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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我赌我的生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苏联党狱之真相（张家驹（王凡西）编译，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我赌我的生命！ ──1937年2月9日托洛茨基对纽约6500人的演说辞 托洛茨基 王凡西译 亲爱的听者，同志们与朋友们！ 首先我要为我那蹩脚的英语向你们道歉。其次我要对这委员会表示谢意，因为牠使我能向你们讲演。我讲演的题目，就是莫斯料的审判。我不想片刻越出于这一题目的范围，其实这一题目的本身也就太大了。我不想激动你们的感情，也不想刺激你们的神经，而是要申诉于你们的理知。我并不怀疑，理知是会站在真理这一方面的。 齐诺维也夫与卡明尼夫的审判，在舆论上已经引起了恐布、冲动、愤怒、不信，或至少引起了疑虑。毕亚大可夫与拉狄克的审判，又一次地发生了这样的感情。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人们既然怀疑到这个案件之是否正直，这就是说，人们已经猜疑到这是一桩揑造的寃狱了。而政府却是站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的，竟受到这样的猜疑，难道不是最可耻的吗？为了苏维埃政府的利益起见，应该怎样办呢？应该驱散这些猜疑。真正的苏联之友应该怎样办？应该坚决地对苏联政府说：必须以任何方法来消除西欧各国对于苏维埃公道的不相信。 对于这一要求，苏联的当局回答道：「我们自有我们的公道，别的与我们无干。」他们的能事不在于对群众作社会主义的教育，而在于效法希特勒与莫索里尼的采取夸耀权势的政策。 即令那些深信着莫斯料审判之公道的「苏联之友」（会有多少这样的人呢？对自己的良心不能加以检察的是多么的可怜呀！），以及那坚决拥护官僚制度的人们，都应该和我们一致起来要求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审查委员会。莫斯科当局应该供给该委员会一切必要的证据。证据显然是不会没有的，因为当基洛夫案审判时，有49人曾根据着此种证据而被杀，此外还有150人是未经审判而被枪决了的。 现在让我们来提示一下吧，为要在世界舆论之前，保证莫斯审判决词之公正，伦敦的泼立脱以及巴黎的罗森马克这两位律师曾经自告奋勇，至于美国那位记者杜朗底，更不用说了。但是谁又能保证这些保证之可靠呢？泼立脱与罗森马克两位律师很感激地承认道：苏维埃政府已将一切必要的解释，都交给他们去研究。这里我们不得不说这位「英皇的顾问」泼立脱之见邀于莫斯科，是正在走运，因为审判的日子是对全世界严守秘密的，直到临时才加以公布。苏维埃政府在幕后求助于外国的律师与新闻记者时，倒并不想到这是羞辱了自己司法的尊严。但当社会主义者国际与职工会国际请求给予机会，派遣他们的律师到莫斯科去的时候，他们却不多不少地被当作杀人犯与德国秘密警察的保护者看待！当然，你们知道我并不是第二国际或职工会国际中的一员。但是他们的道德威望，要比那软脊骨的律师们之威望高出无数倍，这还不是显然的吗？所以我们很有权利说：莫斯科政府对于那些事先可以保证得到歌颂的权威者与专家们，才能低首下礼；因此，他们很乐意请「英皇顾问」来充当格柏乌的顾问。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从来对于一切以客观而无私态度来研究的人，都加以横暴的拒绝。这又是无可争辩的与死硬的事实！但是这一结论也许还不确切吧？那末要驳斥这个结论也是极其容易的：祇叫莫斯科政府把一切关于基洛夫审判案中疑点之郑重的，正确的与具体的解释，交给国际审查委员会就好了。可是除过这些疑点之外──唉！甚么都没有了？正因为如此，莫斯科要想尽一切方法来迫我──主要的被告──保持沉默。在莫斯科可怕的经济压迫之下，挪威政府将我拘禁了起来。幸亏墨西哥之非凡的好意，许我和我的妻并不在拘押中，而是在自由的地位遇到了这次新的审判，这是多么欣幸的事！不过一切逼迫我保持沉默的车轮，如今又在转动了。为甚么莫斯科那样害怕我一个光人的发言呢？祇因为我知道真相，知道全般的真相。祇因为我绝无需要隐瞒的事情。祇因为我手里拿着事实，文件与证据，准备出席于公开的与无私的审查委员会，把这真相揭穿到底，我在此声明：假使这委员会判定我有丝毫犯了史大林所诿与我的罪状，那我事先发誓我将自动地置身于格柏乌的刽子手之前。这几句话我希望能说得很清楚的。你们都听到了吗？我如今向全世界发表这一个声明。我请求在我们这一星球之最远的一个角落里，都把我这几句话刋载出来，但假使委员会调查的结果──你们听见吗？──断定莫斯科的审判乃是有意的预谋的诬构，是用人们的骨与神经来建筑的构诬，那我可并不要求我的原告们也自动地置身于枪手们之前。不，人类几世代的记忆中之永远的僧恶，已经够他们承受的了！克里姆林皇宫中的原告们听到我的话吗？我是在直对着他们的面上投掷挑战的信号，我等待着他们答复！ ＊＊＊＊ 我用这个声明顺便答复那些常常遇到的反驳者与浅薄的怀疑者：「为甚么我们一定要相信托洛茨基而不相信史大林呢？」一个人如果常常忙碌于心理的推测那是很可笑的。这里的问题不是一个个人信任的问题。这是一个证实的问题。我提出一个证实！我要求证实！ 听者们与朋友们！今天你们希望于我的不是反驳那些事实上不曾有的「证据」；也不是详细地分析那些「自招」，这种不自然的，人工的，不近人情的独角戏，其本身已经带着反驳了。我需要用比较原告还多的时间去具体地分析这两次审判，因为解结比较打结更难。这件工作我将用著作来完成，并在将来的委员会的面前来完成。我今天的任务在于揭破莫斯科审判的根本的，原始的恶性，指明罗织的动力，牠的真实的政治目的，牠的参与者及被害者的心理。 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的审判集中在「恐怖主义」上。毕亚大可夫，拉狄克的审判，中心点已不是恐怖行为，而是托洛茨基派与德国日本联盟，预备战争，破坏苏联，在工业中怠工，并消灭工人。怎样解释这种显然的差别的呢？在16人被处决后，我们常听人说，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诸人的口供是自愿的，诚恳的并合于事实的。并且齐诺维也夫与卡明尼夫也都要求处自己以死刑，既然如此为甚么他们关于这个最重要的事──托洛茨基派与德日联盟并阴谋破坏苏联──一句都未说到呢？他们能忘记了这阴谋的这样「小节」吗？他们自己这所谓甚么中心的领袖们，能不知道二次审判中的那些被告们，即那些次等角色所知道的吗？这个谜是容易解释的：新的罗织是在16人被杀以后，即在过去的5个月期间造成的，目的在于给世界报纸的不利的反响一个答复。 16人审判的最无力部分，是控告老布尔雪维克们与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建立联盟。但不论是齐诺维也夫，或卡明尼夫，或其它任何被控以政治罪状的人，都没有承认这一盟约；他们在这种极端自污之前都突然停止了！接着又说，我经过一些暧眛的不知名的中介人，如奥尔堡、栢尔曼、弗利兹․大卫德以及其它等人，而与德国秘密警察缔结了一种联盟，其伟大的目标，则在于为奥尔堡得到一张哄都拉斯的通行证。这整个事情是太愚蠢了，没有人会相信他。整个审判失掉了信用，于是需要以一切代价来纠正舞台经理人的巨大错误，于是需要来弥补起这个空隙，而雅果达便被叶佐夫所代替了。一个新的审判又是到议事日程上。史大林决意这样答复他的批评者道：「你们不相信托洛茨基能因为一个奥尔堡和一张哄都拉斯的通行证，而与希特勒秘密警察缔结联盟吗？好的，我叫你们明白他与希特勒联盟的目的是挑拨战争与分割世界。」可是要扮演这个第二次的更伟大的表演，史大林已没有重要的角色了；他已经枪毙了他们。在这重要表演的重要地位上，他只能放置第二等的角色！所以指出史大林为甚么看重他的共同工作者毕亚大可夫与拉狄克，决不是多余的。他已没有别的著名人可以升作「托洛茨基派」了，即令就他们多年以前的关系说。这就是命运所以严重地降临到拉狄克与毕亚大可夫的原因。于是那种说我经过不知名的偶然的中介而与希特勒秘密警察这种霉烂废物相会见的说法放弃了。问题突然高升到世界的舞台！这不再是哄都拉斯通行证的问题，而成为分割苏联甚而打败美国的问题了。因了巨大电梯的帮助，这阴谋在5个月的期间，从龌龊的警察渣滓升到要决定许多国家命运的高度。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斯米尔诺夫，穆拉其考夫斯基，都毫不知道这种伟大的计划、联盟与前途，而就钻进了他们的坟墓。这便是第二次罗织之根本虚构处。 为要掩藏（虽然是轻微地）这两次审判间的众目昭彰的矛盾，于是毕亚大可夫与拉狄克，在格柏乌的指挥下证明了他们曾经组织过一个中心，因为托洛茨基不信任齐诺维也夫与卡明尼夫。很难想出比这再笨拙再狡诈的解释了！自从齐诺维也夫与卡明尼夫投降后，我确实已不信任他们，1927年以后我就与他们没有关系。但我更不信任拉狄克与毕亚大可夫！1927年，拉狄克曾经把反对派同志布拉姆金交给格柏乌之手，因而他遭受了秘密的未受审判的鎗毙。这时我在俄国反对派公报（在外国出版）上写道：「在失掉了道德平衡的最后残余以后，拉狄克甚么无耻的勾当都干得出。」我被迫而引证关于史大林的不幸的受害者的这样难听的话，是不免刻薄的。但如果因了感情而掩没真理，那是罪恶……拉狄克与毕亚大可夫目空一切地来看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在这点自尊上他们是不错的。但不止此。在16人审判时，原告说斯米尔诺夫是「苏联托洛茨基派的领袖」。被告穆拉其考夫斯基，为要证明他与我相接近，宣布说只有经过他才能见到我，而原告方面则着重地提到此事。但这是怎样可能的呢，即不但齐诺维也夫与卡明尼夫，就是那所谓「苏联托洛茨基派的领袖」斯米尔诺夫以及穆拉其考夫斯基，也都毫不知情我训令拉狄克（我公开污辱为叛逆的人）的那种计划呢？这是第二次审判的浅显的虚构处。这虚构处已经明白显露在太阳底下。我们知道牠的来源。我们看见了后台的牵线。我们看见了牵线者的凶残的手。 拉狄克与毕亚大可夫都承认了可怕的罪状。但是从被告人而非从原告人的观点看来，他们的罪状仍是叫人不了解的。借着恐怖手段，怠工及勾结帝国主义之帮助，他们一定愿意去恢复苏联的资本主义制度了。但是为了甚么呢？终他们的一生，他们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或者他们受了个人动机──权力欲发财欲的引诱吗？在别的任何政权之下，毕亚大可夫与拉狄克无希望占到比他们被捕以前还要高的地位。或者他们是为了对于我的友谊，而就这样愚笨地牺性他们自己吗？荒谬的推测！就他们过去八年间的行为，言语与文章看来，拉狄克与毕亚大可夫表明他们是我的死敌。 恐怖行动吗？但是反对派分子受了俄国一切革命经验的陶冶之后，会能预见不到这种行动只能成为消灭最好战士的籍口吗？不，他们是知道这个的，他们是预见到这个的，他们是曾几百次说到这个的。不，恐怖是我们所不需要的。另一方面，牠是统治的小组织所绝对需要的东西。8年以前，即1929年3月4日，我写道：「史大林所可用的方法只有一个了：企图在正式党与反对派之间画上一条血线。他绝对必须把企图暗杀，预备武装暴动等等，牵连给反对派。」注意：历史上的邦那巴特主义从没有离开制造政治阴谋而能存在的！ 希特勒或日本天皇在下次大战中是命定地要失败的，并且与他们缔结那样一种可笑，不可信的与无意义的联盟，这除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获得耻辱与毁灭以外，不会得到甚么；这样而说反对派会和他们联盟，那一定是把反对派的份子都看作白痴。在另一方面，这样的一种联盟──托洛茨基派与希特勒──却是史大林所最必须的。伏尔德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就必须发明一个。」格柏乌说：「如果这种联盟不存在，那就必须揑造一个。」 莫斯科审判的中心点，在乎牠的不近情理。按照官场的说法，托洛茨基派自1931年以后，就组织了那最不堪的阴谋。可是他们这一切人，虽是用命令指挥的，却是用一种态度来说话和著作，而用另一种态度来行动。虽然包含在阴谋内部的人有几百，但在5年长期间却连一点阴谋的踪迹都未发现：没有分裂，没有排挤，没有被没收的信件，直到总的自招的一小时！在这里便发生了新的神秘。这些曾经组织过暗杀，准备过战争，分割过苏联的人，却在1936年8月，未经证据的压迫──不，因为根本就没有证据──只为了某些神秘的理由，而突然自招了这一切可怕的罪状，至于这种神秘理由是甚么，则伪善的心理学者说是「俄罗斯灵魂」的特质。试想：昨天他们还在毁坏铁路，用毒药毒杀工人──由托洛茨基的未发现的命令之指挥。今年就都变成了托洛茨基的控告人，并把他们的假造的罪恶都堆到他的头上。昨天他们还只梦想着要杀史大林，今天他们一齐对他唱赞美歌。这是甚么呢──疯人院吗？不，杜朗底先生们告诉我们说，这不是疯人院，而是「俄罗斯灵魂」。先生们，对于俄罗斯的灵魂你们是在说谎啊！对于一般人类的灵魂，你们也是在说谎。 神秘不但在于这些自招的同时性，而且在于牠们的普遍性。总括起来，按照总的自招说，这神秘是那些阴谋者曾作了一些正是致命打击了他们自己政治利益，而却极有利于统治小组织的事情。再则，阴谋者在法庭所说的一切，正是史大林的最忠实的代理人所要说的。通常的人，在叙述他们的意见以后，从不能作出像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拉狄克，毕亚大可夫所曾表演的行为。对于自己的意见的爱护，政治的自尊，自卫的简单本能──这一些都要迫他们去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个性，为他们的利益，为他们的生命作鬬争。惟一合理而适宜的问题是：谁把这些人引到了一切人性都毁灭掉的地域，并且是怎样引到的？法律学中有一个很简单的原理，可用作解释许多秘密条件的钥匙，这原理是：isfectiCuiprodest；谁是获得利益的，谁就是犯罪者。被告人的全部行为，从头到尾，都不能用他们自己的意见与利益去说明，而只能用统治小组织的利益去说明。虚构的阴谋、自招、戏剧式的判决，和全部的真实处决，这一切都是由同一人的手布置成的。谁的手呢？Cuiprotest！谁得到利益呢？史大林！此外的一切都是欺诈，虚伪，与关于「俄罗斯灵魂」的呓语！在两次审判中，并没有出现战鬬者，阴谋破坏者，所出现的都是格柏乌手中的傀儡。他们表演别人教给的剧本。这种可耻的表演的目的是：消灭整个反对派，毒毁批评思想的根源，并无限量地拥护史大林的横暴政制。 我们再说一遍：那控告是一种预先布置的罗织。如果顺着事实去加以检验，那这种罗织必不可免地要在每个被告的自供中显露出来。原告维兴斯基很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从不对被告人提出一个简单的具体问题，因为这问题一定要大大地纠缠住他们无法解脱。名字，文件，日期，地点，转递方法，会议详情──所有这种决定重要的事情，维兴斯基都给罩上可羞的外衣，或者更确切地说，无耻的外衣。维兴斯基并不是用法官的语言去问被告者，而是用罗织的过去主人的约定的语言，用盗贼的隐语去问被告。维兴斯基问语之隐约示意的性质──加上完全没有物质的证据──这就是第二次打击史大林的有力证明。 但我不愿把我自己限制在这些消极的证据中。啊，不──维兴斯基没有说明，并且也不能说明那些主观的自招是真实的，这就是说，与客观事实相符合。我现在要负担起一件更难的工作：说明每个自招都是虚伪的，即与事实冲突。我的证明是甚么呢？我将给你们一对例子。我至少需要一点钟才能把这两个主要的插话说给你们：一个是被告贺尔次曼虚伪地说曾到哥本哈根去见我，听取恐怖行为的训令；另一个是被告毕亚大可夫虚构地说曾到奥斯洛去见我，听取分割苏联的训令。我手中有全部的证据可以证明贺尔次曼未曾到哥本哈根去见过我，毕亚大可夫也未曾到奥斯洛去见过我。现在我只说时间许可的范围内提出几个最简单的证明。 贺尔次曼和别的被告不同，说出了日期：1932年11月23与24日（这秘密处是很简单的，即由报纸知道我这时到了哥本哈根），并说出了以下的具体详情：贺尔次曼经过我的儿子里昂․西道夫的介绍去见我，而他，贺尔次曼与西道夫会见的地方是布里斯托旅馆内。这个布里斯托旅馆，是贺尔次曼与西道夫在柏林预先约定的。当他到了哥本哈根时，他果然在这旅馆的大厅中遇到了西道夫。他们俩就从那里去见我。在贺尔次曼与我会见时，据贺尔次曼说西道夫在房子内外踱来踱去。这是多么生动的事实！我们像得求似地叹了一口气：到底我们不光是看到含混的自招，而且还看到像是事实的东西了。可是，亲爱的听者们，事实的悲惨的部份却是我的儿子并未到过哥本哈根，无论是1932年11月，或是在他的一生的别的时期。我请求你们牢牢记住这一点！1932年11月，我的儿子正在柏林，即在德国而非在丹麦，并且在那里他曾设法要到哥本哈根去会我和他的母亲，但未成功。不要忘记这时威玛宪法的民主主义已经断了牠的最后一口气，而柏林的警察正在变得益加严密。我儿子筹备离开柏林的详情，都有准确的证据可考，那时我们每天从哥本哈根向柏林的儿子所发的电报，也可以在哥本哈根的电报局查到，几十个人证，他们那时在哥本哈根围绕着我和我妻，都知道他设法办理通行证而终未得到。谢谢那些未成功的努力与障碍，牠使我们的会见未能实现的事实还存在于几十个人的记忆中。他们都还活在外国，并且都已经发表了文字的证状。这够不够呢？我应该希望这已够了！泼立脱与罗森马克或者要说，「不够」！因为他们只肯宽宥格柏乌。好的：我愿在这里和他们相见。我还有许多更切近的，更直接的，与更不可反驳的证据。事实上，我们会见我们的儿子是我们离开丹麦返回土耳其，路经法国的时候。这次会见是多亏法国当时总理赫礼欧的个人帮忙才得实现的。在法国外交部里，我妻给赫礼欧的电报（署为12月1日）还保存着，并且赫礼欧在12月3日给柏林法国使馆的电报训令也还保存着，这训令是叫立刻给我的儿子办理通行证。有个时期，我很怕巴黎的格柏乌代理人会偷去这种文件。幸而他们没有成功。这两个电报几星期前很幸运地在巴黎外交部中找到了。你们听清楚我的话吗？我现在有这两个电报的样张在我的手里。我不引读牠们的原文，号码和日期，以免损失时间，明天我将把牠们发表在报纸上。在我儿子的通行证上有法国使馆发给的护照，上署日期为12月3日。4日早我的儿子离开了柏林。在这个通行证上有当日经过边境时盖的印章。这通行证还完整地保存着。纽约的公民们，你们听到我从墨西哥城发出的声音吗？我希望你们听到我的每一个字，虽然我的英文太不行。我们与我们的儿子会见于巴黎的北火车站，在一个二等车上，然后我们又乘这车到冬克尔格，伴着我们同去并在那里欢迎我们的朋友有几十个。我希望这已经够了！无论是格柏乌，无论是泼立脱，都不能否认这事。他们已被置在铁钳之中了。贺尔次曼不能在哥本哈根看见我的儿子，因为他在柏林。我的儿子也不能于会谈时在房子内外踱来踱去，那么谁还相信会见的事实呢？谁还会丝毫相信贺尔次曼的全部自招呢？ 但还不止此，照贺尔次曼说，他会见我的儿子，如你们已经听到的，是在布里斯脱旅馆的大厅。好漂亮……但事实是哥本哈根的布里斯脱旅馆在1917年连墙根都拆毁了！1932年这旅馆仅有留恋的记忆存在。1936年，牠才重建，这恰是贺尔次曼宣布他的倒霉的声明的时候。有礼貌的泼立脱向我们假设道，这或许是「笔下之误」。苏联的速记人员一定已听到了布里斯说这个字是有错误的，但是没有那个发表报告的记者与编辑人纠正了这个错误。好的！但是关于我的儿子怎样说呢？也是速记人员的笔下之误？这里，泼立脱跟在维兴斯基之后，却一声不响了。实际上，格柏乌从牠在柏林的代表知道我的儿子曾设法办通行证，因而认为他曾到哥本哈根会见过我。「笔下之误」的原因就在这里！贺尔次曼从他多年前侨居国外的记忆中显然知道有个布里斯脱旅馆，因此他提出牠的名字。这样就发生了第二次的「笔下之误」！这两个笔误合起来却撞下了一个大祸：贺尔次曼的自招成了一阵飞扬空中的灰尘，如布里斯脱旅馆拆毁时那样。而且同时──切不要忘记！──这又是16人审判中最重要的自招：所有的老革命家中，只有贺尔次曼会见过我并听取过恐怖行为的训令！ 我们再来说第二个插话。毕亚大可夫在1935年12月半，从柏林乘飞机到奥斯洛去见我。毕亚大可夫还生存时，我曾向莫斯科法院提出了13个精细的问题，但无一字答复。这13个问题中，每个问题都会打毁毕亚大可夫的神秘的旅行。同时，我在挪威的房东，国会议员克纳德森（KouradKnudsen），和我从前的秘书屋尔夫（ErwinWolff）都已在报上说明1935年12月没有俄国客人去看过我，而且我无论到那里去都是他们同行的。这样的证据不能使你满意吗？这里还有别的证据：奥斯洛航空署当局，因了这个记载，曾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说在1935年12月间，没有一架外个飞机降落到他们的飞机场！或者这航空署的记录也有笔下之误吗？泼立脱先生，你的「笔下之误」已经够了，请你发慈悲再发明些更能叫人相信的东西吧！但是你的想象在这里对你毫无益处：我手中有几十种直接间接的证据，都可暴露不幸的毕亚大可夫的口供是无稽的，他只是受了格柏乌的逼迫，在幻想的飞机中飞去见我，正如神圣的审判异教徒法庭之逼迫女巫们到扫帚柄上去和魔鬼开会一样。技术已经变动了，但本质还是一样。 在这纽约跑马场里，必定有很多著名的法学家。我请求他们注意一个事实，即无论是贺尔次曼或毕亚大可夫，都丝毫未说到我的住址，即是说，会见我的时间与地方。也没有那个谈到他们到外国去所用的明确名字，或明确的通行证。原告竟而未曾问到关于通行证的事。这理由是明白的：他们的名字一定在外国的旅行者名簿里找不到。毕亚大可夫不能不在挪威住宿，因为12月的白天是很短的。可是并未说出旅馆的名字。原告也竟而未问到关于旅馆的事。为甚么呢？因为布里斯脱旅馆的鬼怪还在维兴斯基的头上作崇啊！原告并不是原告，而仅是毕亚大可夫的问话者与示意者，正如毕亚大可夫仅是格柏乌的不幸的牺性品。 现在我不能提出大量的证据与文件，这些证据与文件会从根铲除所有被告的全套自招，斯米尔诺夫，穆拉其考夫斯基，特来兹尔，拉狄克，伏拉地米尔․洛姆，奥尔堡，总之，所有那些曾有极小企图，要说出事实与时间地点的情状的人。但是，这一个工作，只有在一个研究委员会的面前，有法学家的参加，有仔细审察各种文件的必需时间，并听取证人的口供，才能成功地完成。 但我在这里已经说过的一切，我希望已允许我们对于那将来进行的研究有了一个预断。一方面，这一个控告在其骨子里就是空虚的：全体老辈的布尔雪维克都被控为犯了一种没有意义或目标的，可怕的叛逆罪。说到这种控告成立的根据，则原告虽然作过成千成万的逮捕和搜查，但他的手中没有一点物证。这从头到尾地无证据是打击史大林的最可怕的证据！鎗毙是完全根据着强迫自招的。但一提到这些自招的事实的时候，则牠们只须稍经批评的检查便立刻成为粉碎。 格柏乌不仅犯了罗织之罪。牠还犯了腐败的，粗糙的，愚蠢的罗织之罪。没有惩罚是坏事的。因为不加管束所以批评的力量无从起来。因此虚构者可以不管好坏，随意进行他们的工作。他们信赖自招的全部结果，于是……处决。如果把整个控告的虚构特质与实际口供的显然虚伪加以详细比较，那么这些庞大的自招所剩下的还有甚么呢？只有审判异教徒法庭的窒死人的气味，此外甚么都没有了！ 但是这里还有别种的证据，在我看来同样重要。在我被放逐的一年及侨居外国的八年中，我写给亲密而在远方的朋友的信约有两千封，其中所说的都是当时政治上的最重要的问题。我收到的信及我的覆信的底稿都还存在。感谢这些信件的持续性，牠们揭破了控告之深刻的矛盾，日期的差错，与直接的荒谬，不仅牵涉到我自己及我的儿子是如此，即是牵涉到别的被告人也是如此。但是，这些信的重要性还不止此。在这些年中间，我所有的理论的与政治的活动，都毫无遗漏地被这些信件反映了出来。这些信件补充了我的书与我的文章。检查我的通信，在我看来，对于确定我自己与我的通信者的政治的道德的人格，是决定重要的事。维兴斯基不能向法庭提出一封信。而我则要向那委员会或某个法庭提出几千封信，并且这些信又都是写给那些与我最亲近和无话不说的人们的，尤其是写给我的儿子里昂的是如此。单单这些通信就可以用牠的内在的定谳的力量，把史大林们的揑造从根斩除。原告者将同着他的遁辞与诬蔑，而被告者将同着他们的自招独角戏，一起被悬挂在无物的空中。这便是我的通信的重要所在。这便是我的案卷的内容。我并不请求任何人相信。我是在诉于理知，诉于逻辑，诉于批评。我提出事实与文件。我要求证明！ 在你们中间，亲爱的听者们，必然有少人在自语道：「被告的自招是伪造的，这一点已很清楚了；但是史大林用甚么方法得到这些自招呢？这倒是秘密所在处！」其实这秘密并不深奥，中世纪时天主教的异教徒审判所，能用简单得多的技术，从被告人逼出各种自招来。民主的刑法都排弃这种中世纪的方法，因为牠们不能发现真情，而只能简单证实问话的裁判官所暗示的控状。格柏乌的审问有一种澈底的天主教审判异教的性质，这便是那些自招的简单秘密！ 苏联的整个政治空气浸透异教徒审判所的精神。你们读安德烈․纪德的小书《从苏联归来》吗？纪德是苏联的朋友，但不是管僚们的仆役。再则，这个艺术家是有眼睛的。纪德书中有一段小小的插话，可以无限量地帮助我们了解莫斯科审判。纪德在游历终结时，想打个电报给史大林，但因为未受过异教徒审判官的教育，他用简单的民主的字「你」去称呼史大林。他们拒绝接收这个电报！当局的代表们向纪德解释道：「写信给史大林的时候，必须称呼『工人的领袖』或『人民的元首』，不要用简单的民主的字『你』。」纪德试去反诘道：「史大林不是超乎这些奉承之上吗？」这没有用处。如无拜赞廷式的奉承，他们仍拒绝接收他的电报。到最后纪德说：「我屈服在这场恼人的战鬬中，但我不负任何责任……」像这样一个世界承认的作家与受尊重待遇的宾客，还被人围困了几分钟，并被迫签字于非他自己所愿拍发的电报，而这祇是一些小的教庭法管所命令他的东西。如果你不是一个著名的游历者，而是一个苏维埃公民，一个被闭锢被迫害的反对派份子，一个最下层社会的人；并且如果你被迫签字的不是问题史大林的电报，而是几十件关于你的罪状的口供──如果这样，试想想看，你将会得到一种怎样的想象的图画呢？世界上或者有许多英雄，他们能忍受各种的暴虐──身体的与道德的，横加于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妻子的身上的。这我不知道……我个人的阅历告诉我，人类神经系统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史大林可以经过格柏乌，把他的受害者坑陷到一种黑暗的绝望，耻辱与鄙劣的深渊中，使他们把最可怕的罪名都放在自己的头上，而其前途他们也知道如不是立刻死去，也只能有极微弱的生存希望。真的，如果他们不想自杀，如汤姆斯基所采行的，那他们还有甚么办法啊！越飞老早就发现了这条出路，还有我的两个军事秘书格拉次曼（Glazman）与布托夫（Boutov），齐诺维也夫的秘书包格丹（Bogdar），我的女儿齐纳衣达（Zinaida），以及许多别的人，都采行了这自杀的道路。自杀或是道德的毁灭──再无别的路可走！但是还不要忘记，在格柏乌的监狱中，就是自杀也还是得不到的奢侈品啊！ 莫斯科审判并没有污辱了革命，因为牠们是反动的产品。莫斯科审判并没有污辱了老辈的布尔雪维克；牠们仅只说明了就是布尔雪维克也是血肉作成的，当死的钟摆动时，他们也不会无此境地抵抗。莫斯科审判污辱了那孕育牠们的政治制度──无尊荣无良心的邦那巴特主义的制度，一切被鎗杀的人是嘴上咀咒着这种制度而死去的！ 进两步，退一步──历史就是这样困恼人地向前移动的。让那些因感于这种困恼而垂悲泪的人去哭泣吧。但流泪是无益的，我们必须接受斯宾诺莎的忠告─不要哭，─不要笑，而要了解！ 主要的被告是些甚么人呢？老的布尔雪维克、党、苏维埃、红军、共产国际的创立者。控告他们的是甚么人呢？资产阶级律师，十月革命后才自称为孟雪维克，在布尔雪维克获得了确定的胜利利后才加入他们的维斯兴基。在真理报上写诬辱被告者的丑恶文字的是甚么人呢？前银行报的主笔，被列宁在文章中仅看作『痞棍』的查士拉夫斯基。前真理报编辑布哈林已被捕了。现在的真理报主笔考而措夫（Koltzov），原是资产阶级的报屁股文的作者，他在整个内战期间都在白党的营垒中。十月革命与内战的参加者之一的苏柯尔尼可夫，已被判作叛逆了。赖可夫斯基则在等待控诉。这两个人都曾担任过伦敦的大使。而这个职位，现在则被孟雪维克右派，在内战期间曾任考尔恰克边境上的白党政府的总长马易斯基（Maisky）所占据了。苏联驻华盛顿大使杜洛伊安诺夫斯基（Troyanovsky），现在把托洛次基派分子看成反革命者。而他自己，则在十月革命的首几年间是孟雪维克的中央委员，直到布尔雪维克开始去分配重要位置的时候，他才加入他们。苏柯尔尼可夫在未任驻外大使以前，曾任人民财政委员长。今天在这个位置上的是谁呢？是格林谷（Grinko）──他于1917到1918年间，同白党一道在幸福委员会中作反对苏维埃的活动。苏联的最好外交家之一是越飞，他曾首任驻德大使，但已因受迫害而自杀了。现在在柏林代替他的是谁呢？第一个是曾经悔过的反对派份子克里斯丁斯基（Krestinski）；接着是金丘克（Khinchuc）──从前的孟雪维克，反革命的幸福委员会的参加者；而最后则是1917年跑到反动营垒中去的苏利兹（Ｓuritz），我能把这个名单伸展到无限的长。 这样广大的人的变动（在各省尤其变动得惊人），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这些原因是甚么呢？听者们，现在是我们最后承认在苏联内部已有新的贵族政治之形成的时候了。十月革命是在平等旗帜下进行的。而官僚制度则是巨大的不平等的集合体。十月革命已经打毁了贵族阶级。而官僚制度则造成了新的绅阀。十月革命毁坏了爵号与勋位，而新贵族政治则制造了许多元帅与将军。新贵族制度吮吸了国家收入的极大部分。牠在人民面前的地位是狡诈与虚伪。牠的领袖们不得不隐藏真实，欺骗民众，装饰他们自己，把黑叫作白。新贵族制度的整个政策是罗织。那所谓新宪法也不过是一种罗帜罢了。 害怕批评就是害怕群众。官僚们是害怕民众的。革命的火山喷口还没有冷。官僚们不能只因为别人都要求取消特权，而就可以用血的压迫手段压碎不满者与批者。因此原故，所以攻击反对派的那些虚伪的控告，不是偶然的行动，而是一种系统办法，这就是从统治阶层的现形势中产生出来的。 让我们回忆一下法国大革命的特尔米多派怎样对付雅可宾吧。历史家奥拉德（Aulard）写道：「敌人们并不是暗杀了罗伯斯比尔及其朋友而就满足：他们诬告他们，在法兰西的眼里，他们把他们扮作保皇党，扮作已经卖给了外国的人。」史大林没有发明一点甚么。他仅仅用法西斯代替了保皇党。 当史大林主义者把我们叫作「叛逆」的时候，在这个控告中不仅含有仇恨，并且含有某种的真诚的。他们认为我们背叛了将军们与元帅们的神圣阶层的利益，即那惟一能「建造社会主义」的人，但事实上他们是损伤了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人。我们一方面，则认为史大林主义者是苏维埃民众与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叛徒。用个人动机解释这样一种猛烈的鬬争，是荒谬的。这不仅是政纲不同的问题，而是社会利益不同的问题，这不同正以一种加大的敌对形势在冲突。 你们会问我：「你的总的诊断是甚么呢？你的推测是甚么呢？」前面说过：我的演说只限于莫斯科审判案。我的那本新书：《被背叛的革命：苏联现在怎样，并且牠往那里去？》正是叙述苏联的社会诊断与预测的。但我要用两句话告诉你们我的感想。 十月革命的基本收获，是那容许生产力发展的新的财产形式，这种收获现在还没有遭毁坏，但牠们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没有群众的独立行动与人类个性的蓬勃，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而对这两种东西史大林则怕得发抖。人民与新专制主义之间之公开的革命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史大林政权前途之悲惨已命定了。是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还是工人民主主义来代替牠呢？历史还没有决定这个问题。这决定也要靠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动如何。 如果我们一分钟允许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获得胜利，并因而允许牠在法国也胜利，那么那被法西斯环子所围绕的苏维埃国家，将命定要更加退化，必然要从政治的上层建筑的退化发展成为经济基础之退化。换句话说，欧洲无产阶级的解体，即大概表示苏联的破毁。 反之，如果西班牙的劳苦群众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如果法国的工人阶级坚决选定了工人阶级自由之道路，那么苏联的被压迫的群众将要伸直脊骨并抬起头来。这时候将敲史大林专制主义的最后一点钟。但苏联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不会自己发生的，这也依赖着你们。苏联民众需要你们的援助。首要的援助是把真实情形告诉他们。 问题在于：是援助堕落的官僚以反对人民呢，还是援助人民的进步力量以反对官僚，莫斯科审判是一个信号。谁不留意这信号谁就倒霉！从前德国共和国的审判确实是有重要意义的。但牠仅是关系着可恶的法西斯主义，即一切黑暗与野蛮的恶行之集合体。莫斯科审判则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作恶的。我们决不能把这面旗帜让给伪造者的主人们！如果我们这一辈人力量太弱，不能在地球上建立起社会主义，那我们要把这面无污点的旗帜交给我们的儿童们。摆在前面的这个斗争是远超于个人与党派的重要性之上的。牠是为全体人类前途的鬬争。这鬬争将是严厉的。这鬬争将是长期的。谁要寻找身体的安适与精神的宁静，那就让他到一边去吧。在反动时期，依靠官僚比较依靠真理是便当得多的。但是那些把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不看作空洞声音，而看作他们的道德生活的内容的人们──前进吧！威胁、迫害、虐待，都不能阻止我们！即令我们不能及身而见，但真理是要凯旋的！我们要传播走向真理的路。真理是要胜利的！在命运的一切严重打击之下，我将是快乐的，像在年青时候的最好日子里那样快乐，如果我能同你们一道有贡献于真理之胜利！因为，朋友们，最高的人类快乐不是对于现在的享受，而是对于将来的协力。
新发现的历史文献：英国工运人士联署声明《营救陈独秀》（193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 新发现的历史文献：英国工运人士联署声明 营救陈独秀 （1933） 曹一二翻译、宋治德校阅 译者注： 本请愿书原件无日期，根据档案通信推测，完成于1933年9月间，原件收藏于英国华威大学现代资料中心（ModernRecordsCentre,UniversityofWarwick），亨利·萨拉档案(PapersofHenrySara)MSS.15A/3/1/2,3,4,7,12 其中联署人有： 杰克·特纳（JackTanner，1889-1965）：30年代英国著名工会运动家，曾出席第二届共产国际大会，前英共党员。1956年后立场转变，开始反共（感谢DonaldGasper提供信息）； 汤姆·曼恩（TomMann，1856-1941）：英国著名工会活动家，英共的创立者之一； 芬纳·布鲁克威（FennerBrockway，1888-1988）：英国独立工党党员（IndependentLabourParty），曾于1931-33年，1933-39年分别担任任独立工党总书记及党主席。二战后，重新加入工党，并竞选连任英国下院的工党议员，长期致力于反战，反种族歧视及反核的运动中； 等其它个人及工人团体。 此文件的保存者亨利·萨拉（1886-1953）为当时英国托派成员。 我们在此签名，是为了引起全（英国）工人阶级团体关注陈独秀的被捕入狱，他是一位杰出且无畏的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已被中国国民政府判处有期徒刑，现正承受长达13年的铁窗刑期。 陈独秀长期投身于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他生于1875年〔译注：原文错记，应为1879年〕，在其早年间，他主要致力于编辑激进和文艺的刊物以及教育中国青年的工作。为此，他〔译注：与人一起〕创办了《新青年》月刊。这份刊物在中国社会及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1916到1919年这几年间，陈在酝酿广泛的国民运动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1919年5月4日学生们的反日游行开启了中国的国民运动。在运动的高潮期间，陈却因起草〔译注：并且散发〕具有煽动性的传单遭到了亲日的北洋政府的拘押。 在他被释放后，他前往上海并在那里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1921到1922年间，陈独秀又被法租界当局抓捕。然而中国工人的多次示威使他获得释放。从那时起直到1929年，陈一直担任中共总书记一职，在当时的国民革命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后，他与共产国际领导之间的关系破裂，并被开除出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他协助创立了国际左翼反对派中国支部。其时，中国国民政府正处于臭名昭著的蒋介石的权势之下。蒋政府一直在寻找逮捕陈独秀的机会，然而一直没有成功。直到1932年10月，陈被捕并被送至南京审判，罪名是涉嫌颠覆中国资产阶级政府。 无疑，对于一位58岁〔译注：原文误记，陈当时应为54岁〕的长者来说，尤其是在中国现存的监狱状况之下，十三年的刑期已是宣判死刑。我们敦促全（英国）的工人团体，加入我们要求释放这位投身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战友同伴的（联署）行列。所有的抗议声明应送达中国大使馆（地址：波特兰路49号）及各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出版机关。 化工工会（ChemicalWorkersUnion）
二季诺维也夫等的自招是怎样取得的？——托洛茨基给纽约世界电讯报的通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苏联党狱之真相（张家驹（王凡西）编译，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二季诺维也夫等的自招是怎样取得的？ ——托洛茨基给纽约世界电讯报的通信 莫斯科审判案中的被告，从季诺维也夫到拉狄克，都争先自认了不曾有的罪状。这种罪状是不能叫人相信的。那么各被告为什么都欣然自招呢？这对于一般局外人，不得不说是一个谜。纽约世界电讯报主笔霍华德（RoyW.Howard,editoroftheWorld-Telegram）为此问题，曾致电侨居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请求解释，托氏即以此文作答复。原文见该报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号；译文题目，系译者擅加的。——译者 最简单，并且乍看起来又最能叫人相信的反驳莫斯科控告的方法，是说：『这些被告就都不是托洛茨基派。自一九二八年以后，他们就都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强敌。他们曾经作过些什么，或者他们曾经堕落到什么深度，我都不知道。很长期间，我已经不接到关于他们的消息了。可是十分明显地，他们希望由我的政治清算而保全他们的脑袋。』 这一切话都是真实的。但这只是真理的一半。虽然我说了这一些话，但我仍相信我过去知道的这些老布尔什维克——至少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拉狄克，穆拉洛夫等——不曾犯过，而且也不会犯过他们所承认的一切罪。 但是，人们或者会问，托洛茨基为什么要牵扯他的敌人们打击他们自己的供辞来使他自己的答辩混乱不清呢？在这里并未带有堂吉诃德的意味。要想分析莫斯科的虚构，必须从头到尾地翻掘这些『自愿招认』之政治的与心理的关系。 如果有人一秒钟地承认这些政治活动的老手犯了这样一些奇怪的荒谬的罪恶，那么，即令不说一切别的，而他们的行为也是不能理解的，奇怪的，虚幻的。 犯罪者可以在证据的压迫下和证人的证明下，承认他的罪状。但在莫斯科审判中，这种物证与人证都没有。没有证据是一个谜，同时争先恐后地自招也一样是一个谜。 人们告诉我们说，这种犯罪有一个巨大的组织网，情形是极其复杂的；规模宏大的机关与德国的密探及日本的总参谋部缔结同盟，活动的时间已有许多年，活动的人员有几百，活动的范围遍及全国。 但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知道曾有几万个反对派分子受到检查与逮捕。 ∴没有提出物证 格柏乌不断地收集信件，偷听电话，并不受一点法律的限制，那么，在这时候它应该能够提出大量的物证了。但是这种性质的东西竟连提都未提到——没有一封信，没有一个文件，更不要说炸弹与轰炸机了。 实际上，格柏乌一定有成千成万的反对派的信件与文件。但这些东西都不适用于它的企图。它们不合于它的计划。它们只能打破那自招所带来的印象。 那么，这些自招是那里来的呢？它们是怎样逼得的？历史并不是从这十七人的审判开始。凡是曾留心斯大林政制发展的人，都不会不了解被格柏乌迫害者的虚伪的自控。一九三六年八月以前，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已经不只一次而是几十次地承认了他们的攜貳。并且，他们的自招又是以几何级数发展的。 ∴害怕分裂 所有我所认识的被告，以前都参加过反对派，但是因为害怕分裂，或因为害怕后来的迫害，都不顾一切而决意重回到（共产）党中去了。成千成万的普通同志，都跟着这些领袖们而同样行动。斯大林小组织命令他们承认，他们的纲领是错误的，尤其是托洛茨基的政策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反。没有那个庄重的反对派分子会相信这点。可是在一九二七年底，他们却发表了宣言，虚伪地把未曾有的反党罪过加到自己头上，并对于那些他们毫不尊重的新领袖推崇备至。在这里我们已看见了未来莫斯科审判的一切雏形。（重号托氏自加——译者） 但是事情并没有随着第一次投降而完结。反之，如上所说，一种几何级数的自招发展起来。于是政制便逐渐专制化了，压迫反对派的斗争逐渐恶毒了，控告也逐渐奇特了。官僚们不能允许政治讨论，因为他们要保护他们的横暴的特权。 ∴必需的控告 如要监禁反对派分子，如要驱逐他们和枪杀他们，只宣布他们的政纲之错误已不够了。必须控告反对派之鼓动分裂党，破坏或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 为要在民众面前证实这种控告，于是官僚们便集合昨日的投降者，作为人证同时又作为被告。其中有谁如果拒绝签字于新的自诬书，那么人们就要对他说道：『这表示他的悔过不诚恳！』这样以后，他又被监禁起来或放逐出去。因此，投降者就逐渐地变成了虚伪自招的证人，以反对反对派并反对他们自己。 在一切自招中，我的名字总是无例外地列为苏维埃官僚的第一号公敌。没有这一点，一切文件都无价值了。每个投降者，只叫企图在每一新阶段的工作与服务上，违反着这种办法时，总是照例得到下列的答复：『你从前的一切宣言都是不诚恳的，因之你不愿意帮助党。你是党的秘密敌人。』这样，每个投降者以前的每次自招都成了他的铁球与锁链，带他到更深的堕落。 ∴千万人的『教育』 这些不幸的投降者，为了轻微的或纯捏造的理由，一次连一次地再度被捕或流放。——目的在于毁坏他们的神经系统，破坏他们的意志。在每个新的压迫以后，就有一个新的特赦颁赐下来，其代价是更多几倍的可耻的自控。 这样，在过去十一年间，从一九二三到一九三四，便一步一步地完成了那对于几万被告于原告党员（并间接对于全党）的『教育』（更确切地说是堕落）。统治的小组织需要这样的可耻的典礼，去摧残每个批评的思想运动的萌芽。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基洛夫暗杀案发生，于是摧毁党的程序须以空前的加速度来进行。那时候，我就认为必须在任何公正委员会的面前说明，对付基洛夫的阴谋是格柏乌的人员得到了斯大林的允许而预备的，因目的在诬陷反对派。 可是尼古拉耶夫的手枪子弹，却在这『罗织』还没有完成以前就射出了（显然他有他私人的动机）。经过了几次的迟疑与虚伪宣布以后，官僚们不得不以不彻底的办法完结此案，即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等人承认了他们负暗杀基洛夫的『道德上的责任』。 ∴一个简单的理据 再一次地，这种『自愿』的声明是用一个极简单的理据压榨出来的——『如果你们不帮助我们毁坏反对派，这就表明你们实是同情于反对派和恐怖行为的，我们将照最凶恶的敌人来对付你们。』 在每一阶段上都有两条道路摆在这些老投降者的面前，听凭选择——或是放弃过去的一切自招而与官僚们作无望的斗争，或是再降低一级，以新而更无耻的事情控告自己，同时把每一事件的整个责任都转嫁到我身上。这样地便下降到可怕的深处。 格柏乌的『小小的』错算，使基洛夫付了他的头颅，但并没有吓退斯大林。他在基洛夫死尸的周围，决意要造成一个新的审判，好把反对派的道德责任转变成为实际的法律的责任。季诺维也夫受吓而在一切事情上都屈服了。加米涅夫则表示了若干反抗。 ∴死摆在面前 于是一九三五年七月，一个特殊的新审判在暗地里给加米涅夫预备好了。他被面对面地置到死的前边。他屈服了。从这时以后，新的审判的预备大规模地进行。在斯大林的监狱里，候补的被告多得很。愿意把恐怖的罪名加到自己身上并愿意诬蔑我的人，都得到不死的允许，并且允许若干时期以后，还可以有完全自由。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等人走到了屈辱与自污的边界。这样以后，他们又被注销并枪杀了。 斯大林是向前看的，就在十六人受审的当时，格柏乌逼迫拉狄克与皮达可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在这文章中他们证实那些控告是实在的，并要求处各被告以极刑。拉狄克与皮达可夫清楚知道他们是在参与一个可怕的法律罗织，但并不怀疑到这样的文章就会是自己拉紧自己颈上的绳结。 ∴新的审判的理由 如果世界舆论在季诺维也夫的审判中已经相信我是个秘密的恐怖主义者和希特勒的盟友，那第二次的审判或许就不需要了。但是季诺维也夫与莱马尼的事件引起了反感，不信，至少是严重的怀疑。因此，新而更能『说服』的审判成为必要的了。拉狄克与皮达可夫是新的扮演中的天然主角。 他们不得不在确定地立刻地死在监狱门口与渺茫的无把握的希望之间作选择。斯大林无疑地曾经过格柏乌而告诉他们说：『我们不能不枪毙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等人，因为他们是秘密的敌人。我们极其相信你们的自招，并将尽我们的力量来救你们。』 为要加强这些理据的力量，格柏乌又枪毙了那些表示些微反抗的被告者。 机器师自己并不会手忙脚乱。他所需要的只是一种整个化的制度听受指挥，这就是说，不许有丝毫的批判自由，用军事力量压迫被告，证人与原告使之屈服，并听受一个人和一种完全统治着的报纸的裁判，这个人的单调的咆哮就可以惊吓并毁坏被告者与全体舆论。除此以外，还须有枪毙那些表示任何异议的被告者之不断可能性。 莫斯科审判案之发生，并不是因为格柏乌曾发现了阴谋的痕迹并已确定了犯罪的人，并不是因为那些受着良心摇动的痛苦的犯罪者自诉曾犯了什么罪。不，莫斯科审判之举行，是因为格柏乌手中有无数的人可以随意处置，它可以按照政治需要，而随意所欲的把这些人改造；这些人已经被虚伪自招的课程教育成了；这些人为要表明自己的『诚恳』，并希望保全性命，被迫而把各色各样的矛盾罪名都加在自己头上。莫斯科两次审判与普通的法庭审判无相同之处。它们是纯粹的戏台上的表演，各个角色的道白是预先写成的，戏台的经理是一个专制的『Fuehrer』（『领袖』。希特勒之称——译者）这审判的政治目的在于要杀死反对派，除去一切用反对派名字说话的人，并以此而永久地从根本上毒毁一切批判思想的踪迹。官僚们达到他们的目的了吗？没有。斯大林大大错了。他的恐怖行为的后果将成为他的独裁的致命伤。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见到这点。
陈独秀：“中国共产主义之父”（﹝法国﹞皮埃尔·弗朗克（PierreFrank），195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皮埃尔·弗朗克相关链接：陈独秀 陈独秀：“中国共产主义之父” ﹝法国﹞皮埃尔·弗朗克（PierreFrank）（1951年） 本文系《第四国际简史》的附录，曾刊载于第四国际机关报《第四国际》1951年2、4两月合刊。中文本初载于《陈独秀研究动态》1988年2月第13期，录入自《陈独秀印象》，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陈独秀，字仲甫，中国托派运动的创始者之一，在此之前，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他在1879年10月8日[1]诞生，逝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2年5月27日。 他虽然在国外不甚著名，但在近代中国，由于他的活动及其所起的政治作用，却是伟大人物之一。 他诞生于华中[2]一个富裕的官僚家庭中，后来成为大学教授。早在1904年，他就参加了他本省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革命运动，创办了一张报纸。[3]在第一次革命——即1911年革命——之前，他因政治活动而被捕，被迫亡命日本，在那里他和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合作，但并不加入国民党。[4]当推翻满清的第一次革命期间，陈氏返国，成为他本省革命军的政治“指导员”。等到一次“政变”使革命失败之后，他又被迫亡命日本，在那里办了一张革命报纸。[5] 1915年间，他会同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办了一份名叫《青年》的杂志，这本杂志是在北京发行的。[6]杂志反对孔子的思想，[7]这个思想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位，它和西方的基督教一样，代表着社会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陈独秀看来，中国历史发展之所以落后，乃由于在孔家道德下面旧社会的僵硬化；而促使社会进步的条件，则在于唤醒及教育广大群众。陈氏将他的这些想法总括成一个口号：科学与民主。这使他去考虑书写用的中文问题。他觉得，那种字数繁多的、文法结构艰难的、与口头语相差甚巨的文字，乃是群众文化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陈独秀怀着简化这种字的目的，研究多年，终于在华北开始使书写的文字通俗化，[8]使它与口语相适应（那是在1917年，他正担任国立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这种语体文字被称作白话文，现在它已实际成为中国的正式语言了。 后来，陈独秀又察觉到，白话文的使用虽然使文化的宣扬能有所进步，但是广大群众还是接触不到文化。事实上，占中国总人口90%以上的农民与手工业者，因处于朝不保夕的、悲惨的状态中，根本谈不上什么教育与发展。终其一生只不过是与饥谨所作的长期搏斗，只不过是无休无止的苦工，他们哪里有必须的时间与金钱来上学？在干千万万的农村中，根本不存在学校——更不必说报纸了——他们又怎么读书呢？ 因此，陈独秀的注意就不可抗拒地转向政治问题与社会斗争。正在他思想进化的这一时期，1917年的十月革命告诉了他答案之所在。俄国这个落后的大国，可以算作中国在欧洲的复制品。可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之下，那里的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不再是虚愿与乌托邦，而是成为可能与现实了。对中国来说，这乃是它得救的榜样。 虽然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很弱小，虽然他们的斗争——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是为了眼前的要求，可是俄国革命的思想却能进入知识分子团体中，在那里发生作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它反对在凡尔赛和会上蔑视中国民族要求的帝国主义者，又反对中国的封建制度。这个运动加速了中国知识分子激进化的过程。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紧跟其后的高压的受害人之一。1919年，他因散发革命宣传品而被捕，被判处徒刑，两个月之后，因华北举行多次群众示威而被释放。1920年，他开始想建立一个共产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被推选为总书记，这个职位他一直保持到1927年。1922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 斯大林派的宣传，以及特别是中共的领袖们，惯于将1927年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推在陈独秀身上。可是他们忘记说出这一点，陈的责任乃在于他对当时由斯大林与布哈林所规定的路线太过忠实了。这里当然不适于详细分析1927年中国革命惨败的原因，成为共产国际政策之特点的那种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之迭相交替，已经由我们的刊物，特别是由列夫·托洛茨基多次分析过了。不过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果陈独秀因为接受斯大林–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而须分担一部分责任的话，他后来却反对过走向广州暴动的那个冒险主义的方针。在1927年8月的中共会议上，他被撤销了领导职位，他从积极活动中退下来，而党的新领导（其中部分是旧人）则遵守了莫斯科的命令，投身于完全的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活动中。1927年广州暴动乃是此一政策的登峰造极的事件。陈独秀曾给中央委员会写过好几封信，反对盲动路线。1929年8月，他给中央委员会提出一个文件，再度着重地提出他的反对意见，并且要求检讨党的政策。不久他便被开除出党。同时还有数百名党员，以反对派之故被开除出党。[9]1930年2月，共产国际邀请他到莫斯科去；在那里，有不少的领袖，在斯大林机关的压力之下，已经悔了过，承认他们的“错误”，不过陈独秀拒绝了邀请，他要求将中国革命的失败问题提出来在共产国际内与中共内部讨论。 这回的拒绝和要求终于使那维系在陈独秀和斯大林派之间的、业已脆弱的关系最后破裂。他于是参加了一个左派反对派。后来，当几个左派反对派统一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后来的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之后，陈独秀成为中国托派运动的首要人物之一。他被推选为托派的总书记，领导这个组织的秘密活动，直到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为止。[10]当他在南京军事法庭受审的时候，慷慨陈辞，十足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的气概，公然斥责国民党恐怖的军事独裁制度。他的勇敢态度，被国民党用“危害民国”的罪名判处了十三年徒刑。[11]不过陈独秀这个人物的态度与举措在警宪的重围之下，面临着可能被判死刑的危险，他却敢于向独裁者的忠诚仆从们高声挑战，公然表露他对这些人的仇根。他在这个被迫害的法庭上，代表那被恐吓下与被践踏的群众发出呼声——这种态度，乃是对于所有革命者的一种激励，一个榜样。 他从1932年开始被拘禁在南京，直至1937年。那时中日战争爆发，他和政治犯一起，获得了释放。但在同时他仍旧受到统治者的严密监视，使他不能积极参加活动。当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之后，陈居住在江津——四川省的一个小县城里，那地方离重庆不远。他原患有心脏病，后因狱中生活而加重了，结果就在江津逝世，享年六十四岁。虽然他处境孤独，却始终属于第四国际。在他逝世之前的几年内，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甚至不许他从事活动，因为资产阶级始终是害怕他的。 关于陈独秀的历史，毕竟是一位大革命家的历史。他在政治上的局限性，较多的由于他开始革命斗争时中国的实际情形，较少的由于他本人的性格。因为，他虽然是一个信心坚强与勇敢的共产主义者，却从来不曾真正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1925-1927年的革命中他会接受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会忽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而主张革命者在战争中应该支持民主帝国主义去反对法西斯党所领导的帝国主义；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会对“民主”那边产生幻想。 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不结实，所以才会如此。首先因为他不懂外文，[12]而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文译本又非常之少。又因他一生都在中国度过，[13]以致不能因接触国际革命劳工运动而扩大其经验。他和外国的唯一关系只是在1925-27年间和共产国际官僚们（鲍罗延、罗易等）的来往，这班人的唯一任务是来发号施令的。在他们这所学校里，陈独秀自然不能学习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不能扩大他的政治眼界。 所有这些情形，只能加深他心中最初对于“德谟克拉西”的幻想。他是在这样的时候进入政治生活的，那时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乃是最迫切的政治任务。他所提出的“赛先生”与“德先生”的口号（它概括了中国必须摆脱孔子学说的这个必要性），就当时中国的封建状态来说，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他之反对旧北京政府的斗争，以及后来他之反对国民党的官僚统治，都有助于作为抽象理想的民主观念，它并无任何阶级意义。苏联的堕落与斯大林党的那架可怕的实行压迫与恐怖的机器，更加强了他那抽象民主的思想。 但是，尽管陈独秀有着严重的政治局限性，他仍是伟大的革命人物之一。他毫不迟疑地放弃了尊贵的职业，去过一种不安定的与艰难的战士生活；他从不叛变自己的信仰，他宁愿冒着监禁与死刑的危险，也决不投降于蒋介石的仆徒们。他如此勇敢、忠诚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带路，以致于他被称为中共在初期曾送给他的称号：“中国共产主义之父”——他将以这样的身份留存在革命者的记忆中。 [1]陈独秀出生日期应为1879年10月9日。 [2]陈独秀诞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怀林县，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华中，但按行政区划属于华东地区。 [3]这张报纸即《安徽俗话报》。 [4]此处不准确，在日本，陈独秀此时没有与孙中山合作，而且此时国民党还没有成立，应为同盟会。 [5]这张报纸即与章士钊办的《甲寅》。 [6]陈独秀于1915年9月独自创办了《青年》杂志，地点不在北京而是上海，该杂志于次年易名《新青年》。1917年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新青年》才随之移师北京，并一度改为同人刊物。 [7]应该为反对“孔教”，而不是孔子。 [8]此处讲的是陈独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即文学革命，但此活动并非仅限于华北地区。 [9]此处数字不准确，应该为几十人。 [10]实际上，中国托派因为各小团体之间互不团结，内部搞窝里斗，陈独秀在中国托派运动中没有实际的领导权，只是名义上的领袖而已。 [11]1934年6月30日，经陈独秀上诉，国民政府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由13年改判为8年。​ [12]此种说法不准确，陈独秀懂得英、法和日语等几种外文。 [13]此处错误，陈独秀先后四次去过日本，一次去过苏联莫斯科​。
结束了吗？（托洛茨基，1937年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TheEnd? 结束了吗？ 托洛茨基苏思先译natsuko校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审判在道德上的惨败迫使斯大林用拉狄克（Radek）与皮达可夫（Pyatakov）的审判来挽救。九年来，拉狄克跟皮达可夫都是斯大林手中可靠的工具。斯大林重用他们，是因为他们比他那些亲信都聪明、受过更好的教育。但现在他手上已经没有别的明显的、知名的前托派分子可以在新的公开审判上登台亮相了。所以他只好牺牲了皮达可夫跟拉狄克两人。如果说在这一系列莫须有案件开始的时候，斯大林本人似乎是发明创造了一种有奇效的新策略，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为这个策略的囚徒了。为了圆上皮达可夫飞机的致命谎言[1]，斯大林现在必须组织新的审判。上哪找人呢？为了佐证我跟盖世太保合作——这一弥天大谎，他必须找在苏联的德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进行特别审判。这到何时才会结束？我们说过，斯大林是在饮鸩止渴。 对官僚集团本身，这些莫须有审判不可能不引起巨大的警惕。上次审判枪毙的人多半不是政治人物，只是中上层官僚。他们以前可能犯过一些错误或过失，甚至可能犯过罪。但是，政治保卫局要求他们供认的是在历史规模上截然不同的罪行，然后枪毙了他们。现在这些官僚人人自危。斯大林手上有着所有重要的政治、行政人员的档案。这些档案记录了任何形式的各种错误（公款处理不善，绯闻，可疑的人际关系，有不好的亲戚等等）。那些地方「总督」对自己的下属也有类似的文件。这让斯大林任何时候都可以打倒他的任何同党，甚至政治局委员也不能身免其外。1936年以前，斯大林只不过是用这些档案逼人说出违心之言，对他们的良知施加暴力。但从1936年开始，他开始公开把自己同党的性命当作玩物。新的时代开始了！斯大林以前利用官僚集团镇压了人民，现在他恐吓官僚集团本身。官僚集团害怕与人民隔绝，所以支持斯大林。斯大林自己害怕跟官僚隔绝，所以试图讨好人民群众，才推出了所谓「民主」的宪法和煽动性的审判。 斯大林的亲信们正在左顾右盼，互相询问：明天该轮到谁？同时，民众也不得不自问：谁在统治我们？昨天还身居要职的人怎么今天突然就变成了重犯？列宁时代的中央委员会（除了斯大林以外）怎么全都成了叛徒？难道其实不是相反的吗？难道不是斯大林要着手建立新的贵族阶层，所以必须一再血洗布尔什维克党的老干部吗？ 苏联的政治体制已经进入了深重危机的时代。只有瞎子才会看不清这点，只有用「苏联之友」这种廉价头衔伪装自己是革命者的伪君子才能对此保持沉默。这些贵族们为自己辩护，说揭发斯大林集团的罪行就是在支持法西斯。这就像迷信的人讳言自己的疾病。正是斯大林的官僚集团发挥了极权政府最令人反感的特征，帮助了法西斯主义。莫斯科的审判甚至使世界舆论忘记了德国国会大火的审判和希特勒对反对派的血腥屠杀（1934年6月30日）！还有什么可以给法西斯的刽子手们更大帮助的吗？ 苏联的经济基础保存了其进步性。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和所有进步的友人必须尽一切手段来捍卫这些经济基础。但是，对于这些经济基础，最紧迫、最直接的危险，是士气低落的斯大林官僚的指导带来的威胁。 苏联人民正身陷极权罗织的谎言中。真正的，而不是假冒的苏联友人的首要任务，是向那个伟大国家的人民说出真相，整个真相，从而帮助他们逃出死胡同。 国际调查委员会的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我家人的问题（我自己一个儿子谢尔盖（Sergei）正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身陷囹圄，在巴黎的另一个儿子列昂（Leon）也处于危险之中）。甚至也不仅是数千名在等待正义的苏联反对派的问题。不，这是一个国际问题。这深刻关系到所有国家的政治意识和道德标准。越是困难的条件下，真相越是最好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工人组织，所有进步的社会团体，所有诚实的公民都应该支持建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倡议！ 1937年2月1日 译自WritingsofLeonTrotsky(1936-1937) [1]斯大林派指控说皮达可夫乘坐飞机飞到奥斯陆去会面托洛茨基。但这是子虚乌有。——译者注。
陈独秀在莫斯科（彭述之，1982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相关链接：陈独秀 陈独秀在莫斯科 彭述之（1982年） 本文源于《彭述之回忆录》。由周仁辛（骆星宰）先生从彭述之女儿程喉湘和女婚卡达尔的法译本翻译而来。载于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1999年1月第15期和9月第17期。 1922年11月初，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为参加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抵达莫斯科，代表团仅有三个成员，是由陈独秀亲自率领的，另两名代表团团员是王荷波（WangHebo）和刘仁静。[1]在此之前，我从未见到过陈独秀。而陈独秀的命运都是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现在可好了！我可以有不止一次的机会去看望他，向他表示崇敬之意，在此长长的两个月时间内，陈独秀就在苏维埃国家首都的城墙之间来回走动。 陈独秀抵达莫斯科时，已是“不惑”之年：四十岁出头了。他中等身材，前额宽广，留有小胡子，牙齿整齐洁净，体态文雅，待人随和，但警惕性极高，眼神炯炯，闪耀着智慧之光，这就是他的充沛生命力。他的仪表确是与众不同，显然是一位大知识分子型。有时，他那悠然自得的神情几近乎风流倜傥。他是一位杰出的健谈者，在不拘形式的谈话中，顷刻间就能把对方征服。他不断地旁征博引，常常是妙语连珠，妙趣横生，确实引人入胜。他能把我们所有听他说话的人逗乐了，甚至是件小事也会逗得我们开怀大笑，直到笑出眼泪来，说他是一位地道的逗人欢乐的人，并不为过。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是属于高层次的讲话，他的表现就差得多了，譬如在进行长时间的政治讨论中，他的发言就有点儿离开主题。而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说时，常使他的友人失望，这就说明他不是一个高明的演说家。 王荷波是京津铁路线上的员工，年纪与陈独秀相差无几。宽广的肩膀，一脸严肃的表情，恰好是他生活上艰苦坎坷的特征，但他随时准备为革命而献身，是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革命干部。回到中国以后，他参加了铁路员工罢工运动，结束了1923年二七事变。1923年6月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刘仁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跃分子，那时还不到二十五岁。他身材矮小，脸上布满黑痣。与其说他像一个知识分子，倒不如说他更像煤炭商人，但是只要他对你一笑，就足够引起你对他的好感，五四运动时期，他还是北大学生，但已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批成员之一。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也许正是这个理由，才选拔他陪同陈独秀和王荷波前往莫斯科。1923年夏末，他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然而，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会期间，陈独秀和王荷波不但需要刘仁静担任翻译工作，而且还需要瞿秋白充当翻译。当然，瞿秋白非常高兴而又幸运地抓住时机，在有威望、有影响的第一号中国共产党人的身边，充分地自我表现。他施展他的全身魅力，而且把各方面的工作都应付得很好，不久后，陈独秀断定他既是能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杰出行家，也是深通俄语的人，因此，于1923年1月初，便把瞿秋白一起带回中国了。 当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正在进行时，随后当他动身返回上海之前去莫斯科度过的8或10天内，我经常可以见到陈独秀，但由于他空闲时间不多，只可能同我们讨论实际问题，或是谈谈他在俄国逗留时的计划，或者谈谈从西欧回来的同志与回国工作的同志之间团结的重要性，他希望我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还会谈到。在少有的几次谈话过程中，他仍能断断续续地谈到了一些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毫无疑义，他也对我谈到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事，不过谈的方式是有所保留的，也是含糊其词的，但我总能获得令人深感兴趣的印象。可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了。这有什么理由吗？我认为理由就在这里：列宁没有出席大会，令人特别感到惊异的是，只限于宣读他的开幕词，但代表大会在托洛茨基的鼓励下，为同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讨论了新经济政策，尤其是讨论了早已出现过的、欧洲国家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问题，例如法国共产党的危机，势必作为头等重要的现实性问题被重新提出来。而一般说来，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在所有应予关心的问题中，却被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上。甚至对陈独秀作为中国新知识分子的领袖、作为五四运动的领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鼓舞者所代表的重大意义，也没有认识到。同时，对陈独秀的出席代表大会几乎没有引起注意。有关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问题，陈独秀认为不应该提出。但使陈独秀苦恼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共产国际这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坚决地、要把同国民党建立合作阵线，强加给中国共产党。建立合作阵线是否有充分根据，事实上陈独秀还持怀疑态度。在此问题上，他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概念，但他对我却谈得很多，为的希望我能作出何去何从的判断。那时我还没有事出意外的特别感觉，后来，人们告诉我，陈独秀在一开始时，认为同国民党建立合作阵线是不能接受的，但1922年8月在杭州时，他同意了只应当按照马林的命令去做，随后他只能更消极被动地保持这种态度，但当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还力图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这样，便遭到来自拉狄克方面的很不是滋味的、带有讽刺口味的反驳。 陈独秀越是对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不愿多作评论，而当跟我谈到中国形势的前景时则越是滔滔不绝。在这一点上，证明陈独秀不愧为一位乐观主义者。毫无疑义，必是他心怀这个动机，所以实际上就没任何别的忧虑，他最大的忧虑就是如何促进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之前，他曾经告诉我有关派到莫斯科参加培训的一些同志的消息，这些同志是在1922年夏天已经回到中国去了。他还对我谈到这几位同志的素质给他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他特别谈到了刘少奇、彭黎何（Penglihe）、袁大时（YuanDashi）等同志，他们一经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便显示出既能胜任工作又能顽强斗争的可贵品质；他向我表明，我党目前所最需要的正是这种类型的革命战士。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能使我们继续派遣最富有热情的年轻同志，到苏维埃国家的首都参加加速马克思主义队伍建设的培训班。他还及时地向我示意，一批来自法国的新同志，将陆续不断地来到我们中国。 但他考虑了一会之后问道：是否有可能把我们在西欧的同志，在他们申请回国之前，先送到莫斯科学习，因为他们已不能再在那里忍受下去了。陈独秀的这个意见，在我看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1922年夏天，我们在共产主义东方大学培训的第一届同学，由于自愿返回中国，他们留下的二十多个空位，随时可以使用，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我几乎可以肯定，若能与东方大学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布洛伊多（Broido）磋商进行安排，把那些空位重新分配给我们，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经验证明，我的期望并没有落空。不久后，便得到苏联方面的“同意”，陈独秀立即写信给他的长子陈延年，他那时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法国支部书记，力促他跟他的同伴一起，在短期间内作好准备，离法国前来莫斯科。 当时，我们在西欧的同志共有五十人：法国三十人，比利时十人，他们中大多数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德国有十人，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员。 我们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同志，开始时，几乎都加入了勤工俭学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勤工俭学使两位中国无政府主义前辈李石曾和吴稚晖，有机会从事这种活动，目的是使更多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前往法国学习，他们都要以劳动所得代价来支付一切费用。申请旅居法国参加勤工俭学的候选人登记局，已于1918年在北京、上海两地开始办公，登记局设法在开往欧洲船支上预订极少量的乘客铺位，1918年底，第一批招收进来的年轻人到达法国。到1920年年底为止，招收进来的旅欧学生总数约计一千五百人。 勤工俭学运动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只因为这运动适应了打开外面世界的需要。曾经推动五四运动的文艺复兴的非凡现象，几乎使我们所有学生的心灵深处都感受到了。实际上，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把他们的视线转向西方，特别是转向法国。在这批青年知识分子中，例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第一届外国语学校学生，包括我和我的同伴都转向苏维埃俄国，这样的人是极少数的。“旅居法国”曾经如此风靡一时，我们同胞中的一些人就被这股旋风卷进去了。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能去李石曾的登记局里注册的便不惜牺牲一切——家庭财富、职业、学习。最突出的例子是蔡和森，他母亲以及他的妹妹蔡畅，他们卖掉了在湖南家乡的所有房产土地，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能登上驶往马赛的轮船。另一个例子是徐特立，他已年过四十，并担任长沙中学校长，但为了同样的目的，可以随时放弃中学校长的职位。还有一个例子是诗人王独清，为达到前往巴黎的目的，毅然中断了向往已久的去日本东京的学习。 然而，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最有经验而又最能坚持下去的，差不多都是湖南人或四川人。他们从1920年底开始，在双重影响下，飞快地转向共产主义：第一，他们是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如通过《新青年》杂志以及留在中国的同伴所寄来的文学作品；第二，受到法国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如在图尔代表大会之后，他们读到了《人道报》。1921年初，有批中国青年，向数月前在上海创建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出请求，以较松散的形式去巴黎建立同样组织。其中有几个十分积极的活动分子，像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等人，由于那次令人可憎的里昂事件的后果，终于在1921年秋天被逐出了巴黎。但他们当中没有参加里昂事件的陈延年、王若飞、赵世炎、周恩来、尹宽、任卓宜、李富春等人，于1922年决定创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法国支部。当然，上述这个支部设在巴黎。陈延年当选为书记，并以此身份，他付出了大部分时间，用来确保编辑和出版油印刊物《少年报》，这就是他们的临时机关报。刚才提到的这份《少年报》基本上是在中国学生中流传的，这些学生已经到达法国，而且恰好都在里昂、克勒索、蒙塔日、鲁昂以及哈佛尔等地工作……有的在巴黎行政区内工作。与此同时，为了跟居住在上述各城市的同志们保持联系，留学法国的中国社会主义者青年中，目光犀利、富有高度敏感性的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等人，从此一城市到另一城市频繁地来往。1919年或1920年间，以勤工俭学名义来到法国的某些同胞，最终离开法国前往比利时，一些天主教教会学校已经同意，以享受助学金待遇的学生身份，欢迎他们到那里去学习。在这些学生当中，理所当然的也有意志坚强的人，他们很快便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以聂荣臻为例，他是未来的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装力量的主要主持人；又如四川人刘伯坚，共产国际曾委派他到颇有争议的“基督将军”冯玉祥那里去，以顾问的身份为冯玉祥服务了好多年。 在他们当中最富有斗争性的，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们力图通过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同在里昂的未来大学负责人进行洽谈，但他们得到的只是搪塞的答复。当时他们估计到，再也没有任何别的道路可供选择，只有大伙儿一起涌向里昂，试图不经过任何手续便在大学准备好的场所里定居下来。其中有些人住在巴黎、科隆或科尔贝瓦，另一些人原住在蒙塔日，再有一些人住在克勒索，总人数有一百多，1921年9月21日他们都在里昂集会，因此犯下了所谓有计划的“罪行”。 法国警察应里昂高等学院的请求，从1921年9月22日起，把他们从“非法”居住的地方驱逐出去，并把人们寄押在该城的一个古老营房里，三个星期内不得离开。1921年10月13日，他们被带到了马赛，并于10月14日法国政府粗暴地把他们押上一艘条件十分恶劣的船支。 他们回国的航程持续了十四天，而且是在物质条件糟糕透顶的情况下结束这次航程的。1921年11月底，终于抵达上海，这时他们虽都是抱病之躯，但仍耐不住心头怒火，一经登岸，便向报界投书，慷慨陈词，这就是铁证。 大体上说来，我们在德国的同志的年龄都比在法国的更大一些。他们分别依靠自己的办法来到德国的，学费也要自己负担。他们用不着靠劳动来维持生计。从物质生活上来说，如果马克贬值的速率越快，使他们享受到更大的兑换好处，他们在生活上的安排也就更舒服，1922年到1923年初，他们在柏林的费用每月仅需八元到十元，生活就很得体了。然而，我们德国同志形成的小组，阵营就不那么整齐了。人们可以看得清，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张崧年是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刘清扬是天津南开大学的前校友，五四运动的头面人物，也是张崧年的妻子。高语罕是芜湖中学的前校长，陈独秀的老朋友。朱德是从以前的小军阀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他同妻子何志华一起来到柏林。夏秀峰是我以前在宝庆五区中学的老同学。熊雄，以前是职业军宫，后来团聚在我们思想周围。熊锐是一位出色的研究德语专家。李季，哲学家兼军人……不久后，又来了周恩来，他先在法国逗留两年后才定居柏林。 1922年年终，陈延年顺从他父亲在几个星期前发出的召唤，来到莫斯科，陪同他一起来的同志，从比利时来的2个，从法国来的6个，他们是赵世炎、王若飞、郑超麟、汪泽楷、萧子璋（萧三）、李何林，当然也还有他的弟弟陈乔年。他们这一行人，是今后两、三年中从西欧来到莫斯科的第一批中国青年共产党人。他们到达莫斯科后，大家假吕克斯（即豪华旅馆）组织了一次小小晚会，来庆祝这件喜事，陈独秀以及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也都来到了旅馆。这次小小晚会，把在莫斯科的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团聚在一起，大约有二十多人。晚会的气氛既是欢乐，又是激动。陈独秀主持了晚会，发表他自称是庄严隆重的演说，但演说并不遂人意，他两个儿子带着渴望而又叹息的神情听他们的父亲讲话。然而全场却一致鼓掌，总的说来，是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此时，大家心里充满着的是同一希望，这希望也就是他曾经带给我们的。他，陈独秀几天以后即1923年1月初，又启程重返中国了。 [1]据刘仁静回忆，王荷波名叫王俊。
一九三七年每日纪事（摘自《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一九三七年每日纪事[1] 摘自《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 1937年1月2日 今天是航行的第四天（按：原文如此）。南方阳光和煦，水手们都换上了雪白的制服。我们依然不去理会任何政治消息，充分休息。早在12月23日，即航行的第四天上，船上电台收到一份电报，是美国通讯社从伦敦发给我的，请我对记者发表谈话，护送我们的警官将电报转交给我，同时遗憾地表示：他在奥斯陆得到指示，不许我利用船上的电台答记者问，甚至旅途中纯粹的实际问题，也不能同墨西哥的有人取得联系。挪威社会主义当局想把他的所有特权一直保持到墨西哥岸边。终将得悉点情况了，终将对生活日程做出安排了。 全部难点就在于迫使别人相信。斯大林是否解决了这个难题呢？那些专门做“朋友”的人中，最热情的人们要对此做出肯定的回答也很难启齿。难怪他们不敢正视盖世太保的问题，总是闪烁其词。但我们不允许他们回避这些问题。不幸的是，对季诺维耶夫及其他人的审判已告结束，对斯大林的审判才刚刚开始。 这几句话是在船舷上写下的。我手中既无书本，也无当时的报纸，甚至连原来的档案资料也没有。我使用的史料只是依靠记忆。这就是我的文字中几乎完全没有引文、摘录的原因。不过要引用的文章、文件、证人言论等都是存在的…… 苏联所有各个阶段的镇反，维克多﹒谢尔什[2]都经历过，直到1936年，他才奇迹般地移居国外，他现身说法地描述了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施行感化的最后那个阶段： 在比行刑室高几层的楼上，有一间小小的囚室，在这里对他们做了单独谈话，大意是： “无论你们怎么说，怎么做，你们仍然是我们不可调和的敌人。不过，你们是忠于党的，这我们知道。当要你们做出新的牺牲，比过去一切牺牲更完全的牺牲，即在政治上自杀，牺牲你们的良心。你们要自己走向刑场，接受这个牺牲。这样才可以相信你们在领袖面前确实放下了武器。我们要你们做出这个牺牲，是因为国家处境危险，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我们，法西斯主义在我们周围抬头。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用驱逐来收拾托洛茨基，搞垮他那个正在产生的第四国际，神圣的团结在领袖周围。对于领袖，你们既仇恨他，又承认他，因为她更强有力。你们要是同意，还有一线生机，要是拒绝，则无论如何也难免走向死亡。” 维克多﹒谢尔什曾有机会观察那些投降分子，观察他们的环境和情绪，比我们看得更清楚，时间也更长。他特别重视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主要被告的表现，他们对党的忠诚和对党的团结的崇拜。他们的精神是在布尔什维克党里诞生的，党培养了他们，他们为党而斗争，党使他们身居高位。然而，从信仰中产生的群众组织，却成了当权者的驯服工具。对他的忠诚，就是对信仰、对群众的背叛。投降分子们的想法正是陷入了这种矛盾而不能自拔。他们缺乏精神上的自由和革命的勇气，为了布尔什维克党而去同挂着这个名字的一切断绝关系。他们投降之后，即为这个驯服工具的团结而对党背叛。格别乌将党的偶像崇拜变成了绞索，将他套在投降分子脖子上，不慌不忙地慢慢收紧。这些投降分子在神智尚清醒时，不可能看不到此举的结局是什么。然而道德死亡的前景愈显清楚明白，挣脱绞索的机会也就愈少。如果说，党很团结的偶像崇拜在早期曾是投降主义的心理根源，那么，在最近阶段，“团结”的说法便仅仅是要急急忙忙明哲保身的幌子而已。 1937年1月5日 我们继续航行。水温22度，阳光下的气温30度，出现了海豚、鲨鱼，似乎还有一头小鲸（水手们说法不一）。今天一大早，我们已在沿佛罗里达海岸行驶。我们的“鲁弗”轮超过了一艘差不多同样大小的美国轮船。船长心里十分满意，我们正同他呆在一起。水手们一个个赤着上身悬在船桁上，使船桁变成雪白。甲板和桅杆是新油漆过的。快到新大陆时，“鲁弗”号开始清洗厕所……暇时，我除读读有关墨西哥的专著外，也读巴吉尔﹒扎哈罗夫爵士的传记。此人在英国仅被封为从男爵，而在法国却成了荣誉团最高十字勋章的获得者。让头脑清醒的报刊去证实革命者们卑微的道德水准吧……但我们不往公共的政治部门躲避，我们尚未摆脱挪威“社会主义”政府的权力范围，巴吉尔爵士虽早已作古，却可以不无根据的将他归于目前很“紧迫”的，即遭禁止的一类问题。 1935年初，在基洛夫被刺这第一个案件开始披露的时候，我同妻子正“化名”几冒名顶替（警察局大概是知道的）住在格勒诺布尔近郊的一个法国小村子里。由于一位“领事”建议将尼古拉耶夫即后来杀死基洛夫的凶手的一封信转交托洛茨基，我的名字便在塔斯社电讯里偶有闪现。（尼古拉耶夫对这个建议的反应，起诉书只字未提，可见，他惊异地回答那位精明的领事“我干嘛要给托洛茨基写信？”便是毫无疑义的了）我当即向报刊寄去一个简短声明，指出这事显系格别乌间谍的反间计，极可能是让某一小邻国的领事干的，因为格别乌不会毫不犹豫地同大国领事一起搞这种勾当。当时那位“领事”还不敢使用真名。知道一周之后，苏联政府才在外交使团的坚决要求下公开了他的名字，果不出我所料：是拉脱维亚领事。 1937年1月7日 还剩下两三天的航程。不知到墨西哥后，能否很快创造一个安心工作的环境，就像在这艘船上一样。其实，有好多事犹未尽……水温22度，夜里，将舱门和舷窗洞开，仍然觉得闷。今天终于出现了飞鱼。由于时间不短更改，军官们错过挪威电台发出的信号，所以没听到新闻。因为美国还无人知道我们的轮船改变了航向，所以船长昨天显得特别满意。他大概听了警察的话，显然害怕格别乌杀人。没有人提起格别乌，至少我在场是如此。人们谈论危险的时候都用暗语，含糊其辞，似乎是在说水下的暗礁。战时，在我们乘坐的从巴塞罗那到纽约的西班牙船上，人们就是这样用暗语来谈论德国潜艇的…… 无论纯理想主义的虔诚信徒怎么说，道德仍然是一种社会利益的从属现象，因而也是政治的从属现象。布尔什维主义对待敌人可能是残忍的，凶狠的，但他总是直言不讳。所有人都知道布尔什维克们想干什么。我们对群众无可隐瞒。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当今苏联一伙统治者的道德与布尔什维主义的道德大相径庭。斯大林及其同伙不仅不敢大声说出他们在考虑什么，甚至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考虑好的勇气也没有。那群官僚不得不把自己的权力和安乐伪装成人民的权力和安乐。那帮统治者的整个思维都浸透了虚伪。为了对他们在每一步骤中产生的言语和行动、纲领和实际、现在和过去的矛盾文过饰非，官僚们创建了一座巨大的篡改工厂。他们感觉到自己的道德立场极不稳固，在群众面前惊恐万状，谁试图将批评的探照灯对准他们的特权基础，他们就对谁恨得咬牙切齿。迫害和诽谤持异议者，是斯大林寡头政治用已保存自己的最重要武器。由于系统的诽谤涉及政治思想、职责、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等一切方面，人们被搞到自杀、精神失常、意志消沉、背叛变节的地步。联共、格别乌和共产国际的机构，在诽谤、迫害的勾当中狼狈为奸。这个系统的中心就在斯大林的办公室。莫斯科审判就是在那里按计划步骤炮制的。 挪威老社会主义者Ш。参加共产国际的队伍多年，他告诉我，他在莫斯科（要么，也许是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共产国际的报刊如何对他搞了一场人身攻击，这场攻击的政治借口他只能做出推测。他说：“我的第一个反应纯粹是生理性的，我突然大吐特吐，吐了半个小时以上……从此以后我就同共产国际断绝了关系。”这个挪威人回挪威去了。然而苏联公民失宠之后却无处可去。还有来自法西斯国家的许多侨民也陷于同样的境地。在格别乌眼中，这些人干脆就是他们施展阴谋诡计的原材料。 13年来，为反对左派反对派，特别为反对本文作者，苏联的出版物数量之大，西方人简直难以想象。几万篇文章，刊载在几千万份报纸上，连篇累牍的速记起诉词，上百万分的通俗读物，大本大本的书籍，都曾散布过而且还在日复一日地散布令人作呕的谎言。这些谎言是由成千上万没有良知没有思想没有想象力的文人炮制的。在被拘留的日子里，我们好几次碰到收音机播送莫斯科的讲话（经过一番由于和拖延，社会主义政府终于宽宏大量地允许我们在囚居的寓所里使用收音机），说托洛茨基意欲推翻西班牙和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消灭苏联领袖，以此保证希特勒在未来反对苏联及其盟友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发言人”那单调乏味、千篇一律、同时又厚颜无耻的声音毒化我们房间的气氛有好几分钟。我瞧瞧妻子，她脸上是一副无法遏止的厌恶表情：不是仇恨，不是的，正是厌恶。我扳动开关，堵住了发言人的喉咙。在桑德卑还可以这样享享安静，可在苏联呢？共产国际的国外出版物是按莫斯科《真理报》的音叉调弦的，如果力量允许，还试图超过《真理报》。在基洛夫被刺案第一次审讯时（1935年1月），起诉书顺带提到，某领事曾向尼古拉耶夫索要给托洛茨基的信。但却毫无结果。此后，斯大林在西方的主要机关报《人道报》宣称：“托洛茨基双手沾满了基洛夫的鲜血。”文章作者是现任众议院副主席、格别乌老牌文化特务杜克洛[3]。《真理报》当时却极为谨慎，因为拉脱维亚领事这件事异常棘手……挪威的纳粹突然袭击我的寓所之后[4]，又是《人道报》放出空气，说有与我同深夜来访的法西斯分子建立了联系，挪威政府借口一份奥斯陆发来的电报，对我进行了调查。我只随便举出几个实例，大概并不是最清楚明白的例证。在采用莫斯科审讯的形式之前——这是所有凌辱我们这颗行星的审讯中最背信弃义、最卑劣下流的一次审讯——这股谎言的浊流已喷涌了12年以上。 法国人权同盟决定就莫斯科审讯发表权威性的意见。这个同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成员几乎清一色是“苏联的”资产阶级“朋友”。委员会委托罗森马克律师提出一份报告。我不知道他写这份报告占有什么资料。有人写信告诉我，说这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民事律师。他的报告便是丹﹒普里特[5]报告的再版。同盟匆匆忙忙将罗森马克（一个法律呆小病和政治不诚实的最高范例！）的报告印在自己的正式出版物上。啊，当然，那仅仅是作为报告人的个人意见，可是对他讲了多少恭维话呀。调查一事刚提出来，将如何着手，有什么限制，需多少时间都一无所知。那份可耻的文件，暂时还以同苏联“友好”的方式运转起来。罗森马克直言不讳地写道，在别的国家，托洛茨基早就被缺席[6]判处死刑了。莫斯科法庭“仅仅”决定当他出现在苏联领土时予以逮捕……因此，这个资产阶级讼师便认为我联合盖世太保搞“恐怖”活动一事得到了证实。有必要吃惊吗？如果到1917年和1918年的法国出版物里去发掘一番，则不难确信，所有这些罗森马克们都会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德国总司令部的间谍。可见，法国民主爱国主义者仍保持着传统的习惯；仅仅在1917年，他们还反对我们同沙皇外交官、同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联合，现在却以斯大林、亚戈达和维辛斯基[7]的正式“朋友”的身份出现…… “人权同盟”当然是（从右翼）参加人民阵线及其政府的。因此，提醒一下这件事不无好处：当达拉第[8]政府于1933年给我以避难权时，属于格别乌出版物的共产国际所有报刊都曾大喊大叫，说我来到法国，是要协助达拉第和布吕姆最终实现对苏联的军事干涉。说列昂﹒布吕姆是反苏维埃国家军事远征的积极组织者，这在当时也是言之凿凿的，因为列昂﹒布吕姆当时既非同盟者和朋友，也不是“亲爱的同志”（《人道报》语），而只是一名社会法西斯分子。然而时代在变化，格别乌的伪造技俩也在随之变化。 格别乌不经意地拼凑着审讯，他们显然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而至少忽略了一点：对于莫斯科七拼八凑的混合物中涉及我和我儿子在国外的生活与活动的地方，我们起码还能给予摧毁性的打击。还在审讯的时候，我就曾通过挪威电信局对两位最重要的证人戈尔茨曼[9]和奥尔别格[10]的供词作了驳斥。以后，我的工作没有一天停止过。就在离开挪威前，我收到巴黎一份通知，说费了好多工夫，终于在内阁档案中查出我妻子发给当时埃里奥内阁的一份电报，以及埃里奥内阁发给法国驻柏林领事的一份电报指示，命令发给我们的儿子进入法国的签证，准许他在1932年12月我们从丹麦返回时同我们见面。这两份电报连同儿子护照上的签证——且不说还有好几十名证人的证词——就完全、彻底地推翻了戈尔茨曼那一堆供词，他说什么我的儿子在哥本哈根布里斯托尔旅馆（这家旅馆在1917年后就已不复存在）遇到他，并带他同我见面等等。 戈尔茨曼这件事清清楚楚、不容置辩地表明，为讨好格别乌，被告是在自欺欺人，目的是要把我扯到案件里去。既然戈尔茨曼供词是这么一种货色，其他被告的供词就能更好一些吗？ 这些供词的确不见佳妙。奥尔别格的招供由于自相矛盾而引起哗然，并被准确的文件和无可指责的供词推翻。数十名证人在起誓后写了供词，证明我的来访者（有准确名单）中既没有别尔曼，也没有弗里茨﹒大卫[11]。我在哥本哈根的一周间，这些证人都曾形影不离地保护过我。我对共产国际两名间谍的供述稍加分析，便可发现他们在很蹩脚的撒谎，尽管他们干的十分谨慎。几十个准确无误，有文件可资证明的附带情况都归结为一点：“哥本哈根”这个章节对于审判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彻底的粉碎。穆拉奇科夫斯基[12]和德莱泽[13]的供词（化学铅笔信事件）在“技术”评定面前一触即溃，同时与其他被告的供词也直接相矛盾。斯米尔诺夫的“供词”虽然在正式报告中被大砍特砍，做了欺骗性的“概括”，却依然为这位忠诚坦白的老革命家同自己、同所有宗教裁判官做的悲剧性斗争提供了一副足够鲜明的图景。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的供认乍眼一看较为强硬：他们缄口不谈实质性的内容；这全是一些鼓动性语言和外交辞令，而绝非详实可信的文件。然而他们这样做正好暴露了自己，而不仅仅由于这样做。为了确认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在9年中以几何级数加大的投降、屈节、消沉，有必要将他们1936年8月的供状同他们1935年1月的供词以及1927年12月以来的全部供词和悔过书做一对照，则对16人审讯的供状，就将以一长列数学的最后得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对审讯总结中的实际材料做分析和评论的整个工作已经进行，其中部分也已公布（列﹒谢多夫、维﹒谢尔什的小册子，大量文章等）。所有这些材料，对于要求做一次反审讯是绰绰有余了。一个颇有权威、公正无私的侦查委员会在充分独立自主的条件下，虽然会遇到格别乌和共产国际的阻挠，仍能对莫斯科审判的一切组成部分，即斯大林混合物的所有成分，做出正确的权衡和评价。我们一定要建立这样一个国际委员会。现在，一些国家已有成千上万人开始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工作，其中包括一些知名活动家，他们的名字崇高无瑕。我们不会两手空空来到这个未来的委员会面前。我们根本不想低估格别乌的势力。对于莫斯科的“领袖们”来说，事关一场太大的赌注，他们不会放弃采取各种暴烈的手段（在巴黎抢劫档案只是个不值一提的开端）[14],以阻止我们揭示事情的真相。他们可能在人身方面不让我们中的一些人将工作进行到底，干这种事，格别乌的技能与他们的险恶用意是相匹配的。然而，从肉体上消灭仍活在世上的“被告”，却帮不了莫斯科博尔贾们[15]的忙。问题公开提到了世界审判会面前。在角落里再杀害一两个人，只会更深的唤起各个组织中工人们的社会舆论和所有正直的人们的良心。调查在一些人手里中止了，另一些人的手会把它拣起来。对斯大林及其一伙的审判必将进行到底！ 我并不想用几页旅途日记来代替调查。只希望从政治和心理的角度写一个调查的引言。在这几页仓促写就的——很可能是太仓促了——东西上，一切都于我的整个生活、与我每天的思想感情紧相联系，以致我自己也很难判断，对于读者，某一个观点到底有多大说服力。无论如何，我要尽力给读者提供独立分析的线索，哪怕只是必不可少的一点点。 9月15日，亦即拘留之后过了两周多，我向我的律师布恩特沃德[16]先生寄出一封内容丰富的信，现略作删节抄录如下： 一、苏联政府并不认为有可能要求引渡我。为什么呢？问题在于杀人和杀人未遂。诬陷我参与其中的密谋已得到“证实”，证据应该是毫无争议、不容置辩的，否则就枪毙不了16个人。为什么不提出挪威司法部门的证据呢？这样做可以得到双重好处啊：1.可以一举消灭文明人类对莫斯科审判的不信任；2.我必定会暴露无遗。然而，他们并未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连证据的影子都没有。因为整件事都是毫无人性的伪造，他经受不住自由批评轻轻地一触。苏联的外交行动（要求驱逐出境而不是直接引渡），正式格别乌虽掩饰着的，但却是确凿无误的罪证。全世界的社会舆论都应当意识到这一点。 二、我的儿子也同我一起被宣布“有罪”，虽然他既未受审判，甚至也未传唤出庭。从盖世太保中挑选出这些令人惊诧的恐怖分子，把他们派往莫斯科，原来竟是我的儿子干的。我的儿子在法国居留；苏联政府只向挪威政府而不是法国政府发出不友好照会。为什么？是否因为法国更大一些呢？但司法难道是以平方公里来度量吗？要不，便是因为莫斯科同巴黎有盟约？或是恰好相反，他担心遇到法国政府更强有力的反击？我不打算去分析这些问题。我仅仅是指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实：莫斯科企图只对挪威政府施加公开的压力。 三、至于挪威政府的两个照会，则大概只是从法律而不是政治的观点来看使我感兴趣。莫斯科是直言不讳的：托洛茨基组织了恐怖行动，我们要求将他逐出挪威。挪威政府就此回答说：“不过我们已经把他拘留起来了！”伪造者是不愁没有的，他们会如此解释这个回答：如果挪威政府因为恐怖活动而拘留我，……其实，护照办理处和挪威政府对我进行控告，并不是因为我勾结盖世太保，想用恐怖行动颠覆俄国的苏维埃，而是因为我通过文章和信件，想帮助法国工人建立法国苏维埃。换句话说，挪威政府所以拘留我，是由于我以第四国际精神和思想进行写作活动。要反对将我们（我和我的妻子）被拘留做欺骗和诽谤性解释，确认这一情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四、苏联政府最近一份照会称，从今以后，挪威政府“对托洛茨基再到挪威要负完全责任。”这些话可以看作是掩盖退却的空洞外交辞令。据我看来，这个结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把莫斯科审判放在世界舆论的镜子前一照，它便是一场可怕的失败。然而16个人到底被杀害了！统治集团是经受不住这场失败的。基洛夫被刺案第一次审讯破产之后（1935年1月），他们不得不策划第二次审讯；现在为了维护他们对我的指控，他们同样不得不搞新的“未遂罪”、新的“密谋”之类加在我身上。不仅如此，他们还得设法把我搞“恐怖主义”的作战基地，从哥本哈根转到奥斯陆（抑或桑德卑）。 五、说到这里我必须自问：为什么格别乌傻头傻脑地把哥本哈根盯得老紧，我们在那里只住了八、九天啊。要知道，把我们的“恐怖主义”会见转移到我们已居住4年半的土耳其要谨慎地多啊。自然得出的结论是：他们需要将哥本哈根同奥斯陆相对照，作为压制挪威政府的手段。正如你们知道的，他们搞得这个“对照”已可耻的失败了。除了重新凑合一个混合物来弥补这次失败之外，其余一无所获。他们还扬言要进行新的审讯。新的奸细们将搞一番新的活动。 1.16名被处决的人中没有一名是“托派”，如果不算奸细，这些人在1928年至1929年间全都已经变节，而且这以后还公开激烈的反对过我。格别乌可以向揉面团一样把他们揉来揉去。不过，在苏联也确有“托派”，这些人成千上万，正被监禁或流放。他们对于格别乌的大杂烩来说是不合适的，所以无人问津。但是现在经过审讯和折磨之后，他们都要落入最后通牒的枪口之下：要么悔过和“坦白”，要么就得丢命。在这种可拍的压力之下，一部分人完全可能心惊胆战，去适应与排演新的诉讼。 2.枪决16个人，又有成千上万人自杀、被捕，数万人遭受饥饿折磨和迫害，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在相当大一部分青年中引起真正的恐怖主义倾向。在旧俄国中就是如此。正如基洛夫被刺一事，格别乌就竭尽全力扇旺恐怖主义的每一颗火星。用这个方法，可以顺带除去不听话的显要，同时搞一场崭新的、前所未闻的反托洛茨基审判。在这种情况下，格别乌的拿手好戏也不过就是找出几个奥尔别格来，找出几个别尔曼——尤林来而已，这些人直接受命于奥斯陆……谁知道呢？律师先生，格别乌的特务或许会突然来找您，以最友善的方式打听我的健康状况，然后这下流家伙就会在新的审判中宣布，他在布恩特沃德律师的帮助下，获得了密写的恐怖活动指令，后来大概出于“谨慎”，他已将这份指令付之一炬。为了使他的供词有声有色，他可能从您的办公桌上偷走两个印着地址的信封。在上次的莫斯科审判中，连这样的“物证”也还没有呢！ 六、有人会说，16个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了这个经验，没有人会再干这种交易了。真是十足的幻想！就某一点上说，审判16人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格别乌不会让自己的牺牲品有更大的选择宗教裁判官对那些固执不从的人说：“我们把那些人枪毙了，因为他们确实是恐怖分子，但你们是无辜的，所以不必害怕……”于是一切照常进行。 所以我说，如果斯大林集团在外交上实行了某种战术退却（此时已别无他法），那么也只是为了更好地准备战略进攻。要求挪威政府“负责”的无理警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我曾请律师将这封信的副本转寄政府，另一副本面交报社。我想用这种方式给新凑混合物的排演制造一点麻烦。可是嗅觉很灵的“社会主义”（幸勿忘却！）政府在我去律师处的半途将此信没收了，而且不许律师复制这封信作为我的档案。好在我还保留着信的草稿……有时我问自己，近半年来，在我的命运中是谁起着极为令人讨厌的作用：是“各族人民领袖”斯大林呢，还是社会主义的首相尼格尔斯沃利德？不过，我们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去费心劳神…… 墨西哥驻奥斯陆领事得到指示：陆续通知托洛茨基或他的律师，只要他愿意，可以获得签证。我表示：一旦迁移条件得到朋友们的同意，我将感激地立即领取签证，政府没有同我的朋友们接触，便自行办理了签证。是怎么办理的呢？这件事要到墨西哥之后才能知道。然而签证上我不署名是无效的。只要我和我的妻子登陆时基本利益能得到保证，我就会签字。我们不可能也不愿意登上一个陌生的码头，在那里无亲无故，语言不通，而且腰无分文（挪威政府未将我们的钱交到我们手上，而答应汇往墨西哥）。一位军官回答说：“船长已将这件事通知我国驻坦皮科领事，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把携带手枪的问题推迟到明天处理。”他拿起桌上的手枪，撕掉我已交出的（他们已经收取）收据。这自然只是一场杯水风波，确切地说，是在奥斯陆和桑德卑发生种种风波后的最后一声拍溅……船长在我协助下草拟了一份发往坦皮科的简短电报。且看明天的回答将带来什么。 1937年1月8日 由于健康不佳，只好暂停工作。我们正向坦皮科航行。登陆的情况尚不明确。关于挪威领事的答复，人们什么也不对我们说。同时，油轮昨晚便开始减速，以便不再今天晚上，而在明天早上抵达坦皮科。全程行驶了差不多21个昼夜。油轮减速后不住抖动，仿佛在耐着性子似的。写字很困难。只好待到了陆上再结束这个工作了。 刚才来了一位警官。政府从奥斯陆通知他，据美国报纸称：“托洛茨基的一位朋友诺瓦克[17]为采取措施保障人身安全，从美国来到墨西哥。”从驻坦皮科领事馆暂时只收到切勿晚上抵达，最好是在早上的建议。警方希望一切allright[18]……趁船减速，一些水手把装有肉钓饵的大钓钩放入水中钓鲨鱼。 注释： [1]首次发表。与1935年的日记不同，1937年的每日纪事无疑是供发表而写作的。正如纪事内容所说，它们写于托洛茨基由挪威遣往墨西哥途中的轮船船舷上。《1937年日记》是较完整手稿中的一部分篇页，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它们绝非充分和完整的。在1937年“完整”日记的基础上，托洛茨基后来写出了《斯大林罪行录》一书。此书至今未用俄文出版，仍保留在托洛茨基档案里。显然，1937年日记中的某些篇页的确未收入手稿。托洛茨基在记日记的日子里，受到刚结束的对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人审判的影响。在这次审判中，托洛茨基第一次被正式指控组织反苏维埃政权恐怖活动和同盖世太保有联系。 [2]维克多﹒谢尔什（1890-1947），年轻时为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转折后侨居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由于从事派别活动被捕，于1928年获释，后于1933年重新被捕。因为左派知识分子在巴黎举行抗议活动，他于1936年获释，随即获准离开苏联。囚禁中对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失望，到国外后对托洛茨基主义亦感失望，故后来遭到托洛茨基批判。 [3]扎克﹒杜克洛（1896-1975），192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26年起任中央委员，1931年进入政治局。1931年至1964年任法共书记。斯大林分子。1935年至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59年起为法国参议员。 [4]袭击发生在1936年8月4日到5日夜间。 [5]丹尼斯﹒普里特（1888-1972），不列颠律师，英国工党党员。他对莫斯科审判的结论信以为真，写文章说这场审判就正义而言堪称“全世界的范例”。 [6]“缺席”一次原文为法语 [7]安﹒雅﹒维辛斯基（1883-1954），1903年至1920年为孟什维克，后加入布尔什维克。曾任莫斯科大学校长，后来成为一切公开审判的主起诉人。从1940年起从事外交工作，为特命全权大使级。1940年至1946年任第一副人民外交委员。1946年至1949年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负责常务工作。1949年至1953年任外交部长。1953年至1954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 [8]爱德华﹒达拉第（1884-1970），法国激进党领袖，多次出任法国政府部长。1933年至1934年和1938年至1940年任总理。最初拥护法国人民阵线，后成为该阵线的反对者。 [9]E﹒C﹒戈尔茨曼（1882-1936）。 [10]瓦连京﹒奥尔别格（1907-1936）内务部外事局特务。 [11]科隆﹒别尔曼——尤林（1901-1936），弗里茨﹒大卫（1897-1936），均被指控于1932年在哥本哈根同托洛茨基会晤以接受恐怖活动命令。别尔曼——尤林是驻德国的苏联记者。大卫是德国共产党报纸《红旗报》的编辑。他们1932年同托洛茨基确有接触，情况如下：1932年11月29日，西方一些通讯社错误地报道了季诺维耶夫猝死的消息。国际新闻社用电报将此事通知托洛茨基，并请他就季诺维耶夫之死写一篇文章。托洛茨基用铅笔在电报上批道：“怎么别尔曼——尤林和弗里茨﹒大卫对此事只字未提？”托洛茨基提到这两个人未必事出偶然。但是硬说托洛茨基指示他们搞恐怖活动则纯属杜撰。 [12]谢尔盖﹒穆拉奇科夫斯基（1883-1936），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参加者，布尔什维克。因从事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29年自新，但1933年仍遭流放。1936年审判中处以死刑，被枪决。 [13]K﹒A﹒德莱泽（1894-1936），国内战争时期的红军指挥官，布尔什维克。1927年因从事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28年自新，但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时被判死刑。 [14]托洛茨基曾将文件交巴黎研究所保存，部分档案曾于1936年11月7日被格别乌抢劫。 [15]博尔贾源于西班牙望族，15世纪至16世纪初叶曾在意大利起重要作用。托洛茨基指的是切萨雷﹒博尔贾，此人以搞阴谋诡计著称。 [16]米歇尔﹒布恩特沃德，托洛茨基的挪威律师。 [17]乔治﹒诺瓦克，生于1905年，1933年成为托派，系美国“为列夫﹒托洛茨基辩护委员会”书记。该会成立于1936年，旨在调查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上提出的针对托洛茨基的指控。 [18]英语：好。
陈独秀传（残稿）（郑超麟，约194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陈独秀 陈独秀传（残稿） 郑超麟（约1943年） 〔录入者说明〕此残稿是郑老在陈独秀逝世后开始撰写的，约1943年开始撰写，仅完成了前三章，因陈独秀个人材料过少，而被迫停笔。1952年中共政权大肃托时，郑老被逮捕并被抄家，此稿亦被抄走。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包括郑老）都认为此稿已毁之时，此残稿却于郑老逝世前几个月（1998年）意外重现。后作为珍贵史料刊载于唐宝林主编《陈独秀动态》第13、14期。 目次 第一章：少年时代 第二章：从维新到革命 第三章：光复和亡命 第四章：《新青年》 第五章：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第六章：中国共产党的起源 第七章：“中国列宁” 第八章：从第三国际到第四国际 第九章：在国民党监狱中 第十章：出狱以后——死 第一章：少年时代 “陈独秀，怀宁旧家子，自幼读书有声。”——这是1926年章士钊在《陈独秀——吴稚晖——梁启超》一文中所说的话。 陈家在怀宁县的确是旧家，即是说定居在怀宁已有好多世代了，省志、府志和县志——尚待查考。根据《实庵自传》，我们知道这一门陈家原本住在东门外离城十里的渌水乡，乡在长江边，有江堤叫广济圩，拦着江水。发大水时，堤有被冲毁的危险，那时全乡都要被大水淹没的。乡里有陈家祠堂，有“户尊”（族长）管理全族事务，又有“户差”，奉行户尊命令。户尊权力如此之大，甚至可以命令户差逮捕族中犯了族规的子孙到祠堂去受处罚。渌水乡中陈姓以外有无其他大姓，我们还不知道。总之，陈姓是较大的一姓，因为每逢修圩放赈常常是陈姓户尊出头负责的。但陈独秀的家并不住在渌水乡，而是住在怀宁县城内大南门南水关。他家从乡村搬来城里居住，是从哪一代起，我们也还不知道。 中国各地的“旧家”大体有这般发展公式：家族的根基是在城外某一个或几个乡村，大约始迁是开始定居在这个乡村，以后人丁渐渐繁殖，财富渐渐增加，关系渐渐复杂，就建筑了祠堂，拟订了族规，推选了族长，兴办了种种公益事业。往往一个大乡村只有一个大姓，因此族长实际上就是乡长，就是当地的统治者。由乡村基础发达起来的家族，常有一支或数支迁至城里居住。这迁居城里的，多半是本族中富裕的地主，此外就是经商的，做手艺的，或吃衙门饭的。他们无论在城里住了多少世代，总忘不了乡村老家。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祠堂，至少是最早的祠堂，有他们的族长，有他们的祖墓，甚至有他们的田地。本姓或本族和他姓或他族间的财产纠纷及其他利害冲突，又能把城里本家和乡村本家联系起来。祠堂对联常有“木本水源”之类的话。旧时是把“本”和“源”比拟祖宗，而子孙自比为“枝叶”和“流派”的。我们不妨把乡村看作族姓托根的“本”和异姓的“源”，而城市则是众藤末杪会聚之处，众水合流的湖泊罢了。 怀宁城内陈家和渌水乡陈姓之间就是上面说的那种关系。《自传》里说渌水乡族长常到城里子孙家中来诉苦，借钱赈济；族差则来说鬼话，借祖宗牌头骗城里族人的钱纸银锭。一般说来，城里族人是比乡里族人更有钱的。但大南门内的陈家并不是豪家巨族。《自传》说：“我们这一门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这里“小户人家”不过是前代没有功，不属于士大夫等级之意，并非我们现在了解的那种意思。事实上，陈家有祖坟在城外名胜地“迎江寺”旁边以及本县主山“独秀山”上面。祖父虽无功名，但是读书人，能够自己课孙，家教严肃，小辈害怕他，服从他，外人也尊敬他。家里虽不算富，一定很过得去，不然族长怎会向他乞贷呢？总之，陈家子弟出去考试是无需要冒籍、觅保，或真正小户人家，常遇的其他麻烦的。例如张骞应考时所遭遇的那种情形。像南通张家那时才是真正的小户人家。 1879年，即清朝光绪五年（己卯）的8月23日，怀宁县大南门内南水关陈家生下一个儿子。这初生儿子已经有了一个大好几岁的哥哥，一个大姐，一个二姐了。他有父亲和母亲，有叔父和婶娘，但没有堂兄弟姐妹。他的家此时正在兴旺，正在从小户人家升为“大族”——这是一种贵族，一种统治阶级。家族升格正是出于他的父亲的功绩。因为他这一门即使有钱，绅士们也是瞧不起的，倘若不是父亲努力考得一名秀才，实现了祖父公及祖父的祖父等等长辈的期望。现在这开始兴旺的家又添丁了。亲戚本家来贺喜是不用说的。贺喜的无论如何善颂善祷，总想不到这新添的丁不仅有关怀宁陈家的命运，而且有关中国的命运罢？总想不到这日诞生了世界知名的人物罢？ 此时恰是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八年，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代的欧洲，没有了战争，也没有了革命。诸大国采取了科学新发明疯狂般发展生产和交通，渐渐觉得市场太狭小了，于是转向殖民地发展。中国成了他们竞争的目标之一。长江和海禁同渌水乡广济圩一样给资本主义狂潮冲毁了，欲修复不成功。四十年前鸦片战争，英国攻至南京，二十年前英法联军又攻至北京。日本不堪资本主义进迫，也于十年前自动变法。中国国内最后一次农民战争才于十年前结束。经过几次震荡，资本主义长驱直入了，前史未有的一个新中国在诞生之中了。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死，列宁已有八岁，托洛茨基生于这年十一月间。在中国康有为已有二十一岁，孙文十三岁了。 兴旺的一家已有衰亡的暗影。父亲排行第二，即使本来有个伯父，可是好几年前，当父亲三兄弟年纪还小的时候，有一天雷雨，正在吃中饭，祖母还没有从厨房出来，伯父向两位弟弟说：“慢着，这碗虾子等妈妈来了再动筷！”说时，一声霹雷，弟兄三人都昏过去了。父亲和叔父以后醒转来，伯父从此不醒。这是一件事。其次，这回添丁之后不过几个月，父亲就死了。母亲是提高了家庭地位，难道又要倒退回去吗？这里“迷信”又来插嘴。我们从《儒林外史》可以看见“天长”、“六合”一带是如何迷信风水的。怀宁同属皖中，也有这种迷信。人们说，独秀山上有陈家祖坟，那里地形称为“喷天狮子”，大不利于子孙。人们忧虑着陈家子孙的命运。可是父亲虽死，叔父还在。而且也进了学，又中了举，不久出门去做了知县，由知县做知府，由知府过班一员候补道。古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叔父宦囊中竟积了二十万。 父亲名陈衍中，叔父名陈衍庶（字息凡），哥哥字孟吉，名待考。这新添的丁长大起来名叫陈乾生，字仲甫。 《实庵自传》说：“我幼年时代的事，几乎完全记不清了。”可惜：他自己都记忆不清了，除非怀抱他的长辈，或曾与他同游戏的儿时伙伴还有存在世间，且能代他记忆的，他这段生活就永远不为传记家所知了。这对于弗洛伊德传记家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幸而我们是用其他观点来写传记的。一个人的幼年时代对于他往后的发展，在我们看来，毕竟没有弗洛伊德主义者所赋予的那种笼罩一切的意义。此外，我们毕竟知道一点他幼年时代的事情。 陈乾生生下几个月就死了父亲，代替父亲教育他的是他的祖父。祖父十分严肃，胡须早已白了。亲戚本家敬重他，称他“白胡爹爹”。孩子们哭了，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自己家里的孩子尤其怕他。他好洁，家里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桌椅，没有扫抹干净，大孙女常常要受他的斥责。他好静，二孙女常常为了走路脚声重，受他毒打。他又迫切希望二孙成人，读书不好时，他更要打。可是这好洁好静的人却有烟瘾，时常到街上极龌龊而嘈杂的烟馆去抽烟，认为那里比在家里更能过瘾些。 母亲能干而慈爱，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她寄托很大希望在两个儿子身上，尤其在小儿子身上。她自己未曾受过教育，但很明白儿子受教育的重要。为的是读书才能去考科举；考得功名，才能荣宗耀祖，抬高家族的地位。但她不像祖父一般用板子来强迫孩子读书，她用的是眼泪，是柔情，是软功。这比祖父的板子更有效力。她只软劝孩子去考科举而已，却不将“忠孝节义”一类封建道德深入孩子幼弱的心灵，虽然她自己知道了这些传统道德。 哥哥是老好人，是“阿弥陀佛”，驯良，服从。合于当时所悬拟的佳子弟标准。弟兄感情极好，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意见上没有一件事情不冲突。他没有弟弟的才气，也没有弟弟的志向。他自己也明白，所以对于弟弟抱了很大的希望，而自己只想做一个小小的官。两人年龄相差好多岁，但他不能指挥弟弟，有时还是弟弟指挥了他。 祖父、母亲、哥哥以外，家里还有大姐、二姐，还有叔叔、婶娘，他们的性格，《自传》中没有说。 陈乾生自己的性格，是很明显的。他少时就反抗、倔强，刁钻古怪，一点不老实。有一天，陈姓户差到他家里来，口中喃喃说鬼话，说是阴间祖宗叫他讨纸钱和银锭。陈乾生明知他在搞鬼，便去约了别的孩子前后叫喊某处失了火。于是那个赴阴间同祖宗说话的户差急忙打了呵欠，回到阳间来，闭着眼睛问道： “这边有了火烛了吧？” “是的！” “这可不错了罢！”他接着说：“我在那边也就知道了。 陈乾生在旁边弯着腰，缩着脖子，用小手捂着嘴，极力忍住笑。这类促狭的事情一定做了不少。 他有一点使祖父生气，而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的，就是他挨打不哭。祖父不只一次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后来他以“硬汉”著名，他在芜湖上了绑要去枪毙而不肯软化。他几次入狱都不屈服，盖已托根于幼小时候了。 他敢于反抗权威，但也同情于不幸者。渌水乡遭了大水，族长哭丧着脸向他的母亲求赈济；为了某种理由，他的母亲不肯拿出一文钱给族长。这理由他当时不知道，族长去后，他对母亲说：“我们家虽穷，总比淹水的人家好些，何以一个钱不借给他呢？” 这几点已足够描划出他幼小时的性格了。 这样的孩子，不用说，是很聪明的。正为了聪明，祖父才加意督责他读书。祖父此时不以子孙能进学为满足了；他希望小儿子或孙子也能中举人，会进士，甚至点状元，把门第更加抬高起来。所以次孙一到六岁，他就亲自课读，恨不得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装进次孙头脑里去。从六岁一直到八九岁，教到他自己离开人世为止。他不肯把这块璞交付于平凡的玉匠去雕琢。他死后，人家也试过几个玉匠，可是都不成功，结果还是他的大孙子负起这雕琢责任了。弟弟到十二三岁时，由秀才哥哥自己来教读，除温习经书外，还读《昭明文选》。《自传》中说：“初读时，我也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这件事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弟弟不喜欢做的事情，祖父尚且没有办法，何况哥哥？幸而堂上还有母亲，母亲的眼泪、柔情、软劝，毕竟是能够改变弟弟决心的。 1896年（光绪二十三年丙申），陈乾生17岁，可以参加考试了，但他还未曾学做八股文哩！县考前一两个月，他才答应哥哥临时学做八股文。这是很勉强的。所以他一面听八股文讲解，一面心里想着《昭明文选》。为了这个缘故，县考、府考时，他虽取了，名次都很低。可是院试时发生了奇迹。考官姓李，山东人，也是喜欢《昭明文选》的罢，收到陈乾生卷子，看见里面有那么多“文选”上鸟兽草木难字，又看到写这些难字的竟是一个十七岁的小孩子，于是取了第一名。出考场后未发榜前，弟弟曾把文章抄出来给秀才哥哥看，孟吉看完，皱着眉头足足有一个钟头一声不响，分明认为是没有希望的了。《自传》上说：“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 大南门陈家，现在，上一辈是一个举人，下一辈是两个青年秀才，其中较小的一个还蕴藏着无限量的前途哩。这个“小户人家”早已上侪于士族之林，而且很迅速地上升着。怀宁人不仅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许多神话，说城外迎江寺后面陈家的祖坟风水如何好，那座宝塔简直是坟前一管笔，还说新秀才出世前夜他的母亲做了什么好梦等等。 我们现在生活在科举废除后四五十年的人，很难想象以前科举在社会生活上占据的地位，仅有的两章《实庵自传》，关于科举的话竟占一半以上，为什么呢？无非是为了告诉后人以科举的作用。《自传》中说：“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做了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大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盖大房，欺压乡农，荣宗耀祖；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将来做刚白度（即买办）的，还只有上海十里洋场这一块小地方，其余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佣人的气都得受。贫苦农民的儿子，举人、进士、状元不用说，连秀才的好梦都不敢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供给儿子读几年书，好歹能写出百而八十字，已经算是才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过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哪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农民的儿子如果考取了秀才，便是一步登天，也就是立了将来做土豪劣绅的基础，一生吃着不尽。” 人们向来有种说法，即认为科举是国家“取士用人一种手段，好像现在的文官考试一般”。这是肤浅的说法，上面引的文字说得已经深刻得多了。但我们还可以更深刻一点去说明科举在那一时代社会的作用。 科举乃是中国旧社会阶级机构的一种必然的不可缺少的制度，一种新陈代谢的调节功能。中国旧社会固然不是资本主义，但也不是典型的即西洋社会史发展上所见的封建主义。上面引的那段文字说：在中国旧社会，人们发了财是拿来“买田“、“置地“、“做地主”的，并非拿来存银行，开工厂，跑交易所，做资本家。后者自然是资本主义。但前者并非即是封建主义。典型的封建主义，除了以土地代表财富，以地主代表统治阶级之外，还需有一种法律严格划分的“等级制”。社会统治者不仅是地主，而且是贵族，即在法律上与普通的人有区别的，权利和义务都与普通的人不同，甚至被认为是上帝创造的一种特别人类，连血液也与普通人不同哩！惟有贵族才能统率军队和治理国家。此外，封建社会发展到相当程度，差不多各国又都发生那种立足于商业和手工业之上的城市，那一种能斗争有组织的市民阶级。这两种很重要的因素——等级制和市民阶级，在中国旧社会一般说来是不存在的，即使某一时期的存在，或局部的少数存在，我们从历史发展主流上来看，也可认为不存在的。 （……）
日记（摘录）（托洛茨基，1937年1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日记（摘录） 托洛茨基（1937年1月7日） 不管纯粹的唯心主义信徒说些什么，道德毕竟是社会利益的反映，因而也就是政治的反映。布尔什维主义可能曾经对待敌人残酷无情，但它始终客观地说明事物的实情。人人都知道，布尔什维克想要干什么。我们没有必要向群众隐瞒什么。正是在这个中心点上，目前在苏联进行统治的派别与布尔什维主义的道德是水火不相容的。斯大林及其同事不仅不敢大声说出他们想些什么，他们甚至不敢把他们所做的事想到底。官僚不得不把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福利说成是人民的政权和福利。统治派别的全部思想都浸透了伪善。为了掩饰每走一步都要显露出来的言论和行动之间、政纲和实际做法之间、现今和过去之间的种种矛盾，官僚建立起一个巨大的伪造事实的工厂。由于感觉到自己在道德上的地位摇摇欲坠，又十分害怕群众，官僚对于试图把批评的光荣聚焦到他们的特权制度上的任何人都恨之入骨。斯大林寡头统治集团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和诽谤当作自卫的最重要手段。由于长期以来动用了无所不包的诽谤手段（遍及一切政治主张、公务职能、家庭关系和私人交往），迫使人们不得不走上自杀、精神失常、意志沮丧、背叛原则的道路。在实施诽谤和迫害方面，联共、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共产国际配合默契。这个系统的中心便是斯大林办公室。莫斯科审判就是从这里开始精心策划的。 一名多年涉足共产国际事务的挪威老社会党人士ш．曾向我说起，当他在莫斯科驻留期间（也许是在克里木），共产国际报刊掀起了一场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的宣传运动。对于这一事件的政治动因，他只能猜测。ш．说：“我的最初反应是纯粹生理上的：突然呕吐发作，足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同共产国际宣告决裂。”这个挪威人回挪威了。但受贬黜的苏联公民则无处可去。从法西斯国家逃出的大量侨民处于此种境地。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把他们看做自己耍弄各种阴谋的原料。 在西方，对最近13年来苏联究竟有多少反对整个左翼反对派，特别是具体及对本文作者的书籍文章，人们并没有哪怕近似的概念。数以万计的报刊文章印了几千万份，难以计数的攻击性演说都有速记记录稿流传，普及性小册子印数高达几百万册，大部头的书籍日复一日地散布着由数以千计的丧失良知、缺乏主见和毫无想象力的雇佣文人炮制出来的最卑劣无耻的谎言。当我们被拘留期间，我们偶尔几次收听到莫斯科的广播演说（经过几番犹豫和拖延，社会党政府宽宏大量地允许我们在我们受拘留的住所拥有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其中说：托洛茨基想推翻西班牙和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并消灭苏联的领袖们，以便保证希特勒在未来的反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演说者”单调平淡而又令人厌恶的声音在几分钟内毒化了我们房间的气氛。我看了看妻子：她脸上是无比的厌恶；不是“憎恨”，不是，而是厌恶。我转了一下旋钮，扼住了演说者的喉咙。在桑德卑，可以允许自己这样潇洒自在。而在苏联呢？共产国际的外国报刊是按照莫斯科《真理报》的意旨定调的，而且，如果力量允许，还要力求超过它。在1935年1月就基洛夫案件进行第一次审判时，在起诉书中不经意地提到（没有结论性的话），某领事曾向尼古拉耶夫［注：刺杀基洛夫的凶手。——编注］要过一封致托洛茨基的信。此后斯大林在西方的主要机关刊物《人道报》就宣称：“托洛茨基的双手沾满了基洛夫的鲜血。”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杜克洛，现今是众议院副主席，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文字间谍。《真理报》在那些日子里还是相当小心谨慎的：关于拉脱维亚领事的话题曾经烫伤过手指……在挪威的纳粹分子袭击了我的住所以后，还是这家《人道报》以奥斯陆电的形式报道说，挪威政府开始对我进行侦查，因为查明我同夜间对我进行访问的法西斯分子有联系。我只是顺手举出一些例子，看来还不是最鲜明的例子。肮脏不堪的谎言浊浪一直持续了12年以上，直到转而采取莫斯科司法审判的形式，而这又是败坏我们星球声誉的所有审判中最为背信弃义、最为卑劣无耻的一次审判。 法国的“人权联盟”决定就莫斯科审判发表权威性的评论。它成立了一个几乎全部由资产阶级的“苏联之友”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委托律师罗森马尔克提出报告。我不知道这方面他有哪些材料。有人写信告诉我，这是一位民事方面的名律师。他的报告是丹尼斯自诺维尔·普里特报告的第三版。人权联盟匆忙地把罗森马尔克（这个法律上极端愚蠢和政治弄虚作假的高度典型！）的报告作为自己的正式版本刊印了出来。啊！当然，只是作为报告人的个人意见，但是却对他奉上了大量的恭维话。调查刚刚才要开始，至于如何进行、限于何种范围和用何种速度进行，都不得而知。而只是为了表示对苏联“友好”，就出笼了这样一份可耻的文件。罗森马尔克直截了当地写道，若在任何别的国家，托洛茨基必定被缺席判处死刑了，而莫斯科法庭“仅仅”决定一旦托洛茨基在苏联领土上出现即将其逮捕而已……这个资产阶级商人认为，这样一来我与盖世太保勾结进行的“恐怖”活动的罪行就算得到了证实。感到奇怪吗？如果查阅一下1917年和下一年的法国出版物，那就不难知道，所有这些罗森马尔克当时就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由此可见，法国的民主主义爱国者继续保持了自己的传统；只是1917年他们同沙皇外交官，同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一起反对我们，而现在则是作为斯大林、雅戈达和维辛斯基的正式“朋友”反对我们…… “人权联盟”当然（从右面）向人民阵线及其政府靠拢。在这方面不妨提醒一下，当达拉第政府于1933年向我提供避难权时，共产国际的全部报刊，当时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报刊，大声疾呼道，我去法国是为了帮助达拉第和布鲁姆最终实现对苏维埃国家的军事干涉。认为莱昂·布鲁姆是对苏维埃国家实施军事进攻的积极组织者之一的看法，当时被认为是完全得到证实的：莱昂·布鲁姆当时既不是盟友，也不是朋友，更不是“亲爱的同志”（见《人道报》），而不过就是一个社会法西斯主义者。但是，时代在变化，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借口也随之在改变。 国家政治保卫局漫不经心地安排审判，显然是对于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至少忽视了我和我的儿子有可能来得及对莫斯科闹剧中涉及我们在国外的生活和活动的那一部分给予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还在审判进行之时，我就通过挪威电报局批驳了两名重要证人即戈尔茨曼和奥利贝尔格的证词。这以后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在即将离开挪威之前我得到来自巴黎的消息说，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在部长的档案中找到了我妻子给当时的部长埃里奥的电报和埃里奥给法国驻柏林领事的电报——指示给我们的儿子进入法国的签证，以便在我们于1932年12月从丹麦回来时同我们会面。这两份电报加上儿子护照上的签证——即使没有有几十名证人的证词，也能完全、彻底和充分地驳斥戈尔茨曼关于我儿子在哥本哈根“布里斯托尔”旅馆（自1917年起已不存在）遇到他并带他同我见面的证词。戈尔茨曼的例子特别鲜明有力而且无可批驳地表明，被告们为了满足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需要而撒谎到自己头上，目的只是为了把我牵扯到案子中去。既然戈尔茨曼的证词如此这般，那么凭什么说其他被告的证词就一定会好些呢？ 它们确实并不好一些。奥利贝尔格的供词由于本身前后矛盾引起一片哗然，此外又被准确无误的文件和无懈可击的证词批驳得体无完肤。几十名证人坚持不懈地为我在哥本哈根停留一周的情况进行了辩护，宣誓证明当时访问我的人中（访问者的名单已准确认定）既没有别尔曼，也没有弗里茨·达维德。对共产国际这两名间谍的证词进行粗浅的分析便可以发现，不幸的是，他们虽然十分小心谨慎，但确是在撒谎。几十种经过确认的和有文件为据的次要情况也补充说明，对于审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整个“哥本哈根”那一章根本不能成立。姆拉奇科夫斯基和德雷采尔的证词（关于化学信件的事）一碰到“技术”评析就站不住脚了，而且与其他被告的供词直接矛盾。斯米尔诺夫的“供词”，尽管在正式的报告中已被卑鄙地加以删减和以伪造的手法作了“概括”，还是提供了这位诚实真挚的老革命家同自己本人，以及同所有的宗教裁判官的悲壮斗争的相当鲜明的情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供认初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毛病，但根本没有什么实际内容，这是一些鼓动性的演说和外交照会，但不是生动真实的认证文件。而恰恰又正是这一点使它们露出了破绽。而且还不只是这一点。只要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936年8月的供词和他们自己1935年1月的供词，以及他们以前的（自1927年12月起的）所有供词和检讨相比较，就不难发现他们在9年长的时间内屈膝投降、自我作践和消沉沮丧的绝无仅有的那种几何级数似的变化轨迹。如果用这个悲剧性变化的数学系数加以分析，那么16人审判案中的供词就会在我们面前呈现为某一个长链中在数学上必不可少的最终的一个环节…… 对于诉状中事实方面的整个分析和批判工作已经进行，一部分已经公诸于众（列·谢多夫、B．谢尔日的若干小册子，一批文章等）。所有这些材料用来要求组织反审判已经绰绰有余了。一个有权威的，公正无私的，能够在完全独立条件下开展活动的调查委员会，即使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共产国际进行抵抗，也能够对莫斯科审判的所有组成部分，也即斯大林捏造阴谋的每一部分，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我们一定能够促成这样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成立。就是现在世界各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其中包括一些其声誉无可指责的著名活动家，在为这一项任务而工作着。在这个未来的委员会面前，我们不会空手面对。我们绝对不想低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力量。对于莫斯科的“领袖”来说，这是一笔价值过大的赌注，因此他们将不惜动用最为致命的手段（抢走我在巴黎的档案材料只不过是锋芒小试），来妨碍我们揭露真相。他们还会从肉体上妨碍我们中的某一些人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在这方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技术则是处于邪恶力量的高峰。但是，即使采用从肉体上消灭幸存于世的“被告”的办法，也仍然无助于莫斯科的博尔贾家族。问题已经公开提到世界论坛面前。增加一、二宗暗杀事件只会使工人组织的社会舆论和所有正直人们的良知受到更加深重的震撼。调查离开一些人手，又会有别的人用手接住。对斯大林及其一伙的审判一定会进行到底！ 我不想用这几页旅途日记来取代调查，我只是想为调查提出一个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引论。所有我写在这几页上的仓促的，也许过于仓促的文字，都是与我的整个一生，与我每天的思想和感情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我自己都难以判断，其中某一种看法对于读者有多少说服力。至少，我是在努力为他们提供一些进行独立分析的哪怕只是一些十分重要的线索。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3603
郑超麟：陈独秀与鲍罗廷（1997.6.1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陈独秀与鲍罗廷 郑超麟（1997.6.15） 凭我亲身的见闻，以及后来接触到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的历史数据，我对于中共早期历史和1925至1927年革命（即所谓「大革命」）的历史，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看法。遇到大事件时，我都根据这种系统性看法去解释，往往能够解释得通。我写的那些党史文章就是这种解释的表现。可是，这种系统性看法的本身，我至今未曾系统地写出来，因为其中一些关键部分，我尚未找到证据，或者说，所得证据尚未能充分使人信服。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我也会写出文章，至少有二篇：《右倾投降主义「是谁的路线？」》，《论所谓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这二篇又都不能发表。 今天我还不想系统地写出我的看法，虽然有许多关键性论点已经得到新发现的史料证实了。今天，我只要缩小范围，讨论一个问题：陈独秀和鲍罗廷的斗争。 陈独秀这个人很慎重，真有大革命家的风度，我从来未曾在会议上或闲谈中听他说过一句反对鲍罗廷的话，那怕对于鲍罗廷有不满意的表示，他也不说。但我确实知道，他和鲍罗廷有深刻的矛盾，好几次两人针锋相对。看了罗易的回忆录，又发现罗易说他和鲍罗廷争论革命大方针时陈独秀是站在鲍罗廷一边的，因此我怀疑自己的看法不对。现在，从新发现的史料中，我知道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致维经斯基的信中，对鲍罗廷的态度是这样写的： 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可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鲍罗廷发出电报，说明了孙中山等人的这个阴谋，以及这个建议和我们党绝对不承认任何这类决定带来的不良后果。但遗憾的是，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作出了这种决定。……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 这段话，表面上说得很客气，彷佛是鲍罗廷太老实，上了孙文的圈套，而其实是很严厉的，是斥责鲍罗廷独断独行，目无中国共产党，不同中共协商，便将中共的党权，奉送给国民党。 按这里所说的「国际联络委员会」，是国民党中央属下的一个机构，以孙文本人为主席，委员有汪精卫、廖仲恺、瞿秋白、伍朝枢、邵元冲，任务是要中共中央将共产国际发来的指示先交给这个委员会审阅，才能去执行，又要中共中央将党员名册报送给这个委员会。正如陈独秀在这封信前面说的，国民党的「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 同年10月10日陈独秀致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又点名批评了鲍罗廷： 共产国际代表同中共也应当对国民党采取共同行动。然而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共产党。 其实，陈独秀1924年7月13日致维经斯基的信，虽然用泛论的形式，也是攻击鲍罗廷的。 陈独秀在此信中分析了当时国民党状况：「国民党内只有右派反共份子，如果说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个领导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陈独秀因此作出结论说： 所以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在他们的对内政策中表现出反工人倾向，而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反俄倾向。……您需要紧急给鲍罗廷同志发一份电报，请他提供实际情况报告。……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 这一段话，虽未点鲍罗廷的名，其实是批评鲍罗廷当时是支持右派的。（最后一句，「为自己收买反对派」，翻译得不对，不是「为自己收买反对派」，而是资助反对自己的人来反对自己，即中国成语「借寇兵而赍敌粮」之意。） 以上是从档案所藏陈独秀的「秘密信」中录出陈独秀反对鲍罗廷的话，由此证实了我的系统看法不错，即从鲍罗廷来中国做国民党政府顾问时起，陈独秀便和鲍罗廷发生斗争了。 由「秘密」档案发现的文字，可以说明我当时知道的一些事实。 我恰好是在陈独秀写给维经斯基的第二信（1924年9月7日）和陈独秀写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1924年10月10日）之间从苏联回到上海的，一到上海，立即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秘书，当时比我先几个月回国的张伯简同志已经作了中央宣传部的干事，帮助部长彭述之和《向导》主编蔡和森处理宣传工作的具体事务。我来后，他将一部份事务移交给我，同时告诉我中央和上海党内之情况。其中一个情况就是瞿秋白的故事。 他说，瞿秋白不久之前才从广州回上海，现在上海大学教书。他是在广州犯了错误，被陈独秀和蔡和森勒令立即回上海来的。鲍罗廷在广州同孙中山订了一个协定，关于国共二党关系的，是瞿秋白以共产党代表身份签了字。对此协议，中央委员陈独秀和蔡和森并不赞成，他们二人非常生气，便勒令瞿秋白回上海，秋白只好服从纪律回来了，但感到委屈。什么协议，张伯简未说。以后，我从别人的谈话和文件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秋白并非「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又未受中央的委托，为什么能代表中共签字呢？我心里想，秋白不过为了服从纪律回到上海来，未必承认自己的错误。 果然如此，1927年，秋白先去武汉，在武汉发表了一本新写的小册子，正式书名我忘记了，但有个副题是《反对彭述之主义》，又有个副题，名《第零国际》。这本小册子今收编在《六大以前》的一本资料集中。瞿秋白在这本小册子中重提1924年夏天的事件，他认为在此事件中，他并没有错，倒是陈独秀和蔡和森错了。他说当时国民党右派借「共产党」问题攻击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一派，国民党这一派人的地位发生动摇，国民党的中全会作出这个决议，是为了挽救这一派人地位的，因之也是为维护「国共合作」的（我手头没有《六大以前》资料集，凭记忆引述秋白书中的大意）。 可注意的，是瞿秋白服从纪律回到上海后并未受处分，他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那怕陈独秀曾经暴跳如雷，蔡和森和新回国的彭述之都反对瞿秋白在此事件中的作为（据说，秋白曾征询中央的意见，但中央反对这件事的电报未到前秋白已经代表中央签字），但并未受处分，陈独秀在致远东部的信中，也不过说：「我们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对中派的让步太多，对自己的观点捍卫太差」而已。几个月后，在「四大」会议上，瞿秋白还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总之，对于这个事件，陈独秀是主要归罪于鲍罗廷。 这是有档案可据的陈独秀和鲍罗廷之间的一次斗争。 据我知道，陈独秀和鲍罗廷之间，还有另一次更严重的斗争，发生于1926年春末夏初，但最近出版的档案集只到1925年为止，对此次斗争没有记载。中国虽然有当事人的回忆，但语焉不详。虽无根据或根据不足，我今天仍要说起这一次的斗争。我是凭个人记忆来说这次斗争的。 1926年3月20日事变以后到5月15日通过《整理党务案》以前，陈独秀曾特派彭述之去广州同鲍罗廷商量一件重大的事情。什么事情，我当时不知道，以后好久才知道。现在留下来的当事人的回忆，有只字不提的，也有只提到一些表面现象的——自然，也有说出真相的。 陈独秀交给彭述之的使命，就是同鲍罗廷商量如何联络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各军以及广西的军队，采取行动去消灭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虽然没有根据，我相信彭述之是同鲍罗廷会了面，而且提了这个建议的。不用说，鲍罗廷当然不同意这个行动，双方谈不下去。但党内外的人都知道陈独秀特派彭述之来广州同鲍罗廷讨论某一问题，什么问题，则不知道。彭述之早有准备，自然不能说讨论「军事行动」（也可能对极少数干部，如陈延年，说过真话）。随对象不同，他有时说来讨论退出国民党问题，有时说来讨论是否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即整理党务案条款）的问题。鲍罗廷公然一口拒绝中共中央的建议也不好，于是采取干部签字的办法，即是要当时在广州的高级干部，凡同鲍罗廷一样赞成接受蒋介石条件的都在一张纸上签名，当时签字的有瞿秋白、张国焘、陈延年、周恩来、李立三、赵世炎等人，唯有彭述之一个人不签字。 于是，1926年5月15日，《整理党务案》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通过了。此案内容是容易找来参考的，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即：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基本上就是孙文1924年夏天提出的（鲍罗廷建议的）那个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旧案的重版，都是为了控制中国共产党的。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确实是孙文的继承人，不过当时中共只有一个干部瞿秋白签字，可是这次，经过讨论后，所有干部除彭述之一人外都签了字。 这一次斗争，又是鲍罗廷胜利，而陈独秀失败。 这里顺便说一件没有人知道的轶事。陈独秀的代表彭述之在广州同鲍罗廷斗争的经过，我在上海是不知道的，彭述之回上海后也不对我说，别人也不会对我说，这是党的秘密。但我记得一件事，即彭述之那次从广州回上海后，无意之中告诉我：他此次去广州苦极了，连买香烟的零用钱也没有。我很诧异，问他：别人也同你一样苦么？他说：别人是有钱的，鲍罗廷会给他们的。我就不再问下去。因为我知道，他此次去广州是为了解决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的，大概彭述之的个人意见与别人不同，所以鲍罗廷不给彭述之零用钱。至于问题本身，我那时不知道。 《罗易赴华使命》所记为什么会给人印象，好像陈独秀是站在鲍罗廷方面，共同反对罗易呢？ 那并非陈独秀同鲍罗廷和解了，而是陈独秀终于明白同他敌对的不是鲍罗廷，而是共产国际，可说是斯大林操纵的共产国际。他环顾当时在他身边的干部，都是拥护国际的。而国际的「草」（蔡和森语），又掌握在鲍罗廷手中，而罗易说的只是空话。陈独秀如果还要担任中共总书记，只有同鲍罗廷合作的一条路可走。 从近年结集出版的这些档案中，我们只能作出陈独秀和鲍罗廷相斗争的结论么？这就是大「材」小用了。我们还可以作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革命家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统治者相斗争的结论。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统治者，以「一国社会主义论」为原则，抛弃了国际主义，只求苏联一国的利益，将共产国际变为苏联外交部的一个工具，只求各国共产党努力去保卫苏联，而非努力去发展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去建设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即使有什么国家的共产党夺得了政权，那也只能做苏联的「卫星国」。苏联对于中国的「援助」自始就是怀抱这个目的。所以它来中国寻求友人，首先就去找吴佩孚，其次又去找陈炯明，这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前。找吴佩孚，找陈炯明不成功，于是又去找孙文。总之，它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找到一个有实力的人物，扶助他们执掌政权，同苏联友好相处，不会侵犯苏联的东方边界。至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那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例行公事而已，起初并不重视。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革命者，则怀抱着另一种目的，即要在中国进行「十月革命」，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 苏联人终于找到了闲居在上海的孙文及其组织国民党。而荷兰人马林也帮助中国革命者建成共产党了。马林以其在荷属东印度的工作经验才想起要把这二个不同的目的统一起来，于是在「一大」那个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纲领之后又提出了同中国民主派联合的建议。这就是要使中国革命家的目的，服从于苏联统治者的目的。从此埋伏了后来陈独秀和鲍罗廷之间的斗争。 陈独秀早有远见，前面引的陈独秀致维经斯基的信，指出支持国民党就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即出钱给别人，叫他们来反对我们。 陈独秀这话不幸而言中，整个国民党本来是奄奄一息的，其中的右派早已同北洋军阀一样了；其中的所谓中派，孙文及其亲信的一系，则得到苏联支持之后才起死回生，到了已能独立成活之后，便掉转头来用苏联供给的军火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屠杀苏联人自己。 陈独秀以及第二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全部反对加入国民党政策，马林拿出服从纪律的武器，他们才按国际这项决议加入的。国际代表鲍罗廷又独断独行，遇事不同共产党中央协商，惹得陈独秀向国际控告，要国际「警告鲍罗廷」。到了革命失败后，反而要陈独秀代替国际负失败的责任。 写到这里，总会有人反问我：你说「苏联统治者」如何如何，但中国成立共产党以及后来推行国共合作，那时列宁尚未死，你是否将列宁包括在「苏联统治者」之内呢？ 我的回答就是：统治苏联的高层干部中，唯有列宁和托洛茨基二人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可是当时列宁已经生病了，而且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他也无暇过问；至于托洛茨基，则已经受了其它干部的排斥，忙于争论苏联本身的问题，到了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才出来干预中国的问题。我们说的苏联统治者是不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的。 列宁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外国革命起来，而处境不利，我们也可以出兵去援助，那怕作出「民族牺牲」也在所不惜。托洛茨基后来干预中国问题时就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又主张早就应当组织苏维埃夺取政权。他们二人是不能担负中国1925年至1927年革命失败责任的，如同陈独秀一样的没有责任。 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我们陈独秀派，从六十八年前起就是反对共产国际这种错误做法的，并不需要七十多年前的档案来证明。 后人看了这些档案，要来重新评价陈独秀，评价1925年到1927年的革命历史，那就是接受我们坚持了六十八年的旧信念。
列宁如何研究马克思（托洛茨基，193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列宁如何研究马克思 〔俄〕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1936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来庆立编译 译注：2014年是列宁逝世90周年，世界许多左翼网站都刊发了纪念性文章。爱尔兰马克思主义网站（ireland.marxist.com）重新发表了托洛茨基1936年所写的《列宁如何研究马克思》一文，以资纪念。在有生之年，托洛茨基一直致力于撰写一本回忆列宁的著作，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该文是托洛茨基已经撰写的一些章节，于1936年首次在法国公开发表。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4年第3期 不幸的是，没人告诉我们列宁是如何开展马克思研究的。除了一些非常有限和简单的言论，历史并没有留给我们其他东西。“他整天整天地研究马克思，作摘要、抄段落、记笔记”，雅思涅娃（Yasneva）写道：“要让列宁离开他的工作实在太难了。” 列宁的《资本论》摘要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希望重构这位“健将”有关研究马克思的著作，而唯一基础就是列宁当时编辑过并得以流传下的研究笔记。高中阶段开始写作时，列宁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首先制订出可行的计划，然后再用争论和适当的引证补充、完成这个计划。在这一创造性的过程中，列宁展现出他所具有的品质——正如拉萨尔曾准确指出的——个人思想的物质力量。 研究，不仅仅是机械式的背诵或创造性的尝试，还包括与之相反的模式：总结他人的著作以揭示其逻辑框架，展示其严密论证过程。在阅读、思考和厘清术语、逻辑结构、辩证转换时，列宁总是充满了兴趣和热情，他在这一道路上艰难前行，总结每一个段落，有时是整整一页。借此，列宁获得了研究结果，也吸取了研究方法，登上了他人体系的无限阶梯并重构了这一体系。这一切都牢牢地嵌入列宁的大脑，并在坚固穹顶般的头盖骨的保护下，如此不可思议地井然有序。 形成阶段 列宁的一生从未远离俄国的政治经济术语，正是在萨马拉时期，他吸收并详尽阐述了这些理论。这并非由于固执，尽管智识上的固执是列宁最明显的性格特征，而是因为很早之前他就逐渐习惯于通过严谨思考作出选择，并仔细考虑每个术语的所有方面，直到这些概念的整体与他的意识融为一体。 在流放萨马拉和阿拉卡耶夫卡时期，《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是列宁的基本指南。那时第三卷还没有出版，年迈的恩格斯刚刚整理出马克思艰深的手稿。列宁深入研究了《资本论》，他每次阅读都能发现新的理念。正如列宁后来常常说的，早在流放萨马拉时期，他已经学会了和马克思“一起探讨”问题。 面对大师的著作，鲁莽和戏谑自动远离列宁这种最具虔诚态度的精神世界。跟上马克思的思想进程，感受那极为诱人的力量，在不经意的断语和言论中发现推论，每次都能进一步坚定他对马克思批判中的真理性和深刻性的信念，以最虔诚的态度躬谢这位天才。对列宁来说，这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需，而且成了一种快乐。马克思绝不会再拥有这样一个忠实并与其和谐相融的读者，也不会再拥有一个更好、更具洞察力并满怀感激之心的门徒。 弗多索夫（Vodosov）写道：“对列宁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信念，而是宗教。在列宁那里，人们感受到的是一种超越纯粹科学方法的信仰。”对于一般人来说，只要一种社会科学还有让人们继续犹豫不决的余地，那么它就配不上“科学”这个称谓。更为确定的是，和弗多索夫一样，乌里扬诺夫能够证明，他“深深地对所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见感兴趣，并反思这些意见”。但他这么做“不是为了寻找真相”，只是为了揭露这些反对意见的错误，“而这恰恰是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所深信的”。 以下描述蕴含着真实的成分，也就是说，乌里扬诺夫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视为先前人类思想完整进化的成熟产物；既然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高度，他也就没有必要退到一个更低的水平；他全力捍卫那些他一直思索并不断验证的观点；他始终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自以为是的无知者和博学的庸才希望用一种貌似更可接受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努力。 在科技或制药这类领域，循规蹈矩、浅尝辄止、繁文缛节会很容易招致人们的质疑。但是，在社会学领域，这些行为往往在自由科学精神的掩饰下纷纷涌现出来。对于那些将理论仅仅视为智力玩具的人来说，很容易从一个发现转到另一个发现，抑或更容易满足于对不同发现碎片的一种聚合。然而，列宁更加严格、更加严密，也更为正常，在他看来，理论就是行动的指南。上流社会的怀疑论者也许可以泰然自若地对医药进行冷嘲热讽，但是外科医生就不能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科学环境中。所以重要的是，革命者需要理论指导行动，而更加重要的是，革命者需要捍卫理论。列宁不信任涉猎浅薄者，也更讨厌庸医骗子。对于马克思主义，他最看重的是严格的纪律及其方法的权威性。 1893年，沃龙佐夫（Vorontsov）和丹尼尔逊（Danielson）撰写了他们最后一本书，这两位民粹主义经济学家无比坚定地认为，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而那时俄国资本主义正准备进行跃进式发展。当时日益衰落的民粹主义者不可能像这位在萨马拉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聚精会神地阅读理论家们的迟缓理论发现。列宁必须了解自己的对手，不仅仅是为了反驳他们的著作。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寻找斗争的内在确定性。的确，他以辩论的精神考察了现实，并将当时所有论战的矛头指向了仍然残存的民粹主义；但是，对于这位未来27卷论战性著作的著作者来说，没有谁比他更不屑于以纯粹论战本身为目的了，他必须了解现实生活。 列宁越了解俄国革命问题，越熟悉普列汉诺夫，就越尊重普列汉诺夫的批判性著作。目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历史（如普列汉诺夫）的篡改，在这一主题上花了大量笔墨：“在俄国土地上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受流亡者组织和普列汉诺夫任何直接影响而自发产生的”——还应该再加上一句，即不受马克思本人影响，因为马克思也是地道的流亡者。他们将列宁称为俄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正是从这种马克思主义中产生了后来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将马克思主义的自发诞生看作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意歪曲。经济进程不能在本土无知的“纯粹”意识中得到反映，它只能在历史意识中得到表达，并为人类所有历史成果所丰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之所以可能在19世纪中期产生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因为辩证法，这一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就在手边，仅仅是因为英国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仅仅是因为在大革命后，法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蓬勃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伊始就从本质上具有国际性特征。伏尔加河流域富农力量的增长和乌拉尔河流域冶金工业的发展绝不足以单独带来完全相同的科学结果。劳动解放社在国外的诞生并非偶然：俄国马克思主义首先并不是将其未来曙光看作是俄国资本主义的自发产物，就像甜菜作物以及棉纺织业一样（即使是对于棉纺织业来说，机器还得进口），而是看作俄国革命斗争的全部经验和西方诞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复合体。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普列汉诺夫所奠定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精神上的乞儿又是如何“赞扬”列宁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列宁的历史贡献，没有必要再描写列宁的早期岁月——他是如何用自己的犁躬耕俄国的处女地。叶利扎罗娃（Elisarova）机械地模仿卡梅涅夫（Kamenev）等人写道：“不存在现存的详尽著述。对于列宁来说，重要的是研究原始资料，并从中得出自己的推论。”对列宁自身严肃且谨慎的科学精神来说，最大的攻击莫过于认为他不重视其前辈和导师这个观点了。而且，在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马克思主义没有形成详尽著述也不符合事实。 在那时，劳动解放社的出版物已经构成反映当时新趋势的简单版百科全书。在同俄国知识精英的偏见进行长达六年的英勇辉煌的斗争后，在1889年巴黎社会主义世界大会上，普列汉诺夫声称：“俄国革命运动胜利的唯一前提就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对我们来说，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方式。”这些话从整个前述时代中概括出了最重要的一般性结论，也正是基于这种“流亡者”的普遍化，列宁继续在伏特加河流域研究学习。 弗多弗索夫（Vodovosov）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列宁过去常常带着深刻的感情谈及普列汉诺夫，尤其是谈及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弗多弗索夫能在时隔30年之后回忆起这个片段，可想而知，列宁当时是多么生动地表达他的感情。《我们的意见分歧》的力量，主要在于它将革命政策同唯物史观和俄国经济发展分析紧密联系起来。乌里扬诺夫在萨马拉发表的第一个反对民粹主义的声明，就与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创立者的著作的热情评价密切相关。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最感谢的就是普列汉诺夫。 1922年末，当提及19世纪90年代初的发展时，列宁写道：“就在这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趋势开始扩展之后不久，西欧就呈现出沿着社会民主主义方向前进的动向。”这几句话概括了整个一代人的发展历史，也包含了一部分列宁对自己的回忆。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说出发，在远远超越俄国知识阶层的劳动解放社思想的影响下，列宁成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 在喀山萨马拉和阿拉卡耶夫卡时期，列宁认为自己只是小学生。但是正如伟大的画家在他们青年时期所展示的独立画法，甚至年迈的大师也会临摹其画作那般，列宁在“学徒”时期就呈现出如此思想和创造活力，以致很难区分哪些是他从别人那里汲取的，哪些是他自己创造的。但在萨马拉的最后岁月，这种区分逐渐变得明晰：学徒逐渐变成了独立的研究者。 历史性的争论 与民粹主义者的争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当前发展领域，或者说过渡到评价资本主义在俄国是否继续发展这一问题上。显示工厂烟囱和产业工人数量的图表以及那些反映农民阶级内部区别的图表，呈现出某种特殊意义。为了判定这一进程的动力，有必要将历史和现实的数据进行对比。因此，经济统计成了科学中的科学。一个个数据柱就成了破解俄国命运俄国知识阶层和俄国革命之谜的钥匙。即使是俄国军方在进行周期性战马普查时也会要求回答：谁更强大，卡尔·马克思还是俄国农村公社？ 普列汉诺夫早期著作的统计数据也许并不丰富：对乡村经济研究具有重大价值的地方自治会（Zemstvos）的统计数据，也仅仅在19世纪80年代有所发展；而且，当时包含这些数据的出版物对于那些几乎与俄国隔绝的流放者来说，是很难接触到的。虽然如此，普列汉诺夫还是非常准确地指出了科学工作应该以统计数据为基础这一基本方向。新学派的早期统计学家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走的。郝威奇（M．A．Hourwich），一位俄国出生的美国教授在1886年和1892年发表了两篇有关俄国公社的文章。列宁对其评价甚高，并将其用作模型。由此也可以看出，列宁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承认其前辈工作的机会。
郑超麟：论所谓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1991.11.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陈独秀 论所谓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郑超麟 1927年，革命失败后，党内纷纷议论。八七会议发表了《告同志书》，虽未肯定革命失败，却无指名地批评了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政策。就在此时或稍后，基层党员中忽然盛传：此次的失败或过去的错误，应该由总书记陈独秀负责，因为他有机会主义思想，其表现就是他的「二次革命论」。我听了很诧异。革命失败，为什么归咎于陈独秀一人呢？所谓「二次革命论」，是什么意思呢？基层党员没有一个人给我说清楚。他们说来说去，似乎以为革命分为「二次」，就是错误的，应当「一次」完成。在高层党员中，我听到有人批评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思想，却未听到批评「二次革命论」的话。例如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就在1927年发表的）中系统地批评了陈独秀以及其它领导干部的「机会主义」，却无一语涉及所谓「二次革命论」。基层党员既然说不清楚，高层党员又没有说，我便以为那是偶然的议论，不必深究了。 以后，大约在陈独秀被开除之后，我也在文章或文件中看到别人批评陈独秀的所谓「二次革命论」，而且指出这个理论的系统说明就在陈独秀1923年的二篇文章中，即《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抗日战争发生以后，形势改变了，人们攻击陈独秀为「汉奸」，代表托派每月接受日本特务机关300元的津贴。从此，人们不再提「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一类的话了。用后来习惯的话来说，「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汉奸」则属于「敌我矛盾」。在「敌我矛盾」面前，何必再提「人民内部矛盾」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形势又改变，「汉奸」罪名不能成立了。几位历史家着文，列举事实，证明陈独秀并非汉奸，所谓领取日本特务机关每月300元津贴是别人的诬蔑。这种文章，以前即使有人写，也没有刊物敢发表的，此时就发表出来了。几年后，1984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发出《通知》，其中说：「30年代，王明、康生诬其（按指陈独秀）为日冠汉奸，亦非事实。」 [1] 人们于是又拾起「二次革命论」来追究陈独秀葬送大革命的责任了。 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甚至拿「二次革命论」作为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核心，以为他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直至死时都是坚持「二次革命论」的。即使大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是出于共产国际（按即斯大林），但陈独秀自己也有「机会主义思想」，所以甘心情愿去执行这个破产的路线。 我本来以为不值得讨论这个问题。但在此情况之下，我不能不对这个本来简单，但已被人搞成如此复杂的问题，说几句话，使之恢复为简单问题的真相。 关于革命领导权 攻击所谓「二次革命论」而不加以说明，这就使听的人感觉到：把革命分成二次，就是错误的。反过来说，革命应当一次进行。是这样的意思么？ 可是，毛泽东反对「一次革命论」。[2] 如此说来，陈独秀将革命分为「二次」，有什么错误呢？难道毛泽东把革命分为「二步」或「二阶段」是对的；而陈独秀把革命分为「二次」（陈独秀有时也说「二步」）是错的么？ 但毛泽东的「二次革命论」（见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见于1923年所作二篇文章的），毕竟是有分别的。这分别就在于毛泽东所说的第一次革命（他称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明白说出受无产阶级领导的；而陈独秀的第一次革命（他称为「国民革命」）则没有说出受哪个阶级领导，——后人从那二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推论出，陈独秀是认为国民革命应当受资产阶级领导。例如，他说：「资产阶级的力量毕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又说：「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 所以，过去笼统说陈独秀有「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是不对的。因为「二次革命论」并非错误（应当说，当时的人并不认为错误）。陈独秀的错误在于他议论国民革命中社会各阶级力量对比时，竟不明白说出哪一个阶级领导这个革命，或者说，他的错误在于他实际上承认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如果说陈独秀有「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论」的错误，那就比较说陈独秀有「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更符合于事实。 然而，「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论」，并非陈独秀一人的错误。这个错误理论是从共产国际来的。现在已有大量来自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证明。其中特别是说陈独秀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之后，1923年初从莫斯科带回一个文件，叫做《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关系的决议》，其中说：「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工人阶级「尚未充分分化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认为，年轻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试问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同一年写的那二篇文章能够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论」么？ 今天的人不肯让陈独秀清白无辜地站在历史面前，非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戴在陈独秀头上不可，于是揪住他1923年写的那二篇文章不放，却没有进一步说那二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难道「反修」文件第二号《关于斯大林问题》说的那几句话，今天还须照做么？那个文件大意说：斯大林给中国革命出了一些坏主意；但我们不批评斯大林，只批评党内执行此主意的同志。 这几句话是否有悖于实事求是的原则，暂且不说。但我们今天是评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适用那几句话。 陈独秀早已放弃了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论 陈独秀在1923年初带回共产国际那个《决议》不久，中国就发生二七罢工。这次罢工失败更增加那个《决议》的重量，但同时也加速了「国共合作」的进程。中共三大正式决议党员（和团员）加入国民党，孙文也派蒋介石率团去莫斯科请求苏联援助。于是，苏联金钱、军火、顾问，源源不断地送向广州去，黄埔军校和国民党改组大会也提上议事日程了。此时，共产国际自然而然地要修订对于中国革命的评价。中共三大以前，共产国际曾有一个指示，要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争取党的领导权。但这个指示没有下文，既未写进三大决议案，也未留下其它痕迹。大概是马林害怕妨害国共合作而不敢提起的。在国民党内争取党的领导权的提法既有刺激性，在国民革命阶段中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法也有刺激性。于是共产国际就不出面，而通过中国党本身去写文章。1924年夏天，莫斯科东方大学派了几批中国学生回国工作，带队人是彭述之。共产国际指定彭述之做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带回「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论」，但不作为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作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主张。彭述之从瞿秋白那里接受了《新青年》季刊的主编职务。他编的第四期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他自己写的《谁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同一期杂志中，陈独秀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他认为无产阶级是各种国民运动的「督战者」。他所说的「督战者」，也就是彭述之文章中所说的「领导者」。陈独秀以后在其它的文章中也写「领导者」。例如，他1926年6月写的《革命的上海》一文，说到上海市民的民族运动时，就有「由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此运动」的话。 从1924年12月起，陈独秀就坚定地主张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了。他以实践表明他的主张。1925年，他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上海五卅群众运动；1927年，他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在这二次大斗争中，他绝不依赖于资产阶级的领导。这二个群众运动，正是在同资产阶级斗争中进行的。 陈独秀主张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是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有他从莫斯科带回的那个《决议》为证。他主张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也是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这里，我们也有文件为证，即陈独秀发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那篇文章之后的一个月，中国共产党开第四次大会。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就明白写出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的话，而这个决议案正是国际代表伍廷康所起草的。大会代表之一利瓦伊汉回忆道：「四大通过的民族革命运动决议案是由伍廷康起草瞿秋白译成中文的。是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 [3] 原来共产国际，为了避免妨害「国共合作」，不愿自己出面宣布这个理论，而是一面叫彭述之带回国去向中国党传达，中国党员自己写文章阐述这个理论，另方面叫国际代表起草决议案，以党大会名义宣布这个理论。 由此可见，陈独秀主张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比毛泽东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早16年，比他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也早一年多。——姑不论毛泽东此文初次发表并无国民革命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这类字句，现今《选集》中此文有此类字句，则是后来补入的（1951年编《毛泽东选集》时——编者）。 1927年的「二次革命论」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基层党员中纷纷议论，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我听了很诧异：陈独秀1927年哪里有什么「二次革命论」呢？他1923年的「二次革命论」早于五卅运动以前纠正过了，而且这个错误理论是出于共产国际的。 现在我才明白，1927年大革命走近失败时，陈独秀理论上和行动上确有「二次革命论」，即他确曾承认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但那是另一种性质的「二次革命论」。 陈独秀1927年的所谓「二次革命论」，并不象1923年那样表现在政治论文上，而是表现在政策上，在党内讨论和决议上，在迫于形势，不得不违反本心作出的决策上。 此时的「二次革命论」就明白无疑地呈现为「领导权」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不仅陈独秀，而且党内所有领导人，都确信国民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的；事实上，从1925年开始直至此时（1927年上半年），全国的群众运动以及群众团体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可是，此时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恶果暴露出来了。扶助国民党，加入国民党，武装国民党的机会主义路线，造成了这样的形势，使得所谓「武装的革命」压倒群众的革命。究竟是军队指挥群众呢？还是群众指挥军队呢？在共产国际机会主义路线之下，当时必然造成了军队指挥群众的客观形势。共产国际又坚持这个机会主义路线，于是共产党（无产阶级）争取到的群众运动领导权变为没有意义。在军队压迫之下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是投降——拱手献出群众运动领导权，以换取国共继续合作。所谓陈独秀1927年的「二次革命论」，就是这样。我现在还不知道，当时的高层党员中究竟是谁如此不负责任地向基层党员散播这种言论的。这是蓄意开脱共产国际对于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也开脱中国党内当时其它领导人的责任，只把责任推给陈独秀一个人，而且从1923年的文章中推论出陈独秀的错误的「理论根据」。 1927年所谓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证据，一般人举出的事实是：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限制群众运动，纠正「工农过火」，阻止土地革命，以至于最后自动交出工人纠察队枪械，通过11条国共关系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利瓦伊汉称为「集机会主义之大成」。 这一切，难道可以归咎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么？也不能归咎于当时中国党内的领导人。 这个「集机会主义之大成」的11条，据说原文已经找不到了，但从别人的引用中，我们知道有如下的内容： ·承认国民党处于国民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 ·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为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 ·「工农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部之领导与监督」。[4] 这确实是「集机会主义之大成」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谁起草的？利瓦伊汉晚年回忆说是陈独秀起草的，但蔡和森当年（1927年）着《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则说是瞿秋白起草，陈独秀同意的。我们自然应当相信蔡和森的话。 蔡和森说：1927年6月底，他在武昌布置新的中央机关，第一次开会时，「秋白有甚长的书面提议，大约系说明湖南农民问题所促进的阶级分化和革命危机，主张土地革命暂以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保护佃农等为条件，待有武力再实行没收土地。中心问题仍在贯彻对国民党左派让步的政策……独秀看完秋白的书面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案，于7月1日召集活动份子大会，或中央扩大会」。 蔡和森又说：「最后的破产到了。7月1日武昌的中央扩大会，是五次大会后的机会主义之总结。但这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秋白主持的决议和说明，不过是两月以来（五次大会后）动摇，犹豫，回避土地革命之总结罢了。」[5] 蔡和森的话是可信的，因为是当年写下来的。利瓦伊汉说这个「集机会主义之大成」的决议案是陈独秀起草的，则不可信。因为利瓦伊汉是晚年回忆，张冠李戴了。 陈独秀曾有「二次革命论」，瞿秋白没有「二次革命论」呀，瞿秋白1923年在《新青年》季刊第2期上写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文章。这是论革命领导权问题的第一篇文章。他说：「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由此日益取得重要地位，以至于指导权。」（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21页）。可是，瞿秋白1927年革命失败时也不能不写出那样「集机会主义之大成」，的决议案！可见1927年的「二次革命论」是无可奈何的，不是出于本心的；更不可以作为陈独秀有「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 葬送革命的机会主义错误， 中国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须负责任， 惟有陈独秀不能负责任 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议论很多，至今未获定论。这种议论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流行的议论是说：共产国际没有错，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出于陈独秀的。在这个阶段中，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一开头就说明右倾机会主义是出自共产国际的，但他要承担执行的责任。陈独秀的话自然没有人听。在这个阶段中，瞿秋白说了几句比较公道的话。他在六大上发言，涉及这个问题。他说，失败不能「诿过」于共产国际，但也不能叫陈独秀一人承担责任；全体领导人都有责任。瞿秋白这些话，没有人重视，全党仍旧采用斯大林的说法：中国革命是陈独秀葬送的。（蔡和森也曾说：这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 第二阶段是从中共11届三中全会开始的。那时可批评斯大林了，不像以前只能批评党内「执行斯大林错误主意的人」。于是历史家说到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时，于照旧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外，添了一句话：当时共产国际也有机会主义。究竟以谁的机会主义为主呢？除极少数人外，起初是不说的，以后，1984年4月下旬，上海开党史会议时，才成立一个多数人的意见，「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应负主要责任」，因为共产国际是上级，中共是下级，陈独秀不过是下级服从上级。他的责任是「第二位的」，应负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责任罢了。 [6] 但此次会议上还有少数人意见，保持过去的说法。 既然是下级执行上级的决议，那么为功为过都应归上级，下级不负责任。但世界上往往要追究下级的执行责任，甚至有意放过上级而专门追究下级的。所以上海党史会议多数人的意见留下了一个未决的问题，即是：执行者陈独秀本人是否也有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他是心悦诚服执行共产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呢？还是违反本心去执行这个路线？ 我想，现在应当开始第三阶段，即是：陈独秀是违反本心去执行共产国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因此，他不能承担革命失败的责任。 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强迫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美其名曰「国共合作」。提出的理论根据是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通过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那里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无产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铲除本国封建制度。这是对的。但《提纲》并未叫共产党加入资产阶级党派。恰好相反，《提纲》强调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性」。 早在二大以前，陈独秀得知了马林向共产国际建议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便写信给伍廷康，提出6条理由反对这个建议。二大以后，马林再来中国，召集西湖会议，向出席的中央委员提出这个建议。当时出席的5个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一致反对。马林最后说：「这是共产国际的决议，你们必须服从」。于是，中央委员会才通过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既然通过，陈独秀就忠实执行这个决议，但内心是不以为然的。五卅运动后，四届中央在北京开扩大全会，陈独秀提议退出国民党，但国际代表和其它中央委员反对，未通过。1926年3月20日事变后，陈独秀向国际报告时，「陈述我个人意见」，主张退出国民党。国际接到此报告，一面在《真理报》发表布哈林的文章，反对退出国民党，一面派伍廷康来中国「矫正」这个倾向。马夜事变后，陈独秀在中央政治局两次会议上建议退出国民党，但都被否决了。最后，他在辞职书中还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陈独秀就是这样：加入国民党，尚未成为国际决议前，他就提出反对；成为国际决议后，他反对无效，只好执行；在执行中，他几次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他因退出国民党的提议未被接受而辞职。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中，没有第二个像陈独秀这样自始至终反对加入国民党的。 这样一个人，他能够为共产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担负责任么？要知道，共产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整个地都是以加入国民党并坚持不退出这一点为中心而旋转的。 1991.11.7 注释 [1]《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 [2]《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684-685页 [3]《回忆与研究》上卷第49页 [4]见任建树《陈独秀传》第388页转引自黄珍然1980年5月20日回忆 [5]《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6页和第97-98页 [6]见《党史通讯》1985年增刊
托洛茨基《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第四国际筹备大会通过，1936年7月29—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第四国际 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 （第四国际筹备大会通过） 托洛茨基1936年7月29—30日 感谢龚义哲校对 按：1936年6月，法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静坐罢工，有力地证明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7月中旬，西班牙工人英勇阻止了法西斯夺权的行动，开启了长达三年的内战。紧接着在8月，筹备第四国际的第一次国际会议结束后不久，莫斯科三次莫须有的审判中的第一场开演了，托洛茨基和谢多夫列入了被告，并被缺席判处死刑，审判结束后，列宁的亲密同志和战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很快被执行死刑。 托洛茨基在挪威写下了这份主要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并交由1936年7月29—30日在巴黎召开的第四国际筹备大会所通过，这次大会还通过了其他几个决议，其中托洛茨基起草的有《第四国际与苏联》，《面向全世界工人的舆论》。 这篇决议根基于过去三个国际的革命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把目前世界——特别是革命进展中的欧洲——的局势，加以革命的与正确的分析。 （一）六月工潮，使法国与比利时的国内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毋庸置疑，它不仅会使这两个国家的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化，经过一定的时间后，还会在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大部分地方引发群众运动，甚至还会影响到欧洲以外的地方。这样一来，西班牙革命就能摆脱孤立了。 （二）在危机与反动的数年中，城乡无产阶级群众表面上是消极的，但在这层消极之下，所累积起来的义愤与斗争的决心，在六月工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对工人斗争的同情，也在六月工潮中得到了体现。最后，六月工潮还暴露出了整个统治制度是非常不稳固的，统治阶级缺乏自信，在莱昂·布鲁姆[1]与德·拉·洛克[2]之间来回摇摆。这三个条件——全体无产阶级做好了斗争的准备、小资产阶级下层的强烈不满、金融资本阵营陷入混乱——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前提。 （三）群众的勇敢进攻，此次也采用了总罢工的方式。局部的要求与工会的要求，本身固然重要，不过对工人来说，这些要求是在长期消沉之后，唤起最广大群众，一致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必要方法。总罢工开启了革命斗争的时期，它不能不把工会的要求、局部的要求同整个阶级的总任务（尽管尚未明确提出）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由总罢工的力量决定的，它保证了先锋队与本阶级广大群众之间的团结一致。 （四）我们的法国支部，近年来一直将总罢工作为宣传的核心。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与其他所有自命工人阶级的政党团体不同，它及时指出了形势已处于革命前夜，正确理解了布雷斯特与土伦的罢工暴动[3]之象征意义；尽管机会主义者与社会爱国主义者（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法国总工会）不停地攻击它，中派主义者（马索·皮维尔[4]等人）反对它，它仍在进行鼓动，为总罢工做着准备。在沃土上撒下一把种子，就能获得很好的收成。在社会陷入危机、群众义愤填膺的情况下，只要有了正确的口号，一个物力贫乏的小组织照样能对革命的进程产生确实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列宁派遭到了全体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斯大林派和工会的报刊的疯狂迫害，以及莱昂·布鲁姆的警察与法庭的镇压，正是这个真理的外在证明。 （五）无论在法国还是比利时，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人组织是愿意斗争的。各工会与两个政党[5]都不愿意见到工潮的兴起。只是当罢工已成事实后，这些正式组织的领袖才“承认”罢工，以便更容易地扼杀它。但罢工目前还只是在局部要求的口号下进行的相对“和平”的运动。到了夺取政权的斗争公开化的时候，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机关，就会像1917年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那样，完全沦为资产阶级用以对付无产阶级的工具，这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法国和比利时的事变，再次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亦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必要性。 （六）然而，六月大罢工所产生的直接的和当前的结果，却是工人阶级的旧组织之飞速发展。这在历史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譬如，在大战期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社会爱国主义政党并不希望发生革命，但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它们却得到了急速的增长；在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它反对这次革命。机会主义政党在自己的破产尚未暴露于整个阶级面前的时候，会在短时间内成为最广大群众的避难所。法国社会党，特别是法国“共产”党的飞速发展，乃是法国革命危机的可靠征兆，同时又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各党的死亡进行了准备。 法国工会之空前飞快的发展，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数百万新工人和新雇员加入工会，表面上虽然加强了改良主义派—斯大林派联合工会的总指挥部（茹奥[6]、拉卡蒙[7]等人）的分量与重要性，事实上却破坏了保守的工会机关的根基。 （七）伟大的群众运动，是检验理论与纲领的最佳场所。六月工潮显示出了极左派与宗派主义者的理论是何等的错误。这些理论认为各工会已经“过时”了，必须用别的组织来代替它们；或是以为必须在保守的旧工会之外，另建新的“真正”工会。实际上，在革命时期，争取经济要求与社会立法的斗争并未停止，相反，它们会发展到空前的程度。数十万数百万的工人涌进工会，会打破工会墨守成规的状况，动摇保守的机关，允许革命政党在工会中建立自己的党团，建立自己的势力，并成功地夺取工会运动的领导地位。一个革命党，如果不能在工会组织中系统地、成功地开展工作，那就更不能建立自己的工会。一切这样的企图注定都要失败。 （八）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领袖的主张相反，目前的资本主义已经既不能让所有的工人都有活干，也不能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金融资本通过提高物价、公开或隐蔽的通货膨胀和税收等手段，将社会改良的成本转嫁给工人自己或小资产阶级。“民主”或法西斯国家目前的“国家主义”或国家干预，其本质都是通过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文化程度来挽救腐朽的资本主义。只要以私有制为基础，任何别的方法都是不可行的。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与比利时的联合政府的纲领，都是蓄意的幻象与欺骗，是为了让劳动群众发生新的幻灭而进行的准备。 （九）尽管莱昂·布鲁姆、王德威尔德[8]、季米特洛夫[9]、加香[10]等人无耻地鼓吹“社会调和”的理论，但在资本主义衰朽的背景下，小资产阶级陷入了绝望的境地，这就意味着：所有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改良，尽管它们本身是不可靠的和欺骗性的，都会加速城乡小有产者的破产，把他们推入法西斯主义的怀抱。无产阶级如果要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建立一个认真的、稳固的与长久的联盟，而不是在议会里与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投机分子勾勾搭搭，就只有以革命的纲领为基础才能实现，这个革命的纲领，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为了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对财产关系进行革命。“人民阵线”就是与资产阶级结盟，它只是革命的制动器和帝国主义的安全阀。 （十）与小资产阶级结盟的第一步，就是要在法国与西班牙打破同资产阶级激进党的联盟，在比利时打破同天主教政党和自由派政党的联盟。我们必须从经验出发，向每一个社会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解释这个真理。这就是目前的中心任务。在当前阶段，反对改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斗争，首先就是要反对与资产阶级结盟。争取工人之间的真诚联合，反对同剥削者勾结！资产阶级滚出人民阵线！打倒资本家部长！ （十一）目前我们只能猜测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发展速度。由于特殊的条件（帝国主义大战中的失败、农民问题、布尔什维克党），俄国革命在短短八个月里，就发展到了顶点——从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一直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但即使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有过四月的武装示威、七月的彼得格勒的失败与八月的科尔尼洛夫[11]的反革命政变企图。西班牙革命已经在时起时落中持续了五年。在这段时间里，西班牙工农已经展现出了如此强烈的政治直觉，发挥了如此巨大的力量，表现出了如此伟大的奉献精神与英雄主义，只要领导层对政治形势能有一点清楚的认识，能对无产阶级的强烈斗志作出一点回应，政权早就是他们的了。西班牙资本主义真正的救世主从来不是萨莫拉[12]，不是阿萨尼亚[13]，也不是希尔·罗布雷斯[14]，而是社会党、共产党与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袖。 （十二）法国和比利时的情况也一样。莱昂·布鲁姆的党如果真是社会主义的党，那么在六月间，它只要依靠总罢工，几乎不必经过内战，也只需经过最低限度的骚乱和牺牲，就能推翻资产阶级了。然而布鲁姆的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是腐朽的激进主义的小兄弟。再来看看“共产”党，假如它还有一丝共产主义，那从罢工的第一天开始，它就应该改正自己罪恶的错误，中断与激进党的致命联盟，号召工人建立工厂委员会与苏维埃，在法国建立双重政权体制，作为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最便捷可靠的桥梁。然而，共产党的机关其实只是法帝国主义的工具。西班牙、法国、和比利时命运的关键，乃在于革命领导的问题。 （十三）从国际政治，尤其是所谓“反战斗争”的教训之中，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社会爱国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特别是法国的），总是以群众的消极、特别是当意大利劫掠埃塞俄比亚时群众没有起来抵制这一事实，来为自己在国际联盟面前屈膝叩头的行为辩护。麦克斯顿[15]之流和平主义者，也用同样的借口来遮掩自己卑躬屈膝的丑态。从六月事变可以清楚地看出：群众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挑衅毫无反应，只是因为他们已经被自己组织的领袖所欺骗、催眠、阻止、麻木和堕落了。如果苏联工会能够为抵制意大利作出及时的表率，抵制运动就会如野火燎原一般席卷全欧洲、全世界，并立即对所有帝国主义构成威胁。但苏联官僚禁止和扼杀了一切革命的倡议，又让共产国际对赫里欧[16]、莱昂·布鲁姆和国际联盟下跪臣服。无产阶级在国际政治上的问题，正如在国内政治上的问题一样，都是革命领导的问题。 （十四）每一场真实的群众运动，总能像暴风雨一般让空气焕然一新，同时粉碎各式各样的政治幻想与模糊不清的意见。从六月事变来看，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联合”的口号（在背叛无产阶级利益这一点上，它们已经紧密联合起来了），以及伦敦局（第二半国际[17]）开出的同类处方（它在一切可能的政治路线之间动摇，时常选择最坏的一条），是可怜可鄙的。 六月事变同时也暴露出了无政府主义与所谓的“革命工团主义”的彻底破产。世上的无政府主义与“革命工团主义”都没有预见到事变，也没有为事变进行准备。对总罢工、工厂委员会、工人监督的宣传，只能由政治组织，亦即政党来进行。非此不可。如果没有一个牢固团结的先锋队的鼓舞和领导，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依然会是软弱无力、犹豫不决和茫然失措的。建立革命党的必要性由此显得更为突出。 （十五）因此，革命斗争的一切任务，最终都要归结为一个任务：即建立一个新的、真正的、能够处理我们时代的任务、并且能够把握一切可能的机会的革命领导层。直接参加群众运动，贯彻实行勇敢的阶级口号，打出独立的旗帜，绝不与妥协派调和，无情地反对叛徒——这就是第四国际的道路。现在还来讨论是否到了“成立”第四国际的时候，那是可笑与荒谬的。国际不能像合作社一样地“成立”，只能在斗争中创造，六月事变已经回答了那些还在讨论“时机”的学究。已经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 （十六）资产阶级正在企图报复。大资本的总参谋部正在有意策划新的社会冲突，它首先肯定会针对工人发起大规模挑衅，或一连串的挑衅。与此同时，“已解散”的法西斯组织正在疯狂地进行准备。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的两大阵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人民阵线的领袖越是“调和”阶级矛盾，越是阻止革命斗争，即将到来的冲突就会造成更大的震荡与冲击，以及更多的牺牲，无产阶级在法西斯主义的进攻面前就会更加缺乏防范。 （十七）第四国际各国支部清楚地预见到了这种危险。他们向本国无产阶级公开发出警告。他们教育先进分子组织起来，做好准备。他们同时鄙弃推卸责任的政策：不管他们在未来几个月或几年中会遭到多么沉重的打击，他们都会与斗争中的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为了让斗争能够尽可能明确，组织得尽可能好，他们会参加斗争中的每一个行动。他们不知疲倦地号召建立工厂委员会与苏维埃。他们与运动中涌现的最优秀的工人团结在一起，并与他们携手共建新的革命领导层。 他们通过以身作则和批评，加速了旧党中的革命派的形成，并把这些派别吸引到自己身边，推动这些派别走上第四国际的道路。 参加实际斗争、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工会中开展工作、党的建设，这一切都要同时进行，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一切斗争口号，如工人监督、工人民兵、武装工人、工农政府、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都要与成立工农兵苏维埃密切联系起来。 （十八）在群众斗争的时期，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发现自己立即成为了阶级敌人在政治上关注的焦点，并陷入了仇恨的漩涡，这绝非偶然，恰好相反，它明白无误地预示了未来。在形形色色的庸人眼中，布尔什维克主义似乎是宗派主义，但实际上，它总是把思想上的不可调和性与对群众运动极大敏感性结合起来。所谓思想上的不可调和，就是要从先进工人的意识中清除掉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与犹豫不决，也就是说，要用最勇敢、最坚决的精神来教育先进分子，让先进分子做好参加无情的群众斗争的准备。 （十九）世界史上没有一个革命团体，曾像第四国际那样，遭受过如此惨烈的镇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从“教皇和沙皇……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探”[18]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现在这个名单上只少了沙皇。但是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对世界革命的阻碍，远比沙皇专制制度更为可怕与奸诈。共产国际利用十月革命的威望与列宁的旗帜，来掩盖社会爱国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的政策。全世界的格伯乌[19]特务，已经在与“友好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警察联手，系统地反对第四国际。一旦战争爆发，帝国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联手进行的对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迫害，将比霍亨佐伦王朝的将军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刽子手对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及其支持者的迫害，残忍上无数倍。 （二十）第四国际各国支部不畏任务的艰巨，不怕敌人的疯狂仇恨，也不因自己人数尚不多而自馁。就是在目前，斗争中的群众，都已经不自觉地离开他们正式的领袖，向我们走来。在未来事变的影响下，工人运动中将发生更迅速与更深入的重组。在法国，社会党会被赶出无产阶级的队伍。共产党内肯定会发生一系列的分裂。工会内将会出现一个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口号影响下形成的强有力的左翼运动。在陷入革命危机的其他国家中，也会以其他方式发生同样的过程。革命先锋队的各个组织将摆脱孤立。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口号会成为群众的口号。未来的时代将是第四国际的时代。 后记 在本决议的第十六节上有这样的话：“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的两大阵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人民阵线的领袖越是“调和”阶级矛盾，越是阻止革命斗争，即将到来的冲突就会造成更大的震荡与冲击，以及更多的牺牲，无产阶级在法西斯主义的进攻面前就会更加缺乏防范。”。在我们这个提案没有公布之前，事变已经证实了我们的预见。 西班牙的七月事件[20]，特别有力地补充与深化了法国六月事件的教训。工人政党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将革命推到了深渊边缘，五年来已是第二次了。“人民阵线”不能解决任何一个由革命提出的任务，因为所有任务都要归结为一个任务：推翻资产阶级。可是人民阵线又不能为资产阶级制度续命，法西斯政变便由此而引发。人民阵线利用议会的幻想来哄骗工农，麻木他们的斗志，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创造了有力条件。与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就算不会让无产阶级遭受数十年的法西斯恐怖，也会让无产阶级在数年内蒙受新的痛苦与牺牲。 人民阵线政府在最危急的时刻，暴露出了它是彻底无用的；内阁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因为资产阶级激进派害怕武装工人，甚于害怕法西斯。内战陷入了胶着状态。不管西班牙内战的直接结果如何，它都会给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阵线以致命打击。与激进党结盟，就等于替法国总参谋部在陆军部长达拉第的掩护下进行的军事政变进行合法准备，今后必须让每一个法国工人都明白这一点。 西班牙的例子表明，用行政方法解散法西斯团体，同时又维持着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纯粹是弥天大谎。只有武装起来的工人才能抵挡法西斯主义。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机关，代之以工农兵代表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纲领的必要条件。不执行这些任务，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将无法摆脱悲惨与贫困的境地，也不能免于新的战争。 1936年7月23日托洛茨基附注 注释： [1]莱昂·布鲁姆（Léon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人，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任人民阵线政府总理。 [2]弗朗索瓦·德·拉·洛克（FrançoisdeLaRocque，1885—1946），法西斯组织“火十字架”（Croix-de-Feu）的首领。 [3]1935年8月，布雷斯特与土伦的码头工人与水手举行罢工，罢工演变为暴动，造成数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4]马索·皮维尔（MarceauPivert，1895—1958），法国社会党人，工会活动家，三十年代初率领社会党左翼成立工农社会党（PSOP，PartiSocialisteOuvrieretPaysan），这是一个左翼的中派主义政党。 [5]指两国的共产党与社会党。 [6]莱昂·茹奥（LéonJouhaux，1879—1954），法国工会活动家，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 [7]于连·拉卡蒙（JulienRacamond，1885—1966），法国工会活动家，共产党人。 [8]艾米尔·王德威尔德（EmileVandervelde，1866—1938），比利时工人党领袖，第二国际领袖之一。 [9]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米哈伊洛夫（ГеоргиДимитровМихайлов，1882—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10]马塞尔·加香（MarcelCachin，1869—1958），时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 [11]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ГеоргиевичКорнилов，1870—1918），沙俄将军，1917年8月企图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临时政府，恢复沙皇专制，政变失败后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1918年被红军击毙。 [12]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托雷斯（NicetoAlcalá-ZamorayTorres，1877—1949），隶属于自由共和党右派（DerechaLiberalRepublicana），1931年12月至1936年7月任西班牙共和国总统。 [13]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ManuelAzañaDíaz，1880—1940），1931年10月至1933年9月、1936年2月至同年5月两次任西班牙共和国总理，1936年5月至1939年3月任西班牙共和国总统。 [14]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布雷斯（JoséMaríaGil-Robles，1898—1980），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ConfederaciónEspañoladeDerechasAutónomas）的领袖，这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组织，在西班牙革命期间，该组织在“温和的天主教共和派”与“极端的天主教保王派”之间来回摇摆，内战爆发后，大多数成员投靠了长枪党。希尔—罗布雷斯本人没有投靠长枪党，但也不愿意抵抗长枪党，1937年他解散了该组织，共和国失败后流亡国外。 [15]詹姆斯·麦克斯顿（JamesMaxton，1885—1946），时任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LabourParty）主席。 [16]爱德华·赫里欧（ÉdouardHerriot，1872—1957），激进社会党人，曾三次出任法国总理。 [17]伦敦局的俗称是“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这里的“第二半国际”可能是指伦敦局在政治上的表现就像过去的第二半国际一样。 [18]《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卷，第465页。 [19]格伯乌（ГПУ），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еуправление）的缩写。它是斯大林主要的特务机关。 [20]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军队中的右翼势力发动叛乱，西班牙革命自此进入全面内战阶段。 原文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主办《斗争报》第二十期，1936年11月一日出版。
王凡西：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英译本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相关链接：陈独秀 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英译本前言 王凡西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与书信》的英译稿，将由荷兰阿姆斯坦的「国际社会史学院」出版。编译者班国瑞博士要我写一点简单介绍，把此书介绍给西方读者。作为陈独秀的一个追随者——有时又是批评者——的我，这原是义不容辞的。但一来因为我年迈多病，无力写较为郑重的文章。二来，更重要的，因为编译者已特别为西方读者写了一篇精采与详尽的导言。它对陈独秀的其人、其事及其思想；对他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的巨大作用，以及中共政权对他所作的前后不同的评价，等等，已作了充分说明。此外，他又详加注释，介绍书中涉及的人和事。最后又有一个附录，译介了别人写的几篇与陈独秀的生活和思想有关文章，让读者能对照、参考。如此，编译者留给我来介绍的，其实已经没有了。 不过我还是要借这个难得机会，给读者们说几句话。约略谈谈陈独秀在文学上以及思想上的特点。 陈独秀的第一本文存是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其中收集了他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二年间所写的几十篇论文以及大量随感录与书信。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陈独秀给它写了一篇非常简短的自序。其中主要部分如下： 「……我这几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没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直觉罢了；但都是我的直觉，把我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地说将出来，不曾抄袭人家的说话，也没有无病呻吟的说话，在这一点上，或者有出版的价值。在这几十篇文章中，有许多不同的论旨，就此可以看出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也或者有出版的价值。……」 作者用了短短几句话，把自己的文格和性格非常真实地告诉了读者。首先，他告诉我们：他写文章只是直述自己的直觉，不抄袭人家，不无病呻吟。其次，他指出文学——这应该理解为广义的文章——是社会思想变迁的产物。因此，他所写的文章前后有不同的论旨。 这两个特点，不但能概括地指出陈独秀早期著作的价值，而且指出了他一生所有著作、包括他的晚年著作的价值。因此，陈独秀为他《最早论文与书信》所写的自序，完全可以移作他《最后论文与书信》的自序。 不错，这两批文章前后相隔二十多年，在这中间时期，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同时他的学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学识——和经验，都有了很大长进；可是他的性格——无论在思想和行动上，却始终如一。他依然凭直觉行事，依然想到就说，说了就干，依然不人云亦云，依然不无病呻吟，依然特立独行。 这态度，正如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序言所引的但丁的诗句： 「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Seguiitcorso，Ilasciadirbegenti!） 这个特立独行的性格，确实是每一位伟大人物所必具，也是为他们所共有的。不过，这个性格如果没有另一个性格来补足，如果不能「见善思迁」，如果一旦发见自己的直觉与客观情况不再符合而不能有所改变，那些人终于会成为顽固不化、为时代所遗弃的反动家。这一类「晚节不保」的大人物，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很多的。但陈独秀不属于这一类人。这就得归功于他自序中所指出的第二个特点了，即由于他的文章是「社会思想变迁的产物」，是随社会思想的变迁而变迁的。 正是根据上述对陈独秀性格的了解，我曾经在我的回忆录中说：「陈独秀在《最后论文与书信》所表达的思想不能算是最后的……」。说它最后，只就他的生命而言；倘就他的思想而言，它却决不可能是最后的。在新的世界与新的中国的环境中，陈独秀的思想、见解一定还会改变。至于如何改变，却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课题。我个人，始终认为，在基本上，他将回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立场来。 1998年2月
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译后记 提到“托派”、“托洛茨基”这些名词，老一辈对政治稍感兴趣的中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但新一代青年未必知道这个词的含义。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大论战时，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互用“托派”这顶帽子对骂，为了更好地了解“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的本质，中国当时曾用中文出了一系列内部发行的白皮书，其中有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等著作，也出版了“托派”第四国际文件六辑，这些著作当时属于“内部发行”，仅供高层参考，普通民众很难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量引进西方著作，在西方自由主义著作被大量出版发行的间隙，托派或托洛茨基的著作也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解禁，出版了托洛茨基的一些著作和第四国际的代表曼德尔的著作。人们通过这些著作多少可以了解托洛茨基的理论和主张，了解以曼德尔为首的托派学者在经济学上的贡献。 本书有别于以上图书，首先它不是理论著作，亦非历史专著，写作本书的人也非理论家，而是一位多年投身运动实践的领导人物。作者是美国托派领袖詹姆斯·坎农，早年投身美国工人运动，先后参与过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美国社会党，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投身共产主义，成为美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1923年苏联与共产国际内爆发左翼反对派的斗争后，作者在参加共产国际六次世界大会时，阅读到了托洛茨基的纲领批判文件，被争取了过来，其后一直投身托派运动，直至逝世。如作者自己所言，这本由演讲构成的图书，从讲座到出版都是出自意外，而非事先安排好的计划，作者在演讲时自然只注意到重要的事件，而非事无巨细的历史性叙述，所以书中涉及较多的是作者参与运动多年来的经验总结。 本书以美国托派的前身——共产党为源头讲起，脉络为共产党的诞生，党内斗争，左翼反对派的开端，左翼反对派的艰难岁月，从理论澄清阐释面向群众工作，组织的合并与打入，托派独立政党成立。讲述了美国托派如何从“三个无兵之将”发展到拥有一个坚强纲领的组织。点明了对于一个小团队来说，首先需要的不是盲目的行动，而是应该具备行动的指南——纲领，在有了纲领之后，才能根据形势和环境决定自己的政策和行动，把握机会，相机而动，从一个宣传小圈子走向建设一个能领导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成功的先锋党。 本书也可以让我们了解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处理派别斗争、如何进行组织的建设。中文世界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介绍，更多的是关注托派组织的发展：托派一直都很弱小，且处于不断的分裂状态。本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分裂这个现象不独是托派所特有的，在外部环境的消沉下，小圈子内部的吹毛求疵、宗派主义可以导致无休止的分裂。此外，分裂也并非一概是坏现象，为了先锋党的建设，分裂与合并都是办法。只有禁止派别自由、党内讨论的斯大林主义党才能停止党的发展，实现磐石般的“团结”。 翻译本书的动机来自于与一位老前辈的谈话，该同志深谙美国托派的经验，并得益于这些传统与经验。在谈话中，讲到美国托派的传统，谈到了坎农，谈到了他的这本书。美国托派曾是全世界托派运动最强大的一支，在它兴起至社会主义工人党堕落的半个多世纪里，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老前辈建议我们译介这本书。坦白说，开始时译者还存有较多的顾虑，觉得这种谈派别历史的书读者不会很多，但读完此书，觉得它不只是派别斗争历史的介绍，还有较为丰富的实际经验的介绍，所以索性就将它译出了；至于读者数量，一本好书总会找到它应得的读者的。 ※※※ 在启动本书翻译的三年前，我们就计划编译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译丛》系列图书，该丛书包含历史上已出版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种类涵盖革命史、工人斗争史、托洛茨基著作、理论研究、政治策略等多方面的内容，因很多经典著作未译成中文，所以我们计划着手进行翻译。编译工作从2011年开始，首先我们排了一个计划，列出了一些经典著作的书目，并组织人手翻译和校对。《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是最先翻译的著作，就将其列入本套丛书的第一本。以后会陆续推出其他著作，争取做到每年能出一至两种。 在人手有限、能力薄弱的情况下，本书历时三年终于完成了翻译和校对。在本书付梓之前，我们特意委托向青老前辈写了中译本导言，置于本书卷首。 参与本书正文翻译工作的有：连正炎（1-6，10章）、姜晴信（8、9章）、阿迪（11章）、镰锤星（7，12章）。河狸先生翻译英文第一版导言，镰锤星翻译了附录第二篇文章，Magribe翻译了附录第三篇文章。龚义哲负责了序言，全书正文和部分附录的校对工作，张兄校对了附录第二篇文章，这些校对工作保证了译文的质量。赤心，林志，素侠云雪对全书文字进行统校，统一了名词翻译，改正了个别语法错误，并编写了大事记，著作介绍。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原著对政党组织、人名、大事件等没有任何注释，鉴于中国的读者对这些国外人名、组织不太熟悉，为便于阅读，我们特在各章后附加了些注释。对于某些重复出现的名称，我们在该名称首次出现的那章后增加注释，之后就不再复注。特别感谢龚义哲在校对过程中为本书增加了很多词条。另外，部分词条借鉴自《社会进化与人类出路》（新苗出版社，2009），也表示感谢。因本书出版年久，虽经我们再三查找，部分人名和组织名还是无法找到注释，这些未能注解的名词都在首次出现的地方加了英文名称，以便再版时能补注，由此造成不当之处，还请读者原谅。书中出现的地名，除了生僻地名用英文从旁加注，其余就径自用中文译出。 本书的翻译校对和排版出版都是在集体合作下完成的，渊央负责了本书的排版和封面设计工作，特此感谢。 本书的编译工作准备得不足，译校者水平有限，错漏难免，还望读者指正。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提出宝贵建议，并参与我们的编译工作，提高我们的编译水平，促使我们的工作能更上一层楼。 编者 2015年3月
〔附录5〕坎农著作简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附录5〕 坎农著作简介 著作介绍 ●詹姆斯·坎农与早期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著作和演讲选，1920-1928 （JamesP.CannonandtheEarlyYearsofAmericanCommunism，1992） 由美国极左派斯巴达克团体的出版社PrometheusResearchLibrary出版。 是坎农在共产党内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讲选集，记录了坎农在共产党内的工作和贡献。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 （TheFirstTenYearsofAmericanCommunism,1962） 上世纪六十年代商务印书馆以“白皮书”形式翻译成中文出版，这本书的主要部分是由坎农写给历史学家西奥多·德策柏的信所组成，涵盖了坎农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的回顾和评价。第二部分是由坎农在五十年代写的一系列回顾和纪念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先驱和前辈的文章，对于我们了解和分析美国早期共运非常有帮助。坎农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他们的贡献和缺点给予恰当的评价。 ●詹姆斯·坎农著作和演说，1928-1931美国左翼反对派（TheLeftOppositioninU.S.:WritingsandSpeeches,1928-31，1981） 这本文集涉及美国左翼反对派早期艰难的岁月，那时在“向左转”的政策下——即所谓第三时期，斯大林派的领导层显示出极度官僚化的立场，打压美国左翼反对派。在左翼反对派第一次全国大会召开后的六个月后，它的组织已招收不到原来的共产党员。如坎农自己所说： “在运动的艰难岁月里，我们被切断了所有的联系。我们没有朋友，没有同情者，没有围绕着我们运动的外围群众。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参与群众运动。每当我们设法渗入一个工人组织，我们就会被当作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而开除。我们试图向失业者会议派送代表。我们的入场凭证会当场被拒，因为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我们彻底陷于孤立，被迫依靠我们自己。我们组织吸收的人员几乎降到没有。共产党和它的广大外围好像对我们是密闭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 ●詹姆斯·坎农著作和演说，1932-34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TheCommunistLeagueofAmerica.WritingsandSpeeches,1932-34,1985） 本卷涉及的时期：德国法西斯获胜上台，共产主义者同盟转向群众工作，建设一个独立的政党，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以及与米斯蒂的美利坚工人党合并。而且这一时期（1932-34）坎农与沙赫特曼之间的分歧显现，在托洛茨基的斡旋下得以调解。但这场争论孕育了1939-40年的原则分歧与组织分裂，但初期的这场争论尚未清楚地显示出原则的分歧。 ●为争取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TheStruggleforaProletarianParty,1943） 系托洛茨基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姊妹作。是研究社会主义工人党1939-40年这场大分裂的必不可少的著作。托洛茨基的著作侧重于政治思想，坎农的这本书则侧重于组织原则。这书包含了坎农的同名文集，以及一系列写给其他同志的信。托洛茨基盛赞这本小书：“这是一位天才的工人领袖的著作，如果这场争论的结果只是产生了这个文件，别无其它，那也是值得的了。”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TheHistoryofAmericanTrotskyism,1944） 这本书起初是坎农在1942年所作的一系列演讲，后来集成书出版，一共有12讲；叙述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从社会党中分裂出来，共产党的早期直至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这段时期的历史，虽冠名历史，但这不但是一部历史，更是一部非常出色的革命政策及理论的入门书，一部为在美国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艰巨斗争的丰富记录。 ●詹姆斯·坎农著作和演说，1940-1943年，二战中的社会主义工人党（TheSocialistWorkersPartyinWorldWarII:WritingsandSpeeches,1940-43,1975） 涉及到二战爆发到坎农被捕入狱这段时期的著作，这卷内容主要包含，面对政府的骚扰，保持党的合法性及它的出版社的政策和斗争。 ●法庭上的社会主义（SocialismonTrial,1942） 这是坎农因1941年明尼阿波利斯“暴动”而受审的法庭证词。这是一份关于革命社会主义原则和目标的精彩陈述。该书的附录中有一篇坎农著的《政治原则与宣传方法：明尼阿波利斯审判中的防御政策》涉及到社工党应对资产阶级法庭迫害的政策与方法问题，驳斥了极左主义立场对此的批评。 ●狱中书简（LettersfromPrison,1968） 本书是坎农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于1944-45年在监狱服刑期间所写的一些给同志的信。坎农在监狱中没有白白度过，这些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活动家的党的有价值的指南。 ●詹姆斯·坎农著作和演说，1945-1947年，在“美国世纪”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TheStruggleforSocialisminthe“AmericanCentury”:WritingsandSpeeches,1945-1947,1977） 本书的背景是，二战结束后，在紧接其后的骚动年代里，劳工运动的高涨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扩展。 ●对党的演说：革命观点与革命党(SpeechestotheParty：TheRevolutionaryPerspectiveandtheRevolutionaryParty,1973) 这是一份关于1952-53年与社工党内的科克伦（Cochran）派的斗争记录。 ●宣传社会主义的演讲(SpeechesforSocialism,1971) 一部跨越四十多年的鼓舞人心的演讲集，涵盖多个话题。 ●一位鼓动者的笔记（NotebookofanAgitator,1958） 本书涉及面很广，其中有：保卫萨柯和万泽蒂运动（SaccoandVanzetti）（萨柯和万泽蒂是移民美国的意大利人，1921年被控杀害一位出纳员，虽无证据，仍被判处死刑，此案件开启了美国政治审判的序幕）、朝鲜战争、犯罪、天主教教堂，斯大林主义等等。 ●美国的社会主义之路(America’sRoadtoSocialism,1953) 1952-53年，时值冷战和麦卡锡政治迫害的鼎盛时期，坎农在洛杉矶作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前途及社会主义美国前景和设想的演讲，此书后来作为美国社工党青年团的入门书籍，普及宣传了不同于斯大林官僚派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建立革命党：对坎农的介绍 （Buildingtherevolutionaryparty:anintroductiontoJamesP.Cannon,1997） 本书由澳大利亚抵抗图书出版社（ResistanceBooks）出版，书中前一部分涵盖了编者对坎农生平及其贡献的介绍，后一部分是当时所发现的坎农的新文章，主要有：《知识分子与革命》（IntellectualsandRevolution）、《不要扼杀党》（Don’tStrangletheParty!）等。 ●在“美国世纪”为社会主义而战斗（FightingforSocialisminthe'AmericanCentury',2000） 本书也是由澳大利亚抵抗图书出版社出版，是一本较有代表性的坎农文集，编选了坎农各个时期的文章和演讲。 回忆与研究 ●我们所了解的坎农（JamesP.CannonAsWeKnewHim,1976） 这本是收集了坎农去世后他们的同志、朋友和亲人对他的回忆和评价，是了解坎农生平的第一手资料。 ●詹姆斯·坎农：一部政治颂词（JamesP.CannonApoliticalTribute,1974） 这本小册子在坎农去世后不久出版的，可以和上一本书参照阅读。内含坎农最后一篇演讲《国际主义是我们运动的中心原则》和五篇他在逝世前最后一年里对他的访谈。话题涉及青年工作，党的防御工作，黑人解放，社会主义和美国激进运动史。 ●詹姆斯·坎农：国际主义者（JamesP.CannontheInternationalist,1980） 书名是坎农的战友约瑟夫·汉森所题，内容有：汉森对作为国际主义者的坎农的描述，以及坎农所写的关于托洛茨基运动问题（特别是法国支部）的书信集。 ●詹姆斯·坎农与美国革命左翼的起源（JamesP.CannonandtheOriginsoftheAmericanRevolutionaryLeft,1890-1928,2007） 这是加拿大左翼历史学家帕默尔（BryanD.Palmer）所写的坎农传记，参考资料丰富。本书涉及到坎农出生至他被共产党开除的这一段时期。作者目前在从事第二卷的写作，内容关于坎农领导美国托派运动的历史。帕默尔写作第二卷过程中，研究了托派在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作用，并将这些研究成果以单独的历史著作出版，即《革命的卡车司机：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RevolutionaryTeamsters:TheMinneapolisTeamstersStrikeof1934，HaymarketBooks，2014年，平装本；BRILL，2013年，精装本）。
〔附录4〕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一本重要的新书，载自1944年9月号的《第四国际》第五卷第九期，第274-275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附录4〕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 一本重要的新书载自1944年9月号的《第四国际》第五卷第九期，第274-275页 感谢金春秋、红色镰刀翻译，龚义哲校对 坎农所著的一本重要的新书本月即将问世的坎农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一位参加者的报告》[1]是一则重要的出版新闻。尽管自1928年以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就存在于美国，但坎农的这本书是第一本记载了它的发展历程的历史著作。因此，它对于整个工人运动而言，具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性。 坎农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兴起的最初时刻讲起，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年代开始回溯。他揭示了党内的派别斗争的实情，在共产党的幼年，这些派别斗争曾使党深受其苦。别人也写过这些派别斗争，但都是带着偏见的一面之词，有的甚至是在歪曲事实。而坎农曾是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之一，他能了解到事实的真相。 坎农追溯到了1928年，即列夫·托洛茨基的追随者被开除出共产党的那一年，从这一刻起，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就成了独立的运动。他详细讲述了早期的种种艰难困苦和种种考验，那时，在斯大林派的打手、与之敌对的工人阶级政党以及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联合打击下，这个弱小的运动似乎必定要被打垮。“三个无兵之将”着手组织革命运动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故事，成了英雄传奇，鼓舞着美国工人运动。 总结罢工斗争的教训托派在过去十年里的重大罢工中的作用，同样得到了细致的分析。食品工人，卡车司机，海事工人和汽车业工人的罢工——这一切工人阶级的重要斗争与托派之间的联系，都得到了坎农的详细阐述。没有哪个工人阶级的战士，可以忽视坎农从托派参加过的这些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在这段历史中，还有一段托派同其他政治团体合并、与一些无可救药的分子决裂的曲折历程。许多曾经的杰出的激进分子的名字也出现在这本书内。坎农对他们予以了公正、中肯而正确的评价。坎农的这本书，实际上是美国激进运动在过去二十五年里的领军人物的花名册。未来的历史学家终究要对美国劳工政治运动的这段时期做个总结，到时坎农对这些领军人物的作用的评价，肯定会对历史学家产生重要影响。 毋庸置疑，这本历史书会被加入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必读书目。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最先锻造出了美国唯一真正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对全世界革命者来说，它的经验都是富有教益的。 这本历史书以讲座的形式写成，通俗且极易读懂。刚开始涉足劳工政治的工人会觉得这本书非常引人入胜。 在这本对工人运动有用的历史书出版之际，祝贺先锋出版社在其出版计划上树立了又一个里程碑。 脚注： [1]《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一位参加者的报告》，坎农著，先锋出版社，纽约市大学城路第116号，268页。精装本2.75美元。平装本2美元。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附录3〕《美国托派运动史》是如何写成的（1945年12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附录3〕 《美国托派运动史》是如何写成的 1945年12月21日 *下文是坎农写给安东尼·拉姆利亚（AnthonyRamuglia）[1]的一封信，该信之前未发表过。 纽约 托尼·拉姆利亚 纽黑文，康州 亲爱的雷默： 萨姆［戈登］[2]外出进行一次长期旅行，他的邮件——按照约定——转给了全国办事处。我就是这样收到你12月17日的来信的。我会将信保留到萨姆回来的时候。 在困难时期，你曾为党做过许多事，忍受过许多困难，所以你确实有理由抱怨艾伦敦那里的事情。由于我的疏忽，我没有充分地，哪怕是部分地提及你在这场斗争中[3]扮演的角色，这令我非常不安。然而，我能够向你保证这只是疏忽大意所导致的。 你的来信提示我去浏览这本书的索引，我惊奇地发现许许多多的同志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有些人甚至从刚一开始，就为党从事着伟大的工作，而我却没有提及这些同志的名字。我本是一番好意，没想到却无意中伤害了他们，让他们以为我故意轻视他们，这让我十分难受，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种痛苦。 这本历史书是在我没有任何预先策划好的计划或提纲，也没有投入太多精力的特殊条件下写成的。1942年冬天，纽约支部有人问我能否就党的历史作一些讲座。我同意了，原先是打算把所有的事情都压缩在三到四场讲座里，只讲那些重要事件的。然而，当我开始通过查阅《战士报》的旧合订本和其他材料，以及在阅读时作笔记来重温我的记忆的时候，计划便毫无止境地扩展开来。最后做了十二次讲座，但也只能将事情写到1937年底以及社工党的正式成立。那时我由于病痛与劳累而停止了讲座。 在讲课时我强调自己只能谈谈要点，并不打算写一部权威的、文件性的运动史。讲座被速记员记录了下来，一些同志认为，为了新党员好，应当发表这些速记稿，但我出于某种原因，觉得这样做并不合适，就把这些稿子放了一年半，没有为出版而去编辑它们。 1943年11月，我们收到了通知，说最高法院拒绝重审我们的案件，这样我们必须要服刑。这逼迫我必须作出彻底的决定，是否发表这些材料。我开始着手这本书的工作，但除了编辑草稿、审核语法等事情外我没有时间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只能保留原样。 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定稿有很多缺点和遗漏，但我安慰自己说，我最初并没有承诺要做到尽善尽美，而只是作一些涉及要点的讲座而已；无论怎么说，关于我们运动的历史的某些材料有总比没有要好。 我想说一件事，虽然是在维护我的这本小书。对于书中提到的所有人，无论我曾与他们发生过什么样的争吵或冲突，我都试着去公平真诚地对待他们，而且我认为自己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致以友好的问候 詹·帕·坎农 [1]托尼·拉姆利亚（AnthonyRamuglia）马斯特派的进步劳工协会及美国工人党的领导之一，1934年被选为合众国工人党的全国委员会成员，在1930年代中期任全国失业者联盟的主席。 [2]萨姆·戈登（SamGordon1910-1982）1929年加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934年被选为合众国工人党的全国委员会成员。二战期间与纽约的第四国际领导人共事。作为观察员参加了1946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预备大会，二战结束后，担任社工党驻欧代表，1952年后定居在英国。 [3]美国工人党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后，于1934年12月成立了合众国工人党，党的阿伦敦支部在马斯特（A.J.Muste）的支持者的掌控之下。在美国工人党原党员中产生了一支秘密的斯大林派核心，由阿诺德·约翰逊（ArnoldJohnson）领导。在1936年3月工人党大会前夕，约翰逊和另外两人在《工人日报》上宣布他们已加入共产党。在《美国托派运动史》中，坎农提到了来自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萨姆·戈登（SamGordon）在与约翰逊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对前马斯特派成员拉姆利亚与阿伦敦支部的党的多数派并肩作战，反对约翰逊集团的事略而不谈。
〔附录2〕坎农小传（约瑟夫·汉森，1974年8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相关链接：韩生 〔附录2〕 坎农小传 约瑟夫•汉森（1974年8月23日） 本演讲发表于1974年8月23日（即坎农逝世两天后）在俄亥俄州奥伯林召开的有1250人列席的社会主义教育会议上。本篇译自《我们所了解的詹姆斯·坎农》（JamesP.CannonAsWeKnewHim，1976）第13-27页。 吉姆（詹姆斯的昵称）的一生，与我那一代人的一生息息相关，非三言两语所能道也。大部分材料，尤其是为数甚多的回忆，实在是太多了。我将自限于对他成长为革命家的历程及其成就发表些许看法。 在服务于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六十六年之后，八十四高龄的吉姆仍然头脑清醒、思维敏锐。他密切关注天下大事，紧跟激进运动潮流，始终站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与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YoungSocialistAlliance，社工党青年团—译注）发展的前列，还热心于第四国际的事务，对眼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政党内部争论中的分歧有着鲜明的观点。 他的忠告与判断将被铭记，因为它们总是被证明是完全客观的，而且吉姆在考虑问题时，总是把运动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吉姆1890年2月11日生于堪萨斯州罗斯代尔。他那有着爱尔兰背景的家庭颇为平凡，除了在政治方面。其父是社会主义者，并且是广泛发行、颇为普及的社会主义期刊《诉诸理性》（AppealtoReason）的坚定支持者。在落后的中西部，一位持有社会主义观点的父亲是一个男孩成长的巨大优势。 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吉姆十八岁即加入社会党。三年后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双重身份并不少见，也是公认的惯例。 那些年，美国经历了迅猛的激进高潮。这是一个激烈的罢工斗争以及暴力对抗工贼与警察的时代。在尤金·维·德布斯领导之下，社会党突飞猛进地成长起来，在工人运动中深深扎下了根。 一个有阶级意识的战士 这一时期，吉姆被塑造成具有阶级意识的战士，并受到文森特·圣约翰（VincentSt.John）这样的卓越斗士与组织者的关注。吉姆从他那里受教良多。 高中时期的吉姆，即在辩论——一项比之今日地位高得多的校园运动——中崭露头角。参加辩论组的经历给了吉姆实现其抱负之一，即成为娴熟的公开演说家开启了良好开端。 他认真学习公开演说，仔细观察进城巡回演讲的知名人士，阅读有关技巧的书籍，并尽力消除在中西部地区习以为常的演说缺陷。这是与街头演说的实际经验相结合的，这其中充满艰辛。结果之一是，他在二十年代前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作为一名颇有才华的演说家而声名远扬。 他以相同的学习方法研究写作，通过观察他人的写作方法训练自己，阅读这方面所能找到的相关读物。他一度打算写一篇小说。 在写作和演说这两个领域，他倾向于成为追求完美的人，不断修改他的草稿，力求尽善尽美。 就这样，1919年，当二十九岁的他在堪萨斯城担任《工人世界》编辑并在翌年担任共产党的刊物《劳动者》编辑时，已拥有了成为组织者、演说家与作家的扎实功底。 吉姆有能力将革命社会主义基本的理念与目标用通俗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方面鲜有匹敌。他是这一领域的艺术家。他这些年在其专栏《一位鼓动者的笔记》（TheNotebookofanAgitator）所写的诸多短文，可为革命新闻工作典范。 一战之前的世界产盟与社会党左翼可谓是激进分子的绝佳训练场地。吉姆学到的教益秉持终生。 但在其政治教育中最大的一个影响乃是俄国革命，尤其是1917年10月列宁与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暴动。 这一重大的事件作为推翻资本主义的实例，唤起了全世界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的想象力，鼓舞了全新一代的革命者。对吉姆及其许多同志而言，十月革命就像一所高等教育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们在某方面接受了再教育，在其它方面接受了研究生级别的理论与政治训练。 在这所非常注重实践的学校里，吉姆和他的同志们认识到，社会党的左翼和所有世界产盟内部的反叛者以及追随他们的人是可以联合起来的，于是他们联合组建了美国共产党。1920年，在召开于密歇根州布里奇曼的会议上，吉姆入选新党的中央委员会。 就是在这所学校，吉姆完成了革命者的基础课程。承蒙俄国人的直接教诲，结合二十年代美国阶级斗争的鲜活经验，吉姆的主要才能成熟起来了，显示出自己是一名最高水平的政治组织者。 资产阶级麾下几乎从来不缺能干的政治组织者，其中一些人出身于专门提供政治领导力的富有家庭。工人阶级中却非常缺乏这种人才，一个原因是，它在这方面所需的不少有才能的人，被资产阶级政党所招收，为其服务去了。该领域的天才必须具有伟大的献身精神，对工人阶级的事业甘于牺牲，并几十年甚至终生奉献不息。 吉姆就是这样的人。对他而言，精确估计形势，考虑主要力量的对比，准确判断下一步该做什么，以这些领悟去说服他人，是很自然的。吉姆成了一名熟练技师，他能制订出最佳方法，来回击对革命运动的攻击以及增强有效反击力量。 在二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吉姆因此出名。这一特别的才能的发展，使他赢得了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位。 那些日子里，共产党与丛林有几分类似——即，就党内斗争而言。起初，列宁与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共产国际扮演着改善局面、帮助同志们从自身错误中吸取正确教训的角色。 可此后，共产国际堕落了，变成了真正的丛林，身在其中的吉姆是一名最优秀的丛林战士。他犯下了错误，随后吸取了教训并能铭记在心。 有原则的政治斗争 吉姆与其他在这方面也有才能的人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吉姆在革命社会主义的原则框架内行事。很自然，他试图取胜。但他目光长远，旨在赢得最后的战斗，即在全球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代之以社会主义的最后的战斗。 依他之见，这是一个伟大的远景设想，是唯一真正值得尽毕生之力去争取的东西。他也将其视作一个现实的远景，即使需要几代革命者的共同努力，这一远景也必将实现。 吉姆是一个国际主义理念深入骨髓的人。年轻时身为社会党与世界产盟一员的他，就吸收了国际主义观点。俄国革命提供了这一观点正确性的鲜活证明。 在这一基础之上，吉姆还开始获得在国际问题方面的实际经验。除了参与二十年代共产党里无间断的讨论、争辩以及派别斗争外，吉姆还出席了共产国际重要的第四次世界大会以及后来的第六次大会——在该次会议上，斯大林企图粉碎托洛茨基对列宁主义原则的捍卫。 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标志了詹姆斯·坎农作为国际政治人物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决定支持以列夫·托洛茨基为代表的路线。 早些时候，他深深困扰于共产国际就美国共产党内部事务所作的有害决策，却并未将其与俄国党内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事实上，从可得到的消息来看，他倾向于忽视这一斗争，甚至相信斯大林的话。 第六次世界大会上，他和加拿大共产党的莫里斯·斯佩克特偶然得到托洛茨基提交给大会采纳的对纲领草案批判的部分内容的英译本复件。接下来的事就众所周知了。 这份文件完全说服了坎农。他决定为托洛茨基的批判而战——不是由于任何立即获胜的希望，而是因为他觉得托洛茨基才是对的。 一个艰难的决定 这并非轻而易举的决定。坎农比俄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外的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这意味着被排斥，老交情的断绝，以及与他在多年战斗中所结识的许多同志的人际关系的结束。 然而，在政治上，做出这一转向是必要的。在吉姆看来，这一理由至高无上。没有任何一件个人事务可以阻碍他捍卫托洛茨基以及反对斯大林官僚匪帮的前进道路。 坎农的决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光辉榜样，在派别斗争中争取政治清白至关重要。斯大林也明白。这就是他为何要封住托洛茨基之口、终以暗杀手段来压制托洛茨基强而有力的声音。 于是在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遥远的阿拉木图，被强行阻止捍卫自身立场、回应恶毒至极的造谣污蔑这样的关键时刻，美国共产党一位主要领导人加入托洛茨基一边来捍卫列宁主义的纲领，决心尽其所能去组织一个有原则的派别，以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为该纲领而斗争。 这一决定标志了我们美国托派运动真正的开端，尽管波士顿的安托瓦内特·科尼科夫在此方面上做过一些准备工作。这一决定还是标志了最终发展成第四国际的世界运动重要的一天。 1928年，坎农处于反斯大林主义国际斗争的开始阶段。他活着看到了斯大林巨型雕像的轰然倒塌。 与托洛茨基的合作 坎农与托洛茨基的合作可谓硕果累累。但是一些诽谤我们运动的人，将坎农描绘为“唯唯诺诺之辈”，全靠托洛茨基出主意，自己仅充当执行的角色。我还能想到更坏的关系描述；但这一描述完全不正确。事实上它像中伤坎农一样中伤托洛茨基。 他与坎农的关系，就像与共事的秘书以及全体工作人员的关系那样，托洛茨基一视同仁。大家很容易交换意见。托洛茨基喜欢引出别人的看法，他们就会作出回应，通常会比他们自己原来想法要高明。 这种合作，毫无疑问，存在于政治层面。这个团队并不是一个心灵相通、兴趣相投的群体。打个比方，托洛茨基与坎农的个性就颇为不同的。 在科约阿坎，我亲眼看到托洛茨基与坎农是怎么合作的，我知道作为政治战略家和列宁主义建党纲领的实践者，托洛茨基有多么重视坎农的意见。 至于坎农，他视托洛茨基为天才，一个像卡尔·马克思一样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他将托洛茨基的天才视作一个事实，一个对革命运动而言极其重要的事实，毫无与他平起平坐之想。 可坎农对托洛茨基的东西，绝非不加怀疑的接受；托洛茨基也不会这么要求。坎农要是不同意，会为自己的观点而争辩；在一些问题上，他还说服了托洛茨基。并非只有坎农这样对待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一点。 第四国际 在1938年创建第四国际的工作中，托洛茨基与坎农通力合作，以谈论将在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纲领始，以新的国际政党的实际成立工作终。 这令人回想起，有一些人，甚至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部也有，反对组建第四国际，认为不合时宜。托洛茨基与坎农都支持组建之举，二战的迫近使得这一举动更加必要，因为国际事态中的一个动荡的新阶段即将开启。 当1940年托洛茨基遇刺之时，许多人，尤其是所有斯大林派与形形色色的反动派断定，这意味着第四国际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末日。 时年五十岁的坎农，被视为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依他之见，相信任何单独的个人能填补托洛茨基逝世所留下的空白是荒谬的。毫无疑问，没有人看到他试图这么做。他说过他不是天才，他认为这是狂妄自大的，并嘲笑试图扮演这一角色的人。 然而，为了在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继续斗争，他制订了一份计划。这份计划并非天衣无缝。它包括靠拢队伍，保持队形，加强它，扩充它，延续它。 就这样，领导队伍的连续性得以维持。要是另一个托洛茨基出现，那真是太走运了。这有助于缩短争取社会主义的时间。可要是另一个托洛茨基不出现，我们还是要基于托洛茨基的原则与教诲而斗争下去，齐心协力，终究胜利。 在上面提及的计划里，坎农把第四国际放在最重要位置。要尽一切可能，维持第四国际并使之向各大洲发展，方法就是坚持托洛茨基主义原则，帮助各国组建起这样的领导团队，他们有能力组建起群众性政党并能够指导革命斗争获胜。 坎农在对第四国际的发展及其福祉的关注，完全不同于联邦主义者的看法，他们将国际视作好东西，只要它不插手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事务，就像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 坎农沿着第四国际建立所制定的路线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其建设工作。他视社会主义工人党为第四国际区区一个支部——在他看来一个重要的支部。他从未改变这种观点，即使后来美国通过反动法律迫使社会主义工人党脱离了第四国际。 最伟大的成就 但是，坎农同志最卓越的成就仍在美国的土地上。分享这一成就的，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其他先驱们——其中有：文森特·R·邓恩、卡尔·斯科格隆、阿恩·斯瓦贝克，尤其是1968年三月去世的吉姆的伴侣，罗斯·卡斯纳。这些托洛茨基主义的先驱们，无论如何，都非常信任吉姆。 这个成就，就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主要堡垒的美国内部，建立了一个有自力更生能力的革命政党核心。吉姆不仅缔造了这个核心，还维持它，面临无数压力史无前例地坚持了数十年。在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他使这个核心团结一致，抵御着工会官僚职位及其丰厚薪水的诱惑。 他使这个核心团结一致，反击着曾在美国的激进运动与许多工会之中实力强大的美国斯大林主义的无情攻击和恶毒诽谤。 他使这个核心团结一致，以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歇斯底里，作为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成为《史密斯法案》首批牺牲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身先士卒，慷慨赴狱。 他使这个核心团结一致，在美国麦卡锡主义臭名昭著的十年里，当托洛茨基主义者被美国的政治警察FBI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逼走的时候，当我们的运动在政治上几乎被完全孤立、并因资金匮乏而实际上陷于停顿的时候。 他使这个核心团结一致，在麦卡锡镇压与经济繁荣相结合导致劳工运动消沉多年之时。 代价 当然，损失在所难免。很多重要的同志灰心丧气并停止了活动。很多有着多年经验的干部难耐被不断扭曲的政治分歧，为自己选择其它道路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理由。 但是，新成员取而代之。其中一些新成员显出很高的价值，因为他们在这样一个时期，是逆流而上加入运动的。 吉姆的坚韧与顽强最终获胜。他成功地维持了领导班子的连续性。这一连续性，可直接追溯到上世纪的美国社会主义开创者，直接追溯到布尔什维克党，并经过他们追溯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 在詹姆斯·坎农领导之下，革命社会主义者的核心不断地聚集、维持和更新，我们也知道，他对这一胜利心满意足。 干部队伍的发展 在身为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主要领导人的年代，吉姆成为了三代——如果不是四代的话——革命者的老师。他教导我们的方式不是太多的正式演说——他其实做得不多，甚至也不是他的作品，尽管这样，他还是留给我们可观的遗产。 他教育我们最有力的方式是和我们并肩战斗。多年以来，在阶级斗争的许多场合与战斗中，他都和我们站在一起。他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就是关心干部队伍的发展，尤其是同志们自主思考的能力。 而我要说，吉姆教育我们的最重要课程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自身发展史。这一历史，我认为不但有党的管理、支部的组织工作、我们的出版物以及领导集体在这些方面能力的培养，还有许多党内斗争，包括了共产党早年的那些事，在此的绝大多数人并未参与，只能通过流传下来的记述间接地了解。 我们党的存在，归功于吉姆运用于这些斗争的方法。吉姆将自己的政治知识传授给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整个干部队伍都能学会运用。希望在未来决定美国命运从而决定世界命运的强大阶级斗争中，我们党能以此为根基。 二战之后，吉姆坚持认为苏联的胜利，东欧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终将削弱世界范围内的斯大林主义，创造新革命的机会。依他之见，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是对这个观点的一个证明。 他毫无疑问仍是着眼于美国工人。长远来看，任何其它地方的剧变，都将对美国的政治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深受资本主义日渐深重的经济与社会的矛盾，美国工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将被推向战斗，美国革命便开始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吉姆确信，美国革命并不遥远。它明显更近了。他看到了它的征兆：六十年代黑人解放运动以及七十年代前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和越南都不能赢得全面胜利；美国青年空前规模地激进化；反战运动席卷全国，动摇了资产阶级政治体系，以至于一名总统决定不参加第二任期的选举，而其后任——一个不怎么狡猾的骗子——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不得不签署辞呈、抬腿走人。 这一切征兆使坎农相信，托洛茨基主义的时代近在咫尺。 个人生活中的吉姆，在意气相投的同志与朋友之中，更喜欢独处。他是一名涉猎广泛的读者，却更喜欢交谈。他的谈话，毫无疑问，以政治为中心，起码是趋向它的，有时夹杂些戏谑与玩笑。 吉姆抽雪茄、烟斗，完全不在乎烟草的等级，津津有味品尝着他所买的便宜牌子，以及“哈瓦那人”或近年馈赠的混合品。随着烟草的燃尽，他也心满意足。 他认为时不时地搞个聚会很有必要，他确信日常生活中的欢乐是不能错过的。长久以来，他主要喝茶，最多也就喝一点啤酒，他不赞成限制饮酒；但他不得不重视酒精给他造成的健康问题。 在工作上，吉姆并非随随便便的类型。事实上，他要求甚高。一些同志觉得难以忍受，某些情况下甚至引发不和。 吉姆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缺陋之处。对于亲近的朋友，他甚至过分强调他们，让人觉得他们不是普通的朋友。 吉姆的客观精神，也针对其他人。最惊人的一次是他评论一些他曾经认识的共产党员，虽然这些人后来成为斯大林分子，背叛了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但因为这些人的作为和抱负，吉姆在评论这些人时依然充分肯定他们，并解释了他们是如何被自己不能理解的力量所压垮的。 有团队精神的人（ateamman） 因为他很复杂，对吉姆进行一个心理学的分析估计会很有趣，尽管这样也不会让我们了解太多关于他政治上愤怒的原因。他生来就是一个政治人物，对他的分析判断必须要在这方面。他作为一个有团队精神的人，清晰地认识到一个领导层团队的力量，他就像构建团队的大师，因为一个均衡发展的组织，通常都是由一个或多个截然不同观点的群体组成，有些人的观点总是极端的，有些人总是反映这个或那个阶层的利益。 作为团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吉姆使自己完全服从党的纪律，服从于“责任”（duty），他喜欢用这个词或者称之为“献身党的事业”（pitchfortheparty）。 吉姆自称实际上的“无政府主义者”，这无疑是有些道理的。这就是说吉姆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团队的人。他不得不努力学习并有意识地亲身使用，以使自己合乎责任的要求。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只是在小事儿上才放纵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如果这样算是的话），他会尽最大可能不使之影响党的重要事务。 一个易怒的人 吉姆基本上就是一个容易愤怒的人，他愤恨一切的不公平、不平等、特权和剥削，愤恨贫困、机会匮乏、压迫、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 他亲眼见证了资本主义的罪行、战争和它的反动意识形态。他厌恶它的警察，它的法庭，它的监狱，它的法西斯主义，它倒退回野蛮的趋势。 他为杜鲁门核爆广岛长崎之举而大发雷霆，并寄希望于人类能消除核弹灭绝。 对资本主义根深蒂固永无止境的愤怒，从他每日所读的报纸和他所看到的东西之中激发出来，是他性格中的动力之一。 他全身心致力于推翻我们不得不生而面对的可怕制度。 吉姆有着清晰的社会主义视野与开放的思考方法。青年时的他增长了这一视野并坚守终生。为了将这一视野传授于人，鼓舞他们，并使他们加入进来，他毕其一生，上下求索。 在近期《洲际通讯》（IntercontinentalPress）十周年庆典上他发表的雄辩演讲中，他重复着这一呼声。 这次演讲据说是吉姆·坎农留给党和新一代反抗者最后的启示，其至坚之信念，尽显无遗。 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不会和吉姆说“再见”。他与我们同在。他通过他的作品和我们在一起。他通过他耗费心血所创建的党和我们在一起。他通过党的领导班子的连续性，还有他树立的毕生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的榜样和我们在一起。 通过这些成就，吉姆将始终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最终胜利而努力的国际斗争中的一名参与者，一位战友。
〔附录1〕大事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附录1〕 大事记 1901年美国社会党成立。 1905年作为产业工会先驱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成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7年美国参战，同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 1918年一战结束，列宁著作在美国出版传播。 1919年美国社会党在芝加哥大会上发生分裂，社会党左翼少数派成立了共产主义工人党，多数派成立了合众国共产党，同年司法部对共产党和进步工人展开大逮捕，新成立的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1920年鲁登堡领导的派别从合众国共产党分裂出去，与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组成了统一共产党 1921年统一共产党与合众国共产党的另一半人合并，定名美国共产党。同年成立美国工人党，作为辅助地下的共产党的公开合法组织。 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召开，共产国际支持美共走出地下状态，建立合法组织。 1923年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左翼反对派提出《四十六人政纲》，掀起了反对党内官僚层的斗争。 4月，美国共产党与美国工人党合并，取消地下组织，采用“美国工人党”这个名称。 1924年 2月，列宁逝世。 4月，斯大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讲，争夺列宁主义这面旗帜。 9月，托洛茨基为文集所作序言《十月的教训》发表。 10月，以加米涅夫的报告《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开启了苏联党内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12月，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论”。后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专门阐述了“一国社会主义”问题，指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 1925年托洛茨基被解除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共产国际推行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美国工人党改名为“美国工人（共产）党”，直至1930年重新改名为“美国共产党”。 1926年在英俄委员会的幌子掩护下，得到苏联支持的英国工联总委员会背叛英国工人阶级，导致英国煤炭工人总罢工失败。同年夏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组建“托季联盟”。 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同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 1928年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世界大会，托洛茨基针对此次大会的纲领草案提出批判文件，坎农在大会上阅读了该文件，将它带回国，在美国举起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随后被开除，第一期《战士报》出版。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提出“第三时期”理论，宣称从1928年开始，资本主义进入了总危机阶段，世界进入了革命高涨时期，无产阶级面临夺权任务。 1929年 2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流亡至土耳其。 4月，苏共十六大采纳了苏联经济建设的第一年五年计划，斯大林攻击党内的右翼反对派。 5月，美国左翼反对派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定名“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左翼反对派）”。 7月，《左翼反对派公报》出版，促成了国际左翼反对派力量的联合；反对派宣称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目的是使共产国际回归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传统。 同年，在斯大林的“极左”政策下，苏联左翼反对派领袖大批向斯大林投降。 1930年 4月，国际左翼反对派第一次国际会议。 7月，经法国达拉第政府批准，托洛茨基迁居法国。 9月，托洛茨基就德国法西斯威胁问题开始撰写论文，警告法西斯上台将给德国工人阶级带来灭顶之灾，抨击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法国社会党在德国问题的错误。 1931年 4月，西班牙革命爆发，君主专制政体覆亡，共和国成立。 1932年 2月，苏联政府剥夺了托洛茨基的苏联公民权。 1933年 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 3月，因共产国际与德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面对纳粹的威胁，德国工人不战而降，遭到惨败，托洛茨基提出德国共产党已无法改造，应建立新党取代它。 7月，托洛茨基指出共产国际已无可救药，无法从内部进行改良，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 8月，国际左翼反对派改名为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机关为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记处，不再自称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反对派。 10月，托洛茨基宣布必须在苏联进行政治革命才能推翻斯大林官僚阶层，复兴苏维埃民主。 1934年 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法国社会党的松散结构，托洛茨基建议法国左翼反对派打入法国社会党，是为“法国转向”。同年10月，国际书记处批准法国托派改组打入法国社会党。 2月明尼阿波利斯煤场工人罢工。 5-8月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 12月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利坚工人党合并，成立合众国工人党。苏联领导人基洛夫遇刺身亡。 1935年 3月合众国工人党在匹兹堡召开了著名的工人积极分子大会。 6月合众国工人党召开六月全会，社会党的问题在党内得到重视。 10月合众国工人党召开十月全会，会后奥勒尔派被开除出党。 1936年 3月，合众国工人党三月全国代表大会批准了打入美国社会党的提议。 6月，合众国工人党打入了美国社会党。 7月，国际托派在日内瓦召开第四国际筹备会议，发起“争取建立第四国际运动”。佛朗哥发动叛乱，西班牙内战爆发。 8月，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公审，审判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16名被告，指控托洛茨基阴谋推翻苏联。 1937年 1月，托洛茨基抵达墨西哥。莫斯科举行第二次公审，审判了以拉狄克和皮达可夫为首的17名被告。 12月，约翰·杜威主持的调查委员会确认托洛茨基无罪，两次公审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1938年 1月，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 9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了托洛茨基起草的《过渡纲领》（TheTransitionalProgram）。
第十二讲打入社会党的托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十二讲打入社会党的托派 社会党内的各种倾向·世界形势·西班牙内战·莫斯科审判·法国事件·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加利福利亚的社会党·《社会主义呼声报》·《劳工行动》·“社会主义呼声大会”·《社会主义呼声报》遭禁·禁言令·托派被社会党开除·被开除的支部的全国委员会·芝加哥大会·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 本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讲的是我们在社会党内的将近一年时间，以及我们既不在社会党内，但又没有脱离它，而是走向另一个目标的半年时间。讲课时我反复强调过，党的策略，是由党所无法控制的政治与经济因素所施加给党的。政治领导层的任务，就是要弄明白，在特定形势下，哪些事情是可能做到的，哪些事情是必须做到的，又有哪些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哪些事情是不必要的。这可以说是政治领导的精髓所在。一个革命政党——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活动受限于客观环境。有时，客观环境会使党遭到失败与孤立，无论领袖与党员做什么都于事无补。在其他情形之下，客观环境产生了胜利与进步的可能性，同时却又限制了它，使它不能赢得更大的胜利和进步。党总是在一系列不由自己创造的社会因素中行动。它们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体现。 有些时候，就算是最好的领袖也无法使党前进一步，这样的时期并不少见。比如，我们运动最伟大的导师与领袖马克思与恩格斯，几乎被孤立了一辈子。就是在他们的壮年，他们也无法在自己生活与工作的英国建立起强而有力的组织。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犯了过错，也不是因为他们无能，原因在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英国工人还没准备好去聆听革命的语言。 我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诞生的最初时期，也就是1928年到1934年这段时期，正好是世界工人运动被反动和停滞扼制住的漫长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无法避免孤立。在那段时间里，整个世界似乎都压在一个小组织、一小批死不改悔的坚定分子身上。在那段时期，信仰不够坚定的人——特别是那些缺乏理论悟性，对现代社会以及把危机转化为革命的法则不够理解的人——半途退出了。在那最黑暗的反动与孤立的时期，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预见到了新一波高潮必将到来，并自觉地通过两种方法着手准备：首先是为新时期的党拟定纲领，其次是为未来的革命党集结起了一批预备干部，并坚定了他们对于未来的信心。听了前面的讲座，就会知道我们对未来的信心是合理的。当世界工人运动开始走出僵局时，特别是在1934年初，新一轮群众运动开始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出现了。当这种新局面刚刚出现时，我们受到了考验，得到了机遇。这已不再是安享孤立、大谈理论的时期。而是应该积极投入阶级斗争之中、将理论运用于实际的时期。我们确信机会就在眼前，我们决心把握机会，投入行动，这导致了我们同宗派分子和极左分子发生冲突。为了前进，我们不得不同他们斗争，击败他们，而我们也做到了这一点。在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我们在经济性群众运动方面进了一步。与美利坚工人党的合并，则是在建设一个严肃的美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这些进步的行动仍然只是前进路上迈出的几步，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成就的局限性。在更加复杂的形势中，我们还需要政治上的主动性和果断的行动。 建设一个终将领导美国无产阶级赢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党，是一条艰难而又曲折的漫漫长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组织打入美国社会党，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抓住时机，在恰当的时候打入了社会党。在政治上，时机常常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时不我待。忘了这句话的政治领袖只能徒呼奈何。这句话用法律方式来说就是：“时间是契约的精髓。”这条经验已为无数次的政治斗争所证明。重要的不只是你做出什么决定，还有你在什么时候做出决定，你做出决定的时机是否恰当。 我们打入社会党的时候正巧不早也不晚。在那段时间里，社会党极大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它是个成分复杂的党，一个中派分子的大杂烩，它既缺乏领导，又孤立无助，种种外部事件，还有种种压力，都在挤压着它。它无法独立生存。1936年我们打入社会党时，它就已经处于剧烈动荡和崩解之中了。无论如何，社会党注定要被撕裂。剩下的问题只有：这个在历史上不具有独立的生存可能的党，会在什么时候、沿着什么样的路线崩溃瓦解。 社会党内有一个有力的运动，它虽然还没有完全的自觉，但倾向于同罗斯福政府、进而同资产阶级社会妥协调和。共产党机关拥有雄厚的财力，它凭借自己的宣传和物质资源，对缺乏领导的社会党工人产生了巨大影响。问题在于，这个中派主义政党中潜在的革命力量——工人积极分子和叛逆青年——是会被这些力量吞没呢，还是会与托派干部结合，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只有在我们打入社会党后才能得到检验。托派要想接触到社会党的这些潜在的革命分子，只能打入社会党，原因很简单——他们并不打算参加我们的党。政治上的必要始终高于组织方面的顾虑，所以当政治上要求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必须抛弃掉对组织的盲目崇拜。 我们加入社会党，其背景是国内外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正当我们在商量参加社会党时，法国发生了静坐罢工，那是一场货真价实的革命。1936年春天，产联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开始了，无论是在参与人数、群众的战斗性，还是在无产阶级的下级阶层的广泛参与方面，这次高潮最后都将把这场伟大的运动推上美国有组织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产联的造反，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法国静坐罢工的影响。西班牙内战即将全面爆发，它以最尖锐的形式，重新提出了第二次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获胜的前景。在这场内战之中蕴含着西班牙革命，如果西班牙革命能成功，就能改变整个欧洲的面貌。数月之后，莫斯科审判震惊了全世界。 这一系列撼动世界的事件，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背景（我个人认为，产联的崛起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其他事件），它为马克思主义先锋队的大步前进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人们对政治的关注度、群众的活跃程度都是不缺的，而且也有足够的空间供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施展拳脚。有了这些客观条件，我们只要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就一定能有收获。在这么有利的环境中，除非我们是最差的领导、除非我们有意自己打败自己，否则我们总是能有所收获的。 回顾一下过去的话，我们在社会党内的工作，绝不是没有半点错误的，我们也错过了一些机会。显然，我们运动的领袖为了迁就社会党的中派官场作风，做得有点过头了。为了提高在组织内开展常规业务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工作作风，这当然是必要的。可某些情况中迁就得实在过头了，导致我们运动的部分成员产生了幻想，并出现了偏差。当然，打入社会党后，我们确实在纽约的“战士派”团体的领导人——扎姆、泰勒等自以为是之流——身上花了太多时间，浪费了太多时间跟他们协商和空谈，这帮人在党内半点实力都没有，他们只在党内关键职位上呆了很短的时间，对普通党员毫无影响力。当然，在执行打入社会党的政治策略、以及关注社会党内的政治问题时，我们忽视了不少群众工作，而我们本来是可以完成这些工作的。我们犯了这些错误，错过了一些机会，我们难辞其咎。我们还是按照托洛茨基的建议与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关键因素——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 我们打入了社会党，在其中工作了一年，积累了宝贵的政治经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我们谨慎而有计划地开展工作。我们给自己人定下的第一条规矩是：渗入组织，打入社会党，参加实际工作，由此在基层党员中树立起一定的道义上的威信；建立起良好的个人联系，特别是要与社会党内的积极分子建立联系，他们以后可能派得上用场。我们的打算是，对那些有把握的政治问题，我们就让它们顺其自然地发展。我们不必故意推动讨论或激起派别斗争。在一系列世界重大事件的冲击下，我们可以让政治问题暴露出来。我们不会等太久的。 形势已经与我们被大反动和大停滞所孤立的前几年大不一样了。客观因素现在有利于革命派，并创造出了让他们前进所需的条件与机遇。1936年7月，佛朗哥发动了叛乱，工人对其予以坚决反击，西班牙内战爆发了。我们打入社会党后才刚过了几个月，八月的莫斯科审判就震动了全世界。这些事件都具有重大的世界性意义，因此被叫做“托派”关心的问题。早在1928年，我们的敌人，哪怕是最无知的，都已经承认，托洛茨基主义不仅仅是原则教条。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遍及全球、放眼世界的运动。托洛茨基主义从国际主义立场出发，把自己与世界各地无产阶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讽刺的是，早在1928年我们遭到共产党的政治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审判的时候，人们早就普遍承认了托洛茨基主义拥有这么一个关键的长处。那是一场漫长的审判，他们一直企图用能找到的所有“旁证”来“证明”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直到最后，我们宣读了自己的声明，这才终结了一切含糊暧昧（我以前对此做过解释：此前我们出于策略考虑，一直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派别组织）。就像我们不久之前在明尼阿波利斯受审时的检察官那样，他们招来不少证人，提出各种确证和旁证，来证明我们的罪名。一个小线人跑上来说他听到这个，另一个则说他听到那个。但主要证人是共产党书店的经理。他赌咒发誓说沙赫特曼是托派。为什么？他怎么知道的？“因为他经常光顾书店，想搞些关于中国问题的书，我知道中国问题是托派关注的问题。”这滑头小子倒也没犯大错。中国问题的确是托派关注的问题，就和所有世界重要问题一样。 西班牙内战、莫斯科审判以及法国工运乱局——这些问题当时主宰了社会党的全部党内生活。围绕着这些问题，人们反复开展了最活跃的讨论，这与社会党领导层的意愿截然相反。他们只想埋头干实事，也就是说日常工作。“让我们静下来，做做正事吧。”但这些议题引发了所有认真对待“社会主义”一词的人的兴趣，我们经过精心准备，组织起了教育普通党员认识这些问题的意义的运动。 当莫斯科审判被日复一日地报导时，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场审判的真正目的是托洛茨基，如果有可能，就把他引渡回苏联再杀害他；不行的话，就要尽量败坏他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声誉。不得不提的是，在此形势之中，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没有睡大觉。我们挺身而出，完成了我们有史以来做过的最出色的政治工作，为了第四国际的事业，做出了最出色的贡献——揭露了莫斯科审判的阴谋。正是因为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的存在，以及我们当时打入了社会党，我们才得以开展工作，并最终揭穿了莫斯科审判的真面目，使其在全世界面前大出洋相。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要求我们在那个紧要关头打入社会党，这样我们才能接近形形色色的人物——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各种半激进的政治人物，为了完成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TrotskyDefenseCommittee）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接近这些人。我觉得，1936年夏天对斯大林来说，真是一个最差不过的时候，他费了大劲弄出这么一出审判，结果却让自己丢尽老脸。当时，靠着社会党党员的身份掩护，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社会党是个半吊子的体面政党，这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使他们无法按照原来的计划，把我们当做托派小集团孤立起来，再围攻我们，对我们施加私刑。我们组织了一场强大的揭露莫斯科审判、保卫托洛茨基的运动。斯大林派尽管在机关、报刊、外围团体和金钱方面占有巨大的优势，却从一开始就被逼得只有招架之力。纽约的同志们在全国各地的协助下，组织起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委员会，由约翰·杜威[1]任主席，大批著名的作家、艺术家、记者和各方面的专业人士出任委员，这个委员会得到了授权，主持了对莫斯科审判的调查运动。 众所周知，调查工作1937年春开展于墨西哥城。委员会对案件进行了彻底调查；从中诞生了两部重要作品，第一本是《列夫·托洛茨基案件》（TheCaseofLeonTrotsky），第二本是这个委员会的报告《无罪》（NotGuilty），这两本书过去是、将来也会是世界工人运动的经典著作。这是我们对斯大林主义造成的最沉重的打击，这个重大政治任务能得以完成，得归功于我前面提到过的一系列事件所造就的有利局面。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那些曾参与帮助它完成其使命的那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之中，大多数人在短短几个月之后、至多几年之后，就彻底向资产阶级社会屈服，背弃了那些永不和资产阶级妥协的反对者。如果现在再出现一个像“美国保卫列夫·托洛茨基委员会”这样的运动，这些人有九成不会在物质和道义方面积极参与它。在当时特有的紧要关头，他们可以、而且也确实发挥了作用，为实现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目的做出了贡献。揭发莫斯科审判并使之名誉扫地是我们的重要成就之一，这得归功于我们1936年打入社会党这个政治举措。 在打入社会党时期，我们围绕着西班牙内战和西班牙革命的各个重大事件，开展了第二项重大政治运动。大量的报告甚至书籍，就是这项工作留下的丰硕成果。我希望你们能仔细看看菲利克斯·莫罗[2]的著作《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Spain），还有《西班牙内战》（TheCivilWarinSpain）这本小册子。这两本书总结和整理了我们所进行的重大政治斗争；无论在社会党内外，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会向人们解释清楚正在西班牙发生的事情，并把这些事件的意义教给美国党的干部。打入社会党使我们在社会党内获得了听众，推动了这个运动。我们并没有完全掌握社会党，但我们缴清了党费，获得了在社会党的每一次支部会议上发言的机会。 当时我为了疗养正住在加利福尼亚，那里的工作正向着群众运动发展。在那里，我们很快就与社会党打成一片，在竞选期间，我们组织活动、举办演讲和开展政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因而赢得了遥遥领先的影响力。结果，我们打入社会党半年后，就在加利福尼亚社会党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份周报，由我出任编辑。经过我们的努力，环境变得非常有利。我在这家报纸的编辑职位，以及我们的人在地方以及州组织中的卓著声望，使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直接参加海员群众运动的机会。 1936—1937年的海员大罢工使我们获得了广阔的天地。东部的同志正在围绕莫斯科审判和西班牙内战开展活动时，为了加强这一重大的政治工作，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群众运动中组织了大量的活动，对1936—1937年的海员工人大罢工的进程产生了影响。我们以前在那里做过的工作、建立的联系，使我们能建立起托洛茨基主义派别组织的第一个核心。这项工作使我们党获益颇丰，至今如此。托洛茨基主义者此后成为海员运动一个日趋强大的因素。这是我们党美好未来的一个最明确信号——它在我国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芝加哥，《社会主义呼声报》[3]是我们的另一个根据地。这份报纸本是由艾伯特·戈德曼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出版的油印小报。早在我们打入社会党之前一年，他就以个人名义加入了社会党。在我们与米斯蒂派合并之前，他不等党的决议，就自作主张加入了社会党。此举引发了争议。但事情很快水落石出：戈德曼脱离组织并不是要跟我们一刀两断，他一开始就是按照我们的纲领而工作的。我们党提出打入社会党之后，我们就与戈德曼重新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所以我们才会答应社会党领袖提出的让我们放弃自己的报刊的要求，毕竟我们已经与戈德曼有约在先：《社会主义呼声报》，这家由社会党承认和创办的机关报，将成为托洛茨基主义派别组织的正式机关报。合作重建得如此迅速有效，以至于一些人问整件事——戈德曼脱离托派组织、以个人名义参加社会党，以及我们同戈德曼的争论——是否都是预先设计好的诡计。完全没这回事。这里面没有什么阴谋诡计，只是机缘巧合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好结果。油印小报变成了印刷杂志。名称——社会主义呼声——保留了下来。虽然由于“战士派”的压制，我们不能出版自己的旧报纸《战士报》，但我们还是很快就在社会党内创办了一份合法的、拥护我们的纲领的月刊。晚秋时分，我们在加利福尼亚有了一家周报，我们起名叫《劳工行动》——一个近年来被糟蹋了的好名字[4]。 于是，我们实际上重建了自己的报刊——一份鼓动性周报与一份周刊。《劳工行动》是在加利福尼亚社会党的支持下出版的，但它要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鼓动性报纸，我才不会办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尽可能的利用它。《社会主义呼声报》变成了一个媒介，我们靠它在社会党内“合法”重建了自己的派别组织。 1937年初，我们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呼声大会”。我们邀请全国的社会党党员来芝加哥讨论促进党的利益的方式方法。不管他是什么背景，不管他属于哪一派，谁来我们都欢迎。唯一的条件是同意恰好与第四国际纲领一致的《社会主义呼声报》的纲领。在此基础上，1937年初冬，我们按照同样的形式，在芝加哥组成了左翼，它在事实上发展成为了新的、全国性的社会党左翼。这次是一个真正的左翼；不是杂乱无章的“战士派”小集团，而是一个以明确的纲领为基础的组织，它由认同这个纲领的党员组成，它的领袖懂得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并且做好了为之斗争的准备。 当我们在社会党内开展活动的整个时期，当斗争发展起来、我们逐步壮大的时候，斯大林派对我们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他们花了好几千块钱——我敢说花了好几万块，竭力阻挠我们在社会党内取得更大的进展。他们很怕我们拉起一支强大的队伍。他们向来明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无论多么弱小，都是一把直插斯大林主义心脏的利刃。社会党的部分领袖可怜巴巴地附和着斯大林派的活动。他们看见的是斯大林派背后的强大的苏联政权所拥有的力量和资源。与之相比，托派只有原则正确的纲领，所以他们自然会倒向拥有强大的力量与资源的一方。部分“战士派”——不是全部——倾向于同斯大林派合作，要不是我们阻止，他们早就像在西班牙发生过的那样，同斯大林派合并了。但我们依靠自己的纲领，对他们进行批评，挡在了他们和斯大林派中间，并鼓动社会党的基层党员反对同斯大林派合并的主意。我们戳穿了他们的把戏，他们更恨我们了。社会党的另一部分领导已经投向了罗斯福（他们恐怕并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们针对我们发起了一场“把托派赶出党”的真正攻势。在这场攻势背后，是斯大林派和资产阶级在推动它。 这场肃托运动的领导者后来大多与资产阶级握手言和了。杰克·奥尔特曼（JackAltman）就是其中之一。保罗·波特成了战时劳工局的代理人。他尽己所能，顺利地完成了一份脏活：把造船厂工人的薪水压至合同要求之下。他当社会党领导时，为了把我们赶出党，曾不惜写小册子。这种后来除了给罗斯福做工运里的雇佣走狗就别无它用的人，比我们更受诺曼·托马斯及其他高层领导的认同。他们策划了一次不合乎党章的党的特别会议，专门为了党内肃托。他们企图把我们斩草除根，这样斯大林派就没有借口指责他们了。他们要洗掉我们赋予社会党的革命颜色；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社会的希望重建社会党。除了一战那段短暂时期之外，社会党通常都有着“好名声”。人们认为社会党是一群既想要社会主义、但又不想伤害谁的人。这种党总是能得到容忍，但却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影响力。使社会党在工运内部出名的，是他们上上下下都想要社会主义、却绝不会为难各种工运混子、骗子和拐子。他们所要的不过是代表社会主义说几句话的特权。我们打入社会党改变了这种情况。我们以社会党的名义发表演讲，继续同斯大林派斗争，继续同工运骗子斗争，改变着社会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为此，他们决定赶走我们。 针对召开于1937年3月的这次党代会，我们使出了拖字诀。我们无权出席这次会议，所以我们也就不去费心争夺议席了。我们觉得自己的时间，不足以去教育可能成为革命者的社会党的工人与青年，并把最大数量的人争取过来。我们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因此我的策略是拖延会议的摊牌。 为了实行这个策略，我从旧金山（当时我正在那里担任《劳工行动》的编辑）赶到纽约参加谈判。我们把文森特·邓恩从明尼阿波利斯请了过来。我和他组成了一个两人委员会，讨论关于“战士派”领袖的问题，并同诺曼·托马斯本人商讨，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拖延谈判的办法。我们商谈了很多次，其中一次是在诺曼·托马斯家里进行的。在一次会议上，我和邓恩同志代表托洛茨基主义者，同托马斯、泰勒、杰克·奥尔特曼、默里·巴伦一帮年轻工运骗子对峙，质问他们，我们到底干了什么，让他们如此怀恨在心，以至于要如此敌视我们。我记得托马斯对一件事念念不忘：有人报告说，托洛茨基主义者，特别是纽约的，在支部会议上发言太多；他们坚持进行理论和政治讨论，直到半夜十一点都没完。他想知道，像这种情况当中，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约束托派党团或托洛茨基主义派别，让他们把讨论控制在合理的时间之内。这触动了我那敏感的神经。在凌晨两点的辩论中我对其越发不耐。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达成了广泛而全面的协议——我们同意设立一条规矩：支部会议不得超过晚上十一点。像这样的妥协我们做了不少。我们要和平，所以我们就得在一些琐碎问题上做出让步，总的说来，我们还是妥协克制的，所以我们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诺曼·托马斯向我们郑重承诺，在党代会上不会通过任何压制党内机关报——尤其是《社会主义呼声报》——的提案，也不会因为某人的政见而开除他。当着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些青年“战士派”的面，诺曼·托马斯对我们做出了如此承诺。 诺曼·托马斯做出了承诺，却不遵守。在跟我们商量之后，他在参加芝加哥大会时，却又屈服于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密尔沃基的，那里是社民党保守主义的老巢，在二战中，这种保守主义注定会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密尔沃基的社民党人自高自大，满脑子资产阶级意识；纽约的工运骗子手，比如经验尚浅的默里·巴伦之流，这两伙人联手对诺曼·托马斯施压，诺曼·托马斯顶不住了。他自食其言，出卖了我们。会上他亲自提议：禁止党的一切内部机关刊物。将其全部禁止意味着只禁止《社会主义呼声报》；党内再无其它有影响、受尊重的出版物了。 大会一结束，我们就成了众矢之的。我们的刊物再次被夺走了。我们仍然犹豫不决，不知是不是到了紧要关头，这是因为我们一方面几乎对此毫无准备，另一方面，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的工作还没完成，我们担心过早分裂会影响到它。托洛茨基再次展现了他彻底的客观态度。不用说，他当时正在从个人角度和政治观点的角度来关注莫斯科审判，他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考虑到调查委员会的工作，立即分裂的确会有点棘手，但不必顾虑这一点。当务之急是政治说明工作，你们应当勇往直前。” 托洛茨基支持甚至激励我们：要勇往直前，直面挑战，不能被挑战吓倒，哪怕这有可能导致我们队伍的分裂、哪怕这有可能挫伤那些一路追随我们的人的士气。我们先打着“合法”的旗号谨慎前进。我们表明自己必须有一份刊物，一份相当有力而又绝不会违反禁令的刊物。我们想出了一套办法，把个人信件和支部决议多次翻印之后四处散发。我们以一位同志的个人名义，写了一封对大会进行评论分析的信，然后以私人信件的形式寄给另一位。然后这封信被油印了好几份，再小心地传给各个支部。每当出现新的问题，每当西班牙内战进入新阶段时，我们就会由纽约支部的一位同志以个人名义提出一项决议，油印几份，寄给我们派别在全国各地的小组，他们根据这个决议，自己做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我们没有刊物。他们有整个党机关。他们有全国书记、编辑、劳工书记、组织工作者——他们拥有全套机关。而我们有一份纲领、一台油印机，这就够了。 无论在哪里，我们派别都能做到消息更灵通、更有组织纪律，在招收新人方面我们也是一马当先。然后那帮道貌岸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给党开了一剂“真正的”民主药方。他们通过了禁言令。这是全国委员会的决定，实际上禁止了各支部就争议问题作出决议。他们特别惦记西班牙内战——虽然在他们心里，西班牙内战不过是件小事。我们立即以牙还牙，开展了一场反对禁言令的全国运动。我们让各个支部都提出决议，反对禁止提决议的决议。社会党官僚若嫌过去决议太多，那么在通过禁言令之后，他们就被决议淹没了。 我们决定不再忍辱负重，要正面迎战，跟他们做个了结。反正我们当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在芝加哥大会与这次正面交锋之间的几个月里，我们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对社会党左翼和青年组织中态度认真严肃、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人进行了教育，并把他们组织了起来。社会党的成分中，小资产者占压倒多数。显然，我们不能指望，光靠压在身上的各种规矩，就能赢得这个党的真正多数。我们得腾出手来，重建自己的群众刊物，重新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广阔的阶级斗争上。 六月，我们在纽约召开了本派的全国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决议，要求我们开展与组织全国范围的斗争。他们以大批开除本派成员作为回应，纽约支部的党员首当其冲。社民派伪君子自知在公平辩论中辩不过我们，就对我们下黑手，我从未见过如此官僚、如此粗暴践踏民主权利与党章的行径。他们直接给我们扣帽子，把我们赶了出来。在纽约支部的第一批人被开除出社会党后，作为回应，我们在几天后重新出版了《社会主义呼声报》，它现在是一份八个版面的小周报。我们成立了“被开除的支部的全国委员会”，号召所有被开除的支部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从过往的经验中吸取经验教训。几个月后，尤其在托洛茨基同志最密切的合作甚至监督之下，这项工作圆满完成。 众所周知，当时他在墨西哥，与我们保持私人的联系与交流。尽管他身处百忙之中，且正在全力准备材料迎战莫斯科审判，他还是经常抽出时间给我们写信，信中显示中他对我们的问题十分了解，并且有十分精妙的见解。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我们。 1937年的最后一天与1938年的第一天，社会党各个被开除的支部在芝加哥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是我们的运动的直接结果。会上我们记录了这一年的成果，与打入社会党的部分经验。显然，这对组织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大有好处，这个委员会在全世界面前揭穿了莫斯科审判的真相，给斯大林主义造成了当时最沉重的打击。打入社会党对我们在工会中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比方说，我们当时是社会党党员，这个事实对我们在加利福尼亚海员罢工中开展工作大有帮助。此前，我们的同志与汽车工人联合会并没有太多接触，但在打入社会党之后，我们与他们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托洛茨基主义派别在汽车工人联合会里牢牢地扎下了根。 大会上，我们惊喜地发现，正当我们专注于社会党内的政治工作时，我们也在同时开展了工会工作，并且把工会工作发展到了我们此前从未预料到的高度，而且这还是在没有中央领导机关的指示下取得的，此外，我们的党还开始了初步的无产阶级化。社会党青年组织的大部分人，以及大部分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真正感兴趣的社会党工人，都被我们争取过来了。 代表大会一致同意采用第四国际的纲领。这表明我们的教育工作做得很深入。这一切成就，都证明了打入社会党这一举措具有何等的政治智慧。社会党把我们开除后，我们组建了自己的党，以此作为回击，结果社会党自己弄死了自己，这是我们取得的另外一项——并非最小的——成就。社会党从此日渐式微，直到最终在工运中影响尽失。我们在社会党中进行的工作加快了这个过程。后来我们跟托洛茨基同志谈起打入社会党的总结果与该党后来的惨象时，他说：仅这一点就能证明，就算我们没能发展一个新人，打入社会党也是正确的。 我们打入了社会党，并在其中进行了斗争，这是社会党沦落为边缘政党的部分原因。这是大功一件，因为社会党妨碍了革命政党的建立。问题在于，不仅要建立革命政党，还要为之扫清道路。其他各党都是我们的对手，我们的障碍。 我们现在就拿这些成绩（我可没有自吹自擂）来跟宗派主义分子的策略的结果对比一下。他们引经据典，反对打入社会党的主意。他们说自己的回避策略能更快更好地建立革命政党。一年半过去了，两年过去了，结果如何？我们的党员翻了一番还多，这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所有成果当中最大的收获。奥勒尔派从未争取到一个社会党青年或工人。一个也没有。恰恰相反，他们唯一做成的，是自己队伍的分裂。我认为，这个对比，已经对引发我们争论不休的那些政治问题作出了有力的回答。你们要时刻记住，判断政治争论谁对谁错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后来的事态是如何发展的。政治不是宗教；政治分歧不会永远悬而未决。生活会决定的。你永远解决不了神学上的分歧，因为它外在于凡间生活。它不受制于阶级斗争、政治动乱或者风暴、洪水、地震。在中世纪，他们常为诸如一个针尖上容得下多少天使跳舞之类的问题而争执不休。多少？一千？一万？这个问题永远无法解决，因为以凡间经验，无从得知多少天使能在针尖大的有限空间内跳舞。事实证明，我们取得了这一切成绩，而宗派主义分子却一无所获，结果他们就只能回嘴说：“你们是把人数翻了一番，但却牺牲了纲领。”他们错了。当我们离开社会党，在芝加哥召开代表大会时，人们都看到了，我们拿出来的纲领正是我们一直坚持的那个纲领——第四国际的纲领。 我们在社会党里绕了“弯路”，最终以一路收获告终。1938年元旦，我们在芝加哥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怀着美好的前景与期望，再次独立进行斗争。会前，我们在自己队伍中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揭示出了不少分歧与缺点，这些分歧与缺点要到后来才暴露出来。我们对苏联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斯大林主义的叛卖、它对西班牙革命的暗算，以及莫斯科审判，这一切都是极其可怕的经历，部分党员被吓倒了，在1937年秋天，他们就已经打算不再承认苏联是工人国家，并拒绝保卫苏联。从1917年起，凡在苏联问题上误入歧途的人，往往会在革命运动的路上堕入迷途。绝无例外，因为苏联问题，恰好事关一场已经发生、且仍在继续的革命。 在1937年秋，持批评怀疑态度的人，其领头羊是伯纳姆。伯纳姆仍同意有条件保卫苏联，却已开始阐释其“工人国家并不存在”的想法，并称之为新理论。其实他这套东西根本不新鲜，自从1917年起，无政府主义者和孟什维克派早就抛出过这套半瓶醋理论，而且每当苏联在演化道路上碰到危机时，这套理论就会改头换面，重新粉墨登场，伯纳姆不过是自己添了点油，加了点醋而已。此外，伯纳姆还针对组织问题，搞了一个反对我们的反对派。他不喜欢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法，布尔什维克的纪律，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与布尔什维克的道德观。这些特征人尽皆知。凡是从方法、组织和“道德”方面着手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肯定流着孟什维克主义的血。政治纲领是一块试金石，但关于组织问题的辩论常常能比政治辩论更早地把症状暴露出来。伯纳姆在那段时期展现的这些缺点与反布尔什维克倾向，此后有了顺理成章的发展。那时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托洛茨基同志，如实描述了伯纳姆的立场，并向他求教：我们该拿伯纳姆怎么办；换句话说，怎样才能最好地保卫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时为了革命，应该怎样才能努力挽救伯纳姆。当时沙赫特曼还站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边，并为之而战。他跟我们一起描述了伯纳姆的立场，并帮助我们同伯纳姆斗争。但是，沙赫特曼到底是沙赫特曼，两年后，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同样的斗争以更剧烈的形式重新爆发出来时，沙赫特曼很自然地倒向了伯纳姆，反对起我们来了。 1937年的争论预示了未来的种种麻烦。但我们又经历了另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这是我们的运动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彻底的一次党内斗争。在打扫干净战场、党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考验做好准备之前，我们不得不经受这一切，首先是前面讲过的一系列斗争。我们发起了这次斗争，布尔什维克主义赢得了胜利；布尔什维克党因此更为强大。这次斗争以文献的形式记录了下来，这些文献大部分是托洛茨基同志的政治与理论著作，我也就组织问题写了几篇东西。1938年元旦，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了，我的讲座也就到此为止，谁想了解党后来的历史，可以去查阅这些文献。至于同这个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进行的斗争，以及他们最终分裂出去之后都发生了什么，看来都是最近的事情了，不用在这个讲座上回顾了。你们大家都懂的。 亲爱的同志们，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想说两句：向你们发表演讲，我实在是感到万分的幸福与满足。要是正在学习演讲的青年同志问我这个老活动家：“演说者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会说：“好的听众。”在本系列讲座的十二次演讲中，大家对我这么热情，在讲课时回应得十分积极，对我如此赏识，对演讲的话题如此关注，而且又对我这个主讲人如此友善，如果哪位青年同志能得到像你们这么好的听众，那他真是太幸运了。 [1]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 [2]菲利克斯·莫洛（FelixMorrow，1906—1988），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早期领袖之一，1931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940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后追随沙赫特曼少数派，1946年被开除出党，后脱离左翼运动。 [3]《社会主义呼声报》（SocialistAppeal），由艾伯特·戈德曼于1935月2月在芝加哥创办，作为社会党左翼的内部时事通讯报，由打入社会党的托派维持发行；1937年8月托派被开除之后，杂志编辑部搬到了纽约；1938年社工党成立后，作为党的机关报；1941年2月，报纸名称又改回《战士报》。 [4]《劳工行动》（LaborAction），该杂志与1940年沙赫特曼从社工党分裂出去所办的杂志同名，所以坎农说名字被糟蹋了。
第十一讲美国的法国转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十一讲美国的法国转向 政治与组织的较量·社会党的分裂·与“战士派”谈判·参加社会党的条件·1936年3月大会·斯大林派在阿伦敦的代理人·打入社会党 上一讲讲到了我们与奥勒尔宗派分子在1935年十月全会上进行的党内斗争的结局。历经四个月的讨论和派别斗争之后，六月全会上形成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剧变。六月全会上的少数派已赢得了党内多数人的支持。除此之外，在六月全会上对抗我们的极左分子奥勒尔派与米斯蒂派的隐秘联盟已在十月全会上发生破裂。米斯蒂本人认为必须与沙赫特曼—坎农派联合起草一个决议，奥勒尔派要想留在党内，就必须遵循这个协议定下的条件。鉴于他们采取的不忠诚的态度，可以看得出，这预示着他们即将被开除出党。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未能遵守十月全会制订的规章制度导致了他们被开除出党。 从米斯蒂与奥勒尔结成不幸的联盟的这段经历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个明确的政治教训。无原则的联合将不可避免地给一个政治团体带来灾难。这样的联盟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米斯蒂的错误就在于，他在六月全会上与奥勒尔派结盟，之后，这种行为极大地削弱了他在党内严肃对待纲领的人中的地位。但必须指出，当他无法再维持自己的立场时，他从中抽身而出的做法，要比沙赫特曼后来从他与伯纳姆结成的无原则联盟中脱身的做法更值得称赞。一旦米斯蒂清楚了解到奥勒尔派不忠于党，与我们决裂时，他就毫无客气地与他们断绝联系。然后与我们携手，将他们边缘化，并最终将其开除出党。沙赫特曼紧抓着伯纳姆的衣服下摆不放，直到最后——直到伯纳姆将他甩开。 开除了宗派主义者之后，党内的两个派别——曾经支持阿本派的米斯蒂派，以及那时成为全国委员会和党员中多数派的坎农—沙赫特曼派——达成了不稳定的停战协议。这种不稳定的停战据以存在的基础，是就党的实际任务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半心半意的一致。社会党左翼的幽灵仍游荡在工人党的头上。问题依旧存在。但解决问题的手段还不成熟。甚至在1935年的十月全会上，我们仍未提出加入社会党的提议。经常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掩饰自己，企图在不让广大党员了解实情，并赢得广大党员的赞同的情况下，操纵党加入社会党，也许某些党员至今仍然这样以为，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社会党内的形势不允许我们加入。只要右翼“老近卫军”[1]还控制着纽约的组织，托派就不可能打入社会党。“老近卫军”永远也不会允许这种情形发生。因此我们没有提出这种提案。 事实上，恰在那时，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开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软弱的“战士派”可耻地屈从于右翼分子。“战士派”集团的普通成员都反对这种行径，在他们的压力推动下，领导层又倒向左边。此时还不能断言社会党内这场斗争的结局。我们只能观望。我们觉得，社会党内的根本问题还未解决，因为党内的形势还没有明朗化。 在这段时间里，先进的、未参加于任何党派但或多或少拥有激进立场和阶级意识的工人都关注着社会党。因为它是一个较大的党。他们说：“我们先观望一下，看看社会党或工人党哪个才是美国激进运动的真正继承者。我们得先看看社会党是不是真的会向左转。如果这真的发生了，那我们就能参加一个比工人党更大的革命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党很难招募到新党员。 在社会党的问题上，工人党内争执不休，尽管当时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派反对另一派的任何提案。大概那时我们都在加强着工人党的力量，领导我们独立的鼓动活动等等。既然我们说自己没有提出加入社会党的任何提案，从原则出发，他们也就没法反对这个提案，因为他们也赞成“法国转向”。然而，两派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他们将发生在社会党内部的骚动看作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这种问题是应该避免的。每次社会党内的派别斗争发生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烦，因为这样会影响了我们对自己的组织的关注。他们将社会党仅仅看作是一个与自己竞争的组织，不去观察社会党内正在彼此冲突的各种派别和倾向，而这些派系当中有一些最后必然会与我们合流。这是一种组织方法。我觉得这很好地概括了米斯蒂当时的态度。“不要去关注社会党，那是一个竞争性的组织。”从形式上说，的确是那样。但是社会党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死敌。另一部分则有可能成为布尔什维克。在一场革命运动中，对组织的忠诚和信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对组织的迷信，尤其是在一个小组织中的一派尚未证明自己有权领导这个组织的时候——会造成组织失去方向。而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的，我们考虑得更多的是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而不是组织方面。我们并不认为社会党内的纷争是影响我们的党的建设工作的麻烦。正好相反，我们把它当成机遇，为了我们运动的进步，必须把握住这个机遇，而不管它最后可能会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工作重心要转向它，尝试用一些方法来影响它。就像我所说的，两派在当时的实际提议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但对待社会党的问题的态度却是根本不同，这迟早会导致我们之间的冲突。一个团体的组织问题是主要的，但政治路线却是决定性的。不明白政治原则高于组织问题的人无法成功地创建一个革命组织。组织问题只有在为政治路线和政治目标服务的时候才是重要的。单独来看，组织问题一点也不重要。在那个特殊时期里，虽然关于社会党的问题仍悬而未决，但米斯蒂的姿态似乎比我们更加积极明确。米斯蒂的简单方法吸引了一些同志。“远离社会党，建设我们自己的党。”——态度鲜明而积极。但米斯蒂方案的所谓优越性只是徒有其表。那时社会党内新发生了一些小的事件——这是米斯蒂派的永恒苦恼；在一口沸腾的大锅里，总在不断产生着一些事——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这一点，并在我们的报刊上撰文对其进行分析。 这次发生了一些事情。出现了一个转机，可以让我们一举解决所有的疑问，并直接地把打不打入社会党的问题提了出来。陷入剧烈纷争的社会党于1935年十二月开始大规模分裂。社会党右翼控制着纽约的党机关，但由于左翼力量的增强，左翼已经在由来自各支部的代表组成的纽约市中央委员会里占据了多数，右翼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右翼不肯承认左翼已经占据多数这一事实，拒绝遵循民主程序，而是像职业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会做的那样，亮出了自己的獠牙。他们顺理成章地回过头来，开除和重组了不少“战士派”的支部，促使了社会党进一步分裂。在这个事例当中，就跟以往的例子一样，那些整天叫嚷什么布尔什维克主义“搞独裁”、“太严苛”的社会党还有其他一切小资产阶级集团，都暴露出了他们所谓的“民主”的真面目。他们整天挂在嘴上的“民主”，一碰到考验，就全都露馅了，无非都是满嘴谎言。他们以民主的名义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当他们的利益和控制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才不会服从民主，服从普通成员的多数派呢。这些组织搞的是假民主，他们可以容忍大量的言论和批评，只要不对他们对组织的控制产生任何威胁。但当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他们每次都会使用最粗暴的官僚镇压手段来对付多数派。在组织问题上，这就是他们的真实面目，这就是一切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真实面目，不管他们长什么肤色，属于哪个派别。甚至被神化过的诺曼·托马斯[2]也不例外，我以后再讲讲这件事。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一切从第四国际中分裂出去的宗派主义团体的真实面目，他们对托派运动中缺乏民主哭哭啼啼，抱怨不停。他们一成立自己的组织，就建立起了真正的专制统治。例如，奥勒尔派一成为一个独立的团体，那些被他对托派组织中的官僚主义的激烈抨击所引诱的人就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碰到的是更为严酷专制的官僚主义。 纽约社会党右翼的分裂预示着全国性分裂的开始——我们对此确信无疑。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社会党右翼决定甩开那些激进的普通党员，以及那些正在讨论革命的青年力量。他们的这一考虑为时已晚。他们期待1936年的大选，在他们的思维里，支持罗斯福已经成为了一件确凿无疑的事情。他们不过是在找个好借口，来抛开激进的基层党员和那些仍然认真对待社会主义的青年。这次发生在纽约的分裂表明我们采取行动的时机已到，且刻不容缓。当社会党的纽约组织的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明尼阿波利斯。1934年发生过的事情又惊人地重现了一次。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罢工期间进行的一次讨论，促进了我们与美利坚工人党的合并。而这次，一场深刻的政治转向，又是开始于我与明尼阿波利斯的领导同志举行的非正式会谈。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行动，趁着新的官僚形成和斯大林派的影响巩固之前，社会党还是一片混乱的时候打入社会党。我们这一派，即坎农—沙赫特曼派的整个领导层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我们派的普通成员已经在长期的内部斗争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做好了准备，并且完全接受了领导层的政治路线。他们全体一致地支持这一计划。他们克服了所有对“法国转向”、“独立”原则的偏见，以及所有夸夸其谈的宗派主义者的其它毛病。当能够带来政治利益期望的机会出现时，他们准备开始行动。行动的时机来了。 然后所有与采取行动有关的事情都没有过多延误，没有轻率，也没有踌躇和犹豫。日常宣传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但仅此还不足以建立起一个政党并让它快速壮大起来。日常的原则阐释也是不足够的。一个政党必须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并及时去做。在这种特殊的状况中，如果我们要充分利用工人运动的先锋分子中间的剧变形势，我们下一步就应该抓紧机会，接近社会党，促使托派工人与社会党中那些至少主观上希望成为革命者、正在向我们接近的基层党员和青年群众联合起来，把我们的工作向前推进。美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打铁就要趁热。不知你们有多少人能认识到，这种表达方式，在那些从机械的角度来理解它的人看来，是何等的生动。这句话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政治格言，它总是会让我们想起小时候的情形：我们站在铁匠铺前，出神地看着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干活时的样子。他敲着他的节拍，怡然自得地吸着烟斗，跟人们聊着天气和当地政治。有马被牵来钉马掌时，他就会不慌不忙地用风箱给上面的熔炉打气，直到火呈现白热状态，马掌变得又红又热。然后，就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铁匠脸上的疲劳神色一扫而空，完全变了个人，他用巨大的钳子夹着马掌，把马掌放到砧板上，趁马掌还红热的时候，用铁锤敲敲打打。否则马掌就会变硬，他就不能把马掌打成合适的形状了。如果我们让社会党内的这次时机冷却下来，就会错失良机。我们必须趁热打铁。当时有一个危险，就是斯大林派正在向社会党施加强大压力，他们有可能抢在我们前面，让西班牙的悲剧重新上演。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在政治谱系中，洛夫斯东派显然比我们更接近美国社会党，这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中派分子，他们可能会明白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并抢在我们前面打入社会党。 在我们实施打入之前，有两个小小的障碍需要克服。第一，我们必须召开一次党员大会来批准这一行动。第二，我们在加入社会党之前必须要得到社会党高层的允许。米斯蒂派号召自己的追随者为工人党的“独立”和“完整”进行最后的斗争，在召开党员大会之前，我们必须同他们进行一次更加激烈的派别斗争。他们认为，我们的提议等于解散主的教会，并加入异端的社会党，他们以神圣的热情来反对我们。他们保卫工人党的“独立性”是因为认为它是圣经里的诺亚方舟，而我们却将世俗的手放在了它的上面。毫无疑问，这场激烈的斗争带有半宗教性的狂热成分。但这对他们并没有多少帮助。绝大多数党员一开始就明确站在我们这边。 我们开始和“战士派”的领导层洽谈我们加入社会党的条件。跟这帮打肿脸充胖子的“英雄”的谈判之奇特，天下少见。我可忘不了他们。我也算是见多识广了，啥稀奇荒谬的玩意没见识过，可我相信，像跟社会党“战士派”的这些大头头的谈判这般奇特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我还真没碰到过。他们都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只在当时有点重要性，可他们没有自知之明。他们只看见了自己在哈哈镜中的倒影，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以为自己成了革命领袖。可除了自己的想象以外，他们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能证明自己有资格领导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更何况是领导一个革命党，革命党与其他运动不同，它对自己的领导层的品质和特征有着独特的要求。他们缺乏经验，也经受不住考验。他们无知、无能、心胸狭隘、胆小懦弱、背信弃义而又软弱无能。他们还有其他缺点。我们提出了加入他们党的申请，这让他们左右为难。他们大多数人都希望我们参加社会党，这样就能平衡右翼的力量，还能帮他们抵挡斯大林派，对于斯大林派，他们既怕得要死，又想靠拢过去。他们既希望我们参加社会党，又担心我们参加社会党之后可能会搞什么名堂。他们从头到尾就没弄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此外，我们还得帮他们下定决心。 扎姆，这个前洛夫斯东派，这个共产主义的叛徒，正在倒向社会民主主义。在他向右转的过程中，偶然碰到了一些正在向左转的青年社会党人，在那一刻他们似乎是一致的。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他们不过是在十字路口碰到而已。 格斯·泰勒[3]，是一个很聪明的小伙子，他唯一的问题就是缺乏个性。他能够在战争问题上从列宁的立场出发，同一个斯大林派的领袖争论，并能非常正确地指出列宁的立场，然后又能为制衣工会的骗子手们工作，为他们的纲领——包括战争纲领——进行“教育工作”，最后又做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责怪大家为什么都对此感到惊讶和震怒。没有个性的人就像没有智力的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对此很奇怪。 默里·巴伦（MurryBaron），是个聪明的年轻大学生，在杜宾斯基[4]的默许下，当上了工会领导人。他的生活水平很不错，他也认为自己必须将这种生活维持下去。与此同时，他却轻率地对待领导革命运动的任务，就好像自己是一个旁观运动的爱好者似的。 比米勒（Biemiller）和波特[5]来自威斯康辛州，他们年纪轻轻，才三十来岁，却已经像欧洲的社民党人一般年老昏聩了。如果说他们曾被炽烈的理想主义所激励过的话，那他们现在已经失去了这种热情，他们从周一到周六都在忙于欺骗工人的各种勾当，只有在星期天才装出激进的样子。他们差不多都一样差劲。然而他们却领导着社会党左翼，我们不得不同他们所有人进行谈判，这些人当中就包括诺曼·托马斯，他名义上还是党的首脑，但正如托洛茨基曾很好地阐述过的那样，他只是因为误解了社会主义才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 我们的难题就是要让这帮乌合之众同意我们加入社会党。为了达到目的，我们必须谈判。这是个非常困难和棘手的工作，非常令人不快。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会为了党奉献一切，即使他必须在泥泞中匍匐前进。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拉他们过来谈判，用尽千方百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他们总算同意让我们参加社会党。这可没有给他们打个电话说：“咱们星期二下午两点见个面谈谈吧”这么简单。这是个长期、复杂且曲折的过程。虽然我们当时的谈判是正式且集体进行的，但我们也有一些单独的、个人的工作。他们中有个人叫扎姆，背叛了共产主义，他似乎以为既然我们想加入社会党，就一样会做出背叛共产主义的事。出于个人原因，他希望我们参加社会党，并且也对促成这件事出了一些力。他非常害怕斯大林派，希望我们能成为他们的一种制衡势力和对抗力量。在与社会党左翼的领导层进行正式讨论之前，我们都会与扎姆进行私下讨论。我们总是能抢先料到他们的下一步计划。 除此之外，他们内部并不团结，党员之间并不尊重彼此，我们便很自然地利用了这两点。正在我们打入社会党的时候，我们还进行着另外一项独立的侧翼行动，直接同托马斯本人进行联系。在西德尼·胡克的人生与政治生涯中，协调安排托派与托马斯会面是他最后一项进步之举。可能他觉得自己欠了我们的情，应当加以回报。也许对青年时期的感伤怀旧打动了他，那时候他曾认为革命是非常好的。总之，他安排了我们与托马斯会面，加强了对“战士派”的压力。最后他们同意接纳我们加入社会党，但要我们付出代价。 他们制定了非常苛刻的条件。他们罔顾社会党让所有派别组织都能拥有自己的报刊的传统，罔顾《呼唤》（Call）已经成为“战士派”的机关刊物的事实，要求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报刊[6]。社会党内所有派别组织、各州和各地方组织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刊物。他们对我们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那就是我们不能拥有自己的刊物。他们逼迫我们放弃《战士报》和我们的杂志——《新国际》。他们拒绝让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加入社会党，拒绝让我们享受作为一个整体被社会党接纳的尊严与荣誉。我们只能以个人名义向社会党的每个地方支部申请参加，这样就给地方支部留下了拒绝我们参加的后门。我们必须以个人名义加入，因为他们想羞辱我们，迫使我们解散自己的党，同我们的过去卑躬屈膝地决裂，并让我们重新成为社会党“战士派”核心领导层的门徒。这是令人十分愤怒的事，但我们不能因为个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路线。我们向列宁学习了很久很久，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服务。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有如此之多的附加条件，我们却仍未破坏谈判进程并找借口单方面终止谈判。每当他们表现出冷漠或者推托的迹象时，我们都会反复提醒他们，并给谈判留下转圜余地。 与此同时，我们党迎来了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很快就会显示出党内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坎农—沙赫特曼派关于打入社会党的提议。我们的提议也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这一点起了很大作用，让普通党员相信这是一招妙棋，而并不是像奥勒尔派说的那样，是对原则的背叛。1936年三月的全国大会最终批准了这个决议，这只是走个形式罢了。支持打入社会党的提议的人占了压倒多数。反对派人数剧减，变成了一个小团体，结果他们事实上除了接受决议、服从纪律并跟我们一起加入社会党之外别无选择。 1935年夏天，发生了一些无原则的政治活动，结果在那次大会上，这些活动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是无原则的联合所招致的严厉惩罚。这次事件是阿伦敦（Allentown）事件的余波，那是一起在我们党历史上相当著名的事件，参加过当时的斗争的人对它依然记忆犹新。阿伦敦曾是美利坚工人党的一个重镇。美利坚工人党在当地有着相当庞大的组织，并且领导着由失业工人组成的全国失业工人联盟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运动，这个当地组织完全由米斯蒂派组成。阿伦敦组织的许多成员加入运动的时间很短。他们是通过失业工人的活动而参加美利坚工人党的，他们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以便把他们的群众工作的成果转化为政治上的成果，并在那里建立一个坚固的政党核心。我们为此派了几位同志去帮助他们。对于青年人，我们派出了一位名叫斯蒂勒（Stiler）的年轻同志。对于成年人的活动，我们派出了萨姆·戈登[7]同志。这两位同志的职责是在群众活动的时候，帮助对阿伦敦的同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那里的同志强烈表示愿意与我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联合起来。派别之争妨碍了这些计划，阿伦敦一度是一个传染中心。 斯蒂勒的背叛引发了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党信任他，才把他派去了那里，可他却与落后的环境同流合污。他成了以阿伦敦为据点的美利坚工人党内最坏的分子的工具和拥护者。有两个人，一个叫赖克（Reich），一个叫哈利特（Hallett），他们与米斯蒂派的一个全国领导人阿诺德·约翰逊（ArnoldJohnson）关系密切。他们俩把阿伦敦变成了反对党内每一个进步倾向的据点。阿伦敦的组织一次又一次地偏离了党的群众工作路线，走上了斯大林主义的歪路。萨姆·戈登同志如果阻止他们，当地就会发生重大斗争。然后，要么是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去阿伦敦，要么是他们的代表来到纽约讨论问题。我们就会连续花费好几个小时来阐述和解释，努力澄清问题并教育阿伦敦的同志。我们最开始以为这没有什么，但是当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时，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每一件突然爆发的事情都有一个相同的显著特征。 无论每次争吵怎样开始，也无论直接冲突可能以怎样的方式结束，阿伦敦同志的立场总是会遭到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染。一开始我们认为，这些背离党的方针路线的行为，可能只是一些倾向，是斯大林主义运动对他们造成的压力的体现，而不是斯大林派的特务蓄意破坏。我们仍然对他们的可疑迹象作出善意解释，就连他们开始表现出对组织不忠的迹象、破坏党纪、破坏工人党的统一行动、在失业工人联盟中同斯大林派勾结起来反对自己的同志的时候，我们仍是如此。我们不断地与他们作斗争，但我们的目的只是要教育他们。 碰到这种事情时，我们的运动的政策向来是利用这些错误和背离党的原则的行径，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进行正确而细致的教育，帮助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而不是进行人身攻击。在这些以具体事例或其他情况为依据的具有教育性的讨论中，党内许多同志接受了真正意义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教育。在这次事件中，我们也尝试用这种方法。 我们不仅试着教育在阿伦敦的同志们，还要教育整个党：从革命的意义上看，与斯大林主义的调和意味着什么。但这些人是米斯蒂的私人朋友，因此米斯蒂袒护他们，阻碍了我们的工作。出于派别原因，米斯蒂袒护他的朋友，让他们去同那些正在保卫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人斗争，而就连米斯蒂自己也承认这些人保卫的是正确的路线。米斯蒂没有明确的和我们站在一起，去向阿伦敦人施加压力，而是站在了双方之间，试图和稀泥，还阻止我们针对那些最恶劣的违纪行为采取纪律行动。激烈的派别斗争让米斯蒂昏了头，他从派别出发，袒护自己的朋党。这是对革命党最严重的亵渎。党内我们应当保护的，首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纲领。对于我们的朋友，最合适的行为就是教给他们布尔什维克纲领，而不是袒护他们的错误。如果你一味偏袒，你和你的朋友都将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坦慕尼协会是建立在个人利益的相互交易之上的，所以这种以利益交易为基础的友谊在坦慕尼协会里完全行得通。但友谊——在个人生活中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必须始终服从于运动的原则和利益。米斯蒂有一次做出这样的事情之后，我曾对他说过：“总有一天，你醒来时会震惊地发现，阿伦敦的斯大林派正企图叛党”。 他不听，依然我行我素。某些人还在继续助长他的错误。米斯蒂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理和传统接触得并不多。这也许能减轻他的罪过。但是，米斯蒂出于派别的原因，袒护了斯大林派，他受到了阿本及其个人朋党的拥护和怂恿。关于这些人我不想多说，需要说的我已经在我的著作《为争取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中说过了。 米斯蒂和阿本的冒险行为在1936年3月的大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议。《工人日报》为了报答米斯蒂对阿伦敦的斯大林主义倾向的袒护，特意发表文章把他夸了一通，而就在我们的代表大会召开那一天，赖克、哈利特和约翰逊竟然参加了共产党！就在我们召开代表大会那天早上，米斯蒂的“朋友们”发表声明，谴责了“反革命托派”。这是对早已名声扫地的米斯蒂—阿本派系最后的致命一击，他们不得不咽下自己酿下的苦酒——他们出于派别原因一直袒护的人，结果却是斯大林派的代理人，企图分化和瓦解当天召开的代表大会，这让他们蒙受了最终的耻辱。幸好这些叛徒遭到了彻底的孤立；他们的所作所为仅具有个人意义，并没有对党和代表大会造成任何影响。只是让前几个月一直盲目袒护他们的派别更加名声扫地罢了。而另一方面，由于多数派一直贯彻执行明确的原则路线，与这桩丑闻丝毫没有关系，这样的结局也加强了多数派的威信。 我们在代表大会占有压倒性优势，已经势力大减的少数派只能接受这一决议。他们对此已无能无力。社会党在几周后的克利夫兰代表大会上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同右翼决裂，而我们遍布全国的党员开始在全国领导机关的指导下，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党。即使在最后一刻，我们还是能觉察到有人怀疑这是背叛。我们向全国各地的同志建议：“快，别犹豫。别计较那么多，快加入社会党，趁还有时间。不要等他们做出正式的让步，否则他们又要以此为借口，重开讨论改变主意了。” 但没有人欢迎我们，没有人友好地拍拍我们的肩膀，社会党的报刊上对我们的加入一个字都没提到。什么也没给我们。这些吝啬鬼甚至连一个支部的组织者的职位都没有给我们党的领导者——一个也没有。斯大林派高声嚎到：“你们永远也不能消化这些托派分子。”他们警告社会党的领导人，托派分子进来后，会出事的。这话把那些“战士派”的脸都吓绿了。他们接受我们的方式真卑鄙。如果我们意气用事，为了我们的荣誉，我们会说“见鬼去吧！”然后拂袖而去。但为了我们的政治目标，我们没有这么做。 我们对中派做出了羞辱性的退让，对此我们并不斤斤计较。我们只是告诫自己：为了执行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任务，这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的买路钱。 我们满怀信心地加入社会党，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团体，有着必定获胜的纲领。没过多久，社会党的领袖就开始后悔了，他们恨不得从来没有听说过托洛茨基主义，企图重新考虑接纳我们的决议，然而已经太晚了。我们的人已经打进了社会党，并展开了融入地方组织的工作。在1936年6月出版的最后一期《战士报》上，我们发表宣言，宣布：我们加入社会党，《战士报》暂停出版。我们很明确地阐述了我们的立场，没有人会误解我们了，谁也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是作为共产主义的残兵败将和变节者而加入社会党的。我们宣布：“我们加入了社会党，但我们没有改变自己的思想，我们仍是我们”。我们怀揣着征服世界的思想再次踏上征程。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一个好年景，我们将在社会党内取得许多成果。 [1]老近卫军（OldGuard），社会党的右翼领导层，1934年成为党内少数派，从社会党分裂了出去，1936年组建了社会民主联盟（SociaDemocraticFederation）。 [2]诺曼·托马斯（NormanThomas，1884—1968），1928-1948年六度任美国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1934年是社会党内中派“战士派”的领导人。 [3]格斯·泰勒（GusTyler，1911—2011），社会党领导人，《社会主义呼唤》（SocialistCall）的编辑，随后离开社会党，任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Ladies’GarmentWorkers’Union）主席助理。 [4]大卫·杜宾斯基（DavidDubinsky，1892—1982），美国劳工领袖，社会党人，1932-66年任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主席，1936年带领该工会组织加入产联，1938年又退出，1940年重新加入劳联。 [5]保罗·波特（PaulPorter），威斯康辛州社会党右翼领导人，在1937年3月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发表一部拥护斯大林主义的小册子《社会党的路在何方？》。 [6]托洛茨基提出“打入策略”时，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打入某组织的托派小组必须要有自己的刊物。1954年坎农在给一同志的信中（《致乔治·布雷特曼（GeorgeBreitman）》，1953年3月1日）总结了1930年代这次打入的经验，认为当时美国托派屈从社会党放弃了自己的刊物，有如下两个原因：一、以个人身份提前打入社会党的艾伯特·戈德曼创办了油印小报，可以作为托派党团的刊物；二、美国支部成员在思想上、经验上以及成分上比欧洲支部要更强大，即使原来的党派解散了，也具有凝聚力和团结性。坎农说，打入不是一个原则，有利有弊，成败得失取决于革命党的干部和领导层。 [7]萨姆·戈登（SamGordon1910—1982），1929年加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934年当选为合众国工人党的全国委员会成员。二战期间与纽约的第四国际领导人共事。作为观察员参加了1946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预备大会，二战结束后，担任社工党驻欧代表，1952年定居英国。
第十讲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十讲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 社会党的“战士”·斯大林派的压力·西班牙的经验·奥勒尔派·萨克拉门托的“有组织犯罪”审判·工人积极分子大会·约瑟夫•扎克·财政困难·六月全会（1935）·阿本派系·奥勒尔-米斯蒂-阿本派·十月全会·开除奥勒尔派 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利坚工人党（即米斯蒂派）的正式合并，是十几年来美国工人运动中的首次力量整合。 革命工人运动并不是沿着笔直路线或平坦大道前行的。它要经过不断的内部斗争才能发展。分裂和联合都是发展革命党的方法。在具体情况中，它们可能带来进步，也可能造成倒退。人们一般都是喜欢联合的，而在那些一味追求纯洁性的宗派主义团体当中，你总是能看见它们在不停地分裂。联合与分裂，哪个都说不上更有政治价值。用道德的眼光来观察分裂问题是很愚蠢的。有时，为了阐明纲领思想，为了挑选人手以便在清晰明了的立场上展开新的行动，分裂是绝对必要的。另一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两个乃至更多的团体，在纲领上达成了一致的基础上合并，是重组和巩固工人先锋力量所不可缺少的行动。 托派组织—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米斯蒂派组织的合并无疑是一个进步的举动。这两个团体尽管有着不同的起源和经历，但还是就纲领问题达成了一致（至少在字面上是一致的），合并到一起了。双方的一致究竟是真实而彻底的，还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双方的成员是否能够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这些问题，只有通过联合起来，在共同的经历当中接受考验，才能得到解答。 自1928年起，美国的运动随着全世界一起发生了持续不断的分裂。其根本原因在于：俄国革命遭到了整个世界的包围，承受着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企图通过抛弃国际主义的纲领，来适应这种包围，由此导致了共产国际的堕落。它的堕落必然会造成混乱与分裂。这个组织堕落了，在它的所有成员党当中，保卫马克思主义不受篡改修正的人，都成了惹是生非和四处搅事的始作俑者，官僚阶层只能通过官僚手段开除这些人，才能摆脱他们带来的种种麻烦。1928年10月我们被开除出美国共产党。半年后洛夫斯东派也被开除出党，并成立了美国的第三个共产主义组织。以个人与朋党组成小圈子，个个都有自己的奇思妙想，是那一时期的共同特征。运动经历了一段分化瓦解的时期，然后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高潮，出现了按照世界经验确立的新纲领，才能为再一次集结力量奠定基础。 那时有我派和洛夫斯东派。还有韦斯伯德的小组，这个小组的人数曾有12或13人，但他们弄出来的声势很大，让人以为他们代表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趋势。而且，既然韦斯伯德派是这么一个人为生造的产物，所以在自然规律的驱使下，他们不仅不不满足于建立一个独立组织，而且还在自己的队伍当中搞了几次分裂。在菲尔德由于他在旅馆罢工期间的叛卖而被我们赶出运动之后，他拉拢自己的亲信朋党，弄了一个自己的组织，出版了一份报纸，自称为全体工人阶级代言。 吉特洛派从洛夫斯东派中分裂了出去，几个月后以扎姆为首的一个小组也分裂了出去。1919年起，美国还有另外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叫无产阶级党[1]，它一直孤立地存在，并时不时地分裂。 在这个时期当中，接连不断的队伍分裂、力量涣散的趋势，体现出了运动的消沉。这种毛病只能任其发展。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来都不鼓吹联合，特别是在我们遭到孤立的头五年里。我们专注于阐释纲领，拒绝同任何在纲领问题上——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纲领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与我们不够接近的组织进行草率的合并谈判。我们于1934年12月开展的合并是这整个时期内首次进行的合并。当斯大林派将第三国际彻底官僚化、扼杀了革命的与批判性的思想时，最先被开除的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而当重组和合并的政治条件来临时，最先主动开启了这一进程的也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是预示着消沉、涣散与分裂的趋势行将结束的第一个积极信号。 托洛茨基主义者与米斯蒂派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但也仅仅是一步。但在我们——至少是前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看来，革命力量的重组才刚刚开始。我们不得不采取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就像先前的讲座讲过的那样，就在米斯蒂派激进化的同时，美国社会党内以及全世界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开始了一场重大的改变。 一系列世界大事，尤其是法西斯主义夺取德国政权后德国工人运动的毁灭，震撼与唤醒了没有被过去的叛卖所玷污的新一代的工人和更年轻的分子。一股新风吹动了社会民主党老朽的组织。有相当多的人正在寻找革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些人的推动下，社会党的组织里出现了左翼力量。我们觉得不能无视这种现象，因为它是一个事实，美国政治现实的一个因素。尽管我们已建立了新党，宣称它是先锋分子的联合，我们仍很清楚，不能无视这个新运动，也不能武断地拒绝参加它，因为它拥有一批富有旺盛精力与革命活力的新分子。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义务去帮助社会党内这个还不成熟的运动走上正道。我们相信，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们缺乏马克思主义的领袖，缺乏传统，在每一方面，他们都受着种种影响、阻力和压力，阻碍着他们获得明确的革命纲领。他们的最终命运，他们在革命道路上能走到哪一步，取决于以新成立的合众国工人党为代表的具有丰富经验、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干部。社会党内这个庞杂的左翼的领袖自称为“战士”[2]。我们一直没弄明白这是为什么。《战士报》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托派的机关报的名字，而且每个人都认为它是我们报纸的恰当名字。战士代表着党的工作人员，党的积极分子，党的斗士。但为什么那时社会党内左翼，这些庸俗至极、没有传统、没有正经知识、一无是处的人居然自称“战士”，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以后参加我们运动的历史研究者来解决吧。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原因何在。至少我自己从来没发现过。 这个低劣的领导层，这些昙花一现的人物、冒充者、空谈家，他们不会为某种思想做出真正的牺牲，不会为某种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更不用说严肃地献身于运动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今天正在为政府从事各种各样的战争工作——我们对这些“一小时的武士”（knightsforanhour）毫无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事实：在社会党无能的领导层下面，有一个相当活跃的青年运动，以及数量可观的工人积极分子、工会活动家、失业工人中的斗士，他们是组成革命党的好材料。这里有一个大分歧。当时或现在你都不能对社会党的任何一翼的领导寄予过多希望。但利用这些严肃的普通战士、工会活动家以及激进青年，你可以组织起一个能领导革命的党。我们要找到接近他们的道路。那时，没有一个人，尤其是社会党青年，知道他们的运动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他们遭到社会党内保守官僚的压制，他们的窝囊领导——所谓的“战士”——一次又一次显现出向右翼官僚投降的倾向。 而另一方面，他们又遭到了斯大林派的包围，斯大林派拥有强大的报刊和机关，还有大笔金钱可以用来拉拢人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是毫不吝惜金钱的。那时，为了控制这支进步的左翼运动，斯大林派正对社会党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动用斯大林主义式的手段将它转到改良主义的道路上来。他们在西班牙和许多欧洲国家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西班牙社会党的青年运动起初支持第四国际，但西班牙托派抱着纯而又纯的宗派主义态度，忽视了他们，回避了任何接近社会党青年的策略。他们自满于背诵经文一般地反复大谈共产国际与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至1919年间的决裂，结果，斯大林派抢在他们前面，从右边来了一刀，掌控了这个很有前途的社会党青年组织，将它并入了斯大林主义附属组织中去了。这是导致西班牙革命失败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不希望在这里重蹈覆辙。从一开始，斯大林派就比我们强大。在社会党左翼里，有很强的与斯大林主义调和的情绪，斯大林派正高举蛊惑人心的“团结”一切值得团结的力量的口号。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觉得如果我们不振作起来，西班牙发生过的一切就会在这里重演。 我们才刚刚在工人党的独立旗帜下开始自己的工作，但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我们开始强调，需要给予社会党及其正在发展的左翼更多的关注。我们提出了这些要求：我们必须阻止斯大林派，挫败他们的企图，引导这支正在发展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转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们必须抛弃一切组织拜物教。我们不能光是叫喊：“我们是工人党，有正确的纲领，加入我们吧！”这是宗派主义者的态度。社会党内的这支左翼是个有上千人的松散团体，他们的思想是模糊而混杂的，且受到很坏的领导，但如果他们能接受适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培育，则前途无量。 我们通过坎农—沙赫特曼决议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在党内，我们遭到了奥勒尔和米斯蒂的坚决反对。奥勒尔派采取了教条的宗派主义立场。他们不仅对目前的接触社会党的路线无动于衷，而且坚持要求以后也绝不考虑同社会党接触，并将其上升到原则的高度。奥勒尔派说，我们已经成立了党，党就在这里。如果左翼社会党人认同我们的纲领，那他们就应该走过来加入我们。我们是穆罕默德，他们是山，山必须走向我们。这就是他们对这群困惑的年轻左翼社会党人的指示，但这些左翼社会党人丝毫没有加入我们的党的倾向。我们回应道：“不，这种想法太幼稚。布尔什维克必须在政治上主动帮助左翼社会党人找到正确的纲领。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把他们统一进一个共同的组织的问题就不难解决。” 米斯蒂也反对这么做，但他不是出于原则，而是出于组织崇拜，或许是个人自傲才反对的。在政治上，有些情绪是致命的。自傲，愤怒，怨恨——任何影响政治路线的主观情绪只会给任由自己被这些情绪所支配的人带来失败和毁灭。你们都知道，在职业拳击行业内——“男子防身术”——年轻的拳击手从无情的教练那学来的第一课是在拳击场上面对对手时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在拳击场上发火。千万不要丧失你的理智，假如你丧失理智，只有当对手击倒你之后才会清醒过来。”拳击手们必须谨慎作战，而不受主观情绪影响。在政治领域更是如此。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党，并声称它是唯一的党，那么我们应该关注其他的党，米斯蒂却不能容忍这种想法。我们应该走自己的路，路上要抬起头来，仔细观察前方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他们不能加入我们，好，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米斯蒂没有充分考虑过自己的立场，脱离了客观的必要性。在这种形势下，这不起任何作用。要是我们袖手旁观，斯大林派会吞并这个社会党左翼，它又会成为另一个对抗我们的组织，就像在西班牙发生过的那样。 如果社会党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能减少阻碍建设美国的先锋党的一个障碍，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得在工人党的队伍中间为之斗争。我们必须在原则问题上和宗派分子斗争到底；如果他们还是顽固不化，违反纪律，我们就不能不把他们开除出党。在谈到这点时，我稍稍强调下，因为这正是我们对付奥勒尔派的方法——我必须对此加以强调。如果1935年我们没有这么做的话，如果我们狠不下心来对付那些正在用愚蠢的形式主义毁灭我们的政治前途的人，那我们的运动就会在1935年夭折。我们就会再也不能前进一步，接着就是不可避免的瓦解。运动就会被徒劳无功的宗派主义者带进死胡同，最后完蛋。 宗派主义不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特质。宗派主义是一种政治疾病，任何染上这种疾病而又无法根治它的组织就会被它摧毁。我们今天还能很健康地活着，这都要归功于1935年对宗派主义进行的药物治疗和外科手术。药物治疗起的效果更大，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先进行药物治疗。我们开出的药方有：就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以及宗派分子的拙劣行径进行了健康的教育、彻底的讨论和耐心的解释。我们凭借这些方法清除了病灶，尽管一开始我们居于少数，但最终获得了多数派的支持，孤立了奥勒尔派。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花费了数月。只有在失败了的奥勒尔派开始有组织有意识地违反党的纪律，并开始准备分裂时，才实行外科手术。在讨论和解释的过程中，我们教育了党的大多数成员。党的病体被治愈了，身体健康。小指的顶端仍受到感染，将成坏疽，我们就将它切掉了。这就是党今日存活并能够讲述那段岁月的原因。 工人党成立后的第一年里，我们就进行了两次党内斗争——在结束了同奥勒尔派的斗争之后，为了开辟解决社会党左翼问题的道路，我们不得不与米斯蒂派展开了一场相当漫长的派别斗争。这些内部斗争几乎从一开始就消耗了新党的精力，的确很麻烦。我们本来应该有一两年的时间清静一下，没有分歧、冲突和党内斗争，可以用这段时间来开展党的建设工作。可历史偏偏就是不给我们时间。我们刚成立了新党，就要面临着社会党左翼的问题。在该做什么的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所以不得不花了一年时间，通过斗争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这些斗争不是立刻发生的。新党成立于1934年12月初，刚开始时工作很顺利。我和米斯蒂进行了全国巡回演讲，这是党最初的政治宣传活动之一，也是为了宣示我们两股力量的合并。一路上我们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在长期的瓦解和分裂之后，人们发现激进工运总体上对合并进程持赞赏态度。我们在大多数地方召开了盛大的集会，巡回演讲在明尼阿波利斯达到了高潮。这发生在大罢工胜利后的六个月左右；我们在这里得到了热情的接待。我们并没有因为完全投入经济罢工而忽略了纯政党方面的机遇，这让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们感到很高兴。我们与另一个团体——他们的战士因为在失业工人运动和托莱多罢工等运动中的表现，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的合并受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同志的热烈赞同。他们好生接待了我们，并为迎接我们的到来周密地安排了一系列会议和集会。最后以一场向党的全国书记和他们心中所珍爱的报纸——《战士报》的编辑表达敬意的宴会而达到高潮。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总是做得很好。我们逗留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打算给我们好好打扮一番，好让我们能体面一些。当地的负责同志走出工会大厅，把我和米斯蒂带走（我得承认当时我们看起来确实有点寒酸），去服装店和服饰店逛了一趟。他们用新衣服将我们从头到脚打扮一新。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表示。这套衣服被我穿旧以后很久，我仍很清晰地记得它。1936年夏天，米斯蒂被各种纠纷和困难弄得晕头转向，被西班牙内战与莫斯科审判中的血腥暴力吓坏了，然后就像你们都知道的那样，重新回到了宗教的立场上，返回了教会。文森特·邓恩通过一封私人信件得知此事后，转告给了比尔·布朗。他说：“比尔，米斯蒂返回了教会，你怎么看？”比尔大吃一惊。“天哪，真见鬼。”他说道。一会儿之后他说：“文森特，我看应该要回那套衣服！”但他应该早就明白，牧师从不会归还任何东西。 从明尼阿波利斯开始，我们两人便分头前往不同的方向，继续进行演讲。米斯蒂去了南方，我去了加利福尼亚。那时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进行了对共产党党员的“有组织犯罪”审判。我们的一个同志诺曼·米尼（NormanMini）也是被告，因为他是托派，斯大林派不仅拒绝为其辩护，而且在其受审时，在他们的出版物上指责他是“密探”。我们帮了他一把。无党派劳工保卫组织[3]，一个非斯大林派的保卫委员会，为米尼同志进行了非常棒的辩护。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次政治局势。 当巡回演讲进行了几个月的时候，夸夸其谈的宗派主义者回到了纽约，他们制造的麻烦开始传到了我们耳边。他们总是从纽约开刀。他们不让党休整，不让它在工作上有一个好的开始。你们可以想想当时的形势。我们有了一个新成立的组织，它代表着拥有完全不同的经验与背景的人的联合。这个党需要一些时间来磨合，需要一段时间的平静的共同工作。这就是第一阶段的最合理、最实际的计划。但宗派主义者从来不讲理性也不考虑现实。他们用“布尔什维克化”的纲领开始拆散这个在纽约的统一组织。他们打算用这个纲领来改造米斯蒂中派，把中派造就成布尔什维克，不管米斯蒂派是否愿意。而且他们的动作快得很。讨论！他们用整夜的讨论、论述、说明吓傻了一些米斯蒂派。他们四处搜寻“议题”，缠着那些偏离了狭窄而又笔直的正道的人不放。毫无宁日，毫无友好的协作，毫无在平静氛围内展开的教育，毫无让年轻的党自然有机发展的意愿。不负责的派别斗争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宗派主义者所能做出的贡献。 1935年3月，党在匹兹堡召开了著名的工人积极分子大会(ActiveWorkersConference)，结果纽约的这场骚动在大会上引起了激烈冲突。工人积极分子大会是一个出色的制度，源自美利坚工人党的经验。这个主意是把特定地区或全国范围内的积极分子挑选出来，集中到一个地方，讨论实际工作、汇报经验、结识彼此等等。1940年和1941年我们在芝加哥的经验，说明这是个了不起的制度。党内气氛融洽时，它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能让你们聚到一起妥善处理事务。可是在党内存在严重分歧时，只有召开正式的党代会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在有一个不负责任的派别组织正在瞎搞的时候，最好还是暂时不参加非正式的工人积极分子大会，因为党章并没有赋予它解决争端的权力。在这种场合下，非正式的会议只会给派别斗争火上浇油。我们在匹兹堡得出了这一教训。 我们在匹兹堡召开的工人积极分子大会被弄得一团糟，因为奥勒尔派一开始就把它当成讲坛，用来反对领导层的“机会主义”。米斯蒂派的同志对党内政治生活缺乏经验，天真地以为他们是来听取双方就党的群众工作进行汇报，并讨论如何使工作循序渐进的。他们没想到一开始就碰上了无止境的派别混战。奥勒尔派先是就主席的选举发难，然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以一种疯狂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方式发起了斗争。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混乱的派别斗争。四五十个纯朴的工人，此前几乎没有党内政治的经验，他们来这里，是想从新党那里得到一些启示，给他们的实际工作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指导，但他们却被拉进了整日整夜的讨论、争吵和派别攻讦。我可以想象得出他们惊恐地对自己说：“我们这是惹上了什么事啊？平时总是听说托派都是些疯子，整天揪着本本不放，心思都放在勾心斗角上面，看来还真有点道理呢。”他们在那里看见的是最糟糕的派别斗争。 群众工作活动家通常不想讨论太多问题，他们只想确定一些非常必要的细节，然后就投入行动。在匹兹堡，他们——还有我们——想要务实，想交换一下有关党的各项实际工作的经验，比如工会活动、组织失业工人、党支部的作用、财务问题等等。宗派主义者对这些无聊的事情不感兴趣。他们坚持讨论埃塞俄比亚，中国，“法国转向”，以及其他的“原则性问题”，这些问题当然非常重要，但却不是这次会议议程要讨论的东西。 始作俑者是奥勒尔、斯塔姆和扎克[4]三人。我不清楚你们之中有多少人知道声名狼藉的约瑟夫·扎克。那时他刚刚从斯大林主义转到我们这边来，然而他来我们这里，只不过是为了在前往另一个地方的路上歇息一会。他曾是斯大林党的官僚，对党的堕落与官僚蜕变出了大力气。然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不过只有几周，顶多几个月而已。他刚参加我们的组织就开始从“左边”来攻击我们。我们一度容忍他，但他开始破坏党的纪律时我们就把他撵了出去。他陷入了虚无，最终着陆在反共的“民主”阵营，成了《新社论》（NewLeader）的撰稿人，你们都知道这家社会党的报纸编辑部就在第十五大街上，这个“老叛逆者之家”（OldRenegadesHome），所有政治废人和过街老鼠都住在那。 在匹兹堡，米斯蒂与沙赫特曼及坎农联合起来，击退了宗派主义者的这次进攻。米斯蒂能够认识到他们的行为具有破坏性。他对待组织的态度是非常负责和具有建设性的。他非常高兴能得到我们的合作和帮助来处理这些极端分子，击退他们，使他们不能再干扰党的工作。他确实需要我们的帮助。米斯蒂过于绅士，放不下身段去使用该用的方法来对付他们。在匹兹堡，我们将他们逼退了几步，但根本没解决问题。我们知道决战即将来临，必须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解决它。我们想让党安心休整一会儿，为了开展党的群众工作，想维持党内和睦，这一切希望都被不负责任的宗派主义者破灭了。 我们回到了纽约，决定轻装上阵，和他们战斗到底。我们所做的事对党是有益的。我们并没有轻视变得致命的宗派主义，为此党应该感谢我们。我们针对奥勒尔派制订了一整套进攻计划。他们想要讨论？我们建议给他们——以及党——一次彻底的讨论，不漏掉任何一个未得到明确解释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重新教育那些染上了宗派主义病的党员，如果无法改造这些领导，就在党内孤立他们，使得他们无法妨碍党的运动或干扰党的工作。在两党的合并大会上，我们曾乐观地抱有很高的期望，在遭遇了这一切困难之后，我们的期望自然也就降低了一些。 但政治上永远没有笔直的道路可走。那些容易气馁的人，那些遇到挫折和冲突就意志消沉的人，就不应该参加革命政治。这永远是一场艰难的战斗，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一帆风顺。这种情形有谁能预料得到呢？资产阶级社会将自己的全部重量压在几百或几千人身上。这些人如果不能统一思想，如果他们陷入了彼此之间的争吵，那这也是资产阶级世界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特别是先锋队的先锋队——的巨大压力的一个表现。即使在一个革命工人党内，有时也会体现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严肃的派别斗争的真正源头就在这里。一个人从参加政治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应该去理解这一切；应该从政治的角度来判断它们，并找出解决它们的政治方法。我们就是这样对付奥勒尔派的。我们并没有沮丧消沉，而是从政治上分析问题，决定从政治上解决它。 这场内部斗争瘫痪了新成立的党。工人群众运动的客观因素还不足以招来大量新成员，让我们摆脱内部的派别之争。如果我们一直沿着纯粹独立的运动路线发展，忽视社会党，那社会党内左翼力量的崛起对我们的发展将是致命的。左翼力量在社会党内的兴起，这是多年来最吸引具有激进思想的工人的事实。社会党是一个比我们党大得多的组织。而我们关注着每一个迹象和征兆，我们注意到激进思想正在工人中间复苏，另一些曾脱离政治运动的工人又要重归运动了，他们都加入了社会党，而不是我们的党。他们认为，由于左翼力量的发展，社会党最终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党。这种现象阻碍了工人党招收新党员。这是一个信号，警告我们不能孤立于社会党左翼之外。 在种种艰难困苦之中，财政困难最让我们头疼。在美利坚工人党及其前身进步工人行动协会的发展过程中，米斯蒂的个人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通过这些关系募集了不少资金。米斯蒂于1917年参加了劳伦斯罢工，从此参加工人运动，随后他参加了纺织工人工会，成为其杰出领袖之一。后来他在纽约州卡托纳镇（Katonah）创办了布鲁克伍德工人学院[5]，为了运营这所学院，几年里就花费了大笔资金。1929年他还在布鲁克伍德时就创建了进步工人行动协会。之后他离开了布鲁克伍德工人学院，全身心投入政治。过去他一直都能从对他个人抱以信任、愿意帮助他的各色人等那里弄到可观的资金。他凭借各种活动一直维持着此类援助。这一直是进步工人行动协会和美利坚工人党的关键财源。但自从他与托派联合成立工人党之后，这些捐助就开始减少。他的许多故交亲朋都是传教士、基督教社会工作者、一般的行善者——这些人跟米斯蒂一样出身于宗教界底层。他们愿意支持一个工会，给失业者金钱援助，为工人学院提供资金，让贫苦的工人得以接受到教育，帮助某个“协会”做一些“进步”（不管这有何种意义）的事情。但出钱给托派——即使是米斯蒂？不，这种行为太过火了。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太过严肃的问题；托派分子太过严肃。米斯蒂曾指望他那些慷慨的捐助者能继续慷慨解囊，为合并后的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但这些人却相继离开了他。 我们首先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活动纲领。合并大会上的热情带来了各式援助，所以在一开始手上比较阔绰。我和米斯蒂进行巡回演讲时，纽约的伙计们觉得他们至少应该弄个像样的总部。他们在第十五大街和第五大道路口租了一套豪华的房子。我想每月租金大概是150或175美元。它拥有为不同职员和要人所提供的各种办公室。他们安装了交换总机——不只是一部电话，而是一台交换机，专门配了一个女接线员，负责给职员、编辑和工作人员接线——我真不明白他们在和谁打电话。如果这能持续下去，倒是很好。但这只是冬季来临前的回暖，不是真正的夏天。1935年的夏天，我们因没钱支付租金被赶了出来。我们不得不充分利用资金，在第十一大街租了一间非常不起眼的老式阁楼。我们撤掉了交换机，决定只用一部电话，就连这部电话也在几个月后因为没钱付费而被停机了。但我们挺了过来。 那段时期内，我们竭尽所能开展党的群众工作。米斯蒂的老组织所创建的全国失业工人联盟（NationalUnemployedLeague）在国内许多地方都设有十分活跃的支部，特别是在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部分地区。我认为，对于完成了这般了不起的工作的当地工作者，我们要给予他们一些实质性的帮助。通过这些失业工人组织，我们接触到了数千名工人。但后来的经验，也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群众工作的有益教训。失业工人组织可以在经济危机时期快速建立和发展起来，人们就很可能对失业工人的意志及革命潜能产生错觉。从一开始，他们就不坚定，很容易被各个击破；他们会像沙子一般从你的指头上滑走。普通失业工人一找到工作，他就想忘记失业工人组织。他不想记起过去的这段悲惨经历。除此之外，长期失业的工人经常会流露出自暴自弃、万念俱灰的念头。在革命运动中，是否还有什么工作，能比试图把这样的组织团结在一起更让人心灰意冷，我倒还真不知道。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需要怀着为革命运动提炼出一些坚固而稳定的力量的希望，长年累月地坚持下去。 我认为，当时的经验使我们确信，在工厂里上班的雇佣工人是革命党的真正基础。那是力量所在，未来的活力和信心所在。失业群众，失业工人组织永远不能取代雇佣工厂工人的基础地位。 当时盛传阿克伦（Akron）的橡胶厂即将爆发罢工。我们几个人前往那里，企图通过一些关系参加罢工。结果什么也没发生。罢工被延期了。我提这事只是为了说明，我们一直在试图接近群众活动，绝不放过一个机会。那年夏天，托莱多的雪佛兰汽车厂工人（Chevroletworkers）举行了罢工。我们的同志在这场罢工中非常活跃。米斯蒂去了那里，对罢工的基层领导人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活动使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注意，在组织方面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等我有机会观察了他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他的个人品质中有一个缺点。他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杰出的群众工作者，能很快获得工人的信任。但他有迎合群众的倾向，逾越了一个真正的政治领袖的本分。结果他很少能在持久起作用的纲领基础上锤炼出一个坚固的核心。实际上，在群众工作中，每次米斯蒂做得很好的时候，最终从中获利的却是那些不如他大方随和的政治势力。 在党陷入低沉和内部困难的那段时间内，比登兹开始崭露头角。作为美利坚工人党的领袖之一，比登兹自然随之加入了新成立的党，但他对新党毫无热情。他一直反对合并。那时候他生病了，没有参加工作。在抱怨了几个月后，他打起了小算盘，开始进行公开的反对活动。他指责我们没有贯彻“美国方式”。美利坚工人党一直强调“美国方式”：也就是我们应该用美国工人听得懂的话向他们宣传，要说美国工人的语言，强调美国历史上的各种事件都可以用革命的方式来解释，等等。在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民族主义堕落的斗争中，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总是强调国际主义。当他们刚开始和我们讨论时，米斯蒂派得知我们乐意接受“美国方式”，这让他们十分惊讶。事实上，早在我们这一派还在共产党内的时候，我们就提倡这条路线了。共产党是在俄国革命的鼓舞下成立的，我们曾要求共产党始终要关注俄国，同时留意家里。我们认为，党本身应该美国化，在每个方面都应该去适应美国工人的心理、习惯和传统，宣传时，只要有可能，都应该依照美国历史上的事件去阐述其内容。我们完全同意“美国化”。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人注意到在最近的明尼阿波利斯审判中，我们用了一点这个方法。在质证过程中，施维恩豪特[6]先生企图套我的话，诱使我说出假如陆海军反对工农政府时，我们会怎么做。我援引了林肯在内战中所做的事，回答了他的盘问[7]。 我们都赞成那种美国化，也就是根据美国国情来调整我们的宣传技巧。这也是真正的列宁主义。但比登兹很快就暴露出他所谓的美国化就是赤裸裸的沙文主义。他向我们党的全国委员会建议：应该按照宪法修正我们的整个纲领：应该把我们的革命纲领削减为议会政治的计划。这是可怕的投降，庸人的最幼稚的纲领。比登兹试图在党员中制造麻烦，希望利用党员的无知和偏见。我们十分谨慎地对待党员的反映，因为他是个现场工作者，一线的工人都认识他。到处都出现了流言，说托派都是沉迷于理论争辩的吹毛求疵者，根本不了解群众运动的实情，没有一个群众工作者愿意跟他们扯上关系。有人特地散播这些针对我们的偏见，我们对此非常谨慎。我们根本不在乎比登兹。我们知道他的底细。但我们对他的朋友非常感兴趣，他们都是来自于美利坚工人党的现场工作者。我们对比登兹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措施。我们没有开除他，没有威胁他。我们仅仅开了一个慎重的讨论会。我们开展了一场非常耐心的解释，一次政治讨论，一次政治教育。 我认为，当时就比登兹问题进行的政治教育，堪称我们运动的典范。比登兹从他庸俗的“美国化”纲领出发，最后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果：他把这个纲领兜售给了正在双手挥舞星条旗的斯大林派。他想分裂党，并把富有经验的、宝贵的一线斗士全都拉走。但他注定失望而归，他低估了大家在之前进行的耐心的讨论和共同合作过程中取得的成就。最后他发现自己被孤立了，就一个人投靠了斯大林派。那些基层党员对党组织都很忠诚，他们已经渐渐地从从事一线工作的基层激进分子变成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需要时间，没有人生来就是布尔什维克。这需要学习，不能仅仅从书本上学习。这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过一线工作、斗争、个人牺牲、考验、研究和讨论来学习。成为布尔什维克是一项持续很久的工作。但话说回来，当你成为了布尔什维克，你就会有所收获。这些东西会让你变得无所不能，包括完成一场革命。 我们碰到过许多困难，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内部争论，但与就社会党左翼这个问题而进行的主要斗争相比，这些都不过是小儿科。这是所有利益的焦点。1935年六月的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我们就这个问题发动了一场大战。这次“六月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起了显著的作用。没有发生三月时的匹兹堡那样的组织混乱。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要在六月全会上大战一场。我们组织得力、坚定自信，我们准备好了决议，要让全会上的讨论成为党内的公开斗争的跳板，要通过斗争来搞清楚这个问题，并教育全体党员。 我们要求更多地重视社会党。我们面前的证据越来越多，与我们的愿望相反，党并没有吸引到未参加政党的激进工人。少数人参加了我们党，但大多数人都参加了社会党，他们觉得未来的革命党将从它的左翼中诞生。工人如果能加入一个更大点的党，他就不会加入一个小党。不能因此责怪他们；小组织难免缺乏吸引力。我们发现社会党吸引了如此之多的工人，影响了工人党招募党员。尽管社会党左翼并不是有意同我们竞争，但他们的人数更多，所以他们能把那些潜在的党员从我们这里拉走，吸引到社会党一边。社会党拦住了我们的路，我们只能拆掉路上的障碍。 六月全会上，原来的联盟被打破了。伯纳姆加入了我们，支持坎农—沙赫特曼就社会党问题提出的议案。米斯蒂和奥勒尔发觉他们一起站到了另一边。在三月的工人积极分子大会上，米斯蒂一直与我们结盟，但当时政治问题尚未充分暴露出来。到六月全会时，米斯蒂越来越怀疑我们可能在社会党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会侵害工人党作为一个组织的完整性的想法。他竭力反对这种想法，同奥勒尔派结成了有实无名的同盟。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被阿本及其小圈子推进了这个头脑不清的联盟的；阿本的小圈子算不上派别组织，因为他们毫无原则。这些毫无原则的党内派系争斗专家闯入了这一局面，米斯蒂派、奥勒尔派和阿本派组成的联盟，在六月全会上占了多数。 无论在领导层内部还是全体党员当中，我们都是少数派，我们就是以少数派的地位开始进行反对宗派主义的重大斗争的。我们的纲领简单来说就是：要重视社会党及其左翼的一切发展。这种重视该如何表达？（1）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分析社会党的发展，向社会党左翼的工人建言，以友善的方式向他们提出建议和批评。这将有助于缩短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2）指导我们的党员同社会党左翼建立个人关系，尝试让他们对原则问题、政治讨论以及与我们召开联席会议产生兴趣。（3）在社会党内组织托派的派别组织，派遣约三四十人打入社会党，在社会党内对左翼开展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工作。这三点构成了我们纲领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是暂时搁置组织的发展前景。表面上，这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守势。我们没有说：“我们加入社会党吧。”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加入社会党。我们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留下余地吧。让我们维持工人党，试图通过独立的工作来建设它。但让我们同社会党左翼建立密切联系，以便同他们合并，我们先观望一阵子，看看未来的进展会对这个问题的组织方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当时就算全党都想加入社会党，也不可能做到。社会党的大局被纽约的右翼势力控制着，他们不会允许我们这么做。但我们明白社会党正处于大骚动中，形势会突然急剧转变。我们要为可能发生的任何进展做好准备。我们认为：“也许左翼会被开除出社会党，加入我们党，或与我们党联合成立新党。也可能右翼会分裂出去，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加入社会党，那么为了阻止斯大林派夺取这个运动，我们必须就参加社会党。先暂时搁置这个问题，暂且观望吧。” 这对我们的反对派毫无效果。奥勒尔派提出了一个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建议，宗派主义者总是会这么做。他们说：“任何时候都不要加入社会党，这是原则问题。”为什么我们非要在六月全会上赔上我们的未来？为什么？“因为社会党隶属于第二国际，这个国际在1914年就破产了，并遭到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谴责。正因为第二国际的破产，才组织了共产国际。如果我们现在或者将来加入社会党，那我们就是替社会民主主义撑腰打气，提升杀害李卜克内西[8]和罗莎·卢森堡的谢德曼[9]和诺斯克[10]之流的信誉。”毫不含糊地说，这大概就是奥勒尔派的实质所在。向他们解释说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出现了新人、新因素、新的政局变化？要向宗派主义者解释清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困难的。他们要求我们党在原则上拒绝接受“法国转向”，所谓“法国转向”，是指法国托派打入法国社会党的决定。奥勒尔派拒绝在全世界实行这个政策。我们就原则路线同他们进行了斗争。我们为“法国转向”辩护。我们说，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也要在美国进行同样的转向。 他们指责我们蓄意策划加入社会党，隐瞒自己的意图，企图有步骤地操纵全体党员。许多党员一度相信这种指控，但这没有任何证据。因为我们了解社会党内的形势，所以我们当时不可能采取更加明确的立场了。我们没有提议加入社会党，但我们也拒绝发表反对加入社会党的原则性声明，把未来加入社会党的路给堵死。党不可能被操纵；它必须接受教育——也就是说，只要你还挂念着建设一个革命党，就必须接受教育。我想说，玩弄这种把戏的领导一点也不值得信任。我绝不会认同这种政治。如果你信仰某个东西，要做的事就是正确宣传它，以便尽可能快地进行广泛的教育。一个不能自觉行动的党，即使完全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是没有用处的。闭口不言，而又企图以种种方式炮制出一个纲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后来道学先生伯纳姆教授以身作则，亲自给我们做了示范。按照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任何派别斗争的整个目的并不仅仅是获得优势，赢得一时的多数。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它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 广大党员关注着六月全会的一举一动，讨论如此热烈，我们谁也无法把它遮掩起来。大家对此都很感兴趣，大家也不掩饰，我们日日夜夜进行讨论，这是不是只有在托派身上才独有的——我自己也说不清。一般来说，我们的身体耐力并不比常人强，有些人还不如普通人。不过我不只一次发现，一旦投入政治斗争，为某些政治思想进行辩论的时候，托洛茨基主义者总能比别人清醒得更久、讲话时间更久、发言频率更高。在全会上，我们的长处之一是体能好。我们纯粹是把他们拖垮的。最后，在凌晨三四点钟，累垮了的多数派停止了辩论。三点的时候他们提出了停止讨论的建议，然后我们以这种建议破坏民主为由，又讲了一个钟头，当时他们太累了，也不在乎这民不民主了，但我们还跟雏菊一般富有活力。全会结束后，宗派集团居于少数，不过在最后一刻他们还试图反击。 讨论从全会转移到了普通党员中间。我们决定击败宗派政策，并孤立宗派集团。经过四个月的党内讨论，我们最终赢得了胜利。在讨论的重锤打击下，米斯蒂—奥勒尔联盟破裂了，奥勒尔派被孤立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这些左派宗派主义者的不忠变得更加明显。他们破坏了党的纪律，不顾党的禁令在公开集会上散发他们自己的文件。他们抛出了这样的要求：作为一个独立的派别组织，他们要求得到设立自己的报刊的权利。十月全会上，我们通过了一个决议，认为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要求是不可能被批准的，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立场来看，他们的要求在原则上是错误的。沙赫特曼写了另一个决议，强调为什么他们的要求是错误的，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予他们这个权利。不过在后来反对党内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斗争中，沙赫特曼又写了另一个决议，认为他的派别组织应该拥有独立的、双重的刊物，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对我们来说，这个矛盾并不新鲜，也不奇怪。沙赫特曼不但以文笔优美著称，而且善于将不同的观点加以发挥，他可以从两个方面阐述问题，我觉得，任何人都应该得到应有的评价，沙赫特曼确实有这样的本事。 十月全会拒绝了奥勒尔派的要求，经米斯蒂提议，给予他们严厉的警告，要求他们不得再违反党纪。他们无视警告，继续有组织有步骤地违反党的纪律。据此，在十月全会后他们被开除出党。 正当这些事情在我们党的队伍当中发生的时候，社会党内的事态到了紧要关头。社会党的右翼集中于纽约，以兰德学校[11]、《前进日报》和工会官僚为首，他们在斗争中逐渐咄咄逼人，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少数，便在1935年12月主动分裂了出去。社会党内的形势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右翼的脱党使我们获得了大好良机，我们正好可以趁此机会与不断壮大的社会党左翼建立直接联系。多亏我们彻底解决了与宗派分子的宿怨，我们才能腾出手来，做好准备，把握住这个机会。 [1]无产阶级党（ProletarianParty），成员最初是密歇根地区社会党人，因左翼立场而被开除；共产党成立后，曾短暂归属于它，1920年分裂了出去；该组织是一个没有行动能力的宣传团体，1930年代早期发生过几起严重的分裂，带走了大批党员，30年代末期组织瓦解了。 [2]战士，即社会党内的“战士派”，为中派倾向，由诺曼·托马斯领导，在1934年的社会党大会上赢得了党内的大多数地位。 [3]无党派劳工保卫组织（Non-PartisanLaborDefense），由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利坚工人党合作，在1934年成立保卫工人阶级的联合阵线组织。 [4]约瑟夫·扎克（JosephZack，1898—1963）全名为约瑟夫·扎克·科恩费德（JosephZackKornfeder），出生于奥匈帝国，1915年移民美国，1919年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30年任共产国际驻南非代表；1934年秋退出美共，加入合众国共产党，随后又脱离，最后投向反共阵营，扎克的妻子是俄国人，留在了莫斯科，在大清洗年代受到了影响，被关押了18年之久，扎克多次通过美国政府要求释放其妻子，均未成功，由此逐渐仇视斯大林和苏联，这也是他最后投向反共阵营的一个因素。 [5]布鲁克伍德工人学院（BrookwoodLaborCollege）是美国工会运动成立的一所的学校，1921年成立于纽约州卡托纳镇，首任理事长是米斯蒂。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所住宿制的工人学院。1928年以前布鲁克伍德一直得到美国劳工联合会下属各工会的支持，1928年起，由于布鲁克伍德的教学方针越来越激进，美国劳工联合会中断了对它的支持。1937年由于财政困难而关闭。它是美国工人运动史上影响最大的工人学院之一，被誉为“工人的哈佛”。 [6]亨利·阿尔伯特·施维恩豪特（HenryAlbertSchweinhaut，1902—1970），美国联邦法官，曾任华盛顿特区副检察长、司法部长助理等职，1941年明尼阿波利斯审判中担任控方检察官。 [7]该对话收于《法庭上的社会主义》（Socialismontrial）—坎农当年的审讯记录中。当时控方检察官施维恩豪特问坎农，如果他当选总统之后，美国陆海军将枪口对准他的政府，他会怎么做。坎农回答说，他会效仿林肯，1861年林肯当选为总统时，美国军队中的一支优秀的部队和它最好的军官反叛合法选举产生的林肯当局。林肯招募了新兵，给予叛军打击。 [8]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Liebknecht，1871—1919）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其父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Liebknecht，1826—1900）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建者之一。卡尔在一次大战时是德国国会中唯一投票反对军事预算的议员，因反战被逮捕入狱。他团结德国左派先后成立“国际组”（InternationalGroup）、斯巴达克斯同盟和德国共产党。1918年11月革命时是主要组织者，1919年1月15日和卢森堡一起遇害。 [9]谢德曼（PhilippScheidemann，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印刷工人，于1918-1921年之间镇压德国工人阶级运动，曾于1919年2到6月出任德国总理。 [10]诺斯克（GustavNoske，1868—1946）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木工。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组织军队，屠杀左派和工人，致使左派领袖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遇害。后曾担任议员与国防部长。 [11]兰德社会科学学校（RandSchoolofSocialScience）是美国社会党于1906年在纽约建立的一所学校，目的是为工人提供进一步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并进行社会研究，为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的活动家进行培训等。
第九讲与米斯蒂派合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九讲与米斯蒂派合并 与美利坚工人党的合并谈判·亚•约•米斯蒂·萨鲁茨基（J•B•S•哈德曼）·路易斯•比登兹·路德维格•洛尔·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组织问题上的退让·“原则宣言”·巴黎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拜访托洛茨基·奥勒尔—斯塔姆反对“法国转向”·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利坚工人党的合并·合众国工人党的成立 上一讲结尾，我讲到我们离开了明尼阿波利斯，在回纽约的路上，我们正在寻求开拓新的领域。1934年的巨大罢工浪潮，即罗斯福执政后的第二次罢工浪潮，还未耗尽它的力量。在这次工潮中，不看其他方面，只看参加人数的话，那么九月的纺织工人大罢工就是它的顶点。1934年9月1日，七十五万棉纺工人发动了罢工。《战士报》完整报道了这次罢工，并以编辑按语的形式向罢工工人提出建议，告诉他们如何充分利用形势。乘着工人群众运动的东风，我们的政治组织正在大步向前。不过，当时我们的前进步伐，曾一度被财政困难这个小小的障碍所挡住。在报导了七十五万纺织工人罢工的那期《战士报》上，还刊登了几篇讨论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余波的文章，并在头版上刊登了下面这个公告。今天我将它抄写出来，让你们体会下我们当时的处境。 “我们情况危急……明尼阿波利斯的活动已经耗尽了我们的财力……目前情况是这样的：再过几天法警就要到印刷厂来，把我们的印刷设备丢到街上。驱逐令已经贴出。就算房东能宽限几天，或许我们仍将被迫中止一切活动。电费超期未付，照明和动力将被切断。煤气公司，纸业公司和一大群收账人正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逼我们还钱。请提供捐助——立刻！马上！” 克服万难、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再次向美利坚工人党发出统一的提议：我们呼吁他们和我们统一起来，成立新党，去征服世界。9月7日，我们致信美利坚工人党，就合并问题重新开始谈判，在信中，我们请求美利坚工人党采取积极行动，促进两党统一，并组织一个委员会，同我们探讨纲领与组织方面的细节。这次美利坚工人党很快就给了我们答复。这封信反映出了两个方面。在这封信上署名的是美利坚工人党全国书记米斯蒂，它一方面用和缓的语气表示，只要我们能达成一致，他们就赞成统一，这是受到了匹兹堡会议上的基层活动家的影响。这体现了美利坚工人党内积极诚实的分子、党的基层工作者的感情。我认为米斯蒂本人在那时也有同样的倾向。另一方面，这封信中又包含有对苏联的挑衅。这体现了萨鲁茨基和比登兹[1]的影响，他们强烈反对与托派合并。 美利坚工人党并不是一个成分均匀的组织。有两个因素决定了它是进步的：（1）它通过在群众运动、工会、失业工人当中的有力活动，吸引了一批非常认真地要同资本主义斗争的基层激进工人；（2）当时美利坚工人党的总体倾向是左倾，靠拢革命立场。这两个因素决定了米斯蒂派整体的进步性，吸引我们靠拢它。我说过，同时我们也明白它的成分并不均匀。实际上，它确切来说，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园。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生物。换句话说，美利坚工人党的成员包括从无产阶级革命者到反动无赖、骗子的一切人。 美利坚工人党的首要人物是亚·约·米斯蒂，他是个非凡的人物，总是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对他始终很友好。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能人，对待事业和工作尤其真诚，富有牺牲精神。他的缺陷在于出身。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牧师。这一开始就对他很不利。因为你很难把一个牧师培养成另外一种人。我这话可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我倒是替他觉得遗憾和生气，而且遗憾居多。我曾见过许多跟他出身相同的人，试图突破这种出身带来的束缚，但没有一个成功的。可以说米斯蒂是他们当中最后也是最大的希望；可是教会出身的糟糕背景，在早年对他的人格形成留下了不良的印记，就算他是他们当中前途最好的一个，也难以挣脱桎梏。吸食宗教这种鸦片本来就十分糟糕了——马克思把宗教定性为鸦片真是太准确了。但自己去当牧师，自己去兜售宗教鸦片，就更恶劣了。这是一个扭曲人类心灵的行当。回顾整个美国激进工运史，我们可以看见有不少牧师参加过激进工运，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始终表现出色，并最终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一个都没有。尽管他的出身妨碍了他，但得益于他非凡的个人品质、得益于他在认识的人当中享有的巨大影响、得益于他的威望和声誉，他原本有希望成为新党的领袖，成为一股真正的力量。 米斯蒂并不是美利坚工人党的唯一领袖。应该说，他是一个居中调和的和事老，在彼此冲突的各派之间搞平衡的领导人。 在美利坚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当中，还有一位极富才干的人。我在以前的演讲中提到过他：他名叫萨鲁茨基。在社会党内，以及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幼年时期，他叫这个名字。而他现在用J·B·S·哈德曼这个名字，担任着制衣工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前进报》（Advance）的编辑，并且当了二十年之久。萨鲁茨基是两个半吊子的合体。在思想上，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出身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犹太组织“崩得”（Bund）。他曾是一个杰出的领袖，领导过美国社会党的犹太社会主义者协会。他曾长年担任犹太社会主义者协会的机关报编辑，也是那个组织中目前为止最能干的人物，远远超出奥尔金[2]之流。在道德上，他是一个怯懦者，一个优柔寡断的投机分子，他从来都不能把自己的立场贯彻始终。他总是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他的忠诚是分裂的，他有着两套互相矛盾的人格，这让他每朝一个方向迈出一步，都会被另一个自己绊住。他过着双重的生活。在星期天，他可以作为党的一份子，做报告，讨论理论，与有思想的人交流。但是在工作日里，他是J·B·S·哈德曼，《前进报》的笔杆子，作为一个有头脑的枪手为一个无知粗野的骗子——制衣工人联合会的头头西德尼·希尔曼（SidneyHillman），干尽各种肮脏勾当。 我个人十分了解萨鲁茨基。1934年我在与美利坚工人党的谈判过程中再次同他碰面时，我跟他已是第二次处于这种关系了。十三年前，也就是1921年，他和我——当时他代表“工人代表会”（WorkersCouncil），我代表共产党——都参加了由“工人代表会”与尚处于地下的共产党组成的联合谈判委员会。“工人代表会”是一个短暂存在过的组织，由1921年脱离社会党的左派社会主义者组成；在1919年社会党发生关键性的大分裂两年之后，他们希望同我们合并，前提是共产党要合法化。他当时的立场恰恰反映出了他这个人的特点。1919年社会党发生了大分裂，整个运动被分裂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两个阵营，当时萨鲁茨基拒绝了共产主义者，并继续留在社会党内。但他的左派倾向，以及他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使他无法让自己完全与社会党右翼保持一致，于是他便开始在社会党内，三心二意地搞了一个新左派团体。这个团体是由一些居于二线的二流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到了1921年，萨鲁茨基的朋友及同道终于脱离了社会党，并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也就是“工人代表会”。 这就是萨鲁茨基的特点，无论是在1919年还是1921年，他都没有直截了当地参加共产党。他不想参加地下的共产党，只想与我们一起成立一个新党，这个新党的纲领必须是温和的、严格意义上“合法”的。1921年我们与“工人代表会”合并，成立了合法政党美国工人党，而他可以说是偷偷摸摸地参加了美国工人党。这次合并符合我们当时的目标。当时美国共产党处于地下，我们试图让它慢慢获得合法地位，这我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当时想要成立一个合法组织，不是要让它成为一个自我满足的政党，而是要用它来掩护地下运动，并为我们争取合法化的斗争做好铺垫。这个方针让我们实现了同许多半吊子组织，比如萨鲁茨基的“工人代表会”的统一，并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占据绝大多数的合法政党，为实现我们的目的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个合法政党——叫做美国工人党——完全处于共产党的支配之下。人人都知道它是共产党的合法外围组织。萨鲁茨基和其他人，例如恩达尔[3]、洛尔和奥尔金，希望加入这个合法组织，而非地下共产党。这就是萨鲁茨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遮遮掩掩的支持方式。但他呆不久。当工人党在共产党的指导和影响下，对工会官僚开展斗争时，他就逃走了。萨鲁茨基对那种事情没有胃口。 在周日作关于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演讲；解释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革命的必然性，是一回事。参加实际的革命行动，却会使你与工运混子们发生冲突，让你失去为他们效力、获得待遇优厚的美差的机会，这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不久后萨鲁茨基就退出了美国工人党，或者说是被开除了——我不记得到底是哪个了（萨鲁茨基是1923年被开除出美国工人党的—校者）。这不重要。然而萨鲁茨基没法从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玩票事业中脱身。他加入了美利坚工人党的前身——进步工人行动协会。他帮助进步工人行动协会确立了政治方向，并支持将它转变为政党的主张，但他要的是一个伪革命党，而非一个真货。他力图避免与工会官僚发生任何冲突。此外，他最害怕的就是有托派分子的工会。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能阻碍统一的，他全都没错过。他知道，许多人也知道，正如我在前面几讲提到过的，我们托派运动的特点就是认真严肃，言出必行。萨鲁茨基知道，美利坚工人党一旦与托派合并，他就再也别想用一个伪激进党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再也伪装不成社会主义者了。 在谈判中，萨鲁茨基是我们的敌人，当然，双方还是遵循了通行的谈判规则，保持着礼节，相互问好，开开玩笑，收敛自己的锋芒——至少开始时是这样。我记得，在谈判的第一天，我们仨——我、沙赫特曼，还有一个好像是阿本还是奥勒尔，我现在记不清了——走进美利坚工人党的办公室，会见我们的是米斯蒂、萨鲁茨基和纽约大学的一个教授，西德尼·胡克[4]，他当时还没退出社会主义运动。会议正式开始前，我们相互开了几句玩笑，萨鲁茨基一脸苦笑，他几乎总是这副表情，对我说：“我经常读《战士报》。我想看看托洛茨基到底想说什么。” 我差点脱口说出“我也经常读《前进报》，因为我想看看希尔曼到底想说什么”，但我还是忍住了。我们尽己所能地表现良好，决心尽量减少摩擦，免得横生枝节，妨碍了两党的统一。萨鲁茨基使出浑身解数要阻碍统一，但他最后还是输了。他没能把美利坚工人党从托派身边拖走，我们却把美利坚工人党拉向了我们这边，并最终实现了两党的统一，而他却像一块旧抹布一般被丢开了。萨鲁茨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生涯就这么终结了。他退出了党，也一并离开了激进政治活动。现在他在罗斯福的阵营里——而那才是他的归宿。 路易斯·比登兹当时是美利坚工人党的另外一位重要领袖。他起初是个社会工作者。多年来，他都是作为一个局外旁观的学生，来关注工人运动的，他发行了一份靠资助出版的杂志，这份杂志给工人出谋献策，却不代表任何一个有组织的运动的立场。直到有了进步工人行动协会这个媒介，他才首次参加了群众运动，展现出了确凿无疑的才干。 群众工作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吞噬了许多人。1934年以前，比登兹没有社会主义者的背景，也没有接受过社会主义的教育，他在1934年以前是百分之百的爱国主义者，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斯大林派，他觉得累了，有些撑不住了，希望能找到一个卖身投靠的机会。他坚决反对同我们合并。比登兹一直盼着斯大林党来合并他们，美利坚工人党确实有不少支部有这种念头。幸亏当时我们托派进行了有力的介入，通过谈判施加压力，才没有让美利坚工人党的大多数支部被斯大林党吞掉。我还得补充一句，比登兹最后还是抓住机会投靠了共产党，当上了《工人日报》的编辑，多年来一直在为虎作伥。 接着是路德维希·洛尔，早在我们还留在共产党内的时候，就已熟知他的名字。他是美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曾担任过美国第一家共产主义杂志《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的编辑；他在本质上是左派社会党人，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已经又倒退成了左派社会党人，并企图把美利坚工人党同资产阶级民主调和起来。他最终作为一个铁杆爱国者在《纽约晚间邮报》（NewYorkEveningPost）找到一个专栏作家的饭碗。洛尔反对合并。 这些都是美利坚工人党的领军人物。当我们在自己的队伍当中讨论与米斯蒂派合并的问题时，出现了一个反对派，为首的是奥勒尔和斯塔姆[5]，我们运动当中的一个宗派主义派别就是从这时候出现的。我们又听到了宗派主义的陈词滥调，他们眼里只看得见各个组织的正式领袖，却看不见这些组织的基层成员，他们的判断也是以这些领袖为依据的。他们问：“我们怎么能和萨鲁茨基、洛尔之流合并？”如果美利坚工人党全都是萨鲁茨基和洛尔之流，那他们的反对还算有些道理。 在这些骗子和叛徒身后，我们还是能发现，有些人是严肃的无产阶级斗士。前面我已经提到过了那些领导了托莱多罢工的同志。从宾夕法尼亚到中西部，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已经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的失业工人组织。正是美利坚工人党内的无产阶级积极分子才让我们对它产生了兴趣；我们认为这些人和米斯蒂能够转变为布尔什维克。在美利坚工人党这个群体当中，除了自成一派的米斯蒂，除了比登兹、萨鲁茨基、洛尔之流以外，还有形形色色的人：托莱多的工人；积极参加了失业工人运动的基层活动家，以及一些基层工会活动家。此外，在美利坚工人党的队伍当中，还有一些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姑娘、基督教教徒、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以及一些不知该把他们算成哪一类的人，大门已在他们面前敞开，可他们还在门口徘徊不决。 我们的政治任务，是防止斯大林派吞并这个运动，通过有效地团结无产阶级积极分子和严肃对待运动的那些人，清除掉我们道路上的那些中派主义障碍，孤立各种骗子和野心家，赶走那些不能与我们同化的分子。这是个相当艰巨的任务，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克服了极大的困难，终于把它给完成了。 我前面讲到了我们给美利坚工人党发去第二封信，建议他们就合并问题与我们举行谈判，他们在回信中就俄国问题向我们发难，这无疑是萨鲁茨基和比登兹怂恿的。我引用信中的一些语句来让你们对挑衅的构成有个大致印象。信中是这么说的：“我们必须注意，我们对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政策的批判，不仅不是针对苏联的攻击，而且也没有丝毫对苏联进行攻击的意思。然而，考虑到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对苏联的这些具体政策的批判，在群众看来，他们已经公然表露出对苏联的敌视态度。” 他们在信中继续说道，必须澄清一点，即就算与我们合并，他们也不打算反对苏联。当我们在全国委员会会议上阅读这封信时，我们不禁勃然大怒。我们不由得想到，从1917年起我们就开始保卫苏联了。而他们几乎是刚刚才认识到这一点，居然还敢教训我们，装模作样地提醒我们对苏联应负有什么样的义务。我们一怒之下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回信，准备马上就发给他们。在回信中，我们告诉他们，你们别来这一套，少对别人指手画脚的，等写完之后，我们总算冷静下来了。我们判断出这就是一个挑衅。如果我们中了他们的计，忘掉了自己的政治目标和任务，那就太愚蠢了。于是我们在会上草拟了另外一篇回复，这个回复的大意是：（1）声明我们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2）假装没有看见挑衅；（3）并再次强调统一的必要性。这么一来，挑衅者就没法利用我们的回信，去阻止美利坚工人党的党员与我们团结的趋势了。 正当我们坐在第二大街的总部里，开会讨论大纲的要点，并决定由谁来起草声明时，胡克教授和伯纳姆上门拜访了，他们俩都是美利坚工人党那个基本上只在理论上存在的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他们是来商谈合并的。不管他们两人的真实动机如何，有这两位美利坚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教授支持合并，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胡克想趁早甩开美利坚工人党，结束他在政党政治中的短暂冒险，所以他希望合并。他想退下来享受清福，这样他才会觉得心安理得。而伯纳姆这个人呢，就像后来的事件所展示的那样，他希望与托派联合，这是因为他当时还在向前进，变得有点激进了；他想把一只脚更深一点地探进无产阶级政治的冷水里，同时把另一只脚坚定地踩在资产阶级的岸上。这两位勇敢的教授向我们发出警告，提醒我们不要中了挑衅。他们害怕我们会对挑衅以牙还牙，这样就会打乱了合并的计划。所以他们才来找我们。我们给他们看了回信的第二稿，他们觉得非常高兴和宽心。 正当这些事情在我们的阵营当中发生的时候，在群众运动发展的影响下，在各地、在一切组织中，都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当时，一些洛夫斯东派和其他小圈子中的人，开始被吸引到我们这边来了。9月8日的《战士报》登出了一条消息：“底特律的洛夫斯东集团分裂了，有五人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同一期《战士报》上还报道了赫伯特·扎姆[6]退出洛夫斯东派的组织、并准备与吉特洛一起参加社会党的消息。9月29日的《战士报》报道说：“法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已经作为一个派别组织，参加了法国社会党。”这个行动意义重大，它是第一个贯彻执行了托洛茨基的“法国转向”路线的重要行动，这条路线指示我们：为了与正在不断发展的左翼建立联系，并借此奠定成立新党的基础，当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组织愿意接受我们的同志时，不论身处何处，只要有可能，都应该打入这些组织。 在第三次会晤时，我们给美利坚工人党提交了一份关于组织问题的建议，这对促进两党合并大有帮助。我们始终坚信纲领决定一切。一个组织如果确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每个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斗争上就都可以省下不少力气。过分看重组织问题而轻视纲领的关键作用，这是缺乏经验的政治激进分子常犯的错误。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各个派别对组织中的职位过分看重，纷纷争抢对本派有利的职位，导致许多本来没有必要的斗争乃至分裂。我们从这些经验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现在对我们大有帮助。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发现米斯蒂派在纲领问题上向我们靠拢，便就合并中的组织问题提出了一整套提案，这个提案与他们中许多人关系都很密切。我们提出了一个对半分配职位的建议。当时我们在人数上较米斯蒂派多一些。我们组织的成员久经考验，在紧要关头时，我们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他们的运动是松散的，也许规模比我们大，同情者也许比我们广泛，但我们拥有更多的实际成员。我们的组织更加紧密。但我们抛开了这些考虑，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分配方案，将合并后的党的正式职务平等地分给双方。此外，碰到有两个职位都差不多一样重要的情况时，我们都让他们来选择。比如说，在两个首要职位的人选问题上，我们建议由米斯蒂担任全国书记，由我来担任报纸编辑。也可以反过来，由我担任全国书记，米斯蒂去担任报纸编辑，只要他们愿意的话。对此他们难以抗拒。他们对纯粹的组织性事务如此看重，使我们了解到能拥有书记职务对他们来说是何等重要，因为书记处至少在理论上掌管着党的机关。我们对编辑职位更感兴趣，因为有了它，就能更加直接地塑造运动的意识形态。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劳工书记和教育主任的职位。我们打算取后者而给他们前者，反过来也可以，只要他们认为合适。 我们打算由双方派出相同数量的代表，来组成全国委员会，所有可能出现的组织问题，都根据对等原则解决。这就是我们的建议。这个建议显然是公平的，甚至是慷慨的，它打动了米斯蒂及其伙伴。在以往的类似事例中，“关于组织问题的建议”往往会引发冲突和僵局，但我们提出的“组织问题建议”却极大地促进了团结。正如我说过的，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并能够一举消除通常而言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我们已经从过去共产党内的组织斗争中学到了许多经验教训。 我们在组织问题上采取了自由和折衷的态度，而在纲领问题上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双方选出了一个联合委员会，负责起草纲领。草拟了两三个草案，经过讨论和修改，在轻微的压力下，经过一些斗争之后，双方终于就纲领问题达成了一致。双方一致同意的这个纲领草案在得到双方的联席会议批准后，成了合众国工人党的《原则声明》，托洛茨基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严格原则性的纲领。 此时，我们从斯大林派那里得到了一些建议，他们一向瞧不起我们这个托派“小宗派”，正当我们闯入了他们此前一向视为禁脔的领域时，他们还在按兵不动。他们非常想吞并米斯蒂的组织，而且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原本比我们更大。但是我们抢在了他们前面，抓住了正确的时机采取行动——在政治中时机是极其重要的——在斯大林派还没反应过来之前，我们与美利坚工人党进行的关于合并的谈判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等到他们反应过来时，只能在自己的报刊上面朝我们放狠话了。10月20日的《战士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么一则消息：《斯大林派的报刊“警告”美利坚工人党不要同我们合并》。这里指的是《工人日报》上面刊登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利坚工人党知道要跟他们合并的是什么人吗？》，作者是臭名昭著的比特尔曼[7]，他在这篇文章里向即将合并的双方发出了直截了当的警告。斯大林派对米斯蒂派说：“我们必须提醒那些追随米斯蒂以及他的美利坚工人党的工人：你们的领导人正在给你们设下圈套，那是反革命托派的圈套。”就在同一篇文章里，为了表示公正，他们又掉过头来说道：“仍为托派所蛊惑的工人们，你们当心了：坎农、沙赫特曼和他们的同伙正在把你们拉去与米斯蒂合作，他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拥护者。” 我们是这么回答他们的：“如果托派是反革命而米斯蒂派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那还是把他们都丢进一个口袋的好。反正两帮家伙都已经坏透了，装在一起也不会变得更坏。”我们感谢他们提出了公正的、双向的、一石二鸟的建议——并继续推动合并。两个组织开始在实际活动中合作。我们在合并开始前召开联席会议。10月6日的《战士报》上报道了这么一条消息：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利坚工人党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市共同举办了一次群众集会，在会上米斯蒂和坎农对三百名纺织工人发表了讲话，并讨论了罢工的经验教训。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1934年10月，我被全国委员会派出国去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会后，我前往法国南部的格勒诺布尔(Grenoble)去拜访托洛茨基同志。自从他几年前被驱逐出苏联后，这是我头一次亲眼见到他。不少美国同志都出过国，但这是我的首次出行。沙赫特曼此前来过两次，组织的独立成员中有能力自己打理前往欧洲开销的几位，也已经见过了他。当时法国的法西斯分子正在四处搜捕托洛茨基同志。 你们当中也许有人还记得，1934年，法国的法西斯刊物对停留在法国的托洛茨基发起了疯狂攻击。他们到处鼓噪煽动，逼迫达拉第政府取消他的签证，法国的斯大林派也跟他们同流合污，在“把托洛茨基赶出法国”的口号下同他们勾结在一起。他被剥夺了居留权，被勒令离开法国。但全世界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肯让他入境，他只好继续藏在法国。可他在法国处境艰难，周围环境险恶莫测，得不到真正的保障、也没有丝毫合法权利，而法西斯报刊和斯大林派又日复一日地追捕他。他后来躲藏在格勒诺布尔的一个同情者的房子里。他没有助手、没有秘书、没有打字员，因为他每日都要为生存挣扎。他不得不靠手写来完成他所有的工作。反动的鹰犬们迫使他东奔西走：他才刚刚在一个同情者的房子里暂居下来着手工作，当地法西斯分子便在新藏身处发现了他。第二天的报纸就会登出刺眼的标题：《俄国的杀人凶手托洛茨基在这个镇上想干什么？》，接着就是一片喧嚣，为了保住性命，找到另一个安全的藏身处，他不得不在夜里尽快离去。这样的情况一次又一次发生。那时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几乎要被压垮了。那是我们所有人最难熬的一段日子。 从巴黎连夜坐车之后，能在大清早（大概七点）走进他乡下的房子，见到他，确认他仍然活着，让我觉得非常非常高兴。早餐前我见到了他，但他不等开饭就想立刻坐下来开始进行政治讨论。他第一个问题是：“全会上都发生了什么事？决议通过没有？”我礼貌地表示想先垫下肚子。于是我便与托洛茨基和娜塔利娅[8]一同吃了早餐，却破坏了一个规矩，这让我后来十分后悔。我无心犯了错。我以前听说过他不许别人在他面前抽烟。格洛策尔[9]和其他几个人曾因为犯了这条规矩而挨过痛骂。我以为这只是他的洁癖，并没有放在心上。我习惯在早餐后吸烟，并且是在喝咖啡时——这时候吸烟风味最佳——我抽出了我的雪茄，抽了一半的时候，我开玩笑地说：“我听说有人因为吸烟被赶走了。真的吗？”他说，“不不，你继续吸吧。”他补充道：“对像格洛策尔之类的小伙子我不允许，但对可靠的同志那没问题。”所以我在访问期间一直在他面前吸烟。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二手烟对他的身体有害，甚至会让他虚弱，因此我非常后悔做了这事。 下午，托洛茨基的房东开车带我们去爬阿尔卑斯山。在山顶上，我们对与米斯蒂派的合并计划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老人认可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对他们在苏联问题上提出的挑衅的回避。我们在一两个要点上达成一致，这些我们已有结论但因等待他的建议而停顿下来；同时也在促进我们与米斯蒂派合并的办法上统一了意见。他完全支持合并，并对米斯蒂的性格特质极感兴趣，问了我几个关于米斯蒂的问题，并对米斯蒂在日后成长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抱有些许希望。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执委会全体会议于1934年10月在巴黎召开。此次全会的目的，是给一个决议以最终的批准承认，此前这个决议已经得到了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意，许多支部也已经通过投票表示支持这个决议：它就是执行“法国转向”的决议；这个转向，是指我们的法国支部的转向，法国支部已经整个地打入了法国社会党，这是为了以派别组织的形式，在这个改良主义政党内部开展活动，以此与社会党内的左翼建立联系，试图影响左翼并与其合并，通过这样的方法，为在法国建立新的革命党奠定基础。全体会议支持这条路线，这意味着要在全世界重新调整我们的策略。这一行动在我以前提过的总口号下展开：从宣传小团体（我们在过去五年里正是这样的小团体）转向群众工作，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与活生生的工人运动建立联系。 当我自巴黎返回，在我们组织在纽约的全体会议上作报告时，以奥勒尔和斯塔姆为首的一批人站出来反对我们，一个夸夸其谈、患有左派狂热病的德国流亡者，叫埃菲尔（Eiffel）的，也站出来声援他们。他们原则上拒绝我们加入第二国际的任何支部。他们的论点，就像任何宗派分子的论点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充斥着陈词滥调，完全不顾当今现实。他们说：“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背叛了无产阶级。”——这句话完全正确——“罗莎·卢森堡斥其为‘一具发臭的死尸’。为了与第二国际斗争，共产国际才在1919年成立了。如今，在1934年，你们居然想回到这个叛变了的改良主义组织。这是对原则的背叛。” 我们徒劳地向他们解释说：1934年的第二国际与1914年或1919年的第二国际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由于共产国际的官僚化，导致一大批正在觉醒的工人和激进分子被推入了组织较为宽松民主的各国社会党。新一代社会党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不必对1914—1918年的背叛承担责任。正因为我们完全无法参加进共产国际，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这股新的力量。如果我们想成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党，我们应当打入第二国际，与这新一代左翼力量建立联系。 宗派主义反对派又提出了新的诘问。“无论何时、无论何种情况，我们都必须无条件保持革命党的独立性，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一，也是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前提之一，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这不是原则吗？” “是的，”我们回答，“那是原则。那是英俄委员会留下的沉痛教训。也是中国革命留下的重大教训。我们出版了好几本小册子和书籍来说明：革命党决不能自我消融于其他政治组织，决不能把自己的旗帜与别人混同起来，即使遭到孤立仍要保持独立性。匈牙利革命被拦腰斩断，正是因为共产党是在错误的基础上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的。” “这些都正确，”我们说道，“但你们的论据并非坚如磐石。我们还不是一个政党。我们仅仅是一个宣传小团体。我们面临着成为政党的难题。我们的难题，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样，是要茁壮成长起来。如果我们的法国同志能渗透到社会党的群众政治运动中去，吸引其活跃的左翼并与之融合，那么他们便能名副其实地组建一个政党，而不是自己硬去弄一个党出来。那样的话他们就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政党独立性的原则，而这样坚持原则也才会有意义。你们这样来援引原则只是在构筑一道路障，阻碍了使一个真正政党的创立成为可能所必需的策略行动。” 我们无法说服他们。固执于形式主义，是宗派主义的特点；此外，主次不分、无视实际、在封闭的圈子里用陈词滥调诡辩，也是它的特点。我们开始在同盟内部就“法国转向”问题展开斗争，等到我们终于用与法国同志相同的方式进行“法国转向”时，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了。我们策划的与米斯蒂派的合并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形式，但奥勒尔派分不出来——恰恰就因为形式上的不同。他们容忍了与米斯蒂派合并，但对于同陌生人打成一片，他们总觉得惊恐万分，总觉得大难将要临头了。某一天我们的一个小伙子拉里·特纳[10]在一封信里表达了这种心境，宗派主义者其实一直压抑着想变成机会主义者的欲望，他们唯恐这种欲望成真。他们害怕接近接触机会主义者，唯恐机会主义者拉他们下水。但我们对自己的力量有自信，并充满自信地前进。在1934年对“法国转向”的讨论中，组织内的分歧越来越大。彼此争斗的两个流派最终变成了派别组织。1934年围绕着法国同志的行动而展开的辩论，是下一年里针对我们队伍当中的奥勒尔宗派分子发起的斗争的预演，那是一场激烈而又关键的斗争。我们在那场斗争中胜利了，所以我们日后才能继续前进。 我们的合并迅速进行，双方每天都在进行谈判。我们与米斯蒂派在各种各样的实际活动中合作，合作的总趋势是两个组织的合并。我们最终就纲领草案取得了一致意见；也就是说，两个委员会间达成了一致。我们在组织结构安排上达成了一致。除了把各种事项向双方的代表大会汇报，让大会批准承认之外，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但双方都对各自的基层党员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心存疑惑。我们不知道奥勒尔派在纽约之外的力量有多强；而阿本像往常一样，正在暗中策划着什么阴谋。米斯蒂当时的态度已经转变，他坚决支持合并，但对于他的大多数追随者的态度，他也没有把握。我们不急于召开联合代表大会，而是先分别召开两个组织的代表大会。在1934年11月26日至30日间，双方分别召开了代表大会，研究解决各自的所有内部问题。最后，双方的代表大会都批准了由联席委员会起草的《原则宣言》，并批准了有关组织问题的提案。接着，根据双方各自做出的决议，我们于1934年12月1日（星期六）和2日（星期天），召开了联席会议。《战士报》在次日报道了这次会议，报道中写道：“合众国工人党[11]成立了……星期天下午，在斯泰弗森特俱乐部，美利坚工人党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共同举行的联合大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明尼阿波利斯与托莱多，作为美国工人阶级全新的斗争精神的例证，是指引它降生的星辰……新党投身于伟大的事业——推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工人国家。” [1]路易斯·弗兰西斯·比登兹（LoisFrancisBudenz，1891—1972），1921年至1933年任《劳工时代》（LaborAge）编辑，1929年成立进步工人行动协会，并任全国书记，1933年至1934年参加美利坚工人党，在党内属于右翼，反对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1935年10月参加美国共产党，1940年至1945年任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编辑，1945年抛弃共产主义，投靠反共运动，曾在多起反共案件中充当“污点证人”，协助反动势力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2]莫伊塞·约瑟夫·奥尔金（MoissayeJosephOlgin，1878—1939），作家、记者、翻译家，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犹太家庭，1904年参加崩得，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5年移民美国，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党的犹太社会主义者协会的领导人之一，1922年参加美国共产党的“地上”组织美国工人党，在美共内属于福斯特派，曾办过多份报纸，并曾把列宁的一些文章翻译成英文。 [3]约翰·路易斯·恩达尔（JohnLouisEngdahl，1884—1932），出身于明尼阿波利斯一个瑞典移民家庭，1908年参加美国社会党，曾担任多家社会主义报纸的编辑和记者，1919年因反战被判处二十年监禁，后获释。1919年社会党分裂时选择留在社会党内，成为党内左翼领袖，1921年脱离社会党，参加了美国工人党，后随之参加美国共产党，1929年担任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全国书记，1930年入选美共政治局，1932年因肺炎在莫斯科逝世。 [4]西德尼·胡克（SydneyHook，1902—1989），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曾师从约翰·杜威，长期担任纽约大学哲学教授，1948年至1969年曾任该校哲学系主任。青年时曾信仰共产主义，1933年曾与米斯蒂、伯纳姆等人一起组建了美利坚工人党，但几年之后就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倒向反共阵营。 [5]托马斯·斯塔姆（ThomasStamm），美国托派中的同性恋人士，曾任合众国工人党的政治委员会委员，1935年反对打入美国社会党，后与奥勒尔一道组织了革命工人同盟，该组织在1937年与托洛茨基主义分道扬镳。 [6]赫伯特·扎姆（HerbertZam），美国共产党创始成员之一；1925年任青年工人联盟全国书记；1929年与洛夫斯东一道被开除出党；1934年离开洛夫斯东派加入社会党，成为社会党的中派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7]亚历山大·比特尔曼（AlexanderBittleman，1890—1982)，美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29-1931年任共产国际驻印度代表；之后在美共内从事犹太人工作；1950年代受到史密斯法案审讯，被监禁五年；五十年代以“修正主义者”的罪名被开除出党。 [8]娜塔利娅·谢多娃（Ната́льяСедо́ва，NataliaSedova，1882—1962），托洛茨基的第二任妻子，出生于乌克兰。1890年代参加激进运动。后在瑞士加入《火星报》小组。1902年遇见托洛茨基，之后两人共同生活，直至1940年托洛茨基被刺杀身亡。她和托洛茨基育有二子——列夫和谢尔盖（都被斯大林派杀害）。托洛茨基死后，娜塔利娅逐渐与第四国际产生政治分歧，1951年与第四国际断绝了关系。 [9]艾伯特·格洛策尔（AlbertGlotzer，1908—1999），早年加入美共青年团，担任共产党芝加哥地区的领导职务，二十年代任青年团全国执委。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遭到开除。1929-34年，任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委员，1931年与妻子前往土耳其拜访了托洛茨基，与托氏共同生活了几周。在1939-40年美国社工党的内部斗争中，格洛策尔支持沙赫特曼，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Party），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Socialist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1972年社会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格洛策尔担任其全国委员会成员直至去世。 [10]拉里·特纳（LarryTurner，1905—1975）真名为拉里·特雷纳（LarryTrainor），印花工人，1933年加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938年社工党的成立大会上，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二战期间，为美国布法罗（Buffalo，又名水牛城），西雅图的工人组织者。1950—1960年代任社工党波士顿支部领导人。 [11]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theUnitedStates），美利坚工人党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而成的组织，成立1934年12月；1936年托派打入社会党时该组织解散。
第八讲伟大的明尼阿波利斯罢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八讲伟大的明尼阿波利斯罢工 1934年的罢工浪潮·托莱多汽车零件工人罢工·失业工人的作用·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比尔•布朗·“组织委员会”·法雷尔•多布斯·七月罢工·联邦调停者·“警察狼狈逃窜之役”·《组织者日报》·弗洛伊德•奥尔森·坎农和沙赫特曼被捕·对罢工指挥部的搜捕·哈斯-邓尼根计划·胜利 1933年，即美国大萧条的第四年，标志着一个伟大的开端——这一年美国工人奋然觉醒，以空前之势为争取组织工会而战。它为各色政党、团体及派别的竞相勃发奠定了基础。在这场工运的巨大影响下，美国工人打破了原子化的孤立处境，而资产阶级则不得不迎战有组织的工会运动的力量。 这场伟大的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展了起来。罗斯福就任总统那年（即1933年——译者注）见证了第一波罢工浪潮的汹涌澎湃。然而工会组织成果寥寥无几，因为它尚缺乏有效推动和称职的领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调解”与野蛮镇压的夹击使工人的攻势化为乌有。 罢工和组织工会的运动的第二波浪潮发生于1934年。继而在1936和1937年掀起了更加强有力的运动，它以汽车厂及橡胶工厂的静坐罢工[1]和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2]的崛起为巅峰。 今晚我们讲的就是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它是1934年工潮的代表。在那里，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首次有效地参与了罢工的实际组织和领导过程。而产业的局部复苏为这些工潮和组织活动提供了基础。 这些以往已经提过，但仍须再三重复。在大萧条的深渊中，失业是如此普遍，工人失却自信，蜷缩在失业的阴影里不敢轻举妄动。但伴随着产业复苏，工人重拾信心，并开始夺回在大萧条期间他们被夺走的一切。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群众活动的土壤，当然是由群众自己的行动所准备的。1934年春的托莱多（Toledo）汽车零件工人罢工，惊动了全国。在这次罢工中，使用了战斗性抗争的新方法和新技术。一个政治化的、或至少是半政治化的组织——以进步工人行动协会为代表，那时它已经成立了美利坚工人党临时组织委员会——借助失业工人联盟（UnemployedLeague），领导了有重大意义的托莱多罢工。它首先展现出了在富有战斗性的分子领导下的失业工人组织，能在产业工人的斗争中发挥何等重要的作用。在这次罢工之前，托莱多的失业工人已经成立了组织，并接受米斯蒂派的领导。这次罢工实际上是由失业工人组织领导的，并被它提升到了组织群众纠察队的高度，在战斗性上远远超出了保守的行业工会官僚所能想象的极限。 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甚至达到了更高的水平。用各种标准（包括政治指导的关键标准，以及在罢工中把每一种可能性都利用到了极致）来衡量的话，我们必须说，1934年工潮的顶点就是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车司机与帮工的五月罢工，在1934年7月至8月，他们的名气更响了。这些罢工使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经受了一次关键的考验。 五年来，我们一直在荒野中孤独呐喊，只限于批判共产党，以及解释那些似乎是最抽象的理论问题。我们曾无数次被指责为只会搞宗派活动和吹毛求疵。如今，凭借着参与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机遇，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名正言顺地接受了考验。它必须通过行动来证明：自己究竟是一帮一事无成、吹毛求疵的宗派主义者搞出来的运动，还是一支能够有效地参加工人群众运动的富有活力的政治力量。 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先从煤场入手，然后再在广大司机及其帮工当中开展组织活动。我们运动的总参谋部事先制定的计划没有一个行得通。那个时候的明尼阿波利斯司机并非美国无产阶级中最果决的部分。我们是从那些给我们提供了机遇的地方开始真正地投入工运的。根据一时兴起或某种偏好武断地挑选此类时机是不可能的。群众运动敞开大门的地方就是切入点。一系列的因果，使明尼阿波利斯成了我们的首次重大尝试的焦点，并成了我们在工会领域中的首次成功。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一群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者，同时是老练的工会会员。他们在当地扎下了根，享有不错的名声。在萧条时期他们一起在煤场工作。当在场区开展组织活动的机遇来临时，他们牢牢抓住了这个机遇，并迅速在成功了的三日罢工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然后，把组织工作拓展到卡车运输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明尼阿波利斯不是最易撬开的坚果。实际上它是国内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明尼阿波利斯因其开放工厂[3]而恶名昭彰。近二十年来，由强硬的雇主组成的公民联盟[4]，一直在用铁腕统治着明尼阿波利斯。这几年里没有一场罢工能取得半点成功。建筑业工会也许是所有行业工会中最稳定、最有成效的，但它在明尼阿波利斯也不过是勉强苟延残喘，还无法靠近当地建筑业最重要的岗位。这是一个悲惨的城镇，充斥着失败的罢工、实行开放工厂的企业、低得可怜的工资、长得要死的工时，以及软弱无力的行业工会运动。 我们上周讲过的煤场罢工，是即将来临的重大战役的前哨战。这场罢工的有效组织与战斗性，以及它克敌制胜的压倒性与速度，鼓舞了广大卡车司机及其帮工。回首从大萧条直到当下的众多岁月，他们被残酷剥削却毫无组织仰仗。当然，这一行有个工会，可它已被边缘化，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有极少数会员能与一两家运输公司签订条件很差的合同——镇里绝大多数的卡车司机及其帮工都没有真正的组织。 煤场罢工的胜利激励了卡车运输业工人。他们是等待星火的引线；他们的工资太低而工时太长。在享受了这么多年不受工会约束的自由之后，唯利是图的老板们已经肆无忌惮——资本家向来如此——而穷愁潦倒的工人们则为听到的工会活动消息欢呼雀跃。 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会活动，自始至终都是围绕政治目的进行的。正如《战士报》上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总方针是要号召革命派打入以美国劳工联合会为代表的主流工运，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会活动策略，就是按照这个总方针制定的。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们决定沿着群众正在走的组织路线前进，群众希望参加现有的工会运动，我们要是去生造一个自己的工会的话，就会与群众的愿望背道而驰。五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坚决地同“红色工会”（RedUnions）的极左教条作斗争；这些“红色工会”是共产党生造出来的，遭到了工人的抵制，让先进分子陷入了孤立。工人群众尚在摸索如何组织起来，他们有着健康的本能。他们意识到需要帮助。他们想同已参加工会的工人接触，不想跟一帮吵吵嚷嚷的激进分子一起被边缘化。无论现有的工会是多么的保守反动，孤立无援而又缺乏组织的产业工人对它们始终心怀敬意，这种现象始终存在。工人们害怕被孤立。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企图给工人开出详细的清单，解释完美的工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而工人们在这一方面要比他们明智得多。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人与其他地方的工人一样，都强烈希望与正统的工会运动结合，希望能得到正统工会的帮助，与陷他们于艰苦生活的老板战斗。遵循工人的总趋势，我们还认识到，要充分利用机会的话，就不应该自找麻烦。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精力去尝试向工人们推销一个他们不需要的新组织计划。让自己去适应群众的动向，并尽力争取从现存的正统工运那里获得帮助，这要好得多。 我们的人很难打入明尼阿波利斯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他们遭到了双重的开除和双重的诅咒，十分显眼。在他们的斗争生涯里，他们不但被共产党开除，还被劳联开除。1926年至1927年，美国工运中的反动达到顶点之时，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工会中的同志在“清共”运动中几乎全部被开除。一年后，他们又被共产党开除，陷入了彻底的孤立。 但是工人组织起来的压力要比工会官僚们的命令强。事实证明，工人能被组织起来这一点，让我们的同志对工人充满信心，他们对此早有计划。明尼阿波利斯工会运动的软弱无力，以及行业工会会员对新生活的期盼——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为我们的同志通过卡车司机工会重返劳联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我们还在那里出乎意料交上了好运，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TeamstersJointCouncil）主席与574分会主席比尔·布朗[5]，是一位富有战斗性的工会活动家。他有着健康的阶级本能，并强烈倾向于同那些知道如何组织工人、同老板进行真正较量的人合作。这是一个对我们有利的特殊情况，但这种事情的确会偶然发生。幸运偏爱虔诚者。如果你正确地生活并合理地引导自己，你时不时就会走运。然后，当好运出其不意地来临时，你就应该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它。 我们的确充分利用了这一意外机遇。卡车司机工会第574地方分会主席比尔·布朗是个杰出人物。他将工会的大门向懂得如何组织工人并领导他们战斗的“新人”们敞开。但是我们的同志是工会的新会员，他们的会龄不足以当上干部；他们仅仅是战斗兴起时的入伍新兵，所以我们中没有一人——我们托派团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是这三场罢工中的工会干部。但是他们照样组织并领导了罢工。他们被委派成立一个“组织委员会”，一个为了指导组织任务和领导罢工在法外特设的团体。 组织活动与罢工实际是在绕开工会官方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的。仅有一位正规干部真正地直接参与到罢工中，与组织委员会一道领导。他就是比尔·布朗。组织委员会在一开始就体现出了自己的重要价值之一（后面还有其他的）——他们知道如何组织工人。这些是僵化的明尼阿波利斯工会官僚所不知道也必然认识不到的。他们知道如何让工人成为一片散沙，这点对于身处何处的老顽固都一样。有时他们也知道如何把打破关门主义的工人吸收进工会。但要走出去真正地把人们组织起来，并用信念和自信鼓舞他们——传统的产业工会官僚做不到。这不是他们的领域、他们的职能。他们甚至没有这样的野心。 托派的组织委员会，组织了卡车运输业的工人，并进而争取到工运的其余部分来支持这些工人。他们不把工人引向自我孤立的行动。他们借助中央劳工联盟（CentralLaborUnion）开展工作，通过与工运干部开会和来自基层的施压，让明尼阿波利斯的整个工人运动公开支持这些新组织起来的卡车司机；他们不知疲倦地去推动中央劳工联盟的干部参与此项活动，让他们通过了支持卡车司机的要求的决议，使他们正式支持卡车司机的行动。当行动开始，以劳联正统工会为代表的明尼阿波利斯工运，发现自己已经预先支持了卡车司机的要求，并有明确义务支持罢工。 五月，大罢工如野火燎原。老板的安稳统治实在太久了，他们陷入了自满之中，如今罢工把他们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没有从煤场罢工中学到什么东西，不肯相信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会运动当中已经注入了某些“新事物”。他们还以为自己能把罢工掐死在萌芽状态。他们企图利用拖延诡计，想让我们陷入与劳工局的谈判，像往常粉碎许许多多新工会那样粉碎我们。正当他们干着这些勾当的时候，当他们自以为已经把工会拖进了无限期推迟的谈判中的时候，我们的人用一次罢工砍掉了这团乱麻——工人用大罢工给了老板鼻子狠狠一拳，卡车停驶了，而“谈判”转到了街头。 史无前例的五月总罢工震撼了明尼阿波利斯。它同样震撼了全国，因为这不是场温驯的罢工。这场罢工以一声响彻全国的猛击开场，同时名扬天下的还有托派在其中的领导地位——这被老板们恼羞成怒地广而告之。然后我们在观察力敏锐的激进工人中又一次看到同样的回响，他们发动了纽约旅馆罢工，与我们的坚决行动遥相呼应。当他们看到明尼阿波利斯五月罢工的进展，同样的情感再次被表达出来，“这些托派是玩真的，他们做事就要做到底。”那些诋毁托派“搞宗派活动”的笑话，开始招人厌烦了。 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罢工工人，以及当时席卷全国的上百场罢工的罢工工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其实我认为根本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不同。在几乎所有的罢工中，工人都在斗争中发挥出了最强的战斗。区别在于领导和策略。实际上，在所有其他罢工中，基层工人群众的战斗性都被上级压制了。领袖们被政府、报纸和神棍这样那样的势力威胁。他们试图把街头的冲突和纠察队转移到会议室里。在明尼阿波利斯，大众的战斗性非但没有被抑制，反而得到了罢工机关的组织和指导。 所有现代罢工都需要政治指导。那个时代里的罢工将政府、政府的代理人和政府的机关卷入了事件的正中心。在1934年，一个罢工领袖要是对政治路线没有一点概念，那他就太落伍了。老式的工会运动，习惯于在没有政府的干预下，直接与老板周旋，如今它应该被送进博物馆了。现代工运不能没有政治指导，因为它在每一回合都要与政府交手。我们的人早就为此做好了准备，因为他们是受政治理念感召而投身政治的人。全国劳工局及其下属机构，是一整套破坏、毁灭工人运动的机关，当时有相当多的罢工领袖被这个机关欺骗和玩弄，而我们的同志接受了阶级斗争的方针指导，他们不会上劳工局的当。他们完全不信任罗斯福的劳工局；罗斯福这个号称“工人之友”的自由派总统，会帮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车司机争取更多的时薪——他们根本不会被这类鬼话所愚弄。尽管当时的明尼阿波利斯州长是农工党人[6]，按理应该会站在工人一边，但这也没有迷惑他们。 我们不相信任何人、任何事，只相信阶级斗争的方针，以及工人通过群众力量和团结获胜的能力。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希望工会要为自己的生存权而斗争；不给老板一点压力，他们是绝不会容忍工会存在、也绝不会在提升工资和减少令人难以忍受的工时方面做出让步的。因此，他们从阶级战争的观点出发，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们知道，问题的关键在于力量，而不在于外交。一般情况下，虚张声势是不顶用的，仅在某些偶然情况下才可能有用。在事关阶级利益的冲突中，人们必须做好战斗的准备。 明尼阿波利斯的托派，在组织工人的过程中，按照这些总原则设计了一个作战方案。在明尼阿波利斯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些独特的东西。那就是一场事先周密策划的罢工，一场准备工作做得像德军一般细致入微的罢工——它细致到了最后一名士兵身上缝的最后一颗扣子。最后期限来临时，老板们还以为自己仍能耍阴谋诡计，而我们的同志在为行动构筑堡垒。老板的喉舌《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MinneapolisTribune）到了最后一刻（罢工的一天前）才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进行了报道。报纸写道：“如果工会为掌控局面所作的各项准备奏效，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车司机罢工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即便到了星期二晚上十一点三十分，罢工即将正式开始之前，设在芝加哥大道1900号的‘总指挥部’还在像军事组织一样处理各种细节”。 我们的同志建立了完善的后勤保障。在罢工工人饿肚子之前他们就做好了相关工作。他们事先就为罢工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他们把罢工指挥部设在一个车库里，在罢工之前里面还设了个应急医院，有自己的医护人员。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发生罢工，老板和他们手下的警察打手，就会像对付其他罢工一样，企图用暴力打垮罢工。同伴们如果受伤后被带到市立医院的话，就会遭到逮捕，不得不离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们做好了照顾自己人的准备。当工友在纠察线上受伤后，他们就把受伤工友带去自己的指挥部，并在那里给他治疗。 他们效仿美国进步矿工协会，组织了妇女后援会（Women’sAuxiliary）帮助工人，给老板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我得说，妇女让老板们头疼不已，她们到处抗议，揭露老板和市政当局的丑行，她们是最重要的政治武器之一。罢工领导机关依靠广大的群众基础组织了纠察队。在真正的斗争中，想靠任命或雇佣一两个人，去观察、计算并汇报有多少工贼被雇佣，这种办法是不顶用的。他们派出了一帮人马，防止工贼渗透进来。我提到过，他们在车库里有他们自己的罢工指挥部。这是因为纠察工作被摩托化了。他们不仅仅组织纠察队员，他们还发动了一支纠察车队。他们向城里的每个罢工工人、同情者或工会会员发出号召，请求提供轿车或卡车使用。罢工委员会因此有了一整支车队可供支配。车载机动小组可以穿行全镇并在战略要地驻扎。 每当有人在开卡车、或是正在企图发动卡车的消息传来时，“调度员”就用车库的扬声器，召集尽可能多得车辆，载上纠察队员，因为我们得去事发地点，教训一下开卡车的工贼。 五月罢工的“调度员”是一个名叫法雷尔·多布斯[7]的年轻人。他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煤场，参加了工会和罢工，并随后入了党。我们第一次了解他，是在他以调度员的身份，给汽车小队和纠察队员喊话的时候。刚开始，纠察队员手无寸铁地出发，结果他们脑袋挂彩、浑身是伤回来。于是他们下次出发时，带上了木杖（Shilalah）。正如爱尔兰人所说的，木杖就是用李木做的手杖，你要是腿瘸了，可以拿它来当拐棍。当然，它在其他方面也是挺好使的。老板和警察企图用暴力粉碎罢工，“市场之战”（BattleoftheMarket）就是最突出的一次尝试。对于卡车的调动来说，城里的批发市场是一个战略要地，为了彻底控制这里，他们出动了全部警力，还加上了几千名协防队员。 这些协防队员是从城里各行各业的资产者或小资产者当中找来的，他们带着过节的心情来到了市场。他们打算在那里享受痛打罢工工人的乐趣。有个协防队员戴着他的马球帽子。他还以为自己能像打马球一样打罢工工人的脑袋，好好过把瘾。不过这帮没脑筋的冒险家失算了；这回可不是一场马球赛。他和其他协防队员，还有警察一起，被组织有序、意志坚决的工会纠察队员包围了，参加包围圈的还有其他工会同情者，以及失业工人组织的成员。试图将纠察队从市场中撵走的计划破产了。工人的回击打得他们落荒而逃。这场战斗，以“警察狼狈逃窜之役”（TheBattleofDeputiesRun）的名字，镌刻在了明尼阿波利斯的历史上。有两个人牺牲了，从另一方面来看，牺牲者也仅有这两人。这是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让各地工人对其评价大幅提升的方面之一。在当时的一波波罢工浪潮中，媒体单调地重复着这样的报道：2名罢工者被杀了；4人受枪伤；20个工人被捕，诸如此类。而现在总算有了一次不是一边倒的罢工。明尼阿波利斯战士所表现出的坚定斗志，赢得了全国工人运动的一致称颂，他们一举扭转了形势，各地的激进工人对他们赞不绝口。 在开展组织活动的同时，我们通过邮件，尽量把一切消息传给设在纽约的全国委员会，全国委员会也用邮件为我们提供帮助。但当罢工爆发的时候，我们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此刻还能做得更多，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去帮助罢工。我坐飞机去了明尼阿波利斯协助当地同志，主要是去帮他们进行谈判。你们应该还记得，我们当时还很穷，穷得都没法在办公室里安一部电话。那时我们自然是出不起飞机票这笔奢侈的开销。可是，我们运动的觉悟，以非常生动具体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就在必须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想方设法凑足了钱，买了机票，节省了几个钟头的时间。这次行动代价巨大，远远超出我们的财政平时能承受的限度，但这都是为了给参加斗争的当地同志提供我们所能给予的建议和帮助，作为同盟[8]成员，他们理应得到这样的帮助。不过，这次行动还具有另一方面的重要性。同盟把全国委员会的代表派去明尼阿波利斯，这意味着要为他们的行动负责。如果事态恶化（在罢工中，事态恶化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我们就要为此负责，不能把烂摊子丢给当地同志收拾。我们一向都是这么做的。每当我们运动的一个支部参加行动，当地的同志不会被撇在孤立的处境里。全国领导机关必须帮助他们，并为他们负责到底。 五月罢工持续了仅仅6天，并迅速地达成了协议。老板们栽了个跟头。全国都喊着要尽快把事情解决。其中有来自华盛顿和奥尔森州长的压力。斯大林派刊物以非常激进的角度严苛抨击该协议，因为这不是一次大胜，而是一个妥协；一次迫使老板承认工会的局部胜利。我们为我们的同志所达成的协议负全责，并迎接斯大林派的挑战。在这次论战中，我们的刊物击败了斯大林派。我们为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协议做了辩护，并挫败了他们通过诋毁协议、进而诋毁我们的工会工作的企图。激进工人运动了解了此次罢工的全貌。我们出了一期《战士报》特刊，详细描写了这次罢工及其准备工作有何独特之处。特刊上的文章几乎全部由领导此次罢工的同志来撰写。 在为这次妥协解决进行解释时，我们提出的主要观点是：目前，新工会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我们指出，美国工人阶级仍处于涣散而缺乏组织的状态。只有一部分技术工人被组织进了行业工会，而且他们不能代表美国广大劳动群众。美国工人仍是缺乏组织的群体，他们最初的冲动与需求，就是要迈出最基本的一步，也就是成立工会，并迫使老板承认工会，只有迈出这一步以后，他们才能做其他的事。这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们主张——我认为这是完全公道的——一群工人，在他们首次斗争中让资本家承认了他们的工会，在此基础上，他们可以建立并巩固自己的阵地；他们完成了当前的目标，不应该冒着士气涣散与招致失败的危险，去过度利用他们的力量。这个解决方案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它足以构成基础，可以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会保持着稳定。这并非昙花一现。工会开始壮大发展，开始招募新会员，并教育了新的领导队伍。时间一周一周过去了，老板们越发清楚，他们企图骗走卡车司机的斗争果实而耍的伎俩，似乎不怎么奏效。 然后老板们得出了结论：他们犯了错误；他们应该继续战斗下去，并彻底打垮工会，这样才能好好教训一下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人，让他们清楚工会休想在那里存在，明尼阿波利斯过去就是一个实行“开放工厂政策”的奴隶制城镇，以后也会是这样。有些人给他们出馊主意。老板与工运仇视者的总组织——公民联盟不断挑动卡车运输业老板去破坏协议，在他们承诺给出的让步上进行欺骗和拖延，夺走工人已取得的成果。 工会领袖理解这种处境。老板们初次领教了工会的力量之后，还不太相信工会居然如此强大，得再让他们领教一次。他们开始准备另一次罢工。产业里的工人又一次做好了行动准备。又一次明尼阿波利斯的整个工人运动被发动起来以支持他们，这次以令人印象最深，最惊人的形式——发起了争取中央劳工联盟及其下属工会支持574分会的运动，这个运动最后发展成了一场盛大的工人游行。各工会的会员群起响应，他们组织起了强大的队伍，向市政厅进军，在那里举行了支持卡车司机的大型群众集会，并发誓要支持即将来临的斗争。工人的团结，与已经在工人心中扎根的全新的斗争精神，就通过这种方式，无可争辩地展现了出来。 老板仍在负隅顽抗，他们大肆宣泄着疯狂的反共情绪，在报纸上扯着嗓子大骂“共产托派”。在工会一边，就像五月罢工那样，在事前就做好了准备，但准备得更好、更细致。当另一场罢工已经无法避免时，为了减小工会的牺牲，全国委员会决定，整个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都必须全面支持罢工。我们知道，真正的考验就在那里，我们可不敢浅尝辄止，不敢半途而废。我们觉得，那里的斗争，会决定我们未来几年是有所作为，还是一事无成；如果我们的支持只是半心半意的，或是有所保留地去帮助罢工的话，也许会影响最终的胜败。我们知道，自己是有不少东西，可以给予明尼阿波利斯那边的同志的。 在我们的运动中，从来不曾有过这种荒谬的观点，即只有那些直接与工会有联系的人，才有能力帮助工会。现代的罢工，最需要的就是政治指导。如果我们党（当时叫做同盟）不去帮助当地的同志，那它就不值得存在。工会领导总是会遇到这种情况，有无数的、紧迫的细节问题要他们处理，在罢工时期更是如此。而一个政党，却能超脱于细枝末节，在主要问题上给出大致的指导方向。在同老板及其政府的斗争中，在同种种狡诈的手段、阴险的陷阱与施压的手段的斗争中，如果哪个工会领导人拒绝政治建议的话，那他一定是瞎子、聋子兼哑巴。我们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并不是这种人。他们向我们求援。 我们向罢工现场派去了不少人。我在第二次罢工爆发前两周抵达。在我抵达几天之后，我们同意需要召集更多人手——事实上，是一整套班子。两个人被纽约派来从事记者工作；沙赫特曼和赫伯特·索洛（HerbertSolow），索洛是个经验丰富、才华横溢的记者，当时算是我们运动的同情者。借鉴自托莱多汽车零件厂罢工的经验，我们另找了一位同志，让他专门负责组织失业工人，协助罢工。胡戈·奥勒尔是个很有本事的群众工作者与工会活动家。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作是他对我们做的最后的贡献。不久之后他就堕入了宗派主义，但在那之前，他还是个很棒的同志，为罢工做出了不少贡献。此外，我们为工会找了一个全权律师艾伯特·戈德曼。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律师对于罢工十分重要，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好律师的话。有个能在法庭上替你“说话”，能给你诚挚的意见，并保护你的合法权益的人，是十分重要的。在激烈的罢工中，会发生五花八门的事情。某些事情不太适合让“名声败坏”的罢工领袖出面解决。此时你总是可以把一个律师推上前来，他会冷静地说：“有话好好说，咱们还是坐下来，看看法律是怎么讲的”。这是很好用的，特别是当你有个像艾伯特·戈德曼这么一个优秀的律师和忠诚的朋友的时候。 按照我上面提到的原则，我们设在纽约的中央机关，把能提供的一切，都拿去支援罢工了。任何一个严肃的政党，或是一个认真投身于它的事业的人，都应该把这些原则视为自己的准绳。这个原则是：不管你想做什么事情，你都要把做得既对又好，绝不浅尝辄止，绝不半途而废。只有三分钟热度的人是多么可悲啊！“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出自《圣经》启示录3:16） 罢工在1934年7月16日开始，持续了五周。我认为我能毫不夸张、不惧任何反驳地说，明尼阿波利斯七八月的卡车司机及其帮工的罢工，能作为最伟大最英勇和最有组织性的斗争之一，载入美国工运的史册。此外，经受住了火的考验的罢工与工会，不仅在美国，也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参与工人群众运动的标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做出了一些特殊的贡献，使它与同期的上百场罢工相比，具有了独特之处，尽管其他的罢工中，有些参加人数更多、涉及到的地区和产业在社会上具有更重要的地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罢工的组织和筹备方面做得无微不至。在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出现的某些新的东西，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独有的。第二，在工会和罢工的所有策划与筹备过程中，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从始至终都坚持贯彻了战斗性的阶级路线；这不是本能的反应——这在每场罢工中都能见到——而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上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而阶级斗争的理论，就是只要你缺乏斗争的意志和力量，你就不可能从老板那里赢得任何东西。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第三个贡献（最有意义的、而且可能是最关键的）是我们面对面地同政府的调解人进行了较量。我告诉你们，那段时期里最可悲的事情之一是眼睁睁看着在一次又一次罢工中，工人被蛊惑、分裂，罢工被打着联邦政府调解人的名号的“工人之友”所破坏（美国工运史上，工人往往对联邦政府存在着“皇帝都是好的，只是被下面的奸臣欺骗了”的幻想，联邦政府也充分运用这种幻想来破坏工运——译注）。 这些狡猾的恶棍来到这里，利用了当地工运领导的无知、经验不足和缺乏政治素质，骗取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的任务就是利用工人的信任，诱使工人一方做出让步，以此来“解决麻烦”。他们专门向经验不足、缺少政治教育的罢工领袖下手。他们有一整套让麻痹大意者上钩的套路。“我不是要你向老板让步，只是希望你我能各退一步，这样我才帮得了你。”中了计的罢工工人单方面做出让步后，他们就会说：“我试着让老板做出同样的让步，可他们不干。我想你最好还是做出更多的让步，目前舆论对你们不利。”接着是施压和威胁：“罗斯福会发表声明的，”或者，“如果你不表现得更理智和更有责任感，我们就只好把一些对你不利的小事登在报上了。”然后就是把这些天真的可怜人哄进会议室，把他们关上几个小时，不停地恐吓他们。这些无耻之徒常用的套路就是这样子。 他们做足了准备，打算在明尼阿波利斯再玩一次这样的把戏。我们就坐等他们上门。我们说，你们想谈判是吧？很好，那就尽管来吧。当然，我们的同志用的是“磋商”，这个词听起来更像外交辞令。然而，他们没能从574分会的托派领导人那里争得分毫让步。他们谈来谈去，却始终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罢工结束前，我们把他们三个折腾得够呛。 当时，这些顶着联邦调停者头衔的骗子们所热衷的把戏，就是把缺乏经验的罢工领袖召集到一间屋子里，利用他们的虚荣心，引领他们擅自越权拍板和解内容。罢工领袖们在联邦调停者的教唆下，自以为是必须摆出个“负责任”架势的“大人物”。领袖在谈判里达成的协议鲜有撤销，调停者深知这点。无论工人群众如何反对，罢工领袖公开犯下的错误，都损害了工会的利益，导致了群众的士气涣散。 当时，这几招破坏了许多罢工。但在明尼阿波利斯却没奏效。我们的同志决非谈判过程中的“一把手”。他们明白地说，自己权限很有限，自己其实是工会中比较稳健和理智的一派，假如他们敢越雷池一步，就会被谈判委员会中的其他人取代。这下子，那些举刀冲着明尼阿波利斯的天真羊羔而来的罢工屠夫们可为难了。格兰特·邓恩[9]每次都会被选入委员会，他总是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但每当有人说要做出妥协时，他总是会绷起脸来，怒目而视。罢工斗争是艰苦的，但筹划同调解人召开的工会谈判委员会的会议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欢乐。我们鄙视这些调解人，蔑视他们的阴谋诡计，唾弃他们那虚伪的友善姿态。他们不过是华盛顿政府的代理人，也是整个老板阶级的代理人。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居然像对付新手一样，也跟我们玩这一套，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他们还真这么做了。显然他们并不知道其他办法。但他们没能取得丝毫进展，最后只好认真考虑，向老板施压，对工会做出让步。我们运动的集体政治经验在对付这些联邦调停者时非常有用。我们不像那些愚蠢的宗派分子，我们不会无视这些调解人。有时我们会主动发起对话，但绝不会让他们利用我们，一分一秒也不会信任他们。在罢工中，我们的总战略就是坚持到底，绝不让步，以斗争来解决问题。这是托派的第四个贡献。它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实际并非如此。当时绝大多数的罢工领袖并不明白这一点。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做出的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贡献，是发行罢工报纸《组织者日报》（DailyOrganizer）。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上，罢工工人第一次不用依靠资产阶级报纸，第一次不用遭到资产阶级报纸的迷惑和恐吓，第一次做到了不让公众情绪被由资产阶级所垄断的媒体所误导。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工人出版了他们自己的日报。做成了这件事的，不是五十万矿工，也不是十万汽车或钢铁工人，而仅仅是一个有五千名卡车司机的地方工会，一个由托洛茨基主义者领导的新工会。这个工会的领导层深知公开与宣传的极端重要性，而了解这一点的工会领袖并不多。这份报纸发挥了重大作用，它几乎是不可替代的。它不是什么大报，而是一份仅有两个版面的小报，但它却足以同资产阶级报刊相抗衡。在它发行一两天后，我们就不在乎老板们的报纸会说什么了。他们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对罢工群众完全不顶用。罢工工人有了自己的报纸，完全相信它的报道。《组织者日报》像毯子一样覆盖了整座城镇。它刚印出来，罢工指挥部的人就直接拿来看。妇女后援会在城里每一家有工人阶级客户的旅店里叫卖这份报纸。在许多工人社区里，人们在酒吧吧台上留下一捆报纸和一个投币箱，这样就不用人来叫卖，也能散发报纸了。投币箱由友善的酒保帮助照看，通过这种方法，募集到了不少款子。 每天晚上，工会会员从工厂和铁路货场回家途中，都会来领取几捆《组织者日报》，把报纸传给下一班。这份小报在激励工人坚持斗争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不信其他报纸，只信《组织者日报》。老板的报纸里偶然会刊登关于工运进程的报道。工人们并不相信它。他们要等到《组织者日报》出版，看看真相究竟如何。对罢工事件的不实报道和彻头彻尾编造——那已经毁掉了许多罢工的士气——在明尼阿波利斯不起作用。不止一次，当《组织者日报》的最新一期发行后，罢工指挥部的周围人头攒动。你可以在人群中听见类似这样的言论：“你看看《组织者日报》是怎么说的，我早就说了，《论坛报》上面全都是瞎扯淡。”这就是工人群众对罢工中的工人之声——《组织者日报》的普遍感情。 这一有力的工具没有耗费工会一个子。相反，《组织者日报》从发行首日起就一直盈利，在罢工经费短缺时还资助了罢工，使罢工得以坚持下去。食堂的日常开销就是用《组织者日报》的收入支付的。报纸免费发放给任何想看的人，但几乎所有同情罢工的工人都会捐出一份心意，每份5美分到1美元不等。它维持着罢工工人的士气，但最重要的是它发挥了教育工人的作用。这份报纸每天都会刊登关于罢工的新闻、几个挖苦老板的笑话，以及一些当时工运进展的消息。甚至还刊登了当地一个同志每天画的漫画。报上每天都会登出一篇社论，总结了过去24小时内的经验，并指出接下来该怎么走。“这是已经发生的，这是即将来临的，而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它在思想上武装了罢工工人，让他们能提前应对奥尔森州长或调解人的一举一动。如果我们不能预计未来24小时的发展，便是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预测应验的次数是如此之多，让罢工工人都开始把我们的预测当成了新闻，并依照它们来行动了。《组织者日报》是明尼阿波利斯罢工的武库中最重要的一把。我完全可以这么说：在我们所有贡献之中，最关键、对获胜至关重要的贡献，就是出版《组织者日报》，没有这份报纸，罢工也许就不会胜利。 全国委员会派来的人员与罢工领导机关中的当地同志亲密无间、密切合作，才创造出了我提到的一切贡献。旅馆罢工的教训，以及同骄傲自负而又不忠不义的人打交道的经验，在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得到了完全的吸收利用。自始至终，双方都保持着最密切的合作。 罢工成了农工党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的烫手山芋。我们理解他的矛盾处境。他一方面本应是个工人代表；另一方面，他是资产阶级政权的州长，既害怕舆论，也害怕老板。他一方面有义务去支持工人，或至少是装出支持工人的样子，而另一方面，他又害怕罢工超出控制，这就是他所深陷的两难处境。我们的策略是榨取这种矛盾的利用价值，借他工人州长之名向他提出要求，争取我们所能争取到一切，每天都要大声叫喊，让他做出更多的让步。另一方面，我们攻击批判他违背工人州长之名的每个错误行动，并绝不向“罢工工人应该依赖他的建议”这种错误倾向做出丝毫让步。 弗洛伊德·奥尔森无疑是明尼苏达正统工运的领袖，但我们不承认他的领导。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会官僚在他的领导下，就像产联和劳联的现任官僚们在罗斯福的领导下一样。罗斯福是总调度，而弗洛伊德·奥尔森是除了574分会之外整个明尼阿波利斯工运的调度。但他不是我们的调度；我们毫不犹豫地以最无情的方式抨击他。他在这些抨击之下，有时也会退缩一两步，让罢工领导机关抓住利用。我们对他没有丝毫怜悯。当地工会官僚们因害怕他的政治前途毁于一旦而哭泣哀号。我们不关心。这是他的事，与我们何干。我们只要他做出更多让步，为此我们日复一日地鼓呼。工会官僚们怕得要死，“别这么做，别毁了他；想想他在那个位子上有多难做吧。”我们才不管他们，径直照自己的路走下去。弗洛伊德·奥尔森腹背受压，既害怕帮助罢工工人，又害怕不帮助而招致的后果，最后他只好下令戒严。这是美国工运史上发生过的最离奇的事情。一个农工党州长下令戒严，并停止卡车运输。这应该是一个站在劳工一边的人。但他随后又宣布获得特殊许可的卡车可以开动。这是有利于老板的举动。当然，纠察队员没有让任何一辆卡车发动起来，不管有没有得到州长的特许。几天后，这位农工党州长派出国民警卫队袭击了罢工指挥部，并逮捕了罢工领导人。 我先从稍后一点的地方讲起。戒严之时，第一批伤员、第一批被奥尔森的国民警卫队逮捕的战俘，是我自己和马克斯·沙赫特曼。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因为我们在公开场合并不显眼。但是沙赫特曼当时戴着一顶巨大的牛仔帽——我从来也没弄懂他是从哪里搞来这顶帽子、到底为什么要戴着它——显得他鹤立鸡群。我猜就是这顶帽子暴露了我们的位置。一天晚上我们从罢工指挥部出来，路过市中心时，我们想解解闷，就去看看周围有什么好戏可看。在亨内平大街的末段，我们遇上了一个二选一：同一个地方有一场滑稽戏和一场电影。选哪个呢？好吧，我说，还是看电影吧。两个跟踪我们已久的警探，跟在我们后面进去，逮捕了我们。只差一点我们就能躲过逮捕，要是我们去看的是滑稽戏就好了。这事有多么丢人。我敢说我永远忘不了它。 他们把我们关了大概48小时；然后把我们带到法庭。我这辈子还没见过法庭内外有这么多刺刀。所有这些国民警卫队的年轻人，从乡巴佬到狂妄的白领工人，似乎都迫不及待地想来场刺刀实战。我们的一些朋友在法院里旁听了诉讼。最后法官宣布将我们移交给军方，我和沙赫特曼被架出审判庭，从两列架着刺刀的国民警卫队员中间穿过走廊，押下台阶。当我们被押出法庭时，听见头上有人喊我们。比尔·布朗和米克·邓恩[10]舒服地端坐在三楼一个窗户旁边，旁听了审理过程，他们笑着向我们挥手。“小心那些刺刀，”比尔喊道。明尼阿波利斯里任何事情都值得一笑。仅仅几天后比尔和米克被警卫队逮捕了，他们只是把这当作小事一桩。 他们把我们扔进看守所，留了两三个这些紧张的一直紧握着手中刺刀的新手盯着我们。艾伯特·戈德曼过来了，他威胁说，我们会发起法律诉讼。国民警卫队的长官好像急于甩脱我们，并避免同芝加哥来的这位律师发生矛盾。而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不在乎用拘留做文章，进行法律诉讼。毕竟我们都想尽早离开这里，去帮助工会的指导委员会。我们决定接受他们的条件。他们说，只要你们同意离开小镇，就放了你们，我们就说：好吧。我们去了河对岸的圣保罗，在那里，只要有负责领导罢工的同志出狱，我们就每晚都召开指导委员会的会议。罢工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坐车去那里，讨论当天的经验，准备下一天的计划，比尔·布朗有时来，有时不来。在整个罢工期间，没有一个重大行动，是事先未经过策划和准备的。 然后他们对罢工指挥部进行了搜捕。一天凌晨四点，国民警卫队包围了罢工指挥部，逮捕了几百名纠察队员和所有他们能找到的罢工领导人。他们逮捕了米克·邓恩、文森特·邓恩、比尔·布朗。他们在匆忙中“遗漏”了一些领袖。法雷尔·多布斯、格兰特·邓恩和其他一些人从他们的指间溜掉。他们随即成立了另一个委员会，在几个友好的车库里组建了临时指挥部；纠察工作转入了地下，仍以极大的活力继续进行。斗争仍在继续，调解人还在玩他们的哄骗把戏。 一个名叫邓尼根（Dunnigan）的人是第一个被派到现场来的人。他外表引人注意，戴着夹鼻眼镜，披着一条黑色绶带，抽着名贵雪茄，但是他懂的并不多。他企图欺瞒耍弄罢工领导人，失败之后，他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大幅提升了工资，但没有满足工人的全部要求。同时，华盛顿又派来了一个一流的谈判代表，他叫哈斯（Haas），是个天主教神父。他负责协助邓尼根的方案，即人们所知的“哈斯—邓尼根计划”。罢工工人随即接受了这个方案，但老板们却拖而不决，这与政府的意见不符，但老板们似乎并不在意。罢工者有效地利用这种情况去争取舆论的支持。然后，几周过去了，哈斯神父发现他无法对老板们施压，所以他决定向罢工者施压。他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推给谈判委员会：“老板们不会让步所以你们必须让步。罢工必须被平息；这是华盛顿强调的。” 罢工领袖们回答道：“不，你不能这么做。既成协议不可爽约。我们接受哈斯—邓尼根计划。我们为你的计划而战，而你的荣誉与它有关。”因此哈斯神父说——这是他们威胁罢工领袖的惯常伎俩：“我们会以合众国政府的名义向广大工会会员发出呼吁。”这种威胁对于没经验的劳工领袖总是奏效，吓得他们尿裤子。 但是明尼阿波利斯的罢工领袖并不害怕。他们说：“尽管放马过来。”于是他们为他准备了一次会议。啊，那可真是一场出乎他意料的的会议。那场会议，就像罢工中其他的每个重要行动，是经过事先策划和准备的。哈斯神父刚结束他的演讲就得面对听众风暴般的回应。罢工群众纷纷站起来，个个都说自己对哈斯神父在公布计划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得一清二楚。他几乎是被群众赶出会场的。他被群众吓得魂不附体，举手投降，黯然离去。全体罢工工人一致决议，谴责他企图破坏罢工、并进一步破坏工会的险恶用心。 邓尼根被我们挫败了，哈斯神父被我们挫败了。然后他们派来了第三位联邦调解人。前两位的惨剧教会了他别耍花招。多纳休（Donaghue）先生（他好像叫这个名字）直奔主题并在几天后达成一个协定，承认了工会的实质性战果。 新一代工人领袖，如群星一般出现在美国西北的空中：威廉·S·布朗（WilliamS.Brown，即比尔·布朗——译注）、邓恩三兄弟——文森特、迈尔斯和格兰特·邓恩、卡尔·斯科格隆、法雷尔·多布斯、凯利·波斯特尔[11]、哈里·德博尔[12]、雷·雷恩博尔特[13]、乔治·弗洛西格[14]。 大罢工在持续五周的艰苦斗争后结束了，没有一个小时不是在紧张和危险中度过的。二位工人在罢工中牺牲，在纠察线上的战斗中，几十人为了防止卡车在没有工会司机的情况下开动而负伤、中弹或遭到殴打。工会经受了巨大的困难，忍受着各种各样的巨大压力，巩固了自己，为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最终赢得了胜利。我们认为（并在后面写道），这是对群众运动中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光辉的辩护。 明尼阿波利斯罢工是《全国工业复兴法》[15]颁布后第二波工潮的顶点。第二次浪潮高过第一次，而第三次工潮无疑又远胜第二次，产联的静坐罢工是这次工潮的高峰。那几年里，美国无产阶级这个巨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开始展现出巨大的潜能，这是美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才智和勇气的来源。 在1934年的7月，我为我们杂志《新国际》[16]的首刊写了一篇关于那些罢工和工潮的文章。我写道： “《全国工业复兴法》颁布后的第二波工潮，比第一波掀得更高，标志着美国工人阶级的大跃进。这一进展清楚地展现出了未来发展的巨大潜能…… “在这些伟大的斗争中，美国各地工人表现出了一个刚刚开始觉醒的阶级所具有的那种不屈的斗争精神。这是未曾被击败过的阶级新一代。在另一方面来说，现在仅是一个开始，他们刚刚开始发觉和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这首批试探性冲突中，无产阶级巨人开始展望光辉的未来。当下这代人忠于美国工人的传统；它一开始就大胆表现出了勇猛奋进的精神。美国工人不是教友派教徒[17]，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会给美国带来层出不穷的斗争。” 以静坐罢工为其顶点的第三波罢工，应验了我们的预测，并使我们抱以极大的乐观精神，去展望美国工人的战斗性和力量在未来会有更强有力的证明。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们目睹了工人天生的战斗性与具有政治自觉的领导层的结合。在明尼阿波利斯，我们见证了这样一个领导层能发挥何等重要的作用。从中我们获得了极大的鼓舞，坚信能成立一个以正确的政治原则为基础的、能团结广大的美国工人群众、并与之结合的党。党和群众一结合，就能让人看见即将征服世界的那股巨大的力量。 ※※※ 在罢工过程中，无数的琐碎小事日复一日地包围着我们，在每日的事态进展所造成的不断压力下，我们并未忘记运动的政治层面。在指导委员会中，我们不仅讨论当日罢工中的眼前问题，有时也尽量对明尼阿波利斯之外发生的事情保持关注和警惕。当时托洛茨基正在精心谋划他最大胆的策略行动。他建议，法国托派应该打入正在法国社会党内复苏的左翼，作为其中的一个布尔什维克派别组织活动。这就是著名的“法国转向”[18]。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罢工最激烈时讨论了这一建议。我们将它翻译引进美国，把它当成是敦促我们加快同美利坚工人党合并的指示。美利坚工人党显然是最接近我们的政治组织，并正在向左转。我们决定向我们同盟的全国领导机关提出建议，采取果断措施，加快两个组织的合并，力争在当年年底前完成合并。米斯蒂派在托莱多已经领导了一场大罢工，而托派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举成名。托莱多罢工和明尼阿波利斯罢工，在无产阶级的战斗性和领导层的阶级自觉两方面，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峰，彼此并驾齐驱，紧密相连。这两场罢工促使斗争中的激进工人更加紧密团结，更加同情彼此，更加渴求密切合作。总之，此时正是发出联合两股力量的信号的大好时机。从明尼阿波利斯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近期目标，并坚定地向着托洛茨基主义者与美利坚工人党的合并前进，以成立一个新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 [1]一种以占据工作场所或生产场所来破坏瘫痪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罢工方法。1934年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的矿工，以及希腊的烟草工人使用了静坐罢工这个策略。1935年西班牙的铜矿工人以及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煤矿工人，印度的纺织工人也使用了它。1936年法国和美国发生规模巨大的静坐罢工。 [2]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ofIndustrialOrganizations，简称CIO），1935年成立，最初是作为保守的劳联内的一个产业工会组织委员会；劳联官僚拒绝在产业的基础上组建一个强有力的新工会组织，以响应当时激进工人的要求，并在1938年开除了产联的工会，迫使产联建立了自己的全国性工会组织；1955年劳联与产联合并，组建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I-CIO）。关于产联这二十年的历史可参考阿特·普赖斯（ArtPreis,1911—1964）的著作《劳工大跃步：产联的二十年》（Labor’sGiantStep:TwentyyearsoftheCIO）。 [3]“开放工厂”(openshop)，是指工厂既可雇佣工会会员，也可以雇佣未参加工会的工人，这种政策常常被资本家用来打击工会。 [4]公民联盟(CitizensAlliance)，是美国的一个反工会组织，主要由各地的雇主协会组成，大约在1900年前后发源于俄亥俄州的戴顿市。 [5]比尔·布朗（BillBrown，1897-1938）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主席与574分会主席；在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进行了紧密的合作。 [6]当时的明尼苏达州州长是农工党人弗洛伊德·奥尔森（FloydOlson，1891—1936)，他于1931年1月6日至1936年8月22日间任明尼苏达州第22任州长。明尼苏达农工党（Farmer-LaborParty）组建于1920年代，受到一些工会的支持，在1931-39年击败共和党获得明尼苏达州长一职，1944年该党与民主党合并，之后叫作民主农工党。 [7]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Dobbs，1907-1983）工会活动家，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1934年，在明尼阿波利斯煤场工作时加入卡车司机574分会，后加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前身）。他是明尼阿波利斯大罢工基层领导之一，罢工获胜后当选574分会（之后改组成544分会）的财务主管；1930年代后期，作为主要的领导者组织了十一个州的长途运输业工会运动，涉及卡车运输业中数以万计的工人。1939年被国际卡车司机协会任命为总组织者，1940年，辞去该职务，全职服务于社会主义工人党，担任社工党全国劳工书记；在托洛茨基被暗杀前不久，前往墨西哥拜访了这位伟大的革命家。1941年，因反对美国参加二战，遭史密斯法案制裁，与544分会以及社工党的其他17位同志一起遭到审判监禁。出狱后，1943-1948年，担任《战士报》编辑；1949-1953年，出任社工党全国主席；1953-1972年，接替退休的坎农，出任社工党总书记。曾四度担任社工党的总统候选人。1972年从社工党总书记职位上卸任，从事美国左翼运动历史与卡车司机运动相关资料的整理与撰写。著有四卷本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的系列著作：《卡车司机的造反》（TeamsterRebellion）、《卡车司机的力量》（TeamsterPower）、《卡车司机中的官僚》（TeamsterBureaucracy）、《卡车司机的政治活动》（TeamsterPolitics）。 [8]此处的“同盟”是指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 [9]格兰特·邓恩（GrantDunne，1894-1941），活跃在明尼阿波利斯托派组织和工人运动中的邓恩三兄弟之一，在1934年的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后来担任卡车司机工会544分会的组织者；与其他29人一起受到政府指控，但由于健康原因，在受审前自杀身亡。 [10]迈尔斯·邓恩（MilesDunne，1896-1958），与他的哥哥们格兰特和文森特一道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始人，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领导之一；544分会的主席；在明尼阿波利斯审讯中受到指控，随后被无罪释放。 [11]凯利·波斯特尔（KellyPostal，1897-1958），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的领导人之一，1939-1941年任544分会的财务主管；1941年明尼阿波利斯审讯中受到指控，随后被无罪释放； [12]哈里·德博尔（HarryDeBoer，1907-1992），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劳工战士，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在1934年7月20日担任纠察队队长，见证了著名的“流血的星期五”；罢工胜利后加入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随后与坎农及社工党的其他的领导人一起受到审讯，被判监禁入狱；1983年社工党转向机会主义墜落时，遭巴恩斯（JackBarnes）为首的党中央开除。 [13]雷·雷恩博尔特（RayRainbolt），早期受到雷蒙德·邓恩的影响，投身于工人运动，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基层领导组织者之一；后来任544分会的组织者。 [14]乔治·弗洛西格（GeorgeFrosig），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574分会的副主席。 [15]《全国工业复兴法》（NationalIndustrialRecoveryAct），1933年由罗斯福政府颁布，是罗斯福对付经济大萧条的“新政”的主要措施；主要内容有：制定产品价格，稳定物价；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和工时，承认工会有集体议价权；重建稳定的市场环境，刺激出口。这些措施本质是在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挽救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当然该法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美国工人争取工会的行动。 [16]新国际（NewInternational）美国托派理论刊物，1934年7月创刊。在托派打入社会党的时期（1936年夏至1937年末）停刊。沙赫特曼和伯纳姆受党委托负责杂志的发行工作，1940年，社工党党内斗争时，他们占有杂志在法律上的所有权。之后社工党在1940-1956年出版《第四国际》（FourthInternational），1956年后更名为《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SocialistReview）。 [17]贵格会，又称教友派或者公谊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该派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主张任何人之间要像兄弟一样，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 [18]933年德国法西斯上台，德国工人阶级在毫无抵抗的情况遭到惨败，德国工人运动从此一蹶不振。翌年在德国事变的影响下，法国右翼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对政权跃跃欲试，图谋推翻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2月的图谋夺权引致了工人大罢工；托洛茨基提出了“国际形势的关键在法国”。德国的惨败使得法国社会党组织内的中派主义和左翼力量加强。为对抗法西斯主义，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打算成立统一阵线，而法国社会党组织松散，容许思想流派的存在，也允许他们出版自己的报纸。基于这种情况，托洛茨基首次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法国支部应解散，全体加入法国社会党，这样能避免遭到孤立，同时又能夠更有效地帮助社会党内的左翼分子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这种“打入”策略被称之为“法国转向”。正确使用打入策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不但那个打入的对象必须真正有广大的群众基础(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把它看作自己阶级的代表)，而且必须在它内部已经明显出现了一个倾向革命的左翼流派。如果在仅仅具备前一个条件时就去打入了，則并不能实现促进革命党派发展的目标，反而客观上等于向改良主义投降了。
第七讲转向群众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七讲转向群众运动 下一步该怎么办？·帕特森罢工·旅馆工人罢工·B•J•菲尔德·明尼阿波利斯煤场罢工·与美利坚工人党的谈判·洛夫斯东与坎农的辩论·大步向前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我前面说过了，一个政治团体或一个党，当它精心制定自己的纲领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找出下面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即下一步该怎么办？仅仅依靠党、或它的领导层的期望或一时冲动，是决定不了、也不能找出它的正确答案的。决定它的，是客观环境，以及存在于这客观环境之中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讨论了我们作为美国托派组织而度过的头五年。在那段时间当中，我们人数稀少，工人运动总体上处于停滞状态，再加上共产党又彻底主宰了所有激进运动，这些因素，迫使我们选择了成为共产党的一个派别组织。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首要工作应该是宣传，而不是鼓动群众。正如前面讲过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宣传”和“鼓动”有着明显的差别，但在一般用语中，人们往往忽视了这种差别。人们往往把任何形式的对主义、信条的宣扬、鼓动、教育、传播等活动，笼统地称为宣传。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术语中，就像普列汉诺夫最精确定义的那样，鼓动和宣传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活动。他把宣传定义为将许多基础的理念传播给少数人；我们美国人也许习惯称之为教育。他对鼓动的定义则是将少数或一种理念传播给多数人。宣传是直接针对先进分子的；鼓动则是针对群众的。 在我们上次讲座的末尾，我们讲到了我们党所处的客观形势的突变。德国的灾难给共产国际造成了严重打击，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边缘地带，它的威信正在跌落。许多先前不理会我们的人开始对我们的思想和批判感兴趣了。另一方面，在经济大萧条的头四年里陷入沉睡和停滞的群众，开始重新振作起来。罗斯福上台了。工业略有复苏。工人们涌回工厂，在可怕的大规模失业时期，他们大大地丧失了自信，如今他们又恢复了自信心。产生了组织工会的伟大运动，罢工浪潮正在开始发展。客观形势的这种剧变，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当时我们自称为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党左翼反对派）——提出了全新的任务。德国的灾难证实了共产国际的破产，最先进、最有批判精神的工人，开始远离共产国际。与之相反的是，原本濒临死亡的社会民主党，却因为它的青年和无产阶级成分的革命倾向，使其左翼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各种独立的、带有激进倾向的运动正在逐渐形成，组成它们的，是那些由于共产党的官僚化生活，而与共产党脱离了关系，但又还没有被社会民主党吸引过去的工人和一些知识分子。美国工人运动正从漫长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停滞正让道于新的生活和新运动。对于我国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来说，客观形势的变化既是机遇，也是要求，让我们在方针和政策上做出彻底的改变。就像我说的那样，这个机会垂青于我们时，我们已完全准备就绪。 我们抓紧时间使自己适应新的形势。我们转变了我们工作和展望的整个性质。我们向领导层提出建议，要求改变我们的路线，并彻底打破五年来的孤立，对该建议的讨论震动了全党。尽管我们的力量和资源有限，但我们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能在更广阔的环境中工作的机会。从那时起，我们的全部工作，都是围绕着一个总思想进行的，这个总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口号：“从宣传小圈子转入群众工作”，并按照这个思想在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开展工作。 在这两个领域当中，我们的转变都是统一而对称的，这极好地证明了我们的组织，以及组织的基本原则，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抓住每个机会跃入群众运动，而又没有陷入工会崇拜的泥潭里。我们关注着其他政治组织中的每一个向左发展的迹象和趋势，同时也没有忽视工会。在政治领域，我们的主打口号是号召建立新党和新国际。我们接近其他的组织，而这些组织之前将我们视作唯一的竞争者，我们先前与他们也没有密切接触。我们开始极其聚精会神地研究这些组织，阅读他们的出版物，让我们的成员与他们的普通成员建立个人接触以了解他们的想法。我们试着去搞清楚这些政治运动中思想和情绪上的每一个细微差别。 我们试图在各种联合行动中与他们建立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关系，并探讨通过联合与合并、最终组成一个革命工人政党的问题。在经济领域，我们精心拟定和实施了五年之久的正确的工会政策，终于开花结果了。共产党在不幸的“第三时期”[1]，也就是倒向极左的那个时期，所奉行的工会政策，是宗派主义的建立双重工会的路线，当时，针对这种政策，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工会政策，与之针锋相对。我们同样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投机政策——为了升官发财、谋求虚伪的影响力而牺牲原则的政策，给工会运动中关注我们的出版物的激进分子指出一条明确的路线。在引导他们加入主流——当时以美国劳工联合会为代表——的行动中，我们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尽管劳联的领导层极其保守、拥有行业工会头脑、贪污腐化，我们始终认为，激进分子绝不可以把自己与美国工会运动的这个主流工会隔绝开来，绝不可以另立门户，建立他们自己人为的、理想的工会，这样做会使他们自绝于群众。我们认为，革命战士的任务，应该是参加现有的工人运动，力图从里面影响它。美国劳工联合会于1933年10月举行了一次大会。从这次大会可以看出，由于工人的觉醒，以及各种罢工和组织工会的运动（这些活动十有八九都是自下而上发起的），工会会员的数量多年来头一次出现了猛增。工人蜂拥加入劳联旗下的各种工会，但僵化的劳联官僚却没有鼓励或指导他们。 我在准备这次演讲稿时，看了一些我们当时写的文章和社论。我们并不仅仅是采取批判的态度。我们当时不光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向人们解释劳联的领导人是如何欺骗和叛卖工人——虽然这一点没人会怀疑。在论及1933年劳联十月大会的一篇社论中，我们写道，只有从内部，才能对群众参加工会的伟大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参加工会，坚持在工会内部开展工作，”我们的所有评论，都坚持了这个核心思想。 我们扩大了在政治领域中的活动。1933年10月至11月的《战士报》上记载了韦伯斯特同志（当时他是我们组织的全国书记）的巡回演讲。此前他去了欧洲，拜访了托洛茨基同志，参加了左翼反对派自德国惨败之后举行的一场国际会议，然后回国了。这次巡回演讲中，他去的最西边的地方是堪萨斯城和明尼阿波利斯，他向着人数远远超过以前的听众，做了关于这次国际会议的报告，宣读了关于新党和新国际的消息，建立了新的联系，更加广泛地宣传恢复了活力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据《战士报》记载，我们于十一月在斯泰弗森特俱乐部举行了一次宴会，庆祝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诞生五周年。一位前共产党领导人特邀出席，五年前他曾推波助澜，把我们开除出党。他就是著名的本·吉特洛，他是用开除来打击党内异议者的风潮的始作俑者，后来自己也身受其害。他和洛夫斯东派一起遭到开除。四年半以后，他与洛夫斯东派决裂，以一个独立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四处奔走。1933年11月4日，他就以这种身份参加了我们在斯泰弗森特俱乐部举办的宴会。 同年十月，正当我们取得这些政治方面的进展的同时，帕特森（Paterson）丝绸工人进行了一场大罢工。我们的小组织投入了这场罢工，试图影响它，在罢工过程中建立了新的联系。我们专门为帕特森罢工出了一期《战士报》特刊。我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它代表了我们当时的路线。我们正在寻找突破口，一有机会，我们就会把托洛茨基主义的学说带出先进分子的封闭的宣传小圈子，通过鼓动的方式，传授给美国工人群众。 在政治方面，《战士报》于十一月发表了一则写给进步工人行动协会的社论。米斯蒂的组织正在筹备一次大会，它准备在这次大会上，由工会委员会的联络网转变成政治组织。我们对这一新发展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我们用非常友好的语气写了一篇社论，希望他们在大会上能关注我们提出的建议，即邀请所有独立的激进政治团体，讨论成立一个统一的党的问题，我们还强调指出，建议他们关注国际主义问题。进步工人行动协会不仅是一个严格的工会组织，也是一个严格的全国性组织，它没有国际联系，对国际性的事务也没有兴趣。在这篇社论中，我们向他们指出，任何团体，只要有志于组织独立的政党，必须要有国际主义视野，在关键的国际性问题上采取立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我发现我们在十一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反流氓行为的联合阵线》的社论。韦伯斯特同志举行巡回演讲期间，在芝加哥召开了一次集会，这篇社论就是受这次集会影响而写的。共产党又使出了前几年的流氓战术，派出了一帮人，企图破坏这次集会。幸好我党早有准备，给了他们迎头痛击。他们不过是打断了一下集会，等负责保卫的同志赶过来，他们马上就被赶跑了。 我们联系这件事写了一篇社论，号召一切工人组织同我们合作，按照社论中的说法就是：“为了保卫工人运动中的言论自由，给所有妨碍言论自由的人一个教训”，组织保卫工人的联合阵线。在我们这一派诞生后的整整十三年、差不多十四年当中，斯大林派时不时地使用流氓手段，企图迫使我们沉默。每一次我们都回击了他们，不仅如此，我们每次还向其他组织寻求联合自卫。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成功建立过永久性的联合自卫运动，但每次我们都能取得部分的成功。这就足够保护我们的权利了，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一直维持着这些权利。考虑到斯大林派重新在部分地区迫使我们保持沉默的企图，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当时，《战士报》揭露了远在加利福尼亚的此类企图，你们都看到了，我们党状态绝佳，成功组织了联合阵线，获得了各方面的支持，让斯大林派满城出丑，逼得他们不得不退让。就算是在加利福尼亚的“禁区”，我们的人照样分发报纸。 在1933年12月16日的《战士报》上，我看到了布鲁克林的一群同志向共产党发出的声明，他们宣称同共产党决裂，谴责斯大林派的流氓战术和错误政策，并宣布自己忠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则声明中，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这群同志的领导人曾是共产党在布鲁克林的流氓小队的队长。他和其他人曾被派去破坏左翼反对派的街头集会。在战斗的过程中，他目睹了我们的同志不仅坚持立场，以牙还牙，而且还给无知的、被误导的年轻流氓们作宣传演讲、散发小册子，把误入歧途的他们拉回正路。他正是在战斗的最前线开始转变的。类似的事情不断发生。 在早期，有不少最积极的战士一开始都曾是无知而幼稚的斯大林派。他们起初与我们作对，后来他们就像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那样，被一道炫目的光芒刺中，转变成了正直的共产主义者，也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假如你们现在在工会礼堂前排遭到斯大林派的袭击，你们应该牢牢记住：这些被派来袭击我们的无知而幼稚的斯大林派当中，绝大多数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只要我们能把两种形式的教育结合起来，就能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及时转变过来。你们都知道，每个管理完善的工会都有教育委员会和“教训”委员会，这两种委员会都起着很好的作用。一个是为了教育会员而安排讲座，另一个则是教训那些不肯乖乖听讲的工贼。 有个传说，讲的是几年前芝加哥理发师工会（BarbersUnionofChicago）在教育活动中的一次争论。这个工会有一个“教训”委员会，对付工贼店铺的玻璃窗就是它的职责之一。他们依靠摩托车机动。经济危机和激进化浪潮一起席卷了工会，有个缺乏经验的激进分子提出：为了省钱，应该撤销“教训”委员会的摩托车。他说道：“让他们骑自行车吧！”。一位老前辈轻蔑地答道：“骑着自行车的话，石头放哪儿去？”。因此，“教训”委员会保住了他们的摩托车，教育委员会在工会集会上公布了一个很好的讲座的计划，万事大吉。 处境艰难的纽约旅馆工人，长期以来得不到工会的保护，在进入不平凡的1933年之际，他们当中爆发了组织工会的运动。在罢工接连遭到失败，以及斯大林派制造的分裂之后，工会组织已元气大伤，萎缩到了只剩下了一个小小的独立工会，它是旧时代的遗物，仅仅控制着几个工厂的工会组织，还有一个斯大林派的奇特的“红色”工会。工会组织运动的复兴，为我们提供了1928年以来的首次良机，我们抓住了这次机会，从一开始就投入了这场运动，主导了它的发展，最终赢得了纽约旅馆工人大罢工的领导权。因为我们运动中担任关键职务的几个成员的无能和背叛，罢工以可耻的失败告终。初次尝试虽然以不幸告终，但它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提供了可观的回报，保证了我们后来在工会领域的成功。直到今天，当时的初步经验依然使我们在工会问题上受益良多。 旅馆业中的组织运动开始了，正如工会的发展过程中经常发生过的那样，运气起了不小的作用。我们有几个党员，恰好是后来成为组织运动的媒介的那个独立工会的会员。当旅馆工人大步迈向工会运动时，这一小批托洛茨基主义者发现自己正处于群众运动的激流之中。我们有一位同志是工会老会员，在多年被孤立后，他发觉自己突然成了拥有影响力的人物。那时我党内有一个叫做B·J·菲尔德[2]的人，他是个知识分子，从未涉足过工会工作。但他拥有多方面的才能，在我们转向群众工作的整个过程中，在与群众运动建立联系的活动中，菲尔德总是被委派到旅馆现场中去，帮助我派，利用他在统计、经济和语言方面的知识为工会服务。 在旅馆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是一群法国大厨。他们在旅馆业中占据着关键职位，作为技艺精湛的手艺人，他们享有相当于工厂中最优秀的机修工一般的威望，所以他们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法国厨师大部分不会用英语交谈或讨论问题。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可以用法语和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话。在他们看来，他是非常重要的。前任工会书记离职后，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前，法国大厨们都坚持由菲尔德接任这个有前途的工会的书记，他自然就被选上了；这不仅赐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也是一种责任。组织运动全力前进。我们同盟从开始就给予最有力的帮助。我个人相当积极参加，而且在几场群众集会上讲话。五年来，我们被隔绝在第十大街和第十六大街之间，我只能在小论坛和内部会议上做了无数次的发言，不光是发言，还得听其他人讲个不停，如今终于能有机会在成百上千的工人面前，就工会运动的基本问题发表讲话，我感到非常高兴。 很奇怪，后来成了相当出名的宗派主义者的胡戈·奥勒尔，却是一名出色的工会活动家——不仅仅如此，他也是这个行业的成员，他被派往这个工会提供帮助。除了他之外，还有几个同志被委派去帮助组织运动。我们在《战士报》上公布了组织运动，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给我们的同志建议和指示，一直到这次运动的最高点——1934年1月24日的纽约旅馆工人大罢工。在宣告大罢工开始的那天晚上，我应工会委员会的邀请，担任了旅馆工人大会的主讲人。之后我们同盟的全国委员会委派我全力协助配合菲尔德以及我们同盟在旅馆工会中的党团。我们派了几十人去帮助罢工，从纠察队到跑腿的差事，从撰写传单到打扫总部，各方各面我们都出了不少力；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任务都需要他们去做。 我们同盟为罢工竭尽全力，正如1933年初我们在德国危机中所做的那样。当德国的形势到了紧要关头时，我们一周出三期《战士报》，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德国事态，加强我们的影响力。在纽约旅馆工人罢工中，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我们的同志将《战士报》带到了所有的集会和纠察线上。所以每个罢工工人隔天就能看到《战士报》为罢工摇旗呐喊、支持罢工工人、揭穿老板的谎言，提供一些有助于罢工成功的意见。我们发动了我们全国的组织来帮助这次罢工，把帮助这次罢工当做是头号任务来完成；帮助罢工赢得胜利，帮助我们的同志在斗争中建立起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和威望。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特征之一。托洛茨基主义者做事从不半途而废。俗话说：“一件事如果值得你去做，它也就值得你把它做好。”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行事原则。我们在旅馆罢工中正是这么做的。为了这个任务的胜利，我们几乎付出了一切。我们发动了整个纽约组织；每周出版三期《战士报》开销巨大，他们为此掏光了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全国各地的同志也是如此，为了帮助这次罢工，我们的整个组织绷紧到了几乎崩溃的程度。 但我们并未陷入对工会的盲目崇拜。我们在关注旅馆罢工的同时，还在政治战线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1月27日的《战士报》，也就是刊载了第一篇关于总罢工的报道的那期上面，还登了一封致美利坚工人党临时组织委员会——这个机构是由进步工人行动协会在上个月的匹兹堡大会上成立的——的公开信。我们在信中表示，我们注意到了他们在大会上决定向建设政党的方向前进；我们提议进行公开讨论，在纲领问题上取得共识，这样我们就可以联合组成一个政党，把双方的力量整合进一个组织当中。这是我们主动提出的，这一点极其重要，也是一个征兆。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任何政治组织建立联系时，总是由托洛茨基主义者主动提出来。这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个人优越感，或是我们比别人大方——我们总是十分谦虚——而是因为我们一直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们的计划更加明确，对于自己在做什么，我们都很有把握，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的。这使我们拥有了自信心和主动精神。 旅馆罢工的开局让人感到前途光明。召开了一系列的群众大会，最大的一场是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参加者至少有一万人。在这次大会上，我作为罢工委员会的重要发言人之一，与菲尔德等人一起发表了讲话。从一开始，我们在工会中的同志就占据着可以左右罢工行动的最关键职位，但我们根本不打算去垄断罢工的领导权。我们的政策一直是吸引首要的激进分子同我们合作，与他们分担责任，这样罢工的领导机关就能真正代表全体工会会员，并能及时响应会员提出的意见和要求。 搞罢工免不了要遇上各种困难，特别是联邦劳工局（FederalLaborBoard）的种种阴谋诡计，这些困难当时搞垮了不少罢工，这次罢工自然也免不了遭遇各种难题。为了绞杀罢工，政府机构会提供形形色色的虚假“帮助”，要想阻止这些假帮忙真破坏的伎俩，必须要有政治警惕性。我们拥有充足的政治经验，十分了解政府调停人的作用，懂得几招对付他们的办法——我们不会用宗派主义的方式，直接把他们踢开，而是利用他们给予的每一个机会，把老板拉到谈判桌前；在这么做的同时，我们对他们绝没有一丝的信任，也绝不会让他们掌握主动权。 我们曾力图让年轻、聪明而博学的天才B·J·菲尔德记住这一切。可他同时也变了；他从一无所有突然变得应有尽有。他的照片上了纽约所有报刊。他成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领袖。这看起来很奇怪，有些时候，这些与一个人的内在毫不相干的身外之物，却会极大地左右他对自己的评价。不幸的是，菲尔德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本来就比较保守，不免会受到小资产阶级情绪的影响，猛然被推进政府代表、政客和工会官员之间的他，无法避免这些人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他开始同这些人谈判，并企图表现得像个拿破仑，其实却表现得像个小男生。他忽视了工会中的本党党团的意见——这往往是一个人被冲昏头脑的征兆。不过，在那些突然担任了工会要职的党员中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他们鬼迷心窍，以为自己已雄踞于党之上，再也不需要党了。在菲尔德身边，有我们党的工会党团，菲尔德本来是应该通过党团来开展一切工作的，可他却开始忽视党团中的激进分子的意见。不仅如此。菲尔德还开始罔顾同盟全国委员会。我们本来是可以帮他不少忙的，因为全国委员会凝聚了多次罢工的经验，而且还拥有政治经验，在对付劳工局骗子时，这些政治经验会很有用处。我们必须帮他一把，因为我们自己也陷入了相似的情况。其实，全城乃至全国的人都在谈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罢工。我们的运动正在当着全国工人运动的面接受考验。我们的敌人都盼着罢工完蛋；没人会来帮我们。我们都很清楚，罢工要是以失败收场，托派组织将遭到严重打击。不管菲尔德偏离党的政策有多远，一旦罢工失败，该为失败负责的，不会是菲尔德，人们只会记住，要为失败负责的只有托派运动和托派组织。 每过去一天，我们这位头脑发昏的知识分子就离我们越远。这个自大的蠢人正把自己和罢工引向毁灭，还会给我们的运动招来骂名，我们以最友善、最谦恭的态度，努力尝试说服他。我们恳求他同我们商量，向全国委员会解释罢工的政策，由于遭到了错误的指导，罢工的政策正在走上歪路。他不是去激发罢工队伍的斗志，加强支持自己的力量——在谈判的关键时期，这是唯一靠得住的东西——以此来让谈判朝对罢工工人有利的方向发展，而是消磨群众的斗志，整天同那些一心想捅死罢工的政府骗子、政客和工会官员参加没完没了的会议。 菲尔德变得越发傲慢，一点没空的他如何肯屈尊来见我们？好吧，我们说，我们有空；我们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在一家离工会总部一个街区远的餐厅等你。他连这点时间也没有。他开始拒绝批评。第十六大街有一个政治组织[3]，他们只有一个纲领和屈指可数的支持者；而在这里，他麾下有一万名罢工者。他为什么要理我们？他说，“我就算想联系你们也联系不上；你们办公室连电话都没有。”这倒不假，面对没有电话的指责，我们确实没什么好说的。在我们被孤立的时候，没人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不给任何人打电话，所以我们用不着电话，这个缺点就是那段时期的后遗症。此外，当时我们也装不起电话。 由于盲目依赖企图搞垮罢工的劳工局，导致政策缺乏战斗性，旅馆罢工最后还是失败了。当一天又一天的时间被浪费在同拉瓜迪亚市长（MayorLaGuardia）进行的毫无成果的谈判上面时，罢工由于领导不力而直挺挺地死去了。此时，敌人就等着说出这番话：“我们早就说过了，这帮托派宗派分子除了吹毛求疵，啥都干不成，干不了群众工作，领导不了罢工。”这对我们造成了沉重打击。我们空有领导罢工之名，可由于菲尔德的叛卖，我们对罢工的策略根本插不上嘴。我们陷入了让自己的运动自食其言的危机之中。我们要是姑息迁就菲尔德及其一伙的所作所为，就只会搞垮自己队伍的士气。这样我们就可能会把自己年轻的革命组织，变成社会党的拙劣模仿品——社会党的支持者在工会运动当中到处都是，但它在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力却不值一提，这都是因为它的工会活动家从来不觉得自己应该对党负责。 我们面临着一个根本问题，对于任何革命政党来说，这个问题都是十分关键的：是应该让工会干部来决定党的路线、并制定党的章程呢？还是应该让党来决定路线和制定章程，并且工会干部必须执行党的路线和服从党的章程呢？在罢工期间这个问题被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我们没有回避问题。我们当时的果断举措，使我党今后在工会领域的发展焕然一新，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党的特点。 罢工还在进行之时，我们就把菲尔德先生送上了审判台。尽管他位高权重，但我们还是当着纽约组织的面，指控他违反了党纪、破坏了党的政策。我们进行了全面的讨论——我记得花了两个周日的下午——让所有同盟成员都有机会发言。伟大领袖菲尔德不愿出庭。他没空。因此打算缺席。当时的同盟成员当中，有一些人看见群众运动的规模如此巨大，而我们这个位于第十六大街的政治组织如此渺小，心理就不平衡了，还有一些人被菲尔德蛊惑了，他便把这些人纠集起来，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派别组织。他们屈尊出席了同盟的会议，在会上，菲尔德的代言人说了这么一番极其傲慢无礼的话：“你们赶不走我们。你们只会把自己赶出工会的群众运动”。 就像他们之前的不少工会活动家那样，他们以为自己比党大。他们自认为可以破坏党的政策，可以肆意违反党的纪律而不受处分，因为党不敢处罚他们。这种事的确在社会党发生过，也是社会党在工会领域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社会党所有重要的工会领袖，靠着党爬上了办公室的高位并安坐其中，却一进办公室就置党及其策略于不顾。工会领袖高于社会党的纪律。社会党从来不敢开除他们，因为它觉得这样就会失去与群众运动的“联系”。我们可不这么觉得。在此形势之下，我们坚决赶走了菲尔德和所有与他团结一心的人。罢工还在进行之时，我们就将其扫地出门。不想自绝于党、同意遵守党纪的菲尔德派成员得到了改过自新的机会并保留党籍。一些被我们开除的人，长年处于政治孤立之中。最后他们从中吸取了教训，回到了我们中间。 考虑到还在进行的罢工的形势，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举措；我们通过这一举措，惊动了激进工运。我们组织之外的人连做梦都没想到，我们区区一个政治小组，面对这样一个成员，就在他领导着一个拥有上万工人的运动、他的照片充斥于大小报刊、他本人似乎比我们党大千倍万倍的时候，竟敢把他赶下荣耀之巅。起初有两种反应。一种可以概括为“托派完了，他们同工会失去了联系，在工会中没有力量了”。他们错了。重要的是另一种反应，它可以概括为“这帮托派倒还说话算话嘛。”这一丑闻，以及旅馆罢工的失败，让某些人预言我们必将毁灭，但接下来的发展马上就反驳了他们。这个政治小组对诸如“碰不得”的领导大罢工的工会领袖所采取的立场，使许多看在眼里的人对托洛茨基主义者肃然起敬。 严肃的人们被同盟所吸引，而我们全体同盟成员，对组织的纪律与责任有了新的认识，变得更加紧密团结了。然后，旅馆罢工的失败刚刚过去，明尼阿波利斯煤场罢工就爆发了。旅馆罢工还没结束的时候，明尼阿波利斯就有了苗头，发生了一次煤场工人的罢工。领导这次罢工的当地托派，他们的名字想必你们早已知道了，在组织和斗争精神两方面，他们堪称楷模。在这次罢工中，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百分之百地遵守了党纪，我们在纽约的不幸经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纽约工会的领导人抛开了党，而明尼阿波利斯的罢工领袖却向党靠拢，在当地和在全国范围内，都与党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领导罢工。 煤场罢工大获全胜。在这次斗争中，人们干练而忠实地执行了托派的工会政策，出色地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并大大弥补了纽约旅馆罢工的失败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然后，我们又寄给美利坚工人党一封信，建议设立委员会讨论合并事宜。他们当中有些人根本不想理睬我们。他们最讨厌的就是跟我们合并，不过，在美利坚工人党当中也有一些人，是认真地要跟我们合并，成立一个更大的党。而且，自从我们开诚布公，把自己的想法印出来，传给美利坚工人党党员阅读后，他们的领导人发现，同意与我们接触是正确的。1934年春，美利坚工人党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就两党的合并问题，开始进行正式谈判。 大家都知道的，我在后面的讲座中也会提到，这些接触和谈判最后取得了圆满结束，美利坚工人党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最终合并成了一个政党。双方付出了政治上的努力，并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总算把这件事给办成了。你们不妨想一想，当时美利坚工人党的领导层中间，既有路德维希·洛尔[4]（如今他成了民主阵营的头号沙文主义者）这般人物，又有J·B·萨鲁茨基—哈德曼[5]之流，你们就会明白我们的工作有多么不容易了。萨鲁茨基是西德尼·希尔曼[6]的笔杆子，帮希尔曼编辑制衣工人联合会[7]的机关报，他非常了解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什么样的人，对他们理都不想理。他在美利坚工人党里的作用，就是防止党的发展，让党始终沦为任人摆布的玩物；阻止党走上革命的道路；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让党与托洛茨基主义者进行任何接触——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讨论革命纲领时，可是很认真的。尽管如此，谈判还是开始了。 我们活跃于政治战线的其他方面。1934年3月5日，我与洛夫斯东在欧文广场（IrvingPlaza）进行了历史性的辩论。五年之后，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个对立的流派再次进行了交锋。双方势均力敌。起初他们以托派和“反革命”的罪名，把我们赶出了共产党。后来他们也被赶出了共产党，那时他们看似能发起一个规模比我们大得多的运动，瞧不起我们这个既没有多少成员也没有多大影响力的小派别。可是五年下来，他们的人一点一点地被拉到我们这边，我们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却不断衰落萎缩。我们提出的成立新党的提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就包括洛夫斯东的组织。 结果洛夫斯东派发现，应该接受我们的邀请，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在这次辩论中，我们的观点是“为建立新党和新国际而斗争”。而洛夫斯东派的观点则是“改良并统一共产国际”。德国工人阶级的惨败已经过去快一年了。洛夫斯东还想改良共产国际，不但要改良它，还要统一它。那要怎么做呢？首先共产国际应该迎回洛夫斯东派，然后嘛，我们托派，曾被粗暴地踢出门的托派，也应该被共产国际重新接纳。在国际范围内也应该这么做。可早在那时候，我们就已经抛弃了名声扫地的共产国际。覆水难收，被斯大林派控制的共产国际已经犯下了太多的错误、干了太多的罪恶与叛卖的勾当、浪费了太多的鲜血。我们要号召建立一个旗帜没有遭到玷污的新国际。我从这一观点出发进行辩论，最后我们大获全胜。 这次辩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们拥有了大量的听众。《战士报》报道称有一千五百人，我认为这个数字应该很接近实际情况。自从我们被开除出共产党之后，这是我们就一个政治议题发表演说时听众最多的一次。当着真正的听众的面，与老对手重新较量，感觉有点像是回到了往昔的时光，不过，现在的斗争发生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水平也比过去高了不少。听众当中，除了辩论双方的组织成员及支持者，还有不少社会党左派及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成员，一些斯大林分子，许多独立的激进分子以及美利坚工人党党员。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当时有不少与斯大林派决裂的人，正在犹豫不决，不知是该选择洛夫斯东派还是托派。我们的“新党与新国际”的口号，更符合现实的迫切需要，赢得了绝大多数抛弃了斯大林主义的人的同情。我们的观点有理有据，实事求是，让所有还在犹豫不决的人，几乎都转向了我方。名誉扫地的共产国际在出卖了德国革命之后，洛夫斯东派就再也无法兜售“统一”共产国际的过时纲领了。 这次辩论的成功，为一系列宣讲第四国际纲领的演讲创造了条件。为了筹办这些讲座，我们不得不去弄一间大厅，比我们以前用过的都要大得多，从这件事就能看出我们的运动是何等的高涨。我们不得不在欧文广场举办了演讲。到场的听众人数，比我们在最孤立的那五年里所习惯的人数足足多了三四倍。 在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主义在政治舞台上登场亮相，并充满自信地奋力前进。1934年3月至4月的《战士报》报道了沙赫特曼的全国巡回演讲，这是我们首次前往西海岸巡回演讲。他的主题是：“新党与新国际”。1934年3月31日，《战士报》用整个头版刊登了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8]（世界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致全世界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及组织的声明，号召他们集结起来，成立一个新国际，反对破产了的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9]。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正在世界范围内大步前进。身处美国的我们与它并肩齐步。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走在自己的国际组织前面，我们利用好每一个机会，在各条战线上自信地前进。当我们在工会运动中遇到真正的大好良机，比如1934年5月和7、8月的明尼阿波利斯大罢工时，我们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等着大展身手，我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1]“第三时期”是斯大林派的一种理论和路线，根据这种理论，将1917年的革命形势分为三个时期：1917-23年为革命高涨时期；其后到1928年为资本主义稳定时期；1928年后为全世界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期。1928年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立即灭亡的时期，下令各国共党采取极左冒险主义的政策以迅速夺取政权，造成许多恶果。在德国他们一方面大大低估纳粹的威胁，一方面却指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是更险恶的敌人，不肯采取联合战线的策略，导致希特勒上台。此路线施行到1935年，由极左转向右倾的“人民阵线”路线。 [2]B·J·菲尔德（B·J·Field），1931年加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其纽约支部成员；1932年因违反党纪被开除；1933年又重新回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内；在1934年的纽约旅馆工人大罢工起了突出作用，但因为背叛工人的行径遭到开除；后组织了争取革命工人党同盟（LeagueforaRevolutionaryWorkersParty），宣称为工人代言，该组织在二战中瓦解。 [3]即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 [4]路德维希·洛尔（LudwigLore，1875—1942），出身于德国弗莱堡的一个工人家庭，在柏林大学就读期间曾师从维尔纳·桑巴特（WernerSombart），并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903年移民美国，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后来移居纽约，进入德语社会主义报纸《纽约人民报》（NewYorkVolkszeitung）编辑部工作，1919年参与成立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后随之加入美国共产党，1925年因同情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 [5]J·B·萨鲁茨基—哈德曼（J.B.Salutzky-Hardman，1882—1968），原名雅可布·本雅明·萨鲁茨基（JacobBenjaminSalutsky），俄裔犹太人，1902年参加崩得，曾参加1905年俄国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09年移民美国，参加了美国社会党，并于1912年当选犹太社会主义者协会（美国社会党的意地绪语组织）书记，并兼任该组织机关报《DieNayeWelt》（《新世界》）编辑。他在1919年反对社会党左翼参加共产党，但在1921年又退出社会党，成立了“工人代表会”，准备同共产党合并；1921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地上”组织美国工人党，1923年被开除出党。此后长期担任美国制衣工人联合会的教育主任，并任该工会机关报《前进》编辑达二十年之久。1927年至1937年任进步工人行动大会（ConferenceofProgressiveLaborAction）执委会委员。 [6]西德尼·希尔曼（SidneyHillman，1887—1946），时任制衣工人联合会（AmalgamatedClothingWorkers）主席，也是发起产业工会联合会（CIO）成立的关键人物之一。 [7]制衣工人联合会（AmalgamatedClothingWorkersofAmerica）是一个美国的工会，以它对“社会工联主义”和激进政治目标的支持而闻名。它最初的30年由西德尼·希尔曼领导，它帮助成立了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 [8]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InternationalCommunistLeague），1933年德国法西斯上台，托洛茨基认为共产国际已破产，遂将国际左翼反对派改名为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1936年又更名为争取建立第四国际运动（MovementforFourthInternational）；1938年正式建立第四国际。 [9]该声明原标题为《争取成立第四国际！》（Forthe4thInternational）。
第六讲与共产国际决裂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六讲与共产国际决裂 国际主义·在失业工人当中开展工作·工会工作·德国事变·德国共产党的投降·第三国际的破产·社会党的发展趋势·进步工人行动协会·转向群众工作·宗派主义的反抗·美利坚工人党·建立新党的运动 在这个课程中，我们已经讲了五次课。你们应该记得，第五讲中，我们讲的是左翼反对派，即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头四年——从1928年至1932年。我在上周讲过，这是这个新运动最孤立、最艰苦的时期。 上周我着重讲了那个时期的运动的不利方面：组织发展陷入停滞，缺少力量，物质资源匮乏，在这种环境下必然会产生的内部困难，以及困扰着所有新生运动的极端分子，我可能过分强调了这些方面。不受我们控制的客观因素，将这种孤立，及随着而来的种种不利加诸于我们身上。即使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怀着最美好的期望，也无法阻止这一切。这就是那时的环境。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陷入了危机，而与此同时，苏联却正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刺激下跳跃式地前进，因此斯大林主义运动取得了高涨，这正是使我们陷入几乎彻底孤立的最重要的因素。在那些缺乏批判力的人——大部分群众是缺乏批判力的——看来，斯大林主义似乎是苏联的合法代表，而苏联与斯大林主义威望的提升使我们反对派运动显得古怪而不切实际。除此之外，工人运动陷入了大停滞。没有罢工。工人处于休眠之中。他们对任何理论问题都不感兴趣。那时他们甚至对任何行动也不感兴趣。所有这些因素把我们这个小团体逼进了困境。 在那个艰难的时期，我们的任务是：坚持下去、阐释各种重大问题，并教育好自己的干部，让他们在客观环境好转、形势有利于运动的发展的时候做好准备。当时各国和全世界工人的先进分子，事实上都在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行列当中，因此，对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进行改良的可能性加以检验，也是我们的任务。从1933年初开始，全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表明我们在主要任务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当事态开始变化，当我们有机会打破孤立时，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从1933年开始，尤其是在1934年，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些转机，我们及时抓住了这些机会。 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指导和鼓舞下，我们的运动在国际主义这所伟大的学校里接受了教育。在对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的积极学习和热烈讨论当中，我们锻炼了自己的干部。 前几讲中我说过，过去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缺点是它局限于本国的狭隘思维（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中的）、它对国际事件漠不关心、它对理论没有认真的兴趣，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指导。这些毛病在我们年轻的运动中得到了纠正。我们教育了一批人，让他们学会了从最根本的理论角度、利用国际经验来思考问题，教会了他们如何分析国际事件。俄国问题的奥秘已被我们的运动解决。在一篇接一篇的文章中，在一册接一册的小册子中，在一本接一本的书中，托洛茨基同志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从世界角度来观察问题。他让我们清楚地理解了，当工人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发生堕落、畸变出官僚阶层、但仍保存其基础这个复杂问题。 那时德国已成为世界问题的中心。托洛茨基早在1931年就写了一本名叫《德国——国际形势的关键》的小册子。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觉察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以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必有一战。他最早、最清晰地分析了德国的事变。他教育我们理解这些事情，力图使德国共产党和工人们为那场命运攸关的考验做好准备。 对于爆发于1930年12月的西班牙革命，我们年轻的运动，首先通过托洛茨基同志的理论著作及阐释，对这场革命进行了研究和学习。 在被孤立的那段时间里，我们花时间研究了中国问题。上周我提到，在困难时期内，我们的运动尽管窘困而无力，还是出版了一本标准大小的《中国革命问题》。1925年、1926年、1927年，中国革命的这几个关键年头里，俄国反对派就中国革命问题写下的不被发表的论纲、文章和阐述，都收录在这本书里。可以说正当这场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斗争进行之时，共产国际的那些人却被蒙上了眼睛，不被允许去学习俄国左翼反对派当中的真正大师对这些事件的评论。我们出版了遭禁的文件。我们的同志受到了中国革命问题的教育。这就是为何我党今日在殖民地问题上有如此明确坚定的立场，为何在保卫中国以及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问题上，我们没有失去理智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就是最重要的原因。亚洲人民的伟大起义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被我党清楚理解。这是那段孤立与学习的时期留给它的遗产的一部分。 1933年初，我们开始更积极地介入一般的工人运动。经过长期的宣传准备后，我们开始转向群众。我前面跟你们讲过，我们在组织内与一些急躁的人进行过的斗争，他们想要开展群众工作，可以说是操之过急，不顾未来和我们的干部教育，不顾我们的纲领和宣传工作的规定。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我们制订出了自己的纲领，培养了我们的干部，首次开始了我们的初步宣传工作。当在工人运动中开展活动的时机到来时，我们已准备好为某些目的而付诸行动。我们不是为了活动而活动，不像有些闲人说的那样没有目的，瞎干一气。为了走进群众运动，我们准备了明确的纲领和方法，它们可以让革命运动事半功倍。 《战士报》合订本上逐年逐月地记录了我们的活动、计划和期望，上面记载了于1933年1月22日召开的一次纽约失业者会议。这次会议当然是由斯大林派组织发起的。但它有点不同于之前的排斥我们的会议。这次他们从右派到左派到处拉人，开始涉足统一战线，试图吸引普通失业运动中的某些非斯大林派组织的兴趣。为此他们邀请了所有的组织参加会议。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评论说，这次转向统一战线——至少是半转向——是正确的。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邀请“所有的组织”，暴露出他们最终出现了一道小裂缝，左翼反对派可以从中走进群众运动；我们应该穿过那道裂缝，将它进一步拓宽。我们——沙赫特曼与坎农——赫然出现在那次会议上，准备告诉整个无产阶级怎样同失业斗争。这并不是在开玩笑。我们的纲领的是正确的，我们对它做了详细的解释。我们主张各政党和各工会为了救济失业者而建立联合阵线的演说，在《战士报》上全文刊载了。 1933年1月29日，进步矿工工会（ProgressiveMinersUnion）和其他独立工人组织在伊利诺伊州吉莱斯皮（Gillespie）召开会议，商讨成立一个新的工人联合会。我受一个进步矿工团体之邀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近五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纽约。这也是美国左翼反对派的代表第一次有机会对激进知识分子小圈子之外的工人讲话。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代表我们同盟去到那里，与矿工度过了几天，接触了一些重要的人。再次接触到活生生的工人运动，群众运动，感觉非常好。 在从吉莱斯皮返回芝加哥的汽车上——我记得路途非常远——我在报纸上读到了希特勒被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的报道。那一刻我就觉得，形势开始出现转折了。世界工人运动的停滞和僵局被全然打破。摊牌的时刻正在来临。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参与到这新形势中来。几天前，在准备我的这次演讲提纲时，我核查了那些报告，对我来说，我们同盟的这次行动，我们首次获得机会参加伊利诺伊州吉莱斯皮的工人群众集会，标志着我们与新时期取得了共鸣。我们的行动无意之中与德国僵局的打破同时发生。对这次新发展、对这里的工人运动的新活跃，特别是对德国形势，我们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我们像运动员一样为行动训练和保持均衡，但被内部困难所约束，无法前进。然后形势突然发生了新变化，我们便投入其中。 我们对德国事变的第一反应是在纽约召集一场群众集会。长久以来，我们已经放弃了召集群众集会的想法，因为群众不会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是举办小型公开讨论会、讲座、小圈子的聚会等等。这次我们尝试召集群众集会，时间和地点定在1933年2月5日，史岱文森俱乐部（StuyvesantCasino）。主题为“德国事变的意义”，沙赫特曼和坎农在会上讲话。《战士报》的报导说有500人参加了我们的群众集会。 我们敲响警钟，警告人们，德国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决战正在迫近。随着事态越发严重，德国的每一天都经历着新的进展，我们做出了一件对于我们这个小团体来说简直前所未有的事情。我们把每周出一期的《战士报》——当时它已成为周报——改为每周出三期，每一期都满载着托洛茨基主义关于德国事变的消息。你们要是问我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也回答不了。但我们还是做到了。这本来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在托洛茨基主义者当中，有一种说法：在危机时期，你不能去做可能做到的事，而要去做必须做到的事。而且我们认为，必须打破我们的日常讨论和对斯大林派的批判，去做一些事情，警醒整个工人运动，让他们明白，正在德国发生的事变对整个世界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我们想唤起全部工人，尤其是共产主义工人的注意。我们加快节奏。我们开始呼喊，开始敲响警钟。我们的同志跑到他们所能找到的每个会议中去，跑到每个最小的工人集会中去，夹着几捆《战士报》，用最响亮的声音喊道：“读一读《战士报》吧！”“读一读德国的真相吧！”“看看托洛茨基说了些什么！” 在德国事变期间我们的口号是：工人组织的联合阵线，战斗到底！所有工人组织的反法西斯主义联合战线！德国的斯大林派和社会民主党拒绝建立联合阵线。事后他们又都装出另外一副样子，相互指责对方不肯接受联合阵线，但他们都是骗子，都犯下了背叛的罪行。他们分裂了工人，而不愿战斗。趁着这次分裂，法西斯主义的巨大瘟疫在德国掌权，让全世界笼罩在它的阴影下。 在这命运攸关的数周内，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去唤醒、激励和教育美国的共产主义工人。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群众集会——不只是我提到的那个。我们在曼哈顿举行了一系列群众集会，并第一次在纽约市的其他市区建立了支部。前几年里他们包围着我们，孤立着我们，把我们困在第十四大街。我们仅有一个支部，因为分不出足够的人去建立其他支部；一切都集中在激进工人聚集的十四大街和联合广场这个小区域内。 但在德国的这场危机中，我们扩大了活动范围，在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举行集会。《战士报》上报道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各地支部举行群众集会的消息。胡戈·奥勒尔（HugoOehler）——那时是我们组织的成员——被派去巡回宣讲德国事件。我们非常大胆地接近斯大林派。我们决心让愿意听我们说话的人听见我们的消息。我们甚至闯进了斯大林派在布朗克斯召开的一次群众集会，把这次集会的形势扭转了过来。我和沙赫特曼在几个同志陪同下，径直闯进会场，要求上台发言。这个大胆的要求让主持会议的斯大林派伪信徒措手不及，台下的群众要求“让他们讲！”。我们便开始发言，把自己的话传达给了斯大林派的集会。 随着新的生活开始激发起一般的工人运动，我们不放过一个机会，参加新的活动。1933年3月，一场全国性的失业会议由斯大林派在奥尔巴尼发起，大约有500个代表与会。既然会议的规定允许我们出席纽约当地的会议，所以我们自然也能派代表去奥尔巴尼参加这次会议。我出现在那次会议上，上台发言，面对着500名代表，就失业者运动中的联合阵线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了讲话。1933年3月10日的《战士报》刊登了这次发言。本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结合到了一起。在我们用最响亮的声音让人们知道德国事变的同时，我们也抽出时间参加了纽约州的一场失业者会议。 你们都知道，托洛茨基的意见、解释和警告没有得到重视。德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团伙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下不战而降。法西斯主义甚至用不着内战、用不着街头武斗就获胜了。正如恩格斯和托洛茨基曾多次解释过的那样，这是所有失败当中，最糟糕、最有损士气的失败——不战而败，因为这种失败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失败一方丧失自信。一个战斗的党，或许会因寡不敌众而被打败，但它会留下传统，能激励后人的斗志，当更有利的时机出现时，这种传统会极大地激励无产阶级奋起斗争。在历史上，巴黎公社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在巴黎公社的光辉记忆影响下崛起的。 1871年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鼓舞了1905年俄国革命。力战而败的1905年革命，也同样成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重要道德资本，它对1917年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动起了重大作用。布尔什维克经常说1905年是1917年的预演。 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派的悲惨投降在历史上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德国拥有西欧最强大的无产阶级。在最后一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派合起来拥有超过一千二百万张的选票。如果德国工人同心协力的话，他们本来是可以给法西斯狠狠一击，打得这帮乌合之众狼狈逃窜的。然而强大的德国无产阶级却被自己的领导层所分裂和叛卖，未经一战便失败了。法西斯分子把最残暴野蛮的政权强加于工人之上。在事变之前，托洛茨基说过这一战斗的失败将是历史上最可耻的背叛。结果确实如此。托洛茨基说，十次不成功的起义使无产阶级丧失的斗志抵不上一次不战而降的百分之一，不战而降使得无产阶级失去了自信。这次投降是德国事变的悲剧性顶点，此后，许多人开始认为，托洛茨基所说过的、所做过的一切，都是在努力帮助工人避免这场灾难。即便在消极的意义上，事变的结局似乎向人们彻底证明了他所说和所做的一切。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声望和权威开始快速增长，甚至在那些曾将我们当做宗派主义者和制造争端者开除的那些圈子中也是如此。 然而，无论是在美国共产党还是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内，在整个共产国际内，对这次失败都没有大的反应。很明显，这些党已非常官僚化，从内到外极度腐化，极度堕落，甚至连历史上最残忍的背叛都不能在他们的队伍当中引发真正的反抗。显然，对于革命来说，共产国际已经死了，它被斯大林主义摧毁了。 于是，在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矛盾发展。1914年至1918年，第二国际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背叛了无产阶级。各国社会民主党抛弃了国际主义，为本国资产阶级效劳。正是这次背叛促使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1919年建立新的国际，即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以重生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为旗帜，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领袖，在反对叛徒的斗争中诞生了。但是，从1919年到1933年，在一系列事变过程中，正是这个国际完全倒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它已成为国际工人运动最大的绊脚石和拦路虎。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甚至比1914年的第二国际更加卑劣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 新一代的革命工人遭到斯大林主义的排斥。随着事变的进展，社会民主党处在这些国际事变，特别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巨大压力之下，开始出现各种左翼和中派倾向。这种现象有多种原因。各国共产党在官僚的压制下，丧失了所有独立思想和革命生活，导致激进工人纷纷离开共产党。许多想干革命的人，选择了结构较松散的社会民主党。此外，年轻一代社会民主党人无须为14年前的背叛承担责任，他们并没有这种传统或精神，在事变的巨大压力之下，他们越来越焦躁不安，并开始寻找激进的解决办法（原文虽然是“14年前”，即1919年，但从上文来看，似乎又应该是指1914年？）。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特别是在其青年组织内，开始出现各种左翼小组。美国社会党的重振旗鼓，也是这股世界性潮流的体现。1919年和1921年的两次分裂让社会党元气大伤，它几乎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生气勃勃的反叛青年大量涌入了年轻的共产党。多年以来，社会党已经衰落到了只剩下几千人的地步，支持它的主要是来自犹太日报《前进》（Forward）的一伙叛徒，以及纽约制衣工会里的工运混子，他们需要社会党，只是为了给自己披上一件伪激进的外衣，保护自己不受左翼工人的进攻。多年来，社会党只是共产党的一副丑陋的讽刺画。但随着共产党越来越官僚化，随着它开除了越来越多的忠诚的工人，拒他人于门外，社会党开始复兴。它松散而民主的结构吸引了一整个新的、以前从未参加过政治运动的工人阶层。他们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觉醒起来，变得激进，他们涌入了社会党。它的党员人数极大地增长了；1933年，有至少25000人参加了社会党。同样地，这批新鲜血液和党的年轻一代，给党带来了一点活力，在它的成员当中出现了左派和中派倾向。 与其他国家相似，在美国也产生了共产党之外的独立工人团体，它们此前与激进政党毫无关系，它们是出于亲身体验，而产生了激进思想。进步工人行动协会（ConferenceforProgressiveLaborAction）就是美国的此类独特运动之一。它由A.J.马斯特领导。它起初是工会中的一个进步运动。在危机的影响下，它越来越激进。在1933年底，马斯特的运动正忙于讨论是否要把自己从工会积极分子的松散团体转变为政党的问题。 由于共产国际在德国的投降，托洛茨基向全世界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发出了信号。“共产国际破产了。我们必须成立新的党和国际。”此前我们尽管被共产党开除了，但我们仍然试图作为一个派别去影响共产党，为此努力了多年，如今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不是我们给共产国际做出了无可救药的判决，而是历史。我们只不过是认识到了这个事实。我们据此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战略和策略。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我们宣称自己是新党和新国际的先驱。我们开始直接向思想激进化、并且以前没有参加过政治运动的工人发出呼吁。历经长年的努力——通过维持我们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的立场——我们从共产党先锋队里吸收到新运动的首批干部。现在，我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社会党和独立团体，转向他们之中的左派和中派团体。在那段时期内，《战士报》印出了多份关于社会党内左翼发展的报告和分析。其中有进步劳工行动协会及其转变成一个政党的计划的文章。我们对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抱有同情。我们按照托洛茨基的路线在美国所做的一切，也正在国际上进行着。各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小组开始与各国社会民主党内新近发展起来的、有生气的左翼建立了联系。 这段时期我们改变了整个活动，转到群众工作。在我们运动刚诞生的时候，有人曾要求放下一切，全力投入群众运动——仅仅只靠屈指可数的一小批人，我们当时拒绝了这种过早的要求。而现在已是1933年底，我们已经完成了前期工作，做好了准备，于是便采纳了这个口号：“从宣传圈子转向群众工作。” 这个提议引发了新的内部危机。这次“转向”使得宗派主义的问题公开化。最后不得不通过斗争解决问题。政治是一门在恰当时机作出恰当行动的艺术。在我们组织建立之初，客观环境迫使我们陷入孤立，有些人急于摆脱孤立，引发了危机和内部冲突。现在形势颠倒过来了。客观环境已急剧改变。我们面前出现了走进群众运动、同工人建立联系、深入到躁动不安的左翼社会党人及独立运动中去的机会。必须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这个决定遭到了某些已适应了、甚至是享受孤立的同志的抵触。在那样的氛围内，一些人产生了宗派主义的心理。驱使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摆脱孤立跳入湍急的冷水中的企图让他们背上一阵阵打冷颤。他们抬出“原则”，为自己的抵触找借口。这标志着我们开始在自己的运动内同宗派主义进行斗争，这场斗争以古典的方式进行到了最后。 我们对德国事变的宣传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开始有不认识的人突然跑来跟我们要出版物。“托洛茨基是怎么说的？”“关于德国他写了些什么？” 我们完成了一个重大成就：头五年斗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已建立了一个总数有五十人的纽约支部。我记得这件事，因为我们组织有一条规定，支部人数不应超过五十人。达到这个人数的支部要分成两个支部。1929年的第一次大会上我们将这个规章写入章程。当时我们可以将全国的成员分为两个支部，但我们希望在声势壮大的时候再这么做。我记得，1933年，我们首次要执行这条规定时，出现了如何划分支部的问题。 1933年5月1日和2日，穆尼全国大会在芝加哥举行，该会议由斯大林主义者发起，但许多工会都参加了。我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参加大会，而我有机会在数千人面前讲话。经历了长时间的小圈子内斗后，这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从此我开始了与艾伯特·戈德曼（AlbertGoldman）[1]的政治合作，他当时仍在共产党内，但快要与他们的路线决裂了。他和我在穆尼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联合阵线的演讲都直接抨击了斯大林派的政策。这次行动埋下了戈德曼被开除和之后加入我们的伏笔。这是极其富有成效的合作的开端。 《战士报》报道，我从芝加哥开始巡游，就两个题目演讲：“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和“美国的革命道路”。纽约曾有一批斯大林派知识分子，他们曾参加过共产党，或是在共产党外围工作过，德国事变暴露了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明显错误，这使他们愤怒不已。最终他们与共产党决裂，加入了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获得大批的人员。在此之前，我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发展成员。现在有一伙人加入了我们，一群知识分子。这是一件有象征意义的事。必须把知识分子的动态当做征兆来用心研究。在思想领域内，他们要比工人进展得快些。他们就像树顶上的叶子，风吹来时摆动得最早。当我们看到，纽约的一群相当认真的知识分子开始同斯大林主义决裂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即将脱颖而出的运动的开端，更多的斯大林派的工人将要来到我们这边。 1933年的最后几个月内，进步工人行动协会的行动产生了重要进展。他们吸收的工人队伍越来越激进，并且显然意识到了共产党对激进工人的吸引力正在减弱，在这些因素作用下，进步工人行动协会在匹兹堡召开大会，试探性地宣布成立一个新政党。之所以说是“试探性地”，是因为它选出了一个负责组建“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WorkersParty）的临时委员会。 那时，本杰明·吉特洛的小集团从洛夫斯通中分裂出去了。社会党内持中派主义立场的左派的大发展，以及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采取越来越激进的立场，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所有的工人组织当中都发生了骚动和变化。有政治眼光的人都能看出，形势正在变化，没时间继续坐在书斋里反复考虑原则了。此时是根据这些原则采取行动的时候；此时是正确把握时机的时候，是利用其他组织和运动当中发生的新进展而提供的机会的时候。 我得说我们没有放跑任何一个机会。我们没有等待任何邀请。我们主动去找他们。我们在《战士报》的头版发布了一则告示，号召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和新的国际。我们邀请所有对建立新的革命党和新国际有兴趣的人与我们一起讨论纲领的基础，无论他们可能是谁。我们说，我们已有一个纲领，但这不是给你们的最后通牒。这只是我们为了讨论而提出的草稿。如果你们对于纲领有其它的意见，那就让我们开诚布公，以平和的、同志式的方式来讨论。让我们一起尝试解决纲领上的分歧，齐心协力建立一个统一的新党。 我们开展了争取建立新党的运动。我们有一个其他组织所没有的巨大优势，正是这个优势使我们能确保自己的主导权，那就是我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定义明确的纲领，这使我们具有一点的主动性。其他左派分子没有太大把握采取主动。于是就由我们来带头。我们每一周——事实上是一直——都在为成立新党摇旗呐喊，我们给这些人写信，给他们的刊物，写了针对他们决议的同情性的批评文章。我们指导自己的普通同志，训练他们与其他组织的普通成员建立联系，让他们对全面讨论产生兴趣，由此，我们扫清了道路，为把所有严肃真诚的革命分子团结到一个党内做好了准备。同时我们自己的组织正在壮大，吸引了更多的注意，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和尊重。所有的激进派圈子都尊敬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我们是真诚的共产主义者，并把托洛茨基尊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因为他先别人一步，理解了德国事变。尽管饱受迫害，尽管困难重重，我们仍然坚持了自己的路线和立场，因此我们赢得了人们的敬佩。我们的组织得到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尊敬。当促使各个左翼组织统一进一个党的时机到来时，这成了我们的重要资本。 历经五年的斗争后，我们根据一个坚固的纲领巩固了自己的队伍。他们已经在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受到了教育，获得了解释它们和把它们应用于日常事件的能力。我们从过去的经历当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做好了准备。在许多方面，过去的经历的确有些悲凉和消极。但正是这段孤立、艰苦的时期，这段学习、讨论和吸收理论思想的时期，在运动全面开花的新时期到来时，为我们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基础。接着我们为策略的剧变做好了准备。我们的队伍在那时充满着新的希望和雄心壮志。到了1933年底，我们坚信，自己踏上了在美国重建真正的共产党的道路。我们坚信未来属于我们。前头还有许多斗争在等着我们，但我们认为自己能度过难关，走上正路。历史已证明我们的这些设想是正确的。从那以后，形势开始急剧变化，继续对我们有利。从那时起，我们取得了不断的进步。 [1]阿尔伯特·戈尔德曼（AlbertGoldman，1897—1960），原名阿尔伯特·维布伦（AlbertVerblen），出生于芝加哥，曾当过裁缝，191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20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33年因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此后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4年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1939年起开始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的全职干部。1941年社工党因违反史密斯法案受审时，他担任了社工党的辩护人，但他随后也被监禁。在狱中开始批判社工党与第四国际，1945年建议社工党与沙赫特曼的工人党合并，合并失败后，于1946年退出社工党，参加了工人党。后退出工人党，参加了美国社会党。——校对者注
第五讲左翼反对派的艰难岁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五讲左翼反对派的艰难岁月 纲领与任务·洛夫斯东集团·俄国问题·工会问题·党和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艾伯特•韦斯伯德·斯大林主义“向左转”·孤立·极端分子·党派之争·出版物·窘困·国际主义·“坚持！坚持！坚持！” 上次讲座讲到了1929年5月召开的左派反对派第一次全国会议。我们在头六个月的斗争中屹立不倒，留住了队伍，并招到了一些新人。在第一次全国会议上，我们把队伍整合为全国组织，选出了领导层，并制定了更周密的纲领。我们的队伍稳固而坚定。我们资源贫乏且人员甚少，但我们坚信真理在握，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我们返回纽约，开始了为争取美国共产主义重生的第二阶段斗争。 每个政治团体诞生之初，都要面临两个关键问题，它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它能否发展壮大，还是会衰弱消亡。 第一个问题是采纳一个正确的政治纲领。但单靠这个不能确保胜利。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团体要恰当地决定自己活动的性质，以及应该为自己规定什么样的任务，这需要考虑到团体的大小和能力、阶级斗争的发展水平以及政治运动中的力量对比关系等因素。 如果一个政治组织——尤其是一个小的政治组织——的纲领是错误的，那它最终是无可救药的。虚张声势在政治运动中，就跟在战争中一样是不可行的。唯一的不同之处是，在战争时期事物会立即暴露自己的一切弱点，正如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所不断揭示出来的那样。这一无情的法则也适用于政治斗争。虚张声势是不起作用的。至多只能暂时欺骗群众，到头来，最大的受害者是吹牛者自己。你必须要有本事。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纲领以确保组织存续和服务于工人事业。 名声扫地的洛夫斯东集团，就是以轻佻浮夸的态度来对待纲领问题，从而招致致命后果的一个例子。你们之中的一些人刚加入革命运动，可能从未听说过这个曾起过显著作用的派别，因为它已彻底销声匿迹。但那时候，洛夫斯东集团的人都是美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是被他们开除的，而半年后他们自己也被开除了。他们起初拥有比我们多得多的人马和资源。在一开始，他们似乎声势浩大，咄咄逼人。但他们没有正确的纲领，也没有去尝试发展一个正确纲领。他们觉得自己可以稍稍欺骗一下历史；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在原则问题上走捷径，并通过在纲领问题上搞妥协来维持较强大的力量。他们这样做了一阵子。到头来，这个原本富有活力和能力、并且拥有一些相当能干的人的团体在政治斗争中被打垮了，可耻地瓦解了。据我所知，它的大多数领袖，如今都在搭上了帝国主义的战车，他们现在为之效力的目标，竟然与他们投身政治时的目标截然相反。纲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另一方面，如果团体不能正确认识当时的环境所规定的任务，如果它不知道如何回答所有政治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即接下来该怎么办的问题——那么这个组织，无论它在其他方面有多少优点，都会在徒劳无功中耗尽精力，最后悲惨地失败。 因此，正如我开头说过的，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对纲领问题的回答，以及我们分析当时任务的方法，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是美国工人运动中的一股新生力量，我们的优点就在于：我们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了正确回答，这个优点保证了我们组织的前进、稳定和进一步发展。 那次会议并没有讨论由当时政局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它仅讨论了最重要的问题，即那些不得不首先回答的问题。而且这些首先回答的问题中的第一位是俄国问题，现存的革命的问题。我在先前讲座中说过，从1917年直至现在，已再三地证实了俄国问题是工人运动中的每个政治流派的试金石。那些在俄国问题上采取错误立场的人迟早会离开革命道路的。 俄国问题已在文章中，小册子以及书籍中被阐明过无数次。但在每次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它又会浮现出来。直到1939和1940年，我们还不得不再次在俄国问题上与我们运动内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如果要彻底掌握俄国问题的深刻性、尖锐性和迫切性，可以在第四国际的出版物中找到丰富的材料。因此，今晚我用不着详细阐述俄国问题，我只讲讲它最本质的地方，讲一下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当时的问题是：尽管苏联的领导权已经落入了保守的官僚阶层之手，我们究竟还要不要继续支持苏维埃政权和苏联。当时有些人，自称和自以为是革命者，他们已同共产党决裂，或已被开除出党，他们想彻底抛弃苏联，抛弃这个俄国革命的剩余果实，成立一个反苏政党，“清清白白”地重新开始。我们拒绝了那样的纲领，回绝了所有怂恿我们这么做的人。当时我们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了，就能招来不少人。我们坚决支持苏联，主张通过党和共产国际的手段来设法改良它，而不是推翻它。 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无论是出于急躁、无知或主观——不管是哪种原因——所有过早宣判俄国革命已死的那些人，实际上宣判了作为革命者的他们自己的死亡。这些团体和流派全都堕落了，彻底垮了，变得无足轻重，不少还投靠了资产阶级阵营。我们的政治生命，我们的革命活力之所以能持久不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苏联的态度是正确的，尽管那些控制着苏联政府的人犯下了包括迫害我们在内的种种罪行。 工会问题一如既往地非常重要。在当时尤为突出。共产国际和受它指挥控制的各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行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后，又突然急剧向左转，倒向极左主义，这是斯大林派的官僚中派主义的一个典型表现。他们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能从极右跳到极左，也能从极左跳到极右，这种趋势就是他们的特性。在苏联，长期实行右派政策，向富农和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妥协，把苏联，以及寄生在苏联身上的官僚阶层，都折腾到了濒临灾难的地步。在国际层面上，相似的政策带来了相似的结果。为了弥补这些政策造成的后果，以及在左翼反对派的严厉批判下，官僚阶层在所有领域施行了极左主义的过犹不及的纠正措施。在工会问题上，他们又捡起了脱离包括美国劳工联盟在内的现有工会的立场，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发起了建立对共产党俯首帖耳的新工会的运动。这种建立“红色工会”的疯狂政策成了当时的重头戏。 我们在第一次全国会议上，就坚决反对这个政策，并声明赞成在现有的工人运动当中开展活动，将独立工会主义局限于尚未建立工会组织的领域。这种通过人为手段来创造新的“共产主义”工会运动的理论，包藏的是改头换面的宗派主义，对此我们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依据这个立场，依据我们的正确的工会政策，我们确信当我们有机会深入群众运动的时候，我们能找到最便捷的道路。我们在第一次会议上采纳的工会政策，后来一直被我们坚持下去，以后的事件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我们必须回答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全新的、独立的政党，还是仍将自己视为现有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组织？我们再次被自以为是激进分子的人包围了，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对共产党彻底失望的前党员，他们想把婴儿和脏水一起倒掉；有的是反对共产党的工团主义者和极左派分子，他们愿意跟任何人一起成立一个反对共产党的党。此外，我们自己的队伍当中，也有一些人，他们对我们遭受的官僚式的开除、诽谤、暴力及孤立行为十分反感。他们也想抛弃共产党，成立一个新党。这条路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我们抵挡了它的诱惑，拒绝这种想法。那些将这个问题过于简单化的人常常对我们说：“你们已被党开除了，怎么能成为它的一个派别呢？” 我们解释道：问题在于正确地估量共产党的党员群众，找出接近普通党员的正确方法。如果整个共产党上上下下都已堕落得无可救药，如果存在着更为进步的工人团体（无论它确实是进步工人团体，或是由于它的前进方向，使它有可能成为进步工人团体），能让我们以它为基础，建立起全新的、更好的政党，那么支持建立新党的论点就是正确的。可我们到处都找不到这样的团体。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反对派、个体和流派当中，我们看不出任何实际的进步性、任何战斗性、任何实际的政治觉悟。他们几乎都是置身事外的批评家和宗派主义者。被十月革命唤醒的成千上万工人，组成了无产阶级的真正先锋队。他们仍然忠于共产国际与共产党。他们并不是有意投身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逐步蜕变的过程。他们还不理解导致了这种蜕变的理论问题。除非身处党内，尽力去改良党，要求党恢复民主权利，而不是去摧毁党，否则你就连倾听这些工人的意见都做不到。 我们通过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组织，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反对派），以示我们不是新党而仅是老党的一个反对派组织。经验已充分证明这一决定的正确性。我们仍是共产党的拥护者，我们反对上层官僚领导但正确评价那时的普通党员，我们寻求与他们联系，凭借着这些，我们继续从共产主义工人的队伍中获得新成员。在我们运动的头五年当中，绝大多数的成员来自共产党。所以我们才能为重生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至于那些反苏、反党的人，他们除了搅乱人们的思想之外，什么都没干成。 当时，除了决定成立一个派别组织，而不是一个新党的问题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从1928年到1933年，我们的运动为这个问题争论与斗争了长达五年之久。这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团体，由分散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的100名成员组成，对于这样一个团体，应该给它安排什么样的具体任务？如果我们成立一个独立的党，那我们就必须直接向工人阶级求助，抛弃堕落了的共产党，并在群众运动当中发起一系列活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成立独立政党，而是成立一个派别组织，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呼吁和活动，就要以共产党内外的已经组织起来的阶级先进分子为主要对象，而不是四千万美国工人群众。你们可以看出这两个问题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在政治领域内——不只是在政治领域内——你一旦说“A”就必须接着说“B”。我们不得不要么面向共产党，要么离开共产党，走向水平不高、尚未被组织起来及不曾受过教育的群众。没有两全其美的好事。 问题在于要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当然，为了成立一个能够领导革命的党，你必须找到与群众结合的道路。但与群众结合的道路要通过先锋队，而不能越过它。有些人不理解这个问题。他们觉得能够绕开共产主义工人，直接到群众运动中去，在那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理论最高级的团体——即先锋队之先锋的左翼反对派——的最佳候选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急躁和找不出正确办法的产物。与之相反，我们给自己定下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而不是鼓动。 我们说过，自己的首要任务，是要让先进分子了解左翼反对派的原则。我们不能自欺欺人，以为可以立即走到未受教育的广大群众当中去。这批先进分子当中，有数万名共产党员及同情者，我们必须尽量争取这些人，从中锻造出合格的干部，以便改造党；退一步来说，假如经过一番认真的努力后，我们最后还是失败了——但只有在失败已是无可挽救的局面时——我们可以利用在这个过程中招募来的力量，组建一个新党。只有用这种方法我们才可能重建真正意义上的党。 当时有个人横空出世，也许你们大都没听说过他，但他当时可是名噪一时。艾伯特·韦斯伯德（AlbertWeisbord）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在1929年，不知是因为批评党还是什么缘故，他被开除了。在被开除后，他决定做一番研究。你们也知道的，当人们遭受重挫之后，往往会去寻找原因，这是常事。韦斯伯德很快从他的研究中走出来，宣布自己是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不是像我们这样的50%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百分之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的人生使命就是要将我们引上正路。 他的告诫是：托洛茨基分子不应该是一个宣传小组，而应该直接进行“群众工作”。这个想法自然而然地让他提倡起成立新党，但没有人追随他，自然建不起什么党。他便把这个策略先用在先锋分子——也就是我们身上。拉拢了一些朋党之后，他便发起了一个猛烈的“从内部瓦解”的运动，并从外部不断打击我们当时在纽约市建立的一个拥有25至30人的小组。正当我们力主必须对共产党员及同情者进行宣传、以此作为与群众运动保持联系的纽带时，韦斯伯德提出了一个群众活动的纲领，他的群众活动，有99%不是针对群众，甚至不是针对共产党的，而是针对我们的托派小组织的。他在每件事上都与我们意见不一致，并指责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伪代表。我们说是，他就说绝对是。我们说75，他就喊出更大的数。我们叫“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他就给自己的小组织取名“共产主义斗争同盟”，以显得更强大。我们的活动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本质，这是在与韦斯伯德的斗争中的核心问题。他迫不及待地越过共产党，跳进群众工作。我们拒绝他的纲领，然后他在一份又一份的厚厚的油印公报上谴责我们。 你们当中可能有人想成为研究我们运动的历史学家，或至少是学习我们运动的历史。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进一步研究那些最重大的问题及我们运动史上的转折点时，可以把我这些不太正式的演讲用作路标。文献是不缺的。如果你们有心去找的话，就能找到大捆大捆专门对我们的运动——出于某种原因，特别针对我——批评谩骂的油印公报。这是常有的事，我早就学会了对此泰然处之。每当任何人在我们运动中失去理智，他就开始扯着嗓门谴责我，而我根本没有挑衅他。因此，韦斯伯德谴责我们，特别是我，但我们斗争到底，坚持了我们的道路。 我们队伍里有些急性子的人，他们认为，窘困的小团体要想迅速发家致富的话，韦斯伯德的办法值得一试。这些人深受孤立，聚在斗室里面，除非他们能保持分寸和理智，并对现实有清醒的理解，否则他们很容易接受最激进的提议。我们有些同志对缓慢的发展觉得失望，那种认为我们只需要一个群众工作的纲领、以便走出去争取群众的想法，诱惑了他们。这种情绪不断增长，以至于韦斯伯德能在我们组织内部建立了一个小派别。我们不得不宣布召开一场公开讨论会。韦斯伯德不是我们组织的正式成员，但我们还是允许他出席会议并发言。我们竭尽全力辩论这个问题。最后我们孤立了韦斯伯德。在他的纽约团体内，他招到的人从未多于13人。这个小团体经历了一系列的开除和分裂，最终销声匿迹。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辩论和斗争。我们当时不但要跟韦斯伯德斗争，还要被自己队伍里的急躁分子纠缠不休。当时身上的担子十分沉重。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们似乎都是寸步难行。有人开始气馁了，也有人随之要求某种能让运动更快发展的秘方，某种万应灵丹。我们驳倒、击败了这种要求，让自己的组织维持了正确的路线，使它始终面向着能让它健康成长的源泉——仍然受着共产党影响的共产主义工人队伍。 斯大林派的“向左转”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这次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是斯大林设计来打乱左翼反对派阵脚的，它使得斯大林派显得甚至比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更激进。他们将洛夫斯东派打成“右派”开除出党，将党的领导权交给福斯特及其同伙，宣布实行左倾政策。通过这种伎俩，给我们造成了重大打击。党内的不满分子，曾倾向我们的，曾反对洛夫斯东集团的机会主义的，现在与党重归于好。他们经常说：“你瞧，你们错了。斯大林正在纠正一切。他正在俄国，美国和其他地方全面采取激进立场。”在俄国斯大林官僚向富农宣战。左翼反对派在全世界的阵脚都被打乱。俄国党内的反对派接连投降。拉狄克等人以斯大林采纳了左派反对派的政策为借口放弃了斗争。在斯大林派突然倒向极左的这个时期，以前曾倾向我们，而当时又产生了同样感觉，从而回到斯大林主义那里去的共产党员，依我看，大概有几百人。 这是左翼反对派的真正艰难岁月。开头半年里我们取得了相当稳固的进展，并在第一次全国会议上怀着很大的希望建立了全国组织。接着，从共产党员中招收成员的工作戛然而止。在洛夫斯东派被开除后，共产党内泛起了一波幻想。与斯大林主义和解成了一股风气。我们陷入了困境。然后斯大林派开始大张旗鼓地宣扬起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年计划点燃了共产党员的激情，而五年计划正是左翼反对派所提出和要求的。美国的经济恐慌和大萧条，激起了一波对资本主义感到幻灭的巨浪。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似乎成了美国最激进、最革命的力量。党开始壮大，队伍膨胀，并吸引了大批同情者。 由于我们对斯大林派的批判，以及我们的理论阐述，在所有人眼中，我们成了一帮不可能派，成了一帮对琐碎小事斤斤计较的人。我们四处奔走，想让人们明白，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最终将危及革命；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澄清这个理论问题。而他们却迷恋于五年计划的初步胜利，他们常常看着我们说：“他们疯了，他们不是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当成千上万的新人望向苏联，看见苏联正在通过五年计划前进时，当资本主义似乎就要完蛋时，这些托派却夹着文件，要求你们读书、学习、讨论等等。没人愿意听我们的。 在运动的艰难岁月里，我们被切断了所有的联系。我们没有朋友，没有同情者，没有围绕着我们运动的外围群众。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参与群众运动。每当我们设法渗入一个工人组织，我们就会被当作托派反革命而被开除。我们试图派代表参加失业者的集会。我们的入场凭证会当场被拒，因为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我们彻底陷于孤立，被迫依靠我们自己。我们组织吸收的人员几乎降为零。我们简直完全无法渗入共产党及其外围群众。 然后，就像每个新生的政治运动那样，我们开始从那些不太健康的源头那里招募成员。如果你们的人数再次少到屈指可数，就像阶级斗争发生突变时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碰到的情况那样；如果事态再次恶化，而你们不得不从头再来的话，那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们一些可能会让你们头疼的事情。每个新运动，都会引来一类人，极端分子也许是这类人的正确称呼。老是想寻找最极端的激进主义的怪人、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人、夸夸其谈的人、被好几个组织开除过的顽固反对派——在我们被孤立的时候，这些人开始来找我们，对我们喊：“同志们，你们好！”我总是反对接收这类人，但这逆流实在太强大了。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纽约支部里，我发动了一场激烈斗争，反对接收一个人为成员，唯一的理由是他的外表和衣着。 他们问道：“你为什么反对他？” 我说道，“他上下穿着一件格林威治村式的灯芯绒套装，留着一嘴漂亮的胡子和一头长发。这家伙不对头。” 我根本不是在开玩笑。我说，这类型的人不适合接近普通美国工人。他们会把我们的组织变成畸形的、不正常的、另类的东西；这些东西与美国工人的正常生活脱节。一般而言，我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在上述例子里。我们的穿灯芯绒套装的家伙在组织里制造了各种麻烦之后，最终成为一名奥尔勒分子[1]。 来找我们的人当中，有不少人之所以反感共产党，不是反感它不好的一面，而是反感它好的一面：即党的纪律，在当前工作中，个人要服从党的决定。有许多带着半吊子的小资思想的人，他们无法忍受任何纪律，他们要么主动脱离了共产党，要么是被开除出了共产党，他们想要——倒不如说他们以为自己想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中一些人加入了纽约支部，并把同样的对纪律的偏见带进了我们的组织里。许多新人盲目崇拜民主。共产党的官僚主义让他们极其生厌，所以他们想要一个没有任何纪律、没有任何权威、没有集中的组织。 那段时间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纽约支部变成了无休止的讨论会。这些人个个能说会道。我曾想找出一个不那么能说会道的人，但一个都没找到。他们就会空谈——他们不仅能侃，还十分愿意侃；他们可以就每一个问题永远地空谈下去。他们是叛逆者，不肯接受任何权威，不肯接受任何我们运动史上的任何决定。每件事、每个人都必须一再从头被证明。 共产党把我们同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隔绝开来，我们接触不到活生生的工人群众运动，只能依靠自己，并忍受着极端分子的侵害。无路可逃。我们不得不忍受这段漫长的、充满了烦闷和争论的时期。我不得不听他们争论，所以我才添了这么多白发。我从不是宗派主义者，不是性格孤僻的怪人。对于那些错把夸夸其谈当成政治领导的优点的人，我向来没有耐心。但人们不能离开这个遭到剧烈围攻的团体。这个脆弱的小团体，会成为未来的革命党的核心，因此必须维持它的团结。它不得不经历这么一个时期。它不得不以某种方式生存下来。为了未来的利益，人们不得不有耐心，所以我们才会耐着性子听他们夸夸其谈。这不是一件易事。我多次想过，如果他们说的那些关于未来的话当中，真的有什么东西的话——尽管我自己并不相信这一点，我就会得到很好的回报——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而是某些我不得不听的东西。 这是最艰难的时候。然后，运动就理所当然地陷入了一段困难重重、充满摩擦和冲突的时期，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常常为一些琐事进行激烈的争吵。这是有原因的。孤立的小运动都会遭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孤立的小团体，只能依靠自己，承受着全世界压在它身上的重担，接触不到工人群众运动，无法从群众运动中得到认真的纠正，即使在最好的状况下，也必须度过一段困难时期。许多新成员素质良莠不齐，加剧了我们的困难。说句公道话，许多加入纽约支部的人实际上不该来这里。他们终究不是能够建立革命运动的一类人，他们是业余的革命票友，散漫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之后是运动的持久窘困。当时我们想出版报纸，想发行一系列小册子，但却没有必需的资源。我们弄到的一分钱，都会立刻被报纸吞掉。我们连一分钱周转资金都没有。那是一段充满了现实压力的日子，被孤立、穷困、内部困难弄得焦头烂额的艰苦日子。那段时期持续了不止几周、几个月，而是好几年。在那持续数年的恶劣条件下，每个人的一切弱点都被暴露出来；一切卑劣、自私和背叛都被暴露了出来。在形势尚好时我就对某些人有所了解。现在我彻头彻尾地看穿了他们。而且在那可怕的日子里，我同样学会了解本·韦伯斯特（BenWebster）[2]和明尼阿波利斯的汉子们。他们从未辜负过我，总是支持我，在艰难时期为我雪中送炭。 在那段日子里，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运动，怀着解放全人类的宏伟纲领、拥有最长远的历史眼光的运动，被琐碎的麻烦、猜忌、小圈子内斗的海洋淹没了。最糟糕的是，成员未能充分理解这些派别斗争，因为包含于其中的重大政治问题当时尚未暴露出来。尽管人们常常以为这些派别斗争不过是个人意气之争，但现在，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斗争正是1939-40年之间，我们运动中间的无产阶级倾向与小资产阶级倾向所进行的重大的、关键的斗争的提前预演。 在我投身工人运动的整整三十年里，从1929年芝加哥会议到1933年的这段时间，是最艰难的时期——忍受着可怕的彻底孤立，承受着随着而来的种种困难。孤立是宗派主义者的天然温床，但对于一个对群众运动有着直觉的人来说，这是最残酷的惩罚。 那是苦难的日子，但我们不顾一切进行宣传，总的来说，我们做得很好。在芝加哥会议上我们已决定打算不惜代价出版俄国反对派的全部信息。那时我们可以得到所有的遭禁的累积文件以及当时的托洛茨基著作。我们决定：自己能做的最革命的事情，不是走到联合广场上大喊革命，不是去贸然跑到尚未了解我们的千百万工人面前，不是要跃过自己的头顶。 我们的任务和革命义务，是要印出字来，是要按照“宣传”这个词的最狭义的意义来工作，也就是出版和传播理论著作。为此，我们耗尽全部资金，买了一台二手排字机，成立了自己的印刷所。考虑到我们可用的手段，我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史上所有的商业计划中最好的。如果我们对革命不感兴趣的话，就凭这个企业，我们准能当上最优秀的商业专家。我们当然做了很多切角加工，保持工作的运转。我们安排了一位年轻的同志来操作这台机器，他刚从排字机学校毕业。那时他不是一流的技工；而现在他不仅是一名好的技工而且也是党的一名领导，纽约社会科学院的一名讲师。在那些日子里，党的宣传工作的重任，全都要寄托这个操作排字机的同志身上。有个故事——我不知是真是假——他并不太会用这台机器。这台机器已经老态龙钟，故障连连，被奸商卖给了我们。这老家伙老是会像头累坏了的骡子一样趴窝不干，此时查理就会给它调整一下，不起作用的话，他就会拿起锤子敲它两下，让它开开窍。然后它就会老实干活，印出新一期《战士报》。 后来，我们有了业余印刷工人。纽约支部大约一半的成员经常于不同时候在印刷所工作——油漆匠，砖瓦工，制衣工人，簿记员——他们所有人都当过一回业余印刷排字工人。在一间效率非常低下、人员冗余的作坊里，我们用无报酬的劳动力挤出了一定成果。这就是托派分子的印刷厂的全部秘密。在别人看来，这样做效率很低，但是，埃及法老以来的所有奴隶主，都知道一个秘密——有了奴隶，你就不用花太多钱，正是这个秘密让它维持下去。我们没有奴隶但有热情且乐于奉献的干部，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既要编报，还要负责各种技术性事务，却几乎一分钱也不拿。我们太缺钱了。所有的账单都不能按时支付，老是被债主追着屁股催债。刚接到报纸的账单，就得交房租——不交就得滚蛋。然后马上又要交煤气费——没有煤气，排字机就动不起来。电费也要付，因为没有能量和光，作坊无法运转。不管我们有没有钱，所有的账单必须要偿付。我们最大的奢望莫过于交完房租、报纸费用、排字机的分期付款和修理费、煤气费和电费。我们几乎没有钱付给那些“雇来的帮手”——这些人不光是在在作坊里工作的同志，也包括那些在办公室里的同志，即我们运动的领袖。 基层的同志总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没有领袖做出的牺牲大。所以我们运动的领袖才能时刻拥有强大的道德权威。我们党的领导总能要求普通党员作出牺牲，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已经做出了牺牲，成了大家的榜样。 我们绞尽脑汁维持报纸的出版。小册子一份接一份地印刷出来。各个小组的同志纷纷慷慨解囊，印发了托洛茨基的新小册子，出钱维持着报纸的出版。在我们的那个老旧的印刷所里，印出了一本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书。想了解东方问题的同志，都要读一读这本在不利条件下、于纽约东第十大街84号出版的书。 我们不顾一切困难——前面我已经举出了不少——艰难地前进了几步。我们破天荒地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则教给了这个运动。我们培养了一批干部，他们注定要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发挥重大作用。我们淘汰了一些不称职的人，逐个吸收了一些优秀人员；我们在各处都招募到了新人；我们开始建立起新的联系。 我们设法举行公开会议。但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那时没人愿意听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员全体组织散发传单，在这间屋子里举行群众集会。连同我们自己的成员在内，来了59人，整个组织为之一振。我们四处奔走相告：“那晚的演讲来了59个人。我们开始壮大了。” 纽约之外的人，比如明尼阿波利斯人，向我们伸出了援手。后来获得了工人领袖美名的同志们，不是一开始就能当上工人领袖的。当时他们干的是最苦的体力活，每天要在煤场里，运上十到十二小时的煤。他们往往每周从工资里挤出五到十块钱，然后马上发到纽约，确保《战士报》能出版。有好多次，我们没钱印报纸了，就拍电报给明尼阿波利斯，然后他们就会电汇给我们25块钱左右。芝加哥等地的同志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全靠全国各地同志的努力和牺牲，我们才能坚持下来，维持报纸的出版。 也有偶然的意外之财。偶尔会有同情者捐给我们25块钱。这时我们办公室里简直就跟过节一样高兴。我们有一份“租费周转基金”，陷入财政绝境时，它就是我们最后的救命稻草，靠它可以蒙混一阵子。比方说，本月第十五天要交三十或四十块租金时，交租金的同志会在第十天把这笔钱借给我们，用来偿还紧迫的账单或其他款项。五天之内，我们得让另一位同志把房租借给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及时把钱还给第一位同志，让他去交房租。接下来，第二位同志又得去向房东求情，给他几天时间凑钱，与此同时，我们还得去找另外一笔交易，从其他人那里借钱，还给第二位同志。这招我们一直在用。全靠了它，我们才能弄到一些流动资金来解燃眉之急。 我们挺过了这段艰难困苦的时期，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纲领，因为我们得到了托洛茨基同志及我们的国际组织的帮助。在第三次流亡中，托洛茨基同志开始了他伟大的工作。他的著作和书信鼓舞了我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与政治知识的世界。国际书记处的干预，为解决我们的困境，提供了关键的帮助。我们请国际书记处提供一些建议，当建议传来时，我们明智地接受了。在这个时代，没有国际合作——这正是“国际主义”这个词的含义——任何政治团体都不可能在革命道路上生存和壮大。这给予我们力量，使我们坚持了下来，存活了下来，将组织团结一致，做好了准备，等待时机的到来。 在下一讲，我会告诉你们，当时机到来时，我们已准备就绪。当孤立与停滞之墙出现第一道裂缝时，我们能够超越自己的宗派小圈子，跨过这堵墙。我们开始在政治和劳工运动中发挥作用。当俄国反对派接连投降，当世界各地的工人群众接连受挫时，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进步，是因为我们坚持了明确的纲领，保持着坚定的信心。先锋队的先锋队突然遭到了一个又一个失败。许多人开始质疑。该怎么办？能做什么？任其自然不是更好吗？托洛茨基写了一篇文章，“坚持！坚持！坚持！”这就是他对在拉狄克等人投降后的沮丧浪潮的回应。坚持下去奋斗到底是革命者必须学会的，无论他们的组织多么小，无论他们可能多么孤立。坚持下去，奋战到底，直至转机来临，然后抓住每一个机会。我们一直坚持到了1933年，然后我们终于看见了曙光。随后托洛茨基主义者开始出现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在下次讲座中，我会告诉你们这些事。 [1]这些内容涉及到本书的第十一章：1934年，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马斯特领导的美国工人党合并，形成了合众国工人党。1937年整一年里，合众国工人党在“打入”这个策略上展开激烈争论，最终，由坎农，沙赫特曼和伯纳姆领导的多数派取胜，工人党决定打入美国社会党；由胡戈·奥尔勒（HugoOehler）为首的少数派拒绝这个结果，分裂了出去，组织了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WorkersLeague）。支持奥尔勒的人被称为奥尔勒分子。奥尔勒后来与托洛茨基决裂。该组织于上世纪50年代早期解散，而奥尔勒也渐渐湮没无闻。——译注 [2]本·韦伯斯特（BenWebster）即阿恩·斯瓦贝克ArneSwabeck(1890-1986)，丹麦移民，他是坎农的长期亲密合作者，曾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1960年代成为毛主义的支持者（他认为毛主义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因违反纪律于1967年被社工党开除。——译注
第四讲四面楚歌的左翼反对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四讲四面楚歌的左翼反对派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生·通信宣传·加拿大的斯佩克特·斯大林派的排斥、诽谤、流氓手段·向共产党中央全会呼吁·公开会议·托洛茨基主义政纲的发表·左翼反对派的第一次全国会议·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 上周讲到我们最终脱离了斯大林化的共产党，遭到开除，成立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派别，开始了争取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生的历史性斗争。我们的行动彻底改变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局势，把令人意气消沉、堕落的国内派别斗争一下子转变成了拥有国际性目标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原则性斗争。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转变中，人们可以看出，这再次显示出了思想（在这个例子中是未被篡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何等强大的力量。 这些思想克服了两类障碍而前进。前面我简单讲了一下国内的派别斗争，它曾把我们带进了死胡同。我们只顾着考虑自己的小派别，我们的眼光只局限于本国，这挫伤了我们的士气。这种形势似乎永无解决之日。另一方面，在遥远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在组织意义上已被彻底打垮。领袖被开除出党，遭流放，剥夺了公民权，遭到刑事起诉。托洛茨基被流放至遥远的阿拉木图。他在全世界的支持者队伍涣散、缺乏组织。然后，经过一系列事件后，形势得到了好转，一切开始走上正轨。托洛茨基从阿拉木图把唯一一份马克思主义的文件发给共产国际六大。它穿过秘书机关的漏洞，传到了几个代表——特别是美国党的一个代表和加拿大党的一个代表——手里。这份传达了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件，在恰当的时机传到了恰当的人手中，这就足以产生一场迅速而深刻的转变，也就是我们上周回顾过的那场转变。 随后，这个运动在美国开始了，它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影响；一夜之间，斗争的整个画面、整个前景就改变了。被官僚正式宣告死亡的托洛茨基主义重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了新的希望、新的热情和新的精力。美国党的报刊对我们大加挞伐，全世界的报刊，包括莫斯科的《真理报》都转载了。被监禁和被流放的俄国反对派通过或迟或早送到他们手中的《真理报》，知道了我们的行动，知道我们在美国造了反。反对派的斗争已到了最黑暗的时刻，此时他们突然得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已经有新的生力军走上了战场，而美国本身的力量和分量，使美国共产主义者所做的事情也变得重要起来。 我说过，列夫·托洛茨基当时与世隔绝地生活在阿拉木图的小村庄里。当时，（俄国以外的）世界运动正在退潮，它没有了领袖，遭到了镇压，陷于孤立，几乎不存在了。此时，在遥远的美国出现了一支新部队，的确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这个消息的激励下，各个反对派小组又重新开始出版简报和传单。最令我们振奋的是，我们相信处境窘迫的俄国同志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们在1928年开始的历史性斗争最令人高兴的方面之一——我们的斗争，传到了各个监狱和流放地的俄国同志那里，鼓舞和激励了他们，让他们获得了新的希望和力量，来坚持斗争。 我以前说过，我们开始斗争时，对自己将要面临的一切一清二楚。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和细致准备后，才迈出了这一步。我们参加的是一场旷日持久、敌众我寡的斗争。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没有速胜的乐观想法。我们的每一期报纸、每一次声明都反复指出这场斗争的基本性质。我们强调必须放眼未来，坚韧不拔，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来证明我们纲领的正确性。 “三个无兵之将”，从左至右：阿伯恩、坎农、沙赫特曼 第一件事当然是发行我们的报纸《战士报）。许多小派系自满于出版秘密分发的油印公报，《战士报》可不是这种东西，而是全尺寸的印刷报纸。然后我们开始工作，我们三个人——阿伯恩，沙赫特曼和坎农——他们轻蔑地称之为“三个无兵之将”。这成为了流行的称号，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军队，但这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心。我们拥有纲领，坚信这个纲领能让我们拉起一支大军。 我们开始四处联络；无论在何处知晓什么人，或者无论何时听到有人有兴趣，我们就会写给他一封长信。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性质。过去我们，尤其是我，习惯于对着相当多的听众演讲——在我们被开除前不久，我巡游了全国，对着数百人演讲，有时是数千人。现在我们不得不对着个人讲话。我们的宣传工作主要包括：寻找共产党内或接近党的孤立个人——他们或许会感兴趣——的名字、安排一次会谈、花费好几个钟头与这些单独的个人谈话、写长信解释我们的所有原则性立场以求争取到一个人。而用这种方法我们吸收到了人员——并不是以十计，以百计，而是逐个地吸收到的。 斯佩克特（MauriceSpector）摄于1930年代。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个重大变动发生后不久，斯佩克特就在加拿大做了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事情在加拿大也发生了；一个有力的加拿大小组成立了，并开始同我们合作。在芝加哥，明尼阿波里斯，堪萨斯城，费城，我们接触过的同志开始来到我们的旗帜下，人数通常不多。我认为，芝加哥开始时有十几个人。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人数相同。在堪萨斯城有三四个；费城有两个：令人敬畏的摩根斯坦恩和古德曼（Goodman）。在一些地方，只有一个人独自进行着我们的斗争。我们从纽约各处招来了一些人。初期我们能够进行组织级别的接触的地方，也就是南伊利诺伊矿区、克利夫兰和圣路易斯这几处。 正当我们忙于单人鼓动（这是我们在I.W.W时的叫法，也就是劝说别人改变信仰）时，发行量较大的《工人日报》连日用整版、有时是两版的版面来向我们疯狂开火。这些文章连篇累牍地控诉我们卖身投靠美帝、勾结工人之敌与帝国主义强国、企图颠覆苏联，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急先锋”。在这场从政治上搞臭、批倒我们的运动中，这些报纸日复一日地刊载这些内容，企图截断我们与共产党员的个人联系。在街上和我谈话、拜访我们、与我们有任何交流，都成了足以被开除的罪过。人们被带到共产党的审查会上，被指控犯有参加了有我们出席演讲的集会、买了我们在联合广场总部前出售的报纸、以前跟我们接触过等罪名——他们被迫保证以后同我们断绝关系。一堵隔离墙立了起来，阻断了我们同共产党员的联系。多年的熟人和同事，一夜之间就形同陌路。你们应该记住，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外围活动就是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是职业党务工作者。在党及其外围组织之外，我们没有利益和社会交际。多年以来，我们日常工作中所有的朋友、同事、合作者都在这个圈子里面。然后，一夜之间，这个圈子把我们拒之门外。我们完全与之隔绝。当你转而效忠另外一个组织时，总会发生这类事。一般来说，这不是很严重，因为当你离开一个固定的关系（政治的，个人的，社会的）时，很快就被推到一个新的环境。在新环境中你会找到新朋友，新的人，新同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却只经历了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与旧识的关系都被切断了，又无法建立新的关系。我们没有组织可以加入，认识不了新朋友、新同事。除了纲领和赤手空拳外一无所有，我们不得不创立一个新的组织。 开头那段日子里，我们要顶着某种压力活着，在许多方面，这种压力都是人类所能忍受的最可怕的压力——在社会上被自己的同类人孤立。在很大程度上，我个人凭借着过去的经历，已准备好应付那种煎熬。一战期间，在我老家，在那些我认识了一辈子的人当中，我活得像个贱民。因此，这第二段经历对于我来说，也许不如某些人那么艰苦。有许多同志曾是我们的朋友，他们私下里同情我们，还有许多人，他们至少是同情我们的思想的，都由于害怕遭到可怕的孤立的惩罚，而不敢加入我们或同我们联系。对于我们一小群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说，这不是一段轻松的经历，但它仍旧是一所好学校。某种思想如果能赢得你的信奉，那也就值得你为之奋斗。在美国左翼反对派的最初时期，我们这个年幼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遭到的诽谤、孤立与迫害很好地训练了我们，使我们做好了准备，在二战期间，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重压降临到坚定的异议分子和反对派头上时，让我们得以顶住了社会的压力和孤立。 斯大林派的第一种武器是诽谤。第二种武器是排斥。第三种是流氓手段。 试想一下，有一个拥有数万党员及外围群众的党，在他们的武库中拥有不止一份日报而是十几份日报，拥有无数的周刊和月刊，资金充足，并由一个庞大的、由职业工作者组成的机关。这么大的力量，全部都用来对付屈指可数的一小群人——这些人手无寸铁，孤立无援，除了自己的纲领及捍卫这个纲领的决心之外，他们一无所有。他们诽谤我们，孤立我们，当这些伎俩未能弄垮我们，他们就企图从肉体上消灭我们。他们企图堵住我们的嘴不让我们说话，攥住我们的手不让我们写作，甚至是从肉体上消灭我们，这样他们就可以逃避同我们辩论了。 我们的报纸是专门针对共产党员而编写的。我们并不打算一下子就能扭转乾坤。我们首先将信息传递给那些我们认为是先进分子的人，那些最有可能对我们思想感兴趣的人。我们知道，自己必须从他们的行列当中招募成员，至少要招到第一支部队。 我们小小的报纸印出后，编辑和成员就得去卖报。我们写好文章，然后去印刷所，在排字间一直等到纠正最后一个错误，急切地等着第一份报纸印出来。每一期《战士报》都是一件新武器，它的出版总是令人兴奋不已。然后我们夹着扎好的几捆报纸，去联合广场的街头叫卖。当然，让三个编辑改行去干报童的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缺乏助手，不得不这么做；不总是这么做，只是偶尔为之。不仅如此，为了在联合广场卖报，我们有时还会挨打，这时我们不得不自卫。 今日我顺手翻阅了《战士报》的第一期，想起了当时的一些事，我读到了第一篇关于我们挨揍的报道，这事发生在我们被开除后的头几周。我们打了斯大林派一个措手不及，在他们回过劲来以前，我们已经出版了一期《战士报》，并在共产党总部门前以五美分一份的价格出售。这产生了一阵极大的轰动。几周内，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们决定试行斯大林的武力方法。 《战士报》上的第一篇报道讲述了匈牙利组的两个妇女同志在一个夜晚带着几捆报纸去那里，打算售卖。流氓对她们拳打脚踢，把她们赶出了街道，还撕碎了她们的报纸。这作为第一起对我们的歹徒攻击而报导在《战士报》上。 之后这成了一件多少有规律的事情。我们坚持立场。我们到处大声张扬，让他们在全城出丑。每周六下午，我们都要动用所有力量去那里，围着编辑，保护他们，不让斯大林派的流氓赶走我们。一场接一场的斗争发生了。 这斗争耗费了头几个星期的时间。到了12月17日，共产党中央全会在纽约举行。而在这里，我又想指出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策略的一个重大经验。就是说，我们没有抛弃党，而是又来到党的面前。在10月27日被开除后，我们于12月17日来到全会会场，敲门说道：“我们要对开除我们的决定提起上诉。”他们安排了一个时间，允许我们在100至150名的党的领导面前上诉。当时洛夫斯东派这么做，不是出于民主，也不是因为他们遵守党章，而是为了派别斗争。你们知道，开除我们并没有结束福斯特派与洛夫斯东派之间的派别斗争。占据多数的洛夫斯东派心怀鬼胎：如果同意我们发言，有助于他们将福斯特派中伤成“托派的调解人”。我们利用他们两派之间的裂痕，参加了全会。我们不存幻想。我们甚至不指望能说服他们。我们不关心他们他们反对福斯特派的小伎俩。我们考虑的是提出我们的正式呼吁，并把发言稿印在《战士报》上面，四处散发。 “三个无兵之将”以所有被开除者代表的身份出现在了十二月全会上。我做了两小时的发言。之后我们被赶出了会场。第二天这个演讲以“我们向党的呼吁”为标题，印在了下一期《战士报》上。 我提到了斯大林主义者动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诽谤，排斥和流氓手段。在美国斯大林主义领导的武库中的第四种武器是入室行窃。他们很害怕这个用托洛茨基纲领的伟大思想武装起来的小组织，所以千方百计地想要赶在它获得听众之前击溃它。一个周日下午，我参加完我们第一个纽约支部的一次会议回来后——12或13个人庄重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组织，为推翻美国资本主义做好了准备——发现房间被从上到下地洗劫了一遍。我们不在时，他们撬开了我屋子门上的锁，破门而入。一切都是凌乱不堪；我的所有个人文章，文件，档案，信件——他们能下手的一切——都散落在地上。显然，在他们能够运走战利品之前，被我们撞破了。后来当我外出巡游几周时，他们回来完成了这项工作。这一次他们拿走了一切东西。 我们坚持自己的路线，继续斗争。我们喊声震天，无情地揭露他们，将他们的偷窃和流氓行径公之于众，迫使他们退缩。他们既无法消灭我们，也无法迫使我们沉默。当然，在这时，过去的经验令我们占了我们极大的优势。我们已饱经磨练。我们参加了相当多的战斗，所以不会被区区的盗窃和诽谤吓倒。我们懂得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一切对他们不利的事。我们用政治武器去战斗，这武器比流氓的木棒或窃贼的撬棍要强多了。我们向有善意和共产主义意识的党员呼吁，开始有人因为反对斯大林派的这些行径而向我们靠拢，我们便吸收了这些人。 几周后，我们于1929年1月8日组织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第一次公开集会。今天我察看了《战士报》的第一份合订本，在1929年1月号的头版上看到了那次集会的公告。我承认，当我回想起我们朝纽约激进派圈子里投下那个炸弹的那一刻时，心里还是有点激动。一个大招牌悬挂在劳工会堂的前面，上面写着我要就“托洛茨基和俄国反对派的真相”进行演讲。我们来到会场为之准备防卫。意大利裔的波尔迪加派小组、我们的匈牙利裔同志、一些同情共产主义而且不赞同压制言论自由的个人，以及我们最近吸收的勇敢队伍都来帮助我们。他们被部署在劳工会堂讲坛的周围和靠近门的地方，以确保会议不会被打断。所以那次会议顺利完成，没有被打断。 大厅里挤满了人，不仅是同情者和皈依者，还有怀着各种动机、兴趣、好奇心的人。演讲非常成功，巩固了我们的支持者，争取了一些新成员。它也让斯大林派阵营万分惊恐，吓得他们对我们施行更多的暴行。 我们打算就同样的内容举行全国巡回演讲。我试图在纽黑文演讲，但在这儿，他们的人数彻底超过了我们。斯大林主义者包围了我们，集会被彻底破坏。我在波士顿演讲；这儿我们做了较好的准备。我早几天到达，顺便走访了在I.W.W.内的老朋友，看看他们能不能从港区找几个小伙子帮忙，好让我们能自由发表演说。后来来了十几个小伙子守着讲台。斯大林派的一帮流氓也想来砸场子，但他们觉得要是真动手的话准会被打得头破血流，所以没敢下手。波士顿集会成功结束。毋庸多言，在这一历史场合，我的主席是安托瓦内特·科尼科夫（AntoinetteKonikow）[1]。在波士顿，按照托洛茨基纲领，成立了一个小组，有八到十个同志参加了这个小组。 在克利夫兰，我们打了一仗。著名的阿姆特（Amter）是该地区组织者，他带了一帮打手，想驱散我们的集会。我们也有几个倒向我们的小伙子，他们征集了许多同情者，激进分子，和其他赞同公平竞争和自由发表演说的人。我们从纽黑文得到了教训，把自己的人围着演讲者绕成一圈。我开始演讲，讲了几句，据我回忆，我使用了这样的表达方式：“我想向你们解释这场战斗的革命意义。” 阿姆特站了起来，说道：“你是指反革命意义吧。” 这显然是个暗号。斯大林派的打手开始咆哮，吹口哨。“坐下，反革命分子，”“叛徒，”“美帝特务，”等等等等。他们闹了大约十五分钟，会场一片混乱。他们想使我除了喧闹声，什么也听不见。这就是他们打算澄清问题的方式：只需打断我演讲。我们有另外的办法。显而易见，如果必要的话，阿姆特打算整夜咆哮。我们的中队已就绪，等待我发出暗号。我最后说道，“好的，开始吧。”随即，他们追打阿姆特和他的一帮人，一个个地把他们抓起来，从楼梯上丢下去，清理了大厅，驱除了斯大林派的乌烟瘴气。然后一切都很顺利；会议没有遭到进一步的干扰而进行下去。我们得到了最美妙的和平和安静。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在芝加哥演讲，斯大林派派来了一帮人，但他们不敢下决心动手。我顺利完成了演讲。 我出差时，在晚上会有形形色色的斯大林派干部来找我，像圣经中的人物尼哥底母（Nicodemus）[2]一样。其中之一是在以后年代中成为共产党内的大人物和底特律的地区组织者的B.K.格伯特（B.K.Gebert）。这个痛苦的人来到我在芝加哥住的旅馆找我。他讨厌针对我们的所有伎俩。格伯特是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同情我们的斗争，但却不能离开党。他无法与他所熟悉的整个生活决裂，从头开始。像他这样的人有很多。许多人受制于人，身不由己。有的害怕挨打；有的害怕诽谤；有的害怕孤立。斯大林派动用全部这些方法，吓住了成百上千的人，在自由的环境中，这些人可能会或多或少地同情和支持我们。 在明尼阿波里斯的集会上，如多年后我在北明尼苏达联邦法院上所证实的那样，我们取消了护卫。在明尼阿波里斯，我们的力量相当强大。明尼阿波里斯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领袖，邓恩，卡尔·斯科格伦德和其他人，都出来支持我们。他们自己也挺能打架，然而他们疏忽了。认为组织理论集会时流氓不会来胡闹，无需制定特殊的防御计划。这是一个错误。我们的人迟到了，斯大林派的流氓抢先赶到会场，他们棒打门口的奥斯卡·库弗，冲进大门，占据了这个很小的讲堂的前排座位。当我站起来演讲时，他们就开始像克利夫兰的阿姆特那帮人那样折腾。几分钟后，我们跟他们扭打在一起，场面一片混乱。后来警察冲进来驱散了集会。这是明尼苏达州的一件相当可耻和令人泄气的事情。因此我决心留在这里，再开一次会。我们前往I.W.W的礼堂，建议同他们结成保护言论自由的联合阵线。我们与I.W.W、一些同情者等人一起组成了工人卫队。会议安排在I.W.W的礼堂里；传单上宣布这次会议将得到工人卫队的保护。卫队从五金店买来大型斧柄，这种斧柄又好看又好用，卫队拿它们来当棍棒用，带着这些棍棒的卫队来到了会场。守卫者在演讲者前面沿着墙排成一行。其他人被布置在门旁。主席平静地宣布允许提问和讨论，但演讲者发言时不许干扰。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没有任何干扰的迹象。我们团体在明尼阿波里斯的组织工作圆满完成。 在纽约，随着我们举行的例会越来越多，斯大林派也加大了打击我们的力度。在劳工会堂这里召开的一次集会就被驱散了。他们常用的计划是带队冲进会场，把演讲者赶下讲台，抢占会场，把集会变成反托派的示威。但他们从未成功过，因为在讲台前总是有我们的装备着必要工具的守卫。斯大林派从未碰到讲台，但他们会挑起群殴，引得警察出动，在混乱中破坏集会。斯大林主义者再次尝试这种行为，但遭到惨败，被赶了出去。当斯大林主义者作出最后的尝试以驱散我们在上东区——我们的匈牙利组用来开会的地方——的一个礼堂举行的集会时，形势真达到了高潮。1929年的5月1日，我们被开除后的春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了一次五一劳动节庆祝会。今天我浏览了《战士报》，看见了在匈牙利礼堂里举行的五一劳动节集会的公告，附加的声明是这次会议将在工人防卫队保卫之下举行。这次防卫得很好；我们的策略是不让捣乱者进入。我们自己的同志，同情者和所有那些明显是来庆祝五一劳动节的人被准许进入。当斯大林主义者试图强行闯入时，被我们守卫在楼梯上挡住了，脑袋被狠狠揍了一顿，最后他们觉得冲不过来就跑了。我们平安地举行了会议。 我想是在下一个周五，斯大林派由于未能按照指示驱散五一节集会，便决定向匈牙利小组进行报复，当时匈牙利裔同志们正在举行秘密会议，有八到十人在悄悄处理支部的普通事务。这些人当中有年约五十的共产主义老战士路易斯·巴斯基，和他年约八十的老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他儿子的积极拥护者。几个妇女同志也在这里开会。突然礼堂遭到了一帮斯大林主义流氓的袭击。他们直接冲进来，开始殴打女人和男人，包括老巴斯基。我们的同志拿起凳子或椅子脚，竭力自卫。有个出席者是职业木工，口袋里装着职业工具，就在血战当中，他看见这帮流氓在殴打老人，怒不可遏，冲上去痛打了其中一个。这个恶棍后来被同伙抬去医院，在那里躺了三周，医生都不敢确定他能否挺过来。 此后，斯大林派停止了对我们的集会的袭击。他们彻底搞砸了，招致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愤慨。他们总算明白了，我们不会放弃集会和演讲的权利，我们会奋起反抗，我们是打不垮的。从那以后，只有零星的针对我们的暴力现象。我们争取到了言论自由，这不是因为斯大林派流氓良心发现，而是因为我们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进行了坚定而勇猛的斗争。 与此同时，因为我们奋勇作战，我们赢得了新成员和同情者。我们人数虽少，遭到着所有的诽谤、孤立和暴力攻击，但我们依然挺身坚持着。我们想方设法定期出版自己的报纸。每次斗争后，我们都会变得更加强大，这吸引了同情者和支持者。许多纽约的激进分子、共产党的同情者、甚至还有共产党员都会为了保护言论自由，来协助我们保护集会。我们的斗争和勇气，以及他们对斯大林派的伎俩的厌恶，促使他们向我们靠拢。然后他们开始阅读我们的材料，研究我们的纲领。他们一个一个地开始投向我们，我们便培养他们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最早的核心，是在真正的斗争的烈焰中吸收过来的。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们在各个城市建立起了这样的小组，不久之后，我们的全国组织就已初具规模。 《战士报》每两周出一期；这是如何做到的，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们，而且我不愿去回想当初是怎么解决报纸的财政问题的。靠着忠实的朋友的帮助，我们做到了。通过某种方式我们做到了，而付出了相当巨大的牺牲。但我们出版了自己的报纸、传播了自己的信息，我们觉得尽了自己的责任，履行了自己肩负的重任，从中在智力上和精神上获得了补偿，跟这些比起来，我们的牺牲算不得什么。 我们一直联系不上托洛茨基同志，不知道他生死下落。有报道称他生病了。我们从来不敢期望能见到他或与他直接联系。我们与他的唯一联系纽带是我从莫斯科带回来的那份文件，以及我们后来从欧洲团体收到的其它文件。在一期又一期的《战士报》上，我们开始陆续出版从1924年到1929年整个时期的各种俄国左派反对派的文件。我们打破了对托洛茨基及其在俄国的志同道合者的封锁。 随后在1929年的早春，我们被开除的几个月后，全世界的新闻界都因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俄国的消息而震惊不已。消息没有说他会被遣送至何处。报纸上日复一日地充斥着种种臆测，但没有一则消息谈到他的下落。这种现象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我们为不知道托洛茨基是死是生而牵肠挂肚，直至后来收到他已到达土耳其的消息。1929年的春天，我们开创以他的名字而命名、基于他的思想的运动的四五个月后，终于与正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首次建立了联系。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很快我们就收到了答复。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的那天，除去他被软禁在挪威那段时间之外，我们与自己的运动的创始人和导师的最亲密的联系从未中断过。 1929年2月15日，我们被开除后不到四个月，当时共产党正在筹办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出版了本派的“政纲”——它完整地阐述了我们的原则，表明了我们在日常问题、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把我们的政纲，同我们、以及其他派别的人以前在内部派别斗争时写的决议和论纲一比较，就能看出来，拥有国际性的理论视野的人，同那些目光短浅、思路狭窄的派别斗士相比，简直有天渊之别。我们在政纲开头，就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从国际层面上表达了自己对于俄国问题的观点，表达了自己在俄国党内斗争的关键问题——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立场。接下来我们阐述了自己对民族、美国工会、以及党组织的细节等问题的看法。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旷日持久的派别斗争中，首次出现了一份真正的、全面的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文件。这是师从俄国左翼反对派及其纲领所得出的成果。 我们在《战士报》上刊出了这个政纲，一开始是作为我们对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提议，因为尽管我们被党开除了，我们仍是共产党的一个派别组织。我们没有踢开共产党另立炉灶。我们回到党员当中，对他们说：“我们属于这个党，这份政纲是我们向代表大会提交的纲领。”当然，我们并不指望官僚会允许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为自己的纲领辩护。我们不指望他们会采纳它。普通党员才是我们的目的。正是这个路线，这个技巧使我们能够接近普通党员。每当洛夫斯东，福斯特和其同伙对他们说：“这些家伙，这些托派分子是共产国际的敌人；他们企图分裂党。”我们可以向这些党员解释自己并不是那种人。我们的回答是：“不，我们仍然是党的成员，我们正提交一个政纲给党，它能让党的原则立场更加清晰，让党走上一条更好的道路。”我们用这种方法与最优秀的那部分党员保持联系。我们驳斥了那些污蔑我们为共产主义之敌的诽谤，让他们相信我们是党的忠实卫士。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先是引起他们的注意，最终将他们中的大多数逐个吸收进我们的团体。 通过查看我的笔记，我想起我们于3月19日在劳工会堂里举行了一次会议，抗议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正当驱逐托洛茨基的新闻轰动世界时，我们在劳工讲堂这里召集了一次群众集会，登出广告说坎农、阿伯恩、沙赫特曼要在会上演讲。我们对这种可耻的行为表示抗议，公开声明我们与托洛茨基团结一致。 《战士报》在1929年5月17日发出号召，要求召开美国左翼反对派的第一次全国会议。这篇文章，以及在会议召开前相继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要求采用我们向共产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政纲，后来我们也是这么做的。这份由坎农，阿伯恩和沙赫特曼起草，作为草案提交给共产党的政纲成了我们组织的政纲，提交给了我们的第一次会议。 会议的另外任务是进一步阐明我们队伍在俄国问题上的立场。如果你研究美国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从1917至今的历史，你将会发现，在每个关头，在每个关键场合，争论中的主要问题都是俄国问题。从1917年直到1919年社会党的分裂，正是俄国问题决定了人们的归属——是走向革命派还走向是改良主义派。当1928年托派被开除时；在我们的运动的发展过程期间，在我们与形形色色的派别和团体进行的无数斗争中；直至1939年和1940年，我们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进行的斗争中——最关键的问题总是俄国问题。俄国问题每次都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它不是关于可能发生的革命的抽象问题，而是关于一场实际发生、并仍然存在的革命的问题。跟过去这场革命刚开始时一样，今天对待这场革命的态度，仍然是决定一个政治团体的性质的关键标准。 在第一次大会上，我们不得不阐明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刚被开除，并开始同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斗争时，就有各种各样的人想加入我们，但有一个小小的条件：我们要抛弃苏联和共产党，建立一个反共组织。要是我们接受这个条件，一开始就能吸收到数百名成员。 另外一些人打算另起炉灶，不再作为共产党的一个派别组织而活动，而是宣布成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共产主义运动。阐明这个问题，也是会议的任务。我们是创立一个独立的新党，放弃在共产党内的任何未来工作呢？还是继续声明我们是一个派别？这个问题必须得到果断的答复。 第一次全国会议所涉及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全国组织的性质和形式，以及全国领导的选举。直到那时，“三大将”能以领导的资格活动，仅仅是因为他们最先开始了这一斗争。当运动刚开始时，这一事实便足够了：出来带头斗争的人，比任何选举出来的人更有资格当领导。但这不能无期限地继续下去。我们认识到有必要召集一次会议，选举一个领导班子。我们很走运，为了筹办这次会议，我们曾给托洛茨基写信，他的答复及时传给了我们。他的回复像他的所有来信一样，像他的所有文章一样，充满着政治智慧。他的友好建议帮助我们解决了问题。 《战士报》报道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第一次会议，来自12个城市的31名代表和17名候补代表，代表着全国的大约100名成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于1929年5月在芝加哥举行。你们可以从我引用的数字中看到，我们的年轻组织的几乎一半成员以代表或候补者的资格出席了这次历史性会议。会议在团结、乐观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气氛中举行。我们准备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护会场，不让斯大林派的流氓来破坏。全部代表总共48名都被招入自卫的队伍中。如果斯大林主义者打算阻扰这次会议的话，他们得到的最好回答就是一顿痛打。但他们决定由我们去，我们安静地召开了几天会议。 我再说一遍。来自12个城市的31名代表和17名候补者代表了我们全国组织的大约100名成员。我们自称为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党左翼反对派）（theCommunistLeagueofAmerica，LeftOppositionoftheCommunistParty）。我们坚信自己是正确的，自己的纲领是正确的。我们走出大会会场，心中坚信不疑：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那一刻，重生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将会把1928年5月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作为自己的整个发展过程的起点。 [1]安托瓦内特·科尼科夫（AntoinetteKonikow，1869年11月11日——1946年？月？日），娘家姓布希霍尔兹（Buchholz），出生于俄国一个犹太家庭，上大学时移民瑞士，1891年与摩西·科尼科夫（MosesKonikow）在苏黎世结婚，在瑞士期间参加了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1893年移民美国，1902年毕业于波士顿塔夫茨大学，获医学学位，此后在波士顿行医直到三十年代。1893年参加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请勿同第四国际美国支部混淆），1897年退党，1901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19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美共开除，后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938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成立时，被选为全国委员会荣誉委员，此后毕生参加托派运动。她是美国计划生育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之一。——校对者注 [2]这里借用了圣经中的尼哥底母在夜晚去见耶稣，求问基督永生之道的典故。斯大林党内的许多党员、干部像尼哥底母一样，虽然心里知道托洛茨基是正确的或者至少对反托有疑惑，但却常常不敢在人前承认，只是藏在心里，所以要晚上（私下，偷偷地，不为人知）去见坎农，去弄个明白。圣经中说尼哥底母见了耶稣后见信了基督，但这些斯大林主义党的成员见了坎农后，又有多少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呢？——译注
第三讲左翼反对派的开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三讲左翼反对派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较量·俄国左翼反对派·美国共产主义者只关心本国问题的狭隘思想·反托运动·第六次世界大会·坎农和斯佩克特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对坎农、沙赫特曼和阿本的“审判”与开除·向党呼吁·《战士报》的出版·派别的壮大 上次讲座谈到美国共产党的1927年。俄国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关键斗争已进行了四年。在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中，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这一斗争也在进行着，只是我们对此还没有确切的认识。 俄国党内的这场重大斗争，起初仅限于极度复杂的俄国问题。我们美国人对俄国国内问题了解得很少，所以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全新而陌生的。我们难以理解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有着深刻的理论本质——毕竟，直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接受过真正严肃的理论教育——而且我们又得不到全面的信息，这让我们难上加难。我们得不到俄国左翼反对派的文件。他们的观点被压了下来，不让我们知道。我们得不到真相。相反，我们被塞给了一大堆充斥着有系统的歪曲、曲解和一面之词的文件。 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打出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如今事情对这个运动的任何一个认真的学生来说都是一目了然的，那你当初为什么理解不了它？”对于这个问题，我会为他们做一下解释。我的解释，是那些撇开党内生活机制、孤立地看待重大分歧的人从未想到过的。不用承担责任的人，比如一个普通学生，或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他们用不着面对这些分歧，也就用不着谨慎或克制处事。他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有什么东西搞不明白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出来。而党的一个革命者却不能这么做。对于那些主动承担起责任，号召工人参加自己的党的那些人来说，为了这个党的纲领，他们要奉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收入乃至生命，所以他们不得不用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党。他的良心使他在精心准备好一个新纲领之前，不会要求推翻旧的纲领。不满和疑惑不是纲领。你不能靠这些东西把人组织起来。1939年，当我们刚开始在俄国问题上产生分歧时，托洛茨基对沙赫特曼提出的最严厉的批评之一，就是在他开始对我们的旧纲领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但心里又没有半点新纲领的明确思想时，就不负责任地通过党表达了他的怀疑。托洛茨基说，党不能停滞不前。你不能光靠怀疑就弄出一个纲领来。一个严肃且有责任感的革命者不能仅仅因为他对某些事情感到不满，就去妨碍党。他必须等到自己已经做好了提出一个具体纲领、或是建立另外一个党的准备的时候，才能这么做。 这就是我在共产党内那些年里的看法。我个人是觉得很不高兴的。我从未热衷于俄国党内的斗争。我理解不了它。而且，随着斗争越来越激烈，针对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拉科夫斯基[1]为代表的俄国左翼反对派的迫害愈演愈烈，我心里也越加不满和疑惑。在共产党内的无止尽的斗争中，这对我的立场，我们派别的立场产生了不利影响。我们仍试图在美国范围内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常见的错误。我觉得最重要的教训之一是第四国际已教导我们：在现代，你不可能在民族基础上单独地建立一个革命政党。你必须以一个国际性的纲领为起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建立起国际运动的各国支部。 顺道说句题外话，这正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与布兰德勒派[2]、伦敦局[3]、皮维尔[4]等人的重大分歧之一。他们提出：要先在各国建立起强大的党之后，才谈得上建立新的国际。按照他们的说法，只有在各国建立起强大的群众性政党之后，才能把它们联合到一个国际组织内。托洛茨基做的恰好相反。在他于1929年被驱逐出俄国，而能放手去从事他的国际性工作时，他提出这样的观点：你们要从国际性的纲领开始，要根据这个国际纲领来把队伍组织起来，不管各国的队伍人数有多少；要逐步地建立起你们本国的支部。在这个争论上，历史已给出了它的裁决。那些以本国为起点而抛开国际组织问题的党，全部失败了。自限于本国的政党无法生根发芽，因为在这个国际性的时代，不再有狭隘的民族纲领的空间。只有根据国际纲领、从各国开始建立的第四国际存活了下来。 当我们还在早期的共产党内的时候，我们没有理解这个原则。我们专心于美国的国内斗争。我们求助于共产国际给予我们国内问题的帮助。我们不想为其他支部的问题或整个共产国际的问题而烦心。这是个致命的错误，这种只关心本国问题的狭隘思想将我们推进了派别斗争的死胡同。 事情开始变得对我们非常关键。没有一个派别想要分裂党或脱离党。他们都是忠诚的，狂热忠诚于共产国际，从未想过与其决裂。但党内形势令人沮丧，变得越来越糟糕，看上去已无可救药。显然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找出团结各个派别的办法，二是让某个派别占据统治权。有些聪明人（说得更明白点——奸诈的人）和在莫斯科消息最灵通的人，开始意识到，要想得到共产国际青睐，让共产国际给自己的派别撑腰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积极放肆地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莫斯科对世界各国成员党的命令。继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在1927年被开除之后，莫斯科要求所有成员党立即选择自己的立场，并含蓄地威胁说，任何未能采取“正确”立场——即支持开除左翼反对派——的个人或团体将遭到莫斯科的打击报复。“教育”运动在进行。洛夫斯通派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先锋。借此他们换取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在这整个期间内，他们享有这支持。他们组织了“教育”运动。全党召开了无数部门会议、支部会议、党员会议，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被派到这些会上，让党员领悟开除红军的缔造者和共产国际主席的必要性。 福斯特派虽然没有洛夫斯通派那么灵敏和狡猾，但也不甘落于人后，他们奋起直追。实际上他们在跟洛夫斯通竞争谁是最厉害的反托分子。他们就这个题目争相发表演讲。 现在回头一看，我当年居然没有参加这些运动中的任何一个，真是很有意思，这在相当程度上预示了后来要发生的事。我是投票给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决议，这是很遗憾的，但我真的从来没有做过一次演讲，或是写过一篇文章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那不是因为我是托派。我不想违抗俄国党的多数派和共产国际。我拒绝参加这些运动，只是因为我无法理解它们的议题。洛夫斯通的得力干将伯特伦·乌尔夫[5]是最厉害的托洛茨基迫害者之一。他动不动就会发表两小时之久的演讲，解释在俄国农业问题上托派分子是多么的错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理解这问题。他也不理解，但对他来说，这不是太大的障碍。洛夫斯通分子和福斯特分子发表这些演讲和进行这些运动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讨好莫斯科的当权派。 有人也许会问：“你当时干嘛不发言支持托洛茨基？当时我不能那么做，也是因为我那时还不理解他的纲领。那时候我脑子里充满了怀疑和不满。当然，如果一个人不用对党承担责任，如果他只是个观察者或评论者，那他可以直接说出自己的疑惑，然后就抛开不管了。在一个严肃的政党内，你不能这么做。如果你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就什么也别说。最好的事是保持沉默。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2月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即著名的1928年二月全会，它是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所有俄国反对派的领袖被开除后几个月召开的。一场动员全世界共产党支持斯大林官僚阶层的大规模运动已经发动了。在这次全会上，我们为党内派别问题，政治形势的估计，工会问题，组织问题——我们为所有这些问题而激烈斗争——而斗争和争吵。这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然后，我们谈到了议程上的最后一点，俄国问题。伯特伦·乌尔夫，作为洛夫斯通多数派的报告人，用大约两小时的时间详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那时问题是敞开讨论的。洛夫斯通派和福斯特派的每个成员依次上台发言，表示赞同乌尔夫的报告，然后再补上几句，表示自己理解开除反对派的必要性，并支持洛夫斯通派和福斯特派。 我没有发言。自然，因我的沉默，坎农派的其他成员感觉发言时有些不自在。他们不喜欢这情形，并组织了某种施压活动。至今我还记得，我坐在会堂的后面，心里很不高兴，觉得很痛苦、很困惑，我确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搞鬼，但又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比尔·邓恩[6]，这个邓恩家族的不肖子弟，那时的政治委员会委员之一，和我最亲密的伙伴，与另外几个人来到后面。“吉姆，你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发言。这是俄国问题。如果你不在这个报告上说话，他们会打垮我们的。站起来，说几句留个记录也好。” 我拒绝这样做。他们坚持要我这么做，但我很固执。“我不打算这么做。我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发言。”在我看来，这不是“明智的政治作风”，尽管事后看来似乎是这样。这与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无关。这完全是一种情绪，我对这个问题只有一种顽固的个人感觉。我们得不到任何真实消息。我们根本不了解事实真相。那时，1927年，俄国党内的争论已开始牵涉到国际问题——中国革命问题和英俄委员会问题。现在几乎我们党的任何一个党员都能告诉你中国革命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因为从那时起已经出版了大量材料。我们已用中国革命的教训来教育我们的年轻同志。但在1927年，我们这些偏狭的美国人对此还是一无所知。中国在万里之外。我们从未见过俄国反对派的任何论点。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殖民地问题。我们不能理解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深刻理论问题和随之而来的争论，因此我们没法拿出真正的立场来。对我来说，英俄问题似乎稍清楚些。俄国反对派和斯大林派就英俄委员会的成立问题进行了重大的斗争，这个委员会是由英俄两国工会活动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它成了英国的独立的共产主义活动的替代品。在1926年英国大罢工的关键时刻，这一政策压制了英国共产党的独立活动。那年春天，我偶然得到了俄国反对派关于这次争论的一份文件，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觉得，反对派的路线是正确的，至少是在英俄委员会这个问题上。不管怎么说，我相信他们不是某些人口中的反革命分子。 1928年二月全会之后，我在全国各地游历了一番，这几乎成为我的定期活动了。我有个习惯，每一两年就要至少在东西两岸之间游历一次，以便真切把握美国的脉动，感受美国的走向。现在回头看看，你可以发现，党在纽约的某些领导人的许多不切实际的思想和错误，以及许多狭隘观念，根子都出在他们一辈子就生活在曼哈顿岛上，对这个巨大的、多样性的国家没有真实的感觉。在国际劳工保卫组织（InternationalLaborDefense）的资助下，我做了1928年的旅行，这次旅行长达四个月。我想远离令人窒息的永无止尽的派别斗争的气氛，在群众运动中放松一下。比起其他问题来，我对俄国问题是最迷惑不解的，我想找个机会来考虑这些问题。在我从太平洋海岸返回的途中，文森特·邓恩[7]不止一次提醒我这个问题，当我逗留在明尼阿波利斯时，除了其他的事情外，他和斯科格隆[8]同志还询问了我对于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看法），我回答他们：“我算什么人，轮得到我来批判俄国革命的领袖吗？”，借此向他们表明我不支持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当几个月后斗争公开爆发时，他们记起了这件事。 1928年春末夏初，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像往常这种场合一样，我们派了一个包括所有派别的代表的大代表团去莫斯科；遗憾的是，我们去出席大会，不是为了专注于解决国际运动的问题——作为一个支部的代表，我们也许能为解决这些问题出一份力；而我们所有人却都或多或少地只关注我们美国党内的小斗争；我们去出席世界大会，是去看看能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幸的是，这几乎是每个人的看法。在前往大会的路上，我对俄国问题，反对派的争论的真正澄清不抱任何希望。那时，反对派似乎已被彻底摧毁。反对派的领袖们被开除。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潜在同情者都已被开除出党。这些问题似乎已经没有可能重新提出来。但它仍然继续困扰着我。而且它非常困扰我，以至我不能非常有效地投入到我们派别在莫斯科的斗争中去。 自然，当我们到达莫斯科时，我们继续进行派别斗争。我们立即组织我们的代表开小组会议，然后开始考虑我们能采取何种措施来击败其他派别，起草指责其他派别的文章，在大会委员会前展开喋喋不休的争论。在这些事务上，我差不多是一个闷闷不乐的参与者。正好在那时，他们开始分派委员会。也就是说，每个代表团的领导成员被委派到大会的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内，一些人在工会委员会中，一些人在政治委员会中，一些人在组织委员会。除此之外，还有纲领委员会。在六大上，共产国际第一次通过了完整的纲领。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然而直至九年后的1928年，它仍然没有一个完善的纲领。这并不是说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初人们对纲领问题漠不关心，而仅仅意味着那些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纲领问题是多么严肃认真、起草纲领时是多么谨慎细致。在1919年，他们先通过了一些基本的决议，在1920、1921、1922年他们又通过了另外一些决议。在第四次大会上，他们开始讨论纲领。第五次大会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因此在1928年的六大上，我们面前便摆上了一份纲领草案，它带有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创作印记。 我被分配在纲领委员会，部分因为其他派别的领袖对纲领不怎么感兴趣。“把那东西留给布哈林吧。我们不想为此而费心。我们要进入政治委员会，它将决定我们的派别斗争；或进入工会委员会；要么就进入其他的比较实际的委员会，它将决定一些烦扰我们的工会方面的小问题。”这就是美国代表团的普遍情绪。我被塞进纲领委员会里，这是给我的某种空洞的荣誉。而且老实说，我也对纲领不怎么感兴趣。 然而，把我塞进纲领委员会，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已让斯大林不止一次头痛，更不必说福斯特，洛夫斯通和其他人了。因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被开除出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托洛茨基，正在向共产国际上诉。你们都知道，托洛茨基不只是站起来，绕开俄国党。被开除后，他趁着召开共产国际六大的机会回来了，他不止带来了上诉文件，还带来一篇批判布哈林和斯大林的纲领草案的文章，通过这个批判，他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托洛茨基的文件题名为《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9]。由于莫斯科机关（它们本来应当做到官僚式的天衣无缝的）的一些疏忽，托洛茨基的这份文件流入了共产国际的翻译室。它落入了备用文件存放处，在那里有十几个无事可做的翻译和速记员。他们拿起托洛茨基的文件，将它翻译出来，分发给各代表团的头儿和纲领委员会的成员[10]。看哪！就这样，它被放在我的膝盖上，翻译成了英语！莫里斯·斯佩克特[11]，一位加拿大党的代表，有几分与我相同的心情，他也在纲领委员会中，而且他得到了一个副本。我们抛开那些小组会议和大会会议，阅读研究起了这份文件。然后我和他就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我们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一边的是托洛茨基。我们在那达成了一个协议——斯佩克特和我——我们会回国，然后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开展斗争。 尽管我们已经信服于托洛茨基，但我们并没有在莫斯科大会上开始战斗。从我阅读那份文件的那天起，我就自命为托洛茨基的一个门徒，此后都没有过动摇怀疑。因为我们没有在莫斯科发起战斗，一些局外的吹毛求疵者或许会质问：“为什么你不在第六次大会上发言，为托洛茨基辩护？”我的回答是：如果这么做了，反而不能最好地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你们在政治活动中也是要这么做的——手段必须服从于目的。共产国际已相当斯大林化。大会被斯大林派操纵着。对我们来说，在大会上表达自己的全部立场，很可能导致我们被关押在莫斯科，然后我们就会被击溃，在国内被孤立。洛夫斯通后来就是中了这个莫斯科的圈套（这里指的应该是1929年洛夫斯通的失宠——校注）。照我看来，我的职责和政治任务，是在我自己的党内组织起支持俄国反对派的基础。为此我首先必须回国。因此在斯大林化的大会上我保持沉默。朋友之间的坦诚是一种美德；在对待无耻的敌人时，这是愚蠢的标志。 无论我们怎样小心地隐瞒自己的观点，都不为过。特别是我，已经有人开始怀疑我在“拿托洛茨基主义玩火”了。吉特劳在他那本可怜的、为人代写的悔过书（指他的那本《我忏悔》IConfess—译注）中讲到格伯乌已核查了我在莫斯科的活动，报告给共产国际说“坎农在与俄国人的交谈中已泄露了他有着强烈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我受到了他们的怀疑，但他们不愿过于唐突地控诉我。他们认为自己可能还能把我“纠正”回去，这比公开爆发冲突而招致出丑要好得多。他们有充分理由来推测出：如果由此引发公开斗争，我是会让他们出丑的。 所以，我们最后回到了国内（我记得是在九月），就美国党内的派别斗争问题，我们什么都没解决，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在莫斯科的斗争中，洛夫斯通派占到了一点点上风，但与此同时，斯大林已将一些限制性条件列入决议，为后来除掉洛夫斯通派打下了基础。我将托洛茨基的纲领草案批判偷带出俄国，将它带回国。回国后，我立即着手执行自己规定的任务，开始组建一个支持托洛茨基的派别。 你们或许会以为这件事很容易办到。可当时的形势却是这样的：此处用冒号而不用原来的句号，跟下文连接起来。托洛茨基被共产国际的所有成员党批判为反革命分子，共产国际六大再次重申了这一批判。没有一个党员公开支持托洛茨基主义。全党一致反对它。那时党已不再是一个你能在其中提出问题，获得公平讨论的民主组织。拥护托洛茨基和俄国反对派意味着给自己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帽子，不经任何讨论就会立即被开除。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任务是：在必然到来的决裂来临之前，秘密组建一个新派别，它的前景是：无论它的规模大小，它肯定会被开除出党，并势必同斯大林派斗争，同整个世界斗争，建立一个新的运动。 从一开始，我就对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没有一丝怀疑。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存有任何幻想的话，那我们就会对结果感到失望，从而发生动摇。我先是悄悄地物色人选，暗地里跟他们谈话。罗丝·卡斯纳[12]是我的第一个坚定的追随者。从那时直至今日，她从未退缩过。在国际劳工保卫组织中和我共事的沙赫特曼和阿伯恩，都是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但不是政治委员会委员），和我一起投身于这个全新的、伟大的事业。还有一些人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干得还可以，在各处取得了一点进展，我们一直都很小心。一个关于坎农是托派分子的传闻流传了出来，但我从未公开说过这样的话；而对于这个传闻没人知道该怎么办。此外，党内形势有些复杂，这同样对我们有利。如我谈到过的那样，党被分成三派，但福斯特派和坎农派合作，当时两派有一个联合党团。这使得福斯特派左右为难。如果他们没有揭发隐藏的托洛茨基主义，并积极与之作战，他们就会失去斯大林的同情和支持。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对我们采取强硬手段，就会失去我们的支持，他们就不能指望在即将召开的大会上赢得大多数。他们被优柔寡断折磨着，而我们无情地利用了他们的矛盾性。 我们的任务是艰难的。我们有一份托洛茨基文件的副本，但没有任何方法来复制它；我们没有速记员；我们没有打字机；我们没有油印机；而且我们身无分文。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小心挑选人选，让他们产生兴趣，然后劝说他们来到屋内阅读那份文件。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我们聚集了一些人，他们帮助我们将真理传播到更广的圈子中去。 最后，大约一个月之后，一位同志的轻率举动暴露了我们，在福斯特派—坎农派联合党团会议上，我们不得不过早面对这个问题。福斯特派以质询的形式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听到了一些风声，所以他们要我们解释。很明显，他们非常担忧，仍犹豫不决。我们采取了攻势。我说道：“任何人对我提出的质询，我都会将其视为对我的侮辱。大家都清楚，我今天的地位，是为党打拼了十年才得来的，谁怀疑我的地位，我都要生气的。”我们又糊弄了他们一周，那一周里我们又在各地把一批人争取了过来。然后他们又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重新讨论这个问题。那时哈撒韦[13]从莫斯科回来了。在莫斯科他曾在所谓的列宁学校待过；实际上它是一所斯大林主义学校。他在斯大林的学校里学得很努力，比本土的鞋匠[14]更清楚如何控诉“托洛茨基主义”。他说，应该这么办——提出一个提案：“本会议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然后观察各人对这个提案的态度。我们则提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早已解决，完全不必重提此事，以此为借口来反对这个提案；这是虚假的、形式的借口，但在对付一个有着警察思想的斯大林学校的毕业生时，这是必要的策略。我们说，我们拒绝参与任何这样的胡闹行为。 我们为此争论了四五个小时，而他们仍不知该拿我们怎么办。他们进退维谷：如果他们沾上“托洛茨基主义”的污点，他们将失去莫斯科的同情；如果，在另一方面，他们与我们闹翻，就不可能赢得大多数支持。他们非常想要占据大多数，他们怀有这样的希望——哎呀，他们是多么希望——坎农这么精明的人，最后会恢复理智，而不会为了托洛茨基一条路走到黑，去徒劳地战斗。我们没有说得这么直接，我们对他们稍作让步，让他们以为这希望或许会实现。会议再次推迟做出决定。 在这件事上，我们获得了大约两周的时间。最后福斯特派内部做出判断，这个问题已经太过棘手了。他们正听到越来越多的关于坎农，沙赫特曼和阿伯恩把党员争取到托洛茨基主义一边的传闻。福斯特派害怕得要死——他们害怕洛夫斯通打听到这些事之后，指控他们是坎农派的同谋。他们惊恐万分地将我们驱逐出联合党团，将我们提到政治委员会面前控告我们。我们在政治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受审。我们在早期发行的《战士报》上报导了那次审讯。自然，这是一个袋鼠法庭（kangaroocourt西方法律术语，即非正规的法庭。也指私设公堂或不合法律规程和正常规范的审判—译注），但我们拥有充分的余地来发表很多演说，来盘问福斯特派的证人。这并不是因为党内民主。我们能得到这些“权利”，是因为在政治委员会里占多数的洛夫斯通派急于打击福斯特派。为此他们给了我们点余地，而我们充分利用了它。审判日复一日地艰难进行着——越来越多的党内领导和工作人员受邀参加——最后有大约一百人成了我们的听众。直到那时我们并未承认任何事。我们所做的只是反复诘问他们的证人、打击和揭露福斯特派，等等。最后我们厌倦了这一切，关于党内动向的报告传向全党之后，我们决定转入进攻。我向前来旁听的党内干部（他们一直保持安静，而且有点被吓到了）宣读了一份声明，宣布自己在一切原则问题上百分之百地支持托洛茨基与俄国反对派，并决定要跟他们走，为他们的路线斗争到底。我们被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开除了。 就在第二天，我们的油印声明在党内传播。我们预料到了开除。我们为此作了准备，然后回击。大约一周后，我们出了第一期的《战士报》，这一击令他们大惊失色。当我们被拖入审讯中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底稿，并同印刷商谈好了交易。我们于1928年10月27日被开除。就在第二周，《战士报》面世了，这第一期《战士报》是十一月号，是俄国革命周年纪念特辑，上面登出了我们的纲领等等。就这样，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公开斗争开始了。 一开始我们当然没有什么光明前景。但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头几周就站稳了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投出了“炸弹”，把党内无原则的派系斗争的僵局炸个粉碎。当我们采纳了一个有原则的国际主义纲领，以此为立足点的时候，仅仅通过这一次爆炸，我们就从自己身上洗刷掉了美国党内各派过去的所有错误和过失。我们明白自己为何而战。所有的那些小小的组织上的阴谋诡计，在过去的争论中曾显得十分巨大，如今被我们像一件旧衣服一般抛弃了。我国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由我们开始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重生了。 光看人数的话，这场斗争没有什么前途。我们三个签署声明的人（我、阿伯恩和沙赫特曼）在走向我家、去为组建一个要夺取美国政权的新党制订计划时，感到很孤独。当时我们三人都在为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工作。我们被开除出党后，立刻被赶出了国际劳工保卫组织，还拖欠了我们的工资，一直都没付给我们。我们身无分文，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弄来钱。当我们计划出版第一期《战士报》时，我们还没搞到经费。但我们和印刷商达成了协议，允许我们赊一期的账。我们给芝加哥的一些朋友写信，他们寄给了我们一些钱，这样我们才出版了报纸。我们自豪地宣布它将每月发行两次。我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在被开除出党之后不久，我们发现了一群匈牙利同志，他们因派别斗争中的种种原因，一两年前被党开除了。他们独立于我们而存在，不为我们所知，他们与一些在阿姆托格公司——苏联驻纽约的贸易代理商——工作的俄国反对派接触后，成了坚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我们眼中，他们简直就像一支百万大军。我们在纽约找到了一批意大利反对派，他们是波尔迪加[15]的追随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但我们跟他们合作了一阵子。我们进行了相当有力的斗争。我们强硬地回应了指控。我们开始通过《战士报》传播俄国反对派的新材料——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六大纲领草案的批判等。没过多久，人们就能看见，一个派别正在开始形成，它是有未来的，因为它有一个明确的原则纲领。 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规模很小，但它是一个信仰坚定、热情高涨、行动果断的派别。全国各地都有人开始加入我们。我们的最重大的收获来自明尼阿波利斯。这个地方不仅在卡车司机罢工斗争中发挥了作用，而且也对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我们在芝加哥也获得了支持者。 我们在许多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我们被开除之前，我们来不及与纽约之外的党员进行充分交流。共产党内大部分同志是在接到我们被开除的消息时，才知道我们的立场的。党的领导层的拙劣政策帮了我们大忙。他们的方法是在全国上上下下，在每个委员会和每个支部内都提出赞成开除坎农、沙赫特曼与阿伯恩的提案。任何想要问问题或想要得到更多消息的人都会指控为托派分子，然后立刻被开除。这帮了我们许多忙；他们把这些同志推向我们，使我们至少可以同他们谈话。在明尼苏达州，我们有些关系不错的朋友，我们曾同他们长期合作过。洛夫斯通派的代表去到那里，召集党员开会，要求他们立即投票赞成那个支持开除我们的提案。他们拒绝了。他们说：“我们像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想听听这些同志说的话。”他们立即被开除了。他们与我们联系。我们向他们提供了文件材料，《战士报》等。最后，那些因为不愿立刻支持开除我们的人当中，几乎所有人都对我们表示同情，大多数人加入了我们。 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这不仅仅是民主的问题。而是事关马克思主义纲领的问题。如果我们自满于利用人们对官僚主义的不满来拉拢人马，那我们也许能拉到更多的人。但这样的基础是不够充分的。不过我们先利用民主问题来争取听众的同情，然后立即坚决地向他们解释托洛茨基主义在一切政治问题上的正确性。 你们不难想象，对于全党来说，我们的立场和被开除是何等巨大的冲击啊。多年以来，他们一直被灌输托洛茨基是孟什维克，是因反革命而被开除的观点。一切全都被彻底颠倒了。迷惑不解的党员的头脑里充满了对托洛茨基和俄国反对派的偏见。然后，党的三位领导人站出来宣布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他们被开除后，立即到处去找党员，告诉他们：“托洛茨基在一切原则问题上都是正确的，我们可以证明给你看。这就是许多同志遇到的情况。那些不愿立刻投票反对我们的人当中，有许多是不想离开党的。那时他们对托洛茨基主义一无所知，而且或多或少确信它是反革命的。但官僚开除他们的愚蠢行为给了我们一个能让我们与他们谈话、商量、并向他们提供刊物的机会。这为我们派别的初步巩固创造了基础。 那时候，每吸收一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如果一个派别刚成立时只有四人，当你吸收到第五个人时，人数就增加了25%。相传，社会主义工人党[16]很久以前曾经兴高采烈地宣布，他们在德克萨斯州的得票翻了一番。实际情况是：他们得了两票，而不是平时的一票。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费城吸收到第一个新成员的那一天。在我们被开除之后不久，党内攻击我们的声音甚嚣尘上，有一天，有人来敲门，我开门一看，是费城的摩根斯特恩（Morgenstern），他还很年轻，但在派别斗争中已经是个老资格的“坎农派分子”了。他说，“我们听说你们因托洛茨基主义而遭开除，但我们不相信。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在那些日子里，你难以相信会遇上任何好事，除非它来自你自己的派别。我记得那天，我们走进里屋，从隐蔽处取出托洛茨基那份宝贵的文件，将它递给摩吉（摩根斯特恩的昵称-校注）。他坐在床上，一口气读完了这篇很长的“批判”——它是一整本书——连头都不抬一下。读完后，他便下定决心跟我们走，我们便开始制订在费城建立一个小组的计划。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吸收了许多人。托洛茨基的思想是我们的武器。我们在《战士报》上连载这份“批判”。我们只有一份副本，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能将它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因为它篇幅太大，我们无法油印。我们没有自己的油印机，没有打字员，没有钱。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失去了党内的职位，没有任何收入。我们忙于政治斗争，连去找份活计糊口的时间都没有。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筹集政治运动资金的困难。我们连个办公室都租不起。直到一年之后，我们总算在第三大街租了一间危危欲坠的办公室，高架铁路就在窗边震耳欲聋。我们的运动诞生两年之后，我们搞到了第一台油印机，然后我们就开始扬帆远航。 注释： [1]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可夫斯基（XристианГеоргиевич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校对者注 [2]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德国共产主义活动家，曾积极参加德国社民党左派、斯巴达克派和德国共产党的活动，在1917年至1923年的德国革命期间发挥了重大作用。1921年曾短暂担任德共主席。他在共产国际里支持以布哈林为首的右翼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德共之后组织了德共（反对派），他是国际右翼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之一——校对者注 [3]伦敦局（LondonBureau），全称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中心（InternationalRevolutionaryMarxistCentre），它成立于1932年，是由一些脱离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左”翼中派主义政党组成的，它的许多成员虽然同托洛茨基同志的国际左翼反对派比较接近，但并没有参加第四国际，因此被人戏称为“第三半国际”或“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它的主要支部有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s）、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LabourParty）和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ObrerodeUnificaciónMarxista）等。——校对者注 [4]马索·皮维尔（MarceauPivert，1895年10月2日——1958年6月3日），法国教师、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记者。他是全国教师工会（SyndicatNationaldesInstituteurs）的活动家，一战期间坚持和平主义立场，战后参加法国社会党，成为党内左翼流派“革命左派”（GaucheRévolutionnaire）领袖之一，1938年6月脱离社会党，成立了工农社会党（Partisocialisteouvrieretpaysan），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二战结束后回国，重新参加了社会党。——校对者注 [5]伯特伦·戴维·沃尔夫（BertramDavidWolfe，1896年1月19日——1977年2月21日），早年投身激进运动，活跃于美国社会党，1919年参与创立美国共产党，在党内追随洛夫斯通，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洛夫斯通的小组织，直到1940年因反对美国参加二战而退出。二战后投靠反共阵营。——校对者注 [6]威廉·弗兰西斯·邓恩（WilliamFrancisDunne，1887年10月15日——1953年9月23日），昵称“比尔”，1910年参加美国社会党，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1929年当选为美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1946年被指控进行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比尔·邓恩虽然曾与坎农密切合作，但在美国的左翼反对派被开除之后，他没有像自己的几个兄弟那样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而是继续留在斯大林主义的美共之内，所以坎农这里说他是“不肖子弟”。——校对者注 [7]文森特·邓恩（VincentRDunne）（1889-1970）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长期领导人。他是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核心领导人。1941年作为18个卡车司机和社工党的领导人之一分子在明尼阿波利斯遭到史密斯法案的审讯，被捕入狱。他在明尼苏达的社工党内活动直至去世。——译注 [8]卡尔·斯科格隆（CarlSkoglund）（1884-1960）瑞典裔美国革命者，生于瑞典达尔斯兰，1911年赴美，初期在IWW内，后成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而遭党开除，帮助坎农创立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930年代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运动中，他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坎农等人一道因反对战争而遭到史密斯法案的审讯，被捕入狱。直至逝世，他一直处于美国政府的驱逐出境的威胁之下。 [9]《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收录于《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三联书店，1965年，第1—192页。——校对者注 [10]在罗伯特·亚历山大所著的《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一书，谈到坎农是把澳大利亚的代表威尔金森灌醉后偷到这份文件带出俄国的。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我们并不关注，事件的过程是怎样的，我们无须穷究，只须明白：坎农得到这份文件，并因为这份文件，他开始转向真理的一边，即托洛茨基的一边，毫不动摇地开始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而这个抉择在当时对坎农来说，意味着自己的党内地位和舒服的安乐椅的丧失，要付出的代价甚至是他的头颅，但如坎农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中所说的那样，这是“良心的逼迫”，即革命良心的逼迫。同样即使这种情况是真实的，我们也无需惊奇，坎农去世后，汉森（JosephHansen）在给他的悼词中说到“吉姆与其他一些同样拥有才能的，沿此路线（即马克思主义）的人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他在原则—革命社会主义的原则——的框架内行事。”，仅此评价我们足以“谅解”坎农的这件“不光彩”的举动——译注 [11]莫里斯·斯佩克特（MauriceSpector，1898—1968），原籍俄国，幼年时随家人移居加拿大。曾参加加拿大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icPartyofCanada），后参与创建加拿大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Canada），1928年起追随托洛茨基主义，1932年建立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加拿大支部。1936年迁居纽约，在那里领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大会上，他就国际问题发表了报告，1939年脱党。——校对者注 [12]罗丝·卡斯纳（RoseKarsner）（1890-1968）坎农的妻子与伴侣，出身于罗马尼亚，1908年加入美国社会党，后成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美国共产党开除，她是美国托洛茨基的第一批领导者,与坎农一样，终其一生，保留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译注 [13]克拉伦斯·阿尔伯特·哈撒韦（ClarenceAlbertHathaway，1892年1月8日——1963年1月23日），出身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木匠家庭，当过机械工人。早年曾参加美国社会党，1919年参与成立美国共产党。在党内追随福斯特派，曾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1940年因酗酒被开除出党。四十年代后期又重新入党。——校对者注 [14]鞋匠这个词（斯大林是鞋匠的儿子）这里可能是对美国斯大林主义者的讽喻，哈撒韦在莫斯科的列宁学校学习了三年，受到斯大林主义思想的充分灌输和训练，强于美国本土的这些二流的，未得鞋匠真传的斯大林主义者。——译注 [15]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Italiano），十月革命后转入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一起主持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Comunistad’Italia）。1923年2月被墨索里尼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30年被开除出意共。1944年后将极左派组织为“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CommunistParty），继续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运动。——校对者注 [16]这里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是指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LaborPartyofAmerica），成立于1876年7月15日，原名美国工人党（Workingmen’sPartyofUnitedStates），2008年9月1日因财政困难关闭了全国办公室，此后停止了活动。——校对者注
第二讲老党内的派别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二讲老党内的派别斗争 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工会工作中的收获·农工党的投机活动·共产党的出版社·劳工保卫·派别斗争·社会成分·领导层的巩固·共产国际的作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起源 上周我简单地讲了一下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创时期。尽管我跳过了许多内容，只讲了最突出的部分，但我们不能跳过1922年，在这一年里有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地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化以及公开工作的开始。我谈到了早期运动中不好的方面，以及困扰着它的幼稚病，特别是剧毒的极左主义幼稚病，新生的运动差不多总是要犯这些毛病的。 尽管有种种不好的方面、许多工作中犯了脱离实际的错误，但运动的正面——在美国第一次成立了根据布尔什维克学说建立的革命政党——却远远盖过了这些负面因素。这一创举是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一群人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他们吸收了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教导。他们使自己习惯于守纪的作风，这是建立一个严肃的工人政党的先决条件之一。这在美国是破天荒的。他们建立了一个职业的领导机关，这也是一个严肃的革命党的最基本要求之一。 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非常有力地证明了思想具有无可比拟的强大影响力。这突出表现在IWW（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与年轻的共产党之间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中。在战前时期，IWW是个规模相当大的激进工人运动。进入战争时期，它自然就成了拥有最庞大的无产阶级战士群体的组织。而共产党的核心出自于社会党。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最初是小资产阶级，大部分的青年人没有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中许多人是外裔工人，从未真正同化于美国的阶级斗争。 就人力资源而言，优势完全在IWW.那边。他们的战士身经百战，久经考验。他们有成百上千的成员在狱中服刑，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自信地高谈革命术语的运动，他们常常是侧目以对。IWW料想自己的行动和牺牲要远远强过这个目前只有满口理论空话的新革命运动，便一点也不害怕它来竞争。他们大错特错了。 几年之内——到1922年——共产党已取代I.W.W.成为领头的先锋组织，这是再清楚不过了。尽管IWW拥有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尽管他们过去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他们却无法跟上步伐。他们没有根据战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来调整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小看了学说和理论。所以他们的组织才会衰落，而与此同时，共产党这个新生的组织尽管在资源方面不如IWW，它的缺乏经验的青年却能掌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活生生的思想，彻底超越了IWW，并在短短几年里就把IWW远远甩到了身后。 轻视思想的力量，或是以为能够找到什么东西来代替建设革命运动的正确思想，是愚蠢的，这就是这段经验的重大教训。 在我们结束了与极左派进行的关于合法化的基本战斗后，党走向了地上。正如我所说的，共产党争取到了美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支持。各方都正确地把它看作我国最先进和最革命的团体。党开始吸收一些本土的工会活动家加入自己的队伍。威廉·福斯特[1]带着他在钢铁工人罢工中赢得的荣誉，与相当大的一批工会活动家一起参加了这个外国出身的、有几分异国情调但却充满活力的共产党。党的整个走向开始转变。党从地下的争吵，不切实际的争论和过分繁琐的学说转向群众工作。共产主义者开始忙于阶级斗争的实际问题。党逐渐变得“工会化”，而且蹒跚地步入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FederationofLabor），这个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唯一的劳工组织。 在我们为党的合法化而斗争时，我们也在为纠正党的工会政策而斗争。这个斗争也获得了成功；最初的宗派主义立场被否决了。初创时期的共产党人改变了最初赞成独立工会的狭隘看法。现在他们引领共产党的整个有活力的力量进入反动工会。促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功绩同样属于莫斯科，属于列宁，属于共产国际。列宁的那本伟大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很果断地澄清了这个问题。1922年至1923年，党顺利地踏上打入工会运动之路，而且迅速地开始在我国一些地方的工会里获得重大的影响力。在煤矿工会和成衣工会当中表现特别突出，在其他地方党也多少产生了一些影响。 但在进行这个实际而完全进步的工作的同时，党陷入了某些机会主义的投机活动。显然，没有一个党能够永远地纠正偏差；它必会矫枉过正。棍子向后弯曲。因此，这个年幼的党，它不久之前还在地下的隔绝状态中从事学说的精炼，而与工会运动完全隔绝——更不必说接触到政治运动、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劳工骗子了，而现在，还是这个党，它又在工农政策上陷入了一系列疯狂的投机活动当中。党的领导层企图在没有得到工人的群众运动的充分支持、共产党人自己还没有足够力量的情况下，就通过一系列的策略和联合，在一夜之间建成一个大的农工党（泛指“工农联合”的一类政党——注），这使党陷入了混乱。一场新的内部斗争爆发了。 1923年，就在关于合法化的旧斗争得到清算之后六个月左右，一系列新的派别斗争开始了，这些斗争一直持续到1928年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被开除出党的时候）。斗争一直持续到1929年春天，曾把我们开除出党的洛夫斯通派领导层自己也被开除了。从那以后，靠着开除每个具有任何独立个性的人和选举了一个有任何风吹草动就暴跳的新领导层，斯大林化的共产党停止了派别斗争。凭借着官僚手段，他们在党内实现了坚如磐石般的和平。他们实现了思想停滞及腐朽的和平。 派别斗争虽然一直在撼动着党，但并没有阻止它为阶级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和在许多领域开展了活动。它首次在我国创办了一份革命性的日报。对于人数不过1万5千人的党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宣传工作广泛开展。劳工保卫工作以前所未有的范围和基础组织了起来。在那时，共产党给工人运动带来了许多进步性的创新。几乎每场重要的罢工都是由党领导的。尤其是1926年的伟大的帕塞伊克罢工（PassaicStrike），这场引起全国关注的罢工就是完全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进行的，在美国工人阶级运动中，共产党人日益成为每一个进步和富有战斗性的潮流的无可匹敌的领导者。 在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文棍帮闲，在幻灭的变节分子帮助下，企图把这个时期——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描绘成一幅充斥着愚蠢、错误、欺骗和堕落的场景。这是完全错误和荒谬绝伦的评价。早期共产党内派别斗争的原因，要从比个人的恶意更严肃的地方去找。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对事实有一些了解，仔细研究了共产党的发展之后，他就会推理出派别斗争的某些原则，这能帮助他理解其他工人政治组织、特别是新出现的组织的派系斗争的爆发。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自作聪明的人决不会这样做——派系斗争并不是共产党所独有的。自政治活动开始以来，每一个政治组织都会受到派系斗争的折磨。有些人特别关注早期的共产党人当中因派别斗争而造成的种种麻烦；有些人记录和议论早期共产党人当中的一些反面人物和他们干过的尔虞我诈之事，就好像其他任何组织都没发生过这些事一般）。颠倒历史是搬弄是非者的特长，诸如尤金·列昂(EugeneLyons)[2]和马克斯·伊斯特曼(MaxEastman)[3]以及其他不务正业之辈，这些人从未涉足实际的工人阶级斗争。最近，他们与悔过的变节者沆瀣一气，如本杰明·杰特劳(BenjaminGitlow)[4]，此人被彻底打垮了、幻灭了，所以他投入了美国民主的怀抱中，而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是美国民主的叛逆者，曾与之战斗过。在自己的信念被统治者打垮后，他便向打垮了自己的人的信条皈依了，这是何等悲哀的景象啊。 他们将这些派别斗争描绘成十分离谱的东西。每当他们发现一些在道学先生看来不太光彩的事情时，他们就大加渲染。而对于坦慕尼协会[5]或共和党的“伦理道德”，或是我们在社会党内看见的彻底的虚伪、堕落、伪善和可憎的朋党之争，他们就根本没想过，连提都不提。只有当他们在有关早期共产党的记录里面翻出什么不光彩的东西时，他们才会做出一副义愤填膺大呼小叫的样子。 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么做，反而在无意中赞美了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仿佛在说：人们有权期望共产党——哪怕是在它幼稚和发育不良的早期——应该有些更美好的东西，这些东西要比人们期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稳固的政治组织中应有的东西更美好。而且在它的早期不止这一点实情。手段必须为目的服务。任何违反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的真理或荣誉的举动都会与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相抵触；这些行为是不合适的；它太惹人注目。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中的这些特性——他们整个有系统的欺诈，诳骗，偷盗和两面派伎俩——源自于这些组织和整个大环境。 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头十年全过程的派别斗争有着多重原因。这并非是一帮盗匪聚拢到一起，然后开始为分赃而争吵。根本不是这回事。并没有赃物。在初创时期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怀着严肃的目的和真诚的动机，为了组织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而来的。他们准备为自己的理想上刀山下火海，而且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那些集合到1917年俄国革命旗帜下，然后于1919年芝加哥大会时建立了拥有五六万名成员的伟大运动的人都是如此。对于那些在可怕的迫害开始后，不顾逮捕和驱逐，地下的艰难困苦，财政困难，而留在党内的人尤是如此。那帮假道学先生，自己不能做出如此的牺牲或冒如此的风险，自甘于当个旁观者，便企图把初创时期的共产党人污蔑为道德败坏分子。他们简单地将整幅图画颠倒过来。在早些年代，最优秀的分子被吸引到党内。在屡遭迫害和艰难困苦的地下时期，他们遭到了进一步淘汰。不，派别斗争的起因，远远不止是某些人的恶意。在我看来，出了几个坏蛋并不能证明什么。你随便找桶苹果来翻两下都能找到一两个坏苹果。派系斗争之所以持久不断，是由于更深刻的原因。 在第一讲里，我解释了暗含在党的成员中的巨大矛盾。一方是占主流的外国语领导层，他们想用不切实际的办法，来解决在一个他们尚未同化于其中的国家里建立一个运动的问题；由于他们的狂热设想，他们不得不控制运动，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仅仅为了保卫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的教条。而另一方是人数较少的美国人团体，他们确信，即使他们对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解不如外国人——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运动也必须要走美国式的道路，必须有一个本土的领导层。正是这个矛盾为派别斗争提供了原料。 此外，还有另一个因素：缺乏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领导。在俄国1917年的胜利后，运动一夜之间迅速发展起来。社会党内所有位高权重的旧领袖都拒绝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坚持走安全的改良主义道路不动摇。希尔奎特（MorrisHillquit）[6]，伯杰（Berger）[7]，党的所有知名人士，对俄国革命和运动中年青革命者的渴望不屑一顾。甚至对革命表示同情的德布斯（EugeneV.Debs），当最终决裂时，仍留在希尔奎特和伯杰的党内。新运动不得不寻求新的领导；那些崭露头角的人几乎都没有名气，没有丰富经验和个人威信。需要经过长期的一系列派别斗争，党才能看出谁是最能胜任的领袖、谁不过是临时人物。从一次大会到另一次大会，党的管理机构转变很快。在这些激烈的派别斗争中，临时的，偶然的人被推到一边，在斗争中如果你不能坚持和忍受困难，就会被挤到一边，然后被击倒。第一年，许多似乎有领导能力的人，被一致推选，第二年可能就被扫到一旁，然后被先前不出名的人所取代。在斗争进程中，所有这些都是筛选领导的一个过程。有别的可行途径吗？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路子行得通。一个有威信的领导机构在党的坚定支持下，能够保持他们的连续性——如果不通过内部斗争，我还真不知道有哪个类似的领导层能得到巩固，除了内部斗争之外，我也不知道类似的领导层还能怎样去巩固自己的地位。恩格斯曾写道，内部冲突是每一个政党的发展规律。它当然也是早期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规律。而且不仅仅是早期的共产党的；也是它的正统继承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发展规律。 一个运动，当它通过经验、通过一系列的斗争和内部冲突，成长到一定程度，即建立起了一个巩固的、享有崇高威望的、能够同心协力并且在政治思想上差不多一致的领导机构时，派别斗争就会趋于减弱。它们变得更罕见且破坏性更小。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有着更显而易见的思想内容，而且对于成员更具启发意义。在缓和以及有时阻止进一步的派别斗争中，这样的一个领导层的巩固成为一个有力的因素。我们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最终巩固了一个相当稳固的领导层，但这个领导层的特殊结构反映出了党的成分的矛盾性。在四五年的思考之后，对于每个人来说，究竟谁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已经非常清楚了。然而他们不是曾在1919-20年当领导的人。在这些斗争中幸存下来的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员寥寥无几。 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最终涌现出来的领导层——而且在运动的历史中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方面——并没有巩固成一个单一均质的群体。那是因为党本身不是均质的。那时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对全党有威信和影响的领导层，相反，当时党的重要领导人都是各个派别的领袖，这些派别反映出了党内的矛盾。始于1923年的新派别斗争，刚开始是因农工党政治运动而起的，然后扩展到我们的政治工作、我们接近美国工人群众的途径、工会工作的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上——这个扩大的斗争，显然是党的社会成分、各种团体的不同来源和背景的矛盾的反映。 斗争是由我和福斯特组织的，我们反对当时的多数派——鲁登堡、洛夫斯通和佩帕尔[8]等人。我们集团是工会的、无产阶级的派别，我们集团的成分是工会会员和无产阶级，这一点很快就变得很明白了。绝大多数——实际上是全部——工会活动家、有经验的美国工人、激进斗士和比较美国化的外籍移民都支持我们。 佩帕尔—鲁登堡—洛夫斯通派拥有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同化程度较低的外籍移民工人。他们派别的典型领导，包括典型的次要领导，都是市立学院学生，没有阶级斗争经验的年轻知识分子。洛夫斯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家伙。总的说来，他们当然要比其他派别的领导懂得更多的书本知识，此外他们懂得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他们是很难对付的人。但我们也懂得一些东西，包括那些书上没有教的事，我们给他们造成了不少麻烦。争夺党的控制权的斗争是残酷的，双方都毫不留情，不管当时谁占据大多数，斗争年复一年地进行下去。有时当前的斗争集中于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例如，党的全国总部应位于何处？我派说在芝加哥；其他派别说在纽约。我们为此而斗争。然而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如搬弄是非者描绘般的愚蠢家伙。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将总部搬到芝加哥，将赋予党一个更美国式的方向，使得它更接近于矿区，，更接近于美国工人运动的中心。我们想要使党无产阶级化和美国化。他们强调纽约也有着政治动机。党内小资产阶级势力在纽约有较强的力量；知识分子在这里起着更大的作用。他们在这里更舒适些——我的意思是在政治意识上。如果你们追根究底的话，那么关于党的总部的位置的斗争事实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基本上可以被未来诚实且客观的历史学家恰当地描写成——我认为这会做到的——党内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势力之间的一场斗争，虽然无产阶级势力缺乏足够明晰的纲领来揭示这场斗争的全部意义。现在别忘了，当时我们实际上还很不成熟。那时我们才刚刚开始学习布尔什维克的学说，而且学得不太好。我们没有政治经验，没有人来教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不得不在叩击灵魂的斗争当中学习每一件事。在激烈的斗争中，蹒跚而行的无产阶级派犯了许多错误，做了许多自相矛盾的事情。但在我看来，推动这场斗争的力量的本质，从历史观点上说，是正确和进步的。 随着这一斗争的展开，两个主要的派别——福斯特—坎农为一方，鲁登堡—洛夫斯通—佩帕尔为另一方——产生了进一步的分歧。确实，从一开始分歧是隐含着的，因为在福斯特—坎农派内同样也有阶层的划分。起初，我们这派里面跟我联系最密切的是从初创时期就入党的老党员，他们先于福斯特派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原则。而福斯特派则是拥有较多经验、思想上局限较多、对理论和政治问题较少关注的工会活动家。在这场永无休止的派别斗争的进程中，这个暗含的分歧显露了出来。于是，有了三个派别：福斯特派，洛夫斯通派（鲁登堡于1927年去世）和坎农派。分歧持续至1928年他们将我们开除出党。 所有的这些派别为他们也不能完全理解的思想而斗争不休。正如我以前讲过的，我们有宣言，大体上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我们缺乏政治经验、思想教育、理论知识来制订出足够明确的纲领，来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案。你们回想一下几年前我们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进行的激烈斗争吧。如果你研究了那场斗争，明白了它的发展过程，你就会明白，通过在过去的共产党内进行的小资产阶级派和无产阶级派之间的比较初级的斗争中获得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从那时起，我们获得了更多的经验，读了一些书，然后学到了更深的理论与政治知识。这使得我们能够明确提出争论点，以及避免反对伯纳姆(JamesBurnham)[9]，沙赫特曼(MaxShachtman)[10]和其同伙的斗争陷入没有出路的无原则争夺的泥潭之中，就像过去已发生过的情况一样。 方才我所提到的这些领导——鲁登堡，洛夫斯通，坎农，福斯特——这四个人总是在党的政治委员会内。这四个人总是党内公认的，有威望的领袖；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各自派别的领袖，这些派别使得他们成为党的领导层之一部分。而每一派的力量之强、各派之间实力之相当，使得无一派能被压垮或被消灭。这四人当中的每个人都与许多人、许多的党的有才能的干部都有联系。所以，比如当洛夫斯通派借助于共产国际的帮助和强制，获得党内的大多数时，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不能将我们扫除，特别是由于工会和群众工作几乎被其他派别所垄断。党的许多组织者，作家和干部与我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无人可代替他们。福斯特派甚至更强大，尤其在工会领域。他们不能踢开我们；说得更确切些，在党内没有分裂的情况下。 因此可以说，党实际上分成了三个部分。每一派别都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在各自的领域内有着实际上无限的权威，受着最低限度的控制。福斯特派掌握了全部的工会工作。我们组织了国际劳工保卫组织，而且实际上自由地掌控它。这是洛夫斯通派占微弱多数时的事。洛夫斯通派控制着党的机关，但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抛开我们，所以这一独特的力量平衡延续了好几年。当然，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看，它算不上是真正集中的党。它是三个派别的结合。就问题的本质而论，当时的党就是那样子的。 我们不能独自解决问题。无一派别能够决定性地打败其他派别；无一派别会离开党；无一派别有足够的能力制订它的纲领以便赢得党的真正的大多数。我们陷入了持续很久的、令人丧失斗志的派别斗争的僵局，没有尽头，前无出路。那是令人气馁的日子。对于任何头脑正常的革命者来说，长年累月，而不仅仅是几周几月地忍受派别斗争，是让人非常难受的。有一些人喜欢派别斗争；所有派别中，都有这么一些人，只有当派别斗争爆发时，他们才会活跃起来。一到那时，他们就变得精力充沛。每当做到一些建设性的工作——示威游行，纠察队，增加刊物的发行量，帮助阶级战争的战俘——他们就对于那些平淡无奇的日常工作不感兴趣。然而只要宣布要举行派别的小组会议，他们就必定出场——还每次都坐在前排。 在所有的运动中，总有某些异常类型的人物。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单就“我所认识的专业派别斗士”这个题目，我可以开上好几期传记讲座。这样的人永远不能领导政治运动。在运动最终停止派别斗争，找到了明确的道路后，职业派别斗士在领导层中就显得格格不入。归根到底，领袖必须树立。我们这些老派别的领袖不是天使，这点我必须承认。根本不是。在政治意识上，他们是非常粗野的斗士。他们尽其所有来斗争。但他们是追逐私利的恶棍吗？尤金·莱昂斯和马克斯·伊斯特曼之类的对运动浅尝辄止的人，以及那些置身运动之外、用抽象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它的虚情假意之辈就想把他们描绘成这样的人。但他们根本不是这种人。就连迟至现在才支持这一论点的吉特劳，当初也不是恶棍。我觉得他们中的某些人一出生就是坏蛋，而所有派别的大多数领导干部是为着理想主义的原因和目标来到运动中的人。这其中甚至也有那些后来堕落为斯大林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的人。他们的堕落是一个长期的演化，压力，失望，受骗，幻灭等等的过程。那些在1919年的艰苦岁月里来到运动，更确切地说，在战争时期被俄国革命吸引到一起的人，在1919年成立了党，在地下时期的迫害和搜捕中，经受住了考验——从道德立场上看，他们远胜于坦慕尼协会的或共和党的或其他任何你们可以叫得出名字来的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政客。 如果我们能得到自己所需的帮助，我们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说更有经验和更有权威的人的帮助。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太大了。在最先进的政治运动中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而且也确实发生过了：地方组织将中央架空，陷入争吵，争吵发展成派别斗争和形成派系，直至形势变得——因他们缺乏经验——不能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如果他们有一个英明的全国领导层，一个能够明智且公正地介入的正直而成熟的领导层，这类局部的僵局十之八九最终能得到解决，而且同志们可以在共同的工作中找到统一的基础。现在看来，如果我们当年能够从共产国际和俄国领袖那里得到自己所期待和依靠的帮助，我们肯定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所有的派别都有好的一面。都拥有有才能的人。在正常的情况下，有了正确的领导层和来自共产国际的帮助，所有这些派别的绝大多数领导人本来是可以走到一起，建立起一个巩固的、单一的领导层的。这三个派别的领导在更有经验的国际领袖的监督和指导下，团结合作，将会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支强大力量。共产党本可以向前迈出一大步的。我们去找共产国际，寻求帮助，然而麻烦的真正源头却在那，虽然当时我们对此不知晓。共产国际瞒着我们，正开始经历它的堕落过程。1921年和1922年，在工会问题上，在党的地下和合法问题上，我们从列宁，托洛茨基和整个共产国际得到了真诚而有力的帮助，使得我们能够解决问题，解决旧的派别斗争。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遭遇了共产国际的堕落和斯大林化的开端，而不是获得这样的帮助。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对待我们党就像对待其他党那样，不打算解决问题，反而要让混乱继续下去。他们正密谋把所有独立的、难以驯服的和冥顽不化的人清除出去，这样他们就能在一片混乱中造出一个惟命是从的斯大林主义党。他们正企图把各国的党都变成这般听话的党，那些敢打敢拼的领导人对他们自然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们每年经常去莫斯科。“美国问题”总是在议事日程上。共产国际中总是有一个“美国问题委员会”。他们看着我们在委员会面前争斗，然后很快确信，对于他们心中的诡计来说，驾驭这些家伙将会相当困难。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正制订清除所有派别的最杰出领导人的计划，然后拼凑出一个将成为斯大林的工具的新派别。 每次前往莫斯科时，我们都相信：这次我们会得到一些帮助和支持，因为我们的路线和意见是正确的。而每次我们都感到失望，非常失望。共产国际总是支持反对我们的小资产阶级派。他们抓住每次机会打击早期占多数的无产阶级派。我们最初在1923年的大会上斗争到底，然后赢得了一个二比一的多数。很显然，党员群众需要无产阶级派的领导层。随后，在福斯特—坎农集团正式分裂后，大多数时候我们仍然结盟反对洛夫斯通派。每次党员都获得机会来表达他们的想法，他们表示自己想要这个派别联盟控制党的领导层。但共产国际说不。他们要想解散这个派别联盟。而且，出于种种理由，他们特别急于解散我们的团体——坎农集团。他们肯定已起疑心了。他们想尽办法来试探我。早在1924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上，出乎我的意料——当时我未参加大会——他们通过了一个决议，批评了我犯过的一些小错误。党的领导层中的其他人曾犯过类似的或更严重的错误，但共产国际故意提出我玩忽职守的小错误以便削弱我的声望。 然后，过了几年，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显现了出来。谁有资格来担任各国的党的领导人、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能担任领导人，这些都要由莫斯科来决定，而这个资格和标准就是：谁最大声地反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谁就能当领导。关于俄国党内斗争的问题，我们一点真实的消息都得不到。我们被当权派的文件和种种指控及诽谤淹没了，却几乎得不到来自另一方的东西。他们滥用了普通党员的信任。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党的领导人身上，他们相信共产国际，任由这种信任被一再滥用。每次我们前往莫斯科，回来时带着一份表面上是为党内“和平”所拟定的决议，而不是解决方案，但这种草率的方法使派别斗争比以往更激烈。 这种办法根本解决不了斗争。每一篇团结的宣言墨迹未干，斗争随即再次爆发。犬儒主义开始在党员队伍中间蔓延。签订“和平协定”，意味着“现在派别斗争要变得更加激烈了”，这已经成了一句格言。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你不得不有所保留，不得不每步观望，因为你身处敌对的氛围中。你有必要在每次赞成任何事时而附保留条件。一种很糟糕的道德氛围像迷雾一样笼罩着党。 堕落的共产国际对我们党拥有决定性的影响，许多肤浅的人利用这个事实来证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切实际的、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帮虚情假意之辈只不过暴露出了，他们自己对于一个国际革命组织是什么样的、以及必须是什么样的一无所知。莫斯科的影响是极其自然的事。年轻的美国党对俄国领导的信任和期望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俄国人发动了一场革命。在国际运动中，俄国党的影响和权威自然要比其他任何党都大。初入门者当然要由更英明、更富有经验的人来引导。所以，在任何国际组织当中，这种情况都是很正常的，而且理应如此。 一个国际组织里，各国党的发展水平都大体相当，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我们可以从托洛茨基同志（他是俄国革命和反抗斯大林的斗争的全部经验的具体象征）在世时的第四国际里发现这一点。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里拥有最崇高的威信和声望。他的话语里没有官僚的强制命令，而有一种强大的道义力量。此外，每当遇到困难、发生争论时，他都能充分运用自己的耐心、智慧和知识，来真诚地、富有成效地帮助人们解决困难和争论，对每一个向他求助的政党和团体，他总是尽力相助，这正是我们一再看到过的。 我们在共产党内的经验，是所有日常工作当中的无价之宝，在我们与第四国际内经验比我们更少的团体打交道时，这些经验同样是无价之宝。现在托洛茨基同志已经离开了我们，所以，吸收了更丰富的政治经验的我们党，在国际运动中拥有可能比其他党都要大的影响力，这是很自然的。如果在不远的将来，第四国际的某个支部在面临着革命形势的时候，表现出它的领导层具有足够的才干，足以完成一场成功的革命，那么它自然会拥有强大的威望和影响力。通过各支部的赞成，它将成为第四国际的领导党。这仅是国际政治运动不均衡发展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后果。 在共产国际内，我们的不幸和悲剧在于：俄国革命的伟大领袖，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真正完成了革命的那些人，在反对十月革命的反动过程和俄国共产党的官僚化堕落过程当中，被打倒了。美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党一样，未能理解这个大斗争的复杂问题。我们在黑暗中战斗，只关心我们本国的麻烦。这就是毒害派别斗争的东西所在。这就是导致派别斗争最终蜕化为无原则的争吵和争权夺利的原因所在。只有及时理解一个国际性的纲领，才能使年幼的美国共产党免于堕落。我们直到1928年才领悟到这点。但已经太迟了，要想为了最初的革命目标而拯救党——而不仅仅是拯救它的一个小派别，已经太迟了。 在1923年到1928年间存在于党内的这三个派别，都经历了各自的演变过程。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基础干部完全来自于坎农派。左翼反对派的整个领导层，特别是是它的最初成员都来自我们一派。正如你们所知，洛夫斯通派在1929年被斯大林的一道残暴谕旨开除了出去。从1929年到1939年，洛夫斯通派发展了自己的组织，然后解散了，倒向了资产阶级一边，成了“民主”战争的支持者。在坚决忠于斯大林和彻底放弃独立性的基础上，福斯特派和其他派别的一些二流领导人拼凑到了一起。他们都是二三流的人物。他们不得不在阴暗处等待，直到真正的战士被开除出党，需要听话的跑腿儿顶上去的时候，他们才冒出来。他们变成了如今的美国共产党的当权的领导，人为制造出来的领导。然后，他们也经历了自己的自然演化过程，时至今日，他们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运动的急先锋。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们必须记住：我们的现代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不是起源于别的地方，而是源自共产党。尽管党在早期有着种种不好的方面（我毫不留情地列数了它们）；尽管它有种种缺点、不够成熟、犯过各种幼稚病和错误；不管在回顾派别斗争和它们最终的堕落时别人会怎么说；不管别人对我国共产党的堕落会怎么说——必须承认：革命运动的新生力量正是出自共产党。我国的第四国际运动的核心正是出自美国共产党。因此，我们应该说，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与它的联系是斩不断的；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它早期反迫害的英勇斗争，到它做出的牺牲、它犯过的错误、它经历过的派别斗争和堕落，直到它最后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重生，不断地传承下来。 我们绝不能放弃，以正义和真理的名义，我们绝不能抛弃美国共产主义早期的传统。这个传统属于我们，它是我们的基础。 注释： [1]威廉·泽布朗·福斯特（WilliamZebulonFoster，1881年2月25日——1961年9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铁路工人、码头工人、水手、矿工等，1901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0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此后思想逐步转向革命工团主义，1912年成立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SyndicalistLeagueofNorthAmerica），1917年领导了芝加哥屠宰工人罢工并赢得胜利，1919年又组织了著名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十月革命后逐步倾向共产主义，1921年出席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参加美国共产党。曾三次出任党主席，1957年至1961年任名誉主席。他是斯大林主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校对者注 [2]尤金·莱昂斯（EugeneLyons，1898年7月1日——1985年1月7日），出身于俄国一个犹太家庭，后移民美国。青年时曾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同盟（YoungPeople’sSocialistLeague，美国社会党的青年组织）。1920年受合众社（FederatedPress）委派，赴意大利采访，1922年起先后为《苏维埃俄罗斯画报》（SovietRussiaPictorial）和塔斯社工作。1934年返回美国后倒向反共立场。——校对者注 [3]马克斯·伊斯特曼（MaxEastman，1883年1月4日——1969年3月25日），美国作家，曾参加左翼激进运动，1924年访问苏联，1927年返回美国后开始批判斯大林主义，曾是托洛茨基的朋友，把他的许多著作翻译成了英语。30年代抛弃社会主义，倒向反共阵营。——校对者注 [4]本杰明·吉特劳（BenjaminGitlow，1891年12月22日——1965年7月19日），18岁参加美国社会党，1919年参加社会党左翼，1920年被捕，1922年获释后参加共产党，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洛夫斯通的小组织，1934年重新参加社会党，此后逐步倒向反共阵营。——校对者注 [5]坦慕尼协会（TammanyHall），是民主党在纽约的政治机关之一，以贪污腐败、任人唯亲、操纵选举而臭名昭著。——校对者注 [6]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Hillquit，1869—1933），原名莫伊舍·希尔科维茨（MoisheHillkowitz），出身于拉脱维亚的一个犹太家庭。少年时随全家移民美国。18岁时参加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自此活跃于社会主义运动。1901年时参加了美国社会党的成立，长期担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坚持反战立场，反对美国参战。曾两次参加纽约市长竞选、五次参加国会议员竞选。——校对者注 [7]维克托·路易特波尔德·伯杰（VictorLuitpoldBerger，1860年2月28日——1929年7月16日），出身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家庭，1878年随全家移民美国，他是美国社会民主党和美国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1910年当选为威斯康星州的国会议员，成为第一个当上国会议员的社会党人。一战期间反对美国参战，因反战被判处20年监禁。在狱中再次当选国会议员。1921年获释。1929年因车祸逝世。——校对者注， [8]约翰·佩帕尔（JohnPepper，1886年11月8日—1938年7月27日），本名约瑟夫·波加尼（JózsefPogány），出身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当过高中老师和记者，奥匈帝国垮台后曾担任布达佩斯士兵苏维埃委员，在匈牙利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并时，他是代表左派社民党签字的五人之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军事人民委员、副外交人民委员、教育人民委员等职。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22年被共产国际派去美国协助美国共产党工作，逐渐成为美共重要领袖之一。他策划了共产党对农工党运动的干预，并且还在1924年策划了同拉佛莱特的第三党的勾勾搭搭。他用粗暴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后来支持布哈林，1929年被撤销了美共和共产国际内的职务，返回苏联，在苏联政府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校对者注 [9]詹姆斯·伯纳姆（JamesBurnham，1905年11月22日——1987年7月28日），1933年参与创立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WorkersParty），1934年支持把美利坚工人党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LeagueofAmerica）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UnitedStates），1935年与合众国工人党一起打入美国社会党。1937年托派被开除出社会党后，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但不久后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就因路线分歧，于1940年5月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二战期间为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fficeofStrategicService）工作，战后积极投身反共活动。——校对者注 [10]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hachtman，1904年9月10日——1972年11月4日），出身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倾向左翼激进运动，1921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America），从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属于坎农派，1928年与坎农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工作。1940年因路线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Party），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Socialist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校对者注
第一讲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时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一讲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时期 托洛茨基主义的定义·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传承·社会党·俄国革命的影响·左翼的形成·外国语言联盟·派别斗争·两个共产主义政党·被迫转入地下·极左主义·统一的共产党·争取合法性·工人党 同志们，在这劳工会堂里，给大家开个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的系列讲座，看来是最合适不过了。1928年，当我们的历史性斗争开始时，我就是在这里作了第一次公开演讲，为托洛茨基和俄国反对派辩护。那次演讲遇到了点困难，因为斯大林派企图以武力来破坏会议。但我们还是设法讲完了。13年前，差不多14年前，我们以公开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身份进行的公众演讲活动实际上是在这里，在这个劳工会堂开始的。 在我国，你们阅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著作时，肯定经常会看到我们一再重申自己没有什么新的启示：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新的运动、教条，而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恢复与重生，这种恢复和重生在俄国革命和早期的共产国际得到了详细的阐述和实践。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背叛了无产阶级，在1914—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正是这种背叛的登峰造极之作,而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身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恢复与重生。我在这个讲座里会讲到一段特殊的时期——过去的十三年，或自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其他任何时期时，你们研究这段时期都会发现一件事，那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不间断的延续。 马克思主义从不缺乏它真正的代表。尽管所有的歪曲和背叛使得运动时不时就迷失了方向，总是会产生出新的力量、新的分子来把它引上正确道路，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我们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深深地扎根于过去。我们把自己的运动叫做托洛茨基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它的具体形式，它不是一夜之间突然从不毛之地冒出来的。它直接脱胎于美国共产党。共产党自身又是产生于之前的运动，即社会党，以及部分来自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它出自战前和战后时期的美国革命工人运动。 1919年建立组织的共产党，起初是社会党的左翼。共产党人的大军，正是出自社会党。事实上，党正式创立于1919年9月，社会党内旷日持久的斗争达到顶点时，它便以组织的形式诞生了。 社会党内的左翼制订出了纲领，锻造了它最初的骨干。这场内部斗争最终导致了社会党的分裂，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组织——共产党。 在共产主义运动草创的初期——你们可能会说，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直至两年后在我国组织了共产党，而且甚至在这之后的一两年里——主要的工作是从事派别斗争，反对那时以社会党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情况几乎总是如此：当工人政治组织蜕变时，与之相伴的是革命分子的形成。为巩固党内力量而进行的争取多数派的斗争，几乎总是将新运动的最初活动限制在一个相当狭窄的党内斗争中，这种党内斗争并不随着正式的分裂而结束。 新党继续在旧党内寻找改宗者。新党需要花时间去学会怎样能稳固地自力更生。因此，甚至在1919年发生的正式分裂之后，因惯性的力量和习惯使然，也因为斗争没有完全结束，派别斗争仍在进行。留在社会党内的人，有的犹豫不决，有的很有可能成为新党的人选。共产党在成立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其活动集中于为阐明原则而斗争和把更多的队伍从社会党那边争取过来。这一派别斗争的阶段，最终让位于阶级斗争中的直接行动，让位于召集新力量以及在完全独立的基础上发展新组织，在这么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情况总是一再出现的。 后来发展为共产党的社会党左翼直接受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鼓舞。在那之前，美国的激进分子很少有机会接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社会党的领导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相当不足，且几乎只局限于经济方面。社会党是个纷乱复杂的组织；它的政治活动，它的鼓动和宣传教义混杂有种种激进的、革命的及改良的思想，乱得不得了。在一战之前，甚至在战争期间，年轻的激进分子参加了这个党，他们历尽艰辛，想找到明确的纲领指导。他们不可能从党的官方领导那得到它，这些领导缺乏关于这类事情的严肃知识。社会党的杰出领导是欧洲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的美国翻版，只是他们在理论上更无知，更傲慢。因此，尽管美国运动的年轻激进分子有革命的闯劲和精神，但大部分的年轻激进分子只能学到很少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话，就不可能有可靠的革命运动。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一切。无产阶级通过行动，让人们看见了夺取政权是怎么一回事。如所有其它的国家一样，这次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巨大影响撼动了我们美国运动的基础。仅仅是这次了不起的行动所带来的鼓舞，就极大地增强了党的革命一翼的力量，给予了工人新的希望，并让人们对这些革命理论问题产生了新的兴趣，而在此之前，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 我们不久就发现俄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不只是实干革命家。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领域里，他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领袖那里，我们第一次接受到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活动的严肃阐述。我们学习了他们多年来为恢复国际工人运动中未被篡改的马克思主义而从事斗争。现在，由于他们在俄国赢得了胜利，他们获得了极大的威信和声望，这终于使他们在所有国家中都能找到愿意倾听他们的话的人。所有真正的战士集结在他们周围，以前所未有的兴趣和渴望，学习着他们的著作。他们阐释的学说具有十倍的权威，因为它已被实践所证实。而且，尽管世界资本主义动用了一切力量来扼杀他们，他们却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展示出了把这场伟大的革命进一步发展下去的能力，他们创建了红军，坚持了下去，并赢得了胜利。自然而然，布尔什维主义在所有的工人政治运动——也包括我们自己这里——的革命派的圈子里，成为了权威学说。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党内的左翼。它拥有自己的出版物；它拥有组织者，演讲者和作家。在1919年的春天——也就是在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四五个月前——我们在纽约举行了左派的第一次全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左派事实上已经在社会党内形成了党的雏形，为后来的决裂做好了铺垫。左翼的正式出版物叫做《革命时代》。它是第一份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学说的真谛介绍给美国工人的刊物。它的编辑是在我国阐释和普及布尔什维克领袖学说的第一人。因此，他应该在历史上被公认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这位编辑是一个叫做路易斯·弗莱纳[1]的人。他虽有敏锐的头脑，却没有坚韧的心。他在斗争中被打垮了，后来投靠了垂死挣扎的资产阶级“民主”。但那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他早年的贡献依然完全有效，他和别人都无法抹煞这些贡献。 在那些时日里，运动的另一个杰出人物是约翰·里德[2]。他不是领导，不是政治家。但他的道德影响是巨大的。约翰·里德是美国社会主义记者，他前往俄国，参与了革命，如实地报导了它，而且还写了一本关于它的重要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 社会党左翼的早期成员大多数是移民。在那时，二十多年前，美国底层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是移民。在战前，因移民符合美国资本主义积累巨大劳动力储备的需要，所以移民之门大开。这些来到美国的移民中，许多都带有来自他们祖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外国语社会主义运动飞速成长。这些外裔移民组织成语言联盟，这些联盟实际上是隶属于社会党的自治机构。俄语联盟有八九千人，波兰语联盟有五六千人，乌克兰语联盟有三四千人，芬兰语联盟大概有一万两千人，等等——党内有大量的外国移民成员。这大批的党员被俄国革命的口号吸引了过来，在同社会党决裂后，组成了早期共产党党员的大多数。 这些联盟的领导渴求控制新党，而且在事实上他们控制着党。凭借着他们所代表的这些外国语工人的集团，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他们能拥有过大的影响力。在某些方面这是好的，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而且帮助传授布尔什维主义的学说。 但在其它方面，他们的支配就相当糟糕。他们实际上想的不是美国，而是俄国。他们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一种不自然的组织形式，从一开始就以外来的宗派主义给运动造成了不良影响。党的这些处于支配地位的领导——处于支配地位，即就他们拥有实权而言，因为有一堆人支持他们——完全不了解美国经济和政治局势。他们不理解美国工人的心理状态，没有给予他们过多的关心。结果，早期的运动深受不切实际之害，甚至还染上了一种浪漫主义，使党的许多活动和思想脱离了美国阶级斗争的实际。说来也怪，这些外语联盟的领导中的大多数确信他们负有救世主式的使命。他们决心控制运动以便使它保持纯洁的信念。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从其诞生之时起，先在社会党左翼内，后来在共产党内，饱受可怕的派别斗争之苦，这些斗争被称作“为控制权而斗争”。移民领导的支配造成了一种矛盾的形势。你们知道，一般在像这样的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生活中，外国语移民工人处于国家少数的地位，他们不得不进行争取平等的斗争，争取他们的权利的斗争，他们从来没能争取得到完全的平等和权利。但在社会党的左翼内以及在早期的共产党内，这种关系却颠倒过来了。各种斯拉夫语族裔都有非常多的代表。俄语，立陶宛语，波兰语，拉脱维亚语，芬兰语等的代表都是大多数。他们是压倒性的大多数，而我们本土美国人，而我们本土美国人——对运动的方向有自己见解的人却是少数。从一开始，我们这些受排挤的少数派就一直进行着斗争。在早期我们收获甚微。 在社会党左翼和独立的共产主义运动里，我所属的派别都要求运动要有一个美国式的领导层，要走美国式的道路。我们确信，如果没有一个跟本土的美国工人运动紧密相连的领导层来控制的话，运动是不可能在我国建立起来的。对他们来说，他们中有不少人同样确信，美国人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他们需要我们而且赞赏我们——作为他们的“英语传声筒”——但他们认为，为了不让运动堕入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他们不得不把运动抓在手里。多年以来，大量的时间被消耗在解决与外语领导人的争端上，到头来都是徒劳无功。从长远来看，运动不得不寻找它本土的领导，否则它就不可能存活。 争夺控制权的斗争，以关于组织形式的斗争的面目出现了。由说外语的移民组成的各个小组，应该按照自治的联合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呢？还是应该把他们组织进没有全国性的体制、或没有自治权的地方支部里面？我们党应该是集中制的还是联邦制的？自然，集中的党符合布尔什维克主义。然而，党如果是集中制的，各个外语小组就要被打散，要动员他们的力量，就不那么容易了；可是党如果是联邦制的，在党的大会上，各个语言联合会的领导人就有可能以本语种移民党员的支持为坚实后盾，同党对抗。 这种斗争中断了1919年在纽约举行的左翼大会。1919年9月的芝加哥社会党全国大会上，左翼同社会党决裂之时，它自己也已经分裂了。当共产主义者与社会党决裂时，他们未能组织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统一的党。几天后，他们向世界宣布他们已组织了不止一个共产党，而是两个。一个是拥有绝大多数成员的合众国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UnitedStates），由外语联盟领导控制；另外一个是代表少数派的共产主义工人党（CommunistLaborParty），就是我所提及的本土成员和美国化的外国人占较大比例的党。自然，这其中有种种变动，有个人的摇摆，但它是划分这两个党的主线。 这就是独立共产主义运动的不祥开端——两个有着同样纲领的党，激烈地相互斗争。更糟糕的是我们分裂的队伍面临着可怕的迫害。1919年那年，是我国大反动的一年，即战后反动时期。统治者在打完了“保卫世界民主”之战以后，又决定补上一仗，好让美国的老板们能够抵挡工会的进攻。他们以狂热的爱国劲头向所有的工人组织发动了进攻。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被捕。年轻的共产主义政党在这次攻击当中首当其冲。全国各地的每个地方组织几乎都遭到搜捕；实际上，运动的每个领导，全国的或地方的，都遭到逮捕，被控以这样或那样的罪行。大量外裔战士被驱逐出境。迫害猖獗一时，运动被迫转入地下。两个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都认为党不可能再继续公开且合法的活动了。因此，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年中，我们不仅有耻辱和丑闻，还有两个彼此独立的共产主义政党，在几个月之后它们都只能以地下小组和支部的形式来活动，这两个党彼此之间相互攻讦，在组织上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从1919年到1922年初，运动保持地下状态。在迫害的第一轮打击过去之后，团体和支部习惯了地下活动，运动同公众生活及我国的工人组织完全隔绝开来，因此滋长了领导层内的脱离实际的倾向。 两党之间的派别冲突继续耗费大量的时间；很多人以钻牛角尖的和吹毛求疵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成了他们的一种消遣。那时，就我而言，我第一次意识到极左主义病症的整个肿瘤。这似乎是一个独特的规则：党离活生生的工人运动越远，它与群众运动的联系就越少，要想通过群众运动的影响来纠正它的错误也就变得更难，它的构想与纲领也就越发激进。任何一个想要深入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应该读一下党在那段时期发表的文献。你们都懂的，故作激进姿态不会有什么损失，反正没人会来看一眼。我们没有举行公开集会；我们不必去跟工人交谈，或是去观察他们对我们的口号做何反应。在关着门进行的会议上，谁唱的调子最高，谁就能控制运动的领导层。“激进主义”的空谈大行其道。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早期被极左主义给害苦了。 在1920年总统大选期间，运动处于地下，找不出办法来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尤金·德布斯[3]是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我们正与社会党进行着激烈的派别斗争，便错误地认为我们不应该支持他。因此运动采用了一个非常激进的纲领：它发布了一道斩钉截铁的宣言，号召工人抵制选举！你们也许会想到我们刚刚说过的话，“我们没有候选人；关于选举的任何事我们都无力去做。”1940年的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这种情况；因为技术，财政和组织上的困难，我们不能登台竞选。我们发现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只好不去管它了。然而，当时的共产党，从不放过任何事，对任何事都要发布一道声明。如果我经常表现出对声明漠不关心，那是因为在共产党的早期，我看过太多的声明了。我对每个场合必须发表一个声明已完全失去兴趣。比较好的做法是发布较少的声明；在更重要的场合发布这些声明。那么它们就变得更有分量了。是的，在1920年，我们发表了一份传单来号召抵制选举，但毫无结果。 运动中滋生了一种对选举失去兴趣的强烈的反议会倾向，这种倾向需要很多年才能克服。与此同时，我们阅读了列宁的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每个人都从理论上认识到参与选举的必要性，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进行相关工作，几年后党才开始进行认真的选举活动。 在早期的地下共产主义运动中，另一种极左观点占了主流：这个观点认为保持地下状态是一种革命原则。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享受到合法活动的优势。实际上，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所有同志都认识到除了合法党之外，我们并没有其他任何的存在形式。他们当中很可能滋生了合法主义倾向。在党遭到迫害的时期，这些同志会遭到沉重打击，因为无论统治阶级的态度如何，党必须去进行自己的活动。一个革命党有必要了解即使在地下状态中该怎样活动。但地下活动只有在不得不这么做的时候才能进行，而不能自己选择躲入地下。 在一个人经历了地下组织和公开组织后，他就能很容易说服自己：最合算、最有利的是公开组织。它是最简单的接触工人的方法，最简单的吸收转变者的方法。因此，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即使在最剧烈的迫害时期，总是力图抓住和利用各种可能性来公开活动。如果他不能把自己想公开说出的话全部讲出来，那么能讲多少就就讲多少——并通过其他的合法宣传方式来帮他讲出不能公开说出的那些话。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在我们正确地学习掌握了俄国革命领袖的著作和学说以前，曾产生了一种把地下党当成原则的倾向。随着时间推移和反动浪潮的退去，出现了合法活动的可能。但是在党向合法化的方向迈出小小的第一步之前，都必须进行激烈的派别斗争。党如果不是处于非法状态，它就不是革命的──这种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居然在1921年和1922年初被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多数人所接受。 在工会问题上，“激进主义”也占据支配地位。这种极左主义是一种可怕的毒害。它在孤立的运动中繁殖最盛。你们会发现，在同群众隔离、因而无法从群众当中得到纠正的运动里面，这种毒害就会恶化到最严重的地步。你们可以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当中分裂出去的人——这些人是我们自己的“极端疯狂分子”——身上看到这个毒害。听他们说话的人越少，他们的言辞对人类活动的过程就影响越小，他们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就变得越极端、越不理智、越歇斯底里。 工会问题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地下代表大会中提上议事日程的，在这次大会上发生了一次分裂和一次统一。一个由鲁登堡领导的派别从外语集团控制的共产党内分裂出去。1920年5月，在密歇根州的布里奇曼，鲁登堡派与共产主义工人党联合召开大会，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叫统一共产党。（不要把这次大会同1922年8月在布里奇曼召开的另一次大会混淆，那次大会被警方的搜捕所破坏。）统一共产党获得了优势，而且在一年后与原来共产党的另一半合并。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1920年的大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根据你们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学到的东西，这是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决议。这个决议要求“抵制”美国劳工联合会。该决议指出，一个“由于工作需要”而隶属于劳联的党员，应该像在资产阶级议会里的共产党人那样开展活动——不是为了加强它，而是为了从内部破坏它。后来这种胡说八道和许多事情一起得到了纠正，许多犯过这类蠢行的人都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得很好。 在俄国革命之后，起来反抗社民党的机会主义背叛行为的年轻一代，采取了过于激进的立场。在1921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上，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右翼”——他们明确地称呼他们的倾向。列宁写了一本小册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小册子是针对德国极左派而写的，其中讨论了议会主义和工会运动等问题。在清除共产国际早期的极左倾向的过程当中，这本小册子和大会决议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完全不想把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草创阶段描写成一场乱哄哄的闹剧——置身事外的市侩才会这么写。无论如何，它都不是那样的。运动中有积极的方面，而且积极的方面占了主流。它是由成千上万勇敢、忠诚、愿为运动赴汤蹈火的革命者组成的。尽管他们犯过种种错误，他们还是建立起了一个我国从未有过的党——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纲领为基础、拥有一个职业的领导层和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的党。那些经历过地下党时期的人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并学会了工作的方法，在运动的后面的时期，这些方法将发挥重大作用。我们党就是在这些基础上成立的。 他们学会了严肃地对待纲领。他们学会了永远抛弃这样的想法：只把社会主义当成业余爱好的人能够领导旨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过去的社会党的领导的典型是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或者是一个从事讲道的牧师，或者是一个作家，或者是一个拥有这样或那样职业的人，这些人屈尊降贵地来到党内，然后偶尔做一场演讲。全职工作人员仅是惟命是从之人，他们干苦活，在党内没有实际影响。社会党的基层是拥有革命干劲和渴望的工人，而顶层则是小资产阶级业余革命爱好者，双方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早期的共产党摆脱了这一切，而且能够轻易地做到，因为没有一个旧式的领导会全心全意地过来支持十月革命。党不得不从自己的队伍当中推出新的领导人，而且从最开始就制订了原则：这些领导必须是党的全职工作人员，他们的全部时间和整个生活都必须服从党的安排。如果谁还记得党的目的是在夺取政权的实际斗争当中领导工人，那他就不会去考虑其他类型的领导层。 教育工作和学习掌握俄国领袖的著作的工作在地下状态中继续进行。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这些都是我们的导师。我们开始接受一种与衰老的、懒散的社会党完全不同的精神——非常严肃对待思想和纲领的革命者的精神的教育。运动的内部生活是紧张的，这完全是因为它是孤立的，而且它也自甘于孤立。派别斗争是激烈而又漫长的。 运动开始停滞于地下的死胡同里。在领导层中我们少数几个人开始寻找摆脱困境的方法，一种通过合法手段接触美国工人的方法。这些努力遭到猛烈的反抗。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在这个派别的领导层里，洛夫斯通[4]与我密切合作。1922年春天鲁登堡[5]获释后，他也加入了我们。 这场斗争——争取运动的合法化的斗争——进行了一年半到两年，毫无减弱的势头。我们这一方进行了坚决而积极的斗争；而对方也进行了同样坚决的反抗，他们深信合法化就意味着某种背叛。最终在1921年12月，在中央委员会里我们拥有了微弱的多数，我们开始行动，朝向合法化迈出了谨慎的一步。 我们不能就这样使党合法化，党员队伍中的抵抗仍然过于强烈，但我们组织了一些合法的团体来举办演讲。接下来我们召集了一次大会来将这些团体结成一个中枢组织，叫做美国劳工联盟（AmericanLaborAlliance），我们将它转变成一个宣传组织。于是在1921年12月，我们采取组织工人党（WorkersParty）的策略，将它作为辅助地下的共产党的公开合法组织。我们不可能放弃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放弃地下党不可能得到多数赞成，但凭借着保留地下的党，我们可以达成妥协，我们成立了工人党，把它作为一个合法的外围组织。两三千名顽固的地下分子起而反抗这种走向合法性的权宜之计，他们分裂了出去，然后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 我们继续通过两个党——一个合法的和一个非法的——来开展活动。工人党的纲领有许多局限性，但它成了一个媒介，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开展公开合法的活动。控制权在地下共产党那里。工人党没有遭遇到迫害。反动浪潮已过去；在华盛顿和国家的其他地区，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氛围盛行。我们能够举行公开会议和演讲，出版报纸，参加选举运动等。于是问题出现了，我们需要这两个党的累赘吗？我们想要取消地下组织，将我们的所有活动集中于合法党，然后冒着进一步迫害的危险碰碰运气。我们遇到了再次兴起的反对。 斗争不断进行，最后我们诉诸于1922年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那次大会上，我是“取消派”的代表，我们就是这样被人称呼的。这一称谓来源于布尔什维克的历史。1905年革命失败后，部分孟什维克曾提出，取消俄国党的地下党组织，并将所有活动局限于沙皇“法律”的允许范围内。列宁与这一建议和它的支持者展开决绝的斗争。因为这种建议是放弃革命工作和组织的一种表现。列宁谴责他们是“取消派”。因此，当我们提出取消美国党的地下党组织时，左派硬套俄国经验，照搬列宁的说法，骂我们是“取消派”。 因此我们来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面前战斗到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托洛茨基同志。在我们斗争的过程中，我们设法得到来自俄国领导个人的支持。1922年夏天和秋天，我在俄国呆了几个月。在很长时间里，我有点像一个贱民，因为关于“取消派”的运动已临到我们头上，而且俄国人不想和取消派扯上任何关系。他们不了解美国的情况，对我们怀有偏见。他们认为党已实际上被宣布为非法；而且当问题放到他们面前时，他们随口就说：“如果你们不能合法开展工作，那就要进行非法活动，反正你们得进行活动。”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回事：美国的政治局势使得共产党的合法化成为可能。这就是我们的争论之处，后来的一切经验已证明了这点。最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与托洛茨基同志会面，用了大约一小时阐明了我们的观点。他问了我们一些问题，在结束时，他说：“这就足够了。我会支持‘取消派’，而且我会跟列宁谈谈。我相信他会支持你们的。所有的俄国人都会支持你们。这只是一个理解政治局势的问题。当这件地下的紧身衣已经不合身时，就不用再穿着它。这点毋庸置疑。” 我们问他，能不能帮个忙，安排我们同列宁会见。他告诉我们说，列宁正在生病，但如果有必要，如果列宁不同意他的话，他会为我们安排会面的。几天后，绳结开始松开。设立了一个关于美国问题的大会委员会，然后我们在委员会面前展开辩论。托洛茨基和列宁赞成“取消派”的话已流传出来，形势转而有利于我们。 在委员会的讨论中，我们聆听了季诺维也夫利用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丰富经验做的一个关于合法和非法工作的杰出演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演说。我确信，迄今它留下的记忆对我们党仍大有裨益。而且在将来也是如此。拉狄克和布哈林本着同样的精神作了演说。这三位同志是当时俄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内的代表。其他党的代表经过完全而彻底的讨论之后，完全支持使美国共产党合法化的主张。 有了共产国际的权威来给这一决定撑腰，美国党内的异议很快就平息下来了。作为共产党的合法外围组织而于1921年成立的工人党举行了另一次大会，通过了更加明确的纲领，并彻底取代了地下组织。自1923年以来的所有经验都证明了这一决定的明智。这里的政治局势证明了合法组织的正确性。 当地下状态不再是必要时，再保持地下状态将会是一个可怕的灾难和损耗，会削弱革命活动。革命者要有冒一些不可避免的风险的勇气，这很重要。但我认为，要有足够的谨慎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这也同样重要。主要的事是尽可能在最经济和最高效的情况下完成工作。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点：一个小组织依然不服从党的合法化。他们不管我们而打算保留地下状态。他们不准备背叛共产主义。他们的总部在波士顿，在克利夫兰有一个支部。这些年来，我们偶尔会听到这个地下小组就某事发表声明。 七年后，在我们被共产党开除，且组织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之后，我们听说波士顿的这个组织有点同情托派的观点。这激起了我们的兴趣，因为我们急需能找到的任何支持者。 我有一次去波士顿时，当地的同志给我们安排了一场会谈。他们非常老谋深算，在会场用原来的地下方法来对待我们。一个正式的委员会与我会面。在寒暄之后，委员会的领导说道，“库克同志，现在请告诉我们你有何提议？”“库克”同志是他所知的我在地下党时的化名。在秘密会议中，他不打算轻率地提起我的真名。我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被开除，我们的纲领等等。他们说他们愿意讨论托派的纲领并以之作为作为统一成一个新党的基础。但他们要求首先在一点上达成一致：我们打算组织的党必须是一个地下的组织。所以我和他们开了几句玩笑，然后就返回纽约了。我想他们现在仍然处在地下。 同志们，以上这一切是我们托派运动的一些背景，是对我们托派运动历史的一个介绍。下星期我要讲的是，当我们被开除出党、并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重建运动以前，早期的共产党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1]路易斯·C·弗莱纳（LouisC.Fraina，1892年10月7日——1953年9月15日），本名路易吉·卡尔洛·弗莱纳（LuigiCarloFraina），出生于意大利，幼年时随家人移居美国。1909年参加美国社会党，很快退党，后参加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LaborPartyofAmerica，该党的中文译名与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相同，但不是同一个党），1914年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十月革命后逐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二十年代后逐渐脱离共产主义运动，1940年放弃马克思主义，倒向反共阵营。——校对者注 [2]约翰·塞拉斯·“杰克”·里德（JohnSilas“JackReed，1887年10月22日——1920年10月17日），出身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06年考入哈佛大学，1910年毕业后开始当记者，逐步倾向工人运动，1913年曾采访墨西哥革命，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曾赴东线采访。1917年8月赴俄国采访革命。1918年回国后参加美国社会党。1919年出版了记述十月革命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同年参与成立美国共产党（里德参与组建的是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1919年12月重返俄国考察。1920年因感染斑疹伤寒，不幸英年早逝。——校对者注 [3]尤金·维克托·德布斯（EugeneVictorDebs，1855年11月5日——1926年10月20日），出身于法国移民家庭，17岁时开始当铁路工人，1875年参加机车司炉兄弟会（BrotherhoodofLocomotiveFiremen），从此投身工人运动。1884年当选为民主党的印第安纳州议员。1893年辞去兄弟会秘书长的职务，组织起了美国最早的产业工会之一——美国铁路工会（AmericanRailwayUnion）。1894年在著名的普尔曼公司罢工中号召铁路工人抵制拖挂普尔曼公司制造的车厢，罢工失败后被监禁。在狱中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此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获释后于1897年公开宣称接受社会主义，同年6月成立了美国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cyofAmerica），该党后来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部分合并为美国社会党（SocialistPartyofAmerica），德布斯作为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了1900年、1904年、1908年、1912年和1920年的总统大选。1905年他发起成立了世界产业工人同盟（IndustrialWorkersoftheWorld）。1918年因发表演说反对美国参加一战而被捕，同年11月被判处10年徒刑。1921年12月，美国政府迫于巨大压力被迫释放了德布斯。1926年因心脏病逝世。——校对者注 [4]杰伊·洛夫斯通（JayLovestone，1897年12月15日——1990年3月7日），本名雅各布·利布施泰因（JacobLiebstein），出身于一个立陶宛犹太人家庭，幼年时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曾参加过社会党。十月革命后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美国共产党的成立活动。1928年曾把左翼反对派开除出美共，1929年他也被开除出党，此后他领导了一个组织上独立的小集团，直到1941年他的小集团解散为止。1941年后卖身投靠反共阵营，积极为反共活动效劳。——校对者注 [5]查尔斯·艾米尔·鲁登堡（CharlesEmilRuthenberg，1882年7月9日——1927年3月1日），出身于德国移民家庭，1909年参加社会党，在社会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当中十分活跃。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为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做了大量工作。后因急性腹膜炎逝世。——校对者注
第一版导言（约瑟夫·汉森，，1944年6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相关链接：韩生 第一版导言 约瑟夫·汉森 为了理解任何产生于自然界、人类社会或人类思维中的事物，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就是了解其历史，换言之，就是要理解这一事物是如何产生、如何成长、如何变化以及如何发展的。只有在理解了这些问题之后，才能够真正地理解这一事物。当然，这也是要理解托洛茨基主义的复杂而科学的体系所必须的。 但是，至今所欠缺的正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坎农的作品涵盖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开端、成长和发展，刚好弥补了这一长期以来的缺憾。另外，坎农的作品不仅适合有专业知识准备的学生阅读，也适合任何迫切想要学习的先进工人阅读。本书从美国一战后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萌芽开始讲述，读者可以看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其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从1928年托派领袖被开除出共产党开始，直到1938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为止。 本书的风格不那么正式，因为它是由坎农于1942春天在纽约进行的系列讲座组成的。某些庸俗学究或许会觉得正符合自己的口味，但抱着严肃态度来学习的人不应被其误导。 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要编纂美国和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确切历史，无疑会按照坎农所描述的历史来写，辅之以发掘出来的各种原始材料。虽说本书并不打算写成巨细无遗的研究或包罗万象的记录，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若要使用本书作为资料，会发现他们也必须将其作为写作的指导。 在本书之前，曾有几本书试图记录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但这几本书可以说都不够客观。例如，本杰明·吉特劳在他那本充斥着偏见的《我忏悔》中，把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创者写成了一帮卑鄙的阴谋家和流氓恶棍，表面上信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却为了个人地位和宗派利益，把力气都用在搞阴谋诡计和无原则的斗争上。吉特劳不仅不去细想美国本土共运的进步意义，甚至把这些领袖（也包括他自己）混同于同时代的那些牺牲时代的进步利益、卖身投靠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人。 而坎农的作品则和吉特劳之流的充满主观偏见的肤浅之作完全相反，它首次从政治角度有理有据地解释了美共早期激烈的内部斗争，而正是这些斗争标志着年幼的美共的成长。坎农揭示了隐藏在个人冲突之下的思想和政治冲突，而因为坎农注意到了这些理想、原则和政治立场及其后果，他的书才与其他人的书不同，也正因此，他的书才具有完整的客观性。他的分析遵循严谨的政治标准，而没有通过肤浅而错误地分析某些人物的好坏来解释美国共产主义的发展。 坎农描写了许多著名的工人阶级政治人物，这些人物都是他曾与之共事或接触过的，而坎农的这些描述，可以说是遵循了奥赛罗的教诲——“既不徇情回护，也不恶意构陷。” 坎农同那些仍留在所谓的共产党内的旧友已经划清界限，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尽管如此，坎农在关于美国早期共运的公开讲座中仍没有贸然贬损他们。他们是共产主义先驱者，是坎农“曾经敬重的人”。“即使考虑到接下来几年发生的事情”，坎农也“并不想草率地给他们下一个结论”——书中一个主观的词句也没有。坎农认为，“那些开创了美国共运事业并带领其渡过早期艰难岁月的人们，毫无疑问是同时代中最优秀、最有天赋以及最有能力的。二十年代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当所有的优秀青年都在追逐财富的时候，美共所有派别的领袖们拿着比机修工还低的工资，在为建立一个新社会而奋斗。” 坎农非常客观地评价了早期共产党及其领袖。他认为，“所有派别都有其优点，”“如果有正确的国际领导，这些派别是可以被统一起来的。比如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美共内部的问题被带去莫斯科寻求建议和指导，这些问题都很自然地得以解决。”那时候的美共更团结，并向其目标大步前进。党内民主也从未被破坏。但是，年轻的美共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成长中的阵痛，被斯大林主义体制所人为放大，并严重到了相当有害的程度。美共的退化，主要应归咎于斯大林主义所代表的思想和实践，而不应归咎于美国党的某些领导的个人缺点。 坎农在研究美共的这段早期历史时，只提及运动中主要思潮的代表性人物。坎农在这部历史中也给那些运动曾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留下了应有的位置。而那些后来成了斯大林在国外的代理人的那些人物，他们昙花一现，只留下了模糊的影子，坎农并没有提及他们的姓名，因为在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刚刚成立的那段英雄岁月当中，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然后，坎农毫不客气地评判了某些社会党的领袖和其他对正在崛起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造成危害的人。例如，他全面地描述了萨鲁茨基·哈德门。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完全确切的、绝非主观的理由。虽然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创者以及他们的错误都值得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但是坎农把时间花费在萨鲁茨基·哈德门身上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是个典型的“一半一半”的人。坎农这么做的目的是用哈德门这个形象给后继者做个警示，让他们不要染上哈德门的致命弱点，使他们避免变成哈德门这类最危险的政治人物。 至于那些一度占据左翼重要位置的社会党“激进派”的领导，坎农详细地描述了他们，以他们的经历警示后继者，不要染上危险的疾病——“浅尝辄止”。 坎农对待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后来在二战爆发后背叛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方式同样地谨慎公正，就和对待所有其他在历史上出现的人物一样。 在这段历史中托洛茨基主义先驱是其中杰出的人物。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们和其他在全国办事处的同志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他们在几乎难以维持生计的时候依旧坚守岗位。为了肯定这些正直无瑕的斗士，坎农对他们为整个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做出的贡献了给予应有的评价。尽管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们自己十分贫穷，他们还是捐出了自己所有的钱财以维持党的存续；这和他们道义上的支持是同等宝贵的。在当时那样的艰苦岁月里，如果没有背后的鼓励和道义上的支持，即使是最坚强的人也无法继续忍受全世界的反动所施加的压力。此外，每当那些毫无原则的小圈子、或是毫无责任感的派系对党发出危险的威胁时，他们总是会挺身而出，为维护党而斗争。 本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文森特·雷蒙德·邓恩的献词，这也是对他这位最杰出的托洛茨基主义先驱之一最合适的肯定。现在他正与坎农和其他十六个人一起，因为信仰托洛茨基主义而被投入监狱。 本书与已出版的两卷书——托洛茨基的《保卫马克思主义》和詹姆斯·坎农的《为争取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一起构成了一部历史，在实质上，对在美国遵循列宁的方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即工人阶级争取解放和按照社会主义重建社会的基本工具）的经验分析了得失。这三卷书将毫无疑问地成为美国的党建与组织工作者的指导用书。而且，正如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曾向世界各地——中国、西欧、拉美、特别是苏联——的第四国际成员学习他们的经验教训一样，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堡垒内部，为争取建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而进行的斗争，其发展和情况，也能给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提供有益的教益。我们完全确定，愿意包容和善于吸收理解的人都能从坎农同志记录的历史中获益良多。 约瑟夫·汉森 1944年6月24日 纽约
中译本导言（向青，2013年1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中译本导言 向青 这书谈美国托派的历史。在中国吸引着全球眼光、举世议论中美竞争的今天，谈论美国的书在中国一般都会受欢迎。但托派并不是一般人所注意的，美国托派更不用说了。许多人恐怕连托派是什么都不清楚。 “托派”在长期间曾经是个很可怕、很不好的名称。那时绝大多数国家的统治者都严厉镇压托派，使人相信托派是人民公敌；敌对的党派每每互相指控对方为“托派”；只有极少数人以身为托派自豪。但在1917-1923那个世界大动荡的年代，革命家托洛茨基（托派就是托洛茨基派的简称）的名声响彻全世界，许多人非常崇拜他，无论朋友还是敌人都常把他和列宁（人所共知，列宁是苏联的国父和20世纪的共产党的创始人）并排平列。列宁和托洛茨基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共同领导只维持了短短几年。列宁到1922年下半年已经因病不能工作，1924年头去世。这时俄国共产党内的实权被斯大林及其盟友篡夺。托洛茨基遭斯大林所代表的新兴官僚派全力打压，1929年驱逐出国，之后只能在各国（包括美国和中国）团聚极少数忠贞的共产主义者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堕落后的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政府在全世界对托派施行无所不至的打压和造谣，并且联合各国资产阶级统治者共同迫害托派。这样“托派”才变成令人害怕和不喜欢的名称。这情况直到苏联和各国共产党政府都纷纷崩溃或变质才明显改变。现在已经很少有共产主义者还愿意承认自己是斯大林的支持者或者信徒了，倒有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正在想通过了解托派来了解真正的共产主义和找到人类的出路。 苏联和各国共产党政府的纷纷崩溃或变质，曾一度大大助长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从此安稳太平、千秋万世的幻想。但是这幻想很快就彻底粉碎了。科技飞速进步，却没有造成一个使人们感觉生活日益幸福的社会。一般人反而日益缺乏安全感，觉得职业没保障，社会不公平，贫富两极分化日益扩大，天灾人祸越发猛烈。人人被迫参加无情的生存竞争，互助友爱变得罕有难见。更加上世界霸主美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到处发动侵略战争，招致恐怖反击，殃及广大平民永无宁日。至今仍在笼罩着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衰退，把现实社会的根本矛盾暴露了出来。现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生活劳苦和悲哀，并不是由于物资缺乏，不是社会生产的能力不足，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必然操纵在极少数人（资产家及其代表）的手上，只用来追求他们自己永无止境的发财和掌权的目标，而不是用来满足一般人民合理的生活需要和促进大众的福祉。这是我们这时代一切重大祸害的主要根源。因此反资本主义的呼声越来越响亮，不少人觉得需要重新研究共产主义，尤其要研究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了。 1917年反资本主义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是由于当时既有广大工农群众的英勇奋斗，又有布尔什维克（真正的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此后，世界上尽管不止一次发生同样甚至更加英勇的劳苦群众奋斗，却欠缺了正确领导，所以革命大都不能成功。中国，东欧，越南等虽然一度建立了反资本主义的政府，但并不是真正让工人阶级领导着全体劳动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革命民主政府，而只是一种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专制政府，所以終于未能走向社会主义，反倒方便了资本主义的复辟。 在这本美国托派史里，作者为继承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建造革命党的事业提供了一个成就不小的宝贵实例。这里既有作者亲身参与的实际经验，也有他对前人思想行动的精心解释。这段历史是发生在美国这个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堡垒之内的，所以意义格外深远。 这书让读者看到美国不大让人看到的一面。一般人都把美国当作富裕和民主的典范，以为美国有势力强大的工会，保证了劳工的利益；它的民主制度让各党各派都能充分自由活动，保证了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平等。本书告诉读者：其实美国绝大多数工会都由少数领袖人物操纵着，这些人物根本不信工人阶级能够从工资奴隶的地位解放出来，他们很容易向暴力压迫屈服，更容易受资本家和各种所谓调解人欺骗甚至收买，结果经常使工人的合理斗争失败或不能充分胜利。即使在号称工人的朋友的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工人的维权斗争也经常受到血腥镇压，每每付出生命的代价。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才曾经帮助工人和工会取得最充分的斗争胜利。美国共产党一直没有名副其实地健全活动过，它深受斯大林主义的毒害。托派在美国的组织虽然一直不大，上世纪三十年代却在工人斗争中起过光辉的作用。例如领导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市大罢工在万分艰苦环境中取得了全国瞩目的胜利，这是随后美国的产业工会空前大发展以及产业工会联合会（CIO）成立的先驱。本书让读者了解共产主义者做工会工作有哪些优越性，他们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工作方法，怎样推行工会内部的民主制度，怎样充分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又培养彻底向群众负责的真正领袖，怎样在工人的政党与工会之间建立最良好的关系。本书同时告诉读者：即使是人数很少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小团体，在百般压迫之下，也能够怎么一步步开展群众工作，在工人中扎根，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党。 本书叙述的历史到1938年元旦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社工党）成立时为止，那时美国托派从社会党内部的一个公开的派别重新变成独立的党。在加入社会党一年多的过程中，托派把社会党内的所有认真看待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工人以及大多数的青年团员都争取过来了。此后不久，主要因为世界形势急遽转变（苏联与纳粹德国突然签订互不侵犯协议，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等等），社工党内发生巨大的争论。这次空前激烈也是最深刻的内部争论造成了几乎对半的组织大分裂，但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多数派（保持社工党的名称）却在素质上更加提高了。1940年代初，罗斯福政府为了防止社工党利用战时的危机进行社会革命活动，把该党18位重要领导人判罪监禁。这并未能阻止该党在战后群众大活跃期间重新得到不小的发展。六十至七十年代，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相继兴起，社工党都在其中有相当大的作用。在反对侵略越南战争的巨大群众运动中，它更成为最卓越的组织力量。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解放斗争，社工党是一贯最坚决支持的。这个时期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无论是工会还是工人政党的活动）却相对落后。因此社工党的新成员（尤其是青年成员）逐渐以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为多数，后来连领导人也是年轻知识分子占多数了。相反，那些富有工运经验的老干部却相继去世或退休。同时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名誉已经被“现实存在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所谓的工人政党败坏到了极点。这就在美国社工党内种下了到八十年代逐渐对托派政治立场疏离的因子。现在美国仍旧名为社工党那个组织已经不代表托派的传统，托派在美国只剩下了几个彼此独立的小团体。自1928年起五十多年间似乎是得天独厚的美国托派，终于在世界历史目前这条九十年还没有走完的大弯路上陷于暂时倒退了。但是无论整个托派历史还是本书所叙述的这段历史都并不因此就丧失了它的重大意义。 2013年12月15日
马克西姆·高尔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马克西姆·高尔基 托洛茨基 高尔基已感到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所以他辞世了。这一点调和了卓越作家的死。他在俄国知识界和工人阶级长达四十年的发展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高尔基是作为流浪汉的诗人步入文坛的。第一个时期是他作为艺术家的最好的时期。高尔基来自底层，来自贫民窟，他给俄国知识界带来了浪漫主义的大无畏精神——无所损失的人们的果敢行为。知识分子恰恰也已作好了准备砸碎沙皇的锁链，知识分子本身需要大无畏的精神，它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群众中。 但是，在革命的事变中自然是没有活跃的流浪汉的位置的，难道偷盗、破坏是革命事变吗?1905年12月，无产阶级同支持过高尔基的急进知识分子象敌人一样冲突起来了。高尔基作出了正直的、英勇的努力——转向了无产阶级。《母亲》就是这一转变的最出色的果实。现在，作家比第一个时期对现实的把握更无比地宽阔，开掘得更深了。但是文学上的阅历和政治上的锻炼并没有取代其最初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华美的直爽性，在严于自持的流浪汉身上流露出一种过于冷漠的理性。艺术家好象在劝善。在反动的年代，高尔基徘徊在离开了公开政治舞台的工人阶级与自己知识界的老朋友—敌人及其新的宗教寻求之间。他同已故的卢纳察尔斯基一起迷上了神秘主义思潮。其不健康的中篇小说《忏悔》留下了这一精神投降的遗迹。 在这个不寻常的自学成才者的身上，最深刻的东西是对文化的崇敬，对文化的最初的又是过迟的涉足好象使他一辈子坐卧不安。对高尔基来说，要在自我与文化之间建立一种应有的距离，从而为自己赢得批判评价的必要的自由，却既缺乏真正的思想训练，也没有历史的直觉能力。在他对文化的态度中总是保留着不少的盲目膜拜和偶像崇拜。 对于战争，他首先带有一种害怕丧失人类文化珍品的恐惧感。他与其说是国际主义者，毋宁说是文化的世界主义者，当然，是彻头彻尾的俄罗斯的文化世界主义者。在革命前，对于战争，他还没有达到象对待文化那佯的辩证的观点，但无论如何他要比爱国主义知识界的同行们高明得多。 他几乎象一位文化博物馆馆长那样，以恐慌的心情迎接了1917年的革命。“肆无忌惮”的士兵和“非劳动者的“工人简直使他害怕。急风暴雨式的和混乱的七月起义只能引起他的反感。他再一次同那些虽然同意革命却不要杂乱无章的左翼知识分子走到一起了。对待十月革命池是作为一个直接的反对者，尽管是痛苦的、而不是积极的反对者。 高尔基很难接受胜利了的革命的事实：国内一片破败景象，知识分子挨饿并受到迫害，文化遭到(或者好象遭到)威胁。在最初的这些年代里，他主要是以苏维埃政权同旧知识界之间的调解人的身份出来发言，为知识分子向革命说情。珍视并喜爱高尔基的列宁曾经非常担心高尔基会成为自己这些关系和弱点的牺牲晶，他作了很大的努力。最后才使高尔基同意出国。 只是在结束了“混乱”并开始了经济和文化的复兴以后，高尔基才同苏维埃政权和解。他热情地评价了人民群众接近教育的伟大运动。为了这一点，他后来赞扬了十月革命。 晚年无疑是他生活的最后时期。不过，这个晚年也是他生活轨迹理所当然的一部分。他的秉性现在获得了广阔的天地。高尔基不倦地教导青年作家，乃至学生，虽然所教的并不总是他所信奉的东西，但他真诚坚定、精神上慷慨无私。这些品格绰绰有余地补偿了他对官僚政治的过于宽容的亲善。就是在这种亲善中，除了人道的，过于人道的特点之外，他那种对技术、科学和艺术的关心也仍然存在并且是主要的：“开明的专制政体”同对“文化”的服务可以和睦相处。高尔基相信，没有官僚政治就既不会有拖拉机，也不会有五年计划，而且主要的是，也不会有印刷机器和纸张的储备。他同时也宽恕了官僚制度下纸张质量的低劣，甚至宽恕了那种不能容忍的拜占庭式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学。 白侨对高尔基大多是憎恨的，并把他当作“背叛者”而鄙视他。其实，高尔基背叛了什么——仍然是悬案一桩，还是应该认为——他背叛了私有制的理想。“失去了天堂的”显贵们憎恨高尔基是理所当然的，这同时也是对这位大人物的一件荣誉礼品。 苏联出版物竭力用过分虚假的赞颂来填补高尔基的几乎冷却了的形象。无非是称他为“天才”，甚至“最伟大的天才”。对于这种夸大，高尔基要是活着的话大概也会皱眉头的。但是，官僚主义庸才们的出版物却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既然斯大林及卡岗诺维奇和米高扬还活着就被捧为天才，那么，马克西姆·高尔基死后自然无论如何也不能拒绝这个别号。事实上，高尔基是作为一个具有巨大文学才干的无可争议地鲜明而有说服力的榜样载人俄国文学史册的，但是，才干与天才的吹嘘无关。 不用说，现在莫斯科把已故的作家描绘成一位不屈的革命者和坚强的布尔什维克。这一切都是官僚主义的瞎扯。高尔基在1905年左右同民主同路人的整个阶层一起接近布尔什维克，也同他们一起离开了布尔什维克，不过并没有断掉同布尔什维克们的个人的友好联系。他大概是在苏维埃热月政变时期才加入党的。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他对布尔什维克的敌视，正象他同热月政变的官僚政治的接近一样，过于明显地说明：高尔基从来都不是革命者。但他是革命的仆从，由一种不可克服的万有引力的定律把他同革命联系在一起，并且一生都围绕着革命在自转。象所有的仆从一样，他经历过不同的“阶段”：革命的太阳时而照着他的脸，时而照着他的背。但在各个阶段上，高尔基都仍旧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个人的、非常丰富的、既简单又复杂的秉性。我们送别他，没有隐瞒的腔调，也没有过分的赞扬，却带着崇敬和感激之情。这位大作家和大人物永远载入了开辟新的历史道路的人民的史册。 摘自《托洛茨基回忆录》
王凡西：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说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相关链接：陈独秀 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说起 王凡西 一 在长期寂寞的思索中，陈独秀的影子常在我心中徘徊。我根本不同意他的「最后意见」，整个托派中也没有一人完全同意他的。但我们不能不承认，陈独秀的意见不管正确与谬误，总触及了我们时代思想的几个中心问题。 首先让我们看看他关于革命独裁的意见：「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我的根本意见》） 这条意见里便包含了根本错误与促人深思的两方面。 一个阶级经过其政党实行独裁，不仅理论上说得通，而且事实上经常有（差别只在于各该独裁的程度不同）。至于有深度的社会变革，不论它是反动抑是革命，为要确保其胜利与成果，从来都要采取独裁形式的。所以说根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东西，在理论上是无视了革命史的教训，在行动上则等于根本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 革命专政之不可避免，乃决定于新旧阶级统治交替中的暴力性质，决定于除旧布新时的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又决定于任何革命政权都必然要遭到国外反动政府的明暗反对这些情形。不能凭人们的愿望来加以取舍，也不能以道德标准来予以批评。只要你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需性，那么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中，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情况中，你总得承认多半是必须经过革命独裁这个手段的。 不过，我们自然因革命专政之不可避免，就忽视了，或竟认可了专政所能带来的一切副作用，有如陈独秀所列举的。尤其是生当今日，历史让我们饱看了史大林式独裁的种种可怕罪恶之后，倘仍以为它们不成问题，无可避免，或竟以为理所当然，视之为革命大手术进行中必有的痛苦，那就是非常坏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根本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罪恶的史大林主义的官僚。 今天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该停止在宣扬专政对于革命的重要上，而且应该走向前去，指出革命专政民主化的重要，使它只能为善不能为害的重要。 如何才能使一个革命专政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而非一党专政，更非个人专政？如何才能使革命专政不像过去历史上一再证明的那样，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不可分离」？在今天，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说它是现时代有关乎人类命运的中心问题之一，那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今天全世界所有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竭尽心力，以便在实践和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 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主义的罪恶时，从来不忘记指出其主要根源在于俄国经济的落后及俄国革命的孤立。只有记住这两个基本原因，才能正确而不夸张地估定斯大林在使苏联堕落过程中所起的罪恶作用，才能正确解释十月革命所创造的优良制度何以为变质。 斯大林的性格与思想，对于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形成，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占有什么成分，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讨论得非常精详，我这里自不必再谈。我这里预备约略涉及的，乃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布尔什维克主义（亦可说列宁主义）的某些关于工人政党和工人政权的组织思想，是否供给了斯大林以便利。 许多反斯大林的人说道，斯大林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斯大林本人及其所有信徒们，亦都如此说。 陈独秀不曾如此说，他只是说：「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他不曾在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划上等号；但他以为列宁把资产阶级民主一笔抹煞，恰恰给了斯大林以反对任何民主的借口。 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是始终同意托洛茨基的见解的：斯大林主义是布尔什维克的反对物。我从不同意陈独秀对民主的抽象看法、他那超阶级的看法。 不过我承认：斯大林建立其野蛮独裁时曾经利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某些观念，以此作为护符，作为招牌。这些个观念，有的是真正属于列宁的，有的是被可怕地曲解伪造了的，有的则在具体特殊的情况中列宁当作权宜性的办法提出来的。布尔什维克派关于工人政权结构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让苏维埃兼享立法与行政之权，反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制，尤其反对国会那个「空谈俱乐部」。这个思想，原本继承自马克思所分析并加赞扬的巴黎公社经验，同时亦为当时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利益所需要，被客观进程所决定的。所以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只要我们真正关心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真欲保卫革命的胜利，真欲镇压反革命与防止其复辟，我们就得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工农兵会议及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出来的政府。在这一点上是不允许有丝毫怀疑与动摇的。 与此同时，我们却还必须注意到斯大林借此思想以达成其个人专政的经过。开始是苏维埃的代表职权被限制了，他们不再能创制法律，监督行政，实行宪法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他们仅只能够聆听「首长们」的冗长报告，「全体一致」予以通过，并毫无异议地接纳内定的下届政府名单。后来，这种形式的苏维埃大会都不召开了；甚至执政的苏维埃机关也名存实亡了，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实则集中于党的政治局，更进而集中于总书记一人之手。诸凡一切「民选」的政府机关，简单只是办理一些总书记交下来的事务工作而已。真正的权力，无论属于行政、立法或司法，都是总书记经由秘密警察来实施的。 列宁的由苏维埃独揽工人国家大权的这一思想，便如此这般地堕落成斯大林的个人警察独裁。 我在这里自无须再提起此种堕落的客观原因，想加以提出的只是：为要在一定范围内医治及防止此种个人独裁起见，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办法。首先我觉得：「工人政权必须集中」这一个思想，应该用另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旧观念来补充，那就是，统治机构各部门之间的「互相箝制与互相平衡」（checkandbalance）。别以为由工人与老革命家出身的统治者永不会滥用权力，或者不会变成官僚。只要国家存在，只要社会尚保有统治与被统治分别，官僚堕落的可能就永远存在。为了反对官僚专制，自下而上的民主自然是最有效的解毒剂，可是同属上层的内部分权也是一个重要措施。列宁是深深懂得这一点的。虽然直到他逝世之前，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官僚制度，只来得及提出三个可注意的办法：1、党的中央委员会人数增加；2、工会应对政府机关独立；3、设置工农监察委员会并提高其权力。这三个办法，如历史所证明，并不曾阻止工人政权的堕落，而且工农监察委员会这个组织后来反而成了斯大林完成其特尔米多反动的一个得力武器。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一切趋向于「箝制与平衡」，趋向于「集体领导，相互监督」的企图是徒劳无功的。从列宁逝世前提议的那几个反官僚主义措施中，我们应该更加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集权制，应该用同阶级内部的分权制来加以民主化。列宁在分权化的路上没有走得多远，因为他遭遇到这个问题并殚思竭虑来予以解决之前，不幸他的命快临近终结了。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后起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并不以为，工人国家中实行了「三权分立」后便有了足够的保证，使它不至于变成个人独裁，不至于发生猖狂的官僚专政，不至于重演莫须有的大冤狱。但是至少，我们必须承认，此种分权制是无产阶级专政民主化的重要保证之一，因而也是工人国家不至堕落的重要保证之一。 其次，我要谈谈反对党的合法存在问题。一九二一年三月间举行的第十次联共党大会禁止了党内派别存在，显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如后来历史所证明，实在是贻害无穷。这个禁令事实上不曾能禁止派别，却给了占上风的某一派别以法理的借口，去禁止、迫害和用非政治的手段消灭反对者。 「党内无派，党外无党」这个非常反动的公式，构成了斯大林主义反动理论的几个基石之一，它实质与列宁的基本精神完全不符。如今是不但苏联共产党，而且全世界的所有共产党，都奉行了这条「路线」，使共产党变成为「绝对统一的」，即由一派独裁的，亦即由一人独裁的组织。事实上，在一个群众政党里，光想靠思想的说服力来完成和维持这样的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能借助于特务的恐怖手段。由此便产了不断的清党、党内残杀与史无前例的冤狱。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党究竟应如何处理其内部生活这个问题，我想托洛茨基在1940年为美国托派所规定的四点保证，应该被我们奉为「圭臬」。那四点是：「1、不禁止派别；2、除了共同行动所必须的某些限制外，对派别活动不加以其它限制；3、正式的刊物自必代表那由新的大会所确立的路线；4、未来的少数派如果愿意，可出版一份给党员看的内部公报，或出版与多数派共同的讨论公报。」（见《保卫马克思主义》英文本101页） 革命党内部派别的合法存在，乃是党内保持民主的一个最重要条件。在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的国家中，代表劳动阶级各倾向的人们可以组成政党，也是使落后国家不致官僚地堕落的保证之一。托洛茨基非常重视这个保证，所以写进第四国际的纲领中。 没有人能发明一种药方，使无产阶级专政能绝对免于官僚化的堕落。纵使在「法理上」与思想上，无产阶级的政党及其政权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而它们在事实上施行到如何程度，以及它们的实施对于民主化的体现有效到何种程度，仍然是要靠各该政党之内与各该政权之下的诸倾向的斗争去决定的。 不过，这绝不等于说：「法理上」与思想上的种种确定没有价值。为使独裁下面那些民主化斗争的易于成功，这些确定和认识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 二 如果我们确认了陈独秀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错误，那末他关于民主的某些见解。我却认为值得重视的，例如他说： 「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主义之全内容……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度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还不如。」 「……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以上引文均见陈独秀《给西流的信》）。 陈独秀这个见解，实际不是他的独创。马克思主义原本分清楚为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议会制度与人民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所争得的民主权利。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多半要打碎议会制度，他们坚决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仅仅与永远限制在议会斗争的框框之内，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致让此「民主」像套索似的绞杀无产阶级革命；但在同时，他们从来主张要保持并扩大民众在资产阶级政制下所已争得并已享有的民主权利。当初苏联打碎了议会制度，却并不废弃那些民主权利。苏联人民之被剥夺此种权利，一如历史所示，是经过了内部反动的、即它乃是斯大林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以后的事，陈独秀把这笔账算在列宁身上，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毋须说，经过了斯大林的黑暗反动之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列宁当年更应看重专政之下民主权利的保障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同意民主权利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相辅相承，决非相拒相斥的情形强调出来，借以反对斯大林主义者以专政名义取消任何民主权利，将一切民主权利扣上资产阶级帽子的绝对反动做法。 正像当年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来反对考茨基的民主拜物教一样，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保持和扩大「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必要，借以反对斯大林主义者的独裁疯狂。在这样做的时候，当然我们不应该像陈独秀那样，把根本立场退回到考茨基主义。 在过去，我们把议会制乃是资产阶级统治方式这一点看得太呆板了。议会制度与无产阶级专政不相容，只是在以下的意义上，即在官僚制度与军国主义业已巩固的资产阶级国家中，无产阶级绝无可能通过议会制度来走上政权，来推翻资产阶级在政治与经济中的统治，来真正实行「剥夺剥夺者」的革命，为要达此目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定得绝不顾及议会制度的束缚，得主要地凭借本阶级与一切被剥削阶层的组织力量，在主客观有利的条件之下，实行多少含有暴力（多少程度视被革命阶级的抵抗而定）的革命，打碎旧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包括议会制度在内），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借以镇压被推翻阶级的对抗，巩固革命胜利，并发展此胜利以走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此种情形中所以要打倒议会制度，并非因为它是民主的，而是因为它是反革命的，因其实权操在资产阶级手中，妨碍着打倒资本主义的革命。 如果说，某一国家的议会因为当时当地特殊的阶级关系之故，它不妨碍无产阶级的革命，那就不须解散议会，仅仅按民主方法，清洗其内部的反革命少数就够了。 无产阶级革命并非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条件中均与议会制度有冲突的，在革命未胜利前固然要利用议会这个讲台，便是当革命胜利之后，也并非不能采取议会制的。真正的苏维埃（即未被斯大林官僚化和事实上取消以前），其实就是一种议会制度。它与旧议会制度不同的只在于它抛弃了「全民」的谎言，老老实实说明它是具有阶级差别的民主制，同时它不仅有立法权，且兼有行政权罢了。 今天苏联的苏维埃与「人民民主」国家的议会，非但没有行政权，而且也无立法权，它们拥有的仅是听取报告权鼓掌喝采权，与一致通过权。这些议会，诚如陈独秀所指责，非但没有高于或优于资产阶级的议会，而且比后者更不如。 今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议会（不管叫什么名字都好），如何能恢复旧议会制所含有的民主优点，增加和扩大这些优点，使它们、也因而使那些国家，真正成为高出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组织——我以为是我们这代社会主义者的重要任务。 无产阶级不要民主而只要专政这个笼统的观念必须抛弃。 然则，保障充分民主权利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观念是否站得住呢？它有无现实性呢？ 托洛茨基是这一观念的最完备的代言人。正因此，他一方面被斯大林骂成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孟雪维克，另一方面被杰拉斯斥为「非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两个不同方面的共同立场是：要专政便不能有民主，要民主就不该专政。二者等于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然而世界人类的历史出路，若就比较抽象的观念上说，却正是要解决这看似水火的矛盾，正在于鱼与熊掌的兼得。无专政就不能完成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无民主不能使革命存续乃至前进至社会主义。如果这个矛盾不解决，那末历史已经有足够的事实向我们证明：人类只好陷进到野蛮主义——不管其路径是直接由资本主义出发，或绕道斯大林——拉可西——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历史既如此迫切地提出了这个矛盾，它自然同时提供了解决此矛盾的条件与可能。负担此解决任务的物质条件是早已成熟了——至少在全世界范围内。意识上的条件，至少在根本上和大体上也早由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提出来了。目前在这方面尚嫌不足的，据我个人看法，只是上述使无产阶级专政民主化问题上，一些更具体、更明确的措施吧了。 为使清楚明白起见，兹将我的看法再简单地归结如下： 一、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经过其政党想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的与经济的统治，必须凭借武力革命，建立剥夺剥夺者的专政。因此，十九要破坏资产阶级统治的传统方式——议会制度。能「和平地」通过议会制度完成此一变革，如果不是绝无可能，至少也只能视作极小可能的例外。 二、如此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绝对不必，而且绝对不应取消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面人民所已争得的种种民主权利，它们包括：人身保障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诸自由以及罢工权等等。 三、由全体劳动人民选举产生的专政机构，应彻底受选举人自下而上的监督，并事实上可随时被撤换，同时，专政的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机构的手中，而应实行分权，俾收「箝制和平衡」之效，借以防止个人独裁的产生。 四、专政下面应允许反对党存在——自然我们只能让拥护革命的政党存在。至于哪些政党合乎此一条件，应由工农自由投票决定。 五、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必须容许反对派的存在，绝不允许以组织制裁，特务手段，刑事迫害来对付不同意见者，反对以思想入罪。 七、无产阶级的专政绝不应该变成一党的专政。由部份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政党，决不能代替由全体劳动者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执政党的决策必须首先在真有权力的，包括反对党派在内的议会（或苏维埃）中提出与通过，然后由政府执行。执行中仍受议会的监督。 最后，我们还必须提到一点，即南斯拉夫与斯大林破裂后所竭力提倡的一个观念。鉴于政治民主实际上乃是经济民主的反映，鉴于在绝对集中的经济控制下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政治民主，因此，他们认为，为使社会主义的民主有其物质的基础起见，应实行计划经济中的分权制与自治制。迄今为止，南国在这方面的成就虽不显著，但在基本方面却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 上述种种，其自身自然不足以挽救一个革命政权的官僚堕落：但因它们并非凭空设想，而是从血腥史实中得出来的教训，故若明确地规定下来，等到专政国家民主化的条件更为成熟之时，一定会大有助于那些国家中工农的反官僚斗争的胜利，并使新的革命政权自始就免于官僚化的毒害。 三 陈独秀并没有提到如下的问题，例如：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否可以比先进国家更早建立工农政权，由此走向社会主义？以政党为中心，以秘密斗争配合公开活动，藉以积聚力量，组织群众，终于在条件成熟时凭暴力夺取政权，是否符合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占人口中少数的革命者及其群众，以此一方法走上政权，是否为斯大林式独裁制的先天性来源？ 这几个问题，曾经是，目前仍然是，一切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与普列哈诺夫等辈，提出来反对列宁，托洛茨基以及他们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同时按照理论说，他们也比陈独秀在「最后意见」中所揭出者更为根本。陈独秀的立场，如果发展到彻底，原应该与考茨基采取同一态度，根本否认人口中占极少数的工人可以组织政党来领导革命，根本否认一些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可以组织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根本否认凭借军事斗争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可是陈独秀不会这样否定，他至死不会对这些根本意见提出疑问。在我的回忆录中，读者可以看到，他非但没有象考茨基那样，诋十月革命为兵士革命，甚至还积极主张我们托派该作军事斗争的。至于中国工人阶级可以而且应该组织政党来革命，这种革命可以而且应该以社会主义为目标，那是他用自己的一生来肯定了的，至死不会在思想上放弃它们。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其实没有发展到它们逻辑的最后。当然，逻辑的「不足」恰好是它政治上的「有余」：他毕竟没有完全陷入第二国际的泥坑里。不过为了帮助我们清楚思想起见，我们却应该把他没有发展的发展出来。 在他那篇「根本意见」中，陈独秀只是非常感情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政权应该如彼而不应该如此，应该民主的而非独裁的。至于事实上为什么如此而不如彼，为什么独裁而非民主，他简直不曾思考过。他只是教人「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言外之意，就是说，罪恶的最初来源倒在于列宁关于民主的见解。 这种看法不但唯心，而且肤浅。要想解释无产阶级政权之为独裁而非民主，自须在社会的实际阶级斗争中寻觅理由。要想解释那个独裁政权之堕落成可怕的专制，自须从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准，从取得政权与防卫政权所采取的手段，以及从革命和反革命的国际关系上去寻求。 第二国际中「最正统的」理论家们，从来喜欢摘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的那句名言，即是说，一个社会制度没有竭尽它生命之时不会让位给另一种制度，新的社会制度当其存在条件尚未充分成熟时，不会去代替那个老制度，他们摘引它来反对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按照他们的指责，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要在资本主义烂熟的先进国如英德等国中首先发生，绝对不能在落后的俄罗斯硬造。社会主义者如果利用暂时的行情性的有利局势，打破了资本主义的脆弱环节，以此建立工人政府，则不管那些社会主义者主观上的意图如何善良，而结果那个「工人政府」必然要堕落与变质，变成为绝对非社会主义的政权。 此外，「正统派」们又有两个反对布尔雪维克主义与十月革命的传统理由，那就是：（1）「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2）「工人阶级只有应用民主手段来争取政权，才能建立民主的工人政府。」根据前一个命题，他们便认为：由少数革命职业家组织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便是革命家代替工人阶级革命，因而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为了后一个命题，他们认为革命党应用暴力和阴谋手段来推翻旧政权，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民主的，因为，据他们说，手段决定目的，暴力的手段只能产生暴力的政权。 总括起来说，那些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最初用以反对十月革命，其后用以解释斯大林暴政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本者本来不可以，因而是不该夺取政权的；第二，工人阶级只有凭它自己的组织和力量去实行革命，才能于胜利后建立真正属于工人与为工人的政权；一切由非工人出身的「政客」所策划的革命与所建立的政权，必不可能是工人的政权。第三，民主的工人政权一定要靠民主的普选手段来建立。 这些说法「我这里不再细分其中机会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成分」，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却必须承认它们比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是更彻底与一贯的。陈独秀如果要把他的绝对民主论贯彻到底，就得接受这些个说法。因为它们虽然是错误而反动的，但至少有局部的客观的「唯物主义的」根据，也在某种限度内，符合于某些历史事实的表象。陈独秀的民主发展论却是唯心的、主观的、以愿望来代替事实的。 近年来，形形式式的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看到了苏联和另一些新建的共产党国家中的极权措施，竟在回顾中承认了考茨基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真理」，他们把我们上引的三论据，当作了一切共产党国家所有罪恶的根源。 我自然不必在这里重述列宁主义与考茨基主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今天，我们虽然亲身遭受了一个斯大林政制的残酷迫害，但是我仍旧相信：真理在列宁一边。我相信，在经济落后国家中，社会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夺取政权；我相信、为达到此目的，那些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必须与应该受着一个包括大量非工人出身的革命「政客」在内的革命党领导；我又相信：工人阶级仅凭普选制度，特别在根本没有民主传统的落后国家中，绝对建立不起工人政府；我相信：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及其政权的建立，至少在现有历史条件中，无法不经过武力斗争。 三四十年来我们看见了不少次真的与假的无产阶级专政，让我们看到了不少光明面，又看了更多的黑暗面。这情形，当然使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仅仅宣布上述的所信为不够了。痛苦的经验给了我们教训，而教训则更使我们认识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精深而正确。如果我把上述三点称为列宁主义，那我们应该坚决地说，列宁主义倘不着重地用托洛茨基主义来补充，则势必要堕落为斯大林主义。 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基本战略是：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而且应该起来打倒各该国较脆弱的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以此作为一个有力据点，去推动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把本国的经济作有计划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改造。 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二人都接受列宁的看法。但托洛茨基特别看重落后国家工人政权的第一个历史任务（这正是列宁自己所着重的）：推动世界革命；斯大林则完全着眼于第二个任务，即在本国建设社会主义。 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意即大大地提高一个国家内的生产力，唯一办法只是：疯狂地榨取本国的生产大众的劳动价值。由此便发生了斯大林制度一切政治的以及经济的野蛮主义。 所以问题很清楚，关键不在于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应否先于先进国兄弟们去夺取政权，而在于夺取了政权后的做法，亦即在于这政权在国际阶级斗争中所应取的整个战略方面。若将它作为世界革命的一支部队，一个坚强保垒看，它便有健全的社会主义前途；反之，若将它囿于一国之内，希望「自力图强」，即必然要堕落成野蛮的专政。 陈独秀探究无产阶级政权的民主与独裁问题，却不从不断革命与「一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分歧点出发，自然要陷入唯心与玄学的错误中了。 一个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它的工人阶级如果首先取得了政权，无论其本身的命运、其民主设施、乃至其社会前途，都只有在革命之既深且广的不断发展中，才能获得保障。若想在「一穷二白」的「祖国」的基地上，仅凭一腔主观的「干劲」来建设「社会主义」，则非但政权的民主化根本谈不到，便是政权本身的存续会大成问题。
法国的革命间歇期（托洛茨基，1936年7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法国的革命间歇期 托洛茨基 RevolutionaryInterludeInFranceTheNation,Aug8,1936 来源：《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三十六期（1936年）。原标题为《法国的前途》。 说明：此文收录于《法国向何处去》一书（WhitherFrance?(1934-1936)），是其中最后一篇。现按照英文标题直译，改为“法国的革命间歇期”（RevolutionaryInterludeinFrance）。——上传者注 本年六月间法比两国的大工潮，其意义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在法国左翼各党看来，以为这是「法国社会制度和平改革」的开始。可是在另一方面，右派各报如「巴黎时报」「伦敦泰晤士报」等，都以为这正是法国革命的先声，未来斗争，必定日趋激烈，而且不可避免。现时法国的大资本家们，也理会到这一点，正在准备作大规模的斗争。可是一般小布尔乔亚型的政治家，却还在想力求调和。 现在正是七月中旬，法国工潮已暂获解决，表面上似乎一切渐复原状。实则普罗阶级的内层和统治阶级的上层都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未来的大斗争。其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次工潮解决的办法甚不彻底，而在崩溃途中的资本主义，却连这样不彻底的解决办法也已负载不动。尤其是一般小企业家们，四十小时工作制和假期工资照给的规定对于他们的打击真太重大了；他们要避免崩溃，只有提高物价，剥削劳工和农民，加深阶级的仇恨。 法国总理里昂伯伦（ＬｅｏｎＢｌｕｍ）曾经屡次公开宣布他的经济复兴计划，其要点是大规模生产，减低成本，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实则这一套法宝，都是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所唱的老调。历史是不能开倒车的。只顾背后而不向前看的政治家，反足为进步之障碍。 政府要求大资本家让步，大资本家又将他们的负载转移到较小的企业家。小企业家要补偿他的损失，自然只有减轻成本，改良生产技术，和增加物价。这对于都市的劳工阶级，都有切肤之痛。 小手工业家，小商人和农夫们正在等待人民阵线的援助，他们的政治感觉虽较工人为迟钝，可是渐渐地总会感到失望。人民阵线的根本矛盾存在于它的「中庸政策」之中。人民阵线的领袖们，惟恐对「中产阶级」有所损害，抱定不侵犯旧有社会制度的心理，依旧在「历史的黑漆弄堂」里摸索。他们屡次公开表明其温和的态度，说：「我们的政策是没有奇迹的。」试想，一个政府假如没有一种「奇迹」，没有一种英勇的决定，不敢去改造现有的经济制度，那末，一般小市民和工农阶级还能获得解放吗？人民阵线假如不能左倾，必将右倾。大资本家们正在等待这个机会，以便创造法西斯制度。 本年六月间的工潮对于统治阶级诚然是一个大打击，然而它并没有终止，这次工潮表明革命势力的雄厚，同时也暴露出它的弱点来，就是没有领袖，缺乏计划。不过革命势力的增进，却无可否认。罢工前工会会员只有一百万人，现在却已增加五倍。在另一方面，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资本家也正在准备挑战。所以政府虽有禁止再罢工的命令，而未来的斗争终难避免。 从历史上来看，每一次的革命运动都有几个必经的阶段，最初是革命大众的胜利和统治阶级的让步；其次是革命领袖的被麻醉而失去信仰和统治阶级的准备复仇；再次就是更尖锐的新革命运动之发生，其结果或如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之失败，或如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成功。现时法国的运动自然也不能例外。它的前途也只有两条：或者是革命大众失败了，则法西斯制度即将随之产生；或是经过激烈的斗争，革命大众终于获得他们最后的胜利。（丹枫）
赤光《陈独秀的生平及其政治主张》（193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赤光《陈独秀的生平及其政治主张》（1932）相关链接：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陈独秀的生平及其政治主张 赤光 （1932年10月28日） 新书出版 《先锋》小丛书《陈独秀底生平及其政治主张》 一、他的家庭生活 二、日本留回国之前后 三、五四运动之前后 四、中国共产党之组党时代 五、第二次大革命失败之前后 六、组织中共左派反对派时代 七、结论 陈独秀为中国革命导师，中国共产党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领袖，几十年来从事革命运动！最近在沪被捕，本社为使国人明了其生平及其最近主张起见，特编成此书！内容充实，理论正确，成为一般青年手执一篇之书，每册一角，先锋代派处代为发行。第一版印数不多，购者从速。 （刊载于中共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机关报《先锋》第四期，1932年11月17日） 自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于10月15日在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国民党政府的阴谋之下被捕以后，全国革命民众，没有不愤慨痛惜，同时也引起了大众对他的革命事业的特别注意。我们仓卒之间，写出这篇文字，因为手边缺少一切重要的参考资料，所以只能作简单扼要的叙述。
致全世界工人（第四国际筹备大会通过）（托洛茨基，1936年7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第四国际 致全世界工人 （第四国际筹备大会通过） 托洛茨基 1936年7月4日 继轲译龚义哲校对 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都在关注苏联的命运。一亿七千万人正在进行着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解放的实验。苏联的新制度的毁灭，会对全人类的发展造成沉重打击。但正因为这样，才有必要对从苏联的生活中观察到的一切复杂的过程及矛盾的现象，采取真诚的、批判的态度。 毫无疑问，苏联国内生活中最令人惊恐的症状，是持续不断的残酷镇压。在大多数情况下，遭到镇压的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支持者，而是同执政阶层发生了某些冲突的革命者。近几个月来，世界舆论多次报道了苏联执政党与外国共产党的反对派成员（他们不能依靠本国大使馆的庇护）遭到极其残酷的镇压的消息。监狱已人满为患，集中营已扩建到了远远超过内战时期的规模。面临着难以忍受的迫害，囚犯的集体与个人绝食抗议以及自杀不断增多。大批悲惨的事实，已经得到了完全可信的人的证实，只要法庭愿意采信他们的证据，他们可以在任何法庭上出庭作证。官方宣称社会主义社会已在苏联“最终和稳固地”建立起来了，但是任何一个有批判精神的头脑，都不会认为这些事情应该发生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苏联的主要报纸《真理报》在六月五日宣称，执政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新宪法草案，“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在评论这个最重要决定的头版社论中，宣称要对反对派进行更加严厉的新一轮镇压。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要，我们认为有必要逐字逐句重复统治集团最直接的喉舌《真理报》的声明。《真理报》在指出新宪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之后，又要求“对敌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提高警惕”。 然而，谁要是以为这说的是君主制、贵族和资产阶级复辟的支持者，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通过一系列法令，以及新宪法中的相应条款，公民由于社会出身不同而造成的不平等最终被消除了。官方解释说，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足够强大，无需担心那些出身贵族或资产阶级的人。而对于那些“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真理报》要求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斗争仍在继续。各种反革命集团的余党，形形色色的白卫分子，特别是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虽然已经无力发动正面进攻，却仍不死心，进行着间谍、破坏与恐怖活动——我们将继续坚决打击和消灭人民公敌——托派的害虫与奸细，无论他们隐蔽得有多好”。 这些话是说给他们自己听的。苏联的统治集团一边发布“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同时又一边宣称要“消灭”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具体派别的支持者，指控他们犯下了“间谍”、“破坏”（？）和“恐怖活动”等罪行。这些指控完全是一派胡言。在中世纪，宗教异端被指控引发了旱灾和瘟疫，犹太人被指控吸食基督徒的血，比起这些来，苏联统治集团的指控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毁灭的威胁近在眼前，这种指控无法让人们把注意力从残酷的现实上移开。 他们所谓的“托派”，是一个用不下十五种语言出版书籍和报刊的国际性运动。对这个运动，人们各有各的看法：有人同情它；反过来也有人批评它；但是，各种无可辩驳的档案，足以让每一个觉悟的工人、每一个认真思考的人确信：它是一个以工人的解放为己任的革命团体。正因为这样，在巴黎的六月事变期间，资产阶级报刊才会异口同声地指责“托派”挑唆罢工，共产国际的报刊则指责他们企图对革命拔苗助长。在同一批人领导下、以同一个思想为指导的同一个运动，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在试图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在苏联却企图通过“间谍”、“破坏”和“恐怖活动”来帮助资本主义复辟，这样的鬼话有谁会相信吗？ 苏联的每一位无私的朋友，即每一位劳动群众的朋友，都应该告诉自己：官方的解释都是空话，是无比虚伪的谎言。统治集团在公开准备从肉体上消灭思想上的反对派时，却找不出一个认真的理由来为如此残酷的镇压辩护。对这样的态度，难道还能默不吭声、消极坐视吗？ 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并没有、也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与反革命的间谍行为和恐怖活动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他们的活动并不是、或不可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但在另一方面，“托洛茨基派”反对苏联当权派的政策，反对苏联国内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反对军官等级的复活，最重要的是反对官僚阶层不受限制的权力与特权，这是千真万确的，从他们关于这些问题的全部著作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不是苏联无产阶级在惩罚“阶级敌人”，而是苏联官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与特权，在消灭一切试图表达劳动群众的抗议与不满的组织。 我们为自己的言论承担全部责任，要证明这一点很容易：苏联政府只需要允许成立一个公正的国际委员会，让它审查所有针对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和其他反对派团体的指控，确认这些指控是否真实。我们只要求这样。 每一个工人阶级的组织、每一个进步的社会团体、每一家诚实的报纸、每一位劳动者的朋友，都在关注这个迫切的问题，希望能得到彻底而全面的澄清。必须阻止这些悲剧继续发生。必须进行调查。必须查明全部真相。必须在工人阶级的组织内、在集会上、在报刊上提出和支持这样的要求：成立一个公正的、各方公认的委员会，派往苏联，调查官僚阶层威胁要对革命者（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和其他运动的代表）进行镇压背后的真正原因。如果苏联官僚阶层想在全世界工人阶级面前做得光明磊落的话，它就必须满足这样的要求。
陈独秀——被叛卖了的革命家（李福仁王凡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相关链接：陈独秀 陈独秀——被叛卖了的革命家 （李福仁王凡西） 译者：周仁生 在未来社会主义革命伟人纪念堂内，珍藏着受人敬仰的名单中，人们定会找到陈独秀三个字。陈独秀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在此之前，他是中国共产党（CCP）的主要奠基人和第一任总书记。今年（指1979年）是他的诞辰100周年。 陈独秀于1879年10月8日生于中国安徽省省会安庆。那一年恰是鸦片战争（1840—42）结束后37年，是持续很久的太平军起义（1851—64）受到镇压后的15年，是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95），义和团起义（1899—1900），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1911）之前。这里提到的历史时刻及其特点，可用来说明社会和政治变乱纷呈的指针，同样也影响到一位杰出革命人物一生的发展。 陈独秀置身的社会，可以说是处于好几百年前已经废止了的封建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之间。那时，绝大多数中国居民沉沦在一片文盲的汪洋之中，在一块块分了又分的土地上生活着、劳动着，大多数人的地产，还没有一小亩园地那么大，生产出来的粮食仅足糊口。穷苦农民，是与拥有众多田亩的中农，富裕农民以及大地主同时并存，而他们的劳作都是十分艰苦的。 城市里，有的只是手工业，现代化的工业少得可怜，就连这一点点可怜的现代化工业，大部分也操纵在外国帝国主义手中，而且集中在纺织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经营活动实质上是重商主义的。当时的资产阶级属于银行—买办阶级的。工人阶级刚刚诞生，还处在萌芽阶段。社会治安日益混乱，政权上层盘踞着的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统治政府的官僚机构腐败无能，他们既不能有效地管理国家事务，又不能保护祖国，反抗外国入侵。从表面看来似乎平静，内里却蕴藏着即将爆发革命的种种因素。 陈独秀出生在当地士绅门第，略有财产的地主家庭中，这一家人爱住在市镇中。他父亲在独秀出生后近几个月后便倏然去世，年幼的孩子是在祖父和长兄教育培养下长大成人，这两位长者都是中国传统的儒家书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想培养独秀去参加清廷科举考试，这是跻身官吏，或者跃升到官僚统治集团去的唯一可靠途径。应试成功便是名利双收。 ××× 1897年夏，陈独秀未满十八岁，便搭乘长江上的轮船前往南京，参加科举考试。若干年后，他在一篇未完稿的自传中，描写这次赴试经历，仿佛就是他一生理性探索和政治转变的一座里程碑。南京本身原无多大特异之处。但最使他吃惊的是出入这座四面筑墙的城市，要通过重重巍峨高大的城墙。这里，在历史上曾一度是明朝帝皇的京都。其他方面，跟安庆以及相类似的城市一样，尽管南京城很大，能看到的却是一排排古老的，破落的由暗沉沉的灰砖砌成的房子，而没有西式的高楼大厦。街道狭窄，小胡同里散发出沉沉恶腥，到处是垃圾，人粪尿。入夜时，油灯是唯一的照明。黄包车还无法跨越中国海前往日本。旅行只能骑驴子，坐牛车或步行。清廷官吏及其妻妾们来来往往一式地坐轿子。 举行文字考试的所谓考坊里，是一行行贴得很久的小围栏。每一小围栏只容纳一个应考生。他们自备纸、笔、墨和一份早已烧好的饭菜，帮助他们度过这受尽折磨的难关。说这是受尽折磨的难关，一点也不假，一连九天，骄阳如火，气温灼人，考试一直进行下去，这些未来的候缺者，为了求得一官半职，顾不得汗水渗透，把煎熬忍受到底，还要受那些驻扎在瞭望台上的警卫兵们的警惕眼睛的监视，为的是防止他们串通作弊。 甚至在准备考试时，风华正茂的陈独秀，对于科举考试制度作为选拔人才来补充政府部门官员的手段，已深表怀疑。怀疑的着重点对准经院主义。人们普遍认为有能力对儒家学说引经据典，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实用知识，而形式高于实质内容。科举考试的现实经验，只能使他产生鄙视的感受，这种感受又使他对应考者本身也是深恶痛绝的了。大多数应试者出身于富裕家庭，能够打动他们赴考的动机，莫过于求得金钱和地位。若干年后，他在未完稿的自传中写道：“我便开始思考有关考试制度和应考者在内的全部奇形怪状，然后我又深入思考，想得更远，如果这伙畜生般的人一旦得到了权势地位，那么我们国家，我国人民将会遭受何等的苦难。正由于有了这种思想，我便惶惶不安起来：怀疑通过这样的考试制度能否选拔人才，这样的考试正像每隔几年举行一次猴与熊的动物展览一样；此后，我又深深地思考着，这种考试制度难道不像我国所有其他制度一样，都是不完全而且有缺陷的吗？” 陈独秀对于到处存在的社会问题开始探索着作出全面的解释，就是这个探索引导他走向马克思主义，走向革命。 ××× 正如他在未完稿的自传中告诉过我们的一样，在他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又轻而易举地考中了之后，康梁变法思想已经深深地把他吸引住了。他下定决心不当清朝的官。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就字面来说，是主张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但满清政府统治者，不愿向人民的不满作出任何让步。当陈独秀成为康梁变法运动的信徒仅仅一年之后，这个维新党就被粉碎了。但两年后，即在1900年，满清统治集团蒙受极大的羞辱，那时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巨额赔款，作为对义和团起义的惩罚。 在这些历史事变影响下，陈独秀的思想越来越急进。1904年，他在自己家乡办起了《安徽俗话报》。通过该报，宣传民族主义革命思想。1908年，他前往上海，那里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着他们自己的“租界”。陈独秀参加直接反满的地下恐怖组织，并学会了如何制造炸弹。此时，陈独秀的政治观点已远远超越了康梁变法的温和派。他主张以革命推翻满清政权。 当年，中国年轻人习惯于花点时间到日本留学，以便寻求“新知识”，即科学和人文学，这种知识的最近来源国就是日本。陈独秀是现代文化的追求者之一，1902年他第一次东渡日本。他勤奋地学习日文，不久后便能熟练地用日文写作。此后，他又三次东访日本，其中两次在1907年和1914年，那时他从事革命运动，为了逃避满清政府及其后继者（北洋军阀）的通缉而逃亡日本的。在这两次逃亡之间，陈独秀作为一名革命活动家而疲于奔命，同时由于活动引起的后果，曾在他的家乡安徽省坐牢服刑一段时期。陈独秀另一次出国是在1922年，这次是为了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四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 为了结束满清王朝的统治，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陈独秀是亲临其事的，他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他被任命为安徽省革命军“政治指导员”。革命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但却推动了形势的发展，形势发展下去就会通向，甚至要求第二次革命，从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矛盾的。1911年的中国，是一个腐朽透顶的，四分五裂的社会。没有一个阶级强大到足以掌握政权或者策动急需的改革以引发一场必要的革命。资产阶级只不过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又缺乏组织，而且都集中在轻纺工业，这在以大量原始农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政权刚从软弱无力的专制君主手中垮下，又落在地方军阀的掌握之中。名义上执政的北京中央政府，实际上是银样蜡枪头。于是“军阀混战时代”从此开始了，一直延续了16年，直到国民党上台执政为止。 ××× 陈独秀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东渡日本是在1914—15年。1915年春回到中国时，他便在上海着手出版名闻海内外的《青年杂志》。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中，而中国国内的经济和阶级关系，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欧洲大屠杀，对中国的压力放松了，中国资产阶级突然发现自己在经济上有更多的活动余地。这种情况加上在世界范围内对各种各样工业品的需求，刺激了中国实业的迅速发展，也刺激了人数众多，具有阶级觉悟和战斗力的工人阶级的相应发展。此后几年内，这支新型的无产阶级队伍，便在逐渐展开的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舞台上，占据着中心位置，而陈独秀充分发挥了最高领导者的作用。 此时，陈独秀名闻遐迩，不仅是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而且更因为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在中国语源学和音韵学方面具有权威性的学识。除了日语之外，他还学习英语和法语。他那蜚声文坛的名望，传到了国都北京。北京大学主动向他提出，他自己也同意接受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那时的北京大学是国内最进步的，无疑也是最有威信的高等学府。陈独秀把他的杂志搬到了北京，改名为《新青年杂志》。这份杂志拥有一批著名的撰稿者。北大的新知识分子中为《新青年杂志》写稿的人有李大钊，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党而牺牲的烈士；还有哲学家胡适；文学家鲁迅；历史学家钱玄同；散文作家周作人等等。当然也包括陈独秀自己。有了这些著名的撰稿人（其中李大钊和鲁迅早已为《青年杂志》写稿），《新青年》便大踏步地前进，它的发行量和影响迅速地增长。1919年前，中国还没有中文版的社会主义文献，陈独秀利用他的杂志，帮助纠正了这个缺点。《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讨论会也出现了。 与此同时，陈独秀为了肩负起学术职责，利用《新青年杂志》发动一场反对儒家哲学和伦理道德体制的猛烈攻击，中国的儒教犹如西方的基督教，都是维持现状的精神支柱。儒家学说的实质，就是认定社会的进步只能依靠培养杰出的个人，而西方基督教则宣扬秉承天命去搭救世人的救世主。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陈独秀则主张“科学与民主”才是造福人类的一对孪生兄弟，唯有“科学与民主”才能把中国推向进步的道路。他还坚信：中国文字本身是挡在进步路上的严重障碍。他力尽一切要进行文字改革，使之适合于现代需要。中文经典著作有数千个复杂难懂的方块字或会意文字，已是几百年前的古老文字了，与现代的日用语言相比，大不相同。这种文字学起来十分困难，要求有异于寻常智能的人去记住如此众多方块字，因此，具有相当才干的人，即使学了十来年，也不能写好一封简单的信，这就不足为奇了。陈独秀用他的杂志，推广使用老百姓讲的方言或者“活的”语言。众所周知的“白话”或北方方言（因为这种语言首先是在北方形成和使用的）即将代替古典文字，这种古典文字，像拉丁字一样，都要送进古董博物馆去。 ××× 像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陈独秀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把奇耻大辱堆积到中国人民身上，是深有感触的。1919年5月4日，长期积压在人民胸头的怒火，突然间爆发出来，汇成熊熊烈焰。以学生为前导的示威游行在北京开始，迅速地扩大到其他城市。这次抗议的烈火，是由聚集在凡尔赛的帝国主义列强，以出卖中国的卑劣行为而点燃起来的，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正在凡尔赛举行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这是一群强盗正在秘密地瓜分战争赃物。 中国是站在同盟国一边参战，尽管参战只是象征性的，软弱无能的北京政府抱着天真的幻想，以为如此俯首帖耳的举动，会带来一定酬报，也许在战争结束时，战胜国会以公平的、慷慨的态度对待中国，但是使中国人民大吃一惊的是：凡尔赛的这伙强盗们，不但拒不理会中国的正当申诉，赔偿中国的损失，而且还给中国一记响亮的耳光，把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这一反对背信弃义的抗议，发展成为势不可挡的全国性大示威，这就是已经记入史册的五四学生运动。抗议示威在首先是针对日本的。恰好是在五年前，日本已向北京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力图变中国为日益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附庸国。但义愤填膺的示威抗议在同时把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因为这个政府并不打算去抵抗外国入侵，而实际上已表示同意接受二十一条中的某几条要求了。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深入实际，工作紧张，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他的《新青年杂志》起到了强有力的宣传、鼓动作用。这里有必要指出，俄国革命在觉醒了的人民群众中已经产生巨大影响。这一伟大的历史事变在不到两年前已经发生，而且仍然对被剥削、被压迫的各族人民和各阶级投下了振奋人心的亮光。陈独秀从一个在许多方面类似中国的领土广阔而又落后的国度里、从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中，看到了一个镜像，这就是他自己国家的革命前途。他认为，为实现革命社会主义纲领而要考虑建立政党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在五四运动中，至于陈独秀自己，则在北京监狱中度过三个月。那时，环绕在《新青年杂志》周围的一批作家，正开始土崩瓦解——这在伟大事变的冲击下，而引起的分化，是无法避免的。像胡适这样根深蒂固的自由派分子，曾经对社会改革怀有过某些急进思想，但此刻正像所有自由派分子惯常所干的一样，每当他们看到革命即将来临时，就畏缩不前，退避三舍了。陈独秀却不是这样的人。他从监狱释放出来之后，便永远离开大学，回到上海。此时，他41岁，公开宣布他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忙于准备创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党在全国性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建立，到会的代表，是由全国范围内各地方革命小组选举出来的。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在此后的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都当选为总书记，成为1925—27年大革命的领袖人物。 1922年，当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开过不久，在莫斯科控制下的共产国际指挥下，不顾陈独秀及其中央委员的疑虑不安，中国共产党加入了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或民族主义党。此时，共产党不是以一个附属机构加入的，还要求保留某些权利和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这些保留，国民党是不能接受的。与此相反，共产党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迫使他们服从国民党纪律。共产党员甚至要承担责任不得批评小资产阶级性的孙逸仙主义（即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的政治纲领。有趣的是，国民党的创始人和思想灵魂孙逸仙主持仪式，陈独秀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首先被正式介绍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党员。 就这样，本来是为了准备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而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而现在不论在政治上或组织上，完全从属于与此目的相反的资产阶级政党。也就是这样，放弃了革命政党生死攸关的、最宝贵的财物——党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犯下了根本的、带有决定性的错误，而今后革命失败的根源都必须追溯到这个错误身上。 共产国际理论家们，以即将来到的革命属于阶段性（分成两阶段）为借口，力图为投降政策辩护——实际上，这是机械论的模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精神——根据这个模式，第一阶段属于民主革命，领导权归于资产阶级。当民主任务完成之后，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挤到一边（用斯大林的话说，“像挤干了的柠檬一样”）然后领导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蒋介石决不会等待走完这段整齐划一的历史进程，这是可想而知的。但在推出这一荒唐概念时一个被忽视的明显事实是：在资本主义微光朦胧的时代里，资产阶级不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中心或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都不能起到革命或进步的作用。正像托洛茨基早已指出过的，俄国三次革命经验以及列宁在他著名的《四月提纲》里所强调说明的，都证实了这个事实，四月提纲使布尔什维克党摆脱了机会主义和阶级合作这个致命的潜在危险。 ××× 共产国际以陈独秀为替罪羊，企图掩盖中国第二次大革命失败的罪责。 在历史日程上，1925年5月30日标志着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开始，这次革命在1925—27年整整两年间展开，却以灾难性失败告终。大家知道，在五卅事件中英国巡捕在上海公共租界里，开枪射击由工人、学生组成的手无寸铁的示威者，死7人，伤者更多。这次挑衅性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罢工，导致另一次更悲惨的广州惨案，1925年7月3日（此处日期错误，沙基惨案的发生日期为1925年6月23日——录入者），当示威群众靠近通向珠江口外小岛，即沙面的外国租借的桥梁时，英、法警察用机关枪扫射示威群众，死57人，伤117人。沙面大屠杀再一次点燃了人民群众的怒火，反抗的烈焰腾飞得更高。矛头直指帝国主义。英人治下的香港，在一片总罢工声中陷于瘫痪。 从那时以来的两年中，群众运动此起彼伏地一浪高一浪——直到蒋介石面对机会主义者、妥协者和动摇者扼杀了革命之后，才以悲惨的结局收场。然而，在最初几次运动中，如果说以学生为前导的，而此刻工人们以自己组织为后盾，在自己的旗帜下，一次又一次地以崭新的充满活力的阶级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且勇往向前，不停地去争取领导被剥削和被压迫人民群众。在广大农村中，贫苦农民开始清算地主，去占领土地。谁能想到，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居然以悲剧结束。无疑地，这是多么令人伤心。尽管陈独秀作了几次无效的努力，想重新取得党的独立性，但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莫斯科的命令，仍然让自己捆绑在国民党的腰带上，已经无能提供必要的政治领导，无能率领工人群众去夺取政权了。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正热衷于统治全国，蒋介石乘机率领北伐军，征服了军阀，以国民政府名义统一了全国。资本家阶级正以日益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战斗的工人运动，正像地主因农民的反抗性日益壮大而吓得惊慌失措一样。中国共产党人扔掉了革命的基本原则，死死抱住与国民党及资产阶级联盟的紧箍咒，因而挡阻了、堵塞了工人罢工，农民占地的前进之路。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做法恰好为蒋介石的北伐起到了补充作用。事件发展的结果证明了：跟打败军阀的战役一样，蒋介石反过来对起义群众实施大镇压。 ××× 中国第二次大革命失败的全部历史，托洛茨基指为：“典型的机会主义错误”曾在各处传播，但现在不准再传播了。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在《致中国共产党全体同志》的一封难忘的信中，开宗明义他就写到：“自从1920年以来（共和国成立后的第9年），我与同志们共同工作，创建了党，忠实地执行国际领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这些领袖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等，但中国革命终于被带上了可耻又可悲的失败之路。”短短几行字，已经把一切都说明白了。陈独秀要求对执行过的政策和灾难性的后果，进行一次全面讨论。但是，斯大林控制着共产国际的中枢机构，而他在党中央的大多数同事都站到了斯大林的阵营中。现在，最方便的出路，就是把陈独秀当做灾难的替罪羔羊，当做机会主义者一类的坏家伙。但陈独秀无意留恋这唯一的悔罪宝座。 共产国际得到斯大林在中国代言人的响应，坚持说莫斯科的中国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将如何解释清楚，为什么完全正确的政策会导致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且摧毁了伟大的革命呢？于是，把全部责任推给陈独秀，说他不是忽视指示，就是误解了指示，一心一意想推行他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早为历史记载所驳斥了的、貌似有理的论据，就成了排斥陈独秀担任总书记的理论基础，而且把党转到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相反方向去，这条路线发展到了1927年12月发动流产了的、代价惨重的广州暴动，达到了顶点。 陈独秀从党的领导位置上退下来之后，曾给中央委员会写了好几封信，警告他们要防止新的灾难性路线，要求对党的政策作批判性的检查。党中央既不理睬他的警告，也不同意他的讨论要求。 早从1929年夏天，陈独秀已能得悉俄国左派反对派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点。这些论点都已包含在主要由托洛茨基执笔的文件里，这些文件是由莫斯科归来的党员带回中国，终使陈独秀的视野大大地打开了。他直到那时还不能全面理解，在左派反对派与斯大林布哈林派系之间有关中国问题的分歧意见。他把托洛茨基和反对派的论点同他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作了比较，他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立场，并再次写信给党中央，要求对党的过去和现在的方针、路线，付之彻底讨论，全面评价。 此时，由亲斯大林分子完全控制着的中共中央，作出的反应是把陈独秀开除出党。正因此，他才在1929年12月10日写了那封我们已在前面提到过的《致中国共产党全体同志书》，在这封信中，一方面他斥责了在他领导下的党所犯下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同时他坚持应把错误追溯到最终的发源地：这就是在莫斯科制订了政策，然后压在幼年的缺乏经验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然后，陈独秀与其他81名资深老党员一起，发表一份声明《我们的政治意见》，在这份声明中采纳了托洛茨基的论点。不久后，在声明上的签名者都被开除出党。但斯大林，显然认识到陈独秀对于共产国际的价值作用，因而力图诱使他回到组织中来。1930年2月，他邀请陈独秀到莫斯科去。当共产国际发出这份邀请书时，曾暗示陈独秀接受一次额外的政治训练，也许对他是很有必要的。陈独秀反唇相讥，说了以下尖刻的话，说他早已受到共产国际的足够训练了。就这样，他同九年前创建起来的党切断了关系。 ××× 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惨败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紧跟着1927年4月11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处日期有误——录入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决定性政变而到来的反革命恐怖，夺走了无数战斗工人，起义农民以及革命领导人的生命，这就是国民党——资产阶级20年统治的血腥前奏。共产党被赶到地下，民主革命的任务仍然一无完成，民族统一仍然是个遥远的目标。人们认为新的国民政府，只不过是地区性的军阀和以南京为中心的蒋介石之间，有一层薄纱似的联盟。帝国主义列强还能稳住被革命起义动摇过一阵的地位。主要城市中的外国租界，仍然在侵犯中国主权。海关管理权还留在外国人的控制之下，土地关系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没有八小时工作日，工人们被赶回工厂，一天要做10—12小时的工。最终，紧跟着来的是向日本侵略战争敞开大门的一条路了。 就陈独秀个人来说，革命失败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同样是非常惨重的。在心理上背起了沉重的失败包袱之外，还遭到了精神上的不幸打击。他三个儿子中的两个，都是积极活动的共产党员，一个在1927年，另一个在1928年都被国民党杀害了。为逃避蒋介石警探的搜捕，他不得不隐蔽起来。尽管所处的环境是很困难的，他仍然组织他的信徒加入左派反对派小组，该小组取名为“无产者社”，并出版同名的地下报纸。1931年5月，该小组与其他三个托洛茨基主义派别联合起来，共同隶属于国际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统一起来的小集团，后来组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中国支部）。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 尽管有种种提防措施，陈独秀的隐蔽处，终于被蒋介石的侦探所发现，1932年10月，他在上海被特务们从病床上拖出来，送到南京军事法庭上受审，罪名是：“危害民国”。陈独秀面对可能判处死刑的威胁，毫无惧色，反而使自己成为原告人的样子，去质难起诉他的原告人。他谴责劣迹昭彰的国民党，已成为恐怖主义的军事政权，并要求政府赔偿他因逮捕而造成的所有损失。他以前的同事以及知识界敬慕他的人士，为他奔走呼号，使他在刽子手的屠刀下保住了性命，判他十三年徒刑。他还在狱中服刑时，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于1936年7月在法国举行，经托洛茨基的提议和极力主张，陈独秀被代表们选进第四国际运动中央机构。 ××× 陈独秀在狱中服刑五年之后，于1937年获准假释出狱，这恰在日本策动战争，企图占领全中国之后不久。他这次释放出狱，是由于国共两党结成新的“联合战线”的结果，因为国共两党要采取联合行动，共同驱逐日本侵略者。两党达成的协议中规定有释放政治犯一条，大多数是被蒋介石政府关押起来的共产党员。虽然没有苛刻的假释条件强加到陈的身上，但是他仍然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也不转为出版界撰稿。在武汉作短暂逗留之后，他不得不再向西转移，到了四川省，定居在重庆附近的江津小城，不久后重庆成了中国的战时首都，由于心脏病发作，迸发静脉炎，加上他长期生活在监狱中，病情因而恶化，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与世长辞，时年62岁。 ××× 陈独秀的晚年是在贫、病交加，处境孤立中度过的。1938年，当他刚从狱中释放出来不久，他以前的中共同志那时已被斯大林主义彻底收买过去了。他们发动了一场反对他的诽谤运动，指控他以及其他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当陈独秀被迫保持沉默时，他以前的几位学术界朋友，仍然高度尊重他，因而站出来进行反驳，并且列举他生平的业绩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是值得称赞的战士，列举他为了自己的活动而遭受迫害，他是乐意接受的，难道说这样一个人能为帝国主义敌人效劳吗？他们为陈的辩护，使斯大林主义者丢尽光彩，不得不停止这场诽谤、中伤活动。 在极端孤立中，陈独秀从事的活动只是以通信方式与几位老朋友交换意见，从这些意见交换中，显示出陈独秀正在离开马克思主义，而朝着模糊的非阶级性的民主方向走去。他当时发表的意见是：人类在好几百年中一直在之奋斗的主要目标是民主，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之间除了程度不同之外，实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无产阶级民主应当远远地超过资产阶级民主，但不应当取消它——而要把二者溶为一体。当然，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民主并非理想主义的抽象概念，而是与阶级统治直接相连系的。资产阶级民主及其议会制度只能使少数剥削者去统治大多数人民，不管伪装得多么巧妙，实质上就是如此。与之相反的工人阶级民主要采取无产阶级专政形式，通过苏维埃来行使民主，这才是真正反映了极大多数人的利益。 陈独秀所关心的“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基本上是对斯大林政权摧残苏维埃民主，终至罗织罪名，编造审判案，消灭老布尔什维克而作出的反应。但是他采取新立场的逻辑，推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支持“民主的”帝国主义阵营。这里阶级标准不见了，有的只是小题大做的自由——民主概念。他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应当支持“民主国，反对轴心国，因为只有盟国的胜利，才能保证有顺利的革命环境”。他甚至认定，印度必须推迟争取独立的斗争，才不至于妨碍盟国作战。所有这些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并没有使陈独秀与革命社会主义原则截然切断。事实上，他仍然赞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消灭战争、解决社会问题的道理。这样的讨论是在私人之间进行的，而且继续进行到他临终前不久。 陈独秀死后，他的来往信件以及在1940—42年间所撰写的文章，由他以前的学生编集成册，并于1948年在上海出版。次年，资产阶级哲学家胡适，陈的老朋友之一，也是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台湾再版了陈的书，在书的导言中，胡适写道：陈独秀的新思想，表明他已是“浪子回头了”。 陈独秀没有完全回到他已坚持了二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上来。此外，我们还必须记住，他从来没有形成过前后一贯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没有把唯物主义辩证法摄取到他自觉的灵魂深处。他只是点点滴滴地并非系统地获得马克思主义基本论点，而在他从事革命活动中，时间又不允许他进行研究或深入思考。他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被革命的形势召唤他去领导伟大的革命。 可以说，至少在一点上他已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即未能果断地坚持他认为是正确的立场，这一认识已在我们上面提到的未完稿自传中反映出来了。陈独秀开始写的他的生平，还在南京监狱中，只写完两章，谈他的早年生活，并把读者带回到1897年他去应科举考试的时代。在第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颇有意义的自我鉴定，他写道：“有人赞扬我是一个嫉恶如仇的正直者，也有人批评我是一个暴跳如雷的急性人。事实怎么样呢？或许我的个性是暴躁的，但说我是一个嫉恶如仇的正直者，未必完全正确。我很像我的母亲，缺乏坚决果断，有时候也太容忍丑恶的事，正因此，我一次又一次地使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遭受到损毁，而自己却深深地受骗了，尽管我已经完全了解这一点，但仍不能改正。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我对于政治问题，心中既无把握，也缺乏决心。显然，这是我母亲的个性给我留下了影响。” 用不着丝毫怀疑，陈独秀在这里自我贬低的声明，指的是一再屈服于莫斯科来的指令，就是这些指令把中国第二次大革命引入歧途。他在1929年12月10日致《全体同志书》中，已经详细谈到，他从一开始便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此后又一连作出几次努力，希图使共产党能摆脱国民党的束缚，如果坚持下去，也许党能履行革命领导者的任务。每当莫斯科的钦差大臣坚持执行屈服的政策时，陈独秀便放弃了自己的立场。正如他写到有关这方面所作的一次尝试时，他说：“我没有果断的个性，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我的建议。我尊重国际纪律以及中央委员会多数人的意见”。 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的环境条件，屈服于制订中国政策的莫斯科操纵者，那么陈的缺乏“果断性格”一事也就微不足道了。他承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感到自身条件不足，这倒是事实。但我们不应忘记，1927年当中国起义浪潮上升到最高峰时，离俄国革命还不到十年，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以及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威信，正处于全盛时期。人们认为布尔什维克无疑是精通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战略的杰出专家，谁也不敢想象要对莫斯科发来的指示严肃认真地表示反对。而那时，如有必要，加强这些指示的执行，才算是对国际的忠诚，才算是严守国际的纪律。 ××× 陈独秀决非像他在认真作自我鉴定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奴颜婢膝的人——顺便使人联想起，这是旧中国礼义社会中多不少人感染了的、而且是经过夸张了的谦恭精神。恰恰相反，陈独秀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长期的社会活动史足以证明这个事实：他持续不断、卓有成效地为反对根深蒂固的孔教教条而斗争，他反对满清王朝的战斗精神，他多年来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而奋斗的气魄，他是一位敢想敢说的思想家，英勇刚毅的领袖。他面对敌人，大义凛然，毫不动摇，在可能判处他死刑的国民党法庭上，他的英勇坚贞的行为就是历史的见证。但是在同志和朋友面前，只要他是信任的，他常常作出更多的让步，直到放弃自己的决定。 除了上述之外，如果还有什么教训，值得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向陈独秀一生学习的，这就是必需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论来教育自己——这是万万不可缺少的。诚然，马克思主义并非肯定地保证不犯机会主义错误——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都是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也陷入机会主义泥坑，最后以社会主义的背叛而告终。不管怎么说，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问题，始终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定然能给我们提供保护自身的盾牌，不致落入机会主义陷阱，定然能引导我们找到正确的政治道路。 陈独秀即以被叛卖，由于他默许了来自莫斯科的错误政策，而他自己已又不能从错误中摆脱出来。其后果，对陈独秀来说，是个悲剧，对中国第二次革命来说，是场灾难。如果因此，在革命伟人的纪念堂里，剥夺了这位这位值得敬仰人物的合法而且应得的位置，那是不可思议的。 文章最初发表在《洲际通讯》(Inprecor)，1979年11月12日（原文系英文）
论苏联的新宪法（托洛茨基，1936年4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论苏联的新宪法 托洛茨基（1936年4月16日） 来源：《苏俄评论》第十卷第十二期 说明：译文中“斯大林”的译名，有时为“史太林”，有时为“史大林”，现统一为“史大林”。——上传者。 克里米宫内现在正忙于颁布一部新宪法以代替旧者，据史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声明，这部新宪法是世上最民主的。但是这部新宪法起革的程序，着实令人怀疑。因为直到最近为止，不论茌苏联的报章上或集会里从没有提到这部新宪法的事；也没有人知道宪法的起草事。可是，史大林却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向美国新闻记者霍华德说：「大约吾们在本年底将采用新宪法。」（今已经全苏会议通过——译者）所以只有史大林才知道新宪法的实行，而人民对之仍茫无所知。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如下的结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乃是在极不民主的状态下起草和施行的」。 史大林向霍华德说道：「按新宪法的规定，选举是普及的，平等，直接和无记名的。」 利于工人，而不利于农民的不平等选举权，要废除了。从此以后，选举的单位不是工厂，而是个人，每一个人将为自己而选举。一旦「没有了阶级」，社会上的人就都是平等的。只有法院才有权剥夺个人的选举权。上述这些原则，都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纲中采取来的，而这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已被今日的苏维埃所代替了。共产党始终认为苏维埃制度是一种比民主主义更高的制度。苏维埃制将与无产阶级的独裁制同时消灭，因为苏维埃制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表现。因此，新宪法的问题，应该归结到另一个较为根本的问翅，即：「独裁」今后是否将如一切官方言论中所说的较前更为「巩固」，抑或将削弱其威力，直到消灭为止？新宪法的意义只有从这个前途中才能正确的估计。不过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句，就是这些未来的前途并不依赖于史大林自由主义的诸手段，而是依赖过渡的苏维埃社会之实在结构。 当真理报论及新宪法的时候，曾含糊的但绝非慎重的提到一九一九年列宁所写的党纲，这党纲这样写道：「政治权利的剥夺，以及对于自由的任何限制，乃是防止剥削阶级企图保持或恢复特权的一种临时办法，是绝对必须的。当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消灭时，这种临时办法的必要性也同时消灭，这时党将要努力减小这种办法的使用，直至完全废除为止。」上面列宁所讲的话，当然可以替在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里拒绝施行选举剥夺权的政府作辩护。但是，在列宁所草的政纲里，又要求同时废除「对于自由的任何限制」。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其特征不仅在农民和工人间的平等，不仅在于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人有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五享有选举权，而在能使全社会的人民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根据卡尔和列宁的学说，阶级废除了以后，不但独裁制要废除，就是国家本身也要消灭。但是，史大林对于废除自由的限制一事，到如今还没有同霍华德或苏联人民提及。 莫洛托夫曾想替史大林辩护，虽则他们这种辩护是不顺当的。当他答覆法国时报主笔的询问时，他曾说道：「从前所采用的那些行政办法，现在已经常（？）不必要了」，但是，「苏维埃政权仍当继续向恐怖主义者和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作有力而持久的斗争……」。从此看来，他们所讲的「苏维埃政权」是没有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独裁是没有无产阶级的，独裁制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反对恐布主义者和盗贼的。无论若何，党纲上从来没有预料到这种样式的国家。 莫洛托夫允许已「经常」可不用这些极端的办法，这种诺言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同时当他作如上的诺言时，他又提到法律和秩序的仇敌，而正为了这些仇敌的存在，紧急办法就无废除之可能。结果他所作的诺言，也就完全失其价值。但是这些法律和秩序的仇敌，这些恐怖主义者和盗贼，究竟是从那里来的呢？同时何以这些人会如此之多，致使无产阶级的社会也不得不保存独裁制？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来帮助莫氏回答：在苏维埃政权刚产生时，恐怖主义的行动是在那些尚未终结的内战空气中，为白党和社会革命党所养育。当旧的统治阶级失了望时，恐怖主义也同时消失了。直到如今其痕迹尚存在的富农恐怖主义，其性质是属于地方的，仅能帮助游击队来向苏维埃政权进攻。但这种恐怖主义不是莫氏心目中所想的。新的恐怖不是依靠在旧统治阶级身上，也不是依靠在富农身上。近年来的恐怖主义完全是从苏联的青年中，共产党和青年团的下层党员或团员中招募来的。个人的恐怖主义虽无力来完成要想做的工作，但是他有一种属于象征的重要性，因为他表示独裁者和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间所发生之对立的尖锐化。恐怖主义虽是邦拿巴特主义的一种悲惨的扶助品。每一个个人官僚都害怕恐怖；但是，所有的独裁者都利用恐怖来替他的政治专权做辩护。史大林和莫洛托夫并没有在这里找到任何东西。 但是最坏的，就是我们不论从要人们的谈话中，或对谈话的解释中，都不能懂得：究竟史大林替它起草新宪法的国家，其社会性质为何？苏维埃制度正式的说起来是无产阶级独裁的表现。但是，如果社会里的阶级已经消灭，那末独裁制的社会基础也就要同样消灭。那么，究竟谁是今日独裁政权的掌握者呢？决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全体人民。但是如果从阶级对立中解放出来的全体人民都是独裁政权的掌握者，那么，这不是表示独裁政治已消解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因而也就是整个国家的废除么？卡尔的逻辑是无从驳覆的。当国家消灭时最初消灭的当然是官僚政治。新宪法是否暗示「秘密警察」也应废除？如果有人在苏联敢发表如上的意见，那么政治警察当局马上会给你一种强有力的反驳。阶级已经消灭了，苏维埃也已经废除了，阶级的社会学说也变为灰尘了，但是官僚政治却仍然存在！ 对于官僚政治所加的鞭策 我们以后要讨论到下面那个问题，就是平等和直接的选举究竟与政府所宣传的全体人民所已获得的社会平等相符合到什么程度。但即使我们相信而接受了这种宣传，我们对于下述问题觉得更为难解：既然全社会的人民都是平等的，那么选举为什么还要无记名的？在这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公民究竟是害怕谁？这种防御物之设置，究竟是为了对付谁？小孩的害怕光线乃是有纯生理上的基础；但是成人不敢公然的表示他们的意见，那他们的害怕乃是属于政治性质的。卡尔曾认为政治乃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职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记名选举乃是为被剥削者建筑一种防御物用以反对剥削者的恐怖。资产阶级之所以最后也同意于这种改革，——当然是受了群众的压迫——仅是为了资产阶级要保障它的国家，至少也要部分的避免因自身的腐败而崩溃。但是在苏联，显然没有剥削阶级对于劳动者的任何压迫。那么，究竟是为了对付谁，而必须用无记名选举的方法来保障苏维埃的公民？ 苏联旧宪法里的公开选举乃是革命阶级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敌人的一种武器。旧宪法对于选举权的限制也是为了同样目的。现在，革命已经经过了廿年，不是阶级敌人，而是劳动者自身却如此害怕起来，非在无记名的保障下不能选举。这当然和极大多数的群众有极密切的关系，因为无记名选举制不是为了少数反革命者的便利而创设的。 但是谁在那里恐吓人民呢？答复是很明白的——官僚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准备以无记名选举来保障人民，以防人民受其害。史大林已公开地承认过。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无记名选举制呢？他的答覆是：「因为我们要以完全的自由给与苏联人民，使他们能够选举他们所要选举的人。」因此，我们从史大林的口供中知道现在的「苏联人民」尚不能选他们所要选举的人。「我们要给苏联人民」这句话的本身要比史大林今后所要颁布的一切宪法重要得多，因为这短短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已成的宪法，并且是真实的而非神话。 正如欧洲的资产阶级从前一样，苏联的官僚主义者今日不得不借用无记名选举方法，以便将他们占为已有的政府机关检查一下，以肃清自身的种种腐败。史大林也曾被逼而暗示过这次宪法的改良就是如此。他曾对霍华德说：「在我们国里有不少的机关工作得不好……秘密选举将成为人民手中的一种鞭子，以鞭策那些工作不好的机关。」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史大林之第二个口供。在官僚主义者以自已的手，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之后，现在他们反觉感到鞭子的必要，——不但因为若干政府机关工作不好，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些机关自头至尾为一班不受管理的私党的罪恶所浸蚀。 早在一九二八年，拉可夫斯基对于公开暴露出来的许多官僚主义的堕落事件曾写道：「在层出不穷的谣言中，最值得注意和最危险的，就是群众——尤其是党员——对那些空前的自私行为的消极态度，这些自私行为都是工人们亲眼见过的。因为害怕执政者，或者仅因为对于政治冷淡，所以他们袖手旁视不提抗议，或仅示一些怨恨。」从拉可夫斯基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有八年了，现在情形比以前更坏得多。史大林的个人独裁的统治，国家的行政机关充满了引用私人的恶习，充满了利己的观念，充满了放纵，贿赂，和掠夺。每级行政机关里日益显露的腐败，已使为统治层的权力、收入和特权之源泉的国家之存在，发生了危险。因此，改良成为必需的了。因为害怕自身所制造的罪恶，克里米宫内的最高执政者遂不得不请求人民，来帮助他清理并纠正一切的行政机关。 不准参与政治的民主主义 官僚主义者虽则请求人民来作有益的鞭策，但是只准在一个最低的条件下，就是不准人民参与政治。政治的神圣任务只许「领袖」独占。史大林对于霍华德所发表的那个关于其他政党的棘手问题曾答道：「阶级既然没有了，阶级间的分野线既然废除了，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各社会层间只有细微而无基本的区别，产生互相争雄的政党的条件也就不存在了。既然没有不同的阶级，那就不能有不同的政党，因为政党是阶级的一部分。」史大林这谈话，每一个字都是错误，甚至有时每一个字有二个错误。 按着史大林的意思，好像阶级间的分野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并且在每一个时期里每一阶级只有一个政党来代表它。马克思主义之关于政党的阶级性的学说已变为官僚主义的滑稽笑话。为了行政制度上的利益，他将政治的动力完全从历史的过程中除去。事实上决没有这样的例子：即一个阶级只有一个政党，找遍全部政治史，绝无此事，阶级不是单纯的，而是为内部的对立所分裂，有时甚至只有经过内部的各种倾向——各种派别和政党的斗争后，才能解决共同的任务，只有在某种限度之内才能承认：「政党是阶级的一部分。」但是既然一个阶级可以有许多「部分」——有一部分是前进的，有一部分是保守的——那么同一个阶级也可以有几个政党。反之，同一个政党也可以依据在许多阶级的部分。 很显明的，史大林可耻的错误，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利于已的，因为他说在苏联已经没有阶级的存在。那么，苏联的共产党究竟是属于那一个阶级的一部分呢？——当然一切阶级都废除了以后？当史大林不小心的踏入理论的园地时。所走的比他要走的还要远。从他的推理，不能得出苏联不能有许多不同政党的结论，而只得出连一个政党都不能有的结论。按史大林的意见，既然没有阶级，当然也不会有政治。然而史大林在这个定律下却作了一个很大量的例外，就是他许可他自己做总书记的政党依然存在。 劳动阶级的历史，容易把史大林关于政党学说的破产性暴露出来。虽然劳动阶级的社会结构无疑的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是比较最纯粹的，然而劳动阶级里还有劳动贵族层及与之相关的劳动官僚层，这种劳动层就会产生改良主义者的政党，这政党又必然变做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究竟从史大林的社会学的眼光中看来，劳动贵族和广大劳动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基本的呢，抑是细微的，这倒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正因为这个区别的存在，当时才有建立第三国际的必要。在另一方面，无疑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较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阶级的结构要无比的来得庞杂。正因为这个原故，所以产生几个政党的基础依然存在。 其实，史大林所注意的，不是卡尔的社会学，而是官僚政治的独占。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东西，每一个劳动官僚主义者，都认为劳动阶级内并没有反对派存在的「基础」，就是那些不执政权的官僚主义者也作如是之想。英国的劳动党领袖把革命者自党内驱逐出去，借口于「统一的」劳动阶级内，不准有政党的斗争。樊迪文（比利时社民党领袖——译者）勃伦（法国社民党领袖——译者）和石屋（法国工会秘书员——译者）都有同样的行为。他们的行动并不是为「统一」的玄学所驱使，而是为特权派的自利观念所支配。苏联的官僚主义者较之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劳工官僚主义者要无比的强些，富些和自信些。苏联的高级熟练劳动者所享受的特权，为欧美诸国之最高级的劳动者所望尘莫及。苏联的真正统治者是一个双重层，就是官僚主义者依赖于劳动贵族。今日苏联的执政党，就是特权层的政治机关。史大林的官僚政治只有丧失权利的可能性，而没有获得新权利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官僚政治不愿把自己所独享的权利让他人享受。就是在将来，也准备将这个基础只保留给自己。 果然，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期，布尔什维克党享有独占的地位。但是如果把那时候党的独占和现在少数特权层的独占，混做一起，那真是把现象当做实体看了。在内战的时期里，在历史上极端困难的情形下，布尔什维克的政党迫不得己而暂时禁止其他政党的存在。这不是因为其他政党没有存在的「基础」（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没有禁止的必要），而是，正相反的，党的所以要禁止其他政党，乃是因为他们有存在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才是危险的。那时的党公开地向群众宣传他的工作，而每一个群众都明白孤立的革命正受着致命危险，而这一切措置都为的要保障革命。现在官僚主义者愈修饰社会的实质，他们愈无耻的为私利而利用此实质。如果，社会主义的天国真的已经临到，而其他政党存在的条件都已丧失了，那末就没有禁止其他政党的必要。现在所应该做的只要按党纲的规定，废除『加于人民的任何限制』就是了。但是，官僚主义者决不肯实现这部分的党纲。因为现社会内部结构的虚伪太明显了。 史大林为了消除霍华德氏的怀疑起见，复向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意见，就是：『选举的候补人，不仅由于共产党提出，并且将由于不属于党的各种公共团体提出，这些团体现在已有几百个。』这些社会层（苏维埃社会的）都可以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且可以经过这些团体表示出来。』大概是为了这个原故，所以史大林称新宪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 这篇诡辩并不比其他部分来得好。苏联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层是：『官僚主义的最上层，中间层和下层，劳动官僚主义者，集体农场的贵族，普通的一般工人，集体农场的中间层，单独的农民，最下层的工人和农民，转变为城市的游民，无居住的游荡者，娼妓等。至于苏维埃的各种公共团体，例如工会，合作社文化及游戏团体，都不能代表各社会层的利益，因为这些团体都有同样的等次组织。就是那些依赖于非特别群众的组织，如同工会，合作社等，其管理权仍是完全操纵在最高层特权者的代表手里，而最后的决定及发令权则完全操纵在「党的」手里。也就是操纵在统治阶层的政治组织手里。非政治团体的参与竞选，结果仅是在克里米宫所规定的限度内，官僚层内各派的竞选而已。统治层最高政权者企图借此来发现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秘密，并企图刷新制度，同时却不许有任何政治的斗争，因为政治的斗争必然会反对这个官僚层的自身。 新宪法的历史意义 官僚主义者的领袖又代表了全体官僚主义者层，表示出他们对于历史前途的趋势是如何的缺少理解力。当史大林述及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诸社会层间的区别是细微而非基本时，他心目中以为除了有产者的农民以外，（虽然这类农民的数目仍是很多，足以占领捷克全境）所有的其他农民都是依赖于集体农场和国家的生产工具。这当然是无可争辩的！不过集体农场（即工具属于农民全体）和国有工业之间仍然有『基本』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即使在将来也会存在。然而我们不能在此讨论这个次要问题。目前最迫切的问题，乃是各社会层间区别，这区别并非因为生产工具的不同而是因为消费物的不均而发生的。消费的范围虽则仅是生产范围的上层建筑；但是消费范围对于人民的每日生活却有很重要的关系。从生产工具的占有看来，一个大将和一个扫街之间，一个托拉斯的经理和粗笨工人之间，一个人民委员之子和一个游民之间，并没有「基本的」区别。但是有的人占有华美的房间，享受几间夏天避暑的房子，坐着极好的汽车，并且连擦鞋子的方法都久已忘记了，但是也有人常居在空洞的木棚里，过着半饥饿的生活，并且不擦自己的鞋，因为这般人连鞋子都没有。这种区别由政府的要人看来是「很微的」，并不值得注意的。但是从一个粗笨的工人看来，这种区别是「基本的」。 按莫洛托夫的意见，苏联专政的目的是为了恐怖主义者和窃贼。但是盗贼的猖獗真是社会贫穷的最显明的表示。当绝对大多数人民的物质水平线是如此的低下，连面包和鞋子的所有者也要用卫队来保护，执政者偏要替自己吹嘘，说社会主义已经成功了，这是怎样下贱的一种对人类的嘲笑呀！ 在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每一个公民的普通需要都能够满足，用不着互相憎恶，互相吵闹，在那样的社会里不但邦拿巴特式的专政是不可能的，就是一般的官僚政治也是不可思议的。官僚政治不是一种技术范畴，而是一种社会范畴。官僚政治只能在庞杂的社会性质上，在内部的斗争上，在利益的对立上产生并存在。官僚政治为特权阶级的利益而调整社会上的冲突，并且从劳动阶级中榨取大量的利益供献特权者。苏联的官僚主义者很无耻同时也相当成功的完成这种任务，虽则苏联曾经发生过财产关系上的革命。 苏联的官僚主义者把自身高举在新经济政策的上面，利用着富农，新兴资产者，与工人贫农之间的冲突。当富农长成而反对官僚政治时，后者为自卫起见，遂不得不请求下层农民的援助。当官僚政治与富农斗争时（自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官僚政治的力量是最薄弱的。正因为这个原因，官僚政治遂努力来完成一个工人和集体农民的贵族，设立大不相同的工资等级，创设养老金和奖章以及其他的方法，这些方法的目的有小半是为了经济上的必要，但大半是为了官僚主义者的政治利益。在这种与日俱增的对立中，统治层始得获胜而占有今日邦拿巴特式的高位。 在革命的火焰尚未熄灭的国家里，特权阶级的人时常对于自身所享受的特权发生恐惧，尤其是在和广大群众的赤贫对照时。苏维埃政权的最上层是非常害怕群众的，而这种恐惧心理是完全属于资产阶级的。史大林利用第三国际来供给特权阶级获得更多权利时的一种「理论上的」辩护，并且以集中营来对付一切不满意于官僚主义者的人们。无疑问的史大林是苏联官僚主义的首领，也是劳动贵族的领袖。他只有和这贵族层时常往来。只有这些人才会很忠实的将领袖加以「神化」。这就是目前苏联政治制度的要素。 但是为了维持这种结构，史大林不得不有时站在「人民」方面，来反对官僚政治，当然是得到官僚层之同意的。他甚至有时想从下层群众中求得一种鞭策，来督促和改正上层的滥用权力。这就是宪法改革的目的之一。除了这个目的之外，还有一个其他目的，这个目的之重要性并不比前者为小。 新宪法废除了苏维埃，将劳动者融解在广大的民众中。然苏维埃在很久以前已丧失了它的政治意义。但是因为新社会对立的长成，和未来后裔的觉悟，它们也有复兴的可能。当然，目前的官僚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城市苏维埃，因为有层出不穷的青年团团员的参加。同时在城市里奢侈者和赤穷者间的区别实在太大和太明显了，因此苏维埃贵族的第一个任务就在取消工人和红军兵士的苏维埃。 虽然有了集体化的农场，但是城市和农村间的对立仍旧无法使之消灭。农民依然是落后的。在集体农场的内部以及集体农场和集体农场之间依然发生对立。官僚主义者觉得对付农村的不满是比较的容易。同时官僚主义者利用集体农民来对付工人。利用落后的农村群众，来消灭工人因社会不平等的增加而发出的怨恨，乃是新宪法的主要目的。关于这点，史大林和莫洛托夫当然不曾向世界宣布过。邦拿巴特专制有时会常要依赖农村以对付城市。在这一点上史大林真是传统的遵守者。 有学问的雕虫小技者如韦白氏那样的人，在一九二三年前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沙皇主义不能看出什么区别来。而如今却能了解史大林统治的「民主」。这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因为这些人一生就是劳动贵族的理论家，从实际上看来，苏联的邦拿巴特主义和苏联民主主义的关系，真如资本主义的邦拿巴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关系一样。两者都是因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惨败而产生，而两者在世界无产阶级的第一次胜利时就会被摧毁。 历史证明邦拿巴特主义很能施行普选甚至无记名选举。邦拿巴特主义之民主的仪式，乃是全民投票。时常放在公民面前的问题是：「赞成或反对领袖」？而领袖则设法使每一个选民能感觉到枪头是针对着他的太阳穴。自从拿破仑第三（此人在现代看来不过是乡曲艺术家了）的时代以来，这个艺术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好像不久以前，德国的戈贝尔所演的那一套把戏。因此新宪法是要以司法手续来取消那陈旧的苏维埃政制，而代之以基于全民投票的邦拿巴特主义。 先锋队的任务 莫洛托夫将史大林的话加以发挥，答覆法国的时报主笔道：「政党在苏联已经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快要完全消灭阶级了。」这种观念和名辞据有怎样的正确性？在一九三一年他们说：已经废除了「最后一个资本主义的阶级——即富农；」而到一九三六年他们反说快要废除。本来，政党这个问题对于莫洛托夫无论如何总没有多大「现实性的」。但是劳动者对于这个问题却抱着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知道官僚主义者一只手在压迫剥削阶级，而他只手又在帮助他们复活。前进的劳动者认为他们自己的政党，不受官僚主义者管辖的政党，是一切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史大林和莫洛托夫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在过去数年中他们不惜把几万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就是整个的革命党——自那个所谓「共产党」中驱逐出去。当时报的主笔向莫洛托夫提出关于派别及他们转变为政党的可能性时，莫洛托夫很机警的答覆道：「数年前党中曾有人企图另设派别，但是现在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了，而共产党也是真正的统一了。」最好，他们再加上一句，就是，这已经为不断的清党以及很多集中营所证明了。然而，反对派不合法的存在，并非不存在，不过是一种很困难形态的存在罢了。逮捕那些离开历史阶段的政党分子，可以阻止这些政党的发展和存在，例如一九一七年——一九二三年的革命专政所证明的。但是逮捕革命的前卫者，并不能拯救官僚主义者厄运，而这个官僚制度，据他们自己承认，也正需要一种「鞭策」呢！ 如果有人说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完全成功了，那才是瞒天大谎。官僚主义者的盛行乃是离开社会主义尚属遥远的证明。如果苏联劳动者的生产力仍是较欧美前进国家劳动者的生产力低落好几倍，如果人民仍在贫穷的苦闷中，仍在为消费物而作残酷的斗争，官僚主义者仍可以利用各种势力的对立而获益，那末资本主义仍有恢复的危险。在现阶段上，因经济建设成功而引起的不平等的增长，这种危险甚至更加增大了。但是被官僚主义所腐化的政权，乃是未来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危险。只有靠劳动者，首先是他的先锋队，积极的管理政治，在某阶段上的不平等才可减少到经济必需的限度内，社会主义平等的道路才可开辟出来。只有把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恢复起来，和官僚主义者的政党相对抗，才是解决一切困难和任务的锁钥。 在向着一个目标进行时，人人都应当利用每一个阶段上所发生的实际可能性。人们对于史大林新宪法的任何幻想，当然是不应该的。但是也不可把它弃在一边，当做无用的废物。官僚主义者现在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冒险来尝试一种改革。历史告诉我们，邦拿巴特主义者很多的时候想以自由的改革来拯救自己，但其结果适得其反，反把自己的力量减弱了。新宪法把邦拿巴特主义亦赤裸裸的暴露出来，并且替反对他的人制造一个半合法的护身物。官僚主义内部诸派别的斗争可变为更广大的政治斗争。加于工作不良机关的鞭策，也可以变为加于邦拿巴特主义的鞭策。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从今以后应当严密地注意到新宪法的经纬，详细研究第一次选举的经验。我们应当学习如何为社会主义的利益而利用各公团间的竞争。我们也应当学习怎样在选举场上来进行斗争。官僚主义者既然害怕劳动者，那么，我们应当更大胆的来开展我们的工作在工人的前面，并且应当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官僚主义者既然害怕青年，那我们就应该把青年召集在卡尔列宁的旗帜之下。我们应该把那青年一代的先锋队从个人恐怖的冒险（那是绝望的方法）引导到世界革命的大道上来。同时我们更应当训练新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干部，来代替这已经腐烂的官僚统治。 石英译自法文《布尔雪维克》八月号
王凡西：陈独秀──中国共产主义的创始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陈独秀──中国共产主义的创始者 王凡西 原载香港新苗双月刊第11期，1989年5月出版。英文本载于G.Benton,ed.,ChenDuXiu'sLastArticlesandLetters,1937-1942,Richmond:Curzon,1998,pp.133-141.及G.Benton,ed.,WildLilies:PoisonousWeeds:DissidentVoicesfromPeople'sChina,London:PlutoPress,1982,pp.157-167. 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王凡西先生于一九七五年在英国约克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讲。原文是英文，翻译为中文时当作了一点删节。王凡西曾经与陈独秀一起建立托派组织，既是同志，又是朋友。 陈独秀本来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功的鼎鼎有名的思想领袖。不仅毛泽东、周恩来当过他的学生，就是李大钊也不及他对近代民主运动的影响大。可是，由于他坚持真理的态度，固不见容于国民党，后来也更不容于中共，成为「终身反对派」。 现在，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刻，我们该恢复历史的真相了。 王凡西先生最近还来信谈到他这位前辈：「其正代表被压迫与被剥削大众利益的革命者，他在大部份岁月中，总是逆流前进的。陈独秀的其正伟大处，在于他终身甘做反对派，丝毫没有势利之见，全身没有一条「媚骨」。这样的人，在历史上确属稀有的。」 陈独秀的名字于年青的一代，无论在中国或在外国，纵然不是全然不知，也恐是知道得极少的。中国共产党的顶层领导人物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别的几个领袖已闻名于世界，陈独秀的名声比起他们来简直是个无名小卒。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评量一个政治人物，不单由他的成就来立论，而是从他的一代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来着眼，我们便应该说陈独秀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不但远超周恩来、刘少奇，也迈过了毛泽东。 陈独秀和目前中共高级领袖们之间的关系，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记载了这些领袖们很好的自述。周恩来说：「我去法国之前，我读过共产党宣言，考次基底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这些书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社印行的。我见过陈独秀，也见过李大钊——他俩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毛泽东关于陈独秀也说了许多，但下面所引的最有意义。他说：『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去上海。我又见到陈独秀。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给我的影响可能比任何人的大。」在这里我们看出毛和陈是受业和老师、干部和领袖之间的关系。这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如此，在建党之后长时间也是如此。 陈独秀出生于一八七九年十月八日，鸦片战争之后的三十五年，太平天国灭亡后十五年。内忧外患动摇了满州人统治的根基。中国旧社会政制的贪污无能，彻底无情地暴露出来。中国为西方列强吞并奴役的危机迫在眉睫。同时满清专制政府对百姓的压榨，益难忍受。所有这些因素．强烈地唤醒了中国人民向来对于民主政治的淡漠。人们急切要求改良变法，其中以知识分子为最。这样，当陈独秀降生时，中国已感觉到新气氛了。 可是，陈独秀受的教育仍是旧式的。他生于安徽省的一个书香门第，但是，陈独秀不喜欢私塾里的经书，更不喜欢八股文。由于祖父和母亲的敦促，不得已，他去参加了县试，中了秀才的榜首，那年他才十七岁。第二年，一八九七，他被送往南京去考「举人」。这次的经验使他于朝廷考试永远失去了兴味，而且于国家制度的一切发生了怀疑。 陈独秀成为康梁的信徒之后，仅仅一年，维新运动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再过两年，一九○○年，清廷可耻地为八国联军所战败。在这些大事变的影响下，陈独秀底生活和政治思想越来越激进。早在一九○四年，他便在本省出版了一份《俗话报》，宣传民族革命思想。一九○八年他到上海一个恐怖主义的地下组织，学习了制炸弹的方法。这时他的政治观点已远远迈过康有为和梁启超，而在鼓吹以暴力革命推翻满清政府了。 当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前夜，他在安徽省搞政治活动第一次被捕。由监狱释出后，他被迫流亡日本。在这里他和国民党的创立人孙中山合作，但他没有加入孙中山的组织。当第一次革命，推翻满清后，他回国在本省里当了革命党组成的都督府的秘书长。 国民党和旧制度的代表袁世凯达成了肮脏的妥协之后，革命跟着失败了，陈独秀被迫重新流亡日本。他在日本发行了一份革命性的报纸。他于一九一五年回到上海，创办了一份杂志，叫做《青年》，第二年改名《新青年》。一九一七年，杂志的编辑部移到北京去，因为陈独秀这时被聘为国立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这大学是被认为中国最高最先进的教育学府的。这里集合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新青年》增添了生力军（李大钊和胡适早已撰稿了），又得到一群北大学生的参加，声势大振，销数和影响迅速上升。但是何以在现代中国发展史上《新青年》能够这样迅速进展，成就这么大，负担了这么重要的任务？主要的理由应该——像陈独秀有一次曾说过——从当时的极有利于这个运动的一些客观情况中去寻找。这些情况是：第一，欧战延长的结果，一时间缓和了列强对于中国经济的控制，这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起来，同时产生了中国现代化的工人阶级。第二，俄国爆发了革命，革命不但推倒了专制，且向社会主义迈进。第三，约在大战末期．一种深刻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运动兴起于全世界，特别在受战祸毁伤的欧洲。这些条件促成了中国某些进步的知识分子较前更热切地探索，希望就中国自从被拖进现代世界漩涡以来，所遭遇的诸问题寻得答案。也是这些条件供给了他们肥沃的土地，发育他们散布的种籽，提供了千万个听众；准备了坚固的群众基础去实现他们的理想。 然而《新青年》并非一开始就是政治性的。最初阶段，运动集中在两条战线上：（一）攻击传统的道德和旧中国的社会习惯;（二）向文言文宣战。前者为「新思想运动」，后者为「文学革命」。他怀疑、批判和破坏一切传统事物，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就这一点论，我以为也算得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偶像破坏者之一。他从西方学到的仅是某些为这些人所共有的特点，亦即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科学方法以及其它为中国传统观念中（特别是孔家思想）所缺少的东西。他特别于其中拣选出民主与科学，尊称之德先生和赛先生，认为只有这两位先生能够拯救危亡的中国。 俄国革命，尤其是布尔什维克的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确实大大影响了陈独秀的思想。但这个影响并非立即觉察到的。他的思想还要经历两年的时间才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西方爱好者进展到马克思主义。一九二○年的年中．陈独秀才确定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且得出结论：中国要现代化只有经过政治的和经济的革命．有如俄国的十月那样。 五四运动加速并帮助了陈独秀完成他底思想和生活的转变。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由学生领导的群众运动在北京爆发，继后中国的各大城市都起来响应，一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凡尔赛和会上拒绝中国的民族要求，另一方面反对事实上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北京政府。就思想说，这个运动是在《新青年》直接影响之下产生的。这是这份激进刊物所散播的种子，第一次得到丰收。同时也是它的第一个考验。它被真正放进群众斗争中去了。在事变冲击之下，《新青年》的领袖们早已开始有了分化，现在便加速并完成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向左走，投入革命的活动，而胡适和许多其它的人都退却，于「退入书斋」的掩饰下，一步步地转向右边。 因为陈独秀是主要的鼓动者和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成了镇压的最大目标。他于六月被捕，在牢里关了三个月。被释之后，他便永远离开了北京大学，从那时起全心全意地致力于革命斗争。也自那时起，陈独秀开始批判他在早些时候无分轩轾，一律当作进步的与新的而加以接受的各种思想。最后．我在上面提过，大致于一九二○年九月，他公开宣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他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不久，便开始准备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其初，于一九二○年八月，他在上海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继后在全国各大城市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次年．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会议举行于上海。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一九二二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代表大会，都连续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以此职位，他领导了一九二五──二七的中国革命。 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像某些史家所称：是一出「悲剧」。它终结于悲惨的失败。陈独秀于此悲剧中扮演了甚么角色？于此问题有各种不同和相反的解答。在官方，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官式文件中，陈独秀被称为机会主义者，斥他为不胜任的领袖。并且说他的错误政策把革命领导到可耻的失败。因此革命失败主要（倘不是全部）责任应该推到陈独秀底头上。另方面，许多革命底参加者以及某些客观的有良心的史家，他们的意见是：陈独秀的错误在于他太忠实于共产国际所给的指令，而共产国际却是为斯大林和布哈林所控制的。因而在他们的意见中，陈独秀仅是一个替罪的羔羊，斯大林才是应负失败大责的人。于此问题我不多谈，只表明我本人是同意后一见解的。我希望你们参考陈独秀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所发的《告全党同志书》，那里他于这一问题给了详细的说明。 中共的中委会八七（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紧急会议撤除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继任者是瞿秋白，他奉莫斯科的直接命令将党转入冒险主义路线，这路线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暴动达到了顶峰。陈独秀解职后写给中委会许多信，提出反对盲目主义冒险的警告，并要求于党底政策来一次紧急的检讨。中委会拒绝他的要求，不理他的警告。一九二八年秋国民党企图收回中东路，引起了中苏之间的武装冲突，中共中央号召「武装保卫苏联」。陈独秀以为这样的一个口号既行不通且犯冒险主义。因此他又给中委会写了几封信，提出些较实际的口号。就因了这，陈独秀为中共的新领导层（当家人李立三）所痛责直到一九二九年夏，陈独秀才有机会接触到俄国反对派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件，这些文件是由留学莫斯科的变成托派的中国共产党员带回来的。这之前他从未知道苏共两派之间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真正区别。这些文件好像对陈独秀展开了一个新天地。多少年来，许多苦恼着他的疑虑一下子消除了。根据他自己的经历，不消长时间便能断定在大争论中托派是正确的，因而他决定接受俄国反对派的立场。跟着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委会：要求中国革命问题应当在党内，也在共产国际内举行彻底讨论。中共中央非但不答应他的要求，而且简单地开除他的党籍。作为抗议，陈独秀发出了他的《公开信》。并提出一个集体文件，叫做《我们的政治意见》，由八十一个老党员签名。所有这些签名者当然都被开除出党。又过了两个月，一九三○年二月，斯大林做了一次「争取陈独秀返党」的企图，邀请他去莫斯科。陈独秀当然不接受这个「邀请」。从此他和九年前他所创立的党断绝了一切关系。 陈独秀把他的追随者组织在左派反对派的小组内，叫做「无产者」，出版了一张同名的刊物。一九三一年五月，和其它三个左派反对派的小组织统一成为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中国支部，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他以中国托派的领袖名义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活动，直到他于一九三二年十月被逮捕。他被解南京军事法庭受审，有被判死刑的危险，但他表现出一个十足的革命领袖的气概。在他的答辩词内他公开指责国民党白色恐怖和军事独裁。他的被捕和受审激起了全国要求释放他的运动，正是群众这种对陈独秀所表示的道义支持，使他终于免受死刑，而判了十三年的徒刑。 陈独秀在狱时期：由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中日爆发战争后不久，他与其它许多政治犯都获得释放。但是他仍被严格监视，使他无法从事革命活动。他在武汉住了一个短时期，被迫迁到四川省近重庆的江津小县去。过去监狱生活加重了他的心脏病和静脉炎，陈独秀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七日逝世，享年六十四岁。 陈独秀的晚年是在极端贫苦、孤寂、与疾病中渡过的。可是无论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却都并没有停止对他的迫害。中共在王明（斯大林的个人代表）的指导下于一九三八年夏季之后，发动了对陈独秀恶毒的造谣污蔑运动。他们诬告陈独秀「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而国民党则禁止他在言论方面的活动。因此，在此一艰苦时期，陈独秀所能做的和已做的只是和几个老朋友在通信上交换意见。中共（虽然在第二次大战中他们自己是「保卫」立场）以及陈独秀某几个过去的同志，则从另一方面指斥他「晚节不全」。 陈独秀的思想和他在第二次大战以前的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民主问题上，特别在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上，他的新观点远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都是错误的。（编者按）但我却以为；这些混乱的，有时自相矛盾的观点，不管他们是怎样错误，仍不能被夸张到这个地步，即不能说他自己与之战斗了二十几年的资本主义和思想（有意或无意地）完全和解了。但是我不愿在这儿分析和批评陈独秀的新意见。我现在仅想谈一点关于陈独秀何以晚年转回了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老意见底主要理由。我以为这不是陈独秀的特殊问题，而是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内的知识分子思想演变底一般问题。你们知道老中国底闭关自守为大炮和战舰所攻破，中国的现代化是为外来的压力所促成的。那不是由中国社会内部发展而渐次演变的结果。这样的发展不可免地要跳跃而进。它采取了所谓「配合发展」的方式，其中前进的过程是非常集中和缩短了的。相反，先进国从启蒙运动的年代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经过几百年（如英法）。不够先进的国家（如俄国）也经过了八、九十年。但在落后的中国却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实现在一个人底身上。 现代中国思想的跃进清晰地反映在陈独秀身上。陈独秀一身结合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我这么来讲，并非说陈独秀在各方面都达到了这些俄国伟大人物的高度。我真正的意思是：上述各位俄国的伟大思想家代表了俄国进步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由十九世纪约三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个人主义的觉醒到为社会主义集体的斗争，却以极短暂的形式前后相接地显现在陈独秀几十年的生命里。由他底身上我们确实找到了「配合发展律」的最好例证。 中国「配合发展」所造成的此一特点，让我们在陈独秀身上不仅看到他底长处和强处而且看到他的短处和弱点。它使我们了解他为何和如何能够迅速不断地完成这些勇敢的冲锋和跃进。同时他也揭示给我们为何陈独秀思想前进的各阶段，没有一处像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那样彻底深入过。像我们前面所简述的：陈独秀十来岁时是个「左派儒家」，二十岁后醉心于西方民主思想，三十岁后公开批评攻击孔子思想，四十一岁时终于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极短时期内，一个思想体系迅速地超越代替了另一个思想体系，那末这个人的思想不可避免要保留旧思想的残滓，或者混合到新思想的质素里。此外，当一个人过了四十岁接受了新思想体系，一般来说，不可能渗透到所谓「灵魂深处」。 考虑了这些情况，我以为，陈独秀晚年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他思想生活底「初恋」，即回到了「纯」民主去，是十分可以理解的。 当然还有其它因素使陈独秀在民主问题上的见解离开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是苏联斯大林政治底可怕的堕落。我们知道，莫斯科审判第一次使陈独秀重新考虑列宁主义者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 最后，我想简略地给陈独秀做一个总的评价。照我看来，陈独秀这个人，虽然政治上是失败的，理论上有局限，但是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之一。我说伟大的革命家，不单因为陈独秀在现代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曾担负过领导的任务，也因为他的可贵的人格：他毫不犹豫地抛弃高尚的职位，去干不安定与艰苦的革命战士生活；他很英雄地咽下了破家丧子之痛（两个儿子于一九二七、二八年分别被国民党所杀害），而从未悔恨过；他于监牢和死刑之前，从不低头认罪；最后，在他的晚年，在异常的贫困和严重的疾病中，他却拒绝接受国民党通过他一个老朋友所供给的一大笔金钱。所有这些，表现了陈独秀革命家的气质。世界托派运动的正式机关报（陈独秀从未正式宣布退出这个运动）曾经在一篇社论中赞扬陈独秀道：「陈独秀将以一个伟大革命者的形象留在人们记忆中」。我认为说得很恰富。陈独秀自己则似愿接受有人赠给他的「终身反对派」的称号——也许这一称号更适于表现这位中国历史上底杰出人物吧。 编者按：当时他主张支持民主国家反对法西斯国家，以及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和认为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一般民主对立起来。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无产阶级应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两者都不支持。对于后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确认真正的「而不是斯大林毛泽东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包括民主，这个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既有质的区别，也比它更为扩大。
给比利时支部的建议（托洛茨基，1936年3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给比利时支部的建议[1] SuggestionfortheBelgiansection 托洛茨基（1936年3月27日） 译者：展望校对：阿芬 亲爱的道哥（Dauge）同志[2] 1．关于被清除出党的问题：在如此复杂而敏感的时刻，唯一正确的做法不是去费心猜测——官僚会做什么？他们何时及怎样开除我们？——而是开展更广泛、更深入、更加不屈不挠的革命活动。当然鉴于比利时工党（POB）[3]的状况，我们必须坚持自卫的权利，直到被开除的一刻；但在政治上我们要展开不倦的进攻。此外，合法自卫问题只应占去你们精力的百分之一。必须把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用在为反对改良主义者、中派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而展开的进攻上。 要对付每一个开除的威胁，我们不能靠找借口，或去适应这些机构，而必须通过进一步增强我们革命攻势来实现：我们必须公开宣布，改良主义叛徒在预备新的大屠杀，他们想要铲除一切令他们自己难堪的目击者。 如果相信在当前的斗争中，工人们只受，或主要受合法性因素的影响——诸如谁先挑起分裂之类，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一因素当然会起一定作用，但在当前极为关键的形势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内容，是你们的抨击与谴责的实质，以及最后，是对你们的立场保有完全自信的语调，这种语调应当充溢于你们的报纸和所有活动之中。 这绝不意味着我在建议你们言过其实，夸大其词，或者去犯战术上的愚蠢错误。这是具有决定性的战略路线。我们的言论不应当是说给王德威尔得（Vandervelde）[4]，甚至戈德弗洛瓦（Godeforid）[5]或里拜尔斯（Libaers）[6]听的，而应诉诸最有觉悟、最勇敢和最不满的工人：归根结柢，正是这些因素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你们在数量上是弱小的，但是你们的革命立场使你们变得非常强大。即将到来的阶段将在你们面前开启史无前例的可能性——而这需要一个条件：你们不会由于企图尽力回避与改良主义者、中派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的交锋，从而错失了你们自己的机会。 2．上述看法完全适用于选举政策：不首先挑起分裂，但在口号和批判性方面，不作一丝退让。 3．分裂，是由整个局势的无情逻辑所注定了的。对此必需有预先准备： （a）我们应当立即开始对两个文件的讨论，以制订出新党的行动纲领：（1）第四国际的公开信；（2）根据经验和已作出的批判而重新制订的革命社会主义行动（Actionsocialisterevolutionnaire，ASR）[7]的纲领草案。关于纲领的讨论将是对新党骨干的一个极佳的教育。 （b）在政党（POB）、工会和青年的计划方面，我们必须采取有系统的组织措施。 4．分裂绝不会是一击而就。在领导核心被开除后，斗争将在地方组织中继续进行。在此关键时刻，每件事都将取决于ASR的调子：它不能不在支持者和同情者中鼓舞起自信心。整个革命经验表明，在这样的局势下，基层成员往往显得比领导层更坚定，领导层担心陷于孤立，就着了慌，开始软弱起来，甚至弄得他们最好的支持者也张皇失措，并最终……陷于孤立。最近的经验发生在法国。在关键时刻，当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的领导人受莫里涅（Molinier）[8]的唆使，打算不跟马修·皮埃尔（MarceauPivert[9]，法国版的戈德弗洛瓦和里拜尔斯）决裂；他们降低自己口号的调子，做出让步，从而使自己的队伍陷入混乱，结果他们增强了拉戈热特（Lagorgette）[10]和马修·皮埃尔的力量，而削弱了自己的地位。 5．即使在完全分裂后，新党也必须在比利时工党（POB）之内保持一个秘密的力量。没有理由认为针对你们的开除会是最后一次。借助于某些事件，还会发生内部斗争、脱党、开除和分裂。新党必须在比利时工党（POB）内有忠实而谨慎的支持者。 6．从工会之类的经济组织撤出我们的成员，将是不可挽救的错误——绝不能这么做！创立小型的、平行的工会，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可能履行他们各自的任务，而担上失败的重责。即使你长期以来已经拥有一个独立组织，你还是不得不把成员派进工会和互助社等……你需要独立的党，但不是要与群众组织作小规模的竞争，而是从这些群众组织内部赢得他们。这是唯一的方法。政党是我们工作的工具，它必须得到好好的锻造、锤炼、磨砺。但是，我们必须在群众真正所在的地方运用这个工具来工作。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向狡诈的官僚支付会员费呢？确实是的。如果我们想要有机会削弱官僚，就不能不付费入场。 这一双重事实揭露了共产国际的整个矛盾：当斯大林主义者留在群众组织里的时候，他们与改良主义者从事可耻的交易；而在与改良主义者决裂后，他们创建了平行工会，但这不过是其政党的复制品而已。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完全不同：作为一个独立的党在群众性改良主义组织中进行系统性的、耐心的和不懈的工作，从事反对改良主义领导者的不断斗争。根据环境和时机，这一工作必须部分公开，部分秘密地进行。 当革命分子被迫从事地下工作时，时机即已到来。对一个革命党而言，在一定时期内非法存在，可以说是很正常的。党是一群先锋分子组成的力量，也就是最自觉和最勇敢的力量。 工会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则不能非法存在。如果你创立一个小型的革命工会，他们将立即遭到政府镇压，并且几乎不可避免地被铲除。但是，如果你的成员仍然留在改良主义工会中，不仅能在他们身边形成一个必要的社会环境，同时还有抵抗当局镇压的合法掩护。 当然，改良主义领导人会找他们的碴，甚至把他们交给警察。但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背着改良主义领导人秘密工作，这伙人本身不过是工人阶级内部非正式的资本主义警察而已。为革命地下斗争的准备，首先从改良主义工会着手。我们必须有在其中公开活动的同志，总而言之，公开留在这些工会里，直到被开除。我们在工会中还应当有其他同志，不是搞公开宣传，但要有能力通过系统性的工作，将工会中革命分子团结在他们周围。 即使在1917年，当我们已成为一个在苏维埃中有决定性影响的强大的党，大多数工会仍然在孟什维克的领导之下。我们当时从工会中分裂出去了吗？根本没有！我们始终待在里面，直到夺得工会的领导权，就是这样。那时我们的处境在其他方面要比你们今天有利得多。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重要经验是，党对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决不妥协，对群众组织则有最大的适应性。没有前一种品质，党不可避免要沦为资本的工具；而没有后一种品质，党就永远只是一个没有生机的的宗派罢了。正是钢铁般坚定与极大的灵活性的结合，确保了（布尔什维克的）成功。 8．［注：英译本未见第7点，查西班牙文译本也缺如。——译者注］官僚迫使我们退出党，绝不意味着我们要自愿抛弃青年组织。正相反，在我们成员遭到除名之际，恰恰有必要在青年中发起一场不屈不挠的运动，反对改良主义叛徒、分裂分子和发起开除者，以争取革命基础上的团结。我们必须通过这个运动来对付戈德弗洛瓦。根据这一政策，——如果在青年组织中，分裂同样证明是不可挽回的话——我们至少会在组织中得到坚定的部分成员。即使万一发生分裂这样的事，仍有必要在青年组织中保持一个秘密的小团体。 9．这项政策要求一个正确的态度——即，绝不向戈德弗洛瓦和里拜尔斯妥协。恰恰在这一点上，革命社会主义行动（ASR）显示出最大弱点。对一个革命者而言，最大的危险不单是对敌人抱幻想，也包括对盟友抱幻想。我不否认有可能且有必要与中派主义者戈德弗洛瓦及和平主义者里拜尔斯结成某种联盟。但是对于联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把今天的盟友看作明天潜在的敌人，公开谴责他的每一个错误，从而使工人为可能的、乃至很可能发生的背叛预先做好准备。公开说明真相，是一个有用的原则。 不要对戈德弗洛瓦抱幻想。甚至法国激进派资产阶级也试图利用社会党人和斯大林主义者来抵御法西斯分子。如果戈德弗洛瓦真想抵御改良主义者，他也会不得不试图利用“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他现在用尽种种手段力图消灭和开除他们。这是显而易见的：戈德弗洛瓦正在有意识地准备背叛。 你提到了戈德弗洛瓦攻击沙文主义者雨宾（Hubin）[11]。但这又怎么样呢？如果戈德弗洛瓦甚至停止对雨宾之流的论战，那么他在青年中所受的尊敬就毁了。为了准备与官僚们重归于好，他必须装装门面。他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攻击，是一种政治行动；他驳斥雨宾，不过是徒托空言罢了。[*] 你也许会说我“夸大其词”。[**]没问题。我暂且接受这个假设，即戈德弗洛瓦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他仍在权衡，等待有利时机右转或左转。但即便如此，唯一正确的战术也是谴责戈德弗洛瓦，公开揭露他的自相矛盾，以温和但绝不妥协的态度批评他的报纸，等等……通过使他受到夹攻，你们将迫使他行动，你们将迫使他作出选择。如果你说，“万一他背叛了，我将毫不犹豫地抨击他，”……你们就是在自欺欺人，在散布幻想。“背叛”并不总是像枪击般笔直干脆，更多的时候只是退步而已。而戈德弗洛瓦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退步。等待他明确无误的背叛，仅仅意味着忽视对青年人的革命教育，和为戈德弗洛瓦的成功铺路。 10．以上分析对里拜尔斯同样也完全适用。 11．有人会说：“但我们对中派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的批判难道不会妨碍我们与他们组成反官僚联盟吗？”如果他们真想与官僚作斗争的话，那就不会。他们知道自己总能得到你们的支持，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开除或驱逐革命者。那么你们是否应该放弃批判他们的权利呢？那将是非常有利于他们的投降，而对革命派则是犯罪。 12．建立新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任务。从比利时工党（POB）中被开除，将只是个开始。即使在开始阶段，你们只有区区几百人，你们仍能在现有条件下做出非同寻常的工作，——我不厌其烦地重申这一点——你们需要把纲领的坚定性和对改良主义者与中派主义者不妥协的态度，与面对群众组织最大的灵活性和耐心结合起来。 文章原脚注： [*]此外，通过抨击雨宾而对王德威尔得保持沉默，戈德弗洛瓦对他的读者们进行双重欺骗：他在雨宾和王德威尔得之间做出原则性的区分，从而通过对前者的表面的攻击来掩饰后者。这样，他在与社会护国主义斗争的幌子下，支持了社会护国主义。 [**]此外，此处有所夸大。对这点，我指的是一个人可能向正确的方向夸大，也可能向错误的方向夸大。以列宁的《反潮流》（Againstthestream）一书为例。他在与我论战时，明显夸大其词，这已为随后的事件所驳倒。但这些夸大，是受列宁尽可能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一优先考虑所支配的。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能从这些夸大中受益，至今依然，而一个中派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夸大其词的”信心教育不了任何人。事实上，它会削弱士气，它掩护中派主义者滑向彻底的背叛。 注释 [1]给比利时支部的建议（SuggestionfortheBelgiansection）发表在1936年5月10日第15期内部公报上，原文为法文。当时比利时工党（POB）领导层试图制造借口开除党内比利时革命社会主义行动（ActionSocialistRevolutionnaire，ASR）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本信发布6个月后，比利时警察袭击道格家，发现本信并公开。比利时工人党因此指责托洛茨基“不道德”。1936年5月比利时工人党在选举纲领中支持范齐兰政府及其重新武装的计划。当时道哥在博里纳日（Borinage）矿区以工人党候选人名义参选，他们要求道哥联署该选举纲领，道哥拒绝联署，于是就被取消候选人资格和开除出党。 [2]沃尔特·道哥（WalterDauge），1930年代比利时工党内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 [3]比利时工党（PartiOuvrierBelge，POB），成立于1885年，比利时第一个工联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二战后，多数成员成为比利时社会党成员。 [4]艾米尔·王德威尔得（EmileVandervelde，1866–1938），比利时自由大学教授，比利时工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历任比利时国会议员和部长。 [5]费尔南多·戈德弗洛瓦（FernandGodefroid），时任比利时社会主义青年卫队（Belgiansocialistyouthguards）的书记，该组织是比利时工党（POB）的青年组织。 [6]里拜尔斯（Libaers）是当时比利时工党（POB）内和平主义反对派的领导人。 [7]比利时革命社会主义行动（ActionSocialistRevolutionnaire，ASR）是当时比利时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组织。 [8]雷蒙德·莫里涅（RaymondMolinier，1804-1994），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第四国际领导人之一，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iguecommunisterévolutionnaire，LCR）创始人之一。 [9]马修·皮埃尔（MarceauPivert，1895–1958），法国社会党领导成员，教师和工会活动分子，中派主义分子。 [10]]拉戈热特（Lagorgette），时任第二国际法国支部的青年组织法国社会主义青年（FrenchSocialistYouth）里尔大会（Lillecongress）的代表，他对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托洛茨基主义的左翼反对派）攻击尤甚。 [11]]乔治·雨宾（GeorgesHubin，1863–1947），比利时劳工活动分子，社会党成员和军国主义者。曾经在一战爆发时，51岁加入比利时军队，1939年德军入侵时，76岁再次申请入伍被拒，后参与流亡的抵抗力量。
论史大林与霍华德的谈话（托洛茨基，1936年3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论史大林与霍华德的谈话 托洛斯基（1936年3月18日） 来源：《斗争》1936年第6期第2-3页。 编者按：史大林与美国美联社社长霍华德会谈于今年三月一日，谈话内容曾译载于三月初中国各报纸。 蒙古经验给了什么教训？ 从实际的观点来看，在这次史大林对霍华德的谈话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提出警告说，如果日本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进攻，苏联必然要武力干涉。这个警告大体上是正确的吗？我们认为是的。这警告之所以正确，并不单是因为这里所提到的问题是保卫一个弱国使不受帝国主义野兽吞食的问题——如果这是唯一的着重点，苏联便必须不断地与世界各帝国主义战争。苏联对于这个任务是太软弱了，并且我们应该紧接着补充一句，苏联政府的『和平主义』之唯一可恕的理由，便是这种软弱。 但蒙古问题是日本对苏联战争之极有关系的军事要冲的问题。在这个地域上退兵的界限必须给与严格的划定。 几年前苏联把那在军事上也是极关重要的中东路出卖给日本。那时，共产国际自称这种行动是爱好和平之自愿的表示。事实上，这是迫于软弱而不得不然的行动。共产国际以『民族战线』的政策毁坏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革命。这样便解放了帝国主义的双手。苏维埃政府已把极关重要的军事防线放弃掉，于是日本得以顺利地夺去了华北，并且现在又得以顺利地侵犯外蒙。现在就是瞎子也会看清，抽象的和平主义与出卖铁路并无关系（如果真有关系的话，这出卖只是一种愚蠢的与背叛的行为）；中国革命的被消灭与红军红色舰队无作战预备所形成之不利的力量对比，则是出卖铁路的原因。 现在，就军事上说来，形势已有了明显的进步了：苏维埃政府认为对蒙古问题能够采取一种无条件拒绝的态度。我们当然欢迎苏联在远东地位之加强，并欢迎苏联政府对于日本把冲突扩大而挑起广大持久战争的能力采取更加批评的态度。但我们应该指出，苏维埃官僚们对待自己劳动者虽是非常勇敢的，但遇到帝国主义者的反抗时却容易发生惊恐：小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时是不客气的，但对于大资产阶级却常是敬畏的。 被第三国际所广大宣传的苏联外交政策的正式公式是这样的：『我们不要别国的寸土，但我们也不愿让出我们自己的寸土给别人』。可是在蒙古问题上，与保卫『我们自己的土地』却毫无关系：蒙古是个独立国家。由这个小例子可知，保卫革命并不可以降低为保卫国境。保卫的真正方法在于削弱帝国主义的地位。为要保卫革命的大本营，在不利的力量对比的形势之下，让出许多『寸』的国土给敌人，是不得不然的。如在订布列斯特条约时的情形，及出让中东路时期的一部分情形，就是这样。反之，在工人国家的力量对比是处于有利的地位时，不但道德地帮助别的国家的革命运动是一种责任，而且必要时用武力帮助也是一种责任：解放的战争与解放的革命是不能分开的。 因此，蒙古的经验把以历史的国境作基础之保守的和平主义的意识形态打得粉碎，虽然这个国境被人当作上帝十诫来尊奉。苏联的国界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临时防线。这国界甚而缺乏民族的理由。乌克兰人——聊举一例——就被这国界割裂成两部分。如果遇到顺利的形势时，红军应该去帮助西部乌克兰人使脱离波兰刽子手的蹂躏。这是不难想像的，工农乌克兰的统一，将给波兰与全欧洲的革命运动一大推动。一切的国界都只是生产力的桎梏。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不是保持现状，即永远保存这些国界，而是相反的用革命的方法铲除它们，以达到建立欧洲与全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目的。这个国际政策无论是现在或将来才能实现，但是要想使它的实现成为可能的话，苏联便必须从保守官僚的统治下与『一国社会主义』的宗教中解放出自己。 战争的原因何在？ 霍华德问战争威胁的原因何在，史大林照习惯答道：『在于资本主义』。于是他引证了『企图瓜分世界所引起』的上次大战。但最当注意的是：当史大林的谈话，从过去说到现在，从模糊的理论回忆说到现实的政策以后，资本主义马上便消失了，并且在它的地位上出现了不能享受和平福利的个别的黑心的集团。史大林答覆战争是否必不可免的问话道：『我认为和平的朋友们的立场已经加强了。和平的朋友们能够公开地工作（！），他们以舆论的力量做后盾，并且他们还可以自由运动一切和平的工具，例如（！），国际联盟。这是和平朋友们的一种财产。……至于和平的敌人们，他们只能在暗地里工作。这是和平敌人们的一种债务。或许就恰因为这一点（？），他们会有一种失望的举动而决意走上军事冒险，也是说不定的』。 由此，我们发现了人类并不是分成阶级，分成互相攻战的帝国主义，而是分成和平的『朋友』与『敌人』，即分成圣徒与罪犯。战争的原因（如不是过去的，无论如何也是将来的战争的原因）并不是养成不可调和的冲突之资本主义，而是『在暗地里工作』的『和平的敌人』之恶意，而法、英、比以及别的奴隶主人们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作他们的工作的。但是恰因为和平的敌人们像恶魔一样地在暗地里工作，他们或许由于失望而会走入冒险。谁需要这种哲学的浆糊呢？它最好也不过是堪供某种老太婆的和平团体之用吧。 像我们从前说过的，法苏协定给与法国的无限保障比较给与苏联的要多。与法国办外交时，莫斯科表现得不坚定，或者更粗俗些说，拉法尔愚弄了史大林。与莱茵地域有关的一切事件都无可争辩地证实：莫斯科如果能更真确地评量时局，则即在这时局变化迅速，经济恐慌继续与国际合离无常而条约被一般人看作『保险』的现时代，它仍能够从法国榨得比较多的严格的保障。可是像我们曾说过的那样，苏维埃官僚与先进工人斗争时所表现的坚定性，较之与资产阶级外交官办交涉时所表现的要大得多。 但是，不论史大林怎样评价法苏协定，从没有那个头脑极简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否认过或现在在否认苏维埃国家有权利与法国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订立暂时的协定，以为它的巩固取得辅助的支持。但为达到这个目标，丝毫不需要把黑叫白，把血污的强盗们捧作『和平的朋友』。资产阶级便不是这样，试举可叫作新同盟者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例：法国资产阶级在与苏联订立协定时，行动表现得很清醒而不感情用事，不浪费任何客气，并且甚而还保持一种警告苏维埃政府的切实而沉重的语气。虽然是痛苦的，但必须说出真实情形。拉法尔、萨劳与他们的同事们为保护资产阶级国家利益所表现的坚定与尊严，较之史大林与李维诺夫为保护工人国家所表现的要大得多。 把世界的强盗们分成和平之友与敌——难于想像一个更恶劣的愚蠢了！人们还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现状』之友与敌：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现状不是『和平』的组织，而是少数人类不名誉地压迫最大多数人类的组织。现状是在他们的神圣国境以内或边界以外用不断战争的方法来保持着的（如英国之在印度与埃及；法国之在叙利亚；罗克之在法国）。这两个营垒是很不固定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有些强盗认为用武器保持现有的压迫与奴化的国境是目前比较好的办法，而别的强盗则愿意马上打毁这种疆界。这种愿望与计划的相互关系是在不断的变动之中的。意大利拥护欧洲的现状，但却不拥护非洲的现状；可是对非洲国境之每一次进攻，马上都影响到欧洲。希特勒所以决定运兵入莱茵区，就是因为墨索里尼对几千万阿比西尼亚人的屠杀已经成了功。我们应该把意大利列入那一类呢——和平之敌人或和平之友？并且法国对意大利所保持的友谊较之它对苏联的友谊要无限的多。此时，英国正在乞求德国的友谊。 『和平的友人们』公开地工作着（谁曾想得到这个！），并且还能自由运用『这种工具，例如国联』。国联之外，和平之友还有什么别的工具呢？显然的，他们还有共产国际与亚姆斯特丹——布来耶尔委员会。史大林所以未说出这些辅助的『工具』，一部分是因为他不大看重它们，一部分是因为它不愿不必要地惊骇他们对话者。但是史大林却把这在众人面前已破产的国联转变成了一个和平的堡垒，各国的栋梁与希望。 要利用法德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毫不需要把资产阶级同盟者或以国联名号暂时遮盖自己的帝国主义的特殊结合理想化。罪恶不在于与帝国主义作某种实际的交涉，而在于苏维埃政府与第三国际不忠实地粉饰了它们的偶尔的同盟者和它们的国联；在于以裁军与『集体安全』的口号欺骗工人；并因此在行动上把自己变成了工人群众中间的帝国主义的政治代理人。 一九一九年列宁所起草的布尔塞维克党的政纲极清楚极简单地答覆了这一切问题。但是现在在克兰林宫中有谁会想到这个文件呢？今天，史大林及其党徒，即对于一九二八年布哈林提出的共产国际折衷政纲也觉得困难了。因此，我们认为把布尔塞维克党的政纲中论到国联与和平之友的问题的几段引下来，是很有用的。这政纲是这样说的： 『各国无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胜利所给与的日在增长的压迫，将增加剥削者的抵抗，并且在他们方面要产生新形式的资本家的国际团结（国际联盟等等），这种团结一方面以世界规模对于各国人民施行有系统的剥削，一方面则以直接压迫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为主要目的。 『这一切形势不可免地要走向发生个别国家的内战，并发生无产阶级国家自卫与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革命战争。 『在如此情形下，和平主义、资本主义下的国际裁军、仲裁法庭等等的口号，不但是反动的空想，而且是明白欺骗劳动者，使无产阶级解除武装，迷惑工人使不去完成解除剥削者的武装的任务。』 这种罪恶的工作恰就是史大林与共产国际所进行的：他们在散播反动的空想，欺骗劳动者，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 关于世界革命之『喜剧的误会』 没有人强迫史大林去满足霍华德对于世界革命问题的知识之竭求。如果史大林是以非正式的政府领袖来谈话的（这个在谈蒙古问题时他已经声明了），那他只叫访问者去与底米托罗夫谈世界革命问题好了。但是不然，史大林自己来证明。初看起来，叫人完全不懂他为什么定要以他那粗悍与说起来痛心，对于世界革命的绝不聪明的议论来极残酷地表现他自己呢？但他已被不可控的需要逐驱到光滑的路上了：他必须与过去断绝关系。 关于革命的计划与意向怎样呢？访问的人这样问。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计划和意向』 但是关于…… 『这都是误会的结果』。 霍华德：『一种悲剧的误会吗』？ 史大林：『不，一种喜剧的，或者是一种悲喜剧的误会』。 就是去读或抄写这几句话也叫人难过，这话是多么不正当，多么卑鄙。这种……智慧要教给谁呢？连和平主义的妇女们也要拒绝它。 史大林问：『如果邻国都真实地巩固了自己，它们还会从苏联人民的主义中看出什么危险呢』？好的，允许我们来问一句，不能巩固自己的国家将怎样呢？可是，这就是事实的真实情形。正因为资产阶级的地位不巩固，所以它害怕苏维埃的主义，不是史大林的主义而是那领导去创造苏维埃的主义。为要安慰资产阶级，史大林又说出了补充的理由：『输出革命是瞎说。每个国家，假如它愿意，它将要完成它自己的革命，如果它不愿意，便不会有革命发生。例如，我们的国家愿意造成革命，我们就造成了它。……』还有许多同样的，自然相合的，漂亮而兼开导式的语调。史大林已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完全而坚决地转到一国革命的理论了。如果一个『国家』愿意革命——它将造成革命，如果不愿意革命——它将不造成革命。现在，『我们』，举例说，愿意革命，……但在愿意以前，『我们』从别国输入了马克斯主义的理论，并利用了外国革命的经验。在几十年的长期中，『我们』在别国有我们的旅外组织，这组织指导了俄国革命的斗争。为要使各国经验与革命互助之交换有系统而灵活，『我们』在一九一九年组织了共产国际。『我们』不只一次地宣布，胜利国家的无产阶级帮助起来的人民是一种任务——以建议、物质，如果可能还要以武力帮助。这样的一切主张（它们间或是附带着马克斯、恩格斯、列宁、卢森堡、李卜克内西之名的）都写在布尔塞维克与共产国际的最重要的纲领文件上。史大林宣布这一切都是一种误会！悲剧的吗？不，喜剧的。最近史大林宣布在苏联的生活已变成『快乐』的了，这不是无意义的：现在则就是共产国际也由庄重的角色变成一个丑角了。如果革命的国际性真是单纯的显明的『瞎说』，那么它还能成什么呢？ 史大林假使不对过去作无力的诬蔑（『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计划和意向』），而相反地拿他自己的政策与已被放进博物馆中的旧『计划与意向』公开对比一下，他一定会给他的访问者以更能见信的印象。史大林最好把我们从旧政纲中引来的上面几段读给霍华德，然后再作近乎下文的简略演说：『在列宁眼中国联是对劳动者施行血的压迫的机关。但在我们看来，它是和平的工具。列宁说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认为输出革命是瞎说。列宁把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斥作背叛。但我们则以全力鞭策法国无产阶级走上这条路。列宁严责在资本主义下裁军的口号是对劳动者的不名誉的欺骗。但我们的整个政策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你们的喜剧的误会』——这可作为史大林的结论——『在于你们把我们当成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继承者，其实我们正是它的掘墓者』。 这样的解释定能消除世界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丝的怀疑，并定能确定地建立史大林的政治家的名誉。不幸，他还不敢说这样坦白的话。过去束缚了他，习惯妨害了他，反对派的魔力恐吓了他。我们是帮助史大林的。按照我们的规则，我们对于这个谈话也说出真实的情形。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
史大林的有机过程（中国的经验）（托洛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理论机关报《火花（Iskra）》（1931-1941）->第三卷第1期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史大林的有机过程 （中国的经验） 托洛斯基 不久之前，史大林派骂我们为“社会法西斯、“反革命者”、“韦尔斯的走狗”。为什么呢？因为在希特勒胜利之前，我们在德国宣布与社会民主党缔结联合战线，俾德国无产阶级仍在国会外的大斗争中反对法西斯主义。在这联合战线中，我们想把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变节态度暴露于其本党的群众之前，因而取得其群众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对于这一策略的否认，即为希特勒胜利的理由。 可是现在却又换了一个腔调，特别是在法国与比利时，在那些正处于阶级斗争的紧张时期，或在这种斗争之前夜的国家中，他们就叫我们为“冒险主义者、极左派、盲动主义者”。不过这个腔调毫不新奇。你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共产国际》（以前是革命马克斯主义的机关报）上可以找得到史大林、布哈林、马尔可诺夫等人的许多妙文。用冒险主义与盲动主义的谩骂来攻击俄国的反对派。 在这里，就不禁令我想起在史大林主义的目前政策与另一时期的政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那时，史大林与蒋介石左右的军阀们联盟，随后又叫中国共产党服从着汪精卫、陈友仁等人的左派国民党的指挥，这不是与目前苏联与法国参谋部建立联合战线，另一方面又令法国共产党臣服于达拉第、高脱与弗老脱等人所领导的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党，适相符合吗？十二年之前，史大林为要以俄国革命的权威，使中国的无产阶级群众入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乃派鲍罗庭与加伦到中国去；而对于目前的法国也是如此，他为要叫法国无产阶级受社会激进党的指挥，派遣了他的比亚塔次基、欠毛唐诺夫、考沙洛夫到法国。诚然，他们的权威，幸而已没有在中国革命那么盛大，因为德国党的不光荣的失败，已使一部分的先锋队看到了史大林派政策的结果。但是正因为此，危险性却更大。转变的史大林主义者尤其从属于社会党的领袖，则愈将浸沉于阶级调和的思想。因此，把中国革命惨败的教训，在西方广为传布，已成为一个必须的与现实的任务了。这真是一件要紧的事情，因为史大林派企图把他们在法国的现行政策，解释为“德国失败的教训”，史大林怎能消受历史的教训呢！当他在德国的极左主义的把戏失败以后，同样是为了外交政策的利益，于是又循着那有机的过程，重找他的旧欢，即重找那更为平庸的社会机会主义了。 史大林在一九二六年的政策之出发点，并不是为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利益，而只是从俄国的观点出发，在蒋介石、冯玉祥等军阀们的身上，想找一个国外的强者，在目前的法国亦然，他决不是为了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俄国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与蒋介石联盟的代价，而目前俄国对于法国无产阶级的影响，又成为他与法国总参谋部交涉时之一种讨价还价的东西。 现在让我们就几个基本的特点，将中国革命加之简单的观察。两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诸方面虽有不同，但我们显然还有权利将法国的现状与那时的中国，作一个对比。“反帝国主义”这一个名词用以辩护史大林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政策。布哈林将国民党加以荣光，说它能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为了反帝国主义这个“公共”斗争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抛弃它独立的政治立场而接受国民党的指挥。史大林及其同僚完全看不到大农与买办的资产阶级，乃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民众中的支持点，他们看不到假使反帝的斗争，不是觉醒了劳苦大众为本身的利益的斗争，即不是土地革命与剥削那帝国主义走狗、买办的斗争，那就无法前进的。 史大林所选择的同盟者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要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心更百倍的甚于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举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贫农，因为有了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恨蒋介石及这类的军阀。史大林只有制止无产者反对蒋介石才可以得到与蒋介石的同盟。然而中国共党党无论如何不能和蒋介石亲善，因为蒋介石仇视共产主义施行一个太明显的压迫，并且一九二六年在广东“三月二十”的事变中就已经开始拘捕共产党员。史大林——鲍罗庭，虽然有蒋介石对共产党员的敌视，仍不愿与他决裂，因之必须找一个中间人以维持对无产阶级的控制。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才可懂得“左派”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的和调和派的领袖们（如汪精卫、陈友仁、宋庆龄之流）之作用。他们自命为阶级合作的代表，以统一的中国人民对待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史大林——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为发言人，在无产阶级之前称赞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为全中国民族之有资望的领袖。如果中国的无产者不满意蒋介石，鲍罗庭便使之平静下去：“不错，蒋介石是不好的，但汪精卫等是顶好的，不应该恼怒他们”。殊不知国民党“左派”领袖，正因其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尽调停的职务，便反对一切与蒋介石的决裂。这样的机械的体系便使中国军队（共产党占百分之五十）维持在反革命的军官指挥之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受史大林、鲍罗庭的指导，避免一切反蒋介石的严重的斗争，一直到蒋介石抓住一个便利的机会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送到血泊中为止。 另一段有趣的历史是这样：但事情已经太晚了，革命的失败已经成就了，才改变路程以挽留临阵脱逃者，下一道“革命”策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意思，是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的命令，并以诺曼之流代替了鲍罗廷之流。此时国民党“左派”领袖所做的就是逃循到蒋介石的营垒中或在中国消失了。他们的社会重心表现出等于零。这些阶级间的调和者之政治的颜色，只有在平静时期才有他们的位置，革命就是他们所要陷落的地坑。然而为着不丧失对于“零”的依靠，莫斯科便放弃了革命。 介乎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的调和者在一个深彻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便完全消灭——这个事实，亦同样为德国民主党（后来是政府党）的命运所证实。到决定的时候，在法西斯主义和无产阶级之间，绝对不存有它的社会基础。然而它的领袖（如海尔莫崔、方日列里之流）以标卖人的资格为社会民主党的“铁的战线”服务（附带的插问一句：在法国的所谓共产主义者现在的政策和麦尔斯、斯坦佛及其同僚在前希特勒时期中已经判了死刑的政策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今日在法国的事实是怎样呢？腐化成波拿巴主义的苏维埃官僚，倾心于与法国的参谋部结合，而不与法国的革命者结合。应该有一个中间人因为缺乏更好的人们，便与激进社会党的左派领袖（达拉第、高脱及弗洛脱）做统一战线。法国群众已经开始脱离那些对危机表示绝对无能的，说漂亮话的激进派。社会党被迫着要断绝与激进派的同盟并与它自己的右翼分离，以便不失去与无产阶级群众的关系。而现在莫斯科的转变居然引着全法国工人阶级在这同一的激进派的领导之下。所有这些都是在“反法西斯”的旗号之下。但是如在中国与国民党同盟阻止一切反帝国主义的严重斗争一样，现今与激进派的同盟便阻止一切反法西斯主义的严重斗争。不仅陶来斯和勃龙姆会匿藏在达拉第之后，宣布一切生产手段的国有和社会化的斗争为不可能，同时，一切“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都会以同样的态度去，妨碍那对危机作唯一有效的斗争，可是这个危机正就是产生资产阶级的贫困及相因而至的法西斯制度的。并且在政治的战场上，与激进派联盟要是一切放大市场阶级代表的严重斗争成为不可能，而这个大资产阶级是密切地联系于法西斯的党徒。依照中国的模范，曾产生以下的喜剧： “是的，但是赫里欧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敌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提出抗议。“不错，赫里欧不完全是令人满意的，但达拉第和其同僚，却是我们的朋友”——陶来斯和勃龙姆便这样安慰工人。“也许赖伐尔是一个反动的，但赫里欧是较好的；人们可拉住赫里欧”——达拉第同样向勃龙姆诉说。“赖伐尔确实不是好的，但他较优于乐格（法西斯首领——译者）应该□□合作”——赫里欧这样向达拉第答复。“应该拥护乐格，应该增加我们的重量以抵抗平□□线”——赖伐尔这样教导赫里欧。可是在这期间，乐格公爵准备枪杀那受达拉第、勃龙姆、麦来斯催眠的无产阶级。 这一个对比完了，我们的结论是：终止与激进派的联盟，因这个联盟不是加强无产阶级的阵线，而是削弱无产阶级的阵线，并准备法国的蒋介石（乐格公爵）之胜利。阶级对阶级，这就是我们的口号。史大林派回答说：“冒险主义，盲动主义”？但是历史上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徒不都受过那些小资产阶级的调和派及社会的机会主义者（自路易勃朗、却次、崔列脱列，到考茨基和希尔费丁）之同样的咒骂吗？陶来斯和勃龙姆之流，以及整个的“共产”国际在法国的阶级冲突中采取俄国革命中右派孟雪维克的立场。“无产阶级营垒中的资产阶级代办、助手”——列宁这样形容这些人们。我们也这样看待他们。
第四国际的苏联支部（托洛斯基，1936年1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第四国际的苏联支部 托洛斯基（1936年1月11日） 在所谓苏联共产党内新的清党已告结束，这一次清党带着『检定党的文件』这一谦逊的名称。这次清党和前几次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党本身任何的（即令是装饰的）参加而进行的：没有群众大会，也没有个人的悔过，没有公开的告发，也没有见证者的证明。检定工作完全在幕后进行，事情仅限于『文件』。事实上这一谦逊的技术的检定结果，被开除的平均为百分之十。候补党员的检定还没有完结。但现在从党的队伍中被开除的已经有二十万人之多；我们乘此回忆一下，这样的数目将近整个布尔塞维克党在它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那个时候的数目。 一月二日『真理报』列举被开除者的主要的几类：『从托洛斯基主义者，齐诺维夫派，机会主义者，奸诈之徒，异己分子，骗子和冒险主义者以至外国侦探部的侦探』。这种排列，像我们所看见的，表现出一切特尔米多混合物之一般公式。有人要是因托洛斯基派和骗子及侦探接近而『愤怒』那就太天真了。和人民不相溶洽的每一种制度，一方面在迫害革命者，另一方面则迫害犯罪的犯人。这两种人向来就一块儿生活在沙皇的监狱内，和生活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监狱内一样。克伦斯基在他那时候，也确信布尔塞维克党人和黑色百人团及德国侦探勾结。史大林仍旧完全循着传统的车辙。我们不要因混合的统计而『愤怒』，我们要研究它。 首先我们所看到的是：在被开除的二十万以上的人数中『托洛斯基主义者』正式列在第一位。这是不是说，他们是代表极多数的集团，或者是官僚们虽然扑灭了托洛斯基派的『残余』和『破片』不下几十次，但仍把他们当作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呢？二者俱是。我们现在指出，根据官场的数字，最近一次的清党（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被开除的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人数不下几万人，正确些说——为数还要更多。要知道官僚们对『这一类人』的恐怖，只要看他所应用的野兽般的压迫就可以明白了。 托洛斯基派和齐诺维夫派在官场的算计上通常被归为一类：齐诺维夫派时常代表纯粹列宁格勒的小组织，在全国其他部，他们只被算作单个分子，他们的立场不坚定，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面目。于是我们便得到被开除的五类：（一）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二）机会主义者（这多半是为陷害人而安上的：关于他们的私人的情形平常都完全不提）；（三）奸诈之徒和异己分子（过去的白党及其他）；（四）骗子和冒险主义者；（五）外国的侦探。在各区报告中，通信中，社论中，翻来覆去的说这几类的这一倾向或那一倾向。 在未研究被开除的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人数问题以前，我们要指出，无论在我们所看到的上列的被开除的那一类中，无论在那一个注释中，我们没有一次看到提及门塞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政治上这两个政党并不存在。在一九一七年他们的反动政策，像塔诺夫在不久以前很正确的指出的，使他们无从接近城市和乡村的青年。国内唯一严重的反对派，像刚从史大林监狱中出来的南斯拉夫的西里加同志曾好几次指出的，乃是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这就是说，巴拿帕特的反对派不是从小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原则出来，而是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出来，并且是在十月革命的旗帜之下进行的。我们要牢记着这一事实，因为它对于将来有极大的意义。 ××× 在前几次清党和捣毁以后，被开除者——不是几百人，也不是几千人而是起码二十万人——的各类中，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在第一位，这一事实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究竟有多少呢？苏维埃的出版物绝口不谈这一计算上的任何总结的数字。只是在单篇的论文和记录中（就各区的和各地的而言）才偶尔直接和间接的——往往是间接的——指出被开除的『托洛斯基主义者』的人数。我们就来借用这些数字。 德连勃罗—彼得诺夫斯基区的书记哈塔耶维赤的论文叙述着，在检定文件期间在他的辖区内开除出党的有三·六四六人，为全组织的百分之八，其间，像他指出的，『我们不仅揭穿了单个的人，而且揭穿了隐藏在党的队伍中的整个反革命的托洛斯基齐诺维夫的小组织』。哈塔耶维赤没有报告出他们的总数。但他后来提供出另一数字：『一·五○○个白党、富农、比特留洛夫、马赫洛夫及其他的党徒底参加者，三○○个骗子和投机者，用伪造的文件潜入党内者』（见『真理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这两个集团一共有一·八○○人。此外论文很暧昧地还说到『潜入党内的外国的侦探』；但是这里只能是几个单个的分子或几十个人，绝不会再多。除上述的几类不计外，托洛斯基派齐诺维夫派以及一般的各种反对派分子。这几部分的人数不下一·六○○人。或者哈塔耶维赤还隐藏着被开除者的某一类吧？究竟是怎样的呢？为什么呢？但如果『托洛斯基主义者』的一部分只占上述的人数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那末那时我们便得到显著的数字（五○○——一·○○○）。自然这个数字目前只有纯粹假定的性质。 在同期的『真理报』上，一篇不甚长的记录中，报告着，在亚速夫黑海区开除出党的有四·三二四人，为被检举的总数的百分之七，其中表示出『在某些城市的组织内存在着托洛斯基齐诺维夫派的小组织（『红色亚克沙』工厂，边地管理局，葡萄园艺托拉斯）』。这些集团是被开除者的那一部分，记录没有说出，随后它承认检举后在边区的组织内继续发现出『未被发觉的敌人』。 在西部西比利亚边区开除了三·五七六个党员（百分之十一）和一·九三五个候补党员（百分之一二·八）。书记爱伊黑在『真理报』上写道：『被开除的人数中富农及白党柯尔恰柯夫派为数最多——差不多占三分之一，其次则是托洛斯基派和齐诺维夫派……』（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从这几句话中流露出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在人数方面居第二位。全部被开除党籍的，除白党外，最多分为四类。如果被开除者在这几类中平均分配，那末有一类总有九○○人以上。可是爱伊黑自己却说托洛斯基派和齐诺维夫派除白党外是代表极多数的集团：也就是说被开除的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单在西部西比利亚区一定为数不下一·○○○人，约为全体被开除者的百分之二十。『被开除出党的托洛斯基派和齐诺维夫派的总数中——爱伊黑说——约有一半是在教育机关中工作……托洛斯基齐诺维夫派的渣屑（！）特别热心插足在思想界，企图利用它来作宣传』。很显然地，这是指青年工人学生中新的党员而言。我们姑且承认，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在被开除者中占很高百分数在西比利亚区是一个例外的情形：这显然表示充军者对青年的影响（就如在沙皇时代所有的现象一样）。 在哈尔柯夫区五○·○○○人中被开除的在四·○○○人以上。书记沙依柴夫只拿出为上级机关所检定的二·三五六开除的案件加以分类，其中：九○七——富农和白党，五九四——道德堕落者和纪律破坏者，一二○——骗子和冒险主义者，四二——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者，一二○——托洛斯基派。这里我们已经有十分正确的数字，其中没有提到齐诺维夫派。如果注意到，在哈尔柯夫区，在柯西奥尔，彼得洛夫斯基及其同党的辖区内，从一九二三年起即以在全苏联闻名的野兽般的残酷捣毁了反对派，那末甚至这样微小的数目一二○人占被开除的（二·三五六人）数百分之五以上，也确实是令人吃惊的。 十分明显地，官僚们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很小的动机去夸大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势力。因此流露在出版物上的数字应当视为最低限度的数字。此外从一九二四年起，史大林派开除反对派分子，宁可把他们当作『道德堕落者』，甚至当作『白党』，我们用不着怀疑，最有影响和最积极的布尔塞维克列宁派正是用这样的名义开除的：以便很容易把他们放在集中营内或者把他们起充军。 如果拿西部西比利亚的基数来说，那就指示出，被开除的托洛斯基派和齐诺维夫派的人数在全苏联不下四○·○○○人。我们已经说过，为什么应当把这个数字当作是夸大的。但如果我们甚至举出已知的被开除的托洛斯基派之最低的哈尔柯夫区的百分数，即百分之五以上作例，那末被开除的二○○·○○○人中，托洛斯基派要占一万以上。最后如果拿西部西比利亚及哈尔柯夫区之间的平均数来说，那末我们便得到二○·○○○人：我可以说，这个数字是比较更接近实际些。 上述数字之极大的政治意义，每一个人都会了解，但有人仍旧要问：为什么官僚们一方面隐藏总结的数字，另一方面对一般的事态又传达出十分明显的一部分的数字呢？很简单：官僚避免一切的力量替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作广告，而同时它（官僚）又不得不投出警告的呼声：当心些，『他们』为数很多，『他们』还在增长！在一切场合之内关于『残余』『破片』的话已经不再有了。 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过去是现在仍旧是官僚（企图表扬统治层的自己的地位的官僚）之最不可调和的敌人。史大林的党徒在混合名册内把『托洛斯基主义者』放在第一位，那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自己的一切斗争才值得这种光荣。最近清党的特征，怎么更好更明显地证实他们的影响之增加呢。不是官僚们在它所恐怖化了的党的帮助之下，即令在党的面前，它已再不能对付自己的敌人了。公开的清党代之以密室中的清党，即是完全教给格柏乌手里。被开除的人自然也教给格柏乌手里去处治。这种方法极有益于官僚，史大林立即计划新的清党：从本年二月一日至五月一日旧的党证（它们已经『破烂了』）必须掉换新的党证，在决议上中央委员会坚决地说，在掉换党证时，书记处，即是格柏乌机关，必须从新检定全党的成分并将新党证只给予那些可以『信赖』的人。有多少新的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在这种情形之下从党转到集中营，再过半年以后我们才能知道。 ××× 上面所引的数字在许多人看来的确是出乎意外的。我们故意引出读者眼见的一切数字，为的是叫人家不要怀疑是我们的主观感情的作用。在史大林的刊物及其代理人（如路易费赛尔及类似他的那些先生们）的影响之下，不仅我们的敌人，甚至在西欧我们的许多友人自己，也习以为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如果在苏联还存在，那末差不多都判苦役了。不，不是这样！用警察的手段不能扑灭马克斯主义的纲领及伟大革命的传统。固然，在苏联布尔塞维克在现在工作，比在任何别的国家更困难（南斯拉夫同志西里加的鲜活的证明在这一问题上是极其有趣的）。但是革命思想的工作一天也没有中断。我们的流派，如果不是一种教义，那它是一种情绪，一种传统，一个旗帜在苏联内具有群众的性质并且现在显然吸收着新而鲜活的力量。在一九三五年的最近几月被开除的一二万『托洛斯基主义者』当中，老的一辈的代表者，一九二三——一九二八年运动的参加者为数只有几十个人，可以说几百人，不会再多。基本的群众——这全是新的聚集。不要忘记上面所引的数字还只是关于党的方面，在青年团方面，还有他的几百万的青年！正是在青年当中发酵作用具有特别尖锐的性质。青年革命家在苏联学习列宁主义极其困难；但用不着怀疑，他们的水平线总是不可限量的高于史大林『党』的水平线。伟大的传统活着。在密室中保存着旧的反对派的文献，在书架上摆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籍（此刻还没有决定抛弃它们）。苏维埃的报纸不得不传达全世界的事变。站在第四国际旗帜之下的国际文献现在已经很丰富。它的思想和口号经过几千条河道，——特别是经过我们的公报——浸入到苏联。革命思想之极宝贵的继续便是这样地得到保证。 在官僚的鞭挞以及从扬葛（注：格柏乌主席——译者。）万德维吉等人方面的直接挑拨之下，个别的青年分子走上个人恐怖的道路，即走上失望和无出路的道路。巴拿帕特主义者很热心地抓住这种恐怖行为，来辨明自己对于反对派的屠杀；这种方法像拥有特权的暴力者的丑态一样的陈旧。但是革命青年的主要部分并不离开自己的阶级走上个人冒险的道路。第四国际的纲领不是预期着一瞬间的奇迹，而是指示出唯一正确且绝对可靠的出路。第四国际的生长在世界舞台上会强固和鼓舞在苏联我们的友人和拥护者。我们可以确信的说，虽然十三年来迫害，诽谤，蹂躏，其卑鄙残酷到无以复加（，）虽然有比迫害更危险的投降和变节，但第四国际目前在苏联已经有着自己最强有力的，最多数的和最坚强的支部。 不，我们没有丝毫根据值得忧郁。进步不是沿着直路走。被压迫者的斗争需要伟大的牺牲。但未来总是我们的。在苏联新的官僚的清党甚至在瞎子看来都证明着：未来是我们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一日
托洛茨基：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托洛茨基编者按：上个世纪20年代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争论，从理论上说，始终围绕着“不断革命”和“一国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展开。在党内争论中，起初托洛茨基还有机会在报刊和会议上阐述自己的观点，不久他的这种权利就被剥夺了。因此争论过程中托洛茨基的观点展示得并不充分和系统。1929年他被驱逐出境后，有较多时间来从事思考和写作。1931—1933年在柏林出版了他的大部头著作《俄国革命史》，其中包括《二月革命史》和《十月革命史》。在西方，这部史书是研究俄国革命史、苏共党史、苏联历史的必读书。书的附录中收入几篇文章，本文是其中之一。一般说来，在1924年以前，托洛茨基是不大引用列宁的语录的。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同列宁的一致，此文大量引用列宁在不同时期的有关论述并作出自己的解释，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托洛茨基对“一国社会主义”和“不断革命”的看法。要了解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这是值得一读的文章。“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马克思的这个论点，在方法论上不是以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为出发点，而是以作为典型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出发点得出的；资本主义发展所包括的国家越多——不管它们过去的命运和经济发展水平如何，这个论点也就越不适用。英国当年曾经显示了法国的未来，对于德国就显示得很少，而对于俄国和印度则什么也没有显示。但是俄国的孟什维克却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这个有条件的论点。他们说，落后的俄国不应当冲向前去，而应当驯服地仿效现成的榜样。这种“马克思主义”，连自由派也赞同。马克思的另一个同样著名的论点，即“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2]则恰好相反，它不是以单独一国为出发点，而是以全世界的各种社会制度（奴隶制、中世纪和资本主义）的更替为出发点的。但是，孟什维克却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理解它，得出了俄国资本主义在达到欧洲或美国的水平以前仍要经历一段漫长道路的结论。不过，生产力不是在真空内发展的！你不能谈论一国资本主义潜力，一方面无视在一国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而另一方面又无视它对世界条件的依赖。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推翻是由于现实的俄国资本主义，这就一笔勾销了俄国资本主义的抽象经济潜力。俄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斗争性质，在决定性程度上是由国际条件决定的。资本主义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它再也不能证明它的生产费用是合理的了，这不是从商业意义上，而是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理解的：关税、军国主义、危机、战争、外交会议和其他灾祸等等，正在吞噬和耗费如此巨大的创造力，以致尽管在技术方面取得许许多多的成就，但已无福利和文化发展之余地。为世界体系的罪恶而遭灾的第一个牺牲者，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个似乎反常的事实实际上是完全符合规律的。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早已对这一点作过解释：“猛烈的爆炸先发生于资产阶级机体的四肢，然后才及于心脏，因为在心脏处进行调节比较可能。”一个还没有积累巨额民族资本的国家，世界竞争又没有给它提供任何优待，在帝国主义的沉重负担之下是必然要首先垮台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崩溃是包罗万象的社会形态的一种局部瓦解。列宁说：“只有从国际的观点才能正确评价我国革命。”归根结底，我们没有把十月革命归因于俄国落后这一事实，而把它归因于综合发展的规律。历史的辩证法既不知道有单纯的落后，也不知道有化学般的纯粹的进步。这完全是一个具体的相互关系问题。人类当前的历史充满了各种“反常现象”，虽然不像在落后国家产生无产阶级专政那样反常，但属于同一历史典型。落后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正在热烈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文明英国的工人领袖却相信教会的经咒魔力，这个事实无疑证明，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英国。但是，从中国工人对麦克唐纳那种中世纪式愚蠢的鄙视，不能得出中国在总的发展上已经超过大不列颠的结论。相反，英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是能用数字来表示的。然而这些数字尽管生动有力，却不能排除中国工人先于英国工人取得政权的可能性。而将来中国无产阶级的专政也决不意味着在万里长城的疆域内建设社会主义。学究式的和迂腐片面的标准或者过于近视的民族标准都不适用于我们的时代。世界的发展迫使俄国摆脱落后和亚细亚状态。离开这种发展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俄国未来的命运是无法理解的。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既反对封建所有制，又反对地方割据主义。在解放旗帜上并排写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西方人早已穿破这种童鞋了。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不仅突破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形式，而且冲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已经成为束缚世界经济的桎梏。无产阶级革命既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反对世界经济的分裂状态。东方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包含在这个世界过程之中，以后还会同这个过程汇合起来。建立民族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这样一个目的一般能够实现的话，意味着人类经济力量的大倒退。正因为如此，它是不能实现的。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经济事实的表现。正如过去的自由主义是民族的一样，社会主义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从世界分工出发，使国际间的货物交换和互相服务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从来没有任何地方的一次革命完全符合革命参加者原来的想法，它也不可能做到这样。虽然如此，参加斗争的那些人的思想和目的却是革命的重要组成因素。这尤其适用于十月革命，因为过去革命者关于革命的设想，从来没有像1917年那样与事变的实际内容如此相近。党在事变的高潮怎样设想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呢？党对它抱有什么希望呢？一部研究十月革命的著作如果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尽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回答，就仍然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逝去的岁月越是被新的利益争夺所模糊，这个问题所具有的意义也就越大。政策总是要到过去那里寻求支持的，如果它们不能得到自愿的支持，往往会用强力去谋取。现在苏联的官方政策是以“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据的。这种理论被说成似乎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观点。不仅共产国际的，而且几乎所有其他党的年轻一代，都是用这样一种信念教育出来的：成立苏维埃政权是为了在俄国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事实同这种神话毫无共同之处。直到1917年，党从来没有容许过这样的思想，即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能比西方先取得胜利。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在彻底明朗的局势的压力下，党才第一次承认夺取政权的任务。这种承认虽然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章，但与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加在他们身上的要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农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当作一种讽刺而坚决予以驳斥。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西方革命的桥梁。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被宣布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在1924年才发生了转折。那时有人第一次宣布：不管人类的其他部分如何发展，只要帝国主义者不用武装干涉推翻苏维埃政权，在苏联国内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个新理论立即获得了回溯的效力。不肖徒辈宣称，如果党在1917年不相信在俄国能够建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就无权去夺取政权。共产国际在1926年正式谴责否认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们，而且把这种谴责扩大到从1905年开始的整个过去的时期。从此以后，有三种思想被宣布为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否认苏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支持下去的可能性（武装干涉问题）；否认苏联用本国力量在本国境内克服城乡矛盾的可能性（经济落后问题和农民问题）；否认能够建成一个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社会（世界分工问题）。按照新学派的说法，即使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用使“资产阶级中立”的办法就可以保障苏联不受侵犯。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合作必须认为是可靠的。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已经被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经济成就消除了。拒绝承认这三个论点，就是“托洛茨基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不兼容的一种学说。在这里一部历史著作的任务就是要进行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原工作：必须把一个政党的真正观点和目的从后来的政治积层中挖掘出来。尽管这些时期彼此相隔很短，这个任务却很像辨读在刮过的羊皮纸上重写的古书一般。因为不肖徒辈学派的手法并不总比7、8世纪的僧侣为了伪造神学而毁坏用羊皮纸和纸莎草纸写成经典著作手段高明。总的说来，我们在这本书中[3]始终避免旁征博引，但是，鉴于任务重大，本文不得不向读者提供很多原文，而且要大量引用，以消除认为它们是被人为地挑选过的那种看法。必须让布尔什维主义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因为在斯大林官僚制度下，根本没有这种可能。布尔什维克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不过那时它看到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当时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社会主义革命被推到了非常遥远的未来，至少是不确定的未来。只有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这一革命才能实际上提上日程，这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在反对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所得出的论点，是党的不可动摇的财富。由此就产生一种设想：如果民主革命在俄国具有宏伟的规模，它就能直接推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将促使俄国无产阶级在以后迅速取得政权。即使按照这个最有利的方案进行，总的历史前途仍然没有改变，只是发展进程加速了、时间提前了。正是按照这些观点的精神，列宁在1905年9月写道：“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最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4]令人奇怪，这段引文竟被斯大林用来证明1917年事变实际进程同党的过去预测完全相符。不过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党的干部当时被列宁的“四月提纲”弄得措手不及呢？实际上，按照旧的概念，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范围内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才能开展起来。困难在于，农民在满足了自己所渴望的土地要求以后，就会失去支持一次新的革命的热情。由于在国内占明显的少数的俄国工人阶级不能用自己的单独力量夺取政权，所以列宁一贯认为，在西方无产阶级胜利以前，谈不上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1905年写道：“现在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今天的农民的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斗争就会开始。”[5]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首先是指农民。在这种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口号是从哪里来的呢？列宁的回答是：俄国革命家，由于具有许多欧洲革命前辈的经验，应该“向往”，能“空前完满地实现一切民主改造，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那时候革命的火焰将燃遍欧洲……欧洲工人也将奋起，并且向我们表明‘该怎么办’；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个年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个年头的革命时代”。[6]俄国革命的独立内容，即使它发展到最高限度，也不会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也只有西方革命才能为俄国无产阶级开辟一个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代。直到1917年4月，这种观点在党内是完全有效的。如果撇开成堆的插曲性的东西、论战中的种种夸大和一些个人错误，那么从1905到1917年间关于不断革命问题的争论的实质，并不是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能否建成民族的社会主义社会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1924年以前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到过——，而是在俄国仍然有可能进行真正能够解决土地问题的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为了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列宁在其四月提纲中修改了他早期观点的哪些部分呢？他连一分钟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的学说，以及落后的俄国只有在西方的直接协助下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但是，列宁在这里第一次宣布，正是由于本国条件落后，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日掌握政权。二月革命既无力解决土地问题，也无力解决民族问题。俄国的农民和各被压迫民族在争取实现民主任务的斗争中不能不支持十月革命。只是因为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力完成他们的西方前辈已经实现的历史任务，俄国无产阶级才得到了比西方无产阶级早取得政权的机会。1905年布尔什维主义打算在完成民主任务以后才过渡到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而1917年却在没有完成民主任务的基础上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俄国革命的复杂性质还不止于此。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就自然取消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的分界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但只是在这一条件之下！——民主任务不可避免地要发展成为社会主义任务，即使欧洲工人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们“该怎么办”。西方和东方之间的革命程序上的变化，尽管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命运都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但毕竟只有历史局限的意义。不论俄国革命向前跃进得多么远，它对世界革命的依赖性没有消除，甚至没有减少。民主改革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可能性，是直接由国内条件的配合，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的。但是，归根结底，社会主义改造的界限要取决于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不论民族的冲力多大，它总不可能跳出这个星球。共产国际在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时，特别大肆攻击这样一种观点：俄国无产阶级在执掌政权而得不到西方支持的情况下，“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即使认为历史的实验已经完全驳倒了这个预测（是由托洛茨基在1905年做出的，现在批评他的人中间，当时没有一个人赞同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即使如此，俄国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当时都把农民看作是一个不可靠的、会叛卖的盟友，这一点仍然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布尔什维主义的真实传统与认为工农利益预先注定是协调的这种学说，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进行批判，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粹主义者的多年斗争中一直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列宁在1905年写道：“俄国民主革命时代一旦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声音的统一’……就是可笑的了。”“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个（争取社会主义。——托洛茨基注）斗争中，也会像资产阶级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一样地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任务问题上自欺欺人。”[7]1905年，列宁在为自己拟订关于在革命进程中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的提纲中，用以下一段话论述了地主私有制消灭以后必然出现的形势：“无产阶级已经在进行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维护民族主义成果的斗争。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持，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在这个阶段里，自由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加上一部分中农）组织反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加上欧洲无产阶级则组织革命。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8]大约就在这几天，托洛茨基写道：“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这几句话后来被斯大林引用来证明“横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托洛茨基的理论之间的鸿沟”[9]。而这些引文证明，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观点之间，当时尽管有无可怀疑的分歧，但恰恰在农民的“不稳定的”和“叛卖”的作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早在那个时候实质上就已经一致了。列宁在1906年2月写道：“我们始终不渝地支持农民运动，但是我们应当记住，这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实现并且定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运动。”1906年4月，他又说：“俄国革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持胜利的果实……因为在一个小农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在无产者从争取自由走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时候，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者……要防止复辟，俄国革命必须有非俄国的后备军，必须有外来的帮助。世界上有这样的后备军吗？有的，这就是西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10]这些思想贯穿整个反动年代和战争年代，虽然有不同的表述，但没有根本改变。不必多举例子。党的革命观点在革命事变的烈火中应该得到最完整和最明确的表现。如果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家在革命前就已经倾向“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那么这一理论在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时期就必然会得到完满无缺的表现。事实真的是这样吗？1917年将作出回答。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启程回俄国时，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写道：“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战友——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11]四月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列宁的决议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内，在大量小农居民中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12]虽然决议的开头这几句话坚持了党的理论传统，但它向新的道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它宣布：在农民国家的俄国不可能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决不给我们一种权利，拒绝不仅为了民主任务而且为了“采取若干实际上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如实行土地国有化、对银行实行监督等等——而夺取政权。[13]由于“在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中……”已经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14]，这些反资本主义的措施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列宁在他的讲话中解释说：“只谈到俄国的情况，这是错误的……全世界的运动使我们面临社会革命，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将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决议案所要分析的主要问题。”[15]显然，在列宁战胜了“老布尔什维克”的民主主义狭隘性以后，党在1917年4月所采取的新出发点，同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天壤之别！从此以后，不论是在首都的还是在外省的党的任何组织中，我们都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同的提法：我们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必须记住，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它未来的命运将取决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这种提法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相反，它是大家一致承认的主张，是进行一切争论的前提。有一位与列宁同乘“铅封车厢”回国的布尔什维克，名叫哈里东诺夫，曾在7月16日彼得格勒党代表会议上说过：“我们在到处讲，没有西方革命，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哈里东诺夫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党的中级鼓动人员。我们在那次代表会议的记录中还可以看到：“巴甫洛夫指出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总的看法，即俄国革命只有在只能设想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革命的支持之下，才能蓬勃发展。”那时千百个哈里东诺夫和巴甫洛夫都在发挥四月代表会议的这个基本思想。从来没有人想要反对或者修改这个观点。7月底举行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把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由工人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只有这些阶级……才能促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这个革命不仅应消灭战争，而且应消灭资本主义奴役制度。”[16]布哈林的报告所根据的思想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摆脱现存局势的唯一出路。“如果俄国革命在西方革命爆发以前取得胜利，我们就……必须点燃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火。”当时斯大林被迫用十分相似的说法提出这个问题：“终究会有一天，工人阶级把贫苦农民阶层发动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高举起工人革命的旗帜，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17]8月初召开的莫斯科地区代表会议，使我们最好不过地看清楚党的思想实验库的情况。中央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在解释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指导性报告中说：“必须说明，俄国革命一定要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否则，它就会被帝国主义消灭或者扼杀。”许多代表都表示了相同的看法。维托林说：“我们必须准备社会革命，它将推动西欧社会革命的发展。”代表别连基说：“如果在民族范围内解决问题，我们就没有出路。索柯里尼柯夫说得对，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国际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但是，如果欧洲开始了革命，我们就跟着西欧走。”斯图科夫说：“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国际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见解，是无可怀疑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才是可能的。”全体代表都同意下列三个基本见解：如不推翻西方帝国主义，工人国家就站不住脚；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质上是国际性的。如果除了七、八年后被谴责为异端的这几个观点以外，党内还有目前被认为是正统的和传统的其他观点，它们就一定会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和在此前的党代表大会上得到反映。但是，不论是报告人还是辩论的参加者，或者是报刊文章，都没有一句话提到党内有一种同“托洛茨基”观点相对的布尔什维克观点。在党代表大会以前召开的基辅全市代表会议上，报告人哥罗维茨说：“拯救我国革命的斗争只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在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前途：如果革命胜利，我们就建立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否则，我们就会落入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在党代表大会以后，8月初，皮达可夫在基辅的另一次代表会议上说：“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断定：俄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因此，我们正在进入不断革命的阶段。”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位哥罗维茨在评价皮达可夫的报告时说：“俄国革命的唯一救星是世界革命，它将为社会变革奠定基础。”也许，这两位报告人是代表少数吧？不，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没有人反对他们。在选举基辅委员会时，这两人得票最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后来被宣布为与布尔什维主义不兼容的那些观点，在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七月党代表大会以及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的会议上，已经被阐述得清清楚楚，而且由表决所肯定了。不仅如此，党内没有一次发言可以解释为未来的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先声，就像在大卫王的圣诗中发现基督福音的预兆那样。8月13日，党的中央机关报解释说：“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它无论如何已经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且能够（依现有的生产力和西方的形势而定）引导和改造经济生活，为劳动群众谋福利。革命在摆脱了资本主义政权的枷锁后，就会成为不断革命，即不停顿的革命。就会利用国家政权来废除而不是巩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革命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后胜利就要取决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就是过去和现在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唯一现实的前途。”这篇文章是被囚禁在十字监狱里的托洛茨基写的。报纸的编辑是斯大林。在1917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内已经用“不断革命”这个术语来专指托洛茨基的观点，仅仅这样一件事，就已经说明了这段引文的意义。几年以后，斯大林宣称：“列宁生前一直是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斯大林本人无论如何没有反对过，因为发表这篇文章时，什么编者按语也没有加。10天以后，托洛茨基又在这家报纸上写道：“对我们来说，国际主义……并不是抽象思想，而是直接指导行动的、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原则。没有欧洲的革命，我们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决定性的胜利。”斯大林又没有反对。并且，两天以后，他自己也照样说：“让他们（工人和士兵——托洛茨基注）知道，只有同西方工人结成联盟，只有动摇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础，才能指望俄国革命的胜利！”[18]所谓“革命的胜利”不是指建成社会主义——这在那时还根本谈不上，而是指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列宁在9月间说过：“资产者叫喊道，即使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俄国公社的失败，即无产阶级的失败也是必然的。”我们决不要被这些叫喊所吓倒。“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夺得政权，就完全有可能保持政权，并且使俄国一直坚持到西欧革命的胜利。”[19]革命的前途在这里说得非常明确：保持政权一直到欧洲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公式并不是仓促提出来的，因为列宁经常反复提到它。他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这篇纲领性文章里用这样几句话加以总结：“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让别人吓倒而能夺得政权，那么，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他们把政权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20]布尔什维克的右翼要求与妥协派联合，认为布尔什维克不能“单独”保持政权。列宁在11月1日即革命以后答复他们说：“他们说，我们不能单独保持政权，等等。但是，我们不是单独的，在我们面前有整个欧洲。我们必须开始。”从列宁同右翼的这次对话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在俄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甚至从来没有在争论双方的头脑中出现过。约翰·里德谈到一个从罗马尼亚前线回来的士兵怎样在彼得格勒奥布霍夫工厂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大声叫喊道：“我们一定要全力坚持到全世界各国人民起来并帮助我们的时候。”这个公式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这位无名士兵或者里德想出来的。这是由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员灌输到群众中去的。这位从罗马尼亚前线回来的士兵所发出的呼声，就是党的呼声，就是十月革命的呼声。《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用苏维埃政权名义向立宪会议提出的国家基本纲领）宣布，新制度的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苏维埃政权将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到国际工人奋起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获得完全胜利”。直到今还没有正式宣告作废的列宁的这个《权利宣言》，把不断革命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一条基本法律。被囚禁在监狱中的罗莎·卢森堡正以热烈和羡慕的心情注视着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和言论，如果她发现其中有民族社会主义的一点影子，一定会立即提出警告。在那些日子里，她正在非常严厉地（基本上错误地）批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但是她没有提出警告。下面是她关于党的总路线所说的话：“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政策中已经确定了坚决朝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前进的方针，这一事实正好光辉地证明，他们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坚定的原则性和豪迈的政治气魄。”这些由列宁一天天加以发展的观点，这些由斯大林主编的中央机关报宣传过的观点，这些曾经鼓舞过许多大大小小的鼓动员的演说的观点，这些被遥远的前线士兵一再重复的观点，这些被罗莎·卢森堡认为是最有力地证明布尔什维克远大政治眼光的观点——正是这些观点在1926年遭到共产国际官僚的谴责。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一项决议说：“托洛茨基及其同道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和我们党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这样，布尔什维主义的这帮不肖徒辈就抛弃了他们自己的过去。如果1917年有人真正反对过不断革命论，那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妥协分子。米留可夫和唐恩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是1905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齐赫泽在民主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大骂有人企图“用变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办法来扑灭资本主义战火”。10月13日，克伦斯基在预备国会上说：“现在，对于革命、民主和自由的全部果实来说，再没有比这样一些人更加危险的敌人了，这些人……在深化革命和变革命为不断的社会革命的幌子下，正在把群众引入迷途，而且看来已经把群众引入了迷途。”齐赫泽和克伦斯基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是不断革命的敌人。托洛茨基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即在取得政权的时候说过：“如果奋起的欧洲人民不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就会被打倒，这是肯定无疑的。不是俄国革命在西方掀起斗争的旋风，就是各国资本家扼杀我国的革命。”当时议席上有人插话说：“还有第三条道路！”也许这是斯大林的声音吧？不是，这是一个孟什维克的声音。布尔什维克发现“第三条道路”是若干年以后的事。由于斯大林派的世界报刊无数次的反复宣传，各色各样的政界人士差不多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固定的看法：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意见分歧的基础是两种观念——一种观念的出发点是不仅能够支持下去，而且能够依靠俄国的内部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另一种观念则是把自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欧洲的起义上。实际上这两种对立是在几年以后捏造出来的，捏造者没有花点力气使自己的发明哪怕表面上符合历史文件。当然，这殊非易事。所有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时期都一致认为，如果欧洲不在最近的将来爆发革命，苏维埃共和国就注定要灭亡。有些人估计是几个星期的事，另一些人估计是几个月的事，但没人认为是几年的事。布哈林在1918年1月28日写道：“俄国革命刚一开始……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就曾宣布：不是由俄国革命所发动的国际革命消灭战争和资本，就是国际资本扼杀俄国革命。”然而领导主张同德国进行革命战争的那一派的布哈林，没有把自己那一派的观点说成是全党观点吗？这样一种假定不管多么合情合理，却被文献驳得体无完肤。1929年出版的从1917年到1918年初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尽管不完整并作了有倾向性的加工，但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宝贵的证据。“1918年1月11日会议。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同志指出，所有发言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在西方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有毁灭的危险。”谢尔盖耶夫拥护列宁的立场，赞成签订和约。没有一个人反驳谢尔盖耶夫。进行激烈争论的所有三个派别都竞相引用同一个共同的前提，没有世界革命，我们就无法脱离险境。诚然，斯大林在争论中发出了一个特殊的声音。他主张必须签订单独和约的根据是：“西方没有革命运动，不存在革命运动的事实，而只存在潜在可能。但是我们不能依靠潜在可能。”他虽然离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还很远，但这些话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从本性上就对国际运动缺乏信心。“我们不能依靠潜在可能！”列宁立即表示“在某些部分”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他说，西方革命还没有开始，这是对的，“然而，假如由于这一点我们就改变我们的策略，我们就会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叛徒”[21]。如果说列宁主张立即单独媾和，这不是由于他不相信西方的革命运动，更不是由于他相信孤立的俄国革命的生存能力，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坚持到总的社会主义革命出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签订和约。”[22]在列宁看来，布列斯特的意义就概括在“喘息时机”这个字眼里面。记录证明，斯大林在列宁的警告以后，找了一个机会来纠正。“1918年2月23日会议。斯大林同志：我们也把赌注押在革命上，但你们指望在几个星期内，而我们指望在几个月。”斯大林在这里逐字逐句复述列宁的公式。中央委员会内部在世界革命问题上两派之间的距离是几星期与几个月之间的距离。1918年3月，列宁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辩护时说：“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会灭亡，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或许更远的地方，我们也许不得不迁到那里去……但不管怎么样，无论发生什么可能设想的情况，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23]然而，这不仅是德国的问题。“国际帝国主义拥有雄厚的资本……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共处……在这方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唤起国际革命。”[24]在通过的一项秘密决议中，我们看到：“代表大会认为，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25]几天之后，列宁在苏维埃大会上作报告说：“世界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军，是不能并存的。”4月23日，他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说：“我们的落后使我们走在前面，而如果不能坚持到其他各国工人起来大力支持我们，我们就会灭亡。”[26]1918年5月间他写道：“我们必须（在帝国主义面前）甚至要退却到乌拉尔去，因为这是赢得时间等待西方革命成熟的唯一机会……”[27]列宁很清楚，布列斯特谈判拖延下去将使和平条件更加苛刻，但他把国际革命任务置于“民族”任务之上。列宁在签订和约问题虽与托洛茨基有插曲性的意见分歧，但1918年6月28日他仍然在莫斯科工会会议上说：“布列斯特条约谈判开始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向全世界进行了揭露……使敌对国家在战争期间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这难道不是我们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吗？”[28]一星期之后，在人民委员会向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他又谈及这个问题：“通过我们以托洛茨基同志为首的布列斯特代表团……我们履行了对各国人民所负的义务。”[29]一年之后，列宁又提起这件事：“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当苏维埃政权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全世界的革命看得高于一切民族牺牲（不管这种牺牲是多么沉重）……”[30]后来，当时间已从记忆里抹去了这种本来界限就不大明显的思想时，斯大林却问道：“托洛茨基的关于革命的俄国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说法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有一个意义，托洛茨基没有感觉到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31]事实上，当时全党都一致确信“在保守的欧洲面前”苏维埃共和国不可能支持下去。但这只不过是在革命的俄国面前保守的欧洲不可能支持下去这种信念的反面而已。它通过一种消极的形式表现了对于俄国革命的国际力量的坚定信心。党基本上没有错。无论如何，保守的欧洲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支持下来。德国的革命尽管被社会民主党出卖了，但仍有足够的力量去剪除鲁登道夫和霍夫曼的爪子。倘若没有这一行动，苏维埃共和国未必能免于灭亡。即使在德国军国主义失败之后，对国际形势的总的估计并没有改变。1918年7月底，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的努力必然会导致世界革命”[32]，“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一方面摆脱了同一个联盟的战争，立刻又在另一方面遭到帝国主义的进攻”[33]。8月间，正当国内战争在伏尔加河流域激烈进行而且有捷克斯洛伐克人参加作战的时候，列宁在莫斯科的一个群众大会上说：“我们的革命是作为世界革命而开始的……无产者群众将保证苏维埃共和国战胜捷克斯洛伐克人，并能支持到爆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止。”一直坚持到西方爆发革命始终是党的公式。就在那几天，列宁写信给美国工人说：“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队伍来援助我们之前，我们就好像守在被包围的碉堡里。”[34]11月，他表示得更加坚决：“世界历史……表明，把我们俄国的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冒险，而是必然，因为当时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就必然会扼杀俄国的独立和自由。”[35]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列宁显然感觉不到“我们的革命的内部力量”。革命的第一周年纪念日已经过去了。党有了足够的时间去进行观察。然而1919年3月列宁在向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再次宣称：“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织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36]在革命的第三周年纪念日，正值白匪溃败的时候，列宁又回忆并总结说：“如果在那天晚上有人对我们说，再过3年就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那是任何人甚至最乐观的人都不会相信的。那时我们知道，只有我们的事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的胜利才会巩固，因为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事业时，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37]再也不能举出更加无可辩驳的证据了。十月革命的时候，“最乐观的人”不仅不敢梦想建成民族社会主义，而且也不相信在无直接外援的条件下能保卫住革命！“我们在开始我们的事业时，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为了保证在3年的斗争中战胜敌人，无论是党或红军都不需要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神话。世界形势比人们原先预期的要好。群众表现出为达到新的目的非常愿意作出牺牲。领导者在最初的和最困难的时期内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的种种矛盾。结果革命显示了比“最乐观的人”所预料的更大的稳定性。尽管知此，党仍旧全部保存着它以前的国际主义立场。1918年1月，列宁解释道：“要是没有战争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联合，因为他们都会在共同对付我们的基础上团结起来。”[38]他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问道：“为什么在10月革命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我们能够如此容易地节节取得胜利呢……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使我们得以避免帝国主义的侵害。”[39]4月，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之所以获得了喘息时机，只是因为西欧帝国主义的大厮杀还在进行，而在远东帝国主义的竞争日益激烈，仅仅由于这一点，苏维埃共和国才得以生存。”[40]客观局势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凑合是不能永久的。1920年列宁说：“我们现在已由战争转向和平，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战争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期。”[41]这个初期的“喘息时机”之所以能够变成长期的不稳定均衡的时期，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各集团之间的斗争，也是由于国际革命运动。在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被迫放弃了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和波兰。反叛精神深入协约国军队，迫使法、英、美诸国政府撤出了在俄国南、北海岸的军队。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胜利，但是在其走向胜利的道路上在好几年当中保护了苏维埃国家。1921年7月，列宁总结了当时的形势：“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均势，虽然极不可靠，极不确定，但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生存下去了，——当然不是长期的。”[42]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到几个月，过了几个月到几年，党才逐步地接受了这样一种思想：工人国家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当然不是长期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和平地生存下去。由以上引证的材料可以绝对无疑地推出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结论：如果根据布尔什维克的总的信念，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苏维埃国家便不能维持长久，那么仅仅这一事实就实际上一笔勾销了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问题本身事先就被取消了。然而，如果像不肖徒辈近年来企图辩解的那样，硬说党认为当时横在实现民族社会主义社会道路上的唯一障碍是资本主义的军队，那就完全错了。武装干涉的威胁当时实际上确实曾被提到了首位。但是战争危险本身只不过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上和工业上的优势的最尖锐的表现而已。归根到底，问题还是在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孤立地位和落后状态。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进行的有计划的、和谐的社会生产的组织。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还不是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它的法律前提而已。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不能同生产力问题分开，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生产力实质上是世界性的。单独一个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已经变得过分狭小，因此更加不能作为完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舞台。此外，一个革命国家的落后状态，增加了它被拉回到资本主义去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在拒绝孤立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机械割裂开来的武装干涉问题，而是与社会主义的国际经济基础有关的问题之总和。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说：“如果说俄国现在从‘提尔西特和约’走向——无疑它正在走向——国家兴盛……那么这种兴盛的出路并不是过渡到资产阶级国家，而是过渡到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二者必居其一：不是国际革命，就是退回到资本主义。没有民族社会主义容身之地。“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具有相当规模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43]同年4月，列宁在号召为实际工作而改造队伍时写道：“我们对西欧由于种种原因而迟迟尚未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给予多少重大的援助，全看我们对面临的组织任务解决得如何。”[44]进行经济建设的这一初步尝试立即被纳入了国际计划：这是“协助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不是在东方建立一个独立自在的社会主义王国的问题。针对临近的饥荒问题，列宁对莫斯科工人们说过：“我们……在自己的一切鼓动和宣传中……都要……说明：我们遭到的灾难，是国际性的灾难；要摆脱这个灾难，除了国际性的革命，没有其他出路。”[45]列宁说：要克服饥荒，需要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肖徒辈回答说：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单独一个国家的革命就够了。这两种意见真是有天壤之别！谁是对的呢？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尽管工业化取得了成就，饥荒至今尚未消除。1918年12月，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用以下的一段话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变为历史的必然……这正在决定着世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在其他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形式，会使得在各国之间建立最密切的经济关系，在生产方面实行国际分工，最后，使得组织国际经济管理机关成为可能。”国家高级机构所举行的一次研究纯粹实际问题如煤炭、木材、糖萝卜等的代表大会，竟然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决议，这就再好不过地证明，在那个时期不断革命的前途紧紧地支配着党的意识。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一本再版了多次的党的教科书《共产主义ABC》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才能胜利……在工人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情况下，经济建设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必须有世界革命。”布哈林在一本由党印行了好几次，而且译成了多种外文的通俗小册子中，又以同样的观点写道：“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空前尖锐地提出了国际革命的问题……俄国的不断革命将发展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的一本有名的著作《电气化》是由列宁编辑并作序出版的，在列宁非常热情地介绍给读者的其中的一章中说：“俄国无产阶级从来不想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在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优势的情况下，在一定的程度上接近这样一种国家，是可以设想的；它在同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寻求巩固它的被新技术和新经济变得极不稳定了的经济形式。”无疑是经列宁之手的这些精彩的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不肖徒辈最近的演变！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规定超出民族斗争阶段的社会主义总任务是：“估计到建立统一的、由各国无产阶级按总计划调整的完整的世界经济的趋势，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继续发展而臻于完善。”[46]对这个继承下来的和进步的趋势来说，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是个反动。产生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是不相同、不一样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对抗的。俄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取得政权的事实，决不意味着它将第一个走到社会主义。引起十月革命的那种矛盾的发展不平衡状态，并没有随着十月革命的完成而消失，它只为第一个工人国家奠定了基础。1918年3月，列宁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47]这个观点贯穿在列宁历年的讲话和文章中。同年5月他说：“我们的革命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而西欧的革命是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48]12月，列宁面对一群最难以把眼界扩展到国境以外的农民听众又发挥了同样的思想：“在那里（西方）向社会主义过渡……会比我国进展得迅速些，实现得容易些……由于同全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俄国劳动农民……定会克服重重困难。”[49]1919年他又说：“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50]1920年4月27日，列宁又坚持说：“俄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我还在1918年初就指出了这个情况，此后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51]历史上各时代的文化水平各不相同。要超越过去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无需几百年，只要几十年就够了。1918年4月29日，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即使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会更成熟一些，也未必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52]约两年之后，在农业公社的代表大会上，他把时间推得更远了：“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辈或者孙辈能把这种制度建成就好了。”[53]俄国工人比其他国家工人上路要早，但到达目的地要比他们迟。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历史的现实主义。1918年5月，列宁写道：“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54]他又通两个国家的对比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而是政治条件。”[55]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未来社会的因素可以说是分散的。把这些因素汇集和互相结合起来，这便是构成世界革命的一系列民族革命的任务。列宁预先嘲笑了苏维埃经济自给自足的观念。1920年12月他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紧挨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孤立的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56]1922年3月27日，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发出警告说，我们面临着“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一场考试，我们受制于这个市场，同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一次严峻的考试，因为在这场考试中人家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击败我们。”[57]现在，共产国际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依赖世界经济的思想，看成是“反革命的”——社会主义不能依赖资本主义，不肖徒辈聪明得忘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以世界分工为基础，这种分工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能得到最高度的发展。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内经济建设，无论其本身如何重要，终归是残缺的、狭隘的和矛盾的，它不能达到一个和谐的新社会的高度。1922年，托洛茨基写道：“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之后才有可能。”这些话竟然成了起诉书，然而当时它们却表述了全党的共同思想。1919年列宁说过：“建设工作完全要看革命是否在欧洲最主要国家中迅速取得胜利。只有这个胜利之后，我们才能认真地抓建设事业。”这些话不是说明对俄国革命缺乏信心，而是说明深信世界革命即将来到。而现在，当苏联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是在国际基础上才有可能的这种说法仍然是正确的。党也以同样的观点来观察农业集体化问题。无产阶级如不通过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便不能建成新社会，因为农民在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而在好多国家中占绝大部分，而且在全世界也占很大的多数。一切问题当中的这个最困难的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取决于工农业之间的量和质的对比关系。城市越是能够卓有成效地使农民的经济和文化繁荣起来，农民就会越自觉自愿地和成功地走上集体化的道路。然而，有没有足够的工业来改造农村呢？列宁又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国境之外。他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就世界范围而论，这种工业是有的，世界上有些国家是拥有能够立刻向亿万落后的农民提供产品的先进大工业的。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作出自己的估计的。”[58]俄国的工农业之间的对比关系比西方国家的要不相适应得多，这种关系至今仍是在某些时刻威胁着苏维埃制度的稳定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基础。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决不是以在民族疆界之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为基础的。只有嘲弄苏维埃政权的孟什维克才会把这样的计划强加在它身上。在布尔什维克看来，因经济破坏和内战而不得不实行的斯巴达式制度的未来命运，直接取决于西方革命的发展。1919年1月，正值军事共产主义处在高潮的时候，列宁说道：我们“仍然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共产主义粮食政策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坚决贯彻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59]列宁和全党都错了。我们不得不修改粮食政策。现在可以断定，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头两三年内欧洲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退向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仍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如果回顾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阶段，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及其幻想，同不断革命的前途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三年内战结束时所发生的深刻的内部危机，意味着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党和无产阶级之间有发生直接破裂的危险。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审查苏维埃政权所采用的方法。列宁解释说：“我们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中农的要求，实行流转自由，否则，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要在俄国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60]但是，在采取新经济政策时，国内任务和国际任务之间的联系会不会根本破裂呢？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写的提纲中对那时正在开始的阶段作了一个总的估计：“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61]他对新经济政策范围所下的定义本身就把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一笔勾销了。在讨论和制定经济新方法的那些日子里，列宁为自己所写的那些话，也具有同样的教育意义：“只要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日益发展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62]目标确定了，这就是要使我们自己适应于一个新的更长的时期，这个时期是西方革命成熟所必需的。在这个意义上，而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表示确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63]说在这里国际革命的思想根本没有改变，还嫌不够；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思想表现得更加深刻更加清楚了。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地位时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在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成熟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话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都一再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绝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另一个条件，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64]问题的一切的因素在这里都集合为一点。同农民的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本身所必需的；但它不能代替国际革命，只有国际革命能够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同一个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因革命推迟而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一报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的是加米涅夫。他像在谈一个毫无争议的问题那样说：“我们从来没有为自己提出过要在一个孤立的国家内建成共产主义制度的任务。然而我们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即我们必须保持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即被资本主义关系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的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我们能否解决这个任务呢？我认为这是个学究式的问题。对于这种提法的问题是无法回答的。问题应是这样的：在目前关系之下怎样保持住苏维埃政权，并且一直保持到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援助我们的时刻？”报告人的提纲无疑不止一次地征求过列宁的意见，如果加米涅夫的思想同布尔什维主义传统有矛盾，大会怎么会不提出抗议呢？怎么竟没有一个代表指出加米涅夫在关于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上发挥了一些与布尔什维主义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呢？怎么整个党内竟没有一个人发现这是异端邪说呢？斯大林说：“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65]对于这种观念，正如对许多其他的对立观念一样，列宁事先就作了回答。1918年5月14日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说：“我们一直说，我们没有忘记俄国工人阶级比国际无产阶级的其他队伍要弱一些……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岗位，直到我们的同盟者——国际无产阶级到来。”[66]在十月革命3周年的时候，列宁肯定地说：“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国际革命上的，而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我们始终强调说，在一个国家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事业是不可能的。”[67]1921年2月列宁在服装工业工人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就经常地，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指出，我们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和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就是至少要把革命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68]不，列宁已经被他顽固地一心想要在世界舞台上“汲取”力量的事实弄得够声名狼藉的了，是不可能替他洗刷干净的。正如托洛茨基被弄得同列宁对立起来一样，列宁自己也被弄得同马克思对立起来，而且也是用同样的根据。马克思曾经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在法国开始，而只能在英国完成，据斯大林的解释，这是因为马克思还不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实际上，马克思拿开始革命的国家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进行对比的这种预测，完全是以不平衡发展规律为根据的。列宁是不允许在大问题上含糊其辞的，他自己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在革命的国际性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发表过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的意见。恰恰相反，列宁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如果“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69]，那仅仅在于各国的历史换位方面：事变的进程赋予了俄国无产阶级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将如何继续发展：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70]有人又从国家的威望的观点中拿出一个论据来说服我们。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否认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就会“使我们的国家威信扫地”。仅仅这一句在马克思主义者听来非常刺耳的话，就暴露了与布尔什维主义传统决裂的深度。列宁所害怕的不是“威信扫地”，而是民族的盲目自信。1918年4月在莫斯科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列宁教导说：“我们是工人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支部队，我们所以走在前面，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国家的工人能干……而仅仅是因为我国曾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只有同世界各国的工人一道才能取得胜利。”[71]号召作清醒的自我评价，成了列宁的许多讲话的主题。1918年6月4日他说：“这个革命决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功劳，而是由于历史事变的总进程造成的，这些历史事变遵照历史的意志暂时把俄国无产阶级推到第一位，使它暂时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72]1918年7月23日，他在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说：“俄国无产阶级在世界工人运动中所以起了先导的作用，并不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发达。恰恰相反，是因为俄国落后……俄国无产阶级……清楚地看到，全世界或某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联合发动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73]十月革命自然不仅是由俄国的落后引起的，这一点列宁很清楚。他是故意言过其词。国民经济委员会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专门设立的机关，1918年5月26日列宁在其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并没有闭目不看这件事实：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远不像俄国这样落后。”[74]这里，他好像预见到了未来的官僚主义盲目自信的议论一样，所以解释说：“那也丝毫不会使我们悲观失望，因为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困难任务。”[75]11月8日列宁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一个国家内取得完全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俄国还算不上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76]列宁不仅否认俄国有权利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且故意规定俄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只占次等的地位。把我国搞得“威信扫地”，这是多大的罪过呀！1919年3月，在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告诫那些太性急的人说：“我们积累了在一个存在着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特殊关系的国家里实行摧毁资本主义的最初步骤的实际经验。如此而已。如果我们硬装成青蛙，一个劲儿地憋气，鼓肚子，我们就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成为纯粹的吹牛家。”[77]这些也许会使得有的人感到难为情吧？1919年5月19日，列宁说道：“只有所有的或至少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都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哪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78]1920年11月，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他又提醒说：布尔什维克既不承诺也不梦想“用俄国一国的力量来改造全世界……我们从来没有这种狂想，我们总是说，我们的革命只有在得到全世界工人支持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79]他在1922年初写道：“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势力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也决不会使人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灰心失望，因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80]两年多以后，斯大林要求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抛弃马克思主义。根据什么呢？根据是当时马克思还不知道发展不平衡规律，也就是说，还不知道自然界和社会的最基本的辩证规律。据斯大林说，似乎是列宁根据帝国主义的经验第一次“发现了”这个不平衡规律，可是，列宁却顽固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条最起码的真理”，那么关于他该说什么呢？我们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根据共产国际的判决书，“托洛茨基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从这样一个论点出发，即我国的革命本身（！）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仅仅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推动力和出发点”，民族主义的蜕化，在这里被纯粹的烦琐哲学掩盖起来了。十月革命“本身”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欧洲以往的全部历史，十月革命是不可能的；它如果不在欧洲及全世界继续发展，又是没有希望的。“俄国革命仅仅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环。”（列宁语）它的力量恰好在于不肖徒辈认为是使它“威信扫地”之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它不是一个自满自足的整体，而是一个“信号”、“推动力”、“出发点”、“环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才获得了社会主义性质。1918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当然，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但存在其他可能，即“某个国家的某个地方实际行动起来的活榜样的作用……正是这点使各国劳动群众感到振奋”[81]。7月，他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的迫切任务……就是保持住这个社会主义的火炬，继续使它尽可能地迸发出更多的火花，促使社会主义革命熊熊烈火烧得更旺。”[82]一个月以后，在一个工人大会上说：“（欧洲）革命在逐渐成熟……我们必须把苏维埃政权保持到西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错误应当成为西欧无产阶级的教训。”[83]几天之后，在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俄国革命只是一个榜样，只是一系列革命的第一步。”[84]1919年3月在党代表大会上说：“俄国革命实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85]不是“独立自在”的革命，而是一个火炬，一个教训，只是一个榜样，只是第一步，只是一个环节！不是独立的一出戏，而只是一次总演习！多么固执无情地使之“威信扫地”啊！但是列宁甚至不停留在这里。1918年11月8日他说：“假如我们突然被消灭了……我们不会掩盖错误，我们有权利说，我们已经把命运给予我们的时间完全用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了。”[86]在思想方法上和政治心理上，这与那些自认为是地球的永恒中心的不肖徒辈的盲目自满态度相距多么遥远！在根本的问题上撒谎（假如政治利益又迫使你坚持这种谎言），会导致无数的其他错误，而且逐渐改变你的思想。1926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就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87]共产国际在决议中完全接受了这个观点，说“反对派否认这种可能性（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是否认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前提”不是世界经济的总的状况，不是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不是俄国各阶级的相互关系，而是预先提供的可以在单独一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保证！对不肖徒辈在1926年秋提出的这个目的论的论据，可以拿我们在1905年春驳斥孟什维克时所持的理由来回答。“一旦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使得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某个时刻面临选择——要么担负起执掌国家政权的权利和义务，要么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社会民主党会把夺取政权当作自己当前的任务。它这样做的时候丝毫也不会漠视更深刻的客观发展过程，生产增长和集中的过程，但是它说，既然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发展进程的阶级斗争逻辑，在资产阶级完成其经济使命以前就把无产阶级推向专政……这只不过是表示历史已经把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加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许无产阶级会在这场斗争中搞得筋疲力尽，也许会被斗争的重担所压倒。但无产阶级不能因为害怕阶级解体、害怕全国陷入野蛮状态，而拒绝这些任务。”对此我们现在不能作任何补充。1918年5月列宁写道：“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称，‘因而’就不应该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所谓的‘套中人’，就是这样推断的，他们忘记了，‘相称’是永远不会有的，在自然界发展中，也和在社会发展中一样，这样的相称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些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88]要克服国际革命的困难，不能依靠消极适应，拒绝政权，一国坐等普遍起义，而应依靠积极行动，克服各种矛盾，依靠斗争的推动和扩大斗争的范围。如果把不肖徒辈的历史哲学真当一回事，则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应当事先知道：他们将要抵御众多的敌人，将要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建立他们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总之，在夺取政权之前，它们就应当算得清清楚楚，准保赚钱。可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同这种迷信的讽刺画风马牛不相及。1919年3月列宁在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我们往往不得不摸索前进……当我们回顾过去时，这个事实最惹人注目。但甚至在1917年10月10日解决夺取政权问题的时候，这也丝毫没有使我们动摇过。我们没有怀疑：我们必须，用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来说，进行试验，做实验。我们从事的是世界上谁也没有这样大规模进行过的事业。”[89]接下来又说：“好像进行一场最伟大的革命竟可以预先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似的！好像这种知识可以从书本上得来似的！不，我们的解决办法只能从群众的经验中产生。”[90]布尔什维克没有寻求过肯定俄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念，他们无需这种信念，即使有了这种信念也没有什么用处，这种信念是同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学到一切相矛盾的。列宁反对考茨基时写道：“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布尔什维克“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91]运用这样的策略，自然不能预先指出一条绝对不犯错误的康庄大道，更不能保证民族范围内的胜利。但是，当时布尔什维克知道，危险是革命的因素，正如危险是战争的因素一样。他们睁开眼睛去迎接危险。列宁把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敢于冒战争危险的态度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榜样，同时痛骂了这样一些社会主义者，他们“除非取得了容易获胜的‘保证’，就不敢开始战斗……对于这样考虑问题的国际社会主义的吹牛拍马之徒，资产阶级道德的奴仆，应当给予3倍的鄙视。”大家知道，列宁气愤起来是不择字眼的。斯大林再三问道：“如果国际革命竟来迟了，那又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92]不肖徒辈要求俄国无产阶级享有历史特权，即它应当有一条现成的阳关大道摆在面前，可以不中断地朝社会主义迈进，而不管世界上其他人发生什么事情。可惜历史没有准备好这样的阳关大道。列宁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外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93]但即使这样，俄国革命也不是徒劳的。1919年5月，列宁在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政权推翻，我们一点也不会为我们夺取政权而后悔。任何一个……觉悟工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而后悔，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毕竟是胜利了的。”[94]因为列宁仅仅是从在斗争和发展的国际继承性的角度来看待胜利的。“新社会……是抽象的东西，它只有通过建立这种或那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完善的具体尝试，才能获得有血有肉的躯体。”把“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社会”截然分开，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对立起来，这就是不肖徒辈的书报大量歪曲列宁文章的秘诀。在夺取政权后的第五年年末，列宁非常简要地解释了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意义。“当初国际革命是由我们来开头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能使国际革命的发展提前，而是因为有许多客观情况使我们这样做。我们曾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将会援助我们，那我们的胜利就有充分的保证；或者是我们将做自己的一份小小的革命工作，即使遭到失败，我们为革命事业仍然尽了力量，我们的经验可供其他国家的革命借鉴。我们懂得，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尽管有这种想法，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做到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胜利的时候以及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都一再表示了这种信念。这样想总的说来是正确的。”[95]时间流逝，事态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出乎原来的料想，但是基本取向仍然没有改变。对于这些话还能添加些什么呢？“我们开始了……国际革命”，布尔什维克当时认为，如果西方不“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我们非失败不可”。但即使如此，夺取政权仍然是正确的，因为其他人可以从失败者的经验当中吸取教训。“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国际革命。”列宁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阐述了这些浸透着国际主义的思想。当时有谁反驳过他吗？有谁暗示过民族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吗？没有任何人说过任何话！5年以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与此恰恰相反的思想。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思想了：如果“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则我们党就应当“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96]在夺取政权以前应该事先有成功的保证：这种保证只能到民族条件中去寻求；应该有可以在农民的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于是，即使对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信心，我们也能够安之若素地过下去。这些逻辑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打布尔什维主义传统的耳光！为了掩盖与过去决裂，斯大林学派便力图利用看来还相当合适的列宁的一些文字。1915年写的《论欧洲联邦》一文顺便提到，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应当夺取政权并着手社会主义建设，而不必等待别人。如果在这几行无可置疑的文字背后隐藏着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那么在以后几年里列宁怎么会这样把它根本忘记了，而且老是固执地同它矛盾呢？不过既然已经拥有直接证据，那就无需求助于间接推理了。同年，即1915年，列宁起草的纲领提要准确而又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说：“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便点燃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第二个任务现在已非常接近第一个任务，但它仍然是另一个任务，是第二个任务，因为这里牵涉到同俄国无产阶级实行合作的不同阶级：在实现第一个任务时，合作者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在实现第二个任务时，合作者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97]不能要求说得再明确了。引证列宁的第二个尝试也没有得到更好的根据。他的一篇未完成的论合作社的文章说，在苏维埃共和国内我们拥有“必须而且足够的一切”[98]，以便无需新的革命就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原文说得十分清楚，这里说的是政治和法律前提。作者没有忘记提醒缺乏生产和文化前提。总之，列宁曾多次表示过这个思想。他在同一时期，即1923年初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99]在这里以及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列宁的出发点都是：西方无产阶级将同俄国无产阶级一道而且率先走向社会主义。论合作社的那篇文章根本没有暗示苏维埃共和国可以不通过世界社会主义中的对抗性的革命发展过程，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和谐地建立它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甚至被写进了共产国际纲领的这两段引文，早已在我们的《纲领批判》[100]中解释清楚了，我们的论敌一次也没有企图替他们的歪曲和错误做辩护。不过，辩护也是毫无用处的。列宁在1923年3月，即在他的创造活动的最后时期写道：“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101]我们又看到，时间流逝，事变的情况改变了，但政策的国际主义基础仍然没有动摇。对于国际革命的信心——按照斯大林的话说，是所谓“对于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缺乏信心”——一直伴随着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直至去世。只有将列宁放进陵墓之后，不肖徒辈才有可能把他的观点民族主义化。由于世界分工，由于不同国家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经济的相互依赖，由于各国文化在各个方面的不平衡，由于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通过经济螺旋体系，通过把各别国家的各种内部的不协调交给许多国家来共同解决，通过各国间的互相服务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部门的相互补充，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归根到底只有在世界舞台上才能建立起来。1903年通过的旧党纲是以如下几句话开始的：“交换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国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一定会成为国际的运动。”[102]无产阶级为临近的社会革命进行的准备工作，被规定为“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但是，“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走向这一（共同）目的的道路上，必须各自提出不同的最近的任务”[103]。在俄国，推翻沙皇制度就是这样的任务。所以，民主革命预先就被认定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民族阶段。这一观念也是夺取政权后所通过的新党纲的基础。在经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纲草案时，米柳亭提议把列宁的方案修改一下。他说：“我提议在谈‘业已开始的社会革命纪元’的那个地方加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字样……我认为这无需说明理由……我们的社会革命只有作为国际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它不能单在俄国取得胜利，而让资产阶级制度仍然存在于周围的各个国家中……我提议为避免误会，把这一点加上去。”主席斯维尔德洛夫说：“列宁同志接受这条修正，所以就无须付表决了。”[104]这类议会技术上的小插曲（“无须说明理由”和“无须付表决”），就驳斥了不肖徒辈篡改的历史，这也许比精心的研究论文更具说服力！同我们前面引证过的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以及其他数以千百计的人们一样，米柳亭不久以后谴责自己的观点为”托洛茨基主义“，这丝毫没有改变事物的性质。历史的洪流比人类的脊梁更加有力。涨潮把一代代的政治人物推上来，而退潮又把他们席卷而去。但另一方面，思想，即使在其载体在肉体上或精神上死去以后，仍然能够存在下去。一年以后，在通过新党纲的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列宁和波德别尔斯基之间的鲜明对话中这个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位莫斯科代表抗议在十月革命之后仍然用未来时来谈社会革命。列宁说：“纲领有一段谈到了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这一点也受到了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的攻击……这种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的纲领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105]党的历史真没有给不肖徒辈留下任何阴暗的藏身之所！在1921年通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纲领中，这个问题又以一种特别通俗而简单的形式提了出来。其中一条说：“俄国虽然具有丰富的天然资源，然而在工业上仍然是一个落后国家，其中小资产阶级农民占多数。它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力量资源的革命发展时代。”这个纲领当时经过政治局批准，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而且还有斯大林，1926年秋，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拒绝承认一国社会主义算作该死的罪行时，它仍然保持着全部效力。最近两年来，不肖徒辈不得不把列宁时代的许多纲领性文件收进档案库。他们把自己的一个七拼八凑的新文件叫作《共产国际纲领》。如果说列宁的“俄国”纲领中讲的是国际革命，那么不肖徒辈在国际纲领中讲的却是“俄国”社会主义。与过去的决裂，这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公开暴露出来，并且是怎样暴露出来的呢？这个历史日期是不难指出的，因为它是同斯大林生平中的一个转折点一致的。还在1924年4月，即在列宁逝世后3个月，斯大林还在谨慎地讲述党的传统观点。他在《列宁主义问题》中写道：“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斯大林以下面的话来总括他对这些思想的阐述：“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106]同年秋天，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影响之下，忽然发现：俄国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如果不是武装干涉的妨碍，它能够靠本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在同一著作新版中写道：“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引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07]能够而且应当！只是要“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获得胜利”[108]。宣布让世界无产阶级担任边防军角色的这个新观念的时候，也是以同样的话语结束的：“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在一年当中，斯大林竟把关于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两种直接对立的观点硬栽在列宁身上。在1927年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谈到斯大林的这两种矛盾的见解说：“可以说是斯大林犯了一个错误，后来他自己纠正了。但是他怎么能够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犯这样一个错误呢？假使真的是列宁在1915年就已提出了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本不是这样），假使真的列宁后来只不过是巩固和发展了这个观点而已（根本不是这样），那么试问：列宁在世的时候，在列宁生活的最后时期中，对于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斯大林怎么会持表现在他1924年的引文中的那种见解呢？看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斯大林一直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只是到1924年之后才变了样。要是斯大林能够在他自己的文章中哪怕找出一段话来证明他在1924年以前曾说过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那就好了。但他找不出来！”这个挑战至今没有得到回答。不过不应当夸大斯大林所完成的转变有什么深度。正如在战争问题、对待临时政府问题或民族问通上一样，斯大林有两种立场：一种是独立的，有机的，并不总是说出来的，至少从来没有彻底说出来的；另一种则是有条件的，口头上的，从列宁那里剽窃来的。难以设想，在同属一党的两人之间，在关于革命观念的根本问题上以及在政治心理上，有比斯大林同列宁之间更深刻的鸿沟了。现在，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本性被他依靠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事实所掩盖了。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斯大林在1917年3月所持的独立立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之后，他给党提出的任务是“制止资产阶级离去”，即实际上要阻止无产阶级革命。而如果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那同他无关。同所有官僚一起，斯大林拿既成事实作为自己立足的基础。既然有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应当有社会主义。斯大林把孟什维克反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翻转过来，用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去对抗国际革命。由于他从来没有彻底思考过任何原则问题，所以他不能不觉得他的想法“实质上”就同1924年秋天的想法一样。由于从来不同党内意见相左，所以他不能不觉得“实质上”党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起初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是无意识的。问题不在于歪曲捏造，而在于意识形态上的换毛。然而一国社会主义这种教义越是要起来对付武装精良的批判，就越需要机关的有组织的主要是外科手术的干涉。民族社会主义理论以命令形式颁布了。它是用反证的办法加以证明的，即逮捕那些不同意它的人。同时也开辟了系统篡改党的历史的时代。党的历史变成了刮后重写的羊皮书。刮羊皮的勾当至今仍在继续，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然而决定性因素既不是镇压，也不是伪造。同官僚们的地位和利益相一致的新观点的胜利，依靠的是暂时性的但却非常有力的客观情况。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有了可能在国际和国内政策方面起革命前任何人都无法估计到的更大的作用。这个孤立的工人国家不仅在无数敌人的包围中屹立着，而且在经济上已经抬起头来。这一有力的事实构成了年青一代的社会舆论，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历史地思考，也就是说，还没有学会比较和预测。欧洲资产阶级在上次战争中吃够了苦头，不会轻易发动新的战争。对革命后果的恐惧，到现在为止还麻痹着种种武装干涉的计划。但是恐惧的因素是不稳定的。革命的威胁还没有变成革命本身。一个危险如果迟迟不出现，便会失去它的作用。同时，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世界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在日趋表面化。近来的种种事变已经雄辩地说明：使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直到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为止的这种希望，已经被现在的当权派抛弃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变成了自身的反面。在这些和平年代所取得的工业上的成就，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计划经济的无比优越性。这一事实与革命的国际性毫无矛盾之处：如果各单独国家没有准备好社会主义的元素和基地，社会主义就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理论的人恰恰是实施工业化、计划原则、五年计划以及集体化的主角，这绝不是偶然的。拉柯夫斯基以及成千的其他布尔什维克，由于为实现一个大胆的经济创举而斗争，正在遭受数年的流放和监禁。可是另一方面，也是他们首先起来反对过高地估计已经取得的成绩，反对民族的自满自足。反之，那些顾虑重重和目光短浅的“实践家”，以前认为落后的俄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而既得政权之后又否认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可能性，后来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他们把出于自己意料之外的已获得的成就简单地倍乘出一连串的五年计划来，以乘法表来取代历史远景，这便是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事实上，目前苏维埃经济的增长仍然是一个对抗的过程。经济的成就虽然加强了工人国家，但决不会自动导致一个和谐社会的建立。相反，它们正在准备孤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矛盾在更高基础上的尖锐化。同过去一样，农村的俄国需要一个与城市的欧洲共同的工业计划。世界分工超出于单独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上，而且用命令的方式指出它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没有把俄国排除出人类其他部分发展之外，反而使俄国同它们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了。俄国既不是未开化之邦，但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乐土。它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的过渡性最强的国家。“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世界经济的现状使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资本主义离无产阶级革命，比苏联离社会主义要近得多。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命运，是同西方和东方解放运动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个大问题需要单独研究。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郑异凡译自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十月革命》，柏林1933年俄文版注释：[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8页。[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3]指《俄国革命史》。[4]《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23页。[5]同上书，第11卷第113页。[6]同上书，第10卷第12页。[7]同上书，第11卷第69、120页。[8]同上书，第12卷第142页。[9]《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页。[10]《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37页。[11]同上书，第29卷第91页。[12]同上书，第29卷第442页。[13]同上书，第29卷第443页。[14]同上书，第29卷第445页。[15]同上书，第29卷第445页。[16]《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一分册第482页。[17]《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66页。[18]同上书，第3卷第239—240页。[19]《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79页。[20]同上书，第32卷第324页。[21]同上书，第33卷第260页。[22]同上书，第33卷第261页。[23]同上书，第34卷第12页。[24]同上书，第34卷第6页。[25]同上书，第34卷第33页。[26]同上书，第34卷第219页。[27]同上书，第34卷第270页。[28]同上书，第34卷第427页。[29]同上书，第34卷第461页。[30]同上书，第36卷第121页。[31]《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5页。[32]《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8页。[33]同上书，第35卷第12页。[34]同上书，第35卷第63页。[35]同上书，第35卷第186—188页。[36]同上书，第36卷第126页。[37]同上书，第40卷第1—2页。[38]同上书，第33卷第328页。[39]同上书，第34卷第6页。[40]同上书，第34卷第233页。[41]同上书，第40卷第78页。[42]同上书，第42卷第2页。[43]同上书，第34卷第44—45页。[44]同上书，第34卷第153页。[45]同上书，第34卷第413页。[46]同上书，第39卷第162—163页。（译本引用有误，现已根据《列宁全集》第2版改正。——录入者注。）[47]同上书，第34卷第3—4页。[48]同上书，第34卷第343页。[49]同上书，第35卷第358页。[50]同上书，第36卷第293—294页。[51]同上书，第39卷第43—44页。[52]同上书，第34卷第243页。[53]同上书，第37卷第367页。[54]同上书，第34卷第285页。[55]同上书，第34卷第279—280页。[56]同上书，第40卷第135页。[57]同上书，第43卷第82页。[58]同上书，第42卷第129—130页。[59]同上书，第35卷第412页。[60]同上书，第41卷第62页。[61]同上书，第42卷第4页。[62]同上书，第41卷第378页。[63]同上书，第43卷第302页。[64]同上书，第41卷第50—51页。[65]《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页。[66]《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18页。[67]同上书，第40卷第3页。[68]同上书，第40卷第319页。[69]同上书，第33卷第287页。[70]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79页。译文作了订正。[71]《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19页。[72]同上书，第34卷第370页。[73]同上书，第34卷第498页。[74]同上书，第34卷第357页。[75]同上书，第34卷第357页。[76]同上书，第35卷第150页。[77]同上书，第36卷第163—164页。[78]同上书，第36卷第325页。[79]同上书，第40卷第450页。[80]同上书，第42卷第450页。[81]同上书，第33卷第278页。[82]同上书，第35卷第8页。[83]同上书，第35卷第70页。[84]同上书，第35卷第77页。[85]同上书，第36卷第125页。[86]同上书，第35卷第153页。[87]《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页。[88]《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85页。[89]同上书，第36卷第125页。[90]同上书，第36卷第127页。[91]同上书，第35卷第294页。[92]《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页。[93]《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8页。[94]同上书，第36卷第354页。[95]同上书，第42卷第39—40页。[96]《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页。[97]《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54页。[98]同上书，第43卷第362页。[99]同上书，第391页。[100]指《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见《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01]《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89页。[102]《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35页。[103]同上书，第37页。[104]《联共（布）代表大会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七次代表大会》，莫斯科1928年版第169页。[105]《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59页。[106]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61页、第6卷第95—96页。[107]同上书，第60—61页、第6卷第95页。[108]同上。
托洛茨基：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 “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给不太发达的国家所显示出的，只是后者自己未来的形象”。马克思的这个论点，在方法论上不是以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为出发点，而是以作为典型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出发点得出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涵盖所有的国家——不管它们过去的命运和工业水平怎样——，这个论点已经不适用了。强盛时代的英国曾经展示了法国的未来，对于德国就展示得很少，而对于俄国和印度则根本没有展示。但是，马克思这个有条件的论点，却被俄国的孟什维克无条件地接受了。他们说，落后的俄国不应当跳跃式地发展，而应当专心仿效现成的榜样。这种“马克思主义”，连自由派也赞成。 马克思的另一个同样著名的论点，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则恰好相反，它不是以单独一国为出发点，而是以全世界的各种社会制度（奴隶制、中世纪和资本主义）的更替为出发点的。但是，孟什维克却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它，从而得出了在达到欧洲或美国的水平以前，俄国资本主义仍要经历一段漫长道路的结论。可是，生产力并非在真空内发展的！你不能谈论一国资本主义的潜力，而一方面忽视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忽视它对国际条件的依赖性。俄国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推翻，是拜它与生俱来的种种矛盾所赐，这就一笔勾销了俄国资本主义的抽象经济潜力。俄国经济结构的形成和阶级斗争性质，同时代的各种国际条件起了决定性作用。资本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它再也不能证明它的生产资用是合理的了（不是从商业意义上，而是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理解）。关税、军国主义、危机、战争、外交会议和其它灾祸等等，正在吞噬和消耗如此巨大的创造力，以致尽管在技术方面取得许许多多的成就，人们还是无法促进生活水平与文化的进一步提高。 为世界性制度的罪恶而遭灾的第一个牺牲者，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个似乎古怪的事实实际上是完全符合事物的规律的。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早已对这点作过解释：“猛烈的爆炸先发生于资产阶级肌体的四肢，然后才及于心脏，因为在心脏处进行调节的可能性，比边缘部位大。”一个还没有积累巨额民族资本的国家，世界竞争又没有给它提供特殊优待，在帝国主义的重压下是必然要首先垮台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一种局部瓦解，所以列宁说：“只有从国际的观点才能正确评价我国革命。” 总之，我们没有把十月革命归因于俄国的落后，而把它归因于综合发展的规律，历史的辩证法既不知道有赤裸裸的落后，也不知道有化学药剂般纯粹的进步，这完全是一个具体的、相互关联而又互相影响的问题。人类当前的历史充满了各种“古怪现象”，它们中的大多数，虽然不像在落后国家产生无产阶级专政那样有意义，可是属于同一历史典型。落后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正在热烈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文明英国的工人领袖却相信教会的经咒魔力，这个事实无疑证明，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英国。但是，从中国工人对麦克唐纳那种中世纪式愚蠢的鄙视，不能得出中国在一般发展上已经超过大不列颠的推论。英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越性是能用准确数字表明的，这些数字尽管生动有力，却不能排除中国工人先于英国工人取得政权的可能性。而将来中国无产阶级的专政，也决不意味着躲在万里长城后面建设社会主义。学究式的和迂腐片面的标准，或者过于近视的民族标准都不适用于我们的时代。正是世界的发展，迫使俄国摆脱了落后地位和亚洲式状态。离开这种不断发展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俄国未来的命运是无法理解的。 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既反对封建所有制关系，又反对地方割据的局面。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解放旗帜上，并排地写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当代西方社会早已穿破这种童鞋了。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不仅突破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形式，而且冲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都已成为束缚世界经济的桎梏。无产阶级革命既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又反对世界经济的民族分裂状态。东方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包含在这个世界过程之中，而且必然要同这个过程汇合起来。建立一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这样一个目的能够实现的话——意味着人类经济力量的大倒退。正因为如此，它恰恰是不能实现的。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经济事实的表现。正如过去自由主义是民族的一样，社会主义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从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出发，使国际间的货物交换和互相服务得到最高限度的发展。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任何一次革命完全符合革命参加者原来的想法，它也不可能做到这样。虽然如此，斗争参加者的思想和目标却是革命的重要组成因素。对十月革命来说，这尤其正确，因为过去革命者心目中的革命理想，从来没有像一九一七年那样与事变的实际内容如此密切相近。 党在事变高潮中，怎样设想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呢？党对它抱着什么希望呢？——一部研究十月革命的著作，如果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尽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回答，就仍然是一部不成功的著作。逝去的岁月愈是被新的利益所蒙蔽，这个问题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愈加伟大。各种政策总是要向过去寻找支持的，如果它们不能像获得礼物一样得到这种支持，往往就用强力去夺取它。现在苏联官方政策的理论根据，是硬被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党传统观点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不仅共产国际的工作班子，而且所有共产党的年青后辈们，都在受这样一种信念的教育：过去成立苏维埃政权，是为了要在俄国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真实与这种神话毫无共同之处。直到一九一七年，党甚至从来没有容许过这样的思想，即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能比西方先取得胜利。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在当时极为明朗的局势的压力下，党才第一次承认自己的任务是夺取政权。这种承认虽然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褐开了新的一章，但与“一国社会主义论”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当孟什维克恶意地声称，列宁派要在一个落后国家建立“农民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把这当作一种讽刺而坚决加以驳斥。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西方革命的桥梁。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被宣布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 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在一九二四年才发生了变化。那时有人第一次宣布：不管人类的其它部分如何演变，只要帝国主义者不用武装干涉推翻苏维埃政权，在苏联国内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个新理论立即获得了回溯到既往的效力。不肖后辈们宣称，如果一九一七年党不相信在俄国能够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当时就没有权利夺取政权。在一九二六年，共产国际正式谴责不接受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们，而且用秋后算帐的手法，炮制了所谓从一九○五年就开始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神话。 从此以后，有三种思想被宣布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一）否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支持下去的可能性（武装干涉问题），（二）否认苏联用本国力量、在自己的国境之内克服城乡矛盾的可能性（经济落后问题和农业问题）；（三）否认能够建立一个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社会（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问题）。按照官方新学派的说法，即使其它国家不发生革命，只要“使资产阶级中立”，就可以保障苏联不受侵犯；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合作被认为是必然的和可靠的；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已经被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经济成就消除了。拒绝接受这三个论点，就是“托洛茨基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不兼容的一种学说。 在这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恢复一种思想体系的本来面目。他必须把一个革命政党的真正观点和目的，从后来的政治垃圾堆里挖掘出来。尽管这些时期彼此相隔很短，这个任务却很像辨读在刮过的羊皮纸上重写的古书一般。如果说为了伪造神学，七、八世纪的僧侣毁坏了用羊皮纸和草纸写成的古典著作，那么不肖后辈的手法，也并不高明到哪儿去。 一般地说，我们在这本书中始终避免旁征博引。但是，现在这篇文章由于任务重大，不得不向读者提供很多原文，而且要大段大段地引用，以便消除认为它们是被人为地挑选过的那种成见。我们必须让布尔什维主义用它自己的话言说话。在斯大林官僚制度的统治下，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 布尔什维克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是那时它认为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当时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社会主义革命被推到了非常遥远的未来，至少是不确定的未来。只有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这一革命才能被提上日程，这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上述论点，是在反对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多年斗争中，俄国马克思主义总结出来的，是党最宝贵的财富之一。由此就产生一种思路，如果民主革命在俄国进行的极其彻底，它就能直接推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西方的新生力量又倒流到俄国，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更快取得政权。即使万事如意，总的历史前途仍然没有改变，只是发展进程加速了和期限提前了。 正是按照这些观点的精神，列宁在一九○五年九月写道，“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当斯大林证明党对一九一七年事变实际进程早有预测，他用的就是这段引文。不过仍然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当时党的干部，被列宁的“四月提纲”弄得大吃一惊呢？ 实际上，按照旧的概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才能开展起来。困难在于，农民在满足了自己所渴望的土地要求以后，就会失去支持新革命的热情，而在国内明显居于少数的俄国工人阶级不能只靠自己夺取政权。所以列宁一贯认为，在西方无产阶级胜利以前，谈不上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一九○五年写道，“现在这场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也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令天的农民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度一争得，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会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斗争就会开始。”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而言。 在这种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口号是从哪里来的呢？列宁的回答是，俄国革命家，由于具有许多欧洲老前辈的经验，有权利“梦想”“空前完满地实现一切民主主义改造，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那时候革命的火焰将点燃欧洲……欧洲工人也会动员起来，并向我们示范'该怎么办'；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年的革命时代”。俄国革命的独立内容——即使它发展到最高限度——，也不会超出资产级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即使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来说，也只有西方胜利的革命才能够开辟一个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代。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这种观点在党内是完全有效的。 如果抛开成堆的插话，论战中的种种夸大和一些个人的错误；从一九○五到一九一七年间关于不断革命问题的争论实质，并不是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能否建立一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九二四年以前，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失口提到过——。当时争论的，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否仍然有可能真正解决土地问题，还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修改了他早期观点的哪些部分呢？他从来连一分钟也没有否认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以及落后的俄国只有在西方无产阶级的直接协助之下，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但就是在这里，列宁第一次宣布，正是由于本国的条件很落后，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日掌握政权。 二月革命既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也未能解决民族问题。俄国的农民和各被压迫民族在争取实现民主目标的斗争中，不能不支持十月革命。只是因为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力完成他们的西方前辈己经实现的历史任务，俄国无产阶级才得到了比西方无产阶级早取得政权的机会。一九○五年，布尔什维主义企图在完成民主任务以后，才过渡到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一九一七年，在没有完成民主任务的基础上，却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俄国革命的复杂性质还不止于此。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这就自然而然地取消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的分界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只是在那样的条件下——革命的民主改革必然要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改造，尽管欧洲工人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东西方的革命浪潮在顺序上的变化，尽管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命运都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毕竟带有历史局限性。不论俄国革命向前跃进得多么远，它对世界革命的依赖性既没有消除，甚至也没有减少。民主改革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可能性，是直接由国内条件的综合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但是归根到底，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极限，取决于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这个国家的冲力不论多大，它总不可能跳出地球。 共产国际在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时，特别大肆攻击这样一种见解：俄国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而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支持的情况下，“会和那些协助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即使你们认为历史进程已经完全驳倒了这个预测（是由托洛茨基在一九○五年作的，现在批评他的官方人士，当时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即使如此，我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当时都把农民看作是一个不可靠的、有叛卖可能的盟友，这一点仍然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布尔什维主义的真实传统，与认为工农利益“预先注定会协调一致”的说法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进行批判，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粹主义者的长期斗争中，一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列宁在一九○五年写道：“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一旦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统一'……那就是可笑的了。”“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场（争取社会主义的——托注）斗争中，也会象现在资产阶级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一样，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任务问题上自欺欺人。” 一九○五年，在拟订关于革命进程中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提纲中，列宁用以下的一段话，论述了地主所有制消灭以后必然出现的形势：“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开始进行保持民主主义成果的斗争。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我们的帮助，那末，这场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在这个阶段里，自由资产阶级和富农（加上一部分中农）组成反革命阵营，俄国无产阶级与欧洲无产阶级则组成革命阵营。在这些条件下，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的，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大约同在这几天之内，托洛茨基写道：“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内在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后来，这几句话被斯大林说成是“横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托洛茨基理论之间的鸿沟”。然而，上述引文证明，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观点之间，当时尽管有无可怀疑的分歧，但在农民的“不可靠”和“叛卖”角色这个问题上，早在那个时候，他们的观点实质上已经一致了。 列宁在一九○六年二月写道：“我们要对农民运动支持到底，但是我们应当记住，这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实现，并且定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运动。”一九○六年四月，他又说：“俄国革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持胜利的果实……因为在一个小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里，在无产者从争取自由走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时候，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者……要防止复辟，俄国革命不能一味挖掘自身潜力，它必须有外来的帮助。世界上有这样的帮助吗？有的，就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在整个反动年代和战争年代中，这些思想始终贯彻在列宁派的观点中，虽然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基本上没有改变。这用不着多举例子。在革命事变高潮中，党的革命观点理应得到最完整和最明确的表现。如果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家在革命以前就已经倾向“一国社会主义论”，那末在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时期，这一理论就必然会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事实真是这样吗？一九一七年将作出回答。 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启程回俄国时，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写道：“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 四月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列宁决议草案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的几个国家之一、在小农的汪洋大海中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虽然决议的开头这几句话坚持了党的理论传统，但它向新的道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它宣布：在农民的俄国不可能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我们无权因此拒绝夺取政权。我们夺取政权不仅是为了落实民主任务，而且要“实行若干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比如土地国有化、对银行实行监督等等。而由于“在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中……”已经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这些反资本主义措施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应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列宁在他的演说中解释说：“只谈到俄国的条件，这是错误的……全世界运动的综合发展，使我们面临着社会革命。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决议里所要分析的主要问题。”。显然，在列宁战胜了“老布尔什维克”对民主革命的狭隘理解以后，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所采取的新出发点，同一国社会主义论有天渊之别！ 从此以后，不论是在首都的还是在外省的一切党组织中，我们都碰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同提法：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我们必须记住，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它未来的命运取决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这种提法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相反，它是大家一致承认的主张，是进行一切争论的前提。 一位与列宁共同回国的布尔什维克，名叫哈利东诺夫，曾在七月十六日彼得格勒党代表会议上说过：“我们正在到处宣传这样的观点：没有西方革命，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哈利东诺夫不是什么理论家，而是党的中层宣传干部。在那次代表会议的记录中，我们还可以读到：“巴甫洛夫号召大家重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原则性意见，即只有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之下，而且只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之下，俄国革命才能蓬勃发展。”。那时，千百个哈利东诺夫和巴甫洛夫正在发挥四月代表会议的这个基本思想。从来就没有人想要反对或者修改这个观点。 七月底举行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澄清了一个事实：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工人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只有这些阶级才能……促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这个革命不仅应消灭世界大战，而且应消灭资本主义奴役制度”。布哈林的演说所根据的思想是，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摆脱现存局势的唯一出路。“如果俄国革命在西方革命爆发以前取得胜利，我们就必须……燃起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当时斯大林被迫用十分相似的说法提出这个问题：“终究会有一天，工人阶级把贫苦农民阶层发动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高举起工人革命的旗帜，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 在八月初召开的莫斯科地区代表会议，使我们可以再好不过地看清党内思想状况。在解释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重要报告中，中央委员索柯尔尼柯夫说：“必须说明，俄国革命一定要向世界帝国主义发动进攻，否则，它就会被帝国主义消灭或者扼杀”。许多代表都表示了相同的看法。维托林说：“我们必须准备一次社会革命，它将推动西欧社会革命的发展”。代表别林斯基说，“如果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没有出路。索柯尔尼柯夫说得对，俄国革命只有作为一种国际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但是，如果欧洲开始了革命，我们就要跟着西欧走”。斯图柯夫说：“只有作为国际革命，俄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见解，是无可怀疑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才是可能的”。 全体代表都同意下列三个基本见解：西方帝国主义如果没有推翻，工人国家就站不住脚；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实质上是国际性的。除了近几年来被谴责为异端邪说的这几个观点以外，如果党内当时还有目前被认为是正统和传统的其它观点，它们就一定会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和在此以前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反映出来。但是，不论是主要报告人，还是辩论参加者，或者是新闻报导，都没有一句话提到党内有一种正统观点是与这些“托派”观点相对立的。 在党代表大会以前召开的基辅全市代表会议上，主要报告人哥罗维茨说道：“拯救我国革命的斗争只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在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前途，如果革命胜利，我们一定能建立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否则，我们就一定会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武力下垮台”。党代表大会以后，八月初，皮达可夫在基辅的另一次代表会议上说：“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强调说过，俄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因此，我们正在进入不断革命的阶段”。在评价皮达可夫的报告时，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位哥罗维茨说：“我完全同意皮达可夫关于我国革命是不断革命的说法”。皮达可夫说：“……唯一可能拯救俄国革命的道路是世界革命，它将为社会变革奠定基础”。也许，这两位发言人是代表少数吧？不，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没有人反对他们。在选举基辅委员会时，这两个人得票最多。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后来被宣布为与布尔什维主义不兼容的那些观点，在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七月的党代表大会以及在被得格勒、莫斯科、基辅的会议上，已经被阐述得请请楚楚，而且由表决所肯定了。不仅如此，党内没有一次发言可以用来解释为未来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先声，哪伯就像在戴维王的圣诗中发现基督福音的预兆一样。 八月十三日，党的中央机关报说：“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的话，虽然还不就是'社会主义'，但无论如何它已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且能够（依靠现有的生产力和西方的形势而定）引导和改造经济生活，为劳动群众谋福利。革命在摆脱了资本主义政权的枷锁后，就会成为不间断的，即不停顿的革命。就会利用国家政权，以便废除而不是巩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革命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后胜利，就要取决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就是过去和现在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唯一现实的前途”。这篇文章是托洛茨基写的，他正被囚禁在克烈斯特监狱里。发表这篇文章的报纸编辑是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内已经用“不断革命”这个术语来专指托洛茨基的观点，仅仅根据这样一件事，就已经说明了这段引文的意义。几年以后，斯大林宣布说：“列宁生前一直是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无论如何，斯大林本人没有反对过，因为发表这篇文章时，什么编者按语也没有加。 十天以后，托洛茨基又在这家报纸上写道：“对我们来说，国际主义并不是……抽象思想，而是直接指导行动的、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原则。没有欧洲的革命，我们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决定性的胜利。”斯大林又未加以反对。并且，两天以后，他自己也照样说：“让他们（工人和士兵——托注）知道，只有同西方的工人结成联盟，只有动摇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础，才能指望俄国革命的胜利！”所谓“革命的胜利”不是指建立社会主义——当时还根本没有谈到这一点——，而是指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而言。 列宁在九月间说过，“资产者叫喊道，即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俄国公社的失败，即无产阶级的失败也是必然的”。我们决不要被这种叫喊所吓倒。“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完全可能把它保持住，并且使俄国一直坚持到西欧革命的胜利”。革命的前途，在这里说得非常明确：保持政权一直到欧洲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公式并不是仓促提出来的，因为列宁经常反复提到它。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篇纲领性文章里，他用这样几句话加以总结：“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被别人吓倒而能夺得政权，那末，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它把政权一直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的右派要求与妥协派联合，认为布尔什维克“单打独斗”不能保持政权。在十一月一日，即革命以后，列宁答复他们说：“他们说，我们单打独斗一定不能保持政权，等等。但是，我们并不孤独，在我们面前有整个欧洲。我们有责任打响社会主义革命的头一炮”。从列宁同右派的这次争论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在俄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甚至从来没有在争论者的头脑中出现过。 约翰·里德讲到一个从罗马尼亚前线回来的士兵，在彼得格勒奥布霍夫工厂举行的一次大会上，他怎样大声叫喊：“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撑到全世界各国人民起来帮助我们的时候”。这个公式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这位无名士兵或者里德发明出来的。这是布尔什维克和革命工人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的。这位从罗马尼亚前线回来的士兵所发出的呼声，就是党的呼声，就是十月革命的呼声。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用苏维埃政权名义向立宪会议提出的国家基本纲领）宣布，新制度的任务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生活，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苏维埃政权将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到国际工人反对资本压迫的起义获得最后胜利”。列宁的这个《权利宣言》，直到令天还没有正式宣告作废，它把不断革命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一条基本法律。 当时被囚禁在监狱中的罗莎·卢森堡，以热烈和羡慕的心情注视着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和言论。如果她发现其中有“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一点影子，一定会立即提出警告。在那些日子里，她正在非常严厉地（实质上是错误地）批判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但是她没有提出警告。这里是她关于党的总路线所说的话：“在自己的政策中，布尔什维克已经确定了坚决朝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前进的方针。这一事实光辉地证明，他们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坚定的原则性和豪迈的政治气魄”。 这些由列宁一天天加以发展的观点，这些斯大林主编的中央机关报宣传过的观点，这些曾经鼓舞过大批宣传人员的观点，这些被遥远的前线士兵也一再跟着说的观点，这些被罗莎·卢森堡认为是最有力地证明布尔什维克远大政治眼光的观点，——正是这些观点在一九二六年受到了共产国际当权派的谴责。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的一纸决议声称：“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及其同道的观点，是和我们党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样，布尔什维主义的这帮败家子在精神上扼杀了党的过去。 如果一九一七年有人真正反对过不断革命论，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里的妥协分子。他们大喊大叫，说“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是一九○五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妥协派领袖齐赫泽在民主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大骂有人企图“用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办法，来扑灭资本主义战火”。十月十三日，克伦斯基在预备国会上说：“现在，对于革命、民主和自由的全部果实来说，再没有比这帮家伙更加危险的敌人了。在‘深化革命’和‘变革命为不断的社会革命’的幌子下，他们正在把群众引人迷途，而且看来已经把群众引入迷途”。齐赫泽和克伦斯基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是不断革命的敌人。 在苏维埃第二大代表大会上，即在取得政权的时候，托洛茨基说过：“如果欧洲人民不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就会被打倒，这是肯定无疑的。要么俄国革命在西方掀起斗争的旋风，要么各国资本家扼杀掉我国的革命”。当时会议席上有人喊道：“还有第三条道路！”。也许，这是斯大林的喊声吧？不是，这是一个孟什维克的喊声。这是在列宁死后的当权派发现那个“第三条道路”以前若干年的事。 由于苏联堕落官僚无数次的反复宣传，在全世界许多不同的政治圈子里，差不多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在布雷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条约问题上，意见分歧的基础是两种观念。一种观念的出发点是我们不仅能够支持下去，而且能够依靠俄国的内部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另一种观念是把希望全寄托在欧洲发生起义上面。实际上，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是在几年以后捏造出来的，捏造者没有费心做到使自己的发明哪怕是非常表面地符合历史文件。当然，这不会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在布雷斯特时期都一致认为，如果欧洲不在最近的将来爆发革命，苏维埃共和国就注定要灭亡。有些人估计是几个星期的事，另一些人估计是几个月的事，估计为几年的人压根儿没有。 布哈林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写道：“俄国革命刚一开始……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就曾宣布：不是由俄国革命发动的国际革命消灭战争和资本，就是国际资本消灭俄国革命”。当时，作为主张向德国进行革命战争的主战派，狂热的布哈林是不是有意无意把自己那一派的观点说成是全党观点呢？这种假定听上去有点象是真的，却被文献驳得体无完肤。 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初的中央委员会记录（一九二九年发表），尽管经过删节和带倾向性的编撰，也给这个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证据。“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一日会议上，谢尔盖耶夫（党内代号阿尔焦姆）同志指出，所有发言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在西方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有毁灭的危险。”谢尔盖耶夫拥护列宁的立场，即赞成签订和约。没有一个人反驳谢尔盖耶夫。所有三个进行激烈争论的派别，都竞相引用同一个共同的前提：没有世界革命，我们就无法脱离险境。 固然，斯大林在争论中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论点。他主张必须签订单独和约的根据是：“西方没有革命运动，不存在革命运动的事实，而只有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能依靠可能性”。他虽然离一国社会主义论还很远，但在这些话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对国际运动向来缺乏信心：“我们不能依靠可能性”。列宁立即表示“在某些部分”不同意他的支持者斯大林的见解。他说：“西方革命还没有开始，这是事实，但是如果由于这一点我们就改变自己的策略，那末我们就会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叛徒”。如果说列宁主张立即单独媾和，这不是由于他不相信西方的革命运动，更不是由于他相信孤立的俄国革命的生存能力，而是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出现以前撑下去，而我们只有缔结和约才能做到这一点”。在列宁看来，布雷斯特投降的意义就概括在“喘息时机”这个字眼里面。 记录证明，斯大林在列宁的警告以后，找了一个机会来纠正。“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会议。斯大林同志：……我们也把赌注押在革命上，但你们希望在几个星期内，而我们是估计在几个月内就发生革命”。在这里，斯大林逐字逐句复述列宁的公式。在世界革命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内两派之间的距离是几星期与几个月之间的距离。 一九一八年三月，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为签订布雷斯特和约进行辩护时说，“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海参崴，也可能在我们必须去的……其它遥远的荒凉外省，但是，在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中，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无论如何总是会灭亡的”。然而，这不仅是德国的问题。“国际帝国主义拥有极雄厚的资本……无论如何……它不会和苏维埃共和国和平共处……在这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在党代会上通过的一项秘密决议中，我们看到：“代表大会认为，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巩固我们的革命最可靠的保证”。 几天之后，列宁在苏维埃大会上作报告：“世界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的胜利进军，是不能并存的”。四月二十三日，他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说：“俄国的落后鞭策我们前进，如果不能坚持到其它各国工人起来大力支持我们，我们就一定会灭亡”。一九一八年五月问他写道：“在帝国主义面前，我们甚至要做退却到乌拉尔去的准备，因为这是赢得时间等待西方革命成熟的唯一机会……”。 列宁很明白，布雷斯特谈判拖延下去将使和平条件更加苛刻。但他把国际革命任务置于“民族”任务之上。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列宁在签订和约问题上虽与托洛茨基有一定的意见分歧，但他仍然在莫斯科工会会议上说，“布雷斯特条约谈判开始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向全世界进行了揭露，……使敌对国家在战争期间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这难道不是我们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吗？”。一星期之后，在人民委员会向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他又谈及这个问题：“通过以托洛茨基同志为首的布雷斯特代表团……我们履行了对各国人民所负的义务”。一年之后，列宁又提起这件事：“在布雷斯特和约时期，……苏维埃政权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全世界的革命看得高于一切民族牺性（不管这种牺牲是如何沉重）……”。 后来，当时间已从他的记忆里抹去了这并本来就不很明显的意见分歧时，斯大林却问道：“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俄罗斯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说法，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有一个意义：托洛茨基感觉不到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 事实上，当时全党都一致确信，“在保守的欧洲面前”苏维埃共和国不可能支持下去。但这只不过是在革命的俄国面前，保守的欧洲不可能支持下去这种信念的反面而已。它通过一种否定的形式表现了对于俄国革命的国际后劲的坚定信心。基本上党并没有错。无论如何，保守的欧洲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支持下来。德国的革命尽管被社会民主党出卖了，但仍有足够的力量剪除君主制的爪子。倘若没有这一行动，苏维埃共和国恐怕是不能免于灭亡的。 即使在德国军国主义失败之后，对国际形势的总的估计并没有改变。一九一八年七月底，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的努力必然会导致世界革命”，“现在的情况是，从一方面，我们摆脱了同一个帝国主义联盟的战争，但是从另一方面，立刻又遭到别的帝国主义联盟进攻。”。八月间，正当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在伏尔加河流域发动叛乱，内战蔓延开来的时候，列宁在莫斯科的一个集会上说：“我们的革命是作为世界革命而开始的……无产者群众将保证苏维埃共和国战胜叛乱，并能支持到爆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止。”一直坚持到西方爆发革命——同以前一样，这就是党的中心口号。 就在那几天，列宁写信给美国工人说：“只要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它队伍没有来援助我们，我们就好像被围困在碉堡里面。”十一月间，他表示得更加坚决：“……世界历史……表明，把俄国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冒险，而是一种必然，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和美帝国主义必然会摧毁俄国的独立和自由”。拿斯大林的话来说，列宁显然感觉不到“我们的革命的内部力量”。 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了一年，党有了一定的时间来回顾、总结，看看周围的形势。然而一九一九年三月间，列宁在向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再次宣称：“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孤零零的国家里，而是生活在世界范围的国家系统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并存的结局不是它死就是我亡”。在革命三周年纪念日，白匪正全线溃败，在那天，列宁又回忆并且总结说：“如果在革命的那天晚上，有人对我们说，再过三年就会有令天这个局面，就会取得我们现在这样的胜利，那是任何人甚至极端的乐观主义者都不会相信的。那时我们知道，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的胜利才会巩固，因为我们开始我们的事业时，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再也不能举出更加无可辩驳的证据了。十月革命的时候，“极端的乐观主义者”不仅不敢梦想建立一国社会主义，而且也不相信在无直接外援的条件下能保卫住革命！“我们开始我们的事业时，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为了保证在三年的斗争中战胜敌人，无论是党或红军都不需要在单独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神话。 世界形势表现得比人们原来预期的更好。为了梦想的新生活，群众表现出巨大的牺牲精神。在最初的和最困难的时期，革命领导层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的种种内部矛盾。结果，革命成果的稳定性，比“极端的乐观主义者”所预料的更大。但是尽管如此，从国际角度看社会主义前景的立场，仍旧被党原封不动地保存着。 一九一八年一月间，列宁解释道：“要是没有战争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会联合起来，以便对付我们。”。他在第七次党大会上问道：“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我们能够如此容易地节节取得胜利呢？……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帮我们抵挡了帝国主义。”。四月间，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之所以获得喘息时机，只是因为帝国主义内部的厮杀还在西方继续进行，而在远东，帝国主义的竞争日益激烈——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之所以能够生存的原因。”。 然而，多种异乎寻常的客观因素的组合，不能永久存在下去。在一九二○年，列宁说：“苏维埃国家现在已由战争阶段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战争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我们胜利，就是他们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总决战只是被暂时延期而已。” 这个“喘息时机”本来很短，它之所以能够变成不稳定均衡的较长阶段，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各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且得益于国际革命运动。德国十一月革命的成功，迫使德军放弃了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和芬兰。驻在俄国南北海岸的协约国干涉军，叛乱的风潮不断扩大，迫使西方政府作出撤军的决定。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未曾取得胜利，但是在好几年的革命高涨时期，西方无产阶级保卫了苏维埃国家。 一九二一年七月间，列宁总结了当时的形势：“……这样，就形成了目前这种虽然极不坚固、极不稳定，但总还是一种均衡的状态，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生存下来了，当然不是长期的”。这样，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从几个月到几年，党才逐步地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工人国家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当然不是长期”——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和平地继续生存下去。 由以上引证的材料，可以绝对无疑地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如果根据布尔什维克的一般信念，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苏维埃国家便不能维持长久，那么仅仅这一事实，就一笔勾消了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问题甚至连想都不必去想。 苏联蜕化变质的官僚层近年来企图翻案，硬说当时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障碍，就是外部干涉军；他们声称，这是党一贯的立场。完全错误！当时武装干涉的威胁的确很现实，所以它曾被我们列为头号问题，但是干涉危险本身，只不过是西方技术和工业的优越地位最锋芒毕露的表现而已。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危机，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它的孤立地位和落后状态。 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进行有计划的、和谐的社会生产的组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还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它在法律上的先决条件而已。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同生产力问题分开，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生产力实质上是世界性的。单独一个国家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已经是过分狭小，更不用说以此为基础，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此外，一个革命国家的种种落后条件，大大增加了它倒退回资本主义去的危险。布尔什维克之所以拒绝考虑孤立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主要不是因为武装干涉的危险本身，而是由于建设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国际经济基础，迫使他们这样做的。 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说道：“如果说，现在苏俄作为一个国家正从'提尔西特和约'阶段走向——这是毫无疑问的——某种程度的巩固……那末这种巩固的最终结局不是过渡到资产阶级国家，就是过渡到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国际革命，要么退回到资本主义。没有一国社会主义容身之地。“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究竟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真正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 同年四月，在号召改进实际工作时，列宁写道；“对于西欧的因为种种原因而迟迟尚未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究竟能给予何种重大协助，全看我们解决面前的组织任务的程度如何而定。”。进行经济建设的这一初步尝试，立即被放到国际的大背景下考虑：这是“协助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不是在东方建立一个独立自足的社会主义“天国”的问题。 针对面临的饥荒问题，列宁对莫斯科工人们说：“我们……在自己的一切鼓动和宣传中都要……说明：我们遭到的灾难，是国际性的灾难；要摆脱这一灾难，除了举行国际性的革命以外，是没有其它出路的。”列宁说：要克服饥荒，我们必须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肖后辈回答说；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只消某个单独国家的革命成功就够了。这两种意见真是有天壤之别！谁是对的呢？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尽管苏联的工业化获得成功，饥荒至今尚未克服。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用以下的一段话，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书：“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变为历史的必然……这既决定着全世界的社会发展，也决定着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在其它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形式，会使得在各国之间建立最密切的经济关系，在生产上实行国际分工，最后，使得组织一个统一的国际经济管理机关成为可能。”国家高级机构所举行的一次研究纯粹实际问题（比如煤炭、燃料、糖萝卜等）的代表大会，竟然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决议，这就再好不过地证明：在那个时期内，不断革命的前途紧紧地支配着党的意议。 一本多次再版的官方教科书《共产主义ABC》（作者是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才能获得胜利……当工人仅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条件下，经济建设要碰到很大的困难……为了共产主义胜利，必需要有世界革命的胜利”。 在一本由党多次发行，而且译成了几种外文的通俗小册子中，布哈林又以同样的观点写道：“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地提出了国际革命的问题……俄国的不断革命就发展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 斯切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的名著《电气化》，是由列宁主编并且作序而出版的。在列宁非常热情地介绍给读者的其中一章中说：“俄国无产阶级从来不想建立一个孤独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从纯理论角度说，如果小资产阶级在某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上占优势，建立这样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能的；当然，这种制度会设法同外界隔绝开来，以便巩固它的被新技术和新经济变得极不稳定了的经济形式。”这些无疑是经列宁审编过的精采段落，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不肖后辈最近的变化！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列宁提出，超出民族斗争阶段后，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对由各国无产阶级调整、制定一个总计划，建立统一而完整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样一种趋势，要充分估计到；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继续发展而臻于完善。”对于这个自然和进步的趋势来说，单独一国连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是反动的。 产生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是不相同的，不相似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对立的。俄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取得政权的事实，决不意味着它会自动地第一个走到社会主义。引发十月革命的那种矛盾的发展不平衡状态，并没有随着革命成功而消失。在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基础里，它继续存在着。 一九一八年三月，列宁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个观点贯穿在列宁历年的计多演说和文章中。同年五月间，他说：“我们的革命是开头容易，继续困难；而西方的革命是开头困难，继续容易”。十二月间，对着一群最难以把眼界扩展到国境以外的农民听众，列宁又发挥了同样的思想：“在那里（西方），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会比我国迅速些，容易些……由于同全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俄国劳动农民……定会克服一切灾难”。一九一九年他又说：“与各先进国家相此，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后胜利，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就比较困难了。”一九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列宁又坚持说：“俄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比欧洲各国困难。我早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已经指出了这个情况，在这以后的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论断是正确的。” 千百年来历史的发展，在当今世界各个不同的文化中保留了自己的遗迹。水平落后的文化要超越过去，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不需几百年，只需几十年就够了。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发达一些，但也不见得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约两年之后，在农村公社运动的代表大会上，他把期限推迟得更远了：“我们现在还不能实行充分的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子-也许孙子-能够把这种制度建成也就好了。”俄国工人比其它国家工人动身得要早，但却比他们更迟到达目的地。这并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历史现实主义。 一九一八年五月，列宁写道：“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方面……比什么英国德国都要先进……但……在'施行'社会主义必需的物质生产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他又通过两个国家的对比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一九一八年的德国和俄国，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前者代表了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后者代表了政治条件”。可以说，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构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是分散的。把这些因素聚集和互相结合起来，这便是一系列的国家革命（它们构成总的世界革命）的任务。 列宁预先嘲笑了关于苏维埃经济自给自足性的观念。一九二○年十二月他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发出警告说，我们面临着“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考试，我们依靠这个市场，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这是一次严格的考试，因为在这场考试中人家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把我们打垮。” 现在，共产国际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依赖世界经济的这种思想，看成是“反革命的”。社会主义不能依赖资本主义！不肖后辈聪明得忘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以世界分工为基础，这种分工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最高程度的发展。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内的经济建设，无论其本身如何重要，终归是残缺的、狭隘的和矛盾的，它总不能达到一个和谐的新社会的高度。 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写道：“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大发展，只有在欧洲几个最重要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之后，才有可能”。现在这些话竟然成了他的罪过；然而当时它们却表达了全党的共同思想。一九一九年，列宁说过：“建设工作完全要看革命是否在欧洲最主要国家中迅速取得胜利。只有这个胜利之后，我们才能认真地抓建设事业。”这些话不是说明他对俄国革命缺乏信心，而是说明他深信世界革命即将到来。甚至现在，当苏联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大发展”只是在国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的这种看法，仍然是正确的。 过去，党也是以同样的观点来观察农业集体化问题。无产阶级若不通过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引导农民到达社会主义，便不能建设新社会，因为农民在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在好多国家中占绝大部分——，而且在全世界也占很大的多数。一切问题当中，这个问题是最困难的，它的解决，归根到底依赖于工农业之间的量和质的对比关系。城市越是能够卓有成效地使农民的经济和文化繁荣起来，农民就会越自觉自愿地和成功地走上集体化道路。 然而，苏联有没有足够的工业来改造农村呢？列宁又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国境之外。他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道：“就世界范围来说，能够给全世界供给一切产品的发达大工业是有的……这是我们估计前景的根据。”俄国的工农业之间的对比关系，比西方国家的要不相适应得多，这种比例失调，至今仍是暗藏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基础，在某些时刻它们会威胁到苏维埃制度的稳定。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决不是以在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为基础的。惟有嘲弄苏维埃政权的孟什维克才把这样的计划算在它的账上。在列宁派看来，“战时共产主义”，是因经济破坏和内战而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它的未来命运，直接依赖于西方革命的发展。一九一九年一月，正值战时共产主义处在高潮的时候，列宁说过：“我们还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共产主义粮食政策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坚决贯彻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那时列宁和全党都错了。后来我们不得不修改粮食政策。现在我们可以断定，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头两三年内，欧洲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俄国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后退仍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如果回顾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阶段，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及其幻想，同不断革命的前途是多么紧密地互相交织在一起。 三年内战结束时，苏俄发生了深刻的内部危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党和无产阶级之间有发生直接破裂的危险，从根本上重新审查苏维埃政权所采用的方法，就成为必要的了。列宁解释说：“我们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中农，实行商品流通自由，否则，在国际革命延缓的情况下，在俄国要保持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采取新经济政策时，国内任务和国际任务之间的联系会不会根本破裂呢？ 在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写的提纲中，列宁对那时正在开始的新阶段作了一个总的估计：“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的观点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要在实际上考验和检验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考验它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他对新经济政策的轮廓所下的定义本身，就把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一笔勾销了。 在讨论和草拟工业中的一些新方法那些日子里，列宁为自己所作的一些笔记，也具有同样的教育意义：“只要在十到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有所延迟的情况下）”。 目标确定了：这就是要使我们自己适应于一个新的更长的时期，这个时期是西方革命成熟所必需的。在这个意义上，而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表示确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说关于国际革命的思想根本没有改变，是太简单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思想表现得更加深刻、更加清楚：在第十大党大会上，列宁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地位时说，“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有在几十年当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在那些这一阶级相当发达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演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都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绝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 “另一个条件，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合作…… “……在其它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合作，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一切因素在这里被集合为一点。同农民的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本身所必需的；但这不能代替国际革命，惟有国际革命能够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同一个第十次大会上，因西方革命的推迟，提出了一个关于“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特别报告。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的是加米涅夫。他十分肯定地说：“要在一个孤独的国家内建成共产主义制度的任务，我们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可是我们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即我们必须保持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即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的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我们能否解决这个任务呢？我认为孤立地提这个问题，是不科学的，对于用这种方式提出的问题，根本无法回答。问题是这样：在现今的关系之下怎样保持住苏维埃政权，并且一直保持到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援助我们的时刻？”报告人的提纲无疑经过列宁审查过不上一次，如果他的思想同布尔什维主义传统有矛盾，为什么大会没有提出抗议呢？怎么竟没有一个代表指出加米涅夫在关于革命的最根本问题上，发展了一些与布尔什维主义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呢？怎么全党内竟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异端邪说呢？ 斯大林说：“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对于这种臆造出来的对立观念，正如对许多其它的“对立观念”一样，列宁曾预先作了回答。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说：“我们一直这样说，我们没有忘记，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其它队伍相比，俄国工人阶级要薄弱一些……在我们的盟军——国际无产阶级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时候，列宁肯定说：“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而这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始终强调说，在一个国家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事业是不可能的。”一九二二年二月间，在缝纫工业工人代表大会上，列宁说，“我们就经常地，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指出，我们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革命至少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这是我们胜利的基本条件。”不，列宁已经被他顽固地一心想要在世界舞台上寻求力量的事实弄得“声名狼藉”了，谁也不可能替他洗刷干净了。 正如托洛茨基被人弄得同列宁“对立”起来一样，列宁自己也被人弄得同马克思对立起来——而且也是用同样的根据。马克思曾经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在法国开始，而只能在英国完成；据斯大林说，这是因为马克思那时“还不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实际上，马克思拿开始革命的国家同完成社会革命的国家进行对比的这种预测，完全是以不平衡发展规律为根据。列宁是不允许在大问题上含糊其辞的；他自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地方，在革命的国际性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发表过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的意见。恰恰相反！列宁在苏维埃第三大代表大会上说，如果“局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期的不同了”，那仅仅是由于各国后来的历史条件的关系。事变的过程斌予了俄国无产阶级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 有人又拿出一个“国家威望”的论据来说服我们。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否认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就会“导致我们的国家威信扫地”。仅仅这一句话——在马克思主义听来是非常刺耳的——就暴露了他与布尔什维主义传统己经彻底决裂。列宁所害怕的不是“威信扫地”，而是盲目自信。一九一八年四月，在莫斯科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列宁教导说：“我们是一支工人阶级的革命队伍，我们之所以走在前面，不是因为我们比其它国家的工人能干……而仅仅是因为我国过去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只有同世界各国的工人一道才能取得胜利。” 号召作清醒的自我评价，成了列宁许多演说的主题。一九一八年六月四日，他说：“这个革命的爆发决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功劳，而是由于历史事变的总进程，由于历史的意志暂时把俄国无产阶级推到第一位，使它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说：“俄国无产阶级在世界工人运动中所以起了先导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俄国的经济发达。恰恰相反，由于俄国落后……俄国无产阶级……清楚地看到，全世界或某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联合发动，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十月革命自然不仅是由于俄国的落后所引起的，这一点列宁了解得很清楚。但是他故意言过其实矫枉过正。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列宁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专门设立的机关——的代表大会上：“我们并非闭眼不看这个基本事实：我们是不能够单靠自己的力量在一个国家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甚至远远不像俄国这样落后。”这里，他好像预见到了未来的官僚层的盲目自信一样，所以解释说：“这也不会在我们中间引起丝毫的悲观失望，因为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世界性、历史性的困难任务”。 十一月八日，列宁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还不能把俄国列为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列宁不仅否认俄国有权关起门来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且明确地指出，在与其它国家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俄国只占次要的地位。把我国搞得“威信扫地”，这是多大的罪过呀！ 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告诫那些太性急的人说：“我们仅仅是积累了一定的实际经验，在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存在特殊关系的国家里，我们实现了一些摧毁资本主义的初步措施，如此而已。如果我们自充好汉，吹牛夸大，我们就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成为纯粹的吹牛家。”这些话也许会使得有的人感到难听吧？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九日，列宁说道：“只有所有的或者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一九二○年十一月，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他又提醒他的听众说，布尔什维克既不期望也不梦想“用俄国一国的力量来改造全世界……我们从来没有疯狂到这种地步，我们总是说，只有在得到全世界工人支持的时候，我们的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一九二二年初，他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并且百般仇视我们，它的力量，还有可能把革命的成果夺回去。必须明确地认议到进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错觉（和冲昏头脑，而我们的事业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即使一点点灰心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因为我们始终宣扬，并一再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起码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几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共同努力。” 两年多一点似后，斯大林要求人们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抛弃马克思主义。根据什么呢？根据是“当时马克思还不知道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也就是说，还不知道自然界和社会的最基本的辩证规律。据斯大林说，是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经验，第一次“发现”了这个不平衡规律。可是，列宁却在顽固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条最起码的真理”，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 根据共产国际的控诉状和判决书：“托洛茨基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从这样一个论点出发，即，我国的革命本身（！）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仅仅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推动力和出发点。”一国革命的蜕化，在这里以纯粹的烦琐哲学掩盖起来了。光秃秃的十月革命是不存在的。若没有欧洲以往的全部斗争历史，十月革命是不可能的；它若不在欧洲及全世界继续发展，更是没有希望的。“俄国革命仅仅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环”（列宁语）。它的力量，恰好在于不肖后辈认为是它“威信扫地”之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独个体，而是一个“信号”，“推动力”，“出发点”，“环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才获得了社会主义性质。 一九一八年二月，在苏维埃第三大代表大会上，列宁说：“当然，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其它的某种事情却是可能的，即：“在某个国家无产阶级着手行动，成为活榜样……这就是使各国劳动群众精神奋发的原因。”七月间，在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现在……我们的迫切任务……就是保持住这只社会主义的火炬，使它不断地迸发出更多的火花，燃起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个月以后，在一个工人大会上说：“它（欧洲革命）在逐渐成熟……我们必须把苏维埃政权保持到西方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错误应当成为西欧无产阶级的教训”。几天之后，在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俄国革命只是一个榜样，只是第一步，许多国家都要发生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党代表大会上说：“俄国革命实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不是“孤独自在的”革命，而是一个火炬，一个教训，只是一个榜样，只是第一步，只是一个环节！不是独立的演出，而只是一次总演习！多么刚愎固执和残酷无情的“威信扫地”呀！ 但是列宁甚至还不停留在这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他说：“假使我们突然被消灭了……我们可以毫不掩饰错误地说，命运给我们的时间，已经被我们完全用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了”。在思想方法和政治心理上，列宁与那些自认为是地球的永恒中心的不肖后辈，是多么遥远！ 不是别的，而是小集团的既得利益，促使官僚层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撒谎，并坚持这种谎言。而这种谎言又会连带出无数的其它错误，而且逐渐改变人的思想和思维能力。一九二六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说：“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共产国际在某个决议中完全接受了这个观点，说：左翼反对派否认这种可能性（在单独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就是否认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革命的”前提“竟然不是世界经济的一般条件，不是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不是俄国各阶级的相互关系；而是预先提供的可以在一个单独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保证！ 对不肖后辈在一九二六年秋天提出的这个论据，可以拿我们在一九○五年春天驳斥孟什维克时所持的理由来回答：”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一旦使得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某个时刻面临两种抉择——要么负起执掌国家政权的权利和义务，要么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时，社会民主党会把夺取政权的任务提上日程。它这样做的时候，丝毫也不会漠视更深刻的客观发展过程，生产增长和集中的过程。但是它说：归根到底，依赖于经济发展进程的阶级斗争逻辑，迫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完成其经济使命以前就去夺取专政……这只不过是表示历史已经把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加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许无产阶级会在这场斗争中搞得精疲力竭，也许会被斗争的重担所压倒。但不能因为害怕本阶级在斗争中的退化、害怕使全国处于内战和大破坏状态，无产阶级就拒绝这些任务。“，对此我们现在不能作任何补充。 一九一八年五月间，列宁写道：”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适应，'因而'就不应当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那些墨守成规的人就是这样推断的，他们忘记了，绝对的'适应'是永远不会有的，无论在自然界发展中或在社会发展中，这样的适应都是不可能产生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尝试，如果孤立地看，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些不相适应的毛病——才能从世界各国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设起完整的社会主义“。要克服国际革命的困难，不能依靠消极适应，依靠拒绝夺取政权，依靠坐等世界起义，而是依靠积极行动，依靠克服各种矛盾，依靠斗争的动力和扩大斗争的范围。如果把不肖后辈的历史哲学真当一回事，则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应当预先知道：他们将要抵御许多敌人，将要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建立他们自己的一国社会主义。总之，在夺取政权之前，他们就应当把算盘打得请请楚楚，准保赚钱。可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同这种小学生作文式的“理论”风马牛不相反。 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在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道：“我们往往不得不摸索前进……当我们回顾过去时，这个事实最惹人注目。但甚至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解决夺取政权问题的时候，这丝毫也没有使我们动摇过。我们没有怀疑，我们必须，用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来说，进行试验，做实验。我们进行了世界上谁也没有这样大规模进行过的事业。”往下又说：“好像干一个最伟大的革命可以预先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似的！好像这种知识可以从书本上得来似的！不，我们的解决办法只能从群众的经验中产生”。 过去，布尔什维克根本没有寻求过肯定俄国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保证，他们无需这种保证。他们有了这种保证也无用处，这种保证是同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学到的一切相矛盾的。列宁反对考茨基时写道：“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唯一从国际主义立场出发的策略，因为它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布尔什维克为了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已经做了一个国家所能做到的一切”。运用这样的策略，自然不能预先指出一条绝对不犯错误的康庄大道，同时也难以保证一国的胜利。但是，列宁派知道，危险本身也是革命的元素之一，正如它是战争的元素之一一样。他们睁大眼睛去迎接危险。 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敢于大胆冒战争危险的态度，被列宁拿来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实例和训戒，同时他痛骂某些社会主义者，说他们“除非取得轻松获胜的'保证'，就不敢开始战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某些鼠辈，就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对这些资产阶级道德的奴仆，应当给以三倍的鄙视。”大家知道，列宁气愤起来的时候，是不选择字眼的。 斯大林再三问道：“如果国际革命来迟了，那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这等于要求让俄国无产阶级享有历史特权，似乎应当有一条阳关大道摆在它面前，可以笔直朝着社会主义迈进，不管世界上别人发生什么事情。可惜历史没有准备好这样的阳关大道。列宁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那末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 即使这样，俄国革命也不会是徒劳无功的。一九一九年五月间，列宁在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推翻，我们一点也不会为我们夺取政权而后悔。任何一个……觉悟工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而后悔，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毕竟是胜利了的”。因为列宁是这样来考虑胜利的：革命是在斗争中发展并将在国际上继续下去。“新社会……是一种抽象物，它只有一条取得血肉之躯的途径：通过系列各具形态的、不完美的具体尝试去建立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引文中）对“新社会”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清晰界定、乃至某种意义上的对立，给了我们关键的破解钥匙：破解御用秀才对列宁文本的无数肆意歪曲的钥匙。【文库注：本句译文由张长海根据俄原文本修订，英译本有错误。】 在夺取政权后的第五年末，列宁非常简要地解释了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意义。“我们开始国际革命，并不是由于相信我们能够使国际革命提前发展，而是由于许多客观情况让我们不得不开始它。我们曾经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来援助我们，这时我们的胜利就可以完全得到保证；或者是去做我们所能做的革命工作，意识到即使遭到失败，它对革命事业还是有贡献的，我们的经验将有功于其它国家的革命。我们懂得，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它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尽管有这种想法，但我们还是尽力去做，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存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以及在签订布雷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一再表达了这种信念。一般说来，这是正确的。”时过境迁，事态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出乎原来的料想，但是基本方向仍旧没有政变。 对于这些话还能添加什么呢？“我们开始国际革命……”布尔什维克当时认为，如果西方不“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我们非失败不可。”但即使如此，夺取政权仍然是对的：因为别人可以从失败者的经验当中吸取教训。“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列宁向共产国际详尽地问述了这些充满着国际主义的思想，当时有任何人反驳过他吗？有任何人暗示过一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吗？没有任何人。没有说过一句话！ 五年之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与此恰恰相反的思想。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思想了：如果“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我们党就应当“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在夺取政权以前我们应该事先有成功的保证，因为可以允许仅仅在一国的条件之下去寻求这种保证；我们应该有可以在农民的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于是，即使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信心，我们也能够安之若素地过下去。这种推理链条中每一个环节，都在给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打耳光！ 为了掩盖他们与革命传统的决裂，斯大林派力图利用看来还相当适合的一些列宁语录。一九一五年列宁写的一篇文章《论欧洲联邦》顺便提到，每个单独国家的工人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必等待别人。如果在这几行无可置疑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那么在以后几年中，列宁怎么会这样彻底地把它忘记了，而且老是固执地同它相矛盾呢？不过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直接的证据，就无需求助于间接的推理了，同年，即一九一五年，列宁起草的纲领式文件，精确而且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说：“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掀起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第二个任务现在已非常该近第一个任务，但它毕竟是一个特殊的任务，是第二个任务，因为这里牵涉到同俄国无产阶级实行合作的两个不同阶级：在实现第一个任务时，它的合作者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在实现第二个任务时，却是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不能要求说得更加明确了。 引证列宁的第二个尝试，也没有更好的根据。在一篇未完成的论合作社的文章中，他说，在苏维埃共和国之内我们拥有“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以便在无需新的革命的条件下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原文讲得十分清楚，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法律前提的问题。作者没有忘记叫读者注意到生产和文化前提都还不够。总之，列宁曾多次表示过这个思想。他在同一时期，即一九二三年初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作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在这里以及在所有其它情况下，列宁都是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即：西方无产阶级将同俄国无产阶级一道而且率领它走向社会主义。论合作社的那篇文章，根本没有暗示不通过世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对抗性的革命发展过程、苏维埃共和国就可以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和谐地建立独门独户的一国社会主义。这两段引证虽然被写进了共产国际纲领，却早已被我们在《纲领批判》一文中解释清楚了，我们的论敌一次也没有打算替他们的种种歪曲和错误辩护，即使打算也会毫无希望。 列宁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即在他的写作生涯的最后时期写道：“现在我们面前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小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撑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至此，我们又看到，时过境迁了，事变的情况改变了，但列宁政策的国际基础仍然没有动摇。对于国际革命的信心——按照斯大林的话说，是“对于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缺乏信心”——一直陪伴着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直至他的坟墓。只有把列宁放进陵墓之后，不肖后辈才能够硬把他的思想装进一国社会主义的箩筐里去。 由于世界性的分工，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由于各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的不平衡性，由于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结构，只有通过经济螺旋体系统，通过把单独国家的各种内部的不协调交给许多国家来共同解决，通过各国问的互相服务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部门的相互补充，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只有在世界范围之内才能建立起来。 一九○三年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旧党纲，是以如下几句话开始的：“商品交换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国问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一定会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无产阶级为到来的社会革命而进行的准备工作，被规定为“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但是，“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走向这一（共同）目的的道路上，必须各自提出不同的最近的任务”。在俄国，推翻沙皇制度就是这样的任务。所以，民主革命预先就被认为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民族的阶段。 这一观念也是夺取政权后所通过的新党纲的基础。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纲草案时，党的领袖之一米柳金提议把列宁的原草案修改一下。他说：“我提议在谈'业已开始的社会革命时代'的那个地方加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字样……我认为这无需说明理由…我们的社会革命只有作为国际革命才能得到胜利。它不能只是在俄国获得胜利，而让资产阶级制度仍然存在于周围的各个国家中……我提议：为了避免种种误会，把这一点加上去。”主席斯维尔德洛夫说：“列宁同志接受这条修正，所以就用不着付表决了。”这类议会技术上的小插曲（“无须说明理由”和“用不着付表决”），就驳斥了不肖后辈篡改历史的手法，这也许比最煞费苦心的研究论文还更加具有说服力！同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斯克沃尔佐夫一斯切潘诺夫以及其它数以千百计的人一样，不久之后，米柳金谴责自己的观点是“托洛茨基主义”，这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性质。历史的洪流比人类的脊梁更加有力。运动的涨潮把一辈辈的政治人物推上来，而退潮又把他们席卷而去。可是，另一方面，思想，即使在它的代表者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死去之后，仍然能够存在下去。一年之后，在通过新党纲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又引起了列宁和波德别尔斯基之间的热烈争论。这位莫斯科代表抗议在十月革命之后纲领仍然用未来式谈社会革命。列宁说，“纲领的一条中谈到了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这一点也受到了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的攻击……这个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的纲领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党的历史真是没有给不肖后辈留下一个阴暗的角落作为藏身之所！ 在一九二一年通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纲领中，这个问题又以一种特别通俗而简单的形式提出来。其中一条说：“俄国虽然具有丰富的天然资源，然而在工业上仍然是一个落后国家，其中小资产阶级人口占多数。它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已进入了发展世界革命的时代。”这个纲领当时经过政治局批准，签字批准的不仅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而且有斯大林，一九二六年秋，当共产国际执委会把拒绝承认一国社会主义算作是该死的罪过时，它仍然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以后的两年当中，不肖后辈却不得不把列宁时代的许多纲领性文件收到档案里去，他们把自己的一个七拼八凑的新文件叫做《共产国际纲领》。如果说列宁的“俄国”纲领中讲的是国际革命，那么不肖后辈的国际纲领内讲的就是“俄国”社会主义了。 与革命传统的决裂，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公然暴露出来、并且是怎样暴露出来的呢？这个历史日期是不难指出的，因为它与斯大林生平中的一个转折点相一致。迟至一九二四年四月，即列宁逝世后三个月，斯大林还在谨慎地发挥党的传统观点。他在自己的《列宁主义问题》中写道：“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岸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斯大林以下面的话来总括他对这些思想的阐述，“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大体上就是这样。”同年秋天，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影响之下，他忽然发现：俄国是一个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国家，若不是武装干涉的妨碍，它就能够以本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在同一著作的新版本中写道：“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它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而且应当；不过要“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获得胜利”。“世界无产阶级是苏俄边防军”的这个新观念，也是以同样的话而结束的：“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在一年当中，斯大林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两种直接对立的观点，而两种都是“列宁主义”。 在一九二七年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谈到斯大林的这两种矛盾的见解说：“你可以说斯大林犯了一个错误，后来他自己纠正了，但是他怎么能够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犯这样一个错误呢？假使真的是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就已提出了在单独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完全不是真的），假使真的后来列宁只不过是巩固和发展了这个观点而已（这完全不是真的），那么，我们要问：当列宁在世时，在列宁生活的最后时期中，对予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斯大林怎么会表现出在他一九二四年的引文中的那种见解呢？看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斯大林一直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只是到一九二四年之后他才不是了，要是斯大林能够在他自己的文章中至少找出一段，来证明他在一九二四年以前曾说过关于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那就好了，他找不出！”这个挑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 不过我们不应当夸大斯大林有什么实在的深刻转变。正如同在战争问题、我们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或民族问题上一样，在革命的总前途问题上，斯大林也有两种立场：一种是独立的，他自己所固有的，并非时时表露出来的，或者至少从来没有彻底表露出来的；另一种则是半真半假的，口头上的，从列宁那里剽窃来的。可以说，在属于同一个党的两人之间，没有比斯大林同列宁之间在关于革命的几大根本问题上以及在政治心理上的更深刻的鸿沟了，现在，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本性，被他的政权是依靠着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事实遮盖起来了。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间所持的独立立场，资产阶级革命己经成功之后，他给党提出的任务，是要“制止资产阶级分裂出去”，这就是说，是要阻止无产阶级革命。如果说1917年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成功了，那并不是他的过错。可是斯大林，同所有的官僚一起，拿既成事实作了自己立足的基础，然后想当然地提出既然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应当有社会主义。斯大林把孟什维克派反对在俄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翻转过来，提出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始挺身出来反对国际革命。因为他从来没有彻底思考过任何原则问题，所以在他看来，情形就只能是，“基本上”他向来同一九二四年秋天的想法一样，又因为他从不同党内流行的意见相对立，所以在他看来，情形只能是，“基本上”党也同他的想法一样。 起初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不是有意识的。那不是歪曲捏造的问题，而是理论上失足的问题，然而，一国社会主义的教义越是需要对付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当权派就越需要运用组织手段、所谓“外科手术”的干涉，于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用命令形式颁布了。它用势不两立的办法，即逮捕那些异议者的办法来加以证明，同时开辟了系统地篡改党的过去的时代，党的历史变成了刮后重写的羊皮书。刮羊皮的勾当仍在继续着，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 然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却不是镇压，也不是伪造历史，同官僚们的地位和利益相一致的新观点的胜利，有暂时性的但非常有力的客观情况为基础。苏维埃共和国在国际和国内政策方面起的作用，已经是革命前任何人都无法估计到的。这个孤立的工人国家不仅在无数敌人的包围之中屹立着，而且在经济上已经抬起头来，这一有力的事实构成了年青一代左派的思想框架，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历史地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还没有学会进行比较和预见。 欧洲资产阶级在上次大战中吃够了苦头，不肯轻易发动另一次战争。对革命后果的恐惧，到现在为止还麻痹着种种武装干涉的计划。但是恐惧的因素是不稳定的。革命的威胁还没变成革命本身，一个危机如果迟迟不实现，便失去它的效力。同时，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世界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正在日趋表面化。近来的种种事变己经雄辩地说明，要使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直到社会主义制度大功告成的这一希望，已经被现在的苏联当权派抛弃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走向了过去政策的反面。 苏联在这些和平年代里所取得的工业成就，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计划经济的无比优越性。这一事实与革命的国际性毫无矛盾之处：如果各个单独国家没有准备好社会主义的元素和支撑点，则社会主义就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人恰恰是实现工业化、五年计划以及集体化的主角，这绝不是偶然的，拉柯夫斯基以及成千的其它布尔什维克，由于为实现一个大胆的工业化蓝图而斗争，现在正在遭受几年的流放和监禁，可是另一方面，也是他们首先起来反对过高地估计己经取得的成绩，反对自满自足。反之，那些顾虑重重和目光短浅的“实干家”，以前认为落后俄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既得政权后又否认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可能性，后来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极端立场。已获得的成就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为了“乘胜前进”，他们就胡乱地倍乘出一连串的五年计划来，以乘法表代替历史远景。这便是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事实上，目前苏维埃经济的增长仍然是一个矛盾地过程。经济的成就虽然巩固了工人国家，但决不自动地导致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相反地，正是新近的成就，使得孤立的社会主义结构的种种内在矛盾尖锐化了，虽然是在更高水平上发生的。同过去一样，农村占优势的俄国需要一个与城市欧洲的共同工业计划。世界范围的分工超出于单独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上，而且不容反驳地指出它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没有把俄国排除于人类其它部分发展之外，反而使俄国同他们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了。俄国既不是未开化之邦，但也还不是社会主义乐土。它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的过渡性最强的国家。“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世界经济的现状使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资本主义离无产阶级革命，比苏联离社会主义要近得多。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命运，是同西方和东方解放运动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个大问题需要单独研究。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来讨论它。 （杨彦君、吴明译自《俄国革命史》伦敦1936年版第1219-1257页）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列夫·托洛茨基著序言本书的目的第一章取得了什么成就第二章经济增长和领导的左摇右摆第三章社会主义和国家第四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第五章苏维埃的热月第六章不平等和社会矛盾的发展第七章家庭、青年和文化第八章外交政策和军队第九章苏联内部的社会关系第十章新宪法反映出来的苏联第十一章苏联到何处去？附录一“一国社会主义”附录二苏联的“友人”柴金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 span.MsoFootnoteReference {vertical-align:super} -->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托洛茨基 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 著 何偉舊譯 向青、林廣廈校訂 2008年3月 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初步總結 ──《被背叛的革命》中譯本新版導言 向青 首先解釋一下為甚麼重版這本七十多年前出版的關於蘇聯的書。 不久之前，世界主流輿論曾把那即將來臨的21世紀吹捧為永久繁榮而且和平、自由的新世紀。他們說，20世紀裡最大的社會禍害（經濟蕭條、世界大戰、共產主義）都已成過去，將不再出現。但是新世紀的頭一年還沒有過完，不但各地反對所謂全球化的經濟新秩序的群眾示威一浪接一浪，而且新世紀第一次的全球經濟衰退已經發生。在無限自由的金權的支配下，大多數人民不但沒有機會自由發展，連維持健康又不失體面的起碼的生活都越來越無保障。9月11日以後，人民的痛苦再增加一項，就是反美的恐怖主義與美國的恐怖報復之間的交戰。隨後又發生最公然無恥、最肆無忌憚的美帝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戰爭。七年後的今天，第二次全球性的經濟衰退也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全球自然環境的破壞日益嚴重，已經快要達到無法挽救的地步了。這樣的世界形勢促使越來越多有學問的人相信：社會（共產）主義革命並未成為歷史陳跡，人民還會重新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嘗試創建一種廢除了階級和剝削、真正讓人人都能夠自由發展的平等社會。無論如何，人類到底有沒有新的出路，以及出路在哪裡，總是值得繼續研究的問題。在這研究中，過去人民同類奮鬥的經驗，尤其是像俄國社會主義大革命的成功與失敗這麼重大的歷史經驗，自然必須十分重視。因此我們把這本研究俄國（蘇聯）經驗的很重要的書修訂譯文，重新出版。 在許許多多研究蘇聯的書之中，這本書特別值得注意，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這書對蘇聯有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成一派而且經得起歷史考驗的見解。第二，作者托洛茨基（1879-1940）不但是俄國革命與蘇聯的研究者，而且是主要的實際締造者之一。 在蘇聯崩潰已有十幾年的今天，人們很容易覺得它的崩潰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一直到戈爾巴喬夫上台實行改革的頭幾年，世界上預見到蘇聯即將崩潰或者蛻化變質的人，還是絕無僅有。連一直不遺餘力去促使蘇聯倒台的美國政府領袖和高級顧問們，也對倒台來得這麼快而且採取那種內部塌陷的方式深感意外。在更早的年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到80年代初，許多並不擁護蘇聯統治者的學者專家們，甚至以為蘇聯式的制度會推廣到全世界，或者跟資本主義制度長期共存之後互相「趨同」，融合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但是托洛茨基從上世紀20年代中期起，已經指出：蘇聯的制度只是一種過渡性的制度，如果不能迅速得到經濟上先進的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來支持，就無法避免倒退回資本主義；而蘇聯日益嚴重的官僚主義化，正是促成這種倒退的巨大因素。到了30年代中期，蘇聯計劃經濟的巨大成就，跟當時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蕭條形成明顯的反差，蘇聯的聲望在西方工人和開明進步的知識份子裡面大大提高，湧現了大批所謂蘇聯之友，出版許多著作介紹和頌揚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就。也在那時出版的《被背叛的革命》與眾不同，把蘇聯真實的成就和那些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醜惡的情況和趨勢兩方面同時指出，特別指出並且解釋下述幾個要點。 第一，社會主義（馬克思和所有主要的社會主義思想家所想像的那種和諧、進步的制度）還沒有在蘇聯實現。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只是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起點，而不是完成。國家機關的消亡才是社會主義實現的明確標誌。 第二，在單獨一國之內根本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最多只能為社會主義奠定若干基礎；社會主義只有在全世界才可能實現。 第三，蘇聯共產黨的官僚專制政權，雖然在基本上還保衛著過去革命所造成的社會制度，但同時不斷敗壞這個制度，助長新的社會矛盾，破壞工人階級自覺的奮鬥力量，所以成為蘇聯內部阻擋社會主義道路的最大障礙。不推翻官僚專制政權，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社會主義。 第四，蘇聯共產黨官僚統治層的本性，是要取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恢復資本主義的。它只因為害怕剌激起工人階級的政治革命，所以當時還不敢實行資本主義的復辟。後來的歷史事實，充份証明了托洛茨基的見解多麼正確。 共產主義失敗了嗎？ 大約從20世紀30年代的中期開始，人們普遍認為蘇聯就是實踐共產主義（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的典型。由這種見解出發，許多革命者就以當時的蘇聯制度為師，而反對共產主義者就把蘇聯的種種弊害當作共產主義（至少是列寧派）的錯誤和罪惡來攻擊，最近十幾年來更把蘇聯的倒台作為共產主義徹底失敗的最大證據。其實，只要稍微認真地研究一下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就知道這是極大的誤解（倘若不是故意曲解的話）。托洛茨基（他可以和列寧﹝1870-1924﹞並列為俄國革命和早期蘇聯的二大領袖之一）是最早指出蘇聯共產黨的墮落（從工人階級的革命黨變成極權主義的官僚統治黨），並且對這個演變作出理論的分析，同時又對它進行實際政治反對的人。他關於這方面的著作很多，而其中的代表作就是我們現在重版的這本書。這書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共產主義革命路線的真相，明白它和代表蘇聯官僚專政的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是其中一個變種）怎麼根本不一樣。關心勞動人民的出路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前途的讀者，可以從這本書得到很大的啟發，尤其是可以了解到：蘇聯的倒台只能証明斯大林主義行不通，決不能証明共產主義革命路線行不通。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趨勢中得出共產主義結論的。他們完全了解，而且比任何人更鮮明地描寫了資本主義偉大的進步作用，但同時也看出這進步作用的限度。資本主義在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促進經濟進步以及各方面的文明進步的同時，又使直接從事生產勞動的人民（尤其是無產階級）陷入相對貧困（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同時欠缺生活保障。而且，生產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發展到相當程度之後，繼續發展的潛能就越來越受到制度的阻礙而不能發揮了。於是出現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大規模失業、爭奪市場的戰爭等等──總而言之，無產階級和一般勞動人民陷入極大的痛苦。飽受這種痛苦的人民遲早會了解這種痛苦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矛盾，因而會起來推翻這種制度，創建全民共同富裕、真正自由平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制度。 資本主義從來不曾在單一國家的範圍內穩固發展，只有在廣泛而密切的國際經濟交往中才確立起來。所以比資本主義更進步的未來的共產主義制度，自然也只能在全世界的範圍上成立。但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轉變不可能一下子就實現，而必須經過一個過渡時代逐步完成。連這個轉變的第一步，那就是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無產階級領導一切勞動人民的政權（簡稱為工人國家或工農國家），也不可能一下子在全世界實現，各國革命一定有先有後。這樣，從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成立，到共產主義制度真正實現，就一定是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段過渡時期裡，人類要解決許多複雜的、前所未有的問題。關於這些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只提出了很簡單的、屬於基本方向性的意見，而沒有詳細的分析和具體的建議。他們認為這些問題只能到時根據具體情況由勞動人民自己去解決。他們根本不相信可以預先設計好實現共產主義的整套方案，更不以為工人國家一旦成立就必定能夠一直發展下去，完成共產主義事業。他們的理論反而確實預計到共產主義革命有反覆進退和成敗交替。所以，把蘇聯等最早一批工人國家的失敗當作共產主義根本失敗的證據，是不合理的見解。真理其實在反方面。今天生產技術已經達到那麼驚人的進步，同時資本主義制度又真正征服了全世界，連一度失掉的地區（那些共產黨統治的工人國家）也收復了，但是大多數人民的生活不是更好，而是更不安定，更痛苦。不但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生活困苦，連經濟繁榮時期也難免生活惡化。雖然群眾還沒有採取共產主義的革命的道路，但是已經越來越明顯而且大規模地表示反對資本主義的現狀了。這不是恰好証明共產主義理論所指出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和歷史發展趨勢是正確嗎？ 第一個能夠穩定下來而且有明確的共產主義目標的無產階級政權是在俄國成立的，但俄國屬於資本主義世界裡比較落後（欠發達）的國家，所以俄國（蘇聯）的共產主義事業遇到的困難特別大。它在真正建設共產主義制度之前，必須首先在經濟和文化水平上趕緊追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否則它的工人政權就不能長久生存。俄國共產黨本來以為共產主義革命會很快擴展到歐洲的先進國家，但是這個希望落空了，於是蘇聯陷於長期孤立。在孤立中很快出現了一個新的（過去沒有人充份考慮到的）問題，那就是國家機關和執政的共產黨（二者實際上互相纏結起來，很難分辨了）的官僚主義化。黨國本來應該是共產主義事業的領導力量。官僚主義的毛病使這領導作用大打折扣（犯了許多錯誤，其中有很嚴重的錯誤），然後很快更使黨國根本蛻變成為官僚的機關：不再努力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和建設社會主義，而是自覺地維護和擴大官僚本身的特權了。列寧很早就感受到官僚主義的嚴重威脅，但由於早死而沒有親眼見到黨國在本質上的官僚化。托洛茨基眼見了黨國的墮落變質，而且成為官僚反動的首要敵人，不久就被他們打倒。但同時托洛茨基也形成了關於工人政權（尤其是在落後國家的環境裡）的兩重性和官僚化的理論。這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共產主義理論的重要補充，在《被背叛的革命》這書中有系統的說明。這理論的內容要點，除了前面已經簡單介紹過的之外，還有幾點需要簡單介紹和預先說明一下。 國家消亡的理論 這本書有許多地方談到國家的消亡（死亡）的問題。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了方便不大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的讀者，這裡說明一下。所謂國家消亡，不是指廢除國界，世界一家，而是指國家機關這一套階級統治的工具消失了。馬克思主義指出，國家機關（就是政府官員、軍隊、警察、法院、監獄等整套東西）不是人類社會在任何時代都有的，而是社會分裂為階級之後，為了實行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統治才成立的。即使在號稱為平等、自由、民主的社會（例如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形式上國家權力來自全體人民授權，一切國家機關最後都要向人民負責，但只要社會還有階級差別，實際上國家權力也是操持在某一階級的手上，是壓迫（統治）其他階級的工具。所以到了實現共產主義的時候，階級差別消失了，國家機關自然也要因為沒有需要而消亡了。也只有到了那時，國家才能夠消亡。那時候，社會上的物資非常豐裕，可以滿足人人的合理需要，而一般人都有很好的教養，不會自私自利或貪得無厭，也不會使用暴力跟別人爭鬥。即使有極少數的例外情況，也可以靠有關的人或者湊巧在場的普通公民用集體力量來處理，而不需要設置專職人員（官僚軍警等）來維持社會秩序。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真能實現嗎？你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那是另一個問題，大有辯論的餘地。但如果你一面自稱相信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一面又說在階級消失了之後還有必要保存國家，甚至還要加強專政，那就是自打嘴巴，胡說八道。托洛茨基在這本書裡正是這樣揭露了斯大林派官僚的謬論及其根源。 知道了「國家」的含義是這樣，也就容易明白為甚麼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國家不是普通的、本來意義上的國家，而是特種的、一成立就開始消亡的國家。因為，國家向來是少數人用來永久壓迫大多數人的工具，而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卻是大多數人（勞動人民）暫時壓迫少數人（剛被打倒的剝削者）的工具。少數人為了壓迫大多數人，必須有一套脫離群眾、高高在上而且特別武裝起來的國家機關。但是大多數人為了鎮壓剛被打倒的少數剝削者，卻可以由群眾自己來執行，不需要那套脫離群眾、高高在上的特殊機關。這點雖然不是勞動人民奪取政權後一下子就完全做得到的。但一開始就必須採取種種辦法向這目標前進。辦法包括：所有主要官員都由勞動人民選舉產生，隨時可以由群眾撤換，官員的工資跟一般工人相等，立法權與行政權合一，盡量讓所有勞動人民都能夠監督並有機會直接參與政府的工作(首要的條件是縮短人民的工作時間，並且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在軍隊與生產單位和工農群眾組織之間建立密切的聯繫，積極發展民兵制，逐步取代常備軍，等等。正因為這樣，所以說工人國家是一成立就開始消亡的國家。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能防止官員們變成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官僚，篡奪勞動人民的權力，阻止共產主義的實現。 墮落的工人國家 俄國革命後所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本是按照上述原則組成的。但是由於內外環境的不利，很快就發生官僚主義的墮落。從1923年起，官僚反動派（托洛茨基借用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名詞，稱他們為熱月反動派）已經在黨國裡面成為支配力量，一步步打擊和清除堅持革命路線的左派（托派）反對派，終於形成斯大林（1879-1953）的獨裁政權。這政權專制殘暴的程度, 比起資產階級的軍事獨裁和法西斯政權也有過之，無不及。這時候，在政治平面上，蘇聯政權已經不是無產階級的政權，而是官僚層壓迫無產階級的政權了。但是，在社會經濟平面上，官僚政權仍舊維持著無產階級革命所創建的國有財產（反資本主義）的制度，而且大力推進經濟建設。因此托洛茨基把那時的蘇聯定性為墮落（官僚主義變態）的工人國家。《被背叛的革命》這本書，就是探討這個墮落工人國家怎樣形成，有哪些主要特點，在世界歷史上佔甚麼地位，有怎樣的前途，以及社會主義革命者應當對它採取甚麼態度的專著。可以說，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第一次大規模實踐的初步總結，特別可以說是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的續篇。 毛澤東時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過去受共產黨統治的東歐各國，基本上都是模仿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制度，所以它們都屬於官僚專制的變態的工人國家。托洛茨基關於墮落後的蘇聯的分析，也可以幫助人們了解這些國家的成敗和演變。當然，反過來，這些國家（還有古巴、朝鮮、越南等國）的經驗，也可以用來補充和修訂托洛茨基的分析。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斯大林主義盛極一時的世界性擴張，表明世界反資本主義運動的實際發展比托洛茨基所預見到的更為曲折複雜。不過，到了八十年代末，那些變態工人國家的官僚統治層紛紛親手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終歸証明了托洛茨基所指出的根本的發展方向是對的。如果不接受托洛茨基這方面的貢獻，恐怕今後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很難有順利的發展。 這書的中譯本在1939年初次出版。原譯文有些地方不大準確，甚至有個別的錯誤，有些用語也和現在所通行的不一致。這次修訂，只求盡量準確表達作者主要的原意，並沒有做到徹底修訂譯文，連有些比較陳舊的詞語也未能完全修改。原譯和這次校訂所根據的，都是英文本。本書第八章「外交政策與軍隊」由林廣廈校訂，共餘各章由向青校訂。全文的最後校閱者是向青。所有的錯誤和不妥之處也由向青負最後的責任。 原作於2001年5月 2008年5月微小修訂 導言 本書的目的 資產階級的世界起初裝作不理會蘇維埃制度下的經濟成就，即不理會那社會主義方法可行性的實驗證明。博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於俄國工業發展的空前速度，仍常常保持深思熟慮的緘默，不然便是限於談論俄國極度的「剝削農民」。他們錯過了一個大好機會解釋：為甚麼像中國或者日本和印度那樣殘酷剝削農民，卻從來沒有使工業發展的速度稍微接近蘇聯呢？ 事實到底是勝利了。現在一切文明國家的書店裡，已經堆滿了關於蘇聯的書籍。這並非不可思議，不過這樣的奇蹟畢竟罕有。那些出於盲目反動仇恨的文獻正迅速減少。關於蘇聯的最新書籍，有很大的一部份，即使不是顯出一片狂歡，也是採取讚美的語調了。若把這種情形當作這個新興國家的國際聲望日漸提高的標誌，那麼這種親蘇文獻之增多，只能受到歡迎。況且，把蘇聯加以理想化，總比把法西斯意大利加以理想化要無比好得多。可是讀者要想在這些文獻中找到對十月革命祖國的真實狀況的科學評估，那是徒勞無功的。 這些「蘇聯友人」的著作，可以分作三大類：一種淺薄的新聞記者的作品，即多少帶點「左」的傾向的報告文學，構成他們大部份的文章和書籍。與此並列，有一種比較裝腔作勢的人道主義的、抒情的、和平主義的「共產主義」作品。第三種則是經濟的圖式主義的產品，帶有舊時德國「講壇社會主義」的精神。路易斯·費希爾（Louis Fischer）和杜蘭提（Duranty）是相當知名的第一類的代表。已故的巴比塞（Barbusse）和羅曼羅蘭（RomainRolland）[1]代表「人道主義」的友人這一類型。並非偶然，在走到史大林那方面去以前，前者寫過一本基督傳，後者寫過甘地傳。最後，那種保守而迂腐的社會主義，則以孜孜不倦的費邊社的韋布夫婦（Beatrice andSidneyWebb）[2]為最具權威的代表。 是甚麼東西把這三種人聯合起來的呢（儘管他們有那許多不同）？那就是在既成的事實面前叩頭，還有他們都偏愛安慰人心的泛論。起來反叛他們本國的資本主義，超出了這些作者的限度之外。所以他們比較願意支持一個已經退回到自己的河道去的外國革命。在十月革命以前，甚至在十月革命以後的許多年裡，這些人當中竟沒有一個人（甚至連他們的精神祖先也沒有一個人）考慮過社會主義將如何實現於世界上的問題。這使他們很容易承認現在蘇聯的情況就是社會主義了。這不僅使他們成為跟上時代的進步人士，甚至也使他們得到一些內心的安定。同時這又絕對不要他們承擔甚麼。這些靜觀冥想的、樂觀的、絕無破壞性的文獻，把一切的不愉快都看作是過去的事，對於讀者的神經很有鎮靜作用，因此就大有市場了。這樣，在不知不覺之中產生了一個國際的學派，可以叫作「文明的資產階級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或者簡單一點，叫做「激進派旅行家的社會主義」。 我們並不打算和這個學派所產生的著作爭論，因為他們並沒有提出值得爭論的嚴謹的理由。問題實際上剛剛開始，他們便以為已經完結了。本書的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正確評估現狀，以便更好地瞭解將來。對於過去的事，我們只就有助於瞭解將來的地方說一說。我們這本書是批判性的。誰要是崇拜既成事實，就不能準備將來。 蘇聯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已經經歷了好幾個階段，但是並沒有達到內部的平衡。假使你記得，社會主義的任務，是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以團結一致、和諧地滿足全體人的需要為基礎，那麼，今日的蘇聯，在這個基本意義上說，還沒有一點社會主義的氣味。固然，蘇聯的社會矛盾，與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大不相同。但矛盾仍然是十分緊張的。這表現為物質與文化上的不平等，政府的壓迫，各種政治派別，以及派別的鬥爭。警察的壓迫只能使政治鬥爭秘而不宣和扭曲外形，但決不能消滅它。受壓制的思想，對政府的政策的每一步都有影響，助長它或者阻礙它。在這種情形之下，分析蘇聯的發展，便一分鐘也不能忽略那些思想和口號：在這些思想和口號之下，一種受壓制但是非常熱烈的政治鬥爭正在全國進行著。在這裡，歷史是直接與活的政治交織著的。 那些穩健的「左派」庸人，喜歡告訴我們說：批評蘇聯是要極端慎重的，否則便會損害社會主義建設過程。至於我們，並不認為蘇聯國家是這樣不穩固的結構。蘇聯的敵人所知道蘇聯的情況，比蘇聯真正的友人（全世界工人）所知道的清楚許多。在那些帝國主義政府的總參謀部裡，關於蘇聯的情況，不論正面負面的，都有精確的記錄，並且不僅是根據公開的報告得來的。不幸，蘇聯的敵人能夠利用工人國家的弱點，但是他們決不能利用對那些壞傾向的批評，那些壞傾向正是他們自己認為有利的特色。大多數官方「友人」之所以敵視批評，實際上不是由於他們恐懼蘇聯太脆弱，而是由於恐懼他們自己對蘇聯的同情心太脆弱。我們對於這一類恐懼和警告，只好安然置之不理。決定問題的是事實，並不是幻想。我們要使人看到真面目，而不是看到假面具。 1936年8月4日 附誌：當這本書已經寫好並且送交出版者之後，莫斯科審判「恐怖主義」陰謀的案件才宣佈出來。因此這案件的審理，自然未能在本書裡面加以評估。不過，本書指出了這次「恐怖主義」案件的歷史邏輯，並且預先暴露了它的神秘性是有意製造出來的，所以這些內容更加有意義了。 1936年9月 第一章 已經成就了甚麼 一工業增長的主要指數 因為俄國資產階級微弱無力，使落後的俄國的民主任務，如消滅君主專制和半封建的農奴制度等，只得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來完成。可是無產階級既然領導着農民群眾取得了政權，便不能完成了這些民主任務之後就停止前進。資產階級革命直接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初幾個階段結合起來。這並非偶然。最近幾十年的歷史，已表現得非常明白：在資本主義衰落的情況下，落後的國家是不能達到資本主義那些老的中心國家所已經達到的發展水平的。那些高度發展的文明國家自己已經走到死路，便阻擋其他國家文明化的道路。俄國之所以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並不是因為它的經濟首先成熟到能夠實行社會主義的轉變，而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它再不能向前發展了。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已經成為使俄國擺脫野蠻狀態的必要條件了。這就是適用於落後國家的「綜合發展律」。過去的沙皇帝國，身為列寧所說的「資本主義鏈條最弱的一環」，雖然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但甚至到現在，在革命後的第十九年，當前的任務仍然是「趕上並超過」（首先自然是趕上）歐美國家。這就是說，她還必須去解決先進國家的資主義早已解決了的那些技術和生產率的問題。 難道能夠不是這樣嗎？推翻了舊的統治階級，並非就達成了從野蠻上昇到文明的任務，只不過把這任務徹底顯示出來而已。同時，革命把生產資料集中於國家手中，才能夠運用新的和有效得多的產業方法。只因為有了計劃性的指導，才能在那麼短的期間就把帝國主義戰爭和國內戰爭所破壞的恢復起來，並且創建巨大的新企業，開始生產新的品種，和設立新的工業部門。 國際革命發展非常遲緩（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曾指望迅速得到國際革命的援助），給蘇聯造成了巨大的困難，但是也顯示了蘇聯的內在力量和資源。不過，要正確估量蘇聯的成就（其宏偉成果以及不足之處），只有使用國際的尺度來衡量才行。本書要從歷史和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明蘇聯的進程，並不是大量統計資料的堆積。可是，為了以後討論的便利起見，還是必須拿某一些重要的數字來做出發點。 蘇聯巨大規模的工業化，由幾乎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停滯和衰落襯托起來，無可爭辯地表現在下列的總指數上面。德國的工業生產，只因為狂熱的戰爭準備，現在才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英國的生產，由於堅持保護主義，最近六年才提高了3%或4%。美國的工業生產，減低了約25%；而法國減低了30%以上。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佔第一位的是日本，它瘋狂地擴充軍備並搶掠鄰國。它的生產差不多提高了40%！但是連這個例外的指數，在蘇聯的發展動力面前，也黯然失色。蘇聯的工業生產在這同一時期增加到大約三倍半，即增加250%。重工業產量在最近十年中（1925至1935）增加到十倍以上。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1928至1929），基本建設的投資共達54億盧布；1936年的指標則為320億盧布。 如果認為盧布不穩定，不能拿來作為衡量的單位，那麼我們就丟開貨幣的估計，另找一種絕無問題的單位。1913年12月，頓河流域產煤量為2,275,000噸；1935年12月則為7,125,000噸。最近三年來，鐵的生產增加到兩倍。鋼和軋鋼的產量增加到將近兩倍半。石油、煤和鐵的產量，與戰前相比，增加到三倍至三倍半。1920年，當第一個電氣化的計劃制定時，全國只有十個地區電力站，電力總產量253,000瓩。到1935年，已經有95個電力站，總產量4,345,000瓩。1925年，蘇聯的發電量，在世界上佔第十一位；到1935年，則僅次於德國和美國。煤的產量，蘇聯從第十位升到第四位。鋼的產量，從第六位升到第三位。拖拉機的產量，現已升到世界第一位。糖的產量也是第一。 工業的巨大成就，農業的大有希望的開端，舊工業城市的急劇發展和新工業城市的興建，工人人數的迅速增加，文化水平和文化需求的提高——所有這些都是十月革命的無可懷疑的成果，但舊世界的預言家們曾把這次革命當作是人類文明的墳墓。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可爭辯的。社會主義已經證明有權取得勝利，不是在資本論的書頁上，而是在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工業舞台上；不是用辯證法的語言，而是用鋼、水泥和電力的語言。即使蘇聯由於內部的困難、外部的打擊和領導者的錯誤而崩潰（我們堅定希望不致發生這種事情），這個不可毀滅的事實，就是，只由於無產階級的革命，就使一個落後的國家在不到十年之內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仍然還是未來的象徵。 這事實也結束了我們同工人運動中的改良主義者的爭辯。難道我們能把他們那種老鼠般的忙亂拿來同革命所喚起的俄國人民在新生活中所完成的偉大工作稍微比較一下嗎？如果在1918年，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拿工人交給他們的政權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去挽救資本主義，那麼，根據俄國的經驗很容易看到，一個包括中歐、東歐、以及相當大的一部份亞洲的社會主義聯盟今天會具有怎樣的不可征服的經濟力量。世界各國人民要用新的戰爭和革命來償付改良主義的歷史罪行。 二這些成就的比較的評價 蘇聯產業的動力係數，是前所未有的。可是這些還遠遠沒有達到決定性的程度。蘇聯正在從低得可怕的水平提高起來，資本主義國家則是從很高的水平滑落下去。決定目前力量對比的，不是增長率，而是兩個陣營表現在物質積累、技術、文化、尤其是勞動生產率上面的整個力量的對比。當我們從這種統計觀點來考察這問題的時候，情況馬上就不同了，變成對蘇聯極端不利了。 列寧所提出的「誰戰勝誰？」的問題，是以蘇聯和世界革命無產階級為一方，國際資本和蘇聯內部的敵對勢力為另一方，這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的問題。蘇聯經濟上的成就，使它能鞏固自己、向前進步、武裝自己，必要時還能夠退守和等待，簡單一句話，就是能堅持下去。但是「誰戰勝誰」不僅作為軍事的問題，更加是作為經濟的問題，主要是在全世界的規模上對蘇聯提出來的。軍事干涉是一種危險。資本主義軍隊的輜重車中的廉價商品的干涉，將是更大得多的危險。無產階級在一個西方國家取得勝利，當然立刻就根本改變力量的對比。可是只要蘇聯還是孤立著，或者更壞些，只要歐洲無產階級還是受挫折而繼續退卻，那麼，蘇聯結構的強度，最後就只有用勞動生產率來衡量了。而勞動生產率，在市場經濟之下，表現在生產成本和價格上。國內價格和國際市場價格之間的差距，就是衡量這種力量對比的主要方法之一。可是蘇聯的統計學家，連接近這個問題都被禁止。原因是：資本主義雖然處於停滯和腐朽的情況，可是在技術、組織和勞動技能上，仍然遙遙領先。 蘇聯農業傳統的落後情況，是大家都知道的。沒有一個農業部門取得的進步能夠拿來和工業的進步稍微相比。例如，1935年底，莫洛托夫抱怨道：「我們的糖蘿蔔收穫量，比資本主義國家仍然落後很遠。1934年，我們每公頃收獲82擔（百磅）；1935年烏克蘭特大豐收，每公頃131擔。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國，他們大約收穫250擔，在法國每公頃超過三百擔。」莫洛托夫的抱怨可以擴大到農業的每個部門：穀物和紡織原料，特別是畜牧業。農作物 適當的輪種、選種、施肥、拖拉機、聯合收割機、良種畜牧場——所有這些都準備著在社會化的農業上進行一場真正巨大的革命。但正是在這最保守的領域，革命是需要時間的。在這段時間，雖然已經集體化了，問題仍然是如何去接近西方資本主義的比較高級的模範，儘管它們受到小農莊制度所妨害。 工業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鬥爭，是在兩條路上進行的，就是採用先進技術和更好地使用勞動力。能夠在短短幾年內建立起許多最現代化的大工廠，一方面是因為在西方有資本主義的高級技術，另一方面則因為國內實行計劃經濟制度。在這方面，外國的成就正被吸收進來。蘇聯的工業是以急速的步調發展起來的，紅軍的裝備也是一樣。這個事實，含有巨大的潛在利益。蘇聯工業不用像英國和法國那樣，被迫帶著陳舊的設備慢慢發展。軍隊也並沒有被迫使用老式的裝備。可是這種急遽的發展也有它的不利之處。工業的不同部門不能相互協調；人落在技術之後；領導不勝任。這一切表現為生產成本極高和產品的品質低劣。 石油工業的首長寫道：「我們的工廠有同美國一樣的設備。可是鑽井工作的組織很落後；工人不夠熟練。」許許多多的故障，他都認為是「粗心、不熟練和欠缺技術監督」的結果。莫洛托夫抱怨說：「我們在建築工業的組織工作極度落後……絕大部份還是用老一套方法，使用工具和機械的態度非常之壞。」這一類坦白的話，在蘇聯的報刊上到處可以看到。新的技術遠遠未能產生在其資本主義祖國裡那樣的效果。 重工業的大規模成就，是一個巨大的勝利。只有在這基礎上，建設才是可能的。可是衡量現代工業的標準，是精密機械的生產，而這既需要技術文化，也需要一般的文化。在這個領域蘇聯仍落後很多。 毫無疑問，最重要的成就，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品質上，都是在軍事工業方面取得的。陸軍和海軍是最有勢力的服務對象，也是最挑剔的顧客。可是國防部領導人（包括伏羅希洛夫）的許多公開演說不斷抱怨：「你們給我們紅軍製造的產品，我們並不完全滿意它們的品質。」不難感覺到，這些謹慎的話裡面隱藏著憂慮。 重工業的首長在一次正式的報告中說：機器製造業的產品「必須是品質優良的，不幸並不是。」他還說：「我們的機器是很貴的。」如平常一樣，這個報告者沒有拿世界生產來相比，說出準確的比較數據。 拖拉機是蘇聯工業的驕傲。但是拖拉機的有效使用率是很低的。在上一個工業年度裡，有81%的拖拉機需要大修。而且，修理過的拖拉機，有很大一部分，正在耕種最忙的時節，又壞了。根據某些計算，只有當每公頃的穀物收穫達到20~22擔（百磅）之時，機器拖拉機站才收支相抵。現在的平均收穫量連這一半還不到，所以國家必須支付幾十億來填補虧空。 汽車運輸方面的情況更壞。在美國，一輛貨車每年要走六萬到八萬甚至是十萬公里；在蘇聯只能走二萬公里，只達美國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每一百輛汽車當中，只有55輛能用；其餘的不是在修理中，便是在等待修理。修理的費用等於新車出廠價格的兩倍。難怪國家會計部門說：「汽車運輸只不過是生產成本的一個沉重負擔。」 鐵路運載能力的增加，據人民委員會主席說，是與「無數的失事和故障」相伴而來的。基本原因還是一樣：從過去承繼下來的勞動技能太低。保持扳道機於良好狀態的奮鬥，在相當程度上成為英勇事蹟，得獎的扳道女工在克里姆林宮向那些最高當權者作報告。水上運輸近年雖然有些進步，可是遠落在鐵路運輸之後。報紙上週期性地出現一些通信，提到「水上運輸非常糟糕」「船隻的修理差到極點」，等等。 輕工業的情況甚至比重工業還不如。蘇聯工業有一條獨特的規律，可以這麼說：商品，愈是接近大眾消費者的，通常愈壞。在紡織工業中，據《真理報》說，「次貨所佔的比例大得可恥，品種貧乏，低級貨佔主要地位。」報刊上週期性地出現對一般消費品的品質低劣表示不滿的話：「笨拙的鐵器」；「難看的家具，隨便拼湊起來的，馬虎了事」；「找不到像樣的扣子」；「社會食品供應的工作絕對不能令人滿意」。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只用數量的指數來說明工業的發展，而不考慮品質，差不多就像描述一個人的體格時只說他的身高，而不管他的胸圍一樣。不僅如此，為了正確判斷蘇聯工業的動態，不但必須根據品質來作相應的調整，還要時刻記得一個事實，就是：在某些部門迅速發展的同時，其他部門落在後面。為了建立巨大的汽車工廠，以公路稀少和保養很差為代價。「我們的公路損壞得非常厲害。在我們最重要的公路上，從莫斯科到雅洛斯拉夫，汽車一小時只能走十公里。」（消息報）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主席說，國家還停留在「原始的沒有道路的傳統狀態」。 城市經濟也處於類似的情況。新的工業城市在很短的期間興起；同時好幾十個老城市卻衰落下去。大都市和工業中心正在成長並且整修市容；豪華的戲院和俱樂部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來；可是住宅的缺乏令人無法忍受。住房通常還是沒人關心。「我們的房屋蓋得很糟，並且很貴。我們的房屋住壞了，沒有修理。我們很少修理，而且修理得很糟。」（消息報） 整個蘇聯經濟包含著這種不平衡。在某種限度以內，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過去和現在都必須從一些最重要的部門開始發展。然而某些部門的落後，大大減少了其他部門的有效運作。理想的計劃管理所保證的，不是各自部門的最高速發展，而是整體經濟的最佳成果。站在這個立場上，初期的統計增長率會低一點，但是整個經濟，特別是消費者，卻會得到好處。最後看來，總的產業動力也會得到好處。 在官方的統計中，汽車的生產和修理都加到工業生產的總數裡面。從經濟的效能上看來，應該相減，而不是相加。這點見解也適用於其他許多工業部門。由於這個緣故，所有用盧布計算的總數，都只有相對的價值。一個盧布究竟是甚麼，是不確定的。它後面隱藏了甚麼，也是不確定的：可能是機械的製造，也可能是機械的過早損壞。如用「穩定的」盧布來計算，大工業的總生產，與戰前的水平比較，已經增加到六倍；而用噸數計算，石油、煤和鐵的實際生產只增加到三倍至三倍半。這種指數上的分歧，根本的原因是蘇聯工業建立了一系列沙皇時代所沒有的新部門。不過還有一個次要的原因，就是故意的竄改統計數字。大家知道，每個官僚集團，都有天生的需要去把事實加以修飾。 三平均每人的生產量 蘇聯的平均每人勞動生產率還是很低的。在最好的鑄造廠裡，據廠長說，平均每個工人的鋼鐵產量等於美國鑄造業的平均每人產量的三分之一。拿這兩國的平均數字來比較，大概只得到一與五之比，或者還要糟些。在這種情況下，說什麼鼓風爐在蘇聯比在資本主義國家使用得「更好」，是毫無意義的。技術的作用在於節省人力，此外無他。在木材和建築業中，情況甚至比五金業還要差。美國每個採石工人平均每年開採五千噸，蘇聯只有五百噸，只及美國十分之一。這樣顯著的差異，不只是因為缺乏熟練工人，更重要的是因為工作組織得不完善。官僚盡其全力推動工人，還是不能適當地使用勞動力。農業中的情況自然比工業中更差。勞動生產率低，國民收入就跟著低，結果給人民大眾一個很低的生活水平。 官僚們說，蘇聯的工業生產量在1936年要佔歐洲第一位——-就其本身來說，這進步是巨大的！——--他們這樣說的時候，不僅沒有考慮到貨物的品質和生產成本，而且也沒有考慮到人口的多少。一個國家總的發展水平，特別是群眾的生活水平，只有用消費者的數目去除產品的數量才能夠決定（至少得出粗略的數字）。我們就來做這個簡單的算術。 鐵路運輸對於經濟、文化和軍事目的的重要性，是用不著證明的。蘇聯有83,000公里鐵路，德國有58,000公里，法國63,000，美國417,000。這表示每一萬人口，在德國有8.9公里鐵路，在法國有15.2，在美國33.1，而在蘇聯則為5.0公里。所以按照鐵路的指數看來，蘇聯在文明世界中仍然處於最低地位之一。商船的數目，最近五年已經增加到三倍，現在差不多與丹麥和西班牙同等。此外我們必須提到：鋪了路面的公路的數字是極低的。在蘇聯，每一千居民生產汽車0.6輛。而英國大約為8輛（1934年），法國4.5，美國23輛（1928年則為36.5輛）。同時，在馬的相對數字上（大約十或十一個公民有一匹馬），蘇聯（儘管它的鐵路、水道和汽車運輸都極端落後）也沒有超過法國和美國，而馬的品種也遠落在法美之後。 在得到顯著成就的重工業方面，其相對指數也還不算好。1935年蘇聯的煤產量，每人大約0.7噸；英國差不多5噸；美國差不多3噸（1913年是5.4噸）；德國大約2噸。至於鋼，在蘇聯每人大約67公斤，美國約250公斤，等等。生鐵和軋鐵方面，比例也大致相同。1935年蘇聯所生產的電力，每人153瓩時，英國（1934年）443，法國363，德國472。 在輕工業方面，人均指數一般更低。1935年毛織品每人還不到半米，還不到美國或英國的1/8至1/10。呢絨在蘇聯只有特權的公民才能享受得到。至於群眾，棉質的印花布每人有十六公尺，還要用來做冬天的衣服。蘇聯鞋的生產，現在達到大約每人半雙，德國是一雙多一點，法國一雙半，美國大約三雙。這還是不計品質好壞的情況，若連品質也比較起來，蘇聯就更低了。我們可以認為，在資產階級各國，有幾雙鞋的人所佔的百分比，當然比蘇聯高許多。但不幸的是，蘇聯赤腳人民的百分比仍然還是佔第一位。 在食品生產方面，大體上也是差不多一樣的比例，有一部份更差些。儘管俄國近年無疑是有了進步，下層民眾仍然完全吃不到果醬、香腸、乾酪，更不用說糕點和糖果了。甚至乳類產品的情況也不好。在法國和美國，大約每五個人有一頭母牛，德國為每六個人，蘇聯則為八個人。至於產奶量，兩頭蘇聯母牛才能抵一頭外國母牛。只有穀類的生產，特別是黑麥，還有馬鈴薯，按照人口計算，蘇聯才超過了歐洲大多數國家和美國。但是，人民主要吃黑麵包和馬鈴薯，正是貧窮的傳統象徵。 紙的消費量，是文化的主要指標之一。1935年蘇聯所生產的紙，不到每人4公斤，美國超過34公斤（1928年為48公斤），德國47公斤。美國每個居民每年消費12枝鉛筆，而蘇聯只消費4枝，而這4枝的品質又很壞，實際的用處不超過一枝好鉛筆，或者頂多兩枝。報紙常常抱怨，由於缺乏教科書、紙和鉛筆，常使學校的工作停頓。怪不得原定在十月革命十週年實現的掃除文盲的任務，現在還遠遠沒有完成。 從更一般的情況來看，也可以同樣把問題說明。蘇聯平均每人的國民收入，要比西方少得多。由於固定資產的投資大約佔了25%至30%（比任何其他國家都高得多），人民大眾所消費的總額，就不能不比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低得多。 不錯，蘇聯沒有有產階級，這種階級的奢侈生活就靠人民大眾的消費不足來維持。然而，這種補救的意義並不像初看那樣重大。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罪惡，並不在於有產階級的奢侈（儘管奢侈本身是多麼可惡），而是在於資產階級為了保障自己奢侈的權利而維持它對生產資料的私有權，這樣就使經濟制度陷於無政府和衰朽狀態。在奢侈品的消費上，資產階級自然有壟斷權。但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勞苦群眾構成消費者的絕大多數。而且，以後我們要看到，雖然蘇聯沒有原來意義的有產階級，但是它還是有特權很大的指揮者階層，他們在消費領域佔有最大最好的部份。因此，如果生活必需品的平均每人產量在蘇聯低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那的確表示蘇聯大眾的生活水平還是比資本主義水平低。 造成這種情況的歷史責任，當然在於俄國黑暗而沉重的過去，在於它的悲慘和貧窮的遺產。除了推翻資本主義，沒有進步的出路。這一點，只要你看一看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和波蘭，就會相信了。這些國家從前是沙皇帝國最進步的地方，而現在幾乎是在泥沼中不能自抜了。蘇維埃制度的不朽貢獻，就在於它同俄國千年的落後狀態進行了劇烈而成功的鬥爭。可是，正確地估計已經取得的成就，是繼續進步的首要條件。 蘇維埃制度正在經歷著一個預備的階段，輸入、借用和吸收西方的技術和文化的成果。生產和消費各方面的比較係數證明，這個預備階段距離完結還很遠。即使那不大可能的資本主義整體停滯的狀態還繼續下去，這個預備階段也還要佔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這是我們繼續研究所必需的第一個極端重要的結論。 第二章 經濟的增長與領導的左右搖擺 一「軍事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與富農路線 蘇聯經濟發展的路線，並不是一條連續而均勻上升的曲線。在新制度的最初十八年中，以幾次劇烈的危機作為標誌，可以清楚地分為幾個階段。聯繫著政府的政策略述一下蘇聯的經濟史，對於診斷現狀和預測將來都是絕對必需的。 革命後最初三年，是一個公開而殘酷的內戰時期。經濟生活完全服從前線的需要。文化生活躲在角落裡，其特徵是：在物質資料極度缺乏的情況下，創造性的思想大膽發揮，首先是列寧個人的思想。這就是所謂「軍事共產主義」時期（1918至1921年），它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社會主義」英勇地並行著。在那幾年裡，蘇維埃政府的經濟問題主要歸結為支持軍事工業，用從過去遺留下來的貧乏的資源來達到軍事目的和維持城市人口活下去。軍事共產主義本質上就是在被圍困的堡壘之內有系統地嚴格管制消費。 必須承認，軍事共產主義原先的設想，是要追求更廣大的目的。蘇維埃政府希望並力圖把這種管制的方法直接發展成為一種分配和生產上的計劃經濟制度。換句話說，它希望不用破壞「軍事共產主義」就逐步達到真正的共產主義。1919年3月布爾什維克黨所通過的綱領說：「在分配方面，蘇維埃政府的當前任務，是堅定地在全國範圍繼續用有計劃、有組織的產品分配代替貿易。」 可是，實際情況越來越和「軍事共產主義」的綱領衝突。生產不斷下降，這不僅因為戰爭的破壞，而且還因為對於生產者個人利益的刺激消失了。城市向鄉村要求糧食和原料，可是拿不出東西來交換，只給他們一種花花綠綠的紙，根據很久以前的記憶，這種紙就叫作錢。於是農民把糧食埋藏起來。政府派武裝工人隊伍去搜糧。農民減少播種。內戰剛剛結束後，1921年的工業生產最多只及戰前水平五分之一。鋼的產量從420萬噸跌到18萬3千噸，只及從前1/23。糧食收穫的總額，從8億零100萬英擔（1英擔為100磅——校者）跌至1922年的5億零3百萬英擔。這一年是可怕的饑餓年。同時對外貿易從29億盧布跌至3千萬盧布。生產力破壞的程度，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整個國和政府都走到了深淵的邊緣。 軍事共產主義時期烏托邦式的希望，後來受到了無情的批評，這種批評在許多方面都是正確的。然而，如果不考慮到，那時的一切估計都是以希望西方革命很快成功為基礎的，那麼，執政黨的理論錯誤就仍然無法理解。當時大家都認為，德國無產階級一旦勝利，不但當然會提供蘇俄各種機器和製成品，讓蘇俄以後再用糧食和原料來償付，而且還會提供許多萬的熟練工人、工程師和組織者。毫無疑問，如果無產階級革命在德國勝利了（這完全是被社會民主黨阻止了），德國和蘇聯經濟的發展，會以那麼巨大的步伐前進，足以使歐洲和世界的命運比今天好得無可比擬。可是，可以肯定地說，即使在那樣幸運的情形之下，還是必須取消由國家直接分配產品的辦法，而採取商業的方法。 列寧這樣解釋恢復市場的必要性：因為國內有千百萬孤立的農民經濟，他們除了經過貿易，還不習慣和外界發生經濟關係。貿易流通會在農民和國營工業之間建立起「聯繫」——-這是當時提出的名稱。這「聯繫」的理論公式很簡單：工業要供給農村以必需的貨品，其價格要使國家無須強制收購農民勞動的產品。 改善與農村地區的經濟關係，無疑是新經濟政策最重要而迫切的任務。然而，一個短時期的試驗就證明了：工業本身，儘管已經具有社會化的性質，也還需要資本主義所造成的金錢支付的方法。計劃經濟不能單靠知識資料。供給與需求的作用，在一段長時期以內仍然是必要的物質基礎和不可缺少的矯正者。 由新經濟政策合法化的市場，在有組織的貨幣幫助下開始發生作用。早在1923年，工業受到來自農村地區的刺激便開始復活起來，並且即刻就發展得很快。1922年和1923年，生產都增加了一倍，到了1926年已經達到戰前的水平，即比起1921年，已增長到五倍多了。在同一時期，農產品收穫量也不斷增加，雖然速度不那麼快。 從1923這個關鍵性的年度開始，執政黨內早已存在的關於工業和農業相互關係的不同意見開始尖銳化起來。在一個儲備完全耗盡了的國家，若不從農民那裡借來穀物和原料，工業便無法發展。但對農產品若「強制徵借」得太重，那就破壞了勞動的刺激。農民並不相信未來的繁榮，如果城市派出徵糧隊，便會以停止播種來答覆。反之，若徵集得太少，工業又有停工的危險。農民得不到工業產品，就會自己製造來滿足需要，把以前的家庭手工業恢復起來。黨內的意見分歧開始發生在這個問題上，即究竟要從農村取得多少東西給工業，才能夠使工業和農業之間動態平衡的時期趕快到來。爭論立刻又牽涉到農村本身的社會結構問題。 1923年春天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左派反對派」（那時還沒有這個名稱）的一個代表用一幅不祥的圖表來說明工業與農業產品之間的價格差距的擴大。這種現象那時第一次叫作「剪刀差」，這個名詞後來幾乎變成國際通用的。那演說者說：假使工業再停滯下去，使剪刀更加張開，那麼城市與鄉村的破裂就不可避免。 農民對於布爾什維克黨所完成的民主與土地的革命，和黨為了奠定社會主義的基礎而採取的政策，是分辨得清清楚楚的。沒收地主和國家的土地，使農民每年得到超過5億金盧布的好處。可是在國家產品的價格上，農民損失的數目更大。要是這兩種革命，即被十月革命緊緊綁在一起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合計的結果，是使農民損失許多億盧布，那麼工農兩階級的聯盟便依然是個疑問。 從過去承受下來的農民經濟之分散性，被十月革命的結果加重了。在革命後的十年當中，獨立農家的數目從一千六百萬增加到了二千五百萬，這自然加強了大多數農民經濟純粹供自己消費的性質。這也是農產品缺乏的原因之一。 小商品經濟不可避免要產生剝削者。隨著農村的日漸恢復，農民群眾的分化也開始增長。這種發展陷入早已走過的老路。富農的增長遠超過農業總的生長。在「面向農村」的口號下，政府的政策實際上就是轉過臉去向著富農。農業稅落在貧農身上的，遠較富農身上為重，況且富農又取得國家貸款的大部份。餘糧大部份在農村上層份子手中，他們用來奴役貧農和進行投機，賣給城市資產階級份子。那時當權派的理論家布哈林，向農民提出他那有名的口號「發財吧！」在理論上說，這口號的意思是要使富農逐漸長入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犧牲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讓少數人致富。 政府被自己的政策所束縛，不得不在農村小資產階級的要求面前一步步退讓。1925年承認了農業中僱傭勞動和租借土地為合法。農民日益兩極分化，一方面是小資本家，另一方是雇工。同時，因為缺少工業商品，國家被擠出了農村市場。在富農和小家庭手工業者之間，出現了中間商人，好像從地下鑽出來的。國營企業為了找原料，越來越不得不去和私商打交道。資本主義的漲潮到處都可以看到。有思想的人們看得很清楚，財產形式上的革命，並沒有解決社會主義的問題，不過是把它提出來而已。 1925年，正當富農路線全力施行的時候，斯大林開始準備取消土地國有。他示意一個蘇聯記者發問道：「把每個農人耕種的那塊土地，讓渡給他十年，豈不符合農業的利益嗎？」斯大林答道：「符合，甚至讓渡四十年也可以。」格魯吉亞的農業人民委員，在斯大林本人的倡導之下，曾起草一份解除土地國有的法案。目的是讓農民對自己的將來有信心。當這種政策正在施行之時，1926年的春天，差不多60%預定出賣的糧食，是在6%的農民有產者手中！國家不僅缺乏出口的糧食，連國內需要的也不夠。因為出口少得太厲害，不得不放棄入口製成品，還要儘量減少機器和原料的入口。 這種依靠富農的政策，推遲了工業化並且打擊了一般農民群眾，在1924到1926的兩年內清楚顯示了它的政治結果。它使城市和農村的小資產階級大大提高了自覺性，許多下層蘇維埃被他們奪去，官僚的權力和自信提高，工人所受的壓力日益加重，還有黨和蘇維埃的民主完全禁絕。富農的生長驚駭了當權派當中的兩個著名人物，季諾維也失和卡米涅夫，意味深長的是，那時他倆是列寧格勒和莫斯科這兩個主要的無產階級中心城市的蘇維埃主席。但是各省，尤其是官僚份子，都堅決擁護斯大林。結果富農路線勝利了。1926年，季諾維也夫和卡米涅夫帶著他們的追隨者加入了1923年的反對派（「托洛茨基派」）。 當然，「原則上」統治集團就在那時也並沒有放棄農業集體化。他們只是在他們所看到的前景中把它推遲幾十年。日後的農業人民委員會雅可夫列夫於1927年寫道：雖然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只有經過集體化才能完成，但是「這顯然不是一年、二年或三年就可做到的，也許十年以內也做不到。」他還說：「集體農莊和公社…….現在以至今後很久，無疑地只是農民個體經濟的大海裡的一些小島而已。」實際上那時只有0﹒8%的農戶加入了集體農莊。 黨內關於所謂「總路線」的鬥爭，1923年就已經公開出來，到1926年變得格外緊張激烈。左派反對派在其涉及工業和經濟的一切問題的長篇綱領上寫道：「黨應該抵制並粉碎一切要取消或損害土地國有的傾向，因為土地國有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之一。」在這個問題上，反對派得到了勝利；直接反對國有化的企圖是放棄了。但是，這個問題所牽涉到的自然不僅僅是土地的財產形式。 「為了對抗農村個體經濟的增長，我們必須加速集體農莊的增長。必須有系統地年年撥出相當大的款項來幫助組織在集體農莊裡的貧農。合作社的全部工作都應該具有轉變小生產為集體化大生產的目的。」可是這個廣泛的集體化綱領，被頑固地認為在未來幾年以內是無法實現的空想。在籌備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期間（這次大會的任務是開除左派反對派），日後的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一再說道：「我們決不要跌進（！）貧農對廣大農民群眾集體化的幻想中去。在目前環境下，這已不可能。」根據日曆，當時是1927年底。那時統治集團同自己未來的農民政策還隔得這麼遙遠！ 也是在這幾年（1923到1928），統治聯盟，即斯大林、莫洛托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與卡米涅夫1926年初轉入了反對派）進行著鬥爭反對「超工業化」及計劃領導的鼓吹者。未來的歷史家會吃驚不小地重新証實，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對於大膽的經濟倡議竟充滿那樣惡意的不信。在外力推動下，工業化的進度憑經驗加速起來，無情地打碎一切計算，同時使間接費用增加到驚人的程度。1923年，反對派要求施行五年計劃時候，遇到小資產階級精神的嘲笑，生怕「跳入未知的境界」。直到1927年4月，斯大林還在一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說，試圖建立第聶伯水電站，對我們來說，就像農民不買牛而去買留聲機一樣。這個高明的警句概括了整個綱領。值得指出，在那幾年裡，全世界資產階級的報刊，以及追隨他們的社會民主黨的報刊，都以同情的口氣重複官方的說法：「左派反對派」的主張是工業的浪漫主義。 在黨內討論的鬧聲中，農民用日益頑強的怠工來答覆工業品的缺乏。他們不把糧食拿到市場上去，也不增加播種面積。右派（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在那時期是決定調子的，他們要求提高糧食價格，給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傾向更廣大的活動地盤，甚至不惜降低工業發展的速度。在這種政策下，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進口外國的製造品，用來交換出口的農產原料。但是這樣做就不是在農民經濟和社會主義工業之間建立一種「聯繫」，而是在富農和世界資本主義之間建立「聯繫」了。為了這個來幹十月革命，實在不值得。 反對派的代表在1926年黨的代表會議上答覆說：「加速工業化，特別是用對富農增稅的辦法，就會產生大量的貨物和較低的市價，而這對於工人和大多數農民都有利……面向農村並不不意味著背向工業，而是意味著工業要向著農村。因為國家的『面』，假使不包含工業在內，對於農村就沒有用處。」 答辯中斯大林大發雷霆，反對反對派的「異想天開的計劃」。他說：工業不可以「猛衝向前，脫離農業而且不顧我們國家積累的速度。」黨的決議是繼續重複這些被動地適應富裕的上層農民的格言。1927年12月，為了最後粉碎「超工業化者」而召開的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要求警惕「把國家資金過份投入大建設的危險」。當權派那時還不肯去看任何其它的危險。 在1927至1928這一經濟年度，工業主要靠革命前的機器而農業靠舊工具的所謂恢復時期宣告結束。要想繼續前進，必須大規模進行獨立的工業建設。不可能再沒有計劃而摸索著實行領導了。 關於社會主義工業化假想上的可能性，早在1923至1925年間反對派就分析過了。他們總的結論是：在耗盡了從資產階級繼承下來的設備以後，蘇聯的工業，在社會主義積累的基礎上，可以達到一種在資本主義之下完全不可能的增長速度。我們那謹慎估計出來的係數，大約在15%至18%之間，被當權派的領袖們公開嘲笑，認為是對不可知的未來的幻想音樂。這構成當時反「托洛茨基主義」鬥爭的本質。 終於在1927年起草完畢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官方草案，充滿了小家子氣。工業生產的增長率，計劃從每年9%遞減到4%。每人的消費，在整個五年當中只增加12%！這個最初的計劃裡面包藏著多麼令人難以相信的膽小思想，清楚表現在這個事實上，就是：到了最後第五年，國家的預算才佔國民收入的16%，而沙俄時代的預算，它並無意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還佔18%！還有一點也許值得一提，就是，起草這個計劃的工程師和經濟學家，幾年以後都遭到法律嚴厲的審判和處罰，罪名是在外國指使下故意破壞。那些被告如果有勇氣的話，本來可以回答說：他們的計劃工作完全符合當時政治局的「總路線」，並且是在它的命令下進行的。 派別的鬥爭，現在翻譯成數字的語言了。反對派的綱領說：「在十月革命十週年的時候，提出那樣一個小氣而悲觀的計劃，實際上是在反對社會主義。」一年以後，政治局採納了一個新的五年計劃，規定每年平均增加生產至9%。但是實際發展的情況卻顯示一種頑強的趨勢，就是接近「超級工業化者」所估計的係數。又一年以後，政府的政策已經根本轉變了，國家計劃委員會第三次起草五年計劃，它的增長率，大大超乎人們意料地接近1925年反對派所作的預測。 由此看來，蘇聯經濟政策的真實歷史，是與官方的傳說大不相同的。不幸，韋伯夫婦一類的虔誠的研究者，對於這一點絲毫也不注意。 二大轉變：「五年計劃四年完成」與「全部集體化」 在個體農民經濟面前猶豫不決，對巨大的計劃沒有信心，維護最低的速度，忽視國際問題——-所有這些合攏起來形成了「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本質，這理論是1924年秋天，在德國無產階級失敗之後，第一次被斯大林提出來的。不要急於工業化，不要與農民爭吵，不要指望世界革命，最重要的是保護黨官僚的威權不受批評！農民的分化被斥為反對派的捏造。上面曾說過的雅可夫列夫不理會中央統計局，因為它的統計所表明富農的地位高於當局所滿意的，同時領導人鎮靜地說，商品的缺乏正在過去，「經濟發展即將以平和的速度進行」，糧食的徵集將來也會更「平穩」，等等。勢力加強了的富農拉著中農一起，對城市實行起糧食封鎖了。1928年1月，工人階級正面看見了走近前來的饑荒的身影。歷史知道怎樣開惡意的玩笑。就在這個月裡，當富農正扼住革命的喉嚨時，左派反對派的代表被投入監獄，或者放逐到西伯利亞各地去，因為他們在富農這鬼怪面前「驚惶失措」。 政府企圖把事情說成這樣：糧食封鎖是富農（他們是從哪裡來的呢？）對於社會主義國家明目張膽的敵意所造成的——-那就是說，出於普通的政治動機。但是富農很少傾向於那種「唯心主義」。假使他們藏起糧食，那是因為買賣對於他們無利可圖。因為同樣的理由，他們才能夠使很大部份的農民受他們的影響。簡單地鎮壓富農的破壞行動，顯然是不夠的。必須改變政策。然而，甚至到那時，還在動搖中花掉不少時間。 李可夫，那時還是政府的首腦，在1928年7月宣佈：「發展個體農莊是……黨的主要任務。」而斯大林附和著說：「有些人以為個體農莊已經沒有用了，因此我們不應支持它……這些人與我們黨的路線毫無共同點。」不到一年之後，黨的路線與這些話毫無共同點了。「全部集體化」的曙光出現在地平線上了。 新的方針正如從前的一樣，是憑經驗得來的，並且是經過政府聯盟內部暗鬥而決定的。「右派和中派是由於共同敵視反對派而聯合起來的，清除了反對派以後，這兩派之間的鬥爭不可避免要加速到來。」——-一年以前左派的綱領上曾這樣警告。事實果然如此。那正在解體的聯盟的領袖們，自然決不承認左派這個預測像許多其它預測一樣已經實現。遲至1928年10月19日，斯大林還公開宣告說：「有人說，在我們中央政治局內，有右的偏向和對它調和的態度，現在是停止這種謠言的時候了。」那時，兩派都在試探黨機關的態度。被壓抑的黨，生活在隱秘的謠言和猜測中。可是不過幾個月後，官方的報刊就用它那從來不覺難為情的態度宣稱，政府的首腦李可夫「曾在蘇維埃政權的經濟的困難上投機」；共產國際的首腦布哈林是「資產階級自由派影響的傳導線」；全俄總工會的主席托姆斯基只是一個可鄙的工聯主義者。這三個人都是政治局的委員。儘管從前整個對左派反對派的鬥爭所使用的武器都是取自右派，現在布哈林卻能夠並不違背事實而責難斯大林，說他採用那定了罪的左派反對派一部份的政綱來對右派鬥爭。 不管怎樣，到底是改變了。「發財吧！」這口號和富農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雖然太遲，可是因此受到更堅決的譴責了。工業化提到上了日程。自滿的無為主義，現在被一種手忙腳亂的驚慌所代替。半忘記了的列寧的口號，「趕上並超過」，在後面加上了「儘可能在最短的時期內」。最低限度主義的五年計劃，雖然已被黨代表大會在原則上批准了，讓位給一個新的計劃，這個新計劃的基本元素完全是從打垮了的左派反對派的政綱上抄過來的。第聶伯水電站，昨天還被人們比作留聲機，今天成了人們注意的中心。 取得初步新的成就之後，人們又提出「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口號來。喜出望外的經驗主義者現在認為一切都是可能的了。正如歷史上所常見的一樣，機會主義變成它的反面：冒險主義。儘管從1923到1928年政治局樂意地接受了布哈林的「龜步」哲學，現在輕輕一跳，就把每年的增長率從20%提高到30%，企圖把每一個局部的和暫時的成就都變為一般的標準，而忽視了工業的各個部門之間相互制約的關係。計劃中財政的缺額用印製紙幣來填補。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紙幣流通額從17億盧布增加到55億，到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時，已經增加到84億盧布了。官僚不僅擺脫了群眾的政治監督（是群眾承受著這種強制工業化所造成的無法忍受的重擔），而且也擺脫了金盧布的自動監督作用。新經濟政策開始時已經奠定堅實基礎的貨幣制度，現在又從根動搖了。 主要的危險，不但是威脅到計劃的實現而且威脅到社會制度本身的，卻從農民方面出現。 1928年2月15日，全國人民吃驚地從《真理報》一篇社論上得知：農村的情況完全不是像當局一直所描寫的那樣，倒很像已被開除的左派反對派所說的。報刊昨天還否認富農的存在，今天，根據上面的信號，卻發現富農不僅在農村裡有，連黨內也有。事實表明，共產黨支部常常被富農份子佔據，這些富農擁有複雜的機器，雇用工人，對政府隱瞞幾百甚至幾千普特（1普特=16﹒3公斤——-校者）的糧食，還狠狠地譴責「托洛斯主義」的政策。報紙爭先恐後地登載聳人聽聞的消息，暴露富農怎樣利用地方書記的職位拒絕貧農和雇農入黨。一切老標準都倒轉過來；負的和正的換了位置。 為了養活城市，必須即刻從富農手中取得每日的糧食。這只有使用武力才能做到。沒收餘糧——-不僅是富農的，還包括中農的——-官方語言叫做「非常措施」。這說法應該表示，明天一切就要回到常軌。可是農民並不相信這種好聽的話，而他們不信是對的。用暴力奪取糧食，使富農失去增加播種的興趣。雇農和貧農於是找不到工作。農業又一次走進死胡同，國家也是一樣。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修改「總路線」。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雖然仍舊主張個體農業要佔主要地位，現在開始強調必須較快地發展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了。但是因為迫切需要糧食，不容許停止對農村的軍事征討，那促進個體農莊的綱領只得懸在空中。必須「跌進」集體化去了。暫時徵收糧食的「非常措施」，不料竟發展成一個「消滅富農階級」的綱領。互相矛盾的命令接連下來，比糧食的配給還要多，可見政府對於農民問題不僅沒有五年計劃，連五月計劃也沒有。 按照糧食恐慌所逼迫出來的新計劃，集體農莊在五年之末大約包括20%的農戶。這個計劃是多麼龐大，只要想到前此十年，集體化還不到1%，就十分明瞭了。然而，這計劃到五年過了一半的時候，卻遠遠落後了。1929年11月，斯大林放棄了他自己的動搖，宣佈個體農業已經終結。他說，「全鄉、全縣，甚至全省」的農民正在加入集體農莊。雅可夫列夫在兩年前還堅持集體農莊在以後許多年仍只是「農戶大海中的一些小島」，現在卻奉命以農業人民委員的身份去「消滅富農階級」，而且在「盡可能最早的日期」完成全部集體化。在1929年，集體農莊的比例從1﹒7%增加到3﹒9%。1930年增加到23﹒6%，1931年增加到52﹒7%，1932年增加到61﹒5%。 現在，任何人再也不會那樣愚蠢，去重複自由派那種胡說，以為集體化整個是靠赤裸裸的武力完成的。在以前許多歷史時代，農民在爭取土地的鬥爭中，有時起來暴動以反對地主，有時遣送大批移民去尚未開墾的地區，還有時奔向各種教派，因為這些教派答應拿天上的空地來補償農民在地下住處的狹窄。現在，沒收了大莊園並且實行了最高度的土地分配以後，要把這些小塊土地聯合成為大片，已成為農民、農業以及整個社會的生死問題。 然而，問題遠遠不是這種一般的歷史考慮所能夠解決的。集體化真正的可能性，並不決定於農村陷入困境的深度，也不決定於政府行政的毅力，而主要是決定於現有的生產資源，亦即決定於工業向大規模的農業提供必要的機械的能力。這種物質的條件是欠缺的。大部份集體農莊建立時所有的設備只適用於小規模的耕作。在這種情形之下，過份快的集體化就帶有經濟冒險的性質。 由於沒有料到自己的政策這樣急遽轉變，政府對於新的路線連最起碼的政治準備也沒有而且不可能做到。不僅農民群眾，就是地方政權機關，也不知道究竟向他們要求些甚麼。農民聽到謠言，說他們的牲畜和財產要被國家奪去，非常憤慨。這些謠言距離事實也並不怎麼遠。官僚們現在竟實現他們以前諷刺左派反對派的那句話，「搶奪農村」了。集體化在農民看來，首先就是沒收他們一切的所有物。不僅把馬、牛、羊、豬集體化，連新生的小雞也集體化了。一個外國觀察者寫道：他們「剝奪富農甚至實行到氈鞋上面，從小孩子的腳上脫下來。」結果農民紛紛把牲畜賤價拋售，或者殺掉來取得肉和皮。 1930年1月，在一次莫斯科代表大會上，一個中央委員安德萊也夫給集體化描繪了一幅兩面的圖畫：一方面，他說正在全國強烈發展著的集體運動「現在要摧毀它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礙」；另一方面，農民在加入集體農莊之前損人利己地賣掉自己的農具、牲畜甚至種子的情況「達到明顯很可怕的程度」。不管這兩種論斷多麼矛盾，卻是從相反的兩方面正確地顯示出集體化這個絕望的措施那種仿佛流行病的特性。「全部集體化使國民經濟陷入幾乎前所未有的毀滅境地，就像打過三年仗一樣。」上述那個外國批評者這樣說。 二千五百萬單幹農民的利己主義，昨天還是農業的唯一動力（雖然弱得像農民的老馬，總還是動力），官僚們企圖在技術設備、農學知識和農民本身的支持都缺乏的情況下，一下子用二千個集體農莊管理處的命令來代替這種動力。這種冒險主義的可怕後果很快就來了，並且延續了若干年。糧食的總收穫量，1930年已增長到8﹒35億英擔，在以後兩年下降到不足7億英擔。這差額本身好像並不算災難性的，可是這表示正是失去了城市所需要的糧食數量（以他們經常半饑餓的狀態為標準）。在技術作物方面，結果更慘。在集體化前夕，糖的產量幾乎達到1﹒09億普特，到全部集體化的高潮時，由於缺少糖蘿蔔，產量跌落到4800萬普特，只及以前的一半。但是破壞力最強的暴風是打擊在動物方面。馬的數目減少了55%，從1929年的3460萬匹降到1934年的1560萬匹。牛的數目從3070萬減到1950萬，跌落了40%。豬的數目跌落了55%，羊跌落了66%。人的毀滅（由於饑、寒、傳染病以及鎮壓而死的），不幸沒有像屠殺牲畜那樣準確表列出來，但也達到幾百萬。造成這些犧牲的責任，並不在於集體化，而是在於施行集體化時所使用的那種盲目、強暴和賭博的方法。官僚什麼也預見不到。連集體農莊的章程，那是用來把農民的個人利益和農莊的福利結合起來的，也等到悲慘的農村遭受如此殘酷的摧毀之後才公佈出來。 這新路線的迫於無奈的性質，是由於必須從1923—1928年的政策的後果中找到補救。但即使如此，集體化還是能夠而且應該採取比較合理的速度和比較審慎的形式。官僚手上既有政權又有工業，本來可以調節集體化的過程而不至於把國家帶到災難的邊緣。他們本來可以而且應該採取比較符合國家的物質和精神資源的速度。「左派反對派」流亡國外的機關報在1930年寫道：「在國內外有利的環境之下，農業的物質技術條件在大約十年或者十五年期間可以徹底改造，為集體化造成生產的基礎。然而，在這些年裡面，會有足夠的時間把蘇維埃政權推翻不止一次。」 這個警告並不誇張。毀滅的氣息從未像全部集體化的這幾年這樣直接瀰漫在十月革命的國土上頭。不滿，不信，怨恨，正腐蝕著全國。通貨受擾亂，固定的、「協定的」、和自由市場的價格都升高，國家與農民之間通過貿易的對等聯繫轉變為強制徵收糧食、肉頪和牛乳，同大規模搶奪集體財物以及收藏搶來的財物作生死鬥爭，純粹在軍事上把黨動員起來向富農的破壞行為鬥爭（在「消滅」了富農階級之後），再加上恢復糧卡和吃不飽的糧食配給制度，最後還有恢復國內護照制度——-這一切措施使整個國家重新充滿那似乎久已消散了的內戰氣氛。 供應給工廠的糧食和原料一季不如一季。難以忍受的工作條件引起勞動力遷移，裝病缺勤，工作馬虎，機器損壞，廢品比例很高以及一般的品質低劣。平均的勞動生產率在1931年下降了11﹒7%。根據莫洛托夫一次附帶提到（發表在蘇聯各報刊上），工業生產在1932年只增加了8﹒5%，而不是計劃所規定的36%。的的確確，不久之後全世界就聽到，五年計劃已經在四年零三個月當中完成了。但這只意味著，官僚在玩弄統計和輿論時的犬儒主義是毫無限制的。然而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一點。大有危險的不是五年計劃的命運，而是蘇聯制度的命運。 制度渡過了危險。 但這是制度本身的功勞，因為它在人民的土壤中深深地扎了根。同樣重要的，是有利的外部環境。在農村裡面經濟上一片混亂並且打內戰的那些年裡，蘇聯根本在外敵面前癱瘓了。農民的不滿影響到整個軍隊。猜疑和動搖打擊了官僚機構和領導幹部的士氣。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來一個打擊，這時都會有致命的後果。 幸而，在工商業危機開頭的那幾年裡，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產生了一種無所適從的觀望心情。誰也沒有準備好打仗；誰也不敢嘗試。此外，沒有一個敵國充分知道，在官方大吹大擂地歌頌「總路線」聲中，震撼蘇聯的社會動亂是那麼嚴重。 *** 我們的歷史概述雖然簡短，卻希望表明了：工人國家實際的發展，與那一層層的成就不斷堆積起來的美麗圖景相差多麼遠。根據過去的危機，我們在下面會推論出關於未來的重要指示。但是除此之外，粗略地看一下蘇聯政府的經濟政策及其搖擺不定的歷史，為了摧毀那人工造成的個人崇拜，在我們看來似乎也是必需的。這種個人崇拜認為，成功（不論真假）的根源就在於「領導」的非凡品質，而不在於革命所創造的那種社會化的財產關係。 新的社會制度客觀上的優越性，自然也表現在領導人的方法上。但是這些方法同樣也反映這個國家在經濟和文化上的落後性，並且反映塑造了當權幹部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條件。 假使從這裡推論，說蘇聯領導人的政策無關緊要，那就大錯特錯了。世界上沒有另外一個政府像蘇聯政府那樣，整個國家的命運集中在它手裡達到那樣的程度。個別資本家成功或失敗，自然不完全決定於他個人的品質，但是他的品質確有很大的作用，有時甚至是決定的作用。蘇聯政府對於整個經濟體系所佔的地位，大體上就像一個資本家對於單個企業所佔的地位一樣。國民經濟的集中性，使國家政權變成有巨大意義的一個因素。正因為這個緣故，評判這個政府的政策不可以根據概括的成績，不可以根據單純的統計數字，而要根據清醒的預見和計劃的領導在取得這些成績時所起的具體作用。 政府路線左右搖擺，不僅反映了客觀情勢的矛盾，而且反映了領導人不夠能力及時瞭解這些矛盾並且作出預防性的反應。要想把領導的錯誤用簿記上的數量表達出來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們對於這些搖擺的歷史所作的概括說明容許這個結論：這些搖擺給蘇聯經濟加上了巨大的間接費用的負擔。 至此當然還不能理解（至少是根據唯理的歷史觀還不能理解）：怎麼一個在思想上最貧乏、犯錯誤又最多的派別偏偏能夠戰勝所有其他派別，而把無限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呢？我們以後的分析對這個問題會給予解答。同時我們將看到，專制領導的官僚主義方法怎樣與經濟和文化的要求發生日益尖銳的衝突；我們還會看到，新的危機和動亂如何不可避免地要在蘇聯的發展中出現。 然而，在討論「社會主義」官僚的兩重作用以前，我們必須答覆這個問題：以前所得的成就的純淨結果是什麼？社會主義真正在蘇聯完成了嗎？或者，謹慎一點：目前經濟和文化的成就可以保證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就像資產階級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它本身的成就已能保證農奴制和封建制不會復辟一樣嗎？ 第三章 社會主義與國家 一過渡制度 蘇聯的當權者說，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實現了。這是真的嗎？假使不真，那麼現在獲得的成就，至少是不是可以保證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裡實現，而不問其餘世界上事變發展如何？我們在上面對於蘇聯經濟主要指數之批評的估計，可以給我們作為出發點，來正確答覆這個問題，但是我們首先還要在理論方面，稍加論述。 馬克思主義從技術發展是進步的基本泉源出發，並且以生產力的動態為基礎建立共產黨的綱領。假使你們以為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有一種宇宙的災難，來毀滅我們的地球，那你自然要拋棄共產主義的前途以及其他許多東西。可是除了這種渺茫可疑的危險之外，就毫無科學根據為我們的技術、生產和文化的發展的可能性預先設定極限。馬克思主義對於人類的進步是樂觀的，順便說，單單這一點，就使馬克思主義不可調和地反對宗教。 共產主義的物質前提，應當是人類的經濟力量發展到那樣的高度，使生產勞動不再是一種負擔，不再需要任何剌激，而經常都很豐富的生活用品的分配不需要任何監督，只靠教育、習慣和社會輿論來維持，好像現在一切富裕的家庭或「體面」的公寓裡那樣。坦白說，我覺得，假使認為這樣一種其實不算期望過高的前景是「烏托邦」，那真是相當愚蠢的。 資本主義為社會革命準備了條件和力量，那就是技術，科學與無產階級。可是共產主義的社會，不能立刻就去代替資產階級的社會。從過去承受下來的物質與文化的遺產，完全不夠用來達到這個目的。在工人國家的初期階段，還不能使人人「各盡所能」，這就是說，還不能使人人盡他能力所及並且按照他的意願去工作；也還不能使人人「各取所需」，而不問他做了多少工作。為了增加生產力，這時還必需採取向來的工資支付方法，即按照個人勞動所生產的數量與品質來分配生活品。 馬克思把這個新社會的第一階段，叫作「共產主義低級階段」以別於「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在高級階段裡，貧乏的最後陰影和物質的不平等將一齊消失。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常常用來指新社會的低級和高級階段。現在蘇聯官方理論宣佈：「我們自然還未曾達到完全的共產主義，但我們已經完成了社會主義，即已經達到了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們引證國家托拉斯在工業中，集體農莊在農業中，國營商店和合作社在商業中，都佔著統治的地位。乍看起來，這好像與馬克思預想的（因而是假定的）方案完全相符。但是對於這個問題，正是馬克思主義者才不應該只從財產形式上去觀察，而不管勞動生產力達到何種程度。所謂「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無論如何馬克思是指這樣一種社會：這社會一開始，其經濟的發展已經比最進步的資本主義更高。從理論上說來，這種觀念是毫無瑕疵的，因為以世界範圍來說，共產主義，即使在最初的階段，發展的水平也要比資產階級社會更高。而且，馬克思曾設想由法國人開始社會革命，德國人繼續它，而英國人完成它；至於俄國人，馬克思是把他們排在最後的。但是這個想像中的次序，已經被事實推翻了。現在誰要是機械地把馬克思這種普遍的歷史概念，應用到目前發展階段的蘇聯這個特例上，他立即就要陷入無法擺脫的矛盾中。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當中，俄國本不是最強的一環，而是最弱的一環。現在的蘇聯，在經濟上，並不超過世界的水平，它只是在企圖趕上資本主義的國家而已。假使馬克思把那種立足於當時最進步的資本主義之上、而且生產力已經社會化的社會，叫作「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那麼這個名稱，很顯然的還不適用於蘇聯，因為今日的蘇聯，在技術、文化和生活的享受上，還遠較資本主義國家為低。所以，對於今日具有各種矛盾的蘇聯制度，與其稱它為社會主義的制度，不如稱為一種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預備制度。 這樣尋求名詞上的準確性，並沒有一點學究氣味。一種制度的力量和穩固性，長期來看，決定於相對的勞動生產率。社會主義經濟若是具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技術水平，它的社會主義的發展就會確實得到自動的保證。不幸，對於蘇聯經濟來說，現在還完全談不到這一層。 多數庸俗的蘇聯辯護者，大致都是這樣論述：即使你認為現在的蘇聯制度，還不是社會主義的，可是在現在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生產力，遲早總要達到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所以只有時間的因素，還沒有確定。難道值得因此大驚小怪嗎？不管這種論述驟眼看來是怎樣理直氣壯，事實上是極其膚淺的。當歷史的進程成為討論的問題時，時間決不是次等的因素。在政治上把現在和將來弄錯，比在文法上把它們弄錯，要危險得多。進化的內容，並不是韋布式的庸俗進化論者所想像那樣，就是現存事物的不斷累積和繼續「改進」；它還有它的從數量到本質的轉變，還有它的危機、跳躍和倒退。正因為蘇聯還遠未達到社會主義的最初階段，它還不是一種生產和分配已達到平衡的制度，所以它的發展，還不能和諧進行，而是在矛盾中進行。經濟的矛盾產生社會的衝突，社會衝突又發展出自己的邏輯，它並不等待生產力的進一步增長。這點是多麼正確，我們剛剛已經在富農的例子上看到。富農並不願意漸進地「長入」社會主義，他們反而出乎官僚及其理論家意料之外，要求一次新的補充的革命。那些把權力和財富都集中在手中的官僚自己，是不是願意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呢？這當然是值得懷疑的。無論如何，如果相信官僚在這問題上所說的話，那是太輕率了。今後三年，五年或者十年，蘇聯的經濟矛盾和社會衝突將向那一方面發展，這是現在不能作出最後確定答覆的問題。結局要由各種活的社會力量的鬥爭來決定，而且不是在一國範圍以內，而是要在國際範圍內。所以在每一個新的階段，對於實際存在的各種關係和趨勢如何相互結合並且不斷相互作用，必須作具體的分析。現在我們就要看看，在國家這個問題上，這種分析是多麼重要。 二綱領與實際 列寧追隨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看出無產階級革命第一個顯著的特點在於：在剝奪了剝奪者之後，它就不再需要高出在社會之上的官僚機關，首先是警察和常備軍。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奪取政權以前兩個月寫道：「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一切機會主義者都能告訴你這點，但他們忘記補充：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就是組織得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3]這段評論，當時是針對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如俄國的孟什維克、英國的費邊派等說的。現在它以雙倍的力量打擊那些崇拜蘇聯的人們，這些人崇拜一個絲毫不打算「消亡」的官僚國家。 社會需要官僚，是因為有尖銳的對抗需要「緩和」、「調節」、「控制」（總是為了特權者和佔有者的利益，也為了對官僚們本身有利）。所有的資產階級革命，不管多麼民主，總是加強並完善了官僚機關。列寧說：「官吏和常備軍是資產階級社會軀體上的『寄生蟲』，是撕裂了這這個社會的內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蟲；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蟲。」[4] 從一九一七年起，即是從奪取政權成為黨的實際問題的時候起，列寧一直在思考消滅這種「寄生蟲」的問題。他在《國家與革命》的每一章裡再三指出並且解釋說：無產階級在推翻了剝削階級以後，將打碎原有的官僚機關，建立由工人和雇員構成的自己的機構。無產階級還要設法防止這些人變為官僚，辦法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詳細分析過的辦法：一、不但要實行選舉，而且可以隨時撤換；二、薪金不得高於工人的工資；三、立刻轉到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5]你不要以為列寧是在談十年內怎麼辦的問題。不是的，這是初步工作，「無產階級革命實現以後，就可以而且應該從這裡開始做起。」[6] 這種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大膽見解，在取得政權一年半以後，又以完整的形式寫在布爾什維克黨的綱領上，包括關於軍隊的一章。強有力的國家，但是沒有官老爺；武裝力量，但是沒有軍閥！並不是防衛的任務產生出軍事和國家的官僚制度，而是社會的階級結構，把官僚制度帶入防衛的組織中。軍隊只是社會關係的一種覆印本。為抵禦外來的威脅，工人國家自然與其他國家一樣，需要一種特別的軍事技術組織，但是決不需要一個特權的軍官閥閱。黨的綱領要求用武裝的人民，去代替常備軍。 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一開始就不是原有意義的「國家」了，即不是用來壓制大多數人民的一種特殊機關了。物質的權力，連武裝在內，都直接並且立刻轉到工人階級組織（如蘇維埃）手上。所以從無產階級專政第一天起，那作為官僚機關的國家，就開始消亡了。這是黨的綱領的呼聲，這綱領一直沒有宣佈作廢。真奇怪：它的呼聲現在好像是來自墳墓中的幽靈。 不管你怎樣理解現在蘇維埃國家的性質，可是有一件事是毫無疑義的：這國家存在已經快二十年了，它不僅沒有消亡，而且還沒有開始「消亡」。更壞的是，它已經變成一個前所未有的強暴機關了。官僚不但沒有消聲匿跡，讓位於民眾，反而變成一種毫無監督的力量統治著民眾。軍隊不但沒有被武裝的人民所代替，反而產生了一個特權的軍官閥閱，以元帥為首，至於人民，即「專政的武裝體現者」，現在連攜帶非爆炸性的武器，都被禁止了。即使把想像力發揮到極限，也很難想像到一種反差，比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製作的工人國家的圖樣，和史大林所領導的現實國家之間的反差更加鮮明。現在蘇聯的領袖們和他們的思想代表者，雖然還在繼續出版列寧的著作（固然被檢查人刪除和歪曲過），但是對於綱領和實際之間何以有這樣嚴重分歧的問題，他們連提也不敢提。我們願意替他們作這工作。 三工人國家的兩重性質 無產階級專政是資產階級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橋樑。所以，按照它的本質，它帶有暫時的性質。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有一項附帶的但也是很必要的任務，就是準備本身的消滅。這種「附帶」的任務實現到多大程度，在一定限度內可以顯示它完成基本使命達到了多大程度，基本使命就是建立一個沒有階級也沒有物質矛盾的社會。官僚制度與社會的和諧，是互相成反比例的。 恩格斯在他反對杜林的著名論戰中寫道：「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至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個人生存鬥爭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產生的衝突和極端行動也隨著被消除了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麼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特殊的鎮壓力量了。」[7]一般庸人，以為憲兵是一種永恒的制度。其實，憲兵控制人類，只能維持到人類能夠徹底控制自然界為止。為了使國家消失，「階級的統治和為個人生存的鬥爭」也必須消失。恩格斯把這兩種條件結合在一起，是因為在改變社會制度的前景中，幾十年時間簡直不算一回事的。但是在擔負革命重任的幾代人看來，事情就不同了。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生產，固然造成每個人反對所有人的鬥爭，但是麻煩在於，生產資料收歸社會公有，並不自動的就消除了「為個人生存的鬥爭」。問題的癥結就在這裡。 社會主義國家即使是在最進步的資本主義基礎上如美國建立起來，也不能立刻滿足每個人所有的需要，因此就被迫要鼓勵人人盡可能增加生產。在這種情形之下，鼓勵的責任，自然落在國家的肩上，而國家，也不能不採取資本主義所制定的工資支付方法，雖然加以各種改良。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於一八七五年寫道：「資產階級的法權……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在它經過長久的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裡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8] 列寧在解釋這幾句重要的話時補充說：「既然在分配消費品上，採用資產階級的法權，必然要有一個資產階級國家，因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迫使人們遵守法權規範的機構，法權也就等於零。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的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法權，甚至還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9]這個極有意義的結論，已被現在的官方理論家完全忘記了，但它對於了解蘇聯國家的性質，卻有決定性的意義，或者更確切的說，對於此種了解的第一步，有決定性的意義。只要那負擔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國家還被迫以強制手段來保衛不平等(少數人的物質特權)，那它就還是「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即使沒有資產階級。這些話既不是恭維，也不是責罵：它只是以真名呼實物。 資產階級式的分配標準，由於加速物質力量的增長，它應該有助於社會主義的目的——但這只是歸根究底的說法。工人國家一開始立即帶有兩重性質：它是社會主義的，由於它保障生產資料的社會公有制；它又是資產階級的，由於它根據資本主義的價值尺度來分配生活用品，而且接受這種方法的各種的結果。這麼矛盾的說法，也許會使那些條主義者和經院學者震驚起來，我們只好對他們致以慰問。 工人國家的最後的面貌，要由它的資產階級傾向和社會主義的傾向之間的相互關係如何變遷來決定。若是後者戰勝，那事實本身就應該意味著憲兵的最後消滅，亦即國家溶解於自治的社會。僅僅從這點看來，就可明白蘇聯的官僚主義問題有何等重大的意義，不論它本身還是作為徵兆！ 因為列寧憑著他全部智力上的勇氣，將馬克思的觀念，極端尖銳地表示出來，所以他揭示了未來困難（連他自己的困難在內）的根源，雖然他自己未能把他的分析發揮到底。「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式的國家」證明了是與真正的蘇維埃民主制不相融洽的。國家的兩重作用不能不影響到國家的結構。經驗顯示出理論所不能明白地預見的東西。假使為了保社會化的財產，防禦資產階級反革命，那麼一個「武裝工人的國家」就完全足夠了，可是，調節消費上的不平等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些被剝奪了財產權的人，不願意創造這種制度和保護它。大多數的人，不會關心少數人的特權。為了保護「資產階級法律」，工人國家不得不設立一種「資產階級」型的工具，那就是同過去一樣的憲兵，雖然穿了新的制服。 我們對於布爾什維克黨綱和蘇聯的實際間基本的矛盾，已經作過初步的解說了。假使國家並沒有死亡，反而一天天更加專橫起來，假使工人階級中那些全權代表已經官僚化，而官僚們已經高踞在新社會之上，那麼這並不是因為一些次要的理由，譬如說由於過去時代心理的殘餘所致；這是鐵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結果。只要還不能保証真正的平等，就必然要產生並支持一批享受特權的少數人。 官僚主義的傾向，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扼制了工人運動。即使經過無產階級革命之後，它仍會到處出現。可是非常明顯，從革命中產生的社會越是貧乏，這個「規律」的表現就越加嚴厲而赤裸裸，官僚主義所採取的形式也更露骨，對於社會主義發展的危險性也更大。蘇聯國家，不但被阻止走向消亡，而且被阻止擺脫官僚主義寄生蟲。阻力並不是史大林那種赤裸裸的警察理論所說的過去統治階級的「殘餘」，因為這些殘餘本身是沒有力量的。阻力是強大得多的因素，包括物質的貧乏和文化的落後，以及由此造成的，在同每一個人最直接息息相關的方面，在保證個人生存的那些事情上面，「資產階級法律」的支配作用。 四「普遍的貧乏」與憲兵 在共產黨宣言發表的兩年以前，青年的馬克思寫道：「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共產主義之）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10]馬克思沒有把這種思想，直接發揮下去，而這並不是偶然的：他未曾預見到無產階級的革命，會發生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列寧也沒有發揮這個思想，而這也不是偶然的：他未曾預見蘇聯國家會孤立到這樣長久。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話，盡管只是一種抽象的論斷，一種反面推論，但是對於我們暸解蘇聯制度的具體的困難和病態上，卻是一把不可缺少的理論上的鑰匙。俄國向來就是非常貧窮，再加上帝國主義戰爭和內戰的破壞，在這種基礎之上「為個人生存的鬥爭」，不僅沒有隨著資產階級的倒台而消滅；不僅在隨後幾年也沒有減輕，反而在有些時候，還帶有前所未聞的猛烈性質。我們是不是需要提醒一下，國內某些地方，曾有兩次走到吃人肉的境況呢？ 帝俄和西方相隔的距離，只有現在才看得清楚。在最順利的情形下，即內部沒有紛擾外部沒有侵略的情形下，蘇聯還需要許多個「五年」的時間，才能完全吸收消化那先進資本主義文明國耗費若干世紀所得來的經濟和教育的成就。用社會主義的方法，來解決前社會主義的問題，這就是現在蘇聯的經濟與文化工作的本質。 今日的蘇聯，在生產力上固然已超過馬克思時代最進步的國家。但是第一，在兩種制度作歷史鬥爭之時，問題並不在於絕對的水平，而是在於相對的水平。現在蘇聯經濟的對面，是希特勒、鮑爾溫和羅斯福的資本主義，並不是俾斯麥、帕墨斯頓和林肯的資本主義。第二，人類需要的範圍，已隨著世界技術的進步，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馬克思時代的人，並不知道汽車、無線電、電影和飛機。可是現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若是不能自由享受這些東西，簡直不可想像。 「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用馬克思的話來說，要從那最進步的資本主義快要達到的水平來開始的。最近將來蘇聯五年計劃的實際意義，卻還是要「趕上歐美」。在廣闊的蘇聯領土上，要建立全國的汽車路和柏油路網，這要比從美國移植汽車工廠，和學得他們的技術，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物資。要使蘇聯每個公民，能夠使用一輛汽車，到他自己所願去的地方，並且在路上不發生添油的因難，這究竟還要多少年呢？在野蠻的社會裡，騎馬的人和徒步的人，構成兩個階級。今日汽車之分化社會，並不減於鞍馬。那怕是一個普通的「福特汽車」，只要它還只能為少數特權者所有，那麼資產階級社會固有的一切關係和習慣，便會繼續存在一天，同時保衛不平等的工具——國家——也還要繼續存在一天。 列寧完全站在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之上，可是，我們說過，他並沒有以經濟落後和國土孤立為前提，對於工人國家的性質，作出一切必要的結論來。在他討論這個問題的主要的著作《國家與革命》和黨綱裡都是如此。黨綱裡，將官僚主義復活的原因歸於群眾不熟習行政事務，以及由戰爭所造成的特別困難，所以只規定了一些政治的方法去克服「官僚主義墮落」：如一切全權代表可隨時選舉和罷免，廢止物質的特權，群眾積極的監督等。那時以為沿著這條道路就可以使官僚從首領，轉變為簡單的臨時的技術人員，而國家也要漸漸的在不知不覺之中走向消亡。 這顯然是對當時的困難估計過低，可是這可以從綱領完全是以國際的前途為基礎，而得到解釋的。「俄國的十月革命，已經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全界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的時代，已經開始了。」綱領的引言上，便是這樣寫的。那些起草人，不僅沒有提出「在單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的目的（那時這種觀念，還沒有鑽進任何人的頭腦裡，尤其沒有鑽進史大林的頭腦裡），而且也沒有想到這樣的問題：如果被迫得要在二十年那麼長的孤立狀態中，去解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早已解決了的經濟與文化的問題，蘇聯國家會變成什麼性質。 戰後的革命危機，並沒有在歐洲造成社會主義的勝利。社會民主黨拯救了資產階級。列寧和他的同伴認為是短短的「喘息期間」，竟至延長成為整個歷史時代了。蘇聯的矛盾的社會結構，及其國家的極度官僚主義性質，都是這種獨特而「未能預見」的歷史停滯的直接後果。這歷史停滯，同時使資本主義國家走到法西斯主義或準法西主義的反動了。 建立一個沒有官僚主義的國家的初次嘗試，因群眾不熟習自治，及缺少獻身於社會主義的優秀工人等原因而遭受挫折。隨後，很快又遇到其他更深刻的因難。黨綱要求把國家轉變為「計算與監督」的機關，逐漸縮小其強制的作用，這，至少要有一個條件，就是讓一般人得到滿足。恰恰沒有這必要的條件。西方並沒有給我們幫助。當前的任務還是去遷就那些特權的人群，因為他們的存在是國防、工業、技術和科學上所必需。在這種情況下，民主蘇維埃的政權就有妨礙作用，甚至是不能忍受了。就是在這種取自十人給予一人的決非「社會主義」的業務中，形成並且發展了一個強有力的分配專家的階層。 近年來經濟上巨大的成功，並沒有緩和不平等，反而使不平等更加尖銳化了。同時官僚主義也更加發展了，從前只是「變態」，如今變成行政制度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在答覆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先來聽一聽，蘇聯官僚有權威的領袖們是怎樣看他們自己的制度罷。 五「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與「專政加強」 近幾年來，人們常常宣佈說：在蘇聯，社會主義已經「完全勝利」了，在談到「消滅富農階級」的問題時，語氣更特別堅決。1931年1月30日，《真理報》這樣解釋斯大林的一篇演：「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經濟當中資本主義分子的最後殘餘將要消滅了。」從這個前景看來，在同一時期內，國家應該徹底消亡，因為資本主義的「最後殘餘」消滅後，國家就無事可做了。布爾什維克黨綱在這個問題上是這樣說的：「蘇維埃政權公開的承認，只要社會分為階級的情況以及一切國家政權還沒有完全消滅，每個國家就必不可免地具有階級的性質。」可是有些不謹慎的莫斯科理論家由於相信資本主義的「最後殘餘」真的消滅了，因而推論出國家的消亡，結果官僚們即刻宣佈這理論是「反革命」。 官僚們的理論錯誤在甚麼地方呢？在基本的前提上呢，還是在結論上呢？兩方面都錯。第一次宣佈「完全勝利」時，左派反對派曾回答道：你們不應該自限於各種關係的社會法律形式，這些關係是未成熟的、矛盾的，在農業方面還很不穩定；這些社會法律形式本身也是抽離開基本的標準：生產力水平。法律形式本身，要看它所依據的技術水平之高下，便有本質上不同的社會內容。「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此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水平」（馬克思）。假使蘇聯的財產關係，建立在最近代化的美國技術上，而且把這種技術，廣佈到各個經濟部門當中去，那的確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初步階段。但是蘇聯的財產關係，由於建立在低下的勞動生產力之上，便只能說是一種過渡的制度，它的命運，歷史還沒有作最後的衡量。 我們於1932年3月寫道：「這不是很奇怪嗎？國家不能擺脫用品荒。每一步都發生供應中斷。兒童們缺乏牛奶。但是官方的神諭宣告：『國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期！』能夠比這樣更惡毒地污辱社會主義的名字嗎？」拉狄克，現在是蘇聯當權派的著名政論家[11]*，他在德國自由派報紙《柏林日報》「蘇聯專號」（1932年5月）上，對於我們的批評以如下幾句堪稱不朽的話答覆：「牛奶是母牛的產物，並不是社會主義的產物，你們實際上是把社會主義與奶流成河的國家形象混同起來了，以致於不瞭解一個國家即使沒有大大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也能在一個時期上昇至較高的發展水平。」拉狄克寫這幾行字的時候，蘇聯全國正鬧著可怕的饑荒。 社會主義是一種讓人類的需要得到最大滿足的計劃生產結構；否則她便不配稱為社會主義。假使母牛已經歸社會公有了，但是數量太少，或者產乳不夠，那時就要因牛乳供給不足而發生衝突：城市和鄉村衝突，集體農莊和個體農民衝突，無產階級各階層互相衝突，以及全體勞動群眾和官僚衝突。事實上是因為母牛收歸社會公有，所以才引起農民大批屠殺母牛。由貧乏所產生的社會衝突又可以引起「往日一切醜把戲」復活。這就是我們答覆的要點所在。 共產國際[12]第七次大會，於1935年8月20日，通過了一個決議，肯定地說：國有工業的成功，集體化的成就，排除資本主義份子和消滅富農階級等，合起來表明：「社會主義最後不可變更的勝利，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全面的加強，在蘇聯已經成功了。」儘管口氣那麼肯定，共產國際這個証詞是完完全全自相矛盾的。如果社會主義不是在原則上，而是在活的社會制度上，已經「最後不可變更的」勝利了，那麼，無產階級專政重新「加強」，便顯然是無意義的事。反之，如果專政的加強，是由於制度實際的需要所引起的，那就表示社會主義的勝利還遠得很呢。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者，任何現實主義的政治思想者都應當了解：專政若有「加強」的必要(就是政府的壓迫若有「加強」的必要)，不是證明沒有階級的和諧社會勝利了，而是證明新的社會對抗增長了。那麼，這到底說明了什麼呢？由於勞動生產率低，所以缺乏生活資料。 列寧曾經把社會主義刻畫為「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這個警句的片面性，是為了當時的宣傳作用，可是他至少把資本主義國家電氣化的水平作為最低限度的出發點。現在蘇聯平均每人所能得到的電力，只及先進國家的三分之一。假使你考慮到，現在蘇維埃已經被一種與群眾脫離的政治機關所代替了，那麼，共產國際的宣告只剩下了：社會主義是官僚政權加上約當資本主義國家三分之一的電氣化。這個定義好比照片一樣準確反映了現實，可是對社會主義來說，還很不夠呢！斯大林於1935年11月，在對史塔罕諾夫運動份子[13]的一篇演說上，為了達到會議本身的實際目的，出人不意的說道：「社會主義為甚麼能夠，應該並且必然將要戰勝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呢？因為它能夠供給…‥更高的勞動生產力。」他這裡所說的社會主義的「勝利」，是用未來式說的，不幸竟無意間否定了三個月以前共產國際在同一問題上所做的決議案，並且也否定了他自己屢次的宣告。現在他說，社會主義將要戰勝資本主義制度，如果它的勞動生產力超過資本主義的話。如我們所看見的，官方說的話，不僅動詞的時態常常變化，而且社會的標準也常常變化。難怪蘇聯的公民要想遵守「總路線」而毫無差錯，實在是不容易了。 最後，1936年3月1日，斯大林在與羅依．霍華德的談話當中，又給了蘇聯的制度一個新的定義，他說：「我們所建立的社會組織，可以叫做蘇維埃社會主義組織，還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不過在根本上，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在這種有意含糊的定義當中，其矛盾之多簡直如其字數一樣。社會的組織，被他叫作「蘇維埃社會主義的」，但是我們知道，蘇維埃是一種國家形式，而社會主義則是一種社會制度。這兩個名稱，不僅是不相同的，而且由我們感興趣的觀點看來還是矛盾的。一旦社會組織已經變成社會主義的了，那麼蘇維埃就應該消失，正如同一個建築物落成以後，那供建築之用的棚架必然要拆去一樣。斯大林說了一句修正的話：社會主義「還沒有完全成功」。我們要請問所謂「沒有完全」，究竟是甚麼意思呢？是5%沒有完成，還是75%沒有完成呢？這一點他並沒有告訴我們，正如同他也沒有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組織「根本上是社會主義的」，究竟是甚麼意思呢？他是說財產的形式，還是說技術呢？然而，正是這個定義的含糊性，暗示了他已經從1931 -35年那種無限堅決的語氣後退一步了。若沿著這同一道路，再向後退的話，那就要承認：每個社會組織的「根本」，就是這個社會的生產力，而蘇聯的根本，恰好沒有強大到足以扶持社會主義的莖幹及其枝葉，即不足以扶持人的福利。 第四章 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鬥爭 一貨幣與計劃 我們已經在國家的剖面上拿蘇聯制度考察過了。我們可以在貨幣的剖面上同樣考察一次。這兩個問題，國家與貨幣，是有許多共同點的，因為最後分析起來，二者都歸結到那個「問題中的問題」，即勞動生產率。國家的強制正如貨幣的強制一樣，是階級社會的遺產；階級社會離開「物神」（Fetish）（宗教的或世俗的）形式之外便無法規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且首先是派定一切「物神」中最嚇人的東西，即用牙咬著大刀的「國家」，來保持這些關係的。在共產主義社會裡，國家和貨幣都要消滅。二者之漸漸死亡，在社會主義之下就理應開始了。只有當國家變為半真半假的國家，而貨幣也開始失去其魔力之時，我們才談得上社會主義之真正的勝利。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從資本主義「物神」之下解放出來，開始建立更透明，更自由和更合理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具有無政府主義特質的那些要求，譬如「廢除」貨幣，「廢除」工資，「取消」國家和家庭等，只不過是機械思想的標本而已。貨幣是不能任意「廢除」的，國家和舊家庭也不能任意「取消」。它們必須完成各自的歷史使命，「蒸發」完了，然後消滅。只有當社會財富之不斷增長能使我們兩足動物袪除不肯多做一分鐘工作的吝嗇態度以及害怕自己食糧太少的羞恥心理的時候，才能給予金錢崇拜致命的打擊。貨幣一旦失去能使人幸福又能使人悲慘的能力以後，那它就要變為一種記賬憑據，以便利統計和計劃。在更遠的將來，或者連這種記賬憑據也變為不必要了。但這個問題，我們不如完全留給後代人去解決，他們將比我們更聰明。 生產資料和信用工具的收歸國有，國內商業之合作社化和由國家經營，對外貿易的壟斷，農業的集體化，遺產法的制定，這些都是對個人貯積金錢加以嚴格限制的方法，也是阻止貨幣轉變為私人資本（高利貸的，商業的與工業的資本）的方法。雖然貨幣的這些作用當初是與剝削相聯繫看的，可是在無產階級革命初期，這些作用取消不了，不過是以一種修改了的形式轉到國家之手而已，這時國家變成了總商人、總銀行家與總工業家。同時，貨幣更基本的作用，如當作價值的尺度，交換的工具和支付的手段等，不僅仍然保留，而且比起在資本主義之下，其活動範圍還更擴大了。 行政的計劃，已經明顯的表示了它的力量，但同時也表現了它力量的限度。一個先驗的經濟計劃（特別是在一個領有一億七十萬人口，而城市與鄉村之間又有深刻矛盾的落後國家），並不是一種明確的福音，而是一種粗略的假定，它必須在實行的過程之中，加以檢驗和改造。我們的確可以作出這樣一個定則：行政的任務若完成得愈「精密」，則經濟的領導便愈壞。為了計劃的調整與實行，有兩個槓桿定必需的：第一是政治的槓桿，其形式是有利害關係的群眾要員能參加領導，但這若沒有蘇維埃的民主是談不到的；第二是財政的槓桿，其形式為藉助於一種普遍等價物來真實地驗證事先的估計，但這若沒有穩固的貨幣制度，也是談不到的。 貨幣的作用在蘇維埃經濟中，不但沒有完結，並且如我們上面所說的，它還要有長期的發展。在從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這個過渡期當中，就全體說來，商業不但不會縮小，反之還會非常的擴大。工業的一切部門，都在改觀並且在生長。新的部門還在繼續興起，一切部門都必然會相互發生關係，數量上如此，品質上亦然。自足的農民經濟之被消滅，閉關的家庭生活之被消除，其意義即等於把以前在農民院子裡或農民私人住屋裡所消耗的勞動力，轉移到社會交換當中來，實際上就是移轉到貨幣流通的範圍裡來。一切的生產物和勞務，這時才第一次能夠彼此互相交換。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建設若不把生產者和消費者個人的直接利益，即他們的自利主義，包括在計劃當中，那便談不到成功；而這種自利主義又只有在一種經常可靠而又靈活的工具，即貨幣，能為它使用時才能夠有效地顯露出來。要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且改善其產物的品質，若是沒有一種正確的尺度，自由通行到工業的一切細胞當中去，換言之，若是沒有一個穩固的通貨單位，那是不會成功的。因此，很顯然的，在過渡經濟之中，如同在資本主義之下一樣，那唯一可靠的貨幣，還是以金子為基礎的。一切其他的貨幣，只是一種代用品。固然，蘇聯國家握有大批的商品，同時又具有印刷紙幣的機器。可是這並沒有改變情勢。商品的價格，政府雖然可以操縱，但這也絲毫不能立下或代替一種穩固的貨幣單位，無論對於國內的或國外的貿易都一樣。蘇聯的貨幣制度，缺乏了一種獨立的基礎（即黃金基礎），它與許多資本主義的國家一樣，必然要帶有一種閉關的性質。在世界市場看來，盧布是不存在的。假使說蘇聯較之德國或意大利更能夠忍受這種貨幣制度的不利影響，那一部分是因為有對外貿易的壟斷。主要的還是因為國家富有自然財源。僅僅由於這一點，她才未曾為自足經濟所勒死。可是歷史的任務，並不在避免勒死，而是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經濟，能與世界市場上最高的成就相比，它要完全合理，要能保證最大的節省時間，因之保證文化最高的繁榮。 富有活力的蘇聯經濟，儘管還在繼績經歷技術的革命和大規模的實驗，卻比其他的經濟更加需要一種穩固的價值尺度，作為繼續驗證的手段。從理論上說來，毫無疑問的，假使蘇聯經濟已經擁有金盧布，那麼五年計劃的結果，一定比現在有利得多。自然，「巧婦難為無米炊」。但你決不能把無可奈何的事當作好事，因為那樣會造成更多的經濟錯誤和損失。 二「社會主義的」通貨膨脹 蘇聯通貨的歷史，不僅是經濟的困難、成功和失敗的歷史，而且還是官僚思想左搖右擺的歷史。 因轉變到新經濟政策，於是有盧布的恢復（1922—24年），這是與消費品的分配恢復「資產階級法律規準」直接相聯繫的。當過去富農路線繼續進行的時候，盧布還是政府所關心的對象。反之，在五年計劃的早期中，膨脹的一切水閘便都開放了。通貨的總發行額，從1925年初之七億盧布，升漲到1928年初之17億盧布，這還是比較溫和的數目，與沙俄在大戰前夕所發行的紙幣數目差不多，不過當然沒有以前的準備金了。此後的通貨膨脹，更是年甚一年，從20億到28億，到43億，到55億，到84億！這最後的數字，84億盧布是1933年初達到的。自此以後，又來了一個考慮與退卻的時期，其數字是69億，到77億，到79億（1935年）。1924年照官定兌換價，一盧布當13郎，但是1935年11月，一盧布減到只當3個法郎，這就是說它的價值還不及以前的四分之一，約等於戰爭結束時法郎的慘樣。新舊兩種匯價，都是帶有條件的。現在盧布在世界市場上的購買力，還抵不上一個半法郎。雖然如此，貶值的程度表明，蘇聯通貨的價值，一直到1934年，以怎樣一種驚人的速度向下跌落。 經濟的冒險主義正在盛行的時候，斯大林承諾要把新經濟政策（即市場關係）「送到陰間去」。全部報紙，如同在1918年一樣，都大書特書，要以「直接的社會主義分配」，來替代商人的販賣，其外部的表現，便是糧食券制度。同時通貨膨脹也被人們堅決的否認，認為是與蘇維埃制度不能相容的現象。1933年斯大林說道：「蘇聯的通貨價值之穩定，首先是由於國家手中握有巨大數量的商品來保證的，這些商品都以穩定的價格在市場上流通。」這種謎樣的話，既沒有得到甚麼發揮，又沒有甚麼解釋。雖然如此（一部分正因為如此），這話已變成蘇聯貨幣理論的基本規律了，或者更正確的說，已變成被他們所否認的通貨膨脹的基本規律了。自從那時以後，盧布已證明不是一種普遍的等價物，而是那種「巨大數量的商品」之普遍的陰影而已。如同一切陰影一樣，它也有權利可以伸長和縮短。假使這種自慰的理論有甚麼意義的話，那只能是這樣：即蘇聯的貨幣，已經不是貨幣；它已不再是價值的尺度；所謂「穩定的價格」，乃是用國家政權來指定的：盧布已變成計劃經濟的一種約成的紙券，換言之，即一種普遍的分配券而已。總之，社會主義已經「最後與不可變更的」勝利了。 軍事共產主義時代那些最空想的觀點，便如此地在新的經濟基礎上恢復了，這個新的經濟基礎，固然提高了一點，但是為了取消貨幣的流通，還是不夠的。這時當權者都執迷於這種觀念，以為有了計劃經濟，通貨膨脹是用不看害怕的。這就差不多等於說，你要是有了指南針，你雖乘坐一隻破船，也不會有危險的。實際上，通貨的膨脹必然要產生信用的膨脹，其結果一定是虛幻代替了現實，而且要從內部來腐蝕計劃經濟。 用不著說，通貨膨脹，就是表示在勞動群眾身上，加上可怕的重稅。至於說它能幫助社會主義的建設，那是很值得懷疑的。固然，工業繼續迅速的發展，不過這種巨大建設的經濟成果，是以統計數字來計算的，而不是以經濟的效果來計算的。官僚們既取得盧布的管制權，便給它以各種任意的購買力，隨人民各個階層和經濟的各種部門而有差異；這樣一來，官僚自身便失去了一種能客觀的衡量他們自己成敗的必要工具了。沒有正確的核算，而以「約成盧布」在紙上之堆積為掩飾，實際上就會導致個人利害關心之減低，生產率之低下，以及更低的貨物品質。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這種壞現象達到可怕的程度。1931年7月，斯大林提出他那有名的「六條件」來，其主要目的，便是要減低工業品的生產成本。這些「條件」，並沒有包含甚麼新的東西，不過是規定報酬要按照個人勞動生產力，以及生產成本核算等。「資產階級法律規準」，早在所經濟政策初行時，就已經提了出來，而且在1923年初第十二次黨的大會上，更得到發展。斯大林到了1931年，在投資效能減低的影響之下，才偶然認識到這些規準。在此後的二年當中，蘇聯的報紙上就很少有一篇文章不說到這「六條件」的救世功能。但同時通貨膨脹還在繼續，而由它所產生的病症，自然也沒有醫好。對破壞者和怠工者，雖有許多嚴厲取締的手段，但並沒有使情形改善一點。 官僚們一方面發動鬥爭，反對「不分個人」和「平等化」傾向，這就是說反對無記名的「平均」勞動和那雷同的「平均」工資；一方面又要把新經濟政策「送到陰間去」，這就表示要把以貨幣來估量一切物品（勞動力也在內）的辦法送去陰間。這種事實，我們如今看起來，簡直是難以相信。他們一隻手恢復「資產階級規準」，另一隻手又毀滅在這些規準之下唯一有用的工具。既以「封閉的分配機構」來代替商業，而市價又完全混亂，那麼個人勞動和個人工資之間的對照，自然就消滅了，因之工人為自己利益而工作的興趣也就消滅了。 關於經濟的核算，貨物的品質，生產成本和生產率等最嚴厲的訓令，都是懸在空中的。但這並不妨礙領袖們宣稱，一切經濟困難的原因乃是下級人員帶有惡意的不實行斯大林約六條件。如果有人即使是極謹慎的提到膨脹政策，官僚們便要當他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憑著同樣的良心，當局者時常指責學校的教師破壞了衛生的原則，但同時卸禁止他們提到肥皂的缺乏。 關於盧布命運的問題，在共產黨內各派鬥爭上，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反對派的綱領上（1927年），要求「保証貨幣單位之絕對穩固」。這個要求在以後的幾年當中，變成我們要求的主要部分。1932年反對派的國外機關報寫道：「用鐵的手腕停止通貨膨脹，恢復穩固的通貨單位」，甚至「大膽減少投資」亦在所不惜。以前「烏龜速度」的擁護者，和超工業化的主張者，現在好像是暫時掉換立場了。在答覆他們那個關於把市場關係「送到陰間去」約吹噓時，反對派建議國家計劃委員會掛起一條標語：「通貨膨脹是計劃經濟的梅毒」。 在農業方面，通貨膨脹造成的結果也是同樣嚴重的。 傾向富農的政策尚在進行的時候，人們都以為農業中社會主義的改造（在新經濟政策的基礎之上開始的），將用合作社的方法於幾十年過程之中完成。合作社既相繼的有購買、販買和信貸的職能，最後它也要使生產本身社會化。這一切合攏起來，被人們叫做「列寧的合作社計劃」。但實際的發展，如我們所看到的，採取了完全不同並且幾乎是相反的道路，即用武力來消滅富農與實行全部集體化。到了這時，各個經濟職能之逐漸社會化，以及為這種社會化準備物質與文化的條件，這些話都不談了。這時好像集體化一實行，共產主義制度便即刻在農業中實現了一般。 這種政策的直接結果，不僅是消滅了一半以上的牲畜，更重要的是，集體農場的成員對於社會化的財產和他們自己勞動的結果都漠不關心。於是政府又被迫得作一次手忙腳亂的退卻。他們又拿雞雛、豬、羊和母牛來供給農民作為個人的財產。他們又把農場附近的土地分給他們，作為自留地。這時集體化的電影片，又開始倒演了。 在恢復小型個體農業經濟的時候，國家採取了一個妥協辦法，好像企圖用錢把農民的個人主義傾向收買掉。集體農場是保留下來了，因之驟一看來，這個退卻好像並不很重要。但事實上，它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假使把集體農場的貴族階層丟開不談，則一般農民每日的需要，依靠他「獨自」工作的，還是較之依靠他參加集體工作的要多。一個農民從個人經營所得的收入，尤其當他種植工藝作物、種果樹或飼養牲畜時，較之在集體經濟中的收入常常要大兩倍。這個事實，已由蘇聯報紙自身證明了，它一方面明顯的指出在小的農業中，要野蠻的浪費幾千萬的人力，特別是婦女的勞力；另一方面它又指出集體農場中的勞動生產率仍然是極度的低下。 要想提高大規模集體農業的水準，必須再去和農民談他們所能懂的話，這就是說要恢復市場關係，並且要從實物稅回轉到商業來，簡單的說，要從陰間那裡把新經濟政策請回來，因為官僚們太早把它送到陰間去了。所以，轉變到一種多少穩固的貨幣核算，已經成為農業繼續發展之必需的條件了。 三盧布的復興 人家都知道，智慧的貓頭鷹在日落以後才飛出來。同樣，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貨幣與價格的理論，也是在膨脹論者的幻想快沒落的時候，才發展起來的。蘇聯那些馴服的教授們，為了發揮上述斯大林那個謎樣的語句之故，於是創造一整個的理論，認為蘇聯的價格，與市場價格不同，具有純粹計劃的和指導的性質。這就是說價格不屬於經濟的範疇，而屬於行政的範疇，並且這樣是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對於人民的收入實行更好的再分配。可是這些教授們忘記了解釋：如果你不知道實際的成本，你如何能「指導」價格呢？如果一切價格，只表現官僚的意志，而不是表示所消耗的社會必需勞動量，那你又如何能計算實際的成本呢？實際上，要實行人民收入的再分配，政府手中已經握有強大的槓桿，如賦稅，國家預算與信貸制度等。根據1936年預算的支出部份，對各經濟部門直接的撥款超過376億盧布，間接的還有許多十億盧布。預算與信貸機構，對於國民收入有計劃的分配，完全足夠了。至於價格，如果它愈能誠實的表現今日的實際經濟關係，它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服務就愈好。 對於這個問題，經驗已能決斷地告訴我們：「指導」的價格，在實際生活上，並不像在學者的書本上那樣動人。對同一的商品，竟訂立各種不同的價格。在這些種類價格的差異上，一切投機、營私、寄生的營業以及其他壞事，都找到了地盤，並且這還不是例外的情形，而是常態。同時盧布本應該是穩固價格的穩定的陰影，實際上卻變成它自身的陰影了。 這時又需要一次急劇的轉變了，不過這次轉變，是由經濟的成功所產生的許多困難而來的。1935年一開始，便廢除了麵包券。到了10月，其他食物券也廢除了。1936年1月，又廢除了一般工業消費品的憑券購買制。城市和鄉村對於國家的經濟關係，以及城鄉之間的相互關係，從此都由貨幣來表示。盧布是全體人口影響經濟計劃的一種工具，首先是從消費品的數量與品質開始。要想使蘇聯經濟合理化，沒有別的辦法。 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主席，於1935年12月宣佈道：「現在這種銀行與工業之間的相互關係必須改正，銀行必須認真用盧布實行監督。」如此，對政府計劃的迷信，以及對政府價格的幻想，現在都打碎了。假使說社會主義的臨近，在財政上的表現，就是盧布接近於分配券，那麼1935年的改革，就應該認為是背離社會主義了。可是實際上，這種估計是大錯特錯。用盧布來代替憑券制度，只是表示排除幻想，而公開承認必需回轉到資產階級分配方法去，以此替社會主義創立先決的條件。 在1936年1月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財政人民委員宣稱：「蘇聯的盧布是穩固的，世界上沒有一種貨幣價值能比得上它。」若以為這種說話完全是吹牛，那便錯了，蘇聯的國家預算，每年都是收入超過支出，而且盈餘年年增加。國外貿易雖然本身微不足道，卻是順差。國家銀行的黃金儲備，1926年只有一億六千四百萬盧布，現在則增加到十億以上。國內黃金的出產，增加得非常迅速。1936年產金工業據說佔世界第一位。商品流通之增長，在恢復的市場之下，也來得非常迅速。紙幣的膨脹，實際上在1934年就停止了。盧布相當穩固的元素是存在的。可是財政人民委員的這種宣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是應當了解為過份樂觀的表現。假使說蘇聯的盧布能在工業的一般的增長之中得到有力的支持，那麼，生產成本高得怕人仍然是它的致命弱點。只有當蘇聯的勞動生產率超過世界其他國家之時，因之只有當盧布自己考慮到自身的最後時刻之時，盧布才會變成世界上最穩固的通貨。 若從財政的技術觀點來看，盧布更不能自鳴得意了。黃金的儲備固然超過十億盧布，但全國流通的紙幣，則有八十億。因此儲備率只達12.5%。此外，國家銀行裡的黃金，其作為不可動用的戰爭準備金的性質遠較為通貨基礎的性質為大。從理論上說，真的，蘇聯在一個更高的發展階段上，並非不可能採取金本位制，使國內經濟計劃確切可靠，並使與國外的經濟關係簡單化。所以蘇聯的通貨，在送到陰間去以前，還能再一次發出純金的光輝。但無論如何，這不是最近將來的問題。 在不久的將來，還談不到轉變為金本位的事。不過只要政府增加黃金儲備，努力提高黃金對紙幣的百分比（那怕就是純理論的百分比也好），只要紙幣發行的限度，不是由官僚的意志來決定，而是由客觀條件來決定，那麼，蘇聯的盧布至少可以達到相對的穩定。只要做到這一點，也會有巨大的利益。將來若能堅決的排斥膨脹的政策，蘇聯的通貨雖然沒有金本位的優點，無疑也能幫助醫好多年來官僚的主觀主義所加於經濟上的多處重創。 四斯塔罕諾夫運動 馬克思說：「一切的經濟」（亦即在文明發展的各個階段上，一切人類對自然的鬥爭），「最後分析起來，都歸結到力求時間的經濟。」歸根究底，歷史也不過是為了節省工作時間的鬥爭而已。社會主義不能只用廢除剝削來辯護；它還必須比資本主義更能保証社會節約時間。不實現這個條件而僅僅取消剝削，會僅僅成為戲劇性的插話，而沒有前途。使用社會主義方法的第一次歷史性實驗，已經表明這方法包含有巨大的可能性。但是蘇聯的經濟，還遠遠沒有學到怎樣利用時間，利用這最寶貴的文化原料。從資本主義國家輸入的技術，原是節省時間的主要工具，但在蘇聯的土地上還沒有產生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通常產生的那些效果。在這意義上（這對於一切文明是有決定意義的），社會主義還是未曾勝利。事實已經表明它能夠並且應當勝利。但是現在還沒有勝利。一切與此相反的論斷，都是無知與冒充內行的結果。 公平的說，莫洛托夫比起蘇聯其他領袖，能夠稍多一點擺脫官腔。他在1936年1月中央委員會上說道：「我們的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準……較之歐美，仍然低很多。」要把這句話弄得確切，大致可以這樣說：我們的勞動生產率等於歐美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有時甚至十分之一，而我們的生產成本則相應地高許多。在那次演說中，莫洛托夫還更加概括地承認：「我們的工人平均的文化水平仍比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低。」這裡應當加上一句，平均的生活水平也是如此。我們已用不著解釋，這些順便說出來的清醒的話，是怎樣無情地駁倒了那無數的官方當局的吹牛，以及那些外國「友人們」加了蜜糖的胡說！ 為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作的鬥爭，以及國防上的顧慮，乃是蘇聯政府活動的基本內容。在蘇聯演進的各種不同階段上，這個鬥爭也帶有各種不同的性質。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當中與第二次五年計劃初期所實行的方法，即所謂「突擊隊」的方法，是建築在鼓動、個人的模範、行政的壓迫以及各種集體的鼓勵和特權上面的。在1931年的「六條件」基礎上，實行計件工資的企圖，因與通貨的虛幻性及價格的不統一相衝突，結果失敗。國家分配生產品的制度，用一種所謂「獎賞制度」，代替了那彈性的有差別的勞動評價。這種「獎賞制度」，在本質上，只是表示官僚任意行事而已。為了爭取許多特權，突擊隊當中發生了越來越多特別佔便宜的騙子。最後，這整個制度變成完全違背原本的目的了。 惟有憑券購物制度之廢除，通貨穩固之開始和價格之統一，才創造了實行計件工資的條件。在這個基礎上，突擊隊運動便被所謂斯塔罕諾夫運動代替了。工人因追求盧布（這時盧布已有很真實的意義），於是開始比較關心到他們的機器，他們的工作時間也開始比較謹慎的利用了。斯塔罕諾夫運動在很大程度上變成增加勞動強度，甚至延長了工作日。在所謂「非工作」的時間以內，斯塔罕諾夫份子便把他們的工作檯和工具理好，並且把原料揀選妥貼，隊長也在這時候發指示給隊員，諸如此類。這樣一來，所謂七小時的工作日，只剩下一個空名而已。 計件工資制的秘密，並不是蘇聯的管理人發明的。這種制度，表面上看不出外來的強迫，卻使工人的神經緊張，馬克思稱之為「最適合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制度」。工人對於這種改革，不僅不歡迎，反而仇視。自然不能希望他們採取任何別種的態度。參加斯塔罕諾夫運動的，也有真正熱心於社會主義的人，這點毫無疑問。可是這種人究竟能比那些鑽營者和騙子多多少，特別是在管理層方面，那就很難說了。大部份工人群眾，對於工資的新支付方法，都從盧布觀點去看，而他們不能不察覺到工資已漸漸減低了。 雖然乍看起來，蘇聯政府在「社會主義已經最後與不可變更的勝利了」以後又回到計件工資的制度，好像是向資本主義的關係後退，其實，這裡也和上面所說的盧布復興的問題一樣，並不是丟棄社會主義的問題，而是丟棄明明白白的幻想而已。現在工資支付的方法，不過是與國家實際的資源更符合一些罷了。「法律永遠不能高過於經濟結構」。 可是蘇聯的統治層，沒有一種社會的偽裝是過不下去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麥日勞克在1936年1月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報告說：「盧布已經變成實現社會主義的（！）勞動報酬原則之唯一真實的手段了」。雖然在過去帝制時代，任何東西，甚至公共小便處都叫作「皇家的」，可是這並不是表示，在工人國家裡，每一件東西都會自動變成「社會主義的」。盧布乃是實現資本主義的勞動報酬原則之「唯一真實的工具」，即使在社會主義的財產形式基礎上，也是如此。這種矛盾，我們已經熟悉了。麥日勞克在創造這種「社會主義的」計件工資制新神話的時候，又補充道：「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乃是各盡所能，按勞取酬。」這些先生們在玩弄理論時真不害羞！當勞動的節奏，還決定於盧布的追求之時，人們絕不是「各盡所能」（即按照他們的神經與筋肉情況）工作的，而是毫不顧惜自己地工作著。這種方法，只能說是無可奈何而有條件地加以辯解。若是把這個方法宣佈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犬儒主義地把一種更高更新的文化觀念踐踏到今日資本主義的污泥中去了。 斯大林在這條道路上更多走了一步，他說斯塔罕諾夫運動「是為社會主義轉變到共產主義準備條件。」現在讀者當會看到，給那些在蘇聯按照官方的便利而使用的概念下科學的定義，是多麼重要。社會主義，或者說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固然要求嚴格控制勞動量和消費量，但無論如何，控制的方式要比資本主義的剝削天才所發明的方式要人道些。但現在蘇聯正在以無情嚴厲的手段使落後的人材與借自資本主義的技術結合起來。因為想達到歐美的標準，那些典型的剝削方法，如計件工資，都在以那樣赤裸裸的粗暴形式實行，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改良主義的工會也不允許。認為蘇聯的工人是「為他們自己」而工作，這只有在歷史前途上來說才是真實的，並且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我們預言一句）：即工人們並不是屈服在一個專橫的官僚統治之下。無論如何，生產資料收歸國有，並不能把糞土變成黃金，也不能給那耗盡一切生產力之中最偉大的因素（人）的汗血制度圍上一個神聖的光圈。至於說到準備「從社會主義轉變到共產主義」，那恰恰要從相反的一端出發，即不是從實行計件工資來開始，而是要從廢除這種野蠻主義的殘餘來開始。 現在要判定斯塔罕諾夫運動的功過，似嫌太早；可是要辨別某些特點，不僅是這運動所具有的，而且是整個制度所具有的，已經是可能的了。個別工人的某些成就，無疑是極端有趣的，證明了那些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可以實現的可能性。可是，想要在整個經濟範圍內普遍實現這些可能性，那還要走一段長遠的道路。因為一個生產過程同另一生產過程是密切地互相依賴的，要獲得繼續不斷的高產量，不是純粹個人的努力所能達到的。要想提高平均的生產率，若不把每個工場的生產以及各個企業相互問的關係重新改組，那是不能成功的。此外，要想把幾百萬人的技術稍稍提高一點，比起刺激幾千個選手更進一步，要無比困難得多。 我們聽到那些領袖們時常訴苦，說蘇聯的工人缺乏技術。可是這只說出一半實情，而且是一小半。俄國的工人是富有進取心、靈巧、聰明的。隨便派一百個蘇聯工人，轉到比如美國工業的條件之下來工作，那麼在幾個月以後，或甚至幾個星期以後，不見得會比同一部門中的美國工人落後。困難是在於一般的勞動組織。蘇聯的管理人材，一般說來，遠比工人更夠不上新的生產任務。 有了新的技術，計件工資制必將有系統地提高現在很低的勞動生產率。但是要為這種前途建立必需的基本條件，還必須首先提高管理的水平，自車間管工起，一直到克里姆林宮裡面的領袖為止。斯塔罕諾夫運動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滿足這種要求。官僚們拼命地試圖跳過他們所不能跳過的困難。因為計件工資本身，並不能如人們所希望的即刻就產生奇蹟，所以一種狂暴的管理上的壓迫便來幫助它了，一方面是賞金和表揚，另一方面則是各種處罰。 這個運動的最初步驟表現為：大批壓迫工程技術人員，控告工人抗命、怠工，有時甚至是謀殺斯塔罕諾夫份子。政府壓迫之嚴厲，證明了抗拒力量之堅強。上司把這種所謂「怠工」當作一種政治的反抗。實際上，大部份都是由於技術、經濟和文化上的困難所造成，而相當大部份的困難又是出於官僚本身。「怠工」表面上很快就被壓迫下去了。不滿意的人都害怕了；聰明的人都不作聲了。慶祝空前成功的電報如雪片飛舞。而事實上，只要這還是個別先鋒的問題，地方管理機關就都遵照命令，預先精心準備，特別安排那些先鋒份子的工作，即使犧牲同一礦場或同一行業的其他工人，亦在所不惜。但是當幾百個和幾千個工人，忽然都能列入「斯塔罕諾夫份子」之林的時候，管理機關又陷入極度的混亂當中了。既不知怎麼辦，而客觀上又不可能在最短時間以內把生產組織整頓好，於是便來濫用勞動力和技術了。機器漸漸鬆懈下來，便拿一枚釘子將小輪子撥動一下。實行「斯塔罕諾夫」工作日或「十日週」的結果，使許多企業都發生了全面的混亂。這就解釋了下面這個初看頗為稀奇的事實，即斯塔罕諾夫份子數量的增加，往往不僅沒有使這個企業一般的生產率提高，反而使它減低了。 現在，這個運動的「英雄」時代顯然是過去了。日常辛苦的工作開始了。現在必須去學習。那些教別人的人，特別需要多多學習。可是他們正是最不願意學習的人。有一個社會行業使蘇聯經濟的一切行業難以進步並陷於癱瘓，它的名字就是：官僚階層。 第五章 蘇聯的熱月反動[14] 一斯大林因何能勝利？ 研究蘇聯史的人，不能不承認：統治的官僚在大的問題上經過了好多次自相矛盾的搖擺。要拿「環境改變」來解釋或辯護這些搖擺，那顯然是說不通的。所謂領導，至少應有某種程度的先見之明。斯大林派則毫不能預見事變發展之不可避免的結果；他們每次都在毫無準備中驚醒。他們唯有用反射式的行政手段來應付這些出乎他們意料的情況。每次轉變的理論都是事後才造出來的，而且很少顧及他們昨日所說的話。根據這些無可否認的事實和文件，研究歷史的人不得不推論說：所謂「左派反對派」對於國內發生事變過程之分析要正確得多，而對於事變往後之發展也預見得遠較真實些。 這話，驟然看來，似乎是與底下簡單的事實相矛盾的：即無遠見的政派總是得勝，而目光銳利的集團則屢次遭受失敗。這種很容易讓人想到的反對意見，對於那些思想上是唯理主義的人，才顯得那麼具有說服力；他們將政治看作邏輯的辯論，或者如同下棋。政治鬥爭本質上乃是利害和勢力之鬥爭，而非論據之鬥爭。領導的素質之於鬥爭的結果自然不是無足輕重之事，但並不是唯一的因素，最後分析起來，也不是決定的因素。況且，鬥爭的每個營壘，都按照各自的形象要求各自的領袖。 二月革命把克倫斯基[15]和策烈鐵里[16]送上政權，.並不是因為他們比起統治的沙皇黨羽要「聰明些」或「機敏些」，而是因為他們代表（至少暫時的）起來反抗舊制度的革命群眾。克倫斯基之能夠驅使列寧隱藏起來並且幽囚其他布爾什維克的領袖，也並不是他個人才能勝過他們，而是因為當時大多數工人和兵士還跟隨著愛國主義的小資產階級走。克倫斯基個人的「優越」－－如果在這裡可以用這個字眼的話一一即在於他並不比大多數的人看得更遠些。布爾什維克後來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並不是因為他們的領袖之個人的優越，而是因為社會勢力發生新的結合。最後無產階級成功地領導了不滿的農民去反對資產階級。 法國大革命中各個連續的階段（在上漲時和低落時一樣），也同樣證明了這一點：即那些相互接替的「領袖們」和「英雄們」，他們的力量，主要的就是在於他們與那些擁護他們的階層的性質相符合。並不是任何不相干的個人的優越，而是這種符合，才使某個領袖或英雄在某一歷史時期留下個人的印記。彌拉波、布里索、羅伯斯比爾、巴拉斯和拿破崙之相繼當權，乃是遵循一種客觀的規律，這規律比起這些歷史主角自身的特點來，是更無限地有力多了。 過去歷史上每一個革命，其後總跟著反動，或甚至於反革命，這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情。固然不錯，這些反動或反革命，從未曾把整個民族完全推回革命的起點去，但往往奪走了人民所得的大部份勝利品。第一個反動浪潮的犧牲者，照例是那些先鋒份子、創始人和發動者，他們在革命進攻時期，都是站在群眾的前列。他們去了之後，第二線的人物就同以前的革命的敵人聯盟而嶄露頭角。領袖們這種戲劇式的鬥爭是在公開的政治舞台上進行的，但下面隱藏著階級關係的變動，還有同樣重要的事，就是最近還是革命的群眾深刻的心理變化。 有許多同志從前曾經提出一些疑難的問題：布爾什維克黨和工人的活動力現在變成怎樣了？他們的革命創造力、自我犧牲精神和平民的傲骨現在那裡去了？為什麼代替這些東西而興起的，是這麼些卑鄙、畏懼和自私自利的心理呢？賴可夫斯基[17]援引了十八世紀法蘭西大革命的活歷史回答他們，並且舉出巴貝夫[18]做例：當巴貝夫從阿拜葉監獄出來時，也很奇怪巴黎的英雄民眾是怎麼了。革命是一種消耗人類能力（個人的和集體的）的事情，它能使人的膽色消失，能使意識發生動搖，品格消磨殆盡。因為事情發展得太快，以致於新的力量來不及填補舊的損失。饑餓、失業、革命幹部的死亡，以及群眾之被排擠出行政機關，所有這些都使巴黎民眾的身體和精神兩皆削弱，以致於需要再過三十年，才能實行新的暴動。 在蘇聯的文獻之中，常常看到這種彷彿不証自明的斷語：資產階級革命的規律「不適用」於無產階級革命。這一斷語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十月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性質，是決定於世界的情勢和國內的各種力量的特殊相互關係。但是各個階級是在沙皇專制和落後的資本主義的野蠻環境之中形成的，決非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要求而定製的。恰恰相反呢。正因為是一個在多方面都還落後的無產階級於幾個月內就從半封建的君主專制跳到社會主義的專政，所以無法避免其內部發生反動。這種反動，發展成一串連續的浪潮。而各種外部的狀況和事變則競相促成了它。干涉之後又繼之以干涉。革命沒有從西方得到直接的幫助。國家沒有達到預期的繁榮，反而陷於長期的貧困。並且工人階級中的傑出代表，不是在內戰中死亡，就是上昇幾步而脫離了群眾。於是在極度的緊張、希望和幻想之後，就來了長時期的疲乏、消沉和對於革命結果的失望。「平民的傲骨」退了潮，而上漲的乃是卑怯的心理和名利主義。新統治層就是在這種浪潮之上，達到了它的地位。 五百萬紅軍的復員，對於官僚階層的形成起了不小作用。打勝仗回來的指揮人員，在地方蘇維埃、教育機關和經濟機關中，都取得領導的地位，他們並且很頑強的把在內戰中保障勝利的制度運用到各方面。於是在各方面，群眾就逐漸的被擠開，不能實際的參加領導國家的工作了。 無產階級內部的反動，使城鄉小資產階級各階層發生極大的希望和自信，他們的新生活本為新經濟政策所喚醒，現在愈發大膽了。新的官僚階層，起初是以無產階級代表的身份而興起的，現在覺得它自己是各階層之間的仲裁法庭了。它的獨立性是日益增加。 國際的情勢也以極大的力量向這同一方向推進。世界無產階級所受打擊愈大，則蘇維埃的官僚愈有自信心。這兩件事之間，不僅有一種年代的聯繫，而且有一種因果的聯繫，一種互為因果的聯繫。官僚的領袖們促進了無產階級的失敗，而無產階級的失敗又促進了官僚們上昇。1923年保加利亞暴動之失敗，德國工人階級政黨之不名譽地退卻，1924年愛沙尼亞暴動企圖之瓦解，1926年英國總罷工之遭受背叛，和波蘭工人階級政黨在皮爾蘇斯基上台時之可恥的行為，1927年中國革命之慘遭屠殺，而最後，德奧兩國工人最近之更不祥的失敗，這些歷史上的大災禍，消滅了蘇聯群眾對於世界革命之信心，並且使官僚層愈向上昇而成為唯一的救星。 至於這十三年以內世界無產階級失敗之原因，必須請讀者去讀筆者的其他著作；在那些著作之中，他曾經揭發克里姆林宮的領袖們，他們在各國革命運動之中，是怎樣完全脫離了群眾並且非常的保守，又怎樣發揮了災難性作用。但在這裡我們主要談的是這一無可辯駁且富於教訓的事實：在歐洲和亞洲的革命之不斷的失敗，雖然削弱蘇聯的國際地位，卻大大加強了蘇維埃官僚層。在這一連串歷史事變中，有兩個時期是特別有意義的。1923年下半年，蘇聯工人以最大的熱忱注意著德國，因為那裡的無產階級似乎已經有奪取政權之勢。但德國共產黨之張皇失措的退卻，給了蘇聯勞動群眾以最大的失望。而蘇聯的官僚也就立刻向「不斷革命論」進攻，給左派反對派第一次殘酷的打擊。1926年至1927年之間，蘇聯的人民又感到一種新的希望。大家的眼睛都注意到東方，中國革命正在突飛猛進的發展，左派反對派從上次的打擊之中恢復過來，並且得到大批新信徒。但1927年底，中國革命又慘遭劊子手蔣介石屠殺，而共產國際實實在在把中國工農出賣了給他。於是失望的冷水重新淹沒了蘇聯的群眾。官僚們在報紙上和會議中對於左派反對派肆行攻擊以後，終於在1928年下手，整批的逮捕我們。 固然不錯，有幾萬革命戰士團結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旗幟週圍。先進的工人無疑同情於反對派，但是這種同情是消極的。群眾不相信情勢可以因一次新的鬥爭而改變。同時官僚卻宣佈說：「為著世界革命，反對派想把我們拉入一個革命戰爭之中。震動已經夠了啊！我們現在有權利休息一下。我們要在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信賴我們罷，信賴你們的領袖罷！」這種休息的福音，鞏固了官僚機關和軍政兩方面的官吏，並且無疑在疲乏了的工人之中得到應和，在農民群眾之中得到更大的應和。他們自問道：反對派真要為著「不斷革命」觀念犧牲蘇聯的利益嗎？實際上，鬥爭是與蘇維埃國家的生死攸關。共產國際在德國的錯誤政策，造成十年以後希特勒的勝利，造成從西方來的戰爭危險。而在中國的同樣錯誤的政策，加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使東方的危險更迫近。但一切反動時代之主要的特徵，就是缺乏勇敢的思想。 反對派孤立了。官僚們則趁熱打鐵，利用工人的迷惑和消極使他們中間落後的階層起來反對先進的階層，而且愈發大膽的依靠與富農和一般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在幾年以內，官僚們就這樣粉碎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 如果以為素不為群眾知道的斯大林，是突然一下子挾著完滿的戰略計劃而現身出來的，那這種想法未免有點天真。事實絕不是這樣。斯大林尋到他自己的道路以前，官僚們先尋到斯大林。他帶給他們一切必須的保證：一個老布爾什維克的聲望、倔強的性格、狹小的眼光，而他的勢力的唯一源泉，又是與政治機關之密切的聯繫。勝利之落在斯大林身上，當初是連他自己也覺得驚奇的。這勝利是新的統治集團對於他的友好的歡迎，這集團想拋棄革命的原則和免除群眾的監督；而在它自身內部的事務上，又需要一個可靠的仲裁者。斯大林在群眾面前和革命事變中本是第二等人物，如今成為熱月反動派官僚無可懷疑的領袖和第一號人物了。 新統治層立刻就露出自己的觀念、感情；最重要的，還流露出自己的利益。現在官僚較老的一代，其絕大多數在十月革命之中都是站在反動的營壘裡。（只拿蘇聯的駐外大使作例來說吧：杜洛雅諾夫斯基、馬易斯基、波丹金、金丘克等都是如此。）或者，最好的也是站在鬥爭之外。在現在的官僚之中，那些在十月革命中站在布爾什維克營壘的人，多半都起不了很大的作用。至於年輕一代的官僚，他們都是老官僚挑選和教育出來的，並且多半又都是老官僚的子弟。這些人並不能完成十月革命，但是在利用十月革命方面卻非常適合。 自然，在這兩個歷史時期之間，個人事件並不是沒有影響的。譬如列寧之病和死，無疑的加速了結局的來臨。如果他能多活幾年，那官僚權力之發展至少在開始的幾年之中要緩慢一些。但早在1926年，當著幾個左派反對派的面前，克魯普斯卡婭[19]這樣說道：「如果依里奇[20]還在的話，他多半已經關在監獄內了。」這時侯，列寧的憂慮和警告還很新鮮的在她的記憶之中，而且她也沒有懷著甚麼幻想，以為列寧個人的無限權威可以抵抗得住反動的歷史潮流。 官僚層所征服的不只是反對派，它還征服了布爾什維克黨。它打敗了列寧的政綱，列寧認為主要的危險在於國家機關「從社會的僕人」變成「社會的主人」。官僚打敗這些敵人──反對派、布爾什維克黨和列寧──並不是用思想和辯論，而是用它的社會力量。官僚的沉重的屁股，壓倒了革命的頭。這就是蘇聯的熱月反動之秘密。 二布爾什維克黨的墮落 布爾什維克黨準備了並且確保了十月革命的勝利。這黨也創造了蘇維埃國家，供給她一副強有力的骨架，這個黨的墮落乃是這個國家官僚化的原因，同時又是其結果。我們必須簡單的說明一下這墮落是怎樣發生的。 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制，其特點即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民主」和「集中」這兩個觀念之聯在一道，絕無矛盾。黨所要嚴密注意的是：不僅是嚴格劃清黨的邊界，而且要使所有入了黨的邊界的人都享有真實權力來決定黨的政策方向。批評的自由和思想鬥爭乃是黨的民主制必不可少的內容。現在人們所宣揚的，說布爾什維克主義不容許黨內各種派別的存在，那完全是墮落時期的一種神話。實際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就是派別鬥爭的歷史。一個真正革命的組織，既以改變全世界為任務，並且集合了最大膽的迷信破壞者、戰士和反抗者在它的旗幟之下，那它怎能平靜地存在和發展下去，而沒有思想的衝突、沒有內部集團和暫時的派別組織呢？布爾什維克黨領袖們的遠見，常常能使衝突減輕，並能縮短派別鬥爭的時期，但僅此而已。中央委員會完全依靠在這種活躍的民主制的支持之上，因此它才有膽量來作決定並發佈命令。在一切最重大的轉變時期，領袖們之明顯的正確，給予中央一種最高的權威，這就是集中制之最寶貴的精神資本。 由此可見，布爾什維克的黨制，特別是在奪取政權以前，是與現在共產國際各支部所行的黨制完全相反的。現在各國黨的「領袖們」，都是從上面指派的，一紙命令，即可以改變全盤的政策，黨的機關是完全不受監督的，它對於下層的態度是驕橫和跋扈，而對於克里姆林宮則是奴顏婢膝的馴服。就是在奪取政權以後的頭幾年，雖然那時候官僚主義的色彩已經略現於黨內，但如果有一個人把十年或十五年以後黨的情形描繪出來，那每個布爾什維克派，連斯大林在內，一定要罵那一個人是個最惡毒的毀謗者。 列寧和他的共同工作者所注意的中心，就是想經常的保護布爾什維克黨人，免為那些當權者的惡習所傳染。然而黨與國家機關之間密切得有時甚至融合在一起的現象，已經在開頭幾年給予黨制上的自由和彈性以無可置疑的損害了。隨著困難之增加，民主制日益縮小了。開始時，黨立意並希望在蘇維埃機構之內保持政治鬥爭的自由。然而國內戰爭使這個計劃大大改變了。反對的黨派相繼被禁止。這種辦法，顯然是與蘇維埃民主制的精神相衝突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們並不把這個辦法看成一種原則，只認為是一種權宜的自衛手段罷了。 統治黨的迅速生長，其任務又非常的新穎和艱鉅，必不可免的要使內部發生不同的意見。國內各種反對的暗流，經過各種孔道而影響到這個唯一合法的政治黨派，於是加劇了派別鬥爭的激烈性。在國內戰爭剛告結束的時候，這種鬥爭達到極其劇烈的程度，幾乎達到動搖國家政權的地步。在1921年3月，發生克朗斯塔德暴動[21]，布爾什維克黨員參加其中的也不在少數，這時候黨的第十次大會覺得有禁止派別組織之必要——亦即，把國家現行的政治制度擴展到統治黨的內部生活中來。但是，這種禁止派別組織的辦法也是被看作一種非常的手段，只要情勢好轉則應放棄的。同時，中央委員會在運用這新法律的時候，是十分小心的，它最關心的是避免因此而窒息黨的內部生活。 可是，當初原只是對困難環境的一種必要的讓步，而在官僚們看來，卻非常對胃口，他們那時已經開始完全拿行政上方便的觀點來處理黨內生活。早在1922年，當列寧的健康暫時改善的時候，他已經驚駭於官僚主義之可怕的生長，於是準備向斯大林的派別進行鬥爭；這個派別成了黨的機構的軸心，以此作為奪取國家機構的第一步。但列寧的再病和逝世，使他無法與這一內部的反動勢力抗爭。 從那時以後，斯大林的全部努力（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那時是同他攜手工作的），完全是想使黨的機構脫離黨員群眾之監督。在這個為中央委員會的「穩定」而鬥爭的時候，斯大林在他的同僚當中所表現的是最徹底和最可靠的。他用不著擺脫國際問題；因為他從來就不關心國際問題。新統治層的小資產階級的見識，就是他自己的見識。他深信，建立社會主義的任務，在本質上是民族的和行政上的任務。他將共產國際看做是一個不可少的可厭物，應該盡量用來達到外交政策目的。在他的眼裡，連他自己的黨的價值也不過是馴服地支持官僚機關罷了。 除了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之外，官僚們又宣揚一種理論，說布爾什維克主義認為中央委員會是一切，而黨則等於零。這第二種理論，在各方面都比第一種實現得成功一些。利用列寧的死，統冶集團進行了一次徵收黨員的運動，名之為「列寧主義的徵收」。於是一向把守得很小心的黨門，現在大大地打開了。工人們、雇員們、小官員們，都成群結隊的擠進來。這一運動的政治目的，是想把革命的先鋒隊溶解在沒有經驗的、沒有獨立性的，但是還帶著服從威權的老習慣的落後人群之中。這一計劃成功了。官僚脫離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監督，結果「列寧主義的徵收」給了列寧的黨一個致命的打擊。機關得到所必需的獨立．民主集中制讓位於官僚集中制。在黨的機關本身當中，工作人員從上至下都有極大的更替。服從被人宣佈為布爾什維克的主要美德。在反對反對派的口實之下，革命份子大批地被所謂「奇諾夫尼克」（職業的政府官吏）所代替了。從此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就成了它迅速墮落的歷史。 因為左、中、右三派的領袖都屬於克里姆林宮的同一機構即政治局，這一事實使許多人對於這發展中的鬥爭的政治意義弄不明白了。在只知皮相的人們看來，這好像只是個人的衝突，為爭取列寧的「繼承權」的鬥爭。但是在鐵的專政的條件下，社會的衝突，初時除了經過統治黨的機關之外，是無法表現出來的。在法國大革命當中，許多熱月反動派是從雅各賓的營壘中出來的。拿破崙本人早年時，就是屬於這營壘，隨後，這個法蘭西第一執政官和皇帝，也正是從以前的雅各賓派當中選擇他最忠實的臣僕。時代變遷了，雅各賓派也跟著變遷，而二十世紀的雅各賓派也不例外。 列寧時代的政治局委員，現在就只剩下斯大林一個人了。其中兩個委員，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寧多年的流亡時的合作者，現在為著他們所不曾犯過的罪受著十年徒刑的監禁。別的委員如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22]，已經完全被撤去領導的地位，但是他們表示了屈服，所以現在還擔任些次要的工作，最後，是本書的作者，現在還在流放之中。列寧的寡妻，克魯普斯卡婭，現在也在軟禁之中，因為她終究不能用全力來完全迎合熱月反動。 現任政治局諸委員，在布爾什維克黨歷史上都只佔著次要的地位。如果在革命的頭幾年，有人預言他們後來的高昇，那他們自己首先就會驚訝起來的，而他們的驚訝也的確不是虛偽的謙遜。正因為這個原因，現在更加嚴格規定：政治局永遠正確；在任何情況下，反對政治局的人都不可能正確。不過，還有：政治局如果反對斯大林就不可能正確，而斯大林是不可能犯錯的，他自然不可能反對自己而正確。 要求黨內民主制──在這時期成了各反對派的口號；這要求愈無實現的希望，人們就愈加堅決地提出來。上面說過的左派反對派的綱領，在1927年就要求在刑法上加入一條特別的法律：「工人因為批評之故而直接或間接受迫害，則迫害行為應視為危害國家的嚴重罪行而加以處罰。」可是這條法律不但沒有成立，刑法上反而加入了一條取締左派反對派的法律。 黨的民主制，僅只遺留在老一代人們的記憶和回想之中了。而蘇維埃、工會、合作社、以及文化機關和體育機關的民主制，也都跟著消滅了。高踞在這一切之上的，是各級黨部書記的無限權威。早在「極權主義」這一名辭從德國輸入的幾年之前，蘇聯的政制就已經是這種制度了。1928年賴可夫斯基寫道：「用敗壞德性的手段使有思想的共產主義者變成了機器，摧毀了他們的意志、人格和尊嚴，藉此當權派才能造成一種不可撤換、不可侵犯的寡頭政治以代替階級和黨。」自從這幾句義憤填膺的話寫下之後，黨制的墮落愈走愈遠了。格別烏[23]成為黨內生活的決定因素了。莫洛托夫在1936年3月之能夠向一個法國新聞記者誇口說黨內已經沒有甚麼派別鬥爭，那只是因為不同的意見現在是由政治警察自動的干涉來解決了。老布爾什維克黨已經死了，再沒有力量能夠復活它。 隨著黨的政治墮落，不受監督的機關也發生了精神上的腐化。「sovbour」（Soviet Bourgeoisie蘇維埃資產階級）這個字眼是用來稱呼那些享受特權的顯貴的，很早就出現在工人的字彙之中了。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資產階級傾向得著更廣大的活動範圍。在1922年3月第十一次的黨大會上，列寧已經警告過統治層墮落的危險了。他說，當被征服者的文化比征服者高出一籌的時候，征服者就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這種事情在歷史上不止發生過一次。俄國資產階級和舊官僚的文化，當然是非常可憐的，但可惜新的統治層不能不常常向這文化脫帽致敬。「四千七百個負責任的共產黨員」在莫斯科管理國家機關。「誰在領導誰呢？我很懷疑你們是否能說共產黨員在領導著……」在隨後幾次黨大會中，列寧已經不能說話了。但是，在他能夠活動的最後幾個月之中，他的全部思想是集中在警告和武裝工人，以抵禦官僚的壓迫、任性和腐化。然而在那時候，他不過只看出病症最初的徵兆而已。 賴可夫斯基，以前的烏克蘭人民委員會主席及蘇聯駐英駐法的大使，1928年流放時曾寄給他的朋友一封簡短的信，討論蘇維埃官僚制度。這信我們在上面引用過好多次，因為它至今還是關於這個問題的最好的文件。賴可夫斯基說：「在列寧心中，以及在我們大家心中，黨的領導的任務就是要保護工人階級和黨，免得受當權者方面的腐蝕（如特權、地位、恩寵等），免得同貴族和市儈的殘餘修好，免得受新經濟政策的腐化，免得受資產階級的道德和思想誘惑。……我們必須公開的、決斷的和高聲的宣言：黨的機關不但沒有完成這個任務，反而暴露出它完全不能履行它那作為教育者和保護者的雙重的使命。它失敗了。它破產了。」 不錯，賴可夫斯基自己終於為官僚的壓迫所摧毀，他後來竟收回了自己的批評。但是七十歲的老伽利略也是一樣的，當他陷於異端裁判法庭的魔手時，迫不得已否認了哥白尼的學說──可是這件事並沒有阻止地球之繼續繞日而行。我們並不相信六十歲的老賴可夫斯基的悔過，因為他不止一次對於這種悔過作過毀滅性的分析。至於他的政治批評，在客觀事實的發展之中，比在他自己的主觀意志之中，找到了更可靠的根據。 政權的取得不僅改變了無產階級對於別的階級的關係，而且改變了無產階級內部的結構。運用政權成了某一社會集團的專門事業，這集團越把自己的使命看得高，就越發急於要解決自己的「社會問題」。賴可夫斯基繼續解釋說：「在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之中，統治黨的黨員是不容許有資本主義的積累行為的，所以，分化現象，開始時是職務上的，但隨後就變成社會上的了。我說的並不是階級的分化，但是社會分化。……有汽車、有美屋、有定期的休假並得到黨的最高薪水的共產黨員，他的社會地位，與那些在煤坑中工作，每月只能拿到五六十個盧布的共產黨員，顯然是大大的不同。」列舉了當權的雅各賓派墮落之原因，如追逐財產、參加承辦政府所批出的合約以營利等等之後，賴可夫斯基又引述了巴貝夫的一個新奇的言論，巴氏認為新統治層之墮落與過去那些貴族小姐是不無關係的，雅各賓派對於她們十分的慇懃。巴貝夫這樣叫道：「你們這些小器的平民們，你們現在在幹什麼呢？今天她們擁抱你們，明天她們就要絞死你們了。」如果對於蘇聯統治者的妻室作一調查，我們就可看到同樣的景象。蘇聯有名的新聞記者索斯諾維斯基[24]曾經指出：蘇維埃官僚之腐化，「汽車和閨閫的因素」發揮過很大的作用。固然不錯，跟著賴可夫斯基之後，索斯諾維斯基也悔過了，並且從西伯利亞回來了。但是這並沒有改進官僚的道德，相反的，他的悔過證明了官僚道德的加深的墮落。 索斯諾維斯基的舊文章，只能以手抄本形式私下流傳，裡面包含著許多關於新統治層的生活的令人難忘的片段，很明白的顯示出征服者受被征服者的道德同化至何等可驚的程度。我們不用回溯到過去的年份去──因為索斯諾維斯基在1934年已經放下批評的鞭子，而換上一張頌聖的七弦琴了──我們只看最近蘇聯報紙中的例子就夠了，同時，我們並不選擇那些弊端及所謂「過火的事件」，只選取社會輿論所認為的正當日常現象。 莫斯科某工廠經理是一個重要的共產黨員，他在《真理報》上誇揚他所指導的企業在文化上有了很大的進展。其中有一節說：「一個機器工人在電話裡問道：『老爺，您有甚麼命令，立刻停止鎔爐呢還是等候一下呢？』我答覆說：『你等候著罷！』」機器工人很恭敬的同經理說話，用的是第二人稱的眾數的「您」，經理回答時候則用單數的「你」。[25]這一可恥的對話，在任何文化發達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都不會有的，而在《真理報》上，卻當成十分平常的事情由經理自己敘述出來了！《真理報》的編輯並沒有異議，因為他並沒有注意到這個。讀者們並沒有異議，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這個。同樣，我們也不覺得驚奇，因為在克里姆林宮的莊嚴會議中，「領袖們」和人民委員都是「你」呀、「你」呀的稱呼他們屬下的工廠經理、集體農場主席、車間主任和勞動婦女等，尤其在授予甚麼獎章的時候。在帝制時代最流行的革命口號之一，就是要求取消上級對下級用「你」的稱呼，這件事情他們現在竟完全忘記了！ 克里姆林宮官僚與「人民」之間的這種對話，其態度驕橫之驚人，已無誤的證明了：雖然經過十月革命，雖然生產手段已收歸國有，農業已集體化，「富農階級已消滅」，但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在蘇聯金字塔的最上層，不僅沒有達到社會主義，而且在許多方面還落後於有文化的資本主義。近年以來在上述這個很重要的方面還有巨大的後退。這種真正的俄羅斯野蠻主義之復活，其根源無疑是蘇維埃的熱月反動，它使一種文化甚低的官僚得到完全的獨立和自由而不受群眾的監督，而它所給予群眾的福音則是沉默和服從。 我們絕不是想把抽象的專政和抽象的民主加以對比，並在純理性的天平上來衡量此二者的優劣。在這個世界中，一切東西都是相對的，只有「變遷」是永恆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專政，已證明是歷史進步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但是這裡借用詩人的話來說，也是「合理變成了荒謬，仁慈變成了災殃」的。禁止反對黨之後，繼之以禁止派別。禁止派別的結果則是禁止一切與那不會錯誤的領袖們不相同的意見。經由警察之手製造出來的黨內一致，使官僚為非作歹而得不到任何的懲罰，這就是一切放肆和腐化的源泉。 三熱月反動的社會根源 我們將蘇聯的熱月反動定義為：官僚對群眾的勝利。我們曾指出這一勝利的歷史條件：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一部份被吸收到行政機關而逐漸腐化，一部份在內戰中消滅，一部份則被排擠出去和被壓倒了。至於疲倦和失望了的群眾，對於上層所發生的一切，已經非常冷漠。可是，這些條件，其本身不管是怎樣的重要，卻不足以說明為甚麼官僚層能夠高踞在社會之上，而且能夠緊握住自己的命運。單單靠它自己的意志，顯然是不夠的；一個新統治層的興起，必然有深刻的社會原因。 在十八世紀，熱月派對雅各賓黨的勝利，也是由於群眾的疲乏和領導幹部的腐化，但是在這些本質上為附帶的現象之下，還有一種深刻的有機的進程在進行著。雅各賓黨是依靠在那些被革命的大浪潮所拋起來的下層小資產階級身上的。然而十八世紀的革命，按照生產力發展的程度，長遠來說只能使大資產階級走上政權。「熱月反動」不過是這不可避免的進程中的一個階段而已。究竟有甚麼同樣的社會必要性表現在蘇聯的熱月反動之中呢？我們在前面其中一章中，討論到憲兵為甚麼勝利的問題時，已作過初步的答覆。在這裡，我們必須展開研究，去分析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條件，和在這個進程中國家所起的作用。讓我們再拿理論的預言和實際做個比較。1917年，列寧關於奪取政權後立即開始的階段，這樣寫道：「鎮壓資產階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在這裡實行鎮壓的機關已經是居民中的多數,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數,同過去…的情形完全相反。…國家就在這個意義上開始消亡。」這種「消亡」從那裡表現出來呢？主要的是在這個事實，即：「人民的多數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權的少數人的特殊機構（特權官吏、常備軍長官），自己來直接進行這些」壓制的職務。列寧還加上一句自明而無可辯駁的話：「國家政權職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愈不需要了。」生產手段私有制之廢除，取消了歷史上的國家的主要的任務，即：為保障少數人的財產特權，而反對絕大多數人。 按照列寧的意思，國家的衰亡開始於剝奪剝奪者之當日。這就是說，在新制度還來不及處理經濟問題及文化問題的時候。在解決這些問題上面，每一次的成功，即表示對國家之進一步的清算，以及國家之溶化於社會主義社會裡面。這種溶化的程度，乃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深度和效率上的最好的指數。我們差不多可以規定這樣一個社會學的定理：在一個工人的國家，群眾所施行的強制的力量大小，是與剝削傾向或資本主義復活的危險成正比例，而與社會團結的力量和對新制度之普遍的忠誠成反比例的。因此官僚制度（即「特別的官僚和常備軍長官」）是代表一種特別的強制，這強制是群眾不能或不願施行的，而且它這總是反對群眾本身的。 如果民主的蘇維埃至今仍保持其原來的力量和獨立，可是仍不能不採取像頭幾年的那種規模的鎮壓與強制，那麼這種情況的本身就可引起嚴重的憂慮了。何況現在群眾的蘇維埃已經不復存在，而強制的職務完全落在斯大林、雅戈達[26]等人之手，這當然更加值得憂慮。而他們用的又是怎樣一種強制的形式啊！首先我們必須自問：國家現在不僅還頑強的存在，並且是一天一天的警察化，在這後面究竟有甚麼社會原因呢？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是很明顯的。隨著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我們若不是根本改變我們一般對於社會主義的傳統觀念，就是應該堅決拒絕官方對於蘇聯的估計。 讓我們從最近的莫斯科報紙上找一條關於蘇聯現制度之公式化的說明吧，這說明是全國每天要說而學校兒童則用心熟記的許多公式之一：「在蘇聯國內，資本家、地主和富農等寄生階級已完全肅清了，因此，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永遠終結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已經變成社會主義的了，而日益發達的斯塔罕諾夫運動，正準備著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真理報》1936年4月4日。）用不著說，共產國際屬下的全世界報紙，關於這個問題，並沒有什麼別的意見。但是，如果剝削是「永遠終結了」，如果蘇聯現在真的處於從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走向高級階段去的道路上，那麼社會就應當卸除國家這件拘束衣了。可是與此相反，蘇聯國家現在正帶著一種極權主義的官僚主義性質。這是何等難於瞭解的矛盾呀！ 同樣的矛盾，在黨的命運中也看得出來。這裡，問題差不多可以這樣提出：從1917年至1921年之間，舊的統治階級手裡還拿著武器在作戰，他們正得著全世界帝國主義積極的幫助，而武裝的富農破壞軍隊和國家的糧食供給；在這樣一個時候，黨員為甚麼能夠公開而毫無忌憚的在黨內爭論那些最重大的政治問題呢？而現在，外國干涉已經停止了，剝削者階級已經被推翻了，工業化無疑地成功了，絕大多數農民也已集體化了，為甚麼反不容許對於不可撤換的領袖有半個字的批評呢？為什麼只要有任何黨員要求按照黨的章程如期召集黨的大會，就要立刻被開除出黨，而任何公民，如果敢於懷疑斯大林的永不犯錯，就要被當作恐怖主義份子來判罪呢？壓迫和警察機關加強到這麼可怕、怪誕而不可忍受的程度，是因甚麼緣故發生的呢？ 理論並不是一張支票，可以在任何時候提請現實兌現的。如果證明理論是錯誤了，我們必須改正它或修補它的缺陷。我們必須尋出那些真正的社會力量，那些使蘇維埃現實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觀念發生矛盾的社會力量。無論如何，我們不應該在暗中摸索，不應該重覆那些儀式上的辭句，這些辭句對於領袖們的威權固然有用，但完全不合於活的現實。我們現在來看一個令人信服的例子： 1936年1月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席上，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演說道：「我們的國民經濟已經是社會主義的了（鼓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已經解決了消除階級的問題（鼓掌）。」可是過去還遺留下一些「在本質上是仇視我們的份子」，即以前的統治階級的殘餘。並且在集體化的農民、公務人員、甚至工人之中，也都有「小投機家」，還有「貪污國有及公有財產的人，以及蘇維埃制度的譭謗者等等」。因之，專政有繼續加強之必要。與恩格斯的意見相反，工人的國家不應該「睡眠」，反而要愈發警覺起來。 這位蘇維埃政府首腦所描述的情況，是非常令人放心的──倘若不是自相矛盾的話。社會主義已經支配了全國，「在這個意義上」，階級是消除了。（如果在這個意義上階級是消除了，那麼在所有其他意義上也應一樣的「消除了」）。固然不錯，社會的和諧還偶而的被過去的殘餘份子所破壞，但是若以為這些夢想恢復資本主義的零碎份子，既被奪去了一切的權力及財產，還能與「小投機家」（還不是投機家呢！）或「譭謗者」聯合起來推翻無階級的社會，那真是不可想像的。這樣看來，一切事情似乎都進行得很好。但是，既然如此，鐵的官僚專政還有甚麼用處呢？ 我們相信，那些反動的夢想家可以逐漸的消滅，而那些「小投機家」和「譭謗者」，只要高度民主的蘇維埃的一笑，也就可以解決的。1917年，列寧在關於官僚國家的問題上，答覆資產階級和官僚國家的改良派理論家時說道：「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絲毫也不否認個別人搗亂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樣也不否認有鎮壓這種搗亂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這件事情用不著甚麼實行鎮壓的特殊機器，特殊機構，武裝的人民自己會來做這項工作，而且做起來非常簡單容易，就像現代社會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勸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婦女一樣。」[27]這些話聽起來就好像是列寧已經預見到那個繼承他做政府首腦的人所將作的議論了。蘇聯公立學校中固然教授列寧的學說，但人民委員會裡面顯然是沒有人提起列寧言論的。否則，便不能解釋為甚麼莫洛托夫敢於毫不猶豫的說出一種列寧極端反對的見解了。開創者與他的不肖門徒之間的矛盾，是明明白白擺在我們面前了！列寧認為，即使是要消滅剝削階級，也用不著一個官僚機關就可以完成，而莫洛托夫在解釋為甚麼官僚機關在消滅階級之後，還要扼制人民的自由和獨立。他找不出更好的藉口，只能說：為著對付被消滅的階級之「殘餘份子」。 然而，按照官僚的權威性代表的自白，要拿這些「殘餘份子」做藉口，仍是很難自圓其說的，因為他們曾說：過去的階級敵人，已經順利的同化於蘇維埃社會之中了。1936年4月，在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大會上，黨中央委員會一個書記普斯特舍夫說道：「許多破壞者……已經誠懇的懺悔了，並且加入蘇維埃人民之中了。」因為集體化的成功，「富農的兒女不必為他們的父母負責了」。甚至「富農自己現在也不相信有恢復他們以前在鄉村中的剝削地位之可能了」。所以政府把社會出身的限制加以取消，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啊！但是，如果普斯特舍夫的話（這話是莫洛托夫完全同意的）有一點意義，那只是：不僅官僚制度變成不合時宜之物，就是國家的一般的強制，在蘇聯的領土以內也沒有任何作用了。可是，無論莫洛托夫或普斯特舍夫，都不同意這一無可非難的推論。他們只要能抓住政權，即使自相矛盾也不要緊的。 事實上，他們也不能拋棄政權。或者，我們可以這樣客觀地說：現在的蘇維埃社會，是不能沒有一個國家，甚至於──在某種限度內──不能沒有一個官僚制度的。但其原因，絕不是那不足道的過去的「殘餘」，而是現在的巨大的勢力和傾向。蘇維埃國家之作為強制機關而存在，其理由是在這一事實之中，即：現時這種過渡的社會結構還充滿了社會的矛盾，這矛盾在消費的方面更是極度的緊張（這是人人最切身、最明顯地感覺得到的），而且常常有擴展到生產方面的危險。社會主義既不能說是最後的勝利了，也不能說是不可改變的勝利了。 官僚統治乃是建立在社會缺乏消費品，因而惹起大家相互鬥爭這個基礎之上。若是店鋪裡的貨物很充足，那麼購買者要什麼時候去，就可以什麼時候去。若是貨物很少，那麼購買者就不能不排隊等待了。若是行列排得太長，就必須派一個警察去維持秩序。這就是蘇維埃官僚權力之起點。它「知道」什麼人可以得到東西，而什麼人必須等待。 驟然一看，物質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應該可以減少特權的必需性，可以縮小「資產階級法權」的適用範圍，因此也就可以動搖此法權的保護者即官僚的根基。實際上，發生的事情恰恰與此相反：隨著生長力之生長，各種形式的不平等、特權和漁利大大發展起來，因而官僚制度也大大發展起來了。這也不是偶然的。 在第一個時期，蘇維埃政制無疑比現在要平等得多，而官僚主義的程度也要少些。但是，那只是一種大家都貧窮的平等。國家財源枯竭，不可能從人民群眾之中分出甚麼廣大的特權階層。同時，「平等化」的工資破壞了個人對工作的興趣，因此而妨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蘇聯經濟必須從它的貧窮之中有了更高的發展，那特權的儲積才是可能的。目前的生產狀況固然不足以保障每個人都能得到必需品，但是，已經足夠給予少數人以相當大的特權，並且可以把不平等作成一個鞭子以驅策大多數。這就是生產的發展並沒有加強國家的社會主義因素，反而加強牠的資產階級因素的第一個原因。 但是，這不是唯一的原因。除掉這種經濟因素以外（這因素使資本主義的報酬方法在現階段成為必要的），還有一種與之相平行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這政治因素即官僚本身。官僚在本質上乃是不平等的樹立者和保護者。初時，它是以工人國家中一種資產階級性質的機關而興起的。它規定和保障少數人的特權，它自然首先要取去最肥美的部份給自己用。沒有一個操有財產分配權的人會忽略自己的。從社會的必要性所發展出來的官僚機關，自身又繼續發展到遠超過它必要的社會職能以上，並且成為一個獨立的因素，因此也就成為整個社會機體的重大危險之源泉。 蘇聯的熱月反動的社會意義，現在開始在我們面前顯露出來了。群眾的貧困和文化落後，現在又表現在那手操大棒的統治者的惡毒的形像中了。曾被廢黜及辱罵過的官僚，現在又從社會的僕人變成社會的主人了。它已經在道德方面和社會方面遠離人民群眾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於現在無論在它的活動方面或進款方面，它都不能容許任何的批評和監督了。 官僚們對於「小投機家，貪污者和譭謗者」之近乎神秘的畏懼，如此就得到完全自然的說明了。蘇維埃經濟還不能滿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所以在每一步上都要產生並復活貪污和投機的傾向。在另一方面，新貴族的特權喚醒人民一種傾向去傾聽那「對於蘇維埃制度的譭謗」——即傾聽任何敢於批評（雖然是低聲的）官僚們之貪婪和任性的話。因此，現在的問題不是關於不復存在的「過去的殘餘」的問題，而是關於新的、巨大的、不斷生長的個人積累的傾向的問題。國家第一個繁榮的浪潮仍是很薄弱的，但正因為薄弱，所以沒有削弱反而加強這些離心的傾向。在另一方面，無特權的群眾同時發展了一種欲望，想阻止新貴族的貪婪之手。於是社會鬥爭又尖銳化了。這些就是官僚制度的權力之源泉。但是，從這同一源泉，又產生了一種對於官僚權力的威脅。 第六章 社會矛盾和不平等的增長 一貧乏，奢侈和投機 蘇維埃政權開始時是實行「社會主義分配制」，以後，於1921年又被迫恢復了市場的關係。在五年計劃的時期，因為物質資料極端的緊張，又走到國家分配制──即是在一個更高的基礎之上，重覆「軍事共產主義」的實驗。然而事實證明這個基礎還是不夠用的。在1935年，計劃分配制又讓位於商業。這樣第二次證明了：可行的分配方法，是多依賴於技術和現有資源之水準，而少依賴於財產形式的。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經過計件工資的方法），使將來有可能增加商品數量，減低貨價，因之提高人民的生活標準。但是，這僅僅是事情的一方面──這一方面是當資本主義處於興旺時期也可以看到的。社會的現象和過程，必須在它們的聯繫和相互影響之中去研究。在商品流通的基礎上，勞動生產率之提高，同時也就是表示不平等之增長。蘇聯統治層富裕程度的提高，開始遠遠超過群眾生活水平之提高。國家財富增加，同時出現新的社會分化過程。 按照日常生活的情形說，蘇聯社會已經分成一個享受特權的安樂的少數，與一個在貧乏中生活的多數。從兩方面的極端情形看來，這個不平等，已經形成明顯的反差。那些預定要大量流通的生產品，雖然價錢很高，品質一般是低劣的，而且愈離開中心城市，則愈難以得到。在這種情況之下，不僅投機，甚至公然偷盜消費品的事情，都成了常見的現象。過去這些行為補充了計劃分配，如今則成為蘇聯商業的調整辦法了。 那些蘇聯「友人」有一種職業上的習慣，就是閉著眼睛和用棉花塞住耳朵來蒐集印象。我們當然不能信賴他們。蘇聯的敵人則常常作惡意誣衊的宣傳。因此，我們還是到官僚自身方面去尋求材料吧。因為至少它不致於仇視它自己，它的官式自責（這是常常被某些急切的實際需要所喚起的），比起它更常見的和更熱鬧的自誇，是更值得相信的。 1935年的工業發展，如眾所知的，超過了預定的計劃。但關於住宅的建築，則只做到了55.7%。而工人房屋的建築，進行得尤其緩慢，建造得也特別差勁和粗糙。至於集體農場的場員，他們還是和以前一樣，同他們的牛犢和蟑螂一道住在殘舊的小屋裡。可是在另一方面，蘇聯的達官貴人卻在報紙上埋怨，說那些造給他們的新房子，有些竟沒有專供「家庭工人」──即家庭僕役──居住的房間。 每一個制度，在建築和房屋方面，都有它可作為紀念的反映。現在蘇維埃時代的特點，就是無數的蘇維埃大廈和巨宅，官僚們的真正宮殿，有時候其價值達千萬盧布之巨，富麗的戲院，紅軍的房屋（主要是軍官的俱樂部），專供付得起錢的人用的奢華的地下鐵道，而在另一方面，工人房屋的建築則經常的是極端落後，即使這些房屋不過像營房一樣。 國家貨物在鐵道上的運輸，情形的確有很大的改進。但是，一個普通的蘇聯公民卻沒有得到什麼好處。道路和交通方面的行政長官，常常發出無數的命令，埋怨車輛和車站不衛生的情形，埋怨「不可容忍的不為旅客服務的情況」，埋怨「有關火車票的大批的作弊，盜竊和欺騙……，隱瞞空位並私相買賣，收取賄賂，以及在車站和在路上行李之被搶劫」。這些事情是「社會主義的運輸之污點」！實際上，這些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運輸中，都構成刑事的罪責。這些善於辭令的行政長官之不斷的埋怨，證明運輸工具還大大夠不上人民之用，證明那些在火車上運輸的用品之嚴重缺乏，最後證明鐵路的官吏也與其他有權的人一樣，對於小民是極端輕視的。在陸上，在水上，和在空中，官僚都有令人羨慕的交通工具為他們自己服務，這是我們從許許多多蘇聯的特等火車、專車和專輪看得出來的──而且這些特權的東西，現在正日益代之以最好的汽車和飛機了。 在說明蘇聯工業成功的演說中，列寧格勒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日丹諾夫，預言一年以內「我們積極份子來參加會議，不必用現在這種平常的福特車，而可以坐高級轎車來了」，這一允諾曾博得那些直接有關的聽眾熱烈的鼓掌。現在蘇聯的技術，就其目的是直接服務於人的那部份而言，其努力方向首先是為了滿足特定少數人的高等需求。有許多城市現在還沒有電車，而在有電車的地方，這些電車還與從前一樣，差不多可以擠死人。 糧食工業人民委員米科揚曾大吹牛皮，說最劣等的糖果已經很快的被最高等的生產品所代替了，並且說，「我們的婦女」現在正要求精緻的香水。這不過表示這種工業自實行金錢買賣以後，是儘量去迎合富裕的顧客而已。這本是市場的規律，在這種規律以內，那些高等的「夫人們」自然不會站在最後的地位。隨同這種現象，還有另一種情形為人所知：根據1935年在烏克蘭的調查，95個合作社之中，有68個沒有一點糖果，而對於點心的需要，只能滿足15%-20%，並且貨物的品質還是極壞的。消息報埋怨道：「工廠所造的東西，並沒有顧及到顧客的要求」。自然囉，如果所謂消費者，指的並非那種有能力伸張自己的權益的消費者。 巴黑教授，他從有機化學的觀點來處理這個問題，他發現「我們的麵包有時簡直壞得不堪忍受」。男女工人雖然不能瞭解酵母及酸酵之秘密，仍有同樣的感想。與尊貴的教授不同的，就在他們沒有在報紙上發表他們意見的機會。 在莫斯科，服裝托拉斯在廣告上登載出各式各樣絲綢的時裝，它們的樣式都是專門的「時裝公司」所設計的。然而在各省，即使是大工業城市，工人像以前一樣，除非排隊等候並須忍受別的煩惱以外，否則是得不到一件布襯衫的：這種貨物太不夠了！供給多數人以必需品，比起供給奢侈品於少數人，要困難得多多。一切的歷史都證明了這一點。 在細數他的功績之時，米科揚告訴我們說：「人造牛油的工業是新的」。不錯，這種工業在舊政制之下是不存在的。我們不必急於作出結論，以為既有人造牛油之必要，便說情況比在沙皇統治之下還要壞，因為在那時候，人民也是看不見牛油的。但是牛油的代替物之出現，最低限度是表示在蘇聯有兩種消費者：其一是能吃真牛油的，另一則是只能吃人造牛油的。「我們供給了許多馬霍卡煙給所有需要它的人」，米科揚又這樣吹牛皮的說。他只忘記加一句話，就是：無論在歐洲或美洲，沒有一個人曾經聽過像馬霍卡那樣劣等的香煙。 不平等的現象最明顯的表現之一，就是在莫斯科以及別的大城市之中，開設一些專門售賣高級貨品的商店，貨品上面冠以一個意味深長的，然而並非俄文的字「Luxe」（豪華）。同時，人們又不斷的埋怨莫斯科以及各省的糧食店裡常常發生大量盜竊的事情，這表示雖然大家都想有吃的，但食物的供給還只能使少數人滿足。 工人家庭主婦對社會制度有她們自己的觀點，而她們的「消費者」的準則（借用官僚嘲笑她們的說法，其實官僚們也很關切自己的消費），最後分析起來，是有決定意義的。在工人主婦與官僚的衝突之中，馬克思和列寧，以及我們，都是站在她們這一邊的。我們堅決的反對官僚，他們誇張他們的成績，掩蔽矛盾，並且扼住女工的咽喉，以防止她們的批評。 縱然承認人造牛油與劣質的馬霍卡煙是現在雖不稱意但仍是無可替代的必需品，但也用不著吹牛並把現實美化。「積極份子」有高級轎車，「我們的婦女」有精緻的香水，工人只有人造牛油，貴人們有「DeLuxe（豪華的）」貨品，平民只能觀看窗櫥內的精品──這樣的社會主義，對於群眾不能不好像是資本主義的改頭換面，而他們的感想也並不十分錯誤。在「普遍的貧乏」之基礎上，生存資料的競爭便有復活「全部陳腐的東西」的危險，事實上，這些「陳腐的東西」現在已在一步步逐漸復活了。 現在的市場關係與新經濟政策下（1921--28年）的市場關係所不同的，據說是現在在國家合作社和集體農場的組織與個別的公民之間的市場關係，並無中介人和私有商人存在。但這只是原則上如此。按照計劃，零售商業（國家的和合作社的）的總貿易額之迅速增加，應該在1936年達到一千億盧布。集體農場的商業總貿易額，1935年已達到一百六十億，今年當然更多。在這些總額之中及在這些總額之外，不合法的及半合法的中間商人究竟佔一種什麼地位（無論如何，總不是一種無足輕重的地位！），是很難斷言的。不僅是個別的農民，就是集體農場，尤其是集體農場的個別場員，都喜歡去找中介人。家庭工業的工人，合作社社員，以及與農民交易的地方工業，都走這同一的道路。時常會無意間透露這種事情：即在整個廣大的區域以內，肉、牛油、雞蛋等商業，都被「投機家」壟斷。甚至於日常最必要的用品，如鹽、火柴、麵粉、火油等物，雖然國家倉庫裡有很豐富的貯藏，但在官僚化的農村合作社之中，有幾個星期或甚至於幾個月都缺乏這些貨物。這樣一來，很明白的，農民就要從別的管道去得到他們所需要的貨物。蘇聯報紙常常提到中介的商人，好像是說到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一樣。 他種形式的私人企業和積累，似乎作用比較小些。獨立的馬車夫、小客棧主人、個體的手藝工人，像獨立的農民一樣，都是半允許的職業。在莫斯科本城，就有相當多的私人小工商業和修理的店鋪。它們是被默許存在的，因為它們填補了經濟中的重要缺陷。可是還有更多得多的私人企業家，躲在各種手工業合作社和供銷合作社的招牌之下，或在集體農場的掩蔽之下活動著──好像其特別的目的是為著凸顯計劃經濟中的裂縫一般。然而莫斯科的格別烏，卻常常捉捕那些在街上出售自製軟帽和襯衫的貧窮婦人，把她們當作惡意的投機商人。 1935年秋季斯大林宣佈道：「在我們國內，投機的基礎已經消滅了，如果我們現在還有投機者的話，那只可以由下一事實得到解釋：即由於缺乏階級的警覺，和蘇維埃各機關對投機者之寬容所致。」這真是最純正的官僚思想！投機的經濟基礎果真消滅了嗎？如是，則任何的警覺便不需要了。例如，國家若能夠保障人民有足夠合適的衣帽，那就沒有必要去捕捉那些在街上賣東西的可憐婦人了。其實，連現在是否有此必要，也是值得懷疑的。 上面所說的私商，其人數與其營業的份量，本身都不足以駭人的。你不會真的害怕車夫、賣軟帽的小販、鐘錶匠和買雞蛋的人來進攻整個國有財產的堡壘！但是，這個問題仍然不是由簡單的算術的關係來決定的。只要行政方面稍微有點弱點，大批各種各式的投機者就立刻出現，好像發熱時生出的疹斑，証明小資產階級的傾向有不斷的壓力。投機的細菌對於社會主義的將來究竟含有多少的威脅，這完全要看國家政治經濟機體的一般抵抗力如何而定。 下層的工人和集體化的農民──這即是說，大約90%的人口，他們的情緒和行動，主要決定於他們自己實際工資的變化。但是，他們的收入與地位較好的人收入之比較，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在人類的消費範圍內，相對性的規律最容易直接表示出來！一切社會關係，翻譯成了金錢核算的語言時，就會徹底揭露社會各階層在國民收入中所享有的實際比例。即使我們明白不平等現象在相當長久的時期以內是歷史必不可免的事情，但這種不平等的可容許的限度，及其對社會的利害得失，在每個具體的情形之下，還是需要我們討論的問題。 分配國民收入的不可避免的鬥爭，必然的要變成政治鬥爭。蘇聯現社會的結構是否社會主義的，這個問題並不決定於官僚的詭辯，而是決定於群眾自己──即決定於產業工人和集體化農民對這結構所取的態度。 二無產階級之分化 人們會認為，在一個工人國家裡，關於實際工資的材料，自當特別小心去研究──關於各種類別的人民的收入，其一切的統計應該特別的明白和易於為人所瞭解才對。然而事實上，這一有關勞動者基本利益的問題，完全被一層看不透的帷幕所籠罩了。調查蘇聯工人家庭的收支，這個工作比起任何資本主義的國家來，要困難很多，這說起來似乎很難令人相信。甚至於我們要想把各種類別的工人，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期間所得的實際工資，畫一個圖表來表明，都做不到。官場和各方面對於一些無意義的總數往往大吹大擂，而對於這個題目卻諱莫如深。 根據重工業委員奧爾忠尼啟則的報告，在1925至1935年的十年之間，工人每月的出產額增加3.2倍，而貨幣工資增加4.5倍。但是，後面這個堂皇好看的數字，其中有多少是被工人階級的上層專家所鯨吞了呢？還有同樣重要的問題：這個面值，其實際的價值究竟如何呢？這些問題，我們無論從奧爾忠尼啟則的報告或從報紙的解釋上，都得不到解答。在1936年4月所舉行的蘇聯青年大會上，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書記科沙洛夫宣佈說：「從1931年1月到1935年12月，青年工人的工資增加340%！」這個大會的青年代表，是一些慎重地選擇出來的勳章佩帶者，他們對於喝采鼓掌從不吝惜的，然而科沙洛夫這一次的吹牛，卻並未得到一點掌聲。聽講的人同演講的人一樣，十分知道市場價格的急劇變化，已經降低下層工人群眾的物質狀況了。 每人的「平均」工資，連托拉斯的經理和女僕都平均在內，在1935年大概是二千三百盧布，1936年大概會是二千五百盧布。這在面值上等於七千五百法國法郎，但實際的購買力，大概不超過三千五百至四千法郎。這個數字，本身就並不大；如果你注意到1936年的增加工資，是因為取消了某些消費品的特價和取消了某些免費的服務、而作出的部份補償，那這一數字就更顯得小了。但主要的問題，還是這每年約二千五百盧布，或每月約二百零八盧布，如我們上面所講的，乃是一種「平均的」工資；也就是說，這是一個算術的虛構，其作用是掩飾勞動報酬上真正而且很厲害的不平等。 毫無疑問的，上層的工人，特別是所謂史塔罕諾夫份子，他們的狀況在去年是大大的改進了。蘇聯的報紙熱切地細數這個或那個得獎的工人為他自己買了多少衣服、鞋子、留聲機、腳踏車、或若干瓶糖果等──這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可是這些利益，下層工人得到的機會非常之少，這也是非常明白的。說到史塔罕諾夫運動的動力時，斯大林說：「生活更舒適了，生活更快樂了，生活快樂時，工作自然迅速起來了。」在這種對於計件工資制之樂觀的解說中（這種解說顯示統治層之特性），只包含這麼多平淡無奇的真理，就是工人貴族之所以能夠形成，完全是由於國家經濟已有的成功。但是史塔罕諾夫份子的動機，並不是「快樂」的情緒，而是想得到更多的金錢。莫洛托夫在這裡修正了斯大林，他說道：「史塔罕諾夫份子的高度生產力，其直接動機是想增加他們自己的收入。」這是真的。在幾個月以內，一層新工人起來了，他們被叫作「千盧布人」，因為他們的收入每月在一千盧布以上。還有些人每月收入在兩千盧布以上，可是下層的工人，有收入不到一百盧布的。 單是工資的差異，就足以顯出「富的」和「不富的」工人之界線了。但官僚們猶以為未足。他們還儘量把一些特權加惠於史塔罕諾夫份子，給他們新房子，或者修理他們的舊房子，提前把他們送到休養所和療養院去，派遣免費的教員和醫生到他們家裡去，給他們免費的票去看電影。在某些地方，史塔罕諾夫份子甚至可以免費理髮和修面，並且還不用排隊。許多特權好像是故意用來侮辱和刺傷一般工人的感情似的。官僚方面之所以有這種過份的好意，除了名利主義之外，還因為他們良心的不安。地方的統治集團，都很熱心的抓住這個機會，儘量拉攏上層的工人參加他們的特權，以使自己免於孤立。結果，史塔罕諾夫份子的收入，往往超過下層工人的收入至二、三十倍之多。至於那些特別幸運的專家，他們每個人的薪俸常常可以支付八十個或一百個不熟練工人的工資。在勞動支付之不平等上，蘇聯不僅已經趕上而且已經超過資本主義的國家了！ 最好的史塔罕諾夫份子，即那些真正被社會主義的動機所推動的人，他們並沒有因為得著特權而高興，反而感覺煩惱。這是不足怪的。在一般的貧乏之中，唯獨他們可以享受一切好的東西，這使他們遭受周圍的嫉妒和仇視，這使他們的生存缺乏樂趣。工人之間的關係是這樣遠離社會主義道德，更甚於資本主義的工廠工人，因為後者在反對剝削的鬥爭中聯合起來。 雖然如此，日常生活方面就是熟練工人也是不舒適的一一特別是在外省。七小時勞動制已經漸漸為提高生產力而犧牲了；除此之外，工人還耗費不少鐘點在補充的生活奮鬥中。例如，作為國營農場中較好的工人特別富裕的象徵，人們指出，拖拉機駕駛人和聯合收割機操作者等人（他們已經是有名的貴族）都有他們自己的牛和豬。從前那種理論，說沒有牛乳的社會主義，比沒有社會主義的牛乳要好一些，現在已經放棄了。國有的農業企業內，是不應缺少牛和豬的，但現在大家承認：這些企業中的工人為保障自己的生存，不能不經營自己微小的經濟。還有同樣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官僚們得意地宣佈：在哈科夫，有九萬六千個工人有他們自己的菜園──叫別的城市與哈科夫比賽。在這些「自己的牛」和「自己的菜園」等字眼之中，含有多少人力的浪費，而工人，特別是他們的妻室兒女所受的，又是怎樣一種中世紀的污穢和勞苦！ 至於基層的群眾，他們自然既沒有牛也沒有菜園，而大部份人甚至沒有自己的住宅。不熟練的工人，工資一年大概從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盧布，有時甚至還要少。這在蘇聯的物價之下，即表示一種貧窮狀況。居住條件（這是物質和文化水平之最可靠的指標）非常之壞，常常是不能忍受的。絕大多數的工人，都擠在幾家同住的房子裡，設備和維修比軍營還要差得多。有時候，為著辯解工業的失敗、詐病曠工現象以及出品的粗劣，官僚自己也不能不借新聞記者之口，把居住狀況描寫一些出來：「工人睡在地板上，因為床上的臭蟲咬他們；椅子是破的，連喝水的杯子都沒有。」「兩個家庭住在一間房子裡，屋頂是漏的，下雨的時候，他們要一桶一桶的把水提出房去。」「廁所是髒得不能忍受」。這些關於全國各地的描寫，你要多少有多少。例如，石油工業的首長寫道：「這種不可忍受的狀況使勞動的流動性達到很高。……由於缺乏工人，有許多油井是完全放棄了。」有些特別差的區域，只有因為在別處破壞紀律而被開除出來的工人才願意到那裡去工作。如此，在無產階級的下層，現在形成一個被遺棄的蘇聯賤民階層，他們沒有任何的權利，可是重要的產業部門，如石油工業，還不能不用他們。 因為工資差異之過於懸殊，再加之以一些任意給予的特權，官僚使無產階級之中發生激烈的衝突。史塔罕諾夫運動的報告，有時呈現為一幅小型內戰的圖畫。工會的機關報上寫道：「損毀和破壞機器，是反對史塔罕諾夫運動的鬥爭所愛用的方法。」又說：「每一步都帶有階級鬥爭的性質」。在這個「階級」鬥爭之中，工人們站在一方，而工會則站在另一方。斯大林公開主張「嚴辦」那些反抗的人。其他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也不止一次威嚇要掃除「放肆的敵人」。史塔罕諾夫運動的經驗，已經很清楚的顯示出官僚與無產階級之間之深刻的裂痕，顯示官僚運用那個並非他們發明的「分而治之」的格言之堅決。還有，為著安慰工人起見，他們把這個強迫的計件制叫作「社會主義的競賽」。這個名字聽起來真是一種諷刺！ 競爭這種東西，其根源本是存於我們生物的遺傳之中的，若能從競爭除掉貪婪、嫉妒和特權，那麼在共產主義之下，也仍然是最重要的文化的動力。但是在更接近的準備的時代，社會主義社會的實際建設，不能也不會靠現在蘇維埃政府所採取的使人卑屈的辦法來完成（這些辦法是落後的資本主義的辦法），而是要用比較符合解放了的人類的身份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不能在官僚的鞭子之下來完成。因為這條鞭子正是從舊世界傳下來的最可厭的遺產。你如果想要高談社會主義而無絲毫的愧色，那就首先要折斷這條鞭子並在民眾的煙火之中燒掉它。 三集體農村中的社會矛盾 如果「在原則上」工業的托拉斯是社會主義的企業，那集體農莊是不能這樣說的。它們不是依靠國家，而是建築在集體的財產之上。這與個別的分散的經濟比較起來，顯然是一大進步，但是這種集體企業是否會走到社會主義，那完全要決定於許多條件，一部份是在集體農場以內，一部份是在蘇聯一般的狀況之中，而最後不少的一部份則在世界舞臺之上。 國家與農民之間的鬥爭遠遠沒有停止，現在這種非常不穩定的農業組織，不過是兩個鬥爭的營壘在可怕的內戰之後，一種暫時的妥協而已。固然不錯，90%的農業已經集體化了，全部農產品的94%是從集體農莊出來的。縱令你注意到某些冒牌的集體農場，幕後實際上是個體農民，但就數字來看，好像還是不能不承認：戰勝個體的農民經濟，最少已經完成十分之九了。可是，農村區域各種勢力和傾向之真正的鬥爭，遠遠超出把個體農民與集體化農民所作之簡單的比較。 為著安撫農民起見，國家不能不向農村中的私有傾向和個人主義傾向作很大的讓步，開始是正式賦予集體農莊以「永久」使用其土地之權──這就是在本質上取消了土地公有制。難道這只是一個法令的假話嗎？按照勢力關係的對比，這「假話」有可能証明是真實，而在不久的將來，給全國範圍的計劃經濟帶來許多的困難。可是還有更重要的，就是國家已被迫得恢復個體農民的自留地，各有自已的牛、豬、羊和家禽等。這當然是違反社會化和限制集體化，但農民正因為有了這些，他們才和平地同意──可是並無多大熱情──在集體農莊中工作；這使他們有機會盡他們對國家的義務，同時又可以使他們自己得到一些東西。這種新的關係，現在還那麼不成熟，所以縱令蘇聯的統計比較忠實，也很難用數字來衡量。可是，種種事實足以讓我們作出這樣的結論：就農民個人生存說來，他的小塊田地，其重要並不亞於集體農場。這表示在整個鄉村的群眾之中，個人主義傾向和集體主義傾向的鬥爭還在進行，而鬥爭的結果現在還沒有分曉。農民將走上甚麼道路呢？他們自己現在也尚未確切的知道。 農業人民委員於1935年年底說：「一直到現在為止，在實行國家的糧食供給計劃時，我們受到富農份子很大的抵抗。」換句話說，這表示大多數的集體化的農民，「直到最近的時候」（現在怎樣呢？），還認為把糧食交給國家，是一樁於他們不利的事，他們是傾心於私營商業的。這同樣的事情，也可以從別方面得到證明，這就是曾經宣佈過一種嚴厲的法律以保護集體化的財產，防止集體化的農民去掠奪它。再者，集體農場為其財產向國家投保了大約200億盧布的保險，而集體化的農民為其私人財產卻投保了210億盧布，這件事情是非常有啟發性的。如果這種關係並不一定是表示農民分開來說比起集體農場要富足些，那無論如何便是表示農民為其私人財產所保的險，比保他們公共財產的險更周到。 從我們的觀點看起來，畜牧業的發展過程，也有同樣顯明的意義。1935年以前，馬的數目都不斷的減少，後來因為政府想了許多方法，去年才稍微增加一點，而去年牛的增加，卻已達到四百萬頭。1935年的養馬計劃，只實現了94%，而牛則大大地超過預定的數目。如果瞭解下一事實，則這些材料的意義便更加明顯：就是馬只是集體的財產，而牛則已經可以歸大多數集體化的農民私人所有。還有，在草原區域，集體化的農民例外地得到允許可以私有一匹馬，那裡馬的增加比集體農莊快得多，而集體農場又比國家農莊快一些。根據這些事實，自然不能就此推論，說私人的小經濟比大規模社會化的經濟要優勝一些，但我們卻可以這樣說：從私人的小經濟過渡到社會化的經濟，從野蠻主義過渡到文明，是包含了無數的困難，而這些困難又非採取純行政的壓力所能消除的。 「法律永遠不能超過經濟結構以及為經濟結構所決定的文化發展之上」。土地的租賃雖然為法律所禁止，實際上是遍地盛行，而且是採取那種禍害最深的分享收成的形式。這一集體農莊的土地租給別的集體農莊，有時租給一個外人，有時則租給本農莊中那些更有企業心的莊員。說起來似乎令人不敢相信，國家農莊，亦即「社會主義的」企業，也實行土地的租借。而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這事情正發生在格別烏的國家農莊之內！在這個執法的高級機關保護之下，國家農莊的經理加在租佃的農民身上條件，幾乎是照抄從前地主與債奴的契約。現在我們已看到官僚怎樣剝削農民了，其剝削已經不是國家代理人的性質，而是半合法的地主的性質了。 這種醜惡的現象，自然是無法加以統計的，我們一點也不用誇張它的範圍，但它巨大的象徵意義是令人一見就可以明白的。它無誤地證明：在這包含絕大多數人口並且現在還極端落後的經濟部門之中，資產階級的傾向是很強的。同時，雖然財產關係的結構是新的，但市場關係則不可免的要加強個人主義的傾向，和加深農村的社會分化。 平均算來，每個集體農莊的收入大概是四千盧布。但是，這些關於農民的「平均」的數字，比起關於工人的，更帶欺騙性一些。例如，有人在在克里姆林宮作報告，說集體化的漁民在1935年的收入，二倍於1934年，即是每人得1919盧布。當提到後一數字時，得到熱烈的掌聲，這表示這一數字超過一般集體化的基本群眾的收入很多。另一方面，在有些集體農莊以內，攤到每個家庭的收入竟達到三萬盧布，並且還不算入從個人的土地所得的金錢與實物的收入，也不計算整個企業的實物收入。一般說來，這些大集體農民每個人的收入，比起「平均」工人的工資和低級的集體的農民收入，要超過十倍至十五倍。 收入之差異，只有一部份是決定於勞動的熟練和勤奮。集體農莊和農民個人的土地，其所處的狀況必然是非常不平等的，要看氣候、土地、農作物的種類而定，同時距離城市和工業中心的遠近也有很大的關係。城市和鄉村的差別，在五年計劃之中，不僅沒有緩和，相反的，因為城市和新工業區域迅速發展的結果，而大大的尖銳化起來。蘇聯社會中這種基本的社會差別，主要因為有級差地租，必不可免的要在集體農莊相互之間和在集體農莊自身之內產生衍生的矛盾。 官僚的無限制的權力，也是促使社會分化的同樣有力的武器。在它手裡，有這樣一些工具如工資、市價、稅收、預算和信貸等。中亞細亞的許多棉花集體農莊，它們的收入彼此相差很大，這主要是因為政府所規定的市價有差異，而較少關乎各集體農莊莊員的工作。人民中的某些階層被別的階層剝削的現象，並沒有消滅，不過遮掩起來罷了。幾萬「富裕的」集體化農場的繁榮，是藉著犧牲其餘的集體化農場和工業工人而得到的。要想把一切集體農場都發展到富裕的地步，比犧牲大多數人而專給少數人以特權，其任務不知要困難多少，而其時間也不知要延長多久。在1927年，左派反對派就已宣佈「富農的收入，比工人的收入增加得無比的多」，而這一申言現在還保存它的力量，雖然形式改變了。集體農莊的上層的收入，已經比下層農民和工人群眾的收入大無比地多。現在物質生活的差異，也許比起消除富農的前夕還要大一些。 集體農莊內部分化的進行，一部份表現於個人的消費上；一部份則表現在依附於集體農莊的個人企業中，因為集體農莊本身的基本財產是社會化的。至於集體農莊與集體農莊之間的分化，現在已經有了更深刻的後果了，因為富足的集體農莊有機會多用肥料和機器，所以很快就變得更富一些。富足的集體農莊，常常從貧窮的農莊僱用勞動力，而官方也閉眼不問。價值不相等的土地分配給集體農莊，這使集體農莊之間的分化發展得更快，並且因此形成一種資產階級的集體農莊，這種農莊現在甚至叫做「百萬富翁的集體農莊」。 自然，在農民分化的過程之中，國家政權可以作為調節器而出來干涉。但是採取甚麼方向呢？干涉的限度又是怎樣呢？攻擊富農集體農莊和莊員，就是表示與農民中間比較「進步的」階層重新衝突，這些階層的人，經過一段痛苦時期之後，現在才開始急切的感覺到需要一種「快樂的生活」。還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國家政權的本身現在愈發不能實行社會主義的監督了。在農業中也像在工業中一樣，它企圖在百萬富翁的集體農莊之中，在「農業中的史塔罕諾夫份子」裡面，得到友誼和支持。它當初所注意的是生產力的進步，到最後總是變成關心它本身了。正是在消費與生產聯繫得非常密切的農業之中，集體化遂為官僚的寄生主義開闢了無限的機會，並使官僚與集體農莊的上層份子相互結合起來。集體化的農民，在克里姆林宮莊嚴的會議中，向領袖們所呈獻的祝賀的「禮物」，不過是他們經常向地方當權者納貢的象徵的表現而已。 這樣，低下的生產水平，不斷的與社會主義的甚至與合作社的（集體農莊）財產形式相衝突，這在農業中比在工業中尤為顯著。最後分析起來，官僚制度正是從這種矛盾之中產生出來的，而它轉過來又加深了這種矛盾。 四統治層的社會面貌 在蘇聯的政治文件之中，你常常可以看到攻擊「官僚主義」的話，說它是一種壞的思想習慣或一種壞的工作方法。（這種攻擊常常是從上至下的，這正是上層自衛的一種方法。）但是你在任何文件中都看不到把官僚當作一個統治階層來考察的文字──你看不到它的數目和結構，它的血和肉，它的特權和貪慾，也看不到它從國民收入中吞掉多大一部份。可是，它是的確存在的。而它之這樣慎重地隱藏自己的社會面貌，就證明它已經具有一個統治「階級」的特殊的自覺，只是它對於自己統治的權利還缺乏自信。 要想用確切的數字來形容蘇聯的官僚，是絕對不可能的，其理由有二：第一，在一個國家之中，政府既然是唯一的僱主，要分別甚麼是行政機關甚麼不是行政機關是很難的。第二，關於這個問題，蘇聯的統計家、經濟學家和政論家，都保持著特別的緘默。他們的「友人們」當然也學他們的榜樣。我們順便在此說一說，在那一千二百頁的大著作[28]中，韋布夫婦從沒有把蘇聯官僚當作一個社會範疇提出過。這並不足奇怪，因為根本上，他們是在官僚授意之下寫作的！ 按照官方的數字，1933年11月l日在國家中央機關主管的人員，約有五萬五千人。但是，在這個數字之中（近年以來這數字已有極大的增加），一方面還沒有包含海陸軍和格別烏，另一方面也沒有包含合作社和別的許多所謂社會組織如「國防航空化學工業會」的管理人員。此外，各加盟共和國又都有各自的政府機關。 與國家、工會、合作社以及別的總機關相平行的（一部份是與它們相混合的），還有強有力的黨的機關。如果我們把蘇聯和各共和國的統治層人員估計為四十萬人，那是一點也沒有誇大的。而現在這個數字，很可能已經達到五十萬了。這還沒包括職員，僅僅只包括「顯貴的大人物」和「領袖」，即只包括真正的統治層，雖然它的本身又被許多重要的界限分成許多等級。 這個五十萬人的上層，為一個巨大的行政的金字塔所支持著，其基礎是廣泛的和多方面的。各省各縣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以及與之相平行的機關如黨、工會、共青團、地方運輸機關、海陸軍的指揮部、格別烏的機關等──所有這些計算起來，有兩百萬左右的人員。此外，我們還不能忘記六十萬個鄉鎮蘇維埃的主席。 在1933年，工業的直接管理是操在一萬七千個經理及副經理之手（沒有更新數字）。而工場（作坊）、工廠和礦山的管理和技術的全體人員，連工頭都算在內，大約有二十五萬人（雖然其中有五萬四千個專家並不帶有管理的職務）。我們還得加上各工廠中的黨部和工會機關，我們知道在工廠內，管理是採取「三角」形式進行的（即管理部，黨，工會）。所有全國意義的工業，其管理人員大概有五十萬，這個數目在現在不會是誇大的。我們還要加上各共和國和地方蘇維埃政府所辦的企業之管理人員。 從另一面看起來，官方統計指出1933年，在全蘇聯經濟之中，有八十六萬以上的管理人員和專家──在工業方面，有四十八萬以上，在運輸方面，超過十萬，在農業方面九萬三千人，在商業方面二萬五千人。這些數字當然包括了沒有管理權力的專家在內，可是卻沒有包含集體農場和合作社。這些材料也是兩年半那麼久以前的。 如果你只算主席和黨的組織者，那二十五萬個集體農莊就應當有五十萬的管理人員。實際的數目要大許多許多。如果你再加上國營農場和拖拉機站，那在社會化的農業之中，管理者的總數遠超過一百萬。 在1935年，國家有十一萬三千家商店，有二十萬個合作社。這兩種機關的領袖，在本質上並不是商業僱員，而是國家的公務人員，並且還是壟斷者。甚至蘇聯報紙也時時埋怨「合作社的管理者已經不把合作社社員看成他們的選舉者了」──好像合作社的機構，在本質上可以與工會、蘇維埃和黨本身完全不同！這一整個的階層（我們把學生和教員放在一邊不算），其數目總在五六百萬之間，它並不直接參加生產的勞動，但是它管理、指揮、命令、寬恕和懲罰。這個總數和構成它的各個細目，都不能說是正確無訛，但是很可以當作初步的約數。這足以使我們明白：領導的「總路線」並不是一個脫離肉體的精神。 在這個統治結構的各個層次上，從下而上，共產黨員所佔的百分比，從20%至90%不等。在整個官僚層之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要佔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人（最近，因為繼續清黨的關係，這個數目只會減少，不會增加）。這就是國家政權的背脊骨。這些共產黨團管理人員也是黨和共青團的背脊骨。以前的布爾什維克黨，現在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是官僚的政治組織了。至於黨和共青團的其餘成員，只是形成這些「積極份子」的源泉，亦即是補充官僚份子的後備軍。那些非黨的「積極份子」，其功能也是一樣。我們可以假定，工人貴族和集體化的農民貴族，史塔罕諾夫份子，非黨的「積極份子」，以及他們的親信，親戚和姻親，他們的總數大概與我們所估計的官僚的數字相當，即在五六百萬之間，若再加上他們的家屬，那這兩個相互交錯的階層，會有二千萬到二千五百萬的人數。我們對於家屬人數的估計比較低，這是因為有時夫和妻，有時連上子女，都各在機關裡面佔據一個位置。並且，統治集團的妻子們，比起女工，尤其是比起農婦來，要限制她們家庭的人口是容易得多了。目前反墮胎運動是由官僚發起的，但是並不適用於他們自己。總之，12%，或者15%的人口，就是這個專橫的統治層之真實的社會基礎。 只要獨享的房間、充足的食物和整潔的衣裳還只能為很少數人所享用時，那幾百萬的官僚，不管大的小的，首先便要運用他們的權力來保障自己的舒適生活。由此就產生官僚層的極端自利主義，例如，他們內部之堅固的團結，他們對於群眾怨望之害怕，他們之殘暴而堅決地壓制任何批評，以及最後他們對於「領袖」之虛偽的、宗教式的頂禮膜拜一一因為這個「領袖」能代表和保護這些新貴族的勢力和特權。 官僚本身，比起無產階級或農民來，還更不一致。在鄉村蘇維埃主席與克里姆林宮的顯貴之間，隔著一道鴻溝。各種下級的官吏，其生活水平非常低下──比起西方的熟練工人的生活標準更低。但是一切東西是相對的，他們週圍人民的生活還更低下得多。集體農莊主席的命運、黨的組織者的命運，以及下級合作社人員的命運，與最高層的貴人的命運一樣，並不是決定於所謂「選民」的。為著安撫某些不滿起見，任何一個官員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被他的頂頭上司犧牲掉。但是，碰到機會，任何人又都可以上昇一級。這一切人，至少在末發生嚴重的事變以前，是同克里姆林宮有相互安全的保障關係的。 在其生活狀況方面，統治層包含有許多的等級，從偏僻地帶的小資產階級生活，一直到大都會的大資產階級的生活。而習慣、興趣和觀念範圍，也與各自的物質狀況相適應。現在蘇聯的工會領袖，他們的心理形態，並不與西特令，朱奧和格里恩（皆英法美改良主義工會的領袖──譯者）等一干人有多大不同。辭令和術語自然是兩樣的，但對於群眾採取同樣鄙視的恩主的態度，同樣沒有良心狡猾地耍弄二流的手段，保守主義是一樣的，眼界之狹小是一樣的，非常關心他們自己的平靜生活是一樣的，最後，對於資產階級文化的一些最無聊的形式，又都同樣的加以崇拜。大多數蘇聯的將校軍官同世上別的地方也沒什麼不同，並且無論如何他們總盡力想模仿後者。蘇聯的外交家從西方外交家那兒所採用過來的，不只是他們的燕尾服，還有他們的思想方式。蘇聯的新聞記者之愚弄讀眾，並不亞於他們的外國同行，不過他們愚弄的方法比較特別。 如果我們很難估計官僚的數目，那麼要確定他們的收入更是困難。早在1927年，左派反對派就抗議「那膨脹的和享特權的行政機關侵吞了很大部份的剩餘價值」。在反對派的綱領內，曾經估計過：單只商業機構就「侵吞了大量國民收入：即超過全部生產的十分之一」。從那次以後，當局就採取必要的辦法，使別人無法再做這種估計。但是，正因為那個原因，一般的管理費用沒有減少，只有增加。 在別的方面，並沒有比商業方面好些。如拉可夫斯基在1930年所寫的；虧得黨的官僚與工會官僚一次偶然的吵嘴，人民才能從報紙上知道，在工會四億盧布預算之中，有八千萬是用在供養工會人員的。但是這不過只是一個合法的預算的問題。除此以外，工會官僚還從工業官僚方面得到許多表示友好的禮物，如金錢，住宅，以及交通用具等等。「有多少用去維持黨，合作社，集體農場，蘇維埃農場，工業的和行政的機關，以及它們一切分機關呢？」李可夫斯基這樣問道。他自己答覆說：「我們連假定的材料都得不到。」 既然脫離了一切的監督，濫用職權的事就必不可免地要發生，金錢上的非法行為也是意中事。1935年9月29日，政府又一次不能不把合作社的工作不良問題提出來，經過莫洛托夫與斯大林的簽字證明「在許多鄉村消費合作社之中，發生無數的盜竊、浪費和損失。」在1936年1月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某次會議上，財政人民委員埋怨地方執行委員會容許完全任意的使用國家的公款。如果這位人民委員對於中央機關的情形不肯說一句話，那只是因為他自己是屬於這個圈子。 要估計國民收入中有多少部份為官僚所吞用，是不可能的。這不單因為他們很謹慎的甚至隱藏他們合法的收入。這不單因為他們站在非法行為的邊界上，而且時常越過了那邊界，大大利用了各種沒有預見到的收入。主要的還因為社會福利、市政設施、安適、文化、和藝術等各方面整個的進步，主要的（如果不是完全的）還是為上層特權的階層所享受。 關於官僚層的消費，我們只消作必要的修正，就可以把我們說過資產階級的話來說它。若誇大它對於個人消費品的慾望，那是沒有理由也沒有意義的。但是，如果我們注意到新的和舊的文化的收穫，差不多被它所獨佔享用了，那情形就根本不同了。在名義上，這些好東西當然是全部人口或至少是城市的人口都有份的。但實際上，人民只在例外情況才能得到。反之，官僚卻可以任意在任何時候使用它們，好像是自己的私產一樣。如果你不僅僅計算薪俸和一切實物的供給，以及種種半合法的補充的收入，並且還計算到官僚們和蘇聯貴族們在戲院、休息的豪華旅館、醫院、療養院、避暑地、博物館、俱樂部以及體育場所享受的特別待遇的話，那你大概要作出這樣的結論：即這15%至20%的人口所享受的財富，並不比其餘所有80%至85%的人口所享受的少多少。 蘇聯的「友人們」要起來反對我們的數字嗎？好，讓他們提出別的更正確的數字來吧。讓他們去勸一勸官僚們公佈蘇聯社會的收支賬目吧。在他們未曾這樣做以前，我們還是堅持我們的意見。我們並不懷疑，現在蘇聯物品的分配，比起帝制時代要民主許多，甚至比西方最民主的國家也要民主許多。但是這仍舊說不上是甚麼社會主義的。 第七章 家庭、青年與文化 一家庭中的熱月 十月革命忠實地盡了它對婦女的義務。年青的政府不只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給她們同男子完全一樣的各種權利，而更重要的是，它盡了一切力量，比任何其他政府都盡了更多的力量，來保障婦女能從事一切形式的經濟和文化的工作。可是，最勇敢的革命，像「全能」的英國議會一樣，也不能夠把女人變成男人——或者不如說，不能使男女平均分擔懷孕、生產、哺乳和養育兒女的責任。革命作了一次英勇的努力來摧毀所謂「溫暖的家庭」——就是勞苦階級的婦女從童年到死亡在其中幹著奴隸般的苦工的那種陳腐、沉悶而停滯不前的制度。按照計劃，家庭這種封閉的小單位，要由社會一整套的服務和供應的設備來代替，如產科醫院、托兒所、幼稚園、學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醫院、療養院、體育館、電影院等。家庭的家務職能，若完全由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機構來執行，同時讓上下輩代的人都親密團結並且互相幫助，就會使婦女，因而也使相愛的夫妻，都擺脫千年的桎梏。一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中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四千萬蘇聯家庭，絕大多數仍然處於中世紀的狀態，婦女受奴役並且有歇斯底里症狀，兒童天天受著委屈，充滿女性和幼稚的迷信。因此我們不能有任何幻想。正由於這個原因，蘇聯在處理家庭問題的態度上的接連改變，才最足以說明蘇聯社會的真正性質及其統治層的演變。 用猛烈手段一下子把舊式家庭廢除，已經證明不可能。這並不是因為缺乏意志，也不是因為家庭那麼深入人心。相反，經過一個短時期不相信政府及其托兒所、幼稚園之類機構以後，女工和比較進步的農民都瞭解到集體照管兒童以及整個家庭經濟的社會化的無數好處。不幸，社會確實太窮，也太沒有文化了。國家的實際資源與共產黨的計劃和願望不相稱。你不能「廢除」家庭；必須拿甚麼來代替它。婦女的真正的解放，在「普遍匱乏」的基礎上不可能實現。經驗很快就證明了馬克思在八十年以前所說明的這個嚴酷的真理。 在貧困的那些年，工人以及他們一部份家裡人只要可能，都在工廠食堂或其他公共食堂吃飯，這情況官方認為是向社會主義的生活方式的一種轉變。現在用不著再花時間來說明軍事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以及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各自不同的特點。事實是這樣：自從1935年糧票制度取消後，所有境況較好的工人都回到自己家裡吃飯了。如果認為這種倒退是宣告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行，那是不正確的，因為總的來說，社會主義制度從來沒有實行過。但是工人和他們妻子對官僚所辦的「社會伙食供應」的批評，卻更足以令人羞愧得多。同樣的話也可以用來說公共洗衣房，在那裡，弄破和偷掉的衣服比洗乾淨的還要多。回到溫暖的家庭去吧！但是，演說家和新聞記者現在帶著幾分羞愧來鼓吹的在家做飯和洗衣，就是叫工人的妻子回到她們的鍋灶和洗衣盆旁邊，也就是回到原先的奴隸地位。共產國際關於「社會主義在蘇聯徹底而且不可逆轉的勝利」的決議，在工廠區的婦女聽起來是否很可信，的確是個疑問！ 農村的家庭，不僅與家庭工業而且與農業相聯繫著，比城市家庭更穩固也更保守得太多。只有很少數而且一般是很虛弱的農業公社，在初期就設立了公共食堂和托兒所。根據初期的宣告，集體化要發動在家庭方面決定性的改變。他們並非無緣無故地沒收了農民的牛和雞。無論如何，當時有不少關於公共食堂在全國農村順利發展的宣傳。但是，到退卻開始時，真相突然從這種浮誇的陰影中顯現出來了。農民從集體農莊所得到的，一般只有他自己吃的麵包和牲畜的飼料。肉類、乳製品和蔬菜，他差不多完全是從宅旁的自留地得來的。只要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是靠家庭單獨努力得來的，那就再不能談甚麼公共食堂了。這樣，極小塊的田地為家庭造成了新的基礎，給婦女加上雙重負擔。 在1932年，全國托兒所能夠經常收容的兒童總數是六十萬，而當農忙的時候，也不過大約能收容四百萬。在1935年幼兒床的總數為五百六十萬，而屬於經常性的仍然只佔一小部份。況且，現有的托兒所，即使是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及其他中心城市的，一般也不能令最不挑剔人滿意。「一個托兒所，如果孩子在裡面覺得比在家裡還不如，那就不是托兒所，而是壞的孤兒院，」蘇聯某大報這樣抱怨。難怪那些境況較好的工人家庭都不送孩子進托兒所。但是對於基本的勞動群眾來說，就是這種「壞的孤兒院」的數目也是太少了。不久以前，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一個決議，棄兒和孤兒都要交給私人收養。這樣，官僚政府就由它的最高機關來承認了它在這項最重要的社會主義的職能上的破產。上幼稚園的孩童總數，在1930至1935的五年之間，從37萬升高118萬1千。1930年的數字小得厲害，但是1935年的數字在全蘇聯的家庭中，也不過是滄海一粟。如果進一步去調查，毫無疑問會表明：這些幼稚園之中主要的部份而且是比較好的部份，是屬於行政官吏、技術人員和斯塔漢諾夫工作者的家庭的。 就是這個中央執行委員會，不久以前被迫公開證實了：「肅清無家可歸和無人照管的兒童的決議案，執行得很差。」在這不動感情的承認背後隱藏著什麼呢？我們只偶然從報紙用小字印出的評論中看到：在莫斯科，有一千多兒童生活在「特別困難的家庭環境中」；在首都那些所謂兒童之家，大約有一千五百無處可去的兒童被趕到街上；1935年秋季的兩個月裡，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有「七千五百父母被法庭傳訊，因為他們扔下孩子不管」。把他們帶上法庭有甚麼好處呢？有多少父母避免了被帶上法庭？有多少兒童生活於「特別困難的環境」還沒有記錄下來？特別困難的環境與簡單困難的環境有甚麼不同呢？這些都是還沒有解答的問題。兒童無家可歸，有明顯公開的，也有隱性的，很大部份的直接原因，是在社會大危機的過程中舊式家庭迅速瓦解，而新制度來不及代替它。 就從這些偶然見到的報紙評論和刑事記錄的事件中，讀者可以發現蘇聯還有賣淫——-就是婦女為給錢的男人所做的極端屈辱的行為。例如去年秋天，消息報突然告訴讀者，在莫斯科逮捕了「多到一千名在無產階級首都街上秘密賣淫的婦女」。這些被捕者裡有177個女工，92個女雇員，5個大學女生，等等。甚麼原因驅使她們站到街上去呢？工資太少，貧困，想「弄點錢買件衣服，買雙鞋」。這種社會醜惡現象大概達到什麼程度，我們無法查明。莊重的官僚們命令統計工作者保持緘默。但是這種強迫的沉默本身，卻正好證明蘇聯的娼妓「階級」人數很多。在這裡，主要不可能是「過去的殘餘」的問題；娼妓來自年輕的一代人。當然，沒一個有理性的人，會認為這種與文明一樣悠久的痛心事應該特別由蘇維埃制度來負責。但是，在賣淫還存在的情況下談甚麼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原諒的。不錯，報紙只要奉准涉及這個棘手的問題時，總是說「賣淫日益減少了」。比起饑餓與衰落的那幾年（1931—1933），這可能是真的。但是，後來恢復了金錢關係並且取消一切直接分配的制度，必然要使流浪兒童和賣淫都重新增加。只要有特權者，就一定有賤民！ 大批兒童無家可歸，就是身為母親者生活困難的最明確、最悲慘的表徵。在這問題上，連一向樂觀的真理報也有時被迫苦著臉承認：「生孩子在許多婦女來說，是對她們境況的一個嚴重威脅。」正由於這個原因，革命政權才給予婦女墮胎權。不管那些閹人和老處女在這問題上說些什麼話，在窮困和家庭變故的情況下，墮胎權總是婦女最重要的公民、政治與文化的權利之一。然而，婦女這種本來夠悽慘的權利，在現實社會不平等的情況下，也正在變成一種特權了。零零碎碎洩露到報上的關於墮胎做法的消息，實在是驚人。僅僅在烏拉爾某區的一家鄉村醫院，在1935年就有「195個婦女被產婆弄成殘廢」，其中33個是女工，28個女雇員，65個集體農莊成員，58個家庭主婦，等等。這個烏拉爾地區與大多數其他地區所不同的，只不過是它的消息碰巧上了報。在全蘇聯的範圍內，每天有多少婦女成了殘廢呢？ 國家表明了它沒有能力為那些不得不墮胎的婦女提供必要的醫療服務和衛生設備之後，就來一個路線大轉變，走上禁止的道路。正像在別的方面一樣，官僚們把不得已的事情當作好事。蘇聯最高法院的法官索爾茲，一個婚姻問題的專家，認為即將禁止墮胎所根據的理由是：在沒有失業等等事情的社會主義社會裡，婦女沒有權利拒絕「當母親的快樂」。教士的哲學再加上憲兵的權力。我們剛聽到執政黨的中央機關報說：生孩子在許多婦女（更正確點，應該說絕大多數婦女）來說，是「對她們境況的一個威脅」。我們剛聽到蘇維埃最高機關說：「肅清無家可歸和無人照管的兒童的決議案，執行得很差」，這毫無疑問意味著無家可歸的情況又增加了。可是現在蘇聯最高法院的法官卻告訴我們：在一個「生活快樂」的國家，墮胎應該受監禁的處罰，完全像在生活悲慘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事先就可以知道，在蘇聯和在西方一樣，會落到獄吏爪中的，主要是那些很難隱瞞自己的麻煩事的女工、女僕、和農民妻子。至於那些光顧精緻的香水和其他好東西的「我們的婦女」，卻會就在寛容的法官的鼻子底下照舊幹她們認為必要的事。「我們需要人」，索爾茲這樣說，他閉起眼不看無家可歸的兒童。「那麼就請你們自己去生吧」，千百萬勞苦婦女要不是被官僚封住了嘴巴，就會給高級法官這樣的回答。這些老爺似乎完全忘記了：社會主義是要消除那迫使婦女墮胎的原因，而不是借助於討厭的警察干預到每一婦女最隱密的生活領域來強迫她享受「當母親的快樂」。 禁止墮胎的法律草案交給了所謂全民討論。即使經過蘇聯報刊的嚴密篩選，還是有許多辛酸的抱怨和受抑制的抗議洩露了出來。討論突然停止，就像突然宣佈開始一樣。6月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把這可恥的草案變成三倍可恥的法律。連一些官方的辯護士也感到困惑。路易斯．費希爾認為這項立法具有某種可悲的誤會的性質。其實，這個對付婦女（貴婦除外）的新法律，是熱月反動的自然而合乎邏輯的結果。 家庭的勝利復位，與盧布的復位同時發生（真是天緣巧合！），原因是國家在物質和文化方面的破產。領導人不是公開說：「我們實在還是太窮，也太無知，所以不能在人與人之間建立社會主義的關係，我們的子孫會實現這目標」，而是強迫人民把破碎家庭的外壳重新黏合起來，不僅如此，還用嚴刑重罰來強迫人民承認這就是勝利的社會主義的神聖核心。很難用眼睛測量出這種倒退達到什麼程度。 每個人和每樣東西都拉進了新路線：立法者和文學家，法院和民兵，報紙和教室。有個天真老實的共青團員在他的卷子上大膽地寫道：「你們不如去努力解決婦女怎樣才能擺脫家庭控制的問題」。他得到的答覆是幾下重重的耳光，於是---沈默了。共產主義的基本知識被宣佈為「過左」。無文化的庸俗之徒的愚蠢而腐朽的偏見，卻以新道德的名義復活了。在這個廣闊無垠的國家的一切角落的日常生活中究竟發生著甚麼事情呢？報刊只是輕微地反映出家庭領域中熱月反動的深度。 由於傳佈福音的崇高熱情是隨著罪惡的生長而生長的，所以第七誡（基督教的第七誡是不可姦淫---中譯者注）正在統治層中大為流行。蘇聯的道德家只要稍微把辭句改變一下就行。一場反對太多、太輕易離婚的運動展開了。立法者的創造性思想已經發明一種「社會主義性質的」辦法，就是離婚登記要交錢，而一再離婚的交費要更高。我們在上面說過，家庭的復活與盧布的教育作用的增加是攜手並進的，這話不是無故而說的。毫無疑問，征稅使那些難於拿出錢來的人難於登記。對於上層，我們可以希望，那稅款不會成為甚麼難事。況且，那些有漂亮房子、汽車和別的好東西的人，他們處理私事可以不讓外人知道，所以也不必登記。只有在社會的底層，賣淫才有悲慘和屈辱的性質。在權力與幸福結合在一起的蘇聯社會的高層，賣淫採取優美的形式，算是互惠服務的小事，甚至還顯出「社會主義家庭」的樣子。我們已經聽索斯諾夫斯基說過「汽車-女人因素」對於統治層的墮落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那些抒情的、學院派的以及其他類型的「蘇聯友人」，長眼睛為的是看不見東西。十月革命所訂立的婚姻和家庭的法律，曾經是值得引以為榮的，現在卻正在被改造，被從資產階級國家的法律寶庫借來的東西弄得殘缺不全了。好像故意使背叛帶上嘲笑的意味，從前為支持無條件自由離婚和墮胎而提出來的那些論據，如「解放婦女」、「保障個人權利」、「保護母性」，現在又用來支持對離婚和墮胎加以限制和完全禁止了。 這種倒退不僅顯示令人厭惡的虛偽性，而且是退到了比經濟上所必要的還遠得太多的地步。除了客觀的原因使得離婚瞻養費之類的資產階級的方式恢復過來以外，又有了統治層的社會利益需要去深化資產階級的法律這個因素。造成目前這種家庭崇拜的最強烈的動機，無疑是官僚們需要一種穩定的等級關係，並且需要由四千萬個支持權威和勢力的家庭來管束青年。 當政府仍然希望把教育青年一代的工作集中在國家手裡的時候，政府不僅不去注意維持「長者」的權威，尤其是母親和父親的權威，反而盡力使兒童和家庭分開，保護他們，免得受到停滯不前的生活方式的傳統影響。不久以前，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學校和共青團還在利用兒童來揭發、羞辱以及一般地「重新教育」他們好酒的父親或信教的母親——-至於成功多少，那是另一問題。無論如何，這辦法是為了根本動搖父母權威的。在這個並非不重要的領域，現在也急遽轉向了。同第七誡一起，第五誡（即孝敬父母——中譯者注）也充分恢復它的權利了，雖然還沒有提到上帝。但是法國的學校也可以不用上帝的幫助，還是很成功地灌輸了保守主義和墨守成規。 由於關心老一輩人的權威，已經引起宗教政策的改變。否認上帝以及他的幫助和奇蹟，是革命政權分化兒童和父母的最尖銳的武器。反教會的鬥爭，在雅洛斯拉夫斯基那樣的人物領導之下，由於跑到文化發展、嚴肅宣傳和科學教育的前頭，常常墮落成為滑稽劇和惡作劇。衝擊上天，像衝擊家庭一樣，現在已經停止了。官僚們關心他們的身份名譽，已經下令叫青年的「無神論者」放下鬥爭的武器，坐下來讀他們的書。關於宗教問題，正在逐步建立一種具有諷刺意味的中立制度。但這只是第一階段。如果事情的發展只決定於當權者，那是不難預料第二和第三階段的。 流行意見的虛偽性，無論在甚麼地方總是發展成為社會矛盾的平方或立方。如果把意識形態的歷史法則翻譯成數學的語言，大概就是這樣的。社會主義，如果名實相符，就表示人與人的關係中沒有貪婪，友誼之中沒有嫉妒和陰謀，愛情之中沒有卑鄙的計算。官方的學說宣稱，這些理想的標準已經實現了。現實越是對這種宣稱高聲抗議，官方就越是堅持這種說法。例如1936年4月所通過的共青團的新綱領說：「在男女真正平等的基礎上，一種新家庭正在形成，蘇維埃國家關心它的發展。」一個官方評論又補充說：「我們的青年在選擇終身伴侶（妻子或丈夫）時，只有一種動機，一種推動力，就是愛情。資產階級式的金錢勢利婚姻，在我們正在成長的青年一代裡是不存在的。」（1936年4月4日的《真理報》）就普通男女工人來說，這是大體上真實的。但是「金錢婚姻」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裡也比較少見。中上層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新的社會結合自動地在私人關係上打下烙印。權力和金錢在性關係上所造成的罪惡，在蘇聯官僚的隊伍中大量滋生，好像給自己定下了目標，要在這方面超過西方資產階級。 根據蘇聯報紙自己偶然或者不可避免的坦白承認，與剛才提到的《真理報》的說法完全相反，「勢利婚姻」現在是完全復活了。資格、工資、職業，以及軍服上金線的數目，這些東西的意義現在日益增加了，因為它們關聯到鞋子、皮大衣、房屋、浴室等等問題，還有最後的夢想：汽車。僅僅為了爭一個房間，每年在莫斯科就結合或拆散不少夫妻。親戚問題有了特別重大的意義。如果岳父是司令官或者有勢力的共產黨員，如果岳母是達官貴人的姊妹，那是很有用的。我們能夠覺得奇怪嗎？能夠不是這樣嗎？ 蘇聯這部大書裡很富有戲劇性的各章之中，會有一章是許多家庭的分解和破碎的故事。那些家庭，丈夫是黨員、工會工作者、軍隊指揮員或者行政人員，他們成長和發展起來，並且獲得了生活上新的愛好，而妻子則被家庭壓倒，停留在原先的水平上。兩代蘇聯官僚的生活道路上，佈滿了妻子被拋棄和冷落的悲劇。在新起的一代，現在又可以看到同樣的現象。所有最粗暴最殘忍的事，也許都發生在官僚的最高層，他們大多數人都是沒有什麼文化的暴發戶，他們自以為可以為所欲為。檔案和回憶錄將來總有一天會暴露出：那些當作福音來宣傳家庭道德和強制性的「做母親的快樂」的人們，在同妻子和一般婦女的關係上，犯了不折不扣的罪行，因為他們的地位才免於受法律制裁。 的確，蘇聯婦女現在還沒有自由。到現在為止，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主要是給予上層婦女的，就是給了在官場、技術、教育以及一般屬於腦力工作方面的代表人物，而給予女工的則少得太多，農村婦女就更少了。只要社會還不能把主婦在物質方面照料家人的責任承擔起來，做母親的人想要成功地擔任一種社會的職務，就必須使用白人奴隸，例如保母、女僕、女廚等。在構成蘇聯人口的四千萬家庭之中，有百分之五，也許有百分之十，是把「家政」直接或間接建立在家庭奴隸的勞動上面的。若對蘇聯的僕人數目作一次準確的調查，那對於社會主義式的評估蘇聯婦女地位會有重大的意義，等於整套蘇聯法典，不管這法典是多麼進步。但正是由於這原因，蘇聯的統計才把僕人隱藏在「女工」或「其他」的名義下面了！一個家庭的女主人如果是受人尊敬的共產黨員，有廚子，有電話可以叫商店送貨，有汽車供差遣等等，她的處境與女工簡直完全不一樣，因為女工必須跑腿去商店，親自做飯，帶著孩子走路上幼稚園---如果有幼稚園可上的話。任何社會主義的標簽都不能掩蓋這種顯著的社會差別。這種差別的明顯程度，比起任何西方國家裡資產階級貴婦與無產階級婦女之間的差別，一點也不低。 真正的社會主義家庭，社會將使它免除掉種種令人難以忍受和感到屈辱的日常事務所造成的煩惱，所以完全不需要任何嚴格管理；什麼墮胎和離婚的法律，在那環境裡讓人聽起來的感覺，不會比回想到妓院或者用活人作犧牲去祭神好一點。十月革命的立法朝這種家庭的方向邁出了大膽的一步。經濟和文化上的落後性造成了悲慘的反動。熱月的立法正在往資產階級模式撤退，同時用談論「新式」家庭的神聖性的虛偽演說來掩飾它的撤退。在這問題上，社會主義的破產也是用虛偽的體面掩蓋著。 有些誠實的觀察者，特別是在兒童問題上，看到崇高的原則與醜惡的實際那麼明顯的不符，感到震驚。光是採取那麼猛烈的刑事措施來對付無家可歸的兒童，就足以讓人覺得，保護婦女和兒童的立法純粹是偽善。有一種相反的觀察者，他們受那妝扮成為法律和行政制度的思想所顯示出來的寛宏而高尚的氣派欺騙了。這些樂觀主義者見到赤貧的母親、妓女和無家可歸的兒童，就對自己說：物質財富再進一步增長，就會使社會主義法律逐漸有血有肉。要斷定這兩種態度哪一種的錯誤更大和更有害，真不容易。只有患了歷史盲目症的人才看不見：這社會計畫是多麼寛宏大膽，發展的初期階段有多麼重大的意義，以及這計畫打開了多麼大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對那些採取消極而且本質上是冷漠的樂觀態度的人，無法不感到憤慨：那些人閉眼不看社會矛盾的增長，用遠望未來安慰自己，至於開啓未來的鑰匙，他們恭恭敬敬地提議繼續讓官僚掌握。好像男女權利的平等並未變成了男女權利都被官僚剝奪的平等！好像甚麼經書上堅決保證了：蘇聯官僚不會用一種新的壓迫來代替自由！ 男人怎麼奴役女人，剝削者怎麼壓迫男女雙方，勞動者怎麼不惜流血以擺脫奴隸地位，結果只不過把鎖鏈換了另一條——-歷史給我們講了許多關於這一切的故事。基本上，歷史並沒有告訴我們別的東西。但是怎樣實際上把兒童、婦女和人類解放呢？關於這，我們還沒有可靠的模型。一切過去的歷史經驗，完全是消極性的，要求勞動者至少，並且首先，要堅決地不信任一切享有特權而不受監督的監護人。 二反青年的鬥爭 每一個革命的政黨，都是從新興階級的青年一代中得到主要的支持。政治的衰敗，首先就表現為喪失把青年吸引到自己旗幟下的能力。那些相繼退出舞台的資產階級民主政黨，不得不把青年交給革命或交給法西斯主義。布爾什維克還在地下的時候，一直是青年工人的政黨。孟什維克則依靠工人階級上層比較體面的熟練工人，一直以此自豪，並且看不起布爾什維克。後來的事變，嚴酷地向他們證明了他們的錯誤。在決定關頭，青年人帶領著比較成熟的階層甚至連老年人也領著一齊走。 革命給了新的蘇維埃一代人一個強有力的歷史的推動。它一下使他們脫離了保守的生活方式，並且向他們透露了那個大秘密（辯證法的第一個秘密）：地球上沒有一件事物是不變的，而社會是由可塑的材料造成的。根據我們這時代的事變來看，所謂種族類型不變的理論是多麼愚蠢！蘇維埃聯邦是一個巨大的鎔爐，在其中，幾十種民族的性格都鎔化在一起。關於「斯拉夫靈魂」的神秘信仰，像浮渣一樣正在消失。 但是革命給予青年一代的推動，還沒有在相應的歷史事業之中表現出來。不錯，青年人在經濟領域內非常活躍。蘇聯有七百萬工人年齡在23歲之下：工業部門有三百一十四萬，鐵路有七十萬，建築業有七十萬。在新興的大工廠裡，大約一半工人是青年。目前有一百二十萬共青團員在集體農莊裡。最近幾年，好幾十萬青年團員被動員去作建築工作，砍伐木材，挖掘煤礦、開採金礦，到北極、庫頁島或到阿穆州去，那裡有個新城市叫做「共青團城」正在建築中。從新的一代中湧現突擊隊、優秀工人、斯塔漢諾夫工作者、工長以及下級行政人員。青年人都在學習，而且其中相當大部份在刻苦地學習。在體育領域最大膽或是最軍事化的方面，如跳降落傘和射擊，他們也很積極或更為積極。進取而勇敢的青年都去參加各種危險的遠征。 「我們大部份青年都渴望去有困難的地方工作」，著名的北極探險家史米特這樣說。這毫無疑問是真的。但是在一切領域，革命後的一代人仍然處於受監護的地位。上面的人告訴他們做什麼和怎樣做。政治作為最高的指揮形式，仍然完全掌握在所謂「老衛兵」的手中，這些老兵在一切向青年發表的熱情而且往往帶有討好意味的演說之中，都很警覺地保衛著他們自己的壟斷權。 恩格斯並不認為在國家還沒有消亡的時候，這就是說，各種各樣的警察壓迫還沒有讓受過教育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自我管理來代替的時候，社會主義社會就會實現，他把完成這一任務的責任交給青年一代，「他們將在新的、自由的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能夠拋棄這一切國家主義的廢物。」列寧加上他的意見：「......拋棄所有種類的國家主義，連民主共和國的國家主義也包括在內。」在恩格斯和列寧的心中，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前途大致是這樣的：奪取了政權的那一代，即「老衛兵」，開始消滅國家的工作；下一代完成它。 實際情況怎樣呢？蘇聯人口的43%是在十月革命以後出生的。如果你拿23歲作為兩代人的分界線，那麼，蘇聯人口的50%以上還沒有到達這個界線。因此，全國大部份人憑個人回憶所知道的制度，只有蘇維埃制度，沒有其他。但是，正是這新的一代人，並不是如恩格斯所設想那樣，在「自由的社會環境」中形成的，而是在統治層的不可忍受而且不斷加強的壓迫之下形成的，這個統治層，根據官方編造的說法，是由那些完成了大革命的人所組成的。在工廠、集體農莊、軍營、大學、中小學教室、甚至在幼稚園，如果不在托兒所的話，都把人的最大光榮宣告為對領袖的個人效忠和無條件服從。近來許多教育性的警句和格言，很像是從戈培爾（德國納粹黨的宣傳部長---中譯者注）那裡抄來的，如果戈培爾自己不是從斯大林的合作者那邊抄來大部份的話。 學生的學校生活和社會生活，充滿了形式主義和虛偽性。兒童學會從頭到尾坐著捱過無數死氣沈沈的會議，照例有不可缺少的名譽主席團，有對親愛領袖們的歌頌，以及預先消化過而且合乎正道的辯論，辯論時完全按照長輩的做法：說的是一套，想的是另一套。最天真的那部份學校兒童想在這塊多管閒事的沙漠裡創造一塊綠洲，遭遇到嚴厲的壓制。格別烏經過它的代理人，把出賣和告密這類令人厭惡的腐敗行為介紹到「社會主義的學校」裡去了。比較有思想的教師和兒童讀物作家，雖然被迫裝出樂觀的樣子，然而在這種摧毀學校生活的壓迫、虛偽和厭倦的精神環境中，還是不能永遠隱藏他們的恐懼。新的一代由於沒有階級鬥爭和革命的經驗，就只有在蘇維埃民主的條件下，只有自覺地研究過去的經驗和現在的教訓，才能夠成熟起來而獨立地參加國家的社會生活。獨立的性格像獨立的思想一樣，沒有批評是不能發展的。可是蘇聯青年卻根本不容許有起碼的機會來交流思想，犯錯誤，以及做試驗並改正他們自己的和別人的錯誤。一切問題，連他們自己的問題在內，都由別人給他們做了決定。他們所做的只是執行這些決定，並且歌頌那些做決定的人。對於每一句批評的話，官僚都加以殘酷的壓迫。青年隊伍中所有傑出又不肯屈服的人，都被系統地摧殘掉、壓制住或者肉體上消滅掉。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千百萬共青團員之中，竟連一個大人物都沒有冒出來。 投身於工程、科學、文學、體育或弈棋的事業，都可以說青年是獲得鼓勵去奔向遠大前程。在所有這些方面，青年同底子不足的老一代相競爭，往往並駕齊驅或者勝過他們。但是，一碰到政治，青年就燒傷手指。這樣，他們只有三條路可走：加入官僚層去尋求個人的成功；或者默默地忍受壓迫，退避到經濟工作、科學工作或者他們自己瑣碎的私人事情方面；最後一條可能的路則是進入地下，為了未來而學習鬥爭並且鍛煉性格。向官僚層鑽營的道路，只有很少數人可以走。在另一極端，也只有很少數人走進反對派的隊伍。中間的人，即絕大多數，則是很混雜的。但是，這群青年裡面，在鐵的壓迫之下，正發生著一種意義極為重大的隱蔽著的變化，這變化要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蘇聯的未來。 內戰時期的禁慾傾向，在新經濟政策時期讓位於一種比較注重物質享受的、且不說是貪婪的情緒。第一個五年計劃又變成一個非自願的禁慾的時期——-但這時只有群眾和青年方面是如此。統治層則已經堅定地站在個人發達的立場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毫無疑問帶來一種反對禁慾主義的強烈反動。廣大的人群，特別是青年，都變得對個人的發展關心起來。事實卻是，蘇聯新的一代裡面，只有很少數有辦法爬到群眾之上並且能夠儘量去適應統治層的人，才可以得到富裕和發達。官僚方面則正在有意識地發展並且挑選著黨的核心成員和追求升官發財的分子。 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代表大會上（1936年4月），主要的發言人說：「貪圖利益、庸俗小氣和卑鄙自私，都不是蘇聯青年的品性。」這些話聽起來，與當時主要的口號「富裕美妙的生活」，與計件工資、獎金和勳章等等辦法，非常不和諧。社會主義並不是禁慾的；恰恰相反，它十分敵視基督教的禁慾主義。它還敵視一切宗教，因為它所信的是這個現實的世界，而且只信現實的世界。但是社會主義的世俗價值觀是分等級的。人的個性開始向往社會主義，並不是由於在意富裕的生活，反而是由於不在乎它了。然而，沒有一代人能夠超越他們自己。目前的整個斯塔罕諾夫運動就是建築在「卑鄙自私」的基礎上。衡量成功的標準——-賺了多少褲子和領帶——-所證明的恰好就是「庸俗小氣」。就算這個歷史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好吧。那還是要如實地看待它。市場關係的恢復，毫無疑問讓個人有了機會顯著地富裕來。蘇聯青年大批湧向工程類的職業，與其說是因為受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吸引，倒不如說是因為工程師掙的錢比醫生或教師多太多。這種傾向在精神壓迫和思想反動的環境中滋長起來，加以上層對升官發財的本能還有意地放縱，那時所謂「社會主義文化」的傳播，往往變成了極端反社會的利己主義的教育。 然而，如果把青年說成是完全或主要受著個人利益支配，那就是公然誹謗了。不是的，整體來說，他們是高尚、勇於服務、並且有進取心的。升官發財主義只是從上面來污染著他們。在他們的心靈深處，藏有各種尚未定型的英雄主義傾向，只等機會發揮出來。主要正是這種情緒，滋養著最新的蘇聯愛國主義。毫無疑問，它是非常深刻、真誠而且有活力的。但是，就在這種愛國主義裡面，也有一道裂縫把青年和老人分開。 青年健全的肺，無法忍受在那種與熱月反動分不開的虛偽空氣之中呼吸，而熱月反動還不得不披著革命的外衣。社會主義標語和實際生活之間太不和諧，損害了人們對官方教規的信仰。有相當大一部份青年以輕視政治、以粗野放蕩為榮。在許多情況下，或許是大多數的情況，這種漠不關心和玩世不恭的態度，正是不滿的最初表現，也是自己暗中想要獨立起來的最初表現。共青團和黨把幾十萬青年開除、逮捕和流放，其中有「白黨分子」和「機會主義分子」，也有「布爾什維克列寧派」，這證明左右兩方面自覺的政治反對派的源泉並沒有枯竭。恰恰相反，最近幾年這些源泉正在以新的力量冒起泡來。最後，那些比較沒有耐性、脾氣暴躁，失掉平衡，在利益和情感上受了傷的人，就把自己的思想轉向恐怖主義的復仇。大體上，蘇聯青年政治情緒的光譜就是這樣。 蘇聯的個人恐怖的歷史，清楚地標出國家一般演變的各個階段。在蘇維埃政權的初期，在內戰還未結束的氣氛中，恐怖行為是白黨和社會革命黨幹的。到過去的統治階級對於復辟失去了希望的時候，恐怖主義也消滅了。富農的恐怖，其回聲到最近還可以聽到，一直帶著地方性，是反蘇維埃制度的游擊戰爭的補充。至於最近爆發的恐怖主義，既不是依靠舊統治階級，也不是依靠富農的。最近這一期的恐怖主義者，完全來自青年一代，來自共青團和共產黨，而且並不少見還是統治層的子弟。雖然這種個人恐怖行為完全不能解決它所要解決的問題，畢竟是有極為重大的象徵意義。它表明官僚與廣大人民，特別是與青年，有極為尖銳的矛盾。 經濟冒險，跳降落傘、北極探險、故意顯示的漠不關心、「浪漫的流氓行為」、恐怖主義的情緒，以及個人恐怖行為——-所有這些合起來，正在準備著爆發一場青年一代反對老年人那種不可忍受的管教的鬥爭。一場戰爭毫無疑問可以作為一個出口，讓積壓的怨氣排泄出去，但是不會長久。在戰爭中，青年人很快就會得到必要的戰鬥精神以及他們現在不幸最缺乏的威信。同時，大多數「老人家」的聲望將受到不可補救的損傷。一場戰爭頂多只能給官僚統治一個延期解決的機會。隨後的政治衝突將會更加尖銳許多。 如果把蘇聯根本的政治問題簡化為兩代人的問題，當然是片面的。老年人裡面，公開和暗中反對官僚層的人有的是，同樣，青年人之中，也有好幾十萬純粹的應聲蟲。但是，不管對統治層地位的攻擊是來自何方，來自左方還是右方，攻擊者的主要力量總是來自那被剝奪了政治權利而受到壓迫並且感覺不滿的青年人。官僚們非常了解這一點。一般說來，他們對於任何威脅到他們的統治地位的事情，都極度警覺。所以，為了預先鞏固他們的地位，官僚們自然建立起主要的戰壕和堅固的堡壘以抵禦青年的一代。 我們已經提到，1936年4月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了共青團第十次代表大會。自然，在這會上沒有任何人費心解釋：為甚麼違反章程，大會隔了整整五年才召開。而且，很快就明白了：這個經過細心甄別和挑選的大會在這時候召開，目的完全是為了剝奪青年人的政治權利。按照新的章程，共產主義青年團現在甚至於在法律上也無權參加國家的社會生活。今後它唯一的活動範圍，就是教育和文化訓練。青年團的總書記根據上級命令在他的演說中宣佈：「我們必須….停止唧唧喳喳，談論工業和財政的計劃，談論降低生產成本、經濟核算、農作物播種，以及國家的其他重要問題，好像這些問題要由我們來決定似的。」全國人民也許要跟著說最後這句話：「好像這些問題要由我們決定似的！」那傲慢的訓斥，「停止唧唧喳喳！」，儘管是在這麼馴服的一個大會上，也沒有受到熱烈歡迎。如果你想起下述的情況，就會覺得這個訓斥更值得注意了：蘇聯法律規定18歲為政治成熟的年齡，凡達到這年齡的青年男女都有選舉權；而共青團的年齡限制，根據原先的團章，是23歲，實際上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團員是超過這個年齡的。這次大會同時採取了兩項改革。它正式承認超齡團員是合法的，這樣就增加了共青團員中的選民數目；但同時它又剝奪這整個組織的政治權利，不但不許它闖入一般的政治領域（關於這點從來都不成為問題！），而且連當前的經濟問題也不許它過問了。過去的年齡限制之所以取消，是因為從青年團員轉為黨員，過去幾乎是自動的過程，現在已經弄得非常困難了。這次取消政治權利的最後殘餘，連表面的殘餘也取消掉，是因為想把青年團最後完全變成已經徹底清洗過的黨的奴僕。這兩項措施雖然明顯地相互衝突，卻是產生自同一根源，就是官僚對青年一代的害怕。 代表大會上的演說者，根據他們自己的聲明，是來執行斯大林的明確指示的。他們這樣聲明，是為了預先防止有可能發生辯論。他們以驚人的坦白態度解釋這次改革的目的：「我們不需要任何第二黨」。這種說法泄露了這樣的事實：統治集團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如果不被堅決地扼制住，就有變成第二黨的危險。另一個演說者仿佛有意來說明這種可能傾向的性質，帶著警告的口吻說：「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本人，有個時期企圖蠱惑青年，拿反列寧主義和反布爾什維克的思想來鼓動青年建立第二黨，等等」。這位演說者所提到的歷史，有時代上的錯誤。實際上，托洛茨基「有個時期」只是提出警告說：如果政權更進一步官僚化，將不可避免與青年決裂，而有產生第二黨的危險。但是沒關係：事情的發展證實了這個警告，因此就把這警告變成了綱領。墮落的黨只對追求升官發財的人還有吸引力。誠實而有思想的青年男女不能不厭惡那種拜贊廷式的奴顏婢膝，那種掩蓋著特權和任性的虛偽言詞，那些平庸的官僚相互吹捧的大話：厭惡所有這些沒本領上天摘星星所以往自己的身上貼滿星花的首長們。現在已經不像十二三年前一樣，只是第二黨的「危險」的問題，而是第二黨（作為能夠繼續推進十月革命的事業的唯一力量）的歷史必要性的問題了。共青團章程的修改，儘管加上新的警察威脅，當然阻止不了青年在政治上成熟起來，也不能防止他們與官僚發生敵對性的衝突。 如果發生巨大的政治動亂，青年會走上哪條道路？他們會把自己的隊伍集合在什麼旗幟之下？現在沒有人能夠對這個問題作確定的答覆，青年自己尤其不能。各種互相矛盾的傾向都交集在他們心中。歸根結底，主要的群眾怎樣集合，要由世界性重大的歷史事變來決定，由戰爭，由法西斯主義新的勝利，或者相反，由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來決定。無論如何，官僚將要發現，這些被剝奪權利的青年代表著爆炸威力巨大的歷史炸藥。 1894年，俄羅斯的專制政權經過年青皇帝尼古拉第二的嘴巴，用一句有名的話答覆那羞怯地夢想參加政治生活的地方自治局：「毫無意義的幻想！」1936年，蘇聯官僚給青年一代還很模糊的要求的答覆，是更加粗暴的大喝：「停止唧唧喳喳！」這句話也會變成具有歷史意義。斯大林政權要為這句話付出的代價，可能不比尼古拉第 二為首的政權所付的低一點。 三民族與文化 布爾什維主義對民族問題的政策，在保證了十月革命的勝利之後，又幫助蘇聯在內有離心力量、外有敵對環境的情況下堅持下去。國家的官僚化墮落，像一塊大石頭，壓在民族政策上面。正是因為民族問題，列寧想在1923年春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上發動對官僚、特別是對斯大林的第一場戰鬥。但是在大會舉行以前，列寧就永遠離開隊伍了。他那時所準備的文件，到現在還被檢查官禁止發表。 革命所喚起的各民族的文化要求，需要盡可能廣泛的自治權。同時，工業的發展，只有全蘇聯各部份都服從一個集中的總計劃才能夠成功。但是，經濟與文化並不是互相隔絕的。文化自治和經濟集中這兩種傾向，自然有時會發生衝突。然而兩者之間的矛盾決不是不可調和的。雖然不可能有一勞永逸的現成公式來解決問題，但是還可以依靠有利害關係的群眾自己有彈性的意志來解決。只有群眾自己實際參加有關他們命運的管理工作，才能在每一新的階段上，在經濟集中的正當要求與民族文化的活的吸引力之間，劃出必要的分界線。困難在於：蘇聯各民族區域的人民的意志，現在完全被官僚層的意志代替了，而官僚層處理經濟和文化問題，都是從行政的方便和統治層的特殊利益的觀點出發的。 不錯，在民族政策的領域，像經濟領域一樣，蘇聯官僚還繼續做著一部份進步的工作，雖然間接成本的耗費很不少。在蘇聯各落後民族中尤其是這樣，這些民族還必須經過一個比較長的時期，來輸入、模仿和吸收一些已經存在的東西。官僚正在架設一道橋樑，讓這些落後民族得到資本主義文化（一部份甚至是前資本主義文化）的基本好處。對許多領域和許多民族來說，蘇維埃政權現在所做的工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像是在完成彼得第一及其同僚對老莫斯科國所做的歷史性工作，不過規模更大而速度更快。 在蘇聯的學校裡，上課所使用的語言不下八十種。其中大部份還須創造新的字母，或者用比較民主的拉丁字母來代替極端貴族氣的亞洲式字母。報紙也是用同樣多的文字出版，這些報紙第一次使農民和牧民知道人類文化的基本觀念。在沙皇帝國遙遠的邊疆，本地的工業正在興起。半宗法的古老文化正在被拖拉機破壞。隨著居民識字，科學的農業和醫藥也出現了。這種提升新的人類階層的工作，具有難以估計的無比重大的意義。馬克思說得好：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 但是最強有力的火車頭也不能做出奇蹟。它不能改變空間的規律，而只能使運動加快。現在還必須教幾千萬的成年人認識字母、讀報、或者遵守簡單的衛生規則，這就表明，還要走多麼長的路，才能夠真正提出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問題。例如，報刊告訴我們，在西伯利亞的西部，奧羅特人從前不懂得什麼叫作洗澡，現在「許多村莊有了澡堂，他們有時走三十公里路去洗澡。」這個極端的例子，雖然代表的是最低的文化水平，卻可以真實地說明許多其他成就的高度，而且不限於落後地區。一個政府首長，為了說明文化發展的情況，指出這樣的事實：在集體農莊裡，人們開始要買「鐵床、掛鐘、針織內衣、衛生衣、自行車等等東西」了。這不過表示蘇聯農村中富裕的上層農民現在開始使用那些西方農民群眾早已普遍使用的工業品而已。在演說和報刊上，現在天天談到「文明的社會主義商業」的經驗教訓。其實，這不過是想把政府商店弄得乾淨好看一點，供應它們必要的設備和充足的各類貨物，不要讓蘋果爛掉，不要把棉線與襪子扔在一堆，同時教導售貨員對顧客要有禮貌並且殷勤一點——-換句話說，就是要學會資本主義商業的普通方法而已。我們還遠遠沒有解決這個極端重要的問題——-然而，這問題裡面一點社會主義的氣味也沒有。 如果我們暫時把法律和制度放在一邊，去看看下層民眾的日常生活，再如果我們不故意自欺欺人，就不得不承認：蘇聯在生活習慣和文化方面，受到沙皇與資產階級的俄國的遺產影響，比社會主義萌芽的影響要強大得多。人民自己就是最強有力的證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剛剛提高一點點，他們就如饑如渴地去模仿西方現成的模式。蘇聯年青的職員，工人往往也一樣，在服裝和舉止方面都儘量模仿他們在工廠中所遇到的美國工程師和技術員。那些在工業部門和機關工作的女孩子，用她們的眼睛貪婪地盯著來旅行的外國女士，想學會她們的裝束和風度。學會了的幸運者就變成大家模仿的對象。工資較高的女孩子的頭髮已經不剪成劉海式，而是燙成鬈髮了。青年們很熱心參加「西式跳舞圈子」。在某種意義上，這都表示進步，但是所表現的主要並不是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而是小資產階級的文化勝過宗法社會的生活，城市勝過鄉村，中央勝過偏僻的地方，西方勝過東方。 同時，蘇聯的特權層也在模仿資本主義的上層社會。這方面的帶頭者，是常要去歐洲和美國的外交官、托拉斯經理、工程師。關於這個問題，蘇聯的諷刺作品沒有涉及，因為上頭「一萬人」的事情是絕對禁止觸及的。然而我們卻不能不悲哀地指出：蘇聯最高傲的使節面對著資本主義文化，既未能表現出獨特的風格，也沒有顯出任何獨立的特點。他們缺乏足夠的內心穩定性來蔑視外表的光彩並且保持必要的距離。他們主要的野心，一般就是儘量與資產階級典型的勢利小人沒有分別。總之，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感情和行動，並不像是新世界的代表，倒像普通的暴發戶。 然而，如果說蘇聯正在做著先進國家早已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做過了的文化工作，那只是說出了真相的一半。新的社會形式絕不是沒有關係的。這種形式不只讓落後國家有可能達到最先進的國家的水平，並且讓它能在比西方過去所需短許多的時間內完成這個任務。速度這樣加快的原因是很簡單的。資產階級的先驅必須發明他們的技術，並且學會在經濟和文化兩個領域如何運用。蘇聯則可以採用最新式的現成技術，並且由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化，能夠不是部份地、逐步地運用這些技術，而是立即大規模地運用。 軍事當局不止一次讚揚軍隊傳遞文化的作用，特別是對於農民。儘管資產階級的軍國主義所灌輸的那種特別的「文化」沒有讓我們受騙，我們還是不能否認：有許多進步的習慣是經過軍隊傳到民間去的。在革命運動尤其是農民運動中，過去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通常總是站在暴動者的前列，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蘇維埃制度有機會不只經過軍隊，而且經過整個國家機關以及同國家機關交織在一起的黨、青年團和工會的機關，去影響人民的日常生活。蘇聯在技術、衛生、藝術和體育方面採用現成的方法所用的時間，比原先各國發展它們所需要的時間短得多，是由於財產的國有形式、政治的專政和行政管理的計劃方法對這提供了保證。 如果十月革命除了加速這個向前的發展之外沒有其他結果的話，它在歷史上仍然是正當的，因為在最近四分之一世紀裡已經證明，衰落的資產階級制度不能推動世界上任何一個落後國家認真向前發展。然而，俄國無產階級是以更為遠大的任務的名義完成革命的。不管它目前怎樣受到政治壓迫，它的大部份人並沒有放棄共產主義的綱領，也沒有放棄同這綱領結合在一起的巨大希望。官僚層不得不遷就無產階級，一部份就在其政策的方向上，而主要是在政策的解釋上。所以，在經濟或文化領域每前進一步，不管它的實際歷史內容或者對群眾生活的真正意義是什麼，總要宣佈為前所未見或前所未聞的「社會主義文化」成就。毫無疑問，使千百萬一直到昨天還不知道什麼叫做清潔的人都有肥皂和牙刷，實在是很偉大的文化工作。但是肥皂和牙刷，甚至「我們的婦女」所需要的香水，都不能構成一種社會主義的文化，尤其現在的情形是，這些可憐的文明象徵只有大約百分之十五的人口能得到。 蘇聯報刊一再談論的「人的改造」，的確是在全力進行。但這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社會主義的改造呢？俄羅斯人民過去既沒有像德國人那樣經歷過一次宗教大革命，又不像法國人那樣經歷過一次資產階級大革命。如果我們不把不列顛島上居民在十七世紀的改革和革命計算在內，那麼，資產階級個性正是從這兩座熔爐中產生出來的，而這是一般人性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俄國1905和1917年的兩次革命，當然是表示個性在群眾中最初的覺醒，表示個性從原始環境中結晶出來。這就是說，這兩次革命以縮短的形式和加快的速度完成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改革和革命所做的教育工作。但是，遠在這項工作大致完成以前，發生在資本主義黃昏期的俄國革命，就由於階級鬥爭的發展，被迫跳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蘇聯文化領域中的矛盾，不過是反映和折射這一跳躍所產生的社會和經濟的矛盾罷了。在這種環境之下，個性的覺醒必然多少帶一點小資產階級的性質，不僅在經濟上如此，而且在家庭生活和抒情詩中也一樣。官僚本身已經成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最極端的、有時是最無節制的傳遞者。官僚允許而且獎勵經濟個人主義（計件工資、自留地、獎金、勳章），但同時在精神文化領域中無情地壓制個人主義進步的方面（批評觀點，個人意見的發展、個人尊嚴的培養）。 某一民族集團的發展水平愈高，或者它的文化創造愈高，或者它愈精細地去處理社會與個性的問題，則官僚統治的壓力就愈沉重，愈不能忍受。如果只由一根指揮棍（或者不如說只由一根警棍）來指揮蘇聯各族人民的知識活動，那就實際上談不到甚麼民族文化的特性了。烏克蘭、白俄羅斯、格魯吉亞或者突厥的報紙和書籍，不過是把官僚的命令翻譯成各族文字而已。在民間創作模範的名義之下，莫斯科報紙每天用俄文譯文發表各民族的得獎詩人歌頌領袖的詩篇，其實都是糟透了的詩句，彼此之間的差別只在於奴性和無才的程度而已。 大俄羅斯文化（它受到禁閉制度的迫害，並不比其他民族文化少），主要是靠革命前已經形成的老一代人來維持著。青年人好像是被鐵板壓住了似的。所以，這並不是一個民族壓迫其他民族的問題，而是集中的警察機關壓迫一切民族的文化發展，首先就是壓迫大俄羅斯文化發展的問題。可是我們不能忽略一個事實，就是蘇聯90%的印刷物是用俄文印行的。這個百分比當然是明顯地太不符合大俄羅斯人口的相對數目，不過仍然可能這樣反倒比較符合大俄羅斯文化的一般影響力，因為大俄羅斯文化既有獨立的力量，又是國內落後民族與西方之間的中介。但儘管如此，大俄羅斯人在出版機關裡（自然不只在那裡）佔太高的比例，是不是表示大俄羅斯人損害了蘇聯其他民族而實際享有專橫的特權呢？這是很可能的。對於這個非常重大的問題，不能輕易給予完全確定的答覆。因為，在實際生活中，與其說這問題的答案決定於文化上的合作、競爭和相互滋養，倒不如說是決定於官僚的最後裁決。既然政府當局的駐地是克里姆林宮，而外圍各地區不得不與中央保持步調一致，官僚主義就不可避免帶上專橫的俄羅斯化的色彩，而留給其他民族的唯一無可懷疑的文化權利，就只有用它們各自的語文來歌頌主宰者了。 ···· 官方的文化理論隨著經濟的左右搖擺和行政的便利而改變。但是不論怎麼改變，有一個特點始終保存著，就是絕對不容懷疑。隨同「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從前不受歡迎的「無產階級文化」的理論也得到官方正式承認了。反對這理論的人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具有嚴格的過渡性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同，它不想長久統治到一系列歷史時代；現在這一代新統治階級的任務，主要限於吸收資產階級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無產階級越長久地仍然是無產階級（就是說，保留它過去受壓迫的痕跡），它就越不能超越過去的歷史遺產；而新創造能否開始，也要由無產階級本身溶化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程度來決定。換句話說，這一切意味著，資產階級文化要由社會主義文化而不是由無產階級文化來代替。 在反對那種用實驗室方法製造出「無產階級藝術」的理論的時候，本書著者曾經寫道：「文化要靠工業的油水來滋養，要有物質上相當的富裕才能夠使文化生長、精緻和豐腴起來。」即使基本的經濟問題得到了最妥善的解決，「也還遠遠不意味著社會主義的新歷史原則完全勝利了。只有科學思想在全國基礎上的向前推進，以及一種新藝術發展了起來，才意味著歷史的種子不僅長出了根莖，而且已經開花。這樣看來，藝術的發展是測試每個時代的活力和意義的最高標準。」這種觀點本來很流行，忽然在一個官方聲明中被宣佈為「投降主義的」，說它出於對無產階級的創造力的「不信任」。於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時期開始了。布哈林早就是「無產階級文化」的傳教士，而斯大林則從來沒有想過這些問題。不管怎樣，他們兩人都認為：朝向社會主義的運動要以「烏龜的步調」進行，無產階級會有好幾十年的時間來創造它自己的文化。至於這種文化的性質如何，這兩位理論家的意見是既含糊又沒有啟發性。 第一個五年計劃那疾風驟雨的幾年，推翻了龜步的前景。在1931年，可怕的饑荒的前夜，國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了。這樣，在官方所庇護的作家、藝術家和畫家還沒有創造出「無產階級文化」的時候，連這種文化富有意義的雛型也還沒有創造出來的時候，政府就宣佈：無產階級已經溶解於沒有階級的社會裡了。藝術家們只好接受事實，無產階級並不具備創造無產階級文化最必要的那個條件：時間。昨天的觀點立刻拋到腦後去了。「社會主義文化」馬上提到日程上。我們已經對它的內容有些了解。 精神的創造性需要自由。共產主義的真正目的，是使自然服從技術，技術服從計劃，並且使原料盡量產生人類所需要的一切。不僅僅如此，共產主義的最高目的，更是使人類的一切創造力最後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壓力、限制和屈辱的依附地位。人與人的關係、科學和藝術，都完全不受任何外來「計劃」的影響，連強迫的影子都沒有。精神的創造性究竟有幾分是個人或集體的，完全由創造者自己決定。 過渡性政權是一種不同的東西。專政所反映的是過去的野蠻，而不是將來的文化。它必須對一切活動的形式（精神的創造也在內）規定嚴厲的限制。革命的綱領從開始就認為這些限制是暫時的壞現象，並且認為隨著新政權鞏固的程度，應該一個一個地取消對自由的一切限制。無論如何，在內戰最激烈的年代，革命領袖們很明白，政府可以根據政治的考慮對創作自由加以限制，但是決不能在科學、文學和藝術的領域內以指揮者的角色自居。列寧在藝術方面的個人嗜好是頗為「保守」的，但他對藝術問題極為謹慎，很樂意承認自己不夠資格。教育和藝術人民委員盧那查爾斯基對各種各樣的「現代主義」都給予贊助，常使列寧感到困惑難解。但他只限於在私人談話中說幾句譏誚的話，完全沒有想到把他的文藝嗜好定為法律。在1924年，新時期剛開始的時候，本書著者這樣說明國家對各種藝術集團和派別的關係：「一方面給它們訂出贊成革命或者反對革命的絕對標準，另一方面在藝術自決的領域以內讓它們有完全的自由。」 當專政具有情緒激昂的群眾基礎和世界革命的前景時，它並不害怕實驗、研究和學派鬥爭，因為它明白，只有這樣才能造就一個新的文化時代。群眾的每一根纖維還在顫動，千年來第一次心中想什麼就說什麼。一切最好的青年藝術家都被觸動到心靈的深處。在那充滿希望和大膽的早年中，不僅創造了最完整的社會主義立法模範，而且產生了最好的革命文學作品。還有一點值得說的，就是，那些優秀的蘇聯影片也是在這個時期製作出來的，儘管技術設備很貧乏，卻以它們處理現實題材的新穎又有力的手法引起全世界的重視。 在同黨內反對派鬥爭的過程中，文學派別一個又一個被絞殺了。這不單是文學的問題。毀滅的過程遍及所有意識形態的領域，而且進行得更為堅決，因為那過程是比半無意識更甚的。現在的統治層自以為負有使命不僅要在政治上控制精神的創作，而且要規定它發展的道路。絕對命令的方法，同樣地使用到集中營、科學的農業以及音樂方面。黨的中央機關報常常對建築、文學、戲劇和舞蹈發表不署名的指示性社論，口氣像軍令，對哲學、自然科學和歷史，那就更不用說了。 官僚對於一切不直接為他們服務的東西，以及他們所不懂的東西，都抱著一種迷信的恐懼態度。當他們要求自然科學與生產有某種聯繫的時候，這大部份是正確的；但是，當他們命令科學研究者只以直接實用的重要工作為目標的時候，就堵塞了最寶貴的發明泉源，也妨礙了實用的發現，因為這多半是在未能預見的道路上出現的。接受了痛苦經驗的教訓後，自然科學家、數學家、語言學家，以及軍事理論家，都避免作一切廣泛的論斷，因為害怕某一「紅色教授」（通常是個無知的勢利小人）會從列寧甚至從斯大林的言論中硬扯出一段話來聲色俱厲地責難他們。在這種情況下維護自己的思想或者科學尊嚴，多半要招來壓制。 但是，情況更糟到不得了的，是社會科學領域。經濟學家、歷史家，甚至統計家，更不用說新聞記者了，最擔心的就是同那隨時轉變的官方路線發生衝突，即使並非正面的衝突。關於蘇聯經濟，或者國內外政策，誰若沒有從「領袖」的言論中引述許多陳詞濫調來在背後和兩翼佈防，並且預先承擔要證明一切事情都正是按照應該的那樣、甚至更好的那樣進行著，就什麼也不能寫出來。這樣百分之百迎合上意的做法，雖然可以使人避免平常的不愉快，卻帶來最重的那種懲罰，就是言之無物。 儘管表面上馬克思主義是蘇聯國家奉行的學說，可是最近十二年內，在經濟學、社會學、歷史或哲學方面並沒有出現過一本研究馬克思的著作是值得注意和譯成外國文的。研究馬克思的著作並沒有超越學究式的編纂工作的限度，只是把原先已經認可了的老見解說了又說，再按照當時行政的需要把一些老的引證重新編排而已。有千百萬本書籍和小冊子由國家渠道發行出去，對任何人都沒有一點用處，是全靠膠水、奉承話和其他討厭的東西黏合起來的。有可能說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和獨立意見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關在牢獄裡，就是被迫沉默，儘管社會形式演變的每一步都提出了巨大的科學問題！被玷污和踩在腳下的，正是一切理論工作絕對不可缺少的那一樣東西：謹嚴。甚至列寧全集的註解，每一次新版都根據統治人物的個人利益來根本改寫：「領袖們」的名聲加以誇大，反對者的名聲則貶低；生平事跡掩蓋起來。關於黨史和革命史的教科書，情況也是一樣。事實被曲解，文獻被隱藏或偽造，名譽製造出來或加以毀壞。只要把同一本書在最近十二年內先後不同的版本加以比較，就可以正確無誤地看出統治層的思想和良心墮落的過程。 「極權」統治對文藝的破壞性影響也達到同等的程度。各種傾向和學派之間的互相鬥爭已成過去，代之而起的是解釋領導人的意志。所有的文藝團體都被迫加入一個總組織，那等於是文藝的集中營。像綏拉菲摩維奇或格拉特科夫那樣平庸但是「思想正確」的小說作者，被當作經典作家。那些有天才而不能做到充分糟蹋自己的作家，則被一群以厚顏無恥和大量引證為武器的專門教訓別人的人糾纏著。最優秀的藝術家不是自殺，就是向遙遠的過去找題材，或者從此沉默。誠實而有才華的著作只是偶然出現，仿佛是從隱蔽處迸出來的，帶有藝術違禁品的性質。 蘇聯的藝術生活史是一種殉道者列傳。自從《真理報》的社論下令反對「形式主義」以後，在作家、藝術家、導演，甚至歌劇演唱者中出現一種屈辱性的自我檢討流行病。人人都承認過去的錯誤，但是，恐防有更多的意外，他們都避免明確說明這種「形式主義」的性質。最後，當局接到新的命令，才不得不終止這場過大的自我檢討浪潮。斯大林說了幾句話讚揚詩人馬雅科夫斯基，結果文學的評價在幾個星期內就改變了，教科書重新編過，街道改名，雕像也搬出來了。新歌劇給予高官貴人某種印象，立刻就變成對作曲家的音樂指令。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書記在一次作家代表會議上說：「斯大林同志的建議，對於人人都是法律」，全體聽眾都鼓掌，雖然毫無疑問，有人羞愧臉紅。仿佛要徹底嘲弄文學，連俄文句子都寫不通順的斯大林，竟被宣佈為文章大師。這種拜占庭主義和警察統治裡面，含有深刻的悲劇性的東西，雖然它也有些並非故意的喜劇表現。 官方的公式是這樣的：文化應該有社會主義的內容和民族的形式。然而，關於社會主義文化的內容，只能作某些樂觀的猜測。誰也不能在尚未具備充分的經濟基礎時發展那種文化。藝術預見未來的能力遠遠不及科學。無論如何，像「描寫未來的建設」，「指出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改造人類」這一類的指示，對於創作想像力的幫助，並不比五金店的價目表或鐵路時間表大些。 一種藝術的民族形式，等於它讓一般人容易了解的性質。《真理報》向藝術家發命令說：「凡是人民不要的東西，就不可能有美的意義。」這種拒絕對群眾進行藝術教育的民粹派老公式，現在有了更加反動的性質，因為決定人民要什麼藝術和不要什麼藝術的權力仍在官僚手裡。官僚根據自己的選擇來出版書籍，他們還用強迫手段賣書，不讓讀者有所選擇。歸根結底，在官僚眼中，整個事情就是使藝術與官僚的利益合為一體，並且使官僚的利益取得對民眾具有吸引力的形式。 枉費心機！任何文學都不能完成這種任務。領袖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無論第一個五年計劃還是第二個五年計劃，都沒有給我們一個新的文學浪潮可以超過十月革命所產生的第一個浪潮。」這話說得非常溫和。實際上，儘管有個別的例外，熱月時期在藝術創造史中，將記載為一個庸才和歌功頌德、阿諛諂媚之徒的時期。 第八章 外交政策與軍隊 一從「世界革命」到維持現狀 外交政策無論何時何地都是國內政策之延續，因為二者皆由同一統治階級所執行，並追求同一歷史目的。蘇聯統治階層之墮落，必然會伴随着相應的在外交目標和方法上的變更。1924年秋首次宣佈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就已經意味著蘇維埃外交政策要脫離世界革命綱領的限制。可是，官僚們並不想就此與共產國際脫離關係。因为如果那樣做，就會把後者變成一個世界性的反對組織，使蘇聯國內的力量對比產生不利於他們的影響。相反地，克里姆林宮的政策愈少保持以前的國際主義，則統治集團愈有必要緊緊地把共產國際的舵握在手中。此時共產國際在原有的名義下替新的目的服務了，而既有新目标，自然就需要新人手。從1923年秋季開始，共產國際的歷史就是它在莫斯科總部及各個支部的工作人員完全變動的歷史，其所使用的方法是「宮廷政變」、自上而下的洗清，以及開除等等。現在，共產國際已經是替蘇維埃外交政策服務的完全馴服的工具，任何时候都可以任其使喚。 官僚不僅與過去決裂，而且也喪失了从過去歷史中汲取教訓的能力。而這些主要的教訓之一就是：如果沒有國際的、特別是歐洲的無產階級的直接幫助，如果沒有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則蘇維埃政權那時甚至不能維持十二個月之久。奧德軍隊之所以沒有將對蘇俄的軍事進攻進行到底，正是因為他們已經感覺到背後有革命呼吸的暖氣。在大半年之内，德國和奧匈帝國發生的幾次暴動就使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和約變成了廢紙。1919年4月，法國水兵在黑海的暴動，迫使第三共和國的政府宣布放棄在南俄的軍事行動。英國政府在1919年9月從北俄撤退遠征隊，正是因為直接感受到来自其本国工人的壓力。自1920年紅軍從華沙撤退以後，正是因為歐洲有一股强大的革命抗議浪潮，才阻止了協約國的軍隊幫助波蘭摧毀蘇維埃國家。1923年寇松[29]爵士向莫斯科發出最後通牒，但在緊急關頭，英國工人組織的反抗束縛了他的魔手。這些人所共知的事件並不是個別的或特殊的，它們表明蘇維埃在其存在的第一個、也是最困難時期的全部本質。雖然革命最後並沒有在俄國疆界以外任何一處勝利，但勝利的希望卻不是不存在的。 在那些年月中，蘇維埃政府與資產階級的國家締結了許多條約：1918年3月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1920年與愛沙尼亞訂約；1920年10月與波蘭訂立里加和約﹔1922年4月與德国訂定拉派羅條約﹔此外還有許多次要的外交協定。但是在那時候，整個蘇維埃政府或其中任何的一員都沒有想到把這些資產階級的外交對手視为「和平的朋友」，更沒有想到要求德國、波蘭或愛沙尼亞的共產黨投票支持簽訂這些條約的資產階級政府。並且，恰恰通過這個問題群眾可以得到關鍵性的教育。蘇維埃不得已而簽定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正等於疲乏的罷工工人不能不接受資本家所加給他們的最殘酷的條件。但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虛偽的「棄權」形式之下使投票結果有利於這個和約，被布爾什維克斥為幫助搶劫和強盜的行為。雖然四年以後的拉派羅條約是在雙方「平等權利」的正式的基礎上與民主德國簽訂的，然而如果德國共產黨把這當作口實，而表示信任資產階級政府的外交政策，那它馬上就會被共產國際開除。蘇維埃國際政策的基本路線是以這一事實為根據的：蘇維埃政府與帝國主義所訂立的各種商業的、外交的或軍事的協定，當時是無法避免的，但絕不能因此限制或削弱各資本主義國內無產階級的鬥爭，因為最後分析起來，工人阶级國家的安全只能由世界革命的成長來保障。當齊切 林準備參加日內瓦會議時，提議為了迎合美國的「輿論」起見，蘇維埃憲法之中可以作某些「民主的」修改，列寧在1922年1月23日的官方信件中就緊急地提議，立刻把齊切 林打發到某一療養院休養去。如果誰在那些日子敢於提議，為了博取「民主的」帝國主義的好意而參加空洞虛偽的凱洛格公約或削弱共產國際的政策，那麼毫無疑問，列寧會提議把這個人送到某一瘋人院去，而且在政治局中，也一定不會有人反對他的提議。 那時候的領袖們，對於一切和平主義者的幻想，如國際聯盟、集體安全、仲裁法庭、裁減軍備等，特別抱着不可妥協的態度，認為這些幻想不過是欺騙勞動群眾的方法，從而可以在一個新戰爭爆發的時候把群眾殺個措手不及。在列寧起草的1919年大會通過的黨綱之中關於這個問題的那部份，我們可以讀到以下明明白白的幾句話：「無產階級勢力之發展，特別是它在個別國家中的勝利，加強了剝削者的反抗並迫使他們採取了資本家國際團結的一些新形式（如國際聯盟之類），這種形式機關在世界範圍上有系統地剝削一切人民，但其努力首要是朝著立刻壓平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這一目标的。這一切將必然引起各國的國內戰爭與革命的戰爭（勝利的無產階級國家的自衛戰爭，和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之聯合。在這種狀況之中，和平主義的口號，如在資本主義下的國際裁軍，以及仲裁法庭等等，不只是反動的空想，而且是對於勞動者的欺騙，其用意是想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並轉移其對解除剝削者之武裝的注意力。」布爾什維克黨綱上的這幾句話，不啻是對今天的蘇維埃的外交政策和共產國際——它的和平主義「友人」已經遍天下——的政策的有預見性的批評，而且是那麼一針見血的批評。 在干涉和封鎖時期之後，資本主義世界對於蘇聯之經濟的和軍事的壓力，比所料想的減弱不少。歐洲在思考的戰爭，還是過去的戰爭，而非將來的戰爭。然後又發生了空前的世界經濟危機，使全世界的統治階級手忙腳亂。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蘇聯才能經過第一次五年計劃的試驗而維持下去，在這時期中，國內充滿了內戰、饑荒和瘟疫。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前幾年使國內狀況相當改善了，但卻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復興之開始同時，此時重新產生希望、貪慾、追求、和備戰。聯合進攻蘇聯的危險，在我們看來已徑很明顯了，因為蘇聯仍然還是孤立的，因為這個佔「地球六分之一面積」的地區很大程度上還是原始落後的地區，因為雖然生產工具是收歸國有了但是勞動生產力还是遠遠低於資本主義國家，最後——而且从目前来看也是最重要的——還因為世界無產階級其主要部隊已經瓦解了，又缺乏自信心，同時失去了可靠的領導。如此，十月革命原本在它的領袖看來是世界革命的序幕，但在事變進程之中它得到暫時的獨立的意義，現在在新歷史階段之中它又表現出世界發展的深深的依賴。於此又一次證明，「誰戰勝誰」的歷史問題是不能在民族疆界以內決定的，國內的成功與失敗只是對於這個問題在世界舞台上的解決造就或好或壞的條件而已。 蘇維埃官僚制度——我們必須在此事上還它一個公道——已經得到了不少的經驗，知道怎樣對民眾進行操縱、麻痹、離間、和削弱，並且知道怎樣欺騙民眾以達到無限制地對其統治的目的。但是，正因為這個原因，它丧失了對群眾的革命教育的能力。在國內既絞殺了下層人民的獨立性和首創精神，它自然不能在全世界舞台上喚起批判的思想和革命的勇氣。再者，它作为一個统治著和擁有特權的階層，非常重視那些在社會形態上是與它親近的西方激進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議員和工會官僚的幫助和友誼；但却看不起那與它在社會地位大相懸殊的下層工人群眾的幫助和友誼。在這裡，我們無閒來敘述第三國際墮落的歷史，關於這個問題，作者已經有好些專著，並且已經用文明世界中幾乎所有語言文字出版了。事實是這樣的：狹隘的、保守的、無知的和不負責任的蘇維埃官僚，作為共產國際的領袖，對於世界工人運動除了造成不幸和災難以外，没有別的作用。好像歷史自有它的公道一樣，蘇聯現在的國際地位受害於世界無產階級之失敗，较之受益於孤獨建設社会主義之成功遠為之大。只消回憶两件事情就夠了：1925-27年中國革命的失敗，使日本帝國主義在東方得以自由行動﹔德國無產階級的挫敗，又造成了希特勒的勝利和德國軍國主義的猖獗。這兩件事情都是共產國際政策的結果。 熱月的官僚雖然背叛了世界革命，仍自以為忠實於世界革命，他們的主要努力轉向了使資產階級「中立化」上。為了達到這點，他們必須裝作是一道保障秩序的屏藩，它既是溫和的、受人尊重的、同時又是貨真價實的。但是，要成功偽裝某樣東西，不僅是短暫的成功更要長期的成功，那你必須要變成那樣東西才行。統治階層之有機演變，已經照顧到這一点了。所以，官僚在他們自己的错誤的結果之下一步一步地退卻，感覺到要保障蘇聯的安全，必須使蘇聯包含在歐亞現狀的系統之中。一切都說過了和作過了，還有比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訂立一個永久的互不侵犯的公約更好的嗎﹖現在蘇聯的外交政策有一個明白的公式：「我們不要外國的寸土，亦不給寸土於人。」這公式不僅為蘇聯的外交界所廣播（用他們慣常的職業語言），而且也為共产國際所宣揚（它是本應說革命語言的）。好像問題只是關於一小塊土地的爭吵，而不是兩個不可調和的社會制度之间的世界性鬥爭﹗ 中國革命崩潰之後，蘇聯把將中東路奉送給日本視為更為合理的做法，這件事雖然被宣佈為為和平服務的自信力之表現而加以慶祝，其實是弱小的表現。把這樣一條在戰略上極端重要的鐵路交給敵人，蘇維埃政府就是在促使日本更進一步的侵略華北並推動它現在向蒙古進攻。這一種被迫的犧牲，頂多只是暫時喘息的機會，決不意味着危險的「中立化」，事實上它對東京的統治軍閥是一個非常有力的刺激。 日本在將來進攻蘇聯的時候，蒙古是它在戰略上所必須佔領的地方，這個問題現在已經很迫切。蘇維埃政府也覺得不能不在這時候公開宣佈：如果日本侵入蒙古，它將不惜一戰。可見在這裡，問題並不是直接保衛「我們的土地」，因為蒙古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如果有人嚴重威脅蘇聯的疆界時，消極的防衛是不夠的。真正保衛蘇聯的方法是削弱帝國主義的地位，和鞏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殖民地人民的地位。一種不利的勢力關係，也許可以強迫我們放棄許多「寸土」，如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里卡和約、以及最近中東鐵路之出讓。同時，為了在世界鬥爭的勢力關係之中取得優勢起見，工人階級國家的經常義務，就是盡力幫助別的國家的解放運動。但正是這一基本的任務與維持現狀的保守政策絕不相容。 二國際聯盟與共產國際 法國是維持現狀政策的主要鼓吹者，蘇聯之與它恢復關係及隨後與它軍事同盟（這個政策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勝利之結果），是有利於法國遠甚於有利於蘇聯的。按照條約，蘇聯方面對法國的軍事幫助是無條件的﹔反之，法國方面對蘇聯的軍事幫助，卻要看法國與英意二國的預先協商而定。這樣的協商將給予反蘇聯陰謀以無限的活動地盤。萊茵的事變證明：當初莫斯科對局勢若有更切實的估量，而且有更大的毅力，則並不難從法國取得更好的保證——倘若在這不斷發生外交危機、朝秦暮楚、變化莫測的時代，外交條約可以看做是「保證」的話。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看到，蘇維埃官僚在壓迫本國進步的工人時，比他們同資產階級外交家討價還價時更堅決得多。 有一種說法，認為來自蘇聯的幫助是不甚重要的，因為蘇聯與德國沒有共同的疆界，這話簡直不值得我們重視。德國若是要進攻蘇聯，則進攻的一方顯然不難找得共同的疆界。如果德國進攻奧國、捷克與法國，波蘭是一天也不能中立的。如果它遵守與法國同盟的義務，那它必然會讓紅軍通過國境﹔如果它拋棄盟約，它就馬上變成德國的同夥。在後一情況，蘇聯就不難找得「共同的疆界」了。再者，在將來的戰爭中，海上與空中的「疆界」，其作用絕不比陸地的疆界小。 蘇俄之加入國際聯盟，官僚用戈倍爾之流所慣用的方法來欺騙人民，說這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壓力」的結果。其實，資產階級國家之所以接受蘇聯的加入，正因為革命的危險是極端減少了。這不是蘇聯的勝利，而是特爾米多官僚向這個毫無原則的日內瓦機關的投降﹔ 按照上面所引的布爾什維克的黨綱上的話，這個機關「將指揮它的力量來鎮壓革命運動」。自從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大憲章」頒佈以來，是甚麼東西發生了劇烈的改變呢？國際聯盟的性質？資本主義社會中和平主義的作用？又或是蘇聯的政策變化﹖提出這個問題也就是回答了這個問題。 經驗很快就證明，蘇聯之加入國聯不仅沒有得到更多的實際利益（這些利益本可以通過與個別資產階級國家訂約而得到），反而給自己增加許多限制和義務。蘇聯為了維持它剛得到的保守的聲望，是带着最迂腐的忠誠来執行這些限制和履行這些義務的。在國聯以內，蘇維埃的外交不只要盡量迎合法國，同時還要迎合法國的同盟國，所以在意大利與阿比西尼亞的衝突之中，蘇聯採取極端模稜两可的態度。而李維諾夫在日內瓦不過是賴伐爾的影子而已﹔當他向英法外交家的「為和平」而努力——正因這些努力，阿比西尼亞才吉祥地滅亡——表示感謝之時，高加索的煤油正源源不絕的供給意大利艦隊。即令你認為莫斯科政府不敢公開破壞商業條約，但是蘇聯的工會是用不著顧慮對外貿易人民委員會的事務的。如果由蘇聯工會登高一呼，決定停止對意大利的貿易，則必然喚起全世界的抵制運動，其真實和有力程度將遠非國聯那種欺騙的「制裁」所可比擬的——那種制裁是外交家和公法學家預先與莫索里尼商量好然後才宣佈的。在1926年，蘇維埃工會曾經公開募集幾百萬盧布接濟英國煤礦工人的罷工，而這次竟完全相反，它連手指頭都不敢舉一舉，那是因為這種行動被蘇聯的統治官僚所禁止，而禁止得原因主要是想討法國喜歡。可是，在將來的世界大戰之中，任何的軍事聯盟國也不能補償蘇聯在殖民地人民和一般勞動群眾之間所損失的信用。 難道克里姆林宮裡的人不瞭解這一點嗎﹖蘇維埃的機關報這樣答覆道：「德國法西斯的基本目的，就是想使蘇聯孤立。……好吧，但是有什麼用呢﹖蘇聯現在比從前有更多的朋友了。」（《消息報》，1935年9月17日）意大利的無產階級給法西斯的鎖鏈拴住了﹔中國的革命被粉碎了，日本在中國橫行無忌﹔德國無產階級潰不成軍，使希特勒在全民投票中全然未遇到一點抵抗﹔奧國無產階級的手脚都被束縛了﹔巴爾幹諸國的革命政黨被踐踏在地上了﹔在法蘭西，在西班牙，工人階級正跟著激進派資產階級後面跑。可是雖然如此，蘇聯自從加入國際聯盟以來，現在「比從前有更多的朋友」！這個牛皮，驟然看來時非常荒謬，但如果你不就工人階級的國家來看，而就它的统治阶层來看，那是有很真實的意義的。難道不是因為世界無產階級慘酷失敗，才使蘇聯的官僚在內能僭奪政權，在外則能得到資本主義国家中多少有利的「輿論」嗎﹖共產國際愈不能威脅資本主義國家的地位，則在法國、捷可斯洛伐克、以及別的國家的資產階級的眼中，克里姆林宮政府的政治信用就愈高。這樣，蘇聯官僚在國內和國外的力量，恰是與蘇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根據地的力量成反比例的。但是，這只不過是事情的一面。還有另一面。 在驚人的做法和轟動的事件中往往流露出一種深刻洞察力的勞合·喬治[30]，在1934年11月警告下議院，責其不應譴責法西斯德國。按照他的意見，德國一定是歐洲反共產主義最可靠的堡壘。「我們將來還要歡迎它作我們的朋友哩」。非常有意義的話﹗世界資產階級對於克里姆林官之半恭維半譏誚的表揚，一點也不是和平的保障，甚至連戰爭的危險也一點沒有減輕。蘇維埃官僚之演化，所以引起世界資產階級之興趣，最後分析起來，是因為資產階級希望蘇聯的財產形式有改變之可能。拿破崙一世在完全拋棄了雅各賓主義的傳統之後，戴起了皇冠並恢復了對天主教的崇拜，可是他仍然是整個半封建的歐洲之仇恨的目標，因為他始終保護著由革命所創造的新財產體系。除非對外貿易的壟斷取消了，資本的權利恢復了，蘇聯在整個世界資產階級眼中，仍然是一個不可調和的敵人（不管蘇聯的统治阶层怎樣為資產階級服務），而德國的民族社会主義則是一個朋友，即使今天不是，明天也是。甚至當巴爾都[31]和賴伏爾與莫斯科交涉之時，法國大資產階級不管從希特勒方面來的危險，也不管法國共產黨之急劇地轉向愛國主義，還是頑強地拒絕與蘇聯妥協。當賴伏爾與蘇聯訂條約的時候，左派責備他表面上雖然聯合莫斯科來恐嚇柏林，實際上是企圖與柏林和羅馬恢復關係來反對莫斯科。這一論斷也許稍嫌不成熟，但是絕不與事變之自然發展相衝突。 不管人們怎樣估量法蘇公約的利害，沒有一個負責任的革命政治家會否認蘇聯有權利與這個或那個帝國主義締結暫時的協定，以作蘇聯安全之輔助。唯一的事情就是必須清楚地公開地告訴群眾，這種局部的和帶策略性的協定在歷史勢力總系統之中佔甚麼地位。為著要特別利用法德的衝突，一點也用不著把資產階級的同盟國，或把那个暫時躲在國際聯盟幕下的帝國主義联盟理想化。可是不僅蘇聯的外交界，連現時的共產國際在內，都有系統地把一些暫時的同盟者描繪成「和平的朋友」，他們用「集體安全」和「裁軍」等等口號來欺騙工人，這樣一來，他們在實際上就變成帝國主義者在工人阶级中間的政治代辦了。 在1936年3月1日，斯大林接見斯克利布－霍華德新聞社社長羅依．霍華德，那次臭名昭著的談話錄是一個寶貴的文件，它表明官僚對於世界政治的大問題是何等的盲目，也說明了蘇聯領袖與世界工人運動之間的關係是如何的虛偽。對於「戰爭是不可免的嗎？」這個問題，斯大林答道：「我認為和平的朋友的地位是變得更強了﹔和平的朋友能夠公開地工作，他們依賴公共輿論的力量，他們手上有像國联那樣的工具。」在這些話中，連一絲一毫的现实主义都沒有。資產階級的國家並不在它們自己之間分成和平的「朋友」與和平的「敵人」——因為這樣的「和平」並不存在。每個帝國主義的國家都只对保持它自己的和平感興趣，這個興趣越大，則這個和平就越讓它的敵人不可忍受。斯大林、鮑爾溫[32]、萊翁·勃魯姆[33]等人所共有的一個公式，就是「如果一切國家聯合在國聯之中並努力保衛它，那和平就真有保障了。」這無異是說，如果破壞和平的原因不存在時，那和平就有保障了。這思想你可以认为是正確的，但是却沒有用處。那些並非國聯會員國的大國，如美國，很顯然願意在抽象的「和平」之外保持行動的自由。到底為了什麼原因它們需要这一自由，到時候它們自会告訴我們。那些退出國聯的國家（如德國和日本）或者暫時向國聯「請假」的國家（如意大利），它們之所以這樣做也是有它們很實際的理由的。它們之與國聯決裂，只是改變了既存矛盾之外交形式，並沒有改變這些矛盾的性質，也沒有改變國聯的性質。那些向國聯誓忠的值得表揚的國家，則最有決心地利用國聯以維持它們自己的和平。但是雖然如此，它們之間也不一致。英國十分願意延長和平的期間，以犧牲法國在歐洲或非洲的利益为代价。而法國呢，它又準備犧牲英國海道的安全，以支持意大利。但是，為著保衛它們自己的利益，它們兩方面都準備訴諸戰爭——用不著說，自然是訴諸最正義的戰爭。最後，那些小國因為找不到更好的護身符，所以現在躲在國聯陰影底下，將來會表現出來，它們並不是站在和平這一方面，而是站在戰爭中最強的联盟的那边去。 努力維持現狀的國聯，並不是一個「和平」的組織，而是作为少數的帝國主義去壓迫作为大多數的人類的暴力組織。這種「秩序」，只有持续不斷的或大或小的戰爭才能維持­——今天在殖民地，明天則在大國之間。帝國主義之忠實於現狀，是附帶有條件的、暫時的、和有限度的。意大利昨天忠於於保障歐洲的現狀，而不保障非洲的現狀。它明天在歐洲的政策又是怎樣呢﹖沒有人能夠知道。但是，非洲疆界的改變已經在歐洲發生影響了。希特勒之敢於將他的軍隊開到萊茵區域，只是因為莫索里尼侵佔了阿比西尼亞。要把意大利算作和平的「朋友」當然很難，可是法蘭西之尊重它與意大利的友誼，還過於尊重它與蘇聯的友誼。而在英國這一方面，則設法與德國交好。集團變化了﹔但慾望還是一樣。那些擁護現狀的國家，其基本任務就是使國聯最便於各種勢力的縱橫聯合，和使其成為準備將來大戰之最有力的遮掩物。至於誰發動戰爭和怎樣發動戰爭，那些具體情況是次要的。將來總有人要發動，因為所謂現狀正是一個火藥庫。 當帝國主義的衝突還存在時，「裁軍」的綱領是一種最有害的欺騙。即使它通过广泛的同意而實現了——這是多麼荒誕的假設呢！——那也決不能阻止新的戰爭。帝國主義並不是因為有了武器才戰爭的﹔相反的，正是因为它們需要戰爭，所以才鑄造武器。當代技術讓新的而且非常迅速的整頓軍備成為可能。軍備不管如何協定、限制和裁減，軍械庫、軍火工廠、實驗室，以及整個資本主義的工業，都還保存它們的力量。例如德國，雖然被它的征服者用最嚴厲的監察解除了武裝（順便說一句，這種辦法才是「裁軍」的唯一實際的形式！），但是因為它巨大的工業，現在又成了歐洲軍國主義的要塞。現在又輪到它想把幾個鄰國的武裝解除了。那種所謂「逐步的裁軍」的思想，只不過是想在和平的時候減少過大的軍事經費而已，那是關於資金的問題，與熱愛和平無關。但是，這種企圖，也仍然是沒有實現。因為地理地位、經濟力量、以及殖民地佔領之不同，裁軍標準必然要變更勢力的相互關係，對某些國家有利而對另外一些不利。在日內瓦的屢次裁軍企圖之所以無結果，就是這個原因。關於裁軍差不多已有二十年的磋商和討論，其結果只引起整軍的新浪潮，且是前所未有的新浪潮。把無產階級的革命政策建築在一個裁軍的綱領上，並不是把它建築在沙堆上，而是建築在軍國主義的煙幕之上。 為帝國主義無限制的屠殺而勒死階級鬥爭，只有經過工人組織領袖的幫助才有可能成功。在1914年這個任務是在這些口號之下完成的：「最後的戰爭」，「反對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戰爭」，「為民主而戰爭」。這些口號的信用，已經被最近二十年的歷史所完全破壞了。現在代替它們而起的是「集體安全」、和「广泛裁軍」。在擁護國際聯盟的藉口之下，工人組織的領袖又準備再版一次「神聖同盟」，這個東西之於戰爭，其必要性並不次於坦克、飛機和「禁用的」毒氣。 第三國際是在對社會愛國主義的憤怒和反對之中誕生的。但是，十月革命所裝在它上面的革命的火藥早已用完了。共產國際現在也和第二國際一樣，站在國際聯盟的旗幟之下，唯一的不同就是共产國際的厚顏無恥比較新鮮而已。當英國社會主義者史泰福德．克里布斯[34]叫國聯做「國際強盜聯盟」時（一個比「不正義」更為不禮貌的詞語），倫敦泰晤士報譏誚地反問道：「那末，如何解釋蘇聯之加入國聯呢？」這是不容易回答的。因此，莫斯科官僚大力支持當初卻曾受十月革命嚴重打擊過社會愛國主義。 這個問題，羅依．霍華德也想得到一點解釋。他問斯大林說：關於世界革命的計劃和意向，現在怎樣呢﹖斯大林道：「我們從來沒有這種計劃或意向。……這是一场誤會。」霍華德：「一種悲劇式的誤會嗎？」斯大林：「不是，一種喜劇式的，或者一種悲喜劇式的誤會，隨你的便。」這些都是他們的談話的原文記錄。斯大林繼續說：「蘇維埃人民的思想，對於周圍的國家有甚麼危險呢，倘若這些國家真正穩固地坐在馬鞍之上？」好的——霍華德可以反問——但是這些國家如果不是穩固的呢？斯大林提出一條更能令人放心的論據：「輸出革命，這個觀念是荒唐無稽的。一國若需要革命，就會自己去製造革命﹔若不需要，就不會有革命發生。譬如說，當初，我們國家需要革命，我們就製造一個革命。……」以上的對話也是原文記錄。從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過渡到一國革命的理論，這本是很自然的。那麼為甚麼有共產國際存在呢？——霍華德可以這樣問。但他顯然知道正當的好奇心是有限度的。斯大林這種保證式的解釋，不但資本家讀到，工人也讀到，而這樣解釋卻是漏洞百出的。在「我們的國家」要去製造一個革命以前，我們先從他國輸入馬克思主義思想，先學習外國的革命經驗。幾十年中，我們的亡命客在國外指導俄國的鬥爭。我們從歐美的工人組織得到精神的和物質的幫助。勝利之後，我們於1919年組織了共產國際。我們不止一次宣告過：革命已經勝利的國家的無產階級，有援助被壓迫階級之任務，且不僅是思想上的帮助，有可能的時候還應該以武力相援。我們也不僅限於宣告，我們還付諸行動。那時，我們曾經用武力援助過芬蘭、拉脱维亚、愛沙尼亞和格魯吉亞的工人階級。我們曾經企圖以紅軍進攻華沙來援助那暴動起來的波蘭無產階級。我們派遣過組織人才和軍事人才去幫助中國革命。1926年，我們捐了幾百萬盧布援助英國罷工工人。這一切，現在看來似乎是一種誤會，一種悲劇式的誤會嗎﹖不是，這是喜劇式的。難怪斯大林宣佈說：在蘇聯的生活是「快活的」事情。甚至共產國際也由一个嚴肅的角色，变成了一个喜劇式的角色了。 斯大林本可以給他的訪問者以更令人心服的印象，倘若他不如此譭謗過去，而是坦坦白白地拿熱月的政策來對比十月革命的政策。他可以這樣說：「在列寧眼中，國際聯盟是準備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工具。我們則認為它是一種和平工具。列寧說過革命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則認為把革命輸出國外去這個觀念是荒唐無稽的。列寧宣佈無產階級與帝國主义的資產階級之聯合為背叛階級利益；我們則出全力驅迫世界無產階級走上這條路。列寧攻擊在資本主义下的裁軍口號是欺騙工人的口號；我們則把我們的整個政策建立在這個口號之上。」於是斯大林也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你們的悲喜劇式的誤會，乃在於你們誤以為我們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繼承者，而其實我們是它的掘墓人。」 三紅軍及其種種理論 舊時俄羅斯兵士是在農村宗法關係之下孕育出來的，他們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有一種盲目的羊群本能。蘇伏洛夫，凯瑟琳二世和保羅時代的大將軍，乃是指揮封建奴隸軍隊的無上妙手。法蘭西大革命使得舊歐洲和俄帝國的戰爭藝術完全技窮了。自然，那時以後，俄帝國仍舊征服了若干巨大的領土，但從未有一次戰勝過文明國家的軍隊。幾次對外的失敗和內部的騷動是必要的，為的是在爐火中改變國民性。紅軍只能在一種新的社會心理基礎之上成立起來。那種羊群本能和聽天由命的心態，在較年輕的一代中已經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勇敢的精神和技術的崇拜。與個性的覺醒同時，文化水準也迅速提高起來。不識字的新兵逐漸減少了。凡是不能讀書或寫字的人，紅軍是不讓他退伍的。種種體育都很發達，無論在軍隊中或軍隊的周圍。在工人、軍官和學生裡面，射击好手都很受人尊敬。冬季的幾個月裡，溜冰遊戲讓軍隊顯示了前所未聞的迅速行動。在跳降落傘、滑走及航空方面，都有驚人的成就。人人都知道北極和平流层的飛行活動。僅僅這幾點重要成績就可以告訴我們大量其他成就。 無需將內戰幾年中紅軍組織和作戰的水準加以理想化。但是對青年指揮官而言，這幾年不啻是一場大洗禮。帝制時代舊軍隊中的士兵、下級軍官、和下士表現出組織者和軍事領袖的才能，他們的意志就在這場大鬥爭之中鍛練起來。這些自己苦幹出來的人戰敗了不止一次，但最終他们勝利了。其中最好的份子，於是勤奮地研究學問。現在軍隊中的高級領袖都是經過內戰學校畢業的，他們的絕大多數後來也畢業於陸軍學校或特別研究班。比較年輕的軍官，有一半以上受過高等軍事教育﹔其餘的也在軍官學校畢業。軍事理論給了他們必需的思想上訓練，但並未損毀內戰中戲劇性的行動在他們身上喚起的勇敢。這一代人現在大約四五十歲，正當身體和精神的力量都處於平衡的狀態，這個時候勇敢的首創精神既建立在充足的經驗之上，又沒有被其消磨。 黨、青年團、工會——且不論這些組織如何履行其社會主義任務——國有工業管理部、消費合作社、集體農場和蘇維埃農場——且不論這些機關如何履行其經濟任務——都在訓練出無數的青年管理者，他們習慣於指揮人群和支配大量的貨物，習慣於將自己同國家联系起來。他們是軍官之天然後備隊。學生服軍役以前受到高度的訓練，他們又構成另一種獨立的後備隊。學生分成了特別的隊伍加以訓練，在動員時很容易轉成為臨時軍官學校。要估量這方面的大概人數，只消指出以下的數字就夠了：從高等教育機關畢業的學生，現在每年有八萬人﹔專科和大學學生數目超過五十萬﹔所有教育機關的學生，現在將近二千八百萬人。 在經濟方面，尤其工業方面，社會革命向企业提供了舊俄羅斯所夢想不到的國防。計劃的方法，本質上乃是工業之不斷的動員，操於政府之手﹔甚至在建立和設備新工廠方面，也可以專從國防利益出發。紅軍的人力和機械力之配合，可以比得上西方最好的軍隊之水準。在炮兵配備方面，第一個五年計劃之時已經獲得决定性的成績了。正在花巨款來製造軍用汽車、坦克和飛機。現在國內約有五十萬輛拖拉機，單單1936年就生產了十六萬輛，共有八百五十萬匹馬力。坦克車的增加也差不多是這個速度。紅軍的動員計劃規定作戰前線每公里配有三十至四十五輛坦克車。由於上次大戰之結果，海軍船只從1917年的五十四萬八千噸減少至1928年的八萬二千噸。這一方面，我們差不多是要從頭開始的。1936年1月，杜哈契夫斯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宣告說：「我們正在建立一個強大的海軍。我們的力量首先集中在發展潛水艇方面 。」日本海軍總部，關於蘇聯這方面的成就，一定很清楚知道。現在波羅的海方面也同樣受人注目。可是在以後幾年，海軍仍只能擔負起保衛沿海國境的輔助的任務。 但空軍發展得非常之快。兩年之前，據報紙報導，法國航空工程師代表團「看見了這方面的成功，甚為驚訝和歡喜。」他們也知道了：紅軍正在製造重轟炸機，數目日多一日，而其活動半徑達到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公里。遠東若是發生戰爭，則日本的政治和軍事中心將被從蘇聯海岸起飛的飛機所轟炸。根據報上發表的材料，紅軍的五年計劃規定：1935年成立六十二空軍大隊，能同時使用五千架飛機作戰。這個計劃無疑已經完成了，也許還是超額完成。 航空事業是與工業中的某個部門有密切關係的，俄國帝制時代沒有這門工業，但近年來已突飛猛進了。這就是化學工業。蘇維埃政府，同世界上其他政府一樣，都是一秒鐘也不相信那些常常重覆的禁用毒氣的話。意大利派往阿比西尼亞去的文明開化者所做的事業，又再一次明白表示：加在國際盜劫行為之上的這類人道主義的限制，究竟有甚麼用處。我們可以斷定說：為防備軍用化學或軍用細菌學方面有甚麼意外的事變起見，紅軍在這類最神秘的和最不祥的事業中也是同西方軍隊一樣設備齊全。 至於軍用工業製品的品質，則我們可以提出一點合理的疑問。我們已經說過：在蘇聯，生產器具比一般用品製造得更好。顧主若是炙手可熱的官僚團體，工業製品的品質就比平均水平高得多，而這平均水平本來則是很低的。最有勢力的主顧卻是軍部。武器不僅比消費用品，而且比生產工具製造得更好，這是不足為怪的。然而軍事工業仍舊是整個工業中的一部分，仍舊反映出整個工業的缺陷，雖然比較其餘的好些。伏若希洛夫和杜哈契夫斯基一有機會使要公開提醒工業家說：「我們並非完全滿意於你們供給紅軍的製造品的品質」。在私下會議時，我們敢說，軍事領袖一定表示更不滿意。一般說來，普通軍用品一定比軍火更差一些。鞋子一定比機關槍粗劣。飛機發動器，雖然無疑有進步，仍舊比西方最好的樣式落後很遠。就整個軍事配備說來，仍是那句舊話﹔盡快趕上未來敵人的水平線。 農業則壞得多。在莫斯科，人們時常說：工業的收入既然超過了農業的收入，那麼根據這個事實蘇聯已經從農工業國變為工農業國了。其實，收入項之间的最新的比較，與其說是決定於工業的增長（這增長本固然是顯著的），毋寧說是決定於農業水平的非常低下。好幾年來蘇維埃對於日本的外交如此罕見地軟弱，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糧食供給的嚴重困難。可是，最近三年來，這已經有不少的改善，而且能夠在遠東建立了軍用糧食供給的根據地。 軍隊最痛心的缺陷，就是缺少馬匹——這話似乎難以令人相信。在全面集體化的高潮之中，全國馬匹約有百分之五十五都被農民宰殺了。當代軍隊雖然自動化了，但仍如拿破崙時代一樣，平均每三個兵士需要有一匹馬。但去年，事情有了大大的轉機，國內馬匹的數量又增加起來了。無論如何，即使下個月爆發戰爭，有一億七千萬人口的國家總能動員必需的糧食和馬匹到前方去的——自然是犧牲了其餘人民的利益。但所有國家的人民群眾，一般說來，在戰爭之中能夠得到的，除了饑餓、毒氣和瘟疫之外便一無所有。 **** 法蘭西大革命的軍隊是將新組織的隊伍和舊時王軍混合而成的。十月革命完全瓦解了帝俄的軍隊，不讓其留下一點痕跡。紅軍完全是另起爐灶成立起來的。紅軍是蘇維埃政权的變生兄弟，二者命運可謂休戚相關。它之所以無比地優越過帝俄軍隊，完全是社會大革命所賜。但它也免不了受蘇聯政权墮落過程的影響。政权之墮落反而在軍隊中得到最完備的反映。在估計未來大戰中紅軍可能的作用以前，須得先略述一下它的主要思想和結構之演化歷史。 1918年1月12日人民委員會頒佈的建立正規軍隊的法令，是这样規定正規軍隊的任務地：「政權轉移到勞苦的和被剝削的階級之中，就有創立新軍隊的必要，這軍隊將是蘇維埃政權的堡壘……並將作為將來歐洲社會革命的輔助力量。」1918年傳下來的「社會主義誓辭」，每逢「五一節」，青年的紅軍兵士就要重述一遍，其中說他們「在俄羅斯和全世界勞動階級眼前」宣誓，他們在那「為社會主義之進程及兄弟民族之利益而鬥爭，并願貢獻自己的一切力量，甚至犧牲生命。」斯大林現在將革命的國際性質說做「喜劇式的誤會」和「荒唐無稽」，其餘的不說，他起碼太不尊重蘇維埃政權的根本法令，這些法令是直至今日還未曾被廢除的。 軍隊自然是與黨和國家由相同的觀念所孕育。當時軍隊的成文法律、報紙宣傳和口頭鼓動，都是受了世界革命精神所鼓舞，以之為實踐的任務。在軍部機關內，革命的國際主義綱領，甚至時常帶著一點誇大的性質。已故的斯·古謝夫，曾任軍隊政治部主任，其後是斯大林的親密助手，他在1921年的軍事公報中寫道：「我們正在組成無產階級的階級軍隊……不僅要抵禦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而且要从事反對帝國主義的列強的革命戰爭（攻的和守的）。」不僅如此，古塞夫还責備當時軍部的首領，說他沒有好好的讓紅軍準備它的國際使命。本書著者在報紙上回答古塞夫，要他注意這個事實，即在革命過程之中．外國軍事勢力只有一種輔助的作用而沒有根本的作用。外國軍事勢力，惟有在順利的環境之下才能促進革命之完成和勝利。「軍事干涉同醫生的鑷子一樣，及時應用可以減輕分娩的痛苦，但若用之過早則只有弄成流產而已。」（1921年12月5日）在這裡不能夠比較詳細的敘述這個並非不重要的問題的歷史。但我們仍要述說一件事，即現在的元帥杜哈契夫斯基1921年曾致信共產國際，提議設立一個以他為主席的「國際參謀部」。這封有趣的信發表在他的名字意義深長的論文集《階級戰爭》。對這位能幹的但有幾分操之過急的軍官，應該在看到字面解釋就明白：「一個國際的參謀部只能建立在若干個無產階級國家的參謀部的基礎之上：只要沒有這個可能，則國際參謀部必然會變成一幅滑稽畫。」在那幾年，要不是斯大林自己——對於原則問題，尤其對於新的原則問題，他一般是避免明確表态的——那末，至少是他以後的親密助手也都站在黨和軍隊領導機關的「左面」。那時，他們的觀念中，有不少的天真的誇大，或者你喜欢称为「喜劇式的誤會」。一個大革命，沒有這些東西，是可能的麼﹖我們當時曾極力反對國際主義中的這種左派「滑稽畫」，以後好久我們才又轉移我們的武器去反對那包含在「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中的另外一種同樣極端的滑稽畫。 與後來人們所描寫的相反：在那內戰時代最危險的時期，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精神生活是如溫泉水一樣洶湧而出。在黨和國家機關（連軍隊在內）的每個角落裡，人們熱烈地辯論著關於一切事情，尤其關於軍事的問題。領袖們的政策受到人們自由的、而且是無情的批評。對於在軍事方面的過份的書報檢查，當時軍部的首領在那軍事公報上寫道：「我很願意承認，出版檢查確實犯了許多的錯誤﹔我也認為十分必要給那批受人尊重的人物以更平凡的位置。出版檢查是應當注意保守軍事秘密的，……其他的事情則沒有權利干涉。」（1919年2月23日） 國際參謀部問題不過是思想鬥爭中一段小插曲而已，這鬥爭的結果甚至在軍隊中，至少在軍隊上層中，形成了屬於反對派性質的一種東西，虽然並未超出行動紀律範圍以外。有一派「無產階級軍事理論」——屬於這一派的人有伏龍芝，杜哈契夫斯基，古塞夫，伏洛希洛夫等——是從一種先验信念出發，認為：紅軍不僅在政治目的上，而且在其結構、策略和戰術上，也是與資產階級國家的軍隊沒有共同之點的。新的統治階級必需有一種無論在哪方面都與人不同的軍事系統。在內戰之時，這主要表現為對原則上容許聘用「將軍」——即帝俄軍隊的舊軍官——的抗議，以及當高級指揮部處置地方隊伍的自作主張和違犯紀律時，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不滿。這新學派中的信徒，甚至以戰略原則的名義，把「運動戰」和「進攻戰」推到極致，反對軍隊集中的組織，理由是不如此就會阻遏了未來國際戰場上革命的創造力。本質上說，這乃是企圖將內戰第一時期的游擊戰術擴大為經常的和普遍的系統。好多革命的軍官都更贊成這種新學說，因為他們不願去研究舊的學說。這新學說的主要中心乃是察里津（現在改名斯大林格勒）。布登尼、伏洛希洛夫、以及其後的斯大林，都是在那裡開始其軍事工作的。 到了戰爭結束之後，才出現更有系統的嘗試，將這些新發明建構為完備的理論。倡導者是內戰時最傑出的指揮官之一，現已身故的伏龍芝，他在帝制時代曾因政治罪被處苦役刑。伏洛希洛夫支持他，在某種程度上说，杜哈契夫斯基也支持他。本質上說，所謂「無產階級軍事理論」，是與所謂「無產階級文化論」完全類似的，二者有相同的形而上學的圖式主義。這一派的人遺下的著作，其中這樣或那樣的實際描寫，都是將無產階級看作是國際的和進攻的階級，以此標準特性而演繹出來——即不是從真實的時空條件出發，而是從不動的心理抽象出發。馬克思主義雖然處處受人尊崇，實際上則被純粹的唯心論所代替了。這類糊塗思想雖然是出於誠意的，但不難從中看出一種迅速發展的官僚自滿心理之萌芽，它想要相信，而且想別人也相信：無論在那一方面，歷史的奇蹟不需要有特別的準備，甚至不需要具備某些物質的前提下就可以完成。 當時軍部的首領在報紙上回答伏龍芝說：「我也不懷疑，一個具有發達的社會主义經濟的國家，要是不得不同一個資產階級國家作戰，則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一定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絕不能根據這點而企圖於今日的情況下無中生有出「無產階級戰略」來。……一面發展社會主义經濟，一面提高群眾文化水平，……我們無疑將賦予戰爭藝術以新的方法。」但為著這個，就必須努力向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去學習，而不應「憑空從無產階級的革命性推論出甚麼新戰略來。」（1922年4月1日）阿基米德說過：若有人給他一個支點，他便能夠撬動全地球。這話說得很好。但即使有人給他這個支點，他仍需要一根槓桿來撬動。勝利的革命給了我們一個新的支點，但要撬動地球還須要製造一根槓桿。 如同它的姊姊「無產階級文化論」一樣，「無產階級軍事理論」被黨排斥了。然而從結果來看，二者的命運，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何等的不同。從「一國社會主義」之宣佈至一切階級之消亡這七年時期（1924-1931年）中，「無產階級文化」的旗幟給斯大林和布哈林高舉起來了，儘管肯定沒有甚麼顯著效果。至於「無產階級軍事理論」則恰相反，以前鼓吹此理論的人雖然已經佔據了國家的高位，但此理論從未曾復活過。這二個如此密切聯繫的理論，其命運外表上竟如此不同，這在蘇維埃社會之演變上是有深刻意義的。「無產階級文化」是關係著無足重經的事情；而且官僚愈將無產階級排斥於政權之外，就愈寬宏大度地給予無產階級以此精神上的補償。反之，軍事理論則是生死存亡的問題，不僅有關於國防，而且有關於統治階層本身的利益。這裡不容許玩思想觀念上的把戲。從前反對聘用「將軍」的人，現在自己變成「將軍」了。提議設立國際參謀部的先知們，現在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國」參謀部裡了。「階級戰爭」為「集體安全」的理論所代替了。世界革命的前途讓位於對現狀的神聖化。為著獲取可能的同盟者之信任，且不要過分刺激敵人，現在需要如何盡可能地、不惜任何代價地，減少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的差別。在這個理論改變和門面刷新之背後，隱藏著含有歷史意義的社會過程。1935這一年，軍隊方面發生了雙重的、來自政權本身的革命： 在民兵制度方面的革命和在指揮部方面的革命。 四民兵的廢除与軍階的恢復 蘇維埃的武裝勢力將有二十年的歷史了，它今天的狀況，與布爾什維克黨寫在其旗幟上的主張相比較，究竟符合至什麼程度呢？ 依照黨綱說，無產階級專政的軍隊，應當具有「一種明確的階級性——即是說，完全由無產階級和農民中與之親近的半無產階級份子所組成，僅僅到了階級消亡的時候，這樣的階級軍隊才轉變為全民的社會主義民兵。」黨雖然把軍隊的全民性質推延到未來時代去，但絕不因此排斥民兵制度。恰好相反，按照第八次大會的決議案（1919年3月）「我們正在把民兵建立在階級基礎之上並轉變之為蘇維埃的民兵。」軍事工作的目的，規定為漸次創設一種軍隊，「盡可能地使用超出兵營的方式，即以接近於勞動階級的勞動條件」來培養。將來，軍隊的各部隊在地域上是與工廠、礦山、鄉村、農區及其他有機的集團相合一的，「有地方的指揮部、地方的軍械庫和一切軍用品的儲藏所。」青年之地方性教育、工業和體育的團體，將代替軍營所造成的團體精神，而且養成自覺的紀律而無需高踞在軍隊之上的職業軍官。 但是，民兵制度無論多麼適應於社會主義社會的本性，卻需要一個高的經濟基礎。正規軍所需的特殊環境已經形成了。所以地方軍隊必須更直接地反映國家的真實條件。文化水平愈低，城鄉差異愈甚，則民兵愈多缺點和愈參差不齊。鐵路、高速公路、水道、以及汽車和車路之缺少，使地方軍隊在戰事初起最危急的幾星期或幾個月內行動十分遲緩。為了在動員期間保衛國境，作戰略上的移動和集中，除了地方軍隊以外必須有正規軍。當初紅軍之創設，正是這二種系統之間的必要調和，但較偏重於正規軍方面。 1924年，當時軍部的首領寫道：「我們必須經常地留心兩種情況：如果說轉變為民兵制度的可能性已為蘇維埃政权之建立所确定好了，但轉變的仍然決定於國家一般的文化條件：技術、交通手段、識字程度等。民兵的政治前提已經很鞏固地建立了，但經濟和文化前提則仍然極端落後。」若是具備必需的經濟條件，則地區制度比較正規軍只會是更好，而不是更壞。為著國防，蘇聯必須付出極昂貴的代價，因為它太貧窮，不能採用較廉價的民兵制度。這里是沒有甚麼可驚異的。正因為貧窮，蘇維埃社會才不得不在脖子上圈著這非常破費的官僚制度。 這一個問題，即經濟基礎和社會上層建築不协调的問題，在社會生活任何方面都顯露出來，在工廠、在集體農場、在家庭、在學校、在文學、在軍隊。一切關係的基礎都是低下的生產力水平（站在資本主義觀點看也是低下的）和原則上社會主義的財產形式之間的對比。新的社會關係提高了文化，但是這個不足的文化又把社會形式拉低下來。蘇聯的實際情況就是這二種傾向之間的平衡。在軍隊中，由於結構的極端確定性，這平衡的程度是可以用相當正確的數字來計量的。正規軍和民兵的相互關係，可以作為衡量向社會主義邁進程度的良好指標。 自然和歷史給了蘇維埃國家以一萬公里長的邊界，人口稀少，道路惡劣。1924年10月15日，當時快要下台的軍事領袖，又再一次警告人不要忘記了「在以後若干年中，民兵之設立必然只有一種準備的性質。每走一步都必須小心地證實之前所有步驟的正確性。」但是，1925年，新的時代開始了。從前高唱「無產階級軍事理論」的人得到了軍權，地力軍隊本質上是與這學派所主張的「進攻主義」和「運動戰主義」相衝突的。但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忘記世界革命了。這些新領袖希望把資產階級「中立化」，以此來避免戰爭。以後幾年之中，竟有百分之七十四得軍隊在以民兵為基礎進行改組！ 德國還在解除武裝而且對蘇聯表示「友誼的」態度時，莫斯科總參謀部對於西方邊界的計算，是以近鄰羅馬尼亞、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芬蘭等的軍事實力為根據的，也考慮到最強大的敵人（比如法國）可能提供的物資幫助。在這時期中（至1933年為止），法國還未被當成是來得及時的「和平之友」。近鄰諸國一共可以出動一百二十師步兵作戰，大約三百五十萬人。紅軍的動員計劃，準備以一支同樣人數的第一等軍隊來保衛西方邊界。遠東如果發生戰爭，則不管情況有多嚴重，應付的人只有幾十萬，而不是幾百萬。每一百個戰鬥員，一年之內大約須補充七十五個死傷的損失。兩年戰爭，排除傷兵康復再服役不算，全國要損失一千至一千二百萬人。1935年以前，紅軍共有五十六萬二千士兵--加上格別烏軍隊在內有六十二萬士兵---外加四萬二千軍官。此外，我們已經說過，1935年之初，百分之七十四的軍隊是地方軍隊，只有百分之二十六是正規軍。還有比這更好的證據，證明社會主義民兵已經獲得勝利（即使不是百分之一百，也是百分之七十四）而且是「最後而不可更改的勝利」嗎？ 然而，上面那些計劃（本身是含有條件性的），自從希特勒上台之後就根本沒有作用了。德國狂熱的武裝起來，而且主要為著對付蘇聯。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的幻想一下打破了。迅速臨近的戰爭危險，迫得蘇維埃政府，除了把武裝人數增加到一百三十萬以外，還徹底改變紅軍的結構。現在紅軍裡有百分之七十七的正規軍，地方軍則只 有百分之二十三地方軍如此削減，差不多可說是廢除了民兵制度——除非是你忘記了：軍隊不是和平時所需要的，而恰是戰爭危險時所需要的。這樣，歷史的經驗，從這個最不許開玩笑的方面，無情地揭露出这样的道理：「最後而不可更改的」的收穫，就僅僅是這樣的受社會生產基礎所能保證的收穫。 雖然如此，從百分之七十四減而為百分之二十三，總嫌過分了些。我們可以假設，沒有法國參謀部之「友好的」壓力，蘇聯是不會這樣做的。但更有可能的，這些改變很大程度上出於官僚的政治考慮，而他們此時恰好找到了有利於他們的借口。地方軍，就其本性說，是直接依賴於當地人民的。從社會主義觀點看，這正是這個制度的重要優點﹔但從克里姆林宮的觀點看來，則是危險所在。正因為不願意軍隊和民眾接近，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機關才排斥民兵制度，雖然它從技術上說是很容易實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代，紅軍表現出来的深刻不滿，無疑也是廢除地方軍的一種重要的動機。 我們的意見一定會為反改革前後紅軍的詳細統計所證實的。可惜我們沒有這類統計，即使我們真的擁有，我們也不認為能夠公開發表出來。但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實，意味着不二的解釋：蘇維埃政府將民兵在軍隊中的比重削減到了百分之五十一的时候，与此同时又恢復了哥薩克騎兵隊——這是帝俄軍隊中的唯一民兵組織﹗騎兵一般是軍隊中享有特權的和最保守的部份。哥薩克更是騎兵中最保守的部份。在大戰和革命時，哥薩克不啻是一種警察式的武力，起初替俄國沙皇服務，後來替克倫斯基服務。在蘇維埃政權下，哥薩克一直是反動的。在他們當中進行集體化曾用過特別強暴手段才有成效，而集體化自然並未能改變他們的傳統和氣質。還有一層，哥薩克與眾不同，已經恢復了私有馬匹之權利。當然不會沒有其他特權的。難道能不去懷疑這些草原騎士又是站在特權者方面反對被壓迫者嗎﹖在不斷的壓迫青年工人中反對的傾向這個背景之下，哥薩克騎兵隊之恢復，無疑是特爾米多的最明白的表态之一！ **** 賦予紅軍軍官以其一切資產階級榮銜，這個法令則是給予十月革命原則以更致命的打擊。紅軍的指揮部，其缺點及其不可估量的功績，都是從革命和內戰中產生出來的。青年人既然不許從事獨立的政治活動，其中不少有能力的份子自然到了紅軍中去。另一方面，國家機關之日甚一日的墮落也不能不反映於紅軍的指揮部中。在一個公開會議上，伏洛希洛夫教訓軍官對於部下要以身作則時，不得不自白說：「不幸，在這一點上，我不能特別誇口」﹔下層兵士前進了，但「指揮官時常落在後頭」。「指揮官常常不能以適合的態度回答」新問題，等等。 這是軍隊裡最負責任的領袖（至少形式上如此）的一個悲苦的自白，一個足以惹起警告但不足以惹起驚訝的自白。伏洛希洛夫說的話，拿來對所有的官僚說，也是贴切的。自然，伏洛希夫沒有想到要將統治者上層也當作是那些「落在後頭」的人的一部分。難怪他們無論何時何處都向人大聲叫喊，氣憤地大跺其腳，而且命令說「你們要好好做事」！事實上，落後、因循以及好多其他的弊病，其主要的根源正是包括伏洛希洛夫自己在內的那個不受監督的「領袖」集團啊！ 軍隊乃是社會的縮影，社會的一切病症在它身上都會出現，而且通常還發作得更厲害些。戰爭本是嚴肅的事情，不容許幻想和抄襲。軍隊需要批評精神的新鮮空氣。指揮部需要民主的監督。紅軍的組織者當初是明白這點的，而且認為必須準備採取兵士選舉指揮領導這類的辦法來處理這件事情。黨關於軍事問題的基本議決案說：「各獨立小分隊內部團結之加強，兵士對自己及其指揮官的批評態度之发展……將造成順利的條件，使得指揮人員由下層选舉之原則能漸漸推廣應用。」這個議決案通過之後15年——這個期間是足夠做到內部團結和自我批評的——統治階層反而轉到恰恰相反的方向去了。 1935年9月，文明國家人民，無論蘇聯的友人或仇敵，都一致驚訝地发现，高踞在紅軍之上的軍官現在恢復等級制了，從最低的少尉到最高的元帥。依照事實上的軍部領袖杜哈契夫斯基之解釋：「政府之採用軍隊官銜，為的替指揮幹部與技術幹部之發展造成一個更穩固的基礎。」這個解釋是有意說得模棱两可的。指揮幹部的權力首先依靠於兵士的信任來加強的。正為這個緣故，紅軍當初才廢除了軍官階級。這種等級制度之復活，絕非軍事利益所要求的。重要的是指揮的地位，而不是指揮的官銜。工程師和醫生並沒有官銜，但社會仍能安置他們於有用的地位。指揮的地位，是受研究、才能、性格、經驗等所保證的，這些需要不斷的考核、尤其是個別的考核。少校頭銜對當好一個營長並無幫助。紅軍五個上級軍官晉為元帥，也不能賦予他們以新的才幹或附加的權利。得到了鞏固基礎的並非軍隊本身，而是那些軍官本身，而這是以與军队疏遠为代价的。這次改革實現純粹的政治目的：即給予軍官們以新的社會重要性。莫洛托夫便是如此解釋這個法令的意義，他說：「為的提高我們軍隊的指揮幹部之重要性」。事情還不限於採用官銜，同時還加緊替那些軍官興建住房。1936年規定要建築四萬七千個房間，而那些軍官的薪俸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七。「提高指導幹部之重要性」，意思是說：以減弱軍隊道義上的聯結为代價，使軍官們更密切地同統治階層團結起來。 很值得指出的是，那些改革家並未曾認為必須發明新的頭銜來稱呼這復活的階級制。恰好相反，他們顯然要與西方並駕齊驅。同時他們又顯露了他們的要害，即不敢恢復將軍的頭銜，因為「將軍」二字，在俄國人中已成為笑柄了。當宣佈五個軍事要人晉為元帥之時——此五人之選擇更多是根據他們對斯大林的忠誠，而非才能或功績——蘇維埃報紙並不忘記提醒讀者以帝俄軍隊的情形，它的「階級尊敬和服從」。為甚麼要這樣奴隸性的模仿呢？在創設新的特權時，官僚每一步都要使用從前拿來破壞舊特權時所用的論據。傲慢與怯懦輪流出現，外加日甚一日的偽善。 正式恢復「階級尊敬和服從」，初看雖然令人驚訝，但我們應該老實承認：政府並沒有多少自由選擇的空間。指揮之升遷，若是根據本人的能力和功績，則須在軍隊本身擁有自由的創意性和批判精神的條件之下才能實行，而且須有全國的輿論來監督軍隊。嚴厲的紀律只能與寬大的民主制相輔而行，而且是直接依靠於民主制之上的。然而軍隊不可能比當時的政权更加民主。官僚主義，其積習及其醜態，並不是起源於軍事上的特別需要，而是起源於統治階層之政治需要。在軍隊中，這種需要只會表現得更完全。軍官階級被革命廢除了十八年之後又恢復過來，是以下三個指控的鐵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存在著一條鴻溝，蘇維埃軍隊已經失去了那使它得「紅」軍之名的主要特性，而官僚們是如何無恥地將這些墮落的結果確立成為法律。 資產階級的報紙很讚美這個反改革。法國官方報紙《時報》，於1935年9月25日寫道：「這種外表上的改變乃是一程標幟，表明現今在全國發生的深刻變化。這政權現在確然沒有危險了，而且正一步一步地穩定下來。在蘇維埃家庭和蘇維埃社會之中，革命的習尚正在讓位給所謂資本主义國家中流行的情感和習俗。蘇維埃已經資產階級化了。」這個判斷無需我們添加一個字。 五倘若戰爭發生時蘇聯將如何？ 戰爭的危險反映出蘇聯對外部世界的依賴。因此，戰爭的危險也是批評那種孤立的社會主義社會烏托邦思想的論據。但是現在，這不祥的「論據」終於提出來了。 要預先列舉未來各國之間大混戰的一切因素是不可能之事。這種事先的計算若是可能的話，則利益之衝突都可以用賬房先生的和平協議結了。在血淋淋的戰爭方程式中，有太多的未知數。無論如何，蘇聯方面是有很多有利因素的，有些從過去承繼下來，有些是新政權所創成。內戰幾年中，外國干涉的經驗又再一次證明了：俄國的最大優勢依然是它的廣大領土。外國帝國主義只消數日就推翻了匈牙利蘇維埃——裡面自然也有貝拉·孔[35] （Bela Kun）政府令人惋惜的帮忙。蘇維埃俄羅斯一開始就被切斷了同周圍各國的交通，卻能反抗外國干涉至三年以上。有個時候，革命的領土差不多縮小至舊時莫斯科公國的版圖。但是，即使那樣，它仍能夠支持，而且終於獲得勝利。 俄國的第二個大優勢則是它的人口眾多，每年差不多增加三百萬人口，現在全蘇聯人口顯然超過了一億七千萬人。每年的徵集就有一百三十萬人。最嚴格的檢查，無論身體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也不過排除四十萬人而已。可服兵役的人，理論上估量為一千八百萬至二千萬，實際上則可視為無限制的。 但是，領土和人口不過是戰爭的「原料」而已。所謂戰事的「潛力」首先須依賴於國家的經濟強度。在這方面，蘇聯比舊俄羅斯又不知便利了多少。我們之前說過，計劃經濟，從軍事觀點看來，給予了蘇聯以最大的優势。僻遠區域，尤其西伯利亞之工業化，给予草原區和森林區全新的價值。然而蘇聯依舊是一個落後國家。勞動生產力之低下、生產物品質之拙劣、交通工具之薄弱——蘇聯在土地和人口方面的優點只能部份地抵消這些弱點而已。在和平時代，兩個敵對社會制度間經濟力量之決賽，可以設法延緩下去——不是無限期延緩，而是延緩一個長時期——譬如用政治手段，尤其用壟斷對外貿易的方法。在戰爭時代，則直接在戰場上決定了。這便是危險所在。 軍事的失敗，雖然時常引起巨大的政治變動，但其本身不不一定造成社會經濟基礎上的變動。一種社會制度若能保證較高度的財富和文化的發展，則決不会為槍砲所推翻。反之，勝利者倘若在進化上及不上被征服者的話，則會採取被征服者的制度和習尚。財產形式要能為軍事力量所推翻，那除非是這財產形式已經與本國經濟基礎處於劇烈衝突的地位。德國同蘇聯作戰，若是戰敗，則不僅希特勒垮台，資本主義制度也要垮台。另一方面也不難想到：蘇聯若戰敗，則不僅危及蘇維埃统治階層，也將危及蘇聯的社會基礎。現時德國社會結構之不穩定，乃因為它的生產力早已超過了資本主義的財產形式。反之，蘇聯社會制度之不穩定，則是由於它的生產力遠遠趕不上社會主義的財產形式。戰爭失敗之所以會危及蘇聯的社會基礎，同這個基礎在和平時期需要一個官僚制度和一個對外貿易壟斷一樣，是由於這個基礎本身的薄弱所造成。 然而我們能希望未來大戰時蘇聯不致於失敗嗎？對於這個坦率的問題，我們也要坦率地回答：如果戰爭始終限於戰爭，則蘇聯之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在技術、經濟和軍事方面，帝國主義是無比強大的多。若不是受了西方革命的麻痺，帝國主義一定會剷除那產自十月革命的制度。 人們可以回答說：「帝國主義」乃是一個抽象名詞，其中是充滿著矛盾的。這話不錯﹔而且若沒有這類矛盾，蘇聯早已從國際舞台上消失了。蘇聯所訂的外交和軍事的協定，一部分就是立足在這類矛盾上面。然而倘若沒有看見這類矛盾的限度，那將陷於足以致命的錯誤。恰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黨派——從最反動的到社會民主黨——之間的鬥爭，到了無產階級革命直接威脅之前就要停止一樣，帝國主義者之間的衝突也是會妥協的，為的是阻止蘇聯的軍事勝利。 外交協定，借用某首相曾經說過的話，不過是「幾張廢紙」而已。並沒有規定過外交協定至少在戰爭爆發之前有效。蘇聯與別國所訂條約，當歐洲某地的社會革命產生直接威脅之時，沒有一條能仍然生效的。假設西班牙——且不說法蘭西——的政治危機進入了革命的階段，那麼勞合·喬治所設想的希特勒是救世者的希望一定會支配所有 資產階級政府。另一方面，倘若西、法、比等國的動搖局勢終於造成反動勝利的話，則那些條約也要消失得無蹤 無影。最後，即使那「幾張廢紙」在戰爭初期仍努力保持其效力的話，那也毫無疑問，在戰爭的緊要關頭，勢力的結合將受其它有力得多的因素所決定，而非受那些以食言為職業的外交家所訂的盟誓所決定。 自然，倘若資產階級同盟國獲得切實的物质保證，確信莫斯科政府不僅在戰爭陣線上站在它們一邊，而且在階級陣線上也站在它們一邊，那情形一定會完全不同的。利用蘇聯處在受夾攻地位的困難，那些資本主義的「和平朋友」自然要想方法在對外貿易壟斷上和蘇維埃財產法上鑽開一個缺口。亡命在法國和捷克的白黨所以漸漸開展「保衛主義」運動，就是完全依靠在這個希望之上。倘若你假定世界鬥爭只限於軍事的層面，那麼那些「同盟國」有相當的機會達到它們的目的。沒有革命的干涉，蘇聯的社會基礎一定要垮台，不僅戰敗時如此，戰勝時也是如此。 兩年多以前，一個名叫《第四國際與戰爭》的綱領宣佈用如下的話概括蘇聯的前途：「國家十分迫切需要日常用品，在此影響之下，農民經濟中個人主义傾向将強盛起來，集體農場內的離心力也將每月增長。……在戰爭的熱浪之下，我們可以設想到……對同盟國資本的吸收，對外貿易壟斷的違反，國家對於托拉斯監督的減弱，托拉斯之間的衝突的加劇，托拉斯和工人之間的衝突，等等。……換一句話說， 如果在長期戰爭時，無產階級仍舊是無所動作，那麼蘇聯內部的社會矛盾，不僅可能而且必然發展成為資產階級邦那巴主義的反革命。」最近兩年的事變更增加這個預測之力量了。 但以上的論斷並不必然導致所謂「悲觀主義的」結論。如果我們不願對資產階級世界之物質上優勝，對帝國主義「同盟國」之必然叛變，以及對蘇維埃制度的內部矛盾視若無睹，那末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致於過分高估敵對國或同盟國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在一個消耗到底的戰爭能夠徹底衡量經濟力量之對比以前，制度本身之相對穩定性早已受到考驗。認真推測未來大屠殺的嚴肅理論家，都一致將革命的或然性或甚至必然性列入於戰爭的各種結果之估量之中。在某些圈子裡有人時常提起一種小規模「職業軍」的想法，儘管這種想法同大衛和歌利亞[36]中的個人英雄思想同樣虛幻，但在其虛幻之中卻透露出對於武裝民眾之驚恐。希特勒從來不放棄機會來表明他的「愛好和平」，他常提醒：西方若是發生戰爭，必然要惹起新的布爾什維克風暴。今天以前阻止戰爭爆發的力量，並不是國際聯盟，並不是集體安全公約，並不是和平主義運動，唯一的是統治階級對於革命的自衛性的懼怕。 社會制度，同其它所有現象一樣，必須用比較的方法去估量。雖然有這許多矛盾，蘇維埃制度在穩定性方面，仍然比其可能的敵人的制度有巨大優越處。纳粹黨所以能夠統治德國人民，乃由於人民忍受不住德國社會矛盾之緊張。這些矛盾並未除去，也未減弱，不過給法西斯禁壓住了。戰爭的發生又會使這些矛盾顯露出來的。希特勒比威廉二世更不可能令戰爭走向勝利。惟有及時的革命，才能使德國免於戰爭，因此免於又一次的戰敗。 世界輿論將不久之前日本軍人殘殺政府大臣的事件，說成是一種過度狂熱的愛國主義的笨拙表現 。其實，這個殘殺，雖然意識形態不同，仍與俄國虛無主義者用炸彈攻擊帝俄官僚制度，源於同一的歷史典型。日本人民在亞洲式的農地制度和超現代的資本主義配合壓迫之下窒息受苦。朝鮮、滿洲和中國，一俟軍事壓迫稍微鬆懈，就要崛起反對日本的暴政。戰爭將使這大和帝國遭受最大的社會災難。 波蘭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畢蘇斯基的政權是一切政權中最無所作為的，它甚至不能減弱一下土地對農民的奴役。 西部烏克蘭（加里西亞）在很嚴重的民族壓迫之下存活。工人不斷的罷工和反叛，動搖了全國。波蘭資產階級企圖與法國聯合又與德國親近以求自保，但它的詭計除了加速戰爭之爆發，並在戰爭中必然滅亡之外，是沒什麼結果的。 戰爭的危險和蘇聯的失敗是實在的，但革命也是實在的。革命若是不能先爆發來阻止戰爭，那麼戰爭就將幫助革命的爆發。第二次分娩一般 總比第一次容易些。新的大戰發生後，不需两年半便會出現第一個暴動。而且，革命一經開始，這回就不會半路而廢。長遠來說，蘇聯的命運不是由總參謀部裡的地圖來決定，而是由階級鬥爭的地圖來決定。惟有歐洲無產階級堅決地反對其資產階級以及與資產階級同一陣營的「和平朋友」，才能保衛蘇聯，免遭毀滅，免遭「同盟國」的暗算。若是無產階級在好些國家得到勝利，即使蘇聯戰敗了，那也不過是短時期的事。反之，若是帝國主義仍舊操縱了蘇聯以外的世界，則蘇聯無論如何戰勝，都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遺產。 蘇維埃官僚的支持者，說我們「輕估」了蘇聯與紅軍等等的內在實力，就像我們以前「否認」一國社會主義之可能性一樣。這類的論點如此不通，使得連交換意見也不可能。沒有紅軍，蘇聯早就像中國一樣被擊碎了、分裂了。惟有紅軍對於未來資本主義敵人之頑強和英勇的抵抗，才能替帝國主義營壘中階級鬥爭之發展造就順利的條件。這樣說來，紅軍是一個有巨大意義的因素。但是絕不是說它是唯一的歷史因素。它能給革命以一種強大的推動就已經很不錯了。革命能完成主要的任務，單靠紅軍是完成不了的。 沒有人要求蘇維埃政府到另一個國家進行冒險、作出不合理的舉動、或者嘗試以暴力催迫世界改變。恰好相反，過去官僚們做這類嘗試時（如保加利亞、愛沙尼亞、和廣州等）只能給反動势力所利用，當時左派反對派都曾作出及時的批評。這裡所說的，是關於蘇維埃國家的一般方向的問題。蘇維埃外交政策和世界無產階級殖民地民族利益之間的衝突，其最不祥的表現，就是共產國際屈服於保守的官僚主義及其無為遲鈍的新宗教之下。 歐洲工人和殖民地民族，站在「維持現狀」的旗幟之下是无法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戰爭的，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必然要爆發出來並且破壞現狀，恰像胎兒已經長大必然要打破懷孕的現狀一樣。勞動者並無絲毫利益來保衛現存疆界，尤其是在歐洲的疆界——在受本國資產階級統治時如此，在暴動起來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時更是如此。歐洲的衰落正是為了這個緣故：即在經濟上分裂為差不多四十個准民族國家，各有各的關稅、護照、貨幣制度和保衛民族特殊性的龐大軍隊等，由此成為巨大的障礙物，攔阻了人類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道路。 歐洲無產階級的任務，並不是永久保持疆界，而是用革命方法廢除疆界，並不是維持現狀，而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歐洲合眾國」！ 第九章 蘇聯國內社會關係 在工業方面，生產工具差不多全部是國有的。在農業方面，生產工具絕對屬於國有的，只是佔全部耕地不超過10%強的國家農莊。至於集體農莊，合作社或集體擁有的營業，則是或多或少的合國有與私有於一道的。土地雖然在法律上屬於國家，但現在已經交付給集體農場「永久」使用，這與集體私有並沒有甚麼不同。拖拉機和複雜的機器屬於國家；但小的設備則屬於集體農場。此外每個集體農民，都經營著個人的農作，最後還有10%以上的農民，仍然是個體的農民。 按照1934年的人口調查，全部人口中的28.1%，是國家企業和國家機關的工人和雇員。產業工人和建築工人，不包含他們的家人，在1935年，達到七百五十萬人。集體農場和合作社營業者，在人口調查的當時，佔全部人口45.9%。大學生、紅軍兵士、領受退休金者以及其他直接依靠於國家的份子，佔人口3.4%。總共算起來，全人口的74%屬於「社會主義部份」，而全國基本資本中的95.8%，攤在這74%的人口上。個體的農民和手藝工人在1934年，還佔全人口22.5%，可是在全國資本中，他們只佔有4%強！ 自從1934年以後，便沒有進行過人口調查，下一次的調查，要在1937年。可是在最近兩年當中，私人企業部份當然要更加縮小而有利於「社會主義部份」的。按照官方經濟學家的估計，現在個體的農民和手藝工人，約佔全人口10%，這就是說約為一千七百萬人。他們在經濟上的重要性，更遠低於他們的數量。中央委員會的秘書安德來也夫，於1936年4月宣佈：「我們國家社會主義生產的比重，在1936年應該達到98.5%。這即是說，屬於非社會主義的部份，僅僅是1.5%這麼小。」這個樂觀的數字，乍看起來好像是一個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社會主義已經「最後與不可逆轉的」勝利了。但是一個人若不能在數字的後面看出社會的真實，那真是太可憐了！ 數字的本身，就帶著一些誇張，例如集體農場旁邊那些私人小塊土地，都算做「社會主義」部份。可是這還不是問題的中心。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在統計數字上之巨大與無可爭辯的優越，雖然對於將來是很重要的，可是它並沒有消除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即在「社會主義」部份中資產階級傾向的力量的問題，不僅在農業當中而且在工業當中。現在已經達到的物質水平，固然足以喚起所有人的需要的增加，但是還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因此經濟進展的動力，還包含著喚起小資產階級的貪慾：不僅在農民與「智力」勞動的代表者當中，而且在無產階級的上層當中。若把個體的小農和集體農民，把私人手藝和國家工業作一個簡單的對比，那一點也看不出這種貪慾之可怕，可是這種貪慾卻浸透了國家的全部經濟，一般的說來，它在下面這種事實中表現出來：即每個人都希望他給予社會的要儘可能的少，而取於社會的要儘可能的多。 現在蘇聯在解決侵吞公款與浪費公款的問題上所花去的精力和智力，較之花在真正具有意義的社會主義建設上並不較少。這也是社會勞動生產率極度低下之一部份原因。一方面，國家自身不斷地與這些離心的分子運動鬥爭；另一方面，統治集團的自身卻成為合法的與非法個人積累的蓄水池。在新的法律形態掩蓋之下，小資產階級的傾向，自然不容易以統計的數字來決定。但是他們在經濟生活中佔實際的優勢，首先就由「社會主義的」官僚制度本身所證明：官僚制度是明顯的內心矛盾，是社會變態之醜惡的繼續生長，而官僚制度又反過來成了社會上毒瘤的生長之根源。 新憲法——我們以後會說到，它完全是建立在把官僚與國家混同起來，把國家與人民混同起來的基礎之上的──裡面說：「國家的財產－即是全體人民的所有物」。這種混同，乃是官方學說的根本的詭辯。一點不錯，一般馬克思主義者，自馬克思自己開始，談到工人國家的時候，常把國有財產、國民財產、社會主義財產這幾個名詞視為同義語的。在一個廣大的歷史範圍上說，這種說法，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毛病。不過當適用到一個新的社會之初期發展和尚未得到保證的發展階段之時，尤其是適用到一個孤立的而經濟上落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之後的國家之時，那麼這種用語，就要變成巨大錯誤和公然欺騙的源泉了。 私有財產要變成社會的財產，必不可免的要經過國有的階段，如同幼蟲要變成蝴蝶，必須經過蛹的階段一樣。但是蛹並不是蝴蝶。無數的蛹，在沒有變成蝴蝶以前就死了。國有財產要變成「全體人民」的財產，只有在社會特權和社會分化消滅之時，因之也是國家已無必要之時。換言之，國有財產之轉變為社會主義的財產，是與它漸漸失去國有財產的程度為比例的。反之也是一樣：蘇維埃國家若是愈高踞在人民之上，若是它愈猛烈的把它自己當作財產的保護人而把人民當作財產的浪費者，那就愈明顯的証明這種國有財產不是社會主義的性質的。 說到城市與鄉村仍然有差異，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仍然有分別之時，官方的報紙承認說：「我們離完全廢除階級的境地還遠得很」。這種純學院式的承認，有一種好處，它能使官僚們在好聽的「智力」勞動的名義之下，遮掩他們的收入。蘇聯的「友人們」──他們是愛柏拉圖勝於愛真理的──也只限於作一種學院式的承認：即蘇聯現在還保有過去不平等的殘餘。其實，這些常被歸罪的「殘餘」，是完全不能解釋蘇聯現實的。假使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異，在某些方面已經減輕了的話，那麼在別的方面則是大大的加深了，這是由於城市和城市文化（城市的少數人的安樂）都有非常迅速的發展之故。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之間的社會距離──雖然有從下層來的人來填補科學的幹部──近年以來，並沒有減低反而增大了。千年以來的等級障礙，在各方面還限制著每個人的生活──有文雅的城市人和粗野的農民，有科學家的奇才日常的勞工──這種從過去保留下來的差異，不僅沒有稍微減輕一點，反而相當多量的重新產生出來，並且還帶著日甚一日的難以消除的性質。 那有名的口號「幹部決定一切」，說明蘇聯社會的性質，較之斯大林所想說明的坦白得多了。幹部的意思，在本質上就是統治與命令的機關。崇拜「幹部」，首先就是表示崇拜官僚、官吏和一種技術貴族。在充份使用幹部和發展幹部的事情上，如同在其他事情上一樣，蘇聯還不得不去解決那些先進的資產階級在他們的本國早已解決了的問題。但因蘇聯的幹部是在社會主義旗幟之下起來的，他們便要求一種對神一般的尊敬和不斷增高的薪俸。「社會主義的」幹部的發展，便是這樣與資產階級不平等的復生相伴著。 若從生產工具的所有權觀點上看來，則元帥與女僕之間，托拉斯經理與苦力之間，人民委員的兒子與無家可歸的兒童之間，好像沒有甚麼差別。可是前者佔有堂皇的住室，在鄉間還享有幾處避暑的別墅，有最好的汽車供他們使用，並且他們早已忘記了怎樣擦亮他們自己的皮鞋。後者則擠住在常常沒有分隔的木棚裡，過著半饑餓的生活。他們不擦自己的鞋，只因為是赤腳走路。這種差別，在官僚看來，是不值得注意的。可是在苦力看來，卻是非常重要的，而這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膚淺的「理論家們」，自然能夠解嘲說：財富的分配，同財富的生產比起來，乃是次要的因素。可是交互作用的辯證法，在這裡具有全部的效力。國有的生產工具之命運，最後要看上述那些個人生活上的差別究竟向那一方面發展而定。假如一隻船宣佈為集體財產，但是乘客還繼續分成頭等二等三等的話，那麼很明顯的，在三等乘客看來，生活條件的差異，較之所有權上法律的變更，要無限重要得多了。反之，喝著咖啡和含著雪茄的頭等乘客則要認為集體財產乃是一切，一間很舒適的艙房則無足輕重。從這上面生長出來的衝突，就很能夠打破這種不穩固的集體。 蘇聯的報紙，對於莫斯科動物園裡一個小孩子答覆記者的話，感到十分滿意：記者的問題是「這隻象是誰的呢？」答覆是「國家的」；於是報紙就做出推論：「那就是表示有極小的一部份也是我的」。可是假使把象實際的分配起來，則貴重的象牙，會落入少數特權者之手，少數的人會吃到象的大腿，多數則只能吃到蹄子和臟腑。至於甚麼也分不到的兒童，便絕不會把國有財產和他們自己的財產混為一談了。說到流浪兒，那只有把國家的東西偷到他們自己手中之時，才認為是「他們自己的」。動物園裡這個小「社會主義者」，也許是一位高級官吏的兒子，這種官吏已經慣於從「國家即朕」的公式中做出許多推論來。 假如我把社會主義的關係，翻譯成市場的語言來解說的話，我們可以把公民看作擁有國家財富的公司的股東。假使說財產屬於全體人民，那就是表示「股票」的分配是平等的，因之「股東」分取紅利的權限也是一樣的。可是公民們之參加國家企業，不僅是以「股東」的資格，而且也是以生產者的資格。在低級共產主義時期，即我們同意把它叫做社會主義的階段，勞動的支付還是要遵照資產階級的規準，這就是說還要根據技巧與強度等。這樣，在理論上，每個公民的收入，要包含兩個部份A+B，即紅利十工資。若技術愈高而工業組織愈完全，則A所佔的份額便較B所佔的就愈大，而生活水平之受個人勞動差異的影響者也就愈小。現在蘇聯國內工資的差異，不僅不較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小些，反而更大些，從這事實就必定可以推論：蘇聯公民所持有的股票，並不是平等分配的，而在各人收入上，紅利一如工資，也是不平等的。不熟練的工人，只能得到B；這種最小的工資，他在同樣的條件之下，在資本主義的企業裡也可以得到的。而史塔罕諾夫份子或官僚則得到2A+B。或者3A+B等，這裡的B又可以變為2B，3B等。換言之，收入的差異，不僅決定於個人生產量之不同，而且還決定於暗中侵吞他人勞動生產品之多少。特權的少數股東，是以無權的大多數為犧牲而生活的。 假使你們以為蘇聯的不熟練工人所得，較之在一個同樣技術水平與文化水平下之資本主義的企業中為多的話──這就是說他仍然是一個小股東──那麼你就必須認為他的工資等於A+B。而那些較高範疇的工資，就要以下面這樣的公式來表明：3A+2B，lOA+l5B，諸如此類。這就是表示不熟練的工人只有一股，史塔罕諾夫份子有三股，專家則有十股。而且他們的真正工資，乃是1：2：15。在這種情形之下，那些對神聖的社會主義財產唱的讚美歌，只有使經理和史塔罕諾夫份子相信，至於下層工人和集體農民，是不大相信的。可是下層工人是社會上絕對大多數。社會主義所關心的，乃是他們，而不是新的貴族。 《真理報》說：「我們國家的工人，不是工錢奴隸，不是所謂勞動力商品之出賣者，他是一個自由的工人。」在現在這個階段，這種甜言蜜語的公式是一種不能容許的誇誇其談。工廠轉到國家手中，僅僅在法律上改變了工人的地位，實際上工人還不得不在貧乏中生活，做一定鐘頭工作以求得一定的工資。從前工人對於黨和工會所抱的希望，在革命以後，便轉到他自己所創造的國家身上。但是這種工具的有用的功能，卻被技術與文化的水平所限制了。為了提高這種水平，新的國家已恢復了舊的壓迫的方法，壓在工人的筋肉與神經之上。一隊奴隸的鞭策者已經成長起來。工業的管理已經變成極度官僚的性質。工人們對於工廠的管理，已經失去了一切的影響力。由於計件工資的施行，物質生活條件的艱苦，不能自由遷移，以及警察的壓迫深入於每個工廠生活當中，實在很難教工人覺得他是一個「自由的工人」。他只能在官僚當中看到他的經理，而國家則是他的僱主。自由勞動與官僚主義的國家是不能並存的。 上面所說的話，稍微改變一下，也可適用於鄉村。按照官方的理論，集體農場的財產，乃是社會主義財產一種特殊的形式，《真理報》寫道：集體農場「在本質上已經與國有企業屬同一種類，因之是社會主義的」，但是即刻又加上一句說：農業中社會主義發展的保證，要以「布爾什維克黨管理集體農莊」為條件。這就是告訴我們，從經濟問題轉到政治問題。這在本質上表示社會主義的關係，還沒有在實際的人與人的關係當中實現出來，而只是存在於那些當權者仁慈的心中而已。工人們最好嚴格注意那個心。其實集體農莊還居於個人經濟與國家經濟的半路上；莊員經營的自留地或個人經濟之迅速發達，大大的幫助了小資產階級傾向。 雖然個人耕種的土地，總共只有四百萬公頃，比起集體農莊所耕種的土地一億零八百萬公頃來，只佔全耕地4%，但是由於努力耕種，特別是把它當作菜園耕種，它竟供給了農民家庭以最重要的消費品。多數的牛、羊、豬，是集體農民的財產，而不是集體農莊的財產。農民們常常把他們的輔助性的農田，轉變為主要的農田，讓那種無利可獲的集體農場居於次位。另一方面，那些能對工作日支付較高工資的集體農莊，便升到一種較高的社會水平，並且形成一種富裕的農民。集體農莊中離心力的傾向，不僅沒有衰落，反而日益加強。無論如何，集體農莊所成就的，只是改變鄉村中經濟關係的法律形式，特別是分配收入的方法，但是對於舊的小屋、菜園、家農的雜役，總之整個煩重的農民勞動，幾乎沒有什麼改變。他們對於國家，在很大的程度以內，還保留著過去的對於國家的態度。因為國家現在雖然不為地主或資產階級而服務，但是它為了城市的利益從鄉村中取去的東西太多了，而且它還保有過多的貪婪的官僚。 預定在1937年元月6日舉行的人口調查，官方已畫出表格，把全部人口分成下列這些範疇：工人、店員、集體農民、個體農民、個體手藝人、自由職業者、教士、其他非勞動的份子。按照官方的註解，這個表格之所以沒有列入其他的社會份子，只是因為現在蘇聯已經沒有階級。實際上這個表格，直接的用意是要遮蓋特權的上層和被剝奪的下層的。蘇聯社會之真正區分，是應該並且很容易藉助於一個誠實的人口調查而表現出來的，這種區分應該是這樣：官僚們的上層、專家等，他們過著資產階級式的生活；中間與較低階層的官僚，他們過著小資產階級式的生活；工人貴族與集體農莊貴族，生活水平同上；接著是中間層的工人大眾，集體農民的中間層；個體農民與手藝工人；再下去是下層工人與下層農民以至流氓無產者；最後是流浪兒、娼妓等。 新憲法宣稱：「廢除人對人的剝削」，在蘇聯已經達到了。這顯然沒有說真話。新的社會分化，已經為人剝削人中之最野蠻的形態，創造了復活的條件，即把人買做奴隸為個人服役。在人口調查新表格當中，個人的僕役，根本就沒有提到。很顯然的，他們都被放在總的「工人」當中去了。可是這裡是有許多問題的：社會主義的公民有沒有僕人呢，僕人有多少呢（如女僕、廚子、乳母、保姆、汽車夫等）？他是否有一架汽車供自己私人之用呢？他一個人佔有多少房間呢？等等。在人口調查的表格當中，竟沒有一個字提到各種收入的水平！倘使「剝削他人勞動者無政治權利」這條法則此時恢復效力的話，便要出人意外的發現：統治集團的精華要被排出蘇維埃憲法權利以外。幸而他們已經為主人與僕人，建立了「完全平等」的權利了！兩個相反的傾向，現在正從蘇聯制度的深處發展起來。與腐朽的資本主義相反，蘇聯正在發展生產力，從這方面看來，它是在準備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它為了上層的利益，正在把資產階級的分配規準加緊實行到極度，它又在準備資本主義的復辟。這種財產形式與分配規準之間的矛盾，是不能無限期的發展下去的。或者是資產階級的規準用這種或那種形式伸展到生產資料上面來，或者是分配規準改變，去適應社會主義的財產制度。 官僚們非常害怕這兩種選擇的暴露。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在報紙上、在演說上、在統計上、在文學家的小說中、在詩人的詩句上，最後在新憲法的條文上──他們都小心地把城市中與鄉村中真實的社會關係隱藏起來，而以社會主義字典中的抽象名詞來搪塞。這就是官方的意識形態之所以那樣的無生氣、庸碌與虛偽的原因。 一國家資本主義嗎？ 我們對於不熟習的現象，常常在熟習的名詞之中找到解救。有人試圖把蘇聯制度之謎隱藏起來，而把它叫做「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有一層好處，即沒有人能確切知道它是甚麼意思。「國家資本主義」的名詞，原是指那些資產階級的國家，直接管理交通工具或其他工業企業的。其所以需要這種方法，乃是生產力超過資本主義的表徵之一，它使資本主義在實際上走到一部份的自我否定。但是這衰老的制度，連同它自我否定的因素，還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而繼續存在的。 從理論上說來，固然可以想像整個資產階級能建立一個股份公司，這公司藉國家的力量，來管理整個國民經濟。這種制度的經濟的規律，並不顯得怎麼神秘。我們都知道，一個資本家所獲得的利潤，並不是在他自己企業中作工的工人直接產生出來的那部份的剩餘價值，而是全國所創造的總剩餘價值之一部份，即按照他投資總數的比例所得的一部份。若是在一個完整的「國家資本主義」之下，這種平均利潤的規律，便不必走迂迴的道路－－即各種資本之間的競爭──而實現，而是直接由國家的簿記算出來。可是這樣一種制度，從前還沒有存在過，並且因為各財主相互間具有很深的矛盾，它也永遠不會存在的，尤其因為如此，國家便帶有資本主義財產之普遍貯藏所的性質，而變成社會革命之太惹眼的目標。 在戰爭當中，特別是在法西斯經濟的試驗當中，「國家資本主義」的名詞，最通常的被人瞭解做一種國家干涉，和國家管制的制度。法國人對於這種制度，使用一個更適當的名詞──即國家主義。在國家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之間，無疑的是有許多連接之點的，不過若拿二者當作制度來說，那與其說二者是相同的，毋寧說是相反的。國家資本主義是要以國家財產代替私人財產，正因為如此它始終是局部性的。而國家主義則不管它在甚麼地方──在義大利有墨索里尼，在德國有希特勒，在美國有羅斯福，在法國有萊翁勃倫[37]——都只是表示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一種國家的干涉，其目的正是保護私有財產。不管政府的綱領是甚麼樣，國家主義必不可免的要使腐朽制度的一切災害，從強者的肩上轉到弱者的肩上。它之所以要「拯救」小有產者免於全部滅亡，只是因為小有產者的存在，在一定限度內對於保存大的財產是必須的。國家主義的一些計劃的方法，並不是出於發展生產力的要求，而是立意要犧牲生產力來保存私有財產的（生產力已經起來反抗私有財產）。國家主義，意思就是要在技術的發展上安上制動機，支持了無生氣的企業，使寄生的社會階層永存不替。總之，國家主義是完全反動的性質。 墨索里尼於1934年5月26日說：「義大利的經濟，工業的與農業的，有四分之三握在國家的手中」。這話不能照字面了解。法西斯國家，並不是企業的所有者，不過是財主之間的一種仲裁人而已。這兩件事是不同的。關於這個問題，義大利《人民報》說：「法團主義的國家（corporative state），只指導和統一經濟，並不營辦經濟，國家若實行生產上的壟斷，就變成集產主義了。」（1936年6月11日）法西斯官僚，對於農民和一般私有主，完全採取一種威嚇人的主子態度，而在資本巨頭之前，便採取首席全權代表的態度。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費羅西（Feroci）說得很對：「法團主義的國家，只是壟斷資本的推銷員而已。……墨索里尼把一切企業的全部危險都放在國家的肩上，而讓工業家坐收剝削的利潤。」希特勒在這上面，是跟著墨索里尼走的。計劃原則的限度，以及它的實際內容，是由法西斯國家的階級性質決定的。它不是為了社會的利益，增加人類的能力去克服自然，而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來剝削全社會。墨索里尼吹牛說：「假使我想在義大利建立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的話──這在實際上並沒有實現──那我今天已經有了一切必需的與足夠的客觀條件了。」可是還缺少一個條件：即沒收資本家階級的財產。要實現這個條件，法西斯就要走到敵對的陣營去。借用墨索里尼那種急忙保證的話：這事情「在實際上並沒有實現」，並且當然永不會實現的。要沒收資本家階級的財產，必定要有別的力量、別的幹部和別的領袖。 歷史上第一次把生產資料集中於國家之手，是由無產階級用社會革命的方法來達到的，而不是由資產階級用國家托拉斯化的方法來完成的。我們這一點簡短的分析，已經足以表明那些把資產階級的國家主義和蘇維埃制度混同起來的企圖是如何的荒謬了。前者是反動的，後者是進步的。 二官僚層是不是統治階級？ 各種階級，要由它們在社會經濟制度中所佔的地位來區分，並且首先要由它們對生產資料的關係來決定。在文明社會，財產關係由法律所確認。土地的國有，工業生產工具及運輸與交換工具之國有，加上對外貿易的壟斷，構成蘇聯社會結構的基礎。根據這些無產階級革命所建立的關係，說蘇聯的性質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這在我們看來，是基本上確定的。 蘇聯官僚，在它的仲裁與調整的作用上，在它關心於保存社會階層上，以及在它為個人的目的而利用國家機關上，它與任何其他官僚都是同樣的，特別是和法西斯官僚一樣。它又有很大的不同的性質。在任何其他制度之下，官僚還沒有像在蘇聯那樣達到脫離當權的階級而獨立的程度。在資產階級社會裡，官僚是代表有財產又有教化的階級之利益，這個階級手中握有無數的日常監督的工具，可以隨時監督官僚所處理的一切。可是蘇維埃官僚，已經高踞在一個階級之上，這個階級剛剛才從貧乏和黑暗之中走出來，而且沒有統治或指揮的傳統。當法西斯當權的時候，他們是與大資產階級在共同利益上、友誼上、婚姻上緊相聯繫起來的，可是蘇維埃官僚固然採取資產階級的習慣，但它的身旁並沒有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在這意義上說，我們又不能否認：它並不僅僅是一個官僚。在蘇聯社會中，它是實實在在的唯一的享有特權的與發號施令的階層。 還有另一種不同，其重要也不減於前一種。蘇維埃官僚已經剝奪了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利，其目的是要用它自己的方法去保障社會的勝利品。但是它既在一個主要生產資料為國家所有的國家裡把政治權力都奪在它自己手中，這事實就創造了官僚與全國財富之間一種新的、前所未聞的關係。生產資料屬於國家。但國家可以說是「屬於」官僚。假使這些尚屬全新的關係固定下來，假使這已變成規範並且合法化了，那麼不管有沒有工人的抗拒，長久下去，它總是要把無產階級革命所獲得的一切社會勝利品完全消滅的。可是現在來說這種事，至少也嫌太早。無產階級還沒有說出他的最後一句話。官僚也還沒有為他們的統治造成特殊財產形態的社會支柱。他們被迫保障國有財產，看作他們的權力與收入之來源。他們的活動，在這方面說來，仍然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武器。 有人企圖把蘇聯官僚叫作一種「國家資產階級」，這顯然是經不起一駁的。官僚們既沒有股票，也沒有債券。官僚的任用、補充和更新，都是用行政的等級的形式來進行的，並不依賴於任何特殊的財產關係。個別的官僚並不能把他剝削國家機關的權利傳給他的兒孫。官僚們享受他們的特權，是在濫用權力之下進行的。他們隱瞞他們的收入；假裝絕未曾作為一種社會集團而存在過。他們把國民收入中的一大部份竊為私有，只帶有社會寄生蟲的性質。所有這一切，使得蘇聯支配階層的地位成為非常矛盾的、曖昧的和尷尬的，雖然他們具有完全的權力，並且還有諂諛的煙幕來遮掩他們。 資產階級社會，在其歷史進程中，曾經撤換了許多種政治制度和官僚集團，卻不用改變其社會基礎。由於它的生產方法之優越，它始終能存在，而沒有被封建與行會關係之復辟所推翻。國家政權能夠或者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合作，或者制止這個發展。可是一般說來，建立在私有財產與自由競爭基礎上的生產力，一直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與此相反，從社會主義革命產生出來的財產關係，與新的國家緊相聯繫而不可分離，並以新國家為貯藏所。社會主義傾向要勝過小資產階級的傾向，並不能由經濟的自動發展來保證（我們離這種境地還遠得很），而是要由專政所採取的政治手段來保證。因此整個經濟的性質，要依靠國家權力的性質來決定。 如果蘇聯政制的一例台，那就必不可免的要引起計劃經濟的倒台，因之也就引起國有財產之廢除。而托拉斯之間及其屬下工廠之強制的聯繫，也就要消失。那些成就較大的企業，就要走上獨立的道路。它們會一變而為股份公司，或者採取某種過渡的財產形式──其中之一，例如，教工人也能參加分取公司的利潤。集體農莊也要同時解體，而且更容易得多。現在的官僚專政之倒台，如果不是由新的社會主義政權來代替的話，那一定是回轉到資本主義的關係，同時又是工業與文化之悲慘的衰落。 但是如果說，為保存並發展計劃經濟，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仍然是絕對的需要，那麼下述問題是頂頂重要了，即是：現在的蘇聯政府是依靠在誰的身上呢？它的政策之社會主義性質有多大保証呢？1922年3月第十一次黨大會上，列寧（實際上就是對黨告別）向領導層說了這些話：「歷史知道一切種類的變節。什麼信念、忠貞以及其他最好的精神品質──這些在政治上是不十分可靠的。」存在決定意識。在最近15年當中，政府改變它的社會成份，甚至較之改變它的意識還更厲害些。因為在蘇維埃社會一切階層之中惟有官僚層最完滿的解決了自己的社會問題，並且完全滿意於現存的狀況，所以它對它的政策的社會主義方向已經不能作出甚麼主觀的保證了。它之繼續保持國有財產，只因為它害怕無產階級。這種有救濟效能的害怕，是非法政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所培養和支持的，這派是最自覺的社會主義傾向的代表，反抗那熱月反動的官僚業已完全浸透的資產階級的反動。官僚已經以一種自覺的政治力量的資格背叛了革命。但是一個勝利的革命，幸而不僅是一個綱領和一面旗幟，也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社會關係的體系。僅僅背叛革命是不夠的。還得推翻革命才行。十月革命已經被統治層所背叛了，但是還沒有被他們推翻。十月革命有一種偉大的抵抗力，符合於已造就的財產關係、無產階級活的力量、最優秀的份子的自覺、世界資本主義之走到死路、以及世界革命之不可避免。 三蘇聯的性質尚未為歷史所決定 為了更明白的瞭解現在蘇聯的性質，且讓我們對它的前途作兩種不同的假定。我們首先假定蘇聯的官僚制度，被一個革命政黨所推翻，這政黨具有老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一切特性，而且增加了近期的世界經驗。這樣一個政黨，首先就要恢復工會中和蘇維埃中的民主制。它能夠而且一定要恢復蘇維埃各黨各派的自由。它要與群眾一起並且領導群眾，對國家機關舉行一次無情的清洗。它要廢除各種等級和勳章，廢除一切種類的特權，並且要限制勞動支付上的不平等，使它只限於經濟上和國家機關上絕對必要的程度。它要讓青年們有充分機會獨立思想，有充分機會學習、批評和成長。它要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上舉行重大的改革，要使這種分配符合於工農大眾的利益和願望。但是關於財產關係，新的政權便用不著採用革命的方法了。它要保持並且發展計劃經濟的實驗。在這種政治革命以後即在打倒官僚統治，無產階級自然要在經濟上實行許多重要的改良，但這並不是另一次社會革命。 現在來說第二個假定：假使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打倒了蘇聯的統治層，那它就會在現在的官僚、行政長官、技術專家、經理、黨部書記以及一般特權的上層當中，找到大批現成僕人。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也還需要把國家機關清除一下。但是資產階級的復辟，較之革命政黨所要清除的人，大概要少得多。這時新政權的主要任務，便是在生產資料上恢復私有財產。首先它要創造許多條件，使強有力的私人農場主從微弱的集體農場中發展出來，並且使強健的集體農場轉變為資產階級型的生產合作社──即轉變為農業的股份公司。在工業方面，取消國有會從輕工業以及生產食物的企業開始。計劃的原則在過渡的時期，要變為國家政權與個別「公司」之間的許多妥協辦法，而這些公司就是這些工業的潛在的所有主由國有工業的首長、流亡外國的以前的業主以及外國的資本家組成。可是新的政制在財產形式和工業經營方法上所做的，將不是改良，而是社會革命。 現在讓我們來做第三種假定：即既不是一個革命的政黨也不是一個反革命的政黨，將來取得政權。官僚們仍繼續統治著國家。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關係也不會凝固不動的。我們絕不能希望官僚會為社會主義的平等而和平的和自願的犧牲自己。既然現時官僚可以不顧那些太顯明的不便之處而採行等級和勛章制度，那麼在將來的階段上，他們就必然會在財產關係上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有人也許會說，大官僚一點也不注意目前的財產形式是甚麼，只要它能保證他得到必需的收入就行了。這種論斷，不僅忽視了官僚自身的權利現在尚不穩定，而且忽視了他們的兒孫的問題。新起的家庭崇拜，不是從雲端降下來的。特權若不能傳給自己的兒孫，那只有一半價值。而遺產權又是與財產權不可分離的。所以僅僅做一個托拉斯的經理還是不夠的，必須做一個股票持有者才行。如果官僚在這緊要的方面得到了勝利，那就是表示他們變成一個新的佔有階級了。反之，如果無產階級戰勝了官僚，那就保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復興。因此，這個第三種假定，又使他們回轉到前二種假定來。為了簡單明瞭起見，我們起初只提出這二種假定。 若將蘇維埃制度確定為過渡的或中間的制度，那就是表示拋棄那些既成的社會範疇，如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在內）和社會主義。這樣的說法，除了本身極不充分以外，還會發生錯誤的觀念，以為現在蘇聯的制度只有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種可能性。其實它向後倒退到資本主義也是完全可能的。要下一個更完備的定義，那必然是一個複雜和麻煩的定義。 蘇聯乃是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間一個矛盾的社會。在這社會裡，第一，生產力還太低，不能給國有財產以社會主義的性質；第二，由貧乏造成的原始積累傾向，經過計劃經濟的無數孔隙而洩漏出來；第三，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分配規準，是新的社會分化的基礎；第四，經濟的發展，一面緩慢的改善了勞動者的地位，一而卻推進了特權階層之迅速的形成；第五，一個官僚集團，利用社會的衝突，已經把它自己轉變為一種不受監督的等級而與社會主義不相容；第六，被統治黨所背叛的社會革命，仍然存在於財產關係上和勞動群眾的意識上；第七，日益增長的社會矛盾，其繼續的發展，可以向前走到社會主義，也可以後退到資本主義；第八，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須打破工人的抵抗才行；第九，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工人必須打倒官僚統治才行。最後分析起來，問題要決定於國內和國際舞台上活的社會勢力的鬥爭。 教條主義者無疑的會不滿意這種有條件的定義。他們寧願要無條件的公式：是──是，否－－否。假使社會現象永是一種已完成的性質，那社會學的問題，的確要簡單多了。可是為了邏輯的完整去丟開事實中的某些因素，再沒有比這更危險的事了，這些因素今天是違反你的圖式，明天就可以完全推翻你的圖式。在我們的分析中，我們首先就避免了歪曲那些動的社會構成，如果這些構成是沒有前例和同類的。科學的任務如同政治的任務一樣，不是對於一種未完成的進程，下一個完成的定義，而是隨著它的每個階段，把它進步的傾向和反動的傾向分別出來，暴露它們的相互關係，預見它的各種可能的發展形態，並且在這種預見當中，找一個行動的基礎。 第十章 新憲法反映出來的蘇聯 一.「各盡所能」地工作與個人所有權 1936年6月11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蘇聯新憲法草案，據所有報章反覆稱述的斯大林聲明，這憲法將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可是，這憲法草成方式已足夠使人懷疑這話了。以前，無論在報紙上或在會議上，都未曾有一句話提起這個大改革。還有一層，早在1936年3月1日，斯大林就對美國新聞記者羅依·霍華德宣佈說：「無疑的，我們將於本年底施行我們的新憲法。」如此看來，當群眾還不知道一點影子時，斯大林已經完全確切曉得將於何時施行這個新憲法了。不能不由此推論出來：這個「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其製作和採用實在是不十分民主的。自然，在六月間，憲法草案已經交付蘇聯人民「討論」了。但是在這佔全球六分之一的地域內，要找到一個共產黨員敢於批評中央委員會創制的東西，或者一個黨外公民敢於拒絕當權政黨的建議，都是徒勞無益的事情。討論憲法變成了遞交決議案以感謝斯大林賜予那「幸福的生活」。這些恭賀文章的內容和筆調，早在舊憲法之下就已操練到駕輕就熟。 第一章標題為「社會組織」的，以如下的幾句話結束說：「在蘇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這個自相矛盾的（且莫說它是胡說八道的）公式，不管相信不相信，居然從演說和報章論文傳到仔細討論過的國家根本大法正文裡去了。這點，不單證明那些立法者理論水平之完全低落，而且証明：新憲法，作為統治層的一面鏡子，充滿了謊言。猜測這新「原則」之來源並非難事。為形容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使用那有名公式：「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個公式前後兩部份是不可分開的。「各盡所能」在共產主義的而非資本主義的意義之下，是說：勞動如今不是義務，而成為個人的需要了；社會從此用不著任何強制手段了。惟有病人和精神失常的人才拒絕做工。「各盡所能」地工作（意思是說每個人按照自己肉體上和精神上的能力去工作，無需勉強自己），多得發達的技術，共產社會的人們就足以使社會儲備異常豐盛，因此社會能夠寬宏大度地供養個人使之「各取所需」，而無需乎那使人愧恥的監督。由此可見，共產主義這個有兩方面但不可分離的公式，是以豐饒、平等、全面發展個性，以及高度文化紀律為前提的。 從蘇聯國家的一切關係來看，是更多接近於落後的資本主義，離共產主義還遠得很呢！使人「各取所需」是想也不能想的。正為這個緣故，也不能使其公民「各盡所能」地工作。蘇聯國家不得不保持計件工資制，這制度的原則可以用這幾句話來表示出來：「從每個人取得愈多愈好，償還他則愈少愈好。」當然，若按照「能力」一詞的絕對意義，蘇聯並沒有人工作超出「能力」以上，即超出自己肉體及精神潛力以上。但資本主義底下也是如此。無論最殘暴的或最巧妙的剝削方法，都超不出自然所劃定的限度。一隻騾子在鞭子底下工作，也是「各盡所能」的，但不能由此推論說鞭子是騾子的社會原則。工資勞動制，即使在蘇聯制度底下也是帶有使人屈辱的奴隸制度的標誌。「按勞分配」的工資制，實際上是犧牲體力勞動，特別是犧牲不熟練勞動，來厚酬「智力」勞動。這制度乃是不公平之源泉，是一方面對於多數人施行壓迫和強制，另一方面給予少數人以特權和「幸福生活」。 這憲法的制作者不但不肯坦白承認資產階級的勞動和分配的規範仍流行於蘇聯，反而將整個共產主義原則劈成兩半，把後半推延到無限的未來，而宣布前半已經實現了，再把資本主義計件工資的規範機械地連結上去，把這整個東西稱之為「社會主義原則」，然後在這偽造之上建立起他們的憲法結構！ 在經濟方面有最大實際意義的，無疑是其中第十條。與其他大多數條文相反，這條十分明白規定保證公民在家庭經濟、消費、舒適設備以及日常生活方面的用品的個人所有權，防止官僚本身來侵犯。除開「家庭經濟」之外，這一類所有權，在清除了那與之有關的貪求和妒忌心理以後，在共產主義底下不僅還保存，而且將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當然，高等文化的人，是否願意拖帶一大堆奢侈品，這是很可疑的，但他絕不願放棄所獲得的各種舒適。共產主義的第一個任務即是保證一切人的舒適生活。然而，在蘇聯，個人所有權問題仍然帶著小資產階級色彩而非共產主義色彩。農民以及城市貧民之個人所有物，成為官僚方面驚人的專橫行為的對像，下層官僚每每以此手段來保證自己相對的舒適生活。國家漸次繁榮，現在可以停止這種侵犯個人所有權之行為了，甚至推動政府去保護個人積蓄以鼓勵勞動生產力之增加。同時──這並非不重要的──以法律保護農民、工人和小職員之小屋、母牛和傢俱，也使官僚們的城市住屋、鄉村別墅、汽車、以及其他一切「屬於個人消費和舒適之物品」成為合法的，這些物品是官僚們依照「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而佔有的。官僚們的汽車之受新憲法保護，一定比農民的運貨馬車更加切實些。 二.蘇維埃與民主制 在政治方面，新憲法與舊憲法之差異，就在新憲法從那依照階級和產業團體之蘇維埃選舉制，退回到那建立在原子化的全體人民所謂「普遍、平等和直接」選舉法之上的資產階級民主制。簡單說一句，這一點乃是從法律上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38]既然沒有資本家就沒有無產階級──新憲法的創作者這樣說──因之國家本身便從無產階級的變成全體人民的。這個理論，無論表面上如何好聽，不是遲了19年便是早了好多年頭了。剝奪了資本家財產之後，無產階級確實開始取消其成為一個階級的身份。但從原則上取消到事實上溶解於社會之中，乃是一條很長的道路，而新國家愈是不得不執行資本主義的未完的工作，這道路就愈長遠。蘇聯無產階級仍舊以階級身份存在著，明顯地與農民，與技術知識分子，與官僚有別，而且是唯一的階級，其利益使之樂見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這個新憲法在無產階級尚未在經濟上溶解於社會以前好久，便要在政治上消解這個階級於「國民」之中了。 這些改革家經過了幾次躊躇之後，固然仍如以前一樣，將國家叫做「蘇維埃的」。但這不過是一種粗陋的政治詭計罷了，恰與拿破崙帝國仍稱為共和國出於同樣的理由。蘇維埃在其本質上乃是階級統治的機關，不能是別的東西。至於民主選舉出來的地方自治機關，則是市政府，市議會，地方自治會──你無論叫它甚麼都可以，但不是蘇維埃。建立在民主公式基礎之上的全國立法議會乃是來得太遲的議會（或不如說是議會的歪像），但絕不是蘇維埃的最高機關。這些改革家企圖拿蘇維埃制度的歷史權威來替自己掩飾，不過表明他們拿來給予國家生活的那種基本上是新的行政機關，不敢以自己本名現身而已。 工農政治權利之平等，本身並不會破壞國家的社會性質，倘若無產階級對於農村之影響，得到了經濟文化一般狀況充分保證的話。社會主義一定要朝這方向發展的。但如果無產階級，雖在全人口中仍佔少數，卻真的已無需要政治支配地位來保證社會生活之朝向社會主義了，這就是表示國家強制之需要本身已減縮到等於零，而讓位於文化紀律了。在此情形之下，選舉不平等制之廢除須先有國家強制作用的明顯減弱。然而關於此點，並沒有一字提起，無論是在新憲法上或──這是更重要的──實際生活上。 這新憲法固然「保證」公民在言論、出版、集會及遊行上之所謂「自由」，但這類保證，其形式不是沉重的口罩便是手足的鐐銬。出版自由便是野蠻的預先檢查制度之繼續，其鎖鏈操縱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手裡，這些書記並沒有人選舉他們。拜占庭式的諂諛自由，如此自然得到完全「保證」了。同時，列寧無數的論文、演說和書信，連他的「遺囑」在內，在新憲法之下仍然被埋沒著，純粹因為這些觸惱了新的領袖們。這是列寧的情形，其他作者就無須乎說了。以後，對於科學、文學和藝術之粗魯無知的指揮，仍舊繼續著。「集會自由」便是同以前一樣，民眾中某部份人必須依照官廳命令參加會議，為了通過那準備好的決議案。在新憲法之下，同在舊憲法之下一樣，好幾百個外國共產黨人相信蘇維埃保護政治犯的法律而來此求庇的，仍然被禁閉在監獄和集中營裡，只因為反對「領袖不會犯錯」的教條。關於「自由」方面，甚麼事情都同舊時一樣。連蘇聯報紙也並不散播任何幻想。恰好相反，憲法新改革之主要目的被宣佈為「更加鞏固專政」。誰的專政？對於誰的專政？ 我們已經聽說過，政治平等之基礎，已由階級矛盾之廢除而準備好了。再不是階級專政，而是「人民」專政了。但是倘若專政之主體已經是消除了階級矛盾的人民了，那只能表示專政已溶解於社會主義社會之中，而首先就表示取消官僚統治了。馬克思學說便是如此教導的。也許它錯了罷？但是這憲法的著作者提到列寧起草的黨綱，雖然是很小心提到的。這黨綱實際的說法是這樣：「……剝奪政治權利，以及其他對於自由的限制，只是當作暫時辦法時，才是必需的。……隨著人剝削人的客觀可能性漸漸消失了，這種臨時辦法的必需性也消失了。」可見放棄「剝奪政治權利」，是與廢除「其他對於自由的限制」不可分離的。社會主義社會之到來，不僅由此事實來表明，即農民與工人躋於同等地位及資產階級出身的少數公民恢復政治權利──而且首先由此事實來表明，即全人口百分之百已享受真正自由了。階級消滅之後，不僅官僚統治，不僅專政，而且國家本身也消滅了。讓某個不謹慎的人，拿這類的話暗示一下罷，格別烏就要在新憲法之內找到適當的理由，將他送到無數的集中營之一去了。階級消滅了。蘇維埃只留一個空名。但官僚統冶還在那兒。工農權利之平等，事實上不過是在官僚面前大家都同樣沒有權利罷了。 秘密投票之採用，也有不小的意義。假如你相信，新的政治平等是為了符合那業已成就的社會平等，那麼就有一個窘惱的問題：為甚麼必需秘密投票呢？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懼怕誰呢？要防備誰呢？蘇聯舊憲法認為公開投票，同限制選舉權一樣，乃是革命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敵人之一種武器。我們不能假定現在秘密投票是為了便利少數反革命份子而採用的。顯然，這是保護民權的問題。但社會主義人民，不久以前才推翻了皇帝、貴族和資產階級，現在還害怕誰呢？那些趨炎附勢者對這個問題根本想也不想一下。但這個問題的內容比巴比塞、路易斯．費歇爾、杜蘭第、韋伯之流以及諸如此類的人的全部著作所包含的還多。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面，秘密投票意思在於保護被剝削者，以免受剝削者的恐嚇。如果資產階級終於採取這樣的改革，那麼顯然是在群眾壓迫之下，並僅僅因為資產階級要保護它的國家能至少局部地免被它自己所腐化，因為它覺得這樣對自己有利。但在社會主義社會，似乎不可能有剝削者的恐嚇。究竟必須防止誰侵犯蘇維埃公民呢？答案是明顯的：防止的對象是官僚。斯大林坦白承認這個。為甚麼必需秘密投票？，他回答道：「因為我們打算給蘇維埃人民以完全的選舉自由，他們愛選舉誰，就選舉誰。」如此，全人類從一個權威方面知道了，今天「蘇維埃人民」還不能夠愛選舉誰就選舉誰。若是由此便推論說，新憲法真的要在將來給他們以此種機會，那未免太魯莽了。不過，我們暫且審查問題的其他方面。這個「我們」指的是誰啊，這個對於人民自由投票操有予奪之權的「我們」？這就是斯大林代言代行的那個官僚層。他這暴露真相的話應用於當權政黨，同應用於國家一般恰當，因為斯大林自己佔據黨總書記位置，就靠這樣一種制度，就是不容許黨員愛選舉誰就選舉誰的。「我們打算給蘇維埃民眾以選舉自由」，這句話比新舊憲法加起來，都重要得多了，因為這句不謹慎的話裡面，存在著真正的蘇聯憲法，不是寫在紙上的，乃是寫在各種活生生的力量的鬥爭上面的。 三.民主制與黨 允許給蘇聯民眾以「愛選舉誰就選舉誰」的自由，這寧可說是詩的詞藻而不是政治公式。蘇維埃人民只有權利，從中央或地方領袖們借黨的招牌所提供給他們的候選人中挑選出他們的「代表者」。固然，在蘇維埃制度初期，布爾什維克黨也實行一種壟斷。但若將這二個現象混為一談，則是拿外表當作實體了。禁止反對黨派存在，這是一種臨時辦法，是內戰、封鎖、干涉、饑荒等條件所造成的。當權政黨，那時是真正代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組織，過著一種充實豐富的黨內生活。黨內派別組織之鬥爭，在某種程度代替了黨派鬥爭。現在，社會主義已經得到「最終的和不可逆轉的」勝利了，組織派別反而須受集中營或槍斃之處罰。其他黨派之禁止，本是一種臨時病態，如今竟成為原則了。甚至共產主義青年團也被取消了討論政治問題之權利，而且就是在新憲法草案公佈的時候！還有一層，公民凡年滿18歲者，即享有選舉權，但1936年以前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年齡限制（23歲）現在也完全廢除了。如此，不啻宣佈：政治是被那不受任何監督的官僚層所壟斷的。 美國新聞記者問起在新憲法底下黨的作用時，斯大林回答道：「一旦沒有階級，一旦階級之間的藩籬正在撤除『沒有階級，階級（沒有的東西！）之間的藩籬正在撤除－－托洛茨基註』，於是只剩下社會主義社會中一些小階層之間決不是基本的差異。於是就沒有滋養的土壤以培植互相鬥爭的政黨。既然沒有幾個階級存在，就不能有幾個政黨存在，因為一個政黨是一個階級的部份。」這裡，每一點都是錯誤，有些並且是雙料的錯誤！從這話看來，好像階級是勻一性的，好像階級間的界限是劃分很清楚而且永不變動的，好像一個階級的意識是嚴格符合它在社會上的地位。馬克思主義關於政黨階級性的學說，如此便被轉變為諷刺畫了。他們為了行政秩序的利益，而把政治意識之動力摒除於歷史過程之外。事實上，階級不是勻一性的。它為了內部矛盾常致四分五裂，只有經過內部派別，集團和政黨互相鬥爭，才能夠達到共同問題之解決。加以若干限制之後，我們可以同意說「一個政黨為一個階級的部份」。但既然一個階級有好多個「部份」──有些向前看，有些向後看──那麼同一個階級就可以產生幾個政黨了。根據同一理由，一個政黨也可以立足在不同階級的各部份之上。一個階級只同一個政黨相對應，這在整個政治史上是找不到先例的──除非你將警察眼中的外表現象當作真實。 無產階級在其社會結構上看來，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比較勻一的階級。然而，像工人貴族和工人官僚這類「小階層」的存在，已經足夠產生機會主義政黨，並漸漸轉變為資產階級統治之一種工具了。工人貴族和無產階級群眾間之差異，無論在斯大林主義社會學的觀點看來是或決不是「基本的」，當初，因此差異已經造成了我們同社會民主黨決裂並創立第三國際的必要了。即使蘇聯社會「沒有階級」罷，然而這個社會至少比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不勻一得多，複雜得多，因此能夠供給適宜的滋養土壤以培植幾個政黨。斯大林這次不謹慎的漫遊到理論園地，證明出來的東西比他想要的多了許多。從他的話，不僅可以推論到蘇聯之內不能有不同的政黨，而且可以推論到一個政黨也不能有。因為既然沒有階級，一般說來，政治便無用武之地了。然而，根據這個法則，斯大林卻得到一條有利於由他充當總書記的那個政黨的「社會學的」結論。 布哈林企圖從另一方面去解決這個問題。他說，蘇聯到何處去的問題──是後退到資本主義呢？還是前進到社會主義呢？──已經不值得討論了。所以，「不能容許那些已被消滅的敵對階級的份子去組成政黨。」且不說，在社會主義勝利的國家內，擁護資本主義的人，只是一些滑稽可笑的唐．吉訶德先生，絕無能力組織成政黨的，目前政治意見之分歧絕不僅是朝向資本主義還是朝向社會主義一個問題所能包括。還有其他的問題：如何走向社會主義去，用甚麼樣的步伐等等。路徑之選擇並不比目的之選擇次要。由誰來選擇路徑呢？若是培植不同政黨的滋養土壤真的消失了，那麼就沒有理由禁止不同政黨存在。恰好相反，依照黨綱，現在正是取消「一切對於自由的限制」的時候。 斯大林企圖消除美國新聞記者應有的懷疑，提出一點新的考慮：「候選人名單不僅由共產黨提出，而且由各種非黨的社會團體提出。我們有好幾百這類團體……。每一小階層（蘇聯社會的）都可以有其特殊利益，並從現存無數的社會團體反映出來（表現出來？）」這個詭辯，並不比其他詭辯高明些。蘇聯「社會」團體——工會、合作社、文化團體等一一絲毫也不代表各種不同的「小階層」利益，因為它們都有同一樣的等級結構。即使是表面上代表群眾的團體，譬如工會和合作社，其中主動的角色也是完全由上層特權份子之代表人擔任。最後的決定者還是「黨」——換一句話說，還是官僚層。憲法僅僅指點選民從邦休斯那裡去到彼拉多那裡罷了。[39] 這個把戲完全精確地寫在憲法的條文上面。第126條，在政制方面說來，乃是憲法的軸心。這條「保證」男女公民有組成工會、合作社、青年、體育、國防、文化、技術和科學等團體內之「權利」。至於政黨──即權力之集中——那絕不是權利問題，而是少數人的特權。「……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動群眾中最積極的和最有自覺的（即上峰認為如此的——托洛茨基註）公民結合為共產黨，……這是一切社會團體及國家組織之指導的核心。」這句寫到憲法上、坦白得使人驚訝的話，揭破了這類「社會團體」的政治作用之全部虛構性——這些「團體」不過是官僚企業之分店罷了。 但如果沒有政黨間的鬥爭，也許這裡一政黨內部的派別能夠參加這個民主選舉罷。對於法國新聞記者詢問當權政黨的派別情形，莫洛托夫回答道：「黨內……從前有人企圖創立特殊的派別，……但這方面的狀況根本改變，已有好幾年了，共產黨現在是團結一致的。」這點最好是拿不斷的清黨和集中營來證明。經過莫洛托夫解釋之後，民主制的機構就完全明瞭了。「十月革命還留下什麼呢，」維多綏奇[40]問道：「倘若一個工人敢於提出一個要求或表示一點批評意見都要坐牢的話？呵，這樣之後，你就能夠設立秘密投票箱了，要設多少就多少！」真的，連希特勒也未曾侵犯秘密投票箱的。 這些改革家硬把關於階級關係和政黨關係的學理論據牽扯進來。這不是社會學問題，乃是物質利害問題。在蘇聯享有壟斷權的當權政黨，是官僚層的政治機器，官僚層實際上有些東西可以失去，而不可能得到更多。它要保持這「滋養的土壤」只供一己之用。 在革命火山噴出的熔岩尚未冷卻的國家內，佔有特權的人將要為特權所燒灼，好像偷來的金錶燒灼業餘的賊子一樣。蘇聯統治層學會了害怕群眾，怕得完全像資產階級一樣。斯大林借助共產國際，為上層份子那漸漸增加的特權作一種「理論上的」辯護，又借助於集中營來保護蘇聯貴族免受民眾的不滿威脅。為使這架機器能夠維持運行起見，斯大林不得不有時站在「民眾」方面來反對官僚——自然是得到官僚默許的。他認為採取秘密投票箱是很有用的，至少可以肅清國家機關中那蠶食此機關的腐化。 早在1928年，賴可夫斯基論及當時揭露出來的幾件官僚集體犯罪案件時候說道：「在這醜事氾濫之中，最具特色的和最危險的事情乃是群眾之消極，共產黨群眾更甚於黨外群眾。……由於害怕當權的人，或者簡單地由於對政治冷淡，他們看見這類案件，毫不抗議，或只限於埋怨數聲而已。」自從那時以後又過去八年了，情形變得比那時更糟得多了。政治機構的腐敗，一步步顯露出來，開始危及國家的存在本身──國家現在再不是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的一種工具了，而是統治層權力、收入和特權之一種源泉。斯大林不得不透露一點關於憲法改革的這個動機。「我們有不少機關，」他告訴羅依．霍華德說：「工作得很不好……。在蘇聯，秘密投票制將是一根在群眾手裡的鞭子，用以打擊不良工作的政權機關。」不平常的自白！官僚已經靠自己的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了，現在反而覺得需要一根鞭子！這便是憲法改革的動機之一。還有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動機。 廢除了蘇維埃以後，新憲法就將工人溶解於一般人民群眾當中。在政治上說，固然，蘇維埃早已失去其意義了。但是隨著新社會矛盾之增長和新一代之覺醒，蘇維埃還有可能復活起來。尤其可怕的自然是新一輩的要求甚高的共產主義青年越來越多地參與城市蘇維埃。在城市裡，奢侈和貧乏之對比太過明顯了。蘇聯貴族第一件關心的事，乃是踢走工人和紅軍的蘇維埃。至於分散的農村人民之不滿，是容易對付得多的。那些集體農民，甚至可以相當成功地利用來反對城市工人。官僚的反動同農村聯合來與城市相鬥爭，這本不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凡是在新憲法中有原則性意義的而且確實超出資產階級國家最民主的憲法以上的，只是對十月革命之基本文件的打了折扣的原意改寫。凡是有關於經濟勝利品之估量的，都拿虛假的前途和誇張來歪曲實在情況；凡是有關於自由和民主的，又都全部滲透了篡奪和犬儒主義的精神。 新憲法是從社會主義原則向資本主義原則的倒退一大步，是按照統治集團的身材來裁製的。它所走的歷史道路，恰如為加入國際聯盟而放棄了世界革命，恰如恢復資產階級家庭、以常備軍代替民兵、恢復等級制和勛章制，以及不平等之增長一樣。新憲法以法律手段鞏固了「超階級」的官僚層的專制主義，因此為新的有產階級的產生創造了政治前提。 第十一章 蘇聯往何處去？ 一拿破崙主義是危機時代的政制 我們以前以讀者之名提出的問題：「當權派犯了無數的錯誤，又怎能集中無限制的權力於其手裡呢？」──或者，換一句話說：「熱月反動派在精神上貧乏，但他們的物質力量卻那麼大，這中間的矛盾要怎樣解釋呢？」──這問題現在可以給一個更具體的和更確定的回答了。蘇聯社會不是和諧的。在此階級或此階層看來是罪過，在彼階級或彼階層看來則是德行。從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觀點看來，官僚層的政策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和反覆無常的。但是從鞏固新統治層的權力觀點看來，則此同一政策卻是一貫不變的。 國家扶助富農（1923——28年），這個政策對於社會主義的未來含有致命的危險。可是當時，官僚層依賴小資產階級幫助，成功將無產階級前鋒隊手腳拴縛起來，並鎮壓住布爾什維克反對派。這事，在社會主義觀點看來是「錯誤」，在官僚看來則是純粹的收穫。到了富農開始直接危害官僚本身時，官僚便轉移其武器反對富農了。手忙腳亂地對富農的進攻，使得中農也受池魚之殃，這事對於經濟之損害不減於外國武力侵略。然而官僚保持了他們的地位。官僚剛剛成功地殲滅了舊日同盟者以後，就以其一切力量開始發展新貴族。如此，不是危害社會主義了麼？當然，——但同時加強了統治層的勢力。蘇聯官僚在這點上是同所有統治階級一個樣的，即是他們的領袖在一般政治上無論犯了何種重大的錯誤，只要是絕對忠實保衛他們的特權，他們總可以閉目不視的。新興的時勢主宰者的心境愈加恐懼，就愈加高度評價用來保衛他們那麼正當地得來的權利的殘酷手段。這些暴發戶便是依照這個觀點來選擇他們的領袖的。斯大林成功的秘密，便在這裡。 然而，官僚層的權力及其獨立性之增長，並不是沒有限制的。有些歷史的因素強過於那些元帥，甚至強過於總書記。沒有精密的核算，經濟的合理化是談不到的。核算，與官僚們的任性行為是不能相容的。恢復穩固的盧布，即一種不依賴於「領袖們」的盧布，是由下述事實迫使官僚層不得不考慮的，即是：他們專橫的統治是一天比一天厲害地與國家生產力的發展相衝突了——恰像當初君主專制政體與資產階級市場的發展不能調和一樣。各階層為爭取國民收入分配之鬥爭，有了貨幣核算之後，一定帶有更公開的性質。工資標準問題，在食物券制度之下差不多是無足輕重的，現在對於工人們則是有決定性意義了。工會問題也是這樣。由上頭委派工會職員的制度，注定要遭遇一天比一天強大的反抗。不僅如此，在計件工資制下，工廠管理是否完善，也是與工人有直接利害關係的。斯塔罕諾夫份子日益大聲投訴生產組織上之錯誤。官僚們任用私人充當經理、工程師等的習慣，愈來愈令人難於忍受了。合作社和國營商店，比前更加要依賴於購買者。集體農莊及其個別農家，現在懂得將他們對國家的交易化為數字。他們漸漸不能容忍上頭委派領袖給他們的辦法。這些領袖唯一的長處是與當地官僚有密切關係。最後，盧布又能投射光明於最神秘的境界，即是官僚的合法和非法的收入。如此，在一個政治上受箝制的國家裡面，貨幣流通便成為一種重要的槓桿來發動反對的勢力，而且預告「開明」專制之結局開始了。 工業之增長和農業之歸入國家計劃，使得領導的職務十分繁難起來，而且提出了質量問題；正在這時，官僚主義反而摧殘了創造力和責任感，而無此二者即沒有而且不能有甚麼質量進步可言。官僚主義的毒瘡在大工業方面也許不十分明顯，但嚴重摧殘著輕工業、食糧工業、集體農場、地方小工業，還有合作社，即最與人民息息相關的那些經濟部門。 蘇聯官僚能起進步作用，只在這個時期內：即當人們將資本主義技術最重要之原素輸入於蘇聯之時。借用、模仿、移植和嫁接種等，是在革命所奠下的基礎上完成的。在此時期是談不到在技術、科學和藝術方面有什麼新發明的。由官僚下個命令，可以依照西方模型建立大規模的工廠——雖然要比人家多付三倍的費用。但是你走得愈遠，則經濟愈加碰到品質的問題，而此問題是同影子一般，不是官僚們所能操縱的。蘇聯的生產品，好像烙上了粗製濫造的標記。在國有化的經濟之下，要提高品質，就要有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制度，要有批評和創意之自由──而這些條件卻與充滿畏懼、扯謊和諂諛的極權政制不能相容的。 品質問題背後，還有一個更複雜更巨大的問題；這問題可以包括在技術和文化上的獨立創造這個概念之內。古代哲學家說，鬥爭是萬物之父。若是思想不能自由衝突，便創造不出新價值來。固然，革命專政的本質正是嚴厲限制自由。但正因為這個道理，所以革命時代從來未曾直接助長文化的創造，只是做些為它清除場地的工作而已。無產階級專政愈加不再成為專政，則其開放給人類天才活動的範圍也愈廣大。社會主義文化之繁榮一定是與國家之消亡成正比例的。在那簡單的和不可動搖的歷史法則中，已經包含有蘇聯現行政制之死刑判決書了。蘇維埃民主制並非抽象的政策要求，更不是抽象的道德。這已成為蘇聯的生死死攸關的需要。 新國家若是除了社會利益之外沒有其他的利益，則強制作用之消亡將漸漸帶著毫無痛苦的性質。但是國家並不是純粹的精神。特殊的職務創立了特殊的機關。官僚就其整體說來，對其職務所帶來的利益的關心，比對職務本身要大得多。統治層努力加強強制的機關，並使之永存勿替。為保持他們的權力和收入之故，他們什麼東西、什麼人物都不顧惜。發展的過程愈加違反他們，他們對於人民中的前進份子亦愈加無情地打擊。官僚層好像天主教會一樣，在衰落的時期中，提出了不會犯錯的教條，而且把這教條抬高到羅馬教皇從未夢想到的高度。 對斯大林越來越厲害的神化，儘管帶有滑稽意味，卻是這個政制所必需的一種原素。官僚們需要一個不可侵犯的最高裁決者，即使不是個皇帝，也是一個第一執政；他們於是將那最適合於他們要求的人抬在他們的肩膀上面。領袖的「堅強性格」，如此迷醉了西方半桶水文士的，其實是一個社會階層之集體壓力的總和，此階層為保衛自己地位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其中每個人在自己的職位上都想著：「國家即朕」。每個人都容易在斯大林身上發現自己的影子。但斯大林也在他們每個人身上發現自己精神的一小部分。斯大林正是官僚層的化身。這便是他的政治人格的本質。 凱撒主義，或它的資產階級形式：拿破崙主義，總是當歷史發展到這樣的一個時刻才出現於舞台，那時兩個陣營激烈的鬥爭把國家權力抬高到超出全民以上，表面上並且保證國家完全對階級獨立起來──其實只給予國家以保護特權者利益之必需的自由而已。斯大林政制，凌駕於政治上原子化的社會之上，以警察和軍官集團作靠山，不容許任何監督──這顯然是拿破崙主義的一個變種，是歷史上前所未見的一種新型的拿破崙主義。 凱撒主義發生於因內部鬥爭而動搖了的奴隸社會基礎之上。拿破崙主義則是資產階級政制在其危急時代的一種政治工具。斯大林主義也是這類東西，不過是發生於工人國家基礎之上的而已，這個國家被有組織有武裝的蘇維埃貴族和無武裝的勞動群眾間之衝突撕裂了。 歷史證明：拿破崙主義跟普選制，甚至跟秘密投票制，一起過得很好。拿破崙主義的民主儀式，便是所謂「全民投票」。擁護領袖呢，還是反對領袖呢？——這個問題時時提出於公民之前。而選民感覺到手槍槍口正對著他們兩肩中間。拿破崙第三，在現時看來，不過一個冒充內行的鄉下人罷了，自從他的時代以來，這種技倆已經有了非常的發展。蘇聯新憲法在全民投票的基礎上建立了拿破崙主義，它確是這制度的榮冠。 最後分析起來，蘇聯拿破崙主義是由於世界革命之延遲而產生的。但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這同一原因又產生了法西斯主義。於是我們達到了一個結論，它初看起來出人意外，而其實是必不可免的，即是：蘇維埃民主制為全能的官僚所壓倒，以及資產階級民主制為法西斯主義所撲滅，二者實出於同一個原因，即世界無產階級在解決歷史給它提出的問題時，太過於遲緩了。斯大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雖然在社會基礎上有很大的差異，卻是兩種互相對稱的現象。二者有好多特點是異常相似的。歐洲革命運動若得到勝利，則不僅將搖撼法西斯主義，而且將搖撼蘇聯拿破崙主義。斯大林派官僚背棄了世界革命，這在他們自己的觀點看來是正確的。他們不過依從自衛的本能去做罷了。 二官僚層對「階級敵人」的鬥爭 從蘇聯政制開始之日起，黨就是官僚主義的抗衡物。官僚雖然管理著國家，黨還能監督官僚。黨小心注意不使不平等的事實超出必需的界限之外，以此總是與官僚在明爭暗鬥之中。斯大林派之歷史作用便在於消滅這種抗衡，使得全黨屈服於黨官之下，又使黨官併入國家官僚裡面。現時的極權政制便是這樣造成的。斯大林就因為替官僚層建立了這樣一個並非不重要的功績，他的勝利才有保證。 左派反對派在其最初的十年鬥爭當中，並不採取那從黨手上奪取政權的綱領，而只採取那從思想上奪取黨的綱領。當時的口號是：「改良，而非革命」。然而，官僚層即在那個時候也是準備不惜以革命手段來保護自己而反對民主改革的。1927年鬥爭發展到異常激烈的階段時，斯大林在某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對反對派說：「這些幹部，惟有用國內戰爭才能撤換！」斯大林口中的恫嚇，因為幾次歐洲無產階級之失敗，如今已成歷史事實了。改良的道路已經轉變為革命的道路了。 黨和蘇維埃組織內之不斷的清除，其目的就在防止群眾的不滿取得清楚的政治表示。但高壓手段並不能撲滅思想，只能驅迫思想在地下活動而已。好多共產黨人以及黨外公民，保有二個思想系統：一個公開的與官方一樣的，另一個則是秘密的。偵探和告密，完全腐蝕了社會關係。官僚總是將他們自己的敵人說成社會主義的敵人。司法上捏造已成為家常便飯，用這種捏造手段，官僚隨便加罪於他們的敵人。他們用槍斃威嚇弱者認罪，然後以此口供為基礎來控告那些比較剛強的人。 1936年6月5日，《真理報》評論「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時，教訓人道：「倘若認為反對社會主義的階級之勢力（雖然階級已經消滅了）已經甘心失敗了，那將是不可饒恕的愚蠢和罪惡。……鬥爭還要進行下去的。」這些「敵對階級之勢力」究竟是些甚麼人呢？《真理報》回答道：「反革命黨派之殘餘，各種各式白衛軍，尤其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派。」在提到了那必然要提到的「特務工作、陰謀和恐怖主義活動」（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派做的！）以後，斯大林的機關報又這樣預告：「我們將來也要以強硬手腕鎮壓並撲滅人民公敵，那些托洛茨基派的陰險惡毒的份子，無論他們化裝得如何巧妙。」蘇維埃報紙上天天重覆說著的這些恐嚇的話，不過是格別烏工作的伴奏罷了。有一個名叫彼特洛夫的人，1918年加入黨，參加國內戰爭，後來是蘇維埃農業專家而且是右派反對派份子。他在1936年從充軍的地方逃出來，在逃亡的自由派報紙上做文章，對所謂托洛茨基派這樣描寫：「左派麼？在心理上說，那是最極端的革命份子，真誠而熱心。不肯討價還價，不肯妥協。最可佩服的人們。但是思想癡呆……希望一種世界大火災以及諸如此類的胡言亂語。」他們的「思想」問題，我們暫且放在一邊不說。右派敵人，這樣給左派以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評價，是無需乎再加解釋的。如今，格別烏的將官和校官們正在控告這些「最徹底的真誠而熱心的革命份子」……為帝國主義利益而從事反革命活動！ 官僚們對於布爾什維克反對派之仇恨的狂潮，若是同廢除對資產階級出身人士之限制合起來看時，還有一種特別深刻的政治意義。關於這些人的雇用、工作和教育的那些和解命令，從這個考慮出發，即：過去統治階級之反抗已隨新制度之明顯穩固而漸漸消逝了。莫洛托夫在1936年1月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解釋道：「現在無需這些限制了」。然而同時卻發現最惡毒的「階級仇敵」原來是那些畢生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人，從列寧的最親密的合作者，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開始。「托洛茨基派」與資產階級不同之處，據《真理報》說是：「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愈加顯出」，「托洛茨基派」就愈加不要命地來搗亂了。這種哲學的胡言亂語性質是由於需要拿舊公式來掩飾新關係而產生出來的，當然不能遮掩社會衝突的真實的變化。一方面，一個「上流人」等級之形成，讓比較有野心的資產階級的後代大有機會求名求利；拿同等權利給予他們，並沒有什麼危險。他方面，這現象又在群眾中尤其青年工人中激起非常危險的不滿。因此才有這個撲滅「陰險惡毒份子」的運動。專政之劍，以前是用來擊倒那些想恢復資產階級特權的人們，如今則刺向那些反抗官僚特權的人們了。受打擊的，不是無產階級的敵人，而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隨著職能上這根本改變，政治警察從前是由特別忠誠而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擔任的，如今則由官僚中最無恥的部份組成了。 熱月反動派在迫害革命份子時，特別仇視那些叫他們記得過去及使他們對將來恐懼的人。在全國監獄，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最遙遠的角落，以及迅速增加起來的集中營，都有布爾什維克黨的精華，有最剛強的和最忠實的人。即使在西伯利亞的單獨禁閉監中，反對派份子仍然是受搜查、禁止通信和飢餓等迫害的。在充軍中，妻子也是被迫同丈夫分離，只為了打破他們的反抗並要他們悔過。但就是悔過的人也是不得平安的。一有嫌疑，或者有人暗中控告他的話，他就被加倍處罰。幫助充軍的人，即使是親屬的幫助，也算做一種罪惡。互相幫助是當作陰謀來懲辦的。 在這種條件之下，惟一自衛的手段就是絕食。格別烏用強迫餵飯或任隨死亡來回答絕食的人。在這幾年中，好幾百個反對派，俄國人和外國人都有，被槍斃了，或絕食死了，或以他法自殺了。在最近十二年之內，當局好多次向世界宣佈，已經根絕反對派了。可是1935年最後一月及1936年上半年「清黨」時，就有幾十萬黨員被開除出去，其中幾萬人是「托洛茨基派」。最積極的份子，立刻就被逮捕送入監獄和集中營去了。至於其餘的人，則斯大林透過《真理報》勸告地方機關不要給他們工作。在國家就是唯一僱主的國家裡面，這個辦法就是等於要他們慢慢餓死。舊原則說：不做工的人沒有飯吃，如今代以新原則：不服從的人沒有飯吃了。自從1923年拿破崙主義時代開始以來，究竟有多少布爾什維克黨人被開除、逮捕、充軍和消滅了，這等待我們將來檢查斯大林的政治警察的檔案庫時，才能知道。他們還有多少還在秘密活動，這也須待官僚覆滅開始時方能知道。 二三萬反對派份子，在二百萬人的大黨裡面，有多大作用呢？在這問題上，拿數字來對比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十個革命黨人在一團軍隊中，若是政治空氣達到熾熱時，就足夠使全團軍隊站到民眾方面來。參謀部如此要命地害怕小小的秘密組織或甚至單獨的人，這不是沒有理由的。現已浸透了斯大林派官僚層的這種反動的總參謀部的恐懼心理，可以解釋他們的迫害和惡毒誣衊為什麼那麼瘋狂。 維多．綏奇在蘇聯經歷了反動壓迫的所有階段；他從那些固忠於革命並敵視革命的掘墓人而正受著折磨的人們那裡把令人震驚的消息帶到西歐。他寫道：「我一點也未誇大。我每句話都經過慎重考慮才寫出來的。我們說的每件事情，我都能舉出悲慘的證據和真實的姓名。在這無數殉道者和抗議者當中（他們大部份都是默默無言的），有少數英勇份子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更與我接近，他們的魄力、眼光、刻苦、以及對於偉大時代的布爾什維克之忠誠，都是極為寶貴的。成千成萬黨齡最老的共產黨人，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同志，蘇維埃還存在時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者，他們拿社會主義原則來反對制的內部腐化，並盡他們所能（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忍受種種可能的犧牲）保護工人階級的權利。……我帶著那些被囚禁在那裡的人的消息給你們。他們無論如何會堅持到底的。即使他們活不到那個看得見新的革命曙光的時候，……西方革命家可以信賴他們。火焰仍舊要燃燒著，即使只是在監獄裡面。同樣，他們也信賴你們。你們必須——我們必須——保護他們，為了保護世界上的工人民主制度，為了復活無產階級專政的解放形象，而且有一天要恢復蘇聯在精神上的偉大以及工人們對於它的信任。」 三新革命的不可避免 在討論國家之消亡時，列寧曾說過：有了遵守社會生活規則的習慣，就能夠完全不需要強制：「倘若再沒有甚麼事情足以惹起憤怒、抗議和反叛，因而造成壓迫之需要。」問題的要點在於這「倘若」。蘇聯現行制度每走一步都要惹起抗議，抗議愈受壓迫，抗議愈強烈。官僚不僅是一種壓制的機關，而且是引起抗議的經常的泉源。一群貧婪的、撒謊的和犬儒主義的統治者之存在，不可避免造成隱藏的憤慨。工人物質情況之改善，並不足使他們與官僚相和解，反而，由於增加他們的自尊心並解放他們的思想、使他們能思考一般政治問題之故，鋪好了與官僚公開衝突之道路。 那些不可撤換的「領袖們」時常教訓人必須「學習」，必須「學會技術」，必須「在文化上進行自我修養」以及取得其他非常好的東西。但統治層本身卻是無知識的、少受教育的；他們什麼都不肯認真學習，在社會交往上又不誠實而且粗暴。因此，他們那種主宰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僭妄態度──不僅要指揮合作社，還要指揮樂譜之製作──就這更不可容忍。蘇聯人民若不能從這種可恥地屈服於一群篡奪者的地位上解放出來，便無法達到較高的文化水平。 官僚將吞食了工人國家呢，還是工人階級將把官僚肅清呢？──這就是目前待決的問題。蘇聯之命運依賴於此問題之解決。蘇聯工人之絕大多數，現在已經仇視官僚了。農民群眾以他們健全的庶民仇恨傾注於官僚們身上。倘若說工人與農民相反，差不多未曾走到公開鬥爭的道路上來，因此使得那些已起來抗議的農村陷於混亂和無力，那麼這不僅是由於壓迫的緣故。工人們害怕，推翻了官僚之後，將替資本主義復辟開闢道路。國家和階級間的相互關係，本來比庸俗的「民主派」所設想的複雜得多。沒有計劃經濟，蘇聯就將落後幾十年。在這意義上，官僚仍在履行一種必需的職責。但官僚履行這個職責，卻是以那樣一種方式，以致為整個體系的大爆炸做了預備工夫，那會將革命的果實完全失掉的。工人們是現實主義者。他們對於統治層——至少對於其中與他們比較接近的下層份子──的見解不含自欺成份。他們認為官僚暫時仍是自己的一部份勝利品的看管者。他們若看見有其他可能性時，必然要把這些無恥的、輕忽的和不可靠的看守人攆走。這個，必須等西方或東方有另一個革命曙光興起時才行。 看得見的政治鬥爭之停止，被克里姆林宮的友人和代理人視為蘇聯政制之「穩定」。事實上不過表示官僚統治的一種暫時穩定罷了。民眾的不滿愈來愈深了，同時比較年輕的一輩在這個「開明專制」之下感覺特別痛苦──這種統治，其「專制」成份比「開明」成分多那麼多。官僚對於活思想越來越厲害的警戒，以及難以容忍的對那天命所歸的「領袖」才能之禮讚，都表明國家和社會一天比一天更加分離，都表明內部矛盾一天比一天厲害，表明有一股壓在國家之牆的壓力正在尋覓一條出路，而且必然不可避免地要找到一條出路。 在如實地估計現實局勢時，那些對於政權代表人之屢見不鮮的恐怖主義行為是具有很大意義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暗殺基洛夫案，他是列寧格勒有手腕且無顧忌的負責人，他是那一類人的典型的代表。就其本身而言，恐怖主義行為是一切行為之中最不能夠推翻拿破崙主義的寡頭政治的。官僚個人雖然害怕手槍，但其全體則能夠利用一件恐怖主義案件來辯護他們自己的殘暴行為，而且乘機將他們自己的政敵羅織在暗殺案裡面（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的案件）。個人恐怖乃是個人暴躁和絕望的一種武器，這類個人大多屬於官僚層自己比較年輕的一輩。但是，同俄國帝制時代一樣，政治的暗殺乃是未來風暴之百占百驗的預兆，而且預告公開的政治危機即將開始了。 官僚層之採取新憲法，不啻表明他們感到了這個危險，而且事先預防。然而歷史上不止發生一次：即官僚的專制到了靠「自由主義的」改良來挽救自己時，只會削弱自己的力量。新憲法暴露了拿破崙主義，同時又給反對拿破崙主義之鬥爭製造出一種半合法的掩蓋物。各派官僚在選舉時之競爭，可以成為較廣泛的政治鬥爭的發端。打擊那「工作不良的政權機關」的鞭子，可以轉變為打擊拿破崙主義的鞭子。一切徵兆都預示：未來的發展必然不可避免的要走到民眾之中文化上先進的勢力和官僚寡頭政治之間的衝突。這個危機是沒有和平出路的。沒有一個魔鬼肯自願的斬斷他的爪子。蘇聯官僚不經過鬥爭是不肯放棄他們的地位的。事態的發展顯然會引上革命的道路。 由於民眾方面強烈的壓力，以及在此情況下政府機關內部不可避免的瓦解，那時當權者的抵抗力會比現在所表現的軟弱得多。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只能做些假設。無論如何，官僚政治只能用革命勢力來推翻。而且，如向來一樣，愈加果敢愈加堅決去攻擊它，則被犧牲的人也就愈少。第四國際[41]蘇聯支部之任務，便是準備這個，並且在順利的歷史情況之下站在群眾的前頭。今天這個支部還是弱小的而且被趕往地下去。但是一個政黨的不合法存在，並非不存在。這不過是一種困難的存在形式罷了。壓迫手段對於繼續即將從舞台上消逝的階級，能夠發揮完全的效力，1917年到1923年的革命專政完全證明了這個。但對於革命先鋒隊行使暴力，則並不能挽救一個生存得過久的階層。倘若蘇聯是註定要繼續發展的話，官僚層已經生存得過久了。 官僚正在準備著的那場反對自己的革命，將不是社會革命，同1917年十月革命不一樣。這次革命所面對的問題並不是改變社會的經濟基礎，不是用這種財產形式來代替那種財產形式。歷史上不僅有社會革命，譬如資產階級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革命，而且也有政治革命，它並不摧毀社會的經濟基礎，不過掃除舊的上層統治者而已（法國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俄國1917年的二月革命等）。拿破崙主義集團之推翻，自然將發生深刻的社會效果，但就本身而言，還是限制在政治革命的界限之內的。 由工人革命產生出來的國家生存下來，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這個國家必須經過一些甚麼階段，任何書上也沒有寫下來。不錯，蘇聯的理論家和創造者曾經希望那完全透明的和富於靈活性的蘇維埃制度，可以容許國家適應著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各階段，而和平地改變、解體並消亡。然而這裡，又證明實際生活比理論所預期的複雜得多。一個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被註定來完成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從一切証據看來，無產階級必須以第二次補充的革命，即反對官僚專制的革命來償付其完成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的特權。新革命的綱領，大部份須看爆發時的情勢如何，國家達到的水平如何以及國際狀況如何而定。至於綱領的基本原素則已經明白了，而且已由本書指明出來了，這就是根據蘇聯制度矛盾之分析所做出的客觀的推測。 問題並不在於拿這個統治黨派來代替那個統治黨派，而是在於改變那管理經濟和指導文化之方法。官僚專制政治必須讓位於蘇維埃民主政治。批評權利之恢復和選舉的真正自由，乃是蘇聯進一步發展之必需的條件。這表示恢復黨派自由，從恢復布爾什維克黨開始，工會也復活起來。輸入民主制於工業之中，意味根本修改計劃，使適合於工人利益。自由討論經濟問題將減少因官僚錯誤和左右搖擺而造成的一般管理費的開支。停止各種浪費金錢的玩藝兒，如蘇維埃宮殿、新戲院、炫耀的地下鐵道等，而用此種經費建築工人住宅。「資產階級分配規準」將被限制於十分必需的範圍之內，而且隨著社會財富增加，將漸漸讓位於社會主義的平等。等級制將立刻廢除。那些輝煌的勛章將送進熔爐裡去。青年人將有機會能自由的呼吸、批評、犯錯誤，並成長起來。科學和藝術將解脫鎖鍊。最後，外交政策亦將回轉到革命的國際主義之傳統去。 十月革命之命運，現今比任何時候更密切地與歐洲及全世界命運連繫著。蘇聯的問題，現在正取決於西班牙半島，取決於法國，取決於比利時。到了本書出版時，情勢將比今日尚在馬德里城下進行國內戰爭時候無比地明白得多。若蘇聯官僚及其「人民陣線」的背叛政策成功地保證了西班牙和法國反動勢力的勝利（共產國際正在盡其所能向這方面做去的），那麼蘇聯將發現自己置身在崩潰邊緣之上。那時，提上議事日程的，多半是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而不是工人反對官僚之暴動。可是，倘若改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領袖們」無論如何聯合怠工，西歐無產階級仍然尋到了通往政權去的道路，那麼蘇聯歷史上就要開闢一個新的篇章。歐洲革命之第一個勝利將像閃電一般，刺激蘇聯群眾，使他們站起來，提高他們的獨立精神，喚醒1905年和1917年的傳統，削弱拿破崙主義的根基，其對於第四國際的意義將不減於十月革命對於第三國際的意義。惟有走上這條道路，第一個工人國家才能得救，走向社會主義的未來。 （全書完） [1] RomainRolland(1866-1944)，法國小說家，著有《約翰·克利斯朵夫》。191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後來成為「蘇聯友人」。1935年訪問蘇聯及拜會高爾基。 [2] SindneyWebb(1859-1947)及 BeatriceWebb(1858-1943)，二人於1892年結婚。兩人俱為英國經濟學、工人運動史家，費邊派社會主義者。 [3]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二章，第一節 [4]同上，第二章，第二節 [5]同上，第六章，第二節 [6]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三章，第三節 [7] 《反杜林論》第三篇，第二章 [8] 《哥達綱領批判》，第一節 [9]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五章，第四節 [10] 《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第一章 [11]英譯者按：本書在拉狄克被捕以前寫的，他以前曾是左派反對派，1929年投降斯大林，後被斯大林判處十年徒刑，罪名據說是「陰謀暗殺領袖」，1939年被處決。 [12]又名第三國際，繼承由馬克思及恩格斯先後創立的第一及第二國際的綱領，即推行工人階級國際革命。共產國際在1919年由列寧、托洛茨基等創立，1923年以後變成斯大林的外交工具，1943年被他解散。 [13]史塔罕諾夫是卅年代一個礦工，以超額16倍完成勞動定額而聞名。1935年官方正式展開史塔罕諾夫運動，即勞動競賽。競賽引起工資差距拉大和工人不滿。 [14] 熱月(Thermidor)是法國革命（共和）曆法的第十一月，約相當於現行公曆的七月廿日至八月十八日。在共和二年（即1794年）的熱月九日，公安委員會主席羅伯斯比爾被送上斷頭台，從此革命由步步高潮變為步步退潮。這次政變後得勢的人被稱為熱月派。從此熱月一詞就有革命停止前進趨於反動之意。 [15] A.F.Kerensky(1881-1970)，原為律師，1917年3月參加社會革命黨，在臨時政府中歷任司法部長、總理及最高總司令。十月革命推翻臨時政府之後流亡海外。 [16] I.Tseretelli(1881-1959)，孟什維克領袖之一，第二屆國家杜馬代表，1917年任臨時政府部長，1921年移居國外。 [17](Rakovsky1873-1941)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活躍於巴爾幹的工人革命運動，俄國革命後歷任要職。他是托洛茨基的好友，亦是左派反對派成員，1927年被流放，1934年投降史大林，1941年被殺。 [18] (Babeuf1760-1797)，法國革命家。熱月政變後，巴貝夫組成秘密團體平等會，企圖建立勞動人民政府，策劃武裝起義，未實現而被捕處死。 [19] N.Krupskaya（1869-1939）列寧妻子，1890年起參加革命運動，十月革命後從事教育工作。斯大林當權後被實際軟禁。1926年一度參加反對派。 [20]即列寧。列寧本名是弗拉基爾米．伊里奇．烏里揚洛夫 (VladimivIlichUlyanov) [21] 1921年，正值俄國內戰期間，蘇維埃俄國的克朗斯塔德(Krentadt)海軍基地的水兵叛變，經過十日的劇烈戰鬥被蘇維埃政府鎮壓。 [22]頭四人後來都在1936-39年的大清洗中被槍斃，托姆斯基則在被捕前吞槍自殺。季諾維也夫(1883-1936)，從1905年起即為列寧左右手。十月革命後歷任政府要職及擔任共產國際首腦。1923年起同加米涅夫(1883-1936)一起與斯大林結盟反對托洛茨基，1925年底又反過來與托結盟反對斯大林。布哈林(1888-1938)自1909起即參加布爾什維克，從事革命活動。為黨內著名的理論家。 [23]ＧＰＵ──當時蘇聯的政治警察。 [24]索斯洛維斯基(Sosnovsky,1886-1937)，有爾什維克記者，1928年作為反對派流放巴爾瑙爾，死於大清洗時期。 [25]這段對話很難無誤地譯為中文。在俄文中，第二人稱的單數，只能由尊長對後輩如孩子或僕人使用。 [26]雅戈達是當時格別烏的負責人。 [27] 《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249頁 [28]指《蘇維埃共產主義》，1935年出版 [29] 寇松(George NathanielCurson,1859-1925), 英國保守黨人﹐1919至1924年任外交大臣。 [30] 勞合·喬治(David LloydGeorge,1863-1945), 英國保守黨人﹐1916至1922年任英國首相。 [31] 巴爾都(Jean LouisFirminBarthou,1862-1934), 英國政治家﹐律師﹐1913年任總理﹐1934年任外交部長﹐同年十月被法西斯份子暗殺。 [32] 鮑爾溫(Stanley Baldwin,1967-1947), 英國保守黨人﹐三度擔任首相(1923-1924,1924-1929,1935-1937) 。 [33]萊翁·勃魯姆(Léon Blum,1872-1950), 法國社會黨領袖﹐三度出任法國總理(1936-1937, 1938﹐1946-1947)。 [34] 史泰福德．克里布斯(StaffordCripps, 1889-1952), 英國工黨人﹐二戰期間曾任駐蘇聯大使﹐戰後任財政大臣多年﹐1951年任費邊社主席。 [35] 貝拉·孔(Bela Kun,1886-1939), 匈牙利共產黨領袖﹐1919年三月在匈牙利建立蘇維埃共和國﹐任總理。同年八月一日共和國給推翻。 [36] 大衛(David) 是以色列王﹐少年時代曾以一塊石頭打敗了巨人歌利亞(Goliath) 。 [37] LeonBlum(1872-1950)，法國社會黨三十年代的領袖，1936年成為第一屆人民陣線政府的總理。 [38]譯注：在蘇維埃民主時代，工人代表在蘇維埃議席所佔的比例稍高於農民，而不是奉行絕對的一人一票選舉制。 [39]邦休斯·彼拉多（Pontius Pilate）是羅馬派在猶地亞的總督。據新約故事，是他判處耶穌釘十字架的。邦休斯是名，彼拉多是姓。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新憲法並沒有改變選民的地位。 [40] VictorSerge(1890-1947)，比利時俄國僑民之子，早年為無政府主義者，1919年抵達俄國，活躍於共產國際。1923年起參加左派反對派，1933年被捕流放，經國際聲援運動後，於1936年被逐出蘇聯，1940年流亡到墨西哥。 [41]第四國際──由流放國外的托洛茨基所領導，成立於1938年。直至1933年前，一直自稱為第三國際內的左派反對派。由於第三國際的極左政策不僅客觀上幫助了希特拉上台，而且自始至終拒不認錯，所以此時托洛茨基認為第三國際已經墮落到無可改良，才致力於成立第四國際，以便繼承世界工人革命運動的任務。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93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被背叛的革命（chm电子书下载） 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 2008年3月 何伟旧译向青、林广厦校订 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初步总结 ──《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新版导言（向青） 导言：本书的目的 第一章已经成就了什么 一工业增长的主要指数 二这些成就的比较的评价 三平均每人的生产量 第二章经济的增长与领导的左右摇摆 一“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与富农路线 二大转变：“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与“全部集体化” 第三章社会主义与国家 一过渡制度 二纲领与实际 三工人国家的两重性质 四“普遍的贫乏”与宪兵 五“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与“专政加强” 第四章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 一货币与计划 二“社会主义的”通货膨胀 三卢布的复兴 四斯塔罕诺夫运动 第五章苏联的热月反动 一斯大林因何能胜利？ 二布尔什维克党的堕落 三热月反动的社会根源 第六章社会矛盾和不平等的增长 一贫乏，奢侈和投机 二无产阶级之分化 三集体农村中的社会矛盾 四统治层的社会面貌 第七章家庭、青年与文化 一家庭中的热月 二反青年的斗争 三民族与文化 第八章外交政策与军队 一从“世界革命”到维持现状 二国际联盟与共产国际 三红军及其种种理论 四民兵的废除与军阶的恢复 五倘若战争发生时苏联将如何？ 第九章苏联国内社会关系 一国家资本主义吗？ 二官僚层是不是统治阶级？ 三苏联的性质尚未为历史所决定 第十章新宪法反映出来的苏联 一.“各尽所能”地工作与个人所有权 二.苏维埃与民主制 三.民主制与党 第十一章苏联往何处去？ 一拿破仑主义是危机时代的政制 二官僚层对“阶级敌人”的斗争 三新革命的不可避免
托洛茨基：甚么是一份「群众刊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甚么是一份「群众刊物」？ 托洛茨基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各成员： 我刚刚知道，我写给政治局、论述那份新的「群众刊物」的信，曾在全体会议中宣读。我之所以首先写信给政治局，是寄望在上次全国大会所决定的基础上，无需乎再发起一次新的讨论，就能将问题解决。但事情的发展却是：刊物「公社」的发起人，在我们组织之外准备妥当后──并且，这事实上同时违反了国内和国际的组织的决定──欲在既成事实之前，决心要挑起一场讨论。在此情境下，假如我将我给政治局那封信内的批评和建议，以一个更精简形式来发挥的话，也许不是毫无用处的。 （一）甚么是一份「群众刊物」呢？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可以这样说，革命运动的整个历史，都曾经被关于「群众刊物」的讨论所充塞。将自己的政治报纸办成越可能被群众所接近，本来就是一个革命组织的基本责任。但是，这项任务，除非将它视作组织及其干部的成长的函数，否则便不会有效地获得解决；组织的干部必须为刊物铺好到群众的道路──因为，十分明白，去称呼一份出版物为「群众刊物」是不足够的，必须在现实中为群众所接纳。不过，革命的焦虑（缺乏耐性──很容易地将自己变成机会主义的焦虑）却常常导引出这项结论：群众不接受我们，因为我们的思想太复杂，我们的口号亦太前进。因此必须将我们的纲领化简，将我们口号降低──简单地说，必须将负累抛弃。基本上，这意味着：我们的口号，并不一定要符合于客观的形势、符合阶级的关系，亦无需要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所作出的分析，而是必须符合于那些「群众能够或不能够接受」的主观感受（这些感受是极之浮面和不足的）。但甚么群众呢？群众并不是和谐一致的。它会发展；它会感受到事变的压力；它会在明天接受今天仍未能接受的东西。我们的干部，由于我们的观点和口号证明出它们自身的正确，会以快速的成功来照耀我们的道路；因为那些观点和口号，是被事变的进程所肯定，而不是由主观的、或者是个人的感受来肯定。 （二）一份群众刊物，与一份理论评论、或者与一份干部的喉舌的不同的地方，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它们的表达方式。干部刊物给它的读者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所有步骤。群众刊物则只以它的结论，同时以群众自身的切身经验来发挥。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写给群众看，比写给干部看困难得多。 （三）让我们暂时假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同意将我们的纲领「简化」，放弃成立新党、成立第四国际的口号，放弃对社会爱国派（指名道姓地）的无情批判，放弃对革命左派和皮费特<![if!supportFootnotes]>[1]<![endif]>（Pivert）本人的有系统批评。我不知道，如果有一枝神仙棍的帮忙，这份报纸会否成为一份群众刊物。我怀疑这一点。但它却会在任何情况下变成一份社会主义工人党<![if!supportFootnotes]>[2]<![endif]>（SAP），或者是皮费特主义的报纸。皮费特的倾向的本质就在于：去接受「革命的口号，但并不从这些口号中得出必然的结论；这些结论就是：与布虑姆<![if!supportFootnotes]>[3]<![endif]>和柴雷斯基<![if!supportFootnotes]>[4]<![endif]>决裂、创立新党和新的国际。没有了这些结论，一切革命的口号都会变成空洞和飘渺的口号。在现阶段，皮费特的鼓动是对革命工人的一种鸦片。皮费特企图这样去教育革命的工人，人们一方面可以同意革命斗争，同意「革命行动」（借用一下时下流行的语句），同时仍可与沙文主义凶徒保持友好的关系。一切都赖于你的「调子」，懂吗？调子组成了音乐。假如一只老虎装作一只鸽子般吼叫，全世界就会捧腹大笑。但是我们，以我们强硬的语言，我们必须说「革命左派」的领袖们正在败坏着和淫辱着革命的意识。 我问你们：假如我们抛弃了那些从客观形势中涌现出来的口号，而这些口号又组成了我们的纲领的本质，那我们与皮费特派有何分别呢？一点也没有。我们只能是次级的皮费特主义者。现在，假如「群众」要决定是否接受皮费特派的话，他们就会喜欢一级的而不是次级的了。 （四）我要谈到印在『「公社」──革命（？）行动（？）的喉舌』上的一篇小呼吁书。这份文件给予我们上面已表达过的观点一些尖刻的例子（而作者却未察觉到）。『「公社」会以工厂和农地的语言来说话；它会诉说笼罩着那些地方的痛苦，它会发挥它的热情，并且站起来反抗。』这是十分值得赞赏的意图，虽然群众完全明白它自身的痛苦和反叛的感觉（这些感觉在皮费特派的帮忙下，受到爱国派的机器的扼杀）。但群众能够要求一份报刊的，就是一个明确的纲领和一个正确的领导。而就是在这一个问题上，呼吁书却保持着缄默。为甚么呢？因为它企图隐藏它的观点，多于要表达它们。它接受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中派主义的）的药方：为了要寻求一条最少抵抗的路线，就不要说出甚么是真确的。第四国际的纲领，那是给「我们自己的」、给领导层的大头头们的。而群众呢？这些群众是甚么呢？他们就算有了纲领，他们也会十年廿年地保持满足。这种心态，我们称为机会主义的贵族。同志们，它同时是一种冒险主义的态度，一项十分危险的态度。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上面引述的句子之后，我们在呼吁书里找到一列的历史回顾：「公社」说：送给予高尔斯──罗西（Croix-Rousse）的子孙们。给予投身于一八四八年六月的街垒的人、给与一八七一年的公社社员──等等。」（随着是一种彼才式（LaMadeleinePaz）的夸大謟媚。）真的，我并不知道，是否反叛的群众需要优美的回忆和近似空洞的謟媚，掩盖起来作为政纲。 但这里正展开最重要的部份：『「公社」并非为了在工运中异常复杂的流派中再加添自己一派。』甚么叫「异常复杂的流派」呢？这说法只值得人家的鄙视。究竟那是甚么意思？假如所有派别都是错误和不足够的，就必须创立新的、真正的和正确的派别。假如存在着正确的和错误的派别，工人就必须学习如何去分辨它们。群众必须被号召起来参与正确的派别来反对错误的。但「公社」的发起人并非如此，他们好像罗曼罗兰<![if!supportFootnotes]>[5]<![endif]>一样，将自己置于「战斗之上」。这种做法，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屑为之的。 随此之后，为了突出，为了无论多么微少地突出这份新刊物的极之模糊的形像，一列的名字被提出来了。我要删除我的名字，因为「公社」没有道理添上我的名字。我还生存，则至少我还能保卫自己。但其它人呢？我们共同的导师、革命社会主义的真正领袖能否这样做呢？很不幸，他们未能去自卫。呼吁书提出马克斯和布朗基的名字。甚么意思呢？他们是否要创做出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新「综合」呢？再后一点我们看到了列宁的名字。但是斯大林派也推崇他啊。假如你们并不向群众解释你们反对斯大林主义派别，他们一定会喜欢「人道报」<![if!supportFootnotes]>[6]<![endif]>（Humanite）而不是「公社」。这种名字的组合并不解释甚么，它只扩大和加深了它的模棱两可。 接着是中心的问题了：『「公社」是由属于各种各类派别的战斗份子发起来的，为的是促成一支公社大军的兴起。』这无名的、不明所以的「各种各类派别」的神秘队伍，它究竟意味甚么呢？哪些派别参与着呢？为甚么他们（仍然神秘的他们）在外面组织起来、并且反对着其它派别呢？建立「一支公社派大军」的目标是值得赞赏的。但必须不要忘记，这支军队一被建立起来（在一八七一年），就遭受到可怕的悲剧，因为那支庞大的军队缺乏一个纲领和一个领导。 结论是：如果不是列明了作者名字，呼吁书简直就像是由皮费特与彼才合写。但我重复一次：对我来说，我无情地反对这篇模棱两可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呼吁书。 （五）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之参加社会党<![if!supportFootnotes]>[7]<![endif]>（SFIO），已被证明为绝对正确。它是前进的一步。莫里候斯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在社会党内影响的高峰。但必须明白到在社会党（最少在成年人里）内，已经达到可能的限度。必须利用新近取得的和新鲜的权威，去影响社会党外处于悲惨的社会状况的新的和未受任何政党影响过的份子。这就是我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内部文集内刊登的一封信里所表达的提议（内部文集第六期，六月十日的信）；容我向同志们建议，与现在这封信一起重读它吧。在途经巴黎时我见过几名同志，尤其是那些后来办「公社」的倡议者，他们强烈地反对作一次新转向的观念。这些同志们对于他们在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的圈子中的活动，已产生了喜爱；并且希望能够越走越远。这是一项错误。这没有提高青年同志的水平，却毫无成果地浪费时间和精力；这些青年同志的取向是更正确的，因为它面对着社会党以外的年青工人。 谈到里拿（Lille）那里的开除事件。对于我自己，我认为这是解放的行动，因为它们反映出现实：在社会党下层之间，特别是在大战来临和与斯大林派结合之时，未来作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有成果。似乎，开除的事是具有如此的说服力，致使我们无需再进行讨论应采取那一条路向。必须要对那些开除者，而不是「分裂者」（皮费特有小小这种意思）、发动一场热烈而无情的进攻，但基本上是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仆从。必须同时公开地批评皮费特，因为他已代替了柴雷斯基的地位，来掩饰起人民阵线的左翼。必须发展出那个行动委员会（注八）的纲领、去反对与激进党<![if!supportFootnotes]>[8]<![endif]>（Radicals）合作、并且公开地宣布，为了要拯救无产阶级及其年青的一代，就有了要准备一个新党的需要性。但「公社」并无如此做，却全力企求以私人拉拢拉票友的结合来赢取「革命左派」的同情并企求以抛弃我们的纲领和对中派主义者的批评。皮费特在两三个月前宣布，反对「托洛次基主义」的斗争是一种反动的标志。但现在，他自己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人的领导下，却代表了这种反动的派别。「革命左派」已成为革命先锋队的发展里最当前和最有害的障碍。这一点必须公开地说、每一处都要说，特别是在一份群众刊物里面。但「公社」小组在其与皮费特派的罗曼史中却走到那般远，以致人们被迫要问这些同志是否仍与我们在一起，还是已走到中派主义的立场上去。那处正是当一个人抛弃了原则，并且使自己无需要过久地适应于改良主义的架构及其中派主义的随从时，所会走到的立场。 （六）我们会问：「革命」（Revolution）呢？它也不是我们派别的喉舌。但是我们参与它。这是正确的；但是「革命」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组织──「青年同盟」（YouthEntente）的喉舌。由两个派别领导着的报纸正在互相接近，必会无可避免地结合起来。革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进步性质就是被下面的事实决定着：他们正在转向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而不是走向「革命左派」（泽勒同志的插话性加入「革命左派」毕竟已发生了，这是一个错误，「公社对它必须负上错误的责任」。） 「革命」是一份有生气及有干劲的喉舌，它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青年的刊物。但是，要达成这一点，「革命」就一定不能陷进「公社」的混乱的阴影去，而要将它的立场具体化──即是：确定地，接受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口号。 （七）「真理」<![if!supportFootnotes]>[9]<![endif]>（LaVerite）是绝对需要的。但它必须从「公社」的呼吁书所做成的中派主义影响中解脱出来。「真理」必须回复它的战斗的、坚强的风格。它批评的最重要目标就是皮费特主义，这个主义与列宁主义相反，从而成为它自己定义里的一个反动派别。 （八）我并不想在这封信内分析「公社」在对抗自己国内和国际上的派别时所使用的不寻常方法。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相对于纲领和旗帜的问题，它是次要的。 亲爱的同志们，我希望，在你们前面有着最大的机会。你们最少将要收割你们努力至今所得来的果实了；但要具备一项条件：不要容许一点派别、观念和旗帜上的混乱，更大地实践列宁主义的坚决性、并且将你自己公开地和积极地朝向建立新的党和第四国际。 [1]皮费特（MarceauPivert1895-1958）属于法国社会党内巴特里拉社会主义（BatailLeSocialiste）小组，这是一个中派主义组织；在一九三五年巴特里拉社会主义小组消沉后，它组织「革命左派」（GaucheRevolutionaire）派别，同样地也是中派的。当布姆于一九三六年成为人民阵线的首相时，皮费特担当他的助手。在他的小组于一九三七年被下今解放后，他离开社会党，成立了「工农党」（PSOP）。第二次大战后返回社会党。 [2]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成立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它于一九三三年曾同意与左派反对派合作，成立一个新国际，但不久改变了意见，最后成了第二国际的反对者。 [3]布卢姆（LeonBlum），法国社会党于一九二○年多数派分裂出去成立共产党后，他是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九三六年人民阵线政府的首相。 [4]尚·柴雷斯基（JeanZyromsky，1890-）法国社会党内巴特里拉社会主义派别的创立人，是党内新斯大林份子。三十年代中期支持所谓「有机的统一」（社会党和共产党合并）；二次大战后架入大战后加入共产党。 [5]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1866-1944），小说作家和戏剧家，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大战时采取和平主义立场，是「左倾的讲坛社会主义者」，他晚年容许自己的名字与史大林派召开的文学会议和宣言一起发表。 [6]「人道报」，法国共产党机关喉舌日报。 [7]法国社会党。 [8]激进党（Radicals），法国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一九三六年与社会党组成人民阵线政府。 [9]「真理」（LaVerite），法国左派反对派机关报。
官僚自保的恐怖（托洛茨基，1935年11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官僚自保的恐怖 托洛茨基1935年11月2日 何伟译 译注：《官僚自保的恐怖》以《官僚道路上激增的镇压》（IncreasingOppressionthePathoftheBureaucracy）为题登载于1935年11月2日的《新战士报》。后收入在《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探路者出版社，1970）。 塔罗夫同志的信是我们的一份非同寻常的文件。塔罗夫是一位苏联技工，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现在当然已被逐出苏联[1]。早在1928年，塔罗夫就因“左翼反对派”的罪名而被捕；他被流放了三年，在严酷的单独监禁的情况下坐了四年牢，随后又流亡了几个月。 塔罗夫犯下了什么样的反革命罪行呢？早在1923年他就坚持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十月革命创造了可以进行远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的工业化的机会。他和其他的塔罗夫们一起发出警告，反对把一切赌注都压在富农身上的政策，这种政策会危害整个苏维埃制度。他要求主要依靠贫农，系统地把农村经济集体化。这就是他在1923年至1926年间犯下的主要罪行。他比统治集团的上层更有洞察力，更有远见。无论如何，这就是塔罗夫为其承担责任的那个派别的罪行。 1926年，所有的塔罗夫们都要求苏联工会断绝同英国工会总委员会的政治友谊，后者正在背叛矿工的罢工和总罢工：因为这件大功，总委员会的首脑、斯大林和托姆斯基的前盟友西特林（Citrine）在周年纪念日被英王陛下封为爵士[2]。1926年，塔罗夫和其他列宁主义者一起抗议“工农民主政权”这一斯大林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强迫波兰共产党支持毕苏茨基的政变。但是塔罗夫的罪行并未到此为止。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他特别关心中国革命的命运。他认为克里姆林宫做出了罪恶的决定：强迫年轻而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服从其纪律[3]；而且还允许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以“同情”组织的资格参加共产国际。后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布哈林从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熄灭农民的土地运动，以免“吓跑”蒋介石和他的军官们[4]。塔罗夫和其他的列宁信徒认为，这个政策是对革命的背叛。 塔罗夫们还犯过其他一些类似的罪行。从1923年起，他们要求开始制订五年计划[5]；1927年，当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终于出台时，所有的塔罗夫们都认为不应当像政治局所做的那样，把工业的年度增长率定为5%—9%，而应当是这个数字的两到三倍。确实，这一要求后来实现了。但是由于塔罗夫们因富有远见而揭露了上层统治集团的落后，所以犯下了危害革命（即官僚的威信）之罪。 塔罗夫们密切关注工人阶级中的青年。在他们看来，应当给青年提供独立思考、学习、犯错和自立的机会。革命的领导人变成了滥施体罚的军士，他们对这一事实提出了抗议。他们预见到，这样用兵营的方式扼杀青年，必然导致道德堕落、露骨的流氓习气和逆反情绪的增长。这些警告都被扣上了这样的帽子，说是企图唆使新一代人对付老一代人，发动反对“老近卫军”的叛乱——而这个“老近卫军”已经遭到诽谤、消灭和监禁，或者被斯大林在他的禁卫军的帮助下搞得士气低落。 这些就是塔罗夫的罪行。对此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包括塔罗夫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从未试图通过暴力手段去强行推行自己的主张。他们没有号召发动反对官僚的起义。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在试图并希望说服党。起初，他们为争取赢得让全党了解自己的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而斗争。但是，因世界无产阶级的失败而赢得独裁统治的官僚并不是拿论据的力量、而是拿格伯乌的武装支队来对付列宁主义反对派[6]。1928年，热月分子镇压了反对派，逮捕了数千人，塔罗夫就是其中的一员[7]。然后他被流放了三年多，坐了将近四年牢。从他现在提供的这个简短的记事中，读者可以了解这些监狱里的情况：虐待，体罚，十四天的绝食折磨，招来的却是强迫进食和新的虐待。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先于斯大林提出了集体化问题，因为他们及时对同蒋介石和后来的沃尔特·西特林爵士结成背叛性联盟的后果提出了警告…… 随后又是一个晴天霹雳：希特勒掌握了德国政权。共产国际的政策为他扫清了道路。希特勒翻身上马的时候，为他执鞭坠镫的首先就是斯大林。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所有粉饰之辞都不能洗刷自高自大的领袖们犯下的这一历史罪行的污点。斯大林集团对那些及时预见并作出警告的人更加恨之入骨。身陷囹圄的列宁主义者被迫用自己的骨头偿还这一集无知与背叛于一身的致命政策：正是这种结合构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 纳粹主义的胜利让塔罗夫忧心忡忡，他向莫斯科当局提出了下述建议：他宣誓放弃反对派的活动，然后恢复他塔罗夫的党籍，作为一名严守纪律的战士参加对抗法西斯主义危险的斗争。 不难解释塔罗夫这一行为的心理原因。对一名革命者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当帝国主义反动派接二连三地攻陷无产阶级堡垒的时候，自己却被缚住了手脚。但是塔罗夫的政治建议是双重不现实的。首先，不加批判地支持斯大林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归根结底是帮了法西斯主义的忙——过去十二年的整个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第二，塔罗夫的建议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不会被官僚采纳。只要还有一个列宁主义者在无私地、勇敢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履行委派给他的任务，不去公开放弃和唾弃布尔什维主义的优良传统，就能够默默地驳斥“托洛茨基主义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先锋”这一神话。这个愚蠢的神话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不得不每天都靠外力支撑着。此外，如果塔罗夫成功的话，必定会有人步他后尘。这是不能允许的。那些仅仅宣布不再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勇士还不能被允许入党——不，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思想，而且一并放弃自己的思考权。他们必须唾弃那些已被整个事变进程证实了的观点。 斯大林主义制度不能包容一名准备顺从地工作、但拒绝撒谎的革命者，这最好不过地表明了这个制度的特征，它的内部腐化和欺骗。不！斯大林需要变节分子，在变节分子之下，他还需要那些随时准备无耻地颠倒黑白的人，需要那些煽情哭丧的人，这些人事实上满脑子都是食品券、汽车和渡假区的别墅。党和国家机器就是被这些骗子手、两面派和堕落之徒把持着。这些人是不可靠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官僚专制与工人国家的经济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它特别需要骗子手来对付一切事物。 因此，塔罗夫重新参加官方“党”的尝试彻底失败了。塔罗夫走投无路，只好逃出苏联。他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经验是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极其宝贵的教训。站在第四国际旗帜下的这些组织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从塔罗夫事件中得出了一个崭新而明确的结论。《公开信》写道：“统治集团通过迫害、诬陷和血腥镇压的方法，企图把任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征兆消灭在萌芽状态。真正的列宁主义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苏联一样遭到如此野蛮的迫害。” 乍看起来，这几句话似乎有些夸张：列宁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不是也遭到了无情的迫害吗？实际上《公开信》没有任何夸张之处。在法西斯主义国家，列宁主义者是和政权的其他敌人一起遭到迫害的。众所周知，希特勒最最仇恨的是党内反对他的“左翼”战友，这些人使他想起了自己的过去。[8]斯大林主义官僚把同样野蛮的暴行发泄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这些真正的革命者身上，后者象征着党和十月革命的传统。 应当从塔罗夫同志的事件中得出的政治结论是很清楚的。今天还在想着“改良”或“改造”苏联共产党，那就是彻底的精神错乱。一架首要目的就是把无产阶级夹在铁钳之内的官僚机器是不可能用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革命的英雄时期，革命恐怖是觉醒的群众用以对抗压迫者的武器，是无产阶级统治的直接防卫措施，现在它已经完全被官僚冷血无情的、充满恶毒的恐怖取代了，它就像一头发疯的野兽一样厮杀着，目的是保住自己的地位、美差和无所顾忌的独裁统治，来对抗无产阶级先锋队。正因为此，斯大林主义在劫难逃！ 1889年2月20日，恩格斯给考茨基写了一封真正值得注意的信（直到最近才发表），论述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信中写道：“至于谈到恐怖，那么，在它具有意义时，实质上就是战争措施。阶级或唯一能保证革命胜利的阶级的派别集团，通过恐怖不仅保持住政权（在把叛乱镇压下去以后这是起码的），而且保证自己有行动自由，能无拘无束，有可能把力量集中在决定性地点，集中在边境上。[9]”但是一旦边境安全因军事胜利而得以保障，在偏激的公社（它打算用刺刀给其他人民带来解放）被消灭以后，作为一种革命武器，恐怖寿限已过。确实，罗伯斯比尔当时处于他权力的最高峰[10]；恩格斯说，但“从那时起，对他来说，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着重体是恩格斯用的） 这段话简洁而深刻，所以值得注意。这里无需详述现在和过去时代的差别：这是众所周知的。同样清楚的是罗伯斯比尔和斯大林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的区别：前者在最关键的时期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保证了革命的胜利；但是在俄国，这项工作在列宁的领导下已经完成了。斯大林只是在这一时期落幕之后才走上前台的。他是官僚热月的活化身。在他手中，恐怖首先是用来摧毁党、工会和苏维埃，并建立个人独裁的工具，缺乏的只是……一项皇冠。恐怖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任务，已经变成了篡夺者自保的武器，用恩格斯的话说，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 产生于官僚实行集体化的手段的那些毫无意义的兽行，和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优秀分子进行的卑鄙的报复和暴行，不可避免地会激起愤怒、憎恨和复仇的热情。这种气氛造成了青年当中的个人恐怖主义情绪。因无耻而著名的乌克兰的小波拿巴S.科肖尔[11]不久前说托洛茨基“在报纸上号召暗杀苏联的领袖们，”同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如果你愿意的话，已被叶努基泽案件证实——直接参与了暗杀基洛夫的准备工作。鉴于读过托洛茨基著作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清楚托洛茨基有没有号召“暗杀苏联的领袖们”，那么这就足以揭穿科肖尔的谎言中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那一部分。我们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正在“拉脱维亚领事”和“弗兰格尔军官”的帮助下伪造一些文件[12]。波拿巴制度的科肖尔之流依然能够迫害、绞杀和枪毙大批无罪的革命者，但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他们的恐怖是历史上的一种荒谬的东西。它将会和它的组织者一起被清扫干净。 我们号召暗杀苏联的领袖们了吗？自我神化的官僚们可能真诚地幻想着自己在创造历史，但是我们并不赞同这种幻想。斯大林并未创造机关。是机关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斯大林。日丹诺夫取代了基洛夫，这对事态没有造成任何改变[13]。供群众消费的商品严重不足，但形形色色的科肖尔们却不计其数。他们彼此之间身高相差一厘米左右，腰围也只相差数厘米。仅此而已！在一切别的事情上，他们都和写给斯大林的颂辞毫无二致。如果斯大林本人被卡冈诺维奇之流取代，那么和日丹诺夫取代基洛夫一样，也不会引起什么改观[14]。但是某个卡冈诺维奇能够拥有足够的“权威”吗？不用为此担心；所有的科肖尔之流——第一个、第十五个和第一千零一个——将会立即通过官僚的传送带赋予他必要的权威，正如他们以前创造了斯大林的“权威”一样，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实现其漫无控制的统治的“权威”。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看来，个人恐怖是如此可悲和虚弱。不，我们并非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仅苏联官僚的命运，而且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命运都取决于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因素。只有国际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苏联无产阶级才能恢复自信。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团结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之下。在苏联，也必须谨慎地、但是坚定地为这面旗帜展开斗争。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却存在着专制官僚，这种历史荒谬不能、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已经完成三次革命的无产阶级将会再次抬起自己的头来。但是官僚的“荒谬”不会抵抗吗？无产阶级会找到一把足够大的扫帚。我们会帮助他们。 1935年9月6日 注释： [1]A.塔罗夫（1898—1942）是出身于高加索的亚美尼亚的一名工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27年，他以反对派分子的名义被驱逐出党，流放到西伯利亚。他最初逃到伊朗，后来到达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作为亚美尼亚抵抗组织的一部分参加作战，后被纳粹分子杀害。他的信用英文刊登于1935年10月9日的《新战士报》。 [2]1925年5月，英国和俄国的工会领导人成立了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以实现工会的统一，并同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斗争。委员会的英国部分有工会代表大会（英国劳工联合会）总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把这当作一种策略，来保护自己免遭左派的批评。在5月份工会代表大会号召的总罢工之前和期间这一紧张时期，这一策略对他们同英国矿工罢工保持团结尤为有用。甚至当总委员会背叛了总罢工的时候，俄国人还抓住英俄委员会不放，直到英国人在1927年9月退出之后，统一委员会才瓦解了。沃尔特·西特林爵士（1887—1983）是英国工会代表大会1926至1946年间的秘书长。米哈伊尔·托姆斯基（1886—1936）是一名右翼布尔什维克，曾反对1917年的十月起义。苏联工会首脑，政治局成员，在20年代中期和斯大林过从甚密，尤其是在英俄委员会的问题上，后来参加布哈林领导的右翼的反斯大林斗争。莫斯科大审判时期自杀。 [3]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因中国共产党人按照莫斯科的命令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并把革命隶属于他们同国民党的这一联盟的利益而被粉碎。 [4]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1890—1986），斯大林的早期支持者，1920年起是中央委员会成员，1930年至1941年是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起继李维诺夫担任外务部长。1957年，他因反对“去斯大林化”而被赫鲁晓夫清除出领导阶层。蒋介石（1887—1975），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时期的右翼军事领袖，1927年4月对上海共产党人和工会成员发动血腥屠杀，之前一直被斯大林分子奉为伟大的革命家。他一直统治着中国，直到1949年被推翻。 [5]苏联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28年，找算温和加速工业增长，对农民采取一种犹豫不决的政策。突然政治局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号召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由之产生的加速和强制农民集体化导致了一个经济混乱和居民异常困难的时期。 [6]格伯乌（GPU）是苏联政治警察的名称缩写之一，其他名称有契卡、NKVD、MVD、KGB，但格伯乌（GPU）是最常使用的。 [7]1794年热月是法国新历中的一月，该月，革命的雅各宾分子被革命的反动一翼推翻，不过还没有走到恢复封建制度这一步。托洛茨基用这一术语作历史类比，来说明保守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在国有化了的财产关系的范围内夺取了政权。 [8]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发动“血腥清洗”，扫除了纳粹党内潜在的反对分子和其他一些德国资产阶级集团。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465页。 [10]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1758—1794），从1793年起是法国政府中的雅各宾领导人，直到热月9日被反革命推翻，后被斩首。 [11]斯坦尼斯拉夫·科肖尔（1889—193？），20年代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于1930年成为政治局成员。193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不久在大清洗中失踪。 [12]这指的是斯大林派策划的两次阴谋。在1934年的基洛夫谋杀案中，一个拉脱维亚领事被指控“为托洛茨基传递信件”。1927年，格伯乌把一个密探安插进了左翼反对派内部，这个密探曾在弗兰格尔的白军中当过军官。斯大林借此指控左翼反对派“从事反革命活动”和“同帝国主义勾结”。 [13]安德列·日丹诺夫（1896—1948），1923年起是斯大林的盟友，基洛夫被暗杀后，于1935后继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秘书，1939年起是政治局成员。后神秘死亡。 [14]拉扎尔·卡冈诺维奇（1893—1991），1938年至1939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24年起为中央委员会成员，1930年起为政治局成员。1934年起任共产党监察委员会首脑，负责清洗。1950年代赫鲁晓夫掌握苏联领导权后，他被当作“反党分子”解除了一切职务。
托洛茨基谈组织问题（1935年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谈组织问题 1935年10月洪磊译 按：以下是弗雷德·泽勒（FredZeller,1912-2003）的著作《三点即全部》（Troispointsc’esttout）中的翻译节选。泽勒当时是塞纳（巴黎）青年社会党人的书记，也是3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运动的同情者，于1935年10月底去挪威拜访过托洛茨基。那时，社会党领导人正在驱逐青年社会党人中的左派，并企图瓦解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趋势，这一趋势的成员在1934年底加入了SFIO（第二国际法国支部，即法国社会党）。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趋势是当时在法国支持托洛茨基的团体。 在与托洛茨基进行了这些讨论之后，泽勒被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赢取了过来，脱离了以马修·皮韦尔（MarceauPivert）为领导的中派（即站在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之间摇摆的派系）。他最初发挥了领导作用，但后来又离开了运动。文中对托洛茨基在一些问题上的态度和想法，包括托洛茨基派面临的组织问题，作了重要的阐述。） 大约是在1935年10月，戴维·卢塞（DavidRousset）向我发出邀请，邀请我去挪威访问托洛茨基同志。 当时我还没有加入第四国际的行列。在这一时期，那个“老人”的名字每天都被人在泥潭中践踏着。他们责备他像个“帕夏（大爷）”一样生活在“城堡”里，周围簇拥着“仆人”和一群秘书。我并不介意他邀请我去看看真相如何。说实话，在见识过了法国社会党和社会主义（第二）国际领导人以后，我对终于能见到一位真正的伟大革命领袖而感到万分高兴…… 范（实名JeanvanHeijenoort）同志把我的行程安排得非常完美，10月底我便离开了巴黎。我在德国的科隆和汉堡驻留了一会儿，那里是希特勒刚刚掌权的地方。在换乘火车的空隙之间，我目睹了南军、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军的游行，他们用靴子的后跟敲打着人行道，并不断粗着喉咙吼着什么，周围的民众似乎都呆住了，而且绝对都被它们吓坏了。我仔细端详着这些盯着头盔、下巴上系着带子的法西斯面孔。他们的气息中既没有智慧也没有善良，似乎毫不怀疑自己，也毫不怀疑他们的领袖。 我在瑞典的特雷勒堡下了船。在火车上和车站里呆了四天三夜后，一位挪威的同志在奥斯陆与我会合，为我接下来的旅程担任向导。第二天早晨，一列缓慢的火车载着我穿过雪坡，穿过在寒霜中瑟瑟发抖的杉树和闪闪发光的峡湾，直到我抵达霍内福斯，一个有着几千居民的小镇。其他挪威同志正在车站等我。一辆破旧的汽车把我们带到了山上，到了韦克萨尔，一个由散落在雪地里的木屋组成的小村庄。 那个“老人”和“老妇”（托洛茨基的伴侣娜塔莉娅·塞多娃）就住在那里。挪威社会主义议员康拉德·克努森（KonradKnudsen）将两个房间分租给了他们：一间卧室和一间带沙发的书房。餐厅是公用的。克努森夫妇在那里吃饭的时间比托洛茨基和娜塔莉娅早一个小时，后者二人在一楼有一间卧室和一间带浴缸的小浴室。 小木屋的开阔窗台提供了极好的湖景，身处于大自然绝对的舒缓和宁静之中。我是在1935年10月的最后几天到达那里的。几天后的11月7日，恰逢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社会动荡的18周年，我访问了俄国革命的军事组织者。四十年后，我回忆起这段时光，不无感慨……只要我还活着，这段时光就会令我难以忘怀。 曾任托洛茨基秘书的沃尔特·海尔德（WalterHeld）打开了分隔餐厅和书房的折叠门。我听到他用德语说：“弗雷德·泽勒同志来了。” 正在工作的“老人”站了起来，用俄国人的热情拥抱了我。他比我想象的要高大，身强力壮，肩膀宽阔，非常活泼、灵活，微笑着，看起来非常高兴，就像是我的兄弟一样。他穿着厚重的羊毛衬衫，领口用领巾封住，套着毛衣和蓝色的亚麻外套，裤子是灰色的。 他让我坐在沙发上，坐到他身边，又询问起我的行程。他立刻就想知道法国同志们的消息。 “他们怎么样了？有什么事吗？……对了，先不要回答我。我想让我的娜塔莉娅也在这儿听你讲。” 他站起身，到了楼梯上，用俄语告诉娜塔莉娅说我刚刚到了。 我看着那个老人。在我看来，他还非常年轻（那时他五十五岁），也非常快活。我仔细观察了他的脸，银灰色的头发覆盖着宽阔的眉毛，令人钦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双坚毅的灰色眼睛，威严十足，灵光多变，顷刻间就能反射出顽强的意志、自信、审视、惊讶、欺骗和希望。他的嘴巴极其灵动，被他那传说中的八字胡和山羊胡须框在中间，衔接得非常完美。几乎所有不得不与其他人斗争并为之受苦的人，从某个年龄段开始，唇角就会出现一道垂直的苦涩皱纹，而我在他身上却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的一切都散发着宁静的气息。在我看来，他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也许还可以补充一点，就像安德烈·布列东（AndreBreton）指出的那样，在他的本性深处还埋藏着一丝童年的气息，尽管他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依旧被保存了下来。 娜塔莉娅是踮着脚尖走进来的。她的身材娇小而虚弱，灰金色的头发框着一张精致的脸，神情柔和而忧伤。 “现在，”老人说，“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朋友们的消息和健康状况吧。然后，您喝杯茶，我们让您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直到吃午饭。今天下午，我们再更认真地讨论些事情。” 然后，他自娱自乐地问起了一堆问题，从让（JeanRous）的体重，到莫里尼埃（Molinier）的“活力”，从纳维耶（Naville）同志的反复无常，到伊万·克雷波（YvanCraipeau）的信仰危机，还担心他非常喜爱的范同志的物质状况，以及他儿子列夫·塞多夫（LeonSedov）的健康。 他的双眼凝视着，缩放着，打量着，然后目光变得遥远了。他殷勤而友好，试图把你放在时间线里，把你更具体地放在当时参与大规模冲突的人中间。“他能坚持住吗？他会放手吗？他会成长吗？他的真正角色会是什么？”我对他有这么多沉默的问题，但我感觉还是很好。 在最初的几天里，我们的谈话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法国的形势；各党派、他们的政治、群众的反映……老人要求我详细报告危机的发展情况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的分裂情况。他始终专注地听着，并提出问题，要求了解活跃分子和特殊趋势的细节。他非常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主义青年的潮流正在跳过斯大林主义，走向第四国际。 “法国的你们已经进入了革命的准备阶段，他说。（决定权的）斧子传到了你们手上。你们必须密切关注局势。很快你们就会经历宏大的事件。你们如果能花点时间，坚定自己的立场，就将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斗争的进展，工人们会逐渐发现，他们今天所信任的人已经背叛了他们。而明天，他们就会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他认为，我们在与法国社会党官僚的闲谈中浪费了太多时间，而拖延“重新入党”的谈判是符合他们利益的。这种幻想最能分裂斗争派，使他们能够依靠投降派，而投降派在面对一点儿荣誉和有利可图的职位时，总是愿意卑躬屈膝。 “同样”，老人认为，“你们花这么长时间跟随着皮韦尔中派，尤其是帮助他们组建（他们的）‘革命左派’（组织），是错误的。这些同志会转过身来反对你们。他们会把你们自己的一些积极分子引导走，因为那些人嘴里一旦喊起你们的口号，就会认为留在社会党的圈子里比独立追随你们更明智，当然风险也会更小。” 据他所言，那些“被驱逐出里尔”的人期待自己能被重新入党，这只是一种幻想。 “对你们的驱逐是政治性的。社会党的领导层正与激进派领导人在幕后筹备人民阵线政府。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党内存在诚实、独立的革命者。他们还受到卡钦（Cachin）和托雷兹（Thorez）的鼓励，而这两个人是像僵尸一样服从斯大林的。 “你们成功的唯一机会，也是避免你们最优秀的积极分子被蚕食而失去士气的唯一方法，就是启动向独立组织的过渡。你们必须为马克思主义纲领说话。务必要在政治上武装你们的同志。否则，在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骇人听闻的压力下，他们会迅速被分解掉的。 “我认为，你们应该在你们的运动中，通过报刊、内部公报、新闻会议，以及组织一次特别代表大会，发起一场关于加入第四国际的纲领和旗帜的讨论。然后，我们便可以考虑在你们的同志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之间进行合并。” 他又笑着说：“等到有一天，我可以在《革命报》（社会主义青年左派的报纸）上读到你们公开宣布支持第四国际的消息，那将会是决定性的一步。我就在小木屋的屋顶上升起一面红旗！” 一天午饭时，他问我：“是什么决定性的因素说服了你，要靠近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组织？” 我给他讲了皮埃尔·德雷福斯（PierreDreyfus）如何邀请我去著名的咖啡馆AugéruedesArchives，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的上一次会议。在那里，所有的政治讨论都是在出色的详细报告后进行的，特别是皮埃尔·纳维尔（PierreNaville）、让·鲁斯、戴维·卢塞和巴丹（Bardin）的报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社会党的全国会议上，每个人都以支持他们自己的选举为主，那种闲散混乱的场面与这里截然不同。 在投票和核查授权期间，我还惊讶地得知，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四百人。从他们发声的强度和他们每天受到的攻击来看，我还以为他们有几千人呢……托洛茨基觉得这非常好笑。 这个年轻革命政治组织只有如此少的成员，却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并能使其对手感到如此恐惧，我想它会是未来的力量之一。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不惜一切代价支持这个组织。 托洛茨基经常坚持讨论组织问题，也正确地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如果你们不在运动的每一个层次上都培养优秀的、严肃的行政人员，那么你们即使再怎么正确，也不会胜利。尤其在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始终缺乏的，就是组织者、优秀的财务人员、准确的账目，以及可读性强、编辑得好的出版物……” 我与托洛茨基最严重的分歧，如果我敢这么说的话，是与民主集中制相关的。在我看来，和社会民主党从不允许基层支部成员决定性地影响党的方向相比，这种无情的专制观念同样危险。 列宁的政治局实行了中央集中制，使得夺取政权成为可能。而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它则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和所谓共产党的堕落。 托洛斯基极力强调说，列宁的政治局实行的是“民主的”集中，而斯大林的政治局实行的则是“官僚的”集中。他承认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针对这个问题有过思想斗争，而这使他与列宁分裂了多年。 “不过，”他又说，“列宁又一次是对的。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的党，我们就永远不会夺取政权。中央集中意味着把组织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它的‘目标’上。这是领导千百万人民与占有阶级斗争的唯一手段。 “如果你和列宁一样，承认我们处于帝国主义阶段，即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足够灵活的革命组织，以应对秘密斗争以及夺取政权的要求。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中的党，能够引导和领导群众，并支撑他们完成这场巨大的必胜斗争。因此，在走出每一步时，也都需要进行集体的、忠诚的自我批评。” 他补充说，集中制的实施不能像从外部强压在现实之上的蓝图，而是必须从政治形势中发展出来。他举了俄国共产党的例子：1921年，俄国共产党从内战强加的极端集中的军事形势，转变为了以参与经济重建的工作场所为基础细胞的组织。 “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领导党的工作，并保证在各级严格执行由多数人决定的政策。动不动就回到方向问题上是不行的，因为这样就会扭曲党所确定的政策的实施。” 他经常谈回到工人阶级先锋队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宗派主义。它会使人疲惫、枯萎、士气低落且被孤立。 “这也就是威胁法国部分的原因。这是我们敦促我们的同志作为一个‘趋势’加入法国社会党的主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这一点是正确的，因为这使得他们能够在群众中工作，检验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强化自己的组织。 “列宁一生都在和宗派主义的偏差作斗争，因为这些偏差会把革命者同群众运动和对形势的认识割裂开来，而事实也正是这样。在许多场合，他不得不同‘老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当他不在的时候，这些人几乎不能使‘神圣的文本’与现实相匹配。” 托洛茨基回顾了1905年发生的事情；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对彼得格勒苏维埃采取了宗派主义的立场，所以只起到了微小的作用： “理论上的例行公事，这种政治和战术创造力的缺失，不能取代对洞察力的需求、对事物一目了然的推测能力、‘感受’局势的天赋，以及与此同时理清主要线索并制定出一个总体战略的能力。正是在革命时期，特别是在起义时期，这些能力才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听了他的话，我想到了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她在1918年夏天，被谋杀前不久，写下了这样的话： “革命运动必须是一股沸腾的、无边无际的生命洪流，这样才能找到数以百万计的新形势、即兴创作、创造性力量以及健康的批评。它需要纠正并最终超越自己所有的错误。” 加强斗争中的同志之间兄弟情谊的必要性，也是托洛茨基反复谈到的： “有必要维护这种关系，鼓励它、观察它，”他反复说道。“一个有经验的战斗工人，对于组织来说，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要想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需要多年的时间。因此，必须竭尽全力挽救一个成员。如果他软弱，不要打垮他，而要帮助他克服弱点，走出自己的怀疑时刻。 “不要忽视那些‘跌倒’在路上的人。如果你在革命道德方面没有什么无可救药的事情要责备他们的话，就要帮助他们回到组织中去。” 傍晚时分，我们在山坡上散步时，他会想起讨论同志们的身体健康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身材”问题。他很关心这一点。他想到了要关心那些已经疲惫不堪的人，想到了保存最弱者精力的必要性。 “列宁总是关注他的合作者的健康。他过去常说，‘斗争的道路是漫长的，我们必须能走的越远越好。’” 组织的内部氛围让他很着急。在逆流而上的小先锋运动中，内部争执有时是最严重、最激烈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集团被排挤出社会党后，分成了几个敌对的派别。 托洛茨基说：“如果同志们把眼光放得更远，把精力集中在对外和实际工作上，‘危机’就会消退。但必须时刻注意，组织内的氛围必须是始终健康的，必须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每个人都必须全心全意地工作，并且要抱有最大的信心。 “革命党的建设需要耐心和艰苦的工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优秀的人气馁，而要表现出自己能和任何人一起工作。每一个人都是一支杠杆，要尽可能地利用他来加强党的建设。列宁深谙此道。在最活泼的讨论、最激烈的论战之后，他知道用什么样的言辞和姿态来缓和那些不当的、有冒犯性的言论。” 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未来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行程并巩固组织机构。如果没有组织机器，就不可能完成政策的实行：一切都将局限在没有实际意义的喋喋不休上。大型人类构造的难处，就在于明智地选择哪种人格最适合哪种角色。组织者的艺术，就在于使个人习惯于共同合作，使每个人都互相成为对方的补充。一个组织“机器”就像一个管弦乐团，每个乐器都单独地表达自己，但这只是为了融入并淡入共同创造出的和谐当中。 “要避免在同一个工作委员会中安排才华和气质相同的成员。他们会相互抵消，从而得不到预期的结果。 “知道如何选择同志去完成某项任务；耐心地解释清对他们的期望；巧妙地、有技巧地行事，这才是真正的领导之道。 “把最大的主动权留给负责工作的同志。如果他犯了错误，要向他友好地解释这如何损害了党的利益，由此加以纠正。只有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才能给予处分。总的原则必须是允许每个人的进步、发展和提高。 “不要迷失在次要的细节中，而掩盖了整体的情况。做事一定要量力而行。除非是在决定性的情况下，否则永远不要超越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 老人还说，不能无限期地绷紧同志们的神经。每次努力过后，都要喘口气，打起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在组织层面，一定要做到有条不紊、精确无误，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哪怕是一个非常小的目标也好，但要努力去实现它。然后详细制定一个短期或长期的计划，并以铁的手腕，毫不妥协地加以运用。这是实现进步和整个组织发展的唯一途径。” 一天上午，邮递员带来了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传单和内部公报。在阅读它们时，托洛茨基显得很烦躁、很不耐烦。他拿着一支红铅笔，不停地划去字眼、画着下划线，然后粗暴地说道： “你们的油印出版物非常糟糕。它们读起来让人很不舒服，就和你们的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一样。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用现代化的机器还能打印成这样，政治分析上也许不错，但文字让人难以辨认。你们需要向专家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我向你保证，没有一个工人会费劲去阅读一份印得不好的传单。 “我还记得我在我们敖德萨圈子里发表的第一篇宣言。我是用紫色墨水手写出来的，用大写字母写的。然后我们把它涂在一张明胶上，做成了几十份。我们当时用的是原始方法，但我们的传单却非常易读……而且也很受欢迎！” 他对我们报纸的批评是最严厉的： “一份革命的报纸首先要面向工人。你们制作并编辑《真理报》（当时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报纸）的方式，让它变得与其说是报纸，还不如说是理论性的学术杂志了。知识分子会对它感兴趣，但工人不会。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们出版过几期很不错的《革命报》。 “但是，令人不能接受的可耻之处是，发表的报纸竟然有那么多拼写和排印错误，给人留下一种态度极其不端正的印象，这是不能容忍的。 “报纸是党的脸面。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报纸来判断党的。它所面向的人不一定是你的同志或同情者。你不能用过于高深的词汇来疏远任何人。一定不能让那些偶尔拿来读一读的人认为：‘我理解不了这些人’，因为他以后就再也不会买了。 “你们的报纸应该要有很好的表现力，简单明了，口号总能让人听懂。工人没有时间阅读长篇的理论性文章。他需要的是风格简明的快速报告。列宁说过：‘要想有一份好的报纸，就必须要用心去写。’ “不要再以为你们是在为自己或你们的成员写作。那是理论评论和公报要做的。给工人看的报纸一定要生动、诙谐。工人就喜欢你嘲笑并揭露当权者的作为。 “而且，还要请你们组织中的工人同志来为报纸写稿。要以友好的方式帮助他们。你们很快就会发现，一个工人写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实例的简短文章，比那些自认为学术、博学的文章要好得多。例如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它们简单、生动、可读性强，对于普梯洛夫的工人和大学生来说都是如此。” 老人不断提起列宁，那个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那个他万分钦佩的人。 当我向他讲述我们经济上的担忧、定期出版《革命》所产生的问题，以及有关工作场所文件、传单和人事变动的一切时，老人告诉我： “一件事如果经过了深思熟虑，并且能够表达清楚……那么想找个方式把它说出来就很容易了！如果你对事物有明确的理论设想，那么你也就会有实现它们的政治意愿。如果你真的想成功地去做你已经明确理解了的事情，那么你也就会有能力找到办法来做成它。”
宗派主义，中派主义和第四国际（托洛茨基，1935年10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Sectarianism,CentrismandtheFourthInternational LeonTrotskyAnalyzestheRoleofTheseTendenciesintheRevolutionaryMovement 宗派主义，中派主义和第四国际 托洛茨基分析了这些倾向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托洛茨基1935年10月22日 k2e4z7x9译 按：本文原文完稿于1935年10月22日，并于1936年1月4日发表在《新战士》（NewMilitant）第一卷，第2号，第3页。其中，托洛茨基分析了宗派主义和中派主义趋势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否认我们之间存在宗派倾向是荒谬的。一系列的讨论和分裂都暴露了这些倾向。事实上，在一个与工人阶级的所有主流组织站在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的意识形态运动中，在全世界受到畸形的、绝对空前的迫害的意识形态运动中，宗派主义的因素怎么可能不表现出来呢？改良派和中间派很容易抓住一切机会指责我们的"宗派主义"；而且大多数时候，他们想到的不是我们的弱点，而是我们的強項：我们对理论的严肃态度；我们努力把每一个政治形势摸清底细，提出明确的口号；我们敌视"容易"和"舒服"的决定，因为这些决定今天可以免除忧虑，但却为明天的灾难做准备。从机会主义者口中说出，对宗派主义的指责往往是一种赞美。 马克思主义与他们的区别 然而，奇怪的是，不仅改良派和中派，就连"左派"的反对者，即臭名昭著的宗派主义者也经常指责我们。他们的行径怪异到可以把他们摆在任何博物馆内展览。他们对我们不满的基础在于我们对他们的不可调和性，在于我们努力清除自己的“幼稚病”，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从表面上看，宗派主义、中派主义等词语似乎只是对手因缺乏其他更合适的称呼而交换的论战性表达。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字典里，宗派主义的概念以及中派主义的概念都有确切的含义。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建立在它所发现的科学纲领之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征服!然而，仅仅建立一个正确的纲领是不够的。必须让工人阶级接受它。但是，从本质上看，宗派主义，在任务的前半部分就停止不前了。对他来说，对工人群众实际斗争的积极干预被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抽象宣传所取代。 宗派的社会观 每个工人阶级政党，每个派系在其最初阶段都要经过一段纯粹的宣传期，即对干部的培训。作为马克思主义圈子的存在时期，不可避免地植入了对工人运动问题采取抽象方法的习惯。谁无法及时摆脱这种局限性的存在，谁就会变成了一个保守的宗派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把社会生活看成是一所大学校，而自己则是那里的教师。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应该把它的不太重要的事情放在一边，扎扎实实地聚集在他的讲台周围：这样，任务就解决了。 宗派主义者虽然在每一句话中都对马克思主义发誓，但它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直接否定，它以经验为出发点，并始终回归。宗派主义者不理解完成的方案与生活之间的辩证作用和反应，也就是不完善和未完成的群众斗争。宗派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是理性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和启蒙主义的。在发展的某个阶段，理性主义是进步的，批判性地针对盲目信仰和迷信（如十八世纪！）。每次伟大的解放运动都重复着理性主义的进步阶段。但是理性主义（抽象的宣传主义）在针对辩证法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反动因素。宗派主义与辩证法是敌对的（不是言语而是行动），因为它背弃了工人阶级的实际发展。 现成的公式 宗派主义者生活在一个现成的公式范围内。一般来说，生活在他身边经过，而他却没有注意到；但时不时地，他得到这样的刺激，使他绕着轴心转了180度，并常常使他继续走他的直路，只是......方向相反。与现实的不一致使宗派分子产生了不断使他的公式更加精确的需要。寻求加强此公式的企图以讨论为名来实现。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讨论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的但又是功能性的工具。对宗派主义者来说，讨论本身就是一个目标。然而，他越是讨论越是逃避实际任务。他就像一个用盐水满足口渴的人，他越喝越渴。因此，宗派人士总是烦躁不安。是谁给他溜了盐水？肯定是国际秘书处的"投降者"。任何试图向宗派主义着解释积极参加工人运动需要不断研究客观条件，而不是在讲台上傲慢地向群众发号施令的人，都会被宗派当作敌人。宗派主义者用阴谋论、流言和歇斯底里来代替分析事实。 双生子和死对头 在某种意义上，中派主义是宗派主义的两极对立面。它讨厌精确的公式，在理论之外寻求通往现实的途径。但是，尽管斯大林著名的公式把“死对头”和“双生子”对立起来[1]，两者常常被证明是一样的。一个脱离现实生活的公式是空洞的。没有理论就无法把握活生生的现实。因此，他们两个人，宗派和中派人士，最终空手而去，并在他们共同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敌意的层面上联合。我们曾多次遇到某些自以为是，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中派，仅仅因为他出发去游泳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包袱，但被每一个流浪的潮流所折腾。他无法理解，原则不是死的压舱石，而是革命游泳者的生命线。而宗派主义者，为了不打湿自己的原则，一般根本不想去游泳。他坐在岸边，对着阶级斗争的洪流，读着道德的讲座。但有时，一个绝望的宗派分子会一头跳进水里，抓住中派，帮助他溺水。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 在我们这个分崩离析、一盘散沙的时代，在各国都有不少团体，他们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纲领，通常是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借来的，但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包袱或多或少地造成思考上的僵化。 我们以这种类型的最好的标本为例，即韦里肯（Vereecken）同志领导的比利时集团。8月10日，这个集团的机关报《斯巴达（Spartakus）》宣布加入第四国际。这一宣布是值得欢迎的。但同时有必要事先声明，如果第四国际向宗派主义倾向作出让步，它将注定要失败。 韦里肯的预测 在韦里肯他自己的时代是一个反对法国共产主义联盟[2]加入法国社会党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这并不是犯罪：这是一个新的问题，这一步是有风险的，差异是完全允许的。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夸大，同样是可以允许的，或者至少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维里肯预言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国际组织由于第二国际的“解体”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我们建议韦里肯今天在《斯巴达》上重印他过去的预言性文件。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恶。更糟糕的是，《斯巴达》在其目前的声明中只含糊其辞地指出，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忠于它的原则。如果韦里肯表现得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他会清楚而明确地说明我们的法国支部在哪里背离了它的原则，他会直接而公开地回答谁被证明是正确的问题：应该赞成还是反对打入主义策略？ 民主集中制 韦里肯对我们的比利时支部加入改良派工党的态度更不正确。韦里肯不去研究新形势下工作的经验，不去批评那些值得批评的实际步骤，而是不停地埋怨讨论环境（他在讨论上被打败了），而不是去研究在新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工作的经验和所采取的实际步骤，如果值得批评的话，他就不断地抱怨造成他失败的讨论环境。你看，讨论是不完整的、不充分的、不忠诚的：韦里肯没能用盐水解渴。他声称：法国支部里没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并对反对打入（社会党）策略的派系展现出...“宗派主义”（态度）。很明显，韦里肯同志的宗派主义观念是自由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更接近中派。并不是说讨论不充分；而且，讨论进行了几个月，口头和报纸上都有，而且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在韦里肯未能说服别人相信在一个地方原地踏步是最好的革命政策后，他拒绝遵守国家和第四国际组织的决定。多数派代表不止一次告诉韦里肯，如果经验证明所采取的步骤是错误的，我们将共同纠正错误。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经过十二年的奋斗后，你们对自己的组织缺乏足够的信心，即使在战术上有分歧的情况下也要保持行动的纪律，这真的可能吗？韦里肯不理会同志间调解的争辩。在比利时支部的大多数人进入工党后，韦里肯团体自然而然地发现自己脱离了我们的队伍。这件事的责任完全落在他自己的肩上。 适应“合法性” 如果我们回到问题的主旨上来，那么韦里肯的宗派主义就突出了它的宗派式的粗暴。这是什么！韦里肯愤怒地大喊，列宁谈到与改良派决裂，但比利时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加入了改良派！但是列宁考虑到与改良派者的决裂是与他们进行斗争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不分时间和地点的拯救行动。他要求与社会爱国者分道扬镳，不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是为了使群众摆脱社会爱国主义。在比利时，工会与该政党融合在一起，比利时政党实质上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可以肯定的是，革命者们加入比利时工党不仅开辟了新的可能，也同时遇到了了新的限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时，不仅要考虑资产阶级国家的合法性，还必须考虑到改良派政党的合法性（可以同时添加这两种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一般来说，适应外来的“合法性”会带来巨大的危险。但这并不能阻止布尔什维克甚至利用专制的合法性：多年来，布尔什维克被迫在工会会议上自称，在法律媒体上称自己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一贯的民主党人士”。没错，这并非一帆风顺。布尔什维克主义坚持了相当多的元素，他们或多或少是始终如一的民主党人士，而不完全是国际社会主义者；但是，通过用非法活动补充合法活动，布尔什维克主义克服了困难。当然，范德维尔德、德曼、斯帕克和比利时财阀的其他走狗的"合法性"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非常繁琐的限制，从而带来了危险。但是，尚不足以建立自己的政党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自己的方法来与被改良派囚禁的危险作斗争：明确的纲领，持续不断的派系联系，国际批评等等。只有通过对发展动态的评价，才能正确判断一个改良派政党中革命派的活动。韦里肯对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派（比利时劳动党的左翼--编者注）和真理派小组都没有这样做。如果他这样做，他将不得不承认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派最近一段时间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最终的平衡是什么，目前尚无法预测。但是经验证明比利时加入工党是合理的。 成为教条的讨论 韦里肯扩展和归纳了他的错误，声称存在孤立的小团体，这些团体在不同阶段从我们的第四国际组织中分裂出来，这恰巧证明了我们的宗派主义方法。因此，实际的关系是倒立的。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队伍中，在最初阶段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分子，这些人通常没有组织纪律，偶尔也有一些未曾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失败者。这些分子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大约是这样看待的：永远不能作出任何决定，相反，要把"讨论"作为一种永久性的职业。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对这类个人和小集团表现出了很好的、甚至可能是过多的耐心。只有巩固了国际核心，开始协助各国家部门肃清内部破坏分子时，我们的国际组织才开始有了实际的、系统的发展。 让我们举几个在第四国际组织发展的各个阶段与我们的组织分裂出的团体的例子。 奇怪的例子 法国期刊《怎么办（QueFaire）》是一个宗派主义与折衷主义相结合的有指导意义的样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這本期刊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观点，改了几个逗号，并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同时，本期刊以讨论为幌子，以“捍卫苏联”为掩护，捍卫社会爱国主义垃圾不受惩罚。与布尔什维克决裂之后，《怎么办》的国际主义者自己也无法解释他们如何以及为什么恰好与社会爱国者和平共处。但是，很显然，在这种折衷主义的支持下，《怎么办》最不能回答该怎么办。“国际主义者”和社会爱国者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绝不搞第四国际！为什么？一个人一定不能“脱离”共产党的工人党员。我们已经听到了社民党的自保论点：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民主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相对极也变成了双胞胎。然而，奇怪的是，《怎么办》没有与工人联系，从其本质上讲，也不能与任何工人联系起来。 关于Internationale或Proletaire这样的组织，就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们还从法国《真理报（LaVerité）》的最新一期中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并掺杂了批判性的即兴创作。他们完全没有革命成长的观点；但他们却能在没有观点的情况下相处。这些厌恶纪律和自命不凡的“领导者”不愿在一个更严肃的组织的框架内学习（学习是困难的），而更想教导工人阶级（在他们看来，这比较容易）。在冷静思考的时刻，他们自己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独立”组织的存在是一种纯粹的误解。 菲尔德和威斯伯德 在美国，我们可能会提到菲尔德和魏斯博尔德两个团体。菲尔德在他的整个政治构成中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他已经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点。并要想成为一名革命家，菲尔德必须在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中当一名纪律严明的士兵若干年，但他一开始就决定“自己”发起一场工人运动。假设站在我们的"左边"(还有哪里？)的位置上，菲尔德很快就与南非人民党（SAP）建立了兄弟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鲍尔身上的轶事绝非偶然。站在马克思主义左边的冲动，致命地导致了进入中派的泥潭。 魏斯博尔德无疑是比菲尔德更接近革命性的类型。但与此同时，他代表了最纯粹的宗派主义者的例子。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他都完全不能保持比例。他把每一个原则都变成了宗派主义的漫画。这就是为什么在他手中，即使是正确的思想也会成为瓦解自己队伍的工具。 无需关注其他国家的类似团体。他们之所以与我们分离，不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不宽容还是无法忍受，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也无法前进。自分裂以来，他们只成功暴露了他们的无能。他们试图在全国或国际范围内相互联合起来，但在任何一个事件中都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宗派主义特有的只是排斥的力量，而不是吸引的力量。 一些怪人计算了我们的“分裂”次数，得出了一个大约次数的总和。他从这一点上看到了我们坏政权的消灭的证据。奇怪的是，在成功地公布了这些计算结果的南非人民党本身，在它存在的几年里，出现的裂痕和分裂次数比我们所有部门加在一起还要多。然而，这个事实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要坚持观察发展的辩证，而不是光看分裂统计数字。在经历了所有的分裂之后，南非人民党仍然是一个极其多样化的组织，将无法承受重大事件的第一次爆发。这在更大程度上也适用于被不可调和的矛盾撕裂的“伦敦革命社会主义统一局”：它的明天将不是“统一”，而是分裂。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在清除宗派主义和中间派倾向后，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长，不仅加强了国际联系，而且找到了与类似于其精神的组织融合的道路(荷兰，美国)。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在清除宗派主义者和中间派倾向之后，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长，不仅加强了国际联系，而且找到了与其类似的组织融合的道路(荷兰，美国)。企图炸毁荷兰党(从右翼，通过莫利纳！)和美国党(从左翼通过鲍尔！)，只是导致了这两个政党的内部整合。我们可以很有肯定地预测，在伦敦分局解体的同时，第四国际组织将会有更快的发展。 迈向新革命国际的道路 新国际将如何形成，它将经过什么阶段，它将呈现什么样的最终形态-这是今天没有人能预测的；实际上，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历史事件将会表明这一点。但是，有必要从宣布一个符合我们时代任务的纲领开始。在这个计划的基础上，需要动员共同思想者，新国际的开拓者。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直接针对各种空想的宗派社会主义，有力地指出，共产党人并不反对实际的工人运动，而是作为先锋队去参加这些运动。同时《宣言》也是一个新政党的纲领，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宗派主义者满足于一个纲领，并作为救世良方。中派以伯恩施坦著名的（本质上没有意义的）公式“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说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来指导自己。"马克思主义者从整个运动中得出他的科学方案，以便将这一方案应用于运动的每个具体阶段。 最初的困难 一方面，旧国际组织和旧组织的分裂使新国际的初始阶段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过去的巨大经验为它们提供了便利。最初阶段非常困难且充满折磨的结晶过程将在未来呈现出猛烈而迅速的特性。最近发生的国际事件对革命先锋队的形成具有不相称的意义。墨索里尼以自己的方式（应该得到承认）“援助”了第四国际的事业。巨大的冲突席卷了半途而废的人为的事物，另一方面为一切可行的事物提供了力量。战争只为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两种趋势留出了余地：不停地背叛社会爱国主义和大胆而有能力走向终结的革命性国际主义。正因为如此，中间派害怕即将发生的事件，才会对第四国际进行激烈的斗争。他们有自己的道理：在大动乱的后方，只有那个不仅清除了其队伍中的宗派主义者，而且系统地对他们进行了摒除意识形态的摇摆性和自身精神的懦弱性的训练的组织才能生存和发展。 1935年10月22日 注释 [1]译者注：这里指的是斯大林于1924年9月20日发表的文章《论国际形势》上对欧洲法西斯和社会民主政党的观察，认为两者“不是死对头，而是双生子。” [2]译者注：1934年，托洛茨基观察到法国社会党基层开始激进化，出现很多值得争取的基层工人成员，因此他建议当时数量仍然微弱的法国托派势力应加入社会党来争取这些基层人士的支持。
托洛茨基：他们是怎样写历史传记的（一九三五年九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他们是怎样写历史传记的 托洛茨基（一九三五年九月） 八月五日的《真理报》以很大篇幅纪念恩格斯逝世四十周年。可怜的恩格斯！他实在不该受到这种嘲弄的。恩格斯不仅赋有天才，他又富有责任感，是良心的化身。不论在文字工作或者在实际事务中，他都容不得马虎随便，容不得不切不实的作风。当他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他实实在在是连每一个逗点都不放过的；为了一些次要的拚音方面的错误，他也要跟人书信往还，弄得一清二楚。可是莫斯科官僚们的中央机关报却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与作家用一大批文章来糟踏──这些文章里到处让人看到那些有倾向性的，以及所谓标准化的谎言，同时又看到一些并非存心的，祇由于无知、粗疏乃至不负责任而产生的谎话。为甚么要这样糟踏人呢？ 那篇社论说：「当攻击资产阶级革命街垒战的枪声尚在回荡之时……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已指出了无产阶级那个崇高的形像，那个掘墓人……」。这里所提及的「资产阶级革命」究竟是指哪一次？当一八三○年发生街垒战斗时，马克思与恩格斯都祇是小孩子，还不能指出「无产阶级那个崇高的形像」。因此，那种说法所指的祇能是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但是年轻的恩格斯那本天才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却在一八四五年早已出版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根本不必等到一八四八年〔革命〕枪声的回荡才向世界宣布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告诉《真理报》的编者们：《共产党宣言》并非在「最后枪声」之后，而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最初的枪弹飞鸣之前便出版了。 可是，权充政论家的官员为甚么要理革命发生的先后年代或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呢？卑斯麦说过如下的一句话倒不是全无理由的，他说：「我能够把一个记者变成一个好的官员，却不能从即令是一打之多的官吏中造成一个好的记者。」 《真理报》的那篇社论从一八九五年《新时代》发表的追悼文中摘引了这样一句话：随同恩格斯之死，「马克思也终于死了」，跟着，社论出人意表地添加了如下的议论：「那些早已滑落到改良主义与机会主义沼泽中去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急忙地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教训，和恩格斯的遗体一同埋葬了。」这真是神枪手的射击：向天瞄准，却打中了牛的眼睛！〔注：读者来信指正：“此处明显错译，bullseye就是靶心。”另，bull意为公牛。——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修正主义是到一八九七年才出现的，而修正主义这个名词本身则还要在更后的日子里才出现；《新时代》周报不是修正主义的机关报，它是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刋物。上引字句的含义根本不是说革命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一起埋葬了。将这样一种意思硬派给一八九五年的《新时代》，祇表示出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全然无知。实际上，《新时代》悼文所表示的思想，祇是说恩格斯一死，马克思那个活生生的人，他的一部份曾经藉恩格斯的生存而得以继续生存的，如今也死去了。这几句话美妙地表达出马、恩二人几乎无法分开的创造性的合作。可是权充政论家的官员却把这一个巧妙与正确的想法做了愚蠢与诡辩式的解释，便以为如此一来，就最好地表示出他对修正主义的事后的敌视了。而这又是发生在共产国际的整个政策正被导向改良主义孔道中去的时候！ 在同期《真理报》上，马、恩、列学院发表了一封恩格斯写给考茨基的信，批评拉萨尔的公式：「统治阶级是单一的反动群体。」发表此信的目的很清楚：这个伪造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学院想借这一段引文来拥护那与「民主」资产阶级缔结联盟的政策。此处不需我为这一个政治诳骗多费笔墨，因为官老爷们纵然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却终不能将恩格斯变成一个对资产阶级的调和论者的。不过无论如何，这些先生们忘记给我们解释一下；既然否定「统治阶级是单一的反动群体」这个公式，却如何能拥护斯大林在法西斯党与社会民主党问题上说过的那一个警句（译者按：「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是孪生子」）？不过最精彩的地方还不在这里，却在于马、恩、列学院用自己庄严的名义发表这封信的时候，在其一共八行的简短介绍中，竟犯了两个──如果不是三个的话──大错。 这篇以高深的学院名义发展的推荐辞说：「恩格斯在此信中批评了爱尔福纲领草案。纲领作者考茨基不顾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指示，将拉萨尔派关于单一的反动群体的说法偷运进了纲领。」 马克思不可能给考茨基下甚么指示，因为早在爱尔福纲领起草大约八年之前马克思就已故世。马克思确曾写给考茨基的唯一的信（一八八一年）根本不曾谈到我们正在谈及的问题。恩格斯呢，他在给考茨基的信中确实严厉批评了「单一的反动群体」那句话。但是这个批评根本不是针对考茨基；他知道这句话是别人（显然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加添到考茨基写的原有草案中去的，而原来的草案恩格斯是基本上赞许的。恩格斯这封批评信的目的，正在于想助考茨基一臂之力去反对李卜克内西，特别去反对那些老拉萨尔派。「普通人」有权不知道这些事，但是学养高深、知识渊博的学院诸公怎么能？！ 接下去，我们还看到这样的话：「当这个纲领的最后定稿获得通过时，恩格斯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指示却没有被执行」（加底线并非原有）文章的格调本身就值得注意：上面首长所下的「指示」，下属不曾「执行」。可是恩格斯不是独一无二与大权独揽的「领袖」。他对谁都不发「指示」。他只是一个赋有天才的思想家，他给各个政党提出一些理论上与政治上的意见。对于他，谁也没有必须「执行」其「指示」的责任。更坏的是，这一句格调上如此出色的话，却是不符事实的。「单一的群体」这个说法在爱尔福纲领的定稿中是删去了的。对此，恩格斯曾经在信中表示完全满意。高深渊博的学院诸公所写的八行文字已包含了多么多的谎话啊！ 报上第三篇论及恩格斯对俄国革命态度的文章告诉我们道，在他写给劳动解放社的一封信中，恩格斯曾经提出警告，教他们不要把马克思主义作机械的与教条式的理解。《真理报》的智者于此又发了如下的议论：「唉！劳动解放社的杰出的社员们从恩格斯的警告中却不曾检到一点好处（！）；二十年之后，他们转入了门雪维克的营垒……』可是在此二十年中曾经发生过一些甚么事呢？普列汉诺夫反对哲学唯心论，反对民粹派历史主观论及其经济学方面迷信的那辉煌的与胜利的战斗；劳动解放社以其史无前例的勇敢和坚定来进行的全部工作──俄国最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本人在内）凭以教育自己的全部工作，在《真理报》上这个愚蠢与瞎吹的作者看来，都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可是列宁却确实让普列汉诺夫给迷住过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爱上了」普列汉诺夫。后来，即使在他与普列汉诺夫进行不可和解的斗争时，列宁也不曾忘记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做过的巨大贡献。甚至恩格斯本人，（在他于一八八三年给查苏利奇写信之后，有机会在约莫十二年的期间，直接观察了劳动解放社的活动的）也曾高度赞美过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一般说来，恩格斯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赞许人的。可是那个既不了解恩格斯又不了解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官儿却给劳动解放社的活动加上了严厉的判词：「不曾检到一点好处」。于此我们不能不说，从那些官僚的文学虫豸们的笔下祇能见到些伤害人的东西。 同样的宝贝还可以捡出一打之数，因为每一位作者都向这集愚蠢无知的百宝箱送上了捐献。不过读者们一定已经觉得厌倦透了。我们祇将对官僚悲哀的方面再稍稍说上几句话。报纸的社论谈到了「资本论的某几个章节与反杜林论迸发着革命的热情与对剥削者的仇恨，同时却冰冷地保持着他们那种出色的哲学的深邃……」。这真是绝妙好辞！有一种高深的哲学，它变成了一座冰山同时却迸发出仇恨的火焰。很显然，《真理报》的编辑们祇要见到资本论便会既发高烧，又发冷震的。接下去，这篇文章提到「哥达纲领中那些不朽的与摧毁性（？）的文句」，它又提到关于巴黎公社的那本「迸发火焰的小书。」总之，那些迸发火焰的侍候主子的官僚们以出奇的方式来写作，它能让读者突然感染发病：红斑点点，炙伤起疱。 不过头奖无疑得送给Ｄ．柴斯拉夫斯基。就文学意义说，此人比其它几位要无比高明；在激情似火般喷发方面，他对谁都可以让分一百而仍能胜之的。柴斯拉夫斯基以如下的文句来结束他的文章：「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奇妙的、与很值得学习的那种友谊，人们又可以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奇妙的亲密关系与伟大的友谊上见到。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一位不朽的俄国讽刺作家曾经对这种情形说过这样的话：「接着，这个家伙便一屁股蹲下来，等待主人来给他爱抚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四十年巨大的心智劳动中结合到一起的。最最熟悉与深研马、恩著作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如里亚赞诺夫，有时也不能──一般说这是不可思议的──确定不易地在马、恩二人的创造活动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可是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我们想见到的不是一条分界线，而是一条邻近线。在列宁的巨大心智劳动中，斯大林所占有的地位，只是与其它的数十人一样，是一位普通的「活动家」吧了。至于「友谊」，人们只要记起列宁的遗嘱及其临终不久前写的那封信就够了。在那封信中列宁断绝了他与斯大林之间的私人交情与同志关系。可是何必挑剔Ｄ．柴斯拉夫斯基呢？正是这个文痞在一九一七年迫害列宁，在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报纸上攻击列宁做了为德皇收买的奸细。列宁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凡是提到柴斯拉夫斯基，总是称之为「恶棍」的。祇当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与开始打击左派反对派之后，这个人才见用于苏联官僚。不过无论如何，这个人在一件事情上倒是有始有终的：列宁活着的时候他诽谤他，列宁死后他还是诽谤他。这样的先生们多半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的吧，譬如说，为了纪念十月革命十八周年，不妨建议将十来卷列宁著作易名为《斯大林全集》，有如把察利津城改称为斯大林格勒一样：祇要下一道命令，事情便十拿九稳。 不过，尽管让走狗们去拚命效劳吧，他们是达不到目的的。我们会出来保卫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反对一切学院与一切柴斯拉夫斯基们对他们所作的曲解与诽谤。 王凡西 译
论共产国际的第七次大会（托洛茨基，1935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论共产国际的第七次大会 托洛茨基（1935年9月） 1．史大林派的转变 关于第七次大会的批评，虽然有许多人提醒过我，可是一直到现在才来着手，这对于我们这本国际刊物的读者，要表示歉忱的。迟延至今的原因，倒并不在于我的缘故，一方面，大会上的辩论是极其模糊不定而且是有意混淆，另一方面则此种辩论完全具有戏剧的性质。各种问题的讨论与决定，全在幕后进行，常时在克林姆宫与外交人民委员会间的电话中进行了的。在那狭隘的官僚层中，似乎发生过一次意见上的冲突。不过等到政治局中最后决定以后，被指定的演说者，一定要用这样的态度去报告的，仿佛共产国际的上层对它（政治局的决定——译者）完全坚持，而且，决不可把领袖的动摇透露出一丝阴影来。其实大会上所经过的讨论，只是一出冗长而又怪异的喜剧，剧中的角色都是预先安排好的。同时，这些演员又尽是些腐败透顶的优伶。 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对于那些讨论的报告，一定得像对付外交文件那样地研究，步步都得向着这样的问题：演说人心目中的真意是什么？他所粉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粉饰？但是外交文件普通总是简单的，而大会报告人的演说，却又长又臭。这种讨厌的报告方式，也是官僚们自己保险的一种方法，因为他们的说话中必须容纳极多不明确的论断，同时又要不使人们对于他们的矛盾性发生厌弃。至于在这些论断中，将来究竟是那一个会对他们有利，那是谁都不能肯定地说的了。除此之外，报纸上的记载，也就坏到极点。在那可以获得清晰思想与政治意志的地方，假如发生公开的思想斗争（这斗争当能帮助思想之确定）则其表现的方式是清楚的，好的与可信的；但当那职业的演说者忙于掩饰他自己的路径，及其上级的路径时，或当职业的新闻记者总是狼狈地（因为生怕遇到暗礁）记载那些乱七八糟的演说时，那末报纸上的记载，正是如此。例如我想根据着这些报告，约略地知道一点在目前的远东危机之日本工人运动的状况，以及日本共产党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可是我只能得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人对于领袖的热爱，是用『万岁！』这两字来表示的，但我以前已经晓得这一点了，因为崇敬天皇，也正是用『万岁！』两字呢。在大会上，史大林也偶尔学着天皇的样子，在沉默之中保持了他的庄严灿烂。 所谓『讨论』也者，那是围绕着两个问题而进行的，即反法西斯的『联合战线』政策（这是目前仅有的一个政策了），与那二而一的反战政策。报告人的演说，无论地米脱洛夫那个完整而呆板的报告或埃尔可利的耶稣会派式的诡辩，对于那些近几月来充塞于共产国际的，特别是法国的刊物上的那些庄重的言论，并没有增添一点新的东西。法国共产党的经验成为大会讨论的中心，而且自诩为值得竞争的一种榜样。但正是对于那大会上所讨论的基本问题，第四国际中的各个组织已经很恰当地表示过了。由莫斯科的辩论中来看，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以前关于战争，法西斯主义，『联合战线』与『人民战线』诸问题所说的一切，无须做任何修改。 这决不是说我们可以不理第七次大会。决不是的，无论这些辩论是充满着意义的也好，或是空洞的也好，那大会的本身总代表着工人阶级某一部分在其进化中的一个阶段。假使只从这一个事实来看，即大会将法国的机会主义转变加以合法化，它立刻又要把它移植到世界的其他各地去，那末大会也就具有重大的意义了。大会既然允许——当然是在纸上——各支部有自由的自主权，甚之还命令他们去独立思想，去适应他们本国的情形，但同时又宣布在世界各国中，不问是法西斯的德国或民主的挪威，是大不列颠或印度，是希腊或中国，一概都需要『人民战线』，而且无论在那里都还需要有人民战线的政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官僚思想的古怪标本。大会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共产国际经过一时期的动摇与摸索之后，进入其『第四时期』的标志，这时期中的口号有——『政权给达拉第！』；它的旗帜是三色旗；它的赞美歌——是马赛曲压倒了国际歌。 无论如何，决议案比那噜苏的讨论，总使我们更能估计那转变的深度及其关于各国特殊情形中的具体内容。不过，决议案的草案，在某一问题的讨论之前并不公布。讨论并不是围绕着某些确定的文件而进行，乃是无限制地扩大开去的。特别委员会只当所有的演说者声嘶力竭地赞美了这个领袖，而且整装待发的时候，才匆匆忙忙地起草决议案。正式的大会□会之后，仍不能得到任何决议，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这些工作是留给那些新领袖来干的，这些领袖在大会之前就已经指定了（地米脱洛夫！），他们尽可能地要来考虑那些尊贵的代表们的语气与愿望。因此，这一大会的本身结构，就使我们极难对它的工作加以及时的批评与估计。现在，大会的主要材料总算公布出来了，我们总算可以得出它那理论的与政治的比重来了。我将尽我的可能，赶快写一本专门的小册子，或几篇论文来执行这个任务。在目前，我想首先要约略地把大会上核准的关于共产国际转变的几个政治结论，加以叙述。 在我们这方面，假使以为『第三时期』的理论与实际，已经整个地与干脆地被领袖们的『自我批评』所取消了，而且以为那机会主义的与爱国主义的转变，已经保证了它风平浪静的前途，那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官僚们自己对于那万丈火焰，虽然是那样无耻地随便的不当一回事，但群众却并不如此。他们对于口号的态度是比较的郑重与真挚。『第三时期』的情态，在那追随着共产国际的工人之意识中，还是十分生动的。在土伦与白来斯脱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中，显然还保留着这种情绪。在某一时期之内，领袖们要和缓普通同志的反对，只能『秘密地』保证他们的誓言，即是说，我们现在正应用一种狡猾的手段，目的在蒙蔽激进党人与社会党，等我们夺取了他们的群众，到那时，……『那时我们将表示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在另一方面，共产党之转变到拥护联合政府与爱国主义的立场，吸引了许多与工人阶级很远的阶层，他们极爱国，而且极不满意于财政法令，他们把共产党只看成为人民阵线中之最有力的一派。这就是说，在共产党的内部及其周围，继长增高地在积集着许多矛盾的倾向，它们一定会爆发出来，或者会爆发好几次。因此就发生了第四国际各组织的一个任务即须极度注意各国共产党的内部生活，以便援助其革命的无产阶级倾向，反对那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爱国主义派。此派在将来会越来越陷入于阶级合作的陷阱中去。 我们的第二个结论就要谈到中间主义的各派及其对于共产国际战略转变的关系。右翼中间主义者分子必然会被这一转变所吸引，像磁石吸铁一样。人们只叫一读鄂托·鲍威尔，齐朗斯基，以及俄国门雪维克但所写的关于战争的提纲，就可以看出正是这些『可贵的中庸之道』的十足代表们，比地米脱洛夫，与埃尔可利更能表示出共产国际新政策的本质。不过还不仅是他们。磁力所及的区域，还更远的达到了左派。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的机关报『新阵线』，在其最近的两期中，很小心地藏在许多批评与警告的幕后，实际上却在称许那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的转变，说它从教派的硬化中解放了出来，又说它转变到『更现实主义』政策的路上。德国社会主义工党还说在一切原则问题上和我们一致，只在『方法』上不赞成我们，然而当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多么的昏乱。其实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原则立场与我们的总是冲突的。迫切的战争危机，使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立刻提出了那个『解除军备』的颓丧口号以反对我们的口号，其实这口号甚之连鄂托·鲍威尔，齐朗姆斯基与但都认为它是『非现实主义的』而拒绝了的。他们在对于共产国际之进化的估计上，暴露出他们的立场之自相矛盾。当『第三时期』的气焰达到最高点时，我们曾经绝对明确地预告过，这个极左主义的创伤，将不可避免地引入到机会主义的曲径中去，它比之于一切过去的机会主义行动，其危害之烈与程度之深，不知将增加到几千百倍。当共产国际还在玩弄『革命的失败主义』之一切花样时，我们早已警告过了，从『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必不可免地会发生社会爱国主义的结论及其一切叛变的后果。共产国际的七次大会，真是很卓绝地证实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预测。可是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些什么东西都忘记而什么东西都不曾学得的德国社会主义工党的领袖们，对于这个在征候上早已发见的，一个不治之症的新的与最沉重的阶段……却欢欣鼓舞地称之为现实主义的痊愈。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在我们面前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立场？ 从上面指出的观点看来，到底以前对于共产国际最亲密的左翼中间主义政党，即英国的独立工党，对于七次大会将发生怎样的反动，却成为一个最有兴趣的问题了。究竟它将被七次大会的卑下的『现实主义』（『联合战线』，『群众』，『中等阶级』，等等）所诱惑，或者相反的，将因其事后的而更加致命的机会主义（在『反法西斯主义』这面空洞的旗帜之下进行阶级合作，在『保护苏联』的掩盖之下宣布社会爱国主义等）而发生厌弃？独立工党的未来命运，即系于这一转变的关头。 一般地，我们可以说：大会所核准的共产国际的转变，不问其单另的与部分的阶段与插话如何，它总是将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形简单化了。它团结了社会爱国主义的阵营，使第二和第三两国际的各党接近起来，不管一切地进行组织上的统一。它加强了中间主义各派中的离心的倾向。这对于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即对于第四国际的建立者，展开了更大的可能性。 一九三五年九月七日 2．俄国与世界无产阶级 对于地米脱洛夫论法西斯主义的报告之决议案，现在总算到了此地。这还是和那报告本身，一样地冗长与杂乱。本文只想谈谈决议案的第一节第一句，它在人道报上一共印了十二行，同时它却构成了那所谓共产国际的全部理论的与政策的结构之基石。让我们更亲切些来考察一下吧，究竟这基石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兹将该句全文摘引于下： 『苏维埃国家中的社会主义之终极的与不可回复的胜利，这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它大大地提高了苏联的权力与重要性，使其成为全世界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的堡垒，而且推动了劳动者去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资产阶级反动与法西斯主义而斗争，去为各民族的和平，自由与独立而斗争。』 这句句子中所包含的论断，仿佛坚决得很，实际上却荒谬到透顶。它的所谓『苏维埃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终极的与不可回复的胜利』，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个官方的理论家企图着给我们解释的。决议案的本身也竭力避免对于这一论断所基的标准加以丝毫指示。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的ABC了。社会主义的胜利，特别是『终极的，不可回复的胜利』，只是指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平均生产力，必须高于资本主义工人的生产力。可是苏联是否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那恐怕连第三国际中最勇敢的理论家亦不敢加以肯定吧。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希望能用统计数字来证明苏联之国家的与个人的收入方面，仍然是很落后的。至于我们目前这个工作，却并不需要这样的证据。只看苏维埃政府一定还要坚持着对外贸易的垄断，就足够证明苏维埃经济虽有很多的成功，但仍旧是落后的。因为，如果国内的生产消费较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那末对外贸易的垄断将成为赘瘤。最近关于对外贸易的改革，一切浅薄的观察者以为放弃了对外贸易的垄断，实际上只是一种技术的与官僚式的改革，丝毫没有动摇到垄断的基本支柱。一方面自从五年计划与集体农业实行后，苏维埃的官僚制度是建筑于生产工具国有之基础上的；但在另一方面，苏维埃的生产品却仍然贵于资本主义的，因此苏维埃官僚为要保持其自身的存在，不能放弃对外贸易的垄断。这一个具有决定作用的事实，即苏联劳动生产力之低下，给我们以解决其他一切秘密的锁钥。 假使苏联的国家收入，能达到北美合众国那样的高度，假使官僚制度又不那样寄生性地浪费一大部分的收入，那末民众的生活程度将比资本主义国家——连美国在内——都会优裕到无数倍。但实际情形决不如此。俄国的农民，即占全国人口之大多数，仍旧还陷于深刻的贫困中。就是大多数工业无产阶级的境地，也还不曾有美国的样子，甚之还不曾达到欧洲的水平。当然，我们诚实地指出这一事实，决计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情形中，我们所指的是一种解体的制度，而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则只是一种初初开始的形式。但我们不应该以发展的一般倾向而自满，而一定要很明确地指出所到达的阶段，否则我们将陷于毫无意义的庸俗之中。 假使社会主义的社会能给他的成员以半保证的好生活，同时又具有一个个人生活不断改善的前途，那末关于个人存在的焦虑就会消失，而贪婪，焦灼与嫉妒这些恶德，将愈益减少，经济的集体团结，将自原则转变为日常的习惯了。可惜实在情形决不是如此，这是用不着证明的；在享有全部特权的苏维埃官僚之下，造成了一个半特权的劳动贵族；竭力将人与人的关系翻译成金钱的语言；保障国有财产的严酷的法律；最后如反对『有罪』儿童的野蛮的法律，这一切都是以不可否认的方式证明了社会主义在那具有决定意义的场合中，即在民众的意识中，还远不曾达到『不可回复』的地步。 假使真像决议案上所肯定的，社会主义已经『终极地与不可回复地』胜利了，那末为什么政治的独裁还要继续存在？而且为什么这独裁还要日益僵化成为官僚的拿破仑式的制度，成为不可忍受的，粗暴的，独断专行的与腐败的制度？一个有保证的，根深蒂固的『不可回复的』社会主义，不能要一个全权的，顶上踞着绝对统治者的官僚制度，因为一般地说来，独裁只是一种方法，它保存与保护那被威胁的而不是有保证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基础的。许多『理论家』很勇敢地企图指出外来的危险以辩解其存在的理由，但这就更加矛盾了，假使我仔细加以考察的话。一个社会，假使其社会主义的结构已经得有保证，它的内部关系完全基于最大多数群众的团结之上，那就不需要一个内部的独裁来保卫其外敌的袭击了，而只需要一个技术的军事机关，正如为保持国家的生计只需要一个技术的经济机关一样。 再就苏维埃官僚所生息着的，且决定其整个国际政策的战争的恐怖，也只能由社会主义建设（苏维埃官僚的基础），就历史的观点说来，尚未得有保证这一事实来加以说明的。工人国家反对那垂毙的资本主义的斗争，至少得成为国际工人阶级之阶级斗争的一个构成部分。因此，战争之对于国家，至少与革命之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具有同样的意义。当然，我们反对任何『不成熟』的动乱，人为地引起革命，因为一种不顺利的力量关系，只能使我们失败。而于战争亦然。工人国家只当『不成熟』的时候，即当社会主义还未终极的与不可回复地保证之时，才去规避战争。那末目前的那种论调，以为社会主义在国内是已经有保证的了，但也许能被军事力量所摧毁，这简直是毫无意义的说法：因为具有较高劳动生产力的经济制度，是不能被军事方法所推翻的。半封建的欧洲联盟虽然战胜了拿破仑，但并没有破坏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还加速了欧洲其他部分的发展。历史教训我们：假使战胜者的经济与文化地位低于战败者，那它仍然要接受后者的技术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所以能威胁苏维埃这样的社会主义的倒并不是军事力量，而是跟在胜利的资本主义军队脚跟后的廉价商品。再则假使苏联的社会主义真像上述那样地得到保证，即是说，具有较高的技术，较高的生产力，全体民众较好的生活，较优的团结，那末内部破裂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谈不到战胜苏联。 就此，我们可以看到第七次世界大会上的最重要的，实际上具有最决定意义的论据，是多么的完全荒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这么说：苏联的技术成功是很大的，经济的成功却落在后面。即令要保证像先进资本主义国中的『好生活』，及重新教育民众，都还得经过许多年。其实还有内部的矛盾与苏维埃官僚那种日益增长的破坏作用，其本身尚能把那还未得有保证的社会的成功化为乌有。资本主义的解体，法西斯主义的突进，日益增长的战争危机，这一些过程的向前迈进均比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为速。只有那心胸窄狭的宣教师与官僚主义的虔诚信者才能以为这样坦白与忠诚地确立问题，会窒息国际工人阶级的『热情』。革命的热情是不能永久滋生于谎骗上的。可是谎骗却形成了共产国际战略系统的基本支柱。只要世界无产阶级帮助苏联，使它和平地生存，那末全世界六分之一地面的苏联，已经保证了社会主义了。因此，他们的口号不再是准备国际革命而是『保障和平』。从这里就发生了与『和平之友』的联盟，以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与财政资本的激进党建立人民战线等等。就是这些方法的本身，早已不能延长和平，更不谈和平的保障。但是共产国际的整个和平纲领，战略上是建立在内部已有『保证』的社会主义之前提上的。第七次大会在这个前提站起来而跌倒了；它如上面所提出的，是不可改正地错误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
为第四国际而斗争——致所有革命无产阶级组织和集团的一封公开信列·托洛茨基（1935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第四国际另一译本：号召建立第四国际的公开信——致所有工人阶级革命组织与团体（1935-1938） 为第四国际而斗争 ——致所有革命无产阶级组织和集团的一封公开信 列·托洛茨基1935年8月 施用勤译 *译自Бюллтеньоппозиции，№44,стр.1-6。 此信载1935年8月的《新国际》。1935年5月底，托洛茨基获通知，挪威政府决定给他签证，他离开多门前往巴黎的那天，写完了这封信，是在以皮埃尔·赖伐尔为首的新内阁组建的三天后。——英译者注 希特勒上台没有受到两个“最强大的”工人政党的丝毫反抗，它们中的一个还依靠的是苏联，彻底地暴露了第二和第三国际的内部腐朽。1933年8月，四个组织〔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荷兰革命社会党、荷兰独立社会党首次在纲领性的文件中阐述了新的历史任务：创建第四国际。那天以后发生的事件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是唯一的道路。 粉碎奥地利无产阶级表明，当党被驱入困境，只在最后关头号召被机会主义瓦解和搞得厌倦的群众起义，对胜利来说是不够的。胜利应该在工人运动的所有领域中系统地准备的。 在西班牙无产阶级的粉碎中，也不容置疑地得出这个教训。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革命中，为与资产阶级结盟而背对劳动者，是绝对不允许的。不能指望和要求被欺骗和失望的群众在听到他们对之已经失去信任的党的过迟的召唤就拿起武器。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靠破产的领导的命令随心所欲地搞的。应该用不断的和不妥协的阶级斗争来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斗争为领导赢得了党的坚不可摧的信任，把先锋队与整个阶级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变成城乡所有被剥削者的领袖。 在改良主义的主要支部、彻底腐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可耻的灭亡后，第二国际的“左”翼在奥地利和西班牙也遭受失败。但这些可怕的教训没有留下痕迹：改良主义、党和工会的领导干部退化到了骨髓，他们与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护国主义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完全不能回到阶级斗争的道路上。 第二国际的各党平静地接受了下面的事实，比利时党主席一听到金融资本的信号，就为在劳动群众的脊梁上拯救银行与天主教和自由派的实业家联合起来。自吹自擂的马克思的批评者和“计划”的创造者德·曼追随王德威尔得；左翼中派分子斯巴克[1]没有放过出卖社会主义反对派来换取部长桂冠的机会。 法国社会党不顾教训和警告，继续徒劳地抓住“共和的”资产阶级，更大地寄希望于激进派的友谊，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虽然资本主义已经腐朽，在荷兰、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在瑞士，在所有国家中，在世界的各地，社会民主党仍是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中的代理人，暴露出完全不能为保卫自己免遭法西斯主义的侵害而动员群众。 如果工党的选举成绩导致它上台，结果不是对英国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团结，即内战时代，在它的面前，工党的领导必然会暴露出自己是完全不称职的。议会和工会克汀病患者不得不相信，法西斯主义在英国的威胁和在大陆一样现实。 在美国危机迅猛发展的基础上，在美国的此起彼伏的罢工和创建工人阶级的组织利用罗斯福蛊惑的“计划”给予的机会，在自己的工人运动的道路上遇到了极其保守的和资产阶级的力量。斯大林的党被利瓦伊诺夫的庄重声明束缚，后者为了报答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承认，公然与美国共产党员断绝关系。被十年的无原则地玩弄权术和对各党的取消主义的经验，它们无论是在人员构成，还是在纲领上，都与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工农党），斯大林的党根据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局限于扮演激进知识分子运动的角色，后者在美国的所作所为只是作为斯大林外交的帮手。但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把广泛的美国工人阶层从外省的冬眠中唤醒，逐渐驱散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无产阶级推向大规模的阶级活动的方向（托莱多、明尼阿波利斯、圣弗兰西斯科的罢工），并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创造了赢得对美国工人阶级发展和组织的广泛和深刻影响的机会。落到第四国际和它的美国支部——不仅是南北美两个大陆范围内，而是在世界舞台上——身上的历史角色，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然而第三国际只是靠它在其存在的头五年赢得的影响和权威的残余苟延残喘。在奥地利和西班牙，共产国际尽管有有利的条件，却不仅不能创造有些影响的组织，还不断地在工人的眼前败坏革命思想的本身。萨尔的全民投票表明，德国无产阶级不仅对社会民主党，而且对可耻地向希特勒投降的共产党丧失了全部信任。在英国、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南北美和东方，共产国际的各支部被十二年的致命政策拖累，不能摆脱无足轻重的状态。 诚然，在德国灾难后，共产国际用不惜一切地建立投降的统一战线政策取代了冒险的“第三时期”政策。但是，新的转折在那里获得了极大发展的法国的经验表明，共产国际尽管矛盾重重和左右摇摆，居然仍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制动器。否定了在法西斯直接危险面前建立工人民兵，用局部要求的纲领取代夺取政权的斗争，共产国际成了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最糟糕的幻想的散播者，事实上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反对左翼，败坏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士气，为法西斯政变清理道路。 最后，共产国际的创始人——苏联共产党，在近几年中，被不受监督的官僚彻底粉碎，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斯大林的保守的个人集权。借助中伤、伪造、大杂烩和血腥镇压，当权集团力求把所有马克思主义思维活动扼杀在萌芽中。列宁主义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苏联那样遭受如此野蛮残酷的迫害。 共产国际最近的机会主义偏离，与苏联转向国际联盟和与法国帝国主义的军事联盟的外交政策的转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苏联当权的官僚最终得出结论，共产国际已经无力在反对战争危险上给它提供任何帮助，同时还妨碍苏联的外交工作。共产国际对苏联上层的屈辱的奴隶式的依附，最公然地表现在它对斯大林不久前的声明的态度上，该声明赞成保卫法国帝国主义。 通过帝国主义的外交部长，共产国际的领袖命令法国共产党立即签署与法国资产阶级的护国主义的停战协议。这样，第三国际，它的代表大会已经有7年没有召开了，正式从国际主义立场转到最庸俗、奴颜婢膝的社会护国主义上。无论是打算还是不打算把第七次代表大会一直拖下去，第三国际都是不会复苏的。斯大林对赖伐尔的声明，就是它的死亡证书。 同时，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力量在继续着自己的地狱般的工作。世界经济的瓦解、几千万人的失业、农民的破产庄严地把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提上日程。被激怒、唤醒的劳动者寻找出路。第二、第三国际的衰竭、瓦解、腐朽让无产阶级失去革命领导，把小资产阶级群众推上绝望的道路。破产的领袖们试图把法西斯的胜利转嫁到无产阶级的“消极性”上：这样，政治叛变得到诽谤的补充。 在无出路的矛盾的钳制中挣扎的资本主义，准备着对各国人民的新的大屠杀。部长们和独裁者们在公开讨论战争是在一年或三年后爆发。所有政府都在充分准备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从而使远比1914-1918年战争可怕的爆炸从四面八方迫近。 所谓的工人政党和工会的领袖们都在颂扬和平的好处，空谈“裁军”，劝说自己的政府彼此妥协，用国际联盟的工作让群众产生希望，同时发誓自己忠于“国防”事业，即保卫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它的不可避免的战争。 苏联外交在“统一战线”和甚至是“组织统一”的掩盖下，背着自觉的工人筹备在似乎和苏联是军事联盟的国家中让两个国际的支部与资产阶级的全国统一。这样，新战争的爆发将导致新的背叛，它将使1914年8月4日[2]黯然失色。 苏联官僚对世界革命的背叛把全球无产阶级远远地抛向后面。全球革命先锋队面临极其巨大的困难。但它现在的处境仍比上一次战争前夕要有利得多。那时的资本主义显得十分强大，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国际的护国主义的堕落甚至对列宁来说也是完全意外的。各处的革命分子都被搞得措手不及。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人数极少，其中多数还犹豫不决——只是在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多才召开。革命干部的形成进行得很慢。甚至是多数“齐美尔瓦尔德分子”都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只是在战争的第40个月时，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改变了事态，给予第三国际的形成以强有力的推动。 现在，资本主义的内在的软弱和腐朽是如此明显，甚至成为法西斯蛊惑的主要话题。在美国的巨大的危机中，在同样巨大的失业中，在罗斯福的经济冒险中，在罢工斗争的规模上，在工人组织的内部骚动中，首次积淀了北美革命运动的强劲发展的条件。例如，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在群众的记忆中。近20年的伟大事件的经验铭记在最优秀的战士的意识中。在所有国家里都存在真正革命的组织和哪怕是小组，它们在思想上，尤其是在组织上彼此联系起来。现在，与1915年秋就倡议筹备第三国际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相比，它们已经是更加令人信服的、志同道合的和经受锻炼的力量。 在改良主义的政党和工会中，反对派集团正在产生和得到巩固。它们中的许多有独立组织的性质。共产国际各支部中的反对派由于苦役式的制度，它具有更加无声和隐蔽的性质，但它也在其中发展。甚至在苏联，对新的清洗和镇压的需要，证明了官僚未能成功地根除它所仇恨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精神。 反对派的情绪和思潮现在主要具有的是愤怒的中派主义性质，即处于社会护国主义和革命之间的性质。在传统群众组织衰落和瓦解的条件下，中派主义在许多情况下代表的是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甚至对进步的工人集团来说，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善于找到进入所有这类思潮的台阶，以便用自己的榜样和自己的宣传来加速它们转向革命道路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的成功的条件，是不妥协地批判中派主义的领导，揭露复苏第二国际的企图，不倦地解释，我们时代的革命任务早就注定了不彻底和无形的联合的可耻失败。 不管它们的纲领和策略的所有工人组织的“统一”的口号，在当前由中派主义分子们起劲地宣传，被最有远见的改良主义者们所利用，后者完全有理由害怕被抛出船舷。中派主义分子往往用两个旧国际联合的替换新国际的思想。事实上，与改良主义者、社会民主党或斯大林派的统一，最终意味着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因而是不可避免的与世界无产阶级，然后是本国无产阶级的破裂，尤其是在战争的情况下。真正的国际和它的各民族支部的统一，只有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得到保证，这个基础又只能通过与社会护国主义的决裂才能建立。对无产阶级统一的原则条件和保障闭口不谈，意味着欺骗工人，并为新的灾难做准备。 两个旧国际屈辱的和没希望的处境由下面的情况得到了界定：其中一个主席成了国王的驯服的大臣，另一个的实际主人利用世界无产阶级组织，把它当成是外交勾当中的零用钱。无论两个同样被官僚所腐化的国际的联合手腕如何，它们都不能创造无产阶级的统一，不能开辟出路。中派主义者企图调和不可调和的东西，通过局部修补来拯救不可避免的灭亡，他们的徒劳是早就注定了的。新时代需要新国际。在这条道路上成功的首要条件，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马克思和列宁的学生，在共同纲领和共同旗帜下的民族和国际的团结。 试图为所有国家确立共同的路线是致命的。取决于各民族的条件、工人组织的瓦解程度，最后是当前自己力量的状态，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社会党人、国际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能够时而以独立组织，时而以某个旧党或工会中的派别的形式出现。这个派别工作最终只是在创建第四国际的新党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这些党的创建或是作为旧组织的革命分子重组的结果，或是通过创建独立的组织。但它们无论是在什么舞台上，用什么方法行动，它们都将以不可分割的革命原则和鲜明的革命口号的名义出现。它们不与工人阶级捉迷藏，不隐瞒自己的目的，不用外交和耍手腕来取代原则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都公然地说出事物的真相。 战争危险关乎人民群众的生死，是对工人阶级的所有集团和流派的巨大考验。“为和平而斗争”、“反战斗争”、“用战争反对战争”和类似的口号，如果不伴随着宣传并使用斗争的革命方法的，就都是空洞和欺骗的话语。推翻资产阶级是结束战争的唯一方法。武装起义是推翻资产阶级的唯一方法。 应该提出革命地消灭民族国家的口号来对抗“国防”的谎言。应该用作为世界联邦第一阶段的欧洲社会主义联邦来对抗资本主义的欧洲疯人院。 马克思主义者断然否定“裁军”、“仲裁法庭”、“各国人民和解”（即各资本主义政府）等和平主义的口号，认为它们是愚弄人民群众的大麻。工人组织与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交易（阿姆斯特丹-普莱耶尔委员会和类似的机构）为帝国主义提供最好的效劳，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从它的严酷斗争的现实引向无力的游行。 反战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不能是某些专门的“委员会”的事。反战是筹备革命，即工人政党和国际的事。马克思主义者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提出这个宏伟任务，不加任何掩饰。他们用争取军队和武装工人的口号来对抗削弱力量的“裁军”口号。这里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和中派主义之间最重要的分界线。谁不敢大声说出革命任务，他就永远没有解决它们的勇气。 在公布第四国际第一份纲领后的一年半内，为它的原则和思想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成长出许多革命的各国支部和集团，其中一些扩展了自己的队伍和影响，另一些在纯洁性和团结上达到了极高的程度，接近的组织联合起来（荷兰和美国），制定了一系列纲领和策略文件。如果整个这项工作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在世界范围内协调并连手进行，它无疑会成功得多。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不允许再把任务拖延一天了。 应该在新基础上建设新党和新国际：解决所有其它问题的钥匙就是这样。新的革命建设以什么速度和在什么样的期限内完成，当然取决于阶级斗争的总体进程，无产阶级今后的胜利和失败。但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宿命论者。他们不会把历史过程赋予他们的任务转交给“历史过程”。自觉的少数的首创精神，科学的纲领，为明确形成的目的进行勇敢和不倦的鼓动，无情地批判所有的不彻底性，无产阶级胜利的重要因素就是这样。没有团结的、久经考验的党，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思议的。 条件是困难的，障碍是巨大的，但对于悲观主义来说，精神低落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虽然无产阶级经受了种种失败，阶级敌人的处境仍是毫无希望的。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拯救人类。 几个国际的交替是有其内在的、符合无产阶级的历史上升的逻辑的。第一国际宣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纲领，但因没有群众基础而解体。第二国际从黑暗中站起来，教育和团结了数百万工人，但在关键时刻被因资本主义繁荣而腐化的议会和工会官僚所出卖。第三国际初次展示了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但在孤立的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和西方改良主义的官僚之间被碾碎。今天，在资本主义最终衰落的条件下，第四国际依靠自己的先驱者的肩膀，他们的胜利和失败的丰富经验，为胜利地向世界资本主义的堡垒进军而团结东西方的劳动者。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荷兰革命社会党：P.J.施密特、H.斯尼夫利特 美国工人党：A.J.穆斯特、詹姆斯·P.坎农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国际书记处：克鲁克斯、杜布瓦、玛律金 我们把关于第四国际基本原则的《四方声明》附在此信后面。这份声明中没有一行是过时的。这封信只是在近一年半的经验的烛照下对《四方声明》的解释。 我们呼吁所有政党、组织、新老政党中和工会内部的派别、所有革命工人联合会和集团在基本原则上、在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筹备和建立第四国际——上与我们团结一致，把你们在这封公开信下的签名、你们的建议和你们的批评寄给我们。个别至今与我们的工作没有联系的同志，如果真的打算今后加入共同的队伍，就应该与我们建立联系。 在公开信上签名的创始组织决定建立站在第四国际立场上的各政党、集团之间的联络委员会。委托临时委员会出版国际通报。 今后，委员会应该保证正确地制定第四国际的基本纲领和策略的文件。 有关筹备国际代表会议的问题将根据得到的答复和筹备工作的总体进程来解决。 原文译自Бюллтеньоппозиции，№44,стр.1-6，收入《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 [1]斯巴克（PaulHenriCharlesSpaak，1899-1972）比利时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比利时社会党党领袖（1944起）。欧盟创始人之一。曾任比利时首相（1938-1939、1946、1947-1949）、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1957-1961）。——译注 [2]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14年8月4日在国会投票赞成战争预算。——译注
号召建立第四国际的公开信——致所有工人阶级革命组织与团体（托洛茨基，1935-193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第四国际另一译本：为第四国际而斗争——致所有革命无产阶级组织和集团的一封公开信（1935年8月） 号召建立第四国际的公开信 （致所有工人阶级革命组织与团体） 托洛茨基龚义哲译 本文首次发表于1935年8月3日的《新战士报》，后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托洛茨基在1935年春天起草了这份文件，经多个组织讨论通过后署名发表。 两个“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其中之一还有苏联支持——没有对希特勒做出丝毫反抗，就让他夺得了政权。这充分暴露了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内部的腐朽。1933年8月，四个组织（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党、荷兰独立社会党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一份纲领性文件[1]中首次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建立第四国际。此后发生的各种事件雄辩地证明了这是唯一的出路。 奥地利工人阶级的惨败[2]表明：党在陷入死胡同之后，又在最后一刻才号召已被机会主义搅乱头脑、耗尽力量的群众发动起义，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能赢得胜利的。必须在工人阶级运动的每一个方面都执行革命的政策，这样才能有条不紊地为胜利做好准备。 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惨败[3]给我们留下了同样的教训。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革命时期，都绝不能为了同资产阶级结盟而抛弃劳动人民。一个党如果欺骗、辜负了群众，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它就休想指望群众会在它发出迟来的号召时拿起武器。一个已经名声扫地的领导层，无论它再怎么发号施令，也不可能把无产阶级革命发动起来。只有通过不断的、坚决的阶级斗争，才能使领导层获得全党的坚定信任，把先锋队和整个阶级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变为城乡所有被剥削者的领袖，从而为革命做好准备。 改良主义的主要支部——已经彻底腐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可耻地毁灭了，然后，第二国际的“左翼”也在奥地利和西班牙灰飞烟灭。但这些可怕的教训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党和工会的改良主义领导干部已经彻底堕落。他们的个人利益与爱国主义观点已经把他们同资产阶级紧紧连在一起，所以他们根本不会走上阶级斗争的道路。 第二国际比利时党的主席在金融资本的指使下，同天主教和自由派的中间商勾结，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来拯救银行，而第二国际各党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王德威尔德[4]做出了表率，曾自以为是地批判过马克思、发起了德·曼“计划”的德·曼[5]也有样学样；名为“左派”实为中派的斯帕克[6]也出卖了社会党反对派，换来了大臣的职位。 法国社会党既没有铭记教训，也没有注意警告，它继续徒劳地跟在资产阶级“共和派”屁股后面跑，并对获得激进党的友谊寄予厚望，而根本不在乎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社会民主党在其他国家，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瑞士等国，不顾资本主义衰朽的事实，继续充当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代理人，暴露出了它们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根本无法发动群众、保护自己的真相。 假如工党能在大选中获胜，它将再次执政，结果不会是英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反动的巩固，也就是说，英国会陷入内战，而工党一定会在内战中彻底破产。愚蠢的国会议员和工会干部仍然不肯相信，法西斯主义对英国构成的威胁，并不亚于它对欧洲大陆构成的威胁。 尽管罗斯福大肆鼓吹“新政”能提供各种各样的机遇，但美国的危机仍急剧恶化，一系列罢工斗争不断发生，工人阶级组织不断壮大，这些因素，与工人阶级运动中根深蒂固的保守的及资产阶级的势力发生了冲突。美国斯大林党被李维诺夫[7]的庄严声明给束缚了手脚，而李维诺夫为了换取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外交承认，公开抛弃了美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跟其他党派玩弄无原则的权术把戏，大搞取消主义的试验（农工党[8]），它早已腐化堕落，无论是在成分上，还是在纲领上，它都与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丝毫相似之处——美国斯大林党对莫斯科卑躬屈膝，它自降身价，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激进知识分子的运动，它在美国唯一的作用就是担任苏联外交政策的听差。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不断加剧，使广大工人从半梦半醒中清醒过来，逐渐驱散了各种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推动无产阶级进行大规模的阶级行动（托莱多、明尼阿波利斯与旧金山[9]），并使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获得了机遇，使它有可能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发展与组织，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第四国际及其美国支部不仅要在西半球、更要在全世界发挥极其重要的历史性作用（因为粉碎美帝国主义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第三国际却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在挥霍它剩下的一点影响力和威信，而它在刚成立的头五年里积累的影响力和威信，已经被挥霍殆尽。在奥地利和西班牙，共产国际在极其有利的形势下，也没能建立起一个稍微有点影响力的组织，反而系统地损害了革命党的思想在工人群众眼中的形象。萨尔公投[10]的结果表明，德国无产阶级不但对社会民主党彻底失去了信心，也对共产党——无耻地向希特勒投降的党——彻底失去了信心。而共产国际在英国、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北美和南美以及东方的各个支部，由于受过去十二年的致命政策所累，无法摆脱无所作为的处境。 诚然，在德国惨剧之后，共产国际不惜一切代价，以统一战线的投降政策，取代了“第三时期”的冒险主义政策。然而法国的事态，在最近一轮发展中已经达到了最高点，它表明共产国际无论经过怎样的矛盾和曲折，到头来总是要阻挡无产阶级革命的。在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国际不但拒绝组建工人民兵，反而还提出了当前要求的纲领，并采取了通过议会活动夺取政权的政策，它这是在散播最糟糕的和平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幻想，给社会党内反对左派的右派提供了具体支持，毒化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并给法西斯主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最后，共产国际的创始者——苏联共产党，已经在过去几年里，被不受控制的官僚阶层彻底压垮，官僚阶层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斯大林的保守的专制制度。统治集团通过迫害、篡改、诬陷与血腥镇压，企图彻底抹消最后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无论世上哪个地方，都不会像现在的苏联一样残忍地绞杀真正的列宁主义！ 共产国际最近又对自己的政策作出了剧烈的、机会主义的大转变，而苏联也改变了外交政策，开始接近国际联盟，并寻求同法帝国主义建立军事联盟，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权的苏联官僚阶层肯定认为：共产国际已无力帮助它抵挡战争的危险，反而会妨碍它的外交工作。斯大林最近发言支持法帝国主义的国防政策，极其明显地表现出了共产国际对苏联官僚阶层的依赖是何等可耻，而又何等的奴颜婢膝。 现在，共产国际的领袖通过帝国主义的部长，命令法国共产党同法国资产阶级进行爱国主义的休战。于是，近七年都没有召开过代表大会的第三国际，现在正式地从国际主义的立场，倒向了最彻底、最恭顺的社会爱国主义立场。无论第三国际是否还会继续推迟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它都已经无药可救。斯大林—拉瓦尔公报[11]已经判了它的死刑。 同时，资本主义继续用它的毁灭性力量进行着恐怖的工作。世界经济的崩溃、数以千万计的失业者、农民的破产，已经不由分说地把社会主义革命给提上了日程。满腔怒火、跃跃欲试的工人正在寻找出路。卑躬屈膝、一败涂地、腐朽堕落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抛弃了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失去了革命的领导层，并把小资产阶级群众逼上了绝望之路。这些破产了的领袖应该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承担责任，可他们却想把这责任推到无产阶级的“消极”身上——他们先是在政治上背叛了无产阶级，然后又大肆污蔑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正在进行徒劳的挣扎——它正在准备把人民推入新的战火。部长们和外交官们公开预测，战争会不会在一年后或三年后爆发。各国政府正在竞相制造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从而加速了战争的爆发，一旦战争爆发，它的恐怖程度，将使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相形见绌。 所谓的工人阶级政党与工会的领袖们齐声高唱和平的美好，不断劝说各国政府通过“裁军”来维持和平，在工人群众当中散播对国际联盟的幻想，同时向“保卫国家”的事业——也就是用不可避免的战争来保卫资产阶级的统治——宣誓效忠。 在同苏维埃国家结成军事同盟的国家里，苏联的外交政策，就是躲在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背后，打着“统一战线”甚至是“组织统一”的幌子，让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支部同本国的资产阶级讲和。所以，新的战争必将导致新的背叛，这种背叛将使1914年8月4日的背叛[12]黯然失色。 ※※※ 苏联官僚阶层对国际革命事业的背叛，使全世界无产阶级遭受了严重的挫折。革命先锋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尽管如此，革命先锋队目前的处境，仍然要比上次大战爆发之前要有利得多。当时资本主义看似无所不能，几乎是战无不胜。第二国际向爱国主义投降，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就连列宁也不例外。各国的革命者都对此措手不及。战争爆发一年多后，才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会议[13]——参加者的人数很少，大部分参加者都还犹豫不决。革命的干部队伍的建设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就连大部分“齐美尔瓦尔德派”都不相信无产阶级革命有爆发的可能。只是到了战争的第四十个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才扭转了局势，极大地推动了第三国际的成立。 现在的资本主义体内已是如此虚弱和腐朽，就连法西斯煽动家都将其作为煽动的主题。美国正在面临严重的危机，而失业状况也同样严重，罗斯福又在进行经济冒险，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各地骚动不已，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工人阶级组织都要首次面对北美革命运动猛烈发展的形势。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榜样，仍在群众的记忆中栩栩如生。过去二十年的各种重大事件，已经铭刻在最优秀的战士的意识中。所有国家都存在着真正的革命组织，至少是革命团体。他们在思想上紧密相连，在部分地区，他们还建立起了联系密切的组织。即使是现在，他们所代表的那股力量，都要比1915年秋天着手准备建立第三国际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更有影响力、更加一致、更加坚定。 在各个改良主义政党与工会内部，反对派团体正在不断涌现，不断壮大。这些团体中有一些成为了独立的组织。由于共产国际的牢狱般的制度，它的各国支部内的反对派不能大张旗鼓，但它们同样在发展。即使是在苏联，官僚阶层也无法彻底消灭它恨之入骨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它对新一轮清洗与镇压的需求，便是这一点的证明。 现在，绝大多数的反对派的心态与倾向，都带有中派主义性质，也就是说，介于社会爱国主义与革命之间。考虑到传统的群众组织正在崩溃瓦解，在许多事例中，中派主义甚至是工人阶级的重组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接近所有这些反对派，通过以身作则和言传身教，推动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决地批判中派主义的领导层，揭穿建立第二半国际[14]的企图，并不懈地解释这个事实：在当代的革命任务面前，各种含糊暧昧的“团结”注定会可耻地破产。 现在，中派主义者正在狂热地鼓吹所有工人阶级组织“团结”的口号，而不顾它们各有各的纲领与策略；富有远见的改良主义者，以及担心错过机会的改良主义者（他们的担心不无理由），也在狡猾地利用这个口号。中派主义者往往把建立一个新国际的主意，偷换为把两个旧国际合并起来的主意。其实，与社会民主党或斯大林党的改良主义者与社会爱国主义者“团结”，就等于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团结，这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国际上和国内发生不可避免的分裂，特别是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只有以革命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才能真正实现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团结，而这又只能通过与社会爱国主义者决裂才能实现。对无产阶级统一所需的基础原则与保障闭口不谈，就是在帮助散播幻想，帮助欺骗工人，帮助准备新的灾难。 有一个事实恰如其分地体现出了这两个旧国际的处境是何等的可耻与觉悟：其中一个国际的主席，当上了国王谦卑的大臣[15]，而另外一个国际的真正主子[16]，把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当成了外交交易中的可怜的找头。这两个国际的官僚都已同样堕落，无论他们玩弄什么样的“团结”的权谋，他们都无法实现无产阶级的团结，也不会给无产阶级指明出路。中派主义者企图把不可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企图通过小修小补来挽救气数已尽的东西，他们注定要失败。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国际。以一个共同的纲领为基础，在国际上和各国内部，把马克思与列宁的信徒——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密团结到共同的旗帜下，是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成功的主要条件。 给所有的国家制定相同的路线，这种做法一定会遭到失败。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根据各国的条件，按照旧的工人阶级组织瓦解的程度，最后是按照他们自己在某一时刻的力量大小，可以成立独立的组织，也可以伪装成旧政党、旧工会里面的派别组织。当然，无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派别活动都只是建立新的第四国际各国党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新的各国党既可以通过旧组织内的革命分子的重组而产生，也可以采取独立组织的形式。但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他们都必须毫无保留地阐明自己的原则，并提出明确的革命口号。他们不能跟工人阶级玩捉迷藏的把戏；他们不能隐瞒自己的目的；他们不能用外交辞令与权谋来代替原则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实话实说。 ※※※ 只有革命才能消灭战争 战争的危险，对全体人民而言，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于工人阶级内部的各种集团与流派而言，它是最重要的考验。如果不宣传、不运用革命斗争的方法，“为和平而斗争”、“反战斗争”、“向战争开战”之类的口号就只是空洞的谎言。唯一能够消灭战争的方法，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唯一能推翻资产阶级的方法，就是革命进攻。 在反对“保卫国家”的反动谎言的同时，必须提出用革命摧毁民族国家的口号。针对已被资本主义弄成疯人院的欧洲，必须提出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的纲领，作为迈向世界合众国的一个步骤。 所谓 “裁军”、“仲裁”、“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其实是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友好相处）的和平主义口号，是用来麻醉人民群众的鸦片，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决拒绝这些口号。工人阶级组织与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合作（比如阿姆斯特丹—普莱耶尔委员会[17]之类的组织），只会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从重大斗争上引开，欺骗工人去搞一些毫无用处的游行，从而最好地为帝国主义效劳。 反对战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能成为某些专项“委员会”的工作。反战斗争是革命的准备工作，这就是说，它是工人阶级政党与国际的工作。马克思主义者直截了当地向无产阶级先锋队提出了这个重大任务。针对“裁军”这个有气无力的口号，他们提出了“争取军队”与“武装工人”的口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派主义最重要的区别。不敢大声地把革命任务说出来的人，是不可能有勇气完成革命任务的。 在第四国际发表第一个纲领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它一直在为自己的原则与思想而斗争，一天也没有放松过；革命的各国支部和团体不断增加；其中的一些发展了新成员，扩大了影响力，另外一些加强了自己的一致性与凝聚力；同在一国的组织已经团结起来（荷兰、美国）；一系列纲领性和策略性的文件已被精心拟定出来。如果能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把全世界的这些工作整合起来，就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战争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这项任务连一天都不能拖延。 新党与新国际必须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这是解决其他一切任务的关键。新的革命的发展与完成的速度与时机，显然取决于阶级斗争的总体进程，取决于无产阶级未来的胜败。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宿命论者。当历史进程把任务交付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把这些任务丢给“历史进程”去完成。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一个具有觉悟的少数派主动领导，有科学的纲领，有明确的目标，并为这个目标进行大胆而不懈的鼓动，无情地批判一切模糊暧昧的东西。没有一个坚定、团结的革命党，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身处艰苦卓绝的环境，面对重重险阻，任务极为艰巨，但我们没有理由灰心丧气。尽管无产阶级遭遇了种种挫败，阶级敌人依旧穷途末路。资本主义气数已尽。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拯救人类。 每一个国际的历程，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它总是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奋起相符合。第一国际提出了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但它却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而消亡。第二国际从黑暗中挺身而出，教育和发动了成百上千万的工人；但在关键时刻，已被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所腐蚀的议员与工会官僚，却背叛了它。第三国际首次成功发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但是，被孤立的苏维埃国家的官僚阶层，与西方的改良主义官僚阶层，把第三国际给碾碎了。现在，资本主义的衰朽已成定局，第四国际站在它的前辈们的肩上，吸取了前辈们的胜利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它将把西方和东方的工人发动起来，向世界资本主义的堡垒发起必胜的进攻。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签字） 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佩·约·施密特[18]；亨·斯内夫利特[19]。 合众国工人党：亚·约·米斯蒂[20]；詹姆斯·帕·坎农。 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国际书记处：克鲁克斯[21]；迪布瓦[22]；马丁[23]。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24]。 加拿大工人党：杰·麦克唐纳[25]；莫·斯佩克特[26]。 我们在此附上关于第四国际的《四个组织的宣言》（请参阅1933年9月的《战士报》）。这个宣言中的每一句话都没有过时。本文只是根据过去一年半的经验，重申这个宣言。 我们向旧政党和工会内的所有党派和组织，以及一切革命的工人阶级组织与团体发出呼吁：如果你们赞同我们的基本原则和我们提出的重大任务（筹备和建设第四国际），请在这份《公开信》上签字[27]，如果你们有什么建议或批评意见，我们也非常欢迎。尚未同我们的工作建立联系的个别同志，如果你们认真地考虑参加到共同的行列中来，请跟我们联系。 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字的发起组织已经决定：设立一个临时联络委员会，负责同支持第四国际的立场的各个组织与团体保持联系。并委托临时联络委员会发布一份信息公报。临时联络委员会将在不久后定期工作，集体制定第四国际在纲领与策略方面的基础文件。 筹备国际会议的问题，将根据收到的答复，以及筹备工作的总体进展来决定。 [1]即《四个组织的宣言》，可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ia-chinese-fi-19330826.htm [2]1933年3月，奥地利总理恩格尔贝特·多尔弗斯（EngelbertDollfuss）趁议会休会之机发动政变，建立以他为首的法西斯专政。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没有认真领导工人阶级进行反抗，反而一再拖延、妥协、退让，等到实在退无可退的时候，才在1934年2月号召维也纳工人举行起义，然而起义之后又三心二意，没有坚决进行到底，导致起义惨遭镇压、奥地利工人阶级遭受了惨重的失败。 [3]在1933年西班牙大选中，中右政党激进共和党与天主教右翼政党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右协）组成竞选联盟，赢得了大选，在组阁时，起初所有内阁成员都是激进共和党人士，右协只在议会中支持政府的施政，但由于激进共和党连续曝出腐败丑闻，不得不邀请右协入阁，此举激起了全国各地的广泛抗议，阿斯图里亚斯矿工为了抗议右协入阁，于10月4日举行了总罢工，总罢工迅速演变为起义，次日起义工人占领了省城奥维耶多，但由于社会党、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严重分歧和相互掣肘，导致起义失败，约三千名工人被杀，三万多人被捕入狱。 [4]埃米尔·王德威尔德（ÉmileVandervelde,1866—1938），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1937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5]亨德利克·德·曼（HendrikdeMan，1885—1953），比利时工人党右翼领导人，1933年提出“劳工计划”（laborplan），目的在于结束萧条，促进生产，该计划的主要方面是政府应该对资本家进行收购。 [6]保尔—昂利·斯巴克（Paul-HenriSpaak，1899—1972），一度是比利时工人党左翼分子。1934年任《社会主义行动》编辑。1936年任外交大臣。多次担任比利时首相。五十年代曾任北约秘书长。 [7]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МаксимовичЛитвинов，1876年—1951年），生于波兰的犹太银行家家庭，本名梅尔·盖诺赫·莫伊谢耶维奇·瓦拉赫—芬克尔施泰因（MeirGenochMojsiejewiczWallach-Finkelstein），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当选为基辅党委委员，1901年被捕，1902年越狱后流亡瑞士，担任《火星报》编辑。1905年革命期间担任《新生活报》编辑。1906年流亡英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十月革命后被苏维埃政权任命为驻英国代表。1921年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0年至193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1946年退休。1951年因交通事故逝世。 [8]二十年代初，美共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曾试图利用当时的农工党运动，组织一个受自己控制的农工党，作为自己的群众组织，扩大自己的影响，但这一计划最后以失败收场。 [9]这里指的是1934年的三次大罢工，这三次分别是托莱多汽车零件工人罢工，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以及旧金山港口工人罢工，这三次罢工为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0]萨尔（Saar）位于德国西部，是欧洲煤矿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萨尔区从德国分离出去，交由国联管辖，而煤矿则在法国的控制下。1935年就萨尔归属发起公投，投票选项有：（1）继续保持自治；（2）同法国合并；（3）回归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初要求萨尔回归德国，但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使得他们转而支持自治。托洛茨基和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出于不同的原因也赞成自治。德国共产党一开始试图以口头上的激进来逃避问题的实质，但逐渐支持萨尔回归德国。后来它改变了立场，支持萨尔自治。尽管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反对，但在1935年1月13日的公投中，大部分居民仍然投票赞成归属德国。 [11]1935年5月，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拉瓦尔访问苏联，在签订《法苏双边互助条约》后，同斯大林发表了公报。苏联官僚阶层为了对付纳粹德国的威胁，而求助于法帝国主义的军事援助，为此牺牲了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利益。 [12]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突然改变原先的反战立场，转而支持德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在8月4日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保持反战立场，但在8月4日突然要求社民党议会党团对战争拨款议案投赞成票。就在同一天，第二国际的法国党与比利时党也宣布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战争政策。这一天象征着第二国际彻底抛弃原先的和平主义立场，转到了社会爱国主义立场，完全沦为本国资产阶级的战争政策的走卒。 [13]即1915年9月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 [14]这里的“第二半国际”并不是指历史上的第二半国际，而是指中派主义分子重施故技，重新拼凑出一个新的第二半国际的企图。 [15]指王德威尔德。 [16]指斯大林。 [17]阿姆斯特丹—普莱耶尔运动（MouvementAmsterdam-Pleyel）是由昂利·巴比塞（HenriBarbusse）和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两位作家在1932年发起的国际反战运动。 [18]佩特鲁斯·约翰内斯·施密特（PetrusJohannesSchmidt，1896—1952），早年曾居住英国，接近英国独立工党。返回荷兰后于1932年3月创立独立社会党，1935年独立社会党与革命社会主义党合并后任主席，并曾当选为北荷兰省议会议员与阿姆斯特丹市议员。1936年9月被开除出党。二战后在联合国工作。 [19]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Sneevliet，1883—1942），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Socialistische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义。 [20]亚伯拉罕·约翰内斯·米斯蒂（AbrahamJohannesMuste，1885—1967），生于荷兰的吉里克泽（Zierikzee），父母都是荷兰改革宗（一个基督教新教教派，属于加尔文派）信徒，六岁时随全家移民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即担任牧师，在曼哈顿一带传道，他的神学思想受“社会福音”（socialgospel）思想影响较大，并逐渐倾向激进运动，一战期间参加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1919年参加劳伦斯（Lawrence）纺织工人罢工，从此参加工会运动，并于同年发起成立美国纺织工人联合工会（AmalgamatedTextileWorkersofAmerica），1921年退出该工会，在布鲁克伍德工人学院（BrookwoodLaborCollege）任教，1929年发起成立进步工人行动协会，1933年将进步工人行动协会改组为美利坚工人党，1934年美利坚工人党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1936年米斯蒂退出美利坚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返回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 [21]克鲁克斯（Crux）是托洛茨基的化名。 [22]迪布瓦是路特·费舍的化名。路特·费舍（RuthFischer，1895年12月11日——1961年3月13日），本名路特·爱尔芙丽德·艾斯勒（RuthElfriedeEisler），1914年参加社会民主党，1918年同俄国代表在维也纳建立联系后，得到一笔资金，在维也纳创办了《警钟》（DerWeckruf）周刊。当奥地利共产党于1918年11月3日成立时，她是第一名党员。1919年5月被免去在革命的领导层中的职务，1919年8月离开奥地利前往柏林。她与德共（斯）的领导——特别是列维——合作，后来在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Maslow）——后来成为她的长年伴侣——的影响下参加左翼反对派。从1921年起，她用路特·费舍的化名领导了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党的工作。她在1921年开始成为“进攻论”的热烈倡导者，反对莫斯科的妥协。她作为德共左派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初，她激烈的发言引发了德共的党内危机，但在1923年5月，她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接受了妥协，并入选德共中央局。1923年7月起重新进行反对派活动，在莫斯科进行组织起义的工作，宣称赞成继续保持武装起义的口号，但在开姆尼茨会议之后反对进行总罢工。1924年，她得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德共党内反对布兰德勒（Brandler）的派别的支持，赢得了党的领导权，并支持对各国共产党进行“布尔什维克化”。但在1925年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她支持撤回共产党的候选人一事曝光，而共产国际执委会则否定了这种做法。1925年至1926年间被迫居住在莫斯科，而她在柏林的地位则被台尔曼（Thälmann）所取代，后来于1926年8月被开除出党。她参加了列宁同盟和其他反对派组织的成立工作。1933年流亡法国，1940年6月流亡到西班牙，然后流亡到古巴，最后在1941年流亡美国，开始参加反共活动。1956年返回法国，1961年在巴黎逝世。 [23]马丁是阿尔方索·雷奥内蒂的化名。阿尔方索·雷奥内蒂（AlfonsoLeonetti，1895年9月13日——1984年12月26日）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30年被开除出党后曾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活动，并参加了国际书记处的工作，1938年脱离第四国际。1962年重新参加意大利共产党。 [24]法国左翼反对派在1934年8月按照托洛茨基的指示，打入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成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 [25]杰克·麦克唐纳（JackMacDonald，1888年2月2日——1941年12月7日），加拿大共产党创始人，1921年至1923年任党主席，1923年至1929年任全国书记。1931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加拿大支部。1940年麦克唐纳与斯佩克特追随沙赫特曼，脱离了第四国际。1941年因心脏病去世。 [26]莫里斯·斯佩克特（MauriceSpector，1898—1968），生于俄国，幼年时随家人移民加拿大。1918年参加加拿大社会民主党，1921年参与成立加拿大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出党。此后积极参加了北美托派运动。1940年追随沙赫特曼脱离第四国际。 [27]1935年夏天，又有几个组织在这封公开信上签了字：（法国）新时代之友合作社；古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比利时斯巴达克斯小组。
谁保护苏联，谁帮助希特勒？（托洛茨基，1935年7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谁保护苏联，谁帮助希特勒？ 托洛茨基（1935年7月29日） 来源：民国时期托派刊物《火花》，1936年（第3卷）第1期，第26-34页，署名“托洛斯基”。 比利时史大林派的可怜的领导者——若克摩脱，向比利时社会党左派的领袖华尔脱·道奇，提出如下的问题：假使希特勒进攻苏联，他是否『出马』？在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中，我们一下就可以发见那庸俗人的完全平凡的思想。此地这『出马』两字，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假使比利时联合了法国向德国进攻——这当然不是为了民主或对苏联的友谊，而是纯粹为了帝国主义的目的——假使道奇又愿服兵役，那他就非『出马』不可。假使比利时保守中立，那末道奇就无法『出马』了。很聪明的若克摩脱及其跟随者与法国，捷克和其他各处的同事们，简单地忘记了战狗究竟该在何时与何种情形之下放纵出来，那是由压迫人的资产阶级，而不是由被压迫的工人来决定。 凡阳·古多利想提出这样的一个意见来解决这个『小小』的问题，他的意见是：『我们是现实主义的政党，是一个政府党』。诚然，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我们必须分别出无产阶级政府与资产阶级的政府。要实际地成为政府党，则必须以革命的暴动，推翻政权，且组织我们自己的军队，红军。那时，也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决定，我们是否『出马』，与为什么而『出马』。史大林派的『理论家』——请允许我们应用这个名称吧——现在越来越抹煞那夺取政权的主要问题了。他们在保护苏联的借口之下，将工人阶级与他的死敌——民族资产阶级等量齐观了。这是理论上最后完成的一种叛变。假使我们继续在法国，比利时与捷克等国中推动阶级斗争，那末史大林派及其崇拜者会那样的回答我们，说我们减弱了苏联同盟者的力量，损害了苏联自身。其结果则不论我们的主观如何，希特勒必然增强了。我们不能预言阶级斗争将在何时夺取政权。可是希特勒却很可以在我们夺取政权之前，得到了战争的胜利。希特勒做了欧洲的统治者，将延迟成摧毁我们全体的斗争（法比捷等国）。所以继续我们阶级的活动，势必实际上帮助了希特勒。 这一种论理上似乎很能自圆的解释，不过重复了帝国主义者与社会爱国主义者（即社会帝国主义者）的老调，他们时常用以反对那敌对的革命者的。李卜可内西以前不是被称为沙皇的走狗，而列宁不曾被诬为霍亨索伦的侦探吗？这样的事情多到不可胜数。 有人或许会这样来反驳我：那时还没有苏联呢。是呀，这话很对。但这事实只能证明那社会爱国主义的思想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这个最伟大的历史事变却没有将社会爱国主义的特别浅薄性加以丝毫的改变。 当大战之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仅是那些雇佣的坏蛋，诚实的工人也是如此——都说：如果沙皇战胜了，那末他的哥萨克骑兵将解散我们的党，破坏我们的工会，毁灭我们的报纸与房屋了。普通的法国工人，也是很信任地听着雷诺德尔，嘉兴等的宣言，叫我们从德皇和他的军官们的进攻之下保护共和国与民主主义。至于苏维埃国家的存在，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动而产生的。保护苏联——对的——但我们还必须保护资本主义国中的劳动组织。这两个任务在政治上是合而为一的，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都很密切地联系着。保护目前存在着那样的苏联（关于这，我们与陶里奥，脱兰脱，等的学说没有共同之点）正像我们保护任何劳工组织（虽然它是被更坏的改良主义者所领导的），去反对法西斯主义与军事反动的进攻一样，都是我们不容拒绝的任务。整个的问题只是在——怎样保护与用什么方法来保护。 马克思主义者说：只能用那些受我们所控制的方法，我们能自觉地应用的方法，即是说，只能用各交战国内进行革命阶级斗争的方法。不论战争的命运如何，革命的阶级斗争，最后总能予工人阶级以最好的成果。这无论用于保护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劳工组织与民主机关，或用于保护苏联，都无二致。我们的方法在根本上并无差异。无论在何种情形或何种借口之下，我们都不能将我们的革命任务交给我们那民族资产阶级的手中。 但是，这些聪敏的俗人们会那样回答我：这一切在『理论上』也许是很好的。可是谁能不同意：在法国进行阶级斗争会加强希特勒的地位，会增加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且能增加希特勒在此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机会？而法西斯的德国不是苏联的主要敌人吗？苏联的失败，不将长期地推迟世界革命的发展吗？这种论据，又不过是那夏德曼，韦尔斯，樊迪文，德曼，嘉兴这类人的老调重弹，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论据。只要把马克思主义批评这一个魔术棍拿去一击，它就会打得粉碎的。 法西斯主义不是别的，只是挤到最高权力而且赋与神秘主义的阶级利益调和的观念。假使法，比，捷的工人团结在『他们』的资产阶级之周围，则必然的要驱使德国工人团结在国社党的左右。社会爱国主义只能给种族主义的转动机加油。要减弱希特勒的力量，就得煽起阶级斗争的火焰。欧洲国家中任何一国的伟大的工人运动，比之于苏联与其他国家的结合，更能破坏种族的疯狂的军国主义。苏联与其他强国订立反德国的联盟，这是予疯狂的种族主义以新的武器，且使那冲突的帝国主义国家倒向德国那方面去，因为他们所关心的不是什么民主主义与苏联，而是赤裸裸的势力的均衡（如波兰，日本，英国等）。 假使与苏联联盟（多久呢？）的国家中之无产阶级在战时必须帮助它的资产阶级，那末这个政治路线一定在和平时就得开始了。因为我们在阻止希特勒的胜利之前，先得避免战争本身的爆发。这就是要在和平的时候，去帮助那反对希特勒的帝国主义国家及早得到优势。可是这却不多不少地正是完全抛弃了阶级斗争。而这又是那个不名誉的史大林宣言的主旨。他在目前，在和平的时候，赞成了法国的——当然也是比国的与捷克的——资产阶级之军事罪恶。此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作用呢？ 假使我们不能以阶级斗争的方法，减弱与苏联同盟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加强人民对于其统治的信心。那末，假使受着本国无产阶级之拥护的法，比，捷克的军国主义，在其战争的进程中，掉转他们的枪头去对准苏联——这是很能想象与很可能的一种发展——我们将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自己骗自己，以为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强烈地反对他们，那简直是疯狂的说法。庞大的群众是不能实行这种剧烈的转变的。军国主义在我们帮助之下所取得的权力，不能这样容易地弃掉。在这样的情形之中，我们所处的地位，不仅会使我们成为消极的，而且是积极地破坏苏联的代理人了。 不过从这些前提中，史大林派却很迟疑地做出他们最后的结论。为要保持他们国会反对派的神气，他们高呼着法国的参谋部中有法西斯蒂。这种论据只证明了史大林派社会爱国主义的整个空虚与愚蠢。讲到要利用帝国主义间的冲突，那末利用这一法西斯的集团去反对另一法西斯的集团，都是可以办到的。莫索里尼是法国的同盟者，现在当然也成为苏联的同盟者了。其实德，法的冲突，绝不是法西斯反对民主主义的冲突，而是饥饿的与过饱的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这冲突，即使法国自身变成为法西斯蒂，也还是存在着的。 法国共产党以为假使军队中『肃清』了法西斯的份子，他们准备投票赞成帝国主义的军队，这证明他们已经和勃龙（社民党领袖——译者）无异了，他们所关心的不是什么苏联，他们唯一所焦虑的只是法国的『民主主义』。他们立下了崇高的目标，要把纯洁的民主主义注射进凡尔赛军队（凡尔赛一词的意义，含有公社的与凡尔赛条约两层）的军官团中去。怎样注射呢？经过达拉第的政府。『到处建立苏维埃！』『政权给达拉第！』但是，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达拉第，做过两年军事部长（一九三二——三四年），为什么一点也不设法去肃清军队中的法西斯蒂，拿破仑主义者与保皇党人呢？是不是因为那时的达拉第，还不曾受人民战线的魔水的洗礼？也许那聪敏与诚实的人道报会给我们解决这个哑谜吧？它还能回答我们吧；为什么达拉第在一九三四年二月的武装反动之第一个压迫之下就投降了？我们可以替他们回答吗？这是因为激进社会党是财政资本各党中之最卑劣，最懦弱与最奴性者。只要希内特，罗契尔特，迈尔西爱等先生的脚跟一顿，激进党人总是会跪下来的，首先是赫礼欧，一会儿之后，达拉第也就跟着跪下去了。 让我们假定着，人民战线能取得政权，并且表演式地（就是为了欺骗群众）能把次等的反动分子从军队中肃清出去，还能解散（纸上空谈）几个有组织的匪棍团体。那末根本上能有什么改变吗？军队呢——那时也会和现在一样——将仍旧是帝国主义的主要武器。军队的总参谋部，也仍然是以军事阴谋反对劳动者的大本营。当战争之时，军官团中之最反动最坚定与最无情的分子会取得优势。意大利与德国的例子，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大战乃是训练军官的一个最好的法西斯学校。 更次，那些对苏联态度尚未明显，战争立场还是一种秘密的国家，又怎样呢？不列颠的工会运动，早已在阻碍它对自己的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了，他们的理由就是大不列颠也许会被迫去保护苏联的。这些鬼祟的政治家，自然曾求助于史大林，不仅很奏效，而且还很合理。假使法国的史大林主义者能够答应去『控制』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外交政策，那末英国工党当然也能玩这套同样的把戏。可是波兰的无产阶级又该何所适从呢？因为波兰的资产阶级和法国是同盟者，而对德国又要表示最亲密的友谊！ 无论用何种借口都好。总之，国内和平的政策，总是表示着社会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最卑贱的臣服，尤以帝国主义进行其最血腥的最恐怖的工作时为然。上一次大战，已经表示出爱国主义的结果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从那『国内和平』的学校里出来，完全沮丧了，政治上已经毁灭，他们没有信仰或勇气，失去了名誉与良心。德国的工人在战后已经取得了政权，可是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却把它交还给将军们与资本家们。假使法国的劳工领袖们当大战之结果不像是卑劣的政治上的废人，那末今日的法国也许已经是社会主义的领土了吧。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国内和平，不仅给全世界的民众判定了前所未闻的牺牲与负担，而且又让那腐败的资本主义延长了几十年的生命。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利于『本国民族』的国内和平，只是准备了一次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战争有使各民族完全灭亡之虞。不管目前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在何种口号（『保护祖国』，『保护民主』，『保护苏联』。）之下去准备那新的『国内和平』，总之这一新叛变的结果，将使现代文化完全瓦解。 ×××× 当然！苏维埃的官僚制度需要保护苏联，同样的也要建设社会主义。不过他们之从事此种工作，乃是按照了他们自己的方式，这种方式与国际的利益，因而也与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有极大的矛盾。这种官僚制度不信任国际的革命。它只有看到危险，困难与后退，而看不到那伟大的可能性。至于法国，比利时以及全世界的史大林的应声虫，对他们自身或对他们的党都没有丝毫的信心。他们把自己不看成——其实正是如此——革命群众的首领，而只是在这些群众讲台的面前，做苏维埃外交的代理人。他们之升沉，完全与这外交相一致。 因此，第三国际的官僚们，由其内在的机构，就不能在战时反对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者。所以这班卑怯的坏蛋如加兴，若克摩脱，高脱华尔特等等，总是用尽一切可怜的借口，以图掩盖他们对于那爱国主义『舆论』之狂流的投降。这样的借口，——只是借口而不是理由——他们在『保护苏联』的口号上找到了。多利奥具有加兴与杜克洛斯一样的政治面貌，他是同一学派中的产物。虽然圣但尼斯小学的孩子都知道；法国资产阶级与希特勒的谅解，其方向一定是反对苏联，可是多利奥却多么容易地和『保护苏联』的思想决裂，而代之以『与希特勒的谅解』！这样的一位先生只能愚弄史大林派的官僚，同年又很快的会背叛苏联。这些政治家们只缺少一件小小的东西——脊骨。他们在史大林小组织的前面卑躬屈膝，只是在训练他们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顺从。 因为他们的特征就是出奇地无耻，他们就急剧地转过来攻击革命的国际主义者，骂我们拥护希特勒。他们忘记了希特勒是只能被德国的工人阶级来征服的，而这个阶级因为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罪恶，现在已组织涣散，完全无力了。但它是会再度起来的。为使它重新站起脚来，使它具有生气，那末一定要发动国际的，特别是法国的工人运动。 勃龙，齐洛姆斯基，陶来斯等的每一个爱国主义的宣言，就是给种族学说（民族主义）以一份新的粮食，其最后结果则帮助了希特勒。世界无产阶级之不妥协的马克斯主义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无论在平时战时，都揭穿那疯狂的种族理论，因为它在行动上证明出人类的命运乃是由阶级斗争而不是由民族战争来决定的。这难道还须加以证明吗？第三国际追随着第二国际之后，最后它把那反希特勒的『共同』进攻代替了阶级斗争。这在实际上，只能帮助希特勒主义。现在已经有无可争辩的事实与数字来给我们证明了，例如奥国国社主义的生长，萨尔的投票，布希米亚的选举。用民族主义的武器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只是火上加油。而法，比，捷克或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初次真实的胜利，在希特勒的耳中听来，将是丧钟的响声。谁如想谈社会主义的问题，那谁就该懂得这一点ABC。 如因无产阶级的软弱，发生了战争，其结果如何，我们不能预言。阵线将变动着，国家的疆界也将震撼。航空技术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一切边界将被破坏，一切国家的领土将被摧残。只有那最赤裸裸的反动者，（他们时常戴着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的假面）才能在这种情形之下，号召劳动者去联合『它的』资产阶级以保护『它的』阵线。劳动者的真实任务，乃在利用资产阶级战争的危难，推翻它的统治，纵而废弃那窒害工业与文化的国家疆界。 在战争的第一个时期，资产阶级是最有力量的。但在战争的持续中，它的力量却与月而俱减。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要它能对爱国主义的豺狼保持独立，那它的地位与力量，将不仅是每日地，而且是每小时地巩固与增强起来。在最后的分析中，战争的命运不是取决于战线，而是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只有那胜利的革命，才能补偿战争的祸害与纷扰。那时不仅是法西斯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也将受着致命的打击。那时不仅苏联外部的敌人将被击败，就是那产生史大林死党的野蛮独裁之内部矛盾，也将被克服下去。无产阶级专政将联合起我们这肢解的与无血的大陆，它将挽救那濒于危殆的文化，将建立欧洲的苏维埃联邦。它将侵入美洲，且能推动东方被压迫民众的兴起。全人类将联合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且建立起一个谐和的文化。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战争与第四国际——对有思想的青年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演说词（托洛茨基，1935年7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战争与第四国际 ——对有思想的青年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演说词—— 托洛茨基（1935年7月22日） 目前，青年人的心，深深地被战争危险这一问题所先占据了。这是应该如此的。因为首先遭难的将是他们的头颅。 我们——革命的马克斯主义者，绝对排斥第二第三两国际的首领们所宣布的那种反战的方法。他们经过了国际联盟，宣传『裁军』与『协定』的福音。这就是说，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的本性能用和平改造的方法来加以改变，既然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武装斗争，其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本性，正犹个别的资本家或其托辣斯之间的竞争之适合于这本性一样。如今有这样的人，他们自命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们将资本主义的国家估计为十足的帝国主义的组织，但同时他们却相信国际联盟，即相信那各帝国主义的证券交易所。 在马克斯主义者觉得反战的斗争应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进行。从事此种斗争的方法，并不是『普遍的裁军』，而是将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进行革命以推翻资产阶级并建立工人的国家。我们的口号不是国际联盟而是欧洲与全世界的苏维埃联邦！ 今天，我们在法国看到了改良主义者与那所谓『共产主义者』（其实只是史大林主义者），怎样地与激进党人（即赫礼欧领导的激进社会党人——编者）联合在一起，自称是为反战与反法西斯而斗争。激进党人是怎样的人呢？那是一个十足的帝国主义的政党，它拥护凡尔赛条约，拥护法兰西的殖民地帝国，试问同一个帝国主义政党在一起，如何能领导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呢？ 自然，激进党人总是在说要拥护和平。希德勒也满头流汗地为和平而工作着。就是牧师们，银行家们以及将军们，又无一不拥护和平。但是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政党的和平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是恶毒的伪善。无论那一个强盗，假使他能『和平』地从他的受害者那里把东西抢走而不侵害性命，他总是愿意的。墨索里尼当然愿意不折一兵不费一文而『和平地』将阿比西尼亚放进口袋。英法也愿意『在和平中』享受他们的赃物。但是谁假使去阻止他们，那就给谁倒霉！这就是资本家爱好和平的意义。 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一般都是真诚的，但更盲目更糊涂，因为根本上只有农民与小商人才相信叫统治阶级变得好一点，叫资本主义的大强盗们解除武装而和平共处，是可能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虽然是好心肠的，但这好心肠被帝国主义者用作药剂，在需要的时候去压制群众，并把他们变作炮灰。我们攻击第二第三国际的领袖们，他们用无意识的胡说去帮助资本主义预备新的世界大屠杀。在一个新的战争中，改良主义者与史大林主义者在大部分问题上要站在他们政府的一方面，特别是在法国，比利时，与捷克要如此。谁真的要反战，谁便须明白地向民众说话，便须把战士们集结在一个革命的旗帜之下，即第四国际的旗帜之下。 在两个旧的『国际』（实际上它们已不是国际了）与我们的第四国际运动之间，存在有许多派别和中立的组织，这些我们叫作中间主义者。这个名字并不是一种污辱，而是一个彻底的科学的名词。我们把那些动摇于马克斯主义（国际主义）与改良主义（爱国主义）之间而本性的倾向却要步步走近改良主义的流派，叫作中间主义者。法国的『战斗社会主义』派，性质上就是中间主义者，它宣言它赞成保卫祖国并崇拜和平主义（齐隆斯基），而在左边又容忍含混的国际主义（毕维尔）的存在。像这样的流派在别的许多国家中都找得到。在现时我们可以很公道地说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一个中间主义的例子。这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不是一个群众组织。但它的很多分子是过去旧党和职工会中的职业者，他们现在像移民一样散在各国。他们时常会表现出一种很好的实际工作的智慧，和某种理论的派头，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永未超出过中间主义者意识之外，这便是他们所以要反对第四国际的原因。这便是他们所以要攻击那些围绕在第四国际旗帜周围的各党派的原因。这便是他们所以要在右边找朋友而仇视左派的原因。 他们甚而时常宣布说，他们实际上并不反对第四国际，不过他们觉得它不合时宜。这种反驳，是一点内容都没有的。这里所要牵涉到的不是数学的问题，而是时宜的因子占次要地位之政治问题。社会主义也可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现在并不能就实现它。但是我们把它写在我们的旗帜上并且十分公开地把这旗帜对着群众。一旦我们相信了反战与为社会主义的斗争需要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都革命地团结在一个新纲领的基础之上时，我们就应该立刻为这任务而工作。 在今天，谁要像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那样，反对第四国际，并反对它的拥护者与建立者，便表示谁是意识地或非意识地想把后门给改良主义与爱国主义打开。这个断语可以认作『教派主义』，或甚而可以认作对于诚实人的一种『诬蔑』。但最近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战争问题上之彻底地反马克斯主义的立场，已经不需辩驳地证实了我们的意见之正确了。谁如果还未读过社会主义工人党那有名的『为和平而斗争』的决议，应该极力设法找得一份并用心地领会几段（看美国『新国际』一九三五年七月号）。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响亮名词，都揩不去社会主义工人党政策之真实的即和平主义的特性，这政策提议集合『一切力量』为裁军与和平而斗争，提议为这个目标而组织一个『包罗一切的委员会』。谁要宣布说帝国主义者能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和平地解除武装，谁就同时否认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因为对抗已解除武装的资产阶级之革命还会是一种什么革命呢？在国内政策中的和平主义与外交政策中的和平主义之间有一种不可否认的关系。一个人可以严重地对我们发誓，说他是个唯物论者，但如果在复活节他还要到教堂去，那他在我们眼中仍然是牧师的一个可怜的牺牲品。 但是，我们常被人提醒，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其他相似的组织中难道无有好的有革命意识的工人不应该遭受排弃的吗？这个论点也忽略了我们讨论的界限。很可能的，并且几乎是确定的，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其他相似的组织中都有许多工人不满意于他们的领袖们的动摇的模糊的政策。但我们只有无情地暴露他们的领袖们的错误政策，才能帮助这些份子很好地向前发展。起初，就是最先进的分子也是不明了的。然而批评深入了他们的脑中。于是新事变发生，加重了我们的批评的力量。于是最后，忠实的革命工人对自己说：列宁派是对的，我应当和他们一道。革命政党发展的过程大都是如此的。在现时也将要如此。 青年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我们对于那些含混的和渗杂着『狂热』的怨情和确非出于个人的仇恨的意见，是不战斗的。我们这个严肃的时代不很尊重情感、个人特殊以及其他类似的可爱东西。这时代需要一种走向胜利的正确的政纲与铁的意志。在寻找革命领导的群众的面前，我们应该表示最大的忍耐与注意。我们应该千百次地就他们的日常经验中告诉他们革命的原则。但对于那些在群众面前成为领袖，在群众面前展开他们的旗帜的人，我们应该提出最严格的要求。首先的一个就是明确。 那些摇摆的人，含糊的人，中间主义者，和平主义者，都能生存若干年，发行刊物，召开大会，并甚而表现暂时的组织的成功。可是巨大的历史转变——战争、革命——会摧毁这些政党像摧毁纸糊的屋子一样。而在另一方面，那些已经达到了真实的革命的明确与意识的组织，则会在转变的历史局势中切实发挥他们的最大的力量。于是俗人们要惊愕了，于是左倾的俗人们也要狂喜了，而他们却不懂得这样成功的『奇迹』只有经过长期的坚苦的预备工作才会发生，而马克斯主义的政策的不妥协性则是这种预备工作之最好的武器。 在每个巨大的理论斗争中，木屑纸片一齐纷飞。中间主义者是惯于利用这些可怜的片屑以转移群众对于重要问题和决定的问题之注意力的。想用思想的青年工人应该学习着去排弃中间主义者之恶意的无力的胡说。你们应该研究问题一直到底！目前造成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对于战争与第四国际的态度。你们应该把这些问题全盘提到你们的面前！我们，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者，在一年以前已经发行了一本叫作『战争与第四国际』的小册子。彻底了解这个纲领式的文件，是每个想要寻找立场的革命者的一种首要的责任。不要失掉时间，诚实地研究、了解与讨论，并不断为取得革命的明确而努力！ 致挚爱的敬礼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和公开信（托洛茨基，1935年7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1]和公开信[2] 托洛茨基（1935年7月2日） 译者：chiqi 致：第四国际书记处 亲爱的朋友们： 我必须承认有关第四国际宣言的事务开始非常令我担忧。首先我安静地接受了接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作为组织的一部分。现在我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 该宣言是由真正地，也就是说积极地，认可第四国际的组织联署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不在其列。就如任何其他组织一样，在我们发表我们的诉求，它将有机会表达它的观点。但是我们绝对没有理由或诱因考虑给该组织特别待遇。在1933年8月发布第四国际声明后，当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可能的各种方式破坏为实现第四国际进行的斗争，忘记这一点是一种犯罪。事实是四个组织的协议在形成后就即遭到毁弃，这自然也给第四国际斗争带来巨大损害。在组织斗争中的长期干扰的唯一原因在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有罪的凯特集团（JaquesdeKadt）[3]共同犯下的机会主义错误思想。 2年时间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战争正在临近，第三国际在邪恶的政治背叛中与第二国际形成了一个联盟。现在我们再次展开第四国际的旗帜。在此时，我们礼貌地转向曾经背叛过我们的组织，其现在在欧洲的政治焦点的法国再次推行无原则的和（根据最近的分析中）背叛的政治进程。 当然假如在上述特征的环境下并从纯粹的组织观点来看——正如我几周前所做的——一个人如果看着接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将被视为一个完全无害的组织步骤。但在根本上并不是这样的。假如我们再三考量之后，认为极需再一次向曾背叛过我们的前同盟前低头，那么这就是向我们队伍或对我们最亲近的同盟表明我们缺乏内在的自信和对革命的信心。 A.假如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至七月十日寄来没有任何保留的签字（这和将其排除在外一样好），我们将立刻发布包括有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签字的宣言。 假如一个人认真地考量历史情势，包括共产国际的强词夺理，假如一个人对我们的革命使命的重要性认识清晰，那么在实施最基础的并且是必须的任务上不应该再有哪怕一天的犹豫，该任务就是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发声；说出实情；并号召最先进份子去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该任务如果依赖于已证实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那么这将是一个会导致出现更不愉快的出乎意料之外的糟糕局面。 只有无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才会说该问题不是如此重大；“群众”还对第四国际不太感兴趣，我们仍然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外交活动等诸如此类的话。群众（部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疏忽大意）对第四国际旗帜还很不了解，但是群众需要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们理解——或者至少感觉到——的需要是一个有着正确方向的果敢的负有勇气的革命领导层。而那些在第四国际问题上摇摆不定犹豫不决的人难免不能胜任所有这些问题的历史性任务。当他们写作时，手很笨拙，当他们发言，嘴很笨拙。他们还没有与过去切断联系。然而群众对所写所讲之词有着一种内在自信的本能直觉。阶级之部分力量可能追随错误的口号，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对不确定摇摆并经常立场不稳的领导有信心。当然只是自信是不够的，政治进程必须正确，但是在这个新的暴风雨般的紧张时期，政策必须由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因素来指引，而不是取决于不重要的旁枝细节。在任何情况下，在该阶段，任何踌躇，任何迟疑不决都必会导致失败。 以上所说的任何方面都不是排除应用于现实存在。恰恰相反，我们在法国的最近的经验证明我们不应该为找到通向群众之路而在最无畏的措施上有所退缩。 当我们自己决定进行转变时，牢记活生生的群众和他们的转变是一回事，而不是在决定采取重要的步骤时，去乞求老练的机会主义者和伪装的职业份子的慷慨认可。在一个群众组织中，小心谨慎地进行我们的工作，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把自己伪装在资本主义议会和工会政策中——所有这些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但只有遵循一个条件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就是真正地为我们追随的真正革命的旗帜而战。而且该旗帜必须由最先进分子——即先锋中的先锋，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举起，该旗帜就是第四国际的旗帜，当然不只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纲领，一个战略以及一个策划和领导的中央。 似乎该提案要等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到7月10日才回答，但之后呢？现在只考虑尽可能地迟延最终破产的中派主义者骗子将对我们提出一个不同的文本或整体的修改，然后呢？我们是否应该对我们所有人都一清二楚或至少应该清楚的事进行一次新的国际性的讨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们已经设法破坏我们为组建第四国际的斗争2年了，并且不可否认破坏很成功，现在又要给予他们一次机会在尽可能的新形式下继续发挥他们的政治功能。 我们所有人（无论如何不排除我自己）都犯了重大的错误，我们对犯下该种错误很遗憾，为了不让该错误的灾难性扩大，我们必须立刻阻止它，我为此作出如下提议： B.假如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给我们提出一个不同的文本，我们将立刻发布我们自己文本的宣言，并不再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文本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讨论。 C.假如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对我们的文本进行修改，我们将给他们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发表他们保留意见的权利，但是我们将不再延迟发布有我们自己签字的文本。换言之，我们不能允许任何更多的延迟，即使是24小时。 假如我们在几周前已经发布了我们的文件，这将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产生极强的印象并将加剧其内部的斗争，或许本可以吸引社会主义工人党中部分革命的成员（假如有的话）到我们这边来。通过等待和无穷尽的讨论协商，我们只是涉及到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摇摆，帮助其右翼去反对左翼，最为糟糕的是我们自己亦开始摇摆不定。我必须重申的是在该时期摇摆不定或者看上去摇摆不定的任何组织将注定要毁灭。 L.托洛茨基 又及：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最新的口号是“争取一个新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这只是表明这些先生们试图使他们自己摆脱由于国际劳工社团（IAG，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4]破产而导致无人关注。我们毫无兴趣间接或直接地支持这种新的困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前拒绝在个别的基础上与同样的国际主义者及左派中派主义者组织进行可能的会谈。任何事都取决于具体的情况。例如，我们的法国支部十分正确地参加了各种不同反对新沙文主义倾向的团体。但是，我们只能确保内部强烈的一致性并作为第四国际的先锋以独立队伍参与这些活动，否则我们自己会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困惑的牺牲品，并从失败走向失败。 注释 [1]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Arbeiterpartei,SAP)成立于1931年10月，当时数名左翼反对派领导成员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1932年春天，德国共产主义右翼反对派的领导人和数百名成员也加入其中。当左翼反对派的领导人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后，共产主义右翼反对派掌握该党，其一度宣称成员达到1万4千人，但是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该党迅速衰弱。1933年8月，该党曾经参与左翼反对派发起的呼吁组建新国际的四方联合声明。当时，托洛茨基要求德国的左翼反对派尽快与社会主义工人党（SAP)合并，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担心这会影响他们赢得挪威工党（Norwegianlabourparty,NAP)的努力，而拒绝了合并提议。此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明确反对组建第四国际。 [2]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和公开信（TheSAPandtheOpenletter)原件为德文，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 [3]凯特（JaquesdeKadt），荷兰独立社会党（OSP）的书记，也是独立社会党机关报《火炬》（DeFakkel)的编辑，党内右翼力量领导人，反对托洛茨基和国际左翼反对派。1934年，其和其派别被开除，促使独立社会党内其他力量进一步希望与荷兰左翼反对派合作。 [4]国际劳工社团（InternationalLabourCommunity,IAG),即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伦敦局的前身。
卢森堡和第四国际（托洛茨基，1935年6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罗莎·卢森堡 LuxemburgandtheFourthInternational 卢森堡和第四国际 托洛茨基1935年6月24日 向东译、赤心校 〔说明〕原文写于1935年6月24日。最初发表在《新国际》（NewInternational）1935年八月号，第二卷第八期。 法国和其他地方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所谓的卢森堡主义，作为左翼中派主义者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战壕。这个问题可能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有必要用一篇更为广泛的文章讲讲真正的和所谓的卢森堡主义。在这里我只想谈谈这个问题的基本特征。 我们不止一次保卫罗莎·卢森堡，反对来自斯大林及其官僚的无耻和愚蠢的歪曲。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我们这样做，不是出于感情上的考虑，而是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要求。然而，我们对于罗莎·卢森堡的保卫并不是无条件的。罗莎·卢森堡教义的薄弱环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暴露无遗。社会主义工人党人[1]及其族亲们（例如那些浅薄的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文化”：法国斯巴达克斯[2]、出现在比利时的社会党学生期刊、通常也有比利时《社会主义行动》[3]期刊等）只利用那些在罗莎身上根本不起决定作用的弱点和不足。他们最大限度地概括和夸大这些弱点，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完全荒谬的体系。这里的悖论之处在于斯大林派在没有承认甚至理解的情况下，也在他们最近的转向之后在理论上走近了被夸张的卢森堡主义的消极面，就更不用说那些社会民主阵营中的传统中派主义者和左翼中派主义者了。 不可否认的是，罗莎·卢森堡冷静地将群众行动的自发性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自我陶醉式保守政策相对照，特别是在1905年革命之后。这种对照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很早于列宁，罗莎·卢森堡就抓住了僵化的党和工会组织的阻碍性质，并开始与之斗争。因为她指望阶级冲突会不可避免地加剧，她总是预言必将会出现群众自主地朴素地反对官僚们的意愿和路线方向。在这些广泛的历史轮廓中，罗莎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1918年的革命是“自发的”，即它是群众违反党官僚的所有规章和所有防范措施而完成的。另一方面，整个德国随后的历史充分表明，仅依靠自发性远不足以取得成功；希特勒政权是反对自发性灵丹妙药的有力论据。 罗莎本人从来没有局限于纯粹的自发论，比如像帕尔乌斯那样，他后来用他的社会革命宿命论换取了最令人厌恶的宿命论。与帕尔乌斯形成对比，罗莎·卢森堡致力于预先教育无产阶级革命派，并尽可能在组织上使其团结起来。在波兰，她建立了一个非常严格的独立组织。最多只能说，在她对工人运动的历史哲学评价中，先锋队的预备性选择对于罗莎来说不像预期的群众行动那样重要；而列宁则没有用未来行动的奇迹来安慰自己，而是利用一个明晰界定的纲领以合法的或非法的方式、在群众组织中或是地下活动中，不断地、不知疲倦地将那些先进工人焊接成牢固的核心。 罗莎的自发论是反对僵化的改良主义机构的有力武器。尽管可以肯定还处于萌芽阶段，它还是显示了它的反动特征，因为它常常被用来反对列宁建立革命机构的工作。对罗莎本人来说，这只是偶然发生的。她在革命意义上过于现实，以至于无法将自发论的要素发展成一种完美的形而上学。在实践中，如前所述，她本人的每一步都在破坏这一理论。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她热诚地开始了组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工作。尽管罗莎在监狱里写作的、从未由她自己出版的苏维埃革命手稿[4]在理论上非常薄弱，但根据罗莎随后的工作可以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即她一天比一天更接近了列宁在理论上明确界定的关于自觉的领导和自发性的概念。（肯定是这种情况导致她没有公开自己的反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手稿，这份手稿后来被极为可耻的滥用了。） 让我们再次尝试将自发的群众行动与有目的的组织工作之间的冲突应用到当前的时代。世界大战以来，所有文明国家和半文明国家的劳苦大众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力量和无私的代价！人类以往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在这一点上，罗莎·卢森堡相对于市侩、打手和埋头直行的自我陶醉式官僚保守主义的傻瓜们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正是这些不可估量的能量浪费，才构成了无产阶级在法西斯主义成功前进中大倒退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的形势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所决定的。工人运动的领域今天仍然被破产的旧组织的巨大残余所拖累。在无数的牺牲和失望之后，至少大部分欧洲无产阶级已经退缩到了自己的外壳里。它从痛苦的经历中，有意识地或半有意识地吸取了决定性的教训：伟大的行动需要伟大的领导。在当前事务上，工人们仍然将选票旧投给旧组织，但仅限于他们的选票而决不是他们无限的信心。另一方面，在第三国际惨痛崩溃之后，要想让他们对一个新的革命组织充满信心，就要困难得多。无产阶级的领导危机正在于此。在这种情况下，与有目的地选拔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干部相比，唱一首关于不确定的未来群众行动的单调歌曲的行为意味着从事一项彻底的反动活动。这正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所在。 当然，一个老派的左翼社会主义工人党人[5]可以召唤起自己马克思主义者的追忆以阻止自发论的野蛮狂潮。这些纯粹书面的保护措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迈尔斯[6]（和平方案的可爱的缔造者和《青年公报》法文版文章的同样可爱的作者）的学生们叫嚣着即使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行列中也算是最无耻的有关自发性的谰言。施瓦布[7]的实用策略（狡猾的“不言而喻”以及对未来群众行动和自发的“历史进程”的永恒慰藉）也意味着对被彻底扭曲和篡改的卢森堡主义的战术利用。而在“左翼分子”、“马克思主义者”未能公开打击他们所在党的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情况下，他们的反迈尔斯文章就具有了寻找不在犯罪现场证明的理论性质。当一个人蓄意参与犯罪的时候，这样的不在场证明就真的变得很有必要了。 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当然不能用抽象的公式来克服。这是一个极其枯燥的过程的问题。但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过程即不是意识活动的客观前提，而是一系列不间断的思想、政治和组织措施，目的是将世界无产阶级的最优秀、最自觉的分子融合在纯洁的旗帜下，这些分子的人数和自信心必须不断得到加强，他们同广大无产阶级的联系必须发展和深化——一句话：在新的、极为困难和艰巨的条件下，恢复无产阶级的历史领导地位。最新的自发困惑论者几乎没有权力提及罗莎，就像那些可怜的共产国际官僚没有权力提及列宁一样。撇开已为事态发展所克服了的琐事不谈，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我们为第四国际所做的工作置于“三个L”的标志之下，即不仅在列宁的标志下，而且也在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标志下。 注释： [1]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s）成立于1931年，由左翼社会民主人士和前右翼共产党人合并而形成的德国中派主义团体，其中一些领导人曾短暂支持托洛茨基在1933年倡导的新国际;其大部分成员最终回归社会民主党——编者 [2]法国斯巴达克斯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左翼中一个支持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派主义小团体。 [3]比利时《社会主义行动》是比利时工党左翼的刊物。 [4]即卢森堡在狱中所写的《论俄国革命》，1922年由保尔·列维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书名是《俄国革命——评判的评价》。 [5]《托洛茨基文集1935-36》中这一人被换成保尔·弗勒利希（PaulFroelich,1884-1953）,他曾参与德共右翼反对派，1932年领导一支少数派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二战后，回到西德，加入社会民主党。他写了卢森堡传 [6]本名WalterLoewenheim，德国一个小中派主义组织（1931年起叫做新开始）的领导，希特勒上台后在社会主义工人党流亡者圈子内，有一些影响。 [7]吉姆·施瓦布，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9年因支持共产主义右翼反对派被开除出党。1932年离开右翼反对派，1939年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巴黎的流亡者委员会领导人。二战后回归斯大林主义，在东德政府任职。
给法国工人的一封公开信——史大林的背叛与世界革命（托洛斯基，1935年6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给法国工人的一封公开信 ——史大林的背叛与世界革命 托洛斯基（1935年6月10日） 来源：《斗争》杂志1936年第1期第4-5页。录入者：阿芬 说明：按刊载的原译文打字。如“史大林”等译名不作改动。文中有时用“布尔塞维克”，有时又译为“布尔雪维克”。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今天要离开法国了，这件事最后尽我能够把我的情形公开陈述给你们：在我居留在法国这期间，我是被判定着必须保守沉默的。 两年前，达拉第的“左派”政府，在它的蜜月的几星期内，允许我在法国居住，并可以享受别的外国人所享受的一切权利。但事实上，我不许住在巴黎，并且我立刻发现我是在警察的严厉监视之下。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以后不久，内政部长萨尔鲁在报纸上凶猛地煽动之后，即签发命令驱逐我出法国。但找不到允许我去住的外国政府。这便是直到现在那驱逐令才发生效力的唯一原故。经过国家保安处的传达，我被准许居住在某地方，在警察严厉监视下的一个小村子里。因此，在我去年在法国暂住的期间，我是和外部世界相隔绝的，隔绝的程度比较我在基马尔的警察监视下住在土耳其的普伦基堡岛上时还要厉害。这样的，激进党政府的入境许可证变成为一种特殊的圈套了。 我决不想抱怨第三共和的政府。那些最“民主”的部长们，恰和最反动的部长们一样，是以保持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为他们的任务的。我是革命党的一个党员，这党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从这样不可调和的冲突中必然要产生斗争，和斗争的一切后果。这里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呀！ 但如果我可以叫你们注意到像我在法国居住状况的这样小事情。那只是因为这个插话是与共产国际的政策有极密切的联系的，这国际今天已变成工人阶级历史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了。 两年前，人道报每天都反复着说：“法西斯的达拉第所以邀社会法西斯的托洛斯基到法国居住，为的是想借他的帮助去组织对苏联的军事干涉。”有不少的忠诚而朴素无知的人都相信了这一胡说，正如一九一七年春天几百万的俄国农民、兵士甚而工人都相信了克伦斯基所捏造的，说列宁与托洛斯基都是“德皇威廉的奸细”的胡说一样。人们不应该埋怨未受教育的被骗的民众——应该来启发他们。但人们却可以而且应该埋怨那些有知识而故意传播谎语与谰言以愚弄劳苦群众的棍徒。这些有知识的棍徒即是所谓共产（？！）党的领袖们：嘉兴、杜来兹、维兰古社里叶、邬克罗等等。 今天，谁都知道，这些先生们已经和那“法西斯”的达拉第组织了一个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史大林派，已经完全不再谈法国帝国主义干涉苏联了。反之，现在他们希望从法国资本家与苏联官僚的军事联盟里得到和平的保障。由于史大林的命令，今天嘉兴杜来兹之类正在号召法国工人拥护他们那国民军事主义，即拥护阶级压迫与殖民地奴化的工具。这些造谣诽谤者已经迅速地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自己了。昨天他们还诽谤我和达拉第联合，说我是法国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但今天他们自己却真的和达拉第、赫礼欧与拉伐尔订立了同盟，并还躲到法国帝国主义的战车里想保护自己。 现时，诽谤造谣的先生们正在说（举例，看比利时史大林派的报纸），托洛斯基的政策与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政策不是替赫礼欧和达拉第服务，而是替希特勒服务，这就是说，不是替法国帝国主义而是替德国帝国主义服务。但是这种新的诽谤里却响着过于陈旧的听熟了的曲调。在帝国主义大战时，因为我采取一种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立场，社会爱国主义者诸先生们，莱诺德、范第文、塞维拉和嘉兴等，都攻击我“帮助”德国的军国主义而反对法国的民主主义。就因为这个理由，白里安马尔维政府在一九一六年驱逐我出法国。并且在同时期，老资格的嘉兴“为了法国民主主义的利益”，即接受帝国主义政府的训令，送金钱给莫索里尼作为宣传费以鼓励意大利参战。这一切事实都不断记载在报纸上，并且也是很容易证实的。嘉兴对于这事实也从没有企图否认过。 现在，嘉兴又在从事于那在帝国主义大战中很污辱了他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工作。嘉兴之后跟随着其他法国共产（？！）党的全体领袖。这些人不是革命家，而是机械的执行者。上报命令他们做什么他们即做什么。只有马尔第在某一时期曾表现得算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他的过去是值得尊敬的。但共产国际的环境，也已经设法在腐化他。 为证明他们转向社会爱国主义是正当的，这些绅士们就呼救于“保护苏联”的必要。但这个论据是完全错误的，大家都知道，就是那“国民自卫”的理论也只是一种面具，用这面具，剥削者去遮盖他们那为战利品的抢劫贪欲与流血争夺，并把他们自己的国民变成炮灰。但是，如果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平素都主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永不能并且也永不要保护它自己人民的真实利益，那么，现在我们怎能又忽然相信它是能够保护苏联的真实利益的呢？是否有人还能一刻怀疑，一遇到便利的机会时，法国帝国主义将要动员它的一切力量去推翻苏联的社会主义化的财产制，而恢复那里的私有财产制呢？如果真实情形是这样，那么，只有工人阶级的骗子们才能够粉饰他们自己的军国主义，直接或间接，公开或秘密地维护法国资产阶级和它的外交政策。史大林与他的法国的仆从们恰都是这样的骗子。 为遮盖背叛，他们当然要呼救于列宁——正像列巴、保罗佛尔、龙桂以及其他的机会主义者之有权利呼救于马克思一样。人道报几乎每天都引证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这信说明一九一八年初列宁怎样接见了一个法国的忠□，利用他的帮助去抵抗已经开始了的作新的进攻的德国人。引证这个意□论据的目的不是要证明这问题，而是（相反？），要向工人眼中抛沙土。我们将立刻明瞭地证明这个。 谁要否认苏维埃政府有权利利用帝国主义者间的冲突，或者在必要时对帝国主义者作各种让步，那自然是可笑的。罢工工人也常利用资本家企业间的竞争，并对资本家让步，并且在不能取得胜利时甚而还屈服于他们。但是因为这点，工会领袖是否便有权利去和睦地向资本家合作，粉饰他们，并变成他们的雇佣呢？没有人会说不得已而屈服的罢工工人是骗子。但鲁五克这个人，为了对资本家维持和平与和好，而瘫痪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们不但有权利并且还有义务去公布他是工人阶级的骗子。在列宁的布勒斯特政策与史大林的法苏联合政策之间的不同，正像部分地失败以后被迫而对阶级敌人让步之革命的工会政策与自愿成为阶级敌人的盟友与仆从之机会主义政策之间的不同一样。 列宁接见了那反动的法国官吏。在那几天内我也抱着这样同于列宁的目标而接见了他：鲁白沙克把我们道路上的桥梁炸毁使我们的军需不至于落到德国人手里。只有完全轻狂的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把这样的“和解”看作背叛。在这些日子里，法国的正式代表接见我并在各方面都给了帮助——军火与粮食。我们很透彻地知道他们的目的是想把我们牵连到对德战争中去，但德军事实上正在向我们进攻，而我们是软弱的。在此情形下我们有权利接受法国参谋部的“援助”吗？当然是有的！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我向党的中央提出了这样一个动议。这动议的原文刊载在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央委员会正式会议记录里。动议是： “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党执掌着政权并正在对德战争时，我们可以经过国家机关用一切方法去取得必要的物品以武装并供给我们的革命军队，抱着这个观点可以尽可能地在各方面设法取得这些物品，而且也可以从资产阶级政府手里取得。当这样作时，（我们的）党保持它的外交政策之完全独立，不在政治上对资本主义政府让步，在每个事变里都从自便的观点下去提出建议。” 列宁没有参加这一次中委会。他送来了一个通知。通知的真实原文是：“我赞成接受英法帝国主义强盗的马铃薯与军器”。这便是那时的布尔塞维克中央委员会利用资本主义的冲突之事实：同帝国主义订立实际协定（“接受马铃薯”）是完全允许的；但绝不允许同“帝国主义的强盗”建立政治的结合。 史大林的罪恶不在于他同阶级敌人建立了各种的实际协定：这些协定或许对或许不对，但在原则上是不能反对的。他的罪恶在于他赞成了帝国主义政府的政策，这些政府是保护那抢劫的与强夺的梵尔赛条约的。史大林还不曾从帝国主义强盗手里得到一点“马铃薯”，但他已经同他们建立了政治上的结合了。 法国资产阶级不需斯大林的拥护，已能够加强它那压迫六亿殖民地奴隶的兵力了。如果他要求这拥护，这只是因为它想削弱并腐化法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那对法国帝国主义的赞美歌上签名的时候，史大林的行动绝不像一个被压迫而暂时屈服给资本家的罢工工人，而像一个软化工人斗争的工贼。 ※※※ 史大林与共产国际领导之背叛，在现在苏联统治层之特性上表明出来：这是一种享受特权的无有监督的官僚层，它高居在人民之上并压迫人民。马克思主义教给我们存在决定意识。苏联埃的官僚层是最怕批评、运动与危险的：它是保守的，它贪婪地保卫它自己的特权。在绞杀了苏联工人阶级以后，它对世界革命早就失掉了信仰。如果劳动群众都闭起口，忍受着并服从着，它便答应给你建立个“一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 对于保卫苏联这问题，这个官僚层把希望放在它的政治的伶俐上、李维诺夫的外交上，对法国和捷克的军事同盟上，而不放在革命的无产阶级身上。反之，它还害怕法国或捷克工人之不经意的行动会惊坏了它的新的同盟者。阻碍“同盟”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成了它的任务。所以，史大林背叛的根源，是苏维埃官僚的国家保守主义，是它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仇观〔视〕。 ※※※ 史大林背叛的各种后果，直接地在法国共产党政策之剧烈转变上表现出来，这党不是被工人选举的领袖所领导，而是被史大林的代理人所领导的。昨天这些绅士们还在乱说着遇到战争时候的“革命的失败主义”。今天他们为了保持和平却已采取了“国民自卫”……的立场。他们一字一字地说着资本主义外交的公式。因为每个帝国主义的强盗都赞成和平，所以他们也都缔结联盟，增加武装，制造毒瓦斯，培养毒菌——仅仅是“为了和平”。谁要说“法苏协定是和平的保障”，谁就不但对苏维埃政府负起责任，并且还对法国的证券市场、总参谋部、以及这参谋部的毒气毒菌负起责任。 人道报写道，法国政府将会发现自己是“在法国工人的统制之下”。但这只是可怜的煽动者的一种空洞的成语。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一个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曾经“统制”过资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呢？当一切权力都在资产阶级的手中时，无产阶级怎能完成这种“统制”呢？为要领导军队，便必须推翻资产阶级并夺得政权。此外别无道路。但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却表现着放弃了这唯一道路。 当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宣布说遇到战争时他预备去“统制”（即是说，去拥护）它自己的国民军国主义而不预备去推翻它时，这政党即在这件事上变成了资本家的家畜。无有丝毫根据再害怕这样一个党：它已不是个革命的老虎，而成了个驯顺的驴子了。你可以饥饿它，鞭打它，侮辱它——它还要拉爱国主义的车子。它或许时常仅只可怜地叫几声：“看上帝的面子，解除法西斯团体的武装”。为回答这种叫声，它将要多挨几下鞭子的抽打。而且是应该这样的。 共产国际曾把苏联的加入国联和签订法苏协定描写作无产阶级与和平的最伟大的胜利。但这胜利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呢？ 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八年通过的纲领上写道：“（国联的）主要目的是制止革命危机之自动的发展，并用封锁与战争的手段绞杀苏联”。极其当然的，在这种情形下，苏联的代表是不能参加国联的，即世界帝国主义反革命的总参谋部。 但是从那时以后国联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为什么苏联觉得必须加入国联呢？这里我们所得到的是谁的胜利？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欺骗了工人。法国资产阶级如果发觉苏联还有革命的成分，那它是决不会与之成立协定的。世界革命之极端衰落是苏联加入帝国主义的战争营垒之唯一原因。 的确，如果苏维埃工业没有这样高度的成功，如果苏维埃没有坦克与飞机，是没有人会看重苏联的。但叫人看重的方法多得很。如果苏联仍然是国际革命的堡垒，如果共产国际发动胜利的进攻战，那么，法国、英国、意大利的统治阶级将毫不犹豫地加强希特勒的兵力使向苏联进攻。但在现时，在中国、德国、奥国与西班牙的革命消沉了以后，在欧洲的法西斯蒂成功了以后，在共产国际倒台与苏维埃官僚全国腐化了以后，法英意的资产阶级答复希勒特道：“为什么要冒远征苏联的危险呢？不须远征，史大林已在步步成功地绞杀革命了。和他成立一种谅解是需要的”。 ※※※ 法苏协定不是一种和平的保障——好个不害羞的胡说——而是一种为了应付战争的买卖。这个协定对于苏联的利益，至少说是可疑的，只在得到罗加诺条约的共同签字国，即英意的同意时，法国才会“有责任”地成为苏联的帮助者。这就是说，如果法帝国主义觉得在紧急关头牺牲苏联去与希特勒成立一种协定是较为有利益时，英国与意大利是随时都可以帮助这种“背叛”使其合法化的。人道报事实上对这种限制的条文保持极沉默的态度。可是，一切都连系在这种条文上。协定束缚了苏联，而却曾会束缚法国！ ※※※ 我们姑且承认：苏维埃官僚在作了一切错误与罪恶以后实际上除过法国订立这种含糊的不明确的军事同盟以外，已毫无能为了。因此，苏维埃除过批准史大林拉法尔的协定外，已无别的救星了。但着眼到法国这方面，问题便完全两样。法国无产阶级应该不许它的资产阶级隐藏在苏维埃官僚的背后。法帝国主义的目的在和苏联签订了条约以后仍是这样：保障旧有的贼赃；预备抢夺新的贼赃；预备法国人民的新的动员；利用苏维埃无产阶级的血。如果国会中的共产党与社会党的代表，都投票赞成法苏协定，那他们不过是再一次地证明了他们之背叛无产阶级！ 如无反对本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反战斗争是不可以思议的。如无反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与同盟者即改良主义者与史大林主义者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不可以思议的。无情面地肃清工人阶级的组织——欺骗工人阶级的社会爱国主义的骗子之政治的和职工的团体，是必要的，无论它们的名子是里昂布乐木或杜来兹，鲁五克或孟摩索。 ※※※ 在法国只有一个组织忠实、坚强而努力地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这就是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组织。它的机关报是一种周刊叫做《真理报》。每个有思想的工人应该认识这报纸。 布而雪维克——列宁派在一个特别小册子里已经很明白地严密地规定了无产阶级在反战斗争中的任务，这册子叫做《战争与第四国际》。直接地了解这个册子并慎密地讨论册子中提出的诸问题，也是每个先进的无产阶级的义务，无论就他个人说或就他的阶级说。 继承改良派的旧背叛而发生的史大林派的背叛，使一切无产阶级组织必须彻底改造。新的革命党是必要的！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国际组织所从事的活动的内容，都在于要完成这种历史任务。 史大林的背叛并不使我们惊异。一九二四年以后当苏维埃官僚背弃了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而主张“一国社会主义”的学说时，我们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伪诈的人与庸俗人都说我们反对史大林的斗争是“个人的”斗争。现在就是瞎子也能确识〔认〕我们的斗争是为保持国际主义与革命的基本原则而发动的斗争。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曾千百次地说：“揭破一个史大林你将找到一个机会主义者”。今天，连揭破都不需要了。史大林主义者实际上站在工人阶级运动的极右翼，而就他们不断用上革命的权威来遮盖他们自己这一点说，他们比较旧的、传统的机会主义者要无限地有害得多。 史大林派对于布尔塞维克——列宁派（“托洛斯基主义者”）的忿恨，是保守的官僚们对于真正革命者的忿恨。在反对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斗争中，这种害怕失掉权力和薪俸的官僚是无论什么卑鄙恶劣的手段都用得出的。 在实行他那最近一次的公开背叛以前，史大林第一百次地执行了一个反对苏联国内左翼的新暴行。他对反对派的人开了许多次欺诈的审判，藏起他们的真实意见而拿他们从未犯过的罪行加在他们身上。这样，过去共产国际的主席齐诺维夫被判了十年的监禁，仅只因为他在许多次的动摇与犹疑以后不得不承认了史大林政策之罪恶的特性。 苏维埃官僚在审判暗杀基维夫的恐怖主义者时，想经过一个挑拨者而牵累到我。在今年初，史大林逮捕了我的儿子，他是个青年科学家，忠实的苏维埃工人，与政治斗争绝无关系。逮捕的目的不但是要对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并且还要对他们的家属施行一种残酷的恐怖。官僚们在看见他们的威势与特权将要受到威胁时，是不知怜惜是什么的。在这一点上，史大林在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警察方面找到了可靠的帮助。 最近，在四月间，史大林派遣了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袖们到巴黎来，鼓励法国的革命青年转向爱国主义的立场去。这些青年官僚在社会党内部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史大林派小组织，它的主要口号是：“肃清托洛斯基主义者”！不用说，在作这样的破坏工作上，史大林阴谋团过去是而且现在也是不吝惜金钱的资本的：政见上尽管可怜，而金钱是不缺乏的。 但革命家是不会对恐怖屈服的。恰恰相反。他们的答复是加倍进攻。史大林主义现在是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灾祸。这灾祸必须铲除，剿灭，用热铁烧毁。无产阶级必须再一次地团结在马克思与列宁的旗帜之下。 ※※※ 亲爱的同志们！ 我要向你们说的话还多得很，还多得很哩。但我被迫着须立即动身：无论何时那警官都会到这里来的，他要押送我和我那斗争与流荡的忠实同伴的妻出法国国境。我要离开法国时，我热爱着法国人民，确信着法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将来，但也仇恨着法国帝国主义的伪善、贪婪与残酷。 我坚决相信劳苦民众们迟早会给我以今天资产阶级所拒绝给与的厚情。如果最近将来法国无产阶级会给我以参加他们的决定斗争的机会，只要我身体尚健，我是时刻在等待着用文字和行动来答复你们的革命的呼唤的。 现在，允许我以同志的资格热烈地握你们的手，并允许我用那四十年来领导我思想与行动的那个口号来结束这封信：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
再论波拿巴主义──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和苏维埃波拿巴主义（托洛茨基，1935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再论波拿巴主义 ──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和苏维埃波拿巴主义 托洛茨基1935年3月 有些批评家抱怨说，我们使用波拿巴主义（即拿破仑式军事独裁政策或政治体系──译者）这个词语过于广泛，并且时有不同。那些批评家没有注意到，我们在用上其它政治词汇，诸如“民主”、“专政”这些词语时，也存有着相同的状况，乃至于，更毋须说到我们在使用“国家”、“社会”、“政府”等词语时，更是这样。我们谈昔日的民主（建基在奴隶制上的），中世纪市政府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在国家意义上的），并且也谈到政党内民主、工会民主、行会民主、等等。马克思主义不能拒绝那些已经确立起来的经济概念，也无法拒绝将之应用到新的现象去，否则人类思想的传递一般而言便会不可能。马克思主义得冒着犯错误的苦恼，为每一种概念的社会内容，其每一次演变所朝着的方向作出界定。让我们回顾马克思和恩格斯吧，他们不仅对拿破仑三世的政权定性，并且也给卑斯麦的政权定性，把两者都界定为波拿巴主义者。恩格斯在1890年4月12日致佐尔格的信写道：“不管愿不愿意，今天每个政府皆变成为波拿巴主义者。”在农业陷入危机而工业一蹶不振的时候，这句话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具有或多或少的真实性。资本主义从1895年间开始的新跃进挫弱了波拿巴主义的倾向，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衰落对这种倾向则有相当可观的增强。 切尔诺夫在其著作《俄国大革命史》中带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声明，那些声明把克仑斯基政权形容为波拿巴主义的雏型；切尔诺夫拒绝这项定性，并作出格言式的脚注：“波拿巴主义以光荣之翼飞翔”。这种理论上的“飞翔”全然是切尔诺夫其人的风格，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是用肢翼而却是用特定的阶级关系来为波拿巴主义作界定。 所谓波拿巴主义，我们的意思是指这么的一种政体：在其间，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原是具有行民主政府的方法所必需的各种素质，但它为了保存本阶级的所有，不得不容忍一个冠以“救主”之名的军方和警察机器不受控制的指令骑在自己头上。这种局面由阶级矛盾变得愈发尖锐的时期所开创；波拿巴主义之目的是为了阻止冲突的爆发。资产阶级社会不止一次经历过这种时期，但那些时期，打个譬喻来说，不过是彩排而已。资本主义在当前的衰落肯定地损害了民主，并且还不止此，它更揭示出旧有形态的波拿巴主义的完全不足之处；在波拿巴主义原有的位置上，遂有了法西斯主义的到来。然而，作为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的桥梁（在1917年的俄国，则是作为民主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桥梁”），便出现了升高到民主之上和钉在两个阵营之间的“个人政体”；这种“个人政体”同时并守卫着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了充分地解决波拿巴主义这个名词，以上所作的定义便堪可足够。 无论如何，我们观察到以下的状况： 1）在针对我们的评论家中，并无一人费神来展示前法西斯政府特定的属性，如意大利的焦利蒂政府和法克塔政府、德国的布吕宁政府、巴本政府和斯莱歇政府、奥地利的杜尔富斯政府，及法国的杜梅格政府和弗朗丹政府； 2）迄今仍没有人提出另外一个名词。在我们方面，是认为没有这个需要；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运用的这个名词，我们完全称心满意。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为何这么坚持不舍？因为这个问题在理论和政策方面有着十分巨大的重要性。可以说，在一国之内，当两个分裂为敌对阵营的阶级所爆发的冲突，一旦把权力的轴心调离到议会之外，一个革命前期（或法西斯前期）便正式开始。因此，波拿巴主义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为征讨权力而把火力集中起来的最后的一个时期。斯大林主义者出于不理解波拿巴政权的本质，给出了以下这个论断：“这不是革命局势”；他们由此而对一个前革命局势视而不见。 当我们用波拿巴主义这个名词套用在斯大林政权，称之为“苏维埃波拿巴主义”，问题便变得复杂起来。我们的批评家们宣称：“啊呀，你们用上太多‘波拿巴主义’了，这个字给扩充到无可接纳的地步”，诸如此类。这一类反对声音──抽象的、形式性的和咬文嚼字式的──往往就在人们对这个题目无话可说的时候发出。 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从不曾对工人国家用上波拿巴主义这个名词；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机遇（譬如说，列宁的用语“苏维埃国家的资本主义”，显示出他会在作出必要的保留之余，会毫不犹豫地把对资产阶级政权使用的名词应用到工人国家方面）。对于老本子上没有作出指示的事，我们该拿它怎么办？尝试运用一下自己的头脑吧！ 斯大林的“个人政体”意味到什么？这个政体源出自哪里？分析到最后，这个政体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尖锐的阶级斗争下的产物。在官僚和警察机器的协助下作为统治阶层的人民的“救主”的权力及官僚的仲裁者升高到苏维埃民主之上，把苏维埃民主矮化为它的阴影。这个“救主”的客观功能是守卫新生的财产形式，其方法是通过篡夺统治阶级的政治功能。社会主义政体这个准确的特征，不正好同时是社会学对波拿巴主义的科学定义吗？ 这个名词的无与伦比的价值，在于它能让我们立刻发现它在历史上极具指导性的相近性，并且能确定形成它们的社会根基，令它们原形毕露：平民或是无产阶级势力反对执政资产阶级的攻势，就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势力反对执政无产阶级一样，有可能以完全相类（对称）的政治政体告终。这是波拿巴主义这个名词最能带出的无可争辩的事实。 当恩格斯写出“不管愿不愿意，每个政府皆成为波拿巴主义者”，他的脑海中诚然只是想到发展的倾向。在这一点上，犹如在其它事情一般，是从量变而成为质变。所有资产阶级民主都具有波拿巴主义的特点。人们并且有得当的理由从斯大林治下的苏维埃政权中发现波拿巴主义的元素。然而科学思想的奥妙之处，乃在于确定量变是在哪一个特定的时刻变为新的性质。在列宁时代，苏维埃波拿巴主义仍然是一个可能性；在斯大林时代，这个可能性成为了现实。 波拿巴主义这个名词误导了天真的思想家（切尔诺夫式的），因为它令人联想到拿破仑这个历史模范，犹如西泽主义之令人联想到裘力斯·西泽这个模范。事实上，这两个名词早已脱离了源出于其名的那两个历史人物。当我们不附带界说地谈到波拿巴主义这个名词，我们心中想到的，不是其历史模拟，而却是其社会学上的定义。同样地，沙文主义这个词是带有一般的民族主义特性，尽管它们本来出自法国资产者沙文其人，以及民族一词。 不过，在有些时候，我们在说到波拿巴主义时，脑里是有着历史上具体的相近性。因此，斯大林政权之作为波拿巴主义在苏维埃国家的对译语，也就同时披现出近乎于执政官政府（或帝国，但都是无冕的）这种政体的若干补充性的特点；而这并非出于机遇巧合──这两种政权都是随着大革命而来，并且都篡夺了革命。 我们从中看到，正确地使用──也就是说，辩证地使用波拿巴主义这个名词，不仅不会把我们引到先验图式这个思想毒瘤的方面去，而是相反的，倒是能容许我们对感到兴趣的现象作出必须而尽可能具体的界说，不把现象孤立地作为“事物本身”，而是将之和其它无数有关的现象作出历史的联系。对于一个科学性的名词，我们舍此尚有何求？ （史丹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
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托洛茨基，1935年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工人国家、政治反革命与波拿巴主义（1935年2月1日） 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 托洛茨基1935年2月1日 史丹译 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外交政策，在其两个方面的管道——居主要地位的外交管道和居附属地位的共产国际——采取了截然的转向，就是投向国际联盟，保持现状，与改良派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结成联线的政策。与此同时，国内的政策也转而朝向市场和“富裕的集体农民”。对反对派及半反对派团体以至最无批判性的个别分子的最新一轮的攻击势头，还有党新近的大规模清算行动的目的，都是让斯大林肆无忌惮地走上右倾的路向。目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是回复到过去的固有路线上（把一切寄托在富农身上，与国民党及英俄委员会结成同盟等等），只是这一次的规模更加浩大，条件也是无比艰巨得多。这个路线将把苏联领往什么方向？“热月”一词再次不绝于耳。不幸的是，这个词被用成了陈词滥调，已经丧失掉它的具体含义；要界定斯大林主义官僚目下正在经过的这个阶段，或是它正在准备的大灾难，这个词语显然是已经不敷应用，无法做这个界定了。我们必须首先确立起我们的术语。 昔日就“热月”的争论 “热月”的问题，是和苏联左派反对派的历史紧密相联的。要在今天确定是谁首先用上热月这个历史比拟词，实在不容易。无论如何，1926年时就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大致如下：“民主集中制派”团体（V．M．斯米尔诺夫，沙普伦诺夫等人在流放期间被斯大林被追逐致死）宣布：“热月是个既定的事实！”接受不什尔维克-列宁派——左派反对派——主张的人士明确地否定了这个论断。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裂。事实证明是谁正确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确立各个团体对“热月”的含义的理解。有关于历史的模拟，允许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正因这样，历史模拟往往容易被人滥用。 老布尔什维克学派最优秀的代表之一，已故的V．M．斯米尔诺夫认为，工业化之堕后，富农和新经济人（新资产阶级）的生长，新经济人和官僚层的联系，最后是党的堕落，这一切发展到了如此深的程度，使得苏联不通过一场新的革命就无法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无产阶级已经丧失权力。随着左派反对派的粉碎，官僚开始表示有意恢复资产阶级的政体。十月革命的基本成果已经荡然无存。上述就是“民主集中制派”的立场的精粹。 左派反对派则认为，尽管国内无疑已经有双重政权在萌芽，但从这些元素过渡到资产阶级霸权之间，除了通过反革命颠覆之外，不可能经由其它手段来发生。官僚机构诚然是已经和新经济人和富农联系起来，但其主要根须仍然在工人阶级之间扩展。官僚在进行打击、反对左派反对派的斗争其时，背后无疑拖拽着有着新经济人和富农形状的沉重尾巴。但这条尾巴不久将会对它的头颅，也即是执政的官僚发出攻击。在官僚队伍里必然要发生新的分裂。中间派官僚的基本核心在面临反革命颠覆的直接威胁的时候，将会向工人阶级寻求支持，以打击日益增长的农村资产阶级。冲突的结果仍远未到胜负已有定案的时候。要把十月革命埋葬，尚言之过早。粉碎左派反对派带动了“热月”的工作，可是“热月”仍然不曾发生。 为了让布-列派的立场的正确性从所有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展现出来，我们只需要在继后的事态发展的光照下，对1926年至1927年的争论要点作出准确的回顾便可以了。早在1927年，富农通过拒绝提供集中在他们手中的面包，向官僚施予一击。1928年，官僚层发生了公开的分裂。右派主张向富农作更多让步。至于中间派，他们拿了与右派连手合力粉碎左派反对派的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在工人阶级之中寻得支持，把右派打垮，并且走上工业化乃至集体化的道路。在付出了无数不必要的代价之后，终于挽救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布列派的论断（更正确地说，是布列派论断的“最适度的变体”）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在这一点上今天是不会有任何争议的了。生产力的发展，并非通过恢复私有财产的方式进行，而却是通过计划管理方式在社会化的基础上进行。这项事实在世界历史方面的重大意义，只有政治上盲从的人才会毫不知情。 热月的真正意义 时至今天，我们已经能够而且必须承认，热月这个模拟毋宁是把问题搞浑而不是澄清。1794年的热月在国民公会中产生了权力的转变，权力从一部分胜利的“人民”中转到其它阶层，从一个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团。热月是反革命的吗？对在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给“反革命”这个概念的意义在特定情况中的范围有多宽。1789年到1793年的社会颠覆的特性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本质上，它不过是用“自由的”资产阶级财产替代固定的封建财产。“对应”这场革命的反革命，必会重新获得封建性质。但热月甚至没有任何企图走上这个方向。罗伯斯庇尔向中层资产阶级的执政团手工业者寻求支持；波拿巴则与银行界结盟。可是，所有这些转向——它们诚然不仅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并且也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俱是在崭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崭新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上发生的。 热月是在革命的社会基础上运行的反动 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具有相同的重要性，这是反动道路上的下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恢复旧有的财产形式，或是恢复从前的统治等级权力，而是在胜利的“第三等级”的不同部门之间瓜分新生的社会政体的成果。资产阶级吞占了越来越多的财产和权力（不论是直接地，实时地，或是通过特别的代理人像波拿巴特而吞占），毫无意思去反对革命的社会成果；与此相反，资产阶级孜孜以求的是把财产和权力巩固起来，组织起来，予以稳定。拿破仑守卫资产阶级的财产，其中也包括农民的财产，以防范“乱民”或被褫夺了财产的财主的诉求。封建的欧洲把拿破仑视为活生生的革命体现，对他恨之入骨，按照它的标准，它是正确的。 对苏联作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今天的苏联无疑与列宁在1917年描绘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类型，没有几分相似之处（没有常设的官僚或没有常设的军队，群众在不论何时，“不论对谁”皆有权撤换所有当选官员，并且有权对他们予以积极管制，等等）。官僚统据全国，以及斯大林统据全体官僚，已差不多达到极致。但从这里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有一些人，他们会说，既然这个从无产阶级革命中出现的实在的国家与理想中先设的规范互不对应，所以他们便掉身不顾好了。这是政治势利眼，在和平主义者，民主人士，自由意志论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间，一般的极左派圈子中屡见不爽。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会说，既然这个国家经由无产阶级革命而生，所以任何对她的批评都是亵渎和反革命。这是伪善者的论调；在这声音背后往往隐藏着那同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中的若干集团，或是埋藏着工人官僚的若干集团的直接物质利益。上述两类人——那些政治势利眼和政治伪善者——根据个人的境遇而随时能够对调。我们且不必管他们也罢。 马克思主义者会说，当前的苏联和苏维埃国家先设标准明显的不相近；可是，且让我们探索我们在制定纲领性的标准时未能预见到的东西吧。此外，我们还要分析是什么样的社会因素对工人国家造成扭曲；要再一次检视，这些扭曲是否有延伸到国家的经济基础方面去；也就是说，去看无产阶级革命得来的基本社会成果是否得到保存，如果这些都被保存下来，那么，就让我们找出那些成果是朝着哪个方向发生改变；我们并且要找出，在苏联和全世界范围内，是否具有可能促进和加快进步性的发展趋势的因素，以压倒反动的因素。像这种处理问题的态度是复杂的。这种态度不会为懒惰的脑袋带来现成的答案，虽说那却是他们最甘之如饴的。不过，持这种态度所得到的回报，是能够免于受到势利和伪善的磨擦，并且还存在着对苏联命运发挥积极的影响力的可能性。 “民主集中制”团体在1926年宣布工人国家已被肃清其时，显然是把仍然活着的革命埋葬。和这个立场鲜明对照的是，左派反对派为苏维埃政权制定出一套改革方案。斯大林主义官僚之作为一个特权阶层，为了守卫自身，牢固树立这个特权阶层，因而把左派反对派捣个粉碎。可是，就在斯大林主义官僚为自保地位而作斗争的时候，它发现自己被迫采取左派反对派纲领内的所有措施，因为唯有所有那些措施才有可能拯救苏维埃国家的社会基础。这是无价的政治教训啊！这则教训显示了特定历史条件——农民的落后性，无产阶级的困乏和缺乏西方的决定性支持——是怎样为革命的“第二章”作出准备；革命这“第二章”的特点，是由保守的国家官僚对无产阶级先锋队进行镇压，粉碎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而表现出来。但是，就在这同一个例子里，显示了革命的“第一章”即使受到“第二章”的胜利者的恣意践踏，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怎样的使马克思主义团体从这样的发展中取得成果。 肤浅的唯心论者那种在现成的规范下运作、把活生生的发展过程机械地套入自己那一套标准的思想模式，会很容易使人的热情虚脱。只有教导人们从所有事物的发展过程及其各种内部力量的冲突之间做观察的辩证唯物法，才可以赋予思想和行动所必要的坚定。 无产阶级专政和官僚专政 我们在之前的多篇著作中，已经确立了这个事实：苏维埃社会虽然有着很多经济成就——这是由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决定的——它完全保留了一个互相矛盾的过渡性质；而且，从它的生活条件的不平等性和官僚具有的特权来衡量，这个社会仍然更为接近资本主义的政体，而非未来的共产主义。 同时，我们也确定了另一个事实：即苏维埃国家虽然有万恶的官僚堕落，但只要她一天仍是在生产数据国有化的基础上保证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便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历史工具；而且，正是在生产数据国有化的基础上，她为贫苦大众在通过社会不平等肃清之后而达致真正的解放提供了条件。 谁要是对这两个基本前题不予深思和接受，谁要是总的来说没有研究布-列派自1923年以来有关苏联问题的文献，便有失去对每宗新的事件抓得要领的风险，同时也有摒弃马克思主义分析而陷入怨艾尤人的风险。 苏维埃（说反苏维埃会是更为正确）官僚主义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社会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社会矛盾（这两种矛盾并不是对等的），民族共和国和地区之间的社会矛盾，农民不同群体之间，工人阶级不同阶层之间，不同的消费者群体之间，和最后是苏维埃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与它所处的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种种社会矛盾下的产物。在所有关系都以金钱来计算的今天，经济性的矛盾带着非比寻常的尖锐性走到最前列。 官僚层把自身凌驾在贫苦大众之上，对这些矛盾做出调节，利用这种调节功能以巩固它的控制。官僚以其不受控制、自把自为、目空一切而积累了更多新的矛盾。官僚借助新的矛盾而制造了官僚专制主义的政权。 官僚层内部本身的矛盾造成了拣摘参谋部要员的政体；在特选的任命中所需要的纪律形成了寡头统治，乃至对战无不胜的领袖的个人崇拜。这同一个政体推广至工厂，集体农庄，大学和政府之内;领袖担当其忠心耿耿的军队的首脑；众人则追随领袖，处处唯命。斯大林按其本性，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群众的领袖；他是众官僚“领袖”的领袖，是他们的尽致，他们的化身。 经济任务越趋复杂，人民的要求和涉及的利益更多，则官僚政体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便更形尖锐，官僚为了保存地位所作的斗争便更为粗暴，更加玩世不恭地诉诸暴力，欺诈和贿赂。 政治政体面对经济增长和文化发展的不断恶化——这个昭然若揭的事实有以下的解释：在极大程度上，凡压迫，迫害和镇压在现时不是用来保卫国家，而是用来保卫官僚的统治和特权。这就是日甚一日地需要用欺诈和各种各样手段的大混合来把压迫掩饰起来的原因。 “像这样的国家，能称得上是工人国家吗？”各种道学家，唯心主义者和“革命性”的势利小人嗤之以鼻地说。另一些较为谨慎的人则作出如下表达：“分析到底，这或许是个工人国家，但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荡然无存了。眼前这个是处在官僚专政下的堕落工人国家。” 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去重新展开全面的争论。在有关我们立场倾向的文献和正式文件里，就此问题必须发言之处已经全部论到。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没有人试图对布-列派的立场作出驳斥，纠正或补充。 我们在此仅限于讨论这个问题：能够把官僚在事实上的独裁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吗？ 专政这个词有时会用于限定的政治意义方面，而有时会用于更深刻的社会学意义方面，这个事实使得给该术语作界定产生困难。我们会说“墨索里尼的专制”，并在同一时间，又会声言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金融资本的工具。哪一方面是正确的呢？两者都正确，但正确的层面不同。说全部的行政权力都集中于墨索里尼一身，这是无可争议的了。然而，国家全部活动的实际内容是由金融资本的利益来支配主使，同样是不争的事实。一个阶级社会的统治（其专政）可以有甚为迥异的政治形式。从中世纪到现代，资产阶级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苏联的经验已经足够把这社会学的同一条规律引伸开来——在附以所有必要的变更之下——适用到无产阶级专政。从征服政权到工人国家消融到社会主义社会中间时期里，无产阶级统治的形式和方法，有可能变化多端，视乎内外阶级斗争的路向而变易。 因此，斯大林当今的统治和革命初年的苏维埃统治绝无相似之处。一个政权之取代另一个政权并非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而是经历了一连串的措施，通过由官僚向无产阶级先锋队发起的多次小型内战而发生。历史分析到最后，是社会矛盾的压力令苏联的外交爆裂。官僚层利用了社会矛盾而从群众组织的手中抢夺了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谈官僚专政，甚至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专政。可是，仅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所创建的那些生产关系决定着官僚专政的社会内容，官僚的篡权才有可能发生，才有可能维系自身。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有充分的理由说，无产阶级专政从官僚中得到扭曲的然而是不容置疑的表达。 必须修正历史模拟，予以纠正 在俄罗斯反对派和国际反对派内部的争论里，我们对热月的有条件的理解，乃热月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第一阶段，其目标是反对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尽管在过去，论战的内容，并没有受到这种理解的干扰，然而，历史模拟日益被加上与现实无关的，纯粹是条件性的属性，而对苏维埃国家的最新演变需要作分析，这个需要同条件性的属性发生的矛盾日益增加。只消提出这个事实便够了：我们自己经常谈论——而这是有着充足理由的——斯大林的公民表决式政权或波拿巴主义政权。然而法国的波拿巴主义是尾随热月而至的。我们要是留在历史模拟的框架内，便必须自问这个问题：既然仍未发生苏维埃的“热月”，那么波拿巴主义又是从何而来呢？我们在毋须对以前的评估做本质上的改变之际——那是毫无必要的——必须彻底修正这项历史模拟。这么一来，将有助我们在更近的距离上观看某些旧有的事实，对某些新的表征则有更佳的理解。 热月9日的政变并没有肃清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战果，但确实把权力转移往资产阶级社会较为富庶的分子，那些更为温和保守的雅各布宾派的手中。人们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对苏维埃革命在很久以前发生之右转视而不见；这个转向全然类似于热月[热月反动]，尽管节奏上较为缓慢，在形式上有更多伪装。苏联官僚对付左派的阴谋在最初阶段之所以能够保有相当“干净利落”的特性，乃由于在执行方面，这场阴谋本身比即兴发生的热月9日更为有计划和彻底得多。 从社会方面来说，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为单一，然而无产阶级内部自有着整一系列的层分级别；夺取政权后，在官僚和工人贵族与权力挂钩逐渐成形的期间里，表现得分外明显。在最直接、最实时的意义上，捣碎左派反对派就意味着权力从革命先锋队手中移交到较为保守的官僚和工人阶级最上层的手中。1924年这一年，就是苏维埃热月展开的一年。 当然，问题涉及历史的类同性，而非历史的一致性；社会结构和时代上的差异是历史模拟的局限性。但这个特定的模拟不是表面上的，也不是出于偶然：是革命与反革命时期内阶级斗争的高度紧张决定着这个特定的历史模拟。在法国和苏联这两个例子里，官僚层俱是凌驾在令新政体得保胜利的平民民主的背上。雅各布宾俱乐部被逐渐绞杀。1793年的革命者战死战场；他们成为外交人员、将领；他们在压迫重槌之下倒下……或转入地下。继之而起的是另外一些雅各布宾党人，他们成功地摇身变为拿破仑的宪兵。这批人当中，充斥着为数愈来愈多的旧有党派的变节者，昔日的贵族以及粗鄙的野心家。至于俄国方面吗？是同一帧的堕落图像，只不过幅员更浩大，背景更成熟，由最先是苏维埃狂热的棍子和党棍，逐渐过渡到凭借“至为热爱的领袖”而巧取豪夺的各级书记，在130-140年后再扮演一次。 在法国，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致令波拿巴主义热月政权得到长时间的稳定。幸运者，掠夺者，官僚的亲戚和盟友鱼肉自肥。幻灭的群众听命屈从。 国有化生产力从1923年开始，令苏维埃官僚出人意料的飞升，为官僚层的稳定创造了必要的经济前提。经济生活的兴旺为积极能干的组织者、机关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充沛活力提供了出处。这批人的物质地位和道德地位迅速得到改善。与统治圈的顶层密切相系的一个广泛的特权阶层创立起来了。劳苦大众要么生活于期望，要么陷入漠不关心。 企图把俄国革命的不同阶段，逐一套入法国临近十八世纪末时发生的相若事件，是迂腐的做法。可是苏维埃现行的政权和法国第一执政[1799-1804]时候的政体，尤其第一帝国临近之时的执政府末期的政体的相似性，确实醒人耳目。尽管斯大林缺乏胜利的神采，他在组织一个阿谀奉承者的政体方面，无论如何都超过波拿巴一世而无不及。斯大林那种权力，只能借着把党，苏维埃，以致工人阶级整体绞杀，才能获得。斯大林所凭借的官僚层，同一个既成的民族革命结果有物质上的联结，但这个官僚层和发展中的国际革命毫无联系。今时的苏维埃机关人员之和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派的差别，就和拿破仑治下的将军和宪兵之与革命的雅各布宾派的差别一样，全无二致。 热月党人和雅各布宾人 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最近向英国工会人士成员的一个代表团，解释斯大林派对“反革命”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审判的必要性和理据。这个惊人的插曲——不过是成千上万宗插曲的区区一件——立刻把我们带入问题的核心。我们知道季诺维也夫分子都是些什么人。不论他们犯过多少错误，有过多少摇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是“职业革命家”式的代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问题，这些问题已注进他们的血液中去。迈斯基是何许人呢？此人是孟什维克右派，在1918年与他所属的党破裂，好让自己空出身来，以便在白军高尔察克的庇护下，有机会到跨乌拉尔地区白党政府里当个部长。就在高尔察克被歼灭之后，迈斯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掉过脸来朝向苏维埃。对于这一号人，列宁——我与他一道——最不信任，更不必说嗤之以鼻了。现在跻身大使行列的迈斯基，指控“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致力于煽动军事进犯，以图恢复资本主义——迈斯基本人曾经用内战的手段来攻击我们，以保卫那个资本主义。 现今驻美国的苏维埃大使，A．特罗扬诺夫斯基，在年青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不久之后脱离了党；在战争期间，他是一个爱国者；在1917年时是孟什维克派。十月革命其时，他是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进行非法斗争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左派反对派被镇压后，他加入了斯大林派的党——更正确的说，是加入了外交使节的工作。 苏维埃驻巴黎大使波坦京，在十月革命时期是个资产阶级的历史学教授；他是在革命胜利后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前苏维埃驻柏林大使欣丘克在十月起义的日子里，以孟什维克的身份，联同了苏维埃现时的财务人民委员、当时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格里尼科一起，参加了反革命的‘拯救祖国和革命莫斯科委员会’。替代欣丘克出任柏林大使的苏里茨，曾是苏维埃第一主席、孟什维克党人寄赫伊泽的政治书记；苏理茨是在革命胜利之后才参加布尔什维克。至于其它使节，几乎全部都是这一类人；与此同时，受任命的国外人员都是最可靠的人——尤其在有过贝塞杜夫斯基、季米特耶夫斯基、阿加具可夫等人的经验之后，更是这样。 不久前，全世界报章刊登了多则有关苏联黄金开采业的重大成就的消息，这些消息还提到金矿业的组织者、工程师谢列布罗夫斯基。在今天可以和杜兰蒂和路易·菲舍尔作为官僚最上层部分的官方发言人方面争领风骚的“时代报”驻莫斯科记者，尤其费尽心机的强调谢列布罗夫斯基从1903年开始，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是“老近卫军”的一员这个事实。而这是谢列布罗夫斯基的党员证实实在在地声明的。但实情是，他在1905年时以学生和孟什维克的身份参加了1905年革命，接着便投到资产阶级的阵营许多年。1917年二月革命其时，他正在政府中出任两所军工厂的总监，贸易委员会的成员，并且积极投入反对五金工人工会的斗争。1917年5月，谢列布罗夫斯基宣称，列宁是“德国间谍”！布尔什维克胜利之后，谢列布罗夫斯基连同其它许多spetzes[技术专家]一道，应我之邀靠拢到技术工作方面去。列宁对他此人毫不信任；我本人对他也难有信任之心。而现在，谢列布罗夫斯基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员！ 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在1934年12月31日刊登了谢列布罗夫斯基一篇题为‘苏联的黄金开采业’的文章。我们翻到第一页看：“……在党和工人阶级的备受爱戴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三行以后：“……斯大林同志与美国记者杜兰蒂的交谈……”；五行以后：“……斯大林同志言简意赅的答复……”；最末一行：“这就是用斯大林主义方法为黄金而战斗的用意。”第二页：“……就如我们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教导……”；下四行：“……斯大林同志在答复他们（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报告中写道：‘祝贺你们的胜利’……”；在同页下部：“在斯大林同志的指导的启发之下……”；下一行：“……党以斯大林同志为首……”；下两行：“……我们的党和（！！）斯大林同志的指导”；且让我们翻到文章的结论部分吧。在半页纸内，我们读到：“……党和工人阶级的英明领袖斯大林同志的指导……”；三行下：“……我们挚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语录……” 在如此排山倒海的拍马屁当前，讽刺文学也得束手无策！人们应该会想到，“备受爱戴的领袖们”也毋须要文章中的每一页发表爱的宣言5次之多；更何况，这篇文章不是写来为领袖贺寿，而却是为了……黄金开采哩。反过来说，能够写下如许奉诚的文章的作者，显然的没有任何革命家的素质。具有如斯才干的是前沙皇时代下的大工厂的主管，资产者和爱国者，向工人发动斗争而是今日政权的堡垒，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百分之百的斯大林主义者！ 另一类人种。当今的‘真理报’的台柱之一，扎斯拉夫斯基，在今年一月提出：绝对不能允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小说出版，一如绝对不能允许“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动著作”出版。扎斯拉夫斯基是何许人呢？在惨淡的昔日，他是个右翼的人民联盟分子[犹太人民联盟的孟什维克]，稍后是个在1917年向列宁和托洛茨基发动最不堪的攻击运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指为德国间谍。在列宁写于1917年的文章里，可以找到这些作为套语使用的句子：“扎斯拉夫斯基及如他之流的恶棍们。”因此，扎斯拉夫斯基就是作为被金钱收买的资产阶级诽谤者典型，如此这般的被加载党的文献里。在内战时期，就在他藏身在基辅的期间，他为白军的出版物担任记者。他是到了1923年才转投到苏联政权去的。在今天，他保卫斯大林主义，严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些反革命分子！斯大林属下的报刊，不论在苏联出版或国外出版的，充斥了这类人物。 布尔什维主义的老干部已经被粉碎。革命者已经被粉碎。革命党人被软骨头的机关所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被恐惧、奉承和阴谋诡计所驱赶。列宁生前的政治局的成员中，现在只有斯大林仍在政治局之内，其余是：两名成员在政治上被折了腰，匍匐在地（雷科夫和托姆斯基）；两人在监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人被放逐在国外，被剥夺了公民身份（托洛茨基）；至于列宁，就如[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作所言，仅由于死亡才幸免于官僚的迫害；篡权者没有机会把列宁关进监狱，于是把他关进陵墓去了。整个统治层已经堕落。雅各布宾派被热月党人和波拿巴分子覆灭；斯大林主义者取代了布尔什维克党人。 对于那些大，中，小型的保守而利益攸关的迈斯基们，谢列布罗斯基们和扎斯拉夫斯们构成的广泛的阶层来说，斯大林是个法官仲裁器，恩典的泉源及抵御各种可能的反对声音和力量的护卫人。官僚层为了回报，不时给斯大林冠以全国全民拥戴的光环。党的大会，就和苏维埃的大会一样，是在唯一一个前提条件召开的：赞成还是反对斯大林？只有“反革命分子”才能够反对，而他们会得到应有的处理。这就是今时的统治机制。这是波拿巴的机制。在政治词典上，除此外，还未找到另一种界定。 资产阶级国家和工人国家在作用上的差别 没有历史模拟，就无法从历史中学习。但这个模拟必须是具体的；而在近似性的蛛丝马迹之外，我们绝不能忽视差异性的蛛丝马迹。[法国和俄国]两次革命皆结束了封建主义和农奴制。但其中的一次革命，以其极端的一翼的形态，只能徒劳的把革命推向超过资产阶级社会的界限；另一次的革命，则实实在在的推翻了资产阶级，并且创造了工人国家。这个基本的阶级区别，为历史的模拟带来了必要的实在的界线，从而对革命的诊断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 在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民主革命，把农民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给予他们的土地之后，一般来说，封建反革命是不可能的了。被推翻的君主政体可能会重整旗鼓，满怀着中世纪幻想，但君主制本身无力重新建立封建主义的经济体。资产阶级关系一旦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立即自动地发展开来。没有任何外在力量能够制衡它的发展。资产阶级关系在此之前已经制造出它自身的掘墓人；它必定是自掘墓坟者。 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完全不同。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把生产力从私有制的桎梏中释放出来，并且将它移交到由它亲手创造的国家的直接管辖之下。资产阶级国家继承革命之后，把自身的作用设定为警察的角色，把市场交由市场自身的规律所支配，工人国家则是承担经济学家和组织者的直接角色。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只会对市场经济发生间接和肤浅的影响。相反，工人政府若被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府取代，就势必会导致取消计划经济，恢复私人所有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壁垒分明之处，在于社会主义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自觉地建立起来的。朝向社会主义的进程，不能与国家权力分割开来，而且这个权力有意实行社会主义或受制于实行社会主义的愿望。只当社会主义发展到十分的高度，其生产力远远超越资本主义，每个人的需要获得充裕满足，国家彻底消亡，与社会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在其时才会具有不可逆转的属性。但是，这一切仍然是遥远的未来。在一段特定的发展阶段之内，社会主义建设同工人国家是存亡与共的。只有在透彻考虑过资产阶级形成的规律（“无政府性的”）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计划性的”）这两者的分别，才有可能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模拟中那些无法逾越的限制。 1917年十月革命完成了民主革命，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扭转在俄国发生的农业民主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着与雅各布宾革命充分而完全的模拟。但颠覆集体农庄的威胁力没有片刻松缓；它还威胁着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一场政治反革命，那怕是一场回到罗曼诺夫王朝的反革命，俱无法重建土地的封建所有制。可是只消一个孟什维克或是社会革命党集团的权力复辟，就足以令社会主义建设烟消云散。 过度膨胀的官僚中心主义变为波拿巴主义 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这两场革命的基本区别，以至于“对应”这两场革命的反革命之间的基本分别，对于理解构成斯大林政权的本质的那些政治反动的转向的重大意义，是至关重要。农民革命，以及凭靠在农民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十分能够与拿破仑政权和平共处的；以致，甚至在路易十八之下，它们也能够安然泰然。无产阶级革命在斯大林的现政权下已经面临致命的危险；它将无法承受再进一步的向右转。 苏维埃官僚——其传统是“布尔什维克派”，但在现实上，它从很久以来已经放弃了这个传统，其组成和精神是小资产阶级的——被召来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对立，为工人国家和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进行调节；这就是官僚中心主义的社会基础，就是它的左摇右摆，力量，弱点及其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是如此致命的所在。由于官僚愈来愈独立，有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单独一人的手中，官僚中心主义便愈发转变成波拿巴主义。 波拿巴主义的观念甚为宽阔，有需要予以具体化。在过去的几年中，对那些利用无产阶级阵营和法西斯阵营之间的对抗，并且通过直接的凭靠在军事-警察机器而凌驾在议会和民主政体之上，把自身作为“民族团结”的救星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我们曾经应用过波拿巴主义这个词。我们一向把这种腐败的波拿巴主义与那个年青的、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原则掘墓人，并且同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成果的捍卫者的进步的波拿巴主义，严格地区别开来。因为两者具有共同的迹象，所以我们对那两种示象运用共同的名称；在耄耋老人身上，虽然有过时间的无情蹂躏，我们仍是能够辨认出他少艾当年的模样。 当然，我们是拿资产阶级兴起时而非衰败时的波拿巴主义，来与今日的克里姆林宫的波拿巴主义来并排对比：是拿执政官时期和第一帝国的时期，而不是拿破仑三世，更不是等而下之的施莱歇或杜米格。为了作出这个模拟，并不需要把拿破仑一世的事迹拿来与斯大林对比——波拿巴主义能够因应社会条件所提出的要求，在口径悬殊的轴心上巩固自身。 从我们感兴趣的方面来说，两种波拿巴主义——雅各布宾的和苏维埃的——在社会基础方面的差异，才是更为重要的。前者关乎的是资产阶级革命通过取消它本身的原则和政治机构而巩固下来。后者关乎工农革命通过粉碎它自身的国际纲领，领导的党和苏维埃而巩固下来。拿破仑把热月的政策推进一步，不仅向封建世界发动斗争，并且也向“乱民”和中小型资产阶级的民主圈子发动斗争；通过这种方式，把从革命诞生的政体得来的成果，集中到新生的资产阶级贵族手中。斯大林不仅守卫着十月革命的成果以防止封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而且还反对着贫苦大众的诉求、急切和不满足；他把普通工人大众的内在历史性进步倾向的代表——左派捣个稀巴烂；他运用各种极端悬殊的工资，特权，级别等等的差异为手段，制造了一个新生的贵族。斯大林凭借社会新生的等级制度中的最上层的支持，来反对社会的最底层——有时是相反，即凭借最低层的支持来反对最上层——从而令权力完全集中在他一人的手里。这一政体若非称为苏维埃波拿巴主义，哪还能称作什么？ 波拿巴主义按其本质来说，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平衡在金字塔顶尖的球总是要在这一边或另一边滚动。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历史的模拟碰到了它的极限。拿破仑的垮台当然不会令阶级之间的关系保持原状；然而法国的社会金字塔在本质上仍然保持了它的资产阶级属性。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势无可免的垮台，则将会令苏联之作为工人国家的属性立即打上问号。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权，便无法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取决于是由何种政治政权的兴起，以取代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惟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才能够令苏维埃制度复兴——假如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能够再次动员城乡的贫苦大众在它的周围。 结论 从我们的分析里得出了若干结论，概述如下： 1．俄国大革命的热月反动不是将来的事，而是已经发生了好一段时间。热月党人能够庆祝他们大约十周年的胜利。 2．苏联现行的政治体制是“苏维埃”（或反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的政权，在类型上更接近帝国而不是执政官时期。 3．苏联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倾向仍然是个工人国家。 4．波拿巴主义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是苏联国内危机最重要的来源，并直接威胁到苏联作为一个工人国家的生存。 5．由于苏联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各个阶级之间及阶级自身的时紧时缓的矛盾，在未可知的长时期内，仍然会继续在苏联之内存在；无论如何，将会存在至世界上多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得到完成胜利为止。 6．无产阶级专政在未来也仍然是苏联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专政的波拿巴主义堕落就是对无产阶级征服得来的社会成果直接和实时的威胁。 7．波拿巴主义在政治上已经穷途末路，踏入了无所不用其极的为生存而斗争的时期这个事实，最恶形恶状的症状之一，就是发生在共青团里的恐怖主义倾向。 8．只当波拿巴主义是经由无产阶级先锋队自觉的行为来撤除的情况下，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必然垮台，才会导致苏维埃民主的建立。至于任何其它情况下，代替斯大林主义而起的，只能是法西斯-资本主义的反革命。 9．个人恐怖主义的战术，无论在什么旗帜下进行，在特定的条件下，只会被无产阶级最险恶的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10．党的掘墓人——斯大林，须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中的恐怖主义的发端，负上政治和道德责任。 11．全世界无产阶级持续不断的失败，是苏联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斗争受到削弱的主要原因。 12．作为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盲目的仆人，同时又是改良主义官僚最佳盟友和护卫者的共产国际，它推行的恶贯满盈的政策，是造成世界无产阶级失败的主要成因。 13．把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从苏维埃波拿巴主义败坏士气的影响下——即是从所谓共产国际的官僚买办中解放出来，是国际无产阶级在国际层面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 14．拯救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以及为第四国际而斗争，两者是不谋而合的。 跋 我们的反对者（对此我们无任欢迎）将会抓住我们的“自我批评”而大吵大嚷——那么你们对热月这个基本问题改变了立场啰，你们过去谈热月的危险，现在却突然宣布，热月已经遥遥在后！斯大林主义者大概会发出上述叫嚣，并且还会加油添醋，说我们更改立场，为的是便于挑起军事干预。此外，那些布兰德勒分子和洛夫斯通分子，或另一方面，那些自作聪明的“极左派”，或许也会持相同的论调。所有那些人，他们从来不能向我们指出热月的比喻有什么错处；现在，我们既然自揭错处，他们就要更大声吵嚷。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我们对苏联的一般评价的错误之所在。问题完全不是我们把我们的原则性立场予以更改——那些原则性立场早已在多份正式文件中作出了系统的阐析；问题只是我们令这些原则性立场更为精确。我们的“自我批评”并非推及到对苏联的阶级属性或苏联堕落的成因和条件的分析，反而是通过运用著名的法国大革命的各个阶段作为模拟的手段，把苏联堕落的成因条件和过程作出历史性的厘清。对局部的错误予以纠正，哪怕这项局部错误是重要的错误，不仅没有动摇到布-列派的基本立场，反倒会让我们通过更加准确，更为现实的模拟的手段而使我们的基本立场更为精确，更为具体地确立。而且应补充说明，正是政治堕落的过程本身（我们刻下正在讨论这个课题）具有更为突出的形态这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错误披现出来。 我们的倾向从不声称战无不胜。我们没有斯大林主义那些教主们那种启示式的现买现卖的真理。我们在存在的光照下讨论问题，检查我们的结论；我们公开承认既知的错误，并踏步前进。科学的觉悟性和律己严格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在这点上也一如其它，希望对我们的导师保持忠诚。 （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
列·托洛茨基：工人国家、政治反革命与波拿巴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1935年2月1日） 工人国家、政治反革命与波拿巴主义[1] 列·托洛茨基1935年2月1日 译者：李星 （历史—理论随笔）[2] 苏联当权派的外交（主要的官方渠道和辅助性的共产国际渠道）完成了新转折：靠拢国联、推行status quo（维持现状）路线、与改良主义和有产民主阵营结盟。内政也有相似转向：重视市场和农村「富裕社员」，再度迫害反对派、半反对派和多少沾点批评倾向的党内分子。为了让斯大林放手推行右倾路线，党内大搞新清洗。本质上讲，「新路线」在走熟悉亲切的老路（对内依靠富农、对外寻找有产盟友[3]）。与旧时光相比，「新右转」涉面更广而周遭环境恶劣十倍。莫斯科向何处去？「热月反革命」一词重又挂在许多人的嘴边[4]。唉，使用过频让「热月」一词的精度已失，既难概括官僚层的当前阶段，也无法体现当权派酝酿的政经新灾祸。看来，先得澄清名词的含义。 关于政治反革命[5]的昔日论战 「热月政治反革命」一词与左翼反对派的历史密不可分[6]。往昔论战中谁先以「热月」进行历史比较，已难查清。一九二六年，党内反对派各方立场大致如下：「民主集中制」派[7]断言「政治反革命已成事实！」[8]；左翼反对派坚决驳斥了类似看法。分歧导致了分裂。谁是正确一方？回答这个疑问，先得澄清两方各自理解的「热月」内涵：历史类比可提供多种推敲，更甭说滥用名词的现象了。 已故的弗·斯米尔诺夫——旧式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位高贵代表——提出以下论点：工业化的延误、富农及新有产者的繁衍，有产者与官僚层的勾搭成奸、党的蜕变等等趋势已万分严重；想重返社会主义轨道，惟新革命一途；无产者已丧失权力；粉碎左翼反对派之后，官僚层体现着再生资产阶级制度的利益。十月革命的基本社会成就已遭清除。是为「民主集中制」一派的总立场。 「左翼反对派」批驳道：双重政权的因素确有露头，但必需反革命政变的手段，「因素」才会变成有产统治。当权派与有产群你来我往，却仍保留着通往工人阶级的社会之根。打压党内正统之时，干部们拖着粗重的有产尾巴；明天这根尾巴会把自个脑袋——执政集团——抽开花。当权者难逃新分裂。一旦反革命的火焰蹿上房梁，官僚层的主要核心将靠拢工人回击壮大的农村资产阶级[9]。尘埃尚未落地，别急着埋葬十月革命。清洗正统人士减轻了政治反革命的难度，但攻坚战还在前头。 最新事变的启示下，复述1926-1927年间的论战内容足以揭示我方立场的正确性。1927年富农拒售聚敛的大量粮食，给官僚层当头一棒。1928年当权集团公开分裂：党内右翼主张继续向富农示好；中间派曾与布哈林之流连手驱赶革命干部，如今却抄袭我方纲领[10]凭借工人的支持打垮右翼，并走向工业化和集体化。以无数本可避免的社会苦难为代价，十月革命的主要成果得以幸存。 实践验证了我们的预测（准确地说是预测的「乐观方案」）。任何争议已属多余。生产力发展没跑向恢复私有产权的凶途，而选择了社会化基础的有计划领导。只有政治盲人看不见这一事实的世界性意义。 「热月反革命」的真实含义[11] 目前来看，可以——也应该——指出一点：与热月先例的政治比较起了搅混水的效果[12]。1794年的热月政变使战胜王权的「国民」发生内部权力再分配，国民公会的当权派有所变化。它是一场反革命吗？这取决于我们给具体事变的「反革命」定义赋予多少内涵。1789-1793年间的法兰西社会转折具有资产阶级特征，转折的本质可概括如下：「自由」的资产阶级产权代替封建所有制。那场革命引申的「反革命」当指封建所有制的重建，但热月政变并未侵犯财产领域的既得成果。罗伯斯庇尔试图依靠作坊主阶层；督政府依靠中等资本；波拿巴与银行结盟。上述变化带有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含义，但局限于有产主流社会及国家的内部框架。 何为热月？它是革命后的反动逆流，受限于新的社会河床[13]。波拿巴的雾月之变也有相仿意义，代表了「返潮」的第二阶段。但两者都不等于旧所有制或旧统治阶层的复辟，而意味着「第三等级」各集团分配新体制红利的过程。资产阶级——直接、间接或通过波拿巴等人的代理——全面攫取了产业和权力，并未侵犯革命的社会成果；相反，资产者极力巩固、梳理和稳定了有关成就。拿破仑既防范城市「老粗」也狠揍落魄封建主，捍卫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产业。封建欧洲对「革命化身」拿破仑的憎恨，远非全无逻辑。 苏联性质的马克思主义评价 今日苏联，与1917年列宁描述的苏维埃共和国（无职业官员和常备军；公职人员的随时撤换制、群众「撕破脸皮」的积极监督）确乎相去甚远。官僚层的专权统治和斯大林的「第一执政」身份均已确立。结论何在？有人会说：无产阶级革命催生的现实苏联不合预设的理想标准，我不想睬它。「不跟你玩了」之类的清高自赏，是和平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及其它小资极左知识圈的常见病。其他人会说：既然苏联生于无产阶级革命，对它的任何批评都是渎神和反革命行径。虚伪言辞的后头，常隐藏着——同一个！——小资知识圈或工会官员群某些集团的物欲动机。只要个人条件有所变化，以上两种类型——自大狂和伪君子——极易互换。让我们绕过这帮恶心家伙！ 马克思主义者会说：今日苏联显然不符合苏维埃国家的预设标准。我们将系统考察当初制订纲领标准的疏漏；我们将考察哪些社会因素歪曲了工人国家，并再次检查政治扭曲是否已影响了经济基础，即是否保存了革命的基本社会成果；假设成果尚存，它往何处转化；我们将考察国内外的哪些因素能减轻、加快苏联建设的进步倾向，并取得对复辟逆流的优势。马克思主义的观察方式本身就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提供万能钥匙（懒性思维的最爱），却可预防自大狂或伪善的政治病，且开启了积极影响苏联命运的可能性大门。 1926年「民主集中制」派宣布工人国家已遭消灭，摆明是给活着的革命穿寿衣；作为回答，左翼反对派制定了苏联制度的改良纲领。当权派粉碎了党内抗议，以捍卫巩固自身特权。死死抓住本位利益之余，它被迫借鉴我方纲领的某些段落，以拯救苏联国家的社会基础。无比宝贵的一课！它告诉我们，特定的历史条件——农民的落后，工人的疲惫，西方无产阶级决定性支持的缺席——书写了革命进行曲的「第二章」：保守的国家官僚打压放逐国际主义无产先锋的章节。但它也告诉我们，正确路线能让马克思主义组织真实地影响实践的发展，即便「第二章」的胜利者仍在压迫「第一章」的革命者。 肤浅的唯心主义思维模式，依赖铁定的纲领准则，把纸面的标准照搬到活的发展进程，容易从热情的笑脸转为悲叹的苦相。辩证唯物主义——也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从发展和内部斗争的角度审视任何存在，使思维与实践得到必要的稳固性。 无产阶级专政与官僚独裁 以往研究中，我们确认了一个事实：尽管生产资料国有化造就了不凡的经济跃进，苏联社会仍充分保留着过渡与矛盾的特征，以劳动者的处境、生存条件的不平等与官僚特权的程度而言，这个社会距离资本主义远较未来的共产主义更近。 我们同时确认另一事实：尽管存在巨大的官僚蜕变，苏维埃国家仍是工人阶级的历史工具。它确保了生产资料国有基础上的经济文化发展，也就为劳动群众的真正解放——通过清除独断官僚层与社会不平等——准备了条件。 谁未曾严肃思考和接受以上基本点，等于无视左翼反对派对苏联性质的全套文件[14]，等于丧失把握任何新事件的思想主线，等于把马列分析替换为气咻咻的埋怨之声。 苏维埃（确切说：反苏维埃）官僚制度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城乡矛盾与工农矛盾（这两种矛盾并不自动重叠）、民族共和国与各州的矛盾、农民的内部矛盾、无产者的内部矛盾、消费者的内部矛盾；最后，存在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围困的矛盾。把上述七缠八绕的矛盾折成「银两」单位，经济矛盾也就极为外露。 调节矛盾的官僚层，借机盘踞于劳动群众之上。利用调节功能，它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既然不受监督，它便任意武断地行使领导权，积累了新矛盾。利用丛生的矛盾，它建立了官僚绝对主义体制。 高层内讧导致了「中央骑士团」的淘汰现象。「骑士团」的纪律需求，催生了一元化领导和完美领袖的崇拜文化。类似秩序笼罩着企业、集体农庄、高校和整个国家：亲兵护卫着领袖，大家紧随其后。以个人而论，斯大林从未成为——也没法成为——群众领袖：他是各类「领导」的主子、「登基坐殿」的象征[15]与个性化代表。 经济任务越复杂、居民的要求越高，官僚制度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矛盾越尖锐[16]。官僚们越是粗野捍卫自家地盘，越是无耻动用欺诈、收买与暴力手段。 上升的经济文化与末路的政治制度并存[17]。这一惊人现象说明——也只能说明——压迫、镇压及侦察监视手段主要用来保卫政权机器和官员特权，而非苏维埃国家。越是拼死捍卫官僚专制，越需要以无数借口和歪曲污蔑粉饰现实。 能否称这个国家为工人国家？道德主义者、唯心主义者和「革命处女」狂怒抗议，谨慎的人异议道：「或许它还算工人国家，但无产阶级专政已完荡然无存。退化的工人国家处于官僚专政之下」。 我认为，不必再次深入讨论上述质问。我方的正式文件已解释明白。对相关的重要结论，尚未出现实质性的反驳、修正或补充。 只谈一件事：能否把官僚层的事实独裁称作无产阶级专政？ 让我们首先摆脱术语困境。「专政」一词既有较窄的政治意义，也可表达深刻的社会学意义。我们谈论「墨索里尼的专政」，同时定义法西斯主义「仅是金融资本的专政工具」。哪个说法对呢？从不同的层面讲，都对。毋庸置疑，执行权力由墨索里尼抓在手中；同样毋庸质疑，官府活动的全部内涵以金融资本的利益为坐标。阶级的社会统治（「专政」）具有极不相同的形式。从中世纪到今天，资产阶级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苏联的建设已积累了足够经验，令我们把上述阶级统治的法则[18]——完成必要订正后——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域。夺取政权、工人国家逐渐消融于社会主义无阶级社会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统治的形式及手段可能有极大差别，这取决于内外阶级斗争的局势。 斯大林中央的领导，简直没法让人联想起初期的工人政权。然而，一种体制并非立即取代另一种体制，而以数种手法完成，免不了——专断官僚打击工人先锋的——几场小内战。从历史总结的角度说，苏维埃民主被积聚难解的社会矛盾炸成了齑粉。利用既有矛盾，官僚们剥夺了各群众组织的权力。这层意义上，大可谈论「官僚专政」乃至斯大林的个人专政。这一篡权行为的发生与站稳脚跟，仅由于官僚专断的社会内涵受工人革命奠定的诸生产关系所制约。这层意义上，大可判断官僚专断的外表下，无产阶级专政得到歪曲但确实的表达。 必须重新审视与修正历史类比 我方的内部论战[19]认为苏联「热月」的矛头指向工人国家的社会（变革）基础[20]，可有保留地理解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第一阶段。尽管旧论战的本质结论未受损，但「热月」的历史类比终归带有保留性的借喻特征[21]。近年来，这一保留性越发妨碍我们对苏联最新发展阶段的分析。仅举一例：我们常谈起官僚层的「波拿巴专政」，但「原装」波拿巴体制是热月后的产物。处于历史类比的框架中，难免问一句：既然苏式「热月」还没登场，波拿巴主义从何而来？不必改变旧的本质评价，但应大幅更改看待历史类比的角度，以便更近地观察某些旧事实并更好地理解某些新现象。 1794年政变没有清除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成就，仅把权力转给雅科宾党的温和保守派（亦即富庶的有产阶层）。必须承认，早已右倾的苏联政权颇似当年的「热月」群僚，只是蜕变的速度更慢、更隐蔽。与巴黎先辈的临时操刀相比，莫斯科变质官僚的谋划更系统更充分；正因如此，它迫害党内正统的初始行动保持了外表的克制[22]。 无产者比资产者更一元化，但仍包含多个阶层。夺取政权后，职业官员及相连的工人贵族群开始成形，清晰暴露了工人阶级的内部差异。对左翼反对派的镇压，最直接地意味着政权由革命先锋手里转入较保守的官僚层及上层工人手中。1924年——苏联热月的起点。 当然，我们谈的并非历史现象的重叠，而是类比。由于社会结构与所处时代的差异，历史近似的程度总有极限。但上述类比既不肤浅也非偶然：它由革命——反革命时期阶级搏斗的极度紧张所决定。两场革命中，基层民主都确保了新制度的胜利，也让新贵们飞黄腾达[23]。雅科宾俱乐部渐无生气。1793年的革命者或战死、或变身外交官与将军、或上了断头台、或转入地下。某些雅科宾党人成功转型为拿破仑帝国的要员，同殿为臣的包括日益增加的旧党派投机者、老贵族、粗鄙的逐利之徒。俄国呢？从苏维埃与党内俱乐部的沸腾生活，到通盘依赖「敬爱领袖」的书记领导制，完成了权力重心的过渡。这一过渡于130-140年后再现了法国革命后期的蜕变图，但舞台更宏大、形势更成熟。 当年「热月」格局与波拿巴专政的长期稳定，全赖挣脱封建桎梏的生产力全速跃进。幸运的冒险家、亡命徒、官场中人的亲眷盟友发了财。失望的群众陷入麻木状态。 在俄国，1923年起步的国有化生产力崛起令当权派很意外，也为后者统治的稳定提供了经济前提。工业复苏给干练的组织者、管理者和技术专家伸展拳脚找到了空间，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享受迅速改观。出现了一个与执政高层紧密相连的广泛特权阶层。劳动群众要么盼着「明天会更好」，要么充满绝望。 假如把18世纪末的法国事变硬套到十月革命的各阶段，未免迂腐。但一个事实相当抢眼：今日的苏联制度酷似「第一执政」体制（而且是帝制前夕）。斯大林缺少军功荣耀，营造的制度性谄媚却压过拿破仑一头。只有窒息了党、苏维埃和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之后，他才得到如此权力。新生专断官僚层依附于一国范围的革命胜利成果，却与行进中的国际革命毫无交汇。从生活方式、利益和心理来说，今日莫斯科要人与布尔什维克的区别，不亚于拿破仑的将军省长们与雅各宾党人的区别。 热月分子向波拿巴主义者的演变[24] 不久前，苏联驻英大使马伊茨基会见了英国工会代表团，并向后者宣讲了官方迫害「反革命」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正义性与必要性。类似的戏剧片段成千上万，任何一个都能把我们立刻引向问题的核心。对「季派分子」的本质，我们心中有数：不管有多少错误和动摇，他们毕竟是典型的「职业革命者」。世界工运问题，与他们血肉相连。马伊茨基是谁？右翼孟什维克。1918年脱离孟派跑去乌拉尔，荣任白军政府（高尔察克派）部长。高将军垮了，马部长投了苏维埃。列宁和我带着极大的不信任乃至轻蔑看待这号人物。今天，马大使跳脚骂街「季派托派反革命」妄图召唤洋鬼子复辟资本主义，那个「季派托派反革命」粉碎过、马先生捍卫过的资本主义。 现任驻美大使阿·特罗扬诺夫茨基年轻时跟过列宁，后脱党。欧战时以热血爱国著称，1917年加入孟派。十月革命前后，他是孟派中央委员，与工人政权进行了数年地下斗争。左翼反对派失败后，他入党作官，纵横外交圈。十月革命期间，现任驻法大使帕捷姆金是一位主流史学教授，内战后靠拢我党。十月起义后，原苏联驻德大使亨丘克曾与右翼社会革命党人格立宁科（现任财政人员委员）一起加盟「拯救祖国与革命委员会」，顽抗工人政权。亨大使的继任苏立兹是孟派大佬齐赫泽的政治秘书，内战后靠拢我党。苏俄外交圈的今日红人，大都有着同等出身。值得注意的是，数起叛逃后，外派人员的挑选以政治可靠为第一要求。 不久前，国际传媒对苏联采金业巨大成就的报道提及了它的组织者：谢列布洛夫茨基。与亲苏同道展开吹拍竞赛的《Temps》（苏共海外「喉舌」）郑重说明谢先生1903年即是列宁派的「老近卫军」。他的新党证确实如此填写。实际呢？他先以孟派学生的身份投身1905革命，后来脱党「打拼前程」。二月革命前，他是两家国有军工厂的经理兼企业家协会会员，与冶金工会殊死搏斗。1917年5月他骂列宁是「德国奸细」！十月胜利后，我曾安排谢某与其他非党专家出山负责技术工作。政治上，列宁不信任他，我不太信任他。如今他是苏共中央委员。 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1934年12月31日)刊登了谢先生的文章「论苏联采金业」。打开第一页：「党和全体工人阶级的敬爱领袖斯大林同志」；三行以下：「斯大林同志与美国记者的谈话指出」；再过五行：「斯大林同志凝练准确的回答」；本页结尾：「这就是斯大林式的采金精神」。第二页：「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四行以下：「回答他们（布尔什维克）的报告时，斯大林同志写道：祝你们成功」；同页：「斯大林同志鼓舞人心的指示」；下一行：「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党」；两行以下：「我们的党和（！！）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再看文章结尾：半页篇幅塞满「党和工人阶级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敬爱领袖斯大林同志的话」等等，等等。 讽刺剧的效果，精彩显现于奴性洪流中！「敬爱领袖」似乎不需要一篇谈论采金而非祝寿的专业文章每页五次表忠心。另一方面，作者的媚功绝技宣判了自己不可能具有革命者的任何气质。与工人为敌的帝俄工厂经理、有产者和爱国者，今日的体制台柱、中央委员和百分之百的斯大林门徒！ 再举一例。扎斯拉夫茨基（《真理报》的台柱）今年一月谈到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说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动作品」一样，禁止出版。姓扎的是个什么玩意？遥远的过去——犹太工人联盟（「崩得」）右翼成员，后来混迹有产传媒。1917年赤膊上阵向「卖国特务」列宁和托洛茨基泼了无数狗血。同年的列宁文章可见不断重复的词句「扎斯拉夫茨基及同类恶棍」。以职业有产造谣家的身份，扎秀才进入了党史。内战时他躲在基辅，以白军杂志记者谋生。1923年转向苏维埃。今天，他捍卫总路线免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动血手戕害」！这号人挤满了官方报刊，包括国外的亲苏舆论阵地。 布尔什维主义老班底荡然无存。革命者让腰杆灵活的官员取代。马克思主义让恐惧、阴谋和奉承取代。列宁时代的政治局只剩斯大林一人：两人靠边站并遭中伤（李科夫、托姆茨基）；两人坐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人流放和开除国籍（托洛茨基）。按照列宁夫人的说法，死亡使列宁免受监牢之灾。来不及给他上枷，败类们把列宁锁进水晶棺。执政大厦的材料已统统败坏。雅科宾党人让热月分子和波拿巴主义者取代：斯大林分子取代了布尔什维克。 对远非无私的庞大官员群体——各型号的谢局长、扎秀才和马大使——来说，斯大林是最高仲裁者、福祉之源和避免底层侵害的守护神。 与此相应，官僚层时不时向「守护神」提供确认合法性的机会：（全民或全党）「公决」。党代会与苏维埃大会只有一条组织标准：赞成或反对斯大林。谁反对？惟有「反革命」及同伙。是为今日政权的运作动力学——波拿巴专政的动力学。 有产国家与工人国家的角色差异 历史对比的目的，是以史为鉴。但类比应具体化：必须注意相似特征之外的差异。法俄革命都终结了封建主义和农奴制。但前者的疾进派仅曾徒劳地试图冲破有产社会的极限；后者则推倒有产统治并建立了工人国家。以上基本的阶级差异，确立了历史类比的物质极限，也对现实预测具有决定意义。 深刻的民主革命摧毁了农奴制，给农民土地。封建反革命已不可能。王室大可复辟并重演中世纪礼仪[25]，但无力重建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关系一朝得以解放，便自动向前涌动。外力无法阻挡它们：创造出掘墓人之后，资本主义在为自己挖坟[26]。 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截然不同。工人革命不仅打碎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解放生产力，还把后者交给新国家——革命的产物——直接管理。革命后，有产国家满足于警察角色并让市场遵循自身规律，工人国家却扮演着经济的主人与组织者角色。政治制度的更迭，对市场经济仅起到间接与表面的影响。有产政府或小资政府取代工人政府，却必定导致计划经济的根基消解，以及重建私有制。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建设不是自动进行，而是有意识地进行。社会主义过渡与工人政权不可分离，这一政权要么真诚建设社会主义，要么依附于社会主义建设。仅在高级发展阶段（工人国家的生产力远超有产世界、人类与个人的需求得到丰裕满足、国家融化在社会中），才可确认不动摇的社会主义特征。这暂且还是未来。现阶段来说，社会主义建设与工人国家处于共存亡的一驾马车。深思熟虑地思考资本主义（「无秩的」[27]）与社会主义（「计划的」）经济形成规律的深刻区别，方能理解何处是与法国革命的对比中不应逾越的政治极限。 一九一七年十月结束了民主革命，开启了社会革命。绝无任何力量，能让俄国的土地-民主变革回头：此处与法国革命的类比既合理又重叠。但集体农庄制度仍处于旧关系的打击之下，生产资料国有制亦在其列。政治反革命即便返回沙皇时代，也不会原样重建地主所有制的土地关系；亲资「左翼」政党一旦掌权[28]，就可扼杀社会主义建设。 「官僚中派立场」向波拿巴主义的转化 法俄革命的主要差别（包括「花落各家」之反革命阶段的差别），对理解现苏联体制的本质——由诸多反动政治演进构成——颇为紧要。农民起义[29]的革命后果及趁势而起的资产阶级与拿破仑制度友好共处，也能于波旁王朝复辟后[30]坚守自身阵地。斯大林的专权制度却使工人革命遭到致命威胁：继续右转会要后者的命。从成分到精神均已小资化的苏联官僚层，极力自吹「布尔什维主义传统」，内里唾弃这一传统；它的使命是和稀泥：调节工农矛盾、调节工人国家与世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为「官僚中派立场」的社会基础。是为当权派的权变、力量、弱点及对世界工运毁灭性影响的社会基础[31]。干部层越独立、权力越集中，「官僚中派立场」越趋向波拿巴主义。 波拿巴主义的定义太过宽泛，必须把它具体化。近几年，我们用它称呼某些有产政府：自封「全民团结」的救世主，它们利用工人阶级与法西斯阵营的殊死对立，依靠暴力机器逾越了国会与代议民主的束缚。它是资本主义衰败期的波拿巴主义。它极大地有别于血气方刚的上升期波拿巴主义，后者虽是资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埋葬者，但也是英雄时代基本成就的守护人。话说回来，两者的名字相同，因为特征相同：尽管时间无情，老者身上可窥到少年的往事。 苏联的波拿巴制度，应与朝阳期的类似有产体制相比：与拿破仑的执政府与第一帝国相比，而非不成器的「第二帝国」或现代的法德政客团[32]。从事对比时，大可不必把斯大林的脑壳硬套进拿破仑的船形帽：社会条件需要时，波拿巴主义会绕着尺寸悬殊的轴心旋转。 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出发[33]，澄清两种波拿巴主义——苏式与法式——的社会基础差别，才是头等大事。清洗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及政治机构，以达成既得利益的整合，是为法式波拿巴主义。消灭工农革命的国际主义纲领、政治领导及工人民主机构，以实现对既有社会变革成就的保守「梳理」，是为苏式波拿巴主义。延续热月政策的拿破仑既敲打复辟势力，也防范「老粗」与中小有产民主派的不满；如此这般，他把「革命红利」归于有产上层[34]。苏共当权派保卫十月成就的手法，既击退皇室有产反革命[35]，也迫害怒火难耐的工农。官僚集团碎了党内左翼（多数工人[36]进步合理历史利益的代表）；借助凶猛的工资分化制度，它建立了新贵群体、特权与社会等级符号。时而依靠上层痛殴下层，时而依靠下层收拾上层，斯大林把权力抓在手中。这不是波拿巴制度，还能是什么？ 本质上说，波拿巴主义寿命难长：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均衡之球或滚向一方，或滚向另一方。提醒读者，此处的历史类比尤其得注意物质极限。诚然，拿破仑一世的倒台影响了阶级关系，但法兰西保留了资产阶级特征。苏式波拿巴主义的必然覆灭，远不等于工人国家的幸存。社会主义经济无法离开工人政权。苏联作为社会主义[37]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何种政治制度将取代既有体制。假如无产者的革命先锋能再度将城乡劳动者召唤于本军旗下，它将是复兴苏维埃的唯一力量。 结论 以上分析的结论如下： 俄国革命的「热月」转折已完结。蜕化分子可以欢庆胜利——大致——十周年。苏联现制度是「苏维埃」（或曰反苏）波拿巴主义，它更接近拿破仑帝国，而非执政府时代。 1俄国革命的「热月」转折已完结。蜕化分子可以欢庆胜利——大致——十周年。 2苏联现制度是「苏维埃」（或曰反苏）波拿巴主义，它更接近拿破仑帝国，而非执政府时代。 3以自身社会变革基础和经济趋势而言，苏联仍是工人国家。 4波拿巴制度与社会主义发展需求的矛盾，是国内危机的最大来源，也代表着对工人国家的生存威胁。 5生产力水平仍较低下与资本主义围困，使阶级与阶级矛盾——时缓和时激化——在苏联仍将存在较长的不确定期。该时期的结束，至少需要全球资本主义中心带的无产者取得全胜。 6无产阶级专政仍是苏联经济文化沿社会主义轨迹前进的必备条件。专政的波拿巴蜕变，对工人革命的全部社会成就构成直接威胁。 7国内进步青年中的个人恐怖倾向，是波拿巴制度丧失了（继续存活的）政治可能性并陷入生存内斗的一个主要痛苦标志。 8专权制度的必然覆灭导致工人民主的复兴需要一个前提：现制度的垮台是无产先锋自觉行动的结果。否则，取代斯大林制度的可能是法西斯类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制度。 9无论打什么旗号，个人恐怖的战术目前只会给无产者的最凶险敌人提供方便。 10.对国内进步青年中的个人恐怖倾向，党的掘墓人斯大林应承担全部政治与道德责任。 11.与波拿巴主义的斗争中，国内无产先锋被削弱的主因在于世界无产者的连续失败。 12.世界无产者连续失败的主因，是共产国际——苏式波拿巴主义的盲目工具与境外改良主义官僚层的最佳盟友及卫士——的可憎政策。 13.工人阶级的下一个重大成就，取决于国际无产先锋如何摆脱莫斯科及雇佣狗腿——所谓的「共产国际」——的灾难性影响。 14.对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拯救，与第四国际的斗争完全一致。 后记 论敌们或许会死抓本文的「自我批评」不放。他们会说：你们改变了「热月」的评价，过去只谈「危险」，如今忽然确认它已完成。亲苏派大概还会添油加酱，声称「托派」变调是替西方军事干涉开路。布哈林派和极左集团将跟着鹦鹉学舌。他们一向无力指出与「热月」的历史类比错在何处，当我们自揭失误后，他们的补充是更欢实的几声叫喊。 上文已说明了这一错误在苏联性质总评价占有的位置。修正错误不等于改换系列正式文件表达的原则立场，而仅是订正。重复一遍：「自我批评」不等于推翻苏联阶级特征以及官僚蜕化条件成因的分析。「自我批评」仅限于通过与法国革命各阶段的对比，对上述政治进程予以历史说明。更正重大局部错误，不会动摇整体立场；相反，借助更准确与现实的类比，让我们更准确、更具体地刷新了立场。补充一点：当前的官僚蜕变进程特别鲜明外露，减轻了揭示我方错误的难度。 我们的流派从未自比圣人。斯大林主义的教长们以神启名义恭迎预制真理，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研究和辩论。实践之光中，我们检验自身思想结论、公开修正错误并继续前进。律己的诚实与严格的科学精神，是马列主义道统的一部分。这一领域，我们也要忠于诸位先师。 1935年2月1日 1935年4月《反对派公报》N43 [1]原文直译：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 [2]原文直译：历史-理论证明 [3]原文直译：依靠富农、与国民党结盟和英俄委员会 [4]原文直译：「热月」一词重又挂在许多人的嘴边 [5]原文直译：关于「热月」的夕日论战 [6]原文直译：「热月」的问题与左翼反对派的历史密不可分 [7]原文直译：「民主集中制」派（在流放地被斯大林折磨至死的弗·米·斯米尔诺夫、萨普隆诺夫和其他人） [8]原文直译：「热月已成事实」 [9]原文直译：中派官僚的核心会靠拢工人打击复兴中的农村资产阶级 [10]原文直译：中间派借用被它和右翼连手粉碎的左翼反对派纲领 [11]原文直译：「热月反革命」的真实含义 [12]原文直译：与热月先例的政治比较使问题晦暗而非明晰 [13]原文直译：它是革命的社会基石上的反动行动。 [14]原文直译：等于从没研究1923年起的左翼反对派关于苏联问题的文件 [15]原文直译：他们的加冕 [16]原文直译：官僚制度与社会主义发展的需求的矛盾越尖锐 [17]原文直译：经济文化的增长，同时存在不断恶化的政治制度 [18]原文直译：足以令我们把上述社会学法律 [19]原文直译：俄国和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内部论战里 [20]托洛茨基原注：流亡孟什维克也在谈热月蜕变。但语意所指难以理解。他们曾反对无产者夺取政权。他们现在也认为苏维埃国家并非无产阶级国家（什么国家？说不清楚）。过去他们要求俄国重返资本主义，如今要求「民主」。既然孟派自己不是热月趋势的代表，那「热月」到底是啥？显然，政治骂战的文艺腔而已。 [21]原文直译：但历史类比终归带有保留性和非现实性的特征 [22]原文直译：苏联官僚们反对左翼的密谋之所以在最初保持了「干燥」特点，完全是由于它比热月的灵机一动更系统化更充分 [23]原文直译：两个事件中，官僚层都在确保了新制度胜利的贫民民主的背上上升起来。 [24]原文直译：热月分子向波拿巴主义者 [25]原文直译：并把自己用中世纪的幽灵围绕起来。 [26]原文直译：他们应为自己挖坟，预先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 [27]原文直译：「无政府状态的」 [28]原文直译：但孟派-社会革命党联盟恢复执政 [29]原文直译：农民革命 [30]原文直译：路易十八复辟后 [31]托洛茨基原注：德国的一些左翼派系（包括S.A.P的领袖们）至今只看到共产国际的「极左政策」，否认（至今否认）「官僚中派」的概念。目前，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迫使西欧工运从主流改良主义转向右倾，反衬出S.A.P领袖层的极端机会主义政治哲学。任何问题都无法令这帮人把逻辑推演至尽头。他们厌恶直面现实，亦即厌恶诸种科学分析与革命政治的最高原则（原文直译：布兰德尔分子（包括S.A.P的领袖们）至今只看到共产国际政策的「极左」，否认（至今否认）官僚中派的概念。如今的「第四阶段」，当斯大林用共产国际的政治铁钩拖着西欧工运从主流改良主义向右转，显示出S.A.P领袖们的政治哲学的极端机会主义。没有任何问题这帮人能思考到逻辑尽头。所以他们如此厌恶直面现实的做法，而这是各种科学分析与革命政治的最高原则）。 [32]原文直译：更不用说施列赫尔和杜梅尔格。译者注：施列赫尔是20年代末德国军人政治家，一度试图推行独裁统治；杜梅尔格是20-30年代的法国政客，几次出任总统、总理。 [33]原文直译：从我们所感兴趣的角度看 [34]原文直译：如此这般，他把生于革命的新体制带来的好处归于有产上层 [35]原文直译：既打击封建-资产阶级反革命 [36]原文直译：非特权工人 [37]译者注：社会主义四字的加重符号为原作者所加。
斯大林官僚层把苏联带往何处去？（托洛茨基，1935年1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斯大林官僚层把苏联带往何处去？ 托洛茨基1935年1月30日 译者：史丹。转载自《十月评论》杂志 苏联历史翻到了新的一章。对于多数人而言，向基洛夫发射的一枪就像晴天霹雳。然而天空其实绝不晴朗。在苏联的经济生活里，虽然捷报频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由于它捷报频传，积累起来的深刻矛盾，已不可能单靠从上面而来的法令和命令将之消除，即使是缓和也不可能。与此同时，在官僚的管理方法和经济文化整体发展的需要两者之间，存在及其尖锐的矛盾。苏联在政策方面意想不到的恐怖行为，尤其是此起彼伏的审判，行政报复行为及接踵而来的，对党进行的新一轮清洗行动，只不过是为一年半前便展开的总的政策性转向，提供了富有戏剧性的外部形式而已。这个转向的总的方向是向右转，再往右，更进一步靠向右。 共产国际的致命政策，为社会民主党背信弃义的角色作辅助，结果造成德国无产阶级力量被粉碎，导致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官僚以其一贯富有特色的犬儒主义把这一行动作为至高无上的成就呈现于人前，并不是将之视为苏联在日益恶化的国际地位中被迫做出的必需退却。在希特勒胜过德国无产阶级的情况下，苏联工人和农民有必须要看到斯大林胜过国际联盟。在利特维诺夫的多次演说中，在其日内瓦的多次投票中及其多次采访中，转向的本质已经暴露无遗：苏联外交假如谈得上有任何胜利的话，那也许就是它在无产阶级公众的舆论面前，把自己最后的一点颜面克制都抛弃了。在国际政策方面，阶级和民族解放的所有标准被完全扬弃。唯一的一项指导原则就是：保持现状！ 与此，共产国际——当然，是在没有任何讨论，也没有召开任何承诺过的大会之下（而对于重要问题，大会又能帮上什么忙呢？）——配合这一切，执行了在其整个历史上最艰巨的转变。共产国际从“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出发，一直走到与社会民主党结成永久联盟，还不仅于此，还与法国的国民政府的主要支柱，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结成永久联盟。为政权而斗争的纲领现在被颁布为反革命煽动罪。同中国国民党实行附庸“同盟”的政策（1925-27年），顺理成章地转移到欧洲土地上。这个转向持着完全同样的一个目标——维持欧洲的现状！ 在苏联经济生活的气氛里，转变的倾向并非不深广。计划在一开始就展显了它内在的力量，但同时也指明了其应用范围的局限。一个先行设定的一般性的经济计划——在一个具1亿7000万人口而城乡之间有着深刻矛盾的落后国家，尤须有之——是作业的假设而不是一道军事法令，必须备受严苛的检验，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调整。必须采用两个杠杆调节计划，财政和政治的杠杆：财政杠杆是一个稳定的货币制度，政治杠杆则是民众中各有关团体对计划中的不适宜性和分歧作积极反应的系统。可是人民的政治自主行动被遏制了。而在上次党大会上，斯大林宣布，稳定货币这种需要，是“资产阶级迷信”。这一则快慰的格言和其它另外一则同样大名鼎鼎的——关于“双胞胎”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格言一起，后来不得不作修正。 同是这个斯大林，曾经许诺过要把新经济政策——市场——送去见“鬼”的，这事发生在多久以前？整个媒体曾经击节欢呼，买和卖将会完全由“社会主义直接分配”取代的，这事到底发生在多久以前？消费者证曾经被称为是这种“分配”的外在象征。根据这种理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货币本身已可转变为代用券，就像剧院或公交车的票一般。事实上，在一个没有阶级也不存在社会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既然是根据规定的计划来分发产品，那么真的还有容纳金钱的余地吗？ 不过，就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临近结局之时，所有这些承诺越发变得黯然无光。今天，官僚发现自己不得不对那些“魔鬼”低声下气，请求归还交给它保管的市场。不错，根据蓝图，交易只有通过国家机器的机构才能进行。未来将表明，到何种程度上，这一制度将能够得以坚持。假如集体农场从事交易，则集体农民也将进行贸易。要为进行交易的集体农民设定界线，以确定他何时越出界线变成了商人，这事并不容易。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律。 消费者证的制度，从面包证开始，正逐步被取消。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日益由货币流通所调节。为此而要求一个稳定的chervonetz〔黄金货币〕。为了生产黄金，付出了庞大的、不无成效的努力。 为了有一个“基础”以计算工人和农民消耗的劳动能量实际具有的社会效用性和经济效益，绝对有必要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把经济关系转换为金钱的语言；唯有这种方式，才可通过调节计划而令经济生活合理化。 过去几年里，我们曾数十次指出，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单位，这个稳定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不会依赖于经济计划，但有助于检查那些计划。苏联的理论家们在我们的建议里只看到我们迫切渴望“资本主义复辟”。如今他们不得不急切地再作自我教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其优越点。 过渡到货币计算的系统所隐含的意义是，经济生活中所有隐藏的和假面掩盖的矛盾，都不可避免地、而且主要地转换成响当当的黄金语言。然而，总是要有人来偿付累积起来的误判和失调。是会由官僚来偿付吗？当然不会，事实上，帐簿和库房仍然掌握在官僚手中。会是农民吗？但改革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在农民的压力下发生的，而且，至少在即将来临的一段期间，将证明乡村中的上层最有利可图。买单的将是工人；工人藉以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将会作为代价，用以纠正官僚犯下的错误。撤销消费者证直接和立即打击的就是工人，尤其是打击到收入最微薄、最贫困的部分，也即是绝大多数工人。 回归市场和稳定货币制度（后者仍然在计划中）的主要目的，是令集体农民对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直接感到兴趣的，从而消灭强迫集体化最负面的后果。前段时间的政策错误毫无保留的支配着这次退却。然而，市场关系复苏必然意味着强化农村经济中的个人主义和离心倾向，增加集体农场之间、集体内部之间的差异，对于这个事实，我们绝对不能熟视无睹。 根据斯大林的报告，乡村中的政治支部是作为超党派和超苏维埃的军事化机器而设立的，其作用是对集体农场实行无情的控制。党的报纸把这些政治支部歌颂成“领袖的天才头脑”。今天，经过一年的运作之后，政治支部已偷偷地关门了，连关门大吉的通告也没有怎么声张；官僚在“moujik”〔农民〕跟前退却下来，由通过chervonetz（银行券，1924年由法律规定为基本货币单位，但从未实施过――译注）组成的“smychlca”〔联盟〕取代行政压力；而由于这个事实，强迫性的齐一化必须让路给差别化。 因此，在临近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结束时，我们并没有把阶级社会的“最后残余”结束，如那些欺骗人的、麻木不仁的官僚所许诺的那样，而且正好相反，更是开始了阶级分化的新过程。继用行政手段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的伟大时代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落到了向“小康的集体农民”的富农倾向做出经济让步的程度。就在百分之百集体化运动搞得火热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已经预测到了必不可免的倒退。季诺维也夫由于对实现百分之百集体化的可能性胆敢表达怀疑，被判处十年监禁（此外别无其它指控！）。但经验证明了什么呢？倒退已经开始。还不知道倒退到哪里才会停止。斯大林官僚集团再一次表明，他们从未能够预见到明天以后的事情。这是短视的经验主义，是粉碎所有批评和思想下的产物，用肮脏的把戏来做自我欺骗，更糟的是，它施加在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上。 而在新经济政策——这是不在任何计划之内的——能有机会表现出任何经济结果之前，它便已招来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向右转，无法不在无产阶级中较有阶级觉悟的分子间响起警号。他们的警觉更因生活成本的显著增加而附带着不满。农民的心情依然不稳定和紧张。在这样的气氛中，还加上青年人的满腹牢骚、尤其是接近官僚的那部分青年人，他们能够观察到官僚的横蛮，特权和渎职。就在这沉重的气氛下，爆发了尼古拉耶夫的一枪。 斯大林派的报纸从反对派1926年的纲领立场，费尽心机地推论出1934年发生的恐怖行为。“〔我们被告知〕反对行为必会导致反革命。”人们要是想从这句行文中找到什么政治见解，它大约会变有如下这个意思：虽然这个纲领立场排除个别恐怖行动的想法，然而它却会唤起批评和不满，而由于不满情绪无法通过党、苏维埃或工会方面的管道得到宣泄，它最终将把那些不平衡的人导向恐怖行为。这样一种假设确是会有真理的内核，问题是人们要知道如何把外壳去掉。众所周知，批评和不满并不经常导致恐怖活动和暗杀，只在矛盾紧张到了极点时，周围的气氛一触即发，不满非常普遍，而官僚握有拥有国家先进分子的咽喉，那些恐怖行动才会兴起。斯大林派的报纸在“反对行为必会导致反革命”的这句格言之中，对斯大林主义政权提出了最无情、阴森的批评——这一次它道出了事实。 官僚对尼古拉耶夫一枪的回应，是对党内和工人阶级的左翼进行疯狂攻击。几乎让人以为斯大林一直在等待一个借口，藉以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的朋友们发动猛烈攻击。报纸上发动了一场令人绝对难以想象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同1924-1929年时全无二致。只消说这一点就够了，《真理报》现在把托洛茨基形容为在内战期间，在红军内部编织“反革命巢穴”的人；而不消说，把革命从这些“巢穴”中营救出来，是斯大林的英雄功绩。在中小学、大学、杂志期刊、人民委员会中，一再发现新"托洛茨基分子"，在许多情况下，是发现了落后分子。逮捕和流亡，再一次以大规模的面貌出现。大约有30万人，即15至20%的党员，再次从反复厉行清算的党里开除出来。这是否表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最近一段时期内有那么大的成就呢？这样的结论言之过早。工人们的不满无疑是增多了；对于左派反对派的同情也有增加。但官僚的怀疑和恐惧增加得更多更大。即使连有诚意的投诚者，官僚现在也无力消受。官僚为了斩钉截铁地向右转，有需要把左方大幅截除。尼古拉耶夫的枪击事件，给斯大林进行政治切除手术提供了外在的口实。 个人恐怖行动本质上是冒进性的；其政治后果是无法逆转的，而且往往无法为其目标服务。尼古拉耶夫想要怎么样？这一点我们并不知道.。很有可能他是想对党的体制，对官僚政体的不受约束或向右转的路向提出抗议。但结果呢？是官僚对左派和半左派的打击，强化压力和无法无天，对于不满右倾转向的所有可能者，施加杀鸡儆猴的恐吓。而无论如何，尼古拉耶夫的枪击之能够带来如此不成比例的浩大后果，这个事实就是不可置疑的证言，说明了所有这些“后果”早已埋藏在政治局势之内，只是在等待着爆发出来的理由而已。 官僚现在正进入为两个五年计划结算总帐的时期，它为此而赶在前头保障自己。官僚已作好准备以向农民做出经济让步，即是说，向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利益和倾向作让步。但官僚不愿意向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做出任何政治让步。相反地，它反是向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中所有具有活力和思考力的分子实行狂野的警察突袭，以此来展开朝向“小康集体农民”的新转向。 今天已经可以预测，随着向左派实行的突击攻击，不久之后，早晚便会对右派发动突袭攻击。它已经发展成苏维埃形态的波拿巴主义的官僚中间路线，假如能够使用其它方式，而不必借着"两条战线"持续攻击——也就是说，分析到最后，是向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资产阶级复辟的倾向进行攻击——而能够得以保持势力均衡的话，就不会是它现在的样子。官僚政体的基本任务，就是保住自身。统治集团把它的敌人和反对者，或仅仅是不很可靠的那些朋友，分为左边或右边的"干预代理人"，这个分类，常常只依赖于对那团乱麻作方便的技术性处理而已。把上任农业人民委员长斯米尔诺夫驱逐出党，是对右派发出的含蓄警告：“不必高兴得太早。记着你们也会这一天！”无论如何，今天的矛头则完全是指向左边的。 在世界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面前做外交退却；在国内小资产阶级倾向面前做经济退却；向无产阶级先锋队发动政治攻势——这条三分论公式，就是斯大林波拿巴主义发展的新一章。这一章将会以什么来结束呢？无论如何，结果不会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不会是其里面官僚的和平解体。与此相反，是工人国家再一次进入政治危机的时期。而带着前所未有的无比尖锐性并随而来的，不是过渡时期内的经济制度的矛盾，虽然那些矛盾本身就极其深刻，而却是官僚独一无二的政治立场——这个独一无二的立场不仅拒绝，而且是无法再向贫苦大众的先锋作政治让步。斯大林主义集团成为了自己建起来的制度的俘虏，是国家连串政治动荡的主要来源。 政治、共产国际和经济上的向右转，到底能走多远？他们将会为苏联带来什么新的社会后果？惟有在来临中的年月对每个发展阶段做出审慎估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下判断。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国际都已无药可救了。共产国际完全败坏的官僚层一步步堕落，它为了取悦斯大林派集团，彻底背叛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最重大利益。但是，十月革命创造的国家是精力充沛的。强迫工业化与集体化的年代、暗无天日，人民处在鞭挞锥刺下，既产生了巨大困难也产生了伟大成就。当前的被迫退却，一如往常，隐藏着新的经济和政治困难。然而，即便在这个时候，也有可能绝对肯定地说，由官僚独裁造成的政治危机，对苏联的危害，无可估量，同过渡经济时期的所有失调和矛盾相比，它的危害更为直接更为尖锐。 官僚不仅没有自我改革的愿望，而且也无法改革本身。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对官僚机器，可以从上而下进行无情的清洗，才能将苏联国家恢复健康。但为了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的先锋必须挺立起来，去除等级，重新建立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新创建革命的党、苏维埃和工会。它有足够的力量达成这样一项任务吗？ 苏联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已经有了巨大的增长。同它的数量相比，它在生产作用方面的增长更加不可估量。苏联今天的无产阶级具有巨大的社会份量。其社会组成的多样性，其新一代缺乏革命经验，党的腐败，还有世界无产阶级持续的沉重失败，造成了苏联无产阶级的政治弱点。 在既定的阶段，最后一个原因是决定性的。国际视野之缺乏，限制了俄国无产阶级，使其把自己蜷缩在一个国家的躯壳内，容忍着“一国社会主义论”，根据这一理论把国家官僚层神圣化。苏联工人必须再一次重拾对世界无产阶级力量的信心，才能恢复对自身力量的信心。 当然，在苏联内部发生的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以及克里姆林宫的摇摆不定，对于促进，或相反，延缓世界无产阶级和俄国无产阶级的结合有着无比巨大的意义。但决定苏联内部地位的主要关键今天已经处于苏联之外。倘若西方无产阶级向法西斯主义投降而献上欧洲大陆，处于孤立而且堕落深重的工人国家将无法长久撑持，但却并非由于它必然会被军事干预所攻陷；在不同的情况下，与此相反，苏联的干预本来可以把法西斯主义推翻的。但现在世界反革命的胜利已经把苏联内部矛盾的紧张程度推至最高点。借着进一步削弱苏联无产阶级的抵抗力而使法西斯主义进一步蔓延，从而令恢复生机的苏联制度取代堕落的波拿巴主义制度成为不可能。一场政治大灾难将不可避免，接踵而至的将是生产数据私有制的复辟。 根据当前的世界形势，“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这个官僚的福音，以其全部的民族局限性和夸大其词的欺诈性立于人前。我们在此当然不是指在这个地区之内或其它地区之内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纯粹抽象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这是一个留给学究的课题。我们脑里想的是远为迫切、具体、活生生的，历史性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质疑：处在帝国主义环境中的一个孤立的苏联国家，在法西斯反革命日渐紧缩的包围圈内，有可能漫无休止地维持下去吗？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不。苏联内部条件的答案是：不。来自帝国主义的外部压力，用于国防力量和资源的开支，建立正确经济关系的不可能性——这些障碍本身已是足够深重了；但比这些因素更为重要得多的是这个事实，即：世界革命的失败不可避免地会令苏联制度活性的承托人——无产阶级——崩解，迫使其俯首顺从在国家官僚的枷锁下，而这个国家官僚本身，正被波拿巴主义的全部恶习所腐蚀。离开世界革命便不会有出路！ “悲观论”！——所谓的共产国际（Comintern）这一训练有素的鹦鹉会如是说。那些早已告别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御用骗子将发出嗥叫：“保卫资本主义！”至于我们方面，的确是完全不带着“乐观主义”来看待名为指导实为压迫工人国家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在历史发展的所有可能变动下，这个制度要崩溃的必然性是同等的。然而唯有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走上进攻及胜利的道路，才能令苏联官僚无法把工人国家一同拖进穷途末路之中。首要的成功条件是，全世界的先锋队从斯大林主义死气沉沉，迟钝无能的爪掌中解放出来。尽管有强大的谎言和诽谤的机器带来障碍，这个任务将会迎刃而解。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的利益，前进！ （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34-36章》）
七、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赤光《陈独秀的生平及其政治主张》（1932） 七、结论 归结起来说：独秀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者，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领导者！ 他十余年来，过着流离刻苦的生活，一切都供献于革命！ 他永远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线上，前后入狱四次，每次都使他对革命的决心增加，这次他也决不会被统治阶级转化！ 世间只有上帝没有错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之过人处，不在于说他绝对没有错误，而在他能承认错误，并能在错误中找出教训。独秀同志从来不掩饰错误！ 在1925-27年，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应归咎于斯大林派的国际领导机关，独秀同志不愿因个人而埋没了全部政治问题的教训，所以坚决反对斯大林派之卸责，这是对的；但独秀同志并非毫无错误，他的错误就在他忠实的可耻的领导着中共中央作了斯大林派机会主义路线之执行者！没有反抗或没有坚决的反抗，以致断送了中国革命，这种错误虽有可原，但也是十分严重的，这个责任他不能不负，他对这一点已公开的接受了！ 他因政治斗争而被斯大林派开除党籍，是光荣的！他决不像那些现在党内的干部，为保持或增高自己的地位，竟不惜向斯大林乞怜，牺牲自己的政治道德，至牺牲革命！ 他在失败和错误的教训中找到革命的真理，他毫无保留的毫不迟疑的接受左派反对派的正确路线，毫不松懈的为这一路线而斗争！ 他自从走到反对派的正确道路以来，也并不是毫无错误，但他不久就完全改正。譬如他根据恩格斯及列宁、托洛茨基的意见，对于南方农民运动认为这不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军，这不是真正的红军，这在原则上完全没有错误；他把南方农民运动中的流民无产阶级的成分估计得过大，这是过分的，不正确的估计！因为，固然它不能是真正的红军，但它的主要基础还是在党领导之下的革命农民的武装，而决不尽是流氓无产阶级。但这一错误，独秀同志以后已坦白地毅然地改正了。 斯大林派常常拿这一点来攻击他，这又有什么意义？斯大林派的错误断送了中国革命，现在还在继续的断送中，而且拒绝批评！独秀同志这一点错误与斯大林派比起来那简直是“沧海之一粟”。 而陈独秀能够勇敢的作自我批评，斯大林则永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永不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陈独秀始终是伟大的布尔什维克！陈独秀始终是向前进的！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历史中，他始终是成为重要的领导者之一个！ 末了，让我们沉痛的勇敢的高呼： 召集普遍全权的国民会议！ 夺回陈独秀同志！ 改造共产党内的官僚党制！ 实行党内民主集中制！ 召请托同志回国挽救国际与苏联危机！ 拥护世界各国左派反对派，及其革命路线！ 一九三二．十．二十八
六、组织中共左派反对派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赤光《陈独秀的生平及其政治主张》（1932） 六、组织中共左派反对派时代 独秀同志自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他虽然知道这种失败是过去整个路线之必然结果。不承认错误的责任应由他负，然而他却不能彻底的认清机会主义的病源所在：他虽然知道八七以后的路线还是错的，他也反对盲动主义，然而他却不能及时的找出新的出路。这固然由于他的经验不够，然而主要的还是由于受了斯大林派的蒙蔽，国际左派反对派的文件完全被封锁了，使他完全得不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启示！ 直到1929年初，有些中国反对派的同志由苏联先后返国，在上海成立反对派小组织，谋发行反对派的机关报——《我们的话》，托洛茨基同志的中国革命问题与托同志所草的中国反对派纲领，也渐渐传布到中国来了。 独秀同志此时始看见反对派的文件，因为他在中国革命中的实际经验比任何中国同志都要丰富些；加以他自革命失败后一年以来之深思熟虑，对于左派反对派的意见他最易了解。一切的一切他都由此恍然大悟了，在1929年12月间，他完全接受了左派反对派的意见，便和他同意见的八十余人发表了一种《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内容完全是根据中国左派反对派纲领而写成的。同时他们也组织了一个左派反对派的小组织，其机关报名为《无产者》。 中国左派反对派除《我们的话》与《无产者》以外，还有两个小组织：即十月社与战斗社。 中国整个的左派反对派运动之生产，一方面是由于受中国革命在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领导之下迭遭悲惨的失败及党内官僚制度直接的反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得国际左派反对派及其领袖托洛茨基同志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对于共产国际斯大林派领导的批评之帮助。这就是中国各派的小组织之共同的来源。 但在整个的共产国际是分崩离析的状况之下，左派反对派在各国都不能一开始就达到统一的组织，在中国更遇到特别困难的环境。中共在国际的机会主义的领导之下，差不多自始就未受到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党的理论基础非常薄弱，迭次失败之严厉的打击又使党的基础瓦解，并处于极端的白色恐怖之下，再加上斯大林派官僚制度先期对于反对派之极端无理的压迫——在这种种条件之下，中国左派反对派在开始的时候就很难从一个成熟的政治派别中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以前未统一的各小组织都是在分散的状况中各自成立起来的。因为有各自分立的小组织之存在，就不免具有小组织的排它性：各不相下甚至互相攻讦，真正政治问题之讨论都难免别生枝节。 当时其他各派对独秀同志及其一派之参加反对派，取了一种很慎重的态度，这由于独秀同志是过去机会主义的执行者，他是否在主要的问题上能接受反对派的意见？对这一点当然不能取妥协的态度。不过在问题之争论中，其他各派对独秀也难免有些成见，这是小组织并立的状况之下一种不可免的现象。 后经反对派国际委员会与托洛茨基同志来信批评，各派意见始渐接近。托同志的信中，关于独秀同志的问题说： “……不久以前我曾接得译成英文的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同志公开的信，在这个信中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因此我未看出为什么几个中国的同志继续的称独秀同志的一派为‘右派’的理由。” “直到今天，我才得读陈独秀同志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的信（即陈独秀同志的《告同志书》），我认为这封信是一篇绝好的文件，这封信以完全明显和确定的态度答复了一切重要问题，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独秀同志在这封信中，完全站在正确的立场上。……” “如果像陈独秀那样一个杰出的革命者，与党正式决裂，即任党开除，而宣布自己与国际反对派的立场‘百分之百’一致，那我们能对他掉头不顾吗？难道你们当中有好多共产党员能像陈独秀那样老练吗？他过去有过很大的错误，但他已能自觉这些错误，自觉错误的经验，对于革命者，对于领袖，乃是‘金不换’的经验，我们反对派青年当中有许多人能够而应该从独秀同志学习呵！” 国际委员会来信说： “我们读到陈独秀给共产党员公开的信，都很愉快，我们相信这个宣言表示对国际反对派的充分的同情，不但可能并且绝对需要和其他各派合并起来。” 在1931年5月，反对派的四派在国际委员会及托同志的指示之下统一了。统一以后的领袖是独秀同志。 不幸，统一大会刚完结，刚要开步走，进行工作，便因叛徒马玉夫的告密遭受了一次大逮捕，组织上受了严重的打击，经独秀同志等一致努力的结果，至“九一八”事变以前，组织已渐渐的恢复元气。 在“九一八”运动中，因为我们的策略正确，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个事变的中心，一年以来我们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有很大的发展；因为斯大林派之路线错误，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已完全落在我们左派反对派的肩上了，我们在工人中的发展当然是中国革命前途的复兴。然而丧心病狂的斯大林派则看着我们的发展而发抖，竟不惜常常造谣说反对派告密，竟不惜以法西斯蒂的手段雇佣流氓破坏我们的工人运动（如上海电话罢工等），这还不算是阶级的罪人吗！？ 10月15日，独秀同志与彭述之同志等又在沪被捕，不消说这不仅是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损失，同时也是由中国革命的损失！ 他们——陈彭两同志无论如何是决心为革命牺牲了，他们决不会因统治阶级之毒害改变其革命的立场；中国左派反对派经过这次损失后，其本身在国际反对派指导之下必然要更加努力，它有它的政治的任务作真实基础，它决不会因损失一个领袖而溃散！一般劳苦群众们应赶快团结在左派反对派的旗帜之下，打倒国民党，争取革命之胜利，才可以挽救陈独秀、彭述之等同志的损失！ 斯大林派也应站在阶级的利益上，与反对派共起作打倒国民党，夺回独秀同志，幸灾乐祸只是足以证明你们毫无革命气味，不过是蒋介石的喽啰而已！
五、第二次大革命失败之前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赤光《陈独秀的生平及其政治主张》（1932） 五、第二次大革命失败之前后 在1925-27年大革命的过程中，无疑的陈独秀同志曾执行了不少的错误路线。但我们必须研究这些错误路钱是怎样构成的？错误的根源何在？他是不是应该负错误的主要责任？斯大林派的国际领导机关和中共中央（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的）把错误的全部责任推在独秀同志一人身上，取消他的领袖地位，最后并开除了他的党籍，不惜采取一切卑劣的手段打击他，这是不是应该？对革命的利益何在？ 假若主要的错误之根源在他个人，假若他毫无理由的不承认错误，那么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无产政党的纪律，独秀同志当然是不可饶恕的！饶恕了他就是不忠实于革命！ 假若不是那样，主要的错误之根源在斯大林派的国际领导机关而不在独秀同志个人，他个人不过是错误路线之执行者，他的错误不过是错误路线之“必然结果”，那么这样单方面的打击每个同志个人，这样的官僚主义手段与教育，便是背叛革命，便是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得不到教训，便是使中国共产党破产！正如1930年2月17日，独秀同志复国际的信中所说： “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身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我虽未能及时彻底认清这个失败的教训并找出新的出路，但我本着我亲历的经验，深深知道这种失败是过去整个的政治路线之必然应有的结果。然而国际的领导机关却轻轻地把这个失败几乎简单的归过我个人。如果这样便解决了问题，关于我个人当然用不着说什么；但若以个人的责任问题掩盖了全部政治问题，掩盖了失败之真实教训，因而断送革命之前途，其罪实不可恕！” 我们现在开始由1925-27年党的总政治路线来研究这一是非；我们为了革命利益，完全取着一种极客观的态度来研究，我们不代人造谣，我们也不代人掩饰。 1925-27年，中国共产党的总政治路线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即斯大林所谓“工农党”！）联盟，不仅在政治上要与国民党完全合作，实行国民革命；而且在组织上共产党也要“加入”国民党，于青天白日旗之下，共同行动；这种联盟规定一直要继续到“完成”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这个“阶段”为止，共产党中途若“推倒国民党的领导，便是超越阶段的危险”；所以为要保持联盟的良好关系，共产党就得对国民党整个妥协！ 在联盟之初，居然不定出具体的“联盟政纲”，共产党居然不保持它自己的“独立权”与对联盟者国民党之“批评权”；居然对共同的责任、相互的义务和联盟的限度，并不定出；因为既是“加入”国民党，这些条件当然就用不着！ 这种联盟自始就是出卖无产阶级革命，出卖中国共产党的孟什维克政策！决不是列宁的原则。 这种总的政治路线完全是由斯大林派的国际领导机关决定的。这由过去一切文件可以绝对证明！举凡第三国际与中国党的一切主要的政策和战术，都是根据这一路线而产生的！总的路线既有错误，则由它而生的政策和战术之错误，便是必然的结果；故1925-27年中国革命之失败，其“主要的”责任当然在斯大林派的国际领导机关，中国党及领袖陈独秀不过是第三国际官僚领袖们的错误路线之执行者罢了，陈独秀本身并不是毫无错误，但他不过充分的引伸第三国际领导机关的错误罢了。 总的政治路线之错误处，就是共产党取消自己的独立领导权而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混合组织；以后虽经过历次的事变，都未能及时退出国民党，组织苏维埃以挽救既成的错误与失败，一直断送革命到底！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说：一个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者，应该永远记下这一原则：即“无论任何时候和无论任何条件之下，无产阶级的党，决不能加入别阶级的政党，或与别阶级混合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之绝对独立是共产主义政策之基本的和先决的条件”。 总的路线错误之原因，是由于“阶段论”的错误和对资产阶级革命性及国民党的阶级性认识之根本错误。 中国国民党无论在其行动的历史上，在其三民主义的政纲上，在其建设中国实业计划上，在其上层领导成分上，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自始至终带有不少的反动性（如希求帝国主义的帮助及不主张没收土地及大贫小贫论等）；至于其中的下层群众含有不少的“工农分子”，在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中不乏此例，决不能因此改变其党的阶级性，无论其口头上如何主张“世界革命”、“拥护工农利益”和“联合苏俄”，凡在一个革命运动高潮中，羽毛还未丰满的资产阶级往往采用一部分迎合无产阶级的口号，甚至于拿出社会主义的幌子，以猎取无产阶级的同情与拥护，这是资产阶级的常态，是在欧洲革命运动史中的定例。无产阶级在没有独立的政党时，常常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常常是简单的替资产阶级服务，无条件的替资产阶级去推翻封建的统治。而马上即被资产阶级践踏。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幸也在共产国际及中共错误的幻想的政策领导之下，不自觉的做了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简单的工具，以苦力的资格替他们推翻了代表官僚买办资本的北洋派的统治，以与帝国主义妥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刚一抬头即以空前的白色恐怖摧残他们昨日的拥护者——无产阶级。我们加入国民党和长期留在国民党的结果：是在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掩饰了国民党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松懈了工农群众对国民党的戒备；提高了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组织和强固了资产阶级反对工农的统治，终致国民党对工农不断的大批屠杀和他们的政权之获得。 我们在国民党的政策，因为希望留在国民党内，保持长期的阶级联盟；所以不惜不断的让步；1924年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代表允许国民党的组织国际联络委员会，监督中共与笫三国际的关系，凡国际所给中共中央的政策而命令须先交该委员会看过；1926年3月20日三二〇政变围剿省港罢工委员会及苏俄顾问和苏俄视察团的卫队枪械，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后，复以国民党党务整理议决案的形式，令共产党及青年团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缴存国民党，禁止我们批评孙文的三民主义，令我们同志退出军事学校或退出共产党；这些事实已经是资产阶级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而不是斯大林头脑所幻想的“联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际的政策不但不因资产阶级进攻使无产阶级自己更加独立起来，反而采用了最可耻的投降政策，严厉的阻止中共退出国民党，连准备退出都不许，继续极力武装，国际代表还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帮助并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从此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完全投降了资产阶级，不啻自己正式宣告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1927年7月12日蒋介石开始大屠杀，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仍然是继续拥冯拥汪，说冯玉祥是工人出身，说汪精卫是土地革命的领袖，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组织苏维埃。并且在蒋介石叛变以前，曾命令中共以“劳资仲裁”代替罢工斗争，命令我们避免与蒋介石的军队冲突；在蒋介石叛变以后，曾命令中共在土地革命中不得侵犯军官们的土地，命令中共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工农的“过火”行动，最后全部国民党已公然反革命，还命令中共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直到南昌暴动，还是在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的。这样的政策，分明是使中共撕毁了自己的旗帜，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变成了国民党的束缚工农的工具；这样的政策，分明是自始至终从头到尾一贯的空前未有的最可耻的机会主义，分明是出卖阶级的政策，完全不是1905年布尔什维克坚决的反对与资产阶级妥协，独立的领导农民，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政策。关于阶级联盟问题，列宁常常引用巴尔夫斯的话说：“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的条件是：共同奋斗，分别走路，不混合组织，看同盟者犹如看敌人一样。”国际既强制中共混合在国民党组织之内，复大喊：“推倒国民党的领导是超越‘阶级’的危险。”事后却责备中共不应损失其组织上及政治上的独立；其实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毁坏其独立，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策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难道除了那些实际问题外，还有悬在空中的独立吗！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这样破产的政策，是根据他们对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关系之根本错误的认识。他们以为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因受帝国主义之压迫需要革命，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愈压迫，则中国国内进步的各阶级，愈会团结一致形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种联合战线的方式是“国民党”！斯大林称国民党为“各阶级联盟”或“四个阶级的联盟”，而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这分明是组织上之阶级混合，而不是在某一时期某一运动中两个独立政党行动上的暂时的局部的联盟，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对中国商品与资本侵略之深入，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非依赖帝国主义不能生存，这种依赖外力而生存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必须靠更残酷的剥削工农，才能勉强抵制住和资本技术更高的帝国主义国家工商业竞争，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农的冲突更为不可调和，更易于爆发阶级战争。资产阶级最初参加民族革命，乃是图利用能够在他们控制条件（过去国际的政策正是对资产阶级担保这种条件）下的工农群众的声势，向帝国主义做买卖，好取得于他们自己阶级的那一点点利益；他们看到工农群众根据其本身利益，侵犯资产阶级的利益领导革命时，资产阶级便马上或觉到工农革命比帝国主义对它更是根本的危险，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快的反对革命，乃是其阶级性之必然。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帝国主义愈压迫，革命运动愈高涨，则国内的二个阶级的斗争愈加急紧而决不能因此促成阶级联合、和缓阶级斗争！国民党是一种资产阶级欺骗利用民众的工具，用抽象的“国民革命”的口号（在我们不进行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状况之下）麻醉住工农群众意识，不组织自己的独立的武装，而只是无条件的为资产阶级夺取江山，资产阶级独享胜利之果，而且马上回过头来屠杀工农群众，这是一件白日经天的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我们加入及留在国民党的另一理由，便是要经过国民党去争取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而与它联盟，这也是机会主义的模范的表现。无产阶级之最可靠的同盟者，只是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即城市及乡村的贫民。固然无产阶级随着革命发展之现实的环境，要团聚一切革命势力，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着眼是在下层穷苦群众，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所领导的民主政党。我们要团结广大的劳苦群众在自己方面来，首要的就是无产阶级自己要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与鲜明的旗帜。有时可以甚且必须在某一事务上，某一明确的具体的暂时的行动纲领上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建立联盟；但这个所谓“联盟”之根本作用，是在以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去揭破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之妥协与欺骗，以夺取广大劳苦群众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方面来，而不在掩藏自己的政治面目，遂迁就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更不在组织上与它混合起来，把自己的头颅，套在资产阶级的圏套里，而认为是“集中革命势力”！从前第二国际即主张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应与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合并，他们常说：不懂得在落后的俄国为什么多数派、少数派和社会革命党分而为三。列宁则坚持只能与社会革命党有政治行动上的“联盟”，而不能在组织上和它混和、和它联盟。德国1848年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尚保持与劳动者同盟对封建党及大资产阶级的党作革命的反抗；马克思在1850年3月，以中央委员会名义致共产主义同盟的信，严格的指出这一同盟者的危险性，他说：“即为对付共同敌人，亦不必有特殊的共同组织，对敌人直接斗争时，两党利害一时一致的，自然而然有一时的结合。”过去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的遗教，而是采取了从前第二国际的意见，特意把国民党装饰成一个狮子灯，我们都钻在里面去旋舞。像这样混合组织的联盟，则遇事掣肘，并混乱了我们自己的政治面目，不但不能经过他们组织去争取其下层群众，并且更要丧失我们自己阶级的群众，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和国民党一个组织的东西！ 在革命高潮中，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即城市乡村的贫民联合最好的形式，便是苏维埃，即是由工农贫民兵士的广大群众选举代表组织的苏维埃，它的任务是武装群众及指挥群众的政治斗争夺取政权的机关。共产国际的领导，在革命高潮中为要跟着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上层跑，作那种无希望的同盟梦，于是根本抛弃代表城市乡村的贫民的利益，在斗争上服从国民党的政纲，越此便说是“过火”！在组织上把农民协会及店员、小商人的组织工作统统交给国民党，不许组织苏维埃；他们竟至说：“中国的国民党对现时中国的革命的作用与1905年的苏维埃对俄国革命的作用是一样的”，“武汉国民党为革命运动的中心”，“武汉政府是革命政府”，“若现在即刻建立苏维埃，拒绝拥护武汉政府，提出二重政权的口号，推翻武汉政府，便是对蒋介石等予以直接的援助”（斯大林）。“在将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还可以利用国民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布哈林）。他们的错误完全由于迷信少数派的“阶段论”遮掩了眼睛，妄想由汪精卫的国民党专政“和平”的转变到“工农民主专政”，再由工农民主专政“和平”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阶段这样分得整整齐齐的，他们以为这一阶段做完了，那一个阶段自然就会跟着来，用不着苏维埃！他们完全离开无产阶级革命观点，他们不知道政权由这一阶级转变到另一阶级，只有经过暴力之夺取，才有可能，决不能有什么“和平转变”，苏维埃就是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应准备的最好的武器；“政权的性质只能有两种，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便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列宁），决无所谓中间阶段，即工农民主专政！他们完全不认识不但南京的国民党已公然的反革命，即武汉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已日渐走向反革命，尤其在“马日”事变后，他们和大军阀张作霖已经没有区别，此时各派国民党资产阶级（凡是剥削劳动的大小资产阶级都包含在内）参加民主革命的历史已经告终；同时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到中国国民党一致承认“过火”的工农运动，已经打破了各阶级联盟，超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开始由民主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反革命性质已经开始转变了。无产阶级的政党，至少在3月20日事变后即应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在北伐开始时就应该在随北伐所到的地方组织苏维埃，至少在4月12日事变后即应建立苏维埃与国民党政府相抗，由双重政权走到推开反革命的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是这样，而是始终拘泥于民主革命的阶段，始终迷信国民党，始终想利用大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代替工人与乡村贫民群众的苏维埃。中共中央此时未能力争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打倒国民党的领导，反而在国际代表所起草的宣言中及农民部通吿中，都承认农民有“过火”行动；并且自行取消汉口总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这都是莫大的错误。一直到国民党公然全部反革命，革命运动已经一败涂地，此时反而突然想起利用苏维埃的口号，作夺取政权的冒险尝试。 以上便是在“国共联盟”那一总的政治路线之下所演的过程与结果，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中国的国货，而都是斯大林、布哈林所主持的国际领导机关之所赐。没有相当时期经过马克思主义及阶级斗争锻炼的中国共产党，自己本没有发明理论、决定政策的能力，过去及现在错误的根本政策与理论，自然都来自国际。 独秀同志并非没有错误，他的错误，在斯大林派看来，说他不听（？）国际的指示，故错误的责任完全在他，那无异说他执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在技术上太不高明了！ 在我们看来，错误的根源在国际，独秀同志的错误只是执行国际的错误路线太忠实了；他及中共中央过去对机会主义没有一点认识与抗议，忠实的可耻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政策，国际喊一声农民运动“过火”，他就留声机似的在《向导》周报上也大骂“过火”！这是应该负责的！他是党的领袖，可以比别的中央委员负责更多些！ 他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在开始时虽然曾表示反对，但他并末能坚持他自己的正确意见，最后还是被国际批评为“幼稚”而取消了！这也是表现他那时在理论的认识上还不充分。 独秀同志这种错误，只能说是一种缺点；因为他为历史条件所限制，他没有经过长期的理论锻炼与斗争试验。他当然不能有丰富的革命智识，他对列宁的门徒如斯大林等也绝梦想不到那样的卑鄙！他的缺点并非不可救药！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这些领导也并非由天上掉了来的！ 假若斯大林派的批评完全是对的，错误完全在陈独秀一人，独秀的错误是自造的机会主义，不听国际的正确领导，然而1927年的“八七会议”独秀没有参加，六次大会的决议案上也说：“八七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定出武装暴动的方针……走向革命的大道。”为什么不几天而斯大林的忠实信徒瞿秋白又被打下去，并批评为“盲动主义”？六次大会是在莫斯科举行的，六大以后在李立三领导之下的中央也是国际认为毫无“陈独秀主义”的气味的，为什么不几天李立三又被打下去，并批评为“冒险主义”？假若说是由于中国的干部不成功不可靠的话，然而负有指导世界革命责任的共产国际对这一点极微小的事情，也不能先事预防，没有这一点远见，那国际之所以为国际，斯大林之所以为斯大林，不亦太难为情乎？！ 独秀同志1930年2月复国际的信中说：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领导’，然而自一九二七年以后直到现在，你们应该已经取消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而引导中国党于正轨，两年来事实的经过是怎样呢？（五年以来事实的经过又是怎样呢？——编者），中心的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这个“中心问题”，就是打击独秀同志的问题，其用意何在？ 第一，因革命失败了，斯大林企图以打击“执行者”，打击领袖，推责任于一人，欺骗工农群众，欺骗中国党员群众，以遮掩共产国际之破产，抵制反对派之批评。这是斯大林派官僚党制之下的一个铁则，不仅适用于独秀同志，瞿秋白、李立三都是同样的牺牲者，在欧洲各国共产党之领袖自1923年以来被牺牲于此者不知凡几！ 这种官僚党制，不仅是以个人问题埋没了全部政治问题，消灭了由工农的血泊中得来的教训，因而断送革命之前途，在客观上完全是出卖阶级的企图，使国际的威信更加滞地；而且是在主观上有意破坏兄弟党——中国共产党之机体。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其相互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群众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之领导，革命只有失败；无产阶级没有它的政党之领导与革命群众特别是城市与乡村的贫民之拥护，也是没有出路的；倘若没有领袖之领导及无产阶级之基础，也是不能走到胜利之路的！归结起来说，领袖在革命中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 一个共产党的领袖是不易培植成熟的；必要经过长期工作，困难经验，与正确的理论锻炼，才会产生。培植领袖，保护领袖，是党在革命中极重大的任务。领袖不能毫无错误，能承认错误才是好领袖。随意摧残一个历史的领袖，损毁他的地位与声望，这对革命的利益说来简直是罪恶。 斯大林派若能很细心的很慎重的尽国际的责任，指导中国革命，培植中国党的领袖，爱惜兄弟党的机体，则中国革命决不至那样惨败，即革命失败而独秀同志也决不应受那样的摧残，因为他在中国党已成历史的领袖，他的声望与才能，在中国说来，无有再出其右者，在国际的培植之下，将来必能更见发展成为伟大的领袖，这无疑的是中国革命的利益，斯大林并不管这个！ 第二，斯大林打击陈独秀为的是将中国党完全制伏在他的马下。斯大林为实行其一派把持共产国际，把持各国革命，为实行其官僚党制，为打击左派反对派，自1923年以来，无时不在处心积虑要将各国兄弟党一一制伏于他的马下。 德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是斯大林所最畏惧的，若这两兄弟党不能拿在他的掌握中，则他在国际有孤立的危险。因为德国党在欧洲是最有力量的，中国党在五卅运动以后也发展的很快；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内和东方殖民地国家的这两大党对官僚主义是一种很大的威胁。斯大林对机会绝不错过，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德国那些领袖们被打击得干干净净，毫无才能的台尔曼经过召往莫斯科一个时期官僚主义的训练以后，再送回德国任党的领袖，德国党的问题是解决了。 1925-27年革命时期中，独秀同志在国际在中国以及在党内有很大的权威，曾引起斯大林最大的不安，所以1927年革命一失败，斯大林便派其心腹米夫等到中国来，以国际的名义，包办“八七会议”，由久仰国际鼻息时思夺政治领袖的瞿秋白以书记，把陈独秀打击下去。由瞿秋白以来的领袖们不能说完全成了斯大林的“应声机”，斯大林打他们，他们一声也不能响，中国党完全放在斯大林的践踏之下，国际永远是对的，中国党党员，永远是幼稚！ 八七会议对他的总书记资格虽被取消了，只要对革命没有损失，他也决不因此而有所不快，他所反对者只是斯大林派违反组织原则的办法。 八七会议应说是党转变政策的一个关键，因过去的工作关系与未来的策略之决定，八七会议无论如何应该要他参加；即取消他的领袖地位，也应该在会议中加以正式决定；然而瞿秋白及国际代表则承斯大林之训令，拒绝他出席会议，而会议中又决定他任中央常务委员，这还不是十足的官僚把戏吗！陈反对毫无结果，乃告假赴沪，拒绝参加常委，并拒绝前往苏联。 所谓八七会议的精神，最重要者，就是打击了陈独秀个人。在政策方面，对机会主义未作根本的系统的改正，仍然说留在国民党有四大理由，仍旧主张站在国民党左派的青天白日旗之下；所表现者只是企图以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动挽回其机会主义政策之绝望而已！ 由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两湖秋收暴动，以至六次大会前，独秀同志曾向中共中央提出种种政治意见，反对盲动主义，但中央不予发表，反而断章取义的诬蔑。以后湖北、顺直、江苏几个重要省委继续发生反对中央错误政策之斗争，中央认为这些风潮都有受他煽动的嫌疑，至1929年初便开除了他的党籍！独秀同志就是这样毫无理由的被开除而离开他所手造的中国共产党！ 国际曾一再召独秀同志到苏联去，他都拒绝了，他知道斯大林的阴谋，这一去不是被转化，便永无回国之望，他当然不愿离开实际工作去受官僚主义的侮辱！直到1930年2月间，独秀同志早已接受了左派反对派的正确意见，国际政治书记部还来电要他前往“参加本政治书记部审察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妄想用这种骗小孩子的方法骗他前往，以减煞左派反对派之势力。独秀同志在1930年2月对国际的回信说： “中国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等早已紧急的宣布我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取消派’、‘反革命’、‘新工贼’……企图这样一次决定我的前途。同时你们在去年十月二十六日给他们的训令也就教导他们：‘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茨基派。’然而现在你们突又来电给我，要我到莫斯科参加你们的会议，专门讨论我的开除党籍的问题；你们这种种意见，我很不容易了解。” “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得到国际之列宁主义的领导，才可顺利的达到它的解放之前途，这是必然的。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些苏联问题之文件。从此以后我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之真正的根源所在。当你们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也并且预言这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必须达到的结果。现在这种预言已经处处由事实证明出来了。可是你们却把托洛茨基驱逐到苏联以外，把他交在阶级的敌人之手中，即土耳其的蒋介石之手中，其他和你们政治意见不同的大批同志却被监禁或流放，现在又要从中国调我到莫斯科，说是专门解决我的问题；我实不知你们又打算干什么！” “我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问题，而是关于整个的政治问题。我从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已完全证实五六年来国际的领导是站在官僚机会主义的路线上，尤其重要的就是你们滥用国际的威信及凭借官僚机关的权力，继续维持这种路线，不惜破坏一切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原则，不惜恶劣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十月革命的根本方法，列宁主义的战术主要教训。关于中国问题中目前最主要的就是：（一）将来第三次革命的政权是工农民主的独裁，还是无产阶级的独裁？（二）目前的任务是直接准备武装暴动，还是提出过渡时期的政治口号（比如国民会议）作民主的斗争？你们因未得到机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来认清革命发展中阶级关系的转变，因而你们在未来革命政权上所得到的结论是工农民主独裁；因为未收到盲动主义失败的教训，不承认上一次革命早已完结，因而你们在目前直接任务上所得到的结论是准备武装暴动和乡村游击战争。这样你们在总的政治路线上是把革命拉向后退，在目前斗争的策略上是破坏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我及我们意见相同的同志所发表的政治意见书，不久你们当可以看见。这里根本问题不能解决，便没有别的问题可以解决。但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 “政治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世界革命运动的问题，应该从党内公开的讨论来解决。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以及整个国际问题的许多文件，你们不肯正式公布于各国支部加以讨论；驻中国的国际代表会以开除党籍当面威吓我，禁止我发表政治意见；中国党中央仰承你们的意旨不允许把我屡次所提出的政治意见交付党内讨论，只凭他们片面造谣；同志中有提出疑问的，立即被指为‘隐藏的陈独秀派’开除出党——这样便算解决问题吗？你们如果有诚意解决问题，你们备有一切权力与方法，否则一切问题都只有凭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一道去解决！”
四、中国共产党之组党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赤光《陈独秀的生平及其政治主张》（1932） 四、中国共产党之组党时代 1920年，在上海他首先联合少数同志，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工人运动，这是他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实际工作之开始，是中国总工会的雏形，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萌茅。 1921年初，他及其同政治主张者又开始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即SY）；随即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至1923年，经过1月12日在香港中华海员联合会指挥之下的六万余工人大罢工之胜利，影响到长江流域以及北方的工人群众，工会纷纷成立，工人罢工，7月间之汉阳铁厂工人罢工，8月间的京汉路工人罢工，9月间的安源矿工罢工，结果都得到相当胜利，工人由罢工中得到教训，工会的组织更加扩大了，更加巩固了。但工会往往遇到军阀之摧残，故于本年8月间全国工人曾发动劳动立法运动。至11月间因唐山五矿工人三万余人罢工失败，各铁路工会代表乃集合于北京，决议：（一）筹备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次第统一各路组织；（二）如遇外力压迫，各路一致行动，以保障工会之存在。至1923年2月1日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被禁止，乃引起“二七”流血惨剧。 经过这些运动，革命运动已深入于工人群众，这些运动大都是当时还在“婴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共产党至1923年秋间便扩大组织，全国各重要区域都成立了支部。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CY）了。 中国共产党自组织成立加入第三国际以后独秀就任党的领袖（总书记），并主编《向导》周报。自1923年以后，共产党在政治上差不多支配了全国劳苦工农及左倾青年的思想，不幸，这种伟大的力量，最后被“加入国民党”那斯大林路线断送了。 在开始组党的时候，发起人除他而外，有李大钊、戴季陶、邵力子、谭平山、陈望道、李汉俊等等。这些分子除很少数以外，中途不是因国民党的关系而退出组织，便是叛变而投降了国民党，李大钊于1927年在北平牺牲于革命，谭则于革命失败后背叛了。今日共产党尚存的干部，以及在反动旗帜之下的阔人们，多系受过他的熏陶者，然而有始有终，尽瘁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且具有伟大的人格者，仅他一人，即他的敌人也不能否认这一事实。惟有丧心病狂的中国斯大林主义者，惟有那些想借骂陈独秀而要好于斯大林以增加或保持其党的官僚地位者如瞿秋白、李立三等大言不惭的骂陈独秀为“反动”！ 独秀同志自组党以来，惟以其纯洁的人格贡献一切精力于革命，在党内从不“闹小组织”、“争领袖”、“排斥”、“拉拢”等等卑劣的行为，在政治的道德上说，他可算是一个最真实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看看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那些小官僚的行为！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等在五次大会以前，就进行小组织，互相拉拢，互相排斥！这几年以来更加乌烟瘴气了，有所谓“李立三派”；有所谓“陈绍禹、米夫派”；有所谓“调和派”；有所谓“周恩来派”；最无耻的要算瞿秋白在莫斯科组织“江浙同乡会”了！然而就是这些人物来骂陈独秀是“反革命”！
三、五四运动之前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赤光《陈独秀的生平及其政治主张》（1932） 三、五四运动之前后 民国六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他为该校文科学长。 民八以前，他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他的政治思想就大大的改变了，他此时已开始注意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问题，他认为这是最正确最彻底的一种政治运动，他曾劝导政治的朋友们应向这个道路走。 迄民八五四动爆发时，他就站在领导的最前线上，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政党之组织，所以他不得不独自行动，有一天他和其朋友煽动群众，自印反对北京政府，援助被捕学生的传单，亲自到天桥香厂一带散发，被安福系政府的军警捕去监禁，经全国各地的“学者名士”纷纷通电援助，始得免于毒手。出狱后他为环境所迫，已不能立足于北京了，便毅然辞去北大文科学长之职，南走沪上，主办《新青年》杂志。 五四运动，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分割时代的“政治运动”，而且是一种“群众的”民族革命运动。它是辛亥革命所未解决的革命任务之从新开始爆发，独秀同志曾说这并不是陈独秀、胡适等可能创造得出来的。此时已有十月革命的胜利，若中国已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对这一运动加以正确的积极的领导，使之继续发展下去，则第二次大革命之爆发，也许待不到1925年 不幸，五四运动终被资产阶级改头换面了，即消灭其政治运动的意义企图转变到“文化运动”的方向去。实验主义者胡适便是代表资产阶级以“文化运动”欺骗群众的急先锋。 然而，五四运动已冲动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他们已走向政治舞台，全国如大产业区域与铁路工人对五四运动都曾热烈的参加过，资产阶级要把五四运动“向后拖滞”的企图，终不能完全实现。 独秀同志在五四时代的功绩，不仅在他能领导五四运动，而特别在他能竭力反抗资产阶级的阴谋以保持这一个运动的“政治目的”；不仅在他能注意到政治运动，而且在他能把这一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独秀同志的这种卓识自然是发源于当时的十月革命之胜利与中国无产阶级的觉醒，然而当时唯有他能反映时代的最前线，唯有他能把握住这一新的客观形势，把新兴的无产阶级运动发展下去。 迄1920年，在《新青年》杂志中，他与胡适一派在思想上就完全分野了。他以辩证唯物论的政治家的观点，主张五四运动必须在政治的道路上继续的发展下去，而且只有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有继续发展下去的可能。胡适则唱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二十年不谈政治”等口号与他对抗，极力主张把五四运动仅限于“文化运动”的范围以内。独秀同志则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认为“文化运动”自然应该领导，但单独的做“文化运动”而忽略了“政治运动”，则“文化运动”便不可免的要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了，极力予胡适以反驳。 他们经过一个时期的论战以后，就完全分开了，《新青年》杂志也就完全成为独秀同志一派——共产主义者的言论机关了。 那时法帝国主义者就认识它（《新青年》）是代表着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怪物——共产主义之萌芽，故两次拘捕独秀同志，终因多方营救，将拘禁改科罚金而出狱。他自始至终站在阶级斗争的前线上，他认为“坐牢是革命家的点心”，每次出狱后都更加紧其革命运动，不过《新青年》则因帝国主义者之压迫最后仍然停办了。 此时共产党的组党运动已渐渐成熟了。
二、日本留回国之前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赤光《陈独秀的生平及其政治主张》（1932） 二、日本留回国之前后 当清季，他留学于日本，年方二十左右，就已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其时孙文正组织同盟会，主张狭义的民族主义，以“兴汉灭清”为口号，他即表示反对，他不赞成这种“民族残杀”的政策。辛亥革命就以这种汉族残杀满族而终结，仅仅在形式上推翻了专制政体，实际上对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官僚、资产阶级，丝毫没有解决。由此可证明他对革命之卓识。 他中途废学归国，奔走革命，曾与于右任之《民立报》同时，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报》，主张实行彻底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反对专制。他独树一帜，始终拒绝参加同盟会，以后也始终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即1923年，共产党国际斯大林的领导机关决定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惟他一人首先表示反对。他前后反对参加同盟会和国民党的意义虽稍有不同，但对孙文的政治路线总算有一点认识了。 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虽然比孙文要高出一筹，但还不能说他在政治上已如何的成熟；他的政治思想还只限于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还未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这正由于他受了历史条件的限制，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家，不是可以由天上降下来的“生而知之”者，而是要经过历史的训练，长期斗争的经验，才有可能。
一、他的家庭生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独秀->赤光《陈独秀的生平及其政治主张》（1932） 一、他的家庭生活 陈独秀的历史，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由他一手创造的，所以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为他是中共左派反对派的创始人之一，所以他的历史也就是恢复中国党到列宁主义的党的历史。 让反动的国民党污蔑吧！让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造谣吧！让斯大林主义者无耻地幸灾乐祸吧！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历史的事实！ 陈独秀是安徽省安庆人，现年五十四岁。他的父亲在前清任武官于东北（大约是统带），前东北大军阀张作霖当年脱身绿林以后，曾作过他的衙兵。所以他的家庭是所谓“安庆望族”，且富有资财；在安庆、东北与北平等处之地产和商业，至少有好几百万。但独秀同志自二十岁留学日本时，即从事于革命运动，对财产则弃如敝履，至今土地全被佃户分种，商业则全被铺夥侵占，陈亦未尝过问，不归家已二十余年了。 他在安庆的家屋，北伐以后曾被反动的国民党查封过一次，后因知他与家庭十余年来毫无关系，得其同乡旧好柏文蔚之援助，又予启封。现在家居者仅其年迈八十之老母一，且惟恃典质为生。他的妻子因不惯于受他那流离的革命生涯，早已和他分离了。他的两个儿子，乔年和延年两同志，自幼亦都献身于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延年同志首先牺牲于上海四一二的屠杀中，他受了极残酷的刑讯；乔年同志亦于1928年被害于武汉。但这一切为常人所绝不能忍受的悲惨的命运，在他的革命的人生观上看来，都毫不足以使他的革命的决心有所动摇！ 他永远过着一种俭约刻苦的生活，他作教授的薪金，他的著作费和他的稿费，除过维持他一人的最低生活而外，都贡献于革命工作。他经过北京政府之反动、孙传芳之反动、武汉时代之反动，以及数年来国民党资产阶级军阀之白色恐怖，时时过着一种提心吊胆的生活，被捕入狱和这次共有四次了；但他为革命、为无产阶级、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始终如一，永远没有松懈过。这一次无论资产阶级的舌人新闻记者们及斯大林派官僚们怎样对他造谣污蔑，他是决不会因爱惜自己的生命而被人转化的！
关于离开挪威情况的证词（托洛茨基，193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关于离开挪威情况的证词 托洛茨基（1935年） 说明：这是为调查莫斯科审判案提出的指控而成立的委员会写的证词。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3601 我和妻子，经过4个月的拘留生活以后，乘“鲁夫号”油轮离开挪威。这次出行是挪威当局安排的。准备工作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挪威政府，据我理解，担心这艘油轮会成为我的政敌袭击的牺牲品。航行持续了几乎20天。油轮没有装载任何东西，如果不算2千吨海水的话。天气对我们极为有利。从油轮船长和全体船员方面，我们受到的只有关心和善意。我的妻子和我在这里向他们所有人表示衷心的谢意。在途中我收到美国一些新闻社和报纸发来的无线电报，请求回答一些问题。可惜我未能满足这些请求，因为挪威政府认为自己有责任防止我的思想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剥夺了我使用油轮电台的权利。我甚至都不能就旅行本身的纯粹事务性问题同美国朋友保持联系。为了进行监督，有一名高级警官陪同我们航行。我们走的时候满怀对于挪威人民的真诚好感和尊敬。至于所谓社会党的挪威政府，那么对它的行动的惟一解释是来自外界的外交压力和商业压力。这个事实是否真有根据，我在这里就不讲了。我希望就这个问题很快可以作出必要的详细说明。对我进行的拘留的正式理由，是我在挪威境外的写作活动，例如特别是我在纽约《民族》周刊上发表的关于法国事务的文章。无论多么难以置信，但事实如此！至于我的妻子，那么拘留她根本就不作解释。 在我们被关押期间，又根据少有的特别法剥夺了我控告诽谤者的权利，甚至根本不允许我采取步骤批驳令人发指的指控。幸好，我住在巴黎的儿子列夫·谢多夫及时出版了《关于莫斯科审判的红皮书》。在该书第125页上罗列了一批揭露莫斯科捏造行为的无可批驳的材料。 对于墨西哥政府愿意向我们提供避难权一事，我们十分感激。特别是与挪威政府的闻所未闻的行动方式使我们难于获得任何一国的签证的做法相比较。墨西哥政府无需怀疑，我无论如何绝不会破坏向我提出的，而且同我本人的意图完全一致的条件：完全而绝对地不干预墨西哥的政策，而且绝对不采取任何能够破坏墨西哥与别国关系的行动。至于说到我在世界各国报刊上的写作活动，那么始终有我的签名和由我承担责任，而且至今为止它在任何地方也从来没有引起过合法的追究。但愿今后也不会发生这种事。 在航行的20天中，我整理了我作为那批挪威法西斯分子夜间袭击我的档案库（1936年8月5日）的目击证人对挪威法庭所作的4小时的证词。我的证词不仅涉及那次袭击本身，不仅涉及我的政治活动和我被拘留的原因和条件，而且涉及莫斯科对16人（季诺维也夫等）的审判和对我本人提出的诬告我和盖世太保勾结在一起策划恐怖行动的令人发指的指控。作为对我在法庭宣誓下提供的上述证词的补充，我又增加了广泛的说明，描述了最近莫斯科审判的准备，主要被告人的个人状况、获取自愿承认的方法等等。这本小书［注：指托洛茨基的《斯大林的罪行》一书。——编注］很快将用各种语言出版，希望它能帮助广大读者认识到，到底应当到哪里去寻找罪犯，是在被告席上，还是在原告席上。我一再全力强调各国无可指责的杰出政治活动家、科学家和艺术家提出的成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以审查苏联最近几次审判案的所有案卷和资料。我将乐意把自己的大量档案材料提供给这个委员会使用。 至于我今后的计划，现在我能说的不多。我想就近了解墨西哥和整个拉丁美洲，因为我在这方面的认识特别不够。我打算恢复自己在20多年以前中断的对西班牙语的学习。写作工作中处于第一位的是完成列宁的传记：生病和拘留使这项工作停顿了1年半时间。我希望年内能将它结束。 我离开了欧洲，离开了这个正在被可怕的各种矛盾撕裂开来又因预感到新战争即将到来而受到震撼的欧洲。这种普遍存在的惊恐不安促使涉及各方面的，其中也包括涉及我本人的大量令人惊慌失措和荒诞不经的谣言到处流传。我的敌人则巧妙地利用这种普遍的惊慌气氛来反对我。他们无疑也将在新大陆故伎重演。在这方面我不抱任何幻想。我的防卫手段仍然是，我愿意随时向社会舆论公布我的观点、计划和行动。我坚定不移地寄希望于新大陆新闻界优秀人物的不偏不倚和客观公正。
1935年日记（摘录）（托洛茨基，1935年2月7日～9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流亡中的日记（1935年） 1935年日记（摘录） 托洛茨基（1935年2月7日～9月29日） 1935年2月7日 日记并不是我所喜爱的写作样式：我现今会更喜欢日报。但是没有报纸……与积极的政治生活相隔绝的状态迫使我不得不求助于私人日记这类政论文章的代用品。战争初期，当我在瑞士处于封闭状态之时，写过几周日记……后来在西班牙，当1916年从法国被驱逐出境后，也曾短时间记过日记。这似乎已是全部了。如今又不得不再次采用写政治日记的做法。会写很长时间吗？也许是几个月。无论怎么说，也不会是几年。事态总应当朝某一方面得出结果，然后把日记本合起来。如果斯大林、希特勒或他们的法国朋友兼敌人们派来的特工从角落里射来的子弹没有更早地合上这本日记的话。 拉萨尔有一次写道只要能把所能做的事哪怕实现一部分，他乐意把他所知之事情留存不写，任何一个革命者对于这样的愿望是太理解了。不过应当如实地掌握形势。正是因为我有机会参与过重大事件，我的过去才排除了我如今行动的可能性。只能对事件加以说明，以及力求预见它们今后的发展进程。从事这种活动至少会比消极的阅读给人以更大的满足。 在这里我几乎只能通过报纸，有时也通过信件，来同生活接触。如果我的日记从形式上能够像期刊的评论，那倒不错。但并不是办报人本身使我感兴趣，而是通过报刊歪曲反映出来的更深刻的社会力量的工作引起我的兴趣。但是，我自然不会预先就用这种形式来限制自己。日记的长处，唉，也是仅有的长处，恰恰在于它可以不受任何写作的责任或规则的限制。 1935年2月12日 丘巴尔从哈尔科夫调到莫斯科当时是悄悄进行的，我现在甚至难以回忆起这到底是什么时间的事。不过这项调动是有政治意义的。丘巴尔作为莫洛托夫的“副手”［俄文эаместитель既有“副手”的意思，也有“取代者”的意思。］，迟早要把莫洛托夫排挤掉。另外两名副手鲁祖塔克和梅日拉乌克，不是这样：前一个地位已经下降，而且开始懒散慵惰，后一个在政治上又太微不足道了。不管怎么说，莫洛托夫在3名副手的监管之下生活，正在盘算末日何时到来。 再也没有什么货色比一个正在积累的小资产者更加令人厌恶的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靠近地观察过这样的家伙。 1935年2月13日 恩格斯，毫无疑问，是伟大人物行列中最为优秀出众，最为完美无缺，在品格气质上最为高尚可贵的少数人之一。重塑他的形象，是一项崇高的任务，同时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责任。在普林基波时，我曾从事一本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的写作，素材都烧掉了。未必会重新回到这个题目上来。能把关于列宁的书写完也就很好了——然后可以转而写作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书——关于瓦解中的资本主义。 基督教创造了耶稣的形象，目的在于使不可着摸的万能之主具有人的特点，更加贴近凡夫俗子。站在奥林匹克神马克思身旁，恩格斯更加“人化”，更加贴近普通人；他们两人是多么和谐地相互补充；准确点说，恩格斯是多么自觉地去补充马克思，尽自己终生之所能消耗自己去补充马克思，把这看做为自己的使命，并从中找到乐趣，丝毫没有作牺牲的影子，而是始终如一，永远乐观愉快，一贯高出于自己的环境和时代，具有广阔的智力兴趣，从不冷却的思想炉灶之中总是燃烧着真正的天才之火焰。在日常生活方面，恩格斯总是比马克思更能赢得好感（但这无损于马克思）。记得，我在自己的军用列车上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之后曾把自己对于恩格斯这个人物的赞赏心情告诉列宁，意思是说：在同巨人马克思交往的背景下，忠实的弗雷德没有失去任何东西，相反地，却获益多多。列宁兴奋而热切地，我应当说，欣然赞同这一看法：他热爱恩格斯，正是因为恩格斯的天性和丰富的人情味。记得当时我们颇为动情地一起注视着少年恩格斯的照片，发掘着存在他身上的，后来在其一生中大大发扬光大起来的那些特性。 当你读够了勃鲁姆们、波尔－弗尔们、加香们、多列士们平淡无味的作品，从而吸满了琐事细节、放肆无礼、卑躬屈膝、粗俗无知的细菌时，没有比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他们相互间的通信，以及他们同别人的通信）更能够使人顿感清新舒畅的了。以嘲讽挖苦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暗示、对个人的评价，有时是难以置信的，但却始终是深思熟虑的准确精当的，充满着多少深刻的教益、清新的智慧和山野的清风。他们自始至终生活在顶峰之上。 1935年2月14日 恩格斯的预测始终是乐观向上的。它们往往超前于事态此后发展的实际进程。但是，总的说来，不烧毁若干中间阶段（按照法国人的说法），历史的预测是可以想象的吗？ 归根结蒂，恩格斯始终是正确的。他在致威什涅威茨基夫人[1]的几封信中就英国和美国发展所说的，历经40～50年之后，直到战后年代才完全得到验证，但却是多么充分有力的验证！资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中有谁哪怕稍稍预见到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当前的局面？劳合－乔治们、鲍德温们、罗斯福们，更不用说麦克唐纳们了，和年事虽高但眼睛明亮、具有远见卓识的恩格斯相比，就是今天也仍然显得（今天甚至比昨天更加显得）像一些瞎了眼的黄口小儿。所有这些凯恩斯们的脑袋是多么冥顽不化，竟然宣告马克思主义的预测已告破产。［……］ 夜里1点。我很久没有在这样晚的时间写作了。我已经几次试着躺下睡觉，但是愤怒的心情一次又一次把我从床上掀起。 在霍乱流行的年代，愚昧无知、惊慌失措又被激怒了的俄罗斯农民曾杀死医生，焚烧药品，捣毁霍乱隔离病房。难道迫害“托洛茨基分子”，把他们驱逐出境、开除出党，以及告密出卖而且是在部分工人支持下进行的，不正像是绝望无告的农民在毫无意义地任性发作？但是，这一次发作的却是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充当调唆者角色的又是工人政党的“领袖们”。打手只是一小批人。群众惶惑不解地注视着，惟一知道病因和药物的那些医生们正在遭到殴打。 1935年2月15日 《时报》刊登了该报驻莫斯科记者一篇很表同情的电讯，说及对集体农庄庄员，特别在私人饲养大小牲畜方面的新的优惠规定。看来，正在准备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继续作出让步。目前的退却能够在哪一条线上停止下来，暂时还难以预料。退却本身是由前一时期官僚主义的宏伟幻想造成的，这是事先不难预见的。从1929年秋天开始，俄国反对派通报就曾对集体化的冒险主义做法敲过警钟。“在步履严重失调的状态中蕴藏着在最近的将来必然发生危机的因素。”后来看到了：宰杀牲畜、1933年的饥荒、无数人惨遭牺牲、接连不断的政治危机。现在则是全速退却。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又开始去砍杀他左边的所有的人。 革命就其本性而言常常不得不去夺取比它所能坚守的地方更大的范围：当有地方可退时，退却才有可能。但是这条总的法则决不能用来为全盘集体化作辩解。全盘集体化之所以不合理，并非群众自发施压造成的，而是官僚机构盘算错误造成的。不是根据生产和技术资源的状况来对集体化作出调整，不是根据实际经验来扩大集体化的程度包括广度和深度，吓坏了的官僚们开始用鞭子把吓坏了的农民驱赶进集体农庄。斯大林的经验主义和才智不足，在他对于全盘集体化的阐释中最为明白无误地暴露了出来。然而，对于如今的退却不作任何阐释。 《时报》2月16日说：“我们的议员准备埋葬经济自由主义。莫非他们竟没有看到，这样做他们也就是在给自己准备葬礼？因为如果说经济自由注定要灭亡，那么议会也必然要随着它们走进坟墓。” 这话多么精辟！《时报》的“理想主义者们”竟然没有想到，他们居然签字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之一：议会民主制无非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竞争体制之上的一种上层建筑。和它一起存在，也将和它一起消亡。但是，被迫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用来的话却使《时报》的政治立场比之社会党人和激进社会党人的立场来更加强大有力，后者想赋予民主制以“其他的”经济内容而得以保存下来。这些空谈家并不懂得，政治制度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恰如罐头食品与铁皮包装罐之间的关系。 结论：议会民主制如同自由竞争一样是注定要灭亡的。问题仅仅在于，谁将成为继承人。 1935年2月17日 让我们设想一下，有这样一名受过相当教育并拥有丰富经验的医生，他竟日复一日地眼看着他这名老医生的一位亲人在一些庸医和走方郎中的治疗下濒临死亡，而只要遵守起码的医疗规则这个人即可得救。这几乎是我如今眼看着法国无产阶级的“领袖们”的罪恶行为时所处的状态。是自命不凡？不是，是坚定而不可动摇的自信。 我们在这里的生活与蹲监狱并无不同：关在房子里和院子里，会见的人不比探监时更多。近几个月来固然装起了TSF无线电收音机，但是要知道，现今就是在某些监狱里也有了收音机，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在法国当然没有）。几乎只听音乐演奏，如今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相当显著的地位。我听音乐经常是浮光掠影而已（音乐有时有助于写作，有时则有妨碍——总的可以说，有助于构思纲要，但妨害细致地完善加工）。娜塔利娅总是十分投入和精神集中地听。现在她正在听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作品。 TSF提醒我们，生活是那样广阔无垠和丰富多彩，但与此同时又给予这种丰富多彩的生活以极端经济而又轻巧淡然的表现。总之，收音机对于监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真是监狱一般的环境。 1935年2月18日 1926年，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经过3年多时间和斯大林一起共同密谋反对我以后，参加到反对派一边来了。他们向我提出了一系列并非多余的警告。 “您以为，斯大林现在正在寻思怎样来反驳您？”加米涅夫在论及我对斯大林—布哈林—莫洛托夫的对华政策、对英国政策等等进行批评时大致这样说“您错了。他想的是怎样来消灭您。”“？” “从精神上，如果可能，也从肉体上。污蔑诽谤，策划军事密谋，还有，一旦准备好土壤，则进行恐怖活动。斯大林在与您不同的另一个层面作战。您的武器对付他是无效的。” 另一次，也是加米涅夫对我说：我通过以前的工作，通过共同的流放，和通过在“三驾马车”中的合作，对他（斯大林）了解得太透彻了。我们刚一同斯大林决裂，我和季诺维也夫就拟写了一份类似遗嘱的东西，其中声明：一旦我们“意外”死亡，应当认为斯大林是罪魁祸首。这份文件保存在一个可靠的地方。劝您也这样做。 季诺维也夫曾经有些愧疚地对我说过：“您以为斯大林没有讨论过从肉体上消灭您的问题？考虑过，而且讨论过。是同一个想法制止了他这样做：青年们会要他本人对此承担责任，并报以恐怖行动。因此，他认为必须分化反对派年轻骨干。但是，有备无患。请您采取必要的措施。” 毫无疑问，加米涅夫说斯大林（其实他自己和季诺维也夫在此前一个时期内也是这样）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和使用另一类武器进行斗争的，他是正确的。但是，进行这种斗争的可能性本身之所以得以存在，则是因为一种完全独特的、独立的苏维埃官僚系统已经形成。斯大林力求把权力集中在官僚体系手中，并把反对派从官僚的队伍中排挤出去；而我们则正在为世界革命的利益而奋斗，从而使自己与官僚体系的保守主义和追求安宁、满足和舒适的企图对立起来。在世界革命长期低落的情况下，官僚系统的胜利，即斯大林的胜利，是预先注定的。被漫不经心和头脑愚笨的人们归功于斯大林个人力量（充其量也只是他的异常的狡诈而己）的那些结果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力量的进程之中。斯大林只不过是革命第二章的半昏迷状态表现，它的醉酒状态。 当我们在阿拉木图（中亚）居住时，曾有某一个苏联的工程师来找我，似乎是他自己主动要来，而且本人同情于我。他详细问及生活条件，深表痛心，并十分小心地顺便提到：“您不认为有可能采取某种步骤求得和解吗？”显而易见，这名工程师是被人派来探口风的。我大体按这样的意思给予回答：现在根本谈不到和解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不想和解，而是斯大林不可能采取和解的做法，他不得不沿着官僚机构为他设置好的道路一直走到底。 “这将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结果会很糟糕，”我回答说，“斯大林不可能用其他方式结束此事。” 我的来访者不禁抽搐了一下，他显然不曾料到会有这样的回答，很快便走了。 我想，这次谈话对于作出将我驱逐出境的决定起了重大作用。很可能斯大林早就想这样做，但在政治局遭到反对。现今他获得了有力的论据：托洛茨基自己声称，冲突要一直发展到流血的结局。驱逐出境，这是惟一的出路！ 斯大林用来证明必须将我驱逐出境的理由，我早在俄国反对派通报上予以披露了。 但是，对于共产国际的关注为何未能阻止斯大林这样做？毫无疑问，他对这种危险估计不足。对他而言，关于力量的观念是同关于机关的观念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只是在事先已能保证由他最后作出定论时才开始公开进行论战。加米涅夫讲的是真话：他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作战的。正因为如此，他对于纯粹的思想斗争的危险估计不足。 1935年2月20日 1924～1928年期间，斯大林和他的助手们把他们日渐加强的活动指向我的秘书处。在他们看来，我的这个小小的“机关”是一切邪恶的根源。我未能很快理解到有人对我的一小批工作人员（5～6个人）存在的那种迷信般的恐惧情绪的原因。一些由自己的秘书代为起草演说和文章的高层官员们真的以为，排除了对手的“办公室”便能使其解除武装。关于我的工作人员的悲惨遭遇，我当时曾经在报刊上加以叙述：格拉兹曼被逼得自杀，布托夫死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狱中，布柳姆金被枪决，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遭流放。 斯大林没有料想到，没有“秘书处”我仍能进行系统的文字工作，而这一点又反过来有助于建立新的“机关”。可见，甚至连某些很聪明的官僚在某些问题上也显得令人难以理解地欠缺才智！ 在又一次侨居国外的年代里，我大量从事著述和通信，这样又在各国和世界各地促成了数以千计的自觉而积极的志同道合者出现。为建立第四国际而进行的斗争也间接打击了苏俄的官僚体系。于是经过长期间歇之后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反托洛茨基运动的时期。如果能够收回把我驱逐出境的决定，斯大林会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举行“公开”审判的情景多么诱人。但是，过去的事不能挽回。不得不寻找审判之外的别的办法。无庸置疑，斯大林正在（按照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警告中提到的意思）寻找这类办法。但是，被揭露的危险实在太大：自基洛夫事件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人对斯大林的卑劣伎俩的不信任感只是进一步加深了。斯大林诉诸恐怖行动（最大的可能是在白卫组织的配合下，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其中派有许多间谍，或者利用法国的法西斯分子，找到他们也并不困难）的做法，在两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一种是战争迫在眉睫，一种是斯大林本身的地位急剧恶化。当然，也可能会有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我很难说清，这类恐怖行动会对第四国际形成多么严重的打击，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会将第三国际置于死地…… 只要活着，就能看到。我们看不到，别人也会看到。［……］ 1935年3月7日 在1927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7～8月联席全体会议的记录中（似乎正是在这一批记录中），人们（能够接触这类秘密记录的人们）可以看到玛·乌里扬诺娃为斯大林进行辩解的特别声明。声明的主要内容是：（1）列宁在第二次发病前不久中断了同斯大林的私人关系，纯属个人原因；（2）如果列宁不是把斯大林看做一个革命者，那列宁就不会向他提出只有向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才能提出的那种请求。声明中有意识地没有讲明的话，涉及一个十分重大的情节。我想在这里把它记下来。［……］ 在我的自传中讲到过，斯大林在列宁患病的第二阶段（在第二次发作之前）力求把他隔离起来。斯大林以为，列宁已经不会再好转了，因此千方百计妨碍他书面发表自己的意见。（例如，斯大林力图阻止印发列宁关于组织中央监察委员会同官僚机构，也就是首先同斯大林的派别作斗争的文章。）克鲁普斯卡娅是病中的列宁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斯大林于是便开始迫害克鲁普斯卡娅，而且采用最粗暴的方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生了冲突。1923年3月初（好像是5日），列宁写了（口授）一封给斯大林的信，表示要断绝一切私人的和同志的关系。由此可见，冲突的起因完全不是私人性质的事，而且列宁也不可能有私人的…… 乌里扬诺娃在书面声明中提到的究竟是列宁的什么请求呢？当列宁感到自己的病情再次恶化时，在2月份或3月的最初几天，他找来斯大林，向他提出了极其坚决的请求：给他弄毒药来。由于害怕自己再次失去语言能力而成为医生手中的玩具，列宁想自己成为个人今后命运的主人。他曾经对于表示宁愿“jointhemajority”［英语，意即死去］而不愿作为废人活着的拉法格表示赞赏，并非偶然。 玛·乌里扬诺娃写道：“这样的请求，只有向一个革命者才能提出。”……列宁认为斯大林是坚定的革命者这一点，是完全没有争议的。然而，要向他提出这样一个特殊的请求，只具备上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列宁显然认为，在担任领导工作的革命者中，斯大林是不会拒绝给他弄毒药的一个。不应忘记，提出这项请求是在宣告最后决裂的几天之前。列宁了解斯大林，知道他的打算和意图，以及他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和他因预期列宁不能再好转而采取的行动。列宁是在这种条件下问斯大林要毒药的。有可能，这样做［……］，除了主要目的以外，也是为了考验斯大林，以及考验医生那牵强的乐观态度。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没有按这一请求去做，而是将此事转告政治局。所有人都表示反对（医生仍然继续认为有希望痊愈），斯大林则避而不谈…… 1926年克鲁普斯卡娅向我转述了列宁对斯大林的评论：“他缺乏做人的最起码的诚实。”在遗嘱中表达的实质上也是同样的意思，只是更谨慎一些。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直到如今才充分展现出来。谎言、伪造、作假，拼凑假案等等做法达到了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规模，而且正如基洛夫案件所表明的那样，又直接威胁着斯大林的政权。 1935年3月9日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彼得大帝》，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就其对古代俄罗斯的感觉的纯真自然而言。当然，这并不是“无产阶级文学”——阿·托尔斯泰完全是在旧的俄罗斯文学的基础上培养成长起来的，自然，也是在世界文学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但是，无庸置疑，恰恰是革命——根据反差法则——教会了他（也不是一个人）特别敏锐地感觉到古代的俄罗斯，包括它的始终不变的、充满野性的、未加装饰的独特之处。革命还教会了他某些更多的东西：在意识形态观念、幻想、迷信的背后寻找出各个社会集团及其社会代表人物的朴素的切身利益。阿·托尔斯泰以极高的艺术洞察力揭示出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各种思想冲突的物质内涵。于是，描绘个人心理的现实主义便由此而上升为社会的现实主义。这毫无疑问是革命的直接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成就。 莫里亚克——一个我不熟悉的法国小说家、“院士”，有关他的介绍不多——不久前写过或者说过：当苏联创作出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在同一水平上的新的长篇小说时，我们就会承认苏联。看来，莫里亚克是用这条艺术的、唯心主义的标准，来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的、唯物主义的标准相抗衡。但实际上这里并没有矛盾。12年以前，我在自己所著《文学与革命》一书的前言中曾经写道： “成功地解决起码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的发展是对每一个时代的生命力和重要性的最高检验。” 但是，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无论如何还不能被看做是新时代的“精粹”。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正式列入“无产阶级艺术”范围（在彻底消灭阶级时期！）的那些长篇小说，还完全没有艺术价值。当然，这并没有“吓唬人”的意思。为了使全部社会基础、道德、观念的彻底变革能在新的轴心上产生艺术结晶，那需要时间。艺术始终落后于新的时代。而宏大的艺术门类——长篇小说，更是特别步履迟缓。 当前还没有新的宏大的艺术，这一事实是完全自然的。这一点，如上所述，不应当也不会“吓唬人”。但是，按照官僚的命令而令人生厌地假造新的艺术则是可怕的。企图对艺术发号施令的现今“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的前后矛盾、弄虚作假和愚昧无知，排除了进行任何一种艺术创作的可能性，因为艺术创作的首要条件是真诚。旧工程师倒还可以不心甘情愿地生产涡轮，正因为不是心甘情愿地工作，涡轮可能不会是第一流的，但他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但是，不心甘情愿就不可能写出诗歌来。 阿·托尔斯泰退到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时代去，并非偶然，这是为了获得必要的艺术自由。 1935年3月10日 我仔细地翻阅了法国劳工总联合会经济计划的各种文件。思想多么贫乏！但又仓促地用官僚主义的华丽词章加以掩饰。而且在老板面前又是多么令人屈辱地表现了懦弱卑怯！这些改良主义者不是在向工人说话，呼吁他们挺身实现自己的计划，而是在向老板倾诉，以便让他们相信，计划实质上是保守性质的。 事实上也确实没有任何“计划”，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经济计划应提出的不是代数公式，而是确定的算术数值。当然也根本谈不到这一点：要编制这样的计划，必须自己成为主人，也就是说，要手中掌握有所有基本的经济要素，而这只有当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后才能做到。 但是，就是若奥一伙的代数公式，也简直会让人们对其中显现出的毫无内容和模棱两可而大感震惊，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些老爷们全神关注的惟一目的的话。那就是：把工人的注意力从工团主义改良主义破产的事实上引开。 1935年3月21日 春天了，阳光灼人，紫罗兰盛开已经有10天了，农民在葡萄园里忙碌着。昨天听波尔多来的瓦里基利亚谈到半夜。规定了两年制的兵役期限。德国在增强军备。正在准备新的“最后一次”战争。农民平静地砍掉葡萄的藤蔓，在两行葡萄之间的地块上施厩肥。一切正常。 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写文章反对两年兵役制，而为了造成声势，动用起最大号的铅字。可是在心灵深处，“领袖们”希望，一切总能过去。这方面也是一切正常…… 但这种正常秩序毕竟是在无可挽回地挖自己的墙脚。它必将可耻地崩塌…… 1935年3月22日 在挪威，几天以来是工人党掌权。这在欧洲历史的进程中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在我的生活进程中……至少，出现了签证的问题。 只是在1917年从纽约去彼得堡途中路过挪威——我对这个国家没有留下任何记忆。对易卜生倒记得更多一些；年轻时写过有关他的文章。 1935年3月23日 费定在长篇小说《攫取欧洲》中——这部长篇小说从文学上说写得不够深刻，常有矫揉造作之处——指出了一点：革命教会了（或者迫使）俄罗斯作家更加仔细地注视那些反映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社会依附关系的各种事实。正常的资产阶级的长篇小说都有两层楼：只有在二层才有感觉的体验（普鲁斯特！）；地下一层的人们刷靴子和倒夜壶。关于这一切在小说中讲得不多，这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主人公不断叹息，女主人公呼吸着空气，也就是说，他们也完成着其他的功能：应当有什么人跟在他们后面打扫收拾。 记得我看过一本路易斯的长篇小说《阿穆尔和普叙赫》（一部异常虚假和庸俗的文字垃圾，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结尾竟是由令人无法忍受的克洛德·法雷尔续写完成的）。路易斯把仆人们安排在某一个阴暗的地方，这样相爱中的主人公们永远看不到他们。对于相爱中的无所事事者和他们的艺术家们，这真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结构。 实质上费定的注意力也集中于二层楼上的人们（在荷兰），但是他在努力地——尽管是一带而过地——展示出司机和金融巨头、水手和船主之间关系的心理状态。他并不曾有什么新的感悟，但毕竟对于现代社会借以建立的那种人们之间的关系的一些角落作了描述。十月革命对于文学的影响还要到将来才能显现！［……］ 1935年3月25日 只有在记述了［……］关于娜·的事件以后，我才意识到：在前面几页中我记的并不是私人日记，而更像是政治和文学日记。其实，怎么能够不是这样呢？从实质上说，正是政治和文学构成了我个人生活的内容。只要把笔拿到手上，思路本身就自然而然地驶向政治性陈述……这一点已经无法改变，特别是在55岁的年纪。 顺便记起，一次列宁（重复屠格涅夫的话）问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您知道什么是最大的罪孽吗?”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答不上来。“年龄超过55岁。”列宁自已没有能活到这个“罪孽”的年龄……［……］ 拉柯夫斯基实际上是我同老一代革命者之间的最后的联系。在他投降以后，再也没有剩下谁了。虽然同拉柯夫斯基的通信已经中断——由于信件检查的原因——自从我被驱逐出国之时起，拉柯夫斯基的形象似乎仍然是同老战友们之间的象征性的联系。现在再也没有谁留下了。在一起共同交流思想、共同讨论问题的需要早就无法得到满足。不得不同报纸进行对话，也就是说通过报纸同事实和观点进行对话。不过我仍然认为，我现在进行的工作——尽管分量极端不足，而且十分零碎片段——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工作，比1917年更加重要，比国内战争时期等等更加重要。 为了更加清楚起见，我想这样说，1917年如果我不在彼得堡，十月革命照样会发生——只要有列宁在和有他的领导。如果列宁那时不在彼得堡，而我也不在，那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一定会阻止其发生（对这一点我没有丝毫怀疑！）。如果列宁不在彼得堡，那我未必能应付得了布尔什维克上层分子的反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早在1917年5月就会展开，革命的结局就会成为问题。但是，我重复一句，只要有列宁在，十月革命反正一定会取得胜利。关于国内战争总的来说也可以这样讲。（虽然在国内战争初期，特别是在辛比尔斯克和喀山失守期间，列宁曾经颤抖了一下，表示过犹豫，不过这无疑只是短暂的情绪，而且除了对我以外甚至几乎没向任何人承认过。） 因此，即使对于我在1917～1921年期间的工作，我也不能说我的工作无人可以替代。但是，我现在进行的工作却是“无人可以替代的”，而且是就这个词的全部意义而言。在这种想法中并没有丝毫的傲慢自大。两个国际遭到覆灭的事实提出的问题，必须加以研究，但是这两个国际的领袖中的任何一个人都绝对不能胜任此事。我个人遭遇的特点使我具备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来面对这个问题。超越第二第三国际领袖们之上，以革命的方法来武装新的一代，现在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完成这项任务。而我又完全同意列宁的看法（其实也就是屠格涅夫的看法），即最大的罪孽是活过55岁。我还必须至少进行5年连续不断的工作，才能保证前后的继承性。 1935年3月27日 1903年，为了给《火星报》募集经费，曾在巴黎上演高尔基的《底层》。人们试图让娜塔利娅扮演一个角色，这差不多是我的倡议：我感觉她能很好地、“真诚地”演好自己的角色。但是不行，角色让给了别人。我感到惊奇和懊丧。直到后来我才懂得，娜·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扮演”。她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条件下整个一生，以及不论情况如何（而我们经历的情况不少），她始终如一地是她自己，不允许外界环境影响她自己的内心生活。 今天我们散步——登山……娜·累了，她突然脸色发白，一下子坐到了干的落叶上（地面还是潮湿的）。她很能走路，至今走路不累，而步履轻快得像年轻人，如同她整个体型一样。但是，最近几个月来，心脏有时不好——她工作得太多，太专注（她干什么事都是如此），结果今天登山上陡坡时有所发作，娜·一下子坐下，看来不能再向前走了，于是表示歉意地笑了笑。我顿时为青春感到惋惜，为她的青春感到惋惜……一次夜间我们从巴黎的歌剧院手牵着手跑回加桑迪路46号，作为步行练习……那是1903年，我们两人加起来46岁，娜·当时看来简直是更加不知疲倦。有一次我们一大群人在巴黎郊外游玩，走近一座桥梁。陡峭的水泥桥墩从很高处降低下来。两个小男孩从桥的护墙爬上桥墩，从上面看着行人。娜·突然沿着陡峭而光滑的桥墩斜坡向这两个男孩走去。我一下子惊呆了。我以为，是不可能走上去的。但是，她穿着高跟鞋以谐调匀称的步伐，脸上带着笑容走向两个孩子。他们期待地等着她。我们全都紧张地停了下来。娜·不看我们走了上去，和孩子们说了一回话，然后若无其事地走了下来，没有多用一点不必要的力气，没有多做一个不必要的动作……当时也是春天，阳光和今天一样明亮地照耀着，而今天娜·突然一下子坐到了草地上…… “现在没有任何手段能防治此事……”恩格斯这样论及年老和死亡。按照这条无可更改的弧线，在生死之间安排着人一生的事件和感受。这条弧线便是人的一生。如果没有这条弧线，那么不仅没有老年，也不会有青年。老年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积累着经验和智慧。青春之所以如此美好，归根到底是因为有老年和死亡。也许所有这些思想是由于电台转播了瓦格纳的“众神的黄昏”。 1935年3月29日 应当说一下，国家政治保卫局怎样从我的档案库里偷走文件的。不过，这不必着急…… 1935年3月30日 “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原先的公爵、伯爵、宪兵这样一些臭不可闻的渣滓，这一伙败类合在一起，妄图摧毁我们国家的城墙。” 当然，这是从《真理报》摘引来的。没有提到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也没有提到社会革命党人：“合在一起”的只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公爵！在这则消息中有某种无比蠢笨的东西，而在蠢笨之中又有某种命定不可避免的东西。只有历史注定要灭亡的集团才会如此堕落和愚蠢！ 与此同时，这种蠢笨行为的耀武扬威的架势，又证明了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情况存在：（1）他们有什么不妥当之事，而且是很不妥当之事；这种“不妥当”又位于官僚系统自身内部深处，甚至就在上层统治集团之中；把渣滓和败类合在一起，目的在于对付第三种人，他们既不是托洛茨基分子，也不是公爵们，很可能是为对付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体系队伍中的“自由主义”倾向；（2）正在策划某些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新的实际步骤，以便对斯大林波拿巴主义的某些更加接近的和更加亲密的敌人的打击作准备。可以设想，正在准备某种新的“苦迭打”，以求从法律上巩固自己个人的权力。但是这种苦迭打能够表现为什么呢？总不至于是王位吧！莫非是“领袖”的终身称号？但这太会让人想起“元首”来了！波拿巴主义的“技术”问题，看来会造成越来越大的政治困难。正在准备某种新的阶段，对这一新阶段来说，暗杀基洛夫只不过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1935年3月31日 真是奇闻！……苏联历史学家弗·伊·涅夫斯基[2]比之其他的许多苏联历史学家，既不坏些，也不好些：粗枝大叶，漫不经心，刻板守旧，但是又带有一些天真幼稚，这一点在“有意识”地捏造事实的大背景下却显得颇为真诚。涅夫斯基不属于任何一个反对派。尽管如此，他还是长期受到迫害。为什么呢？且看原因之一。在自己所著，于1924年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历史》中（在著作评述中），涅夫斯基指出： “诸如康斯坦丁·莫洛托夫的小册子《论党史》之类的书籍，不仅起不到任何作用，而且直接带来危害，其错误竟多到这样的程度：仅这本书的39页内容中我们就发现了19处错误！……” 在1924年，涅夫斯基不可能知道，莫洛托夫的命运之星竟会升得如此之高，而小册子中的“19处错误”并不足以妨碍它的作者成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看来正是莫洛托夫通过他一度（很早了！）在其中为所欲为的组织局迫害了可怜的涅夫斯基……但是，时代是不断变化的：莫洛托夫的这颗星已经发暗，而谁又知道，涅夫斯基关于人民委员会主席不学无术的话，也许还会使惨遭厄运的历史学家获得更大的荣耀。真是奇闻！…… 1935年4月2日 艾登在莫斯科的谈判，以广为传播的外交公告的形式宣告结束，其中包含有相互承担义务不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和福利的内容。在去华沙的路上，艾登立即强调说明，这不仅是英国对苏联承担的义务，也是苏联对英国承担的义务。这里涉及的是中国、印度、共产国际、“苏维埃”中国。那么，在这些方面莫斯科作出了哪些承诺呢？从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情况，可以验证克里姆林宫所承担义务的性质。代表大会没有中国人、印度人和英国人参加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莫斯科谈判之后，有中国人、印度人和英国人参加的代表大会有可能召开吗？ 归根结蒂，如果斯大林保证悄无声息地取消共产国际，那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倒有极大的好处。但与此同时，这样的义务又明白无误地证明，苏联官僚体系已经同世界无产阶级彻底决裂了。 ※※※ 昨天，我又进入发病状态。身体虚弱无力，有轻度的寒热，两耳轰鸣。上一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时，亨利·莫里尼埃正好在当地的行政长官那里。地方长官询问起我的情况，当得知我生了病，他确实惊慌得大叫起来：“这非常令人不快，非常令人不快……如果他死在这里，我们便不能用假姓名来掩埋他！”各人有各人关心的事！ ※※※ 刚刚收到巴黎的来信。亚·李沃夫娜·索科洛夫斯卡娅，同孙子们住在列宁格勒的我的前妻，被流放去了西伯利亚。国外已经收到她发自托博尔斯克的明信片，她是在去西伯利亚以远地区而路经此地的。小儿子谢廖沙在工学院任教授，它的音讯也已中断。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在他周围传播着一些令人担心的谣言。看来，他也从莫斯科被流放到外地了。我不认为亚·李沃夫娜·索科洛夫斯卡娅近几年来会表现出什么政治上的积极性：上年纪了，又有3个孩子要照看。《真理报》几个星期以前在一篇论述同“残余”和“渣滓”作斗争的文章中，用通常的流氓方式，提到了亚·李·的名字，不过只是顺便提及，而且给她安的罪名是：对一批似乎是林学院的大学生——在1931年！——造成过有害的影响。《真理报》揭发不出以后的任何罪行。但是，提到了名字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也要准备好接受这方面的打击。 普拉东·沃尔科夫，已故季努什卡的丈夫，在流放地又一次被捕，发配去了更远的地方。谢武什卡（外孙），普拉东和季娜的儿子，8岁，不久前刚刚从维也纳来到巴黎。在他母亲生前最后一段时期内，他在柏林和母亲在一起。当谢瓦在学校时，她自杀而死。他们迁到大儿子和儿媳那里住了一个短时期。但是，由于法西斯制度明显逼近，他们不得不仓促离开德国。他们把谢武什卡送到维也纳，以免重新学习语言。由老朋友们把他安排进了学校。在我们迁来巴黎和奥地利发生反革命动乱以后，我们决定把孩子接到巴黎来，交给大儿子和媳妇。但是，7岁的谢武什卡怎么也拿不到签证。在交涉奔忙中，好几个月过去了。直到不久以前才得以把他接来。在维也纳停留期间，谢瓦把俄语和法语完全忘了。当他5岁时随妈妈来普林基波看我们时，他讲一口多好的俄语，一口莫斯科腔调！在那里的幼儿园里，他很快学会了法语，以及一些土耳其语。在柏林又转学德语，到了维也纳完全成了德国人。现在，在巴黎的学校中，他又转而讲法语。他知道母亲的死，也不时询问“普拉托沙”（父亲）的情况，对于他来说，父样［疑为“父亲”——录入者注］已经成了神话。 小儿子，谢廖沙，与大儿子相反，而且部分地也是为了直接和他对立，从12岁起就脱离政治而不再过问政治：从事体操运动，醉心于马戏，甚至一度想当一名马戏演员，后来学习技术课程，工作很努力，当上了教授，不久前还和别的几个工程师一起出版了一本关于发动机的书。如果他确实遭到流放，那绝对是有人出于个人报复的动机不可能有任何政治上的理由！ 至于他在莫斯科的生活条件：谢廖沙结婚很早；他和妻子一起在一个房间里住了几年，这是我们迁出克里姆林宫后所住最后一套住所中留给他们的。1年半以前，谢廖沙和妻子离了婚；但由于没有多余的房间，他们继续一起生活直到最后的日子。看来，现在只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得以使他们分手，各奔西东……也许，连廖利娅也被流放了？这不能排除！ 1935年4月3日 我显然对于有关“托洛茨基分子渣滓”的声明（见3月30日所记）的直接实际意义估计不足；“行动”的矛头这一次又指向我的一个个亲人。当我昨天晚上把大儿子从巴黎的来信交给娜塔利娅时，她说：“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流放他［谢尔盖］的，他们将拷问他，以得到些什么，然后将他消灭……” 看来，流放1074人是在针对反对派采取新的行动前有意安排的前奏。“伯爵、宪兵和公爵”只是混合配方的前一半，是它的基础。不过，最好还是更完整地摘引《真理报》上的一段话： “针对敌人的阴谋，必须采取完全现实的措施。由于存在奥勃洛摩夫习气和轻信之风，由于对遵照外国情报机关的指示而行动的反党分子和敌人采取机会主义的宽容态度，他们有时得以钻进我们的机关。 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原先的公爵、伯爵、宪兵这样一些渣滓，这一伙败类，合在一起，妄图摧毁我们国家的城墙…… 近日反党分子被揭露的事实、不久前发表的有关列宁格勒逮捕、放逐的审讯原沙皇官员的报道表明，有一批政治和刑事恶棍正在无孔不入地打进来。 不久前，莫斯科审判了一个骗子，名叫沙波什尼克，他到了许多城市，冒充工程师。一些傻瓜给他安排了工作，把国家财产托付给他，过了很久他才被揭露出来，关进监狱。再如另一个骗子和敌人克拉夫斯基，他又名扎格罗德尼，自称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会委员［疑为“委员会候补委员”之误——录入者注］。一伙傻瓜信以为真，使他得以混入选举委员会担任委员，在那里犯下了罪。在萨拉托夫边疆区，一名间谍利用一张可笑的伪造证件，担任起负责工作，直到一段时间以后才被揭露和处决。”（见3月25日《真理报》） 那么，关于“外国情报机关”的话指的是谁呢？指公爵们，还是托洛茨基分子们呢？《真理报》补充说，他们“合在一起”。至少，把一切人都罗列在一起，意思是让国家政治保卫局可以把“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作为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处置。这是绝对清楚的。 且看关于1074人的最初报道： “近日来，在列宁格勒，因破坏居留规定和身份证制度的法令，逮捕和放逐了一批公民，他们是原先的贵族、沙皇官员、大资本家、地主、宪兵、警察等。其中：原公爵41人，原伯爵33人，原男爵76人，原大工厂主35人，原大地主68人，原大商人19人，原沙皇各部高级官员142人，原沙皇军队和白军的将军和军官547人，原宪兵队、警察署和暗探局高级官员113人。 部分被放逐者因从事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活动和为外国效力而受到检察机关的追究。”（见3月20日《真理报》） 在这一次还没有一个字提到托洛茨基分子，而关于“为外国效力”的活动暂时指的只是原“公爵和宪兵”。直到5天以后，《真理报》才向我们报道说，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同他们“合在一起”行动！这种把不同事物糅合在一起的手段是多么拙劣。 1935年4月4日 对谢廖沙、亚·李·、孩子们的惊恐不安，把当前个人生活中的一切“窘困艰难”都推到了次要地位。昨天我对娜·说：“直到接到廖瓦最后一封信之前，我们目前的生活令人感到几乎是极其美好和宁静安详的……”娜·表现得非常勇敢，那是为我着想，但对所有这一切的痛苦感受要比我更加沉痛得多。 在斯大林的镇压政策中，个人报复的动机始终占据很大的分量。加米涅夫曾向我说过，他们3个人斯大林、加米涅夫、捷尔任斯基1923年（或1924年？）一个晚上在祖巴洛夫度过一天，一面喝酒一面“倾心”交谈（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是他们开始了反对我的斗争）。酒后他们在阳台上谈起了触动感情的题目：个人兴趣和爱好这样一类的话题。斯大林说：“最大的享受是：瞄准敌人，做好准备，尽情地报复，然后去睡觉。” 他对我的复仇感完全没有得到满足：可以说，身体上的打击是有的，但道义上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既没有放弃工作，没有“悔过”，也没被孤立；相反，开始了一个新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性飞跃。这就是斯大林极度担忧的根源所在：这个野蛮人最怕思想，知道思想的爆炸性威力，也知道自己在思想面前软弱无力。但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他却十分聪明，即深知就是今天我也不会同他交换位置：这种深感被刺痛的心理就由此产生。但是，既然在较高的层次上进行报复未能成功，而且显而易见也不会成功，那么剩下的只有运用警察手段对我的亲人进行打击了。毫无疑问，斯大林没有一分钟不在想对我策划暗害行动，但他又害怕承担政治后果：罪责必然无疑地会落到他的头上。对我在俄国的亲人进行打击并不能使他得到必要的“满足”，同时也会在政治上造成麻烦。难道宣布谢廖沙“遵照外国情报机关的指示”工作？过于荒诞不经，也会过于直接地暴露出个人复仇的动机，对斯大林个人名誉的损失未免过大。 ※※※ “苏联承担停止在英国及其自治领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义务[3] 伦敦4月3日电。在不久前同艾登先生举行谈判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先生声明，他将莫斯科政府停止在英国及其自治领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决定通知了掌玺大臣。 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用于进行这种宣传的费用近几个月来日渐减少。” 这很像真话。李维诺夫——应当为他说句公道话——早就认为共产国际是一个无利可图和极其有害的机构。在心灵深处斯大林是同意他的。资助经费逐日递减的细节是十分具有深意的：克里姆林宫给每一个党规定了一定的“清理”时期。当然，共产国际各支部即使在这个时期之后也不会消失，但必将大大收缩，并不得不根据新的预算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还应考虑会出现人员的变动、离去、脱逃和揭发。共产国际的大部分“领袖”、记者和宣传人员都纯粹是卖干乳酪的人，卖夹肉面包的人：既然不付款，那就再也没有信用。 在对外对内政策方面的右转，迫使斯大林竭尽全力向左面出击：这是预防反对派活动的保险措施。但这种保险措施是绝对无补于事的。苏联整个社会生活体制的变化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尖锐的政治震动。 ※※※ 目前撰写关于列宁的书是十分困难的。思想怎样也无法集中到1893年。近几天来，天气骤然发生变化。虽然花园里面百花盛开，但今天下了雪，从清早就开始下，一片茫茫白雪覆盖了大地，后来融化了，现在又下了起来，但随即融化。天空是灰蒙蒙的，浓雾从山顶向山谷降落，室内既寒冷又潮湿。娜·带着沉重的心情忙着搞家务。 生活不是轻松的东西……如果自己没有一个崇高的思想，使自己高出于个人琐事之上，高出于软弱胆怯之上，高出于种种背信弃义和愚蠢粗俗之上，就不可能在生活中不陷入意志消沉或厚颜无耻…… 1935年4月5日 我们在这里收不到邮件。大部分邮件是遇有机会从巴黎（每月2次）捎来的，特急件则是通过中间人转寄，但也稍有迟误。现在我们正等待关于谢廖沙的消息——娜·等得更是焦急，她的内心生活完全处于这种等待之中。但是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消息并不简单。就是在更加平安的时期，同谢廖沙的通信也是如同摸彩票一般。我根本不给他写信，为的是不让当局对他借端兹事。只有娜·写信，而且只谈些生活琐事。谢廖沙的回信也是这样写的。常有很长一段时间收不到书信。后来突然一张明信片自天而降，通信又恢复一段时间。最近的一些事件（基洛夫被暗杀等等）之后，对国外通信的检查必然会更加粗暴凶狠。如果谢廖沙被关进监狱，自然不会让他向国外写信。如果他已经被流放，那么处境要好一些，但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流放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拉科夫斯基一家同外部世界完全断了联系。连一封信，甚至连一封近亲的信都没有收到。关于谢廖沙被捕的消息只有近亲才会写信来。但是，谁呢？看来，没有人……而且即使有些友好的人在，也不知道地址。 ※※※ 雨停了。从16时至17时我和娜·外出散步。天气宁静、温和，天空布满阴云，山间浓雾笼罩，空气中有一股粪肥的气息。“3月那时像是4月，而现在4月又像3月。”这是娜·说的。若不是娜·把我的注意力拉回来，我对以上景色几乎视而不见。她的声音击打着我的心。她的声音略带嘶哑。在痛苦之中，显得更加低沉深远，似乎是由灵魂直接说出来的。我多么熟悉这个充满柔情和痛苦的声音！娜·（经过很长间歇之后）再次谈起谢廖沙。“他们能从他那里获得什么呢？要他悔过吗？但他并没有什么可悔改的。要他和父亲‘断绝关系’吗？……在什么意义上说呢？但是，正因为他没有什么可悔改的，于是也就没有前途了。要把他关押多久呢？” 娜·回忆起，在政治局会议之后（这是1926年的事）在我们住所里坐着一个当时的朋友等待会议的结果。我和皮达可夫一起回来（他作为中央委员有权出席政治局会议）。万分激动的皮达可夫介绍着“事件”的过程。我在会上说，斯大林把自己彻底放到了党和革命的掘墓人的地位上。斯大林离开会场以示抗议。根据惊慌失措的李可夫和鲁祖达克的建议，对我作出进行“斥责”的决定。谈到这里时，皮达可夫转向我用力地说：“他为此永远不会忘记您，不会忘记您，也不会忘记您的孩子们，甚至孙子们。”当时，关于孩子和孙子的话——娜·回忆说——感到极其遥远，更像是句习惯用语；但果然波及到孩子，甚至孙子们了：他们和亚·李·被迫隔绝开来，他们还有什么呢？而大孩子列武什卡，已经15岁了…… ※※※ 一个人的本性，它的深度和力量，是由它的精神储备所决定的。人一旦被迫脱离习惯的生活条件，他们的本性就会完全显露出来，因为到这时不得不把自己的储备动用起来。我和娜·结合在一起已经33年了（三分之一个世纪），而我每到境遇悲惨的时候总是对她的本性的储备惊叹不已——是否因为力量已经衰竭，或者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我非常想把娜·的形象留刻在纸上，哪怕铭记一部分下来也好。 ※※※ 列瓦转寄来一张亚·李沃夫娜已是从流放地发出的明信片。还是那种清晰的，略带稚气的笔迹，仍然没有抱怨的话语…… 1935年4月9日 白党的报刊曾经十分热烈地争论过，是根据谁的决定把沙皇一家处死的……自由派似乎倾向于认为，是与莫斯科消息断绝的乌克兰执委会自行其是处置的。这是不正确的。决定是由莫斯科作出的。事情发生在国内战争中万分紧张的时期，当时我几乎全部时间都是在前线度过的，因此我关于沙皇家庭事件的回忆是不连贯的。下面把我所记得的记述下来。 在一次我短时间回莫斯科期间——我想是在处决罗曼诺夫一家的几周之前，我在政治局曾顺便指出，由于乌克兰局势紧急，应当加速对沙皇的审判。我建议举行公开的司法审判，以便把沙皇统治的情景全部展现出来（农民政策、工人政策、民族政策、文化政策、两次战争等）；要通过无线电（？）把审判过程向全国播发；在乡里，要每天宣读审判的报告和进行评论。列宁的反应大体是：如果能够实现，这倒是很好的事。但是……时间可能不够……没有进行任何讨论，我因为忙于其他事务而没有坚持自己的建议。而且据我记得，我们在政治局只有3～4个人：列宁、我、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好像不在，列宁在这一时期情绪相当忧郁，他不很相信能够把军队组建起来……我再一次来莫斯科已是叶卡捷琳堡失陷以后了。在同斯维尔德洛夫谈话时我顺便问起： “那么，沙皇在哪里呢？” “当然，枪决了。”他回答说。 “那他的家人呢？” “家人也跟他一起。” “所有人？”我问道，看来带着惊奇的口吻。 “所有的人！那又怎么样？”斯维尔德洛夫回答说。 他等待着我的反应。我没有作任何回答。 “是谁决定的呢？”我问。 “我们在这里决定的。伊里奇认为，我们不能给他们留下一面活的旗帜，特别是在目前困难的条件之下。[4]” 我再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也不再过问。实际上，这项决定不仅是适宜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严厉的镇压措施向所有人表明，我们将无情地进行斗争，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处决沙皇一家不仅对于恐吓、威慑敌人，打破敌人的希望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振奋自己的队伍，表明已经没有退路，前面不是彻底胜利就是彻底灭亡，对这一切也是不可缺少的。在党的知识分子群中，很可能存在怀疑和否定的看法。但是，工人和士兵群众一分钟也不曾怀疑过：他们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作出任何别的决定。这一点列宁感觉得很清楚，他具有一种非凡的为群众思考和感觉以及和群众一起思考和感觉的能力，特别是在重大的政治转变问题上…… 在《最新消息报》上我看到关于枪决、焚烧尸体等等的描述，那已经是在国外了。至于所有这一切是真实的还是编造出来的，我不得而知，因为我从来不曾对如何实施处决感过兴趣，坦白说，也不理解这会有什么兴趣。［……］ 1935年4月10日 今天同娜塔莎一起上山散步时（天气几乎同夏天一样），我回想了就审判沙皇一事同列宁的谈话。很可能除了时间问题的考虑（“我们来不及”把大规模的审判进行到底，因为前线决定性的事件可能较早来临）以外，列宁还对沙皇一家人另有其他的考虑。通过司法审判程序，要想镇压沙皇全家当然是不可能的。沙皇一家是构成君主制核心的那项原则，即王位继承原则的牺牲品。 关于谢廖沙没有任何消息，也许不会很快有消息来。长时间的等待使最初几天的惊恐情绪有些麻木了。 ※※※ 当我在辛比尔斯克和喀山两处失守之间第一次收拾东西准备去前线时，列宁的情绪消沉。“俄罗斯人太老好”，“俄罗斯人磨磨蹭蹭，笨头笨脑……”，“我们这里是一锅粥，而不是专政”。我对他说：“要使坚强的革命核心成为部队的基础，他们可以从内部维持铁的纪律；还要建立一些可靠的拦阻支队，他们可以从外部同部队内部的革命核心一起发挥作用，不惜处决临阵脱逃者；要保证有懂行的军队指挥人员，但要派有带手枪的政治委员监督专家；要成立革命军事法庭和设置表彰个人作战英勇的勋章。”列宁的回答大体是：“这都正确，绝对正确，但时间太少了：如果行事过于陡急（这是绝对必需的），——我们党自己就会加以干扰：有人会大诉其苦，有人会到处打电话，有人会抓着一些事实进行干扰。当然，革命能够锤炼一切，但时间太少了……”当列宁通过谈话看出我对胜利充满信心，他就全力支持我外出巡视，多方为之张罗，关心备至，一天来10个电话询问准备情况，要不要装一架飞机在火车上等等。 喀山陷落。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刺伤了列宁。我们又收复喀山。把辛比尔斯克也夺了回来。我去了趟莫斯科。列宁在哥尔克养病。斯维尔德洛夫告诉我说：“伊里奇请您到他那里去一下。想一起去吗？”我们去了。从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和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接待我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迫和热切地等着我。列宁情绪极好，身体看起来也很好。我感觉到他用某种不同的眼光看着我。他善于钟爱别人，如果这些人向他展示出某一个方面之时。在他的热切的关注之中就有这种“钟爱”的成分。他贪婪地听我讲述前线的情况，时而欣慰地，几乎是怡然自得地出着长气。“我们党赢了，”他说，突然，又转而用严峻、坚定的语调说，“既然我们能够在军队中建立起秩序，那也就是说，我们到处都能做到这一点。而秩序井然的革命是无往而不胜的。” 当我和斯维尔德洛夫上汽车时，列宁和娜·康·站在阳台上（恰好在正门上方）——我又一次感觉到伊里奇用他那种略显腼腆的、眯着的目光看着我。可以看出，他还想说些什么，但没有说出来。突然警卫人员搬来几盆花，放到汽车上。列宁的脸因感到担心而阴暗起来。“您会感到不方便吧？”他问道。我没有注意到花，也没有理解列宁担心的原因。直到驶近莫斯科，这是1918年秋天饥饿而脏乱的莫斯科，我才感到极其尴尬：现时载着花驱车行驶合适吗？我这才理解了列宁的担心：他正是预见到了这种尴尬。他善于预见。 在下一次会面时我告诉他：“您上一次问起花的事，在会见忙碌之时我没能理解到您讲的不方便是指什么。直到进市区时我才突然领会了……像是个投机倒把的贩子？”列宁生动活泼地问道，并且温和地笑了。我再一次捕捉到他那种特别友善的目光，反映出他因我领会了他的意思而甚感欣慰……在哥尔克会面的种种情景和细节都清晰无遗、细致入微地印入脑海而无法抹去！ 我和列宁之间有过几次尖锐的冲突，因为每当我在重大问题上同他发生分歧时，我总是要争论到底。这类情况许多人都清楚记得，后来也有不少人人云亦云地相互流传和写将出来。但是比这类情况多一百倍的事例是，我和列宁通过讲半句话就能相互理解，而且我们的团结合作保证了一些问题毫无磨擦地在政治局通过。列宁对这种团结和合作是极为珍视的。 1935年4月11日 在最近一届工党政府成立之前，还在竞选期间，维伯夫妇，即悉尼·维伯[5]和比阿特里萨·维伯[6]，到普林基波来看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很乐于赞许斯大林在俄国倡导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提法。他们有些幸灾乐祸地等待着美国爆发激烈的国内战争。但是，对于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他们却仍然宁愿维护和平渐进的社会主义。为了给不愉快的事情（十月革命、阶级斗争的爆发、法西斯）让步，以及为了保持自己费边主义的成见和偏爱，维伯夫妇给自己的盎格鲁撒克逊经验主义创立了一种社会发展“类型”论，并给英国从历史上安排了一种和平类型。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悉·维伯正准备从自己国王手中获得帕斯菲尔德勋爵的称号，以便以陛下大臣的身份来和平地改造社会。当然，比之对列宁的态度，维伯夫妇更接近鲍德温。我听维伯夫妇讲话时，感到他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上的人，虽然他们学识非常渊博。固然，他们自己夸耀说，他们不属于教会。 1935年4月14日 3个社会主义的逃兵：墨索里尼、赖伐尔[7]和麦克唐纳各自代表本国的“民族”利益。其中最微不足道和最没有才干的是麦克唐纳。他身上散发着某一种奴仆性格的东西。甚至当他同墨索里尼谈话时连动作手势都是这样（见报纸上的照片）。很能说明这个人特性的事是，在自己的第一届部长任内他忙不迭地给了莫斯利一个职位，而这个贵族出身的纨绔子弟只是为了寻找飞黄腾达的捷径才在前不久参加工党的。如今这个莫斯利正在试图把古老明智的英国变成欧洲疯人院的一个分院。而且，即使不是他，只要法西斯在法国获得胜利，也会有别的什么人照样乐意地做到这一点。工党有可能上台的形势这一次将会强有力地推动英国法西斯的发展，并且总的说来能在英国历史上揭开一个和鲍德温们和维伯们的历史哲学观背道而驰的充满风暴的篇章。 1935年4月27日 关于谢廖沙的命运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 《时报》在莫斯科电中报道说，今年的五一节口号只提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作斗争，而根本没有谈及右翼反对派。这一次的向右转将走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远，比斯大林所预见到的会远许多。 ※※※ 在最近一期（第43期）我出版的俄国反对派通报上，我未免惊讶地看到一则注记：出版第7年。这就是说，第三次侨居国外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第一次为时2年半（1902～1905），第二次长达10年（1907～1917年），第三次……第三次会持续多久呢？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侨居国外期间（直到战前），我自由地遍游欧洲，并且毫无阻碍地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即将来临的报告。只有在普鲁士才必须采取预防措施；而在德国其他地区警察大都宽大为怀。至于欧洲其他国家，其中也包括巴尔干国家，就更不必说了。我旅行用的是一份十分可疑的保加利亚护照，但似乎仅仅只检查过一次，那是在普鲁士边境。那时还真是自由自在的时期！在巴黎的公开集会上，俄国侨民的不同派别就恐怖行动和武装起义问题论战到半夜和后半夜……两名法国警察站在街上，好像是舒瓦齐大道，110号，他们从来不进入大厅，也从来不检查进出的人。只有咖啡馆老板在半夜以后有时熄掉灯光，以便驱散过于放肆的激情——对侨民中的有害活动没有其他的监督。 在那些年里资本主义制度要强大和自信得多！ 1935年4月29日 从最近的电讯知悉，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仍将于5月在莫斯科召开！显然，斯大林已无法再取消或推迟大会召开了，否则就太丢脸了。也可能是因艾登的访问毫无结果和同法国的谈判存在困难，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用代表大会来“恫吓”当事人。唉！这次代表大会吓唬不了任何人！…… 1935年5月4日 法苏协定得以签署。法国报刊的所有评论，虽然细节上存在差别，但都在一点上取得一致认识：条约的意义在于，它约束了苏联，不容许苏联同德国眉来眼去；我们真正的“朋友”仍然是意大利和英国，加上小协约国和波兰。苏联更像是人质，而不像是盟友。《时报》报道了5月1日莫斯科军队检阅的引人入胜的景色，但又意味深长地补充说：评价军队的实力不是看检阅，而是看工业实力、运输水平、供应状况等等。 波将金同赫里欧互致贺电，开头是“我国的朋友……”。在国内战争初期波将金曾去过前线，显然是在接连不断的动员中的某一次被征召入伍的。当时斯大林坐镇南方战线，任命波将金为某集团军（或师？）政治部主任。在巡视期间我到过那个政治部。我第一次看到的波将金用异常低声下气和虚伪客套的词句致词欢迎我。工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政委们都为之甚感尴尬。我几乎把波将金从桌子边上推开，不致答词而直接谈起前线的形势……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政治局在斯大林的参加下研究了南方战线工作人员的组成。讨论到波将金。我说：“是个讨人嫌的家伙。显然，根本不是自己人。”斯大林袒护他说：他在南方战线似乎曾把某一个师“引上东正教信仰”（即整顿好了纪律）。季诺维也夫在彼得堡期间对波将金略有了解，对我表示支持。他说：“波将金像雷斯涅尔教授，只是比他更坏。”这时我才似乎第一次得知，波将金也曾是教授。列宁问道：“那他究竟坏在哪里呢？”我回答说：他是沙皇廷臣！列宁看来是这样理解的，即我暗指的是波将金对斯大林的卑躬屈节的态度。但是，这个问题我想都没有想过。我指的只是波将金那篇对我的欢迎词。不记得我是否就这一误会作过解释…… 1935年5月5日 TSF正在播放《蝴蝶夫人》。是星期天，只有我们两人在家：主人一家外出了，有的去做客，有的去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投票……街上驶过一群骑自行车的人，为首的唱着《国际歌》：看来是工人竞选宣传队。2个工人政党和2个工团主义组织都已经虚弱不堪，但仍然拥有历史惯性赋予的强大力量。社会过程，其中也包括政治的有机物特性，在危急时期，即当旧的“革命”组织尾大不掉，无法及时实行必要的转变时，就特别直接地表现出来。M．伊斯特缅等人关于革命工程师的说法荒谬无比——这些工程师按照自己的设计图纸用现有材料制造出新的物质形式。而这种美国的机械理论竟被说成是比辩证唯物主义前进了一步。社会过程更加像是有机物（从广义上说），而不像机械。依靠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革命者，从思维和关注的类型来说，更接近于医生，特别是外科医生，而不像工程师（尽管美国人伊斯特缅对桥梁建造也只有真正儿童般的认识）。如同一名医生，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仍然应当依靠生命过程的自主机制……在目前法国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看起来像是一个宗派教徒，历史的惯性，其中也包括工人组织的惯性，是与他对立的。马克思主义预测的正确性必定要显示，但是它可能以两种方式显示出来：通过群众及时转上马克思主义政策的道路的方式，或者通过无产阶级被击溃的方式（这就是现今时代的非此即彼的选择）。 1926年，当时我和娜·在柏林时，魏玛民主制国家还处于兴旺时期。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早已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这是因为德共毕竟曾一度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但党本身却仍然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我们用化名在亚历山大广场参观五一节游行。人群汹涌，旗帜飘扬，发表的演说令人振奋。人们不禁感到：要扭转此等汹涌大潮的方向是很难的…… 但是，回到莫斯科后第一个星期四的政治局会议却给我留下了难以忍受的印象。当时由莫洛托夫领导共产国际。此人不笨，很有性格，但才智有限，十分呆板，缺乏想象力，他不了解欧洲，不能阅读外文书刊。由于感觉到自己的弱点，他更加顽固地维护自己的“独立见解”。其他人则硬是予以支持。记得，鲁祖塔克有一次同我争论，试图修改我所作的《人道报》的一篇译文，说是“有倾向性”：他从我手里把报纸拿过去，用手一行行比划，颠三倒四，搞不清楚，又用厚颜无耻的办法进行遮掩。其他人则又一次予以“支持”。连环保被作为不可更改的法律规定下来（1924年通过秘密的特别决议，规定政治局委员保证任何时候都不公开相互进行争论，而在同我辩论时则一定相互支持）。我站在这些人面前简直如同面对一面严实无缝的墙壁。但这当然并不是主要的。在个别人的愚蠹无知、才智浅薄、顽冥不化、怀抱敌意的背后，甚至可以用手指触摸到这个特权帮派的社会特征，即一旦涉及他们的私利，就十分敏感，十分有洞察力，十分积极主动。德国共产党就整个地依附于这个帮派。局势的历史悲剧因素就在这里。1933年结局到来了：人数众多的德国共产党，由于已被谎言和伪造从内部蛀蚀一空，一遇法西斯的进攻便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了。这一点莫洛托夫们和鲁祖塔克们却没有预见到。而这本来是可以预见的。［……］ ※※※ 两周的紧张工作以后病了，读了几部长篇小说。［……］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俄罗斯短篇小说《科尔希达》。作者看来是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老派海员。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从技术上看要高出于所谓的“无产阶级作家”们。对大自然的描写很精彩。看得出有一双海员的锐利的眼睛。在描绘苏联的生活时（在外高加索），常常像是被捆住胳膊的杂技体操演员。但是也有反映努力工作、勇敢牺牲、热情洋溢的动人场面。他写得最成功的，尽管令人惊奇，是那一个流落在高加索而被卷入共同工作的英国海员。 读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是雅科夫·伊利英的《巨大的传送带》。这已是被叫做“无产阶级文学”的纯粹样板了，而且是不坏的样板。作者讲述了一个拖拉机厂的“故事”——从建造到投产。有许多技术问题和细节以及更多的有关争论。尽管仍然存在学生腔，但写得相当生动。在这部“无产阶级”作品中，无产阶级却远远站在一边的次要位置上，处于近景的是组织者、行政人员、技术人员、领导干部以及机床。上层与群众的脱节现象贯穿着位于伏尔加河上的这部美制传送带的整个史诗。作者对于总路线表现得异乎寻常的虔敬，对领袖们的态度也浸透了官方的崇拜之情。这些感情的真挚程度很难判断，因为它们具有人人必须遵守和强制推行的性质，正如同时对于反对派必须憎恨一样。在小说中，托洛茨基分子占有一定的位置，诚然是次要的位置，作者力求赋予他们以从《真理报》社论里抄袭来的观点。但是，尽管有人如此的蓄意精心安排，这部小说仍然有不少地方像是针对斯大林制度的讽刺作品。庞大的工厂尚未完工即投人生产：机床有了，但工人却无处住宿，工作未组织好，水源不够，到处都是无政府状态。必须停工，以便做好充分准备。停工？那斯大林会说什么？！不是向代表大会提出过保证吗？令人厌恶的拜占庭主义取代了务实的考虑。结果是惊人的人力浪费和质量低劣的拖拉机。作者转述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演说：“降低速度？不行。那西方呢？”（1927年4月斯大林力图证明，速度问题与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没有任何关系——速度是我们的“内部事务”。）总之，降低上面规定下来的速度“是不行的”。但是，为什么提出的指数是25，而不是40或75？提出的指数反正是达不到的，而力求接近它则要付出代价，那就是质量低劣，消耗工人的生命，浪费设备。这一切伊利英都看得很清楚，尽管作者表现了官方的虔诚…… 某些细节令人吃惊。奧尔忠尼启则对工人说话（在小说中）用“你”相称，而工人回答他时则称呼“您”。整个对话都是在这种氛围下进行的，而作者认为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传送带故事中最阴暗的一面，则是工人们，特别是只受到凡事均要服从教育的无产阶级青年，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而且一个个都看不出个性。对于一名反对接受过重任务的年轻工程师，党委向他提醒他不久前表现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以开除相威胁。年轻的工人党员争论的题目是：为什么青年一代中间在任何一个州里都没有一个人作出杰出的贡献？谈论者以混乱不堪的看法安慰着自己。其中一人突然冒出一个调子：莫非是因为我们受到压制？于是对他群起而攻之：我们不需要自由争论，我们有党的领导，有“斯大林的指示”。党的领导——没有争论——那就是“斯大林的指示”，而“斯大林的指示”则不过是官僚用经验主义方法总结的经验。官僚永远不犯错误的教义扼杀了青年，使他们的神经浸透了奴隶主义、拜占庭主义精神、虚假的“领袖英明”。必定无疑有一些大人物在工作，也许静悄悄地待在某处。但是，给年轻一代涂上官方色彩的人们身上必然存在无法抹去的尚未成熟的印记。 1935年5月8日 老年是人生中最令人感到突然的事情。 ※※※ 挪威工人党政府似乎不可改变地应允发给签证。看来不得不使用这一份签证。继续留居法国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而且在两种可能的情况下都是如此：无论是反革命势力不断取胜，还是革命运动顺利发展都一样。由于不可能把我驱逐到其他国家去，政府从理论上把我从法国“驱逐出境”，但又不敢把我遣送到某一个殖民地去，因为这会引起太大的风波，而且会提供给人始终不停地进行宣传鼓动的口实。不过随着国内关系的日益激化，这些次要的考虑就会被放弃，而我和娜·就可能移居某一个殖民地。当然，不是去条件相对舒适的北非，而是很遥远的某处……这将意味着一种政治隔离，比在普林基波更加严密得不知多少倍的政治隔离。在这种条件下，不如及时离开法国。［……］ 挪威当然不是法国：语言不通，一个小国，远离大路，邮件不能及时到达，等等。但毕竟比马达加斯加要好多了。语言要学到能看报并不需要很长时间。挪威工人党的经验本身就极有价值，而在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前夕就更有意义。 当然，一旦法西斯在法国得胜，斯堪的纳维亚民主“堑壕”也支持不了多久。但是，在当前形势下，能够谈到的也只是“喘一口气”而已…… 在娜·收到的谢廖沙最近一封信中，他似乎不经意地写道：“总的形势看来极其严重，要比可能设想的严重得多……”一开始让人感到这是指个人的处境而言。但现在十分清楚，指的是基洛夫被害以后以及在与此相关的新的迫害活动浪潮以后（信是1934年12月9日写的），对于谢廖沙而言的政治形势。不难真正地设想到，他不得不经受的是怎样的处境：不仅在会议上和阅读报纸时，而且还在私人接触、交谈以及（无疑！）一些卑鄙的追逐名利之徒和坏蛋的大量挑衅中。要是谢廖沙具有强烈的政治兴趣，怀有帮派情绪，所有严酷的感受也算罪有应得。但他完全没有这种内在的动机。这样他就会更加痛苦。［……］ 1935年5月13日 皮尔苏茨基[8]死了……我从来没有和他本人见过面。但还在第一次流放西伯利亚期间（1900～1902年），就听到波兰流放者对他的热烈反应。当时，皮尔苏茨基是（波兰社会党）的青年领袖之一，因此，从广义说，也是“同志”。曾经是同志的还有墨索里尼，还有麦克唐纳，还有赖伐尔……多么长的一串叛徒群像！［……］ 1935年5月14日 皮尔苏茨基自愿充当列宁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案件的证人。皮尔苏茨基的弟弟也卷入同一案件（1887年3月1日暗杀亚历山大三世案），是被告人…… 最近几十年中历史发展很快。其间，某些反动时期，特别是在1907～1912年期间，却似乎无休止地存在着……布拉格前几天庆祝了老民粹党人拉扎列夫的80岁生日……在莫斯科，活着的还有维拉·菲格涅尔[9]和其他一些老人。在沙皇俄国从事过最早的群众革命工作的人们还没有全部退出舞台……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已面临工人国家出现官僚主义蜕化的问题……不，我们当代的历史是按第三挡的速度运转的。可叹的只是，破坏有机体的微生物活动得更快。如果它们在世界革命取得新的大步进展之前把我打倒——而这极有可能——，在我死去的时候，我仍将对于我为之献出一生的事业的胜利充满不可动摇的信心。［……］ 1935年5月17日 昨天报纸公布了关于赖伐尔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正式公告。其中最为重要的，也即惟一重要的地方是： “他们完全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真正忠于和平事业的政府，应当通过参与寻求保证这种和平的相互担保而表明自己和平生活的愿望。这首先要求它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放松自己的国防。据此，斯大林先生理解并完全赞同法国为使其武装力量保持相应水平而执行的国防政策。” 尽管我对于斯大林在政治上的厚颜无耻、无视原则和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有足够的了解，但读了这几行文字以后我仍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狡滑的赖伐尔很善于讨好这个徒慕虚荣而又才智有限的官僚。斯大林无疑因法国部长请求他对法国的武力作出评价而深感得意，因而泰然自若地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的名字从莫洛托夫和李维诺夫的名字中单列出来以示突出。外交人民委员当然会由于如此公开而又狠狠地踢了共产国际一脚而狂喜不已。莫洛托夫也许稍感不安，但莫洛托夫又算什么？在他背后已经站着准备接替他的丘巴尔。而布哈林和拉狄克，作为官方的办报人，对什么都可以对“人民”作出解释…… 但是，5月15日的报道不会不受到惩罚。问题过于尖锐，而背叛也过于赤裸裸了。正是背叛！……在德国共产党向希特勒投降之后我曾经写道：这是第三国际的“8月4日”（1914年）[10]。有些朋友表示反对说：8月4日是背叛，而这里“只不过”是投降。问题也恰恰在这里，那就是：不战而降揭露出内部的腐朽，由此又必不可免地要发生进一步的蜕化。5月15日的公报已经是从完整意义上讲的背叛行为的公证性文件。 法国共产党受到一次致命的伤害。可怜的“领袖们”避而不采取社会爱国主义的公开立场：他们想慢慢地和不知不觉地把群众引向投降。如今他们背信弃义的阴谋已暴露无遗。无产阶级由此只会得到好处。新的国际的事业正在不断前进。［……］ 1935年5月25日 今天收到廖瓦的信。和往常一样，信是用隐语写的。 这就是说，挪威政府发出了签证，该准备动身了。“Crux”指的是我。正如阿拉木图一位老工人所说：“不断乔迁之喜"。［……］ 1935年6月1日 日子难过得真是度日如年。3天以前我们收到儿子的信：谢廖沙蹲在监狱里，如今这已不是猜想，即使是几乎真实可靠的猜想，而是直接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他的被捕，看来就在通信中断的时候，即12月未至1月初。从那时至今差不多已经半年了……可怜的孩子……还有可怜的，我的可怜的娜塔莎……［……］ 1935年6月8日 我收到一群爱丁堡大学学生（他们是“所有各种色彩的政治思想”的代表）的建议，要我竞选校长。这个职务常常是“名誉的”，校长每3年选举一次，公布什么住址，还采取某些象征性的行动。在其他校长中提到的有：格莱斯顿、史密斯、南森、马科尼……只有在英国，也许现在只有在苏格兰，才会有可能出现这种稀奇古怪的想法：提出要我竞选大学的校长。我当然友好地婉言谢绝了： “我非常感谢你们向我提出的出乎意外的而又使我引以为荣的建议：提名我为爱丁堡大学校长的候选人。这项建议表现出来不拘泥于民族主义观点的态度，使爱丁堡大学学生的精神获得崇高的荣誉。你们自己说，即使英国政府拒绝发给我签证也不能阻止你们这样做，这使我更加珍惜你们的信任。但是，我仍然认为自己无权接受你们的建议。如你们在信中所说，校长选举是在非政治基础上进行的，而你们是所有各种色彩的政治思想的代表。但我本人却持有过于明确的政治立场：我从青年时代起的全部活动都奉献给了使无产阶级从资本的枷锁下获得革命解放的事业。我并没有任何其他功劳，足以担任负责的职位。因此，我会认为自己不在布尔什维主义旗帜下进入任何公众舞台，既会是对于工人阶级的背信弃义，也是对你们的不忠诚。我不怀疑，你们一定能找到更加符合你们大学传统的候选人。 衷心祝愿你们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我将永远感谢你们。” 关于我们受到的打击，我日前有一次对娜塔莎说起大司祭阿瓦库姆的传记。不安分的大司祭和他忠实的大司祭夫人一起在西伯利亚流浪，一次陷入大雪之中，疲惫不堪的可怜女人一次次跌入雪堆。阿瓦库姆叙述道：“我走了过去，可怜的人对我抱怨说：‘大司祭，这样的苦难还要很久吗？’我说：‘马尔科夫娜，要一直到死为止。’她叹着气回答说：‘好吧，彼得罗维奇，再慢慢走一阵吧。’” 我能够说的只有一点：娜塔莎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从来没有，现在，在最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抱怨，在这人们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时候…… 1935年6月9日 约翰·冯·赫耶诺尔特来到这里，带来了挪威工人党政府发出签证的消息。预定明天从这里动身，但是我不以为在两天之内能拿到从比利时过境的签证：轮船是从安特卫普启航的。可我们还是一面等待签证，一面收拾行装。显得异常匆忙……娜塔莎又要准备午饭，又要整理东西，又要帮助我收拾书籍和手稿，还要照顾我。至少，这使她稍稍摆脱谢廖沙的思念和对未来的考虑。除了种种事情之外，还要加上我们没有钱了：我花费太多的时间用于党的事务，最近两个月又病了，一直没有好好工作。到达挪威后我们会一文不名……但这毕竟是各种忧虑中最小的一件事。［……］ 1935年6月20日 政府表示了一种愿望，要我们居住在离奥斯陆2小时路程的农村。报纸很容易就打听到了我们的避难地点。总的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过看来一切都能顺利。保守党人自然“深感愤慨”，但表示得相对节制。小报采取中立态度。农民党这个党对于政府的存亡在议会方面至关重要并不反对发给签证。工人党报刊如果不是坚决地保护我，也是坚定地维护避难权。保守党人想向议会提出质问，但看到其他党派不表支持也就作罢。只有法西斯分子举行了抗议集会，口号是：“世界革命的首领想在奥斯陆干什么？”与此同时，斯大林分子第一千零一次宣布我是世界反革命势力的首领。［……］ 1935年6月26日 还在生病…… 这天夜里，准确点说已经是早晨了，我梦见同列宁谈话。从周围环境看，是在轮船上，在3等舱的甲板上。列宁躺在铺板上，我不是站着，就是坐在他身边。他关切地询问我的病情。“看来，您是精神劳累，积劳成疾，应该休息一下……”我回答说，疲劳以后我总能很快恢复，因为我天生精力充沛，但是这一次是更深刻的病理现象……“那就应当认真地（他强调了这个词）听取医生的意见（提了几个人的姓名）……”我回答说，已经多次找过医生，并开始叙述那次柏林之行，但是，看着列宁我想起他已经死了，不过我当即尽力驱走这个念头，把谈话进行到底。当我讲完1926年柏林看病的事，我想加一句：这已是您去世的以后的事了，但是我制止了自己，说：这是您生病以后的事。 娜·正在整理我们的住所。不知是第几次了！这里没有衣橱，缺了许多东西。她自己钉钉子，拉绳了，挂衣服，改动位置，绳子常常断掉，她叹口气，又重头开始……这时她关心的是两条：清洁和美观。记得她1905年曾经无比投入地，甚至十分动情地向我描述了一名女刑事犯的事，说起她如何“懂得”清洁，怎样帮助娜塔莎整理牢房。我们共同生活33年以来换了许多次“环境”，无论是日内瓦的顶楼、维也纳和巴黎的工人住宅，还是克里姆林宫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庄园，或者是阿拉木图郊区的农舍、普林基波的别墅，以及法国更加简陋的郊外住所……娜·对环境从来不是毫不在乎的，但一切不取决于她。我在困难条件下很容易“降低身价”，也就是说，听任周围肮脏杂乱，而娜·则从不如此。她要把任何环境都提高到一定的清洁整齐的水平，而不允许水平下降。然而，这需要付出多少精力、智慧和生命力！……［……］ 1935年7月13日 这些天里一直躺在院子里，看书报，向扬［弗连克尔］口授信函。报纸和信件开始直接寄到这里，数量也逐日增加。 近几天，我们的房主人有客人来，也是党的刊物和编辑，来认识一下。“挪威不可能有法西斯主义。”“我们是老民主派。”“我们人人有文化。”“此外，我们学会了许多东西：我们限制了我们的资本主义。”“而如果法西斯在法国、英国取得胜利了呢？”“我们会坚持住的。”“为什么当英国货币贬值时，你们不控制住自己的货币？”什么也没有学到。实质上，这些人并不怀疑世界上有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而战争、十月革命、法西斯造成的动荡却对他们没有留下印象……未来却正为他们准备一桶冷水和当头棒喝。［……］ 1935年9月29日 从我住进奥斯陆的医院起，已经10天了……差不多在20年以前，当我躺到马德里监狱的床上时，我十分惊讶地问自己：为什么我在这里？随之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直到入睡为止。而现在我有时仍然十分惊讶地问自己：我是怎样住到奥斯陆的医院来的？竟然是这样……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3558 [1]凯利－威什涅威茨基夫人，弗·（1859～1932）——美国社会党人，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英译者。 [2]涅夫斯基，弗·伊·（1876～1937）——历任交通人民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党的农村工作部部长、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党史委员会副主任。 [3]贴在日记上的一则从法国报纸剪下的消息。 [4]稍后，托洛茨基援引某别谢多夫斯基的回忆录，把处死沙皇一事归咎于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 [5]维伯，悉尼（1859～1947）——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边社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两度出任工党政府大臣。 [6]维伯，比阿特里萨（1858～1943）——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悉尼·维伯的妻子。 [7]赖伐尔，皮埃尔（1883～1945）——法国政治活动家。1925年起多次参加政府，曾任总理。1942～1944年是亲希特勒的维希政府的首脑。 [8]皮尔苏茨基，约·（1867～1935）——1918～1922年为波兰国家元首。1926年举行军事政变，任国防部长（1926～1935）和总理（1926～1928，1930）。 [9]菲格涅尔，维·尼·（1852～1942）——俄国革命活动家，女作家，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10]1914年8月40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投票赞同军事拨款。
托洛茨基：流亡中的日记（1935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流亡中的日记（1935年）托洛茨基译者按：1952年，在墨西哥城郊外科亚坎托洛茨基原来居住的房子里，清理发现了一些文件和私人信件，其中包括托洛茨基1935年所写的七个月日记。据托洛茨基自称，他历来不喜欢记日记，只是在百无聊赖的情况下，才时断时续地写下一些日记。目前仅发现这三本日记。日记是用俄文记的，由于他当时正流亡在法国，所以日记中常夹杂一些法语及法文剪报资料。日记后刊载了托洛茨基的遗嘱，据原编者称，刊载遗嘱是征得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丽娅同意的。现在我们根据伦敦费伯‧费伯出版社1959年初版英译本转译出来，方括号内的文字系原编者所加。Ø第一本日记（1935年2-5月）Ø第二本日记（1935年5-6月）Ø第三本日记（1935年6-9月）
王凡西：关于托洛茨基九封信的几点感想和说明（1991年11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相关链接：托洛茨基伊罗生 关于托洛茨基九封信的几点感想和说明 王凡西（1991年11月22日） 相关文献：托洛茨基写给伊罗生的九封信（1935-1938年） 在1935年9月到1938年10月这个期间，托洛茨基曾经给伊罗生（HAROLDR.ISAACS）先后写了九封信，内容都是关于后者正在写作的那部《中国革命的悲剧》的。当初，伊罗生新自将原稿送给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请他批评指点。托洛茨基仔细读了原稿，并且一边读，一边就写信给作者，同他讨论，提出意见。这些意见，无论从历史、政治或理论角度看，都有重大意义和价值。因此我最近将它们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信中涉及的人和事，为了读者的方便起见，我尽可能在每封信后加上一些简注，还写了一篇“译者序”来介绍。但是要让读者充分明白这些信所代表的精神，要他们知道这部名著成书的经过，要他们弄清楚托洛茨基与伊罗生之间的整个关系以及伊罗生后来因思想改变而修订其著作的种种情形，那一点简注和一篇译者序是完全不够的。因此，我又决定把我个人的几点感想写出来，同时对某些可能为年轻朋友们所不熟悉的事实与论点，略加说明，希望能有助于读者们的进一步研究。 （一） 首先我要请读者注意托洛茨基读了伊罗生的初稿之后，向他提出如何写书的态度和方法问题。 我们没有见到伊罗生的初稿。从托洛茨基的第三封信中，我们知道著者原来导言是先引了几段“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即托派）的文句，然后铺叙开去，证明客观发生的事变如何符合了这些论断。托洛茨基讥笑它是“神学”笔法。因此他提议改作。他要作者从事实出发，不要从“教条”出发。要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去叙述与研究事变，不要拿事变中的发展去凑合既有教条。 伊罗生显然接受了这个劝告。他彻底放弃了“神学”写法，写了我们后来见到的新导言。在第五封信中，托洛茨基很高兴的称赞说：“我觉得这篇新导言无论内容与形式都非常出色。” 这是一件“小事”；但它深深地感动了我。试问—— 你们可曾听见斯大林对谁说过这样的话来？试问—— 你们又可曾听见毛泽东对哪一位作家说过同样的话呢？ 不曾，从来不曾，他们让我们听见与看到的是极端相反的一种光景：数以万计的作家与非作家们，单单为了不会把“最高领袖”的“指示”当作“圣经”，不曾把“红太阳”的语录当作“教条”，因而给关进监狱，甚至丢掉了脑袋！ 托洛茨基和斯、毛二人之间的这点“小”差别，不但充分表示出前后二者之间品格上的天差地别；而且，它还代表着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的起落与变化，还反映出人们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在后来写伊罗生的《悲剧》写作的序言中，托洛茨基把最后一层意思相当充分地发挥了。他说：—— “首先，本书作者属于历史唯物论学派这一个简单事实，在我们眼中，完全不足以为他的这一著作赢得嘉许。在目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这个标记，首先只能在我们心中引起不信，而不能叫我们先行接受了。与苏维埃国家的堕落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在过去的十五年中经历了一个空前的衰落与贬损时期。从一个分析与批评的工具变成为一种廉价辩护的工具。它不去分析事实，而只忙于为高升的奴才们的利益挑选诡辩。” “在1925年—27年的中国革命中，共产国际起了一个很大作用，本书对它有详细描写。但在共产国际的文献中，我们如果想找到一本能多少企图给中国革命以一幅周详的图画的，却总是徒劳。我们只能找到几十种‘行情性’的著作，它们卑顺地反映着共产国际政策的每一个曲折，或更正确地说，卑顺地反映着苏维埃对华外交政策的每个曲折，并且把事实与一般的论断穿凿附会于每一个曲折。这种文献只能引起人们心里的反感，而伊罗生的著作则与此相反，它从头至尾代表着一本科学的著作。他秉着科学的良心，研究了大量直接材料与补充材料，花了三年多的光阴……” 自从上面这段话写出到现在，又已过去了53个年头。这期间，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被利用来专门“为高升的奴才们的利益挑选诡辩”，达到了难以相信的丑恶程度，使马克思主义“名誉扫地”。托洛茨基在这里所表明的态度与见解，以及伊罗生依循这个态度而写成的这部书，该大有助于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平反”的。 （二） 第六封信里谈到有关中共历史的一个重大问题：当年中共如何决定加入国民党。关于这个问题，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二人有过相反说法。伊罗生倾向于马林所说；托洛茨基则认为陈独秀的说法更近情理。 陈独秀是这样说的： “……大会（按指1922年7月16日—23日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西）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代表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会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中国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按即张国焘——西）、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以服从国际决议为首，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马林认为这不符事实。 当伊罗生写好了《悲剧》初稿，于1935年前往荷兰访问马林，谈到此事时，马林否认在中共中央的西湖会议上他曾经拿出纪律来逼使中央服从。他并且说： “况且我并没有〔国际的〕特别指示……〔如果他们真的反对我的建议〕，他们尽可向共产国际的较高机关去申诉的，〔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根据伊罗生当时摘下的谈话记录，马林又曾这样说：中共中央的多数委员接受他的观点。有几个委员反对他的计划，只因他们怀疑作为一个政治力量的国民党究有多大影响，同时他们不相信国民党愿意而且能够把自己发展成一种群众运动。马林把陈独秀归入极愿使中共加入国民党的中委之一。 不过在谈话中，马林声明：“我手上并无文件。”（以上摘引及转述的文句均见《中国革命悲剧》1980年修订版第59页——西。） 究竟谁的说法可信呢？伊罗生不下断言。他只说：“也许共产国际未曾公布而且不让查阅的档案中，存在着可以进一步弄清楚这个争议的文件。”（见同上引文同页。） 可是紧接着这一段话，伊罗生却写道：“依照共产国际远东局主任米夫所说，共产国际‘要年轻的中共与国民党合作行动的’第一批正式指示，是于1923年1月12日由国际执委会在一项特别通知中传达的。此时共产党党员早已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了！”（见巴夫尔·米夫著：《英勇的中国》，1937年纽约版第21—22页）。 伊罗生同时又指出：“在1922年，陈独秀曾经写过文章，认为：‘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必由之路。’”（见《悲剧》第59页。） 这样一来，伊罗生事实上还是下了判断：马林当年确实手上没有国际指示；陈独秀则不仅不曾在1922年反对加入国民党，而且他本人还竭力主张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 这在一方面证明了马林所说种种的真实可靠，另一方面委婉地点出了陈独秀在《告同志书》中说的乃是事后编造。 托洛茨基觉得伊罗生这样的说法“对马林太慷慨，对陈独秀太苛求”。但他的批评不曾根据什么文件（他手上没有这些文件）。他只是凭自己的经验：“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很自然地会更倾向于不妥协，较小可能倾向于机会主义”；只是凭他对陈独秀的不很多但很深的一点认识；又凭他本人当年在此问题上与齐诺维也夫——斯大林打交道的一些回忆——认为伊罗生不曾“公平地对待陈独秀。” 托洛茨基的此项批评不曾说服伊罗生。在后来出版的书中，著者完全保留着他的原来说法。 不过今天，因为近二三十年来有关人物的一些回忆录的出版，以及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有关文件的印行，我们却能以人证物证来支持托洛茨基的看法了。 人证：张国焘,当时中共中央的五个委员之一，西湖会议的参加者。在他所著的《我的回忆》（第243—244页）中，他比较详细地讲述了当时讨论的情形。他首先讲述了他和蔡和森如何反对马林的提议，如何与马林争吵。然后他说： “陈先生（按即陈独秀——西）也反对马林的主张。” 接着，讨论到最后，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问马林：他的提议可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马林回答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此时陈独秀说，即然如此，那“我们应该服从”。不过，陈独秀还提出了加入国民党的条件：不打指模，不宣誓效忠总理。 如果以人发言，以为张国焘的见证不足信，那还有如下三件物证。 第一件，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写给维经斯基（即吴廷康）的信。 “吴廷康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兼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在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份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1] 这是西湖会议之前四个半月，陈独秀为了反对马林建议中共加入国民党而向第三国际提出的“上诉”。 第二件物证是1922年7月由马林带回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写给中共的密信：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菲利普（按即马林——西）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2] 这个文件是由维经斯基具名的。它是对陈独秀所提的上诉的答复，是共产国际给中共的“特别指示”，也是给予马林以“便宜行事”的大权的一张‘BlankCheque’（空白支票）。 第三件物证是第22期的《向导》周报，上面登载着陈独秀写的文章《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其中有被伊罗生所引用的那句话：“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必由之路。”但问题是这一期《向导》出版于1923年4月25日，并非伊罗生所说的1922年。陈独秀这篇文章不是写在西湖会议之前，而是在会议之后，在会议之后八个月！ 看到了这些物证，谁都会承认托洛茨基的推断和看法是对的。 但是伊罗生为什么会对陈独秀如此“不公平”？为什么不肯接受托洛茨基对他提出的意见呢？ 据我所知，因为他受了刘仁静的影响，在《悲剧》序言中，伊罗生写了这样一段话： “……花了一年时间，辛勤地研究、摘取以及翻译大量搜求到的现代资料——报纸、书籍、小册子、报告以及种种文件……进行这一部分工作时，我曾经得到我的朋友J.C.L.的巨大帮助……” 这个J.C.L.就是刘仁静。刘仁静如何帮助并影响过伊罗生，特别是，他如何影响了伊罗生对陈独秀的态度，我将在后面详谈。 （三） 据我所知，托洛茨基不曾写过专门文章来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因此，1937年10月23日写给伊罗生的那封信（第五封信），具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在那封信里，他用了不多几句话，明白确切地表示了他封这个问题的看法： “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是生产中心，亚洲的城市是消费中心。…… “在亚洲，手工业，即使是那最重要部分的手工业，也仍旧和农业结合着，分散在乡村中。城市里住的是贵族，官僚，放利者和兵士。城市中的工匠们是为那些寄生者服务的，而手工艺的本身便带有一种‘贵族’性质。贸易在广大的场所活动，它和放债这个行当结合着。这些个不同特点，即欧、亚两地城市以及它们和乡村之间的不同特点，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是一部缓缓向前的历史，而亚洲的历史则是一部周而复始的循环历史。” 托洛茨基当然不是研究了浩瀚的中国古代文献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也不是亲身来到中国（或亚洲其它国家），从事调查研究而构成这些概念。他显然是根据他研究俄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加上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见解而形成这些看法的。（这当然不是说托洛茨基完全不懂或不理会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相反，为了参加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与讨论，他曾经，特别当他被流放到阿拉木图之后，很广泛地阅读和研究了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文献。） 关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点，托洛茨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埃及、印度与中国的古代文明，具有一种颇能自足的性质，且享有足够时间，能使各自的社会关系，不管生产如何低下，差不多达到这样一种精细的完成的地步，即各该国中的手工业者已能生产自己的工艺品了。……” “不仅是俄国封建制度的贫乏性，而且也是全部旧俄历史的贫乏性，最悲惨地表现于作为工商业中心的缺如。俄国的手工业不曾能脱离农业而独立，且保持着家庭手工业的性质。旧时的俄国城市是商业的，行政的，军事的与地主的，因而是消费的而不是生产中心。……”（以上引文分别是见于中译《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二页与第三页。） 很显然，托洛茨基是把他研究俄国历史的成果，移用到中国来了。同时，托洛茨基的这个见解，不管是有意地应用，或无意的符合，我又以为恰好和马克思在这问题上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人们经谈到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模式”，可是究竟它是怎样的一种模式，因为马克思本人不曾做过具体与明确的说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便有了不同的解释。不过依我看，托洛茨基在信中和他在俄国革命使中所说的话，最能代表马克思的真意，也最能抓住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发展特点。 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一篇谈论英国对华贸易的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曾认为，除了鸦片贸易之外，对华进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01页。加重圈乃引者所加。） 在同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又写道： “曾经在长期内阻挡了而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的，正是这种同样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见同上引书第604页。加重圈并非原有。） 马克思称这个“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为“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又说这“是印度的社会经济结构”。既然这种社会经济结构成了两个主要亚洲国家的共通特点，那么它即使不是“亚细亚生产模式”的全部内容，至少是它的主要特征。 不错，马克思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在寻求中国或印度何以不能凭自己的发展而生产资本主义的原因，它是要解释为什么英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入，会在印度中国长期受到阻挡与妨碍。但是问题很简单，如果一种社会经济结构顽强得足以长期抗拒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那就更加谈不到从这个结构的内部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了。 “亚细亚生产模式”是决不能自发地生长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的。 什么缘故呢？托洛茨基在那封信中的简单分析，给了具体回答。原来中国传统的、一直被理想化了的“男耕女织”，那种“小农来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此而生的、以独立的工匠为主的生产城市的缺如，竟是中国历史长期不前的主要原因，或主要原因之一哩！ 托洛茨基给伊罗生提的这个意见，很可惜，似乎不曾为受信人充分理解或同意，他不曾清楚明白地采信他所写书的有关段落中去。无论在原版或后来的修订版中，他都只是罗列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一些现象，指出它不能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这个事实，却不曾说明为什么从如此这般的情形中产生不出资本主义来的根本原因。对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模式的理论，他曾经在初版中说：“只有更深一步研究国内市场的性质和程度，研究商业资本的活动，以及狭小农村社会的相对孤立，才能了解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及其自行更新的非凡能力。”（见中译本第54页。）在以后的修订版中，他索性把这些话删去，无意作“更深一步的研究”了。 当然，伊罗生没有接受托洛茨基的此项建议，不曾影响到《悲剧》这本书的价值，因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记述和理解，与人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正确认识，其间虽有关系，却不是简单直接的。 它和革命成功后的建国方针，倒有无比密切的关系。何以见得呢？我这里只要指出这点事实就清楚了：毛泽东如果懂得这个“亚细亚生产模式”乃是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他也许不会提倡和强迫实行“人民公社”了吧。因为所谓“农林牧副渔”加上自办工业的“人民公社”，实质上只不过古来“男耕女织”这个制度的无限扩大；只是这个制度给披上“共产主义”的新衣罢了。 （四） 现在来谈谈伊罗生这个人和他的思想。 他于1910年生于美国的一个富裕家庭。后来就读哥伦比亚大学，读的是比较宗教学。1930年秋天毕业，不久便动身去中国，于这一年的冬初到达上海。当时年仅二十的这个青年，据他的朋友李福仁（即法朗克·格拉斯）后来说，他充满理想，却不曾有确定的政治立场。在上海他以写稿为生，跟当时的《大陆讯》发生关系。1931年春天，在一个偶然场合中，与初由南非来到上海的李福仁相识，二人很快成了知己。这一年的五月间，他们同乘一艘美国快捷汽船公司的货轮，作一次从上海到重庆的长江漫游，在这次漫游中，受了李福仁的谈话影响，伊罗生不但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而且成了托洛茨基思想的拥护者。 回到上海，二人都在新闻界活动。李福仁在苏联人办的塔斯社工作，伊罗生在法国人办的哈瓦斯社做事。李福仁不久退出塔斯社，因为他愈来愈觉得斯大林派的路线错误，他要坚定地为托洛茨基的主张斗争，特别要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主张斗争。他希望和中国的托派联络，参加他们的组织；可是这个愿望一时无法实现，因为那时候中国托派新成立的全国统一组织，遭到了极大破坏，领导人先后给国民党捕去，成员星散，工作长期陷于停顿。一直到1933年，李福仁才得与上海残存的几个托派同志发生关系，主要是和陈其昌刘仁静二人联络。 在决心要为托派工作，却久久未能与中国托派成员接上关系之际，李福仁与伊罗生二人主要做了二件事情：（1）在当时的外国记者中成立了一个讨论会；（2）伊罗生创办一份英文周刊：《中国论坛》。此外，伊罗生还参加了由宋庆龄出面领导的“人权同盟”。 《中国论坛》周刊，创刊于1932年1月，终刊于1934年1月，足足出版了两年。出版和主编这本刊物，对伊罗生个人的思想成长，特别对于他那本《中国革命的悲剧》的写作准备，有极大影响。这项工作使他一方面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面目，进一步巩固了他反斯拥托的思想立场；另一方面又无形中给他后来写作革命史打下了一个坚实基础，让他接触到大量事件，搜集到不少资料，又让他思考并研究了有关中国当时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诸多问题。那时由伊罗生编辑，由《论坛》出版的那本小书《国民党反动的五年》，可说是伊罗生后来写作《悲剧》的一次小小预演。 《中国论坛》的经费主要是伊罗生乔筹措的；但通过当时在上海活动的史沫特莱女士，中共也曾经在经济上给了它不少帮助。因此，当时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便企图影响、甚至控制《论坛》的编辑方针。为此，伊罗生与中共经常发生冲突，最后弄到无法合作，《论坛》停办。期间发生过的冲突，最大的有下列三项：一，伊罗生认为反对国民党也必须根据事实，必须把它的反动行为如实揭发，如实攻击，而中共则认为打击敌人是容许夸大的；二，1932年10月陈独秀等托派领袖被捕，《论坛》采取了卫护被捕者的积极态度，中共不同意，要他以讥讽态度来报导这件案子；三，1933年11月闽变发生后，中共要伊罗生写文章说中国托派与十九路军建立的政府勾结，伊罗生认为并非事实。 《论坛》休刊后，伊罗生便积极计划写一部有关中国1925年—27年的革命史。为了更方便地搜集材料起见，他决定移家北平。他大概在1934年夏天离开上海，与他一同前去的有他的夫人维奥拉·鲁滨逊。 在这之前，李福仁和伊罗生已经与上海的托派发生关系，那时在上海维持着一个微弱组织的是陈其昌，他和南京监狱中的陈独秀保持联系，政治上与组织上都受他指导。同时在上海的有刘仁静，这位曾经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这位中国人中唯一曾在托洛茨基家中作客的托派，却因过去几年中在中国托派中的拙劣活动而郁郁不得志，因而迁怒于陈独秀，并因此与陈其昌互相攻击着。 这两个中国托派与李福仁、伊罗生发生关系，其结果是二个新来的外国同志很快成为反对陈独秀的“刘党”。因为无论在外语的掌握上，或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上，陈其昌都比不上刘仁静。李、伊二人立意要帮助刘仁静，使他成为重建起来的中国托派运动的中心。他们不久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与陈其昌维持的旧组织对抗。他们的理论和政治的矛盾直接指向陈独秀。把陈独秀在领导革命中的错误（包括真实的与斯大林派诬栽的）列举出来，要在监狱中的陈独秀公开承认，否则开除。如此，李福仁与伊罗生在中国托派的内部争论中采取了偏袒态度。 伊罗生去北平写书，需要一个由中译英的翻译助手。经李福仁推荐，刘仁静跟着也去了北平，担任这项工作。凭了刘仁静的中外文字的造诣与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共历史的知识，确实给了伊罗生以极大帮助。我们甚至可以说，若无刘仁静这样一个助手与合作者，伊罗生虽有非凡才识，却难以写成如此这般的经典之作的。无怪伊罗生在他的序言中要以感激之忱来提及刘仁静给他的协助了。 但是在这里我必须指出：刘仁静对伊罗生的帮助既有积极方面，却也有消极方面。特别是关于中国托派的内部意见争论，刘仁静竭力以他个人的偏见（包括私人怨恨），去影响伊罗生。 伊罗生在其著作中谈到陈独秀时之所以会“不公平”与“太苛求”（托洛茨基的评语），乃是受刘仁静坏影响的明显例子。 伊罗生与刘仁静密切合作了一年。这期间，不仅刘仁静帮助伊罗生写了这部大书——《悲剧》，而且后者也帮助前者写了本小书《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五年》。书中把刘仁静说成为中国唯一真正的布尔雪维克，是中国托派中唯一的与一贯正确的领导人。 1935年3月，刘仁静离开北平时被国民党特务所捕。伊罗生不久也结束了他长达五年的中国生活，带了他的书的初稿，到欧洲去访问几位与中国革命有过关系的人物，特别要去拜托洛茨基，请他对他的稿子提些意见。 托洛茨基给他的九封信，便是在那次访问之后，在那样的情况中写下来。 这里我还想约略提及的，只在他们的几次讨论中，托洛茨基对于伊罗生带去的刘仁静那本小册子所表示的意见： “在与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的问题上，托洛茨基不相信刘仁静认为陈独秀成了机会主义者的那个结论。他以为刘的论据是不辩证的，有玩弄含糊名词的倾向。例如，托洛茨基以为，在‘联合战线’与‘共同行动’之间，应该加以区别。……他又对于刘以中国革命运动中布尔雪维克一派的代表自居的那种傲慢态度，觉得可笑。” 对于刘仁静的所谓“群众将国民会议与苏维埃认为一物”这个说法，托洛茨基认为刘把自己的想法代替了群众的想法。对于刘仁静等要和陈独秀决裂的提议，托洛茨基认为“不能允许”。（上面引述，均见1938年8月8日至8月13日伊罗生与托洛茨基的讨论。英文《托洛茨基论中国》541页—548页。） 知道了这些经过，我想，伊罗生在他的书中为什么谈到陈独秀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成见，已很容易了解了。 下面是伊罗生后来思想改变的情况。 （五） 我不想一般地谈论伊罗生的思想及其变化。这里想谈的只是与他修订《悲剧》有关的那些思想及其变化。 为什么要把一部完整的、已享盛誉的著作修订？因为著者的思想变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伊罗生的思想逐渐与他着书时候的思想脱离。他离开了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那一派革命马克思主义，逐渐走到了一般的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甚至更远些，在某些问题上与某些时候，他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宣扬美式资本主义。 如果伊罗生一个一贯的与彻底的思想家，此时“悔其少作”，理应完全将它否定。或从头改写，或索性付之一炬。伊罗生可不是这样的人，无论在感情或思想上，对旧人（托派）旧物（《悲剧》原作），都不能一刀两段。藕断丝连，余情脉脉。 这就发生了修订的念头，也由此决定了他修订的方针。他的方针是：凡是叙述1925年—27年革命史实的章节，除作若干文字修饰外，一概保留；凡是谈及革命的影响，讨论革命意义与预测革命前途的议论文字，全部删掉，从头改写。 注：具体修订是这样的：第一次（1951年）抽掉了托洛茨基的序言，用威廉·摩理斯的一段话来代替；保留正文中自第一至十七各章；删掉第十八至第二十的最后三章，代之以新写的二章；作者自己写一篇序，说明他的新看法。第二次修订（1961年）将新写的二章浓缩成一章，题作“1925—27年中国革命的痕迹”；恢复第一次修订改时删掉的原第十九章“苏维埃中国的兴亡”，把它作为附录：又写了一篇序。 这样一改，当然破坏了原作的思想一贯与体裁完整；可是伊罗生认为不曾破坏。他的理由是： “……当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首先对材料做了非常仔细深入的研究，同时对那些能被理解的真相予以极大尊重，因此毋须因为作者主观见解的任何改变而去改动客观事实，对于1925年—27年中国革命时期所发生的事实，我是以最大限度的忠实态度来描写了的。〔修订本〕的目的依旧如此，所以不管它有什么缺点，它的基本内容大体还是和原版一样。”（见第一次修订版序言。） 可是这个理由，即认为一个史家选择和处理史料的态度可以和他的观点截然分开——无论从理论或事实来看，都是站不住的。不错，有各种不同的史家。史家们处理史料的态度可能大不相同：有的“非常仔细深入”，“对客观真相极为尊重”；有的任意取舍，胡乱处理。后者中的极端例子是斯大林派的所谓“历史学”。它不但绝不重视文件纪录，不但绝不尊重事实真相，而且简单凭史家们的主观的观点（实际上只是斯大林及其一系官僚们的狂妄意图），歪曲事实，捏造事实，乃至捏造一切为此所需要的“文件记录”。如此写成的历史，当然根本不成其为历史。它应该为真实的历史所惩罚与鄙弃，现在它确已受到了惩罚而被鄙弃了。但是这个极端例子绝对不能让我们否认历史家的主观观点与他处理史料的态度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古今中外一切经受了时间考验、获得多数读者称道历史著作——不管它是保守的或进步的——没有一部是截然分割了历史叙述与历史见解的。没有自己的一定观点，任何一个史家都不能从那纷繁错杂料堆里进行选择，也不能把选择出来的“文件记录”作适当安排，因而写不出一部像样的历史来。 历史家的主观观点有如航海家的方向盘。没有它，在浩瀚无际的史料大洋中“放乎中流，任其所之”，结果只能是：不沉没在“史料礁”中便永远到达不了“彼岸”。 《悲剧》这所以能成为“经典之作”，首先自应归功于著者当时的主观观点，即归功于托洛茨基所代表的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最初伊罗生在这方面甚至走得太过分了，因而托洛茨基在第三封信中对他说：“您这本书的现有方式，好像是给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先入之见作一种图解。您一开头摘引了圣经经文，然后指出：往后的事情发展完全符合这些经文。这么办，您给了您的叙事方式一些‘神学’气味。”伊罗生听了托洛茨基的批评，把他的作品改变了写法；但是在基本上，有书为证，他还是以这个“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先入之见”作为一条线索，用它来贯串客观发生的一切历史事实的。 改变了思想的伊罗生不要这条线索了；但事实上却又无法抽掉这条线索。怎么办呢？他把整个托洛茨基劈成两半：一半是布尔雪维克主义的“具有权威的发言人”，他对于斯大林主义至少要负部分责任的；另外一半，他是最有远见的观察家，“对于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他比俄国任何一个领袖看得更加清楚。对于每一次的事件转折，他都能以惊人的精确程度作出预言的。“这样一分割，在《悲剧》的修订时，他便从书中逐出前一半的托洛茨基，挽留后一半的托洛茨基。认为如此做法，并不破坏书的思想一贯性。 可是，如果托洛茨基地下有知，如果他对《悲剧》作者保持若干希望与好意的话，我相信他一定要写第十封信给伊罗生，作如下的声明吧： “我对中国革命发展所作出的‘精确预言’，只不过是我这整个布尔雪维克——列宁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应用吧了。你绝对不能把二者分割开来，更加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 其实，伊罗生自己又未尝不知道呢。至少逐渐地他曾经发觉到，将原书斩首截足，保留中段躯体，确实无法保持思想的一贯，因而在回顾中，已经怀疑到书中对中国革命的整个原有看法是否正确了。这一点，读者在后面可以看到。 伊罗生是怎样离开托洛茨基和托派的？他在序言中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初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大体上同意这个看法：1925—27年的俄罗斯是一个工人国家，它正在被那篡夺了权力的官僚所丑化；但它在世界事务中仍能起进步作用的。可是现在，我觉得，这个观点曾经是将俄国的现实加以合理化的一个公式……俄罗斯这个官僚国家的确切性质尚有待于适当的描述；但是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它在世界事务中所能起的进步作用，却很早就已经没有了。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与‘工人阶级的’特征，在俄国内战之后就几乎已经没有了。……”（见第一次修订版序言。） 我不清楚伊罗生在苏联国家性质问题上意见变化的全部经过。我只记得当年芬苏战争以及德苏协定之后，美国一些非斯大林派的左派各知识份子纷纷改变对苏联的原来看法，因此与托洛茨基发生激烈争论时，伊罗生最初还是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反对盘纳姆的“经理主义论”，夏克曼的“官僚集产主义”说，以及另一些人所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一直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前，或者是在大战开始之后，他才放弃托洛茨基对此问题的看法。但是，从上引这一段话来看，他自己却不曾有一个固定看法。苏联的国家性质“尚有待于适当的描述”；而这个“描述”，他又始终不曾做出来。 伊罗生是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一个忠实而有才气的史家，但他确不能算是一个深刻而又严肃的理论家。在第七封信中，托洛茨基曾经称赞伊罗生说： “我觉得当你的文章从一般的历史议论转入特殊事件的描写时，显得更加活泼生动。” 这一句热烈的赞辞，无意中却多少透露出老师对这位门生的文才的评定：长于记叙而拙于议论。 离开了托洛茨基对苏联的看法之后，伊罗生始终不曾认为真企图探索并建立一种自己认为满意的新看法。他不曾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历史、社会、阶级关系，财产形式等方面去研究苏联，以便作出他的所谓“适当的描述”。他干脆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退了出来，然后逐渐接受一种最肤浅，最庸俗，因而是最流行的看法。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任何政府以及一切政治团体，用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去分类，去衡量：是独裁的全能主义呢，还是自由的民主主义。前者是恶，后者是善。他用这个标准去决定对目前世界事务所应取的态度，也用这个标准去重新审查过去的历史——特别是重新决定1925—27年革命中所应取的态度。 当然，和他在其它许多方面的情形一样，在重新确定对中国1925—27年革命的态度时，他也不是直截了当，而是吞吞吐吐的。他说： “如果中国革命不曾受到俄国的控制与影响，二十年前它凭着自己的力量进行，会走上怎样的道路呢？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已不能像我当时那样地坚决肯定了。鉴于当时广大民众的兴起，以及人们想在城市与乡村中创建一种新的与基本上民主的制度，这个革命，即使现在看来，我们仿佛还能相信：它也许能逐渐造成一些新的革命形式，它们既能保存民主的意向，又能保持民主的实践的。……”（见第一次修订版序） 话说得很含糊，但意义十分清楚：首先，依照著者的看法，中国1925—27年革命的真实内容。不再是工农及一般民众决心起来推翻地主、军伐、外国帝国主义，甚至本国资本家统治的斗争。它不再是一种反帝、反封建残余，甚至趋向于反资产阶级的不断革命。不是的，它仅仅是中国民众想在城市与乡村中创建一种新的与基本上民主的制度的企图。其次，这个企图，如果不曾受到俄国的控制与影响，全凭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到底会走上怎样的道路，著者已不能像当年写书时那样，作坚决与肯定的回答了。 从伊罗生的新观点回过头去看当年,中国那次革命的失败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也应有了考虑的余地.因为拿了“独裁”与“民主”这个简单与唯一的标准去衡量，人们不无理由说：国民党蒋介石那种虚弱的独裁制，比起当年如果胜利而建立起来的中共专政，可能还多一点“民主”哩。 实际上，伊罗生多少也正是依照了这样的逻辑，把他对中国革命的旧看法在逐渐修改。 他的新看法首先把中国革命扩大成三幕大悲剧。第一幕（时间：1925—27年），演出内容是“由俄国人造成的〔革命〕溃败将国民党这个重负强加于中国”；第二幕（时间：1929—49年），国民党统法着中国；第三幕（时间：从1949开始），“共产党人的胜利，将一种新的全能主义的专制——一种更为沉重的负担强加于这个国家，使她处于新的与无确定期限的屈服地位。”（见第一次修订版序言。） 读了这出戏剧的说明大纲，人们自然会问：既然第一幕因共产党人遭到失败而演成了悲剧，为什么第三幕共产党人赢得了胜利，不但不变成喜剧，反而是更惨的悲剧呢？对于这样的怀疑，伊罗生有如下解释： 演出第一幕时，中共还是一个以城市为基地的民主政党，同时苏联的官僚制尚未最后形成。因此，那次革命如果成功，不仅在中国可能建立起民主制度，而且还可能影响到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即可能促成苏联党、政制度的民主化。可是1949年赢得内战胜利的中共，性质上已完全不像1920年代的中共了。它成长于农村，以农民为基础；无论党制以及为党所控制的政府都已极权化了，没有一点民主；同时在苏联，由于斯大林一系的斗争胜利，在国内实行全能主义的专横统治；在国外控制与操纵了各国共产党，它也完全控制着中共。因此，1949年中共的胜利，结果只是扩大并加强了国际极权专制制度的势力，对中国与世界事务都只能起一种消极的与有害的影响。 伊罗生的解释（主要发挥于他的二篇序言及“中国革命的痕迹”这一章中），从极权与民主这两个观念的抽象对立来看，当然能自圆其说。但它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却非常的远了。人们也许还值得和他辩论；但我不想在这里多谈。在这里，我只想让读者们看看，从伊罗生的这个立场出发，他到底想怎样来挽救中国的、乃至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从愈来愈凄惨的悲剧中解脱出来。 当伊罗生第二次修订他的书的时候，中共实际统治中国已经12年了。隔洋观察新中国，他概括出如下的一些特征：1.在基本的经济建设方面无疑有不少成就,但关于大跃进的许多宣传却是不足信的；2.一个人所共认的事实是：“共产党人在他们统治中国的最初几年中，就已把一个全能极权主义的制度树立起来。而且后来居上，在各方面都超过了俄国人的成就”；3.“用了这些方法，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正在把古老落后的中国，改变为世界上一个新起的强国，而这项工作要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4.“即使在目前，在作为强国所必需的一些先决条件尚未具备之时，人家已经把强国的角色与地位给了中国，她早已被看成世界极权帝国中的“二大巨人”之一，人们对她已既畏且敬了”；5.“中国人仍然给人以驯服的一群的形象；只是过去他们所表示的是逆来顺受的惰性，而现在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新制度的顺从，不那么出于惰性的，他们要使中国再度取得世界真正中心的历史地位”；6.“在苏维埃轴心中，她是作为一个伙伴来行动的，不是俄国的一个卫星了。她还不是一个好相与的伙伴哩”；7.她在亚洲对她的邻邦进行扩张主义的政策，而这个政策决不限于亚洲。“在强权政治的新的大赌博中，她将伸手到世界最遥远的角落”；8.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国也逐渐在离开俄国人的指挥而倾向于自作主张。“共产中国何时能获得她自己的原子能，我们不知道；但谁都不会以为它将是很久以后的事”；9.中国的成就，引起了亚非许多落后国家的效尤。……（以上的概括转述语及直接引句，均见第二次修订版序言。） 看到了中国革命如此可悲与可怖的第三幕演出，伊罗生是几乎完全绝望了。不但为了中国人民身上新加的“重负”，而且为了全世界各国，主要是西方各国，所面临的新的“黄祸”！怎么办呢？早在1951年第一次修订版的结论中，他就给西方世界，特别给华盛顿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和警告： “或者，我们（按指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西）将改变我们这个局部麻痹的世界，创建一个使亚、非各国能与我们共同繁荣的全球社会；或者，让这些国家由于不可忍受的挫折而去建立一连串新的专制政权——即以俄国所建立者为首、中国所建立者为次的专制政权。” 毋需说，伊罗生这样的见解，和他当初著书时候的见解已不但离得很远，而且已走到正相反对的地步。无怪他的老朋友，当年引导他接受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李福仁，会因此和他绝交，说他为美国国务院出谋划策了。 可是伊罗生却不这样看待自己。他还是以社会主义者自居，还自称为“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哩。他把英国诗人兼社会主义者威廉·摩理斯的几句话，放在他修订后的《悲剧》前面，代替那原有的托洛茨基给他写的导言。在1971年特别为重印的中译《悲剧》本而写的序言中，他更明言：摩理斯的话，“更能表达我观点转变的精神和实质”。 那就让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以此结束我这篇说明吧。 先请看摩理斯的文字； “人们斗争，斗争失败； 斗争虽然失败，人们为之斗争的事物却还是来了。 只是来的并不是人们原来想要的； 于是别的一些人在别的名义下，得再来斗争——为了他们所想要的东西。” 这一段诗一般的散文，我不知道伊罗生摘自摩理斯的什么作品；也不知道它有怎样的上下文。但若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小品来看，也自有其完整意义。照我的诠释，摩理斯这里所表达的根本不是伊罗生“观点转变的精神和实质”。它绝不消极绝望，也不空虚悲观。相反，它所表达的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精神。又是关于社会进步的一种极其正确的观察。 人类社会的一般进步，特别是先知先觉们为较善世界而作的革命斗争，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直线前进的。下如蒲鲁东所说，这个运动的路线是“不规则的，是弯弯曲曲的”。如果进两步退一步是正常现象，那么进一步退一步亦稀有之事。甚至，进一步退两步（有如当年法国大革命以帝政复辟告终，又如目前正在演出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过官僚堕落而造成的资本主义猖狂）。也决不是绝对例外。但若往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那也恰好像蒲鲁东所深信：“这个〔前进的〕倾向永恒不变。”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们看见过许多先行者的悲惨失败；也看见过不少从失败中取得的胜利。看见过革命取得的结果远非革命者所预期；也看见过原先未能实现的目标由另一些后继者给完成了。“历史老婆婆”确实是“狡黠”的，她常能造成一些情况，使个别的人与个别的团体的努力受到失败。但前仆后继的先知先觉者与他们的团体，在历长河中，经过不断的失败和胜利，却终必能战胜这位“老婆婆”的“狡黠”，让她不得不把更善与最善的世界交给人类。 摩理斯的那一段话，我以为很轻巧地，而且富于诗意地道出了这样一种“不断革命”。在基本精神上，它不但不曾像伊罗生所了解、仿佛与托洛茨基主义的“精神与实质”相背反，它倒是十足符合于托洛茨基精神的。 上面我们引用的几句蒲鲁东的话，是在他从监狱写给他的朋友的一封信中说的。托洛茨基曾经借用这封信来结束他的自传，并且说道：“这一切虽含有点宗教的感伤意味（指信中其它的一些话——西），仍算是良言。我可以签字在那上面。”如果今天托洛茨基看到摩理斯的这段话，是否也能在那上面签字呢？我不敢肯定；但是我敢相信，他决不会加以斥责，认为与他的看法根本背反。 伊罗生欣赏这段“语录”，显然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的。多半是为了摩理斯一再强调人们斗争的失败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太不了解摩理斯了。 对于英国十九世纪这位多才多艺的人物，我没有什么研究；虽然，涉猎了他的一些著作，我一向对他怀有深厚感情。摩理斯是所谓“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的诗人之一。同时他又是画家，又是美术工艺家。后来同情劳工运动，努力研究马克思著作，又成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是英国社会主义同盟的发起人之一，积极从事革命运动，终其身没有变志。 “多才遭忌”，摩理斯一生不是在连串成功中度过的；相反，特别在他参加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之后，曾经饱尝过失败滋味。但他不曾在失败前面气馁。失败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随便举个例证，就请看他于1885年8月16日写给他的同志勃鲁斯·格拉齐亚的那封信吧。它说： “的确，我们可能要遭到失败；但我们必须习惯于像遭到失败那样的小事，而且必须做到不让失败来挫折我们的勇气。诚然，在应付失败这一项游戏中，我是一个老手了，我的一生就是在失败中度过来的；因为每一个被逼处于这样境地的人——即被逼怀有比普通人略为先进的志向的人——他的生活必然要连遭挫折的。” 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多么地通达、乐观而又勇敢啊！这中间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失望，看不见一丝一毫的悲观或者虚无。 这是摩理斯的失败观，一定能为托洛茨基所赞许的失败观，它也应该是一切决心为较善世界而奋斗的人的失败观！ 1991年11月22日写完 [1]转引自叶永烈著《红色的起点》（303页至305页。）又据该书著者说，那封密信是用打字机打在一件衬衫上的，此物现在荷兰阿姆斯特坦“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西 [2]同[1]——西
附录二<<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友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第一次给予国外的报刊一种鼓舞，不过不是给予可尊敬的右派报刊，而是给予左派和极左派的报刊。人民群众对伟大的革命的同情正在非常巧妙地被导入苏维埃官僚的磨坊。“同情的”西方报刊无形中正在日益丧失那种发表使苏联统治阶层感到不安的东西的权利。凡是克里姆林宫所不喜欢的书籍，这种报刊都恶意地只字不提。振振有词而毫无价值的辩解文章则用许多国文字出版。本书从头到尾避免引用官方“友人”的专著，宁愿参考粗糙的原始资料而不愿使用老一套的外国解释。然而，这种“友人”的作品，包括共产国际的作品——这是其中最愚蠢最庸俗的部分——却汗牛充栋，在政治上起了并不是最小的作用。我们必须用最后几页结束语的篇幅来加以论述。目前对思想宝库的主要贡献，据说是韦伯夫妇的著作《苏维埃共产主义》。这两位作者不提取得了什么成就和已经取得的成就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而用一千二百页的篇幅来说明办公室中所想的所说的东西或者法律中所说明的东西。他们的结论是：种种设计、计划和法律实现以后，共产主义在苏联就实现了。这就是这本令人感到沉闷的、重述莫斯科官方报告和莫斯科报刊上周年纪念文章的书的内容。对苏维埃官僚的友谊并不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友谊，相反，这种友谊正是妨碍无产阶级革命的。韦伯夫妇固然随时可以承认，将来某个时候共产主义制度一定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但是，如何扩展、何时扩展、扩展到什么地方、有什么改变，以及究竟是通过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渗透，或者甚至是有意识的模仿，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回答的问题。”这种拒绝回答的外交词令——或者，实际上，这种直率的回答——最好地说明了这些“友人”的特点，同时也说明了他们的友谊的实际价值。如果一九一七年以前，即对革命问题作出回答更要难得无可比拟的时候，每个人的回答是这样的，那末，在今天的世界上就不会有苏维埃国家，同时这些英国“友人”的友情也就会寄托到别的东西上去了。韦伯夫妇好像不言而喻似地说，欧洲在最近的将来没有发生革命的希望，他们并由此得到一种宽慰的证据，说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是正确的。在把十月革命当作一件完全出乎意料而且感到不愉快的事件的那些人们的授权之下，这一对夫妇教导我们说，在不存在其他前景的情况下，有必要在苏联的范围以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真使人难以抑制得住无礼地耸耸屑！实际上，我们同韦伯夫妇的争论为并不是有没有必要在苏联建立工厂和在集体农庄使用矿物肥料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必要在英国准备革命和如何准备革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这两位博学的社会学家回答说，“我们不知道。”当然，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是同“科学”冲突的。列宁非常痛恨自以为是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保守分子，特别是英国的费边社成员。从《列宁全集》所附的年表中不难看出，列宁在其积极活动的整个一生中对韦伯夫妇始终保持一种强烈敌对的态度。一九〇七年他第一次提到韦伯夫妇时写道，他们是“英国实利主义的愚蠢的颂扬者”，他们“企图把宪章运动即英国劳工运动的革命时代说成是纯粹儿戏”。然而，如果没有宪章运动，就不会有巴黎公社。如果这两者都没有，就不会有十月革命。韦伯夫妇在苏联所看到的只是行政机关和官僚计划。他们没有看到宪章运动，没有看到共产主义，也没有看到十月革命。对他们来说，今天同过去一样，革命如果的确不是“纯粹儿戏”的话，至少还是一种背道而驰的和应当敌视的事情。大家知道，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论战当中是不屑于注意上流社会的风度的。但是，他的骂人绰号（“资产阶级走狗”、“叛徒”、“舐皮靴之流”）许多年来却恰如其分地描绘了韦伯夫妇的形象——费边主义的福音使徒，即对现存事物采取传统的尊敬和崇拜态度这样一种福音使徒。韦伯夫妇的观点近年来谈不上有什么突然的改变。这两个人在战争期间是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后来还接受了英王加封的帕斯菲尔德勋爵的称号。他们在信奉共产主义在一个国家——而且是外国——胜利方面并没有抛弃什么，也丝毫没有改变。悉尼·韦伯担任殖民大臣——即英帝国主义的狱吏头目——正是在他的一生中日益亲近苏维埃官僚、接收苏维埃官方材料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写出那部两卷巨著的时候。一直到一九二三年，韦伯夫妇还看不出布尔什维主义和沙皇主义之间有什么重大的差别（例如，一九二三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然而，现在他们完全承认斯大林政权是“民主制度”了。用不着在这里找什么矛盾。费边社分子对于革命无产阶级取消了“有教养的”社会的行动自由感到愤慨，可是对于官僚取消了无产阶级的行动自由则认为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难道这不一直是劳工官僚的职能吗？例如，韦伯夫妇发誓说，在苏联完全可以自由批评。对于这些人不能指望有什么幽默感。他们是十分严肃地提到那个臭名远扬的“自我批评”的，而这种批评是作为每个人官方义务的一部分规定的，至于其方向及其限度则总是可以事先确切地说出来。天真吗？无论是恩格斯或者是列宁，都没有把悉尼·韦伯看成天真的人。倒不如说把他看成是可尊敬的人。毕竟这是一个已经建立的政治制度和一些殷勤好客的主人的问题。韦伯夫妇极端不赞成对现存事物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他们自认为是来维护十月革命的遗产而不许左翼反对派来侵犯的。为了说得全面些，我们要指出，在工党政府时期，帕斯菲尔德勋爵（即悉尼·韦伯）曾担任大臣，这个政府拒绝发给本书作者进入大英帝国的签证。这样看来，当时正在写关于苏联的书的悉尼·韦伯，理论上是维护苏联、使它免遭危害的，而实际上维护的却是英王陛下的帝国。公平地说，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是忠实于自己的。***对于许多文章艺术一无所长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来说，一种官方认可的对苏联的“友谊”乃是一种灵魂高尚的证书。互济会或和平主义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同“苏联之友”社的会员资格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它们都可以使人们同时过两种生活：一种是俗世利害圈子里的日常生活，一种则是使灵魂提高的精神生活。这种“友人”不时地访问莫斯科。他们在回忆中记下来的是拖拉机、托儿所、少先队、检阅、降落伞姑娘——一句话，甚么都有，就是没有新贵族。其中最好的人之所以闭眼不看这一方面，是由于对资本主义反动具有一种敌对的情绪。安德烈·纪德[1]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对苏联进行的愚蠢而不诚实的攻击，使我们现在抱着某种顽固的心情维护它。”但是，敌人的愚蠢和不诚实并不能为自己的盲目辩护。无论如何，劳动群众需要的是英明的友人。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和属于社会主义方面的资产阶级分子之所以盛行同情苏联统治阶层，是有其并非不重要的原因的。在职业政治家的圈子当中，尽管政纲各有不同，对于诸如已经取得或者可以容易取得的“进步”采取友好态度的人却总是占优势。世界上的改良家总比革命家多得多，顺应环境的人总比不妥协的人多得多。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群众行动起来的时候，革命家才从孤立的处境中摆脱出来，而改良家才变得更像离开了水的鱼一样。在目前的苏维埃官僚当中，没有一个人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甚至在这以后相当一个时期，认为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不是一种空想（当时这种“空想”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老一辈的外国“友人”几十年来一直认为俄国的孟什维克是真正的政治家，因为他们主张同自由派结成“人民阵线”，而否定专政的概念，认为专政是极度疯狂的做法。专政已经建立，甚至被官僚弄糟以后，再来承认专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这正是这些“友人”心里所想的。他们现在不仅尊敬苏维埃国家，而且甚至保卫它，防范敌人——防范那些留恋过去的敌人，当然更要防范那些正在准备未来的敌人。如果这些“友人”是积极的爱国者，像法国、比利时、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改良主义者那样，那末，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用关心维护苏联来掩饰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不情愿地变成失败主义者，像昨天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爱国者那样，那末，他们就会希望法国同苏联的联盟可以帮助他们同希特勒或者舒斯尼格[2]和解。莱翁·勃鲁姆曾经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其英雄时代的敌人，曾经在《人民报》上特辟一栏明确地以公开攻击十月革命为目的，而现在却没有一句话来揭露苏维埃官僚的真正罪恶。正像《圣经》上的摩西由于急于想见耶和华的面孔而只被容许向圣体的背后膜拜一样，可尊敬的改良主义者，即既成事实的崇拜者，对于革命也只能了解和承认它的肥胖的官僚屁股。目前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本质上也属于这一类型。经过了一系列猴子似地跳跃和扮苦脸以后，这些“领导人”突然发现了机会主义的莫大好处，并且以他们特有的无知所固有的那种新鲜劲头抓住了机会主义。单是他们对克里姆林宫上层集团的奴性十足的和并不总是无私的叩头这一点，就使他们绝对不能具有革命的主动精神。他们对尖锐的论据作出的回答只不过是咆哮和狂吠；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主子的鞭子下面摇摆他们的尾巴。这个最没有吸引力的集团在危险的时刻将会烟消云散，而现在竟把我们当作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历史虽然有其严肃的性质，但也难免偶尔演出一出滑稽戏。比较诚实或者睁开眼睛的“友人”，至少在秘密交谈的时候承认，苏维埃太阳上有黑点。但是，他们用宿命论的分析代替辩证法的分析，用这样一种思想来安慰自己，即在一定的条件下，“某种”官僚蜕化从历史上看是不可避免的。就算是这样吧！对这种蜕化的反抗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种必然性有两个终点：一个是反动的，另一个是进步的。历史教导我们，个人和政党如果站在一种必然性的两个相反的终点，长此下去，就会站在壁垒的两个相反的方面。这种“友人”的最后一个论据是，反动派将抓住对苏维埃政权的任何批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假定，反动派将试图从本书中为自己攒到一点什么东西。难道有什么时候不是这样吗？《共产党宣言》曾以嘲笑的口吻提到这个事实，即封建反动曾试图利用社会主义批评的箭来反对自由主义。这种做法并没有能够阻止革命的社会主义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这种做法同样也不能阻止我们。的确，共产国际的报刊竟至于断言我们的批评是在为军事干涉苏维埃进行准备。这种说法显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从我们的著作中了解了苏维埃官僚的蜕化以后，将立即装备一支讨伐军来为被践踏的十月革命原则报仇！同共产国际论战者并不是用利剑来武装的，而是用嘴巴或者其他更不厉害的工具武装起来的。实际上，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只能在资产阶级的眼中提高苏维埃外交的持久信誉。对于工人阶级及其在知识分子当中的忠实战士，则不相同。我们这本专著的确会引起怀疑和不信任——不是对革命，而是对革命的篡夺者。但这正是我们自己规定的真正目标。进步的动力是真理而不是谎言。[1]安德烈·纪德（AndréGide，1869—1951），法国作家。三十年代初期写《从苏联归来》一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法西斯分子。——中译者注[2]舒斯尼格（KurtvonSchussnigg，1897—），奥地利政客，一九三四年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同希特勒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希特勒关入集中营，战后逃往美国。——中译者注<<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附录一<<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一国社会主义”自给自足经济的各种反动倾向，反映了衰老的资本主义要保卫历史所面临的这一任务，即要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私有财产和民族国家的束缚，而在全世界用一种计划的方式把经济组织起来。列宁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由人民委员会提交为时很短的立宪会议通过——对于新政权的“基本任务”是这样规定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所有的国家获得胜利。”革命的国际性质就这样写在新政权的基本文件上。当时没有人敢对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一九二四年四月，即列宁逝世三个月以后，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这本小册子当中写道：“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1]这几句话用不着注释。然而，印着这几句话的版本已经停止发行了。欧洲无产阶级所遭到的大规模失败和苏联所取得的初步的一般经济成就，使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天有这样的想法：苏维埃官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对许多肤浅的人来说似乎是学院式的或者是烦琐的争论，但是实际上，这场争论却反映了第三国际堕落的开端，并且为第四国际开辟了道路。有一个过去是共产党员而现在亡命国外的白卫分子彼得罗夫（我们曾经引用过他的话），曾在回忆录中提到年青一代的行政管理人员多么激烈地反对那种认为苏联要依赖国际革命的理论。“怎么能说我们就不能在自己的国家里设法建设幸福的生活呢?”如果马克思对这一点有不同的提法，那就意味着：“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问题就在这里！”彼得罗夫在回忆了二十年代中期的这次争论以后补充说，“今天我不能不这样想：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仅仅是斯大林的创造。”完全正确！它确切无误地表达了官僚的心情。这些官僚谈到社会主义胜利的时候，指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胜利。斯大林在辩解他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传统决裂的时候竟不小心到说出这样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了解据说是列宁发现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法则。在妙语的编目中，这句话真该名列前茅。发展的不平衡贯穿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特别是资本主义历史中。有一位年青的俄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桑采夫——一位具有特殊天赋和优秀品质的人，因加入左翼反对派而在苏维埃官僚的监狱中被折磨致死——他在一九二六年写了一本研究马克思的不平衡发展法则的优秀理论著作。这本书当然不能在苏联出版。早已逝世而被人遗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福尔马尔的著作，虽然由于相反的原因，但是也遭到了禁止。他早在一八七八年阐述关于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景时——“是为俄国，而是为德国——就提到了这个据说在列宁以前还没有人知道的不平衡发展法则。格奥尔基·福尔马尔写道，“社会主义无条件地以经济发达的关系为前提，如果问题仅仅限于这种关系，那末，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社会主义就应当最强大。但是，事情毕竟不是这样。英国无疑广是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但是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在那里只能扮演一个很次要的角色；而在经济上比较不发达的德国，社会主义却已经具有这样强大的力量，以致整个旧社会不再感到自己是稳固的了。”福尔马尔在谈到决定事态发展过程的许多历史因素的时候继续说，“显然，由于这么多力量的相互关系，任何一般人类运动的发展在时间上和形式上过去和现在都不可能是一样的，即使在两个国家当中，更不用说在所有的国家了……社会主义也遵循同样的法则……社会主义在所有的文明国家同时胜利的假设根本不能成立，由于同样的理由，所有其他文明国家必然立即仿效一个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这一假设也根本不能成立……”福尔马尔作出结论说，因此，“我们的到达地点是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我已经证明——这虽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却有最大的可能。”这本作者在列宁八岁时写的著作对不平衡发展法则所作的阐释，远比从一九二四年秋天起苏维埃后辈们所作的阐释正确得多。附带提一笔，我们必须指出，在福尔马尔这个二流理论家所进行的这一部分研究中，只不过是解释了恩格斯的思想——而据说，恩格斯是“不知道”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法则的。“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已不是一种历史的假设，而成为一个事实了——当然是在俄国，而不是在德国。但是，孤立状态这个事实也确切地表明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强大和社会主义的相对软弱。从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一个永久废除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道路，而这条道路同国际革命的道路是完全一致的。比阿特里斯·韦伯和悉尼·韦伯肯定地对我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不相信有可能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因为他们二人“从来没有梦想到”垄断对外贸易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武器。读了这两位上了年纪的作家说的这一番话，人们不能不感到困惑。由国家接管商业银行、公司、铁路和商船，就好像生产资料——包括出口工业部门使用的资料——国有化一样，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采取的措施。垄断对外贸易无非就是把进出口的物质手段集中在国家手里。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梦想到”垄断对外贸易，就等于说他们从来没有梦想到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说明全部问题，我们可以指出，在上面引用过的福尔马尔著作中，垄断对外贸易是十分正确地作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提出来的。如果福尔马尔不是早就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知道了这个秘密的话，那末，就必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福尔马尔那里知道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顺便说一下，这是斯大林本人从来没有详细说明过或者提出过任何根据的一种“理论”——形成这样一种极端贫乏的和非历史的概念，即由于国家拥有自然财富，在苏联的地理范围内就可以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根据同样的理由，你也可以这样肯定，如果地球上只有现在人口的十二分之一，社会主义就能胜利。然而，这种新理论的目的在于向社会意识灌输一套更加具体的观念，即：革命已经彻底完成；社会矛盾将不断缓和；富农将逐步长入社会主义；不管外部世界的事态发展如何，整个发展将保持一种和平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布哈林在试图为这种理论提供一些根据的时候宣称，这样一些事情已经肯定地得到证明，即“我们将不会由于我国有阶级差别和我们的技术落后而毁灭；我们即使在这样贫乏的技术基础上也能建设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成长将缓慢得多；我们一定要以乌龟速度向前爬行；无论如何，我们正在建设这种社会主义，而且我们一定要建成。”我们注意到“即使在一种贫乏的技术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公式，同时我们再一次回想起年轻时的马克思的天才直觉：在低技术的基础上，“匮乏只会普遍化，而由于匮乏，争取满足需要的斗争将重新开始，一切旧的欺诈行为必然重新盛行。”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左翼反对派对乌龟速度理论提出了如下的修改意见：“如果认为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我们可以随便采取一种速度向社会主义前进，那将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错误。我们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只有在我国工业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之间的差距不再扩大而显而易见地缩小的条件下才有保证。”斯大林振振有词地宣布说，这种修改意见是对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进行“隐蔽的”攻击，他坚决地否定了把国内建设速度同国际发展条件联系起来的倾向。根据全会的速记记录报告，他的原话是这样的：“谁要是在这里抓住国际因素不放，就是不了解问题的形式。他不是由于不了解而混淆了问题，就是故意要混淆问题。”反对派的修改意见被否定了。但是，在强大的敌人的包围之下，在贫乏的基础上用乌龟速度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幻想，是不能长期经受住批评的打击的。同年十一月，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在报刊事先没有发表一点准备言论的情况下就承认了，需要“一个相对地来说〔？〕最短的历史时期来赶上然后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无论如何，左翼反对派在这里是被“超过了”。但是，昨天的乌龟速度理论家们既然提出了“在一个最短时期内”赶上并超过全世界这个口号，那就是向苏维埃官僚那样盲目害怕的那个国际因素屈服了。这样，在八个月的时间里，斯大林主义理论的第一个最纯粹的说法就被取消了。左翼反对派在一九二七年三月秘密散发的一个文件中写道：社会主义必须在一切领域不可避免地“超过”资本主义，“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的关系的问题，而是苏联的经济发展同德国、英国和美国比较的问题。怎样理解‘最短历史时期’这几个字呢？一系列的未来五年计划将使我们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的水平。在这个时期内，资本主义世界将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你们承认资本主义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有重新繁荣的可能，那末，谈论在我们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可怜的废话。这样，也就有必要说：我们过去把整个时代估计为一个资本主义腐朽的时代是错误的。这样，苏维埃共和国也将证明，它是巴黎公社以来在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第二次试验，虽然更广泛，更富有成就，但毕竟是一次试验……然而，对于我们的整个时代，对于十月革命是国际革命的一个环节的意义，有没有任何严肃的理由重新进行这样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考虑呢？没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或多或少比较完全地度过其复兴时期〔战后〕的时候，……它们也在日益复活，而且正在以无比尖锐的形式恢复战前一切旧的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事实。然而，更大的、一点也不小的事实——因为一般说来，全部总大于局部——是欧洲和世界的革命都在准备中。局部只有同全部结合在一起才能取得胜利。……欧洲无产阶级开始夺取政权所需要的时间，远比我们在技术上赶上欧美所需要的时间短得多……同时我们还必须有系统地缩短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同世界其他部分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我们越向前进，可能遭到低价商品干涉并进而遭到武装干涉的危险就越小……我们把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提得越高，我们就越能真正加速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而这种革命就能更快地把世界技术供给我们，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能作为欧洲和世界建设的一部分而更真实地向前迈进。”这个文件像其他文件一样，一直没有得到回答——除非是把开除出党和逮捕当作对它的回答。乌龟速度的想法放弃以后，与此有关的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想法也必须否定了。然而，用行政手段消灭富农的作法却给予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以新的支持。一旦阶级“基本上”被消灭了，那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基本上”建成了（一九三一年）。从本质上说，这个公式恢复了在“贫乏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我们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有一位官方记者解释说，婴儿没有牛奶喝是由于缺少奶牛，而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缺点。然而，对劳动生产率的关心，使人们不能长期依靠一九三一年的这些安定人心的公式，因为这些公式本来是对全盘集体化所造成的灾难的一种精神上的补偿。斯大林在谈到斯达汉诺夫运动时出乎意料地宣称，“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可以在贫苦生活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各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方法巩固起来。这是不对的。……其实，社会主义……只有在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2]完全正确！然而，与此同时，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新团纲——一九三六年四月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取消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最后剩余的一点政治权利——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作了这样明确的规定：“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了。”谁也不耐烦去调和这些互相矛盾的概念。每个概念都是按照当时的要求散布出来的。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谁也不敢批评。发言人在代表大会上解释共产主义青年团新团纲的必要性时这样说：“旧团纲中有一个非常错误的反列宁主义的说法，即俄国‘只有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达到社会全义’。团纲上的这一点基本上是错误的。它反映了托洛茨基主义观点。”而这正是斯大林到一九二四年四月还在保卫的观点。除此以外，还有一点一直得不到解释，即一九二一年由布哈林起草而在列宁参加下由政治局慎重通过的一个团纲，十五年以后怎么会变成“托洛茨基主义”，并且必须修改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但是，合乎逻辑的辩论对利害攸关的问题是无能为力的。官僚既然摆脱本国无产阶级而赢得了独立，它就不能承认苏联必须依靠世界无产阶级。不平衡发展法则已经使资本主义的技术和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粉碎了世界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破产付出代价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法则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是由联合发展法则来加以补充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崩溃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跳到先进国家前面去了。然而，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同不相称的技术和文化水平发生了抵触。十月革命本身是高度世界生产力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的产物，而它自己却产生了低民族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说实在的，苏联的孤立并没有产生人们本来所怕的那些具有直接危险的后果。资本主义世界太散漫混乱，瘫痪无力，因此它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潜力。事实证明，“喘息时机”比有眼光的乐观主义者所敢希望的还要长些。由于孤立，由于即使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对外贸易额从一九一三年以来已经减少了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也不能使用世界经济资源，结果不仅使军事防御费用浩大，而且使生产力的分布极端不利，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但是，孤立和落后所产生的一个更加有害的产物却是官僚主义这条章鱼。革命所建立的法律和政治准则对落后的经济起了一种进步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准则本身却受到那种落后所发生的消极影响。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时间越长，社会结构的蜕化也就越深。长期孤立的不可避免的结局，不是民族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复辟。如果说，资产阶级不可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那末，同样真实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和平地溶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摆在历史日程上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和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是接连不断的世界动乱：战争和革命。在苏联的国内生活中，动乱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官僚在争取实现计划经济的斗争中被迫使富农非富农化，那末，工人阶级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就会被迫使官僚非官僚化。后者的墓碑将刻上这样的墓志铭：“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在此长眠。”[1]《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中文版第60—61页。——中译者注[2]参见《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641—642页。——中译者注<<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第十一章<<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十一章苏联到何处去？一、作为一种危机制度的波拿巴主义我们在前面曾以读者的名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统治集团犯了无数错误，怎么能把漫无限制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呢？”或者换句话说，“热月分子的智力贫困和物质力量之间的矛盾怎么解释呢？”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具体和比较明确的答案。苏维埃社会并不是和谐的。这个阶级或阶层认为是罪恶的东西，另一个阶级或阶层可能认为是一种美德。从社会的社会主义形式这个观点来看，官僚的政策是十分矛盾的和反复无常的。但是，从加强新统治阶层的权力这个观点来看，这种政策却是始终一贯的。国家对富农的支持（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来说包含着一种致命的危险。另一方面，在小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官僚又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手脚捆起来，并对布尔什维克反对派进行了镇压。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错误”；从官僚的观点来看，这却完全是一件好事。当富农开始直接威胁到官僚本身的时候，官僚才把武器转过来对付富农。对富农的猛烈进攻还扩大到中农身上，这种做法使经济遭到的损失并不下于一次外国入侵。但是，官僚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完全消灭了以前的同盟者以后，就开始全力发展新贵族。这样做不是危害社会主义吗？当然——但同时却加强了统治阶层。苏维埃官僚在这一点上同所有的统治阶级一模一样，即只要他们的领导人无条件地忠实于维护官僚的特权，他们就闭眼不看这些领导人在一般政治领域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新贵族对于局势越是感到不安，则凡是为了维护他们那样公正地得到的权利、使之不受任何一点威胁而采取的无情手段，就越为他们所推崇。暴发户阶层正是从这个观点上来挑选它的领导人的。斯大林成功的秘密就在于此。然而，官僚的权力和独立性的增长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历史因素比元帅们更强有力，甚至比总书记们更强有力。如果没有准确的计算，经济要合理化是不可想象的。而计算是同官僚的任所欲为不相容的。官僚之所以被迫关心恢复卢布的稳定性，也就是使卢布摆脱“领导人”的控制，是因为他们的专制统治同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正像专制君主政体到一定的时候同资产阶级市场的发展不兼容一样。然而，货币核算不能不使不同阶层在国民收入分配上所进行的斗争具有更加公开的性质。在实行粮券制度时期几乎无所谓的工资等级问题，现在对工人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而随着这个问题的产生，工会也发生了问题。由上级指派工会工作人员的做法，必然要遇到越来越强烈的反抗。不仅如此，在计件工资制下面，工人是直接关心工厂管理方面的正确安排的。现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越来越强烈地埋怨生产组织方面的错误。官僚在委派经理、工程师等方面用人唯亲的做法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合作社和国营商店比以前更加依赖购买者。集体农庄和个别集体农庄庄员逐渐学会用数字来衡量他们同国家的交易。他们越来越不愿意顺从地忍受由上级任命领导者的做法，因为这些领导者的唯一优点往往就是同当地的官僚集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最后，卢布又往往把光亮投射到最神秘的领域，即官僚合法和不合法的收入方面。由此可见，在一个政治上遭到扼杀的国家里，货币流通可以变成动员反对力量的一个重要杠杆，而且可以预告“开明的”专制制度结束的开始。一方面，工业的增长和农业的纳入国家计划领域使领导任务大大复杂化，因为质量问题提到前面来了；另一方面，官僚主义却在摧毁首创精神和责任感，而没有这些，质量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进步的。官僚主义的烂疮在大型工业中也许不那么明显，但是，在合作社以及轻工业、食品制造业、集体农庄和地方小工业中——即在所有同人民关系最密切的经济部门中——这种烂疮却在蔓延。苏维埃官僚的进步作用只存在过一个时期，即热中于把资本主义技术中最重要的因素介绍到苏联的时期。借用、模仿、移植和接枝的初步工作都是在革命所奠定的基础上完成的。到现在为止，在技术、科学或艺术领域还谈不上有任何新东西。在官僚的指挥下，按照西方现成的型式是可以建立大型工厂的——虽然说实在的，要比正常的成本贵两倍。但是，走得越远，经济当中的质量问题也就越重要，而这个问题像影子一样，官僚总是抓不住。苏联的产品好像印上了粗制滥造的灰溜溜的标记。在合理化经济下，质量要求一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批评和倡议的自由——而这些条件是同恐惧、撒谎和吹捧的极权主义制度不相容的。在质量问题的背后，有一个更为复杂更为巨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包括在独立的、技术的和文化的创造这样一个概念当中。古代的哲学家说过，斗争是万物之父。如果思想不能自由地交锋，就创造不出新价值。说实在的，革命专政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要严格地限制自由。但正是由于这一点，革命时代才从来没有直接地有利于文化方面的创造，而只不过是为这种创造扫清了道路。无产阶级专政越是不再成其为专政，就越能为人类的天才开辟广阔的活动场所。社会主义文化只有随着国家的逐步消亡而逐步繁荣起来。这个简单而不可动摇的历史法则就包括着对苏联现行政治制度的死刑判决。苏维埃民主并不是要求一种抽象的政策，更不是要求一种抽象的道德。它已经变成国家的一种有关生死存亡的需要。如果新国家除了社会的利益以外再没有别的利益，强制职能的消亡就会逐渐具有一种没有痛苦的性质。但是，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特殊的职能创造了特殊的机关。官僚就其整体来说，对于其职能的关心远远不及对于其职能所带来的好处的关心。统治阶层试图加强的和永远存在下去的是强制性机关。它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和收入有保障，对什么事情和什么人都不顾惜。事态的发展越是对它不利，它对居民当中的先进分子就越无情。像天主教会一样，它在衰落时期提出了领袖不会犯错误的教条，但是它把这个教条高举到连罗马教皇也从来没有梦想到的程度了。对斯大林的日益偶像化以及这种偶像化所具有的种种漫画味道，是这个制度所必需的一个条件。官僚需要一个不可侵犯的最高仲裁者，即使不是一个皇帝，也是一个第一执政官，因此他们就把一个最能适应自己的统治要求的人抬到肩膀上。领袖的那种“性格力量”虽然使西方那些半真半假的文人雅士倾倒，实际上是一个不顾一切维护自己的地位的阶层所施加的集体压力的总表现。这个阶层的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位上都是这样想的：朕即国家。他们每个人在斯大林身上都容易找到自己。而斯大林也能在每个人身上找到他自己的一小部分精神。斯大林是官僚的化身。这就是他的政治人格的本质。凯撒主义或者它的资产阶级形式波拿巴主义，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进入舞台的：两个阵营的尖锐斗争把国家权力——姑且这么说——抬高到民族之上，而且表面上保证国家权力完全独立于阶级之外——实际上只不过保证这种权力拥有维护特权者所必需的自由。斯大林政权凌驾于政治上分裂的社会之上，依靠警察和军官集团，并且不受任何监督，这样一种政权显然是波拿巴主义的一种变种——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的波拿巴主义。凯撒主义是在由于内部斗争而动摇了的奴隶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波拿巴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危急时期的政治武器之一。斯大林主义则是同一制度的一种变种，不过是在工人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国家已经被有组织的武装的苏维埃贵族和非武装的劳苦群众之间的对抗弄得四分五裂。正如历史所证明的，波拿巴主义同普遍的甚至秘密的投票制度相处得不错。波拿巴主义的民主仪式是公民投票。因而常常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向公民们提出：对领袖是拥护呢，还是反对呢？于是选民就感觉到枪口对着自己的两个肩膀之间的部位。自从拿破仑第三——现在看来，他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外行——那个时代以来，这种技术已经有了特殊发展。在公民投票的基础上建立波拿巴主义的苏联新宪法，就是这种制度的真正顶峰。归根到底，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世界革命的推迟。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同一原因却造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一个乍看起来出乎意料而实际上却是不可避免的结论：苏维埃民主虽然是被全能的官僚所摧毁，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是被法西斯主义所消灭，两者却出于同一原因，即世界无产阶级解决历史为它提出的问题太慢了。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尽管社会基础很不一样，却是两种对称的现象。两者有很多特点是十分酷似的。如果欧洲的革命运动取得胜利，那就会不仅使法西斯主义而且使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立即动摇。斯大林主义官僚背弃国际革命的行为，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他们只不过是按照自我保护的要求行事而已。二、官僚同“阶级敌人”的斗争从苏维埃制度建立的最初时日起，党就是官僚主义的对头。当时，如果说官僚管理着国家，那末党则控制着官僚。党高度警惕地不使不平等超过必需的界限，为此它时时刻刻同官僚进行公开的或隐蔽的斗争。斯大林派的历史作用就在于摧毁这种双层关系，而使党屈从于它自己的官僚并把后者融合在国家的官僚当中。目前的极权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产生的。斯大林就是因为为官僚作出了这个并非不重要的服务，才使他的胜利得到保证。左翼反对派在其斗争的最初十年当中，并没有放弃从思想上夺取党的纲领而去采取通过夺取政权来反对党的纲领。[1]当时它的口号是：是改革，而不是革命。然而，就是在那个时候，官僚也已下定决心要用任何革命手段来保卫自己、反对民主改革。在一九二七年斗争达到特别激烈的阶段时，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就亲口对反对派说，“那些干部只有通过国内战争才能清除掉！”由于欧洲无产阶级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斯大林达句话里所威胁的东西变成了历史事实。改革的道路变成了革命的道路。党和苏维埃组织之所以不断地进行清洗，就是为了防止群众的不满情绪变成一种一致的政治表现。但是，压制并不能扑灭思想，而只不过是把思想赶到地下。广泛的共产党人集团以及非党公民都保持着两种思想体系，一种是公开的，另一种是秘密的。暗探和告密活动到处都在腐蚀着社会关系。官僚当然总是把自己的敌人当作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伪造法律证据的帮助下——这种做法已经变成正常的情况——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任何罪名强加在自己的敌人身上。他们还可以用枪决的威胁从脆弱的人那里弄到他们自己所授意的供词，然后再把这种供词作为控告比较坚强的人的基础。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真理报》在评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的时候这样教导人们：虽然阶级已经消灭，但是如果认为“敌视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已经甘心失败，那将是不可原谅的愚蠢和罪恶。……斗争还在进行。”这些“敌对的阶级力量”究竟指的是什么呢？《真理报》回答说，“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各式各样的白卫军，特别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斯大林的机关报在不可避免地提到“暗探工作、阴谋和恐怖活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干的！）以后，提出了这样的诺言：“我们将来也一定要用坚强的手段打倒并消灭人民公敌——托洛茨基主义的卑鄙家伙和泼妇，无论他们伪装得多么巧妙。”苏维埃报刊上天天重说一遍的这些威胁，只不过是对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的一种配合。有一个名叫彼得罗夫的人，一九一八年入党，参加过国内战争，后来成为农业专家和右翼反对派的成员，一九三六年他从流放的地方逃出来，在一家流亡的自由派报纸上写文章，现在他这样刻画所谓托洛茨基分子：“左派分子吗？从心理上说，这是真正的狂热的最彻底的革命分子。没有圆滑老练的讨价还价，没有妥协。最可崇敬的一些人。但是思想呆滞……一场世界大火灾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我们暂且撇开他们的“思想”问题。右派敌人给予左派的这种精神上和政治上的评价，本身就说明问题。正是这些“真正的、狂热的和最彻底的革命分子”被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校官和将官们控告……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而进行反革命活动。官僚仇恨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那种歇斯底里，如果同取消对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的限制联系起来看，那就具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政治意义。关于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的雇用、工作和教育的那些调和的法令，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以前的统治阶级的反抗将会随着新秩序的稳定性的日益明显而逐渐消亡。一九三六年一月莫洛托夫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解释说，“现在不需要这些限制了。”然而，与此同时，却发觉最恶毒的“阶级敌人”原来是那些一生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从列宁的最亲密的同事开始，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据《真理报》说，“托洛茨基分子”同资产阶级不同的地方在于，“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越明显”，“托洛茨基分子”就越拼命。这种由于需要用旧公式来掩盖新关系而产生出来的哲学的胡说八道，当然不可能掩盖社会对抗中的一种真正的变化。一方面，“贵人”阶层的形成为那些比较有雄心的资产阶级子弟提供了广泛的事业机会：给予他们同等权利并没有什么危险。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在群众当中，特别是青年工人当中激起一种严重的、极其危险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才发动了扑灭“卑鄙家伙和泼妇”运动。专政之剑本来是用来打倒那些要恢复资产阶级特权的人们的，现在却对准那些起来反抗官僚特权的人们。受到打击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职能上的这种基本变化相适应的是，政治警察以前都是从特别忠诚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布尔什维克当中挑选出来的，现在则由官僚当中最堕落的一部分人组成了。热月派在迫害革命分子的时候，特别仇恨那些提醒他们记住过去和防范未来的人们。监狱、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最遥远的角落，以及迅速增加的集中营，都关满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精华——最刚强最忠实的人们。即使在西伯利亚单独监禁的牢狱中，反对派分子还是要受到搜查、禁止通讯和饥饿等迫害。在流放中，妻子被迫同自己的丈夫分离，这种做法的唯一目的是瓦解他们的反抗并使他们悔过。但是，就是悔了过的人也并没有得到安全。一有嫌疑或者有告密者暗中告发，这种人就会受到加倍的惩罚。即使亲属帮助流放的人，也被认为是一种罪行。互相帮助是被当作一种阴谋来惩罚的。在这种情况下，自卫的唯一手段是绝食。国家政治保卫局则以强迫吃饭或者听任饿死作为对策。这些年来，有好几百名俄国的和外国的反对派分子已经被枪杀，或者在绝食中死去，或者自杀而死。在最近十二年当中，当局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好多次：反对派已经被彻底根除。但是，在一九三五年最后一个月和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的“清洗”中，又有几十万党员被开除，其中有好几万“托洛茨基分子”。最积极的分子都立刻被逮捕，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至于其他人，斯大林则通过《真理报》公开劝告地方机关不要给他们工作。在一个国家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这种情况就意味着通过慢性饥饿而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旧原则已经代之以不服从者不得食这样的新原则。自从一九二三年波拿巴主义时代开始以来，究竟有多少布尔什维克被开除、逮捕、流放和扑灭，要到我们检查斯大林政治警察的档案时才会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地下，也要到官僚开始破产的时候才会知道。对于一个拥有两百万党员的党来说，两三万反对派分子能有多么大的意义呢？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仅仅拿数字来对比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浓厚的政治气氛中，一团军队中只要有十个革命分子就足够把这一团人带到人民方面来。参谋本部对于小小的地下组织或者甚至个人怕得要死，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反动的参谋本部的这种惧怕，浸透了所有的斯大林主义官僚，这种惧怕说明了官僚所进行的迫害和恶毒诽谤具有多么疯狂的性质。在苏联度过各个镇压阶段的维克托·塞奇，给西欧带来了惊人的消息，这些消息是从那些由于忠于革命和敌视革命的掘墓人而正在遭受酷刑的人们那里传出来的。维克托·塞奇这样写道：“我毫不夸张，我的每个字都经过了斟酌。我说的每件事情，我都能举出悲剧性的证据和真实的姓名。在这大批的殉道者和抗议者当中，大部分人是沉默的，有少数英勇的人比所有其他人更同我接近，这些人的精力、洞察力、坚忍不拔以及对于伟大时代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忠诚都是宝贵的。成千上万的这种建党时就参加了党的共产党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同志、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者，在苏维埃还存在的时候正在用社会主义原则反对制度的内部蜕化，正在尽力（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忍受一切可能的牺牲）保卫工人阶级的权利……我把那些还囚禁在那里的人们的消息带给你们。不管怎样，他们一定会坚持到底。即使他们活不到看见新革命曙光出现的时候……西方的革命分子是可以对他们抱着期望的。火焰将继续燃烧下去，即使只是在监狱里。同样，他们也对你们抱着期望。你们必须——我们必须——维护他们，以维护世界上的工人民主制度，恢复无产阶级专政的原来形象，并且有一天恢复苏联精神上的伟大和工人对苏联的信心。”三、新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列宁在谈到国家消亡的时候曾经这样写道，“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引起愤怒、抗议和反叛，因而产生压制的必要”，那末，遵守社会生活规则的习惯就能够使进行强制的一切必要性失去意义。问题的本质就在“如果”这两个字。苏联目前的制度在每个步骤上都要引起抗议，同时压制得越厉害，抗议也就越激烈。官僚不仅是一种强制机器，而且是一种引起抗议的不变的泉源。由于有一个贪婪的、撒谎的和玩世不恭的统治者阶层存在，不可避免地就要产生一种隐蔽的愤怒。工人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并不能使他们同当局和解；相反，由于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和在一般政治问题上解放了他们的思想，这种做法反而为他们公开同官僚冲突进行了准备工作。不可动摇的“领导人们”喜欢发表一些关于必须“进行研究”、“学习技术”和“自修文化”以及其他好听的谈话。但是，统治阶层本身却是无知的、没有什么文化的；它什么都不肯认真研究，在社会交往方面是不诚实的、粗线条的。它要求包办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不仅指挥合作社商店，而且还指导乐谱的创作，这种情况尤其令人难以忍受。苏维埃居民如果不摆脱这种屈从于一个篡夺者阶层的羞辱地位，就不能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是官僚将吞食工人国家呢，还是工人阶级将清除官僚呢？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而苏联的命运就在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大多数苏联工人甚至现在就已经敌视官僚。农民群众则以他们的那种健康的平民仇恨来仇恨官僚。如果说工人同农民相反，几乎从来没有走上公开斗争的道路，因而使态度坚决的农村陷于混乱和无力状态，那末，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压制的缘故。工人们所担心的是，推翻了官僚以后，会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国家和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庸俗的“民主分子”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如果没有计划经济，苏联就会倒退好几十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僚还在继续发挥一种必要的职能。但是，官僚是这样履行自己的职能的，即同时也为整个制度的爆炸进行了准备，而这种爆炸有可能完全失掉革命的成果。工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没有看错统治阶层——至少没有看错同他们接近的下层——他们认为这个阶层暂时还是他们的某一部分胜利成果的看管者。一旦他们看到另外的可能性，他们必然会把这些不诚实的、轻率的和靠不住的看管者撵走。为此，西方或东方就必须另外有革命曙光出现才行。明显的政治斗争的停止，被克里姆林宫的朋友和代理人描绘为制度“稳定”的表现。实际上，这种情况只不过表明官僚暂时稳定下来。随着人民的不满情绪的加深，年青的一代特别痛苦地感受到这种“开明的专制”的压力，因为它的专制成分要比开明成分多得多。官僚对于任何一点活思想的警惕越来越显出不妙的兆头，而对于“领袖”个人天赋的赞美则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这些情况表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离日益加深。这些情况还表明内部矛盾在不断地加深，这是对国家的一种压力。这个国家将会寻找出路，而且必然会找到一条出路。在真正估计形势的时候，经常对政权的代表人采取的恐怖行为具有很大的意义。其中最臭名昭彰的一件事就是暗杀基洛夫案件。基洛夫是列宁格勒的聪明而比较随便的独裁者，是他那一伙人的典型代表。就恐怖行为本身来说，它推翻波拿巴主义寡头政治的可能性最小。虽然各个官僚都害怕手枪，但是整个官僚阶层却能利用一件恐怖行为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而且能够顺便把它自己的政敌牵连在暗杀案件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案件就是这样）[2]。个人恐怖是个人急躁或绝望时的一种武器，而这些人差不多都属于官僚的年青一代。但是，正如沙皇时代的情况一样，政治暗杀是局势动荡的确切无误的征兆，这种暗杀预示了公开的政治危机即将到来。官僚提出新宪法，就表明它已感觉到这种危险，正在采取预防性措施。然而，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即官僚专政企图通过“自由”改革来解救自己，却只不过削弱了自己。新宪法在暴露波拿巴主义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半合法的掩护物来遮盖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斗争。各个官僚集团在选举期间的竞争可以成为一种更加广泛的政治斗争的开端。对付“工作做得不好的政权机关”的鞭子可以转变成对付波拿巴主义的鞭子。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导致人民当中文化较高的力量同官僚寡头之间发生冲突。这种危机是不会带来和平的结果的。还从来没有一个魔鬼自愿斩断自己的魔爪。苏维埃官僚也是不会不经过斗争就放弃自己的地位的。事态的发展显然将导向革命的道路。由于人民群众的巨大压力和政府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分裂，当权者的抵抗有可能比目前所表现的力量软弱得多。但是关于这一点，只能提出一些假设。无论如何，官僚只能被革命力量铲除。同时，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攻击越是坚决果断，牺牲就越小。准备这项工作和在有利的历史情况下把群众领导起来——这就是第四国际苏联支部的任务。今天这个支部的力量还是弱的，它还处于地下状态。但是，一个政党不合法地存在并不是不存在。这只不过是一种困难的存在形式。压制手段对于一个正在从舞台上消失的阶级来说是能够充分发挥效力的——这一点已经完全为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的革命专政所证明——但是对革命先锋队采取暴力行为是不能拯救一个已经活过了头的阶层的，如果总的来说苏联注定还要发展下去的话。官僚正在准备的那种反对自己的革命将不是社会革命，它同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不一样。这一次问题不在于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在于用这种所有制形式来代替那种所有制形式。历史上已经不仅出现过用资产阶级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社会革命，而且还出现过不摧毁社会经济基础而只清除旧统治阶级的上层表皮的政治革命（如法国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等等。）。推翻波拿巴主义阶层当然会带来深刻的社会结果，但是就其本身来说，它还是局限于政治革命的范围以内。一次工人革命所产生的国家存在下来，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国家所必须经历的阶段还没有先例可循。不错，苏联的理论家和创建者希望，完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和具有灵活性的苏维埃制度将会使国家按照社会的经济文化演变阶段来和平地转变、解体和消亡。然而，在这里，生活再一次证明比理论所预期的要复杂得多。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注定要完成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这个历史特权，从一切迹象来看，无产阶级还必须再进行第二次补充革命来反对官僚专制。新革命的纲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革命爆发的时刻、国家已经达到的水平以及国际形势。这个纲领的基本因素已经清楚，在本书分析苏维埃制度的矛盾以后得出的客观论断中已经指出。问题并不在于一个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统治集团，而在于改变国家管理经济和指导文化的方法。官僚专制政治必须让位给苏维埃民主政治。恢复批评权利和拥有真正的选举自由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意味着恢复苏联各党派（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的自由，恢复工会的作用。在工业中实行民主意味着按照劳动者的利益从根本上修改计划。自由讨论经济问题将减少由于官僚主义的错误和左右摇摆而增加的总开支。浪费的玩意儿——如苏维埃宫、新剧院、富丽堂皇的地下铁道——将停止建筑，而改为兴建工人住宅。“资产阶级分配标准”将局限于严格的必需范围以内，并且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而逐步让位给社会主义平等。军官等级制将立即取消。闪闪发亮的勋章将送到熔炉里去。青年将有机会自由呼吸，进行批评，容许犯错误和成长起来。科学和艺术将摆脱自己的锁链。最后，外交政策将恢复革命的国际主义传统。十月革命的命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同欧洲以及全世界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苏联的问题现在正在西班牙半岛、法国以及比利时解决。到本书出版的时候，形势将比今天在马德里城下进行内战的时候明朗得无可比拟。如果苏维埃官僚在执行背叛的“人民阵线”政策之下使反动在西班牙和法国取得了胜利——共产国际正在竭尽全力朝这个方向做——那末，苏联将面临毁灭的边缘。到那个时候，提到议事日程上的将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而不是工人反对官僚的起义。如果不管改良主义者和“共产党”领导人怎样联合怠工，而西欧的无产阶级能够找到夺取政权的道路的话，那末，苏联的历史上将展开新的一章。欧洲革命的第一个胜利将像电击一样穿透苏维埃群众，使他们站起来，提高他们的独立精神，唤起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传统，毁掉波拿巴主义官僚的阵地，并且使它对第四国际的意义不小于十月革命对第三国际的意义。只有这样，第一个工人国家才有可能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得到拯救。[1]这句话的英语译文为“Duringthefirsttenyearsofitsstruggle,theLeftOppositiondidnotabandontheprogramofideologicalconquestofthepartyforthatofconquestofpoweragainsttheparty.”俄语原文为“Втечениепервыхдесятилетборьбылеваяоппозициянепереходиласпутиидейногозавоеванияпартиинапутьзавоеваниявластипротивпартии.”郑异凡先生的译文为“在最初十几年里，左翼反对派的斗争并没有从思想上夺取党的道路，转为反对这个党而去夺取政权的道路。”——电子版注[2]这里指的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审讯，而不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审讯，本书是在后者发生以前写的。——英译者注<<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第十章<<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十章新宪法反映出来的苏联一、“各尽所能”地工作和个人所有权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一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苏维埃新宪法草案，根据所有的报刊天天提到的斯大林声明，这部新宪法将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说实在的，这部宪法起草的方式就足够使人怀疑这一点了。无论是在报刊上或者是任何会议上，都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这项重大的改革。不仅如此，早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斯大林就对美国访问记者罗易·霍华德说，“毫无疑问，我们在今年年底要通过我们的新宪法。”由此可见，当时人民还一无所知，而斯大林已经完全准确地知道什么时候通过这部新宪法。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部“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并不是以十分民主的方式制订出来和提出来的。的确，草案已经在六月间交给苏联人民“考虑”。然而，要在这片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地面上找到一个共产党员敢于批评中央委员会的创作或者一个非党公民会拒绝执政党的建议，那是没有用的。讨论本身变成呈交这样的决议：为“幸福的生活”感谢斯大林。这些祝贺的内容和风格都完全是在旧宪法下面准备好的。第一章的标题是“社会结构”，最后一句话是：“在苏联，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这个本身矛盾的——更不用说荒谬了——公式，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已经从演说和报刊上的文章转到精心草拟的国家根本大法的正文当中了。这一点不仅证明立法者的理论水平已经完全降低，而且证明新宪法充满了谎言——这正是统治阶层的一面镜子。要探索这个新“原则”的根源并不是一件难事。为了说明共产主义社会的特点，马克思运用了这样一个著名的公式：“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公式的两个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从共产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各尽所能”意味着：工作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一项义务，而变成个人的一种需要了；社会用不着再采取任何强制的手段了。只有病人和不正常的人才会拒绝工作。在“各尽所能”的情况下工作，即在没有任何强迫的情况下按照肉体方面和精神方面的能力工作，公社的成员由于拥有高度的技术就会使社会上的商店拥有充分的储备，社会也就因而能够在不需要令人感到羞辱的监督之下慷慨地“按需分配”。因此，这个有两方面而又不可分割的共产主义公式应当具有这样的内容：丰足、平等、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高度的文化纪律。苏维埃国家就其一切关系来说，与其说接近共产主义，不如说远为接近落后的资本主义。它甚至还不能想象“按需分配”。而且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它也不能使自己的公民“各尽所能”地工作。苏维埃国家发觉自己不得不继续保持计件工资制，而这种工资制的原则可以归纳为这样两句话：“取之于每个人的越多越好，给予每个人的则越少越好。”说实在的，从绝对的意义上说，在苏联没有一个人的工作能够超过自己的“能力”，即超过自己在肉体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潜力。但是，在资本主义下面也是这样。最粗暴的以及最巧妙的剥削方法都不能超过自然所规定的限度。甚至一只骡子在鞭子下面也是“各尽所能”的，但是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鞭子是骡子的社会原则。甚至在苏维埃制度下，工资劳动也仍然带着令人感到羞辱的奴隶制标签。“按劳分配”实际上是牺牲体力劳动、特别是不熟练劳动而对“脑力”劳动有利的一种工资支付办法，这种办法对多数人来说是不公平、压迫和强制的泉源，对少数人来说则是特权和“幸福生活”的泉源。这部宪法的作者们不是坦率地承认苏联在劳动和分配方面还实行着资产阶级标准，而是把这个统一的共产主义原则分割成两半，把后一半推迟到无限遥远的未来，而宣布前一半已经实现，并把这一点同资本主义的计件工资标准机械地结合起来，然后就把这一套做法称为“社会主义原则”，并且在这个假造的“原则”上面建立了他们的宪法结构！在经济方面具有最大的实际意义的，毫无疑问是第十条。这一条同大多数条文相反，十分明确地保障公民在家庭经济、消费、舒适和日常生活的用品方面的个人所有权，防止官僚本身加以侵犯。除了“家庭经济”以外，这种所有权在清除了往往与之结合在一起的那种贪婪和妒忌心理以后，将不仅在共产主义下面存在，而且还会得到空前的发展。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人还会不会要一大堆奢侈品来拖累住自己，固然是一个疑问。但是，他是不会放弃已经得到的任何享受的。共产主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证人人过舒适的生活。然而，在苏联，个人所有权问题还具有小资产阶级面貌，而不是共产主义面貌。农民和不富裕的城市居民的个人财产是官僚方面进行粗暴掠夺的对象，官僚的下层也经常靠这种手段来保证自己的相对舒适的生活。国家的逐步繁荣可以消除这种侵占个人财产的现象，甚至还可以迫使政府保护个人的积累，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种推动力。同时——而这一点并不是不重要的——由于法律保护农民、工人或者办事员的茅草小屋、乳牛和家具，也就使官僚的城市住宅、避暑别墅、汽车以及所有其他“属于个人消费和享受的东西”合法化，而这些东西都是官僚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取得的。官僚的汽车肯定会比农民的马车受到新的根本大法更为有效的保护。二、苏维埃和民主在政治领域，新宪法同旧宪法的差别在于，从按照阶级和产业团体进行选举的苏维埃制度又回到以全体居民进行所谓“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简单地说，这就是从法律上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资本家的地方也就没有无产阶级——宪法的创作者这样说——因此国家本身已经由无产阶级国家变成全民国家。这种论断不管从表面上看多么动人，不是提得晚了十九年就是提得早了许多年。无产阶级在剥夺资本家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自己的时期。但是，从原则上消灭到实际上溶解于社会之中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而新国家被迫进行资本主义的初步工作越久，这条道路也就越长。苏维埃无产阶级依旧作为一个与农民、技术知识分子和官僚大不相同的阶级存在，而且作为自始至终关心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阶级存在。新宪法要在这个阶级从经济上溶解于社会当中以前很久，就从政治上把它溶解于“全民”之中。的确，改革家们是经过了几次摇摆不定才决定仍旧像以前那样把国家称为苏维埃的。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低级的政治诡计，正如当年拿破仑帝国继续称为共和国时的考虑一样。苏维埃就其本质来说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而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是市议会、杜马、地方自治局，随便叫它什么都可以，但不是苏维埃。建立在民主公式的基础上的全国立法议会是一种过时的议会（更确切地说，是议会的讽刺画），而绝不是苏维埃的最高机关。改革家们试图用苏维埃制度的历史性权威来为自己打掩护，这只不过表明，他们给予国家生活的那种根本不同的管理机关还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出现。如果无产阶级对国家的影响得到经济文化一般情况的充分保证，工农政治权利的平等本身就不会破坏国家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肯定应当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在人口中还占少数的时候就的确已经不需要政治上的优越地位来保证社会生活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那就意味着国家进行强制的必要性本身已经不存在，而让位给文化纪律了。在那种情况下，要废除选举上的不平等，应当首先明显地突出地削弱国家的强制职能。然而，关于这一点，新宪法上只字不提，更为重要的是，生活中也毫无迹象。新宪章固然“保证”公民在言论、出版、集会以及游行方面拥有所谓“自由”，但是这种“保证”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不是沉重的封口工具就是手脚的镣铐。出版自由意味着继续进行粗暴的事先检查，这种检查的锁链是掌握在没有经过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手中的。在这种情况下，拜占廷式的阿谀奉承自由当然得到充分的“保证”。与此同时，列宁的无数文章、演说和书信以及他的“遗嘱”，在新宪法之下将继续收藏起来，这只不过是因为这些文件激怒了新的领导人。列宁的情况是这样，其他作者就用不着说了。对科学、文学和艺术的粗暴无知的命令，整个来说还会保持下去。“集会自由”将同以前一样，意味着某些居民集团必须参加当局召集的会议以通过事先准备好的决议。在新宪法之下，同在旧宪法之下一样，数以百计的相信苏维埃“避难权”的外国共产党人，将在反对领袖不会犯错误这一教条的罪名下而继续被关在牢狱和集中营里。在有关“自由”的问题上，一切如故。连苏维埃报刊也没有试图在这方面散布任何幻想。恰恰相反，新宪法改革的主要目标被宣布为“进一步加强专政”。由谁专政呢？对谁专政呢？正如我们已经听到过的，阶级矛盾的消除已经为政治上的平等奠定了基础。专政已经不再是阶级专政而是“人民”专政了。但是，如果专政者变成摆脱了阶级矛盾的人民，那就只能意味着专政已经溶解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而且首先意味着官僚已经消灭。马克思的学说就是这样教导的。那末也许是搞错了吧？但是，宪法的作者们尽管小心翼翼，还是提到了列宁起草的党纲。这里就是党纲中真正说过的话：“……对政治权利的剥夺，以及对自由的所有其他限制，只是作为临时措施来说才是必要的……随着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逐渐消失，这些临时措施的必要性也逐渐消失。”因此，放弃“对政治权利的剥夺”同废除“对自由的所有其他限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不仅在于农民同工人居于平等地位，也不仅在于资产阶级出身的少数公民恢复了政治权利，而且首先在于百分之百的居民享有真正的自由。随着阶级的消灭，不仅官僚消亡，不仅专政消亡，而且国家本身也消亡了。然而，只要哪个不谨慎的人试图在这方面拐弯抹角地说一句，国家政治保卫局就会在新宪法当中找到适当的根据把他送进无数集中营之一。阶级消灭了。苏维埃只留下了空名。但是官僚还存在。工人和农民的权利平等，实际上只不过意味着在官僚面前都没有权利。采用秘密投票办法也不是不重要的。如果你相信新的政治平等符合已经赢得的社会平等，那就会有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那种情况下，投票为什么要用秘密的办法来加以保障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究竟怕什么人呢？必须防范什么人的企图呢？旧苏维埃宪法认为公开投票就像限制选举权一样，是革命阶级对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敌人的一种武器。我们不能设想，现在采取秘密投票办法是为了少数反革命分子的便利。显然，这是一个保卫人民权利的问题。但是，刚刚推翻了沙皇、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人民究竟怕什么人呢？拍马屁的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所包含的内容比巴比塞之流、路易斯·费希尔之流、杜兰提之流、韦伯夫妇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的全部著作当中的东西还要丰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秘密投票意味着维护被剥削者，防止剥削者的恐怖行为。如果资产阶级终于采取了这样的改革——显然是在群众的压力下采取的——那只不过是因为它关心于保护它的国家，使国家至少部分地不致受到它自己带来的堕落所发生的影响。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似乎不可能出现剥削者的恐怖行为。那末，必须保卫苏维埃公民来防范什么人呢？答案是清楚的：防范官僚。斯大林很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为什么有必要采取秘密选举制度呢？他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原话是：“因为我们要使苏联公民完全自由地选出他们所要选的人。”这样，全人类就从一个权威的来源了解到，今天“苏联人民”还不能选举他们所要选的人。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新宪法在未来将真给予他们这种机会，那也未免太轻率了。然而，就在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这个可以给予也可以不给予人民自由投票权的“我们”究竟是谁呢？正是斯大林讲话和行动所代表的那些官僚。斯大林的这个暴露适用于执政党，正如完全适用于国家一样，因为他本人占据党的总书记职位就是借助于一个不容许党员选举他们所要选的人的制度。“我们要使苏联人民”自由投票这几个字比新旧宪法加在一起还要重要得无可比拟，因为在这句不谨慎的话里正包含着不是在纸上写出来而是在现有力量的斗争中写出来的真正苏联宪法。三、民主和党让苏联人民自由选举“他们所要选的人”这个诺言，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公式，不如说是一句诗词。苏联人民只有权利从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在党的旗帜下向他们提出的候选人中挑选“代表”。固然在苏维埃时代的初期，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的也是一种垄断。但是，如果把这两种现象混为一谈，那就等于把表面现象当作现实。禁止反对党派是在国内战争、封锁、干涉和饥馑的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执政党在那个时期代表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过着一种纯洁的党内生活。集团和派别的斗争在一定的程度上代替了政党斗争。现在，在社会主义赢得了“最终的和不可变更的”胜利以后，组织派别反而要受到关进集中营或者枪毙的惩罚。禁止其他政党本来是一种临时不得已的坏做法，而现在已经确定为一项原则。甚至共产主义青年团也被取消了讨论政治问题的权利，而且正是在新宪法公布的时候。不仅如此，男女公民年满十八岁就享有选举权，但是一九三六年以前所规定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年龄限制（二十三岁）现在却完全取消了。这样，政治就被一劳永逸地宣布为不受监督的官僚的垄断物。那位美国记者访问斯大林的时候提出一个关于新宪法中如何规定党的作用的问题，斯大林回答说，“可是既然没有阶级，既然阶级和阶级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没有阶级了，阶级和阶级——已经没有了！——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托洛茨基注〕，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阶层之间只留下了某些非根本性的差别，那就不会有形成互相斗争的政党的土壤。没有几个阶级的地方，就不会有几个政党，因为政党是阶级的一部分。”每个字都有错误，有些字而且是错上加错！从这段话看来，似乎阶级是完整的，似乎阶级的界限是划分得清清楚楚的，而且一旦划清就不再变动了，似乎一个阶级的意识严格地符合于它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阶级性的学说便被歪曲了。政治意识的动力由于行政方面的利益便被排除在历史进程外面了。实际上，阶级并不是完整的；它们往往被内部矛盾弄得四分五裂，只有经过内部的各种倾向、集团和政党之间的斗争才能解决共同的问题。附加一些条件才能够承认“一个政党是一个阶级的部分”。但是，既然一个阶级有许多“部分”——有些向前看，有些则向后看——那末，一个阶级就可以产生好几个政党。根据同样的理由，一个政党也可以依靠不同阶级的好几个部分。一个政党只代表一个阶级的例子在全部政治历史当中是找不到的——当然，除非是把政治的表面现象当作真实的东西。从社会结构上说，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最完整的阶级。虽然如此，像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这样的“小阶层”的存在，已经足够产生机会主义政党，这种政党在事态发展的过程中变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武器。不管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学观点来看，工人贵族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差别是带有“根本性的”，或者只不过具有根本无足轻重的“某种性质”，正是由于这种差别，才有必要同社会民主主义决裂而创建了第三国际。即使在苏维埃社会中已经“没有阶级”，这个社会至少也比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不完整得多，复杂得多，因而就能够提供形成好几个政党的适当土壤。斯大林在理论领域所作的这种不谨慎的漫谈，证明了比他所要证明的东西多得多。根据他的推论，不仅苏联不可能有不同的政党，而且甚至不可能有一个政党。因为既然没有阶级，一般地说来也就无所谓政治。然而，斯大林却从这个法则当中得出一个有利于他担任总书记的那个政党的“社会学”结论。布哈林试图从另一个方面解决问题。他说，在苏联，走向何处——后退到资本主义，或者前进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必须讨论的问题。因此，“已被消灭的敌对阶级的分子组织政党，是不能容许的”。在一个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党羽只不过是一些连一个政党也组织不起来的可笑的唐·吉诃德，撇开这一点不谈，就是现有的政治分歧也远远不能归结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个问题。另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怎样走向社会主义，用什么速度，等等。选择道路并不比选择目标不重要。是谁将去选择道路呢？如果形成政党的土壤的确已经消失，那末，就没有理由禁止政党。与此相反，现在正是按照党纲取消“对自由的一切限制”的时候。斯大林在设法消除这位美国记者理所当然的怀疑时提出了这样一个新的考虑：“提出候选人名单的，将不仅是共产党，而且是各种非党的社会团体。这种团体我们有好几百个……〔苏维埃社会的〕这些阶层中的每一阶层会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且经过现存的很多社会团体反映〔表现？〕这种利益。”这种诡辩并不比其他诡辩高明些。苏维埃的“社会”团体——工会、合作社、文化团体等——一点也不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因为所有这些团体都拥有一个同样的等级结构。即使在这些团体显然代表群众团体的情况下，如在工会和合作社中，其中的主要角色也完全是由上层特权集团的代表来扮演的，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操在“党”的手中，换句话说，操在官僚的手中。宪法只不过是要选民从彭歇斯那里转到彼拉多[1]那里罢了。这套把戏不折不扣地表现在根本法的条文中了。第一百二十六条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来说是宪法的轴心，这一条“保证”全体男女公民“有权”结合于工会、合作社、青年团体、体育、国防、文化、技术和科学团体之中。至于党——即政权中心——并不是一个全体公民的权利问题，而是少数人的特权问题。“……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阶层当中最积极最有觉悟〔这是上面的看法——托洛茨基注〕的公民，则结合在共产党之中……它是一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这个坦率得令人惊异的公式写在宪法的正文里，说明了那些“社会团体”具有政治作用的全部虚伪性，其实它们只不过是官僚商店的分店。但是，如果没有政党之间的斗争的话，也许一个政党内部的不同派别可以参加这种民主选举吧？莫洛托夫在回答一个法国记者提出的关于执政党的派别问题的时候说，“在党内……建立特殊派别的企图是有过的……但是几年前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统一体。”这一点最好是用接连不断的清洗和集中营来证明。莫洛托夫作了解释以后，民主的把戏就完全清楚了。维克托·塞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敢于提出一个要求或者表示一个批评意见的工人必须坐牢的话，那末，十月革命还剩下一些什么呢？呵，这样做以后，你们才能想建立多少投票箱就建立多少！”千真万确：连希特勒也没有侵犯过秘密投票箱。改革家们文不对题地卷入了关于阶级和政党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性论争。这并不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是一个物质利益问题。在苏联享有垄断权的执政党是官僚的政治机器，而这些官僚实际上只有所失而再无所得。他们要保持这种“土壤”完全是为了自己。在一个革命的熔岩还没有冷却的国家里，拥有特权的人要为特权所焚毁，正像偷金表的贼要为偷来的金表所焚毁一样。苏维埃统治阶层害怕群众，完全像资产阶级一样害怕了。斯大林借助于共产国际为上层集团日益增加的特殊权利提供“理论”根据，借助于集中营来维护苏维埃贵族而压制人民的不满。为了使这部机器不断地运转，斯大林不得不常常站在“人民”一边来反对官僚——当然，这是得到官僚默许的。他认为采取秘密投票的办法是有用的，至少可以部分地消除国家机关当中那些正在起腐蚀作用的腐化现象。早在一九二八年，拉柯夫斯基在讨论当时已经暴露出来的若干官僚盗窃案件的时候就写道：“在这种丑事日益蔓延的浪潮中，最突出最危险的事情是群众的消极情绪，共产党员群众甚至还超过非党群众……他们由于害怕当权的人，或者干脆由于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对于这些事情没有提出抗议，或者只限于背后埋怨。”从那个时候起已经过去了八年，情况变得更加坏得多了。政治机器一步步显露出来的衰败现象，开始威胁到国家本身的存在——这个国家现在不再是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而是统治阶层的权力、收入和特权的泉源了。斯大林不得不看一看这种改革的动机。他对罗易·霍华德说：“我们有不少机关工作得不好……苏联的秘密投票办法将成为人民手中的鞭子，用来鞭策工作做得不好的政权机关。”这真是一个出色的自白！官僚用自己的手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反而感到需要……一条鞭子了！这就是宪法改革的动机之一。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动机。在取消苏维埃这一点上，新宪法把工人溶解在一般居民群众中。从政治上说，说实在的，苏维埃早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但是，由于新的社会对抗的增长和新的一代的觉醒，苏维埃还有可能再生。当然，最可怕的是，幼稚的天真的共产主义青年越来越多地参加城市苏维埃。在城市中，奢华和匮乏之间的对照是太明显了。苏维埃贵族首先关心的是摆脱工人和红军苏维埃。至于分散的农村居民的不满情绪，那要容易对付得多。集体化农民甚至可以在某种成就的吸引下被利用来反对城市工人。官僚反动依靠农村来进行反对城市的斗争，这并不是第一次。新宪法中具有原则意义和重大意义而且真正超过资产阶级国家最民主的宪法的，只不过是冲淡了十月革命的根本文件的意义。只要估计经济成就，就用虚假的前景和夸张的手段来歪曲真实情况。最后，凡是同自由和民主有关的事情都彻头彻尾地充满了侵犯强夺和玩世不恭的精神。新宪法实际上是从社会主义原则向资产阶级原则后退一大步，是按照统治集团的尺寸剪裁缝制的，因此它所走的历史过程是同下列事情一样的：为了国际联盟的利益而放弃了世界革命，恢复资产阶级家庭，用常备军代替民兵，恢复军官等级制度和颁发勋章制度，使不平等的现象加剧。新宪法通过从法律上加强官僚“特殊阶级”的专制政治，为一个新的有产阶级的诞生创造了政治前提。[1]彭歇斯·彼拉多（PontiusPilate）是把耶稣订在十字架上的古罗马犹太总督。这里把他的名字分开，意指选民的实际地位没有改变。——中译者注<<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第十一章苏联往何处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十一章苏联往何处去？ 一拿破仑主义是危机时代的政制 二官僚层对“阶级敌人”的斗争 三新革命的不可避免 一拿破仑主义是危机时代的政制 我们以前以读者之名提出的问题：“当权派犯了无数的错误，又怎能集中无限制的权力于其手里呢？”──或者，换一句话说：“热月反动派在精神上贫乏，但他们的物质力量却那么大，这中间的矛盾要怎样解释呢？”──这问题现在可以给一个更具体的和更确定的回答了。苏联社会不是和谐的。在此阶级或此阶层看来是罪过，在彼阶级或彼阶层看来则是德行。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观点看来，官僚层的政策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和反复无常的。但是从巩固新统治层的权力观点看来，则此同一政策却是一贯不变的。 国家扶助富农（1923——28年），这个政策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含有致命的危险。可是当时，官僚层依赖小资产阶级帮助，成功将无产阶级前锋队手脚拴缚起来，并镇压住布尔什维克反对派。这事，在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错误”，在官僚看来则是纯粹的收获。到了富农开始直接危害官僚本身时，官僚便转移其武器反对富农了。手忙脚乱地对富农的进攻，使得中农也受池鱼之殃，这事对于经济之损害不减于外国武力侵略。然而官僚保持了他们的地位。官僚刚刚成功地歼灭了旧日同盟者以后，就以其一切力量开始发展新贵族。如此，不是危害社会主义了么？当然，——但同时加强了统治层的势力。苏联官僚在这点上是同所有统治阶级一个样的，即是他们的领袖在一般政治上无论犯了何种重大的错误，只要是绝对忠实保卫他们的特权，他们总可以闭目不视的。新兴的时势主宰者的心境愈加恐惧，就愈加高度评价用来保卫他们那么正当地得来的权利的残酷手段。这些暴发户便是依照这个观点来选择他们的领袖的。斯大林成功的秘密，便在这里。 然而，官僚层的权力及其独立性之增长，并不是没有限制的。有些历史的因素强过于那些元帅，甚至强过于总书记。没有精密的核算，经济的合理化是谈不到的。核算，与官僚们的任性行为是不能兼容的。恢复稳固的卢布，即一种不依赖于“领袖们”的卢布，是由下述事实迫使官僚层不得不考虑的，即是：他们专横的统治是一天比一天厉害地与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相冲突了——恰像当初君主专制政体与资产阶级市场的发展不能调和一样。各阶层为争取国民收入分配之斗争，有了货币核算之后，一定带有更公开的性质。工资标准问题，在食物券制度之下差不多是无足轻重的，现在对于工人们则是有决定性意义了。工会问题也是这样。由上头委派工会职员的制度，注定要遭遇一天比一天强大的反抗。不仅如此，在计件工资制下，工厂管理是否完善，也是与工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斯塔罕诺夫份子日益大声投诉生产组织上之错误。官僚们任用私人充当经理、工程师等的习惯，愈来愈令人难于忍受了。合作社和国营商店，比前更加要依赖于购买者。集体农庄及其个别农家，现在懂得将他们对国家的交易化为数字。他们渐渐不能容忍上头委派领袖给他们的办法。这些领袖唯一的长处是与当地官僚有密切关系。最后，卢布又能投射光明于最神秘的境界，即是官僚的合法和非法的收入。如此，在一个政治上受箝制的国家里面，货币流通便成为一种重要的杠杆来发动反对的势力，而且预告“开明”专制之结局开始了。 工业之增长和农业之归入国家计划，使得领导的职务十分繁难起来，而且提出了质量问题；正在这时，官僚主义反而摧残了创造力和责任感，而无此二者即没有而且不能有什么质量进步可言。官僚主义的毒疮在大工业方面也许不十分明显，但严重摧残着轻工业、食粮工业、集体农场、地方小工业，还有合作社，即最与人民息息相关的那些经济部门。 苏联官僚能起进步作用，只在这个时期内：即当人们将资本主义技术最重要之原素输入于苏联之时。借用、模仿、移植和嫁接种等，是在革命所奠下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此时期是谈不到在技术、科学和艺术方面有什么新发明的。由官僚下个命令，可以依照西方模型建立大规模的工厂——虽然要比人家多付三倍的费用。但是你走得愈远，则经济愈加碰到质量的问题，而此问题是同影子一般，不是官僚们所能操纵的。苏联的生产品，好像烙上了粗制滥造的标记。在国有化的经济之下，要提高质量，就要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制度，要有批评和创意之自由──而这些条件却与充满畏惧、扯谎和谄谀的极权政制不能相容的。 质量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复杂更巨大的问题；这问题可以包括在技术和文化上的独立创造这个概念之内。古代哲学家说，斗争是万物之父。若是思想不能自由冲突，便创造不出新价值来。固然，革命专政的本质正是严厉限制自由。但正因为这个道理，所以革命时代从来未曾直接助长文化的创造，只是做些为它清除场地的工作而已。无产阶级专政愈加不再成为专政，则其开放给人类天才活动的范围也愈广大。社会主义文化之繁荣一定是与国家之消亡成正比例的。在那简单的和不可动摇的历史法则中，已经包含有苏联现行政制之死刑判决书了。苏维埃民主制并非抽象的政策要求，更不是抽象的道德。这已成为苏联的生死死攸关的需要。 新国家若是除了社会利益之外没有其它的利益，则强制作用之消亡将渐渐带着毫无痛苦的性质。但是国家并不是纯粹的精神。特殊的职务创立了特殊的机关。官僚就其整体说来，对其职务所带来的利益的关心，比对职务本身要大得多。统治层努力加强强制的机关，并使之永存勿替。为保持他们的权力和收入之故，他们什么东西、什么人物都不顾惜。发展的过程愈加违反他们，他们对于人民中的前进份子亦愈加无情地打击。官僚层好像天主教会一样，在衰落的时期中，提出了不会犯错的教条，而且把这教条抬高到罗马教皇从未梦想到的高度。 对斯大林越来越厉害的神化，尽管带有滑稽意味，却是这个政制所必需的一种原素。官僚们需要一个不可侵犯的最高裁决者，即使不是个皇帝，也是一个第一执政；他们于是将那最适合于他们要求的人抬在他们的肩膀上面。领袖的“坚强性格”，如此迷醉了西方半桶水文士的，其实是一个社会阶层之集体压力的总和，此阶层为保卫自己地位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其中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位上都想着：“国家即朕”。每个人都容易在斯大林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但斯大林也在他们每个人身上发现自己精神的一小部分。斯大林正是官僚层的化身。这便是他的政治人格的本质。 西泽主义，或它的资产阶级形式：拿破仑主义，总是当历史发展到这样的一个时刻才出现于舞台，那时两个阵营激烈的斗争把国家权力抬高到超出全民以上，表面上并且保证国家完全对阶级独立起来──其实只给予国家以保护特权者利益之必需的自由而已。斯大林政制，凌驾于政治上原子化的社会之上，以警察和军官集团作靠山，不容许任何监督──这显然是拿破仑主义的一个变种，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一种新型的拿破仑主义。 西泽主义发生于因内部斗争而动摇了的奴隶社会基础之上。拿破仑主义则是资产阶级政制在其危急时代的一种政治工具。斯大林主义也是这类东西，不过是发生于工人国家基础之上的而已，这个国家被有组织有武装的苏维埃贵族和无武装的劳动群众间之冲突撕裂了。 历史证明：拿破仑主义跟普选制，甚至跟秘密投票制，一起过得很好。拿破仑主义的民主仪式，便是所谓“全民投票”。拥护领袖呢，还是反对领袖呢？——这个问题时时提出于公民之前。而选民感觉到手枪枪口正对着他们两肩中间。拿破仑第三，在现时看来，不过一个冒充内行的乡下人罢了，自从他的时代以来，这种技俩已经有了非常的发展。苏联新宪法在全民投票的基础上建立了拿破仑主义，它确是这制度的荣冠。 最后分析起来，苏联拿破仑主义是由于世界革命之延迟而产生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这同一原因又产生了法西斯主义。于是我们达到了一个结论，它初看起来出人意外，而其实是必不可免的，即是：苏维埃民主制为全能的官僚所压倒，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制为法西斯主义所扑灭，二者实出于同一个原因，即世界无产阶级在解决历史给它提出的问题时，太过于迟缓了。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虽然在社会基础上有很大的差异，却是两种互相对称的现象。二者有好多特点是异常相似的。欧洲革命运动若得到胜利，则不仅将摇撼法西斯主义，而且将摇撼苏联拿破仑主义。斯大林派官僚背弃了世界革命，这在他们自己的观点看来是正确的。他们不过依从自卫的本能去做罢了。 二官僚层对“阶级敌人”的斗争 从苏联政制开始之日起，党就是官僚主义的抗衡物。官僚虽然管理着国家，党还能监督官僚。党小心注意不使不平等的事实超出必需的界限之外，以此总是与官僚在明争暗斗之中。斯大林派之历史作用便在于消灭这种抗衡，使得全党屈服于党官之下，又使党官并入国家官僚里面。现时的极权政制便是这样造成的。斯大林就因为替官僚层建立了这样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功绩，他的胜利才有保证。 左派反对派在其最初的十年斗争当中，并不采取那从党手上夺取政权的纲领，而只采取那从思想上夺取党的纲领。当时的口号是：“改良，而非革命”。然而，官僚层即在那个时候也是准备不惜以革命手段来保护自己而反对民主改革的。1927年斗争发展到异常激烈的阶段时，斯大林在某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对反对派说：“这些干部，惟有用国内战争才能撤换！”斯大林口中的恫吓，因为几次欧洲无产阶级之失败，如今已成历史事实了。改良的道路已经转变为革命的道路了。 党和苏维埃组织内之不断的清除，其目的就在防止群众的不满取得清楚的政治表示。但高压手段并不能扑灭思想，只能驱迫思想在地下活动而已。好多共产党人以及党外公民，保有二个思想系统：一个公开的与官方一样的，另一个则是秘密的。侦探和告密，完全腐蚀了社会关系。官僚总是将他们自己的敌人说成社会主义的敌人。司法上捏造已成为家常便饭，用这种捏造手段，官僚随便加罪于他们的敌人。他们用枪毙威吓弱者认罪，然后以此口供为基础来控告那些比较刚强的人。 1936年6月5日，《真理报》评论“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时，教训人道：“倘若认为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之势力（虽然阶级已经消灭了）已经甘心失败了，那将是不可饶恕的愚蠢和罪恶。……斗争还要进行下去的。”这些“敌对阶级之势力”究竟是些什么人呢？《真理报》回答道：“反革命党派之残余，各种各式白卫军，尤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在提到了那必然要提到的“特务工作、阴谋和恐怖主义活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做的！）以后，斯大林的机关报又这样预告：“我们将来也要以强硬手腕镇压并扑灭人民公敌，那些托洛茨基派的阴险恶毒的份子，无论他们化装得如何巧妙。”苏维埃报纸上天天重复说着的这些恐吓的话，不过是格别乌工作的伴奏罢了。有一个名叫彼特洛夫的人，1918年加入党，参加国内战争，后来是苏维埃农业专家而且是右派反对派份子。他在1936年从充军的地方逃出来，在逃亡的自由派报纸上做文章，对所谓托洛茨基派这样描写：“左派么？在心理上说，那是最极端的革命份子，真诚而热心。不肯讨价还价，不肯妥协。最可佩服的人们。但是思想痴呆……希望一种世界大火灾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他们的“思想”问题，我们暂且放在一边不说。右派敌人，这样给左派以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评价，是无需乎再加解释的。如今，格别乌的将官和校官们正在控告这些“最彻底的真诚而热心的革命份子”……为帝国主义利益而从事反革命活动！ 官僚们对于布尔什维克反对派之仇恨的狂潮，若是同废除对资产阶级出身人士之限制合起来看时，还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政治意义。关于这些人的雇用、工作和教育的那些和解命令，从这个考虑出发，即：过去统治阶级之反抗已随新制度之明显稳固而渐渐消逝了。莫洛托夫在1936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解释道：“现在无需这些限制了”。然而同时却发现最恶毒的“阶级仇敌”原来是那些毕生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从列宁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托洛茨基派”与资产阶级不同之处，据《真理报》说是：“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愈加显出”，“托洛茨基派”就愈加不要命地来捣乱了。这种哲学的胡言乱语性质是由于需要拿旧公式来掩饰新关系而产生出来的，当然不能遮掩社会冲突的真实的变化。一方面，一个“上流人”等级之形成，让比较有野心的资产阶级的后代大有机会求名求利；拿同等权利给予他们，并没有什么危险。他方面，这现象又在群众中尤其青年工人中激起非常危险的不满。因此才有这个扑灭“阴险恶毒份子”的运动。专政之剑，以前是用来击倒那些想恢复资产阶级特权的人们，如今则刺向那些反抗官僚特权的人们了。受打击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而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随着职能上这根本改变，政治警察从前是由特别忠诚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担任的，如今则由官僚中最无耻的部份组成了。 热月反动派在迫害革命份子时，特别仇视那些叫他们记得过去及使他们对将来恐惧的人。在全国监狱，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最遥远的角落，以及迅速增加起来的集中营，都有布尔什维克党的精华，有最刚强的和最忠实的人。即使在西伯利亚的单独禁闭监中，反对派份子仍然是受搜查、禁止通信和饥饿等迫害的。在充军中，妻子也是被迫同丈夫分离，只为了打破他们的反抗并要他们悔过。但就是悔过的人也是不得平安的。一有嫌疑，或者有人暗中控告他的话，他就被加倍处罚。帮助充军的人，即使是亲属的帮助，也算做一种罪恶。互相帮助是当作阴谋来惩办的。 在这种条件之下，惟一自卫的手段就是绝食。格别乌用强迫喂饭或任随死亡来回答绝食的人。在这几年中，好几百个反对派，俄国人和外国人都有，被枪毙了，或绝食死了，或以他法自杀了。在最近十二年之内，当局好多次向世界宣布，已经根绝反对派了。可是1935年最后一月及1936年上半年“清党”时，就有几十万党员被开除出去，其中几万人是“托洛茨基派”。最积极的份子，立刻就被逮捕送入监狱和集中营去了。至于其余的人，则斯大林透过《真理报》劝告地方机关不要给他们工作。在国家就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面，这个办法就是等于要他们慢慢饿死。旧原则说：不做工的人没有饭吃，如今代以新原则：不服从的人没有饭吃了。自从1923年拿破仑主义时代开始以来，究竟有多少布尔什维克党人被开除、逮捕、充军和消灭了，这等待我们将来检查斯大林的政治警察的档案库时，才能知道。他们还有多少还在秘密活动，这也须待官僚覆灭开始时方能知道。 二三万反对派份子，在二百万人的大党里面，有多大作用呢？在这问题上，拿数字来对比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十个革命党人在一团军队中，若是政治空气达到炽热时，就足够使全团军队站到民众方面来。参谋部如此要命地害怕小小的秘密组织或甚至单独的人，这不是没有理由的。现已浸透了斯大林派官僚层的这种反动的总参谋部的恐惧心理，可以解释他们的迫害和恶毒诬蔑为什么那么疯狂。 维多．绥奇在苏联经历了反动压迫的所有阶段；他从那些固忠于革命并敌视革命的掘墓人而正受着折磨的人们那里把令人震惊的消息带到西欧。他写道：“我一点也未夸大。我每句话都经过慎重考虑才写出来的。我们说的每件事情，我都能举出悲惨的证据和真实的姓名。在这无数殉道者和抗议者当中（他们大部份都是默默无言的），有少数英勇份子比所有其它的人都更与我接近，他们的魄力、眼光、刻苦、以及对于伟大时代的布尔什维克之忠诚，都是极为宝贵的。成千成万党龄最老的共产党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同志，苏维埃还存在时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者，他们拿社会主义原则来反对制的内部腐化，并尽他们所能（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忍受种种可能的牺牲）保护工人阶级的权利。……我带着那些被囚禁在那里的人的消息给你们。他们无论如何会坚持到底的。即使他们活不到那个看得见新的革命曙光的时候，……西方革命家可以信赖他们。火焰仍旧要燃烧着，即使只是在监狱里面。同样，他们也信赖你们。你们必须——我们必须——保护他们，为了保护世界上的工人民主制度，为了复活无产阶级专政的解放形象，而且有一天要恢复苏联在精神上的伟大以及工人们对于它的信任。” 三新革命的不可避免 在讨论国家之消亡时，列宁曾说过：有了遵守社会生活规则的习惯，就能够完全不需要强制：“倘若再没有什么事情足以惹起愤怒、抗议和反叛，因而造成压迫之需要。”问题的要点在于这“倘若”。苏联现行制度每走一步都要惹起抗议，抗议愈受压迫，抗议愈强烈。官僚不仅是一种压制的机关，而且是引起抗议的经常的泉源。一群贫婪的、撒谎的和犬儒主义的统治者之存在，不可避免造成隐藏的愤慨。工人物质情况之改善，并不足使他们与官僚相和解，反而，由于增加他们的自尊心并解放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能思考一般政治问题之故，铺好了与官僚公开冲突之道路。 那些不可撤换的“领袖们”时常教训人必须“学习”，必须“学会技术”，必须“在文化上进行自我修养”以及取得其它非常好的东西。但统治层本身却是无知识的、少受教育的；他们什么都不肯认真学习，在社会交往上又不诚实而且粗暴。因此，他们那种主宰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僭妄态度──不仅要指挥合作社，还要指挥乐谱之制作──就这更不可容忍。苏联人民若不能从这种可耻地屈服于一群篡夺者的地位上解放出来，便无法达到较高的文化水平。 官僚将吞食了工人国家呢，还是工人阶级将把官僚肃清呢？──这就是目前待决的问题。苏联之命运依赖于此问题之解决。苏联工人之绝大多数，现在已经仇视官僚了。农民群众以他们健全的庶民仇恨倾注于官僚们身上。倘若说工人与农民相反，差不多未曾走到公开斗争的道路上来，因此使得那些已起来抗议的农村陷于混乱和无力，那么这不仅是由于压迫的缘故。工人们害怕，推翻了官僚之后，将替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国家和阶级间的相互关系，本来比庸俗的“民主派”所设想的复杂得多。没有计划经济，苏联就将落后几十年。在这意义上，官僚仍在履行一种必需的职责。但官僚履行这个职责，却是以那样一种方式，以致为整个体系的大爆炸做了预备工夫，那会将革命的果实完全失掉的。工人们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对于统治层——至少对于其中与他们比较接近的下层份子──的见解不含自欺成份。他们认为官僚暂时仍是自己的一部份胜利品的看管者。他们若看见有其它可能性时，必然要把这些无耻的、轻忽的和不可靠的看守人撵走。这个，必须等西方或东方有另一个革命曙光兴起时才行。 看得见的政治斗争之停止，被克里姆林宫的友人和代理人视为苏联政制之“稳定”。事实上不过表示官僚统治的一种暂时稳定罢了。民众的不满愈来愈深了，同时比较年轻的一辈在这个“开明专制”之下感觉特别痛苦──这种统治，其“专制”成份比“开明”成分多那么多。官僚对于活思想越来越厉害的警戒，以及难以容忍的对那天命所归的“领袖”才能之礼赞，都表明国家和社会一天比一天更加分离，都表明内部矛盾一天比一天厉害，表明有一股压在国家之墙的压力正在寻觅一条出路，而且必然不可避免地要找到一条出路。 在如实地估计现实局势时，那些对于政权代表人之屡见不鲜的恐怖主义行为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暗杀基洛夫案，他是列宁格勒有手腕且无顾忌的负责人，他是那一类人的典型的代表。就其本身而言，恐怖主义行为是一切行为之中最不能够推翻拿破仑主义的寡头政治的。官僚个人虽然害怕手枪，但其全体则能够利用一件恐怖主义案件来辩护他们自己的残暴行为，而且乘机将他们自己的政敌罗织在暗杀案里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的案件）。个人恐怖乃是个人暴躁和绝望的一种武器，这类个人大多属于官僚层自己比较年轻的一辈。但是，同俄国帝制时代一样，政治的暗杀乃是未来风暴之百占百验的预兆，而且预告公开的政治危机即将开始了。 官僚层之采取新宪法，不啻表明他们感到了这个危险，而且事先预防。然而历史上不止发生一次：即官僚的专制到了靠“自由主义的”改良来挽救自己时，只会削弱自己的力量。新宪法暴露了拿破仑主义，同时又给反对拿破仑主义之斗争制造出一种半合法的掩盖物。各派官僚在选举时之竞争，可以成为较广泛的政治斗争的发端。打击那“工作不良的政权机关”的鞭子，可以转变为打击拿破仑主义的鞭子。一切征兆都预示：未来的发展必然不可避免的要走到民众之中文化上先进的势力和官僚寡头政治之间的冲突。这个危机是没有和平出路的。没有一个魔鬼肯自愿的斩断他的爪子。苏联官僚不经过斗争是不肯放弃他们的地位的。事态的发展显然会引上革命的道路。 由于民众方面强烈的压力，以及在此情况下政府机关内部不可避免的瓦解，那时当权者的抵抗力会比现在所表现的软弱得多。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做些假设。无论如何，官僚政治只能用革命势力来推翻。而且，如向来一样，愈加果敢愈加坚决去攻击它，则被牺牲的人也就愈少。第四国际[41]苏联支部之任务，便是准备这个，并且在顺利的历史情况之下站在群众的前头。今天这个支部还是弱小的而且被赶往地下去。但是一个政党的不合法存在，并非不存在。这不过是一种困难的存在形式罢了。压迫手段对于继续即将从舞台上消逝的阶级，能够发挥完全的效力，1917年到1923年的革命专政完全证明了这个。但对于革命先锋队行使暴力，则并不能挽救一个生存得过久的阶层。倘若苏联是注定要继续发展的话，官僚层已经生存得过久了。 官僚正在准备着的那场反对自己的革命，将不是社会革命，同1917年十月革命不一样。这次革命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是用这种财产形式来代替那种财产形式。历史上不仅有社会革命，譬如资产阶级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革命，而且也有政治革命，它并不摧毁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过扫除旧的上层统治者而已（法国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等）。拿破仑主义集团之推翻，自然将发生深刻的社会效果，但就本身而言，还是限制在政治革命的界限之内的。 由工人革命产生出来的国家生存下来，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国家必须经过一些什么阶段，任何书上也没有写下来。不错，苏联的理论家和创造者曾经希望那完全透明的和富于灵活性的苏维埃制度，可以容许国家适应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各阶段，而和平地改变、解体并消亡。然而这里，又证明实际生活比理论所预期的复杂得多。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被注定来完成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切证据看来，无产阶级必须以第二次补充的革命，即反对官僚专制的革命来偿付其完成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权。新革命的纲领，大部份须看爆发时的情势如何，国家达到的水平如何以及国际状况如何而定。至于纲领的基本原素则已经明白了，而且已由本书指明出来了，这就是根据苏联制度矛盾之分析所做出的客观的推测。 问题并不在于拿这个统治党派来代替那个统治党派，而是在于改变那管理经济和指导文化之方法。官僚专制政治必须让位于苏维埃民主政治。批评权利之恢复和选举的真正自由，乃是苏联进一步发展之必需的条件。这表示恢复党派自由，从恢复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工会也复活起来。输入民主制于工业之中，意味根本修改计划，使适合于工人利益。自由讨论经济问题将减少因官僚错误和左右摇摆而造成的一般管理费的开支。停止各种浪费金钱的玩艺儿，如苏维埃宫殿、新戏院、炫耀的地下铁道等，而用此种经费建筑工人住宅。“资产阶级分配规准”将被限制于十分必需的范围之内，而且随着社会财富增加，将渐渐让位于社会主义的平等。等级制将立刻废除。那些辉煌的勋章将送进熔炉里去。青年人将有机会能自由的呼吸、批评、犯错误，并成长起来。科学和艺术将解脱锁炼。最后，外交政策亦将回转到革命的国际主义之传统去。 十月革命之命运，现今比任何时候更密切地与欧洲及全世界命运连系着。苏联的问题，现在正取决于西班牙半岛，取决于法国，取决于比利时。到了本书出版时，情势将比今日尚在马德里城下进行国内战争时候无比地明白得多。若苏联官僚及其“人民阵线”的背叛政策成功地保证了西班牙和法国反动势力的胜利（共产国际正在尽其所能向这方面做去的），那么苏联将发现自己置身在崩溃边缘之上。那时，提上议事日程的，多半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而不是工人反对官僚之暴动。可是，倘若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领袖们”无论如何联合怠工，西欧无产阶级仍然寻到了通往政权去的道路，那么苏联历史上就要开辟一个新的篇章。欧洲革命之第一个胜利将像闪电一般，刺激苏联群众，使他们站起来，提高他们的独立精神，唤醒1905年和1917年的传统，削弱拿破仑主义的根基，其对于第四国际的意义将不减于十月革命对于第三国际的意义。惟有走上这条道路，第一个工人国家才能得救，走向社会主义的未来。 [41]第四国际──由流放国外的托洛茨基所领导，成立于1938年。直至1933年前，一直自称为第三国际内的左派反对派。由于第三国际的极左政策不仅客观上帮助了希特拉上台，而且自始至终拒不认错，所以此时托洛茨基认为第三国际已经堕落到无可改良，才致力于成立第四国际，以便继承世界工人革命运动的任务。
第十章新宪法反映出来的苏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十章新宪法反映出来的苏联 一.“各尽所能”地工作与个人所有权 二.苏维埃与民主制 三.民主制与党 一.“各尽所能”地工作与个人所有权 1936年6月1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苏联新宪法草案，据所有报章反复称述的斯大林声明，这宪法将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可是，这宪法草成方式已足够使人怀疑这话了。以前，无论在报纸上或在会议上，都未曾有一句话提起这个大改革。还有一层，早在1936年3月1日，斯大林就对美国新闻记者罗依·霍华德宣布说：“无疑的，我们将于本年底施行我们的新宪法。”如此看来，当群众还不知道一点影子时，斯大林已经完全确切晓得将于何时施行这个新宪法了。不能不由此推论出来：这个“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其制作和采用实在是不十分民主的。自然，在六月间，宪法草案已经交付苏联人民“讨论”了。但是在这占全球六分之一的地域内，要找到一个共产党员敢于批评中央委员会创制的东西，或者一个党外公民敢于拒绝当权政党的建议，都是徒劳无益的事情。讨论宪法变成了递交决议案以感谢斯大林赐予那“幸福的生活”。这些恭贺文章的内容和笔调，早在旧宪法之下就已操练到驾轻就熟。 第一章标题为“社会组织”的，以如下的几句话结束说：“在苏联，‘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这个自相矛盾的（且莫说它是胡说八道的）公式，不管相信不相信，居然从演说和报章论文传到仔细讨论过的国家根本大法正文里去了。这点，不单证明那些立法者理论水平之完全低落，而且证明：新宪法，作为统治层的一面镜子，充满了谎言。猜测这新“原则”之来源并非难事。为形容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使用那有名公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公式前后两部份是不可分开的。“各尽所能”在共产主义的而非资本主义的意义之下，是说：劳动如今不是义务，而成为个人的需要了；社会从此用不着任何强制手段了。惟有病人和精神失常的人才拒绝做工。“各尽所能”地工作（意思是说每个人按照自己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能力去工作，无需勉强自己），多得发达的技术，共产社会的人们就足以使社会储备异常丰盛，因此社会能够宽宏大度地供养个人使之“各取所需”，而无需乎那使人愧耻的监督。由此可见，共产主义这个有两方面但不可分离的公式，是以丰饶、平等、全面发展个性，以及高度文化纪律为前提的。 从苏联国家的一切关系来看，是更多接近于落后的资本主义，离共产主义还远得很呢！使人“各取所需”是想也不能想的。正为这个缘故，也不能使其公民“各尽所能”地工作。苏联国家不得不保持计件工资制，这制度的原则可以用这几句话来表示出来：“从每个人取得愈多愈好，偿还他则愈少愈好。”当然，若按照“能力”一词的绝对意义，苏联并没有人工作超出“能力”以上，即超出自己肉体及精神潜力以上。但资本主义底下也是如此。无论最残暴的或最巧妙的剥削方法，都超不出自然所划定的限度。一只骡子在鞭子底下工作，也是“各尽所能”的，但不能由此推论说鞭子是骡子的社会原则。工资劳动制，即使在苏联制度底下也是带有使人屈辱的奴隶制度的标志。“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实际上是牺牲体力劳动，特别是牺牲不熟练劳动，来厚酬“智力”劳动。这制度乃是不公平之源泉，是一方面对于多数人施行压迫和强制，另一方面给予少数人以特权和“幸福生活”。 这宪法的制作者不但不肯坦白承认资产阶级的劳动和分配的规范仍流行于苏联，反而将整个共产主义原则劈成两半，把后半推延到无限的未来，而宣布前半已经实现了，再把资本主义计件工资的规范机械地连结上去，把这整个东西称之为“社会主义原则”，然后在这伪造之上建立起他们的宪法结构！ 在经济方面有最大实际意义的，无疑是其中第十条。与其它大多数条文相反，这条十分明白规定保证公民在家庭经济、消费、舒适设备以及日常生活方面的用品的个人所有权，防止官僚本身来侵犯。除开“家庭经济”之外，这一类所有权，在清除了那与之有关的贪求和妒忌心理以后，在共产主义底下不仅还保存，而且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当然，高等文化的人，是否愿意拖带一大堆奢侈品，这是很可疑的，但他绝不愿放弃所获得的各种舒适。共产主义的第一个任务即是保证一切人的舒适生活。然而，在苏联，个人所有权问题仍然带着小资产阶级色彩而非共产主义色彩。农民以及城市贫民之个人所有物，成为官僚方面惊人的专横行为的对像，下层官僚每每以此手段来保证自己相对的舒适生活。国家渐次繁荣，现在可以停止这种侵犯个人所有权之行为了，甚至推动政府去保护个人积蓄以鼓励劳动生产力之增加。同时──这并非不重要的──以法律保护农民、工人和小职员之小屋、母牛和家具，也使官僚们的城市住屋、乡村别墅、汽车、以及其它一切“属于个人消费和舒适之物品”成为合法的，这些物品是官僚们依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而占有的。官僚们的汽车之受新宪法保护，一定比农民的运货马车更加切实些。 二.苏维埃与民主制 在政治方面，新宪法与旧宪法之差异，就在新宪法从那依照阶级和产业团体之苏维埃选举制，退回到那建立在原子化的全体人民所谓“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法之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简单说一句，这一点乃是从法律上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38]既然没有资本家就没有无产阶级──新宪法的创作者这样说──因之国家本身便从无产阶级的变成全体人民的。这个理论，无论表面上如何好听，不是迟了19年便是早了好多年头了。剥夺了资本家财产之后，无产阶级确实开始取消其成为一个阶级的身份。但从原则上取消到事实上溶解于社会之中，乃是一条很长的道路，而新国家愈是不得不执行资本主义的未完的工作，这道路就愈长远。苏联无产阶级仍旧以阶级身份存在着，明显地与农民，与技术知识分子，与官僚有别，而且是唯一的阶级，其利益使之乐见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这个新宪法在无产阶级尚未在经济上溶解于社会以前好久，便要在政治上消解这个阶级于“国民”之中了。 这些改革家经过了几次踌躇之后，固然仍如以前一样，将国家叫做“苏维埃的”。但这不过是一种粗陋的政治诡计罢了，恰与拿破仑帝国仍称为共和国出于同样的理由。苏维埃在其本质上乃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不能是别的东西。至于民主选举出来的地方自治机关，则是市政府，市议会，地方自治会──你无论叫它什么都可以，但不是苏维埃。建立在民主公式基础之上的全国立法议会乃是来得太迟的议会（或不如说是议会的歪像），但绝不是苏维埃的最高机关。这些改革家企图拿苏维埃制度的历史权威来替自己掩饰，不过表明他们拿来给予国家生活的那种基本上是新的行政机关，不敢以自己本名现身而已。 工农政治权利之平等，本身并不会破坏国家的社会性质，倘若无产阶级对于农村之影响，得到了经济文化一般状况充分保证的话。社会主义一定要朝这方向发展的。但如果无产阶级，虽在全人口中仍占少数，却真的已无需要政治支配地位来保证社会生活之朝向社会主义了，这就是表示国家强制之需要本身已减缩到等于零，而让位于文化纪律了。在此情形之下，选举不平等制之废除须先有国家强制作用的明显减弱。然而关于此点，并没有一字提起，无论是在新宪法上或──这是更重要的──实际生活上。 这新宪法固然“保证”公民在言论、出版、集会及游行上之所谓“自由”，但这类保证，其形式不是沉重的口罩便是手足的镣铐。出版自由便是野蛮的预先检查制度之继续，其锁链操纵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手里，这些书记并没有人选举他们。拜占庭式的谄谀自由，如此自然得到完全“保证”了。同时，列宁无数的论文、演说和书信，连他的“遗嘱”在内，在新宪法之下仍然被埋没着，纯粹因为这些触恼了新的领袖们。这是列宁的情形，其它作者就无须乎说了。以后，对于科学、文学和艺术之粗鲁无知的指挥，仍旧继续着。“集会自由”便是同以前一样，民众中某部份人必须依照官厅命令参加会议，为了通过那准备好的决议案。在新宪法之下，同在旧宪法之下一样，好几百个外国共产党人相信苏维埃保护政治犯的法律而来此求庇的，仍然被禁闭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只因为反对“领袖不会犯错”的教条。关于“自由”方面，什么事情都同旧时一样。连苏联报纸也并不散播任何幻想。恰好相反，宪法新改革之主要目的被宣布为“更加巩固专政”。谁的专政？对于谁的专政？ 我们已经听说过，政治平等之基础，已由阶级矛盾之废除而准备好了。再不是阶级专政，而是“人民”专政了。但是倘若专政之主体已经是消除了阶级矛盾的人民了，那只能表示专政已溶解于社会主义社会之中，而首先就表示取消官僚统治了。马克思学说便是如此教导的。也许它错了罢？但是这宪法的著作者提到列宁起草的党纲，虽然是很小心提到的。这党纲实际的说法是这样：“……剥夺政治权利，以及其它对于自由的限制，只是当作暂时办法时，才是必需的。……随着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渐渐消失了，这种临时办法的必需性也消失了。”可见放弃“剥夺政治权利”，是与废除“其它对于自由的限制”不可分离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到来，不仅由此事实来表明，即农民与工人跻于同等地位及资产阶级出身的少数公民恢复政治权利──而且首先由此事实来表明，即全人口百分之百已享受真正自由了。阶级消灭之后，不仅官僚统治，不仅专政，而且国家本身也消灭了。让某个不谨慎的人，拿这类的话暗示一下罢，格别乌就要在新宪法之内找到适当的理由，将他送到无数的集中营之一去了。阶级消灭了。苏维埃只留一个空名。但官僚统冶还在那儿。工农权利之平等，事实上不过是在官僚面前大家都同样没有权利罢了。 秘密投票之采用，也有不小的意义。假如你相信，新的政治平等是为了符合那业已成就的社会平等，那么就有一个窘恼的问题：为什么必需秘密投票呢？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惧怕谁呢？要防备谁呢？苏联旧宪法认为公开投票，同限制选举权一样，乃是革命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敌人之一种武器。我们不能假定现在秘密投票是为了便利少数反革命份子而采用的。显然，这是保护民权的问题。但社会主义人民，不久以前才推翻了皇帝、贵族和资产阶级，现在还害怕谁呢？那些趋炎附势者对这个问题根本想也不想一下。但这个问题的内容比巴比塞、刘易斯．费歇尔、杜兰第、韦伯之流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的全部著作所包含的还多。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秘密投票意思在于保护被剥削者，以免受剥削者的恐吓。如果资产阶级终于采取这样的改革，那么显然是在群众压迫之下，并仅仅因为资产阶级要保护它的国家能至少局部地免被它自己所腐化，因为它觉得这样对自己有利。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似乎不可能有剥削者的恐吓。究竟必须防止谁侵犯苏维埃公民呢？答案是明显的：防止的对象是官僚。斯大林坦白承认这个。为什么必需秘密投票？，他回答道：“因为我们打算给苏维埃人民以完全的选举自由，他们爱选举谁，就选举谁。”如此，全人类从一个权威方面知道了，今天“苏维埃人民”还不能够爱选举谁就选举谁。若是由此便推论说，新宪法真的要在将来给他们以此种机会，那未免太鲁莽了。不过，我们暂且审查问题的其它方面。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啊，这个对于人民自由投票操有予夺之权的“我们”？这就是斯大林代言代行的那个官僚层。他这暴露真相的话应用于当权政党，同应用于国家一般恰当，因为斯大林自己占据党总书记位置，就靠这样一种制度，就是不容许党员爱选举谁就选举谁的。“我们打算给苏维埃民众以选举自由”，这句话比新旧宪法加起来，都重要得多了，因为这句不谨慎的话里面，存在着真正的苏联宪法，不是写在纸上的，乃是写在各种活生生的力量的斗争上面的。 三.民主制与党 允许给苏联民众以“爱选举谁就选举谁”的自由，这宁可说是诗的词藻而不是政治公式。苏维埃人民只有权利，从中央或地方领袖们借党的招牌所提供给他们的候选人中挑选出他们的“代表者”。固然，在苏维埃制度初期，布尔什维克党也实行一种垄断。但若将这二个现象混为一谈，则是拿外表当作实体了。禁止反对党派存在，这是一种临时办法，是内战、封锁、干涉、饥荒等条件所造成的。当权政党，那时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过着一种充实丰富的党内生活。党内派别组织之斗争，在某种程度代替了党派斗争。现在，社会主义已经得到“最终的和不可逆转的”胜利了，组织派别反而须受集中营或枪毙之处罚。其它党派之禁止，本是一种临时病态，如今竟成为原则了。甚至共产主义青年团也被取消了讨论政治问题之权利，而且就是在新宪法草案公布的时候！还有一层，公民凡年满18岁者，即享有选举权，但1936年以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年龄限制（23岁）现在也完全废除了。如此，不啻宣布：政治是被那不受任何监督的官僚层所垄断的。 美国新闻记者问起在新宪法底下党的作用时，斯大林回答道：“一旦没有阶级，一旦阶级之间的藩篱正在撤除‘没有阶级，阶级（没有的东西！）之间的藩篱正在撤除——托洛茨基注’，于是只剩下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些小阶层之间决不是基本的差异。于是就没有滋养的土壤以培植互相斗争的政党。既然没有几个阶级存在，就不能有几个政党存在，因为一个政党是一个阶级的部份。”这里，每一点都是错误，有些并且是双料的错误！从这话看来，好像阶级是匀一性的，好像阶级间的界限是划分很清楚而且永不变动的，好像一个阶级的意识是严格符合它在社会上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阶级性的学说，如此便被转变为讽刺画了。他们为了行政秩序的利益，而把政治意识之动力摒除于历史过程之外。事实上，阶级不是匀一性的。它为了内部矛盾常致四分五裂，只有经过内部派别，集团和政党互相斗争，才能够达到共同问题之解决。加以若干限制之后，我们可以同意说“一个政党为一个阶级的部份”。但既然一个阶级有好多个“部份”──有些向前看，有些向后看──那么同一个阶级就可以产生几个政党了。根据同一理由，一个政党也可以立足在不同阶级的各部份之上。一个阶级只同一个政党相对应，这在整个政治史上是找不到先例的──除非你将警察眼中的外表现象当作真实。 无产阶级在其社会结构上看来，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比较匀一的阶级。然而，像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这类“小阶层”的存在，已经足够产生机会主义政党，并渐渐转变为资产阶级统治之一种工具了。工人贵族和无产阶级群众间之差异，无论在斯大林主义社会学的观点看来是或决不是“基本的”，当初，因此差异已经造成了我们同社会民主党决裂并创立第三国际的必要了。即使苏联社会“没有阶级”罢，然而这个社会至少比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不匀一得多，复杂得多，因此能够供给适宜的滋养土壤以培植几个政党。斯大林这次不谨慎的漫游到理论园地，证明出来的东西比他想要的多了许多。从他的话，不仅可以推论到苏联之内不能有不同的政党，而且可以推论到一个政党也不能有。因为既然没有阶级，一般说来，政治便无用武之地了。然而，根据这个法则，斯大林却得到一条有利于由他充当总书记的那个政党的“社会学的”结论。 布哈林企图从另一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他说，苏联到何处去的问题──是后退到资本主义呢？还是前进到社会主义呢？──已经不值得讨论了。所以，“不能容许那些已被消灭的敌对阶级的份子去组成政党。”且不说，在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内，拥护资本主义的人，只是一些滑稽可笑的唐．吉诃德先生，绝无能力组织成政党的，目前政治意见之分歧绝不仅是朝向资本主义还是朝向社会主义一个问题所能包括。还有其它的问题：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去，用什么样的步伐等等。路径之选择并不比目的之选择次要。由谁来选择路径呢？若是培植不同政党的滋养土壤真的消失了，那么就没有理由禁止不同政党存在。恰好相反，依照党纲，现在正是取消“一切对于自由的限制”的时候。 斯大林企图消除美国新闻记者应有的怀疑，提出一点新的考虑：“候选人名单不仅由共产党提出，而且由各种非党的社会团体提出。我们有好几百这类团体……。每一小阶层（苏联社会的）都可以有其特殊利益，并从现存无数的社会团体反映出来（表现出来？）”这个诡辩，并不比其它诡辩高明些。苏联“社会”团体——工会、合作社、文化团体等一一丝毫也不代表各种不同的“小阶层”利益，因为它们都有同一样的等级结构。即使是表面上代表群众的团体，譬如工会和合作社，其中主动的角色也是完全由上层特权份子之代表人担任。最后的决定者还是“党”——换一句话说，还是官僚层。宪法仅仅指点选民从邦休斯那里去到彼拉多那里罢了。[39] 这个把戏完全精确地写在宪法的条文上面。第126条，在政制方面说来，乃是宪法的轴心。这条“保证”男女公民有组成工会、合作社、青年、体育、国防、文化、技术和科学等团体内之“权利”。至于政党──即权力之集中——那绝不是权利问题，而是少数人的特权。“……工人阶级及其它劳动群众中最积极的和最有自觉的（即上峰认为如此的——托洛茨基注）公民结合为共产党，……这是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组织之指导的核心。”这句写到宪法上、坦白得使人惊讶的话，揭破了这类“社会团体”的政治作用之全部虚构性——这些“团体”不过是官僚企业之分店罢了。 但如果没有政党间的斗争，也许这里一政党内部的派别能够参加这个民主选举罢。对于法国新闻记者询问当权政党的派别情形，莫洛托夫回答道：“党内……从前有人企图创立特殊的派别，……但这方面的状况根本改变，已有好几年了，共产党现在是团结一致的。”这点最好是拿不断的清党和集中营来证明。经过莫洛托夫解释之后，民主制的机构就完全明了了。“十月革命还留下什么呢，”维多绥奇[40]问道：“倘若一个工人敢于提出一个要求或表示一点批评意见都要坐牢的话？呵，这样之后，你就能够设立秘密投票箱了，要设多少就多少！”真的，连希特勒也未曾侵犯秘密投票箱的。 这些改革家硬把关于阶级关系和政党关系的学理论据牵扯进来。这不是社会学问题，乃是物质利害问题。在苏联享有垄断权的当权政党，是官僚层的政治机器，官僚层实际上有些东西可以失去，而不可能得到更多。它要保持这“滋养的土壤”只供一己之用。 在革命火山喷出的熔岩尚未冷却的国家内，占有特权的人将要为特权所烧灼，好像偷来的金表烧灼业余的贼子一样。苏联统治层学会了害怕群众，怕得完全像资产阶级一样。斯大林借助共产国际，为上层份子那渐渐增加的特权作一种“理论上的”辩护，又借助于集中营来保护苏联贵族免受民众的不满威胁。为使这架机器能够维持运行起见，斯大林不得不有时站在“民众”方面来反对官僚——自然是得到官僚默许的。他认为采取秘密投票箱是很有用的，至少可以肃清国家机关中那蚕食此机关的腐化。 早在1928年，赖可夫斯基论及当时揭露出来的几件官僚集体犯罪案件时候说道：“在这丑事泛滥之中，最具特色的和最危险的事情乃是群众之消极，共产党群众更甚于党外群众。……由于害怕当权的人，或者简单地由于对政治冷淡，他们看见这类案件，毫不抗议，或只限于埋怨数声而已。”自从那时以后又过去八年了，情形变得比那时更糟得多了。政治机构的腐败，一步步显露出来，开始危及国家的存在本身──国家现在再不是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工具了，而是统治层权力、收入和特权之一种源泉。斯大林不得不透露一点关于宪法改革的这个动机。“我们有不少机关，”他告诉罗依．霍华德说：“工作得很不好……。在苏联，秘密投票制将是一根在群众手里的鞭子，用以打击不良工作的政权机关。”不平常的自白！官僚已经靠自己的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了，现在反而觉得需要一根鞭子！这便是宪法改革的动机之一。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动机。 废除了苏维埃以后，新宪法就将工人溶解于一般人民群众当中。在政治上说，固然，苏维埃早已失去其意义了。但是随着新社会矛盾之增长和新一代之觉醒，苏维埃还有可能复活起来。尤其可怕的自然是新一辈的要求甚高的共产主义青年越来越多地参与城市苏维埃。在城市里，奢侈和贫乏之对比太过明显了。苏联贵族第一件关心的事，乃是踢走工人和红军的苏维埃。至于分散的农村人民之不满，是容易对付得多的。那些集体农民，甚至可以相当成功地利用来反对城市工人。官僚的反动同农村联合来与城市相斗争，这本不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凡是在新宪法中有原则性意义的而且确实超出资产阶级国家最民主的宪法以上的，只是对十月革命之基本文件的打了折扣的原意改写。凡是有关于经济胜利品之估量的，都拿虚假的前途和夸张来歪曲实在情况；凡是有关于自由和民主的，又都全部渗透了篡夺和犬儒主义的精神。 新宪法是从社会主义原则向资本主义原则的倒退一大步，是按照统治集团的身材来裁制的。它所走的历史道路，恰如为加入国际联盟而放弃了世界革命，恰如恢复资产阶级家庭、以常备军代替民兵、恢复等级制和勋章制，以及不平等之增长一样。新宪法以法律手段巩固了“超阶级”的官僚层的专制主义，因此为新的有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政治前提。 [38]译注：在苏维埃民主时代，工人代表在苏维埃议席所占的比例稍高于农民，而不是奉行绝对的一人一票选举制。 [39]邦休斯·彼拉多（PontiusPilate）是罗马派在犹地亚的总督。据新约故事，是他判处耶稣钉十字架的。邦休斯是名，彼拉多是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新宪法并没有改变选民的地位。 [40]VictorSerge(1890-1947)，比利时俄国侨民之子，早年为无政府主义者，1919年抵达俄国，活跃于共产国际。1923年起参加左派反对派，1933年被捕流放，经国际声援运动后，于1936年被逐出苏联，1940年流亡到墨西哥。
第九章苏联国内社会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九章苏联国内社会关系 一国家资本主义吗？ 二官僚层是不是统治阶级？ 三苏联的性质尚未为历史所决定 在工业方面，生产工具差不多全部是国有的。在农业方面，生产工具绝对属于国有的，只是占全部耕地不超过10%强的国家农庄。至于集体农庄，合作社或集体拥有的营业，则是或多或少的合国有与私有于一道的。土地虽然在法律上属于国家，但现在已经交付给集体农场“永久”使用，这与集体私有并没有什么不同。拖拉机和复杂的机器属于国家；但小的设备则属于集体农场。此外每个集体农民，都经营着个人的农作，最后还有10%以上的农民，仍然是个体的农民。 按照1934年的人口调查，全部人口中的28.1%，是国家企业和国家机关的工人和雇员。产业工人和建筑工人，不包含他们的家人，在1935年，达到七百五十万人。集体农场和合作社营业者，在人口调查的当时，占全部人口45.9%。大学生、红军兵士、领受退休金者以及其它直接依靠于国家的份子，占人口3.4%。总共算起来，全人口的74%属于“社会主义部份”，而全国基本资本中的95.8%，摊在这74%的人口上。个体的农民和手艺工人在1934年，还占全人口22.5%，可是在全国资本中，他们只占有4%强！ 自从1934年以后，便没有进行过人口调查，下一次的调查，要在1937年。可是在最近两年当中，私人企业部份当然要更加缩小而有利于“社会主义部份”的。按照官方经济学家的估计，现在个体的农民和手艺工人，约占全人口10%，这就是说约为一千七百万人。他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更远低于他们的数量。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安德来也夫，于1936年4月宣布：“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生产的比重，在1936年应该达到98.5%。这即是说，属于非社会主义的部份，仅仅是1.5%这么小。”这个乐观的数字，乍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社会主义已经“最后与不可逆转的”胜利了。但是一个人若不能在数字的后面看出社会的真实，那真是太可怜了！ 数字的本身，就带着一些夸张，例如集体农场旁边那些私人小块土地，都算做“社会主义”部份。可是这还不是问题的中心。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在统计数字上之巨大与无可争辩的优越，虽然对于将来是很重要的，可是它并没有消除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在“社会主义”部份中资产阶级倾向的力量的问题，不仅在农业当中而且在工业当中。现在已经达到的物质水平，固然足以唤起所有人的需要的增加，但是还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经济进展的动力，还包含着唤起小资产阶级的贪欲：不仅在农民与“智力”劳动的代表者当中，而且在无产阶级的上层当中。若把个体的小农和集体农民，把私人手艺和国家工业作一个简单的对比，那一点也看不出这种贪欲之可怕，可是这种贪欲却浸透了国家的全部经济，一般的说来，它在下面这种事实中表现出来：即每个人都希望他给予社会的要尽可能的少，而取于社会的要尽可能的多。 现在苏联在解决侵吞公款与浪费公款的问题上所花去的精力和智力，较之花在真正具有意义的社会主义建设上并不较少。这也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极度低下之一部份原因。一方面，国家自身不断地与这些离心的分子运动斗争；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自身却成为合法的与非法个人积累的蓄水池。在新的法律形态掩盖之下，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自然不容易以统计的数字来决定。但是他们在经济生活中占实际的优势，首先就由“社会主义的”官僚制度本身所证明：官僚制度是明显的内心矛盾，是社会变态之丑恶的继续生长，而官僚制度又反过来成了社会上毒瘤的生长之根源。 新宪法——我们以后会说到，它完全是建立在把官僚与国家混同起来，把国家与人民混同起来的基础之上的──里面说：“国家的财产－即是全体人民的所有物”。这种混同，乃是官方学说的根本的诡辩。一点不错，一般马克思主义者，自马克思自己开始，谈到工人国家的时候，常把国有财产、国民财产、社会主义财产这几个名词视为同义语的。在一个广大的历史范围上说，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毛病。不过当适用到一个新的社会之初期发展和尚未得到保证的发展阶段之时，尤其是适用到一个孤立的而经济上落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之后的国家之时，那么这种用语，就要变成巨大错误和公然欺骗的源泉了。 私有财产要变成社会的财产，必不可免的要经过国有的阶段，如同幼虫要变成蝴蝶，必须经过蛹的阶段一样。但是蛹并不是蝴蝶。无数的蛹，在没有变成蝴蝶以前就死了。国有财产要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只有在社会特权和社会分化消灭之时，因之也是国家已无必要之时。换言之，国有财产之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财产，是与它渐渐失去国有财产的程度为比例的。反之也是一样：苏维埃国家若是愈高踞在人民之上，若是它愈猛烈的把它自己当作财产的保护人而把人民当作财产的浪费者，那就愈明显的证明这种国有财产不是社会主义的性质的。 说到城市与乡村仍然有差异，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仍然有分别之时，官方的报纸承认说：“我们离完全废除阶级的境地还远得很”。这种纯学院式的承认，有一种好处，它能使官僚们在好听的“智力”劳动的名义之下，遮掩他们的收入。苏联的“友人们”──他们是爱柏拉图胜于爱真理的──也只限于作一种学院式的承认：即苏联现在还保有过去不平等的残余。其实，这些常被归罪的“残余”，是完全不能解释苏联现实的。假使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在某些方面已经减轻了的话，那么在别的方面则是大大的加深了，这是由于城市和城市文化（城市的少数人的安乐）都有非常迅速的发展之故。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之间的社会距离──虽然有从下层来的人来填补科学的干部──近年以来，并没有减低反而增大了。千年以来的等级障碍，在各方面还限制着每个人的生活──有文雅的城市人和粗野的农民，有科学家的奇才日常的劳工──这种从过去保留下来的差异，不仅没有稍微减轻一点，反而相当多量的重新产生出来，并且还带着日甚一日的难以消除的性质。 那有名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说明苏联社会的性质，较之斯大林所想说明的坦白得多了。干部的意思，在本质上就是统治与命令的机关。崇拜“干部”，首先就是表示崇拜官僚、官吏和一种技术贵族。在充份使用干部和发展干部的事情上，如同在其它事情上一样，苏联还不得不去解决那些先进的资产阶级在他们的本国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但因苏联的干部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起来的，他们便要求一种对神一般的尊敬和不断增高的薪俸。“社会主义的”干部的发展，便是这样与资产阶级不平等的复生相伴着。 若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观点上看来，则元帅与女仆之间，托拉斯经理与苦力之间，人民委员的儿子与无家可归的儿童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前者占有堂皇的住室，在乡间还享有几处避暑的别墅，有最好的汽车供他们使用，并且他们早已忘记了怎样擦亮他们自己的皮鞋。后者则挤住在常常没有分隔的木棚里，过着半饥饿的生活。他们不擦自己的鞋，只因为是赤脚走路。这种差别，在官僚看来，是不值得注意的。可是在苦力看来，却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肤浅的“理论家们”，自然能够解嘲说：财富的分配，同财富的生产比起来，乃是次要的因素。可是交互作用的辩证法，在这里具有全部的效力。国有的生产工具之命运，最后要看上述那些个人生活上的差别究竟向那一方面发展而定。假如一只船宣布为集体财产，但是乘客还继续分成头等二等三等的话，那么很明显的，在三等乘客看来，生活条件的差异，较之所有权上法律的变更，要无限重要得多了。反之，喝着咖啡和含着雪茄的头等乘客则要认为集体财产乃是一切，一间很舒适的舱房则无足轻重。从这上面生长出来的冲突，就很能够打破这种不稳固的集体。 苏联的报纸，对于莫斯科动物园里一个小孩子答复记者的话，感到十分满意：记者的问题是“这只象是谁的呢？”答复是“国家的”；于是报纸就做出推论：“那就是表示有极小的一部份也是我的”。可是假使把象实际的分配起来，则贵重的象牙，会落入少数特权者之手，少数的人会吃到象的大腿，多数则只能吃到蹄子和脏腑。至于什么也分不到的儿童，便绝不会把国有财产和他们自己的财产混为一谈了。说到流浪儿，那只有把国家的东西偷到他们自己手中之时，才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动物园里这个小“社会主义者”，也许是一位高级官吏的儿子，这种官吏已经惯于从“国家即朕”的公式中做出许多推论来。 假如我把社会主义的关系，翻译成市场的语言来解说的话，我们可以把公民看作拥有国家财富的公司的股东。假使说财产属于全体人民，那就是表示“股票”的分配是平等的，因之“股东”分取红利的权限也是一样的。可是公民们之参加国家企业，不仅是以“股东”的资格，而且也是以生产者的资格。在低级共产主义时期，即我们同意把它叫做社会主义的阶段，劳动的支付还是要遵照资产阶级的规准，这就是说还要根据技巧与强度等。这样，在理论上，每个公民的收入，要包含两个部份A+B，即红利十工资。若技术愈高而工业组织愈完全，则A所占的份额便较B所占的就愈大，而生活水平之受个人劳动差异的影响者也就愈小。现在苏联国内工资的差异，不仅不较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小些，反而更大些，从这事实就必定可以推论：苏联公民所持有的股票，并不是平等分配的，而在各人收入上，红利一如工资，也是不平等的。不熟练的工人，只能得到B；这种最小的工资，他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在资本主义的企业里也可以得到的。而史塔罕诺夫份子或官僚则得到2A+B。或者3A+B等，这里的B又可以变为2B，3B等。换言之，收入的差异，不仅决定于个人生产量之不同，而且还决定于暗中侵吞他人劳动生产品之多少。特权的少数股东，是以无权的大多数为牺牲而生活的。 假使你们以为苏联的不熟练工人所得，较之在一个同样技术水平与文化水平下之资本主义的企业中为多的话──这就是说他仍然是一个小股东──那么你就必须认为他的工资等于A+B。而那些较高范畴的工资，就要以下面这样的公式来表明：3A+2B，lOA+l5B，诸如此类。这就是表示不熟练的工人只有一股，史塔罕诺夫份子有三股，专家则有十股。而且他们的真正工资，乃是1：2：15。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些对神圣的社会主义财产唱的赞美歌，只有使经理和史塔罕诺夫份子相信，至于下层工人和集体农民，是不大相信的。可是下层工人是社会上绝对大多数。社会主义所关心的，乃是他们，而不是新的贵族。 《真理报》说：“我们国家的工人，不是工钱奴隶，不是所谓劳动力商品之出卖者，他是一个自由的工人。”在现在这个阶段，这种甜言蜜语的公式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夸夸其谈。工厂转到国家手中，仅仅在法律上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实际上工人还不得不在贫乏中生活，做一定钟头工作以求得一定的工资。从前工人对于党和工会所抱的希望，在革命以后，便转到他自己所创造的国家身上。但是这种工具的有用的功能，却被技术与文化的水平所限制了。为了提高这种水平，新的国家已恢复了旧的压迫的方法，压在工人的筋肉与神经之上。一队奴隶的鞭策者已经成长起来。工业的管理已经变成极度官僚的性质。工人们对于工厂的管理，已经失去了一切的影响力。由于计件工资的施行，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不能自由迁移，以及警察的压迫深入于每个工厂生活当中，实在很难教工人觉得他是一个“自由的工人”。他只能在官僚当中看到他的经理，而国家则是他的雇主。自由劳动与官僚主义的国家是不能并存的。 上面所说的话，稍微改变一下，也可适用于乡村。按照官方的理论，集体农场的财产，乃是社会主义财产一种特殊的形式，《真理报》写道：集体农场“在本质上已经与国有企业属同一种类，因之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即刻又加上一句说：农业中社会主义发展的保证，要以“布尔什维克党管理集体农庄”为条件。这就是告诉我们，从经济问题转到政治问题。这在本质上表示社会主义的关系，还没有在实际的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实现出来，而只是存在于那些当权者仁慈的心中而已。工人们最好严格注意那个心。其实集体农庄还居于个人经济与国家经济的半路上；庄员经营的自留地或个人经济之迅速发达，大大的帮助了小资产阶级倾向。 虽然个人耕种的土地，总共只有四百万公顷，比起集体农庄所耕种的土地一亿零八百万公顷来，只占全耕地4%，但是由于努力耕种，特别是把它当作菜园耕种，它竟供给了农民家庭以最重要的消费品。多数的牛、羊、猪，是集体农民的财产，而不是集体农庄的财产。农民们常常把他们的辅助性的农田，转变为主要的农田，让那种无利可获的集体农场居于次位。另一方面，那些能对工作日支付较高工资的集体农庄，便升到一种较高的社会水平，并且形成一种富裕的农民。集体农庄中离心力的倾向，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日益加强。无论如何，集体农庄所成就的，只是改变乡村中经济关系的法律形式，特别是分配收入的方法，但是对于旧的小屋、菜园、家农的杂役，总之整个烦重的农民劳动，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对于国家，在很大的程度以内，还保留着过去的对于国家的态度。因为国家现在虽然不为地主或资产阶级而服务，但是它为了城市的利益从乡村中取去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它还保有过多的贪婪的官僚。 预定在1937年元月6日举行的人口调查，官方已画出表格，把全部人口分成下列这些范畴：工人、店员、集体农民、个体农民、个体手艺人、自由职业者、教士、其它非劳动的份子。按照官方的批注，这个表格之所以没有列入其它的社会份子，只是因为现在苏联已经没有阶级。实际上这个表格，直接的用意是要遮盖特权的上层和被剥夺的下层的。苏联社会之真正区分，是应该并且很容易藉助于一个诚实的人口调查而表现出来的，这种区分应该是这样：官僚们的上层、专家等，他们过着资产阶级式的生活；中间与较低阶层的官僚，他们过着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工人贵族与集体农庄贵族，生活水平同上；接着是中间层的工人大众，集体农民的中间层；个体农民与手艺工人；再下去是下层工人与下层农民以至流氓无产者；最后是流浪儿、娼妓等。 新宪法宣称：“废除人对人的剥削”，在苏联已经达到了。这显然没有说真话。新的社会分化，已经为人剥削人中之最野蛮的形态，创造了复活的条件，即把人买做奴隶为个人服役。在人口调查新表格当中，个人的仆役，根本就没有提到。很显然的，他们都被放在总的“工人”当中去了。可是这里是有许多问题的：社会主义的公民有没有仆人呢，仆人有多少呢（如女仆、厨子、乳母、保姆、汽车夫等）？他是否有一架汽车供自己私人之用呢？他一个人占有多少房间呢？等等。在人口调查的表格当中，竟没有一个字提到各种收入的水平！倘使“剥削他人劳动者无政治权利”这条法则此时恢复效力的话，便要出人意外的发现：统治集团的精华要被排出苏维埃宪法权利以外。幸而他们已经为主人与仆人，建立了“完全平等”的权利了！两个相反的倾向，现在正从苏联制度的深处发展起来。与腐朽的资本主义相反，苏联正在发展生产力，从这方面看来，它是在准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它为了上层的利益，正在把资产阶级的分配规准加紧实行到极度，它又在准备资本主义的复辟。这种财产形式与分配规准之间的矛盾，是不能无限期的发展下去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规准用这种或那种形式伸展到生产资料上面来，或者是分配规准改变，去适应社会主义的财产制度。 官僚们非常害怕这两种选择的暴露。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在报纸上、在演说上、在统计上、在文学家的小说中、在诗人的诗句上，最后在新宪法的条文上──他们都小心地把城市中与乡村中真实的社会关系隐藏起来，而以社会主义字典中的抽象名词来搪塞。这就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之所以那样的无生气、庸碌与虚伪的原因。 一国家资本主义吗？ 我们对于不熟习的现象，常常在熟习的名词之中找到解救。有人试图把苏联制度之谜隐藏起来，而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有一层好处，即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国家资本主义”的名词，原是指那些资产阶级的国家，直接管理交通工具或其它工业企业的。其所以需要这种方法，乃是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表征之一，它使资本主义在实际上走到一部份的自我否定。但是这衰老的制度，连同它自我否定的因素，还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而继续存在的。 从理论上说来，固然可以想象整个资产阶级能建立一个股份公司，这公司藉国家的力量，来管理整个国民经济。这种制度的经济的规律，并不显得怎么神秘。我们都知道，一个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并不是在他自己企业中作工的工人直接产生出来的那部份的剩余价值，而是全国所创造的总剩余价值之一部份，即按照他投资总数的比例所得的一部份。若是在一个完整的“国家资本主义”之下，这种平均利润的规律，便不必走迂回的道路——即各种资本之间的竞争──而实现，而是直接由国家的簿记算出来。可是这样一种制度，从前还没有存在过，并且因为各财主相互间具有很深的矛盾，它也永远不会存在的，尤其因为如此，国家便带有资本主义财产之普遍贮藏所的性质，而变成社会革命之太惹眼的目标。 在战争当中，特别是在法西斯经济的试验当中，“国家资本主义”的名词，最通常的被人了解做一种国家干涉，和国家管制的制度。法国人对于这种制度，使用一个更适当的名词──即国家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无疑的是有许多连接之点的，不过若拿二者当作制度来说，那与其说二者是相同的，毋宁说是相反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要以国家财产代替私人财产，正因为如此它始终是局部性的。而国家主义则不管它在什么地方──在意大利有墨索里尼，在德国有希特勒，在美国有罗斯福，在法国有莱翁勃伦[37]——都只是表示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一种国家的干涉，其目的正是保护私有财产。不管政府的纲领是什么样，国家主义必不可免的要使腐朽制度的一切灾害，从强者的肩上转到弱者的肩上。它之所以要“拯救”小有产者免于全部灭亡，只是因为小有产者的存在，在一定限度内对于保存大的财产是必须的。国家主义的一些计划的方法，并不是出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而是立意要牺牲生产力来保存私有财产的（生产力已经起来反抗私有财产）。国家主义，意思就是要在技术的发展上安上制动机，支持了无生气的企业，使寄生的社会阶层永存不替。总之，国家主义是完全反动的性质。 墨索里尼于1934年5月26日说：“意大利的经济，工业的与农业的，有四分之三握在国家的手中”。这话不能照字面了解。法西斯国家，并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不过是财主之间的一种仲裁人而已。这两件事是不同的。关于这个问题，意大利《人民报》说：“法团主义的国家（corporativestate），只指导和统一经济，并不营办经济，国家若实行生产上的垄断，就变成集产主义了。”（1936年6月11日）法西斯官僚，对于农民和一般私有主，完全采取一种威吓人的主子态度，而在资本巨头之前，便采取首席全权代表的态度。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费罗西（Feroci）说得很对：“法团主义的国家，只是垄断资本的推销员而已。……墨索里尼把一切企业的全部危险都放在国家的肩上，而让工业家坐收剥削的利润。”希特勒在这上面，是跟着墨索里尼走的。计划原则的限度，以及它的实际内容，是由法西斯国家的阶级性质决定的。它不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增加人类的能力去克服自然，而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来剥削全社会。墨索里尼吹牛说：“假使我想在意大利建立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话──这在实际上并没有实现──那我今天已经有了一切必需的与足够的客观条件了。”可是还缺少一个条件：即没收资本家阶级的财产。要实现这个条件，法西斯就要走到敌对的阵营去。借用墨索里尼那种急忙保证的话：这事情“在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并且当然永不会实现的。要没收资本家阶级的财产，必定要有别的力量、别的干部和别的领袖。 历史上第一次把生产资料集中于国家之手，是由无产阶级用社会革命的方法来达到的，而不是由资产阶级用国家托拉斯化的方法来完成的。我们这一点简短的分析，已经足以表明那些把资产阶级的国家主义和苏维埃制度混同起来的企图是如何的荒谬了。前者是反动的，后者是进步的。 二官僚层是不是统治阶级？ 各种阶级，要由它们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所占的地位来区分，并且首先要由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决定。在文明社会，财产关系由法律所确认。土地的国有，工业生产工具及运输与交换工具之国有，加上对外贸易的垄断，构成苏联社会结构的基础。根据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关系，说苏联的性质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这在我们看来，是基本上确定的。 苏联官僚，在它的仲裁与调整的作用上，在它关心于保存社会阶层上，以及在它为个人的目的而利用国家机关上，它与任何其它官僚都是同样的，特别是和法西斯官僚一样。它又有很大的不同的性质。在任何其它制度之下，官僚还没有像在苏联那样达到脱离当权的阶级而独立的程度。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官僚是代表有财产又有教化的阶级之利益，这个阶级手中握有无数的日常监督的工具，可以随时监督官僚所处理的一切。可是苏维埃官僚，已经高踞在一个阶级之上，这个阶级刚刚才从贫乏和黑暗之中走出来，而且没有统治或指挥的传统。当法西斯当权的时候，他们是与大资产阶级在共同利益上、友谊上、婚姻上紧相联系起来的，可是苏维埃官僚固然采取资产阶级的习惯，但它的身旁并没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这意义上说，我们又不能否认：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官僚。在苏联社会中，它是实实在在的唯一的享有特权的与发号施令的阶层。 还有另一种不同，其重要也不减于前一种。苏维埃官僚已经剥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其目的是要用它自己的方法去保障社会的胜利品。但是它既在一个主要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的国家里把政治权力都夺在它自己手中，这事实就创造了官僚与全国财富之间一种新的、前所未闻的关系。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国家可以说是“属于”官僚。假使这些尚属全新的关系固定下来，假使这已变成规范并且合法化了，那么不管有没有工人的抗拒，长久下去，它总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所获得的一切社会胜利品完全消灭的。可是现在来说这种事，至少也嫌太早。无产阶级还没有说出他的最后一句话。官僚也还没有为他们的统治造成特殊财产形态的社会支柱。他们被迫保障国有财产，看作他们的权力与收入之来源。他们的活动，在这方面说来，仍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武器。 有人企图把苏联官僚叫作一种“国家资产阶级”，这显然是经不起一驳的。官僚们既没有股票，也没有债券。官僚的任用、补充和更新，都是用行政的等级的形式来进行的，并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财产关系。个别的官僚并不能把他剥削国家机关的权利传给他的儿孙。官僚们享受他们的特权，是在滥用权力之下进行的。他们隐瞒他们的收入；假装绝未曾作为一种社会集团而存在过。他们把国民收入中的一大部份窃为私有，只带有社会寄生虫的性质。所有这一切，使得苏联支配阶层的地位成为非常矛盾的、暧昧的和尴尬的，虽然他们具有完全的权力，并且还有谄谀的烟幕来遮掩他们。 资产阶级社会，在其历史进程中，曾经撤换了许多种政治制度和官僚集团，却不用改变其社会基础。由于它的生产方法之优越，它始终能存在，而没有被封建与行会关系之复辟所推翻。国家政权能够或者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合作，或者制止这个发展。可是一般说来，建立在私有财产与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生产力，一直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与此相反，从社会主义革命产生出来的财产关系，与新的国家紧相联系而不可分离，并以新国家为贮藏所。社会主义倾向要胜过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并不能由经济的自动发展来保证（我们离这种境地还远得很），而是要由专政所采取的政治手段来保证。因此整个经济的性质，要依靠国家权力的性质来决定。 如果苏联政制的一例台，那就必不可免的要引起计划经济的倒台，因之也就引起国有财产之废除。而托拉斯之间及其属下工厂之强制的联系，也就要消失。那些成就较大的企业，就要走上独立的道路。它们会一变而为股份公司，或者采取某种过渡的财产形式──其中之一，例如，教工人也能参加分取公司的利润。集体农庄也要同时解体，而且更容易得多。现在的官僚专政之倒台，如果不是由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来代替的话，那一定是回转到资本主义的关系，同时又是工业与文化之悲惨的衰落。 但是如果说，为保存并发展计划经济，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仍然是绝对的需要，那么下述问题是顶顶重要了，即是：现在的苏联政府是依靠在谁的身上呢？它的政策之社会主义性质有多大保证呢？1922年3月第十一次党大会上，列宁（实际上就是对党告别）向领导层说了这些话：“历史知道一切种类的变节。什么信念、忠贞以及其它最好的精神质量──这些在政治上是不十分可靠的。”存在决定意识。在最近15年当中，政府改变它的社会成份，甚至较之改变它的意识还更厉害些。因为在苏维埃社会一切阶层之中惟有官僚层最完满的解决了自己的社会问题，并且完全满意于现存的状况，所以它对它的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不能作出什么主观的保证了。它之继续保持国有财产，只因为它害怕无产阶级。这种有救济效能的害怕，是非法政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所培养和支持的，这派是最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的代表，反抗那热月反动的官僚业已完全浸透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官僚已经以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的资格背叛了革命。但是一个胜利的革命，幸而不仅是一个纲领和一面旗帜，也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社会关系的体系。仅仅背叛革命是不够的。还得推翻革命才行。十月革命已经被统治层所背叛了，但是还没有被他们推翻。十月革命有一种伟大的抵抗力，符合于已造就的财产关系、无产阶级活的力量、最优秀的份子的自觉、世界资本主义之走到死路、以及世界革命之不可避免。 三苏联的性质尚未为历史所决定 为了更明白的了解现在苏联的性质，且让我们对它的前途作两种不同的假定。我们首先假定苏联的官僚制度，被一个革命政党所推翻，这政党具有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切特性，而且增加了近期的世界经验。这样一个政党，首先就要恢复工会中和苏维埃中的民主制。它能够而且一定要恢复苏维埃各党各派的自由。它要与群众一起并且领导群众，对国家机关举行一次无情的清洗。它要废除各种等级和勋章，废除一切种类的特权，并且要限制劳动支付上的不平等，使它只限于经济上和国家机关上绝对必要的程度。它要让青年们有充分机会独立思想，有充分机会学习、批评和成长。它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举行重大的改革，要使这种分配符合于工农大众的利益和愿望。但是关于财产关系，新的政权便用不着采用革命的方法了。它要保持并且发展计划经济的实验。在这种政治革命以后即在打倒官僚统治，无产阶级自然要在经济上实行许多重要的改良，但这并不是另一次社会革命。 现在来说第二个假定：假使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打倒了苏联的统治层，那它就会在现在的官僚、行政长官、技术专家、经理、党部书记以及一般特权的上层当中，找到大批现成仆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也还需要把国家机关清除一下。但是资产阶级的复辟，较之革命政党所要清除的人，大概要少得多。这时新政权的主要任务，便是在生产资料上恢复私有财产。首先它要创造许多条件，使强有力的私人农场主从微弱的集体农场中发展出来，并且使强健的集体农场转变为资产阶级型的生产合作社──即转变为农业的股份公司。在工业方面，取消国有会从轻工业以及生产食物的企业开始。计划的原则在过渡的时期，要变为国家政权与个别“公司”之间的许多妥协办法，而这些公司就是这些工业的潜在的所有主由国有工业的首长、流亡外国的以前的业主以及外国的资本家组成。可是新的政制在财产形式和工业经营方法上所做的，将不是改良，而是社会革命。 现在让我们来做第三种假定：即既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也不是一个反革命的政党，将来取得政权。官僚们仍继续统治着国家。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关系也不会凝固不动的。我们绝不能希望官僚会为社会主义的平等而和平的和自愿的牺牲自己。既然现时官僚可以不顾那些太显明的不便之处而实行等级和勋章制度，那么在将来的阶段上，他们就必然会在财产关系上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有人也许会说，大官僚一点也不注意目前的财产形式是什么，只要它能保证他得到必需的收入就行了。这种论断，不仅忽视了官僚自身的权利现在尚不稳定，而且忽视了他们的儿孙的问题。新起的家庭崇拜，不是从云端降下来的。特权若不能传给自己的儿孙，那只有一半价值。而遗产权又是与财产权不可分离的。所以仅仅做一个托拉斯的经理还是不够的，必须做一个股票持有者才行。如果官僚在这紧要的方面得到了胜利，那就是表示他们变成一个新的占有阶级了。反之，如果无产阶级战胜了官僚，那就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复兴。因此，这个第三种假定，又使他们回转到前二种假定来。为了简单明了起见，我们起初只提出这二种假定。 若将苏维埃制度确定为过渡的或中间的制度，那就是表示抛弃那些既成的社会范畴，如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内）和社会主义。这样的说法，除了本身极不充分以外，还会发生错误的观念，以为现在苏联的制度只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能性。其实它向后倒退到资本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要下一个更完备的定义，那必然是一个复杂和麻烦的定义。 苏联乃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一个矛盾的社会。在这社会里，第一，生产力还太低，不能给国有财产以社会主义的性质；第二，由贫乏造成的原始积累倾向，经过计划经济的无数孔隙而泄漏出来；第三，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规准，是新的社会分化的基础；第四，经济的发展，一面缓慢的改善了劳动者的地位，一而却推进了特权阶层之迅速的形成；第五，一个官僚集团，利用社会的冲突，已经把它自己转变为一种不受监督的等级而与社会主义不兼容；第六，被统治党所背叛的社会革命，仍然存在于财产关系上和劳动群众的意识上；第七，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其继续的发展，可以向前走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后退到资本主义；第八，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须打破工人的抵抗才行；第九，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必须打倒官僚统治才行。最后分析起来，问题要决定于国内和国际舞台上活的社会势力的斗争。 教条主义者无疑的会不满意这种有条件的定义。他们宁愿要无条件的公式：是──是，否——否。假使社会现象永是一种已完成的性质，那社会学的问题，的确要简单多了。可是为了逻辑的完整去丢开事实中的某些因素，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事了，这些因素今天是违反你的图式，明天就可以完全推翻你的图式。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首先就避免了歪曲那些动的社会构成，如果这些构成是没有前例和同类的。科学的任务如同政治的任务一样，不是对于一种未完成的进程，下一个完成的定义，而是随着它的每个阶段，把它进步的倾向和反动的倾向分别出来，暴露它们的相互关系，预见它的各种可能的发展形态，并且在这种预见当中，找一个行动的基础。 [37]Leon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三十年代的领袖，1936年成为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的总理。
第八章外交政策与军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八章外交政策与军队 一从“世界革命”到维持现状 二国际联盟与共产国际 三红军及其种种理论 四民兵的废除与军阶的恢复 五倘若战争发生时苏联将如何？ 一从“世界革命”到维持现状 外交政策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国内政策之延续，因为二者皆由同一统治阶级所执行，并追求同一历史目的。苏联统治阶层之堕落，必然会伴随着相应的在外交目标和方法上的变更。1924年秋首次宣布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就已经意味着苏维埃外交政策要脱离世界革命纲领的限制。可是，官僚们并不想就此与共产国际脱离关系。因为如果那样做，就会把后者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反对组织，使苏联国内的力量对比产生不利于他们的影响。相反地，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愈少保持以前的国际主义，则统治集团愈有必要紧紧地把共产国际的舵握在手中。此时共产国际在原有的名义下替新的目的服务了，而既有新目标，自然就需要新人手。从1923年秋季开始，共产国际的历史就是它在莫斯科总部及各个支部的工作人员完全变动的历史，其所使用的方法是“宫廷政变”、自上而下的洗清，以及开除等等。现在，共产国际已经是替苏维埃外交政策服务的完全驯服的工具，任何时候都可以任其使唤。 官僚不仅与过去决裂，而且也丧失了从过去历史中汲取教训的能力。而这些主要的教训之一就是：如果没有国际的、特别是欧洲的无产阶级的直接帮助，如果没有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则苏维埃政权那时甚至不能维持十二个月之久。奥德军队之所以没有将对苏俄的军事进攻进行到底，正是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背后有革命呼吸的暖气。在大半年之内，德国和奥匈帝国发生的几次暴动就使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变成了废纸。1919年4月，法国水兵在黑海的暴动，迫使第三共和国的政府宣布放弃在南俄的军事行动。英国政府在1919年9月从北俄撤退远征队，正是因为直接感受到来自其本国工人的压力。自1920年红军从华沙撤退以后，正是因为欧洲有一股强大的革命抗议浪潮，才阻止了协约国的军队帮助波兰摧毁苏维埃国家。1923年寇松[29]爵士向莫斯科发出最后通牒，但在紧急关头，英国工人组织的反抗束缚了他的魔手。这些人所共知的事件并不是个别的或特殊的，它们表明苏维埃在其存在的第一个、也是最困难时期的全部本质。虽然革命最后并没有在俄国疆界以外任何一处胜利，但胜利的希望却不是不存在的。 在那些年月中，苏维埃政府与资产阶级的国家缔结了许多条约：1918年3月的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1920年与爱沙尼亚订约；1920年10月与波兰订立里加和约；1922年4月与德国订定拉派罗条约；此外还有许多次要的外交协议。但是在那时候，整个苏维埃政府或其中任何的一员都没有想到把这些资产阶级的外交对手视为“和平的朋友”，更没有想到要求德国、波兰或爱沙尼亚的共产党投票支持签订这些条约的资产阶级政府。并且，恰恰通过这个问题群众可以得到关键性的教育。苏维埃不得已而签定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正等于疲乏的罢工工人不能不接受资本家所加给他们的最残酷的条件。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虚伪的“弃权”形式之下使投票结果有利于这个和约，被布尔什维克斥为帮助抢劫和强盗的行为。虽然四年以后的拉派罗条约是在双方“平等权利”的正式的基础上与民主德国签订的，然而如果德国共产党把这当作口实，而表示信任资产阶级政府的外交政策，那它马上就会被共产国际开除。苏维埃国际政策的基本路线是以这一事实为根据的：苏维埃政府与帝国主义所订立的各种商业的、外交的或军事的协议，当时是无法避免的，但绝不能因此限制或削弱各资本主义国内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最后分析起来，工人阶级国家的安全只能由世界革命的成长来保障。当齐切林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时，提议为了迎合美国的“舆论”起见，苏维埃宪法之中可以作某些“民主的”修改，列宁在1922年1月23日的官方信件中就紧急地提议，立刻把齐切林打发到某一疗养院休养去。如果谁在那些日子敢于提议，为了博取“民主的”帝国主义的好意而参加空洞虚伪的凯洛格公约或削弱共产国际的政策，那么毫无疑问，列宁会提议把这个人送到某一疯人院去，而且在政治局中，也一定不会有人反对他的提议。 那时候的领袖们，对于一切和平主义者的幻想，如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仲裁法庭、裁减军备等，特别抱着不可妥协的态度，认为这些幻想不过是欺骗劳动群众的方法，从而可以在一个新战争爆发的时候把群众杀个措手不及。在列宁起草的1919年大会通过的党纲之中关于这个问题的那部份，我们可以读到以下明明白白的几句话：“无产阶级势力之发展，特别是它在个别国家中的胜利，加强了剥削者的反抗并迫使他们采取了资本家国际团结的一些新形式（如国际联盟之类），这种形式机关在世界范围上有系统地剥削一切人民，但其努力首要是朝着立刻压平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目标的。这一切将必然引起各国的国内战争与革命的战争（胜利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自卫战争，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之联合。在这种状况之中，和平主义的口号，如在资本主义下的国际裁军，以及仲裁法庭等等，不只是反动的空想，而且是对于劳动者的欺骗，其用意是想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并转移其对解除剥削者之武装的注意力。”布尔什维克党纲上的这几句话，不啻是对今天的苏维埃的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它的和平主义“友人”已经遍天下——的政策的有预见性的批评，而且是那么一针见血的批评。 在干涉和封锁时期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对于苏联之经济的和军事的压力，比所料想的减弱不少。欧洲在思考的战争，还是过去的战争，而非将来的战争。然后又发生了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全世界的统治阶级手忙脚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才能经过第一次五年计划的试验而维持下去，在这时期中，国内充满了内战、饥荒和瘟疫。第二次五年计划的前几年使国内状况相当改善了，但却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复兴之开始同时，此时重新产生希望、贪欲、追求、和备战。联合进攻苏联的危险，在我们看来已径很明显了，因为苏联仍然还是孤立的，因为这个占“地球六分之一面积”的地区很大程度上还是原始落后的地区，因为虽然生产工具是收归国有了但是劳动生产力还是远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最后——而且从目前来看也是最重要的——还因为世界无产阶级其主要部队已经瓦解了，又缺乏自信心，同时失去了可靠的领导。如此，十月革命原本在它的领袖看来是世界革命的序幕，但在事变进程之中它得到暂时的独立的意义，现在在新历史阶段之中它又表现出世界发展的深深的依赖。于此又一次证明，“谁战胜谁”的历史问题是不能在民族疆界以内决定的，国内的成功与失败只是对于这个问题在世界舞台上的解决造就或好或坏的条件而已。 苏维埃官僚制度——我们必须在此事上还它一个公道——已经得到了不少的经验，知道怎样对民众进行操纵、麻痹、离间、和削弱，并且知道怎样欺骗民众以达到无限制地对其统治的目的。但是，正因为这个原因，它丧失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的能力。在国内既绞杀了下层人民的独立性和首创精神，它自然不能在全世界舞台上唤起批判的思想和革命的勇气。再者，它作为一个统治着和拥有特权的阶层，非常重视那些在社会形态上是与它亲近的西方激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议员和工会官僚的帮助和友谊；但却看不起那与它在社会地位大相悬殊的下层工人群众的帮助和友谊。在这里，我们无闲来叙述第三国际堕落的历史，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已经有好些专著，并且已经用文明世界中几乎所有语言文字出版了。事实是这样的：狭隘的、保守的、无知的和不负责任的苏维埃官僚，作为共产国际的领袖，对于世界工人运动除了造成不幸和灾难以外，没有别的作用。好像历史自有它的公道一样，苏联现在的国际地位受害于世界无产阶级之失败，较之受益于孤独建设社会主义之成功远为之大。只消回忆两件事情就够了：1925-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得以自由行动；德国无产阶级的挫败，又造成了希特勒的胜利和德国军国主义的猖獗。这两件事情都是共产国际政策的结果。 热月的官僚虽然背叛了世界革命，仍自以为忠实于世界革命，他们的主要努力转向了使资产阶级“中立化”上。为了达到这点，他们必须装作是一道保障秩序的屏藩，它既是温和的、受人尊重的、同时又是货真价实的。但是，要成功伪装某样东西，不仅是短暂的成功更要长期的成功，那你必须要变成那样东西才行。统治阶层之有机演变，已经照顾到这一点了。所以，官僚在他们自己的错误的结果之下一步一步地退却，感觉到要保障苏联的安全，必须使苏联包含在欧亚现状的系统之中。一切都说过了和作过了，还有比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订立一个永久的互不侵犯的公约更好的吗﹖现在苏联的外交政策有一个明白的公式：“我们不要外国的寸土，亦不给寸土于人。”这公式不仅为苏联的外交界所广播（用他们惯常的职业语言），而且也为共产国际所宣扬（它是本应说革命语言的）。好像问题只是关于一小块土地的争吵，而不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世界性斗争﹗ 中国革命崩溃之后，苏联把将中东路奉送给日本视为更为合理的做法，这件事虽然被宣布为为和平服务的自信力之表现而加以庆祝，其实是弱小的表现。把这样一条在战略上极端重要的铁路交给敌人，苏维埃政府就是在促使日本更进一步的侵略华北并推动它现在向蒙古进攻。这一种被迫的牺牲，顶多只是暂时喘息的机会，决不意味着危险的“中立化”，事实上它对东京的统治军阀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刺激。 日本在将来进攻苏联的时候，蒙古是它在战略上所必须占领的地方，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迫切。苏维埃政府也觉得不能不在这时候公开宣布：如果日本侵入蒙古，它将不惜一战。可见在这里，问题并不是直接保卫“我们的土地”，因为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有人严重威胁苏联的疆界时，消极的防卫是不够的。真正保卫苏联的方法是削弱帝国主义的地位，和巩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地位。一种不利的势力关系，也许可以强迫我们放弃许多“寸土”，如同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里卡和约、以及最近中东铁路之出让。同时，为了在世界斗争的势力关系之中取得优势起见，工人阶级国家的经常义务，就是尽力帮助别的国家的解放运动。但正是这一基本的任务与维持现状的保守政策绝不兼容。 二国际联盟与共产国际 法国是维持现状政策的主要鼓吹者，苏联之与它恢复关系及随后与它军事同盟（这个政策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胜利之结果），是有利于法国远甚于有利于苏联的。按照条约，苏联方面对法国的军事帮助是无条件的；反之，法国方面对苏联的军事帮助，却要看法国与英意二国的预先协商而定。这样的协商将给予反苏联阴谋以无限的活动地盘。莱茵的事变证明：当初莫斯科对局势若有更切实的估量，而且有更大的毅力，则并不难从法国取得更好的保证——倘若在这不断发生外交危机、朝秦暮楚、变化莫测的时代，外交条约可以看做是“保证”的话。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苏维埃官僚在压迫本国进步的工人时，比他们同资产阶级外交家讨价还价时更坚决得多。 有一种说法，认为来自苏联的帮助是不甚重要的，因为苏联与德国没有共同的疆界，这话简直不值得我们重视。德国若是要进攻苏联，则进攻的一方显然不难找得共同的疆界。如果德国进攻奥国、捷克与法国，波兰是一天也不能中立的。如果它遵守与法国同盟的义务，那它必然会让红军通过国境；如果它抛弃盟约，它就马上变成德国的同伙。在后一情况，苏联就不难找得“共同的疆界”了。再者，在将来的战争中，海上与空中的“疆界”，其作用绝不比陆地的疆界小。 苏俄之加入国际联盟，官僚用戈倍尔之流所惯用的方法来欺骗人民，说这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压力”的结果。其实，资产阶级国家之所以接受苏联的加入，正因为革命的危险是极端减少了。这不是苏联的胜利，而是特尔米多官僚向这个毫无原则的日内瓦机关的投降；按照上面所引的布尔什维克的党纲上的话，这个机关“将指挥它的力量来镇压革命运动”。自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大宪章”颁布以来，是什么东西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呢？国际联盟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中和平主义的作用？又或是苏联的政策变化﹖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经验很快就证明，苏联之加入国联不仅没有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这些利益本可以通过与个别资产阶级国家订约而得到），反而给自己增加许多限制和义务。苏联为了维持它刚得到的保守的声望，是带着最迂腐的忠诚来执行这些限制和履行这些义务的。在国联以内，苏维埃的外交不只要尽量迎合法国，同时还要迎合法国的同盟国，所以在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的冲突之中，苏联采取极端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利瓦伊诺夫在日内瓦不过是赖伐尔的影子而已；当他向英法外交家的“为和平”而努力——正因这些努力，阿比西尼亚才吉祥地灭亡——表示感谢之时，高加索的煤油正源源不绝的供给意大利舰队。即令你认为莫斯科政府不敢公开破坏商业条约，但是苏联的工会是用不着顾虑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的事务的。如果由苏联工会登高一呼，决定停止对意大利的贸易，则必然唤起全世界的抵制运动，其真实和有力程度将远非国联那种欺骗的“制裁”所可比拟的——那种制裁是外交家和公法学家预先与莫索里尼商量好然后才宣布的。在1926年，苏维埃工会曾经公开募集几百万卢布接济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而这次竟完全相反，它连手指头都不敢举一举，那是因为这种行动被苏联的统治官僚所禁止，而禁止得原因主要是想讨法国喜欢。可是，在将来的世界大战之中，任何的军事联盟国也不能补偿苏联在殖民地人民和一般劳动群众之间所损失的信用。 难道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不了解这一点吗﹖苏维埃的机关报这样答复道：“德国法西斯的基本目的，就是想使苏联孤立。……好吧，但是有什么用呢﹖苏联现在比从前有更多的朋友了。”（《消息报》，1935年9月17日）意大利的无产阶级给法西斯的锁链拴住了；中国的革命被粉碎了，日本在中国横行无忌；德国无产阶级溃不成军，使希特勒在全民投票中全然未遇到一点抵抗；奥国无产阶级的手脚都被束缚了；巴尔干诸国的革命政党被践踏在地上了；在法兰西，在西班牙，工人阶级正跟着激进派资产阶级后面跑。可是虽然如此，苏联自从加入国际联盟以来，现在“比从前有更多的朋友”！这个牛皮，骤然看来时非常荒谬，但如果你不就工人阶级的国家来看，而就它的统治阶层来看，那是有很真实的意义的。难道不是因为世界无产阶级惨酷失败，才使苏联的官僚在内能僭夺政权，在外则能得到资本主义国家中多少有利的“舆论”吗﹖共产国际愈不能威胁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则在法国、捷可斯洛伐克、以及别的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眼中，克里姆林宫政府的政治信用就愈高。这样，苏联官僚在国内和国外的力量，恰是与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根据地的力量成反比例的。但是，这只不过是事情的一面。还有另一面。 在惊人的做法和轰动的事件中往往流露出一种深刻洞察力的劳合·乔治[30]，在1934年11月警告下议院，责其不应谴责法西斯德国。按照他的意见，德国一定是欧洲反共产主义最可靠的堡垒。“我们将来还要欢迎它作我们的朋友哩”。非常有意义的话﹗世界资产阶级对于克里姆林官之半恭维半讥诮的表扬，一点也不是和平的保障，甚至连战争的危险也一点没有减轻。苏维埃官僚之演化，所以引起世界资产阶级之兴趣，最后分析起来，是因为资产阶级希望苏联的财产形式有改变之可能。拿破仑一世在完全抛弃了雅各布宾主义的传统之后，戴起了皇冠并恢复了对天主教的崇拜，可是他仍然是整个半封建的欧洲之仇恨的目标，因为他始终保护着由革命所创造的新财产体系。除非对外贸易的垄断取消了，资本的权利恢复了，苏联在整个世界资产阶级眼中，仍然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敌人（不管苏联的统治阶层怎样为资产阶级服务），而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则是一个朋友，即使今天不是，明天也是。甚至当巴尔都[31]和赖伏尔与莫斯科交涉之时，法国大资产阶级不管从希特勒方面来的危险，也不管法国共产党之急剧地转向爱国主义，还是顽强地拒绝与苏联妥协。当赖伏尔与苏联订条约的时候，左派责备他表面上虽然联合莫斯科来恐吓柏林，实际上是企图与柏林和罗马恢复关系来反对莫斯科。这一论断也许稍嫌不成熟，但是绝不与事变之自然发展相冲突。 不管人们怎样估量法苏公约的利害，没有一个负责任的革命政治家会否认苏联有权利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缔结暂时的协议，以作苏联安全之辅助。唯一的事情就是必须清楚地公开地告诉群众，这种局部的和带策略性的协议在历史势力总系统之中占什么地位。为着要特别利用法德的冲突，一点也用不着把资产阶级的同盟国，或把那个暂时躲在国际联盟幕下的帝国主义联盟理想化。可是不仅苏联的外交界，连现时的共产国际在内，都有系统地把一些暂时的同盟者描绘成“和平的朋友”，他们用“集体安全”和“裁军”等等口号来欺骗工人，这样一来，他们在实际上就变成帝国主义者在工人阶级中间的政治代办了。 在1936年3月1日，斯大林接见斯克利布－霍华德新闻社社长罗依．霍华德，那次臭名昭著的谈话录是一个宝贵的文件，它表明官僚对于世界政治的大问题是何等的盲目，也说明了苏联领袖与世界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虚伪。对于“战争是不可免的吗？”这个问题，斯大林答道：“我认为和平的朋友的地位是变得更强了；和平的朋友能够公开地工作，他们依赖公共舆论的力量，他们手上有像国联那样的工具。”在这些话中，连一丝一毫的现实主义都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并不在它们自己之间分成和平的“朋友”与和平的“敌人”——因为这样的“和平”并不存在。每个帝国主义的国家都只对保持它自己的和平感兴趣，这个兴趣越大，则这个和平就越让它的敌人不可忍受。斯大林、鲍尔温[32]、莱翁·勃鲁姆[33]等人所共有的一个公式，就是“如果一切国家联合在国联之中并努力保卫它，那和平就真有保障了。”这无异是说，如果破坏和平的原因不存在时，那和平就有保障了。这思想你可以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却没有用处。那些并非国联会员国的大国，如美国，很显然愿意在抽象的“和平”之外保持行动的自由。到底为了什么原因它们需要这一自由，到时候它们自会告诉我们。那些退出国联的国家（如德国和日本）或者暂时向国联“请假”的国家（如意大利），它们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有它们很实际的理由的。它们之与国联决裂，只是改变了既存矛盾之外交形式，并没有改变这些矛盾的性质，也没有改变国联的性质。那些向国联誓忠的值得表扬的国家，则最有决心地利用国联以维持它们自己的和平。但是虽然如此，它们之间也不一致。英国十分愿意延长和平的期间，以牺牲法国在欧洲或非洲的利益为代价。而法国呢，它又准备牺牲英国海道的安全，以支持意大利。但是，为着保卫它们自己的利益，它们两方面都准备诉诸战争——用不着说，自然是诉诸最正义的战争。最后，那些小国因为找不到更好的护身符，所以现在躲在国联阴影底下，将来会表现出来，它们并不是站在和平这一方面，而是站在战争中最强的联盟的那边去。 努力维持现状的国联，并不是一个“和平”的组织，而是作为少数的帝国主义去压迫作为大多数的人类的暴力组织。这种“秩序”，只有持续不断的或大或小的战争才能维持­——今天在殖民地，明天则在大国之间。帝国主义之忠实于现状，是附带有条件的、暂时的、和有限度的。意大利昨天忠于于保障欧洲的现状，而不保障非洲的现状。它明天在欧洲的政策又是怎样呢﹖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非洲疆界的改变已经在欧洲发生影响了。希特勒之敢于将他的军队开到莱茵区域，只是因为莫索里尼侵占了阿比西尼亚。要把意大利算作和平的“朋友”当然很难，可是法兰西之尊重它与意大利的友谊，还过于尊重它与苏联的友谊。而在英国这一方面，则设法与德国交好。集团变化了；但欲望还是一样。那些拥护现状的国家，其基本任务就是使国联最便于各种势力的纵横联合，和使其成为准备将来大战之最有力的遮掩物。至于谁发动战争和怎样发动战争，那些具体情况是次要的。将来总有人要发动，因为所谓现状正是一个火药库。 当帝国主义的冲突还存在时，“裁军”的纲领是一种最有害的欺骗。即使它通过广泛的同意而实现了——这是多么荒诞的假设呢！——那也决不能阻止新的战争。帝国主义并不是因为有了武器才战争的；相反的，正是因为它们需要战争，所以才铸造武器。当代技术让新的而且非常迅速的整顿军备成为可能。军备不管如何协议、限制和裁减，军械库、军火工厂、实验室，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的工业，都还保存它们的力量。例如德国，虽然被它的征服者用最严厉的监察解除了武装（顺便说一句，这种办法才是“裁军”的唯一实际的形式！），但是因为它巨大的工业，现在又成了欧洲军国主义的要塞。现在又轮到它想把几个邻国的武装解除了。那种所谓“逐步的裁军”的思想，只不过是想在和平的时候减少过大的军事经费而已，那是关于资金的问题，与热爱和平无关。但是，这种企图，也仍然是没有实现。因为地理地位、经济力量、以及殖民地占领之不同，裁军标准必然要变更势力的相互关系，对某些国家有利而对另外一些不利。在日内瓦的屡次裁军企图之所以无结果，就是这个原因。关于裁军差不多已有二十年的磋商和讨论，其结果只引起整军的新浪潮，且是前所未有的新浪潮。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建筑在一个裁军的纲领上，并不是把它建筑在沙堆上，而是建筑在军国主义的烟幕之上。 为帝国主义无限制的屠杀而勒死阶级斗争，只有经过工人组织领袖的帮助才有可能成功。在1914年这个任务是在这些口号之下完成的：“最后的战争”，“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战争”，“为民主而战争”。这些口号的信用，已经被最近二十年的历史所完全破坏了。现在代替它们而起的是“集体安全”、和“广泛裁军”。在拥护国际联盟的借口之下，工人组织的领袖又准备再版一次“神圣同盟”，这个东西之于战争，其必要性并不次于坦克、飞机和“禁用的”毒气。 第三国际是在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愤怒和反对之中诞生的。但是，十月革命所装在它上面的革命的火药早已用完了。共产国际现在也和第二国际一样，站在国际联盟的旗帜之下，唯一的不同就是共产国际的厚颜无耻比较新鲜而已。当英国社会主义者史泰福德．克里布斯[34]叫国联做“国际强盗联盟”时（一个比“不正义”更为不礼貌的词语），伦敦泰晤士报讥诮地反问道：“那末，如何解释苏联之加入国联呢？”这是不容易回答的。因此，莫斯科官僚大力支持当初却曾受十月革命严重打击过社会爱国主义。 这个问题，罗依．霍华德也想得到一点解释。他问斯大林说：关于世界革命的计划和意向，现在怎样呢﹖斯大林道：“我们从来没有这种计划或意向。……这是一场误会。”霍华德：“一种悲剧式的误会吗？”斯大林：“不是，一种喜剧式的，或者一种悲喜剧式的误会，随你的便。”这些都是他们的谈话的原文记录。斯大林继续说：“苏维埃人民的思想，对于周围的国家有什么危险呢，倘若这些国家真正稳固地坐在马鞍之上？”好的——霍华德可以反问——但是这些国家如果不是稳固的呢？斯大林提出一条更能令人放心的论据：“输出革命，这个观念是荒唐无稽的。一国若需要革命，就会自己去制造革命；若不需要，就不会有革命发生。譬如说，当初，我们国家需要革命，我们就制造一个革命。……”以上的对话也是原文记录。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过渡到一国革命的理论，这本是很自然的。那么为什么有共产国际存在呢？——霍华德可以这样问。但他显然知道正当的好奇心是有限度的。斯大林这种保证式的解释，不但资本家读到，工人也读到，而这样解释却是漏洞百出的。在“我们的国家”要去制造一个革命以前，我们先从他国输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先学习外国的革命经验。几十年中，我们的亡命客在国外指导俄国的斗争。我们从欧美的工人组织得到精神的和物质的帮助。胜利之后，我们于1919年组织了共产国际。我们不止一次宣告过：革命已经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援助被压迫阶级之任务，且不仅是思想上的帮助，有可能的时候还应该以武力相援。我们也不仅限于宣告，我们还付诸行动。那时，我们曾经用武力援助过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工人阶级。我们曾经企图以红军进攻华沙来援助那暴动起来的波兰无产阶级。我们派遣过组织人才和军事人才去帮助中国革命。1926年，我们捐了几百万卢布援助英国罢工工人。这一切，现在看来似乎是一种误会，一种悲剧式的误会吗﹖不是，这是喜剧式的。难怪斯大林宣布说：在苏联的生活是“快活的”事情。甚至共产国际也由一个严肃的角色，变成了一个喜剧式的角色了。 斯大林本可以给他的访问者以更令人心服的印象，倘若他不如此毁谤过去，而是坦坦白白地拿热月的政策来对比十月革命的政策。他可以这样说：“在列宁眼中，国际联盟是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我们则认为它是一种和平工具。列宁说过革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则认为把革命输出国外去这个观念是荒唐无稽的。列宁宣布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联合为背叛阶级利益；我们则出全力驱迫世界无产阶级走上这条路。列宁攻击在资本主义下的裁军口号是欺骗工人的口号；我们则把我们的整个政策建立在这个口号之上。”于是斯大林也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你们的悲喜剧式的误会，乃在于你们误以为我们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继承者，而其实我们是它的掘墓人。” 三红军及其种种理论 旧时俄罗斯兵士是在农村宗法关系之下孕育出来的，他们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有一种盲目的羊群本能。苏伏洛夫，凯瑟琳二世和保罗时代的大将军，乃是指挥封建奴隶军队的无上妙手。法兰西大革命使得旧欧洲和俄帝国的战争艺术完全技穷了。自然，那时以后，俄帝国仍旧征服了若干巨大的领土，但从未有一次战胜过文明国家的军队。几次对外的失败和内部的骚动是必要的，为的是在炉火中改变国民性。红军只能在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成立起来。那种羊群本能和听天由命的心态，在较年轻的一代中已经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勇敢的精神和技术的崇拜。与个性的觉醒同时，文化水平也迅速提高起来。不识字的新兵逐渐减少了。凡是不能读书或写字的人，红军是不让他退伍的。种种体育都很发达，无论在军队中或军队的周围。在工人、军官和学生里面，射击好手都很受人尊敬。冬季的几个月里，溜冰游戏让军队显示了前所未闻的迅速行动。在跳降落伞、滑走及航空方面，都有惊人的成就。人人都知道北极和平流层的飞行活动。仅仅这几点重要成绩就可以告诉我们大量其它成就。 无需将内战几年中红军组织和作战的水平加以理想化。但是对青年指挥官而言，这几年不啻是一场大洗礼。帝制时代旧军队中的士兵、下级军官、和下士表现出组织者和军事领袖的才能，他们的意志就在这场大斗争之中锻练起来。这些自己苦干出来的人战败了不止一次，但最终他们胜利了。其中最好的份子，于是勤奋地研究学问。现在军队中的高级领袖都是经过内战学校毕业的，他们的绝大多数后来也毕业于陆军学校或特别研究班。比较年轻的军官，有一半以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其余的也在军官学校毕业。军事理论给了他们必需的思想上训练，但并未损毁内战中戏剧性的行动在他们身上唤起的勇敢。这一代人现在大约四五十岁，正当身体和精神的力量都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个时候勇敢的首创精神既建立在充足的经验之上，又没有被其消磨。 党、青年团、工会——且不论这些组织如何履行其社会主义任务——国有工业管理部、消费合作社、集体农场和苏维埃农场——且不论这些机关如何履行其经济任务——都在训练出无数的青年管理者，他们习惯于指挥人群和支配大量的货物，习惯于将自己同国家联系起来。他们是军官之天然后备队。学生服军役以前受到高度的训练，他们又构成另一种独立的后备队。学生分成了特别的队伍加以训练，在动员时很容易转成为临时军官学校。要估量这方面的大概人数，只消指出以下的数字就够了：从高等教育机关毕业的学生，现在每年有八万人；专科和大学学生数目超过五十万；所有教育机关的学生，现在将近二千八百万人。 在经济方面，尤其工业方面，社会革命向企业提供了旧俄罗斯所梦想不到的国防。计划的方法，本质上乃是工业之不断的动员，操于政府之手；甚至在建立和设备新工厂方面，也可以专从国防利益出发。红军的人力和机械力之配合，可以比得上西方最好的军队之水平。在炮兵配备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时已经获得决定性的成绩了。正在花巨款来制造军用汽车、坦克和飞机。现在国内约有五十万辆拖拉机，单单1936年就生产了十六万辆，共有八百五十万匹马力。坦克车的增加也差不多是这个速度。红军的动员计划规定作战前线每公里配有三十至四十五辆坦克车。由于上次大战之结果，海军船只从1917年的五十四万八千吨减少至1928年的八万二千吨。这一方面，我们差不多是要从头开始的。1936年1月，杜哈契夫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告说：“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我们的力量首先集中在发展潜水艇方面。”日本海军总部，关于苏联这方面的成就，一定很清楚知道。现在波罗的海方面也同样受人注目。可是在以后几年，海军仍只能担负起保卫沿海国境的辅助的任务。 但空军发展得非常之快。两年之前，据报纸报导，法国航空工程师代表团“看见了这方面的成功，甚为惊讶和欢喜。”他们也知道了：红军正在制造重轰炸机，数目日多一日，而其活动半径达到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公里。远东若是发生战争，则日本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将被从苏联海岸起飞的飞机所轰炸。根据报上发表的材料，红军的五年计划规定：1935年成立六十二空军大队，能同时使用五千架飞机作战。这个计划无疑已经完成了，也许还是超额完成。 航空事业是与工业中的某个部门有密切关系的，俄国帝制时代没有这门工业，但近年来已突飞猛进了。这就是化学工业。苏维埃政府，同世界上其它政府一样，都是一秒钟也不相信那些常常重复的禁用毒气的话。意大利派往阿比西尼亚去的文明开化者所做的事业，又再一次明白表示：加在国际盗劫行为之上的这类人道主义的限制，究竟有什么用处。我们可以断定说：为防备军用化学或军用细菌学方面有什么意外的事变起见，红军在这类最神秘的和最不祥的事业中也是同西方军队一样设备齐全。 至于军用工业制品的质量，则我们可以提出一点合理的疑问。我们已经说过：在苏联，生产器具比一般用品制造得更好。顾主若是炙手可热的官僚团体，工业制品的质量就比平均水平高得多，而这平均水平本来则是很低的。最有势力的主顾却是军部。武器不仅比消费用品，而且比生产工具制造得更好，这是不足为怪的。然而军事工业仍旧是整个工业中的一部分，仍旧反映出整个工业的缺陷，虽然比较其余的好些。伏若希洛夫和杜哈契夫斯基一有机会使要公开提醒工业家说：“我们并非完全满意于你们供给红军的制造品的质量”。在私下会议时，我们敢说，军事领袖一定表示更不满意。一般说来，普通军用品一定比军火更差一些。鞋子一定比机关枪粗劣。飞机发动器，虽然无疑有进步，仍旧比西方最好的样式落后很远。就整个军事配备说来，仍是那句旧话；尽快赶上未来敌人的水平线。 农业则坏得多。在莫斯科，人们时常说：工业的收入既然超过了农业的收入，那么根据这个事实苏联已经从农工业国变为工农业国了。其实，收入项之间的最新的比较，与其说是决定于工业的增长（这增长本固然是显著的），毋宁说是决定于农业水平的非常低下。好几年来苏维埃对于日本的外交如此罕见地软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粮食供给的严重困难。可是，最近三年来，这已经有不少的改善，而且能够在远东建立了军用粮食供给的根据地。 军队最痛心的缺陷，就是缺少马匹——这话似乎难以令人相信。在全面集体化的高潮之中，全国马匹约有百分之五十五都被农民宰杀了。当代军队虽然自动化了，但仍如拿破仑时代一样，平均每三个兵士需要有一匹马。但去年，事情有了大大的转机，国内马匹的数量又增加起来了。无论如何，即使下个月爆发战争，有一亿七千万人口的国家总能动员必需的粮食和马匹到前方去的——自然是牺牲了其余人民的利益。但所有国家的人民群众，一般说来，在战争之中能够得到的，除了饥饿、毒气和瘟疫之外便一无所有。 ※※※ 法兰西大革命的军队是将新组织的队伍和旧时王军混合而成的。十月革命完全瓦解了帝俄的军队，不让其留下一点痕迹。红军完全是另起炉灶成立起来的。红军是苏维埃政权的变生兄弟，二者命运可谓休戚相关。它之所以无比地优越过帝俄军队，完全是社会大革命所赐。但它也免不了受苏联政权堕落过程的影响。政权之堕落反而在军队中得到最完备的反映。在估计未来大战中红军可能的作用以前，须得先略述一下它的主要思想和结构之演化历史。 1918年1月12日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建立正规军队的法令，是这样规定正规军队的任务地：“政权转移到劳苦的和被剥削的阶级之中，就有创立新军队的必要，这军队将是苏维埃政权的堡垒……并将作为将来欧洲社会革命的辅助力量。”1918年传下来的“社会主义誓辞”，每逢“五一节”，青年的红军兵士就要重述一遍，其中说他们“在俄罗斯和全世界劳动阶级眼前”宣誓，他们在那“为社会主义之进程及兄弟民族之利益而斗争，并愿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甚至牺牲生命。”斯大林现在将革命的国际性质说做“喜剧式的误会”和“荒唐无稽”，其余的不说，他起码太不尊重苏维埃政权的根本法令，这些法令是直至今日还未曾被废除的。 军队自然是与党和国家由相同的观念所孕育。当时军队的成文法律、报纸宣传和口头鼓动，都是受了世界革命精神所鼓舞，以之为实践的任务。在军部机关内，革命的国际主义纲领，甚至时常带着一点夸大的性质。已故的斯·古谢夫，曾任军队政治部主任，其后是斯大林的亲密助手，他在1921年的军事公报中写道：“我们正在组成无产阶级的阶级军队……不仅要抵御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而且要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的革命战争（攻的和守的）。”不仅如此，古塞夫还责备当时军部的首领，说他没有好好的让红军准备它的国际使命。本书著者在报纸上回答古塞夫，要他注意这个事实，即在革命过程之中．外国军事势力只有一种辅助的作用而没有根本的作用。外国军事势力，惟有在顺利的环境之下才能促进革命之完成和胜利。“军事干涉同医生的镊子一样，及时应用可以减轻分娩的痛苦，但若用之过早则只有弄成流产而已。”（1921年12月5日）在这里不能够比较详细的叙述这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的历史。但我们仍要述说一件事，即现在的元帅杜哈契夫斯基1921年曾致信共产国际，提议设立一个以他为主席的“国际参谋部”。这封有趣的信发表在他的名字意义深长的论文集《阶级战争》。对这位能干的但有几分操之过急的军官，应该在看到字面解释就明白：“一个国际的参谋部只能建立在若干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参谋部的基础之上：只要没有这个可能，则国际参谋部必然会变成一幅滑稽画。”在那几年，要不是斯大林自己——对于原则问题，尤其对于新的原则问题，他一般是避免明确表态的——那末，至少是他以后的亲密助手也都站在党和军队领导机关的“左面”。那时，他们的观念中，有不少的天真的夸大，或者你喜欢称为“喜剧式的误会”。一个大革命，没有这些东西，是可能的么﹖我们当时曾极力反对国际主义中的这种左派“滑稽画”，以后好久我们才又转移我们的武器去反对那包含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另外一种同样极端的滑稽画。 与后来人们所描写的相反：在那内战时代最危险的时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神生活是如温泉水一样汹涌而出。在党和国家机关（连军队在内）的每个角落里，人们热烈地辩论着关于一切事情，尤其关于军事的问题。领袖们的政策受到人们自由的、而且是无情的批评。对于在军事方面的过份的书报检查，当时军部的首领在那军事公报上写道：“我很愿意承认，出版检查确实犯了许多的错误；我也认为十分必要给那批受人尊重的人物以更平凡的位置。出版检查是应当注意保守军事秘密的，……其它的事情则没有权利干涉。”（1919年2月23日） 国际参谋部问题不过是思想斗争中一段小插曲而已，这斗争的结果甚至在军队中，至少在军队上层中，形成了属于反对派性质的一种东西，虽然并未超出行动纪律范围以外。有一派“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属于这一派的人有伏龙芝，杜哈契夫斯基，古塞夫，伏洛希洛夫等——是从一种先验信念出发，认为：红军不仅在政治目的上，而且在其结构、策略和战术上，也是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军队没有共同之点的。新的统治阶级必需有一种无论在哪方面都与人不同的军事系统。在内战之时，这主要表现为对原则上容许聘用“将军”——即帝俄军队的旧军官——的抗议，以及当高级指挥部处置地方队伍的自作主张和违犯纪律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满。这新学派中的信徒，甚至以战略原则的名义，把“运动战”和“进攻战”推到极致，反对军队集中的组织，理由是不如此就会阻遏了未来国际战场上革命的创造力。本质上说，这乃是企图将内战第一时期的游击战术扩大为经常的和普遍的系统。好多革命的军官都更赞成这种新学说，因为他们不愿去研究旧的学说。这新学说的主要中心乃是察里津（现在改名斯大林格勒）。布登尼、伏洛希洛夫、以及其后的斯大林，都是在那里开始其军事工作的。 到了战争结束之后，才出现更有系统的尝试，将这些新发明建构为完备的理论。倡导者是内战时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现已身故的伏龙芝，他在帝制时代曾因政治罪被处苦役刑。伏洛希洛夫支持他，在某种程度上说，杜哈契夫斯基也支持他。本质上说，所谓“无产阶级军事理论”，是与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论”完全类似的，二者有相同的形而上学的图式主义。这一派的人遗下的著作，其中这样或那样的实际描写，都是将无产阶级看作是国际的和进攻的阶级，以此标准特性而演绎出来——即不是从真实的时空条件出发，而是从不动的心理抽象出发。马克思主义虽然处处受人尊崇，实际上则被纯粹的唯心论所代替了。这类胡涂思想虽然是出于诚意的，但不难从中看出一种迅速发展的官僚自满心理之萌芽，它想要相信，而且想别人也相信：无论在那一方面，历史的奇迹不需要有特别的准备，甚至不需要具备某些物质的前提下就可以完成。 当时军部的首领在报纸上回答伏龙芝说：“我也不怀疑，一个具有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要是不得不同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作战，则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一定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绝不能根据这点而企图于今日的情况下无中生有出“无产阶级战略”来。……一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面提高群众文化水平，……我们无疑将赋予战争艺术以新的方法。”但为着这个，就必须努力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去学习，而不应“凭空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推论出什么新战略来。”（1922年4月1日）阿基米得说过：若有人给他一个支点，他便能够撬动全地球。这话说得很好。但即使有人给他这个支点，他仍需要一根杠杆来撬动。胜利的革命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支点，但要撬动地球还须要制造一根杠杆。 如同它的姊姊“无产阶级文化论”一样，“无产阶级军事理论”被党排斥了。然而从结果来看，二者的命运，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何等的不同。从“一国社会主义”之宣布至一切阶级之消亡这七年时期（1924-1931年）中，“无产阶级文化”的旗帜给斯大林和布哈林高举起来了，尽管肯定没有什么显著效果。至于“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则恰相反，以前鼓吹此理论的人虽然已经占据了国家的高位，但此理论从未曾复活过。这二个如此密切联系的理论，其命运外表上竟如此不同，这在苏维埃社会之演变上是有深刻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是关系着无足重经的事情；而且官僚愈将无产阶级排斥于政权之外，就愈宽宏大度地给予无产阶级以此精神上的补偿。反之，军事理论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不仅有关于国防，而且有关于统治阶层本身的利益。这里不容许玩思想观念上的把戏。从前反对聘用“将军”的人，现在自己变成“将军”了。提议设立国际参谋部的先知们，现在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国”参谋部里了。“阶级战争”为“集体安全”的理论所代替了。世界革命的前途让位于对现状的神圣化。为着获取可能的同盟者之信任，且不要过分刺激敌人，现在需要如何尽可能地、不惜任何代价地，减少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的差别。在这个理论改变和门面刷新之背后，隐藏着含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过程。1935这一年，军队方面发生了双重的、来自政权本身的革命：在民兵制度方面的革命和在指挥部方面的革命。 四民兵的废除与军阶的恢复 苏维埃的武装势力将有二十年的历史了，它今天的状况，与布尔什维克党写在其旗帜上的主张相比较，究竟符合至什么程度呢？ 依照党纲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应当具有“一种明确的阶级性——即是说，完全由无产阶级和农民中与之亲近的半无产阶级份子所组成，仅仅到了阶级消亡的时候，这样的阶级军队才转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民兵。”党虽然把军队的全民性质推延到未来时代去，但绝不因此排斥民兵制度。恰好相反，按照第八次大会的决议案（1919年3月）“我们正在把民兵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并转变之为苏维埃的民兵。”军事工作的目的，规定为渐次创设一种军队，“尽可能地使用超出兵营的方式，即以接近于劳动阶级的劳动条件”来培养。将来，军队的各部队在地域上是与工厂、矿山、乡村、农区及其它有机的集团相合一的，“有地方的指挥部、地方的军械库和一切军用品的储藏所。”青年之地方性教育、工业和体育的团体，将代替军营所造成的团体精神，而且养成自觉的纪律而无需高踞在军队之上的职业军官。 但是，民兵制度无论多么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性，却需要一个高的经济基础。正规军所需的特殊环境已经形成了。所以地方军队必须更直接地反映国家的真实条件。文化水平愈低，城乡差异愈甚，则民兵愈多缺点和愈参差不齐。铁路、高速公路、水道、以及汽车和车路之缺少，使地方军队在战事初起最危急的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行动十分迟缓。为了在动员期间保卫国境，作战略上的移动和集中，除了地方军队以外必须有正规军。当初红军之创设，正是这二种系统之间的必要调和，但较偏重于正规军方面。 1924年，当时军部的首领写道：“我们必须经常地留心两种情况：如果说转变为民兵制度的可能性已为苏维埃政权之建立所确定好了，但转变的仍然决定于国家一般的文化条件：技术、交通手段、识字程度等。民兵的政治前提已经很巩固地建立了，但经济和文化前提则仍然极端落后。”若是具备必需的经济条件，则地区制度比较正规军只会是更好，而不是更坏。为着国防，苏联必须付出极昂贵的代价，因为它太贫穷，不能采用较廉价的民兵制度。这里是没有什么可惊异的。正因为贫穷，苏维埃社会才不得不在脖子上圈着这非常破费的官僚制度。 这一个问题，即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不协调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任何方面都显露出来，在工厂、在集体农场、在家庭、在学校、在文学、在军队。一切关系的基础都是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站在资本主义观点看也是低下的）和原则上社会主义的财产形式之间的对比。新的社会关系提高了文化，但是这个不足的文化又把社会形式拉低下来。苏联的实际情况就是这二种倾向之间的平衡。在军队中，由于结构的极端确定性，这平衡的程度是可以用相当正确的数字来计量的。正规军和民兵的相互关系，可以作为衡量向社会主义迈进程度的良好指标。 自然和历史给了苏维埃国家以一万公里长的边界，人口稀少，道路恶劣。1924年10月15日，当时快要下台的军事领袖，又再一次警告人不要忘记了“在以后若干年中，民兵之设立必然只有一种准备的性质。每走一步都必须小心地证实之前所有步骤的正确性。”但是，1925年，新的时代开始了。从前高唱“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人得到了军权，地力军队本质上是与这学派所主张的“进攻主义”和“运动战主义”相冲突的。但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忘记世界革命了。这些新领袖希望把资产阶级“中立化”，以此来避免战争。以后几年之中，竟有百分之七十四得军队在以民兵为基础进行改组！ 德国还在解除武装而且对苏联表示“友谊的”态度时，莫斯科总参谋部对于西方边界的计算，是以近邻罗马尼亚、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等的军事实力为根据的，也考虑到最强大的敌人（比如法国）可能提供的物资帮助。在这时期中（至1933年为止），法国还未被当成是来得及时的“和平之友”。近邻诸国一共可以出动一百二十师步兵作战，大约三百五十万人。红军的动员计划，准备以一支同样人数的第一等军队来保卫西方边界。远东如果发生战争，则不管情况有多严重，应付的人只有几十万，而不是几百万。每一百个战斗员，一年之内大约须补充七十五个死伤的损失。两年战争，排除伤兵康复再服役不算，全国要损失一千至一千二百万人。1935年以前，红军共有五十六万二千士兵--加上格别乌军队在内有六十二万士兵---外加四万二千军官。此外，我们已经说过，1935年之初，百分之七十四的军队是地方军队，只有百分之二十六是正规军。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据，证明社会主义民兵已经获得胜利（即使不是百分之一百，也是百分之七十四）而且是“最后而不可更改的胜利”吗？ 然而，上面那些计划（本身是含有条件性的），自从希特勒上台之后就根本没有作用了。德国狂热的武装起来，而且主要为着对付苏联。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幻想一下打破了。迅速临近的战争危险，迫得苏维埃政府，除了把武装人数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以外，还彻底改变红军的结构。现在红军里有百分之七十七的正规军，地方军则只有百分之二十三地方军如此削减，差不多可说是废除了民兵制度——除非是你忘记了：军队不是和平时所需要的，而恰是战争危险时所需要的。这样，历史的经验，从这个最不许开玩笑的方面，无情地揭露出这样的道理：“最后而不可更改的”的收获，就仅仅是这样的受社会生产基础所能保证的收获。 虽然如此，从百分之七十四减而为百分之二十三，总嫌过分了些。我们可以假设，没有法国参谋部之“友好的”压力，苏联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更有可能的，这些改变很大程度上出于官僚的政治考虑，而他们此时恰好找到了有利于他们的借口。地方军，就其本性说，是直接依赖于当地人民的。从社会主义观点看，这正是这个制度的重要优点；但从克里姆林宫的观点看来，则是危险所在。正因为不愿意军队和民众接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机关才排斥民兵制度，虽然它从技术上说是很容易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代，红军表现出来的深刻不满，无疑也是废除地方军的一种重要的动机。 我们的意见一定会为反改革前后红军的详细统计所证实的。可惜我们没有这类统计，即使我们真的拥有，我们也不认为能够公开发表出来。但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意味着不二的解释：苏维埃政府将民兵在军队中的比重削减到了百分之五十一的时候，与此同时又恢复了哥萨克骑兵队——这是帝俄军队中的唯一民兵组织﹗骑兵一般是军队中享有特权的和最保守的部份。哥萨克更是骑兵中最保守的部份。在大战和革命时，哥萨克不啻是一种警察式的武力，起初替俄国沙皇服务，后来替克伦斯基服务。在苏维埃政权下，哥萨克一直是反动的。在他们当中进行集体化曾用过特别强暴手段才有成效，而集体化自然并未能改变他们的传统和气质。还有一层，哥萨克与众不同，已经恢复了私有马匹之权利。当然不会没有其它特权的。难道能不去怀疑这些草原骑士又是站在特权者方面反对被压迫者吗﹖在不断的压迫青年工人中反对的倾向这个背景之下，哥萨克骑兵队之恢复，无疑是特尔米多的最明白的表态之一！ ※※※ 赋予红军军官以其一切资产阶级荣衔，这个法令则是给予十月革命原则以更致命的打击。红军的指挥部，其缺点及其不可估量的功绩，都是从革命和内战中产生出来的。青年人既然不许从事独立的政治活动，其中不少有能力的份子自然到了红军中去。另一方面，国家机关之日甚一日的堕落也不能不反映于红军的指挥部中。在一个公开会议上，伏洛希洛夫教训军官对于部下要以身作则时，不得不自白说：“不幸，在这一点上，我不能特别夸口”；下层兵士前进了，但“指挥官时常落在后头”。“指挥官常常不能以适合的态度回答”新问题，等等。 这是军队里最负责任的领袖（至少形式上如此）的一个悲苦的自白，一个足以惹起警告但不足以惹起惊讶的自白。伏洛希洛夫说的话，拿来对所有的官僚说，也是贴切的。自然，伏洛希夫没有想到要将统治者上层也当作是那些“落在后头”的人的一部分。难怪他们无论何时何处都向人大声叫喊，气愤地大跺其脚，而且命令说“你们要好好做事”！事实上，落后、因循以及好多其它的弊病，其主要的根源正是包括伏洛希洛夫自己在内的那个不受监督的“领袖”集团啊！ 军队乃是社会的缩影，社会的一切病症在它身上都会出现，而且通常还发作得更厉害些。战争本是严肃的事情，不容许幻想和抄袭。军队需要批评精神的新鲜空气。指挥部需要民主的监督。红军的组织者当初是明白这点的，而且认为必须准备采取兵士选举指挥领导这类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情。党关于军事问题的基本议决案说：“各独立小分队内部团结之加强，兵士对自己及其指挥官的批评态度之发展……将造成顺利的条件，使得指挥人员由下层选举之原则能渐渐推广应用。”这个议决案通过之后15年——这个期间是足够做到内部团结和自我批评的——统治阶层反而转到恰恰相反的方向去了。 1935年9月，文明国家人民，无论苏联的友人或仇敌，都一致惊讶地发现，高踞在红军之上的军官现在恢复等级制了，从最低的少尉到最高的元帅。依照事实上的军部领袖杜哈契夫斯基之解释：“政府之采用军队官衔，为的替指挥干部与技术干部之发展造成一个更稳固的基础。”这个解释是有意说得模棱两可的。指挥干部的权力首先依靠于兵士的信任来加强的。正为这个缘故，红军当初才废除了军官阶级。这种等级制度之复活，绝非军事利益所要求的。重要的是指挥的地位，而不是指挥的官衔。工程师和医生并没有官衔，但社会仍能安置他们于有用的地位。指挥的地位，是受研究、才能、性格、经验等所保证的，这些需要不断的考核、尤其是个别的考核。少校头衔对当好一个营长并无帮助。红军五个上级军官晋为元帅，也不能赋予他们以新的才干或附加的权利。得到了巩固基础的并非军队本身，而是那些军官本身，而这是以与军队疏远为代价的。这次改革实现纯粹的政治目的：即给予军官们以新的社会重要性。莫洛托夫便是如此解释这个法令的意义，他说：“为的提高我们军队的指挥干部之重要性”。事情还不限于采用官衔，同时还加紧替那些军官兴建住房。1936年规定要建筑四万七千个房间，而那些军官的薪俸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七。“提高指导干部之重要性”，意思是说：以减弱军队道义上的联结为代价，使军官们更密切地同统治阶层团结起来。 很值得指出的是，那些改革家并未曾认为必须发明新的头衔来称呼这复活的阶级制。恰好相反，他们显然要与西方并驾齐驱。同时他们又显露了他们的要害，即不敢恢复将军的头衔，因为“将军”二字，在俄国人中已成为笑柄了。当宣布五个军事要人晋为元帅之时——此五人之选择更多是根据他们对斯大林的忠诚，而非才能或功绩——苏维埃报纸并不忘记提醒读者以帝俄军队的情形，它的“阶级尊敬和服从”。为什么要这样奴隶性的模仿呢？在创设新的特权时，官僚每一步都要使用从前拿来破坏旧特权时所用的论据。傲慢与怯懦轮流出现，外加日甚一日的伪善。 正式恢复“阶级尊敬和服从”，初看虽然令人惊讶，但我们应该老实承认：政府并没有多少自由选择的空间。指挥之升迁，若是根据本人的能力和功绩，则须在军队本身拥有自由的创意性和批判精神的条件之下才能实行，而且须有全国的舆论来监督军队。严厉的纪律只能与宽大的民主制相辅而行，而且是直接依靠于民主制之上的。然而军队不可能比当时的政权更加民主。官僚主义，其积习及其丑态，并不是起源于军事上的特别需要，而是起源于统治阶层之政治需要。在军队中，这种需要只会表现得更完全。军官阶级被革命废除了十八年之后又恢复过来，是以下三个指控的铁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苏维埃军队已经失去了那使它得“红”军之名的主要特性，而官僚们是如何无耻地将这些堕落的结果确立成为法律。 资产阶级的报纸很赞美这个反改革。法国官方报纸《时报》，于1935年9月25日写道：“这种外表上的改变乃是一程标帜，表明现今在全国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政权现在确然没有危险了，而且正一步一步地稳定下来。在苏维埃家庭和苏维埃社会之中，革命的习尚正在让位给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中流行的情感和习俗。苏维埃已经资产阶级化了。”这个判断无需我们添加一个字。 五倘若战争发生时苏联将如何？ 战争的危险反映出苏联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因此，战争的危险也是批评那种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乌托邦思想的论据。但是现在，这不祥的“论据”终于提出来了。 要预先列举未来各国之间大混战的一切因素是不可能之事。这种事先的计算若是可能的话，则利益之冲突都可以用账房先生的和平协议结了。在血淋淋的战争方程式中，有太多的未知数。无论如何，苏联方面是有很多有利因素的，有些从过去承继下来，有些是新政权所创成。内战几年中，外国干涉的经验又再一次证明了：俄国的最大优势依然是它的广大领土。外国帝国主义只消数日就推翻了匈牙利苏维埃——里面自然也有贝拉·孔[35]（BelaKun）政府令人惋惜的帮忙。苏维埃俄罗斯一开始就被切断了同周围各国的交通，却能反抗外国干涉至三年以上。有个时候，革命的领土差不多缩小至旧时莫斯科公国的版图。但是，即使那样，它仍能够支持，而且终于获得胜利。 俄国的第二个大优势则是它的人口众多，每年差不多增加三百万人口，现在全苏联人口显然超过了一亿七千万人。每年的征集就有一百三十万人。最严格的检查，无论身体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也不过排除四十万人而已。可服兵役的人，理论上估量为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实际上则可视为无限制的。 但是，领土和人口不过是战争的“原料”而已。所谓战事的“潜力”首先须依赖于国家的经济强度。在这方面，苏联比旧俄罗斯又不知便利了多少。我们之前说过，计划经济，从军事观点看来，给予了苏联以最大的优势。僻远区域，尤其西伯利亚之工业化，给予草原区和森林区全新的价值。然而苏联依旧是一个落后国家。劳动生产力之低下、生产物质量之拙劣、交通工具之薄弱——苏联在土地和人口方面的优点只能部份地抵消这些弱点而已。在和平时代，两个敌对社会制度间经济力量之决赛，可以设法延缓下去——不是无限期延缓，而是延缓一个长时期——譬如用政治手段，尤其用垄断对外贸易的方法。在战争时代，则直接在战场上决定了。这便是危险所在。 军事的失败，虽然时常引起巨大的政治变动，但其本身不不一定造成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变动。一种社会制度若能保证较高度的财富和文化的发展，则决不会为枪炮所推翻。反之，胜利者倘若在进化上及不上被征服者的话，则会采取被征服者的制度和习尚。财产形式要能为军事力量所推翻，那除非是这财产形式已经与本国经济基础处于剧烈冲突的地位。德国同苏联作战，若是战败，则不仅希特勒垮台，资本主义制度也要垮台。另一方面也不难想到：苏联若战败，则不仅危及苏维埃统治阶层，也将危及苏联的社会基础。现时德国社会结构之不稳定，乃因为它的生产力早已超过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形式。反之，苏联社会制度之不稳定，则是由于它的生产力远远赶不上社会主义的财产形式。战争失败之所以会危及苏联的社会基础，同这个基础在和平时期需要一个官僚制度和一个对外贸易垄断一样，是由于这个基础本身的薄弱所造成。 然而我们能希望未来大战时苏联不致于失败吗？对于这个坦率的问题，我们也要坦率地回答：如果战争始终限于战争，则苏联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在技术、经济和军事方面，帝国主义是无比强大的多。若不是受了西方革命的麻痹，帝国主义一定会铲除那产自十月革命的制度。 人们可以回答说：“帝国主义”乃是一个抽象名词，其中是充满着矛盾的。这话不错；而且若没有这类矛盾，苏联早已从国际舞台上消失了。苏联所订的外交和军事的协议，一部分就是立足在这类矛盾上面。然而倘若没有看见这类矛盾的限度，那将陷于足以致命的错误。恰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从最反动的到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斗争，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直接威胁之前就要停止一样，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也是会妥协的，为的是阻止苏联的军事胜利。 外交协定，借用某首相曾经说过的话，不过是“几张废纸”而已。并没有规定过外交协议至少在战争爆发之前有效。苏联与别国所订条约，当欧洲某地的社会革命产生直接威胁之时，没有一条能仍然生效的。假设西班牙——且不说法兰西——的政治危机进入了革命的阶段，那么劳合·乔治所设想的希特勒是救世者的希望一定会支配所有资产阶级政府。另一方面，倘若西、法、比等国的动摇局势终于造成反动胜利的话，则那些条约也要消失得无踪无影。最后，即使那“几张废纸”在战争初期仍努力保持其效力的话，那也毫无疑问，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势力的结合将受其它有力得多的因素所决定，而非受那些以食言为职业的外交家所订的盟誓所决定。 自然，倘若资产阶级同盟国获得切实的物质保证，确信莫斯科政府不仅在战争阵在线站在它们一边，而且在阶级阵在线也站在它们一边，那情形一定会完全不同的。利用苏联处在受夹攻地位的困难，那些资本主义的“和平朋友”自然要想方法在对外贸易垄断上和苏维埃财产法上钻开一个缺口。亡命在法国和捷克的白党所以渐渐开展“保卫主义”运动，就是完全依靠在这个希望之上。倘若你假定世界斗争只限于军事的层面，那么那些“同盟国”有相当的机会达到它们的目的。没有革命的干涉，苏联的社会基础一定要垮台，不仅战败时如此，战胜时也是如此。 两年多以前，一个名叫《第四国际与战争》的纲领宣布用如下的话概括苏联的前途：“国家十分迫切需要日常用品，在此影响之下，农民经济中个人主义倾向将强盛起来，集体农场内的离心力也将每月增长。……在战争的热浪之下，我们可以设想到……对同盟国资本的吸收，对外贸易垄断的违反，国家对于托拉斯监督的减弱，托拉斯之间的冲突的加剧，托拉斯和工人之间的冲突，等等。……换一句话说，如果在长期战争时，无产阶级仍旧是无所动作，那么苏联内部的社会矛盾，不仅可能而且必然发展成为资产阶级邦那巴主义的反革命。”最近两年的事变更增加这个预测之力量了。 但以上的论断并不必然导致所谓“悲观主义的”结论。如果我们不愿对资产阶级世界之物质上优胜，对帝国主义“同盟国”之必然叛变，以及对苏维埃制度的内部矛盾视若无睹，那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致于过分高估敌对国或同盟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在一个消耗到底的战争能够彻底衡量经济力量之对比以前，制度本身之相对稳定性早已受到考验。认真推测未来大屠杀的严肃理论家，都一致将革命的或然性或甚至必然性列入于战争的各种结果之估量之中。在某些圈子里有人时常提起一种小规模“职业军”的想法，尽管这种想法同戴维和歌利亚[36]中的个人英雄思想同样虚幻，但在其虚幻之中却透露出对于武装民众之惊恐。希特勒从来不放弃机会来表明他的“爱好和平”，他常提醒：西方若是发生战争，必然要惹起新的布尔什维克风暴。今天以前阻止战争爆发的力量，并不是国际联盟，并不是集体安全公约，并不是和平主义运动，唯一的是统治阶级对于革命的自卫性的惧怕。 社会制度，同其它所有现象一样，必须用比较的方法去估量。虽然有这许多矛盾，苏维埃制度在稳定性方面，仍然比其可能的敌人的制度有巨大优越处。纳粹党所以能够统治德国人民，乃由于人民忍受不住德国社会矛盾之紧张。这些矛盾并未除去，也未减弱，不过给法西斯禁压住了。战争的发生又会使这些矛盾显露出来的。希特勒比威廉二世更不可能令战争走向胜利。惟有及时的革命，才能使德国免于战争，因此免于又一次的战败。 世界舆论将不久之前日本军人残杀政府大臣的事件，说成是一种过度狂热的爱国主义的笨拙表现。其实，这个残杀，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仍与俄国虚无主义者用炸弹攻击帝俄官僚制度，源于同一的历史典型。日本人民在亚洲式的农地制度和超现代的资本主义配合压迫之下窒息受苦。朝鲜、满洲和中国，一俟军事压迫稍微松懈，就要崛起反对日本的暴政。战争将使这大和帝国遭受最大的社会灾难。 波兰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毕苏斯基的政权是一切政权中最无所作为的，它甚至不能减弱一下土地对农民的奴役。西部乌克兰（加里西亚）在很严重的民族压迫之下存活。工人不断的罢工和反叛，动摇了全国。波兰资产阶级企图与法国联合又与德国亲近以求自保，但它的诡计除了加速战争之爆发，并在战争中必然灭亡之外，是没什么结果的。 战争的危险和苏联的失败是实在的，但革命也是实在的。革命若是不能先爆发来阻止战争，那么战争就将帮助革命的爆发。第二次分娩一般总比第一次容易些。新的大战发生后，不需两年半便会出现第一个暴动。而且，革命一经开始，这回就不会半路而废。长远来说，苏联的命运不是由总参谋部里的地图来决定，而是由阶级斗争的地图来决定。惟有欧洲无产阶级坚决地反对其资产阶级以及与资产阶级同一阵营的“和平朋友”，才能保卫苏联，免遭毁灭，免遭“同盟国”的暗算。若是无产阶级在好些国家得到胜利，即使苏联战败了，那也不过是短时期的事。反之，若是帝国主义仍旧操纵了苏联以外的世界，则苏联无论如何战胜，都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 苏维埃官僚的支持者，说我们“轻估”了苏联与红军等等的内在实力，就像我们以前“否认”一国社会主义之可能性一样。这类的论点如此不通，使得连交换意见也不可能。没有红军，苏联早就像中国一样被击碎了、分裂了。惟有红军对于未来资本主义敌人之顽强和英勇的抵抗，才能替帝国主义营垒中阶级斗争之发展造就顺利的条件。这样说来，红军是一个有巨大意义的因素。但是绝不是说它是唯一的历史因素。它能给革命以一种强大的推动就已经很不错了。革命能完成主要的任务，单靠红军是完成不了的。 没有人要求苏维埃政府到另一个国家进行冒险、作出不合理的举动、或者尝试以暴力催迫世界改变。恰好相反，过去官僚们做这类尝试时（如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和广州等）只能给反动势力所利用，当时左派反对派都曾作出及时的批评。这里所说的，是关于苏维埃国家的一般方向的问题。苏维埃外交政策和世界无产阶级殖民地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其最不祥的表现，就是共产国际屈服于保守的官僚主义及其无为迟钝的新宗教之下。 欧洲工人和殖民地民族，站在“维持现状”的旗帜之下是无法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要爆发出来并且破坏现状，恰像胎儿已经长大必然要打破怀孕的现状一样。劳动者并无丝毫利益来保卫现存疆界，尤其是在欧洲的疆界——在受本国资产阶级统治时如此，在暴动起来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时更是如此。欧洲的衰落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即在经济上分裂为差不多四十个准民族国家，各有各的关税、护照、货币制度和保卫民族特殊性的庞大军队等，由此成为巨大的障碍物，拦阻了人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道路。 欧洲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不是永久保持疆界，而是用革命方法废除疆界，并不是维持现状，而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合众国”！ [29]寇松(GeorgeNathanielCurson,1859-1925),英国保守党人﹐1919至1924年任外交大臣。 [30]劳合·乔治(DavidLloydGeorge,1863-1945),英国保守党人﹐1916至1922年任英国首相。 [31]巴尔都(JeanLouisFirminBarthou,1862-1934),英国政治家﹐律师﹐1913年任总理﹐1934年任外交部长﹐同年十月被法西斯份子暗杀。 [32]鲍尔温(StanleyBaldwin,1967-1947),英国保守党人﹐三度担任首相(1923-1924,1924-1929,1935-1937)。 [33]莱翁·勃鲁姆(Léon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领袖﹐三度出任法国总理(1936-1937,1938﹐1946-1947)。 [34]史泰福德．克里布斯(StaffordCripps,1889-1952),英国工党人﹐二战期间曾任驻苏联大使﹐战后任财政大臣多年﹐1951年任费边社主席。 [35]贝拉·孔(BelaKun,1886-1939),匈牙利共产党领袖﹐1919年三月在匈牙利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任总理。同年八月一日共和国给推翻。 [36]戴维(David)是以色列王﹐少年时代曾以一块石头打败了巨人歌利亚(Goliath)。
第七章家庭、青年与文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七章家庭、青年与文化 一家庭中的热月 二反青年的斗争 三民族与文化 一家庭中的热月 十月革命忠实地尽了它对妇女的义务。年青的政府不只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给她们同男子完全一样的各种权利，而更重要的是，它尽了一切力量，比任何其它政府都尽了更多的力量，来保障妇女能从事一切形式的经济和文化的工作。可是，最勇敢的革命，像“全能”的英国议会一样，也不能够把女人变成男人——或者不如说，不能使男女平均分担怀孕、生产、哺乳和养育儿女的责任。革命作了一次英勇的努力来摧毁所谓“温暖的家庭”——就是劳苦阶级的妇女从童年到死亡在其中干着奴隶般的苦工的那种陈腐、沉闷而停滞不前的制度。按照计划，家庭这种封闭的小单位，要由社会一整套的服务和供应的设备来代替，如产科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医院、疗养院、体育馆、电影院等。家庭的家务职能，若完全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机构来执行，同时让上下辈代的人都亲密团结并且互相帮助，就会使妇女，因而也使相爱的夫妻，都摆脱千年的桎梏。一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四千万苏联家庭，绝大多数仍然处于中世纪的状态，妇女受奴役并且有歇斯底里症状，儿童天天受着委屈，充满女性和幼稚的迷信。因此我们不能有任何幻想。正由于这个原因，苏联在处理家庭问题的态度上的接连改变，才最足以说明苏联社会的真正性质及其统治层的演变。 用猛烈手段一下子把旧式家庭废除，已经证明不可能。这并不是因为缺乏意志，也不是因为家庭那么深入人心。相反，经过一个短时期不相信政府及其托儿所、幼儿园之类机构以后，女工和比较进步的农民都了解到集体照管儿童以及整个家庭经济的社会化的无数好处。不幸，社会确实太穷，也太没有文化了。国家的实际资源与共产党的计划和愿望不相称。你不能“废除”家庭；必须拿什么来代替它。妇女的真正的解放，在“普遍匮乏”的基础上不可能实现。经验很快就证明了马克思在八十年以前所说明的这个严酷的真理。 在贫困的那些年，工人以及他们一部份家里人只要可能，都在工厂食堂或其它公共食堂吃饭，这情况官方认为是向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转变。现在用不着再花时间来说明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自不同的特点。事实是这样：自从1935年粮票制度取消后，所有境况较好的工人都回到自己家里吃饭了。如果认为这种倒退是宣告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行，那是不正确的，因为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从来没有实行过。但是工人和他们妻子对官僚所办的“社会伙食供应”的批评，却更足以令人羞愧得多。同样的话也可以用来说公共洗衣房，在那里，弄破和偷掉的衣服比洗干净的还要多。回到温暖的家庭去吧！但是，演说家和新闻记者现在带着几分羞愧来鼓吹的在家做饭和洗衣，就是叫工人的妻子回到她们的锅灶和洗衣盆旁边，也就是回到原先的奴隶地位。共产国际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彻底而且不可逆转的胜利”的决议，在工厂区的妇女听起来是否很可信，的确是个疑问！ 农村的家庭，不仅与家庭工业而且与农业相联系着，比城市家庭更稳固也更保守得太多。只有很少数而且一般是很虚弱的农业公社，在初期就设立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根据初期的宣告，集体化要发动在家庭方面决定性的改变。他们并非无缘无故地没收了农民的牛和鸡。无论如何，当时有不少关于公共食堂在全国农村顺利发展的宣传。但是，到退却开始时，真相突然从这种浮夸的阴影中显现出来了。农民从集体农庄所得到的，一般只有他自己吃的面包和牲畜的饲料。肉类、乳制品和蔬菜，他差不多完全是从宅旁的自留地得来的。只要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是靠家庭单独努力得来的，那就再不能谈什么公共食堂了。这样，极小块的田地为家庭造成了新的基础，给妇女加上双重负担。 在1932年，全国托儿所能够经常收容的儿童总数是六十万，而当农忙的时候，也不过大约能收容四百万。在1935年幼儿床的总数为五百六十万，而属于经常性的仍然只占一小部份。况且，现有的托儿所，即使是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及其它中心城市的，一般也不能令最不挑剔人满意。“一个托儿所，如果孩子在里面觉得比在家里还不如，那就不是托儿所，而是坏的孤儿院，”苏联某大报这样抱怨。难怪那些境况较好的工人家庭都不送孩子进托儿所。但是对于基本的劳动群众来说，就是这种“坏的孤儿院”的数目也是太少了。不久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弃儿和孤儿都要交给私人收养。这样，官僚政府就由它的最高机关来承认了它在这项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的职能上的破产。上幼儿园的孩童总数，在1930至1935的五年之间，从37万升高118万1千。1930年的数字小得厉害，但是1935年的数字在全苏联的家庭中，也不过是沧海一粟。如果进一步去调查，毫无疑问会表明：这些幼儿园之中主要的部份而且是比较好的部份，是属于行政官吏、技术人员和斯塔汉诺夫工作者的家庭的。 就是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不久以前被迫公开证实了：“肃清无家可归和无人照管的儿童的决议案，执行得很差。”在这不动感情的承认背后隐藏着什么呢？我们只偶然从报纸用小字印出的评论中看到：在莫斯科，有一千多儿童生活在“特别困难的家庭环境中”；在首都那些所谓儿童之家，大约有一千五百无处可去的儿童被赶到街上；1935年秋季的两个月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有“七千五百父母被法庭传讯，因为他们扔下孩子不管”。把他们带上法庭有什么好处呢？有多少父母避免了被带上法庭？有多少儿童生活于“特别困难的环境”还没有记录下来？特别困难的环境与简单困难的环境有什么不同呢？这些都是还没有解答的问题。儿童无家可归，有明显公开的，也有隐性的，很大部份的直接原因，是在社会大危机的过程中旧式家庭迅速瓦解，而新制度来不及代替它。 就从这些偶然见到的报纸评论和刑事记录的事件中，读者可以发现苏联还有卖淫——就是妇女为给钱的男人所做的极端屈辱的行为。例如去年秋天，消息报突然告诉读者，在莫斯科逮捕了“多到一千名在无产阶级首都街上秘密卖淫的妇女”。这些被捕者里有177个女工，92个女雇员，5个大学女生，等等。什么原因驱使她们站到街上去呢？工资太少，贫困，想“弄点钱买件衣服，买双鞋”。这种社会丑恶现象大概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查明。庄重的官僚们命令统计工作者保持缄默。但是这种强迫的沉默本身，却正好证明苏联的娼妓“阶级”人数很多。在这里，主要不可能是“过去的残余”的问题；娼妓来自年轻的一代人。当然，没一个有理性的人，会认为这种与文明一样悠久的痛心事应该特别由苏维埃制度来负责。但是，在卖淫还存在的情况下谈什么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原谅的。不错，报纸只要奉准涉及这个棘手的问题时，总是说“卖淫日益减少了”。比起饥饿与衰落的那几年（1931—1933），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后来恢复了金钱关系并且取消一切直接分配的制度，必然要使流浪儿童和卖淫都重新增加。只要有特权者，就一定有贱民！ 大批儿童无家可归，就是身为母亲者生活困难的最明确、最悲惨的表征。在这问题上，连一向乐观的真理报也有时被迫苦着脸承认：“生孩子在许多妇女来说，是对她们境况的一个严重威胁。”正由于这个原因，革命政权才给予妇女堕胎权。不管那些阉人和老处女在这问题上说些什么话，在穷困和家庭变故的情况下，堕胎权总是妇女最重要的公民、政治与文化的权利之一。然而，妇女这种本来够凄惨的权利，在现实社会不平等的情况下，也正在变成一种特权了。零零碎碎泄露到报上的关于堕胎做法的消息，实在是惊人。仅仅在乌拉尔某区的一家乡村医院，在1935年就有“195个妇女被产婆弄成残废”，其中33个是女工，28个女雇员，65个集体农庄成员，58个家庭主妇，等等。这个乌拉尔地区与大多数其它地区所不同的，只不过是它的消息碰巧上了报。在全苏联的范围内，每天有多少妇女成了残废呢？ 国家表明了它没有能力为那些不得不堕胎的妇女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和卫生设备之后，就来一个路线大转变，走上禁止的道路。正像在别的方面一样，官僚们把不得已的事情当作好事。苏联最高法院的法官索尔兹，一个婚姻问题的专家，认为即将禁止堕胎所根据的理由是：在没有失业等等事情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妇女没有权利拒绝“当母亲的快乐”。教士的哲学再加上宪兵的权力。我们刚听到执政党的中央机关报说：生孩子在许多妇女（更正确点，应该说绝大多数妇女）来说，是“对她们境况的一个威胁”。我们刚听到苏维埃最高机关说：“肃清无家可归和无人照管的儿童的决议案，执行得很差”，这毫无疑问意味着无家可归的情况又增加了。可是现在苏联最高法院的法官却告诉我们：在一个“生活快乐”的国家，堕胎应该受监禁的处罚，完全像在生活悲惨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事先就可以知道，在苏联和在西方一样，会落到狱吏爪中的，主要是那些很难隐瞒自己的麻烦事的女工、女仆、和农民妻子。至于那些光顾精致的香水和其它好东西的“我们的妇女”，却会就在寛容的法官的鼻子底下照旧干她们认为必要的事。“我们需要人”，索尔兹这样说，他闭起眼不看无家可归的儿童。“那么就请你们自己去生吧”，千百万劳苦妇女要不是被官僚封住了嘴巴，就会给高级法官这样的回答。这些老爷似乎完全忘记了：社会主义是要消除那迫使妇女堕胎的原因，而不是借助于讨厌的警察干预到每一妇女最隐密的生活领域来强迫她享受“当母亲的快乐”。 禁止堕胎的法律草案交给了所谓全民讨论。即使经过苏联报刊的严密筛选，还是有许多辛酸的抱怨和受抑制的抗议泄露了出来。讨论突然停止，就像突然宣布开始一样。6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把这可耻的草案变成三倍可耻的法律。连一些官方的辩护士也感到困惑。刘易斯．费希尔认为这项立法具有某种可悲的误会的性质。其实，这个对付妇女（贵妇除外）的新法律，是热月反动的自然而合乎逻辑的结果。 家庭的胜利复位，与卢布的复位同时发生（真是天缘巧合！），原因是国家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破产。领导人不是公开说：“我们实在还是太穷，也太无知，所以不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社会主义的关系，我们的子孙会实现这目标”，而是强迫人民把破碎家庭的外壳重新黏合起来，不仅如此，还用严刑重罚来强迫人民承认这就是胜利的社会主义的神圣核心。很难用眼睛测量出这种倒退达到什么程度。 每个人和每样东西都拉进了新路线：立法者和文学家，法院和民兵，报纸和教室。有个天真老实的共青团员在他的卷子上大胆地写道：“你们不如去努力解决妇女怎样才能摆脱家庭控制的问题”。他得到的答复是几下重重的耳光，于是---沉默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被宣布为“过左”。无文化的庸俗之徒的愚蠢而腐朽的偏见，却以新道德的名义复活了。在这个广阔无垠的国家的一切角落的日常生活中究竟发生着什么事情呢？报刊只是轻微地反映出家庭领域中热月反动的深度。 由于传布福音的崇高热情是随着罪恶的生长而生长的，所以第七诫（基督教的第七诫是不可奸淫---中译者注）正在统治层中大为流行。苏联的道德家只要稍微把辞句改变一下就行。一场反对太多、太轻易离婚的运动展开了。立法者的创造性思想已经发明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办法，就是离婚登记要交钱，而一再离婚的交费要更高。我们在上面说过，家庭的复活与卢布的教育作用的增加是携手并进的，这话不是无故而说的。毫无疑问，征税使那些难于拿出钱来的人难于登记。对于上层，我们可以希望，那税款不会成为什么难事。况且，那些有漂亮房子、汽车和别的好东西的人，他们处理私事可以不让外人知道，所以也不必登记。只有在社会的底层，卖淫才有悲惨和屈辱的性质。在权力与幸福结合在一起的苏联社会的高层，卖淫采取优美的形式，算是互惠服务的小事，甚至还显出“社会主义家庭”的样子。我们已经听索斯诺夫斯基说过“汽车-女人因素”对于统治层的堕落所起的重要作用了。 那些抒情的、学院派的以及其它类型的“苏联友人”，长眼睛为的是看不见东西。十月革命所订立的婚姻和家庭的法律，曾经是值得引以为荣的，现在却正在被改造，被从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宝库借来的东西弄得残缺不全了。好像故意使背叛带上嘲笑的意味，从前为支持无条件自由离婚和堕胎而提出来的那些论据，如“解放妇女”、“保障个人权利”、“保护母性”，现在又用来支持对离婚和堕胎加以限制和完全禁止了。 这种倒退不仅显示令人厌恶的虚伪性，而且是退到了比经济上所必要的还远得太多的地步。除了客观的原因使得离婚瞻养费之类的资产阶级的方式恢复过来以外，又有了统治层的社会利益需要去深化资产阶级的法律这个因素。造成目前这种家庭崇拜的最强烈的动机，无疑是官僚们需要一种稳定的等级关系，并且需要由四千万个支持权威和势力的家庭来管束青年。 当政府仍然希望把教育青年一代的工作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时候，政府不仅不去注意维持“长者”的权威，尤其是母亲和父亲的权威，反而尽力使儿童和家庭分开，保护他们，免得受到停滞不前的生活方式的传统影响。不久以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学校和共青团还在利用儿童来揭发、羞辱以及一般地“重新教育”他们好酒的父亲或信教的母亲——至于成功多少，那是另一问题。无论如何，这办法是为了根本动摇父母权威的。在这个并非不重要的领域，现在也急遽转向了。同第七诫一起，第五诫（即孝敬父母——中译者注）也充分恢复它的权利了，虽然还没有提到上帝。但是法国的学校也可以不用上帝的帮助，还是很成功地灌输了保守主义和墨守成规。 由于关心老一辈人的权威，已经引起宗教政策的改变。否认上帝以及他的帮助和奇迹，是革命政权分化儿童和父母的最尖锐的武器。反教会的斗争，在雅洛斯拉夫斯基那样的人物领导之下，由于跑到文化发展、严肃宣传和科学教育的前头，常常堕落成为滑稽剧和恶作剧。冲击上天，像冲击家庭一样，现在已经停止了。官僚们关心他们的身份名誉，已经下令叫青年的“无神论者”放下斗争的武器，坐下来读他们的书。关于宗教问题，正在逐步建立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中立制度。但这只是第一阶段。如果事情的发展只决定于当权者，那是不难预料第二和第三阶段的。 流行意见的虚伪性，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发展成为社会矛盾的平方或立方。如果把意识形态的历史法则翻译成数学的语言，大概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如果名实相符，就表示人与人的关系中没有贪婪，友谊之中没有嫉妒和阴谋，爱情之中没有卑鄙的计算。官方的学说宣称，这些理想的标准已经实现了。现实越是对这种宣称高声抗议，官方就越是坚持这种说法。例如1936年4月所通过的共青团的新纲领说：“在男女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一种新家庭正在形成，苏维埃国家关心它的发展。”一个官方评论又补充说：“我们的青年在选择终身伴侣（妻子或丈夫）时，只有一种动机，一种推动力，就是爱情。资产阶级式的金钱势利婚姻，在我们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里是不存在的。”（1936年4月4日的《真理报》）就普通男女工人来说，这是大体上真实的。但是“金钱婚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里也比较少见。中上层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新的社会结合自动地在私人关系上打下烙印。权力和金钱在性关系上所造成的罪恶，在苏联官僚的队伍中大量滋生，好像给自己定下了目标，要在这方面超过西方资产阶级。 根据苏联报纸自己偶然或者不可避免的坦白承认，与刚才提到的《真理报》的说法完全相反，“势利婚姻”现在是完全复活了。资格、工资、职业，以及军服上金线的数目，这些东西的意义现在日益增加了，因为它们关联到鞋子、皮大衣、房屋、浴室等等问题，还有最后的梦想：汽车。仅仅为了争一个房间，每年在莫斯科就结合或拆散不少夫妻。亲戚问题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如果岳父是司令官或者有势力的共产党员，如果岳母是达官贵人的姊妹，那是很有用的。我们能够觉得奇怪吗？能够不是这样吗？ 苏联这部大书里很富有戏剧性的各章之中，会有一章是许多家庭的分解和破碎的故事。那些家庭，丈夫是党员、工会工作者、军队指挥员或者行政人员，他们成长和发展起来，并且获得了生活上新的爱好，而妻子则被家庭压倒，停留在原先的水平上。两代苏联官僚的生活道路上，布满了妻子被抛弃和冷落的悲剧。在新起的一代，现在又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所有最粗暴最残忍的事，也许都发生在官僚的最高层，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暴发户，他们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档案和回忆录将来总有一天会暴露出：那些当作福音来宣传家庭道德和强制性的“做母亲的快乐”的人们，在同妻子和一般妇女的关系上，犯了不折不扣的罪行，因为他们的地位才免于受法律制裁。 的确，苏联妇女现在还没有自由。到现在为止，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主要是给予上层妇女的，就是给了在官场、技术、教育以及一般属于脑力工作方面的代表人物，而给予女工的则少得太多，农村妇女就更少了。只要社会还不能把主妇在物质方面照料家人的责任承担起来，做母亲的人想要成功地担任一种社会的职务，就必须使用白人奴隶，例如保母、女仆、女厨等。在构成苏联人口的四千万家庭之中，有百分之五，也许有百分之十，是把“家政”直接或间接建立在家庭奴隶的劳动上面的。若对苏联的仆人数目作一次准确的调查，那对于社会主义式的评估苏联妇女地位会有重大的意义，等于整套苏联法典，不管这法典是多么进步。但正是由于这原因，苏联的统计才把仆人隐藏在“女工”或“其它”的名义下面了！一个家庭的女主人如果是受人尊敬的共产党员，有厨子，有电话可以叫商店送货，有汽车供差遣等等，她的处境与女工简直完全不一样，因为女工必须跑腿去商店，亲自做饭，带着孩子走路上幼儿园---如果有幼儿园可上的话。任何社会主义的标签都不能掩盖这种显著的社会差别。这种差别的明显程度，比起任何西方国家里资产阶级贵妇与无产阶级妇女之间的差别，一点也不低。 真正的社会主义家庭，社会将使它免除掉种种令人难以忍受和感到屈辱的日常事务所造成的烦恼，所以完全不需要任何严格管理；什么堕胎和离婚的法律，在那环境里让人听起来的感觉，不会比回想到妓院或者用活人作牺牲去祭神好一点。十月革命的立法朝这种家庭的方向迈出了大胆的一步。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性造成了悲惨的反动。热月的立法正在往资产阶级模式撤退，同时用谈论“新式”家庭的神圣性的虚伪演说来掩饰它的撤退。在这问题上，社会主义的破产也是用虚伪的体面掩盖着。 有些诚实的观察者，特别是在儿童问题上，看到崇高的原则与丑恶的实际那么明显的不符，感到震惊。光是采取那么猛烈的刑事措施来对付无家可归的儿童，就足以让人觉得，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立法纯粹是伪善。有一种相反的观察者，他们受那妆扮成为法律和行政制度的思想所显示出来的寛宏而高尚的气派欺骗了。这些乐观主义者见到赤贫的母亲、妓女和无家可归的儿童，就对自己说：物质财富再进一步增长，就会使社会主义法律逐渐有血有肉。要断定这两种态度哪一种的错误更大和更有害，真不容易。只有患了历史盲目症的人才看不见：这社会计划是多么寛宏大胆，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以及这计划打开了多么大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对那些采取消极而且本质上是冷漠的乐观态度的人，无法不感到愤慨：那些人闭眼不看社会矛盾的增长，用远望未来安慰自己，至于开启未来的钥匙，他们恭恭敬敬地提议继续让官僚掌握。好像男女权利的平等并未变成了男女权利都被官僚剥夺的平等！好像什么经书上坚决保证了：苏联官僚不会用一种新的压迫来代替自由！ 男人怎么奴役女人，剥削者怎么压迫男女双方，劳动者怎么不惜流血以摆脱奴隶地位，结果只不过把锁链换了另一条——历史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这一切的故事。基本上，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别的东西。但是怎样实际上把儿童、妇女和人类解放呢？关于这，我们还没有可靠的模型。一切过去的历史经验，完全是消极性的，要求劳动者至少，并且首先，要坚决地不信任一切享有特权而不受监督的监护人。 二反青年的斗争 每一个革命的政党，都是从新兴阶级的青年一代中得到主要的支持。政治的衰败，首先就表现为丧失把青年吸引到自己旗帜下的能力。那些相继退出舞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不得不把青年交给革命或交给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克还在地下的时候，一直是青年工人的政党。孟什维克则依靠工人阶级上层比较体面的熟练工人，一直以此自豪，并且看不起布尔什维克。后来的事变，严酷地向他们证明了他们的错误。在决定关头，青年人带领着比较成熟的阶层甚至连老年人也领着一齐走。 革命给了新的苏维埃一代人一个强有力的历史的推动。它一下使他们脱离了保守的生活方式，并且向他们透露了那个大秘密（辩证法的第一个秘密）：地球上没有一件事物是不变的，而社会是由可塑的材料造成的。根据我们这时代的事变来看，所谓种族类型不变的理论是多么愚蠢！苏维埃联邦是一个巨大的镕炉，在其中，几十种民族的性格都镕化在一起。关于“斯拉夫灵魂”的神秘信仰，像浮渣一样正在消失。 但是革命给予青年一代的推动，还没有在相应的历史事业之中表现出来。不错，青年人在经济领域内非常活跃。苏联有七百万工人年龄在23岁之下：工业部门有三百一十四万，铁路有七十万，建筑业有七十万。在新兴的大工厂里，大约一半工人是青年。目前有一百二十万共青团员在集体农庄里。最近几年，好几十万青年团员被动员去作建筑工作，砍伐木材，挖掘煤矿、开采金矿，到北极、库页岛或到阿穆州去，那里有个新城市叫做“共青团城”正在建筑中。从新的一代中涌现突击队、优秀工人、斯塔汉诺夫工作者、工长以及下级行政人员。青年人都在学习，而且其中相当大部份在刻苦地学习。在体育领域最大胆或是最军事化的方面，如跳降落伞和射击，他们也很积极或更为积极。进取而勇敢的青年都去参加各种危险的远征。 “我们大部份青年都渴望去有困难的地方工作”，著名的北极探险家史米特这样说。这毫无疑问是真的。但是在一切领域，革命后的一代人仍然处于受监护的地位。上面的人告诉他们做什么和怎样做。政治作为最高的指挥形式，仍然完全掌握在所谓“老卫兵”的手中，这些老兵在一切向青年发表的热情而且往往带有讨好意味的演说之中，都很警觉地保卫着他们自己的垄断权。 恩格斯并不认为在国家还没有消亡的时候，这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警察压迫还没有让受过教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我管理来代替的时候，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实现，他把完成这一任务的责任交给青年一代，“他们将在新的、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能够抛弃这一切国家主义的废物。”列宁加上他的意见：“......抛弃所有种类的国家主义，连民主共和国的国家主义也包括在内。”在恩格斯和列宁的心中，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大致是这样的：夺取了政权的那一代，即“老卫兵”，开始消灭国家的工作；下一代完成它。 实际情况怎样呢？苏联人口的43%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出生的。如果你拿23岁作为两代人的分界线，那么，苏联人口的50%以上还没有到达这个界线。因此，全国大部份人凭个人回忆所知道的制度，只有苏维埃制度，没有其它。但是，正是这新的一代人，并不是如恩格斯所设想那样，在“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而是在统治层的不可忍受而且不断加强的压迫之下形成的，这个统治层，根据官方编造的说法，是由那些完成了大革命的人所组成的。在工厂、集体农庄、军营、大学、中小学教室、甚至在幼儿园，如果不在托儿所的话，都把人的最大光荣宣告为对领袖的个人效忠和无条件服从。近来许多教育性的警句和格言，很像是从戈培尔（德国纳粹党的宣传部长---中译者注）那里抄来的，如果戈培尔自己不是从斯大林的合作者那边抄来大部份的话。 学生的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充满了形式主义和虚伪性。儿童学会从头到尾坐着捱过无数死气沉沉的会议，照例有不可缺少的名誉主席团，有对亲爱领袖们的歌颂，以及预先消化过而且合乎正道的辩论，辩论时完全按照长辈的做法：说的是一套，想的是另一套。最天真的那部份学校儿童想在这块多管闲事的沙漠里创造一块绿洲，遭遇到严厉的压制。格别乌经过它的代理人，把出卖和告密这类令人厌恶的腐败行为介绍到“社会主义的学校”里去了。比较有思想的教师和儿童读物作家，虽然被迫装出乐观的样子，然而在这种摧毁学校生活的压迫、虚伪和厌倦的精神环境中，还是不能永远隐藏他们的恐惧。新的一代由于没有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经验，就只有在苏维埃民主的条件下，只有自觉地研究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教训，才能够成熟起来而独立地参加国家的社会生活。独立的性格像独立的思想一样，没有批评是不能发展的。可是苏联青年却根本不容许有起码的机会来交流思想，犯错误，以及做试验并改正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错误。一切问题，连他们自己的问题在内，都由别人给他们做了决定。他们所做的只是执行这些决定，并且歌颂那些做决定的人。对于每一句批评的话，官僚都加以残酷的压迫。青年队伍中所有杰出又不肯屈服的人，都被系统地摧残掉、压制住或者肉体上消灭掉。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千百万共青团员之中，竟连一个大人物都没有冒出来。 投身于工程、科学、文学、体育或弈棋的事业，都可以说青年是获得鼓励去奔向远大前程。在所有这些方面，青年同底子不足的老一代相竞争，往往并驾齐驱或者胜过他们。但是，一碰到政治，青年就烧伤手指。这样，他们只有三条路可走：加入官僚层去寻求个人的成功；或者默默地忍受压迫，退避到经济工作、科学工作或者他们自己琐碎的私人事情方面；最后一条可能的路则是进入地下，为了未来而学习斗争并且锻炼性格。向官僚层钻营的道路，只有很少数人可以走。在另一极端，也只有很少数人走进反对派的队伍。中间的人，即绝大多数，则是很混杂的。但是，这群青年里面，在铁的压迫之下，正发生着一种意义极为重大的隐蔽着的变化，这变化要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苏联的未来。 内战时期的禁欲倾向，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让位于一种比较注重物质享受的、且不说是贪婪的情绪。第一个五年计划又变成一个非自愿的禁欲的时期——但这时只有群众和青年方面是如此。统治层则已经坚定地站在个人发达的立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毫无疑问带来一种反对禁欲主义的强烈反动。广大的人群，特别是青年，都变得对个人的发展关心起来。事实却是，苏联新的一代里面，只有很少数有办法爬到群众之上并且能够尽量去适应统治层的人，才可以得到富裕和发达。官僚方面则正在有意识地发展并且挑选着党的核心成员和追求升官发财的分子。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大会上（1936年4月），主要的发言人说：“贪图利益、庸俗小气和卑鄙自私，都不是苏联青年的品性。”这些话听起来，与当时主要的口号“富裕美妙的生活”，与计件工资、奖金和勋章等等办法，非常不和谐。社会主义并不是禁欲的；恰恰相反，它十分敌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它还敌视一切宗教，因为它所信的是这个现实的世界，而且只信现实的世界。但是社会主义的世俗价值观是分等级的。人的个性开始向往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于在意富裕的生活，反而是由于不在乎它了。然而，没有一代人能够超越他们自己。目前的整个斯塔罕诺夫运动就是建筑在“卑鄙自私”的基础上。衡量成功的标准——赚了多少裤子和领带——所证明的恰好就是“庸俗小气”。就算这个历史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好吧。那还是要如实地看待它。市场关系的恢复，毫无疑问让个人有了机会显著地富裕来。苏联青年大批涌向工程类的职业，与其说是因为受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吸引，倒不如说是因为工程师挣的钱比医生或教师多太多。这种倾向在精神压迫和思想反动的环境中滋长起来，加以上层对升官发财的本能还有意地放纵，那时所谓“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往往变成了极端反社会的利己主义的教育。 然而，如果把青年说成是完全或主要受着个人利益支配，那就是公然诽谤了。不是的，整体来说，他们是高尚、勇于服务、并且有进取心的。升官发财主义只是从上面来污染着他们。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藏有各种尚未定型的英雄主义倾向，只等机会发挥出来。主要正是这种情绪，滋养着最新的苏联爱国主义。毫无疑问，它是非常深刻、真诚而且有活力的。但是，就在这种爱国主义里面，也有一道裂缝把青年和老人分开。 青年健全的肺，无法忍受在那种与热月反动分不开的虚伪空气之中呼吸，而热月反动还不得不披着革命的外衣。社会主义标语和实际生活之间太不和谐，损害了人们对官方教规的信仰。有相当大一部份青年以轻视政治、以粗野放荡为荣。在许多情况下，或许是大多数的情况，这种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不满的最初表现，也是自己暗中想要独立起来的最初表现。共青团和党把几十万青年开除、逮捕和流放，其中有“白党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也有“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这证明左右两方面自觉的政治反对派的源泉并没有枯竭。恰恰相反，最近几年这些源泉正在以新的力量冒起泡来。最后，那些比较没有耐性、脾气暴躁，失掉平衡，在利益和情感上受了伤的人，就把自己的思想转向恐怖主义的复仇。大体上，苏联青年政治情绪的光谱就是这样。 苏联的个人恐怖的历史，清楚地标出国家一般演变的各个阶段。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在内战还未结束的气氛中，恐怖行为是白党和社会革命党干的。到过去的统治阶级对于复辟失去了希望的时候，恐怖主义也消灭了。富农的恐怖，其回声到最近还可以听到，一直带着地方性，是反苏维埃制度的游击战争的补充。至于最近爆发的恐怖主义，既不是依靠旧统治阶级，也不是依靠富农的。最近这一期的恐怖主义者，完全来自青年一代，来自共青团和共产党，而且并不少见还是统治层的子弟。虽然这种个人恐怖行为完全不能解决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毕竟是有极为重大的象征意义。它表明官僚与广大人民，特别是与青年，有极为尖锐的矛盾。 经济冒险，跳降落伞、北极探险、故意显示的漠不关心、“浪漫的流氓行为”、恐怖主义的情绪，以及个人恐怖行为——所有这些合起来，正在准备着爆发一场青年一代反对老年人那种不可忍受的管教的斗争。一场战争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一个出口，让积压的怨气排泄出去，但是不会长久。在战争中，青年人很快就会得到必要的战斗精神以及他们现在不幸最缺乏的威信。同时，大多数“老人家”的声望将受到不可补救的损伤。一场战争顶多只能给官僚统治一个延期解决的机会。随后的政治冲突将会更加尖锐许多。 如果把苏联根本的政治问题简化为两代人的问题，当然是片面的。老年人里面，公开和暗中反对官僚层的人有的是，同样，青年人之中，也有好几十万纯粹的应声虫。但是，不管对统治层地位的攻击是来自何方，来自左方还是右方，攻击者的主要力量总是来自那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而受到压迫并且感觉不满的青年人。官僚们非常了解这一点。一般说来，他们对于任何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的事情，都极度警觉。所以，为了预先巩固他们的地位，官僚们自然建立起主要的战壕和坚固的堡垒以抵御青年的一代。 我们已经提到，1936年4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自然，在这会上没有任何人费心解释：为什么违反章程，大会隔了整整五年才召开。而且，很快就明白了：这个经过细心甄别和挑选的大会在这时候召开，目的完全是为了剥夺青年人的政治权利。按照新的章程，共产主义青年团现在甚至于在法律上也无权参加国家的社会生活。今后它唯一的活动范围，就是教育和文化训练。青年团的总书记根据上级命令在他的演说中宣布：“我们必须….停止唧唧喳喳，谈论工业和财政的计划，谈论降低生产成本、经济核算、农作物播种，以及国家的其它重要问题，好像这些问题要由我们来决定似的。”全国人民也许要跟着说最后这句话：“好像这些问题要由我们决定似的！”那傲慢的训斥，“停止唧唧喳喳！”，尽管是在这么驯服的一个大会上，也没有受到热烈欢迎。如果你想起下述的情况，就会觉得这个训斥更值得注意了：苏联法律规定18岁为政治成熟的年龄，凡达到这年龄的青年男女都有选举权；而共青团的年龄限制，根据原先的团章，是23岁，实际上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团员是超过这个年龄的。这次大会同时采取了两项改革。它正式承认超龄团员是合法的，这样就增加了共青团员中的选民数目；但同时它又剥夺这整个组织的政治权利，不但不许它闯入一般的政治领域（关于这点从来都不成为问题！），而且连当前的经济问题也不许它过问了。过去的年龄限制之所以取消，是因为从青年团员转为党员，过去几乎是自动的过程，现在已经弄得非常困难了。这次取消政治权利的最后残余，连表面的残余也取消掉，是因为想把青年团最后完全变成已经彻底清洗过的党的奴仆。这两项措施虽然明显地相互冲突，却是产生自同一根源，就是官僚对青年一代的害怕。 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者，根据他们自己的声明，是来执行斯大林的明确指示的。他们这样声明，是为了预先防止有可能发生辩论。他们以惊人的坦白态度解释这次改革的目的：“我们不需要任何第二党”。这种说法泄露了这样的事实：统治集团认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如果不被坚决地扼制住，就有变成第二党的危险。另一个演说者仿佛有意来说明这种可能倾向的性质，带着警告的口吻说：“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本人，有个时期企图蛊惑青年，拿反列宁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来鼓动青年建立第二党，等等”。这位演说者所提到的历史，有时代上的错误。实际上，托洛茨基“有个时期”只是提出警告说：如果政权更进一步官僚化，将不可避免与青年决裂，而有产生第二党的危险。但是没关系：事情的发展证实了这个警告，因此就把这警告变成了纲领。堕落的党只对追求升官发财的人还有吸引力。诚实而有思想的青年男女不能不厌恶那种拜赞廷式的奴颜婢膝，那种掩盖着特权和任性的虚伪言词，那些平庸的官僚相互吹捧的大话：厌恶所有这些没本领上天摘星星所以往自己的身上贴满星花的首长们。现在已经不像十二三年前一样，只是第二党的“危险”的问题，而是第二党（作为能够继续推进十月革命的事业的唯一力量）的历史必要性的问题了。共青团章程的修改，尽管加上新的警察威胁，当然阻止不了青年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也不能防止他们与官僚发生敌对性的冲突。 如果发生巨大的政治动乱，青年会走上哪条道路？他们会把自己的队伍集合在什么旗帜之下？现在没有人能够对这个问题作确定的答复，青年自己尤其不能。各种互相矛盾的倾向都交集在他们心中。归根结底，主要的群众怎样集合，要由世界性重大的历史事变来决定，由战争，由法西斯主义新的胜利，或者相反，由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来决定。无论如何，官僚将要发现，这些被剥夺权利的青年代表着爆炸威力巨大的历史炸药。 1894年，俄罗斯的专制政权经过年青皇帝尼古拉第二的嘴巴，用一句有名的话答复那羞怯地梦想参加政治生活的地方自治局：“毫无意义的幻想！”1936年，苏联官僚给青年一代还很模糊的要求的答复，是更加粗暴的大喝：“停止唧唧喳喳！”这句话也会变成具有历史意义。斯大林政权要为这句话付出的代价，可能不比尼古拉第二为首的政权所付的低一点。 三民族与文化 布尔什维主义对民族问题的政策，在保证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之后，又帮助苏联在内有离心力量、外有敌对环境的情况下坚持下去。国家的官僚化堕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民族政策上面。正是因为民族问题，列宁想在1923年春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发动对官僚、特别是对斯大林的第一场战斗。但是在大会举行以前，列宁就永远离开队伍了。他那时所准备的文件，到现在还被检查官禁止发表。 革命所唤起的各民族的文化要求，需要尽可能广泛的自治权。同时，工业的发展，只有全苏联各部份都服从一个集中的总计划才能够成功。但是，经济与文化并不是互相隔绝的。文化自治和经济集中这两种倾向，自然有时会发生冲突。然而两者之间的矛盾决不是不可调和的。虽然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现成公式来解决问题，但是还可以依靠有利害关系的群众自己有弹性的意志来解决。只有群众自己实际参加有关他们命运的管理工作，才能在每一新的阶段上，在经济集中的正当要求与民族文化的活的吸引力之间，划出必要的分界线。困难在于：苏联各民族区域的人民的意志，现在完全被官僚层的意志代替了，而官僚层处理经济和文化问题，都是从行政的方便和统治层的特殊利益的观点出发的。 不错，在民族政策的领域，像经济领域一样，苏联官僚还继续做着一部份进步的工作，虽然间接成本的耗费很不少。在苏联各落后民族中尤其是这样，这些民族还必须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来输入、模仿和吸收一些已经存在的东西。官僚正在架设一道桥梁，让这些落后民族得到资本主义文化（一部份甚至是前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好处。对许多领域和许多民族来说，苏维埃政权现在所做的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像是在完成彼得第一及其同僚对老莫斯科国所做的历史性工作，不过规模更大而速度更快。 在苏联的学校里，上课所使用的语言不下八十种。其中大部份还须创造新的字母，或者用比较民主的拉丁字母来代替极端贵族气的亚洲式字母。报纸也是用同样多的文字出版，这些报纸第一次使农民和牧民知道人类文化的基本观念。在沙皇帝国遥远的边疆，本地的工业正在兴起。半宗法的古老文化正在被拖拉机破坏。随着居民识字，科学的农业和医药也出现了。这种提升新的人类阶层的工作，具有难以估计的无比重大的意义。马克思说得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但是最强有力的火车头也不能做出奇迹。它不能改变空间的规律，而只能使运动加快。现在还必须教几千万的成年人认识字母、读报、或者遵守简单的卫生规则，这就表明，还要走多么长的路，才能够真正提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问题。例如，报刊告诉我们，在西伯利亚的西部，奥罗特人从前不懂得什么叫作洗澡，现在“许多村庄有了澡堂，他们有时走三十公里路去洗澡。”这个极端的例子，虽然代表的是最低的文化水平，却可以真实地说明许多其它成就的高度，而且不限于落后地区。一个政府首长，为了说明文化发展的情况，指出这样的事实：在集体农庄里，人们开始要买“铁床、挂钟、针织内衣、卫生衣、自行车等等东西”了。这不过表示苏联农村中富裕的上层农民现在开始使用那些西方农民群众早已普遍使用的工业品而已。在演说和报刊上，现在天天谈到“文明的社会主义商业”的经验教训。其实，这不过是想把政府商店弄得干净好看一点，供应它们必要的设备和充足的各类货物，不要让苹果烂掉，不要把棉线与袜子扔在一堆，同时教导售货员对顾客要有礼貌并且殷勤一点——换句话说，就是要学会资本主义商业的普通方法而已。我们还远远没有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然而，这问题里面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也没有。 如果我们暂时把法律和制度放在一边，去看看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再如果我们不故意自欺欺人，就不得不承认：苏联在生活习惯和文化方面，受到沙皇与资产阶级的俄国的遗产影响，比社会主义萌芽的影响要强大得多。人民自己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刚刚提高一点点，他们就如饥如渴地去模仿西方现成的模式。苏联年青的职员，工人往往也一样，在服装和举止方面都尽量模仿他们在工厂中所遇到的美国工程师和技术员。那些在工业部门和机关工作的女孩子，用她们的眼睛贪婪地盯着来旅行的外国女士，想学会她们的装束和风度。学会了的幸运者就变成大家模仿的对象。工资较高的女孩子的头发已经不剪成刘海式，而是烫成鬈发了。青年们很热心参加“西式跳舞圈子”。在某种意义上，这都表示进步，但是所表现的主要并不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文化胜过宗法社会的生活，城市胜过乡村，中央胜过偏僻的地方，西方胜过东方。 同时，苏联的特权层也在模仿资本主义的上层社会。这方面的带头者，是常要去欧洲和美国的外交官、托拉斯经理、工程师。关于这个问题，苏联的讽刺作品没有涉及，因为上头“一万人”的事情是绝对禁止触及的。然而我们却不能不悲哀地指出：苏联最高傲的使节面对着资本主义文化，既未能表现出独特的风格，也没有显出任何独立的特点。他们缺乏足够的内心稳定性来蔑视外表的光彩并且保持必要的距离。他们主要的野心，一般就是尽量与资产阶级典型的势利小人没有分别。总之，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感情和行动，并不像是新世界的代表，倒像普通的暴发户。 然而，如果说苏联正在做着先进国家早已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做过了的文化工作，那只是说出了真相的一半。新的社会形式绝不是没有关系的。这种形式不只让落后国家有可能达到最先进的国家的水平，并且让它能在比西方过去所需短许多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速度这样加快的原因是很简单的。资产阶级的先驱必须发明他们的技术，并且学会在经济和文化两个领域如何运用。苏联则可以采用最新式的现成技术，并且由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能够不是部份地、逐步地运用这些技术，而是立即大规模地运用。 军事当局不止一次赞扬军队传递文化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农民。尽管资产阶级的军国主义所灌输的那种特别的“文化”没有让我们受骗，我们还是不能否认：有许多进步的习惯是经过军队传到民间去的。在革命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中，过去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通常总是站在暴动者的前列，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苏维埃制度有机会不只经过军队，而且经过整个国家机关以及同国家机关交织在一起的党、青年团和工会的机关，去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苏联在技术、卫生、艺术和体育方面采用现成的方法所用的时间，比原先各国发展它们所需要的时间短得多，是由于财产的国有形式、政治的专政和行政管理的计划方法对这提供了保证。 如果十月革命除了加速这个向前的发展之外没有其它结果的话，它在历史上仍然是正当的，因为在最近四分之一世纪里已经证明，衰落的资产阶级制度不能推动世界上任何一个落后国家认真向前发展。然而，俄国无产阶级是以更为远大的任务的名义完成革命的。不管它目前怎样受到政治压迫，它的大部份人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纲领，也没有放弃同这纲领结合在一起的巨大希望。官僚层不得不迁就无产阶级，一部份就在其政策的方向上，而主要是在政策的解释上。所以，在经济或文化领域每前进一步，不管它的实际历史内容或者对群众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总要宣布为前所未见或前所未闻的“社会主义文化”成就。毫无疑问，使千百万一直到昨天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清洁的人都有肥皂和牙刷，实在是很伟大的文化工作。但是肥皂和牙刷，甚至“我们的妇女”所需要的香水，都不能构成一种社会主义的文化，尤其现在的情形是，这些可怜的文明象征只有大约百分之十五的人口能得到。 苏联报刊一再谈论的“人的改造”，的确是在全力进行。但这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改造呢？俄罗斯人民过去既没有像德国人那样经历过一次宗教大革命，又不像法国人那样经历过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如果我们不把不列颠岛上居民在十七世纪的改革和革命计算在内，那么，资产阶级个性正是从这两座熔炉中产生出来的，而这是一般人性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俄国1905和1917年的两次革命，当然是表示个性在群众中最初的觉醒，表示个性从原始环境中结晶出来。这就是说，这两次革命以缩短的形式和加快的速度完成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改革和革命所做的教育工作。但是，远在这项工作大致完成以前，发生在资本主义黄昏期的俄国革命，就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被迫跳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苏联文化领域中的矛盾，不过是反映和折射这一跳跃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的矛盾罢了。在这种环境之下，个性的觉醒必然多少带一点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不仅在经济上如此，而且在家庭生活和抒情诗中也一样。官僚本身已经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最极端的、有时是最无节制的传递者。官僚允许而且奖励经济个人主义（计件工资、自留地、奖金、勋章），但同时在精神文化领域中无情地压制个人主义进步的方面（批评观点，个人意见的发展、个人尊严的培养）。 某一民族集团的发展水平愈高，或者它的文化创造愈高，或者它愈精细地去处理社会与个性的问题，则官僚统治的压力就愈沉重，愈不能忍受。如果只由一根指挥棍（或者不如说只由一根警棍）来指挥苏联各族人民的知识活动，那就实际上谈不到什么民族文化的特性了。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或者突厥的报纸和书籍，不过是把官僚的命令翻译成各族文字而已。在民间创作模范的名义之下，莫斯科报纸每天用俄文译文发表各民族的得奖诗人歌颂领袖的诗篇，其实都是糟透了的诗句，彼此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奴性和无才的程度而已。 大俄罗斯文化（它受到禁闭制度的迫害，并不比其它民族文化少），主要是靠革命前已经形成的老一代人来维持着。青年人好像是被铁板压住了似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民族压迫其它民族的问题，而是集中的警察机关压迫一切民族的文化发展，首先就是压迫大俄罗斯文化发展的问题。可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就是苏联90%的印刷物是用俄文印行的。这个百分比当然是明显地太不符合大俄罗斯人口的相对数目，不过仍然可能这样反倒比较符合大俄罗斯文化的一般影响力，因为大俄罗斯文化既有独立的力量，又是国内落后民族与西方之间的中介。但尽管如此，大俄罗斯人在出版机关里（自然不只在那里）占太高的比例，是不是表示大俄罗斯人损害了苏联其它民族而实际享有专横的特权呢？这是很可能的。对于这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不能轻易给予完全确定的答复。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与其说这问题的答案决定于文化上的合作、竞争和相互滋养，倒不如说是决定于官僚的最后裁决。既然政府当局的驻地是克里姆林宫，而外围各地区不得不与中央保持步调一致，官僚主义就不可避免带上专横的俄罗斯化的色彩，而留给其它民族的唯一无可怀疑的文化权利，就只有用它们各自的语文来歌颂主宰者了。 ※※※ 官方的文化理论随着经济的左右摇摆和行政的便利而改变。但是不论怎么改变，有一个特点始终保存着，就是绝对不容怀疑。随同“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从前不受欢迎的“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也得到官方正式承认了。反对这理论的人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具有严格的过渡性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同，它不想长久统治到一系列历史时代；现在这一代新统治阶级的任务，主要限于吸收资产阶级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无产阶级越长久地仍然是无产阶级（就是说，保留它过去受压迫的痕迹），它就越不能超越过去的历史遗产；而新创造能否开始，也要由无产阶级本身溶化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程度来决定。换句话说，这一切意味着，资产阶级文化要由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由无产阶级文化来代替。 在反对那种用实验室方法制造出“无产阶级艺术”的理论的时候，本书著者曾经写道：“文化要靠工业的油水来滋养，要有物质上相当的富裕才能够使文化生长、精致和丰腴起来。”即使基本的经济问题得到了最妥善的解决，“也还远远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新历史原则完全胜利了。只有科学思想在全国基础上的向前推进，以及一种新艺术发展了起来，才意味着历史的种子不仅长出了根茎，而且已经开花。这样看来，艺术的发展是测试每个时代的活力和意义的最高标准。”这种观点本来很流行，忽然在一个官方声明中被宣布为“投降主义的”，说它出于对无产阶级的创造力的“不信任”。于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时期开始了。布哈林早就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传教士，而斯大林则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不管怎样，他们两人都认为：朝向社会主义的运动要以“乌龟的步调”进行，无产阶级会有好几十年的时间来创造它自己的文化。至于这种文化的性质如何，这两位理论家的意见是既含糊又没有启发性。 第一个五年计划那疾风骤雨的几年，推翻了龟步的前景。在1931年，可怕的饥荒的前夜，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这样，在官方所庇护的作家、艺术家和画家还没有创造出“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连这种文化富有意义的雏型也还没有创造出来的时候，政府就宣布：无产阶级已经溶解于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了。艺术家们只好接受事实，无产阶级并不具备创造无产阶级文化最必要的那个条件：时间。昨天的观点立刻抛到脑后去了。“社会主义文化”马上提到日程上。我们已经对它的内容有些了解。 精神的创造性需要自由。共产主义的真正目的，是使自然服从技术，技术服从计划，并且使原料尽量产生人类所需要的一切。不仅仅如此，共产主义的最高目的，更是使人类的一切创造力最后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压力、限制和屈辱的依附地位。人与人的关系、科学和艺术，都完全不受任何外来“计划”的影响，连强迫的影子都没有。精神的创造性究竟有几分是个人或集体的，完全由创造者自己决定。 过渡性政权是一种不同的东西。专政所反映的是过去的野蛮，而不是将来的文化。它必须对一切活动的形式（精神的创造也在内）规定严厉的限制。革命的纲领从开始就认为这些限制是暂时的坏现象，并且认为随着新政权巩固的程度，应该一个一个地取消对自由的一切限制。无论如何，在内战最激烈的年代，革命领袖们很明白，政府可以根据政治的考虑对创作自由加以限制，但是决不能在科学、文学和艺术的领域内以指挥者的角色自居。列宁在艺术方面的个人嗜好是颇为“保守”的，但他对艺术问题极为谨慎，很乐意承认自己不够资格。教育和艺术人民委员卢那查尔斯基对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都给予赞助，常使列宁感到困惑难解。但他只限于在私人谈话中说几句讥诮的话，完全没有想到把他的文艺嗜好定为法律。在1924年，新时期刚开始的时候，本书著者这样说明国家对各种艺术集团和派别的关系：“一方面给它们订出赞成革命或者反对革命的绝对标准，另一方面在艺术自决的领域以内让它们有完全的自由。” 当专政具有情绪激昂的群众基础和世界革命的前景时，它并不害怕实验、研究和学派斗争，因为它明白，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群众的每一根纤维还在颤动，千年来第一次心中想什么就说什么。一切最好的青年艺术家都被触动到心灵的深处。在那充满希望和大胆的早年中，不仅创造了最完整的社会主义立法模范，而且产生了最好的革命文学作品。还有一点值得说的，就是，那些优秀的苏联影片也是在这个时期制作出来的，尽管技术设备很贫乏，却以它们处理现实题材的新颖又有力的手法引起全世界的重视。 在同党内反对派斗争的过程中，文学派别一个又一个被绞杀了。这不单是文学的问题。毁灭的过程遍及所有意识形态的领域，而且进行得更为坚决，因为那过程是比半无意识更甚的。现在的统治层自以为负有使命不仅要在政治上控制精神的创作，而且要规定它发展的道路。绝对命令的方法，同样地使用到集中营、科学的农业以及音乐方面。党的中央机关报常常对建筑、文学、戏剧和舞蹈发表不署名的指示性社论，口气像军令，对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那就更不用说了。 官僚对于一切不直接为他们服务的东西，以及他们所不懂的东西，都抱着一种迷信的恐惧态度。当他们要求自然科学与生产有某种联系的时候，这大部份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命令科学研究者只以直接实用的重要工作为目标的时候，就堵塞了最宝贵的发明泉源，也妨碍了实用的发现，因为这多半是在未能预见的道路上出现的。接受了痛苦经验的教训后，自然科学家、数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军事理论家，都避免作一切广泛的论断，因为害怕某一“红色教授”（通常是个无知的势利小人）会从列宁甚至从斯大林的言论中硬扯出一段话来声色俱厉地责难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维护自己的思想或者科学尊严，多半要招来压制。 但是，情况更糟到不得了的，是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家、历史家，甚至统计家，更不用说新闻记者了，最担心的就是同那随时转变的官方路线发生冲突，即使并非正面的冲突。关于苏联经济，或者国内外政策，谁若没有从“领袖”的言论中引述许多陈词滥调来在背后和两翼布防，并且预先承担要证明一切事情都正是按照应该的那样、甚至更好的那样进行着，就什么也不能写出来。这样百分之百迎合上意的做法，虽然可以使人避免平常的不愉快，却带来最重的那种惩罚，就是言之无物。 尽管表面上马克思主义是苏联国家奉行的学说，可是最近十二年内，在经济学、社会学、历史或哲学方面并没有出现过一本研究马克思的著作是值得注意和译成外国文的。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超越学究式的编纂工作的限度，只是把原先已经认可了的老见解说了又说，再按照当时行政的需要把一些老的引证重新编排而已。有千百万本书籍和小册子由国家渠道发行出去，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用处，是全靠胶水、奉承话和其它讨厌的东西黏合起来的。有可能说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和独立意见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关在牢狱里，就是被迫沉默，尽管社会形式演变的每一步都提出了巨大的科学问题！被玷污和踩在脚下的，正是一切理论工作绝对不可缺少的那一样东西：谨严。甚至列宁全集的批注，每一次新版都根据统治人物的个人利益来根本改写：“领袖们”的名声加以夸大，反对者的名声则贬低；生平事迹掩盖起来。关于党史和革命史的教科书，情况也是一样。事实被曲解，文献被隐藏或伪造，名誉制造出来或加以毁坏。只要把同一本书在最近十二年内先后不同的版本加以比较，就可以正确无误地看出统治层的思想和良心堕落的过程。 “极权”统治对文艺的破坏性影响也达到同等的程度。各种倾向和学派之间的互相斗争已成过去，代之而起的是解释领导人的意志。所有的文艺团体都被迫加入一个总组织，那等于是文艺的集中营。像绥拉菲摩维奇或格拉特科夫那样平庸但是“思想正确”的小说作者，被当作经典作家。那些有天才而不能做到充分糟蹋自己的作家，则被一群以厚颜无耻和大量引证为武器的专门教训别人的人纠缠着。最优秀的艺术家不是自杀，就是向遥远的过去找题材，或者从此沉默。诚实而有才华的著作只是偶然出现，仿佛是从隐蔽处迸出来的，带有艺术违禁品的性质。 苏联的艺术生活史是一种殉道者列传。自从《真理报》的社论下令反对“形式主义”以后，在作家、艺术家、导演，甚至歌剧演唱者中出现一种屈辱性的自我检讨流行病。人人都承认过去的错误，但是，恐防有更多的意外，他们都避免明确说明这种“形式主义”的性质。最后，当局接到新的命令，才不得不终止这场过大的自我检讨浪潮。斯大林说了几句话赞扬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结果文学的评价在几个星期内就改变了，教科书重新编过，街道改名，雕像也搬出来了。新歌剧给予高官贵人某种印象，立刻就变成对作曲家的音乐指令。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在一次作家代表会议上说：“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对于人人都是法律”，全体听众都鼓掌，虽然毫无疑问，有人羞愧脸红。仿佛要彻底嘲弄文学，连俄文句子都写不通顺的斯大林，竟被宣布为文章大师。这种拜占庭主义和警察统治里面，含有深刻的悲剧性的东西，虽然它也有些并非故意的喜剧表现。 官方的公式是这样的：文化应该有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然而，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容，只能作某些乐观的猜测。谁也不能在尚未具备充分的经济基础时发展那种文化。艺术预见未来的能力远远不及科学。无论如何，像“描写未来的建设”，“指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造人类”这一类的指示，对于创作想象力的帮助，并不比五金店的价目表或铁路时间表大些。 一种艺术的民族形式，等于它让一般人容易了解的性质。《真理报》向艺术家发命令说：“凡是人民不要的东西，就不可能有美的意义。”这种拒绝对群众进行艺术教育的民粹派老公式，现在有了更加反动的性质，因为决定人民要什么艺术和不要什么艺术的权力仍在官僚手里。官僚根据自己的选择来出版书籍，他们还用强迫手段卖书，不让读者有所选择。归根结底，在官僚眼中，整个事情就是使艺术与官僚的利益合为一体，并且使官僚的利益取得对民众具有吸引力的形式。 枉费心机！任何文学都不能完成这种任务。领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无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是第二个五年计划，都没有给我们一个新的文学浪潮可以超过十月革命所产生的第一个浪潮。”这话说得非常温和。实际上，尽管有个别的例外，热月时期在艺术创造史中，将记载为一个庸才和歌功颂德、阿谀谄媚之徒的时期。
第六章社会矛盾和不平等的增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六章社会矛盾和不平等的增长 一贫乏，奢侈和投机 二无产阶级之分化 三集体农村中的社会矛盾 四统治层的社会面貌 一贫乏，奢侈和投机 苏维埃政权开始时是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制”，以后，于1921年又被迫恢复了市场的关系。在五年计划的时期，因为物质资料极端的紧张，又走到国家分配制──即是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之上，重复“军事共产主义”的实验。然而事实证明这个基础还是不够用的。在1935年，计划分配制又让位于商业。这样第二次证明了：可行的分配方法，是多依赖于技术和现有资源之水平，而少依赖于财产形式的。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经过计件工资的方法），使将来有可能增加商品数量，减低货价，因之提高人民的生活标准。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方面──这一方面是当资本主义处于兴旺时期也可以看到的。社会的现象和过程，必须在它们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之中去研究。在商品流通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之提高，同时也就是表示不平等之增长。苏联统治层富裕程度的提高，开始远远超过群众生活水平之提高。国家财富增加，同时出现新的社会分化过程。 按照日常生活的情形说，苏联社会已经分成一个享受特权的安乐的少数，与一个在贫乏中生活的多数。从两方面的极端情形看来，这个不平等，已经形成明显的反差。那些预定要大量流通的生产品，虽然价钱很高，质量一般是低劣的，而且愈离开中心城市，则愈难以得到。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仅投机，甚至公然偷盗消费品的事情，都成了常见的现象。过去这些行为补充了计划分配，如今则成为苏联商业的调整办法了。 那些苏联“友人”有一种职业上的习惯，就是闭着眼睛和用棉花塞住耳朵来搜集印象。我们当然不能信赖他们。苏联的敌人则常常作恶意诬蔑的宣传。因此，我们还是到官僚自身方面去寻求材料吧。因为至少它不致于仇视它自己，它的官式自责（这是常常被某些急切的实际需要所唤起的），比起它更常见的和更热闹的自夸，是更值得相信的。 1935年的工业发展，如众所知的，超过了预定的计划。但关于住宅的建筑，则只做到了55.7%。而工人房屋的建筑，进行得尤其缓慢，建造得也特别差劲和粗糙。至于集体农场的场员，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同他们的牛犊和蟑螂一道住在残旧的小屋里。可是在另一方面，苏联的达官贵人却在报纸上埋怨，说那些造给他们的新房子，有些竟没有专供“家庭工人”──即家庭仆役──居住的房间。 每一个制度，在建筑和房屋方面，都有它可作为纪念的反映。现在苏维埃时代的特点，就是无数的苏维埃大厦和巨宅，官僚们的真正宫殿，有时候其价值达千万卢布之巨，富丽的戏院，红军的房屋（主要是军官的俱乐部），专供付得起钱的人用的奢华的地下铁道，而在另一方面，工人房屋的建筑则经常的是极端落后，即使这些房屋不过像营房一样。 国家货物在铁道上的运输，情形的确有很大的改进。但是，一个普通的苏联公民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道路和交通方面的行政长官，常常发出无数的命令，埋怨车辆和车站不卫生的情形，埋怨“不可容忍的不为旅客服务的情况”，埋怨“有关火车票的大批的作弊，盗窃和欺骗……，隐瞒空位并私相买卖，收取贿赂，以及在车站和在路上行李之被抢劫”。这些事情是“社会主义的运输之污点”！实际上，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输中，都构成刑事的罪责。这些善于辞令的行政长官之不断的埋怨，证明运输工具还大大够不上人民之用，证明那些在火车上运输的用品之严重缺乏，最后证明铁路的官吏也与其它有权的人一样，对于小民是极端轻视的。在陆上，在水上，和在空中，官僚都有令人羡慕的交通工具为他们自己服务，这是我们从许许多多苏联的特等火车、专车和专轮看得出来的──而且这些特权的东西，现在正日益代之以最好的汽车和飞机了。 在说明苏联工业成功的演说中，列宁格勒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日丹诺夫，预言一年以内“我们积极份子来参加会议，不必用现在这种平常的福特车，而可以坐高级轿车来了”，这一允诺曾博得那些直接有关的听众热烈的鼓掌。现在苏联的技术，就其目的是直接服务于人的那部份而言，其努力方向首先是为了满足特定少数人的高等需求。有许多城市现在还没有电车，而在有电车的地方，这些电车还与从前一样，差不多可以挤死人。 粮食工业人民委员米科扬曾大吹牛皮，说最劣等的糖果已经很快的被最高等的生产品所代替了，并且说，“我们的妇女”现在正要求精致的香水。这不过表示这种工业自实行金钱买卖以后，是尽量去迎合富裕的顾客而已。这本是市场的规律，在这种规律以内，那些高等的“夫人们”自然不会站在最后的地位。随同这种现象，还有另一种情形为人所知：根据1935年在乌克兰的调查，95个合作社之中，有68个没有一点糖果，而对于点心的需要，只能满足15%-20%，并且货物的质量还是极坏的。消息报埋怨道：“工厂所造的东西，并没有顾及到顾客的要求”。自然啰，如果所谓消费者，指的并非那种有能力伸张自己的权益的消费者。 巴黑教授，他从有机化学的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他发现“我们的面包有时简直坏得不堪忍受”。男女工人虽然不能了解酵母及酸酵之秘密，仍有同样的感想。与尊贵的教授不同的，就在他们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他们意见的机会。 在莫斯科，服装托拉斯在广告上登载出各式各样丝绸的时装，它们的样式都是专门的“时装公司”所设计的。然而在各省，即使是大工业城市，工人像以前一样，除非排队等候并须忍受别的烦恼以外，否则是得不到一件布衬衫的：这种货物太不够了！供给多数人以必需品，比起供给奢侈品于少数人，要困难得多多。一切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细数他的功绩之时，米科扬告诉我们说：“人造牛油的工业是新的”。不错，这种工业在旧政制之下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必急于作出结论，以为既有人造牛油之必要，便说情况比在沙皇统治之下还要坏，因为在那时候，人民也是看不见牛油的。但是牛油的代替物之出现，最低限度是表示在苏联有两种消费者：其一是能吃真牛油的，另一则是只能吃人造牛油的。“我们供给了许多马霍卡烟给所有需要它的人”，米科扬又这样吹牛皮的说。他只忘记加一句话，就是：无论在欧洲或美洲，没有一个人曾经听过像马霍卡那样劣等的香烟。 不平等的现象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在莫斯科以及别的大城市之中，开设一些专门售卖高级货品的商店，货品上面冠以一个意味深长的，然而并非俄文的字“Luxe”（豪华）。同时，人们又不断的埋怨莫斯科以及各省的粮食店里常常发生大量盗窃的事情，这表示虽然大家都想有吃的，但食物的供给还只能使少数人满足。 工人家庭主妇对社会制度有她们自己的观点，而她们的“消费者”的准则（借用官僚嘲笑她们的说法，其实官僚们也很关切自己的消费），最后分析起来，是有决定意义的。在工人主妇与官僚的冲突之中，马克思和列宁，以及我们，都是站在她们这一边的。我们坚决的反对官僚，他们夸张他们的成绩，掩蔽矛盾，并且扼住女工的咽喉，以防止她们的批评。 纵然承认人造牛油与劣质的马霍卡烟是现在虽不称意但仍是无可替代的必需品，但也用不着吹牛并把现实美化。“积极份子”有高级轿车，“我们的妇女”有精致的香水，工人只有人造牛油，贵人们有“DeLuxe（豪华的）”货品，平民只能观看窗橱内的精品──这样的社会主义，对于群众不能不好像是资本主义的改头换面，而他们的感想也并不十分错误。在“普遍的贫乏”之基础上，生存资料的竞争便有复活“全部陈腐的东西”的危险，事实上，这些“陈腐的东西”现在已在一步步逐渐复活了。 现在的市场关系与新经济政策下（1921--28年）的市场关系所不同的，据说是现在在国家合作社和集体农场的组织与个别的公民之间的市场关系，并无中介人和私有商人存在。但这只是原则上如此。按照计划，零售商业（国家的和合作社的）的总贸易额之迅速增加，应该在1936年达到一千亿卢布。集体农场的商业总贸易额，1935年已达到一百六十亿，今年当然更多。在这些总额之中及在这些总额之外，不合法的及半合法的中间商人究竟占一种什么地位（无论如何，总不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地位！），是很难断言的。不仅是个别的农民，就是集体农场，尤其是集体农场的个别场员，都喜欢去找中介人。家庭工业的工人，合作社社员，以及与农民交易的地方工业，都走这同一的道路。时常会无意间透露这种事情：即在整个广大的区域以内，肉、牛油、鸡蛋等商业，都被“投机家”垄断。甚至于日常最必要的用品，如盐、火柴、面粉、火油等物，虽然国家仓库里有很丰富的贮藏，但在官僚化的农村合作社之中，有几个星期或甚至于几个月都缺乏这些货物。这样一来，很明白的，农民就要从别的管道去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货物。苏联报纸常常提到中介的商人，好像是说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一样。 他种形式的私人企业和积累，似乎作用比较小些。独立的马车夫、小客栈主人、个体的手艺工人，像独立的农民一样，都是半允许的职业。在莫斯科本城，就有相当多的私人小工商业和修理的店铺。它们是被默许存在的，因为它们填补了经济中的重要缺陷。可是还有更多得多的私人企业家，躲在各种手工业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的招牌之下，或在集体农场的掩蔽之下活动着──好像其特别的目的是为着凸显计划经济中的裂缝一般。然而莫斯科的格别乌，却常常捉捕那些在街上出售自制软帽和衬衫的贫穷妇人，把她们当作恶意的投机商人。 1935年秋季斯大林宣布道：“在我们国内，投机的基础已经消灭了，如果我们现在还有投机者的话，那只可以由下一事实得到解释：即由于缺乏阶级的警觉，和苏维埃各机关对投机者之宽容所致。”这真是最纯正的官僚思想！投机的经济基础果真消灭了吗？如是，则任何的警觉便不需要了。例如，国家若能够保障人民有足够合适的衣帽，那就没有必要去捕捉那些在街上卖东西的可怜妇人了。其实，连现在是否有此必要，也是值得怀疑的。 上面所说的私商，其人数与其营业的份量，本身都不足以骇人的。你不会真的害怕车夫、卖软帽的小贩、钟表匠和买鸡蛋的人来进攻整个国有财产的堡垒！但是，这个问题仍然不是由简单的算术的关系来决定的。只要行政方面稍微有点弱点，大批各种各式的投机者就立刻出现，好像发热时生出的疹斑，证明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有不断的压力。投机的细菌对于社会主义的将来究竟含有多少的威胁，这完全要看国家政治经济机体的一般抵抗力如何而定。 下层的工人和集体化的农民──这即是说，大约90%的人口，他们的情绪和行动，主要决定于他们自己实际工资的变化。但是，他们的收入与地位较好的人收入之比较，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人类的消费范围内，相对性的规律最容易直接表示出来！一切社会关系，翻译成了金钱核算的语言时，就会彻底揭露社会各阶层在国民收入中所享有的实际比例。即使我们明白不平等现象在相当长久的时期以内是历史必不可免的事情，但这种不平等的可容许的限度，及其对社会的利害得失，在每个具体的情形之下，还是需要我们讨论的问题。 分配国民收入的不可避免的斗争，必然的要变成政治斗争。苏联现社会的结构是否社会主义的，这个问题并不决定于官僚的诡辩，而是决定于群众自己──即决定于产业工人和集体化农民对这结构所取的态度。 二无产阶级之分化 人们会认为，在一个工人国家里，关于实际工资的材料，自当特别小心去研究──关于各种类别的人民的收入，其一切的统计应该特别的明白和易于为人所了解才对。然而事实上，这一有关劳动者基本利益的问题，完全被一层看不透的帷幕所笼罩了。调查苏联工人家庭的收支，这个工作比起任何资本主义的国家来，要困难很多，这说起来似乎很难令人相信。甚至于我们要想把各种类别的工人，在第二次五年计划的期间所得的实际工资，画一个图表来表明，都做不到。官场和各方面对于一些无意义的总数往往大吹大擂，而对于这个题目却讳莫如深。 根据重工业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的报告，在1925至1935年的十年之间，工人每月的出产额增加3.2倍，而货币工资增加4.5倍。但是，后面这个堂皇好看的数字，其中有多少是被工人阶级的上层专家所鲸吞了呢？还有同样重要的问题：这个面值，其实际的价值究竟如何呢？这些问题，我们无论从奥尔忠尼启则的报告或从报纸的解释上，都得不到解答。在1936年4月所举行的苏联青年大会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科沙洛夫宣布说：“从1931年1月到1935年12月，青年工人的工资增加340%！”这个大会的青年代表，是一些慎重地选择出来的勋章佩带者，他们对于喝采鼓掌从不吝惜的，然而科沙洛夫这一次的吹牛，却并未得到一点掌声。听讲的人同演讲的人一样，十分知道市场价格的急剧变化，已经降低下层工人群众的物质状况了。 每人的“平均”工资，连托拉斯的经理和女仆都平均在内，在1935年大概是二千三百卢布，1936年大概会是二千五百卢布。这在面值上等于七千五百法国法郎，但实际的购买力，大概不超过三千五百至四千法郎。这个数字，本身就并不大；如果你注意到1936年的增加工资，是因为取消了某些消费品的特价和取消了某些免费的服务、而作出的部份补偿，那这一数字就更显得小了。但主要的问题，还是这每年约二千五百卢布，或每月约二百零八卢布，如我们上面所讲的，乃是一种“平均的”工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算术的虚构，其作用是掩饰劳动报酬上真正而且很厉害的不平等。 毫无疑问的，上层的工人，特别是所谓史塔罕诺夫份子，他们的状况在去年是大大的改进了。苏联的报纸热切地细数这个或那个得奖的工人为他自己买了多少衣服、鞋子、留声机、脚踏车、或若干瓶糖果等──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可是这些利益，下层工人得到的机会非常之少，这也是非常明白的。说到史塔罕诺夫运动的动力时，斯大林说：“生活更舒适了，生活更快乐了，生活快乐时，工作自然迅速起来了。”在这种对于计件工资制之乐观的解说中（这种解说显示统治层之特性），只包含这么多平淡无奇的真理，就是工人贵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完全是由于国家经济已有的成功。但是史塔罕诺夫份子的动机，并不是“快乐”的情绪，而是想得到更多的金钱。莫洛托夫在这里修正了斯大林，他说道：“史塔罕诺夫份子的高度生产力，其直接动机是想增加他们自己的收入。”这是真的。在几个月以内，一层新工人起来了，他们被叫作“千卢布人”，因为他们的收入每月在一千卢布以上。还有些人每月收入在两千卢布以上，可是下层的工人，有收入不到一百卢布的。 单是工资的差异，就足以显出“富的”和“不富的”工人之界线了。但官僚们犹以为未足。他们还尽量把一些特权加惠于史塔罕诺夫份子，给他们新房子，或者修理他们的旧房子，提前把他们送到休养所和疗养院去，派遣免费的教员和医生到他们家里去，给他们免费的票去看电影。在某些地方，史塔罕诺夫份子甚至可以免费理发和修面，并且还不用排队。许多特权好像是故意用来侮辱和刺伤一般工人的感情似的。官僚方面之所以有这种过份的好意，除了名利主义之外，还因为他们良心的不安。地方的统治集团，都很热心的抓住这个机会，尽量拉拢上层的工人参加他们的特权，以使自己免于孤立。结果，史塔罕诺夫份子的收入，往往超过下层工人的收入至二、三十倍之多。至于那些特别幸运的专家，他们每个人的薪俸常常可以支付八十个或一百个不熟练工人的工资。在劳动支付之不平等上，苏联不仅已经赶上而且已经超过资本主义的国家了！ 最好的史塔罕诺夫份子，即那些真正被社会主义的动机所推动的人，他们并没有因为得着特权而高兴，反而感觉烦恼。这是不足怪的。在一般的贫乏之中，唯独他们可以享受一切好的东西，这使他们遭受周围的嫉妒和仇视，这使他们的生存缺乏乐趣。工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远离社会主义道德，更甚于资本主义的工厂工人，因为后者在反对剥削的斗争中联合起来。 虽然如此，日常生活方面就是熟练工人也是不舒适的一一特别是在外省。七小时劳动制已经渐渐为提高生产力而牺牲了；除此之外，工人还耗费不少钟点在补充的生活奋斗中。例如，作为国营农场中较好的工人特别富裕的象征，人们指出，拖拉机驾驶人和联合收割机操作者等人（他们已经是有名的贵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牛和猪。从前那种理论，说没有牛乳的社会主义，比没有社会主义的牛乳要好一些，现在已经放弃了。国有的农业企业内，是不应缺少牛和猪的，但现在大家承认：这些企业中的工人为保障自己的生存，不能不经营自己微小的经济。还有同样引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官僚们得意地宣布：在哈科夫，有九万六千个工人有他们自己的菜园──叫别的城市与哈科夫比赛。在这些“自己的牛”和“自己的菜园”等字眼之中，含有多少人力的浪费，而工人，特别是他们的妻室儿女所受的，又是怎样一种中世纪的污秽和劳苦！ 至于基层的群众，他们自然既没有牛也没有菜园，而大部份人甚至没有自己的住宅。不熟练的工人，工资一年大概从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卢布，有时甚至还要少。这在苏联的物价之下，即表示一种贫穷状况。居住条件（这是物质和文化水平之最可靠的指标）非常之坏，常常是不能忍受的。绝大多数的工人，都挤在几家同住的房子里，设备和维修比军营还要差得多。有时候，为着辩解工业的失败、诈病旷工现象以及出品的粗劣，官僚自己也不能不借新闻记者之口，把居住状况描写一些出来：“工人睡在地板上，因为床上的臭虫咬他们；椅子是破的，连喝水的杯子都没有。”“两个家庭住在一间房子里，屋顶是漏的，下雨的时候，他们要一桶一桶的把水提出房去。”“厕所是脏得不能忍受”。这些关于全国各地的描写，你要多少有多少。例如，石油工业的首长写道：“这种不可忍受的状况使劳动的流动性达到很高。……由于缺乏工人，有许多油井是完全放弃了。”有些特别差的区域，只有因为在别处破坏纪律而被开除出来的工人才愿意到那里去工作。如此，在无产阶级的下层，现在形成一个被遗弃的苏联贱民阶层，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可是重要的产业部门，如石油工业，还不能不用他们。 因为工资差异之过于悬殊，再加之以一些任意给予的特权，官僚使无产阶级之中发生激烈的冲突。史塔罕诺夫运动的报告，有时呈现为一幅小型内战的图画。工会的机关报上写道：“损毁和破坏机器，是反对史塔罕诺夫运动的斗争所爱用的方法。”又说：“每一步都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在这个“阶级”斗争之中，工人们站在一方，而工会则站在另一方。斯大林公开主张“严办”那些反抗的人。其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不止一次威吓要扫除“放肆的敌人”。史塔罕诺夫运动的经验，已经很清楚的显示出官僚与无产阶级之间之深刻的裂痕，显示官僚运用那个并非他们发明的“分而治之”的格言之坚决。还有，为着安慰工人起见，他们把这个强迫的计件制叫作“社会主义的竞赛”。这个名字听起来真是一种讽刺！ 竞争这种东西，其根源本是存于我们生物的遗传之中的，若能从竞争除掉贪婪、嫉妒和特权，那么在共产主义之下，也仍然是最重要的文化的动力。但是在更接近的准备的时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建设，不能也不会靠现在苏维埃政府所采取的使人卑屈的办法来完成（这些办法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的办法），而是要用比较符合解放了的人类的身份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不能在官僚的鞭子之下来完成。因为这条鞭子正是从旧世界传下来的最可厌的遗产。你如果想要高谈社会主义而无丝毫的愧色，那就首先要折断这条鞭子并在民众的烟火之中烧掉它。 三集体农村中的社会矛盾 如果“在原则上”工业的托拉斯是社会主义的企业，那集体农庄是不能这样说的。它们不是依靠国家，而是建筑在集体的财产之上。这与个别的分散的经济比较起来，显然是一大进步，但是这种集体企业是否会走到社会主义，那完全要决定于许多条件，一部份是在集体农场以内，一部份是在苏联一般的状况之中，而最后不少的一部份则在世界舞台之上。 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斗争远远没有停止，现在这种非常不稳定的农业组织，不过是两个斗争的营垒在可怕的内战之后，一种暂时的妥协而已。固然不错，90%的农业已经集体化了，全部农产品的94%是从集体农庄出来的。纵令你注意到某些冒牌的集体农场，幕后实际上是个体农民，但就数字来看，好像还是不能不承认：战胜个体的农民经济，最少已经完成十分之九了。可是，农村区域各种势力和倾向之真正的斗争，远远超出把个体农民与集体化农民所作之简单的比较。 为着安抚农民起见，国家不能不向农村中的私有倾向和个人主义倾向作很大的让步，开始是正式赋予集体农庄以“永久”使用其土地之权──这就是在本质上取消了土地公有制。难道这只是一个法令的假话吗？按照势力关系的对比，这“假话”有可能证明是真实，而在不久的将来，给全国范围的计划经济带来许多的困难。可是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国家已被迫得恢复个体农民的自留地，各有自已的牛、猪、羊和家禽等。这当然是违反社会化和限制集体化，但农民正因为有了这些，他们才和平地同意──可是并无多大热情──在集体农庄中工作；这使他们有机会尽他们对国家的义务，同时又可以使他们自己得到一些东西。这种新的关系，现在还那么不成熟，所以纵令苏联的统计比较忠实，也很难用数字来衡量。可是，种种事实足以让我们作出这样的结论：就农民个人生存说来，他的小块田地，其重要并不亚于集体农场。这表示在整个乡村的群众之中，个人主义倾向和集体主义倾向的斗争还在进行，而斗争的结果现在还没有分晓。农民将走上什么道路呢？他们自己现在也尚未确切的知道。 农业人民委员于1935年年底说：“一直到现在为止，在实行国家的粮食供给计划时，我们受到富农份子很大的抵抗。”换句话说，这表示大多数的集体化的农民，“直到最近的时候”（现在怎样呢？），还认为把粮食交给国家，是一桩于他们不利的事，他们是倾心于私营商业的。这同样的事情，也可以从别方面得到证明，这就是曾经宣布过一种严厉的法律以保护集体化的财产，防止集体化的农民去掠夺它。再者，集体农场为其财产向国家投保了大约200亿卢布的保险，而集体化的农民为其私人财产却投保了210亿卢布，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如果这种关系并不一定是表示农民分开来说比起集体农场要富足些，那无论如何便是表示农民为其私人财产所保的险，比保他们公共财产的险更周到。 从我们的观点看起来，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也有同样显明的意义。1935年以前，马的数目都不断的减少，后来因为政府想了许多方法，去年才稍微增加一点，而去年牛的增加，却已达到四百万头。1935年的养马计划，只实现了94%，而牛则大大地超过预定的数目。如果了解下一事实，则这些材料的意义便更加明显：就是马只是集体的财产，而牛则已经可以归大多数集体化的农民私人所有。还有，在草原区域，集体化的农民例外地得到允许可以私有一匹马，那里马的增加比集体农庄快得多，而集体农场又比国家农庄快一些。根据这些事实，自然不能就此推论，说私人的小经济比大规模社会化的经济要优胜一些，但我们却可以这样说：从私人的小经济过渡到社会化的经济，从野蛮主义过渡到文明，是包含了无数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又非采取纯行政的压力所能消除的。 “法律永远不能超过经济结构以及为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文化发展之上”。土地的租赁虽然为法律所禁止，实际上是遍地盛行，而且是采取那种祸害最深的分享收成的形式。这一集体农庄的土地租给别的集体农庄，有时租给一个外人，有时则租给本农庄中那些更有企业心的庄员。说起来似乎令人不敢相信，国家农庄，亦即“社会主义的”企业，也实行土地的租借。而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事情正发生在格别乌的国家农庄之内！在这个执法的高级机关保护之下，国家农庄的经理加在租佃的农民身上条件，几乎是照抄从前地主与债奴的契约。现在我们已看到官僚怎样剥削农民了，其剥削已经不是国家代理人的性质，而是半合法的地主的性质了。 这种丑恶的现象，自然是无法加以统计的，我们一点也不用夸张它的范围，但它巨大的象征意义是令人一见就可以明白的。它无误地证明：在这包含绝大多数人口并且现在还极端落后的经济部门之中，资产阶级的倾向是很强的。同时，虽然财产关系的结构是新的，但市场关系则不可免的要加强个人主义的倾向，和加深农村的社会分化。 平均算来，每个集体农庄的收入大概是四千卢布。但是，这些关于农民的“平均”的数字，比起关于工人的，更带欺骗性一些。例如，有人在在克里姆林宫作报告，说集体化的渔民在1935年的收入，二倍于1934年，即是每人得1919卢布。当提到后一数字时，得到热烈的掌声，这表示这一数字超过一般集体化的基本群众的收入很多。另一方面，在有些集体农庄以内，摊到每个家庭的收入竟达到三万卢布，并且还不算入从个人的土地所得的金钱与实物的收入，也不计算整个企业的实物收入。一般说来，这些大集体农民每个人的收入，比起“平均”工人的工资和低级的集体的农民收入，要超过十倍至十五倍。 收入之差异，只有一部份是决定于劳动的熟练和勤奋。集体农庄和农民个人的土地，其所处的状况必然是非常不平等的，要看气候、土地、农作物的种类而定，同时距离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远近也有很大的关系。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在五年计划之中，不仅没有缓和，相反的，因为城市和新工业区域迅速发展的结果，而大大的尖锐化起来。苏联社会中这种基本的社会差别，主要因为有级差地租，必不可免的要在集体农庄相互之间和在集体农庄自身之内产生衍生的矛盾。 官僚的无限制的权力，也是促使社会分化的同样有力的武器。在它手里，有这样一些工具如工资、市价、税收、预算和信贷等。中亚细亚的许多棉花集体农庄，它们的收入彼此相差很大，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所规定的市价有差异，而较少关乎各集体农庄庄员的工作。人民中的某些阶层被别的阶层剥削的现象，并没有消灭，不过遮掩起来罢了。几万“富裕的”集体化农场的繁荣，是借着牺牲其余的集体化农场和工业工人而得到的。要想把一切集体农场都发展到富裕的地步，比牺牲大多数人而专给少数人以特权，其任务不知要困难多少，而其时间也不知要延长多久。在1927年，左派反对派就已宣布“富农的收入，比工人的收入增加得无比的多”，而这一申言现在还保存它的力量，虽然形式改变了。集体农庄的上层的收入，已经比下层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收入大无比地多。现在物质生活的差异，也许比起消除富农的前夕还要大一些。 集体农庄内部分化的进行，一部份表现于个人的消费上；一部份则表现在依附于集体农庄的个人企业中，因为集体农庄本身的基本财产是社会化的。至于集体农庄与集体农庄之间的分化，现在已经有了更深刻的后果了，因为富足的集体农庄有机会多用肥料和机器，所以很快就变得更富一些。富足的集体农庄，常常从贫穷的农庄雇用劳动力，而官方也闭眼不问。价值不相等的土地分配给集体农庄，这使集体农庄之间的分化发展得更快，并且因此形成一种资产阶级的集体农庄，这种农庄现在甚至叫做“百万富翁的集体农庄”。 自然，在农民分化的过程之中，国家政权可以作为调节器而出来干涉。但是采取什么方向呢？干涉的限度又是怎样呢？攻击富农集体农庄和庄员，就是表示与农民中间比较“进步的”阶层重新冲突，这些阶层的人，经过一段痛苦时期之后，现在才开始急切的感觉到需要一种“快乐的生活”。还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国家政权的本身现在愈发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监督了。在农业中也像在工业中一样，它企图在百万富翁的集体农庄之中，在“农业中的史塔罕诺夫份子”里面，得到友谊和支持。它当初所注意的是生产力的进步，到最后总是变成关心它本身了。正是在消费与生产联系得非常密切的农业之中，集体化遂为官僚的寄生主义开辟了无限的机会，并使官僚与集体农庄的上层份子相互结合起来。集体化的农民，在克里姆林宫庄严的会议中，向领袖们所呈献的祝贺的“礼物”，不过是他们经常向地方当权者纳贡的象征的表现而已。 这样，低下的生产水平，不断的与社会主义的甚至与合作社的（集体农庄）财产形式相冲突，这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尤为显著。最后分析起来，官僚制度正是从这种矛盾之中产生出来的，而它转过来又加深了这种矛盾。 四统治层的社会面貌 在苏联的政治文件之中，你常常可以看到攻击“官僚主义”的话，说它是一种坏的思想习惯或一种坏的工作方法。（这种攻击常常是从上至下的，这正是上层自卫的一种方法。）但是你在任何文件中都看不到把官僚当作一个统治阶层来考察的文字──你看不到它的数目和结构，它的血和肉，它的特权和贪欲，也看不到它从国民收入中吞掉多大一部份。可是，它是的确存在的。而它之这样慎重地隐藏自己的社会面貌，就证明它已经具有一个统治“阶级”的特殊的自觉，只是它对于自己统治的权利还缺乏自信。 要想用确切的数字来形容苏联的官僚，是绝对不可能的，其理由有二：第一，在一个国家之中，政府既然是唯一的雇主，要分别什么是行政机关什么不是行政机关是很难的。第二，关于这个问题，苏联的统计家、经济学家和政论家，都保持着特别的缄默。他们的“友人们”当然也学他们的榜样。我们顺便在此说一说，在那一千二百页的大著作[28]中，韦布夫妇从没有把苏联官僚当作一个社会范畴提出过。这并不足奇怪，因为根本上，他们是在官僚授意之下写作的！ 按照官方的数字，1933年11月l日在国家中央机关主管的人员，约有五万五千人。但是，在这个数字之中（近年以来这数字已有极大的增加），一方面还没有包含海陆军和格别乌，另一方面也没有包含合作社和别的许多所谓社会组织如“国防航空化学工业会”的管理人员。此外，各加盟共和国又都有各自的政府机关。 与国家、工会、合作社以及别的总机关相平行的（一部份是与它们相混合的），还有强有力的党的机关。如果我们把苏联和各共和国的统治层人员估计为四十万人，那是一点也没有夸大的。而现在这个数字，很可能已经达到五十万了。这还没包括职员，仅仅只包括“显贵的大人物”和“领袖”，即只包括真正的统治层，虽然它的本身又被许多重要的界限分成许多等级。 这个五十万人的上层，为一个巨大的行政的金字塔所支持着，其基础是广泛的和多方面的。各省各县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及与之相平行的机关如党、工会、共青团、地方运输机关、海陆军的指挥部、格别乌的机关等──所有这些计算起来，有两百万左右的人员。此外，我们还不能忘记六十万个乡镇苏维埃的主席。 在1933年，工业的直接管理是操在一万七千个经理及副经理之手（没有更新数字）。而工场（作坊）、工厂和矿山的管理和技术的全体人员，连工头都算在内，大约有二十五万人（虽然其中有五万四千个专家并不带有管理的职务）。我们还得加上各工厂中的党部和工会机关，我们知道在工厂内，管理是采取“三角”形式进行的（即管理部，党，工会）。所有全国意义的工业，其管理人员大概有五十万，这个数目在现在不会是夸大的。我们还要加上各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政府所办的企业之管理人员。 从另一面看起来，官方统计指出1933年，在全苏联经济之中，有八十六万以上的管理人员和专家──在工业方面，有四十八万以上，在运输方面，超过十万，在农业方面九万三千人，在商业方面二万五千人。这些数字当然包括了没有管理权力的专家在内，可是却没有包含集体农场和合作社。这些材料也是两年半那么久以前的。 如果你只算主席和党的组织者，那二十五万个集体农庄就应当有五十万的管理人员。实际的数目要大许多许多。如果你再加上国营农场和拖拉机站，那在社会化的农业之中，管理者的总数远超过一百万。 在1935年，国家有十一万三千家商店，有二十万个合作社。这两种机关的领袖，在本质上并不是商业雇员，而是国家的公务人员，并且还是垄断者。甚至苏联报纸也时时埋怨“合作社的管理者已经不把合作社社员看成他们的选举者了”──好像合作社的机构，在本质上可以与工会、苏维埃和党本身完全不同！这一整个的阶层（我们把学生和教员放在一边不算），其数目总在五六百万之间，它并不直接参加生产的劳动，但是它管理、指挥、命令、宽恕和惩罚。这个总数和构成它的各个细目，都不能说是正确无讹，但是很可以当作初步的约数。这足以使我们明白：领导的“总路线”并不是一个脱离肉体的精神。 在这个统治结构的各个层次上，从下而上，共产党员所占的百分比，从20%至90%不等。在整个官僚层之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占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人（最近，因为继续清党的关系，这个数目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这就是国家政权的背脊骨。这些共产党团管理人员也是党和共青团的背脊骨。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党，现在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官僚的政治组织了。至于党和共青团的其余成员，只是形成这些“积极份子”的源泉，亦即是补充官僚份子的后备军。那些非党的“积极份子”，其功能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假定，工人贵族和集体化的农民贵族，史塔罕诺夫份子，非党的“积极份子”，以及他们的亲信，亲戚和姻亲，他们的总数大概与我们所估计的官僚的数字相当，即在五六百万之间，若再加上他们的家属，那这两个相互交错的阶层，会有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的人数。我们对于家属人数的估计比较低，这是因为有时夫和妻，有时连上子女，都各在机关里面占据一个位置。并且，统治集团的妻子们，比起女工，尤其是比起农妇来，要限制她们家庭的人口是容易得多了。目前反堕胎运动是由官僚发起的，但是并不适用于他们自己。总之，12%，或者15%的人口，就是这个专横的统治层之真实的社会基础。 只要独享的房间、充足的食物和整洁的衣裳还只能为很少数人所享用时，那几百万的官僚，不管大的小的，首先便要运用他们的权力来保障自己的舒适生活。由此就产生官僚层的极端自利主义，例如，他们内部之坚固的团结，他们对于群众怨望之害怕，他们之残暴而坚决地压制任何批评，以及最后他们对于“领袖”之虚伪的、宗教式的顶礼膜拜一一因为这个“领袖”能代表和保护这些新贵族的势力和特权。 官僚本身，比起无产阶级或农民来，还更不一致。在乡村苏维埃主席与克里姆林宫的显贵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各种下级的官吏，其生活水平非常低下──比起西方的熟练工人的生活标准更低。但是一切东西是相对的，他们周围人民的生活还更低下得多。集体农庄主席的命运、党的组织者的命运，以及下级合作社人员的命运，与最高层的贵人的命运一样，并不是决定于所谓“选民”的。为着安抚某些不满起见，任何一个官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他的顶头上司牺牲掉。但是，碰到机会，任何人又都可以上升一级。这一切人，至少在末发生严重的事变以前，是同克里姆林宫有相互安全的保障关系的。 在其生活状况方面，统治层包含有许多的等级，从偏僻地带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一直到大都会的大资产阶级的生活。而习惯、兴趣和观念范围，也与各自的物质状况相适应。现在苏联的工会领袖，他们的心理形态，并不与西特令，朱奥和格里恩（皆英法美改良主义工会的领袖──译者）等一干人有多大不同。辞令和术语自然是两样的，但对于群众采取同样鄙视的恩主的态度，同样没有良心狡猾地耍弄二流的手段，保守主义是一样的，眼界之狭小是一样的，非常关心他们自己的平静生活是一样的，最后，对于资产阶级文化的一些最无聊的形式，又都同样的加以崇拜。大多数苏联的将校军官同世上别的地方也没什么不同，并且无论如何他们总尽力想模仿后者。苏联的外交家从西方外交家那儿所采用过来的，不只是他们的燕尾服，还有他们的思想方式。苏联的新闻记者之愚弄读众，并不亚于他们的外国同行，不过他们愚弄的方法比较特别。 如果我们很难估计官僚的数目，那么要确定他们的收入更是困难。早在1927年，左派反对派就抗议“那膨胀的和享特权的行政机关侵吞了很大部份的剩余价值”。在反对派的纲领内，曾经估计过：单只商业机构就“侵吞了大量国民收入：即超过全部生产的十分之一”。从那次以后，当局就采取必要的办法，使别人无法再做这种估计。但是，正因为那个原因，一般的管理费用没有减少，只有增加。 在别的方面，并没有比商业方面好些。如拉可夫斯基在1930年所写的；亏得党的官僚与工会官僚一次偶然的吵嘴，人民才能从报纸上知道，在工会四亿卢布预算之中，有八千万是用在供养工会人员的。但是这不过只是一个合法的预算的问题。除此以外，工会官僚还从工业官僚方面得到许多表示友好的礼物，如金钱，住宅，以及交通用具等等。“有多少用去维持党，合作社，集体农场，苏维埃农场，工业的和行政的机关，以及它们一切分机关呢？”李可夫斯基这样问道。他自己答复说：“我们连假定的材料都得不到。” 既然脱离了一切的监督，滥用职权的事就必不可免地要发生，金钱上的非法行为也是意中事。1935年9月29日，政府又一次不能不把合作社的工作不良问题提出来，经过莫洛托夫与斯大林的签字证明“在许多乡村消费合作社之中，发生无数的盗窃、浪费和损失。”在1936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某次会议上，财政人民委员埋怨地方执行委员会容许完全任意的使用国家的公款。如果这位人民委员对于中央机关的情形不肯说一句话，那只是因为他自己是属于这个圈子。 要估计国民收入中有多少部份为官僚所吞用，是不可能的。这不单因为他们很谨慎的甚至隐藏他们合法的收入。这不单因为他们站在非法行为的边界上，而且时常越过了那边界，大大利用了各种没有预见到的收入。主要的还因为社会福利、市政设施、安适、文化、和艺术等各方面整个的进步，主要的（如果不是完全的）还是为上层特权的阶层所享受。 关于官僚层的消费，我们只消作必要的修正，就可以把我们说过资产阶级的话来说它。若夸大它对于个人消费品的欲望，那是没有理由也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新的和旧的文化的收获，差不多被它所独占享用了，那情形就根本不同了。在名义上，这些好东西当然是全部人口或至少是城市的人口都有份的。但实际上，人民只在例外情况才能得到。反之，官僚却可以任意在任何时候使用它们，好像是自己的私产一样。如果你不仅仅计算薪俸和一切实物的供给，以及种种半合法的补充的收入，并且还计算到官僚们和苏联贵族们在戏院、休息的豪华旅馆、医院、疗养院、避暑地、博物馆、俱乐部以及体育场所享受的特别待遇的话，那你大概要作出这样的结论：即这15%至20%的人口所享受的财富，并不比其余所有80%至85%的人口所享受的少多少。 苏联的“友人们”要起来反对我们的数字吗？好，让他们提出别的更正确的数字来吧。让他们去劝一劝官僚们公布苏联社会的收支账目吧。在他们未曾这样做以前，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意见。我们并不怀疑，现在苏联物品的分配，比起帝制时代要民主许多，甚至比西方最民主的国家也要民主许多。但是这仍旧说不上是什么社会主义的。 [28]指《苏维埃共产主义》，1935年出版
第五章苏联的热月反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五章苏联的热月反动[14] 一斯大林因何能胜利？ 二布尔什维克党的堕落 三热月反动的社会根源 一斯大林因何能胜利？ 研究苏联史的人，不能不承认：统治的官僚在大的问题上经过了好多次自相矛盾的摇摆。要拿“环境改变”来解释或辩护这些摇摆，那显然是说不通的。所谓领导，至少应有某种程度的先见之明。斯大林派则毫不能预见事变发展之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每次都在毫无准备中惊醒。他们唯有用反射式的行政手段来应付这些出乎他们意料的情况。每次转变的理论都是事后才造出来的，而且很少顾及他们昨日所说的话。根据这些无可否认的事实和文件，研究历史的人不得不推论说：所谓“左派反对派”对于国内发生事变过程之分析要正确得多，而对于事变往后之发展也预见得远较真实些。 这话，骤然看来，似乎是与底下简单的事实相矛盾的：即无远见的政派总是得胜，而目光锐利的集团则屡次遭受失败。这种很容易让人想到的反对意见，对于那些思想上是唯理主义的人，才显得那么具有说服力；他们将政治看作逻辑的辩论，或者如同下棋。政治斗争本质上乃是利害和势力之斗争，而非论据之斗争。领导的素质之于斗争的结果自然不是无足轻重之事，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最后分析起来，也不是决定的因素。况且，斗争的每个营垒，都按照各自的形象要求各自的领袖。 二月革命把克伦斯基[15]和策烈铁里[16]送上政权，.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起统治的沙皇党羽要“聪明些”或“机敏些”，而是因为他们代表（至少暂时的）起来反抗旧制度的革命群众。克伦斯基之能够驱使列宁隐藏起来并且幽囚其它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也并不是他个人才能胜过他们，而是因为当时大多数工人和兵士还跟随着爱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走。克伦斯基个人的“优越”——如果在这里可以用这个字眼的话一一即在于他并不比大多数的人看得更远些。布尔什维克后来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领袖之个人的优越，而是因为社会势力发生新的结合。最后无产阶级成功地领导了不满的农民去反对资产阶级。 法国大革命中各个连续的阶段（在上涨时和低落时一样），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即那些相互接替的“领袖们”和“英雄们”，他们的力量，主要的就是在于他们与那些拥护他们的阶层的性质相符合。并不是任何不相干的个人的优越，而是这种符合，才使某个领袖或英雄在某一历史时期留下个人的印记。弥拉波、布里索、罗伯斯比尔、巴拉斯和拿破仑之相继当权，乃是遵循一种客观的规律，这规律比起这些历史主角自身的特点来，是更无限地有力多了。 过去历史上每一个革命，其后总跟着反动，或甚至于反革命，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情。固然不错，这些反动或反革命，从未曾把整个民族完全推回革命的起点去，但往往夺走了人民所得的大部份胜利品。第一个反动浪潮的牺牲者，照例是那些先锋份子、创始人和发动者，他们在革命进攻时期，都是站在群众的前列。他们去了之后，第二线的人物就同以前的革命的敌人联盟而崭露头角。领袖们这种戏剧式的斗争是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的，但下面隐藏着阶级关系的变动，还有同样重要的事，就是最近还是革命的群众深刻的心理变化。 有许多同志从前曾经提出一些疑难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的活动力现在变成怎样了？他们的革命创造力、自我牺牲精神和平民的傲骨现在那里去了？为什么代替这些东西而兴起的，是这么些卑鄙、畏惧和自私自利的心理呢？赖可夫斯基[17]援引了十八世纪法兰西大革命的活历史回答他们，并且举出巴贝夫[18]做例：当巴贝夫从阿拜叶监狱出来时，也很奇怪巴黎的英雄民众是怎么了。革命是一种消耗人类能力（个人的和集体的）的事情，它能使人的胆色消失，能使意识发生动摇，品格消磨殆尽。因为事情发展得太快，以致于新的力量来不及填补旧的损失。饥饿、失业、革命干部的死亡，以及群众之被排挤出行政机关，所有这些都使巴黎民众的身体和精神两皆削弱，以致于需要再过三十年，才能实行新的暴动。 在苏联的文献之中，常常看到这种彷佛不证自明的断语：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不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断语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是决定于世界的情势和国内的各种力量的特殊相互关系。但是各个阶级是在沙皇专制和落后的资本主义的野蛮环境之中形成的，决非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而定制的。恰恰相反呢。正因为是一个在多方面都还落后的无产阶级于几个月内就从半封建的君主专制跳到社会主义的专政，所以无法避免其内部发生反动。这种反动，发展成一串连续的浪潮。而各种外部的状况和事变则竞相促成了它。干涉之后又继之以干涉。革命没有从西方得到直接的帮助。国家没有达到预期的繁荣，反而陷于长期的贫困。并且工人阶级中的杰出代表，不是在内战中死亡，就是上升几步而脱离了群众。于是在极度的紧张、希望和幻想之后，就来了长时期的疲乏、消沉和对于革命结果的失望。“平民的傲骨”退了潮，而上涨的乃是卑怯的心理和名利主义。新统治层就是在这种浪潮之上，达到了它的地位。 五百万红军的复员，对于官僚阶层的形成起了不小作用。打胜仗回来的指挥人员，在地方苏维埃、教育机关和经济机关中，都取得领导的地位，他们并且很顽强的把在内战中保障胜利的制度运用到各方面。于是在各方面，群众就逐渐的被挤开，不能实际的参加领导国家的工作了。 无产阶级内部的反动，使城乡小资产阶级各阶层发生极大的希望和自信，他们的新生活本为新经济政策所唤醒，现在愈发大胆了。新的官僚阶层，起初是以无产阶级代表的身份而兴起的，现在觉得它自己是各阶层之间的仲裁法庭了。它的独立性是日益增加。 国际的情势也以极大的力量向这同一方向推进。世界无产阶级所受打击愈大，则苏维埃的官僚愈有自信心。这两件事之间，不仅有一种年代的联系，而且有一种因果的联系，一种互为因果的联系。官僚的领袖们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失败，而无产阶级的失败又促进了官僚们上升。1923年保加利亚暴动之失败，德国工人阶级政党之不名誉地退却，1924年爱沙尼亚暴动企图之瓦解，1926年英国总罢工之遭受背叛，和波兰工人阶级政党在皮尔苏斯基上台时之可耻的行为，1927年中国革命之惨遭屠杀，而最后，德奥两国工人最近之更不祥的失败，这些历史上的大灾祸，消灭了苏联群众对于世界革命之信心，并且使官僚层愈向上升而成为唯一的救星。 至于这十三年以内世界无产阶级失败之原因，必须请读者去读笔者的其它著作；在那些著作之中，他曾经揭发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们，他们在各国革命运动之中，是怎样完全脱离了群众并且非常的保守，又怎样发挥了灾难性作用。但在这里我们主要谈的是这一无可辩驳且富于教训的事实：在欧洲和亚洲的革命之不断的失败，虽然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却大大加强了苏维埃官僚层。在这一连串历史事变中，有两个时期是特别有意义的。1923年下半年，苏联工人以最大的热忱注意着德国，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似乎已经有夺取政权之势。但德国共产党之张皇失措的退却，给了苏联劳动群众以最大的失望。而苏联的官僚也就立刻向“不断革命论”进攻，给左派反对派第一次残酷的打击。1926年至1927年之间，苏联的人民又感到一种新的希望。大家的眼睛都注意到东方，中国革命正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左派反对派从上次的打击之中恢复过来，并且得到大批新信徒。但1927年底，中国革命又惨遭刽子手蒋介石屠杀，而共产国际实实在在把中国工农出卖了给他。于是失望的冷水重新淹没了苏联的群众。官僚们在报纸上和会议中对于左派反对派肆行攻击以后，终于在1928年下手，整批的逮捕我们。 固然不错，有几万革命战士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周围。先进的工人无疑同情于反对派，但是这种同情是消极的。群众不相信情势可以因一次新的斗争而改变。同时官僚却宣布说：“为着世界革命，反对派想把我们拉入一个革命战争之中。震动已经够了啊！我们现在有权利休息一下。我们要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信赖我们罢，信赖你们的领袖罢！”这种休息的福音，巩固了官僚机关和军政两方面的官吏，并且无疑在疲乏了的工人之中得到应和，在农民群众之中得到更大的应和。他们自问道：反对派真要为着“不断革命”观念牺牲苏联的利益吗？实际上，斗争是与苏维埃国家的生死攸关。共产国际在德国的错误政策，造成十年以后希特勒的胜利，造成从西方来的战争危险。而在中国的同样错误的政策，加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使东方的危险更迫近。但一切反动时代之主要的特征，就是缺乏勇敢的思想。 反对派孤立了。官僚们则趁热打铁，利用工人的迷惑和消极使他们中间落后的阶层起来反对先进的阶层，而且愈发大胆的依靠与富农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几年以内，官僚们就这样粉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 如果以为素不为群众知道的斯大林，是突然一下子挟着完满的战略计划而现身出来的，那这种想法未免有点天真。事实绝不是这样。斯大林寻到他自己的道路以前，官僚们先寻到斯大林。他带给他们一切必须的保证：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声望、倔强的性格、狭小的眼光，而他的势力的唯一源泉，又是与政治机关之密切的联系。胜利之落在斯大林身上，当初是连他自己也觉得惊奇的。这胜利是新的统治集团对于他的友好的欢迎，这集团想抛弃革命的原则和免除群众的监督；而在它自身内部的事务上，又需要一个可靠的仲裁者。斯大林在群众面前和革命事变中本是第二等人物，如今成为热月反动派官僚无可怀疑的领袖和第一号人物了。 新统治层立刻就露出自己的观念、感情；最重要的，还流露出自己的利益。现在官僚较老的一代，其绝大多数在十月革命之中都是站在反动的营垒里。（只拿苏联的驻外大使作例来说吧：杜洛雅诺夫斯基、马易斯基、波丹金、金丘克等都是如此。）或者，最好的也是站在斗争之外。在现在的官僚之中，那些在十月革命中站在布尔什维克营垒的人，多半都起不了很大的作用。至于年轻一代的官僚，他们都是老官僚挑选和教育出来的，并且多半又都是老官僚的子弟。这些人并不能完成十月革命，但是在利用十月革命方面却非常适合。 自然，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个人事件并不是没有影响的。譬如列宁之病和死，无疑的加速了结局的来临。如果他能多活几年，那官僚权力之发展至少在开始的几年之中要缓慢一些。但早在1926年，当着几个左派反对派的面前，克鲁普斯卡娅[19]这样说道：“如果依里奇[20]还在的话，他多半已经关在监狱内了。”这时侯，列宁的忧虑和警告还很新鲜的在她的记忆之中，而且她也没有怀着什么幻想，以为列宁个人的无限权威可以抵抗得住反动的历史潮流。 官僚层所征服的不只是反对派，它还征服了布尔什维克党。它打败了列宁的政纲，列宁认为主要的危险在于国家机关“从社会的仆人”变成“社会的主人”。官僚打败这些敌人──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并不是用思想和辩论，而是用它的社会力量。官僚的沉重的屁股，压倒了革命的头。这就是苏联的热月反动之秘密。 二布尔什维克党的堕落 布尔什维克党准备了并且确保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党也创造了苏维埃国家，供给她一副强有力的骨架，这个党的堕落乃是这个国家官僚化的原因，同时又是其结果。我们必须简单的说明一下这堕落是怎样发生的。 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制，其特点即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民主”和“集中”这两个观念之联在一道，绝无矛盾。党所要严密注意的是：不仅是严格划清党的边界，而且要使所有入了党的边界的人都享有真实权力来决定党的政策方向。批评的自由和思想斗争乃是党的民主制必不可少的内容。现在人们所宣扬的，说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容许党内各种派别的存在，那完全是堕落时期的一种神话。实际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就是派别斗争的历史。一个真正革命的组织，既以改变全世界为任务，并且集合了最大胆的迷信破坏者、战士和反抗者在它的旗帜之下，那它怎能平静地存在和发展下去，而没有思想的冲突、没有内部集团和暂时的派别组织呢？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们的远见，常常能使冲突减轻，并能缩短派别斗争的时期，但仅此而已。中央委员会完全依靠在这种活跃的民主制的支持之上，因此它才有胆量来作决定并发布命令。在一切最重大的转变时期，领袖们之明显的正确，给予中央一种最高的权威，这就是集中制之最宝贵的精神资本。 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的党制，特别是在夺取政权以前，是与现在共产国际各支部所行的党制完全相反的。现在各国党的“领袖们”，都是从上面指派的，一纸命令，即可以改变全盘的政策，党的机关是完全不受监督的，它对于下层的态度是骄横和跋扈，而对于克里姆林宫则是奴颜婢膝的驯服。就是在夺取政权以后的头几年，虽然那时候官僚主义的色彩已经略现于党内，但如果有一个人把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党的情形描绘出来，那每个布尔什维克派，连斯大林在内，一定要骂那一个人是个最恶毒的毁谤者。 列宁和他的共同工作者所注意的中心，就是想经常的保护布尔什维克党人，免为那些当权者的恶习所传染。然而党与国家机关之间密切得有时甚至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在开头几年给予党制上的自由和弹性以无可置疑的损害了。随着困难之增加，民主制日益缩小了。开始时，党立意并希望在苏维埃机构之内保持政治斗争的自由。然而国内战争使这个计划大大改变了。反对的党派相继被禁止。这种办法，显然是与苏维埃民主制的精神相冲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并不把这个办法看成一种原则，只认为是一种权宜的自卫手段罢了。 统治党的迅速生长，其任务又非常的新颖和艰巨，必不可免的要使内部发生不同的意见。国内各种反对的暗流，经过各种孔道而影响到这个唯一合法的政治党派，于是加剧了派别斗争的激烈性。在国内战争刚告结束的时候，这种斗争达到极其剧烈的程度，几乎达到动摇国家政权的地步。在1921年3月，发生克朗斯塔德暴动[21]，布尔什维克党员参加其中的也不在少数，这时候党的第十次大会觉得有禁止派别组织之必要——亦即，把国家现行的政治制度扩展到统治党的内部生活中来。但是，这种禁止派别组织的办法也是被看作一种非常的手段，只要情势好转则应放弃的。同时，中央委员会在运用这新法律的时候，是十分小心的，它最关心的是避免因此而窒息党的内部生活。 可是，当初原只是对困难环境的一种必要的让步，而在官僚们看来，却非常对胃口，他们那时已经开始完全拿行政上方便的观点来处理党内生活。早在1922年，当列宁的健康暂时改善的时候，他已经惊骇于官僚主义之可怕的生长，于是准备向斯大林的派别进行斗争；这个派别成了党的机构的轴心，以此作为夺取国家机构的第一步。但列宁的再病和逝世，使他无法与这一内部的反动势力抗争。 从那时以后，斯大林的全部努力（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那时是同他携手工作的），完全是想使党的机构脱离党员群众之监督。在这个为中央委员会的“稳定”而斗争的时候，斯大林在他的同僚当中所表现的是最彻底和最可靠的。他用不着摆脱国际问题；因为他从来就不关心国际问题。新统治层的小资产阶级的见识，就是他自己的见识。他深信，建立社会主义的任务，在本质上是民族的和行政上的任务。他将共产国际看做是一个不可少的可厌物，应该尽量用来达到外交政策目的。在他的眼里，连他自己的党的价值也不过是驯服地支持官僚机关罢了。 除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外，官僚们又宣扬一种理论，说布尔什维克主义认为中央委员会是一切，而党则等于零。这第二种理论，在各方面都比第一种实现得成功一些。利用列宁的死，统冶集团进行了一次征收党员的运动，名之为“列宁主义的征收”。于是一向把守得很小心的党门，现在大大地打开了。工人们、雇员们、小官员们，都成群结队的挤进来。这一运动的政治目的，是想把革命的先锋队溶解在没有经验的、没有独立性的，但是还带着服从威权的老习惯的落后人群之中。这一计划成功了。官僚脱离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监督，结果“列宁主义的征收”给了列宁的党一个致命的打击。机关得到所必需的独立．民主集中制让位于官僚集中制。在党的机关本身当中，工作人员从上至下都有极大的更替。服从被人宣布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美德。在反对反对派的口实之下，革命份子大批地被所谓“奇诺夫尼克”（职业的政府官吏）所代替了。从此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就成了它迅速堕落的历史。 因为左、中、右三派的领袖都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同一机构即政治局，这一事实使许多人对于这发展中的斗争的政治意义弄不明白了。在只知皮相的人们看来，这好像只是个人的冲突，为争取列宁的“继承权”的斗争。但是在铁的专政的条件下，社会的冲突，初时除了经过统治党的机关之外，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在法国大革命当中，许多热月反动派是从雅各布宾的营垒中出来的。拿破仑本人早年时，就是属于这营垒，随后，这个法兰西第一执政官和皇帝，也正是从以前的雅各布宾派当中选择他最忠实的臣仆。时代变迁了，雅各布宾派也跟着变迁，而二十世纪的雅各布宾派也不例外。 列宁时代的政治局委员，现在就只剩下斯大林一个人了。其中两个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宁多年的流亡时的合作者，现在为着他们所不曾犯过的罪受着十年徒刑的监禁。别的委员如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22]，已经完全被撤去领导的地位，但是他们表示了屈服，所以现在还担任些次要的工作，最后，是本书的作者，现在还在流放之中。列宁的寡妻，克鲁普斯卡娅，现在也在软禁之中，因为她终究不能用全力来完全迎合热月反动。 现任政治局诸委员，在布尔什维克党历史上都只占着次要的地位。如果在革命的头几年，有人预言他们后来的高升，那他们自己首先就会惊讶起来的，而他们的惊讶也的确不是虚伪的谦逊。正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更加严格规定：政治局永远正确；在任何情况下，反对政治局的人都不可能正确。不过，还有：政治局如果反对斯大林就不可能正确，而斯大林是不可能犯错的，他自然不可能反对自己而正确。 要求党内民主制──在这时期成了各反对派的口号；这要求愈无实现的希望，人们就愈加坚决地提出来。上面说过的左派反对派的纲领，在1927年就要求在刑法上加入一条特别的法律：“工人因为批评之故而直接或间接受迫害，则迫害行为应视为危害国家的严重罪行而加以处罚。”可是这条法律不但没有成立，刑法上反而加入了一条取缔左派反对派的法律。 党的民主制，仅只遗留在老一代人们的记忆和回想之中了。而苏维埃、工会、合作社、以及文化机关和体育机关的民主制，也都跟着消灭了。高踞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各级党部书记的无限权威。早在“极权主义”这一名辞从德国输入的几年之前，苏联的政制就已经是这种制度了。1928年赖可夫斯基写道：“用败坏德性的手段使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变成了机器，摧毁了他们的意志、人格和尊严，藉此当权派才能造成一种不可撤换、不可侵犯的寡头政治以代替阶级和党。”自从这几句义愤填膺的话写下之后，党制的堕落愈走愈远了。格别乌[23]成为党内生活的决定因素了。莫洛托夫在1936年3月之能够向一个法国新闻记者夸口说党内已经没有什么派别斗争，那只是因为不同的意见现在是由政治警察自动的干涉来解决了。老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死了，再没有力量能够复活它。 随着党的政治堕落，不受监督的机关也发生了精神上的腐化。“sovbour”（SovietBourgeoisie苏维埃资产阶级）这个字眼是用来称呼那些享受特权的显贵的，很早就出现在工人的字汇之中了。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资产阶级倾向得着更广大的活动范围。在1922年3月第十一次的党大会上，列宁已经警告过统治层堕落的危险了。他说，当被征服者的文化比征服者高出一筹的时候，征服者就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不止发生过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和旧官僚的文化，当然是非常可怜的，但可惜新的统治层不能不常常向这文化脱帽致敬。“四千七百个负责任的共产党员”在莫斯科管理国家机关。“谁在领导谁呢？我很怀疑你们是否能说共产党员在领导着……”在随后几次党大会中，列宁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是，在他能够活动的最后几个月之中，他的全部思想是集中在警告和武装工人，以抵御官僚的压迫、任性和腐化。然而在那时候，他不过只看出病症最初的征兆而已。 赖可夫斯基，以前的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及苏联驻英驻法的大使，1928年流放时曾寄给他的朋友一封简短的信，讨论苏维埃官僚制度。这信我们在上面引用过好多次，因为它至今还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文件。赖可夫斯基说：“在列宁心中，以及在我们大家心中，党的领导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工人阶级和党，免得受当权者方面的腐蚀（如特权、地位、恩宠等），免得同贵族和市侩的残余修好，免得受新经济政策的腐化，免得受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思想诱惑。……我们必须公开的、决断的和高声的宣言：党的机关不但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反而暴露出它完全不能履行它那作为教育者和保护者的双重的使命。它失败了。它破产了。” 不错，赖可夫斯基自己终于为官僚的压迫所摧毁，他后来竟收回了自己的批评。但是七十岁的老伽利略也是一样的，当他陷于异端裁判法庭的魔手时，迫不得已否认了哥白尼的学说──可是这件事并没有阻止地球之继续绕日而行。我们并不相信六十岁的老赖可夫斯基的悔过，因为他不止一次对于这种悔过作过毁灭性的分析。至于他的政治批评，在客观事实的发展之中，比在他自己的主观意志之中，找到了更可靠的根据。 政权的取得不仅改变了无产阶级对于别的阶级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无产阶级内部的结构。运用政权成了某一社会集团的专门事业，这集团越把自己的使命看得高，就越发急于要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赖可夫斯基继续解释说：“在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之中，统治党的党员是不容许有资本主义的积累行为的，所以，分化现象，开始时是职务上的，但随后就变成社会上的了。我说的并不是阶级的分化，但是社会分化。……有汽车、有美屋、有定期的休假并得到党的最高薪水的共产党员，他的社会地位，与那些在煤坑中工作，每月只能拿到五六十个卢布的共产党员，显然是大大的不同。”列举了当权的雅各布宾派堕落之原因，如追逐财产、参加承办政府所批出的合约以营利等等之后，赖可夫斯基又引述了巴贝夫的一个新奇的言论，巴氏认为新统治层之堕落与过去那些贵族小姐是不无关系的，雅各布宾派对于她们十分的殷懃。巴贝夫这样叫道：“你们这些小器的平民们，你们现在在干什么呢？今天她们拥抱你们，明天她们就要绞死你们了。”如果对于苏联统治者的妻室作一调查，我们就可看到同样的景象。苏联有名的新闻记者索斯诺维斯基[24]曾经指出：苏维埃官僚之腐化，“汽车和闺阃的因素”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固然不错，跟着赖可夫斯基之后，索斯诺维斯基也悔过了，并且从西伯利亚回来了。但是这并没有改进官僚的道德，相反的，他的悔过证明了官僚道德的加深的堕落。 索斯诺维斯基的旧文章，只能以手抄本形式私下流传，里面包含着许多关于新统治层的生活的令人难忘的片段，很明白的显示出征服者受被征服者的道德同化至何等可惊的程度。我们不用回溯到过去的年份去──因为索斯诺维斯基在1934年已经放下批评的鞭子，而换上一张颂圣的七弦琴了──我们只看最近苏联报纸中的例子就够了，同时，我们并不选择那些弊端及所谓“过火的事件”，只选取社会舆论所认为的正当日常现象。 莫斯科某工厂经理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他在《真理报》上夸扬他所指导的企业在文化上有了很大的进展。其中有一节说：“一个机器工人在电话里问道：‘老爷，您有什么命令，立刻停止镕炉呢还是等候一下呢？’我答复说：‘你等候着罢！’”机器工人很恭敬的同经理说话，用的是第二人称的众数的“您”，经理回答时候则用单数的“你”。[25]这一可耻的对话，在任何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不会有的，而在《真理报》上，却当成十分平常的事情由经理自己叙述出来了！《真理报》的编辑并没有异议，因为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读者们并没有异议，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同样，我们也不觉得惊奇，因为在克里姆林宫的庄严会议中，“领袖们”和人民委员都是“你”呀、“你”呀的称呼他们属下的工厂经理、集体农场主席、车间主任和劳动妇女等，尤其在授予什么奖章的时候。在帝制时代最流行的革命口号之一，就是要求取消上级对下级用“你”的称呼，这件事情他们现在竟完全忘记了！ 克里姆林宫官僚与“人民”之间的这种对话，其态度骄横之惊人，已无误的证明了：虽然经过十月革命，虽然生产手段已收归国有，农业已集体化，“富农阶级已消灭”，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在苏联金字塔的最上层，不仅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落后于有文化的资本主义。近年以来在上述这个很重要的方面还有巨大的后退。这种真正的俄罗斯野蛮主义之复活，其根源无疑是苏维埃的热月反动，它使一种文化甚低的官僚得到完全的独立和自由而不受群众的监督，而它所给予群众的福音则是沉默和服从。 我们绝不是想把抽象的专政和抽象的民主加以对比，并在纯理性的天平上来衡量此二者的优劣。在这个世界中，一切东西都是相对的，只有“变迁”是永恒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已证明是历史进步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但是这里借用诗人的话来说，也是“合理变成了荒谬，仁慈变成了灾殃”的。禁止反对党之后，继之以禁止派别。禁止派别的结果则是禁止一切与那不会错误的领袖们不相同的意见。经由警察之手制造出来的党内一致，使官僚为非作歹而得不到任何的惩罚，这就是一切放肆和腐化的源泉。 三热月反动的社会根源 我们将苏联的热月反动定义为：官僚对群众的胜利。我们曾指出这一胜利的历史条件：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一部份被吸收到行政机关而逐渐腐化，一部份在内战中消灭，一部份则被排挤出去和被压倒了。至于疲倦和失望了的群众，对于上层所发生的一切，已经非常冷漠。可是，这些条件，其本身不管是怎样的重要，却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官僚层能够高踞在社会之上，而且能够紧握住自己的命运。单单靠它自己的意志，显然是不够的；一个新统治层的兴起，必然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在十八世纪，热月派对雅各布宾党的胜利，也是由于群众的疲乏和领导干部的腐化，但是在这些本质上为附带的现象之下，还有一种深刻的有机的进程在进行着。雅各布宾党是依靠在那些被革命的大浪潮所抛起来的下层小资产阶级身上的。然而十八世纪的革命，按照生产力发展的程度，长远来说只能使大资产阶级走上政权。“热月反动”不过是这不可避免的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究竟有什么同样的社会必要性表现在苏联的热月反动之中呢？我们在前面其中一章中，讨论到宪兵为什么胜利的问题时，已作过初步的答复。在这里，我们必须展开研究，去分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在这个进程中国家所起的作用。让我们再拿理论的预言和实际做个比较。1917年，列宁关于夺取政权后立即开始的阶段，这样写道：“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已经是居民中的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的情形完全相反。…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这种“消亡”从那里表现出来呢？主要的是在这个事实，即：“人民的多数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特殊机构（特权官吏、常备军长官），自己来直接进行这些”压制的职务。列宁还加上一句自明而无可辩驳的话：“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愈不需要了。”生产手段私有制之废除，取消了历史上的国家的主要的任务，即：为保障少数人的财产特权，而反对绝大多数人。 按照列宁的意思，国家的衰亡开始于剥夺剥夺者之当日。这就是说，在新制度还来不及处理经济问题及文化问题的时候。在解决这些问题上面，每一次的成功，即表示对国家之进一步的清算，以及国家之溶化于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这种溶化的程度，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度和效率上的最好的指数。我们差不多可以规定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定理：在一个工人的国家，群众所施行的强制的力量大小，是与剥削倾向或资本主义复活的危险成正比例，而与社会团结的力量和对新制度之普遍的忠诚成反比例的。因此官僚制度（即“特别的官僚和常备军长官”）是代表一种特别的强制，这强制是群众不能或不愿施行的，而且它这总是反对群众本身的。 如果民主的苏维埃至今仍保持其原来的力量和独立，可是仍不能不采取像头几年的那种规模的镇压与强制，那么这种情况的本身就可引起严重的忧虑了。何况现在群众的苏维埃已经不复存在，而强制的职务完全落在斯大林、雅戈达[26]等人之手，这当然更加值得忧虑。而他们用的又是怎样一种强制的形式啊！首先我们必须自问：国家现在不仅还顽强的存在，并且是一天一天的警察化，在这后面究竟有什么社会原因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随着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若不是根本改变我们一般对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就是应该坚决拒绝官方对于苏联的估计。 让我们从最近的莫斯科报纸上找一条关于苏联现制度之公式化的说明吧，这说明是全国每天要说而学校儿童则用心熟记的许多公式之一：“在苏联国内，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等寄生阶级已完全肃清了，因此，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永远终结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了，而日益发达的斯塔罕诺夫运动，正准备着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真理报》1936年4月4日。）用不着说，共产国际属下的全世界报纸，关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别的意见。但是，如果剥削是“永远终结了”，如果苏联现在真的处于从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去的道路上，那么社会就应当卸除国家这件拘束衣了。可是与此相反，苏联国家现在正带着一种极权主义的官僚主义性质。这是何等难于了解的矛盾呀！ 同样的矛盾，在党的命运中也看得出来。这里，问题差不多可以这样提出：从1917年至1921年之间，旧的统治阶级手里还拿着武器在作战，他们正得着全世界帝国主义积极的帮助，而武装的富农破坏军队和国家的粮食供给；在这样一个时候，党员为什么能够公开而毫无忌惮的在党内争论那些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呢？而现在，外国干涉已经停止了，剥削者阶级已经被推翻了，工业化无疑地成功了，绝大多数农民也已集体化了，为什么反不容许对于不可撤换的领袖有半个字的批评呢？为什么只要有任何党员要求按照党的章程如期召集党的大会，就要立刻被开除出党，而任何公民，如果敢于怀疑斯大林的永不犯错，就要被当作恐怖主义份子来判罪呢？压迫和警察机关加强到这么可怕、怪诞而不可忍受的程度，是因什么缘故发生的呢？ 理论并不是一张支票，可以在任何时候提请现实兑现的。如果证明理论是错误了，我们必须改正它或修补它的缺陷。我们必须寻出那些真正的社会力量，那些使苏维埃现实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发生矛盾的社会力量。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在暗中摸索，不应该重复那些仪式上的辞句，这些辞句对于领袖们的威权固然有用，但完全不合于活的现实。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 1936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席上，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演说道：“我们的国民经济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了（鼓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已经解决了消除阶级的问题（鼓掌）。”可是过去还遗留下一些“在本质上是仇视我们的份子”，即以前的统治阶级的残余。并且在集体化的农民、公务人员、甚至工人之中，也都有“小投机家”，还有“贪污国有及公有财产的人，以及苏维埃制度的毁谤者等等”。因之，专政有继续加强之必要。与恩格斯的意见相反，工人的国家不应该“睡眠”，反而要愈发警觉起来。 这位苏维埃政府首脑所描述的情况，是非常令人放心的──倘若不是自相矛盾的话。社会主义已经支配了全国，“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是消除了。（如果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是消除了，那么在所有其它意义上也应一样的“消除了”）。固然不错，社会的和谐还偶而的被过去的残余份子所破坏，但是若以为这些梦想恢复资本主义的零碎份子，既被夺去了一切的权力及财产，还能与“小投机家”（还不是投机家呢！）或“毁谤者”联合起来推翻无阶级的社会，那真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看来，一切事情似乎都进行得很好。但是，既然如此，铁的官僚专政还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相信，那些反动的梦想家可以逐渐的消灭，而那些“小投机家”和“毁谤者”，只要高度民主的苏维埃的一笑，也就可以解决的。1917年，列宁在关于官僚国家的问题上，答复资产阶级和官僚国家的改良派理论家时说道：“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捣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捣乱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就像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27]这些话听起来就好像是列宁已经预见到那个继承他做政府首脑的人所将作的议论了。苏联公立学校中固然教授列宁的学说，但人民委员会里面显然是没有人提起列宁言论的。否则，便不能解释为什么莫洛托夫敢于毫不犹豫的说出一种列宁极端反对的见解了。开创者与他的不肖门徒之间的矛盾，是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了！列宁认为，即使是要消灭剥削阶级，也用不着一个官僚机关就可以完成，而莫洛托夫在解释为什么官僚机关在消灭阶级之后，还要扼制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他找不出更好的借口，只能说：为着对付被消灭的阶级之“残余份子”。 然而，按照官僚的权威性代表的自白，要拿这些“残余份子”做借口，仍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因为他们曾说：过去的阶级敌人，已经顺利的同化于苏维埃社会之中了。1936年4月，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大会上，党中央委员会一个书记普斯特舍夫说道：“许多破坏者……已经诚恳的忏悔了，并且加入苏维埃人民之中了。”因为集体化的成功，“富农的儿女不必为他们的父母负责了”。甚至“富农自己现在也不相信有恢复他们以前在乡村中的剥削地位之可能了”。所以政府把社会出身的限制加以取消，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啊！但是，如果普斯特舍夫的话（这话是莫洛托夫完全同意的）有一点意义，那只是：不仅官僚制度变成不合时宜之物，就是国家的一般的强制，在苏联的领土以内也没有任何作用了。可是，无论莫洛托夫或普斯特舍夫，都不同意这一无可非难的推论。他们只要能抓住政权，即使自相矛盾也不要紧的。 事实上，他们也不能抛弃政权。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客观地说：现在的苏维埃社会，是不能没有一个国家，甚至于──在某种限度内──不能没有一个官僚制度的。但其原因，绝不是那不足道的过去的“残余”，而是现在的巨大的势力和倾向。苏维埃国家之作为强制机关而存在，其理由是在这一事实之中，即：现时这种过渡的社会结构还充满了社会的矛盾，这矛盾在消费的方面更是极度的紧张（这是人人最切身、最明显地感觉得到的），而且常常有扩展到生产方面的危险。社会主义既不能说是最后的胜利了，也不能说是不可改变的胜利了。 官僚统治乃是建立在社会缺乏消费品，因而惹起大家相互斗争这个基础之上。若是店铺里的货物很充足，那么购买者要什么时候去，就可以什么时候去。若是货物很少，那么购买者就不能不排队等待了。若是行列排得太长，就必须派一个警察去维持秩序。这就是苏维埃官僚权力之起点。它“知道”什么人可以得到东西，而什么人必须等待。 骤然一看，物质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应该可以减少特权的必需性，可以缩小“资产阶级法权”的适用范围，因此也就可以动摇此法权的保护者即官僚的根基。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恰恰与此相反：随着生长力之生长，各种形式的不平等、特权和渔利大大发展起来，因而官僚制度也大大发展起来了。这也不是偶然的。 在第一个时期，苏维埃政制无疑比现在要平等得多，而官僚主义的程度也要少些。但是，那只是一种大家都贫穷的平等。国家财源枯竭，不可能从人民群众之中分出什么广大的特权阶层。同时，“平等化”的工资破坏了个人对工作的兴趣，因此而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苏联经济必须从它的贫穷之中有了更高的发展，那特权的储积才是可能的。目前的生产状况固然不足以保障每个人都能得到必需品，但是，已经足够给予少数人以相当大的特权，并且可以把不平等作成一个鞭子以驱策大多数。这就是生产的发展并没有加强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反而加强牠的资产阶级因素的第一个原因。 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原因。除掉这种经济因素以外（这因素使资本主义的报酬方法在现阶段成为必要的），还有一种与之相平行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这政治因素即官僚本身。官僚在本质上乃是不平等的树立者和保护者。初时，它是以工人国家中一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机关而兴起的。它规定和保障少数人的特权，它自然首先要取去最肥美的部份给自己用。没有一个操有财产分配权的人会忽略自己的。从社会的必要性所发展出来的官僚机关，自身又继续发展到远超过它必要的社会职能以上，并且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因此也就成为整个社会机体的重大危险之源泉。 苏联的热月反动的社会意义，现在开始在我们面前显露出来了。群众的贫困和文化落后，现在又表现在那手操大棒的统治者的恶毒的形像中了。曾被废黜及辱骂过的官僚，现在又从社会的仆人变成社会的主人了。它已经在道德方面和社会方面远离人民群众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于现在无论在它的活动方面或进款方面，它都不能容许任何的批评和监督了。 官僚们对于“小投机家，贪污者和毁谤者”之近乎神秘的畏惧，如此就得到完全自然的说明了。苏维埃经济还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所以在每一步上都要产生并复活贪污和投机的倾向。在另一方面，新贵族的特权唤醒人民一种倾向去倾听那“对于苏维埃制度的毁谤”——即倾听任何敢于批评（虽然是低声的）官僚们之贪婪和任性的话。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关于不复存在的“过去的残余”的问题，而是关于新的、巨大的、不断生长的个人积累的倾向的问题。国家第一个繁荣的浪潮仍是很薄弱的，但正因为薄弱，所以没有削弱反而加强这些离心的倾向。在另一方面，无特权的群众同时发展了一种欲望，想阻止新贵族的贪婪之手。于是社会斗争又尖锐化了。这些就是官僚制度的权力之源泉。但是，从这同一源泉，又产生了一种对于官僚权力的威胁。 [14]热月(Thermidor)是法国革命（共和）历法的第十一月，约相当于现行公历的七月廿日至八月十八日。在共和二年（即1794年）的热月九日，公安委员会主席罗伯斯比尔被送上断头台，从此革命由步步高潮变为步步退潮。这次政变后得势的人被称为热月派。从此热月一词就有革命停止前进趋于反动之意。 [15]A.F.Kerensky(1881-1970)，原为律师，1917年3月参加社会革命党，在临时政府中历任司法部长、总理及最高总司令。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之后流亡海外。 [16]I.Tseretelli(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临时政府部长，1921年移居国外。 [17](Rakovsky1873-194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活跃于巴尔干的工人革命运动，俄国革命后历任要职。他是托洛茨基的好友，亦是左派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流放，1934年投降斯大林，1941年被杀。 [18](Babeuf1760-1797)，法国革命家。热月政变后，巴贝夫组成秘密团体平等会，企图建立劳动人民政府，策划武装起义，未实现而被捕处死。 [19]N.Krupskaya（1869-1939）列宁妻子，189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后从事教育工作。斯大林当权后被实际软禁。1926年一度参加反对派。 [20]即列宁。列宁本名是弗拉基尔米．伊里奇．乌里扬洛夫(VladimivIlichUlyanov) [21]1921年，正值俄国内战期间，苏维埃俄国的克朗斯塔德(Krentadt)海军基地的水兵叛变，经过十日的剧烈战斗被苏维埃政府镇压。 [22]头四人后来都在1936-39年的大清洗中被枪毙，托姆斯基则在被捕前吞枪自杀。季诺维也夫(1883-1936)，从1905年起即为列宁左右手。十月革命后历任政府要职及担任共产国际首脑。1923年起同加米涅夫(1883-1936)一起与斯大林结盟反对托洛茨基，1925年底又反过来与托结盟反对斯大林。布哈林(1888-1938)自1909起即参加布尔什维克，从事革命活动。为党内著名的理论家。 [23]ＧＰＵ──当时苏联的政治警察。 [24]索斯洛维斯基(Sosnovsky,1886-1937)，有尔什维克记者，1928年作为反对派流放巴尔瑙尔，死于大清洗时期。 [25]这段对话很难无误地译为中文。在俄文中，第二人称的单数，只能由尊长对后辈如孩子或仆人使用。 [26]雅戈达是当时格别乌的负责人。 [27]《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249页
第四章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四章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 一货币与计划 二“社会主义的”通货膨胀 三卢布的复兴 四斯塔罕诺夫运动 一货币与计划 我们已经在国家的剖面上拿苏联制度考察过了。我们可以在货币的剖面上同样考察一次。这两个问题，国家与货币，是有许多共同点的，因为最后分析起来，二者都归结到那个“问题中的问题”，即劳动生产率。国家的强制正如货币的强制一样，是阶级社会的遗产；阶级社会离开“物神”（Fetish）（宗教的或世俗的）形式之外便无法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首先是派定一切“物神”中最吓人的东西，即用牙咬着大刀的“国家”，来保持这些关系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和货币都要消灭。二者之渐渐死亡，在社会主义之下就理应开始了。只有当国家变为半真半假的国家，而货币也开始失去其魔力之时，我们才谈得上社会主义之真正的胜利。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物神”之下解放出来，开始建立更透明，更自由和更合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无政府主义特质的那些要求，譬如“废除”货币，“废除”工资，“取消”国家和家庭等，只不过是机械思想的标本而已。货币是不能任意“废除”的，国家和旧家庭也不能任意“取消”。它们必须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蒸发”完了，然后消灭。只有当社会财富之不断增长能使我们两足动物袪除不肯多做一分钟工作的吝啬态度以及害怕自己食粮太少的羞耻心理的时候，才能给予金钱崇拜致命的打击。货币一旦失去能使人幸福又能使人悲惨的能力以后，那它就要变为一种记账凭据，以便利统计和计划。在更远的将来，或者连这种记账凭据也变为不必要了。但这个问题，我们不如完全留给后代人去解决，他们将比我们更聪明。 生产资料和信用工具的收归国有，国内商业之合作社化和由国家经营，对外贸易的垄断，农业的集体化，遗产法的制定，这些都是对个人贮积金钱加以严格限制的方法，也是阻止货币转变为私人资本（高利贷的，商业的与工业的资本）的方法。虽然货币的这些作用当初是与剥削相联系看的，可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初期，这些作用取消不了，不过是以一种修改了的形式转到国家之手而已，这时国家变成了总商人、总银行家与总工业家。同时，货币更基本的作用，如当作价值的尺度，交换的工具和支付的手段等，不仅仍然保留，而且比起在资本主义之下，其活动范围还更扩大了。 行政的计划，已经明显的表示了它的力量，但同时也表现了它力量的限度。一个先验的经济计划（特别是在一个领有一亿七十万人口，而城市与乡村之间又有深刻矛盾的落后国家），并不是一种明确的福音，而是一种粗略的假定，它必须在实行的过程之中，加以检验和改造。我们的确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定则：行政的任务若完成得愈“精密”，则经济的领导便愈坏。为了计划的调整与实行，有两个杠杆定必需的：第一是政治的杠杆，其形式是有利害关系的群众要员能参加领导，但这若没有苏维埃的民主是谈不到的；第二是财政的杠杆，其形式为藉助于一种普遍等价物来真实地验证事先的估计，但这若没有稳固的货币制度，也是谈不到的。 货币的作用在苏维埃经济中，不但没有完结，并且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它还要有长期的发展。在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期当中，就全体说来，商业不但不会缩小，反之还会非常的扩大。工业的一切部门，都在改观并且在生长。新的部门还在继续兴起，一切部门都必然会相互发生关系，数量上如此，质量上亦然。自足的农民经济之被消灭，闭关的家庭生活之被消除，其意义即等于把以前在农民院子里或农民私人住屋里所消耗的劳动力，转移到社会交换当中来，实际上就是移转到货币流通的范围里来。一切的生产物和劳务，这时才第一次能够彼此互相交换。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若不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个人的直接利益，即他们的自利主义，包括在计划当中，那便谈不到成功；而这种自利主义又只有在一种经常可靠而又灵活的工具，即货币，能为它使用时才能够有效地显露出来。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改善其产物的质量，若是没有一种正确的尺度，自由通行到工业的一切细胞当中去，换言之，若是没有一个稳固的通货单位，那是不会成功的。因此，很显然的，在过渡经济之中，如同在资本主义之下一样，那唯一可靠的货币，还是以金子为基础的。一切其它的货币，只是一种代用品。固然，苏联国家握有大批的商品，同时又具有印刷纸币的机器。可是这并没有改变情势。商品的价格，政府虽然可以操纵，但这也丝毫不能立下或代替一种稳固的货币单位，无论对于国内的或国外的贸易都一样。苏联的货币制度，缺乏了一种独立的基础（即黄金基础），它与许多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样，必然要带有一种闭关的性质。在世界市场看来，卢布是不存在的。假使说苏联较之德国或意大利更能够忍受这种货币制度的不利影响，那一部分是因为有对外贸易的垄断。主要的还是因为国家富有自然财源。仅仅由于这一点，她才未曾为自足经济所勒死。可是历史的任务，并不在避免勒死，而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经济，能与世界市场上最高的成就相比，它要完全合理，要能保证最大的节省时间，因之保证文化最高的繁荣。 富有活力的苏联经济，尽管还在继绩经历技术的革命和大规模的实验，却比其它的经济更加需要一种稳固的价值尺度，作为继续验证的手段。从理论上说来，毫无疑问的，假使苏联经济已经拥有金卢布，那么五年计划的结果，一定比现在有利得多。自然，“巧妇难为无米炊”。但你决不能把无可奈何的事当作好事，因为那样会造成更多的经济错误和损失。 二“社会主义的”通货膨胀 苏联通货的历史，不仅是经济的困难、成功和失败的历史，而且还是官僚思想左摇右摆的历史。 因转变到新经济政策，于是有卢布的恢复（1922—24年），这是与消费品的分配恢复“资产阶级法律规准”直接相联系的。当过去富农路线继续进行的时候，卢布还是政府所关心的对象。反之，在五年计划的早期中，膨胀的一切水闸便都开放了。通货的总发行额，从1925年初之七亿卢布，升涨到1928年初之17亿卢布，这还是比较温和的数目，与沙俄在大战前夕所发行的纸币数目差不多，不过当然没有以前的准备金了。此后的通货膨胀，更是年甚一年，从20亿到28亿，到43亿，到55亿，到84亿！这最后的数字，84亿卢布是1933年初达到的。自此以后，又来了一个考虑与退却的时期，其数字是69亿，到77亿，到79亿（1935年）。1924年照官定兑换价，一卢布当13郎，但是1935年11月，一卢布减到只当3个法郎，这就是说它的价值还不及以前的四分之一，约等于战争结束时法郎的惨样。新旧两种汇价，都是带有条件的。现在卢布在世界市场上的购买力，还抵不上一个半法郎。虽然如此，贬值的程度表明，苏联通货的价值，一直到1934年，以怎样一种惊人的速度向下跌落。 经济的冒险主义正在盛行的时候，斯大林承诺要把新经济政策（即市场关系）“送到阴间去”。全部报纸，如同在1918年一样，都大书特书，要以“直接的社会主义分配”，来替代商人的贩卖，其外部的表现，便是粮食券制度。同时通货膨胀也被人们坚决的否认，认为是与苏维埃制度不能兼容的现象。1933年斯大林说道：“苏联的通货价值之稳定，首先是由于国家手中握有巨大数量的商品来保证的，这些商品都以稳定的价格在市场上流通。”这种谜样的话，既没有得到什么发挥，又没有什么解释。虽然如此（一部分正因为如此），这话已变成苏联货币理论的基本规律了，或者更正确的说，已变成被他们所否认的通货膨胀的基本规律了。自从那时以后，卢布已证明不是一种普遍的等价物，而是那种“巨大数量的商品”之普遍的阴影而已。如同一切阴影一样，它也有权利可以伸长和缩短。假使这种自慰的理论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只能是这样：即苏联的货币，已经不是货币；它已不再是价值的尺度；所谓“稳定的价格”，乃是用国家政权来指定的：卢布已变成计划经济的一种约成的纸券，换言之，即一种普遍的分配券而已。总之，社会主义已经“最后与不可变更的”胜利了。 军事共产主义时代那些最空想的观点，便如此地在新的经济基础上恢复了，这个新的经济基础，固然提高了一点，但是为了取消货币的流通，还是不够的。这时当权者都执迷于这种观念，以为有了计划经济，通货膨胀是用不看害怕的。这就差不多等于说，你要是有了指南针，你虽乘坐一只破船，也不会有危险的。实际上，通货的膨胀必然要产生信用的膨胀，其结果一定是虚幻代替了现实，而且要从内部来腐蚀计划经济。 用不着说，通货膨胀，就是表示在劳动群众身上，加上可怕的重税。至于说它能帮助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固然，工业继续迅速的发展，不过这种巨大建设的经济成果，是以统计数字来计算的，而不是以经济的效果来计算的。官僚们既取得卢布的管制权，便给它以各种任意的购买力，随人民各个阶层和经济的各种部门而有差异；这样一来，官僚自身便失去了一种能客观的衡量他们自己成败的必要工具了。没有正确的核算，而以“约成卢布”在纸上之堆积为掩饰，实际上就会导致个人利害关心之减低，生产率之低下，以及更低的货物质量。 在第一次五年计划期间，这种坏现象达到可怕的程度。1931年7月，斯大林提出他那有名的“六条件”来，其主要目的，便是要减低工业品的生产成本。这些“条件”，并没有包含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规定报酬要按照个人劳动生产力，以及生产成本核算等。“资产阶级法律规准”，早在所经济政策初行时，就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在1923年初第十二次党的大会上，更得到发展。斯大林到了1931年，在投资效能减低的影响之下，才偶然认识到这些规准。在此后的二年当中，苏联的报纸上就很少有一篇文章不说到这“六条件”的救世功能。但同时通货膨胀还在继续，而由它所产生的病症，自然也没有医好。对破坏者和怠工者，虽有许多严厉取缔的手段，但并没有使情形改善一点。 官僚们一方面发动斗争，反对“不分个人”和“平等化”倾向，这就是说反对无记名的“平均”劳动和那雷同的“平均”工资；一方面又要把新经济政策“送到阴间去”，这就表示要把以货币来估量一切物品（劳动力也在内）的办法送去阴间。这种事实，我们如今看起来，简直是难以相信。他们一只手恢复“资产阶级规准”，另一只手又毁灭在这些规准之下唯一有用的工具。既以“封闭的分配机构”来代替商业，而市价又完全混乱，那么个人劳动和个人工资之间的对照，自然就消灭了，因之工人为自己利益而工作的兴趣也就消灭了。 关于经济的核算，货物的质量，生产成本和生产率等最严厉的训令，都是悬在空中的。但这并不妨碍领袖们宣称，一切经济困难的原因乃是下级人员带有恶意的不实行斯大林约六条件。如果有人即使是极谨慎的提到膨胀政策，官僚们便要当他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凭着同样的良心，当局者时常指责学校的教师破坏了卫生的原则，但同时卸禁止他们提到肥皂的缺乏。 关于卢布命运的问题，在共产党内各派斗争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反对派的纲领上（1927年），要求“保证货币单位之绝对稳固”。这个要求在以后的几年当中，变成我们要求的主要部分。1932年反对派的国外机关报写道：“用铁的手腕停止通货膨胀，恢复稳固的通货单位”，甚至“大胆减少投资”亦在所不惜。以前“乌龟速度”的拥护者，和超工业化的主张者，现在好像是暂时掉换立场了。在答复他们那个关于把市场关系“送到阴间去”约吹嘘时，反对派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挂起一条标语：“通货膨胀是计划经济的梅毒”。 在农业方面，通货膨胀造成的结果也是同样严重的。 倾向富农的政策尚在进行的时候，人们都以为农业中社会主义的改造（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之上开始的），将用合作社的方法于几十年过程之中完成。合作社既相继的有购买、贩买和信贷的职能，最后它也要使生产本身社会化。这一切合拢起来，被人们叫做“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但实际的发展，如我们所看到的，采取了完全不同并且几乎是相反的道路，即用武力来消灭富农与实行全部集体化。到了这时，各个经济职能之逐渐社会化，以及为这种社会化准备物质与文化的条件，这些话都不谈了。这时好像集体化一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便即刻在农业中实现了一般。 这种政策的直接结果，不仅是消灭了一半以上的牲畜，更重要的是，集体农场的成员对于社会化的财产和他们自己劳动的结果都漠不关心。于是政府又被迫得作一次手忙脚乱的退却。他们又拿鸡雏、猪、羊和母牛来供给农民作为个人的财产。他们又把农场附近的土地分给他们，作为自留地。这时集体化的电影片，又开始倒演了。 在恢复小型个体农业经济的时候，国家采取了一个妥协办法，好像企图用钱把农民的个人主义倾向收买掉。集体农场是保留下来了，因之骤一看来，这个退却好像并不很重要。但事实上，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假使把集体农场的贵族阶层丢开不谈，则一般农民每日的需要，依靠他“独自”工作的，还是较之依靠他参加集体工作的要多。一个农民从个人经营所得的收入，尤其当他种植工艺作物、种果树或饲养牲畜时，较之在集体经济中的收入常常要大两倍。这个事实，已由苏联报纸自身证明了，它一方面明显的指出在小的农业中，要野蛮的浪费几千万的人力，特别是妇女的劳力；另一方面它又指出集体农场中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是极度的低下。 要想提高大规模集体农业的水平，必须再去和农民谈他们所能懂的话，这就是说要恢复市场关系，并且要从实物税回转到商业来，简单的说，要从阴间那里把新经济政策请回来，因为官僚们太早把它送到阴间去了。所以，转变到一种多少稳固的货币核算，已经成为农业继续发展之必需的条件了。 三卢布的复兴 人家都知道，智慧的猫头鹰在日落以后才飞出来。同样，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货币与价格的理论，也是在膨胀论者的幻想快没落的时候，才发展起来的。苏联那些驯服的教授们，为了发挥上述斯大林那个谜样的语句之故，于是创造一整个的理论，认为苏联的价格，与市场价格不同，具有纯粹计划的和指导的性质。这就是说价格不属于经济的范畴，而属于行政的范畴，并且这样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对于人民的收入实行更好的再分配。可是这些教授们忘记了解释：如果你不知道实际的成本，你如何能“指导”价格呢？如果一切价格，只表现官僚的意志，而不是表示所消耗的社会必需劳动量，那你又如何能计算实际的成本呢？实际上，要实行人民收入的再分配，政府手中已经握有强大的杠杆，如赋税，国家预算与信贷制度等。根据1936年预算的支出部份，对各经济部门直接的拨款超过376亿卢布，间接的还有许多十亿卢布。预算与信贷机构，对于国民收入有计划的分配，完全足够了。至于价格，如果它愈能诚实的表现今日的实际经济关系，它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服务就愈好。 对于这个问题，经验已能决断地告诉我们：“指导”的价格，在实际生活上，并不像在学者的书本上那样动人。对同一的商品，竟订立各种不同的价格。在这些种类价格的差异上，一切投机、营私、寄生的营业以及其它坏事，都找到了地盘，并且这还不是例外的情形，而是常态。同时卢布本应该是稳固价格的稳定的阴影，实际上却变成它自身的阴影了。 这时又需要一次急剧的转变了，不过这次转变，是由经济的成功所产生的许多困难而来的。1935年一开始，便废除了面包券。到了10月，其它食物券也废除了。1936年1月，又废除了一般工业消费品的凭券购买制。城市和乡村对于国家的经济关系，以及城乡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此都由货币来表示。卢布是全体人口影响经济计划的一种工具，首先是从消费品的数量与质量开始。要想使苏联经济合理化，没有别的办法。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于1935年12月宣布道：“现在这种银行与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改正，银行必须认真用卢布实行监督。”如此，对政府计划的迷信，以及对政府价格的幻想，现在都打碎了。假使说社会主义的临近，在财政上的表现，就是卢布接近于分配券，那么1935年的改革，就应该认为是背离社会主义了。可是实际上，这种估计是大错特错。用卢布来代替凭券制度，只是表示排除幻想，而公开承认必需回转到资产阶级分配方法去，以此替社会主义创立先决的条件。 在1936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财政人民委员宣称：“苏联的卢布是稳固的，世界上没有一种货币价值能比得上它。”若以为这种说话完全是吹牛，那便错了，苏联的国家预算，每年都是收入超过支出，而且盈余年年增加。国外贸易虽然本身微不足道，却是顺差。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1926年只有一亿六千四百万卢布，现在则增加到十亿以上。国内黄金的出产，增加得非常迅速。1936年产金工业据说占世界第一位。商品流通之增长，在恢复的市场之下，也来得非常迅速。纸币的膨胀，实际上在1934年就停止了。卢布相当稳固的元素是存在的。可是财政人民委员的这种宣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应当了解为过份乐观的表现。假使说苏联的卢布能在工业的一般的增长之中得到有力的支持，那么，生产成本高得怕人仍然是它的致命弱点。只有当苏联的劳动生产率超过世界其它国家之时，因之只有当卢布自己考虑到自身的最后时刻之时，卢布才会变成世界上最稳固的通货。 若从财政的技术观点来看，卢布更不能自鸣得意了。黄金的储备固然超过十亿卢布，但全国流通的纸币，则有八十亿。因此储备率只达12.5%。此外，国家银行里的黄金，其作为不可动用的战争准备金的性质远较为通货基础的性质为大。从理论上说，真的，苏联在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并非不可能采取金本位制，使国内经济计划确切可靠，并使与国外的经济关系简单化。所以苏联的通货，在送到阴间去以前，还能再一次发出纯金的光辉。但无论如何，这不是最近将来的问题。 在不久的将来，还谈不到转变为金本位的事。不过只要政府增加黄金储备，努力提高黄金对纸币的百分比（那怕就是纯理论的百分比也好），只要纸币发行的限度，不是由官僚的意志来决定，而是由客观条件来决定，那么，苏联的卢布至少可以达到相对的稳定。只要做到这一点，也会有巨大的利益。将来若能坚决的排斥膨胀的政策，苏联的通货虽然没有金本位的优点，无疑也能帮助医好多年来官僚的主观主义所加于经济上的多处重创。 四斯塔罕诺夫运动 马克思说：“一切的经济”（亦即在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一切人类对自然的斗争），“最后分析起来，都归结到力求时间的经济。”归根究底，历史也不过是为了节省工作时间的斗争而已。社会主义不能只用废除剥削来辩护；它还必须比资本主义更能保证社会节约时间。不实现这个条件而仅仅取消剥削，会仅仅成为戏剧性的插话，而没有前途。使用社会主义方法的第一次历史性实验，已经表明这方法包含有巨大的可能性。但是苏联的经济，还远远没有学到怎样利用时间，利用这最宝贵的文化原料。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技术，原是节省时间的主要工具，但在苏联的土地上还没有产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通常产生的那些效果。在这意义上（这对于一切文明是有决定意义的），社会主义还是未曾胜利。事实已经表明它能够并且应当胜利。但是现在还没有胜利。一切与此相反的论断，都是无知与冒充内行的结果。 公平的说，莫洛托夫比起苏联其它领袖，能够稍多一点摆脱官腔。他在1936年1月中央委员会上说道：“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较之欧美，仍然低很多。”要把这句话弄得确切，大致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等于欧美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有时甚至十分之一，而我们的生产成本则相应地高许多。在那次演说中，莫洛托夫还更加概括地承认：“我们的工人平均的文化水平仍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低。”这里应当加上一句，平均的生活水平也是如此。我们已用不着解释，这些顺便说出来的清醒的话，是怎样无情地驳倒了那无数的官方当局的吹牛，以及那些外国“友人们”加了蜜糖的胡说！ 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作的斗争，以及国防上的顾虑，乃是苏联政府活动的基本内容。在苏联演进的各种不同阶段上，这个斗争也带有各种不同的性质。在第一次五年计划当中与第二次五年计划初期所实行的方法，即所谓“突击队”的方法，是建筑在鼓动、个人的模范、行政的压迫以及各种集体的鼓励和特权上面的。在1931年的“六条件”基础上，实行计件工资的企图，因与通货的虚幻性及价格的不统一相冲突，结果失败。国家分配生产品的制度，用一种所谓“奖赏制度”，代替了那弹性的有差别的劳动评价。这种“奖赏制度”，在本质上，只是表示官僚任意行事而已。为了争取许多特权，突击队当中发生了越来越多特别占便宜的骗子。最后，这整个制度变成完全违背原本的目的了。 惟有凭券购物制度之废除，通货稳固之开始和价格之统一，才创造了实行计件工资的条件。在这个基础上，突击队运动便被所谓斯塔罕诺夫运动代替了。工人因追求卢布（这时卢布已有很真实的意义），于是开始比较关心到他们的机器，他们的工作时间也开始比较谨慎的利用了。斯塔罕诺夫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增加劳动强度，甚至延长了工作日。在所谓“非工作”的时间以内，斯塔罕诺夫份子便把他们的工作台和工具理好，并且把原料拣选妥贴，队长也在这时候发指示给队员，诸如此类。这样一来，所谓七小时的工作日，只剩下一个空名而已。 计件工资制的秘密，并不是苏联的管理人发明的。这种制度，表面上看不出外来的强迫，却使工人的神经紧张，马克思称之为“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工人对于这种改革，不仅不欢迎，反而仇视。自然不能希望他们采取任何别种的态度。参加斯塔罕诺夫运动的，也有真正热心于社会主义的人，这点毫无疑问。可是这种人究竟能比那些钻营者和骗子多多少，特别是在管理层方面，那就很难说了。大部份工人群众，对于工资的新支付方法，都从卢布观点去看，而他们不能不察觉到工资已渐渐减低了。 虽然乍看起来，苏联政府在“社会主义已经最后与不可变更的胜利了”以后又回到计件工资的制度，好像是向资本主义的关系后退，其实，这里也和上面所说的卢布复兴的问题一样，并不是丢弃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丢弃明明白白的幻想而已。现在工资支付的方法，不过是与国家实际的资源更符合一些罢了。“法律永远不能高过于经济结构”。 可是苏联的统治层，没有一种社会的伪装是过不下去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麦日劳克在1936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报告说：“卢布已经变成实现社会主义的（！）劳动报酬原则之唯一真实的手段了”。虽然在过去帝制时代，任何东西，甚至公共小便处都叫作“皇家的”，可是这并不是表示，在工人国家里，每一件东西都会自动变成“社会主义的”。卢布乃是实现资本主义的劳动报酬原则之“唯一真实的工具”，即使在社会主义的财产形式基础上，也是如此。这种矛盾，我们已经熟悉了。麦日劳克在创造这种“社会主义的”计件工资制新神话的时候，又补充道：“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乃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些先生们在玩弄理论时真不害羞！当劳动的节奏，还决定于卢布的追求之时，人们绝不是“各尽所能”（即按照他们的神经与筋肉情况）工作的，而是毫不顾惜自己地工作着。这种方法，只能说是无可奈何而有条件地加以辩解。若是把这个方法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犬儒主义地把一种更高更新的文化观念践踏到今日资本主义的污泥中去了。 斯大林在这条道路上更多走了一步，他说斯塔罕诺夫运动“是为社会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现在读者当会看到，给那些在苏联按照官方的便利而使用的概念下科学的定义，是多么重要。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固然要求严格控制劳动量和消费量，但无论如何，控制的方式要比资本主义的剥削天才所发明的方式要人道些。但现在苏联正在以无情严厉的手段使落后的人材与借自资本主义的技术结合起来。因为想达到欧美的标准，那些典型的剥削方法，如计件工资，都在以那样赤裸裸的粗暴形式实行，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主义的工会也不允许。认为苏联的工人是“为他们自己”而工作，这只有在历史前途上来说才是真实的，并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预言一句）：即工人们并不是屈服在一个专横的官僚统治之下。无论如何，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并不能把粪土变成黄金，也不能给那耗尽一切生产力之中最伟大的因素（人）的汗血制度围上一个神圣的光圈。至于说到准备“从社会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那恰恰要从相反的一端出发，即不是从实行计件工资来开始，而是要从废除这种野蛮主义的残余来开始。 现在要判定斯塔罕诺夫运动的功过，似嫌太早；可是要辨别某些特点，不仅是这运动所具有的，而且是整个制度所具有的，已经是可能的了。个别工人的某些成就，无疑是极端有趣的，证明了那些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以实现的可能性。可是，想要在整个经济范围内普遍实现这些可能性，那还要走一段长远的道路。因为一个生产过程同另一生产过程是密切地互相依赖的，要获得继续不断的高产量，不是纯粹个人的努力所能达到的。要想提高平均的生产率，若不把每个工场的生产以及各个企业相互问的关系重新改组，那是不能成功的。此外，要想把几百万人的技术稍稍提高一点，比起刺激几千个选手更进一步，要无比困难得多。 我们听到那些领袖们时常诉苦，说苏联的工人缺乏技术。可是这只说出一半实情，而且是一小半。俄国的工人是富有进取心、灵巧、聪明的。随便派一百个苏联工人，转到比如美国工业的条件之下来工作，那么在几个月以后，或甚至几个星期以后，不见得会比同一部门中的美国工人落后。困难是在于一般的劳动组织。苏联的管理人材，一般说来，远比工人更够不上新的生产任务。 有了新的技术，计件工资制必将有系统地提高现在很低的劳动生产率。但是要为这种前途建立必需的基本条件，还必须首先提高管理的水平，自车间管工起，一直到克里姆林宫里面的领袖为止。斯塔罕诺夫运动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满足这种要求。官僚们拼命地试图跳过他们所不能跳过的困难。因为计件工资本身，并不能如人们所希望的即刻就产生奇迹，所以一种狂暴的管理上的压迫便来帮助它了，一方面是赏金和表扬，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处罚。 这个运动的最初步骤表现为：大批压迫工程技术人员，控告工人抗命、怠工，有时甚至是谋杀斯塔罕诺夫份子。政府压迫之严厉，证明了抗拒力量之坚强。上司把这种所谓“怠工”当作一种政治的反抗。实际上，大部份都是由于技术、经济和文化上的困难所造成，而相当大部份的困难又是出于官僚本身。“怠工”表面上很快就被压迫下去了。不满意的人都害怕了；聪明的人都不作声了。庆祝空前成功的电报如雪片飞舞。而事实上，只要这还是个别先锋的问题，地方管理机关就都遵照命令，预先精心准备，特别安排那些先锋份子的工作，即使牺牲同一矿场或同一行业的其它工人，亦在所不惜。但是当几百个和几千个工人，忽然都能列入“斯塔罕诺夫份子”之林的时候，管理机关又陷入极度的混乱当中了。既不知怎么办，而客观上又不可能在最短时间以内把生产组织整顿好，于是便来滥用劳动力和技术了。机器渐渐松懈下来，便拿一枚钉子将小轮子拨动一下。实行“斯塔罕诺夫”工作日或“十日周”的结果，使许多企业都发生了全面的混乱。这就解释了下面这个初看颇为稀奇的事实，即斯塔罕诺夫份子数量的增加，往往不仅没有使这个企业一般的生产率提高，反而使它减低了。 现在，这个运动的“英雄”时代显然是过去了。日常辛苦的工作开始了。现在必须去学习。那些教别人的人，特别需要多多学习。可是他们正是最不愿意学习的人。有一个社会行业使苏联经济的一切行业难以进步并陷于瘫痪，它的名字就是：官僚阶层。
第三章社会主义与国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三章社会主义与国家 一过渡制度 二纲领与实际 三工人国家的两重性质 四“普遍的贫乏”与宪兵 五“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与“专政加强” 一过渡制度 苏联的当权者说，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实现了。这是真的吗？假使不真，那么现在获得的成就，至少是不是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里实现，而不问其余世界上事变发展如何？我们在上面对于苏联经济主要指数之批评的估计，可以给我们作为出发点，来正确答复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首先还要在理论方面，稍加论述。 马克思主义从技术发展是进步的基本泉源出发，并且以生产力的动态为基础建立共产党的纲领。假使你们以为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种宇宙的灾难，来毁灭我们的地球，那你自然要抛弃共产主义的前途以及其它许多东西。可是除了这种渺茫可疑的危险之外，就毫无科学根据为我们的技术、生产和文化的发展的可能性预先设定极限。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的进步是乐观的，顺便说，单单这一点，就使马克思主义不可调和地反对宗教。 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应当是人类的经济力量发展到那样的高度，使生产劳动不再是一种负担，不再需要任何剌激，而经常都很丰富的生活用品的分配不需要任何监督，只靠教育、习惯和社会舆论来维持，好像现在一切富裕的家庭或“体面”的公寓里那样。坦白说，我觉得，假使认为这样一种其实不算期望过高的前景是“乌托邦”，那真是相当愚蠢的。 资本主义为社会革命准备了条件和力量，那就是技术，科学与无产阶级。可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不能立刻就去代替资产阶级的社会。从过去承受下来的物质与文化的遗产，完全不够用来达到这个目的。在工人国家的初期阶段，还不能使人人“各尽所能”，这就是说，还不能使人人尽他能力所及并且按照他的意愿去工作；也还不能使人人“各取所需”，而不问他做了多少工作。为了增加生产力，这时还必需采取向来的工资支付方法，即按照个人劳动所生产的数量与质量来分配生活品。 马克思把这个新社会的第一阶段，叫作“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以别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高级阶段里，贫乏的最后阴影和物质的不平等将一齐消失。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常常用来指新社会的低级和高级阶段。现在苏联官方理论宣布：“我们自然还未曾达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我们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即已经达到了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引证国家托拉斯在工业中，集体农庄在农业中，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在商业中，都占着统治的地位。乍看起来，这好像与马克思预想的（因而是假定的）方案完全相符。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才不应该只从财产形式上去观察，而不管劳动生产力达到何种程度。所谓“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无论如何马克思是指这样一种社会：这社会一开始，其经济的发展已经比最进步的资本主义更高。从理论上说来，这种观念是毫无瑕疵的，因为以世界范围来说，共产主义，即使在最初的阶段，发展的水平也要比资产阶级社会更高。而且，马克思曾设想由法国人开始社会革命，德国人继续它，而英国人完成它；至于俄国人，马克思是把他们排在最后的。但是这个想象中的次序，已经被事实推翻了。现在谁要是机械地把马克思这种普遍的历史概念，应用到目前发展阶段的苏联这个特例上，他立即就要陷入无法摆脱的矛盾中。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当中，俄国本不是最强的一环，而是最弱的一环。现在的苏联，在经济上，并不超过世界的水平，它只是在企图赶上资本主义的国家而已。假使马克思把那种立足于当时最进步的资本主义之上、而且生产力已经社会化的社会，叫作“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那么这个名称，很显然的还不适用于苏联，因为今日的苏联，在技术、文化和生活的享受上，还远较资本主义国家为低。所以，对于今日具有各种矛盾的苏联制度，与其称它为社会主义的制度，不如称为一种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预备制度。 这样寻求名词上的准确性，并没有一点学究气味。一种制度的力量和稳固性，长期来看，决定于相对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经济若是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技术水平，它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就会确实得到自动的保证。不幸，对于苏联经济来说，现在还完全谈不到这一层。 多数庸俗的苏联辩护者，大致都是这样论述：即使你认为现在的苏联制度，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可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产力，迟早总要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所以只有时间的因素，还没有确定。难道值得因此大惊小怪吗？不管这种论述骤眼看来是怎样理直气壮，事实上是极其肤浅的。当历史的进程成为讨论的问题时，时间决不是次等的因素。在政治上把现在和将来弄错，比在文法上把它们弄错，要危险得多。进化的内容，并不是韦布式的庸俗进化论者所想象那样，就是现存事物的不断累积和继续“改进”；它还有它的从数量到本质的转变，还有它的危机、跳跃和倒退。正因为苏联还远未达到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它还不是一种生产和分配已达到平衡的制度，所以它的发展，还不能和谐进行，而是在矛盾中进行。经济的矛盾产生社会的冲突，社会冲突又发展出自己的逻辑，它并不等待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这点是多么正确，我们刚刚已经在富农的例子上看到。富农并不愿意渐进地“长入”社会主义，他们反而出乎官僚及其理论家意料之外，要求一次新的补充的革命。那些把权力和财富都集中在手中的官僚自己，是不是愿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呢？这当然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如果相信官僚在这问题上所说的话，那是太轻率了。今后三年，五年或者十年，苏联的经济矛盾和社会冲突将向那一方面发展，这是现在不能作出最后确定答复的问题。结局要由各种活的社会力量的斗争来决定，而且不是在一国范围以内，而是要在国际范围内。所以在每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实际存在的各种关系和趋势如何相互结合并且不断相互作用，必须作具体的分析。现在我们就要看看，在国家这个问题上，这种分析是多么重要。 二纲领与实际 列宁追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出无产阶级革命第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在剥夺了剥夺者之后，它就不再需要高出在社会之上的官僚机关，首先是警察和常备军。列宁于一九一七年夺取政权以前两个月写道：“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都能告诉你这点，但他们忘记补充：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就是组织得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3]这段评论，当时是针对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如俄国的孟什维克、英国的费边派等说的。现在它以双倍的力量打击那些崇拜苏联的人们，这些人崇拜一个丝毫不打算“消亡”的官僚国家。 社会需要官僚，是因为有尖锐的对抗需要“缓和”、“调节”、“控制”（总是为了特权者和占有者的利益，也为了对官僚们本身有利）。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不管多么民主，总是加强并完善了官僚机关。列宁说：“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撕裂了这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4] 从一九一七年起，即是从夺取政权成为党的实际问题的时候起，列宁一直在思考消灭这种“寄生虫”的问题。他在《国家与革命》的每一章里再三指出并且解释说：无产阶级在推翻了剥削阶级以后，将打碎原有的官僚机关，建立由工人和雇员构成的自己的机构。无产阶级还要设法防止这些人变为官僚，办法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详细分析过的办法：一、不但要实行选举，而且可以随时撤换；二、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三、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5]你不要以为列宁是在谈十年内怎么办的问题。不是的，这是初步工作，“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6] 这种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大胆见解，在取得政权一年半以后，又以完整的形式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上，包括关于军队的一章。强有力的国家，但是没有官老爷；武装力量，但是没有军阀！并不是防卫的任务产生出军事和国家的官僚制度，而是社会的阶级结构，把官僚制度带入防卫的组织中。军队只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覆印本。为抵御外来的威胁，工人国家自然与其它国家一样，需要一种特别的军事技术组织，但是决不需要一个特权的军官阀阅。党的纲领要求用武装的人民，去代替常备军。 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一开始就不是原有意义的“国家”了，即不是用来压制大多数人民的一种特殊机关了。物质的权力，连武装在内，都直接并且立刻转到工人阶级组织（如苏维埃）手上。所以从无产阶级专政第一天起，那作为官僚机关的国家，就开始消亡了。这是党的纲领的呼声，这纲领一直没有宣布作废。真奇怪：它的呼声现在好像是来自坟墓中的幽灵。 不管你怎样理解现在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可是有一件事是毫无疑义的：这国家存在已经快二十年了，它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还没有开始“消亡”。更坏的是，它已经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强暴机关了。官僚不但没有消声匿迹，让位于民众，反而变成一种毫无监督的力量统治着民众。军队不但没有被武装的人民所代替，反而产生了一个特权的军官阀阅，以元帅为首，至于人民，即“专政的武装体现者”，现在连携带非爆炸性的武器，都被禁止了。即使把想象力发挥到极限，也很难想象到一种反差，比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制作的工人国家的图样，和斯大林所领导的现实国家之间的反差更加鲜明。现在苏联的领袖们和他们的思想代表者，虽然还在继续出版列宁的著作（固然被检查人删除和歪曲过），但是对于纲领和实际之间何以有这样严重分歧的问题，他们连提也不敢提。我们愿意替他们作这工作。 三工人国家的两重性质 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桥梁。所以，按照它的本质，它带有暂时的性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一项附带的但也是很必要的任务，就是准备本身的消灭。这种“附带”的任务实现到多大程度，在一定限度内可以显示它完成基本使命达到了多大程度，基本使命就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也没有物质矛盾的社会。官僚制度与社会的和谐，是互相成反比例的。 恩格斯在他反对杜林的著名论战中写道：“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人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7]一般庸人，以为宪兵是一种永恒的制度。其实，宪兵控制人类，只能维持到人类能够彻底控制自然界为止。为了使国家消失，“阶级的统治和为个人生存的斗争”也必须消失。恩格斯把这两种条件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在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景中，几十年时间简直不算一回事的。但是在担负革命重任的几代人看来，事情就不同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生产，固然造成每个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但是麻烦在于，生产资料收归社会公有，并不自动的就消除了“为个人生存的斗争”。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 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是在最进步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如美国建立起来，也不能立刻满足每个人所有的需要，因此就被迫要鼓励人人尽可能增加生产。在这种情形之下，鼓励的责任，自然落在国家的肩上，而国家，也不能不采取资本主义所制定的工资支付方法，虽然加以各种改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于一八七五年写道：“资产阶级的法权……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8] 列宁在解释这几句重要的话时补充说：“既然在分配消费品上，采用资产阶级的法权，必然要有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9]这个极有意义的结论，已被现在的官方理论家完全忘记了，但它对于了解苏联国家的性质，却有决定性的意义，或者更确切的说，对于此种了解的第一步，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那负担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国家还被迫以强制手段来保卫不平等(少数人的物质特权)，那它就还是“资产阶级式”的国家，即使没有资产阶级。这些话既不是恭维，也不是责骂：它只是以真名呼实物。 资产阶级式的分配标准，由于加速物质力量的增长，它应该有助于社会主义的目的——但这只是归根究底的说法。工人国家一开始立即带有两重性质：它是社会主义的，由于它保障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它又是资产阶级的，由于它根据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来分配生活用品，而且接受这种方法的各种的结果。这么矛盾的说法，也许会使那些教条主义者和经院学者震惊起来，我们只好对他们致以慰问。 工人国家的最后的面貌，要由它的资产阶级倾向和社会主义的倾向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变迁来决定。若是后者战胜，那事实本身就应该意味着宪兵的最后消灭，亦即国家溶解于自治的社会。仅仅从这点看来，就可明白苏联的官僚主义问题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不论它本身还是作为征兆！ 因为列宁凭着他全部智力上的勇气，将马克思的观念，极端尖锐地表示出来，所以他揭示了未来困难（连他自己的困难在内）的根源，虽然他自己未能把他的分析发挥到底。“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式的国家”证明了是与真正的苏维埃民主制不相融洽的。国家的两重作用不能不影响到国家的结构。经验显示出理论所不能明白地预见的东西。假使为了保社会化的财产，防御资产阶级反革命，那么一个“武装工人的国家”就完全足够了，可是，调节消费上的不平等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些被剥夺了财产权的人，不愿意创造这种制度和保护它。大多数的人，不会关心少数人的特权。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律”，工人国家不得不设立一种“资产阶级”型的工具，那就是同过去一样的宪兵，虽然穿了新的制服。 我们对于布尔什维克党纲和苏联的实际间基本的矛盾，已经作过初步的解说了。假使国家并没有死亡，反而一天天更加专横起来，假使工人阶级中那些全权代表已经官僚化，而官僚们已经高踞在新社会之上，那么这并不是因为一些次要的理由，譬如说由于过去时代心理的残余所致；这是铁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结果。只要还不能保证真正的平等，就必然要产生并支持一批享受特权的少数人。 官僚主义的倾向，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扼制了工人运动。即使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它仍会到处出现。可是非常明显，从革命中产生的社会越是贫乏，这个“规律”的表现就越加严厉而赤裸裸，官僚主义所采取的形式也更露骨，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危险性也更大。苏联国家，不但被阻止走向消亡，而且被阻止摆脱官僚主义寄生虫。阻力并不是斯大林那种赤裸裸的警察理论所说的过去统治阶级的“残余”，因为这些残余本身是没有力量的。阻力是强大得多的因素，包括物质的贫乏和文化的落后，以及由此造成的，在同每一个人最直接息息相关的方面，在保证个人生存的那些事情上面，“资产阶级法律”的支配作用。 四“普遍的贫乏”与宪兵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两年以前，青年的马克思写道：“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共产主义之）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0]马克思没有把这种思想，直接发挥下去，而这并不是偶然的：他未曾预见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会发生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列宁也没有发挥这个思想，而这也不是偶然的：他未曾预见苏联国家会孤立到这样长久。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话，尽管只是一种抽象的论断，一种反面推论，但是对于我们暸解苏联制度的具体的困难和病态上，却是一把不可缺少的理论上的钥匙。俄国向来就是非常贫穷，再加上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的破坏，在这种基础之上“为个人生存的斗争”，不仅没有随着资产阶级的倒台而消灭；不仅在随后几年也没有减轻，反而在有些时候，还带有前所未闻的猛烈性质。我们是不是需要提醒一下，国内某些地方，曾有两次走到吃人肉的境况呢？ 帝俄和西方相隔的距离，只有现在才看得清楚。在最顺利的情形下，即内部没有纷扰外部没有侵略的情形下，苏联还需要许多个“五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吸收消化那先进资本主义文明国耗费若干世纪所得来的经济和教育的成就。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是现在苏联的经济与文化工作的本质。 今日的苏联，在生产力上固然已超过马克思时代最进步的国家。但是第一，在两种制度作历史斗争之时，问题并不在于绝对的水平，而是在于相对的水平。现在苏联经济的对面，是希特勒、鲍尔温和罗斯福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俾斯麦、帕墨斯顿和林肯的资本主义。第二，人类需要的范围，已随着世界技术的进步，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马克思时代的人，并不知道汽车、无线电、电影和飞机。可是现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若是不能自由享受这些东西，简直不可想象。 “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要从那最进步的资本主义快要达到的水平来开始的。最近将来苏联五年计划的实际意义，却还是要“赶上欧美”。在广阔的苏联领土上，要建立全国的汽车路和柏油路网，这要比从美国移植汽车工厂，和学得他们的技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物资。要使苏联每个公民，能够使用一辆汽车，到他自己所愿去的地方，并且在路上不发生添油的因难，这究竟还要多少年呢？在野蛮的社会里，骑马的人和徒步的人，构成两个阶级。今日汽车之分化社会，并不减于鞍马。那怕是一个普通的“福特汽车”，只要它还只能为少数特权者所有，那么资产阶级社会固有的一切关系和习惯，便会继续存在一天，同时保卫不平等的工具——国家——也还要继续存在一天。 列宁完全站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之上，可是，我们说过，他并没有以经济落后和国土孤立为前提，对于工人国家的性质，作出一切必要的结论来。在他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和党纲里都是如此。党纲里，将官僚主义复活的原因归于群众不熟习行政事务，以及由战争所造成的特别困难，所以只规定了一些政治的方法去克服“官僚主义堕落”：如一切全权代表可随时选举和罢免，废止物质的特权，群众积极的监督等。那时以为沿着这条道路就可以使官僚从首领，转变为简单的临时的技术人员，而国家也要渐渐的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向消亡。 这显然是对当时的困难估计过低，可是这可以从纲领完全是以国际的前途为基础，而得到解释的。“俄国的十月革命，已经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全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纲领的引言上，便是这样写的。那些起草人，不仅没有提出“在单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那时这种观念，还没有钻进任何人的头脑里，尤其没有钻进斯大林的头脑里），而且也没有想到这样的问题：如果被迫得要在二十年那么长的孤立状态中，去解决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已解决了的经济与文化的问题，苏联国家会变成什么性质。 战后的革命危机，并没有在欧洲造成社会主义的胜利。社会民主党拯救了资产阶级。列宁和他的同伴认为是短短的“喘息期间”，竟至延长成为整个历史时代了。苏联的矛盾的社会结构，及其国家的极度官僚主义性质，都是这种独特而“未能预见”的历史停滞的直接后果。这历史停滞，同时使资本主义国家走到法西斯主义或准法西主义的反动了。 建立一个没有官僚主义的国家的初次尝试，因群众不熟习自治，及缺少献身于社会主义的优秀工人等原因而遭受挫折。随后，很快又遇到其它更深刻的因难。党纲要求把国家转变为“计算与监督”的机关，逐渐缩小其强制的作用，这，至少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让一般人得到满足。恰恰没有这必要的条件。西方并没有给我们帮助。当前的任务还是去迁就那些特权的人群，因为他们的存在是国防、工业、技术和科学上所必需。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苏维埃的政权就有妨碍作用，甚至是不能忍受了。就是在这种取自十人给予一人的决非“社会主义”的业务中，形成并且发展了一个强有力的分配专家的阶层。 近年来经济上巨大的成功，并没有缓和不平等，反而使不平等更加尖锐化了。同时官僚主义也更加发展了，从前只是“变态”，如今变成行政制度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答复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先来听一听，苏联官僚有权威的领袖们是怎样看他们自己的制度罢。 五“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与“专政加强” 近几年来，人们常常宣布说：在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完全胜利”了，在谈到“消灭富农阶级”的问题时，语气更特别坚决。1931年1月30日，《真理报》这样解释斯大林的一篇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经济当中资本主义分子的最后残余将要消灭了。”从这个前景看来，在同一时期内，国家应该彻底消亡，因为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消灭后，国家就无事可做了。布尔什维克党纲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说的：“苏维埃政权公开的承认，只要社会分为阶级的情况以及一切国家政权还没有完全消灭，每个国家就必不可免地具有阶级的性质。”可是有些不谨慎的莫斯科理论家由于相信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真的消灭了，因而推论出国家的消亡，结果官僚们即刻宣布这理论是“反革命”。 官僚们的理论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在基本的前提上呢，还是在结论上呢？两方面都错。第一次宣布“完全胜利”时，左派反对派曾回答道：你们不应该自限于各种关系的社会法律形式，这些关系是未成熟的、矛盾的，在农业方面还很不稳定；这些社会法律形式本身也是抽离开基本的标准：生产力水平。法律形式本身，要看它所依据的技术水平之高下，便有本质上不同的社会内容。“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此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水平”（马克思）。假使苏联的财产关系，建立在最近代化的美国技术上，而且把这种技术，广布到各个经济部门当中去，那的确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初步阶段。但是苏联的财产关系，由于建立在低下的劳动生产力之上，便只能说是一种过渡的制度，它的命运，历史还没有作最后的衡量。 我们于1932年3月写道：“这不是很奇怪吗？国家不能摆脱用品荒。每一步都发生供应中断。儿童们缺乏牛奶。但是官方的神谕宣告：‘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能够比这样更恶毒地污辱社会主义的名字吗？”拉狄克，现在是苏联当权派的著名政论家[11]*，他在德国自由派报纸《柏林日报》“苏联专号”（1932年5月）上，对于我们的批评以如下几句堪称不朽的话答复：“牛奶是母牛的产物，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你们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与奶流成河的国家形象混同起来了，以致于不了解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也能在一个时期上升至较高的发展水平。”拉狄克写这几行字的时候，苏联全国正闹着可怕的饥荒。 社会主义是一种让人类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的计划生产结构；否则她便不配称为社会主义。假使母牛已经归社会公有了，但是数量太少，或者产乳不够，那时就要因牛乳供给不足而发生冲突：城市和乡村冲突，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冲突，无产阶级各阶层互相冲突，以及全体劳动群众和官僚冲突。事实上是因为母牛收归社会公有，所以才引起农民大批屠杀母牛。由贫乏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又可以引起“往日一切丑把戏”复活。这就是我们答复的要点所在。 共产国际[12]第七次大会，于1935年8月20日，通过了一个决议，肯定地说：国有工业的成功，集体化的成就，排除资本主义份子和消灭富农阶级等，合起来表明：“社会主义最后不可变更的胜利，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全面的加强，在苏联已经成功了。”尽管口气那么肯定，共产国际这个证词是完完全全自相矛盾的。如果社会主义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活的社会制度上，已经“最后不可变更的”胜利了，那么，无产阶级专政重新“加强”，便显然是无意义的事。反之，如果专政的加强，是由于制度实际的需要所引起的，那就表示社会主义的胜利还远得很呢。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者都应当了解：专政若有“加强”的必要(就是政府的压迫若有“加强”的必要)，不是证明没有阶级的和谐社会胜利了，而是证明新的社会对抗增长了。那么，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由于劳动生产率低，所以缺乏生活资料。 列宁曾经把社会主义刻画为“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个警句的片面性，是为了当时的宣传作用，可是他至少把资本主义国家电气化的水平作为最低限度的出发点。现在苏联平均每人所能得到的电力，只及先进国家的三分之一。假使你考虑到，现在苏维埃已经被一种与群众脱离的政治机关所代替了，那么，共产国际的宣告只剩下了：社会主义是官僚政权加上约当资本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电气化。这个定义好比照片一样准确反映了现实，可是对社会主义来说，还很不够呢！斯大林于1935年11月，在对史塔罕诺夫运动份子[13]的一篇演说上，为了达到会议本身的实际目的，出人不意的说道：“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应该并且必然将要战胜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呢？因为它能够供给…… 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他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是用未来式说的，不幸竟无意间否定了三个月以前共产国际在同一问题上所做的决议案，并且也否定了他自己屡次的宣告。现在他说，社会主义将要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如果它的劳动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话。如我们所看见的，官方说的话，不仅动词的时态常常变化，而且社会的标准也常常变化。难怪苏联的公民要想遵守“总路线”而毫无差错，实在是不容易了。 最后，1936年3月1日，斯大林在与罗依．霍华德的谈话当中，又给了苏联的制度一个新的定义，他说：“我们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可以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组织，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不过在根本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在这种有意含糊的定义当中，其矛盾之多简直如其字数一样。社会的组织，被他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但是我们知道，苏维埃是一种国家形式，而社会主义则是一种社会制度。这两个名称，不仅是不相同的，而且由我们感兴趣的观点看来还是矛盾的。一旦社会组织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了，那么苏维埃就应该消失，正如同一个建筑物落成以后，那供建筑之用的棚架必然要拆去一样。斯大林说了一句修正的话：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成功”。我们要请问所谓“没有完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5%没有完成，还是75%没有完成呢？这一点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正如同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组织“根本上是社会主义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财产的形式，还是说技术呢？然而，正是这个定义的含糊性，暗示了他已经从1931-35年那种无限坚决的语气后退一步了。若沿着这同一道路，再向后退的话，那就要承认：每个社会组织的“根本”，就是这个社会的生产力，而苏联的根本，恰好没有强大到足以扶持社会主义的茎干及其枝叶，即不足以扶持人的福利。 [3]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二章，第一节 [4]同上，第二章，第二节 [5]同上，第六章，第二节 [6]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三章，第三节 [7]《反杜林论》第三篇，第二章 [8]《哥达纲领批判》，第一节 [9]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五章，第四节 [10]《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 [11]英译者按：本书在拉狄克被捕以前写的，他以前曾是左派反对派，1929年投降斯大林，后被斯大林判处十年徒刑，罪名据说是「阴谋暗杀领袖」，1939年被处决。 [12]又名第三国际，继承由马克思及恩格斯先后创立的第一及第二国际的纲领，即推行工人阶级国际革命。共产国际在1919年由列宁、托洛茨基等创立，1923年以后变成斯大林的外交工具，1943年被他解散。 [13]史塔罕诺夫是卅年代一个矿工，以超额16倍完成劳动定额而闻名。1935年官方正式展开史塔罕诺夫运动，即劳动竞赛。竞赛引起工资差距拉大和工人不满。
第二章经济的增长与领导的左右摇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二章经济的增长与领导的左右摇摆 一“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与富农路线 二大转变：“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与“全部集体化” 一“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与富农路线 苏联经济发展的路线，并不是一条连续而均匀上升的曲线。在新制度的最初十八年中，以几次剧烈的危机作为标志，可以清楚地分为几个阶段。联系着政府的政策略述一下苏联的经济史，对于诊断现状和预测将来都是绝对必需的。 革命后最初三年，是一个公开而残酷的内战时期。经济生活完全服从前线的需要。文化生活躲在角落里，其特征是：在物质资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创造性的思想大胆发挥，首先是列宁个人的思想。这就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1918至1921年），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社会主义”英勇地并行着。在那几年里，苏维埃政府的经济问题主要归结为支持军事工业，用从过去遗留下来的贫乏的资源来达到军事目的和维持城市人口活下去。军事共产主义本质上就是在被围困的堡垒之内有系统地严格管制消费。 必须承认，军事共产主义原先的设想，是要追求更广大的目的。苏维埃政府希望并力图把这种管制的方法直接发展成为一种分配和生产上的计划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它希望不用破坏“军事共产主义”就逐步达到真正的共产主义。1919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所通过的纲领说：“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府的当前任务，是坚定地在全国范围继续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代替贸易。” 可是，实际情况越来越和“军事共产主义”的纲领冲突。生产不断下降，这不仅因为战争的破坏，而且还因为对于生产者个人利益的刺激消失了。城市向乡村要求粮食和原料，可是拿不出东西来交换，只给他们一种花花绿绿的纸，根据很久以前的记忆，这种纸就叫作钱。于是农民把粮食埋藏起来。政府派武装工人队伍去搜粮。农民减少播种。内战刚刚结束后，1921年的工业生产最多只及战前水平五分之一。钢的产量从420万吨跌到18万3千吨，只及从前1/23。粮食收获的总额，从8亿零100万英担（1英担为100磅——校者）跌至1922年的5亿零3百万英担。这一年是可怕的饥饿年。同时对外贸易从29亿卢布跌至3千万卢布。生产力破坏的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整个国和政府都走到了深渊的边缘。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乌托邦式的希望，后来受到了无情的批评，这种批评在许多方面都是正确的。然而，如果不考虑到，那时的一切估计都是以希望西方革命很快成功为基础的，那么，执政党的理论错误就仍然无法理解。当时大家都认为，德国无产阶级一旦胜利，不但当然会提供苏俄各种机器和制成品，让苏俄以后再用粮食和原料来偿付，而且还会提供许多万的熟练工人、工程师和组织者。毫无疑问，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胜利了（这完全是被社会民主党阻止了），德国和苏联经济的发展，会以那么巨大的步伐前进，足以使欧洲和世界的命运比今天好得无可比拟。可是，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在那样幸运的情形之下，还是必须取消由国家直接分配产品的办法，而采取商业的方法。 列宁这样解释恢复市场的必要性：因为国内有千百万孤立的农民经济，他们除了经过贸易，还不习惯和外界发生经济关系。贸易流通会在农民和国营工业之间建立起“联系”——这是当时提出的名称。这“联系”的理论公式很简单：工业要供给农村以必需的货品，其价格要使国家无须强制收购农民劳动的产品。 改善与农村地区的经济关系，无疑是新经济政策最重要而迫切的任务。然而，一个短时期的试验就证明了：工业本身，尽管已经具有社会化的性质，也还需要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金钱支付的方法。计划经济不能单靠知识资料。供给与需求的作用，在一段长时期以内仍然是必要的物质基础和不可缺少的矫正者。 由新经济政策合法化的市场，在有组织的货币帮助下开始发生作用。早在1923年，工业受到来自农村地区的刺激便开始复活起来，并且即刻就发展得很快。1922年和1923年，生产都增加了一倍，到了1926年已经达到战前的水平，即比起1921年，已增长到五倍多了。在同一时期，农产品收获量也不断增加，虽然速度不那么快。 从1923这个关键性的年度开始，执政党内早已存在的关于工业和农业相互关系的不同意见开始尖锐化起来。在一个储备完全耗尽了的国家，若不从农民那里借来谷物和原料，工业便无法发展。但对农产品若“强制征借”得太重，那就破坏了劳动的刺激。农民并不相信未来的繁荣，如果城市派出征粮队，便会以停止播种来答复。反之，若征集得太少，工业又有停工的危险。农民得不到工业产品，就会自己制造来满足需要，把以前的家庭手工业恢复起来。党内的意见分歧开始发生在这个问题上，即究竟要从农村取得多少东西给工业，才能够使工业和农业之间动态平衡的时期赶快到来。争论立刻又牵涉到农村本身的社会结构问题。 1923年春天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左派反对派”（那时还没有这个名称）的一个代表用一幅不祥的图表来说明工业与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差距的扩大。这种现象那时第一次叫作“剪刀差”，这个名词后来几乎变成国际通用的。那演说者说：假使工业再停滞下去，使剪刀更加张开，那么城市与乡村的破裂就不可避免。 农民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所完成的民主与土地的革命，和党为了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而采取的政策，是分辨得清清楚楚的。没收地主和国家的土地，使农民每年得到超过5亿金卢布的好处。可是在国家产品的价格上，农民损失的数目更大。要是这两种革命，即被十月革命紧紧绑在一起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合计的结果，是使农民损失许多亿卢布，那么工农两阶级的联盟便依然是个疑问。 从过去承受下来的农民经济之分散性，被十月革命的结果加重了。在革命后的十年当中，独立农家的数目从一千六百万增加到了二千五百万，这自然加强了大多数农民经济纯粹供自己消费的性质。这也是农产品缺乏的原因之一。 小商品经济不可避免要产生剥削者。随着农村的日渐恢复，农民群众的分化也开始增长。这种发展陷入早已走过的老路。富农的增长远超过农业总的生长。在“面向农村”的口号下，政府的政策实际上就是转过脸去向着富农。农业税落在贫农身上的，远较富农身上为重，况且富农又取得国家贷款的大部份。余粮大部份在农村上层份子手中，他们用来奴役贫农和进行投机，卖给城市资产阶级份子。那时当权派的理论家布哈林，向农民提出他那有名的口号“发财吧！”在理论上说，这口号的意思是要使富农逐渐长入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让少数人致富。 政府被自己的政策所束缚，不得不在农村小资产阶级的要求面前一步步退让。1925年承认了农业中雇佣劳动和租借土地为合法。农民日益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小资本家，另一方是雇工。同时，因为缺少工业商品，国家被挤出了农村市场。在富农和小家庭手工业者之间，出现了中间商人，好像从地下钻出来的。国营企业为了找原料，越来越不得不去和私商打交道。资本主义的涨潮到处都可以看到。有思想的人们看得很清楚，财产形式上的革命，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不过是把它提出来而已。 1925年，正当富农路线全力施行的时候，斯大林开始准备取消土地国有。他示意一个苏联记者发问道：“把每个农人耕种的那块土地，让渡给他十年，岂不符合农业的利益吗？”斯大林答道：“符合，甚至让渡四十年也可以。”格鲁吉亚的农业人民委员，在斯大林本人的倡导之下，曾起草一份解除土地国有的法案。目的是让农民对自己的将来有信心。当这种政策正在施行之时，1926年的春天，差不多60%预定出卖的粮食，是在6%的农民有产者手中！国家不仅缺乏出口的粮食，连国内需要的也不够。因为出口少得太厉害，不得不放弃入口制成品，还要尽量减少机器和原料的入口。 这种依靠富农的政策，推迟了工业化并且打击了一般农民群众，在1924到1926的两年内清楚显示了它的政治结果。它使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大大提高了自觉性，许多下层苏维埃被他们夺去，官僚的权力和自信提高，工人所受的压力日益加重，还有党和苏维埃的民主完全禁绝。富农的生长惊骇了当权派当中的两个著名人物，季诺维也失和卡米涅夫，意味深长的是，那时他俩是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主要的无产阶级中心城市的苏维埃主席。但是各省，尤其是官僚份子，都坚决拥护斯大林。结果富农路线胜利了。1926年，季诺维也夫和卡米涅夫带着他们的追随者加入了1923年的反对派（“托洛茨基派”）。 当然，“原则上”统治集团就在那时也并没有放弃农业集体化。他们只是在他们所看到的前景中把它推迟几十年。日后的农业人民委员会雅可夫列夫于1927年写道：虽然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有经过集体化才能完成，但是“这显然不是一年、二年或三年就可做到的，也许十年以内也做不到。”他还说：“集体农庄和公社…….现在以至今后很久，无疑地只是农民个体经济的大海里的一些小岛而已。”实际上那时只有0﹒8%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 党内关于所谓“总路线”的斗争，1923年就已经公开出来，到1926年变得格外紧张激烈。左派反对派在其涉及工业和经济的一切问题的长篇纲领上写道：“党应该抵制并粉碎一切要取消或损害土地国有的倾向，因为土地国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派得到了胜利；直接反对国有化的企图是放弃了。但是，这个问题所牵涉到的自然不仅仅是土地的财产形式。 “为了对抗农村个体经济的增长，我们必须加速集体农庄的增长。必须有系统地年年拨出相当大的款项来帮助组织在集体农庄里的贫农。合作社的全部工作都应该具有转变小生产为集体化大生产的目的。”可是这个广泛的集体化纲领，被顽固地认为在未来几年以内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在筹备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期间（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开除左派反对派），日后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一再说道：“我们决不要跌进（！）贫农对广大农民群众集体化的幻想中去。在目前环境下，这已不可能。”根据日历，当时是1927年底。那时统治集团同自己未来的农民政策还隔得这么遥远！ 也是在这几年（1923到1928），统治联盟，即斯大林、莫洛托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与卡米涅夫1926年初转入了反对派）进行着斗争反对“超工业化”及计划领导的鼓吹者。未来的历史家会吃惊不小地重新证实，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于大胆的经济倡议竟充满那样恶意的不信。在外力推动下，工业化的进度凭经验加速起来，无情地打碎一切计算，同时使间接费用增加到惊人的程度。1923年，反对派要求施行五年计划时候，遇到小资产阶级精神的嘲笑，生怕“跳入未知的境界”。直到1927年4月，斯大林还在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试图建立第聂伯水电站，对我们来说，就像农民不买牛而去买留声机一样。这个高明的警句概括了整个纲领。值得指出，在那几年里，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报刊，以及追随他们的社会民主党的报刊，都以同情的口气重复官方的说法：“左派反对派”的主张是工业的浪漫主义。 在党内讨论的闹声中，农民用日益顽强的怠工来答复工业品的缺乏。他们不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也不增加播种面积。右派（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在那时期是决定调子的，他们要求提高粮食价格，给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更广大的活动地盘，甚至不惜降低工业发展的速度。在这种政策下，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进口外国的制造品，用来交换出口的农产原料。但是这样做就不是在农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而是在富农和世界资本主义之间建立“联系”了。为了这个来干十月革命，实在不值得。 反对派的代表在1926年党的代表会议上答复说：“加速工业化，特别是用对富农增税的办法，就会产生大量的货物和较低的市价，而这对于工人和大多数农民都有利……面向农村并不不意味着背向工业，而是意味着工业要向着农村。因为国家的‘面’，假使不包含工业在内，对于农村就没有用处。” 答辩中斯大林大发雷霆，反对反对派的“异想天开的计划”。他说：工业不可以“猛冲向前，脱离农业而且不顾我们国家积累的速度。”党的决议是继续重复这些被动地适应富裕的上层农民的格言。1927年12月，为了最后粉碎“超工业化者”而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要求警惕“把国家资金过份投入大建设的危险”。当权派那时还不肯去看任何其它的危险。 在1927至1928这一经济年度，工业主要靠革命前的机器而农业靠旧工具的所谓恢复时期宣告结束。要想继续前进，必须大规模进行独立的工业建设。不可能再没有计划而摸索着实行领导了。 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假想上的可能性，早在1923至1925年间反对派就分析过了。他们总的结论是：在耗尽了从资产阶级继承下来的设备以后，苏联的工业，在社会主义积累的基础上，可以达到一种在资本主义之下完全不可能的增长速度。我们那谨慎估计出来的系数，大约在15%至18%之间，被当权派的领袖们公开嘲笑，认为是对不可知的未来的幻想音乐。这构成当时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本质。 终于在1927年起草完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官方草案，充满了小家子气。工业生产的增长率，计划从每年9%递减到4%。每人的消费，在整个五年当中只增加12%！这个最初的计划里面包藏着多么令人难以相信的胆小思想，清楚表现在这个事实上，就是：到了最后第五年，国家的预算才占国民收入的16%，而沙俄时代的预算，它并无意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还占18%！还有一点也许值得一提，就是，起草这个计划的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几年以后都遭到法律严厉的审判和处罚，罪名是在外国指使下故意破坏。那些被告如果有勇气的话，本来可以回答说：他们的计划工作完全符合当时政治局的“总路线”，并且是在它的命令下进行的。 派别的斗争，现在翻译成数字的语言了。反对派的纲领说：“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提出那样一个小气而悲观的计划，实际上是在反对社会主义。”一年以后，政治局采纳了一个新的五年计划，规定每年平均增加生产至9%。但是实际发展的情况却显示一种顽强的趋势，就是接近“超级工业化者”所估计的系数。又一年以后，政府的政策已经根本转变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三次起草五年计划，它的增长率，大大超乎人们意料地接近1925年反对派所作的预测。 由此看来，苏联经济政策的真实历史，是与官方的传说大不相同的。不幸，韦伯夫妇一类的虔诚的研究者，对于这一点丝毫也不注意。 二大转变：“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与“全部集体化” 在个体农民经济面前犹豫不决，对巨大的计划没有信心，维护最低的速度，忽视国际问题——所有这些合拢起来形成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这理论是1924年秋天，在德国无产阶级失败之后，第一次被斯大林提出来的。不要急于工业化，不要与农民争吵，不要指望世界革命，最重要的是保护党官僚的威权不受批评！农民的分化被斥为反对派的捏造。上面曾说过的雅可夫列夫不理会中央统计局，因为它的统计所表明富农的地位高于当局所满意的，同时领导人镇静地说，商品的缺乏正在过去，“经济发展即将以平和的速度进行”，粮食的征集将来也会更“平稳”，等等。势力加强了的富农拉着中农一起，对城市实行起粮食封锁了。1928年1月，工人阶级正面看见了走近前来的饥荒的身影。历史知道怎样开恶意的玩笑。就在这个月里，当富农正扼住革命的喉咙时，左派反对派的代表被投入监狱，或者放逐到西伯利亚各地去，因为他们在富农这鬼怪面前“惊惶失措”。 政府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粮食封锁是富农（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明目张胆的敌意所造成的——那就是说，出于普通的政治动机。但是富农很少倾向于那种“唯心主义”。假使他们藏起粮食，那是因为买卖对于他们无利可图。因为同样的理由，他们才能够使很大部份的农民受他们的影响。简单地镇压富农的破坏行动，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改变政策。然而，甚至到那时，还在动摇中花掉不少时间。 李可夫，那时还是政府的首脑，在1928年7月宣布：“发展个体农庄是……党的主要任务。”而斯大林附和着说：“有些人以为个体农庄已经没有用了，因此我们不应支持它……这些人与我们党的路线毫无共同点。”不到一年之后，党的路线与这些话毫无共同点了。“全部集体化”的曙光出现在地平在线了。 新的方针正如从前的一样，是凭经验得来的，并且是经过政府联盟内部暗斗而决定的。“右派和中派是由于共同敌视反对派而联合起来的，清除了反对派以后，这两派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要加速到来。”——一年以前左派的纲领上曾这样警告。事实果然如此。那正在解体的联盟的领袖们，自然决不承认左派这个预测像许多其它预测一样已经实现。迟至1928年10月19日，斯大林还公开宣告说：“有人说，在我们中央政治局内，有右的偏向和对它调和的态度，现在是停止这种谣言的时候了。”那时，两派都在试探党机关的态度。被压抑的党，生活在隐秘的谣言和猜测中。可是不过几个月后，官方的报刊就用它那从来不觉难为情的态度宣称，政府的首脑李可夫“曾在苏维埃政权的经济的困难上投机”；共产国际的首脑布哈林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影响的传导线”；全俄总工会的主席托姆斯基只是一个可鄙的工联主义者。这三个人都是政治局的委员。尽管从前整个对左派反对派的斗争所使用的武器都是取自右派，现在布哈林却能够并不违背事实而责难斯大林，说他采用那定了罪的左派反对派一部份的政纲来对右派斗争。 不管怎样，到底是改变了。“发财吧！”这口号和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虽然太迟，可是因此受到更坚决的谴责了。工业化提到上了日程。自满的无为主义，现在被一种手忙脚乱的惊慌所代替。半忘记了的列宁的口号，“赶上并超过”，在后面加上了“尽可能在最短的时期内”。最低限度主义的五年计划，虽然已被党代表大会在原则上批准了，让位给一个新的计划，这个新计划的基本元素完全是从打垮了的左派反对派的政纲上抄过来的。第聂伯水电站，昨天还被人们比作留声机，今天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 取得初步新的成就之后，人们又提出“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来。喜出望外的经验主义者现在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了。正如历史上所常见的一样，机会主义变成它的反面：冒险主义。尽管从1923到1928年政治局乐意地接受了布哈林的“龟步”哲学，现在轻轻一跳，就把每年的增长率从20%提高到30%，企图把每一个局部的和暂时的成就都变为一般的标准，而忽视了工业的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计划中财政的缺额用印制纸币来填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纸币流通额从17亿卢布增加到55亿，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已经增加到84亿卢布了。官僚不仅摆脱了群众的政治监督（是群众承受着这种强制工业化所造成的无法忍受的重担），而且也摆脱了金卢布的自动监督作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已经奠定坚实基础的货币制度，现在又从根动摇了。 主要的危险，不但是威胁到计划的实现而且威胁到社会制度本身的，却从农民方面出现。 1928年2月15日，全国人民吃惊地从《真理报》一篇社论上得知：农村的情况完全不是像当局一直所描写的那样，倒很像已被开除的左派反对派所说的。报刊昨天还否认富农的存在，今天，根据上面的信号，却发现富农不仅在农村里有，连党内也有。事实表明，共产党支部常常被富农份子占据，这些富农拥有复杂的机器，雇用工人，对政府隐瞒几百甚至几千普特（1普特=16﹒3公斤——校者）的粮食，还狠狠地谴责“托洛斯主义”的政策。报纸争先恐后地登载耸人听闻的消息，暴露富农怎样利用地方书记的职位拒绝贫农和雇农入党。一切老标准都倒转过来；负的和正的换了位置。 为了养活城市，必须即刻从富农手中取得每日的粮食。这只有使用武力才能做到。没收余粮——不仅是富农的，还包括中农的——官方语言叫做“非常措施”。这说法应该表示，明天一切就要回到常轨。可是农民并不相信这种好听的话，而他们不信是对的。用暴力夺取粮食，使富农失去增加播种的兴趣。雇农和贫农于是找不到工作。农业又一次走进死胡同，国家也是一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修改“总路线”。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虽然仍旧主张个体农业要占主要地位，现在开始强调必须较快地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了。但是因为迫切需要粮食，不容许停止对农村的军事征讨，那促进个体农庄的纲领只得悬在空中。必须“跌进”集体化去了。暂时征收粮食的“非常措施”，不料竟发展成一个“消灭富农阶级”的纲领。互相矛盾的命令接连下来，比粮食的配给还要多，可见政府对于农民问题不仅没有五年计划，连五月计划也没有。 按照粮食恐慌所逼迫出来的新计划，集体农庄在五年之末大约包括20%的农户。这个计划是多么庞大，只要想到前此十年，集体化还不到1%，就十分明了了。然而，这计划到五年过了一半的时候，却远远落后了。1929年11月，斯大林放弃了他自己的动摇，宣布个体农业已经终结。他说，“全乡、全县，甚至全省”的农民正在加入集体农庄。雅可夫列夫在两年前还坚持集体农庄在以后许多年仍只是“农户大海中的一些小岛”，现在却奉命以农业人民委员的身份去“消灭富农阶级”，而且在“尽可能最早的日期”完成全部集体化。在1929年，集体农庄的比例从1﹒7%增加到3﹒9%。1930年增加到23﹒6%，1931年增加到52﹒7%，1932年增加到61﹒5%。 现在，任何人再也不会那样愚蠢，去重复自由派那种胡说，以为集体化整个是靠赤裸裸的武力完成的。在以前许多历史时代，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有时起来暴动以反对地主，有时遣送大批移民去尚未开垦的地区，还有时奔向各种教派，因为这些教派答应拿天上的空地来补偿农民在地下住处的狭窄。现在，没收了大庄园并且实行了最高度的土地分配以后，要把这些小块土地联合成为大片，已成为农民、农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生死问题。 然而，问题远远不是这种一般的历史考虑所能够解决的。集体化真正的可能性，并不决定于农村陷入困境的深度，也不决定于政府行政的毅力，而主要是决定于现有的生产资源，亦即决定于工业向大规模的农业提供必要的机械的能力。这种物质的条件是欠缺的。大部份集体农庄建立时所有的设备只适用于小规模的耕作。在这种情形之下，过份快的集体化就带有经济冒险的性质。 由于没有料到自己的政策这样急遽转变，政府对于新的路线连最起码的政治准备也没有而且不可能做到。不仅农民群众，就是地方政权机关，也不知道究竟向他们要求些什么。农民听到谣言，说他们的牲畜和财产要被国家夺去，非常愤慨。这些谣言距离事实也并不怎么远。官僚们现在竟实现他们以前讽刺左派反对派的那句话，“抢夺农村”了。集体化在农民看来，首先就是没收他们一切的所有物。不仅把马、牛、羊、猪集体化，连新生的小鸡也集体化了。一个外国观察者写道：他们“剥夺富农甚至实行到毡鞋上面，从小孩子的脚上脱下来。”结果农民纷纷把牲畜贱价抛售，或者杀掉来取得肉和皮。 1930年1月，在一次莫斯科代表大会上，一个中央委员安德莱也夫给集体化描绘了一幅两面的图画：一方面，他说正在全国强烈发展着的集体运动“现在要摧毁它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另一方面，农民在加入集体农庄之前损人利己地卖掉自己的农具、牲畜甚至种子的情况“达到明显很可怕的程度”。不管这两种论断多么矛盾，却是从相反的两方面正确地显示出集体化这个绝望的措施那种仿佛流行病的特性。“全部集体化使国民经济陷入几乎前所未有的毁灭境地，就像打过三年仗一样。”上述那个外国批评者这样说。 二千五百万单干农民的利己主义，昨天还是农业的唯一动力（虽然弱得像农民的老马，总还是动力），官僚们企图在技术设备、农学知识和农民本身的支持都缺乏的情况下，一下子用二千个集体农庄管理处的命令来代替这种动力。这种冒险主义的可怕后果很快就来了，并且延续了若干年。粮食的总收获量，1930年已增长到8﹒35亿英担，在以后两年下降到不足7亿英担。这差额本身好像并不算灾难性的，可是这表示正是失去了城市所需要的粮食数量（以他们经常半饥饿的状态为标准）。在技术作物方面，结果更惨。在集体化前夕，糖的产量几乎达到1﹒09亿普特，到全部集体化的高潮时，由于缺少糖萝卜，产量跌落到4800万普特，只及以前的一半。但是破坏力最强的暴风是打击在动物方面。马的数目减少了55%，从1929年的3460万匹降到1934年的1560万匹。牛的数目从3070万减到1950万，跌落了40%。猪的数目跌落了55%，羊跌落了66%。人的毁灭（由于饥、寒、传染病以及镇压而死的），不幸没有像屠杀牲畜那样准确表列出来，但也达到几百万。造成这些牺牲的责任，并不在于集体化，而是在于施行集体化时所使用的那种盲目、强暴和赌博的方法。官僚什么也预见不到。连集体农庄的章程，那是用来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农庄的福利结合起来的，也等到悲惨的农村遭受如此残酷的摧毁之后才公布出来。 这新路线的迫于无奈的性质，是由于必须从1923—1928年的政策的后果中找到补救。但即使如此，集体化还是能够而且应该采取比较合理的速度和比较审慎的形式。官僚手上既有政权又有工业，本来可以调节集体化的过程而不至于把国家带到灾难的边缘。他们本来可以而且应该采取比较符合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资源的速度。“左派反对派”流亡国外的机关报在1930年写道：“在国内外有利的环境之下，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在大约十年或者十五年期间可以彻底改造，为集体化造成生产的基础。然而，在这些年里面，会有足够的时间把苏维埃政权推翻不止一次。” 这个警告并不夸张。毁灭的气息从未像全部集体化的这几年这样直接弥漫在十月革命的国土上头。不满，不信，怨恨，正腐蚀着全国。通货受扰乱，固定的、“协议的”、和自由市场的价格都升高，国家与农民之间通过贸易的对等联系转变为强制征收粮食、肉頪和牛乳，同大规模抢夺集体财物以及收藏抢来的财物作生死斗争，纯粹在军事上把党动员起来向富农的破坏行为斗争（在“消灭”了富农阶级之后），再加上恢复粮卡和吃不饱的粮食配给制度，最后还有恢复国内护照制度——这一切措施使整个国家重新充满那似乎久已消散了的内战气氛。 供应给工厂的粮食和原料一季不如一季。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引起劳动力迁移，装病缺勤，工作马虎，机器损坏，废品比例很高以及一般的质量低劣。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在1931年下降了11﹒7%。根据莫洛托夫一次附带提到（发表在苏联各报刊上），工业生产在1932年只增加了8﹒5%，而不是计划所规定的36%。的的确确，不久之后全世界就听到，五年计划已经在四年零三个月当中完成了。但这只意味着，官僚在玩弄统计和舆论时的犬儒主义是毫无限制的。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一点。大有危险的不是五年计划的命运，而是苏联制度的命运。 制度渡过了危险。 但这是制度本身的功劳，因为它在人民的土壤中深深地扎了根。同样重要的，是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农村里面经济上一片混乱并且打内战的那些年里，苏联根本在外敌面前瘫痪了。农民的不满影响到整个军队。猜疑和动摇打击了官僚机构和领导干部的士气。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来一个打击，这时都会有致命的后果。 幸而，在工商业危机开头的那几年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一种无所适从的观望心情。谁也没有准备好打仗；谁也不敢尝试。此外，没有一个敌国充分知道，在官方大吹大擂地歌颂“总路线”声中，震撼苏联的社会动乱是那么严重。 ※※※ 我们的历史概述虽然简短，却希望表明了：工人国家实际的发展，与那一层层的成就不断堆积起来的美丽图景相差多么远。根据过去的危机，我们在下面会推论出关于未来的重要指示。但是除此之外，粗略地看一下苏联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摇摆不定的历史，为了摧毁那人工造成的个人崇拜，在我们看来似乎也是必需的。这种个人崇拜认为，成功（不论真假）的根源就在于“领导”的非凡质量，而不在于革命所创造的那种社会化的财产关系。 新的社会制度客观上的优越性，自然也表现在领导人的方法上。但是这些方法同样也反映这个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性，并且反映塑造了当权干部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条件。 假使从这里推论，说苏联领导人的政策无关紧要，那就大错特错了。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政府像苏联政府那样，整个国家的命运集中在它手里达到那样的程度。个别资本家成功或失败，自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质量，但是他的质量确有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的作用。苏联政府对于整个经济体系所占的地位，大体上就像一个资本家对于单个企业所占的地位一样。国民经济的集中性，使国家政权变成有巨大意义的一个因素。正因为这个缘故，评判这个政府的政策不可以根据概括的成绩，不可以根据单纯的统计数字，而要根据清醒的预见和计划的领导在取得这些成绩时所起的具体作用。 政府路线左右摇摆，不仅反映了客观情势的矛盾，而且反映了领导人不够能力及时了解这些矛盾并且作出预防性的反应。要想把领导的错误用簿记上的数量表达出来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对于这些摇摆的历史所作的概括说明容许这个结论：这些摇摆给苏联经济加上了巨大的间接费用的负担。 至此当然还不能理解（至少是根据唯理的历史观还不能理解）：怎么一个在思想上最贫乏、犯错误又最多的派别偏偏能够战胜所有其它派别，而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呢？我们以后的分析对这个问题会给予解答。同时我们将看到，专制领导的官僚主义方法怎样与经济和文化的要求发生日益尖锐的冲突；我们还会看到，新的危机和动乱如何不可避免地要在苏联的发展中出现。 然而，在讨论“社会主义”官僚的两重作用以前，我们必须答复这个问题：以前所得的成就的纯净结果是什么？社会主义真正在苏联完成了吗？或者，谨慎一点：目前经济和文化的成就可以保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像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本身的成就已能保证农奴制和封建制不会复辟一样吗？
第一章已经成就了什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936) 第一章已经成就了什么 一工业增长的主要指数 二这些成就的比较的评价 三平均每人的生产量 一工业增长的主要指数 因为俄国资产阶级微弱无力，使落后的俄国的民主任务，如消灭君主专制和半封建的农奴制度等，只得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可是无产阶级既然领导着农民群众取得了政权，便不能完成了这些民主任务之后就停止前进。资产阶级革命直接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几个阶段结合起来。这并非偶然。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已表现得非常明白：在资本主义衰落的情况下，落后的国家是不能达到资本主义那些老的中心国家所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的。那些高度发展的文明国家自己已经走到死路，便阻挡其它国家文明化的道路。俄国之所以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并不是因为它的经济首先成熟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转变，而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它再不能向前发展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已经成为使俄国摆脱野蛮状态的必要条件了。这就是适用于落后国家的“综合发展律”。过去的沙皇帝国，身为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链条最弱的一环”，虽然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但甚至到现在，在革命后的第十九年，当前的任务仍然是“赶上并超过”（首先自然是赶上）欧美国家。这就是说，她还必须去解决先进国家的资主义早已解决了的那些技术和生产率的问题。 难道能够不是这样吗？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并非就达成了从野蛮上升到文明的任务，只不过把这任务彻底显示出来而已。同时，革命把生产资料集中于国家手中，才能够运用新的和有效得多的产业方法。只因为有了计划性的指导，才能在那么短的期间就把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所破坏的恢复起来，并且创建巨大的新企业，开始生产新的品种，和设立新的工业部门。 国际革命发展非常迟缓（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曾指望迅速得到国际革命的援助），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但是也显示了苏联的内在力量和资源。不过，要正确估量苏联的成就（其宏伟成果以及不足之处），只有使用国际的尺度来衡量才行。本书要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明苏联的进程，并不是大量统计资料的堆积。可是，为了以后讨论的便利起见，还是必须拿某一些重要的数字来做出发点。 苏联巨大规模的工业化，由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停滞和衰落衬托起来，无可争辩地表现在下列的总指数上面。德国的工业生产，只因为狂热的战争准备，现在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英国的生产，由于坚持保护主义，最近六年才提高了3%或4%。美国的工业生产，减低了约25%；而法国减低了30%以上。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第一位的是日本，它疯狂地扩充军备并抢掠邻国。它的生产差不多提高了40%！但是连这个例外的指数，在苏联的发展动力面前，也黯然失色。苏联的工业生产在这同一时期增加到大约三倍半，即增加250%。重工业产量在最近十年中（1925至1935）增加到十倍以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28至1929），基本建设的投资共达54亿卢布；1936年的指标则为320亿卢布。 如果认为卢布不稳定，不能拿来作为衡量的单位，那么我们就丢开货币的估计，另找一种绝无问题的单位。1913年12月，顿河流域产煤量为2,275,000吨；1935年12月则为7,125,000吨。最近三年来，铁的生产增加到两倍。钢和轧钢的产量增加到将近两倍半。石油、煤和铁的产量，与战前相比，增加到三倍至三倍半。1920年，当第一个电气化的计划制定时，全国只有十个地区电力站，电力总产量253,000瓩。到1935年，已经有95个电力站，总产量4,345,000瓩。1925年，苏联的发电量，在世界上占第十一位；到1935年，则仅次于德国和美国。煤的产量，苏联从第十位升到第四位。钢的产量，从第六位升到第三位。拖拉机的产量，现已升到世界第一位。糖的产量也是第一。 工业的巨大成就，农业的大有希望的开端，旧工业城市的急剧发展和新工业城市的兴建，工人人数的迅速增加，文化水平和文化需求的提高——所有这些都是十月革命的无可怀疑的成果，但旧世界的预言家们曾把这次革命当作是人类文明的坟墓。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争辩的。社会主义已经证明有权取得胜利，不是在资本论的书页上，而是在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工业舞台上；不是用辩证法的语言，而是用钢、水泥和电力的语言。即使苏联由于内部的困难、外部的打击和领导者的错误而崩溃（我们坚定希望不致发生这种事情），这个不可毁灭的事实，就是，只由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就使一个落后的国家在不到十年之内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仍然还是未来的象征。 这事实也结束了我们同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者的争辩。难道我们能把他们那种老鼠般的忙乱拿来同革命所唤起的俄国人民在新生活中所完成的伟大工作稍微比较一下吗？如果在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拿工人交给他们的政权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去挽救资本主义，那么，根据俄国的经验很容易看到，一个包括中欧、东欧、以及相当大的一部份亚洲的社会主义联盟今天会具有怎样的不可征服的经济力量。世界各国人民要用新的战争和革命来偿付改良主义的历史罪行。 二这些成就的比较的评价 苏联产业的动力系数，是前所未有的。可是这些还远远没有达到决定性的程度。苏联正在从低得可怕的水平提高起来，资本主义国家则是从很高的水平滑落下去。决定目前力量对比的，不是增长率，而是两个阵营表现在物质积累、技术、文化、尤其是劳动生产率上面的整个力量的对比。当我们从这种统计观点来考察这问题的时候，情况马上就不同了，变成对苏联极端不利了。 列宁所提出的“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以苏联和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为一方，国际资本和苏联内部的敌对势力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的问题。苏联经济上的成就，使它能巩固自己、向前进步、武装自己，必要时还能够退守和等待，简单一句话，就是能坚持下去。但是“谁战胜谁”不仅作为军事的问题，更加是作为经济的问题，主要是在全世界的规模上对苏联提出来的。军事干涉是一种危险。资本主义军队的辎重车中的廉价商品的干涉，将是更大得多的危险。无产阶级在一个西方国家取得胜利，当然立刻就根本改变力量的对比。可是只要苏联还是孤立着，或者更坏些，只要欧洲无产阶级还是受挫折而继续退却，那么，苏联结构的强度，最后就只有用劳动生产率来衡量了。而劳动生产率，在市场经济之下，表现在生产成本和价格上。国内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就是衡量这种力量对比的主要方法之一。可是苏联的统计学家，连接近这个问题都被禁止。原因是：资本主义虽然处于停滞和腐朽的情况，可是在技术、组织和劳动技能上，仍然遥遥领先。 苏联农业传统的落后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一个农业部门取得的进步能够拿来和工业的进步稍微相比。例如，1935年底，莫洛托夫抱怨道：“我们的糖萝卜收获量，比资本主义国家仍然落后很远。1934年，我们每公顷收获82担（百磅）；1935年乌克兰特大丰收，每公顷131担。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他们大约收获250担，在法国每公顷超过三百担。”莫洛托夫的抱怨可以扩大到农业的每个部门：谷物和纺织原料，特别是畜牧业。农作物适当的轮种、选种、施肥、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良种畜牧场——所有这些都准备着在社会化的农业上进行一场真正巨大的革命。但正是在这最保守的领域，革命是需要时间的。在这段时间，虽然已经集体化了，问题仍然是如何去接近西方资本主义的比较高级的模范，尽管它们受到小农庄制度所妨害。 工业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是在两条路上进行的，就是采用先进技术和更好地使用劳动力。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建立起许多最现代化的大工厂，一方面是因为在西方有资本主义的高级技术，另一方面则因为国内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在这方面，外国的成就正被吸收进来。苏联的工业是以急速的步调发展起来的，红军的装备也是一样。这个事实，含有巨大的潜在利益。苏联工业不用像英国和法国那样，被迫带着陈旧的设备慢慢发展。军队也并没有被迫使用老式的装备。可是这种急遽的发展也有它的不利之处。工业的不同部门不能相互协调；人落在技术之后；领导不胜任。这一切表现为生产成本极高和产品的质量低劣。 石油工业的首长写道：“我们的工厂有同美国一样的设备。可是钻井工作的组织很落后；工人不够熟练。”许许多多的故障，他都认为是“粗心、不熟练和欠缺技术监督”的结果。莫洛托夫抱怨说：“我们在建筑工业的组织工作极度落后……绝大部份还是用老一套方法，使用工具和机械的态度非常之坏。”这一类坦白的话，在苏联的报刊上到处可以看到。新的技术远远未能产生在其资本主义祖国里那样的效果。 重工业的大规模成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只有在这基础上，建设才是可能的。可是衡量现代工业的标准，是精密机械的生产，而这既需要技术文化，也需要一般的文化。在这个领域苏联仍落后很多。 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成就，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在军事工业方面取得的。陆军和海军是最有势力的服务对象，也是最挑剔的顾客。可是国防部领导人（包括伏罗希洛夫）的许多公开演说不断抱怨：“你们给我们红军制造的产品，我们并不完全满意它们的质量。”不难感觉到，这些谨慎的话里面隐藏着忧虑。 重工业的首长在一次正式的报告中说：机器制造业的产品“必须是质量优良的，不幸并不是。”他还说：“我们的机器是很贵的。”如平常一样，这个报告者没有拿世界生产来相比，说出准确的比较数据。 拖拉机是苏联工业的骄傲。但是拖拉机的有效使用率是很低的。在上一个工业年度里，有81%的拖拉机需要大修。而且，修理过的拖拉机，有很大一部分，正在耕种最忙的时节，又坏了。根据某些计算，只有当每公顷的谷物收获达到20~22担（百磅）之时，机器拖拉机站才收支相抵。现在的平均收获量连这一半还不到，所以国家必须支付几十亿来填补亏空。 汽车运输方面的情况更坏。在美国，一辆货车每年要走六万到八万甚至是十万公里；在苏联只能走二万公里，只达美国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每一百辆汽车当中，只有55辆能用；其余的不是在修理中，便是在等待修理。修理的费用等于新车出厂价格的两倍。难怪国家会计部门说：“汽车运输只不过是生产成本的一个沉重负担。” 铁路运载能力的增加，据人民委员会主席说，是与“无数的失事和故障”相伴而来的。基本原因还是一样：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劳动技能太低。保持扳道机于良好状态的奋斗，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英勇事迹，得奖的扳道女工在克里姆林宫向那些最高当权者作报告。水上运输近年虽然有些进步，可是远落在铁路运输之后。报纸上周期性地出现一些通信，提到“水上运输非常糟糕”“船只的修理差到极点”，等等。 轻工业的情况甚至比重工业还不如。苏联工业有一条独特的规律，可以这么说：商品，愈是接近大众消费者的，通常愈坏。在纺织工业中，据《真理报》说，“次货所占的比例大得可耻，品种贫乏，低级货占主要地位。”报刊上周期性地出现对一般消费品的质量低劣表示不满的话：“笨拙的铁器”；“难看的家具，随便拼凑起来的，马虎了事”；“找不到象样的扣子”；“社会食品供应的工作绝对不能令人满意”。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只用数量的指数来说明工业的发展，而不考虑质量，差不多就像描述一个人的体格时只说他的身高，而不管他的胸围一样。不仅如此，为了正确判断苏联工业的动态，不但必须根据质量来作相应的调整，还要时刻记得一个事实，就是：在某些部门迅速发展的同时，其它部门落在后面。为了建立巨大的汽车工厂，以公路稀少和保养很差为代价。“我们的公路损坏得非常厉害。在我们最重要的公路上，从莫斯科到雅洛斯拉夫，汽车一小时只能走十公里。”（消息报）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说，国家还停留在“原始的没有道路的传统状态”。 城市经济也处于类似的情况。新的工业城市在很短的期间兴起；同时好几十个老城市却衰落下去。大都市和工业中心正在成长并且整修市容；豪华的戏院和俱乐部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可是住宅的缺乏令人无法忍受。住房通常还是没人关心。“我们的房屋盖得很糟，并且很贵。我们的房屋住坏了，没有修理。我们很少修理，而且修理得很糟。”（消息报） 整个苏联经济包含着这种不平衡。在某种限度以内，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过去和现在都必须从一些最重要的部门开始发展。然而某些部门的落后，大大减少了其它部门的有效运作。理想的计划管理所保证的，不是各自部门的最高速发展，而是整体经济的最佳成果。站在这个立场上，初期的统计增长率会低一点，但是整个经济，特别是消费者，却会得到好处。最后看来，总的产业动力也会得到好处。 在官方的统计中，汽车的生产和修理都加到工业生产的总数里面。从经济的效能上看来，应该相减，而不是相加。这点见解也适用于其它许多工业部门。由于这个缘故，所有用卢布计算的总数，都只有相对的价值。一个卢布究竟是什么，是不确定的。它后面隐藏了什么，也是不确定的：可能是机械的制造，也可能是机械的过早损坏。如用“稳定的”卢布来计算，大工业的总生产，与战前的水平比较，已经增加到六倍；而用吨数计算，石油、煤和铁的实际生产只增加到三倍至三倍半。这种指数上的分歧，根本的原因是苏联工业建立了一系列沙皇时代所没有的新部门。不过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就是故意的窜改统计数字。大家知道，每个官僚集团，都有天生的需要去把事实加以修饰。 三平均每人的生产量 苏联的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还是很低的。在最好的铸造厂里，据厂长说，平均每个工人的钢铁产量等于美国铸造业的平均每人产量的三分之一。拿这两国的平均数字来比较，大概只得到一与五之比，或者还要糟些。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鼓风炉在苏联比在资本主义国家使用得“更好”，是毫无意义的。技术的作用在于节省人力，此外无他。在木材和建筑业中，情况甚至比五金业还要差。美国每个采石工人平均每年开采五千吨，苏联只有五百吨，只及美国十分之一。这样显著的差异，不只是因为缺乏熟练工人，更重要的是因为工作组织得不完善。官僚尽其全力推动工人，还是不能适当地使用劳动力。农业中的情况自然比工业中更差。劳动生产率低，国民收入就跟着低，结果给人民大众一个很低的生活水平。 官僚们说，苏联的工业生产量在1936年要占欧洲第一位——就其本身来说，这进步是巨大的！——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不仅没有考虑到货物的质量和生产成本，而且也没有考虑到人口的多少。一个国家总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群众的生活水平，只有用消费者的数目去除产品的数量才能够决定（至少得出粗略的数字）。我们就来做这个简单的算术。 铁路运输对于经济、文化和军事目的的重要性，是用不着证明的。苏联有83,000公里铁路，德国有58,000公里，法国63,000，美国417,000。这表示每一万人口，在德国有8.9公里铁路，在法国有15.2，在美国33.1，而在苏联则为5.0公里。所以按照铁路的指数看来，苏联在文明世界中仍然处于最低地位之一。商船的数目，最近五年已经增加到三倍，现在差不多与丹麦和西班牙同等。此外我们必须提到：铺了路面的公路的数字是极低的。在苏联，每一千居民生产汽车0.6辆。而英国大约为8辆（1934年），法国4.5，美国23辆（1928年则为36.5辆）。同时，在马的相对数字上（大约十或十一个公民有一匹马），苏联（尽管它的铁路、水道和汽车运输都极端落后）也没有超过法国和美国，而马的品种也远落在法美之后。 在得到显著成就的重工业方面，其相对指数也还不算好。1935年苏联的煤产量，每人大约0.7吨；英国差不多5吨；美国差不多3吨（1913年是5.4吨）；德国大约2吨。至于钢，在苏联每人大约67公斤，美国约250公斤，等等。生铁和轧铁方面，比例也大致相同。1935年苏联所生产的电力，每人153瓩时，英国（1934年）443，法国363，德国472。 在轻工业方面，人均指数一般更低。1935年毛织品每人还不到半米，还不到美国或英国的1/8至1/10。呢绒在苏联只有特权的公民才能享受得到。至于群众，棉质的印花布每人有十六公尺，还要用来做冬天的衣服。苏联鞋的生产，现在达到大约每人半双，德国是一双多一点，法国一双半，美国大约三双。这还是不计质量好坏的情况，若连质量也比较起来，苏联就更低了。我们可以认为，在资产阶级各国，有几双鞋的人所占的百分比，当然比苏联高许多。但不幸的是，苏联赤脚人民的百分比仍然还是占第一位。 在食品生产方面，大体上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比例，有一部份更差些。尽管俄国近年无疑是有了进步，下层民众仍然完全吃不到果酱、香肠、干酪，更不用说糕点和糖果了。甚至乳类产品的情况也不好。在法国和美国，大约每五个人有一头母牛，德国为每六个人，苏联则为八个人。至于产奶量，两头苏联母牛才能抵一头外国母牛。只有谷类的生产，特别是黑麦，还有马铃薯，按照人口计算，苏联才超过了欧洲大多数国家和美国。但是，人民主要吃黑面包和马铃薯，正是贫穷的传统象征。 纸的消费量，是文化的主要指标之一。1935年苏联所生产的纸，不到每人4公斤，美国超过34公斤（1928年为48公斤），德国47公斤。美国每个居民每年消费12枝铅笔，而苏联只消费4枝，而这4枝的质量又很坏，实际的用处不超过一枝好铅笔，或者顶多两枝。报纸常常抱怨，由于缺乏教科书、纸和铅笔，常使学校的工作停顿。怪不得原定在十月革命十周年实现的扫除文盲的任务，现在还远远没有完成。 从更一般的情况来看，也可以同样把问题说明。苏联平均每人的国民收入，要比西方少得多。由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大约占了25%至30%（比任何其它国家都高得多），人民大众所消费的总额，就不能不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低得多。 不错，苏联没有有产阶级，这种阶级的奢侈生活就靠人民大众的消费不足来维持。然而，这种补救的意义并不像初看那样重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罪恶，并不在于有产阶级的奢侈（尽管奢侈本身是多么可恶），而是在于资产阶级为了保障自己奢侈的权利而维持它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这样就使经济制度陷于无政府和衰朽状态。在奢侈品的消费上，资产阶级自然有垄断权。但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劳苦群众构成消费者的绝大多数。而且，以后我们要看到，虽然苏联没有原来意义的有产阶级，但是它还是有特权很大的指挥者阶层，他们在消费领域占有最大最好的部份。因此，如果生活必需品的平均每人产量在苏联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那的确表示苏联大众的生活水平还是比资本主义水平低。 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责任，当然在于俄国黑暗而沉重的过去，在于它的悲惨和贫穷的遗产。除了推翻资本主义，没有进步的出路。这一点，只要你看一看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波兰，就会相信了。这些国家从前是沙皇帝国最进步的地方，而现在几乎是在泥沼中不能自抜了。苏维埃制度的不朽贡献，就在于它同俄国千年的落后状态进行了剧烈而成功的斗争。可是，正确地估计已经取得的成就，是继续进步的首要条件。 苏维埃制度正在经历着一个预备的阶段，输入、借用和吸收西方的技术和文化的成果。生产和消费各方面的比较系数证明，这个预备阶段距离完结还很远。即使那不大可能的资本主义整体停滞的状态还继续下去，这个预备阶段也还要占整整一个历史时期。这是我们继续研究所必需的第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
导言：本书的目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936) 导言 本书的目的 资产阶级的世界起初装作不理会苏维埃制度下的经济成就，即不理会那社会主义方法可行性的实验证明。博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俄国工业发展的空前速度，仍常常保持深思熟虑的缄默，不然便是限于谈论俄国极度的“剥削农民”。他们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解释：为什么像中国或者日本和印度那样残酷剥削农民，却从来没有使工业发展的速度稍微接近苏联呢？ 事实到底是胜利了。现在一切文明国家的书店里，已经堆满了关于苏联的书籍。这并非不可思议，不过这样的奇迹毕竟罕有。那些出于盲目反动仇恨的文献正迅速减少。关于苏联的最新书籍，有很大的一部份，即使不是显出一片狂欢，也是采取赞美的语调了。若把这种情形当作这个新兴国家的国际声望日渐提高的标志，那么这种亲苏文献之增多，只能受到欢迎。况且，把苏联加以理想化，总比把法西斯意大利加以理想化要无比好得多。可是读者要想在这些文献中找到对十月革命祖国的真实状况的科学评估，那是徒劳无功的。 这些“苏联友人”的著作，可以分作三大类：一种浅薄的新闻记者的作品，即多少带点“左”的倾向的报告文学，构成他们大部份的文章和书籍。与此并列，有一种比较装腔作势的人道主义的、抒情的、和平主义的“共产主义”作品。第三种则是经济的图式主义的产品，带有旧时德国“讲坛社会主义”的精神。刘易斯·费希尔（LouisFischer）和杜兰提（Duranty）是相当知名的第一类的代表。已故的巴比塞（Barbusse）和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1]代表“人道主义”的友人这一类型。并非偶然，在走到斯大林那方面去以前，前者写过一本基督传，后者写过甘地传。最后，那种保守而迂腐的社会主义，则以孜孜不倦的费边社的韦布夫妇（BeatriceandSidneyWebb）[2]为最具权威的代表。 是什么东西把这三种人联合起来的呢（尽管他们有那许多不同）？那就是在既成的事实面前叩头，还有他们都偏爱安慰人心的泛论。起来反叛他们本国的资本主义，超出了这些作者的限度之外。所以他们比较愿意支持一个已经退回到自己的河道去的外国革命。在十月革命以前，甚至在十月革命以后的许多年里，这些人当中竟没有一个人（甚至连他们的精神祖先也没有一个人）考虑过社会主义将如何实现于世界上的问题。这使他们很容易承认现在苏联的情况就是社会主义了。这不仅使他们成为跟上时代的进步人士，甚至也使他们得到一些内心的安定。同时这又绝对不要他们承担什么。这些静观冥想的、乐观的、绝无破坏性的文献，把一切的不愉快都看作是过去的事，对于读者的神经很有镇静作用，因此就大有市场了。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产生了一个国际的学派，可以叫作“文明的资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简单一点，叫做“激进派旅行家的社会主义”。 我们并不打算和这个学派所产生的著作争论，因为他们并没有提出值得争论的严谨的理由。问题实际上刚刚开始，他们便以为已经完结了。本书的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评估现状，以便更好地了解将来。对于过去的事，我们只就有助于了解将来的地方说一说。我们这本书是批判性的。谁要是崇拜既成事实，就不能准备将来。 苏联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但是并没有达到内部的平衡。假使你记得，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以团结一致、和谐地满足全体人的需要为基础，那么，今日的苏联，在这个基本意义上说，还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味。固然，苏联的社会矛盾，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大不相同。但矛盾仍然是十分紧张的。这表现为物质与文化上的不平等，政府的压迫，各种政治派别，以及派别的斗争。警察的压迫只能使政治斗争秘而不宣和扭曲外形，但决不能消灭它。受压制的思想，对政府的政策的每一步都有影响，助长它或者阻碍它。在这种情形之下，分析苏联的发展，便一分钟也不能忽略那些思想和口号：在这些思想和口号之下，一种受压制但是非常热烈的政治斗争正在全国进行着。在这里，历史是直接与活的政治交织着的。 那些稳健的“左派”庸人，喜欢告诉我们说：批评苏联是要极端慎重的，否则便会损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至于我们，并不认为苏联国家是这样不稳固的结构。苏联的敌人所知道苏联的情况，比苏联真正的友人（全世界工人）所知道的清楚许多。在那些帝国主义政府的总参谋部里，关于苏联的情况，不论正面负面的，都有精确的记录，并且不仅是根据公开的报告得来的。不幸，苏联的敌人能够利用工人国家的弱点，但是他们决不能利用对那些坏倾向的批评，那些坏倾向正是他们自己认为有利的特色。大多数官方“友人”之所以敌视批评，实际上不是由于他们恐惧苏联太脆弱，而是由于恐惧他们自己对苏联的同情心太脆弱。我们对于这一类恐惧和警告，只好安然置之不理。决定问题的是事实，并不是幻想。我们要使人看到真面目，而不是看到假面具。 1936年8月4日 附志：当这本书已经写好并且送交出版者之后，莫斯科审判“恐怖主义”阴谋的案件才宣布出来。因此这案件的审理，自然未能在本书里面加以评估。不过，本书指出了这次“恐怖主义”案件的历史逻辑，并且预先暴露了它的神秘性是有意制造出来的，所以这些内容更加有意义了。 1936年9月 [1]RomainRolland(1866-1944)，法国小说家，着有《约翰·克利斯朵夫》。191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来成为“苏联友人”。1935年访问苏联及拜会高尔基。 [2]SindneyWebb(1859-1947)及BeatriceWebb(1858-1943)，二人于1892年结婚。两人俱为英国经济学、工人运动史家，费边派社会主义者。
向青：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初步总结──《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新版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1936) 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初步总结 ──《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新版导言 向青 首先解释一下为什么重版这本七十多年前出版的关于苏联的书。 不久之前，世界主流舆论曾把那即将来临的21世纪吹捧为永久繁荣而且和平、自由的新世纪。他们说，20世纪里最大的社会祸害（经济萧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都已成过去，将不再出现。但是新世纪的头一年还没有过完，不但各地反对所谓全球化的经济新秩序的群众示威一浪接一浪，而且新世纪第一次的全球经济衰退已经发生。在无限自由的金权的支配下，大多数人民不但没有机会自由发展，连维持健康又不失体面的起码的生活都越来越无保障。9月11日以后，人民的痛苦再增加一项，就是反美的恐怖主义与美国的恐怖报复之间的交战。随后又发生最公然无耻、最肆无忌惮的美帝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战争。七年后的今天，第二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也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全球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已经快要达到无法挽救的地步了。这样的世界形势促使越来越多有学问的人相信：社会（共产）主义革命并未成为历史陈迹，人民还会重新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尝试创建一种废除了阶级和剥削、真正让人人都能够自由发展的平等社会。无论如何，人类到底有没有新的出路，以及出路在哪里，总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在这研究中，过去人民同类奋斗的经验，尤其是像俄国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这么重大的历史经验，自然必须十分重视。因此我们把这本研究俄国（苏联）经验的很重要的书修订译文，重新出版。 在许许多多研究苏联的书之中，这本书特别值得注意，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书对苏联有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成一派而且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见解。第二，作者托洛茨基（1879-1940）不但是俄国革命与苏联的研究者，而且是主要的实际缔造者之一。 在苏联崩溃已有十几年的今天，人们很容易觉得它的崩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实行改革的头几年，世界上预见到苏联即将崩溃或者蜕化变质的人，还是绝无仅有。连一直不遗余力去促使苏联倒台的美国政府领袖和高级顾问们，也对倒台来得这么快而且采取那种内部塌陷的方式深感意外。在更早的年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80年代初，许多并不拥护苏联统治者的学者专家们，甚至以为苏联式的制度会推广到全世界，或者跟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共存之后互相“趋同”，融合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但是托洛茨基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起，已经指出：苏联的制度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如果不能迅速得到经济上先进的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来支持，就无法避免倒退回资本主义；而苏联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化，正是促成这种倒退的巨大因素。到了30年代中期，苏联计划经济的巨大成就，跟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形成明显的反差，苏联的声望在西方工人和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里面大大提高，涌现了大批所谓苏联之友，出版许多著作介绍和颂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也在那时出版的《被背叛的革命》与众不同，把苏联真实的成就和那些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丑恶的情况和趋势两方面同时指出，特别指出并且解释下述几个要点。 第一，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所有主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所想象的那种和谐、进步的制度）还没有在苏联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只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起点，而不是完成。国家机关的消亡才是社会主义实现的明确标志。 第二，在单独一国之内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最多只能为社会主义奠定若干基础；社会主义只有在全世界才可能实现。 第三，苏联共产党的官僚专制政权，虽然在基本上还保卫着过去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制度，但同时不断败坏这个制度，助长新的社会矛盾，破坏工人阶级自觉的奋斗力量，所以成为苏联内部阻挡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障碍。不推翻官僚专制政权，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社会主义。 第四，苏联共产党官僚统治层的本性，是要取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恢复资本主义的。它只因为害怕剌激起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所以当时还不敢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后来的历史事实，充份证明了托洛茨基的见解多么正确。 共产主义失败了吗？ 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开始，人们普遍认为苏联就是实践共产主义（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的典型。由这种见解出发，许多革命者就以当时的苏联制度为师，而反对共产主义者就把苏联的种种弊害当作共产主义（至少是列宁派）的错误和罪恶来攻击，最近十几年来更把苏联的倒台作为共产主义彻底失败的最大证据。其实，只要稍微认真地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就知道这是极大的误解（倘若不是故意曲解的话）。托洛茨基（他可以和列宁﹝1870-1924﹞并列为俄国革命和早期苏联的二大领袖之一）是最早指出苏联共产党的堕落（从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变成极权主义的官僚统治党），并且对这个演变作出理论的分析，同时又对它进行实际政治反对的人。他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很多，而其中的代表作就是我们现在重版的这本书。这书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共产主义革命路线的真相，明白它和代表苏联官僚专政的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其中一个变种）怎么根本不一样。关心劳动人民的出路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的读者，可以从这本书得到很大的启发，尤其是可以了解到：苏联的倒台只能证明斯大林主义行不通，决不能证明共产主义革命路线行不通。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趋势中得出共产主义结论的。他们完全了解，而且比任何人更鲜明地描写了资本主义伟大的进步作用，但同时也看出这进步作用的限度。资本主义在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进步以及各方面的文明进步的同时，又使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陷入相对贫困（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同时欠缺生活保障。而且，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继续发展的潜能就越来越受到制度的阻碍而不能发挥了。于是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争夺市场的战争等等──总而言之，无产阶级和一般劳动人民陷入极大的痛苦。饱受这种痛苦的人民迟早会了解这种痛苦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矛盾，因而会起来推翻这种制度，创建全民共同富裕、真正自由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从来不曾在单一国家的范围内稳固发展，只有在广泛而密切的国际经济交往中才确立起来。所以比资本主义更进步的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自然也只能在全世界的范围上成立。但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不可能一下子就实现，而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代逐步完成。连这个转变的第一步，那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一切劳动人民的政权（简称为工人国家或工农国家），也不可能一下子在全世界实现，各国革命一定有先有后。这样，从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成立，到共产主义制度真正实现，就一定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段过渡时期里，人类要解决许多复杂的、前所未有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提出了很简单的、属于基本方向性的意见，而没有详细的分析和具体的建议。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只能到时根据具体情况由劳动人民自己去解决。他们根本不相信可以预先设计好实现共产主义的整套方案，更不以为工人国家一旦成立就必定能够一直发展下去，完成共产主义事业。他们的理论反而确实预计到共产主义革命有反复进退和成败交替。所以，把苏联等最早一批工人国家的失败当作共产主义根本失败的证据，是不合理的见解。真理其实在反方面。今天生产技术已经达到那么惊人的进步，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又真正征服了全世界，连一度失掉的地区（那些共产党统治的工人国家）也收复了，但是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不是更好，而是更不安定，更痛苦。不但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生活困苦，连经济繁荣时期也难免生活恶化。虽然群众还没有采取共产主义的革命的道路，但是已经越来越明显而且大规模地表示反对资本主义的现状了。这不是恰好证明共产主义理论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历史发展趋势是正确吗？ 第一个能够稳定下来而且有明确的共产主义目标的无产阶级政权是在俄国成立的，但俄国属于资本主义世界里比较落后（欠发达）的国家，所以俄国（苏联）的共产主义事业遇到的困难特别大。它在真正建设共产主义制度之前，必须首先在经济和文化水平上赶紧追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否则它的工人政权就不能长久生存。俄国共产党本来以为共产主义革命会很快扩展到欧洲的先进国家，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于是苏联陷于长期孤立。在孤立中很快出现了一个新的（过去没有人充份考虑到的）问题，那就是国家机关和执政的共产党（二者实际上互相缠结起来，很难分辨了）的官僚主义化。党国本来应该是共产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官僚主义的毛病使这领导作用大打折扣（犯了许多错误，其中有很严重的错误），然后很快更使党国根本蜕变成为官僚的机关：不再努力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建设社会主义，而是自觉地维护和扩大官僚本身的特权了。列宁很早就感受到官僚主义的严重威胁，但由于早死而没有亲眼见到党国在本质上的官僚化。托洛茨基眼见了党国的堕落变质，而且成为官僚反动的首要敌人，不久就被他们打倒。但同时托洛茨基也形成了关于工人政权（尤其是在落后国家的环境里）的两重性和官僚化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在《被背叛的革命》这书中有系统的说明。这理论的内容要点，除了前面已经简单介绍过的之外，还有几点需要简单介绍和预先说明一下。 国家消亡的理论 这本书有许多地方谈到国家的消亡（死亡）的问题。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了方便不大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的读者，这里说明一下。所谓国家消亡，不是指废除国界，世界一家，而是指国家机关这一套阶级统治的工具消失了。马克思主义指出，国家机关（就是政府官员、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整套东西）不是人类社会在任何时代都有的，而是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后，为了实行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统治才成立的。即使在号称为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例如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国家权力来自全体人民授权，一切国家机关最后都要向人民负责，但只要社会还有阶级差别，实际上国家权力也是操持在某一阶级的手上，是压迫（统治）其它阶级的工具。所以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阶级差别消失了，国家机关自然也要因为没有需要而消亡了。也只有到了那时，国家才能够消亡。那时候，社会上的物资非常丰裕，可以满足人人的合理需要，而一般人都有很好的教养，不会自私自利或贪得无厌，也不会使用暴力跟别人争斗。即使有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也可以靠有关的人或者凑巧在场的普通公民用集体力量来处理，而不需要设置专职人员（官僚军警等）来维持社会秩序。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实现吗？你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那是另一个问题，大有辩论的余地。但如果你一面自称相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面又说在阶级消失了之后还有必要保存国家，甚至还要加强专政，那就是自打嘴巴，胡说八道。托洛茨基在这本书里正是这样揭露了斯大林派官僚的谬论及其根源。 知道了“国家”的含义是这样，也就容易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家不是普通的、本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特种的、一成立就开始消亡的国家。因为，国家向来是少数人用来永久压迫大多数人的工具，而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却是大多数人（劳动人民）暂时压迫少数人（刚被打倒的剥削者）的工具。少数人为了压迫大多数人，必须有一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而且特别武装起来的国家机关。但是大多数人为了镇压刚被打倒的少数剥削者，却可以由群众自己来执行，不需要那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特殊机关。这点虽然不是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后一下子就完全做得到的。但一开始就必须采取种种办法向这目标前进。办法包括：所有主要官员都由劳动人民选举产生，随时可以由群众撤换，官员的工资跟一般工人相等，立法权与行政权合一，尽量让所有劳动人民都能够监督并有机会直接参与政府的工作(首要的条件是缩短人民的工作时间，并且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在军队与生产单位和工农群众组织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积极发展民兵制，逐步取代常备军，等等。正因为这样，所以说工人国家是一成立就开始消亡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防止官员们变成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官僚，篡夺劳动人民的权力，阻止共产主义的实现。 堕落的工人国家 俄国革命后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本是按照上述原则组成的。但是由于内外环境的不利，很快就发生官僚主义的堕落。从1923年起，官僚反动派（托洛茨基借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名词，称他们为热月反动派）已经在党国里面成为支配力量，一步步打击和清除坚持革命路线的左派（托派）反对派，终于形成斯大林（1879-1953）的独裁政权。这政权专制残暴的程度，比起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和法西斯政权也有过之，无不及。这时候，在政治平面上，苏联政权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而是官僚层压迫无产阶级的政权了。但是，在社会经济平面上，官僚政权仍旧维持着无产阶级革命所创建的国有财产（反资本主义）的制度，而且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因此托洛茨基把那时的苏联定性为堕落（官僚主义变态）的工人国家。《被背叛的革命》这本书，就是探讨这个堕落工人国家怎样形成，有哪些主要特点，在世界历史上占什么地位，有怎样的前途，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者应当对它采取什么态度的专著。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大规模实践的初步总结，特别可以说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续篇。 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过去受共产党统治的东欧各国，基本上都是模仿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制度，所以它们都属于官僚专制的变态的工人国家。托洛茨基关于堕落后的苏联的分析，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这些国家的成败和演变。当然，反过来，这些国家（还有古巴、朝鲜、越南等国）的经验，也可以用来补充和修订托洛茨基的分析。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主义盛极一时的世界性扩张，表明世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实际发展比托洛茨基所预见到的更为曲折复杂。不过，到了八十年代末，那些变态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层纷纷亲手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终归证明了托洛茨基所指出的根本的发展方向是对的。如果不接受托洛茨基这方面的贡献，恐怕今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很难有顺利的发展。 这书的中译本在1939年初次出版。原译文有些地方不大准确，甚至有个别的错误，有些用语也和现在所通行的不一致。这次修订，只求尽量准确表达作者主要的原意，并没有做到彻底修订译文，连有些比较陈旧的词语也未能完全修改。原译和这次校订所根据的，都是英文本。本书第八章“外交政策与军队”由林广厦校订，共余各章由向青校订。全文的最后校阅者是向青。所有的错误和不妥之处也由向青负最后的责任。 原作于2001年5月 2008年5月微小修订
第九章<<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九章苏联内部的社会关系在工业方面，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几乎普遍地占着优势。在农业方面，这种所有制只是在苏维埃农场中占着绝对优势，而这种农场在全部耕地中所占的百分比不超过百分之十。在集体农庄中，合作社的或者集团的所有制表现为各种不同比例的国有制和私有制的结合。土地虽然从法律上说是属于国家的，实际上已经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这种情况同集团所有制并没有什么不同。拖拉机和复杂机器属于国家；较小的设备才属于集体农庄。此外，每个集体农民都经营个体农业经济。最后，还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农民依然是个体农民。根据一九三四年的人口调查，全国有百分之二十八点一的人口是国家企业和机关的工人和职员。产业工人和建筑工人，不包括他们的家属，在一九三五年达七百五十万。集体农庄和手工业合作社的成员，在人口调查的时候，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九。学生、红军的士兵、领养老金者以及其他直接依靠国家的人，共占百分之三点四。总起来说，百分之七十四的人口属于“社会主义部分”，而百分之九十五点八的国家基本资金分配在这百分之七十四的人口身上。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在一九三四年还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五，而他们所占有的国家资金只不过比百分之四稍微多一些。一九三四年以后，没有再进行人口调查；下次调查将在一九三七年进行。然而，毫无疑问，在过去两年中，私营企业部分已经缩小得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部分”。根据官方经济学家的估计，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现在大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即大约一千七百万人。这些人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已经大大减小，远不及他们在人数上所拥有的重要性。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烈耶夫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宣布说，“我国社会主义生产所占的相对比重，在一九三六年应当达到百分之九十八点五。这就是说，还有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一点五属于非社会主义部分。”乍看起来，这些乐观的数字似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已经取得“最后和不可变更的”胜利。但是，谁要是不能看出数学背后的社会现象，那才可悲！数字本身是有些夸大的。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集体农庄旁边那些私人小块土地也都算在“社会主义”部分内。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经济的国有形式和集体形式在统计上所表现的完全无可怀疑的巨大优越性，虽然对将来是重要的，但它们并没有消除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资产阶级倾向在“社会主义”部分当中所拥有的力量问题，而这种情况不仅在农业中存在，而且在工业中也存在。目前达到的物质水平已经足以提高人们对各方面的要求，但是，整个说来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经济进展的动力必然会不仅在农民和“脑力”劳动的代表当中而且也在无产阶级上层集团中唤醒小资产阶级的欲望。只是把个体农民和集体农民，把个体手工业者和国营工业进行简单的对比，那还一点也看不出这种欲望所具有的爆炸性力量；这种欲望可以渗透到整个国家经济当中，而且一般地来说还会表现为这样一种愿望，即每个人给予社会的越少越好，而取之于社会的越多越好。国家在解决赚钱者和消费者的问题方面所花的精力和智力，并不比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少。这也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部分原因。在国家继续同这些离心力的分散行动进行斗争的时候，统治集团本身却在变成个人合法和非法积累的主要贮藏所。在新法律标准的掩盖之下，小资产阶级倾向当然不容易从统计上加以确定。但是，这种倾向在经济生活当中所占的实际优势首先已为“社会主义的”官僚本身所证明；而官僚这种极端丑恶的内部矛盾重重的集团，这种丑恶的不断发展的社会变态，反过来又成为滋长社会毒害的泉源。我们将会看到，新宪法的整个基础是把官僚和国家混为一谈，把国家和人民混为一谈。这个新宪法中说，“……国家的财产——即全体人民的所有物。”这种混为一谈的说法是官方学说的诡辩基础。一点不错，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本人开始——在谈到工人国家的时候，是把国家财产、国民财产和社会全义财产当作同义语来使用的。从广泛的历史范围上说，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妥的地方。但是，运用到一个新社会的初期的和还没有得到保证的发展阶段上，而且是运用到一个孤立的和经济上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上，这种说法就会变成产生根本错误和公然欺骗的泉源。私有财产要变成社会财产，必须经过国有阶段，正好像幼虫要变成蝴蝶，必须经过蛹的阶段一样。但蛹并不是蝴蝶。无数的蛹没有变成蝴蝶就死了。国有财产要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只有到社会特权和社会差别消失的时候，到国家也因而没有必要存在的时候。换句话说，国有财产转变为社会主义财产的程度决定于它本身不再是国有财产的程度。反过来说也是正确的：苏维埃国家越是高高地站在人民的上面，越是强烈地把自己当作财产的保卫者而把人民当作财产的浪费者，就越是明显地证明它自己是反对这种国有财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我们离彻底废除阶级还很遥远”，这是官方报刊在谈到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还存在着差别时说出的一句话。这种纯粹学院式的承认有这样一种好处，即可以使官僚在“脑力”劳动这样可尊敬的名义下把自己的收入掩盖起来。“友人们”——这些人是：爱真理，但尤爱柏拉图[1]——也只限于学院式地承认还存在着旧的不平等“残余”。实际上，这些欺骗意味很浓的“残余”完全不足以解释苏联的现实。如果说城乡之间的差别在某些方面已经减轻了的话，那末，在另外一些方面是大大地加深了，这是因为城市和城市文化——也就是城市少数人的舒适——都发展得非常迅速。近年来，虽然从下层来的人使科学干部有所扩大，但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千年来在各方面限制着每个人的生活的阶级壁垒——文雅的城市人和粗野的农民，卓越的科学家和临时的小工——不仅没有把过去保留下来的东西稍微减轻一点，反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重新产生出来，并且还具有越来越严重的性质。“干部决定一切”这句臭名昭彰的口号典型地说明了苏维埃社会的性质，这种说明比斯大林本人所愿意说明的远为坦率。干部就其本质来说代表着统治和指挥的机关。迷信“干部”首先意味着迷信官僚，迷信官吏——技术贵族。苏维埃政权在培养和发展干部方面，也正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还不得不解决先进的资产阶级在他们本国早已解决了的那些问题。但是，由于苏维埃干部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产生出来的，他们便要求一种几乎是神圣的尊敬和一种不断增加的薪金。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干部的发展，资产阶级的不平等也恢复了。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个观点来看，元帅和女佣之间，托拉斯经理和临时小工之间，人民委员的儿子和无家可归的孩子之间，似乎根本没有什么差别。虽然如此，可是前者占有堂皇的住宅，在乡下不同的地点有好几处避暑别墅，还有最好的汽车供自己使用，并且早就忘记了怎样擦亮自己的皮鞋。后者则住在往往没有隔开的木棚里，过着半饥饿的生活，他们之所以也不擦自己的皮鞋，只是因为他们是光着脚走路的。在官僚看来，这种差别似乎并不值得注意。然而，在临时小工看来，这却似乎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样看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肤浅的“理论家们”当然可以用这样的话来为自己解嘲：财富的分配同财富的生产比较起来，毕竟是次要的因素。然而，交互作用的辩证法在这里还是具有它的全部效力的。国有生产资料的命运，归根到底，决定于个人生活上的那些差别究竟朝哪个方向发展。如果一只船宣布为集体财产，而乘客还是照旧分成头等二等三等，那末，显然对三等乘客来说，生活条件的差别要比所有权在法律上的改变重要得多。另一方面，头等乘客喝着咖啡，吸着雪茄，会提出这样一种想法：集体所有制是最最重要的，一间舒适的舱室则没有什么。从这种情况产生出来的对抗，很可能打破不稳定的集体所有制。苏维埃报刊满意地提到这样一件事：在莫斯科动物园里，记者问一个小孩子：“这只象是谁的呢？”回答是：“国家的。”于是这家报刊马上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就是说，有极小的一部分也是我的。”然而，如果这只象真被分配起来的话，那末，贵重的象牙会落在最上层的一些人手中，少数人会尝到象的大腿，大多数人则只能胡嚼烂咽象的蹄子和五脏。什么都分不到的孩子们是很难把国有财产和自己的财产合而为一的。至于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只有把国家的东西偷到自己手中的时候才认为是“自己的”。动物园里的那位小“社会主义者”也许是这样一位高级官员的儿子，他已经习惯于从这样一个公式中得出结论，即“朕即国家”。如果我们用市场上的语言来说明社会主义关系的话，那末，我们可以把公民当作拥有国家财产的一家公司的一个股东。如果说财产是属于全体人民的，那就应当假定“股票”是平均分配的，因而所有的“股东”都有权分得一样的红利。然而，公民参加国家企业，不仅是作为“股东”，而且还要作为生产者。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就是在我们已经同意称为社会主义的阶段，劳动的报酬还是按照资产阶级标准来支付的——即按照技术和劳动强度等等来支付的。因此，从理论上说，每个公民的收入应当包括甲和乙两个部分——也就是红利和工资两个部分。技术越高，工业的组织越完善，甲所占的地位就比乙越大，而个人劳动的差别对生活水平的影响就越小。苏联工资的差别不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小些，而是还要大些；从这个事实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苏维埃公民所持有的股票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在他们的收入中，红利和工资也不是一样的。不熟练的工人只能得到乙，这是在类似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也可以得到的最低收入；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或者官僚则可以得到2甲+乙，或者3甲+乙，等等，而这里的乙还可以变成2乙、3乙，等等。换句话说，收入的差别不仅决定于个人生产率的不同，而且还决定于隐蔽地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多少。拥有特权的少数股东是靠牺牲被剥夺了权利的多数股东的利益生活的。如果你认为苏联的不熟练工人可以比在类似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下的资本主义企业收入多些——这就是说，他还是一个小股东——那末，必须认为他的工资等于甲+乙。工种较高的工资将表现为这样的公式：3甲+2乙，10甲+15乙，等等。这种情况意味着，不熟练工人只有一股，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有三股，专家则有十股。不仅如此，他们的真正工资的比例是1∶2∶15。在这种情况下，对神圣的社会主义财产的赞美，在经理或者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看来是很有说服力的，在普通工人或者集体农庄庄员看来则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地方。然而，普通工人占社会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所关心的正是这些工人，而不是那些新贵族。“我国的工人不是工资奴隶，不是称之为劳动力的商品的出售者。他是一个自由的工人。”（《真理报》）在目前这个时期，这个漂亮的公式还不容许加以夸大。工厂转到国家手中，只是从法律上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实际上，他还不得不在匮乏中生活，不得不为一定的工资干一定时间的活。工人从前对党和工会所抱的那些希望，在革命以后转而寄托在自己所创造的国家身上了。但是，这种工具的有用职能却受到技术和文化水平的限制。为了提高这种水平，新的国家便用老一套办法来压制工人的筋肉和神经。一批鞭策奴隶的人已经成长起来。工业的管理工作变成超官僚主义式的了。工人对工厂的管理已经完全不能发生影响。在实行计件工资、物质生活条件艰苦、不能自由行动以及恐怖的警察压制深入到每个工厂的生活当中的情况下，的确很难让工人感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工人”。他只能从官僚中看到他的经理，从国家方面看到他的雇主。自由劳动同官僚国家是不能并存的。把上面说的话加以必要的改变，也同样地适用于农村。按照官方的理论，集体农庄的财产是社会主义财产的一种特殊形式。《真理报》写道，集体农庄“从本质上说已经和国营企业属于同样的类型，因此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它又立即补充说：农业社会主义发展的保证在于“布尔什维克党管理集体农庄”这样一个条件。这就是说，《真理报》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已经从经济方面转到政治方面。这一点实质上意味着，社会主义关系还没有在人与人的实际关系当中体现出来，而只是存在于当局仁慈的心中。如果工人们认真注意那颗心的话，那就很好了。实际上，集体农庄还站在个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当中，庄员经营的私有小块土地或者其他个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集体农庄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尽管个人耕种的土地只有四百万公顷，同集体农庄耕种的一亿零八百万公顷土地比较起来还不到百分之四，但是，由于这片土地精耕细作，特别是经营了菜园，结果它可以供给农民家庭最重要的消费品。大部分牛、羊和猪都是集体农民的财产，而不是集体农庄的财产。农民往往把自己的辅助性田地摆在主要地位，而让无利可图的集体农庄居于第二位。另一方面，劳动日报酬高的集体农庄正在不断地提高社会水平，产生一种富裕农民。离心倾向不仅还没有消失，相反，正在日益加强。无论如何，集体农庄到现在为止只是改变了农村中经济关系的法律形式——特别是收入的分配方法——而旧茅草房子和菜园、仓库的杂活以及农民的整个繁重劳动，则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这些集体农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以过去的态度对待国家。国家的确不再为地主或者资产阶级服务，但是，它为了城市的利益从农村中拿走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供养的贪婪的官僚也太多了。由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要进行人口调查，关于社会的分类已经拟出这样一张单子来：工人；职员；集体农民；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教士；其他非劳动人民。根据官方的解释，这个人口调查表之所以没有包括任何其他社会特点，只是因为苏联已经没有阶级。实际上，设计这个表格的直接意图是掩盖拥有特权的上层和被剥夺了权利的下层。苏维埃社会的实际划分是应该而且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一次诚实的人口调查而表现出来的，这种划分如下：过着资产阶级生活的高级官僚、专家等；过着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中下层；生活水平差不多的工人和集体农庄的贵族；中间的工人群众；中间的集体农民；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断地变成流氓无产者的下层工人和农民；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妓女，等等。新宪法宣称，“废除人对人的剥削”在苏联已经完成，这不是说实话。新的社会分化已经创造条件，使人对人的剥削以最野蛮的形式复活，即又开始买卖人口来做个人的奴隶。在新的人口调查表上，个人的佣人根本没有提到。这些人显然都列在一般的“工人”类当中了。然而，这样做有很多问题：社会主义公民有没有佣人呢？有多少呢（如女仆、厨子、媬姆、女管家、司机）？社会主义公民是否有汽车供自己使用呢？他占有多少房间呢？等等。这种表格竟只字不提收入的等级！如果剥削他人劳动者没有政治权利这一条法律恢复的话，那就会有些出乎意料地出现这样的情况：统治集团的核心不在苏联宪法的保护范围以内。幸好他们已经为佣人和主人……建立了完全平等的权利！两种相反的倾向正在从苏维埃制度的深处滋长起来。与日益衰落的资本主义相反，苏维埃制度在发展生产力，这样它就正在准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为了上层的利益，它把资产阶级分配标准实行得越来越彻底，这样它就又在准备资本主义复辟。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标准之间的这种对立是不能无限制地发展下去的。或者是资产阶级标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扩大到生产资料方面去，或者是使分配标准适应社会主义财产制度。官僚是怕暴露这种选择的。他们随时随地——在报刊上，在演说中，在统计中，在文学家的小说中，在诗人的诗篇中，最后在新宪法的条文中——都绞尽脑汁用社会主义字典中的抽象名词来掩饰城市和农村的实际关系。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官方的意识形态是那样的没有生气、无能和虚伪。一、国家资本主义？我们往往用熟悉的名词来对付不熟悉的现象。人们曾经试图掩盖苏维埃制度的谜，而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好处是，谁也不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最初是指资产阶级国家直接负责运输工具或者工业企业时而出现的一切现象的。采取这种措施的必要性是生产力已经超过资本主义并且正在使资本主义在实践中部分地否定自己的征象之一。但是，这个衰老的制度连同它的自我否定的因素，还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而继续存在下去。从理论上说，的确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况，即整个资产阶级本身可以构成一个股份公司，这个公司依靠它的国家来管理整个国民经济。这样一种制度的经济法则不会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我们知道，一个资本家的利润收入并不是在他自己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所直接创造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而是全国创造的总剩余价值按照他的资本额所应得到的一部分。在一种完整的“国家资本主义”之下，这种平均利润率的法则不必经过迂回的道路——即各种资本之间进行竞争——来实现，而是立即直接地经过国家的计算就会实现。然而，这样一种制度还从来没有存在过，而由于财产所有者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它也永远不会存在——尤其是因为国家具有资本主义财产的唯一大贮藏所的性质以后，就会非常容易地变成社会革命的一个目标。在战争期间，特别是在法西斯经济进行试验期间，“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国家进行干预和调节的制度。法国人用了一个更合适的名词来称呼这种制度，这个名词就是国家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毫无疑问是有一些接触点的，不过作为制度来说，两者与其说是相同的，不如说是相反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用国有财产来代替私有财产，正因为如此，它还具有偏爱某一方面的性质。国家主义则不管在什么地方——在意大利有墨索里尼，在德国有希特勒，在美国有罗斯福，在法国则有莱翁·勃鲁姆——都意味着国家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进行干预，它的目的正是保护私有财产。不管政府的纲领如何，国家主义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日益衰落的制度的灾害从强者的肩上转到弱者的肩上。它之所以“拯救”小财产所有者，使其免于全部毁灭，只是因为小财产所有者存在下去对于保护大财产来说是必要的。国家主义的计划措施并不是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是由于要牺牲生产力来保护私有财产（生产力当然也起来反抗私有财产）。国家主义意味着阻挠技术的发展，支持没有生气的企业，使寄生的社会阶层永远生存下去。总之，国家主义从性质上说是完全反动的。墨索里尼曾说，“意大利的经济——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有四分之三掌握在国家手中”（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这句话是不能认真对待的。法西斯国家并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只不过是企业所有者之间的仲裁者。这两种身份并不是一回事。《意大利人民报》就这个问题说，“劳资协会主义国家指导和统一经济，但并不具体管理经济（“dirigeeportaallaunital'economia，manonfal'economia，nongestisce”），这种做法再加上垄断生产就成了集体主义。”（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一日）法西斯官僚对一般农民和小财产所有者采取一种威胁性的主人态度，对资本家巨头则采取一种首席全权代表的态度。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费罗西正确地写道，“劳资协会主义国家只不过是垄断资本的售货员。……墨索里尼把企业的全部风险放在国家肩上，而把剥削的利润交给工业家。”希特勒在这方面是步墨索里尼的后尘的。计划原则的界限及其实际内容是由法西斯国家的阶级性来决定的。这不是一个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增加人类征服自然界的力量的问题，而是一个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剥削社会的问题。墨索里尼大言不惭地说，“如果我愿意在意大利建立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那我今天就拥有一切必要的和足够的客观条件。”万事俱备，只是还缺少一个条件：没收资本家阶级的财产。要实现这个条件，法西斯主义就必须走到相反的方面去——用墨索里尼那种连忙保证的话来说，“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当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还要有其他力量、其他干部和其他领导人。历史上第一次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是无产阶级用社会革命的方法做到的，而不是资本家用国家托拉斯化的方法办到的。我们的简短分析已经足以表明，把资本家的国家主义和苏维埃制度混同起来的企图是多么荒谬。前者是反动的，后者是进步的。二、官僚是不是构成一个统治阶级？各个阶级是由它们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所占的地位来划分的，并且首先是从它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的。在文明社会中，财产关系是得到法律的确认的。土地、工业生产资料以及运输和汇兑的国有化，再加上对外贸易的垄断，便构成苏维埃社会结构的基础。对于我们来说，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这些关系，苏联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便基本上确定下来。苏维埃官僚在其仲裁和调节的职能上，在关心保持社会等级上，以及在为了个人目的而剥削国家机关上，都同任何其他官僚是类似的，特别是同法西斯官僚类似。可是也有很多地方不尽相同。在任何其他制度下，官僚从来没有摆脱统治阶级而达到这样独立的程度。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官僚代表有财产有教养的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拥有无数的日常手段来监督官僚的事务管理工作。苏维埃官僚则已经上升到一个几乎还没有摆脱贫困和黑暗的阶级之上，并且没有统治或者指挥的传统。法西斯分子掌握政权以后，用共同利益、友谊、婚姻等纽带同大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苏维埃官僚则只采取了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而没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旁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否认，官僚还不仅仅是官僚，而是苏维埃社会中不折不扣的唯一享有特权和发号施令的阶层。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也同样重要。苏维埃官僚已经从政治上剥夺了无产阶级，以便用自己的方法来保卫社会的战利品。但是，官僚在一个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国家掌握政权，这就在官僚和全国富人之间创造了一种新的前所未闻的关系。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是，国家姑且这么说——“属于”官僚。如果这些整个来说还很新的关系一旦固定下来，成为标准并且合法化，那末，不管有没有工人的抵抗，归根到底，这种关系要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战利品完全毁灭。不过，现在谈到这一点，至少为时还早。无产阶级还没有最后发言。官僚也还没有为自己在特殊财产类型的形式下进行统治创造社会支持力量。官僚不得不保卫作为自己的权力和收入的泉源的国有财产。从官僚的活动的这个方面来说，官僚依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武器。试图把苏维埃官僚当作一种“国家资本家”阶级，这显然经不起一驳。官僚既没有股票，也没有公债。官僚的增加、补充以及更新都是在不依靠自己的任何特殊财产关系的情况下用行政等级的形式来进行的。官僚个人并不能把他的剥削国家机关的权利传给他的后代。官僚是在滥用权力的形式下享受他们的特权的。他们隐瞒自己的收入；他们欺骗别人说，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来说，官僚甚至根本不存在。官僚把一大部分国民收入据为己有的行为具有社会寄生虫的性质。所有这一切都使苏维埃指挥阶层处于非常矛盾、暧昧和不光彩的地位，尽管它拥有完整的权力，而且还有阿谀奉承的烟幕来为它打掩护。资产阶级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改换过许多种政治制度和官僚阶层，但是它的社会基础并没有改变。它依靠自己的生产方法的优越性而保全了自己，使封建的和基尔特的关系不能复辟。国家政权已经有能力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或者是制止这种发展。但是，总的来说，生产力在私有财产和竞争的基础上正在逐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此相反，从社会主义革命产生出来的财产关系同新的国家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因为新的国家是这种财产关系的贮藏所。社会主义倾向之所以比小资产阶级倾向占优势，并不是经济的自动发展——我们距这种情况还很远——所保证的，而是专政所采取的政治措施给予了保证。因此，整个经济的性质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如果苏维埃制度崩溃，那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计划经济的崩溃，并进而导致国有财产的废除。托拉斯同其工厂之间的强制性关系将会破裂。比较有成就的企业就会走上独立的道路。这种企业有可能改变为股份公司或者采取某种过渡的所有制形式——例如，工人也参加分配利润这样一种形式。集体农庄将同时瓦解，而且容易得多。如果目前的官僚专政垮台而不是由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来代替的话，那末，资本主义关系一定会恢复，接着而来的将是工业和文化的灾难性的衰落。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对于保持和发展计划经济来说仍然是绝对必要的话，那末，最最重要的问题是：目前的苏维埃政府究竟依靠谁，并且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它的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举行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实际上是向党告别时对指挥集团说了这样一段话：“历史了解各种各样的转变。依靠信念、忠诚以及其他最好的道德品质——在政治上这些都是不能认真看待的。”存在决定意识。在最近十五年中，政府已经改变了它的社会结构，甚至比改变它的思想还要深刻些。由于官僚在苏维埃社会的所有阶层中最好地解决了自己的社会问题并且完全满足于现状，因此主观上对于自己的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不再提出任何保证。官僚之所以继续保持国有财产，只是因为他们害怕无产阶级。这种绝无仅有的惧怕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这个不合法政党所鼓励和支持的，这个政党是那些反对资产阶级反动——热月官僚已经完全浸透了这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最自觉的表现。官僚作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已经背叛了革命。但是，一次胜利的革命幸好不仅是一个纲领和一面旗帜，也不仅是一些政治机构，而且还是一种关于社会关系的制度。背叛还不够。必须推翻才行。十月革命已经被统治阶层背叛，但是还没有被它推翻。十月革命具有一种伟大的抵抗力量，这种力量就在于已经确立的财产关系、无产阶级生气蓬勃的力量、它的最优秀分子的觉悟、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以及世界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三、关于还没有为历史所决定的苏联的性质问题为了更好地了解目前苏联的性质，我们不妨对它的未来作两种不同的设想。我们首先假定，苏维埃官僚被一个革命政党推翻，这个政党具有老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特性，而且由于最近一个时期的世界经验而丰富了自己。这样一个政党首先要做的是恢复工会中和苏维埃中的民主制度。它能够而且一定会恢复苏维埃各党各派的自由。这个政党会同群众一道并且领导群众对国家机关进行一次无情的清洗。它会废除等级和勋章，废除各种各样的特权，使劳动报酬上的不平等只限于经济方面和国家机关方面的生活必需部分。它会给予青年独立思考、学习、批评和发展的自由机会。它还会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按照工农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进行深刻的变革。但是就财产关系来说，新政权就不一定采取革命措施了。它会保持并发展计划经济的实验工作。在政治革命以后，即在废除官僚以后，无产阶级一定会在经济方面实行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改革，但这并不是进行另一次社会革命。第二种假定是，如果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去推翻苏维埃统治阶层，那末，它在目前的一般官僚、行政官员、技术人员、经理人员、支部书记以及特权上层当中就会找到不少的现成奴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有必要把国家机关清洗一下。不过，资产阶级复辟也许会比革命政党要清除的人少一些。新政权的主要任务将是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首先，它必须创造条件从力量微弱的集体农庄中发展强有力的农民，把强大的集体农庄改变为资产阶级类型的生产合作社，即改变为农业股份公司。在工业领域，非国有化将从轻工业以及食品工业部门开始。计划原则在过渡时期将改变为在国家政权和个人“法人”之间采取一系列的妥协措施，这种个人“法人”即苏维埃工业负责人当中的潜在业主、流亡国外的旧业主以及外国资本家。尽管苏维埃官僚已经为准备资产阶级复辟走了很长一段路，新政权在所有制形式和工业方法方面所必须进行的将不是改革，而是一次社会革命。我们也不妨设想一下第三种情况，即夺取政权的既不是一个革命政党，也不是一个反革命政党。官僚继续领导着国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关系也不会固定不变。我们不能指望官僚会为了社会主义平等的利益而和平地自愿地抛弃自己。如果目前官僚不顾极其明显的不利条件而依然认为有可能实行等级和勋章制度，那末，他们在未来的阶段就必然会在财产关系方面为自己寻求支持。人们可能这样说，大官僚并不关心占优势的所有制形式究竟是些什么形式，只要这些形式能够保证自己的必要收入就行。这种说法不仅忽视了官僚本身权利的不稳定性，而且还忽视了官僚的后代问题。新的家庭迷信并没有从云端掉下来。特权如果不能传给自己的孩子，那就只有一半价值。但是，遗嘱权同财产权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只当一个托拉斯的经理是不够的，还必须成为一个股东。如果官僚在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域取得了胜利，那就意味着他们变成了一个新的有产阶级。另一方面，如果无产阶级战胜了官僚，那就会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活。因此，第三种情况还是使我们回到头两种设想。只是为了简单明了，我们才提出那两种设想。***把苏维埃制度说成是过渡性的或者中间性的制度，那就意味着抛弃像资本主义（包括“国家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这样完整的社会范畴。这样一种定义除了本身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以外，还有可能产生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目前的苏维埃制度只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能性。其实，这种制度倒退到资本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一个更加完整的定义必然是复杂的和烦琐的。苏联是一个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生产力还远远不足以使国有财产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二）由于匮乏而造成的原始积累的倾向，通过计划经济的无数漏洞而滋长起来；（三）保持着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标准，建立在一种新的社会分化的基础上；（四）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使劳苦者的景况改善得很慢，另一方面却促进了特权阶层的迅速形成；（五）官僚利用社会的对抗而把自己改变成一个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不受监督的阶层；（六）社会革命虽然被执政党背叛了，但是在财产关系和劳苦群众的意识当中仍然存在；（七）日益增长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也可以退回到资本主义；（八）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将不得不击溃工人的抵抗；（九）在走向社社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将不得不推翻官僚。归根到底，问题将决定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现有社会力量的斗争。毫无疑问，纯理论家对于这种假定的定义是不会满意的。他们喜欢明确的公式：“是”就是“是”，“否”就是“否”。如果社会现象总是具有一种完善的性质的话，那末，社会学上的问题肯定就会简单得多。然而，为了逻辑上的完整，把今天违反你的方案而明天也可能完全推翻你的方案的一些因素同现实分隔开来，再没有比这种做法更危险的了。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首先避免侵犯那些没有先例没有类比的富有生气的社会组织。科学任务同政治任务一样，不是对一种没有完成的进程下一个完整的定义，而是研究它的各个阶段，把它的进步倾向和反动倾向分开，揭露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预见各种可能的发展情况，并从这种预见当中找出行动的基础。[1]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曾说过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里把这句名言颠倒过来，意指这些“友人们”并不爱真理。——中译者注<<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第八章<<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八章外交政策和军队一、从“世界革命”到“维持现状”外交政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国内政策的继续，因为外交政策也是由同一个统治阶级来执行的，同时它所追求的也是同样的历史目的。苏联统治阶层的蜕化，必然使苏维埃外交在目的和方法上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九二四年秋天第一次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流露出一种迹象，要努力使苏维埃外交政策摆脱国际革命的纲领。然而，官僚并不想从此同共产国际脱离关系。因为如果那样做，共产国际就会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反对派组织，而给苏联国内的力量对比带来不利的结果。与此相反，克里姆林宫的政策越是减少以前的国际主义，统治集团就越要牢固地把共产国际的舵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现在共产国际是在旧的名义下为新的目的服务。然而，要达到新的目的，就需要新的人民。从一九二三年秋天开始，共产国际的历史就成了一部彻底革新其莫斯科人员以及各国支部人员的历史，当时所采用的方法是一系列的宫廷革命、从上而下的清洗以及开除等等。目前共产国际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为苏维埃外交政策服务的驯顺工具，可以在任何时候为任何左右摇摆的做法服务。官僚不仅已经同过去决裂，而且还丧失了认识过去最重要的教训的能力。在那些教训当中，一个主要教训是，如果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特别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直接帮助，如果没有殖民地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苏维埃政权连十二个月都维持不了。德奥军事力量之所以没有把对苏俄的进攻坚持到底，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感到背后有了强烈的革命气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起义活动差不多进行了三个季度，结果使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变成一张废纸。一九一九年四月法国水兵在黑海的起义，迫使第三共和国政府放弃了在苏俄南部的军事行动。一九一九年九月，英国政府在本国工人的直接压力之下撤退了它在苏俄北部的远征军。一九二〇年红军从华沙近郊撤退以后，只是由于掀起了强有力的革命抗议浪潮，才阻止了协约国去帮助波兰摧毁苏维埃国家。一九二三年寇松[1]勋爵向莫斯科提出具有威胁性的最后通牒以后，在决定性的时刻被英国工人组织的反抗束缚住了手脚。这些人所共知的事情并不是特殊情况。这些事情表明了苏维埃诞生以后最初最困难的时期的整个性质。虽然革命只是在俄国的范围内而没有在别的地方取得胜利，但是这种胜利所产生的希望远远不是没有成果的。在那些年代里，苏维埃政府同资产阶级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一九一八年三月签订了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一九二〇年同爱沙尼亚签订了条约；一九二〇年十月同波兰签订了里加条约；一九二二年四月同德国签订了拉帕洛条约；另外还签订了一些次要的外交协定。然而，整个苏维埃政府或者其中的任何成员都从来没有想到把它的资产阶级对手当作“和平的朋友”，更没有想到让德国、波兰或者爱沙尼亚的共产党投票支持签订这些条约的资产阶级政府。不仅如此，正是这个问题对于群众的革命教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时苏维埃不能不签订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正像精疲力尽的罢工工人不能不签字同意资本家所强加给他们的最残酷的条件一样。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以虚伪的“弃权”形式来使投票有利于这种和平的时候，却被布尔什维克斥责为支持强盗的抢劫行为。虽然四年以后同民主德国签订的拉帕洛条约是建立在双方表面上具有“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但是，如果德国共产党以此为借口而表示信任德国的外交，那就会立即被共产国际开除。苏维埃国际政策的基本路线决定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苏维埃政府同帝国主义者在商业、外交或军事方面进行这种或那种交易的时候——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绝不能限制或削弱各该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归根到底，工人国家本身的安全只能由世界革命的发展来保证。齐切林[2]在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时候，建议为了迎合美国的舆论把苏维埃宪法作某些“民主的”修改，结果列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写的一封正式信件中提出了一项紧急建议：马上把齐切林送到疗养院去。当时如果有谁敢于建议，通过加入——姑且这么说——虚伪而空洞的凯洛格公约或者削弱共产国际的政策等办法来博取“民主的”帝国主义的好感，那末，毫无疑问，列宁就会建议把这位革新者送到精神病院去——同时他在政治局中是不会遭到任何反对的。那个时期的领导人特别反对各种各样的和平主义幻想——如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仲裁法庭、裁减军备等等。他们认为这些幻想只不过是欺骗劳苦群众的一种方法，使他们在新战争爆发的时候措手不及。在由列宁起草而在一九一九年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纲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这样一段明确的说明：“无产阶级日益加强的压力，特别是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所取得的胜利，正在加强剥削者的抵抗，迫使剥削者采取新形式的资本家国际联合（如国际联盟等），这种联合把系统地剥削各国人民的行为在世界规模上组织起来，并且首先努力于直接镇压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所有这些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国的内战同革命战争结合起来，这种革命战争既包括无产阶级国家保卫自己的革命战争，也包括被压迫的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奴役的革命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在资本主义下进行国际裁军、建立仲裁法庭等和平主义口号，不仅是反动的空想，而且是对劳苦大众的赤裸裸的欺骗，企图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并使它忽视解除剥削者的武装这一任务。”布尔什维克党纲中的这一段话，有预见性地估计了而且真正深刻地估计了目前的苏维埃外交政策以及共产国际及其世界各地的和平主义“朋友”的政策。在干涉和封锁时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压力，说实在的，比本来所担心的那种情况要弱得多。欧洲所想的还是过去的战争，而不是未来的战争。接着发生了前所未闻的世界经济危机，这种情况使全世界的统治阶级意气沮丧。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苏联才能在国家又一次陷于内战、饥荒和流行病的情况下经受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考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几年，使国内的情况有了显著的好转，但是在这几年当中，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情况也开始恢复，同时一种充满希望、贪婪、渴望和备战的新潮流也出现了。在我们看来，联合起来进攻苏联的危险之所以明显，只是因为苏维埃国家还陷于孤立状态，因为这个“占世界地面六分之一”的地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一个原始落后的领域，因为尽管生产资料已经国有化而劳动生产率还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最后——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点——因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要部队已经瓦解，缺乏自信心，同时失去了可靠的领导。这样，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十月革命便显示出来，它是深深地依靠世界的发展的；十月革命，过去在它的领导人看来，只不过是世界革命的序幕，但是在事态发展的进程中，它得到了一种暂时的独立的意义。事实又一次明区地表明，谁战胜谁这个历史性问题是不能在国家疆界以内决定的，国内的成功和失败只不过是为这个问题在世界舞台上的解决准备或多或少有利的条件。苏维埃官僚——我们必须这样公正地说——已经拥有丰富的经验，知道怎样指挥人民群众，引诱他们沉睡，分化和削弱他们，或者是欺骗他们，而所有这些都是直截了当地为了毫无限制地统治他们。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维埃官僚已经丧失了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任何能力。这些官僚既然在国内扼杀了下层人民的独立性和首创精神，自然在世界舞台上也就不能唤起敏锐的思想和革命的勇气。不仅如此，苏维埃官僚作为一个拥有特权的统治阶层，非常重视西方那些在社会形态上同自己接近的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改良主义议员和工会官僚的帮助和友谊，而很看不起那些在社会地位上同自己有很大距离的普通工人的帮助和友谊。这里不准备叙述第三国际衰落和蜕化的历史，因为作者已经就这个题目写了一系列专著，并且已经用几乎文明世界的各种语言出版。事实上，从共产国际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具有民族局限性和保守性的无知的和不负责任的苏维埃官僚，带给世界工人运动的仅仅是不幸。好像是历史作出的公正决定，苏联目前的国际地位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世界无产阶级失败以后所引起的后果，而不是决定于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只要回忆这样两件事就够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使日本军国主义在东方有了行动自由；而德国无产阶级遭到的挫折，使希特勒取得了胜利，使德国军国主义疯狂地发展。这两件事都是共产国际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背叛了世界革命而仍然自以为忠实于世界革命的热月官僚，把自己的主要努力放在使资产阶级“中立化”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就有必要使自己看起来像一个稳当的、像样的和可靠的保障秩序的堡垒，但是，要装得像，而且长期装得像，那就必须变成那个样子。统治阶层的有机演变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因此，这个官僚阶层面对着自己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而步步退却的时候，便有了这样一种想法，即要保证苏联的不可侵犯性，那就必须把自己包括在欧亚现状体系中。结果，还有什么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签订一个永久性的互不侵犯公约更好的呢？目前外交政策的官方公式受到了广泛的宣传，进行这种宣传的不仅是可以使用其职业所特有的习惯语言的苏维埃外交，而且还有应当使用革命语言的共产国际。这个官方公式是：“我们不要外国的一寸土地，但是我们也不能丢掉我们的一寸土地。”好像这只是争执一小块土地的问题，而不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世界性斗争的问题！苏联认为把中东铁路让给日本是比较现实的做法，并且当作为和平事业服务具有自信力的表现来庆祝。其实，这种软弱的行动造成了后来中国革命的崩溃。实际上，苏维埃政府把这条在战略上极其重要的交通线交给敌人，就是推动日本进一步攫夺华北，鼓励它现在试图进攻蒙古。这种被迫作出的牺牲并不意味着危险的“中立化”，而顶多不过是一段短暂的喘息时间；与此同时，这却是对东京军事统治集团的一种有力的刺激。蒙古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在未来的反苏战争中日本所要占领的战略地位的问题。苏维埃政府这次不得不公开宣布，如果日本军队侵入蒙古，它就要用战争来对付。然而，这里还不是一个直接保卫“我们的土地”的问题，因为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只有没有人严重威胁苏维埃的边界时，消极保卫才似乎是足够的措施。苏联的真正保卫方法应当是削弱帝国主义的阵地，加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各国人民的阵地。一种不利的力量对比有可能迫使我们放弃许多“寸”土地，就像在签订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和里加和约时所做的，也像在移交中东铁路这件事上所做的。同时，要想争取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有利的变化，工人国家就要担负起一项经常性的义务，那就是帮助其他国家的解放运动。但是，正是这项基本任务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政策是背道而驰的。二、国际联盟和共产国际同现状的主要维护者法国和解，随后又同它缔结十足军事性的条约，这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取得胜利所带来的一种政策，它对法国要比对苏维埃有利得多。按照条约，苏维埃方面给予法国军事支持的义务是无条件的；与此相反，法国给予苏维埃的帮助却决定于法国同英国和意大利的事先协商，而这种协商却为施展反苏敌对阴谋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场所。同莱因兰有关的事态发展表明，如果莫斯科对局势有更现实的估计，而且更能自制的话，那末，它本来是可以从法国方面得到更好的保证的——如果在国家组合发生剧烈变化、接连不断地发生外交危机以及时而和解时而破裂的时代，条约真可以被当作“保证”的话。但是，这并不是第一次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苏维埃官僚在同本国先进工人进行斗争的时候相当坚决，而同资产阶级外交家谈判的时候却远远不是那么坚决。有这样一种说法，苏联方面的帮助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同德国没有共同疆界，这种说法是不能认真看待的。如果德国进攻苏联，进攻的一方显然就会找到共同的疆界。如果德国进攻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波兰就一天也不能保持中立。如果波兰承认自己作为法国的盟国而承担的义务，那末，它就不可避免地要为红军敞开道路；而如果它撕毁了同盟条约，那末，它就会马上变成德国的助手。在后一种情况下，苏联是不难找到“共同疆界”的。不仅如此，在未来的战争中，海上和空中“疆界”所起的作用也绝不会比陆地疆界小。苏联官僚利用戈培尔惯用的那套欺骗手法，把苏联加入国际联盟这件事向俄国人民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世界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结果。实际上，资产阶级之所以接受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只不过是由于革命的危险已经大大减少。这件事并不是苏联的胜利，而是热月官僚向这个无原则妥协的日内瓦机构的投降。按照上面所引的布尔什维克党纲上的话，这个机构“将在将来努力于镇压革命运动”。自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大宪章颁布以来，什么东西使国际联盟的性质、和平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职能以及苏维埃的政策发生了这样根本性的变化呢？提出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经验很快就证明，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不能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这种实际利益通过同个别资产阶级国家订立协定是可以得到的），与此同时，却给自己增加了严重的限制和义务。苏联为了维护它刚刚得到不久的保守声望，正在最忠实地遵守这些限制和履行这些义务。苏联在国联内不仅必须迎合法国，而且还必须迎合法国的盟国，这种情况迫使苏维埃外交在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亚的冲突中采取了一种极其模棱两可的立场。李维诺夫——他在日内瓦只不过是赖伐尔的影子——感谢法国和英国外交家“为了和平”而作的努力，这种努力居然幸运地使阿比西尼亚灭亡，而在这个时候，高加索的石油正在源源不断地供给意大利的舰队。即使你可以了解，莫斯科政府不敢公开破坏一个商业条约，但是工会是没有必要考虑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的事情的。如果苏联的工会作出决定要真正停止对意大利的出口，那就会掀起世界性的抵制运动，这种运动要比叛卖的“制裁”实际得无可比拟，因为那种“制裁”都是外交家和法学家事前同墨索里尼取得了协议以后才提出的。苏维埃工会在一九二六年曾经公开征募了千百万卢布支持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如果这次与此相反而连手指都不敢动一动，那只是因为这样一种倡议是统治官僚所禁止的，他们的主要事情是讨好法国。然而，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没有哪个军事盟国能够挽救苏联在殖民地各国人民和一般劳苦群众中所丧失的信用。克里姆林宫里的人难道不了解这种情况吗？苏维埃官方报纸这样回答说，“德国法西斯的根本目的是孤立苏联……好吧，这有什么用呢？结果今天苏联在全世界的朋友比任何时候都多。”（见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消息报》）意大利无产阶级被法西斯的锁链束缚住了；中国革命被破坏了，于是日本开始在中国发号施令；德国无产阶级遭到那样的打击，以致希特勒在全民投票中根本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奥地利的无产阶级被束缚住了手脚；巴尔干各国的革命政党被践踏在地上；在法国，在西班牙，工人都在跟着资产阶级激进派前进。尽管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苏维埃政府自从加入国际联盟以后还是“在全世界的朋友比任何时候都多”！这种吹嘘乍看起来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如果不是从工人国家的情况来看，而是从它的统治集团的情况来看，那是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的。难道不是由于世界无产阶级遭到了惨败，苏维埃官僚才能在国内夺取政权，在资本主义国家争取到多多少少比较有利的“舆论”吗？共产国际越是没有能力威胁资本的地位，克里姆林政府的政治信用在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眼中就越高。因此，苏联官僚在国内和国际的实力，正好同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基地的实力成反比例。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外还有一面。在惊人的做法和轰动的事件中往往流露出一种深刻洞察力的劳合·乔治[3]，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曾警告下议院，要它不要谴责法西斯德国，因为据他说，法西斯德国注定要成为欧洲最可靠的反共堡垒。“我们还要祝贺它成为我们的朋友哩。”这是一句最有意义的话！世界资产阶级对克里姆林宫的半恭维半嘲笑的赞扬，一点也不是一种保障和平的做法，甚至一点也没有减轻战争的危险。苏维埃官僚的演变之所以引起世界资产阶级的兴趣，归根到底，是从希望所有制的形式可能发生变化这一点出发的。拿破仑一世在完全抛弃了雅各宾主义的传统以后，戴上皇冠并恢复了对天主教的崇拜，但是他仍然还是整个半封建欧洲所仇恨的对象，因为他并没有放弃保卫革命所创造的新财产制度。只要对外贸易的垄断情况还没有取消，只要资本的权利还没有恢复，不管统治阶层做了多少事情，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眼中，苏联就依然还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敌人，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则是一个朋友，如果今天不是这样的话，至少明天是这样。甚至在巴尔都[4]和赖伐尔同莫斯科谈判的时候，尽管希特勒方面发出了严重的威胁，尽管法国共产党已经急剧地转到爱国主义方面，法国大资产阶级还是顽固地拒绝把赌注放在苏联的牌上。当赖伐尔同苏联签订条约的时候，左派指责他表面上是联合莫斯科来恐吓柏林，而实际上却是寻求同柏林和罗马的和解来反对莫斯科。这种判断也许还不太成熟，但是同事态的自然发展一点也没有不同的地方。不管人们怎样估计法苏条约的利害，没有一个严肃的革命政治家会否认苏维埃国家有权同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缔结暂时的协定，来使自己的不可侵犯得到一种辅助性的支持。只是必须明确地和公开地向群众表明，这种局部性的策略性的协定在总的历史力量体系中占什么地位。为了特别利用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一点也没有必要把资产阶级盟国或者暂时躲在国际联盟的烟幕下的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理想化。然而，不仅苏维埃外交，而且共产国际也步其后尘，都有步骤地把莫斯科的暂时盟国描绘成“和平的朋友”，并且用“集体安全”和“裁军”等口号来欺骗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实际上就变成帝国主义者在工人阶级当中的政治代理人。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斯大林同斯克利浦斯—霍华德报系总经理罗易·霍华德进行的臭名远扬的谈话，是一个宝贵的文件，这个文件具体地说明了苏维埃官僚对于世界政治的重大问题一无所知，同时还说明了苏联领导人同世界工人运动之间所建立的那种虚伪的关系。对于战争是否不可避免这个问题，斯大林的回答是，“我认为爱好和平的人们的阵地正在巩固起来。他们可以公开进行活动，他们依靠社会舆论的威力，他们掌握着像国际联盟这样一些工具。”这些话没有一点现实主义味道。资产阶级国家并没有把它们自己分成和平的“朋友”和“敌人”，特别是由于这样的和平并不存在。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关心维护本国的和平，这种关心越强烈，则这种和平对于它的敌人来说就越加不可忍受。斯大林、鲍尔温[5]、莱翁·勃鲁姆[6]等人的共同公式是，“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团结在国联内来保卫它，和平就会真正得到保障。”这个公式只不过是意味着，如果不存在破坏和平的原因，和平就会得到保障。如果你愿意的话，这种思想是正确的，但并不是那么有份量。像美国那样没有参加国联的一些大国，显然认为在抽象的“和平”之上保持行动自由的做法更有价值。这些大国需要这种行动自由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到了适当时候它们会表明的。像日本和德国等退出国联的国家，或者像意大利等暂时向国联“请假”的国家，都有足够的重大理由来维护它们的所作所为。这些国家同国联决裂只不过是改变了处理现有矛盾的外交形式，而没有改变这些矛盾的性质，也没有改变国联的性质。那些宣誓永远忠实于国联的善良国家，不得不更加坚决地利用国联来维护自己的和平。但是即使这样，它们彼此之间也不是一致的。英国很愿意延长和平时期，但它想以牺牲法国在欧洲或非洲的利益来达到这个目的。在法国方面，则准备牺牲英国海路的安全来支持意大利。但是，为了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它们都愿意诉诸战争，用不着说，自然是最正义的战争。最后，那些没有更好的办法而只好躲在国联阴影下的小国，归根到底将会表明，它们并不是站在“和平”方面，而是站在战争中最强大的联合势力方面。国联在维护现状方面并不是一个“和平”组织，而是一个少数帝国主义者用暴力对付绝大多数人类的组织。要保持这样的“秩序”，只有依靠接连不断的战争——小的和大的，今天在殖民地，明天在大国之间。帝国主义对现状的忠实，总是具有一种有条件的、暂时的和有限度的性质。意大利昨天所保卫的是欧洲的现状，而不是非洲的现状。明天它在欧洲的政策是怎样的呢，谁也不知道。但是，非洲疆界的改变已经在欧洲引起了反应。希特勒之所以敢于把他的军队开进莱因兰，只不过是因为墨索里尼侵入了阿比西尼亚。在和平的“朋友”当中，是很难把意大利算进去的。然而，在法国看来，它同意大利的友好远比它同苏联的友好来得重要。在英国方面，它所寻求的则是同德国友好。集团的组合有了变化；欲望却依然如故。所谓维护现状的国家的任务，从本质上说是要使国联最有利于各种力量的联合，最有利于掩盖未来战争的准备工作。至于哪个国家发动战争和怎样发动，这要看次要的情况如何。将来总会有人发动战争，因为现状本身就是一个火药库。在帝国主义矛盾还存在的时候，“裁军”计划是最有害的假象。这种计划即使由于取得普遍协议而实现了——这显然是荒诞的假定！——也一点也不会防止新战争。帝国主义者并不是由于有了军备才进行战争的；恰恰相反，他们制造武器是因为他们需要打仗。要想进行新的而且很迅速的武装，关键在于当代的技术。不管有了什么样的协议、限制和“裁军”，军火库、军事工厂、实验室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工业都还保留着自己的力量。例如，德国虽然被它的征服者在最细致的监督下解除了武装（顺便说一句，这才是唯一真正的“裁军”形式！）可是由于它拥有强大的工业，现在又开始变成欧洲军国主义的堡垒。在德国方面，则想把它的某些邻国“解除武装”。所谓“逐步裁军”的思想，只不过意味着在和平时期设法削减过多的军事费用。这是一个资金问题，而不是爱好和平的问题。但是即使这样，这项任务也还是没有实现。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力量以及殖民地的大小不同，任何裁军标准都不可避免地会使力量对比的改变有利于一些国家而不利于另外一些国家。这就是在日内瓦所作的努力总是没有结果的原因。在裁军问题上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谈判和会谈以后，只不过是掀起了新的扩军浪潮，这种浪潮的推进使我们迄今所看到的一切事情都远远地落在后面。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建筑在裁军计划上，意味着不是把这种政策建筑在沙漠上，而是建筑在军国主义的烟幕上。要想为了帝国主义进行毫无阻挡的屠杀而扼杀阶级斗争，只有在群众性工人组织的领袖的帮助下才能做到。一九一四年实现这项任务所提出的口号是“最后的战争”、“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战争”、“争取民主的战争”，这些口号的信用已经被最近二十年的历史完全破坏。代替这些口号的是“集体安全”和“普遍裁军”。欧洲工人组织的领袖在支持国际联盟的借口下正在准备“神圣同盟”的新版本，对于战争来说，这样一个同盟的重要性并不小于坦克、飞机以及“禁止使用”的毒气。第三国际是在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愤怒抗议声中诞生的。但是，十月革命给它填装的革命火药早已用完。现在共产国际像第二国际一样，也站到国际联盟的旗帜下面来了，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共产国际更加厚颜无耻。当英国社会主义者斯塔福德·克利浦斯[7]爵士把国际联盟叫做国际强盗联盟的时候（这个名称虽然不礼貌，却是公正的），伦敦的《泰晤士报》带着嘲笑的口吻问道，“那末，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又如何解释呢？”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回答的。因此，莫斯科的官僚是可以大力地支持十月革命曾经给予毁灭性打击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在这一点上，罗易·霍华德也曾想得到一点说明。他问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的计划和意图，目前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类计划和意图。”不过，那末……“这是出于误会。”霍华德又问，“悲剧的误会吗？”斯大林回答说，“不，喜剧的，或者可以说是悲喜剧的误会：”这里引用的话完全是按照原来的对话抄下来的。斯大林继续说，“周围的国家如果真正站稳的话，能够认为苏维埃人民的思想有什么危险呢？”不错，但是假如——访问者可能这样问道——那些国家并没有站稳呢？斯大林又提出了一个令人安心的论据：“输出革命，这是胡说。每一个国家如果想要革命，它就会自己来进行自己的革命，如果不想革命，也就不会有革命。例如我们国家想要进行革命，于是就进行了革命……”这一次我们还是一字一句地引用原来的谈话的。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很自然地过渡到一国进行革命的理论。那末，为什么还要共产国际存在呢？——访问者本来是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但是，他自然知道正当的好奇心的限度。斯大林的这种重新提出保证的解释，不仅会被资本家读到，而且也会被工人读到，而这种解释却充满了漏洞。在“我们国家”想要进行革命以前，我们从其他国家输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且利用了外国的革命经验。几十年来，我们的亡命徒在国外指导了俄国的斗争。我们得到了欧洲和美国工人组织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我们取得胜利以后，在一九一九年建立了共产国际。我们不止一次地宣称，革命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责任去援助被压迫的和起来反抗的阶级，而且不仅是思想上进行援助，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拿武器去援助。我们也并没有局限于只是三番五次地宣告这一点。我们在我们自己那个时期曾经用武装力量去援助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工人。我们曾经试图以红军进攻华沙的行动去援助正在暴动的波兰无产阶级。我们派遣了组织者和指挥官去帮助中国人革命。一九二六年我们募集了千百万卢布去援助英国的罢工工人。而现在，所有这些似乎都变成误会。是悲剧的误会吗？不，是喜剧的。难怪斯大林宣称，住在苏联已经成为“愉快”的事。甚至共产国际也从一个严肃的角色改变成一个喜剧性的角色了。斯大林如果不是诽谤过去，而是把热月的政策同十月革命的政策作一公开的对比，那末，他本来是可以给予那位访问者更加令人信服的印象的。他本来可以这样说，“在列宁的眼中，国际联盟是一种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机器。我们却认为它是一种和平工具。列宁说过革命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我们却认为输出革命这样一种思想是胡说。列宁斥责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一种叛卖行为。我们却以全力推动国际无产阶级走上这条道路。列宁抨击在资本主义下的裁军口号是欺骗工人。我们却把我们的全部政策建立在这个口号上。你们的悲喜剧的误会”——斯大林本来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于你们把我们当作布尔什维主义的继承者，而事实上我们却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掘慕人。”三、红军及其学说旧俄国军人是在农村宗法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特点首先是一种盲目的群众心理。凯撒琳二世和保罗时代的大元帅苏伏罗夫，是一支封建奴隶军队的无可匹敌的主人。法国大革命使旧欧洲和沙皇俄国的军事艺术成为完全过时的东西。旧俄帝国固然还继续征占了大片的领土，可是它再没有战胜过文明国家的军队。在外部遭到一系列的失败和在内部引起一系列的骚乱都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才能在这种火焰中改变民族的性格。红军只能在一种新的社会和心理基础上形成。长期来所忍受的那种盲目群众心理和听天由命的状态，在年青的一代人中已经代之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和对技术的崇拜。随着个性的觉醒，文化水平也迅速地提高。不识字的士兵越来越少。红军不让不能读也不能写的人退伍。各种体育活动在军队中以及军队的周围大力地展开。在工人、官员以及学生当中，射击成绩优异的奖章很受欢迎。在冬季的几个月里，滑冰使军队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跃气氛。在跳伞、滑翔和航空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北极的飞行和同温层的飞行已经家喻户晓。这些高度成就可以代表大量的其他成就。关于红军在国内战争年代里的组织工作和军事行动水平，没有必要加以理想化。但是，对于青年指挥官来说，那几年却是一次大洗礼。沙皇军队中的普通士兵、下级军官以及军士表现出组织者和军事领导者的才能，他们在规模巨大的斗争中锻炼了自己的意志。这些自己苦干出来的人不止失败过一次，但是他们终究取得了胜利。其中最好的一部分人以后就勤奋地进行学习。目前的高级首长都经历了内战的学校，其中绝大多数还是从军事学院或者特别训练班里毕业出来的。在年纪较大的军官中，差不多有一半人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其他人也读过军事课程。军事理论给予他们必要的思想训练，但是并没有损害国内战争时期富有戏剧性的军事行动在他们身上所唤起的那种大胆作风。这一代人目前大约有四五十岁，正是体力和精神达到平衡状态的年龄，正是大胆的首创精神可以依靠经验而还没有被经验所摧毁的时候。党、共青团、工会——甚至不要管它们是怎样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使命的——国有工业的管理部门、合作社、集体农庄、苏维埃农场——甚至也不要管它们是怎样完成自己的社会主义任务的——所有这些组织都在训练无数的青年管理干部，这些干部将习惯于同大批人和大批货物打交道，将习惯于使自己同国家合而为一。这些干部是指挥官的天然储备。学生在服兵役以前所受的高等教育构成另外一支独立的储备。学生组成特别训练营，这种训练营在一旦动员的时候可以顺利地改为临时军官学校。要估计这方面的人数，只要指出这一点来就够了，即从高等教育机关毕业出来的学生，目前已经达到每年八万名；大专院校的学生已经超过五十万，在所有教育机关进行学习的学生总数将近两千八百万名。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工业方面，社会革命为国防事业提供了旧俄所梦想不到的好处。计划方法从本质上说意味着政府手中的工业不断地动员，这种方法使得政府有可能甚至在修建和装备新工厂的时候也把注意力集中在国防利益方面。红军的人力和机械力量的对比，大体上可以认为比得上西方最好的军队的水平。在炮兵的重新装备方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生产汽车、装甲车、坦克和飞机方面正在支出巨额的款项。目前全国已经有了大约五十万台拖拉机。一九三六年将生产十六万台，共计八百五十万匹马力。坦克的生产也正以相同的速度进行着。红军动员计划的规定是，在有军事行动的前沿每公里配备三十至四十五辆坦克车。由于世界大战的结果，海军的吨位从一九一七年的五十四万八千吨减为一九二八年的八万二千吨。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几乎从头做起。一九三六年一月土哈切夫斯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宣称，“我们正在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正在把自己的力量首先集中在发展潜水艇方面。”我们可以假定，日本海军部一定很清楚苏联在这方面的成就。现在波罗的海方面也同样受到重视。在未来的几年中，海军在保卫海岸线方面还只能起一种辅助性的作用。但是，空军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两年多以前，据报刊报道，有一个法国航空工程师代表团“对于这方面的成就感到惊讶，也感到高兴”。这个代表团通过一次机会特别信服了这样一点，即红军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重轰炸机，其续航力在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公里之间。远东一旦发生战争，日本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就会遭到来自苏联海岸的攻击。根据报刊上的材料，红军的五年计划规定一九三五年成立六十二个空军大队，能够同时使五千架飞机投入战斗。毫无疑问，这个计划已经完成，而且也许超额完成了。航空事业同工业的一个部门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工业部门在沙皇俄国时代是几乎不存在的，而只是近来才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这个工业部门就是化学工业。下面一点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苏维埃政府——还有世界其他各国政府——一点也不相信关于“禁止”使用毒气的谰言。意大利开化者在阿比西尼亚所做的工作又一次清楚地表明，这种人道主义的限制对于国际强盗有什么用处。我们可以断言，为了对付军用化学和军用细菌学方面发生任何意外的灾难，红军在这种最神秘最邪恶的事业方面是同西方军队装备得一样好的。至于军用工业品的质量，是可以提出一种应有的疑问的。然而，我们已经指出，苏联的生产工具是比一般用品制造得好的。主顾如果是有势力的统治官僚集团，产品的质量就大大超过平均水平，而平均水平还是很低的。最有势力的顾客是军部。如果具有毁灭性的机器的质量不仅比消费品好，而且比生产工具好，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然而，军事工业依然还是整个工业的一个部分，同时虽然它的不足程度较轻，但是毕竟还是反映出整个工业的不足之处。伏罗希洛夫和土哈切夫斯基一有机会就公开地这样提醒工业家：“我们并不总是完全满意你们供给红军的产品的质量。”我们可以断言，在秘密会议上，军事领导人员是会更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意见的。兵站补给的质量通常总是不及军火。鞋子的质量不如机关枪。还有飞机的发动机，虽然已经取得了无可怀疑的进展，但是还大大落后于西方最好的类型。就整个军事装备来说，老任务还摆在那里，即尽快地赶上未来敌人的水平。农业的情况还要糟。在莫斯科，人们常说，由于工业的收入已经超过农业的收入，苏联事实上已经由一个农工业国家改变为一个工农业国家。实际上，收入的新对比并不是决定于工业的发展（虽然这种发展也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是决定于农业的非常低的发展水平。好几年来苏维埃外交对日本之所以表现出少见的软弱，主要就是由于在粮食供应方面遭到了严重的困难。然而，最近三年来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特别是在远东已经建立了军用粮食供应基地。军队中最令人痛心的一点是缺少马匹，虽然这一点看来可能是荒谬的。在全力推行全盘集体化时，全国大约有百分之五十五的马都被屠宰了。此外，尽管今天的军队都需要摩托化，但还是像拿破仑时代一样，每三个士兵还是要有一匹马。然而，在去年，这方面发生了有利的转变：全国的马又在增加了。无论如何，即使在今后的几个月中爆发战争，一个拥有一亿七千万人口的国家总能够为前方动员必要的粮食资源和马匹——说实在的，那要牺牲其他居民的利益。但是，在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下，所有国家的人民群众，总的来说，希望得到的只能是饥饿、毒气和流行病。***法国大革命是把新组织的部队同皇家兵团混编在一起才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十月革命把沙皇军队完全解散了，一点也没有留下。红军是另起炉灶新建立起来的。这支军队是苏维埃制度的孪生兄弟，无论在大事情或者小事情上，它都同苏维埃制度共命运。红军之所以较沙皇军队无比优越，完全是伟大的社会革命赐给的。然而，它并没有摆脱苏维埃制度蜕化进程的影响。恰恰相反，这种进程在军队中表现得最完整。在试图说明红军在未来的军事大动乱中可能起的作用以前，有必要先简略地谈谈它的指导思想和结构的演变情况。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二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条法令，这条法令为建立正规武装部队奠定了基础，它这样规定了这支部队的目标：“政权转移到劳苦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手中以后，就有了建立新军队的必要，这支军队应当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堡垒……并且将作为一种支持力量来为即将到来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服务。”每逢“五一节”，年青的红军士兵都要重述从一九一八年一直保留下来的“社会主义誓词”，他们“在俄国和全世界劳苦阶级的眼前”宣誓，“一定不遗余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各个民族的兄弟关系”而斗争。斯大林现在把革命的国际性质说成是“喜剧的误会”和“胡说”，这一点除了表明其他许多情况以外，尤其表明他对苏维埃政权至今还没有废除的基本法令尊重得不够。军队自然同党和国家一样，受着同一思想的培育。军队颁布的法令、报纸宣传和口头鼓动都受了这样的鼓舞，即国际革命是一项实际任务。在军部里，革命的国际主义纲领经常具有一种夸张的性质。已故的斯·古谢夫——一度担任军队的政治部长，后来成为斯大林的亲密伙伴——一九二一年在官方的军事报纸上写道：“我们之所以正在准备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军队……不仅是为了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活动的保卫战争，而且是为了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战争（既包括防御性战争，也包括进攻性战争）。”不仅如此，古谢夫还直截了当地谴责当时军部的首脑，嫌他没有进行足够的准备工作来使红军担负起它的国际任务。作者在报刊上答复了古谢夫，请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革命进程中，外国军事力量只能起辅助性的作用，而不能起根本性的作用。只有在有利的条件下，它们才能加速革命的完成和促进胜利的到来。“军事干涉就像医生的钳子一样。运用得及时，就可以减轻分娩的痛苦；运用得过早，就只能造成流产。“（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可惜我们不能详尽地在这里叙述这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的历史。然而，我们要指出一点，即现在的元帅土哈切夫斯基一九二一年会写信给共产国际，建议设立一个以他为主席的“国际参谋部”。这封有趣的信后来由土哈切夫斯基收在他的一本论文集里发表了，这本论文集起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书名：《阶级战争》。这位有才能而有些操之过急的指挥官应该从字典中了解到这一点：“只有在几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参谋部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国际参谋部；只要做不到这一点，国际参谋部就必然会变成一种讽刺画。”如果不是斯大林本人——对于原则性问题，尤其是新的原则性问题，他一般总是避免采取肯定的立场的——那末，至少是他后来的许多亲密同事，那些年都是站在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的“左派”方面。在这些人的思想中，有不少天真的夸大成分，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有不少“喜剧的误会”。没有这些东西，难道能够有伟大的革命吗？早在我们必须把武器转向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所包含的那种同样极端的“讽刺画”以前很久，我们就在反对那种左的国际主义“讽刺画”了。同后来人们所描绘的情况相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生活在内战最激烈的时期是像泉水一样地涌流不息的。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各个角落，包括军队在内，人们热烈地讨论着一切事情，特别是军事方面的问题。领导人的政策受到自由的而且常常是尖锐的批评。关于军事检查制度的某些过分做法的问题，当时的军部首脑曾经在官方军事报纸上这样写道：“我愿意承认，检查制度犯了许多错误；我认为很有必要给予那些受到尊敬的人物比较适中的地位。检查制度应当维护军事秘密……而没有权利干涉任何其他事情。”（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关于国际参谋部的问题只不过是思想斗争中的一段插曲，这场斗争虽然没有超出行动纪律的范围，但是在军队中，至少是在军队的上层中，甚至已经形成一种具有反对派性质的东西。“无产阶级军事学说”派——属于这一派或者追随这一派的有伏龙芝、土哈切夫斯基、古谢夫、伏罗希洛夫等人——是从这样一种先天的信念出发的，即红军不仅在政治目的上，而且在结构、战略和战术上，也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毫无共同之处。新统治阶级必须拥有一种在各方面都与众不同的军事系统；问题只在于把这样一种军事系统建立起来。在国内战争时期，事情当然主要只限于从原则上反对使用“将军”——即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和牵制最高统帅部进行反对地方上临时自作主张和严重违反纪律的斗争。这个新学派的极端分子甚至企图以战略原则的名义，以“运动战”和“进攻战”的名义走向极端，甚至否定军队组织的集中化，认为这种集中化在未来的国际战场上会妨碍革命主动性。从本质上说，这是企图把国内战争初期的游击方法扩展成为一种永久的普遍的制度。有很多革命指挥官更愿意维护新学说，因为他们不愿意研究旧学说。抱着这种情绪的人主要集中在察里津（即现在的斯大林格勒），布琼尼、伏罗希洛夫以及后来的斯大林，都是在这里开始进行军事工作的。战争结束以后，才比较有系统地试图把这些革新办法上升为一种完整的学说。倡议者是已故的伏龙芝，他是国内战争时期杰出的指挥官之一，沙皇时期曾被判为政治苦役犯。他得到伏罗希洛夫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土哈切夫斯基的支持。从本质上说，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同“无产阶级文化”学说是完全相似的，二者都是形而上学公式主义。在鼓吹这种倾向的人所留下来的某些著作中，这种或那种实践方案一般远远不是新提出来的，而是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国际的和采取攻势的阶级的标准特点推断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从静止的心理抽象状态而不是从实际的时间和地点条件推断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各方面都受到尊敬，但是，实际上已经被纯粹的唯心主义所代替，这些混乱的思想虽然是诚挚的，但是从中不难看出官僚的那种正在迅速发展的自满心理的萌芽，因为官僚想相信而且想使别人也相信，在所有的领域，他们都能在没有特别准备、甚至没有物质前提的情况下做出历史的奇迹。当时军部的首脑在报刊上这样答复伏龙芝：“我也不怀疑，如果一个拥有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发觉自己不得不同一个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战争的话，那末，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面貌就完全不同了。但是，绝不能根据这一点就试图在今天从我们的手指缝里挤出一个‘无产阶级战略’来……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办法……我们就会毫无疑问地用新的方法丰富军事艺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努力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而不应该试图“用推理的方法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推断出一种新战略来”。（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阿基米德说，如果给他一个支点，他就能转动地球。这句话说得不错。然而，即使给了他所需要的支点，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他既没有杠杆也没有力量使杠杆发挥作用。胜利的革命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支点，但是要转动地球，还必须把杠杆造起来。“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像它的姐姐“无产阶级文化学说”一样，也被党否定了。然而，到后来——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二者的命运大不相同。在宣布“一国社会主义”和宣布一切阶级已经消灭的七年期间（一九二四到一九三一年）斯大林和布哈林举起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旗帜，说实在的，并没有取得显著的结果。与此相反，虽然以前鼓吹“无产阶级军事学说”的人很快掌握了国家大权，这个学说却一点也没有复活。这两个这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学说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命运，在苏维埃社会的演变中具有深刻的意义。“无产阶级文化”只同无法具体衡量的事情有关系；官僚越是粗暴地把无产阶级排除到政权外面，就越是宽宏大量地把这种精神上的补偿给予无产阶级。相反，军事学说不仅同国防利益很有关系，而且同统治阶层的利益也很有关系。这里不容许在意识形态上为所欲为。以前反对聘用“将军”的人，这时自己变成“将军”了。那些主张设立国际参谋部的人，这时安详地坐在“一国”参谋部的华盖下面了。“阶级战争”被“集体安全”学说代替了。世界革命的前景让位给神圣的现状。为了加强可能的同盟者的信心，同时为了不要过分刺激敌人，现在的要求是，不管代价有多大，要尽可能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没有区别。在这些学说改变和门面刷新的背后，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进程正在发展。一九三五年对军队来说发生了一种双重的国家革命——一种既同民兵制度有关也同指挥官有关的革命。四、废除民兵和恢复军官军衔苏维埃武装部队建立二十年以后，究竟同布尔什维克党写在它的旗帜上的型式符合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党纲，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应当具有“一种明确的阶级性——也就是说，完全由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同无产阶级接近的半无产阶级组成。只有到了阶级消灭的时候，这种阶级军队才转变为全国社会主义民兵”。党虽然把军队的全民性推迟到未来的时期，但一点也没有抛弃民兵制度。恰恰相反，根据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三月）的一项决议，“我们正在把民兵转移到阶级基础上并把它转变为苏维埃民兵。”军事工作的目的规定为逐步建立一支军队，“尽可能用临时兵营的办法——即在一种接近工人阶级劳动条件的情况下”。到最后，所有的部队都在地区上同工厂、矿山、乡村、农业区以及其他有机集团合而为一，“拥有一个地方指挥部，拥有一些地方武器库和储放各种供应品的地方仓库”。一个地区、学校、工业和体育方面的青年组织，将不仅仅是代替兵营所灌输的那种集体精神，并且可以在没有高踞于军队之上的职业军官的情况下培养自觉的纪律。然而，民兵制度不管多么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还是需要一个高度的经济基础。正规军所需要的特殊环境已经具备。因此，地区性军队可以更加直接地反映国家的实际条件。文化水平越低，城乡差别越大，民兵制度就越不完善和越不统一。缺少铁路、公路和水路，以及没有汽车路和缺乏汽车，都会使地区性军队在战争爆发以后的最初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危急时期运动极其缓慢。为了在动员期间保卫边境、进行战略上的转移和集中，除了地区性部队以外，还必须有正规军。红军从最初起就是作为这两种建制的一种必要的折衷办法而建立起来的，不过还是侧重于正规军。一九二四年，当时的军部首领写道，“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注意两种情况：即使转为民兵制度的可能性已经由于苏维埃结构的建立而首先创造出来，这种转变的速度也还是决定于国家的一般文化条件——技术、交通工具、识字等等。民兵的政治前提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但是经济和文化前提还极其落后。”如果给以必要的物质条件，地区性军队不仅不比正规军差，而且会远远地超过它。苏联为了国防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它还没有富足到足以建立一个花费比较小的民兵制度。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正是由于贫穷，苏维埃社会才被耗费很大的官僚阶层所扼制。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在工厂、集体农庄、家庭、学校，在文学方面，在军队中，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同样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问题。所有的关系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甚至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看也低的生产力水平同原则上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对比。新的社会关系正在促使文化不断地提高。但是不够繁荣的文化又在拉社会形式的后腿。苏维埃现实就是这两种倾向之间的一种平衡状态。在军队中，由于其结构极为固定，二者的平衡状态是可以用十足确切的数字来衡量的。正规军同民兵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实际运动的一种良好标志。自然和历史为苏维埃国家提供了一万公里没有屏障的边界，另外还提供了稀少的人口和恶劣的道路。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当时即将离职的旧军事领导再一次呼吁不要忘记这样一点：“在今后几年中，民兵的建立必须具有一种准备的性质。每前进一步必须先把以前取得的成就审慎地加以证实。”但是，到一九二五年，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以前鼓吹无产阶级军事学说的那些人掌握了权力。从本质上说，地区性军队同这一派人的起家本钱“进攻论”和“运动战论”是有着深刻的矛盾的。但是，现在他们开始忘记世界革命。新领导人希望通过资产阶级“中立化”的办法来避免战争。在以后的几年当中，竟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军队在民兵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组！只要德国还处于解除武装、甚至“友好”的状态，莫斯科参谋本部在西方边界问题上的估计就是以罗马尼亚、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等近邻国家的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另外这些近邻国家还可能得到最强大的敌人的物质支持，其中主要是法国。在那个早已过去的时代（到一九三三年为止），法国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上帝保佑的“和平之友”。周围的国家可以投入战场的军队，总共有一百二十个步兵师，差不多有三百五十万人。红军的动员计划是，设法在西部边界保证一支人数相同的一流军队。在远东，在战场发生各种情况的条件下，也只能是几十万人的问题，而不是几百万人的问题。每一百个战斗员在一年当中差不多需要补充七十五个人。两年战争，除了从医院出来以后仍服现役的人以外，全国大约要损失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人。到一九三五年，红军共有五十六万二千士兵——连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军队在内，共六十二万士兵——四万名军官。另外，我们已经说过，一九三五年初，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军队是地区性部队，只有百分之二十六是正规军。还能找出更好的证据证明社会主义民兵已经获得胜利——如果不是百分之百，至少也是百分之七十四——而且“最终和不可变更地”获得了胜利吗？然而，上面的估计——尽管都是有条件的——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德国开始疯狂地武装，而且主要是针对着苏联。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前景突然黯淡下来了。军事危险的迅速逼近，迫使苏维埃政府不仅把武装部队扩大到一百三十万人，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红军的结构。目前，红军里的正规师或者所谓“基干”师占百分之七十七，地区性部队只占百分之二十三!地区性军队这样削减，看起来简直可以说是废除了民兵制度——如果你没有忘记这一点的话：军队并不是和平时期所需要的，而恰恰是在军事危险的时刻所需要的。因此，历史经验从这个最不容许开玩笑的领域起，已经无情地揭示了这样一点：只有得到社会生产基础保证的东西，才是“最终和不可变更地”获得了胜利。然而，从百分之七十四一下减为百分之二十三，似乎有些矫枉过正。我们可以断言，如果没有法国参谋本部的“友好”压力，这种变化是不会发生的。更加可能的是，官僚抓住了一个有利的借口来采取这一步骤，那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民兵部队就其性质来说，是直接依赖居民的。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这就是这个制度的主要好处。但是，从克里姆林宫的观点来看，这也正是它的危险所在。正是由于军队同人民的关系密切到这样不合意的程度，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当局才排斥了民兵制度，虽然从技术上说，这种制度在这些国家是容易实现的。毫无疑问，红军内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表现的深刻不满情绪，也是后来废除地区性部队的一个重要动机。我们的意见肯定会为红军在反改革前后的确切统计所证实。然而，我们没有这种材料；如果有的话，我们也认为不能公开使用。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不容许有两种解释的，这也是人人容易了解的一个事实：苏维埃政府一方面把军队中民兵所占的比重削减到百分之五十一，另一方面却恢复了沙皇军队中的唯一民兵组织哥萨克骑兵队！骑兵队一直是军队中享有特权的和最保守的部分。而哥萨克又一直是骑兵队中最保守的部分。在战争和革命期间，哥萨克骑兵队是一支警察力量——最初是为沙皇服务，后来是为克伦斯基服务。在苏维埃政权下，哥萨克骑兵队还是像汪德分子[8]一样。集体化是采取了特别的暴力措施才在哥萨克当中实现的，而这种集体化当然也还是没有改变他们的传统和气质。不仅如此，哥萨克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还恢复了私有马匹的权利。当然，他们也不会没有其他特权。难道可以怀疑这些草原上的骑士又站在特权者一边反对被压迫者吗？在不断地采取镇压措施来对付青年工人当中的反对倾向的情况下，哥萨克骑兵队的恢复毫无疑问是热月最清楚的表现之一！***对十月革命原则的一个更加致命的打击是，颁布法令恢复了军官的那种资产阶级的荣耀显贵地位。红军的指挥官虽然有其缺点也有其不可估计的优点，但他们都是从革命和内战中成长起来的。不容许进行独立政治活动的青年，毫无疑问向红军提供了不少有能力的人。另一方面，国家机关的日益蜕化也不能不反映到广泛的指挥官集团中。在一次公开会议上，伏罗希洛夫在谈到指挥官有责任对士兵以身作则的时候，认为有必要在这方面承认：“不幸，我不能特别夸口”；在下级前进的时候，“指挥干部却往往落在后面”。“指挥官经常不能用一种适当的方式回答”新问题，等等。这是最负责的——至少形式上是这样——的军队领导人的辛酸的自白，是能够引起不安但不致于引起惊慌失措的自白。伏罗希洛夫关于指挥官情况所说的话，对所有的官僚来说也是真实的。当然，讲话的人没有意思把上层统治集闭也包括在“落在后面”的人当中。这些上层统治分子随时随地向任何人都大声喊叫，愤怒地顿脚，命令别人“好好地干”，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事实上，正是这个不受监督的“领导人”集团——伏罗希洛夫本人就属于这个集闭——是产生落后、因循保守以及许多其他弊病的主要根源。军队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有的一切疾病它也有，而且通常还要严重些。战争是个十分严肃的事情，不能虚构，也不能模仿。军队需要批评的新鲜空气。指挥官部需要民主的监督。红军的组织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必须为选举指挥部这的措施进行准备工作。党关于军事问题的基本决议是，“部队内部团结的加强，士兵对自己和指挥官的批评态度的加强，……将创造有利的条件，使指挥人员的选举原则能够越来越广泛地加以运用。”这个决议通过以后十五年——这样长的一段时间似乎足够使内部团结和自我批评达到成熟的程度——统治集团却转到恰恰相反的方面去了。一九三五年九月，文明国家的人民，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惊讶地听说红军现在产生了一种军官等级，从少尉起一直到元帅。据军部的实际首脑土哈切夫斯基说，“政府在军队中实行军衔以后，将为指挥干部和技术干部的发展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这种解释是故意说得含糊的。指挥干部首先是靠士兵的信赖来加强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红军开始的时候就取消了军官阶层。恢复等级制绝不是军事利益所要求的。重要的是指挥官的指挥地位，而不是指挥官的军衔。工程师和医生都没有官衔，但是社会还是有办法把他们安置在需要的位置上。居于指挥地位的权利是由研究、才能、性格和经验来保证的，这些都需要不断的评定，尤其是个别的评定。少校军衔对于一个营长并没有什么好处。红军有五个高级指挥官晋升为元帅，但这既没有给予他们新的才能，也没有给予他们额外的权力。真正因而拥有“稳固基础”的不是军队，而是军官阶层，并且是付出了高居军队之上的代价才取得那种基础的。这次改革所追求的是一种纯粹政治性的目的：给予军官一种新的社会地位。莫洛托夫便是这样从本质上说明那个法令的意义的：“为的是提高我们军队的领导干部的重要性”。事情还不限于只实行军衔。随着而来的是为指挥官们加紧建筑住宅。一九三六年，计划建筑四万七千间房屋，比前一年增加工资百分之五十七。“为的是提高我们军队的领导干部的重要性”意味着，以削弱军队的精神联系为代价，而使军官同统治集团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改革者认为没有必要为恢复军阶而创造一套新的军衔。相反，他们显然要同西方采取同样的步调。与此同时，他们却又流露出自己的弱点，不敢恢复将军的军衔，因为这个军衔在俄国人民当中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富有讽刺意味的名称。苏维埃报刊在宣布五个军事显贵晋升为元帅的时候——这里要指出，这五个人被挑选出来，主要是根据他们个人对斯大林忠实的程度，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或者工作——没有忘记提醒读者回忆沙皇军队的情况，它的“等级崇拜和顺从”的情况。那末，为什么还要那样忠顺地模仿它呢？官僚在建立新特权的时候，每走一步都要使用曾经用来摧毁旧特权的那些论据。傲慢同懦弱轮流表现出来，另外还有越来越厉害的虚伪作风。虽然乍看起来正式恢复“等级崇拜和顺从”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政府是没有什么选择自由的。指挥官在个人资历的基础上进行提升，只有在军队本身具有自由的主动精神和批评精神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且军队要由全国的舆论来进行监督。严厉的纪律可以同广泛的民主很好地结合起来，甚至可以直接依靠广泛的民主。然而，军队不能比培育它的制度更为民主。官僚主义的因循保守和摆空架子，并不是出自军事方面的特殊需要，而是出自统治阶层的政治需要。在军队中，这种需要只有以最完整的方式表现出来。军官等级废除了十八年以后又恢复起来，这一点同样表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已经有一条鸿沟，苏维埃军队已经失去了使它赢得“红”的名称的那些主要品质，而官僚把这些蜕化的结果制订为法律又是多么玩世不恭的表现。资产阶级报刊给予这种反改革以应得的评价。法国官方报纸《时报》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写道，“这种外表上的变化，是目前整个苏联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的征象之一。制度现在已经肯定地巩固，正在逐步稳定下来。革命的习惯和作风在苏维埃家庭和苏维埃社会中，正在让位给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依然盛行的那些情调和作风。苏维埃正在日益资产阶级化。”对于这个评价，简直用不着再增加一个字。五、战争中的苏联军事危险只是苏联必须依靠世界其他部分的一种表现，因此也是用来反对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乌托邦思想的一种论据。但是，这种不祥的“论据”只是到现在才提出来。要想事前列举未来的国与国狗打架的一切因素，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如果事先可能进行这种估计，利益的冲突就都会以簿记员太太平平的计算方式结束了。在血腥的战争方程式中，未知数太多了。无论如何，苏联方面是有很多有利因素的，有些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有些则是新制度创造的。国内战争期间外国干涉的经验又一次证明，俄国最有利的条件过去是、现在还是它的空间辽阔。外国帝国主义只用几天的时间就推翻了苏维埃匈牙利，虽然说实在的，可悲的贝拉·孔[9]政府在这方面也并不是没有起作用。苏维埃俄罗斯从一开始就被切断了同周围国家的联系，却同外国干涉进行了三年战斗。在某些时刻，革命的领土几乎缩小到旧莫斯科公国那样大小。但是，即使那样，事实还是证明了它能坚持下去，并且取得了最后胜利。俄国的第二个很有利的条件是它的人力储备。苏联人口每年差不多增加三百万，现在显然已经超过一亿七千万。一年征集的人数在一百三十万左右。经过身体上和政治上最严格的挑选，淘汰掉的不会超过四十万人。因此，后备人力虽然从理论上估计可能在一千八百万到两千万之间，实际上是没有限制的。但是，自然条件和人只不过是战争的原料。所谓军事“潜力”主要决定于国家的经济实力。在这方面，苏联同旧俄比起来是有很多有利条件的。我们已经说过，计划经济到这个时候，从军事观点来看是有极大的好处的。边远地区、特别是西伯利亚的工业化，使草原区和森林区有了完全不同的价值。虽然如此，苏联却依然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劳动生产率很低，产品质量不高，运输工具不够，所有这些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用空间、自然财富和人口来相抵。在和平时期，两种敌对社会制度之间的经济力量较量（借助于政治手段，首先是对外贸易的垄断）是可以延缓的——可以延缓一个长时期，但绝不可以永远延缓下去。在战争期间，考验是直接在战场上进行的。因此，危险是存在的。军事失败虽然通常总是引起重大的政治变化，但其本身并不总是引起社会经济基础的混乱。一种可以保证财富和文化得到高度发展的社会制度，是不能被刺刀推翻的。相反，胜利者会继承被征服者的那套制度和作风，如果这些东西在演变上超过胜利者的话。所有制形式只有在同国家的经济基础发生尖锐矛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军事力量推翻。如果德国在一次反苏战争中遭到失败，那就会不可避免地不仅引起希特勒的垮台，而且还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垮台。另一方面，很难怀疑这一点：军事失败不仅对于苏维埃统治阶层而且对于苏联的社会基础也会是致命的打击。目前德国结构的不稳定，是由于其生产力早已超过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与此相反，苏维埃制度的不稳定，则是由于其生产力还远远没有赶上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军事失败对于苏联社会基础之所以成为一种威胁，正同这种社会基础在和平时期需要官僚和垄断对外贸易的理由一样——这就是说，都是由于这种社会基础薄弱。然而，我们能够指望苏联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不致战败吗？对于这个坦率地提出的问题，我们将同样坦率地回答：如果战争始终只是一场战争，苏联战败将是不可避免的。从技术、经济和军事的意义上说，帝国主义是无可比拟地更为强大的。如果帝国主义不是由于西方的革命而陷于瘫痪状态的话，它将会铲除这个十月革命所产生的制度。人们可以这样回答：“帝国主义”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也是被矛盾弄得四分五裂的。这是十分正确的，如果帝国主义不是因为有这些矛盾的话，苏联早就从舞台上消失了。苏联签订的外交和军事协定有一部分就是建立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的。然而，如果看不到这些矛盾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消失，那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正如从最反动的政党到社会民主党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威胁面前会消失一样，为了阻止苏联取得军事胜利，帝国主义的对抗也总会找到妥协办法的。正如某位总理有一次不无理由地说，外交协定只不过是一些“废纸”。哪里也没有写着这样的话：甚至到爆发战争的时候，这种协定还必须存在下去。到欧洲任何一部分有发生社会革命的直接威胁的时候，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就没有一个还会存在下去。不用说法国，只要西班牙的政治危机进入革命阶段，劳合·乔治所提出的对希特勒救主的希望就会不可抗拒地掌握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的心灵。另一方面，如果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等国不稳定的局势最后导致反动的胜利，那末，苏联签订的公约也不会留下一点痕迹。最后，即使这些“废纸”在军事行动初期还能有效，毫无疑问，各种力量集团在战争的决定性阶段，将决定于比外交家的誓言强大得无可比拟的一些因素，因为外交家的职业就是说假话。如果资产阶级盟国得到这样的物质保证，即莫斯科政府不仅在战争的壕沟上而且在阶级的壕沟上也同它们站在一边，当然情况就会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的“和平之友”利用苏联将在两面夹攻之下所遭到的困难，当然会采取一切措施在对外贸易垄断方面和苏维埃财产法方面打开一个缺口。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白俄流亡者所展开的日益强大的“保卫”运动，就是完全依靠这种估计的。如果你认为，世界斗争将只限于在军事方面进行下去，那末，盟国就有达到它们的目的的好机会。如果没有革命来干涉，苏联的社会基础不仅在失败的情况下，就是在胜利的情况下也必然要被摧毁。两年多以前，有一个纲领性的文件《第四国际和战争》用下面的一段话概括了这种前景：“在国家迫切需要主要必需品的影响下，农民经济的单干倾向将大大加强，而集体农庄的离心力将与日俱增……在战争的紧张气氛中，我们可以指望……盟国外资具有吸引力，在对外贸易的垄断方面打开一个缺口，国家对托拉斯的控制被削弱，托拉斯之间的竞争尖锐化，托拉斯和工人之间发生冲突，等等……换句话说，在长期战争的情况下，如果世界无产阶级处于消极状态，那末，苏联内部的社会矛盾不仅有可能而且必然会导致一种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反革命。”最近两年来的事态发展已经使这种诊断的力量加强了好几倍。然而，上面谈到的种种考虑一点也不会得出所谓“悲观主义的”结论。如果说我们不愿闭眼不看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大物质优势、帝国主义“盟国”不可避免的背叛以及苏维埃制度的内部矛盾，那末，另一方面我们也就绝不会倾向于过高地估计敌对国家或者同盟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在一场使双方精力消耗殆尽的战争能够彻底衡量经济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前，它早就使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受到考验。所有研究人类未来大屠杀的认真的理论家，都考虑到这种大屠杀的结果有可能引起革命，甚至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某些集团一再提出的小“职业”军想法，虽然并不比大卫和歌利亚[10]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想法实际多少，但是它的荒唐想法正好显示了那种畏惧武装起来的人民的现实情况。希特勒从来不放过一次机会来加强他“对和平的热爱”，其办法是大谈西方一旦进行战争，就会不可避免地招来一场新的布尔什维克风暴。暂时抑制战争狂热的力量并不是国际联盟，也不是共同安全公约，更不是和平主义的公民投票，而完全是统治阶级在革命面前的那种自卫性的恐惧。社会制度也同所有其他现象一样，必须在比较的基础上加以估计。苏维埃制度尽管存在着很多矛盾，但是在稳定性这一点上还是比它可能的敌人的制度有着巨大的好处。纳粹之所以能够统治德国，正是由于德国的社会对抗发展到不可忍受的紧张程度。这些对抗并没有消除，甚至也没有削弱，而只不过是被法西斯的禁令给压下去了。只要发生战争，这些对抗就会又露出头来。在进行战争到胜利这一点上，希特勒的机会远比威廉二世为少。只有及时的革命才能把德国从战争中拯救出来，才能使它避免新的失败。全世界的报刊都把最近日本军官对政府大臣的血腥进攻[11]描述为一种过分狂热的爱国主义的轻率表现。实际上，这些进攻同俄国虚无主义者向沙皇官僚投掷炸弹属于同一历史类型，尽管从思想意识上说二者是不同的。日本居民在亚洲式土地制度和最现代化资本主义的联合奴役下呻吟着。只要军事钳子稍一放松，朝鲜、满洲国和中国就会起来反对日本的暴政。战争将给天皇的帝国带来最大的社会灾难。波兰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毕苏斯基政权是所有政权中最没有成绩的，事实证明它甚至没有能力减轻农民所遭受的土地奴役。西乌克兰（加里西亚）遭受着沉重的民族压迫。工人正在用不断的罢工和反叛活动来震撼国家。波兰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同法国结成联盟和同德国友好的办法来为自己保险，但是它没有能够用这些手段完成任何事情，而只不过是加速了战争的到来和自己在战争中更加肯定地死亡。战争危险和苏联战败是一种现实，但革命也是一种现实。如果革命不阻止战争，战争就会帮助革命。第二次分娩通常总比第一次要容易些。在新战争中，将不需要等待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才发生第一次暴动。不仅如此，一旦战争爆发，这一次革命就不会半途而废。归根到底，苏联的命运将不是在参谋本部的地图上决定，而是在阶级斗争的地图上决定。只有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和他们在同一阵营中的那些“和平之友”的欧洲无产阶级，才能保护苏联，使它免遭毁灭或者“盟国”的暗害。只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即使苏联在军事上遭到失败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另一方面，如果帝国主义在世界其余部分还能坚持下去，那末，什么样的军事胜利也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苏维埃官僚的仆从说我们“低估”了苏联的内部力量和红军等，正如他们过去说我们“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一样。这些论据的水平低到甚至无法进行有成果的意见交换。如果没有红军，苏联就会像中国一样地被摧毁和被瓜分。苏联只有顽强地和英勇地抵抗未来的资本主义敌人，才能为帝国主义阵营阶级斗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红军是一个具有巨大意义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红军是唯一的历史因素。它能够给予革命一种强有力的推动，这已经不错了。只有革命才能完成主要任务，单单红军是不能胜任的。谁也没有要求苏维埃政府进行国际冒险，采取不合理的行动，试图用暴力强行规定世界事态发展的进程。恰恰相反，虽然过去官僚也进行过这种尝试（在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广州，等等），但只不过是为反动派所利用，并且都曾遭到左翼反对派的及时谴责。这是苏维埃国家总的方向问题。苏维埃国家的外交政策同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利益之间的矛盾，最具有毁灭性的表现就是共产国际屈从于保守的官僚及其无所作为的新宗教。欧洲工人和殖民地各国人民是不能在维持现状的旗帜下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也不能在这个旗帜下起来反对这样一种战争，即它必然要打破和推翻现状，几乎就像发育好的胎儿不可避免地要破坏怀孕的现状一样。劳苦者对于保卫现存的边界一点兴趣也没有，特别是在欧洲——在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指挥下是这样，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暴动中更是这样。欧洲的衰落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即它在经济上已经分裂成差不多四十个半民族国家，这些国家拥有自己的海关、护照、货币制度以及庞大的军队来保卫民族特殊性，它们已经成为人类经济和文化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欧洲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不是使边界永远保持下去，而恰恰相反是通过革命来废除边界；不是维持现状，而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合众国！[1]寇松（GeorgeNathanielCurzon，1859—1925），英国保守党人，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四年任外交大臣，一九二三年五月向苏联提出挑衅性最后通牒，并于同年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中译者注[2]齐切林（ГеоргийВасильевичЧичерин，1872—1936），一九一八至一九三〇年期间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3]劳合·乔治（LloydGeorge，1863—1945），英国自由党人，1916—1922年曾任英国首相。——中译者注[4]巴尔都（JeanLouisFirminBarthou，1862—1934），法国政客，律师，一九一三年任总理，一九三四年在杜迈格内阁中任外交部长，同年十月被法西斯分子暗杀。——中译者注[5]鲍尔温（StanleyBaldwin，1867—1947），英国保守党人，曾三度担任首相（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作者写本书时，鲍尔温正担任首相。——中译者注[6]莱翁·勃鲁姆（Léon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领袖，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任法国总理。作者写本书时，勃鲁姆也正担任总理。——中译者注[7]斯塔福德·克利浦斯（StaffordCripps，1889—1952），英国工党人，曾任掌玺大臣、财政大臣等。一九五一年任费边社主席。——中译者注[8]汪德分子（Vendean），法国保皇党分子，一七九三年在汪德省发动叛乱，反对法国大革命，一七九五年被扑灭。——中译者注[9]贝拉·孔（BelaKun，1886—1930），匈牙利共产党领袖，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匈牙利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任总理。同年八月一日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叛乱下，共和国被颠覆。——中译者注[10]大卫（david）是以色列王，耶西的第七子，曾与非利士人的勇士歌利亚（Goliath）战斗，用一块石子杀死了后者。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中译者注[11]指一九三六年日本少壮派军人刺杀藏相高桥是清等的“二·二六事件”。——中译者注<<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序言<<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序言本书的目的资产阶级世界起初假装不注意苏维埃制度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即不注意实验已经表明社会主义方法可以实行的证明。博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俄国工业发展的空前速度，不是依然常常试图保持一种深思熟虑的沉默，就是只限于说是由于极端“剥削农民”才取得的结果。他们正在失去一个难得的解释机会，为什么像中国、日本或印度的农民遭到那样残酷的剥削，而工业发展速度却从来没有接近苏联的工业发展速度。然而，事实毕竟胜过一切。所有的文明国家的书店现在都摆满了关于苏联的书籍。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况本来就少见。在盲目的反动仇恨驱使之下编写的书籍正在迅速地减少。关于苏联的最新著作，有相当一部分的笔调即使不是兴高采烈的，至少也是赞许的。这种亲苏著作的大大增加，作为新兴国家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的一种标志来看，只能表示欢迎。另外，把苏联理想化总比把法西斯意大利理想化好得多。然而，读者要想在这些著作当中找到对十月革命的土地上的真实情况的科学估计，那是徒劳无益的。这些“苏联友人”的著作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肤浅的报刊文章，或多或少地有一点“左”倾的报道构成这类文章和书的主要内容。此外，还有一类虽然写得比较冠冕堂皇，却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抒情诗式的和和平主义的“共产主义”作品。第三类是经济方案主义，带有旧德国讲坛社会主义的精神。路易斯·费希尔[1]和杜兰提[2]是相当著名的第一类代表。已故的巴比塞和罗曼·罗兰代表“人道主义”朋友这一类。这两个人在倒向斯大林以前，前者写过一本基督传，后者写过一本甘地传，达并不是偶然的。最后，保守迂腐的社会主义的最有权威性的代表人物是不知疲倦的费边社夫妇比阿特里斯·韦伯和悉尼·韦伯。使这三类各有不同的人联合起来的是，在既成事实面前叩头，偏爱使人安心的论断。起来反叛本国的资本主义，这是这些作家所不干的。因此，他们比较愿意信赖一种已经进入低潮的外国革命。十月革命以前，以及十月革命以后若干年，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甚至他们的精神祖先也没有一个人，想到如何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实现这样一个问题。这一点使他们容易承认苏联所实现的就是社会主义。这种情况不仅使他们成为跟上时代的进步人士，甚至还使他们得到某种内心的稳定。同时，这一点并不使他们承担什么义务。这种深思熟虑的、乐观的和毫无损害的著作把所有不愉快的事都看作明日黄花，对于读者的神经有一种镇静的作用，因此可以找到一个现成的市场。这样，不知不觉之中正在产生一个国际学派，这个学派可以称之为文明资产阶级的布尔什维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激进派旅行家的社会主义。我们不打算同这个学派的著作进行争论，因为这些著作没有认真地提出值得争论的理由。这个学派实际上刚刚提出问题就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本书的目的是要正确地估计目前的情况，以便更好地了解未来的情况。我们所要谈到的过去，只限于有助于了解未来的部分。我们这本书是带有批判性的。崇拜既成事实的人是不能准备未来的。苏联的经济文化发展进程已经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可是还一点也没有达到内部平衡的状态。如果你们记得，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团结一致和一切需要得到妥善的满足为基础的无阶级的社会，那末，从这个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苏联还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固然，苏维埃社会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矛盾很不相同，但是这些矛盾还是很尖锐的。它们的表现是物质上文化上的不平等、政府的压制、政治上的各种派别以及派别斗争。警察的压制可以缓和和改变政治斗争，但是不能消灭政治斗争。被压制的思想在每个阶段都对政府的政策发生影响，有时对它有帮助，有时对它是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苏联的发展，便一分钟也不能忽略全国正在进行的一种虽然遭到压制却是情绪激昂的政治斗争所遵奉的那些思想和口号。在这里，历史同活生生的政治直接地交织在一起了。谨小慎微的“左倾”实利主义者喜欢对我们说，批评苏联必须极端慎重，否则就会损害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就我们来说，我们远不认为苏维埃国家是那样容易动摇的一种结构。苏联的敌人对苏联的了解远比它的真正朋友各国工人清楚得多。在那些帝国主义政府的参谋本部，对于苏联的成就和失败都有精确的估计，并且不仅仅是依靠公开的报道。不幸，敌人可以利用工人国家的弱点，却从来没有利用对那些他们认为有利的倾向所进行的批评。大多数官方“友人”敌视批评，实际上并不是掩盖他们对苏联脆弱所抱的恐惧，而是掩盖他们对自己给予苏联的同情的脆弱所抱的恐惧。我们对于所有这一类的恐惧和警告都将漠然视之。决定问题的是事实，而不是幻想。我们打算让人看的是真面目而不是假面具。一九三六年八月四日附记：本书写成并且送交出版社以后，莫斯科宣布了开庭审讯“恐怖”阴谋案件。自然，审讯的情况不能在本书中加以估计。然而，本书对于这次审讯“恐怖”案件的历史必然性的陈述，对于这个神秘案件的故意神秘化的事先揭露，却因而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一九三六年九月[1]路易斯·费希尔（LouisFischer，1896—），美国记者，一九二二年以后长期担任《民族》杂志驻欧记者。著有《世界事务中的苏维埃人》、《苏联旅行记》、《甘地与斯大林》等。——中译者注[2]杜兰提（WalterDuranty，1884—），美国记者和作家，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五年驻莫斯科记者。著有《鹦鹉》、《克里姆林宫和人民》、《苏联》等。——中译者注<<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
托洛茨基写给伊罗生的九封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王凡西伊罗生 托洛茨基写给伊罗生的九封信 ·译者序 ·附录：托洛茨基为“悲剧”出版而写的一张短条 ·相关文献：王凡西：关于托洛茨基九封信的几点感想和说明（1991年11月22日） 说明：文中的人名，“奇诺维也夫”统一改为“季诺维也夫”，“加明尼夫”改为“加米涅夫”，“史大林”改为“斯大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译者序 伊罗生（HaroldR.Isaacs）著的《中国革命悲剧》，现已普遍认为是一部“经典之作”（Classic）。凡是研究中国革命的人，特别是那些研究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历史的学者们，对它都非常重视。 当他写作这部书的时候，伊罗生是里昂。托洛茨基的一个追随者。初稿写成后，他还特别到挪威去访问托洛茨基，和他讨论问题，请他读原稿，提意见。托洛茨基很赏识这个年轻美国人（当时他才二十五岁）的才能，仔细读了稿子，认认真真提了不少意见，最后还给这本书写了一篇很长很有分量的序。 托洛茨基所提的意见，都写在他给伊罗生德九封信里。这些信我们是从哈佛大学图书馆保存的托洛茨基文件中找到的，现在译出来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们。 从这九封信里，我们不仅可以见到这部名著的成书经过，见到托洛茨基如何奖掖一位青年作家，而且，更重要的，我们还可以得到不少有关中国革命与中共历史的宝贵材料，可以看到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论分析。 各项意见中最值得注意的，我个人觉得有三，它们是：1，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和观点来写作？（见第三封信。）2，当初中共是如何决定加入国民党的？（见第六封信。）3，什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见第五封信。） 这些问题及其答案，也许不会让一般读者感到兴趣，但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学人们，它们却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有极大的启发性，甚至还有现实性哩。 譬如拿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这个问题来说吧。为要解答中国为什么不能从自己的生产关系中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人们曾提出不少答案：有的将它归咎于中国的地理条件（海岸线相对平直）；有的归罪于儒家思想（保守自足）；有的——目前相当时髦的——则要让老是给中国人造成灾难的几条大河——特别是黄河来负责。 其实，这些答案不是隔靴搔痒，便是舍本逐末。真正抓住了这个特点的，不能不数托洛茨基在第五封信里所指出的——实质上也正是马克思曾经指出而未充分阐明的那一种“亚细亚生产模式”。 ××× 《悲剧》出版于一九三八年，由伦敦一家书店承印。出版后不久便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悲剧》遭到了它自己的悲剧：书尚未广泛流通，便让纳粹的轰炸机连书店一起给炸毁了。 大战结束，《悲剧》于一九五一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这是第一次修订版。再过十年，一九六一年，又出了第二次修订版。此后，流通渐广，销数大增，从一九八○年起每年重印一次，成了历史科学这类严肃书籍中的一本畅销书。它还有了许多种文字的翻译本。 不过这本书的内容，随着著者的思想改变，已有了不少改变。两次修订，就为的要记录这些改变。 伊罗生的思想改变过程，我不想，也不能在这篇序文里详细介绍。简单说，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完成于大战发生之后的《悲剧》著者的观念（他自己爱把它称作“偏见”）变化，可归结成一句话：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变成为“民主的社会主义者”。（见他的第一次修订版序言。） 这样的转变，在那个时期，并不限于伊罗生一人。在当时，正如目前一样，这是发生在大批左倾知识分子中间的时髦现象。伊罗生和其他许多时髦人物不同的，只在于它不曾以今日之“是”全盘否定昨日之“非”。特别是对于一向崇敬的托洛茨基，他仍旧保持着崇高敬意。为什么这样呢？他自己做了以下解释： “在图书目录中，我这本书从来总是被归入‘托派’书籍一类的。现在，人们也许会恨合适的问道：如今（经过修订）它是否还配得上这个标记。’托派’是一个给人乱使滥用的名词，在今天很难知道它有什么意义。当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进行时，托洛茨基抗拒着斯大林派的堕落，他是一位一贯的国际主义者。对于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他比俄国其他任何一个领袖看得更加清楚。对于每一次事件转折，他都能以惊人的精确程度做出预言。他对官方路线所做的分析与批评，一再为文件所证实——这些文件，在我这里是第一次加以考核的。这是一个事实，而这一个事实，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改变，或者因作者观点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不过，这部著作虽然证实了托洛茨基当时的分析，它却已不再接受他的结论，因而再不能称之为托派书籍了。” “我虽然抛弃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托洛茨基是这个主义的具有权威的发言人——但我对于托洛茨基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某些概念，到底社会主义革命是什么回事的某些概念，我仍旧怀有很大敬意。托洛茨基本人虽然为某些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前提所囿，（这些前提是滋养了独裁制的）。但正是托洛茨基，正是他，终于站出来反对全能主义的官僚制度，成为那残存着革命道德的一个象征，它高高超出于当权的斯大林派的阴谋诡计之上，超出于权力机构，诬蔑中伤与血腥镇压之上。要敬仰托洛茨基那是绝对不必在意见上相同于他的。”（见第一次修订本序） 伊罗生却曾以这个态度修订了他的书。所以修订上基本保存了原来的面目。最大的改动是后面新添了一章《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的痕迹》，在那一章里，作者充分发挥了他对中国革命，对俄国革命，以及对托洛茨基思想等等的新的看法。此外他删掉了托洛茨基给他写的那篇长序，代之以英国十九世纪那位诗人，美术家兼社会主义者威廉·摩理斯的一段《语录》。 经过这样一番修订，自不免有前后矛盾之嫌。这也就是说，整部书的叙述与分析和它最后的思想结论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不过，据我看，恰好因为这个矛盾，才使这部书仍不失其为“经典之作”的。 王凡西 一九九一年八月 一 亲爱的劳勃次同志：① 我没有回复您巴黎的来信，实在抱歉，我生了病，而且有些迫切的事情要做。给您回信，先得读您的报告，可我抽不出时间来读它。 芬纳·布洛克威②给我来信，热情洋溢，谈到他和您的会见，谈到您讲给他听得有关中国的情况。莫斯托同志③告诉我，说他和您谈到了您将在美国的工作。我很想听到那边的情形究竟如何，以及您对于组织的现状及其前途的印象和看法。 我已经在继续读您的书，它是很有趣与有益的。我只怕您找不到一个出版人能对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诸问题发生足够的兴趣。您的文章使我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了。 L.D.T.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译者注： 1Roberts是伊罗生的一个化名。原件法文。哈佛大学图书馆托洛茨基档案编号EP8542。又原文《同志》一字用得是复数，当系包含伊罗生德夫人维奥拉在内。 2ArchibaldFennerBrockway（1888－1988）英国独立工党领袖。革命社会主义党国际局书记。这个松散的国际组织成立于一九三五年。参加这个国际的有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英国独立工党”，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等。这个国际既不属于第二国际，也不拥护第三国际，但又反对成立第四国际。随着各成员党的先后消失，这一组织不久也就不存在了。 3A.J.Muste（1885－1967）和平主义者，牧师。美国工人党领袖。这个党于一九二四年与美国的托派组织——美国共产主义同盟合并，成立合众国工人党（WPUS）。莫斯托担任书记。一九三六年莫斯托退出组织，回复到和平主义立场并复任牧师之职。在六十年代，他又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组织美国的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中，他起了很大作用。 二 亲爱的劳勃次同志：① 一，我寄给您弗莱特。崔勒②的一本小册子，这是关于赛因区少年社会党运动的，其中有我给它写的一篇序。我相信您会把我的序言很合适的译成英文。崔勒最近曾来此作短暂访问。 崔勒这本小册子，给斯巴达派③提供了一件很重要的工具。 二，西蒙—苏斯托（Simon&Shuster）书店④觉得您的书“很富学术性”。他们认为如果您能增加一些有关革命本身富有色彩的描述，会更加好些。 不知道您手头有没有这些必要材料：不过我认为，如果这样办，却会使这本书更有吸引力的。如果您有可能在某几章中，或在一些章的某几页中加入一些优美的报导文学式的描写，那就加插进去吧。 我在医院里又读了两章，不过我要等到读完全书之后才给您提意见。 三，坎农与夏克曼二同志的信⑤和其他派别的同志们所曾写过的许多信一样，是属于私人性质的，国际书记局将这封信发表出来，那是犯了让人惋惜的错误。我正在写封正式的信说明这层意思。无论如何每一个通达的读者都知道，当热烈讨论进行之时，人身攻讦（据原文直译是：“个人的品格评估”——译者）往往是斗争的一种特点。我们在一些并不准备发表的信札中，为要加重自己的想法起见，谁都会写出这一类过头话的。坎农与夏克曼知道的很清楚：他们在信中“对某几个人”应用了那种讽刺警句式的评估，绝对不会使我对这几个我衷心敬爱的同志，不依同志看待。 如果把私信公布的这一无可原谅的事件，即令极小的毒害了党的生活，都是真正可叹的。在我的正式信件寄到之前，您可以给政治局翻译这个简短评语，以备应用。 对您和您的夫人致最热烈的敬礼。 （未具名）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译者注： 1原件发文。编号EP8543 2FredZeller（1912－）原系巴黎赛因区社会党青年组织的领袖，因接受托派主张，于一九三五年七月被社会党开除。同年十一月他到挪威访问托洛茨基。他写了一本名叫《革命社会主义者的道路》的小册子。托洛茨基给它写了一篇序。此后他成为法国托派与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领导者之一。一九三七年因他与法国斯大林派从事私下勾搭，被开除。 3Spartacus，法国社会党左翼的一个中派主义的小团体。 4Simon&Shuster，美国纽约的一家书店。它曾在一九三二年出版了托洛茨基著的《俄国革命史》。不过这家书店从来并未出版伊罗生的书。《中国革命的悲剧》是由伦敦的Secker&Warburg书店于一九三八年出版的。 5信的第三段原与伊罗生和他的书无关，只因不想把信割裂，将全信译出了，其中所说，意义自明，需要说明的只有一点：信中牵涉到的另外二人是JackWeber与AlbertGlotzer。他们为了当时的美国托派应是否加入社会党一事，与坎农和夏克曼斗争，这二人都反对加入。 三 敬爱的劳勃次同志：① 在斯贝克托②与韦托③二位同志来此作客期间，我不曾能回复您的两封信。访问的结果如何，您当已从我的电报中知道了。在讨论中我最最开心的，是必须避免破裂：一个形同“独立政党”的少数派的存在，那简直是一幅政治讽刺画，它会使那些优秀同志们浪费精力，丧失威信。 我不曾将您的稿子交斯贝克托带上，因为我始终希望这本书就会出版，我将需要这份原稿来给它写序。 这里是我对它提出的一点简单意见。您的著作是很好的，很重要的，它会给读者们带来很大好处。不过书的结构，以及您叙事的方式，我觉得还需要有点变动。照您这本书的现有方式，好像是给布尔什维克—列宁派④的先入之见作一种历史图解。您一开头摘引了圣经经文，然后您指出：往后的事变发展完全符合这些经文。这么办，您给了您的叙事方式以一些“神学”气味。当然，我想您知道得同样清楚，您的分析与“神学”毫无共同之点。您所摘引的学说与您的叙述一样，实际上都是用唯物主义来分析事变，并以此作为根据的。但是这种叙事方式却会使那些非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人们为之震惊。这就是说，它会使人类中极大一部分人，特别是美国人，为之震惊的。 我对您提什么建议呢？ 不要那篇教条式的与抽象的导言。另写一篇以事实的叙述为根据的，像是结论式的东西，来代替它。 给那些资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写一篇历史性的导言吧。譬如说，十六世纪的荷兰革命，也是一次民族解放的革命，它反对西班牙的统治。将荷兰革命的动力与中国民族革命的动力作一个比较，那怕是很简单的比较，都能使您的叙述大为突出的。 也可以把法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拿来做出发点，进而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所经历的变化。类乎这样的一个导言，会引起编者的更大兴趣，会赢得读者们的同情。 从同样观点出发，您得把整部稿子修订一下。我不认为您得大修大改。只要去掉那些“神学”形式的痕迹，用更生动的描写，用对人物的更好的刻画，等等，来加以补足就行了。 （未具名）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一日 译者注： 1原件法文。编号EP8544 2MauriceSpector（1898－1968）加拿大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当选过共产国际执行会委员。他又是加拿大托派组织发起人之一，后来成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位领袖。 3White是LymanPaine的化名，美国“合众国工人党”成员。当时美国托派决定加入“美国社会党”，组织内部为此爆发激烈议论，形成了对立的二派。托洛茨基赞成加入。斯贝克托与韦托代表少数派的反对意见，特地到挪威去访问托洛茨基。 4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是苏联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称呼自己的名字。一九二九年后，它成为国际托派的共同名称，直至一九三三年。那时希特勒在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帮助下取得了政权，托洛茨基认为从此已不再有改良共产党的希望，托派不再自认为共产党内部的一派，因而改名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一九三六年七月“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大会上通过决议，发起一个“为建立第四国际的运动”；一九三八年九月，第四国际正式成立。 四 敬爱的埃撒克斯同志： 我随时都准备给您关于中国革命的那本书写序。我甚至希望给你写一篇范围宽广的序，它要写到历史方面，更要写到现实的政治方面；我要试图指明目前正在法国与其它地方推行的“人民阵线”政策乃是中国革命时期中共与国民党联盟政策的翻版，而且，由于同样理由，它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中门雪维克政策的继续。我想把序言写得简单明白，让广大的读者能够了解。如果这本书和序言出版与读者见面时，博罗姆②政府已经下台，我就不该把它当作现任政府来分析的。你必须把这个情况解释给可能出版你这本书的人听。只要你或者你的出版人给我来一个电报，说：“迫切需要序言”，我会立即动手写，把序言在收到电报的二星期内寄给你。不过无论如何，九月初以前是无法办到的，因为在八月里我必须休息几个星期。至于序言长度，我相信大约会有十六页。 热烈问候你和你的夫人。娜妲利娅·伊凡诺夫娜③同此。 （未具名）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 译者注： 1原件英文。档案编号8545 2LeonBlum（1872－1950）三十年代法国社会党领袖。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担任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领袖。一九四○年被维希政府所补。战后又当过法国政府总理（一九四六—一九四七）。 3NataliaIvanovnaSedova（1882－1962）托洛茨基夫人。 五 亲爱的埃撒克斯同志：① 收到你的稿子，并且已经读了第一章（三十一页）。我觉得这篇新导论，无论内容与形式都非常出色。要把一个庞大国家的几千年复杂历史在三十一页篇幅中讲出来，那是不容易的。可是你却能把它们描绘得既清晰而又有教益，描绘得很成功。你的文体是美丽的：清楚，确切，完全没有新闻记者式的浮夸辞藻。 从你开到的参考书目中，人们可以看出你是从各种文字的书籍中吸收大量资料的。这就给了你的著作以一个坚实基础。真是好极了！我们这个流派不但能出小册子，不但能写单篇文章，而且开始能写出严肃郑重地书来——这一个事实是我们这一派具有的内在信心的一个极可喜的象征。这个自信本身就是成功的一项保证。还只在短短时间内，我们已经有了詹姆斯（C.L.R.James）②的书，有了华克（C.R.Walker）③写的接近我们意见的书，而现在，又有了你那本扎扎实实，事事有根据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现在都不能产生什么严肃郑重地作品了。它们都丧失了自信，它们都只是在得过且过。第四国际在任何方面都开始在继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这里我只有一点意见想说。第一章第三页开头，你谈到中国的古老城镇与一般的“亚细亚生产模式”，我以为说的不够清楚。诚然，事情的本身就是不很清楚的。不过我相信中国后来的历史，让我们可以确定出以下一个公式：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是生产中心；亚洲的城市是消费中心。欧洲的乡村④，即使在中世纪也已强大有力，强大到足以使手工业者与农民分开，让工匠们集中在城市里面。贸易则在工匠们的城镇和它周围的农村之间造成一种联系。在亚洲，手工业，即使是那最重要部分的手工业，也仍旧和农业结合着，分散在乡村中。城市里面住的是贵族，官僚，放利者和兵士。城市中的工匠们是为那些寄生着们服务的，而手工艺的本身便带有一种“贵族”性质。贸易在很广大的场所活动，它和放债这个行当结合着。这些不同的特点，即欧，亚两地的城市以及它们和乡村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的特点，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是一部缓缓向前的历史，而亚洲的历史则是一部周而复始的循环的历史。 第十四页最后一行，最好说“游击战争与盗匪活动”。 致最诚挚的敬礼 里昂·托洛茨基 寄自考约奥冈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1原件英文。编号EP8556 2C.L.R.James（1901－1989），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革命家，作家。他曾长期间在英国和美国的托派运动中工作。著作中最出名的是《黑色的雅各宾党人》与《世界革命》。 3CharlesRumfordWalker（1893－1974），曾经做过托洛茨基在美国的文学代理人。《美国的城市》一书的著者。 4这里的“乡村”疑系“城市”之误。 六 亲爱的朋友：① 刚刚读完了第三章，它给了我关于“新觉醒”的一些很有趣很重要的知识。这一章你写的和前面二章一样好，我完全相信整部书会具有同样高的水准。 我有一个建议：每一章都很长，而每一章又都包含许多个问题。你是否觉得在各章之内加上一些小标题会更好呢？这些小题目或者紧加在总标题之后，或者加插在文章中间。 不过在这一章中，有两个问题，我和你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不是原则性的，但是很重要。 首先关于马林②与陈独秀之间的争论（第三章第九—十一页）。你确实是太偏袒马林而没有公平对待陈独秀了。马林在事后对你提出的几点论据毫无历史价值。说马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出于他个人的主动，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那时负有官方使命，他的活动不是以他早年在爪哇的经验作根据；而是以季诺维也夫，拉狄克与布哈林的训令为根据的——这些训令还可能得到过斯大林的同意。你在这里没有写明确切时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整个事件发生在一九二二年。列宁病了。我则完全不让知道共产国际的工作情况。我第一次见到马林是在他出使中国回来以后。 陈独秀与其他中共领袖们反对把共产党从属于国民党，我认为绝对可能，如果我不能完全保证的话。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很自然地会更倾向于不妥协，较少可能倾向于机会主义。我们并无丝毫理由不相信陈独秀的报告。说马林当时并无“书面训令”，那是可笑的。他的莫斯科派遣的特使身份是毫无疑问的，他自己会乞灵于共产国际纪律这个法宝。对于这件事是否还须提出更可信的说法，我不知道，不过我确实以为我们不需要袒护马林，只因为他是自由的而陈独秀则在监狱里。 我引用这个事实：即使中共领袖们反对加入国民党，他们所根据的也不是原则性的理由，而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国民党是死的”。你把这个论点提了两次，也许还不只两次。我以为在这里你把原则与事实对立起来是不对的。过去，当资产阶级的政党还能领导劳动大众之时，革命者的责任是要参加它的。例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在一八四八年加入过民主党（此事做得是否正确，得具体分析）。“国民党是不能领导革命群众的。从革命的观点来看，它是一个死的政党。因此我们反对加入。”——这样一种论断可能具有十足的原则性的价值。 我还可以更进一步来谈这个问题。一九二二年，在这样一种设想下，即认为国民党当时已拥有一些人；而年轻的中共则是弱小的，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因此决定加入国民党——这样的加入，特别是在华南，本身不是一桩罪恶，甚至还不是一个错误，（一九二二年的情况真是这样吗？）事情如果是这样，那么加入“国民党”只是“共产党”走向独立的一个插曲性的步骤，这在某一程度上有如你们之加入社会党③。这里的问题便在于加入的目的何在与加入之后将采取什么政策。 你引用陈独秀一九二二年自己写的文章来反对他。他写道：“与革命资产阶级合作是一条必需的道路。”……这句话是写在马林的训令之前还是之后呢？而且，“合作”并不意指加入。一九二七年时候，我们也曾提议与国民党作军事合作。不……你对马林太慷慨，对陈独秀太苛求了。 我的第二个不同意见是关于你对苏联于一九二○年对华政策的批评。在第三章第十三页，你写道：“一个更为显著的例子，它让人们见到那个倾向：国家的眼前利益被置于革命目的之上。”你提及的那些事情（你没有说明时日），我一点都不知道。你摘引了《消息报》上登载的一篇愚蠢的文章，但这篇文章能代表我们的整个路线吗？这难道真的是“一个倾向的显著例子”吗？你拿这件事情来责备苏维埃政府重视吴佩孚④更甚于中国的革命力量。你在这里的指责是站不住的。共产国际有援助革命力量的义务，但是苏维埃国家有在她的远东边界上对各个帝国主义者之间应用策略的权利。不但在远东，而且，例如在德国，这都曾使政治在二个不同平面上展开的。 你在第十五页上首次提到鲍罗廷在一九二三年秋天来到中国。那正是“三头”⑤统治的时代，当时对国民党所采取的政策正反映了他们开始反对我们“轻视农民”的斗争。他们是把国民党看作代表农民的政党的。 请你把第三章，第二十页的第五，第六两行，和第二章第三十四页的第四及以后几行的文字对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同时前后两处都有一点言过其实。 我虽然提出这些批评，但我必须说，这第三章写的很好。 请接受我最佳的祝愿。 [里昂·托洛茨基]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 于考约奥冈 译者注： 1原件英文。编号EP8558 2Maring，系斯尼夫里脱（HenricusSneevliet1883－1942）在中国工作时所用化名。他是荷兰共产党与印尼共产党的创立人之一。一九二七年脱离荷兰共产党，他所领导的一个小派曾与一九三三后接近托派，但于一九三八年，主要为了对西班牙内战问题的不同意见而脱离托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纳粹所捕，终于被杀。 3美国的托派组织“合众国社会党（SPUS）”曾与一九三六年自动解散，加入诺曼·托马斯（NormanThomas1884－1968）为首的美国社会党，于一九三七年年底脱离，复于一九三八年初成立“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4吴佩孚，一九二○年代初期，北洋直系军阀的领袖。 5三头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 七 亲爱的埃撒克斯同志：① 最近有好多事情要做，因此直到现在才读完第四章和第五章。两章都很好，特别是描写蒋介石性格的第五章，极好。真是非常精彩的一章！我觉得当你的文章从一般的历史议论转入特殊事件的描写时，显得更加活泼生动。对于（这两章）我几乎是毫无批评的。 第四章第三页，从底行数起第十二行，我以为最好这样说：“组织着，宣传着，正在进行阴谋诡计。”用这几个字代替你原来的文字。 第四章第二十三页，从底行数起第六行。你说我们正在创建双重政权机关，这样说不正确。双重政权只能是诸般力量关系的结果，却不是一个政治目的。 第五章第三页，从底数起第四行，你说，“香港瘫痪了”，但你没有写出瘫痪成什么样子。 第五章第二十三页，你首次提到左派反对派对中国问题所采取的态度。这里必须告诉你如下的情况：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期间，中国问题是先在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两个人之间取得同意，然后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来处理的，他们从来不曾征求过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意见。鲍罗廷（所执行）的政策，甚至从来不曾在政治局里提起过。这是共产国际的专享特权，实际上是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的专享特权。我只是偶尔预闻一下，例如，当我在政治局里投票反对国民党以同情党资格加入共产国际之时。只当一九二六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破裂之后，（有关中国问题）的种种秘密才逐渐透露出来。不过季诺维也夫本人还是受着他以往政策的束缚的，并且在我们最初几个公开声明之前，左派反对派曾经有过一连串内部讨论。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我在中国问题上延迟很久才出来作公开斗争的缘故。 现在来谈报刊问题。你批评我对于资产阶级报刊的态度。这批评是由一些误解引起的。（1）克鲁康②问题。这并不是我对纽约泰晤士报下哀的美顿书，而是要挫败克鲁康把我从墨西哥驱逐出去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有关新闻报道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此斗争中，我们是得到了重大胜利的：一，我们使美国的新闻记者们分裂了，使美联社与合众社的代表们反对克鲁康。二，克鲁康在此间的政府方面名誉扫地。三，克鲁康现在不但变得小心谨慎了，而且还想（与我们）重建外交关系。（2）当我有什么事情想传达给新闻记者时，我绝对不曾对资产阶级报刊提哀的美顿书，我们和美联社，合众社与哈瓦斯社的关系是极友好的。不过，如果有某一家报纸要我对某一问题（这个问题只对他们有兴趣而我并无兴趣）发表一声明，我就要求这家报纸保证能把我的回答忠实完整地刊载出来，我曾经浪费了大量时间给他们写声明，而他们却把我的意见歪曲了或者竟根本不给发表。因此，我们对他们所取得态度是绝对合理的。 向维奥拉与你致意。 （未具名）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廿九日 于考约奥冈 译者注： 1原件英文。编号EP8559 2FrankL.Kluckhohn（1907－1970），纽约泰晤士报记者。当时他写了好几篇文章，着重指出托洛茨基在墨西哥从事积极的革命活动，又说这些活动给墨西哥政府带来很大困难。其用意显示要使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无法居留。因为墨西哥政府给托洛茨基以居留是以他不干涉墨西哥内政为条件的。 八 亲爱的埃撒克斯同志：① 多亏Rae②的帮忙，我才能给你的书写好了序言。我得承认，这项工作让我感到一些困难。有时候，仿佛我在重复一些老生常谈。另一些时候，我又好像牵涉到一些复杂的，一般性的问题中去了。不过终于让这样的想法说法了我自己：第一，我们的“老生常谈”对于你这本书的大部分读者来说却是未曾前闻的；第二，序中某些复杂的，或者抽象的见解，会有你这本书的内容来作图解。好吧，我从已在目前的环境中尽了我最大的可能了。选择我把序文的俄文原稿寄给你，由你负责去译成英文，我们则保留批评（译文）的权利。 不知你和出版人签订的合同上有没有规定序文不得在杂志上登表的条文。（其实，如果允许序文在杂志上发表，只能对书有利。）我无法确知这篇序文是否能找到一份资产阶级杂志来发表。如果找不到，它可以发表在《新国际》③上。不过这件事我完全让你处理。 娜妲利娅与我向维奥拉何尼致最佳的祝福。 同志的敬礼 里昂·托洛茨基 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 考约奥冈。 译者注： 1原件英文。编号EP8561 2RaeSpiegel亦即RayaDunayavskaya，托洛茨基的俄文女秘书。 3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杂志 九 亲爱的朋友：① 收到你的书，非常高兴。这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一项真正收获。我希望有一位合格的批评家，至少在《新国际》与《派性评论》②上撰文评介：因为资产阶级与亲斯大林派的刊物不可能赏识这本书的崇高价值的。 法朗雪斯可·榨摩拉③，一位很出名的学者与新闻记者，他又是我们的同情者，已经接受我的提议，要在HOY杂志上写一篇评论这本书的文章。他是一个忙人，文章将在两个月以后登出来。Clave④杂志上当然也会有一篇书评。我们要尽可能把这些书推广开去。我要给它写一个短短的广告，让我们各国的刊物登载。 娜妲利娅与我向维奥拉何尼致最热烈的敬礼 （里昂·托洛茨基）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 于考约奥冈 译者注： 1原件英文。编号EP8561。 2PartisanReview，三十年代中期，由一群美国左倾高级知识分子出版的杂志。它最初倾向斯大林主义，后来摆脱了斯大林派的影响，相当倾向托派，但最后根本排拒了马克思主义。 3、4FranciscoZamoraPadilla（1890－1985）尼加拉瓜出生，墨西哥出名的记者，政治经济学教授，曾任墨西哥工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西班牙文Clave（锁匙）杂志的编辑之一。 附录 托洛茨基为“悲剧”出版而写的一张短条 《中国革命的悲剧》，哈罗尔特.R.埃撒克斯著，全书五〇一页，英文，上月出版。本书叙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它提供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一个非凡的例子。著者对于书的题材是异常熟悉的。以一个积极的与严肃的观察者身份，部分又以事变参加者身份，他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好几年。作为他这部著作的基础的，乃是确属巨量的国际文献。著者能灵活地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又能以明白，确切与令人信服的文字来写作。每一个真正关心中国前途与中国革命的人，都必须将它当作手册的。我写这张短条的目的是要使所有的同志注意埃撒克斯同志的这本书。我又表示一个希望，希望它不久能译成其它文字，首先必须译成中文。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译者注： 这条短条即是上面第九封信中预许的那个“广告”。写成后，却始终不曾在任何刊物上发表。保存在哈佛图书馆的托洛茨基档案中，原件俄文，编号T4452。一九七九年这条短条被译成英文，收入英文托洛茨基著作集（一九三四－四〇年）补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