [30]下一个月，太平洋交通工人第一次大会开催于广州，一个国民党演讲者在会上讲出同样的话。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辛斯基（他在迫使工人运动屈受资产阶级领导的工作，曾尽过很大作用）叙述这次大会道：「中国铁路工人代表不远千里而来，非法参加大会，他们脑中对京汉路罢工流血事件及是年五月之枪杀工人，尚保留活生生的记忆，他们与爪哇同志结成大会的左翼，他们以冷淡的、怀疑的态度接受国民党负责代表的宣言，因为国民党代表号召工人和农民及知识分子成立联合战线，但并不是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爪哇同志于去年五月也经过了一次巨大的和严重的铁路罢工，而且他们还从萨拉喀特回教会那个泛回教组织中，分裂了一个颇大的左翼出来，他们现在虽参加号召一个反军阀的联合战线，但（主张这个联合战线）要在真正革命的组织（在这个组织内要有充分的共产主义影响）领导之下」。 [31]维辛斯基和他们的朋友不久就教中国工人应当听从国民党的负责代表。 农民也开始锻炼他们自己的组织武器。近代中国农民运动是彭湃在广东东江的海丰一手培养出来的。彭湃是中国革命中最动人、最英勇的脚色之一。他是海丰一个有钱的地主的儿子，曾在其本村当小学教员。他是第一批共产党员中之一个，他不久就设法于农民中传播他的思想。彭氏于1921年因带他的学生举行一次五一示威，受学校辞退，他便走入农村唤起农民的组织要求。关于他早期的挫折，他的第一次成功以及海丰农会的初期斗争，所有关于这些事的源本，他已亲自保存在一批宝贵的个人札记和回忆录中。 [32]农民一开始以不信任和仇视的态度接待彭湃——他不是一个地主的儿子吗？——但彭湃终于影响几个农民的子弟。他一面演魔术和唱留声机，一面演讲如何从地主的压迫中争得自由，因此，彭氏和一小群年青同志终于取得农民的信任。之后，第一个农民协会成立起来，迅速发展，且差不多立即就在陈炯明军队的进攻之下，受第一次炮火的冼礼。 海丰农会开始成立之后，这个组织迅速扩大到邻县，而全省农民协会的规模也于1923年上半年成立了。这个新组织的一个宣言说，「认为地主的土地是买来的，这不是真情。现在地主的父亲和祖父是用武力从农民夺来的。即使假定土地是买来的，付钱也不过一次，但地主每年从土地收租已有几千百年了……地主不劳而获得大部分收获物。我们和我们农民的先祖在这块土地上耗去多少金钱和血汗呵！」 [33]这些都是简单的辞句，它们描写一种境遇，人们告诉农民这种境遇是千古不变的，是天命注定的。当农会工作者指出他可以由农民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而且进行用事实证明它能够被改变——之时，世界彷佛已改变了面目了。上天彷佛对农民和地主一同露出喜色了。这些观念迅速渗透农村，犹如雨水之渗透大地一样。它们很快就开花结果。农民反对地主，反对一切县官和军警势力的斗争如雨后春笋的蔓延于东江各县。而且掀起了该省西北的同样冲突。减租的要求差不多马上就转变为全部废除地租的要求。甚至1923年，在揭阳县，「有些农民协会会员已有勇气拒纳地租于地主，地主不得不乞灵于军警来征收」。 [34]严重的小冲突到处发生。农民运动揭幕了。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时，它已欣欣向荣了。 共产党人把国民党政纲传播于工厂和农村，在工人和农民看来，这个政纲似乎供给一个明白的机会去藉助于战斗组织，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当然，他们把国民党的敌人视为自己的敌人，而且在国民党够得上成为统治权力之前，不仅在广东省，就是在广州市本身尚有许多敌人要加以攻击和压服的。1924年夏，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受商团攻击，这些商团均由英国及省港的富有买办接济武装和金钱。经手组织商团的就是陈廉伯，他是远东英国重要金融机关——汇丰银行的大买办。8月10日，孙中山将运交陈氏的一载军火籍没，经过一番踌躇和延搁之后，便决意把这些危及他的统治的武装队伍加以镇压。 8月26日，英国总领事下一通最后的哀的美顿书，威吓：如攻击商团，则英国海军立加干涉。孙文向英国工党首相蓝赛．麦克唐纳提出抗议，但麦克唐纳的沉默却证明工党允诺的改良，并没有包含英帝国主义政策的更改在内。孙氏又通电国联，但这个世界和平的机关却没有看出这件事和它有什么关涉，它也保持沉默了。最后，到了10月，黄埔学生、工人武装队伍和农民自卫军合成一枝武装力量袭击商团，经过了一场短促而剧烈的战斗之后把他们打败和缴械。英国的军舰并没有履行它们的恫吓。 [35] 四个月之后，即1925年2月，广州又受陈炯明威胁，陈炯明是孙中山从前的军阀同盟者，他在军事上尚控制了该省的大部分土地。国民党军队打入他的东江老巢里去。海陆丰、惠阳和五华农民运动使陈炯明束手无策，他们袭击他的后方，截断他的交通线，截获他的军需品，使他无法防御。东莞、常平及邻县的农民与国民党军队站在一起作战，且做向导、间谍及交通队的活动。陈炯明一点也没有办法抵抗这种进攻，这似乎在他的地盘内四面八方起来反对他的。他迫得溃退并放弃进攻广州的计划。 [36] 1925年五一节，广州举行了一次表示工农运动非常发达的令人难忘的示威，同时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农民协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也召集起来了。劳动大会聚集230个工人代表，他们代表中国一切重要城市57万有组织的工人。 [37]农民协会虽尚限于广东22县，但已有了117个代表，代表18万农会会员。 [38]工农代表与成千成万的广州工人和农民（他们从近郊拥入城来）成群众结队游行城里布满旗帜的街道，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农团结的大示威。这些手粗面黑的群众鱼贯而入广州各大中学校的会场中，这些学校是供他们10天集会之用的。学生和政治工作人员登场演讲。他们第一次听到新式机器农具，运用它们便可以减轻他们的工作。他们游览教室和图书馆。他们享受世界的第一次眩人的一瞥，数世纪的劳动和滴汗已无情的把他们和这个世界割离了。 数星期之后，广州街道又响着步枪和机关枪声了。广州当时尚处在滇军将领杨希闵和刘震寰的军事支配之下，他们像别人一样，希望和国民党合作，取得一点利益。但他们与群众运动之间的鸿沟太大了，他们无法跨过。黄埔学生和武装工人又站在一起作战。结果是可以先行决定的。滇军挫败和溃散，这两位将领也被驱逐出境。西江各县农民截断残敌的退路，经过军田一次短促和剧烈的战争之后消灭了他们，完成这件末竟的工作。 [39]这时一声新的雷鸣又隆隆然从上海发出来了。群众运动的高潮才刚刚来到哩。 上海工人已经奋起反对奴隶劳动的境况，这种境况流行于各厂，尤其流行于纱厂。在1925年头几个月，尤其是在日本厂里，已连续发生凶猛的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反对工头的暴虐。青岛罢工工人的枪杀，再加上上海一个日本工头杀死一个中国工人，使群众的愤激沸腾起来。当学生和工人联合示威抗议时，这种愤激之情沿着上海马路上的群众行列，震荡起来。有几个人被捕，示威者便列队到巡捕房要求释放他们的同志。一位惊惶的英国长官喝令开枪。学生们躺下来。他们中有12个死掉。这是5月30日下午的事。 这次影响是飞快的，骚乱的，闪电式的。上海，这个建筑有外国银行和工厂的伟大的帝国主义根据地，现在被一个总同盟罢工弄得瘫软了，这次总罢工甚连外国人家里的中国仆人也卷去了。宛如一个巨人惊醒一样，这个外表上是迟钝的中国劳苦大众怒吼一声站起来，这一声使中外雇主胆战心惊，并传过大洋震撼帝国主义官邸无法认识的大众起来，向他们的面前挥拳示愤的时候，他们的脸色立即苍白起来了。这次罢工这样普遍，以致「外人除了服务于当地保卫队之外，很难做任何事情」。 [40] 这种爆发是全国性的。据一位劳工调查者收集的不完全的统计，五卅枪杀案直接掀起的罢工，南自省港，北至北京，总计有135起，包含40万工人左右。 [41]上海的五卅屠杀之后，不久又跟着发生汉口和广州的枪杀。6月11日汉口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向工人示威队伍开枪，杀死8人，枪伤12人。 [42]在广州，英国轮船的中国水手于6月18日罢工。三日之后，实际上香港和沙面（广州之外人租界）外国工厂中的全体中国工人均参加罢工了。6月23日，学生、工人和军校学生游行示威于广州各马路上。当他们经过沙基路桥的时候，对岸租界的英法机关枪手向游行群众开火。工人和学生遇难者52人，受伤者117人。 [㈧] 抵制英国货和总罢工立即宣布了。香港，这个不列颠帝国主义在华的堡垒完全无能为力了。没有一个机轮转动。没有一件货物搬动。没有一艘轮船起锚。10万余香港工人采取空前的撤离香港的行动，成群结队的回到广州。这次罢工使所有外人的工商业活动濒于绝境，它从香港和沙面的一切重工商业中卷去25万工人。 [43]在广州，工人们肃清赌馆和烟窟，把它们改变为罢工工人的寄宿舍和食堂。从罢工工人中召募二千纠察队，合成一枝大军，在香港和沙面周围竖立一道不可逾越的栏棚。这次运动组织得非常之好。每50个罢工工人推举一个代表参加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再由大会推举13人成立执行委员会。在这个工人阶级组织（中国第一个萌芽的苏维埃）的主持之下，一间医院和17间学校已成立起来，供男女工及其子女之用。由一些特别委员会管理基金和捐款，管理没收仇货和拍卖及审计事宜。一个罢工工人的法庭也成立起来，这个法庭是审判破坏抵货及其它扰乱治安者的。 [44] 警察和司法职权均授与罢工工人纠察队，他们以特有无产阶级的快当和机警来完成这些义务。纠察的围墙像鼓一样围得水泄不通。一位外国旁观者写道：「广州的抵制英货运动由一个罢工委员会主持，这个委员会则凭借纠察队来活动，纠察队之工作就在严防破坏……在广东凡是有运货公路的地方，纠察队便出现，准备检查货物，打开包裹，搜查行人……外人和华人同样要受检查……罢工工人的规则是不让货物，甚至不让食品出入沙面……假如有破坏抵货情形，犯者便被送至罢工工人法庭受罚……这次抵货是充分的……（我们）不能不把（它）视为攻击香港和大不列颠的战争，而纠察队则为此次战争中之军队。除此之外便没有其它可能的说法来说明这次抵货实行时的充分和无情」。 [45]工人守护广东沿岸交通线的任务与农民协会协力实现。农民纠察队巡逻汕头、海丰、平山及其它海口一带的岸线，使这次封锁得以完成。 [46] 沙面（里面住着一小群怀恨、激怒，渴想复仇的孤立外侨）和广州其它地方完全脱离关系。纠察队严峻的监视通到租界去的一切入口。只有不定期的船只偶然从香港驶来，给它一些生活必需品，这些船只大都是英国军舰，上面全是外国志愿水手。其它城市的英国侨民也遭遇同样的命运。「一定要从香港运更多食粮来——此地没有鲜奶了。俱乐部杳无一人，佣人都走了」。汕头一位英侨向字林西报凄然报告如此。 [47] 罢工工人欣然鉴赏高傲的外人亲自弄饭洗衫的奇观。在罢工的状态之下，垃圾显然不能照常清除，故罢工工人把香港改称为臭港。又因为罢工和抵货窒死了这块富庶的英国殖民地，他便开始称它为死港。 [48] 香港总督大声疾呼说：「无秩序和无政府之徒已进攻代表现存文明标准的我们了」。 [49]「无秩序与无政府」每天耗去这些文明前驱者25万磅或200万元华币左右。 [50]一位英国商会的办事人报告说，「从1924年8月至12月止，英国轮船驶入广州的数目……每月总在240艘与160艘之间。但在1925年同期，数目则在27与2之间」。 [51]人们从香港的摇摇欲倒的屋顶上大声要求武装干涉，保护「文明」。「香港的有信誉的中英居民深信英政府之干涉与就地行动是急不容缓的事……」否则「如没有英国助力，期待广州反赤势力成功就无望了」。他们又力主采取迅速的军事行动，这种行动能够「很容易在广州把可取的和友谊的中国当局捧上台」。 [52] 但白屋比之香港及其它港口的过于热心和歇斯得里的绅士们观察得更聪明，它认为毋须直接运用英国的武力就能够把「可取和友谊的华人」笼络得很好了。在广东省恐怕没有一个军阀或一个土匪在这个时期不受过英国洋钱的贿赂，而以袭击纠察队或组织军队反对广州政府来酬答的。 但是，罢工和抵货却仍旧没有打破。国民党靠着群众运动的力量，便能够巩固它的政权，且于6月末成立国民政府。9月，国民党军队得到战线双方农民的支持，终于肃清东江各县的陈炯明势力，虽然陈氏当时有香港大量财政和军需的接济。 [53]在1925年最后的几个月间，粤南的最后的敌对军阀份子也肃清了，国民党在广东便成了无上权力。 如此看来，不到两年功夫，一个势力雄大的群众运动已把国民党从政治的闇弱无能的深渊，提高到有权力和威信的地位上，这个地位使它能够排除一切足以障碍它称霸的势力。它统一广东之后，便马上北窥华北华中敌人的庞大阵营，这些敌人以无法掩饰的惊惶来注意它的力量生长。国民党已获得的一切力量，只是工农群众运动之赐吧了，而群众运动之能够发展它力量和团结力又只是凭借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进取心和创意罢了。一枝有力的武器已锻炼出来了。现在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用它又由谁来使用它。群众运动已鼓舞中国社会的一切阶层起来行动。这些阶级迅速结成新的数组。阶级斗争的铁的现实迫使它们走入公开的战场中。 [㈠] 按此段文章乃《新青年》七卷一号第一篇宣言之摘录，该号出版于1919年12月，本书著者误认为1915年——译者。 [㈡] 按此数段文字乃摘录《新青年》一卷一号（1915）之敬告青年一文，但本书著者插入「吾辈如欲存……」数句非属于该文，未知摘译自何处，译者遍寻不获，故只好照原译文转译，并放于括号之外——译者。 [1] TsiC.Wang著《中国之青年运动》1928年，纽约出版，第100页。王君尚将1915年《新青年》一卷一号陈独秀的论文，摘引了几段。这本书叙述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并旁征博引，阐述战后的学生运动，甚有价值。 [2] 参阅汪精卫著《中国与国际》(China andtheNations)，1927年纽约出版，第91—8页。 [3] M.T.Z.Tyan著《觉醒的中国》(China Awakened)，1922年纽约出版，第237、240页。 [4] 关于中国工业人口的大约估计，请阅房福安的《中国劳动》第二章。 [5] 周守贞（译者）著〈广州莫斯科协议对孙中山的政治哲学的影响〉，见1934年4月—10月北平出版之《中国社会政治学报》第113页。 [6] 孙中山著《实业计划》；《一个中国革命家的回忆》，1927年伦敦出版，第三章。 [7] 孙中山著《三民主义》。 [8] 关于孙氏政治学说的阐释，请阅周守贞著《广州莫斯科协议之影响》及T.C.Woo著《国民党与中国革命之未来》（1928年伦敦出版）第三章。 [㈢] 戴季陶也是提创人之一，但共产党一经正式成立，因为他受了孙中山一顿痛骂，就走开了。他后来成了国民党的主要资产阶级思想家。其余很快便脱党的尚有陈公博、邵力子和周佛海，他们后来在屠杀成千成万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的国民党政府中，通通成了先知先觉者。 [㈣] 这项报告乃以1935年在阿姆斯特丹和马林谈话的记录做根据. [9] 陈独秀：〈告中国共产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发表。 [10] 陈独秀：〈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见1927年上海出版之《中国革命论文集》第60页。 [㈤] 据陈独秀说，因为马林乞灵于共产国际纪律，才通过加入的。马林否认这一点，他指出当时有很大机会向共产国际的较高机关控告他，但却没有这样的控告。他附带指出：「而且，我没有共产国际的特别训令。我手头没有文件」。关于这一点要想进一步的阐明，无疑要依赖于共产国际的未发表和失效的旧文件。据共产国际东方局的米夫说，「使国民党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第一次正式训令包含于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通特别通讯中。当时共产党人已加入国民党，不过此事的正式决议直到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才通过。（参者米夫着之《英勇的中国》，第21—2页，1937年纽约出版）。 [11] 刘仁静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1922年11月23日会议上的演辞（见1923年11月12日《国际通讯》）。 [12] 孙中山《实业计划》。 [13] 汪精卫著《中国与国际》第108—9页。 [14] 1920年10月9日莫斯科的《消息报》(Izvestia)，L. Pasvolsly《在俄国之远东政策》一书中曾加引证，见该书第87页（1922年纽约出版）。 [15] 马林(H.Maring)着〈华南之国民革命运动〉（见1922年9月13日《共产国际》报）。 [16] 罗易．菲些耳(Louis Fischer)著《苏维埃之世界政策》(Soviets inWorldAffair)，1930年纽约出版，第二卷第540页。菲氏关于中国的一章书特别有价值，将来要常常引证它，因为它差不多完全以鲍罗廷的话谈为根据，且自始至终企图辩解和维护共产国际在中国采行的路线，是无异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内证。 [17] 米夫(P.Mif)著《英勇的中国》，1937年纽约出版，第21—2页。 [18] 华岗著《1925—27年中国大革命史》（1931年上海出版）第六章第一节引证。 [19] 菲些耳著《苏维埃之世界政策》第二卷第637页。 [20] 周守贞著《广州莫斯科协议之影响》第97页；菲些耳 著《苏维埃之世界政策》第二卷第638页。 [21] 〈国民党政纲〉，1924年1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㈥] 已故之阿梭尔．森(ArthurRansome)对共产国际之援助中国做了一个锐敏的总结，他于1927年2月写道：俄国教国民党「如何把孙中山的提高工人生活水准的虔诚的政纲改变为进攻与防守的强固的武器。鲍罗廷教授孙中山依赖党而不依赖自己之后，他可以说已教孙博士依赖阶级而不依赖个别分子。鲍罗廷可以指出工人如何……替俄国资产阶级造成1905年的革命。他可以指出法国的土地革命如何……替法国资产阶级摧毁封建地主……这些都是危险的武器，但是没有其它武器能够造成（这些危险武器所）获到的结果。为了使这些武器积极活动起来，分明合用的代理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这些人，假如当到中国革命觉得必需要挫折他们的时候，就要受最沉重的打击的」。——《中国之谜》1927年伦敦出版。 [22] 菲些耳著《苏维埃之世界政策》第二卷，第640页；汤良里 著《中国革命秘史》（1930年伦敦出版）第183页。这本书有特别的重要性和权威，主要是因为它直接反映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的见解和态度，我们今后将常常引用它。汤是汪的正式作传者。 [㈦] 1924年孙氏企图使他的学说和共产主义调和，把后者和他的「民生」主义等量齐观。这种凑合的混乱思想把他自己的许多信徒弄胡涂起来且弄得不易解释。但他仍旧遵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一根本的资产阶级原则。关于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如想得到一个很好的引经据典的研究，请参阅周守贞（译者）氏〈广州与莫斯科联合对孙中山政治哲学之影响〉一文，原文载于1934年4月、7月、10月号之《中国社会政治学报》（北京出版）。 [23] 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请阅1932年上海出版《国民党反动的5年》一书内之〈国民党对工人〉；又请参阅Lowe ChunHwa著《中国目前之劳工问题》第189页以下列举的书目提要。 [24] 参阅S. Wong和W. L.着之〈劳动者的中国〉，见1923年9月26日《国际通讯》。 [25] LoweChun-hwa著《目前之劳工问题》第40页。 [26] 〈1924年2月24日铁路工人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关于1923年事变，请阅罗章龙 著《京汉路工人之屠杀》，1923年3月北京发表。罗是共产党员，铁路工人的组织者和领袖，1932年下狱（后来投降国民党——译者）。 [27] 陈达著《1916年至1926年中国罢工的分析》，上海出版，日期未详，第5页。 [28]Wieger著《现代中国》第五卷第266页。 [29] 前揭书第269—70页。 [30] 周守贞著《广州莫斯科协议的影响》。第120页。 [31] 维辛斯基(G.Voitinsky)〈太平洋交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见1924年9月11日，《国际通讯》。 [32] 彭湃者《海丰农民运动》，1926年广州出版，彭湃于1929年8月由蒋介石下令枪决。 [33] 前揭书。 [34] 张(Chang)著《广东之农民运动》第2页。 [35] 〈孙中山宣言（1924年9月1日，）〉，汪精卫《中国与国际》第111—12页；1924年9月11、18、10月2日《国际通讯》；1924年9月6日上海North ChinaHerald报。 [36] 张氏著《广东之农运》第31页。 [37] LoweChunhwa著《目前之劳工问题》第36页；华岗说有281个代表，166个工会，54万工人——《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一节。 [38] 张氏著《广东之农运》第31页。 [39] 前揭书第32页。 [40] 1925年6月13日上海《密勒士评论报》。 [41] 陈达著《罢工分析》第27页。陈氏记载1925年全年有318次罢工，已知的罢工工人数为784821，加上列举的三分之一罢工中未记录的人数，得出大约的总数为100万。 [42] 察甫曼(H. O.Chapman)著《1926—27年中国革命》（1928年8月伦敦出版）第14—15页。 [㈧] 外人声辩他们首受枪击。他们却难于证实此说。当射击开始时过桥的一部分示威者，完全是徒手游行的学生和工人。而且事实俱在，在这一事件中只有两个外人被杀，而中国人由扫射过桥的机关枪弹杀害的却有52人。 [43] 陈达著《罢工分析》第28页。 [44] 邓中夏著《香港罢工之总检讨》，1926年8月广州出版。邓是这次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他于1933年夏由蒋介石下令枪决。他的重要助手之一，罗登贤亦于1933年8月由蒋下令枪决。 [45] 《中国年报》（1926年）第960页。 [46] 张氏著《广东之农运》第38页。 [47] 《中国年报》（1926年）第690页。 [48] 邓中夏著《香港罢工之检讨》。 [49] 《中国年报》（1926年）第977页。 [50] 陈达著《罢工分析》第35页。 [51] LoweChun-hwa著《目前之劳工问题》引证这段话，见该书第44页；又参阅1925年份《香港政府之行政报告》。 [52] 《中国年报》（1926年）第974—5页。 [53] 「香港政府公开的送300万子弹到汕头，港商帮助陈炯明100万多现金」。华岗《中国大革命史》第四章第三节。 上一篇 下一篇
在美国如何为争取成立一个劳工党而斗争（1938年4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在美国如何为争取成立一个劳工党而斗争（1938年4月）坎农[1]：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有关劳工党的三个方面的问题：1、在原则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总立场；2、产联[2]在工会中的政治运动——无党派工人同盟[3]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体现出了进行独立政治活动、有可能向成立政党的方向发展的倾向；而在其他地方，比如纽约，无党派工人同盟的发展则体现出了这种倾向的一半：工人候选人在当地市长选举中支持共和党—联盟[4]，而在全国大选中则支持罗斯福；而在其他地方，他们支持所有的资本家候选人，主要通过民主党来支持他们；3、问题由此而生：在那些被我们控制的工会里的同志该不该加入无党派工人同盟？在那些我们处于少数派地位的工会里，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不该支持无党派工人同盟？还是同它保持距离，批判它？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没得出最终的策略。我们正在新泽西（NewJersey）进行试验——我们让工会加入无党派工人同盟，并支持它建党的意向。在美国其他地方我们还没这么做。在那些劳工党多少有了些发展的地方，比如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我们该怎么做？从原则上来说，我们似乎应该严厉批判整个无党派工人同盟，并且不该支持它，但这种政策没有什么成效。在明尼阿波利斯，已经成立了一个完全独立的组织，即农工党[5]，它派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参加州选举，在全国大选中，它支持罗斯福。被赶出工会的斯大林派已经深深地打入了农工协会[6]里，这形成了一种在各工会中对抗我们的武器。我们在农工协会里目前的政策，是托派工会[7]采取同所谓“真正的农工党人”（即那些信任农工党、不愿让它被斯大林派控制的改良派）联盟的政策。我们能带着这样一个联盟走多远？——就为了达到组织上控制的目标，我们能斗争到什么程度？但要是我们的人不去斗争，斯大林派就会控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要是认真积极地斗争，就像在工会中那样的话，就变成了农工党最积极的支持者。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执行改良政策的时候，很容易迷失方向。邓恩[8]：首先，我认为那些控制了农工党机关的斯大林派，并不仅仅控制了机关——在工会里，他们使我们处境艰难。由于我们没有通过工会的关系参加农工党，使得斯大林派和农工党内更反动的分子获得了一件在工人运动中对抗我们的武器。就工会中的工作而言，我们有明确的政策。认为应当赞成农工党的同志们对农工党一直都是批判的（支持），他们建议工会只能在一定程度内利用农工党。在保持自己的政策同改良主义划清界限这一点上，我们做得很成功，但正如坎农同志所说的，我们很难说该在这个方向上走多远；我们不能为劳工党负责，但是那些以为我们也能像在工会里一样，在劳工党里为他们的成员有效地斗争的工人却把这种责任加在了我们身上。到目前为止，就连斯大林派想把我们赶走的企图，也没能让他们动摇。斯大林派跟广大的进步派和知识分子正一起把劳工党进一步转变为支持民主党和自由派候选人的集团。在农工党内，斯大林派正企图通过树立刻板的纪律来维持对农工党的控制，这主要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曾在劳工党内要求（党内）民主，并为此而斗争，我们也成功了。在阻止（劳工党变成）更加接近民主党的集团这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取得全胜。我们还不能要求各工会支持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农工党。坎农：在圣保罗（St.Paul）市长选举中，农工党支持资产阶级的候选人，对此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参加竞选。托洛茨基：尽管斯大林派控制了这个党的一个重要部门，但这个党还是通过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决议，你们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邓恩：那是在一个地区通过的。在一些部门里，有些农工党人是反对斯大林主义、并同我们合作的，他们控制了那里，而我们在那里有些同志，想把决议改成另外的样子，但起草决议的委员会里没有我们的人——到了深夜的时候，决议就被批准了。托洛茨基：有人也会利用这个决议来反对我们。这个党是怎么构成的？难道它不单以工会为基础、而且还以其他进步派组织或知识分子组织为基础吗？他们接纳所有以个人身份加入的成员吗？还是只接纳集体组织？邓恩：农工党是以工人的经济组织（工会和合作社等）和农民的合作组织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其中也有区域性的单位，比如乡镇俱乐部等。它也允许文化组织、抚恤金组织等加入，也可以通过选区俱乐部加入它。斯大林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就是通过这些俱乐部加入的；他们的控制力比拥有四千名会员的当地驾驶员工会更大。我们正在为反对这种情况而斗争——我们要求工会应该能得到真正的代表权——在这个问题上工会是支持我们的。托洛茨基：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领导同志之间有什么微妙的分歧吗？大致说一下也行。坎农：分歧不仅存在于领导层中间，在普通党员中间也有分歧。在各工会中，问题尤其明显。工会中出现了要求加入无党派工人同盟的要求，这种看法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在产联旗下的工会里更是如此。我认为，我们应该采用在新泽西实行的政策，即至少在工会里不能反对加入无党派工人同盟。党内也有一种倾向，认为我们应该在无党派工人同盟里迫切要求成立劳工党。我斗胆说一句：如果工会里的同志们能接到这样的决定的话，他们准会高兴得不得了。麻烦就在于：如果你提出了富有进取心的政策，你就成了农工党的支持者。我们甚至有一个同志在农工党新泽西州执行委员会里工作。官僚正不断地推迟农工党成立的日期。路易斯和希尔曼[9]的政策是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到1940年以后再说。如果我们的同志进行积极的斗争，如果他真心地鼓吹农工党的话，他可能吸引一批反对官僚的人。但问题就在于，这么一来，我们就变成了支持成立农工党的人了，而我们本来是反对农工党的。在我们的全会[10]上会出现各种不同意见，其中肯定会出现要求为成立一个劳工党而积极斗争的倾向。我的意见是——党内主流意见是这样的：加入无党派工人同盟，为成立一个劳工党而积极奋斗，同时反对支持资产阶级的候选人的政策，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而又不牺牲自己的原则性立场的话，从赢得影响的方面来说，就是最好的了。我们没有向那些已经做好行动准备的工人谈到有关实际工作的任何事情。共产党现在并不支持成立劳工党；他们现在支持罗斯福。工会官僚们也在妨碍工人争取成立劳工党的强大运动。沙赫特曼[11]：我并不认为在现在的工人中间，要求成立劳工党的情绪有这么强烈。如果真有这种情绪的话，那其中大部分也已经被引导去支持罗斯福了。我们现在处于严峻的危机中，然而从中诞生出来的却只有在纽约成立的、一个面目模糊的劳工党[12]。不管怎么说，如果你把1930年跟1924年比较一下的话，你就会认为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争取成立劳工党的运动；工会中的情绪则更加真实。我看我们要是对一个劳工党的前景没有明确把握的话，我们就要在政治上犯大错。我相信现在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即同老政党的决裂——正在发生。最大的政党，得到了90%的工农支持的政党——民主党，几乎就要在我们眼前分裂了。在国会里，不是共和党在和民主党斗，而是民主党内一派正在同另一派斗。所以我们很有理由认为，到了1940年大选时，将会出现全新的政治形势：一边是守旧的共和党，它和南方民主党勾结起来；另一边则是赞同新政的民主党，即罗斯福的追随者，以及路易斯的产联；他们的力量之大，甚至有可能把劳联中很大一部分拉过去。正是因为有这种前景，路易斯和希尔曼才对成立劳工党不热心——他们希望民主党分裂，因为如果民主党真的分裂，那么他们就能在其中发挥可观的作用。所以，我并不认为在无党派工人同盟的运动中，会出现真正的、严肃的、有重要意义的、朝建立独立的劳工党的方向发展的进展。我们目前的立场确实进退两难，但关于建立劳工党运动，我们已经有了可观的经验——对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状况做个总结，可能会有些帮助——我不认为我们的发展，是因为参加了农工党运动而取得的，我认为是因为我们积极参加了工会中的活动，才取得了发展。不过，随着我们的发展壮大，我们不可避免地必须参加农工党的政治活动，我不能说我对那里的情况感到完全满意。我不能说我们提出了另外的指导路线。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们同一帮所谓的诚实的改良主义者建立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而那些所谓的诚实的改良主义者是一帮自私自利的无赖，同民主党是一伙的。这伙人几乎是专门直接反对斯大林派、反对斯大林派对农工党机关的控制的。在行动中，人们没法把我们和这些所谓的诚实的改良主义者区分开来。人们能够把我们和斯大林派区分开来，但只有当我们跟真正的改良主义者在一起时，人们才能把我们和斯大林派区分开来，而那些真正的改良主义者在州选举中是投票支持农工党提名的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是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如果我们要认真地、系统地、有效地贯彻反对（农工党）支持资产阶级候选人、支持农工党自己的候选人的政策的话，我不明白我们如何避免成为劳工党的拥护者、如何避免在还没有成立劳工党的地方带头成立劳工党。除非一切迹象都被证明是假的，否则这些劳工党都会变成罗斯福的附庸。在纽约成立的美国工人党就是一个例子，它在全国大选中支持罗斯福，而在当地则支持共和党—联盟。如果这种政策得以执行，那我实在不明白怎么避免重蹈1924年（当时我们还在共产党内）的政策的覆辙；而斯大林党在工会内的存在，以及斯大林党支持罗斯福、却仍在工会内鼓吹成立劳工党等情况，又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坎农：没那么严重。斯大林派在刚开始搞人民阵线政策时，提出了一个口号叫“组建劳工党，把它建设成美国的人民阵线”，但现在这个口号只是喊两声做做样子而已。他们现在甚至反对民主党过早分裂。要说现在要求成立劳工党的情绪没有1924年强，那是不正确的。当时它（争取建立劳工党的运动）在工会内没有基础，那时它主要是一个农民的运动。现在这个运动是由产联的工会主宰着。这不是冈帕斯[13]那种老套的政治活动。现在各工会是按照政治性质组织的，工会会员中要求成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政党的情绪很强。无党派工人同盟满足不了工人的这种情绪。路易斯和（工会）官僚的政策是试验性的：如果工人更加坚决地要求建立劳工党的话，他们就会对这种情绪作出一些妥协。这招要比冈帕斯的政策高。（速记员注：就1922-1924年间要求成立劳工党的情绪相对有多强，坎农同志和沙赫特曼发生了进一步争论；邓恩支持坎农。）托洛茨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非常复杂。七八年前，当同盟[14]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争论该不该赞同成立劳工党，该不该着手进行这件事，当时的主要意见是不同意成立劳工党，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我们对于它的发展的前景并不清楚。我认为，当时我们中大多数人认为我们自己的组织将会发展得更快。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预测到产联会诞生，以及它能发展得这么快、这么有力。在我们当时的预测中，我们高估了我们党发展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当时对斯大林派的势力消损而我们党趁机发展的可能性估计过高，，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没有预见到工会运动的迅猛发展和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衰退。这两件事我们得好好总结一下。我没有亲自观察过，所以只能根据理论讲一下。1924年那段时间里，我只能通过我们共同的朋友佩帕尔[15]来了解情况。他找到我，跟我说，美国无产阶级并不是革命的阶级，农民才是革命的阶级，我们应当转向农民，而不是转向工人。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当时那是一个农民的运动——农民出于自身的社会本性，每当遇到危机时，总是想寻找各种万应灵药，什么民粹主义（populism），农工党主义（FLP'ism），等等。如今我们有了一个重要得多的运动——产联，它把三百多万人组织进了一个更富有战斗性的新组织里。这个组织是从罢工——而且是大规模的罢工（在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中，劳联也部分参加了）——中诞生的，它刚刚迈出行动的第一步，就碰上了美国史上最大的危机。在失业者不断增多等情况下，下一时期内发生经济性罢工的前景可以排除。我们期待它将把自己的全部重量都压到政治力量对比的天平上去。整个客观形势已经加诸于工人及其领袖身上，而加诸于领袖身上的，又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领袖利用这种倾向来加强自己的威信，另一方面，领袖又企图驯服它，不让它跑到领袖前面去。无党派工人同盟就具有这种双重作用。我看我们的政策不但需要在理论上加以修正，还要使它具体化。具体到哪些方面呢？我们赞成建立一个改良主义劳工党吗？不赞成。如果有一个政策，能让各工会用自己的力量改变政治力量的对比，那我们赞成这个政策吗？赞成。它会不会变成一个改良主义政党？这要看它的发展。纲领的问题由此而生。我昨天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今天我还要再强调一次——我们必须有一个关于过渡要求的纲领，在过渡要求当中最彻底的，就是工农政府。我们要有一个政党，一个独立的政党，这个政党是属于将来要执掌国家权力的劳动群众的。我们必须将其具体化——我们要为建立工厂委员会、通过工厂委员会实行工人对工业的监督而斗争。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悬而未决。有人大谈“技术统制”[16]，并提出“为使用而生产”的口号，我们反对这种江湖骗子式的公式，并提出通过工厂委员会来实行工人对工业的监督。伦德伯格写了一本书，叫《美国六十大家族》[17]，《编年史家》[18]杂志声称他书里的数字全是假的。我们认为各工厂委员会都应该看看这些书。我们要发展这个（过渡）纲领，同时也要在工会内培养建立劳工党的观念，还要组建工人民兵。否则，纲领就会变成同现实脱节的抽象概念，而这样一个抽象概念等于是敌对阶级手中的武器。我要批评一下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他们没有把这个纲领具体化。我们必须在斗争中强调：我们是为了工农联盟斗争的，不是为了罗斯福那样的农民（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罗斯福在正式文件中的“职业”一栏里填的是“农民”）。我们只同被剥削的农民和农业工人结盟，不同那些剥削别人的农民结盟。我们会拥护这个运动，但我们是根据由具体的要求构成的纲领来拥护它的。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任务，就是通过统计数字来表明，一万个工人所能投的票数，还不如十个知识分子、或斯大林派组织起来的五十个人的多。然后我们就要提出五六个非常具体的要求，这些要求必须是能被工农群众所理解的，而且已经为每个同志所牢牢记住并理解了的，接着就是提出建立工人的工厂委员会，再接下来就是提出成立工农政府了。这才是这个运动的真正意义。坎农：我们现在就要提议让各工会加入无党派工人同盟吗？托洛茨基：对，我认为应该这么做。我们肯定要这样地迈出第一步，来积累实际工作的经验，不要沉浸在抽象的公式里，而要去发展出一套关于行动和要求的具体纲领。这是因为这个过渡纲领虽然是从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中产生的，但它立刻就会引导（工人阶级）突破资本主义的限制。它不是改良主义者的最低纲领，最低纲领里是从来没有工人民兵、工人监督生产等内容的。这些要求是过渡性的，因为它们能把资本主义社会引向无产阶级革命，当它们成为广大群众的要求时，最后必然会引向（成立）无产阶级政府。我们不能止步于无产阶级的日常要求。我们必须根据最落后的工人提出一些适合他们的具体口号，并辩证地把这些口号同夺取政权联系起来。沙赫特曼：如何促成工人民兵这个口号的提出呢？托洛茨基：要用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来说明——整个局势都表明了，自由派、激进派和工人官僚组成的联盟无法同军事化的法西斯团伙相匹敌；只有拥有军事经验的工人才能抵抗法西斯的危险。我相信美国的（受雇于老板的）工贼和杀手是如此之多，足够让你们把这个口号同本地经验联系起来了；比如说，你们可以揭露警方在泽西的局势[19]中持什么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立即指出：要用工人民兵把这个黑帮市长跟他那帮戴着警徽的打手一起赶出去。“我们想在这里建立产联的组织，但我们的结社权却遭到了侵犯，这是违反宪法的。如果联邦政府不能控制市长，那么我们——工人——就要为了自卫而组织工人民兵，并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或者当劳联跟产联发生冲突时，我们也可以以保护我们工人的集会为由，提出建立工人民兵的口号。特别是在反对斯大林派的人民阵线主张时，我们可以指出这种人民阵线造成的后果——西班牙（内战）的结局和法国的现状。然后你们可以说到德国的（法西斯）运动，说到纳粹的军营。我们必须这么说：在这个城里，你们工人将会是法西斯团伙的第一批受害者。你们必须组织起来，必须做好准备。坎农：你打算怎么称呼这种组织呢？托洛茨基：“工人民兵”这个名字最合适不过了。坎农：叫“自卫委员会”好了。托洛茨基：也行。这得跟工人讨论一下。坎农：名字是很重要的。“工人自卫委员会”听起来会比较受欢迎。“工人民兵”听起来就太洋气了。沙赫特曼：在美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程度还没有大到能激起组建像工人民兵这种组织的情绪。组织工人民兵，就预示着要为夺取政权做准备了。而在美国，夺取政权还没有列入日程。托洛茨基：毫无疑问，只有当我们得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支持时，我们才能夺取政权，但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工人民兵可能还只占工人阶级的少数，就是在十月革命中，民兵也只占少数。但问题在于：如何集结起这少数人？这部分人必须组织起来，并且还要争取到群众的同情。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要通过宣传，让群众在思想上做好准备。（经济）危机、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工人党或劳工党的成立，表示各种力量之间的交锋立即急剧激化。（资产阶级对其作出的）第一反应将会是法西斯运动。所以我们必须把劳工政党的概念同这种后果联系起来——否则我们看起来就跟那些对民主充满幻想的和平主义者没什么两样了。接着我们也可能把我们的过渡纲领中的口号传播开去，看看群众对其有什么反应。我们将会看到什么样的口号会被（群众）选中，什么样的口号会被抛弃，但如果我们在亲身实践之前、在看到群众的反应之前就放弃了自己的口号的话，我们就永远也别想前进。邓恩：我曾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工人有权获知工业秘密这个口号的。我看这个口号得再斟酌一下，使用它的时候得谨慎，否则就会招致一些困难，我们在实践中已经碰到过这些困难了。事实上，削弱工人的战斗性的一个办法——我们碰到过一次——就是叫老板拿出账簿来给我们看，结果却证明老板是亏损的，至于他是真亏还是假亏，先不管他。当时我们反驳他，说你的生意怎么搞，是你自己的事，我们要求的是像样的工作条件。我们提出工人有权获知工业秘密的口号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对此很迷惑。托洛茨基：对，资本家会在两种情况下这么做（公开账簿），一种是工厂的情况真的很糟糕，另一种就是他有把握骗过工人的时候。但我们应该从更全面的观点来提出问题。首先，现在有几百万人失业，而政府说它（对此）再也没法付出更多了，资本家也说他们（对此）再也做不了什么了——我们就要提出，我们要求获得查看社会账簿的权利。要通过工厂委员会来组织对收入的监督工作。工人们就会说：我们要有自己的、忠于工人阶级的统计员。如果工业中有哪个部门确实已经破产了，我们就要这么回答：我们要从你们手中把它没收，由我们来管理，要比由你们管理好得多。你们为什么没有利润？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我们要说：商业秘密是剥削者反对被剥削者、生产商反对劳动者的阴谋。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他们宣称自己需要保密以自保。但现在，在他们自己中间已经无密可保，他们保密，是为了不让社会知道他们的秘密。这个过渡要求（工人有权获知工业秘密）也是走向工人监督生产的一个步骤，而工人监督生产则又是为了管理工业所进行的准备活动。每一件事，都要由即将成为未来社会主人的工人来监督。不过，说到夺取政权呢——在美国工人看来，夺取政权是非法的、是在做梦。但是如果你们这么对工人说：资本家拒绝给失业工人付钱，又做假帐，把他们真正的利润藏起来，不给国家和工人知道，工人就会理解那个方案。如果我们这么告诉农民：银行在耍你们，他们明明赚了大把的钱，我们建议你们建立农民委员会，监督银行的簿记工作，每个农民就都会理解的。我们要这么说：农民只能信任自己，让他们建立委员会来监督农业贷款吧——他们会理解的。这要以农民中间已经出现了高涨的情绪为前提；这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但必须立即把这种思想介绍给群众，介绍给我们自己的同志。沙赫特曼：你说要提出工人监督生产和工人民兵，我看这两个过渡口号都不对——在目前，检查资产阶级的账簿这个口号更合适，也会更受欢迎。至于另外那两个口号嘛，它们确实都是过渡性的口号，但只有到了过渡的尽头、也就是要为夺取政权做准备的时候才用得上。过渡有长有短，其中每个阶段都要有自己的口号。就目前来说，我们可以用检查资产阶级账簿的口号，到了明天，我们也许就要用到工人监督生产和工人民兵的口号了。托洛茨基：现在美国和整个世界正处于危急关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衡量工人运动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呢？你说现在才是开始，还没到尽头，那离尽头还有多远？100米？10米？4米？你说大概还有多远？在过去的好日子里，社会民主党说：我们现在只有一万工人，以后会有十万，接着是一百万，再接着我们就能夺取政权了。在他们眼里，世界的发展只是量的积累过程：一万、十万，等等。现在的形势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是资本主义的衰退时期，是战争即将来临的时期，是危机的时期，而且这个危机正在变得越来越剧烈，越来越可怕。如果你说，我们先等等，先瞧瞧，然后再去宣传，那我们就不是先锋队，而是后卫队了。如果你问我：美国工人有可能在十年内夺取政权吗？我会回答你：当然，完全有这个可能。产联的爆炸性发展，显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已经元气大伤。工人民兵与工人监督生产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工人不是簿记员，他们要求看账簿，为的是先通过监督、然后再通过管理来改变现状。当然，我们得根据群众的反应来提出口号。我们看到群众的反应之后，就会明白要强调问题的哪些方面。我们要说：罗斯福通过军工产业来帮助失业工人，但如果我们工人能自己组织生产，那就能找到另外的产业——为了生活、而不是为了死亡而生产的产业——来帮助失业工人。即使是从未参加过政治运动的普通工人，哪怕现在还不理解，以后也会理解这个问题的。我们低估了工人群众中的革命运动。我们是一个宣传性的小组织,在这种形势中，我们这类组织要比迅速成长起来的群众更值得怀疑。在1917年年初，列宁就说过，党比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革命十倍，而群众又比普通党员革命百倍。美国现在还没有革命形势，但那些在局势平静的时候拥有革命思想的同志，到了革命形势来临的时候，反而可能会阻止运动继续向前发展——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一个革命党，苦苦地等待革命，革命却迟迟不来，久而久之，革命党自己就习惯于把革命往后推延了。坎农：你看，罢工的形势——罢工浪潮正横扫全国，让革命党吃了一惊。我们要不要在各工会中提出这个过渡纲领呢？托洛茨基：要，我们要在各工会中宣传这个纲领，把它作为劳工党的基本纲领提出来。对我们来说，它是个过渡性的纲领；但对他们来说，它就是纲领。现在这是个关于工人监督生产的问题，但你们只有通过工农政府才能实现这个纲领。我们必须广泛地宣传这个口号，让它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坎农：要把它（工农政府）当作一个过渡纲领提出来吗？还是把它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代名词提出来？托洛茨基：在我们看来，它是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我们要对工人和农民说：你们想让路易斯当总统——行，这要看他的纲领。让路易斯、格林，再加上拉佛莱特[20]来当农民的代表？这也要看纲领而定。我们要把纲领具体化，把纲领变得更加细致，更加确切，于是工农政府就意味着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组成的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农民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沙赫特曼：那你怎么把它同以前说过的话一致起来？我们一开始不是说过我们不能拥护成立一个改良主义劳工党吗？我想弄清楚，当我们的同志所隶属的工会参加了无党派工人同盟，然后他被派去担任这个劳工党的代表时，他具体该怎么做？在选举中，这个党提出“让我们支持拉瓜迪亚[21]吧”的话，该怎么办？这种事情具体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同志眼前呢？托洛茨基：就当我们现在是在工会里，我们正在开会讨论要不要参加无党派工人同盟好了。我在工会里就会这么说：首先，各工会根据政治方案联合起来，是有进步性的，但是，它也可能会落入敌人手中，这种危险也是有的。因此，我要提出两个措施：1、我们只让工人和农民来担任我们的代表；2、我们的代表必须执行我们的纲领，也就是这个纲领。接着我们就制订出关于失业和军事预算等事项的具体方案。然后我就说：如果你们推选我当候选人，你们是知道我的纲领的。如果你们让我去当你们的代表，我将会在无党派工人同盟，在那个劳工党内为这个纲领而斗争。如果无党派工人同盟决定投拉瓜迪亚的票的话，我就辞职，以示抗议，或者留下来，但抗议说：“我不投拉瓜迪亚的票，我自己另有主张。”这样我们就能进一步宣传自己的主张。我们绝不能解散自己的组织。我们得明白，我们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出版社、自己的……等等。这是个各方力量对比的问题。邓恩同志说我们还不能在各工会里号召会员支持社会主义工人党，为什么不能？因为我们还太弱小。我们不能对工人说：你们先等等吧，等到我们变得更有威信、更强大的时候再来。我们必须参加到运动中去——沙赫特曼：如果并没有一个争取成立劳工党的运动，而我们也反对成立这么一个政党的话，这对纲领又有什么影响呢？——它还是我们的过渡纲领。我实在不懂，你怎么一边说我们不能拥护改良主义政党，一边却又要我们去为建立劳工党的运动摇旗呐喊，鞍前马后地为它跑，就为了在政治上施行工人的意志。托洛茨基：说我们拥护改良主义政党，这是荒谬的。我们可以对无党派工人同盟的领导说：“你们在把这个运动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跟在民主党屁股后面跑的机会主义附庸。”这是个教育方式的问题。我们怎么能说自己拥护成立一个改良主义政党？我们应该说：你们无法通过改良主义政党来施行自己的意志，只有通过一个革命党才能做到这一点。斯大林派和自由派想通过这个运动建立一个改良主义政党，但我们有自己的纲领，我们要通过这个运动建立起一个革命的……坎农：对于革命的劳工党，你怎么解释？我们说：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唯一的革命党，只有它才拥有革命的纲领。那你怎么去向工人解释，说这个劳工党也是革命党？托洛茨基：我不会说这个劳工党是革命党，但我们会竭尽所能来让它变成革命党。我会在每一次会议上说：我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我认为它是唯一的革命党，但我不是宗派主义者。你们现在正想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工人党。我乐意帮助你们，但我建议你们仔细考虑考虑，为这个党想出一个纲领来。我正好写了这么一个纲领，也写了这么一套主张。我会以这种方式来开始（把它转变为革命党）。在这类情况下，这将会是向前的一大步。为什么不公开地、毫不掩饰地、不耍什么手腕地说出它的性质呢？坎农：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都是被抽象地提出来的。关于纲领的这个问题，还从来没有像你刚才概括的那样被描述过。洛夫斯通[22]派一直在争取成立一个劳工党，但他们没有纲领，他们只是想把各组织的领导机关合并起来。我看如果我们能有一个纲领，并时刻表明它……托洛茨基：首先，纲领已经有了，其次，它的规定是反对独立的自由派、小资产阶级之类的，确保了工会的控制。否则，它就会在（其成员的）社会成分影响下，变成一个实行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的劳工党。坎农：我看，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们和斯大林派之间为了争夺组织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实在太多了。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们应该在农工党内进行有计划的反对斯大林派的斗争，就像我们昨天利用关于拉德洛修正案[23]的投票那样。沙赫特曼：随着战争的爆发日益迫近，劳工党会成为一个陷阱。我还是不明白，劳工党跟纯议会性的改良主义政党有什么区别。托洛茨基：你这个问题提得太抽象了；它当然可能蜕变成一个改良主义政党，并把我们赶出去。但我们必须参加这个运动。我们必须对斯大林派、洛夫斯通派之流说：“我们要求成立的是一个革命党，而你们所做的一切却都要把它变成改良主义政党。”但我们要一直表明自己的纲领。我们要提出自己的关于过渡要求的纲领。至于战争和拉德洛修正案，我们明天再讨论，到时我再给你们看看，在那种情况下，如何使用我们的过渡纲领。[1]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PatrickCannon，1890年2月11日——1974年8月21日），他曾是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WorkersofWorld）的组织者、社会党左翼领袖、美国共产党（AmericanCommunistParty）创建人。1928年，他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开始支持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他领导创建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LeagueofAmerica，美国左翼反对派的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和第四国际。——原注[2]产联（CIO），全称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ofIndustrialOrganizations），它是由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FederationofLabor）的行业工会主义、主张实行应当按照产业来组织工会的工会活动家组建的产业工会联合组织。1935年11月9日，以美国矿工联合会主席约翰·卢埃林·路易斯(JohnLlewellynLewis）为首的八个工会的领导，决定在劳联内成立一个集团，为组织产业工会而斗争，这个集团当时叫产业工会委员会（CommitteeforIndustrialOrganization）。1936年9月10日，劳联将隶属于产业工会委员会的十个工会（在前一年又有两个工会加入了产业工会委员会）全部开除，被开除的十个工会在1938年成立了产业工会联合会，由路易斯任主席。1955年，劳联与产联重新合并，称劳联—产联。——译注[3]无党派工人同盟（Labor'sNon-PartisanLeague）于1936年4月2日由产联的领袖成立。尽管它象征着在独立政治行动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产联成立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支持罗斯福和民主党。它的主席是劳联的印刷工人工会（PrintingPressmen'sUnion）主席乔治·贝瑞（GeorgeBerry）；但它最有影响力的官员是组织负责人约翰·卢埃林·路易斯（产联主席）和司库西德尼·希尔曼（SidneyHillman）——他是产联旗下的制衣工人工会（AmalgamatedClothingWorkers）主席。有59个国际工会——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产联旗下的工会——参加了无党派工人同盟。在1940年大选之后（在这次大选中，路易斯支持共和党，而产联的大部分领导则支持民主党），无党派工人同盟开始衰落。路易斯派继续控制着无党派工人同盟的机关，它至今依然存在，但它实际上只是矿工联合会（UnitedMineWorkers）的政治游说部门。——原注[4]共和党—联盟（Republican-Fusion）是一个为1933年纽约市长选举而组织的政治联盟。它是由共和党内的“进步”派——在当地的领袖是众议员费奥莱洛·亨利·拉瓜迪亚（FiorelloHenryLaGuardia）——同城市联盟党（CityFusionParty）组成的竞选同盟。城市联盟党是由一些前社会民主党人和一些被坦慕尼协会（TammanyHall，民主党在纽约的机关）在市政当局中猖獗的腐败行为所震惊、想要组成一个“好政府”的人组成的。——原注[5]农工党（Farmer-LaborParty）或劳工党（LaborParty）：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出现了一些基于工会组织起来的、地区性的劳工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由曾在肉类罐头工业和钢铁工业的伟大组织活动和大罢工中担任急先锋的芝加哥劳工联合会（ChicagoFederationofLabor）领导的。在1919年年底，这些劳工党在芝加哥开会，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劳工党，后来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改称农工党。当时尚年幼的美国共产党对劳工党的发展一直不感兴趣，甚至还嘲笑它，但到了1922年年底，共产党对劳工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佩帕尔—鲁登堡派（Pepper-Ruthenbergfaction）的领导下，共产党控制了农工党的1923年7月大会，让大会通过了共产党的政策，芝加哥劳工联合会和其他工会分子因此退出了农工党。农工党的党名也改为联合农工党（FederatedFarmer-LaborParty）。随着1924年总统大选的接近，威斯康星州进步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马里安·拉佛莱特（RobertMarionLaFollette）似乎要准备作为资产阶级的第三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在联合农工党内部，不受共产党影响的党员——主要是农民——对支持拉佛莱特很热衷，而被佩帕尔和鲁登堡控制的共产党领导层为了使联合农工党摆脱孤立的处境，也想参加支持拉佛莱特的运动。这种倾向在共产党内引发了严重的怀疑，最后共产党同意把这个问题提交共产国际，由共产国际来做决定。共产国际的意见是：支持拉佛莱特就等于机会主义。在使用了一系列复杂的策略之后，共产党企图让联合农工党在竞选中投福斯特（Foster）和吉特洛（Gitlow）的票。在联合农工党执行委员会同意投票支持共产党之后，留在联合农工党内的不受共产党影响的派别抱怨说自己被愚弄了，并转而支持拉佛莱特。其中最大的一个组织——明尼苏达农工联合会（MinnesotaFarmer-LaborFederation）甚至还改名为农工协会（Farmer-LaborAssociation），去掉了自己的前身留在自己身上的最后一点痕迹。——原注在1924年7月17日至19日举行的农工党全国大会上（联合农工党作为一个会员组织参加了这次大会），农工党发生了分裂，全国性的农工党组织从此不复存在，但许多州里仍然有农工党的组织在活动，本文中的农工党主要是指明尼苏达州的农工党，该党于1944年与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合并为明尼苏达民主农工党（MinnesotaDemocratic-Farmer-LaborParty）。——译注[6]农工协会：见注释[5]。——译注[7]托派工会：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车司机经过艰苦斗争，在许多以前实行开放制度（即允许老板雇佣非工会会员的制度）的城镇里赢得了组织工会的权利。由于这次胜利，他们也赢得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尊敬和支持。人们公认这一系列罢工如果没有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领导，就不可能成功，所以明尼阿波利斯一带的卡车司机工会和其他工会选举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担任关键职位。如果想通过这次斗争的亲历者了解1934年罢工是怎么获胜的话，请看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Dobbs）的《卡车司机的造反》（TeamsterRebellion）一书，（莫纳德出版社[MonadPress]，1972年）——原注[8]文森特·雷蒙德·邓恩（VincentRaymondDunne，1890—1970）是明尼阿波利斯劳工案件中的十八名被捕者之一，美国政府在这次案件中第一次使用了臭名昭著的史密斯法案（SmithAct.）。这个案件的审判开始于1941年，在审判中，28名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因进行反战活动和从事工人运动而遭到指控。邓恩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领导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的罢工。在他逝世之前，他一直积极参加明尼阿波利斯一带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动。——原注[9]约翰·卢埃林·路易斯(JohnLlewellynLewis，1880年2月12日——1969年6月11日）：1920年至1960年间任矿工联合会（UnitedMineWorkers）主席，其间建立了产联，并从产联诞生的1935年起任其主席，1940年辞去产联主席的职务。西德尼·希尔曼（SidneyHillman，1887年3月23日——1946年7月10日），成衣工人工会（AmalgamatedClothingWorkers）主席，在这次讨论进行的时候，希尔曼是产联内的第二号人物。——原注[10]全会：这里的全会是指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是党的最高机关。——原注[11]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chachtman，1904年9月10日——1972年11月4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创建人之一，曾编辑出版了托洛茨基的几本书和小册子。1940年，他因在保卫苏联问题上与社会主义工人党有不同意见，脱离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另组工人党（WorkersParty），后来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SocialistLeague），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后来于1958年并入社会党（SocialistParty）。——原注[12]纽约的劳工党：1936年7月，为了给即将在秋天举行的总统大选做准备，美国劳工党（AmericanLaborParty）在纽约州成立。它的政策是投票支持民主党罗斯福派的主要候选人，在当地选举中则支持由拉瓜迪亚市长为首的共和党—联盟。美国劳工党主要是由制衣工人工会的领袖建立的，他们建立这个党，为的是用它来引导那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制衣工人去支持罗斯福和拉瓜迪亚的，这些制衣工人在传统上是拒绝投票支持资产阶级政党的。——原注[13]塞缪尔·冈帕斯（SamuelGompers，1850年1月27日——1924年12月13日）：1886年至1824年间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其中只有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有两年没有担任这个职务；他是一个保守派，反对社会主义，顽固地坚持行业工会主义；他的政策是不支持资产阶级政党，但在具体的选举中则支持特定的候选人，换句话说，就是“回报你的朋友，惩罚你的敌人。”——原注[14]这里的同盟是指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LeagueofAmerica），在1929年至1934年间，它是美国的托派组织。——原注[15]约翰·佩帕尔（JohnPepper），本名约瑟夫·波加尼（JózsefPogány，1886——1937），原籍匈牙利。他在匈牙利革命中扮演了反革命的角色，后来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他是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极左集团”的领袖之一，因搞宗派活动被匈牙利党开除，后来被派到美国。他跟鲁登堡（Ruthenberg）组织了一个派别，并曾是洛夫斯通（Lovestone）的导师。佩帕尔策划了共产党对农工党运动的干预，并且还在1924年策划了同拉佛莱特的第三党的勾勾搭搭。他用粗暴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后来支持布哈林，随后被共产国际开除。由于托洛茨基曾在共产国际内声讨佩帕尔的路线，而且坎农、邓恩和沙赫特曼（他们后来都变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也都曾在美国共产党内反对过佩帕尔的政策和佩帕尔派，所以托洛茨基在这里戏称佩帕尔为“我们共同的朋友”。——原注[16]技术统制（technocracy）：在大萧条（GreatDepression）初期，技术统制作为一个纲领、一个运动，曾经风靡一时，它尤其受中产阶级欢迎。它提出通过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控制，来合理规划美国经济和财政体系，以此来克服萧条，实现完全就业——而所有这一切都用不着阶级斗争或革命。这个运动最终分裂为左翼和右翼，后来右翼发展成了法西斯主义倾向。——原注[17]《美国六十大家族》（America'sSixtyFamilies）是费迪南德·伦德伯格（FerdinandLundberg）写的一本书（先锋出版社[VanguardPress]，1937年）。这本书出版时曾轰动一时。它提供了大量史料，证明了美国存在着经济上的寡头统治，而统治着美国经济的寡头集团是以六十个最富有的家族为首的。——原注[18]《编年史家》（TheAnnalist）杂志是一家“财经、商务与经济杂志”，1913年创刊，1940年停刊。——原注[19]泽西的局势：新泽西州泽西市（JerseyCity）市长弗兰克·P·黑格（FrankP.Hague）是民主党人，在他治下的泽西市政当局昏庸腐败。当泽西市工人要在当地建立产联组织时，他动用政府的力量和警察的暴力，并同公司的打手合作，不让工人建立组织。他禁止工人组织纠察队，并将散发工会传单的人关进监狱或驱逐出城。当有人指控他侵犯了法律赋予工会活动家的基本民权时，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老子就是王法！”——原注[20]威廉·格林（WilliamGreen，1873年3月3日——1952年11月21日）：1924年冈帕斯逝世后，格林继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他是一个保守的行业工会主义者。小罗伯特·马里安·拉佛莱特（RobertMarionLaFollette,Jr.，1895年2月6日——1953年2月24日），出身于威斯康星州一个著名的进步共和党家族，其父是曾以进步党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1924年总统大选的老罗伯特·马里安·拉佛莱特。在这次讨论进行的时候，小罗伯特·马里安·拉佛莱特是美国参议员，而他的弟弟菲利普·拉佛莱特（PhilipLaFollette）——后来曾任威斯康星州长——在1938年4月底曾号召建立一个新的进步党。——原注[21]菲奥莱洛·亨利·拉瓜迪亚（FiorelloHenryLaGuardia，1882年12月11日——1947年9月20日）：共和党人，在1917年至1933年间，除了20年代头两年之外，一直担任纽约州的众议员。1934年至1945年间任纽约市市长。——原注[22]洛夫斯通派：杰伊·洛夫斯通（JayLovestone，1897——1990）曾任美国共产党书记，当时他是党内右派的领袖。他在国际上和布哈林结盟，而布哈林后来又跟斯大林结盟。因此洛夫斯通在1928年把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驱逐出美共；但当斯大林在1929年转过头来对付自己的右翼盟友时，洛夫斯通马上就失去了领导职位，然后被开除出党。此后，洛夫斯通的小集团一直保持着组织上的独立，二战爆发之后，他的小集团解散了。洛夫斯通后来为美国工会官僚效力，专门从事反共，当上了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GeorgeMeany）的国外政策首席顾问。——原注[23]拉德洛修正案（LudlowAmendment）：1935年，印第安那州众议员路易斯·拉德洛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要求宪法内加入宣战必须经过全民公决的规定。1937年拉德洛再次向众议院提交这项修正案，而参议员拉佛莱特也于1938年1月10日在参议院提出了同样的议案。众议员否决了这项修正案。而就在它被否决前几天，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72%的美国人赞成这项修正案。社会主义工人党利用拉德洛修正案，配合自己的过渡要求纲领，并利用“让人民投票决定是否开战”的口号，进行了一场支持这样的一个全民公决的宣传活动。——原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劳工党问题（1938年4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劳工党问题[1]1938年4月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劳工党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向来都是按照具体政治形势及其发展趋势来理解这个问题的。早在1929年危机以前，直到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出现为止，我们一直希望革命的、换句话说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党能伴随着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在美国同步发展，从而最终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这种情况下，为不明所以的“劳工党”进行抽象的宣传无疑是荒唐的。然而，从那时开始，形势已经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对此视而不见是绝不可取的。正在蓬勃兴起的工会在资本主义危机加深的背景下会不可避免地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并继而逐渐凝聚为一个劳工党。如果工会的正式领导人不顾现实状况和来自大众日益增强的压力而拒绝讨论关于劳工党的问题，那只能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社会危机使得劳工党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了。而且，我们还可以预测出官僚阶层的抵抗将被粉碎，对此我们有着充分的信心。有利于劳工党的运动将继续增强。任何站在这场进步运动的对立面或是袖手旁观的革命组织都将在自我隔离和宗派主义中自我毁灭。第四国际下属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十分清楚，由于诸多历史包袱，其发展已经落后于广大美国无产阶级的激进化；而正是因为如此，成立劳工党就成了其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紧要问题。然而，社会主义工人党不打算像斯大林派或洛夫斯东派那样，仅仅满足于提出劳工党或农工党的口号，更不会承认以这些口号为掩护而进行的无原则的上层勾结——它需要一个过渡要求的纲领来让争取建立工人政党的群众运动取得成效。为了保持自身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工会官僚进行了系统的且不妥协的斗争，因为后者反对建立劳工党，或者想把其转变为资产政党手中的武器。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在工会当中、在各种集会上解释和宣传过渡要求的纲领，并从群众的生活经验出发，不懈地揭露工会官僚及其社会民主派和斯大林派盟友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劳工党何时成立、如何成立，要经过哪些阶段，会发生什么样的分裂，将由未来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工人党要保卫劳工党，帮助它抵抗资产阶级的进攻，但社会主义工人党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为劳工党承担责任。在劳工党发展的所有阶段中，社会主义工人党都应该站在批判的立场上——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支持劳工党的进步倾向，反对反动倾向，与此同时不妥协地批判这些进步倾向的不彻底性。对社会主义工人党而言，一方面应当让劳工党成为培养革命力量的竞技场，另一方面则要让劳工党成为影响更广泛的工人群众的传送带。就其本身性质而言，劳工党仅能在比较短的一个过渡时期内保持其进步性。革命局势的进一步尖锐化必然会打碎劳工党的外壳，并使得社会主义工人党可以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之下团结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注释：[1]托洛茨基在把这个发言寄给社会主义工人党时还写了这样的注解：“这只是个粗糙的发言稿，甚至只是个起草稿子的建议。发言应该写得更加具体一些，应该谈到现有的劳工政党，就像伯纳姆发在《新国际》上面那篇文章一样。为了澄清我在关于劳工党问题的讨论中的发言，我把这篇短文寄给你们。”伯纳姆的文章是指《1938年的劳工党》，发表于1938年三月的《新国际》。
为成立大会准备纲领（1938年3月2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为成立大会准备纲领1938年3月20日托洛茨基：所有的支部都已经完成了对西班牙发生的事件，中日战争，和苏联的阶级性质的讨论——但一些支部甚至在内部产生了分裂，比如德国支部。所有支部都了解了你们的提纲，也都了解了法国支部的提纲。这个问题现在只是遣词用句的问题了。坎农：还有准备大会文稿的问题。托洛茨基：我们已经准备好纲领的草稿了——（纲领）可能在两到三星期内准备好，然后将之翻译成英语和法语。国际大会可以使用你的原则宣言吗？沙赫特曼：不，那个更应该算是个一国支部的宣言。托洛茨基：阿道夫[1]（鲁道夫.克莱门特）已经发送出了章程的草稿。德国支部已经写好了论第四国际性质的论文。三个月前它已经被送往每一个支部，现在发表在《我们的话》（UnserWort）上。沙赫特曼：我们已经有几个月没有收到《我们的话》（UnserWort）了。托洛茨基：可能是因为你们打入社会党时失去了国际上的联系，现在还没能完全恢复联系。迭戈·里维拉的论文你也有了，我唯一的不满在于这文章太长了,不适合在大会上读。你建议我，鉴于最近的事态，我应该写一写战争问题，这我已经读过了。我很乐意接受这个建议——进一步完善我们对最近事态的观点。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过几天就能完成。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草案，但是没有足够的人手去把它从俄文翻译过来。但是我们所缺少的是一个关于过渡要求和口号的纲领。我们目前必须拿出一些口号，具体而准确地提出要求，比如说工人监督，还有反对技术统制[2]。这点在纲领中不时的提到但只是一笔带过。但是我相信这会是对美国支部来说非常重要的口号之一。伦德伯格写了一本关于美国六十大家族的书，《编年史》杂志称伦德伯格的统计结果是过度夸张的[3]。我们必须要求废除商业秘密——如工人们有权调查账簿——这是工人监督工业的前提。在从垄断资本主义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阶段，有一系列相应的过渡措施，其中一些是适用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样的一个文件。它对应着《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宣布已经过时的那一部分。它只有一部分是过时的；一部分仍很完善，我们这次大会将要替换掉过时的那部分，换上新的内容。我还写了一篇关于民主问题的纲领草案。它的要点是民主是最贵族化的统治形式——只有在世界上奴役他人的国家才可能实行民主，比如英国，那里每个公民平均拥有九个奴隶；比如法国，每个法国公民拥有一个半的奴隶；以及美国，我无法估计被奴役的人的数量，但是整个世界——从拉美开始——都是她的奴隶。而较穷的的国家，诸如意大利，就放弃了他们自己的民主制度。这是根据最新事态对民主做出的分析。什么是民主国家的法西斯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破产。只有最大的、掠夺得最多的、最富裕的奴隶主们之流保持了民主主义，摆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于美国是极其有用的，当然这不是为了赞成法西斯主义，而是为了赞成无产阶级民主。即便对最富有的国家，比如美国，民主制也是变得越来越没有效果。我相信这些是我们所能在国际大会上提出的几乎所有的议题。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关于苏联的阶级特点的迫在眉睫的问题，中日战争的问题，西班牙的问题——以上问题的所有的支部都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将要为大会做好准备。接下来我还需要准备下列问题：1）过渡要求；2）民主的问题；3）战争；4）关于世界形势的宣言；要么各自分开要么集合成一本小册子发行......注释：[1]“阿道夫”是鲁道夫·克莱门特的化名。[2]技术统制（technocracy）是一种鼓吹通过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对美国经济与货币制度实行监督控制，以此优化经济和财政，实现完全就业，克服经济衰退的思想和运动。[3]费迪南德·伦德伯格在1937年出版了《美国六十大家族》，揭露了美国存在着经济上的寡头统治，而统治着美国经济的寡头集团是以六十个最富有的家族为首的。
反对战争的斗争和路德罗修正案（1938年3月2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反对战争的斗争和路德罗修正案[1]1938年3月22日达索译若羽校对沙赫特曼：我认为可以把这个问题缩小到我们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内讨论的提纲内：目前在美国有很可观的反战情绪，其中既有工人阶级，也甚至有不少资产者；这种反战情绪因为在中国的战争、帕内号事件[2]、罗斯福史无前例的军事预算以及欧洲的整体动荡态势而增强。他们认为美国会在两三年内被拖入战争。目前可以毫不怀疑的是反对战争的人里有99%——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针对战争的革命态度仅仅存在在激进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小圈子里。我们的问题是把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对战争的立场推行到实践中去，与一般的和平主义运动区别开来，同时也要涉足到更广泛的反战运动之中，这就意味着目前要参加到基本是和平主义甚至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运动中去。社会党和洛夫斯通派目前已联合在一起并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让美国置身战争之外委员会”（KeepAmericaOutofWarCommittee）。老明岑伯格运动也基本一样，它们搞了个反战同盟（theLeagueAgainstWar），只不过让美国置身战争之外委员会从纲领上要比明岑伯格运动的右的多。托洛茨基：这个委员会的领袖是谁？沙赫特曼：诺曼·托马斯（NormanThomas）、洛夫斯通和荷马·马丁（HomerMartin）代表委员会发言，但我不确定马丁是否委员会成员。他发表了一个反战演讲，不过同时那也是个爱国演讲。他们那边有一些信奉孤立主义的退役将军。这个运动能走多远不好说，其目前还在委员会的掌控之内，且并不基于任何组织。他们目前正在筹划一次全国大会。托洛茨基：这委员会现在有什么影响力吗？沙赫特曼：没有。运动反映了美国人的一种普遍论点——反对在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反对向外派兵，不过如果我们遭到攻击，我们就要自卫等等等等。比如说，我们在克利夫兰遇到的问题很典型，那儿有个我们非常活跃的同志叫科克伦（Cochran）。社会党（SP）和洛夫斯通派组织了一次大型集会，查尔斯·巴德和荷马·马丁都发了言。社会党和洛夫夫斯通派向我们那位同志提议让他赞助这次集会。他给我们写信说他同意了，我们也复信说同意，但并不特别积极。不久后在政治委员会（PC）的讨论会上，情况变成了他们有发言人，我们没有；科克伦负责赞助活动但并不发言坎农：那还没确定下来——我们告诉他尽可能发言。沙赫特曼：不过我不认为他会。洛夫斯通派和社会党人也没有正式的发言人。我们通过的战争纲领提出了一些最低限度的要求。基于这些要求我们制定了一套应由工会采用并推而广之的正式决议。现在运动所处的位置非常困难，我不认为我们中有人能对结局看的足够清楚；而且其中还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如果我们跳进所谓的群众运动中去，运动本质上是和平主义的，那么工人先锋队进行的革命教育就会被忽视。与此同时，如果不加入此类运动，我们就会像现在这样仍然基本只能进行政治宣传。关于路德罗修正案的争议大家都已熟识了。您们也看得到支持或反对这条修正案的诸多动议。坎农：对委员会的质疑源自于这件事情：诺曼·托马斯请了二十几个人到家里做客，其中有作家、爱好和平的老夫人、洛夫斯通派和里斯通·奥克（ListonOak），可就没有一个我们这样的人。奥克提议道也应该邀请我们，不过他们不同意。他们在会上请诸如拉·福莱特（LaFollete）——大家都知道他的政治立场——和一个退役将军讲话，同时还让托马斯和洛夫斯通派的沃尔夫（Wolfe）讲话。有些同志认为我们也应该参与进去，但我们没有。我们攻击了这次聚会。从本质来讲，这就是巴比塞张罗的那套活动的讽刺画。他们正在其他州建立委员会，还准备在华盛顿举行全国大会。他们的呼吁书针对的是市民，而非工人。［把呼吁书给托洛茨基看］另一个问题在于路德罗修正案。这个委员会对此持不同立场。明尼阿波利斯站在与西北地区组织者不同的立场上，在克利夫兰的科克伦在修正案这个问题上反对我们的立场。他的立场或多或少和你相似，尽管他并不知晓你的信。委员会在这件事之后的立场有一点点改变，但具体变化了多少我们还不清楚。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在工会内提出反对战争的决议。然后我们会将决议提交到明尼阿波利斯然后作为该市的决议进行宣传。邓恩：我们已经通过了决议。坎农：就是这样。我们希望对此持谨慎的批判态度。［列席者阅读决议。］托洛茨基：我首先得说路德罗修正案只是冰山一角，它能让我们发现整个问题所在。我坚信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全国委员会的立场，该立场是沙赫特曼提出来反对伯纳姆——我相信还有古尔德的，并且还被全国委员会接受了。我在为此给坎农同志写的私信中我并未想象到这个问题如今会对美国如此重要。这就是在信中我只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而并没坚持让美国组织重新考虑这一问题的必要性的原因。不过现在从报纸上、尤其是从这儿的同志这里我明白这一问题进一步发展并且可能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问题对我们的总体政策也至关重要。全国委员会的声明宣称战争是不可能靠公投阻止的。这绝对正确。这是我们对战争的总体态度的一部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我们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或者通过民主手段实现改良。公投是一种不多不少的民主手段。在批判这种民主幻象的同时，我们在能将这种民主替代为工人政权的机构之前也绝对不能放弃它。从原则上我绝对不希望看到任何在公投这件事上试图强迫我们改变我们对民主制度的原则的争论。不过我们也应在参与总统大选或圣保罗选举时借用这个手段；我们全力为自己的纲领而斗争。我们认为：路德罗的公投就像其他民主手段一样阻止不了六十家族的犯罪活动，后者比一切民主手段都要强力的多。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民主手段，或是反对为公投或为赋予18岁以上的美国公民投票权利而进行斗争。我很期待我们能开展一次这样的斗争；18岁的人已经成熟到可以被剥削，自然也就可以投票。但这只是个附注。如果我们现在立刻动员起工人和贫农推翻民主制度并用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那自然会好上很多，这是唯一一种能避免帝国主义战争的手段。但我们没法这样做。我们看到大批的群众期盼民主手段能阻止战争。这件事情有两面性，其中的一个是完全进步的，即阻止帝国主义战争的意愿，还有一点则是对我们的代表缺乏信心。他们说：对，我们派人到国会（原文托洛茨基用错了词，用的是描述英国等国家中相应机构的“议会”，但在稿件中已经更正）去，但我们希望用这些重大问题检验他们，而这些问题意味着千百万美国人的生存或是死亡。这是完全进步的一点。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又沉浸在能完全依靠这种手段达成目标的幻想之中。我们批评这种幻想。全国委员会的宣言在批评这种幻想上是完全正确的。群众有和平主义的情绪，他们倾向进步，但还带有幻想。我们不应靠一个预先的决议案，而应当在实际行动中驱散这种幻想。我相信我们可以对群众讲，还必须开诚布公地讲：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意见是我们应当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你们尚不能与我们达成一致。你们相信你们可以靠公投让美国置身战争之外。你们会怎么办？你们说你们对你们自己选出来的总统和国会没有足够的信心，而你们想要依靠一次公投证明一下。这样的公投是个非常好的东西，我们也会支持。路德罗提出了这样一个修正案，但他绝不会为此而斗争。他不属于六十家族，不过属于五百家族。他提出了他的议员口号，但这口号只有靠工人、农民和群众的顽强斗争才能实现——我们也会与你们并肩斗争。提出了这些方式的人本身可不想为之而斗争。我们得预先把话说出来.然后我们就成了这场斗争中仅有的领导者。在每个合适的时机我们都会说：这还不够；战争工业的巨头们有他们自己的渠道，等等等等；我们也得检验一下他们；我们必须建立工人对战争工业的控制。不过基于这种斗争在工会内我们将成为该运动的领袖。我们可以说这几乎是基本法则。我们必须和群众一同前进，同时不能仅仅重复我们的公式，还要用能使群众理解的方式阐述我们的口号。在这方面最伟大的历史事例就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我一再重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例子只管重要。从（二十）世纪初到1917年——几乎用了整整20年——我们都在对抗所谓的社会革命党或者民粹派。他们的宣传口号是将全部土地充公然后再平均分配下去。我们批判这种方案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我们宣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问题将不是均分土地而是集体化。斗争持续了几乎20年。在1883年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开创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小组的时候，斗争是以理论形式进行的，在这个世纪斗争则变得非常尖锐。两者的重要分界线就在于农业纲领。在1917年农民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不少地方都批准了这套方案：收回土地并平分给每个农民。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做了什么？我们宣称：你们不愿意接受我们的纲领，而是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这一纲领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收回土地，这是进步的行为；但还有二——将土地按人头平分——这是完全的乌托邦。不过如果你想要经历一下这个，我们也将准备好和你们一起走一遍［这条路］。不过我们可把话说在前头：社会革命党没有能力实现他们自己的纲领。他们其实是小资产阶级，因而需要仰仗大资产阶级的鼻息过活。这不是我们的纲领，但我们会帮你们实现这个充满不切实际幻想的东西。现在的情况不尽相同——并没有革命的条件。但问题也可能会变得意义重大。公投并不是我们的纲领，但这是一条明确的前进路线；群众显示他们希望控制住自己在华盛顿的代表。不过群众有幻想，而我们会批判这些幻想。与此同时我们会帮你们实现你们的纲领。纲领的提出者会像背叛俄国农民的社会革命党一样背叛你们。全国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提出的最后一条提法不正确：这条说如果对确保对斯大林主义者形成优势是必要的，我们会投票支持路德罗修正案——抱歉，但这是完全官僚化的论点。你怎么能在群众集会上说：“我们会根据投票情况怎么样选择站队”？这对群众来说是理解不了的。我们必须成为运动的领导者。我们必须印刷传单，解释我们的全部立场。在工会会议和农民会议上我们必须说我们是运动的真正领导者。不过这一举动，就像劳工党的问题一样，必须与一个坚定的、反对洛夫斯通派-托马斯派的纲领相结合。我完全同意我们应当同让美国置身战争之外委员会划清界限。不过同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当保持消极的反对态度，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纲领并进行批判。为此最方便理解、最为进步、最为革命的口号，也就是工人控制军事工业，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正是军工巨头们正煽动着战争。我们说：工人们，你们正在为“战争爱国者”而非祖国的进步发展工业。战争工业的控制权是工业整体控制权的一部分。［摘引让美国置身战争之外委员会派发的传单后继续］这不是美国人的问题。在目前状况之下，这是全体工人的问题。我相信我们还要考虑一下我们的口号自然不应该反对反侵略的战争。不过这样的战争应当由工农政府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的工人和农民所组成的军队来进行。这样的一支军队将不具有帝国主义目标，但一旦遭到进攻，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这一条纲领应当认真考虑。我们指出这不是“美国人民争取国际和平运动”的斗争，而应当是美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国家的工人共同争取和平的斗争。我回到我们的过渡口号上来：控制战争工业，有可能的话就以战争工业作为开始将六十家族公有化。坎农：您认为工会的纲领应当支持路德罗修正案吗？而且我还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做到直接将战争工业公有化的话，至少应当让工人管理战争工业。托洛茨基：这些人［指指传单］甚至都算不上好的和平主义者。他们说：我们不希望任何扩军和改进装备的行为。但这军队究竟是什么，就这样就行了吗？我们说这支军队的存在就是一支对抗工人、准备战争的军队。如果他们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他们至少应该说：废除军队。我们希望改变军队的性质——武装工人和农民，让他们在工会的控制下接受军事训练——这不是和平主义；我们认为工人对战争工业的控制将是战争工业公有化前的一步——这不是和平主义。坎农：您在这里提到了“工农政府”，您想表达什么意思？托洛茨基：这应该从两个方向上去考虑：只能作为假想进行讨论的美国历史的和过去是一个篇章，现实生活中对群众的教育是另外一个篇章。群众会用民主议会制度的思维来理解，但我们需要尝试用革命的思维来解释。不过我们还要说：你们接受不了工人和贫农的专政，但你们希望把票投给工人和农民的候选人。我们会帮助你们。如果这些候选人选上了，而他们也成了多数，我们会为他们的纲领负责吗？不，不，他们的纲领并不够。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纲领。在国会内我们也将永远是少数派。然后我们就要强调：不仅要独立候选人，还要有纲领的候选人。很有可能在我们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之下会出现一个由约翰·里维斯、拉·福莱特和拉·瓜迪亚组成的政府，而他们会把自己命名为“工农政府”。我们继而将全力投入反对他们的斗争。在1917年我们对工农进行解释：你们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很有信心——那就迫使他们动手反对资本主义。这是正确的道路。不过我们依然反对克伦斯基。如果他与资产阶级派别决裂，并组成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联合政府，我们仍然将反对他，但是，对我们而言这个政府就离无产阶级专政近了一步。从物质上来说我们不需要这个政府—不过从对群众的教育来说，从将群众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相分离来说，这就很重要了。我们接受这个政府去反对资产阶级，并对群众们说：如果你们愿意强迫他们动手反对资产阶级派别，我们将帮助你们。沙赫特曼：您怎么区分我对路德罗修正案的支持和我们对裁军项目与国际仲裁的态度呢？托洛茨基：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关系。路德罗修正案仅仅是大众控制其政府的一种方式。如果路德罗修正案通过并进入宪法，它将和裁军毫无共同之处，而只能赋予18岁公民投票权利。我可以说：我们的小伙子们明天就会去当炮灰；而我们该教这些小伙子们的不是裁军而是革命防御。这是一种民主手段，不能多，不能少。坎农：在这委员会的如此状况之下，您是不是确信正确的方法是不应加入或去参加这种演习，而是应当直接攻击它（“让美国置身战争之外委员会”）？托洛茨基：是的。批判他们、攻击他们，因为他们不仅不是革命者，甚至也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是隐藏着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对，我确信我们必须无情地攻击他们。我确信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布莱恩[3]的纲领，我们就会发现他在战争之前更加激进。然后他就成了战争部长。而他的纲领比这个委员会还要激进呢。[1]德罗修正案（LudlowAmendment）指30年代末期由美国众议员刘易斯·路德罗（LiousLudlow）提出的一条宪法修正案提议，该修正案强调宣战应由全民公投决定，除非美国先遭到攻击。该修正案最终没有通过[2]内号事件：指1937年12月日本飞机在南京长江附近江面上击沉美国货船“帕内号”的武装冲突事件。[3]廉·杰宁斯·布莱恩（WilliamJenningsBryan）在一战时持和平主义立场。不过当时他其实是国务卿而非战争部长，托洛茨基说错了。回目录下一篇
过渡纲领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乔治·诺瓦克GeorgeNovack，张晨译镰锤星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相关链接：乔治·诺瓦克 过渡纲领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 乔治·诺瓦克GeorgeNovack张晨译镰锤星校 说明：1970年代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出版《过渡纲领》及起草过程讨论集时，书前附有三篇导言。此文是其中一篇。 1.《过渡纲领》的背景和作用 《过渡纲领》仅仅是第四国际基本纲领的一部分。从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到近期的世界决议，完整的纲领是通过总结整个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经验得到的。 不过对我们来说，《过渡纲领》是指导运动最重要、最相关的纲领。它提供了解决方案，提出了多项旨在动员群众革命行动的建议；它从客观条件以及工人和其它被压迫人民现有的意识水平出发，从他们经历的斗争中进行教育，一步步带领他们，最终让他们意识到夺取政权的必要性。 《过渡纲领》是托洛茨基于二战前夕完成的，在一九三八年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上被采纳。这类纲领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正如皮埃尔·弗兰克在法文版导言中所说，《共产党宣言》结尾所列出的要求清单，以及第二、第三国际中由布尔什维克党、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共产党提出的纲领，都是先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际形势催生了这类特殊文件。行动纲领的最初草案是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于一九三四年春天在托洛茨基（他当时隐居在法国）的帮助下完成的。第二年，比利时的左翼反对派撰写了一份类似的纲领文件。 社会主义工人党深入参与了《过渡纲领》的撰写过程。应托洛茨基要求，我们的领导人组成代表团前往墨西哥城讨论文件内容，并与他一起完成最终文件。当托洛茨基为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筹备草案时，他要求我党采纳《过渡纲领》并在大会进行宣读。我们执行了这一要求，代表团中的一人在一九三八年代表大会上宣读了此纲领。 《过渡纲领》不仅仅是出自某个人的伟大想法，我们也不像“毛泽东思想”那样充满仇恨。《过渡纲领》是第四国际的各下属团体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托洛茨基在一九三八年写道，纲领的意义不在于建立一个群众斗争必须遵守的先验理论方案或蓝图。相反，它“在国内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了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并使两者达到平衡。在通过一系列会晤的筹备和讨论后，纲领得以通过，它代表了我们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主要要求。第四国际是现在唯一的国际组织，它不仅明确考察了帝国主义时期的种种发展动力，而且提出了系统的过渡性要求，将革命群众的斗争力量联合起来。” 第四国际是唯一一个这样定位的国际组织。莫斯科派共产党、毛派、铁托派、卡斯特罗派、社会民主党、新左派、无政府主义派，在其它所有反对资本主义的团体中，没有一个形成了我们这样的纲领，这是我们超越他们的地方。 《过渡纲领》原版本的结构非常重要，但往往被读者忽视。《过渡纲领》分为四个不同的部分，分别阐述了斗争的不同方面。第一部分是最长的部分，阐述了先进国家的情况（这些区域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和成果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二部分阐述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第三部分阐述了法西斯国家的情况，第四部分阐述了苏联的情况，并扩展到了其它“变质”的工人国家。 《过渡纲领》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上面所说的文章结构就证明了这点。所谓的“教条”，是指将永不变化的模板，不分时间、地点、场合，机械地强加给其他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普遍真理根植于各国的实际情况”。在应用《过渡纲领》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应用其它的思想武器时也是如此。提出纲领的时候，必须对实际情况进行广泛深入地评估，并且与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水平相符合。 《过渡纲领》阐述了三种不同的行动方案。第一种方案是争取、重获或扩大人权与自由，在许多国家的法律、宪法条款中都对此进行了保障。此类例子包括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自我决策的口号等，这些都是民主要求。在独裁者、资本家、官僚专制的国家中，这些要求非常具有爆发力。 第二种方案和群众的维权斗争相联系。在这些斗争中，群众捍卫自己的生存条件和劳动条件，例如提高工资、降低劳动强度、终止工资冻结、提高福利水平等。 第三种方案是《过渡纲领》的核心，方案中提出的要求直接反对资本主义财产、权力、特权制度。如果工人能够采取暴力武装行动，那么这个方案可能会动摇资本主义制度，并引导群众创造独立的新生力量。方案中的大部分要求，例如浮动地提高工资、降低工时，建立工厂委员会，工人控制生产，建立工人民兵组织，对资本家团体征收等，都属于这类过渡性的要求。这些要求的顶峰是形成委员会或苏维埃。 这些要求非常重要，它们在理论上会引导工人最终走向反资本主义革命的本质，即夺取政权。与此同时，其它要求与它们也是有联系的，例如争取民主权还有有利于自己的要求的斗争和关键的过渡方案相结合，会成为动员群众运动的强大力量。这一切都取决于群众的斗争力量，以及运动中的领导能力。 举例来说，黑人社区自治权运动或者魁北克独立斗争都是以民主诉求为目标。这些民族主义的斗争蕴含着革命的力量，能够将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反对当前的中央集权国家。 《过渡纲领》撰写发布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战结束了，法西斯主义在西欧被歼灭，殖民地革命运动在四大洲风起云涌，工人国家已经从一个发展到了十四个，美帝国主义则在印度、中国地区遭遇滑铁卢，新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核武器威胁着人类未来。在这样快速变化的世界发展形势下，《过渡纲领》不能一成不变、维持原样，而需要不断扩展、调整、具化，考察地区动荡和世界变革，并加以应对。 有些口号可能变得不是那么重要，而另一些则变得非常迫切、可以立即适用。例如，在经济危机期间提出的口号，在经济繁荣时是不适用的，反之亦然。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提出的要求需要更加准确、全面，因为庞大的官僚主义阻力正在不断增加。很多国家都已经把官僚主义制度公开化了，例如，一九五三年在东德，一九五六年在波兰和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自身也逐渐陷入泥潭。接下来将要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为即将到来的反官僚主义高潮做准备，推进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向成熟。 关于《过渡纲领》，最重要的事实不是进行修正的要求或发生改变的内容，而是在经历了三十年动荡的世界历史后，其方法和内容仍然坚固有效。毫不夸张的说，这个革命群众运动的多功能“武器库”及时、有效解决这个不断革命时代产生的问题，其能力比想象的还要巨大。 我建议大家去讨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如何探索并阐述新时代的种种景象，并使用《过渡纲领》的方法来解答这些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对手、反对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新左派指责我们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无休止地絮叨陈旧的观念、推行那些不考虑实际情况变化而给出的过时解决方案，而非针对新问题给出独立的答案。他们这么做是基于其充满恶意的想法，这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但后来我意识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译者注：原文为“找到一点漏洞，就足可打破教条。”） 社会主义改良派和斯大林派除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理论守旧的毛病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问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不断创新的。它在二十世纪已完成自我批判，比任何对手都紧跟时代步伐。 托洛茨基在他的小册子《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探路者出版社，一九七二年）中对创新问题进行了评论。他指出，“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开展其宏伟的‘实际工作’，仅仅是因为它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指导。”他接着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停滞的，而是运动的理论。只有纳入宏大历史进程中的事件，才能够丰富理论本身。布尔什维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具有宝贵的贡献，它分析了战争与革命并存的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腐朽资本主义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总罢工和起义之间的关联、党与苏维埃还有工会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作用、苏维埃国家经济方面的变化以及资本主义衰落时期的法西斯主义和波拿巴主义、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自身的蜕变。” 托洛茨基著名的不断革命论、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畸形工人国家中的工人民主再造计划等，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如今，第四国际的领导者继续将此发扬光大。在一九六九年世界大会的报告（洲际出版社，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四日）上，欧内斯特·杰尔曼针对“新崛起的世界革命”给出了规划方案，并提到了一些革命理论家一直尝试解决的、由新发展带来的问题。他提到美国黑人的民族问题、已经多次在著述中进行过阐述的新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问题、关于学生反抗的社会学、更细致更广泛的工人国家过渡纲领、半殖民地国家（例如埃及、叙利亚、缅甸、阿尔及利亚）官僚资产阶级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青年运动的过渡纲领等。加拿大同志关于魁北克革命力量制定与树立正确的纲领和观点的任务，也属于这个理论创新的列表。 目前存在两个问题，是我们需要处理的当务之急。 第一个问题是，在美国建立一套针对黑人解放的斗争要求。《过渡纲领》最初草案并没有提到黑人的民族问题，因为在一九三八年，除了已经由盛转衰的黑人分立自治主义以外，即使在黑人社区，这也不是一个紧迫、重大的政治问题。当时的黑人社区中，更加激进和充满政治活力的问题是重振工厂工会。 然而在过去的十五年中，黑人的民族情绪在美国大规模地蔓延开来。它出现后不断发展，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紧跟形势变化，对推动力量、主要特点、斗争目标进行分析，并为斗争提供有效的干预措施。 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他们有效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阐述了当今时代的民族问题，托洛茨基则在其宣传册子《列夫·托洛茨基论黑人民族主义与自决权》（探路者出版社，一九七二年）中进行了敏锐的阐释。不过，尽管有这些理论指导，评价美国黑人斗争历史、预测运动的未来动向也不是一件易事。 可以说，这个政治理论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成功。在激进派的圈子中，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黑人民族问题的重视程度超过其它所有派别。从马尔克姆·利托的出现开始，甚至在伊斯兰国家范围内，在这个问题上都发展出正确的态度并形成同盟。 关于此议题，我们的著述（包括乔治·布雷特曼的）形式多样、数量巨大、销量可观、读者广泛，这证实了我们工作的成绩。这表明我们的领导具备认识群众运动的新特点，并相应调整我们的观点、战略和战术的能力。如果没有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这些成绩是不可能取得的。 黑人解放运动中存在着复杂而矛盾的两股不同力量。一股是强大的要求自治权利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力量，一股是无产阶级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力量。如果像工党之前的“毛派”和工人联盟之类的宗派主义团体那样，没有认识到运动的这两股力量和运动的特点的话，势必会误入歧途，对运动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错误的判断。 一九六九年社会主义工人党会议上通过的《争取黑人解放运动的过渡性纲领》，是我们在解决黑人斗争问题上做出的新贡献。它试图回答一些改革派和极左派因为各种原因反对这类方法、概念的意见。 黑人运动在不断深入、扩大、激化，与此同时，我们具有开创异议的纲领也是不断修订与改进的。纲领是根据国际和国内的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它引导贫苦群众组织起来，形成无坚不摧的强大斗争力量，朝着消除压迫、解放自我的目标的前行。 纲领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更多的是具有国际意义。这份文件是一九六九年讨论青年运动的第四国际的世界大会上提交讨论的文档（《革命青年策略》），用于应对近些年来已经成为世界政治重要因素的青年反抗运动所提出的挑战。正如美国一九七〇年五月全国学生罢课行动所表明的，当前的革命形势无论在广度还是影响深度上，都超越了以往任何时刻。 该文件深入研究了这场在广度、深度、强度以及重要性上前所未有的学生运动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原因，揭示了这场源于生产方式变化的运动给重建教育系统带来的影响。这场运动有着坚固持久的群众基础，以及不屈不挠的特性。尽管在运动过程中会存在高潮低潮的波动，但运动本身不会衰竭，而是一直会扩大下去。这要求我们提出运动的大方向并制定一系列斗争的目标，以保持运动前进的方向。 我们提出的纲领围绕“红色”（革命）大学的中心策略进行展开，例如在黑人为主的大学中按照非洲裔美国人的要求进行改造、将加拿大法语地区的大学按照魁北克人的要求进行改造。此策略与那些仅仅针对大学本身的问题进行改革、置身更重要社会问题之外的策略是截然不同的，与那些鼓吹“搞翻”校园的极左派的做法，以及离开学校、在周边社区和工厂进行服务工作和学生“无产阶级教育”工作的做法也不一样。 与那些片面的政策不一样，托洛茨基主义者努力将大学和其它教育机构转变为改造社会的工具，其策略包括使用革命思想、运动的影响进行宣传渗透，将大学纳入到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元素中去，将学生、进步教师与反资本主义的力量联合起来行动，等等。 显然，无论是大学学生还是大学教师，都无法独自推翻统治阶级、改变社会。他们缺乏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力量。但实践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学生和青年能够发动自身要求之外的斗争，对社会上更广泛的力量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促进作用。 青年斗争民主纲领和过渡要求提出的目的，是指明如何进行斗争才能更有效，并融入到国际阶级斗争之中去。 为了消除关于纲领作用“神秘主义”的问题，让我列举一些过去三十年内民主斗争或过渡性斗争的例子。《过渡纲领》有一个段落阐述了支持使用全民公决方式决定是否宣战的问题，这是一个民主要求，使人民能够表达他们对于帝国主义战争制造者的不信任。 这一方案最早是以口号形式出现：“让人民投票决定是否战争”。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这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队伍中引起了一些争议，有的同志认为这个方案是危险的改良主义做法，会引发、巩固和平的幻想，让人误认为资本主义和其统治者可以停止大屠杀的做法转而维护和平。这些同志的认识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全国公投的运动会警醒群众，并动员人民为反战做准备。此外，我们会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来解释这场帝国主义冲突的根本原因。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关于战争的所有话题都戛然而止，我们的工作甚至还没有越过宣传阶段。之后，这个口号成为了我们反战口号中的一部分，并使用在了我们战后的竞选纲领上。然而，在朝鲜战争期间，这个口号没有得到广泛响应，实际情况和口号是背道而驰的。 随着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展开侵略行动，我们更加积极地应用该口号。这次获得的响应与之前大不相同，因为群众已经普遍产生了反战情绪。从密歇根州的迪尔伯恩开始，几个大城市开始进行公投。如今，战争公投已经成为了旧金山、麦迪逊、威斯康星，以及马萨诸塞州的政客争取选民的基础条件了，其结果通常是有利的。 这是一个例子，《过渡纲领》在实践应用中也存在着高潮和低潮。政治性的要求可以通过我们的新闻和其它媒体等形式，从最初纯粹的宣传开始进行鼓动，最终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去采取行动。起初的行动是零星、局部的，之后会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行动。 第二个例子，是通货膨胀下的浮动工资制。这意味着，在消费品价格上涨的时候，工人的工资应自动增加。 同样，这一方案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停留在宣传的阶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后的通货膨胀引发了劳工运动后，情况才有所改变。汽车工人联合会是第一个在谈判中采取了这种要求的组织，于一九四八年赢得了通用汽车的“工资自动上涨”条款。 从此，这一规定一直是老板和工人之间的主要矛盾之一。老板极力否定、限制或撤销“工资自动上涨”条款，工人则试图获得、保持、延长此条款。在生活费用增加、生活水平下降的时候，它提供了仅存的生存保障。在过去的两年中，汽车业和钢铁业工人已经部分地赢得这项权利。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工资自动上涨条款在几个方面存在显着的问题。它将工资上涨与劳工统计局的价格指数相绑定，而统计局为了保护雇主的利益，其数据往往会故意低估工人生活成本的增加。工会没有采纳《过渡纲领》中的策略，例如通过消费者协会调查市场上通货膨胀实际情况得到的数据来和汽车业老板进行条款谈判，或是要求查阅公司的报表。 作为应对通货膨胀问题的一般性保护措施，联邦应立法规定，工资随着物价上涨而增加，并且应该涵盖所有有组织或无组织的工人。 应对失业问题的浮动工时制与浮动工资制应该同时提出。用总工时除以现有工人数量，可以得到浮动工时的大小。这个想法已经在当前的工会运动中已经普及开来，人们喊出了口号“三十、四十”，即一个星期工作三十小时，按照四十小时的工资来付。 第三个例子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整个世界反战运动的中心口号：“将武器带回家”。尽管制约帝国主义政府的武装力量、帮助战争受害者斗争的想法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在一九三八年的纲领中没有出现这个口号。 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创造了这个口号，做了口号的宣传普及工作。一位公共关系专家近日称赞我们口号的简单性：“每一个字都由一个音节构成，非常容易记忆与理解。”虽然我们并没有去刻意追求这种效果，但我们实际上是这么去做的。在这个口号上，我们还有一个更短的版本“立即滚出去！” 我们推出这些口号，因为它们和当时的形势相契合。它捍卫了越南的自主权不受外国干涉，反对并要求终结美国的军事干预，符合美国人民和士兵的要求。 尽管有这些优点，一九六五年之际，几乎只有我们党将这个口号向左翼发展。在反战运动中，关于是否停留这个口号上有一股持续的斗争。如今，这个口号已经被大多数美国人民所接受，这充分证明了宣传口号在推翻资本主义大厦的重要支柱——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和用于实施政策的暴力机器——上的潜力。 最后一个例子是妇女解放运动。一九三八年的文件建议第四国际的机构尽所有可能制定出具体的过渡要求，其人群不仅仅是工业和农业劳动者，还包括资本主义中被压迫和剥削的所有人群。 妇女解放运动是一场迅速成长的运动，我们党有着为其制定过渡要求的职责。然而，这个任务是不能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展开的，也不能操之过急。事实上，这项事业才刚刚开始。 过渡办法的精神和意图并不是把抽象的口号随意地强加群众运动。这些群众运动往往仍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还没有明确的特性、组织和发展方向。 我们方法的精髓是了解运动的实际情况、把握其发展程度、关注典型的参与者在运动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其制定解决方案。正如《过渡纲领》所述：“先进工人应该学会为未来的盟友遇到的问题提供明确而具体的解决方案。”我们为先进工人说话，被压迫的妇女肯定是属于未来的盟友。 我们的同志首先在女权运动中筛选出已经几个涌现出来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为集体行动提供了基础，促进了运动的激化。这些问题包括：自由堕胎、免费的节育信息咨询和设备使用、全天服务的托儿所、和男工同工同酬的权利。这些问题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了方向，并通过我们的新闻媒体、集会、选举运动得到了宣传。 从那时起，我们的立场进一步具化了。一方面，从女权主义者的讨论和经验中出现的要求被纳入更全面的纲领中，这个纲领适应当前妇女解放斗争的阶段要求。一九七一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会议上采用了此纲领，取名为“走向群众女权运动”【见《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琳达·杰尼斯编辑（探路者出版社，一九七二年）】。这项工作比黑人解放运动和青年运动做的要提前。 本文旨在详述该纲领、阐明战略、拓宽女权运动的视野。这仅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的同志进行筛选，决定在第一次全国运动中将废除堕胎法作为运动和组织的中心口号。纲领的拓展和群众运动主要方案的聚焦同时进行。 这种同时进行的纲领编制过程特别具有启发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遵循过渡性要求筛选、成型、应用的过程。这些过渡性要求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和特定社会斗争的直接要求的发展形势相一致。 《过渡纲领》的基本内容还有最近针对某些特点革命国家和地区做出的修改内容，与改良派斯大林主义和所有极左派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这些阵营不需要、也不会遵循《过渡纲领》的做法。 托洛茨基曾经解释了他们的冷漠与敌意的主要原因。改良派没有提出过渡纲领的要求，因为他们满足于民主资本主义的范畴，并不打算进行革命斗争前进到社会主义彼岸。 极左派也不会使用过渡纲领。尽管斗争的主要力量人民群众仍然处在落后的状态，在极左派狂躁的幻想中，他们已经跃过了过渡的阶段，直接到了决一死战的地步。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引导人民群众跨过障碍、从当前的状态走向更高的水平。 两派都缺乏的，是对辩证方法的理解以及将它应用到革命运动实现过程中的能力。马克思主义注意并预见了阶级斗争不同阶段间的过渡过程，仔细分析了低潮时期的政治发展情况、相应的群众思想框架、社会大潮之下发生革命前奏和直接革命的可能性。 《过渡纲领》中的要素可以用于将保守状态的运动转为激进状态的运动。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一直保持警惕态度。《过渡纲领》是将阶级斗争的各个阶段进行相连、汇集的纽带，如果没有一个英明的领导及时指导运动的话，整个群众运动会止步不前，逐渐衰落并迷失方向，最终前功尽弃。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 《过渡纲领》被第四国际采用已逾三十余年，如今《过渡纲领》及其工作方法还有什么样的重要性？第四国际还在其形成过程中，本身就是一个过渡状态。虽然在同样的努力程度下，第四国际正在赶超其它传统组织，但是和它们相比，在很多方面还显得稚嫩。它在思想上很强大，但在物质上很匮乏。正如厄内斯特·曼德尔在《世界革命的新崛起》中所说，目前它正处在“核心的原始积累阶段”。 同时，我们的思想也有了巨大的需求，其影响也在推动世界革命发展的青年中扩大。这迫使我们更加积极、大胆地参与到火热的反抗运动中，尽可能将革命青年纳入到我们的旗帜之下。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在避免冒险主义的前提下改造自己，从一个纲领还有系列思想的宣传组织，变为实践理念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群众运动组织。在第四国际及相关部门目前和未来的转变过程中，使用《过渡纲领》及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托洛茨基写道：“当前阶段非常特殊，不是因为革命政党不需要再做繁冗的日常工作了，而是因为这些工作能够有机地融合到革命的实际任务中去。” 2.民主要求的作用 第二部分将讨论过渡过程中的民主要求和口号。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很有必要的，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的误解和混乱。 “权利”可以定义为正义的要求。民主权利是指与拥有特权的统计阶级和有产阶级相对立的人群所获得、拥有的权利。人权、公民自由和法律保障的权益是民主权利的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无论是从法律上或事实上，在历史过程中从没有同时出现过。 奴隶需要绝对服从主人，没有自己的权利。奴隶可以抽象地去呼吁人权，但是在奴隶制度下，他们仅仅拥有少数的法律权利，没有任何市民权利。这些权利只有自由人才拥有，是他们实际的或可能拥有的自决权的度量。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权利几乎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社会斗争所争取来的。对于那些心安理享受各种权利的美国人来说，这个问题更加明显，因为美国的建国历史非常短。 例如，我们都不假思索的认为，人们可以选择他们居住的地方，如果他们不喜欢的话可以选择迁徙到其它的住所。但是，农奴不享有这个基本的权利，受土地和领主的束缚。直到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产生后，很多人才能够摆脱这个束缚，拥有了自由迁徙和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权利。在西方文明中，这场巨变过去的时间还不超过五百年。 当然，即使在今天，自由迁徙也没有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权利。人们只有筹备全材料，才能够行使这项权利。在苏联，不经允许就离开国境是资本主义犯罪，是叛国罪。人们竟然把这样的国家称为“社会主义”！我们认为，不经当局许可，在地球上进行迁徙，是任何人的基本民主权利。 我们有自由集会的权利。但是你是否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这项权利仅限于国家机关和文职人员？它被写在美国宪法法案中，因为在被殖民的时期，美国在集会权利上经常遭到拒绝、被违背。我们知道，大量的公民现在仍然没有获得平等的权利。这种公然无视正义的现象导致了美国、爱尔兰目前的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同性恋运动等。 在美国，如今的革命运动和维权斗争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要活跃，群众骚动是目前运动的特征和标志。考虑到这些事实，某些极左派认为革命者能够无视目前的民主运动、看轻它们在群众革命中的作用，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在《民主与革命》（探路者出版社，一九七二年）中已经讨论了西方世界的民主演进过程。文中指出，欧洲的群众民主运动是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开展的。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民主斗争的要求最初只是获取宗教自由权。那个时期，天主教会主导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这个异教运动被称为新教改革。 人民要求自己选择牧师的权利，而非由领主或主教为自己指定牧师。他们想用自己的语言阅读并理解圣经，而非艰深难懂的拉丁语。他们也是上帝的孩子，但却听不到、理解不了记载了上帝话语的经文，圣经必须由懂拉丁文（至少部分懂）的祭司来翻译、阐释。他们希望能够自己来理解圣经的文本。对上帝话语的重新理解反映了他们特定的社会利益，与旧政权的思想和制度发生了越来越激烈的冲突。那些对宗教持不同看法的人，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前行者。 从宗教权利出发，城市平民接着要求政治、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权利，包括选举权、曾经只有英国上层才有的议会代表权、陪审权、与封建体制相斥的购买和出售商品（包括房屋，土地和劳动力）的权利。 通过人民的革命斗争，在过去五个世纪内，人们的权利逐步积累、扩大，但仍然缺乏许多基本的自由权利，包括工作谋生的权利。这个权利与资本主义制度是相斥的。 极左派最极端的错误是，认为在资本主义腐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民主的口号已经变得过时，革命者不能开展或支持民主运动。这个宗派主义思想有时候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也以较为温和的面貌出现，认为民主口号逊色于过渡性口号，它缺少革命精神，不太重要，纯粹属于外围斗争，宣传民主的口号被认为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非真正无产阶级的做法。 《过渡纲领》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他们忽略、无视了纲领的文本。我曾提到，纲领在结构上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对应我们时代的四个不同区域的人类解放斗争运动。在落后国家、法西斯国家、蜕变的工人国家中，争取民主的口号被赋予极为重要的职责。 纲领明确说明了殖民地的国家的“民主口号、过渡性要求、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是割裂开来的斗争，而是有着承接关系”。三者是互相关联的。工人与农民在民族解放和土地制度上进行的民主革命斗争，在运动的过程中会成长为夺取政权的斗争。 在纲领关于反战斗争部分的草案中，提出了三项与现状相关的民主要求：让人民为是否战争进行投票、满十八周岁公民的投票权（这项斗争刚刚在美国取得了胜利，这很好地回击了某些人的想法，他们认为纲领提出的要求没有一项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实现）、废除秘密外交。五角大楼的文件让最后一个问题成为现在热门的话题。《过渡纲领》的种种要素在我们的时代实现了，一个个从文字转化为了群众运动。 此外，一个政党或一个国际组织的纲领，号称自己在运动中代表民主，为世界各地的工人民主战斗，对于各个生活领域更大尺度上进行的民主斗争却漠不关心，这是非常奇怪的。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要成为真正民主的保护者和提倡者，反对所有反民主和独裁的势力、机构、法律、制度。 我们该如何处理我们时代的民主问题呢？对于我们来说，民主口号与《过渡纲领》其它要素的做法是一样的，它们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它们是撬动群众运动、改善生活处境、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和任何专制国家以及官僚制度的杠杆。它们与不断深入的无产阶级口号相呼应，可以促进双重权力的建立，甚至可能推翻资本主义财产和权力制度。 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制度或官僚体系下，民主的口号部分或者全部实现不是最终目的。在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者看来，这就是他们的目标和方向。相比之下，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任何领域的民主斗争都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要获取工人政权，实现真正的社会民主。民主口号的提出及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目前阶级斗争中剥削、压迫阶级强势的情况。 其次，我们不仅仅是通过上访或写信给国会议员来实现这样的口号，而是通过议会外的行动直接参与群众运动，虽然我们不否认，议会道路作为辅助手段，有其特有的用途和价值。有趣的是，爱尔兰共和军发言人肖恩·肯尼昨日表示，造成他们最后一次会议上运动分裂的分裂的主要原因，是爱尔兰共和军是否应该因为革命目的而参加议会。 任何熟悉爱尔兰共和军历史的同志都应该知道，它经历了怎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组织此前一直从原则上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方法，包括列宁关于议会斗争的理论观点。但在经历了过去五十多年的惨痛教训后，他们已经认识到这类的选举运动能够辅助革命运动的推进。 让我举一个虽然和二十五年前的国际运动相关、但大家很难留意到的例子来进行说明。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意大利政府正在庆祝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萨伏伊别墅（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这里成为意大利的统治中心）传来了与墨索里尼法西斯派合作的消息，接着还和墨索里尼派的将军进行合作，成为墨索里尼倒台后英美占领者的傀儡。此行为让政府名誉扫地，产生了针对年轻国王亨伯特的反帝情绪的浪潮。亨伯特在战后继承皇位，试图保留帝制。一九四六年的时候反帝运动曾达到高峰，但他仍拒绝退位。 当时意大利左翼形成了三条战线。极左派宣传：“我们追求的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共和制，而是苏维埃制度。”他们认为以共和制为斗争目标的群众运动是没有价值的。改良派包括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派，他们主张参与进政府机关，声称：“让人们投票解决社会问题。”在形式上，这看起来非常民主，但他们考虑的实际是把运动严格限制在选取和议会的范围内。他们非常害怕独立则群众运动被发动起来后，会推翻帝制和共和制度。 当时的革命者倡导各类委员会进行反君主制的斗争，号召工会进行总罢工，用共和制取代帝制。就像数学公式一样，委员会组织群众使用民主口号进行共和斗争，让运动绕过资产阶级政权的重建阶段，走向工人或农民的共和国。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者号召工人创造革命权力机关，通过权力机关调动社会各个阶层，从他们的自治斗争走向民主共和的斗争。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君主制是如此不得人心，以至于没有经过流血斗争就被赶下了历史舞台。一九四六年六月二日，关于君主制问题进行了公民选举，共和国宣告成立。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这是解决他们难题最有效的方案，通过牺牲君主制来保存其财产。在这场事件中，斯大林派和社会民主党担心群众会被动员起来，于是帮助了资产阶级。他们的行为扼杀了意大利的革命高潮，稳定了资本主义共和国制度，直至今日。 这场事件让人们意识到了，保卫民主和人民的权利，与保卫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宗派主义者不乐意去这样做区分，而改革派正好相反。资本主义民主的目的是捍卫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安全，马克思主义者不支持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政权。 我们当然会通过无产阶级群众运动进行战斗，甚至使用武力和那些企图用波拿巴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独裁制度来代替议会制度的反动派进行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态度，与我们对待任何制度下的民主政权态度一样，民主制度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解放斗争。但我们的历史任务不是停滞不前，而是要废除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统治，代之以工人政权。 在群众运动中，民主斗争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促进最终目标的达成。当公众讨论类似“共和制与君主制”这样的民主口号时，那些改良派试图把运动限制在资产阶级的狭窄范围内，用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来欺骗群众。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与此截然相反，通过鼓动与组织革命的群众运动，将群众引导到崭新的道路上去。这种与改良派不同的做法能够最终消灭有产阶级。 无论如何，当群众关注民主问题时，我们不会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们要加入进去，积极采取行动。我们会以革命的目的利用这些问题，赢得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为此目的，例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们出现在莫斯科审判中，参与明尼阿波利斯劳动案、布卢明顿案等，并在休斯敦和得克萨斯州设立总部。 重要的是，任何口号或者要求都可能被那些与人民利益为敌势力的滥用、歪曲和削弱。对于民主要求来说更是如此，关于它们有很多蛊惑的宣传和欺骗的话语。例如在意大利，改良派就利用建立共和国的口号诱导运动走入“安全通道”，而不是走向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实现的工人夺权。 《过渡纲领》对这个危险进行了警告。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民主的口号会变成“绕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绞索”，因为它可能会束缚住工人的手脚，使工人无法进行自主的集体诉讼，还会诱导工人放弃他们已经争取到的权利。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是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间立宪派和苏维埃派之间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前后的一个主要诉求是，在沙皇政权被推翻后成立一个新的立宪议会政府，他们也非常热心地宣传这个主张。 由人民群众组成的苏维埃派在十月革命中夺取了政权，这发生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工人、农民和士兵的苏维埃已经掌握政权、已经着手构建新秩序，立宪会议还具有它之前的民主和革命意义吗？ 布尔什维克指出，立宪会议已经成了自己的敌人，成了俄国反动与反革命势力的聚集地。作为工人、农民利益的代表，苏维埃派通过十月革命中的行动夺取了政权，并解散十月革命之前成立的立宪会议，阻止它建立另一个倒退的政权。 一般来说，要防止民主口号被滥用，必须意识到没有任何民主口号或诉求是可以不考虑时代背景、不考虑其它过渡要求的。民主口号与纲领的其它要素是相辅相成的。正如之前所阐述的，《过渡纲领》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过渡要求、部分或暂时的要求、民主要求，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加强。正如黑格尔所说，真理是作为整体存在的，不能将任何一部分割裂开。任何特定口号的使用都是一种战术手段，用于建立与国家政权同时存在的工人政权，并发展为独立的统治力量。 从《革命青年策略》中摘选的内容在这方面非常有启发意义： “资本主义腐朽的制度，以及有两个世纪历史的民主权利被侵蚀，导致今天许多学生为了最基本的问题（如言论自由权）而进行斗争。不过，运动的发展很快就会超出这个水平，超出学校的范围，超出资本主义诞生之初提出的民主自由的框架，走向经济领域，提出一系列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解决的问题。对于发展过程与逻辑的清晰认识，有助于我们提出一系列环环相扣、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断调整的口号。最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我们根据运动的水平，识别出合适的口号。” 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误解，认为民主口号是二流的东西，必须尽快扫除，正统的革命派即使无法从一开始就拒绝它们，也应该减少和它们接触。这种想法低估它们的重要性。在一般情况下，民主要求以及民主方案的意义取决于具体情况的复杂程度。 由黑人控制黑人社区是民主自决权利的表现，类似的还有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要求。谁能提前料想到，此类事件多么具有爆发性呢？一旦这类口号变为数百万帝国主义国家主要城市的黑人、西南地区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要求，这些具有革命动力的人们能够推动黑人运动、墨西哥裔美国人解放运动在走向高潮后继续前进。魁北克解放问题也是如此。 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群众进行民主斗争的潜力。斗争的广度和强度取决于“先锋”群体的力量，难以预料。关于这种主观因素重要性的一个好例子，是我们同仁去年在加拿大反对紧急状态法的斗争。当时，所有的其它斗争力量都走向衰落，或是转入地下斗争。我们所有的抵抗和斗争都是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它们构成了我们活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这些斗争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活动。 在我们的帮助下，堕胎合法化运动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它扩大了我们民主斗争的作用。这场运动主要针对的是妇女的民主权利（也可以说是所有人的民主权利，因为男人和儿童也受对堕胎的影响），提出了目前全国妇女运动的关键要求，目的是动员某个特定社会阶层的受压迫的群众采取一致行动反抗资本主义压迫，这与《过渡纲领》在精神上和方法上是一致的。妇女运动本身也是一场民主斗争。 本例说明了，那些对民主要求运动进行贬低的评价是多么不靠谱，会阻碍、破坏人们参与重要的社会斗争。如果我们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去做的话，结果会一事无成。 另外一个例子，是为高校学生争取权利的学生行动员委员会开展的运动。他们提出的所有要求几乎都是民主要求。根据高中生的认识发展水平，这是将他们组织起来的最好方式。民主要求往往是一个斗争非常重要的初始阶段，将人们唤醒、凝聚在一起，并针对他们自身相关的问题进行斗争。 这显示了《过渡纲领》的重要特性和功能。它不是一个先锋队的纲领，而是先锋队纲领的一部分。 我们不会像宗教一样，把《过渡纲领》高高捧起、奉为圭臬，这和《过渡纲领》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它是一系列由革命政党提供的关于行动与组织的方案，首先经过审议和讨论，然后在群众或特定人群中被采用。它是行动的辅助工具，每一项建议都是针对特定的工作提出的。 在现实中，应用《过渡纲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目标是将群众动员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权和制度，最终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政党实际关心的是这样的斗争，并争取在斗争中获得胜利，将越来越多的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我们目前的宣传群体不大，但是我们思考的很远。我们任何工作都是以此形式开展，服务于这个目标。 自发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和系统主义者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们不理解作为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髓。一些人组织成团体是一切行动的基础，但是我们的行动超越了这个阶段。我们的重点始终是动员群众，通过宣传和鼓动对群众进行持续的教育，尽管这占用了我们很多时间、精力和资源。 最后，我想讨论三类国家中的民主口号问题。第一类国家是落后国家。 不断革命的理论告诉我们，在还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中，群众斗争不可避免具有双重意义。它们包括了民主的要求，如土地改革、争取民族解放、争取国家统一，也包括了社会主义的要求。当今的爱尔兰就是如此，争取民族解放、争取国家统一、推翻教权主义的斗争，和工人阶级的斗争的观点和口号是密不可分的。孟加拉国人民进行着民族独立、社会解放斗争，情况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民主的要求、目标都至少在初始阶段被置于斗争前沿。 第二类国家是法西斯国家。在《过渡纲领》撰写时，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像病毒般不断蔓延，不断扩张的危险威胁着世界其它地区。在纳粹掌权的地方，群众的反抗运动被打击压制到了极为困厄的境地，革命运动情况更糟。在这种极权主义国家中，连生存都是个问题，表达不同看法已经是非常冒险了，更何况是提出不同政见。 一九三五年，发生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小插曲。希特勒在第三帝国已经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安排好一切事情，劳工运动和所有反对派人士都遭到镇压。在德国，唯一还有点自主权的机构就是天主教教堂了。天主教堂的主教和希特勒政权进行了一些交涉。具体是什么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岌岌可危。 托洛茨基建议同志们在民主问题的基础上支持教会的斗争。他这样说：我们绝不是教权主义者。然而，这是由不满法西斯统治的人民群众支持的机构提出了要求。这场斗争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被我们利用。如果教会能够在稍稍撬动法西斯的统治，那么革命势力其它等进步的力量也可以通过打开的缺口继续开展工作，向人们展示还有可以做的工作，法西斯主义并非无坚不摧。 这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例子，因为民主要求提出者和它的直接受益者与我们所支持的运动是完全不相关的。在法西斯国家或任何其它极度专政的国家，人们没有任何人权，将争取民主的斗争放在首要位置是显而易见的常识。所有的权力都被掌控在极权政府手中，获得喘息的机会并提出反对声音，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不知道宗派主义者到底认为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历史中。在法西斯主义一手遮天的时代，我们深知民主斗争是多么基本和重要。那些主张、坚信维护民主要求不重要的人，根本没有看到阶级斗争的现实世界。 《过渡纲领》提到的第三类国家，是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一九三八年，这仅仅适用于苏联，但现在有了更广泛的适用范围。在苏联诞生之前，很多社会主义支持者都认为，一旦资本家和他们的政府机构被消灭，一旦工人夺取了政权，民主斗争将会减少并迅速消失。当然我们现在知道，由于一些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原因，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见《被背叛的革命》，托洛茨基著（探路者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和我的《民主与革命》的最后一章】。民主斗争在资本主义被推翻后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在某些方面来说形势更加严峻了。 妇女、被压迫民族等人群本能地感觉到了这种可能性。他们说：“一旦社会主义代替了现有的制度，我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的能得到我们现在正在争取和期望的东西吗？”他们多少有些怀疑，对革命后平等问题的发展前景有些保守态度，希望实际情况能打破他们的疑虑。 在官僚化问题较为严重的国家，人民对于获得自己的权利有更加迫切的要求。《过渡纲领》针对那些剥夺工人权利的国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正如《革命青年策略》中前七个要求所指出的那样，从一九三八年以来，这些问题越来越广泛了： 1）讨论哲学、文化、科学问题的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 2）讨论历史问题的自由。让历史真相出来了！ 3）讨论当前的政治问题的自由。 4）废除审查制度。 5）集会和示威的权利。 6）取消政治迫害。在法庭审讯时，允许包括国外观察员在内的公众参与旁听。 7）自由旅行的权利。取消关于派代表拜访其它国家的青年组织、接受他们代表访问的种种限制。 这些具体的民主诉求在不断发展的争取工人民主的政治革命中被提出来，并且已经增加到了我们的过渡纲领中。我们没有料想到这些事的发生。学生、进步力量、反官僚力量，我们需要你们，极其需要你们，现在就需要！这也是为什么第四国际已经认可了这些人群，并将他们纳入到过渡纲领中。 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综合发展是当代历史的基本规律，不仅适用于世界上那些历史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也适用于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认为，未来美国革命将由工人的社会主义斗争和被压迫少数民族的自治权斗争两者构成。这场反资本主义运动将包括反对压迫的所有民主力量，例如妇女解放斗争、同性恋解放斗争、废除监狱系统斗争等等。这些民主斗争的目标只能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来实现。在近期的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我听到一名黑人同志指出：“当今大多数人仍然没有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他们希望获得自决的权利。”这表达了一个重要事实。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也明白无产阶级革命会超越我们现在支持和实践的民主斗争。 无论是在落后还是先进国家，只有当工人阶级及其盟国取得胜利并推翻资本主义后，持久和彻底的民主才可以实现，这就是不断革命理论的主要论点。这也是《过渡纲领》关于我们时代民主口号的最后的话。 3.关于纲领的问题 第三部分将澄清关于《过渡纲领》的一些误解，并试图从整体上将其阐明。首先，不能把《过渡纲领》奉为圭臬。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崇拜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包括神、道德准则、国家机关、政党、有魅力的领袖等。 《过渡纲领》的内容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参与撰写了这个纲领，我们不可能这么去对待它。当你知道某样东西是如何创造出来的时候，你对它就会有一个实事求是、科学的态度。 另外一些自称是托派的团体，在对待《过渡纲领》的方式上有如宗教一般。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是英国的这样一个团体，他们信奉格里·希利的思想；工人联盟是美国的这样一个团体，由蒂姆·沃尔弗斯领导。让我们来看看希利、沃尔弗斯之流以及他们的弟子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哲学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我们认为，分析世界以及认识社会、政治问题，必然需要有一个正确哲学方法的指导，但我们不会把哲学进行神化、把它拔高，将其看作是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和最终目标。这些犹太法典主义者和伯纳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你读过《保卫马克思主义》，你会发现伯纳姆认为，哲学与政治是毫无关系的，特别是辩证唯物论，在处理政治问题和斗争是毫无价值的。沃尔弗斯派将这个错误的观念颠倒了过来，认为哲学是政治生活的全部。我们认为，由社会斗争所揭示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是最重要的，于是他们便指责我们是“经验主义”。 《过渡纲领》并非永远固定不变。共产国际组织（OCI）中的蓝布尔主义者，是之前和希利、沃尔弗斯派关系紧密的一个法国组织，他们指责我们以时代发生了变化为由，用自己的想法篡改了“圣书”。当我们认为纲领某些方面不全面并提议修订时，他们大惊小怪地说我们抛弃了托洛茨基。而实际上，是他们违背了纲领的精神和目标。 无论是从全局角度看，还是将其应用于某个特定国家，《过渡纲领》都并非静止不变。这可以从纲领中有四类代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三种不同类别的要求之中可以看出。不同类别的内容与应用必然有差别。事实上，在各个国家应用纲领时，会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订，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方面是最具有活力和多产的。《争取黑人解放的过渡性纲领》揭示了我们是如何做的。在一长串要求列表之后，我们进行了总结：“上面列举出来的大部分提案，都是过去黑人运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其它的部分则是根据各地群众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这样的纲领不能永恒不变，而是要足够灵活、开放，有增加和修改内容的空间，因为斗争发展很快，新的问题会暴露出来。” 此外，《过渡纲领》的要求不是我们纲领的全部内容。我们完整的立场和斗争目标来源于很多地方，从《共产党宣言》到第四国际代表大会最近的文件、在过渡问题上的声明，以及我们党的决定和文件。过渡性要求包括宣传、鼓动、动员群众的方案。 总的来说，它涵盖了一个独特的斗争时期，从群众仅仅开展资本主义权威斗争的准备工作，到他们开展行动真正去做斗争。这就是应用这些方案的过渡时期。 世界运动中，不同国家地区的实际过渡要求必须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们的实际情况、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很多还没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农民还占据人口的一大部分，甚至有些国家还没有实现独立或统一。在那些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进国家中，帝国主义已经占据了统治力量，无产阶级力量强大，产业也发展完善。落后国家的《过渡纲领》，和这些国家的内容不能一样。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美国劳工党提出方案是否恰当。《过渡纲领》中并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劳工党，这是有理由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非常特殊。我们国家在政治上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最落后的，也是唯一一个工人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组织（无论社会民主的、劳工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政党还存在千丝万缕关系的国家。甚至在加拿大，工人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政党——新民主党。他们中很多人同时是国际钢铁工人联合会、国际汽车工人联合会、国际卡车司机联合会的成员。 我们今天看待劳工党的角度，和托洛茨基在一九三八年撰写《过渡纲领》时和同志们所讨论的结果是一样的。这个意见作为一份独立的提案，以一份单独的文件提交给了政党。劳工党提案的目的，是动员美国工人群众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性要求。 从那时起，这种想法在实践中经历了多次高潮与低潮，有几次甚至动员起了一些工会，但它从未变成全国行动的方案，也没有成为美国工会运动的指导方针。我们支持组成劳工政党，但实际情况是我们仅仅局限在了宣传层面。我们不断强调这项工作对于先进工人的必要性。 工人联合会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无论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他们在所有场合下都把它作为行动的中心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并把它强加给所有群众运动。他们的做法成为这个过渡性要求的一个笑柄。 我们该如何介绍《过渡纲领》？我们不能把它这样抛给工人：“这是《过渡纲领》，你要么接受，要么滚蛋。”如果这样介绍给工人，他们肯定不会接受纲领。我们也不会把所有的方案一次性提出。我将纲领比作是一个多功能的“工具箱”，我们像一个手艺精湛的工匠一样去合理使用其中的工具。如果有需要完成的特定工作，我们会在工具箱中寻找最适合这项工作的特定工具。根据群众运动的发展水平、群众的觉悟程度、群众按照纲领行动的准备程度，及时、准确地从《过渡纲领》中选出合适的部分。如果纲领不包含当前形势的情况，则需要我们自行进行设计。 这就是领导艺术的用武之地。领导者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便是能够对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并在我们的“工具箱”中选出最能促进群众运动的方案。如果你只是进行死记硬背，不根据实际情形进行分析的话，你永远也不会成为我们运动的好领导。这决定我们需要的口号。 关于《过渡纲领》，还有另外一个误解。有些人认为，它提出的要求仅限于工人阶级，并且只有工人阶级才会对其感兴趣。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阅读完纲领，我们会发现，它包含、研究了所有被压迫阶级的要求：农民，青年，妇女和部分中产阶级。 我们没有为美国农民制定出纲领，因为其人数太少。目前美国只有约五百万农民，相比之下，美国大学生有九百五十万。因此，从政治角度来说，动员起来的美国大学生比农民更为重要。事实上，前些年我们修改了新的政权过渡要求，从“工人和农民的政府”变为“工人的政府”。未来在一些地区，例如明尼苏达州，我们可能需要像以前那样，将小农的要求增加进来。然而，在全国范围内来看，这不是一个核心问题。 不过，在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印度，土地问题还普遍存在，地主和农民之间还存在斗争。如果不对农民问题进行分析，会对托洛茨基运动造成重大损失。若仅仅提出无产阶级的要求，而忽视农民的要求，将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可原谅的疏忽。这不仅指出了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也指出《过渡纲领》的覆盖面包括多个阶级。 就美国而言，我们必须为当前激烈的社会斗争中的不同力量设计出一系列的过渡要求。在《迈向群众女权运动》中有这样的七类要求： 女权运动的革命战略必须建立在民主纲领和过渡性要求的基础之上，植根于妇女群众的要求，成为广阔的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纲领的一部分。围绕这类要求进行的斗争，其纲领有着自身的革命逻辑，因为它动员群众反对统治阶级及政府。要完全赢得这样的要求，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动员广大妇女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围绕什么要求、通过什么形式进行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与妇女群众当前的要求和认识水平有关。 目前还没有为妇女解放运动制定的完整的纲领，去设计这样一个完整的要求纲领也是不可能的。然而，纲领的大致轮廓已经逐渐明晰，一些关键的要求已经变得很清楚。 这是七类要求的动机。此外，在文中还有一些为特殊女性设计的子类要求，包括女囚和被压迫国家的女性。就这样，过渡性要求变得越来越具体。 我们可能很快就会为囚犯起草类似的纲领，因为监狱已成为革命的大学。正如阿提卡等监狱暴动所证明的，它们是抗议和反叛的温床。在这点上，一部分群众运动的水平已经超越了我们。最近一次在丹佛召开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的会议决定建立包括在监狱中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的联合会。正如你所知，我们在运动发展的这个关键时节，已经为墨西哥裔美国人起草了一组特别的过渡性要求，并在我们一九七一年的会议上获得通过。 我们一再强调，过渡性要求的目的是要进一步动员群众。妇女运动中的一个争议，即按照意愿自由堕胎口号和废除所有堕胎法律这两者优点的争议。这两个要求都是好的，都被纳入了我们的“工具箱”。 然而，这并没有解决策略问题：哪一个更适合于在第一次全国群众进行的妇女运动中，将最多的妇女团结在一起？这是我们的同志选择废除所有堕胎法律的决定性因素。他们决定在运动发展的当前阶段使用不太激进的口号。他们也没有丢弃另一个口号，而是将它置于更高的级别，将其用于宣传，而不是用于鼓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个口号用于在街头最大程度地动员妇女，另一个则成为更广泛纲领的一部分。 我们选择其中一个的过程，符合《过渡纲领》所说：“……即使是最小的和部份的，假如不加以最大的注意，要想完成这种战略的任务（夺取政权）是不可思议的。”对于更加深入的要求，如果现实条件不能支持它被广泛接受、动员群众的能力不如其它要求的话，这个要求可能就是不正确的。纲领中也有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如果我们明天就用这个口号，我们能得到什么回应？与极左派和宗派主义所认为的不一样，最激进的要求并不总是最合适的。如果你想成为革命家、消灭可怕的帝国主义势力，你就必须在现实世界总行动。你不能用你的愿望或想象来代替阶级斗争的现实。我们希望成为所有革命者和革命组织中最务实的力量：从现实出发，最有效地进行改变。 一个务实的革命家必须要培养出在正确的时间、地点提出合适口号的敏锐感觉。对于理解宣传工作和大批群众行动方案两者的差别，这是必不可少的。 资本主义统治下，纲领中哪些是能实现的，哪些是不能实现的？我曾指出，纲领中提到的十八岁公民的投票权，现在已成为美国宪法。某些民主的、部分的要求，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挣扎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实现。 其它重要的要求有着不同的动态进程和状态。他们将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分子动员起来，掀起人民群众与资本主义统治者和反动派的斗争高潮。工人控制生产就是这种类型的一个要求。长期来看，它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控制方式是不兼容的，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老板们不可能容许工人在工厂或行业中对运作方式拥有持久有效的否决权。另一方面，工人一旦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生产控制权力，他们要么前进到完全控制生产，要么放弃经过老板同意的决策否决权。某个阶级必须站出来成为最重要的决策者。这一问题必须斗争到底。 过渡纲领的下面这段话揭示了这一点： “从委员会出现的时候起，在工厂里就建立了事实上的双重权力。从委员会的本质来看，它代表着过渡时期的状态，因为委员会中包括两种不可调和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制度。工厂委员会的根本意义正是在于它们打开了虽然不是通向直接的革命、却是通向革命前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权之间的时期——的大门。” 政治组织程度也同样如此。《过渡纲领》最为重要的要求，是由群众组织的行动委员会提出的建立苏维埃的要求。这个委员会由双重权力构成，它同时也用于保护统治阶级的财产、权力，维护统治阶级的影响力。这种委员会和议会机构不一样，无论参与者是否明白这个道理，他们都站在了其对立面上。一旦工人、农民、士兵形成评议会，这个问题就必须根据斗争力量的后续奋斗来决定。这场斗争的最终形态可能是一场内战。 关于这个问题，《过渡纲领》是这样说的： “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在过渡要求的纲领中最为重要。只有在群众运动进入公开革命阶段的时候，苏维埃才能建立。苏维埃自成立之时起就是千百万劳动者对剥削者进行联合斗争的中心，因此它先成了地方当局，然后又成了中央政府的竞争者和敌手。如果说工厂委员会在工厂内建立了双重权力，那么苏维埃就是在国内开始了一个双重权力的时期。” 工厂委员会、工人行动委员有可能迅速转为和苏维埃类似的组织，并且在地方、区域、乃至整个国家层面拥有越来越多的行政权力。在法国五、六月的事件中，这种现象已经逐步开始发生并蔓延。在阅读《法国在革命》时，你会发现南特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过渡纲领》勾勒出的宏伟战略，包含了达到目标所要求的所有中间步骤、战术决定，其目的是团结、发动群众进行能够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斗争，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并建设新社会。 最后一点，我们谈谈领导问题。它与革命政党核心的形成与加强相关。《过渡纲领》最后一节提到：“人类文化目前的危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不仅是无产阶级整体遇到了领导不足的危机。经过十五年激烈的斗争和酝酿，美国黑人解放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处于群龙无首、杂乱无章的状态。领导力缺乏的问题在工会运动中更为明显。至于学生运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占主导地位的激进的学生组织SDS，最后也是惨淡收场。主要是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负责领导学生运动。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领导核心的建立也是如此。我们已经在这个国家为此奋斗了约四十三年，我们努力的成果，都呈现在了本次会议上。 我们的领导核心是通过长期的经验和考验，在实际斗争中形成的。这些斗争既包括广泛的群众运动，也包括在新形势和新问题出现并要求新的战术和新的解决方案时，那些周期性困扰着革命先锋的论战。参与斗争的人经过一段时间，通过这些经历进行考验和筛选，其领导素质就非常清晰。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领导沿袭了这一强大的历史传统，拥有者丰富的革命思想宝库。当他们加入我们运动时，这点交由他们处理。当前的这一批同志已经开始吸收、应用它，并将不断形成的形式各异的过渡性纲领、《迈向美国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年代的战略》重印版（探路者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之中的文件加入了进来。 他们宣传灌输《过渡纲领》的精神和方法，并且警惕陷入宗派主义或机会主义的陷阱之中，通过这些方法帮助克服这个国家中革命领导的危机。
将过渡口号与民主口号作为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梁（约瑟夫·汉森，197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瑟·韩生相关文献：《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1938年4月—7月） 将过渡口号与民主口号作为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桥梁 约瑟夫·汉森（1971）张晨译，镰锤星校 说明：1970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出版《过渡纲领》及起草过程讨论集时，书前附有三篇导言。此文是其中一篇。 在开幕词的最后［注：指作者在1971年在一次社会主义工人党会议上的开幕词──编者注］，我指出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是它暗藏着爆发力；我已经引用了孟加拉国的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锡兰、中东地区、非洲、1965年的圣多明各、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同年的法国。 在愈发短的时间间隔、愈发广阔的区域内爆发的范围如此之大、斗争性如此之强的群众运动，让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担负起巨大的责任。按照第四国际的纲领行事，可以保证群众斗争取得圆满成功。然而第四国际的资源仍然很少，我们离社会运动仍然很远，还没有担负起引导运动关键力量的职责。 现在要处理的问题是，在国内和第四国际表示关心的组织中，为亟需赢得胜利的群众运动找到领导核心。 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颇多。事实上，从对我们恨之入骨的宗派主义者那儿，也能获得一些廉价的建议。 真正将群众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结合起来的解决方案，需要在托洛茨基教导我们的过渡方法的正确实践中去寻找。方法并不复杂，即：与无论何种觉悟的群众接触，并通过循序渐进的斗争和教育把他们拉向更高层次的思想和行动中去，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 如果我们慎重思索，我们会发现最初的结合需要由经验来确定。此外，我们自己的意愿和阶级意识不允许影响我们对于群众目前关注问题的实质、群众准备行动的事由的判断。由于当前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做好准备，群众（或是部分群众）将只会对非常局限的口号做出相应。为了使它更具革命性，我们应当首先探寻这样的场景。 若将这些口号按照历史逻辑顺序排列，会无可置疑地发现令人惊讶的标签。在反法西斯斗争、反独裁政权斗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民主斗争等类似斗争的民主口号中，我们会发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身影。 我们不应由于这个原因而不去利用这些口号。这方面的一个大胆和积极的态度，其实在《过渡纲领》的核心思想中有所体现。我们无法选择战场。在阶级斗争中，现阶段发展过程中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会导致斗争；而我们作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除了投身斗争之中将别无选择，否则我们将如同枯萎的葡萄树般迅速衰败。 过渡方法的大胆之处在于，试图从那些将群众运动引导到安全的议会斗争道路上去的资产阶级政客手中夺取口号。 下面援引鲁德洛修订事件中我们所采取的态度进行说明。如今被描述成“和平”候选人或“鸽派”的民主党人路易·L·鲁德洛于1935年2月在众议院提出限制国会的战争决策权。这项修订需要在国会宣布一场对外战争前进行全民公投。该决议获得了巨大的民众支持。在二战威胁变得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罗斯福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冲突做准备了。 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工人党应该为印第安纳州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宪法修订方案提供重要的支持。在一些同志犹豫后，我们党采取了这一立场。 托洛茨基认为这件事非常重要。他在《过渡纲领》中有专门的一段讨论这个问题。 特别注意，无论如何描述民主口号，我们都使用斗争的无产阶级方法，而非如今充其量只是议会虚假斗争的资产阶级方法去争取它们。 这可能听起来似是而非，但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垂死挣扎的阶段，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可以利用无产阶级斗争方法去维护逻辑上属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 如果你需要例子，我可以援例如下：“争取越南人民的自决权！所有美国军队立即撤出！”伴随着这个口号，我们认为正确的斗争方法是号召动员最大数量的民众上街。这种方法有其自己的逻辑，即明确指出从议会制度向社会主义革命进行递进的政治行动。 如果我们把民主口号称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我们必须同时承认，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所有这一切的真正意义都归为保卫历史斗争成果（或者说是历史斗争目标，如思想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人身自由等）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如果无产阶级及其同盟正在准备捍卫民主成果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口号，这是一个非常有积极意义的开端。我们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并从这种相对落后的思想意识水平出发，帮助工人充分领悟阶级意识。 如果工人阶级已经达到革命社会主义纲领所代表的水平，那么我们就不会需要任何过渡纲领。 说到这里，让我解释一下民主口号与过渡口号之间的关系。 正如我所说的，民主口号的提出是与扫清一切非资本主义经济的资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以往经济形态的对立面，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经济需要这些口号来表达他们的需求。在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时期，遵循民主权利是和资本主义的需求相抵触的；资本主义反对它历史的继任者，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过渡口号，如浮动工时、工资制度，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且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 民主口号和过渡口号从两方面相互关联。一方面，资本主义已经变得和任何形式的民主不相容。维护和扩大民主从而成为无产阶级的任务；任务也包括将过渡措施推进到超越资本主义的阶段。使用这些过渡措施是由于时代发展所限。 另一方面，也是民主口号和过渡口号相关联的更重要的一方面，在于维护和扩大它们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两者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都是群众运动的无产阶级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在于，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动员起来。《过渡纲领》讨论如何组织、发展这种类型的斗争，并将其推进到最终的胜利，即社会主义。 我希望这能使托洛茨基主义者与游击队员（如图帕马罗城市游击队）之间战略战术的基本区别更为清晰。托洛茨基主义强调群众斗争的无产阶级方法，强调斗争与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将这一目标不断保持在斗争核心的必要性。这正是党成为无产者的阶级觉悟最高体现的原因所在。 我观察到，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宗派主义边缘人物之中，对于《过渡纲领》性质与意义的理解是极其欠缺的。这是他们所以成为宗派主义者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如今托洛茨基通过《过渡纲领》教给我们的东西，比任何时候都更及时。它已成为燃烧着的现实。 以青年激进运动为例。如果这个运动是存在的话，那么它是一个草根运动。它没有被任何特定的政治倾向所影响煽动。它产生于校园、青年工人、青年士兵的阶级斗争。我们的问题是，和它结合起来必须站在运动所体现出来的高度上，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当我们和运动结合起来之后必须给他们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合乎大规模群众运动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发展，并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帮助运动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在与美国的黑人种族运动结合起来的问题上，我们面临着类似问题。这又是一个草根运动。对于波多黎各人、齐卡诺人［注：即墨西哥裔美国人，意指出生于美国而祖先是墨西哥人的美国人，相对于仅仅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本土人士——校注注］、美国原住民来说同样如此。 当前一个重要的聚集国际力量的运动是妇女解放运动。再一次地，我们的运动若不能成功地与之相结合，就只会在现有的运动水平上原地踏步。 由于阶级斗争的不平衡发展，这些运动在产业工人运动起来之前应运而生并开展行动。它们代表了未来的运动方向。对于最终走向工人阶级暴力的运动进程来说，这些运动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且最终会与它们汇合，增加它们的力量。 如果对这些即将到来的运动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或是没有应用过渡方法来处理它们，导致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我们社会主义工人党向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保证，我们意识到了它的危险性，并将尽我们所能帮助避免危害。 在玻利维亚的例子中，过渡法案的及时性几乎是如教科书般清晰。那里出现一个民众集会，有可能发展成双重政权。从资产阶级评论家到我们在拉巴斯的同志，所有的观察者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在《过渡纲领》中，托洛茨基告诉我们，双重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过渡时期的最高点。过渡时期是从当今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所处的革命前的时期，一直到群众已经为夺取国家政权做出极大付出的革命时期的整个阶段。 还有一系列与建立双重政权相关的过渡措施，比如在赢得群众并组织工农政府的过程中，组织委员会和理事会、建立工人民兵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以抵抗反革命武装的威胁。 如果关于群众集会的无产阶级性质估计是正确的话，我们在玻利维亚的同志有可能沿袭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向世界提供一个成功应用《过渡纲领》的新例子。 我想对第四国际和它的前景说几句话，来结束我这次讲话。 第四国际成立于1938年，当时我正好在科约阿坎。我仍记得举行成立大会和第四国际启动的消息传到我家时，心中那无比的喜悦之情。 托洛茨基对此深感满意，就像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终于被成功解决了那样。托洛茨基对所面临的困难已经不抱任何幻想。斯大林已经锁定我们的微小举动并进行可怕的打击。成立大会的举行被笼罩在两起谋杀案的忧郁阴影中。遇害的两人中，列昂·谢多夫是左翼反对派主要领导人之一，鲁道夫·克莱门特是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组织的秘书，并且曾负责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 苏联的官僚体系希望将第四国际扼杀在摇篮里；纳粹的最高指挥部并无异议；罗斯福政府对此目标也并非不赞成，从二战中社会主义工人党领袖被囚禁就可以看出。在麦卡锡时代，工会官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海岸警卫队同流合污，将每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赶出工厂。 无论在其它方面有何分歧，世界各地的反动势力都会发现，在同一个议题——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战争——上形成统一战线是可行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四国际和我们党从那些打击、镇压和隔离中生存了下来，如今我们在这里，即将带来巨大的变化。只需要比较左翼中那些实力和威信不断下降的对手，以及迅速崛起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就能了解到未来即将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我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内部问题；我们仍然只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运动。但我想，当托洛茨基主义被书写进历史时，可以说，在70年代开始之际，第四国际已成功组建了群众性政党所需的核心力量，并保证了世界革命的最后胜利。 译自《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纲领》（TheTransitionalProgramforSocialistRevolution）美国寻路人出版社（PathfinderPress）1977年版
托洛茨基《过渡纲领》的起源及其在今天的意义（约瑟夫·汉森，197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约瑟·韩生相关文献：《过渡纲领》起草过程讨论文集（1938年4月—7月） Trotsky'sTransitionalProgram:ItsOriginsandSignificanceforToday 托洛茨基《过渡纲领》的起源及其在今天的意义 约瑟夫·汉森（JosephHansen）素侠云雪、张兄译星原校 原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纲领》（TheTransitionalProgramforSocialistRevolutionPathfinderPress，1973），页9-30. 一 在托洛茨基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中，人们对《过渡纲领》占据的地位没还有完全理解。自称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宗派主义分子将其奉为圭臬。与之对立的其他人则把它视作过时的东西，虽然在三分之一世纪以前，即它刚刚写成的时候，或许还可以说它是适应时势的。 甚至伊萨克·多伊彻都没能成功地看出这份纲领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的关系，尽管当这个理论在1905到1906年首次发表时，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盛赞它是：“对革命的绝佳阐述和对行动的强烈号召”，并认为它可以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到1848年创作的《共产党宣言》相提并论。 事实上，多伊彻在他的托洛茨基传记中贬低了《过渡纲领》：“……他为共产国际起草的纲领草案并不是一份完整的能在政策上提供指导的原则性文件，也没有为党设计能直接开展产业工会斗争、日常政治活动、领导权力获取的方案。” 事实上，多伊彻的评价延续了他在1938年反对发起第四国际的立场。同样，他也一直不相信，在反对斯大林派、社会民主派的过程中，一个有影响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可以建立起来的。且在他看来，托洛茨基像堂吉诃德一样为此而努力，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多伊彻在反对托洛茨基做法这些问题上为自己的观点提出的辩护，使得他为托洛茨基写的传记不能帮助人们理解《过渡纲领》和托洛茨基写作此文时的动机。 如果多伊彻将《过渡纲领》放在更广阔的历史上进行考察，他或许能做出不同的结论。 《过渡纲领》的一个核心概念如托洛茨基所陈述的： 下一个阶段——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的革命前阶段——的战略任务是解决革命客观条件的成熟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不成熟（老一代混乱和失望，青年一代则缺乏经验）之间的矛盾。有必要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过程中找到沟通目前的要求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之间的桥梁。这座桥梁应该包括一整套过渡要求，这种要求是从今天的条件和工人阶级广大阶层今天的觉悟情况产生的，它无可改变地导向一个最后结果：无产阶级取得政权。 这段内容紧凑的陈述背后是很长的一段历史。据我所知，第一次提出要架起群众“自觉性”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纲领间桥梁的人是英国经济学家J·F·布雷（J.F.Bray），他从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的分析中得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在其出版于1839年的著作《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曾写道： 建立一个更好的系统的每一步，都必须从当前系统下的成长中创造出来，因此，或多或少都会吸收当前系统所产生的腐败与不适。关于平等原则的纯粹知识并不是建成公共所有制唯一必要的条件。同样必需的是高度发达的必要主观感受和道德水准，还必须伴有高度的理性能力。如果要顺利实现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就必须改变人的性格——如果现在的制度没有条件和可能来改变这种性格，使人们达到合乎我们理想的更好的状态，那末显而易见，情况就必然会保持原状，除非以下两种方式中有一种被采纳：要么开启新体制的人必须拥有充分的资本积累来战胜当前体制所强加的各种缺陷，直到新体制下所产生的更高的物质条件能发挥作用，并且在这个体制中创造出一个与现今人类的性格和习惯都大不相同的新的人类种族；否则，就必须发现和实行一种过渡的社会阶段——即部分属于现在的制度、部分属于将来的制度的过程——或者某种中间阶段，社会进入这个阶段时将带着自身的各种弊病和愚蠢，以后出来时却带着财产公有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各种品质和特点。 布雷所提出的“预备阶段”或“中间缓冲地带”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在形式上，它由全国范围内实现融合的“合股企业”或“社区”组成。在内容上，这项计划囊括了全体劳动者，“广大劳工联盟”里所有“肢体健全的人”都应当参加工作。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通过可支付的票据凭证买断资本家，促使国家的劳动力与国家资本联合起来。劳工社区应当在商品交换中推动平等原则，每一个参与者都保证能获得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同时也需要收取低额税收，维持政府运营。这个“中间缓冲地带”会发展成为未来的社会。 二 马克思的《哲学的批判》写于1846—1847年，这篇著作批判了比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Proudhon）不合科学的观点。在此书中，卡尔·马克思从布雷的“杰出作品”中引用了很多。马克思的想法中有两大目标，第一是打破普鲁东自称独创的理论：“把所有人改造为公平交易自己劳动的真正工人来改造社会”，第二是和批判布雷一样，揭露蒲鲁东的乌托邦提案的谬误。 这里没有必要重复马克思对布雷“合股体制”中经济幻想的批判。他对布雷的工作目标的评论值得注意：“我们现在只要用几句话来回答布雷先生。他出乎我们的意料甚至违背了我们的意志，取蒲鲁东先生而代之；所不同的是，布雷先生没有以给人类下最后断语的主宰自命，他认为自己提出的办法只适合于现代社会和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制度之间的过渡阶段。” 一年后，即1847-1988年之间的冬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和实践的党纲”上提出了另一种方式的过渡性措施，即《共产党宣言》，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筹备会议所委托而写成。 首先，他们持一种国际的观点。无产阶级“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在夺取政权之后，消灭民族差异和矛盾。“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第二，他们持一种革命的观点。“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第三，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在获得政权后，需要采取一系列过渡的措施改革经济体制：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与买断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方案不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通过革命的道路来夺取权力，并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之后，他们添加了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机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政治道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得很明确：“但是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且，“将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也就是要将他们组织成为“政党”。 布雷首先发现并尝试解决的问题在高度上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在“最先进的国家”中“相当可行”的十项过渡措施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 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托洛茨基1937年10月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发表90周年纪念》中谈到了这十个要求： 宣言第二章末列举了十条要求。这是为一个革命时代，即一个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而制定的。马克思及恩格斯在1872年的序言中，宣布这些要求已经部份过时，而且无论如何也只是次要的。改良主义者抓住这个评语，将之演绎为：过渡性的革命要求已经从此永远让位于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众所周知，所谓“最低纲领”就是没有逾越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事实上，宣言作者很确切地指出了他们就其过渡纲领的主要修正意见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换言之，他们的修订是针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拜物教的。后来马克思就是拿公社式的国家来抗衡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国家类型后来便以生动形式体现在苏维埃当中。今天，没有包括苏维埃及工人控制的主张在内的纲领，不可能是革命纲领。至于其它要求，即宣言的十点要求，在和平的国会活动的时代曾经看似过时，今天已完全重新显出真正意义。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才变得不可救药地过时。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测到了即将到来的夺取政权的斗争，便创作《共产党宣言》。但是，1848年横扫欧洲的革命浪潮最终还是以反革命的胜利而告终。很长一段时间的反动开始了，而唯一打破这景象的反抗来自于短暂存在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看起来延期到了遥远的未来。 然而，革命运动仍在发展。在理论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坚固的根基上建立起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工人争取短期利益的日常斗争中，第二国际的骨干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他们组建起来的这个庞大组织尽管还占据着优势，但是最终还是被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在的影响所捕获，最终成为了牺牲品。特别是，工人贵族被资产阶级给予的物质让步收买，变得中立、保守。种种错误的认识在群众中泛滥开来，例如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改良，甚至认为可以不通过革命手段而是通过议会斗争和渐进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当社会民主党屈服于改良主义时，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高”纲领便全面地让位于争取改良斗争的“最低”纲领，而且这个最低纲领转化为新的最高纲领。这种可悲景象的最终结果是，这些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竟支持“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 三 改良主义大潮遭到了来自帕尔乌斯、罗莎·卢森堡、弗·伊·列宁、列夫·托洛茨基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赢得一场社会主义的胜利。托洛茨基依据其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基础，预测到革命有可能先不是在先进国家，而在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率先取得胜利。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能确保胜利的战斗性的党，并且开始建立这样一个同各个反对势力相对抗的党。这最终促使布尔什维克恢复“过渡政策”的理念并在俄国实施。列宁写于1917年9月的文章《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说明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 面对由俄国参加一战而带来的经济混乱和毁灭性的饥荒威胁，列宁提出五项总措施： （1）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者说实行银行国有化； （2）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 （3）取消商业秘密； （4）要求工业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 （5）要求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或者说鼓励加入并对此实行监督。 这些提议的合理性显而易见，与极左派们提出的“合时宜”的提议大不一样。事实上，列宁多数文章都对国家面临的形势、发展原因和革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危机进行了周密的理论阐述。这种形式的宣传符合现实，为布尔什维克纲领赢得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在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多少机会来实施过渡措施。资产阶级与受其影响的追随者们给社会造成了广泛破坏，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加快他们的进程。后果之一便是，随后他们不得不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做出一些让步、允许小规模的商品生产，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整理、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但是没有相应地拟定出一份过渡纲领。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1919到1922年人们对革命还很记忆犹新，可以在革命领导人们的直接指导下学习活生生的例子。有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世界主要力量联合起来想要摧毁俄国革命，这是最紧迫、关乎生死的问题，其他很多问题都重要。此外，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取得胜利的可能性非常高，布尔什维克能够确保在这场动乱中提前发挥重要的间接影响，甚至当有必要时可以直接发挥作用，即动用托洛茨基指挥下的红军来应对反革命的攻击。为了建立布尔什维克模式的共产主义政党，此时最为关键的工作是要争取干部，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中的左翼分子。就像列宁在1921年7月的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所阐述的： 我们的第一步，就是建立真正的共产党，这样才能知道我们是在跟谁交谈，可以充分信任谁。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是：“打倒中派！”……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第二步就是要在建党以后学会怎样准备革命。在很多国家内，我们甚至还没有学会怎样进行领导。 共产国际的头四次代表大会强调要保卫历史上的第一个工人国家，强调欧洲革命已经成熟，要追随俄国工人的范例建立苏维埃，强调共产国际成员加入的条件等等。就像列宁阐释过的，这在头两次代表大会中表现的尤为突出，那时的工作重点是筛选并争取第一批骨干。如何赢取工人阶级领导权的策略问题在随后的代表大会中引起了更多关注。 尽管没有专门、详细的过渡措施的论述和方案，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在前四次代表大会中已经是很明显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采用的“策略论述集”提到“过渡时期的典型特征”，要求所有的共产党都为斗争做好充分准备。“任何斗争都有可能转化为夺权斗争”。 论述集说：“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引号工人阶级中最积极的部分参加直接的斗争，是共产国际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极左派和机会主义者都试图对此进行阻挠： —些有革命急躁情绪的、政治上幼稚的人，在某些问题上企图采取实质上是断然举行革命起义的极端方法（提议1919年的应征者抗拒入伍），这样做是含有最危险的冒险主义因素的；如果真正采用这种方法，就会使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真正革命的准备工作长期受到损害…… 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党，只有与斗争着的工人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彻底铲除自己队伍中的一切机会主义残余和传统，只有根据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来确定自己的任务，只有在斗争中摈弃那种自欺欺人的、抹煞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机会主义政策，并放弃―切革命高调，才能成为群众性的革命政党。 至于之前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资本主义的最低纲领”，已经“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反革命骗局”。共产党不应提出一项旨在拯救资本主义体系的最低纲领。“破坏现有体系仍然是他们的指导目标，是当下的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共产党提出了要求，“共产党必须提出那些能满足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的要求。无论这些要求是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亡有关，共产党人必须通过群众斗争来争取实现。”这一点非常重要，并得到了详细的解释： 共产党必须关注无产阶级所不能和不应忍受的痛苦处境。如果提出的要求符合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迫切需要，如果群众清楚地认识到不实现这些要求就无法生存下去，那么，为实现这些要求而进行的斗争，就会成为夺取政权斗争的起点。与中派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提出的最低纲领不同，共产国际提出的是为实现无产阶级的具体要求而斗争。逐步实现这些要求就能瓦解资产阶级政权，就能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因而这些要求标志着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即使广大群众还没有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上，上述的每项措施本身也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 工人对生产的控制被提议的作者认为是最关键的口号： 凡是根据工人群众的经济需要而提出的一切具体口号，都必须纳入为监督生产而斗争的轨道，使生产不是按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国民经济实行官僚主义组织计划来进行，而是通过工厂委员会和革命工会来进行。只有建立了这种组织，只有把这些组织按工业部门和工业中心联合起来，才能使工人群众的斗争有组织地结合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同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袖分裂群众的阴谋作斗争。工厂委员会只有在为广大工人群众的共同经济利益而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只有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即同共产党、革命团体、工人联合会以及向革命方向发展的工会保持联系，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对于认为提出短期诉求和过渡诉求就是改良主义的观点，这份文件提出： 每一种反对提出这种局部要求的意见，每一种指责局部斗争为改良主义的意见，都是由于不理解革命行动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其具体表现是，有些共产主义组织反对参加工会和利用代议制。问题并不是要号召无产阶级去达到最终目的，而是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因为只有实际斗争才能引导无产阶级去为最终目的而奋斗……当代的革命实质，就在于工人群众最起码的切身需要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相抵触，因此争取满足这种需要的斗争就会发展成为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 这份文件也提出了其他任务，包括如何吸引失业者（“在当前环境下，失业大军很明显是革命因素”）、强调“为争取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而进行的联合行动”的迫切要求、做好充分的防御组织工作准备抵抗资本主义的进攻。后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自诩本身坚强有力的资产阶级，通过它所领导的政府清楚地知道，它只不过是得到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机。在当前的情势下，每一次群众性罢工都有可能变成国内战争，变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 在无产阶级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不只是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使斗争者认清革命的基本任务，而且还要依靠工业企业和工会中的优秀积极分子，建立自己的战斗组织和工人队伍，以便抵抗法西斯分子，使资产阶级纨绔子弟不敢肆意刁难和攻击罢工者。 鉴于反革命突击队起着非常强大的作用，共产党，特别是工会中的党支部，应当特别重视这一问题，要组织周密的侦察和通讯联系，要经常注视白卫军事机关及其实力的情况，监视其指挥部、武器库以及指挥部同警察、新闻界、各政党的联系，先期拟定详尽的全面防御和反击计划。 如何在工会开展工作、提高工会成员斗争性的过渡需求与过渡措施的问题得到了非常详细的考察。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对于工会的群众基层组织有着特殊的关注，这么做也是合乎逻辑的。 在1920年7月-8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共产国际论文集》强调了工人控制的口号“通过工厂委员会来控制生产”的重要性。 下面的三段文字（出自第二部分）说明了布尔什维克教导的过渡方法： 3．工厂委员会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当前是以实现工人对生产的控制为目的……各个工厂的工厂委员会面前很快就会出现工人对一系列生产部门以及所有生产部门实行监督的问题。可是，由于工人企图监督工厂的原料供应和工厂主的财务，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政府就必然要采取种种最有力的措施来对付工人阶级。这样一来，为了实现工人监督生产而进行的斗争，就会引导工人阶级去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工厂委员会将成为建立全国性经济机构之前的第一个管理工业的机构。到那时，工人阶级将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来管理工厂和领导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并将为此而利用资本主义留下来的科学力量。 4．为成立工厂委员会而进行的宣传鼓动，必须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甚至不直接属于工厂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都深信，资产阶级是破坏生产的罪魁祸首，而无产阶级提出工人监督工业的口号，是为了组织生产，为了消灭投机倒把，经济混乱和物价上涨等现象。共产党的任务是：针对最令人关心的问题，即燃料不足、运输破坏等问题来争取监督生产；把分散的各部分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把由于经济崩溃而遭受空前苦难的、日益无产阶级化的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 5．工厂委员会不能代替工会。只有在斗争过程中，工厂委员会才能按产业部门联合起来，成立一个领导整个斗争的总机构。工厂委员会是企业中一切工人都能参加的一种广泛的组织，工会虽然不像工厂委员会那样能包括如此广大的工人群众，但现在已经是一种集中的战斗机关。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之间任务的划分，是社会革命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工会是在全国范围内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方面，组织工人群众进行斗争的。成立工厂委员会，则是为了工人对生产实行监督，是为了防止经济崩溃。工厂委员会虽然能掌握企业的全体工人，但是，它们的斗争只能逐渐地具有全国范围的斗争性质。只有夺取政权以后，工厂委员会才能变成工厂中的工会基层组织，才能同地方和中央的工人政权机关一起组成专门的经济机构。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间召开，在会议结束前，红色工会国际（Profintern）的第一次会议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讨论从7月3日一直延续到19日。需要解释的是，鉴于资本主义的大环境，布尔什维克已经决定在工会中采用双重策略。无论总部的官员们如何保守或反动，每一位战斗者都要在已经建立的工会中工作。同时，共产国际应该不断尝试建立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会。这和国际红色劳动工会是一致的。 红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会议的决议和决定反映出，关于共产主义者在工会运动中的任务存在大量讨论。组织的国际秘书罗佐夫斯基（A.Lozovsky）在会议之后随即为会议资料汇编撰写了一段介绍，关于其中一个议题是这样说的： ……大会对于工人控制的问题非常关注。当社会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工人控制”就会变成所有国家工人的十分实际的口号。从这点来说，最近很多经验已经积累起来了，俄国也自然拥有了最多的经验，而且这些经验……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代表大会并不仅仅满足于提出这个问题，还要明确这个问题，吸引工人进行关注，讨论工人控制该如何形成以及其形成的方法，并针对此事制定一个实践纲领。这样，对于此事的解决方案才可以认为是彻底的。 即使不是完全“彻底”，这样的解决方案（“关于策略的问题”）也已经包含了相当多的细节。它具备着与时俱进的特点，有一些句子甚至是段落听起来就像是17年后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草稿中所列出的要点一样。 使用一些摘录就能表明这一点： 扩大我们影响的基础必须来自于经济斗争。包括工资、战争受害者的保障救援、社会保险、失业、女工和童工、工业设施的卫生条件、高物价、住房、征税、动员、殖民体系、金融组合等等在内的问题，都应该用来作为宣传组织、进行革命社会主义教育的日常材料…… 意大利的法西斯、德国的技术援助、法国和英国境内退役无军衔的军官组织起来的市民白色武装，尽管它们的组织形式不一样，但是它们的目标是一样的——试图采取措施瓦解、阻止工人们的所有活动，不仅仅是想破坏罢工，而且要破坏工人组织、杀死劳工运功的领导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是否组织特殊的罢工武装民兵组织以及自卫分遣队，对于工人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资产阶级表面上竭尽所能在阻止经济危机，暗地里从资本利益出发，引入了强硬的仲裁法庭和纠纷委员会。在同样的出发角度下，一些国家引入了工资税，但收税者自己就是雇主，因此就将战争带来的经济负担全部转嫁到工人身上。工会去反抗这些国家政策是义不容辞的，这些政策完全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斗争…… 在为了改善劳工工作环境、提升群众的生活质量、组织工人控制工业等事业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应该牢记，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我们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解决方案提出了实现工人控制所需经历的不同阶段。其中最为基础的阶段仅仅是工人们通过社会经验而觉悟到必须由自己来控制工厂。这些社会经验包括战争、失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混乱、老板的霸道无理等等。 在工人控制的最初阶段，零星出现一些现象：工人尝试管理生产、原材料供应、设备状况，判断关闭工厂或是削减生产是真正必要的、还是因为工厂主的恶意报复导致的。 工人“完整”的控制除了技术管理外，还应该包括财务控制。 只有完全控制财务，工人们才能揭晓资本主义系统的根基。在控制财务的过程中，工人们能够通过实践了解到工厂是如何依赖于银行和国内国际的信托。商业、工业、尤其是财务方面秘密的揭示，能够让无产阶级了解到资产阶级是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巨大的破坏。 控制财务的斗争让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直接发生冲突，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财政权力的。在这一阶段，夺取控制权的斗争不可避免会带有政治倾向，并要求有政治领导。同时因为没有掌握财务机关，工人控制了工厂却无法进行管理的案例不断增加，这些情况将会让工人们意识到管控财务系统，并籍此管控整个工业的必要性。（这会引发一场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的斗争。）……红色工会必须密切关注工人夺取控制权的实践，这是接手政权的无产阶级最好的预备学校。 四 在《过渡纲领》中提出了三种类型的诉求。理解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不同点在哪里，对我们而言很重要。 当下的诉求，包括日常生活中保卫和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斗争，例如建立群众自卫组织（激进工会）的问题。这对革命者来说是起步级别。参加这一级别的斗争是参与其他各项活动的前提。关于生活水平的斗争让群众意识到，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无力确保工薪一族最基础的生存问题了。 民主的诉求，包括保卫、扩大组织独立的政治、经济团体的权利。在反抗现代资本主义压制民主、资本主义建立极权主义政权、资本主义镇压群众组织的过程中，民主的诉求是非常重要的。无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的逻辑延伸是在经济中建立民主制度。 过渡的诉求则有着更广泛的适用范围，它们的基础是资本主义没有能力满足工人阶级整体的诉求。它们强调要满足这些诉求就应该建立一个有着合理基础的社会。在经济上，过渡诉求要求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则要求工人建立自己的政府。同时，它们提出措施，确保这样的政府能够抵御少数人的攻击。这些人因为私利而希望维持资本主义。 这三组诉求表达了工人阶级在面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现实时的客观诉求。托洛茨基为第四国际的成立而撰写了这份纲领，他对其性质的关注可以从纲领的标题中看出来。他将纲领命名为《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及第四国际的任务》。（他的追随者们简称为《过渡纲领》，这个简称后来反而代替了原来的名称。） 不管斗争是围绕着当下的、民主的还是过渡的诉求在进行开展，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都会宣传那些使得无产阶级变得最强大的斗争方法，的，例如，可以利用其在经济体系中的战略地位进行大规模动员等。 应注意到，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当下的、民主的和过渡的诉求的斗争只是实现最终目标所需的方法而已。例如，在争取当下诉求的斗争中，工人获得了组织凝聚力，并通过更为艰巨的斗争，获得了最为重要的斗争经验。 然而，只有当工人们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共同利益时，他们才会把社会主义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并利用各种方法来实现它。革命政党的发展反映了阶级的觉悟，它将革命历史经验（自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开始，这些经验就通过理论总结不断传承着）交给了群众。革命政党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政策中筛选并培养干部，作为核心力量参与到革命进程中来，确保时机成熟时能够赢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的开头表明了建立这种政党的必要性：“世界政治的整个形势，其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一个历史性的危机。” 应注意到，《过渡纲领》中谨慎地区分了世界的不同地区。托洛茨基的分析能够应对1938年复杂的客观现实。不同任务与不同类型的口号（或者说不同重要程度的口号）是为不同国家类型的工人和其同盟所准备的，这些国家类型包括先进工业国家、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官僚化工人国家、法西斯掌权的国家。 通过这种区分方法，托洛茨基指出不断革命理论应在何处运用。关于如何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领域运用不断革命理论，正确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下面一些简单的观察或许对我们的理解有所裨益。 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范围内彻底反动的角色，从历史角度上来讲过时的落后群体（尽管他们整体上是反对进步的）可能偶尔也会表现出比较进步的行动方式。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封建皇帝海尔·赛拉西在1935年时抵抗由意大利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某些民族主义政权也曾经在短期内采取过类似的行动，例如蒋介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胡安·庇隆和拉萨罗·卡德纳斯反抗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著中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化阐释，即如何在政治上利用他们并促进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 托洛茨基也相应的形势下做了同样的事情。在某些不利条件下，无产阶级在试图夺取政权时发现自己必须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在不断革命论中阐述了这一点，提前十二年就准确地预测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走向。 根据此理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前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即今天所讲的“第三世界”）尤为相关。以下是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所讲的： 个别的民主和过渡要求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相对重要性、它们的共同联系和提出要求的次序，决定于每一个国家的特点和具体条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它的落后程度。尽管如此，在所有落后国家中，革命发展的总趋势可以在俄国的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2月、1917年10月）所明确阐明的意义上，由不断革命的公式来决定。 34年前，托洛茨基为第四国际的成立大会撰写了《过渡纲领》，所有主要的内容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些关键的方案很快就获取了成功。这是不是意味着它已经完善、不再需要更加具体化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过渡纲领》包含以下告诫： 在过渡时期，工人运动并不具有系统的和非常平衡的性质，而是狂热和爆炸性的。口号和组织形式应从属于运动所指的方向。领导应该像防范瘟疫一样，谨防对形势作老一套的处理，而应该敏感地对群众的主动性有所反应。 托洛茨基举了30年代中期的一次静坐示威运动的例子。运动过程中工人暂时控制住了工厂。 再一次，在讨论二次世界大战迫近的问题时，托洛茨基说：“必须把这些基本观念分解得更具体、更细致，而且要按照事情的发展过程以及群众思维方式来加以解释。” 在另一个例子中，托洛茨基让他的追随者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制定出过渡性的诉求： 每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特性，在农民的且多少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工匠及小老板）的境况里表现的最奇特。这些阶级，不管在数目上如何强大，实质上总是代表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残余。第四国际各支部应尽可能具体地订出一个关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过渡要求的纲领，而这一纲领应适应各自国家的条件的。进步的工人应学会对他们的未来同盟者所提出的问题，作明确和具体的答复。 另一方面，《过渡纲领》的工作明显是应该被视作开放性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采用的文献《策略论述集》中提到的“过渡时期”比布尔什维克在1921年所认为的延续时间要长得多，主要原因是人们未曾意料到斯大林主义的崛起，以及由它扮演的种种反革命角色。 过渡时期的延长造成了极度的复杂状况。1938年，托洛茨基不得不将一些工作提上议程，提出要开展反对另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他将苏联定义为退化的工人国家（degeneratedworkers’state），为此专门撰写了一段文字。他不得不面对新出现的复杂情形，担负起重新建立革命群众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在社会民主党之外，由克里姆林宫暗地支持的共产国际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阻挡革命前进的新障碍。此外，在当时考虑到即将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会导致殖民地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在这些国家强调革命任务也极为必要，阶级斗争必然会因此而快速前进。不仅如此，欧洲国家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要求我们思考如何才能阻止它传播到更远的地区，如何才能在法西斯已经掌权的国家推翻它们。 1972年的情形如何呢？我们仍然处于过渡时期。在世界范围内，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另一方面未来无阶级的社会正在孕育之中。自1938年起，变化已经在不断发生，而且变化很大。 我们可以把这些巨大的变化列举出来：二战中苏联获得胜利，东欧国家资本主义被推翻，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战后爆发独立高潮（这一点仍然在进行着，越南革命就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例子），斯大林独裁的瓦解，东德、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尝试进行政治革命，苏联内部新左翼反对派出现，古巴革命（这标志着西半球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1965年开始的世界青年激进运动，西欧国家工人阶级的复苏（以1968年5-6月法国事件为代表），充分动员的国际反战运动的兴起（在美国尤其突出），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运动范围从孟加拉、中东、非洲直至爱尔兰、魁北克人地区、黑人地区、墨西哥裔美国人地区、印第安人地区，一直扩展到苏联被压迫民族的地区），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汹涌澎湃的兴起。 另一方面，美国作为超级霸主（事实上是一支超级反革命的力量）开始崛起，已经成功击败了刚果（扎伊尔）、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关键地区的世界革命，在朝鲜、古巴、越南、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军事干涉，暗中策划伊朗、瓜地马拉和玻利维亚的政变。美国在全球部署了军事力量，核潜艇遍布各个海域，在中印半岛投放了两千六百万的炸弹，储备了大量核武器，足以摧毁人类数百次。 如何遏制美帝国主义？如何打败它并用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这对全人类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与斯大林主义对抗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察从1938年开始以来的这些发展变化。从克里姆林宫在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后逃脱处罚，以及毛派政权在中国试图抹杀一些无产阶级民主等事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主义仍然很顽强。然而，斯大林主义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再加上工人反抗情绪的增长，群众正在酝酿政治革命，准备和他们进行清算。官僚阶级想要推迟革命，面临的困难正在不断增加。 斯大林主义衰落的一个结果是，目前在国际范围内独立发展出来的形成革命的倾向比1938年更为明显。 今天，在制定当下的、民主的、过渡的口号时，我们必须考虑这些发展情况，考虑包括游击战策略问题在内的种种问题。 乔治·诺瓦克在他的著作《过渡纲领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中讨论了托洛茨基运动如何使用托洛茨基的方法，使用过渡纲领相应的扩展措施进行应对的案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世界青年激进化和第四国际的任务》（又称《革命青年策略》）。它在1969年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得到了一致通过，在次年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上提交给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组织进行讨论。 另外一个例子是《争取黑人解放的过渡纲领》，1969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国内大会上采用了这个文件。文件内容在美国和国际范围内的黑人解放运动中得到了热烈响应。 正如诺瓦克所说，如何将过渡纲领应用到新的发展阶段中，如何使用过渡纲领指导并参与到新阶段中，是当前革命政党组织的一项任务。这项任务能否成功，与政党革命经验的积累，以及过渡纲领方法的使用技巧密切相关。我们从上面列举出来的各类过渡纲领案例中可以看出，尽管需要充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有效运用过渡纲领的方法，但是它们的主要内容并不复杂。过渡纲领开篇分析了充满矛盾的客观现实，从分析中我们可以判断出不同群体的运动方向，从而有可能制定出相应的宣传口号和行动方案。接着，根据不同群体的反应和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对口号和方案进行调整。 至于这个方法是否被成功应用，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过渡纲领已经在革命运动历史中提出来了，它的后继者也必须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检验。托洛茨基这样说：“纲领和对未来的预测是在实践的指导下不断测试和修正的，实践是判断真理的最高标准。”
陈独秀与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日本﹞佐佐木力，2009年1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陈独秀与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日本﹞佐佐木力2009年12月15日 陈镜林译 1．近代中国彻底民主主义的永久革命家——陈独秀（1879-1942） （一）生平事业简介 近代中国名人陈独秀，1919年5月4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在这运动中他反对凡尔赛条约，他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主角，被誉为「德先生」的一个彻底民主主义的著名领袖。当时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此之前从1915年始，出版新青年杂志，领导新文化运动，随着运动的急进深入，他搬到北京大学来，和他的同事李大钊一起接触到俄国的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0年夏，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于是年秋创建中国共产党，出任第一任总书记。因他是中国共产党创造人，领导中国共产党参加1925-1927年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在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使革命遭到失败。而后陈看到不能继续「国共合作」政策，于是自己辞去总书记职务。 陈独秀在看到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批评斯大林、布哈林领导第三国际机会主义政策的一些重要文章后而成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1929年陈在没有履行任何正式手续而被开除出党。1931年5月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联合统一，陈担任总书记。1932年10月，因托派被蒋介石逮捕入狱，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出狱，出狱后陈号召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及托派组成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他了解到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搞大恐怖，他倡导无产阶级民主，直至1942年5月27日逝世，他一直坚持没有民主，社会主义不可能。 总之，陈独秀一生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三大辉煌期：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缔造人；最后中国托派运动的领袖。读者谁能想象担当那怕仅为这伟大人生的一件？ （二）人民中国陈独秀的复出 陈独秀也许被称为「中国的托洛茨基」，二战前在托派运动中被看作仅次于托洛茨基本身的一位中心政治人物。托洛茨基和陈独秀同年，都生于1879年。正像年青同志尊托自己为「老头子」一样，托洛茨也称陈为「中国老头子」。虽然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受过陈独秀的巨大影响，但在毛当政的年代，陈还是简直闻无其入一样，尤为甚者，在上海及各大城市主动参加工人运动的托派及其同情者，在1952年12月都安上「反革命」罪基本上全部被捕，作为献给毛的同盟者斯大林「生日的一份厚礼」。被捕托派的实际数字不清楚，估计有400人，其中一些人从1952年起一直至1979年关押狱中达27年。例如陈的弟子郑超麟。郑在蒋介石狱中蹲了7年，加起来他坐牢共34年，比之法国革命家路易．布朗基还要长。1979年郑释放出狱，公开宣称他将仍坚持自己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1998年8月1日，他以97岁高龄（郑生于1901年）病逝于上海，郑超麟的圣彼得式的殉道精神引起今人的记忆。 照1978年推行的邓小平路线，1989年在中国准许建立陈独秀研究会，几位托派老人也参加了研究会，2001年5月第六次研究会在温州召开，首次讨论陈的后期思想，即陈的托派时期的思想；2002年5月，纪念陈独秀逝世60周年，在南京召开了第七次研究会，我作为日本托洛茨基研究会代表应邀出席会议，在2002年5月27日，我和日本同僚在会议期间共同发起建立日本陈独秀研究会，作为中国陈独秀研究会的一个姊妹组织。 现在，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陈已被视为正面人物，并成为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象征。1989年以来已有几十部陈独秀传记名作出版，现在扣「右倾机会主义」或「托匪及叛国」等加在陈头上的帽子业已摘掉。现在正筹划出版一部陈独秀全集和著作选集，不过当今中共政府仍对反对派分子采取压制政策，我们不能过于乐观，例如不允许托派发表政见。但1989年陈独秀研究会的组织出现，1998年伊萨克．多伊撤的托传中译本的出版，终究是件可喜的兆头。 （三）陈独秀与第四国际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托派中间如何看待陈独秀的？1937年8月陈从国民党南京监狱释放后，有人认为他已脱离了托派活动，例如1938年9月3日读到「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会议纪录」庇．纳弗里的陈述，「许多支部成员最终离开第四国际，例如陈独秀。」但这不是事实。近来一些文件公开表明，虽然在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后，陈与上海支部一些成员，特别是彭述之（1896-1983）之间存在一些内部冲突，但陈仍依旧继续支持托派活动。 近来文件支持此事的事如下：1938年6月25日，托洛茨基从墨西哥经过在上海的托运支持者，一位南非藉记者弗阑克．格拉斯，化名李福仁（1901-1987）寄信陈独秀，建议陈离开中国到美国去。格拉斯受命于托洛茨基，托上海托派活动家陈其昌（1901-1942）长途跋涉至四川去见陈独秀，直接与他讨论托的上述信中的建议，并关于「中国老头子」的政治处境。依照格拉斯1939年1月19日向托洛茨基的报告，「陈同志很愿意接受托的建议离开中国去美」，但考虑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将不准他离开中国。而且重要的是，1938年11月3日，陈独秀写好给托洛茨基的《政治意见书》要求陈其昌交给格拉斯，并请他译成英语带给托洛茨基。其中包括陈的政治意见号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组成「民族民主斗争」的统一战线，与批评上海托派组织的宗派主义立场。格拉斯亦同时寄信托洛茨基说明陈的「政治意见书」澄清了陈对第四国际的所有疑点，陈在与上海同志陈其昌的谈话中讲得很清楚，陈考虑到自己在中国支部中所持的意见受不到重视。那就是说，第四国际成立后陈依旧公开继续支持托派活动。从他逝世前1942年5月13日撰写的最后论文《被压迫民族的前途》支持「全世界社会主义」，说明几乎直至生命的最后陈基本坚持同一政治立场。 1939年5月，托洛茨基回答格拉斯时意味深长地谈到陈的1938年11月3日《政治意见书》说：「我认为他（即陈独秀）的意见几乎基本正确」。1980年郑超麟撰的长文《陈独秀与托派》结论说：「陈独秀从组织观点和理论观点上看至死仍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我认为郑的断定是正确的，更证明彭述之等人向第四国际局报告陈在南京监狱时脱离托派活动是出于政治上的倾轧。 所以，1938年的庇．纳弗里报告不正确，在中国已引起托派运动内部不和，陈的后期思想应当比先前的更慎重地审视，而且应视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构架之内，在今日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立场更要强调社会主义的民主方面，和提倡多元的政治观点。 正如上述，陈独秀在中国是作为「德先生」被人们纪念，他的民主与布什总统美国资本主义的原教主主义的自由民主显然有别；陈的民主主义是他的一生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创建者，最后成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经过的事业，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一个彻底反帝反资的民主主义。依1940年他的文章所述：「科学，近代民主，社会主义乃是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确实接受了前两者「科学与民主」的价值，而最后一项没有实现，我们未来的任务必须是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与「科学与民主」相协调，陈独秀思想在二十一世纪应当非但在东亚而且在世界规模上加以考虑。假若陈独秀在中国全面平反，他将有第四次伟大的生命，故此我称陈独秀为一个彻底民主主义的永久革命家。 2．陈独秀与社会主义民主 （一）托洛茨基与无产阶级民主 就我的了解，总之托洛茨基主义是二十世纪上半期最革命同时最有民主趋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首先从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官僚专政无视无产阶级民主原则的斗争中可见。 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记得1937年夏，中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中国大陆中部时，托洛茨基提出反对这个战争。1937年7月30日，他在《中国与日本》一文中写道：「如果世界上存在正义的战争，那就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战争。中国的一切工人组织、进步力量在不放弃他们的纲领或政治独立，不管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如何，都要在这个为民族解放而战中尽力履行他们的职责而始终不渝，即是说，托洛茨基号召中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为民族民主而奋斗。 当时陈独秀是怎样想的呢？1938年11月3日，在江津的陈独秀写信给托洛茨基说：「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我们都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组织上努力去接近工人，并宣传民族民主斗争这种初步的基本的工作，所不同的在日本占领区内，工作要更加秘密。」即是说，陈独秀强调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到处要联合奋斗，拒绝「极左派远离群众」的愚蠢行为。陈所引的那些「极左派」指聚集上海的所谓「托派」宗派主义者，他们是以「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名义自诩的那班人。如我上面谈到有关陈在1938年所写的《政治意见书》，托洛茨基在1939年初答复格拉斯（即李福仁）说：「他的意见书实质几乎是对我改正。」好像托洛茨基不是抛开上海的「极左派」而是陈独秀。 总之，我认为在中国多数情况下，政治上最接近托洛茨基自己的是陈独秀，托和陈两者都需要为无产阶级群众而都不需要「极左派」。 （二）在曼德尔领导下的第四国际 二次世界大战后及托洛茨基之后的第四国际托派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是比利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他生于1923年卒于1995年。他的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晚期资本主义》出版于1972年，此书从经济上历史上描述了二战后的资本主义。这本专着可以与卡尔‧马克思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列宁1917年出版的《帝国主义论》这些现代资本主义史中并列而毫不逊色。他的最得意的历史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意义》在1986年出版：奉献给为反帝献身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扉页上题辞：「为纪念所有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而战斗进入世界革命胜利最前沿而献出生命的人们。」在曼德尔题辞列名中，有亚洲托洛茨基主义者如越南人谢秋杜（Tha-Thu-Tau），陈独秀（错写作CherDou-Siou）和印度尼西亚人陈马六甲（TanMalakka）。在1970年后期，曼德尔为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给第四国际写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相当著名专文，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明确拒绝对无产阶级专政作狭隘的宗派的解释，它并非简单的号召「无产阶级民主」这一经典的概念，而是「社会主义的多元主义」，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与社会主义运动中反对的思想与反对党必须准许存在。 毋须待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不包含伊萨克‧多伊彻所说的「取代主义」，那种意义即是「一党专政」或「小集团专政」或「总书记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简言之，即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专政。 我认为自己是曼德尔的学生，1995年7月，在他逝世前弥留那短暂一刻，我在比利时见过他和他握别，他的生平，J‧威廉‧斯托耶（JanWillemStutje）于2009年出版了一册关于他文采飞扬的传记《厄内斯特‧曼德尔—一个反抗者延续的梦》Verso公司在伦敦纽约发行，根据传记古巴革命英雄E.C.格瓦拉，德国急进主义者R.道彻克，都曾受过曼德尔的巨大影响，而法国的阿‧克里文（AlainKrivine）和仁尼尔．本萨（DanielBensaïd）当更是曼德尔的弟子了。关于他的个人品德，我于1998年在巴黎时曾遇到一位越南籍的经济学家描述他是一位「高尚的人」，我很赞赏他的话。 （三）反资本主义新党与社会主义民主 2009年2月初，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上发生了一件极其严峻的事件，第四国际最中心的支部——革命共产主义联盟法国支部在2月5日决定解散，一个工人阶级新的群众党于2月6日—8日成立了，取名为反资本主义新党（NoureauPartiAnticapitaliste），新党不再称法国支部。 新党成立后，在法国各政党间成为总统萨科齐最强大的对手，对付这个反资本主义新党他就不再需要考虑改良的社会党了。现在新党已在全民选举中取得20%的全国选票，在法国怎样会出现这种政治形势的呢？ 自厄内斯特‧曼德尔逝世后，第四国际最重要的领导人是巴黎第八大学哲学教授但尼尔‧本萨，苏联于1991年末悲剧性解体之后几年的1995年，他出版了卓越的专著：《我们时代的马克思：2002年主张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著作最重要特点的批评是理性或是冒险》（Marxl’intempestif:Grandeursetmisresd’uneaventurecritiqueXIXe-XXesiecles）。他今天被视为非仅法国并且世界超出托派的狭小圈子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从法国的政治局面开始激化起，法共受斯大林主义思维支配下在政党之间最过份地妥协而迅速衰落，这种现象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初露预兆，属工人斗争（LutteOuvriere）派的托派宗派主义党的代表A‧拉格勒（ArletteLaguiller）获得高于法共代表5%的选票，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开始向拉格勒接近，与工人斗争派结立亲密关系，但工人斗争派在大多数场合不与革命共产主义联盟合作，因此革命共产主义联盟自己站出来推出选举总统的代表奥列弗‧巴山圣诺（OlivierBesancenot），一个27岁的邮电工人，为2002年总统选举的代表。甚为机智的托派无产阶级工人巴山圣诺获4.25%选票，拉格勒获5.72%选票，而法共代表仅得3.37%选票，三个托派党共取得的总统票比法共的得票多三倍以上。在2007年总统选举中巴山圣诺得票数超过拉格勒与法共，现在巴山圣诺仅次于社会党首领，成为第二位最具影响力的左翼政治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代后期，法共的一些领导者开始出席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组织的理论学校去听取联盟领导人的演讲，联盟领袖A‧克里文在这个关健时刻起到了作用，他在法国社会党、法共、绿党、工人斗争派的托派党与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等五大左翼政党中间开展了紧密团结的工作，这些党派开始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其它党的会议，互祝友谊，并在第二阶段的总统选举中联合一致。 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CR）在2007年总统选举中取得重大的成就，与2008年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临促使联盟的领导们组成一个新的群众的工人党，他们解散革命共产主义联盟，脱离第四国际，开始组织反资本主义新党。 新党的理论领袖是但尼尔‧本萨，代言人是奥列弗‧巴山圣诺。2009年初他们出版了《建党》一书，表明我们的政治立场，为21世纪社会主义而奋斗，本书最深刻之点是著者明确宣布支持彻底的民主主义原则来推进党，他们在思想上否认改良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政策。赞赏过去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中革命的与民主主义的多元化理论和实际的因素。他们不再称自己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至少在狭隘意义上的托派。因此，反资本主义新党不再是第四国际法国支部，老一辈的革命共产主义联盟领袖不再作为新党的领袖。不过，大多数成员仍在各自支持第四国际。看来，新党在竭尽全力创建一个新的群众国际。以马恩领导的第一国际为榜样，并允许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尔．巴枯宁存在。法国反资本主义新党即是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创造一个群众性工人党的一种企图。 至于反资本主义新党的「彻底民主」原则，陈独秀「彻底民主」的政治理论对法国新党的创建施加了可能的影响。2003年我用英语撰写一篇陈独秀传略寄给本萨，他将稿子译成法文，刊出在法国托派刊物Inprecor第483期上（2003年7月号），文章署名ChikaraSasaki（佐佐木力）《陈独秀（1879-1942）彻底民主主义的永久革命家》（ChenDuxiu:Révolutionnairepermanentdeladémocratieradicale）。在我名后列出东京大学哲学科学史教授，日本陈独秀研究会会长。本萨和巴山圣诺在《建党》书中出现上述情节，如「彻底民主主义者」「永久民主主义活动家」等词句，我不认为这些表述来自我的论文，但我想在这里党的领导人的合着与我的论文之间存在某种相似因素，也许是受陈独秀的彻底民主思想间接的影响。 强调民主因素是否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相调和呢？没有根据。反资本主义新党的目标既不似萨科齐的政策企图救活资本主义，也不似社会党去改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是倡导一个革命的社会政治运动。换言之，一个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 巴山圣诺和本萨在《建党》中指出他们反资本主义的目标：「我们是反对资本主义者，因为我们为反对社会不公平而斗争；因为我们是生态学者；因为我们是争取女权主义者；同时我们是反对军国主义者。」他们考虑到只有社会主义的政策才有可能解决全球的生态问题，与达到妇女解放。这样含有高度先进的科技的社会主义政策必须支持各个公共部门，稳定工人的雇用，进而才有彻底民主和平，全面烧毁核武器。 如前所述，陈独秀作为「德先生」为中国人民所纪念。显然，他的民主与布什前总统所说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不同，陈独秀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奠基人，最后成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他是经过他的毕生事业，依靠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彻底反资反帝而得出的民主主张。依照1940年他的文章所述：「科学、近代民主、社会主义乃是人类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确实接受了前两者「科学与民主」的价值，而最后一项没有实现，我们未来的任务必须是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与「科学与民主」相协调。陈独秀思想在21世纪非但应当在东亚而且在世界范围加以考虑。如果人民中国对陈独秀全面平反，他将有第四次伟大的生命。陈独秀思想不是简单仍然存在着，而是在我们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中表现得非常活跃。我希望把这点说得很清楚。因此，我说陈独秀是「一个彻底民主主义的永久革命家」。
托洛茨基：致温台林·汤马斯的信（1937年7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温台林·汤马斯的信 托洛茨基（1937年7月6日） 新译版 （按：汤马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曾被选为德国共产党的国会议员。1937年在美国，参加“国际调查莫斯科审判委员会”，担任委员。当时他曾向托洛茨基提出一些问题，认为在列宁对孟什维克的态度上，在苏维埃政府镇压克朗斯达脱暴动问题上，以及在内战中它对付乌克兰独立的马黑诺率领的队伍这个事件上，证明出布尔雪维克主义与史大林主义之间并无不同之处。这封信便是托氏的回答——中译者。） 亲爱的同志： 我以为您向我提出的问题，与纽约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并无直接关系，也不会对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发生影响。虽然如此，我却极愿意答复您的问题，以便让所有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人，能够知道我的确实意见。 “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 跟许多别的人一样，您也是在“目的使手段成为正当”这个原则上，见到了万恶之源。此一原则的本身极其抽象，而且是唯理主义的。它容许人们作各种不同的解释。不过从唯物论的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问题，我却愿意为这个公式辩护。是的，我认为，手段本身无所谓好或坏的，世上也没有什么与某一绝对的、超历史的原则相关联的好手段或坏手段。凡是能提高人对自然的征服力量，凡是趋向于取消人压迫人的一切手段，都是好的。在此一宽广的历史意义中，手段之是否正当只能自目的来决定。 不过，这是否说，虚伪，叛变，出卖这些手段，只要它们能导向“目的”便可以应用呢？一切要看目的性质来决定。如果目的是要解放人类，那么虚伪、出卖与叛变便决计不能成为合适的手段。伊辟鸠鲁派主张“快乐”，他们的反对者就指责他们堕落到猪猡的理想。对于这个指责，伊辟鸠鲁派回答道：他们的反对者是以猪猡的方式来了解快乐的意义——这个回答倒不是没有根据的。 您提到了列宁的话。他尝说一个革命党有“权”使它的敌对者在群众眼中成为可恨与可鄙。在这样的话中，您看出了列宁在原则上为无道德论作了辩护。不过您忘记指出究竟那些崇高道德的代表们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哪一个政治营垒中。依据我的观察，政治斗争一般都是广泛应用了夸大，曲解，虚伪与诬蔑的。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朋友们是如此；较后，布尔雪维克派，卡尔·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也是如此；现在则轮到托洛次基派。有产者们对于革命的仇恨；小资产阶级的迟钝的保守主义，知识份子的自大与傲慢；劳工官僚们的物质利益——所有这些因素联合起来，形成了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同时，这些进行诬蔑的先生们却不忘记对马克思主义的非道德论表示愤慨。此种伪善的愤慨不是别的，只是阶级斗争的一件武器吧了。 列宁的立场 您所引证的那句话，列宁只想说他不再把孟什维克派当作无产阶级的战士看待，他的任务是要使工人们以仇恨的眼光来看他们。列宁以他特有的那种热情来表达他的思想，以致有可能让人作含糊不清与不相称的解释。但根据列宁的全部著作和他一生的工作，我要声明；这个不妥协的战士却是一个最忠诚的对手，因为，不管他说的话中有种种夸张和偏激，他总是要尽力告诉群众以事情的真相。相反，改良派反对列宁的斗争却总是在普遍真理的掩盖之下，彻底渗透了伪善，虚伪，诡计与伪造。 你关于1921年克朗斯达脱暴动的估价是根本不正确的。最好与最有牺牲精神的水兵早己完全从克朗斯达脱调走了，他们在前线与全国的地方苏维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那时留下来的是灰暗的一群，非常自负（“我们是打克朗斯达脱来的”）却无政治教育，也不准备为革命而牺牲的。克朗斯达脱人要求享有特权。暴动的目的是要获得特权的粮食配给。水兵们拥有大炮与战舰。俄国的乃至外国的一切反动派立即抓住了这个暴动。白俄侨民要求给暴动者以援助。这次暴动如果胜利，不管水兵们的头脑中是如何想法，结果总只能带来反革命的胜利。他们反映了落后农民对于工人敌视，反映了兵士或水兵对于“市民”彼得堡的自大心情，又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纪律的仇恨。因此那个运动具有反革命性质。同时因为暴动者拥有要塞中的武器，他们是只能用武器来扑灭的。 您对马黑诺的估计也同样的错误。马氏本人是一个狂徒与冒险家的混合物。他成了这些流氓的集中点，——正是这些同样的流派造成了克朗斯达暴动的。骑兵，一般说来是军队中最反动的一个部分。骑马者总是看不起步行人的。马黑诺建立了一支农民骑兵，他们的马匹是自备的。这些农民，并不是由十月革命首次唤醒的那些被践踏的贫农，而是害怕失去己有产业的那些强盛的与吃得好好的那些富农。对于这种富农骑士的精神来说，世上再没有比马黑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不要国家，不承认中央政权）更为合适的了。此外我应该指出一点：马黑诺的信徒们对于城市和城市工人仇恨，又补充以一种富有战斗性的反犹主义。正当我们与邓尼金和乌朗格尔的白军进行生死斗争之时，马黑诺派企图进行一种独立政策。拉紧了马嚼子，这个小资产阶级份子(富农)以为他能够一方面使资本家，另一方面使工人听从他的矛盾的见解。这个富农是武装了的，我们得解除他的武装，而这也正是我们所干过的事。 史大林与布尔雪维克派 你企图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史大林的虚构伪造乃导源于布尔雪维克派的“无道德论”——这是根本不对的。当革命正在为被压迫群众的解放而斗争之时，它以正确的名称来称呼一切事物，不需要什么虚构伪造。伪造的制度发源于此一事实，即发源于史大林派官僚为少数人的特权而斗争，因而不得不隐藏与遮盖其真正目的。您不从历史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去寻找解释，却创造“原始罪恶”的理论，这个理论符合于教会，却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共和国。 里昂·托洛茨基 1937年7月6日于考约亚冈
中国加快为陈独秀恢复名誉（﹝日本﹞佐佐木力，2002年7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中国加快为陈独秀恢复名誉 ﹝日本﹞佐佐木力 （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日本陈独秀研究会会长） 2002年7月10日 中国近代史巨人陈独秀（1879-1942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其一生的轨迹罕有其匹。目前，中国正加快展开为他恢复名誉的运动。 2002年5月底，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召开了纪念陈独秀逝世60周年的“陈独秀学术研讨会”，我也得以列席，亲眼目睹了这一状况。 去年同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邀请下，我还参加了在浙江温州举行的一次关于陈独秀后期思想即其托洛茨基主义时代思想的会议。引人瞩目的是有几位曾在1952年底被逮捕的托派老人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其中有在监狱中度过了27年岁月的老战士。这些事情，对中国现代史确实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大事。 中国现代史上，陈独秀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其作为近代民主主义的倡导者的身份。在他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相当于今天副校长的行政职务）的时期，他领导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这也是出于民主主义思想的大义。 1920年春，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1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担任总书记。但是，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武装政变使他认识到国共合作路线的错误，辞去了总书记职务。不久，他省悟到让共产党听命于国民党的是斯大林等人的命令，于是于1929年与组织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托洛茨基合流，1931年担任了托派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总书记。 1932年，陈独秀作为托派分子被蒋介石逮捕，在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被关押在南京的监狱中。出狱后他仍与托洛茨基联系，在致力于与共产党、国民党一致抗日之余，还谴责斯大林的恐怖手段，呼吁保卫“无产阶级民主主义”。1942年病逝。 也就是说，陈独秀是一位体现了与今天的美国式自由民主主义不同的另一种民主主义的思想家·革命家。他一生倡导的思想，简而言之，就是依靠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他的反对斯大林、支持托洛茨基的态度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体现。如果给这位被称作“中国的托洛茨基”的陈独秀的一生下个判语，最确切的就是“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永久革命者”吧。 这样的思想，当然也照耀着东亚21世纪的未来。因为与资本主义式原教旨主义结合的美国式民主主义的欺骗性，自去年“九·一一”事件及其后美国发动报复战争之后，已经明明白白地表现了出来。 现阶段，中国为陈独秀恢复名誉的运动还停留在学术层次，其它托派人物的名誉尚未恢复。但不管怎样，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正在被树立起来。 顺便说一句，在南京会议的闭幕式上，我宣布日本陈独秀研究会在陈独秀逝世60周年的忌日——5月27日、在南京成立。在现代中国研究者的帮助下，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把陈独秀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传达给日本的有心人。 （原载日本《每日新闻》2002年7月10日）
致马克斯·沙赫特曼（托洛茨基，1937年3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马克斯·沙赫特曼 托洛茨基（1937年3月15日） 先知在1917译 〔译者注〕根据英文打字稿原件翻译。这是托洛茨基写给沙赫特曼的一封私人信件，全文经托洛茨基本人的审阅，托洛茨基在「必要条件」下画了横线，并在结尾签上名。 亲爱的沙赫特曼同志： 我给你寄了份我写给拉福莱特（LaFollette）[1]的信件副本。我必须对你说，在我看来，我们同志们在今后几天对该问题的认真态度及精力，是我们进一步合作的必要条件。 致以最好的问候 列夫·托洛茨基 译者注： [1]苏珊·拉福莱特（SuzanneLaFollette；1893年6月24日-1983年4月23日）——美国新闻记者和作家，提倡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曾参加杜威委员会。
吉野作造和陈独秀（﹝日本﹞佐佐木力，2002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吉野作造和陈独秀 ﹝日本﹞佐佐木力2002年 一、日本与中国的「德先生」 以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无法对历史实行总决算。此事，「9.11」恐怖袭击事件已经给予了明证。21世纪，在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或民主主义思想这个问题上，有必要进行历史反思。以下，想重点就日本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旗手吉野作造（YOSHINOSakuzo，1878-1933）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国托派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1879-1942）之间的交流，以及二者民主观的异同等问题作一论述。 二、「终极的民主主义者」——吉野的中国·朝鲜观 现在，日本近代的开明进步思想正处于全面危机状态。明治的福泽谕吉（1835-1901），大正的吉野作造，昭和的丸山真男（1914-1996）作为先驱者获得了高度评价。其中，福泽于晚年转变成了唱和向清朝中国开战的思想持有者；吉野自1916年在日本国内倡导实行彻底的议会式民主主义的同时，在东亚政策方面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他不仅支持1919年3月1日爆发的朝鲜民众起义，而且在获知中国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后，马上通过他过去的学生李大钊，向陈独秀表明了愿意与新文化运动合作的意愿。吉野之所以摆出这种「终极的民主主义」阵式，主要是因为受到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的影响。 三、「德莫克拉西先生」——陈独秀的民主主义论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于1920年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此后还领导了20年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1929年，他拒绝继续当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中央的「留声机」，转变成了托洛茨基的支持者。1937年从南京监狱获释后，号召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日，并表示拥护民族，民主权利。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文库收藏的1940年的书信显示，陈曾考虑响应托洛茨基的呼吁，到海外流亡。因此他到了晚年仍没有丧失同托洛茨基的相互信赖关系。与只停留在社会民主主义阶段的吉野相比，陈值得称作为「终极的民主主义的不断革命者」。在东亚，社会主义理念的再生与「终极的民主主义」的生根是同义的。21世纪，吉野作造、陈独秀等人的思想也许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原载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编《简报》2002年3、4期。及奚金芳编《陈独秀研究迎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斯大林伪造学派》美国版前言（托洛茨基，1937年3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斯大林伪造学派》美国版前言 ForewordtotheAmericanEdition 托洛茨基（1937年3月3日） 来源：《政治月刊》第一卷第五期，题为《第二章莫斯科大审判的阴谋》；“马克斯·夏尔特门、李昂·托洛斯基作，孙继良译”。 说明：中译本总题《苏维埃联邦国家之构造及其性格》，分十期登完（第一卷第四期——第三卷第一期）。《第一章被出卖了的俄国革命》系伊斯特曼于1937年5月1日所写的《斯大林伪造学派》（TheStalinSchoolofFalsification）（1937）一书前言。第二章系托洛茨基于1937年3月3日所写的美国版前言。第三章头两节则系托洛茨基于1931年9月13日所写的俄文版前言。此后的译文内容，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一书。惟《「文学论争」与「十月教训」》及其后三节，亦写于1927年，暂未查到出处。 布瓦洛夫斯基之死 使全世界耸动一时的莫斯科审判，就是表示史太林主义的死的苦闷。不得不强行采用这种方法的政治体制，是没有生命的。根据内外的各种事情，此种苦闷暂时也许得以按捺得住。然而世界上的任何力量，早已救助不得史太林和他的组织了。苏维埃的体制，不是从官僚制度的躯壳中脱出，就是向堕落的深渊跳去，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本论不想讨论莫斯科的裁判，关于此事，我的新著「史太林的犯罪」一书中，已尽加论述了。不过莫斯科审判的原因，并非来自天上，而是史太林派过去毫无假借的伪造的产物。我相信本论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莫斯科审判的观念的乃至政治的发生原因。盖若不知其发生的原因，则对于包含此项阴谋在内的世界任何事情，就难于理解了。 现在还去和史太林作理论的斗争，可说完全是时代的错误。此等人物——我所指者仅限于指导者们，对于被欺骗者及受麻痹者并不在内——已绝对地和马克斯主义分道扬镳的了。为适应苏维埃支配阶级的要求，他们正在热心地从某个经验的定式向另一个经验的定式移转中。可是血腥气的审判阴谋是历史的歪曲与伪造，乃系毫无论争余地的历史的事实。官僚制度深觉使布尔雪维克主人适合于自身的要求一事，系为万不可缺少者。因此他们对于布尔雪维克的革命的真髓，特称之为「托洛斯基主义」。如此一来，对于其后的一切，不论在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就开了伪造之端。 在政治领域方面，此种行为——绝不能看过的行为——的发端，可举齐诺维也夫为例。他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间，本是对托洛斯基斗争的先驱者，可是至一九二五年末，齐诺维也夫对他自己创造的获得结果，是吃惊了，他也参加到反对阵营方面来了。关于此事，早为大家所周知。在经济领域方面，对于托洛斯基的理论的武器，可举布哈林为证。即「农民过少评价」以及「超工业化的理论」等等。布哈林的命运不输于齐诺维也夫，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位纯列宁主义的官许选手，不久宣称了自己是「布尔雪维克的自由主义者」，后来给释放了，可是现在却又正在牢监中等待着审判。 对于托洛斯基之斗争的最显著点，是有关历史的诸问题。关于诸此问题，就全体言，乃包含俄国历史的发展，就特殊言，乃包含布尔雪维克党及十月革命的历史。就此点言，我们不得不承认M·N·布瓦洛夫斯基，是苏联的权威历史家。几年以来，他特别热心为我对俄国历史的一般见解及我对十月革命的概念斗争过来。其他的「共产主义者」批判家，在关于此项问题所作的文章中，不过是复述布瓦洛夫斯基的思考而已。这位己故的学者，虽博学而是有良心及才能，可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布瓦洛夫斯基并不十分熟知马克斯主义的方法，对于历史过程之一切要素的相互作用，亦未加分析，因此他在各各的场合不免有了机械论的构造，而未对辩证法的相互作用细加分析。不过在几年前，如果有人作这样的批评，那就如同犯了渎神罪一样。布瓦洛夫斯基是苏联的高权威。他的学派的统治是绝对的。他的教科书，甚至他的弟子的教科书，动不动就销上几万本。在他死前不久，他被偶像视为科学思想王国的法则建立人。可是至一九三五年，突然发生了对于他的遗著猛烈批判的运动。在不到几个月间，布瓦洛夫斯基竟给放逐了，他的信用也随着失坠破产了。幸好他及时之故，总算免去了牢狱之灾。若说布瓦洛夫斯基的被清算是为的马克斯主义的利害，那就完全是错误的。布瓦洛夫斯基的罪状，是缺少爱国心，对俄国过去的不敬！以及缺少国民的自负心！ 莫斯科审判中的四金刚 史太林本人在理论方面的功绩又怎样呢？若说他有甚么功绩，那就无非是为新支配阶级的利益，而欺骗他一丘之貉的理论家的东西。他将来大概会以最伟大的伪派组织者资格列名于「思想」史的年表吧。但正唯因为如此，要比其他一切人都能真实地，完全地表现新支配的观念的外观，反托洛斯基的理论的公式（不管是齐诺维也夫，布哈林或布瓦洛夫斯基），一进入其次的一个阶段，对于新时代的主人公们，早变成了不可忍受的重负了。官许的「理论」，现在已经化成一份白纸。不幸的理论家们在这张空白的纸上，只谦逊地画下了史太林的长靴的轮廓。自从自过去的布尔雪维克退化为党派之后，官僚制度对于其自身的理论家们，竟也不得不出之欺骗了。官僚制度已不复能决心完全破坏旧布尔雪维克的世代了。这可说是苏维埃热月的完成（热月——法国第一共和历第十一月）。 本论中对于最近莫斯科审判中的四位有名人物——即一方面是齐诺维也夫和加米诺夫，他方面是拉狄克和皮耶泰古夫——的政治色彩，包含不少有用的资料。如果我们知道这二组人物在政治上及在理论上的照轨，那么对于他们在法庭上的行动，是极易理解的。审判一事，对于这辈格柏乌手下的不幸的饽食，只是渲以一种色彩吧了。齐诺维也夫和加米诺夫，于一九二三年即对我开始作斗争。皮耶泰可夫和拉狄克，系在反对派阵营——前去四分之三，后者一半。齐诺维也夫和加米诺夫之加入反对派系在一九二六年，同时拉狄克和皮耶泰古夫，似乎对他们坚守着反对的信条。至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齐诺维也夫和加米维诺夫就转向了屈服之路。皮耶泰古夫先跟踪于前，拉狄克则继之于后。 妖怪托洛斯基，早于一九二四年为『三领袖』（即齐诺维也夫，加米诺夫及史太林）所排斥。在一九二六年的反对派干部会议中，齐诺维也夫曾说过「三领袖」为图扑灭妖怪托洛斯基，并同托派斗争起见，将我与列宁过去好久以前的争执，重复于以人工的翻弃。齐诺维也夫的这番话，可由拉狄克及皮耶泰古夫的书信加以证实（前者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廿五日，后者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此项书信，读者将在本论中读到。在这两封信是写在齐诺维也夫和加米诺夫为图巧辩他们的屈服起见，力图排斥他们自身已经治梁过的托洛斯基主义之时，他方面也就是拉狄克及皮耶泰古夫力图维护他们原来地位的时候。但在翌年尚未终结之前，皮耶泰古夫和拉狄克两人，先后为辩护他们自身的屈服起见，不得不整理官许的托洛斯基主义的神话了。在诸此观念形态堕落的例子中，反映着随官僚制度的增大而来的社会的压力。旧式的罪状，如「永久革命论」，「农民过少评价」等等，为粉碎反对派起见，以及后来为覆灭反对派起见，业已证明不适用了。以几何级数增大的齐诺维也夫＝加米诺夫一联人的变说的结果，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他们为基洛夫暗杀事件给投之狱中了，虽然他们对于此事的关系，要远较史太林为少。在齐诺维也夫和加米诺夫受审判之日，拉狄克和皮耶泰古夫马上发表了表示异常憎恶的论文，假装相信当局的起诉状，而要求处被告以死刑。可是接着他们自身也做了阶下囚，而不得不告白奇异无比的齐诺维也夫＝加米诺夫的虚构的罪状。这结论是甚么呢？历史是不许可玩弄的，尤其是在大乱动时期。 第三国际的死亡 然而史太林何以能成功如此可惊的阴谋呢？何以他能在完成此项阴谋之时找到刽子手——其中包括后来就是被告的人物？为甚么他会不受最接近的同辈及审判机关方面的反对呢？这一切叫局外人又何得而置信？实则史太林执掌机关于两手，其伪造精神的训练，为时业已十四年。本论中所引用的许多文件，对于党的屈服，机关的腐化，支配层的良心中毒等等，都有很特色的解说。在诸此各直上所触及的无数的理论歪曲及历史的阴谋，在本质上不过是史太林耸动世界良心的地狱壁画的一幅吧了。统制委员会追索至一九二四年，要求过去的反对派作虚伪的陈述。各报又复揭载讨论此项陈述的论文。笔者和其他读者初见此种报道，简直难以置信。齐诺维也夫，加米诺夫，拉狄克及皮耶泰古夫的竞争，使数千的屈服者也满不在乎地竞作虚伪的自白。列宁全集的新版，其注脚几乎到处都遭修正——加号变作减号，减号变作了加号。百科全书及其他的参考书，传记一项年年更新，事件一项则也用新的方法加以叙述了。有的东西给强调了，有的东西给低调化了。苏联的数千著述家，历史家及经济学家们，只消以一纸命令书就可使他写作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大学教授及学校教师，为了适应层出不穷的官制滥言，不得不急速变更教科书。充满深刻国家氛围气的审判所的精神，如我们业已说过的，是从深刻的社会资源那里养成的。为辩护他们自己的特权起见，支配阶级歪曲了一切目的不排斥的特权理论。因此官僚制度的根本意识形态，不得不以造谣生事为能事了。官僚制度与民众间的矛盾益甚，虚伪作假亦必愈益转化成为目无法纪的阴谋审判。凡不理解史太林统治之内部辩证法者，亦不能理解莫斯科审判的真相。 史太林主义的死的苦闷，亦即是第三国际的死的苦闷。此项国际组织，目前已成横阻于劳动阶级解放途上的主要障碍物了。和在苏联国家机关的畸形一样，在第一二国际中也可惊地充斥着一辈没名誉，没良心的人物。「指导者们」可以凭一纸命令，一纸电报而变更他们的信心。他们对于自身间权威的齐诺维也夫，以及常常宣称是他们指导者的布哈林暨迄昨日为止在和托洛斯基斗争上尚加引用的拉狄克，竟然会一旦反过脸来组织成攻击他们的阵列。第三国际的官吏们，无论在理论上，政治上，道德上，都是代表极端反革命派的典型。他们唯史太林是赖，史太林为维持他在苏联的暴政起见，也有轮流需要他们的必要。莫斯科的审判，彻底地暴露了第三国际内部的腐败情况。目前此项组织虽尚在混乱与动摇期中，但其急速崩溃实系不可避免。而且恐怕要比在苏维埃联邦内史太林体制的崩溃又要来得快。第二国际在若干国家与第三国际保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第三国际的瓦解，一定会给社会民主主义以深痛的打击。但此事并不即是说世界无产阶级将因此而失掉指导。无产阶级的前卫，是会得发展其历史的进路的。
从“陈独秀后期思想学术研讨会”看陈独秀后期思想的复兴及其意义（﹝日本﹞佐佐木力，2001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从“陈独秀后期思想学术研讨会”看陈独秀后期思想的复兴及其意义 ﹝日本﹞佐佐木力2001年9月 赵京译 译者按：2001年5月29至31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讨会联合主办的“陈独秀后期思想学术研讨会”（全国第六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在温州举行。有二十七名中外学者参加。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讨会2001年六月的《简报》第9、10页介绍到： 以座谈会的形式，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42年逝世的陈独秀复杂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弄清了这个时期的陈独秀思想不是传统所说的“对革命形势悲观失望”，“与托派相结合，转向反革命”，而是试图在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连续三次“左”倾错误指导路线之外，寻找另一条革命道路，……如大革命失败后直到1930年，陈对形势的估计（革命低潮）和策略（退却）的认识及主张与当时的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相比，比较正确。……中国托派虽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在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方面，始终是旗帜鲜明的。他们与中共的矛盾，本来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对敌斗争中应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但是由于受到斯大林肃托斗争的影响，却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对此，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佐佐木先生向会议介绍了西方一些国家的托派政党与本国共产党合作进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及参加竞选的情况。 为此，日本《劳动者力量》杂志2001年7月10日第136号、9月10日第137、138合并号发表了对佐佐木的专访。佐佐木寄函译者，希望进一步介绍给中国读者。以下是译者认为有益于中国读者的部分节译。 这次会议的实际操办者是温州出身的老托派分子。温州实际上是托派的据点之一，至今还有不少托派分子住在那里。这位老人四十年来（包括狱中期间）一直很健康，这一次却因为准备这次会议而病倒了。会议是以自由发言的形式进行的。中共的官僚首先声明，希望大家发言无禁区，但也不能指望都会发表出来。所以那些老托派分子非常踊跃，什么都敢讲。实际上，自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深夜在全国范模的大逮捕以来，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托派分子自由、公开地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也是首次以成为托派以后的陈独秀为对象的会议。其背景是自从八九事件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内民主的讨论，与陈独秀后期思想的民主化思考联系起来。一九八九年以来，陈独秀著作集两次被编辑、多次被重版印刷。在《陈独秀研究动向》中，记载着中共干部关于海外托派参与工会、政治活动的见闻。据说某中共高层人物也发言道“托匪应该被看作是友党”。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三项议题：（一）陈独秀怎么成为托派的？（二）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三）陈独秀最终仍然是托派吗？ （一）陈独秀因为一九二七年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失败而引责辞职后，深切反省自己的责任。此时，从莫斯科留学归来的中国学生带来的托洛茨基的《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等文献打动了他，使他确信正是斯大林、布哈林等人执行的第三国际误导了中国革命。陈独秀为此在一九二九年发表了“告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书”，展示了他的新的革命论观点。但是，由于斯大林在国内、国际的体制已经形成，在斯大林支配下的中共只得把陈独秀开除出党。 （二）陈独秀在1940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我的根本意见》中，明确反对没有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论。这一方面归属于他自一九一五年以来提倡的“科学、民主”精神，同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与托洛茨基相通。与此同时，陈独秀对列宁的党组织论（民主集中制）也有所批判。我认为，陈独秀在此不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拥护者、而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民主的倡导者在思考这个问题。主持会议的唐宝林还评价道：这也超越了托洛茨基的民主主义。 （三）第四国际的文件等都表明陈独秀最后脱离了托洛茨基派。这主要是因为在上海的以彭述之为首的托派分子的宣传所致。实际上，从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直接信件交往看，陈独秀比别的中国托派分子更接近托洛茨基。在去世之前的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陈独秀留下《被压迫民族的前途》一文，明确表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反帝性格，被郑超麟断定为真正的托派。我很赞同这个观点，与会的许多人也同意这一点。 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中国”，实际上是指建立在反帝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国家。与我议论的人们，都不认为中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位南京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大胆地说：“至今为止的中国是一种农民式的、军队命令式的阶级分析、阶级支配的时代，以后必须在陈独秀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上建设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从毛泽东开国、邓小平建国以来，陈独秀的后期思想的复兴，为新的人民中国探索社会民主提供了探照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