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17年10月下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5]（1917年10月下旬）·1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10月25日〔11月7日〕）·2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10月26日〔11月8日〕）和平法令·3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10月26日〔11月8日〕）·4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10月26日〔11月8日〕）土地法令·5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10月26日〔11月8日〕）1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10月25日〔11月7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绝大多数苏维埃都派出代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很多农民苏维埃的代表也出席了代表大会。妥协派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6]的权力结束了。根据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依靠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所举行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临时政府的大多数成员已被逮捕。苏维埃政权将向各国人民提议立即缔结民主和约，立即在各条战线上停战。苏维埃政权将保证把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处置；将使军队彻底民主化，以维护士兵的权利；将规定工人监督生产；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将设法把粮食运往城市，把生活必需品运往农村；将保证俄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真正的自决权。代表大会决定：全部地方政权一律转归当地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各地苏维埃应负责保证真正的革命秩序。代表大会号召前线士兵要警惕沉着。苏维埃代表大会深信，在新政府向各国人民直接提出的民主和约尚未缔结以前，革命军队定能捍卫革命，使其不受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犯。新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实行向有产阶级征收和课税的果断政策，以保证供给革命军队一切必需品，并改善士兵家属的生活。克伦斯基和卡列金等科尔尼洛夫分子正试图调军队到彼得格勒来。有几支被克伦斯基用欺骗手段调动的部队已经站到起义的人民这一边来了。士兵们，积极反抗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提高警惕！铁路员工们，使克伦斯基派到彼得格勒来的所有军车都停下来！士兵们，工人们，职员们，革命的命运和民主和约的命运完全操在你们手里！革命万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农民苏维埃代表载于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工人和士兵报》第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1—12页2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10月26日〔11月8日〕）和平问题是现时紧要而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讲得很多，写得很多，想必你们大家对这个问题也讨论得不少了。因此让我来宣读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拟将由你们选出的政府来发表。和平法令10月24—25日的革命所建立的、依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工农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开始谈判。本政府认为，一切交战国中因战争而精疲力竭、困顿不堪、痛苦万状的工人和劳动阶级的绝大多数所渴望的公正的或民主的和约，推翻沙皇君主制以后俄国工农最明确最坚决地要求的和约，就是立即缔结的没有兼并（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制归并别的民族）没有赔款的和约。俄国政府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建议立即缔结这种和约，并且决心不等到各国和各民族的享有全权的人民代表会议最后批准这种和约的全部条件，就立即毫不迟延地采取一切果断步骤。本政府根据一般民主派的法的观念，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法的观念，认为凡是把一个没有明确而自愿地表示同意和希望归并的弱民族或小民族并入一个大国或强国，就是兼并或侵占别国领土，不管这种强制归并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管这个被强制归并或强制留在该国疆界内的民族的发达或落后程度如何，也不管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不管哪个民族被强制留在该国的疆界内，也就是违反这个民族的愿望（不管这种愿望是在报刊上、人民会议上、政党的决议上表示的，或是以反对民族压迫的骚动和起义表示的，都完全一样），不让它有权在归并它的民族或较强的民族完全撤军的条件下，不受丝毫强制地用自由投票的方式决定本民族的国家生存形式问题，这种归并就是兼并，即侵占和暴力行为。本政府认为，各富强民族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的、对所有民族都无一例外是公正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同时本政府声明，上述和平条件决非最后通牒式的条件，也就是说，它愿意考虑任何其他和平条件，而只坚持任何交战国都要尽快地提出这种条件，条件要提得极端明确，没有丝毫的含糊和秘密。本政府废除秘密外交，决意在全体人民面前完全公开地进行一切谈判，并立刻着手无保留地公布地主资本家政府从1917年2月到10月25日所批准和缔结的各项秘密条约。本政府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这些条约的全部规定，因为这些规定多半是为了替俄国地主和资本家谋取利益和特权，是为了保持和扩大大俄罗斯人所兼并的土地。本政府在建议各国政府和人民立即就缔结和约问题进行公开谈判的同时，表示愿意通过电报往来，通过各国代表之间的会谈，或通过各国代表的会议来进行这种谈判。为了便于进行这种谈判，本政府特派自己的全权代表前往中立的国家。本政府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建议，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并认为停战时间最好不少于三个月，以便有充分的时间使所有卷入战争或被迫参战的民族的代表完成他们所参加的和约谈判，同时也使各国享有全权的人民代表会议能召开会议最终批准和约条件。俄国工农临时政府在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以上媾和建议的同时，特别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这次战争中三个最大的参战国，即英法德三国的觉悟工人呼吁。这些国家的工人对于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最多，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7]树立了伟大的榜样，法国无产阶级进行过多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最后，德国工人进行过反对非常法[8]的英勇斗争，并为建立德国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进行过堪称全世界工人楷模的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有纪律的工作。所有这些无产阶级英雄主义和历史性的创造的范例，都使我们坚信上述各国工人定会了解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使人类摆脱战祸及其恶果的任务，定会从各方面奋力采取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10月24—25日的革命所建立的、依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工农政府，应当立即开始和平谈判。我们应当既向各国政府，也向各国人民呼吁。我们不能漠视各国政府，否则就可能拖延和约的签订，人民政府不应当这样做，但是我们也没有任何权利不同时向各国人民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都有分歧，所以我们应当帮助各国人民干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当然，我们要极力坚持我们的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全部和平纲领。我们决不放弃这个纲领，但是我们应当使敌人无法抓住把柄说，他们的条件跟我们不同，因此没有必要同我们谈判。不，我们应当使他们无机可乘，我们不应当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我们的条件。所以才写进这样一句话，说我们将考虑任何和平条件和一切建议。我们将予以考虑，这并不是说将予以接受。我们要把它们提交立宪会议讨论，立宪会议有权决定什么可以让步，什么不可以。我们要与各国政府的欺骗行为作斗争，它们都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强盗战争。没有一个政府会把它想的统统说出来。我们是反对秘密外交的，我们要在全体人民面前公开行事。我们不忽视，而且也没有忽视过困难。战争不能用拒绝的办法来结束，不能由单方面来结束。我们建议停战三个月，可是我们也不拒绝较短的期限，以便使疲惫不堪的军队可以得到哪怕是短暂的喘息，同时，一切文明国家也有必要召集人民会议，讨论和平条件。在建议立即缔结停战协定的同时，我们也向那些对开展无产阶级运动有过许多贡献的国家的觉悟工人呼吁。我们向进行过宪章运动的英国工人呼吁，向屡次在起义中充分表现出阶级觉悟的力量的法国工人呼吁，也向经历过反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艰苦斗争并建立了强大组织的德国工人呼吁。在3月14日的宣言[9]中，曾提出要推翻银行家，可是我们自己不但没有推翻本国的银行家，甚至还同他们结成了联盟。现在我们已经把银行家的政府推翻了。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定会竭尽全力以图联合起来，把工农革命淹没在血泊里。可是三年战争已使群众获得了充分的教训。其他国家也发生了苏维埃运动，在德国有过海军起义[10]，尽管它被刽子手威廉的士官生镇压下去了。最后，要记着，我们不是处在非洲的荒漠，而是处在欧洲，这里的一切可以很快地让人们都知道。工人运动定会占上风，定会铺平走向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道路。（掌声经久不息）载于1917年10月28日（11月10日）《真理报》第171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9号；和平法令载于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第170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3—18页3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10月26日〔11月8日〕）我不打算谈宣言的一般性质。你们的代表大会将要建立的政府，对于一些不大重要的条款可以修改。我将坚决反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我们的和平要求。最后通牒的方式会葬送我们的整个事业。我们不能坚持我们的要求毫无变通的余地，这会给帝国主义政府以口实，它们会说，我们抱着毫不妥协的态度，所以无法进行和平谈判。我们把我们的宣言散发到各地去，大家就会知道。谁想隐瞒我们工农政府提出的条件，就办不到了。要想隐瞒我国推翻了银行家地主政府的工农革命，是不可能的。如果采用最后通牒的方式，各国政府就可能置之不理，如果采用我们那样的措辞，它们就不得不答复。要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政府究竟是怎样想的。我们不希望有什么秘密。我们希望政府时刻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如果由于我们采取最后通牒的方式，某边远省份的某农民无从知道别国政府想些什么，那他会怎样说呢？他会说：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让别人有提出各种和平条件的机会呢？我倒要琢磨琢磨，看看各种条件，然后再告诉我们那些出席立宪会议的代表怎样做。如果别国政府都不同意，我决心用革命的手段为争取公正的条件而斗争；不过，某些国家也可能有这样的条件，我愿意让这些国家的政府自己去继续斗争。我们的想法，只有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完全实现。这就是农民可能会对我们说的话，他还会责备我们在细节上太不通融，因为我们当前主要是要揭露资产阶级及其派去充当政府首脑的戴皇冠的和不戴皇冠的刽子手的一切卑鄙行径。我们不能够而且不应当让各国政府把我们毫不通融的态度当作借口，向人民隐瞒它们驱使人民互相厮杀的目的。这不过是一滴水，但是我们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放弃这一滴可以滴穿资产阶级掠夺行为顽石的水。最后通牒方式会缓和我们敌人的困难处境。我们要把一切条件都告诉人民。我们要使各国政府正视我们的条件，让它们去回答本国的人民。我们要把一切和平建议提交立宪会议决定。同志们，条文中还有一点你们应当十分注意。秘密条约一定要公布。关于兼并和赔款的条款一定要废除。同志们，有各种各样的条款，各个强盗政府不仅达成了关于掠夺的协议，而且还就经济问题以及关于睦邻关系的其他各种条款达成了协议。我们既不用条约来束缚自己，也不让别人用条约来束缚我们。我们拒绝一切关于掠夺和暴力的条款，但是我们乐于接受一切关于睦邻关系的条款和经济协定，这些我们是不能拒绝的。我们建议停战三个月，我们选择一个长的期限，是因为各国人民已被拖了三年多的流血战争弄得疲惫不堪，渴望休息。我们应当懂得，必须让各国人民在议会参加下讨论和平条件，表明自己的意愿，而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要求长时间停战，是为了让前线部队得到休息，停止恶梦似的无休止的厮杀，可是我们也不拒绝较短时间的停战的建议，我们要研究这种建议，而且应当接受这种建议，哪怕向我们提出的是停战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建议。我们的停战建议也不应当是最后通牒式的，因为决不能让敌人把我们毫不妥协的态度当作借口，向人民隐瞒全部真相。这种建议决不应当是最后通牒式的，因为不愿停战的政府就是犯罪的政府。如果我们不把停战建议变成最后通牒式的，我们就能使各国政府成为本国人民眼里的罪犯，而人民对于这样的罪犯是决不会客气的。有人反驳我们说，我们不采用最后通牒方式，就是表示我们软弱；可是现在该是抛弃资产阶级所谓人民力量的一切谎话的时候了。在资产阶级看来，只有当群众听从帝国主义政府指使，盲目去进行厮杀的时候，才算是有力量。只有当一个国家能运用政府机构的全部威力，把群众派遣到资产阶级当权者想叫他们去的地方的时候，资产阶级才认为这个国家有力量。而我们对力量的理解却不同。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我们丝毫用不着害怕说出疲乏的真情实况，试问现在哪一个国家不是疲乏不堪，哪一国人民不在公开谈论这一点呢？就拿意大利来说吧，那里由于疲乏不堪而产生过要求结束这场厮杀的长期的革命运动。难道在德国没有发生过工人的群众性示威运动，提出停止战争的口号吗？难道被刽子手威廉及其奴仆残暴地镇压下去的德国海军起义不是疲乏不堪引起的吗？既然在德国这样纪律严明的国家都可能发生这样的现象，开始说疲乏，说要停止战争，那我们就丝毫用不着害怕公开讲出这一点，因为这无论对于我们，对于一切交战国，甚至对于非交战国来说，都是千真万确的实情。载于1917年10月28日（11月10日）《真理报》第171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9—22页4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10月26日〔11月8日〕）我们认为革命已经证实和表明，把土地问题提得很明确是十分重要的。武装起义，第二次革命即十月革命的发生已经清楚地证明，应当把土地交给农民。已被推翻的政府，以及妥协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11]]犯下了罪行，它们用各种口实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从而使国家陷于经济破坏，激起了农民的起义。他们大谈农村里的大暴行和无政府状态，显然是撒谎和玩弄怯懦的欺骗手腕。试问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明智的措施造成过大暴行和无政府状态呢？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但是政府所采取的、阿夫克森齐耶夫和唐恩领导的苏维埃所赞同的一切措施，都是反对农民的，逼得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这个政府引起了起义，却又对它自己引起的大暴行和无政府状态大叫大嚷。政府本想用铁和血来镇压起义，可是它自己却被革命士兵、水兵和工人的武装起义扫除了。工农革命政府首先应当解决土地问题，——能使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得到安慰和满足的问题。现在我向你们宣读拟由你们的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法令的条文，其中一条附有根据242份地方农民代表苏维埃委托书拟订的给各地土地委员会的委托书。土地法令（1）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2）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召开立宪会议时为止。（3）任何毁坏被没收的即今后属于全民的财产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罪行，革命法庭应予惩处。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在没收地主田庄时遵守最严格的秩序，确定达到多大面积的土地以及哪些土地应予没收，编制全部没收财产的清册，并对转归人民所有的、土地上的产业，包括一切建筑物、工具、牲畜和储存产品等等，用革命手段严加保护。（4）下附农民委托书是由《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12]编辑部根据242份地方农民委托书拟订的，公布于该报第88号（彼得格勒，1917年8月19日第88号），在立宪会议对伟大的土地改革作出最后决定以前，各地应该以这份委托书作为实行这一改革的指南。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土地问题只有全民立宪会议才能加以通盘解决。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公正的办法应该是：（1）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禁止买卖、出租、典押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转让土地。一切土地：国家的、皇族的、皇室的、寺院的、教会的、工厂占有的、长子继承的、私有的、公共的和农民等等的土地，一律无偿转让，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因财产变革而受到损失的人，只有在适应新生活条件所必需的时间内，才有权取得社会帮助。（2）所有地下资源，如矿石、石油、煤炭、盐等等，以及具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流，归国家专用。一切小的河流、湖泊和森林等等交给村社利用，但必须由地方自治机关管理。（3）经营水平高的农场所占的土地，如果园、种植园、苗圃、养殖场、温室等等，不得分割，而应改为示范农场，并视其规模和作用，归国家或村社专用。城乡的宅地连同家用果园和菜园，仍归原主使用，其面积和税额，由法律规定之。（4）养马场，官办和民营的种畜场和种禽场等等，一律没收，变为全民财产，并视其规模和作用，归国家或村社专用。赎金问题应由立宪会议审议。（5）被没收的土地上的全部耕畜和农具，视其大小和用途，无偿转归国家或村社专用。土地少的农民的耕畜和农具不在没收之列。（6）凡愿意用自己的劳动，依靠家属的帮助或组织协作社从事耕种的一切俄国公民（不分性别），均享有土地使用权，但仅以有力耕种的期间为限。禁止使用雇佣劳动。村团成员一时丧失劳动力在两年以内者，村团在该成员劳动力尚未恢复的这段时间，有责任通过共耕制的办法予以帮助。农民因年老或残废而不再能自己耕种土地时，便丧失其土地使用权，但可向国家领取赡养费。（7）土地应当平均使用，即根据当地条件，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把土地分配给劳动者。使用土地的方式应完全自由，究竟采用按户、按独立农庄、按村社、还是按劳动组合的方式，由各乡村自行决定。（8）一切土地转让后都归入全民地产。在劳动者中分配土地的事宜，由地方的和中心的自治机关（从按民主原则组成的无等级的城乡村社起到各区域中心的机关止）负责主持。根据人口增加、农业生产率和经营水平的提高等情况，土地应定期重新分配。改变份地地界时，原份地的基本地段应予保留。因故离村者应交还其土地，但其近亲及其所指定的人，有取得该段土地的优先权。施肥和改良土壤（根本改良）投入的价值，由于在交还份地时尚未用尽，应予补偿。如果个别地方现有土地不能满足当地全体居民需要，过剩人口应迁往他处。组织移民和移民费用以及农具供应等等概由国家负责。移民应按下列次序办理：首先是自愿迁移的无地农民，其次是品行不良的村社社员、逃兵等等，最后，才采取抽签或协商的办法。”这个委托书的全部内容表达了全俄绝大多数觉悟农民的绝对意志，应立即宣布为临时法律，并应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尽可能立即实行，其中哪些部分必须逐步实行，应由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决定。（5）普通农民和普通哥萨克的土地概不没收。这里有人叫嚷，说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订的。就让它这样吧。谁拟订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只要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那时农民自己就会通过实际生活烈火的检验懂得，究竟什么是对的。即使农民还继续跟社会革命党人走，即使他们使这个党在立宪会议上获得多数，那时我们还是要说：就让它这样吧。实际生活是最好的教师，它会指明谁是正确的；就让农民从这一头，而我们从另一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吧。实际生活会使我们双方在革命创造的总的巨流中，在制定新的国家形式的事业中接近起来的。我们应当跟随着实际生活前进，我们应当让人民群众享有发挥创造精神的充分自由。已被武装起义推翻的旧政府，曾想依靠没有撤换的沙皇旧官僚来解决土地问题。可是这些官僚不去解决问题，反而一味反对农民。农民在我国八个月的革命当中，已学会了一些东西，他们想要亲自解决一切有关土地的问题。所以我们反对对这个法案作任何修改，我们不希望规定得很详细，因为我们写的是法令，而不是行动纲领。俄国幅员广大，各地条件不同；我们相信农民自己会比我们更善于正确地妥当地解决问题。至于究竟是按照我们的方式，还是按照社会革命党人纲领所规定的方式，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使农民坚信农村中再不会有地主了，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他们自己来安排。（热烈鼓掌）载于1917年10月28日（11月10日）《真理报》第171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3—27页5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10月26日〔11月8日〕）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工农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管理国家，临时政府定名为人民委员会。设立各种委员会，主持国家生活各部门的事务，其成员应与工人、水兵、士兵、农民和职员等群众组织紧密团结，保证实行代表大会所宣布的纲领。行政权属于由这些委员会主席组成的会议，即人民委员会。监督和撤换各人民委员的权利，属于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现在的人民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内务人民委员：阿·伊·李可夫；农业人民委员：弗·巴·米柳亭；劳动人民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陆海军人民委员会，其成员是：弗·亚·奥弗申柯（安东诺夫），尼·瓦·克雷连柯和帕·叶·德宾科；工商业人民委员：维·巴·诺根；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财政人民委员：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外交人民委员：列·达·勃朗施坦（托洛茨基）；司法人民委员：格·伊·奥波科夫（洛莫夫）；粮食人民委员：伊·阿·泰奥多罗维奇；邮电人民委员：尼·巴·阿维洛夫（格列博夫）；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约·维·朱加施维里（斯大林）。铁道人民委员人选暂缺。载于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工人和士兵报》第1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8—29页注释：[5]这是关于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组文献。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5—27日（11月7—9日）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举行，有一些县和省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根据代表大会开幕时的统计，到会代表共649人，按党派分，有布尔什维克390人，社会革命党人160人，孟什维克72人，统一国际主义者14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7人。根据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本应在9月中旬召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这个决议实行怠工。他们打算用民主会议来代替苏维埃的代表大会。只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坚持，中央执行委员会才不得不于9月23日（10月6日）通过决议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日期先定在10月20日（11月2日），后来改为10月25日（11月7日）。10月21日（11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开会讨论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并委托列宁就政权、战争、土地等问题作报告。代表大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晚10时40分开幕。当时赤卫队、水兵和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正在冲击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列宁因忙于领导起义，没有出席大会的第一次会议。被选进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有列宁、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尼·瓦·克雷连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14名布尔什维克，还有波·达·卡姆柯夫、弗·亚·卡列林、玛·亚·斯皮里多诺娃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1名乌克兰社会党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主席团，他们把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称为阴谋，要求与临时政府谈判建立联合政府。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崩得分子在断定代表大会的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之后，退出了大会。10月26日（11月8日）凌晨3时许，代表大会听取了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关于占领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报告，随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会议在凌晨5时15分结束。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0月26日（11月8日）晚9时开始。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以绝大多数票（有1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代表大会组成了工农政府——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政府名单上全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6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9人，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6人，乌克兰社会党人3人，社会革命党人最高纲领派1人。代表大会还决定，农民苏维埃和部队组织的代表以及退出大会的那些集团的代表可以补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前线废除死刑、在军队中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立即逮捕前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等决定。10月27日（11月9日）凌晨5时15分，代表大会闭幕。——5。[6]指1917年6月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这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多数。——5。[7]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议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11。[8]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11。[9]指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1917年3月14日（27日）会议通过的《告世界人民书》。这个宣言于3月15日（28日）刊载在《真理报》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上。——12。[10]海军起义指发生在1917年8月的德国水兵起义。这次起义由以“弗里德里希大帝号”军舰水兵马克斯·赖希皮奇和阿尔宾·克比斯为首的革命水兵组织领导。6月中旬，这个组织通过了争取民主和平和准备起义的决议。8月初开始公开行动。停泊在威廉港的“卢伊特波尔德摄政王号”战列舰上的水兵自行登岸，要求释放早些时候因罢工而被捕的同志。8月16日，“威斯特伐利亚号”军舰上的司炉拒绝工作。与此同时，正在海上航行的“纽伦堡号”巡洋舰全体人员举行了起义。水兵运动扩大到了威廉港几个分舰队的舰艇。这次起义遭到残酷镇压，领导人赖希皮奇和克比斯被枪决，约有50名积极参加者被判处长期苦役。——13。[11]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社会革命党人部长曾派讨伐队镇压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人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7。[12]《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СовегаКрестьянскихДепутатов》）是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正式机关报（日报），1917年5月9日（22日）—1918年1月在彼得格勒出版，编辑为瑙·雅·贝霍夫斯基。该报代表社会革命党右翼的观点，敌视十月革命。因进行反革命宣传被苏维埃政权查封。——18。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德国独立党宣言（1919年2月下半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德国独立党宣言[197]
（1919年2月下半月）
现在，在俄国很少能得到外国报纸。看来协约国“讲民主的资本家们”正在变本加厉地对我们进行封锁。他们害怕美、英、法有教养的工人了解粗俗野蛮的布尔什维主义，他们生怕这个野蛮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国家的人们知道布尔什维主义在西方的胜利。
但是，不管新“神圣同盟”的宪兵队怎样卖力，真理终究是掩盖不住的！
近来，我看到几张柏林《自由报》，即所谓“独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在第74号（1919年2月11日）的第1版上登载了一篇长长的宣言《告德国革命无产阶级》，署名是党中央委员会和该党在德国立宪会议中的党团。这个宣言的思想，或者确切些说宣言的无思想性，不仅对德国的工人运动，而且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值得仔细研究一下。
但是，首先我想说几句同个人经历的往事有关的题外话。从独立党党团成员的署名中，我顺便看到了泽格和劳坎特的名字，不由想起了三年前的事。在伯尔尼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会议[198]上，我有机会见到了劳坎特。这个颇有影响的柏林工人，给人以双重印象：一方面，在群众中从事严肃的革命工作，另一方面，极端缺乏理论［注：手稿中大概遗漏“兴趣”或“知识”一词。——俄文版编者注］，目光极为短浅。劳坎特不赞成我对考茨基（独立党人的思想“领袖”，或者说，他们的无思想性的领袖）的激烈抨击，但是，当我对自己蹩脚的德语觉得没有把握，把我用德文写的一篇简短发言稿［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编者注］给他看时，他并没有拒绝帮助我。在这篇讲稿里，我引用了“美国的倍倍尔”即尤金·德布兹的声明，说他宁愿被枪毙，也不同意投赞成票给帝国主义战争拨款，说他德布兹只同意参加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战争。另一方面，当我非常气愤地把考茨基这个家伙在一篇文章[199]中把工人上街斥为冒险（而且是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地方指给劳坎特看时，他却耸耸肩膀，十分平静地（真把我气死了）回答我说：“我们的工人已经不那么认真地读它了！难道我非得同意考茨基的每一句话不成？”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85—486页
注释：
[197]《关于德国独立党宣言》一文没有写完。后来列宁在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第21条中，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宣言作了批判（见本卷第494—495页）。——479。
[198]指1916年2月5—9日在伯尔尼举行的扩大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德国、俄国、意大利、挪威、奥地利、波兰、瑞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国的22名国际主义者代表。列宁积极参加了会议的工作。他以布尔什维克及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声明，反对邀请卡·考茨基、胡·哈阿兹和爱·伯恩施坦参加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会议通过的《告加入联盟的各党派书》谴责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和投票赞成军事拨款，谴责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口号，指出必须支持工人运动和准备大规模的革命行动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代表投票赞成这个呼吁书，指出它有不彻底的地方，但比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前进了一步。会议确定了召开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日期。——479。
[199]指卡·考茨基的《党团和党》一文。该文载于1915年11月26日《新时代》杂志第9期。——480。
|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1919年3月—6月）
目录
·凡例
·前言
1919年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1919年3月12日）
·在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组织农业工会的讲话（1919年3月13日）
·在彼得格勒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3月13日）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年3—4月）
·人民委员会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印刷局的决定草稿（1919年3月15日）
·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意见（不晚于1919年3月16日）
·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3月18日）
·在安葬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时的讲话（1919年3月18日）
·俄共（布）纲领草案（1919年2月）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3月）
·给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贺电（1919年3月22日）
·给库恩·贝拉的电报（1919年3月23日）
·对一位专家的公开信的答复（1919年3月27日）
·俄共（布）中央关于派遣一批工人小组参加粮食和运输工作的决定草案（不晚于1919年3月28日）
·关于推荐米·伊·加里宁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3月30日）
·国防委员会关于铁路员工粮食供应的决定草案（1919年3月31日）
·留声机片录音讲话（1919年3月底）
·关于同中农的关系问题（1919年3月底—4月初）
·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电话（1919年4月1日）
·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文献（1919年4月）
·关于批准俄共（布）中央给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的指示的建议（1919年4月8日）
·为支援东线告彼得格勒工人书（1919年4月10日）
·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1919年4月11日）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上关于工会在支援东线的动员工作中的任务的报告（1919年4月11日）
·昂利·吉尔波《战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小册子序言（1919年4月13日）
·在莫斯科苏维埃指挥员第一期训练班的讲话（1919年4月15日）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1919年4月15日）
·在莫斯科枢纽站铁路员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4月16日）
·同高尔察克作斗争在莫斯科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4月17日）
·在全俄共产主义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4月17日）
·对国防委员会关于加强军事防御工作的决定的意见（不晚于1919年4月21日）
·在告匈牙利国际主义者书上加的附言（1919年4月23日）
·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敬（1919年4月27日）
·在红场上的三次讲话（1919年5月1日）
·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关于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决定草案（1919年5月2日）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5月）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1919年6月23日）
·给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的电报（1919年5月8日）
·对告德国工人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书草稿的补充（1919年5月11日）
·中央关于军事统一的指示草案（1919年4月底和5月15日之间）
·在莫斯科县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五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5月17日）
·关于专家工资的决定草案（1919年5月23日）
·普遍军训节讲话（1919年5月25日）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
·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1919年5月28日）
·国防委员会关于动员苏维埃职员的决定草案（不晚于1919年5月31日）
·谨防间谍！（1919年5月31日）
·工农国防委员会关于征召商业、工业、运输业工人和职员服兵役的法令（1919年5月31日）
·俄共（布）中央关于彼得格勒战线的决定草案（1919年6月10日）
附录
·俄共（布）纲领草案的材料（1919年2—3月）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1919年3月18—23日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
·《列宁全集》第36卷年表（1919年3月12日—6月27日）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协调全俄肃反委员会、铁路肃反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的相互关系（1919年2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协调全俄肃反委员会、铁路肃反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防委员会决定
（1919年2月28日）
为协调全俄肃反委员会、铁路肃反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之间的相互关系，特作如下规定：
派别利亚科夫同志代表交通人民委员部去全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进行日常联系和工作。
由交通人民委员部向全路发出指示，对肃反委员会的一切控告只能由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别利亚科夫受理。
责成肃反委员会监督卸货机构和组织按时卸货，如未能在肃反委员会规定期限内完成卸货任务，要追究它们的责任。
铁路肃反委员会各分部有权有偿地使用铁路电报，但对滥用电报要严加追究。使用电报办法和缴费办法细则，由交通人民委员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商定公布。
铁路警察局原有的房屋交铁路肃反委员会使用，此事由交通人民委员部专门下达一项命令。要求军事警卫队腾出这些房屋的指令，委托捷尔任斯基和斯克良斯基同志共同发布。
铁路肃反委员会的粮食由铁路粮食机关按一般原则供应。
在国防委员会宣布铁路戒严期间，肃反委员会各地区运输局有权对被揭发犯有贪污受贿、盗窃货物和铁路物资罪行的人以及一贯纵酒取乐的公职人员处以极刑。
致国防委员会各委员
1919年2月28日
所提各点是我2月28日同涅夫斯基和捷尔任斯基二同志会商提出的。
请国防委员会全体委员签字附议，以便将这一极其重要的协议立即付诸实施。
如有重大不同意见，请立即打电话告我并附上修改意见。
国防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1—412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查封破坏国防的孟什维克报纸的决议草案（1919年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查封破坏国防的孟什维克报纸的决议草案[196]
（1919年2月22日）
（1）孟什维克的《永远前进报》于1919年2月20日发表的《停止内战》一文，彻底证明了它的反革命倾向；
（2）现在，正当高尔察克率领的地主资本家军队不仅占领了西伯利亚，而且占领了彼尔姆的时候，该报公然提出“打倒内战”的口号，这就等于支持高尔察克，阻碍俄国工农最终战胜高尔察克；
（3）这样，孟什维克虽然曾在该党会议的决议中谴责党内大多数孟什维克同有产阶级勾结，即同西伯利亚、阿尔汉格尔斯克、伏尔加河流域、格鲁吉亚以及南方的地主资本家勾结，但实际上他们现在已开始奉行同样的政策，只是口头上还虚伪地表示不实行这一政策；
（4）有一些孟什维克虽然并不虚伪，不是地主资本家的朋友，但却再次表现出毫无气节，动摇起来，以致堕落到替高尔察克效劳；
（5）苏维埃政权在同地主资本家军队进行最后的最激烈的武装斗争的时刻，决不能容许自己内部还有不愿意同为正义事业而战的工农一道忍受艰难困苦的人；
（6）这些人一心向往着高尔察克的民主区，因为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在那里过得很不错，
有鉴于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a）查封《永远前进报》，直到孟什维克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决心同高尔察克一刀两断而坚决转过来保卫和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为止；
（b）作好一切准备，到时候就把阻碍工农战胜高尔察克的孟什维克赶到高尔察克民主区去。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83—484页
注释：
[196]这个决议草案是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孟什维克的《永远前进报》的问题时起草的。看来，在此以前，列宁曾读过别人拟的另一个决议草案。
1919年2月2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查封《永远前进报》的决定；2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了这项决定并一致通过了一项详细决定，其中写入了列宁的草案的基本论点。2月27日，这项决定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瓦·亚·阿瓦涅索夫签署，发表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45号。
《永远前进报》（《BсегдаВперед！》）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报纸（日报），1918年5月14日在莫斯科出了一号。1919年1月22日—2月25日继续出版，随后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被查封。该报原称《前进报》，1917年3月起在莫斯科出版，最初是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的机关报，后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莫斯科组织委员会和中部区域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8年4月2日起，是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尔·马尔托夫、费·伊·唐恩和亚·萨·马尔丁诺夫参加了该报编辑部。1918年5月10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前进报》被查封，领导人被送交法庭审判。——475。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对俄共（布）中央关于在乌克兰实行余粮收集制的决定草案的意见（1919年2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对俄共（布）中央关于在乌克兰实行余粮收集制的决定草案的意见[195]
（1919年2月19日）
俄共中央发这样的指示是建议遵循既定的原则：对贫苦农民不征收，对中农适当征收，对富裕农民多征收。
我们建议给全乌克兰的余粮定一个最大限额，例如定为5亿普特，征粮数则取它的1/5或1/10。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522页
注释：
[195]这一文件几乎全文写进了俄共（布）中央1919年2月19日通过的决定。决定建议乌克兰政府在农民中广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以说明实行余粮收集制的必要性，责成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部确定各地区的征粮数量和送交地点，还指出必须成立给遭受严重饥荒的苏维埃俄国以接济的各级委员会。——474。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代外交人民委员拟的无线电报稿（1919年2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代外交人民委员拟的无线电报稿[194]
（1919年2月19日）
×月×日的来电收悉，即复如下：虽然我们认为伯尔尼代表会议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丝毫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但我们还是准许你们提到的委员会到俄国来，并保证该委员会能了解到各方面的情况，因为我们今后准许任何一个以了解情况为目的的资产阶级委员会到俄国来，即使它们同资产阶级政府甚至同武装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无条件同意你们提到的委员会到俄国来的同时，我们也想知道，贵国的民主政府，以及有公民参加该委员会的其他民主国家的政府，是否也准许我们苏维埃共和国派出的委员会到这些国家去。
载于1919年2月20日《真理报》第39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3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82页
注释：
[194]列宁代外交人民委员拟的这份电稿是对德国外交部1919年2月19日无线电报的答复。德国外交部的电报转达了伯尔尼社会党代表会议向俄国提出的关于发给它所委派的专门委员会以入境许可证的申请。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在列宁拟的电稿后面加了一句话：“请确切讲明委员会到达的具体时间，以便我们能够根据同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协议尽量为委员会此行提供方便。”电稿经契切林签署后拍往德国。电稿中提出的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可否访问有公民参加该委员会的其他民主国家的问题，后来没有得到答复。
伯尔尼代表会议是各社会沙文主义政党和中派政党在战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目的是恢复第二国际。会议于1919年2月3—10日在伯尔尼举行。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民主和专政问题。中派分子亚·布兰亭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企图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导致社会主义，并提了一个实际上谴责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的决议案。卡·考茨基和爱·伯恩施坦在发言中竭力要代表会议谴责布尔什维主义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弗·阿德勒、让·龙格、斐·洛里欧等提出另一个决议案，以缺乏足够的资料为由反对对苏维埃俄国作任何评价。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双方满意的共同决议：对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表示祝贺，并“号召各国工人力求用民主方法建立革命政体，而政治革命则应在此范围内进行”。在表决上述决议案之后，会议决定委派由阿德勒、考茨基、鲁·希法亭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去苏维埃俄国了解它的政治、经济情况。“伯尔尼的钦差大臣们”（列宁语）后来没有成行。——473。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对一个农民的询问的答复（1919年2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对一个农民的询问的答复[192]
（1919年2月14日）
2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登载了农民Г．古洛夫的一封信，提出了我国工农政府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并且谈到流传的谣言，什么列宁同托洛茨基不和，什么他们恰恰在中农问题上有很大分歧[193]。
托洛茨基同志在2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的《给中农的一封信》中已经作了答复。托洛茨基同志在这封信中说，关于我同他有意见分歧的谣言，是地主和资本家，或者是有意无意当了他们帮凶的人所散布的耸人听闻的无耻谎言。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完全肯定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符合事实。我同他没有任何分歧，在中农问题上，不仅我同托洛茨基没有分歧，而且我们两人所加入的共产党全党都没有分歧。
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信中详细而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党和现在这个由苏维埃选出的、受这个党领导的工农政府不把中农当作自己的敌人。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所作的说明。
苏维埃政权的每一个法令（法律）、每一个决定都把农民区别为三大类：第一类——贫苦农民（即经济学中通常所说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这一类人为数众多。在地主资本家统治时代，他们的全部压迫主要落在贫苦农民身上。世界各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可靠的支柱是工人和支持工人的贫苦农民。第二类——富农，也就是通过雇工、放债等手段压榨他人劳动的富裕农民。这一类农民支持地主资本家这些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第三类——中农。他们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他们能够成为它的朋友，这个目标我们正在争取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所有导师都一直认为，工人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打倒地主和资本家，但是对中农可以妥协，而且必须妥协。
在地主资本家统治下，只有极少数中农，也许不过百分之一，能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而且只有上升成为富农，靠贫苦农民养活，才能做到这一点。而大多数中农在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下必然要受苦受穷，受富人凌辱。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体工人，全体中农，人人都能在决不掠夺他人劳动的情况下完全达到和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有理智的社会主义者都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对中农使用暴力。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总是说，要同中农妥协，要让中农逐渐地、自愿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资本家进行了四年的罪恶战争中，我国受到的破坏比其他国家严重。满目疮痍，没有商品，城市和非农业省的居民忍受着可怕的痛苦的饥饿。必须竭尽全力去战胜经济破坏，战胜粮荒，战胜地主资本家企图用来复辟沙皇和富人剥削者的旧政权的军队。在南方，顿河区和乌克兰的白卫分子已被打败，这就为取得燃料（煤）和粮食扫清了道路。只要最后再加一把劲，我们就能摆脱粮荒。然而，战争造成的破坏是很严重的，只有靠全体劳动者长期忘我地劳动，才能把我国稳稳地引上富足的道路。
在中农发出的怨言中，有两种怨言应当注意。第一种是抱怨地方当局特别是偏僻地区的地方当局“官架子”太大，作风不民主，有时简直是胡作非为。当然，在农村中对地方当局进行正常的监督是难一些，有时共产党员队伍中混进了一些坏分子和心术不正的人。对于这种无视苏维埃政权法律而乱整农民的人，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立即解除他们的职务，给予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正直的工人和农民正在为俄国全力清除这些地主资本家香火的“末代传人”，这些人公然以“当官的”自居，而按照我们工农共和国的法律，他们应该是苏维埃的代表，是勤恳工作和严格按法律办事的模范。苏维埃政权已经枪毙了不少这类被揭发有贪污劣迹的公职人员，同这类坏蛋的斗争必须进行到底。
另一种是抱怨我们征购粮食，严禁粮食自由买卖。我国政府同专横跋扈和不法行为作斗争是坚定不移的。但是，能不能允许粮食自由买卖呢？在经济遭到破坏的我国，粮食不够，或者说勉强够吃，而且铁路在战争中遭到很大破坏，以致运输情况非常糟糕。
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自由买卖粮食意味着疯狂地进行投机，把粮价哄抬到几百卢布一普特，因为饥饿的人为了一块面包舍得拿出一切。在闹粮荒的国家里，自由买卖粮食意味着富农即没有良心的富裕农民大发横财，利用人民缺粮挨饿牟取暴利。在闹粮荒的国家里，自由买卖粮食意味着富人战胜穷人，因为粮价高得再吓人，富人总能买到粮食，而穷人只会落得袋子空空。自由买卖粮食意味着富人有发横财的自由，穷人有饿死的自由。自由买卖粮食就是倒退到资本家横行霸道的时代。
不，我们不愿意后退而且也决不会后退，去恢复资本家的权力，恢复货币权力，恢复发横财的自由。我们要前进，走向社会主义，在全体劳动者之间合理分配粮食。所有的余粮都应该按公平的价格卖给苏维埃国家，而国家应该把粮食平均分配给劳动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办到的，确立这种公正的、社会主义的秩序是不容易的。必须辛勤劳动，作长期的努力，在工人和农民中建立严格的同志式的纪律，以便根除旧的资本主义的贸易自由、发横财的自由、狗咬狗的自由、压迫人的自由，根除这种种曾把全世界淹没在血泊中的自由。
现在已有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担当起这一艰巨的工作。每一个正直的、诚实的农民和工人都懂得了社会主义的意义，都在坚持不懈地为它进行斗争。
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全世界向前发展。资本家的权力即“贸易自由”一定不会复返。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
尼·列宁
1919年2月14日
载于1919年2月15日《真理报》第35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3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78—481页
注释：
[192]这篇文章是对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г．古洛夫来信的答复。古洛夫的信刊载于1919年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号。古洛夫在信中说，根据他同中农的多次交谈，他认为“中农至今还不清楚他们的地位和共产党对他们的态度”。他请列宁“向共产党员同志们说明：什么是中农，如果对中农有正确的理解，那么中农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政府会有什么帮助”。——469。
[193]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达·托洛茨基曾一度在表面上同意党对农民问题的政策。列宁在文中提到的托洛茨基给中农的信就属于这种情况。列宁在这里说同托洛茨基在农民问题上没有分歧指的是在现行政策方面，而没有涉及与托洛茨基错误的“不断革命论”有关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些根本原则问题上的分歧。——46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委员会关于把农场拨给工业企业问题的决定草案（1919年2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把农场拨给工业企业问题的决定草案
（1919年2月13日）
问题留到星期二作最后解决。
要求农业人民委员部在星期六以前就下列问题提出报告：
（1）国营农场数目；
（2）组建国营农场的情况和在这方面已做的工作；
（3）农艺师的人数；
（4）播种准备工作的实际情况；
（5）播种所需要的种子的实有数量；
（6）农业机械的实有数量。
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供材料：（1）说明工人申请土地的申请书数目，（2）介绍工人组织农业生产的经验。［注：5、6两点是列宁亲笔写在发表本文件所依据的原件上的。1、3、4点以及最后一段的1、2两点是列宁写在人民委员会1919年2月13日会议议程上的；这几点都未加改动，写进了决定。——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0页
|
回到党内来！（托洛茨基，1940年2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回到党内来！
托洛茨基（1940年2月21日）红色镰刀译、龚义哲校订
亲爱的同志们：
少数派的领导至今仍未对我方提出的理论或政治争论做出任何回应。多数派的文章里已经揭露出了少数派自身论点的自相矛盾。现在反对派的领导好像已走向了游击战：这就是其他许多被打败的敌人的命运。A·戈德曼同志2月12日的通函，恰好体现出了反对派这种新方法的特点。麦克唐纳[1]同志对我发表在《自由报》上的文章进行的鲁莽多于理智的攻击，便是这场新战争的最奇怪的例子之一。你们可以看出来，他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找到对苏维埃国家的矛盾性质及红军的“进步作用”所做的分析。带着他编辑《党派评论》和分析喀琅施塔得叛乱时显示出来的同样逻辑，他发现我“实际上”是个少数派，一个沙赫特曼分子，或麦克唐纳分子，至少当我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言时显得如此，而我的相反发言——对斯大林主义的投降——只有在为了帮助坎农的时候，才会发表在内部公报上面。麦克唐纳同志的发现，说得更直白点，就是：当托洛茨基想要迎合资产阶级公众舆论，使自己受《自由报》的读者欢迎时，他就像沙赫特曼那样写作，而且差不多像麦克唐纳那样写作；而当他对党说话时，他便成了极端的反少数派。《党派评论》对精神分析还挺感兴趣的，允许我自己说一句，如果这份杂志的编辑愿意对自己做一下精神分析的话，他就会认识到自己揭示了自己的潜意识。
没有人要求少数派在每一篇文章、每一次演讲中分析苏维埃国家的矛盾性以及红军的矛盾作用。我们要求他们理解这种性质和这种作用，要求他们在每一场合充分应用这个理解。我那篇文章讲的是斯大林的政策，而不是对苏维埃国家的性质。有人匿名在墨西哥资产阶级报纸上发文，声称“通过托洛茨基身边的消息来源”，断言我赞成斯大林的国际政策，正试图与斯大林和解。我不知道这样的文章是否也会出现在纽约的杂志上。显然，墨西哥报纸只是以自己的方式重复了麦克唐纳及其同伙对我提出的所谓我向斯大林主义投降的可怕指控而已。为了避免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出版物错误地使用党内讨论，我将文章投给《自由报》，揭露斯大林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根本不是对苏维埃国家性质的社会学分析。我写的是我在那时觉得更为迫切的东西。政治不是在任何场合都要把大家都知道的东西讲一遍，而是要在特定的场合讲出必要的东西。因此，我可能会与反对派的一些主张一致，但少数派这些跟我们一致的主张，不过重复我们早已表达过的思想而已，而在麦克唐纳出现前，我们就已经千百次地表达过这些思想了。
但我们将转到更严肃的问题上。阿伯恩同志给我的信非常明显地表明了他想要分裂。他作出的辩护同时也是可悲，可耻的：这是我所能找到的最温和的词语。如果“坎农小集团”在大会上成为多数派，你们就会看到，这将使得阿伯恩和他的同伙沦为公民。所以他阿伯恩更喜欢有自己的地位，他在这个位置上会成为韦斯伯德、菲尔德和奥勒尔[2]民中的头号人物。谁能决定党内不同“公民”的地位？党自己来决定。党如何能得出决定？经过自由讨论。这次讨论是谁先发起的？是伯恩和他的同伙。有谁限制他们使用自己的笔和嘴没有？在哪里？根本没有。从阿伯恩的信中看来，他们并未成功说服党。比这更坏的是：在党和国际看来，他们让自己出丑丢脸了。他们都是有价值的人，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现在他们只能通过在党内进行刻苦严肃的工作才能重建他们的威信。这需要时间、耐心和毅力。但阿伯恩好像失去了根据第四国际的原则来说服党的希望。分裂倾向是一种临阵脱逃。所以这是可悲的。
可耻的还有这么一种潜在的念头，它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对无产阶级多数派的轻蔑：我们都是这么优秀的作家、演说家、组织家，而他们这些没教养的人却认识不到我们的价值，我们最好还是建立属于我们这些高尚灵魂的同盟。
在第三国际内，我们曾使尽全力，力图作为一个思想流派或派别组织存在下去。他们迫害我们，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一切合法表达的途径，他们捏造了最坏的污蔑，在苏联他们逮捕并枪杀我们的同志，——尽管如此，我们仍不想脱离工人。直到最后一丝可能丧失之前，我们都将自己视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派别。尽管有着第三国际的堕落的极权官僚，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第四国际是世上唯一的革命组织。我们没有职业官僚。我们的“机关”没有强制手段。对每个问题的决策、对每个同志的评价，都要通过最彻底的党内民主手段来进行。如果党的多数派成员犯错了，少数派迟早可以教育他们。如果不是在下一次大会上，那就在大会之后教育他们。少数派可以吸收新的成员入党，将自身转变成多数派。所需要的只是对工人有点信心，对工人能被反对派领导的信心感染抱有一丝希望。但少数派的这些领导却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制造了歇斯底里的急躁氛围。他们迎合资产阶级的公众舆论，却不想让自己赶上第四国际发展的脚步。他们的急躁源自其阶级性质，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人群众的轻蔑的另一面。所以阿伯恩表达的分裂倾向才是如此可耻！
阿伯恩同志的评论，和他的观点一样，都是在怨恨的驱使下做出的。而在政治上，个人怨恨是一种可恶的情感。我确信阿伯恩的态度和他的分裂目标只能使反对派的每一位可靠成员产生反感。回到党来吧，同志们！阿伯恩的道路是条死胡同。除了第四国际的道路之外，无路可走。
列夫·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注释：
[1]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Macdonald，1906-1982）《党派评论》的创始人，记者和供稿人。1939年加入社工党。在1940年的分裂中支持少数派。随后放弃马克思主义。1940年代任《政治》编辑，后为《纽约》撰稿。——译者
[2]奥勒尔（HugoOehler，1903-1983）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领导了1935年的宗派主义分裂。1934年，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马斯特领导的美国工人党合并，形成了合众国工人党。1937年整一年里，合众国工人党在“打入”这个策略上展开激烈争论，最终，由坎农，沙赫特曼和伯纳姆领导的多数派取胜，工人党决定打入美国社会党；由奥勒尔为首的少数派拒绝这个结果，分裂了出去，组织了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WorkersLeague）。奥勒尔后来与托洛茨基决裂。该组织于上世纪50年代早期解散，而奥勒尔也渐渐湮没无闻。——译者
|
致坎农（（1940年1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坎农
（1940年1月16日）
亲爱的朋友：
沙赫特曼的公开信是何等的拙劣啊！它唯一的好处就是迫使我去把他的政策全部真相告诉他。我的回答[1]已口述完毕，只要润饰一下文字即可。很不幸，它不会比我给伯纳姆的信短。
列·托
注释
[1]托洛茨基的回答即他写的《小创不治将成坏疽》（FromaScratch–TotheDangerofGangrene）。——译者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
|
第一章成员无数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第一部自由之树
“你们正在和人类的敌人作拼死的斗争，不仅为你们自己——因为你们可能看不到那完美的自由之日；你们斗争，也是为正在吃奶的孩子。”
——1796年伦敦通讯会对派往各地巡回代表的指示
“恶人婊子正在统治，不受限制。”
——威廉·布莱克，1798年
第一章成员无数
“让我们的成员无数！”这是伦敦通讯会“指导原则”中的第一条。1792年3月，当通讯会书记开始与设菲尔德的一个类似组织建立通信联系时，就引用了这一条原则。[1]
伦敦通讯会第一次会议是两个月前在河滨马路附近一家酒馆（埃克塞特大街的“钟声酒吧”）里召开的，9名“心地善良、勤劳清醒的人”参加了会议。伦敦通讯会的创建者、第一任书记是托马斯·哈迪，他后来回忆这次会议时说：
吃过面包和奶酪、喝完黑啤酒、如平时一样吃完晚饭、吸过一袋烟后，我们就谈起了时局是如何艰辛、生活必需品是如何昂贵……这样，就提出了把我们聚到一起来的那件事——议会改革，对这个阶级的人来说，这是件需要慎重考虑和认真对待的大事。
那天晚上，在场的9个人中有8个成了创始会员，交纳第一个星期的一便士会费（第9个人考虑了一番，在第二个星期也参加进来）。哈迪（他也是司库）口袋里装着协会的全部资产8个便士，回到他在皮卡迪利大街9号的家里，他将用这些钱去买信纸，以便和国内那些思想相同的组织建立联系。
两个星期后，有25个会员参加进来，司库手里也有了4先令1便士的经费（6个月后据称已有2000多名会员）。人会手续很简单，只要对三个问题作肯定的答复就算通过了考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你是否完全相信：国家的福祉需要每一个成年人——只要他头脑清醒、又没有犯罪的前科，就有权参加议会的选举？
协会成立的第一个月中，曾接连五个晚上辩论同一个问题：“我们，作为手艺人、小店主和机匠，有没有权利去争取议会改革？”他们考虑再三，“在心中斟酌有可能想到的每一种观点”，最后认为有权利这样做。
两年后，1794年5月12日，皇家执行吏和弓街两名巡捕加上内政大臣邓达斯的私人秘书，还有其它一些大人物光临皮卡迪利大街9号，将鞋匠托马斯·哈迪以叛国罪逮捕。当官员们搜查房屋、砸开一个衣橱、在哈迪夫人（她正怀着孕，因此始终躺在床上）的衣物里乱翻、包走了四大方巾的信件和一米袋的传单、书籍和手稿时，哈迪一家人默默地在一旁看。就在这同一天，国王向下院发出一份特别信件，专门谈各地通讯会的煽动活动；两天之后，下院任命了一个秘密委员会，专门审查哈迪的文件。
枢密院亲自把哈迪提审了好几回，哈迪对这几次提审很少记叙。但哈迪的一个同监难友把他自己受这举国最高机构审理的情况用戏剧形式重现出来，以飨读者。约翰·塞尔沃尔这样记叙道：“我被叫进去，看见全班人马都守在那里，下巴深陷在讲稿和手稿中……它们都乱糟糟地堆在一起。”大法官、内政大臣和首相（皮特）都在那里：
检查总长（钢琴伴奏）：塞尔沃尔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塞（略显悲哀地）：约翰。
检（钢琴伴奏继续）：……姓名以两个“l”还是以一个“l”结尾？
塞：两个，不过也无所谓。（谨慎而又阴郁地）你别自找麻烦了，我不会回答问题的。
皮特：他说什么？（从房间另一边飞快地环视一眼，目光敏锐，然后坐到大法官身边。）
大法官（声调温柔，几乎是耳语）：他说不想回答问题。
皮特：什么？——什么？——什么？（尖锐地）……[2]
约翰·塞尔沃尔于是把背对着那些达官贵人，“欣赏起一幅水彩画来”。首相叫他走开，然后把一个14岁的男孩亨利·伊顿叫进来提审，伊顿曾和塞尔沃尔家住在一起。这孩子立场十分坚定，竟“发表起政治演说来，他言词尖锐，谴责皮特先生，说他向人民征收太高的捐税……”[3]
用后来100年的标准来判断，冲突双方在这时都没有经验，都不清楚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他们把后来那种大规模的非个人冲突预演成稀奇古怪的个人冲突了，[4]
礼貌与敌视并存，在阶级仇恨的怨怒中，仍留有表现个人善意的余地。塞尔沃尔、哈迪和其他10名犯人被关在伦敦塔，后来又转到新门监狱。在新门监狱，塞尔沃尔有一段时间关在陈尸所里；哈迪太太在“教会与国王派”暴徒围攻她的家时受了惊吓，结果难产而死。枢密院决心把叛国罪的诉讼进行到底，而对叛国犯的最高定罪是先上绞刑，乘他还没死的时候砍断绳子，剖腹掏肠（当着他的面焚烧内脏），然后再砍头、分尸。一个由体面的伦教市民组成的大陪审团对此没有兴趣，经过9天的审判，哈迪被开释（那天刚好是1794年的火药阴谋纪念日）。[5]
陪审团长在宣布过“无罪”之后就晕了过去，而伦教民众则情绪激昂，把哈迪拉到街上去凯旋游行。霍恩·图克和塞尔沃尔也随后获释（其他人的案子也就此了结了）。但民众的庆贺却稍嫌早了一点，第二年，对改革派——或“雅各宾分子”的高压政策反而加倍了。到90年代末，整个运动似乎都已被打散，伦敦通讯会被取缔，潘恩的《人权论》被查封，群众集会也被禁止了。哈迪在大菜市附近开了一家鞋店，请以前的老改革派来照顾他的生意，以示不忘他过去的功苦。约翰·塞尔沃尔隐退到南威尔士一座孤独的农场上去。初看之下，“手艺人、小店主和机工”终究是没有权利争取议会改革的。
一般认为，伦敦通讯会是英国第一个确定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为了不故弄玄虚（因为设菲尔德、德比和曼彻斯特的协会都成立在伦敦通讯会之前），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有些人说，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就时常出现一些有工人阶级参加的讨论团体；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把伦敦通讯会看成是“群众激进”团体，也许比“工人阶级”团体要准确得多。
从哈迪的情况来说，他肯定是个工匠。他1752年生，曾在斯特林郡学鞋匠手艺；他也在卡隆铁工厂做过瓦匠（在给制铁商罗巴克盖住房时，脚手架倒下来，差一点被砸死），因此也见识过一点新工业的东西。他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不久到伦教，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他选择了一个职业，那是众多职业中的一个，在这些职业中，帮工们都指望能自开门面，幸运者还可以自己成为开业师傅——如哈迪最终做到的那样。他娶一个木匠兼建筑工的女儿为妻；他的同事、担任过伦敦通讯会主席的弗朗西斯·普莱斯后来则成为裁缝铺老板。当时，帮工与小业主的分界线模糊不清，1795年，鞋匠帮工协会曾罢工反对哈迪，那时他已经是小老板了；弗朗西斯·普莱斯在成为裁缝业主之前，则帮助组织过1793年缝裤业帮工的罢工。具有独立身份的工匠（其工场也就是“店铺”）和小店主、小生意人之间的分界线就更加模糊；从这些人那里再跨一步，就是个体经营的雕刻师如威廉·夏普和威廉·布莱克，以及印刷工、药剂师、教师、办报人、外科医生和非国教的牧师等等。
因此伦敦通讯会的一端深入到皮卡迪利大街、舰队街和河滨大街四周的咖啡店、酒馆和非国教教堂里去，在那里，自学起家的帮工有可能和印刷工、小店主、雕刻师及青年讼师们并肩而坐；它的另一端，特别是在泰晤士河东岸和南岸，就一直插到比较老的工人集团中去，比如说外滨的码头工、斯皮特菲尔兹的丝织工、索斯沃克的非国教古老据点等等。200年来，“激进的伦敦”与只有两三个基本行业的北中部中心区相比，社会与职业方面表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也显示出更大的流动特色。伦敦的人民运动时常缺乏一致性和持久性，而这些特点只有在整个地区都卷入共同的社会与职业冲突时才会有。但另一方面，伦敦人又比较容易接受思想的或“理想的”动机，理论宣传在这儿比在北方更容易找到听众。伦敦激进主义很早就变得城府很深，因为它需要把许多宣传运动组织成一个共同的运动。新理论新观点一般总是在伦敦先找到与民众运动结合的交接点，然后再从伦敦转到外省的中心地区去。
伦敦通讯会就是这样一个交接点，应该记得，最初的创始人住在皮卡迪利，不是外滨也不是索斯沃克。就连它最初几次会议所留下的简短记录中，都保留着一些显着的特色，表明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已经出现，而正是这些特色，能帮助我们（在1790至1850年的时代背景下）给工人阶级团体下一个定义。这些团体往往由一个工人担任书记，每周收取很低的会费，它把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混杂在一起，也就是“时局之艰辛”和议会改革混为一谈。它举行的集会既能起社会交往的作用，也能起政治活动中心的作用；出于实际需要，它特别注重会议程序；更重要的是，这些团体都决意要宣传自己的观点，把那些倒向他们的人组织起来，而这就体现在如下指导原则中，即“让我们的成员无数”。
时至今日，我们也许会对这个原则习以为常，但它却是历史的转折点之一，它体现了孤家寡人主义的结束，也体现了政治作为世袭集团或有产者独占权利的结束。接受这个原则，就表明伦敦通讯会扬弃了政治与财产权划一的古老做法——同时还扬弃了“威尔克斯和自由”时代的激进主义，在那个时代，“阿斗”尚未自我组织起来去争取自己的目标，而是受一个派别——哪怕是激进派别的召唤而卷入临时行动，结果是加强了这个派别的力量，威胁到政府当局的存在。伦敦通讯会用一种“无限”的方法去打开宣传鼓动之门，这表明一个新的民主概念已经产生，它把古老的禁区置之不顾，而寄希望于平民百姓的自发行动和自我组织过程。这样一种富有革命气息的挑战，当然会受到叛国罪的指控。
不过，这个挑战在以前也曾有人提出过——那就是17世纪的平等派。当时，争论在克伦威尔的军官和军队鼓动员之间展开，其措词用语预示了18世纪90年代的冲突。就在普特尼辩论
[6]
进入高潮时，士兵代表争辩说：是他们打赢了战争，因此应该得益，应该把选举权扩大，把他们也吸收进去。平等派雷恩巴勒上校的说法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说：
我确实认为：最穷的人也和最高贵的人一样生活，因此，先生，我认为事情再明白不过了：每一个在某个政府之下生活的人都应该首先同意把自己放在那个政府之下……我要怀疑，任何一个怀疑这种情况的人还是不是一个英国人。
对此，“大人物”的代表、克伦威尔的女婿埃尔顿将军回答说：“在本国，一个人若不具备永久不变的利益，则他就无权关心或参与国事的处理……”雷恩巴勒逼他说明白一点，埃尔顿于是就激动地答道：
我所坚持的主要之点，是我重视财产。我希望我们不要为胜利果实而争斗不休——但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他不应该走上取消财产的路，这关系到王国宪政的基础，你取消它，也就取消了一切。
他接着说：“如果一个人仅因为有一口气就能当选议员”，那么下院就有可能产生一个多数，他们在地方上没有利益可言，也没有永久的利害关系，“这些人为什么不会投票反对一切财产？……告诉我你们还要走多远，你们是否可以凭这条规定去保护一个有财产的人？”
剥夺别人的政治与财产权身份，这当场就引起愤怒的反响。塞克斯比
[7]说：
我们成千上万的士兵出生入死，当然，就地产而言，我们在这个国家里财产很少，但我们却有天生的权利。现在看来，好像是没有固定的地产就要没有权利了……我觉得我们上当了！
雷恩巴勒讥讽地插话道：
先生，若不把一切财产都取消，我以为是不会有自由的。假如这是一个规定……，那也就只好如此了。但我却不得不知道，长久以来士兵们为什么而战？他之所以战斗，是要让自己沦为奴隶，是要把权力给予富家，给予地主，是要让自己永世为奴！
对此，埃尔顿和克伦威尔的辩解仿佛预见了1688年的妥协。他们说，普通士兵为三件事而战：一是限制国王侵犯个人权利与信仰自由的特权，二是争取由民意代表实行统治，即使他自己不能参与这些选举也罢，三是“做买卖挣钱买地的自由”，由此进而取得政治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争取自由而不摧毁财产”。
1688年以后的100年，这样一个妥协就不再受挑战了；出现一个土地与商业财产联合的寡头统治。从本质上说，它更腐败，而卖官鬻爵、官官相护的现象也更严重，其中的奥妙，又正是刘易斯·纳米尔爵士及其一派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平等派的挑战彻底失败了，但平等派复活的幽灵却时常在人们脑海中出现，它好像是海峡旁的一块巨岩，旁边有天主教徒和詹姆斯党的大漩涡，“宪法”这艘船就要在这两者之间穿过。直到18世纪最后二三十年，“18世纪共和分子”的温和的共和、自由主义立场似乎就限制在埃尔顿所设立的范围之内。[8]
看一看18世纪90年代改革派与政府之间、以及各改革力量之间的分歧，就似乎看到了普特尼辩论的重演，只不过那英国“最穷的人”、“有天生权利”的人变成了《人权论》，而成员“无数”者的鼓动在伯克眼中就恰似那“猪狗的一群”正在威胁一般。对改革派实行恫吓威胁的半官方组织取名叫“保卫自由与财产、反对共和派和平等派”协会，连约克郡温和的改革派克里斯托弗·威维尔牧师也深信：若改革以普选作为原则，“就不能实现，除非再打一场内战”，尽管他对改革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
在政治争端激烈时，把选举权交给残暴无知的民众，会导致动荡和混乱。……如果选举因最无耻的舞弊而丧失信誉，因最狂暴的骚乱而受到损害，那么在一系列这样的选举之后，就可以预期民众的动乱和贪婪最后会使民族变得十分可憎，乃至为克服民主放纵所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祸害，人们就必须到专制权力的保护下去……寻求庇护。[9]
他在1792年又写道：“如果潘恩先生能把下层阶级唤醒，他们的参与就可能是很粗野的，而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无论是私人的财产还是公众的自由，就都要受那帮无法无天凶野狂暴的乱民去摆布了。”[10]
这就是过去那场辩论的继续，人们表现出同样的抱负、同样的恐惧和同样的紧张冲突；但现在它是在新的背景中，使用新的语言和新的论点，力量平衡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设法理解双方——既理解持续的传统，也理解变化的背景。写历史总要有开头，人们于是就常常只看见新的东西。我们可以在1789年开头，于是就把英国的雅各宾主义看成是法国大革命的副产品；我们也可以在1819年开头，以彼得卢为标志，于是，英国激进主义就仿佛是工业革命的自发后果了。法国大革命当然有助于新的宣传运动，运动在工人群众中也很有基础，它形成在新的经历里，出现在成长中的工业制造业地区。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到底有哪些因素是由这些事迅速引发出来的？可以很快看到的是城市工匠和小生意人的悠久传统，这些人和法国的“小人物”非常相似；乔治·鲁德博士曾经证明：“小人物”正是巴黎民众中最变化无常的革命因素。[11]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复杂的连续传统实际上可以一分为三，一是非国教传统，以及卫斯理的宗教复兴使它发生的变化；二是人民中各种模糊观念形成的一种传统，它们结合成英国人“关于天生权利”的思想；三是18世纪的“下层民众”中有一种若有若无的传统，对这种传统，威维尔曾经恐惧不安，而哈迪则想把它组织到委员会、分会和严肃认真的游行示威中去。
[1]《托马斯·哈迪自传》（1832），第16页。
[2]《民友报》，1795年4月4日。可对照枢密院关于提审塞尔沃尔的记录：“本院书记官问他姓名如何拼，答：随便怎么拼都行，他是不会回答的……”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09号，第83帧。
[3]《晨报》，1794年5月16日。
[4]
后来，当雅各宾派约翰·宾斯未经判决就关进格拉斯特城堡时，内政大臣夫妇还携带二女去探望他。
[5]
1605年10月5日，天主教徒企图炸死英王詹姆斯一世，是为火药阴谋案。——译注
[6]A.S.P.伍德豪斯：《清教与自由》(1938)，第53页起。
[7]塞克斯比是士兵代表，平等派。——译注
[8]
见卡罗琳·罗宾斯：《18世纪共和派》（哈佛大学，1959）。
[9]
C．威维尔1797年12月16日致约翰·卡特赖特信，载威维尔：《政治文件》（约克，1804），第5卷，第381一382页。
[10]同上，第5卷，第23页。
[11]
G．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众》（1959）。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上一页
|下一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致教育人民委员部（不晚于1919年2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致教育人民委员部
（不晚于1919年2月8日）
我对人民委员会不久以前所提出的问题［注：参看本卷第457页。——编者注］补充了以下一些意见，请将这些意见转告你部管理图书馆的各个部门（包括社会教育司图书馆处和国立图书馆处等等），并将你部（和有关各处）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告诉我。
要办好图书馆（当然包括“农村阅览室”、各种阅览室等等），最需要在各省、各团体、各阅览室等等之间开展竞赛。
现在人民委员会要求定期汇报，正确的做法应该达到三个目的：
（1）使苏维埃政权和全体公民能了解到真实的和全部的工作情况；
（2）吸引居民参加办馆；
（3）促使图书馆工作人员开展竞赛。
为此，必须立即编制一些能够达到这些目的的报表。
我认为，报表应该由上面统一编制，然后由各省翻印，分发各国民教育局和所有的图书馆、阅览室、俱乐部等等。
在报表上一定要突出（譬如用黑体字印刷）必须回答的问题，图书馆馆长等人如不回答，要负法律上的责任。除了这些必须回答的问题，还要开列很多不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说，这些问题如不回答，不一定要交法庭究办）。
报表中应该包括的必须回答的项目，举例来说有图书馆（或阅览室等等）的地址，馆长和管委会成员的姓名及其住址，书报数量，开馆时间等等（对于大型图书馆还要有其他项目）。
在不是必须回答的项目中，应该以提问的方式列举瑞士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所采取的一切改进措施，以鼓励运用改进措施最多最好的工作人员（奖给贵重的书籍和成套的期刊等等）。
例如：（1）你能否用确切的材料证明你们图书馆的图书流通率在增长？（2）你们阅览室的读者有多少？（3）是否和其他图书馆、阅览室交换书报？（4）是否编有图书总目录？（5）星期日是否开馆？（6）晚间是否开馆？（7）是否扩大了读者范围，如妇女、儿童、非俄罗斯人等等？（8）是否满足了读者的查询？（9）有哪些简单切实的保管书报的方法？保存书报的方法？是否有机械化的取书、放书设备？（10）图书是否外借？（11）外借手续是否简便？（12）邮借手续是否简便？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
报告写得好的，工作有成绩的，都给予奖励。
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司一定要向人民委员会汇报：每月收到多少份报告，哪些问题得到了回答，如此等等，都总计一下。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74—477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委员会关于北方大铁路修建工程租让问题的决定草案（1919年2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北方大铁路修建工程租让问题的决定草案[191]
（1919年2月4日）
（1）人民委员会认为，铁路的走向和总的计划是可以接受的；
（2）认为对外国资本的代表实行租让，从原则上讲，一般是容许的，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
（3）认为这一租让是适宜的，实际上也是必需的；
（4）为了加速作出实际的最后的决定，建议倡议者对他们的说法提出证据，证明他们找的资本主义商行殷实可靠，能够把事办成，把材料运来；
（5）委托一个专门的小组在两周内提出合同的最后草案；
（6）委托军事委员部在两周内，从战略和军事的角度提出看法。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73页
注释：
[191]关于修筑北方大铁路（从鄂毕河经科特拉斯到彼得格勒和摩尔曼斯克的铁路）的问题，早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就曾在一些报刊上和学会中进行过讨论。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由于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外国武装干涉的破坏，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修筑这条铁路。为了发展生产力，苏维埃政府认为可以用租让的办法吸收私人资本从事这项工程的建设。画家A．A．波里索夫和挪威籍人爱德华·甘内维格于1918年声明愿意承租。1919年2月4日，人民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对列宁的决定草案稍加补充后予以通过。在草案的手稿中，最后一句话看来在送人民委员会秘书处以前被列宁删去。租让合同后来没有订成。——463。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从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供应和分配过渡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供应和分配的措施（1919年2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从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供应和分配过渡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供应和分配的措施[190]
（1919年2月2日）
不久以前人民委员会讨论了关于合作社和消费公社的问题（参看2月2日《消息报》），这就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从资产阶级合作社过渡到全体居民的共产主义消费生产联合组织的措施问题提上了日程。
就假定合作社联合了百分之九十八的居民吧，这种情形在农村中是可能有的。
合作社是否因此就成了公社呢？
没有，因为这种合作社：（1）使一批拥有股份的特殊人物得到好处（如股息等等）；（2）保留了不吸收一般居民首先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参加的特殊机构；（3）分配产品时没有做到半无产者优于中农，中农优于富农；（4）收集食物时没有首先向富农然后向中农收净余额，而且不依靠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如此等等。
任务的全部艰巨性（以及立即提到我们面前的这一任务的全部内容）在于要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措施，从旧的合作社（它们必然是资产阶级的，除其他原因外，还因为占居民少数的股东在那里占有突出的地位）过渡到新的真正的公社，从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供应和分配过渡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供应和分配。
必须：
（1）在报刊上提出这个问题；
（2）在所有中央的和地方的苏维埃政权机关（特别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各个粮食机关，中央统计局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之间开展竞赛，看谁能解决这项任务；
（3）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局和第2项中提到的各个机关都制定一套这样的措施，并编制一份情况调查表，专门搜集诸如此类的措施以及能使这些措施得到发展的种种做法；
（4）设立奖金，对措施定得最好最切实的单位，对调查表的调查方法搞得最简便易行的单位，给予奖励。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71—472页
注释：
[190]这一信件，根据列宁的指示，分送给了粮食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列宁关于从资产阶级合作社的供应和分配过渡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供应和分配的措施的指示，在人民委员会1919年3月16日通过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中得到了反映。——461。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对土地共耕条例草案的意见（1919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对土地共耕条例草案的意见[189]
（1919年1月）
第1条。土地共耕制在土地村社范围内实行，在耕地、播种、收获以及从根本上改良土壤时，由其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合理地组织起来投放劳动，集体使用生产资料。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95—498页
注释：
[189]列宁作了批注的土地共耕条例草案是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拟定的。草案经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依照列宁的意见修改以后，被纳入《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作为该条例的第8章，标题是《关于土地共耕制》（参看注157）。——458。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工作的决定草案（1919年1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图书馆工作的决定草案[188]
（1919年1月30日）
委托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司把人民委员会1918年6月7日和1919年1月14日两次决定的实际执行情况、图书馆和阅览室数量增加的实际情况以及居民中图书流通量的增长情况，简要而具体地按月公布出来，并把材料报送人民委员会。
载于1919年2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70页
注释：
[188]列宁写的这个决定草案经人民委员会1919年1月30日会议通过，发表于2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号。
1918—1919年，列宁不止一次地在人民委员会提出图书馆工作的问题。例如，在列宁主持下，1918年4月26日人民委员会会议曾建议教育人民委员部召开会议来拟订成立中央档案馆管理局的详细方案以及按照瑞士和美国的制度改革整个图书馆工作的方案。由于这个会议没有举行，1918年6月7日，人民委员会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条例》时，列宁又提出决定草案，批评了教育人民委员部，责成它采取有力措施集中管理图书馆工作。1919年1月14日，人民委员会会议通过决定：发表人民委员会1918年6月7日的决定（不注明日期）。这一决定刊载于1919年1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457。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委员会关于合作社的决定草案（1919年1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人民委员会关于合作社的决定草案[187]
（1919年1月28日）
一、搜集有关合作社贯彻执行苏维埃政策基本方针的资料，即：
（1）不仅要全体居民合作化的资料，而且要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居民在合作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资料。
（2）正确组织供应和分配，使贫苦农民（＝无产者＋半无产者）通过向国家缴纳全部余粮真正得到好处（商品和其他东西）的资料。
对本条的补充：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局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会同中央统计局搜集这些资料。两周后上报。
二、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给苏维埃驻合作社的代表制定工作细则，并为贯彻这一细则开展宣传组织工作。
三、责成工人合作社设法做到工人合作社的人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中占多数，并保证有经验的做实际工作的共产党员能进理事会。
四、把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交给克列斯廷斯基。
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69页
注释：
[187]人民委员会关于合作社的决定草案于1919年1月28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略加修改后通过。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在报道人民委员会工作情况的简讯中援引了这个决定的第一部分。决定第4点提到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于3月16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发表于3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60号。对第1点的补充原来写在第1点左边的空白处，大概是列宁写完整个决定草案以后添加的。在人民委员会1月28日通过的决定中，第1点开头的措辞是：“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合作社局和粮食人民委员部会同中央统计局在最短期限内搜集到有关合作社实际贯彻执行苏维埃政策基本方针的资料。”——456。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大家都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1919年1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大家都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
（1919年1月26日）
我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已经指出，苏维埃共和国特别困难的半年已经开始。1918年上半年收购了2800万普特粮食，下半年收购了6700万普特粮食。1919年上半年将比去年下半年更艰苦。
粮荒愈来愈严重了。斑疹伤寒成了最可怕的威胁。必须作出超人的努力，可是我们做得远远不够。
能不能设法扭转局势呢？
当然能够。乌法和奥伦堡的攻克，南方的胜利，以及乌克兰苏维埃起义[186]的成功，给我们展示了美好的前景。
现在我们能够搞到的粮食，大大超过为维持半饥半饱的粮食配给量所需要的数额。
在东部地区，已经收集了几百万普特粮食。但因运输情况不佳而积压在那里。在南方，我们从哥萨克—克拉斯诺夫匪徒手中解放了沃罗涅日全省和顿河州的一部分，这使我们完全有可能得到大量的粮食，比原来预计的还要多。还有，乌克兰的余粮多得很，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也表示要支援我们。
现在，我们不仅能够免于饥饿，而且还能让俄罗斯非农业地区饿坏了的居民吃饱。
问题在于运输状况很坏，粮食工作人员奇缺。
要竭尽全力，再三激发工人群众的干劲。要坚决打破生活和工作的常规。要振奋精神。要用革命办法动员人们参加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不要老是“例行”公事，而要突破旧框框，想方设法吸收新的力量。
现在我们完全有理由（根据最“谨慎的”甚至是悲观的估计）认为，这半年如能战胜粮荒和伤寒（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的整个经济状况就会得到根本改善，因为同乌克兰和塔什干的联系已为我们消除了缺乏原料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
自然，群众由于饥饿已经精力衰竭，有时都衰竭到人体无法承受的地步，但出路是有的，干劲是绝对可以鼓起来的，何况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的高涨愈来愈明显，不仅我们的国内形势，而且我们的国际形势，都可望根本改观。
要振奋精神。
每一个党组织，每一个工会，每一部分按职业组织起来的以至虽然没有组织起来但愿意同饥饿“作战”的工人，每一部分苏维埃工作人员和一般公民，都要问问自己：
在开展和加强战胜粮荒的全民运动中，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我们能不能用女工代替男工，把更多的男子调去担负最困难的运输工作和粮食工作？
我们能不能给机车车辆修理厂派出政治委员？
我们能不能给征粮军派出普通工作人员？
应当不应当从我们中间，从我们这部分人、我们这个工厂等等中间抽出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人去参加征粮军，或去铁路修配厂做比平常更困难更艰巨的工作？
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他们所从事的苏维埃工作或其他一般工作是不是可以松一松甚至停下来而不致使国家伤筋动骨？我们应当不应当马上动员这批工作人员去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
我们要一次再次地行动起来，要有尽可能多的人行动起来，对“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种资本主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传染和腐蚀的恶习再一次给以打击。贪婪的、肮脏的和血腥的资本主义的这种遗毒，比什么都更厉害地窒息、压抑、伤害、折磨和危害着我们。这种遗毒一下子还根除不了，必须同它进行不懈的斗争，要好多次而不是一两次地对它宣告并进行新的十字军讨伐。
把千百万人从饥饿和伤寒中拯救出来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快要做到了。严重威胁着我们的粮荒和伤寒完全可以战胜。悲观失望是荒谬的、愚蠢的、可耻的。纷纷逃命，各显其能，设法使自己“脱身”，设法推开弱者往前挤，——这就是临阵脱逃，抛弃有病和疲倦的同志，促使整个局势恶化。
我们为红军打下了巩固的基础，现在，红军已经冲破前所未闻的艰难险阻，冲破英法亿万富翁所支持的地主资本家军队的铜墙铁壁，夺得了主要的原料产地，取得了粮食、棉花和煤。我们是通过新的工作方式，通过前线的政治宣传，通过把军队中的党员组织起来，通过工人群众中优秀人物的忘我工作和斗争打下这个基础的。
无论在对外战线即军事战线上，还是在对内战线即在反对剥削者，反对怠工，争取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一条虽然艰险难行、荆棘丛生但是正确无误的道路的斗争中，我们都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我们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已经接近取得彻底的决定性的胜利。
只要再努一把力，我们就能挣脱饥饿的魔爪。
我们要象过去和现在为红军尽力一样，积极地而且更加努力地促进、开展和加强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一切优秀的工作人员都应当参加这项工作。一切愿意工作而且能够工作的人，都会有他们用武之地。每个人只要愿意，都能对组织起来共同战胜经济破坏和饥荒的工作有所帮助。一切积极力量、一切才能、一切专长、一切职业、一切有同情心的人，都能够而且应当在这支粮食和运输工作者的和平大军中发挥作用，并且现在就同这支和平大军一起，为了获得彻底的胜利，去支援红军，去巩固并发展它所取得的战果。
大家都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
1919年1月26日
载于1919年1月28日《真理报》第1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65—468页
注释：
[186]乌克兰苏维埃起义是指1918年11—12月乌克兰工人和农民反对德国占领者及其傀儡乌克兰盖特曼帕·彼·斯科罗帕茨基的起义。12月14日，斯科罗帕茨基从基辅逃走，政权暂时落入以弗·基·温尼琴科和西·瓦·佩特留拉为首的乌克兰督政府手中。红军于1919年1月3日解放了哈尔科夫，2月5日解放了乌克兰首都基辅。——452。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1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85]
（1919年1月24日）
同志们！在座的都是各省苏维埃社会教育部门的代表。很抱歉，我对你们的工作了解不多，因此，只能讲几点意见。我向你们这个担负着重要任务的社会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表示祝贺！
在我们的学校里有许多教师是由旧社会培养出来的，这就给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造成了困难。我们竟遇到了有知识的人的顽强抵抗，尽管这是很奇怪的事。那些惯于把旧机构当作自己世袭领地的人，是在为自己服务，为有产阶级服务。
社会教育工作的情况比学校教育工作的情况好一些。
我们在人民委员会已经提出设立一个委员会来把许多分散的文教组织联合起来的问题。社会教育对于改造整个生活有重要意义。必须找出新的办法。
应该指出，苏维埃政权某些新的没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往往沿用旧的工作方法，从而破坏了苏维埃政权的声誉。
我认为，社会教育工作者担负着艰巨的任务。在党的工作中，我们已经练出了一套广泛对群众进行工作的本事，但是必须辅以文化教育工作，包括进行学校教育特别是社会教育，这一点过去并不是常常都做到的。
在社会教育工作中，你们会得到劳动群众的配合，因为他们有很强烈的求知欲，这就使你们易于找到和他们联系的形式。在这里，特别是在文化水平很低的群众中，急于求成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要多去找党组织这样的宣传机关，要把群众吸收到社会教育工作中来。如果群众的主动性得到应有的支持，你们就可望得到良好的结果。请允许我向你们祝贺，祝你们取得成就。
载于1919年2—3月《社会教育》杂志第2—3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63—464页
注释：
[185]这是列宁在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上就社会教育问题发表的讲话。
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会议于1919年1月24—28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国民教育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就这个问题讲了话。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参加了会议的工作。——450。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给欧美工人的信（1919年1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给欧美工人的信[182]
（1919年1月21日）
同志们！我在1918年8月20日给美国工人的信的末尾说，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队伍来援助我们之前，我们就还守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里［注：见本卷第63页。——编者注］。我还说，工人们正在同本国的龚帕斯和伦纳之流的社会主义叛徒决裂。工人们在缓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转向共产主义的即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
从写这几句话到现在还不到5个月，但是必须说，由于各国工人转向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这段时间内异常迅速地成熟起来了。
那时，1918年8月20日，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同帝国主义大战（1914—1918年）期间遭到可耻破产的旧国际即第二国际（1889—1914年）断然决裂。只有我们党完全走上了新的道路，抛弃了同资产阶级强盗勾结因而名声扫地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而转向共产主义，抛弃了各个正式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一贯奉行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而采取了真正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
现在，1919年1月12日，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在以前沙皇帝国疆界之内的拉脱维亚、芬兰、波兰，而且在西欧的奥地利、匈牙利、荷兰以至德国，都有了这样的政党。现在，拥有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弗兰茨·梅林这些闻名世界的领袖和工人阶级忠诚拥护者的德国“斯巴达克联盟”，已经同谢德曼、休特古姆这类社会党人，这类同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强盗和威廉二世勾结而使自己遗臭万年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彻底断绝了联系，并已改称“德国共产党”，这样，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国际主义的、真正革命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就在事实上成立起来了。第三国际还没有正式成立，但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了。
现在，一切觉悟的工人，一切真诚的社会党人都不会看不到，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德国的谢德曼和休特古姆之流、法国的列诺得尔和王德威尔得之流、英国的韩德逊和维伯之流、美国的龚帕斯之流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是多么无耻地背叛了社会主义。这场战争非常清楚是一场反动的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不仅从德国方面来看是这样，而且从英、法、意、美等国资本家方面来看也是这样，这些资本家现在就已经为分赃（瓜分土耳其、俄国、非洲殖民地和波利尼西亚殖民地以及巴尔干等等）不均争吵起来了。威尔逊和“威尔逊分子”关于“民主”、“各民族联合”的虚伪词句很快就被事实揭穿了，因为我们看到，法国资产阶级占领了莱茵河西岸，法国、英国、美国的资本家占领了土耳其（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俄国的一部分（西伯利亚、阿尔汉格尔斯克、巴库、克拉斯诺沃茨克、阿什哈巴德等地），而意法之间、法英之间、英美之间、美日之间因分赃不均而造成的敌对情绪还有增无已。
在协约国中，固然有畏首畏尾的、很不彻底的、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的“社会党人”，他们昨天保卫“本国的”帝国主义政府，今天也只是假惺惺地“抗议”武装干涉俄国。但除这种人外，今天还有愈来愈多的人正沿着共产主义道路，沿着马克林、德布兹、洛里欧、拉查理、塞拉蒂的道路前进，他们懂得，只有推翻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议会，只有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压倒帝国主义，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保证持久和平。
那时，1918年8月20日，只有俄国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而“苏维埃政权”即全部国家政权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看来还只是（而事实上也只是）俄国的制度。
现在，1919年1月12日，不仅在以前沙皇帝国疆界之内的拉脱维亚、波兰、乌克兰，而且在西欧各国，无论是各中立国（瑞士、荷兰、挪威）还是遭受战祸的各国（奥地利、德国），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苏维埃”运动。德国（作为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特别重要，特别有代表性）的革命一开始就采取了“苏维埃”形式。德国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和唯一的代表“斯巴达克派”反对卑鄙的叛徒谢德曼、休特古姆之流同资产阶级勾结的斗争，都清楚地表明，历史是怎样对德国提出问题的：
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资产阶级议会——不管是打什么幌子（“国民”会议也好，“立宪”会议也好）的议会。
世界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而且完全应该这样说了。
“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发展过程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二步或第二阶段。第一步是巴黎公社。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公社的实质和意义所作的天才分析表明，公社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一切国家，包括最民主的共和国在内，都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无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的机器，这种镇压之所以必需，是因为地主和资本家，整个资产阶级及其一切走狗，一切剥削者，当开始推翻他们、开始剥夺剥夺者时，总要疯狂地不顾一切地拼命进行反抗。
资产阶级议会，即使是最民主的共和国中最民主的议会，由于国内还存在着资本家所有制和资本家政权，就总是一小撮剥削者镇压千百万劳动者的机器。过去，我们的斗争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社会党人，为劳动者摆脱剥削而斗争的战士，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把它当作讲坛，当作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一个基地。现在，世界历史已把摧毁整个资产阶级制度、推翻并镇压剥削者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提上日程，如果现在仍然只是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即资产阶级民主上面兜圈子，把资产阶级民主美化为一般“民主”，掩盖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忘记了只要资本家所有制还存在，普选制就始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工具，——如果这样，那就是无耻地背叛无产阶级，跑到它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那边去，成为变节分子和叛徒。
布尔什维克报刊从1915年起就时常提到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三个派别，现在在德国的流血斗争和国内战争中看得特别清楚。
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各国工人都知道的名字。在任何地方，特别是在协约国，这个名字象征着一个领袖对无产阶级利益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无限忠诚，象征着一心一意、舍死忘生、坚决无情地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精神，象征着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帝国主义誓死斗争，即使“自己的”国家正沉浸在帝国主义胜利的狂热气氛中也敢以死相拼的气概。德国社会党人中一切正直的真正革命的分子，无产阶级中一切优秀的坚定的战士，一切义愤填膺和革命决心愈来愈大的被剥削群众，都是同李卜克内西和“斯巴达克派”一起前进的。
同李卜克内西对立的是谢德曼、休特古姆之流以及为德皇和资产阶级效命的一帮小人。这是一些同龚帕斯和维克多·伯杰之流、韩德逊和维伯之流、列诺得尔和王德威尔得之流一样的社会主义叛徒。他们是被资产阶级收买的工人上层分子，我们布尔什维克把这些人叫作“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象我们称呼俄国的休特古姆之流即孟什维克那样），美国优秀的社会党人则送给他们一个惟妙惟肖的外号：“laborlieutenantsofthecapitalistclass”——“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这是一种最新式、最“摩登”的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因为一切先进文明国家的资产阶级所掠夺（不论是实行殖民压迫，还是用金融手段从形式上独立的弱小民族身上榨取“油水”）的世界人口要超过“本”国人口许多倍。因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有可能得到“超额利润”，并用其中的一部分来收买无产阶级的某些上层分子，把他们变成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害怕革命的小资产阶级。
介于斯巴达克派和谢德曼辈之间的是摇摆不定、没有主见的“考茨基分子”，考茨基的志同道合者。他们在口头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则是完完全全从属于别人的——今天从属于资产阶级和谢德曼分子，明天又从属于斯巴达克派，半条心跟前者走，半条心跟后者走。他们是些没有思想、没有主张、没有策略、没有廉耻、没有良心的人。他们生动地体现了庸人的慌张情绪，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一旦革命爆发又不能理解它，而且象叛徒一样去捍卫一般“民主”，也就是在实际上捍卫资产阶级民主。
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凡是有头脑的工人，都能从本国那种由于民族条件和历史条件不同而与别国不同的环境中认出社会党人或工会工作者的上述三大派，因为帝国主义战争和已经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造成了同样的思想政治流派。
上文是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惨遭艾伯特和谢德曼政府卑鄙杀害以前写的。这些刽子手为了讨好资产阶级，竟让德国的白卫分子即神圣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看家狗私刑杀害了罗莎·卢森堡，竟让他们以企图“逃跑”为借口从背后开枪杀害了卡尔·李卜克内西（俄国沙皇政府在血腥地镇压1905年革命时，也屡次借口被捕者“逃跑”而加以杀害），而且这些刽子手还利用貌似清白、貌似超阶级的政府的威望替白卫分子打掩护！这些所谓的社会党人杀人手段的卑鄙无耻，非笔墨所能形容。显然，历史选择了一条途径，让“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的表演达到野蛮、卑鄙和龌龊的“顶点”。让考茨基派傻瓜们在他们的《自由报》[183]上大谈什么由“所有的”“社会”党的代表组成“法庭”吧（这些奴性十足的家伙仍旧把刽子手谢德曼之流叫作社会党人）！这些具有庸人的愚蠢和市侩的怯懦的英雄们甚至不懂得法庭是国家政权机关，而德国的斗争和内战正是为了解决政权由谁掌握的问题：是由刽子手和杀人犯谢德曼辈及颂扬“纯粹民主”的考茨基辈为之“效劳”的资产阶级掌握呢，还是由将要推翻剥削者资本家并粉碎他们的反抗的无产阶级掌握。
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的鲜血，令人难忘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领袖的鲜血，一定会使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锻炼出进行殊死斗争的坚强意志。这个斗争一定会得到胜利。1917年夏天我们俄国发生“七月事变”的时候，俄国的谢德曼之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用“国家”的名义为白卫分子对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打掩护，工人沃伊诺夫因为散发布尔什维克小报，在彼得格勒街头被哥萨克活活打死[184]。根据经验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这些“胜利”，只会使群众很快抛弃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全民投票”等等的幻想。
现在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中间发生了一些动摇。一部分人意识到：在俄国帮助白卫分子、为最黑暗反动的君主派和地主效劳的盟国军队现在已经开始瓦解；继续进行武装干涉，企图征服俄国，就要长期保持上百万的占领军，这样做必然会把无产阶级革命极其迅速地带到协约国各国去。德国占领军在乌克兰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
协约国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仍然主张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主张用“经济包围”（克列孟梭）来扼杀苏维埃共和国。英法两国所有为资产阶级效命的报刊，即被资本家收买的大部分日报，都预言苏维埃政权很快要垮台，都竭力渲染俄国人民饥饿的惨状，胡说俄国情况“一团糟”，苏维埃政府“长不了”。白卫分子、地主和资本家的军队，在协约国的军官、弹药、金钱和辅助部队的支援下，切断了俄国饥饿的中部和北部同最富饶的产粮区——西伯利亚和顿河区的联系。
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其他工业中心，工人们忍饥挨饿，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假使工人群众不懂得他们是在保卫俄国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他们是绝对忍受不了协约国武装干涉（这种干涉往往以不派“自己的”军队的伪善保证作掩护，与此同时，运往俄国的“黑人”部队以及弹药、金钱、军官却源源不断）使他们遭受的这种灾难，这种饥饿痛苦的。
“盟国”军队和白卫军占据着阿尔汉格尔斯克、彼尔姆、奥伦堡、顿河畔罗斯托夫、巴库、阿什哈巴德，但是“苏维埃运动”攻克了里加和哈尔科夫。拉脱维亚和乌克兰成了苏维埃共和国。工人们看到，他们承担巨大牺牲是值得的，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正在全世界发展、扩大、增长和巩固。每作一个月的艰苦斗争和巨大牺牲，都使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事业得到加强，而使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剥削者遭到削弱。
剥削者还相当强大，他们还能继续杀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杰出领袖，还能使被占领或被征服国家和地区的工人遭到更大的牺牲和痛苦。但是，全世界的剥削者无力阻止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一革命将使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永远免除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
尼·列宁
1919年1月21日
载于1919年1月24日《真理报》第16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54—462页
注释：
[182]《给欧美工人的信》是继《给美国工人的信》（见本卷第47—63页）之后写的。这封信分别刊载于1919年柏林《行动》杂志3月号和《工人苏维埃》杂志4月号，并用英文出版过单行本。——442。
[183]《自由报》（《DieFreiheit》）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日报），1918年11月15日—1922年9月30日在柏林出版。——447。
[184]指《真理报》通讯员和承印《真理报》的劳动印刷所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伊·阿·沃伊诺夫被害事件。1917年七月事变期间，《真理报》编辑部被士官生捣毁以后，沃伊诺夫参加了出版《〈真理报〉小报》的工作。1917年7月6日（19日），他在什帕列尔街（今沃伊诺夫街）散发《〈真理报〉小报》时被哥萨克和士官生杀害。——448。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80]
（1919年1月20日）
（长时间热烈鼓掌）同志们，首先要请你们原谅，因为身体不大舒服，今天只能简短地谈谈你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会的任务问题。
你们要讨论的决议案，是共产党党团经过全面讨论后以它的名义向工会代表大会提出的。这个决议案现在印出来了，我想，它的内容大家已经知道，因此打算只谈主要的两条，总的说来，我认为这是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两条。
我认为，第1条可以说是消极性的，是针对工会运动保持统一或独立这个口号写的，决议案第3条谈到这个口号时说，它在实践上已把拥护它的几个集团引上了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这样，这几个集团也就把自己置于工人阶级的队伍之外了。
同志们，我认为保持独立这个臭名远扬的口号，不仅从工会的角度来看是值得注意的。我认为，只有懂得这个口号是怎样地自欺欺人，才能正确地理解和正确地认识现在遍及全世界的、在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明显地和空前迅速地尖锐起来的斗争，才能使工人阶级及其觉悟分子有可能正确地参加这一斗争。首先我想简略地指出这个口号在理论上是多么不正确，在理论上是多么经不起批评。
同志们，德国最近发生的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惨遭叛徒杀害的事件，不仅是刚刚开始的德国革命中最惨痛的事件，而且它还使人彻底认清了现今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各种派别和现今的各种理论体系在现代斗争问题上的提法。恰恰是在德国，臭名远扬的民主、一般民主的口号、工人阶级脱离国家政权而独立的口号等等，喊得最厉害。这些口号初看起来好象彼此并无联系，其实它们是密切相关的。说它们密切相关，因为它们表明：尽管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已有丰富的经验，但小资产阶级偏见直到现在还很顽强；直到现在，那些谈论阶级斗争的人，用德国人的说法，往往只是把阶级斗争挂在嘴上，而脑子里和内心里并没有真正承认它。实际上，如果我们还记得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学到的政治经济学的起码常识，还记得作为我们大家立脚点的阶级斗争学说的起码常识，我们怎么能在斗争象今天这样广泛、这样尖锐，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已在全世界提上日程，而最民主的国家中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的时候，谈论什么一般民主，谈论什么保持独立呢？谁这么想，就说明他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一页也没有读懂，虽然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无一例外都发誓信仰这部著作。
他们虽然发誓信仰这部著作，但事实上他们刚要接触到马克思的《资本论》要他们正视的那个主要斗争即阶级斗争的时候，却又回避它，幻想会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幻想在现代社会中，在资本家还保留着财产的时候，会有另外一种民主，这种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即不是用虚伪骗人的民主招牌作掩饰的资产阶级专政。正是从这个德国，不久以前传来了一种论调，说那里的无产阶级专政也许不会甚至一定不会越出民主制的框框，说那里仍将实行民主制。正是在德国，那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导师的人，曾经在1889年至1914年间充当整个第二国际的思想家的人，如考茨基之流，一直打着民主的旗帜，他们不懂得，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民主就不过是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十足骗人的幌子，如果不扯掉这个骗人的幌子，就根本谈不上认真解决把劳动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我们必须这样提出问题。这是马克思一向教导的，这是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每一次罢工和每一次尖锐的工会斗争所表明的。我们必须这样提出问题：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任何民主都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资产阶级专政。一切关于普选、全民意志、选民平等的宣传完全是骗局，因为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在资本、财产的占有者和现代雇佣奴隶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平等。
当然，同沙皇制度、专制制度、君主制度和一切封建主义残余比较起来，资产阶级民主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当然，我们应当利用资产阶级民主，那样的话，我们的提法就应当是：在工人阶级夺取全部政权的斗争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形式。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恰恰已经到了这个斗争的决定关头。正是现在，问题已经变成这样：资本家能不能保持住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首先是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这就是说，他们在准备新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同各民族间的大厮杀有着怎样的联系，它怎样不可遏止地导致这样的大厮杀。这样一来，大家都清楚地看到，一切所谓民主是全民意志的表现的宣传原来都是骗局，从事这种宣传原来不过是资本家和富人利用仍归他们私有的出版物以及利用其他一切政治宣传工具来欺骗最落后的劳动阶层的特权。
问题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是用立宪会议、各种选举原则、民主以及资产阶级的其他骗局掩盖起来的。这些东西都是用来迷惑傻瓜的，只有彻底成为和完全成为马克思主义叛徒、社会主义叛徒的人，现在才会把它们奉为至宝，用它们向人夸耀。无产阶级专政则要用铁拳镇压那个唆使最不觉悟的分子去反对世界无产阶级优秀领袖的资产阶级。这个专政是无产阶级为镇压资产阶级而取得的胜利。现在资产阶级愈是清楚地看到群众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愈是疯狂地拼命反抗无产阶级。因为在此以前，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认为工人的不满和愤慨不过是一时的表现。在此以前，一些资本家，例如最长于对工人进行政治欺骗、最有政治修养、最有组织的英国资本家，也往往这样看问题，认为战争引起不满是当然的事，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工潮，但他们还没有说，现在的问题已经是由谁来领导国家，由谁来掌握国家政权，资本家老爷是否还能保留自己的财产。然而种种事件表明，不仅在俄国，而且在许多西欧国家，甚至不仅在参战国，而且在瑞士、荷兰这样一些较少经受战祸的中立国，正是这个问题已经明显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资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熏陶最多，它也最喜欢用这种制度去熏陶群众，可是苏维埃运动、争取苏维埃政权的运动显然已在群众中酝酿成熟了。苏维埃运动已不仅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俄国形式。它已成了国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阵地，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进程中的第二步。第一步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表明，工人阶级只有通过专政，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巴黎公社表明的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说，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不能通过旧的议会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只能通过彻底粉碎了议会制和官吏机构的新型国家。
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进程来看，第二步是苏维埃政权。起初，人们认为苏维埃只是俄国的现象（根据当时的事实是可以甚至应该这样看的）。现在事变表明：它不单是俄国的现象，而且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国际形式；战争已经使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重新组合，使他们有了一种显然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相对立的、同攫取战前闻所未闻的高额利润的资本家阶级相对立的新组织；到处都建立了这种新的群众性的斗争组织，无产阶级用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组织。
在苏维埃产生的时候，并不是人人都认识到苏维埃的这种意义的。就是现在，这种意义也不是人人都认识到了。不过我们这些人，在1905年经历过苏维埃的萌芽时期，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又经历过人们在群众的苏维埃组织和小资产阶级的妥协背叛思想之间动摇不定的漫长时期，所以现在对情况格外清楚，简直是了如指掌，而且我们就是根据这种认识，根据无产阶级争取国家政权、反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斗争在日益广泛和日益深入地发展这样的认识来看问题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那些词句，什么民主、“独立”之类，都是一钱不值的。标榜这些东西，往往滑到非阶级的立场上去。因为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资产阶级在统治，资本主义社会能产生，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掌握了权力。不是无产阶级政权，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任何中间的选择都是短命的，在稍微重大一点的问题上都是行不通的。鼓吹独立、鼓吹一般民主的人，都是有意无意地以某种中间的、阶级之间的、超阶级的东西为前提。在任何场合下，这都是自欺欺人，都是掩盖下列事实：只要资本家的政权还存在，只要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所有制还存在，那么民主可以有多有少，民主的文明程度可以有高有低，实际上始终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我们可以更清楚更明显地看到每一个大的矛盾怎样爆发成了内战。
法国的政治形式愈接近民主，就愈容易从德雷福斯案件这样的事情引起内战。美国的民主愈广泛，就愈容易对无产阶级、对国际主义者甚至对普通的和平主义者使用私刑，就愈容易爆发内战。现在，当德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第一个星期就引起了极疯狂的、比我国尖锐得多激烈得多的内战的时候，我们更清楚地懂得了这一点。在判断内战是否已经爆发的时候，谁要是去看这些或那些政党是否已有定论，谁要是认为不过是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两人遭到杀害，谁就是瞎了眼睛，不敢想问题，不愿意弄明白不可遏止的内战已经在我们的眼前爆发，它是不可遏止地由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引起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中间道路。一切关于独立或一般民主的宣传，不管打着什么招牌，都是极大的欺骗，都是对社会主义极大的背叛。如果说过去布尔什维克（他们现在是国际的实际创始人）关于内战的理论宣传传得不远，往往受到帝国主义国家书报检查和军事封锁的阻碍，那么现在内战已经不是宣传，不是理论，而是事实，而且西欧各国的民主资格愈老，历史愈久，内战就愈激烈。这些事实一定会使最落后最迟钝的人思想开窍的。现在谁还要谈论一般民主，谈论独立，就可以叫他老顽固了。
虽然如此，考虑到俄国的工会运动是不久以前在艰苦的斗争条件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而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成熟了），必须顺便回顾一下昨天的情形。我认为，这样的回忆、这样的追述十分必要，尤其是因为工会运动（正因为它是工会运动）在这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业已开始的时代需要来一个大转弯。
资产阶级思想家普遍都想在这个工会运动中浑水摸鱼。他们拚命想使作为工会运动基础的经济斗争独立于政治斗争之外。但是工会作为无产阶级在阶级范围内最广泛的组织，实际上正是现在，尤其是在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取得了政权之后，应该发挥特别巨大的作用，应该在政治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应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主要的政治机关，因为使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的政治革命已经把政治上的一切旧概念、旧范畴推翻了，颠倒过来了。我再说一遍，旧的国家，即使是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建立时起就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而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工厂、生产工具、土地、铁路的所有者的专政，一句话，是一切物质资料、一切劳动工具的所有者的专政，而劳动因为没有占有这一切，仍然处于奴隶地位。
正因为如此，工会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以后，就应该愈来愈多地担当起建设工人阶级政治的任务，担当起以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代替原来的剥削阶级、推翻旧科学的一切旧传统和旧偏见的任务。代表这种旧科学的一位学者对无产阶级这样说过：你们管理你们的经济吧，政治让资产阶级分子的政党去管理[181]。这类说教全都是剥削阶级及其刽子手直接用来压制正在各地开始起义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武器。
同志们，在这里，工会在自己的国家建设工作中必须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按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决议案的说法，就是工会“国家化”问题。在这里，工会必须好好地想想现代共产主义创始人的一句最深刻的名言：“在社会中进行的革命愈广泛，愈深刻，完成这个革命的人，作为这个革命的名副其实的创造者的人也就愈多。”［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编者注］我们拿从前的农奴制贵族社会来说。在那个社会里，革命是十分容易的，只要从一小撮贵族或封建主手里把政权夺过来交给另外一小撮就行了。我们再拿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它是夸耀自己实行普选制的。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这种普选、这整个选举机器都成了骗人的东西，因为甚至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国家里，大多数劳动者也是受到压制的，他们在资本主义苦役的重压下，实际上没有参加也不可能参加政治活动。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能够导致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革命，但这种胜利只有在更广大的群众独立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的条件下才能达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国家形式的改变，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不是另外举行一次虽以人们完全“平等”为前提，实际上却巧妙地掩饰着一部分人是有产者、另一部分人是无产者的事实的选举。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人们看来，既然有“民主”，既然资本家和无产者都参加这个选举，那么，这就是“人民的意志”，这就是“平等”，这就是人民愿望的表现。我们知道，这种论调是在给艾伯特和谢德曼之流的刽子手、杀人犯打掩护，是极其卑鄙的欺人之谈。在资产阶级社会里，通过民主程度不同的种种政治形式来支配劳动群众的是资产阶级，是少数有产者。他们都拥有一份资本主义财产，他们把教育和科学、把资本主义文明的最高成就和精华变成了剥削工具和专利品，使大多数人处于奴隶地位。现在这场革命我们已经开始，已经进行了两年，并且下定决心要进行到底（鼓掌），——我们这场革命要能够进行和取得胜利，只有使政权转到新阶级的手里，只有从上到下完全由新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奴隶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有产者的代表来承担全部管理工作，承担整个国家建设事业，承担领导新生活的整个事业。（鼓掌）
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这个新阶级不是从看书、开会、听报告而是从管理国家的实践中受到教育，只有这个阶级把广大劳动群众吸引来参加管理工作，并创造出种种形式使全体劳动者便于参加管理国家和建立规章制度的工作，只有到那个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巩固，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它才不可能不巩固。如果具备这样的条件，它就会成为伟大的力量，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把资本主义及其种种残余一扫而光。
从阶级观点上一般地说来，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亦即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这个任务是同工人组织过去的任务即早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就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竭力进行最广泛的群众斗争这一任务紧密地直接地结合在一起的。而在当时那些组织中，工会是最广泛的组织，现在它形式上仍然是独立的组织，正如向你们提出的决议案中的一条所说的，它能够而且应当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直接参加一切国家机关的工作，组织群众来监督这些机关的活动等等，建立对整个生产和分配进行计算、监督、调节的新机关，而且这些机关依靠有利害关系的广大劳动群众自己，靠他们有组织地发挥主动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即使条件很有利，国家特别先进，已经用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来提高资产阶级民主的文明程度，即使这样，工会会员也从来没有超过雇佣劳动者的1/5。参加工会的是少数上层分子，在这些上层分子中间，只有极少数人受到资本家的引诱和收买，能以工人领袖的身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一席地位。美国的社会党人称这批人为“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在这个具有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国家里，在这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他们对极少数无产阶级上层分子扮演的这种角色看得最清楚，这批人实际上在替资产阶级服务，给资产阶级当代办，被资产阶级收买，成为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护国主义者的骨干，而艾伯特和谢德曼将永远是这一类人的代表。
同志们，我国现在的情况不同。工会可以按照新方式，依靠资本主义文化所创造的一切，依靠资本主义生产所创造的一切来开始国家的经济建设，而且正是利用这个物质基础、利用大生产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大生产本来是套在我们身上的枷锁，是为了对付我们、为了对工人群众进行无穷无尽的压迫而建立的，但是它把工人群众联合起来，团结起来，造就了一支新社会的先锋队。就是这支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之后，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之后，干起了自己真正的事业——教育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在没有官吏、没有资产阶级、没有资本家的情况下参加国家管理和生产管理。正因为如此，向你们提出的决议案屏弃了一切资产阶级的方案和一切叛卖性的主张。正因为如此，决议案说工会国家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还前进了一步。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仅仅从理论上提出工会国家化的问题了。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仅仅从理论上加以讨论的阶段，谢天谢地，已经过去了。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已经忘记了纯粹从理论上进行这种自由讨论的时期。那个时期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现在我们是根据工会一年来的经验提出这些问题的，因为一年来工会已经作为生产组织者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工会在这项异常艰难的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而且现在当然还在不断犯错误。资产阶级说：你看，无产者搞起建设来了，你看，他们犯了好多错误。对于资产阶级的幸灾乐祸，工会根本不予理睬。资产阶级以为，它在接替沙皇和贵族的时候没有犯过错误。它以为，对农奴制大厦进行修修补补的1861年改革，把大量收入和权力留在农奴主手里的改革，是进行得一帆风顺的，好象在它当家后俄国没有经历过几十年的混乱。可是，没有一个国家的贵族老爷没有嘲笑过担负起管理国家的任务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和平民知识分子。
显然，资产阶级知识界的全部精华，或者不如说，资产阶级知识界所有华而不实的人，现在也来嘲笑新政权所犯的每一个错误了。新政权的确经常犯错误，特别是因为新的阶级，劳动者的联盟，过去不得不以极快的速度来进行自己的革命，因为当时剥削者在疯狂反抗，全世界剥削者正联合起来向俄国这样一个最软弱最无准备的国家进军，当时顾不上考虑自己的革命怎样才能一帆风顺，而主要考虑怎样才能坚持到西欧无产阶级开始觉醒的那一天。现在这个任务已经解决了。同志们，在这方面现在已经可以说，我们要比法国革命的活动家幸运好多倍，因为法国革命为落后的君主国的联盟所打败，它作为当时的资产阶级下层的政权只支持了一年，没有马上在其他国家引起同样的运动；虽然如此，它对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贡献仍然很大，整个19世纪整个文明人类的全部发展都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都要归功于它。
我们要幸运得多。同当时的活动家在一年中间为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所作的贡献比较，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内，在过去这一年内，为新的无产阶级制度所作的贡献要大得多。现在，俄国的运动（俄国开始这个运动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由于情况的特殊结合，由于一些特殊的条件使俄国处在现代文明世界的两大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和苏维埃政权在这一年内的胜利，已经使得这个运动成了国际性的运动，使得共产国际成立起来了，旧资产阶级民主的口号和理想被粉碎了。现在，全世界没有哪个清醒的政治家（不管他是哪一个政党的）会看不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已在进行了。（鼓掌）
同志们，我本来是谈我们早就离开了从理论上提出问题的阶段而已经到了实际解决问题的阶段，刚才扯得远了一点。我们现在有了一年的经验，这一年我们为使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获得胜利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18世纪末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一年中为使资产阶级民主在全世界胜利所取得的成就。此外，我们在这一年还获得了丰富的实际经验，这些经验即使还不能使我们准确地确定我们每一步的走法，至少也可以使我们拟定发展的速度，看到实际的困难，并采取实际步骤使我们在推翻资产阶级的事业中取得一个又一个局部的胜利。
通过回顾过去，我们看到了有哪些错误应该纠正，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今后应该建设什么和怎样建设。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决议案不是仅仅宣布工会国家化，在原则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仅仅指出，象决议案有一个地方所说的，我们“一定要走把工会组织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的道路”。这在理论上我们是知道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我们就是这样筹划的，而且本来就应该预先筹划好。但是这还不够。对于一个已经完全投入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政党来说，对于已经成立了管理全国工业的机关、已经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大量错误作为代价换取到大量组织经验的工会来说，问题的重点今天已经改变了。
现在我们仅仅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够了。工会必定要国家化，工会必定要和国家政权机关合并起来，建设大生产的任务必定要完全转到工会的手里。但是这一切还不够。
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我们的实际经验，以便确定下一个步骤。这才是我们今天工作的重点。决议案谈到下一步怎么办时说，假如工会现在就想擅自行动，担负起国家政权的职能，那只会弄得一团糟。这种一团糟已经使我们吃尽苦头。我们同深深盘踞在工人意识中的万恶的资产阶级制度的余毒、同工人身上的小私有者的倾向（半是无政府主义倾向，半是利己主义倾向）已经作过不少的斗争。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现在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就是十足的空想，就是在实际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不，我们不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进行建设的，是在同劳动者身上同样存在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点作斗争中进行建设的。在这场斗争中，常常碰到小私有者那种各人顾各人的旧习惯、旧习气，“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旧口号仍然在作怪。这种情形在每个工会、每个工厂里真是太多了，它们往往只顾自己，至于别人，那就让上帝和首长去照顾吧。这种情况我们是看到了，亲身体验到了，它使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有鉴于此，我们要告诫同志们，在这方面万万不可擅自行动。我们认为，那样做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我们大家向资本主义的恶习屈服。
现在我们学会了把我们面临的任务的困难估计够。我们把握着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全局，从全局出发，我们反对任何人在建设工作中擅自行动，必须告诫有觉悟的工人不要这样做。应该指出：我们不能一举实现工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合并。这样做会犯错误。事情不能这样办。
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已经选拔了几千也许几万无产者去做管理国家的工作。我们知道，现在，在国家管理的每个部门，在已经社会主义化或正在社会主义化的企业的每个部分，或者说在经济领域，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的代表。这个情况无产阶级知道。它已经实际干起来了。但它也看出，必须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还要迈出好多步，才能说劳动者的工会组织和整个国家机构完全合并起来了。这要到工人已经把一个阶级强制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完全掌握到自己手里的时候才能实现。我们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
现在我们要把你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当前的实际工作上来。必须让愈来愈多的劳动者亲自参加经济管理和新生产部门的建立。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任务，不把工会变成一个培养比现在多十倍的工人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教育机关，那么我们就无法把共产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到底。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这一点我们的决议案也提到了，后面这一点就要特别提请你们注意。
由于历史上发生了最伟大的革命，由于无产阶级把国家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工会的整个活动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工会成了新社会的主要建设者，因为新社会的建设者只能是千百万群众。如果说农奴制时代这样的建设者是几百人，如果说资本主义时代国家的建设者是几千人几万人，那么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要有几千万人积极地、直接地、实际地参加国家管理才能完成。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做到。
工会应该知道，除了一部分还存在、一部分已解决的任务（这些任务即使还存在，对我们来说，也只能算一些微不足道的任务），除了计算、规定定额、合并组织的任务，还有一个更高的更重要的任务，这就是教会群众做管理工作，不是用书本、用讲课、用开会而是用经验来教，要求做到，在无产阶级已把本阶级中间的先进分子派去做指挥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情况下，使愈来愈多的新人走进这些机关，使先进工人的队伍再扩大十倍。这个任务看来很艰巨。可是，如果我们想想革命的经验怎样使我们得以迅速完成十月革命以来出现的极其艰巨的任务，想想那些从前接触不到知识也用不着知识的劳动阶层是怎样渴求知识，如果我们想想这些，那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个任务太艰巨了。
我们会看到，我们能够解决这个任务，能够教会比现在多得无比的劳动群众去管理国家和管理工业，能够开展实际工作，能够打破经过数十年数百年已在工人群众中间根深蒂固的有害偏见，什么管理国家是特权者的事情，什么管理国家是一种特殊的艺术。这是不对的。我们今后不可避免会犯错误，可是现在从每一个错误中得到教益的，将不是从理论上学习某一门国家管理课程的一班班大学生，而是千百万劳动者；他们将亲身感觉到每一个错误的后果，痛切地感到他们面临着计算和分配产品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紧迫任务，而且亲自体验到政权是在他们手里，体验到如果他们自己帮不了自己，那么谁也帮不了他们，——这就是工人阶级中间正在形成的新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工会和工会运动工作者特别应该铭记在心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任务。工会不仅仅是职业组织。现在它还带有职业的特征，仅仅是因为它是在资本主义早期唯一可能的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现在它联合着极广泛的劳动者。它的任务是：把这几百万以至几千万劳动者从一种比较简单的活动推向比较高级的活动，坚持不懈地从劳动者的后备军中吸取新的力量，坚持不懈地推动他们去解决最困难的任务；以这样的方式使愈来愈多的群众学会管理国家；把工会的活动同无产阶级现在的斗争融为一体——无产阶级现在已经掌握了专政，在全世界面前坚持这个专政，每天把世界各国一批又一批的产业工人和社会党人吸引过来，这些产业工人和社会党人昨天还容忍社会主义叛徒和社会护国主义者的说教，现在则逐渐走到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旗帜下面来了。
要高举这面旗帜，同时要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队伍，要记住，工会的任务是建设新的生活，教育新的几百万人以至几千万人，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会不犯错误和抛弃旧偏见，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会管理国家和管理生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主义事业获得完全的胜利而排除一切后退的可能。
载于1921年《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35—453页
注释：
[180]这是列宁于1919年1月20日下午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就工会的任务问题作的报告。
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1月16—25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出席大会的有648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449名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者。当时全俄工会共有会员442万名。列入大会议程的是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总结、工会的任务问题以及若干组织问题。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决议案，其中指出，打着工会运动“统一”、“独立”的旗号而把无产阶级同苏维埃国家机关对立起来的企图，已经使“拥护这一口号的集团走上了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使他们自外于工人阶级的队伍”。决议也驳斥了将国家政权的职能交给工会行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要求。
大会向各级工会组织提出了要特别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的任务，建议把准确规定超定额增加报酬的计件奖励工资制作为工资制度的基础。代表大会非常注意组织社会保险和劳动保护以及加强工会在培养熟练技术干部方面的作用。大会还确定了按生产单位建立工会的原则。——426。
[181]列宁大概是指经济派的宣言《信条》中的一句话：“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出路只有一条：参加，也就是帮助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且参加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引用了《信条》的全文并加以批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后来，列宁在《怎么办？》这部著作中指出：臭名远扬的《信条》所以博得了那种应有的名声，也正是因为它……吐露了“经济主义”的基本政治倾向：让工人去作经济斗争（更确切些说，去作工联主义的斗争，因为工联主义的斗争也包括一种特殊的工人政治），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结合起来作政治“斗争”。——432。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抗议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1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抗议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79]
（1919年1月19日）
简要报道
今天，柏林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叛徒们兴高采烈，——他们终于杀害了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四年来一直驱使工人去为掠夺者的利益卖命的艾伯特和谢德曼，现在又来充当屠杀无产阶级领袖的刽子手了。德国革命的实例使我们深信，“民主”不过是幌子，它掩盖着资产阶级的掠夺和最野蛮的暴力。
消灭刽子手！
载于1919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4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4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34页
注释：
[179]1919年1月15日，在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弗·艾伯特和菲·谢德曼为首的德国政府知情的情况下，古·诺斯克领导的反革命部队的军官杀害了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卡·李卜克内西和罗·卢森堡。噩耗于1月17日传到了莫斯科，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当即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予以宣布。次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和《真理报》发表了由斯维尔德洛夫签署的联席会议《告德国各级苏维埃和全体工人阶级书》。党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号召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在各地举行游行示威和抗议集会。莫斯科各企业的工人和红军部队于1月19日打着挽幛在苏维埃广场举行集会。列宁向示威群众发表了讲话。发表讲话的还有斯维尔德洛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425。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目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目录·凡例·前言1917年·告俄国公民书（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文献（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17年10月下旬）1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10月25日〔11月7日〕）2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10月26日〔11月8日〕）和平法令3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10月26日〔11月8日〕）4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10月26日〔11月8日〕）土地法令5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10月26日〔11月8日〕）·*工人监督条例草案（1917年10月26日或27日〔11月8日或9日〕）·*同赫尔辛福斯在直达电报中的谈话（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1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2关于部队装备问题的发言3关于建立城市秩序问题的发言·*人民委员会通电（1917年10月30日〔11月12日〕）·*职员守则草稿（1917年10月底）·*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17年11月1日〔1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1917年11月2日〔1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1917年11月3日〔16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17年11月3日〔16日〕）·*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1917年11月4日〔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1917年11月4日〔17日〕）1关于出版问题的讲话2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3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而作的发言4关于一部分人民委员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问题的讲话和决议案·*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线代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报道）（1917年11月4日〔17日〕）·告人民书（1917年11月5日〔18日〕）·*答复农民的问题（1917年11月5日〔18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信（1917年11月5日或6日〔18日或19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1917年11月5—6日〔18—19日〕）·*对为前线士兵征收防寒物品法令草案的几点补充（1917年11月7日〔20日〕以前）·政府同大本营在直达电报中的谈话（1917年11月9日〔22日〕）·通电——致各团、师、军、集团军等委员会，全体革命陆军士兵和革命海军水兵（1917年11月9日〔22日〕）·*《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欺骗人民，布尔什维克的新政府给了人民什么》小册子的序言（1917年11月9日〔22日〕）·人民委员会给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1917年11月9日或10日〔22日或23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同杜鹤宁通话的报告（1917年11月10日〔23日〕）·给芬兰同志们的信（1917年11月11日〔24日〕）·*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文献（1917年11月中旬）1给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声明（11月12日〔25日〕）2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报道）（11月14日〔27日〕）3决议草案（11月14日〔27日〕）4关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声明的讲话（报道）（11月18日〔12月1日〕）5关于土地问题的总结发言（报道）（11月18日〔12月1日〕）·*同美联社记者格·雅罗斯的谈话（1917年11月15日〔28日〕）·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人民委员会关于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额的决定草案·*罢免权法令草案（1917年11月19日〔12月2日〕）（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人民委员会关于陆军部问题的决定草案（1917年11月19日〔12月2日〕）·没收出租住房法令的提纲（1917年11月20日〔12月3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罢免权的报告（1917年11月21日〔12月4日〕）·*在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17年11月22日〔12月5日〕）·*《土地问题资料》一书序言（1917年11月27日〔12月10日〕）·和平谈判纲要（1917年11月27日〔12月10日〕）·*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问题的决定草案（1917年11月27日〔12月10日〕）·*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1917年11月27日〔12月10日〕）·*经济措施纲要草稿（不早于1917年11月27日〔12月10日〕）·*对游行示威口号的补充（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追究诬告责任的决定草案（1917年11月29日〔12月12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17年11月29日〔12月12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军工厂转向有益于经济的生产的决定（1917年11月29日〔12月12日〕）·关于党的任务的提纲＋目前形势（1917年11月）·*对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意见（1917年11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1917年12月1日〔14日〕）1关于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问题的发言（报道）2关于立宪会议问题的讲话3关于处置立宪民主党的法令的决议·*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7年12月2日〔15日〕）·*告乌克兰人民书（1917年12月3日〔16日〕）·*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人部的会议上关于彼得格勒工人经济状况和工人阶级任务的报告（报道）（1917年12月4日〔17日〕）·*答赫尔曼·费尔瑙（1917年12月5日和23日〔1917年12月18日和1918年1月5日〕之间）·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声明（1917年12月6日〔19日〕）·*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农民书草稿（1917年12月6日或7日〔19日或20日〕）·*给费·埃·捷尔任斯基的便条并附关于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作斗争的法令草案（1917年12月7日〔20日〕）·对亚历山德罗－格鲁舍夫斯克区工人代表团所提问题的答复（1917年12月11日〔24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17年12月11日〔24日〕）·*关于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临时委员会的决议草案（1917年12月11日或12日〔24日或25日〕）·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1917年12月11日或12日〔24日或25日〕）·*在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7年12月13日〔26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家机关职员工资问题的决定草案（1917年12月13日〔26日〕）·为了面包与和平（1917年12月14日〔27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的讲话（记录）（1917年12月14日〔27日〕）·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不早于1917年12月14日〔27日〕）·*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专家委员会的决定草案（1917年12月15日〔28日〕）·*关于将问题列入人民委员会会议议事日程的程序的指令（1917年12月16日〔29日〕）·向为复员军队而召开的全军代表大会的代表提出的问题（1917年12月17日〔30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同德国和谈等问题的决议草案（1917年12月18日〔31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司法人民委员伊·扎·施泰因贝格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弗·亚·卡列林错误行动的决定草案（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同拉达举行谈判的决议（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普列汉诺夫论恐怖（1917年12月22日〔1918年1月4日〕）·政论家札记（待研究的问题）（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们（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怎样组织竞赛？（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人民委员会关于拨款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筹备和召开例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1917年12月29日〔1918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关于拉达给人民委员会的答复的决定（1917年12月30日〔1918年1月1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索·阿·洛佐夫斯基的党籍的决议草案（1917年12月30日〔1918年1月12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同卡列金作斗争的决定（1917年底—1918年初）1918年·*在欢送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月1日〔14日〕）·*人民委员会关于高级公职人员的薪金标准的决定草案（1918年1月2日〔15日〕）·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晚于1918年1月3日〔16日〕）·致为复员军队而召开的全军代表大会（1918年1月3日〔16日〕）·*同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苏维埃和谈代表团团长列·达·托洛茨基在直达电报中的谈话（1918年1月3日〔1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1918年1月3日〔16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声明（1918年1月5日〔18日〕）·来自另一世界的人们（1918年1月6日〔19日〕）·*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1918年1月6日〔19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1918年1月6日〔19日〕）·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1918年1月7日〔20日〕—2月11日〔24日〕以前）·*《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补充说明（1918年1月8日和11日〔21日和24日〕之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讲话（1918年1月11日〔24日〕）·*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1月中旬）1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1月11日〔24日〕）2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1月12日〔25日〕）3关于取消苏维埃法律中所有涉及立宪会议的内容的法令草案（1月18日〔31日〕）4代表大会闭幕词（1月18日〔31日〕）·*给赤卫队司令部的命令（1918年1月12日）·*在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18年1月13日〔26日〕）·*对《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草案的补充（1918年1月13日和27日〔1月26日和2月9日〕之间）·*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和粮食机关代表联席会议文献（1918年1月14日〔27日〕）·*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粮食状况的措施的决定草案（1918年1月14日〔27日〕）·*人民委员会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质问（1918年1月15日〔28日〕）·*人民委员会关于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的上下隶属关系的决定草案（1918年1月15日〔28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工资的决定草案（1918年1月16日〔29日〕）·*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粮食工作问题的两个决定草案（1918年1月16日〔29日〕）·*人民委员会关于海洋与内河商船国有化法令草案（1918年1月18日〔31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18年1月19日〔2月1日〕）·*致全国人民、特别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代表团的通电（1918年1月21日〔2月3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活动问题的决定草案（1918年1月21日〔2月3日〕）·*致全国人民的通电（1918年1月22日〔2月4日〕）·*对派往地方的鼓动员的讲话（报道）（1918年1月23日〔2月5日〕）·*人民委员会关于赋予副人民委员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表决权问题的决定草案（1918年1月23日〔2月5日〕）·*人民委员会关于军工厂转向有益于经济的生产的决定草案（1918年1月23日〔2月5日〕）·*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彼得格勒各监狱粮食状况的决定草案（1918年1月23日〔2月5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18年1月24日〔2月6日〕）·*在土地委员会代表大会代表和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农民代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报道）（1918年1月28日〔2月10日〕）·给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俄国和谈代表团托洛茨基的电报（1918年1月28日〔2月10日〕）·*对关于建立全俄部际保卫铁路特设委员会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918年1月30日〔2月12日〕）·*关于改善彼得格勒粮食状况的措施的建议（1918年1月30日〔2月12日〕）·*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区分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各种职能的决定草案的几点补充（1918年1月31日〔2月13日〕）·人民委员会关于接收怠工者参加工作的手续的决定（1918年1月31日〔2月13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18年2月18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18年2月18日）·*给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无线电报的草稿（1918年2月18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简要报道）（1918年2月19日）·*同莫斯科苏维埃在直达电报中的谈话（1918年2月20日）·*对拉脱维亚步兵的讲话（简要报道）（1918年2月20日）·论革命空谈（1918年2月21日）·给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及各区委员会的电话（1918年2月21日）·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1918年2月21日）·*对人民委员会法令《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补充（1918年2月21日或22日）·论疥疮（1918年2月22日）·*给莫斯科瓦·尼·波德别尔斯基的直达电报（1918年2月22日）·和平还是战争？（1918年3月23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18年2月23日）·*给皇村无线电台的指令（1918年2月23日〔10日〕）·不幸的和约（1918年2月23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报道）（1918年2月23日）·错在哪里？（1928年2月23日或24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1918年2月24日）·*人民委员会关于接受德国和约条件的决定（1918年2月24日）·*关于必须签订和约的意见（1918年2月24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18年2月2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上的立场（1918年2月24日）·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训（1918年2月25日）·*关于同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签订的条约（1918年2月下旬）·*人民委员会关于迁移政府的决定草案（1918年2月26日）·*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活动的决定草案的补充（1918年2月26日）·奇谈与怪论（1918年2月28日和3月1日）·脚踏实地（1918年3月1日）·*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命令的草案（1918年3月2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18年3月4日）·*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水运管理委员会的决定草案（1918年3月4日）·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1918年3月5日）附录·*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的提纲（1917年11月14日〔27日〕）·*《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的要点（1917年12月11日〔24日〕）·*《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的草稿和提纲（1917年12月14日〔27日〕以后）·*经济政策问题笔记（不早于1917年12月14日〔27日〕）·*《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的提纲初稿（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的提纲（1918年1月5—6日〔18—19日〕）·*《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要点（不晚于1918年1月7日〔20日〕）·《列宁全集》第33卷年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1918年3月5日）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1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78]
（1919年1月18日）
（热烈鼓掌，转为欢呼）同志们，请允许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你们的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同志们，现在教师们面临着特别重要的任务，我希望去年一年教师中间展开的斗争能够结束。这场斗争是在两部分教师之间展开的，一部分教师一开始就拥护苏维埃政权，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另一部分教师则一直维护旧制度，旧偏见，认为可以继续在旧制度基础上办教育。我想，经过这一年的斗争，经过国际关系上的各种变化，这场斗争现在应该结束了，而且它也确实快结束了。毫无疑问，大多数教师是同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紧紧站在一起的，他们现在都深信社会主义革命有其深刻的根源，深信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扩展到全世界。因此我认为，在为社会主义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中，在反对那些一直维护资产阶级旧偏见、旧制度和虚伪立场，幻想可以把旧制度的一些东西保留下来的教师的斗争中，大多数教师是一定会真心实意地拥护被剥削劳动者的政权的。
资产阶级虚伪立场的表现之一，就是硬说学校可以脱离政治。你们都很清楚这种说法多么虚伪。就连提出这个论点的资产阶级自己也把贯彻资产阶级政治作为办学的重点，竭力通过办学替资产阶级训练机灵听话的奴才，甚至在全国上下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替资产阶级训练这样的奴仆，教他们去执行资本的意志，听从资本的使唤。他们从来不考虑怎样使学校成为培养人的品格的工具。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只有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有密切联系、真心实意地拥护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学校，才能做到这一点。
当然，改造学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当然，在这方面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错误，都有一些人肆意歪曲学校不脱离政治的原则，简单生硬地把政治灌输给尚未准备好接受政治的正在成长的年青一代。毫无疑问，我们将坚持不懈地同这种随心所欲地运用基本原则的行为作斗争。但是现在，拥护国际、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这部分教师的主要任务，是要设法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尽可能包括一切教师的教师联合会。
旧的教师联合会固守资产阶级偏见，暴露了它的无知，而且维护特权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其他那些从1917年革命一开始就成立的、我们曾在实际生活各个领域与之作斗争的上层联合会。象这样一个联合会，在你们国际主义者协会里是没有容身之地的。我想，你们的国际主义者协会完全可以成为教育界一个统一的教师工会，一个象所有的工会那样拥护（这点从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看得特别清楚）苏维埃政权的工会。摆在教师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在这里，你们还必须同以往的革命遗留下来的松懈散漫现象的残余进行斗争。
其次谈谈宣传鼓动工作。教师中间的资产阶级分子总是认为，只有富人才能受真正的教育，至于大多数劳动者，只须训练成好仆役好工人就行，不必培养成为生活的真正主人。这部分教师的怠工和偏见造成了人们对教师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宣传教育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零敲碎打就很自然了。这就使一部分教师必然陷在狭小的圈子里，陷在所谓教学的圈子里，同时也使我们没有可能真正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机构，使科学界的一切力量都参加进来，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同资产阶级的旧偏见决裂，在这方面，你们联合会的任务就是要把广大教师吸收到你们这个大家庭中来，教育最落后的教师，使他们服从整个无产阶级的政治，结合成一个共同的组织。
在组织工会方面，教师们担负的任务很伟大，因为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内战的一切问题正在明朗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在事实的教育下不得不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他们深信，任何别的选择，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会把他们推到保卫白卫分子和保卫国际帝国主义的道路上去。当一个主要任务在全世界提出来的时候，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资本家极力倒行逆施，实行军事独裁和镇压（我们已从柏林得到这方面的确实消息），他们兽性发作，感到四年战争打下来自己不可能不受到惩罚，就铤而走险，不惜再次用劳动人民的鲜血来淹没世界。另一种可能是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完全的胜利。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因此，那些一开始就拥护国际的教师，现在既然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反对者即站在另一个营垒中的教师不能实行任何有力的反抗，就应该更广泛地展开工作。现在应该把你们的联合会建成一个广泛的、把广大教师都包括在内的、坚决拥护苏维埃、坚决拥护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教师工会。
这就是现时正在举行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原则。代表大会要求一切从事同一职业、同一工作的人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工会，但同时又指出，工会运动不能脱离把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基本任务。因此，只有那些承认革命的阶级斗争、努力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联合会，才能成为工会大家庭中享有充分权利的一员。你们的联合会就是这样的联合会。如果采取这一立场，你们就能争取到广大的教师，使知识和科学不再为特权阶层所独占，不再是加固富人和剥削者阵地的材料，而成为解放被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同志们，祝你们在这个领域获得成功。
载于1926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20卷第2册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30—433页
注释：
[178]这是列宁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祝词。
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1月12—19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认为，必须成立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工会。代表大会听取了几个关于统一制劳动学校的报告，制定了一系列改善红军中的文化教育工作的措施。——421。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1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77]
（1919年1月18日）
简要报道
列宁说，在讨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后，提出了两个决议草案，第一个是关于改进苏维埃工作的草案，第二个是关于彻底改组苏维埃机构的草案；根据我对两个草案的研究，我觉得部分同志提出的第二个决议草案给人一种言犹未尽的印象，因为这项决议主张改组苏维埃机构，却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理由。
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官僚主义和投机活动。经济破坏状态还没有减轻，而要完全消除破坏状态，只有实行集中制，放弃纯地方主义的利益。一搞地方主义，显然就要反对集中制，而实行集中制是我们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提出决议案的这部分同志离开了集中制，陷入了地方主义的泥坑。
看来，地方上不满意中央苏维埃政权通过某些决议时没有同地方上商量；如果是这样，地方上完全可以召开会议讨论他们十分关心的一切问题。官僚主义腐蚀着我们，要克服它非常困难。必须加紧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多派一些工人到机关里去。然而反对官僚主义如果不对准目标，情况就很危险，对待专家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的情况不好，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专家很多，而是因为我们没有严格的集中制。相反，苏维埃某些工作部门倒是苦于专家不够。必须多派一些中等水平的工人到机关里去，让他们向专家学习，以便将来代替他们，独立进行实际工作。列宁同志最后说，伊格纳托夫同志提出的提纲，显然没有表达这些同志真正的想法。斗争的锋芒没有对准目标。
载于1919年1月28日《真理报》第1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28—429页
注释：
[177]这是列宁在1919年1月18日举行的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这一次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是为讨论中央苏维埃机关和地方苏维埃机关之间、党同苏维埃中的共产党党团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而召开的。伊·韦·齐夫齐瓦泽代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在会议上发言并提出决议草案。这个草案确认必须改善苏维埃的实际工作，但是反对以叶·尼·伊格纳托夫为首的集团提出的关于取消人民委员会和根本改变苏维埃宪法的要求。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莫斯科委员会的决议草案。——41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19年1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74]
（1919年1月17日）
（热烈欢呼）同志们，让我首先简要地说明一下我们在粮食政策上经历过的几件大事。我认为，这样说明一下，不仅有助于正确地估计我们今天提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定的意义，而且有助于评价我们的整个粮食政策，评价苏维埃俄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和主要支柱——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在这困难关头所起的作用。
同志们，我们的粮食政策突出地表现在三大措施上，这些措施，按照时间顺序，第一个是通过了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决定，这一步骤是我们整个粮食政策的基础，同时也是我国革命整个发展过程中和革命的构成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这一步骤使我们越过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因为我们如果不在农村中建立起真正无产阶级的（不是全体农民的）支柱，只靠工人阶级在城市中的胜利，只是把一切工厂收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是不能创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的。在十月革命时期，我们只能实行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的联盟，由于有了这个联盟，我们得以很快地摧毁和彻底地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但是只有当我们进一步把贫苦农民即农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时候，城市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同农村无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巩固地建立起来，反对富农和农民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真正展开。我们在粮食政策上的这一重大步骤，现在仍然是体现我们整个粮食政策的重大标志。
第二个步骤也许不那么重要，这就是在我们的代表参加和倡议下通过了利用合作社的法令[175]。法令规定：我们必须利用这个由合作制、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由于明显的原因在俄国比在西欧各国薄弱的机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错事，而很多该做的事倒没有做，不仅在农村是这样，而且在城市、在大的无产阶级中心也是这样。在这方面，我们遇到了无知、无能、偏见和传统，使得我们厌弃合作社。合作社的上层中间有很多非无产阶级分子，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必须同这些很会投靠资产阶级的人进行斗争，同反革命分子及其阴谋进行斗争，但同时要保存机构，保存合作社机构（这也是资本主义的遗产），即在千百万人中间进行分配的机构，因为没有这种机构，就谈不上稍微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粮食人民委员部制定过一项正确的政策，但我们还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完。今天我们以共产党党团的名义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进了一步，主张把合作社机构利用起来。必须善于同合作社机构中不可救药的上层分子进行斗争——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权力来进行这一斗争，以为他们会反抗得很厉害，那是很可笑的。必须善于进行这样的斗争，同时一定要利用合作社机构，以便我们不致分散自己的力量，以便这一机构能统一起来，以便共产党员能把自己的力量不仅用于政治工作，而且用于组织工作，并在技术上利用为这一工作做好了准备的机构——合作社机构。
体现我们粮食政策的第三个步骤是建立工人的粮食机关。在这方面，做粮食工作的同志们，你们面临着一项重大的任务。现在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我们应当走的，而且我们应当努力使各人民委员部都走上这条道路；这一措施不仅对粮食部门很重要，而且对整个社会整个阶级都很重要。要使社会主义变革巩固下来，就必须由新阶级进行管理。我们知道，1861年以前，在俄国掌握政权管理国家的是农奴主－地主。我们知道，1861年以后，总的说来，掌握政权管理国家的是资产阶级，是富裕阶层的代表。现在，要使社会主义变革巩固下来，除非我们能发动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进行管理，做到由无产阶级来管理俄国，做到使这种管理成为全体劳动者个个都来学习管理国家的艺术的过渡，而且不是从书本、报纸、讲演和小册子中学习，而是从实践中学习，让每个人都能试试自己从事这种工作的能力。
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在粮食政策上一个大的阶段，它同时也表明了这一粮食政策的构成情况。应该说，在这方面，我们做粮食工作的同志肩负着极其繁重的任务。不言而喻，饥荒是一种最无情最可怕的灾难。一看到这方面的工作出现混乱，群众当然就着急、怨恨和愤慨，因为这种灾难根本无法忍受。同时很显然，粮食人民委员部担负的任务十分艰巨。你们都很清楚，做工会工作的同志尤其清楚，我们遭到很多破坏，在管理大企业和统计大企业产品方面又存在着很多混乱现象。而统计大企业产品比统计千百万农民收获的粮食要容易几千倍。可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国内食物实在太少，不足以养活全体人民。
如果说有几种食物很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如果现在把它们分配给全体居民，如果每个农民把自己的产品全部运出来，如果每个人不吃那么饱（因为大家都要完全吃饱是不可能的），如果每个农民自愿不吃那么饱而把余下的东西全部交给国家，如果我们对所有这些食物合理地进行分配，那么，我们就可以维持下去，虽然少吃一些，但还不致挨饿。显然，在经济遭到破坏而我们又缺少本领（这种本领只有现在才能练就，从前无法得到）的情况下，要在全国范围内提出并完成这项任务，用通常的方法是办不到的。食物不够，这意味着……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如果在关系人民死活的食物明明不够的情况下准许贸易自由，就一定会造成疯狂的投机，使食物价格暴涨，以至出现所谓垄断价格或饥饿价格，按照这种疯涨的价格，只有那些收入大大超过中等水平的少数上层分子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广大群众只能挨饿。这就是一个国家缺少食物、陷于饥饿状态的含义。从帝国主义者进攻以来，俄国就被包围了。帝国主义者不会公开他们的掠夺计划，但是正如加米涅夫同志正确地指出的，他们的干涉不会就此止步。我们是一个被包围的国家，一个被包围的要塞。在这个被包围的要塞里，匮乏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粮食人民委员部担负着比任何一个人民委员部都更困难的组织任务。
现在我们的敌人，如果就内部来说，与其说是资本家和地主（这些占少数的剥削者容易打败，而且已经打败了），不如说是投机分子和官僚主义者。凡有可能利用城市和一些乡村的居民严重缺粮、饥饿难忍来发财致富的农民，按其倾向来说，都是投机分子。你们，特别是做工会工作的同志们，都很清楚，现时存在着一种做投机买卖的倾向，在各工业中心，由于没有食物或缺少食物，也存在着这种倾向，谁把它们弄到了，都想囤积起来发财。如果准许贸易自由，价格马上就会飞涨，涨得广大人民群众都买不起。
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正因为这样，在一些不开展的群众中间，在一些极度疲惫、饥饿和痛苦的群众中间，隐隐约约有一种对我们做粮食工作的同志不满和愤恨的情绪。这些人都不善于动脑筋，鼠目寸光，他们觉得食物也许还是可以弄到的。他们听说，某地有食物，而且已经到手，至于这些东西够不够1000万人吃，1000万人究竟需要多少，这样的人是不会通盘计算一下的。他们以为，做粮食工作的同志在跟他们作对，故意为难他们。他们不懂得，这些粮食工作者都是些精打细算、会过日子的管家人。这些粮食工作者说，如果我们搞得很严，表现出很高的组织性，那么，在最好的情况下，是能够维持一个吃得不大饱但也不致挨饿的水平的。我们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最大的产粮区——西伯利亚和顿涅茨区与我们隔绝了，现在一般民用和工业用的燃料、原料和各种谷物的供应都断绝了。没有这些东西，国家只好忍受极大的痛苦。
粮食工作者是一些会过日子的管家人。他们说：应当团结一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支持下去，而且我们要经常不断地采取行动来反对各人顾各人的做法，反对只求吃饱而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的想法。我们不能够各想各的、各干各的，那是自取灭亡。我们必须反对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和为市场而工作的制度遗留给我们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这种倾向和习惯：我卖，我赚钱，钱赚的愈多，我就愈不挨饿，别人就愈挨饿。这是私有制遗留下来的恶习，它使群众甚至在国家有很多食物的时候也要挨饿，因为极少数人既靠富足也靠贫困来发财致富，而人民却受苦受难，死于战争。同志们，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我们的粮食政策的。这是一个经济规律：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只要朝所谓的贸易自由方面迈上一步，就会造成疯狂的投机。因此，一切主张贸易自由的言论和一切支持这种言论的做法，都会带来极大的危害，都是在走下坡路，从社会主义建设倒退。目前粮食人民委员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克服不可想象的困难，同千百万投机分子进行斗争，这些投机分子是资本主义和“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种旧的小资产阶级的私有习惯遗留给我们的，如果不破除这种习惯，我们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要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日常生活、在日常工作当中实现团结和最亲密的联盟，但这是最难做到的，在面包不够的时候，要在分一块面包的问题上实现团结和联盟是最难做到的。我们知道，这不是一年内可以实现的，人们尝够了饥饿苦头，都急不可待，他们要求我们至少间或放弃一下这个唯一可行的粮食政策。我们有时也只得放弃，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是不会离开和放弃我们的政策的。
同志们，半年以前，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一普特半制度[176]的，当时粮荒达到了顶点，我们没有一点存粮，捷克斯洛伐克军夺去了我们伏尔加河流域很大一部分土地。采取这项措施当时经过了一场严重的争论，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双方的处境都不妙。粮食工作人员说：不错，情况很坏，但决不能使它再恶化。你们让少数人轻松一个星期，就会使千百万人的情况更坏。另一方则说：你们要求饿得筋疲力尽的人民组织得很理想是办不到的，你们应当让人轻松一下，就是暂时有损总的政策也无妨。这项措施将使人们重新振奋起来，这是最主要的。这就是我们提出一普特半制度时的情况。这就是总的、基本的和根本的原则；当人们忍受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应当放弃这个原则，至少暂时使人们的精神振奋起来。现在这种情况又出现了：现在我们正处在比较轻松的半年已经过去、艰苦的半年刚刚开始的交界线上。为了提供一个明确的概念，我告诉大家，粮食人民委员部在1918年上半年收购了2800万普特粮食，下半年则收购了6700万普特，即增加了一倍半。从这一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上半年的粮食太紧太缺，下半年由于秋收才使情况有了可能改善。现在，1919年，我们的粮食机关之所以成绩巨大，把收购量增加了一倍半，这主要是靠了农村中的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城市里的工人粮食检查机关。但这个成绩是我们开始工作的第一年、在我们需要建设新的大厦、需要试行新的办法的时候取得的。它没有保证也不可能保证全年的需要，它不过是给了半年的喘息时间。这个喘息时期正在结束，最困难最艰苦的第二个半年正在开始，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帮助工人，使他们能够稍微松一口气，使他们的状况尽可能得到改善。由加米涅夫担任主席的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特别坚决地要求我们尽量划清政策上的一些界限，分清哪些食物是国家垄断的，哪些不是。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样我们可以暂时取得一些效果，使城市和非农业地区的工人稍微感到轻松一些，使他们重新振奋精神，鼓起干劲，这在现在是特别需要的，因为现在艰苦的半年即将来临，但也有迹象表明，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和攻势正在削弱。
毫无疑问，加米涅夫同志在这里不仅指出了一些迹象，而且举出了一些事实，证明我们虽然在彼尔姆遭到了严重的考验和失败，但红军的基础很巩固，它能够胜利，而且一定会胜利。不过目前这半年是最艰苦的半年。因此，一开始就必须去进行需要进行和可能进行的工作，使情况有所缓和，把我们的粮食政策规定得很明确，——这是我们最迫切的任务。我们共产党人中间在实行一普特半制度的问题上同样发生过争论，有时争得还很激烈，争的结果并没有使我们遭到削弱，倒是促使我们反复地审查我们的政策，去挑剔毛病，仔细斟酌。我们双方互相抨击，但最后还是找出了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很快就被一致采纳，并且在这个困难的关头，在我们刚刚进入又一个困难的半年的时候，它要求我们反复思量，为什么会出现危局，致使我们不得不一再鼓劲，高度地紧张。
我们度过了特别困难的一年，现在又进入更加困难的半年。但是在德国爆发革命和英法开始发生骚动以后，每过半年，我们都不仅更接近俄国革命的胜利，而且更接近世界革命的胜利。这就是目前的形势，因此我们决定提出一个粮食政策基本原则草案，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以便粮食工作者立刻根据这些原则制定出相应的法令。这些原则能大大鼓起我们——在中央工作的人以及城市和非农业地区的工人——的干劲，从而保证我们能够获胜，保证我们在由于疲惫和饥饿而不得不暂时作出让步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粮食政策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坚决贯彻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现在我就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党团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议，逐条给大家念一下：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莫斯科苏维埃、莫斯科市工厂委员会代表和工会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下述关于粮食问题的基本原则，并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这些原则在最短时间内制定出法令。
1．苏维埃粮食政策业经证明是正确的和不可动摇的，这一政策包括：
（a）进行统计并依照阶级原则由国家分配；
（b）对食物中的主要品种实行垄断；
（c）把供应工作从个人手中转到国家手中。
2．如不坚决实行已经明文规定的国家对主要食物品种（粮食、糖、茶、盐）的垄断，如不按照固定价格由国家大量收购其他一些主要品种（肉类、海鱼、大麻油、葵花子油、亚麻油、除牛油外的动物油、马铃薯），在目前条件下，要合理地向居民供应食物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按照固定价格大量收购第二类食物不过是一种初步措施，粮食人民委员部下一步也要对它们实行国家垄断。
除国家粮食机关外，任何人不得收购和运输本条列举的一切食物品种（马铃薯除外）。至于马铃薯，除国家机关外，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也有权按规定的固定价格大量收购。
3．暂时规定工人组织和合作社组织有权收购未列入第2条的各种食物。
4．强迫地方粮食机关协助收购组织行使这一权利。”
同志们，从旧习惯、旧国家的角度看来，“强迫”执行法令这句话也许使你们感到惊奇。也许你们会说，难道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就糟到这种程度，连执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意志也需要强迫！同志们，需要强迫，直率地承认这一点要比把脑袋藏在羽翼下以为万事大吉好得多。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志们好好想想，你们在私下里是怎么谈的，早已公布的关于认真进行统计、把那些不能用于商品交换（要是没有商品交换，农民就会说：不，我们不会拿任何东西同你们换克伦斯基币）的食物全部交给国家的法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认真的执行。如果你们在私下交谈时想想这些，看看我们中央政权的指令究竟有多少没有执行，那你们就会同意：最好是说实话，对我们的地方机关，就得坚决无情地实行强迫。（鼓掌）正是在这里，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最高机关和代表人数最多的（这一点现在是最重要的）全俄工会代表大会一起举行的会议上，你们这些比较有威信的同志应当坚决表示，并且让地方上也懂得：我们要强迫地方机关把中央的政策贯彻到底，它们应该习惯这一点。这是很困难的。千百万人习惯于把中央政权看作强盗、地主和剥削者，对中央根本不信任，这是很自然的；但这种不信任必须克服，不然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这只有无产阶级即在这方面受过工厂和实际生活熏陶的阶级才能实现，只有它才能做到这一点。同地方主义、同小私有者的习惯作斗争是很困难的。我们知道，这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将坚持不懈地要求无产阶级的代表们反复宣传这个道理，并且加以实行，否则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第4条接着说：
“运输和在市场上出卖上述食物是完全自由的。巡查队、哨卡、警卫队等无权干涉自由运输和在集市、市场和直接从车上等等自由出售上述食物。”
同志们，这一条特别重要。加米涅夫同志在这里提出了许多高见，这些自然是我们由于工作匆忙而没有做到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其他人民委员部作了一批又一批决定，使得地方机关很难把这一切桩桩件件都弄清楚。有人责备我们颁布法令过于匆忙，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那样匆忙是由于帝国主义在进攻，是由于遇上了空前未有的灾难——粮食和燃料发生恐慌。我们不得不用各种办法来弄清我们的任务，弄清有哪些局部的错误，因此，现在通过这场争论搞明确的政策界限是很重要的。为了在大得多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应当设法使一切地方机关不敢自作主张，不敢说什么它们只记得昨天的法令而忘记了今天的法令，要让它们非常明确，哪些食物品种是由国家垄断的，哪些品种可以自由运输和自由买卖（除第1条和第2条列举的外都属于这一类）。希望大家都能掌握这一界限，希望就要回去的同志把这个精神带到地方上去，希望他们尽到自己的职责，希望他们把即将制定的有关法令带到地方上去，在当地坚决贯彻落实，认真执行中央的决定，再不要象先前那样犹豫观望。下面是第4条的最后一句话：
“附注：关于鸡蛋和牛油，本决定仅适用于粮食人民委员部对该两种食物不实行大量收购的地区。”
同志们，我把法令的其他各条也扼要地给你们说一下。详细说明没有可能，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因为我讲完后还有几位同志要发言，其中还有比我在行的专家。只有那些我认为特别需要谈的地方我才加以强调。现在我就来扼要地说一下我们建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并委托人民委员会和苏维埃共和国其他一切政权机关据以制定法令并无条件加以施行的基本原则。（鼓掌）
“5．为了加强收购工作和更顺利地完成各项任务，对于非垄断的食物品种采用派购的原则，对于替国家收购垄断的和非垄断的食物品种的合作社和其他组织实行奖励制度。
改善粮食机关状况并让工人更广泛地参加工作的组织措施如下：
（a）广泛利用工人的粮食检查机关，把它们用来监督粮食机关对12月10日法令的执行和监督非垄断食物品种的收购；
（b）尽快在各地一切粮食机关中实行工人检查制度，并把这一制度推广到粮食人民委员部所属各单位，以便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进行坚决斗争；
（c）加强同工人组织——工会和工人合作社——的联系，办法是利用这些组织中的活动分子来进一步加强地方机关；
（d）在各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中实行工人实习生制度，以便从工人当中培养出一批能够担任要职的实际粮食工作人员。
6．在收购和分配的工作中充分利用合作社机构。合作社机构中应有国家供应机关的负责代表，以监督和协调合作社组织的活动，使之符合于国家的粮食政策。”
附带说说，这也是同合作社组织的上层分子进行斗争的一种武器。但如果你们轻视整个合作社机构，满不在乎地甚至傲慢地把它抛到一边，说我们要另起炉灶，用不着搞合作社，这种工作只有共产党员才干得了，——如果这样，那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的事业就有遭到覆灭的危险。必须利用现成的机构，因为不利用资本主义的遗产，就不能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一切文化珍品。社会主义的困难就在于它要用外人所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可是又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主义，这一点我们在理论上都懂得，经过这一年，我们更从实践中看到：只有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材料，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切来建立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
下面是第7条：
“7．责成工人在粮食人民委员部所组织的武装支队的协助下，监督食物运输条例的执行和垄断制度的贯彻。
除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各省粮食委员会所属支队外，一切粮食巡查队应立即撤销。各地相应的工人检查机关成立后，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各省粮食委员会所属支队也应撤销。”
同志们，我的发言时间已经完了，我只想指出一点，就是从最后几条里，可以看到体现我们粮食政策和整个苏维埃政策精神的基本原则。我已经指出，困难的日子已经来到，更艰苦的半年已经开始，粮食方面的喘息时期已经结束，最艰苦的时期已经来临。每当苏维埃政权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非常艰巨的事业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它总是用一种办法来对付：向工人求援，而且被求援的工人阶层一次比一次更广泛。我已经说过，只有比先前多十倍百倍的群众亲自参加建设国家，建设新的经济生活，社会主义才能建立起来。根据我们粮食工作人员的报告，现时他们已经做到在县一级粮食委员会内工人不少于1/3，这主要是彼得格勒、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他们是我们无产阶级大军的精华。这是很好的，但是还不够。应当让工人占2/3。必须不断努力。你们知道，先进的工人阶层已经担负起管理国家、建设新生活的重任。我们知道，应该深入下层，大胆起用新人。他们还没有经过训练，难免会犯错误，但是我们不怕。我们知道，这会给我们造就出年青的工作干部，使我们得到百倍的报偿，使我们得到大批年青的新生力量。我们补充力量没有别的来源。我们只能前进，大胆起用年青工人，把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放到重要岗位上去，而且不断提拔他们。
目前出现粮荒是由于我们进入了更艰苦的半年，同时运输状况糟糕也是一个原因。我已经说过，1918年下半年我们收购了6750万普特粮食。但这6750万普特中有2000万普特运不出来。彼得格勒最近发生严重的粮荒，是由于我们的粮食在伏尔加—布古利马铁路线上运不出来。运输情况糟透了。机车车辆破烂不堪。一来因为俄国很落后，又经受了任何一个国家没有经受过的苦难，二来因为铁路组织中我们没有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群众。同志们，趁这次开会，想请你们回去以后告诉群众：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需要他们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只要给他们压上担子，对新手多加照应，他们一定会比先前的组织干出大得多的成绩来。大家都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希望各行业的组织把自己的力量检查一下，看看人员是否调够了，是否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象对军队那样派出了政委。工人们缺少食物，体力不支。必须派优秀的工作人员到军事、粮食和运输部门去担任重要职位。在那里，任何一个人，即使不是专家，也能起到作用。在运输业中，有时需要党员同志的帮助，需要思想坚定、受过锻炼的无产者通过检查和监督来影响阶级觉悟较低的铁路员工。同志们，我再重复一下这个口号：“大家都来做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过去我们给军队派政治委员，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现在我们必须做到我们对军队已经做到的一切。我相信，在这艰苦的半年里，我们一定会再次战胜饥饿和经济破坏！
载于1929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2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12—427页
注释：
[174]这是列宁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党团报告人的身分在1919年1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这篇讲话对他代表共产党党团提出的粮食政策基本原则草案作了说明。
这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工会代表大会联席会议是在粮食状况严重的形势下召开的。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列宁提出的粮食政策基本原则草案。会议的决议认为对粮、茶、盐、糖这些主要食物品种实行国家垄断的政策是正确的。那些由于粮食机关不够健全而暂时不宜实行垄断的肉类、海鱼等食物品种仍不实行垄断，但也只能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所属机构按照固定价格收购。决议的基本原则写进了《关于收购食物的法令》。这一法令于1919年1月21日经人民委员会批准，1月24日公布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苏维埃国家在粮食问题上贯彻执行的措施，是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一整套措施的一部分。——405。
[175]指人民委员会《关于在农村产粮地区实行义务商品交换的法令》（载于1918年8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68号）。这一法令规定通过合作社组织进行商品交换。关于利用合作社来组织居民供应，还见1918年11月21日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居民供应工作的法令》（见注84）。——406。
[176]一普特半制度是指莫斯科苏维埃于1918年8月24日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于同年9月5日分别通过的决定。根据这两项决定，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的工人和职员可以自由运输不超过一普特半（约等于50市斤）的供个人消费的食物。这是在当时国家垄断食物购销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例外措施。人民委员会规定，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上述决定只在1918年10月1日以前有效。——410。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1918年底或1919年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一幅说明大问题的小图画
（1918年底或1919年初）
《贫苦农民报》[171]编辑索斯诺夫斯基同志给我送来了一本好书。应该把这本书尽量介绍给更多的工人和农民。这本书用生动的例子精辟地加以说明的那些在社会主义建设重要问题上的重大教训，我们应该注意吸取。这本书就是韦谢贡斯克县执行委员会为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而在当地出版的、亚历山大·托多尔斯基同志写的《持枪扶犁的一年》[172]。
作者介绍了韦谢贡斯克县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的领导者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先是国内战争，当地富农的暴动及其被镇压，然后是“和平建设”。作者把一个偏僻县份的革命过程写得非常朴实生动，别人来转述，只会使原书减色。应该广泛传播这本书，并希望有尽量多的从事群众工作、深入实际生活的人来介绍自己的经验。从这些著作中选出几百部、哪怕几十部最真实、最朴实、有丰富而又宝贵的实际内容的佳作来出版，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比大量发表那些热中于写作、往往埋头书斋而看不见实际生活的著作家的报刊文章和成本著作要有益得多。
现在从亚·托多尔斯基同志的书中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这里谈的是不要让“商人”“失业”，而要迫使他们“干工作”的问题。
“……为此目的，执行委员会叫来了三个年富力强、特别能干的厂主——E．E．叶弗列莫夫、A．K．洛金诺夫和H．M．科兹洛夫。在剥夺自由和没收全部财产的胁迫下，他们参加了建立锯木厂和制革厂的工作。于是两个厂的建厂工作立刻就开始了。
苏维埃政权没有找错人。厂主们值得称赞的是，他们几乎最先懂得了，同他们打交道的并不是‘匆匆的过客’，而是牢牢掌握着政权的真正主人。
完全认清了这一点之后，他们就努力去执行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到现在，韦谢贡斯克已经有了一个全部开工的锯木厂，能满足当地居民的全部需要，并在为重建中的铁路完成定货。
至于制革厂，厂房已经落成，正在安装从莫斯科运来的发动机、鼓轮以及其他机器，不出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韦谢贡斯克就会有本地出产的皮革了。
用‘非苏维埃的’人手建设了两个苏维埃的工厂，这很好地说明了应该怎样同敌对的阶级作斗争。
痛打剥削者的手，使他们不能再祸害，或者说‘制服’他们，这还只是任务的一半。只有当我们强迫他们工作并利用他们的工作成果来帮助改善新生活和帮助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
每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机关，每个工厂、土地局，都应该把这个精辟的、完全正确的论断刻在木板上挂起来。因为偏僻的韦谢贡斯克的同志们明白了的道理，往往是两个首都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怎么也弄不明白的。经常有一些苏维埃知识分子、工人和共产党员，只要一提到合作社，他们就轻蔑地嗤之以鼻，一本正经地（又是极其愚蠢地）说：这不是苏维埃人，这是资产者、小店主、孟什维克；例如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合作社工作者就曾用自己的资金周转活动掩盖他们对白卫分子的援助；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供应和分配机关应该由纯粹的苏维埃人来建立。
这种论调是混淆真理和谎话的典型，其结果是严重地歪曲了共产主义的任务，对我们的事业贻害无穷。
不错，合作社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构，是在“赚钱第一”的气氛中发展起来的，它的领导人是由资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熏陶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机构里白卫分子或白卫分子的帮凶占了很大的比例。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把一个无可争辩的道理简单化，加以滥用，从而作出荒谬的结论，那就糟糕了。我们只能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材料来建立共产主义，只能用在资产阶级环境中培植起来、因而必然渗透着资产阶级心理的文明机构（因为这里说到的人才是文明机构的一部分）来建立共产主义。这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困难所在，但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建立和顺利建立的保证也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和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者不愿意用血腥的、肮脏的、掠夺成性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大批人才建设新社会，而愿意用在特别的温室和暖房里培养出来的特别高尚的人建设新社会。现在，这种可笑的想法，人人都觉得可笑，人人都加以唾弃。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或善于认真思考与此相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认真思考为什么可以（而且应当）用千百年来被奴隶制、农奴制、资本主义和细小分散的经营所败坏的，为争夺市场上的一块地盘、为了自己的产品或劳动能卖个好价钱而进行的混战所败坏的大批人才来建设共产主义。
合作社是资产阶级的机构。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它在政治上不可信赖；但决不应当得出结论说，可以不利用它来进行管理和建设。所谓政治上不能信赖，就是不能让非苏维埃人员担任政治上的要职，就是肃反委员会要严密监视那些倾向于白匪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成员。（顺便说一下，并不一定要走过头，象拉齐斯在他那个喀山杂志《红色恐怖》上那样讲荒唐话。拉齐斯同志是一位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他本想说，红色恐怖就是对那些企图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剥削者实行暴力镇压，但他却在他那个杂志第1期[173]第2页上说：“在审理案件时，不必寻找〈！！？〉被告是否用武器或言论来反对苏维埃的罪证。”）
在政治上不信赖资产阶级机构的人员，是合理的，必要的。拒绝利用他们来进行管理和建设，却是愚蠢之极，对共产主义极为有害。谁想举荐孟什维克，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是政治领导者，甚至是政治顾问，那他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因为俄国革命的历史完全证明了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在每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刻都会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政治流派，不是什么特殊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同时不仅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上反动的中农是这个民主派的“供应者”，而且文明资本主义的、在大资本主义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合作社、知识分子等，也是这个民主派的“供应者”。甚至在落后的俄国，也产生了许多如科卢帕耶夫和拉祖瓦耶夫之类的、善于利用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和非党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服务的资本家。难道我们比这些资本家还愚蠢，竟不会利用这种“建筑材料”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俄国吗？
载于1926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07—411页
注释：
[171]《贫苦农民报》（《Ееднота》）是俄共（布）中央主办的供农民阅读的报纸（日报），1918年3月27日—1931年1月31日在莫斯科出版。该报的前身是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农村贫民报》、《士兵真理报》和在莫斯科出版的《农村真理报》。国内战争时期，《贫苦农民报》也是红军的报纸，在军内销售的份数占总印数的一半。先后担任该报编辑的有维·阿·卡尔宾斯基、列·谢·索斯诺夫斯基、雅·阿·雅柯夫列夫等。该报编辑部曾为列宁编写名为《贫苦农民晴雨表》的农民来信综述。从1931年2月1日起，《贫苦农民报》与《社会主义农业报》合并。——401。
[172]《持枪扶犁的一年》一书是苏俄特维尔省韦谢贡斯克县县报编辑亚·伊·托多尔斯基写的，由该县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出版。这本书既是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就县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工作向党的特维尔省委员会的汇报，也是韦谢贡斯克苏维埃向全县劳动人民的汇报。书中记述了该县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情况，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迈出的最初步伐。该书共印1000册，分发到全县各个乡、村，还以交换出版物和交流经验的形式寄给了中央和邻省各报编辑部。列宁曾不止一次提到托多尔斯基的这本书（除本文外，还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政论家短评》一文提纲和第43卷所载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中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401。
[173]指1918年11月1日东线肃反委员会在喀山出版的《红色恐怖》杂志第1期。该杂志主要刊载指令、报告、汇报等官方材料。——404。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论工会的任务（1918年12月—1919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论工会的任务[170]
（1918年12月—1919年1月）
一
托姆斯基、拉杜斯－曾科维奇和诺根三人的提纲各自反映了自己那项“专业”的观点，即反映了工会、人民委员部和保险储金合作社的工作者的观点。
因此，每一份提纲都有毛病，都是片面强调事情的一个方面，抹杀和掩盖了基本的原则的问题。
要正确地提出这些有关现代工会运动及其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的原则问题，首先必须正确地估计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目前这段时间的特点。
他们三个人对问题的这一根本方面都提得不够，或者几乎完全没有提到。
二
在这方面，目前这段时间的一个主要特点是：
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无论在城市无产阶级群众还是在农村贫苦农民中间，都已取得胜利，但它还远没有向所有的行业和所有的半无产阶级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并把他们牢固地组织起来。
因此，加强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在目前这段时间特别重要。这一方面是为了扩大我们对工人和职员中最不苏维埃化的（即远未完全承认苏维埃纲领的）那些阶层的影响，使他们服从总的无产阶级运动；另一方面是为了从思想上振奋和从组织上团结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中最不开展的阶层和分子，例如粗工，城市中的仆役，农村中的半无产者等等。
其次，这段时间的第二个基本特点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已经走上轨道，就是说，不仅已把它定为我们的任务和最近的实际目标，而且成立了一系列进行这种建设的重要机构（例如国民经济委员会），创造了这些机构和群众组织（工会、合作社）相互配合的实施办法，取得了这种建设的一定的实际经验。但是同时，建设还远没有完成，远没有结束，缺点还很多，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好（例如粮食的合理收集和分配，燃料的生产和分配），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这一建设还非常不够。
三
由于这种情况，目前工会需要完成如下的任务。
根本谈不上什么工会“中立”。任何关于中立的宣传，都是为反革命打掩护，或者是毫无觉悟的表现。
现在，我们在工会运动基干队伍中的力量相当强大，足可使工会内部落后的即消极的非共产主义分子，以及劳动人民中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那些阶层，接受我们的影响，让他们遵守无产阶级的纪律。
所以，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摧毁强大的敌人的反抗，因为这样的敌人在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中间已经没有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顽强的、坚持不懈的、更加广泛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来克服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中某些小资产阶层的偏见，不断扩大苏维埃政权还不够广泛的基础（即扩大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的人数），教育落后的劳动阶层（不仅通过书本、讲演、报纸，而且通过实际地参加管理），寻求既能用来完成工会运动的这些新任务、又能吸引无比众多的半无产阶级群众（例如贫苦农民）的新的组织形式。
例如吸收全体工会会员参加国家管理工作，办法是让他们担任委员、参加流动检查小组等等。吸收仆役先参加合作社的工作，参加向居民供应食物的工作，参加对食物生产的监督等等，然后再参加比较重要而不那么“狭窄的”工作，当然必须循序渐进。
吸收“专家”和工人一起参加国家工作，同时对专家实行监督。
要考虑过渡形式，就得有新的组织机构。例如贫苦农民委员会在农村中起着巨大作用。令人担心的是，贫苦农民委员会和苏维埃的合并会在某些地方把半无产阶级群众排除在常设机构之外。不能借口农村中的贫苦农民不是雇佣工人，而放弃把他们组织起来的任务。可以而且应该不断寻找新的形式，例如建立贫苦农民协会（即使它和贫苦农民委员会一样）来吸收下列贫苦农民参加：（1）不从粮食投机和抬高粮价中牟利的，（2）渴望通过大家共同采取的措施来改善生活的，（3）渴望加强共耕制的，（4）谋求同城市工人结成持久联盟的，等等。
这种贫苦农民协会可以作为全俄工会理事会的一个特设部门，使它不致压倒纯无产阶级分子。形式可以改变，而且应该找出适合实际情况、适合于团结新的、过渡性的社会阶层（贫苦农民不是无产阶级，现在甚至还不是半无产阶级，而只是一些最接近半无产阶级的人——因为资本主义还没有死亡；同时又是一些最赞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这一新任务的形式……［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03—406页
注释：
[170]1918年12月—1919年初，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见注180）开幕前不久，苏俄开展了关于工会任务问题的讨论。列宁的这个提纲就是为这次讨论而写的。1918年12月底，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党团专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列宁在会上发表了讲话。——397。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关于编写工农读物的指示（1918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关于编写工农读物的指示
（1918年12月）
任务：在两周内编写出一套工农读物。
读物应当由分篇的即每篇自成一个完整单元的活页材料编成，每一材料的篇幅为2—4印张。
叙述要非常通俗，是给文化程度极低的农民看的。材料数量为50至200篇；该书第一册为50篇。
题目：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及其内外政策。例如：什么是苏维埃政权；怎样管理国家；土地法；国民经济委员会；工厂国有化；劳动纪律；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秘密条约；我们是怎样提出和约的；我们现在为什么而战；什么是共产主义；政教分离；如此等等。
可以而且应当采用一些原有的好活页材料，改写原有的文章。
该读物提供的材料应当做到可供当众宣讲，也可供家庭阅读，可以单篇翻印，也可以稍加补充译成其他语言。
载于1936年6月1日《真理报》第149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402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2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67]
（1918年12月25日）
（欢呼）同志们！首先让我简单地谈一谈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当然，你们大家都知道，国际形势的一大问题是英、法、美帝国主义取得了胜利，他们企图完全占领整个世界，而主要是企图消灭苏维埃俄国。
你们知道，在十月革命初期，不仅西欧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而且一部分俄国资产阶级，都认为我们搞的只是一种社会主义实验，对全世界不会有重大意义。那些特别骄横、特别近视的资产阶级分子曾一再声言，说俄国的共产主义实验除了让德帝国主义高兴，达不到什么其他目的。可惜的是，有些人竟让这种胡说弄得晕头转向，并用这种观点来看待布列斯特和约那些非常苛刻和有极大强制性的条件。其实，这些人是在有意无意地煽起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他们在分析日益恶化的形势时，不是从全世界着眼，不是从国际范围内事变的发展着眼，而是认为德帝国主义是主要的敌人，认为这一强制性的、富有掠夺性的和约是德帝国主义者的胜利。
的确，从俄国的处境来看当时的事变，和约条件是再厉害不过了。但是过了几个月，德帝国主义者的结论的荒诞无稽就看出来了，——他们在占领乌克兰的时候，在德国资产阶级面前、尤其是在德国无产阶级面前吹嘘说，现在已经到了收获帝国主义政策结出的果实的时候了，他们在乌克兰一定能搞到德国所需要的一切。这是对事变最肤浅最近视的估计。
不久就看出来，那些从事变对世界革命发展的影响的角度看问题的人才是唯一正确的。正是遭受空前灾难的乌克兰的例子表明，仔细考察和研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对事变作出的估计，才是唯一正确的估计，因为帝国主义已被实在活不下去的劳动群众掐住了脖子。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世界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德帝国主义者从乌克兰得到的物资，比他们指望的要少得多。同时，把战争变为公开进行掠夺的战争，毁了整个德国军队，而同苏维埃俄国的接触，则瓦解了这支由德国劳动群众组成的军队，这在几个月后就看出来了。现在，当英美帝国主义变得更加狂妄，把自己看作太上皇，认为谁也不得违抗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忽视我们当前的处境极其困难。协约国现在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可能实行的政策的极限，也象德帝国主义者在1918年2月和3月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那样蛮干起来了。造成德帝国主义灭亡的原因，我们在英法帝国主义身上也清楚地看到了。英法帝国主义强迫德国接受的媾和条件，比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德国强迫我们接受的条件坏得多，苛刻得多。这样一来，英法帝国主义就越出了极限，日后一定会招致灭顶之灾。一超过极限，帝国主义就再也没有希望把劳动群众控制起来了。
尽管沙文主义者大肆鼓噪，宣扬战胜和打垮了德国，尽管战争还没有正式结束，但在法国和英国，已有工人运动无比高涨的迹象，已有一些政治家在改变立场，他们从前抱着沙文主义的观点，现在也反对本国政府干涉俄国内政了。如果再对照看一下最近报纸上发表的英美士兵发起联欢的消息，如果想到帝国主义的军队是由备受欺骗和恐吓的公民组成的，那我们就可以认为，苏维埃俄国的基础是相当稳固的。看到世界战争和世界革命的这整个情景，我们非常泰然，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说：英法帝国主义太过火了，在媾和条件上竟超出了帝国主义者所能做到的极限，一定会遭到彻底破产。
扼杀革命，侵占和瓜分世界各国，——这就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协约国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英国和美国所遭到的战祸比德国轻得多，两个国家按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也远比德国资产阶级有眼光，但英美帝国主义者已经失去理智，现在迫于客观形势不得不担负力不胜任的任务，不得不保持军队以备绥靖和镇压的需要。
现在我们的处境要求我们拿出一切力量来。现在的每一个月，我们应当比过去的十年还珍惜，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要比从前重大百倍，我们不仅在保卫俄罗斯共和国，而且在为世界无产阶级从事伟大的事业。我们需要作高度的努力，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来编制组织计划和制定大的方针。
至于我们当前的任务，应当说，已经有了一个基础，在从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68]到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一期间，基本的任务已经确定。管理工业、国有化企业以及整个整个工业部门的总计划已经制定出来，工作做得很扎实，有工会参加。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同一切对事业有害的工团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的表现作斗争。
战争形势赋予我们以特殊的责任和艰巨的任务。有工会参加的集体管理是必要的。集体管理机构是必要的，但是它们不应成为实际工作的障碍。现在，在我观察我们的企业执行经济任务的情况时，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经过集体讨论才执行的那一部分工作，有时不能完成。从集体执行过渡到个人负责，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我们要求国民经济委员会、总管理机构和中央管理机构今后无论如何再不要把实行集体管理制变成说空话、写决议、作计划、闹地方主义。这是不能容许的。［注：在1918年12月26日出版的《经济生活报》第42号的报道中，由“从集体执行”到“这是不能容许的”这几句话，是这样写的：“当前的任务是在执行方面由集体负责制过渡到个人负责制。目前我们这里出现的问题，按克拉辛同志非常中肯的说法，是全国性的阻塞。我们把过多的时间花在有损共同事业的空谈上。例如，我们现在有数量充足的短皮袄，不但够军队用，而且够那些工作条件极其艰苦的铁路员工用，可是就因为统计工作和运输工作没有跟上，他们就得不到。
从现在起，我们要求国民经济委员会、总管理机构和中央管理机构无论如何再不要把实行集体管理制变成说空话、写决议、作计划、闹地方主义。政府需要短皮袄是硬性规定，各地却搞官样文章，说什么这个问题他们已经议过啦，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啦。这是不能容许的。”——俄文版编者注］我们坚决要求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总管理机构的每一个成员都知道他对哪一个经济部门负责（从狭义说的负责）。当我们获悉有原料，而人们却不知道、也弄不清楚有多少原料时，当人们向我们诉苦，说商品锁在仓库里，而农民不愿意把粮食换成贬值的纸币，正当地要求商品交换时，我们应该知道到底是哪一个集体管理机构的哪一位委员办事拖拉，我们应当说，这位委员要对办事拖拉负责，而且要负军事责任，就是说，要立即逮捕起来，送军事法庭审判，哪怕他是一个最重要的总管理机构中最重要的工会的代表。这个人应当对统计和正确利用库存产品这种最简单的事情办得怎么样负责。在我们这里，恰恰是在执行最简单的任务这个环节上往往发生阻塞现象。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事根本用不着担心，因为要建立前所未有的新的管理形式，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来制定总的组织计划，这种计划会在工作过程中得到发展。相反，值得惊奇的倒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这方面居然做了那么多事情。但是从战争的观点来看，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要求我们发挥最大的干劲，来生产粮食和短皮袄，改善工人缺少鞋子、食品和其他物品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把商品交换扩大两倍，扩大十倍。国民经济委员会应当把这方面的工作当作自己的当前任务。
我们需要人们做实际工作，负责做到：把原粮换成成品粮，不让粮食积压；每个仓库的原料不仅有账，而且不积压；在生产上真正有所帮助。
至于合作社，同它们打交道，也必须考虑它们的业务特点。我听到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某些委员说：合作社是做小生意的，合作社里都是些孟什维克，白卫分子，应当离它们远一点。我断定这些人完全是无知。他们不是把有用的合作社工作者看作专家，而是把他们当作白卫分子的帮凶，根本不懂得当前的任务。我说这些人是多管闲事，抓白匪我们有肃反委员会，它们的事情应该让它们去干。而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我们应当加以利用的唯一的机构。因此，谁要是用目光短浅、极端蠢笨和充满知识分子自负的议论来代替实际工作，我们就要按战时办法严加惩办。（热烈鼓掌）
一年过去了，事情还没有安排妥当。面前摆着实际任务，我们却还在没完没了地讨论计划。而国家需要粮食、毡靴，要求及时地分配原料。象这样的拖拉作风和多管闲事的现象，是不能容许的。
我们的机构中有时有倾向白匪的分子，但在我们所有的机关中都有共产主义的监督，这些人不会有什么政治影响，也不会起领导作用。这是根本谈不上的。我们需要他们，因为他们是实际工作者，这些人没什么可怕。我承认，共产党员是最优秀的分子，在他们中间有出色的组织者，但要得到大批这样的组织者还需要许多许多年，我们又不能等待。
现在我们能够在资产阶级中间，在专家和知识分子中间得到这样的工作人员。因此我们要问问在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每一位同志：先生们，你们为吸收有经验的人参加工作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你们为吸收专家、吸收店员和干练的资产阶级合作社工作者做了些什么事情呢。这些人给你们干工作，一点也不比他们给什么科卢帕耶夫们和拉祖瓦耶夫们[169]干工作差。是我们抛弃过去的偏见、号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专家参加我们工作的时候了。我们的一切集体管理机构，我们所有身为共产党员的工作者，都必须了解这一点。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我们的胜利才有保证。
各种各样的空谈该收场了，现在是干实际工作的时候了，只有干实际工作才能使我国摆脱帝国主义者的包围。一切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都必须这样看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实干，再实干！如果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利用自己的政权，不能实际地提出问题和实际地解决问题，它就失去了很多东西。是放弃偏见的时候了，不要以为只有共产党员才干得了某些工作，当然，他们中间确实有优秀人才。是放弃这种偏见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实干再实干的工作者，我们应该把他们统统吸收来参加工作。
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遗产，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大专家，我们一定要利用他们，广泛地大量地利用他们，把他们全都用起来。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从我们的党员中培养专家，因为现在全部问题在于实际工作，在于实际效果。
现在需要集体管理机构的每一个委员，负责机关的每一个成员都把工作担当起来，对它完全负责。任何一个人，只要负责一个部门，就一定要事事负责，既管生产，又管分配。我应当向你们指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是这样的：只要能正确地分配粮食和其他产品，我们就能支持很长很长时间。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实行坚决消除一切拖拉现象的正确政策：办事要雷厉风行，每项重要工作都要指定专人负责，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明确自己的任务，切实负责，直到用脑袋担保。这就是我们在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实行的政策，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合作社的全部活动都必须服从这个政策。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应当坚持的方向。
必须使商品交换的轮子在我们这里正常地转动起来。这就是当前的全部任务，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因此，在结束我的讲话时，我恳切地请求你们，所有的人，都投身到这项工作当中来。（掌声经久不息）
载于1919年《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速记记录》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94—401页
注释：
[167]这是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后第7天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列宁提出的企业和机关工作从集体管理制过渡到领导者个人负责制的建议以及工会要更积极地参加对工业的直接管理、合作社组织要参加国家对产品的收购和分配等意见，已反映在大会就列宁的报告一致通过的决议和大会的其他决定中。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12月19—27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16名，其中有175名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者。代表大会分设组织小组、国有化企业管理小组、工业拨款小组、合作社和公用事业小组以及工人监督与国家监督小组。大会总结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一年来的工作，听取了弗·巴·米柳亭关于世界经济状况和苏维埃俄国经济状况的报告、列·波·克拉辛关于对红军的供应问题的报告、尤·拉林关于商业国有化和组织分配问题的报告、尼·巴·布留哈诺夫关于粮食工作状况的报告和弗·伊·涅夫斯基关于铁路运输问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条例，认为必须取消作为中央和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的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同时规定了组织生产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形式，认为工业管理必须更加集中，因此设立管理单独工业部门总管理机构和中央管理机构是正确的。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工人监督与国家监督、关于对红军的供应、关于财政拨款、关于农业合作社、关于组织手工业、关于运输问题等项决定。——389。
[168]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5月26日—6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52人，代表5个区域、30个省和许多县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局、工会组织和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的议程是：布列斯特条约的经济后果；俄国的一般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活动；俄国的财政状况；国家预算；对外贸易；关于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地方报告。列宁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左派共产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反对列宁关于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和管理的计划。经过斗争，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原则方针通过了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以及关于必须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关于城乡商品交换、关于改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等决定。代表大会还制定了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391。
[169]科卢帕耶夫和拉祖瓦耶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特写作品《蒙列波避难所》中的人物，他们都是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后新兴资产者的典型。——394。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论“民主”和专政（1918年12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论“民主”和专政
（1918年12月23日）
莫斯科收到的几期柏林出版的《红旗报》和维也纳出版的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呐喊报》（Weckruf）[166]向我们表明，社会主义的叛徒、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支持者谢德曼和艾伯特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遭到了德奥两国革命无产者的真正代表的应有的回击。我们热烈地欢迎这两家机关报，它们显示了第三国际的活力和它的成长。
看来，现在不论在德国还是在奥地利，革命的主要问题都是这样一个问题：要立宪会议还是要苏维埃政权？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的所有代表人物，从谢德曼到考茨基，都拥护立宪会议，并称自己的观点是捍卫“民主”（考茨基甚至说是“纯粹民主”）反对专政。对于考茨基的观点，我已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刚出版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注：见本卷第229—327页。——编者注］这本小册子中作了详尽的分析。现在我想把这个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简要地阐述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实际地提上了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程。
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高谈“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企图欺骗群众，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让资产阶级继续掌握整个国家政权机构吧！让一小撮剥削者继续利用旧有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吧！资产阶级喜欢把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选举叫作“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全民的”选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字眼可以用来掩盖真相，掩盖这样的事实：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权仍然掌握在剥削者的手里，因而根本谈不上被剥削者即大多数居民的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对资产阶级来说，在人民面前掩盖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把它说成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是有利的，必需的；而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重复这个论调，实际上是抛弃无产阶级的观点，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去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最后一次合写《共产党宣言》序言时（这是在1872年），认为必须特别提醒工人注意，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即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该摧毁和打碎这个机器。［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叛徒考茨基写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整本小册子，对工人隐瞒这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从根本上歪曲马克思主义；显然，这本小册子受到谢德曼之流先生们的热烈赞扬是完全应该的，因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对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去的人就是这样赞扬的。
工人和全体劳动者不仅被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而且被四年掠夺战争弄得饥寒交迫、困苦不堪，而资本家和投机商继续掌握着掠夺来的“财产”和“现成的”国家政权机构，这时候高谈什么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平等、自由、全民性，就是嘲弄被剥削的劳动者，就是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说：你们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看到它同封建制度相比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忘记它是有历史条件的和有历史局限性的，不要“迷信”“国家”，不要忘记，不仅在君主制度下，就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国家也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资产阶级不得不伪善地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说成“全民政权”或者一般民主，纯粹民主。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遗憾的是现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在帮他们的忙）赞同这种谎言、这种伪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则予以揭穿，直接而公开地向工人和劳动群众说明真相：民主共和国、立宪会议、全民选举等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要把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除了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这种专政，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人类摆脱资本的压迫，彻底认清资产阶级民主这种富人的民主是谎言、欺骗和伪善，才能实行穷人的民主，也就是使工人和贫苦农民事实上享受到民主的好处，而现在（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下）大多数劳动者事实上是享受不到民主的这些好处的。
例如拿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来说。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硬要工人相信，目前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民主”的。这是撒谎，因为实际上资本家、剥削者、地主、投机商掌握着十分之九可供开会的最好的建筑物，掌握着十分之九的纸张、印刷所等等。城市的工人、农村的长工和日工实际上被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这种权利是由考茨基和伦纳之流先生们来捍卫的，遗憾的是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跑到他们那边去了）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机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法官等等排除于民主之外。目前德意志“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集会和出版自由”就是谎言，就是伪善，因为实际上这是富人收买和贿赂报刊的自由，是富人用资产阶级报纸谎言这样的劣等烧酒来麻醉人民的自由，是富人“占有”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筑物等等的自由。无产阶级专政则要从资本家手里把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筑物、印刷所、纸库夺过来供劳动者使用。
于是，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和他们一道的还有一些外国的同道者，如龚帕斯、韩德逊、列诺得尔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就大叫起来，说这是用“一个阶级的专政”代替“全民的”、“纯粹的”民主！
我们回答说：不对！这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形式伪装起来的专政）。这是用穷人的民主代替富人的民主。这是用大多数人即劳动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代替少数人即剥削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这是民主在世界历史上空前地扩大，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主，是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而资本使任何一种、甚至最“民主”最共和的那种资产阶级民主变得面目全非和残缺不全。这是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这种代替是使国家完全消亡的唯一道路。
资产阶级的伪善的朋友们即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天真的小资产者和庸人们问道：为什么不实行一个阶级的专政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为什么不能直接过渡到“纯粹”民主呢？
我们回答说：因为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能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而小业主必然始终动摇不定，软弱无力，愚蠢地幻想“纯粹”民主即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因为，要摆脱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社会，只能靠被压迫阶级的专政。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这是由于只有无产阶级被资本主义联合起来了并且“训练出来了”，只有它能够把那些按小资产阶级方式生活的、摇摆不定的劳动群众吸引过来，或者至少能使他们保持“中立”。因为，只有甜蜜蜜的市侩和庸人才会幻想不经过一个长期艰苦的镇压剥削者反抗的过程就可以推翻资本的压迫，并用这种幻想欺骗自己，欺骗工人。目前在德国和奥地利，这种反抗还没有公开地展开，因为对剥夺者的剥夺暂时还没有开始。这样的剥夺一经开始，剥夺者就会拚死地、疯狂地进行反抗。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对自己和工人隐瞒这一点，就是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在紧要关头放弃进行阶级斗争和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立场而采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采取“社会和平”或剥削者同被剥削者调和的立场。
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9页。——编者注］。革命迅速地教育着人们。德奥两国的城市工人和农村雇农很快就会明白，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无产阶级一定会唾弃这些“社会主义叛徒”，这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社会主义叛徒，就象俄国无产阶级唾弃了同样的一些小资产者和庸人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样。无产阶级一定会看出，——上述这些“领袖”统治得愈厉害，无产阶级就会愈快地看出——只有用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关于这种国家，马克思谈得很多，但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歪曲和背叛了他的思想）或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才能开辟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使人类摆脱资本的压迫和战争。
1918年12月23日于莫斯科
载于1919年1月3日《真理报》第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88—393页
注释：
[166]《呐喊报》（《Derweckruf》）是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11月起在维也纳出版。1919年1月15日起称为《社会革命报》，同年7月26日起称为《红旗报》。1920年10月14日起是奥地利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德意志奥地利是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后在奥地利本土上成立的国家。1918年11月12日，奥地利临时国民议会宣布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成立。根据1919年9月10日签订的圣热尔曼和约的规定，该共和国改称奥地利共和国。——383。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普列斯尼亚工人的壮举（1918年1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普列斯尼亚工人的壮举
（1918年12月22日）
13年前，莫斯科的无产者举起了反对沙皇制度的义旗。这是反对沙皇制度的第一次工人革命发展的顶点。工人遭到了失败，普列斯尼亚被工人的鲜血染红了。
莫斯科工人表现了令人难忘的英雄气概，为俄国全体劳动群众树立了斗争的榜样。但是当时劳动群众还很不开展，还过于分散，他们没有支持普列斯尼亚和莫斯科那些拿起武器奋起反对沙皇君主制即地主君主制的英雄。
继莫斯科工人的失败之后，整个第一次革命也失败了。在地主疯狂实行反动的漫长痛苦的12年里，俄国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受尽了苦难。
普列斯尼亚工人的壮举并不是无谓的行动。他们没有白白牺牲。沙皇君主制已被打开第一个缺口，这个缺口缓慢地但是不断地扩大并削弱中世纪的旧制度。莫斯科工人的壮举在城乡劳动群众中引起了深刻的震荡，尽管有种种迫害，这种震荡的余波并没有平息。
1905年12月武装起义前，俄国人民还没有能力同剥削者进行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可是在12月以后，人民的情况已经不同了。他们获得了新生。他们经受了战斗的洗礼。他们在起义中得到了锻炼。他们培养了大批战士，这些战士在1917年取得了胜利，现在正克服一切难以置信的困难，战胜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令人痛苦的饥饿和经济破坏，捍卫着争取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事业。
世界工人革命的先遣队红色普列斯尼亚的工人万岁！
载于1918年12月22日《公社战士报》第6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386—387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悼念普罗相同志（1918年12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5卷
悼念普罗相同志
（1918年12月20日）
我认识普罗相同志并对他的长处有所了解，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们在人民委员会共事期间，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我们结成了联盟。普罗相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十分忠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并不是人人都称得上社会主义者，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都称不上社会主义者。但是应该说普罗相称得上，因为他虽然忠于俄国民粹派的思想体系，忠于这种非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却是一个信念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之成为社会主义者，不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不是由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而是通过他自己的方式；在人民委员会共事期间，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留意到，每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现出小业主的观点，对农业方面的共产主义措施持否定态度的时候，普罗相同志总是坚决地站在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这一边，反对自己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同事。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前不久同普罗相同志的一次谈话。当时我们中间好象已经没有什么重大分歧了。普罗相开始对我谈到我们两党合并的必要性，并说在人民委员会共事期间，原来距离共产主义（当时这个字眼还没有流行起来）十万八千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共产主义显然大大接近了。我当时采取了慎重态度，说他提出这个建议还为时过早，但我绝对没有否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是接近起来了。
布列斯特和约使我们彻底地分道扬镳了，结果，尽管普罗相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定性，仍然不能不发生公开的斗争，甚至是武装斗争。事态会发展到举行暴动或发展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总司令穆拉维约夫实行叛变，老实说，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但是普罗相的例子告诉我，甚至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间那些最真诚最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头脑里，爱国主义也是根深蒂固的，同时还告诉我，在世界观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有了分歧，到了困难的历史关头必然要表现出来。民粹派的主观主义甚至使得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优秀人物也铸成了大错，他们把德国帝国主义视为极其可怕的力量，被这个幻影弄得晕头转向。为了对付这一帝国主义，似乎只能起事，而且就在此时此刻，根本不考虑国内国际的客观条件，似乎采用其他斗争方式，简直就违背革命者的天职。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1907年使社会革命党人对斯托雷平杜马进行无条件“抵制”的那种错误。只不过在火热的革命斗争环境下，错误对人进行了更残酷的报复，把普罗相推上了同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
尽管这样，普罗相在1918年7月以前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所作的贡献，仍然大于他在1918年7月以后在破坏这一政权方面犯下的罪过。在德国革命以后的国际环境下，如果普罗相不过早逝世，他必然会同共产主义重新接近，而且会比以前更牢靠。
尼·列宁
载于1918年12月20日《真理报》第277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集5版第37卷第384—385页
|
列宁全集第36卷——年表（1919年3月12日—6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列宁全集》第36卷
年表
（1919年3月12日—6月27日）
1919年
3月12日
列宁抵达彼得格勒，同彼得格勒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谈话。根据他们的请求，在塔夫利达宫举行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作关于人民委员会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在报告和辩论以后，回答许多纸条提出的问题。
3月13日
参加在沃尔科沃墓地举行的老布尔什维克马·季·叶利扎罗夫葬礼。
参观彼得格勒省工会理事会所在地劳动宫；在彼得格勒省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农业工会的问题发表讲话并回答代表们提出的问题，然后同工会工作人员谈话。
先后在彼得格勒民众文化馆的万人聚集的大厅和休息厅发表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对内对外政策的讲话。
3月14日
从彼得格勒回到莫斯科。
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就同美国政府代表威·布利特谈判的问题发言。会议批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和程序，委托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政治和组织报告以及关于党纲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军事形势、加强肃反委员会的地方机关、查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提高莫斯科工人的口粮标准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派购亚麻的法令草案、财政人民委员部没有执行人民委员会关于亚麻和兽毛采购贷款决定和关于拨给木材采伐经费决定的问题、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省市县执行委员会相互关系的提纲以及其他问题。
3月15日
签署给各省、县苏维埃的电报，指示它们协助铁路管理机关修复铁路和桥梁。
签署给沙里亚站取缔投机倒把非常委员会的电报，询问为什么没收工人伊·库利科夫和叶·格里戈里耶娃的粮食。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印刷局的报告时，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加速出版《工农读本》的措施的决定草案、关于建立最高大地测量局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3月16日
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阿拉洛夫谈话，建议他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各战线局势的报告，并为作好这个报告出主意。
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问题时，提议任命斯大林为监察人民委员；在讨论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成员问题时发言；建议让各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各派两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讨论对顿河和奥伦堡的哥萨克人的态度、彼得格勒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行动、党和苏维埃的报刊、同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协定以及其他问题。
得知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病情严重恶化，前去看望。一小时后，斯维尔德洛夫逝世。
参加为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逝世一事举行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领导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时发言，对法令草案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与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就草案的实质问题交换便条。
不晚于3月17日
写便条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建议当着证人的面解剖保存在丘多夫寺院的圣徒阿列克谢的干尸。
3月17日
从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获悉西伯利亚省农民因地方政权违法乱纪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挑拨煽动而闹事，写便条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请求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前去调查。
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委员会委托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安葬仪式上致悼词、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俄共（布）外国人团体中央联合会问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土耳其斯坦特别（临时）委员会的工作、亚·德·瞿鲁巴关于粮食状况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谢·德·马尔柯夫关于组织直达货运列车运行的报告、军事当局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企业和组织的工作的干预、把某些工厂工人口粮标准改为红军战士口粮标准、从乌克兰给莫斯科近郊煤矿区的矿工运送粮食以及其他问题。
3月18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追悼会上致悼词，会后同中央执行委员们一起前往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守灵，然后跟随出殡行列去红场，在红场斯维尔德洛夫墓前发表简短讲话。
同《贫苦农民报》主编列·谢·索斯诺夫斯基和中央其他各报编辑谈报刊的任务和党对待中农的态度。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列宁致开幕词；被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总结报告。
3月19日
主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关于党纲的报告。
参加第三次会议；作关于党纲报告的总结发言；被选入代表大会的党纲委员会。
3月20日
主持党代表大会的党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提交代表大会的各种党纲草案。列宁起草的党纲草案被采纳。在讨论对草案的补充和修改意见时，列宁就确定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任务的一些条文问题和其他问题发言。委员会委托列宁起草纲领中一般政治部分的补充条文。
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新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列宁在候选人名单上签名。在讨论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成员问题时发言。
主持党纲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纲领中一般政治部分的补充条文草案即第三条的草案；在讨论教育人民委员部共产党党团提出的党纲中国民教育方面条文草案时，对这一条提出补充草案。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批准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成员的决定草案、关于动员农业专家的法令草案、关于授权各前线地区委员会禁止食品外运的决定草案，以及关于成立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等问题。
签署俄罗斯联邦工农政府同巴什基尔政府关于成立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协定。
3月21日以前
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中的“军事反对派”参加者和其他军事工作者谈红军状况。
3月21日
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农村工作小组组长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小组工作和制定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一事。在谈话过程中，修改卢那察尔斯基起草的关于农村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的决议。
主持党纲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列宁起草的纲领中一般政治部分的第三条。根据列宁的建议，纲领草案中加进尼·彼·哥尔布诺夫对党在组织科学技术工作方面的任务的补充意见。
参加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就军事问题发言。
不晚于3月22日
从沃洛格达省卡德尼科夫县科尔班格乡农民来信中得知该乡执行委员会以不正确的态度对待农民，致函内务人民委员格·伊·彼得罗夫斯基，指示必须检查和改选这个乡的苏维埃。
3月22日
收到匈牙利发生革命的电讯，转交给党代表大会主席团。代表大会在第七次会议上宣读这个电讯，委托列宁向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发贺电。列宁把自己的贺电用电话告诉莫斯科无线电报局发出，然后起草并发出代表大会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贺电。
3月23日
用德文起草给库恩·贝拉的电报，询问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组成情况和匈牙利共产党人的策略。
出席农村工作小组的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起草委员会会议，建议委托他和卢那察尔斯基拟定最后草案，然后亲自起草决议。
参加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作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并在讨论报告过程中发言。代表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列宁被选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宣布中央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选举结果，并致闭幕词。
3月24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免征某些兽医入伍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付清铁路员工工资的款项、关于利用暂停客运的时间加紧货运的计划、关于动员演员为红军演出、关于派负责工作人员到各地加强粮食和运输工作以及其他问题。
3月24或25日
接见前来参加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迟到的土耳其斯坦共产党的代表们，同他们交谈代表大会的决议、国际形势和土耳其斯坦的局势，向他们介绍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
3月25日
主持新选出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通报上届中央委员会最后几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同美国政府代表威·布利特谈判的决议、关于共产国际的决议、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的决议；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在讨论第八次代表大会军事小组工作总结和陆军人民委员部的改组问题时发言。会议讨论党中央领导机关——政治局、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的组成，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乌克兰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乌共（布）中央有关粮食问题的指示，对中农和军人的告示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对拨款实行事前财政监督的问题时，起草有关这种监督的实施规则。会议讨论关于登记和动员统计工作人员的法令草案、缩减各人民委员部的编制、给乌克兰制糖工业拨款以及其他问题。
3月26日
签署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军事小组的工作总结和贯彻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军事问题决议的决定草案。
3月27日
收到M．杜克尔斯基教授关于对待资产阶级专家的态度问题的公开信以后，给《真理报》撰写《对一位专家的公开信的答复》一文，解释党和政府关于这一问题的政策。
阅过第5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瓦·尼·卡尤罗夫关于放弃乌法原因的电报，回电询问为改善部队的政治工作所采取的措施。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取消华沙—维也纳和维斯瓦河沿岸铁路管理局以及交通人民委员部综合管理局问题时，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劳动人民委员部和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的职权划分的决定草案、关于登记和动员俄罗斯联邦的技术力量的决定草案、派遣俄罗斯联邦代表前往拉脱维亚调整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其他问题。
3月28日
阅改《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小册子的第二校校样。
接见全俄工人合作社理事会代表，同他们交谈与贯彻人民委员会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有关的问题。
不晚于3月28日
起草俄共（布）中央关于派遣一批工人小组参加粮食和运输工作的决定。
3月29日
致电切列波韦茨省执行委员会，指示查清农妇叶·安·叶菲莫娃控告关于她家的粮食被收入公仓的事实，并报告处理结果。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征召医师和医师助手服兵役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关于国家监督的法令草案、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职员工资的临时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3月30日
收到萨拉托夫“保卫红都饥饿儿童委员会”征集食品的通告，分别致电该委员会主席C．科罗廖夫和萨拉托夫省执行委员会，指示把这些食物送往莫斯科。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表推荐米·伊·加里宁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讲话。
3月31日
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谈成立各级援助饥饿俄国委员会以及这些委员会必须由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部领导的问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铁路员工粮食供应问题时，起草国防委员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会议讨论改行红军战士口粮标准的工厂名单、委托全俄肃反委员会采取消灭反苏维埃阴谋的措施、乌克兰局势的通报以及其他问题。
3月底
发表八篇留声机片录音讲话：《悼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关于用无线电同库恩·贝拉通话的通报》、《告红军书》、《论中农》、《什么是苏维埃政权》、《怎样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论残害犹太人的大暴行》。
3月底—4月初
撰写争取中农的紧急措施纲要《关于同中农的关系问题》。
4月1日
得到反革命分子企图炸毁彼得格勒自来水厂和铁路桥梁的消息后，通过电话指示全俄肃反委员会采取防止破坏活动的紧急措施。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拨款1500万卢布用于在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彼得格勒等省组建工业企业的决定草案时，对决定草案提出补充意见。会议讨论关于领取劳动者社会保障金的手续、关于任命尤·弗·罗蒙诺索夫教授为驻美国的交通使团的主要代表、关于民警等问题。
4月2日
同全俄制糖工业农业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A．T．谢瓦斯季亚尼欣交谈代表大会的工作，记下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要求，然后写便条给交通人民委员部，指示必须保证代表们返回去的交通工具。
得知库尔斯克省普季夫利县的代表们对该县苏维埃选举提出控告，写便条给内务人民委员，指示必须检查和改选该县苏维埃。
4月3日
在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非常会议上作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中间签署关于苏维埃民警的法令草案和关于改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管理委员会的决定草案；修改关于改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人员的任命以及其他问题。
4月3日或4日
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谈苏维埃民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任务、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对中农的态度问题的决议以及贯彻这个决议的实际措施。
4月4日
图拉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格·瑞·卡敏斯基电告孟什维克利用粮食困难在图拉各兵工厂煽动罢工，列宁命令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埃·捷尔任斯基前往图拉处理。
4月5日
在给库恩·贝拉的电报中告知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4月4日给法国外交部长关于交换俄国和法国的战俘的照会内容，并请他将照会副本交给美国驻布达佩斯的代表以便转给美国政府。
批阅梁赞省斯科平县农民的请求书，给农民回信指出向中农征收特别税是违法的，然后同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通电话，并写便条给他，请他接见斯科平县农民代表并满足他们的请求。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人民委员会会议规则和关于严格执行财务统一的措施的法令。会议讨论关于保护养蜂业的决定草案、关于童工劳动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4月7日
致电库恩·贝拉，请他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转致贺意，并请提供巴伐利亚的详细情况，特别是关于土地社会化的情况。
得知坦波夫省铁路运输紧张，粮食运不出去；指示把这一问题提交国防委员会讨论。
同索科利尼基区林业学校总务主任、原彼得堡工人菲·伊·博德罗夫交谈粮食状况和农村生活情况；然后致函农业人民委员谢·帕·谢列达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要他们仔细研究傅德罗夫提出的可以用兽力车从图拉省向莫斯科运送粮食的建议。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保护铁路不遭破坏的决定草案，关于禁止收归国有的煤矿企业的工人和职员擅离职守的决定草案、关于征召旧军官参加红军的决定草案。会议批准改行红军战士口粮标准的部队和工厂的名单。会议还讨论了南方战线的防疫工作的安排、从乌法撤退的人员的状况以及其他问题。
4月8日
致电库恩·贝拉，请他介绍巴伐利亚革命的情况以及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民族纲领和土地纲领的内容。
签署给下诺夫哥罗德省克尼亚吉宁县土地局的电报，不准他们强迫农民实行共耕制。
复电第6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尼·尼·库兹明，指示在同英军谈判交换俘虏时必须继续展开攻势和提高警惕。
修改并签署俄共（布）中央关于必须对红军实行统一指挥和统一供应以及对铁路实行统一管理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给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居民和半无产阶级居民参加合作社事业的程度的调查大纲、关于缩减非急需军用物资运输的措施的报告、关于在征收一次性特别革命税方面优待中农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4月9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给各省土地局和执行委员会的通令。通令规定不准用强制手段把农民的土地划归公有，不准强迫农民共耕土地、参加公社或其他集体经济单位。
致电喀山省执行委员会，指示立即调查四个公民来信控告被关押五个月而没有受到审讯一事。
接见奥洛涅茨省和特维尔省的代表。
4月10日
写《为支援东线告彼得格勒工人书》，号召他们动员一切力量支援东线。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征召1886—1890年出生的工人和农民入伍、关于防治流行病措施、关于储蓄银行同人民银行合并等法令。会议讨论粮食运输等问题。
4月11日
起草《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
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上作关于工会在支援东线的动员工作中的任务的报告；在讨论中回答关于图拉罢工的问题；作总结发言。全会接受列宁提出的《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
4月1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修改并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加紧运送粮食的紧急措施和完成粮食计划的前景的决定。会议讨论关于用布匹给纺织企业工人发工资、关于在共和国内进行工业统计调查以及其他问题。
4月13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介绍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关于实行动员的提纲并作关于党在动员工作中的任务的报告；在讨论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关于国内粮食状况的报告和其他问题时发言。会议讨论关于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的粮食状况、在北线同英军交换战俘问题、纸张紧张和报纸出版问题等。
撰写昂利·吉尔波《战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小册子序言。
4月14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把边防军的军用材料拨给土耳其斯坦苏维埃组织的问题、关于征召女医生服兵役的法令草案、南方战线防疫工作的改进措施、关于指示伏尔加和乌拉尔军事采购机关及时满足东线的需要和派部队装运木柴的问题等。
4月15日
在俄共（布）罗戈日区委员会授旗给莫斯科苏维埃重炮指挥员第一期训练班的会上讲话，然后同学员们交谈并合影。
得知下诺夫哥罗德省克尼亚吉宁县卡尔塔希哈村农民粮食困难和征粮队在他们那里违法乱纪，委托米·伊·加里宁帮助解决。
同土耳其斯坦共产党出席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谈土耳其斯坦的工作任务并建议他们尽快回去。
为《共产国际》杂志创刊号撰写《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
4月16日
致函图拉县执行委员会，询问该县为组织播种召开的农民代表大会的详细情况和被解散的原因。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4月12日关于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的决议、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在学校利用课外时间讲授宗教课程问题上的分歧、同乌克兰左派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谈判问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乌克兰经济状况的指示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在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召开的莫斯科枢纽站铁路员工代表会议上讲话，阐明国内外形势，号召动员一切力量同高尔察克作斗争。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列·波·加米涅夫关于粮食运输问题的报告时，写关于该问题的建议的草稿。会议讨论军队供应和车轮生产的改进措施、从古里耶夫夺取石油的军事行动以及其他问题。
在全俄共产主义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贺词，祝青年们在建设未来社会的事业中取得成就。
在莫斯科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代表会议上发表关于同高尔察克作斗争的讲话。
撰写《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小册子的跋。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作关于扶持手工业者的报告。会议讨论关于给予劳动居民出售木材权利的法令草案、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的职权、图书馆事业、苏维埃机关和工人家属撤离东线等问题。
4月18日
阅约·约·瓦采季斯总司令关于各个战线局势的报告。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加强第3步兵师和第2骑兵师的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关于东方面军第2集团军司令员瓦·伊·绍林的问题、关于东方面军南方军队集群的指挥的问题等。
复电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指示利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到彼得格勒的机会加速往前线派人。
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指示必须攻占罗斯托夫和突破布科维纳，并对吸收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谈判提出建议。
责成费·埃·捷尔任斯基调查自己接见过的切尔尼戈夫省两位农民被捕的原因。
4月19日
签署给卡卢加省执行委员会的电报，指示查明人民教师布雷金的双亲的财产被剥夺的原因。
在红军总参谋部学院同指挥人员和学员谈话，然后在提前毕业的红军指挥员会议上讲话，论述全国的军事形势、加强红军的必要性、培养红军指挥员的重大意义和红军指挥员在保卫十月革命成果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4月20日
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建议尽快开始进攻顿巴斯和罗斯托夫的战役，并镇压南线后方的哥萨克叛乱。
致函坦波夫省执行委员会，请他们安排该省消费者协会会员再举行一次会议并向会议宣读列宁专为他们写的对人民委员会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的解释。
4月21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作关于加强军事防御工作的报告并草拟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的结尾部分。会议讨论从萨拉托夫往前线派遣医生、为泥炭工人运输粮食、在彼得格勒的一些工事埋设地雷以及其他问题。
4月21日或22日
在给约·约·瓦采季斯总司令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阿拉洛夫的复电中指出，乌克兰军队的主要作战任务是尽快解放顿巴斯和建立同苏维埃匈牙利的铁路联系。
4月22日
主持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所属仓库军用物资清查委员会会议。
致电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指示必须解放顿巴斯和建立新部队来收复罗斯托夫和塔甘罗格。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关于释放由于觉悟低而参加反苏维埃活动的工人和农民的决定草案时，人民委员会委托列宁和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修订这个草案，然后交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会议还讨论了工资问题、关于扶持手工业者的决定草案、关于档案工作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4月23日
草拟请库恩·贝拉转交给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共产党的有关他们的策略的无线电报稿。
在库恩·贝拉以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的告红军中的匈牙利战士书上加附言，表示完全赞同号召书，相信很快就能战胜敌人。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动员的进展情况、政治鼓动工作的任务、给军事指挥部和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关于收复顿涅茨煤田的指示、建立克里木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问题等。
4月24日
指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立即起草中央关于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统一的指示和关于动员普遍军训部的指挥人员的法令。
致电总司令和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以最快的速度收复维尔诺。
分别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等领导人，指示务必尽快镇压南线后方的哥萨克叛乱。
致电阿斯特拉罕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康·亚·梅霍诺申，指示迅速占领彼得罗夫斯克、乌拉尔河口和古里耶夫，以便把石油运往中部地区。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安排向产粮省和顿河州移民的法令草案、关于扶持手工业的措施的法令草案、关于征收实物税方面的优待办法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关于禁止地方苏维埃发出国护照的法令草案、图书馆事业以及其他问题。
4月25日
致电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表示不能接受他提出的划分南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界线的方案，指示必须立即调乌克兰军队去攻占塔甘罗格。
阅过社会革命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组织的决议以后，写便条给《真理报》编辑尼·伊·布哈林并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建议在报刊上揭露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反对乌克兰同苏维埃俄国结盟和维护富农利益的行径。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号召贫苦农民和中农与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决定草案、关于由各省军事委员会没收俄罗斯联邦所有仓库的军需品的决定草案、关于各地政权和个人不得干预铁路工作的问题等。
4月26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介绍彼得格勒战线的形势。会议讨论白卫分子炸毁明斯克以东的桥梁一事、对待国际主义者小组的态度以及其他事项。
指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在无政府主义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彼·阿·克鲁泡特金及其随行人员由德米特罗夫来莫斯科时，保证为其提供火车头等包厢。
写便条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并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古谢夫，指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防止高尔察克占领奇斯托波尔。
签署发给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弗·伊·塔涅耶夫的优待证书。
指示司法人民委员部认真查清卡卢加省法院院长受贿案件。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减少《消息报》和《真理报》的版面以及暂停出版《莫斯科苏维埃消息报》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1919年1月至6月的预算的法令草案、关于农业统计调查和工业统计调查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4月下旬，不晚于27日
同慕尼黑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领导人、德国共产党人阿·库列拉谈巴伐利亚形势。
4月27日
撰写《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敬》一文。
4月28日
接见弗拉基米尔省戈罗霍韦茨县弗明基村农民伊·阿·切库诺夫并与他交谈农村情况。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俄总参谋部和陆军人民委员部的其他机关的改组、关于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克里木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和国革命法庭庭长候选人等问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莫斯科—喀山铁路某些地段和塞兹兰—维亚济马铁路某些地段实行戒严问题、在支援东线的紧急动员中组编红军部队和后备营问题、节约燃料的紧急措施以及其他问题。
4月29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印刷工大代表大会问题、进行普遍动员和志愿兵动员的方式、中央给各级党组织通告信草稿、对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军队严格实行统一军事指挥的必要性、改善工人居住条件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其他问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莫斯科及其郊区仓库的清查办法、关于莫斯科铁路工厂和波多利斯克机车修理厂实行军事化、关于征召被俘回来的旧军官和被释放的原军事技术专家服兵役等一批决定草案。会议讨论派往前线的医生数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各机关和各部门按照军事需要安排工作问题、往乌克兰运送布匹问题等。
4月30日
致电梁赞省粮食委员会，询问拒绝62岁的布尔戈娃提出的把她的口粮标准改为一类标准的请求的原因。
同原彼得格勒工人、谢斯特罗列茨克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尼·亚·叶梅利亚诺夫谈彼得格勒局势和派优秀的彼得格勒工人去农村作苏维埃工作的必要性。
致函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建议选派优秀的、忠诚的彼得格勒工人到全国各县执行委员会去工作。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1919年1月至6月的预算的法令草案、关于同外国签订商品进出口合同的手续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经费分配、国库管理司和人民银行合并等问题。
4月底和5月15日之间
起草中央关于军事统一的指示。
4月下半月
在致彼得格勒各级组织的信中指令他们继续动员工人和党的工作人员到乌克兰、顿河和前线附近地区去。
5月1日
出席在红场举行的五一阅兵式和庆祝游行；四次发表讲话，介绍敌人遭到失败、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的大好形势，展望美好的共产主义未来。
5月2日
同罗斯塔社主要领导人普·米·克尔任采夫谈广泛组织写作力量和加强俄共（布）中央对罗斯塔社工作的领导的必要性。
写便条给埃·马·斯克良斯基，指示必须把原计划调往东线的第33师的一部分留在阿斯特拉罕。
主持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会议；在讨论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措施时，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会议讨论调整自由贸易问题、货币紧缺问题和纸币发行行计划。
5月3日
向中央苏维埃工作和党务工作学校学员作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和党对待农民的政策的报告，解释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指出不要把中农同富农混同起来。报告以后，回答学员提出的许多问题。
收到莫斯科—喀山铁路基尔斯木材加工厂的一些职工发来的五一节贺电。在电报上批示邮电人民委员瓦·尼·波德别尔斯基，禁止拍发致敬电。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给铁路社会教育拨款的问题、向居民分配戏票的办法、劳动力的统计和分配、公共伙食委员会和城市居民伙食的问题等。
5月3日和6日之间
同无政府主义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彼·阿·克鲁泡特金交谈合作社在苏维埃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克服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重印克鲁泡特金有关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著作等问题。
5月4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在讨论芬兰政府的最后通牒时，修改苏维埃政府的复电草稿；在讨论答复挪威学者、著名社会活动家弗·南森关于向俄国提供粮食援助的可能性的信件一事以后，写便条告诉格·瓦·契切林：全会决定把这个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决定，请准备给南森的复信稿。会议讨论儿童的口粮问题、加强彼得格勒防卫的措施、中央组织局关于执行中央关于动员的决定的措施的报告、中央关于加强军队的统一指挥的指示、立陶宛的局势、莫斯科的住宅问题、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地方组织的相互关系、惩处渎职罪的法令的制定工作以及其他问题。
5月5日
代表党中央致电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乌克兰陆海军人民委员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宣布给他们警告处分，因为他们没有执行中央关于收复顿巴斯的措施的指示。
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以及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尼·伊·波德沃伊斯基，指示他们速派军队去支援顿巴斯。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停止征用燃料的决定草案、关于保证机器制造工厂的劳动力的决定草案、关于动员邮电部门全体职员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向前线派遣医生问题、对苏维埃机关的检查总结和缩减编制的措施、减少客运问题、整顿军用物资的运输问题等。
5月6日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贺词。
致函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和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马·马·李维诺夫，对答复弗·南森提出的向俄国提供粮食援助和签订停战协定的建议的复信稿提出意见，建议利用复信来揭露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的政策。
分别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和安·卢·柯列加耶夫以及国防委员会驻南方面军特派员亚·格·别洛博罗多夫，指令迅速镇压南线后方的反革命叛乱。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拆除某些铁路的铁轨的决定草案、关于莫斯科和近郊的中央和地方机关团体职工一次性登记办法的法令草案、农村和前线的报纸的分发、食品科学研究所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
5月7日
接见受阿富汗艾米尔委托来俄国进行非正式访问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巴拉卡图拉教授，同他交谈东方局势和苏维埃俄国与阿富汗建立友好关系的可能性。
同芬兰女共产党员莉·帕尔维艾宁谈话。
致电乌克兰副陆海军人民委员瓦·伊·梅日劳克，指示他立即把哈尔科夫的全部兵力和所有应征入伍的工人派往顿巴斯。
致电国防委员会驻南方面军特派员列·波·加米涅夫，命令他往卢甘斯克调派增援部队，尽快收复顿巴斯。
主持讨论财政措施问题的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会议。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军事采购工作安排的决定草案、关于征召1886—1891年出生的顿巴斯工人入伍的决定草案、关于审讯拒绝上前线的医务人员的决定草案、顿河舰队的组建、把肥料作为一类货物运输以及其他问题。
5月8日
代表党中央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建议立即动员敖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哈尔科夫、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人，加强对南方面军的军事援助并攻占罗斯托夫。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承认按照党、工会和苏维埃组织的决定被征入红军的工人、农民和职员为志愿兵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儿童的口粮问题、向顿河州移民工作的进展情况、期刊问题和保障红军战士家属的生活问题等。
5月9日
致电国防委员会驻南方面军特派员列·波·加米涅夫，指示火速往顿涅茨煤田派遣军队并为此动员所有大城市的工人。
签署给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和乌克兰国防委员会的电报，传达俄共（布）中央关于党的工作的任务和两周内动员两万名乌克兰工业中心的工人去增援南方面军的方法的指示。
5月10日
致函社会赡养人民委员部，请他们协助三位芬兰革命运动活动家安置500名同白卫分子作战致残的军人。
接见北方区域合作社代表大会代表团并同他们交谈合作社的活动。
5月11日
阅改外交人民委员部针对凡尔赛和约草拟的《告德国人书》，把标题改为《告德国工人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书》，补写了最后部分。
5月12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列宁关于所有派往各地做动员工作的特派员没有中央组织局的准许不得返回的建议、同各友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协定草案、俄共（布）中央工作报告草稿、关于新纸币的流通问题等。
给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伊·尼·斯米尔诺夫去电询问高尔察克军队瓦解的消息是否可靠，为加速进攻和巩固胜利采取了哪些措施。
致电东方面军南方军队集群司令员米·瓦·伏龙芝，要求支援奥伦堡粉碎白卫哥萨克的包围。
致电中央军事交通部、疏散总局和交通人民委员部，指示把儿童送往南方夏令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征召被俘归来的旧军队士兵服兵役的决定草案、应征上前线医生的数量、整顿军事物资的运输、解除彼得格勒的戒严以及其他问题。
5月13日
致电库恩·贝拉，向匈牙利红军表示祝贺，并告知乌克兰部队已渡过德涅斯特河。
代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在辛比尔斯克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提醒他不要发出违反粮食政策的指示和命令，建议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农民的宣传鼓动上。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作关于弹药生产和关于对共和国的军事机关和武装力量进行特别检查的任务的报告；制订提高弹药工厂产量的实际措施；签署关于在枢纽站和军队驻地组织鼓动教育站的决定草案。会议通过国防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加契纳、儿童村和喀山停止疏散的决定。会议还讨论了机车修复数量的报表、图拉弹药制造厂的保卫工作、芬兰和摩尔曼斯克边疆区的难民进入俄罗斯时的检查措施以及其他问题。
签署给彼得格勒防卫委员会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报，询问某些工厂从市区疏散的原因，指出彼得格勒防卫委员会的措施必须得到国防委员会批准。
5月14日
致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询问镇压哥萨克首领尼·亚·格里戈里耶夫反革命叛乱的情况，并通知已把应征入伍的共产党员派往南方面军和东方面军。
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指示必须尽快平息哥萨克反革命叛乱，并依靠应征入伍的共产党员来加强红军。
5月15日
致电彼得格勒防卫委员会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批评他没有坚决执行国防委员会5月13日关于彼得格勒停止疏散的决定。
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去直达电报，对第33师增兵镇压白卫哥萨克叛乱表示满意，指示必须对顿巴斯展开攻势并拿下罗斯托夫。
主待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区粮食机关的法令草案和关于1918年新纸币的流通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关于俄罗斯联邦的电话通信国有化的法令草案、关于红军军需供应总委员会的法令草案、关于工厂停止使用童工的法令草案、关于组织土耳其斯坦的灌溉工作的法令草案、关于水运总管理局的问题、沙图拉电站和卡希拉电站的建设拨款以及其他问题。
5月17日
在莫斯科县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五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党对中农的政策的讲话。
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安·卢·柯列加耶夫，指示招募更多的工人和移民到顿河州去。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因罗将柯反动军队的进攻而引起的彼得格勒和彼得格勒区的疏散问题，通过关于彼得格勒停止全面疏散的决定。列宁签署向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通知这个决定的电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国家出版社条例；修改关于免费供应儿童伙食和关于取消各省市信贷组织的法令草案。会议讨论在工人中间分配资产阶级遗弃的私人财产等问题。
5月18日
分别致电东方面军第10集团军司令员和阿斯特拉罕第11独立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询问阻止敌人进攻的措施。
5月19日
电告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敌人进攻彼得格勒，形势危急，必须立即把顿河的叛乱镇压下去。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揭露机会主义者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的讲话。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彼得格勒的财产疏散办法、图拉弹药制造厂情况的报告、收集弹壳的紧急措施和手工生产弹药的可能性、从伏尔加河下游运出食盐和让难民通过西线等问题。
5月20日
复电在彼得格勒的党中央和国防委员会特派员斯大林，谈增援彼得格勒的措施。
致函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格·雅·索柯里尼柯夫，指示必须采取坚决措施镇压顿河的叛乱，并通知已把军校学员、沃罗涅日省和坦波夫省应征入伍的共产党员派往南线。
致电乌克兰副陆海军人民委员瓦·伊·梅日劳克，询问收复顿巴斯的措施。
致电诺夫哥罗德省执行委员会，警告要严厉惩处那些因布拉托夫向列宁控诉而逮捕他的领导干部。
写便条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瓦·亚·阿瓦涅索夫，建议逮捕把农民对地方机关的控告当作不屑一顾的小事的首都事务特别委员会工作人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实行动员的紧急措施、延搁粮食运至火车站的原因、向顿河州移民的工作、向海军人民委员部调拨煤炭事宜、关于破坏撤退时放弃给敌军的铁路线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5月21日
补充和修改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西北各省共产党员和工人支援彼得格勒的决定草案。
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安·卢·柯列加耶夫，批评他们行动缓慢，要求采取坚决措施立即平定哥萨克叛乱。
5月21日和25日之间
听取越过前线来到莫斯科的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Ｂ．Д．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汇报高尔察克军队后方即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情况，询问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尼·尼·雅柯夫列夫牺牲的情况、西伯利亚游击队的活动、高尔察克军队瓦解的事实、高尔察克和协约国的相互关系等。
5月22日
两次致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告知里加已失守，阿斯特拉罕面临失守的危险，指示无论如何要立即平定顿河的叛乱。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里加失守后加强西线的措施和恢复谢·谢·加米涅夫的东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问题。
补充和签署给克·格·拉柯夫斯基的电报，建议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在作出重大财政决定之前要预先同俄共（布）中央协商。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编制委员会的报告时，会议决定成立以列宁为首的确定工资政策原则和专家劳动报酬特别委员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组织土耳其斯坦灌溉工作的法令草案、为节约电能关闭印刷厂问题等。
5月23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的确定工资政策原则和专家劳动报酬特别委员会会议，起草关于专家的工资的决定。
5月24日
电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平定反革命叛乱，并指示把腾出来的部队调往顿巴斯。
分别急电沃罗涅日省和坦波夫省军事委员会，指示尽快把应征入伍的共产党员派往南线。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说明关于专家工资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哥萨克居民同俄罗斯联邦所有劳动居民享受平等权利的决定草案；签署关于预算规则的法令和关于中央战俘和难民事务委员会转归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的法令。会议讨论关于给劳动居民调拨木柴的法令草案、关于红军军需总委员会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5月25日
参加在红场举行的庆祝普遍军训一周年的群众大会，检阅工人营、各区共产主义分队和莫斯科军事学校学员，然后发表关于工人阶级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斗争中的作用和关于苏维埃国家的国际意义的讲话。
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位领导人蒂博尔·萨穆利交谈匈牙利的政治和军事形势。
5月26日
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指示收集居民的一切武器，建立坚强的军队，把平定叛乱腾出来的部队调往顿巴斯。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给彼得格勒防卫委员会的关于国家有价证券印刷厂疏散的电报和关于征召交通人民委员部各级机关职员参加红军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图拉弹药制造厂的钢材供应、卡希拉电站的需求、在顿河区和奥伦堡的哥萨克中征兵的计划、允许难民通过西线、缩减客运等问题。
5月27日
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共同签署给阿富汗艾米尔阿曼努拉汗的信函，向阿富汗人民致敬，祝贺国王登基，同意与阿富汗建立外交关系。
补充并签署给在彼得格勒的斯大林的电报，指示采取坚决措施来揭露敌人在后方和前线策划的反革命阴谋。
撰写《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粮食收购状况和新收获之前的粮食工作计划的报告、关于苏维埃机关编外人员的工作安排的报告、关于分发资产阶级遗弃的私人财产的决定草案、关于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施行劳动手册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5月28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有关南线局势的一些问题、往德国派商务代表问题、俄共（布）中央委员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波兰政府照会的声明、同乌克兰的军事经济联盟以及其他问题。
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传达俄共（布）中央关于要求乌克兰紧急增援南线和集中全部兵力收复顿巴斯的决定。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客车使用手续的决定草案、关于破坏撤退时放弃给敌军的铁路线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不准征用救护列车的器材和食品问题、关于征召高等学校学生入伍问题、军用列车的护送、图拉弹药制造厂的保卫以及其他问题。
为《共产国际》杂志第2期撰写《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一文。
5月29日
致电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乌克兰陆海军人民委员尼·伊·波德沃伊斯基，指示立即往顿巴斯派增援部队。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古谢夫、米·米·拉舍维奇和康·康·尤列涅夫，通知他们谢·谢·加米涅夫复任东方面军司令员，指示必须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动员奥伦堡哥萨克和前线地区居民参加收复乌拉尔的战斗。
5月30日
致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询问为阻止邓尼金军队同顿河上游哥萨克叛乱分子会合采取了哪些措施。
叶·米·雅罗斯党员可否留在党内一事征求意见。列宁在文稿最后一页的背面写道：“我主张把参加宗教仪式的人开除出党。”
不晚于5月31日
起草国防委员会关于动员苏维埃职员的决定。
5月31日
以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同内务人民委员费·埃·捷尔任斯基共同签署发表告居民书《谨防间谍！》。
同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叶·波·博什交谈西线的局势和明斯克的防卫问题，然后写便条给全俄总参谋部，请求给明斯克工人营发放武器并派去教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动员问题时，起草并签署关于征召商业、工业、运输业工人和职员服兵役的法令。会议讨论军队的武器供应、按工业部门征召工人入伍、征召19岁青年入伍、调查彼得格勒附近桥梁被炸原因等问题。
6月1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事经济联盟问题。列宁受中央政治局委托，起草给瓦·伊·梅日劳克、克·叶·伏罗希洛夫·费·安·阿尔乔姆和乌克兰其他领导人的电报，表示不同意他们恢复乌克兰方面军的空洞计划，要求采取加强乌克兰军队的切实措施。
致电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指出他没有执行俄共（布）中央关于撤消乌克兰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指示，要他采取坚决措施支援顿巴斯。
6月2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乌克兰的军事管理机关和军事指挥部的改组、零售商业的调整、西线局势、反对敌视犹太人、财政和粮食等问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修理和更换步枪的决定草案、关于成立中央商业工业运输业职工动员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关于减轻彼得格勒负担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木柴的采伐数量、卡希拉电站的物资供应、动员19岁青年入伍的措施、桥梁保卫、改进索尔莫沃市工厂的工作、往辛比尔斯克和波多利斯克的工厂调派工人等事项。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古谢夫、米·米·拉舍维奇和康·康·尤列涅夫，指示不要放松巴什基尔人、奥伦堡哥萨克和前线地区居民的动员工作和收集枪支问题。
同顿河州科捷利尼科沃区革命委员会委员B．T．科列斯尼科夫和Г．И．涅克柳多夫交谈顿河地区局势和对哥萨克人的态度，然后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不可强迫哥萨克人改变生活习惯。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办理出国护照的手续的决定草案、关于莫斯科的建筑修缮业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禁止自由收购马铃薯的法令执行结果的报告、关于1918年下半年紧缩开支的情况的报告、向顿河州移民情况、缩减编制问题等。
6月4日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古谢夫和米·米·拉舍维奇，询问第3集团军的情况和阿格累兹特别是格拉佐夫失守的原因。
两次致电在彼得格勒的党中央和国防委员会特派员斯大林。第一封电报指出在彼得格勒军事工作中必须保持最大限度的团结，尽快争取胜利；第二封电报指示派干部去全面支援西方面军。
给乌克兰肃反委员会主席马·伊·拉齐斯复信，指示必须把混进乌克兰肃反委员会机关的坏人清洗出去。
6月5日
指示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认真查清奥廖尔省叶列茨县地方政府在征收特别税时违法乱纪的事实。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工资为3000卢布以上的专家名单、国家出版社编辑委员会的任务、关于分发资产阶级遗弃的私人财产的决定草案、关于苏维埃机关精简人员办法的决定草案、关于输电设备的安装和使用的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致电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格·叶·季诺维也夫，通知已给彼得格勒发去了粮食。
6月6日
同巴什基尔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艾·瓦利多夫和巴什基尔革命委员会代表交谈在东线使用巴什基尔军队一事和土耳其斯坦的局势。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古谢夫和米·米·拉舍维奇，告知南线局势吃紧，不能给东线补充兵员，要他们在当地解决兵员和军需问题；指出高尔察克有可能渡过维亚特卡河向彼得格勒进攻。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邮电人民委员部的无线电报局转交陆军人民委员部管理和征召无线电专家服兵役的办法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从德国回来的俄国战俘通过西部国境问题、汽油生产问题、关于组织单独为铁路员工采购粮食的征粮队问题、关于在枢纽站和军队驻地组织宣传教育点的报告、吸收铁路员工中的共产党员参加桥梁保卫的有关事宜以及其他问题。
6月8日
致函埃·马·斯克良斯基，指示必须立即从阿尔汉格尔斯克战线和东方战线调派部队保卫彼得格勒，因为彼得格勒战线局势吃紧。
6月9日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出彼得格勒战线和南方战线的军事局势吃紧，因而必须从东方战线抽调军队前去支援，要求他们按革命的方式工作，把前线地区18岁至45岁的居民全部动员起来。
6月10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讨论彼得格勒战线局势的过程中起草俄共（布）中央关于彼得格勒战线的决定。会议讨论6月13日举行纪念罗·卢森堡的活动、动员大学生和中学生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预付非定量食品购金的问题、关于向铁路职员及其家属供应非定量食品的报告、乌克兰制糖工业的资金供给、发明者奖励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6月11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敌占区的地下工作、给匈牙利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贺词、释放没有敌意的孟什维克分子并按其专业使用的问题、召开外高加索共产党代表会议问题、极刑使用问题等。
四次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普遍动员前线地区的居民、加快组建新的部队、镇压奥伦堡地区和乌拉尔地区的反革命叛乱、往彼得格勒调派可靠的部队。
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向彼得格勒支援粮食。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征召旧军队40岁以下的下级准尉和士官服兵役的决定。会议讨论莫斯科近郊煤矿区考察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允许难民通过西线的报告、向居民收集武器的详细办法、关于从阿斯特拉罕向外运鱼问题、关于后方军事服务人员不应领取红军战士口粮问题等。
6月12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向16周岁以下儿童免费供应伙食的法令的执行情况、关于保障劳动者家庭成员生活的决定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6月13日
致电在彼得格勒的斯大林，通知已往彼得格勒派去两列装甲列车和500名共产党员。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军队供应问题、铁路实行戒严的办法、莫斯科近郊煤矿区考察委员会的报告、工商业和运输业职工动员办法、弗拉基米尔省实行戒严的有关事宜以及其他问题。
6月14日
致电南方面军第10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奥·但·索莫夫和杰·伊·叶弗列莫夫，命令必须守住察里津。
向奔赴前线的红军总参谋部学院毕业生发表送行讲话。
在莫斯科机枪训练班学员的游艺晚会上讲话，祝贺学员结业，讲述国内外形势、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和红军指挥员面临的任务。
6月15日
检阅第一批莫斯科机枪训练班的结业学员。
参加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最高指挥人员的调动和加强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问题、对军事专家的监督问题、部队的调遣问题、东方面军问题、极刑使用问题等。
6月16日
同伊·伊·乌里扬诺夫和乌拉尔革命哥萨克人的其他代表交谈成立哥萨克师在高尔察克军队后方开展游击活动的可能性，然后对便条请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这一问题。
6月17日
致函俄共（布）中央，批驳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达·托洛茨基对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强大本营的决定的异议。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改组中央红军店铺管理局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关于住宅的卫生防疫的法令草案、统一劳动学校的经费、剧场和杂技场以及商店和乐器制造厂的国有化等问题。
6月18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和工人合作社问题、派莫斯科先进工人去增援南线和西线问题、纺织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帮助他们的措施以及其他事项。
收到在高尔察克军队后方库斯塔奈爆发起义和起义者向车里雅宾斯克推进的消息，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米·米·拉舍维奇，指示他们务必竭尽全力与起义者会合。
复电第10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察里津省执行委员会，表示相信第10集团军和察里津无产阶级会继续英勇保卫察里津。
致电库恩·贝拉，告知俄共（布）中央关于派人去匈牙利一事的讨论情况，提醒他在与协约国进行停战谈判时务必小心谨慎。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签署关于开赴前线的增兵军用列车必须有负责工作人员随行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南线的救护情况、拘留适龄服役的外国公民问题、从乌克兰运出军用物品的任务完成情况、汽油生产问题等。
写便条给费·埃·捷尔任斯基，指示肃反委员会必须在沃罗涅日省、坦波夫省和萨拉托夫省进行普遍动员，以便巩固阵地，同时还要进行大规模的搜查，搜出隐藏的武器。
6月19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扩大征粮军的措施、恢复修建西线防御工事的措施、新索科利尼基的爆炸事件的调查结果、红丘炮台事件的调查、动员19岁青年入伍的措施、建立哥萨克混成部队问题等。
6月20日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米·米·拉舍维奇和康·康·尤列涅夫，指示必须继续向乌拉尔进攻并采取加强部队战斗力的措施。
致电克里木粮食委员萨·德·武尔弗松，命令把克里木现有的全部水果罐头和干酪发往粮食人民委员部，供应俄罗斯北方地区有病儿童食用。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劳动手册的法令草案、电话通信的国有化、汽车使用规则、输电设备安装和使用条例草案以及其他问题。
6月21日
致电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守住察里津。
致电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指示必须尽快给西线运去三列车粮食。
6月23日
写《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
6月24日
参加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粮食状况、收集居民武器的详细办法、往全俄总参谋部和海军人民委员部派政委等问题。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编制委员会工作报告、不允许增加编制的监督条例草案、发给各机关购买非定量食品的预付款、制定统一稿酬、图书馆事业等问题。
6月25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修改并签署关于嘉奖同高尔察克匪帮作战勇敢的第2集团军、第5集团军和土耳其斯坦集团军指战员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按职业和路局分派应征入伍的铁路员工的名额问题、往前线运送增援部队的军用列车的护送问题、喀琅施塔得居民的疏散问题、乌克兰军用物资和食品的供应问题、提高红军战士的薪饷问题、战俘中的熟练工人的使用问题等。
6月26日
听取1918年秋受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巡视过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所有地下组织的Д．Д．基谢廖夫关于西伯利亚形势和高尔察克后方的革命运动的汇报。
主持工农国防委员会会议；作关于炮闩的生产和储存的报告；签署关于林业总委员会、煤炭总委员会、石油总委员会、燃料总委员会的所有机关和企业实行军事化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军队谷物饲料和粮食的供应、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关于苏维埃各机关由妇女顶替应征入伍男子的工作情况的报告、从乌克兰运出军用物品的任务完成情况，以及关于加强国营“输电”发电站和泥炭采掘场的劳动纪律、关于所有的军工厂转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关于收集居民枪支等问题。
6月27日
致电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米·米·拉舍维奇和康·康·尤列涅夫，指示利用从高尔察克军队投诚过来的人作宣传工作；必须镇压尼古拉耶夫斯克地区的哥萨克叛乱。
同弗·维·阿多拉茨基谈收集和研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的资料。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新粮食法令的基本要点、关于铁路对旅客行李丢失或损坏的责任的法令草案、固定价格问题、关于批准薪金为3000卢布以上的专家名单问题等。
|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1919年3月18—23日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
1919年3月18—23日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十月革命在俄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即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开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的发展进程，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一运动的苏维埃形式即旨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的推广，这一切表明，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
这种革命是目前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我们的旧党纲曾用如下的表述作了正确的（如果不算社会民主党这个不确切的名称）说明：
“这个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重要的和很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手段归一个人数不多的阶级所有，绝大多数的居民却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不得不一直出卖或定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即受雇于资本家，并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的上层阶级创造收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范围随着下列情况而日益扩大：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大企业的经济作用，同时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受到排挤，一部分变成无产者，其余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缩小，某些地方还使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陷入完全地、明显地、深深地依附于资本的地位。
此外，上述的技术进步又使企业主能够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愈来愈多地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另一方面，既然这种技术进步使企业主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劳动力也就必然供过于求，因此雇佣劳动愈来愈依附资本，雇佣劳动受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
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和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相互竞争，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相当尖锐的工业危机（接着危机而来的是相当长的工业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后果。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又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恶化，而且有时是绝对恶化。
这样一来，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社会财富增长的技术改进，在资产阶级社会却使社会不平等加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贫富更加悬殊，使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的生活更无保障，失业和各种苦难加剧。
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被剥削劳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也在增长，无产者的人数在增加，他们的团结在增强，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技术改进既使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集中起来，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过程社会化，于是日益迅速地造成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自觉体现者国际共产党的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
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这个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可以用来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的政权。国际共产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示剥削者的利益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阐明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同时，国际共产党还向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指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必须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摆脱资本的压迫。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号召一切被剥削劳动者阶层参加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正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消灭着自由竞争，在20世纪初造成了下列情况：资本家的强大的垄断同盟——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全部经济生活中具有决定的意义；银行资本与大量集中的工业资本溶合在一起；资本加紧向外国输出。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包罗整个整个资本主义列强集团的托拉斯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这个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日益尖锐化的金融资本时代，就是帝国主义时代。
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帝国主义战争，发生争夺销售市场、投资范围、原料和劳动力的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和对弱小民族的统治权的战争。1914—1918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就是这样的战争。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代替了自由竞争；银行以及资本家的同盟准备了一个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实行社会调节的机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引起了物价的高涨和辛迪加对工人阶级压迫的加重，工人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奴役，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和破产，——这一切都使资本主义的崩溃和向更高的社会经济类型的过渡成为不可避免。
帝国主义战争不仅没能由公正的和约而结束，而且根本没能由资产阶级政府缔结一个稍许稳定的和约而告终。在资本主义现已达到的发展阶段上，帝国主义战争必然变为而且我们眼看着正在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无产阶级日益猛烈的进攻，特别是他们在一些国家内的胜利，使剥削者的反抗加剧，而且促使他们建立新形式的国际资本家联合组织（国际联盟等等），这种联合组织正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对各国人民的经常剥削，目前正在加紧直接镇压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这一切必然会使一些国家的国内战争同无产阶级国家进行自卫的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革命战争结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主义、在资本主义下的国际裁军、仲裁法庭等口号，不仅是反动的空想，而且是公然欺骗劳动人民，其目的是解除无产阶级武装，诱使他们放弃解除剥削者武装的任务。
只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这种胜利要求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
要实现这些条件，必须同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上层占上风的、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派别毫不犹豫地彻底决裂，并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
一方面，进行这种歪曲的是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总是利用、而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更是利用保卫祖国这个骗人口号作掩饰，保卫本国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利益。这个派别的形成，是由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掠夺殖民地民族和弱小民族，这样资产阶级便能靠这种掠夺来的超额利润使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处于特权地位，从而把他们收买过来，保证他们在平时过上小康的市民生活，并让这个阶层的首领来为自己服务。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的奴仆，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的阶级敌人，特别是现在，当他们同资本家勾结在一起用武力来镇压本国和外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候。
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歪曲的是“中”派，这一派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有，它动摇于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坚持与前者保持统一，试图复活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只有新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俄国共产党是它的一支队伍）才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领导者。由于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德国原社会党内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了共产党，这个国际实际上已经建立，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则是正式宣告成立。日益获得各国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的共产国际，不仅在名称上回复到马克思主义，而且正以它的全部政治思想内容和全部行动来实现马克思的革命学说，把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歪曲清除干净。
俄共为了更具体地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使之适应以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在人数上占优势为主要特点的俄国情况，现将这些任务规定如下：
在一般政治方面
1．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以全民意志、全民族意志或超阶级意志等口号来标榜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存在着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际上必然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一小撮资本家剥削和镇压占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机器。与此相反，无产阶级的即苏维埃的民主，把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贫苦农民——即居民中的大多数人的群众性组织，变成由地方到中央、由下至上的整个国家机构持久的和唯一的基础。因而，苏维埃国家也就实现了比任何地方都广泛得多的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机关是由上级任命的。党的任务就是要不倦地切实地全部实现这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为了正确地行使自己的职能，要求不断地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组织性和主动性。
2．同掩饰自己国家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民主相反，苏维埃政权公开承认；在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任何国家政权没有完全消失之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苏维埃国家，就其实质来说，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所以苏维埃宪法毫不犹豫地剥夺剥削者的政治权利，其出发点是：任何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这一点相抵触，那就是欺骗。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并在思想上同认为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是绝对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作斗争，同时要解释清楚，剥夺政治权利并对自由作各种限制，只有作为制止剥削者维护或恢复自己特权的一种暂时办法，才是必要的。将来，随着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消失，这些暂时办法也将没有必要存在，因而党将努力缩小它们的范围，直至把它们完全废除。
3．资产阶级的民主只限于在形式上普及政治权利和自由，例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和出版的权利。然而，在实际上，当局的实践，以及劳动人民所受的经济奴役（这是主要的），总是使劳动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不可能稍微广泛地享受到这些权利和自由。
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民主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首先是和主要是让居民中曾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能实际享受权利和自由。为此，苏维埃政权剥夺资产阶级的房屋、印刷所、纸库等等，并将它们全部交给劳动人民及其组织支配。
俄共的任务是吸引日益众多的劳动群众来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并扩大劳动群众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的物质条件。
4．资产阶级的民主儿世纪以来一直宣扬：人们不分性别、宗教、种族和民族，一律平等。但是资本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允许真正地实现这种平等，而在它的帝国主义阶段，则使种族压迫和民族压迫达到极其厉害的程度。苏维埃政权是劳动人民的政权，只有它才能够在一切生活领域中破天荒第一次彻底地实现这种平等，直到完全消灭妇女在婚姻和一般家庭权利上的不平等现象的最后痕迹。在目前，党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彻底消灭过去的不平等现象或成见的一切痕迹，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落后阶层中尤其要进行这一工作。
党不只限于使妇女获得形式上的平等权利，而且尽力使她们摆脱那些旧时家务的物质重担，方法是用家务公社、公共食堂、洗衣站、托儿所等等来代替。
5．苏维埃政权保证工农劳动群众比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下有更大的可能用最容易最方便的方式来选举和罢免代表，同时也就消灭议会制的缺点，特别是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代表机关脱离群众等缺点。
苏维埃国家还用下述办法使国家机构同群众接近，即选举单位和国家的基层组织不按地域划分，而按生产单位（工厂）划分。
党的任务是：在进行这方面的一切工作时，应以劳动群众在实践中日益严格、日益充分地实现民主制为基础，特别是通过实行公职人员负责制和工作报告制的办法，使政权机关进一步接近劳动群众。
6．资产阶级的民主违背自己的宣言，把军队变成有产阶级的工具，使军队脱离劳动群众，并同劳动群众对立起来，使士兵不能或难于行使政治权利；而苏维埃国家则在工人和士兵的权利完全平等和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机关——苏维埃中。党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和发展工人和士兵在苏维埃中的团结，巩固武装力量同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织的紧密的联系。
7．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是劳动群众中最集中、最团结、最觉醒、经受斗争锻炼最多的部分，它在整个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表现在苏维埃的产生，也表现在苏维埃发展成为政权机关的全部过程。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反映了这一点，保留了工业无产阶级比农村中较为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某种优越地位。
俄共应当解释，由于以社会主义原则组织农村比较困难而厉史地形成的这些优越地位，是暂时性的，同时党也应当始终不渝地利用工业无产阶级的这种地位，来消除资本主义在工人中间培养起来的那种狭隘行会利益和狭隘职业利益，使最落后最散漫的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以及中农群众同先进工人更紧密地联合起来。
8．只有依靠苏维埃国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一下子打碎和彻底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官吏的、法官的国家机构。但是，由于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不够高，被群众推荐到重要岗位上来的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的管理技能，在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匆忙地吸收旧专家参加工作，一批最先进的城市工人被调去担任军事工作，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
俄共在与官僚主义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时，坚持采取下列措施来彻底消灭这一祸害：
（1）必须吸收苏维埃的每个委员来担负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
（2）不断变换他们的工作，以便能逐渐接触所有的管理部门；
（3）逐渐把所有的劳动人民毫无例外地吸收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
彻底而全面地实行这些措施（这是沿着巴黎公社曾经走过的道路向前迈进了一步），并且在提高劳动人民文化水平的同时简化管理机关的职能，将导致国家政权的消灭。
民族关系方面
9．俄共在民族问题方面以下列原则为指针：
（1）把各民族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政策提到首要地位。
（2）为了消除被压迫国家的劳动群众对压迫国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必须取消任何民族集团的一切特权，实行各民族完全平等，承认殖民地和不享有平等权利的民族有国家分离的权利。
（3）为了同样的目的，党主张按照苏维埃类型组织起来的各个国家实行联邦制的联合，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一种过渡形式。
（4）对于谁是民族分离的意志的代表者这一问题，俄共持历史的和阶级的观点，考虑到该民族处于它的历史发展的哪一阶段：是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还是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苏维埃的即无产阶级的民主，等等。
在任何情况下，曾经是压迫民族的那些民族的无产阶级，对待被压迫民族或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民族感情残余，必须特别慎重，特别注意。只有实行这种政策，才能为国际无产阶级不同民族的成员真正稳固的、自愿的团结一致创造条件，许多民族苏维埃共和国在苏维埃俄罗斯周围团结起来的经验，正表明了这一点。
军事方面
10．党在军事方面的任务可表述为下列要点：
（l）在帝国主义瓦解和国内战争扩大的时期，既不可能保持过去的旧军队，也不可能在所谓超阶级的或全民族的基础上建立新军队。红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必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质，即完全由无产阶级和接近无产阶级的半无产的农民阶层组成。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这类阶级军队才能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的民兵。
（2）必须最广泛地使所有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学习军事，并在学校内开设相应的课程。
（3）对红军的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是以阶级团结和社会主义教育为基础的。因此，除军事首长外，还必须设政治委员，由可靠的、具有忘我精神的共产党员担任，并在每一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以建立内部思想的联系和自觉的纪律。
（4）与旧军队的制度相反，必须尽可能缩短纯粹兵营训练的时间，使兵营接近于军事学校和军事政治学校的形式，尽可能使新编的部队与工厂、工会、贫苦农民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
（5）年轻的革命军队，只有依靠从觉悟的工农出身的指挥人员——起初即使是下级指挥人员——的帮助，才能具有必要的组织联系和稳固性。因此，训练最有能力和毅力的并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士兵担任指挥职务，是建军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6）必须广泛利用和运用最近这次世界大战的作战经验和技术经验。因此，必须广泛吸收过去受过旧的军队训练的军事专家参加组织军队的工作和军队作战的指导工作。而把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和对指挥人员的全面监督集中于工人阶级手中，则是进行这种吸收工作的必要条件。
（7）选举指挥人员这种要求，对于资产阶级的军队曾有过重大的原则意义，在资产阶级的军队里，指挥人员是作为对士兵进行阶级管辖（通过士兵再来管辖劳动群众）的工具被挑选和训练出来的；而对阶级的工农红军来说，这种要求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原则意义。革命的阶级军队需要把选举和任命尽可能结合起来，这仅仅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并视已经达到的部队编制水平、团结程度和有无指挥干部等等而定。
司法方面
11．无产阶级民主派掌握全部政权并彻底废除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旧式法院以后，抛弃“法官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个资产，阶级民主的公式，而提出“法官完全由劳动者从劳动者中选举产生”的阶级口号，并把这个口号贯彻到整个法院组织中去，同时，使男女无论在选举法官或履行法官职务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为了吸引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群众来行使司法权，应实行由经常更换的临时的法院陪审员参加审判的制度，并吸引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工会等来编制名册。
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法院，以代替以前那些数不尽的各种体制的多级法院，简化了法院的组织，从而使它成为居民绝对易于接近的机关，并消除了办案中的任何拖拉现象。
苏维埃政权废除了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法律以后，委托苏维埃选任的法官实现无产阶级的意志，运用无产阶级的法令，在没有法令或法令不完备时，则遵循社会主义的法律意识。
在惩罚方面，这样组织起来的法院已根本改变了惩罚的性质：广泛地实行缓刑，以社会的谴责作为处罚的办法，以保持自由的强制劳动代替剥夺自由，以教养机关代替监狱，并为采用同志审7'I会的办法提供可能性。
俄共主张沿着这条道路进一步发展法院，应当力求使全体劳动居民人人被吸引来履行法官的职责，并且以一套教养性质的办法来最终代替惩罚办法。
国民教育方面
12．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进行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为使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成为可能而准备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现时这方面最迫切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已为苏维埃政权所确定的下列有关学校及教育方面的基本原则：
（1）对未满17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各主要生产部门）。
（2）建立学龄前的教育机关网：托儿所、幼儿园、日间托儿所等等，以改善社会教育和解放妇女。
（3）完全实现统一的劳动学校的各项原则：以本族语言讲课，男女儿童同校，使学校绝对成为世俗的，即摆脱任何宗教影响的学校，使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成员。
（4）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鞋子、教材和教具。
（5）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教育工作者骨干。
（6）吸引劳动居民积极参加教育事业（发展“国民教育委员会”，动员识字的人等等）。
（7）国家从各方面帮助工农自学自修（建立社会教育机关网：图书馆、成人学校、民众文化馆、人民大学、训练班，讲座、电影院、艺术工作室等等）。
（8）对17岁以上的人广泛开展同普通综合技术知识有联系的职业教育。
（9）使高等学校的课堂对一切希望学习的人，首先是对工人广泛开放；吸引能在高等学校教书的人参加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消除科学的新生力量与教研室之间的一切人为的障碍；为了使无产者和农民有实际可能享受高等教育，对学习者给以物质保证。
（10>同样必须开放在剥削劳动者劳动的基础上所创造的、过去一直为剥削者所专有的一切艺术宝库，并使这些宝库为劳动人民所享受。
（11）开展最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并为此利用国家政权的机构和资财。
宗教关系方面
13．在对待宗教方面，俄共并不满足于已经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即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在自己纲领中提出的、但由于资本同宗教宣传有多种乡样的实际联系而在世界任何地方也没有彻底实行过的那些措施。
俄共所遵循的信念是：只有在群众的所有社会经济活动中实现了计划性和自觉性，才能随之完全消除宗教偏见。党力求彻底摧毁剥削阶级和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联系，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并组织最广泛的科学教育和反宗教的宣传工作。同时必须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因为这种伤害只会加剧宗教狂。
经济方面
1．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在主要方面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把变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即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的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
2．要以大力提高全国生产力作为决定苏维埃政权全部经济政策的主要点和基本点。由于国家遭到极严重的破坏，应当使一切都服从于一个实际目的——立即尽一切力量增加居民最必需的产品的数量。每一个与国民经济有关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成绩，都应当以这方面所获的实际结果来衡量。
同时必须首先注意下列几点：
3．帝国主义经济的解体为苏维埃建设初期所留下的遗产是，生产组织和生产管理方面的某种混乱状态。这就更加迫切地提出一个根本的任务——按照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把全国所有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使生产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即把一个部门或若干有关部门的生产联合起来，把它集中在一些最好的生产单位，并迅速地完成经济任务；使全部生产机构保持最大的协调一致，合理地和节省地使用国内一切物质资源。
这里必须注意扩大与其他各民族的经济合作和政治联系，同时力求同它们当中那些已经实行苏维埃制度的民族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
4．对于小工业和手工业，必须用国家向手工业者订货的方法广泛地加以利用；把手工业和小工业列入供应原料和燃料的总计划，同时在单个的手工业者、手工业劳动组合、生产合作社和小企业联合成较大的生产单位和工业单位的条件下，给他们以财政上的支持；用给予经济优惠的办法来鼓励这类联合，给予这种优惠的目的是，结合其他办法使手工业者不致向往变成小工业家，并促进这些落后的生产形式无痛苦地过渡到较高的、机械化的大工业。
5．社会化工业的组织机构应当首先依靠工会。工会必须逐渐摆脱行会的狭隘性，变成包括本生产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并且逐渐地包括全体劳动者的大规模的产业联合组织。
根据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已有的实践，工会已经成为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关的参加者，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手中。工会在用这样的方法保证中央国家管理机关、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应当广泛地吸引后者直接参加经济管理。工会参加经济管理并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同时也就是防止苏维埃政权经济机关官僚化的主要方法，并且为对生产的结果实行真正的人民监督提供了可能性。
6．为了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现有的全部劳动力，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以及各个国民经济部门中对劳动力实行正确的分配和重新分配，这应当是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方面的最近时期的任务。苏维埃政权只有与工会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这个任务。苏维埃政权应当在工会的参加下，比以前更广泛更有步骤地动员所有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居民都来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
7．在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解体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劳动者的同志纪律、他们最高限度的主动性、责任心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互相严格监督，全国的生产力才能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巩固。
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坚持不懈地有系统地重新教育群众，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比较容易了，因为群众看到资本家、地主和商人确被消灭，并从切身的实际经验中确信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完全取决于他们本身劳动的纪律性。
在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纪律这项工作中，工会应当起最主要的作用。它在打破陈规旧套时，应当为实现这一目的采取并在实践中试验各种各样的办法，例如：建立报告工作的制度，规定生产定额，实行特设的工人同志审判会，等等。
8．发展生产力这一任务还要求立即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科学技术专家，尽管他们大多必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党认为，由这一阶层有组织的怠工而引起的对他们进行尖锐斗争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因为这种怠工行为大体上已经被克服了。党应当与工会组织紧密结合，执行自己原有的路线：一方面，对这个资产阶级阶层不作丝毫政治让步，无情地镇压他们的各种反革命阴谋，另一方面，也要无情地反对那种貌似激进实则是不学无术的自负，好象劳动者不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不利用他们，不经过同他们共事的长期锻炼，也能战胜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
苏维埃政权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励制度。
同样，必须造成一种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同觉悟的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普通工人群众手携手地同志般地共同劳动，从而促使被资本主义分开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互相了解和接近。
9．苏维埃政权已经采取一系列的发展科学和使科学接近生产的办法：建立一整套新的实用科学研究所、试验室、实验站，并进行试验性生产，以检验新的技术方法、新的改进和发明，计算和组织所有科学方面的人力和物力，等等。俄共支持这些办法，尽力使这些办法进一步向前发展，并为科学工作与提高全国生产力相联系创造最良好的条件。
农业方面
10．苏维埃政权在完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以后，已着手实现一系列旨在组织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办法是：（1）建立国营农场（即社会主义大农场）；（2）支持共耕社和协作社；（3）无论谁的土地，凡未播种的，一律由国家组织播种；（4）由国家动员一切农艺人才来大力提高农业经营水平；（5）支持农业公社——农民经营公共大经济的完全自愿的联合。
俄共认为，这些措施是使绝对必须提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唯一方法，因此俄共力求尽可能完满地实现这些措施，把它们推广到国内较落后的地区，并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办法。
俄共特别主张：
（1）由国家大力支持从事农产品加工的农业合作社，
（2）广泛实行土壤改良制；
（3）通过农具租赁站广泛地、有计划地供给贫苦农民和中农以农具。
俄共考虑到小农经济还将长时存在，因此力求实现旨在提高农民经济生产率的一系列办法。这些办法是：（1）调整农民使用的土地（消除土地零散插花、狭长等等现象）八2）供给农民改良种子和人造肥料；（3）改进农民的牲畜品种；（4）推广农艺知识；（5）给农民以农艺指导；（6）由国营修理厂给农民修理农具；（7）建立农具租赁站、实验站、示范田等等；（8）改良农民田地的土壤。
11．鉴于城乡对立是农村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而在目前危机如此深重的时代，这种对立已使城市和乡村面临衰退和灭亡的直接危险，俄共认为消灭这种对立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同时认为除一般措施以外，必须广泛地有计划地吸引产业工人参加农业方面的共产主义建设，扩大苏维埃政权为此而成立的全国性的“工人协助委员会”的活动等等。
12．俄共在全部农村工作中仍然是依靠农村无产者阶层和半无产者阶层，首先把他们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建立农村党支部、贫苦农民组织、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特种工会等等，尽量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使他们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
俄共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政策的反抗。
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
分配方面
13．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
现存的一般市民和工人合作社，是最大规模的消费者的组织，也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所充分准备好了的群众性的分配机构，这种合作社应当作为消费公社及其联合组织的基础。
俄共认为，这样按共产主义原则进一步发展合作机构而不把它抛弃，在原则上是唯一正确的，因此应当有步骤地继续贯彻自己的政策：责成全体党员在合作社内工作，同时在工会的帮助下，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指导合作社，发挥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居民的主动性和纪律性，力争使全体居民都加入合作社，并使这些合作社合并为一个自上而下全国统一的合作社；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要始终保证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阶层的影响占有优势，并在各地试行种种办法，以促进和实现从旧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社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所领导的消费公社的过渡。
金融和银行方面
14．俄国苏维埃政权避免了巴黎公社所犯的错误，立即掌握了国家银行，然后把私营商业银行收归国有，并着手把收归国有的银行、储金局、国库同国家银行合并，从而建立起苏维埃共和国统一的人民银行的骨架，使银行由金融资本的经济统治中心和剥削者的政治统治工具变成工人政权的工具和经济变革的杠杆。俄国共产党的目的是把苏维埃政权所开始的工作继续贯彻到底，因此它把下列原则提到首位：
（1）整个银行业由苏维埃国家实行垄断；
（2）通过把银行机构变成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核算和公共簿记机关的办法，根本修改和简化银行业务手续。随着把有计划的公有经济组织起来，这将导致银行的消灭，使银行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会计中心。
15．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共产主义的产品生产和分配还未完全组织起来，因此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继续利用仍是私人财产的纸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俄共将依靠银行国有化，竭力实行一系列扩大非现金结算范围、为消灭货币作准备的办法，如必须把货币存入人民银行，实行使用收支手册，以支票及短期领物证代替货币，等等。
财政方面
16．在已经开始的把资本家被剥夺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时期内，国家政权不再是凌驾于生产过程之上的寄生机关；它开始变为直接履行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组织，因而国家的预算便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预算。
在这些条件下，只有正确进行国家有计划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才能实现收支平衡。至于在过渡时期如何抵偿国家的直接开支，俄共将坚决主张把曾是历史上所必需的和在社会主义革命初期也是合法的向资本家派款的办法，改为征收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办法。由于对有产阶级广泛实行剥夺，这种税收将自行失去作用，所以，国家的开支应当依靠把各种国家垄断组织的一部分收入直接变为国家收入的办法来抵偿。
住宅问题方面
17．苏维埃政权力求解决战时特别尖锐的住宅问题，因此剥夺了资本主义房产主的所有房屋，把这些房屋交给了市苏维埃，让大批的工人由城郊搬到了资产阶级的房屋中居住；把其中最好的一部分交给了工人组织，这些房产的维修费用由国家担负；开始供给工人家庭以家具，等等。
俄共的任务是按照上述方针办事，绝不触犯非资本家房产的利益，并尽一切力量来改善劳动群众的居住条件；消灭旧街区的人口稠密和不卫生现象，拆除不适用的住宅，改建旧住宅，修建适合于工人群众新生活条件的新住宅，使劳动者合理地分散到各处居住。
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方面
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第一次有可能完全实现社会主义政党在劳动保护方面的最低纲领。
苏维埃政权经过立法手续实行了并在《劳动法典》中明文规定了：所有劳动者的工作日最长为8小时，对未满18岁者，对在特别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门工作的人，以及在地下工作的矿工，工作日不得超过6小时；所有劳动者每周都应有42小时的连续休息；作为通例，禁止加班加点；禁止使用童工及未满16岁的少年；禁止一切女工和未满18岁的男工做夜工、或在特别有害健康的部门中做工以及加班加点；妇女产前产后各给假8周，工资照付，医疗服药均予免费；并让哺乳的女工每隔三小时有一次至少半小时的喂奶时间，发给哺乳的母亲额外补助金；由工会委员会选出劳动检查和卫生检查组织。
苏维埃政权通过立法手续对于一切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劳动者实行了充分的社会保障，凡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世界上破天荒第一次——遭到失业的人，都由雇佣者和国家给予生活保障。同时这一工作完全由被保障者自行管理，并有工会的广泛参加。
此外，苏维埃政权在某些方面已超过了最低纲领，在同一《劳动法典》中规定工人组织得参与解决工人的雇用及解雇问题；凡连续工作不少于一年者给假一个月，生活费照付；由国家按照工会制定的各类工资等级表调整工资；一定的机关，即苏维埃和工会所属的劳动力的计算和分配部门，负责为失业者安排工作。
但由战争引起的极大破坏和世界帝国主义的进攻，迫使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下述通融办法：在非常情况下，容许加班加点，但一年仅限50天；允许14岁至16岁的少年参加劳动，限定工作日为4小时；暂时将为期一个月的休假改为两星期；夜间工作时间增加到7小时。
俄共应当广泛地进行宣传工作，使劳动者自己积极参加有效地实现劳动保护的一切措施，为此必须：
（1）加强组织和扩大劳动监察工作，其方法是在工人中挑选和培养积极分子；并把这一工作推广到小工业和家庭工业中去；
（2）把劳动保护推广于一切种类的劳动（建筑工人、水陆运输工人、仆人和农业工人）；
（3）彻底解除幼年人的工作，并进一步缩短少年工人的工作日。
此外，俄共应给自己提出以下任务：
（l）今后，在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时，要确立至多6小时的工作制，而不减少劳动报酬，劳动者应另抽出两小时用于学习工艺理论和生产理论以及实际学习管理国家的技术和军事技术，不再另付报酬；
（2）实行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奖励制度。
在社会保障方面，俄共不仅对战争及自然灾害的受害者，而且对那些因不正常的社会关系而遭受损害的人们，都要组织广泛的国家救济，坚决与各种寄生行为和懒汉思想进行斗争，并规定自己的任务就是要使每一个脱离劳动正轨的人回到劳动生活中去。
人民保健事业方面
俄共认为，首先采取以预防疾病蔓延为目的的广泛的保健和卫生措施是自己在人民保健事业方面工作的基础。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提供了条件，可以实行一系列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不能实现的保健和医疗措施，如：使制药业、大的私营医疗机构、疗养地国有化，实行医务人员的劳动义务制，等等。
根据这一点，俄共认为自己的最近任务是：
（1）坚决实行有利于劳动者的广泛的卫生措施，如：
（一）改善居住区的卫生状况（保护地面、空气和水）；
（二）根据科学的卫生原则建立公共食堂；
（三）采取预防传染病发展和蔓延的办法，
（四）制定卫生方面的法令；
（2）防治社会疾病（结核病、花柳病、酒精中毒等）；
（3）保证人人都享受免费的、合格的医疗和药物。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17—446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俄共（布）纲领草案的材料（1919年2—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俄共（布）纲领草案的材料
（1919年2—3月）
1
委员会已完成的党纲经济部分的条文和待研究的问题的笔记
（2月23—25日）
38(1)剥夺和公有化
39(2)生产力
40(3)集中，计划
41(4)小工业和手工业
42(5)工会作为管理机关
43(6)劳动力的分配
44（7）劳动纪律
45（8）“专家”。
遗留问题：农业
产品分配
货币和银行
财政
劳动保护。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05页
2
党纲中经济部分第二条的提纲
（2月23—25日）
草稿一
（1）工会，工会的主要作用
（2）把工会变为管理机关
（3）教育群众。
草稿二
（1）加强同志纪律
（2）克服资本主义的习惯
（3）重新教育群众
（4）群众的实际经验
（5）工会作为主要的机关
（6）工会参加生产管理
（7）工会的劳动教育。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06页
3
党纲中关于农村工作的条文的提纲
（2月23—25日）
（1）废除私有制，社会化法令和3——集体化
（2）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
（3）提高生产力
＋（3）城市和农村
（4）农村的依靠力量和三个集团。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条38卷第407页
4
党纲中关于法院条文的惩治部分的要点
（2月25日以前）
（1）扩大缓刑的百分比
（2）扩大舆论谴责的百分比
（3）以监外强迫劳动代替监禁
（4）以教育设施代替监狱
（5）实行同志审判会[123]（对军队和工人中的某几类人）。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08页
5
党纲中国民教育方面条文的补充草案
（3月20日）
补充：对成年人:：
（1）关于对青年和成年人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并向综合技术教育过渡
（2）（孩子们）在学校的课外活动
（3）托儿所及其他
（4）有关第6条＋工会
（5）用本民族语言讲授。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09页
6
新党纲的特点
（2月）
工作的复杂性。
新的类型。
有些条不是为纲领而写的。
不完善。
号召……
经验（我们应深思熟虑）
向欧洲介绍。
载于1930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10页
注释：
[123]同志审判会是和俄国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一起出现的工人阶级组织，其使命是同违反无产阶级道德的行为作斗争。苏维埃政府将其法律化、制度化，于1919年和1921年制定了最初的同志审判会条例，规定同志审判会受理违反劳动纪律等案件，可以给过失者以训诫、警告、记过、罚款等处分。同志审判会的判决带强制性，是工人群众自己管理和教育自己的一种方式，也是预防犯罪和同轻微犯罪作斗争的一种措施。——[397]。
|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俄共（布）中央关于彼得格勒战线的决定草案（1919年6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俄共（布）中央关于彼得格勒战线的决定草案
（1919年6月10日）
中央决定：
1．彼得格勒战线是首要的。调配军队等等应以此为准。
2．从东线撤下一个师，2/3调到彼得格勒，1/3调到南线。
3．委托组织局采取一系列最有力的紧急措施，赶紧把共产党员从苏维埃工作部门（中央的和地方的）调出来做军事工作，特别是做大后方和接近前线的后方的军事工作（制止开小差，办军粮，管仓库，加速动员等等）。
4．给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以同样的委托。
部分发表于1941年
全文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9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02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工农国防委员会关于征召商业、工业、运输业工人和职员服兵役的法令（1919年5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工农国防委员会关于征召商业、工业、运输业工人和职员服兵役的法令
（1919年5月31日）
兹宣布，作为补充动员，征召商业、工业和运输业工人和职员服兵役。征召手续、期限和数量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商定。［注：在法令打字稿的上方列宁签了字并作了批示：“不公布”。——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19年6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2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6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谨防间谍！（1919年5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谨防间谍！
（1919年5月31日）
消灭间谍！
白卫分子向彼得格勒的进攻很清楚地证明，白卫分子在临近前线的一切地区，在每个大城市，都有广大的间谍组织来策动叛变，炸毁桥梁，在后方暴动，暗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组织的优秀分子。
大家都应当坚守自己的岗位。
无论何处都要加倍警惕，想出各种办法，最严格地侦查和捉拿一切间谍和白卫阴谋分子。
铁路员工和一切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特别要加倍警惕。
所有觉悟的工农都应当挺身捍卫苏维埃政权，都应当起来同间谍和白卫卖国者作斗争。每一个人都要担任警卫工作，并且同党委员会、肃反委员会、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最可靠最有经验的同志建立不断的、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联系。
工农国防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内务人民委员费·捷尔任斯基
载于1919年5月31日《真理报》第11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99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国防委员会关于动员苏维埃职员的决定草案（不晚于1919年5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国防委员会关于动员苏维埃职员的决定草案[122]
（不晚于1919年5月31日）
第1条。对苏维埃机关中所有18岁至45岁[最好宽一些，因为有一部分要免予动员]的男职员实行为期4个月（自6月15日至10月15日）的动员。由妇女代替他们或者暂时减少一部分工作。
第1条附注。只有病人和绝对不能由别人代替的人（不超过10％），经特别委员会批准，才可免予动员。
第2条。已应征者受军事部门调谴。于……日报到。
第3条。已应征者互作连环保，倘有投敌或逃跑或拒不执行任务等情况，以其家属为人质。
第4条。已应征者尽可能由具有不同专长的人编成人数不多的小组，使每个小组都能在后方和前线担负部队的组建、渡河、供给等方面的一定任务。
第5条。每个待应征者都应备有一套从中央执行委员会书库等处领取的最必要的宣传鼓动性小册子和传单，负责向士兵和居民宣讲，履行此项义务的情况每周汇报一次。
第6条。每个待应征者应在应征后立即，不超过……天，按照专门拟订的提纲详细填写本人文化程度、过去的职务或过去的工作、住过的一些地址、懂那些外语等等。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5—416页
注释：[122]1919年5月31日，国防委员会讨论了与动员有关的一些问题。会议批准了列宁起草的一个法令（见本卷第391页），并通过了一个决定，内容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向已应征者提供食粮；核定各部门、各机关有哪些应当服兵役并可由他人接替而不致对工作造成重大损失的工作人员，以便立即把他们拨交军事指挥部。——[389]。
|
“科学与风格”（托洛茨基，1940年2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科学与风格”
托洛茨基（1940年2月23日）红色镰刀译、龚义哲校订
亲爱的同志们：
我收到了伯纳姆的《科学与风格》。脓胞裂开了，这是政治上的一件大好事。美国“激进”思想在理论上的落后性表现在这件事情上：伯纳姆不过是在重复（加上一些“现代化”的例证）司徒卢威40多年前在俄国说过的，以及很大部分是70多年前杜林企图用来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东西而已。从“科学”的观点来说，就是如此。至于“风格”，老实说，我觉得还是伊斯特曼比较好一点。
这份文件根本不具有理论性：对辩证法的一千零一次书生气的驳斥并不高于它的前辈。但从政治观点上看，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却是无可争辩的。它显示了反对派的理论的启发者根本不比马斯特的（阿伯恩的前任同伙）更接近科学社会主义。沙赫特曼提到了波格丹诺夫的哲学。但是，完全无法想象波格丹诺夫会愿意在这么一份文件上面签名，哪怕是在他与布尔什维克明确地决裂之后。我认为党应该问问阿伯恩同志和沙赫特曼同志，就像我此刻所问的这样：你们如何看待伯纳姆的“科学”，如何看待伯纳姆的“风格”？芬兰的问题是重要的，但它最终只是一段插曲，只有国际形势的改变（这些改变揭示出了种种事件之中的真实因素），才能立即消除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但在《科学与风格》出现之后，阿伯恩同志和沙赫特曼同志能继续担最轻的责任吗？不是对这篇可怜的文件负责，而是对伯纳姆对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和“道德”的全套观点负责。那些准备好分裂的少数派分子应该认识到，他们跟那些“领导”保持联系，不是一周的事，不是苏芬战争期间的事，而是数年的事，而这些“领导”的整个观念同无产阶级革命毫无共同之处。
脓胞裂开了。阿伯恩和沙赫特曼再也不能反复说他们只想讨论芬兰和坎农。他们再也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第四国际玩捉迷藏。社会主义工人党应该保持马克思、恩格斯、弗兰茨·梅林、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传统——伯纳姆声称这是一种“反动”的传统——还是应该接受伯纳姆的思想？这思想只是马克思以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迟来的翻版。
我们非常了解这种修正主义过去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此时在资产阶级社会垂死挣扎的时代，伯纳姆主义的政治后果将更直接，更反革命。阿伯恩同志，沙赫特曼同志，请你们做出答复！
列夫·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
致约翰·赖特（1940年1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约翰·赖特
（1940年1月13日）
亲爱的赖特同志：
我完全同意你对沙赫特曼同志的小册子[1]的评价。这正是沙赫特曼的缺点所在，而派别斗争的激情又加重了这个缺点。他缺乏一种叫做无产阶级立场的东西。他生活在文学影响的领域内：他面朝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时，他的影响就是有用的，因为它们多少符合现实；而现在他背对着党的无产阶级多数派和马克思主义，于是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对事实和思想的荒唐曲解。我现在不得不花上几天工夫，对他这篇放肆至极的文件仔细分析一番。我想让全体党员、包括少数派中的大部分人看到，沙赫特曼的文件中每一行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悲哀的决裂。
你的友好的
列·托洛茨基
注释
[1]这本小册子即《美国党的危机——致托洛茨基同志的公开信》，发表在1940年1月1日的《内部公报》第二卷第七期上。——编者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提纲（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提纲
（节录）
|
前言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下一页
前言
这本书的书名长一点，但能够很好地表达本书的宗旨。我使用“形成”，因为这是一个在动态过程中进行的研究，其中既有主观的因素，又有客观的条件。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阶级”一词使用了单数，而不用复数，其理由正是本书探讨的一个问题。单数和复数自然不同，复数可以进行描述，其含义既清楚又不清楚，它把一些不连续的现象松散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是裁缝，那里是织工，堆积在一起而形成工人阶级的复数。
但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
不仅如此，对阶级的看法还有赖于对历史关系的看法。如其它关系一样，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并分析它的结构，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最精密的社会学之网也织不出一幅纯正的阶级图形，正如它织不出“恭敬”与“爱慕”这些概念一样。关系总要体现在真人身上，而且还要有真实的背景。我们不能有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其存在各自独立，然后再把它们拉进彼此的关系中去。我们不能有爱而没有恋爱的人，不能有恭敬而没有地主与长工。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如果说经历是可以预先确定的，阶级意识却不然。我们可以说具有相似经历的相似职业集团对问题会作出合乎逻辑的相似反应，但决不能说这里面有“规律”。阶级觉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以相同的方式出现，但决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方式。
有一种说法很有诱惑力，即假定阶级是一个“东西”，但在马克思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这并不是他的本意。然而这个错误却使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受到损害。有些人说：“它”，即工人阶级，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几乎可以用数学方法来精确测定，例如有多少人对生产资料是处于某种关系之中等等。一旦这种假定确立起来，阶级觉悟也就推导出来了：如果“它”适时地了解到自己的地位和真实的利益，那么“它”就应该有阶级觉悟（但实际上却很少有）。这里有一个文化上的上层建筑，通过它，人们极缓慢地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文化上的“落后”与走形使人不能容忍，所以就很容易产生某种替代的理论，即党团派系、理论家等等，由他们揭示阶级觉悟。但这种觉悟并非现实中的觉悟，而是理论上应该如何如何的觉悟。
在意识形态的分界线上，另一边也每天都在犯同样的错误。其中一种说法是完全否定阶级的。由于把肤浅的阶级概念强加给马克思，而这种概念又很容易被击破，于是就有人说：关于阶级的任何概念都是胡思乱想出来的，是强加于证据之上，而阶级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另一种说法则靠一个奇妙的转换把阶级的动态观点变成了静态观点：“它”，即工人阶级，是存在的，而且可以多少准确地界定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部分；但阶级觉悟却不是个好东西，它是精神不正常的知识分子发明出来的，因为，在发挥着不同“社会功能”的集团间破坏其和谐共存（由此而延缓经济成长）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失调现象”。[1]问题应当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处理和疏导”它的抱怨。
如果能记住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东西，那就不会这样来思考问题了。“它”之存在，既没有典型化的利益与觉悟，也不像病人躺在整形医生的手术台上那样让人随意塑造。我们不会像某位作者那样本末倒置地来看问题，他在研究阶级问题时，一头栽进了方法论的牛角尖，而不去考察真实历史背景下的真实阶级地位，于是我们听说：
阶级的基础是与地位有关的权力差异，即与其权力预期值有关的社会功能结构。……个人由于发挥了与权力有关的社会功能而成为一个阶级的成员，……他属于某个阶级是因为他在一个社会组织中占有某种地位，也就是说，阶级的身份来自对社会功能所承担的责任。[2]
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人如何才能进入某种“社会功能”？还有，那个特别的社会组织（连同其财产权和权力结构），是如何出现的？而这些，就是历史问题了。如果让历史停留在某一点上，那就不会有阶级，而只会有一堆人加上一堆经历；但如果在社会发生变化的一个适当的时间段上来观察这些人，就能看到其相互关系及思想与建制的模式。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
我对某些社会学家在方法论上的见解也许理解不深，但我希望，我这本书至少对理解阶级有所贡献。我相信，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这本书可以看做是英国工人阶级从步入青春到早期成熟的一本传记，1780至1832年间，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统治阶级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这些年中之所以还能抱成一团，是因为面对反叛的工人阶级，他们间的某些对立化解了（或降到相对次要的地位上）。因此，在1832年，工人阶级的存在是英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本书的写作如下：第一部考察18世纪留传下来的人民传统，这些传统在18世纪90年代严酷的雅各宾骚动中发挥了作用。第二部从主观因素转向客观因素，即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而在我看来，这些经历的意义特别深远。这个部分还企图对工业中新产生的劳动纪律的特点作出评价，以及卫斯理宗与劳动纪律有什么关系。第三部谈人民激进主义的历史，从卢德运动开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那些可歌可泣的年代。最后，还对19世纪20和30年代的政治理论和阶级觉悟的某些方面进行探讨。
因此，本书不如说就是一组论题彼此相关的论文集，而不是首尾相连的叙述文。在选择这些论题时，我常常意识到我正在向流行的正统观点挑战，比如说，这里有费边社的正统观点，它把工人群众看成是自由放任政策的被动的牺牲品，只有少数一些卓有远见的组织工作者不在其例（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朗西斯·普雷斯）。经济史学家以经验为基础，他们也有他们的正统观点，他们把工人看成劳动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统计数字的原始资料。此外，还有所谓的“天路历程”正统观点，它在这一整段历史时期中上下搜索，要找出各种各样的先行者——诸如福利国家的先驱、社会共和国的前辈、以及（最近流行的）理性工业关系的早期实例等等。当然，所有这些正统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它们都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但对第一、第二种观点我要说：它们很容易忽视工人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他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自觉作出的贡献；对第三种观点我要说：它用后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而不顾及历史本来的面目。只有成功者（即他们的愿望预示了后来的发展的人）才被记住了；走不通的路，迷失的事业，还有那些失败了的人则统统都被忘记。
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这看起来很落后，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自身的经历。如果说他们是历史的牺牲品，那么他们现在还是牺牲品，他们在世时就一直受人诅咒。
我们在作判断时，就不能把这一点作为惟一的标准，即人的活动是否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不管怎么说，我们自已也不是在社会进步的最终点上，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失败了的某些事业，也许能让我们看清至今仍须整治的某些社会弊病。此外，还有两个特别的原因使这个时期尤其引人注目，就是：第一，在这个时期，人民运动特别注重平等与民主的原则，我们虽然时常夸耀我们的民主生活方式，但在那些关键的岁月里发生的事，却又常常被人们忘记或忽视；第二，今天这个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存在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存在着为建立民主而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在工业革命中的经历相比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国失败了的事业，说不定会在亚洲或非洲取得胜利。
最后，我要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读者说几句道歉的话。我没有涉及他们的历史，这不是出于沙文主义，而是出于衷心的敬意。因为阶级既形成在经济中，也形成在文化中，所以我十分当心，不把英国的经验普遍化（我确实谈到了爱尔兰人，但不是在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而是到英格兰来的爱尔兰移民）。苏格兰的经历尤其和我们一样，它既激动人心，又充满痛苦，雅各宾派在苏格兰的宣传鼓动甚至更加激烈，更加英勇。但苏格兰的事毕竟不同，加尔文教不是卫斯理宗，虽然在19世纪初很难判断哪一个教派更不好。英格兰没有像高地移民那样的农民，群众文化也相当不同。很可能，直至19世纪20年代，都可以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经历分得一清二楚，因为到这时为止，双方的工会和政治联系都是时断时续的，而且很不成熟。
本书写于约克郡，因此常常使用约克西区的史料。我要感谢利兹大学，感谢S.G．雷布尔德教授，是他们使我在几年以前开始研究这个项目，而最后就写成了这本书；我感谢利维霍姆基金会，是它给了我高级研究员的身份，使我能最终完成这本书。我在给学生上课时，也从学生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这本书中提出的那些问题，有许多就曾和他们讨论过。我还要感谢各部门主管，是他们准许我引用了手写的资料和有版权的资料，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将特别写在全书的最后。
我还应该感谢其他许多人，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先生、阿萨·布里格斯教授和约翰·萨维尔先生，他们对本书的部分书稿作出过指正，虽说他们并不对我的观点负责。R．J．哈里斯先生在编辑本书时极有耐心，因为本书突破了一套丛书的限制，而最初这本书是写给那套丛书的。佩里·安德森先生、丹尼斯·巴特先生、理查德·科布先生、亨利·科林斯先生、德里克·克罗斯利先生、蒂姆·恩赖特先生、E．P．亨诺克博士、雷克斯·拉塞尔先生、约翰·雷克斯博士、E．西格斯沃思博士和H．O．E．斯威夫特先生都曾在不同方面给予帮助。此外，我还要感谢多萝茜·汤普森夫人，她也是历史学家，而她又是我的妻子，本书的每一章都曾和她讨论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使我能够借用她的观点，也能借用她笔记本上的资料。她的贡献不表现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而表现在看问题的整体方法上。
1963年8月，于哈里法克斯
[1]
持这种观点而又与本书所述时期相关的一个例子，可在塔尔科特·帕森斯教授的一位同事的著作里找到，即N．J．斯梅尔策的《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变化》(1959)。
[2]
R.达伦多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冲突》（1959），第148一149页。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目录页
||下一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1919年5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伯尔尼国际的英雄们
（1919年5月28日）
在《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注：见本卷第289—297页。——编者注］（载于1919年5月1日《共产国际》[117]俄文版第1期第38页）一文中，我指出了陈腐的“伯尔尼”国际的代表在思想上破产的一个突出表现。这些反动的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破产，表现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建议把资产阶级议会同苏维埃政权凑合、联合、结合起来。
旧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希法亭、奥托·鲍威尔之流，不了解他们的建议是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这些曾因宣传阶级斗争和阐述阶级斗争必然性而获得声誉、赢得工人同情的人，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最紧要的关头却不了解，他们企图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就是完全放弃阶级斗争学说，完全背弃这个学说，实际上投奔到资产阶级营垒。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
真是稀罕，我们现时在莫斯科竟能收到相当多的（虽然是零散的）外国报纸了，于是也就可能稍微详细地（当然是极不完全地）追溯到“独立的”先生们在当代最主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上动摇的历史。这就是专政（无产阶级的）同民主（资产阶级的）或者苏维埃政权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关系问题。
考茨基先生在他的《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维也纳版）这本小册子中写道：“苏维埃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在我们正去迎接的资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将起决定的作用。”（考茨基的小册子第33页）接着他加上一句话说，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把苏维埃由“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变成了“国家组织”，从而“破坏了民主”。（同上）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本小册子（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中，我详尽地分析了考茨基的这一论断，并指出它的内容就是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58—265页。——编者注］因为国家（任何国家，包括最民主的共和国在内）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阶级的机器。称苏维埃为阶级的战斗组织，而否认它有权变为“国家组织”，这就是在实际上背弃社会主义的起码原则，宣扬或维护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机器（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资产阶级国家）的不可侵犯性，在事实上投奔到资产阶级营垒。
考茨基的立场的荒谬是如此突出，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人群众的进攻是如此有力，以致考茨基和考茨基派不得不支吾搪塞，可耻地退却，因为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他们是办不到的。
1919年2月9日在德国“独立”（独立于马克思主义而完全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自由报》（《Frei-heit》）上，出现了希法亭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已经要求把苏维埃变为国家组织，但要它同资产阶级议会、同“国民议会”并存共处。1919年2月11日，在告德国无产阶级书中，“独立”党全党采用了这一口号（当然，考茨基先生也采用了，他收回了他在1918年秋天所发表的声明）。
企图把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就是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忘记了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经验，他们在1917年5月6日至1917年10月25日（俄历）做过“试验”，企图把苏维埃作为“国家组织”同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凑合起来，但在这次试验中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在“独立党人”的党代表大会上（1919年3月初），全党站到了把苏维埃同资产阶级议会制美妙地结合起来的立场。但是，1919年4月13日《自由报》第178号（《附刊》）报道说：“独立党人”党团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决议案：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立足于苏维埃制度之上。因此，德国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应以苏维埃组织为基础。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劳动居民在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的当然代表机关。”
此外，这个党团还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指示”（Richtli-nien）草案，其中说：
“苏维埃代表大会握有全部政权……凡从事社会必需的和有益的工作而不剥削他人的人，不分性别，都有选举苏维埃代表和被选为苏维埃代表的权利……”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独立的”领袖原来是一批完全受无产阶级最落后部分的庸俗偏见支配的可怜市侩。1918年秋天，这班领袖借考茨基之口根本拒绝把苏维埃变为国家组织。1919年3月他们放弃了这一立场，而尾随在工人群众后面。1919年4月他们推翻了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转到了共产党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立场。
这样的领袖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如果领袖代表的不是走在先锋队前面而是落在它后面的、最落后的那部分无产阶级的情绪，那就不需要领袖了。既然这些领袖这样毫无气节地改变自己的口号，他们也就是一文不值的。对他们不能寄予信任。他们将永远是工人运动的累赘和负担。
他们中间一位最“左的”多伊米希（Däumig）先生，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如下的言论（见3月9日《自由报》）：
“……多伊米希说，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同共产党人的‘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要求分开。但他要反对共产党实际奉行的盲动主义，反对他们不教育群众而对群众曲意逢迎。盲动主义的分散活动不可能推进……”
德国人称之为盲动主义的，就是俄国老革命家在50年前所说的“闪击”、“爆发”，即组织一些小小的阴谋、暗杀、暴动等等。
多伊米希先生责备共产党人实行“盲动主义”，这只能证明他在“曲意逢迎”，对小资产阶级的庸俗偏见采取奴才式的讨好态度。这类先生由于在群众面前胆小怕事，重复着“时髦的”口号，而不了解群众的革命运动，他们的“左的词句”是一钱不值的。
德国正掀起汹涌澎湃的自发的罢工运动浪潮。1905年俄国的罢工运动达到了世界空前的高度，看来德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空前高涨和发展已超过了当时的俄国。在这样的运动面前说“爆发”，就等于沦为不可救药的庸人，沦为庸俗偏见的奴才。
以多伊米希为首的庸人先生们，大概正在幻想着一种把群众一下子十分有组织地发动起来的革命（如果说他们头脑中还有一点点革命思想的话）。
这样的革命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如不把千百万劳动群众和他们的绝大多数置于受压迫、闭塞、贫困、愚昧之中，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不通过革命在斗争进程中把从未触动过的群众发动起来，资本主义就不会垮台。自然的爆发在革命的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这种爆发的革命一次也未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
说共产党人纵容自发性，这是多伊米希先生的谎话，这同我们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多次听到的谎话一模一样。共产党人不纵容自发性，不主张零星的爆发。共产党人教导群众发起有组织的、整体的、协同的、适时的、成熟的行动。多伊米希、考茨基等先生的无聊的诽谤是推翻不了这一事实的。
可是这些庸人不能了解为什么共产党人认为——而且十分正确地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同斗争着的被压迫群众在一起，而不是同那些站在一旁胆小地等待的市侩英雄们在一起。群众既然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就不免要犯错误，共产党人始终同群众在一起，发现错误，向群众进行解释，加以改正，不断地使自觉性战胜自发性。同逐渐在斗争过程中摆脱错误的斗争群众在一起，比同站在一旁等待“完全胜利”的知识分子、庸人、考茨基派在一起要强得多，——这就是多伊米希这班先生所不能了解的真理。
对他们更坏的是，他们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是胆小的市侩，反动的抱怨者，昨天的谢德曼们的奴仆，今天的“社会和平”的说教者，不管这种说教是隐藏在把立宪会议同苏维埃结合的幌子下，还是隐藏在正颜厉色地谴责“盲动主义”的幌子下，反正都是一样。
在用反动的市侩的抱怨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方面打破记录的是考茨基先生。他老是一个调门：痛惜现在，埋怨哭泣，吓唬自己，鼓吹调和！这位愁容骑士[118]平生所写的都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但到了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关头，到了社会主义的前夕，我们这位聪明人却茫然若失，嚎啕大哭，露出十足的庸人的原形。在维也纳的社会主义叛徒奥斯特尔利茨、伦纳、鲍威尔之流所办的报纸第98号上（1919年4月9日《工人报》[119]维也纳上午版），考茨基第一百次甚至是第一千次大发牢骚了。
他哭泣着说：“……经济思维和经济见解已被一切阶级置之脑后……长期的战争已使广大无产阶级阶层惯于完全忽视经济条件而坚信暴力的万能……”
这就是我们这位“十分博学的”人的两个“论点”！“崇拜暴力”和破坏生产，——这就是他不分析现实的阶级斗争条件而大发那种屡见不鲜、自古有之的市侩牢骚的原因。他写道：“我们曾期望革命将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物……革命由于俄国和德国的统治制度在军事上的破产而到来了……”
换句话说，这位聪明人“期望”和平的革命！这是多么美妙啊！
但是考茨基先生已慌乱到这种地步，他竟忘记了，在他过去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曾说战争十分可能成为革命的导火线。而现在，我们这位“理论家”却不去冷静地大胆地分析战争必然使革命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化，反而痛惜自己已经破灭的“期望”！
“……广大无产阶级阶层忽视经济条件！”
多么可怜的胡说！这种市侩的调子在克伦斯基时代的孟什维克报纸上我们是多么熟悉啊！
经济学家考茨基忘记了，在一个国家被战争弄得民穷财尽而濒于灭亡的时候，首要的、基本的、根本的“经济条件”是拯救工人。只有工人阶级得救，不致饿死，不致毁灭，被破坏的生产才能恢复。而要拯救工人阶级，就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防止将战争的一切重担和后果加在工人身上的唯一手段。
经济学家考茨基“忘记了”，分担失败的后果的问题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在一个受尽折磨的、破产的、挨饿的、垂危的国家的环境中，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这种阶级斗争已不是为了生产中的份额，不是为了进行生产（因为生产停顿，没有煤，铁路遭到毁坏，战争打乱了人们的生活，机器破旧不堪，如此等等），而是为了免于饥饿。只有那些傻瓜（尽管是十分“博学的”）才会在这种场合“谴责”“消费者的、士兵的”共产主义，才会妄自尊大地以生产重要性教训工人。
当务之急是拯救工人。资产阶级想保持自己的特权，想把战争的一切后果加在工人身上，这就是要使工人饿死。
工人阶级想免于饥饿，就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首先保证消费，即使是最起码的消费，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就不能坚持到可以重新开始生产的时候。
吃得饱饱的资产者对着饥肠辘辘、饿得软弱无力的工人说：“想想生产吧！”而考茨基则打着“经济科学”的招牌，重复着资本家的这种调子，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奴才。
工人说：让资产阶级也过一过半饥半饱的生活，使劳动者能恢复过来，不致死亡。“消费者的共产主义”是拯救工人的条件。为了拯救工人，要不惜任何牺牲！资本家每人半磅，工人每人一磅，——这就是免于饥饿，免于破产的办法。保证忍饥挨饿的工人的消费是恢复生产的基础和条件。
蔡特金对考茨基说得十分对，说他“正在滚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生产是为了人，而不是相反……”[120]
独立的考茨基先生在抱怨“崇拜暴力”时，暴露了他也完全是受小资产阶级偏见支配的。还在1914年，布尔什维克就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将变为国内战争，那时考茨基先生默不作声，同宣称这一预见（和这一口号）是“丧失理智”[121]的大卫之流呆在一个党内。考茨基丝毫不了解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这本来是他自己不了解，现在却硬说国内战争中斗争的双方不了解！难道这不是反动市侩的愚蠢的标本吗？
但是，如果说在1914年不了解帝国主义战争必然要变为国内战争，不过是市侩的愚蠢，那么现在，在1919年，这就是更坏的东西了。这是背叛工人阶级。因为无论在俄国、芬兰、拉脱维亚、德国或匈牙利，国内战争都已成为事实。考茨基在其以前的著作中曾千百次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变为内战的历史时期是有的。这个时期已经来到，而考茨基却跑进了动摇懦怯的小资产阶级的营垒。
“……鼓舞着斯巴达克派的精神，实质上是鲁登道夫精神……斯巴达克派不仅会葬送自己的事业，而且会加强多数派社会党人的暴力政策。诺斯克是斯巴达克派的对头……”
考茨基的这几句话（摘自他的发表于维也纳《工人报》的论文）真是愚蠢、卑鄙、无耻到了极点，不值一提。一个党容忍这班领袖，就是腐败的党。考茨基先生所属的伯尔尼国际，从考茨基的这几句话看来，只配评价为黄色国际。
为了开开心，我们还把哈阿兹先生在《论阿姆斯特丹国际》一文中的论断（1919年5月4日《自由报》）引来。哈阿兹先生夸耀他就殖民地问题提出了一个决议案，按照这个决议案，“根据国际的建议……而组织起来的民族同盟，其任务是：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前……”（请注意这一点！）“……管理殖民地，首先照顾土著居民的利益，然后照顾参加这个民族同盟的所有民族的利益……”
这不真是妙论吗？按照这位聪明人的决议案，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前，管理殖民地的将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某个善良的、公正的、美妙的“民族同盟”！！实际上这同粉饰最丑恶的资本主义的伪善有什么区别呢？这还是伯尔尼国际的“左派”分子……
为了使读者能够把哈阿兹、考茨基之流的大作的全部愚蠢、卑鄙和丑恶同德国的现实情况作一个更鲜明的对照，我还要作一点引证。
大名鼎鼎的资本家瓦尔特·拉特瑙发表了《新国家》（DerneueStaat）一书。这本书写成于1919年3月24日。它的理论价值等于零。但瓦尔特·拉特瑙作为观察家不得不承认说：
“……我们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又兼任着（imNebenberuf）庸人的角色……”
“……现在有理想主义的只是极端的君主派和斯巴达克派……”
“不加粉饰的真理就是：我们正走向专政，无产阶级的或御用军队的专政。”（第29、52、65页）
这位资产者，看来也自以为是不从属于资产阶级的“独立”人物，正象考茨基、哈阿兹两位先生自以为是不从属于市侩和庸人的“独立”人物一样。
但是瓦尔特·拉特瑙比卡尔·考茨基高出两头，因为后者一味抱怨，胆小地躲避“不加粉饰的真理”，而前者则直截了当地承认它。
1919年5月28日
载于1919年6月《共产国际》杂志第2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89—398页
注释：[117]《共产国际》杂志（《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919年5月1日创刊，曾用俄、德、法、英、中、西班牙等种文字出版，编辑部由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代表组成。该杂志刊登理论文章和共产国际文件，曾发表列宁的许多篇文章。随着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解散，该杂志于1943年6月停刊。——[379]。
[118]愁容骑士即西班牙作家米·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的主人公唐·吉诃德，是唐·吉诃德的侍从桑丘给他取的绰号（见小说第1卷第19章）。——[384]。
[119]《工人报》（《Arbeiter-Zeitung》）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由维·阿德勒创办，1889年起在维也纳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该报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384]。
[120]指克·蔡特金1919年3月4日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她在发言中针对卡·考茨基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报告说：“有些人认为，一开始应当先提高生产。这是滚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生产为了人，而不是相反，因此摆在首位的问题是，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生产方式。”（见1919年3月9日《自由报》第114号附刊）——[386]。
[121]爱·大卫在《世界大战中的社会民主党》一书中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丝毫也没有想过要让外国敌人打胜，要借外国敌人的帮助来实现国内政治方面的自由要求。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那是丧失理智。德国社会民主党决不接受这一类建议而不管它是出于什么动机。”（见该书1915年柏林版第171—172页）——[386]。
|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
（1919年5月27日）
同志们！我们从匈牙利苏维埃活动家那里得到的消息，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不过两个多月，但从组织程度方面说，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看来已经超过了我们。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匈牙利居民的一般文化水平较高，其次，产业工人在全体居民中所占的比重也大得多（现时匈牙利有800万人口，300万集中在布达佩斯），最后，匈牙利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比我国容易得多，和平得多。
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欧洲大多数社会党领袖，无论是社会沙文主义派或考茨基派的领袖，都死死抱着几十年来较为“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议会制所养成的纯粹市侩的偏见，根本不可能懂得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把这些领袖抛弃，不把他们赶走，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解放使命。这班人完全或部分地相信了资产阶级关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谎言，不善于把体现在苏维埃政权中的新的无产阶级民主、劳动者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他们奴隶似地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叫作“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
这些死死抱着资产阶级偏见的盲人，不懂得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他们把俄国苏维埃政权及其发展史的某些特点同苏维埃政权的国际意义混为一谈。
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使盲人也重见光明。匈牙利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与俄国截然不同：资产阶级政府自动辞职，工人阶级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统一立刻在共产主义纲领上恢复起来。苏维埃政权的实质现在表现得更加明显了，现在除了苏维埃政权以外，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外，世界上任何地方不可能有一种政权是得到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劳动者拥护的。
这个专政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即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就应该取消他的无产阶级领袖或顾问的资格。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只有经过长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页。——编者注］。
在整个过渡时期中，反抗这个变革的，有自觉进行反抗的资本家及其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为数众多的走卒，也有往往是不自觉地进行反抗的大批过分拘守小资产阶级习惯和传统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在内）。这些阶层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更愿意要工人专政而不要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售者，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要退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去。
要使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前进，就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一个阶级的政权，必须有这个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力量，必须有这个阶级的以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的一切成果为基础的集中的实力，必须以无产阶级感情体会一切劳动者的心理，并在农村或小生产中的涣散的、不够开展的、政治上不够稳定的劳动者面前具有威信。在这里，象市侩化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所喜好的那样，空谈一般“民主”，空谈“统一”或“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空谈一切“劳动者的”“平等”等等，是无济于事的。空谈只能蒙蔽眼睛，蒙蔽意识，巩固资本主义、议会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因循守旧的习气。
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本权力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阶级斗争去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因循守旧和犹豫动摇，以捍卫自己的政权，巩固自己的组织影响，“中立”那些害怕离开资产阶级而很不坚定地跟着无产阶级走的阶层，巩固新的纪律即劳动者的同志纪律，加强劳动者与无产阶级的牢固联系，把他们紧紧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用这种新的纪律、这种新的社会联系基础去代替中世纪的农奴制的纪律，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饥饿纪律，“自由”雇佣奴隶制的纪律。
要消灭阶级，就需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时期，一个被压迫阶级的专政时期，这个阶级不仅能推翻剥削者，不仅能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且能在思想上与全部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与关于自由平等的一切市侩空谈决裂（实际上，马克思早已指出，这种空谈意味着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平等”，即资本家和工人的“自由平等”）。
不仅如此。有能力用自己的专政来消灭阶级的，只有这样一个被压迫阶级，它被几十年反对资本的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教育、联合、培养和锻炼出来，它吸取了城市的、工业的、大资本主义的全部文化，有决心和本领来捍卫这种文化并保存、发展其全部成果，使之为全体人民、全体劳动者所享用，它经受得住历史所必然加在那些与过去决裂而大胆开拓通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们身上的一切重担、考验、苦难和巨大牺牲，它的优秀分子十分仇恨和鄙弃一切市侩的庸俗的东西，十分仇恨和鄙弃这些在小资产阶级、小职员和“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很突出的品质，它“经过了劳动学校的锻炼”而善于使一切劳动者和诚实的人尊重自己的劳动能力。
匈牙利的工人同志们！你们一下子就在真正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上把一切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了，你们给世界树立了比苏维埃俄国更好的榜样。现在你们面前摆着一个极有希望但极困难的任务，就是要在反协约国的艰苦战争中支持下去。希望你们坚定不移。如果在昨天加入你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或在小资产阶级中间有人表现动摇，你们就要无情地制止这种动摇。枪毙，这是胆怯者在战争中应得的命运。
你们进行着唯一合理的、正义的和真正革命的战争，这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战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战争。全世界工人阶级中的一切正直的人都是站在你们一边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
希望你们坚定不移！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列宁
1919年5月27日
载于1919年5月29日《真理报》第11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84—388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普遍军训节讲话（1919年5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普遍军训节讲话[116]
（1919年5月25日）
简要报道
今天我们庆祝劳动人民的普遍军训节。
到目前为止，军事一直是资本家地主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一种工具，到目前为止，整个欧洲的资本家政权还靠资产阶级军官所统率的旧军队的残部来支持。但是，一旦工人拿起枪杆子，开始建立自己的庞大的无产阶级军队，开始教育士兵，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使他们保卫工人、农民和工厂，不让地主和资本家重掌政权，那时，资产阶级的这个最牢固的支柱就会倒坍。
今天的节日表明我们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就，表明工人阶级内部正在成长着怎样的新生力量。看到今天这次检阅，我们相信苏维埃政权已经赢得世界各国工人的同情，相信国际战争将代之以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兄弟联盟。
我向你们介绍一位匈牙利同志，萨穆利·蒂博尔，他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委员。
匈牙利无产阶级万岁！
国际共产主义革命万岁！
载于1919年5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13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83页
注释：[116]列宁的这次讲话是1919年5月25日在莫斯科红场发表的。这一天，为庆祝普遍军训一周年在红场举行了阅兵典礼。列宁在普遍军训部司令部人员陪同下，检阅了莫斯科市工人营、各区共产主义分队和军事学校学员。在阅兵典礼上，列宁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萨穆利·蒂博尔以及普遍军训部主任等讲了话。
1918年4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必须接受军事技能训练的法令》，规定对工人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实行普遍军训。一年中，有数十万劳动者受了军事训练，补充进了红军队伍。——[373]。
|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关于专家工资的决定草案（1919年5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关于专家工资的决定草案
1919年5月23日
1919年5月23日人民委员会直属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决议：
1．超过3000卢布的工资额，由各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规定，同时通知劳动人民委员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并呈报人民委员会批准。
2．各人民委员部务必在一周内提出月薪超过3000卢布的所有职员的名单。
3．各人民委员部务必在一周内提出必须付给3000卢布以上的高级专家和杰出的组织者的名单。
各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应当说明每个人的情况：（1）保证他是某一方面的专家；（2）他担负着或者能够担负哪一项杰出的组织工作。
4．在6月15日按3000和3000卢布以上的标准领薪的，将仅限于工资额已经人民委员会批准的人员。
5．人民委员会批准工资额的期限，从报批之日算起，不得超过一周。
6．报告人为列宁和克拉辛。
7．阿瓦涅索夫务必在明天，即5月24日，向人民委员会呈报有关支付3000卢布以上工资（但不是付给高级专家的）的提纲或原则。
请打印6—7份。
载于194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5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81—382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在莫斯科县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五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5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在莫斯科县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五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15]
（1919年5月17日）
（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弗·伊·列宁走进大厅。有人开始鼓掌，接着掌声响成一片，经久不息。迸发出欢呼声：“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万岁！”）
同志们！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非常困难、非常艰苦。我们不得不关闭某些工厂，不得不调用伏尔加河区舰队来保证前线的需要，但是已发生了转折。
列宁在简短生动的讲话中描述了各条战线的形势。他在指出高尔察克和其他匪帮日益土崩瓦解的原因，以及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原因时，揭穿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力图阻挠我们在东线进攻的一些花招。他提出的任务是，竭尽全力使我们的进攻一刻也不停顿下来。这是最后的艰苦的半年。国际形势对我们来说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好。
列宁同志在谈到俄共对中农的态度问题时论证说，首先的任务是消灭大的强盗，消灭银行家、工厂主、地主，其次才是同小的强盗，同富农即准地主作坚持不懈的持久的斗争。列宁论证说，千百万的人数众多的中农不属于剥削者，所以他们能够而且应当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项十分艰苦的斗争中的朋友和战友。他指出，只有通过劳动农民和工人的联盟，才能保卫住社会革命的果实……同工人结成联盟，对农民来说比同任何人结成联盟的好处都要多，因此，有觉悟的农民一定会同工人结成联盟。列宁长时间和详细地阐明了为什么组织建设工作和革命斗争的全部重担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农民由于分散，其眼界暂时还不能超出他们的农舍村落，他们认识不到有组织的集体建设和斗争的必要性。知识分子有的由于因循守旧，有的由于资产阶级习惯、教育和倾向，有的由于不相信可以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便逃避建设，而且甚至有意识地进行反抗，怠工，从而拖延解放事业。
现在已经是劳动人民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必须全力以赴的时刻。列宁还谈到了部分脱离农民并引起农民敌对的共产党员的错误和违法乱纪现象，出现这种情况有时是由于工作负担过重，由于地方上做不到及时监督，有时则是由于参加负责工作的青年同志缺少训练，而有时也确实是由于那些包藏祸心的家伙怀着显然自私的目的钻进了党的队伍。但是，正在采取措施，纪律和教育正在加强。
列宁谈到工业领域较快地整顿好的原因在于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生产资料的集中，与此相反，农业部门的条件则不是这样的；那里缺乏必要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资料、拖拉机等等，那里需要向愚昧无知、因循守旧作异常顽强持久的斗争，需要有示范农场，需要组织合作社、协作社、公社等等。
列宁很快地结束讲话，他号召大家要坚忍不拔地长期工作，要极其严肃地对待提出的各项任务；他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离开了代表大会会场。
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150—151页
注释：[115]这是列宁在莫斯科县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五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5月16—17日在莫斯科萨多沃－苏哈列夫街11号举行，出席代表206名，其中共产党员36名，同情者20名，非党人士150名。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向劳动群众解释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有关农村工作的决议。在大会的报告和决议中提出了吸收中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援助小农经济的任务。——[369]。
|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中央关于军事统一的指示草案（1919年4月底和5月15日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中央关于军事统一的指示草案[114]
（1919年4月底和5月15日之间）
鉴于：
（1）俄罗斯联邦必须同乌克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各兄弟苏维埃共和国结成联盟，进行自卫，抗击共同的敌人世界帝国主义及其所支持的黑帮、白卫反革命势力，
（2）这次战争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是统一指挥红军的一切部队，最严格地集中管理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切人力和资源，特别是所有军事供给机构，以及铁路运输，因为铁路运输是战争中极其重要的物质因素，不仅对完成各次战役而且对红军的武器、被服和粮食的供给都有头等意义，
俄共中央确认：
（1）在整个社会主义自卫战争期间，把红军的供给事宜全部交由俄罗斯联邦国防委员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统一领导，是绝对必要的；
（2）在整个社会主义自卫战争期间，把各兄弟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铁路运输和铁路网归由俄罗斯联邦交通人民委员部统一领导和管理，是绝对必要的；
（3）在各兄弟苏维埃共和国设立独立的红军供给机关和独立的交通人民委员部是同国防利益不相容的；在战争期间，必须把这些机构改组为俄罗斯联邦红军供给机关和俄罗斯联邦交通人民委员部的下属机关，由俄罗斯联邦红军中央供给机关和俄罗斯联邦交通人民委员部直接管理和全权管辖；
（4）一切有关红军供给、铁路运输或铁路网管理的法令，凡同俄罗斯联邦调整红军供给、铁路运输和铁路网管理的决议和法令相抵触的，均应予以撤销。
列宁斯大林
载于1941年莫斯科出版的《1919年彼得格勒英雄保卫战文件汇编》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400—401页
注释：[114]1919年4月，俄共（布）中央作了一个有关巩固各苏维埃共和国军事统一的决定（参看注88）。1919年4月23日，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约·约·瓦采季斯在一份关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形势的报告书中，又论证了把各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置于统一的指挥之下的必要性。列宁看了报告书后，于4月24日写批语给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埃·马·斯克良斯基，提出要迅速起草一份中央给各民族共和国的同志们的关于军事统一的指示。5月，列宁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军事统一的指示草案》。在这以后，各兄弟共和国苏维埃政府分别建议，把一切人力物力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反革命白卫军。根据这种愿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9年6月1日通过了《关于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等苏维埃共和国结成军事联盟的决定》。各共和国政府经过协商，把各自的军事组织及军事指挥、国民经济委员会、铁路运输管理、财政和劳动人民委员部统一起来。1920年9月30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同阿塞拜疆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签订了关于军事、财政、经济联合的条约。1920年12月28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签订了关于军事和经济联合的工农同盟条约。1921年1月16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同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签订了类似的工农同盟条约。各兄弟苏维埃共和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联合，为战胜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势力提供了保证，同时也是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为统一的联盟国家的重要一步。——[367]。
|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对告德国工人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书草稿的补充（1919年5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对告德国工人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书草稿的补充[113]
（1919年5月11日）
全世界无产者日益同情苏维埃政权，他们愈来愈相信，能够使劳动摆脱资本压迫，使各民族摆脱敌视和战争，使人类摆脱疯狂的帝国主义的专横的，只有苏维埃政权，只有劳动者自己的政权，而不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即使是最民主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议会制）。
这一信念一定会给自己开辟道路。各国的工人日益相信，不同资产阶级割断联系，不战胜他们，不推翻他们的政权，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摆脱帝国主义和战争。这一点只能从自己国内做起。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已得到全世界工人群众的同情，除了剥削者及其走狗以外，现在大家都认为只有苏维埃政权是救星。我们俄国的工人和农民所以赢得这种信任，是因为我们同我国资产阶级割断了联系，推翻了资产阶级，镇压了他们的反抗，从劳动人民当中赶走了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直接和间接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克伦斯基等等勾结在一起的叛变社会主义的领袖。
只要德国工人们容忍社会主义的叛徒、恶棍和资产阶级的走狗谢德曼之流及其整个政党掌握政权，那就谈不到拯救德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民实际上依然是（在各种“社会主义”辞藻的掩盖下，在各种“民主”和“共和国”的粉饰下）资产阶级的奴隶和资产阶级罪行的参与者，正如参加“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的协约国“社会党人”（他们以虚伪的善良愿望、最空洞的美好词句或对威尔逊的恭维等等来回答协约国的暴行）依然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恶棍和法英美资产阶级的暴行和罪行的参与者一样。
德国工人同社会主义的叛徒谢德曼之流及其政党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工人同颓废、不彻底、无思想、无气节的所谓“独立党”（他们昨天依赖谢德曼之流，今天又不敢坚决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决裂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可以杀害成百的领袖和成千的工人，但是它不能制止这种决裂。
载于1949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79—380页
注释：[113]《告德国工人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书》是由于凡尔赛和约将签订而起草的文告。这篇文告指出，强加给德国人民的凡尔赛和约使德国人民受到空前的掠夺和奴役。文告原题是《告德国人民书》。列宁在审查它的草稿时对标题作了修改，并加写了结尾的部分。——[365]。
|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给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的电报（1919年5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给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的电报
（1919年5月8日）
送：基辅
拉柯夫斯基
抄送：安东诺夫、波德沃伊斯基、加米涅夫、越飞
党中央讨论了顿巴斯和马内奇河的近乎灾难的危急局势，紧急建议基辅国防委员会务必用一切力量加速并加强对顿巴斯的军事援助，任命一批优秀的同志每天严密监督这项工作的执行，特别要迅速而普遍地动员敖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哈尔科夫、塞瓦斯托波尔的工人去增援南线，并规定由波德沃伊斯基和安东诺夫两人负责对付马赫诺匪帮。要知道，不迅速占领罗斯托夫，革命就不免要遭到毁灭。
中央委员会
列宁
［注：在列宁的手稿上还有斯大林和克列斯廷斯基的签字。——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42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78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1919年6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
（1919年6月23日）
5月19日我在社会教育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分析的关于平等特别是工农平等的问题，无疑是现时最尖锐最“迫切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触到了小资产者、小业主、小商品所有者、各种庸人和十分之九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知识分子）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否认工农平等！请想想，这是多么吓人的事情！当然，资本家的一切朋友，资本家的一切奴才，首先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竭力抓住这件事情来“刺激”农民，“煽动”农民，唆使他们反对工人和共产党员。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事情既然是以谎言为基础，也就必定遭到可耻的失败。
农民是稳重踏实的人，是讲求实际的人。给他们解释问题，要实际，要用浅显常见的例子。怎样才算公平呢？是有余粮的农民不顾工人挨饿，把余粮藏起来，等待粮价暴涨呢，还是掌握在工人手中的政权不按投机价格，不按生意人价格，不按掠夺性的价格，而按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来收购全部余粮？
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可是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为资本家效劳，为恢复资本家的独裁而卖力的各种骗子们，却想用“平等”、“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等等言词来“规避”这个实质。
农民必须进行选择：
或者是赞成粮食自由贸易，——这就是赞成粮食投机，赞成富人有发财的自由，穷人有破产和挨饿的自由，赞成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独裁，赞成破坏农民同工人的联盟。
或者是赞成把余粮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即卖给统一的工人政权，——这就是赞成农民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消除资产阶级政权复辟的任何可能性。
只能二者择一。
富裕农民即富农定会选择前者，想碰碰运气，同资本家和地主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反对贫苦农民，但这种农民在俄国只会是少数。大多数农民一定会赞成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恢复资本家政权，反对“富人有发财的自由”，反对“穷人有挨饿的自由”，反对用“平等”（拥有余粮的饱食者同挨饿者的平等）之类的花言巧语来掩盖这种万恶的资本主义的“自由”（饿死的自由）。
我们的任务就是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用“自由”“平等”的响亮的美丽的词句所布置的狡猾的资本主义骗局作斗争。
农民们！摘下披着羊皮的豺狼的假面具吧，他们唱着关于“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的甜蜜歌曲，其实是以此维护地主压迫农民的“自由”，维护有钱的资本家同工人或半饥饿的农民的“平等”，维护藏匿余粮的饱食者同那些因战争的破坏而挨饿和失业的工人的“平等”。这些披着羊皮的狼是劳动者最凶恶的敌人，尽管他们叫作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或非党人士，实际上都是资本家的朋友。
“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商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我们进行斗争，只是保卫劳动的利益，是向投机者而不是向劳动者要粮食。”“我们要同中农、同劳动农民妥协。”——这就是我在那次讲话中谈到的，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为“平等”的响亮词句所搅混的地道的真理。绝大多数农民都知道这是真理，都知道工人的国家同投机者和富人作斗争，竭力帮助劳动者和穷人，而地主的国家（在沙皇统治下）和资本家的国家（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则随时随地在一切国家帮助富人掠夺劳动者，帮助投机者和富人靠穷人的破产来发财。
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这个真理。所以大多数农民愈觉悟，就会愈迅速愈坚决地作出自己的选择：赞成同工人结成联盟，赞成同工人政府妥协，反对地主的国家或资本家的国家；赞成苏维埃政权，反对“立宪会议”或“民主共和国”；赞成同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妥协，反对支持资本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
对于“有教养的”先生们，对于民主派、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等，我们则要说：在口头上你们都承认“阶级斗争”，实际上你们恰好在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把阶级斗争忘记了。忘记阶级斗争就是倒向资本，倒向资产阶级，反对劳动者。
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应当承认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即使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自由”和“平等”只能表现为而且从来就表现为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资本的平等和自由。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你们在口头上都是承认这本书的）中，千百次地阐明了这一点，嘲笑了对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解，嘲笑了看不到这一点的边沁分子的庸人，揭示了这些抽象概念的物质根源。
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就是说只要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对工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实行雇佣奴隶制，是资本具有无限权力，是资本压迫劳动。这是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可是“有教养的”先生们，你们竟把这个起码常识也忘记了。
从这个起码常识中可以得出结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当阶级斗争发展为内战的时候，只有傻瓜和叛徒才会用空谈“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统一”来支吾搪塞。事实上，一切都是由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结局来决定的，而中间的、中等的阶级（包括全体小资产阶级，因而也包括全体“农民”）必然动摇于两个阵营之间。
问题在于这些中间阶层归附哪一个主力——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绝不可能有另一种情形，谁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的学说，丝毫不懂得社会主义，谁实际上就是盲目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庸人和市侩。谁懂得这一点，谁就不会让自己受“自由”和“平等”的空谈所欺骗，谁就会想到和谈到实际问题，就是说，会想到和谈到那些使农民同工人接近，使他们结成反对资本家的联盟，使他们达成反对剥削者、富人和投机者的协议的具体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建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这是在特殊环境中，即在激烈的内战环境中形成的特种联盟，这是社会主义的坚定的拥护者和其动摇的同盟者的联盟，有时则是社会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和“中立者”的联盟（那时，联盟就由斗争协定变为中立协定），这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精神各方面互不相同的阶级的联盟。只有腐朽的“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的腐朽的英雄们，如考茨基和马尔托夫之流，才能用“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等一般词句，即用商品经济时代思想行囊中的只言片语来支吾搪塞，而不去研究这种联盟的具体形式、条件和任务。
尼·列宁
1919年6月23日
载于1919年莫斯科出版的尼·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两次讲话（1919年5月6—19日）》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73—377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04]
（1919年5月）
1
贺词
（5月6日）
同志们，我怀着非常高兴的心情向社会教育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当然，你们并不期望我的讲话会象了解情况和专门研究教育问题的前一位发言人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讲的那样，深入问题的实质。请允许我只讲几句祝贺的话，并谈谈我在人民委员会多少接触到你们直接从事的工作时所稍微观察到和思考到的一些问题。我相信，未必找得到一个苏维埃工作部门，能够象社会教育那样，在一年半中就获得了这样巨大的成绩。毫无疑问，我们大家在这个部门进行工作要比在其他部门容易些。在这里，我们过去是在排除种种旧障碍。在这里，工农群众特别迫切地要求获得知识、自由教育和自由发展，工作比较容易适合他们的这种要求。因为如果说依靠群众强大的压力，我们已经容易地清除了摆在他们道路上的外部障碍，摧毁了把我们拖入帝国主义战争并使俄国遭到这次战争造成的最大困苦的历史性的资产阶级制度，如果说我们容易地摧毁了外部障碍，那么我们非常突出地感到十分艰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众，组织和训练群众，普及知识，同我们接受下来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遗产作斗争。在这里，完全要用另外的方法进行斗争。在这里，只有靠先进阶层的长期的有成效的工作和坚持不懈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大受群众欢迎的），可是我们常常感到惭愧，没有尽到自己的力量。我觉得，在这些初步措施中，在推广社会教育即自由的、不受旧的框框和俗套限制的、为成年人所欢迎的教育的事业中，我们起初曾不得不首先同两种障碍作斗争。这两种障碍是我们从资本主义旧社会那里继承来的，这个社会直到现在还用千万条绳索和链条束缚着我们，把我们拖向后退。
第一个缺点，这就是来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为数很多，他们往往把按照新方式建立起来的工农教育机关看作自己在哲学方面或文化方面进行个人臆造的最方便的场所，往往把最荒谬的矫揉造作的东西冒充为某种新东西，并且在纯粹的无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抬出某种超自然的和荒谬的东西。[105]（鼓掌）不过在初期这是很自然的，是情有可原的，不能归罪于广泛的运动；我希望，我们终究会摆脱而且一定会摆脱这种状况。
第二个缺点，这也是资本主义的遗产。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在追求知识、摧毁旧东西的时候，不能带来任何起组织作用和有组织的东西。在人民委员会提出动员识字的人和成立图书馆司的问题时，我曾作了一些观察，根据这些粗浅的观察我得出结论说，这方面的情况是不好的。当然，在贺词中照例是不大讲坏事情的。我希望你们摆脱这种俗套，如果我向你们谈到我所看到的某些不好的现象，请你们不要埋怨我。当我们提出动员识字的人的问题时，就让人特别清楚地看到，我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它没有立刻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它让现有的力量有发展的自由，而这些现有的力量乃是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它们的口号仍然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恶的资本主义口号，除了导致高尔察克的统治和旧资产阶级复辟以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看看我们在扫除文盲方面所做的工作吧，我认为在这方面做得很少，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总任务，就是要懂得需要无产阶级分子的组织性。问题不在于停留在纸上的可笑的辞藻，而在于现在必须向人民提出一些迫切的办法，使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觉得自己有义务教会几个不识字的人。我们的法令已对这点作了明文规定[106]。然而在这方面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出来。
当我在人民委员会接触到另一个问题即图书问题时，我曾说，人们经常抱怨我们的生产落后，书籍太少，不能出版足够数量的书籍，这都是事实。我现在还说，这都是事实。的确，我们没有燃料，工厂停工，纸张很少，因而我们不能得到书籍。这都是真的，但除此之外，我们未能掌握我们现有的书籍，这也是事实。我们在这方面仍然苦于农民的幼稚和无知；农民夺取了贵族老爷的藏书，跑回家中，惟恐有人把图书夺走，因为他还不能认识到，可以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家的东西不是一种令人可恨的东西，它是工人和劳动者的公共财产。这不能怪不开展的农民群众，而且从革命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一个农民只会把图书拿回家去，秘密地藏起来，不可能有其他的做法，因为他不懂得全国的图书可以集合在一起，不了解我们将有足够的书籍来满足识字的人的求知欲并使不识字的人识字。现在必须同破坏行为的残余、混乱状态、可笑的本位主义的争吵作斗争。这应当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应当把动员识字的人扫除文盲这一简单而迫切的事情着手做起来。我们应当利用现有的书籍，着手建立有组织的图书馆网来帮助人民利用我们现有的每一本书，应当建立一个有计划的统一的组织，而不是建立许多平行的组织。这件小事情反映出我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如果革命不解决这项任务，如果革命不走上建立真正有计划的统一的组织的道路，来代替俄国的混乱状态和荒谬现象，那么这个革命将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走向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点也就在这里；至于资产阶级，则只满足于摧毁旧东西，给农民经济以自由，而农民经济，如在以往的一切革命中一样，是产生资本主义的。
既然我们叫作共产党，我们就应当懂得，只有现在，当我们清除了外部障碍、摧毁了旧制度的时候，在我们面前才第一次真正地和彻底地提出了真正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把亿万人民组织起来。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年半的实验之后，我们总该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来战胜那些一直使我们身受其苦的不文明、愚昧和粗野的现象。（热烈鼓掌）
载于1919年5月7日《真理报》第96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29—332页
2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5月19日）
同志们，大概你们中间有些人希望我今天谈谈目前形势，但是，请允许我今天不谈这个问题，而来回答几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当然，这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表明整个苏维埃革命阶段的特点，这些问题最能引起争论，最能引起以社会党人自居的人们的攻击，最能引起以民主派自居并特别喜欢责备我们和到处责备我们违背民主制的人们的疑虑。我觉得，这些一般性的政治问题，在目前一切宣传和鼓动中，在一切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出版物中，几乎经常遇到，甚至天天遇到；当然，这种出版物同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一味撒谎、诬蔑和谩骂比起来，要稍微高明一点。如果我们把这种稍微高明一点的出版物拿来看看，那我认为，关于民主同专政的关系、革命阶级在革命时期的任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构成了当前一切政治性争论的最主要的内容。也许你们觉得，说明这些问题有些离开当前的急务，但是我认为，说明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总的主要的任务。当然，在这个短短的报告中，我根本不能奢望涉及所有这些问题。我只从中选几个问题，就这几个问题谈一谈。
一
我所要谈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任何革命、任何向新制度过渡的困难的问题。一些以社会党人和民主派自居的人对布尔什维克大肆攻击，我认为《永远前进报》和《人民事业报》这两个文人集团就是这类人的典型，这两家报纸被查封，在我看来是完全正当的，有利于革命的，这两家报纸的代表在攻击中经常采取理论性的批评，它们被我们的政权机关认定是反革命的刊物，它们攻击我们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们仔细看看这个阵营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攻击，那你们就会看到，在许多责难中常常有这样的说法：“劳动者们，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你们面包、和平与自由；但是，他们既没有给你们面包，也没有给你们和平与自由，他们欺骗了你们，他们背弃了民主。”关于背弃民主这一点，后面将要专门谈到。我现在来谈这种责难的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你们面包、和平与自由，而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所给的却是继续战争，是特别残酷特别激烈的斗争，是协约国即所有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的一切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反对受苦受难的、落后的和疲惫的俄国的战争。”我再说一遍，这些责难，你们会在上面所说的每一种报纸上看到，你们会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他们认为自己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每一次谈话中听到，你们会不断地在庸人们的每一次讲话中听到。我请你们考虑的正是这类责难。
是的，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用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传统习惯、诺言和训诲，为了镇压有产阶级而进行了最激烈的暴力的斗争和战争。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俄国和全人类摆脱帝国主义的大厮杀，是为了结束一切战争。是的，布尔什维克为此进行了革命，当然，他们从来没有想放弃这个基本的主要的任务。同样毫无疑问，正是谋求摆脱这种帝国主义的大厮杀、摧毁资产阶级统治的行动引起了所有文明国家对俄国的进军。因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纲领就是这样的，尽管它们坚决保证放弃武装干涉。尽管劳合－乔治、威尔逊、克列孟梭之流作了这样的保证，尽管他们坚决保证放弃武装干涉，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这是谎言。我们知道，从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撤走的而且是被迫撤走的协约国军舰正封锁着黑海沿岸一带，甚至还向克里木半岛上有他们的志愿兵活动的刻赤一带进行轰击。他们说：“我们不能把这块地方交给你们。即使志愿兵对付不了你们，我们也不会把克里木半岛上这块地方让出来，不然你们就会控制亚速海，切断我们同邓尼金联系的通路，使我们无法支援我们的朋友。”另一方面，又向彼得格勒展开攻势，昨天我们的一艘雷击舰就同敌人的四艘雷击舰打了一仗。这就是武装干涉，难道还不清楚吗？难道在这里参加战斗的不是英国的舰队吗？难道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在西伯利亚不是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吗？整个文明世界现在都在反对俄国，事实就是这样。
试问，我们号召劳动者进行革命，答应给他们和平，却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向软弱落后和筋疲力尽的俄国进军，这是我们自相矛盾还是那些无耻地责难我们的人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相矛盾？问题正在这里。为了向你们从理论上一般地提出这个问题，我来打个比方。我们谈的是革命阶级，是人民的革命政策，我请你们拿一位革命家来看看。就拿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吧，让我们来评价一下他的活动。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会怎样评价他的活动呢？他大概会说：“哼，那有什么可说的，还不是自讨苦吃，流落西伯利亚，一事无成。”你们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不知道这种评论是谁说的，那我们会说：“说这种话的人至少是极端愚昧，他那样闭塞无知，不能结合一连串的革命事件来理解个别革命家活动的意义，也许不能怪他；要不然说这种话的人就是拥护反动派的坏蛋，有意吓唬劳动者，使他们不敢革命。”我所以拿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例子，是因为那些以社会党人自居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派别，在这里，在对这位革命家的评价上，是不会有重大分歧的。大家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评价一位革命家，只看到他遭到的那些在表面上是无益的、往往是无结果的牺牲，而不顾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如果这样来评价他的活动的意义，那么，这不是闭塞无知和愚昧透顶，就是有意暗中维护反动派的利益，为压迫、剥削和阶级压迫作辩护。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有什么分歧的。
我现在请你们放下个别革命家来看看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革命。只有所有的或至少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都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哪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我们向来都是这样说的。难道我们说过单靠把刺刀往地上一插就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吗？我故意使用在克伦斯基时代我们（我本人和我们所有的同志）在决议、讲话和报纸上经常使用的这句话。我们说过，战争决不是靠把刺刀往地上一插就能结束的；倘若有抱着这种想法的托尔斯泰主义者，那就应该可怜他们的神经失常，有什么办法呢，跟他们是谈不出什么名堂的。
我们说过，要摆脱这场战争就得进行革命战争。我们从1915年就是这样说的，以后在克伦斯基时代也这样说过。当然，革命战争也是战争，也同样是艰难的流血的、痛苦的事情。它一旦成为世界规模的革命，就必然引起同样的世界规模的反抗。因此，现在，当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都在向俄国进军的时候，听到那些完全愚昧无知的庄稼汉为此而责备我们不履行诺言，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我们会说：跟他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他们十分愚昧无知，我们不能责备他们。事实上，怎能要求一个十分愚昧无知的农民懂得存在着不同的战争，懂得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有进步的战争和反动的战争，有先进阶级进行的战争和落后阶级进行的战争，有巩固阶级压迫的战争和推翻阶级压迫的战争呢？要知道这一切，就必须懂得阶级斗争，懂得社会主义原理，懂得哪怕是一点点革命史。对于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民，我们是不能这样要求的。
但是，一个以民主派、社会党人自居，要公开登台演讲的人，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不管是称作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真正的社会党人或是伯尔尼国际[107]的拥护者——各种称号多得很，称号是不值钱的——如果这种人责备我们说：“你们许诺和平，却引起了战争！”那该怎么回答他呢？能不能设想，他象一个无知的农民那样愚昧，连各种不同的战争都不能区分呢？能不能设想，他竟不懂得帝国主义战争同我们的战争的区别，不知道帝国主义战争是掠夺性的战争而且现在已被彻底揭穿呢（在凡尔赛和约[108]缔结之后，只有根本不能进行判断和思考的人或者完全瞎了眼睛的人才会看不出这场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掠夺性的战争）？能不能设想，还有哪个识字的人，竟不懂得掠夺性的战争同我们的战争的区别，不懂得我们的战争所以具有世界规模，是因为世界资产阶级知道这是一场同他们的决战呢？我们没有根据作这种种设想。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想把自己称作什么样的民主派或社会党人，只要他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地在人民面前责备我们，说布尔什维克许以和平，现在却拖长国内战争，拖长这个艰难的战争，痛苦的战争，那他就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我们就要这样来回答他，并且要象反对高尔察克那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们的回答。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人民事业报》的先生们惊讶地说：“但是要知道，我们也是反对高尔察克的；这样迫害我们，是多么惊人的不公平。”
先生们，很遗憾的是，你们不愿想通这个问题，也不想知道可以从中得出一定结论的普通政治常识。你们硬说你们反对高尔察克。就拿《永远前进报》和《人民事业报》来说吧，就拿这一类的庸人言论、这些在知识分子中大量存在并占上风的情绪来说吧。我认为：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只要在人民面前这样责备我们，他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他不懂得，在我们粉碎了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我们招来的国内战争之间，存在着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知道的起码的基本的差别。我们从未向人民隐瞒过我们正在冒这种风险。我们竭尽全力要在这次国内战争中战胜资产阶级，铲除阶级压迫的根源。从来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一种革命，保险不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可能充满重大牺牲的斗争。谁不能识别在一切有产者、一切反革命阶级反对革命的情况下为了革命胜利而在革命斗争中遭到的牺牲，谁不能把这种牺牲同掠夺者、剥削者的战争所带来的牺牲区别开来，谁就是极端愚昧无知的人，关于这样的人，应该说，需要让他学学起码常识，而在受社会教育之前，还得先进小学；要不然他就是最险恶的高尔察克式的伪善者，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不管他用什么称号把自己掩饰起来。而对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责难乃是最常见最“流行的”责难。这些责难的确与广大劳动群众有关，因为愚昧无知的农民是很难懂得这一点的。不管进行战争是为的什么，他们都同样受苦。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如果我在愚昧无知的农民中间听到这样的反应：“我们为沙皇打过仗，为孟什维克打过仗，现在又要为布尔什维克打仗。”这我一点也不奇怪。的确，战争毕竟是战争，战争就要带来无穷无尽的惨重牺牲。“沙皇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孟什维克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也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说，叫我们怎样分辨呢！”
的确，这对于愚昧无知的农民来说，也许是无法分辨的。这样的人还应该学习起码的政治常识。但是，对于那种满口“革命”、“民主”、“社会主义”词句的人，对于那种自以为使用这些字眼就懂得这些字眼的人，能够说些什么呢？如果他不想变成政治骗子，他就不能用这样的概念去骗人，因为两个强盗集团所进行的战争和被压迫阶级起来反对一切掠夺行为的战争之间的差别，是起码的根本的主要的差别。问题不在于哪个政党、哪个阶级、哪个政府为战争辩护，而在于这个战争的内容是怎样的，它的阶级内容是怎样的，哪个阶级在进行战争，这个战争体现着什么样的政治。
二
对我们目前这个由于革命而必然出现的艰难困苦时期作了估计后，现在我来谈谈在一切辩论和一切疑虑中也常常发生的另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关于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的问题，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达成协议的问题。
你们在报纸上大概看到过社会革命党人沃尔斯基的名字，也许还看到过另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斯维亚季茨基的名字，他们近来也在《消息报》上写文章，发表自己的宣言，认为自己恰恰是别人无法指责他们参与高尔察克叛乱的社会革命党人，因为他们离开了高尔察克，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他们靠拢我们，帮助我们反对高尔察克。这是事实。但是，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公民们的议论，仔细看看他们是怎样估价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或达成协议的问题的。在我们的肃反当局抄获了他们所写的东西以后，为了正确判断他们同高尔察克叛乱的关系，我曾经看过他们的文件，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言论。这无疑是社会革命党人中两位较好的人物。在他们所写的东西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话：“恕我直言，有人等待我们悔悟，认为我们将要悔悟。我们不会悔悟什么的，永远不会！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同协约国、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达成协议。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难道你们没有同德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吗？那布列斯特和约又是什么呢？难道布列斯特和约不是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吗？你们同德帝国主义在布列斯特达成协议，我们同法帝国主义达成协议，——我们彼此彼此，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
当我想起我所提到的两家报纸时，当我要把从庸人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加以总结时，我总是碰到我在上述两人及其同道者的文件中所发现的那种言论。你们也一定会常常碰到这种言论。这是一种不能置之不理的基本的政治言论。因此，我请你们分析分析这种言论，并从理论上加以考虑。这种言论有什么作用呢？究竟是他们对呢还是我们对？他们说：“我们这些民主派，社会党人，曾同协约国结成同盟，你们则同威廉结成同盟，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互相责备的，我们彼此彼此。”我们说：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表明自己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来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谁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尽管他们千万次地否认这一点，尽管他们本人离开了高尔察克并向全体人民声明他们反对高尔察克，但是从他们的老根来看，从他们的言论和行为的全部内容和所起的作用来看，他们仍然是高尔察克分子。谁对呢？这是革命的基本问题，应当加以考虑。
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让我来打个比方，这次不是拿一个革命家而是拿一个普通人来打比方。假定一群匪徒包围了你的汽车，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假定你就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让他们把汽车开走。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这是事实。现在假定另外一位公民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而目的是为了入伙，和这些匪徒一起抢劫和平的公民。
两种场合都是达成了协议。至于协议是不是记载下来了，是不是讲出来了，这是无关紧要的。一种情况是一个人默默地把自己的手枪、武器和金钱交出来。协议的内容是很清楚的。他对匪徒说：“我把手枪、武器和金钱给你，你让我结束这次同你的幸遇吧”（笑声），协议达成了。也可能有另一种情况：一个人默默地达成协议，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目的是为了能同他们一起抢劫别人，然后自己分得一部分赃物。这也是一种默默地达成的协议。
我问你们，难道能找到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会区别不了这两种协议吗？你们一定会说，如果真能找到，那大概也是个白痴，因为他不能区别这两种协议，他说：“你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那你就不要再怪谁有强盗行为；既然如此，你有什么权利怪别人有强盗行为呢？”如果你们遇到这样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你们一定会认为，或者1000人中至少有999人会认为，他是一个神经失常的人，同这样一个人不仅不能谈政治问题，甚至也不能谈刑事问题。
我现在请你们从这个例子进而把布列斯特和约和同协约国达成的协议比较一下。布列斯特和约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难道不是那些反对我们的匪徒在我们真诚提议媾和、要各国人民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时候所施加的暴力吗？如果我们要先去推翻德国资产阶级，那是可笑的！我们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个条约，指出它是最富有掠夺性和强盗性的条约，斥责了它，甚至拒绝立即签订这个和约，指望得到德国工人的帮助。当暴徒把手枪对准我们的太阳穴时，我们说：请把武器和金钱拿去吧，我们以后再用别的方法同你们算帐。我们知道德帝国主义还有另外一个敌人，那就是德国工人，只有瞎了眼睛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能不能把我们同帝国主义达成的这个协议和民主派、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些称号愈激进就愈响亮）同协约国达成的对付本国工人的协议相提并论呢？要知道，这个问题过去是这样摆着，现在也是这样摆着的。要知道，现在还侨居欧洲的那一部分最有影响的全欧洲闻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至今还同协约国订有协议。这种协议是不是签了字，我不知道，大概没有签字，聪明人干这些事是会不声不响的。但是，既然人家把他们捧出来，发给他们护照，用电报向全世界发出消息，说今天发表演说的是阿克雪里罗得，明天是萨文柯夫或阿夫克森齐耶夫，后天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那就很清楚，这种协议是有的。虽然这是默契，难道这就不是协议吗？难道这种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也和我们的一样吗？表面上是一样的，正如一个人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从表面上看，是和任何类似行为一样的，如果不管其目的和性质如何，不管是何情况，不管我把金钱和武器交给匪徒是为的什么，是我受匪徒袭击，不把手枪交给他们就要被打死，因而我把手枪和金钱交给他们以求解脱呢，还是我明明知道匪徒们要去行劫而想同他们分赃呢。
“当然，我说这就是使俄国摆脱暴徒的专政，我无疑是个民主派，因为我拥护大家都知道的西伯利亚或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民主制，我自然是在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不该怀疑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如果说我为匪徒们，为英、法、美三国帝国主义者效劳，那我也是为了民主、立宪会议和民权制度的利益呀，是为了使各个劳动阶级团结一致，为了打倒暴徒、篡夺者、布尔什维克呀！”
当然，目的是极其崇高的。但是，一切搞政治的人难道没有听说过，判断政策不是根据声明，而是根据实在的阶级内容？你是在为哪个阶级服务呢？如果你同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那你是不是参与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呢？
我在《给美国工人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7—65页。——编者注］中曾顺便指出，在18世纪革命的美国人民争取从英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时，在他们进行解放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真正的解放战争之一，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真正的革命战争之一）时，争取解放的伟大的美国革命人民就曾经同当时在美洲、在美国人民家门口拥有殖民地的西班牙和法国帝国主义强盗们达成协议。美国人民同这些强盗结成联盟，击败了英国人，得到了解放。世界上有哪个识文断字的人，你们是否见过有哪个社会党人、社会革命党人、民主派代表（或者叫什么别的名称，直到孟什维克），竟敢公开责备美国人民，说他们违背了民主、自由等等原则呢？这样的怪人还没有生出来。可是现在我们这里出现了这样的人物，他们给自己安上了这些称号，甚至自以为应该和我们呆在一个国际里，说布尔什维克建立自己的共产国际，而不愿参加伯尔尼那个老的、美好的、共同的、统一的国际，纯粹是布尔什维克在捣乱，布尔什维克显然是一些捣乱分子！
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你们同威廉达成协议，我们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我们彼此彼此！”
我可以断言：假使这些人有起码的政治常识，那他们就是高尔察克分子，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否认，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厌恶高尔察克叛乱，不管他们本人怎样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甚至已转到我们这方面来了。这些人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不能设想他们会不懂得两种协议的差别，一种是在全部革命史上被剥削阶级在同剥削者作斗争中常常被迫达成的协议，一种是我们的那些所谓民主派、所谓“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威信的代表过去和现在所达成的协议。这些人有一部分在昨天，有一部分在今天同国际帝国主义强盗们达成协议，来反对他们所说的本国劳动阶级的一部分。这些人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对他们只能采取象觉悟的革命者对待高尔察克分子的态度，不容许采取任何别的态度。
三
我现在来谈下一个问题。这就是对待一般民主的态度问题。
我已经指出，民主派和社会党人常常以民主为借口替他们所持的与我们相反的政治立场辩解，这是一种最为流行的辩护方式。你们当然都知道，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至今还是伯尔尼国际的一员的考茨基是欧洲文坛上持这种观点的最坚决的代表人物。他说：“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一种违反民主的方法，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专政的方法，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对的。”这种论调在所有的出版物和我提到的那两家报纸上经常地千万次地出现过。整个知识界也经常重复这种论调，有时普通百姓也在自己的议论中有意无意地重复这种论调。“民主，这是自由，这是平等，这是由多数人作决定；有什么能高于自由、高于平等、高于多数人的决定呢！既然你们布尔什维克违背了这一点，甚至还无耻地公开说，你们既高于自由平等，又高于多数人的决定，那我们把你们叫作篡夺者和暴徒，请你们不要惊讶，也不要埋怨！”
我们对此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最希望弄清真相，我们只指望劳动者的先进部分真正认清他们的地位。是的，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在党纲中，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讲，我们决不让自己受自由平等和多数人的意志这类漂亮口号的欺骗，我们要象对待高尔察克的帮凶那样，对待那些把自己称为民主派、纯粹民主和彻底民主的拥护者而又直接或间接地把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人。
请分析分析看，分析一下是必要的。那些真正纯粹的民主派的罪过是在于他们宣传纯粹民主、维护纯粹民主而反对篡夺者呢，还是在于他们站在有产阶级那边，站在高尔察克那边？
我们先来分析自由。不用说，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口号。可是我们的纲领声明，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我想，你们任何一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甚至任何一个只要读过一本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
我们对任何人都说，在事情已经发展到推翻全世界或者至少一个国家的资本权力的时候，在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彻底打倒资本、彻底消灭商品生产的斗争已提到首位的历史关头，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谁要是大谈一般“自由”，谁要是为了这种自由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就不过是帮助剥削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因为正象我们在自己的党纲中所直接声明的那样，自由如果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从纲领的表述方式来看，这也许是多余的，但是从我们的全部宣传和鼓动来看，从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原则来看，这却是最根本的东西。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同全世界的资本作斗争，我们很清楚，全世界的资本担负过创造自由的任务，它推翻了封建的奴隶制，创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我们很清楚，这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我们声明，我们根本反对资本主义，既反对共和制资本主义，又反对民主制资本主义，也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当然，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打着自由的旗号来反对我们。因此我们回答了它。我们认为必须在自己的纲领中给予回答：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也许不可能是这样的吧？也许自由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不相抵触吧？请你们看看你们到过的、或者至少从书本上知道的所有那些西欧国家吧。每一本书都说它们的制度是最自由的制度，现在法、英这些西欧文明国家和美国都打着这面旗帜，“为了自由”而反对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很少得到法国报纸，因为我们被团团围住了，但是可以从无线电中收到消息，天空毕竟是霸占不了的，我们可以截获外国的无线电讯。就在最近几天，我有机会看到法国强盗政府发出的无线电报，说什么法国反对布尔什维克，支持他们的敌人，是一如既往信奉它所固有的“崇高的自由理想”。这是我们随时随地都遇到的，这是他们在论战中反对我们的基本论调。
他们把什么叫作自由呢？这些文明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他们把诸如集会自由叫作自由。他们的宪法总是写着：“全体公民有集会自由。”他们说：“你们看，这就是自由的内容，这就是自由的基本表现。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却破坏了集会自由。”
我们回答说：是的，英国、法国、美国的先生们，你们的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文明的先生们，你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你们的自由是写在把私有制法定下来的宪法上的。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与自由并列的是财产，在你们的宪法中正是这样写着的。至于你们承认集会自由，这比起封建制度、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来，当然是一大进步。这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承认的，因为他们正是利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来教育无产阶级怎样推翻资本主义的压迫的。
但是，你们的自由只是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这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中有象这样的大厅，那是属于资本家和地主的，例如叫作“贵族会议”厅。俄罗斯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们，你们可以自由集会，但这是私有财产，对不起，请你们要尊重私有财产，否则你们就是布尔什维克、罪犯、强盗、掠夺者、捣乱分子。而我们则说：“我们要把这颠倒过来。我们先要把这座‘贵族会议’大厦变成工人组织的大厦，然后再谈集会自由。”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而我们认为，任何自由，如果它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中所载的集会自由都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就是在文明国家里，冬季毕竟还没有消灭、气候还没有改造过来，集会需要有会场，而好的建筑都是私有财产。所以我们先要没收好的建筑，然后再谈自由。
我们说，让资本家有集会自由，那是对劳动者的极大犯罪，那是让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生们和拥护民主的先生们说，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这是胡说！当你们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649年在英国、1792—1793年在法国举行革命时，他们并没有让君主派有集会自由。法国革命所以叫作大革命，是因为它不象1848年的很多革命那样优柔寡断、半途而废、流于空谈，因为它是一个推翻和彻底镇压了君主派的实实在在的革命。我们现在也会同样地对待资本家先生们，因为我们知道，要使劳动者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必须剥夺资本家的集会自由，就必须取消或削减他们的“自由”。这有利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这有利于真正自由，到那时建筑物再不属于个别家族，再不属于某个地主、资本家或某个股份公司。当这一切实现的时候，当人们都忘记公共建筑物可能是谁的财产的时候，我们才会主张完全自由。当世界上只有工作者的时候，当人们不会再想到当一名非工作者的社会成员的时候（这样的日子不会很快到来，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班先生们的罪过就在于延缓它的到来），我们才主张人人有集会自由，而现在实行集会自由，就是让资本家，让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们正在同他们作斗争，我们正在给他们以反击，所以我们声明，我们要剥夺这种自由。
我们在投入战斗——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以为只要说服大多数人，只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描绘出来，大多数人就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种天真的、空想的、虚构的、机械的和书生气的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拿这些童话供自己和别人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说：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他们知道，除非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会投降的，它将用各种好听的字眼来掩盖自己的统治。
集会自由——还有什么能比这个字眼更崇高更美好的呢！没有集会自由，劳动人民的发展及其觉悟的提高能够想象吗？没有集会自由，人道的原则能够想象吗？但是，我们说，英国和北美合众国宪法上的集会自由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它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束缚劳动群众的手脚，因为我们很清楚，资产阶级将用一切办法来推翻这个一开始就很不寻常很“怪诞的”政权。在那些考虑过阶级斗争和稍微具体而明确地想到起义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态度的人看来，只能是这样。资产阶级已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但还没有在一切国家内被推翻，正因为它还没有完全被推翻，它现在才以更为狂怒的姿态投入战斗。
正是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阶级斗争才具有最尖锐的形式。所以那些用资产阶级既被推翻就万事大吉的说法来自欺欺人的民主派和社会党人是毫无用处的。事情只是开始，而不是完结，因为资产阶级直到今天还不相信它已被推翻，而且在十月革命前夜，它和蔼可亲地嘲笑过我们；米留可夫嘲笑过，切尔诺夫嘲笑过，新生活派也嘲笑过。他们嘲笑说，“好吧，布尔什维克先生们，请你们组阁吧，你们亲自掌握一两个星期政权看看，——你们会帮我们一个大忙的！”要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这样写过，米留可夫在《言语报》[109]上这样写过，半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也这样写过。他们所以嘲笑，是因为他们认为事情并不严重。现在他们看到事情严重了，认为“民主共和国”是自己的护身甲的英、法、瑞士的资产者先生们现在也看到并意识到事情严重了，所以他们大家都在武装起来。你们最好能够看一看自由瑞士的情形，那里的每个资产者都在武装起来，建立白卫军，因为他们知道，问题已经关系到他们能不能保持特权，使千百万人继续处于雇佣奴隶地位。现在斗争具有世界规模了，因此任何一个用“民主”“自由”的字眼来反对我们的人，都是站在有产阶级一边，都是欺骗人民，因为他不懂得，自由和民主直到现在都是有产者的自由和民主，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残羹剩饭。
当劳动者受资本奴役、为资本做工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集会自由是什么呢？是骗人的东西。要使劳动者获得自由，首先必须战胜剥削者的反抗；既然我遭到整个阶级的反抗，那很清楚，我不能向这个阶级许诺自由、平等和由多数人作决定。
四
谈了自由以后，现在我来谈平等。在这里，问题还更深奥。在这里，我们要涉及一个引起很大分歧的、更严重的、更迫切的问题。
革命在自己的进程中把一个个剥削阶级相继打倒。它首先打倒了君主制，把平等仅仅理解为要有选举出来的政权，要有共和国。革命向前发展，打倒了地主，你们知道，当时反对中世纪制度、反对封建制度的全部斗争，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不分等级，一律平等，百万富翁和穷光蛋也一律平等，——载入史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伟大的革命家都是这样讲，这样想，这样真心认为的。反对地主的革命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那时人们把百万富翁和工人应有同样的权利叫作平等。革命又向前发展了，它说，“平等”（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是没有专门谈到这一点，但我们总不能没完没了地重复。这一点就同我们谈到自由时所说的一样清楚）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这是我们说的，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说，实行目前那种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是虚伪的，是骗人的，在那里没有实现平等，也不可能有平等；妨碍人们享受这种平等的，是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私有权。富人房产的所有权可以一下子夺过来，资本和生产工具也可以较快地夺过来，但是要把货币的所有权拿过来，你试试看吧。
要知道，货币是社会财富的结晶，是社会劳动的结晶，货币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赋的凭证，货币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这就是所谓货币。能不能想法一下子把货币消灭呢？不能。还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社会主义者就说过，货币是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的，而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要消灭货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更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组织上的成就。而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事实上的剥削权利。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7页。——编者注］。资产阶级的教授们企图用平等这个概念来证明我们想使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们企图用他们自己捏造的这种无稽之谈来责备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由于自己无知，竟不知道，社会主义者，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消灭阶级，从这方面说，我们是主张平等的。但是硬说我们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无谓的空谈和知识分子的愚蠢的捏造，这些知识分子有时装腔作势，玩弄字眼，然而毫无内容，尽管他们把自己称为作家，有时称为学者，或者称为别的什么人。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此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诡辩，是字眼上的争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争论字眼是没有必要的。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我们就不能无所顾忌地谈论平等，以免为资产阶级张目。农民是宗法制时代的阶级，是由几十年几百年的奴隶制培植起来的阶级；农民在这整个期间一直是小业主，起初从属于其他阶级，后来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但都是私有者和食物的占有者。
现在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敌人中间引起了最多的责难，在没有经验和缺乏思考的人们中间造成了最多的怀疑，同时也最容易把我们同那些想以民主派和社会党人自居的人分开，他们埋怨我们，说我们不把他们看作民主派和社会党人，而把他们叫作资本家的拥护者。也许由于愚昧无知，但他们确实是资本家的拥护者。
就农民的生活习惯、生产条件、生活条件、经济条件来看，农民的地位是这样的：他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
这是事实。当货币、交换还没有消灭的时候，你们就跳不出这个事实。要消灭货币和交换，就需要无产阶级多年的稳固统治，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有人对我们说：“你们是平等的破坏者，你们不仅破坏了同剥削者的平等——这一点我也许还愿意同意，一个社会革命党人或孟什维克说这种话时，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而且破坏了工农之间的平等，破坏了‘劳动民主派’的平等，你们是罪犯！”我们回答说：“是的，我们破坏了工农之间的平等，并且肯定地说，你们主张这种平等，你们就是高尔察克的拥护者。”不久以前我在《真理报》上看到格尔曼诺夫同志写的一篇漂亮的文章，其中引证了最“社会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之一舍尔公民的提纲[110]。这个提纲是在我们的一个合作社机关中提出的。这样的提纲真该刻在木牌上，挂在每一个乡执行委员会里，并在末尾写上：“此人是高尔察克分子”。
我清楚地知道，这位舍尔公民及其同伙会因此把我叫作诽谤者，或者说得更坏些。可是，我要请那些学过政治经济学入门和政治常识的人仔细地分析一下谁是谁非。舍尔公民说：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和整个经济政策根本行不通，要先逐渐地然后广泛地转到粮食自由贸易，保证私有财产。
我认为，这就是高尔察克的经济纲领和经济原则。我肯定地说，凡是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特别是读过《资本论》第1章的人，哪怕只是读过考茨基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人，都一定会认为：确实，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当地主和资本家所有制正在被推翻的时候，当被四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正在闹饥荒的时候，粮食贸易自由就是资本家的自由，就是恢复资本权力的自由。这是高尔察克的经济纲领，因为高尔察克不是悬在空中的。
只是谴责高尔察克迫害工人、甚至拷打那些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女教师，那是十分愚蠢的。这是庸俗地维护民主，这样控诉高尔察克是愚笨的。高尔察克现在正用一切方法进行活动。但是，他在经济上靠什么来支持呢？他靠贸易自由来支持，他为贸易自由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都因此而拥护他。你们说：“我已经离开了高尔察克，我不是高尔察克分子。”这当然使你很光彩，但这并不能证明你有一个能够判断事物的头脑。我们这样回答这些人，丝毫也没有伤害那些认清高尔察克是一个暴徒而离开了他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面子。但是，这样的人，如果在一个同高尔察克进行殊死搏斗的国家里，继续为“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而斗争，为粮食贸易自由而斗争，那也就是高尔察克分子，不过他还不懂这个道理，想不通这个问题。
高尔察克（不管他叫高尔察克还是邓尼金，不管军装如何不同，实质都一样）是靠占领一个盛产粮食的地区之后，在那里准许粮食贸易自由和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来维持的。在过去的一切革命中都有过这样的情形，如果我们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孟什维克、直到无政府主义者（名称多得很）这班先生们的这种“自由”和“平等”，那么，在我们这里也会有这样的情形。目前在乌克兰每一个县里都有一个匪帮，每个匪帮都起一个称号，一个比一个自由，一个比一个民主。
把工农平等奉献给我们的是“劳动农民利益的维护者”，他们大半是社会革命党人。另外的人，象舍尔公民那样，虽然学过马克思主义，但是毕竟不懂得，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工农平等是不可能的；应该指出，许诺这种平等的人就是在发展高尔察克纲领，虽然他们并没有了解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人，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国家的具体条件，特别是一个遭到完全破坏的国家的具体条件，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那些硬说我国现在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党人”经常责备我们，说我们的共产主义是消费者的共产主义。有些人补充说，这是士兵的共产主义。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自以为高过这种“低下的”共产主义。这纯粹是一些玩弄字眼的人。他们看书，读书，反复背诵，但是一点也不懂得书中的意思。这样的学者是有的，他们甚至是极有学问的人。他们在书中看到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发展。考茨基甚至现在还一直在重复这一点。我前两天看了一份我们偶尔得到的德国报纸，上面谈到了德国最近一次的苏维埃代表大会。[111]考茨基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太太，因为他病了，他的太太替他宣读报告）社会主义是生产的最高发展，没有生产，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能维持下去，可是德国工人不懂得这一点。
可怜的德国工人！他们正在同谢德曼和诺斯克作斗争，同刽子手作斗争，竭力要推翻仍以社会民主党人自居的刽子手谢德曼和诺斯克的政权，他们认为正在进行国内战争。李卜克内西被杀害了，罗莎·卢森堡被杀害了。俄国的一切资产者说（这曾登载在叶卡捷琳诺达尔报纸上）：“就应该这样对付我国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就是这样登的。懂事的人都很清楚，整个国际资产阶级都主张这样做。应当进行自卫。谢德曼和诺斯克在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内战。战争毕竟是战争。德国工人认为，现在正处于内战时期，其余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首先应该使工人有饭吃。考茨基却认为这是士兵的或消费者的共产主义。应该发展生产！……
哦，聪明绝顶的先生们！但是在一个被帝国主义者所掠夺所破坏的国家里，在一个没有煤、没有原料、没有工具的国家里，你们怎么能发展生产呢？“发展生产”！不过，我们人民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每次开会都在分配残存的几百万普特的煤或石油，我们很苦恼，每个委员只拿到残存的一点物资，感到不够，不得不决定关闭某些工厂，不得不使某些工人失业，——这是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但是只能这样做，因为没有煤。煤在顿涅茨煤田，由于德寇的侵犯，煤被毁掉了。请你们看看比利时和波兰，这是个典型现象，到处都同样呈现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这就是说，失业和饥饿现象还要存在很多年，因为有些被淹的矿井过许多年也是恢复不起来的。可是有人对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是提高生产率。”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读书，写书，但是丝毫不懂得书中的内容。（鼓掌）
从资本主义社会在和平时期会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除了提高生产率，当然不会有其他更迫切的任务。不过应当加上“假使”二字。假使社会主义会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老爷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资本家老爷们也还是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的。伟大的革命，即使象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从自由、平等、劳动民主派和多数人的意志这一套市侩的空谈，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类“民主派”用以款待我们的愚蠢的市侩空谈来看，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而在目前这个时期，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来谈什么和平发展，是很可笑的，特别是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拿法国来说。法国是个战胜国，然而那里的粮食生产减少了一半。在英国，我从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人们说：“我们现在是乞丐了。”而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竟责备共产党人使生产陷于停顿！说这种话的人，尽管再三自称是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他不是十足的白痴，就是工人的叛徒。
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第一个任务就是拯救劳动者。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们能活下去，我们就能拯救一切，恢复一切。
我们还要忍受许多年的贫困，许多年的倒退，向野蛮方面的倒退。帝国主义战争使我们倒退，使我们向野蛮方面倒退。如果我们能够拯救劳动者，拯救人类的主要生产力——工人，我们就能挽救一切，如果我们不能拯救工人，我们就会灭亡；因此，再说一遍，谁在这个时候大喊消费者的和士兵的共产主义，鄙视别人，自以为高过这些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他就一点也不懂得政治经济学，只会抓住书中的一些引文，象一个脑袋里似乎装着引文卡抽屉的学者一样，随时可以把引文抽出来，可是一旦遇到书中没有谈到的新情况，就束手无策，从抽屉里抽出恰恰不该抽出的引文来。
在国家遭到破坏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就是维护工人的生命，拯救工人，而工人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工厂停工，工厂之所以停工是因为没有燃料，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完全不合理，工业同原料产地隔绝。全世界都是如此。俄国棉纺织厂需要的原料，要从埃及和美国运来，再近也要从土耳其斯坦运来，当反革命匪帮和英国军队占领了阿什哈巴德和克拉斯诺沃茨克的时候，请你们从土耳其斯坦运运看！当铁路无法运输，遭到破坏，没有煤陷于停顿的时候，请你们从埃及从美国运运看！
必须拯救工人，虽然他们现在不能工作。如果我们能拯救工人，熬过这几年，我们就能拯救国家、社会和社会主义。如果我们不能拯救，我们就会倒退，退回到雇佣奴隶制去。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从那些迷恋于和平方式的、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傻瓜的幻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现实中，从激烈的极端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事实。为了拯救工人，应当不惜牺牲一切。我们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有人走来对我们说：“我们主张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而你们共产党人甚至不让工人和农民平等”；那我们回答说：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饱腹的粮食投机商和挨饿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宪法才说工人和农民是不平等的。
你们说，他们应该是平等的吧？那让我们来衡量一下，计算一下。拿60个农民和10个工人来说。60个农民有余粮。他们衣衫褴褛，但是他们有粮食。而10个工人呢，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之后，他们衣衫褴褛，受尽折磨，没有粮食、燃料和原料。工厂停工。怎么样，你们认为他们是平等的吗？60个农民有决定的权利而10个工人应当服从吗？好一个平等、劳动民主派的统一和由多数人作决定的伟大原则！
他们就是这样对我们说的。我们回答说：“你们是一些小丑，因为你们用一些动听的话来回避和掩盖饥饿的问题。”
请问你们：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工厂停工的国家里，如果农民不把余粮拿出来，挨饿的工人是不是有服从多数农民的决定的权利呢？如果用其他方法不行，他们有没有甚至用暴力取得这些余粮的权利呢？请直截了当地回答吧！可是一拿出问题的实质，他们就转弯抹角和支吾搪塞了。
各国的工业都遭到破坏，而且这种状况将继续好几年，因为烧掉工厂或淹没矿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炸毁车厢、捣毁机车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任何一个傻瓜，不管他是德国军官或法国军官，做这种事都是很能干的，特别是他有了进行爆炸、射击等等的优良装备的时候；然而恢复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级，作为劳动者，他们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敌人，但同时他们又是私有者。农民千百年来受到的熏染就是，粮食是他的，他可以随便出卖。他认为，这是我的权利，因为这是我的劳动，我的血汗。要很快改变他的心理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斗争过程。谁以为用一个说服另一个，另一个说服第三个的办法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至少是三岁小孩子，要不然就是政治骗子，而大多数在政治讲台上讲演的人，当然是属于后一类的。
问题是这样摆着的：农民习惯于自由买卖粮食。在我们摧毁了资本主义机关之后，发现还存在着一种支持资本主义的势力，这就是习惯势力。我们愈坚决地摧毁一切支持资本主义的机关，而另一种支持资本主义的势力即习惯的势力就表现得愈明显。干得好，机关是能一下子打碎的，但是不管干得怎样好，习惯是永远不能一下子打破的。我们把全部土地交给了农民，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下解放了出来，摧毁了束缚他们的一切，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自由出卖粮食是“自由”，必须按照固定价格交售余粮是不自由。农民愤慨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干吗要“交售”；特别是在我们的机构还很糟的时候，他们更是这样说，而机构很糟，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知识界都站在苏哈列夫卡[112]那边。显然，这种机构应该依靠那些正在学习、即使是忠诚老实也至少要学几年才学得会的人，只要他们没有学会，我们的机构还是糟的，有时甚至会有各种自称为共产党人的骗子混进来。这种危险威胁着任何一个执政的党，威胁着任何一个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因为既不能一下子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也不能一下子建立起完善的机构。我们很清楚，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机构还很糟。不久以前，对非农业省份的工人的食物供应情况作了科学的统计调查。原来他们的一半粮食是从粮食人民委员部那里得到的，另一半是从投机商那里得到的，前一半占他们全部购粮支出的十分之一，后一半占十分之九。
一半粮食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收集和供给的，当然在收集上有些缺点，但它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而不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收集的。收集这一半粮食是靠战胜了投机商，而不是靠同投机商作交易，这样做有利于挨饿的工人，而牺牲了社会上的其他一切利益，其中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流的先生们所夸耀的那种形式上“平等”的利益。诸位先生们，你们死守着你们的“平等”吧，而我们则要跟被我们从饥饿中拯救出来的挨饿的工人在一起。不管孟什维克怎样责备我们破坏“平等”，事实却是这样的：我们在空前未有的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解决了粮食任务的一半。所以我们说，如果60个农民有余粮，而10个工人在挨饿，那应该谈的就不是一般“平等”和“劳动者的平等”，而是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把余粮交给他们，即使贷给他们也好。
全部政治经济学（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的话）、全部革命史、整个19世纪全部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者走。他们不能走别的道路。当然，这种说法在某些民主派听来也许是不堪入耳，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出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恶意诬蔑农民。农民占多数，他们是劳动者，竟不能走自己的道路！为什么呢？
要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奉劝这样的先生们去读一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读一读考茨基对马克思学说的叙述，去想一想18世纪和19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发展和19世纪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吧。它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这样的：能够成为统治力量的只有资本或打倒资本的无产阶级。
在这个社会的经济中，其他的力量是没有的。
农民是半劳动者，半投机者。农民是劳动者，因为他们用血汗挣来粮食，他们受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剥削。农民是投机者，因为他们出卖粮食这种必需品，谁要没有这种必需品，甚至要拿出全部财产去换它。饥饿是无情的，为了买到粮食，花一千卢布也可以，花多少也可以，甚至付出全部的财产。
这不是农民的过错，农民的经济条件是这样的：他生活在商品经济中，生活了几十年几百年，习惯于用自己的粮食换取货币。习惯不是一下子改得了的，货币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要消灭货币，必须组织好亿万人的产品分配，——这是很多年的事情。所以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只要挨饿的工人和隐藏余粮的饱腹的农民同时存在，工农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就会存在，谁用“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空谈来回避这个生活中产生的实际对立，他至少是一个空谈家，往坏处说则是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伪君子。如果资本主义战胜了革命，那是它利用农民的愚昧无知，收买他们，用恢复自由贸易引诱他们的结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事实上是站在资本主义方面来反对社会主义的。
高尔察克、邓尼金和所有俄国白卫分子的经济纲领就是自由贸易。他们是懂得这一点的，舍尔公民不懂得这一点，并不是他们的过错。生活中的经济事实并不因某个政党不懂得它们就会改变。资产阶级的口号就是自由贸易。有人竭力欺骗农民说：“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不是更好吗？难道靠自由出卖农业劳动来生活不是更好吗？什么比这更公平呢？”自觉的高尔察克分子是这样说的，从资本的利益来看，他们是说得对的。为了恢复俄国资本权力，需要依靠传统——依靠农民的偏见而反对他们的理智，依靠自由贸易的旧习惯——需要用暴力镇压工人的反抗。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高尔察克分子是对的，他们在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纲领中说得头头是道，懂得从何开头从何结尾，懂得农民的自由贸易和对工人的残暴枪杀之间的联系。联系是有的，虽然舍尔公民不了解这种联系。粮食自由贸易是高尔察克分子的经济纲领，枪杀成千上万的工人（如在芬兰）是实现这个纲领的必要手段，因为工人不会白白放弃他们已获得的果实。联系是密切的，而那些一点不懂经济科学和政治的人，那些由于自己市侩的懦怯心理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原理的人，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企图用“平等”、“自由”的空谈使我们忘记这种联系，他们大喊大叫，说我们破坏“劳动民主派”内部的平等原则，说我们的宪法是“不公平的”。
几个农民的票等于一个工人的票，这是不公平吗？
不，这在必须打倒资本的时代是公平的。我知道你们的公平概念是从哪里来的。你们的这些概念是从昨天的资本主义时代来的。商品所有者、他的平等、他的自由，——这就是你们的公平概念。这是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小资产阶级残余，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公平、平等和劳动民主派。在我们看来，公平应该服从于打倒资本的事业。除了无产阶级同心协力而外，用其他办法是不能打倒资本的。
能不能使千百万农民一下子就巩固地联合起来去反对资本、反对自由贸易呢？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你们不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农民十分自由并有高得多的文化。这是办不到的，因为这需要其他的经济条件，需要多年的准备。那么，谁来进行这种准备呢？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
农民由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他们可能动摇不定，糊里糊涂，耽于幻想，他们也可能发牢骚，讲怪话，咒骂无产阶级的“狭隘的”代表和资产阶级的“狭隘的”代表，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少数。可以咒骂他们，可以高谈多数，高谈你们劳动民主派的广泛性和普遍性，高谈纯粹民主。要讲多少话都可以。但这些话只是掩盖一个事实：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而在工人挨饿、工业停顿这样极端困难的历史转变时期，那些不是按照较公平的价格而是按照“自由的”价格，按照资本主义的和生意人的价格帮助工人得到粮食的人，不管他们本人怎样替自己否认，不管他们怎样真心地相信他们是在诚心诚意地实行自己的纲领，他们都是在实行高尔察克分子的纲领。
五
现在我来谈我所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关于革命的失败和胜利的问题。我曾经向你们提到考茨基，作为老而腐朽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是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的。他责备我们说，按多数人意志作出的决定才是能够保证和平结局的决定。靠专政作出的决定是一种用军事手段作出的决定。就是说，如果你们用军事手段得不到胜利，你们就会被打败，被消灭，因为内战不是俘虏人，而是消灭人。被吓倒的考茨基就是这样“吓唬”我们的。
这是十分正确的。这是事实。我们证实这种看法是对的。这是用不着说的。国内战争是比其他任何战争都更严重更残酷的战争。在历史上，自古罗马的国内战争起，一直都是如此，因为国际战争总是以有产阶级之间的勾结而告结束，唯有在国内战争中，被压迫阶级才集中全力来彻底消灭压迫阶级，消灭这个阶级存在的经济条件。
我要问你们，有些“革命家”用革命可能遭到失败来吓唬开始了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家”有什么用处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不冒失败危险的革命。所谓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根本放弃革命，或者是承认同有产阶级斗争是所有革命中最残酷的斗争。在这一点上，在多少有些觉悟的社会党人中间，是没有观点上的分歧的。当我分析了考茨基所写的这些东西的全部叛卖性之后，我在一年以前写道（这是去年9月的事情）：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推翻，我们一点也不会为我们夺取了政权而后悔。［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95页。——编者注］任何一个代表劳动群众利益的觉悟工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而后悔，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毕竟是胜利了。因为革命把严重打击剥削制度的先进阶级推向前进，革命就是在胜利。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即使遭受失败，它也是胜利的。看起来这可能象是玩弄字眼，但是为了说明这是事实，且让我们举一个历史上的具体例子。
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吧。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世纪在世界各地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继续完成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开创的事业，这些革命家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被自由、平等、博爱的词句蒙蔽了。
我们的革命一年半来为我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为无产阶级所做的事情，要比伟大的法国革命家们所做的事情多得多。
他们支持了两年，后来在联合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打击下灭亡了，在全世界的联军的打击下灭亡了，这些反动势力打败了法国革命家，在法国恢复了正统的合法的君主——那个时代的罗曼诺夫，恢复了地主的统治，在漫长的数十年中扼杀了法国的一切革命运动。虽然如此，法国大革命还是胜利了。
任何一个自觉地对待历史的人都会说，法国革命虽然被粉碎了，但它毕竟是胜利了，因为它为全世界奠立了曾是无法消灭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由的基石。
一年半来，我们的革命为无产阶级，为我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为我们奋斗的目的，为打倒资本统治所做的事情，要比法国革命为本阶级所做的事情多得多。所以我们说，即使出现某种最坏的情况，即使明天有某个幸运的高尔察克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斩尽杀绝，那革命还是胜利了。我们的话可以从下列一点得到证明：这次革命建立的新的国家组织，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中已经取得道义上的胜利，现在就已经得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当时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斗争中遭到灭亡，是因为他们孤军奋斗，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当时欧洲所有国家尤其是先进的英国都起来反对他们。现在我们的革命仅仅经过布尔什维克政权一年半的统治，就使它所创立的新的国家组织即苏维埃组织成了全世界工人所理解、所熟悉、所欢迎的组织，成了他们自己的组织。
我已向你们证明，要摆脱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是非有不可的，是绝对必需的。专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并不仅仅意味着暴力，它还意味着比先前的劳动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因此，我在代表大会开幕的简短贺词中强调了这一基本的、起码的、最简单的组织任务，因此，我极其无情地敌视一切知识分子的臆造、一切“无产阶级文化”。我现在拿组织常识来反对这些臆造。分配粮食和煤时，要爱惜每一普特煤和每一普特粮食，——这是无产阶级纪律的任务。这不是农奴主用棍棒来维持的纪律，也不是资本家用饥饿来维持的纪律，而是同志的纪律，工人联合会的纪律。解决了这个起码的最简单的组织任务，我们就一定会胜利。因为摇摆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农民，那时一定会完全跟我们走。而现在，农民不知道，他应该跟着他还不相信但又不能否认他们在实行一种没有剥削的较为公平的劳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自由”买卖粮食就是危害国家的罪行）的人走呢，还是跟着那些照旧许以似乎意味着劳动自由的粮食贸易自由的人走。如果农民看到无产阶级建设自己的政权时善于建立秩序（农民需要秩序，希望有秩序，在这一点上农民是对的，虽然农民这种追求秩序的意愿还和许多模糊的东西、许多反动的东西、许多偏见分不开），农民在多次动摇之后，终于会跟工人走的。农民不可能简单地、轻易地、一下子就摆脱旧社会而走向新社会。他们知道，他们从旧社会得到“秩序”的代价是劳动者破产，是劳动者沦为奴隶。他们不知道，无产阶级能不能给他们秩序。对于闭塞、愚昧、散漫的农民不能要求过高。他们不相信任何言论，不相信任何纲领。他们不相信言论倒很好，要不然他们就摆脱不了各种欺骗。他们只会相信行动，相信实际经验。要向他们证明，你们，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善于分配粮食和煤，不糟蹋一普特粮食和一普特煤，能够使每一普特余粮和每一普特余煤都不拿去做投机买卖，不为那些苏哈列夫卡的英雄们所利用，而是拿来作公平的分配，供给挨饿的工人，甚至在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的时候拿来援助他们。一定要证明这一点。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基本任务。在没有经济根基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暴力，但历史注定它是要失败的。但依靠先进阶级，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秩序和组织的更高原则，是可以使用暴力的。那时暴力也可能暂时遭到失败，但它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向农民表明：制度是正确的，劳动和粮食的分配是公平的，对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煤是爱惜的；我们工人能够靠同志的纪律，联合组织的纪律来实现这一切；我们用暴力进行斗争，只是为了保护劳动的利益，只是向投机者而不是向劳动者要粮食；我们要同中农、同劳动农民妥协；我们准备把我们现在所能给予的一切都给他们，——如果农民看到了这一切，农民同工人阶级的联盟，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盟就会是牢不可破的。我们现在正朝这方面去做。
我有点离开了本题，现在应该回到本题上来。目前在所有国家中，已经不象我们不久以前只是重复而不懂得“义和团”这个名词那样，把“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看作怪诞的字眼了。现在“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这两个名词由世界各种语言重复着。觉悟的工人都看到各国资产阶级每天怎样在千百万份报纸上诬蔑苏维埃政权，他们正从这种谩骂中学习。我最近看了几份美国报纸。我看到一个美国牧师的演说，他说，布尔什维克是一些缺德的人，他们实行共妻，他们是强盗，是掠夺者。我也看到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回答：他们以五分钱一份推销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推销这个不实行“劳动民主派的平等”的“专政”的宪法。他们是援引这些破坏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的“篡夺者”、“强盗”、“暴徒”的宪法中的一条来回答的。这里顺便谈一下，当欢迎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的时候，纽约一家最大的资本家报纸在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到达的那天用特大号的字登着：“欢迎老夫人到来！”美国社会主义者转载了这条消息说：“她是主张政治民主的，美国工人们，你们是不是因为资本家赞扬她而感到惊讶呢？”她是主张政治民主的。为什么他们要赞扬她呢？因为她反对苏维埃宪法。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说：“你们看，这一条是从这些强盗的宪法中引来的。”他们引来引去总是那一条：凡是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宪法中的这一条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苏维埃政权正是由于它公开地讲一切服从于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是新类型的国家组织，它才博得了全世界工人的同情。这种新的国家组织的产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要战胜起瓦解作用的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这比镇压地主暴徒或资本家暴徒困难千万倍，但这对于建立没有剥削的新组织来说，又有益千万倍。当无产阶级的组织解决了这个任务的时候，社会主义就会获得最终胜利了。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全部活动都应该服从于这个目的。尽管条件异常艰苦，尽管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首先发生在一个文化水平很低的国家里，但是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其他国家工人的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拉丁词，以前任何一个劳动者听到它时，都不懂得是怎么一回事，不懂得怎样实现它。现在这个词已由拉丁文译成现代的各种语言了，现在我们已经表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政权下，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他们说：“我们的组织高于一切；任何一个非劳动者，任何一个剥削者都没有权利参加这个组织。这个组织要全力以赴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推翻资本主义。任何虚伪的口号，任何‘自由’、‘平等’之类的偶像，都骗不了我们。我们既不承认自由、平等，也不承认劳动民主派，如果它们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的话。”我们已把这一点载入苏维埃宪法，并已博得全世界工人对这部宪法的同情。他们知道，不管新制度的诞生多么困难，不管个别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到的考验甚至失败是多么严重，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人类拖向后退。（热烈鼓掌）
载于1919年莫斯科出版的尼·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两次讲话（1919年5月6—19日）》一书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8卷第333—372页
注释：[104]这是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致的贺词和在闭幕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5月6—19日在莫斯科举行，约有800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大会听取了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关于社会教育的任务的讲话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关于目前形势与社会教育的报告。亚·亚·波格丹诺夫在分组会上作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报告。
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的一系列决议；通过了关于必须颁布扫除文盲法令、关于建立国家的社会教育机构基本体系、关于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社会教育司的工作从组织上联合起来的专门决议；还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的专门决议。——[318]。
[105]列宁指的是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名义下散布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波格丹诺夫早在1909年就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错误理论。十月革命后，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继续鼓吹这种观点，并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活动加以贯彻。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苏联早期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十月革命后在国内各地成立分会。各地协会最多时达1381个，会员40多万。参加协会的有真诚希望帮助苏维埃国家文化建设的青年工人。但是协会的领导为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所把持。他们在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坚持协会的“独立性”，从而把它置于同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否认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力图摆脱群众性文教工作的任务，而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波格丹诺夫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鼓吹马赫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等著作中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于20年代初趋于衰落，1932年停止活动。——[319]。
[106]指1918年12月1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动员识字者和组织宣传苏维埃制度的法令》。该法令刊载于1918年12月1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72号。法令规定对所有识字的人进行一次登记，从中选拔优秀的宣讲员，编成小组。这些小组第一要把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向不识字的居民传达，第二要通过宣读法令、文章和共产党的报纸来帮助全体居民提高政治觉悟。——[320]。
[107]伯尔尼国际是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1919年2月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联盟。伯尔尼国际的领袖是卡·亚·布兰亭、卡·考茨基、爱·伯恩施坦、皮·列诺得尔等。他们力图恢复已于1914年瓦解的第二国际，阻挠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防止成立共产国际。他们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1921年2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退出伯尔尼国际，成立了维也纳国际（第二半国际）。1923年5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326]。
[108]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字。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326]。
[109]《言语报》（《Речь》）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1906年2月23日（3月8日）起在彼得堡出版。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报》、《新言语报》和《我们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1918年8月最终被查封。——[339]。
[110]发表在1919年5月13日《真理报》第101号上的尔·格尔曼诺夫的《从克伦斯基向后退》一文，摘引了瓦·弗·舍尔的提纲《合作社在粮食供应方面的作用》。舍尔在提纲中提出，为了尽快消除粮食危机，必须采取以下的经济措施：坚决实行一切定量食品的自由贸易；放弃垄断制度，有步骤地把自由贸易扩大到一切粮食产品；使农民享有自由支配自己劳动产品的权利；在农村停止实行征集和没收；以农民的农业组织同工人、市民的组织间的自由协商来代替固定价格；立即缩减并在以后取消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全部收购机构。——[342]。
[111]可能是指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自由报》。1919年4月15日该报第181号刊登了卡·考茨基在全德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由他的妻子路易莎·考茨基代为宣读）。——[344]。
[112]苏哈列夫卡是莫斯科的一个市场，座落在1692年彼得一世所建造的苏哈列夫塔周围。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苏哈列夫卡是投机商活动的中心。从此，苏哈列夫卡一词就成了私人自由贸易的同义语。1920年12月，莫斯科苏维埃作出封闭该市场的决议。新经济政策时期该市场曾恢复，1932年被取缔。——[349]。
|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关于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决定草案（1919年5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
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关于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决定草案[103]
（1919年5月2日）
（1）加强对工人子女的实物救济。
（2）拨出一定的库存，迅速清点，低价配售给没有起码现金收入的最贫困的工人。
（3）房租也如此。
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4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14—415页
注释：[103]这个决定草案是列宁在1919年5月2日人民委员会所属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措施时写的。——[317]。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年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1918年3月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列宁全集》第33卷年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1918年3月5日）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深夜列宁由埃·拉希亚护送来到起义领导中心斯莫尔尼宫，直接领导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和水兵的武装起义；指挥各路起义军民攻占市内各处要地和重要部门。列宁采取一切措施，争取及时出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黎明时分，报纸全部印完。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武装起义进展情况的汇报，讨论俄国苏维埃政府的组成和名称问题。会议决定，苏维埃政府定名为“工农政府”，政府成员称“人民委员”。会议初步确定了人民委员的人选问题，讨论了制定土地法令问题。10月25日（11月7日）列宁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告俄国公民书》，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转到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上午10时《告俄国公民书》送去付印。当天发表在《工人和士兵报》第8号，署名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并印成传单散发。指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攻占冬宫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逮捕临时政府的重要官员。下午2时35分，出席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军事革命委员会向会议报告：起义军民已经推翻临时政府，革命取得胜利。会上，列宁作《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以布尔什维克名义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晚10时40分以前，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会议，作了讲话。会议讨论了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组成和代表大会的议程问题。晚10时40分以后，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团代表被选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午夜1时50分以后，起草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经代表大会讨论，于凌晨5时被通过。休会后，列宁离斯莫尔尼宫前往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住所稍事休息，随后起草《土地法令》。10月25日或26日（11月7日或8日）作有关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机构和纲领的备忘记事。10月26日（11月8日）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会议，会议讨论了苏维埃政府的组成问题。起草《和平法令》和《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晚7时左右，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应邀列席会议）。鉴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拒绝参加苏维埃政府，会议决定完全由布尔什维克组成政府，提出政府成员的人选。晚7时至9时，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其他问题。晚9时至凌晨5时，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作《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和《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讨论并通过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和《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大会宣布组成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府——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0月26日或27日（11月8日或9日）拟写《工人监督条例草案》。出席彼得格勒工会和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工作人员联席会议。会议研究了工人监督法令的几个草案，最后采纳列宁提出的草案作为制定工人监督法令草案的基础。会议还讨论了成立全俄经济领导机关的问题，列宁建议把苏维埃政权要首先掌握的经济机构开列出来。10月27日（11月9日）主持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列宁起草的《工人监督条例草案》，批准《出版法令》和《政府关于如期召开立宪会议的决定》。列宁签署了上述法令和决定。接见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水兵代表，同他们进行了谈话。鉴于全俄海军中央委员会（即海军中央执行委员会）加入了反革命团体——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列宁建议解散海军中央委员会，成立海军管理局。下午5时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列宁为首的委员会来直接领导各个组织保卫彼得格勒、平息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的反革命叛乱。下午7时，出席第二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农业人民委员弗·巴·米柳亭的关于召开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及其他问题。会议通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各级苏维埃、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以人民委员会名义命令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帕·叶·德宾科立即率领陆海军部队从赫尔辛福斯前来支援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深夜，来到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听取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康·亚·梅霍诺申关于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部队占领加特契纳后的局势和军区司令部的作战计划的报告，要求军事革命委员会司令部组织彼得格勒保卫战。根据列宁的建议，决定调遣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增援。从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通过直达电报，同赫尔辛福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亚·李·舍印曼、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军事部主任米哈伊洛夫和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尼·费·伊兹迈洛夫谈话，命令他们立即调遣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和水兵以及陆军部队增援彼得格勒，抗击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进犯。10月28日（11月10日）凌晨6时前，任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沙俄中校为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地区城防司令。清晨，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回斯莫尔尼宫，召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各区党的工作者开会，介绍彼得格勒的局势，建议与会者立即动员全体工人奔赴城郊修筑战壕，架设铁丝网。接见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代表T．H．阿莫索夫和M．H．日沃托夫，同他们交谈建立最高经济机关一事。中午12时，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司令部，亲自领导保卫彼得格勒的组织工作，派人去各工厂、机关和团体，动员一切人力和物力参加彼得格勒城市保卫战，抗击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召集各党组织、工厂委员会、区苏维埃、工会和卫戍部队的代表开会，向他们说明，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以武器、粮食和被服支援革命部队。列宁向到会的代表分配具体任务，限期完成。下午5时左右，来到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组织力量歼灭来犯的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问题。下午7时至8时，回到斯莫尔尼宫，了解和研究战况。晚上，接见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帕·叶·德宾科，就普尔科沃的局势交换意见，赞成德宾科提出的立即把刚从赫尔辛福斯调来的波罗的海水兵部队派往前线迎击敌人的建议。深夜，听取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关于加特契纳前线战况报告。午夜1时左右，来到普梯洛夫工厂，同工人谈话，了解工人的思想状况、粮食供应和燃料等各方面的情况，要求他们加紧生产装甲车和大炮支援前线。从普梯洛夫工厂回到斯莫尔尼宫，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值班委员B．A．阿列克谢耶夫向列宁报告士官生从米哈伊洛夫练马场夺走三辆装甲车，列宁立即亲自处理这一事件。列宁指示军事革命委员会立即采取措施，平定士官生发动的叛乱。10月29日（11月11日）清晨，召集军事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开会，讨论士官生叛乱问题。接见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代表米·巴·托姆斯基，了解莫斯科十月武装起义的进展情况，请他找斯大林商谈支援莫斯科革命工人和士兵问题。召集派往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担任鼓动员的人员谈话，告诉他们彼得格勒的局势非常危急，要求他们深入兵营，动员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士兵起来抗击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晚10时，出席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联席会议，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还就武装军队问题、建立城市秩序问题作了发言。10月29日（11月11日）夜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会议讨论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立从布尔什维克到人民社会党人都有代表参加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建议。列宁就这一问题作长篇讲话，批评列·波·加米涅夫及其拥护者要求接受建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妥协政策，重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关于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进行政府组成问题谈判的决议。深夜，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司令部讨论支援莫斯科革命工人和士兵的问题。10月30日（11月12日）接见芬兰中央革命工人委员会代表尤·西罗拉和埃·胡顿宁（他们代表芬兰工人和芬兰社会民主工党专程到彼得格勒向刚诞生的苏维埃俄国工农政府表示祝贺），同他们进行亲切的谈话；了解芬兰的情况，询问他们能否从芬兰运粮食供应彼得格勒。出席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发表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土地政策的讲话。起草人民委员会告全体公民的广播稿，宣告克伦斯基政府已被推翻，苏维埃新政府正式成立，士官生暴动已平定，新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粉碎反革命的进攻。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采取一系列措施组织保卫彼得格勒的命令上批示：请采取一切办法立即执行。10月31日（11月13日）主持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会议。会议讨论派军队支援莫斯科起义的问题。10月底拟写《职员守则草稿》。接见彼得格勒市政管理委员会粮食特别会议成员玛·纳·斯米特－法尔克涅尔，同她交谈如何制止粮食机关工作人员怠工问题。几次接见法国军事使团成员雅克·沙杜尔，向他介绍布尔什维克在建立俄国新苏维埃政府问题上的立场。11月初接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索·瑙·拉维奇，谈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军事革命委员会派往地方的工人特别代表和鼓动员进行准备工作的情况，并应拉维奇的邀请给工人特别代表和鼓动员作报告，列宁教导他们到地方去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建立革命秩序，把贫农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周围，努力完成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11月1日（14日）下午3时许，同加特契纳通电话，得知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叛乱已被平息。下午7时许，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会议，发表讲话，阐明苏维埃政权的实质，揭露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要求在建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问题上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妥协的投降立场。深夜，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上，列宁就建立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进行谈判问题三次发言，批评列·波·加米涅夫等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妥协立场，并向会议提出关于谈判问题的决议草案。11月1日和8日（14日和21日）之间领导工人监督法令草案起革委员会的工作。11月2日（15日）签署《俄国各民族权利宣言》。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尤·拉林、弗·巴·米柳亭、阿·伊·李可夫、达·波·梁赞诺夫等人）问题。列宁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会议通过决议草案。11月3日（16日）撰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维·巴·诺根关于莫斯科形势的报告。列宁发言反对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达成任何协议，重申必须从彼得格勒派遣赤卫队、水兵和士兵增援莫斯科。不早于11月3日（16日）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代表联席会议，讨论《消息报》编辑部对建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谈判所持的立场问题。11月4日（17日）拟写《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接见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派赴南方各省和黑海地区工作的宣传员，交谈此行的目的和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的思想情况，以及他们对党内在建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问题上的分歧所抱的态度。接见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革命司令部负责人阿·谢·基谢廖夫，向他了解当地革命进行的情况，当地工人、士兵和农民对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态度，赞扬地方苏维埃的工作，并答应帮助基谢廖夫解决当地缺粮缺钱问题。起草《告人民书》。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宣读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并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版自由问题决议的几个草案。下午4时许，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主张建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人退出党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问题。列宁听取会上的发言，不时插话，并发言批评列·波·加米涅夫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等人的立场。下午7时半，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作关于出版问题的讲话，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所谓人民委员会未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公布一系列法令的质问作了回答，并两次发言反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指责。列宁还就维·巴·诺根、阿·伊·李可夫、弗·巴·米柳亭和伊·阿·泰奥多罗维奇退出人民委员会的声明发表讲话，并将关于维·巴·诺根等人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问题的决议案提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11月4日（17日）夜出席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线代表联席会议，作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形势、它的纲领和任务的讲话。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接替退出人民委员会的人民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问题。11月5日（18日）会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代表，商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人民委员会问题。修改《告人民书》，最后定稿，交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彼·哥尔布诺夫发表。撰写《答复农民的问题》。接见萨拉托夫省谢尔多布斯克苏维埃代表φ．西嘉金、A．克利莫夫和A．施什金，同他们进行谈话，并回答了他们要了解的人民革命、新成立的工农政府以及土地与和平等问题。接见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和彼得格勒其他工厂的比利时籍工人代表团。晚10时许，接见出席筹备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彼得格勒和彼得格勒郊区女工预备会议的代表，并同她们进行谈话。列宁说，革命能否得到巩固，取决于妇女参加革命的积极程度。午夜2时左右，出席前线代表会议，作关于十月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讲话。11月5日或6日（18日或19日）鉴于列·波·加米涅夫、格·叶·季诺维也夫、尤·拉林和达·波·梁赞诺夫等人无视党的纪律，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决议，继续阻挠党中央的工作，列宁再次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起草给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的第二号最后通牒（《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信》）。11月5日—6日（18日—19日）起草《帝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11月7日（20日）以前对《为前线士兵征收防寒物品法令草案》作几点补充。11月7日（20日）接见前来请求帮助的普梯洛夫工厂委员会代表A．斯米尔诺夫和H．施洛巴科夫，同他们进行谈话，了解工厂的情况，并帮助解决他们提出的困难。列宁说，苏维埃俄国工人阶级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整顿生产组织，实行严格的劳动纪律。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解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米·阿·穆拉维约夫中校担任的彼得格勒城防司令和彼得格勒军区军队司令的职务和任命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继任彼得格勒城防司令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的决定。11月7日（20日）夜签署给俄军最高总司令尼·尼·杜鹤宁将军的电报稿，命令他立即向交战国军队司令部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令其随时向人民委员会报告谈判的进行情况。11月8日（21日）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提名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下午3时，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选举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晚9时，出席彼得格勒和彼得格勒郊区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会议，作关于目前形势、苏维埃政权驻各企业、机关和部队特派员的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报告。深夜，出席人民委员会和军事革命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通过决议，授权列宁、斯大林和尼·瓦·克雷连柯同俄军最高总司令尼·尼·杜鹤宁将军通过直达电报进行谈判。不晚于11月9日（22日）接见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就顿巴斯冶金工业和煤炭工业国有化的问题同他交换了意见。11月9日（22日）午夜2时，同斯大林和尼·瓦·克雷连柯一起来到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通过直达电报质问尼·尼·杜鹤宁将军，为何拖延停战谈判。由于杜鹤宁拒不执行苏维埃工农政府的命令，列宁等宣布解除他最高总司令职务。凌晨4时30分，列宁同斯大林和克雷连柯一起驱车前往陆海军电台。早6时，列宁起草《致各团、师、军、集团军等委员会，革命陆军的全体士兵和革命海军的全体水兵书》广播稿，宣布解除杜鹤宁最高总司令职务，任命尼·瓦·克雷连柯为最高总司令；号召士兵和水兵担负起停止战争、争取和平的使命，维持前线的秩序；要求前线各团立即推选代表同敌军举行停战谈判，并及时报告谈判的结果。为小册子《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欺骗人民，布尔什维克的新政府给了人民什么》和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第二版写序言。晚8时许，出席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作关于目前形势的讲话，详细阐述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11月9日或10日（22日或23日）起草人民委员会给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要求军事革命委员会采取坚决措施，取缔投机倒把，制止消极怠工。11月9日和14日（22日和27日）之间列宁编的小册子《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欺骗人民，布尔什维克的新政权给了人民什么》，附列宁写的序言出版。11月10日（23日）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作关于同杜鹤宁谈判的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总结发言。11月11日（24日）写信给芬兰社会民主工党左派领导人库·曼纳、尤·西罗拉、奥·库西宁、爱·瓦尔帕斯和卡·维克，代表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向芬兰社会民主工党非常代表大会致贺，并祝愿芬兰社会民主党革命派在为无产阶级事业斗争中取得胜利。召见停战谈判代表尼·瓦·克雷连柯和阿·阿·越飞，同他们进行谈话，并对如何同德军司令部进行谈判作了详细指示。签署《关于废除一切等级和文官官衔的法令》。11月12日（25日）听取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主席Д．И．格拉兹金关于代表大会情况的汇报，写《给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声明》。接见第49军代表团，向他们介绍苏维埃工农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并将自己签署的人民委员会给第49军委员会的正式解释文本交给他们。这份文件是对第49军代表大会紧急会议1917年11月9日（22日）关于政权问题和国内形势问题的决议的答复。当选为北方面军、波罗的海舰队、彼得格勒、彼得格勒省和莫斯科五个选区的立宪会议代表。11月12日或13日（25日或26日）接见从莫斯科来的亚·格·施利希特尔，同他进行谈话，通知他已被任命为代理农业人民委员，委托他立即接待各地的农民代表，并要他着手制定《土地条例》，接管原农业部机关。11月13日（26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派列宁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列宁召见新任驻国家银行政府专员瓦·瓦·奥博连斯基（恩·奥新斯基），同他进行谈话，并告诉他，接管国家银行第一步是把银行金库和各个库房的钥匙拿到手。11月14日（27日）拟写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出席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会议。在聆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B．M．卡钦斯基作关于土地问题报告时记下要点，并写了自己发言提纲，随后以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名义作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并宣读他起草的决议草案。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并批准《工人监督条例》。签署《工人监督条例》；签署人民委员会致各交战国政府和人民书，吁请各交战国政府参加苏维埃俄国同德奥同盟各国定于1917年11月19日（12月2日）举行的停战谈判。11月14日（27日）夜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扩大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人民委员会的问题。深夜，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会议拟定了关于两个主席团合并和充实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草案。11月15日（28日）以前接见弗拉基米尔省利基纳纺织厂工人И．С．莫罗兹金和A．季莫费耶夫，并同他们交谈工厂情况。11月15日（28日）写信给谢·伊·奥金佐夫少将，请他于11月16日（29日）早上召集一些愿意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参谋和将军研究对德停战谈判的军事技术问题，并于当日傍晚把拟定的关于停战协定的基本问题、要点和设想的提纲送来，同时指明哪些专家可以直接参加停战谈判。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提议内务部归军事革命委员会管辖。会议还讨论关于组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问题、关于没收利基纳纺织厂问题、关于失业保险条例草案、关于革命法庭和司法部等问题。接见美联社记者格·亚罗斯，并同他谈话，回答提出的问题，阐明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首都）选区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的深远意义。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会致各交战国政府和人民书在《真理报》第190号上发表。11月16日（29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革命法庭和撤销全部旧司法机关的法令草案、关于把乌克兰的珍贵历史文物归还乌克兰人民的问题，以及关于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他们参加政府的谈判等问题。不晚于11月17日（30日）签署人民委员会告德国士兵书，吁请支持苏维埃俄国劳动者为立即签订民主和约和为社会主义进行的斗争。11月18日（12月1日）召见即将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阿·阿·越飞，同他进行谈话，并就和谈代表团在谈判中应采取的策略作了重要指示。接见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彼·阿·科兹明和阿·斯·雅库波夫，同他们交谈部内的情况等问题。出席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会议。会上，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代表指责布尔什维克发动内战。列宁两次发言进行批驳，并以布尔什维克党党团的名义同意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的关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声明的决议。列宁还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总结发言。写《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人民委员、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标准问题时，拟写关于高级职员和官员薪金额和人民委员最高薪金的决定草案，并发言。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组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草案、关于顿巴斯各工厂国有化问题、关于征用农业机械和农具问题以及其他问题。11月19日（12月2日）拟写《罢免权法令草案》。拟写给莫斯科省苏维埃的回电，告诉他们只要政权在苏维埃手中，苏维埃的任命新的省人民委员的决定就是法律，不需要确认。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拟写关于陆军部问题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关于俄国同芬兰的贸易和财政关系问题、关于乌克兰局势和中央拉达的报告、关于中央各部“清洗”问题，莫斯科苏维埃关于苏维埃是否有权在工厂主进行抵制时暂行接管工厂的请示以及其他问题。11月20日（12月3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拟写关于拨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费决定草案和《没收出租住房法令的提纲》。会议还讨论关于成立特别的人民保健委员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11月21日（12月4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城市不动产国有化草案和征收所得税新条例草案等。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作关于罢免权的报告。11月22日（12月5日）由列宁签署的苏维埃政府《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在《真理报》第196号和《消息报》第232号上发表。接见库尔斯克省利戈夫苏维埃代表A．И．克里施托帕和Я．М．法捷耶夫，同他们谈话，向他们了解库尔斯克省的情况；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并建议他们给《贫苦农民报》写文章。出席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关于目前形势讲话。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法庭的法令草案和其他问题。11月23日（12月6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废除城市不动产私有权法令草案》、关于召开全俄铁路职工代表大会问题、关于彼得格勒市政管理委员会的状况、赤卫队的状况，以及邮电职工的状况等问题。11月24日（12月7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所得税法令草案、关于成立削减国家开支委员会问题、关于政府机关职员编制等问题。11月24日和29日（12月7日和12日）之间接见前来向俄国劳动者和苏维埃政府转达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祝贺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塞特·霍格伦和卡尔·基尔布姆。11月25日（12月8日）写便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请告知彼得格勒苏维埃是否通过了关于法院的决议，采取了哪些措施，并将如何贯彻执行。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向会议报告接见哥萨克军联合会委员会代表团的情况，拟写关于撤销贵族土地银行和农民土地银行的法令草案的引言部分，提议减轻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负担，把部分工作交其他人民委员部管理。不早于11月25日（12月8日）接见芬兰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代表库·曼纳、埃·胡顿宁和埃·萨林（他们是专程来彼得格勒弄清布尔什维克党对给予芬兰国家独立问题的立场），同他们进行亲切的谈话，告诉他们，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承认芬兰人民享有完全的自决权，苏维埃政府希望芬兰议会和芬兰社会民主党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并将正式文件送来。列宁还向他们了解芬兰工人11月举行总罢工的情况。11月26日（12月9日）接见奥伦堡铁路员工代表团，同他们讨论同杜托夫反革命叛乱作斗争的任务；写便条给尼·伊·波德沃斯基和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请他们解决派军队平定杜托夫叛乱的问题。11月26日—12月10日（12月9日—23日）多次会见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安·卢·柯列加耶夫、普·佩·普罗相、玛·亚·斯皮里多诺娃和阿·米·乌斯京诺夫，同他们商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问题，并劝告他们不要过早同代表大会的右派分裂；不断地就代表大会工作问题向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领导人作指示，要他们多做右派社会革命党普通党员代表的工作，向他们讲清楚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同右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谢·列·马斯洛夫和维·米·切尔诺夫的政策的根本区别。11月27日（12月10日）写《土地问题资料》一书序言。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提议成立贯彻社会主义财政经济政策的特别委员会，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五次发言，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会议还讨论关于政府和谈代表团的组成问题和关于进行谈判的指示等问题。起草《和平谈判纲要》。不早于11月27日（12月10日）拟写《经济措施纲要草稿》。11月28日（12月11日）拟写《对游行示威口号的补充意见》——对彼得格勒苏维埃11月27日（12月10日）通过的《告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书》的补充。写信给全俄立宪会议选举委员会，声明只同意做波罗的海舰队的立宪会议代表。接见乌法省粮食委员亚·德·瞿鲁巴，同他谈话，要他担任副粮食人民委员，并议论在口粮分配上贯彻阶级原则的必要性。得知反革命党派无视人民委员会11月26日（12月9日）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法令企图召开立宪会议和资产阶级分子要在塔夫利达宫附近举行游行示威，召见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命令他立即制止反苏维埃政权的行动。写《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草案。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阴谋问题。列宁提请人民委员会审批由他拟写的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草案。法令经会议批准，由列宁签署后颁布。11月29日（12月12日）拟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诬告的责任的决定草案》。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就“重新配备力量（《真理报》和党的工作）”问题两次发言。在会议讨论阿·伊·李可夫、列·波·加米涅夫、弗·巴·米柳亭和维·巴·诺根要求接受他们回到党中央的申请时，列宁宣读由他起草的决议草案。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起草关于军工厂转向有益于经济的生产的决定，并提请人民委员会审批。11月30日（12月13日）写《国家与革命》第一版序言。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失业保险条例草案、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接见彼得格勒五金工厂工人代表团，告诉他们，人民委员会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向军工厂提供所需资金，使工厂转向民用生产。11月底召见乌克兰布尔什维克代表С．С．巴金斯基，详细了解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同中央拉达交往的情况。接见乌拉尔区域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维·A．沃罗比约夫，交谈乌拉尔工业情况，并向他了解乌拉尔的情况、当地工人的生活和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以及解决乌拉尔土地问题的计划等；写便条给劳动人民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和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费·埃·捷尔任斯基，要他们起草一个把乌拉尔所有工厂收归国有的决定。接见尼古拉铁路职工非常代表大会左派代表，同他们谈话。接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奥·阿·皮亚特尼茨基，就布尔什维克对立宪会议的策略问题同他交换了意见。去国家银行，召集银行领导干部开会，了解银行的情况，了解他们如何解决怠工问题，如何保证向工厂提供所需的现金。11月写《关于党的任务的提纲＋目前形势》和《对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意见》。12月1日（14日）出席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作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对立宪会议的策略的报告。12月1日（14日）夜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作《关于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问题的发言》和《关于立宪会议问题的讲话》，向会议提出他起草的《关于处置立宪民主党的法令的决议》，请会议审批。12月2日（15日）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就乌克兰问题治最高总司令尼·瓦·克雷连柯的指示、关于白俄罗斯拉达和给白俄罗斯区域委员会财政援助等问题。12月2日（15日）夜出席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会上，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发表讲话，阐明布尔什维克党对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的政策。12月3日（16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为讨论乌克兰中央拉达问题，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委员会，起草告乌克兰人民书和向乌克兰拉达提出的最后通牒。列宁被选入起草委员会。休会期间，列宁拟写《告乌克兰人民书》的提纲和草案。下午6时复会。会议审议并通过起草委员会提出的《告乌克兰人民书》。12月4日（17日）出席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人部、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各工会理事会和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联席会议，作关于彼得格勒工人经济状况和工人阶级任务的报告。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征用农业机械和农具的法令草案。列宁对草案的个别条款作了补充。会议还讨论粮食政策等问题。不晚于12月5日（18日）接见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成员П．H．阿莫索夫、阿·马·卡克滕和М．C．伊万诺夫－米哈伊洛夫，同他们谈话。在听取他们请求政府正式批准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起草的工人监督细则后，建议他们先在群众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阐明实行工人监督的革命方法。12月5日（18日）接见叶卡捷琳堡省博戈斯洛夫斯克矿区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代表A．B．库尔雷宁和М．A．安德列耶夫，同他们谈话，向他们了解矿区的纳杰日金斯基工厂和各矿井的情况，询问能否转向民用产品生产，并对工人们要求把矿区企业收归国有表示支持。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上成立两个委员会，责成一个委员会审定乡土地委员会条例和细则草案，责成另一个委员会组织军事行动向中央拉达宣战并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告乌克兰人民和士兵书。列宁被选入两个委员会。12月5日（18日）夜接见法国军事使团成员雅克·沙杜尔，同他谈话。列宁认为，俄国昔日的盟国——法国、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都应参加议和谈判。12月5日和11日（18日和24日）之间《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一书（写于1914—1915年）由彼得格勒生活和知识出版社出版。12月5日和23日（12月18日和1918年1月5日）之间为答复德国政治活动家赫尔曼·费尔瑙在1917年12月5日（18日）《日内瓦报》第348号上发表的《一个德国人给列宁先生的公开信》写《答赫尔曼·费尔瑙》。12月6日（19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会议讨论关于没收博戈斯洛夫斯克矿区股份公司财产的法令草案时，拟写对法令草案的补充。《关于立宪会议开幕的问题》在《真理报》第207号和《消息报》第204号上发表。12月6日或7日（19日或20日）拟写《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农民书草稿》。12月7日（20日）写便条给费·埃·捷尔任斯基，并附上拟写的《关于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作斗争的紧急措施》草案，请他在向人民委员会会议作关于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报告时向会议提出。把《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农民书草稿》交给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阿·米·乌斯京诺夫，并授权他在大会代表提出要求修改时，可对这个草稿作必要的修改。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苏维埃政府问题以及其他问题。12月8日（22日）指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抽调至少百名绝对可靠的党员由抗暴委员会分配工作。就奥斯特罗戈日斯克苏维埃主席询问如何处置没收庄园时掠走的珍宝一事，打电报指示编造清册，妥为保护，把掠夺者交付法庭，并把判决告人民委员会。接见从大本营回来的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听取他对卡列金反革命军队的作战计划，并查阅他的军事行动准备工作记要。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苏维埃政府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列宁起草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农民书草稿》。12月9日（22日）以前接见彼得格勒制管厂工人代表团。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苏维埃政府问题、工业复员、亚历山德罗－格鲁舍夫斯克区等问题以及几项任命。12月11日（24日）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情绪问题。列宁建议撤销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临时委员会，阐明党中央对立宪会议的态度，指派一名中央委员领导党团和制定党团章程。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国家机关的编制、关于教会学校归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管理、关于加速贯彻政教分离等问题。拟写《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的要点和《对亚历山德罗－格鲁舍夫斯克区工人代表团所提问题的答复》。12月11日或12日（24日或25日）拟写《关于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临时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和《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12月12日（25日）就准备把彼得格勒私营银行收归国有一事，指示举行银行职员中的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会议。出席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会议，代表党中央向会议提出《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提纲经党团会议讨论后，一致通过。12月12日或13日（25日或26日）主持人民委员会秘密会议，讨论把私人银行收归国有问题。12月12日和23日（12月25日和1918年1月5日）之间《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写于1907年11—12月）由彼得格勒生活和知识出版社出版。12月13日（26日）出席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委员会致贺词。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国家机关职员工资问题的决定草案。12月13日（26日）夜来到原财政部，主持准备接管彼得格勒各私营银行收归国有的秘密会议，向与会同志交代这次行动计划和任务。12月14日（27日）写《为了面包与和平》一文。领导由赤卫队员、水兵和士兵组成的工作分队接管彼得格勒私营银行的行动，听取工作队领导人的汇报，委派苏维埃政府任命的委员到被接管的私营银行。接见前来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递交请俄国党协助实现芬兰独立的信件的芬兰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库·曼纳、爱·居林和卡·维克，同他们谈话，并表示将在人民委员会讨论支持这一请求。晚10时半，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时，列宁作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的讲话。不早于12月14（27日）拟写《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及其草稿和提纲；作苏维埃国家经济政策问题笔记。出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提请会议讨论《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对草案作了说明，对会上提出的问题作了解答。12月15日（28日）接见芬兰议会代表团。代表团询问，苏维埃政府对给予芬兰独立的问题持什么态度。列宁向代表团明确表示，只要芬兰议会正式提出请求，苏维埃政府一定予以承认。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普梯洛夫工厂停工问题和改组燃料特别会议问题。列宁就上述问题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专家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和关于改组燃料特别会议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关于人民委员会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对定于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举行的铁路工人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的态度问题、关于全体军人一律平等的法令草案、关于军队选举制的法令草案等问题。12月16日（29日）起草《关于将问题列入人民委员会会议议事日程的程序的指令》。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军队复员时期军队建设的过渡形式问题、关于军队中的民族部队问题以及其他问题。12月17日（30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芬兰政府吁请俄罗斯苏维埃政府承认芬兰独立问题、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进程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赴陆军人民委员部出席由他提议的有全军代表大会代表选出的各战线、各部队、海军等单位的代表、陆军人民委员部领导干部和军事专家数十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介绍政府和谈代表团向人民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内容和谈判情况，听取会上的发言，写了十个问题（即《向为复员军队而召开的全军代表大会的代表提出的问题》），要求与会同志对这些问题作书面回答。《国家与革命》的序言和第一章第一、二节在《真理报》第217号上发表。12月17日—23日（12月30日—1918年1月5日）《答赫尔曼·费尔瑙》在《国民》周刊第31期上发表。不晚于12月18日（31日）《土地问题资料》一书由彼得格勒波涛出版社出版。本书收集了列宁在1917年4月底至10月底发表的关于土地问题的重要文章和讲话。12月18日（31日）阅读为复员军队而召开的全军代表大会代表交来的对列宁提出的十个问题的书面答案。从下午5时到深夜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列宁起草的《关于将问题列入人民委员会会议议事日程的程序的指令》、关于成立小人民委员会、关于承认芬兰独立的法令、尼·瓦·克雷连柯关于前线局势和军队状况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列宁就克雷连柯的报告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同德国和谈等问题的决议草案》。会议期间，列宁在得知以佩·埃·斯温胡武德为首的芬兰政府代表团已到接待室后，当即签署人民委员会刚通过的关于承认芬兰国家独立的法令，随后离开会场会见代表团，将法令文本交给代表团，并同他们谈话。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接见顿河军屯州卡缅斯克村第二铸钢厂代表，听取他们反映该厂的问题。代表们请求政府停发该厂的经费。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期间，列宁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司法人民委员伊·扎·施泰因贝格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弗·亚·卡列林错误行动的决定草案》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同拉达举行谈判的决议草案》，并提交会议讨论批准。12月20日（1918年1月2日）写便条给国防特别会议副主席彼·阿·科兹明，请他一起研究处理顿河军屯州卡缅斯克村第二铸钢厂代表反映的问题。晚8时至深夜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斯大林关于人民委员会同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同拉达举行谈判的决定进行谈判的情况报告和关于立宪会议开幕等问题。12月21日（1918年1月3日）收到法国议员、社会党人沙尔·迪马来信，信中请求接见。列宁复信说，由于彼此之间的重大政治分歧，个人之间的关系早已不复存在，因此，拒绝他的请求。参加陆军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会议，讨论组建苏维埃国家新军队的问题。晚7时至深夜，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审定和补充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全俄肃反委员会和侦查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决定草案，修改和补充关于彼得格勒和彼得格勒铁路枢纽站实行扫雷的普遍义务劳动制的法令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制止法国使团从事反革命活动而采取的策略和措施等问题。12月22日（1918年1月4日）出席陆军人民委员部因最高总司令尼·瓦·克雷连柯来电告急而召开的有总参谋部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罗马尼亚战线的严重局势问题。列宁在听取军事专家们的意见后，反对尼·瓦·克雷连柯要求军队向后方撤退的建议。列宁主张加紧整顿运输工作和供应前线粮食的工作，迅即调遣彼得格勒军区和莫斯科军区的赤卫队增援罗马尼亚战线，并立即在这两个军区内着手组建社会主义新军队十个军。会上还制定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新军队的基本条例。12月22日和23日（1918年1月4日和5日）《普列汉诺夫论恐怖》一文在《真理报》第221号（标题为《普列汉诺夫赞成恐怖》）和《消息报》第259号上发表。12月23日（1918年1月5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了人民委员会成员的休假问题，作出决定给予列宁3—5天假期。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土耳其属亚美尼亚”的法令草案和关于小人民委员会的组成等问题。12月24日—27日（1918年1月6日—9日）在芬兰铁路委员埃·阿·拉希亚的陪同下，列宁同克鲁普斯卡娅和妹妹玛丽亚一起去芬兰卡累利阿地峡“哈利拉”疗养院度假。休假期间，列宁拟写《政论家札记（提纲）》、《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提纲初稿和最后定稿以及《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和《怎样组织竞赛？》等文章。12月28日（1918年1月10日）出席当选为立宪会议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会议，会上讨论定于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开幕问题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问题。列宁接见陆军人民委员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同他谈话，建议他把建立社会主义新军队的问题提交地方苏维埃，首先是彼得格勒苏维埃讨论。12月29日（1918年1月11日）打电报给在哈尔科夫的人民委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嘉许他在同卡列金分子的斗争中采取的坚决行动。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申请本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经费的报告，讨论期间，列宁起草《人民委员会关于拨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筹备和召开本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经费问题的决定草案》。在讨论关于拨给《工农临时政府报》20万卢布经费的申请报告时，列宁就政府报纸集中问题作了发言。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发给商品进出口许可证手续的决定草案、关于“土耳其属亚美尼亚”的法令草案、关于从芬兰撤退军队的问题以及关于政府职员的劳动工资标准等问题。接见法国军事使团成员雅·沙杜尔，同他谈话，告诉他，苏维埃俄国需要休战时间，将同德国单独缔结和约以及建立社会主义新军队之事。12月30日（1918年1月12日）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拉达给人民委员会的答复的决定》草案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索·阿·洛佐夫斯基的党籍的决议草案》。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在讨论人民委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列宁12月29日（1918年1月11日）给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电报提出的质询时，列宁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同卡列金作斗争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临时特别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决定草案，并提交会议批准。在讨论乌克兰中央拉达的照会和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对拉达的态度的问题时，列宁提请会议讨论他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拉达给人民委员会的答复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立宪会议问题和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员的任命等问题。12月31日（1918年1月13日）写便条给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请他同雅·斯·加涅茨基商量派代表团出国同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联系之事。在接到关于罗马尼亚军事当局对俄军第49革命师采取敌对行动的报告后，随即命令陆军人民委员部马上逮捕罗马尼亚使馆和罗马尼亚军事使团的全体人员，签署《人民委员会给罗马尼亚政府的最后通牒》，要求迅即释放被捕的俄军士兵，惩办肇事者，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午夜11时30分，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维堡区委员会、维堡区苏维埃和赤卫队司令部联合举办的迎新晚会。1918年年初接见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普·佩·普罗相，就他提出的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同布尔什维克党合并的建议交换意见。1月初接见爱沙尼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Я．Я．安韦尔特，交谈1917年12月31日（1918年1月13日）在雷瓦尔（现称塔林）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爱斯兰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爱斯兰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雷瓦尔委员会工作人员联席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讨论了关于宣布爱沙尼亚为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1月1日（14日）接见由马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Ｅ．Г．梅德维捷夫率领的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出席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会议代表团，向他们了解乌克兰的形势、乌克兰中央拉达的情况和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各项计划。列宁还向他们提出有关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的立场的建议，同时建议教育人民委员弗·彼·扎东斯基留在彼得格勒，担任乌克兰苏维埃政府驻人民委员会代表。接见前来递交关于罗马尼亚使馆事件备忘录的各协约国和中立国驻彼得格勒的外交代表，同他们谈话。列宁向外交使团代表表示，即日就把备忘录和这次谈话的内容报告人民委员会。接见陪同俄国政治流亡者从瑞士回国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弗·普拉滕，向他介绍建立社会主义新军队的意义，并邀请他一起参加欢送第一批社会主义新军队大会。列宁、玛·伊·乌里扬诺娃和弗·普拉滕在陆军人民委员尼·伊·波德沃伊斯基的陪同下，乘车前往米哈伊洛夫练马场，出席欢送大会。会上，列宁发表讲话。会后，在返回斯莫尔尼宫的途中，列宁的汽车遭反革命恐怖分子枪击，列宁脱险，普拉滕为掩护列宁手部负伤。晚8时，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作关于逮捕罗马尼亚公使及使馆全体人员以后所发生的事件的报告。会议委托列宁起草政府关于逮捕和释放罗马尼亚公使的情况的通告，并授权列宁处理这一事件。会议讨论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30日（1918年1月12日）关于同卡列金作斗争的决定时，列宁对这一决定作了补充。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废除国债的法令草案。深夜，委托斯大林通过直达电报把人民委员会关于逮捕罗马尼亚公使及使馆全体人员以后所发生的事件的决定通知苏维埃政府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代表团。午夜2时许，起草并签署给彼得保罗要塞政委格·伊·布拉贡拉沃夫关于释放罗马尼亚公使及使馆全体人员的命令。1月2日（15日）接见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И．A．扎尔金德，交谈扎尔金德同罗马尼亚公使康·迪亚曼迪谈判情况。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问题、改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问题以及关于远洋商船和内河商船国有化等问题。会议期间，列宁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高级公职人员的薪金标准的决定草案》。深夜，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讨论立宪会议问题和1918年1月1日（14日）列宁遇刺问题。不晚于1月3日（16日）拟写《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草案。1月3日（1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写信给为复员军队而召开的全军代表大会。起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通过直达电报同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苏维埃和谈代表团团长列·达·托洛茨基谈话，通知他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必须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定，并告诉他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即将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随后列宁收到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列·米·卡拉汉转发的第8集团军军事革命委员会报告乌克兰中央拉达在罗马尼亚战线进行反革命挑衅活动和集团军军事革命委员会采取相应行动的电报，即复电卡拉汉，并通知最高总司令尼·瓦·克雷连柯不要理睬中央拉达的挑衅活动，而要采取最坚决行动对付罗马尼亚反革命司令部、卡列金反革命分子及其在中央拉达的同谋者。再次通过直达电报同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谈话，就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同斯大林磋商后，指示列·达·托洛茨基暂时停止谈判，立即返回彼得格勒。1月4日（17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和行动的问题、关于红十字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的产业收归国有的法令草案等问题。1月5日（18日）下午1时左右，来到塔夫利达宫出席立宪会议。会前，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与立宪会议开幕程序有关的问题。出席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会议。会议宣读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且通过决定：如果立宪会议于当天开幕时不通过这个宣言，全体布尔什维克代表就退出立宪会议。下午4时，列宁出席立宪会议开幕式，听取各党团代表的发言。晚10时至午夜1时，立宪会议休会。在此期间，列宁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对立宪会议的策略问题。会上，列宁起草关于布尔什维克代表退出立宪会议的宣言。立宪会议休会期间，列宁几次会见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同他们商讨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问题。午夜1时许，召集人民委员会成员开会。会上，列宁拟写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提纲初稿，并就这个问题四次发言。在得知海军人民委员帕·叶·德宾科下令驱赶反动的立宪会议代表后，指示德宾科和塔夫利达宫警卫队长A．Г．热列兹尼亚科夫：对反动的立宪会议代表不得使用暴力，可以放行，但不准许随便进入塔夫利达宫。1月6日（19日）写《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物》（文章没有写完）和《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的提纲。听取海军人民委员帕·叶·德宾科关于立宪会议已经按塔夫利达宫警卫队长A．Г．热列兹尼亚科夫的要求停止开会的报告。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列宁写的《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提纲和关于吸收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党团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享有表决权）的问题。拟写《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1月6日（19日）夜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发表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会议批准列宁起草的《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不晚于1月7日（20日）拟写《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要点。1月7日（20日）接见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罗·彼·阿夫拉莫夫，在同他谈话时，收到关于原临时政府部长安·伊·盛加略夫和费·费·科科什金在医院里被一伙无政府主义的水兵杀死的报告，遂召请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和打电话给司法人民委员伊·扎·施泰因贝格，命令他们立即组织调查，逮捕凶手。拟写《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穆斯林社会主义委员会主席穆拉努尔·瓦希托夫和巴什基尔区域苏维埃主席沙里夫·马纳托夫谈话，向瓦希托夫和马纳托夫了解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的民族运动情况，了解穆斯林立宪会议代表的立场；建议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穆斯林立宪会议代表率先成立穆斯林的中央机构和着手起草有关穆斯林居民的法令。接见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左翼代表团。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进程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不早于1月7日（20日）为英国社会主义报纸《呼声报》撰写《什么是苏维埃？》一文。1月8日（21日）在有党的工作者列席的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和阐明起草的《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粮食政策问题和几项人事任命等问题。1月8日和11日（21日和24日）之间综合党中央委员会1月8日（21日）会议上《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讨论情况，并增写对《提纲》的补充说明。1月9日（22日）出席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力量配备、党的中央机关报、外交人民委员部、银行等问题。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颁布法令的程序和权利”问题、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弗·彼·扎东斯基参加人民委员会等问题。1月10日—18日（23日—31日）领导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1月11日（24日）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发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讲话。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全俄工会理事会主席团委员的选举问题。赴塔夫利达宫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1月12日（25日）拟写给赤卫队司令部的命令，命令协助交通人民委员部检查彼得格勒及其郊区各铁路线的运粮专列，逮捕投机倒把分子和怠工分子。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大会通过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关于同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政策的决议，并批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月13日（26日）接见乌拉尔苏维埃区域委员会代表A．И．苏沃洛夫和П．B．安特罗波夫，谈话后派他们持他写的便条去粮食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局，指令上述单位必须委托持条同志采取一切坚决措施使运粮专列从西伯利亚开到彼得格勒。接见从普斯科夫开赴哈尔科夫同卡列金反革命军队作战的第3库尔泽姆拉脱维亚步兵团代表团，向代表们介绍苏俄的国内外形势和苏维埃政权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出席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作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并回答大会代表提出的问题。1月13日和27日（1月26日和2月9日）之间参加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草案审定委员会的工作；对《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草案逐条修订并作补充。出席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和粮食机关代表联席会议，就与饥荒作斗争的措施问题两次发言；写《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措施的问题的决议草案》，提请会议审议。接见全俄粮食代表大会的两位代表，同他们交谈大会的决议。1月14日（27日）夜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期间，列宁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粮食状况的措施的决定草案》。会议讨论了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情况和工业生产情况等问题。1月15日（28日）写《人民委员会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质询》一文。写信给在哈尔科夫的乌克兰特别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和司令员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要求他们采取最坚决的革命措施，征集粮食，组织并派人护送运粮专列开到彼得格勒。下令给海军革命委员会，要求立即调派2000名水兵给姆·卡·捷尔－阿鲁琼扬茨，参加讨伐乌克兰中央拉达的军事行动。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的隶属问题、陆军人民委员部关于建立红军的法令草案的报告、关于邮电职工工资等问题。会上，列宁就拨款100万卢布给最高总司令大本营革命野战司令部一事作报告，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的隶属问题的决定草案》，并提请人民委员会批准，审定和补充关于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草案，审定并签署关于法庭的法令（第2号）。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1月16日（29日）接见卡缅斯卡亚镇顿河哥萨克前线士兵代表大会代表团。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列宁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工资的决定草案》。在会议讨论关于建立粮食管理统一中心问题时，列宁赞同全俄粮食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的提纲，并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工作组织问题的两个决定草案》。1月17日（30日）打电报给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对顿河哥萨克军事革命委员会承认人民委员会表示欢迎。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增加彼得格勒口粮定量等问题。会上，列宁综合一份运送和运到彼得格勒的粮食材料。同穆斯林事务委员部委员谈话，赞同他们拟定的关于归还穆斯林圣物的法令草案。1月18日（31日）同水运工会伏尔加航区委员会代表交谈人民委员会会议正在讨论的商船国有化问题。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远洋与内河商船国有化等问题。列宁作了发言，拟定《人民委员会关于远洋与内河商船国有化法令草案》，并对这个法令草案作了补充。拟写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取消苏维埃法律中涉及立宪会议的内容的法令草案。出席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阐明《土地社会化基本法》草案的实质和解散立宪会议的原因。1月18日（31日）夜出席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式。列宁致闭幕词。1月19日（2月1日）以前拟写给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指令，要求加快拟定关于政教分离的法令。1月19日（2月1日）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就同德国缔结和约问题六次发言。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列宁对关于各人民委员部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相互关系的决定草案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1月19日和21日（2月1日和3日）之间接见海军部立法会议代表B．Ф．波卢欣，同他交谈舰队状况。1月20日（2月2日）接见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尼·伊·穆拉洛夫和副司令A．B．曼德尔施塔姆，同他们交谈同德国缔结和约问题，批评莫斯科党组织领导提出的进行“革命战争”对付德国的口号，告诉他们前线发来的关于俄军溃败的消息。列宁强调，战争不能再进行下去，战争必须停止，并且坚决地把工人迅速武装起来，组织起来，集中人力和物力，巩固地方政权。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政教分离的问题。列宁审定和补充《关于信仰自由、教会团体和宗教团体法令》草案。在会议讨论《一次财产税草案》时，列宁对草案第一条和第二条提了意见，并建议将草案提交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农民部讨论。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增加士兵军饷、发行新币等问题。1月21日（2月3日）以前打电报给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询问他同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和的原因，指出只要不致动武，就不希望对乌克兰内政作任何干涉。1月21日（2月3日）拟写《致全国人民、特别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代表团的通电》。出席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代表参加的党中央委员会协商会议，讨论同德国缔结和约问题。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活动的报告。列宁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活动问题的决定草案》。写信给弗·亚·安东诺夫，再次提醒他消除同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的不和。1月22日（2月4日）鉴于各国资产阶级报刊散布关于苏维埃俄国的种种谣言，列宁拟写《致全国人民的通电》（第2号）。接见法国军事使团成员雅·沙杜尔，谈苏俄政府同德国缔结和约的必要性。打电报给乌克兰特别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感谢他对征粮工作采取有力措施，获得成效，希望再接再厉，继续组织征粮和向首都运粮。1月23日（2月5日）签署《致全国人民的通电》（第4号），宣布苏维埃军队在当地起义军民的配合下，于1月16日（29日）开进基辅，乌克兰中央拉达被推翻，奥伦堡宣告解放，奥伦显哥萨克白军统领杜托夫率残部溃逃，全部政权已掌握在全克里木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手中。对派往各地农村的鼓动员训练班的结业学员发表讲话。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撤销已经疏散的专区、省、县三级政府机关的法令》草案、关于赋予副人民委员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表决权问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关于工业复员的报告、关于小人民委员会更名为人民委员会直属委员会问题以及关于增加士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实行新历法问题、关于成立医疗委员会（政府最高医疗机构）问题和关于革命出版法庭等问题。列宁签署《关于俄罗斯共和国实行公历的法令》。《对派往地方的鼓动员的讲话》（报道）在《真理报》第18号上发表。1月25日（2月7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粮食现状问题和人事任命等问题。1月27日（2月9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邮电人民委员关于提高邮电费的决定》，经会议批准后，列宁签署了这一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油田国有化问题以及其他问题。1月28日（2月10日）出席全俄土地委员会代表大会代表和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农民代表联席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发表讲话。拟写《给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俄国和谈代表团托洛茨基的电报》稿。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革命出版法庭的法令草案以及其他问题。1月29日（2月11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作关于迅速实施财政措施的报告。会议讨论因和谈代表列·达·托洛茨基发表关于拒绝签订和约并宣布俄国退出战争的声明后而引起的苏俄政治形势问题。会议决定撤销最高总司令尼·瓦·克雷连柯根据列·达·托洛茨基1月28日（2月10日）的电报所发布的各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和军队总复员令。会议还讨论了关于海军实行志愿兵制问题（即关于组织工农红海军的法令草案）和关于把前沙皇尼古拉二世送回彼得格勒交付法庭审判等问题。电令最高总司令大本营，扣发由列·达·托洛茨基和尼·瓦·克雷连柯签署的关于军队总复员的电报。1月30日（2月12日）接见第一个俄国共产党员共耕社管理委员会代表，答应支持他们办社，请他们持他写的便条去找农业人民委员安·卢·柯列加耶夫帮助解决土地问题和办社有关的一些问题；写便条给格·叶·季诺维也夫，请他选派一位有经验的人参加第一个俄国共产党员共耕社成立大会，指导办社工作。接见冯·梅尔策飞机厂工人代表团，听取工厂情况的汇报，并将汇报内容记下。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对保护铁路法令草案作补充，起草关于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拟定禁止任何人免费乘车的法令的决定、关于责成国家银行行长拨发雅库波夫的征粮队两亿卢布的决定和关于吸收前线筑路队参加粮食工作的决定，对关于法庭的第2号法令草案作修改和补充。1月31日（2月13日）接见中断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回到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同代表团谈话。签署1918年1月29日（2月11日）人民委员会关于组织工农红海军的法令。1月31日（2月13日）夜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期间，起草关于成立粮食非常委员会的决定和关于接收怠工者参加工作的手续的决定，并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区分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各种职能的决定草案作几点补充。会议讨论了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会议和国际形势等问题。会上，列宁对拍给最高总司令大本营关于撤销最高总司令尼·瓦·克雷连柯发布的军队复员令的电报一事作了说明。1月底接见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代表，代表们建议政府发布关于集中工业订货的法令。列宁向代表们解释不能采纳他们建议的原因是，俄国现对的国民经济情况不容许这样做。1月或2月接见匈牙利共产主义者库恩·贝拉，就同德国缔结和约问题交换意见。2月14日阅读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关于瑞典军舰驶靠奥兰岛派兵登陆并迫使波罗的海舰队通信联络人员撤退的报告，批示秘书将报告转交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请他速向瑞典大使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报给芬兰人民政府库·曼纳，请他立即向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了解瑞典军舰活动及小股部队登陆的情况，并希告知芬兰人民政府方面所掌握的情况以及它对这一事件所持的态度。电令在基辅的米·阿·穆拉维约夫在征得俄国罗马尼亚事务最高委员会的同意后，在罗马尼亚战线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打电报给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核实瑞典军舰驶靠奥兰岛和小股部队登陆的消息，询问采取了哪些军事措施。2月15日接见奥洛涅茨省普多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Л．A．吉日茨基，向他了解奥洛涅茨省和普多日县的经济困难情况。列宁写便条给各人民委员部，请各部接待吉日茨基。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油田国有化和粮食仓库国有化问题。列宁对关于粮食仓库国有化法令草案提出补充，并加以审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俄德两国交换被扣留的公民的条约问题、关于成立水路、公路和航空人民委员部等问题。2月16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宣布铁路处于战时状态问题和关于削减开支特别委员会的法令草案等问题。会上，列宁拟写关于拨款10万卢布给人民委员会保护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珍宝的北方工作队的决议草案。2月17日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就德军司令部2月16日发表的关于终止停战状态并从2月18日12时起恢复军事行动的声明进行讨论并决定采取相应的对策。2月18日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德军当日清晨开始的军事行动问题。列宁两次发言，力持同德国签订和约，建议打电报给德国政府举行和谈。晚10时，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由于德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和德军开始全线进攻所造成的局势等问题。2月18日夜来到塔夫利达宫，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开会，研究当前的局势等问题。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两次讲话，主张立即接受德国提出的和约条件，反对列·达·托洛茨基一味拖延不办的策略，也反对主张“立即进行革命战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会议对列宁的建议进行表决，结果7票赞成，5票反对，获得通过。列宁受党中央的委托拟写人民委员会给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无线电报的草稿，抗议德国破坏停战，并且声明同意签订和约。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两党中央联席会议。2月19日凌晨4时以前，主持人民委员会紧急会议。在表决向德国政府发出关于同意签订和约的电报时，列宁投赞成票。上午10时，召集紧急会议，讨论抗暴委员会主席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关于德国战俘酝酿反对苏维埃政权暴动的报告。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苏俄政府在德军发动进攻和向德国政府发出关于同意签订和约的电报以后的对外政策和组织国防等问题。晚8时至深夜，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联席会议。列宁发表长篇讲话，阐述同德国缔结单独和约的必要性，并回答会上提出的问题。2月20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前线局势的报告以及其他问题。列宁被选入人民委员会临时执行委员会。通过直达电报同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Г．К．费尔德曼谈话，回答他询问的德军发动进攻后的局势和人民委员会采取的措施等问题。召集申请上前线的拉脱维亚步兵到斯莫尔尼宫开会，列宁用德语发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讲话。参加人民委员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午夜2时，临时执行委员会通过人民委员会《告全俄劳动人民书》。2月21日《论革命空谈》一文在《真理报》第31号上发表。拟写给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及各区委员会的电话稿，命令立即组织保卫彼得格勒的工作。起草人民委员会法令《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通过直达电报命令哈尔科夫的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立即攻占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派去2000名可靠的彼得格勒赤卫队员助战。”通过直达电报命令雷瓦尔的Я．Я．安韦尔特：“率部迎敌，将其歼灭。如难做到，则破坏所有道路，进行袭扰，不让敌人巩固阵地。”晚上，出席有军事专家参加的人民委员会委员会议，研究保卫彼得格勒的问题。深夜，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油田国有化问题时，通过列宁的建议：把油田国有化问题提交财政人民委员部研究办理，三日后将结果报送人民委员会。会议还讨论关于制止资产阶级报刊发表不该公开发表的消息的措施、人民委员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活动等问题。会上，列宁宣读由他起草的人民委员会法令《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法令在会议通过后，由列宁交彼得格勒通讯社立即向全国播发。2月21日或22日写对人民委员会法令《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补充。2月22日通过直达电报回答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区域邮电委员瓦·尼·波德别尔斯基的询问。就党中央委员会讨论关于为组织抵御德国的侵略可否从协约国方面得到武器和粮食的问题，写便条给党中央说，他对讨论的问题投赞成票。写《论疥疮》一文，当天在《真理报》第33号（下午版）上发表。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铁路管理条例草案、关于在军队复员时铁路保护条例草案以及从英法等国得到武器、食品和其他物品等问题。接见刚从莫吉廖夫来的已被撤销的大本营的参谋长米·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其他将军，同他们谈话，责成他们制订保卫彼得格勒的计划。2月23日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德国政府最后通牒中提出的新条件。列宁发言，要求签订和约。写《和平还是战争？》一文，当天在《真理报》第34号（下午版）上发表。准备以文章形式在《真理报》发表自己的《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文章标题为《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写了引言。拟写《给皇村无线电台的指令》，令其作好准备，保证当晚至次日晨7时能够发出苏维埃政府给德国政府的无线电报。接见美国社会党人阿·威廉斯和С．阿古尔斯基，同他们谈话，对他们提出组织红军国际支队的建议表示赞成。列宁写便条给尼·瓦·克雷连柯，请他协助建立这支部队。晚上，列宁打电话给《真理报》编辑部，请在《真理报》上刊登阿·威廉斯和С．阿古尔斯基等人号召参加红军国际支队的告全体旅居俄国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外侨书。写《不幸的和约》一文。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尖锐批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求政府拒绝德国提出的和约条件和进行“革命战争”。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联席会议，发言主张按德国的条件签订和约。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开会前，同党团工人成员交谈，了解他们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态度。晚9时，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党的彼得格勒组织积极分子会议，发表讲话，并对会上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2月23日或24日写《错在哪里？》一文。2月24日凌晨3时许，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签订对德和约问题。列宁作关于德国提出的和约条件的报告。会议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案进行表决，以116票赞成，85票反对，26票弃权，获得通过。清晨，起草并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接受德国和约条件的决定》。《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缺第22条提纲）和《不幸的和约》两篇文章在《真理报》第34号上发表。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派代表团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和约问题和列·达·托洛茨基以及“左派共产主义者”阿·洛莫夫、莫·索·乌里茨基、弗·米·斯米尔诺夫、格·列·皮达可夫、德·彼·博哥列波夫和亚·彼·斯蓬德关于辞去党和苏维埃的负责职务的声明，列宁十一次发言。写《关于必须签订和约的意见》。与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共同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组织局告党员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上的立场》。2月24日夜主持人民委员会紧急会议，讨论德军占领普斯科夫以后的局势问题。2月24日或25日接见前来彼得格勒要求苏俄政府尽早讨论俄芬两国条约草案的芬兰人民代表委员会代表团，就芬兰工人革命的进展情况和芬兰社会民主工党的立场问题交换了意见。2月24日以后向上前线抗击进攻彼得格勒的德军的彼得格勒工人队伍发表讲话。2月25日收到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从新谢利耶车站发来的电报，得知代表团因桥梁被炸，滞留该地，难以同德意志帝国政府进行联系。列宁复电指示代表团，在签订和约问题上决不允许动摇，答应将尽快派出军使同德国方面联系。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俄芬条约草案。列宁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俄芬条约的决定草案和人民委员会给俄芬协商委员会的指示。《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训》一文在《真理报》第35号（下午版）上发表。不早于2月25日列宁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交谈苏维埃政权粮食政策的原则。2月26日打电报给苏俄驻斯德哥尔摩外交全权代表瓦·瓦·沃罗夫斯基，询问他是否了解德国的和约条件和苏俄政府业已接受和约条件的情况，指示他每日报告斯堪的纳维亚的局势和国外报刊上的消息。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迁移政府的决定草案》和《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活动的决定草案的补充》。2月27日接见法国军事使团成员雅·沙杜尔和让·吕贝尔萨克，就法国爆破军官提出的为阻止德军推进而破坏铁路的建议进行谈话。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俄芬条约草案。列宁反对草案第13条关于俄芬两国公民权利平等的条款所做的规定。列宁拟写关于重新制定第13条条文的决定草案，并建议俄芬协商委员会的芬兰代表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立即请示本国政府解决。会议还讨论了关于远洋商船、内河商船和水上交通管理的决定草案等问题。2月28日复电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电报说，顿河州的城乡苏维埃州代表大会可以制定土地法案，但须报请人民委员会批准；顿河州的边界问题须同邻区和顿涅茨－克里沃罗格共和国的居民协商解决。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俄芬条约草案。列宁对条约第5、11、13、15、16诸条条文提出修改，人民委员会授权列宁等同志代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在俄芬条约上签字。《奇谈与怪论》一文前半部分在《真理报》第37号上发表。2月底或3月初接见芬兰革命家埃·拉希亚，同他交谈芬兰的革命及其前途。列宁还向他介绍了同芬兰人民代表委员会代表团会谈的情况。3月1日《奇谈与怪论》一文后半部分和《脚踏实地》一文在《真理报》第38号上发表。接见法国军事使团成员雅·沙杜尔，建议他去沃洛格达通知美国大使戴维·弗兰西斯，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干涉会给各“盟国”造成困难。接见英国外交代表罗伯特·洛克哈特，同他交谈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的进展情况。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油田国有化问题、普梯洛夫工厂国有化问题以及关于批准俄芬条约等问题。下午1时半许，签署俄芬条约。3月2日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批准教育人民委员部预算问题和彼得格勒装卸委员会的报告等问题。起草人民委员会《给各级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命令草案》。3月3日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最高军事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军事领导人米·德·邦契－布鲁耶维奇、政治委员普·佩·普罗相和Ｋ．И．舒特科。3月4日清晨，接见最高军事委员会军事领导人米·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就苏维埃俄国的军事状况同他交换意见。列宁听取他从军事角度提出关于苏维埃政府不宜留在彼得格勒的意见后，建议他写报告给人民委员会。列宁批阅米·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关于苏维埃政府必须撤离彼得格勒的报告。签署关于签订对德和约的通告。通告说，苏维埃俄国已于3月3日下午5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苏俄国德国及其盟国的和约，3月17日完成最后批准换文手续。因此，定于3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全俄工人、农民、士兵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批准和约。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疏散政府机关问题、关于成立水运管理委员会等问题。会上，列宁多次发言和发表讲话，并拟写《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水运管理委员会的决定草案》。3月5日接见美国红十字会驻俄国使团领导人雷蒙·罗宾斯和陪同的记者亚·龚贝格，向他们解释苏维埃政府给美国政府的照会。询问在苏维埃俄国和德国重启战事时，苏维埃政府能否指望得到美、英、法三国的支持，具体是哪些方面的支持。写《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一文。3月5日或6日出席政府成员会议。会上，苏维埃政府和谈代表团作关于苏俄同德国及其盟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和约的报告。列宁称赞和谈代表团的策略。列宁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收到的各地苏维埃就人民委员会2月25日征询各地苏维埃和土地委员会对按德国政府的条件签订和约的态度一事的回答综合成材料。3月6日《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一文在《真理报》第42号上发表。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要点（不晚于1918年1月7日〔2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要点[197]（不晚于1918年1月7日〔20日〕）9．主张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各种理由（理由的不正确）9．—（гг）（1）“答应过”……（对比1915年10月13日）————（我们的责任是准备革命战争）10．—（aa）（2）国际义务……［注：手稿中的“10．—（aa）（2）”和“11．—（бб）（4）”两项已删去。列宁在“11．—（бб）（4）”这一项之后写了“见背面的补11”，页边也注有“见补11”字样。——俄文版编者注］11．—（BB）（3）士气沮丧……（бб）（4）同德帝国主义“妥协”。［注：手稿中的“10．—（aa）（2）”和“11．—（бб）（4）”两项已删去。列宁在“11．—（бб）（4）”这一项之后写了“见背面的补11”，页边也注有“见补11”字样。——俄文版编者注］补11。同德帝国主义“妥协”？不正确。罢工的例子。12．反对立刻进行革命战争，赞成兼并性和约：（α）客观上＝威尔逊的走狗（每个士兵100卢布）13．（β）孤注一掷（雷瓦尔和爱斯兰将被占领，损失炮兵，可能还会丢掉彼得格勒）。14．（γ）在继续进行战争的情况下，不可能完成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各项任务。14．（δ）军队（现在已是民主的）的疲劳和情绪。15．（ε）首先扼杀俄国资产阶级，对俄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然后，开始革命战争。一刻都不停顿地准备革命战争。16．总的结论：如果最近三个月到半年德国发生革命，那么，尽管有革命战争的重压，我们也能打赢。如果再晚一些发生革命，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疲惫不堪的工人和农民将要推翻我们的政权，把政权交给冒险家，而冒险家们会去签订更加不利的兼并性和约。17．我们没有权利使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陷于这种捉摸不定的、毫无把握的处境。18．怎样更好：失掉波兰＋立陶宛＋库尔兰＋其他，还是失掉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接着是：为了波兰等，甘冒失掉社会主义革命的风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毫无疑问的。19．不把赌注押在欧洲革命的迅速（三个月到半年）到来上，而要利用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忙于”战争的时机，坚持不懈地、没有狂热地准备革命战争。20．│漂亮姿势和革命空谈的政策——这就是当前的危险。21．│客观上：同威尔逊结盟，或者宁愿失败也绝不同帝国主义者建立任何联盟。22．我们退出之后，两大集团几乎势均力敌。让他们去两败俱伤（直到他们那里也爆发革命），而我们将巩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更可靠的途径。这是唯一的没有冒险、没有狂热、不孤注一掷的道路。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89—491页注释：[197]《〈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要点》的开头部分没有找到。列宁注明写于1918年1月7日（20日）的《提纲》，见本卷第247—255页。——457。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的提纲（1918年1月5—6日〔18—1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的提纲（1918年1月5—6日〔18—19日〕）1提纲初稿（1月5日〔18日〕）穆斯林的退出引证喀山的分裂？2．β（1）在苏维埃和人民中占多数的两党的退出……历史［注：见本卷第236—238页。——编者注］＋1（2）形式方面……（在X［注：指十月革命。——编者注］前选出）3．α（3）物质方面（问题的本质）劳动者的组织……从阶级斗争观点来看的原则意义。＋4．（4）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权的直接声明没有答复5．（5）总结＝为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斗争打掩护。6．（6）解散……7．（7）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与＋1有关：＋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各省的名单）补＋4：仍是这个政治派别（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最疯狂的斗争。译自《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第48页2提纲（1月6日〔19日〕）1．发展中的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已到达立宪会议与苏维埃政权之间发生冲突的阶段：——苏维埃是摧毁君主制的唯一的人民力量；——从2月28日到10月25日期间苏维埃的成长和巩固；——社会革命党人分裂以前和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前的立宪会议选举；——根据苏维埃提出的名单选举社会革命党人。{穆斯林的退出{一天的事？2．在苏维埃和劳动群众中显然占多数的两个党——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退出立宪会议，明显地表明了苏维埃同它决裂，造成了它不可能存在的局面。3．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不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所谓“全民”机关，而是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阶级机关。俄国革命在斗争和妥协的发展过程中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创建了苏维埃共和国这一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形式。一步也不后退。4．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和公开提出的质问立宪会议没有答复……5．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立宪会议外面，疯狂地进行着反对十月革命的反革命斗争。6．结论：立宪会议，即留在立宪会议里的那部分人，是为反革命分子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打掩护的……7．解散立宪会议。8．此法令草案今天就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载于1931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8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32—235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的提纲初稿（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的提纲初稿（1917年12月24—27日〔1918年1月6—9日〕）提纲初稿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供给局”、“代表委员会”等的草案，以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草案[196]，使人产生一种必须把这些组织联合起来的思想。提纲初稿：（大致是）：供销委员会？供给和销售委员会？［注：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所属供给和销售委员会（供销委员会）。]基层单位应当是乡的消费生产联合会（比采购贸易等等联合会好），其作用相当于供给委员会和销售机构，乡界必要时可以改变。在城市中，可能要以街区委员会或街道委员会作为基层单位。如果能在各地建立起这样的基层单位委员会，那么把这些委员会联合起来，就会形成能够正确组织全体居民一切必需品的供应和正确组织全国范围内生产的整套的组织。也可能不是“联合会”，而是包括商业服务人员等等在内的“工农代表苏维埃”。每个这样的联合会或委员会或苏维埃（或供销委员会），将按销售品的生产部门和供应的产品种类分科或部，以便统一调整生产和消费（每个供销委员会都应该有财务科或出纳科）。在有权征收所得税，可以给无产者贷款而不取利息，以及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情况下，这种组织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乡银行那时就应该同国家储金局合并，应该把帐目纳入全国簿记，纳入国家收支总帐。产品的调运以及买卖只能在供销委员会之间进行，禁止一切私人间的销售。凭乡（一般是“基层的”即下层的）供给和销售委员会的证明，个人也可以向中央仓库购买产品，但必须记在乡或其他供给和销售委员会的帐上（在小单位内或购买零星物品不在此例）。没有供销委员会的证明，产品不许作任何调运。这就要合并农业人民委员部工商业人民委员部劳动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注意：“供给和销售委员会”：乡的、县的、省的、区域的（总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供给和销售委员会所属各部：中央布匹委员会、中央制糖工业委员会、中央煤炭工业委员会等等（总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银行等。注意：城市的富人区（或富人的别墅区等），应该服从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就是工农所占的百分比低于，譬如说，60％的某些住宅区等等也应如此。载于1929年1月22日《消息报》第2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206—208页注释：[196]指粮食人民委员部拟定的关于组织粮食机构给各地苏维埃的指令、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供给委员部的方案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条例。鉴于旧的粮食机关对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实行怠工，粮食人民委员部于1917年12月22日（1918年1月4日）向各地苏维埃发出指令，要求它们依靠在粮食机关之下建立的各消费省份和军队的代表组织（“代表委员会”），把粮食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成立自己的粮食机构。粮食人民委员部同时还曾制定把该委员部改组为供给委员部的方案。根据方案，这个委员部的工作范围是不仅向居民供应食品，而且供应一切商品，私人贸易从而应当大大缩减。供给委员部的地方机关应成为各苏维埃的供给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组织和调整各工业区的经济生活，于1917年12月23日（1918年1月5日）通过了《区（区域）和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条例》。根据条例，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应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和调整各地的生产。——448。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经济政策问题笔记（不早于1917年12月14日〔2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经济政策问题笔记[195]（不早于1917年12月14日〔27日〕）备忘：联合成消费合作社。劳动消费手册。从富人开始：劳动消费手册，每册50卢布。收入2400卢布以上的房产主房间数超过人口数的房产主不动产超过25000卢布者。担任国家职务和社会职务收入3000卢布以上者（每册10卢布）。（（1）准备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和（2）同怠工作斗争）＋（（3）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阶级联合。）私营铁路（收归国有）予以没收。股份公司收归国有。工人超过20名或资金周转额超过10万卢布的工厂予以没收。“Whip”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每五人抽一人当“值班”或“督办”（“Whip”）或“催办”。党团委员会：表决时服从。检查组织委员会或流动检查组织小组（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中委派）。流动会计小组：银行及其他经理处。载于195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488—489页注释：[195]这篇笔记中提出的经济政策问题，列宁在《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和该草案的准备材料中作了详细研究（见本卷第176—179页和第443—444页）。——446。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的草稿和提纲（1917年12月14日〔27日〕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的草稿和提纲（1917年12月14日〔27日〕以后）［注：法令草案见本卷第176—179页。——编者注］1草稿［注：手稿第1页没有保存下来。——俄文版编者注］5．应专门公布关于银行现金支付以及银行结算私人帐户和贷款合同等帐目的业务细则。向消费合作社出售产品并通过银行往来帐户支取现金时，按一般价格的50％征收产品费。［注：手稿中这一段已删去，缺编号“6”。——俄文版编者注］7．私人的全部现金（个人每周消费的100—200卢布除外），必须存入国家银行及其分行的往来帐户。隐瞒者以没收惩处。8．凡属于富有阶级者，必须备有劳动消费（收支）手册，并将其摘记每周送交国家银行。9．凡占有不动产＞25000卢布或每月收入超过500卢布，或持有现金1000卢布以上者，均属富有阶级。10．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建立若干流动检查小组（包括监察员、统计员、会计员等），这些小组持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委托书，有权彻底地、无条件地检查任何企业和任何私营经济。11．宣布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2提纲1．宣布一切股份企业为国家财产。2．董事、经理及全部财产达5000卢布的股东，必须以其财产和自由来保证很好地经营业务（“人民公敌”）。（8）3．强制居民参加消费合作社。（9）4．在这方面协助贫民（特别是农民）。打击投机倒把分子和逃避者：“人民公敌”。（7）5．现金超过500卢布必须全部存入银行，否则就要没收和逮捕（然后盖上戳子，兑换成其他纸币以及采取其他措施）。每周消费额不得＞125卢布。押送前线强迫劳动}}（3）6．普遍劳动义务制：第一个步骤——为富人准备劳动消费手册、劳动收支手册，监督他们。他们的义务——按规定劳动，否则——“人民公敌”。{{没收逮捕}}（12）（10）7．怠工者和罢工的官吏——人民公敌。（4）8．铁路火速优先运输粮食和必需品，首先要遵循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指令。同“私贩粮食者”作斗争，全面追捕投机倒把分子。（5）9．转向生产有用的产品并开始进行粮食和产品的合理的商品交换：上下齐动手，寻找订货、原料等，从各方面着手。（6）10．废除公债。保护和照顾小额存户的利益。（10）11．流动检查小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苏维埃）应有党组织推荐的人参加。（11）12．由工人（和农民）组成法庭，检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载于1957年《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28—430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的要点（1917年12月11日〔2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的要点（1917年12月11日〔24日〕）［注：提纲见本卷第163—167页。——编者注］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1．立宪会议和10月25日革命：人民在11月12日还不可能知道。2．立宪会议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人民在11月12日还不可能对这一斗争作出判断，甚至不可能知道。3．立宪会议和党派（比例制选举）。4．1917年12月6日农民代表大会的分裂。5．社会革命党的分裂（1917年11月底）。6．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和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内部的斗争（12月10日和15日）7．军队内部的斗争（群众和集团军委员会）。（与4—7有关。）工人浪潮和苏维埃浪潮（1917年10月25日以前）：在11月12日以前，总共18天时间就准备好了名单。军队跟着行动（1917年11月的军队代表大会）。农民跟着行动（1917年12月7日的全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8．立宪会议和苏维埃政权。群众的先锋队和全体群众。9．立宪会议和国内战争（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武装暴动）。10．总结＝并非人为安息日而生。11．（革命）高涨的浪潮和立宪会议的选举不是同时发生的。12．改选权。选举和民主制。罢免权。13．盲目选举：在人民还不知道斗争的真正对象时。（与12有关。）14．立宪会议和党纲。纲领同1917年10—12月对比：有立宪会议的共和国高于有预备议会的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高于有立宪会议的共和国。完全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高于苏维埃共和国。共产主义社会高于社会主义共和国。载于1957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3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26—427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的提纲（1917年11月14日〔2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的提纲（1917年11月14日〔27日〕）［注：讲话见本卷第88—89页。——编者注］提纲引言{{（1）不代表政府，而代表党和党团。（2）维护自己的事业。（3）没收——社会革命党人背叛了。（4）第二次革命是必要的，“政权在资产阶级手里”（一位报告人说）和在妥协派手里。（5）工人社会主义革命。（6）同农民的“联合”。（7）法令＝242份委托书，下层。（8）下层和上层，群众和官吏，劳动人民和习惯者[194]。（9）根据242份委托书拟订的法令中的社会主义：10．{{没收……银行……农具……不分掉，而是公共产业。11．同妥协决裂……12．————立宪会议的选举。名单。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23页注释：?[194]指惯于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看本卷第198页和第204页）。——43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1918年3月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1918年3月5日）我们可怜的“左派”昨天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共产主义者报》[190]（应当补充说：马克思以前那个时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想逃避历史教训，逃避多次的历史教训，逃避自己的责任。逃避也是枉然，他们是逃避不了的。他们拚命逃避，在报纸上堆砌无数文章，累得满头大汗，“甚至”不惜印刷油墨，把“喘息”“论”说成是毫无根据的坏“理论”。可惜！他们再卖劲也推翻不了事实。英国的谚语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事实是：自3月3日下午1时德国人停止军事行动时起，至3月5日晚上7时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为止，我们获得了喘息时机，并且已经利用这两天工夫进行了切实的（不是空谈，而是实在的）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工作。这是事实，群众会一天比一天看得更清楚。这个事实就是：当前线军队无力再战、抛弃大炮、连桥梁也顾不上炸毁、慌忙溃逃的时候，保卫祖国和提高国防能力不是靠空谈进行革命战争（主张革命战争的人，在军队这样慌忙溃逃时，连一支部队也没有阻止住。空谈简直可耻），而是靠有秩序地退却来挽救残余的军队，靠利用每天的喘息时机来实现这一目的。事实是顽强的东西。我们可怜的“左派”，为了逃避事实，逃避事实的教训，逃避责任问题，极力对读者掩盖不久前发生的、还很新鲜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而用早已过去了的、无关紧要的事来搪塞。例如卡·拉狄克在自己的文章中，回忆他12月间（12月！）在“给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书”中写过关于必须帮助军队支持下去的问题。我没有机会把这个报告书读一遍，我问自己：为什么卡尔·拉狄克不把这个报告书全文发表出来？为什么他没有确切而直接地说明，他当时对“妥协和约”究竟是如何理解的？为什么他不回想一下不久前他在《真理报》上写过自己幻想（最坏的幻想）有可能在归还波兰的条件下与德帝国主义者缔结和约的事实？为什么？就是因为可怜的“左派”不能不抹杀那些会暴露他们“左派”对散布幻想应负的责任的事实，因为这种幻想实际上帮助了德帝国主义者，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壮大和发展。尼·布哈林现在甚至企图否认他同他的朋友们曾断言德国人不可能进攻这一事实。可是，许许多多人都知道这是事实，都知道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这样断言过，都知道他们散布过这种幻想从而帮助了德帝国主义，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壮大；德国革命现在被削弱了，这是因为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在农民组成的军队慌忙溃逃时被夺走了成千成万的大炮和价值若干亿的财富。这是我在1月7日提纲中［注：见本卷第247—255页。——编者注］已明确地预言过的。如果尼·布哈林现在只好“抵赖”，那对于他就更坏。凡是记得布哈林和他的朋友们说过德国人不可能进攻这句话的人，现在看到尼·布哈林不得不“抵赖”他亲口说过的话，只会耸肩表示诧异。而对于那些不记得这些话的人，没有听见过这些话的人，我们介绍他们看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在目前来说比卡·拉狄克在12月所写的东西价值、意义和教益要更大一些。这个文件（可惜，“左派”向他们的读者隐瞒了）就是：（1）1918年1月21日我党中央与现在的“左派”反对派一起参加的那次会议的表决结果；（2）1918年2月17日中央委员会的表决结果。1918年1月21日，在表决是否立刻中断与德国人谈判这一问题时，赞成的（在可怜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报》的撰稿人中）只有斯图科夫一人。其余的人都反对。在表决万一德国人中断谈判或提出最后通牒，是否允许准备签订兼并性和约这一问题时，反对的只有奥博连斯基（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把“他的”提纲登载出来？为什么《共产主义者报》对此默不作声？）和斯图科夫，其余的人都赞成。在表决在这样的情形下是否应当签订已提出的和约问题时，反对的只有奥博连斯基和斯图科夫，其余的“左派”统统弃权！！这是事实。1918年2月17日，在表决谁赞成进行革命战争这一问题时，布哈林和洛莫夫“由于这种提法而拒绝参加表决”。赞成的一个都没有。这是事实！在表决是否应当“在德国的进攻还不十分〈正是如此！〉明显以及这种进攻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暂不恢复和平谈判”这一问题时，赞成的有现在的“左派”报纸撰稿人中的布哈林、洛莫夫和乌里茨基。在表决“如果德国人进攻已成事实，而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是否要缔结和约”这一问题时，弃权的有洛莫夫、布哈林和乌里茨基。事实是顽强的东西。而这些事实都说明布哈林否认了德国有进攻的可能，散布了幻想，他实际上——虽不是他所愿意的——用这种幻想帮助了德帝国主义者，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壮大。革命空谈的实质也就在于此。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191]尼·布哈林责难我不具体分析现在这个和约的条件。可是不难了解，对于我的论据而言和从问题的实质来看，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必要来具体分析这些条件。只要证明如下这一点就足够了，即我们的实际的而不是幻想中的抉择只有一个：或者是承认这样的条件，从而获得哪怕是几天的喘息时间，或者是沦于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境地。至少就彼得格勒来说，布哈林是无法驳倒这一点的。他的同事米·尼·波克罗夫斯基也承认这一点。至于说新条件恶劣、苛刻、屈辱的程度比布列斯特条件更甚，那么对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负有这方面罪责的是我们可怜的“左派”布哈林、洛莫夫、乌里茨基之流。这是上面援引的表决情形证实了的历史事实。这个事实是怎样逃避也逃避不了的。给过你们布列斯特的条件，而你们却用装腔作势、吹牛唬人来回答，以至招来更恶劣的条件。这是事实。你们对此应负的责任是推卸不掉的。我在1918年1月7日的提纲中，极其明确地预言过，由于我们军队的状况（这是空谈“反对”疲惫的农民群众所不能改变的），俄国如果不接受布列斯特和约，就一定会缔结更坏的单独和约。“左派”落入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圈套，因为俄国资产阶级本来就是要把我们拉进对于我们最不利的战争中去。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现在进行战争，显然是脱离了农民，这是事实。而这个事实也就说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政策的不郑重，正如1907年夏季所有社会革命党人所执行的那种似乎“革命的”政策一样不郑重。最觉悟最先进的工人正在迅速地抛弃这种革命空谈的歪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作出了榜样。彼得格勒市内的优秀工人区，如维堡区和瓦西里耶夫岛区已经觉醒起来了。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不主张现在进行战争，它懂得必须准备[192]，并且正在准备。在1918年3月3日和4日举行的莫斯科市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反对革命空谈的人已经获得胜利了。[193]“左派”狂妄自欺到了多么荒唐的地步，这从波克罗夫斯基文章里的一句话就可看出来。他说：“要打仗，就要现在打”（黑体是波克罗夫斯基用的）……趁——听着！听着！——“趁俄国军队包括新组建的部队尚未复员的时候就打。”谁不逃避事实，那他就会知道，在1918年2月间，无论在大俄罗斯，无论在乌克兰，无论在芬兰，回击德军的最大障碍就是我们的没有复员的军队。这是事实。因为这个军队已经不能不慌忙溃逃，并且还带红军部队一起溃逃。谁愿意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正视对这种教训应负的责任，不逃避这种教训，他至少会记得拿破仑一世与德国的战争。普鲁士和德国多次同征服者缔结过苛刻十倍和屈辱十倍（同我们相比）的和约，直到承认由外国人充任警察，直到承担派遣自己的部队去帮助拿破仑一世进行侵略战争的义务。拿破仑一世同普鲁士签订的条约对于德国的压迫和宰割，比现在兴登堡和威廉对我们的压迫要厉害十倍。可是，在普鲁士有这样的人，他们并不装腔作势，而是签订了极其“耻辱”的和约，他们签订这样的和约，是因为没有军队。他们虽然签署了压迫重十倍、屈辱十倍的条件，但后来终于举行了起义，进行了战争。这样的情形不是一次，而是许多次。历史上有过好几次类似的和约和战争。有过好几次得到喘息的机会。有过好几次征服者重新宣战的事实，有过好几次某一被压迫民族联合某一压迫民族的事件，这个压迫民族既是征服者的竞争对手，同时自己也是一个征服者（请那些主张不要帝国主义者帮助而进行“革命战争”的人们注意！）。历史就是这样演进的。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我们已进入战争频繁的时代。我们正接近新的卫国战争。我们将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成熟的条件下去进行这个新战争。在这艰难的道路上，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一定会纠正装腔作势和革命空谈的作风，一定既能接受极苛刻的和约，也能重新奋起。我们签订了蒂尔西特式和约。我们也会取得我们的胜利，获得我们的解放，正如德国人在1807年签订蒂尔西特和约之后，在1813年和1814年便达到了从拿破仑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目的一样。从我们签订蒂尔西特式和约到我们获得解放的距离，很可能要短一些，因为现在历史进展得更快了。打倒装腔作势的作风！认真进行整顿纪律、加强组织的工作！载于1918年2月21日（3月6日）《真理报》第4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15—420页注释：[190]《共产主义者报》（《Коммунист》）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一派别组织的报纸（日报），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和彼得堡郊区委员会机关报的名义，于1918年3月5—19日在彼得格勒出版，共出了11号。根据彼得格勒市党代表会议1918年3月20日决定，《共产主义者报》停刊。代表会议宣布以《彼得格勒真理报》为彼得格勒党组织的机关报。——432。[191]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1幕第4场，意为主观上要做某一件事，结果却做了另外一件事。——435。[192]1918年2月24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通过决议，赞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必须签订和约的决议，同时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组织军队开往前线。——436。[193]1918年3月3日，莫斯科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举行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工厂委员会、工会、区苏维埃的代表和负责工作人员等。大多数与会者赞同签订和约。3月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讨论和约问题，以10票对7票通过了赞成签订和约的决议。3月4日深夜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决议，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在和约问题上的立场。——436。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水运管理委员会的决定草案（1918年3月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水运管理委员会的决定草案（1918年3月4日）委托米柳亭、施略普尼柯夫和阿普雷列夫同志根据第3条明天马上组建管理委员会，以便就每一项专门职能都任命一名向整个管理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负责的专门的全权代表。第3条规定的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推选的6名委员以及各区域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表暂时由各全俄工会的代表代替。应当立即指派两名同志，水运工会出一名，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出一名，明天就到斯蓬德处，以便争取立即把款子拨下去。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94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18年3月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18年3月4日）1我完全同意特鲁托夫斯基同志的意见，我们在这里听到的那些意图和打算，完全背离了工农政府的任务，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188]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把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体人民所有，而绝不是把船舶转归船舶工人，把银行转归银行职员。如果人们当真听信这样的胡言乱语，那就应当取消国有化[189]，因为这完全是胡闹。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和目的是把土地、企业转归苏维埃共和国所有。农民必须认真耕作，才能得到土地。如果河运员工要得到船舶，就必须认真经营管理：他们应该提出预算，以便至少核准收支；他们应该爱护船舶。如果他们做不到，我们就撇开他们。如果他们争吵上三个星期，那么，我就要建议把他们全部撇开，不要他们管理，因为这说明他们毫无组织能力，完全不懂得苏维埃共和国的紧要任务。这叫混乱，涣散组织，说得更糟些——跟怠工差不多。他们纠集人们有组织地到工会去告状，而伏尔加河上的船舶却停在那里无人修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疯人院吗？我非常相信他们会意识到：如果我们继续处于这种混乱状态，那么，更严重的灾难将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守纪律，把一切财产有组织地转归人民，把一切资源有组织地转到苏维埃共和国手中，并严格地有纪律地支配它们，这是我们的基本条件。因此，如果有人对我们说，河运员工将是从事管理的私人业主，我们显然是不会同意的。应当由苏维埃政权来管理。而你们在统一各个组织的过程中却搞什么辩论……［注：部分速记记录无法辨认。——俄文版编者注］他们如果不满意，可以请求撤销指令。但是，他们重新提出要首先研究船舶归谁所有的问题，以便船舶工人能要求增加百分之一百四十的工资。2很多意见我完全同意，但是对管理委员会的组成，我认为河运员工同志们的建议是根本不能采纳的。我们首先要研究的不是这个问题。基本问题是人们拿不到钱。这真是太不象话了。我们拨款是为了什么呢？是使它成为一纸空文吗？我们听到成千上万次抱怨，说如果还不把钱送来，我们的运输就要完蛋。如果2月21日拨款，而22日钱还没有收到，23日他们就应该来告状。我们在闹钱荒，纸币不够，印刷厂不能按需要量印制。我们拨款，由你们分发，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下去。你们应在2月23日到这里来，而不是3月3日来。我们曾要求把这几千万拨下去。我不知道，主要应该怪谁。我认为，应该怪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表。我们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我们供给彼得格勒，莫斯科就闹钱荒……［注：部分速记记录无法辨认。——俄文版编者注］如果只开拨款单，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么，他们本应该到这里来，打电话给我或其他人，提出申诉。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收到申诉，说没有发钱给我们。可是从你们那里我却连一份申诉也没有收到过。应当追究责任，至少要警告他们。2月21日的决定责成河运员工代表大会提出预算。至于管理委员会的组成，我认为，本来应该最好按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建议的精神修改我们的法令。第3条规定成立七人管理委员会。这一点为什么没有实行，不可理解。这里面可以吸收许多工会代表参加。我建议采取坚决措施，立即用直达列车把这些钱送去，然后按通常的办法立即通知，钱已送出。至于第2项，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唯一可能的管理委员会，即大家和人民委员会最能接受的唯一的管理委员会，我认为，就是昨天人民委员会通过的管理委员会。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应该将这一点付诸实行。如果事实真的是，把200卢布的薪金看成不可变动的，并提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实行运输国有化，如果是这样，如果出现要与其他组织平衡的要求，那么，我个人就建议提出取消国有化的问题。过些时候，可能发生完全没有钱的情况。我们要实行国有化所依靠的唯一保证，我们本来是具备的，可是有人却要把我们的这一保证夺走。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取消这一措施。不然的话，就又将接受一个亏损极大的企业。3我认为，任命委员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妥当的。担任这个职务的无可争议的人选是没有的。这样我们就满足不了所有的要求，因为双方都不会满意的。用我们任命委员的方式排除工会，这不是一种民主的办法。我们要通过一项决定，让他们明天早晨以前把建议提出来。如果管理委员会很庞大，那么它可以选出执行委员会。我们可以在明天或后天在组织上通过，以便在一定限期内迅速从组织上贯彻。在任命执行委员会成员时，也许应该指派一些人进去。这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并不排斥河运员工。他们不可能反对来自工会的合作。如果这样行不通，那么我们再提出任命委员的问题。人民委员同志们都知道，人选的问题当然是个困难的问题，现在决定任命委员，就意味着什么都决定不了，因为我们常常为此要浪费整整一周的时间。最好采取这样的办法。还有一个建议，取消第5、第6和第7项。通过了。根据第3条，管理委员会的6名委员由工会临时代表代替。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11—414页注释：[188]这里说的是水运工会中央委员会代表关于把水运管理集中在工会手里的建议。人民委员会拒绝了水运员工的这个要求。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水上运输转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水路交通局的局务委员会应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水运工会和各个区域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代表组成。人民委员会1918年3月4日会议讨论了根据1918年2月27日通过的人民委员会《关于海洋与内河商船及水路交通管理的决定》建立水运管理委员会的问题和付给伏尔加河和玛丽亚水系各船坞工人薪金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作出了决定。决定的主要条款是列宁写的（见本卷第431页）。——427。[189]指1918年1月23日（2月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商船国有化的法令》。该法令公布于1月26日（2月8日）《工农临时政府报》第18号。——427。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命令的草案（1918年3月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给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命令的草案（1918年3月2日）我们估计明天（3月3日）将签署和约，但是从我们的情报人员汇报的各种情况来看，必须预料到，最近几天内德国人中主张对俄作战的那一派将占上风。因此，我无条件地命令你们：延缓红军的复员；加紧做好破坏铁路、桥梁和公路的准备工作；集结和武装军队；继续加快疏散；把武器运往内地。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10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脚踏实地（1918年3月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脚踏实地（1918年3月1日）德国白卫军背信弃义地袭击俄国革命，引起了革命的高潮。各地纷纷来电，表示决心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这是意料之中的，对待自己的工农政权不可能有别的态度。但是，同德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进行战争，单靠热情是不够的。如果以轻率的态度来对待目前这场真正的、顽强的、浴血的战争，那不仅是极端幼稚，甚至是犯罪行为。战争必须认真地进行，否则，就根本不要进行。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既然德帝国主义者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的神圣责任，就是要冷静地评价我们的处境，估计力量，检查经济机构，这一切都应当以战时的速度来进行，因为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任何拖延确实“等于自取灭亡”。汉尼拔已经到了门前[187]，这一点我们连一分钟都不要忘记。要认真地进行战争，就必须有巩固的有组织的后方。如果没有充分的装备、给养和训练，最好的军队，最忠于革命事业的人，也会很快被敌人消灭。这个道理十分明显，用不着加以解释。目前我们革命军队的后方情形怎样呢？至少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以往几年的战争已经使我们的运输完全瘫痪、城乡的商品交换遭到破坏，它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大城市的饥荒。我们的军队在敌人的打击下，正在进行根本的改组。熟悉在现代条件下作战情况的旧军队，已经不存在了。被以往几年的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由于三年半的战壕生活而精疲力尽的旧军队，战斗力等于零。红军无疑是极好的战斗材料，但却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原材料。要使红军不致于成为德军炮火下的炮灰，就必须对它进行训练，使它纪律严明。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各个地方苏维埃在发出表示决心与外敌斗争的电报后，应当随即报告：有多少车皮粮食运往彼得格勒；能立即派遣多少军队到前线去；有多少红军战士在受训练。所有的武器和弹药都要进行登记，并应当立即恢复武器弹药的生产。必须肃清铁路上的粮贩和流氓。各地必须重新建立极严格的革命纪律。只有按所有这些条件办了，才能认真地来谈战争。否则，关于“最革命的战争”的一切议论，都是空话。空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害的，在目前的紧急关头，它会起致命的作用。我深信，我们的革命一定能克服当前的巨大困难。它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为了顺利地完成我们的事业，还必须百倍地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取得胜利。载于1918年2月16日（3月1日）《真理报》第3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408—409页注释：[187]汉尼拔已经到了门前意为情况危急。相传这是古代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奇袭罗马城时，猝不及防的罗马人喊出的一句话。——424。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奇谈与怪论（1918年2月28日和3月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奇谈与怪论（1918年2月28日和3月1日）我党莫斯科区域局在1918年2月24日通过的决议中，表示不信任中央委员会，拒绝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奥德和平条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并在该决议的“说明”中声称，“认为党在最近的将来恐难避免分裂”。［注：决议全文如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区域局讨论了中央的工作，鉴于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成员状况，对中央表示不信任，主张一有机会就改选中央。此外，莫斯科区域局认为没有义务绝对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对奥德和平条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决议是一致通过的。］这里既没有怪论，也没有奇谈。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同中央意见有严重分歧的同志，严厉责备中央，并认定分裂不可避免，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奇谈与怪论是有的。决议后面附有一个“说明”。它的全文如下：“莫斯科区域局认为党在最近的将来恐难避免分裂，并且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团结一切既反对单独媾和派、也反对党内一切温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作好可能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我们一如既往认为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向其他所有国家传播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坚决实行工人专政，无情地镇压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这里我们把那些……奇谈与怪论加上了着重标记。关键就在这句话。这句话把决议起草人的全部路线引导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这句话非常清楚地揭示了他们错误的根源。“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这是奇谈，因为在前提和结论之间连一点联系都没有。“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招致苏维埃政权在军事上的失败是合适的”，这样的命题不管对不对，却不能称之为奇谈。这是第一。第二，苏维埃政权“目前完全流于形式”。这就不仅是奇谈，而简直是怪论了。显然，起草人陷入了思想极度混乱的困境。因此必须加以澄清。关于第一个问题，起草人的意思显然是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作好可能战败的准备是合适的，而这种失败会导致苏维埃政权的丧失，也就是说导致俄国资产阶级的胜利。起草人说出这层意思，就是间接承认我在提纲（1918年1月8日宣读的、1918年2月24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提纲）［注：见本卷第247—255页。——编者注］中说得对：不接受德国向我们提出的和约条件，就会导致俄国的失败和苏维埃政权的垮台。可见，laraisonfinittoujoursparavoirraison——真理总是要占上风的！“极端”反对我的，拿分裂相威胁的莫斯科派，正因为已经公开说到分裂，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具体看法和盘托出，而这正是那些用革命战争这种笼统的空谈来支吾搪塞的人讳莫如深的。我的提纲和论据的全部实质（凡是愿意细心阅读我的1918年1月7日提纲的人都能看出），就是指明在认真准备革命战争的同时必须在现在、在目前这种时刻就接受极端苛刻的和约（这也正是为了认真作好这种准备）。可是那些专门笼统地空谈革命战争的人，却回避了，或者是没有看到，不愿意看到我的论据的全部实质。现在我应当衷心地感谢“极端”反对我的莫斯科派，感谢他们打破了对我的论据的实质保持“沉默的阴谋”。莫斯科派首先对我的论据作了答复。他们的答复是什么呢？他们的答复就是承认我的具体论据是正确的：莫斯科派承认，是呀，如果我们马上迎战德国人，失败的确就在眼前。［注：有人反驳说，战争反正是躲避不了的。可是事实作了回答：我的提纲是在1月8日宣读的；1月15日以前我们本来有可能得到和平。如果……如果不是由于革命空谈，我们无疑会得到喘息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即使是最短暂的喘息，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德国人势必要宣布新的战争）。］是呀，这种失败的确会使苏维埃政权垮台。我再次衷心感谢“极端”反对我的莫斯科派，感谢他们打破了对我的论据的实质，即对我指出的如果我们立刻应战将会遇到何种作战条件的具体说明保持“沉默的阴谋”，并感谢他们大胆地承认了我的具体说明是正确的。其次，既然莫斯科派实质上已被迫承认我的论据是正确的，那反驳我的论据用意何在呢？用意在于：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应该作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国际革命的利益为什么要求这样做呢？关键就在于此，那些想驳倒我的论据的人，其立论的真正实质就在于此。可是，无论在决议中还是在决议的说明中，对于这个最重要最主要最根本的一点，偏偏只字未提。关于一些众所周知的、无可争辩的问题，决议起草人找到了时间和场合来谈论——既谈到“无情地镇压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是用丧失苏维埃政权这种政策的手段和办法吗？），又谈到反对党内一切温和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关于恰恰是争论的问题，也就是有关反对媾和的人的立场的实质问题，却绝口不谈！奇怪！非常奇怪！决议起草人对此避而不谈，难道是因为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特别心虚吗？如果明白地说出为什么（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也许就会揭露他们自己……不管怎样，我们还得找出决议起草人可能依据的论据。也许起草人以为，国际革命的利益不允许同帝国主义者缔结任何和约。在彼得格勒的一次会议上有些反对媾和的人提出过这种意见，可是支持这种意见的，即使在反对单独媾和的人中间，也是极少数。[186]显然，这种意见就是要否认布列斯特谈判是适当的，就是要否认“甚至”以归还波兰、拉脱维亚和库尔兰为条件的和约。这种观点的不正确是一目了然的（例如，它遭到了彼得格勒大多数反对媾和的人的反对）。按照这种观点，处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不能缔结任何经济条约的，如果不飞到月球上去，那就无法生存。也许起草人以为，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强行推动国际革命，而强行推动这种革命的只能是战争，决不是和平，和平只会给群众造成帝国主义“合法化”的印象。如果是这种“理论”，那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否认“强行推动”革命，因为革命是随着产生革命的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而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同认为武装起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必须采取的斗争形式这一观点是一样的。其实，国际革命的利益固然要求已经推翻国内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援助这一革命，不过援助的方式应该量力而定。即使可能使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也要援助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观点，甚至从强行推动论中也是引伸不出来的。也许决议起草人以为，德国革命已经开始，已经酿成公开的全国范围的内战，所以我们应当拿出自己的力量，帮助德国工人，应当牺牲自己（“丧失苏维埃政权”），拯救已经开始决战而受到严重打击的德国革命。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牺牲自己，就可以牵制住德国一部分反革命势力，从而就会拯救德国革命。当然，在这种前提下，作好可能失败和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不但是“合适的”（用决议起草人的话来说），而且是完全必须的。但是很明显，这种前提并不存在。德国革命正在成熟，但显然还没有到在德国爆发的程度，还没有到在德国发生内战的程度。我们“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显然也不能帮助德国革命的成熟，反而会妨碍它。我们这样做只会帮助德国反动势力，为他们效劳，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困难，使那些还没有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德国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广大群众更加离开社会主义，因为他们会被苏维埃俄国的失败所吓倒，如同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把英国工人吓倒一样。不管怎样找，也找不出起草人推理的逻辑。“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是合适的”，——这种说法是没有合理的论据的。“苏维埃政权目前完全流于形式”，——这真是怪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莫斯科决议的起草人竟然说出了这种话。据说，既然德帝国主义者要向我们索取贡赋，既然他们要禁止我们进行反德的宣传鼓动，那么苏维埃政权便失去了意义，便“完全流于形式”，大概这就是决议起草人的“思”路。我说“大概”，是因为起草人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理由来证实上述命题。说苏维埃政权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因而可以采取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策略，这种“理论”的内容无非是感到没有出路的极端悲观的情绪和完全绝望的心理。反正是没有救了，就让苏维埃政权灭亡吧，——这就是支配人们写出这种怪诞决议的心理。有时用来掩饰这种意思的所谓“经济上的”论据，归结起来也还是这种感到没有出路的悲观主义：既然人家可以向我们索取贡赋，可以要这个要那个，那还叫什么苏维埃共和国呢？反正要灭亡！除了绝望，没有别的了。在俄国目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觉悟的革命者有这种心理则是不能“理解”的。莫斯科派的观点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就是这种心理的很好的说明。1793年的法国人决不会说他们的胜利果实——共和国和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应该作好可能丧失共和国的准备。他们不是充满绝望，而是充满胜利的信心。既然号召进行革命战争，可是又在正式的决议中写着“作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这是在彻底揭露自己。在19世纪初，在拿破仑战争的时候，普鲁士及其他许多国家因失败以及受征服者征服、凌辱和压迫而遭受的困苦，比1918年俄国所受的大得无可比拟、难以估量。普鲁士的优秀志士，在拿破仑的铁蹄之下比我们现在所受的蹂躏厉害百倍，但是他们没有绝望过，没有说过他们的国家政治机关“完全流于形式”。他们没有垂头丧气，没有被“反正要灭亡”的心理所支配。他们签订了比布列斯特和约更苛刻、更野蛮、更耻辱和更具有压迫性的和约，他们后来善于等待，坚定地忍受征服者的压迫，再次起来战斗，再次受征服者的压迫，再次签订难堪的、极其难堪的和约，然后再次奋起，终于获得了解放（当然也利用了那些互相竞争的较强大的征服者之间的纠纷）。为什么类似的事情不能在我国的历史上重演呢？为什么我们要悲观绝望，要写出比最耻辱的和约实在更耻辱的决议，说什么“苏维埃政权完全流于形式”呢？为什么同现代帝国主义巨人作战遭到严重的军事失败，就不可能在俄国也锻炼人民的性格，加强自觉纪律，杜绝高傲空谈的风气，教给人们坚韧不拔的精神，引导群众采取普鲁士人被拿破仑打败后所采取过的正确策略：在没有军队时签订最耻辱的和约，以便养精蓄锐，以后一次再次地重新奋起呢？为什么别国人民能坚定地经受更为惨痛的苦难，而我们却因第一个空前苛刻的和约就悲观绝望了呢？试问，符合这种绝望策略的是无产者的刚毅精神，还是小资产者的毫无骨气？无产者懂得，既然没有力量，就得屈从，然而他善于后来在任何条件下都养精蓄锐，无论如何要一次再次地重新奋起；而小资产者，在我们这里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代表，却在空谈革命战争方面打破了纪录。亲爱的莫斯科“极端”派同志们，这决不是无产者的刚毅精神！每天的考验都会使最觉悟、最坚定的工人离开你们。他们会说，苏维埃政权没有流于形式，也决不会流于形式，不仅在征服者打到普斯科夫，要我们交纳粮食、矿产、现金等价值100亿的贡赋时是如此，就是在敌人将来占领下诺夫哥罗德和顿河畔罗斯托夫，要我们交纳价值200亿的贡赋时，也将是如此。任何时候，任何外国的侵略，都不能使人民的政治机关（况且苏维埃政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机关，它比历史上有过的政治机关要高得多）“流于形式”。相反地，外国的侵略，只会加强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只要……只要苏维埃政权不去冒险。既然没有军队，拒绝签订最难堪的和约就是冒险，人民有权利指责政权拒绝签订和约的冒险行为。签订比布列斯特和约苛刻得多、耻辱得多的和约，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如上面所举的），这样做非但没有使政权丧失威信，没有使政权流于形式，没有使政权或人民遭到灭亡，反而锻炼了人民，教会了人民掌握一套困难的本领：即使在征服者的铁蹄践踏下，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也能建立强大的军队。俄国正在准备新的、真正的卫国战争，即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很可能以后一个时代——象拿破仑战争时代那样——是征服者强迫苏维埃俄国进行多次解放战争（是多次，而不是一次）的时代。这是很可能的。因此，这种可耻的绝望，比任何一个由于没有军队迫不得已缔结的苛刻的、极端苛刻的和约更加可耻，比任何一个耻辱的和约还要可耻。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起义和战争，我们就是签订十个极端苛刻的和约，也决不会灭亡。只要我们不被绝望和空谈所断送，我们是不会亡在征服者手里的。载于1918年2月15日（28日）和16日（3月1日）《真理报》第37号和第3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99—407页注释：[186]指1918年1月21日（2月3日）党中央委员会和党内各派代表的协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投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缔结任何和约的有两名“左派共产主义者”——恩·奥新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和英·尼·斯图科夫。大多数“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表决时采取骑墙立场：他们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可以缔结和约，另一方面又反对立刻和德国签订和约。——41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活动的决定草案的补充（1918年2月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对人民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活动的决定草案的补充[185]（1918年2月26日）鉴于施雷德尔同志声明，他与委员会意见相反，坚信米茨根德列尔同志犯有贪污罪，人民委员会认为施雷德尔同志有责任：第一，书面重申自己的声明；第二，立即以其个人名义向法院控告米茨根德列尔。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93—394页注释：[185]这个文件是列宁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2月26日会议上写的，作为人民委员会关于审查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活动问题决定的补充被会议通过（参看注132）。——415。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委员会关于迁移政府的决定草案（1918年2月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委员会关于迁移政府的决定草案[184]（1918年2月26日）（1）选定莫斯科为政府所在地。（2）每个部门只准撤走中央行政机构的极少数的领导人员，至多不得超过20—30人（加上家属）。（3）无论如何要立即搬走国家银行、黄金和国家有价证券印刷厂。（4）开始疏散莫斯科的贵重物品。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98页注释：[184]由于德军进攻普斯科夫，人民委员会1918年2月26日会议讨论了将政府和政府机关从彼得格勒撤往莫斯科的问题。列宁的决定草案略经修改后被人民委员会通过。2月底，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苏维埃共和国迁都莫斯科的决定。1918年3月，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决定。——414。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关于同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签订的条约（1918年2月下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关于同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签订的条约[181]（1918年2月下旬）1人民委员会决定草案[182]（2月25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承认芬兰同志关于把芬方对条约草案第6条所作补充中指出的那部分领土移交给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的愿望原则上是正当的。委托协商委员会拟定实际进行移交的办法。2人民委员会给俄芬协商委员会的指示（2月25日）人民委员会给委员会以下指示：为两个共和国的侨居对方国家的公民争取充分的政治权利是公正的和必须的。3人民委员会决定草案[183]（2月27日）鉴于：第一，紧靠芬兰有一个资产阶级居民占很高比例的大城市；第二，从芬兰迁往彼得格勒的芬兰工人通常为3万左右；第三，彼得格勒资产阶级中迁往芬兰的资产者通常为20万左右；第四，因此，芬兰和俄国公民形式上的平等（在国外享受政治权利问题上）事实上使俄国资产阶级取得一种明显的特权，人民委员会建议俄芬协商委员会对草案第13条作如下修改：或者在第13条中不讲公民，而只讲工人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或者在原第13条里加上一笔：凡迁往芬兰而不能证明自己是属于上述两类劳动者的俄国公民在芬兰不得享有政治权利。载于1933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92—393页注释：[181]1918年1月14日（27日）芬兰发生革命，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2月，根据芬兰工人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的倡议，开始了关于缔结俄罗斯和芬兰两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条约的谈判。俄芬协商委员会草拟的条约草案在人民委员会2月25、27、28日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3月1日，缔约双方的代表在条约上签字。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条约。列宁直接参加了条约的制定工作，同受权签订条约的芬兰工人政府代表进行了会谈，并审订了条约草案。——412。[182]这个决定草案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2月25日会议上被批准。——412。[183]这个决定草案在人民委员会1918年2月27日会议上通过。俄罗斯和芬兰两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条约第13条规定：“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给予属于工人阶级或不雇用他人劳动的农民的在俄芬兰公民以俄国公民的全部政治权利，如果他们居住在俄国境内是为了从事劳动的话。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方面则保证给在芬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公民以获得政治权利的最方便条件，并特别照顾非定居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508页）——413。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训（1918年2月2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训（1918年2月25日）1918年2月18日至24日这一星期将作为最伟大的历史转折之一载入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史册。1917年2月27日，俄国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在战争进程中觉醒过来的农民以及资产阶级，共同推翻了君主制。1917年4月21日，它推翻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独掌的政权，把政权转到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小资产阶级妥协派的手里，7月3日，城市无产阶级自发地举行游行示威，震撼了妥协派的政府。10月25日，它推翻了这个政府，建立了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当时必须在国内战争中捍卫住这个胜利。这占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首先在加契纳附近战胜了克伦斯基，接着在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奥伦堡、基辅战胜了资产阶级、士官生、一部分反革命哥萨克，最后在顿河畔罗斯托夫战胜了卡列金、科尔尼洛夫和阿列克谢耶夫。芬兰燃起了无产阶级起义的烈火。火焰蔓延到罗马尼亚。在国内战线上取得胜利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敌人不论在技术上或在组织上都不占任何优势，同时他们既没有任何经济基础，也没有任何群众基础。轻易得来的胜利不能不冲昏许多领导人的头脑。于是出现了“我们投鞭就能断流”的轻敌情绪。他们假装没有看见军队离开前线迅速复员的普遍瓦解现象。他们陶醉于革命空谈，并把这种空谈搬到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上来。他们把俄国未受世界帝国主义侵犯的暂时的“自由”当作一种常态，而这种“自由”实际上不过是德国强盗同英法强盗之间的战争的间歇。他们把奥地利和德国群众罢工的开端当作革命，似乎这个革命已经使我们从德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中解脱了出来。他们不是严肃地、认真地、始终不渝地进行工作，去支援正经历特别艰苦的道路而成长的德国革命，反而不屑一顾地说：“德帝国主义者算得了什么，我们和李卜克内西一起马上就会把他们赶走！”1918年2月18—24日，即从德文斯克被占到普斯科夫被占（后来夺回来了）的一个星期，也就是帝国主义德国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军事进攻的一个星期，是一个痛苦的、难受的、沉重的，但却是必要的、有益的、很好的教训。如果把这一星期内在政府中心汇集的两类电报和电话比较一下，那该有多大的教育意义呵！一种是无休止的“决议式的”革命空谈，如果回想一下这种空谈的杰作——“左派”（噢……噢……）社会革命党人施泰因贝格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星期六会议[180]上的发言，那么可以把这种空谈叫作施泰因贝格式的空谈。另一种是痛苦的、耻辱的报道——团队拒绝守住阵地，甚至拒绝保卫纳尔瓦防线，不执行撤退时毁掉一切的命令；我们更不必谈逃跑、混乱、张皇失措、束手无策、松懈怠惰的情形了。这是一个痛苦的、难受的、沉重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很好的教训！觉悟的、善于思索的工人会从这个历史教训中得出三点结论：关于我们对待保卫祖国，对待我国国防力量和对待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战争的态度的结论；关于我们同世界帝国主义进行冲突的条件的结论；关于我们对待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这一问题的正确提法的结论。从1917年10月25日起，现在我们是护国派了，从这一天起，我们主张保卫祖国。因为我们用行动证明我们已经同帝国主义决裂。我们废除并且公布了肮脏的、血腥的帝国主义阴谋条约。我们推翻了本国资产阶级。我们给了曾受我们压迫的各族人民以自由。我们把土地交给了人民，实行了工人监督。我们主张保卫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正因为我们主张保卫祖国，所以我们才要求对我国国防力量和作战准备采取严肃的态度。我们宣布向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进行无情的斗争。为了进行革命战争，必须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准备，首先必须发展国家的经济，整顿铁路（因为没有铁路，进行现代战争就是十足的空谈），处处恢复最严格的革命纪律和自觉纪律。从保卫祖国的观点看来，在明明没有军队的时候，却要同无法与之较量和准备充分的敌人进行军事搏斗，这是犯罪。从保卫祖国的观点看来，我们必须签订最苛刻、最具有压迫性、最野蛮、最耻辱的和约，但这不是为了向帝国主义“投降”，而是为了学习和准备同它进行严肃认真的战斗。过去的这一星期把俄国革命提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几天功夫，历史向前一下子登上了好几级。在此以前，我们遇到的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从世界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敌人：有点象白痴罗曼诺夫、吹牛大王克伦斯基、士官生和资产者匪帮。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有文化的、用头等技术装备起来的、组织得非常严密的世界帝国主义巨人。必须同他斗争。必须善于同他斗争。经过三年战争受到空前破坏的、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农民国家应当避免军事搏斗（趁着还能避免的时候，即使以最大的牺牲作代价），以便能够做些重大的工作，迎接“最后的斗争”。最后的斗争只有当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时才会爆发。毫无疑问，这个革命每月、每星期都在成熟壮大。应当帮助这个正在成熟的力量。应当善于帮助这个力量。如果让邻近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明明没有军队的情况下去遭受毁灭性打击，那就不是帮助而是损害这个力量。不应当把“我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这个伟大口号变成空谈。这个口号是一条真理，如果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是要经过漫长的、艰苦的道路的话。这个口号是一条无庸争辩的、哲学的历史的真理，如果把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话。但是任何一个抽象的真理，如果把它套用在不管什么样的具体场合，那就会变成空谈。“每次罢工中都潜伏着社会革命这条九头蛇”，这是无庸争辩的。但是要说从每次罢工可以一步就跨到革命，那是胡说。如果我们说“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意思是向人民保证，在最近几个星期以内，在德国人还没有打到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没有“消灭”我们的铁路运输时，欧洲革命一定会爆发并取得胜利，那我们就不是严肃的革命国际主义者，而是冒险家。如果李卜克内西能在两三个星期以内战胜资产阶级（这不是不可能的），那他就会使我们从一切困难中解脱出来。这是无庸争辩的。但是，如果我们决定自己今天的策略，即同当今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策略，基于这样的希望，希望李卜克内西在最近几个星期以内一定取得胜利，那我们就只配遭到嘲笑。那我们就把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口号变成了革命空谈。工人同志们！学习沉痛的但是有益的革命教训！认真地、紧张地、百折不挠地准备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苏维埃的共和国！载于1918年2月12日（25日）《真理报》第35号（晚上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93—397页注释：[180]指1918年2月23日召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联席会议。——408。
|
致詹姆斯·坎农（托洛茨基，1940年2月27日）红色镰刀译、龚义哲校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詹姆斯·坎农
托洛茨基（1940年2月27日）红色镰刀译、龚义哲校订
亲爱的朋友：
我现在来回答你2月20日的来信。少数派的会议像我猜测的那样，现在结束了，我认为在你的来信中分析的具体策略问题上，你们的下一步行动至少有一半应根据这次会议的结果而定。
你们确信全体少数派都在准备分裂，而你们无法再争取到任何人。我接受这种假设。在克利夫兰大会之前，更有必要做的是做出积极的和平姿态，以便在他们的否定答复之后，彻底改变你们的路线。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赞同有必要出一期《新国际》为分裂作舆论准备。但少数派的会议在2月24-25日召开过了，而党的大会直到四月初才能召开。要提出和平的建议、谴责少数派的回绝，并出版《新国际》，这段时间足够你们用了。我们必须做一切事情，以便使其他部分[1]也认为多数派为了维护团结已经竭尽所能。我们三人之所以向国际委员会提出建议，认为对这些并非不重要的部分的成员，有必要进行同样的考验，这就是原因所在。
我非常了解多数派的许多领导缺乏耐心（我想这种缺乏耐心常常与对理论分歧的漠不关心有关），应该提醒他们：发生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事此刻有着重大的国际重要性，你们不可以仅凭主观意识（它们可能是正确的）来行事，而应根据有利于众人的客观事实来行事。
W.RORK[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注释：
[1]托洛茨基这里指的是第四国际的其它支部。——编者
|
致法雷尔·多布斯（1940年1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致法雷尔·多布斯[2]
（1940年1月10日）
亲爱的朋友：
在我寄给赖特翻译的文章里，我还没有提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官僚保守主义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已经和你们就这个问题讨论过一些了。作为一种政治倾向，官僚保守主义代表了特定的社会阶层的物质利益，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工人官僚的物质利益，以及在苏联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工人官僚的物质利益。想从多数派身上找到“官僚保守主义”的根源，这是荒谬的，如果不说它是愚蠢的话。如果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不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那就是说它们是某些领袖个人品格中的特征的反映。这么一来，问题就来了。果真如此的话，如何解释派别的形成？是由一群性格保守的人组成的吗？这种解释是心理上的而非政治上的。例如，如果我们承认（我个人不会这么做），坎农有官僚倾向，那我们就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有这种特质，多数派还是支持他，而不是因为有这种特质才支持他的。这表明反对派的领袖根本没有触及到派别斗争的社会基础问题。
第二，为了诋毁我对坎农的“袒护”，他们坚持说我错误地袒护了莫利尼耶。我在政治性质和个人评价问题上也会犯错，对此我绝不否认。但尽管如此，他们这个论据还是不够充分。我从未支持过莫利尼耶的错误理论。换言之，这是他个人品质的问题：粗暴，散漫，他的个人财务问题。当时有一些同志（其中有费雷肯）坚持立即开除莫利尼耶。我当时坚持认为，组织应该对莫利尼耶采取纪律手段。但当莫利尼耶在1934年企图用“四句口号”取代党纲，在此基础上另起纲领时，我跟要求开除他的人站到了一起。就是这么一回事。有人可能会对我明智耐心地劝导莫利尼耶的做法有不同意见，但我当然不是出于莫利尼耶的个人利益，而是出于教育党的利益才这么做的——我们的各国支部从共产国际那里继承了一些劣根性，比如滥用开除、分裂或以开除、分裂来威胁人的手段。在处理莫利尼耶的问题时，就跟处理一些美国同志（菲尔德[3]、韦斯伯德[4]等人）的问题一样，我往往是很耐心的。有时我能成功保持耐心，有时却不能。但对待我们运动中的可疑人物持一种耐心的态度，对此我一点也不后悔。无论如何，我对他们的“袒护”，绝不是牺牲原则结党营私之举。例如如果有人提议开除伯纳姆同志，我会积极地反对。但与此同时，我觉得有必要开展一场极其艰难的反对他的反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思想斗争。
兄弟般地问候！
列·托洛茨基
科约阿坎D.F.
注释：
[2]法雷尔·多布斯（FarrelDobbs,1907-1983）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二任全国书记（1953-1972），1934年加入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的领导人，以及1930年代卡车司机工会的组织者。著有四卷本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的系列著作：《卡车司机的造反》、《卡车司机的力量》、《卡车司机中的官僚》、《卡车司机的政治活动》。——译者
[3]B.J.菲尔德（B.J.Field,1900-1977）曾是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1932年因违反纪律遭开除。在托洛茨基的说服下，重新被组织接纳。又因在纽约旅馆工人罢工中违反纪律遭到开除。随后成为争取成立革命工人党同盟（LeagueforaRevolutionaryWokersParty）的领导人。——译者
[4]艾伯特·韦斯伯德（AlbertWeisbord,1900-1977）曾是美国共产党成员，1930年遭开除，1931-1937年是共产主义斗争同盟（CommunistLeagueofStruggle）的领导。在坎农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史》中，韦斯伯德是一个极端分子，他宣称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迫不及待地要求组建一个独立政党，进行群众工作，而那时的任务是宣传而非鼓动。——译者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上的立场（1918年2月2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上的立场（1918年2月24日）［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上的立场》这一文件的第一段和最后两段是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写的。——俄文版编者注］亲爱的同志们：中央委员会组织局认为必须向大家说明迫使中央委员会同意德国政府提出的和约条件的理由。同志们，组织局所以要向大家进行说明，目的是要把代表大会休会期间代表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观点向全体党员广泛进行传达。组织局认为必须指出，在签字接受和约条件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但是决定既然已经通过，全党就应该给以支持。最近就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只有在代表大会上才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中央委员会在多大程度上正确表达了全党的实际立场。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全体党员为了履行党员的义务，为了保持我们自己队伍的统一，应贯彻自己的中央领导机关——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当前（1918年2月24日）绝对必须同德国签订掠夺性的、无比苛刻的和约，这首先是因为我们没有军队，我们不能自卫。大家都知道，为什么1917年10月25日以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胜利以后，我们大家都成了护国派，我们都主张保卫祖国。从保卫祖国的观点看来，当自己没有军队而敌人却武装到牙齿、准备得十分充分的时候，是不允许卷入军事搏斗的。选出苏维埃的工农兵群众的明显的多数反对进行战争，因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能进行战争。否则就是冒险。如果这个战争即使是以签订极端苛刻的和约而结束，但德帝国主义以后又想发动进攻俄国的战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时大部分苏维埃一定会主张战争。现在进行战争，等于客观上受了俄国资产阶级的挑拨。他们很清楚，俄国现在是无法自卫的，德国人甚至只要用一点点力量就会把它打垮，他们只要切断主要铁路线，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就会由于饥饿而陷落。资产阶级希望有战争，因为他们想推翻苏维埃政权，跟德国资产阶级妥协。德文斯克和列日察、文登和哈朴萨尔、明斯克和德里萨的资产者在德国人进入时欢呼胜利的情景，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要在当前进行革命战争的主张必然变成革命空谈。因为没有军队，没有极其认真的经济上的准备，要进行现代战争去反抗先进的帝国主义，对于破产的农民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俘虏了我们之后要彻底击溃我们的德帝国主义进行反抗，是绝对必需的。但是，如果要求必须通过武装起义来进行反抗，而且必须现在就干，虽然这种反抗明明对我们毫无希望，明明既有利于德国资产阶级，又有利于俄国资产阶级，——那就是十足的空谈。借口支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而主张目前进行革命战争，同样也是空谈。如果我们不合时宜地同德帝国主义打仗而有利于德帝国主义击溃苏维埃共和国，那我们就会损害而不是帮助德国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进行各方面的、顽强的、系统的工作，来专门帮助各国国内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但在武装起义明明是冒险行动的时候还要去冒险举行武装起义，那就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李卜克内西在两三个星期内就取得胜利（这是可能的），那他当然会使我们从一切困难中解脱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心血来潮，向人民保证，说李卜克内西一定会在最近几个星期内取得胜利，那就太愚笨了，那就是对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这个伟大口号的嘲弄。这样推论，就是把“我们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这一伟大口号变成十足的空话。实际情况客观上和1907年的夏天相似。当时压制我们、俘虏我们的是俄国君主派斯托雷平，而现在是德帝国主义者。当时立即举行起义的口号是句十足的空话，遗憾的是这种空话充斥于社会革命党全党。现在，在当前，进行革命战争的口号显然是句空话，它吸引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在重复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理由。我们现在是德帝国主义的俘虏，为打垮这个世界帝国主义的急先锋，我们要进行艰巨的、长期的斗争；这次斗争毫无问题是为了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最后的斗争，但是在当前以发动武装起义来开始这场反对帝国主义急先锋的斗争就是冒险，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会进行这种冒险。系统地、不断地、全面地增强国防力量，到处建立自觉纪律，利用惨重的失败来提高各个生活领域的纪律，以便发展国家的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就是当前的任务，这就是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为革命战争作准备。最后，组织局认为必须指出，由于德帝国主义的进攻至今尚未停止，全体党员必须同心协力地组织反击。如果不能签订和约，即使是极端苛刻的和约，借以争取时间来准备新的战斗，那么我党就应当指明，必须动员一切力量进行大张旗鼓的反抗。如果能够赢得时间来进行组织工作，哪怕是短暂的喘息时机，我们也必须争取。如果我们得不到一点拖延的时间，我党就必须号召群众进行斗争，进行极其坚决的自卫。我们相信，全体党员一定能够履行自己对党、对我国工人阶级、对人民和无产阶级所负的义务。我们保卫苏维埃政权就是对各国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无比艰巨的斗争的最好的、最有力的支援。现在，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比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崩溃更大的打击了。致同志的敬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组织局载于1918年2月13日（26日）《真理报》第35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89—392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18年2月2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18年2月24日）记录1讨论派遣代表团去布列斯特签订和平条约的问题。列宁同志认为必须保持同原代表团的继承性，由于卡拉汉同志一人不够，最好越飞和季诺维也夫两位同志也去。2阿·阿·越飞坚决不肯去，他说，“签订和约是断送整个布列斯特政策”。列宁同志说，他并不坚持要越飞去担任签订条约的全权代表，但是他认为越飞同志以顾问的身分去是必要的。当然，德国人唯恐我方反对，寄来了最后通牒式的答复，但是当看到我们同意签订和约时，他们也会同意谈判。因此就需要一个了解全部情况的顾问。如果到那里只是签一下字，那当然就什么也不用说，而顾问甚至可以不出席会议。3列宁同志说，拉狄克反对缔结和约，但是他同意去，可是波兰人不许他去。4在争论过程中，列·达·托洛茨基说，这次去布列斯特只是在和约上签一下字，那里并不需要阿·阿·越飞，因为最重要的问题，德国人的答复里已经谈到了。列宁同志认为他的看法不对，因为签订条约无疑需要专家，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专家，即使是签订通商条约方面的专家也没有。本来克拉辛可以去，但是他到斯德哥尔摩去了，要过一个时候才能回来。正如代表团所说，我们要咬紧牙关签订和约，但是我们不知道事态将如何发展，不知道在代表团到达布列斯特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越飞以顾问的身分去是必要的。总之应该注意到，我们给代表团的任务是：只要有可能，就进行谈判。5在讨论过程中，格·叶·季诺维也夫和格·雅·索柯里尼柯夫两人被提名为和谈代表团成员的候选人。列宁同志认为，应该把他们两人都派去，如果问题只是在和约上签一下字，那么跟契切林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做法以后，两人就可以马上动身。6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声明，他不去布列斯特，如果中央委员会硬要他去，他就退出中央委员会。列宁同志请同志们不要激动，并且指出，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可以以人民委员的身分参加代表团前往。7讨论列·达·托洛茨基关于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的申请书。列宁同志指出，这是不能接受的，改变政策会引起危机。政策征询书已寄往各省[178]，进行一些争论决不会有害处。他提出一项实际建议：中央委员会请托洛茨基同志把自己的申请书搁到中央委员会下次会议即星期二再提出。（修正：搁到代表团从布列斯特回来。）8列宁同志提议表决以下声明：中央委员会认为，现在不能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辞呈，请他把自己这个决定推迟到代表团从布列斯特回来或者实际情况改变以后提出。通过。3票弃权。9列·达·托洛茨基认为，既然他的申请书未被接受，他就不得不避免在官方机关露面。列宁同志提议表决：中央委员会听取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在人民委员会解决外交问题时缺席，但是请托洛茨基同志在解决其他问题时不要缺席。通过。10讨论阿·洛莫夫、莫·索·乌里茨基、弗·米·斯米尔诺夫、格·列·皮达可夫、德·彼·博哥列波夫、亚·彼·斯蓬德关于辞去在人民委员会所任职务的申请书。莫·索·乌里茨基希望能公布他们辞去党和苏维埃重要职务的申请书。列宁同志提议通过：中央委员会请提出申请书的同志们把自己的决定推迟到代表团从布列斯特回来以后再提出，并请他们一起讨论一下中央委员会的这项决定。11列宁同志提出两项建议：（1）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们四个人的请求是合法的，但是鉴于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政治局势复杂，请他们讨论一下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把自己的申请书暂时搁一下。（2）中央委员会保证把他们的申请书登在《真理报》上，但是请他们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决定，并且讨论一下他们可不可以留在负责岗位上和中央委员会里。[179]建议被通过。第1—10次发言载于1928年《无产版阶级革命》杂志第2期；第11次发言载于192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第35卷第385—388页注释：[178]指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给各省、县苏维埃和各省、县、乡土地委员会的电报征询书。征询书叙述了德国的和约条件，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接受这些条件，举出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表决结果，叙述了在缔结和约问题上的两种观点，要求各单位收到后立即报告它们对签署德国提出的和约条件的态度。这个文件当时没有在报上公布，1931年首次发表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列宁十分重视收到的答复。在发出征询书的第二天，他就对通过直达电报收到的头一批答复作了研究，指出：“很显然，农村不想打仗，应该专门征询各乡的意见，这样，情况就会完全清楚。”随后就以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用急电直接向各乡发出了征询书。两周内，陆续收到了俄国各地的答复。列宁把答复按“主和”和“主战”分类，编成了两份汇总表（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第59—60页和第36卷第30页）。下表大约是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编的。主和主战答复：2月26日6061╔║║║║║║║╚2月27日5424收到答复者：主和主战2月28日2623人民委员会155＋119＝2743月1日97中央执行委员会95＋105＝2003月2日64总计＝250＋224＝474总计：155119167＋128＝2953月3、4、5日12995＋105＝200167128262＋233＝495——400。[179]1918年2月25日，“左派共产主义者”就他们要求退出中央委员会和辞去负责职务问题发表声明说：“当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还在被迫实行防御路线时，我们延缓实行自己的决定。”然而在和约签订以后，他们又重申这些要求。——402。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关于必须签订和约的意见（1918年2月2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关于必须签订和约的意见（1918年2月24日）当前不签订和约就等于向德帝国主义宣布武装起义或革命战争。而这要么是空谈，要么是渴望德国人到来的俄国资产阶级的挑拨。实际上，我们目前不能作战，因为军队反对战争，军队不能打仗。从1918年2月18日至24日同德国人作战的一个星期中，我们的部队碰到德国人就干脆逃跑的情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德帝国主义的俘虏。目前不要空谈举行反抗德国人的武装起义，而要进行系统的、认真的、不间断的准备革命战争的工作，建立纪律和军队，整顿好铁路和粮食工作。这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多数人的看法，其中包括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多数人）和斯皮里多诺娃、马尔金（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少数人）。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84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委员会关于接受德国和约条件的决定（1918年2月2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委员会关于接受德国和约条件的决定[177]（1918年2月24日）根据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2月24日凌晨4时半通过的决议，人民委员会决定接受德国政府提出的和约条件，并派代表团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载于1918年2月12日（25日）《真理报》第35号（晚上版）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33号（晚上版号外）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81页注释：[177]人民委员会的这一决定在1918年2月24日清晨就通知了柏林德国政府，但是，德国统帅部却拒绝苏维埃军队最高总司令尼·瓦·克雷连柯关于承认以前签订的停战协定有效的建议，坚持认为该协定已经失效。德军的进攻直到3月3日和约签订后才停止。——396。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1918年2月2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175]（1918年2月24日）同志们，德帝国主义的代表向我们提出的条件空前苛刻，这是具有无比的压迫性和掠夺性的条件。德帝国主义者趁俄国虚弱，用膝盖压住了我们的胸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向大家隐瞒我所深信的痛苦的真相，我不能不向大家说，我们除签字接受这些条件外没有别的出路。其他任何建议都是有意无意地招致更大的不幸，使苏维埃共和国更加（如果这里可以说程度的话）彻底屈服于德帝国主义，遭受它的奴役，或者就是可悲地企图用空话来回避严重的、无比痛苦的但是千真万确的现实。同志们，你们大家都很清楚，而且你们中的许多人还亲身体验到，过去压在俄国身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的负担，由于众所周知的无可辩驳的原因，比其他国家更沉重、更厉害；因此你们知道，我国军队受战争的摧残和折磨，是任何其他军队不能相比的；资产阶级报刊以及那些帮助他们的，或者说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党对我们的一切诬蔑，说什么布尔什维克瓦解了军队，都是一派胡言。我再一次向大家提一下当时还是克伦斯基手下一名准尉的克雷连柯临去彼得格勒以前散发给军队的那张传单。这张传单后来转载在《真理报》上，他在传单中说：我们并不号召你们暴动，我们号召你们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力求尽可能有组织地活动。[176]这就是一个最热情、最接近军队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所作的宣传。为了保持这个疲惫不堪的军队、为了加强这个军队，能做的都做了。现在我们都知道，例如，最近一个月来，我绝口不提我的那个可能显得悲观的看法，我们都知道，最近一个月来，为了改进现状，对于军队我们讲了所能讲的一切，做了所能做的一切，而现实却向我们表明，经过了三年战争的我们的军队无论如何是不能也不愿打仗了。这才是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是简单的、明显的、十分痛苦和沉重的，但也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住在我们旁边的帝国主义强盗用膝盖压住了我们的胸口，我们不得不接受和约条件。因此我说，我完全意识到我现在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并且再说一遍，任何一个苏维埃政权的代表都没有权利规避这个责任。当然，向工人、农民和士兵们讲述十月革命以后革命进展的情形是轻松愉快的，看着这种情形也是轻松愉快的，可是现在，当必须承认痛苦的、无庸置疑的真相——不可能进行革命战争——的时候，要想规避这个责任是不允许的，应当毫不犹豫地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我认为我应该而且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直率地讲出实际情况，因此我确信，俄国劳动阶级知道（我一秒钟也不怀疑他们知道）战争是怎么一回事、战争需要劳动人民付出多大代价、战争已经使他们疲惫到了什么程度，尽管他们和我们一样会意识到这些和约条件是空前苛刻的、蛮横的、卑鄙的，但他们会为我们的做法辩护。他们会说：你们提出立刻缔结公正的和约的条件，这是应该的，你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拖延和约的签订也是应该的，以便看看其他国家是不是赞同，欧洲无产阶级是不是会来帮助我们，而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我们要想获得巩固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为了拖延谈判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甚至比所能做的还多，我们在布列斯特谈判开始以后甚至宣布战争状态业已停止，当时我们和我们中间许多人一样，确信德国的情况使它不可能向俄国发动残酷的、野蛮的进攻。这一次我们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必须善于正视失败。是的，在此以前，革命一直是上升的，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开头来势迅猛的德国工人运动暂时中断了。我们知道，这个运动的基本原因并未消除，而且还在增长，势必还会扩大，因为折磨人的战争还在拖下去，因为帝国主义的兽行暴露得愈来愈彻底、愈来愈露骨，使那些看来最不关心政治或不能理解社会主义政策的群众睁开了眼睛。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十分危急和悲惨的局面，迫使我们不得不马上接受和约，劳动群众一定会说：是的，他们做得对，他们为了提议签订公正的和约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他们接受最具有压迫性和最不幸的和约是应该的，因为我国已没有别的出路。德国人的处境使他们不得不跟苏维埃共和国决一死战；他们现在之所以没有继续实行进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计划，那完全是因为同英国进行的流血的掠夺战争牵制了他们，而内部又发生了危机。当有人向我指出，德帝国主义者可能明天或后天提出还要坏的条件时，我就说应该对此有所准备；苏维埃共和国就在残暴的强盗身旁，自然应该预料到会遭受进犯。我们现在不能用战争回答敌人，那是因为没有力量，因为只有同人民一起才能进行战争。如果革命所获得的胜利使许多同志持相反的意见，那也决不是普遍的现象，也决不反映真正群众的意志和意见；如果你们到真正的劳动者阶级，到工人和农民中去，那你们只会听到一种答复，如一个士兵所说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进行战争，我们已经没有力气，我们已淹没在血泊中了。当我们签订这个被迫的、无比苛刻的和约时，这些群众是会理解我们的，会替我们辩护的。也许群众要养息不少时间才能复原，但是那些在革命高涨时期和在革命低落时期，即向群众发出的革命号召得不到群众响应的时期，经历过长年累月的革命战斗的人都知道，革命终究是要重新高涨起来的；所以我们说，是的，现在群众没有能力进行战争，现在苏维埃政权的每个代表都应该公开向人民说明全部痛苦的真相，三年战争以及沙皇制度造成的经济极端严重破坏所带来的负担无比沉重的时期将会过去，人民会发现自己有力量和可能回击敌人。现在有个压迫者来压迫我们；对于压迫的最好的回答，当然是革命战争，是起义；可惜历史表明，对于压迫，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用起义来回答的；放弃起义并不就是放弃革命。不要受资产阶级报纸，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挑拨吧；不错，他们对于这个和约除了叫喊“难堪的和约”和“可耻！”以外没有说过别的话，但实际上这个资产阶级却在欣喜若狂地欢迎德国侵略者。他们说：“德国人终于要来了，他们会替我们建立秩序。”这就是他们的希望，也是他们用“难堪的和约，耻辱的和约”这种叫喊来中伤我们的原因。他们希望苏维埃政权进行战斗，进行无比残酷的战斗，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力量；他们拖我们去受德帝国主义者的彻底奴役，以便同德国警察进行勾结，但是他们代表的只是本阶级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政权正在日益巩固。这些反对和约的言论和叫喊，我认为是一个绝好的证明：拒绝和约的人不仅以不可救药的幻想安慰自己而且已经中了敌人的挑拨。不，应该正视这个生死攸关的真相：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用膝盖压住了我们胸口的压迫者，我们将要采取一切革命斗争手段进行斗争。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极端困难，我们的同盟者不能赶来援助，国际无产阶级不能马上前来，但它一定会来的。这个现在不能给敌人以军事回击的革命运动正在高涨，它的回击会迟一些，但它是一定要回击的。（鼓掌）简要报道载于1918年2月12日（25日）《真理报》第35号（晚上版）全文载于1926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26卷第2册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76—380页注释：[175]这是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讨论缔结对德和约问题的会议上作的报告。这次会议于1918年2月24日凌晨3时在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主持下召开。在讨论列宁的报告时，孟什维克、右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发言反对签订和约。会议以116票赞成、85票反对、26票弃权批准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接受德国和约条件的决议。大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退出了会场，没有参加表决。——391。[176]指尼·瓦·克雷连柯的致士兵书。列宁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军队“瓦解”》一文中曾经加以引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25—228页）。——392。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错在哪里？（1928年2月23日或2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错在哪里？[174]（1928年2月23日或24日）反对按照布列斯特的条件缔结单独和约的最著名和担任最重要职务的人把自己论据的要点叙述如下：│││││││││“……－－－－－－－－－－－－－－－－－－－－－－－－…”这里几乎用决议的形式提出了最集中、最重要的论据。为了便于分析这些论据，我们把每句话都编上号码。一看这些论据就会马上发现作者们的基本的错误。他们只字不提目前进行革命战争的具体条件。主和派主要的、基本的理由，即我们现在不可能进行战争，这一点恰恰没有谈到。为了进行反驳（即使是反驳我的提纲［注：见本卷第247—255页。——编者注］，而这个提纲是作者们从1月8日起就知道得很清楚的），他们提出的尽是一般的理由、抽象的概念，那就必然变成说空话。因为任何一般的历史的理由，如果用在个别场合而不对该场合的条件作专门的分析，都会变成空话。就拿第一个论点来说吧。其全部“精华”就是：非难，叫喊，唱高调，竭力“羞辱”对方，感情用事。你看你们多么糟糕，帝国主义者进攻你们，并且“宣布”自己的目的就是要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而你们竟回答说同意缔结和约！但是要知道，连作者们也很清楚，我们的论据是：我们拒绝缔结苛刻的和约恰好便于敌人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而且我们还十分具体地举出了有关军队情况及其阶级成分等等许多事实来证实这一论据（譬如在我的提纲中就是这样）。作者们回避一切具体的东西，只谈空话。因为如果敌人“宣布”自己的目的就是要镇压革命，而一个革命者却选择显然不能采取的反抗形式，正好使敌人“宣布”的目的得以实现，那他就是一个蹩脚的革命者。第二个论据：“非难”更加厉害了。你看，敌人刚发起第一次攻击，你们就同意媾和……难道作者们真的认为，这会把那些从1月起即在“攻击”之前很久就分析了力量对比和目前进行战争的具体条件的人们说服吗？如果把“非难”当作对分析的反驳，那么这种反驳不就是空谈吗？？他们对我们说，在目前条件下同意媾和，“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向国际资产阶级投降”。又是空谈。把一般真理鼓吹得过了头，就会变成谬误，变成唱高调。德国资产阶级不是“国际”资产阶级，因为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欢迎我们拒绝签订和约。“投降”一般说来是件坏事，但是这个值得重视的真理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别情况，因为在显然不利的条件下放弃战斗也可以叫作投降，但是这样的投降却是严肃的革命者应该做的。同意参加第三届杜马，与斯托雷平媾和，一般讲来也是投降，正象当时我们唱高调的“左派”所说的那样。从带头革命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先进部队，这是不容争辩的；但是在同先进的帝国主义的力量进行军事搏斗这一点上，要说我们是先进部队，那就……［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73—375页注释：[174]《错在哪里？》一文是为分析11名“左派共产主义者”于1918年2月22日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声明而写的。参看注168。——388。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2月2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73]（1918年2月23日）报道列宁发言主张接受德国人提出的条件。他一开始就说，苏维埃政权应该正视真实情况，应该确认抵抗德国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谈到前面几个发言人拒绝签订条约的理由时反驳说，认为我们最近就能把军队组织起来是毫无根据的；军队不愿打仗，而且谁也不能强迫它去打仗。如果我们现在着手组织军队，如果我们集合起很少几个勇敢的战士，把他们投入帝国主义的血口，那我们就会因此断送掉为我们争得了自由的坚强而又有思想的战士。列宁接着说，德国革命迟延爆发决不能怪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德国革命一定会到来，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来，因此我们最好的出路就是要赢得时间。如果我们现在签订了和平条约，那么我们今后就会通过积极的有组织的工作、通过修筑铁路，通过整顿粮食问题建立一支坚强可靠的军队，来保卫我们的革命，到那时，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是会及时赶到的。载于1918年2月11日（24日）《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区域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32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72页注释：[173]这是列宁在1918年2月23日晚举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讨论接受德国提出的新的和约条件的问题，会上气氛非常紧张。最高总司令尼·瓦·克雷连柯报告了前线形势以及军队自发复员的情况以后，卡·伯·拉狄克、达·波·梁赞诺夫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伊·扎·施泰因贝格发言反对签订和约。列宁发表讲话，维护签订和约的主张。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决议。继两党团联席会议之后，举行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党团会议否决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在即将召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自由投票的建议，以多数票通过了在这个会议上投票赞成签订和约的决议。——387。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不幸的和约（1918年2月2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不幸的和约（1918年2月23日）托洛茨基说得对，这个和约可能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和约，但是这个要结束一场难堪百倍的战争的和约则不可能是一个难堪的、耻辱的、肮脏的和约。当强者踩着弱者胸口的时候，签订不幸的、无比苛刻的、无限屈辱的和约，是非常痛苦的，极端痛苦的。但是决不能悲观失望，不要忘记：历史上有过更加屈辱的先例，有过和约条件更加不幸、更加苛刻的先例。然而受尽野兽一样残酷的胜利者摧残的人民，终于恢复了元气，站了起来。拿破仑一世当时对普鲁士的摧残和侮辱比威廉现在对俄国的摧残和侮辱要厉害得多。[172]好多年里，拿破仑一世在大陆上一直是所向无敌的，他当时战胜普鲁士比现在威廉战胜俄国要彻底得多。但是几年之后，普鲁士恢复了元气，并且在解放战争中，利用了决不是同拿破仑进行解放战争而是同他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强盗国家的援助，推翻了拿破仑的压迫。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了许多年，占去了整整一个时代，表现了帝国主义［注：我这里讲的帝国主义是泛指对别的国家的掠夺，帝国主义战争是指掠夺者为了瓜分这些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关系和民族解放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异常复杂的情景。结果，历史经过了充满战争和悲剧（许多国家人民的悲剧）的这一整个时代，从封建主义向“自由的”资本主义前进。现在，历史前进得更快，正在遭受帝国主义战争摧残和已经被它压垮的许多国家人民的悲剧更加令人惊心动魄。帝国主义的和民族解放的思潮、运动和意向也交织在一起，不过它们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差别：民族解放运动无比弱小，帝国主义运动无比强大。但历史还是不断前进，而在一切先进国家内部，社会主义革命，即远比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更深刻、更具有人民性、更强大的革命，正在成熟起来，不可阻挡地成熟起来。因此，我们再三说：悲观失望是绝不容许的。和约条件苛刻得难以忍受。但是历史终究会占上风，其他国家不断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来援助我们（即使不象我们大家所希望的那样快）。强盗包围我们，摧残我们，侮辱我们，——所有这些痛苦，我们都能忍受。我们在世界上并不孤立。我们有朋友，有支持者，有最忠实的援助者。他们由于许多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条件来不及赶来，但是他们一定会来的。我们要组织、组织、再组织。不管经受什么样的考验，未来一定属于我们。载于1918年2月24日《真理报》第34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82—383页注释：[172]指拿破仑第一击败普鲁士和俄国军队后，法国和普鲁士于1807年7月在蒂尔西特（今苏联加里宁格勒州苏维埃茨克市）缔结的和约。和约使普鲁士承担了沉重的、屈辱性的义务。普鲁士丧失了一半领土，担负了1亿法郎的赔款，此外还必须把军队缩减到4万人，按照拿破仑第一的要求提供辅助性的军队，并停止同英国的贸易。——385。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给皇村无线电台的指令（1918年2月23日〔1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给皇村无线电台的指令[171]1918年2月23日（10日）兹命令正式通知皇村无线电台，今夜（23日夜）至明晨7时务必安排值班员发无线电报。夜间应停止收报，以便（从该时起）充分保证我们的无线电报能够毫不延搁地发出。正式而准确地回报收到此令的情况和为执行此令所采取的措施。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载于1929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1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91—392页注释：[171]《给皇村无线电台的指令》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缔结对德和约问题之前草拟和下达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后，列宁根据会议决议起草了人民委员会决定（见本卷第396页）。决定于6时40分发往皇村无线电台，7时32分由电台发往柏林。——384。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18年2月2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70]（1918年2月23日）记录1列宁同志认为，革命空谈的政策必须结束。如果这种政策现在还继续下去，他就要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进行革命战争是需要军队的，但是我们没有军队。这就是说，只好接受条件。2列宁同志：有些人指责我提出了最后通牒。我提出最后通牒是万不得已的。我们的中央委员在谈论国际性的国内战争，那是一种嘲弄。国内战争在俄国有，但是在德国还没有。我们的鼓动工作还要继续进行。我们不是用空话，而是用革命在进行鼓动。这还要继续进行。斯大林说可以不签订和约，那是不对的。必须签字接受这些条件，如果你们不签字接受这些条件，那么三个星期之后你们就得在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这些条件动摇不了苏维埃政权。我丝毫也不犹豫。我提出最后通牒不是为了撤回它。我不愿听革命空话。德国的革命还没有成熟。这需要几个月时间。应该接受条件。如果以后还有新的最后通牒，那将是在新形势下提出来的。3列宁同志：我也认为必须准备革命战争。可以解释条约，我们也将作解释。复员在这里是从纯粹军事意义上来说的。战前我们也有军队。对于革命战争，要认真作准备。我一秒钟也不怀疑，群众是主张和平的。4列宁提议表决：（1）是否立即接受德方的建议，（2）是否立即准备革命战争，（3）是否立即征询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选民的意见。5阿·洛莫夫提出一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准不准许暗地里或公开地鼓动反对签订和约。列宁同志作了肯定的回答。6由于某些中央委员声明要辞去苏维埃和党的一切重要职务，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建议，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央委员都留在原岗位上，可以在党内进行自己的鼓动。列宁同志主张讨论斯维尔德洛夫提出的问题，因为，第一，离签订和约还有3天时间，第二，离批准和约还有12天时间，因此，还可以听取党的意见，如果党反对签订和约，那就用不着批准了。但是由于今天时间很紧，建议把问题搁到明天讨论。7约·维·斯大林提出一个问题：辞职是否意味着事实上退党。列宁同志指出，退出中央委员会并不意味着退党。8列宁同志建议同志们可以在表决时离开会场和不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以免承担责任，但是不要把苏维埃的工作抛开不管。第1—3次发言载于192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第4—8次发言载于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2期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69—371页注释：[170]这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8年2月23日会议上的八次发言。这次会议是由于德国提出了新的更加苛刻的和约条件并限定48小时内接受而召开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尼·伊·布哈林、莫·索·乌里茨基、阿·洛莫夫（格·伊·奥波科夫）再次反对列宁提出的立即接受德国的条件并签订和约的最后通牒式的建议。列·达·托洛茨基反对签订和约，并且宣称，由于不同意列宁的意见他要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格·叶·季诺维也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赞成签订和约。表决时赞成立即接受德国条件的有：列宁、叶·德·斯塔索娃、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伊·捷·斯米尔加；反对的有：安·谢·布勃诺夫、乌里茨基、布哈林和洛莫夫（奥波科夫）；弃权的有：托洛茨基、尼·尼·克列斯廷斯基、费·埃·捷尔任斯基和阿·阿·越飞。表决后，“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布哈林、洛莫夫、布勃诺夫、格·列·皮达可夫、瓦·尼·雅柯夫列娃和乌里茨基发表声明，宣布他们辞去党和苏维埃的一切负责职务，保留在党内和党外进行鼓动的充分自由。——380。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和平还是战争？（1918年3月23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和平还是战争？（1918年3月23日）读者可以看见，德国人在答复中向我们提出的和约条件比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提出的更苛刻了。虽然如此，我还是绝对相信，只有完全陶醉于革命空谈的人才会怂恿别人拒绝签署这些条件。正因为我一直认为革命空谈是对我们党的（因而也是对革命的）最大威胁，所以我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论“革命空谈”和论“疥疮”这两篇文章（署名：卡尔波夫）［注：见本卷第353—364页和第372—375页。——编者注］，开始了反对革命空谈的无情斗争。一些严格执行革命口号的革命政党害了革命空谈病而遭到毁灭，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在此以前，我曾竭力提示党同革命空谈进行斗争。现在我必须公开做这件事情。因为——真糟糕！——我最坏的推测被证实了。1918年1月8日，我在大约有60位彼得格勒最著名的党的工作人员参加的会议上宣读了我的《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即明天就要发表的17条）。我在这个提纲中（第13条）已向革命空谈宣了战，但是采取了最婉转的、同志般的方式（现在我深深责备自己不该那样婉转）。我说过，拒绝签订德国人提出的和约的政策，“也许适合人们追求漂亮、动人、鲜明那种欲望，可是完全不顾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的阶级力量和物质因素的客观对比”［注：见本卷第252页。——编者注］。我在提纲第17条中写道，如果我们拒绝签订向我们提出的和约，那么“最严重的失败将迫使俄国缔结更加不利的单独和约”。事实证明情况更坏，因为我们正在退却的和复员的军队根本拒绝作战。在目前这样一种情况下，只有漫无边际的空谈才会怂恿俄国进行战争。如果空谈的政策占了上风，那我个人当然连一秒钟也不会留在政府和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里。现在痛苦的真相已经万分明显，要想不看见它是不可能的。俄国整个资产阶级都在欢呼和庆祝德国人的到来。只有瞎子和陶醉于空谈的人才会看不见，进行革命战争（在没有军队的情况下……）的政策就是给我国资产阶级帮忙。在德文斯克，俄国军官已经戴上了肩章。在列日察，资产者欢天喜地地迎接德国人。在彼得格勒的涅瓦大街上，在资产阶级报纸（《言语报》、《人民事业报》、《新光线报》等）上，他们都在津津乐道苏维埃政权将被德国人推翻。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吧，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是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我们被迫签订一个苛刻的和约。它不会阻止德国和欧洲的革命。我们将要开始组织革命军队，但不是依靠空谈和叫喊（象有些人所做的那样，这些人从1月7日起甚至没有做一点工作来阻止我们的军队逃跑），而是依靠组织工作，依靠建立严整的、全民的和强大的军队的实际行动。载于1918年2月10日（23日）《真理报》第34号（晚上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66—368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给莫斯科瓦·尼·波德别尔斯基的直达电报（1918年2月2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给莫斯科瓦·尼·波德别尔斯基的直达电报[169]（1918年2月22日）总的说来，德国人一直在向前推进，因为没有遇到抵抗。此外，我没有其他经过核实的新消息。我认为局势极其严重，不容许我方有丝毫延误。至于奥匈帝国不参战的消息，我个人跟托洛茨基不同，并不认为这个消息已经核实。据说，已截获无线电报，并有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关于这个消息的电报，但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文件。列宁载于1918年2月10日（23日）《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区域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3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65页注释：[169]这个电报是对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区域邮电委员瓦·尼·波德别尔斯基如下询问的答复：“刚才有人以托洛茨基名义打电话通知我们，似乎奥匈帝国已声明拒绝进攻俄国。请您立即设法同托洛茨基或任何一位人民委员通话，核实这个消息并通知我们。我们正在召开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会议等待着这个消息核实的结果。顺便请您设法弄到最新消息，只要是经过核实的，请立即告诉我们。同志，这件事请您一定办到，它对我们非常重要。”——376。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论疥疮（1918年2月2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论疥疮[168]（1918年2月22日）疥疮是一种折磨人的疾病。而当人们害了革命空谈这种疥疮时，观察它一下都会觉得很难受。简单明了、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劳动群众的代表都感到无庸争论的真理，却被害了这种疥疮的人歪曲了。他们歪曲这些真理，常常出于最好、最纯洁、最高尚的动机，“只不过是”由于没有领会某种正确理论，或者说，由于象小孩子那样生硬地、象小学生那样盲从地乱套这些理论（他们正象俗话所说，不懂得“该说什么说什么”）。但是，疥疮并不因此就不再令人厌恶了。譬如说，一个给受尽了三年掠夺战争折磨的人民带来了苏维埃政权、土地、工人监督和和平的政府，是不可战胜的，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个真理更加不可争辩、更加清楚呢？和平是主要的。在争取普遍的、公正的和约方面真心诚意作了努力之后，实际证明，现在不可能获得这种和约，既然如此，任何一个庄稼汉都会懂得，现在必须争取的已不是全面的和约而是单独的（个别的）和不公正的和约。任何一个庄稼汉，甚至最愚昧最没有文化的庄稼汉也会懂得这一点，并且会赞扬即使给他带来这种和平的政府。有些布尔什维克一定是害了空谈疥疮，才会忘了这一点，从而引起农民对他们的极为合理的不满，因为这种疥疮已经导致掠夺成性的德国对疲惫不堪的俄国发动新的战争！至于这种疥疮是用哪些可笑而又可怜的“理论”废话和诡辩掩盖起来的，我在《论革命空谈》（2月21日（8日）《真理报》）［注：见本卷第353—364页。——编者注］一文中已经指出，假如这种疥疮今天没有蔓延到（多么缠人的病呀！）新的地方，我是不会想起这一点来的。为了说明这是怎么一回事情，我先举个小小的例子，说得简单明了一些，不谈“理论”（如果拿疥疮冒充“理论”，那是不能容忍的），不用奥妙的词句，不用群众不懂的东西。假定说，卡利亚耶夫为了刺杀暴君和恶棍，从一个大坏蛋或大骗子或大强盗那里搞到一支手枪，答应用面包、金钱和烧酒作报酬。能不能因为卡利亚耶夫为了搞到杀人武器“同强盗作交易”而谴责他呢？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说：不能。如果卡利亚耶夫不能从别的地方用别的办法搞到手枪，如果他做的事情的确是正当的（是刺杀暴君，而不是为了杀人越货），那么，他用这种办法搞到手枪就不应该受到非难，而应该得到赞许。可是，如果一个强盗为了杀人越货而以金钱、烧酒和面包作报酬从另一个强盗那里搞到手枪，那么能不能把这种“同强盗作交易”跟卡利亚耶夫的作交易相比（更不用说同等看待了）呢？不能。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是疯子，只要没有染上疥疮，都会同意说不能。随便哪一个庄稼汉，如果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用空话来规避这个如此明显的真理，都会说：老爷，你可管理不了国家，还是去当一个耍嘴皮子的小丑吧，或者干脆去洗个蒸汽浴，治好你的疥疮吧。如果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即剥削者阶级的代表克伦斯基同英法剥削者作成交易，从他们那里取得武器和马铃薯，同时向人民隐瞒了答应（在胜利时）把亚美尼亚、加里西亚和君士坦丁堡给一个强盗，把巴格达、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给另一个强盗的条约，那么从克伦斯基及其朋友们来说，这种交易是掠夺性的、诈骗性的、肮脏的交易，这还难以理解吗？不。这完全不难理解。任何一个庄稼汉，甚至最愚昧最没有文化的庄稼汉都会理解。可是，如果被剥削被压迫者阶级的代表在这个阶级推翻了剥削者之后公布了和废除了一切秘密的和掠夺性的条约，遭到了德国帝国主义者强盗般的进攻，那么能不能因为他“同”英法“作交易”、因为他用金钱或木料等换取他们的武器和马铃薯而谴责他呢？能不能认为这种交易是不正当的、可耻的、肮脏的呢？不，不能。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懂得这一点，都会象嘲笑小丑似地嘲笑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想以“高贵的气度”和学者的姿态证明，“群众不会懂得”帝国主义者克伦斯基的强盗战争（和他同强盗所作的有关分赃的可耻交易）跟布尔什维克政府为了从英法强盗那里取得武器和马铃薯以抵抗德国强盗而同他们所作的卡利亚耶夫式的交易有什么区别。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说：为了抢劫而向强盗购买武器是卑鄙龌龊的行为；但是为了同暴徒进行正义的斗争而向强盗购买武器则是完全合理的事情。只有“读过一点书”、只学到装腔作势的那些矫揉造作的小姐和公子才会认为这种事情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除了这样一些人而外，也许还有害了疥疮的人会犯类似的“错误”。那么，德国工人是不是会懂得克伦斯基为了夺取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奥地利的加里西亚、德国的东普鲁士……而向英法强盗购买武器跟布尔什维克为了抗击威廉（当他派兵进攻向所有国家提议缔结真诚的、公正的和约并且宣布战争已经结束的社会主义俄国的时候）而向同样一些强盗购买武器的区别呢？应该认为德国工人是“会懂得”这一点的，第一，因为他们是聪明的、受过教育的工人；第二，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文明的和整洁的生活，他们没有害俄国那种疥疮，特别是革命空谈的疥疮。杀人越货和杀死暴徒是不是有区别呢？两个掠夺者集团为了分赃而进行的战争跟已经推翻了掠夺者的人民为了摆脱掠夺者的侵犯而进行的正义战争，是不是有区别呢？评论我从强盗那里搞到武器是做了好事还是坏事，难道不取决于搞这些武器的目的和用途吗？难道不取决于这些武器是用于罪恶的、龌龊的战争还是用于正义的、正当的战争吗？咳！疥疮真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疾病。而在澡堂里不得不给害疥疮的人洗蒸汽浴也是一种令人苦恼的行业……附言：北美人在18世纪末的反英解放斗争中曾利用了竞争者——同英国一样的殖民强盗西班牙和法国两国的帮助。据说现在有些“左派布尔什维克”竟坐下来写论述这些美国人作了“肮脏交易”的“学术论文”……载于1918年2月9日（22日）《真理报》第33号（晚上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61—364页注释：[168]《论疥疮》一文是为“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8年2月22日会议上反对从英法方面购买武器和粮食以抵抗德帝国主义者一事而写的。人民委员会于2月21日讨论这个问题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利用盟国援助。会议决定休会，让各党团自行磋商。2月2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列宁因故没有出席，他给中央委员会送来了一个声明：“我赞成从英法帝国主义强盗方面取得马铃薯和武器，请把我这一票加上。”中央委员会以6票对5票通过决议，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方面购买为装备革命军队所必需的一切物资，而同时保持外交政策的完全独立。表决后，尼·伊·布哈林申请退出中央委员会并辞去《真理报》编辑的职务。阿·洛莫夫（格·伊·奥波科夫）、莫·索·乌里茨基、布哈林、安·谢·布勃诺夫、弗·米·斯米尔诺夫、英·尼·斯图科夫、美·亨·勃朗斯基、瓦·尼·雅柯夫列娃、亚·彼·斯蓬德、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和格·列·皮达可夫共11名“左派共产主义者”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指责中央委员会投降国际资产阶级，声称要开展广泛的鼓动，以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同一天，人民委员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作出了同意购买的决定。——372。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对人民委员会法令《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补充（1918年2月21日或2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对人民委员会法令《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补充（1918年2月21日或22日）为了正确地和无条件地执行人民委员会2月21日的法令，兹决定：（1）每个工人一昼夜完成8小时工作后，每天必须为军事部门或行政部门工作3小时（或者工作4小时半，第3天休息）。（2）每个属于富有阶级或有钱阶层的人（每月收入500卢布以上或有现金储备1500卢布以上）必须立即领取一个劳动手册，以便每星期在手册上标明，他是否完成了自己担当的那份军事工作或行政工作。此事由所属工会、工人代表苏维埃或赤卫队地方部队司令部负责。有钱人领取一本劳动手册须缴50卢布。（3）不是工人但也不属于有钱阶级的人也必须领取劳动手册，但是他们领取一本只缴5卢布（或者只缴工本费1卢布）。在有钱人的劳动手册上列有表格，以便每星期登记收支数目。没有劳动手册的或者填写得不对的（尤其是弄虚作假的），依战时法律惩办。凡持有武器者必须向（一）当地住宅委员会和（二）第2条指出的机关领取新的许可证。没有这两种许可证，禁止持有武器。违者枪决。隐匿存粮者也枪决。为了合理解决粮食问题，全体公民必须参加消费合作社、住宅……［注：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载于1927年12月22日《真理报》第293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59—360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1918年2月2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167]（1918年2月21日）为了使疲惫不堪、疮痍满目的国家免除新的战祸，我们愿忍受最大的牺牲，向德国人声明我们同意接受他们提出的媾和条件。我们的军事谈判代表已于2月20日（7日）傍晚离开列日察到德文斯克去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回音。德国政府显然是在拖延答复。它显然是不愿意媾和。德国军国主义履行各国资本家的委托，要扼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把土地归还地主，工厂归还银行家，政权恢复君主制。德国将军们想在彼得格勒和基辅建立自己的“秩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万分危急中。在德国无产阶级尚未行动起来和取得胜利之前，俄国工农的神圣义务，就是要奋不顾身地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抗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德国的庞大军队。人民委员会决定：（1）全国所有一切人力物力全部用于革命的国防事业。（2）各级苏维埃和革命组织务必保卫每一个阵地，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3）所有铁路组织及与之有关的苏维埃，必须全力阻挠敌人利用铁路设施；在退却时必须破坏轨道，炸毁和烧掉铁路建筑物；全部车辆——车厢和机车——立即开往我国东部内地去。（4）凡有落入敌人手中危险的全部谷物储备和存粮以及一切贵重财物，应当无条件地销毁；责成各地苏维埃监督执行，并由各苏维埃主席亲自负责。（5）彼得格勒、基辅以及新战线沿线所有城镇乡村的工人和农民，都应当动员起来组成挖壕营，在军事专家指导下挖掘战壕。（6）资产阶级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员的监视；违者枪毙。（7）一切反对革命的国防事业而站到德国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以及想利用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来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出版机关，一律封闭；这些出版机关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编辑和工作人员都动员去挖掘战壕和修筑其他防御工事。（8）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社会主义祖国万岁！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人民委员会1918年2月21日于彼得格勒载于1918年2月22日（3月9日）《真理报》第32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3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57—358页注释：[167]《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这一法令于1918年2月21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2月22日在《真理报》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并印成了单页。——366。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给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及各区委员会的电话（1918年2月2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给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及各区委员会的电话[166]1918年2月21日（8日）下午12时20分我们建议一小时也不要耽误，把全体工人发动起来，遵照彼得格勒苏维埃今晚将要通过的决议，组织几万工人，并把所有资产阶级分子一个不漏地赶到彼得格勒近郊，在这些工人监督下挖战壕。只有这样才能拯救革命。革命在危急中。战壕线路由军人指定。你们准备好工具，最要紧的是把人人都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列宁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54页注释：[166]这篇电话稿是由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署名的，曾按保存下来的打字稿编入《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4卷。《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是按后来得到的列宁手稿刊印的。——365。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论革命空谈（1918年2月2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论革命空谈[158]（1918年2月21日）我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会断送我们的革命，当时有人责备我，说我的提法太尖锐了。但是，当党和革命有受到无法补救的损害的危险的时候，就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说出事实的真相。革命政党在它直接或间接实行无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联系、联合和结合的情况下，在革命事变进程发生巨大的、急剧的转折的情况下，最容易害革命空谈病。革命空谈就是在这种事变发生转折、既成局面已经造成的情况下，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我们来考察一下主张现在——1918年1—2月——在俄国进行革命战争的各种论据，哪怕只是最重要的一些论据；只要把客观现实同这个口号对照一下，就可以对我的评论是否正确作出回答。1我国报刊过去经常说：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了胜利，而邻国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必须做好进行革命战争的准备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试问，这个准备工作在我国十月革命以后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呢？这个准备工作是这样进行的：我们不得不复员了军队，我们这样做是被迫的，是迫于非常明显、至关重要和无法抗拒的形势，因此党内不仅没有产生反对复员的“派别”或情绪，甚至连一个反对复员的意见都没有提出过。谁要愿意想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没有结束同帝国主义邻国的战争就复员军队这种奇特现象的阶级原因，谁就不难发现原因就在于经过3年战争经济遭到极度破坏的落后的小农国家的社会结构。复员几百万军队，开始按照志愿原则建立红军[159]，——事实就是这样。把主张1918年1—2月进行革命战争的空谈与这些事实对照一下，你们就会了解革命空谈的实质。如果——譬如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组织“坚持”革命战争不是空谈，那么我们在10月到1月这段时间就会看到另外的事实：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坚决反对复员。但是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就会看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把几万名鼓动员和士兵派往前线，并且每天会从那里传来他们反对复员而且不断取得成效、复员已经停止的消息。但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就会看到几百条消息，报道许多团队正在编成红军，正在采取恐怖手段阻止复员，正在重新修复防御工事，来抵抗德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进攻。但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复员正在大力进行。旧的军队已经没有了。新的军队刚刚开始诞生。谁不愿意用空话、高调和叫喊来安慰自己，谁就不会不看到，主张在1918年2月进行革命战争的“口号”是一句毫无内容的空话，没有一点现实的、客观的根据。感情用事，一厢情愿，怒气冲冲，愤愤不平，就是这个口号在目前的唯一内容。而仅有这种内容的口号就叫作革命空谈。我们党本身和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情况、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情况表明：用志愿人员组成红军的工作只是开了个头，目前还没有进展。一面用唱高调来掩饰这个令人不愉快的然而是明摆着的事实，一面不但不阻挠复员，而且也不反对复员，——这就是用响亮的词句自我陶醉。下面的事实突出地证明了上面所说的一切，例如我们党中央大多数最著名的反对单独媾和的人物都投票反对革命战争，不论是在1月或在2月，他们都是投票反对的[160]。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不能进行革命战争已为所有敢于正视真实情况的人所公认。在这种情况下，却还有人托词回避或者试图托词回避真实情况。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托词吧。2第一个托词。1792年的法国遭受的经济破坏并不小些，但是革命战争治好了一切，鼓舞了所有的人，唤起了热情，战胜了一切。只有不相信革命的人，只有机会主义者，才会在我国更加深刻的革命条件下，反对革命战争。我们把这种托词或者论据跟事实对照一下吧。事实是这样的：在18世纪末的法国，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先，而强大的革命军队则是结果，是上层建筑。法国先于其他国家推翻了封建制度，经过几年胜利的革命消灭了封建制度，于是带领没有被任何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争得了自由和土地的、由于铲除封建制度而增强了力量的人民去同许多经济和政治落后的国家打仗。请把现时的俄国情况跟上述事实对照一下吧。俄国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新的经济制度，即比用精良技术装备起来的德国那种有组织的国家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制度还不存在。它刚刚开始建立。我们的农民还只有一个土地社会化法令，还没有干过一年自由的（摆脱了地主和战争苦难的）劳动。我国工人已经开始抛开资本家，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组织生产、建立产品交换、整顿粮食供应、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走，我们已经踏上了这条道路，但是很明显，新的经济上更高的制度还不存在。封建制度被战胜，资产阶级自由得到巩固，由吃饱饭的农民来对付那些封建国家，——这就是1792—1793年军事“奇迹”的经济基础。陷于饥饿、受尽战争折磨、刚刚开始医治自己创伤的小农国家要对付技术水平和组织水平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就是1918年初的客观情况。因此，关于1792年的任何回忆等等都只是革命空谈。人们一味重复口号、空话和战斗叫喊，却怕分析客观实际情况。3第二个托词。德国“无法进攻”，国内发展着的革命不会允许这么做。德国人“无法进攻”这个论据，1918年1月和2月初，反对单独媾和的人们重复了千百万次。据其中最慎重的人估计（当然是大致估计）德国人无法进攻的可能性为25—33％。事实推翻了这种估计。反对单独媾和的人常常逃避事实，在这里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害怕事实的铁的逻辑。真正的革命家（不是感情用事的革命家）应该善于承认和考虑的这个错误，其根源在哪里呢？是不是就在于，总的来说，我们在和谈问题上施展了计谋和进行了鼓动呢？不，不在这里。施展计谋和进行鼓动是需要的。但是也需要确定“时机”，能够施展计谋和进行鼓动的时候就施展计谋和进行鼓动，问题已变得极其尖锐的时候就停止施展任何计谋。错误的根源在于，我们同德国革命工人的革命合作关系变成了空谈。我们曾经而且还在继续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方式——联欢、鼓动、公布秘密条约等等帮助德国革命工人。这是用行动来帮助，是实际的帮助。而我们有些同志所说的“德国人无法进攻”却是空谈。我们自己刚刚经历了一次革命。我们都很清楚，为什么革命在俄国比在欧洲容易开始。我们知道，我们没有阻止住俄国帝国主义在1917年6月发动进攻，虽然那时我们的革命不仅已经开始了，不仅已经推翻了君主制，而且已经到处建立了苏维埃。当时我们看到了，知道了，向工人解释了：战争是各国政府进行的。要停止资产阶级的战争，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府。因此，说“德国人无法进攻”，就等于说，“我们知道，德国政府最近几个星期就会被推翻”。实际上，这一点我们并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因此这种说法就是空谈。深信德国革命会成熟，认真帮助它成熟，通过实际工作，如鼓动、联欢等等——只要是实际工作就行，尽力帮助它成熟。——这是一回事。这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隐蔽地宣称，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虽然明明不是这样），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策略的基础，这是另一回事。这没有丝毫的革命性，这只是空谈。“德国人无法进攻”这个“自负的、鲜明的、动人的、响亮的”论断的错误，其根源就在这里。4“我们反抗德帝国主义就是援助德国革命，以此加速李卜克内西对威廉的胜利。”这个论断不过是上述毫无意义的空谈的不同说法而已。当然，李卜克内西的胜利（德国革命成熟和迫近的时候，他的胜利是可能的、必然的）会使我们摆脱一切国际困难，从而会使我们不再需要进行革命战争。李卜克内西的胜利会消除我们干任何蠢事的后果。难道这就是应当干蠢事的理由吗？是不是任何一种对德帝国主义的“反抗”都有助于德国革命呢？谁只要稍微想一想或者即使回忆一下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谁就不难看出：只有对反动势力进行恰当的反抗才对革命有利。我们在半个世纪的俄国革命运动中间，知道和看见了许许多多对反动势力进行不恰当的反抗的例子。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引以自豪的是，我们总是根据对群众力量和阶级对比关系的精确估计来决定这种或那种斗争形式是否恰当。我们说过：起义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恰当的，没有一定的群众前提，起义就是冒险；我们常常指责最英勇的个人反抗的形式，认为这种形式从革命的观点看来是不恰当的，有害的。1907年，我们根据沉痛的经验，屏弃了拒绝参加第三届杜马这种不恰当的反抗，如此等等。为了援助德国革命，或者应当只限于宣传、鼓动和联欢，因为暂时没有力量在公开的军事冲突或起义冲突中给予敌人坚决有力的决定性打击；或者知道这种冲突不会帮助敌人，那就应当投入这种冲突。谁都清楚（除了完全陶醉于空谈的人）：明明没有力量，明明没有军队，偏要投入重大的起义冲突或军事冲突，这就是冒险，这不会帮助德国工人，而只会妨碍他们的斗争，有利于他们的敌人和我们的敌人的事业。5这里还有一个十分幼稚可笑的托词，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能有这样的论据。“10月的时候，机会主义者不是也对我们说过：我们没有力量，没有军队，没有机关枪，没有技术装备；但是在斗争中，在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开始后，这一切都有了。所以，在俄国无产阶级反对德国资本家阶级的斗争中，这一切也会有的，德国无产者会来帮助我们的。”10月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恰好对群众的力量作出了准确的估计。我们不仅认为，而且根据群众选举苏维埃的经验切实地知道：9月和10月初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已经转到我们方面来了。我们单从民主会议的表决情况[161]也可以看出：即使在农民中，联合也破产了，就是说，我们的事业已经赢得了胜利。十月起义斗争具有下面两个客观前提：（1）士兵头上的棍子已经没有了：1917年的2月把它打掉了（德国“自己的”2月尚未成熟）。（2）士兵和工人一样，已经经历了并且完成了他们经过深入思考和亲身体验自觉抛弃联合的过程。由于而且仅仅由于上述前提，10月“举行起义”的口号才是正确的（7月提出这个口号就不正确，因此我们当时也没有提出）。10月的机会主义者的错误[162]并不在于他们“关心了”客观前提（只有小孩子才会这样想），而在于他们不正确地估计了事实，抓住了枝节，忽视了主要之点：苏维埃从妥协派方面转到我们这边来了。把同德国（它既没有经过自己的“2月”，也没有经过自己的“7月”，更不用说10月了），即同君主制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府的德国的军事冲突，跟10月反对苏维埃（苏维埃1917年2月起开始成熟，到了9—10月间已经完全成熟）的敌人的起义斗争相比，这简直幼稚得不值一提。空谈竟使人们荒唐到这种地步！6另一类托词是：“但是德国会用单独媾和的条约从经济上扼杀我们，夺去煤炭和粮食，奴役我们。”好一个聪明透顶的论据：没有军队也应该投入军事冲突，哪怕这种冲突显然不仅会带来奴役，而且会扼杀我们，会无偿地夺走粮食，会使我们陷于塞尔维亚和比利时的境地；即使如此，也应该投入军事冲突，因为不然就要签订不利的条约，德国就会向我们分期索取60亿或120亿卢布的贡赋，用机器换去粮食，等等。嘿，真是革命空谈的英雄！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却又腼腆地不肯说出：要想彻底摆脱奴役，就要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准备签订不利的条约和单独媾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好革命战争的准备，应当善于等待（正象我们从7月到10月那样，一面忍受克伦斯基的奴役，忍受我国资产阶级的奴役，一面等待），等待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如果能够单独媾和，即使条件极端不利，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也必须接受。这个革命还很虚弱，因为德国正在酝酿的革命还没有前来援助我们俄国人。只有在根本不可能单独媾和的情况下，才不得不立即进行战斗，但决不是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而是因为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可能有两种策略的争论，必然只能进行最激烈的抵抗。但是只要还有选择的余地，那就应当选择单独媾和和极端不利的条约，因为这毕竟要比比利时的处境[163]好一百倍。虽然我们现在还很虚弱，但是我们一月比一月强大。虽然欧洲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还没有到来，但是它一月比一月成熟。因此……因此，——“革命家们”（别叫我难受了……）推论说——在德帝国主义明明比我们强大的情况下，虽然它一月比一月削弱（由于德国革命缓慢地但是不断地成熟），我们仍然应当进行战斗。感情用事的“革命家们”的推论真是万分精彩，妙不可言！7最后的、也是最“机智”、最流行的一个托词是：“签订难堪的和约是一种耻辱，是对拉脱维亚、波兰、库尔兰和立陶宛的背叛。”正是俄国资产者（及其走卒——新光线派[164]、人民事业派[165]和新生活派）最热心制造这种貌似国际主义的论据，这不是很奇怪吗？不，并不奇怪，因为这种论据是资产阶级有意要把俄国布尔什维克拖进去的圈套，而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却由于喜欢空谈无意中陷入了这个圈套。我们从理论上来看一下这个论据：究竟什么更重要，是民族自决权呢，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重要。是不是可以为了怕违背民族自决权，而当着帝国主义明明强大、苏维埃共和国明明虚弱的时候，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去送死，去遭受帝国主义的打击呢？不，不可以。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这是资产阶级的政策。其次，以波兰、立陶宛、库尔兰归还“我们”为条件的和约是否就是耻辱少些、兼并少些的和约呢？从俄国资产者的观点来看，是这样。从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的观点来看，不是这样。因为德帝国主义放弃波兰（有个时期德国某些资产者就愿意这样）之后，就会更有力量去扼杀塞尔维亚、比利时等国。至于俄国资产阶级大叫大嚷反对“难堪的”和约，那是它的阶级利益的真实反映。但是某些（害了空谈脓疮的）布尔什维克一味重复这种论据，那就只能使人伤心了。请看看英法资产阶级进行活动的事实吧！它们现在千方百计地要把我们拖入对德战争，答应给我们无数的货物，如皮靴、马铃薯、炮弹、机车（是贷给……这不是“奴役”，不要害怕！这“只是”贷给！）。它们希望我们现在同德国打起来。为什么它们一定希望这样，这是很明显的：第一，因为这样，我们就会牵制住一部分德国兵力；第二，因为苏维埃政权同德帝国主义进行不合时宜的军事搏斗，就最容易遭到毁灭。英法资产阶级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亲爱的，你们现在去打吧，我们会因此获得很大的好处。德国人会掠夺你们，在东方“赚足了”，在西方就会廉价出让，顺便又可以使苏维埃政权垮台……打吧，亲爱的“同盟者”布尔什维克，我们会援助你们的！于是，“左派”（别叫我难受了）布尔什维克就上了圈套，滔滔不绝地大谈最革命的空话……是的，是的，容易接受革命空谈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一种残余表现。这是一个老真理，一个常被当作新鲜事的老故事……81907年夏天，我们党也曾害过某些方面类似的革命空谈病。彼得堡和莫斯科，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主张抵制第三届杜马，他们以“感情用事”代替客观分析，上了圈套。旧病复发了。现在是更加困难的时候。问题还要重要千百万倍。在这样的时候害这种病，就有断送革命的危险。为了将来任何时候人们谈到我们时都不会提起“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断送了革命”这个沉痛的事实，我们应当反对革命空谈，必须反对革命空谈，一定要反对革命空谈。载于1918年2月8日（21日）《真理报》第31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43—353页注释：[158]《论革命空谈》一文发表于1918年2月21日《真理报》，署名卡尔波夫。列宁在报刊上为缔结和约展开公开斗争由此开始。——353。[159]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1月15日（28日）通过了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1月29日（2月11日）通过了建立工农红海军的法令。——354。[160]指1918年1月11日（24日）和2月17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和平问题时的表决情况。——355。[161]这里说的是全俄民主会议就同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进行表决的情况。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中对这次表决作了分析（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90—293页）。全俄民主会议是根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召开的，1917年9月14—22日（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工会、陆海军组织、合作社和民族机关等方面的代表共1582人。这个会议是为解决政权问题而召开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妥协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们便伪造民主会议，企图以此代替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建立新的联合临时政府，使政权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力图把国家纳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轨道，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布尔什维克参加了民主会议，目的是利用会议的讲坛来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9月18日（10月1日），布尔什维克党团在民主会议上宣读了党中央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给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的妥协政策以尖锐批评。9月19日（10月2日），会议就政权问题进行表决，结果是赞成同资产阶级联合而把立宪民主党排除在外（四分之三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代表反对联合）。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决议案，由于妥协派内部的分歧只得到了183张赞成票。9月20日（10月3日），民主会议主席团通过决定，由组成会议各集团分别派出名额为其人数15％的代表组成常设机关——预备议会，以履行民主会议的职能。——360。[162]指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波·加米涅夫在1917年10月反对武装起义的机会主义错误。——360。[163]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粗暴地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占领了比利时，企图利用它的领土对法国进行决定性打击。由于德国的占领和掠夺，比利时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业濒于崩溃。1918年德国战败后，比利时才获得解放。——362。[164]新光线派是指集结在《新光线报》周围的孟什维克。《新光线报》（《НовыйЛуч》）是俄国孟什维克统一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17年12月1日（14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编辑是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亚·萨·马尔丁诺夫等。因进行反革命宣传于1918年6月被查封。——362。[165]人民事业派是指集结在俄国社会革命党机关报《人民事业报》周围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关于《人民事业报》见注16。——362。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对拉脱维亚步兵的讲话（简要报道）（1918年2月2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对拉脱维亚步兵的讲话（1918年2月20日）简要报道列宁作了长篇讲话，号召拉脱维亚人在和平问题上支持苏维埃政权。我们无论如何要给疲惫不堪的俄国人民以和平，这样我们才能巩固革命并开始建设年轻的新俄国。反正割让的地区德国人是控制不了的，因为俄国革命最近不仅会蔓延到德国，而且会蔓延到其他交战国。在世界社会革命的影响下，德帝国主义将不得不放弃它的一切占领地。载于1918年2月8日（21日）《新生活报》第30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42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同莫斯科苏维埃在直达电报中的谈话（1918年2月2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同莫斯科苏维埃在直达电报中的谈话（1918年2月20日）下午2时15分，执行委员会委员费尔德曼同志打直达电报给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这位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代表向列宁同志询问：（1）关于柏林来电后的情况。（2）关于目前人民委员会所采取的措施。（3）除了霍夫曼的电报，柏林有没有其他的复电？列宁同志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没有军队；德国人从里加开始全线进攻。德文斯克和列日察已经沦陷，卢茨克和明斯克正遭到进攻。凡是注重实际而不注重空话的人，都应当签订和约，应当使革命在国内继续巩固，继续深入。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进攻目前还没有停止，现已命令能抵抗的地方必须抵抗，沿途必须把一切都毁掉，连一块面包都不留。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没有。载于1918年2月8日（21日）《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区域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29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41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简要报道）（1918年2月19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2月19日）简要报道列宁的长篇讲话持续两小时。在讲话中，他阐发了下列论点：俄国没有别的出路，必须立即单独媾和，因为德国人正在以大批兵力在全线展开进攻，而我们是无力抵抗百万大军的进攻的。缔结和约后，我们就能处理国内事务和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能顺利地完成那些必将使我们在俄国尽快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改革。载于1918年2月7日（2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8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40页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给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无线电报的草稿（1918年2月1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给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无线电报的草稿[157]（1918年2月18日）人民委员会抗议德国政府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开始复员各线军队以后向它发动进攻。俄国工农政府不可能预料到这种行动，尤其是因为停战双方的任何一方，无论在2月10日或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没有按1917年12月2日（15日）的条约的规定，直接或间接地宣布结束停战。鉴于既成的局势，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声明，它愿意根据德国政府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在所要求的条件正式签订和约。此外，如果德国政府能提出确切的和约条件，人民委员会愿意在12小时之内对我们能否接受的问题给予答复。无线电报载于1918年2月6日（19日）《真理报》第30号（晚上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39页注释：[157]给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无线电报是在1918年2月19日晨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往柏林的，然而德国政府拖到2月22日才把答复交给苏俄信使；2月23日上午答复才送到彼得格勒。德国政府在答复中提出了新的更加苛刻的条件，并限定48小时内接受。德国在拖延答复的同时继续进攻，迅速推进，占领了许多城市，并威胁到彼得格勒。——349。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2月1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56]（1918年2月18日）记录1列宁同志：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乌里茨基的建议使人感到惊奇。中央委员会表决结果反对进行革命战争，而现在我们既没有进行战争也没有签订和约，却正在被卷入革命战争。战争是不能闹着玩的。我们的车厢不断损失，我们的交通运输每况愈下。现在不能观望，因为局势已经十分明显。人民不会理解这种做法，既然打仗，军队就不能复员；现在德国人会把一切都拿走。这种把戏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果继续采取折中的政策，革命非失败不可。越飞从布列斯特写信来说，在德国甚至还没有开始革命；如果是这样的话，德国人就会因继续推进而得到奖励。现在不能观望了。观望就等于听任俄国革命遭到破坏。如果德国人说，他们要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那当然必须作战；现在再不能有任何拖延了。现在问题所关系到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向德国人提出质问，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这不是办法。唯一的出路是向德国人建议恢复谈判。现在不可能有折中的解决办法。如果是革命战争，就应该宣战和停止复员，但是不能这样做。我们在这里写公文，而德国人却在抢劫仓库和车厢，我们岂不是在等死。现在面临的危险是：我们如果把战争当儿戏，就会使革命断送在德国人手里。历史将会告诉人们，是你们断送了革命。我们本来可以签订对革命毫无威胁的和约。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撤退时，甚至连破坏也来不及。过去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帮助了芬兰的革命，而现在我们无能为力了。现在不是交换照会的时候，不应该再观望了。现在“试探”已经晚了，因为现在已经很明显，德国人能够进攻。不能说服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人，但是可以而且应当说服主张观望的人。必须向德国人提议媾和。2列宁同志：布哈林还没有发觉，他已经转到主张革命战争的立场上去了。农民不愿意打仗，也不会去打仗。现在能叫农民去进行革命战争吗？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当初就不该让军队复员。不断的农民战争是一种空想。革命战争不应当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就应该签订和约。既然已经让军队复员，谈论不断的战争就显得可笑。决不能把它同内战相比。庄稼人不会去进行革命战争，并且他们会抛弃一切公开散布这种论调的人。德国的革命尚未开始，而我们知道，我国的革命也不是一下子就取得胜利的。这里有人说，德国人要占领里夫兰和爱斯兰，但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可以放弃这两个地方。如果他们要我们把军队缴出芬兰，好吧，就让他们去占领革命的芬兰。即使我们放弃了芬兰、里夫兰和爱斯兰，革命也不会毁掉。昨天越飞同志用来吓唬我们的那种前景，丝毫也不会危及革命。我建议发表声明，表示我们愿意签订昨天德国人向我们提出的和约；即使他们把不干涉乌克兰、芬兰、里夫世和爱斯兰的事务列入和约之内，我们也应当无条件地接受。我们的士兵根本不能作战了；德国人要的是粮食，他们要抢了粮食再退回去，使苏维埃政权不可能继续存在。宣布停止复员，就意味着垮台。载于192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36—338页注释：[156]这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8年2月18日晚间的会议上所作的三次发言。这次会议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召开的，当天德军发动了全线进攻，并迅速推进，占领了德文斯克。在这次会议上，“左派共产主义者”再一次反对列宁的立场。列·达·托洛茨基建议向柏林和维也纳询问德国政府的要求，但不提同意缔结和约一事。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格·叶·季诺维也夫赞成向德国政府发出同意恢复和谈的电报。经过激烈的斗争，列宁首次赢得了赞成缔结和约的多数票。列宁关于立即通知德国政府同意缔结和约的建议，以7票赞成、6票反对得到通过。——346。
|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18年2月1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54]（1918年2月18日）记录1会议讨论关于德国进攻的问题，阿•洛莫夫（格•伊•奥波科夫）提议延期讨论。列宁同志反对，但赞成对发言人加以限制（各派代表的发言以5分钟为限）。2决定讨论问题以后，尼•伊•布哈林提议让更多的人发言。列宁同志对此表示反对，并提议把问题归结为要不要发出建议媾和的电报，让大家表示赞成或反对。列宁的提议被通过。3列•达•托洛茨基发言反对发出建议媾和的电报。列宁同志（赞成建议媾和）：昨天的表决特别能说明问题，大家都承认，如果德国的运动不发生而德国人发动进攻，那就非缔结和约不可。[155]但是有一个疑问：难道德国人不想发动进攻来推翻苏维埃政府吗？我们面临着必须采取行动的局势。如果帝国主义的进攻已经十分明显，那我们大家都会赞成防御，而且对人民也能讲清楚这一点。但是，如果进攻现在就开始，而我们在进攻开始后才向群众作解释，那和立即进行延长停战期的谈判相比，会引起更大的思想混乱。现在一小时也不能耽误，因为那样提出问题群众不能理解。或者是我们为争取土地社会化而进行革命战争，那时群众会理解我们，或者是我们进行和平谈判。第1次和第2次发言载于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2期；第3次发言载于1922年《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334—335页注释：[154]这是列宁在中央委员会1918年2月18日上午的会议讨论德国进攻和向德国政府发出同意签订和约的电报问题时的三次发言。1918年2月16日19时30分，德国统帅部向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苏俄代表正式声明，从2月18日12时起结束俄德停战，恢复战争状态。按照1917年12月2日（15日）签订的停战协定，缔约一方如果想废除协定，必须在开始军事行动前7天通知另一方。德国统帅部违反了这一规定。苏维埃政府就此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答复。2月18日晨，已收到德军活动频繁的情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达·托洛茨基和尼·伊·布哈林发言反对列宁关于立刻发电报给德国政府的建议，格·叶·季诺维也夫表示赞成发电报。列宁的建议付表决，结果6票赞成，7票反对。会议决定于次日2时召开下一次会议。由于德国开始进攻，下一次会议提前于2月18日晚间召开。——344。[155]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在前一天即2月17日晚举行的会议。会上讨论了德国可能发动进攻的问题。列宁提议立即再次与德国就缔结和约问题进行谈判。对这一建议投赞成票的有5人，他们是列宁、斯大林、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和伊·捷·斯米尔加；投反对票的有6人，他们是列·达·托洛茨基、尼·伊·布哈林、阿·洛莫夫、莫·索·乌里茨基、阿·阿·越飞和尼·尼·克列斯廷斯基。但是当变换问题提法，提出“如果德国发动进攻已成事实，而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我们是否要缔结和约”的问题进行表决时，托洛茨基投了赞成票，布哈林、洛莫夫、乌里茨基和克列斯廷斯基弃权，只有越飞1人投反对票。这个建议便以多数票通过。——345。
|
Subsets and Splits
No community queries yet
The top public SQL queries from the community will appear here once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