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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即将召开的巴塞罗那大会（1937年3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关于即将召开的巴塞罗那大会
（1937年3月20日）
巴塞罗那大会[1]预定于5月1日召开，但是考虑到西班牙和其它国家的形势，对于它能否如期召开，我没有把握。关于这次大会，由于我根本得不到半点消息，很难提出什么意见，只能提出一些笼统的想法。
事态的发展，对一切集团、流派、派别进行了严酷的考验。我们已经目睹了纯粹文化上的极左主义（波尔迪加派）在西班牙事变的打击下瓦解了。我们已经目睹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一开始还做出毫不妥协的样子，才过了几周，他们就变成了可耻的逃兵（反对打入主义的施密特[2]、斯丁·德·泽乌[3]、米斯蒂[4]等人）。我们还目睹了另一些坚决反对打入主义的人，他们昨天还同施密特、斯丁·德·泽乌、米斯蒂等人一起反对我们，现在却在向统工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寻求政治支持，想借此反对我们（比如斯内夫利特和费雷肯）。这些教训具有重大的意义。但不止于此。
当斯大林主义暴露出它已成为工人运动的名副其实的毒瘤时，独立工党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却变成了斯大林派。伦敦局——同它调情的不只有施密特，也有斯内夫利特和费雷肯——气数已尽，或行将断气。形形色色的半吊子集团被自己的自相矛盾给吓坏了，便在最后一刻向西班牙革命求助。独立工党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部领袖，在他们支持宁同我们斗争的时候，就是在拼命地阻止西班牙革命的胜利。他们现在以为自己能躲在英勇的西班牙无产阶级和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背后，借此掩饰自己的彻底破产。真是痴心妄想。通向胜利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我们曾反复指出的那条路。无论是宁、安德拉德还是戈尔金都必须急剧改变他们的政策，也就是要从马尔托夫的道路回到列宁的道路上，否则他们就会使统工党陷入分裂，甚至是惨败。空有革命的话语（社论、郑重的演说等），并不能让革命走快半步。统工党工人进行着英勇的斗争，然而，没有一个坚定的领导层，他们的斗争就不可能胜利。问题的关键在于用最大的勇气唤起群众，同背信弃义的领袖作斗争。这样才能打开智慧之门。
资产阶级的傀儡仍留在人民阵线之中，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止群众进行自己的革命，必须与这些人彻底决裂。这是目前的首要任务。资产阶级部长们是保卫私有财产的稻草人，而无政府派、斯大林党和社会党的领袖不愿同这些部长决裂，必须唤起它们的群众去同自己的领袖作斗争。这是第二步。做不到这一步，其它的一切就都是空话、废话、谎话。他们本来有五年的时间来落实列宁主义的政策，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多时间。他们还能有五个月、甚至五个星期的时间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吗？恐怕没有。
斯内夫利特在跟伦敦局调情之后，如果还想跟宁一同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那就太糟糕了。他的下场只会更惨，而且会一事无成。
巴塞罗那大会如果能开成，你们一定要参加。我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要像那些“打入主义的反对者”那样，拒绝参加大会。我们参加也好，不参加也好，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这不是原则问题。你们必须明白自己在大会上该怎么做。像费雷肯和斯内夫利特那样参加大会，将会造成致命后果。在参加大会时，必须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不放过其他参加者的最小的错误与过错。当然，我们应当根据西班牙的具体情况，以及尚未追随我们的那部分工人的思想状态，来选择揭露与批判的方式。我认为，莫斯科审判是一块试金石，可以检验任何一个自称拥护革命原则的团体的成色。普通的工人或许对莫斯科审判没有意见；我们应当耐心地向他们解释真相。但是，对于那些企图建立新国际的“领袖们”，必须穷追猛打，不能让他们像布兰德勒和瓦尔赫尔那帮渣滓一样，同格伯乌站到一块。在大会上，你们至少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大会必须宣布完全支持成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如果这个建议遭到多数参加者的拒绝，就要退席抗议。如果得到了多数参加者的支持，你们就要发表声明，痛批反对这个建议的少数派，在声明中要列出所有格伯乌特务的名字，还要写下他们的特征。我们不想听那些骗子说什么为了西班牙革命的利益，我们不能争论俄国问题——按照那个可耻的马屁精马尔罗[5]的说法，这是“个人问题”。正是为了西班牙革命的利益，正是因为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才必须让革命派、甚至是真诚的半革命派半中派主义者同伪造者划清界限；这些伪造者是波拿巴主义阶层的特务，而莫斯科审判已经证明：这个阶层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随时可以出卖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
在讨论纲领问题和政治问题时，我们既要毫不妥协，同时又要对那些敢于拿出最起码的勇气、反对莫斯科的波拿巴分子的人保持十分冷静、甚至是十分友善的态度。在跟其他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得随时准备反击。
我在这里只谈策略性问题，因为我们的同志在理论方面和政治方面已经武装得足够好了。在这些方面没有什么需要改动和修订的。我们只需要对自己从实际经验中学到的东西做一些调整，使其适应目前的形势。关于巴塞罗那大会，我从这里就只能提出这些看法。
原文发表于第四国际国际局（InternationalBureaufortheFourthInternational）于1937年7月出版的《信息公报》，署名为“伦德”（Lund）。
[1]1936年10月，伦敦局在布鲁塞尔大会上通过了统工党的建议，决定于1937年5月1日在巴塞罗那举行大会，但这次大会未能召开。——中译者注
[2]佩特鲁斯·约翰内斯·施密特（PetrusJohannesSchmidt，1896—1952），早年曾居住英国，接近英国独立工党。返回荷兰后于1932年3月创立独立社会党，1935年独立社会党与革命社会主义党合并后任主席，并曾当选为北荷兰省议会议员与阿姆斯特丹市议员。1936年9月被开除出党。二战后在联合国工作。——中译者注
[3]斯丁·德·泽乌（StiendeZeeuw），本名克里斯蒂娜·安娜·德·泽乌（ChristinaAnnadeZeeuw），1932—1935年任荷兰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932年—1935年任荷兰独立社会党执委会委员，1935年随独立社会党参加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1936年被开除出党后返回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中译者注
[4]亚伯拉罕‧约翰内斯‧米斯蒂（AbrahamJohannesMuste，1885年1月8日——1967年2月11日），出生于荷兰的吉里克泽（Zierikzee），父母都是荷兰改革宗（一个基督教新教教派，属于加尔文派）信徒，六岁时随全家移民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即担任牧师，在曼哈顿一带传道，他的神学思想受“社会福音”（socialgospel）思想影响较大，并逐渐倾向激进运动，一战期间参加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1919年参加劳伦斯（Lawrence）纺织工人罢工，从此参加工会运动，并于同年发起成立美国纺织工人联合工会（AmalgamatedTextileWorkersofAmerica），1921年退出该工会，在布鲁克伍德工人学院（BrookwoodLaborCollege）任教，1929年发起成立进步工人行动协会（ConferenceforProgressiveLaborAction，CPLA），1933年将进步工人行动协会改组为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WorkersParty），1934年美利坚工人党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theUnitedStates，WPUS），1936年米斯蒂退出美利坚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返回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5]安德列·马尔罗（AndréMalraux，1901年11月3日——1976年11月23日），法国著名作家。——中译者注 |
制胜的战略（1937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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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胜的战略
（1937年2月25日）
正在西班牙进行的苦战，特别是统工党的极其艰难的处境，影响了我们的一些同志，使他们产生了消极迎合统工党领导层的政治路线的倾向。他们多次对这条路线采取了间接默认的态度。
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要想对一个处境艰难的革命组织表现自己的友谊，就不能对它的错误、以及由这些错误而导致的危险视而不见。要想挽救西班牙的局势，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让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地、猛烈地、英勇地奋起；也就是必须马上让无产阶级重整旗鼓。必须发动一场反对同资产阶级结盟、争取落实社会主义纲领的运动。必须批判斯大林党、社会党和无政府派的领袖同资产阶级勾结的行径。问题不在于写几篇基本上只能发表在《战斗报》专栏上的文章，而是要发动群众，同那些正在把革命引向覆灭的领袖作斗争。
统工党领导层的政策，是曲意逢迎、守株待兔、首鼠两端的政策，换句话说，在你死我活的内战中，这是最最危险的政策。统工党即使只有一万名同志，只要他们愿意发动群众同叛卖无产阶级的行径作斗争，那也远远胜过拥有四万名屈就别人的政策、而不能执行自己的政策的党员。只要统工党仍在执行首鼠两端的政策，它的四万名党员（如果这个数字属实的话）就不能确保无产阶级的胜利。但是，只要有一个明确的、果断的、积极的政策，哪怕只有两万人、一万人，都能在很短时间内赢得群众的支持，布尔什维克能在八个月时间里赢得群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统工党领导层的现行政策是马尔托夫[1]的政策，而不是列宁的政策。要想获胜，就要有列宁的政策。
本文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伊罗生（哈罗德·伊萨克斯）的一封信，出自乔治·诺瓦克（GeorgeNovack）的私人档案库。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Осипович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蔡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
答阿瓦斯通讯社记者（1937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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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阿瓦斯通讯社记者
（1937年2月19日）
我是否下达过派遣志愿者支援共和军战线的“指示”？我没有向任何人下达过“指示”。我一般不会下达“指示”。我用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只有懦夫、叛徒或法西斯特务才不肯援助西班牙共和军。同弗朗哥、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匪帮斗争，是每个革命者最基本的义务。
统工党是西班牙执政联盟的左翼，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党。这个党不是“托派”。这个党的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在战斗中表现得很英勇，对此我表示强烈的同情，尽管如此，我仍在很多场合批评过它的政策。统工党犯了错误：它参加了“人民”阵线这个竞选联盟；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人民阵线政府一直在包庇弗朗哥将军，使他能够公然地为现在这场席卷了整个西班牙的叛乱进行准备。革命党无权去为一个盲目而可耻的纵容政策分担直接或间接责任。它有义务让群众保持警惕。统工党领导层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参加了加泰罗尼亚联合政府；与其它政党在前线并肩作战，并不需要为这些政党的错误政策分担责任。它必须学会打出革命的旗号，在政治上把群众吸引过来，而又不至于削弱军事战线。
政治是决定战略的关键因素，这在内战中，要比在普通的战争中更为突出。就军事才能而论，格兰特[1]肯定不如罗伯特·李[2]，然而废奴政策使格兰特赢得了胜利。在我们的三年内战期间，敌人的军事技术和指挥艺术往往胜过我们，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使我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工人非常清楚自己为何而战。农民犹豫了很长时间，但在亲身体验了两种制度、并加以比较之后，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布尔什维克阵营。
在西班牙，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斯大林党，把这个公式塞给了卡瓦列洛总理：先打赢内战，再进行社会改良。我认为这个公式会害死西班牙革命。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看不出交战双方的纲领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他们的态度并不积极。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主义一定会胜利，因为它拥有军事上的优势。在内战中，大胆的社会改良是最有效的武器，也是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基本条件。
一遇上革命形势，斯大林总是会暴露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的政策的主旨，就是不要吓跑法国资产阶级，首先是“二百豪门”，然而法国人民阵线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向“二百豪门”宣战了——当然，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斯大林在西班牙的政策，无非是克伦斯基在1917年的政策、艾伯特—谢德曼在1918年德国革命中的政策的翻版罢了。希特勒的胜利是对艾伯特—谢德曼政策的惩罚。在德国，惩罚过了十五年才到来。而在西班牙，顶多过上十五个月，惩罚就会到来。
不过，西班牙工农群众的社会胜利和政治胜利，是否会引发欧洲大战呢？这种出于反动的怯懦的预测是极其错误的。如果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获胜，弗朗哥将会发现他陷入了圈套之中无法自拔。弗朗哥的独裁统治，意味着欧洲大战将不可避免地加速爆发，而法国将会处于最不利的境地。更不用说一场新的欧洲大战将会流干法国人民的鲜血，使法国陷入衰落，出于同一原因，整个人类都将遭到沉重的打击。
相反，西班牙工农群众的胜利，必将撼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统治。法西斯政权的封闭性和极权性，让人们觉得它们是牢不可破的。实际上，当它们第一次接受严峻的考验时，它们的内部矛盾就会爆发出来，把它们炸得粉碎。俄国革命的胜利，削弱了霍亨佐伦王朝的力量。西班牙革命的胜利，将会破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统治。因此，西班牙工农一旦获胜，就会立刻显示出它是一股保卫和平的强大力量。
真正的西班牙革命者的任务，是加强军事战线，打破苏联官僚的政治桎梏，向群众提出大胆的社会纲领，以此确保革命的胜利，并通过这种方法来巩固和平事业。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欧洲！
本文发表于1937年4月17日的《劳工行动》（LaborAction）（加利福尼亚）。“阿瓦斯”（Havas）通讯社是法国的一家通讯社。
[1]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S.Grant，1822年4月27日——1885年7月23日），美国内战期间北方著名将领，1864年起担任北军总司令，并于1865年彻底击败南军。在1869年—1877年当选为美国总统。——中译者注
[2]罗伯特·爱德华·李（RobertEdwardLee，1807年1月19日——1870年10月12日），美国内战期间南方著名将领，曾任南军北弗吉尼亚集团军司令和南军总司令。——中译者注 |
争取在加泰罗尼亚进行合作（1936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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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在加泰罗尼亚进行合作
（1936年8月18日）
亲爱的维克托·利沃维奇：
……您在写给我的信中谈到的关于西班牙——确切地说是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况，是完全正确的，这表明在这个问题上，这次您与我的意见一致，这让我很高兴。不幸的是，您与我只是旁观者。……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找出一种有机的方式，让统工党和加泰罗尼亚的工会（委员会、代表会、苏维埃、行动委员会？）进行合作，哪怕需要在组织方面做出重大让步。但只有这样做才能解决眼前的各种问题。……
热烈地紧握您的手。
您的
列·托洛茨基
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维克托·塞尔日的一封信。这封信的法文版经柯莱特·尚贝郎与让·梅特隆许可后，由皮埃尔·布鲁埃提供给本书编辑。英文版系由内奥米·艾伦根据法文版译出。中译文系根据艾伦的英译文转译。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
致让·鲁（1936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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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让·鲁[1]
（1936年8月16日）
亲爱的同志：
您的来电真是让我喜出望外。遗憾的是，就我所知，我能否拿到前往巴塞罗那的签证，还是个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您这封电报可能会被当作我直接插手西班牙事务的证据。不用说，我是非常愿意去巴塞罗那的。但他们会允许吗？
您发现了，我在这里遭到了两面夹击——一面是法西斯分子的攻击，另一面是塔斯社那个无耻的声明[2]。我不知道政府[3]会采取什么立场。它根本不清楚斯大林—雅戈达[4]团伙能寡廉鲜耻到什么地步。
娜塔莉亚[5]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签证一到手，马上就动身前往巴塞罗那。要办成这件事，需要尽可能多的行事自由。
您很清楚，我在这里不能给你任何建议。您那里正在进行着直接的武装斗争，形势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而我这里能得到的信息量是零。我听说毛林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希望他还活着。说到如何对待宁、安德拉德等人，在这个重大斗争中，如果我们还是纠结于过去，那将是罪过。即使过去曾有过不愉快，就算在纲领和方法上有分歧，但这些分歧不应该阻碍我们与他们恢复真诚的、持久的合作关系。接下来就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自己完全愿意亲自协助斗争，而不是远远地旁观。
统工党与工团主义者的关系，是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在考虑问题时，只以或主要以教条为出发点，那将是极其有害的。无论如何都要同工团主义者加强联系，不管他们会有什么偏见。必须击败共同的敌人。必须在共同的斗争中，赢得工团主义者当中最优秀分子的信任。您可能觉得我这些想法都是老生常谈，那我先向您道个歉。我不了解情况，给不出具体的建议。我只想指出：在十月前，要尽一切努力，同哪怕是最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工作。
克伦斯基政府经常想利用布尔什维克去对付无政府主义者。这种企图遭到了列宁的坚决反对。他说过，在那种情况下，一个无政府主义战士顶得上一百个犹豫不决的孟什维克。法西斯分子把内战强加给了你们，在这场内战中，最大的危险就是不够坚决、含糊暧昧，换句话说，就是孟什维克主义。
我又写得太笼统了。我愿意尽一切努力，提出尽可能具体的建议。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克服您与我之间的距离造成的问题。……我可以发誓，尽管我与正在战斗的同志们可能会有种种分歧，但我愿意同他们竭诚合作，达成相互理解。当现在和未来都开启了共同斗争的机遇的时候，如果还揪住过去不放，那就是可耻的心胸狭窄。
我会借助词典来阅读战报，尽量跟进战况的进展。但我有四五天不能回家了。
向所有的朋友，特别是那些觉得自己有理由对我感到不满的朋友，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信后附有一张便条]
我亲爱的鲁[6]：
只要您觉得有必要，就可以把这张便条拿给宁他们看。我在信中说的那些话，完全不是外交辞令。必须再次把灵活性同坚定性结合起来。我感到束手束脚。娜塔莉亚和我向你们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真诚的
列·托
原文为法文，发表于1970年12月5日的《世界报》。英译文发表于1971年1月18日的《洲际通讯》[7]。
[1]让·鲁当时担任第四国际运动派驻巴塞罗那的代表。托洛茨基同志写信给他，是希望能促成西班牙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但是，这封信却未能寄到他手上，因为它被巴塞罗那的意大利特务截获了。直到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斯普里亚诺（PaoloSpriano，1925—1988）从意大利警察的档案库找到这封信之后，它才得见天日。本文先是以法文发表在法国的《世界报》（LeMonde）上，然后又被《洲际通讯》编辑部译成英文，发表于1971年1月18日的《洲际通讯》。——中译者注
[2]1936年8月4日夜里，一帮挪威法西斯匪徒袭击了托洛茨基同志的住所，抢走了一些文件，企图证明托洛茨基同志在挪威进行“布尔什维克煽动”。8月6日，挪威电台报道了莫斯科审判的消息。所以托洛茨基同志才会说自己遭到了“两面夹击”。——中译者注
[3]指挪威政府。托洛茨基同志当时正在挪威避难。——中译者注
[4]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ГенрихГригорьевичЯгода，1891年11月7日——1938年3月15日），本名耶诺希·盖尔舍诺维奇·叶古达（ЕнохГершоновичИегуда），生于雷宾斯克一个犹太人钟表匠家庭，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1年被捕后被流放到辛比尔斯克。1913年获释。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参加十月革命。1918—1919年在红军东部战线和南部战线工作。1919年11月加入契卡。1923年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局长，1926年担任第一副局长。1934年7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年9月改任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4月被捕，1938年3月13日被判处死刑，两天后被处死。——中译者注
[5]娜塔莉亚·伊万诺芙娜·谢多娃（НатальяИвановнаСедова，1882年4月5日——1962年1月23日），生于乌克兰罗姆内一个商人家庭。在上大学期间参加革命运动，并因此被学校开除。1902年在法国认识了托洛茨基，1903年同托洛茨基结婚。1918—1928年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博物馆部工作。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派驱逐出境后，她一直陪伴着他。1940年托洛茨基遇害后，她留在墨西哥。1951年，因意见分歧而退出第四国际。1960年迁居法国巴黎，1962年在巴黎逝世。——中译者注
[6]让·鲁（JeanRous，1908年11月24日——1985年2月21日）,1928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4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前身），同年八月随共产主义者同盟打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5年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1936年参与创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初率领国际主义工人党少数派打入工农社会党。二战期间积极组织地下抵抗运动，并逐步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4年重新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7]《洲际通讯》（IntercontinentalPress）是第四国际的周刊，专门介绍国际工人运动的消息，1963年创刊，1986年停刊。——中译者注 |
西班牙的教训（1936年7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西班牙的教训
（1936年7月30日）
欧洲已经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一所严酷而骇人的学校。一个又一个国家接连发生了一连串事变，让工人付出了沉重的、流血的代价，可是，直到现在，获胜的总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旧的工人政党的政策，充分表明它们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不能为赢得胜利做好准备。
正当笔者写下本文的时候，西班牙内战还没有结束。全世界工人都在焦急地等待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捷报。我们坚定地期盼他们能够胜利，如果他们真能胜利，那我们就得告诉大家：尽管工人的领导层竭力促成他们的失败，这次他们还是赢得了胜利。无上的光荣与荣耀，全部属于西班牙工人阶级！
西班牙的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参加了人民阵线，他们已经叛卖过革命一次，但在工人和农民的帮助下，他们再次获得了胜利，并在二月成立了“共和”政府。六个月后，“共和”军就向人民开战了。这下大家都看明白了：人民阵线政府一直在拿人民的血汗钱去供养军官团，给军官团提供威信、权力和军火，把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交给军官团指挥，协助军官团做好突然袭击工农群众的准备。
事到如今，内战已经爆发，人民阵线政府竟然还在竭力从中作梗，给胜利制造加倍的困难。所有人都知道，打内战不仅需要军事武器，也需要政治武器。从单纯的军事观点来看，西班牙革命要比它的敌人弱小得多。它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唤起广大群众投入行动。它甚至可以把士兵从反动军官那边争取过来。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认真地、勇敢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
必须立即宣布没收资本家的土地、工厂和商店，转交给人民。在工人已经掌权的省份，要立即落实这个纲领。在这样一个纲领的影响下，法西斯军队顶不住二十四小时；士兵们会把自己的军官绑起来，扭送最近的工人民兵指挥部。但是，资产阶级部长们不可能接受这个纲领。他们拼命压制社会革命，逼迫工农群众流下十倍于内战中流的血。最可恶的是，这些先生还妄想在胜利之后，再次解除工人的武装，逼迫工人遵守私有制的神圣法律。这就是人民阵线政策的真正本质。除此之外的一切说法，都是纯粹的胡说、空话和谎言！
人民阵线的许多支持者，现在都在摇着头，批评马德里的统治者！他们怎么就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呢？他们怎么不及时清洗军队呢？他们怎么不采取必要手段呢？这类批评在法国特别多，然而，法国人民阵线的领袖所采取的政策，与他们的西班牙同行并无区别。尽管有了西班牙的沉痛教训，仍然可以事先断言：列昂·布鲁姆政府不会认真地清洗军队。为什么？因为各工人组织仍在与激进党结盟，也就仍是资产阶级的俘虏。
只有幼稚的人，才会埋怨西班牙共和派或社会党或共产党毫无远见、麻痹大意。问题根本不在于某个部长或领袖的眼光不够敏锐，而在于政策的大方向。工人政党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就等于放弃了反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斗争。如果没有一支为剥削者效力的武装力量的支持，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就等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续——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军官团就是资本的保安。没有这个保安，资产阶级就连一天都撑不下去。军官的选拔、教育与训练，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与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集团。个别的例外并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在所有资产阶级国家，情况都是一样的。在军队里有几个军官公开宣称自己是法西斯分子，大吹大擂，蛊惑人心，这并不算危险；当无产阶级革命来临时，军官团就会变成屠杀无产阶级的刽子手，这才要命。把四五百个反动的煽动家赶出军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军队。军官团凝聚了长达数百年的奴役人民的传统，必须把它连根拔起，斩草除根，彻底解散、打垮、粉碎它。必须用人民民兵——即武装工农的民主组织——来取代驻扎在军营里、由军官阶层来指挥的军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是，这样一支军队，是与大小剥削者的统治格格不入的。共和派会赞同这种措施吗？根本不会。人民阵线政府，也就是工人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就其本质来说，它是一个向官僚和军官妥协退让的政府。这就是西班牙事变的重大教训，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为这个教训付出血的代价。
保卫“共和国”，成了掩饰工人阶级领袖同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的幌子。西班牙的经验，暴露了这种“保卫”的真实性质。“共和派”这个词，跟“民主派”一样，都是意在掩盖阶级矛盾的蓄意蒙骗。只有在共和国还能保卫私有财产的时候，资产阶级才是共和派。而工人要用共和国推翻私有财产制度。也就是说，当共和国对工人有利时，它对资产阶级就一文不值了。激进党如果没有得到军官团会支持它的承诺，就不会同工人政党结盟。达拉迪耶绝不是出于偶然才当上了法国陆军部长的。法国资产阶级曾多次让他担任这个职务，而他一次也没有背叛过他们。只有莫里斯·帕兹或马索·皮维尔之流才会相信达拉迪耶能够把反动派和法西斯分子赶出军队，也就是解散军官团。但是，谁也不会认真对待帕兹和皮维尔之流。
说到这里，有人要大惊小怪了，“怎么能解散军官团呢？这不就等于瓦解军队，让国家在法西斯主义面前解除武装吗？这正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下怀！”还是老一套的论调。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1917年就是这么说的，西班牙人民阵线的领袖也是这么说的。西班牙工人对这些论调半信半疑，最后还是亲身体验才让他们相信：离他们最近的法西斯敌人，就是西班牙法西斯军队。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卡尔·李卜克内西说得好：“主要敌人在国内[1]！”
《人道报》声泪俱下地乞求清洗军队中的法西斯分子。可这种乞求有什么用？你一边投票赞成给军官团拨款，同达拉迪耶结盟，从而跟金融资本结盟，把军队安心交给达拉迪耶，一边又要求这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军队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资本服务，那你要么就是个大傻瓜，要么就是故意欺骗劳动群众。
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袖反复说，“可我们总得有支军队呀，不然的话，在希特勒面前，怎么保卫民主制度，怎么保卫苏联？”凭借西班牙的教训，不难看出这种保卫民主与保卫苏联的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军官团只要得到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就会与被解散的法西斯团体一起向工人群众发动进攻，如果他们胜利了，就会粉碎剩下的那一点点资产阶级民主，再向希特勒伸出手，同他一起进攻苏联。
《人民报》和《人道报》刊登的那些关于西班牙事变的文章，真是让人又气愤又恶心。这些人没有从中学到半点教训。他们根本不想学。他们自觉地闭上眼睛，不去看现实。他们学到的主要教训，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护人民阵线的“团结”，也就是说，要维护同资产阶级的“团结”，要维护同达拉迪耶的交情。
达拉迪耶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民主派”。但是，在布鲁姆内阁中担任正式职务的同时，他也非正式地在军官团的总参谋部里工作，难道还有谁会怀疑这一点吗？军官团可不会被布鲁姆的空话大话给骗倒，他们会严肃地面对现实，对于每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当工人走上革命道路时应该采取哪些必要措施，达拉迪耶和军方首脑肯定就此达成了共识。当然，将军们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想得比达拉迪耶更远。在自己人中间时，将军们就会说：“咱们先支持达拉迪耶，等到摆平工人之后，再找一个强人来代替他。”而在这时候，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袖还在天天称颂“我们的朋友达拉迪耶”。工人们应该这样回答他们：“告诉我，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2]。”让资本的老代理人达拉迪耶执掌军队的人，不配得到工人的信任。
诚然，西班牙无产阶级跟法国无产阶级一样，都不想用赤手空拳去迎战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但是，要想击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得先打垮国内的敌人。不粉碎军官团，就不可能推翻资产阶级。不推翻资产阶级，就不可能粉碎军官团。在每一次胜利的反革命中，军官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每一次获胜的、具有深刻的社会性质的革命，都要摧毁旧的军官团。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都是这样的。
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就绝不能屈从于资产阶级激进派。必须在反对包括激进党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建立起真正的工农联盟。必须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主动性与勇气，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争取士兵的方法。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而非虚假的工农兵大联盟。在西班牙内战的烈焰中，这个联盟正在产生，正在接受锻造。人民的胜利，意味着人民阵线的覆灭和苏维埃西班牙的诞生。西班牙社会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把革命扩散到整个欧洲。这比任何外交条约、任何军事同盟都更能震慑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刽子手。
本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3]第2卷，第8期，1936年9月。
[1]请参阅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传单《主要敌人在国内！》：
www.marxists.org/chinese/liebknecht-k/mia-chinese-karl-liebknecht-191505.htm——中译者注
[2]这句话的意思相当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译者注
[3]《社会主义呼声》（SocialistAppeal）是美国托派的机关报，它的前身是《战士报》（TheMilitant），1935年改为《社会主义呼声》，1941年改回《战士报》的名字。——中译者注 |
人民阵线的反动的怯懦（1936年7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人民阵线的反动的怯懦
（1936年7月30日）
现在来谈谈宁的问题。有些人（比如罗斯默）觉得我对宁的政策的猛烈批判太宗派主义了。如果这是宗派主义的话，那整个马克思主义就都是宗派主义，因为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而不是阶级合作的学说。西班牙目前的事态，特别清楚地暴露出了宁同阿萨尼亚的勾结是多么罪恶：由于人民阵线的反动的怯懦，西班牙工人现在要付出成千上万条生命的代价；人民阵线一直在拿人民的血汗钱去供养一支由屠戮无产阶级的刽子手指挥的军队。我亲爱的维克托·塞尔日，这可不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事关革命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重大问题。如果宁现在能醒悟过来，发现他在工人群众心目中已经名声扫地，如果他能得出一切应当得出的结论，我们就会像帮助同志一样帮助他；但我们绝不能让私情掺入政治。
我看了您为“革命高涨”的提纲[1]而提出的修改建议，它让我觉得，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左翼，会有一些重要的集团脱离出来（我暗示了这种可能，但没有加以发挥）；另一方面，很遗憾，我不能接受您其它的修改建议，因为我认为它们从根子上就错了。您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俄国革命史家，却不愿意把俄国革命最重要的经验运用到其它国家，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您关于人民阵线的全部意见，都适用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同立宪民主党（俄国的“激进党”）结成的联盟，可是我们同那个人民阵线进行了无情的斗争，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赢得了胜利。
您关于西班牙的实际建议真是了不起，完全符合我们的路线。但是，还得在咱们这个“宗派”组织之外，找到十几个不仅愿意在口头上接受您的建议、并且愿意在行动中落实它们的人！我相信，您能提出这么了不起的实际建议，证明了您与我的立场其实是相同的，我正在耐心地等待您通过现实中的政治经验来验证您的先验概念，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根据重大事变的经验而集体得出了结论，我始终坚信，您与我的结论终究会不谋而合。尽管有人批评我们搞宗派主义，我们仍在稳步地发展壮大，而那些批评者却未能有任何建树。
今天就写到这里吧。对于您坦诚的问题，我已经做出了完全坦诚的答复。我觉得我们今后仍能这样彼此互助。热烈地紧握您的手。
列昂·托洛茨基
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维克托·塞尔日的一封信。出自皮埃尔·布鲁埃主编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1919—1939》一书，由内奥米·艾伦从法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艾伦的英译文转译。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即《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中译者注 |
致国际书记处（1936年7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致国际书记处
（1936年7月27日）
亲爱的同志们：
无论西班牙事变[1]会以什么样的结局收场（我相信它会产生有利的结果），它都会对第四国际在法国以及其它地方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历史影响。
人民阵线这个问题，已经以最明确无误的形式，出现在了所有工人的面前。许多法国社会党人都在问自己（比方说，可耻的莫里斯·帕兹[2]发表在《人民报》[3]上的那篇文章）：“西班牙人民阵线的领袖在二月就掌握了政权，可他们却一直没有对军队采取必要的措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简直太愚蠢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不明白的是，这并不是一个“愚蠢”与否的问题，而完全是一个事关阶级利益的问题。当资产阶级不得不让自己的左翼同工人组织结盟时，它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军官团，它需要军官团来制衡和掣肘工人组织——因为在它的左翼与工人组织结盟之后，最重大的问题，即保护私有财产制度的问题，也就随之而产生了。
问题根本不在于愚蠢与否！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政府其实并不是政府，只是一个内阁。真正的政府在总参谋部，在银行，在其它地方。法国激进党是在做出了不会触动军官团的承诺之后，才被允许同工人结盟的。但只要工人继续坚持他们的要求，整个国家机器最终就会倾尽全力对付他们。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以为人民阵线丰富了无产阶级的策略。如果他们看不出人民阵线的阶级性质，那只是因为他们根本什么都不会。表面上看，激进党只是人民阵线的右翼；其实激进党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金融资本通过激进党继续维持着对人民阵线和无产阶级的统治。
在法国，这个问题要比在西班牙更为明显、更为尖锐。达拉迪耶继续在包庇军队。问题并不在于阻止几个自吹自擂的法西斯军官；整个军官团都是敌视工人阶级的。你要是想阻止他们，“你就是在瓦解军队。”可是希特勒就在门外！资产阶级——包括资产阶级激进派——不会允许任何人触动自己的军官团。“共产党”也不希望任何人去触动军官团，因为它还要与这个军官团一起“保卫”苏联。而到了明天，同一个军官团就会向人民阵线——首先是工人阶级——发动进攻，建立军事独裁，并同希特勒结成反苏联盟。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里，每当事变发展到了转折关头，机会主义的政治就会造成十倍的罪恶后果！
我们现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毛林与宁在今年年初犯下了何等的罪过。每一个会思考的工人都能够、而且也应该质问他们：“你们难道就什么都没有预料到吗？你们不但没有教育我们绝不能信任资产阶级激进派，反而还在人民阵线的纲领上签了字，要我们相信阿萨尼亚和他的同伙，你们怎能这样做？现在我们都要为你们的错误付出血的代价了。”宁及其同伙完全应当承受工人的怒火，因为他们曾经属于的那个流派，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对人民阵线在每一个阶段的政治活动作出了正确、具体而明确的分析。无知不能成为宁的借口——对任何一个领袖来说，无知都是一个可耻的借口——因为他在文件上签字之前，至少都要读过一遍。
西班牙的事变，将在西班牙、法国和世界各地为第四国际开启全新的、重大的机遇——而这是以各种中派主义流派的破产为代价的。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伦敦局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在十一月召开“和平大会”，哪怕只有它自己的成员参加。参加这个大会的都是些毫无前途的无能之辈，我们无论如何都绝不能答应参加这个大会，也绝不能给这个大会提供丝毫的威信。我们必须面向广大群众，不惜任何代价、不计任何手段，也要打入各种群众组织，绝不能因为守旧的不妥协的态度，而影响了自己，让自己失去了行动的能力。但在群众面前，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绝不同夸夸其谈的中派主义者妥协，绝不能把我们和他们混同起来——换句话说，绝不能进行任何罪恶的调和。
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列昂·托洛茨基
出自皮埃尔·布鲁埃主编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1919—1939》（LeMouvementcommunisteenFrance,1939-1939）一书（子夜出版社[LesEditionsdeMinuit]，巴黎，1967年），由瓦尔特·布鲁门塔尔（WalterBlumenthal）根据法文版译成英文。中译文系根据《托洛茨基论法国》第230—232页收录的英文版转译。本文在《托洛茨基论法国》中题为《人民阵线问题》（ThequestionofthePeople’sFront），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改的。
[1]指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中译者注
[2]莫里斯·帕兹（MauricePaz，1896年2月22日——1985年11月24日），法国律师、历史学家。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图尔代表大会上支持参加共产国际，并成为法国共产党创党成员之一。1924年开始支持左翼反对派，1927年年底被开除出党。1929年3月前往土耳其，协助托洛茨基出版他的著作。同年6月与托洛茨基决裂。1931年重新回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3]《人民报》（LePopulaire）是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
内战中的人民阵线（193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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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内战
内战中的人民阵线
（1936年7月）
“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的两大阵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人民阵线的领袖越是‘调和’阶级矛盾，越是阻止革命斗争，即将到来的冲突就会造成更大的震荡与冲击，以及更多的牺牲，无产阶级在法西斯主义的进攻面前就会更加缺乏防范。”（《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1]，第16节。）
这个提案还没有公布，事态的发展就已经证明了这个预测。
西班牙的七月事变[2]，特别有力地深化和补充了法国的六月事变[3]的经验教训。工人政党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把革命推到了深渊边缘，五年来已是第二次了。人民阵线无力解决革命提出的任何一个任务，因为所有任务都要归结为一个任务——打垮资产阶级；然而人民阵线又不能为资产阶级制度续命，法西斯政变便由此而引发。人民阵线用议会幻想来麻痹工农，消磨他们的斗志，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跟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会让无产阶级付出惨重的代价：不是在数年内蒙受新的苦难与牺牲，就是长达数十年的法西斯恐怖。
人民阵线政府在最危急的时刻，暴露了它是彻底无用的；内阁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因为资产阶级激进派害怕武装工人，甚于害怕法西斯。内战陷入了胶着状态。不管西班牙内战的直接结果如何，它都会给法国和其它国家的人民阵线以致命打击。与激进党[4]结盟，就等于替法国总参谋部在陆军部长达拉迪耶[5]的掩护下进行的军事政变进行合法准备，今后务必让每一个法国工人都明白这一点。
西班牙的例子表明，用行政手段解散法西斯团体，同时又维持着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是一种欺骗和诡计。只有武装起来的工人才能抵挡法西斯主义。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机关，代之以工农兵代表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纲领的必要条件。不完成这些任务，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将无法摆脱悲惨与贫困的境地，也不能幸免于新的战争。
1936年7月29日—31日，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大会在巴黎召开，托洛茨基同志为这次大会撰写了主要决议《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本文即为这个决议的附录，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这个决议是由加拿大工人党（WorkersPartyofCanada）为国际书记处发表的，后来发表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公报》，1938年第4期，全文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第332—340页。
[1]全文可在此阅读：
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607.htm——中译者注
[2]指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中译者注
[3]指1936年6月爆发的大规模罢工和占领工厂的浪潮。——中译者注
[4]激进党（Partiradical），又名激进社会党，是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它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自由派”，在二战爆发前，它是第三共和国的主要“左”派政党。——中译者注
[5]爱德华·达拉迪耶（ÉdouardDaladier，1884年6月18日——1970年10月10日），法国政治家，生于沃克吕兹（Vaucluse）省卡庞特拉（Carpentras）镇。1911年当选为卡庞特拉镇长。1919年代表激进党首次当选为众议员。二十年代曾多次入阁，曾当选过殖民部长、公共工程部长、国防部长等职。1933年1月31日至10月26日、1934年1月30日至2月9日、1938年4月10日至1940年3月21日三次出任总理。在第三任总理任上签署了著名的慕尼黑协定。1940年9月被监禁，1945年5月获释。战后多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57年任激进党主席，1959年退休。——中译者注 |
统工党与人民阵线（1936年7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统工党与人民阵线
（1936年7月16日）
……
7、接下来我要谈谈西班牙的问题。斯内夫利特[1]同志不久前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写了几封信，在其中一封信中，他为毛林—宁的党辩护，他觉得我对他们的攻击太过分或太尖锐了。在我看来，这不但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思议的。与毛林的斗争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的。在革命期间，他的整个政策都是民族主义的—地方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就是他的整个政策的全部本质。从革命一开始，我就不止一次地公开指出这个事实。宁也扭扭捏捏地承认了这一点。“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是毛林主义精神的合理产物；它根本就是布鲁姆的纲领，而不是列宁的。
宁在整个革命期间的表现，证明了他是一个完全消极无为的玩票者，他丝毫没有想过如何去真正参加群众斗争、如何争取群众、如何引导群众走上革命道路，等等。他只想写几篇小文章，对斯大林派、社会党之流吹毛求疵。他那些玩意现在一钱不值！当巴塞罗那发生一系列总罢工的时候，他写信给我，谈了能谈的一切问题，就是不提总罢工，不提他在总罢工中起了什么作用。在那些年里，我和他相互写了几百封信。我想方设法，让他不要写那些洋洋洒洒而又言之无物的观察，要给革命斗争提一些务实的建议。对于我的具体问题，他总是说：“至于这个问题，我下一封信再谈。”然而，好几年过去了，“下一封信”还是没来。
西班牙支部最大的不幸，就是让一个有点名气、过去有些功绩、还戴着饱受斯大林主义迫害的殉道者的光环的人当上了自己的领袖，他总是带错路，还使西班牙支部陷入了无力行动的窘境。
光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曾自发地拥护建立第四国际的主张。尽管我们曾反复催促宁，叫他全力争取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却百般推脱。他只在乎西班牙支部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就是他自己的消极性，他自己那点小小的政治舒适感；他不想让重大事件打乱他那吹毛求疵的玩票生涯。结果，社会主义青年团几乎全都投靠了斯大林派阵营。那些自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人们，还有那些袖手旁观——不如说一手造成这种结果的人，都应该被当作对革命犯下滔天大罪的叛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当宁的破产已经连他自己的支持者都能看出来的时候，他又跟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市侩毛林勾结起来，宣称“国际书记处根本不了解西班牙国情”，同我们彻底断绝了关系。其实，宁根本不了解革命政策，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
那个新党很快就发现自己成了阿萨尼亚的小跟班。但是，要是有谁找借口说：“这不过是个小小的、暂时的、技术性的选举协议”，那在我看来，这个借口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个党在所有的人民阵线纲领中最卑劣的一个——阿萨尼亚的纲领上签了字，也就等于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只是还要等几年才行刑。每当他们试图批评人民阵线时（毛林—宁正在拼命地尝试批评它），资产阶级激进派、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就会千篇一律地回答他们：你们不也参加了人民阵线的创建吗？你们不也在它的纲领上签字了吗？要是他们还想用那个臭不可闻的借口“那只是我们党的一个权宜之计”来为自己辩护——他们就是在狠抽自己的脸。
这帮人已经彻底地自我麻痹了，就算他们现在突然想展现出一点革命意志，也是有心无力。在平常时期，这些小小的罪过与叛卖几乎不会被人察觉到，但在革命时期却会造成重大影响。千万不要忘记，革命会创造出特殊的环境。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比利时朋友正在以大无畏的勇气，同强大的比利时工人党机关及斯大林派斗争，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却遭到了《新火炬报》[2]的公开指责；同时，《新火炬报》又在为西班牙的叛徒们辩解，帮他们找理由，我实在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毛林—宁的党在最新一期《战斗报》上向我们的几个南美支部发表声明，呼吁它们按照纯粹的民族基础，团结在那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党”周围。西班牙的一团糟的“马克思主义”党就跟伦敦局的所有支部一样，企图渗入并分裂第四国际的队伍。就像一只卑贱的野狗，突然咬了一口我们的脚后跟。在我们的南美组织当中，还有一些像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那样的议会迷，难道我们不应该公开告诉他们，我们和伦敦局有什么区别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公开告诉他们，已经在欧洲同我们决裂的宁，为什么又要在南美装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企图把所有革命力量统一起来吗？这种可耻的伪善行径总是中派主义的重要特征，必须无情地揭露它。仅凭这件事就足以证明，我们关于伦敦局的论纲是绝对必要的。
9、人民阵线是目前的关键问题。左翼中派主义者想把这个问题说成是一种策略，甚至是一个权宜之计，这样才能躲在人民阵线的阴影下兜售他们的私货。事实上，在目前阶段，人民阵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战略的主要问题。它还为区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判断标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经常有人忘记了这一点：人民阵线在历史上最重要的范例，就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在二月到十月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与现在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如出一辙——成了最亲密的盟友，同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组成了长期的联盟，它们一起成立了一系列联合政府。在这个人民阵线的旗帜下，是整个人民群众，包括工农兵苏维埃在内。诚然，布尔什维克也参加了这些苏维埃。但他们没有向这个人民阵线做出丝毫让步。他们的要求是粉碎这个人民阵线，摧毁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同立宪民主党结成的联盟，建立真正的工农政府。
1917年的俄国人民阵线还可以拿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借口来为自己辩解：必须同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残余作斗争；而欧洲的一切人民阵线，都不过是它的黯淡的翻版，往往还是它的讽刺画。……
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荷兰支部与国际》（TheDutchSectionandtheInternational），全文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第362—376页，最初发表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公报》，1938年8月，第5期，署名为“克鲁克斯”。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2日），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Socialistische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义。——中译者注
[2]《新火炬报》（DeNieuweFakkel）是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纸。——编注 |
第二十二章卡萨多军政府与共和国的覆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二十二章卡萨多军政府与共和国的覆灭
·内格林政府流亡到法国
·共和国政府返回西班牙
·新的内战？
·卡萨多军政府
·争取体面的和平的谈判遭到了失败
在马拉加、毕尔巴鄂和巴塞罗那沦陷后，都激起了种种对立、仇怨与嫉恨，加泰罗尼亚的沦陷也同样激起了这些情绪。抵抗派和投降派声嘶力竭地对骂。人们利用一切手段，竭力逃跑。一方指责另一方企图毫无意义地送死，对方则以叛徒的帽子回赠。共和军的军官希望国民军能够宽大以待，并在盘算获得体面的投降的可能性有多大。外国特务和第五纵队成员正在策划阴谋。最后，那些坚持抵抗的人，与那些想要立即实现和平的人，爆发了冲突。
在整个内战期间，从未有过哪个阶段，产生过如此丰富、如此可疑的文章、回忆录、指控、论战与专门的辩解。人人都极力想给历史学家留下史料，而这些丰富的史料，反倒让历史学家的工作更加难做。许多见证人关心的主要是保全自己的脸面与政治前途。
内格林政府流亡到法国
加泰罗尼亚沦陷后，内格林政府流亡到了法国，在西班牙驻图卢兹领事馆内避难，这样一来，他们虽然在为共和区的命运而争论不休，但他们却不是在西班牙，而是在法国领土上争论。阿萨尼亚总统及其幕僚已对继续斗争失去了信心，尽管内格林竭力劝说阿萨尼亚有义务与他一起返回西班牙，阿萨尼亚还是谢绝了内格林的要求。事实上，政府的逃离，极大地影响了士气。这种没完没了的争论，只会让共和区的人更加确信一切都已完蛋。实际上，局势正日益恶化：城市居民被不停的空袭吓得胆战心惊；粮食供应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许多人正在拼命地寻找逃离中南地区的路子。疏散成了政府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内格林在图卢兹的部分工作，就是处理疏散问题。墨西哥愿意接受三万个家庭。哈利法克斯勋爵[1]承诺，英国会协助疏散遭到威胁的难民。中大西洋公司（Mid-Atlantic）与共和国政府签订了合同，从它的运输船队中抽出总吨位为十五万吨的船只，租借给共和国政府。政府专门成立了两个委员会，负责处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两个方面：一个负责处理疏散所需的交通工具，另一个负责疏散人员。
但是，内格林政府并不把疏散当作最紧要的任务。内阁在图卢兹召开了多次戏剧性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总理、德尔·巴约和共产党籍的部长坚决主张：不管阿萨尼亚是否跟从，政府都要返回西班牙，组织最后的抵抗。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当然，按照塞贡多·布兰科的说法，“政府只是在做它能做的事情而已。”事实上，弗朗哥并不打算与共和国政府谈判。他已经拒绝了以内格林的三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的要求。因此，共和国只能抵抗到底。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国民军降低要求，接受谈判，而这也符合英国的愿望。抵抗是唯一能避免无条件投降的方法。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竭力证明这一点。他认为，内格林及其盟友显然已对在近期内赢得军事胜利失去了信心，但他们仍然相信，中南地区的武装力量还能够坚持几个月；即使马德里陷落，共和军还能在东南山区坚持较长的时间。他们相信，即使是在慕尼黑阴谋之后，欧洲大战依然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共和国能获得盟友，它就还有救。
就算这种观点是正确的[2]，但它并没有解决最困难的任务：让西班牙人相信抵抗既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在图卢兹出席会议的部长都同意返回西班牙，只有希拉尔不同意。但是，阿萨尼亚仍留在巴黎，他回答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没有人相信我们还有抵抗的能力，最没有信心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将军。”三月二日，阿萨尼亚辞去了共和国总统的职务。他的“法定”继任者、议会议长马丁内斯·巴里奥拒绝返回西班牙，并拒绝对内格林的总理职位予以法律承认。
共和国政府返回西班牙
内格林抵达洛斯·利亚诺斯（LosLlanos）机场后，召见了军方首脑。这次会谈，使他弄清了他面对的任务有多么困难。在他发言后，除了米亚哈，所有的军方首脑都表示已经无法继续抵抗；为了避免覆灭，他们必须进行谈判。内格林的政策受阻了；他要面对的不仅是后方与士兵的士气低落，还要面对军方首脑的失败主义：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央集团军司令卡萨多上校的政治活动，就暴露出了他的失败主义。
卡萨多是一位老资格的共和军军官，曾担任总统卫队司令，在拉尔戈·卡巴耶洛当政时期，他是总参谋部里的职业军人之一。人们以为他是左派的人，他同某些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有联系，但他仍是一个军官，他相信自己的“军人天职”的重要意义，并且相信自己得到了“敌对阵营的尊敬”[3]。他非常敌视共产党，并认为“共产党过大的权势”是导致西方民主国家抛弃共和国的原因。作为军人，他认为已经不可能继续抵抗。只要内格林、德尔·巴约和共产党继续统治着共和国，弗朗哥就不会接受谈判。为了实现体面的和平，就只好让他们出局了[4]。卡萨多相信，只要排除了共产党，英国就会支持投降派。他对内格林说，必须让阿萨尼亚回国，成立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只让共和派与社会党参加，但不能让共产党参加。
其实，卡萨多在几周以前就已经接触过一些政界人士，试探他们对于推翻政府的看法。在无政府主义者当中，他与西普里亚诺·梅拉[5]和加西亚·普拉达斯[6]关系比较密切；西普里亚诺·梅拉当时是军长，加西亚·普拉达斯则一直痛恨共产党。全劳联自然是继续支持内格林的，他在自由运动内的代言人是塞贡多·布兰科。但是，在全劳联—伊无联与自青联的联络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伊无联对内格林的敌意占了上风，他们在二月二十五日要求成立“一个新政府或一个新的国防委员会”。在社会党人中间，卡巴耶洛的朋友文塞斯拉奥·卡里略也已参加了卡萨多上校的阴谋。为了把社会党和工总的领导权从内格林的支持者手中夺过来，文塞斯拉奥·卡里略趁他们还和内格林一起待在法国的时候，召集了他在马德里的朋友：当内格林的支持者回国后，文塞斯拉奥·卡里略便向冈萨雷斯·佩尼亚发起了进攻。另外一位社会党人也支持卡萨多的阴谋：胡利安·贝斯泰洛既不是一位战士，也不是一个长于行动的人，他是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化身。贝斯泰洛是大学教授，属于社会党极右派，自从内战爆发以来，他从未发挥过任何重要作用。自从阿萨尼亚让他去英国，争取英国政府的调停以来，他就被当成是一个妥协派。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都对他“评价很高”。
最后，卡萨多肯定联系过外国的——特别是英国的——外交官。多明格斯[7]写道[8]：卡萨多经常同考恩联络，考恩可能是阴谋的幕后主使，他甚至给卡萨多出主意，帮他选择参加阴谋的人选。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曾告诉德尔·巴约：卡萨多曾向他暗示过英国方面的承诺[9]。
内格林政府了解了当前的形势，以及这种形势带来的危险。对于明显犹豫不决的敌人，内格林政府是既拉拢又恐吓。在内格林背后给他撑腰的，是强大的共产党，以及被共产党控制的那部分军队及警察。但无政府主义者想逼迫内格林让步，让内格林交出部分权力。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设在“共和区某处”的政府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内格林—德尔·巴约—乌里维的三头统治。内格林政府任命军情局局长加尔塞斯为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决定哪些人需要撤离，此举激怒了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坚决要求，撤离行动不能“被内格林和巴约控制”，并表示了对高官可能会抢先撤离的担忧。三月三日，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希望能参加撤离行动，并提名冈萨雷斯·恩特里亚尔戈[10]为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在撤离行动中，这个基地的作用十分关键。他们曾向内格林反复重申，他们不想看见共产党获得新的指挥职位，让共产党的权势进一步加强。三月二日，内格林做出了决定，内阁批准了一批高官的提升和调动。卡萨多被晋升为将军，但他的中央集团军司令的职位由共产党员莫德斯托（莫德斯托也晋升为将军）接替了。米亚哈[11]升任武装力量总监，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闲职。为了改善作战方法，共和军成立了“机动突击部队”，一批共产党籍的军官随之获得了晋升：利斯特尔、加兰和马尔克斯都被晋升为上校。几个港口的指挥权都落入了共产党之手：贝加[12]担任了阿利坎特督军，塔古埃尼亚[13]担任了穆尔西亚港口司令，最重要的是，人人垂涎的卡塔赫纳督军的职位，被弗兰西斯科·“帕科”·加兰搞到了手，这使他获得了残余的共和国海军的指挥权。
有人趁机指责内格林，说他实际上搞了一次政变，把大权统统交给了共产党，内格林则反驳说，既然政府已经决定抵抗到底，那就要把指挥岗位都换上抵抗派的人。共产党能够掌握大权，只是因为他们全心全意地服从内格林的政策。但在政府的政敌看来，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只能表示一个意思：从现在起，共产党要独揽大权，并全面控制撤退行动。
新的内战？
这一轮人事调动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共产党此前的所作所为，已经让很多人深感不满；现在不光是军事专家，就连其它政党和工会的干部，还有一大批群众，都觉得共产党在独揽大权。对于卡萨多阴谋集团来说，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好机会，他们借机表示反对共产党的政变，反对毫无意义地延长战争、杀戮与痛苦。在三年之久的内战中，政府屡战屡败，人们对这样一个政府的怨气越来越重，最后，人们把积压已久的怒火，全都发泄到了内格林头上。
被迫放弃革命雄心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左派社会党人，终于能够向“秩序党”报复了。高级官吏和正规军军官很快就抓住了这个能够实现“体面的”和平的机会。他们以为，在投降之后，弗朗哥还能让他们保持原有的社会地位。各政党和工会的领导人想得到流亡国外的机会。人民群众已对一切失去了信心，转而反对那些还想毫无意义地延长痛苦的人，以及新政权的权贵；群众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结束战争。人们心里怀着一种模糊的希望：赶走了共产党，弗朗哥或许就会大发慈悲。国民军的特务与日俱增，他们不断制造摩擦。
在一片混乱之中，第一次冲突在卡塔赫纳发生了。布伊萨[14]将军已经通知内格林：如果内格林决定继续抵抗，他就会带领舰队离开西班牙。尽管内格林派出内务部长保利诺·戈麦斯[15]去进行疏通，但加兰被任命为卡塔赫纳基地司令的消息还是引发了严重后果。炮兵上校阿尔门蒂亚[16]率领部分驻军发动兵变，公然反对新上任的司令。混入兵变者之中的长枪党徒夺取了广播电台，散布了许多谣言。为了不让舰队落入叛军手中，布伊萨率领舰队离港。但是，这次兵变失败了。阿尔门蒂亚上校在犹豫了很久之后，还是投降了，然后自杀身亡。由共产党员德·弗鲁托斯（DeFrutos）率领的第十师，向卡塔赫纳进发；几小时内，由共产党员罗德里格斯（Rodríguez）率领的第十一旅就粉碎了兵变。但是，共和国舰队并没有返回卡塔赫纳，舰队最后决定，依照法国海军的指示，前往法属突尼斯的比塞大港（Biserta）；抵达比塞大后，共和国海军的水兵都被法国当局扣押了；这样一来，撤离的路径又少了一条。政府似乎已经惊慌失措：总政治委员埃尔南德斯自作主张，准备进行反击。
与此同时，马德里的形势突然恶化。卡萨多已经下定决心：马德里省长戈麦斯·奥索里奥[17]把各项法令的大意通知了卡萨多，卡萨多随即联络了各个政党，并成立了一个国防委员会，他在这个国防委员会担任武装力量的代表。列万特的雷奥波尔多·梅嫩德斯和马塔利亚纳[18]都拥护卡萨多的政变。米亚哈也参加了政变，并以自己的威望来支持政变。加西亚·普拉达斯起草了革命的宣言。军情局的佩德雷洛[19]和保安警察总监、社会党人希劳塔[20]也参加了政变。参加政变的还有梅拉的第四军和社会党人弗兰西斯科·卡斯特罗（FranciscoCastro）指挥的一个边防旅。几乎所有的突击警察的警官都参加了政变。
卡萨多军政府
三月五日晚上，政变集团成员在财政部的密室里举行会议，静待政变进行。由无政府主义者贝尔纳维·洛佩斯[21]指挥的第七十旅占领了首都的各个战略要地。在第七十旅完成任务之后，政变集团通过广播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ConsejoNacionaldeDefensa）。贝斯泰洛首先发言[22]，并要求内格林政府辞职：“共和国陆军以其无可争辩的权威，接手了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它基本上是一个军事问题。”他批评了内格林的政策，指责内格林“病态地执着于国际形势的紧张将引发全面战争”的念头，因而只想延长战争。他请求所有西班牙人支持“共和国的合法政府，目前这个合法政府就只是军队”。然后，卡萨多向“战壕外边的”西班牙人发表讲话。他提供了一个抉择：“要么使西班牙恢复和平，要么战斗到死”。梅拉在讲话中指出，国防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公正与友爱的基础上，实现体面的和平”。随后公布了军政府的成员：米亚哈将军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贝斯泰洛担任外交部长，卡萨多担任国防部长，文塞斯拉奥·卡里略担任内务部长，爱德华多·巴尔担任通信部长；其余的政府成员是：曾在一九三七年参加过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冈萨雷斯·马林[23]，工总的安东尼奥·佩雷斯，共和派的圣安德列斯[24]与何塞·德尔·里奥[25]；“工团主义者”桑切斯·雷克纳[26]担任国防委员会书记。除了共产党之外，人民阵线所有的党派和工会都参加了军政府。
待在艾尔达（Elda）的内格林政府遭到了彻底的孤立，保卫它的是由共产党军官率领的八十名士兵；从三月五日到三月六日晚上，内格林政府一直在开会讨论。它在理论上仍拥有可观的力量：中央集团军的四个军中，有三个军的军长是共产党员：巴尔塞洛、布埃诺[27]和奥尔特加[28]。内格林政府在列万特也有三个军，可以对付梅嫩德斯；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有三个师，还能依靠所有部队里的共产党军官。尽管如此，内格林并没有进行反抗；他向卡萨多郑重呼吁：为了避免流血，卡萨多应该派代表过来“解决一切分歧”。卡萨多的答复是：如果在三小时之内，还不释放被扣押在艾尔达的马塔利亚纳将军的话，就要枪毙内格林政府的全体成员。当留在马德里的共产党籍的军官拿起武器反抗军政府时，内格林政府离开了西班牙。内格林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乘飞机前往法国。共产党的领袖也跟他们一起走了：政治方面的领袖有“热情之花”和乌里维，军事方面的领袖有利斯特尔、莫德斯托、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和努涅斯·马萨斯[29]。共和国政府虽然逃离了西班牙，但它曾竭力避免的流血冲突却还是发生了。
在马德里，第二军军长阿斯卡尼奥[30]少校（由于布埃诺生病，由他暂时代理军长）试图从北方包围马德里，把马德里同共和区的其它地方隔开。内战变成了三方混战，共产党和卡萨多派都指责对方只顾着解决新仇旧恨，却对前线置之不理，而且双方似乎都有理；国民军则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种局面。
三月七日，巴尔塞洛攻占了卡萨多的司令部，他在那里遭到了梅拉的进攻。三月十日，被军政府当成嫌疑犯的奥尔特加上校向卡萨多的部队投降。在他的调停下，共产党开始同卡萨多谈判，共产党派出的代表是迪耶格斯[31]。共产党提出的要求是：保证共产党员有开展活动的自由，允许共产党的报刊自由出版，并接受共产党参加军政府。卡萨多原则上同意克制报复，但却枪杀了巴尔塞洛中校[32]和共产党政委科内萨（Conesa），他指控这两人在占领他的司令部之后，枪杀了包括加索洛[33]上校和奥特洛[34]上校在内的几位军官。共产党在三月十二日发表传单，呼吁停止手足相残：“我们不但要停止对合法当局的一切反抗，而且，前方和后方的全体共产党员，还要在工作岗位和战斗岗位上，继续做出表率，成为克己、牺牲、英勇与守纪的榜样。”
一周的内战造成了二千人死亡。不过，只有在马德里一带发生了真正的战斗。在列万特，森丁（Sendin）少校的装甲部队在准备切断与马德里的联系时，与忠于梅嫩德斯的部队发生了几次冲突。但第四十五师按照军政府的命令，占领了共产党的办公室，逮捕了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共和派胡利奥·胡斯特[35]的调停下，卡萨多派与共产党达成了停火协议。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共产党员托拉尔[36]与马丁内斯·卡尔通按兵不动；唯一真正的冲突发生在王城省，当地省长安托纳下令炮击一栋共产党的建筑物，并逮捕了曼加达（然而曼加达也参加了军政府）。
总之，共产党并没有表现出坚决反抗卡萨多军政府的样子。只有由阿斯卡尼奥率领的部队攻击了卡萨多的部队。其它地方的共产党部队的行动仅限于自卫。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瓦伦西亚的尝试没有成功。三月六日，共产党领导层离开了西班牙，这表明共产党认为失败已经无法避免，只能委曲求全。在三月六日之后仍留在西班牙的托里亚蒂、切卡和统社青的克劳丁[37]都被捕了，然后，根据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将军的命令，他们又被释放了。他们剩下的任务，似乎就是撤出自己的干部；三月二十五日，在卡塔赫纳附近的一个小机场，大约五十名共产党员登上飞机，离开了西班牙[38]。
争取体面的和平的谈判遭到了失败
这场“小内战”至少产生了一个后果：它一劳永逸地实现了双方的共同目的：内格林的盟友指出，卡萨多军政府实际上也采用了内格林的政策，但又不可能将其付诸实施，因为它用威吓取代了继续斗争。卡萨多的支持者反驳说，共产党的反叛，粉碎了抵抗的最后一线希望。话虽如此，实际上，共和国已经无法继续抵抗了。
总之，当内部冲突结束后，卡萨多军政府可以放手进行谈判了。它提出的谈判条件是：
1、保证国家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
2、保障所有出于“诚挚的”和“可敬的”动机而参战的作战人员的人身安全；
3、承诺除了正规的审判之外，不搞其它报复，并将政治罪名与普通罪行相区别；
4、保障没有犯下罪行的军人、民兵和政治委员的人身安全与自由；
5、保障职业军人的人身安全、自由与职业生涯；
6、对官吏予以同样的保障；
7、给予二十五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任何人只要想离开西班牙，均可自由离去；
8、不得让意大利士兵或摩洛哥士兵驻守在前共和区。
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这些要求显然是在漫天要价。这些条件当中，最重要的要求，是给军人和官吏提供保障：也就是要抛开基层的作战人员，向同一阶级的敌人寻求和解。然而，总的来说，国防委员会的幻想还是接二连三地粉碎了。它想进行谈判，可弗朗哥要的是无条件投降。它想签订和约，可弗朗哥不想签订什么和约。弗朗哥派去的联络官是森塔尼奥[39]中校，他是一个在中央集团军工作的“共和派”军官，还是卡萨多的下属（卡萨多曾考虑过枪毙森塔尼奥），早在卡萨多将备忘录交给森塔尼奥之前，森塔尼奥就已经知道了内容；这是弗朗哥对卡萨多的第一个羞辱。弗朗哥再次羞辱了卡萨多：他拒绝与卡萨多和马塔利亚纳谈判；他只对投降感兴趣，并且只让低级军官去谈判。卡萨多让步了，他让雷奥波尔多·奥尔特加（LeopoldoOrtega）少校和安东尼奥·加里霍中校担任谈判代表；加里霍曾在米亚哈手下工作过很长时间（但是，弗朗哥后来给他颁奖，表彰他为民族事业做出的贡献[40]）。三月二十三日，两位代表抵达布尔戈斯。他们提出的条件根本没有得到认真考虑。弗朗哥要求共和国空军在三月二十五日投降，军队的其余部队在三月二十七日投降。弗朗哥的代表昂格里亚[41]上校（他是秘密警察头子）和比托里亚（Vittoria）上校口头上保证：在审判时会遵照法律，不搞“政治”报复，给予某些人出国的机会。
国防委员会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文塞斯拉奥·卡里略认为，共和军只能接受书面承诺。贝斯泰洛反驳道：“我来这里不是为了继续战争。”卡里略则回答说：“我来这里也不是为了背叛。”
三月二十五日，奥尔特加和加里霍再次抵达布尔戈斯，他们希望能让对方相信，国防委员会不能再让步了。然而弗朗哥的一道命令使谈判破裂了：共和国空军并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投降。国防委员会已经无路可走；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要求抵抗；军队也反对国防委员会。卡萨多认为自己可以在三天之内完成马德里的撤退工作。三月二十六日，国防委员会通知弗朗哥：共和国空军将在三月二十七日投降，并请求弗朗哥决定投降的日期。弗朗哥的答复简短而坚决：国民军即将发动进攻；共和军必须严格按照国民军特使的指示，让士兵列队集合，交出武器，打出白旗，进行“自发的投降”。
这种投降用不着政府也能进行。而且，国防委员会也不再是政府了。共和国政权已经瓦解了：三月初，长枪党徒巴尔德斯[42]在马德里获释，没有一个警察愿意执行逮捕他的命令。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尽可能迅速、彻底地完成撤退工作，是国防委员会唯一能做的事情。国防委员会在三月二十六日夜里声称：“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把那些被迫离开祖国的公民撤出共和区。”各省省长接到指示，让他们给所有有生命危险的公民发放通行证。国防委员会还请求外国政府，特别是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提供船只。
但是，共和国的覆灭来得太快，最后的撤退行动未能完成。内格林订购的船只并没有赶到，理由是没有交付订金；中大西洋公司把它的合同转给了国民政府。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袖手旁观。四万五千人挤满了阿利坎特，却只有一艘法国船只带着四十人离去。
军队和政府已经不复存在。从三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三十日，坚守到最后一刻的人全都在疯狂地涌向海边，企图躲开敌人。
三月二十七日晚上，国防委员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一切都完了。卡里略和几个部长趁夜前往瓦伦西亚。卡萨多原本打算在第二天监督马德里的撤退工作，但他最终还是乘坐飞机，抢先出逃了。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戴着国民军的标志，欢呼着弗朗哥的名字，在大街小巷上招摇过市。在瓦伦西亚，以及共和区的其它地方，残余的政府部门正在和平地移交权力；在瓦伦西亚，评议会的议员与第五纵队的代表进行了谈判。卡萨多通过广播电台宣称双方已达成协议，试图让大家保持冷静。三月二十九日夜晚，米亚哈将军离开了西班牙。经过漫长的谈判后，卡萨多与留在他身边的军政府成员登上了英国军舰“加拉蒂亚”号（Galatea）。国民军并没有阻拦他们。但是，国民军逮捕了留在马德里的贝斯泰洛，又在瓦伦西亚逮捕了桑切斯·雷克纳。各地有几百名士兵被杀，或是自杀。十几万人逃离了战线，但绝大多数最后还是被俘虏了。弗朗哥统治了整个西班牙。内战结束了。
[1]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林德利·伍德（EdwardFrederickLindleyWood，1881年4月16日——1959年12月23日），第1代哈利法克斯伯爵。保守党重要政治家。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中译者注
[2]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在1939年9月爆发了，这似乎证明内格林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在1939年2月，这还只是一个薄弱的理论。即使大战爆发，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西方国家会给共和国提供真正的援助。此外，共和国的领袖还指望苏联会留在“民主”阵营里：然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粉碎了这种幻想。内格林和德尔·巴约期待的那种能够拯救的共和国的国际形势，要到1942年才出现。要相信德尔·巴约的观点，那就必须相信：共和国能够坚持下去，或者西班牙共产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1939年至1942年之间，不理睬《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与民主阵营结盟。——原注
[3]塞希斯蒙多·卡萨多上校，《马德里的末日》（TheLastDaysofMadrid，伦敦，彼得·戴维斯[PeterDavies]出版社，1939年）。——原注
[4]“最后，内格林告诉我们：他争取和平的努力已经失败，只能抵抗到底。他并没有考虑过这种办法：他可以告诉我们，他的意图已经失败，所以他不得不辞职，这样也许就能成立一个政府，做成他没有做成的事情。”（《马德里的末日》，第119页。）——原注
[5]2月16日，联络委员会就梅拉问题召开了会议；梅拉的同志们指责他参加卡萨多的阴谋，有可能犯下“急躁的行为”或“不当的行为”（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第3卷，第358页）。——原注
[6]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JoséGarcíaPradas，1910年12月10日——1988年3月26日），生于布尔戈斯省钦科塞斯·德·尤索村（QuincocesdeYuso）。曾当过职员。三十年代初开始接近全劳联。1933年担任《土地报》（LaTierra）记者。1936年2月参加全劳联。内战爆发时在巴塞罗那，不久后前往马德里，担任《全劳联报》和《自由战线》的编辑，并担任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全劳联的民兵，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1939年3月参加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英国。——中译者注
[7]艾德蒙多·多明格斯·阿拉贡内斯（EdmundoDomínguezAragonés，1889—1976），时任工总副主席与工总旗下的全国建筑工会（FederaciónNacionaldelaEdificación）总书记。——中译者注
[8]多明格斯，《战胜内格林的人》（LosVencedoresdeNegrín）。——原注
[9]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西班牙开始的战争》，第307页。——原注
[10]阿维利诺·冈萨雷斯·恩特里亚尔戈（AvelinoGonzálezEntrialgo，1898年11月3日——1977年5月18日），生于希洪。13岁开始打工。1915年在希洪当玻璃工人。在此期间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逐步成为阿斯图里亚斯重要的全劳联领袖。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回国，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了希洪地区的全劳联的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1]此时米亚哈也变成了妥协派。——原注
[12]艾特尔维诺·贝加·马丁内斯（EtelvinoVegaMartínez，1906—1939），生于奥维耶多省米耶雷斯镇。当过金属工人。1923年参加西共。1924年至1925年担任阿斯图里亚斯共青团书记。1930年3月当选为西共政治局委员。1931年6月担任共青团机关报《红色青年》主编（JuventudRoja）。1932年因保卫共和国、反对桑胡尔霍军事政变，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社青团。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1936年2月获释。内战爆发后，参加了统社青的民兵组织，此后曾任第68旅旅长、第68师师长、第12军军长。1939年3月3日被任命为阿利坎特督军。在卡萨多政变期间被捕，内战结束前获释，但又被叛军逮捕，1939年11月15日遇害。——中译者注
[13]曼努埃尔·塔古埃尼亚·拉科尔特（ManuelTagüeñaLacorte，1913—1971），生于马德里。1931年参加共青团。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数学与物理。内战爆发后，参加了民兵。1936年11月参加西班牙共产党。曾任第3师师长和第15军军长。卡萨多政变之后，流亡苏联。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前往南斯拉夫，担任军事顾问，1948年移居捷克斯洛伐克。此后脱离西共。1955年移居墨西哥。1971年死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14]米盖尔·布伊萨·费尔南德斯—帕拉西奥斯（MiguelBuizaFernández-Palacios，1898年1月25日——1963年6月23日），生于塞维利亚的一个富裕工厂主家庭。1915年入读海军学校。内战爆发后，担任“自由”号巡洋舰舰长，1936年9月至1937年10月担任共和国海军司令。1939年1月22日重新担任海军司令。卡萨多发动政变后，布伊萨带领残存的共和国海军舰只出逃，前往法属突尼斯，向法国当局投降。二战后居住在法属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独立后返回法国，1963年于马赛逝世。——中译者注
[15]保利诺·戈麦斯·塞斯（PaulinoGómezSáiz，1889—1977），生于布尔戈斯。1917年参加社会党。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被捕。人民阵线上台后获释。1938年4月担任内务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哥伦比亚。——中译者注
[16]赫拉尔多·阿尔门蒂亚·帕拉西奥斯（GerardoArmentiaPalacios，1890—1939），西班牙军官。内战爆发时，担任卡塔赫纳海军基地炮兵主任。内战爆发后，忠于共和国。在内战期间担任安达卢西亚集团军炮兵主任。1939年3月再次被任命为卡塔赫纳海军基地炮兵主任。1939年3月初发动反内格林政府的兵变，3月9日在战斗中被杀。——中译者注
[17]何塞·拉蒙·戈麦斯·奥索里奥（JoséRamónGómezOssorio，1882—1940），1910年参加社会党。1924年至1927年当选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担任铁路工会领导。1938年4月担任马德里省长。1939年3月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逮捕，1940年2月24日遇害。——中译者注
[18]曼努埃尔·马塔利亚纳·戈麦斯（ManuelMatallanaGómez，1894—1952），生于马德里。1909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12年毕业后被派驻北非。1923年入读高等军事学院。内战爆发后，忠于共和国。1937年5月进入中央集团军参谋部工作。1938年4月担任中央集团军群参谋长。1939年3月拥护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抓获，被判处三十年苦役。数年后获释。1952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19]安赫尔·佩德雷洛·加西亚（ÁngelPedreroGarcía，1903—1940），生于萨莫拉。1930年参加社会党。内战爆发后，参加了后方民兵。1937年军情局成立后，进入军情局工作。共和国覆灭后，在阿利坎特被叛军抓获，1940年3月4日遇害。——中译者注
[20]比森特·希劳塔·利纳雷斯（VicenteGirautaLinares，？—1939），原职业为警察。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10月担任保安警察副总监。1937年6月担任边境与港口总监察员，1938年7月担任马德里省总保安委员。卡萨多发动政变后，任命希劳塔为保安警察总监。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抓获，1939年7月24日遇害。——中译者注
[21]贝尔纳维·洛佩斯·卡利耶（BernabéLópezCalle，1899—1949），生于马拉加省蒙特哈克镇（Montejaque）。1921年参军，曾参加里夫战争。1924年退役。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参加国民警卫队。内战爆发后，忠于共和国，并参加了全劳联。内战期间曾担任第70旅旅长。1939年3月拥护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没有流亡国外，而是留在国内坚持游击战。1949年12月30日，因叛徒出卖，而惨遭杀害。——中译者注
[22]据伯内特·波洛腾记载，第一个发表讲话的应该是米盖尔·圣安德列斯，然后才是贝斯泰洛（《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第六十六章）。——中译者注
[23]曼努埃尔·冈萨雷斯·马林（ManuelGonzálezMarín，1898—？），生于穆尔西亚。少年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者运动，曾多次被捕入狱。因参加1934年10月起义而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内战爆发后获释，1937年1月至4月代表全劳联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担任运输委员。1939年3月参加卡萨多政变，担任军政府的财政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继续参加全劳联流亡组织的地下活动。——中译者注
[24]米盖尔·圣安德列斯·卡斯特罗（MiguelSanAndrésCastro，？—1940），共和派政客。在1931年大选中，代表激进社会共和党当选为国会议员。在1933年大选中落选。在1936年大选中代表左派共和党再次当选国会议员。在内战期间曾担任过多个职务。1939年3月担任卡萨多军政府的司法部长兼宣传部长。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抓获，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1940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25]冈萨雷斯·马林担任财政与经济部长，安东尼奥·佩雷斯·阿里尼奥（AntonioPérezAriño）担任劳工部长，何塞·德尔·里奥（JosédelRío）担任教育与卫生部长，米盖尔·圣安德列斯担任司法部长兼宣传部长。——中译者注
[26]何塞·桑切斯·雷克纳（JoséSánchezRequena，？—1946），瓦伦西亚全劳联的活动家，三十年代初追随“三十人集团”脱离全劳联，参加了安赫尔·佩斯塔尼亚的工团主义党。内战期间担任工团主义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39年3月担任卡萨多军政府的书记。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抓获，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数年后获释，1946年死于瓦伦西亚。——中译者注
[27]埃米利奥·布埃诺·努涅斯·德尔·普拉多（EmilioBuenoNúñezdelPrado，生卒日期不详），西班牙军官。内战爆发前为退役步兵中校。内战爆发后重返共和军，曾任第41混成旅旅长、第4师师长和第2军军长。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三十年苦役。1943年获释。——中译者注
[28]当时中央集团军下辖第1军、第2军、第3军和第4军，路易斯·巴尔塞洛·霍维尔、埃米利奥·布埃诺·努涅斯·德尔·普拉多和安东尼奥·奥尔特加·古铁雷斯分别为第1军、第2军、第3军的军长，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第4军的军长是无政府主义者西普里亚诺·梅拉。——中译者注
[29]卡洛斯·努涅斯·马萨斯（CarlosNuñezMazas，1899—1990？），生于阿斯图里亚斯卢瓦尔卡镇（Luarca）。出身于军官家庭，曾就读于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被派驻北非，参加过里夫战争。1924年转入航空兵。1934年因涉嫌参加十月起义而被捕入狱，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后获释。1936年4月进入航空总局工作，并参加了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1937年7月担任共和国空军参谋长。1938年4月担任航空部副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0]吉列尔莫·阿斯卡尼奥·莫雷诺（GuillermoAscanioMoreno，1907年10月30日——1941年7月3日），生于圣克鲁斯·德·特内里费省（ProvinciadeSantaCruzdeTenerife）巴列尔莫索镇（Vallehermoso）。曾在德国学习工程技术。内战爆发后志愿参加共和国民兵。曾任第44混成旅旅长和第8师师长。卡萨多发动政变后，阿斯卡尼奥率领忠于内格林政府的部队同支持卡萨多的部队交战，兵败被俘。共和国覆灭后被移交给叛军。1941年遇害。——中译者注
[31]伊西多洛·迪耶格斯·杜维纳尼亚斯（IsidoroDiéguezDueñas，1909年1月19日——1942年1月21日），生于王城省普维尔托利亚诺镇（Puertollano）。当过砌砖工人。1924年参加马德里砌砖工会，1932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在内战期间曾任西共马德里省委主席，并担任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副军事委员，1937年当选为西共中央委员，1938年当选为西共政治局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1年试图经过葡萄牙潜入西班牙，准备重新开展地下活动。在里斯本被捕，被葡萄牙当局移交给弗朗哥法西斯政权，1942年遇害。——中译者注
[32]爱德华多·巴尔塞洛·利亚库里（EduardoBarcelóLlacuri）是一位正规军军官，在1936年8月，他是留在陆军部工作的军官集团核心成员之一。后来他指挥过阿尔卡萨尔的部队，又成为了第五团的领导人之一。除了共产党之外，不少人也都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但是，佩拉茨却写道，在他担任第14旅旅长的时候，上级曾指控他杀害了两名战士。他为此遭到了审判，并被关押在巴塞罗那，后来在科尔顿的干预下获释。——原注
[33]何塞·曼努埃尔·佩雷斯·加索洛（JoséManuelPérezGazzolo，1892—1939），西班牙军官，内战爆发时为总参谋部少校。1936年12月曾任南方集团军参谋长，1937年5月改任中央集团军副参谋长。1939年3月参加卡萨多政变，3月6日被共产党部队处死。——中译者注
[34]华金·奥特洛·费雷尔（JoaquínOteroFerrer，？—1939），西班牙军官，左派共和党党员。内战爆发时为总参谋部少校，1936年11月担任第四混成旅参谋长，1937年至1938年11月担任第2军参谋长，1938年11月担任中央集团军参谋长。1939年3月参加卡萨多政变，3月6日被共产党部队处死。——中译者注
[35]胡利奥·胡斯特·希梅诺（JulioJustGimeno,1894年3月5日——1976年10月30日），生于瓦伦西亚省阿尔沃拉亚镇（Alboraya）。1915年参加民族主义共和青年团（JuventudNacionalistaRepublicana），并参加了多家共和派报纸的编辑工作。第二共和国成立后，在1931年、1933年、1936年均当选为国会议员。1934年参加共和同盟，后参加左派共和党。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担任公共建设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76年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36]尼拉蒙·托拉尔·阿斯科纳（NilamónToralAzcona，1910—1983），生于托莱多省多斯·巴里奥斯镇（DosBarrios）。当过拳击手，战前参加过社青团，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内战爆发后参加民兵，曾任第32旅旅长、第70师师长。1938年12月担任“托拉尔集群”（AgrupaciónToral）司令，下辖第6师、第28师和第52师。共和国覆灭后被叛军俘虏，1944年获释，1945年因参加共产党游击队而再次被捕，被判处死刑（未执行），在狱中被关押多年。1983年于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37]费尔南多·克劳丁·彭特斯（FernandoClaudínPontes，1915年8月21日——1990年5月16日），生于萨拉戈萨。1933年参加共青团，1936年参加了把共青团和社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内战爆发后参加共产党。曾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内负责报刊的出版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担任西共书记处委员。1947年至1954年担任西共驻莫斯科代表。1955年返回巴黎，担任西共执委会委员。苏共二十大后，开始对党的正式政策产生异议。1960年在西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与书记处委员。1964年就革命路线问题，与总书记卡里略发生冲突。1965年被开除出党。此后逐步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家。1975年秘密返回西班牙，1980年担任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基金会（FundaciónPabloIglesias）经理，1988年参加社会党。1990年于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38]当时，共产党领导层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这种态度似乎遭到了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反对，他们尤其反对“热情之花”的出逃。在莫斯科的讨论中，并没有提及这件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得到了何塞·迪亚斯的支持，但“热情之花”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双方都断言，共产党当时在等着卡萨多发动政变，并且为此做好了准备。据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记载，托里亚蒂当时认为，镇压卡萨多的政变只需要半个小时。据万尼记载，迪耶格斯说过，共产党本来可以粉碎卡萨多的军政府；迪耶格斯还说过，最后的放弃抵抗的命令，是由托里亚蒂的妻子丽塔·蒙塔尼亚纳（RitaMontagnana）在3月12日传达的。尽管如此，苏联似乎并不打算把这场已经输掉的斗争继续拖延下去，它当时正在谋划同德国和解，继续拖延斗争，会妨碍它与德国的和解；共产党其实也是赞成停止战争的，它没有给马德里的共产党员下达指令，但马德里的共产党员的自发反应正中它的下怀，它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自发反应。不过，共产党领导层当时关注的，恐怕是“保全”党的领袖，费拉拉夫妇在他们撰写的托里亚蒂传记里，隐晦地提到了这一点。——原注
[39]何塞·森塔尼奥·德·拉·帕斯（JoséCentañodelaPaz）中校原是共和军军官，1938年参加了马德里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中译者注
[40]早在1938年，就有人告发安东尼奥·加里霍·埃尔南德斯（AntonioGarijoHernández）中校有特务嫌疑，但因缺乏证据，没有对他采取措施。——中译者注
[41]何塞·昂格里亚·希梅内斯（JoséUngríaJiménez，1890—1968），曾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内战爆发后，躲入法国大使馆避难，1937年年初投靠叛军，被任命为政治军事情报局（ServiciodeInformaciónyPolicíaMilitar）局长。内战结束后被任命为保安警察总监，1939年9月被免职。——中译者注
[42]曼努埃尔·巴尔德斯·拉拉尼亚加（ManuelValdésLarrañaga，1909年4月16日——2001年10月17日），生于比斯开省格乔镇（Guecho）。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建筑。1933年参与创立长枪党，他是第二号党员。同年参与创立西班牙大学联合会。内战爆发后被捕，被关押在马德里模范监狱。在狱中建立了长枪党的特务网。1939年获释后，担任长枪党省党部主任。1941年9月担任长枪党副总书记。并负责工会工作。1943年至1951年担任西班牙建筑师协会主席。1945年担任国民运动副总书记，1949年至1951年担任西班牙足协主席。1954年至1970年先后担任弗朗哥政权驻委内瑞拉、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和科威特的大使。——中译者注 |
能不能和宁重归于好？（2）（1936年6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能不能和宁重归于好？（2）
（1936年6月5日）
……我在上一封信里漏掉了一些事情。先从宁说起吧。如果您觉得他还有一点点可能回到我们这边来，那您为什么不叫他回来呢？对于宁能否成为一个革命者，我个人不抱希望，但我也有可能出错。如果您觉得有必要，您就亲自去试一下好了。我只能赞成这么做。
当然，我们不光要听他的口头保证（他的口头保证实在太多了），更要看他的实际表现。目前，宁正在跟第四国际的死敌搅在一起，这些人大谈关于“组织性”分歧的空话，以此来掩饰他们那种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仇恨，说得就好像严肃的人们是会因为一些次要的分歧，就跟革命者决裂，同机会主义者站在一起似的。
如果宁想回到我们这边来，他就必须在西班牙公开打出第四国际的旗号。他不肯这么做的借口，就跟布鲁姆拒绝阶级斗争的借口一样：一般来讲，这么做当然是没有错的，可现在并不是合适的时机。布鲁姆的政治就是阶级合作，尽管他“理论上”承认阶级斗争。宁在口头上承认第四国际的必要性，实际上却在帮助他的盟友——毛林、瓦尔赫尔[1]、麦克斯顿等人痛批第四国际，就像在上次大战期间，和平主义者龙格[2]和雷德布尔[3]痛批第三国际的革命国际主义战士一样。……
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维克托·塞尔日的一封信。这封信的法文版经柯莱特·尚贝郎与让·梅特隆许可后，由皮埃尔·布鲁埃提供给本书编辑。英文版系由内奥米·艾伦根据法文版译出。中译文系根据艾伦的英译文转译。
[1]雅可布·瓦尔赫尔（JacobWalcher，1887年5月7日——1970年3月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车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间在党校学习。之后在斯图加特当记者。后成为左派组织者，1914年在斯图加特组织斯巴达克集团，1915年被捕，被征召入伍。在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成立大会上任主席，把斯图加特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组织争取了一半过去。1920年入选中央局，支持用总罢工来抵抗卡普暴动，并担任罢工领导，支持工人政府路线。1921年任中央局书记，负责工会工作，在1923年代表德国出席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把有关德国形势的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因右派身份遭到降职，在1924年至1926年间住在莫斯科，1928年被开除，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然后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1933年流亡国外，曾短暂接近托洛茨基，随后又与托洛茨基拉开距离，参加了伦敦局。1939年在法国遭到扣押，1941年抵达美国，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1946年返回东德，被接纳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被免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并恢复职务。——中译者注
[2]让·龙格（JeanLonguet，1876年5月10日——1938年9月11日），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马克思（JennyMarx，1844—1883）与夏尔·龙格（CharlesLonguet，1839—1903）之子，出生于伦敦，1881年随父母返回法国。在家庭影响下，少年时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7年参加了盖德和保尔·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一战期间，他虽然持和平主义立场，但总是投票赞成战争拨款。1920年法国社会党分裂后继续留在社会党内，支持第二半国际。——中译者注
[3]格奥尔格·雷德布尔（GeorgLedebour，1850年3月7日——1947年3月31日），曾当过教师、演员和新闻工作者。他当过潘科夫（Pankow）的议员，一战前是激进派，一战中属中派，对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派不友好。1917年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领导柏林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组织，并领导着革命工长组织。1919年1月担任革命委员会联合主席，有人控告他的叛卖，共产党指责他的盲动主义。1920年，由于在加入共产国际问题上发生分歧，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决裂。1922年回到社会民主党。1933年流亡到瑞士，1947年于瑞士逝世。——中译者注 |
能不能和宁重归于好？（1）（(1936年6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能不能和宁重归于好？（1）
(1936年6月3日)
……关于您从巴黎寄来的信，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我们对待安德列乌·宁的态度，让您觉得很不满，您觉得这是“宗派主义”的态度。我和他在过去的政治关系和个人交往，您并不了解，也无法了解。
您应该不难想象，当他离开苏联返回西班牙时，我有多么高兴。他回国后的几年里，我一直跟他频繁通信。我的一些信件，完全可以说是讨论这场活生生的革命的“专题论文”，在这场革命中，宁本来可以、也应该发挥积极作用。我在那两三年里写给宁的信，恐怕都能编成一部数百页的大书，这应该可以说明我有多么看重他，看重我与他的友谊。而宁在回信中总是反复表示他在理论上赞同我的意见，却总是回避讨论具体问题。他总是问我抽象的问题：苏维埃、民主，等等……，却对正在加泰罗尼亚发生的总罢工只字不提。
当然，谁也没有义务去当革命者。然而宁是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领袖，因此，他肩负着重大的职责，而他未能在实践中履行这一职责，还总是糊弄我。请相信我，亲爱的朋友，在这种事情上，我还算有点天分：如果说我对宁做错了什么，那就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他抱有幻想，让他趁机躲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主义的旗帜下，使本已深陷于消极被动与思想混乱的西班牙工人运动——我说的是它的最上层——雪上加霜。如果在西班牙能有一个像勒苏瓦尔[1]或费雷肯[2]那样的严肃的革命工人，而不是宁的话，就有可能在前几年的革命过程中做出意义重大的工作。
在世界各国，都有一些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向我们发起了攻击，最后他们基本上都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叛徒，而宁出于自己的暧昧立场，一直在有计划有组织地支持这些人。我和他为什么会决裂？他先是宣称坚决反对我们的同志打入法国社会党的策略。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后，他又宣称打入策略在法国是正确的，他也应该在西班牙实行打入策略。可他并没有这么做，却参加了毛林那个狭隘的组织，那个毫无前途、却能让他心安理得的组织。我们的国际书记处给他写信，批评了他。宁的答复，就是断绝了关系，出了一期讨论这个问题的专刊。
我要不是担心浪费您的时间，就会把我和他的通信都寄给您看；我保留着我所有信件的副本。了解这批通信的其他同志会批评我对他太有耐心，太有“调和精神”而不是宗派主义了；我相信您也会这么批评我的……。
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维克托·塞尔日[3]的一封信。这封信的法文版经柯莱特·尚贝郎（ColetteChambelland）与让·梅特隆（JeanMaitron）许可后，由皮埃尔·布鲁埃提供给本书编辑。英文版系由内奥米·艾伦根据法文版译出。中译文系根据艾伦的英译文转译。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列昂·勒苏瓦尔（LéonLesoil，1892年1月22日——1942年5月3日），生于比利时瓦隆大区埃诺省（ProvincedeHainaut）。13岁时开始当工人。21岁当上采矿工程师。在一战期间志愿参军。1916年随比利时军事使团出访俄国。在1917年俄国革命影响下接受了共产主义。1918年回国后参加比利时工人党（Partiouvrierbelge，POB）。1921年参与创立比利时共产党（ParticommunistedeBelgique，PCB），1925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与党执行局委员。1928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后，建立并领导了国际左翼反对派比利时支部。1938年参加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纳粹德国占领比利时后，于1941年6月22日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被关押在汉堡的诺因加默（Neuengamme）集中营，1942年不幸遇害。——中译者注
[2]若尔日·费雷肯（GerogesVereeken，1896—1978），生于根特（Ghent），曾当过出租车司机。1922年参加比利时共产党（PartiCommunistedeBelgique，PCB），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开始参加左翼反对派。1935年因反对“打入主义”政策，拒绝打入比利时工人党而脱离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参加了革命社会党（PartiSocialisteRévolutionnaire，PSR），1937年至1938年任革命社会党书记。二战期间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7月被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逮捕。二战结束时获释。二战后继续活跃于非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3]维克托·塞尔日（VictorSerge，1890年12月30日——1947年11月17日），本名维克托·利沃维奇·奇巴尔契奇（ВикторЛьвовичКибальчич），出生于布鲁塞尔，父母都是俄国流亡者。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向往革命，1918年年底前往俄国，1919年1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后来被派往柏林，1923年11月被迫离开德国，同年开始与俄国左翼反对派建立联系。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被捕，1936年获释。离开苏联，定居法国。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但并未参加第四国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病逝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
第四国际在西班牙的任务（1936年4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第四国际在西班牙的任务
（1936年4月12日）
西班牙再次出现了革命形势。
西班牙革命正在以较慢的速度发展。因此，革命派获得了较长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发展壮大，把群众中的先进分子集结到自己身边，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必须公开宣布：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白白放过了这段非常有利的时间，暴露出了他们跟社会党和“共产党”叛徒其实是一路货色。我们不是没有警告过他们。正因如此，安德列乌·宁、胡安·安德拉德等人犯下的罪过才更加不可饶恕。如果“共产主义左派”作为第四国际支部，运用了正确的政策，他们现在或许就会成为西班牙无产阶级的领路人。然而，他们却与毛林那个斑驳混杂的组织——没有纲领、没有前途、没有任何政治重要性的组织——搅和在一起。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安德列乌·宁与安德拉德的整个政策不仅是错误的，更是罪恶的，要想在西班牙开展马克思主义的行动，首先就得不妥协地批判他们的全部政策。
萨莫拉总统被弹劾了[1]，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政治斗争重新尖锐化。萨莫拉可以说是统治集团的“平衡杆”。在德国,兴登堡曾在一段时间内,同时被反动势力(甚至是纳粹党)和社会民主党寄予厚望,而萨莫拉在另一种情况下,扮演了兴登堡在那段时间里扮演过的角色。
在阶级矛盾极度激化、但尚未达到公开斗争的时期，这种矛盾就表现为现代波拿巴主义。波拿巴主义可以立足于半议会制政府，也可以立足于“超党派”的总统；这完全取决于具体情况。萨莫拉是波拿巴主义均势的代表。矛盾的激化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两个主要阵营起初都想利用萨莫拉，然后又想除掉他。右翼掌权的时候没能做到这一点，“人民阵线”却做到了。然而，这标志着一个激荡的革命时期开始了。
群众内心的躁动，频繁的剧烈爆发，都表明了一再受骗的城乡工人与贫农正在不遗余力地开辟革命的出路。面对着这个强有力的运动，人民阵线会起什么作用呢？它是叛徒和走狗制造并安装在运动中，阻止运动继续前进的巨大制动器。就在昨天，胡安·安德拉德竟在这个无耻之极的人民阵线纲领上签了字！
萨莫拉被弹劾后，阿萨尼亚就得和新任总统一起充当波拿巴主义“平衡杆”；也就是说，他必须把自己高高举起，雄踞于两大阵营之上，以便更好地利用国家的武装力量，去对付那些把他推上台的革命群众。然而，各个工人组织仍被人民阵线给牢牢束缚着。结果，（在没有纲领、没有值得信任的领导层的情况下，）革命群众的反复爆发，却有可能给反革命大开方便之门，让反革命势力建立独裁统治！
所有工人组织，主要是社会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变，反映了工人群众正在革命道路上全速前进。两年前，我们提出了让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打入社会党的问题。安德列乌·宁与安德拉德等人以保守市侩的傲慢，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持“独立”，这能让他们继续过安稳的日子，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然而，如果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打入社会党，结果就会比现在这种样子——比方说法国——要好得多（当然，前提是在西班牙没有犯下法国的领导同志犯过的那些严重错误）。可是，安德拉德和宁却跟毛林这个专门搅乱群众思想的家伙联合起来，然后一起投靠了人民阵线[2]。结果，社会党工人在奋力寻找一条明确的革命道路的时候，又上了斯大林派骗子的当。两个青年组织的合并[3]，意味着最优秀的革命力量要被共产国际的雇佣兵给挥霍浪费掉了。而安德列乌·宁和安德拉德这两位“大革命家”却依然袖手旁观，只为了能跟毛林一起继续有气无力地叫卖“民主社会主义”革命——换句话说，就是社会民主党式的叛卖[4]。
谁也无法断定西班牙的格局在下一阶段会变成什么样子。总之，革命形势的高涨，已经把人民阵线这个团伙推上了台，这股涨潮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它不会在短期内退去，让反动势力放手反攻。真正的革命派还能有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可以用这段时间来剖析自我，积聚力量，为未来做好准备。这首先是对第四国际的西班牙支持者的忠告。他们的任务是清清楚楚的：
1、在群众面前，无情地谴责与批判所有参加了人民阵线的领袖的政策；
2、在全体先进工人面前，要狠狠揭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层，特别是前“共产主义左派”安德列乌·宁、安德拉德等人的无耻行径；
3、依照《公开信》[5]，集结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
4、打入社会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一个派别组织，按照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神，在里面开展工作；
5、在工会和其它群众组织里建立党团和小组；
6、把它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各种自发和半自发的群众运动上，研究它们的一般特性，也就是说，要研究群众的热度，而不是议会集团的热度；
7、亲身参加每一场斗争，清楚地向群众解释斗争；
8、在斗争中，时刻坚持把群众组织起来，不断扩大群众的行动组织（代表会、苏维埃），并争取当选为这些组织的代表；
9、针对一切半吊子的纲领（比如卡瓦列洛或毛林的纲领），针锋相对地提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革命的纲领。
这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路。
这是托洛茨基同志写给一位西班牙同志的信。发表于1936年5月2日的《新战士报》。
[1]1936年1月7日，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下令解散国会，于2月16日举行大选。按照1931年的西班牙共和国宪法，总统可以解散国会两次，但在第二次解散议会后，新选出的议会就要对总统解散议会的行为进行审查，如果总统提前解散议会的行为被认为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议会就可以弹劾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已在1933年解散过一次议会，所以1936年这次是他第二次解散议会，而新一届议会中他的支持者非常少，于是他就被弹劾了。1936年4月7日，阿尔卡拉—萨莫拉被议会弹劾后，由马丁内斯·巴里奥出任临时总统。5月11日，阿萨尼亚正式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于1939年3月1日辞职。——中译者注
[2]《战斗报》对“转向”人民阵线的解释，根本不能令人信服。一个人不能在星期一说国际联盟是一个土匪窝，到了星期二又号召选民为国际联盟的纲领投票；在星期三又辩解说，昨天的行为只是一个选举活动的问题，今天应该重新回到自己的纲领。严肃的工人会问：到了星期四和星期五，这帮人又会怎么说呢？毛林十足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典型：肤浅、滑头、反复无常。他什么都学不会，他懂的很少，他会在自己周围制造思想混乱。——列·托
[3]1936年4月5日，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并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JuventudesSocialistasUnificadas，JSU），它实际上为西班牙共产党所控制。——中译者注
[4]马克思在1876年就写过，“社会民主党”这个词是虚伪的：不能让社会主义从属于民主。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就已经足够了。它与“民主”完全无关。此后，十月革命已经做出了有力的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突破民主的框架才能进行到底。“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分别属于对立的两个阵营。第三国际在理论上确证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西班牙的“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人民阵线正在重新复活“民主”革命。西班牙“民主”革命的化身是阿萨尼亚，卡瓦列洛是他可有可无的配角。但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同这个“民主”革命及其人民阵线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这个“调和性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到底是什么玩意？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折衷的大杂烩。——列·托
[5]即《号召建立第四国际的公开信》，可在这里阅读：
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50803-1938.htm——中译者注 |
统工党的叛卖（1936年1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统工党的叛卖
（1936年1月23日）
西班牙的“共产主义左派”组织一直是一个混乱不堪的组织，经过无数次左右摇摆之后，它在一个中派主义纲领的基础上，同毛林的加泰罗尼亚联盟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党”。我们的一些刊物上了这个名字的当，撰文说这个党正在向第四国际靠拢。凭着幼稚的想象来夸大自己的力量，是最为危险的。这样做是一定会遭到现实的严厉惩罚的！
据报道，西班牙所有“左翼”政党——包括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政党——已经组成了一个选举联盟，把它们捏合起来的共同纲领，本质上与法国人民阵线及其同类的虚伪纲领别无二致。这个纲领里有这样的要求：“改革护宪法院[1]”（！）、坚决支持“权威原则”[2]、“司法独立，不受政治立场和经济特权的影响[3]”（让资本主义司法摆脱资本的影响！），诸如此类。这个联盟中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拒绝将土地国有化纳入这个纲领，但“作为交换”，它们照例向农民做出了一些廉价的承诺（贷款、提高农产品价格，等等）[4]，还宣称要“复兴（！）工业”并保护小工厂主与小商人[5]。接下来自然就是要“接管银行”，然而，按照纲领的条文，由于资产阶级共和派拒绝接受工人监督，“接管银行”就变成了……通过阿萨尼亚等人——银行家在议会中的代理人——之手，让银行家自己来接管银行[6]。最后，西班牙的外交政策将根据“国际联盟的各项原则与方法”来制定[7]。还剩下什么？
在这个可耻的文件上签字的有：两个资产阶级左派政党[8]、社会党、工人总同盟[9]、共产党（当然少不了它！）、社会主义青年团[10]（太糟糕了！）、“工团主义党[11]”（佩斯塔尼亚），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胡安·安德拉德[12]）。
在西班牙革命形势高涨的时期，这些政党大多趁势而起，竭力叛卖革命、践踏革命。毛林—宁—安德拉德的党在这个纲领上签字，是这方面的新动向之一。前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左派”的跟屁虫。难以想象，还有什么堕落会比这更可耻！
几个月前，胡安·安德拉德在马德里出了一本书，叫《改良主义官僚与工人运动》，这本书分析了导致工人官僚堕落的根本原因，还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话。胡安·安德拉德曾两次向我寄赠这本书，每次都在献词中热情地称呼我为他的“领袖与导师”。在其它情况下，这只会让我发笑，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公开断然宣布：我从来没有教过任何人去干政治叛卖的勾当。而安德拉德的所作所为，正是为了同资产阶级结盟而叛卖了无产阶级。
在这方面，不妨回顾一下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的所作所为——正如他们自己的名称，在每一个有利的场合，他们都要把自己打扮成绝不妥协的革命者。他们对打入社会党的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大加挞伐。能不能暂时打入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在里面打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同改良主义领袖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不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这么做！这是机会主义！但是，能不能根据一个蓄意诱骗群众、为资产阶级打掩护的不诚实的纲领，同改良主义政党的领袖结成政治联盟？——这是勇敢的行动！还有比这更贬斥、更糟蹋马克思主义的吗？
统工党现在是荣耀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伦敦局的成员[13]。这个组织的领导层现在被英国独立工党书记芬纳·布洛奎[14]掌握着。我们以前写过，尽管麦克斯顿[15]等人死抱着陈腐的、显然无可救药的和平主义偏见不放，但独立工党在国际联盟及其制裁的问题上还是采取了真诚的革命立场。我们每个人都曾怀着欣喜之情，读过《新社论》[16]上的不少优秀文章。在上次议会选举中，由于英国工党支持国际联盟，独立工党便拒绝在选举中支持工党。这在战术上是错误的：在独立工党不能推举自己的候选人的地方，它就应该支持工党的候选人，反对托利党[17]。但这只是小事。无论如何，绝不能考虑同工党签订任何“共同纲领”。国际主义者应当在选举中支持工党，同时又要揭露英国社会爱国主义者对国际联盟及其“制裁”的卑躬屈膝。
我们冒昧地问芬纳·布洛奎一个问题：他在其中担任书记的那个“国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国际”的英国支部拒绝在选举中支持工党的候选人，只因为工党支持国际联盟。而这个“国际”的西班牙支部却根据一个支持国际联盟的共同纲领，跟资产阶级政党结盟。这两个支部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个“国际”难道不是混乱不堪、彻底破产了吗？现在还没有发生战争，伦敦“国际”的两个支部就已经彻底背道而驰了。一旦发生重大事件，它们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不过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回到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党”吧。这个名字真是够讽刺的——跟资产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统一”！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安德列乌·宁、胡安·安德拉德等人）曾多次以我们不够了解西班牙的“特殊国情”为借口，回避我们的批判，为他们的妥协政策辩护。这是所有机会主义者惯用的借口。然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本国的特殊国情翻译成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语言，这种语言超越了国界的限制，外国人也能读懂[18]。
可是，现在并不需要这些理论借口。西班牙工人阶级的领袖同资产阶级左派结成的联盟，并没有任何“民族特色”在里面，因为它在形式上，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巴西或中国的“人民阵线”毫无区别。统工党不过是盲从地执行了共产国际七大强加给所有支部的政策，完全没有顾及自己的“民族特色”。西班牙政策上真正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有一个伦敦国际的支部正式同资产阶级结盟了。真是太可悲了。而我们更喜欢打开天窗说亮话。在西班牙只有那些无情地揭露毛林、宁、安德拉德及其同伙的叛卖行径、并为第四国际的西班牙支部打下基础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新战士报》[19]，1936年2月15日
[1]《人民阵线纲领》（ProgramadelFrentePopular，出自皮埃尔·布鲁埃[PierreBroué],《西班牙革命（1931—1939）》[Larevoluciónespañola(1931-1939)],Barcelona:Península,1977，第184—193页），第III条第1款。——中译者注
[2]《人民阵线纲领》第III条第3款。——中译者注
[3]《人民阵线纲领》第III条第4款。——中译者注
[4]《人民阵线纲领》第IV条。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是社会党提出的，但遭到了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的拒绝。——中译者注
[5]同上。——中译者注
[6]《人民阵线纲领》第VI条。——中译者注
[7]在《西班牙革命（1931—1939）》收录的《人民阵线纲领》中并没有找到这项要求。经过查证，发现这是统工党纲领里的内容。——中译者注
[8]即以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为首的左派共和党和以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DiegoDiegoMartínezBarrio，1883—1962）为首的共和同盟（UniónRepublicana，UR）。——中译者注
[9]工人总同盟（UniónGeneraldeTrabajadores，UGT）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旗下的工会组织，1888年8月12日在巴塞罗那成立。——中译者注
[10]西班牙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FederaciónNacionaldeJuventudesSocialistasEspañolas，FNJS）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青年组织，成立于1906年4月14日。——中译者注
[11]1931年8月，佩斯塔尼亚因发表《三十人宣言》，批评了全劳联，而被开除出全劳联。此后他率领自己的追随者在1932年成立了“工团主义党”（PartidoSindicalista）。——中译者注
[12]胡安·安德拉德·罗德里格斯（JuanAndradeRodríguez，1898年2月3日——1981年5月1日），1912岁参加激进共和党的青年团，1914年参加社会党的青年运动，1919年担任社青团机关报《新生》（Renovación）周报编辑。十月革命后支持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率领部分社青团团员成立西班牙人共产党，并当选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西班牙人共产党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火炬》周报编辑，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0年参与建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并负责其机关刊物《共产主义》（Comunismo），1935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立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战斗报》编辑。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并当选为统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5月的巴塞罗那起义之后，于6月被捕，1938年年底获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0年因参加法国抵抗运动再次被捕，1944年被抵抗运动解救，此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当中进行革命工作。1978年返回西班牙，1981年于马德里去世。——中译者注
[13]伦敦局的名称起初叫“独立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委员会”（CommitteeofIndependentRevolutionarySocialistParties），后来改为“国际革命社会主义团结局”（InternationalBureauofRevolutionarySocialistUnity），最后才改为“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心”（InternationalRevolutionaryMarxistCentre）。——中译者注
[14]阿奇巴尔德·芬纳·布洛奎（ArchibaldFennerBrockway，1888年11月1日——1988年4月28日），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07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曾三次被捕入狱。1931年至1933年出任独立工党主席，1933年至1939年出任独立工党总书记。——中译者注
[15]詹姆斯·麦克斯顿（JamesMaxton，1885年6月22日——1946年7月23日），生于格拉斯哥。1904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反对战争，1916年被捕，被监禁一年。1918年当选为工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22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1926年至1931年、1934年至1939年两次出任独立工党主席。——中译者注
[16]《新社论》（NewLeader）创刊于1887年，原名《矿工》（TheMiner），是苏格兰矿工工会的报纸。1887年改名为《工人社论》（LabourLeader），并成为苏格兰工党（ScottishLabourParty）的报纸。1893年苏格兰工党加入独立工党后，《工人社论》随之成为独立工党的报纸。芬纳·布洛奎曾于1912年—1916年、1931年—1946年两次任该报编辑。一战后改名为《新社论》。1946年改名为《社会主义社论》（SocialistLeader）。1975年重新改名为《工人社论》。——中译者注
[17]即保守党。——中译者注
[18]为了给自己的政策找借口，毛林和宁指出：由于西班牙的选举制度，新党很难独立参选（请参阅统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战斗报》，第234期）。然而这个借口实在太苍白无力了。同资产阶级签订共同纲领，就等于政治叛卖，这可怪不到选举的技术性问题上。——列·托
[19]1934年，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亚·约·米斯蒂（A.J.Muste，1885—1967）的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WorkersParty，AWP）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theUnitedStates，WPUS）之后，《战士报》便改名为《新战士报》（NewMilitant）。——编注 |
致一位同志（1935年10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致一位同志
（1935年10月18日）
同志：
最新一期《战斗报》[1]发表了共产主义左派与工农同盟统一大会[2]的宣言。请注意其中关于国际组织的一段话。
这个新党宣布参加伦敦局[3]。这一事例，就跟荷兰的事例一样，都是很自然的[4]；在这两个事例中，多数派在合并之前就已经参加了伦敦局。但是，在这个统一宣言中，没有对它参加伦敦局的理由做出充分的解释。这个宣言认为，伦敦局“为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统一各种革命力量而进行了客观的工作[5]”。“客观”在哪儿？可以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客观上迫使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对于宣传性的小团体，怎么能说它们具有同样的“客观”必然性呢？它们全部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它们的主观努力：它们的纲领是什么样的？它们的目标是什么？它们在工人运动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完全取决于这些主观因素。
但是，这个宣言恰恰对这些关键问题避而不答。它只说“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统一各种革命力量”，但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新的基础”是什么样的？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基础？还是革命马克思主义与第四国际的基础？荷兰党正在围绕这个问题进行激烈斗争。在这个讨论中必然会发生把各种流派卷进来的冲突，西班牙新党在讨论中越是不愿明确地阐述自己的公式，冲突就会越激烈、破坏性越强。
我们只能友好地强调指出：为了西班牙新党的在未来的利益，它必须对自己的公式进行准确无误的理论阐述与政治阐述。
本文取自让·鲁（JeanRous）的私人档案库；经允许之后印行；原件上没有署名；由内奥米·艾伦从法文译为法文。中译文系根据艾伦的英译文转译。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战斗报》（LaBatalla）原是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西班牙文周报，1922年创刊，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后，《战斗报》成为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机关报。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与工农同盟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后，《战斗报》成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1937年“五月事变”后，《战斗报》于5月28日被共和国政府查禁。1944年9月，统工党地下组织重新开始秘密出版《战斗报》，1945年5月，流亡法国的统工党组织开始在巴黎出版《战斗报》。弗朗哥法西斯政权垮台后，统工党恢复合法地位，《战斗报》也随之合法化。但由于统工党的解散，《战斗报》也在1980年5月停刊。——中译者注
[2]1930年8月，以毛林为首的西共右翼反对派——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加泰罗尼亚语：FederacióComunistaCatalano-Balear；西班牙语：FederaciónComunistaCatalano-Balear，FCCB）因反对当权的中派官僚，而脱离了西共。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尽管脱离了西共，但它在原则上，与中派官僚并无多大区别。1931年3月1日，它吸收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独立共产主义者组织——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加泰罗尼亚语：PartitComunistaCatalà；西班牙语：PartidoComunistaCatalán），于1931年建立了“工农同盟”（加泰罗尼亚语：BlocObreriCamperol；西班牙语：BloqueObreroyCampesino，BOC），作为自己的群众组织。1932年4月（一说1933年6月），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名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ComunistaIbérica）。但是，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工农同盟在组织上和运营上往往难以分开，人们也总是把它们混为一谈，把“工农同盟”当作毛林集团的代称。1934年9月，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因拒绝执行“打入主义”政策，而与国际左翼反对派正式断绝关系。1935年9月29日，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与工农同盟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ObrerodeUnificaciónMarxista，POUM）。——中译者注
[3]伦敦局（LongonBureau），全称“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心”（InternationalRevolutionaryMarxistCentre），成立于1932年，它是由一些退出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却又不愿意参加第四国际的中派主义政党组成的，因此被戏称为“第三半国际”或“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中译者注
[4]以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Sneevliet，1883—1942）为首的革命社会主义党（RevolutionairSocialistischePartij,RSP）起初参加了国际左翼反对派和第四国际，但同时又是伦敦局成员；革命社会主义党在1935同独立社会主义党（OnafhankelijkeSocialistischePartij;OSP）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SocialistischeArbeiderspartij,RSAP）后，大部分原独立社会主义党的党员就退出了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到了1936年，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因为不愿与伦敦局划清界限，脱离了第四国际，参加了伦敦局。——中译者注
[5]这句话是本文的出发点，遗憾的是，这是一个误译。统一宣言中的这句话被错译为“为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统一各种革命力量而进行了客观的工作”（“worksobjectivelyforthereconstructionoftheunityoftherevolutionaryforces”），而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其目的为致力于革命力量的重建”（“whoseobjectiveistoworkforthereconstructionoftherevolutionaryforces”）。——编注 |
面临重大事件时的消极无为（1934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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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重大事件时的消极无为
（1934年12月16日）
……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西班牙同志（只有少数几个可敬的例外）在最近的重大革命事件中表现消极。我们一直批评西班牙支部的领导浑身上下浸透了耽于宣传与谨小慎微的精神。每个同志都应该复习一遍同西班牙支部领导层进行的国际讨论，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西班牙同志已经明确表示反对“法国转折”[1]。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重申自己的“不妥协”立场，只是为了掩饰自己无所作为、消极被动、完全耽于宣传与报道的态度。而我们要反复强调：在所有支部犯过的一切错误当中，西班牙支部犯的错误是最严重的：它根本没有意识到，在社会党刚开始准备武装起义的时候，就应该及时打入社会党。……
摘自《再谈我们的转折》（Oncemoreonourturn），《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第168页。本文是写给国际书记处的信，发表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内部公报》（BulletininterieurduGroupebolchevik-léninistedelaSFIO），第4期，1935年1月。由内奥米·艾伦从法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艾伦的英译文转译。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纳粹党在德国成功夺权后，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共产国际已经无药可救，放弃了改良共产国际的念头，准备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国际。但是，国际左翼反对派由于长期遭到当权官僚的孤立、打击和迫害，非常欠缺群众基础；同时，纳粹的上台，促使大批群众寻找新的出路，他们大多投向了最大的工人政党——社会党；而在社会党内，依然有一定的党内民主，允许派别组织和思想流派的存在。托洛茨基同志根据这些情况，提出了“打入主义”（entryism）策略：国际左翼反对派各国支部应在保持独立的政治立场的前提下，作为一个派别组织，打入拥有群众基础、尚有一定党内民主的社会党，摆脱孤立、接触群众，发展自己的组织。1934年6月，托洛茨基同志正式建议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打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Françaisedel'InternationalOuvrière，SFIO，即俗称的法国社会党），经过激烈争论之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决定解散，成员打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成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部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GroupeBolchevik-Leniniste，GBL）。法国支部的打入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后，托洛茨基同志便要求各国支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利用打入主义策略，因此，这一策略又被称为“法国转折”（Frenchturn）。
但是，打入主义策略终究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手段，而且它的副作用也很严重：它给了机会主义者抛弃独立的阶级立场、拥护改良主义、中派主义政党的借口。因此，打入主义策略从它提出开始，就不断地引发了争议、论战和分裂。而且，日后的第四国际领导人（比如米歇尔·帕布洛）也的确利用打入主义为借口，来为自己的政治投机辩解。——中译者注 |
议会改良主义的后果（1934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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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改良主义的后果
（1934年11月9日）
……
话虽如此，但在奥地利和西班牙遭到的失败[1]……
当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时，议会政治的软弱无力已是如此明显，就连工人阵营中的庸俗民主派（雷诺德尔[2]、弗洛萨尔[3]及其模仿者）都找不出一个借口来给他们顽固的成见辩护。他们就只能死死咬住革命道路上的每一个失败和挫折不放。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纯粹的议会政治都不能提供出路，那么武装斗争就更不能了。奥地利和西班牙无产阶级起义的失败，自然就成了他们现在钟爱的论据。其实，当这些庸俗民主派在批判革命方法时，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破产，要比他们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辩护时暴露得更为明显。
从来没有人说过，用了革命的方法就会自动胜利。关键不在于方法本身，而在于正确运用这些方法，要在事态的发展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要有强大的组织，要有在长期的经历中赢来的群众的信任，要有一个敏锐的、大胆的领导层。每个斗争都取决于冲突的时机与具体情况，还有各方的力量对比。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武装冲突是唯一的革命方法或万应灵丹。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拒绝任何迷信，无论是对议会的迷信还是对起义的迷信。每一事物都有属于它的时间和位置。在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这么说：
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甚至不可能接近政权。
谢德曼[4]、赫尔曼·穆勒[5]和麦克唐纳[6]的政府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资产阶级给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开出了这样的条件：必须在资本主义的敌人面前保卫资本主义，只有在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接受这个条件后，资产阶级才允许它们掌权。而它们也一丝不苟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哪一个社会党阁员，是靠着纯议会的、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而入阁的。他们都是可耻的叛徒，踩在工人政党背上飞黄腾达，踏入了内阁——米勒兰[7]、布里昂[8]、维维亚尼[9]、拉瓦尔[10]、保尔—邦库尔[11]、马凯[12]。
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的方法可以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917年的俄国，1918年的德国和奥地利，1930年的西班牙都是明证。在俄国有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它为革命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并且非常清楚如何接管政权。
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改良主义政党并没有为革命做好准备，它们不是领导革命，而是损害了革命。
它们被意外落入自己手里的政权吓得不知所措，便慷慨地把政权交还给了资产阶级。它们就这样破坏了无产阶级的自信心，更破坏了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信心。它们给法西斯主义反动派的壮大准备了条件，并沦为了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
我们前面讲过，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意见，内战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的政治。这就是说，内战的结果，有四分之一（如果不说十分之一的话）取决于内战本身、内战的技术手段、内战的纯军事领导的发展过程，而有四分之三（如果不说十分之九的话）取决于政治准备。政治准备又包括哪些内容呢？用革命把群众凝聚起来；对那些仍然对“民主的奴隶主”的宽大、仁慈、忠诚存在幻想的群众，要帮助他们打消这种奴性的幻想；教育革命的干部，这些干部要学会如何蔑视官方的舆论，资产阶级在面对劳动者时表现得有多坚决，这些干部在面对资产阶级时就要表现出十倍的坚决。不进行这样的锻炼，当局势不得不发展为内战的时候——内战总是在局势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得不爆发的——无产阶级将会在最不利的局面下迎接内战，胜负将取决于许多意外因素，因此，就算无产阶级赢得了军事胜利，还是有可能丢掉政权。阶级斗争必然会引发武装冲突，看不出这一点的人准是瞎子。但是，谁要是看不出来，决定了武装冲突及其结果的，是内战爆发前各个阶级在斗争中采用的整个方针政策，那他也同样是瞎子。
在奥地利遭到失败的，并不是起义的方法，而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3]；在西班牙遭到失败的，并不是起义的方法，而是无原则的议会改良主义。
1918年，奥地利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躲在无产阶级身后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却把政权还给了资产阶级。1927年，当无产阶级起义完全有可能胜利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仅卑怯地背叛了起义，还调遣工人的保卫共和联盟[14]去对付起义群众[15]。这给多尔弗斯[16]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鲍威尔[17]等人曾说过：“我们希望和平演变，但敌人要是头脑发昏，向我们进攻的话，那就……”
这个公式看似十分“明智”，十分“现实主义”。不幸的是，马索·皮维尔[18]根据这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得出了他的推论：“如果——那就”。其实这个公式是给工人准备的圈套。它麻痹和欺骗了工人。“如果”的意思是说，采用什么斗争形式，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善意，而不是取决于阶级利益的绝对不可调和。“如果”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做到贤明、谨慎和调和，资产阶级就会保持忠诚，一切就都能和平进行。
追逐着这个“如果”的幻影的奥托·鲍威尔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在反动派面前毫无作为，步步后撤，挫伤了群众的士气，一退再退，最后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直到被逼到最后一道阵地时，他们才接受了战斗，而且还打输了。
西班牙的事态发展过程有所不同，但失败的原因基本上一样。跟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样，社会党同资产阶级共和派分享政权，只是为了防止工农把革命进行到底。在社会党参政的两年中，它通过在民族、社会和农业方面施行零星的改良，帮助资产阶级对付群众。它动用强力来镇压人民中最有革命性的阶层。
于是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无政府工团主义得到了加强，并吸收了大批富有战斗性的无产者，而如果工人政党采取了正确路线的话，无政府工团主义本来是会像蜡一样，被火热的革命融化的；另一方面，社会天主教势力[19]巧妙地利用了群众对资产阶级—社会党政府的不满，进行了成功的宣传蛊惑。
当社会党变得虚弱无力时，资产阶级便将它一脚踢开，全面发起进攻。社会党便不得不在自己的政策所导致的最不利的局面下发起自卫。资产阶级已经得到了右翼群众的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是一帮专门搅乱思想的专家，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已经犯下了能犯的一切典型错误，此时他们又拒绝支持由背叛革命的“政客”领导的起义。这次运动没能广泛发动起来，而仅仅停留在个别地区。政府趁机向不能协同一致的工人发起了攻击。由反动势力发动的内战，以无产阶级的失败告终。
根据西班牙的经验，不难得出社会主义者不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结论。这个结论本身是无可争辩的，但还远远不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激进主义”，跟西班牙的入阁主义一样是废话。两者之间只有技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区别。它们都在等待资产阶级用“忠诚”来换取它们的“忠诚”。它们都导致了无产阶级的惨败。
在西班牙和奥地利失败的不是革命的方法，而是革命形势中的机会主义方法。别把它们给搞混了！
我们还得讨论一下共产国际在奥地利和西班牙问题上的政策。我们建议读者阅读最近几年里《真理报》[20]上的一些文件和一系列小册子[21]。在极其有利的形势中，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共产党被“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等理论束缚了手脚，结果陷入了彻底的孤立。他们借助“莫斯科”的威信，损害了革命的手段，结果堵住了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策的道路。革命有一种重大的能力，那就是它能对一切信条和方法进行迅速而又无情的检验。谁犯下了罪过，就会马上遭到惩罚。
共产国际要对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失败承担无限责任。仅仅执行（口头上）“革命的”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执行正确的政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发现另外的制胜秘诀。
摘自小册子《法国往何处去？》（WitherFrance？），先锋出版社（PioneerPublishers），1936年，由约翰·G·莱特（JohnG.Wright）与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Isaacs，中文名伊罗生）译为英文。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中译文系根据莱特与伊罗生的英译文转译。
[1]奥地利与西班牙的失败：指1934年2月奥地利维也纳工人起义与1934年10月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的失败。——中译者注
[2]皮埃尔·雷诺德尔（PierreRenaudel，1871年12月19日——1935年4月1日），法国社会党右派改良主义领袖之一。1933年因主张社会党参加激进党政府，带领一部分人脱离了社会党，组织法国社会党—让·饶勒斯同盟（PartisocialistedeFrance-UnionJeanJaurès），1935年该党与共和社会党（Partirépublicain-socialiste）和法兰西社会党（Partisocialistefrançais）合并为社会主义共和同盟（Unionsocialisterépublicaine），社会主义共和同盟后来参加了人民阵线。——中译者注
[3]吕多维克—奥斯卡·弗洛萨尔（Ludovic-OscarFrossard，1889年3月5日——1946年2月11日），曾当过教师，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而被开除教职。1918年当选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1920年访问苏俄后，主张参加共产国际，法国共产党成立后担任总书记，但因意见分歧，于1923年1月1日辞职，并重新参加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4]菲利普·谢德曼（Philip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任首届总理。——中译者注
[5]赫尔曼·穆勒（HermannMüller，1876年5月18日——1931年3月20日），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倍倍尔的推荐下，被选入党的出版机关。一战中支持战争。1919年1月被选为党主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任总理。——中译者注
[6]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Democratic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Labour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Representation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中译者注
[7]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Millerand，1859年2月10日——1943年4月7日），生于巴黎一个小商人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当选为众议员。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转向社会主义，1893年与饶勒斯等人组成独立社会主义派，1896年提出了改良主义的《圣芒德纲领》。1899年6月入阁，任商业部长，他是第一个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党人。1920年1月至9月任总理，1920年9月至1924年6月任总统。——中译者注
[8]阿里斯蒂德·布里昂（AristideBriand，1862年3月28日——1932年3月7日），生于南特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即投身左翼运动，参加了法国社会党，1902年当选为众议员，1904年与饶勒斯一起创建《人道报》。1906年首次入阁，担任公共教育与文化部长，在1906年至1932年曾26次出任内阁部长。1909年7月出任总理，在1909年至1929年间曾11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9]让·拉斐尔·阿德里安·勒内·维维亚尼（JeanRaphaëlAdrienRenéViviani，1863年11月8日——1925年9月7日），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曾当过律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参加左翼运动，1904年参与创办《人道报》，并协助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党。1906年10月任劳工部长。此后曾任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司法部长等职。1914年6月至1915年10月任总理，在1914年8月组织了“神圣的联合”内阁。——中译者注
[10]皮埃尔·拉瓦尔（PierreLaval，1883年6月28日——1945年10月15日），1903年参加社会党，一战期间持暧昧的和平主义立场。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之后脱离社会党。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法国战败后，于1940年7月至1940年12月、1942年4月至1944年8月两次任傀儡政府总理。法国解放后被判犯有叛国罪，1945年10月15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11]奥居斯堂·阿尔弗雷·若瑟夫·保尔—邦库尔（AugustinAlfredJosephPaul-Boncour，1873年8月4日——1972年3月28日），生于圣艾尼昂（Saint-Aignan），毕业于巴黎大学，1909年代表激进党当选为众议员，1911年任劳工部长。1916年参加社会党。1931年退出社会党，参加了共和社会党。曾任陆军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并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任总理。——中译者注
[12]阿德里安·马凯（AdrienMarquet，1885年10月6日——1955年2月3日），生于波尔多。早年参加社会党，长期担任社会党波尔多联合会主席，1925年至1944年任波尔多市长。1934年2月至8月任劳工部长。——中译者注
[13]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奉行的一套改良主义理论。——中译者注
[14]保卫共和联盟（RepublikanischerSchutzbund）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立的自卫组织，1923年正式成立。——中译者注
[15]1927年1月30日，基督教社会党的民兵组织枪杀了保卫共和联盟的成员。同年7月，法院宣判被告无罪，激起了全国工人的怒火。被激怒的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火烧司法宫。在与警方发生的武装冲突中，有85名工人遇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仅没有在形势非常有利的情况下支持和领导起义，反而想方设法帮助资产阶级扑灭了这次起义。——中译者注
[16]恩格尔贝特·多尔弗斯（EngelbertDollfuss，1892年10月4日——1934年7月25日），奥地利政治家，隶属于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Partei）。出生于特克辛塔尔（Texingtal）的一个农民家庭。一战期间在意大利战线作战，期间曾被俘。战后曾当过下奥地利农民协会主席。1930年被任命为奥地利联邦铁路（ÖsterreichischeBundesbahnen）总裁，1931年3月被任命为农业与林业部长，1932年5月被任命为总理，1933年3月，奥地利议会议长和副议长为了能在议会中投票而辞职，多尔弗斯趁机下令议会无限期休会，颁布紧急法令，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同年9月将支持他的独裁政权的政党合并为“祖国阵线”（VaterländischeFront），1934年2月镇压了二月起义，同年4月30日颁布新宪法，正式建立起了法西斯政权。同年7月25日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暗杀。——中译者注
[17]奥托·鲍威尔（Otto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18]马索·皮维尔（MarceauPivert，1895年10月2日——1958年6月3日），法国教师、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记者。他是全国教师工会（SyndicatNationaldesInstituteurs）的活动家，一战期间坚持和平主义立场，战后参加法国社会党，成为党内左翼流派“革命左派”（GaucheRévolutionnaire）领袖之一，1938年6月脱离社会党，成立了工农社会党（Partisocialisteouvrieretpaysan，PSOP），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二战结束后回国，重新参加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19]主要是指以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ConfederaciónEspañoladeDerechasAutónomas）为主的具有天主教背景的民族主义保守势力。——中译者注
[20]这里的《真理报》是指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21]请参阅1929年至1934年出版的《战士报》（Militant）、1934年至1936年的《新战士报》（NewMilitant），以及新帕克出版社（NewParkPublications）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德国1931—1932》（Germany1931-32,1970年版）和《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编注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可在下列网址阅读：
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index.htm——中译者注 |
关于打入社会党（1934年11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关于打入社会党
（1934年11月1日）
……我到现在都没有收到有关西班牙最近事态、有关我们的支部起了什么作用的文件。但是，事态发展的总趋势，足以使我们得出结论：早在社会党刚刚开始内部分化时，我们的西班牙同志就应该打入社会党，并着手使社会党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如果他们这么做了，我们现在在西班牙的形势就会有利得多[1]。
摘自《奥地利、西班牙、比利时与转折》（Austria,Spain,Belgiumandtheturn），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第153页。本文是写给国际书记处与比利时支部的信，发表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34年出版的一期没有期号、没有标明日期的内部公报，署名为“克鲁克斯”（Crux）。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从1933年开始，社会党内出现了一个以拉尔戈·卡瓦列洛（LargoCaballero）为首的左派，在社会党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更是出现了强烈的左倾倾向，社青团的领袖公开邀请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加入，加强社青团的力量。
在此期间，执政的共和派—社会党联盟由于顽固维持资本主义私有制，失去了群众的信任，结果在1933年11月的大选中惨败，中右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后，推举中派政党——激进党领袖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AlejandroLerroux）出任总理。中右联盟上台后，大肆反攻倒算，撤销了前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改良措施，引发了反动狂潮，遭到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试图推翻反动政府，但由于社会党的领导层三心二意、犹豫不决，起义惨遭失败，大批先进工人遇害。
在1934年的形势，对于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实行“打入主义”，是非常有利的，托洛茨基同志一再催促西班牙支部尽快打入社会党，但是，以安德列乌·宁为首的西班牙支部领导层却拒不执行托洛茨基同志的正确指示，反倒同右翼反对派勾勾搭搭，最后干脆同国际左翼反对派断绝关系，在1935年同右翼反对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结果导致社会主义青年团——西班牙工人阶级当中最先进、最优秀的一部分——投入了斯大林党的怀抱，使斯大林党的势力大涨，从而为其叛卖西班牙革命提供了资本。安德列乌·宁拒绝执行打入主义政策，是西班牙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在此之后，他还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支持“人民阵线”、参加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政府等），因此，他对于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关于这段经过，可以参阅皮埃尔·布鲁埃同志的两篇文章：
www.marxists.org/chinese/broue/mia-chinese-broue-196704.htm
www.marxists.org/chinese/broue/mia-chinese-broue-198312.htm——中译者注 |
宁同志的所作所为是不可容忍的（1933年8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宁同志的所作所为是不可容忍的
（1933年8月10日）
亲爱的同志们：
由宁同志领导的西班牙支部中央委员会最近发来的信件与文件，引发了只能用义愤填膺来形容的情绪。这些信件的语气是最令人震惊的。这些毫无理性的信中，充斥着最尖刻的指控与最具侮辱性的言辞。其中许多都是纯粹的谩骂。仅凭这些信的语气，就足以断定宁及其密友已经彻底抛开了革命同志的情谊，毫无最起码的个人责任感。只有内心毫无顾忌、对组织毫无尊重的人才会这样写信——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已经把组织当成了异己的、敌对的东西。
宁集团提出的“指控”，已被多次驳倒。该集团的一位代表出席了预备会议，他趁机发表了所有的主张和指控[1]。结果呢？宁及其同伙的政策，遭到了国际左翼反对派所有支部的一致谴责。有人可能会想：宁集团碰了这么个钉子，应该会更谨慎一点吧。没有，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劈头盖脸地谩骂整个国际左翼反对派。
我暂且只谈一件事：宁集团竟敢指责国际左翼反对派把罗斯默、兰道等人开除出自己的队伍——在宁集团看来，这样做是很不公道的。然而，各种文件和证词，都与他们的臆测完全相反：罗斯默想让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他看不顺眼的几个同志，而支持他的只有一小部分人；此后，他退出了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我与宁的长期通信中，我曾同他谈过这个问题。我在信中告诉过他，在心血来潮、而非革命的考虑的影响下，罗斯默正在误入歧途，为了挽救罗斯默，我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尽管宁是罗斯默的朋友，他却在写给我的信中写道“罗斯默不占理”。我曾多次在信中问他，为了不让罗斯默误入歧途，他能否再想想办法，他在回信中说，能做的都做了，已经无法可想了。
在兰道的问题上也是一样。众所周知，没有人要求开除他。大家只是要他来参加民主地召开的德国支部大会。……我提交了一个内容和语气都极其和缓的议案，宁在信中表示“完全赞同”这个议案。我们都知道，后来兰道“开除”了德国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并拒绝参加这次大会，他在大会上的支持者少得可怜。
宁同志当时是国际局委员，参与了我们的全部政策，并对其承担全部责任。现在，他拿不出任何事实或文件，就想让国际左翼反对派对兰道和罗斯默承担全部责任，却对他自己的责任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这种做法该叫什么？
暂且认为，宁后来觉得，我们对罗斯默、兰道等人的做法有失公正。那他就应该说：“我们犯了如此这般的错误；我们应当如此这般地纠正错误。”这样才是完全正当的做法。最重要的是清楚地讲明如何纠正这些“错误”。罗斯默集团和兰道集团有自己的刊物，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们与我们的分歧越来越大。如果宁同志不是把罗斯默与兰道的问题当作一种阴险的伎俩，而是怀着务实的目的——把罗斯默—兰道集团留在国际左翼反对派的队伍之内——来提出的话，他就有义务分析罗斯默—兰道集团的观点，并得出恰当的结论：他们的立场，是否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立场一致？我们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些让步？在哪些方面让步呢？或者反过来，罗斯默和兰道为了重返国际左翼反对派，应该放弃哪些立场和做法呢？用这种严肃的、有原则的、同时又是务实的态度来提出问题，就可以开启讨论的机遇，或许就可以趁机采取一些务实的措施。然而，宁现在的做法，表明他根本不在乎会造成什么样的实际影响：他就是想给自己找借口，对国际左翼反对派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
更可悲的是：宁同志为了掩盖自己在政治上的踌躇不决，为了掩盖自己的一系列错误——西班牙革命给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开创了机遇，然而，这些错误却使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不能抓住这些机遇，给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他不得不采用这种不忠诚的做法。现在，由于宁同志的极其错误的政策，导致西班牙支部没能发展壮大，反倒变得更弱小了。不幸的是，与宁同志讨论政治问题是毫无结果的：他只会东拉西扯，玩弄外交辞令和模糊暧昧的辞藻，更糟的是，他会用含沙射影来答复同志们的政治争论。
我希望你们能让所有支部——首先是西班牙支部——关注这封信。我想让全体南美朋友都来关注这封信：他们正在越来越密切地参加我们的国际组织的活动，他们在本国取得的成就越大，就能越快地说服他们相信宁同志的政治活动是错误的和危险的。
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附注：本文完稿后，朋友们给我看了宁同志等人写给沙赫特曼[2]同志与弗朗克同志的回信。由于沙赫特曼同志和弗朗克同志的信是在王子群岛写的，宁同志就从中嗅出了阴谋、“闹剧”，等等。……他暗示说，这封信是我指使沙赫特曼与弗朗克写的。我凭啥要这么做？我根本不怕宁和他的同伙，我有许多机会——我希望是明明白白地——表达我对宁的“政治活动”的看法。我已经公开了我同他的通信。我根本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宁同志的活动是极其有害的。我干嘛要躲在沙赫特曼和弗朗克背后指使他们？就算他们是受了我的影响才写这封信的，这也根本不会改变它的内容。重要的是信中提出的事实与论据，而这些事实与论据足以粉碎宁。现在的事实是：这封信的发起与撰写，完全由在信上署名的同志负责。我只是在看到这封信之后，才知道它的内容。宁和他的同伙有什么权利认为沙赫特曼与弗朗克没有判断阴谋的能力、没有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能力呢？如果宁怀疑这封信的真实分量，他可以去问问法国支部和美国支部，问问这两个支部的中央机关与地方组织。我相信他会收到明确的答复，这答复多少会让他感到难堪。
宁用耍弄下流花招的方式，援引我的话来为他无礼的攻击辩护，即“政策是由人来执行的”（我在这里所说的人，几乎与个人性质无关）。只不过他忘记了：人能够制定出好政策，也能制定出坏政策，每种政策都会挑选适合自己的人，并对选中的人进行相应的训练。
收录于《西班牙革命（1936—1939）》（LaRévolutionEspagñole(1936-39)），“马克思主义研究增刊”（SupplementaÉtudesMarxistes），第7—8期，巴黎，由J·R·菲德勒（J.R.Fidler）从法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菲德勒的英译文转译。
[1]即上文中的费尔森（恩里克·费尔南德斯·森顿），他作为宁集团的代表出席了1933年2月的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中译者注
[2]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hachtman，1904年9月10日——1972年11月4日），出身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倾向左翼激进运动，1921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America），从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属于坎农派，1928年与坎农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工作。1940年因路线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Party），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Socialist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中译者注 |
致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全体成员（1933年4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致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全体成员
（1933年4月24日）
亲爱的同志们：
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份文件的副本，这份文件是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写给全国反法西斯大会筹委会的书面答复。每一个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成员，都应该认真研究这份文件（日期为1933年4月5日）。
召开国际反法西斯大会或全国反法西斯大会，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对于这个问题，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已经在一系列讨论阿姆斯特丹反战大会的文件和文章中，以及后续发表的多篇宣言中，做出了详尽的解释。斯大林派官僚的错误政策，破坏了建立工人统一战线——尤其是反法西斯与反战统一战线——的可能，导致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先锋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共产国际为了掩饰自己的破产，举办了一些假面舞会，把它们装扮成统一战线。它把一些零散的共产主义工人团体同虚弱无力的各色名流、和平主义者、左翼民主派之流拼凑起来，把这些完全是装装样子的大会、会议和委员会吹捧成“群众的统一战线”。我们自己也参加了阿姆斯特丹大会，但只是为了揭穿它，为了让共产主义工人注意到正确的道路。不消说，我们对于即将召开的反法西斯大会也是这种态度。
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背道而驰的。在4月5日的这封信中，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郑重地通知筹委会说，左翼反对派已经参加了这个“统一战线”，就好像它真的是统一战线，而不是对统一战线政策的嘲讽似的。
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的这封信重复了一些如何搁置争议、落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套话，帮助了斯大林派粉饰现实。这个主意在用于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时是正确的，但在用于资产阶级名流、和平主义者、民主派作家之流时就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这封信中还说：“和平主义者跟革命共产主义者同样反对战争，甚至更为反对战争。这些人会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是非常合理的。”
这些话居然出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的政策与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有一定了解的人的笔下！简直难以置信！更何况他们还熟知国际左翼反对派十年来的工作、特别是关于阿姆斯特丹大会的宣言呢[1]！
和平主义者怎么可能比革命共产主义者更加反对战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经验告诉我们：和平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平主义者在和平时期高喊反战口号，可是等到战争爆发后，他们就会陷入孤立与无力的境地，在这种压力下，他们会悄悄地向军国主义屈服，往往会变成军国主义的奴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他们的表现也是一样的。
统一战线政策的目的，是通过反对阶级敌人的共同斗争，加强社会民主党工人、工团主义工人同共产主义工人（以及共产主义）的联系。至于那些遭到资产阶级阵营孤立的名流，他们的重要性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政策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把群众牢牢地团结起来的话，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会更加坚定地支持工人。但是，为了拉拢那些名头很响的大人物，而抛弃了群众政治，这就是最糟糕的冒险主义和政治投机。
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不但没有揭露斯大林派官僚同资产阶级名流狼狈为奸的真正用意，反而在信中表示：对于反法西斯大会的任务，它相信筹委会与它自己意见一致，所以它“乐于”提供“精诚合作”。这是什么话？外交辞令吗？如果真的是外交辞令，那这种话只会误导我们的朋友与同志。在这种必须最明确、最清楚地表明立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含糊其辞、玩弄外交辞令呢？不，我们只能认为：在这个无产阶级政治的重大问题上，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的立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不是从昨天才开始反对国际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基础思想与基本原则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三年里，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在西班牙乃至国际的各种重大问题上，几乎都没有采取正确的立场。当然，谁也难免犯错，一个年幼的组织更是不可能不犯错。但重要的是，组织及其大多数领导人要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然后才能前进。不幸的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不允许自己的组织讨论问题；相反，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进行个人攻击与渺小的、毫无意义的指责，而不是对意见分歧进行有原则的讨论。宁同志的派别与拉克鲁瓦同志的派别之间的斗争当然不无重要性，但是，宁、费尔森[2]等人的派别对整个国际左翼反对派进行的攻击（它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却要重要一百倍。
在派别斗争中，总会发生个人矛盾与相互指责，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一个以纯粹的个人纠纷、指责、好恶来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场的革命者，绝对算不上一个好革命者。这种做法，是无法把自己提升到与马克思主义原则相符的水平上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的典型做法。持续到现在的这种小资产阶级式的争吵，毒化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领导层，使它在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下，仍然无法找到正确的道路，无法开展组织工作。如果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基层成员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如果他们真心想打破这种僵局，他们就必须抛开这些个人争吵，并根据双方的是非对错来分析政治分歧。必须认真研究过往的全部分歧。但是，他们首先要把中央委员会在4月5日发出的这个无原则的文件，作为讨论的核心问题。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明白：西班牙支部不停地同法国、比利时、德国、奥地利、美国等国的支部发生矛盾，原因在于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且顽固地坚持这一立场。
过去三年里，我曾多次尝试同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达成相互理解，却一无所获，所以，我只能通过这封信，向西班牙支部的全体成员发出呼吁。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原文为俄文，署名“G·古洛夫”，由玛丽琳·沃格特（MarilynVogt）根据皮埃尔·布鲁埃（PierreBroué）提供的俄文原件副本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沃格特的英译文转译。
[1]即《致阿姆斯特丹国际反战大会的宣言》（DeclarationtotheAntiwarCongressatArmsterdam），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也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字。这个宣言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2）》，第148—155页。——中译者注
[2]恩里克·费尔南德斯·森顿（EnriqueFernandezSendón，1909—1954），曾用化名“L·费尔森”（L.Fersen），生于加利西亚里维拉镇（Ribeira）一个富裕家庭。1928年前往马德里学习商业，在求学期间逐步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并参与创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1931年6月当选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共产主义》编辑。数年后参加社会党。共和国覆灭后被俘，1940年获释，返回家乡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
致拉克鲁瓦同志（1933年3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致拉克鲁瓦同志
（1933年3月25日）
亲爱的拉克鲁瓦同志：
我与宁同志的通信具有政治性质，而非私人性质。由于每到新阶段总会反复发生同样的争执，我认为：必须从我与宁的通信中，摘出最重要的部分，向西班牙支部的全体成员公开。如果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西班牙支部进行教育，使它形成统一的意见，它就不可能前进。
我公开这些信件，不是为了帮助一派对付另一派，在您利用跟宁同志相同的想法和手段（我曾批评过他的这些想法和手段）时，我更不会这样做。你们两派的斗争，具有明显的、有害的个人性质。这是不可原谅的，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把现在的分歧同过去的分歧联系起来，才能进行正常的讨论。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才会乐意同您——还有宁同志——合作。致以最热烈的共产主义敬礼。
原文刊登于《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内部公报》（BoletinInteriordelaIzquierdaComunistaEspañola），第2期，1933年7月15日。由内奥米·艾伦（NaomiAllen）从西班牙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内奥米·艾伦的英译文转译。 |
西班牙支部的问题（1932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西班牙支部的问题[1]
（1932年12月）
西班牙革命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然而，无论左翼反对派还是正式党，都由于缺乏受过一定训练的干部，而难以利用这种真正的历史性形势。尽管西班牙支部的成员远远多于其它支部（这应该归功于革命形势的高涨），但它在思想上的统一性，它的领导层的性质，都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为了让大家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指出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领导干部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迅速扩大影响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当地的领导同志却浪费了大量时间，这是不可饶恕的；他们不但没有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即使只是作为一个小核心——却在革命最关键的时期跟原则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跟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兼目光短浅的吹牛家毛林调情，然后又成了毛林的跟屁虫。
西班牙其它地方的情况也同样糟糕，当地的左翼反对派不但忽视了正式党，沉浸于革命的感伤主义之中，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来教育干部，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果断地同右翼反对派划清界限。
同样有害的是：当地领导同志屈服于西班牙革命传统最糟糕的一面，背弃了国际经验，口头上宣称自己与左翼反对派团结一致，实际上却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形形色色的糊涂虫与逃兵（兰道、罗斯默、米尔等人）。
对于“是要派别组织还是要独立政党”这个问题，西班牙支部在上次大会时宣布，它赞成独立参加议会选举和其它选举，这个立场最起码来说也是模棱两可的。这个决定违背了左翼反对派的政策，它根本毫无可行性，只是一种空想的、然而却是十足有害的表态。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领袖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渐行渐远，他们甚至认为可以更改组织的名称。西班牙同志采用了“共产主义左派”这个名字——从理论观点来看，这个名字显然是错误的[2]——使自己站到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对立面上，同时却在向列宁同盟、罗斯默集团等团体的名字靠拢。任何严肃的革命者都会认为：如此重大的举措，一定不是偶然发生的，背后一定有政治原因。同时，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会赞同隐瞒自己的目的、在原则问题上躲躲闪闪、虚与委蛇的政策。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要求，应当允许所有自称属于左翼反对派的团体——包括已经脱离国际左翼反对派或已被国际左翼反对派开除的——参加这次国际会议，这暴露出了它已经远远偏离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实际发展过程，暴露出了它的内在逻辑是何等狭隘。
西班牙同志指责其它支部采取了错误的组织政策，却没有给出理由，然而他们实际上又证明了自己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中央委员会的两派突然爆发了斗争，使西班牙支部濒临分裂。这两个对立的派别至今都没有对它们的激烈斗争做出原则上的解释，致使整个组织都对此措手不及。
在其现有的思想基础上，西班牙支部无法继续前进了。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只有经过长期的、系统的工作，才能纠正已经犯下的各种错误，并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在原则上和组织上都严格符合革命要求的组织；因此，本次预备会议建议立即采取下列措施：
1、一切与争议问题有关的重要文件，都必须译为西班牙文，并传达给西班牙支部的全体成员。必须停止隐瞒事实的做法。这里指的主要是米尔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西班牙支部的领导人不仅支持了一个显然毫无原则的人，反对国际左翼反对派，而且到了现在，他们还在为自己的错误狡辩，对国际左翼反对派进行着完全错误的、含沙射影的攻击。
2、西班牙支部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对立派别必须放弃进行无原则的分裂和动用组织手段的念头，并作出必要的保证，使对争议问题的讨论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进行，并让组织的全体成员无一例外地参加讨论。
3、必须在公报上进行内部讨论，两个对立派别应当在公报的编辑部内享有完全平等的代表权。
4、一切与国际左翼反对派有关的原则问题都必须提上日程，必须采取明确的政治立场，不允许用个人好恶和含沙射影来代替。
5、为了准备召开新一届全国大会，必须进行全面的讨论。
本次预备会议指示国际书记处密切关注西班牙支部的动态，帮助西班牙支部贯彻执行上述措施以及完全符合左翼反对派的任务和方法的其它适当措施[3]。
[1]本文摘自《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任务与方法》（TheInternationalLeftOpposition，ItstasksandMethods），这个文件是托洛茨基同志在1932年12月起草的，在1933年2月4日—8日于巴黎举行的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上，这个文件经过讨论和修改后获得通过。《论西班牙革命》一书只收录了这个文件中讨论西班牙支部的情况的一节，在《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任务与方法》中，本节标题为《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将其改为《西班牙支部的问题》。中译文系根据《第四国际文件汇编：草创时期（1933—1940）》（DocumentsoftheFourthInternational，TheFormativeYears[1933-1940]，探路者出版社，1973年，第32—35页）收录的英文版翻译。——中译者注
[2]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起初叫“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OposiciónComunistaEspañola，OCE），1932年3月改名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ComunistadeEspaña，ICE）。而“共产主义左派”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左派——“左派共产主义者”，故有此说。——中译者注
[3]该文件正式通过时，在这一节后面加上了一个“附注”：
附注：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宁集团）领导层的代表声称，他原则上接受本次预备会议通过的基本总原则——但对于有关贯彻执行这些基本原则的段落持保留意见，对于国际左翼反对派所使用的方法持保留意见，对于对罗斯默、特郎（Treint）等人的集团所采取的态度持保留意见，对于更改他的组织的名称持保留意见，对于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政策与方法的分析持保留意见，对本次预备会议对西班牙问题所采取的组织措施持保留意见。
这个声明囊括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领导层与国际左翼反对派之间的根本分歧。这些分歧，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原则分歧，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们按照逻辑发展下去，就会导致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在实际上同国际左翼反对派分道扬镳。
本次预备会议指出：抽象地接受原则，却对落实原则持保留意见，这是在严肃的政治问题上玩弄外交手腕的最危险的做法，继续玩弄这种手法，就只会造成彻底忽视原则的情况。
本次预备会议向西班牙同志发出警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目前的领导层的态度体现着真正的危险，并希望能够按照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与实践进行讨论，从而加强和巩固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与国际左翼反对派在原则上和组织上的联系。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领导层对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态度，直到最近为止，都要由拉克鲁瓦集团承担全部责任。我们已经要求该集团派人参加国际会议，对西班牙支部的内部情况作出澄清；该集团的代表已宣称，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所代表的集团毫无保留地接受本次预备会议在各种文件与决议（包括有关西班牙的决议）中提出的一切立场。本次预备会议注意到了这个声明；但是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只有通过广泛的讨论，通过长期的实际表现，才能看出这个声明的真正成色。
有两位西班牙同志出席了本次预备会议，做了初步的澄清，使本次预备会议了解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内部的真正的政治分歧，然而，目前还不宜对这些意见分歧的内容进行最终表态。这再次证明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必须立即落实上述的五项实际措施。——中译者注 |
左翼反对派的现状（1932年12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左翼反对派的现状
（1932年12月16日）
许多国家的左翼反对派分子能齐聚一堂，无疑是哥本哈根之行[1]的最重要的成果。出于必要的安全考虑，这次会面原本只打算邀请丹麦附近的十多位同志。然而，实际前来的有二十四位同志（其中两人迟到），其中包括几个支部的主要领导干部。算上同情者在内，前来会见的共有三十人[2]。
如果斯大林想通过广播来通知资产阶级警察，说“托派”要在哥本哈根开会的话，那他就是在撒谎[3]。由于我这次出访的意外性，左翼反对派对此缺乏准备。预备会议仍处于早期筹备阶段[4]。在哥本哈根根本不可能通过一个政纲或纲领性文件。欧洲各国支部并没有全部派代表前来，而且一些同志还不具备正式代表各自支部的资格。很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应该召开会议，而且也确实没能召开。
不过，无需多言，前来哥本哈根的同志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增进相互了解，并私下商讨了最紧要、最迫切的问题。在这次出乎预料的、仓促举行的会面中，有来自七个欧洲国家的二十四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参加，我们这个国际性派别组织肯定会把这次会面作为一个重要的成就，记载在自己的史册上。
左翼反对派已经取得了可观的发展。它的骨干力量熟知各国左翼反对派的历史，自觉地确立了自己对于各种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的观点，并且用大量的政治经验把整个组织以及每个成员武装了起来。几天的讨论把同志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将对我们未来的全部工作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我们没有染上官式的乐观主义，但我们可以肯定：参加了讨论的全体同志在回去时，都满载着充沛的力量与信心。
西班牙支部
在讨论中，西班牙支部的现状，让大家忧心忡忡。如果说，以前在国际左翼反对派内部，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缺点与错误只是窃窃私语的话，在这次会面中，出于共同的关心，这些“私语”变成了所有人的话题。所有与会者一致同意：我们必须与西班牙同志进行公开的、全面的讨论，而且不仅要让左翼反对派的领袖、更要让基层成员全都参加进来。只有让各国支部的全体成员都通晓存在争议的各种问题，才能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带回正道上来。
如果继续对真实情况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那就是犯罪。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公开的讨论，及时地、彻底地对一切存在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堆积如山了——作出澄清的话，我们就会在事变的冲击下，分裂成不同的阵营。
不幸的是，西班牙支部没有派代表来参加会面。他们在最后一刻被某些意外情况拖住了，但我冒昧说一句：我敢说，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如果不是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国际组织能多一些兴趣，他们肯定会毫无困难地抵达哥本哈根。
然而，这正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最大的不幸。它的领袖总是不让它参加其它支部的内部生活与内部斗争，从而使它无法获得宝贵的国际经验。当西班牙支部在自身的处境影响下，而不得不涉足国际问题的时候，它的领袖毫不在乎其它支部的经验，也不在乎自己的组织的舆论，却以人际关系、个人好恶为准绳。我们必须公开指出：对于具体形势和意见分歧，他们往往不是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是诉诸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分析与感情用事。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毛林的加泰罗尼亚联盟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巴塞罗那的一些同志出于“友好的个人关系”，对它寄予厚望，而没有对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发起有原则的斗争，因而在这个最关键的时期妨碍了左翼反对派的发展。他们就是这样对待兰道的——在兰道暴露了他的彻底无能之后，他还是留在少数派里，最后干脆脱离了左翼反对派，然而《共产主义》竟然仍把他列为撰稿人。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法国支部内部的意见分歧的——西班牙同志在私下承认罗斯默的主张与方法是毫无意义的，但由于罗斯默比他的对手更多地“向他们呼吁”，他们就——间接地，而非直接地——在公开场合支持他。他们就是这样对待米尔的问题的——在米尔彻底暴露了他的政治无能之后，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却认为米尔能够担任他们驻国际书记处的代表。在上述事例中，无论是马德里还是巴塞罗那，都没有给我们提供具有原则立场的意见，也没有做出政治解释。
西班牙支部的内部生活以同样尖锐而痛苦的形式，暴露出了同样的问题。在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层内爆发的危机，不仅让国际左翼反对派大吃一惊，也让整个西班牙支部震惊不已[5]。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个接一个辞职。领导权实际上已经全部落入拉克鲁瓦一人之手。然后又发生了令人诧异的事：随着领导层转移到了巴塞罗那，拉克鲁瓦同志又不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了，事实上他脱离左翼反对派已经有一阵子了。这是怎么回事？各方有哪些分歧？导致这次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或者说只有造成危机的那个狭窄的圈子才知道。一个革命组织不应容忍这种制度，它只会导致失败。西班牙同志回避了原则性的斗争，用个人好恶来分析政治分歧，结果，他们自己就必然会沦为个人冲突与“宫廷政变”的牺牲者。
如果西班牙支部能对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就不可能出现这种个人弄权的现象。然而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某些领袖在为自己辩解时曾多次指出，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分子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都很差。这种辩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一个革命组织的水平提升得越快，对一切问题讨论得越及时，领袖包办替代的可能性就会越小。
党内民主的第一个条件，是全面的信息。首先要把国际文件传达给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必须负责把这些文件传达给左翼反对派全体成员；每一个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都要对米尔的问题，以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的危机的本质进行深入的学习、思考，并作出自己的判断。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分子通过这种方法能学到的东西，要比学习十几篇讨论民主集中制和与“人类”的正确关系的抽象文章多得多。（下略）
本文摘自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内部公报》（InternalBulletin），1933年第9期，署名为“G·古洛夫”（G.Gourov）。全文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第24—36页。《论西班牙革命》一书仅收录了头两节，没有收录与西班牙无关的内容。中译文主要根据《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收录的文本翻译。
[1]1932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同志应丹麦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DanmarksSocialdemokratiskeUngdom，DSU）的邀请，访问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访问丹麦期间，托洛茨基同志会见了七个国家的左翼反对派分子，与他们就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政策、方针、路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面算不上是正式会议。12月11日，托洛茨基同志返回土耳其，然后他就给国际左翼反对派各国支部写了这封信，就这次会面中讨论的各种问题做了报告。——中译者注
[2]据罗伯特·J·亚历山大（RobertJ.Alexander）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29—1985》（InternationalTrotskyism,1929-1985，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56页）记载，在托洛茨基同志访问丹麦期间，前来会见他的左翼反对派分子及同情者共有二十七人：
德国：
O·费舍尔（O.Fischer）
安东·格利列维奇（AntonGrylewicz）
O·希佩（O.Hippe）
H·施内维斯（H.Schneeweiss）
J·肖夫曼（J.Schoffmann）
B·维恩贝格（B.Weinberg）
G·容克拉斯（G.Jungclas）
E·科恩（E.Kohn）
C·亨特（C.Hunter）
K·施托尔滕贝克尔（K.Stortenbecker）；
法国：
皮埃尔·纳维尔
德妮丝·纳维尔（DeniseNaville）
热拉尔·罗森塔尔
让娜·马尔堂（JeanneMartin）
让·梅希勒尔（JeanMeichler）
罗贝尔·比郎（RobertBuren）
雷蒙·莫利尼耶
皮埃尔·弗朗克；
意大利：
皮耶特洛·特雷索（PietroTresso）
吕茜安娜·特德斯奇（LucienneTedeschi）
阿尔方索·雷奥内蒂；
荷兰：
亨德里克·斯内夫利特（HendrikSneevliet）；
捷克斯洛伐克：
扬·弗兰克尔（JanFrankel）；
英国：
哈里·维克斯（HarryWicks）；
比利时：
列昂·勒苏瓦尔（LeonLesoil）；
美国：
B·J·菲尔德（B.J.Field）
爱丝特·菲尔德（EstherField）。
据说菲尔德夫妇是以“私人身份”前来会见的。
另据《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英文版的注释，前来会面的法国人有：皮埃尔·纳维尔、德妮丝·纳维尔、热拉尔·罗森塔尔、雷蒙·莫利尼耶、皮埃尔·弗朗克、让娜·马尔堂；比利时人有：列昂·勒苏瓦尔；意大利人有：A·菲洛奇（A.Feroci，即雷奥内蒂）、于连（Julien，即特雷索）、吕茜安娜·特德斯奇；荷兰人有：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英国人有：哈里·维克斯；美国人有：B·J·菲尔德与爱丝特·菲尔德（但他们并不代表美国支部）；德国人有：安东·格利列维奇、欧根·鲍尔（EugenBauer）、格奥尔格·容克拉斯（GeorgJungclas）、布鲁诺（Bruno）、希佩、施内维斯、埃里希·科恩（ErichKohn）和三四个汉堡学生；以及托洛茨基同志的秘书扬·弗兰克尔和奥斯卡·费舍尔（OskarFischer）。
两份名单有多处出入，可能是因为有人使用了化名之故。——中译者注
[3]托洛茨基同志访问丹麦期间，塔斯社发表报道，说他在丹麦召开了“国际托派会议”。——中译者注
[4]指国际左翼反对派预备会议，这次会议于1933年2月4日—8日在巴黎召开。——中译者注
[5]1932年3月，拉克鲁瓦宣布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同年11月，他与安德列乌·宁发生了激烈争执，双方都没有解释清楚分歧何在。拉克鲁瓦出版公报，宣称支持托洛茨基同志对西班牙支部领导层的批评。1933年4月拉克鲁瓦派宣布解散，同年6月，拉克鲁瓦因“贪污资金”而被开除。——编注 |
西班牙的“科尔尼洛夫”与斯大林派（193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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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科尔尼洛夫”与斯大林派[1]
（1932年9月20日）
《真理报》依然闭口不谈德国事变[2]。但在9月9日，它发表了一篇意味深长的西班牙报道。这篇报道仅仅间接触及了西班牙革命，却鲜明地暴露出了斯大林派官僚的政治紊乱。
此文写道：“一月总罢工失败后，托派（然后是几句例行的谩骂——列·托）断言革命已被打退，接下来是败退的时期。”果真如此吗？假如说，有一些西班牙革命者在今年一月就已经做好了给革命送葬的打算的话，那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与左翼反对派有任何关系。只有在确凿无疑的客观迹象面前，革命者才能承认革命已经结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不是可怜兮兮的印象主义者，不会仅因灰心丧气就做出悲观的预测。
在《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一文中，我们分析了西班牙革命的大体发展路线及其可能发展的速度。俄国革命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发展到了它的顶点。但是，西班牙革命不用照搬俄国革命的历史期限。法国大革命在经过差不多四年时间后，才让雅各宾党获得了权力。在革命的烈焰燃起后，雅各宾党才开始形成，这是法国大革命发展迟缓的原因之一。西班牙的情况与之相似：在共和革命刚开始时，共产党仍很稚嫩。因此（并出于其它原因），我们认为：西班牙革命的发展会比较缓慢，它要经历一系列阶段，包括议会制度的阶段。
我们当时指出，革命之中既有涨潮也有退潮。领导革命的艺术，便在于不在退潮时强攻，不在涨潮时退却。因此，把革命中的“偶然的”摇摆当成革命的总趋势，是革命者首先要避免的错误。
一月总罢工失败后，西班牙革命显然出现了局部的退潮。只有吹牛家和冒险家才会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但是，把局部的退潮说成革命的覆灭，则是彻头彻尾的懦夫和逃兵。革命者必须最后一个撤离战场。谁想埋葬活生生的革命，谁就该被枪毙。
西班牙革命的局部退却和停滞，让反革命嚣张起来。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在历次革命中都出现过[3]。群众在输掉一场重大斗争之后，往往会后撤和沉默。没有经过充分锻炼的领导层，常常会因此夸大失败的程度。这些因素鼓舞了死硬的反革命分子。这便是桑胡尔霍[4]将军的复辟政变背后的政治机理。但是，人民死敌的反扑，却像一记鞭子，打醒了群众。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领导层往往会措手不及，这是很常见的。
《真理报》写道：“将军们的叛乱被轻而易举地粉碎，表明革命的力量并未瓦解。8月10日事件给革命涨潮注入了新的推力。”这话完全正确。可以说，整篇文章就只有这段话说对了。
西班牙共产党是否被这次事件打了个措手不及？仅从《真理报》的报道来看，我们只能回答：是的。这篇报道的标题是《工人战胜了将军》。显然，没有革命工人的奋起反击，被放逐的就不是桑胡尔霍，而是萨莫拉。换句话说，工人用自己的英勇与热血，帮助了资产阶级共和派保住权力。对此视而不见的《真理报》写道：“共产党同右翼叛乱的斗争……如此进行，以至不给反革命政府哪怕丝毫支持。”
共产党想朝哪个方向努力，暂不讨论；我们先讨论它的“斗争”的结果。尽管有产阶级共和派一再忍气吞声，不敢触怒有产阶级保王派，保王派却还是想干掉共和派。然而，无产阶级走上了舞台——“工人战胜了将军”。保王派被放逐国外，资产阶级共和派保住了权力。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共产党怎能否认它“支持了反革命政府”呢？
既然如此，共产党是否应该对保王派与资产阶级共和派之间的内斗袖手旁观？1923年保加利亚中派分子的教训告诉我们，这种政策等于自杀[5]。西班牙工人的力量还不足以夺取政权，所以，在它挫败保王派的同时，也就暂时帮助了它的敌人——资产阶级共和派。1917年8月的布尔什维克要比1932年8月的西共强大得多，但在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布尔什维克仍然没有立即夺取政权的实力。由于工人粉碎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克伦斯基政府才能多活了两个月。不妨回想一下：当时布尔什维克的水兵营甚至还给克伦斯基的冬宫站岗放哨，抵御科尔尼洛夫。
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力量足以粉碎将军们的叛乱，却还不足以夺取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英勇斗争必然会——即使只是暂时的——帮助资产阶级共和派巩固统治。只有脑袋空空、一味用套话代替分析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可悲的是，无论是在西班牙还是德国，斯大林派官僚都看不出敌人阵营内部的真正矛盾，看不见活生生的各个阶级，看不见它们之间的斗争。“法西斯分子”普里莫·德·里维拉被赶下了台，由“法西斯分子”萨莫拉取而代之，而萨莫拉的盟友又是“社会法西斯分子”——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当群众介入保王派与共和派的内斗时，也就难怪斯大林派会晕头转向了。出于正确的本能，群众拖着共产党，投入了反复辟斗争。工人战胜将军之后，《真理报》便埋头捡起自己的理论的碎片，企图把它们重新粘接起来，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这就是它愚蠢地吹捧西共不给资产阶级政府“丝毫支持”的主要原因。
其实，从《真理报》的报道就可以看出：西共不仅在客观上支持了资产阶级政府，而且在主观上也没有与它划清界限。文中写道：“个别支部和个别地区组织未能充分展现出共产党的真正面目，未能与社会法西斯分子和共和派的阴谋诡计展开对抗，它们本应澄清党的态度：既同保王派斗争，也要同包庇保王派的‘共和’政府斗争。”我们都很清楚，“个别支部”和“个别地区组织”在斯大林派的文章里是什么意思——这些托词无非是为了掩盖思想上的怯懦。1928年2月15日，斯大林首次承认富农并非左翼反对派的捏造——他在《真理报》上撰文指出：“某些地区、某些省份……”出现了富农。既然犯错的只能是具体执行者，错误就只能发生在“某些地区”。这些术语的运用，把党变成了各个地区组织的简单堆砌。
剥掉官僚的文过饰非，上面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反击复辟的斗争中，党并不知道如何“展现出自己的真正面目”，不知道如何同社会党与共和派对抗，也就是说，党不仅暂时在军事上支持了共和派—社会党政府，而且未能趁机削弱政府、壮大自己的力量。
共产国际的当权官僚的政策，使西共长期积弱，从而导致西班牙无产阶级未能在1932年8月10日夺取政权。无论如何，西共有责任参加（也确实参加了）反复辟斗争，在反复辟的临时大阵线中，西共位于左翼，它的右边是资产阶级共和派。这个临时联盟的领导层一刻也没有忘记它的“真正面目”：阻止斗争的深入发展，束缚群众的手脚，在战胜将军们之后，立即掉头向共产党开火。而西班牙的斯大林派呢？根据俄国斯大林派的供词，他们没有做到“既同保王派斗争，也要同包庇保王派的‘共和’政府斗争”。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叛乱前夕，西共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的敌人都涂上同一种颜色。在斗争达到高潮之时，它却给自己脸上抹上了与敌人相同的颜色，同共和派与社会党打成一片。只有那些不明白官僚中派主义的起源的人，才会对此感到惊讶。在理论上（如果这也能算“理论”的话），官僚中派主义避免机会主义偏向的方法，就是一概否认各种敌人有着政治上和阶级上的差异：胡佛[6]、冯·巴本[7]、王德威尔德[8]、甘地、拉可夫斯基[9]统统都是“反革命分子”、“法西斯分子”和“帝国主义特务”。但在实践中，每当出现新的剧变和新的险情时，斯大林派就会手忙脚乱地同一部分敌人斗争，同时匆忙拜倒在另外一些“反革命分子”和“法西斯分子”脚下。
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斯大林派在阿姆斯特丹投票支持冯·舍奈赫[10]将军、法国共济会员和印度资本家帕特尔[11]（甘地代表了他的最高理想）提出的虚伪的、怯懦的、外交式的决议[12]。在德国，共产党突然在国会中宣布支持“社会法西斯”的总统候选人，以防“民族法西斯”的总统候选人上台，也就是说，他们选择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立场。在西班牙，斯大林派在危机时刻未能对抗资产阶级共和派。难道还有谁不明白，这些绝非偶然的失误，绝非“个别支部”的错误，而是官僚中派主义与生俱来的缺陷吗？
在剥削阶级阵营发生内斗时，工人群众的介入，给西班牙革命注入了强大的推力。阿萨尼亚[13]政府不得不下令没收大贵族的土地，尽管它在几周之前还与类似措施相隔十万八千里。假如西共能看清各个阶级及其政治组织之间的真正区别，假如它能预见到事变的真实进程，假如它能真实地揭露与批判各个敌人的罪行与过错，群众就会把阿萨尼亚政府新发布的土改措施归功于共产党的政策，并对自己说：我们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勇敢地前进。
假如德国共产党自信而坚决地落实了统一战线政策（这是整个局势的要求），假如它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同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斗争时的软弱、动摇与怯懦，而不是批判社会民主党的什么“社会法西斯主义”，群众就会从共同的斗争中，从共产党的批判中学到一些东西，并且会更加坚决地追随共产党。
每当发生新的事变，共产国际的现行政策就会让群众产生这样的想法：共产党对阶级敌人的预测完全落空；一到关键时刻，共产党就会抛弃它过去教导的一切。这就是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信任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西班牙有这样的危险：阿萨尼亚的软弱的土改措施，只会让资产阶级得利，而不会让无产阶级受益。
在非常特殊、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即使领导层十分糟糕，工人阶级也有可能胜利。但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无产阶级必须学会在不利情况下获胜。同时，各国源源不断的经验证明，斯大林派官僚的领导，阻碍了共产党利用有利条件来壮大队伍，阻碍了共产党的灵活机动，阻碍了共产党准确辨别敌人、骑墙派和友军。总而言之：斯大林派官僚已经成为阻挠无产阶级革命获胜的最大的内部障碍。
本文主要根据康丝坦丝·维斯曼从《托洛茨基文集（1928—1940）》（法文版）第三卷译出的英译文转译，还参照了刊登于《阶级斗争》1932年第11—12期的文本，另外还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1932年8月10日，以何塞·桑胡尔霍将军为首的一批保王派军官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推翻西班牙共和国，复辟君主制。由于工人阶级的积极反抗，这次政变很快就被粉碎了。托洛茨基同志在这篇文章里把这次叛乱比作1917年8月的科尔尼洛夫叛乱，把桑胡尔霍等人比作西班牙的科尔尼洛夫。——中译者注
[2]1932年7月20日，弗兰茨·冯·巴本政府在普鲁士发动政变，撤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普鲁士邦政府。在7月31日举行的德国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1374万张选票，赢得了230个议席，成为国会最大政党。9月12日，德国国会通过了对弗兰茨·冯·巴本内阁的不信任案。正当纳粹党步步逼近政权的时候，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却使德国工人阶级失去了反击纳粹党的能力。结果，仅仅过了半年多，就让纳粹党夺得了政权。——中译者注
[3]“这种……都出现过”这句话并没有出现在《论西班牙革命》收录的文本中，这是根据共产主义斗争同盟（CommunistLeagueofStruggle）机关报《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1932年11月—12月号上刊登的文稿补上的。——中译者注
[4]何塞·桑胡尔霍·萨卡内伊（JoséSanjurjoySacanell，1872年3月28日——1936年7月20日），生于潘普洛纳（Pamplona），父亲是军官，支持卡洛斯派。曾参加了镇压古巴起义的战争，并参加了两次里夫战争。1928年任国民警卫队总司令。第二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国民警卫队总司令。1932年改任海关司令。1932年8月10日发动军事政变，企图复辟君主制，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34年获释后流亡葡萄牙。1936年7月参加了反动派的武装叛乱，7月20日因空难身亡。——中译者注
[5]1919年10月6日，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БорисIII，1894—1943）任命保加利亚全国农民联盟（Българскиземеделскинароденсъюз）的领袖亚历山大·斯托伊梅诺夫·斯坦波利斯基（АлександърСтоименовСтамболийски，1879—1923）为首相，斯坦波利斯基在任上实行了一些改良措施，招致了反动势力的强烈反对。1923年6月9日，反动势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斯坦波利斯基政府，建立了以亚历山大·佐洛夫·赞科夫（АлександърЦоловЦанков，1879—1959）为首的独裁政权。保加利亚共产党认为这是“城乡资产阶级的内斗”，对此袖手旁观，使赞科夫政权站稳了脚跟。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保加利亚共产党才改变了消极旁观的态度，并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准备仓促，9月23日的武装起义被军队镇压，革命力量遭到惨重损失。——中译者注
[6]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ClarkHoover，1874年8月10日——1964年10月20日），共和党人，1929—1933年任美国总统。——中译者注
[7]弗兰茨·约瑟夫·赫尔曼·米夏埃尔·玛丽亚·冯·巴本（FranzJosephHermannMichaelMariavonPapen,1879年10月29日——1969年5月2日），生于贵族家庭，一战前曾在总参谋部工作，并当过驻美使馆武官。一战期间因在美国策划破坏活动，被驱逐出境。一战后参加天主教中央党。1921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32年6月1日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7月他在普鲁士邦发动政变，推翻了由社民党领导的中左翼邦政府；为了换取纳粹党对他的支持，他还取消了前任布吕宁对冲锋队的禁令。同年11月，由于在议会选举中未能得到多数支持，他便于11月17日辞职。1933年1月30日任希特勒政府的副总理，并兼任普鲁士邦总理。同年4月10日被迫辞去普鲁士邦总理的职务。“长刀之夜”后出任德国驻奥地利大使，1938年2月被免职。1939年至1944年任驻土耳其公使。二战后被拘捕，但未被起诉。——中译者注
[8]艾米尔·王德威尔德（Émile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1937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译者注
[9]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可夫斯基（XристианГеоргиевич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中译者注
[10]保尔·冯·舍奈赫（PaulvonSchoenaich，1866年2月16日——1954年1月7日），德国陆军少将，曾任近卫龙骑兵团长、轻骑兵团长等职务。1918—1928年参加德国民主党。1920年退役。1922年参加德国和平协会（DeutscheFriedensgesellschaft），参加和平主义运动。1929—1933年、1946—1951年两次担任德国和平协会主席。——中译者注
[11]维塔尔巴伊·帕特尔（VithalbhaiPatel，1873—1933），印度民族主义政治家。——中译者注
[12]指1932年8月27—29日召开的阿姆斯特丹世界反战大会。这次大会的参加者大多是亲苏派和平主义者。——中译者注
[13]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ManuelAzañaDíaz，1880年1月10日——1940年11月3日），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AlcaládeHenares）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00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获博士学位。1914年参加改良党（PartidoReformista）。一战期间曾为多家报纸写过文章。1926年组建共和行动（AcciónRepublicana）。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4月14日出任陆军部长，同年10月14日出任总理，1933年9月6日辞职。1934年他将共和行动与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RepublicanoRadicalSocialista）、加利西亚自治共和组织（OrganizaciónRepublicanaGalegaAutónoma）合并为左派共和党（Izquierda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逮捕入狱，1935年1月获释后，参与组建人民阵线，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总理，同年5月辞职，改任共和国总统。1939年3月，共和国覆灭后辞去总统职务，流亡法国，1940年10月死于蒙托邦（Montauban）。——中译者注 |
致西班牙青年（1932年6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致西班牙青年
（1932年6月13日）
亲爱的同志们：
得知你们正在准备出版自己的报纸，我感到非常高兴。一个不去教育青年的革命派别注定会流产。在当今世界，唯有共产主义才是最为重大的任务，它的彻底实现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需要薪火相传。保证这种革命的传承（continuity），是青年的任务；换句话说，就是你们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可以教会你们怎么办。
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于它把科学理论同革命斗争结合了起来。应该在这两方面对共产主义青年进行教育。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时，如果不结合革命斗争，就只能培养出书呆子，培养不出革命者。在参加革命斗争时，如果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会遇到重重危险，会满腹怀疑，会盲目摸索。只有参加阶级的生活，参加阶级的斗争，才能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而实践要靠理论来阐明。只有在斗争中才能透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把它同自己的头脑和血肉紧密结合起来。
几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苏联的信，信中写到苏联正发生着可怕的迫害、逮捕和驱逐，每个工业中心都成立了新的组织，成立了新的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团体，青年尤为积极。只要有了革命理论的支持，任何镇压都斩不断革命的传承。
我全心全意地祝愿你们的报纸能完成它面临的这个任务：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你们会犯错误；但我们也会：有一些革命经验的老一辈人也经常犯错，而且错得更多。你们将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迈出第一步之后，第二、第三步就能迈得更加坚定。
以成千上万志同道合者的名义，以正在工厂和矿山中进行斗争、被赶进斯大林派官僚的监狱与流放营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名义，我谨向西班牙的青年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致以热烈的祝贺。
你们的
列·达·托洛茨基
本文发表于《青年斯巴达克斯》（YoungSpartacus）1933年3月号，它是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青年组织——青年斯巴达克斯同盟（YoungSpartacusLeague）的月刊。 |
西班牙支部的国际关系（1932年3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西班牙支部的国际关系
（1932年3月7日）
亲爱的同志们：
不久前，我从西班牙收到了一些信件和文件，我从中得知，西班牙同志与国际左翼反对派多数派之间存在着一些误会。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就是及时澄清误会，这样才能把那些暂时的、不重要的误会，同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区别开来。
拉克鲁瓦同志与宁同志曾围绕着一个纯粹的实践问题，与法国的莫利尼耶同志发生了争执。我过去认为、现在还是认为：拉克鲁瓦同志和宁同志完全不了解情况，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对莫利尼耶同志做出的指责是错误的。我本人迅速出面澄清了这个误会。在此之后，既然这个偶然发生的问题并未牵涉到任何政治问题或原则问题，我就当它已经解决了。
拉克鲁瓦同志和宁同志对莫利尼耶同志有什么看法，是他们的私事，无需牵扯到这个问题上来。
因此，拉克鲁瓦同志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以为我和他的分歧，在于对莫利尼耶同志的看法。不，分歧（如果不是误会的话）在于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对于事关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一切有争议的问题上的看法；换句话说，是对左翼反对派的各种原则问题与重大问题有分歧。我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经验表明，在各国左翼反对派队伍当中，都混进了一些与我们根本不是一条心的人。光是戈尔金[1]的例子就能表明，仅仅承认左翼反对派的基本原则是远远不够的。每个组织、每个革命者都要在工作中接受检验，也就是说，要看他们能不能落实自己的原则。因此，哪怕是很小的事情，都能让人们看清某个人、某个团体的真面目，因为一点微小的迹象，往往都能暴露出严重的弱点。
我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你们都知道，在德国成立了一个左派社会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2]。它的领袖声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与苏维埃制度。曾与我们站在一起的乌尔班斯[3]误以为这证明了这个新党的“共产主义”性质。社工党在自己的报纸上，把法帝国主义的臭名昭著的雇佣兵奥托·鲍威尔[4]和列昂·布鲁姆[5]称作“同志”。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比起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同志”这个称呼实在无足轻重。在我看来，社工党的领袖只是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与苏维埃制度，而“列昂·布鲁姆同志”这个平凡的称呼却彻底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在政治活动中，需要懂得辨别这类蛛丝马迹，特别是那种将会发展成为重大事件并最终得到证实之前的那些迹象。
法国的罗斯默[6]、纳维尔[7]、热拉尔[8]等人，德国的兰道，比利时的奥维斯特莱顿[9]都曾赞同左翼反对派的全部“原则”。但他们的实践完全与左翼反对派背道而驰。罗斯默、纳维尔等人系统地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思想，反对左翼反对派靠拢党、工会和共产国际的每一次尝试，从而妨碍了左翼反对派的成功。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持续了超过一年半的时间。他们曾一面在各国支持各种与我们意见不同的分子，一面建立自己的派系，最终不可避免地与我们产生了矛盾，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同他们决裂了，尽管我曾与罗斯默十分亲密，过去十五年里我们一直是朋友。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是否了解我们同奥维斯特莱顿、乌尔班斯、兰道、罗斯默、纳维尔等人的斗争的具体经过？我这个问题，不光是针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领袖，也是针对整个组织而提出的。如果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还不了解这个斗争，这会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要想培养出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须让青年共产主义者有机会了解西班牙支部及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其它支部在日常活动中是如何落实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积累经验，树立并巩固革命意识。这正是我们力争建立的党内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意义。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是否了解这个国际思想斗争的具体过程？在解释这个问题时，我不得不再次提起一些细小的证据，在我看来，它们具有重大的征兆意义。当兰道脱离我们的队伍时，当罗斯默抛弃我们的组织时，你们的刊物《共产主义》却仍把他们称作撰稿人。这让我大吃一惊。要是法国或德国的左翼反对派报纸把戈尔金列为它们的撰稿人，你们会怎么想？这是对我们的西班牙朋友的冒犯。我问过拉克鲁瓦同志这个问题，他答复说这纯粹是技术性的误会。请相信我，我根本不打算夸大这个错误的重要性。但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西班牙朋友对于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生活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你们无疑都赞同“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的观点，同样地，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也不能只在一国执行。
新出现的证据使我们有理由担心，这个问题要比一开始看上去的更为严重。这在国际书记处章程的问题上更为突出。这个问题不是昨天才刚刚出现的。它有很长的历史。无数的文件都与它有关，特别是我亲自写的那些。我不得不再问一次：西班牙同志是否了解这些文件？它们是否已被被译为西班牙文？
我确实见过一些左翼反对派的同志，他们对内部的思想斗争不屑一顾，说这些斗争“吹毛求疵，小题大做”。这些同志没有从马克思和列宁的学校学到半点东西。要想使自己做好迎接重大斗争的准备，我们就必须学会在目前的一切原则问题上都要保持坚定的、不妥协的立场，哪怕这些问题现在只有次要意义。那些把原则性的斗争当成“小题大做”的同志，在被别人戳到痛处时，往往就会表现出真正的“小题大做”的本事。对原则问题不够关心，又对个人问题过于敏感，表明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加入左翼反对派纯属偶然。
毫无疑问，米尔同志就是这种人。由于其它国家缺少会说俄语的同志，俄国左翼反对派只好向会一点俄语的米尔同志求助，请他担任俄国支部驻国际书记处的非正式代表。米尔同志接受了邀请。我曾长期同他通信。我写给他的信足有一大捆。米尔同志的回信，全都暴露出他不仅缺乏最基本的革命训练，不了解组织的意义与重要性，而且不愿、也不能学习共产主义政策最基础的知识。米尔可以非常流利地背诵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套话，但在必须捍卫具体的政治路线时，他就会在某种难以捉摸的情绪影响下改变自己的方向。
在过去几个月里，米尔同志参加了反对兰道、纳维尔及其领袖罗斯默的斗争。有人可能会以为米尔懂得了这场斗争的意义——它使我们同一些团体和个人决裂了。但这并没有阻止米尔给罗斯默写信，提议双方结盟，一起反对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层，反对俄国左翼反对派。认真地说，这就是一种叛卖行为。能够如此急剧地扭转自己的政治立场的人，不配被称作革命者。同志们，你们是否同意这一点？
为了节省时间，我用俄文写信给米尔同志，通过他同国际书记处联系。米尔同志有计划有目的地扣下了我的信，不让国际书记处得到那些不合他的心意的建议、评论和批评，却从我的信中摘出一些可以用来对付国际书记处的孤立段落，从而有计划有目的地误导了国际书记处。
俄国左翼反对派已经同米尔决裂。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强烈谴责了他。德国左翼反对派认为他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比利时左翼反对派谴责了米尔，意大利左翼反对派通过苏佐[10]同志（国际书记处书记）谴责了米尔同志与罗斯默勾结的行径。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是否了解这些情况？希望你们已经了解了。那么，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为什么要提名米尔为他们驻国际书记处的代表？
这是在向俄国、法国、比利时和其它国家的支部（它们是最迫切需要做出决定的）进行敌对性的政治示威。显然，如果你们与我们有严重分歧，你们不仅有权利、更有义务通过言论和行动来表达分歧。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必须开诚布公。
你们对米尔同志的支持显然也是不可理喻的，理由如下：米尔同志从西班牙写来两封信，把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混同起来，从而误导了整个左翼反对派。这样的混淆简直可耻至极，更不用说他还是国际书记处的常务书记。我写信抗议后，米尔同志答复说，他被宁同志给误导了。换句话说，他承认自己根本没有对基本的政治问题作出判断的能力，难道不是吗？
我曾建议集体起草一份关于西班牙革命的国际宣言。尽管我一再坚持，米尔同志却根本没有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出一丝力气，因为他的精力完全用在派别斗争，用在对左翼反对派最重要的一些支部搞阴谋诡计上面。这就是事实。
同志们，你们对左翼反对派的法国、俄国、德国、比利时和其它国家的支部明显缺乏信任，你们对此作何解释？对此你们一定有着深刻的原则立场。我上文已经解释了我们的原则性意见，而且这不是我第一次解释了。我现在怀着最大的兴趣和关注，期待着你们的原则性意见。
我再提一件事。你们反对俄国左翼反对派的代表马尔金[11]同志参加国际书记处，理由是他属于莫利尼耶—弗朗克[12]派——马尔金同志与我同属一派；但我们在工作中与他们合作无间[13]。你们为什么想让俄国左翼反对派在国际书记处中没有自己的代表？对此你们一定有着很严肃的理由。请作出解释。我们会全神贯注地等待你们的答复。
拉克鲁瓦同志在上一封信中，请求我不要纠缠莫利尼耶同志的问题——上文讲过，他曾与莫利尼耶同志有矛盾。我对此完全同意，而且我相信我们能够抛开那些并非原则性的、或不具备政治意义的微小的个人矛盾。
拉克鲁瓦同志在信中说，国际左翼反对派大会必须解决各种有争议的问题。说得很对。但在召开国际大会之前，首先要进行准备，要对所有支部的最重要的政治分歧与组织分歧进行讨论。正因为这样，亲爱的同志们，我才给你们写这封信，而且我还要把这封信抄送各国支部的领导层。我坚信，我们能够齐心协力，消除误会，并找到共同的语言。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这封信是写给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的，发表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32年出版的一期没有期号、没有注明日期的内部公报。
[1]胡利安·戈尔金（JuliánGorkin，1901—1987），本名胡利安·戈麦斯·加西亚—里维拉（JuliánGómezGarcía-Ribera），1921年参与成立列万特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ComunistadeLevante），1929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西共开除出党。1933年与毛林一起领导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工农同盟。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再次流亡法国，1935年返回西班牙，参与创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领导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机关报《战斗报》（LaBatalla）的编辑工作。1939年在叛军攻占巴塞罗那前逃往巴黎，随后流亡墨西哥。四十年代末逐步堕落为反共分子，从1953年起参加反共组织“文化自由大会”，积极为反动阵营效劳。——中译者注
[2]1932年3月25日—2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左派在库尔特·罗森费尔德（KurtRosenfeld，1877—1943）和马克斯·塞德维茨（MaxSeydewitz，1892—1987）率领下，脱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s，简称SAP或SAPD）。——中译者注
[3]胡戈·乌尔班斯（HugoUrbahns，1890年2月18日——1946年11月1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教师。战前即开始倾向社会主义。1914年参军。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同盟，随后担任德共瓦塞尔坎特组织领导人，自1921年起属于党内左派。1923年任瓦塞尔坎特地委书记。1924年1月被捕，1925年1月被判刑，同年10月获释。因支持左翼反对派，于1926年11月被开除出党。创建并领导列宁同盟（Leninbund），赞成反纳粹主义的工人联合阵线。1933年流亡国外，在瑞典逝世。——中译者注
[4]奥托·鲍威尔（Otto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5]安德列·列昂·布鲁姆（AndréLéonBlum，1872年4月9日——1950年3月30日），生于巴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当过律师。十九世纪末参加社会党。1914年7月饶勒斯被暗杀后，成为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9年出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两次出任总理。二战期间被维希法国政府关押，1945年5月获释。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临时政府总理。——中译者注
[6]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Rosmer，1877年8月23日——1964年5月6日），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中译者注
[7]皮埃尔·纳维尔（PierreNaville，1904年2月1日——1993年4月24日），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1926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成为法国左翼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之一，1936年主持成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国际主义工人党被第四国际下令解散后，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8]热拉尔·罗森塔尔（GérardRosenthal，1903—1992），化名“弗朗西斯·热拉尔”（FrancisGérard），生于巴黎一个小康之家，二十年代参加超现实主义运动，并接受了皮埃尔·纳维尔的影响。1927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法国左翼反对派的活动，1934年率领部分法国托派打入社会党，不久便被社会党开除。1936年参与成立国际主义共产党。1939年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二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战后回到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9]瓦尔·范·奥维斯特莱顿（WarVanOverstraeten，1891年5月8日——1981年12月9日），比利时画家，十月革命后投身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参与成立比利时共产党（KommunistischePartijvanBelgië），在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中支持左翼反对派，1928年被开除出党，此后领导了比利时左翼反对派的活动，后来又因为意见分歧而脱离左翼反对派，脱离政治活动，潜心绘画。——中译者注
[10]“苏佐”（Souzo）是阿尔方索·雷奥内蒂的化名。阿尔方索·雷奥内蒂（AlfonsoLeonetti，1895年9月13日——1984年12月26日），生于意大利安德里亚（Andria），1913年参加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参与成立意大利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意共中央委员。因反对“第三时期”政策，而在1930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国际左翼反对派。1930—1931年、1933—1936年担任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书记处书记。1936年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二战期间积极参加法国抵抗运动。1962年重返意共。——中译者注
[11]“马尔金”（Markin）是托洛茨基同志的大儿子列夫·谢多夫的化名。列夫·利沃维奇·谢多夫（ЛевЛьвовичСедов，1906年2月24日——1938年2月16日），生于圣彼得堡，母亲是托洛茨基同志的第二任妻子娜塔莉亚·伊万诺芙娜·谢多娃（НатальяИвановнаСедова，1882—1962）。1919年参加共青团。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参加左翼反对派的活动，并因此在1928年被共青团开除。1929年流亡国外，积极协助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作。1938年在巴黎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中译者注
[12]皮埃尔·弗朗克（PierreFrank，1905年10月24日——1984年4月18日），生于巴黎，父母是来自立陶宛的移民。二十年代在莫利尼耶影响下，成为法国首批左翼反对派之一。1930年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书记处的工作，1932—1933年担任托洛茨基同志的秘书。1936年与莫利尼耶一同创建国际主义共产党。二战期间前往英国开展工作。1944年返回法国，1948—1979年担任第四国际书记。——中译者注
[13]这句话中的“我们”指俄国左翼反对派，“他们”指法国左翼反对派领导层中的莫利尼耶—弗朗克集团，托洛茨基同志跟他们一直合作到1935年。——编注 |
致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大会（1932年3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致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大会[1]
（1932年3月7日）
亲爱的同志们：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正要召开大会，这本身就是一个无可否认的成就，我特此向你们致以真诚的祝贺。
在大会召开前，由于条件所限，你们无法及时发表各项决议的草案，外国同志也无法参加讨论，这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由于这个原因，我不能对你们正在讨论的各个问题提出更为具体的意见，只能提出一些简短的看法。这些看法都是很基础的东西，很有可能显得多余。果真如此的话，我会感到十分欣慰。
首先，在我看来，各地区提交的报告应当讲明：在西班牙工人阶级的真实行动与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参加了哪些部分？这是核心问题。工人阶级不会接受一个置身于具体运动之外、事后才放马后炮的政治团体，在革命时期更是如此。我始终坚信，各地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都参加了所有的群众运动，即使他们认为这些运动跟自己的目标并不一致。革命者不能置身于运动之外，而要置身于运动的最中心来进行批评。1905年1月9日，工人群众向沙皇请愿，布尔什维克也参加了游行，带头宣传建立共和国，成效非常大。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我相信我们丝毫没有分歧。不过，我还是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其它国家的经验表明：某些孤立的分子正打算挂靠左翼反对派，以“马克思主义批判”为名，行逃避革命斗争之实。在这些先生看来，革命运动永远“不够觉悟”、“不够成熟”、“不够崇高”，不能让他们走出书斋，同工人一起走上街头。时机一到，我们就要把那些在斗争的紧要关头固步自封、不肯行动的人从组织中清除出去。
所以我才会建议各地区的报告要讲明直接参与了哪些斗争，这与反对派的重要工作密切相关。如果能就这个问题写出具体的报告，将会对我们的全部国际刊物大有帮助。
还有一个问题，我希望你们能予以关注，它与我们的工作的国际性有关。
机会主义者——比如毛林和他在马德里的模仿者——的全部政策，都是按照各自的“特殊国情”来制定的。不去了解这些情况，自然愚不可及。但是，我们还应该学会在“特殊国情”之下，找到国际发展的推动力，并理解这种“特殊国情”是怎样依赖于世界各大势力的相互作用的。以国际的眼光来看待各国国情，并解决民族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优势，也是左翼反对派的巨大优势。
为了使你们的工作始终符合整个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利益，你们必须密切关注其它国家的支部的工作，这是你们年轻的组织所肩负的特殊任务。在当代，没有国际性的准则、不经常进行国际联系、不对各国支部的工作进行监督，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
德国是目前世界局势的关键。我相信，你们的大会将对德国革命的各种紧迫问题予以一切必要的关注。对于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而言，这个问题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直接的重要意义。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越是能够明确地在正式党和西班牙无产阶级面前提出和判定德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就越能够给予官僚中派主义以重大的打击，越快地获得西班牙先进工人的同情与支持。
我简短的意见就写到这里为止，热烈祝愿你们的大会取得成功。奋力向前！前方还有着重大的任务和关键的斗争；祝愿你们的大会能锻造出这些斗争所必需的武器。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列·托洛茨基
本文发表于《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国际公报》（InternationalBulletinoftheCommunistLeftOpposition）英文版，第17期，1933年4月。
[1]1932年3月26日—28日，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在马德里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马德里、旧卡斯蒂利亚、雷昂、加泰罗尼亚、阿斯图里亚斯、巴斯克、纳瓦拉、加利西亚与安达卢西亚的约三十名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还将组织改名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国际共产主义反对派西班牙支部）”（IzquierdaComunistadeEspaña[SecciónEspañoladelaOposiciónComunistaInternacional]）。——中译者注 |
评西班牙支部的工作（193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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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西班牙支部的工作
（1931年12月22日）
7、西班牙支部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建立了一些联系，使它有望获得新的成就。但是，与波澜壮阔的群众革命运动相比，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所取得的成就显然还是太小。但这主要是因为西班牙支部在革命前尚未存在的缘故。它是在炽烈的事变中成立的，在这个过程中，时间会在各种事先就能看出不会有结果的试验（比如说加泰罗尼亚的试验）中白白浪费掉。
革命刚开始时，西班牙的形势极为有利，但我们的西班牙同志却直到不久之前才创办了一份周报，这表明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极度虚弱。国外的援助杯水车薪且姗姗来迟。巴塞罗那的《苏维埃》已经停刊。必须指出，对于《苏维埃》的停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给出的理由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西班牙同志不肯坦率承认：“我们力量太弱，我们没有办法，请帮帮我们！”却声称停刊是因为他们不愿向审查制度屈服。当革命者无法撼动审查制度时，他们必须一面顺应审查，让自己的刊物合法出版；另一面要出版地下刊物，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但是，以审查制度和革命尊严为借口而停止出版刊物，这是给自己涂脂抹粉，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
西班牙革命现已进入缓和期，缓和期过后，它就会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入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时期会持续多久，还不能预料。无论如何，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已经得到了机遇，可以开展更为系统、计划性更强的准备工作。必须抓紧时间培养干部，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在这方面，理论月刊《共产主义》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为了进行内部讨论，必须创办一份严肃的公报。对干部的教育不能仅限于国内问题。如果说，在在过去一年里，西班牙同志对国际问题关注得太少，那主要是因为左翼反对派的幼稚及革命形势的纷乱。这无疑就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很少涉足国际问题的原因；这并不是一个吉兆。
本文摘自《致各国支部的一封信》（ALettertotheNationalSections），原文发表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32年出版的一期没有期号、没有标注日期的内部公报，该信的其它部分发表于1932年2月13日的《战士报》。全文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第422—432页。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
西班牙的领导层危机（1931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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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领导层危机
（1931年11月26日）
1、西班牙革命为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创造了总的政治前提。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工团主义传统，现已暴露出它是阻碍革命发展的最大障碍。
事态的发展令共产国际措手不及。西共在革命开始时毫无作为，它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采取了错误的立场。西班牙的经验表明——让我们再回忆一遍——共产国际现任领导层对于搅乱先进工人的革命意识，起着多么可怕的作用！无产阶级先锋队远远落后于事态发展；工人群众的斗争虽然英勇，却未能在政治上统一起来；无政府工团主义与社会民主党事实上的相互勾结——正是有了这些基本的政治条件，加上社会民主党的协助，资产阶级共和派才能建立镇压机关，不断地打击起义群众，把相当大的政治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同革命群众斗争时，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它唯一的手段。西班牙的现行体制最符合“克伦斯基制度”（Kerenskiad）的概念，即资产阶级在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能建立起来的最后一个（或倒数第二个）“左派”政府。但是，这种政府并不一定是软弱无力的。在缺乏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情况下，对资产阶级而言，实行一些半改良措施，叫嚷几句左的口号，做出一些偏左的姿态，同时进行报复，要比动用法西斯主义更有效。
不用说，西班牙革命还没有结束。它还没有解决最基本的任务（土地、教会、民族等问题），人民群众的革命潜力还远远没有耗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力不从心，再不能带来更多的成果了。至于无产阶级革命，目前的西班牙还处于“前革命”形势，但绝不会比这更多。西班牙的革命攻势很可能会具有一些持久战的性质。照这样来看，可以说历史进程仍像过去一样，给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开启了一扇门[1]。
摘自先锋出版社（PioneerPublishers）在1932年初出版的小册子《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2]，由莫里斯·卢伊特从俄语译为英语，全文收录于《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原文直译为“开了一个新的赊购账户”。——中译者注
[2]《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Germany,TheKeytotheInternationalSituation）全文可在此阅读：
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11126.htm——中译者注 |
致《苏维埃》的贺信（1931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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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苏维埃》[1]的贺信
（1931年9月29日）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正要出版一份周报，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希望其他人也能尽快赶上。
西班牙和其它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分裂成了三个派别：右翼、中派和左翼。各国的共产主义右派依据各自的国情，分别代表着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工会运动或工团主义的混合物。共产国际在西班牙和其它国家的正式支部，现在都被中派分子把持着，而中派分子，就是在革命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披着“共产主义”皮的机会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人。
中派主义能在共产国际里得势，是因为有苏联国家政权给它撑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派主义不只是一种思想流派，不只是一个派别组织，还是一个权势滔天的国家官僚机构。中派主义利用共产国际的威望及其物质资源，执行着敷衍、混乱而又矛盾的政策，无情地摧残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导致一些国家的革命遭到惨败。
在西班牙，由于中派官僚的错误，共产党在革命初期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斯大林派官僚把错误的政策强加给各国支部，又不允许对自己进行任何批评，因而妨碍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教育，阻碍了生气勃勃、独立自信的共产党的出现。西班牙革命正在我们面前蓬勃发展，而威胁它的主要险情就在于此。
世界上各种重大事件的发展，尤其是西班牙革命的整体进展，一再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左翼反对派）的原则立场的正确性。革命的每一步进展，都让正式的共产党感到手足无措，它只好根据我方的批评，一点一点地纠正自己的错误，并逐步采用我方的原则路线，因为中派主义本身就是空洞无物的，不能给它提供任何帮助。
但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作为一个派别组织，不仅要有正确的原则立场，更要在日常斗争中正确地运用它。革命的战略需要配套的策略才能得到落实。
你们这份周报的创办，使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能够直面现实发生的各种问题，并立即对其作出勇敢的答复，这就是它的重要意义所在。它的创办，使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前进了一步。
只有坚定的革命立场，才能把无产阶级集结起来，在目前这个风云激荡的时期更是如此。西班牙的列宁主义者们，这是你们的历史使命，你们必须两倍、三倍、十倍地努力。你们要让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声音，回响在全国各地，回响在每一次群众集会上。这就是你们的光荣使命。革命不等人，被革命甩在后头的人是可悲的！我衷心祝愿你们能迎头赶上、不被甩下！
你们的
列·托洛茨基
卡迪科伊，1931年9月29日
原文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29期（总第88期），1931年10月31日，第1版。
[1]《苏维埃》（ElSoviet）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创办的周报，存在时间并不长。——中译者注 |
是要狭窄的还是广泛的派别组织？（1931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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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狭窄的还是广泛的派别组织？
（1931年9月27日）
致安德列乌·宁：
亲爱的朋友：
首先，左翼反对派正在为“要建立一个狭窄的还是广泛的派别组织？”的问题而发生争论，我想就这个问题澄清自己的观点。我已经得知了您与拉克鲁瓦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M同志[1]答应过我，说他会提交一个报告，但还没有寄来。
我得承认，我不太了解这次争论的来龙去脉。从您以前的信件来看，当涉及到加泰罗尼亚的时候，您是这样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应该号召工人参加西共，还是号召他们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从您上一封信来看，加泰罗尼亚联盟正在开除左翼反对派，也就是说，它选择了和西共一样的做法。这是很自然的。从苏联到其它国家的右派与中派分子都同样敌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西班牙要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才是怪事。相反，在西班牙的革命形势中，一切政治进程（包括一切错误）都会迅速到达其最终结论。但是，难道左翼反对派现在还能号召工人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吗？我完全无法理解！当然，我们可以在加泰罗尼亚联盟内部建立自己的组织，当毛林组织最终破产时，把尽可能多的人争取过来。为此我们可以派个别同志打入加泰罗尼亚联盟。但是，我们能公开号召非党工人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吗？绝不能。这样做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不仅会削弱左翼反对派，更会使左翼反对派蒙羞。
左翼反对派与党的关系
我们还没有放弃对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进行改造，所以，原则上来说，我们应该用另一种方法来对待西共。我一直觉得许多同志低估了西共的发展前景。在与您的通信中，我曾多次谈过这个问题。依我看，如果只因为西共虚报党员人数就小看它、抛开它，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我们必须坚定地团结西共的基层党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只要我们仍是一个弱小的派别组织，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完成。只有当我们成为一支任何人都不敢小瞧的力量时，我们才能促使西共内部产生统一的倾向。
反对建立“广泛的派别组织”的人会反驳说：但是，如果我们把大量的工人吸引过来，我们就变成了第二党。我得承认，这种论调让我大跌眼镜。按照这种刻板的思路，如果我们要避免“第二党”的危险，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就得全体从地球上消失。这正中斯大林派下怀。所有形式的马尔萨斯主义中，最不合情理的就是政治上的马尔萨斯主义。每一个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的政治派别，都会竭力把尽可能多的群众吸引到自己身边来。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靠拢党。如果左翼反对派变得比现在的西共更强大，我们争取实现共运团结的斗争就能比现在有力得多。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但是，支持建立“狭窄的派别组织”的人又会说，左翼反对派只能招收有觉悟的追随者。说得没错！但是，难道党就不是这样吗？支持建立“狭窄的派别组织”，就等于说：左翼反对派不能发展新的工人，必须让他们去找西共，而西共会告诉他们托派都是“反革命”；然后，左翼反对派才有权打消他们的幻想、对他们重新进行教育、使他们摆脱斯大林派诽谤的影响。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这样自找麻烦。
左翼反对派的发展与规模
我认为，左翼反对派要把所有走向它、响应它的号召以及能够受到它影响的人都集结起来，这不仅是它的权利，也是它的义务。当然，这些人在刚开始的时候，还远远算不上坚定而自觉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但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必须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教育。在进行教育时，我们就要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主张建立统一的党，而斯大林派为什么想要分裂党。如果出现了大量群众向我们靠拢的倾向（这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就能把自己的同情者组成一个外围圈子。一个由二十人组成的左翼反对派地方组织，可以吸引两百到三百名同情者。必须向这些外围同情者坚决地澄清列宁主义与中派主义的区别。当同情者圈子在我们的引导下达到一定水平时，就可以邀请西共的代表出席外围圈子的会议，让他们介绍自己的观点。我们就能以此为基础，让我们的追随者与斯大林派展开讨论。只有这样才能使左翼反对派与党实现认真的和解，并确保党的统一，这种方法远比马尔萨斯式的人口灭绝来得稳妥。
如果左翼反对派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批评西共与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行动，那它就会沦为一个小宗派。西班牙革命是活生生的事实。西班牙共运各派（包括左翼反对派在内）已经浪费了大量时间，却一事无成。如果我们让眼前的革命形势白白溜走，到了明年我们就会追悔莫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勇往直前，奋力争取，不要害怕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
以上就是我根据不充分的信息，对这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提出的意见。期待你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1931年9月27日
列·托洛茨基
原文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31期（总第90期），1931年11月14日，第3版，题为《论西班牙的反对派与党》（OnOppositionandthePartyinSpain），英译者不详。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改的。
[1]即莫利尼耶。雷蒙·莫利尼耶（RaymondMolinier，1904—1994），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1924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法国共产党。1929年创办《真理报》（LaVerité），1930年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communiste）。1934年执行“打入主义”政策，率领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5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将托派分子开除后，莫利尼耶率领一部分托派在1936年成立了国际主义共产党（Particommunisteinternationaliste）。二战爆发后流亡英国和巴西。——中译者注 |
再谈苏维埃与“巴尔干化”（致安德列乌·宁，193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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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苏维埃与“巴尔干化”
致安德列乌·宁（1931年9月1日）
亲爱的朋友：
我收到了您8月25日的来信。您在信中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号召工人参加西共，还是号召他们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加泰罗尼亚当地的情况对加泰罗尼亚联盟有利，西班牙全国的情况对西共有利。
从实践的角度——即根据目前的力量对比来看，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我觉得，我们的原则立场确实具有关键意义：我们宣称自己是西共的一个派别组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组织。当权官僚给我们安上的主要罪名就是苏联之“敌”与共产国际之“敌”。就连毛林也得靠当权官僚的残羹剩饭为食。
如果我们号召工人参加加泰罗尼亚联盟，就会给我们在西班牙全国、在国际上造成有害的影响。我们在加泰罗尼亚获得的好处能够弥补这些损失吗？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以前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合作的结果，我们就会发现合作带来的坏处远远多过好处。共产国际的所有报刊，以《真理报》为首，都在把毛林的混乱暧昧的机会主义路线归咎于我们。米尔同志[1]发表在《真理报》[2]上的文章对此难辞其咎。不过我们已经被迫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决裂，而我们几乎什么都没得到。换句话说，同加泰罗尼亚联盟合作的经历，给我们在西班牙全国、在国际上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于我们在加泰罗尼亚的处境，也没有任何帮助。
应该好好算一算账了。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即改变自己的政策，不能再让人们把我们和毛林当成同路人了——这对他有利，对我们不利。
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号召工人参加共产主义左派[3]，壮大它的组织，并要求西共接纳它。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还要在加泰罗尼亚联盟和西共内部建立左翼派别组织[4]。但是，首先得在加泰罗尼亚建立左翼反对派的正式核心——不管它有多么小——这个政策才能得到落实。
您或许还记得，从您抵达加泰罗尼亚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强调这一点，却没有取得半点进展。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
苏维埃口号
毛林提出了“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的口号。您认为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口号，是为了拉拢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拉大旗作虎皮”，我想您是对的。不幸的是，这样做虽然可以壮声势，却对革命政治极其有害。
我有时会扪心自问，为什么西班牙还没有出现苏维埃？原因何在？在我以前的信里，我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解释。在我寄给您的那篇论德国的工人监督的文章里[5]，我更加详细地探讨了这个问题。西班牙工人似乎把“代表会”的口号当成了苏维埃口号的同义词，因此，在他们看来，这个口号太尖锐、太决绝、太“俄国”了——换句话说，对于这个口号，他们与同一阶段的俄国工人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是否碰到了一个历史悖论，即苏维埃在苏联的存在，反倒阻碍了其它正在发生革命的国家建立苏维埃？
在与西班牙各地的工人私下交谈时，必须对这个问题予以最高度的关注。总之，假如苏维埃（代表会）的口号一时还不能吸引群众，我们就得着重宣传“工厂委员会”的口号。在前面提到的那篇论工人监督的文章里，我已经探讨过了这个问题。在工厂委员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展苏维埃组织，而又不用提到“苏维埃”这个名字。
工人监督
我认为，您在工人监督问题上的看法非常正确；如果只因为改良主义派（口头上）要求实行工人监督，就反对工人监督的口号，那将是极其愚蠢的错误。恰恰相反，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应该利用这个口号，通过与改良主义派工人结成统一战线，推动他们落实工人监督，再通过工人监督的实际经验，使他们认清卡瓦列洛[6]和其它改良主义骗子的真面目。
我们能在俄国成功建立苏维埃，只是因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和我们一起要求建立苏维埃。我们现在还无法在西班牙建立苏维埃，正是因为社会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都不想建立苏维埃。这就是说，无法通过这个口号来落实统一战线并在组织上团结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但是，卡瓦列洛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提出了工人监督的口号，开启了落实统一战线政策、在组织上吸引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个机遇。当然，卡瓦列洛想把工人监督变成资本家对工人的监督。但这个问题最终取决于工人阶级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如果我们能在全国各地成功建立工厂委员会，在这个革命时期，我们必将看见卡瓦列洛阁下输掉这场关键的斗争。
分离主义运动与伊比利亚苏维埃联邦
您在信中写道，如果有人散布这样的奇谈怪论，即伊比利亚半岛的巴尔干化与无产阶级的目标是矛盾的，并不分青红皂白地宣扬这个观点，则只会对资产阶级自由派[7]有利。您的看法非常正确。如果我在以前的信件中没有对此予以充分重视，我现在就要十倍地强调它。
对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的情况进行的类比，务必要完全和彻底。巴尔干半岛在土耳其贵族、军头和总督的统治下是统一的。被压迫的人民无比渴望推翻压迫者。在人民的热切要求面前，假如我们对他们说，我们不希望半岛发生任何形式的分离，那我们就成了土耳其压迫者的走狗。但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巴尔干各族人民在摆脱土耳其奴役之后的数十年里，依然受着其它人的压迫。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先锋队依然可以运用不断革命论：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是民主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它会立即引导无产阶级走上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形式）的道路。我们不是要反对民主革命，相反，我们要彻底地支持它，即便它会走上分离的道路（也就是说，要支持实际斗争，而不支持各种幻想），同时，我们还要在民主革命中坚持独立的立场，要提出、讨论和宣扬伊比利亚苏维埃联邦的口号，并将它作为未来的欧洲合众国的一部分。这才是我完整的立场。无需多言，马德里和整个西班牙的同志在讨论“巴尔干化”问题时，必须万分谨慎。
列·托洛茨基
卡迪科伊，1931年9月1日
原文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36期（总第95期），1931年12月19日，第3版，题为《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苏维埃与共产主义者》（TheCatalonianSeparatists,SovietandtheCommunists），英译者不详。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改的。
[1]M·米尔（M.Mill）和J·奥宾（J.Obin）是乌克兰人帕维尔·奥昆（PavelOkun，1905—1937？）的化名。他曾移居巴勒斯坦，二十年代中期参加法国共产党。1929年参与创办《真理报》（LaVerité），1930年参与创建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法国支部——共产主义者同盟。由于他会俄语，而列夫·谢多夫一时又来不了法国，他就在1930年被指派为俄国支部驻国际书记处的代表，并成为国际书记处唯一的全职工作人员。因工作表现很差被撤职后，他于1932年投靠了斯大林派。——中译者注
[2]此《真理报》（LaVerité）非彼《真理报》（Правда），它是法国左翼反对派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3]即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中译者注
[4]“在这样做的同时……左翼派别组织”这句话被《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删去了，中译者便按照《战士报》上刊登的文本补上。——中译者注
[5]《论工人的生产监督》（Workers’ControlofProduction）是托洛茨基同志写给一个德国左翼反对派小组的信，全文收录于《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TheStruggleAgainstFascisminGermany，探路者出版社，纽约）。——编注
此文可在这里阅读：link——中译者注
[6]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洛（FranciscoLargoCaballero，1869年10月15日——1946年3月23日），生于马德里，1894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918年至1938年担任工人总同盟总书记，1919年参与创建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后，他领导社会党和工总同独裁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任劳工部长。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总理。1939年流亡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被捕，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5年4月25日获救，1946年在巴黎逝世。——中译者注
[7]原文（Madrileneliberalism）直译为“马德里自由主义”，但这不太好理解，故译为“资产阶级自由派”。——中译者注 |
罢工在革命中的作用（1931年8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罢工在革命中的作用
（1931年8月2日）
汹涌澎湃的罢工运动正在席卷西班牙，本信想就此交换一下意见。在我关于西班牙革命的第二本小册子里，我详细讨论了一种可能的前景：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但在得不到正确领导的情况下，它最后会走向盲目暴动，被反革命势力利用，导致无产阶级被打垮。正如我在那本小册子里指出的，这种前景绝不意味着共产主义者要给革命运动“踩刹车”。我相信我们在这方面并无分歧，不过，这个问题可能会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所以我想更深入地探讨一下。
首先，我要讲明一点：汹涌澎湃的罢工运动，是革命本身的必然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的根基。绝大多数西班牙无产者并不了解工人组织的意义。在独裁时期长大的新一代工人没有独立的政治经验。革命唤醒了最落后、最困苦、受压迫最深的劳动群众，这正是革命的力量所在。罢工就是他们觉醒的形式。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和集团通过罢工宣示自身的存在、相互呼应，并检验敌我力量。一个阶层觉醒起来，然后又去感染、带动另一个阶层。在上述因素影响下，罢工浪潮势必发生。最不害怕它的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它体现了革命的创造力。只有通过罢工及其附带的错误与“过火行为”，无产者才能站稳脚跟，团结一心，产生阶级觉悟，领悟到自己是一股活生生的历史力量。从来没有一场革命是在乐队指挥的指挥棒下按部就班地进行的。过火、错误和牺牲，都是革命自身性质的必然产物。
假如共产党对工人说：“我力量还太弱，领导不了你们，你们先等一会，别冲动，别罢工，等我力量够了再来领导你们”，那它就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丑角，觉醒了的群众将会跨过它前进，而它也不可能壮大，只会衰弱。
就算准确地预见了历史危险，光靠唱高调并不能消除它。要想消除危险，得有足够的力量。共产党要想拥有足够的力量，就得全身心地投入“自发”或“半自发”的罢工运动，不是去抑制罢工，而是学习领导罢工，并在罢工斗争赢得威望与力量。
谁要是以为现在的罢工运动是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发动的，谁就大错特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正承受着来自底层群众的强大压力。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上层领导拼命拖运动的后腿。佩斯塔尼亚之流可能正在同老板和官员进行幕后交易，商量破坏罢工的最好办法。到了明天，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领袖将成为屠杀工人的刽子手，他们还会像俄国孟什维克一样，一边朝工人开枪，一边咒骂“劫持罢工的过激分子”。
这种路线必然会导致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分化。它的革命派与改良主义派的矛盾必将日益尖锐。它的左翼必将涌现出盲动主义者、英勇的冒险主义者和个人恐怖主义者。
我们当然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冒险主义。但我们必须明白：会靠拢我方的绝不是正在破坏罢工的右派，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革命左翼。共产主义者要说服革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让他们相信共产主义者是战士，而不是只会耍嘴皮子的空谈家，共产主义者越快让革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相信这一点，就能越容易地克服冒险主义。
据说西共由于在罢工中搞冒险主义而遭到了责难。我缺乏必要的信息，无法判断真假。但是，从西共过去的路线来看，这种责难确实不无道理。由此产生了另一种危险：西共在冒险主义政策碰壁后，可能会突然剧烈右倾。假如工人群众认定共产主义者与佩斯塔尼亚之流都是一路货色，只想高高在上地教训群众，而不想跟群众一同奋起斗争，那将是最大的不幸。
总结：1848年“六月起义”的险情，仍是西班牙革命最可怕的敌人。但对共产主义者来说，最直接的威胁或许是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装聪明人”一般的夸夸其谈，这些话在革命工人听起来，无异于悲观丧气的嘀咕声。
左翼反对派必须时刻牢记：只有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大无畏气魄，而不是犹豫观望的猥琐态度，才能克服革命进程带来的种种危险。
原文发表于《第四国际》，第4卷，第10期，1943年10月，第317—318页，英译者不详。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
斯大林派的转变？（1931年7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斯大林派的转变？
（1931年7月30日）
据N同志报告，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发生了剧烈转变。……
N同志称，西共中央虽然形式上仍坚持“民主专政”的口号，但在两点上做出了重大转变：首先，它开始为民主口号而斗争；其次，它准备执行统一战线政策。
这无疑是左翼反对派的明显胜利。西班牙斯大林派的转变有多深刻、多认真，那是另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政策。但是，这个转变，终究是左翼反对派的批判的直接结果。……左翼反对派是共产主义运动唯一的进步力量。……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就，尤其是西班牙革命的成就，取决于左翼反对派的成就。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西班牙斯大林派的转变呢？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有一些重要的经验，然而大部分是负面的教训。当法国斯大林派——很大程度上受了我方批判的影响——放弃了疯狂的“第三时期”政策时，同盟的旧领导层便宣称斯大林派只是把冒险主义换成了机会主义，而我们依然要走自己的路，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们当时批判了这种死板的形式主义政策，它使同盟错失了接近法共的无产阶级核心的大好良机。希望西班牙同志不要重蹈覆辙。
N同志在一封简短的来信里着重指出了两件事情，它们对于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在现阶段的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西共已经——至少是宣称——采取一系列措施，向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政策靠拢；相反，加泰罗尼亚联盟的领导层已经彻底陷入了机会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潭。西共至今仍竭力把左翼反对派与毛林的糊涂思想混为一谈。我们现在获得了绝佳的机会，可以驳斥一切误解。……
左翼反对派应当认真分析西共中央的这一转变——既不天真轻信，也要抛开宗派偏见。我们应当对西共向我方的靠拢进行清晰的总结与思考。对于依然存在的分歧，应当直率而不留情面地加以归纳。
左翼反对派越快、越坚决地对西共的转变做出反应（即接近西共），对左翼反对派、对西共、对西班牙革命就越有利。
列昂·托洛茨基
1931年7月30日
原文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25期（总第84期），1931年9月26日，第3版，英译者不详。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
加泰罗尼亚民族问题（1931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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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民族问题
（1931年7月13日）
这个问题是西班牙革命目前面临的问题之一，有必要再次加以讨论。
1、工农同盟的“领袖”毛林赞成分离主义。在犹豫一段时间后，他终于跟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左翼搅合在了一起。我以前写过，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现阶段具有进步性——但有一个前提：共运队伍不能掺和它的活动，而且必须不停地批判它。允许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用共产主义来掩饰自己，就是叛卖无产阶级先锋队，就是抹消了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进步意义。
2、分离主义纲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脱离西班牙，换句话说，就是把伊比利亚半岛变成另一个巴尔干半岛：一个个独立国家被关税壁垒分割开来；一支支独立军队为争取独立而征战不休。智者毛林当然可以说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然而，纲领有自己的逻辑，毛林却没有。
3、西班牙各地工农是否愿意在经济上脱离西班牙？根本不愿。所以，把争取民族自决权的重要斗争，同宣传分离主义混同起来，就会导致致命后果。我们的纲领主张建立西班牙联邦，它必须维护经济统一。我们绝不能借助资产阶级的武力，把这个纲领强加给伊比利亚半岛的各个被压迫民族。因此我们真诚地为落实民族自决权而斗争。如果加泰罗尼亚脱离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和整个西班牙的共产主义少数派就要争取建立联邦。
4、在大战之前，巴尔干半岛上独立国家林立，彼此征伐不休，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当地的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巴尔干民主联邦”的口号。现在的共产主义者为巴尔干半岛提出了“巴尔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顺便说一句，共产国际采纳了这个口号，却拒绝提出“欧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提出把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化的口号呢？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5、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至少是其部分领袖——扬言要用武力反对分离主义。这样一来，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会分处街垒的两边。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对分离主义不抱丝毫幻想，并尽力批判这些幻想，但是，共产主义者必须同镇压被压迫民族的资本主义刽子手及其无政府工团主义仆从进行无情的斗争。
6、假如小资产阶级不顾共产主义者的批判和建议，硬是脱离了西班牙，这种制度很快就会暴露出它的不良后果。西班牙各地的工农就会得出结论：唉，还是共产党说得对。但这要求我们绝不为毛林的纲领承担丝毫责任。
7、莫纳特希望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能建立一种新的“工团主义国家”。莫纳特的西班牙朋友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紧抱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大腿不放。这又是一个母鸡孵鸭蛋的不幸故事。目前必须密切关注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言行。这能给法国左翼反对派提供“弹药”，让他们狠狠打击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毫无疑问，在革命形势中，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每走一步，都会使自己名声扫地。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天才的设想：不用参加国会，也能监督它！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想都不要想！相反，他们建议对掌权的资产阶级进行“监督”。好一幅绝妙的景象：资产阶级吃香喝辣，无产阶级却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领导下，空着肚子“监督”资产阶级的活动！
原文以《毛林与加泰罗尼亚问题》为题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24期，1931年9月19日，英译者不详。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改的。 |
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与加泰罗尼亚联盟（1931年7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与加泰罗尼亚联盟
（1931年7月8日）
斯大林派正在拼命误导加泰罗尼亚、西班牙乃至全世界的工人，想让他们误以为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政策得到了我们的支持，或是我们愿意对它的政策分担责任，至少是我们的立场更接近它而非其它中派团体；工人群众一旦信以为真，就会产生最有害、最危险甚至最具灾难性的后果。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对其进行足够有力的斗争。这种错误观点对我们危害极大，也妨碍了加泰罗尼亚与西班牙工人的进步；反驳这种错误观点，是非常重要而急迫的任务。
当然，批判加泰罗尼亚联盟，首先是当地同志的任务。毛林的政策是小资产阶级偏见、无知、伪科学与政治欺诈的大杂烩，当地同志必须对他进行明确、公开、准确的批判，这种批判一定会对他的政策产生影响。
加泰罗尼亚联盟在大选中获得了大约一万张选票[1]。这个数字并不多。但在革命时期，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可是有一个情况，使这一万票的意义大打折扣：在大选中，加泰罗尼亚联盟在巴塞罗那（最重要的革命中心）获得的票数，还没有它先前在该市市政选举中的票数多[2]。乍看起来这只是件小事，然而它却是一个重要征兆。这一情况表明，在最偏远的角落，工人开始向加泰罗尼亚联盟靠拢（尽管这种倾向还很微弱）；但在巴塞罗那，毛林的混乱政策不但没有吸引工人，反倒把工人给赶跑了。马西亚的必然破产，可能会使毛林得利，毕竟跟马西亚相比，毛林还不算那么坏。但是，大选彻底暴露了加泰罗尼亚联盟现任领导层的无能：在革命的三个月里，加泰罗尼亚联盟在巴塞罗那的影响力居然一点都没有增长，没有点特殊的“天分”，还真办不到呢！
用革命政治的语言来说，加泰罗尼亚联盟是什么组织？是共产主义组织吗？是右派、中派还是左派？给加泰罗尼亚联盟投票的人，无疑都是革命工人，是潜在的共产主义者。但他们的思想仍很模糊。如果由加泰罗尼亚联盟这帮专门制造思想混乱的家伙来领导，工人们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最坚决、最勇敢、最可靠的工人，最后一定会投靠斯大林派。斯大林派在巴塞罗那只得了170票，在整个加泰罗尼亚只得了不到一千票[3]。但是，不要以为把选票投给斯大林派的人都是最差的分子。恰恰相反，这些人当中，大部分人有可能加入我们的队伍，当我们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时，他们一定会站到我们的旗帜下。
1917年俄国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还处于混杂的状态，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妥协派往往杂居在一个组织中。当时，要求组织统一的倾向非常强大，就在列宁回国前几天，斯大林还在三月会议上主张与孟什维克统一[4]。直到十月革命前夕，一些省的党组织依然保持着这种混杂状态。照我看，现在的加泰罗尼亚也是这样一个混杂的、面目模糊的组织，里面既有未来的布尔什维克，也有未来的孟什维克。因此，必须想方设法推动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政治分化。第一步就是要无情地批判毛林的庸俗政策。
只有在一些有限的、但又很重要的方面，才能拿加泰罗尼亚联盟同俄国的联合组织[5]进行类比。联合组织并没有开除任何现存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在联合组织内部，所有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都有权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加泰罗尼亚联盟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托洛茨基主义”当成禁区。每一个专事搅乱思想的行家都有权为自己的混乱思想辩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却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结果，这个杂七杂八的组织一开始就同左派划清了界限，变成了中派和右派的大杂烩。中派主义既可以向左转，也可以向右转。在革命时期，加泰罗尼亚联盟的中派主义将左派拒之门外，它注定会可耻地破产。左翼反对派的任务，就是对它进行无情的批判，加快它的破产。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不能不考虑。加泰罗尼亚联盟明面上支持所有共产主义组织及团体的统一。它的基层成员真诚地渴望实现统一，他们对这个口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而我们根本不抱任何幻想。我们力争统一，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统一的党内部，我们可以根据由西班牙革命的发展而带来的（而非外界强加的）各种问题与任务，成功地进行思想澄清，教育广大干部，推动他们进步。
不过，一切争取共运统一的斗争，都会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认为，实现统一的基本前提是：在统一的组织内部，我们有权宣扬自己的口号与主张。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承诺完全忠于争取统一的斗争，可是加泰罗尼亚联盟一开始就破坏了这个基本前提：它号称为统一而斗争，却开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既然如此，在争取共运统一的斗争中，我们要是把加泰罗尼亚联盟奉为领袖，那就实在太荒谬了。毛林想在统一大会上坐头把交椅，我们能默默忍受这种可憎的虚伪行径吗？毛林在跟左翼反对派作斗争时，极力模仿斯大林派官僚，企图获得后者的青睐。他其实是在跟斯大林派说：给我祝福，最重要的是给我好处，我就保证会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斗争——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发自真心。
毛林的统一活动，只是对斯大林派的讹诈。我们要是对此保持沉默，我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政治讹诈的消极帮凶。我们必须无情地揭发毛林玩弄“统一”的行径，同时坚决地争取共运队伍的真正统一，坚决地把共产主义者团结到自己的旗帜下。
国际左翼反对派现在必须全力投入西班牙革命。必须集中财力物力，出版西班牙文周刊和加泰罗尼亚文期刊，并印发大量的传单。为了给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提供最大的帮助，必须限制其它方面的一切开支。
我认为，国际书记处必须全力投入西班牙革命的各种问题。我们必须彻底忘掉兰道这种人。我们必须抛开一切争吵和阴谋，不在这种烂事上浪费一秒钟。
西班牙革命已经提上了日程。必须立即翻译和印发最重要的文件，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批判。下一期《国际公报》应是西班牙革命专刊。我们还要采取一系列的组织措施。为此我们需要人力物力。必须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最大的罪过，莫过于浪费时间！
卡迪科伊，1931年7月8日
本文最初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17期，1931年8月1日，第1版，英译者不详，原题为《我们十分之九的活动应围绕西班牙革命而展开》（Nine-TenthsofOurActivitiesfortheRevolutioninSpain）。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改的。
[1]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工农同盟”的名义参加了1931年大选，其具体得票数为：
雷里达：3149票；
赫洛纳：1640票；
巴塞罗那市：1275票；
巴塞罗那省：1800票；
塔拉戈纳：2344票；
马德里市：2158票；
合计：12366票。——中译者注
[2]在1931年4月12日举行的巴塞罗那市政选举中，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工农同盟”的名义参选，并获得了1700票。但在6月28日举行的大选首轮投票中，工农同盟在巴塞罗那市仅获得了1275票。——中译者注
[3]西共在大选中的得票结果如下：
拉科鲁尼亚：1244票；
彭特维德拉：4071票；
奥维耶多：12690票；
桑坦德：881票；
比斯开：4791票；
吉普斯夸：342票；
维斯卡：5371票；
萨拉戈萨：3845票；
巴塞罗那市：312票；
巴利亚里：138票；
马德里市：2769票；
托莱多：959票；
塞维利亚市：5211票；
塞维利亚省：1861票；
科尔多瓦市：466票；
科尔多瓦省：5421票；
哈恩：400票；
马拉加市：3100票；
马拉加省：2357票；
格拉纳达市：164票；
格拉纳达省：438票；
拉斯·帕尔马斯：157票；
合计：56988票。
在加泰罗尼亚，西共仅在巴塞罗那市和巴利亚里参选，得票数仅为450票。——中译者注
[4]1917年3月27日—4月2日（公历4月9日—1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又称三月会议。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表示赞同与孟什维克重新统一。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没有收入《斯大林全集》。
详情请参阅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73页。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6/trotsky_1946book10.htm——中译者注
[5]这里的“联合组织”应该是指上文提到的1917年革命初期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时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其它社会民主主义派别还没有在组织上彻底分开。——中译者注 |
西班牙大选的结果及由此产生的策略（1931年7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西班牙大选的结果及由此产生的策略
（1931年7月1日）
1、本地的一份法文报纸今天刊登了关于西班牙大选结果的首篇报道[1]。截至目前，一切都不出我们的“预料”！我们预测的“向左转”果然发生了。希望西班牙同志在搜集全部材料后，能够对大选的结果做出细致入微的分析。我们必须准确掌握工人群众——特别是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的具体投票情况。这在一些地方的选举统计结果，会有明显的反映。当然，掌握各省农民的投票情况，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同时，还要收集各政党在全国各地提出的“土地纲领”，这是一件非常紧迫、非常重大的任务。
2、不出所料，社会党在大选中赢得重大胜利。这是议会形势的关键。社会党领袖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在国会中赢得过半席位，这样一来，他们继续跟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政府也就顺理成章了。社会党不想单独掌权，因为他们担心社会党政府会变成通往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环节，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从普里耶托[2]的发言来看，社会党显然是想把它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尽可能久地维持下去，尽量拖住无产阶级，等到实在顶不住工人的压力时，就找个激进的借口退出政府，变成反对党，让资产阶级放手镇压和打垮工人。也就是说，社会党准备重施艾伯特[3]和策列铁里的故技。大家不妨回想一下：艾伯特之所以胜利，策列铁里之所以失败，关键都在于共产党的力量与政策。
3、我们必须立即揭露社会党的阴谋（假装受挫的政治把戏），利用每一个具体问题来戳穿它的骗局。这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义不容辞的任务。不过，不仅要揭批社会党，更要结合西班牙革命当前阶段的特点，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大选的结果使这个口号变得特别紧要：工人必须同资产阶级决裂，并逼迫社会党单独掌权；农民要想获得土地，就必须帮助工人。
4、社会党在国会内没有掌握过半席位，他们肯定会以此为借口，继续同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政府。对此我们应当发出这样的号召：让年满十八周岁的男女都能享有平等的普选权，在此基础上举行真正民主的国会选举。换句话说，在现阶段，我们要用真正能代表人民的、真正民主的、经公正选举产生的国会，来对抗现在这个不民主的虚假国会。
5、在现阶段，共产主义者如果抛开国会，并用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来反对国会，那就没有人会把他们当一回事。（据土耳其报纸报道）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当选为国会议员。当然，革命派的议员数量，并不能如实反映他们在行动中和斗争中表现出的力量。尽管如此，革命党的力量，与其议员数量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大选结果充分暴露了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弱小。在自身力量如此薄弱的情况下，还空谈什么要用无产阶级专政来推翻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完全是痴心妄想。目前，革命尚处于议会政治阶段，现在的任务应当是争取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推翻议会制度。但是，为了推翻议会制度，必须提出最坚决、最民主的口号，并围绕这些口号开展强大的宣传鼓动。
6、应该按照什么准则来提出这些口号呢？一方面，必须根据革命的总体发展方向来决定自己的战略路线；另一方面，必须考虑群众的觉悟程度。共产主义者要是不考虑群众的觉悟程度，就会撞得头破血流。
我们应当想一想，西班牙工人群众是怎么看待目前局势的。他们的领袖——社会党的领导人——已经参加了政府。这促使工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也使他们的态度更加强硬。每个罢工工人都相信，自己不但不用害怕政府，政府还会为自己撑腰。共产主义者应当顺着他们的思路，对他们说：“你们的领袖不是参加了政府吗？有什么要求，你们尽管跟政府提。”当工人代表向社会党提出要求时，社会党就会说：“……可我们在国会里还没有掌握过半席位。”这样一来，答案便呼之欲出了：只要能实现真正民主的普选，只要社会党同资产阶级决裂，它就一定能获得过半席位。然而这正是社会党极力避免的。彻底的民主口号将使社会党暴露出自己的真实立场。如果我们只用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的口号来反对国会，工人群众和社会党就会说：“共产党又来对我们指手画脚了！”从而使工人群众更加紧密地追随社会党。通过提出彻底的民主口号，通过逼迫社会党与资产阶级决裂，我们就可以使工人群众疏远社会党，从而为革命的下一阶段做好准备。
7、如果我们只从议会政治的角度来考虑民主口号，以上意见就都会落空。绝不能这样作茧自缚。共产主义者要参加每一场罢工、每一场示威游行，唤醒越来越多的阶层。共产主义者不仅要参加群众的每一场斗争，更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参加这些斗争的时候，共产主义者要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一有机会就要建立苏维埃，使苏维埃成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这是苏维埃在现阶段唯一的作用。不过，当苏维埃在共产主义者领导下成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战斗组织时，它们必将发展成为起义的机关，然后就是政权机关。
8、我们要勇敢地提出自己的土地纲领，同时，绝不能忘记农业工人的独立作用。农业工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在农村地区最重要的“撬杠”。工人要与农民结盟，而农业工人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必须时刻牢记这个重要区别。
9、我从《真理报》[4]得知，左翼反对派——不知是整个左翼反对派还是我个人——又遭到了斯大林派的痛骂，这一次的“罪名”是我们反对立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当权官僚炮制谣言的风向，还真是难以预料。“立即”没收地主的土地意味着什么？由谁来做？由哪个组织来做？就在今年四月，那个无人可比的佩里还断然宣称西班牙农民正在建立苏维埃，全体工人都在追随共产党。我们当然支持由苏维埃（或农会、农民委员会）立即夺取地主的土地。但这得先把农民发动起来。为此，又需要让工人摆脱社会党的影响。前面的事没做到，后面的任务也就完不成。
难道斯大林派的意思是说，我们左翼反对派要保护地主的财产？可就算造谣也得讲点逻辑吧。如何从不断革命论推导出要保护地主财产的结论？还是让他们自己来解释吧。
我们应当回想一下，当斯大林派在中国推行“四阶级联盟”政策时，由斯大林领导的政治局曾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他们抑制农民运动，以免吓跑“革命将军”[5]。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土改纲领加上了一条限制：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但不包括军官的土地。然而，既然地主及其子侄都参加了国民党军队，“革命”军官团就成了地主财产的守护者。
这是斯大林派领导层的历史上极为可耻的一页，它是无法抹杀的。当时，反对派在政治局会议记录中找出了这份电报的副本，揭露和批判了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无耻叛卖。可是，他们现在却想把自己对中国革命犯下的罪恶，栽到我们头上！他们休想得逞：左翼反对派已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支部，绝不会让他们肆意散布谎言与诽谤。左翼反对派将根据西班牙革命的鲜活经验，对一切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作出明确的解释，并将取得重大进展。“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列昂·托洛茨基
卡迪科伊，1931年7月1日
本文最初以《西班牙大选的结果：社会党的胜利与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为题，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16期，1931年7月25日，第1与第6版，英译者不详。后来又以《由西班牙大选的结果而产生的策略》为题，发表于《第四国际》，第4卷，第10期，1943年10月，第316—317页，英译者不详。两个版本略有差异，中译文主要根据《战士报》刊登的版本翻译，但删去了《战士报》编辑部加上的小标题。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改的。
[1]1931年5月，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颁布选举法，规定国会仅设一院，共设470个议席，议员由普选产生（妇女不能参选，直到同年12月9日共和国宪法颁布后，妇女才获得选举权）。6月28日举行了大选（立宪国会选举）的首轮投票，执政的共和派—社会党联盟大获全胜。社会党获得了115个议席，一跃成为国会最大党。
当选议员人数最多的几个党是：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15
（PartidoSocialistaObreroEspañol，PSOE）
激进共和党：90
（PartidoRepublicanoRadical，PRR）
激进社会共和党：61
（PartidoRepublicanoRadicalSocialista，PRRS）
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29
（EsquerraRepublicanadeCatalunya，ERC）
共和行动：26
（AcciónRepublicana，AR）
右派自由共和党：25
（DerechaLiberalRepublicana，DLR）
联邦民主共和党：16
（PartidoRepublicanoDemocráticoFederal，PRDF）
西班牙农民党：15
（PartidoAgrarioEspañol，PAE）
加利西亚共和联盟：15
（FederaciónRepublicanaGallega，FRG）
效忠共和国协会：13
（AgrupaciónalServiciodelaRepública，ASR）
其余议席被一些小党和独立候选人瓜分。
西班牙共产党与工农同盟也参加了选举，但无人当选。
首轮选举结束后，临时政府总理阿尔卡拉—萨莫拉作为看守内阁总理留任到10月14日，随后由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接任。——中译者注
[2]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图埃洛（IndalecioPrietoTuero，1883年4月30日——1962年2月12日），生于奥维耶多，六岁丧父后，随母亲迁居毕尔巴鄂。曾在街头卖报，在报社当过速记员。1899年参加社会党。逐渐成为巴斯克地区社会党的重要领袖。曾参加组织1917年大罢工，后逃往法国。1918年当选议员后，于4月回国。在二十年代反对拉尔戈·卡瓦列洛的同独裁政府合作的路线。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31年4月—12月担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然后于1931年12月—1933年9月在第一届阿萨尼亚政府中担任公共建设部长，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在拉尔戈·卡瓦列洛政府中担任海军与空军部长，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在内格林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1938年4月因与内格林在战争政策上发生分歧而辞职。1935年至1948年担任社会党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Ebert，1871年2月4日——1925年2月28日），生于海德尔堡一个裁缝家庭，当过制鞍匠。1889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5年任社民党总书记，1912年当选国会议员，1913年当选为党主席。一战爆发后，支持战争。十一月革命后，于1918年11月9日——1919年2月13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并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1919年2月11日——1925年2月28日任德国总统。——中译者注
[4]这里的《真理报》（LaVerité）是法国左翼反对派的机关报，而不是联共（布）机关报《真理报》（Правда）。——中译者注
[5]这个电报的全文收录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1月，第604—605页。
斯大林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电报的存在，请参阅《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19—320页；或《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12月，第10卷，第17页）。
另请参阅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第六章，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harold-r-isaacs/1938/06.htm——中译者注 |
主要敌人在国内！（卡尔·李卜克内西，1915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李卜克内西
主要敌人在国内！
卡尔·李卜克内西（1915年5月）
感谢龚义哲译出
自从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那一天起，已经过去了十个月，在这十个月里，人们天天都在等待一件事发生，现在它终于发生了：与意大利开战[1]。
各交战国的群众已经开始看穿官方的弥天大谎。德国人民也开始明白这场世界大战的原因和目的，明白是谁直接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所谓的“神圣目的”，完全是疯狂的骗局，这骗局现在已经越来越骗不了人了，对战争的热情已在不断消退，尽快实现和平的呼声，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哪怕是在军队里也一样！
对于正在驱使人民去进行毫无意义的牺牲的德国帝国主义和奥地利帝国主义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难题。现在它们似乎找到了解决方法。意大利的参战，使它们得到了一个好借口，它们可以借此来煽动新一波民族仇恨的狂潮，压制争取和平的意愿，掩盖它们的罪证。它们把赌注押在德国人民的健忘上，押在德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忍耐力上。
假如它们的阴谋得逞，过去十个月的血的教训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国际无产阶级就会再次被解除武装，彻底丧失政治上的独立性。
在这个残酷的时代，仍有部分德国无产者依然忠于国际社会主义，如果他们还能记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他们不愿辜负这个历史使命，就必须粉碎这个阴谋！
人民的敌人依靠的是群众的健忘，而我们依靠的是这种方法：
牢记一切，永不忘记！
决不能忘记这一切！
在战争爆发时，统治阶级是如何唱着诱人的调子，诱骗群众去为资本家的战争目的送死的，我们都见识过了。煽动家吹出的美丽的泡泡是如何破灭的，八月的愚蠢幻想是如何消散的，苦难——而非幸福——是如何落到人民头上的；阵亡士兵的孤儿寡妇流下的眼泪是如何汇成了洪流的；无耻的三级选举制度[2]是如何维持下来的，半专制制度、容克的统治、军国主义与警察专制构成的四位一体是如何变成了痛苦的现实的——这些我们也都见识过了。
我们从中学到了教训——牢记一切，永不忘记！
进攻是意大利帝国主义用以掩饰自己的劫掠分赃行为的长篇大论；进攻是现出了“城堡和平”[3]无处不在的怪相的古罗马悲喜剧；德国和奥地利企图发动更多的进攻，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它们只是在重复1914年7月和8月之间的做法。
意大利战争挑拨者理应受到一切谴责。但他们不过是德奥战争挑拨者的仿制品，德奥战争挑拨者才是引发战争的主谋。他们全都是一丘之貉！
德国人民遭受的新的苦难是谁造成的？
又有新的尸山血海将要出现，对此，德国人民该找谁来讨个说法？
答案仍是一样的：奥地利在1914年7月23日给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是点燃了世界的火星，尽管这场大火很晚才烧到意大利。
答案仍是一样的：这个最后通牒是重新瓜分世界的信号，它必然会号召所有资本主义强盗国家参加这场争夺。
答案仍是一样的：这个最后通牒包藏着统治巴尔干、小亚细亚和整个地中海的野心，因此，它也造成了奥地利—德国与意大利之间的所有矛盾。
如果德国帝国主义和奥地利帝国主义现在想用意大利的劫掠分赃与背信弃义来给自己开脱；当它们披上道貌岸然的长袍，装出一副委屈与无辜的样子时，它们会在罗马找到自己的同类，它们活该遭到最无情的蔑视。
一定要“牢牢记住”：在意大利问题上，那些德高望重的德国爱国者是如何欺骗德国人民的。
与意大利签订的三国同盟条约一开始就是个闹剧——你们却都被蒙在鼓里！
专家们早就知道，战争一旦爆发，意大利就肯定会成为奥地利和德国的对手——他们却欺骗了你们，让你们以为意大利会成为一个可靠的盟国！
在世界政治中，德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国同盟条约，而这个条约在签订时，还有续约的时候，都从来没有问过你们的意见——这个条约到底有哪些内容，他们直到今天都没有告诉过你们一个字！
一小撮人利用奥地利发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让整个人类大吃一惊，这个最后通牒破坏了奥地利与意大利之间的条约——可他们却不让你们知道这一点！
这个最后通牒就是对意大利的公开谴责——他们却对你们秘而不宣。
今年5月4日，意大利解除了同奥地利的盟约——在5月18日之前，德国人民和奥地利人民还对此一无所知，对，虽然官吏们对此矢口否认——从1914年8月2日开始，他们就在故意欺骗德国人民和德国国会，不让人民和国会知道德国向比利时发出的最后通牒；现在他们又在玩这样的把戏了。
意大利的参战，取决于德国和奥地利与意大利的谈判，然而你们却不能对此施加任何影响。当主战派叫嚣战争、秘密外交正在进行的时候，柏林和维也纳的一小撮人在用掷骰子的方式，来决定德国的命运，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他们却把你们当成了一群绵羊。
击沉“卢西塔尼亚”号[4],不仅巩固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的主战派的地位，不仅导致了与美国的严重冲突，导致所有中立国怀着强烈的愤怒反对德国；在这个紧要关头，它还给意大利主战派提供了绝佳的借口，使他们能够加快进行罪恶的勾当——德国人民被迫对此保持沉默；他们的喉咙被戒严令的铁拳掐得死死的。
早在今年三月就可以开始和谈——这是英国提出的——可是，渴求利润的德国帝国主义却驳回了和谈的请求。争取和平的努力，曾是很有希望的，然而，急于征服大量殖民地、企图吞并比利时和法国的洛林地区的德国势力，以及德国的大资本家，还有德国重工业的战争贩子，却破坏了实现和平的努力。
这些情况，他们还是没有告诉德国人民，也没有问过你们的意见。
我们要问：意大利的参战、恐怖的战争要继续进行下去——对此德国人民应该找谁来讨个说法？就是国内那些挑动事端、却又对此不负责任的人。
牢记一切，永不忘记！
意大利的行为，是对德国自去年夏季至今的行为的模仿，在有头脑的人看来，意大利的行为不会激起新的战争狂热，只会帮助他们驱散关于政治公正与社会公平的新黎明的幻想，只会让他们对奥地利与德国的战争贩子的政治责任看得更加清楚，让战争贩子造成的危险更加明显，只会给战争贩子添上新的罪状。
但是，“牢牢记住，永不忘记”这个方法，主要应该用在至今仍在英勇地进行反战斗争的意大利同志身上。他们在报刊上，在集会上，在街头游行中开展斗争，他们用革命的能量与革命的勇气来斗争，他们用全副身心来反抗官方煽动的民族主义狂潮。我们向他们的斗争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们都要学习他们的精神！这种精神应该成为国际的榜样！
假如从去年八月开始，我们就能这样做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一些。国际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会变得更好。
拿出坚定的斗志来，现在还不晚！
“奋战到底”的荒谬口号已经跌到了谷底；它只会越来越深地把人民引入屠杀的深渊。把无产者发动起来，进行国际性的阶级斗争，以此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相互杀戮，这是社会主义者目前最紧迫的任务。
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就在本国！
德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就在德国：它们就是德国帝国主义、德国的主战派与德国的秘密外交。德国人民必须与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通力合作，通过政治斗争，打败各自国家的帝国主义。
我们完全站在德国人民一边——我们与德国的蒂尔皮茨[5]们、法尔肯海因[6]们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与实行政治压迫、奴役社会的德国政府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德国人民。一切为了国际无产阶级，一切为了德国无产阶级与被压迫的人类。
工人阶级的敌人企图依靠群众的健忘——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把赌注押在群众的忍耐力上——然而我们要高声质问：
帝国主义赌徒还要把人民的耐心滥用到什么时候？我们已经受够了杀戮！打倒国内外一切战争挑拨者！
制止屠杀！
各国无产者们，向你们英勇的意大利兄弟学习！你们要在国际阶级斗争中联合起来，同秘密外交的阴谋斗争，同帝国主义斗争，同战争斗争，以社会主义的精神，争取实现和平。
你们的主要敌人就在国内！
译自《卡尔·李卜克内西演讲与文章选集》（AusgewählteRedenundAufsätze），柏林，1952年，第296—301页。
根据约翰·瓦格纳（JohnWagner）翻译的英译文转译
[1]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意大利并未立刻参战，直到1915年5月23日，意大利才向奥地利宣战，参加了战争。——中译者注
[2]三级选举制度（Dreiklassenwahlrecht）：1849年5月30日，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颁布的选举制度。这种制度规定，年满24周岁的男子可享有选举权，但选民按照其纳税额的高低，分为三个等级，高等级选民的一票，相当于低等级选民的好几票，所以这种制度完全有利于资产阶级。比方说，在1849年，第一等级仅占选民总人数的4.7%，第二等级占12.7%，第三等级占82.6%，然而第一等级的一票，相当于第三等级的17.5票。除了普鲁士之外，布伦瑞克、瓦尔德克和萨克森也采用了这种制度。萨克森在1909年废除了三级选举制度，其它地方也在1918年革命之后彻底将其废除。此处的原文为Dreiklassenschmach，直译应为“三级的无耻”，文中译为“无耻的三级选举制度”。——中译者注
[3]“城堡和平”（Burgfrieden）本意是指在领主的城堡内禁止一切私斗的规定，在这里是指在社会民主党与本国资产阶级勾结，在国内停止阶级斗争、一致对外的政策。——中译者注
[4]1915年5月7日，英国邮轮“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被德国潜艇U-20号击沉，在世界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德舆论。——中译者注
[5]阿尔弗雷德·彼得·弗里德里希·冯·蒂尔皮茨（AlfredPeterFriedrichvonTirpitz，1849年3月19日——1930年3月6日），生于屈斯特林（Küstrin），1865年参加普鲁士海军。曾参加普奥战争、普法战争。曾任巡洋舰舰长、波罗的海中队参谋长。1892年出任海军参谋长。1897年出任海军大臣。1911年晋升为海军元帅。1916年被解职。1917年参与创立极右政党“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Vaterlandspartei），并出任主席。十一月革命后，祖国党解散，蒂尔皮茨随大多数党员参加了德国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Volkspartei），并于1924年至1928年代表民族人民党当选国会议员。1930年死于慕尼黑。——中译者注
[6]埃里希·格奥尔格·安东·冯·法尔肯海因（ErichGeorgAntonvonFalkenhayn，1861年9月11日——1922年4月8日），生于西普鲁士的格劳登茨（Graudenz）。1880年参加德国陆军。1896年至1903年曾在湖北武备学堂担任教官，并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13年出任普鲁士陆军部长，1914年9月出任总参谋长，1916年9月出任第9集团军司令，1917年7月出任F集团军群司令，同年9月担任奥斯曼帝国驻巴勒斯坦军队总司令，1918年2月出任第10集团军司令，1919年退役。1922年死于波茨坦。——中译者注 |
毛林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1931年6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毛林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1931年6月29日）
我们必须无情地、不停地批判毛林；事态的发展将全面证实我们的批判。在短时间内，毛林只是一个滑稽的人物，他的影响力不超出加泰罗尼亚一地，他的理论有严重缺陷，他的口号也很落后。关键在于由谁来取代他。左翼反对派如果不能成为加泰罗尼亚的领导力量，也就无法成为西班牙全国的领导力量。
第二个紧迫问题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有关。一定要出一本批判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小册子，不仅要在西班牙、更要在其它国家发行。你们有没有读过莫纳特[1]的文章？在那些文章里，莫纳特对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用一种纯正的“无政府主义”国家学说，来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学说。整个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命运，或者说它在遭到十月革命打击后的残余部分的命运，现在已经与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息息相关。既然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最可悲、最荒谬的破产，西班牙革命也必将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墓碑。但是，绝不能让革命为无政府工团主义陪葬。
如果说毛林正在帮斯大林派打掩护的话，那么无政府工团主义正在帮社会党和共和派打掩护，也就是帮资产阶级打掩护。毛林可以把加泰罗尼亚先进工人拱手交给官僚中派，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同样可以把整个革命拱手交给资产阶级。
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打击无政府工团主义，已经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斗争，显然必须依照统一战线的政策、依照工会组织的团结的原则来进行。但是，我们必须揭露无政府工团主义领袖的真面目，首先是揭露佩斯塔尼亚[2]，在革命的下一阶段，他肯定会扮演最可耻、最怯懦的角色……
毛林的讲话令人郁闷。你们看了就该知道，与我们相反，他把五年计划当作革命的成就！难道他一点长进都没有？
顺便说一下，有人冒用我的名义，炮制了关于五年计划的假文章和假采访（彻底失败、弄虚作假云云……），路透社和其它通讯社也在帮助传播这些假消息。揭穿和批驳这些谣言，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件事里，斯大林派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自己炮制的谣言和假消息，被资产阶级用来对付他们。
卡迪科伊，1931年6月29日
列·托洛茨基
本文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22期，第4版，1931年9月5日。英译者不详。
[1]皮埃尔·莫纳特（PierreMonatte，1881年1月15日——1960年6月27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法国总工会创始人之一，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当过印刷工人，1904年与阿尔丰斯·梅雷姆（AlphonseMerrheim）共同创办《工人生活》（LaVieOuvrière）杂志。起初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逐步转向社会主义。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十月革命后接受共产主义，1919年4月在法国总工会内部建立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syndicalistesrévolutionnaires）。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与苏瓦林和罗斯默关系密切。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与苏瓦林和罗斯默被一起开除出党。1925年创办《无产阶级革命》（LaRévolutionprolétarienne）杂志。——中译者注
[2]安赫尔·佩斯塔尼亚·努涅斯（ÁngelPestañaNuñez，1886年2月14日——1937年12月11日），生于彭费拉达（Ponferrada）一个穷困家庭，当过钟表匠学徒。青年时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工人运动中表现积极，1916年担任《工人团结报》编辑。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2年被当局收买的杀手刺杀，身负重伤。1929年曾短暂担任全劳联总书记，1930年至1932年再次担任总书记。1931年发表《三十人声明》（ManifiestodelosTreinta），严厉批判了伊无联，并因此被开除出全劳联。同年年底创建工团主义党（PartidoSindicalista），1936年参加人民阵线。1937年因病去世。——中译者注 |
“打倒萨莫拉—毛拉！”（1931年6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打倒萨莫拉—毛拉！”
（1931年6月24日）
在写给拉克鲁瓦同志的信中，我就西班牙目前的形势发表了一些补充性的观点。可惜我缺少足够的信息，不清楚西班牙共运各派对目前的各种政治问题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分析革命形势，要比下盲棋更困难。对于这些问题，我还需要进一步认真思考。我现在要跟你们一起探讨这些问题，再通过你们，跟西班牙共产主义者及国际左翼反对派全体支部一同探讨。
在那篇讨论威胁西班牙革命的险情的文章里，我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证这个观点：在今年四月的资产阶级共和革命与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工农革命”[1]。顺带说一句，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和平地积聚力量，“留待最后的决战”。这是一种庸俗的假革命观点。尽管“过渡革命”或“过渡制度”并不存在，却存在着过渡性的群众行动、罢工、示威游行、与军警的冲突、猛烈的革命暴动；在这些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必须站在最前列。这些过渡斗争有何历史意义？一方面，它们可能迫使资产阶级共和政权实行民主改良；另一方面，它们可以使群众对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做好准备。
共产主义者不仅要参加这些斗争，更要领导这些斗争，这就要求他们不仅要对革命的整体发展有清楚的了解，还要在恰当的时机提出各种局部的、尖锐的斗争口号；要提出这种能够引领群众前进的口号，就不能照搬“党纲”，而必须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
1917年，在妥协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组成联合政府期间，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的口号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已经广为人知。当时群众还对妥协派社会主义者心存幻想，但即使是最轻信的群众，也总是本能地不信任资产阶级、剥削者和资本家。布尔什维克便根据这种心态，制定了那一阶段的策略。我们并没有提出“打倒社会主义者部长”，我们甚至没有把“打倒临时政府”作为当时的斗争口号，却反复强调“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这个口号能发挥巨大作用，是因为它给了群众一个机会，让他们通过亲身体验来发现：对于妥协派来说，资本家部长要比工人群众更亲。
此类口号最适合西班牙革命的当前阶段。无产阶级先锋现在极力想推动社会党夺取全部权力。为此必须离间社会党与共和派。接下来就是把资产阶级部长赶出联合政府。要想彻底完成或部分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利用重大政治事件，并借助新的群众运动产生的压力。在俄国革命期间，正是在群众的不断施压下，古契柯夫[2]、米留可夫和李沃夫大公先后被赶出了联合政府；克伦斯基当上了总理；政府里的“社会主义者”增加了。列宁回国后，布尔什维克党一刻也没有向克伦斯基及妥协派示好，而是帮助群众把资产阶级挤出政权，并通过实践来检验妥协派政府。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
我虽然身在千里之外，但在我看来，国会选举将暴露出萨莫拉和毛拉[3]等右翼共和派的极度薄弱，为资产阶级充当仆役的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将赢得大多数席位。由激进党、激进社会党与“社会党”组成的内阁，将会被斯大林派吹捧为“工农民主专政”（介于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国家形式）[4]。尽管如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社会党与激进社会党将会死死抓住右边的盟友不放。“打倒萨莫拉—毛拉”这个口号，完全适用于当下。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共产主义者在鼓动中，绝不能支持雷鲁克斯上台组阁，也绝不能为社会主义者内阁承担任何责任，相反，无论何时，都应该向最明显、最顽固的阶级敌人发起最强大的打击，从而削弱妥协派，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做好准备。共产主义者应该这样告诉社会党工人：“我信不过社会党的领袖，你却说他们都很可靠；那你不妨试一下，推动他们夺取政权，看看他们表现如何，我们一定会大力相助。咱俩谁对谁错，到时就明白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把它同国会选举联系在一起考虑的。但是，也有可能发生其它情况（比如对群众的镇压），使“打倒萨莫拉—毛拉”这个口号变得尤为尖锐。这个口号若能在这一新阶段取得成功（比方说迫使萨莫拉下台），它对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的意义，将不亚于阿尔方索十三世的倒台。我们应当根据群众的觉悟、群众对各种事件的看法、群众对各种局部成果的反应，而不是根据抽象的教条，来提出此类口号。要想打倒现在的资产阶级政权，光靠“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是完全不够的，因为群众暂时还不理解这些口号。
与之相关，“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又冒了出来。当权官僚在极左冒进时期发明的这个愚蠢的理论，现在成了西班牙革命最大的障碍。我们不妨回过头来，再次回顾一下俄国革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掌权时，领导俄国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保卫有产阶级的利益，迫害士兵、农民和工人，到处抓人，恢复了死刑，放走了杀害布尔什维克的凶手，逼得列宁转入地下，把其它布尔什维克领袖抓进牢里，对他们进行了最下流的中伤诽谤，等等。就凭这些，完全可以把它们打成“社会法西斯分子”。然而，这个词在1917年还根本不存在，而且大家都知道，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把它们打成“社会法西斯分子”，照样夺取了政权。尽管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7月和8月遭到了它们的大肆迫害，但在科尔尼洛夫[5]发动叛乱时，布尔什维克还是和它们一同击退了叛乱。在1917年9月初，仍处于地下状态的列宁向俄国“社会法西斯分子”提议妥协：“只要你们同资产阶级决裂并夺取政权，我们布尔什维克就会在苏维埃里和平地角逐权力[6]。”
假如妥协派与科尔尼洛夫分子（当时的正宗“法西斯分子”）并无区别，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与妥协派联手对付科尔尼洛夫叛乱；然而，粉碎叛乱的斗争，不仅打退了反动将军的反革命进攻，也使群众彻底看清了妥协派的真面目，使布尔什维克最终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为革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来回摇摆的本质。这种摇摆在革命时期尤为剧烈。如果把社会党当作法西斯主义的变种，当社会党不可避免地向左转时，共产主义者就会无法加以利用，也就等于将社会党工人与工会群众拒之门外。
在这封信的结尾，我要指出：无情地批判与揭露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一天都耽搁不得。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上层领袖是最隐蔽、最奸诈、最危险的妥协派，同时又是资产阶级的奴仆。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基层成员蕴含着强大的革命潜力。我们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中的基本任务，跟在社会党中的基本任务一样：帮助基层同上层斗争。不过，应当根据工团主义组织的特点与无政府主义伪装的特点，谨慎小心地进行这个任务。对于这个问题，我会在以后的信中详细讨论。
我再次强调：必须搜集西班牙各派革命组织的文章、决议和政纲，将其译为法文，寄给各国支部，再译为其它语言[7]。
本文最初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16期，1931年7月25日，第6版，英译者不详。后重新刊登于《第四国际》，第4卷，第10期，1943年10月，第315—316页，中译文系根据《第四国际》刊登的文本译出。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
[1]即《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编注
[2]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Гучков，1862年10月14日——1936年2月14日），生于莫斯科一个资本家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曾在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学。1906年出任十月党党首。1910年至1911年担任杜马议长。一战期间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二月革命后，担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1917年4月29日被迫辞职。十月革命后，积极支持反革命白军。白军失败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米盖尔·毛拉·加马索（MiguelMauraGamazo，1887年12月13日——1971年6月3日），生于马德里，父亲是著名保守派政治家安东尼奥·毛拉（AntonioMaura）。1916年首次当选为国会议员。普里莫·德·里维拉发动政变后，支持独裁政权。后来思想逐步倾向共和主义。1930年7月14日与萨莫拉一同创立右派自由共和党（DerechaLiberalRepublicana），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4月—5月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1931年10月14日，共和国宪法颁布后，因反对宪法中的反教权条款而辞职。1936年7月内战爆发后流亡国外，1953年回国，1971年在萨拉戈萨逝世。——中译者注
[4]这句话被《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删去了，但中译者还是决定保留这一句。——中译者注
[5]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Георгиевич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中译者注
[6]请参阅《论妥协》，《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2卷，第130—136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2/019.htm——中译者注
[7]这一段不见于《第四国际》刊登的文本，所以中译者根据《论西班牙革命》收录的文本补上。——中译者注 |
革命的性质（西班牙革命已成为左翼反对派的当务之急，1931年6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革命的性质
西班牙革命已成为左翼反对派的当务之急（1931年6月18日）
西班牙革命目前的发展，要求左翼反对派对这个重大问题尽快做出回答。左翼反对派的任务，不是进行马后炮式的批评，而是积极参加革命，使革命避免失败。
我们确实人少力弱。但在革命期间，哪怕是一个力量微薄的小组织，只要能做出正确的预测，并及时提出正确的口号，就能迅速成长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这就是革命形势的优点。不光直接参与其中的西班牙支部，所有的支部都要注意这一点，因为随着革命的进展，它会逐渐成为全世界工人关注的焦点。各种政治路线都将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面前接受考验。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左翼，如果我们真正的力量在于掌握了正确的革命思想，我们就必须在革命形势中充分展示这种力量。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我们就要在国际层面上进行这项工作。
我们必须提出两个同等关键的问题：
1、从整体来看，西班牙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对此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路线？
2、在策略上，应该如何正确运用各种民主口号？如何正确利用议会？如何利用各种革命机遇？
我敢说，我上一篇有关西班牙革命的文章[1]，已经把这两个问题的要点讲得很透彻了。这里我只简单讲一下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彻底批判共产国际在这些问题上的整个路线。
在已经完成的共和革命与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究竟有没有一个“过渡”革命，具体来说，就是以建立“民主专政”为目标的“工农革命”？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整个战略路线。当权官僚篡改了共产国际的纲领，制造了思想混乱,把西班牙共产党坑得不轻。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日常斗争中利用鲜活的事例，向无产阶级先锋揭露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空洞与彻底荒谬，同时还要揭露“过渡”革命的幻想会导致何其可怕的危险。
各国支部的领导同志必须牢牢记住，我们左翼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科学为基础。兰道[2]等人（德国中派分子）轻率地玩弄思想，瞎吹一气，这种行径与无产阶级革命派完全背道而驰。革命者必须拿出工程师研究阻力、医生研究解剖学和病理学的劲头，来认真研究革命的关键问题。在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下，不断革命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中心问题。
如何运用民主口号，如何利用选举和国会，属于革命策略的问题，它们从属于总战略。但是，再正确的战略，也需要在各个阶段通过正确的策略来落实，否则它就会无用武之地。
可是西班牙共运各派在这方面的表现都很差。据法国报纸报道，加泰罗尼亚联盟的领袖毛林[3]在马德里发表讲话，宣称加泰罗尼亚联盟不相信选举的“公正性”，拒绝参加选举。简直难以置信！这就是说，在革命策略这个问题上，毛林的出发点不是动员无产阶级力量，而仅仅是道德与小资产阶级的感情用事。如果是半个月以前，我会以为资产阶级报纸愚蠢地误解了毛林的意思；但在读过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政纲后，我不得不承认，这条新闻虽然难以置信，却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在自己的队伍当中开展无情的斗争。有些团体本来就跟我们毫无共同原则立场，跟他们争论书记处的职能、权利与权力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说的主要是“普罗米修斯”小组，它在事关战略与策略的一切基本问题上都不赞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它与我们有着一系列根本性的分歧，绝不能用组织问题上的争论来掩盖这些分歧，也不能同它建立无原则的“联盟”，这种“联盟”最后一定会蜕变为见不得人的阴谋勾结。
如何在革命中运用民主口号？俄国革命已经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中国革命期间，这个问题又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现。然而，欧洲各国支部并没有全部经历革命的每一阶段。因此，对某些团体、某些同志来说，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曾具有半学术的性质。但这个问题现在又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在这个如此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怎能自缚手脚？当中东路事件差点引发战争的时候，我们没有沉浸在“应该支持苏联还是蒋介石”的争论中而迷失了自我；现在，西班牙革命正在我们眼前发生，我们绝不能对某些团体的宗派主义的、半巴库宁主义的荒谬念头承担丝毫责任。
我简要地提出一些实际建议：
1、各国支部必须把西班牙革命的问题提上日程；
2、各国支部的领导人必须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收集相关资料，并深入研究这些问题，首先要密切关注各国的正式党的活动，了解它们对西班牙革命的各种问题采取什么态度。
3、必须定期交流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包括它的所有流派）的全部重要文件，最起码也要交流这些文件的摘要，让我们的各国支部了解情况。
4、左翼反对派各国支部在完成必要的准备之后，必须抨击共产国际对西班牙革命采取的政策。这一攻势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发表批判性的决议；发表公开信；在集会、个人工作与集体工作中进行介入；等等。但是，必须对所有行动进行严格的协调。
5、在各国支部与国际书记处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工作之后，国际书记处必须同西班牙支部密切合作，以尽可能具体的方式，拟定《国际左翼反对派关于西班牙革命的宣言》。必须尽可能广泛地散发这个宣言。
以上就是我的具体建议。我希望你们能讨论这些建议，同时向各国支部寄去副本，让各国支部同时参加讨论。
本文最初以《西班牙革命已成为左翼反对派的当务之急》为题，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15期，1931年7月18日，第1版，英译者不详。后重新刊登于《第四国际》[4]，第4卷，第10期，1943年10月，第314—315页。但这两个文本都缺乏后面的“实际建议”部分，故根据《论西班牙革命》收录的文本翻译。
[1]即《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中译者注
[2]库尔特·兰道（KurtLandau，1903年1月29日——1937年9月23日？），1921年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7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1929年在柏林参加了列宁同盟（Leninbund）。他曾为托洛茨基工作过，但很快又与托洛茨基疏远。1936年前往巴塞罗那参加西班牙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工作。1937年9月23日失踪，据猜测他可能是被格伯乌绑架杀害的。——中译者注
[3]华金·毛林·胡利亚（JoaquínMaurínJuliá，1896年1月12日——1973年11月5日），生于西班牙阿拉贡地区维斯卡省波南萨镇（Bonansa），青年时即投身革命，参加了全国劳工联盟，1921年前往莫斯科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回国后当选为全国劳工联盟总书记，随后被捕入狱。获释后在全劳联内成立布尔什维克派组织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SindicalistasRevolucionarios）。1924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负责组建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地区的党组织——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1925年1月再次被捕，1927年获释后流亡巴黎。1930年返回巴塞罗那，后因不赞成斯大林主义，率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同年与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ComunistaCatalà）合并，1933年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组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1935年9月，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安德列乌·宁领导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由毛林出任总书记。1936年2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参加了人民阵线，毛林当选为国会议员。内战爆发时，毛林身陷国统区，在使用假身份前往共和区途中被叛军逮捕，1944年获释后流亡美国，1973年于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4]《第四国际》（英文版）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理论刊物。——中译者注 |
评“工农同盟”政纲（（1931年6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评“工农同盟”政纲
（1931年6月12日）
我在《阶级斗争》上首次看到了所谓“工农同盟”的政纲，据说它是加泰罗尼亚联盟的外围组织[1]。假如《阶级斗争》上的译文准确无误，那这个文件从头到尾都让人无比郁闷。我在上一篇文章《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中批评了共产国际的西班牙政策的种种错误，然而，加泰罗尼亚联盟也重复了这些错误，更糟糕的是，它还犯了共产国际领导层（至少在口头上）没有犯的错误。
1、这个文件的作者自称“工农同盟”，这是什么意思？是加泰罗尼亚联盟的别名吗？顾名思义，“工农同盟”就是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它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完成的一个重大政治任务，应该写进政纲。但是，把“工农同盟”当作革命组织的名字，就是犯了“工农二元阶级政党”的大错[2]。在左翼反对派的批评下，共产国际六大已经放弃了这一反动思想。
2、整个文件一处都没有提到“共产主义”。在自己的政纲里都不敢向群众坦承共产主义立场的人，不配自称共产主义者。
3、文件大谈民主革命、民主共和国、人民革命，却根本没有进行阶级分析。它批评政府犹豫不决、立场摇摆……却根本不提这个政府的阶级性质——它是资产阶级政府，是人民的敌人。它对萨莫拉政府的批评，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对李沃夫[3]大公—克伦斯基[4]政府的批评如出一辙。至于马西亚政府，文件干脆避而不谈。
4、文件提到了“社会的合理组织”，却没有对此做出具体解释。这是1848年以前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措辞。文件接下来写道：“共和国必须成为新的社会组织的先声”。哪种社会组织？是资产阶级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文件避而不答，继续跟两种制度玩捉迷藏。
5、文件认为，允许阿尔方索十三世出逃是“临时政府的第一个重大错误”。错误？难道萨莫拉政府本应执行“高度觉悟的革命政策”？这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思路。把资产阶级精心策划的反革命阴谋称作“错误”，就是给资产阶级涂脂抹粉，并在群众面前替它打掩护。
6、“共和国不应只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应是工人的胜利。”这句拐弯抹角、充斥着庸俗的民主气息而又虚伪透顶的话，到底想表达什么？世上何曾有过能同时满足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利益的共和国？我们可以——也应该——向资产阶级共和派要求各种民主权利与社会改良，同时坚持向群众揭露：即使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只是资产阶级用来压榨工农血汗的工具。
7、文件在援引1873年的第一共和国时，伴随着不可思议的道德说教：“……政权和人民就这样彻底分开了”。抽象的人民与抽象的政权分开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资产阶级把自己同劳动人民分开了吗？对第一共和国的援引，究竟应该是为了提醒群众资产阶级已经变得更温和、更友好、更慷慨、更和善，还是为了教育群众一刻也不要相信资产阶级会变得更“温和”、更“慷慨”、更“和善”？显然后者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8、文件号召“各省工人群众以革命代表会为基础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组织的目的是什么？文件没有提出任何纲领。它没有指出这种代表会必须确保工农通过革命掌权，也没有提出任何过渡要求：七小时工作日、工人监督生产、通过革命代表会组织工人和士兵进行土改。它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代表会的性质：代表会是无产阶级与被剥削群众同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斗争的组织。文件把“革命代表会”当成了体现西班牙小资产阶级激进传统的“革命组织”。
9、在谈到土改时，文件援引了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于刚刚就在我们眼前被共产国际领导层扼杀的中国革命的经验却只字不提。共产国际正确地“解决”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吗？文件对此避而不答。不吸取中国教训的共产主义者，就没有资格去教育和号召群众，当他身处一个正在经历革命浪潮的国家时就更是如此。
10、文件写道：“我们赞成这种观点：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国家。”这句话对西班牙来说有何意义？说的是哪些民族？文件接下来把泛西班牙国家组织描述为“伊比利亚共和国联盟”。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指联邦，应该直接讲明。
11、文件断言“保卫革命应是最高法律”。可是，谁是革命的敌人？要保卫革命不受谁的威胁？掌权的资产阶级保卫着“自己的”革命，使之不受无产阶级的威胁。不管是谁，只要他用空洞的“保卫革命”来掩盖这一事实，他就是在打着革命的旗号，帮助资产阶级扼杀无产阶级。
12、在政纲结尾，“工农同盟”（即工农二元政党）保证“为彻底实现民主革命而全力斗争”。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彻底落实以议会民主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必须讲明白，并提出民主选举权的要求。在伊比利亚半岛实现“合理的”共和国与“合理的社会组织”之前，首先要迫使萨莫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给予男女工农投票权。
13、文件通篇不提社会党，不提无政府工团主义，不提共产党。看来“工农同盟”打算在政治真空中大显身手。
以上就是我根据《阶级斗争》刊登的译文而提出的意见。加泰罗尼亚联盟可能已经对政纲做了一些修改。我当然乐于见到它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的每一点迹象。然而，它的政纲体现的是彻头彻尾的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理论”，只不过加了点西班牙特色。共产国际在华政策的思想与方法，曾遭到左翼反对派的无情抨击，却被这个政纲最具毁灭性地全盘继承。
据我了解，加泰罗尼亚联盟的领导人极力与左翼反对派划清界限。这还不够：左翼反对派也必须与加泰罗尼亚联盟的领导人在这个政纲中表达的思想与方法彻底划清界限。在革命中，虚伪的原则立场一定会导致失败。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尽管力量弱小，仍能为西班牙无产阶级与革命作出重大贡献。但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就必须树立明晰、真诚和不妥协的思想秩序。这就是我对西班牙朋友的期盼。
1931年6月12日
列昂·托洛茨基
本文原名《加泰罗尼亚联盟的政纲》，最初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17期，第1版，1931年8月1日，英译者不详。本文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在1931年成立了自己的群众组织——工农同盟（西班牙语：BloqueObreroyCampesino；加泰罗尼亚语：BlocObreriCamperol，BOC）。从它的名称来看，就能看出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依然没有在思想上与当权官僚划清界限：“工农同盟”依然是“工农二元阶级政党”思想的体现。——中译者注
[2]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对“工农二元阶级政党”的意见，请参阅《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90—297页）。——中译者注
[3]李沃夫大公，即格奥尔基·叶夫盖尼耶维奇·李沃夫（ГеоргийЕвгеньевичЛьвов，1861年11月30日——1925年3月7日），出身于留里克家族，1905年参加立宪民主党，1914年任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尼古拉二世退位后，于1917年3月15日任临时政府总理，7月21日辞职。十月革命后被捕，后逃走，流亡巴黎。——中译者注
[4]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Фёдорович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
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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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章
·流亡
·内战后的西班牙
在三月下半月，从中部地区逃往法国和北非的难民具体有多少人，已经不可能算清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控诉卡萨多时指出，本来有三万人能够逃离，但只逃出了两千人；可是，他的观点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内格林政府享有比卡萨多军政府更为强大的威望，然而这一点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共和国需要的是迅速而大规模的救援；当马德里向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求援时，它们都保持了沉默。法国政府此前已经接收了来自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难民，但它此时却非常消极：只有几艘法国船只响应了共和国的呼救；在最后一刻，许多人不得不用他们能利用的一切手段逃离。
流亡
从这一刻开始，所有这些难民都要经受艰难困苦的流亡生活。他们被关进北非和法国的各个难民营里，忍受着精神上的和身体上的折磨，等待着被某个国家接收，或是等待着居留法国的许可。尽管法国当局对此毫无热情，甚至可以说态度粗暴，但是，被击败了的共和派提出的在法国流亡的请求，还是得到了法国当局的批准。难民并没有遭到任何政治歧视。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难民又被送回了难民营。贝当政府同意将这些难民转交给德国：几千名西班牙人[1]因此被驱逐出境，或被送进了死亡营[2]。为数更多的西班牙人则参加了法国的“马基”游击队（maquis），投身抵抗运动，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法国西南部[3]。
然而，尽管大部分美国人都反对国民军，美国却只接受了一小部分难民。
苏联也同样令支持它的西班牙人深感失望。虽然苏联政府接受了大批难民，但只有西班牙共产党的一些领袖获得了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其余的难民发现，自己得在一个语言、文化都十分陌生的国家中生活，这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他们发现，苏联不仅不是他们的领袖所许诺的天堂，他们还被分散到各地，不得不适应当地的工作条件，而对于原先居住在地中海沿岸的他们来说，苏联的气候实在太恶劣了，这使他们的工作条件更加难以忍受。我们掌握的有关他们的下落的证词，也许会被怀疑为不够公正，因为这些证词都是由已经脱党的前共产党员提供的；尽管如此，这也解释了某些人为什么会对苏联感到幻灭，并转而系统地反对苏联的原因，以及流亡者之间的分歧与不和为什么会扩大的原因。
这种流亡生活的窘境，以及由各种自私的或报复性的动机所导致的后果，更加彰显了墨西哥政府的善意与慷慨，它敞开边境，允许任何想要在墨西哥避难的难民进入[4]。
随着流亡而来的，是一个争论不休的时期。当然，共和国阵营的各个政党早就不再隐瞒它们之间的分歧了。当内战还在进行的时候，他们至少还会装出这种样子：他们相信，在同民族主义进行共同的斗争中，他们能够团结起来。内战失败后，这种共同的纽带就消失了。与之相反，政治家们和军人们发现，他们必须对共和国的覆灭做出解释。于是，人人都在拼命给自己辩白。在内战期间，由于审查制度的存在，以及担心敌人会利用共和国阵营内部的异议，许多分歧并未公之于众，但在内战失败之后，人们再也不用顾忌这些纪律了；以前的盟友相互指责，即使是同一个党内部的盟友也是如此；在流亡期间，哪怕是同一个政党，它的内部也产生了深刻且长久的裂痕。
流亡者之间的争吵总是异常痛苦的；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这样来解释：大部分流亡国外的政治领袖总是对“民主国家”抱有幻想，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期望依靠外国的力量来推翻弗朗哥政权。当然，无论是“流亡政府”的政治活动，还是游击队的存在（有的游击队在内战结束后坚持了下来，还有一些是在内战结束几年之后才出现的），都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对流亡生活的“未来”有信心；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在二战之后，如果西方列强想推翻弗朗哥，它们是能做到的；对它们而言，军事上的胜利，只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困难和经济困难。
内战后的西班牙
尽管如此，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共和区剩余的部分在一周之内就被攻克了。弗朗哥在三月二十六日下令进攻，但他没有遭到有组织的抵抗。国民军没有遇到战斗，只是占领了被放弃的阵地而已。国民军本来可以直接进入马德里。但是，为了举行庄重的入城式，他们等了好几个小时。马德里曾是共和军的抵抗的象征，现在它又成了被收复的首都，国民军在马德里的卡斯蒂利亚大道（PaseodelaCastellana）举行了胜利阅兵式。德国和意大利盟军获得了殊荣，他们走在阅兵队伍的前头。伴随着欢呼声与宗教仪式，其它地方也顺利地被国民军占领了。
共和国阵营中的一些人曾期待“元首”会做出和解的姿态，然而“元首”并没有这么做：赢得内战的胜利之后，马上就开始了镇压。与那些人的期望相反，《政治责任法》的实施，以及遍及整个前共和区的军事法庭，强化了各种反动措施。被捕、被判刑的人数翻了几倍。据齐亚诺记载，必须进行“一系列最严厉的清洗”。妥协退让并不被认为是可以减轻刑罚的情节；贝斯泰洛曾试图让西班牙摆脱暴力，结果他自己被判了三十年苦役[5]。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新政权关押了几十万人。军队、警察和长枪党民兵保证了“强大的”国家政权的稳定。所有人都被灌输了对“赤色革命”的仇恨，就连自由主义体制也遭到了教会的谴责。尽管某些长枪党徒还怀着这样的期望：有朝一日，西班牙会成功地建立起民族社会主义体制，这也许会意味着实行一定的社会改良；尽管某些敌视弗朗哥政权的“自由主义者”还在期待君主制的复辟（尽管一切迹象都表明，这种君主制仍将是君主专制）；真正的胜利者却是军队和教会（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事实上，天主教行动迅速恢复了它的全部权力：它曾经只能从外部来支持这个体制，现在它被准许参加政府。当然，政治体制自由化的问题，以及放宽对边境的控制的问题，曾多次被人提出；某些政治流亡者也获准回国。但这个体制本质上仍然没有变化。其原因在于：这种政治体制是最纯粹的政治保守主义的产物，它无法解决自己遇到的各种经济问题。
西班牙已经破产了，变得一贫如洗；在内战期间，它损失了大批牲畜——这是它的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九三九年，马、骡和牛的数量，分别只相当于一九三五年的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二和百分之七十三。农作物的产量也大为减少：与一九三五年相比，一九三九年的小麦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大麦、烟草和橄榄的产量都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6]，甜菜的产量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五。玉米的产量虽然有所增加，但这是因为那年是个罕见的丰年。由于有人耕种的耕地面积大大减少，基本生活物资的数量也急剧减少[7]。尽管双方都采取了支持工业发展的措施，然而工业产品的数量还是减少了，纺织品的产量减少得特别明显。就是在采矿业当中，铁、铜、铅和锌的产量也减少了[8]。国统区曾繁荣一时，然而当弗朗哥政府占领人口过多、营养不良的巴塞罗那、马德里和列万特等地之后，这种繁荣就烟消云散了。巴塞罗那沦陷后，食物供给开始出现了困难：战争时期提供的白面包换成了黑面包。
西班牙不得不进口粮食。但是，这个农业国现在该如何生存呢？此外，弗朗哥政权还试图像苏联和德国那样，实行专制制度。然而，大国可以通过付出巨大的牺牲，换来国家的发展，可西班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落后国家，它不可能走这样的道路。
尽管国家陷入了贫困，人民只能维持极低的生活水平；尽管政府拼命地开展关于“西班牙祖国”和伊比利亚帝国的宣传；但是，弗朗哥政府很快就必须在仅有的两条道路当中做出抉择：要么把自己的命运同德国和意大利绑在一起；要么试图同某些西方强国（主要是英国）搞好关系。弗朗哥政府一方面对德国和意大利在内战期间提供的援助感恩戴德，而且它与德国和意大利享有同样的意识形态，况且德国和意大利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弗朗哥政府的政治野心；而另一方面，弗朗哥政府又需要维持和平，而且它还要受到亲英的葡萄牙的影响。
弗朗哥在内战时做出的各种承诺，似乎表明他已经下定决心，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结盟。西班牙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就是对此的保证。塞拉诺·苏涅尔在西班牙的外交决策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似乎表明：尽管德国可能会对他有所保留，但西班牙国民政府会采取非常亲德的政策。但是，内战结束后不久发生的各种事件表明，“元首”不会采取彻底倒向德意的外交政策。在西班牙和德国赢得共同的胜利之后，两国之间的关系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受此影响，戈林与弗朗哥的会面未能成功举行[9]。等到德国战胜法国之后，弗朗哥才与希特勒举行会谈[10]，结果希特勒一无所获。塞拉诺·苏涅尔显然还是和以前一样亲德，而且西班牙仍然对德国的胜利持同情态度，但是，西班牙在这方面做出的积极姿态，也就只限于派遣蓝色师到东线参战[11]。使葡萄牙同英国解除盟约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塞拉诺·苏涅尔的失宠，也表明发生了某种变化。当然，在西班牙被内战弄得一穷二白之后，弗朗哥没有让西班牙卷入世界大战，这也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弗朗哥这么做只是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这个政权在二战后得到了胜利者美国的庇护，才能生存下来。
无论哪一方获胜，都会耗尽西班牙的国力。头脑简单的人可能会对此感到惊奇：内战是在“复兴”、“祖国”与“民族独立”的旗号下进行的，然而，打完内战之后，以二十世纪的标准来看，西班牙却变得更加落后、更加依赖外国了。只有军队在一定程度上赶上了世界潮流，它还是借助了外国的干预才做到这一点的；然而，西班牙军队落后于现代战争的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变。寡头集团与外国列强相互勾结，使西班牙重新陷入了过去的落后状态。
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墨索里尼一边看着打开的西班牙地图，一边说道：‘过去三年里，这张地图就一直这样打开着；现在总算能把它给收起来了。但我知道，我又要翻开新的地图了。’”当西班牙战场上的彩排结束时，世界大战已经一触即发；希特勒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墨索里尼正在准备进攻阿尔巴尼亚。不久之后，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德国入侵了波兰，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世界大战；然后，墨索里尼垮台了，希特勒德国覆灭了，新一波革命浪潮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国家、一个又一个大陆。……二十年过去了，“元首”还在建造胜利的纪念碑。
[1]特别是前总理拉尔戈·卡巴耶洛。——原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拉尔戈·卡巴耶洛被捕，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奥拉宁堡（Sachsenhausen-Oranienburg）集中营。——中译者注
[2]大约有7200名西班牙人被关进了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其中约有5000人遇害。达豪（Dachau）、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萨克森豪森—奥拉宁堡和奥斯维辛（Auschwitz）等集中营也关押了不少共和军战俘。——中译者注
[3]共和国覆灭后，一些共和军战士选择了留在国内开展游击战。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许多流亡到法国的西班牙人也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1944年年初，西班牙共产党号召所有共和派力量参加西班牙全国联盟（UniónNacionalEspañola），并将法国南部的绝大多数西班牙游击队整编为西班牙第14游击军（XIVCuerpodeEjércitoGuerrillero）。1944年5月，第14游击军改称西班牙游击队集群（AgrupacióndeGuerrillerosEspañoles），并与留在国内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建立了联系。法国解放后，西共准备进攻阿兰河谷（ValledeArán），试图掀起全国起义。10月19日，由比森特·洛佩斯·托瓦尔（VicenteLópezTovar）上校指挥的第204师越过了比利牛斯山，深入西班牙境内数十千米，解放了多个村镇。弗朗哥立刻调集四万大军前去镇压。由于寡不敌众，第204师被迫于10月28日撤回法国。第204师的4000名战士当中，有200人牺牲、800人被俘，另有200人设法逃入西班牙内地。引发全国起义的计划未能成功。但游击战仍在进行。1944年至1947年是游击战的高峰时期。但随着战后的法国和意大利的群众运动浪潮的退潮，西共在1948年改变了路线，将工作重心逐步从游击战转为渗入御用工会（这一路线的结果，就是后来的工人委员会运动）。西共路线的转变，再加上弗朗哥的残酷镇压，使游击战陷入了低谷。1952年，最后一支规模较大的游击队撤出了西班牙。但游击战并没有就此停止，少数游击队仍在坚持战斗，个别游击战士甚至战斗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中译者注
[4]流亡到拉丁美洲的西班牙共和派当中，有不少人在企业、报社和大学找到了工作，他们对拉丁美洲的大部分西班牙语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极大地提升了这些国家的文化水平与知识水平。阿尔多·加洛西（AldoGarosci）在他的著作里，专门用一章来介绍流亡知识分子，对这个课题有兴趣的人可以参阅他的著作。（《知识分子与西班牙内战》[GliintellettualielaguerradiSpagna]，都灵，Einandi，1959年。）——原注
[5]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当中，只有贝斯泰洛和安东尼奥·佩雷斯·阿里尼奥决定留在马德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以为叛军会宽宏大量，等到初期的报复过去之后，就会进行和解。——原注
[6]小麦的产量为：1935年：4100000吨；1939年：2869900吨；大麦的产量为：1935年：2232000吨；1939年：1418000吨；橄榄的产量为：1935年：1847500吨；1939年：1150200吨。——原注
[7]谷物的耕种面积从8288000公顷减少到了6526000公顷。——原注
[8]只有锰和钨的产量出现了增长。——原注
[9]1939年5月，戈林想访问西班牙，却被弗朗哥冷淡地回绝了。——中译者注
[10]1940年10月23日，希特勒与弗朗哥在法国昂代耶（Hendaye）举行会晤，同行的还有塞拉诺·苏涅尔和里宾特洛普。希特勒竭力拉拢弗朗哥参战，然而弗朗哥却漫天要价，要求获得直布罗陀、法属摩洛哥、法属喀麦隆和部分法属阿尔及利亚。希特勒暂时不想破坏纳粹德国与维希法国的关系，所以没有答应。最后，双方签订密约：弗朗哥同意参战，但参战时间由弗朗哥自己决定；希特勒保证让弗朗哥获得“非洲的领土”。——中译者注
[11]蓝色师（DivisiónAzul）的师长是弗朗哥的崇拜者穆尼奥斯·格兰德斯将军。——原注“蓝色师”的正式名称为“西班牙志愿师”（DivisiónEspañoladeVoluntarios），它在德国陆军中的番号为第250步兵师。——中译者注 |
第二十一章埃布罗河战役与加泰罗尼亚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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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埃布罗河战役与加泰罗尼亚战役
·为政治目的而发动的攻势
·渡过埃布罗河
·消耗战
·叛军进攻之前的加泰罗尼亚
·巴塞罗那的沦陷
·向边境奔逃
·梅诺卡岛的投降
·内格林政府与和平问题
为政治目的而发动的攻势
正当西班牙共和国众叛亲离的时候，第二届布鲁姆政府也倒台了；当时，国民军在阿拉贡大获全胜，把加泰罗尼亚同共和国分割开来，粉碎了共和军的防线，人们都以为共和国随时可能覆灭。共和军虽然在比维尔防线顶住了国民军，没有让国民军攻下瓦伦西亚，但国民军在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后，自然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休整。另外，在七月二十三日之前，国民军一直在不停地向比维尔进攻，不给政府军喘息的时机，而连日的撤退，以及在最后防线上苦战的事实，已让政府军精疲力尽、士气消沉。加泰罗尼亚被国民军包围后，从法西边境运来的物资就无法运到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战斗，无疑是毁灭性的。在这个危急关头，为了拯救瓦伦西亚，使共和军重整旗鼓，共和军总参谋部试图夺回主动权。共和军为此发动了埃布罗河攻势，它不仅震惊了整个西班牙，也震惊了外国列强——它们以为共和军已无法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了。
罗霍发现，必须“在军事方面和国际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从一九三八年年初开始，西方列强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再次变得紧张起来。吞并奥地利，仅是希特勒的小试牛刀，它预示着希特勒将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欧洲中部正酝酿着战争。此时，内格林政府再次找到了将内战国际化的机会。它必须再次向欧洲和全世界证明：尽管共和国遭到了挫败，但它的斗志丝毫没有减弱，共和军的士气依然高涨；简单来说，促使西班牙人民在一九三六年揭竿而起的运动，能够经得住时间和艰苦战争的考验。内格林很可能想证明，这场斗争还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分出胜负，敌人将不得不接受妥协。因此，埃布罗河攻势是一次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的战役。
但为什么要在埃布罗河流域发动进攻呢？在该地发动进攻，就得在不利的地形渡河，这会造成额外的危险。其实，要想解救瓦伦西亚，只有两个办法：直接向萨贡托以北发动反攻，夺回在前几个月丢失的土地，解救列万特的首府（但是，由于参战部队已疲惫不堪，缺乏预备兵力，马德里战线、埃斯特雷马杜拉战线和安达卢西亚战线都缺乏兵力，这一行动一开始就缺乏可行性）；或是在其它重要地段发动大规模行动，阻止国民军继续向瓦伦西亚进攻。共和军总参谋部的首要目标，是迫使国民军将注意力从列万特转向加泰罗尼亚。
准备投入这次进攻的部队在北方进行了整编；它们依然组织良好，在渡河之前，它们必须先进行奇袭，为此它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某些问题显然是难以解决的，特别是携带重装备渡过埃布罗河这个问题，而要实现第二个目标，即突破国民军的战线，收复地中海沿岸地区，就非得克服这个问题不可。其实，共和军必须赢得全面胜利，才能证明它仍有赢得战争的能力。但是，如果这次战役一开头就不顺利，就有可能会以惨败收场。总参谋部很清楚它要冒一定的风险，但这种风险是经过权衡计算的。其实，共和军必须摆脱被动挨打的态势：考虑到双方的实力对比，共和军是不可能大获全胜的，但是，它仍然有可能、而且也必须赢得局部的胜利。
渡过埃布罗河
共和军在六月选定了发起攻击的地域。关于这一点，罗霍将军指出：总参谋部起初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它最后将目标限定为：在埃布罗河河湾的两侧强行渡河，占领南岸的各个高地，并向纵深推进。
为了协助这个有限的主攻，共和军准备在两个方向上进行助攻：助攻之一是沿着法永（Fayón）—梅奇嫩萨（Mequinenza）一线，向西进攻，切断国民军的联系，并阻止国民军派兵增援；另一个则沿着海岸进攻，这个助攻只能起到牵制的作用。总的来说，共和国政府的胃口不算大，尽管它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整个埃布罗河集团军[1]，以及从东部集团军群[2]抽调的几个师[3]。但是，集中兵力和兵器、调集第一次渡河所需的船只、运输桥梁的零部件都需要时间，所以，发动进攻的时间不得不推迟。这些工作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尽管如此，这次进攻几乎彻底达成了突然性。
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夜间，共和军小心翼翼地把船只部署到位。由小股突击队进行的进攻，体现了共和军战士在装备与技战术方面的最高水平。尽管共和军的技术保障仍和以前一样不够充分，在进攻刚开始的头几个小时里，驻扎在距埃布罗河仅有几公里的指挥所里的总参谋部同第五军失去了联系；但渡河行动还是几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当天晚上传来了捷报：共和军建立了桥头阵地，河上架起了可供步兵和装备通过的桥梁，黎明时分，部队已从两处开始渡河。共和军兵分两路，一路向比利亚尔瓦·德·洛斯·阿尔科斯（VillalbadelosArcos）推进，另一路向甘德萨和科尔维拉·德·埃布罗（CorberadeEbro）推进，在埃布罗河的河湾地带包围了以莫拉·德·埃布罗（MoradeEbro）为中心的突出部。七月二十六日，共和军占领了科尔维拉·德·埃布罗，并打到了比利亚尔瓦·德·洛斯·阿尔科斯与甘德萨的外围。莫拉·德·埃布罗突出部在数日之内被消除了。然后，共和军在渡过埃布罗河后，建立了宽三十千米、纵深二十千米的桥头阵地。第四十二师在北面渡过了埃布罗河，在法永和梅奇嫩萨之间建立了一个辅助性的桥头阵地，它可以依托这个桥头阵地，阻挡国民军的援军。尽管国民军的飞机立即进行了疯狂的反击，共和军还是把五万名战士送过了埃布罗河。
但是，由于未曾考虑过如何发展胜利，共和军再次未能扩大战果、乘胜追击。共和军没有集中足够的兵力，缺少预备队；战士们在五天苦战之后，已经疲惫不堪。共和军向比利亚尔瓦·德·洛斯·阿尔科斯和甘德萨连续发动多次进攻，却未能攻下这两个地方。国民军撤入村庄负隅顽抗。共和军遭到了强大的火力，不得不停止进攻。在初期的战斗中，共和军缺少重装备，尤其是装甲车。等到二十四吨坦克[4]终于渡过埃布罗河时，国民军的援军已经赶到了。
国民军在七月二十五日拥有明显的空中优势。国民军的飞机不断投下炸弹、用机枪扫射[5]，给正在渡河的共和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共和军虽然还能在夜间调遣援军渡河，但第一批桥梁已被国民军的狂轰滥炸摧毁；为了摧毁桥梁，国民军还打开了埃布罗河在比利牛斯山区的各条支流上的水库。共和军的桥头阵地依然岌岌可危。
消耗战
八月一日，真正的战斗开始了。国民军向共和军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企图把共和军赶回对岸；共和军则死战不退。这次战役一直打到十一月十五日才结束；在这次战役中，就像在特鲁埃尔战役中一样，政府军表现出了能够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顽强战斗的能力。
但是，埃布罗河集团军不得不陷入了一场比拼装备的消耗战。尽管它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它却无法赢得这样的战斗。罗霍认为，这是一场“物资充足的军队与物资匮乏的军队之间的战斗”。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只有一个意义：当捷克危机撕裂欧洲之时，展现共和军的战斗力，让外国人认为共和军仍能与国民军势均力敌。
慕尼黑条约的签订，缓和了欧洲的紧张局势，它也彻底粉碎了外国干预的希望。因此，对共和国而言，埃布罗河战役不但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也是危险的：乌利瓦里写道：“加泰罗尼亚的沦陷，是由埃布罗河战役的结果决定的。”当然，共和军如果在八月初就撤回埃布罗河左岸，就能避免它后来遭到的重大挫折，也就不会遭受惨重的伤亡了。但那样一来，它为中部战区的共和军争取到的时间就会大大减少，更重要的是，在大张旗鼓地发表捷报之后，又放弃桥头阵地，这会给共和军及后方的士气造成沉重的打击。
而且，尽管国民军投入了大量兵力，共和军总参谋部还是站稳了脚跟，顶住了国民军的进攻。共和军司令部可能宁愿选择防御战，而不是大规模的机动作战。坚守在桥头阵地的部队具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它们占领了当地的主要观察点，这对它们的防御是有利的。战役初期的成功，以及它们觉察到的敌人的犹豫不决，使它们更加勇敢、更加顽强。
在共和军开始进攻时，国民军仅有少量的兵力。在共和军的整个进攻地段上，除了安波斯塔（Amposta）之外[6]，国民军只有第五十师一支部队。国民军总参谋部认为，埃布罗河形成了一条天然防线，共和军平时的行动又很迟缓，所以没有在这一带部署重兵。而它对这两方面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尽管在这次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某些国民军军官的情绪还很乐观，但到了二十五日黎明，战报的调子就变了；前方传来的消息非常糟糕。尽管国民军仓促将大量物资投入战斗，并调集了可用的全部火炮与飞机，它还是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恢复了“平时的战况”，并巩固了战线。
为了挽回局面，摩洛哥军先后投入了七个师[7]。弗朗哥将军不得不从列万特抽调部队，甚至还从中部战线的一些地段上抽调部队，前去增援埃布罗河的国民军。在特鲁埃尔战役之后，他再次接受了在敌人选定的地方战斗。但他接受了这个挑战，因为他对自己与日俱增的物资优势充满信心。要想在如此狭窄的战线上获胜，就必须使用炮兵火力和航空兵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弗朗哥认为他现在能做到这一点。
共和军也站住了脚跟，并调集了援军。在长达几周的时间里，双方僵持不下，不断地投入新装备与新部队，直到惨重的伤亡迫使其中一方撤出战场为止。埃布罗河战役甚至比特鲁埃尔战役更为血腥。它也变成了一场歼灭战，但这一次，它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国民军的反击起初进展顺利。共和军在法永的桥头阵地被攻陷了；国民军集中了大量的兵力，特别是炮兵，高度集中的兵力使国民军迅速赢得了胜利。共和军第四十二师实际上已被消灭。
但这仅仅是局部的胜利。关键的战斗发生在甘德萨桥头阵地。国民军在这里遭受了初步的失败：在八月十日以前，国民军向潘多尔斯山脉（SierradePàndols）发动了进攻，遭到了共和军的顽强抵抗，阿斯纳尔写道：“（共和军的抵抗之激烈）在整个战争中是空前绝后的”；国民军实际上未能取得任何战果。在八月和九月，国民军几乎都在连续不断地进攻，在此期间，国民军的进攻只暂停过几次，每次暂停的时间都很短，它暂停进攻也只是为了让伤亡惨重的部队进行整编。国民军在十月之前发动了四次进攻。严格来说，这些行动不能算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只是局部性的行动，双方都在围绕着几个要地反复争夺。在特鲁埃尔战役中，战斗的残酷性主要是由天气情况造成的，而埃布罗河战役又比特鲁埃尔战役更为残酷，它既旷日持久又艰苦卓绝，令人回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埃布罗河战役就是西班牙的凡尔登战役。
然而，共和军不可能无止境地忍受这种几乎不间断的破坏。兵力与物资的沉重损失，最终耗尽了共和军的力量。到了十月底，共和军的预备兵力已经不够用了。国民军却还能派出援军。它成立了新的马埃斯特拉斯戈军[8]，这个军下辖五个师，军长为加西亚—巴利尼奥[9]将军。
十月二十四日，国民军下达了第四十四号总命令，命令部队“消除埃布罗河突出部”。其实，这次进攻直到十一月一日之后才真正开始。国民军奇袭并攻占了共和军在卡瓦利奥斯山脉（SierradeCaballos）上的阵地。从十一月一日到十一月八日，国民军攻占了莫拉·德·埃布罗西南方的整个桥头阵地。国民军的反攻的第二阶段结束于十一月十五日。政府军失去了在战役初期攻占的全部地域。共和军证明了它具有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奋战和坚守的能力，但它遭受了惨重的伤亡（约有十万人阵亡、负伤或被俘[10]），耗尽了它最后的一丝力气，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
十一月十五日以后，埃布罗河一带的战线无疑是稳定下来了。另一方面，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叛军在八月发动了进攻，沿着卡维萨·德尔·布维（CabezadelBuey）到阿尔马登（Almadén）一线推进，并且进展迅速；当地的共和军在得到来自列万特的部队支援后，最终顶住了叛军的进攻。埃布罗河战役迫使国民军调走了最精锐的部队，使中部战区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米亚哈利用这个机会，整编了他的部队。
但是，弗朗哥打赢阿拉贡战役之后，共和区就被分割成了两块。加泰罗尼亚的共和军得不到休整的机会；连日的苦战已使他们疲惫不堪。共和军需要一段比较长的休息时间，还需要补充武器装备，才能形成一道坚固的战线，迎击国民军的大规模攻势，然而它什么都没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失败，使厌战情绪越来越明显。在七月底，从埃布罗河传来的捷报，曾一度鼓舞了士气；然而，共和军初期占领的地区，后来又被国民军夺回去了。获得国外支援的希望，也随着慕尼黑阴谋而破灭了。普里耶托认为“欧洲背叛了我们”，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加泰罗尼亚是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也是五月事件发生的地方，对加泰罗尼亚而言，欧洲的“背叛”，是内格林的政策招致的报应。革命被抛弃了，现在整个欧洲都在支持弗朗哥。
加泰罗尼亚的后方首次出现了动摇的迹象。现在已经不可能把巴塞罗那变成第二个马德里了。一九三六年曾有过的那些条件，现在都不存在了。人们已经失去了信心。
叛军进攻之前的加泰罗尼亚
能否认为，共和国政府虽然失去了民心，但它至少还获得了权威呢？就连这一点，也是极有争议的。社会党的各个派别在表面上和解了，但它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分裂之中。共产党的权势大涨，它不断地蚕食其它政党的地盘，激起了其它政党对这个合作伙伴的敌意。军队始终受着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缺乏进口货物、由于封锁导致的贸易逐步停滞、缺乏资金，以及外国的恶意，使加泰罗尼亚的生活逐渐陷入瘫痪。当工业应当全速运转的时候，生产却慢了下来：工业得不到足够的原材料。农业生产也在滑坡；许多农民都上了前线，其他农民不肯交出食物。食品供应变得越来越困难。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随着冬季即将到来，为了解决战争造成的各种困难，政府成立了食品供应协调委员会，由国防部长担任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协调“与生产、食品销售、基本的衣物相关的一切活动”。问题在于分配食物：先提供给作战人员，然后是后方的军队，最后才是平民；在平民中间，优先分给儿童和病人，以及兵工厂的工人。然而，这个委员会马上就发现它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
应该补充一点：在整个加泰罗尼亚，特别是在巴塞罗那，依然为数众多，而且有着众多的弗朗哥支持者在频繁活动。随着加泰罗尼亚战局的恶化，第五纵队开始浮出水面，特别是在巴塞罗那保卫战的最后时刻。最后，叛军向加泰罗尼亚首府不断发动空袭，瓦解了士气。这一切因素，导致了共和国在加泰罗尼亚的失败。
沿着埃布罗河和它的支流塞格雷河，再到比利牛斯山脉，叛军部署了好几个军[11]，占据了从塞格雷河到诺格拉（Noguera）一带，这条战线附近的城镇，比如雷里达、巴拉格尔（Balaguer）和特伦普（Tremp），都已落入叛军之手。
巴塞罗那的沦陷
十二月二十三日，叛军开始向加泰罗尼亚进攻。在纸面上，当地的共和军还有两个集团军：东部集团军[12]，驻守在靠近法西边境的北部；埃布罗河集团军，驻守在南部。在埃布罗河战役之后，这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和物资都严重不足，几乎无力进行任何形式的进攻。据乌利瓦里记载，一个满编的旅应有三千六百人，然而每个旅都缺编六百到一千人。总之，共和军司令部可以把九万人投入战线，但它没有任何预备队。
东部集团军的第十一军和第十二军不得不承受进攻的全部压力。国民军在塞格雷河战线兵分两路，突破了共和军的防线。国民军在进行了一番虚弱的炮击之后，让意大利的装甲部队投入进攻，共和军惊慌而逃；预备队中的第十六师本应在自己的阵地上防守，它却撤退了。因此，在共和军战线上出现了一个缺口，使共和军难以发起大规模的反攻。共和军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动的反击几乎彻底失败；它仅仅稍微减慢了意大利干涉军与纳瓦拉军的推进速度。最后，为了进行新的反击，东部集团军抽调了一部分部队给埃布罗河集团军。这又导致了另一次失败。
现在，战斗已经持续了十天。共和军实际上已不能将正在战斗的部队撤下来休整。共和军原本就缺乏物资，现在他们又已精疲力尽，深感回天无力。共和军的战斗机甚至不再试图阻止国民军的空袭，只在战斗之后才出现：巴塞罗那居民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彩虹”（ArcodeIris）。部队的士气与日俱减，这种情况在新兵当中特别严重。
一月初，共和军的战线崩溃了。意大利干涉军在波尔哈斯·布兰卡斯（BorjasBlancas）突破了共和军防线，阿拉贡军和马埃斯特拉斯戈军在特伦普地区进展迅速，雷里达对面的共和军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雷里达地区的发电站是整个西班牙最重要的电力来源，现在所有的发电站都落入了叛军手中。战线全面崩溃了。国民军把六个军成扇形散开，以装甲部队带头冲锋，发起了全面进攻。到了一月六日，共和军已不可能再发动反攻了。罗霍写道：“我们能做的只是进行防御。”其实，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共和军还能抵抗多久？共和军要过多久才会被分割包围？通往比利牛斯山脉边境的道路还能守多久？国民军甚至不需要像以前那样进行突破；它把六个军并排展开，一字平推，它的兵力远远超过共和军的七个军；它的物资优势日益明显。据罗霍记载，共和军的炮兵只有叛军的六分之一。就连个人武器也远远不够：共和军仅有六万支步枪，甚至做不到让所有作战人员人手一支。
共和国政府并不甘心坐以待毙；它动员了所有处于服役年龄的男子，然而，由于没有足够的武器，就算它能完成动员，也是于事无补的。这种全面动员也有荒谬的一面：在巴塞罗那这个一天要拉响五六次防空警报的城市里，消防员居然都被动员了，理由是要把他们都派往前方部队，可是他们在前线根本派不上用场。从一月二十日到一月二十六日，巴塞罗那的生活彻底陷入了混乱。
其实，争夺城市的战斗尚未发生，共和国就已经失败了。埃布罗河集团军在南部陷入了苦战，为了避免被包围，它不得不放弃南部三角洲的门户塔拉戈纳；丢了塔拉戈纳，战线也就崩溃了。此外，大批难民涌向北部，堵塞了加泰罗尼亚的道路，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难民正在涌向巴塞罗那，他们甚至把地铁用作避难所和宿舍，直接睡在站台上。
在一月二十四日，军方首脑、政治委员、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仍对长期坚守怀有希望。为此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到处都贴出了标语和宣传画：“加泰罗尼亚形势危急。大家都要武装起来！”或是“打赢这一仗，我们就能打赢战争！”要想打赢这一仗，首先必须参加战斗。然而，守卫市区的部队全都严重缺编。罗梅洛（Romero）上校手下只有千把人，这些人要么来自水平很差的后方部队，要么来自被叛军打退的前方部队，不能指望他们还能有高昂的士气。此外，在一月二十一日上午，突击警察也抛弃了他们驻防的战线。
最后，巴塞罗那市民并没有真正做好抵抗的准备。除了那些同情叛军的市民之外，绝大多数市民显然已经精疲力尽，他们曾对胜利满怀期待，然而胜利却遥遥无期，他们现在已经失去了信心。生存成了巴塞罗那市民的头等大事。城里什么都缺；既没有煤，也没有电。商店里空无一物；就是在黑市上，货物短缺也已成为常态。政府的配给粮经常不能按时发放，就算能发放，数量也远远不够。市场的供应中断了；白糖被换成了糖精；燃料已经一干二净。只有面包还勉强够吃，巴塞罗那陷落之前，每人每天还能得到三百克黑面包，但这点面包根本不够充饥；在城破的前三天，连这三百克黑面包都没有了。在革命初期，兰布拉大道上呈现出一派欢乐喧闹而又五光十色的景象，现在巴塞罗那却是一片凄惨之色，不禁让人感叹恍如隔世。娱乐场所纷纷关门大吉，先是夜店和歌舞厅停了业，从一月十四日开始，剧院、电影院，甚至是市民时常驻足的咖啡馆也都停业了。最后一批店铺关上了卷帘门。罗霍写道：“在敌军进城之前的四十八小时，巴塞罗那就像一座死城。”
巴塞罗那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蒂维达沃（Tibidabo）山脉。共和军并没有在那里布下严密的防线。一月二十三日，柳布雷加特战线被叛军突破。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士兵纷纷违抗命令，擅离岗位。一月二十六日早晨，共和军战线几乎彻底崩溃；少数部队的英勇抵抗[13]——他们当场牺牲了——完全是徒劳无功的。巴塞罗那港区遭到了叛军航空兵、炮兵和军舰的轰击。索尔查加和雅古埃的部队冲进了巴塞罗那，占据了市郊的军营。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叛军坦克开进了巴塞罗那港口。到了晚上，全城停止了抵抗。叛军在占领巴塞罗那的过程中仅有一人死亡。
由于担心撤往北方的道路被切断，巴塞罗那最后的守军撤出了城市。一月二十三日，内格林和他的政府、外交使团以及政府部门离开了巴塞罗那。但是，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一部分档案被就地销毁。当国民军进城时，他们发现城里并不是空无一人。有许多人——比如以前的市政府职员——前来迎接胜利者。巴塞罗那的新市长、西班牙—瑞士公司总裁米凯尔·马特乌·普拉[14]很快就恢复了基本的市政服务。最困难的工作是重新组织食品供应。
对共和军而言，巴塞罗那的失守并不具有太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加泰罗尼亚首府的无条件投降，对整个共和区人民的士气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从巴塞罗那沦陷的那一天起，共和国便只能苟延残喘了。
向边境奔逃
战线的崩溃，以及失败后的各种谣言，驱使着大批难民拼命奔向法西边境的关口。据二月六日的《时报》报道，已经有十万难民越过边境进入法国。罗霍估计，当时有几十万难民挤在边境检查站。他说：“完全是一片混乱。”难民大多是躲避国民军进攻的平民，他们只带着一些行李；还有成千上万从交战地区逃出来的逃兵。他们散播着最荒唐的谣言，加剧了恐慌。武装士兵强占车辆，乘车赶到边境后又丢弃了车子。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警察也早已消失，只剩下彻底的混乱。这是失败与绝望的混乱。但是，难民们有什么理由留下，而不是逃走吗？自从一月底，每天都有大人物越境逃往法国的消息传出——希拉尔、卡巴耶洛和阿拉吉斯泰因都逃走了。人人都知道这些情况，而在一片惊慌失措之中，这些情况越传越邪乎。
面对着潮水般涌来的难民，法国当局束手无策。法国当局一开始是愿意接受难民的，但没过多久，几十万难民涌来后，对难民一一登记、再将他们疏散到全国，就已经超出了法国当局的能力。一月三十日，法国当局决定，暂时不让身体健康的男子进入国内，只允许妇女儿童进入法国避难。法国当局在东比利牛斯省（Pyrenees-Orientales）滨海阿尔热莱镇（Argelès-sur-Mer）设立了一个难民营，把已经进入法国、但尚未被分流到其它地方的男性难民都安置在这个难民营里。这个决定，让正在勒·佩尔蒂斯（LePerthus）和勒·布鲁（LeBoulou）的边防检查站等待入境的西班牙难民陷入了新的恐慌。部分难民返回了加泰罗尼亚尚未被叛军占领的地区。其他难民则试图偷越国境进入法国，尽管边境上有塞内加尔士兵巡逻，许多难民还是成功越过了边境。这种局面，让法国当局更加焦头烂额。从二月五日到二月九日，法国当局再次下令，向西班牙士兵开放边境。罗霍承诺让难民秩序井然地通过边境。
其实，尽管某些部队在撤入法国时，无可避免地发生了惊慌失措的情况，但必须公正地指出：最后一批共和军是秩序井然地撤入法国的（能在一片混乱中做到这一点，不可谓不成功，它体现了这些部队的真正价值，所以值得记下来）。法国记者发现，这些部队的士气比较高涨，他们的精神面貌也不像是一支溃退的败军。在这批部队中，有七百名国际纵队的幸存战士，他们在加泰罗尼亚战斗到最后一刻，直到二月七日才撤入法国。
根据法国政府与共和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一旦共和军士兵进入法国，他们就不再被视为军人，而仅被视为难民；他们必须交出武器，接受正式的搜身，然后立即被安置到难民营（主要的难民营仍设在滨海阿尔热莱镇）。滨海阿尔热莱镇难民营很快就不堪重负；于是，法国当局又在距滨海阿尔热莱镇不远的圣西普里安镇（Saint-Cyprien）设立了一个难民营。
共和军的军用物资都被法国政府没收了；虽然一些西班牙领导人仍然心存幻想，以为能把这些装备运到西班牙中部，但他们很快就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如果中部地区还想继续抵抗的话，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在共和国临终的日子里，共和国的领袖也逃到了法国。阿萨尼亚总统于二月五日早晨抵达法国，三天后，内格林本人和剩下的政府成员也抵达了法国。但是，在共和国总统与政府总理之间，围绕着应该如何看待加泰罗尼亚的沦陷的问题，而产生了分歧。
内格林和他的幕僚竭力维持最后的一点秩序与纪律。他们或许曾打算依托法西边界，在加泰罗尼亚最北边的地方，也就是赫洛纳和费盖拉斯一带进行一定程度的抵抗。但是，共和军的士兵正在不断逃离部队，要想靠这种部队来维持一条稳定的战线是不可能的。情报机关已经停止工作；尽管山区可能会拖慢国民军的推进速度，但国民军还是继续向海岸前进。共和军司令部似乎也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在最后的日子里，必须撤换司令部的人选。胡拉多将军接替了萨拉维亚，担任了东部集团军群的残部的司令。尽管总参谋部竭力维持秩序，却还是不能阻止恐慌的扩散；被编入军队的边防部队与治安部队也出现了惊慌失措的迹象。共和军虽然在费盖拉斯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把正在撤退的部队组织起来，但这完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国民军的空袭，以及对国民军在后方登陆的恐惧，使共和军无法组织任何形式的防御。内格林在费盖拉斯召开了多次政府会议，但这些会议已经毫无意义：既然会议的决定已经根本无法执行，那它还有什么用呢？政府没有消失，也没有变得无用，消失了的、或变得无用了的是政府机关和执行部门。费盖拉斯和赫洛纳两个小镇容不下它们。甚至连设置办公室的空间都没有了；大批政府车辆涌进了这两个小镇，加剧了交通堵塞。巴塞罗那的许多官吏已经对战争彻底失去信心，他们不等政府的命令，就擅自逃往边境。简单来说，尽管政府仍然存在，但国家政权已经荡然无存。
二月八日，总参谋部撤往勒·佩尔蒂斯，二月九日，罗霍从勒·布鲁进入法国领土。二月九日下午一点五十分，国民军抵达了佩尔蒂斯边境。剩余的有组织的共和军在二月九日和二月十日撤往法国。共和军在加泰罗尼亚已不复存在。
梅诺卡岛的投降
与此同时，梅诺卡岛（Menorca）的投降，引出了一个新的因素：英国的调停。
自从国民军拥有海上优势以来，这个岛就被彻底孤立了。二月八日，国民军代表圣路易斯（SanLuis）上校乘坐英国巡洋舰“德文郡”号（Devonshire），抵达马翁（Mahón）港口。梅诺卡督军冈萨雷斯·乌维耶塔[15]首先与“德文郡”号舰长穆尔赫德—戈尔德[16]举行会谈。乌维耶塔同意就投降事宜与圣·路易斯上校谈判。在两次会谈期间（“德文郡”号的舰长出席了这两次会谈），双方达成协议：共和军军官与共和国官员的性命将得以保全，任何不愿接受国民军的统治的人都可以离开。“德文郡”号带走了三百个男人、一百个女人和五十个儿童。
二月九日，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国民军又空袭了梅诺卡岛，差点使谈判功亏一篑。这被认为是国民军的背信弃义行为。帕尔马（Palma）的国民军基地声称这是“误会”。然而这个声明十分可疑：尽管帕尔马基地是由西班牙人指挥的，但它却被意大利人所控制，而意大利人对于任何在英国调停下签订的协议都怀有敌意。英国广播电台自然不承认英国政府促成了协议，并声称“德文郡”号舰长的行为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而霍尔达纳告诉德国大使，西班牙并没有在梅诺卡问题上同英国达成什么协议。但这些都是外交辞令。这种干预可能会被当成干涉西班牙事务，所以英国显然不会对此大声张扬；而国民军则极度依赖德意联盟，它不可能公开做出让德国和意大利不悦的事情。
但梅诺卡协议仍有其重要意义：加泰罗尼亚沦陷之后，战争眼看就要结束了。
内格林政府与和平问题
在共和国即将覆灭之际，关键的和平问题便浮现了出来，它是一个政治问题。二月一日，议会，或者说它的残余部分[17]，在费盖拉斯召开了会议。内格林以明确的态度，向出席会议的议员提出了恢复和平的可能性的问题。但是，军队已经兵败如山倒，国家政权也正在瓦解，双方已不可能进行平等的谈判。内格林曾在一九三八年提出“十三点要求”[18]，作为他的最低纲领，尽管“十三点要求”已经十分温和，但现在还是被抛弃了。内格林现在提出的和平条件，只剩下了三条：保证民族独立与领土完整；保证西班牙人民享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保证政府将采取措施，在战争结束后停止迫害。
显然，要想让国民政府在谈判中接受第二条要求，仍是很困难的。内格林似乎并不满足于发表这些条件。共和国政府首次正式考虑接受英国的调停。德尔·巴约记载了在阿古利亚纳（Agullana）举行的一次会谈。参加会谈的有英国代办斯蒂文森[19]、法国大使儒勒·昂利（JulesHenry）、内格林和德尔·巴约本人。在会谈期间，内格林解释了这三条要求对他意味着什么。第一条要求事关“将所有外国士兵撤出西班牙领土”；第二条要求意味着“西班牙人民将在没有任何外国压力的情况下，自由地决定政治制度”。德尔·巴约指出，弗朗哥不太可能接受这两个条件。内格林承认，在谈判过程中可能会放弃这些要求：即使布尔戈斯政府会表示它原则上赞同这些要求，它也不太可能会认真对待。最后就剩下第三条要求了，德尔·巴约用了一个简练的公式来解释这条要求：“不搞报复”。很难做出比这更妥协的姿态了。
在罗霍的著作中，关于以最体面、尽可能多地挽救人命的方式结束战争的那些章节，似乎验证了德尔·巴约的说法。但罗霍的著作中也提到了军队与总理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他指的其实是一种未来的政治方案。事实上，他或许赞同这种做法：驱逐阻碍和平的人，以此谋求有条件的投降。另一方面，内格林想进行政府对政府的谈判，而弗朗哥是绝不会接受这种谈判的。一旦谈判破裂，内格林就会下令抵抗。罗霍问道：“我们还能靠什么来抵抗？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
对于许多军人而言，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据二月九日的《时报》的报道，阿萨尼亚的军事机关的军官已经做出了抉择，他们决定投靠国民军。军方首脑已经承认失败，而政府还想继续抵抗，双方之间的裂痕已不可弥合。
[1]埃布罗河集团军（EjércitodelEbro）成立于1938年5月29日，后划归东部集团军群。集团军司令为莫德斯托。在埃布罗河战役期间，该集团军下辖第5军、第12军、第15军，并得到东部集团军的第18军加强。第18军由第27师、第43师和第60师组成，在战役期间担任第15军与第5军的预备队。——中译者注
[2]阿拉贡战役失败后，共和区被叛军分割为两部分，共和军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将军便在1938年6月2日把加泰罗尼亚残存的共和军整编为东部集团军群（GrupodeEjércitosdelaRegiónOriental），由胡安·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担任东部集团军群司令。它下辖埃布罗河集团军与东部集团军（EjércitodelEste）。——中译者注
[3]负责主攻的是埃布罗河集团军，它下辖第5军（军长为利斯特尔）、第12军（军长为贝加）和第15军（军长为塔古埃尼亚[Tagüeña]）。东部集团军的部队包括第27师、第43师和第60师。——原注
[4]共和军并无重量为24吨的坦克，疑为“T-26坦克”之误。——中译者注
[5]据罗霍记载，仅在7月31日一天，就出现了200架轰炸机和96架战斗机。——原注
[6]驻守在安波斯塔的是叛军第105师。——中译者注
[7]这7个师是：第13师（师长为巴伦）、第84师（师长为加雷拉[Galera]）、第8师（师长为德尔加多·塞拉诺[DelgadoSerrano]）、第152师（师长为拉达[Rada]）、纳瓦拉第4师（师长为阿隆索·贝加）、第102师（师长为卡斯特洪[Castejón]）和第74师（师长为阿里亚斯[Ariás]）。国民军在主要的桥头阵地投入了第8师和第102师（由德尔加多·塞拉诺指挥）、第13师和第74师（由巴伦指挥）、第4师和第84师。第105师驻守在埃布罗河河口。——原注
[8]马埃斯特拉斯戈军（CuerpodeEjércitodelMaestrazgo）成立于1938年8月25日，军长为拉法埃尔·加西亚—巴利尼奥·马尔森准将。该军下辖纳瓦拉第1师、第74师、第82师、第84师和第13师。——中译者注
[9]拉法埃尔·加西亚—巴利尼奥·马尔森（RafaelGarcía-ValiñoyMarcén，1898年10月24日—19726月29日），生于托莱多，1913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16年毕业后被派驻非洲军。内战爆发后投靠叛军。曾任师长、军长。内战结束后曾任陆军参谋长、第七军区司令、西班牙驻摩洛哥高级专员、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第一军区司令等职务。——中译者注
[10]这个数目是由国民军提供的。——原注叛军提供的共和军的伤亡人数明显过分夸大。安东尼·比弗（AnthonyBeevor）认为共和军损失了75000人，其中死亡人数为30000人（《西班牙之战》[TheBattleforSpain]，企鹅出版社，伦敦，2006年，第358页）；休·托马斯（HughThomas）认为共和军的阵亡人数在10000人到15000人之间（《西班牙内战》[TheSpanishCivilWar]，企鹅出版社，伦敦，2001年，第833页）；加布里埃尔·杰克森（GabrielJackson）认为共和军有10000人阵亡（《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1931—1939》[TheSpanishRepublicandtheCivilWar,1931-1939]，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1967年，第528页）；保罗·普雷斯顿（PaulPreston）认为共和军的人员损失为：7150人阵亡、20000人负伤、19563人被俘（《西班牙内战，反动、革命与报复》[TheSpanishCivilWar.Reaction,Revolution&Revenge]，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伦敦，2006年，第291页）。——中译者注
[11]这几个军是：摩洛哥军、纳瓦拉军、意大利干涉军、阿拉贡军、马埃斯特拉斯戈军和乌尔赫尔军。——原注
[12]东部集团军（EjércitodelEste）的司令部设在索尔索内（Solsone）。它下辖第10军、第11军和第18军。埃布罗河集团军下辖第13军、第15军和第24军。——原注
[13]第125机枪营，第151混成旅。——原注
[14]米凯尔·马特乌·普拉（MiquelMateuiPla，1898年6月16日——1972年10月1日），毕业于巴塞罗那大学，曾在法国和美国求学。1935年继承了他父亲创办的西班牙—瑞士公司。内战爆发后，他逃往瑞士，他的公司被国有化。后来他投靠了弗朗哥。叛军占领巴塞罗那后，于1939年1月27日担任巴塞罗那市长，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45年。1945年至1947年任驻法大使，并于1943年至1972年担任议会议员。——中译者注
[15]路易斯·冈萨雷斯·德·乌维耶塔·冈萨雷斯·德尔·坎皮利奥（LuisGonzálezdeUbietayGonzálezdelCampillo，1899年11月18日——1950年12月30日），生于毕尔巴鄂。1917年入读海军学校。1922年获海军少尉军衔。在里夫战争期间担任巡逻艇副艇长。1936年晋升为海军少校，任水文测绘舰“阿尔塔夫洛”号（Ártabro）舰长。内战爆发后，拒绝参加叛乱，忠于共和国，此后曾担任驱逐舰“何塞·路易斯·迪耶斯”号（JoséLuisDíez）舰长和巡洋舰“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号舰长。1937年6月任海军参谋长，1937年10月任海军司令。1939年1月改任马翁海军基地司令兼梅诺卡督军，1939年2月8日向叛军投降。投降后，乘坐英国军舰“德文郡”号流亡法国，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此后担任巴拿马籍货轮“奇里基”号（Chiriquí）船长，1950年12月30日，“奇里基”号货轮沉没时，拒绝逃生，与船共沉。——中译者注
[16]杰拉德·查尔斯·穆尔赫德—戈尔德（GerardCharlesMuirhead-Gould，1889年5月29日——1945年6月26日），生于伦敦。1904年参加英国海军。1926年至1927年任“蓝铃花”号（Bluebell）扫雷舰舰长，1932年至1933年任“积极”号（Active）驱逐舰舰长，1933年至1936年在海军情报局工作，1936年至1939年任“德文郡”号巡洋舰舰长。1940年至1944年任悉尼港海军司令，1945年5月担任威廉港基地司令，同年6月死于心脏病。——中译者注
[17]473名国会议员中，仅有62人出席了最后的会议。——中译者注
[18]1938年4月30日，内格林政府公布了“战争的十三个目的”：1、保证西班牙的完全独立与彻底完整，保证西班牙完全不受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干预……；2、赶走入侵西班牙国土的外国军队，以及在1936年7月之后，为了自己的利益，以技术合作为名进入西班牙，干预和企图控制西班牙的法律与经济生活的人；3、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代表这个人民共和国的是一个强大的、以纯粹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政权，由享有普选权的公民通过投票，授予政府全权，通过这样一个政府来施政……；4、战争结束后，立即举行全民公决，让全国人民自由地选择共和国的司法制度与社会制度。全民公决应在充分的保障下举行，并且不设任何限制条件，确保所有参加全民公决的人都不会遭到任何报复。5、在不损害西班牙的统一的前提下，尊重地区的权利……6、西班牙国家将充分保障各项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良心自由，并保证公民享有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的自由。7、在民族的最高利益的范围内，国家将保护合法财产与生产者。在不损害个人主动性的前提下，国家将限制财产的积累，使其不至于发展到剥削公民、侵害集体权利、危及国家对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控制的程度。为此，国家将鼓励发展小企业，保护家庭财产，并鼓励一切有助于在道德、经济与种族方面改善生产阶级的处境的措施。凡是没有帮助叛乱的外国人，其财产与合法利益将得到国家的尊重；关于如何补偿战争期间无意造成的损害的问题，国家将会进行研究。……8、旧式的、半封建的贵族庄园毫无人性、民族性与爱国精神，它们始终是阻碍国家发展的重大障碍，这些庄园将在土地改革中被消灭。农民将成为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主人，在广泛而牢固的农民民主的基础上，将出现一个新的西班牙。9、国家将根据西班牙的生活与经济的特殊需求，制定先进的社会法律，以此来保障工人的权利。10、国家的首要的、基本的任务，将是提高民族的文化、健康与道德水平。11、西班牙军队……将摆脱任何党派的控制。……12、西班牙国家重申，不把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这一原则将成为立宪原则。……13、凡是愿意参加重建与发展西班牙这个重大任务的西班牙人，都将获得广泛的大赦。……出自《先锋报》，1938年5月1日，转引自伯内特·波洛腾，《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SpanishCivilWar: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第六十章。——中译者注
[19]可能是指英国外交官拉尔夫·克拉蒙特·斯克林·斯蒂文森（RalphClarmontSkrineStevenson，1895年5月16日——1977年6月23日），他曾担任英国驻巴塞罗那总领事。——中译者注 |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皮埃尔·布鲁埃艾米尔·泰米姆合著，196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
皮埃尔·布鲁埃艾米尔·泰米姆合著（1961）译者：龚义哲
TheRevolutionandTheCivilWarinSpain
byPierreBrauéandEmileTémime
TranslatedbyTonyWhite
序言
本书中出现的主要组织
第一部
第一章寡头集团与共和派
第二章工人运动
第三章革命的序幕
第四章叛乱与革命
第五章共和国控制区的双重政权状态
第六章革命的成果
第七章从革命到内战
第八章革命政权的瓦解
第九章卡巴耶洛政府与共和国政权的重建
第十章保卫马德里：“此路不通！”
第十一章反法西斯联盟的破裂
第十二章内格林政府与反对派的瓦解
第二部
第十三章欧洲与战争
第十四章德国与意大利的干涉
第十五章苏联援助与国际纵队
第十六章北方的沦陷
第十七章国统区的政治演变
第十八章新政权的组织
第十九章内战的转折点：特鲁埃尔战役
第二十章众叛亲离的共和国
第二十一章埃布罗河战役与加泰罗尼亚战役
第二十二章卡萨多军政府与共和国的覆灭
终章 |
无政府工团主义与加泰罗尼亚联盟（1931年5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无政府工团主义与加泰罗尼亚联盟
（1931年5月31日）
据我判断，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正在执行的路线，就是向马德里帝国主义者在巴塞罗那的代理人马西亚中校[1]的无耻政权退让妥协。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已经变成了马西亚手下的少尉，并在事实上成了在加泰罗尼亚推行“国内和平”的代理人。
我认为，加泰罗尼亚联盟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采取了调和立场；也就是说，它把统一战线的革命政策，给换成了维护和奉承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从而维护和奉承马西亚政权的机会主义政策。我从中看出了巨大的隐患，在一定阶段，它会造成重大的威胁。
工会的任务不是去拖工人的后腿，而是把工人发动起来，组织他们进攻。首先，工会要唤醒落后地区的工人。加泰罗尼亚联盟的任务不是去加强全劳联的威信，而是对它进行不断的、逐步的批判，向工人揭露它同马西亚的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权形成的心照不宣的联盟。
应当阻止过早的、不理智的行动，但是，不能让这种做法变成窒息革命的孟什维克手段，所以我们要有明确的战略路线，必须让先进工人彻底理解这个战略路线，这样他们才能向广大群众耐心地解释它。加泰罗尼亚联盟根本没有战略路线。它的领袖不敢认真考虑革命的各种关键问题；否则，他们就不会幼稚而愚蠢地畏惧“托洛茨基主义”了，这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全部政治思想。……
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28—1940）》（LeonTrotsky,Ecrits）（法文版）第3卷，由康丝坦丝·维斯曼从法语译为英语。中译文即根据维斯曼的英译文转译。
[1]马西亚曾在西班牙陆军服役，并晋升至中校军衔，后因参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而被迫退役。——中译者注 |
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日常讨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日常讨论
（1930年5月25日——1931年5月17日）
中译者按：本文原是《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一文的附录，但由于篇幅过长，故单独成文。《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删去了这个附录，把里面的信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在《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前面。为了保持原样，中译者保留了这个附录，造成的重复，还请读者谅解。
上文说过，左翼反对派不得不在私人信件中讨论西班牙革命的日常问题。现将部分信件的摘录公开发表，以补充上文。
西班牙现在的危机事变，表现出了显著的条理性，并且还在继续发展，这使无产阶级先锋队获得了一段准备时间。……
当资产阶级自觉地、顽固地拒绝解决由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导致的各种问题，而无产阶级又还没有做好解决这些问题的准备时，学生往往就会挺身而出。……学生的革命或半革命积极性，表明资产阶级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危机。……
西班牙工人大力支持学生运动，表现出了完全正确的革命本能。当然，工人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帜，在自己的无产阶级组织领导下支援学生。这个任务，要由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来落实，为此，又要具备正确的政策。
要想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坚决、果敢而积极地为落实各种民主口号而斗争。不懂得这一点，就会犯下最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如果目前的革命危机能转变为革命，它一定会突破资产阶级的界限，一旦革命获胜，政权将落入无产阶级手中。
1930年5月25日
在我的文章[1]里，我非常谨慎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经过了数年的独裁、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运动、共和派所有肤浅的喧嚣和学生的游行之后，工人运动势必高涨；更重要的是，革命党到时可能会被工运的高涨弄得措手不及。假如我没弄错的话，一些西班牙同志认为我高估了学生游行的象征意义，夸大了工人革命运动的前途。然而，从那时起，西班牙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罢工斗争。根本弄不清是谁在领导这些罢工。
西班牙有可能重蹈意大利在1918—1919年的覆辙（骚动、罢工、总罢工、占领工厂、得不到政治领导、运动衰落、法西斯主义兴起，最后是反革命独裁），你们不这么认为么？普里莫·德·里维拉政权不是法西斯独裁，因为它并不以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反动为其基础。目前西班牙革命正在高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要是无产阶级先锋党依然像过去一样消极无为和自相矛盾的话，就有可能导致西班牙出现真正的法西斯主义，你们不这么认为么？在这种局面下，浪费时间是最大的危险。
1930年11月21日
前景如何呢？……从你们上一封信来看，现在所有组织和团体都在随波逐流，他们参加了运动，但只是让运动拖着他们走。没有一个组织能拿出革命的行动纲领，也没有一个组织能对前景做出深思熟虑的分析。……
在我看来，在整体形势的要求下，苏维埃口号已呼之欲出——我说的“苏维埃”，是指在俄国遍地开花的那种工人代表会：它们起初是强大的罢工委员会，初期的苏维埃代表都没想到它们会成为未来的政权机关。……当然，苏维埃不能生造出来。但是，每当发生牵涉多数行业、并呈现出政治性质的局部罢工时，都必须在罢工过程中号召成立苏维埃。在这种形势下，只有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能够胜任运动的领导，并赋予运动以革命纪律。
坦率地说，我很担心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批评西班牙革命派错过了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
1930年12月12日
选举是否会于3月1日如期举行？
在目前形势下，利用积极的抵制策略，似乎很有可能搞垮贝伦盖尔操纵的选举；我们在1905年正是这样搞垮了那个仅具咨询性的半吊子杜马。共产党对此采取了什么政策？他们有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散发传单、发表宣言和公告？
如果要抵制国会，该用什么名义？用苏维埃的名义吗？这样做恐怕不妥。目前只有用民主口号才能团结城乡群众。民主口号包括“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举行立宪国会选举”。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你们不可能抛开这个口号。苏维埃暂时还不存在。西班牙工人还不了解苏维埃——至少没有亲身体验过——农民就更不用说了。但在下一阶段，围绕国会的斗争，将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用“苏维埃”口号来反对国会的口号，并不是正确的做法。显然，只有通过民主口号发动群众，才能在近期内建立苏维埃。这就是说：为了阻止王室拼凑出一个虚伪的、造假的和保守的国会，为了保证民主的立宪国会的召开，为了让这个国会进行土改等重大举措，必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巩固劳动群众的阵地。
1931年1月12日
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者必须重新团结起来。在下一阶段，随着共产主义的影响日渐增强，“实现共运团结”的口号，一定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群众——即使是先进的群众——只会接受由他们的亲身经历考验过的组织分裂。因此，我认为与无政府派工人和社会党工人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必须辅以（以一定的纲领为前提）“实现共运团结“的口号。
1931年1月31日
依我看，你们现在几乎不可能拒绝“革命的立宪国会”的口号。七成以上的西班牙人口是农民。他们会怎样理解“工人共和国”这个口号呢？社会党、共和派还有神父都会向农民挑拨是非：“工人要骑到你们头上，肆意使唤你们！”到时候你们该怎么回答？在这种情形下，我只知道一种回答：我们工人要和农民一起赶走上面任命的大小官吏，还要赶走一切压迫者和他们的打手，在普选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在夺取土地和其它利益的斗争中，我们能引导农民走上工人共和国（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但千万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一个臆断的公式强加给农民。
……共产党没有带头抵制选举，这显然是一大错误。只有领导着革命工人的共产主义者，才能使抵制运动富有勇气与战斗性。尽管如此，抵制选举的情绪，在各反对党中颇为流行，这也是人民内心深处的激昂情绪的反映。最新的报道似乎表明共和派与社会党已经决定抵制选举。假如共产党能及时抨击共和派与社会党，后者就会更难回绝抵制。同时，贝伦盖尔及其政府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3月1日的选举绑在了一起。假如抵制运动能迫使贝伦盖尔做出某种让步——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者领导着抵制运动的情况下——群众的革命觉悟将会大为提高。
1931年2月5日
无论如何，都不应放弃“工人共和国”的口号。但是，目前这个口号的宣传性大过鼓动性。我们必须向先进工人解释：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工人共和国，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引导农民走上这条道路。除了通过各种过渡性的“试验”（包括议会试验在内），几乎不可能找到能够引导农民支持工人共和国（其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农民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在西班牙，各种道路都已尝试过了，每一条路都走不通。但还剩一条出路：通过革命实现“彻底的”、“充分的”民主，也就是立宪国会。我们当然不会迷恋这个口号。假如事态发展较快，我们就应该及时转换口号。
1931年2月13日
记得我在信中跟你们谈过一个“假想”：假如抵制运动能够迫使王室屈服或至少是部分让步，那就好了。如今这个假想成真了。贝伦盖尔的辞职，在政治上不会造成太大的直接影响，却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王室的衰落；统治集团的瓦解；上层失去了自信，畏惧、恐慌、害怕人民、害怕革命、害怕明天；为了避免最可怕的结果，他们不惜做出巨大的让步——这就是贝伦盖尔的辞职与国王的有条件投降的深层含义。漂亮！太精彩了！谁也编不出这样的好戏！这一切将会无情地驱除群众心中对权力的盲从。一股自信、坚定与勇猛的浪潮将会席卷千百万人的心灵，温暖他们、鼓舞他们、推动他们前进。
如今革命的总体形势十分有利，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所作为。然而党自身的弱点却拖了后腿。不幸的是，共产党并不是抵制运动的主角，所以它在过去两三个月的抵制运动中没有获得任何重大成果。在暴风骤雨的革命时期，如果党在紧要关头、在新的阶段能够立即提出必要的口号，而这些口号的正确性又很快就被事态的发展所证明，党的威信就会急剧而迅速地提高。……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在前几个星期乃至前几个月里错失了不少机会。但是追悔过去于事无补，必须向前看。革命才刚刚开始。失去的东西，我们可以百倍地赢回。
宪政—议会问题已经成为主流政治生活的中心。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依我看，现在必须大力提倡“革命的立宪国会”这个口号。我们不能“嫌弃”各种具体的民主公式，比方说，让所有年满十八岁的男女均享有普选权。对于西班牙这个南欧国家来说，把普选的门槛定为十八岁，可能还是高了一点。我们必须全力争取青年。……
……建立共产主义各派（包括西共在内）的统一战线，必将成为刻不容缓的重大问题。在接下来的数周、数月内，群众将会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严肃的革命领导层。群众会对共产主义者的内部纷争感到不耐烦。他们将迫使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直到新的事件再次让各派分道扬镳。但我认为，在下一阶段，共运各派完全有可能相互靠拢。与抵制选举问题和其它现实政治问题相仿，主动提倡共运团结的派别将赢得胜利。共产主义左派自己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以便能够发挥带头作用。左翼反对派必须按照正确的组织原则，立刻建立自己的派别组织，即使一开始人数很少也没关系，并出版自己的公报和理论刊物。当然，健全自身并不等于拒绝参加群众组织——组织的健全，就意味着与群众结合；自身组织的健全，又是与群众结合的必要前提。
1931年2月15日
关于士兵代表会，我想写几句。你们是否愿意看见独立的士兵代表会的出现？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必须从一开始就定下明确的行动原则，当然，要留有余地，以便根据实践经验加以修订。
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没有出现士兵苏维埃。只有个别士兵代表参加了工人苏维埃。而在1917年革命中，士兵苏维埃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彼得格勒，士兵苏维埃一开始就同工人苏维埃合并了，士兵代表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内占了上风。在莫斯科，工人苏维埃与农民苏维埃相互独立存在。但这主要是出于组织上的技术原因。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那支人数高达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的大军，是由农民组成的。而西班牙正处于和平时期，同总人口相比，哪怕是同无产阶级的人数相比，它的军队的兵力都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士兵苏维埃是否一定会出现？从无产阶级政策的立场出发，只要出现了工人代表会，我们就愿意吸收士兵代表参加。纯粹的士兵代表会或许只会出现在革命高潮或革命胜利后的阶段。以罢工、抵制国会或参加选举为基础，工人代表会可能（而且应该！）比士兵代表会更早出现。所以，在纯粹的士兵代表会出现之前，工人代表会可能早已吸收了士兵代表。但我还要进一步推导：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倡议成立工人代表会，并通过工人代表会对军队施加影响，也许就能避免成立独立的士兵代表会，避免了士兵代表会被军官野心家而不是革命工人掌握的危险。西班牙军队的小规模和重要性，表明这种前景有可能出现。但另一方面，这支小规模的军队又拥有自己的独立的革命政治传统——这与其它国家大相径庭。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传统会妨碍士兵代表参加工人代表会。
你们瞧，在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把话说死；比较了解内情的同志，恐怕也不会断然宣称要走什么样的路。我宁愿让大家来思考这个具体问题。这些重大问题越早得到广大的先进工人群体的讨论，解决起来也就越容易。无论如何，都应当推动士兵代表参加工人代表会。即使只能取得部分的成功，也是极好的。为此必须及时而细致地研究全军及各军兵种、各部队的情况。
如果你们能够通力合作，制作一份“全国政情图”，用以更准确地判断各地区的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将是大功一件。它应当标出工人区、革命中心、工会与政党组织、农民运动区域和各地警备部队的情况，并指明军中的“红白”力量对比。左翼反对派的人数再少，都应该在各地倡议研究这类问题，以便吸引其它工人组织的最优秀分子参加。这样一来，就能建立起革命的总参谋部的雏形。中央支部必须把这项工作引向落实共运团结的道路。这项准备工作看似“学术化”，但它今后将会具有巨大的——甚至是关键的——意义。西班牙正在经历雷霆万钧的时代，最大的罪过莫过于浪费时间。
1931年3月13日
多谢你们提供台尔曼[2]关于“人民革命”的言论，我先前没有注意到这些材料。简直无法想象还有什么立场会比它更荒谬、更可恶！这些蠢材居然还引用列宁语录，大喊“人民革命”的口号。要知道，法西斯分子施特拉塞[3]的报纸，每一期都在高呼用人民革命的口号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的口号。诚然，每一场伟大的革命都是人民革命或民族革命，它使民族的一切生机勃勃的、富有创造力的力量团结在革命阶级身边，围绕新的核心重建民族。“人民革命”不是口号，而是社会学描述，并需要准确具体的注释。然而，作为一个口号，它是疯狂的，是轻浮的，是与法西斯主义较劲骂街，其代价是搅乱工人的思想。
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口号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自从共产国际三大以来，“阶级对阶级”就成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政策的通俗说法。这个口号非常正确：工人都应该团结一心，共同对抗资产阶级。后来，当权派把这个政策的内涵偷换成了勾结改良主义官僚糊弄工人（1926年英国大罢工的教训）。再后来，当权派又跳到另一极端，彻底拒绝同改良主义者达成任何妥协。“阶级对阶级”的口号本来可以用于吸引社民党工人向共产党工人靠拢，而“第三时期”理论却把社民党工人打成了阶级敌人。现在当权派又跳了回来，用人民革命取代了无产阶级革命。法西斯分子施特拉塞宣称：95%的人民愿意干革命，所以它不是阶级革命，而是人民革命。台尔曼便随声附和。其实，共产党工人应该这样告诉法西斯工人：95%的人民——如果不是98%的话——受着金融资本的剥削。但剥削者也是分层次的：有大剥削者，有小剥削者，还有小小剥削者。超级剥削者通过这个等级体制，控制着民族的多数。想让民族围绕新的阶级核心重塑自身，后者必须在思想上实现革新，为此，无产阶级绝不能将自身消解于“人民”或“民族”之中，而必须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迫使小资产阶级在两种制度当中做出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再造民族。“人民革命”口号只会麻痹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工人群众，使他们向“人民”内部的资产阶级等级体制妥协，推迟他们的解放。在德国当前的形势下，“人民革命”口号彻底抹消了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边界，使部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向法西斯主义思想投降，让他们误以为：既然双方的目标都是“人民革命”，选择哪一方还不都是一样？这些可悲的“革命者”一遇到强敌，第一个念头就是模仿敌人，把自己打扮得跟敌人一样，用阴谋诡计而不是革命斗争来争取群众。何等可耻！力量薄弱的西班牙共产主义者要是学了他们的样，就会重演“国共合作”的惨剧。
1931年4月14日
俄国二月革命后的政治体制，与当前的西班牙共和制度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深刻的区别：（1）西班牙现在并没有参加战争，你们也就没有争取和平的有力口号；（2）没有工人代表会，更不用说士兵代表会了，从主流媒体的报道来看，甚至看不出这个口号已向群众传播的迹象；（3）共和政府刚一成立，就开始大肆镇压无产阶级左翼，而在二月革命后，由于工兵苏维埃而非自由派政府掌握着枪杆子，这种现象并没有发生。
最后一点对我们的鼓动具有重大意义。二月革命后，俄国在政治领域立即实现了全面的、几乎是绝对的民主。只是由于工兵群众的轻信，资产阶级才能撑上几个月。西班牙资产阶级不仅拥有群众的轻信，还从旧制度那里继承了有组织的国家暴力。而你们并没有彻底的、无条件的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新的市政机关的选举远远谈不上民主。同时，革命时期的群众对各种不平等、对警察的横暴非常敏感。必须充分利用这种情绪。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者目前应当以最彻底、最坚决、最顽强的民主战士的身份亮相出击。
另一方面，必须立即着手建立工人代表会。民主斗争是建立工人代表会的绝佳机会。资产阶级有他们的市政府，我们工人也要有自己的市代表会，以便捍卫自己的权利与利益。
1931年4月20日
加泰罗尼亚联盟应当争取参加全国性共产主义组织。加泰罗尼亚工农是西班牙革命的先锋，但是，如果他们不与全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一同前进，当地的革命运动顶多只能再造一个巴黎公社。加泰罗尼亚的特殊地位，给这种假设增添了分量。民族冲突可能会激化群众情绪，没等新的革命形势在全国成熟，加泰罗尼亚可能就已经发生了社会爆炸。假如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在全国性的激昂情绪推动下，不等全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就投入决战，那将是极大的不幸。无论是在巴塞罗那还是马德里，从历史高度来揭示全局，能够——也应该——赋予左翼反对派以力量。
1931年4月23日
（摘自寄往巴塞罗那的信）
再来谈谈加泰罗尼亚联盟所谓的“民族主义”。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非常尖锐，在这个问题上犯的任何错误，都有可能导致致命后果。
西班牙革命使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重新激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各种民族倾向与幻想的主要载体，他们竭力拉拢农民，想以农民为依托，对抗大资本和国家官僚的去民族化作用。在现阶段，小资产阶级领导着民族解放运动乃至整个革命民主运动，这必然会给运动带来多种多样的偏见。他们的民族主义幻想，也会向工人渗透。总的来说，这很可能就是加泰罗尼亚目前的总体形势，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是加泰罗尼亚联盟内部的形势。但是，加泰罗尼亚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官僚集中制的民族斗争，具有进步的革命民主性质，以上判断丝毫不会减少这种性质。
必须时刻牢记这个事实：无论是整个西班牙，还是加泰罗尼亚一地，当地的统治者仍是西班牙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地主、旧官僚，并得到西班牙爱国左派的支持；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民主派还没有掌权。目前的统治集团既想维持对殖民地的奴役，又想在国内实行最大限度的官僚集中化——即支持西班牙资产阶级对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人等少数民族的镇压。在现阶段，依据现有的阶级力量对比，可以认为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是进步的革命因素，西班牙民族主义则是反动的帝国主义因素。西班牙共产主义者如果不能正确理解两者的差异，并忽视这种差异；如果不突出强调却掩盖这种差异，就有可能沦为西班牙资产阶级不自觉的代理人，失去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而斗争的资格。
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幻想有哪些危险？这种幻想会利用民族特征分化西班牙无产阶级，这是非常严重的威胁。西班牙共产主义者要想击败它，只有一种办法：无情揭露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暴行，赢得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信任。任何其它政策，都等于支持统治民族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帮助它压迫被统治民族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性质）。
1931年5月17日
（摘自寄往马德里的信）
你们提到了《人道报》的报道在加泰罗尼亚引发的愤怒。这并不难想象。但是，光有愤怒还不够。左翼反对派的报刊必须系统地报道当地动态。
这项工作极为重要。必须利用西班牙革命的鲜活经验来重新教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部。系统地报道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动向，这绝不是单纯的“通讯”，而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文件。如果我们不能有力地澄清事实，斯大林派就会给加泰罗尼亚联盟制造隔膜与敌对的氛围，把加泰罗尼亚先进工人推上冒险与覆灭的道路。
1931年5月20日
本文译自《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第46—62页，根据莫里斯·卢伊特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指托洛茨基同志写于1930年5月25日的《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一文，也就是上面引用的那封信。——中译者注
[2]恩斯特·台尔曼（ErnstThä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于小贩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反对工会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成为汉堡的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3月发动失业者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进攻理论辩护。后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汉堡起义中承担重要工作。1924年入选中央政治局，在费舍和马斯洛夫被开除后担任党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3]格雷戈尔·施特拉塞（GregorStrasser，1892年5月31日——1934年6月30日），生于上巴伐利亚盖森菲尔德（Geisenfeld）一个法官家庭。曾当过药剂师学徒。一战爆发后，他中断了在慕尼黑大学的学业，自愿参军。1918年退役后复学。1919年获得国家药剂师资格，1920年开始担任药剂师。1919年参加自由军团，镇压了巴伐利亚革命。1920年开始参加纳粹党的活动，1922年秋季正式参加纳粹党。1923年11月参加啤酒馆暴动，事败后被判处15个月监禁。几周后获释，并于1924年5月当选为巴伐利亚邦议员，同年12月当选国会议员。1925年2月至1926年9月担任纳粹党下巴伐利亚领袖，1926年9月至1927年12月负责纳粹党的全国宣传工作，1928年1月起负责纳粹党全国的组织工作。1932年12月8日，因与希特勒发生冲突，而辞去党内职务。1934年在“长刀之夜”中被暗杀。——中译者注 |
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
（1931年5月28日）
共产国际与西班牙事变
西班牙革命正在大步前进。它在斗争中越发强壮有力。但是，危险也在随之增长。本文暂且不谈来自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仆役——共和派与社会党——的危险，他们是公然的敌人，与他们相关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本文要谈的是来自革命内部的危险。
西班牙工人对十月革命之子——苏联——充满信任。这种情绪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资产。保卫苏联是每一个革命工人的义务。但是，滥用工人对十月革命的信任，把歪曲十月革命遗教的政策硬塞给工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必须把话说清楚。必须向西班牙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伍直言相告：共产国际目前的领导层对西班牙无产阶级革命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危险。1923年德国革命的教训，还有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教训，一再向我们证明：哪怕是最有前途的革命，都有可能被葬送。错误的政治领导，是导致这两场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现在又轮到西班牙革命受到错误的领导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没有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学到任何教训。更糟糕的是，为了掩盖他们以前的错误，他们只能为这些错误辩护，甚至进一步加深了这些错误。在他们能插手的地方，他们正在使西班牙革命重蹈中国革命的覆辙。
两年以来，他们一直在用不幸的“第三时期”理论来误导先进工人，削弱了共产国际，打击了共产国际的士气。最后，共产国际的领导层总算决定撤退了。可是，他们选了一个什么样的时机来撤退呢？正好是在世界危机急剧改变了形势、创造了革命进攻的前提的时候。同时，共产国际对西班牙事变视而不见。曼努伊尔斯基（目前他是共产国际事实上的领袖！）依然认为西班牙事变基本上不值得关注。
在四月起义前，我们在对西班牙革命的分析中指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将会竭力维持与王室的联盟，直至最后一刻；我们还指出：“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有产阶级可能会为了自保而抛弃王室（就像1918年的德国一样！）”。等到起义过后，斯大林派才抓住这几句话大做文章，痛批我们“预测落空”[1]。这帮人自己只会放马后炮，却要求别人像算命先生一般算出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与形式，而不是做出马克思主义的预测：无知而又迷信的病人，就是这样乞求医生创造奇迹的。马克思主义的预测的任务，是帮助群众弄清事态发展的大致方向，并做好预防“意外”的准备。
西班牙资产阶级之所以抛弃王室，有两个同等重要的理由：面对着怒火万丈的群众，资产阶级只好把不得人心的阿尔方索十三世推出来顶缸；但是，西班牙资产阶级能完成这一风险极大的“换马”之举，只是因为群众还对共和派与社会党心存信任，并且共产主义者在起义期间的威胁微乎其微。因此，群众的压力，与主流共运[2]的虚弱，导致了西班牙目前的现实。首先要承认这个现实，然后才谈得上下一步行动。斗争策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吹牛不能让你变得更强。然而这条原则不适用于篡位的当权官僚。
起义前夜，曼努伊尔斯基还预言“不会发生什么大事”；起义次日，拉丁地区的假消息传播者、无可取代的佩里[3]便向莫斯科发去了一封又一封电报，声称西班牙无产阶级几乎一致支持共产党，西班牙农民也正在建立苏维埃。《真理报》在刊登这些胡言乱语的同时，还不忘造谣“托派分子是萨莫拉[4]政府的跟屁虫”，尽管萨莫拉政府正在接二连三地逮捕左翼反对派分子……到了5月14日，《真理报》终于发表了纲领性社论《烈焰中的西班牙》，这篇社论集当权官僚的各种谬论与歪理之大成，并将其翻译成了西班牙革命的语言。
如何看待国会？
《真理报》社论的出发点是一句无可辩驳的真理：光靠宣传是不够的，“共产党必须告诉群众，现在应该怎样行动”。可是《真理报》自己又提出了什么高见呢？把工人组织起来，“解除反动派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选举工厂委员会，实现七小时工作日，诸如此类。”好一个“诸如此类”。这些口号本身并没有问题，然而它们不但缺乏内在联系，也与群众觉醒的逻辑过程脱节。可是，《真理报》社论中最让人惊奇的一点，是它居然连一个字都没提到国会选举，仿佛西班牙国家生活中的这件大事压根就不存在，或是与工人毫不相干。装聋作哑的背后，究竟是何居心？
表面上看，共和派通过众所周知的那场市政选举，推翻了王室。这个过程，当然是由某些深刻的原因决定的，早在贝伦盖尔内阁倒台之前，我们就已经预示过这些原因了。但是，王室的垮台，是以“议会政治”的形式实现的，结果，胜利的果实完全落入了资产阶级共和派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目前，西班牙有大批工人以为，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可以靠选票来解决。这种幻想只有通过实践经验才能驱散。但是必须有人站出来，帮助他们通过实践来驱散幻想。可是该怎么帮助他们呢？是让他们不理睬国会吗？还是让他们去参加选举呢？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除了上面那篇社论之外，《真理报》还发表了一篇“理论”大作（刊于5月7日和5月10日），它自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了西班牙革命的内部力量，并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战略。应该抵制还是参加国会选举？这篇大作依然对此只字不提。《真理报》虽然断言四月起义是“民主革命”，却绝口不提政治民主的口号与任务。它为何躲躲闪闪装聋作哑？参加或抵制选举，都是可以考虑的。但为什么要回避选举呢？
抵制贝伦盖尔的国会，是完全正确的做法。当时的情况十分明显：要么阿尔方索十三世在隐忍一段时间后，重新建立军事独裁；要么群众运动碾过贝伦盖尔及其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者要带头提倡抵制国会。我们当时虽然力量弱小，却依然坚持宣传这一观点[5]。假如西班牙共产党当时能够坚决而及时地抵制国会，哪怕只是散发一些传单，在贝伦盖尔内阁倒台时，他们的威望都会大大提高。先进工人就会对自己说：“这些人眼光不错嘛。”不幸的是，西班牙共产党被共产国际的领导引上了歧路，他们没有正确理解形势，想参加选举却又没有信心。他们被革命抛在了身后，革命虽然初战告捷，他们的影响力却几乎没有增长。
萨莫拉政府正在准备召开立宪国会。立宪国会的召开，会不会被第二次革命打断呢？这种猜测毫无理由。有可能出现强大的群众运动，但是，没有纲领、没有先锋党、没有政治领导的群众运动，不可能发展成为第二次革命。在现阶段抵制选举，就等于自我孤立。必须最积极地参加选举。
改良主义派的议会痴迷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抵制议会痴迷病
议会痴迷病是一种可恶的顽症，但抵制议会痴迷病也同样糟糕。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命运，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在当前阶段，革命以议会政治的形式，直接提出了各种政治问题。国会将吸引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将偷偷地投票支持社会党乃至共和派。既要坚持打击议会幻想，同时也要坚持打击无政府主义者的反议会玄学，这对于西班牙革命至关重要。
在一系列文章和信件中，我们证明了民主口号对于西班牙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目前，绝大多数西班牙工人（也包括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内）都认为：为失业者提供救济、实行七小时工作日、土地改革、民族自治等重大问题，都与未来的国会息息相关。在贝伦盖尔时期，必须以革命的立宪国会的名义，抵制由阿尔方索十三世恩赐的国会。当时，共产主义者应当立即把选举权问题当作鼓动工作的头等大事。没错，就是要把选举权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苏维埃民主当然要比资产阶级民主优越得多，然而苏维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你得自己去争取。
有些自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瞧不起这些口号，比如“让所有年满十八岁的人，不分男女，均享有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选举权”。然而，假如西班牙共产党能及时提出这个口号，并用演讲、文章、传单和小册子来宣扬这个口号，它就能获得巨大的支持。正是因为西班牙人民容易夸大国会的创造力，觉醒了的工人与革命农民才急切地想要参加选举。我们一刻也不能迎合群众的幻想，但在这些幻想背后，也有进步的一面，我们应当把这种进步性发挥到极致，否则我们就算不上革命者，而是可耻的迂腐书生。仅凭降低选民年龄一事，就能赢得几十万工农群众的心。赢得哪些人的心呢？年轻而活跃的一代人，他们正在号召第二次革命。社会党正在寻求老一辈工人的支持，而发动新一代工人、帮助他们摆脱社会党的影响，是共产主义先锋最起码、最义不容辞的任务。
此外，萨莫拉政府还想让国会通过两院制的宪法[6]。共产主义者如果能鼓动群众反对资产阶级设立“贵族院”的计划，刚刚推翻了王室、对平等与正义充满了模糊的向往的革命群众，必定会予以热烈支持。在鼓动中，这个局部问题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会给社会党造成巨大的困难，在社会党与共和派之间打进楔子，分化——哪怕只是暂时的——无产阶级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这会使工人群众疏远社会党。
《真理报》提出的七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固然正确、重要且刻不容缓。但是，忽视具体的政治形势与革命民主任务，孤立地提出这个口号，这样做能行吗？《真理报》大谈七小时工作日、工厂委员会和武装工人，却闭口不谈“政治”，对国会选举只字不提，这其实是在迎合无政府工团主义，给无政府工团主义鼓劲和提供掩护。选举权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资产阶级法律认为青年工人已经到了可以接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年纪，资产阶级却想假手共和派和社会党剥夺他们的选举权，还想把贵族院强加给他们；如果先锋党能够正确领导青年工人，同这种恶行斗争，他们明天就会抛弃无政府主义，并拿起步枪[7]。把“武装工人”的口号，同赢得群众信任的实际政治过程对立起来，既是自绝于群众，也无法让群众武装起来。
“民族自决”这个口号，在目前的西班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这个口号并没有超出民主改良的范围。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号召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脱离西班牙，而在于要为争取分离的权利（假如他们确实希望分离的话）而斗争。但是，他们到底想不想分离出去，又该如何判断呢？答案很简单：让相关地区举行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投票。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将来，民族问题和其它问题，将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苏维埃——来解决。但我们不能把苏维埃强加给工人，只能引导工人建立苏维埃。我们更不能把只有在未来才能由无产阶级创建的苏维埃，硬塞给现在的人民。同时，必须立即回答眼前的问题。加泰罗尼亚自治机关将在五月选举代表，为该省制定临时宪章，也就是要确定该省与西班牙国家的关系。总是向大资本卑躬屈膝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正企图利用一场反民主的选举，来决定加泰罗尼亚人民的命运，加泰罗尼亚工人难道会对此袖手旁观？光提出民族自决的口号，却不提出配套的、具体的政治民主口号，民族自决的口号就会沦为光秃秃的公式，甚至更糟：它会变成糊弄群众的障眼法。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西班牙革命的全部问题，将以不同的方式聚焦于议会政治。农民将怀着无比急切的心情，倾听国会对于土地问题的意见。难道还不明白，让农民在国会讲坛上听到共产主义者的土地纲领，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土地纲领，二是进入国会。我们都知道，国会不可能解决土地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农民群众的斗争倡议，为此必须要有一个纲领，要有一个政治领导层。共产主义者要把国会讲坛当作同群众保持联系的纽带。从这种联系之中，将产生出踢开国会的行动。这就是议会问题上的革命辩证法的本质。
但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层为何装聋作哑呢？因为他们被自己的过去束缚住了。斯大林派曾大叫大嚷，拒绝为中国革命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8]。针对殖民地国家的政治民主口号，被共产国际六大正式斥为“机会主义”。西班牙无疑要比中国和印度先进得多，共产国际六大决议的破绽就在这里暴露无遗。可是斯大林派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不敢号召抵制议会，索性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为了维护伟大领袖永远正确的脸面，就让革命去死算了[9]！
西班牙面临着什么性质的革命？
上文引用的那篇《真理报》社论，简直是特地为了搅乱人们的脑子而写的，它试图确定西班牙革命的阶级性质，然后又写道：“虽有上述种种理由（！），但是（！），把现阶段的西班牙革命当作社会主义革命，是错误的。”（《真理报》，1931年5月10日。）光凭这句话，就可以对整篇文章盖棺定论了。看了这篇文章的读者，肯定会问自己这个问题：难道这世界上竟然有人突发奇想，把“现阶段”的西班牙革命当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吗？《真理报》怎么会产生必须“划分阶段”的念头，而且还是以这种胆怯而保留的形式：“虽有上述种种理由，但是……是错误的。”
原因在于：列宁的不肖门徒死抠他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语录。他们错误理解了列宁的话，又忘记或歪曲了俄国革命的经验，把“转变”一词变成了最赤裸裸的机会主义误导的基础。不妨明说：这绝非咬文嚼字，而是事关无产阶级革命生死的问题。
不久之前，他们还在期盼国民党专政会“转变”为工农专政，然后再“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斯大林深入发展了这一观点：在革命的一侧，“右派”将会逐渐瓦解，而“左派”将会在另一侧逐步壮大——这就是所谓“转变”的有机过程。可惜的是，斯大林—马尔丁诺夫[10]的宏伟理论，完全是在糟蹋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每一场革命的性质，取决于掌握政权的阶级的性质。只有通过革命，而不是什么有机“转变”，政权才会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阶级手中。当权官僚先是在中国，然后又在西班牙践踏了这一基本真理。我们看见，《真理报》这些道行高深的老中医一边给萨莫拉把脉，一边争论：西班牙革命是否已经“转变”？社会主义革命的症状出现没有？老中医们（就算他们真懂医术好了）在诊断书上草草写下：否，症状暂未发现。
《真理报》做了这番宝贵的社会学诊断之后，发出了预测和指示：“在西班牙，社会主义革命尚未成为当前任务，眼下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对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工农革命。”（《真理报》，1931年5月10日。）社会主义革命的确还不是西班牙的“当前任务”。然而，更好、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还不是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为什么？因为分散的无产阶级先锋还未能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还未能领导农村的被压迫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夺取政权就是冒险主义。
既然如此，“眼下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对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工农革命”又是什么意思呀？难道说，在目前的资产阶级共和制，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还有一个特殊的“工农革命”？再进一步说，难道这个夹在中间的、特殊的“工农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不同，是西班牙“眼下最迫切的任务”？也就是说，会以武装起义或其它形式，发生新的夺权？“反对地主与资产阶级的工农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到底有什么区别？这种革命以什么样的阶级力量对比为其基础？领导“工农革命”的党，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党有何不同？“工农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与方法有何不同？
我们期待着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然而我们恐怕得白等一场了。“转变”这个词，掩盖了思想上的模糊混乱；尽管这帮人字里行间充斥着自相矛盾，却还梦想着资产阶级革命能经过一系列的有机阶段（这些阶段名目繁多：国民党、“民主专政”、“工农革命”、“人民革命”），进化为社会主义革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时刻，也就是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入另一个阶级手中的时刻，就这样悄悄地流逝了。
不断革命论的问题
诚然，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是农民革命；但在现代的条件下，不可能发生独立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农民革命。十月革命后，我们把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政府叫做“工农政府”，我们也完全可以照此对西班牙农民说，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工农共和国。但我们没有把“工农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截然分开，而是把它们当成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这是唯一正确的立场。
写到这里，我们再次触及到了所谓的“不断革命论”的核心问题。在批判不断革命论时，当权官僚彻底抛弃了阶级立场。当然，“四阶级联盟”的政策在中国破产后，他们做得更小心谨慎了。但正因为这样，他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了，可他们还在拼命搅乱别人的思想。
幸好，活生生的事例，使这个问题从故纸堆中解脱出来，它不再是“红色教授”夸夸其谈的话题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历史回忆，也不在于引用语录，而在于全新的、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在所有人面前发生。在革命斗争的战场上，两种观点正面交锋。运动本身将作出最终的判决。谁也逃不出它的裁决。西班牙共产主义者如果不能及时反思“反托”斗争的实质，在面临西班牙革命的各种重大问题时，他们将会手足无措。
什么是革命的“转变”？
列宁确实在1905年提出了假设性的公式“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如果说，世界上曾有一个国家，有可能发生独立的农民民主革命，并构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一阶段，那就是俄国：土地问题是整个国家生活的核心问题；存在着具有数十年历史的农民革命运动；有一个具有悠久传统、在群众中间影响很大的独立的农民革命党。
然而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在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不存在什么中间阶段。在1917年4月，列宁一再告诫死抱着1905年的旧布尔什维克公式不放的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民主专政”只能是米留可夫[11]—策列铁里[12]—切尔诺夫[13]的专政；“民主专政”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能取代这种“民主专政”的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卑劣的幻想家或骗子，才会发明什么“中间阶段”的公式。这就是列宁根据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活生生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我们必须坚守这些经验与结论。
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理解列宁的“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公式？列宁的公式，与当权官僚的胡编乱造及红色教授的连篇空话毫不相干。实际情况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概念并不是机械重叠的。在某个国家的疆域内，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在一定阶段内，工人政权要解决一定的问题。在落后国家，革命的当前任务是民主改良：在中国，是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解放与土地改革；在俄国，是实行土地改革并解放被压迫民族。今天的西班牙也面临着相同的任务，但“搭配”稍有不同。列宁还说过，在十月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主要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代理人而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胜利夺取政权后，首先从实现民主改良入手，再按照自身统治的逻辑，逐步解决社会主义的任务：掌权十二年后，俄国无产阶级才开始认真地进行农业集体化。这才是列宁的公式的真实意义。
资产阶级政权不会自动“转变”为工农政权，然后又“转变”为无产阶级政权：没有一个阶级会主动交出政权，只能用武力夺过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民主改良任务就会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社会主义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下，民主变革才有可能有机地进化为社会主义。这才是列宁的中心思想。当权官僚彻底篡改、歪曲和玷污了他的思想，并用他们自己炮制的假货，毒害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意识。
两条歧路：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
有必要重复一遍：这绝非咬文嚼字，而是事关无产阶级革命生死的问题。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当务之急不是“工农革命”，不是立即夺取政权，而是争取群众，打消群众对共和派的幻想，扫除群众对社会党的轻信，加强群众的革命凝聚力。第二次革命必将到来，它将是无产阶级率领贫农前进的革命。在资产阶级制度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不存在什么特殊的“工农革命”。考虑落实“工农革命”，并根据它来制定政策，就等于把国民党硬塞给无产阶级，这样只会毁灭革命。
《真理报》提出的混乱公式，会把革命引上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两条歧路，而中国革命已经在这两条歧路上跌得鼻青脸肿。《真理报》今天还不敢把西班牙革命“定性”为工农革命，可是，假如萨莫拉明天被一个“左派”（比如雷鲁克斯[14]）所取代（就像蒋介石被“真诚的汪精卫”所取代一样），谁敢保证《真理报》不会马上将“工农革命”的锦旗献上？到时马尔丁诺夫、库西宁[15]等老中医恐怕就会签署“工农共和国已问世”的诊断书，并决定“只要……就支持它”（斯大林在1917年3月的公式[16]）或予以彻底支持（斯大林在1925—1927年间对国民党的政策）。
但是，冒险主义恐怕更符合官僚中派分子现在的心态。《真理报》社论宣称西班牙群众“已经开始打击政府”。可是西班牙共产党能把推翻政府作为当前任务吗？《真理报》断然宣称，当前任务应是“工农革命”。假如上级领导发话：这个“工农革命”阶段，不是通过和平“转变”，而是通过武装起义来实现的，那就会走上冒险主义的歧路。力量薄弱的西共也许就会像1927年12月的中共那样自欺欺人（或奉命自欺）[17]：“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机虽然还未成熟，但是，既然当前的任务是‘工农专政’，那我们不妨用微薄的力量去发动起义——没准能成呢？”当权官僚白白浪费了西班牙革命的第一年，当这一罪恶行径彻底暴露时，不难预料，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当权官僚将狠命鞭笞第一线的“执行者”，逼他们用鲜血给自己遮丑，在马德里重演广州的悲剧。
重演“七月事变”的可能
西班牙革命重演“七月事变”[18]的可能性有多大？很大。这种危险源于革命自身的内部条件，而上层领袖的含糊暧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危险。在西班牙目前的形势下，群众有可能发动新的盲动，重演1917年彼得格勒的“七月事变”——在那次事变中，幸亏布尔什维克采用了正确的政策，才挽救了革命。这个问题对西班牙革命具有重要而迫切的意义，必须加以详细探讨。
自法国大革命起，“七月事变”就伴随着每一场革命，虽然结局不尽相同，但总会导致不利的后果，往往以大灾难收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为胜利付出了最大的牺牲、对革命寄予了最大的希望的阶级，却获利最少，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逻辑，决定了此类悲剧会一再上演。
在历次革命中，总能看见这样的过程：有产阶级通过革命掌权后，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便向旧的反动势力示好，企图赢得反动势力的信赖。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向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示好而采取的措施，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当先进分子的斗争激情尚未冷却之时，群众已经迅速幻灭了。先进分子误以为，只要“再补一枪”，就能把先前的不彻底的革新措施，给彻底完成或纠正过来。结果，他们没有准备、没有纲领、没有考察预备力量、没有认真思考大局，仅凭一腔热血，就想发动新的革命。另一方面，掌权的资产阶级似乎也想等待底层的怒火爆发出来，以便彻底打垮人民。这就是在历史上多次上演的“追加革命”的社会基础与心理基础，它往往成为反革命胜利的开端。
与1917年彼得格勒七月事变相比，1848年法国革命的六月起义更为悲壮。二月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催生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华丽的纲领与可悲的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每天都在拷问着巴黎工人的肚子与脑子，手中仍然拿着在二月革命中拿起的枪的他们，决心不再容忍这种反差。没有计划、没有纲领、没有政治领导，1848年六月起义恰似无产阶级的激烈的本能反应。资产阶级民主派残酷镇压了起义工人，为波拿巴专制的登场铺平了道路。
六月起义是对1848年二月革命的反应，而伟大的巴黎公社是对1870年九月革命的反应。巴黎无产阶级的三月起义并不是战略考虑的结果，而是一系列悲剧因素与资产阶级蓄意挑衅的结果——在恐惧的驱使下，法国资产阶级充分发挥了挖坑下套的天赋。资产阶级的欺骗，激起了无产阶级的本能抗议，催生了巴黎公社，它破天荒地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然而，这奋力的一跃，最终却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现在，就在我们面前，不流血的、和平的、光荣的西班牙革命（这类形容词总是不变），正在准备自己的“六月起义”（按照法国的历法）或“七月事变”（按照俄国的历法）。马德里政府满口漂亮话（有时听起来简直像从俄语翻译过来的），到处许诺要同失业斗争，要实行土改，却根本不敢触动任何一种社会痼疾。在联合政府内，社会党配合共和派阻挠社会改良。在西班牙工业最发达、最革命的加泰罗尼亚，当地长官大谈没有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千年王国，却丝毫不愿减轻人民的疾苦。马西亚[19]躲在马德里政府背后，而马德里政府又躲在立宪会议背后，仿佛生活已经停了下来，只等立宪会议召开！难道还不明白，新国会不过是共和派—社会党联盟的放大的复制品，它关心的主要是“一切照旧”？难道还不明白，工农群众的怒火爆发出来，将把一切炸个粉碎？群众革命的飞速发展与新统治阶级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这将导致不可调和的矛盾，将来的发展，不是四月革命被葬送，就是爆发新的革命。
假如布尔什维克党把七月事变定性为“过早的爆发”而抛弃群众，无政府主义者、冒险主义者和偶然冒出的心怀不满者将接手这次半起义，他们散乱的领导，将会导致起义群众的鲜血白白浪费。但是，假如党不顾大局急于求战，全力领导群众武力夺权，在党的领导下，工人和士兵定将以英勇的气概，暂时占领整个彼得格勒，但这只会导致整个革命的失败。幸亏有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才避免了两种致命后果（1848年六月起义和1871年巴黎公社）。群众和党虽然在七月事变中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远未致命。牺牲者只有几十人，而不是几万人。工人阶级挺过了这次考验，保全了自己的领袖与力量。基层干部基本未受损失。干部从七月事变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并率领群众在十月赢得了胜利。
正是从“七月事变”的视角来看，自命“中间阶段”的“工农革命”，对西班牙革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争取群众的斗争与工人代表会
在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有一个独特的“工农革命”阶段——无情揭露这个公式，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思想上把这个公式彻底批倒，是左翼反对派的义务。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者们，千万不要相信它！它是幻想，是陷阱。它是魔鬼的圈套，明天就会变成套在你们脖子上的绞索。西班牙的先进工人们，千万不要相信它！你们应该回顾俄国革命的胜利，再回想一下当权官僚导致的接连惨败。
在你们面前，已经出现了一条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光明大道。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你们要把工人阶级团结到自己身边，并发动千百万贫农去支援工人。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者们，你们的任务无比艰巨，你们的责任无比重大。你们要正视自己的弱点，不要用幻想来麻醉自己。革命不相信空话。革命要考验一切——首先是血的考验。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什么“更简单”、“更省力”、更符合你们现有力量的“过渡”革命。历史不会为你们发明什么过渡专政、“次等”专政或“打折”专政。谁向你们宣扬这些东西，谁就是不折不扣的骗子。你们应当严肃地、顽强地、不倦地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做好准备！
但是，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不是夺取政权，而是争取群众，在下一阶段，争取群众的斗争将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框架内进行，而且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民主口号。建立工人代表会，当然是迫在眉睫的主要任务。然而，把建立工人代表会的口号同民主口号对立起来，这样做是荒谬的。反对教会特权的斗争，与反对宗教教团和修道院的欺压恶行的斗争，并没有超出民主改良的范围，然而，在五月里，它们却引发了群众暴动，为选举工人代表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么好的机会却被白白浪费了。
在现阶段，从罢工到驱逐耶稣会[20]，从参加国会选举到串联士兵与支援农民运动，工人代表会都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大显身手。共产主义者只有通过涵盖无产阶级核心力量的工人代表会，才能赢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继而赢得革命的领导权。随着共产主义者在工人阶级当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工人代表会也将变成夺取政权的机关。在接下来的某个阶段（我们还说不准是什么时候），工人代表会将作为无产阶级的权力机关，与资产阶级民主机关分庭抗礼。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民主的丧钟才会敲响。
每当群众投入斗争时，总会发现自己迫切需要一个超越各党派、能够联合全体工人共同行动的权威机关。由工人选出的工人代表会，正是这样的机关。必须学会在恰当的时机建议群众成立工人代表会，而这样的时机现在到处都是。但是，把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的口号同当前的现实斗争对立起来，就是把苏维埃口号变成了超历史的神像，变成了超革命的偶像，只有个别圣徒才会对它顶礼膜拜，广大群众却会对它敬而远之。
关于西班牙革命的发展速度的问题
现在还有时间来执行正确的策略吗？会不会太迟了？时机是不是都已经错过了？
准确地判断革命的发展速度，无论是对于制定基本战略，还是对于制定策略而言，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没有正确的策略，最好的战略也难免失败。要想预测革命在较长时间内的发展速度，确实是很难做到的。必须在实际的斗争过程中，利用各种迹象来分析革命的发展速度。此外，在事变过程中，速度也可能会剧烈变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有一个具体的前景，并在实际过程中，结合具体情况，及时加以修正。
法国大革命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才达到了它的顶点——雅各宾派专政。俄国革命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就建立了布尔什维克专政。两者的发展速度相差巨大。假如法国大革命的发展速度稍快一些，雅各宾派或许就会来不及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因为它在大革命前夕还只是一个松散的俱乐部。反过来说，假如雅各宾派在大革命前夕就已经形成了一股力量，革命或许就会发展得更快一些。这就是决定革命发展速度的因素之一。但是，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对革命的发展速度更具决定性。
列宁把1905年革命称作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所有要素，事先均已准备完毕，参加革命斗争的各方力量就像在宽阔大道上一路直冲，极大地加快了革命成熟的速度。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战争是决定1917年革命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当时土地问题已经拖了好几个月，或许还能再拖一两年，可是战争问题却一刻也拖不下去了。士兵们都说：“我要是死了，土地再多又有什么用？”一千二百万士兵群众的强大压力，是革命能够快马加鞭的主要原因。尽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尽管有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假如没有战争，布尔什维克夺权之前的那段时期，可能就会不止八个月，也许会长达一两年。
对于确定西班牙革命的潜在发展速度，上述总体考虑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当代西班牙人并没有见识过革命，以前也没有经历过“总演习”。西班牙共产党的力量极其薄弱。西班牙现在没在打仗，几百万西班牙农民并没有集中在兵营和战壕里，直接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由于这些条件，我们只能认为西班牙革命将以较慢的速度发展，换句话说，先锋党可以获得较长的时间来为夺取政权做好准备。
但是，还有一些因素可能会使革命过早分娩，最终在盲动中流产：由于缺少一个强大的先锋党，革命运动的自发性便更为突出；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传统也有同样效果；最后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针，它为冒险主义的盲动留下了后门。
从这些历史对比中，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从各种迹象来看，西班牙的现状（缺乏新鲜的革命传统；没有强大的先锋党；没有战争），决定了西班牙革命需要比俄国革命更多的时间才能孕育出无产阶级专政，而一些因素又加剧了革命流产的危险。
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薄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导致的恶果；而它的薄弱，又使得它很容易接受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中的最危险的结论。不愿正视自身弱点的弱者，会由于害怕“迟到”而在焦虑中跑过了头。西班牙共产党或许特别害怕国会，并因此拒绝参加国会选举[21]。
在俄国革命期间，资产阶级迟迟不肯召开立宪会议，等到决战过后，才匆忙拼凑了一个，这个临时拼凑的立宪会议，驱散起来自然不费吹灰之力[22]。而西班牙的立宪国会，是在革命的较早阶段召开的。共产党即使参加选举，也只有屈指可数的人能当选，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不如索性利用群众的自发进攻，尽快推翻国会。这种盲动不仅解决不了政权问题，更会使革命大步倒退甚至伤筋断骨。只有当大多数无产者渴望夺取政权，大多数被压迫人民也对无产阶级寄予厚望的时候，无产阶级才能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政权。
在革命的议会机关的问题上，西班牙同志不光要考虑俄国经验，更要考虑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在雅各宾派专政建立前，有过三个议会[23]。群众踏过这三个台阶，走上了雅各宾派专政。要是有谁以为，立宪国会的召开就等于革命的结束（马德里的共和派与社会党正是这么想的），那未免太荒谬了。不，立宪国会的召开，只会给革命的发展提供新的推力，并使革命更有条理。了解这个前景，对掌握事态进程极为重要，并能避免冲动冒险。
当然，这绝不是说共产主义者应该给革命“踩刹车”，更不是说共产主义者应该对城乡群众的冒进袖手旁观。这种政策会毁灭尚需赢得革命群众信任的党。在七月事变中，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了工人和士兵的全部斗争，才使群众避免了灭顶之灾。
假如客观原因与资产阶级的阴谋迫使无产阶级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决战，共产主义者就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革命先锋党必须与群众同生共死，绝不能抛下群众，让群众独自面对资产阶级的刺刀，自己却躲到一边说风凉话。力战不敌的党，将会为群众长久铭记，它迟早有一天会起死回生，向阶级敌人讨还血债；在危难时刻抛弃本阶级的党，却永世不得翻身。幸好西班牙共产主义者还不用面对这种悲剧的抉择。恰恰相反，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参政的社会党自相矛盾的可耻政策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惊慌失措，将促使群众日益靠拢共产主义。只要党采取正确的政策，就有充足的时间来做好准备，并领导无产阶级走向胜利。
力争实现共运队伍的大团结！
斯大林派官僚最可恶的罪行之一，就是蓄意分裂本已弱小的西班牙共运队伍，这种分裂并不是由于西班牙革命的进程而引发的，而完全是由斯大林派官僚为了自保而强行制造的。革命总是能大力推动无产阶级左倾。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吸收了所有相近的派别和团体，哪怕以前有过争执。布尔什维克党不仅迅速壮大，党内生活也如火如荼。从1917年4月到10月，再到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党曾多次发生极其尖锐的派别斗争。但是党并没有分裂，甚至没有人被开除。
群众的强大压力凝聚了党。内部斗争锻炼了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党内斗争使全体党员更加确信党的现行政策是正确的，党的领导层是可靠的。布尔什维克基层党员通过实践与思想交锋产生的信心，使党的领导层能够在关键时刻率领全党投入战斗。只有对自身政策坚信不疑的党，才能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然而，上级强加的分裂、自由而真诚的思想交锋的绝迹、把朋友打成敌人、为了分裂共运队伍而炮制流言——这些原因，导致了西班牙共产党现在的瘫痪。西共必须摆脱使它软弱无力的官僚操纵。必须以开诚布公的讨论为基础，把共运队伍集合起来。必须筹备召开西共的统一大会。
现在的形势十分复杂：正式的西共——官僚中派——人数少，力量弱；脱离了共产国际的各个反对派组织（加泰罗尼亚联盟与马德里独立小组[24]）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更糟糕的是，它们还染上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肖门徒在过去八年里拼命散布的大量偏见。在“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乃至“工农党”等问题上，加泰罗尼亚左翼反对派态度暧昧。这极大地加剧了危险。恢复共运队伍团结的斗争，应当与打击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腐朽与欺骗的斗争相结合。
以上就是左翼反对派的任务。然而，必须坦率相告：自称左翼反对派的西班牙同志几乎没有为解决这些任务而做出任何实际行动，连一份机关刊物都没有办，这种浪费时间的行径是不可饶恕的，是要遭到革命惩罚的[25]。我们理解西班牙同志面临的艰难处境，他们连续不断地遭到普里莫·德·里维拉、贝伦盖尔和萨莫拉的镇压。拉克鲁瓦[26]同志刚出监狱大门，立马又被关了进去。共产国际的机关不能正确领导革命，却非常擅长借刀杀人和造谣离间。这给左翼反对派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必须迎难而上。必须把全国的左翼反对派联合起来，出版期刊与公报，凝聚青年工人，成立各种小组，按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为实现共运队伍的团结而斗争。
卡迪科伊，1931年5月28日
本文最早刊登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反对派）的小册子《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第5—37页）。中译文系根据莫里斯·卢伊特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美国的斯大林派跳得特别厉害。这帮不受约束的职业官僚，他们的言行之愚蠢与庸俗，已经突破天际了。——列·托
[2]英文版此处为“共产国际”（Comintern），但为了便于理解，参照李星同志的译文，改为“主流共运”。——中译者注
[3]佩里（Péri）是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一位编辑，当时负责报道西班牙事变。他的报道充斥着虚假和歪曲，引起了西班牙读者的强烈不满。——编注
加布里埃尔·佩里（GabrielPéri，1902年2月9日——1941年12月15日），生于土伦。191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21年参与创立法国共产党，1924年进入《人道报》编辑部工作。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1年5月18日被捕，同年12月15日就义。——中译者注
[4]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托雷斯（NicetoAlcalá-ZamorayTorres，1877年7月6日——1949年2月18日），生于科尔多瓦省的普里耶戈·德·科尔多瓦镇（PriegodeCórdoba），1899年参加自由党（PartidoLiberal）。曾当过律师。1917年至1918年任公共建设大臣、1922年至1923年任陆军大臣。因不赞成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军事政变，他没有参加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1930年普里莫·德·里维拉倒台后，他宣称自己是共和派，并参加了阿拉贡起义，失败后遭到关押，1931年共和派在市政选举中获胜后获释，并在第二共和国成立后出任临时政府总理，同年10月15日辞职。1931年12月10日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936年4月7日。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后流亡阿根廷，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5]左翼反对派没有日报。我们只能通过私人通信来交流思想，拓展思路，而这些通信的内容，本来是应该作为文章发表在日报上的。本文附有其中一些信件的节选，依照时间顺序排列。——列·托
《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的编辑把这些信件集中起来，作为《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的附录发表。而《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将它们打散，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排列。中译者虽然按照《论西班牙革命》的目录来排列，但为了保持原样与方便读者理解，依然保留了这个附录，即下文的《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日常讨论》。——中译者注
[6]第二共和国成立后，资产阶级曾打算实行两院制，保留一个“贵族院”，但迫于群众的强大压力，资产阶级最后放弃了两院制，国会仅设一院。——中译者注
[7]英文版中并没有“选举权问题的关键在于”与“如果先锋党能够正确领导青年工人”，但是，少了这两句，这一段话就会失去意义，故参照李星同志的译文补上这两句话。——中译者注
[8]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对“国民会议”口号的意见，请参阅《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8—72页）、《致流放的反对派成员》（同上，第339页）、《托洛茨基给中国反对派的回信》（同上，第351—354页）、《国民会议口号在中国》（同上，第355—357页）。——中译者注
[9]意大利波尔迪加派的“普罗米修斯”（Prometeo）小组彻底反对在一切国家、向一切民族提出革命民主的口号。这种宗派主义的教条主义，在实践中与斯大林派的立场相吻合，它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立场毫无共同之处。国际左翼反对派必须坚决同这种极左幼稚病划清界限，绝不对其承担任何责任。西班牙的最新经验，证明了政治民主口号将在推翻意大利法西斯独裁制度的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西班牙革命或意大利革命中运用普罗米修斯小组的纲领，等于反绑双手跳进水里，这样游泳的人十有八九会被淹死。——列·托
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与安东尼奥·葛兰西一起主持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Comunistad'Italia）。1923年2月被法西斯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30年被开除出意共。1944年后将极左派组织为“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CommunistParty），继续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10]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СамойловичМартынов，1865年12月24日——1935年6月5日），本名扫罗·萨莫伊洛维奇·皮克尔（СаулСамуиловичПикер），生于明斯克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84年入读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同年参加民意党（НароднойВоля）。1886年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学校开除，并被遣返回原籍。两年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十年。189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流亡国外。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二大结束后参加孟什维克，成为孟什维克派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在190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5月上旬回国，积极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十月革命后，逐步脱离孟什维克。1918年—1922年在乌克兰当教师。新经济政策公布后，宣布自己完全赞同俄共（布）。1923年，为了同左翼反对派斗争，当权派吸收他参加俄共（布），让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共产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24年进入《共产国际》编辑部。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革命阶段论”与“四阶级联盟”的主创之一。——中译者注
[11]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科夫（ПавелНиколаевич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
[12]伊拉克利·格奥尔基·策列铁里（格鲁吉亚语：ირაკლიგიორგისძეწერეთელი；俄语：ИраклийГеоргиевичЦеретели，1881年11月20日——1959年5月20日），生于格鲁吉亚库塔伊西（ქუთაისი）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90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902年被短暂流放西伯利亚。1903年从流放地返乡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支持孟什维克，1904年流亡德国，入读柏林大学法学院。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回国，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杜马代表，杜马被解散后，被判处五年徒刑，1913年被流放伊尔库茨克。一战爆发后，支持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立场。二月革命爆发后，前往彼得格勒，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委员，提出“革命的护国主义”。同年6月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同年5月—8月任临时政府邮电部长，并于7月7日—7月25日短暂兼任内务部长。十月革命后回到格鲁吉亚，1918年5月宣布格鲁吉亚独立，并当选为格鲁吉亚立宪议会议员，代表格鲁吉亚参加巴黎和会。1921年红军占领格鲁吉亚后，于1923年流亡巴黎。四十年代移民美国，1959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13]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МихайловичЧернов，1873年12月7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上中学时参加民意党地下活动，1892年入读莫斯科大学法学院，1894年参加“民权党”（ПартияНародногоПрава），同年被捕后被流放俄国中部，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Партия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并担任党的机关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杜马代表，担任社会革命党杜马党团主席。1908年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并于1917年5月—7月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18任任立宪议会议长。内战爆发后，参加了反革命的白军运动。1920年流亡国外，1940年移民美国，1952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14]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加西亚（AlejandroLerrouxyGarcía，1864年3月4日——1949年6月25日），共和派政客，年轻时投身共和主义运动，1903年参与创立共和同盟（UniónRepublicana），1908年参与创立激进共和党。1930年参加了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委员会。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出任国务部长，1931年4月至12月任外交部长，1933年9月至10月、1933年12月至1934年4月、1934年10月至1935年9月任总理，1935年9月至10月任外交部长。内战爆发后流亡葡萄牙，1947年回国。——中译者注
[15]奥托·威廉·库西宁（OttoWilhelmKuusinen，1884年10月4日——1964年5月17日），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1911—1917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领导了芬兰革命，1918年流亡苏联，8月29日在莫斯科创建芬兰共产党，1921—1939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1946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中译者注
[16]二月革命后不久，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3月15日控制了《真理报》编辑部，他们在一篇纲领性社论中提出：只要临时政府同反动派或反革命展开斗争，布尔什维克就会坚决支持它。这个政策在组织内部并未获得一直支持，许多人表示反对。幸亏列宁及时回国发表《四月提纲》，通过艰苦的努力，扭转了全党的思想，俄国革命才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详情请参阅《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十五章《布尔什维克派与列宁》，可在此处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19.htm
在布尔什维克的三月会议上，斯大林在（俄历）3月29日的报告中表示：“关于支持临时政府的问题——既要支持，也不能支持。由于临时政府（某种程度上）在巩固革命步伐，所以要（一定程度上）支持它；由于它（某种程度）是反革命的，所以（一定程度上）不能支持它。”详情请参阅：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bolshevik191703_meeting/Bolshevik191703_meeting_cn02.htm——中译者注
[17]指广州起义。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对广州起义的意见，请参阅《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第一封信》、《我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答复》（《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第252—260页）、《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中国问题》（同上，第302—338页）。——中译者注
[18]1917年7月3日—4日，对革命成果不断流失感到强烈不满的彼得格勒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示威，在一些地方，示威演变为暴动。布尔什维克竭力劝阻群众不要盲动，并尽力组织撤退，最终使七月事变没有变成一场溃败。详情请参阅《俄国革命史》第二卷的头三章。——中译者注
[19]弗兰塞斯克·马西亚·柳萨（FrancescMaciàiLlussà，1859年9月21日——1933年12月25日），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领袖。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4月14日——1932年12月14日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临时主席，1932年12月14日至1933年12月25日正式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中译者注
[20]耶稣会（Jesuit）是天主教的一个教团，于1534年由伊格纳蒂乌斯·德·洛约拉（IgnatiusdeLoyola，1491—1556）创建。——中译者注
[21]英文版中并无“并因此拒绝参加国会选举”，这是根据李星同志的译文补上的。——中译者注
[22]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曾提出尽快召开立宪会议，资产阶级却百般拖延：临时政府于1917年6月14日（27日）宣布，将于9月17日（30日）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到了8月9日，又把立宪会议选举推迟到11月12日（25日）；等到十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才匆忙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想同苏维埃政权争夺权力。苏维埃政权同意举行立宪会议选举。1918年1月5日（18日），立宪会议终于召开，在占据多数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下，立宪会议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当即退出立宪会议。次日，苏维埃政权下令解散立宪会议，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便借此大做文章，攻击布尔什维克“言而无信”、“破坏宪政”。详情请参阅《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卷，第163—167页）、《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同上，第239—241页）、《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同上，第242—246页）。——中译者注
[23]分别是1789年7月9日——1791年9月30日的制宪议会、1791年10月1日——1792年9月20日的立法议会和1792年9月20日——1795年10月26日的国民公会。——中译者注
[24]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是一个较有影响力的共产主义团体，主要在巴塞罗那一带活动，它的领袖是西共前领导人毛林与阿尔兰迪斯（Arlandis）。虽然它基本上赞同共产国际当权派的理论与实践，但不赞同后者在西班牙的组织手段与具体策略。它的思想充满了暧昧与错误，但目前它是加泰罗尼亚最强大的共产主义团体，很可能也是整个西班牙最强大的共产主义团体。马德里独立共产主义者小组（AgrupaciónComunistadeMadrid）也是一个较有力量的共产主义组织，由于反对所谓的西共“执委会”的官僚方法，拒绝执行分裂全劳联的指示，而被开除出党。马德里独立共产主义者小组虽然不支持左翼反对派的政纲，但允许同左翼反对派讨论，也允许左翼反对派成员参加自己的活动。——编注
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西班牙语：FederaciónComunistaCatalano-Balear；加泰罗尼亚语：FederacióComunistaCatalano-Balear，FCCB）本是西班牙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组织，因反对共产国际的极左政策，而于1930年脱离西共。尽管如此，它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官僚中派主义并无原则分歧。它于1932年4月改组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ComunistaIbérica，FCI），然后又在1935年9月29日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ObrerodeUnificaciónMarxista，POUM）。——中译者注
[25]本文付印时，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的理论刊物《共产主义》（Comunismo）的第一期已在奥维耶多面世，刊登了西班牙支部的政纲与工会政策等内容。——编注
[26]昂利·拉克鲁瓦（HenriLacroix，1901—1939），本名弗兰西斯科·加西亚·拉维德（FranciscoGarcíaLavid），当过油漆工人。二十年代参加西共，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迫流亡苏联。1930年在比利时列日发起创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1931年6月在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返回西班牙后，担任理论刊物《共产主义》编辑。1933年6月被开除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此后参加了社会党。在内战期间曾任共和军政治委员。1939年在撤往法国时，在边境上被西共杀害。——中译者注 |
需要系统地报道当地动态（1931年5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需要系统地报道当地动态
（1931年5月20日）
你们提到了《人道报》[1]的报道在加泰罗尼亚引发的愤怒。这并不难想象。但是，光有愤怒还不够。左翼反对派的报刊必须系统地报道当地动态。
这项工作极为重要。必须利用西班牙革命的鲜活经验来重新教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部。系统地报道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动向，这绝不是单纯的“通讯”，而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文件。如果我们不能有力地澄清事实，斯大林派就会给加泰罗尼亚联盟制造隔膜与敌对的氛围，把加泰罗尼亚先进工人推上冒险与覆灭的道路。
原文收录于《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中译者注 |
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进步性（1931年5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进步性
（1931年5月17日）
再来谈谈加泰罗尼亚联盟所谓的“民族主义”。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非常尖锐，在这个问题上犯的任何错误，都有可能导致致命后果。
西班牙革命使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重新激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各种民族倾向与幻想的主要载体，他们竭力拉拢农民，想以农民为依托，对抗大资本和国家官僚的去民族化作用。在现阶段，小资产阶级领导着民族解放运动乃至整个革命民主运动，这必然会给运动带来多种多样的偏见。他们的民族主义幻想，也会向工人渗透。总的来说，这很可能就是加泰罗尼亚目前的总体形势，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是加泰罗尼亚联盟内部的形势。但是，加泰罗尼亚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官僚集中制的民族斗争，具有进步的革命民主性质，以上判断丝毫不会减少这种性质。
必须时刻牢记这个事实：无论是整个西班牙，还是加泰罗尼亚一地，当地的统治者仍是西班牙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地主、旧官僚，并得到西班牙爱国左派[1]的支持；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民主派还没有掌权[2]。目前的统治集团既想维持对殖民地的奴役，又想在国内实行最大限度的官僚集中化——即支持西班牙资产阶级对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人等少数民族的镇压。在现阶段，依据现有的阶级力量对比，可以认为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是进步的革命因素，西班牙民族主义则是反动的帝国主义因素。西班牙共产主义者如果不能正确理解两者的差异，并忽视这种差异；如果不突出强调却掩盖这种差异，就有可能沦为西班牙资产阶级不自觉的代理人，失去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而斗争的资格。
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幻想有哪些危险？这种幻想会利用民族特征分化西班牙无产阶级，这是非常严重的威胁。西班牙共产主义者要想击败它，只有一种办法：无情揭露统治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暴行，赢得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信任。任何其它政策，都等于支持统治民族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帮助它压迫被统治民族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性质）。
原文收录于《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原文收录于《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英文版此处为“民族——社会党”（national-socialists），为了便于理解，这里参照李星同志的译文，改为“爱国左派”。——中译者注
[2]其实弗兰塞斯克·马西亚已于1931年4月17日出任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临时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消息可能不够灵通。——中译者注 |
1934—1936年的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卡里略还是极左派）（皮埃尔·布鲁埃，1983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
1934—1936年的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
（那时卡里略还是极左派）
皮埃尔·布鲁埃（1983年12月）
译者：龚义哲
说明：本文最初发表于《列昂·托洛茨基杂志》（CahiersLeonTrotsky），第16期，1983年12月。中译文系根据《革命史》（RevolutionaryHistory）第9卷，第4期，2008年，第193—228页译出。
1936年7月16日，托洛茨基为了同自己的同志斯内夫利特[1]进行论战，给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了西班牙，谈到了安德列乌·宁[2]对于他提出的打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议所采取的态度。他写道：
“光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曾自发地拥护建立第四国际的主张。我们曾一再要求他们对社青团予以高度的关注，他们却敷衍推脱……结果差不多整个社青团都投靠了斯大林派。那些自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人，还有那些对此袖手旁观——不如说一手造成这种结果的人，都应该被当作革命的叛徒，而遭到永远的谴责[3]。”
托洛茨基曾反复建议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ComunistadeEspaña，ICE）打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artidoSocialistaObreroEspañol，PSOE），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却拒绝执行，并在1935年同毛林[4]的工农同盟[5]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ObrerodeUnificaciónMarxista，POUM）；从1934年起，托洛茨基写了不少文章，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法文版托洛茨基文集最近收录了一批文件，从中可以找到与此有关的大量内容。在拙著《西班牙革命1931—1939》中，由于笔者当时没有掌握材料，所以，对于托洛茨基具体提出了哪些建议，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又是怎样回绝的，笔者只能尽量揣测；而且，笔者还将托洛茨基的建议与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回绝，当作是社会党的“激进化”（有时候叫做“革命化”）的背景下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及社会党的青年组织——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FederaciónNacionaldeJuventudessocialistas，FNJ）“转向左边”（甚至是“转向极左”）的外部征兆。
最近，在史料编纂方面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进展，因为在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各家档案库终于对外开放了，不仅可以查到三十年代的书籍与刊物，还能查阅在1936年—1939年间被弗朗哥军队缴获后存放在萨拉曼卡的大量文件[6]。在拉尔戈·卡巴耶洛[7]影响下，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一个重要派别发生了“向左转”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它最积极的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而社青团拥有一位政治生命极长的领袖，他就是桑蒂亚戈·卡里略[8]；现在，对于这个“向左转”的过程，终于可以通过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了。在过去五年里，已经有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这个课题，撰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9]；根据从以前不为人知的档案库里发现的书面文件，现在可以对这个课题作出初步的评论了。
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激进化
从1933年开始，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内部都出现了要求向左转的强大压力，当然，这并不像一些西班牙问题专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西班牙独有的现象（某些政治作家现在还在坚持这种观点）。经济危机及其在社会—政治方面产生的后果，以及由于希特勒在德国不战而胜而激发的自卫反应，是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这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而在西班牙，这种现象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激进化的社会党左翼的代表人物与主要领袖，是以前一直被公认为整个第二国际最顽固的改良主义者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
他当过泥水工，直到二十四岁才学会读书写字，他是社会党及其控制的工会——工人总同盟（UniónGeneraldeTrabajadores，UGT）——最著名的领袖之一。他曾无比顽固地反对参加共产国际，他是社会党的积极拥护者，在普里莫·德·里维拉[10]独裁时期，他坚决地同独裁者合作，使工总壮大。他主张同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结成反君主制的联盟，共和国成立后，他在共和派—社会党联合政府中担任劳动部长，他要为许多严酷的镇压措施——比如著名的《保卫共和国法》[11]——承担责任。
但在1933年中期，当社会党还在参政的时候，在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拉尔戈·卡巴耶洛被迫使用更“左”的语言来讲话——既说给资产阶级听，也说给工人听。他极其痛苦地发现，由他主持的社会立法，不断遭到大小官吏的破坏，而老板们仍在各条战线上全面进攻。此外，希特勒的胜利、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覆灭、德国工人运动所取得的社会成果的丧失，以及他的同志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12]对这些事件作出的分析[13]，也对他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他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相信人民行动的领袖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夫雷斯[14]正在通过合法手段夺取政权，并把西班牙引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所以他认为党已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局。
7月23日，他在马德里帕尔迪尼亚斯电影院（PardiñasCinema）向首都社青团发表讲话，这是他向左转的第一个迹象。他在讲话中为社会党参加共和派政府一事做了辩解；他指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中的最后手段，提出了一些大胆的观点，特别是他宣称自己拥护“社会主义专政”而不是“资本主义专政或法西斯主义”[15]。几周后，社青团在托洛雷多内斯（Torrelodones）开办暑期学校，学生对贝斯泰洛[16]和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17]的讲话感到很不满意，便邀请拉尔戈·卡巴耶洛发表讲话[18]。卡巴耶洛没有让青年听众失望。他在谈到参政时，并没有把这作为一个原则问题，但他宣称，他现在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感到无比悲观。他还宣称社会党人的目标必须是夺取政权，社会主义共和国必须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他还回顾了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19]。
社会党的这位主席是真的对自己过去的改良主义思想与实践产生了怀疑吗？现在的大部分作者都对此表示强烈的质疑；他们认为，从1931年起，在工人群众与青年中间，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向左转的趋势，拉尔戈·卡巴耶洛不过是在（躲在安全的远处、而且只在口头上）迎合这种趋势罢了。不管怎么说，从那一天开始，社青团就与社会党与工总的这位老领导（他是社会党与工总的“荣誉主席”）结成了联盟。在社会党下野后，他第一个接受了社青团周刊《新生》（Renovación）的采访。社会党参政的经验，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体制下，无产阶级就连自己的最低要求都很难实现。他认为西班牙正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并向青年提出了这样的任务：鼓舞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并把那些消极无为、对革命无用的人赶出社会党[20]。
拉尔戈·卡巴耶洛根据这条路线，率领社会党参加了1933年11月的大选，这次它没有同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结盟。他的竞选集会几乎就像全民公决一样热闹，正如保罗·普雷斯顿[21]强调指出的那样，“他走得越远，他的话就越来越革命”，这是对右翼的疯狂攻击的回应，但首先是“对群众的无限热情的回应，在他讲完话后，群众长时间向他欢呼致敬。[22]”
社会党在大选中失败了；尽管它获得了1627000张选票，此前从来没有哪个政党得过这么多票，但它只获得了58个议席。由于选举法对多党竞选联盟比较有利，所以社会党的候选人要想当选，就需要两倍的票数。无政府主义者抵制了大选，他们谴责卡巴耶洛参加了一个镇压工人运动的政府。但是，有产阶级为了摆脱社会党，不惜动用了各种手段：逼迫工人、在乡村地区以解雇相逼、暴力胁迫、实施恐怖，以及精心舞弊；这一切足以使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民主感到绝望。社青团采取了新的路线，支持党主席，发起了宣传教育活动。1933年10月29日，拉尔戈·卡巴耶洛的顾问阿拉吉斯泰因发表讲话，他根据德国的经验，并结合他的亲身体验，解释了这个道理：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产阶级，才能真正阻止法西斯主义[23]；社青团在宣传活动中把这篇讲话编成了小册子广为散发。
拉尔戈·卡巴耶洛在十二月底得出结论：为了“拯救共和国”，必须准备起义。在1933年底到1934年初，在同普里耶托达成协议后，他积极开展活动，消除社会党内部，甚至是社会党领导层内部的反对意见。
由胡利安·贝斯泰洛[24]领导的工总执委会，显然是顽抗新路线的据点之一。右协在大选中获胜后，右协议会党团领袖希尔—罗夫雷斯公然宣称：近期内要在西班牙建立“组合国家”（CorporativeState），此举刺激了争夺工总领导权的斗争。社青团领导人、银行与金融业工会领导人阿马洛·德尔·罗萨尔[25]向工总全国委员会建议：“立即与社会党共同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革命运动，让工人阶级夺取全部政权”。这个建议以十七票对二十八票遭到否决。此举引发了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反应，他决定建立一个社会党—工总联席委员会，由他担任主席，一旦右协上台组阁，就要建立一个革命运动，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研究革命运动的具体问题。1934年1月27日，普里耶托为准备中的起义草拟了纲领，提交给工总全国委员会，并获得了批准[26]；原先的工总执委会坚决反对这种“冒险主义”，并随即宣布辞职。新一届执委会忠于拉尔戈·卡巴耶洛（他已再次当选为工总总书记），而工总主席是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战友、建筑工会领导人阿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27]。支持工总的新任总书记的领导人有：金属工会的重要领袖、比如领导建筑工会的帕斯库瓦尔·托马斯[28]等人；运输工会的领导人、青年社会党人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29]；还有银行职员工会的领袖。他们现在成了多数派，并掌握着非常重要的农业工人工会——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这个工会现在的领导人是里卡尔多·萨瓦尔萨[30]，他是纳瓦拉的一名教师，也是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31]。
马德里党组织在社会党内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原先被“贝斯泰洛派”控制着，现在它也被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掌握了，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社青团员[32]。
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社青团很快就构成了未来的西班牙共产党的第一批核心，当时这种情况也在许多其它国家出现过。此后，重建后的社青团在二十年代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奋勇进取的精神；它是一个小组织，大部分团员是领导干部或积极党员的子女；直到1932年，它的领袖都是一些以态度温和与改良主义而出名的人。但在1932年以后，特别是在1933年，社青团彻底改变了。
1934年初，社会党与工总决定，一旦右协上台，就要举行起义，换言之，就要保卫共和国、保卫立宪会议与社会党—共和派政府的成果；社会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它的左翼——社青团（它也在工总内部占据了不少阵地）——便公开宣称：这个起义的目标只能是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932年以后，社青团内“左派”分子（他们的观点开始让一些大人深感不安）就开始变得活跃起来。1933年夏季，拉尔戈·卡巴耶洛在帕尔迪尼亚斯电影院发表讲话后，特别是在他于社会党暑期学校发表讲话之后，他代表的那个“左派”倾向就获得了强大的力量。社青团的周刊《新生》早就在捍卫社会党圈子内最极端的立场。在1934年4月召开的社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这个流派（它具有派别组织的一切特征）控制了团的领导层，当时社青团只有20000名团员，几个月后团员的数量就翻了一番[33]。前学生领袖何塞·莱因·恩特拉尔戈[34]向代表大会做了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强调指出：必须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决裂，这样才能立即着手为无产阶级（即社会党）夺取政权进行准备[35]；这个报告使新的领导层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社青团的新任主席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多年前就已投身政治，他属于“老一代人”，年龄也快达到退团年龄的上限（35岁）了，而大多数团员都是二十来岁[36]；此外，他在领导运输工会与社会党马德里组织时的表现，也使他出了名。不过，他身边的新领袖都非常年轻。新任总书记桑蒂亚戈·卡里略只有十九岁。他是卡巴耶洛的一位忠实支持者的儿子，自小在机关的圈子里长大，十三岁就当了排字学徒，后来又当上了《社会主义者》的实习编辑；他在1933年当过暑期学校的秘书长。他曾在《新生》编辑部工作过一年，离开《新生》编辑部后，顶替他的人是一位二十二岁的激进青年学生塞贡多·塞拉诺·彭塞拉[37]。这个书记处下辖的行政机关也是由一群年轻人组成的：除了何塞·莱因·恩特拉尔戈之外，还有菲德里科·梅尔乔尔[38]、何塞·卡索尔拉[39]、阿尔弗雷多·卡维利奥[40]、拉法埃尔·库瓦德拉多[41]等人[42]。
新的领导层既不想掩饰自己的打算，也不想掩藏自己的雄心壮志。整个领导层都支持拉尔戈·卡巴耶洛的“革命”派，他们想把社青团当成“革命”派的先锋队，变成党内的一个派别组织，影响党内斗争。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拉尔戈·卡巴耶洛的青年支持者在领导社青团的时候，总是仰赖他的威信与声望，但在党内，他们却提出了新老两代交接的问题。代表大会尚未闭幕时，塞拉诺在《新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起了个耸人听闻的题目叫《信任危机》，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掌握着党的重要职位的那一代人，其实“已经被压垮了，因为他们多年来都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做出错误的改良主义解释”；他要用原则坚定的新一代人来反对老一代人：
“新一代社会党人反对任何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思想、破坏其纯洁性的东西[43]。”
这些青年的政治思想确实还不够完善。他们的对手经常能轻易发现他们的自相矛盾与急剧颠倒之处。但他们的前进方向是非常明显的。他们相信，西班牙正迫切需要无产阶级革命，考虑到历史传统与群众目前的觉悟，能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就只有社会党，他们相信，在清除了党内的改良主义分子、并得到党外的革命派支援之后，社会党就能承担起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
1933年，年轻的费德里科·梅尔乔尔刚从暑期学校毕业不久，他在《新生》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调指出，在几个刚刚表态同意建立第四国际的组织所发表的声明中，蕴含着哪些要点：“反法西斯斗争、通过革命夺取政权、革命的迫切性、打败改良主义的必要性、党内民主”，并表示它们如果留在现存的两个国际内，就能发挥更重大的作用。然后他表示，托洛茨基派与社青团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打败“斯大林主义与修正主义”，但他并不认为建立第四国际是必需的，也不认为有必要借助托洛茨基派的支持来击败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派[44]。
德国的经验——最早是由阿拉吉斯泰因总结的——使他们了解到了托洛茨基的意见，也使他们发现了两种同样错误的策略的双重“失败”，这两种策略是“社会民主党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策略”与“共产国际的僵化的、宗派主义策略”[45]。桑蒂亚戈·卡里略在1934年7月会见共青团代表团时就是这么说的。他认为重点在于：群众的运动，正在迫使各个工人组织成立统一战线，通过在全国各地建立“工人同盟”，来夺取政权[46]。共青团提出，社青团不得与托洛茨基派进行联合行动，这个要求遭到了社青团的拒绝[47]。卡里略就这个问题对共青团进行了批评。他说，虽然近几个月来，工人同盟一直遭到西共的污蔑，但在群众运动造成的压力下，西共终将参加工人同盟，他对此很有把握。
共青团建议社青团参加“反法西斯人民联盟”，但社青团一时还不打算参加。卡里略稍带嘲讽地提到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与法国共产党最近达成的统一行动的协定：
“他们自称，以后不会系统地动用武力。可我们联合起来，就是要组织武力！[48]”
此外社青团还允许批评，但反对辱骂。卡里略说，他们不愿意采纳所谓的“反法西斯阵线”的政策，不是因为辱骂，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能够跟那些明显在为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的人（比如激进党）组成反法西斯阵线。
他们对“统一战线”有一种初看起来非常惊人的观念：显然，只有在为夺取政权进行准备时，才有可能建立统一战线；反对这种观念的主要有托洛茨基派，但也有其它组织；出于前述的原因，社青团坚决捍卫这种观念；他们至少在理论上认为，工人同盟就是他们构想中的那种统一战线。总之，在1934年，当他们准备发动起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时，他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桑蒂亚戈·卡里略在答复共青团的质问时说：“无产阶级在小规模的遭遇战中得不到什么成果；它要的是决战[49]。”因此，他强烈反对任何局部行动和罢工，它们有可能导致无产阶级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投入战斗；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就连总罢工也只是“武装组织为了夺取政权而举行的起义行动”的补充[50]。
社青团当时正在认真地进行准备——即使它准备发动的不是“伟大的社会革命”，至少也是在西班牙所有工人区发动起义；它也明白，拉尔戈·卡巴耶洛当时被全国的劳动群众看作是革命的雄心壮志的化身，并开始被社青团称作“西班牙的列宁”，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崇高声望，可以使它从中受益；它带着这种自信，向其它工人组织表明了自己拒绝局部行动的立场，它认为这是“为了起义而保存无产阶级的力量”。
起义的军事准备
民兵是起义的先锋，如何组建、训练和武装民兵，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显然，要为起义进行技术准备，就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笔者弄到了一大批档案和一些重要声明，从中可以了解到社青团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
大概在1934年初，搜罗武器的工作就开始了。最大的一笔交易，是向葡萄牙密谋者订购了一大批军火，这批军火有一部分被装上了“图尔克萨”号（Turquesa）轮船，准备运往阿斯图里亚斯海岸，但被当局查获了[51]。保安警察首脑的一份报告证明，在几个外国政府（主要是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掩护下，社会党还成功“订购”了几批军火，这些军火先被运往东非，然后秘密转运到西班牙的另一个地方。另外，兵工厂的工人也组织起来，从工厂中偷走了数量可观的枪支（拉·特鲁维亚，托莱多）。当起义发动时，他们准备在第一时间夺占兵工厂库房里的武器，——他们在阿斯图里亚斯搞到了17000支步枪——并通过军队和警察内部的社会党同情者的帮助，从警察局、突击警察和国民警卫队那里弄到大量的武器[52]。
至于民兵，在保安警察首脑的报告中引用了社青团穆尔西亚省委员会下发的两份通知（日期分别为6月6日与7月28日），以及1934年5月30日的一份总报告，这些通知与报告都讲到了社青团与社会党“民兵”的军事准备工作[53]。
6月6日的通知中提到了早先下达的立即建立民兵的指示，并指出许多民兵队伍已经建立，且情况良好。它还指出，除非绝对必要，否则民兵不应携带武器；必须把一切可能会泄露机密的文件给藏好；必须立即建立第二套领导班子，以备转入地下之需。这个通知还强调指出，在国内要尽量想方设法开展全面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进行体力锻炼和武器训练，为了避免警察发觉，可以用“远足”为掩护，进行这些训练。通知还指出，对敌人——也就是“法西斯”组织与警察——进行“监视”甚至“刺探”，具有重要意义，并要求在尚未开展此类工作的地方进行此类工作，当然要保持最高度的机密性。这个通知最后指出，必须在每个城镇建立“化学”分队，负责制造炸弹；“化学”分队不得与组织的其它部分进行联系。通知在结尾处反复强调要执行最严格的纪律，并重申了对任何可能叛变或泄密的人处以死刑的决定。
民兵的组织工作要遵守十一项规定。只有社青团员、社会党员和工总会员能参加民兵，但为了避免社青团对民兵的领导权受到质疑，社会党员与工总会员在民兵中要“按一定比例分配”。民兵每十人为一小队，由一名小队长指挥；小队长跟社青团地方领导一样，由地方委员会任命。在任命小队长时，优先考虑服完兵役的人，如果曾接受过军官训练或士官训练，则更加优先考虑。小队队员要学会操作自己的步枪，要学会小队的战术。只有专门的分队才能制作、储备与使用炸弹。每个民兵都要有武器。社青团地方委员会在指派任务、组织训练与审讯、处置叛徒等方面拥有全权。发动民兵的命令，以及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指示，则由社青团省委及其任命的“上级领导”下达[54]。
社青团穆尔西亚省委于8月28日[55]下达的通知更为简洁，从中可以嗅到一丝火药味。这个通知要求解散社青团各省省委与各级地方委员会。各小队的队长与地方领导每周召开一次例会，行使原先的地方委员会的职责，地方领导应向能够联系上所有地方领导的上级领导负责。社青团真的把自己转变为军事组织，从而转入半地下状态了吗？社青团原先的体制，是用于合法开展公开的政治活动（散发《新生》、举行群众集会等）与工会活动的，不难想象这会造成多么剧烈的变动。社青团肯定是把至少一部分工作给交割出去了。
民兵的全国领袖是何塞·莱因。曼努埃尔·塔古埃尼亚[56]当时只有二十一岁，是一名理科生，而且是共青团员，他就马德里民兵的情况写了一份很完整的报告，其中写道：
“先是在城西的社会党俱乐部里举行了多次公开的群众集会；接着，参加了秘密组织的小队召开了自己的小会[57]。”
就在人民俱乐部的一栋楼里，他的小队长教会了他怎么使用毛瑟步枪。极右政党右协准备在4月22日于埃斯科里亚尔（Escorial）举行一场法西斯集会，作为回应，马德里工人发动了罢工，在这次罢工中，民兵首次出动[58]。共青团要求塔古埃尼亚退出社会党民兵，他便干脆退出了共青团；他在民兵中进展神速，很快就和他的战友、医学生费德里科·科埃利奥[59]与法学生弗兰西斯科·奥尔多涅斯（FranciscoOrdoñez）一起进入了实质上的民兵“总参谋部”，这个“总参谋部”的人还有何塞·莱因、银行职员比克托里亚诺·马科斯·阿隆索[60]和意大利激进分子费尔南多·德·罗萨[61][62]。九月初他受命组建一个“连队”，这个连队由十个小队组成，另设一个指挥组，其队员均住在格洛里耶塔·德·克瓦多（GlorietadeQuevado）街区。奥尔多涅斯在九月初告诉他，起义已势在必行，最有可能发动起义的日期是十月初[63]。
工总的大部分领导人，无疑是想尽力避免起义的，而社青团却自觉地、积极地为起义进行准备，正在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在工总、社会党和马德里工人同盟内部，围绕着农业工人的形势，以及农业工人在夏初发动的罢工，发生了争论——保罗·普雷斯顿曾决定，将这个争论，放在与准备起义无关的政治背景中，对其加以探讨[64]。
其实，大庄园主在1934年向农业工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企图削减工人的工资，摧毁工人的组织，他们提出了一个恶毒的口号：“你们饿了是吧？去吃共和国吧！”上文讲过，1934年1月28日，在求战心切的会员的压力下，以里卡尔多·萨瓦尔萨为首的一批人掌握了工总旗下的强大工会——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拥有五十万会员）的领导权。工会领袖使用了一切合法手段与宣传方法，积累了一大堆地主破坏法制、暴力挑衅的证据，最后，他们的支持者威胁说要把他们赶下台，他们便决定发动罢工。
他们并没有像保罗·普雷斯顿所着重指出的那样，轻率地发动罢工。3月31日，在报纸《土地劳动者》（ElObrerodelaTierra）上发表了第一个警告。但工总执委会建议全土劳协领导层不要下令罢工：全国各地的收成时间并不一致，小农可能会受到罢工的打击，更何况罢工势必引发对峙。在三月和四月里，拉尔戈·卡巴耶洛和工总执委会都在竭力劝说萨瓦尔萨和他的同志，叫他们不要号召农业工人举行罢工，不然到时工总无法在其它地方提供支援。负责策划起义的社会党—工总联席委员会一再警告各省的组织，并强调说，农业工人的罢工与正在策划中的起义无关，并以此表明罢工的时机尚未成熟！
然而，工会会员正在饥饿中慢慢死去；他们要求罢工，最终全土劳协的领袖也顶不住了。在最后一次谈判的尝试失败后，全土劳协全国委员会在5月11日—12日举行会议，宣布将根据一个真正的最低要求纲领，在6月1日举行罢工[65]。政府对此做出了反应，它颁布法令，规定农作物的收割是“全国性的公益事业”，这次罢工是“革命性的冲突”，禁止一切与这次罢工有关的集会、游行和宣传，并在长达几周的时间里实行严厉的报刊审查。有几千人遭到逮捕，大部分地方领导人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且不得减刑。农业工人遭到了孤立，被打垮了。农作物的收割由军队进行；要等到两年以后，当人民阵线在1936年大选中获胜后，全土劳协才能抬起头来，重现生机……
拉尔戈·卡巴耶洛与工总领导层的政策确实要对此承担重大责任；当他们警告罢工工人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告诉政府：你们尽管放手镇压罢工工人好了。社会党的态度，在马德里工人同盟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6月1日晚上，在马德里工人同盟内部，穆尼斯[66]代表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号召举行为期四十八小时的团结罢工，向政府表明农民不是孤立无援的。社会主义组织——社会党、工总与社青团——的代表反驳说，这完全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早就警告过农民了。他们声称“行动的时机尚未来临”，不能贸然行动，否则政府可能会关闭人民俱乐部。为了让穆尼斯开窍，而且显然也是由于缺乏论据，社会党领袖、工总支持者拉法埃尔·恩切·德·拉·普拉塔[67]一声不吭地从腰带上拔出一支枪，大喇喇地搁在穆尼斯面前的桌子上[68]。7月31日，工总全国委员会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教育工作者协会（FederacióndeTrabajadoresdelaEnseñanza）年轻的书记拉蒙·拉米雷斯[69]（对于工农联盟的必要性，有谁能比教师理解得更好呢？）强烈批评了工总的领导层，斥责他们造成了农业工人罢工的失败，导致罢工工人遭受镇压。拉尔戈·卡巴耶洛亲自出来反驳这位引用了马克思与列宁的话的青年同志，嘲讽了他的“左派幼稚病”和“口头上的革命高调”，并解释说1934年的西班牙并不是1917年的俄国……[70]
保罗·普雷斯顿认为，当全土劳协号召罢工时，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做法，表明这位老领袖并没有跟他过去长期坚持的改良主义彻底决裂。而且，他这种做法，也构成了一个关键论据，使一些人坚信：这位社会党主席、工总总书记大谈未来的起义，只是为了吓唬他的政治对手，主要是为了吓唬共和国总统，迫使总统放弃让右协执政的打算。这种解释看似很有道理。能否把同样的结论用在社青团身上呢？对于社青团的态度，也能做出同样的解释吗？用拉尔戈·卡巴耶洛的话来说，社青团当时也犯了“左派幼稚病”，也在“大唱革命高调”，但他们依然无条件地站在拉尔戈·卡巴耶洛一边，反对批评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教师，反对那些因“过早”发动罢工而被判刑的农业工人。笔者并不这么认为。为即将发动的起义进行技术准备，是社青团全部工作的核心；他们相信，发动团结罢工，会导致武装冲突过早爆发，而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社青团的领袖犯的错误，或许可以称之为“军事上的极左主义”——不过，这种错误，确实也能用来掩饰彻底的机会主义政策[71]。
尽管如此，在1934年夏季，坚决反对一切阶级合作、拒绝与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结成长期的联盟、加倍地批判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仍是陷入危机之中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中最先进的部分之一。社青团的组织所体现出的，只是西班牙工人阶级青年的革命雄心（尽管是以一种扭曲但又直接的形式体现出来）；托洛茨基正确地理解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亲自劝说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的同志，要他们仿效法国托派，打入社会党，特别是社青团。换言之，按照他的设想，此举在最好的情况下，能够使第四国际争取到社青团中最优秀的分子；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给第四国际的绝大多数成员（他们误以为自己能对斯大林主义免疫）注入抵御斯大林主义病毒的疫苗。
十月起义中的社青团，以及它在此之后的表现
“西班牙的十月革命”始自阿斯图里亚斯的起义，以加泰罗尼亚的失败而告终，其它中心城市的起义则流产了；这再次表明，在无产阶级军事政策中，政治策略是最为重要的；不过，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详细回顾这次革命。
托洛茨基曾认为，加泰罗尼亚革命者如果能勇敢地提出建立独立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国的政策，这个政策就有可能成为伊比利亚半岛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72]。在加泰罗尼亚，工人同盟之所以不战而败，既是因为全劳联袖手旁观，也是因为参加了加泰罗尼亚工人同盟的各个组织的怯懦与机会主义。阿斯图里亚斯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全劳联阿斯图里亚斯地区联合会参加了工人同盟，西共也在最后一刻参加了工人同盟，工人的大团结得以实现，给工人斗争注入了强大的力量[73]。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写道，阿斯图里亚斯起义“是工人阶级青年的杰作，是由不愿意错过同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时机的群众自下而上发起的一个不可阻挡的运动……在此之前，工人阶级不愿使用暴力，但是，当新的历史时期开始时，它要求得到火的洗礼[74]。”
在西班牙其它地区，社青团的宏大计划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塔古埃尼亚记载了他当时带着自己的连队瞎转悠的经过。十月四日，他的连队接到动员令，要他们在9点到拉·普洛斯佩里达德区（LaProsperidad）的一家酒吧会合，然而，由于……总罢工，他们很难按时赶到。他们带着武器赶路，途中碰上了突击警察或国民警卫队的巡逻队，但警察没有查问他们的身份。到达指定地点后，他们发现还有几个连队也在那里，但没有得到进一步指示。午夜时分，塔古埃尼亚自作主张，占领了那个街区的社会党俱乐部，并在外面布置了武装岗哨。不久后，一个交通员向他们传达了命令：前往库瓦德洛斯·卡米诺斯（CuadrosCaminos），到那里后，换上国民警卫队的制服，再攻打金达雷拉兵营，到时会有支持社会党的卫兵放他们进入兵营；塔古埃尼亚在四十年后写道，在一个正在举行总罢工、并处于战时状态的城市里，这样的命令根本无法执行。但是，他正准备动身出发的时候，突击警察乘着卡车赶了过来；经过短暂的交火后，陷入重重包围的民兵投降了[75]。
穆尼斯的记载与塔古埃尼亚的说法相符；穆尼斯写道，工人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并拥有充足的武器，足以发动起义。十月四日晚上，街道上挤满了罢工工人，他们在等着“和平罢工”的口号。十月五日发生了一些交火，社会党民兵企图突袭内务部、电话公司和督军府。在十月五日下午，几千名工人自发地前往蒙克洛亚（Moncloa）兵营，想占领那里，但是，由于缺少武器，他们被一群军官打退了……[76]
尽管如此，在那些年里，西班牙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是如此高涨，无论是马德里等地的起义的不光彩的失败，还是阿斯图里亚斯矿工的殊死战斗的失败，都无法阻挡他们前进，反倒大大鼓舞了他们。一九三四年年十月起义虽然失败了，却给无产阶级留下了许多希望。它证明了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具有何等强大的力量，而要把无产阶级团结起来，需要各个工人组织放下分歧。因此，一直以来都在捍卫“工人同盟”，并在共产党抨击工人同盟时为之辩护的社青团，现在可以宣称自己实际上赢得了政治胜利。
然而，革命的实际进程，却很难让社青团感到宽慰。拉蒙·冈萨雷斯·佩尼亚[77]等人，过去是阿斯图里亚斯矿工领袖中较保守的一派，却成了阿斯图里亚斯起义的英雄[78]。社青团在加泰罗尼亚起义中没有发挥作用，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在那里的根基很薄弱。但在由社青团员负责准备起义的地区——在马德里“指挥”起义的是阿马洛·德尔·罗萨尔[79]；还有一些地方的起义也是由社青团策划的——起义往往可悲地哑火了。此外，社青团的部分领导人也被捕了，被关押在模范监狱（Carcelmodelo）里，比如卡里略、德·罗萨、德尔·罗萨尔、埃尔南德斯·桑卡霍等人，拉尔戈·卡巴耶洛也被关在那里。其他领导人流亡国外：塞拉诺·彭塞拉流亡法国，何塞·莱因流亡苏联。
起义失败后，左派遭到了镇压，右派和中派趁乱发动了政治反攻，本文中介绍的这个派别（前文已经介绍了它的力量与弱点）现在的处境无疑是很危险的。统治阶级的代表对此非常清楚。1935年3月，一个被派驻阿斯图里亚斯的高官写了一个报告，其中写道：
“对造反的渴望，使所有革命组织里的青年团结了起来，而全劳联和工总的领袖与高层人物则陷入了分裂，正在改变策略，对此应认真考虑，可能会产生极好的效果。”
但他又补充了一句话：
“工人阶级的潜能是很危险的，我们认为，应该尽快制造分裂，来瓦解这种潜能[80]。”
社青团的领导层——或是被关押在马德里模范监狱里的那部分人——正在思考的，可能就是这种微妙的局面。事实上，他们还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十月：第二阶段》，公开进行论战。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二版上署名的是社青团主席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但它显然是由桑蒂亚戈·卡里略与狱友阿马洛·德尔·罗萨尔共同创作的[81]。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在不长的篇幅里，概述了自己对历史的看法：1917年革命在西班牙失败了，却在俄国胜利了，它引发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分裂；当时的社青团对革命怀着强烈的热情，这固然是导致分裂的原因之一；不过，列宁的共产国际要求社会党必须接受“二十一条”[82]，才是最主要的原因；社会党拒绝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与党内民主，这是很合理的；此后，第二国际的极左翼就只剩下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它执行着革命的政策——包括共和国成立后的两年里，它参加阿萨尼亚[83]政府的政策……[84]
因此，通过十月起义的经验，以及起义的准备工作的经验，社青团（它认为自己是这个革命党最优秀的果实）刚刚发现，自己受到了来自内部的威胁。他们回想起了贝斯泰洛及其“改良主义派”伙伴在1930年的态度，当时贝斯泰洛等人反对推翻君主制的革命计划。他们还回想起了贝斯泰洛等人在1932年以后的所作所为，当时把持着工总的贝斯泰洛等人反对拉尔戈·卡巴耶洛鼓吹的政策。《十月：第二阶段》的作者不遗余力地指出：他们所谓的“大小领导”是如何抵制起义路线的，对于有关起义的各项指示，这些人最好的态度也只是置之不理，而大多数情况下是暗中破坏。他们还批评工总的体制过于僵化，无法适应当前的需要；批评社会党议会党团拒不执行党的政策，并在国会里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制造了思想混乱——更不用说那些在十月起义期间连一根手指都不肯动一下的地方领导人，还有那些“社会党温和派”了，政府还发文要求大家听这些“温和派”的话。必须揭露这些人、解除这些人的职务、最后把这些人开除出去。必须自下而上地、坚决地进行清洗（当时社青团给这种清洗起了一个极具刺激性的名字——“布尔什维克化”），不要害怕分裂，因为改良主义派在党内并没有真正的基础——至少在党机关之外没有。
但“中派”或“中间道路派”可不这么想。这个派别的领袖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和冈萨雷斯·佩尼亚在十月起义之前和十月起义之间起到的作用广为人知，使他们的威望大涨。在十月起义失败后的这一时期，这个“中派”显然打算以“团结”为名，有计划有步骤地袒护改良主义派。它甚至还打算在下一次大选中再次同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结盟，而这种“反法西斯人民联盟”最近刚刚成了共产党的核心口号。“布尔什维克化”的支持者对此作出了尖锐而明确的批判：
“在我们党内，会有一些人出来维护这个口号，他们就是中派分子。每个党员都要做好准备，不能上了他们的当。中派主义会借此参加反对革命派的斗争，并企图成为党的轴心。这将会是一场艰难的斗争。我们的革命能力将受到考验……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右派得到了共产党的赞同，我们必须像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那样，拿出无产阶级联盟的口号，来对抗反法西斯人民联盟的口号，这样才能挫败共产党[85]。”
《十月：第二阶段》的作者像托洛茨基一样，把各国共产党的领袖斥为“蹩脚货色”，用了很长的篇幅，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回顾了他们的种种污蔑与谩骂，还有他们先是百般反对工人同盟、后来又在最后一刻参加工人同盟的行径。
但《十月：第二阶段》的作者用了或许更长的篇幅来讨论他们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第二阶段”，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事关国际的问题。
他们写道：“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西班牙革命，更是世界革命，是在一切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86]。”
他们提出，不仅要立即与社会主义青年国际[87]决裂，而且社会党也要与第二国际决裂，他们把第二国际说成是“一具死尸”。他们认为，首先要为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性的核心，他们可以与法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比利时社会主义青年近卫军、意大利和奥地利的青年组织合作，迅速建立起这样一个核心。
相反，第四国际如今已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口号”，这与他们在1933年的立场相差不大。他们认为，第四国际不具备真正的基础，因此没有发展的可能，更何况第三国际已经抛弃了导致了德国惨败的宗派主义政策。而且，既然托洛茨基鼓吹“打入”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他们就以为托洛茨基已经“悄悄地放弃了”第四国际的口号。
因此，社青团认为：尽管社会党在基本纲领上与第三国际是一致的，但社会党不可能参加第三国际。其实，社青团不但完全不同意第三国际在西班牙和其它国家推行的“反法西斯人民联盟”政策，它还完全不同意第三国际的章程，它认为这个章程意味着“执委会的专政”，扼杀了一切党内民主。《十月：第二阶段》的作者强调指出：“俄国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圣地，只要其它国家的革命还没有胜利，俄国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中心[88]”，所以，肯定会发生某种有利的变化，促使社会党参加第三国际。我们或许会注意到，在1933年和1934年的《新生》上，在多位作者的文章中，不时会出现“斯大林主义”这个词，然而在《十月：第二阶段》里，却一次都没有提到“斯大林主义”。
而且，当社青团的“布尔什维克化”鼓吹者在模范监狱中撰写这本小册子时，苏联政府正在准备全面转向人民阵线政策，这个政策最早造成的后果之一——如果您愿意，也可以说是最早的表现之一——就是斯大林在同皮埃尔·拉瓦尔[89]会谈中，建议在法国支持法国的国防政策[90]，并抛弃了反军国主义的工作；因此，抄录一下这本小册子提出的结论，是很有意义的：
“把社会党布尔什维克化！
把党的体制集中化，并建立地下机关！
在政治上把全西班牙无产阶级团结到社会党里来！
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并渗透进国家武装力量去！
争取工会运动的统一！
打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争取革命的胜利！
争取以世界革命为基础，重建国际工人运动！
为了实现这些口号，社青团必须表现出自己的先进性和牺牲精神，这样工人群众才会信任社青团，才会让社青团承担领导的重任。
如今的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比以往更为强大、更为团结，它结合我国的革命历史，遵循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最优秀的传统，听取经典社会主义的两位伟大导师——马克思与列宁——的教诲，提出了这些口号。
社青团把拉尔戈·卡巴耶洛同志当作是这个革命性的重生过程的领袖与精神象征；反动势力把他当作是最坚决的敌人，而正在对他横加迫害[91]。”
这个文件彻底暴露了社青团的含糊暧昧：既有合理的雄心壮志，又有政客的权谋手段；既对群众的压力寄予厚望，又对“机关的人”抱有幻想。不过，一切还没有成为定局：革命领导层的历史性命运，与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史性命运，都还没有被最终确定下来。托派活动家恩里克·费尔南德斯·森顿[92][93]曾在1934年9月向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动议，狂妄地拒绝了托洛茨基关于“打入主义”的建议，这个动议获得了一致通过；他现在和社青团的活动家与领导人一起关在模范监狱。在同这些人的日常接触中，他改变了想法，成了“打入主义”的支持者，并成功说服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执委会的大部分委员（包括安德列乌·宁在内），通过了一个决议，让全党执行“打入主义”，但不包括加泰罗尼亚，因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组织正在与毛林的工农同盟和几个小组织合并。可是，马德里组织却认为这个决议会造成事实上的分裂，在马德里组织的要求下，这个问题被提交表决，结果执委会的决议遭到了否决：1935年9月，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自行解散，成员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打入主义”就此在西班牙偃旗息鼓了。
然而，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打入主义”的支持者获得了更有力的论据。中派正在进行反攻。在1935年5月底，流亡到比利时的普里耶托在毕尔巴鄂的《自由主义者》（ElLiberal）和马德里的《自由报》（LaLibertad）上发表系列文章，指责社青团无权像过去那样公开发表意见，指责社青团违反党纪，对拉尔戈·卡巴耶洛搞“领袖崇拜”[94]。刊发普里耶托系列文章的报刊拒绝发表模范监狱中的囚徒的答复，幸好《战斗报》（这是巴塞罗那的一家周报，是毛林派的机关报）愿意给社青团的领袖提供专栏，让他们发表自己的答复。
桑蒂亚戈·卡里略再次呼吁工农同盟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这两个组织正在准备合并）中的共产主义反对派提供帮助。他在6月28日发表了《社会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这篇文章结尾，他写道：
“我们拥有正确的理论，我们拥有信心。但要想赢得胜利，我们需要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就有可能前功尽弃。我们的经典教育我们，要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而群众现在就在社会党内，这个党拥有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斗争能力。你们必须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一同斗争，不这么做的话，有人就会把群众引上失败的道路，我们必须阻止他们。那些浑身绅士派头的革命者不愿参加我们的任务，反倒蔑视我们的工作方法，而这些人却肩负着非常重大的历史责任[95]。”
社青团的这些领袖不是在狱中，就是流亡国外，或是转入地下，他们所面临的任务是重大而紧迫的，而他们所面临的障碍又是艰巨的，从这篇文章中，可以感受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毛林批判了卡里略，因为卡里略拒绝接受“统一”的思想，并号召“马克思主义者”打入社会党，在社会党内进行斗争，毛林显然并不理解，社会党内的这场派别斗争（这个斗争正在公开化），决定了西班牙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通过它的主要政党的走向而体现出来的。普里耶托对社青团的指责，与他企图迫使社会党接受同共和派结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已经在为此着手准备了）的政策的图谋，是一脉相承的，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在《战斗报》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非常清楚地揭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96]。这种政策要想成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社会党必须“掩埋武器”，必须让社青团闭嘴。
走向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
社会党想做但没能做成的事，被共产党做成了，当然，共产党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才这么做的。社青团沦为了斯大林主义的俘虏——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足够的政治教育，更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未能从根本上认清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在整整一个时期内，共产国际在1935年的转变，意味着共产党同社会党右翼结盟，而社青团却宣称社会党正在通过“布尔什维克化”，摆脱自己的右翼；共产国际的这个转变，让社青团和拉尔戈·卡巴耶洛都上了当，但社青团上当的程度更加严重。而且具体来说，让三万名由于参加1934年十月起义而被监禁的政治犯获得大赦[97]，是一个强有力的、动人的论据，它促使每一个工人组织接受了“反法西斯人民联盟”（尽管多少有点不情不愿），而阿萨尼亚就是这个“反法西斯人民联盟“的旗手；各个工人政党又一次成了资产阶级的附庸，而工人群众则又一次成了资产阶级的卒子。
尽管社青团在原则立场上反对这种做法，但它无疑并没有对此加以制止，而拉尔戈·卡巴耶洛从未想过正面与之对抗。尽管如此，社青团的反对态度，由这个问题而引发的分裂，左派同社会党的决裂（左派一直是社会党的主要动力），可能会给斯大林的新政策与人民阵线政策的全面推行造成严重的困难。共产国际无论如何都要通过各种手段，来尽力争取社青团最重要的领袖。在这个问题上，流亡到苏联的一小批社会党流亡者似乎发挥了重要作用。玛尔加丽塔·内尔肯[98]似乎已经被共产党争取过去了，不过她要过一段时间才正式参加共产党[99]。何塞·莱因曾是社会党民兵的领袖，也是社青团领导层成员之一，他也在苏联避难。他出席了共产国际七大，然后又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费尔南多·克劳丁[100]曾是共青团的领导人，他在三十五年以后写道，共产国际七大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确认了“共产国际各国支部的路线必须完全服从苏维埃国家的政策”，而人民阵线政策作为新政策的出发点，它“对苏联外交政策的迫切需要做出了积极的回应”[101]。何塞·莱因在卡巴耶洛左派的新机关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共产国际在七大上实行了转变，承认了“各国道路”，在所有国家都开辟了组织统一的前景，这是对社青团的期望的明确回应[102]。
这些青年领袖——有时还有一些老党员——在苏联所承受的压力，在他们从莫斯科寄往西欧或西班牙的信中，可以察觉出来。在1935年，这些用“西班牙语”写的信讨论的还是西班牙和社会党的问题，到了1936年，这些信里就剩下了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及其灯塔”的官样套话，并把对整个苏联（包括斯大林主义在内）的态度，当做“革命者”的试金石[103]。
在西班牙国内，被关押在模范监狱里的“政治犯”的生活条件比较宽松，这给了共产党拉拢他们的机会。支持拉尔戈·卡巴耶洛的青年社会党员与政治犯受到了共产党的关注。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104]刚刚探访了拉尔戈·卡巴耶洛，向他建议：两党为起义承担同等的责任[105]。我们得知，共产国际驻西班牙代表柯多维拉[106][107]获得了阿拉吉斯泰因的姻亲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108]的无条件支持，他是拉尔戈·卡巴耶洛的亲信之一。柯多维拉探访了被关押在模范监狱里的桑蒂亚戈·卡里略，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政治讨论。所谓的人民阵线，其实就是普里耶托所鼓吹的那种阶级合作政策的翻新版本，而那位被誉为“西班牙的列宁”是想永远抛弃这种政策的，然而，据说法国共产党领袖雅克·迪克洛[109]说服了拉尔戈·卡巴耶洛，使他不再反对“左派选举联盟”（这是人民阵线的前身），事情真的是这样吗？社青团书记处委员塞·塞拉诺·彭塞拉在《社会党与夺取政权》（ElPartidoSocialistaylaConquistadelPoder）一书中（这本书是他在巴黎写的，并由统工党在巴塞罗那出版），描写了他从共产国际的转变中观察到的情况，他的描写与何塞·莱因在莫斯科观察到的大致相符，但与阿拉吉斯泰因在马德里所作的猜测并不相同[110]。
最后，安德列乌·宁做出了非常正确的判断：社会党左派对共产国际七大的态度是全然“矛盾的”：社会党左派是赞成甚至赞赏共产国际七大的，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国际七大促进了民主化，然而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为了符合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共产国际七大复活了阶级合作的政策，而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同这种政策斗争；这也是他们在党内的对头——社会党右翼所坚决捍卫的政策[111]。
但是，这种矛盾的态度，不是光用无知就能解释的，或许我们应该用政治分析之外的方法来寻找原因。首先，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拉尔戈·卡巴耶洛被监禁了，他的大批支持者不是正在坐牢，就是流亡国外，这使普里耶托和他的政治伙伴收复了一些政治阵地，而社青团的“布尔什维克化”计划看上去很不现实，相较之下，普里耶托的政策显然是越来越与共产党的政策趋同，这在争取建立“反法西斯人民联盟”的过程中尤为突出。总之，社青团的领导层相信，在这个问题中出现了新的因素，他们把这当成了理由：在他们看来，共产国际七大开启了新的可能——在二十年代初发生了历史性分裂的工人运动，有可能以积极的方式，实现组织上的统一。1935年10月，桑蒂亚戈·卡里略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
“我们不光想在斗争中实现暂时的联合。我们要更进一步。我们要实现组织上的统一，要把马克思主义无产者重新统一为一个党、一个青年运动。我们必须欣慰地承认，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已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我国，社会党拥有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它有力量、有素质、有威信，所以应该由社会党来实现这种统一……必须把全国的马克思主义工人，都团结到我们的旗帜下。然后，在关于国际的问题上，我们所有人都将自由而民主地做出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我自有标准。只要其它国家的工人阶级还没有粉碎本国的资产阶级机关、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世界性的统一的基础就依然要由俄国来奠定[112]。”
卡里略有底气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1935年9月1日，社青团在鲁萨法（Ruzafa）召开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将社青团与共青团在组织上统一起来的政策，小册子《十月：第二阶段》也得到了大会的支持。新的因素就是卡里略所谓的“个人标准”。塞拉诺·彭塞拉在巴黎写道：共产国际的章程不应成为社会党左派与第三国际统一的障碍。玛尔塔·比斯卡隆多非常正确地发现了两者在这方面的联系：“从那时开始，俄国革命与苏联就发挥了一种神秘的作用，而在《十月：第二阶段》里根本没有提到这种作用[113]。”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青年共产国际也于1935年9月举行了世界代表大会。何塞·莱因理所当然地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建议，为了建立一个广泛的青年组织——正式说法是“非党青年群众的组织”——应当实现组织上的统一。西班牙社青团的大多数领导人都赞成这个建议，但他们要求，以共青团并入社青团的方式，来实现统一。与此同时，工联总（CGTU，由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中心）正在为回归工总进行准备。1935年12月6日，桑蒂亚戈·卡里略向“朝着组织统一的急行军”欢呼致敬：第三国际终于“回心转意了”：
“这一转变，纠正了第三国际的错误，回归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现在的我们在政治上与共产党人处于同一水平，我们绝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我们要坚决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要实现组织统一；我们要用急行军来实现它，因为我们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样的共产主义者，因为把共产国际和我们隔开的长城已经开始崩塌，因为我们正要拆掉这道长城剩下的一些官僚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残渣，把它彻底推倒[114]。”
事情已成为定局了吗？卡里略在九月提出的“个人标准”是否已经在社青团内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呢？毫无疑问，这样的胜利还谈不上。即使在社青团领导层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者甚至公开发表了批评意见。比如说，已经回国的塞拉诺·彭塞拉就对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建议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评：
“把社青团和共青团合并为一个团体，可以加强它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力量，然而，这个团体的组织结构，也给一些尚未为工人阶级效力的组织开了后门，使它们有可能混进来……它既捍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但同时又为建立工人政权而斗争，而工人政权基本上是跟（资产阶级）民主制敌对的。一个没有党、没有纲领、没有具体目标的青年运动……工人阶级确实应当紧密团结在苏联周围，同它的敌人进行斗争；可是，为了使保卫苏联成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要求，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保卫苏联有多么重要，这样做都是没有根据的……我认为，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与它的青年组织考虑的首先是保卫苏联，其次才是社会主义祖国之外的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说：俄国正在西方建立民主派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不是工人阶级的联盟，考虑到它正面临着来自中欧和日本的威胁，对它自己而言，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各国工人阶级在不损害本国的神圣利益的前提下，尽力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圣利益，这种做法对它们自己而言也是正确的[115]。”
在社会党内，卡巴耶洛派和普里耶托派之间的斗争正在不断激化，拉尔戈·卡巴耶洛在1935年12月15日辞去了党主席与党执委会委员的职务，党内出现了要求召开代表大会、产生一个一致的领导层的运动，更是给党内斗争火上浇油。在这种情况下，社青团提出的同共青团实现“组织统一”的路线，实际上使他们的注意力从党内斗争上转移开，并使他们的对手获得了有力的论据[116]。
1936年3月，桑蒂亚戈·卡里略刚刚获释出狱，便参加了一个联合代表团（特里丰·梅德拉诺[117]也是代表团成员），前往苏联，与青年共产国际举行谈判，谈判的最终结果，就是联合声明《统一的基础》[118]。
1936年4月5日（星期日），社青团与共青团在马德里拉斯·本塔斯广场（PlazadeLasVentas）举行了“统一会议”——本来还要召开一次统一代表大会的，但由于内战爆发而未能举行——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由拉尔戈·卡巴耶洛主持的，尽管他同样赞成“组织统一”的路线，但据说他曾私下对社青团与共青团的合并表示了强烈的保留态度，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坚决反对让社会党脱离第二国际。统一后的新组织——它给自己起了个不太恰当的名字，叫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JuventudesSocialistasUnificadas，JSU）——显然已经拥有了远胜于过去的物质资源，虽说它的团员数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翻了一番，但这只是原因之一[119]。统社青的新刊物《青年报》（Juventud）是一份政治色彩很淡的周报，配有很多插图，它的第一期印量就高达十万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史结束了。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史开始了。与其说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不如说，一段全新的历史开始了。
算是结语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成立的时候，就已经沦为了斯大林主义政策的俘虏了吗？一切证据都表明，托洛茨基正是这么想的——或者说，他认为统社青的领导层已被共产国际所掌控，至少共产国际的人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说，社青团原来的领导人当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秘密参加了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钦定的党史想让我们相信：卡里略和统社青的其他领袖是在马德里保卫战进行到最惊险的时刻，也就是在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撤往瓦伦西亚、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成立的那一天，找上了共产党，请求集体入党的——把他们入党的日子定在这一天，是最符合这种说法的：统社青勇敢的战士，参加了最英勇、最富有远见的战士的组织。其实，我们知道桑蒂亚戈·卡里略早在几个月以前，就参加了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20]。就在统一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社青团总书记发表讲话，提醒团员当心由“托派”提出的内部批评意见，当时，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正在进行，他通过这次讲话，投出了“敲门砖”，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121]。
统社青的历史尚有待编写。曼努埃尔·塔古埃尼亚（他跟自己的同志一起回到了共产党）指出，在统社青全国领导层内部，卡里略和卡索尔拉是一派，莱因、梅尔乔尔和费尔南多·德·罗萨是另一派，两派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桑蒂亚戈·卡里略在西班牙共产党机关内的政治生涯已经广为人知。1934年至1936年间的社青团领导人当中，有不少人很快就靠边站了[122]。1937年，拉尔戈·卡巴耶洛倒台后（卡里略也为此出了一份力），以内格林政府为核心的社会党温和派—斯大林党联盟便开始向卡巴耶洛派的阵地发动了进攻，斗争主要集中在报刊和工总内部；在这个斗争中，统社青内部形成了一个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代表是社青团前主席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在他身边有一批拒绝投靠共产党的省级领导人，比如何塞·格里戈里（JoséGrigorí）、瓦伦西亚的胡安·图恩迪多尔·洛佩斯[123]、统社青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的拉法埃尔·费尔南德斯[124]等人。其实，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的最后反抗，表现了他们对这位现已四面楚歌的老领袖的个人忠诚，并表达了他们拒绝接受打着反法西斯主义旗号的斯大林化的决心。共产党的领袖把这个反对派视作洪水猛兽，然而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危险[125]。
这其实是一个流派的垂死挣扎，这个流派最后被西班牙共产党彻底俘获了，构成了它的“群众基础”。起初，西班牙共产党看似是不可能俘获它的，所以，这种俘获手段就显得尤为巧妙。假如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的活动家在1934年，甚至在1935年，就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建议的话，社青团的命运就会有所不同吗（托洛茨基对此坚信不疑）？在本文结束时，笔者个人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其实，卡里略派暴露出了各种自相矛盾、犹豫不决与反复无常，但这些缺点从未经受过内部批评的严厉考验，也没有经受过逻辑连贯的反驳——假如托洛茨基派打入了社青团，他们自然会对卡里略派提出批评与反驳。笔者认为，卡里略的同伴完全不了解苏联的历史和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他们对托洛茨基派的分析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历史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不过，对另一种走向的历史进行想象，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所以，我们只能留下这样的记载：在1934年，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的领袖放弃了社青团，他们认为，社青团的领导人都是一帮彻头彻尾的小官僚，在组织的封闭小圈子里，这些人很快就学会了像政客一样玩弄权术，学会了说谎，甚至学会了中伤诽谤。他们确信，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激进化”只停留在口头上，这是正确的，但是，即使是“口头上的革命高调”，也能在工人阶级基础中激起巨大的反响，产生强大的压力，难道他们不懂得这一点？埃斯特万·毕尔巴鄂在1934年写道，社会党只会“放狠话”，但它还是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群众，这些群众甘愿追随这个正在误导他们的社会党，既然如此，就必须走到这些群众中去，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样才能建设一个“想要发动革命，能够发动革命”的党[126]，难道他们就不懂得这一点？
所以，托洛茨基才会严厉地批判自己的西班牙同志：他们观察，他们评论，可就是没有采取行动，从而导致这支人数众多、极具潜力、充满献身精神、随时准备做出任何牺牲的富有战斗力的队伍，落入了斯大林和新一代斯大林分子手中，沦为了以“保卫民主”为名叛卖西班牙革命的工具，而社青团一开始就是拒绝接受“保卫民主”这个骗局的！
反对“打入主义”的胡安·安德拉德[127]认为，社青团是“一个纷乱庞杂的激进派别”，社青团的宣传充斥着“大叫大嚷”，但社青团在青年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所以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承认自己不明白社青团的领袖为什么只关注青年组织的合并。但他同样强调指出，社青团使共产党获得了“它所缺乏的强大的预备力量”，这对共产党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最后指出，前社青团员“在领导对其它工人阶级派别的镇压时，要比老共产党人更加卖力”。他认为：“这些社青团员的转变，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在内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值得从各个角度进行彻底的研究[128]。”
抛砖引玉，引发讨论，便是本文唯一的目的。
[1]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Sneevliet，1883年5月14日——1942年4月12日），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Socialistische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月12日英勇就义。——中译者注
[2]安德列乌·宁·佩雷斯（加泰罗尼亚语：AndreuNiniPerez；西班牙语：AndrésNinPérez，1892年2月4日——1937年6月20日），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塔拉戈纳省艾尔·文德雷伊镇（ElVendrell）。1917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西班牙共产党。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后参加左翼反对派，回到西班牙后，在西班牙共产党内建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ComunistadeEspaña）。由于在许多问题上与托洛茨基产生分歧，脱离左翼反对派。1935年与毛林一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初参加人民阵线，并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司法部长。1936年12月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1937年6月，在斯大林党的强烈要求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取缔，宁和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被逮捕，并遭到秘密杀害。——中译者注
[3]《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WritingsofLeonTrotsky[1936-36]），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Press），纽约，第368页。——原注在皮埃尔·布鲁埃与艾米尔·泰米姆合著的《西班牙革命与内战》一书中，对这个问题做了非常简短的介绍；另请参阅下面的注释[11]。——《革命史》杂志编辑注
[4]华金·毛林·胡利亚（JoaquínMaurínJuliá，1896年1月12日——1973年11月5日），生于西班牙阿拉贡地区维斯卡省波南萨镇（Bonansa），青年时即投身革命，参加了全国劳工联盟，1921年前往莫斯科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回国后当选为全国劳工联盟总书记，随后被捕入狱。获释后在全劳联内成立布尔什维克派组织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SindicalistasRevolucionarios）。1924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负责组建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地区的党组织——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1925年1月再次被捕，1927年获释后流亡巴黎。1930年返回巴塞罗那，后因不赞成斯大林主义，率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同年与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合并，1933年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组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1935年9月，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安德列乌·宁领导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ObrerodeUnificaciónMarxista，POUM），由毛林出任总书记。1936年2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参加了人民阵线，毛林当选为议员。内战爆发时，毛林身陷国统区，在使用假身份前往共和区途中被叛军逮捕，1944年获释后流亡美国，1973年于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5]工农同盟（西班牙语：BloqueObreroyCampesino；加泰罗尼亚语：BlocObreriCamperol）其实是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ComunistaIbérica）的群众组织，两者常常被混为一谈。——中译者注
[6]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ArchivoHistóricoNacional）内战分馆，这个分馆以前是国民警卫队（在内战期间和内战结束后，国民警卫队是负责镇压的部队）的档案库，现在由文化部运营，并由一位档案管理员管理。这个档案馆采用了较老的分类索引方法，以前肯定能给警察的侦查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但已经不适用于今日的科学研究了，尽管如此，这个档案馆还是收藏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文件。——原注
[7]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FranciscoLargoCaballero，1869年10月15日——1946年3月23日），生于马德里，1894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918年至1938年担任工人总同盟总书记，1919年参与创建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德·里维拉将军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后，他领导社会党和工总同独裁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任劳工部长。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总理。1939年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8]桑蒂亚戈·何塞·卡里略·索拉雷斯（SantiagoJoséCarrilloSolares，1915年1月18日——2012年9月18日），生于希洪，父亲是社会党领袖文塞斯拉奥·卡里略。小学毕业后当过印刷工学徒，13岁时参加社青团与工总。1931年开始给《社会主义者》当记者。1934年4月当选为社青团总书记，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与他的父亲、卡巴耶洛和其他社会党领袖关在一起。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出狱后参加了把社青团与共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并在1936年11月7日参加了西共。同年11月担任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委员，积极组织防御工作。1937年3月当选为西共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54年西共五大以后，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60年接替多洛蕾丝·伊巴鲁里，担任西共总书记，1976年潜回西班牙，被捕，不久后获释。1977年2月提出“欧洲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并在西班牙“民主转型”期间帮助资产阶级巩固了统治秩序。1982年辞去总书记的职务。1985年被开除出党后，成立了西班牙工人党—共产主义者团结（PartidodelosTrabajadoresdeEspaña–UnidadComunista），该党始终不成气候，1991年解散后，大部分党员参加了社会党，但卡里略本人拒绝参加社会党。2012年于马德里去世。——中译者注
[9]在这些研究成果当中，笔者首先要介绍的是英国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PaulPreston）的《西班牙内战的来临》（TheComingoftheSpanishCivilWar，伦敦，1978年），这篇论文深入研究了社会党、工总与社青团的内部生活，同时以辩证发展的方式，研究了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ConfederaciónEspañoladeDerechasAutónomas，CEDA）与人民行动青年团（JuventudesdeAcciónPopular，JAP）的内部生活。在思想史方面，笔者还要介绍玛尔塔·比斯卡隆多（MartaBizcarrondo）的重要著作《阿拉吉斯泰因与社会党在第二共和国时期的危机：〈利维坦〉1934—1936》（AraquistáinylaCrisisSocialistaenlaIIaRepública:Leviatán1934–1936，1975年），它的地位不亚于前一篇论文（多年来我们都在等待她发表关于社会党的论文）；里卡德·比尼亚斯（RicardViñas）引人关注的论文《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1934—1936》（LaFormacióndelasJuventudesSocialistasUnificadas1934–1936）（1978年），还应该补充桑托斯·胡利亚（SantosJulía）的两篇文章：《1935—1936年的社会党左派》（LaIzquierdadelPSOE[1935–36]）（1977年）与《西班牙人民阵线的起源1934—1936》（OriginesdelFrentePopularenEspaña1934–36）（1980年）。在玛尔塔·比斯卡隆多的大力推动下，社会党左派的评论文集《利维坦》（Leviatán）已经推出了新版，她还为新版撰写了评注；保罗·普雷斯顿也从《利维坦》选出部分文章，编成了《利维坦（选编）》（Leviatán[Antología]）。在本文创作过程中参考过的许多文件都已重版，笔者在撰写本文时还参考了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工人言论》（DiscursosalosTrabajadores）的新版本，以及由爱德华·马雷法奇斯（EdwardMalefakis）编纂的普里耶托演讲集《重要言论》（Discursosfundamentales），还有由玛尔塔·比斯卡隆多编纂的文集《1934年十月：对革命的反应》（Octubredel34:ReflexionessobreunaRevolucion），这本文集收录了大量讨论1934年十月起义的文章，这些文章原本刊登于社青团的小册子《十月：第二阶段》（Octubre:SegundaEtapa）。笔者还参考了其它一些旧材料，特别是社会党前书记胡安—西梅昂·比达尔特（Juan-SimeónVidarte）的回忆录第二卷《黑暗的两年与阿斯图里亚斯起义》（ElBienoNegreylaInsurreccióndeAsturias，1978年），这本书收录了大量文件和许多有用的信息。——原注
[10]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奥尔瓦内哈（MiguelPrimodeRiverayOrbaneja，1870年1月8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于西班牙大贵族家庭，曾参加过摩洛哥、古巴和菲律宾的殖民战争。1911年晋升为准将。1923年9月13日，在西班牙国王阿尔方索十三世和军方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成为军事独裁者，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0年1月，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而辞职，随即流亡巴黎。——中译者注
[11]《保卫共和国法》于1931年10月颁布，它的法文版收录于拙著《西班牙革命1931—1939》（LaRevolutionespagnole:1931–1939），巴黎，1973年，第105—106页。——原注此书尚无英文版，作者提到的这个文件也没有收录于皮·布鲁埃与埃·泰米姆合著的《西班牙革命与内战》（TheRevolutionandtheCivilWarinSpain，伦敦，1972年）英文版中。——《革命史》杂志编辑注2012年此书第一部已有英文版，可在此处阅读：https://libcom.org/files/The%20Spanish%20Revolution%201931-1939%20%E2%80%93%20Pierre%20Broue%CC%81%20copy.pdf——中译者注
[12]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凯维多（LuisAraquistáinQuevedo，1886年6月18日——1959年8月8日），曾当过领航员，1915年至1923年担任《西班牙》（España）杂志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社会党，1929年第二次参加社会党。共和国成立后，曾参与起草新宪法。他是社会党左翼的理论家，支持无产阶级专政。1932年3月至1933年5月曾任驻德大使。1936年7月出任驻法大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逐步抛弃革命立场，转向改良立场。——中译者注
[13]玛尔塔·比斯卡隆多，《阿拉吉斯泰因与社会党在第二共和国时期的危机：〈利维坦〉1934—1936》，第124—140页。——原注
[14]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夫雷斯·奇尼奥内斯·德·雷昂（JoséMaríaGil-RoblesyQuiñonesdeLeón，1898年11月22日——1980年9月14日），生于萨拉曼卡，1919年毕业于萨拉曼卡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22年参加社会人民党（PartidoSocialPopular），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担任全国天主教农民协会（ConfederaciónNacionalCatólico-Agraria）书记，并进入《争论报》编辑部工作。共和国成立后，参与成立国民行动。1931年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参与成立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并在当年大选中率领右派获胜，1935年5月至12月出任陆军部长。人民阵线在1936年大选中获胜后，右协的成员大量流失，1937年4月他解散了右协，内战结束后流亡国外，弗朗哥死后回国。——中译者注
[15]《社会主义者》（ElSocialista），1933年7月25日。——原注
[16]胡利安·贝斯泰洛·费尔南德斯（JuliánBesteiroFernández，1870年9月21日——1940年9月27日），生于马德里。曾在马德里大学、索邦大学等学校求学。1908年参加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的激进共和党，1912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不久后参加工总与社会党。1917年10月，因积极参加罢工运动，被判处终身监禁，1918年2月在狱中当选议员，获得特赦。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主张工总同独裁政府合作，并于1925年至1931年出任工总主席和社会党主席。1931年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出任议会议长，并于1932年再次出任工总主席，1934年辞去工总主席的职务。1939年3月5日参加卡萨多政变，推翻了内格林政府，企图向弗朗哥乞和。马德里沦陷后被反动军队逮捕，同年被判处三十年徒刑，后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17]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图埃洛（IndalecioPrietoTuero，1883年4月30日——1962年2月12日），生于奥维耶多，六岁丧父后，随母亲迁居毕尔巴鄂。曾在街头卖报，在报社当过速记员。1899年参加社会党。逐渐成为巴斯克地区社会党的重要领袖。曾参加组织1917年大罢工，后逃往法国。1918年当选议员后，于4月回国。在二十年代反对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同独裁政府合作的路线。共和国成立后，曾在第一届阿萨尼亚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和公共建设部长，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担任海军与空军部长，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担任国防部长。1935年至1948年担任社会党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8]社青团在1933年8月举办了暑期学校，来自全国各地的约150名学生住进了暑期学校的帐篷里，其中有十几个女生。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内战分馆政治—社会分部“马德里”1460卷宗（Legajo1460）收录了一份重要的文件，记录了1932年和1933年的多次讲座。这些学生的政治教育水平很差；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收上来的十七份答卷中，几乎所有学生都把社会主义当成了一种道德理想。拉尔戈·卡巴耶洛本来没有在暑期学校发表讲话的打算，但学生们被贝斯泰洛和普里耶托的讲话弄得大惑不解，十分不满。这份档案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暑期学校的秘书是年少的桑蒂亚戈·卡里略，他专门负责邀请发言人；他是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文塞斯拉奥·卡里略的儿子，当时是一个印刷学徒，后来当上了《社会主义者》的实习编辑，那时他的政治生涯才刚刚开始。——原注
[19]这篇讲话后来编成了小册子《民主社会主义中的可能主义》（Possibilismoenlademocráciasocialista）。这位老社会民主党人向青年听众发表的讲话收录于《工人言论》1979年版，第27—31页。——原注
[20]《新生》，1933年9月23日。——原注
[21]保罗·普雷斯顿（PaulPreston，1946—），英国历史学家、西班牙文化专家。主要研究西班牙内战史。——中译者注
[22]保罗·普雷斯顿，《西班牙内战的来临》，第90页。1936年，一个改良主义派记者加夫里埃尔·马里奥·德·科卡（GabrielMariodeCoca）写了一本抨击卡巴耶洛的小册子《反对卡巴耶洛：对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Anti-Caballero:Unacriticamarxistadelabolchevizacióndalpartidosocialistaobreroespañol）（1975年重版，由玛尔塔·比斯卡隆多作序），据这本小册子介绍，当卡巴耶洛在外省开始进行竞选活动时，他被称作“西班牙的列宁”，他对这个尊号做出了礼貌的抗议（第86页）。加夫里埃尔·马里奥·德·科卡还记载了拉尔戈·卡巴耶洛在竞选活动中的言行：10月30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在萨夫拉（Zafra）预言：一个新的革命时期即将开始，这个时期的顶点并不是共和国在1931年的成立：“这个新时期的高潮将是社会共和国的成立”。11月9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在唐·贝尼托（DonBenito）宣称社会革命即将爆发，资产阶级将遭到暴力剥夺。必须战斗下去，直到“革命的红旗飘扬在每一栋公共建筑物的楼顶”。11月10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在阿苏瓦加（Azuaga）声称，如果军队中出现一个运动，那将不会是将军们的运动，而是“士兵和士官建立社会共和国”的运动。11月13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在阿尔瓦塞特（Albacete）声称：“当然，如果法律不为我们服务，如果法律阻止我们前进，我们就要抛弃资产阶级民主，用革命夺取政权。”11月14日，他在穆尔西亚（Murcia）受到了社青团的狂热欢呼，他在演讲结尾时说：“我们需要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正在走向它。”（第88—90页。）——原注
[23]路·阿拉吉斯泰因，《历史的教训：德国的毁灭》（Unaleccióndehistoria:Elderrumbamientoalemán）（1933年）。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凯维多（1886—1959）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他已经转向了左边。他曾于1932年2月—1933年2月担任西班牙驻柏林大使，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认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已破产。战胜法西斯主义或“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办法，就是“公开的社会主义专政”。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资产阶级民主只有在它能够使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巩固阵地”时，才是有用的。——原注
[24]胡利安·贝斯泰洛·费尔南德斯（1870—1940）是社会党老党员，也是一位大学教授，享有理论家的名声。他在1917年是罢工委员会主席，鼓吹社会党人应该把管理社会的任务、特别是“民主革命”的任务交给共和派，而不能“跳过阶段”。他在1931年当过国会议长；他在党内的基本盘在马德里，在工总内部的基本盘是铁路工人和农业工人。他被认为是社会党“改良主义”派的领袖。——原注
[25]阿马洛·德尔·罗萨尔·迪亚斯（AmarodelRosalDíaz，1904年12月29日——1991年2月5日），生于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阿维雷斯市（Avilés）。当过银行职员。1931年参加工总，1934年1月当选为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参加了1934年十月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失败后逃往葡萄牙，不久后被遣返回国，被判处二十年徒刑。1936年2月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在财政部工作。1937年10月当选为工总副书记。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6年与胡安·内格林等人一起被开除出社会党。1948年参加西共。1976年回国。1991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26]《西班牙工人总同盟公报》（BoletíndelaUniónGeneraldeTrabajadoresdeEspaña），1933年12月—1934年1月，记载了整个争论以及各种突然发生的变化。由普里耶托起草的这个纲领收录于多洛蕾丝·伊巴鲁里（DoloresIbárruri）等人合著的《西班牙的战争与革命》（GuerrayRevoluciónenEspaña），第52—54页。这个纲领有十项要求：将一切土地国有化；优先向水利工程提供资金；改革公共教育；解散宗教教团并没收其财产；解散军队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支新军队；解散国民警卫队并成立人民民兵；对国家官吏进行改革与整顿；提高产业工人在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的待遇；改革税制；通过由人民创建的新的立法机关迅速施行上述一切措施。直到十五个月以后，这个纲领才被公之于众，此时，为了争取实现这个纲领而举行的起义早已被击败了！拉尔戈·卡巴耶洛为了支持这个行动，还做出了一些决定（同上，第54页）：（1）组织一个“光明正大的革命”运动；（2）在时机合适时发动这个运动，而不管敌人的动向；（3）社会党和工总要同一切愿意参加这个运动的分子进行接触；（4）一旦胜利，就成立一个社会党—工总政府，这个政府也欢迎一切直接参加斗争的组织参加；（5）这个政府将实行上述纲领。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图埃洛（1883—1962）与商界关系密切，作风倾向“自由主义”。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拉尔戈·卡巴耶洛在社会党内最强劲的对手。——原注
[27]阿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比利亚鲁维亚（AnastasiodeGraciaVillarrubia，1890年9月18日——1981年3月14日），生于摩拉（Mora）一个贫困家庭，当过泥瓦匠，1903年参加家乡的工会，1911年迁居马德里，1913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此后曾担任马德里建筑工会主席、工总旗下的马德里省联合会建筑工人分会总书记。1928年7月至9月当选为社会党执委会委员，1928年9月至1931年2月当选为工总执委会委员。1932年至1934年担任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当选为工总主席，1936年1月辞去工总主席之职。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9月4日至11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工业与贸易部长，11月4日至1937年5月17日任劳动与福利部长。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后，在内格林政府内担任总政治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中译者注
[28]帕斯库瓦尔·托马斯·塔恩瓜（PascualTomásTaengua，1893年8月18日——1972年5月4日），生于瓦伦西亚。8岁开始当金属工人。14岁参加工总与瓦伦西亚社会主义者集团。1923年参与创建瓦伦西亚金属工会（SindicatoMetalúrgicodeValencia），1928年当选为社会党瓦伦西亚联合会省委会委员。1931年当选为全国钢铁联合会（FederaciónNacionalSiderometalúrgica）书记，1932年至1934年担任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至1937年10月任工总执行委员会副书记。1938年1月再次当选为工总执行委员会委员。1939年3月当选为社会党执委会总书记。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4年至1967年担任社会党主席。1972年回国。1976年于瓦伦西亚逝世。——中译者注
[29]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CarlosHernándezZancajo，1902年11月4日——1979年9月27日），生于马德里，当过司机。1918年参加工总和社青团。1924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1928年当选为马德里城市运输工人总工会（UniónGeneraldeObrerosdelTransporteUrbanodeMadrid）副主席，1928年至1929年任社青团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社青团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0]里卡尔多·萨瓦尔萨·埃洛尔加（RicardoZabalzaElorga，1898年1月29日——1940年2月24日），生于纳瓦拉的一个医生家庭，青年时曾在阿根廷求学和工作。1930年返回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社会党，1933年3月当选为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纳瓦拉省书记。1934年2月当选为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总书记。因参加1934年十月起义而被捕入狱。叛乱爆发时在马德里参加平叛战斗。1936年10月底接替埃内斯托·阿林，出任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11月被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任命为瓦伦西亚省长。不久后调到中央农业合作社协会（UniónCentraldeCooperativasAgrícolas）工作。共和国覆灭后被捕，1940年2月24日遇害。——中译者注
[31]当时，农业工人是待遇最低、条件最差、受失业打击最严重的群体。自从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FederaciónNacionaldeTrabajadoresdelaTierra）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壮大：1932年6月，它已经有了445414名会员，而工总同期的会员人数也不过是1041539人。它的基础是一批极具战斗性的活动家，他们把全土劳协的领导人、贝斯泰洛派的卢西奥·马丁内斯·希尔（LucioMartínezGíl）赶下了台，换上了纳瓦拉社会党领袖之一里卡尔多·萨瓦尔萨（他死于1939年），并为萨瓦尔萨制定了新的路线。——原注
[32]《社会主义者》，1934年1月28日。加夫里埃尔·马里奥·德·科卡（前引书，第101页）写道，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政治争论，也没有发生思想交锋，仅仅是针对纯粹的事务性问题进行了投票表决。他还指出，这次会议是由社青团事先“安排”的。在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AgrupaciónSocialistaMadrileña）的新领导人当中，赫然可见文塞斯拉奥·卡里略（桑蒂亚戈·卡里略的父亲）与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的名字。——原注
[33]直到1933年，社青团的领导都来自所谓的社会党“改良主义派”，这个派别的领袖是贝斯泰洛。他在社青团领导层中的支持者有：胡安·罗霍（JuanRojo）、马里亚诺·罗霍（MarianoRojo）、何塞·卡斯特罗（JoséCastro）、菲利克斯·加西亚（FelixGarcía）等人。关于这些人的情况，请参阅桑蒂亚戈·卡里略，《明天的西班牙》（Demainl’Espagne），第31页。——原注
[34]何塞·莱因·恩特拉尔戈（JoséLaínEntralgo，1910—1972），生于马德里，1932年参加社会党与社青团，1934年在社青团五大上当选为社青团全国委员会副书记。1936年参加了将社青团与共青团合并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并于同年参加西共。内战期间曾任第7军政治委员，并当选为西共中央候补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1957年回国。1972年于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35]何塞·莱因·恩特拉尔戈曾是大学生联合会（FederaciónUniversitariaEscolar，FUE）马德里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向代表大会做的政治报告《青年团的政治立场》（PosiciónpolíticadelasJuventudes）发表于1934年4月21日的《社会主义者》。——原注
[36]团员年龄不得超过35岁。但绝大多数团员的年龄要小得多。社会党内存在着很深的代沟，因为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发展青年党员的工作实际上毫无进展，而从1930年开始，大量的青年又突然涌进党内。——原注
[37]塞贡多·塞拉诺·彭塞拉（SegundoSerranoPoncela，1912—1976），生于马德里，毕业于马德里大学。在上大学时加入社青团。1934年当选为社青团执委会委员。1936年参加了将社青团与共青团合并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并当选为统社青执委会委员。1936年11月6日参加西共，并参加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担任公共秩序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曾在多米尼加、波多黎各和委内瑞拉等地执教。——中译者注
[38]费德里科·梅尔乔尔·费尔南德斯（FedericoMelchorFernández，1915年4月10日——1985年9月11日），生于马德里。曾参加社青团，并在1934年的社青团五大上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在1936年参加了社青团与共青团合并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36年11月参加西共，并参加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工作。1937年5月至1938年1月担任宣传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9]何塞·卡索尔拉·毛雷（JoséCazorlaMaure，1906—1940），1932年2月当选为社青团执委会委员，1936年参加了把社青团与共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1936年11月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同年12月接替卡里略担任公共秩序委员。1937年7月至1938年5月担任阿尔瓦塞特省省长。1939年3月5日，被卡萨多军政府逮捕，3月28日越狱。共和国覆灭后继续留在马德里，重建西共组织，同年8月被反动政府逮捕，1940年4月8日遇害。——中译者注
[40]阿尔弗雷多·卡维利奥·戈麦斯—阿塞沃（AlfredoCabelloGómez-Acebo，1910—1948），曾参加社青团，在1936年参加了把社青团与共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从1944年起多次潜回国内，负责地下工作。1946年被派往马拉加领导当地的游击战，同年5月21日被捕，1948年3月5日遇害。——中译者注
[41]拉法埃尔·卡尔沃·库瓦德拉多（RafaelCalvoCuadrado，1906年10月5日——1936年8月16日），生于加迪斯一个医生家庭。毕业于加迪斯大学。1930年参加社会党，1933年当选为社会党加迪斯省联合会主席。193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6年8月10日被俘，8月16日遇害。——中译者注
[42]塞贡多·塞拉诺·彭塞拉（1912—1976）当时是一名研究文学的学生，（据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1460卷宗的记载）他曾在1932年参加过社青团在艾尔·帕尔多（ElPardo）举办的暑期学校。费德里科·梅尔乔尔参加过1933年的社青团暑期学校。在被考到“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时，他的同学都显得直白而谦逊，但他却在答案里卖弄学识，提到了乌托邦、黑格尔、马克思和辩证法。——原注
[43]《新生》，1934年4月18日。——原注
[44]费—梅，《迈向第四国际？》（HacialaIvaInternacional?），《新生》，1933年9月30日；费·梅尔乔尔，《第四国际》（LaIvaInternacional），《新生》，1933年11月11日、12月9日。另请参阅《托派青年的立场》（Posicióndelosjovenestrotskistas），《新生》，1934年1月27日与《致托派青年》（Alosjovenestrotskistas），后两篇是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宣扬统一战线政策的论战文章。托洛茨基主义者格·穆尼斯在《失败的里程碑，胜利的保证》（Jalonesdederrota，promesadeVictoria）（1948）一书中强调指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社青团基层团员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它的领袖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举出了一些这方面的例子，比如社青团旧卡斯蒂利亚省联合会投票决定参加正在筹建的第四国际，社青团的领导人反复引用托洛茨基的话，并邀请托洛茨基派“加入”，以及他本人曾反复接到参加社青团的邀请，并且不用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安德拉德也说社青团领导人的办公室里挂着托洛茨基的肖像。——原注
[45]在1934年7月26日和7月30日，社青团与共青团派出代表团，举行了讨论，从讨论记录中，可以看出社青团领袖在1934年中期的总体思想，这次讨论的记录发表在1934年7月28日、8月11日和8月18日的《新生》上，并被里卡德·比尼亚斯作为附录收录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1934—1936》一书中。社青团派出的代表团由桑蒂亚戈·卡里略、塞拉诺·彭塞拉和何塞·莱因组成。卡里略是代表团中唯一发过言的人（比尼亚斯，前引书，第78页）。——原注
[46]同上，第81页。“工人同盟”（AlianzaObrera）是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最早是由华·毛林领导的工农同盟与安德列乌·宁领导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倡导成立的；1933年底，加泰罗尼亚开始成立工人同盟。马德里在1934年5月成立了工人同盟，这显然是由社青团发起成立的。全国各地的全劳联组织中，只有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劳联参加了工人同盟。西共认为“工人同盟”是最糟糕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把它称作“反革命的神圣同盟”，不愿参加它……直到1934年9月，西共才在最后一刻参加了工人同盟。——原注
[47]比克托·阿尔瓦（VictorAlba）在《西班牙共产党》（ElPartidoComunistadeEspaña）一书中（第170页）指出，共青团书记特里丰·梅德拉诺（TrifónMedrano）要求将青年托洛茨基派赶出正在筹建中的青年工人同盟，桑蒂亚戈·卡里略便在自青联的支持下，以社青团的名义，提出放弃组建青年工人同盟。虽然如此，但马德里社青团的领导层并不总是坚决反对斯大林式的开除，在共同组织示威游戏时，他们事先同意不让托洛茨基派参加。1934年9月10日的大型示威游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十万名青年参加了这次“运动场集会”，反对限制他们的民事权利的政府法令；这道法令规定：不满23岁的人必须得到父母的准许才能参加政治组织。——原注
[48]比尼亚斯，前引书，第80页。当时卡里略在这个问题上强烈反对共产国际的路线。——原注
[49]同上，第79页。尽管社青团发表了这些不容分说的声明，但是，在为于7月10日遇害的社青团员胡安妮塔·里科（JuanitaRico）举行葬礼时，还有为于9月29日遇害的共青团领导人华金·德·格拉多（JoaquíndeGrado）举行葬礼时，在社青团（至少是部分的）基层团员的压力下，社青团领袖同意与共青团共同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那个时期，这些联合示威游行对于发动群众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原注
[50]同上，第104页。——原注
[51]介绍了这次同葡萄牙秘密组织进行的军火交易的文献有：曼·塔古埃尼亚（M.Tagüeña），《关于两场战争的证言》（TestimoniodedosGuerras），第52页；B·迪亚斯·诺斯蒂（B.DiazNosty），《阿斯图里亚斯公社》（LaComunaAsturiana）（《“图尔克萨”号案件》[TheCaseofTurquesa]，第108—113页）；桑蒂亚戈·卡里略，《明天的西班牙》，第35页。他们全都宣称，国民警卫队只查获了部分货物。在“图尔克萨”号案件中，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这次交易可能是由普里耶托组织的。根据1934—1935年的庭审记录（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721卷宗），购买这批武器的钱是工总旗下的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工会（SindicatodelosObrerosMinerosdeAsturias）的领袖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AmadorFernández）出的：侦办人员相信，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工会的这笔钱，是通过它控制的圣比森特（SanVicente）矿山管理层向银行借来的。桑蒂亚戈·卡里略则说（前引书，第35页），如果他的回忆准确的话，社会党伪造了德·比利亚帕迪耶尔纳侯爵（MarquisdeVillapadierna）的支票，面额为“一百来万比塞塔”，然后让一位衣冠楚楚的同志把支票兑成了现金。曼努埃尔·塔古埃尼亚·拉科尔特（1913—1972）是一位在马德里学习数学与物理的大学生，他虽是共青团员，却参加了社会党的民兵，并拒绝退出，然后脱离了共青团，参加了社青团；在1934年十月起义前夕，他在民兵中担任过重要职务。起义失败后他被监禁了几个月，然后服了兵役，在1936年加入了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层。他在1936年组织了统社青的首批民兵，并在1937年参加西共。他在1938年担任埃布罗河战线上的第5军军长，下辖70000人。他在1939年流亡苏联，并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在军校担任教员，1946年移居南斯拉夫，1951年移居捷克斯洛伐克，在医药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55年脱离西共，并移居墨西哥。弗朗哥政权曾邀请他回国，但被他回绝了。——原注此处有误，在埃布罗河战役期间，第5军军长应为利斯特尔，塔古埃尼亚应为第15军军长。——中译者注
[52]塔古埃尼亚提到过这样一个计划（第53页）：在费尔南多·孔德斯（FernandoCondés）的接应下，进攻驻扎在马德里金达雷拉（Guindalera）兵营的国民警卫队摩托化集群；费尔南多·孔德斯是一位国民警卫队中尉，也是社会党员，他在1936年策划了绑架并消灭何塞·卡尔沃·索特洛（JoséCalvoSotelo）的行动，并在内战刚刚爆发时阵亡。罗德里戈·希尔（RodrigoGil）似乎也是一位有可能支持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军官，他在1936年7月发挥过重要作用：当时他是一位中校，负责指挥炮兵公园的部队，他下令将武器分发给群众。塔古埃尼亚还详细叙述了一次前往巴利亚多利德、夺取右派的武器的远征（第45—50页）；他还写道（第52页）：不断地转移军火，难免会惹人注意，而且他们的不专业还险些坏了大事：他们居然把宝贵的军火打包成包裹，送到准备使用这些武器的人的家门前！不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起义发动前，会有那么多武器被当局查获，而且其中最大一批还是从……人民俱乐部（CasadelPueblo）里搜出来的，而右翼报刊早就信誓旦旦地宣称人民俱乐部里堆满了武器。在阿马洛·德尔·罗萨尔（《工总史》[HistoriadelaUGT]，第1卷，第390—396页）与胡安—西梅昂·比达尔特（《黑暗的两年与阿斯图里亚斯起义》，第214—219页与第158—159页）的著作中，都提到了警方从社会党议员或其他人的住宅中搜出武器的事情，比如马德里的加夫里埃尔·莫隆（GabrielMorón）、哈恩（Jaen）的议员胡安·罗萨诺（JuanLozano）、罗德里格斯·维拉（RodriguezVera）、拉法埃尔·德·布恩（RafaeldeBuen）教授等人。在进行技术准备工作时，一些方面的工作明显是由根本不了解这些工作的外行人来做的。另外，关于参与策划起义的军官，至今仍有疑问。所有作者都指出，有军官参加了起义的谋划，他们要么是共和派，要么是社会党人，他们能否率领部队参加起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参加策划起义的军官当中，经常被提到的人有突击警察军官莫雷诺（Moreno）与卡斯蒂利奥（Castillo）、贝尼托·桑切斯（BenitoSánchez）上尉与卡洛斯·法拉乌多（CarlosFaraudo）上尉、国民警卫队中尉费尔南多·孔德斯，当然还有一批军士。陆军中有一批将军是共济会员，比如米盖尔·卡瓦内利亚斯（MiguelCabanellas）、里克尔梅（Riquelme）、努涅斯·德尔·普拉多（NuñezdelPrado）、戈麦斯·卡米内洛（GómezCaminero）、利亚诺·德·恩科缅达（LlanodeEncomienda）、米亚哈（Miaja）、波萨斯（Pozas）、马丁内斯·卡夫雷拉（MartínezCabrera）、马丁内斯·蒙赫（MartínezMonje）等人，如果说，负责同军队发展关系的普里耶托没有试探过这些人，没有邀请他们参加起义的话，那是不太可能的；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ÁlvarezdelVayo）说过，按照原定计划，“某些军官”会率部参加起义，但他们没有如约行动。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违约”，没有任何人对此做过解释：这也许是普里耶托和卡巴耶洛后来遭到激烈反对的原因之一。真正受到起义牵连的军人只有巴斯克斯（Vásquez）中士一人，他在1935年2月1日遇害。——原注
[53]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721卷宗。——原注
[54]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721卷宗。——原注
[55]根据上文，似应为7月28日，但因无法查证，暂且按照原文翻译。——中译者注
[56]曼努埃尔·塔古埃尼亚·拉科尔特（ManuelTagüeñaLacorte，1913—1971），生于马德里。1931年参加共青团。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数学与物理。内战爆发后，参加了民兵。1936年11月参加西班牙共产党。曾任第3师师长和第15军军长。卡萨多政变之后，流亡苏联。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前往南斯拉夫，担任军事顾问，1948年移居捷克斯洛伐克。此后脱离西共。1955年移居墨西哥。1971年死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57]塔古埃尼亚，前引书，第47页。社青团的“十诫”要求每个小队在行进时排成3X3的方阵，小队长走在方阵左边。请参阅《新生》，1934年2月17日。——原注
[58]右协的青年组织——人民行动青年团是一个仿效法西斯主义的作风与方法的组织，它决定在4月22日于埃斯科里亚尔举行大型集会。在此之前的几周里，在工人同盟内部，格·穆尼斯代表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多次向社会党马德里组织提出采取行动阻止集会的建议，均遭到拒绝（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胜利的保证》，第114—115页）。在4月21日晚上，穆尼斯及其支持者总算迫使工人同盟提出了举行二十四小时总罢工的口号。这次罢工大获成功。工人动用了一切手段——包括出动武装的社会党民兵——来阻止法西斯分子在埃斯科里亚尔举行集会。最后参加集会的只有一万人，其中还有大量被雇主逼着参加的农民。共青团和社青团的领袖见状，便把发动罢工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然而这个功劳并不属于他们。（关于双方争功的经过，请参阅比尼亚斯，前引书，第73页、第81页、第83页。）——原注
[59]费德里科·科埃利奥·加西亚（FedericoCoelloGarcía，1905—1963），医生，曾参加社青团，1936年3月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集团。内战结束后被反动政权逮捕。1941年获释后，继续参加社会党的地下活动。1963年在法国病逝。——中译者注
[60]比克托里亚诺·马科斯·阿隆索（VictorianoMarcosAlonso，1903—1958），曾当过银行职员，1931年参加工总旗下的银行职员工会。曾参加1934年十月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1936年回国后参加了社会党。内战爆发后，曾指挥社会党的民兵。后参加西共。1937年9月任第48混成旅旅长，1938年8月任第48混成旅旅长。内战失败后被反动政权逮捕，被判处三十年苦役。1944年获假释。1945年再次被捕，1946年获释后参加社会党地下组织的活动，1947年流亡墨西哥，1958年因车祸逝世。——中译者注
[61]费尔南多·德·罗萨（FernandodeRosa，1908年10月7日——1936年10月？日），生于意大利米兰，原姓伦奇奥尼（Lencioni）。出生时即被遗弃，幸被收养，1918年将姓氏改为养父母的姓。1922年开始参加反法西斯运动。1928年被迫流亡法国。1929年10月22日在布鲁塞尔行刺意大利王储恩贝托二世（UmbertoII，1904—1983），未能得手。1930年被判处五年徒刑。1932年3月获释后，进入西班牙，并参加了1934年10月的阿斯图里亚斯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参加了民兵，1936年10月在瓜达拉马牺牲。——中译者注
[62]塔古埃尼亚，前引书，第48页。费尔南多·德·罗萨（1908—1936）曾在意大利军队服役，并在服预备役期间获少尉军衔。他流亡比利时后，曾行刺意大利王储恩贝托，未能得手。他是意大利社会党最高纲领派成员。后来他移居西班牙，参加了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策划起义时，拉尔戈·卡巴耶洛和“革命委员会”授命他逮捕共和国总统。起义失败后他被判处十九年徒刑。1936年二月获释后，他与参加过1934年起义的几个军官（工程兵上尉法拉乌多、突击警察中尉何塞·卡斯蒂利奥和国民警卫队中尉孔德斯）一起领导了社会党的民兵组织。他在1936年7月组织了“十月十一日”营，这个营的营长是何塞·莱因，并与桑蒂亚戈·卡里略发生过冲突。他在1936年9月15日因头部中弹而牺牲。至于其他民兵指挥员，胡—西·比达尔特曾提到过恩里克·普恩特（EnriquePuente）。——原注
[63]塔古埃尼亚，前引书，第52页。革命委员会由六人组成：拉尔戈·卡巴耶洛、恩里克·德·弗兰西斯科（EnriquedeFrancisco）、胡安—西梅昂·比达尔特、菲利佩·普雷特尔（FelipePretel）和社青团领袖埃尔南德斯·桑卡霍与桑蒂亚戈·卡里略；它已经同意成立一个政府，但尚未决定这个政府是由“部长”还是“人民委员”组成。——原注
[64]请参阅普雷斯顿（前引书，第112—120页）对此事的记载与分析。——原注
[65]《土地劳动者》，1934年5月19日。——原注
[66]格兰迪索·穆尼斯（GrandizoMunis，1912年4月18日——1989年2月4日），本名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马丁内斯（ManuelFernández-GrandizoMartínez），生于墨西哥托雷昂市（Torreón）。幼年时随父母移居西班牙。1930年2月参加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并参加了1934年十月起义。在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多数派同第四国际断绝关系后，他与坚持拥护第四国际的少数派一同建立了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SecciónBolchevique-LeninistadeEspaña）。格兰迪索·穆尼斯原本建议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全体参加统工党，成为统工党内的一个派别组织，遭到统工党拒绝，于是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大部分成员便以个人身份参加了统工党，1937年4月5日他们全部被开除出党。此后格兰迪索·穆尼斯参加了1937年五月的巴塞罗那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1938年2月12日被捕。法西斯军队占领巴塞罗那时越狱，潜入法国。1940年春流亡墨西哥，二战后与第四国际书记处产生分歧，1948年脱离第四国际。此后转向左派共产主义立场。1951年潜回西班牙国内，组织工人运动，1952年被捕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57年获释后前往巴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中间进行革命活动。——中译者注
[67]拉法埃尔·恩切·德·拉·普拉塔（RafaelHenchedelaPlata，1886年11月17日——1961年9月11日），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曾参加社会党与工总，1928年至1932年当选为工总执委会委员。在1934年十月起义期间，曾担任马德里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失败被后被捕，1936年2月获释。1937年4月23日—1939年3月28日任马德里市长。共和国覆灭后被反动政权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未执行。1945年获释。出狱后参加了社会党的地下组织。1961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68]穆尼斯，前引书，第120—122页。——原注
[69]拉蒙·拉米雷斯·戈麦斯（RamónRamírezGómez，1907年3月20日——1972年1月5日），教师，曾在阿斯图里亚斯、瓜达拉哈拉和马德里执教。1927年参加工总旗下的教育工作者协会。1934年当选为教育工作者协会主席，1938年当选为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曾任营政治委员。1939年流亡墨西哥。1972年在墨西哥城逝世。——中译者注
[70]《工总公报》（BoletínUGT），1934年8月；普雷斯顿在前引书第197—198页对此做了概括。——原注
[71]胡安—西梅昂·比达尔特写道，领导农业工人罢工的纳瓦拉教师萨瓦尔萨令拉尔戈·卡巴耶洛感到“十分震怒”——他相信农业工人的罢工是毫无意义的，但比达尔特仍强调指出，这次罢工获得了90%以上的农业工人的支持。我们还可以引用桑蒂亚戈·卡里略在同共青团领袖会面时的发言（比尼亚斯，前引书，第78—79页）；他认为，他们不应该“发动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局部斗争”。他解释说：“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获得的成果却微不足道，这是因为，如果他们想实现自己的要求，就必须把夺取政权作为斗争的主要目的。”在二十世纪工人运动的历史上，至少还有一个工人领袖为了给“重大日子”做好准备，为了“保存实力”而限制“局部斗争”的例子：在1923年9月，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为了准备起义（也是预定在十月发动）而克制“局部斗争”，结果一事无成（请参阅布鲁埃，《1917—1923年德国革命》，第39章、第41章）。在社青团的军事政策中，隐含着这样一个观念：既然他们要“为了”群众而斗争，那么，哪怕是在起义的计划中，也就用不着考虑群众自己的运动了，难道不是这样吗？结果，农民被抛弃了，几周后，原本准备率部参加起义的军官也变卦了，社会党民兵的领导人德尔·罗萨尔向起义领袖解释说，“形势急转直下，兵营里的部队没有上街”（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前引书，第174—178页）。在发动起义之前，他们一直在让工人静静地等待。工人还在等待，但他们等来的只是镇压。——原注
[72]这篇文章收录于法文版托洛茨基文集，第四卷，1934年4月—1934年12月，第182—186页。（此文的法译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英译文[未标明日期]收录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档案库。这篇文章是写给国际书记处的一封信，根据其内容来看，应该写于七月与九月之间。——英译者注）在法文版文集中，此文的标题为《加泰罗尼亚的冲突与无产阶级的任务》（LeConflitcatalanetlestâchesduprolétariat）；托洛茨基在此文中提出了一些惊人的看法，比方说，他以非凡的洞察力，预见到了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在1936年所起的作用。——原注
[73]笔者在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721卷宗里找到了阿斯图里亚斯省长费尔南多·布兰科·桑塔玛利亚（FernandoBlancoSantamaria）的一个报告，题为《本人的施政记录》。这是一个被解雇的人的自我辩白。他写道：“阿斯图里亚斯的广大工人群众（不少于十二万人）全都参加了各种组织——工总、社会党、共产党和全劳联，当他们同意参加所谓的‘工人同盟’并通力合作时，本省就成了西班牙的一个特别危险的地区。”——原注
[74]路·阿拉吉斯泰因，《西班牙的十月革命》（LaRevolucióndeOctubreenEspaña），《利维坦》，1936年2月，第33页。——原注
[75]塔古埃尼亚，前引书，第53—55页。塔古埃尼亚在拉·普洛斯佩里达德区参加的行动，似乎与穆尼斯（前引书，第135页）在金达雷拉参加的行动是同一个行动，这个行动的失败，导致了首都起义的失败。——原注
[76]穆尼斯，前引书，第134—139页。——原注
[77]拉蒙·冈萨雷斯·佩尼亚（RamónGonzálesPeña，1888年7月11日——1952年7月27日），社会党人，工会活动家。生于奥维耶多省拉斯·雷格拉斯镇（LasRegueras），年轻时当过矿工，后来担任工人总同盟旗下的全国矿工联合会（FederaciónNacionaldeMineros）总书记。1934年10月领导了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并在1938年出任司法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和墨西哥。——中译者注
[78]拉蒙·冈萨雷斯·佩尼亚（1889—1952），矿工，1910年参与建立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工会，曾在1920年领导了著名的佩尼亚洛亚（Peñarroya）罢工，后来又在里奥·丁托组织了罢工。因为领导了1934年阿斯图里亚斯起义而被判处死刑，后来在国际营救运动的压力下，当局在1935年将他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他在狱中接受了采访，向社青团发动了第一次进攻。1937年，拉尔戈·卡巴耶罗及其支持者失势后，他当上了工总主席。——原注
[79]阿马洛·德尔·罗萨尔·迪亚斯（1904年生）是社青团领袖、银行职员协会领导人与工总执委会委员。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前引书，第175页）介绍，他是社会党民兵的主要领袖，所以，当起义失败后，是他前往画家金塔尼利亚（Quintanilla）的住宅，把失败的消息通知给藏匿在那里的革命委员会的。穆尼斯（前引书，第136—137页）对他进行了特别严厉的批判；根据某些无法证实的报告，拉尔戈·卡巴耶洛对他的批判也同样严厉。——原注
[80]这份报告是在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721卷宗里找到的，签名人为D·比森特·桑蒂亚戈（D.VicenteSantiago），日期为1935年3月9日。这份报告究竟是呈送给内务部长的还是给政府首脑的，不得而知。——原注
[81]玛尔塔·比斯卡隆多明确指出：在1976年5月，阿马洛·德尔·罗萨尔告诉她，这本小册子的第36页至第98页的内容是他写的（请参阅她为《1934年十月：对革命的反应》所作的序言，第50页）。——原注
[82]“二十一条”是指参加共产国际所必须满足的21个条件，具体请参阅《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98页。——中译者注
[83]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ManuelAzañaDíaz，1880年1月10日——1940年11月3日），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AlcaládeHenares）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00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获博士学位。1914年参加改良党（PartidoReformista）。一战期间曾为多家报纸写过文章。1926年组建共和行动（AcciónRepublicana）。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4月14日出任陆军部长，同年10月14日出任总理，1933年9月6日辞职。1934年他将共和行动与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RepublicanoRadicalSocialista）、加利西亚自治共和组织（OrganizaciónRepublicanaGalegaAutónoma）合并为左派共和党（Izquierda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逮捕入狱，1935年1月获释后，参与组建人民阵线，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总理，同年5月辞职，改任共和国总统。1939年3月，共和国覆灭后辞去总统职务，流亡法国，1940年10月死于蒙托邦（Montauban）。——中译者注
[84]1979年，笔者在墨西哥的《新政治》（NuevaPolítica）第9期上发表了《桑蒂亚戈·卡里略、苏联与历史》，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对1917年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史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并为他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找出了“历史先例”，笔者在此文中研究了他的解释，特别是他所谓的“历史先例”。在对他政治生涯初期的著作，以及无疑是他政治生涯末期的著作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尽管这个人既可以毫不犹豫地做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又可以矢口否认自己前后不一，但他至少有一点是前后一致的。那就是他对历史的极度轻蔑；事实上，他总是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而对历史做出不同的解释；这种做法只能称之为“无耻”。他在1935年既以“布尔什维克”自命，同时又对“二十一条”横加指责，这看似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然而，他一面抱怨社会党议会党团的“独立性”，甚至抱怨党对自己的报刊缺乏控制力，另一面又认为社会党同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合作的政策，以及后来在1931—1933年参加阿萨尼亚政府的政策是“革命”政策。他一面宣称社会党是第二国际唯一的革命党，另一面又宣称社会党需要“布尔什维克化”。不妨指出，他在1933年—1935年对列宁多有批评，对斯大林却只字不提。1935年的卡里略和1978年的卡里略的共同之处就是：他像所有反共分子一样，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混为一谈。在此期间，他一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斯大林主义者”，他跟莫里斯·多列斯（MauriceThorez）一样，都把“斯大林主义者”当成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称号。——原注
[85]《十月：第二阶段》，摘自比斯卡隆多，前引书，第126页。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卡巴耶洛似乎与普里耶托达成了共识：起义应该由社会党来组织，社会党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只与工人组织合作，这个意见得到了普里耶托的赞同。关于两派后来对此提出的理由，请参阅比达尔特，前引书，第409页，他将双方的理由总结如下：“我们（指内格林和普里耶托等人）从十月运动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有组织的国家政权是不可战胜的，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个选举联盟，才能赢回共和国，这是唯一的出路……卡巴耶洛的伙伴们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阿斯图里亚斯起义表明，即使对手是军队和国家政权的全部组织，人民仍有可能获胜。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因素：普里耶托联络过的军官临阵脱逃；普里耶托在国外的一些发言；他对狱中一些拒绝为罢工承担责任的领导人的批判（在先前的表决中，由于他投了赞成票，所以通过了举行罢工的决定），等等。”——原注
[86]同上，第126页。——原注
[87]社会主义青年国际（SocialistYouthInternational）是第二国际的青年组织，1907年8月24日在德国斯图加特成立，西班牙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是它的支部。共产国际成立后，社会主义青年国际也随之发生分裂，忠于第二国际的部分支部在1921年重建该组织，改称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运动（InternationalSocialistYouthMovement）。二战爆发后停止活动。1946年9月30日，该组织重建，改称国际社会主义青年同盟（InternationalUnionofSocialistYouth）。——中译者注
[88]《十月：第二阶段》，摘自比斯卡隆多，前引书，第126页。——原注
[89]皮埃尔·拉瓦尔（PierreLaval，1883年6月28日——1945年10月15日），1903年参加社会党，一战期间持暧昧的和平主义立场。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之后脱离社会党。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法国战败后，于1940年7月至1940年12月、1942年4月至1944年8月两次任傀儡政府总理。法国解放后被判犯有叛国罪，1945年10月15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90]皮埃尔·拉瓦尔时任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前往莫斯科，签订了法苏互不侵犯条约。1935年5月15日，他会见了斯大林，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法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而维持军力的国防政策，得到了斯大林先生的理解与完全赞成。”法国共产党此前一直坚决反对“国防”的概念，在此之后，它在巴黎全城贴满了以“斯大林是对的”开头的海报。——原注
[91]《十月：第二阶段》，第155—156页。——原注
[92]恩里克·费尔南德斯·森顿（EnriqueFernandezSendón，1909—1954），生于加利西亚里维拉镇（Ribeira）一个富裕家庭。1928年前往马德里学习商业，在求学期间逐步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并参与创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1931年6月当选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共产主义》编辑。数年后参加社会党。共和国覆灭后被俘，1940年获释，返回家乡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93]恩里克·费尔南德斯·森顿是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成员，化名“L·费尔森”（L.Fersen）。——原注
[94]这些文章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党人的立场：我对于一种意见的权利》（《自由报》，5月22日）、《社会党人的立场：大赦是选举联盟的基础》（同上，5月23日）、《社会党人的立场：议会行动的价值》（同上，5月24日）、《社会党人的立场：对失败的痛悔》（同上，5月25日）、《社会党人的立场：领袖专制的奇异灌输》（同上，5月26日），均收录于文选《重要言论》，第228—254页。——原注
[95]桑蒂亚戈·卡里略，《社青团书记的发言》（HablaelsecretariodelaJuventudsocialista），《战斗报》，1935年6月28日。——原注
[96]卡·埃尔南德斯·桑卡霍，《保卫社青团：社会党人的立场》（EndefensadelasJuventudessocialistas:Posiciónessocialistas），《战斗报》，1935年7月12日。——原注
[97]在2371卷宗中随机抽取的几分材料表明了镇压的范围之广、手段之严厉，就连一些看似风平浪静的地区也遭到了牵连。一位被监禁在潘普洛纳的囚徒在1935年8月17日的一封信中写道，在那个城镇有175人被起诉，其中145人被监禁；这封信中还写道了圣塞瓦斯蒂安做出的严厉判决：两人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两人被判处十四年徒刑，两人被判处十年徒刑，七人在被“预防性拘留”七个月后无罪获释。——原注
[98]玛尔加丽塔·内尔肯·曼斯贝格（MargaritaNelkenMansberger，1894年7月5日——1968年3月8日），作家、女权主义活动家。生于马德里一个珠宝商家庭，父母有德裔犹太人血统。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二十年代初开始投身妇女运动。1931年参加社会党，并于1931年、1933年、193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4年十月起义失败后，被剥夺议员豁免权，被迫流亡国外。内战爆发后，积极与《明晰》合作，并于1936年12月参加西共。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1942年10月被西共开除出党。二战后继续积极参加共和国流亡政府的活动，并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1968年在墨西哥城逝世。——中译者注
[99]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2371卷宗收录有一批重要信件，这些信件是当时流亡到荷兰奥斯坦德的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与流亡到苏联的毕尔巴鄂社会党活动家米盖尔·塞古拉豪雷吉（MiguelSegurajauregui）的往来信件。在8月23日的一封信中，米盖尔·塞古拉豪雷吉汇报了比尔希利奥·利亚诺斯（VirgilioLlanos）与玛尔加丽塔·内尔肯刚刚发生的激烈冲突：玛尔加丽塔·内尔肯吹嘘说，由于她从中作梗，使苏联放弃了邀请普里耶托访问的想法。普里耶托在8月26日回信说，他对此毫不惊讶；他的答复表明他相信玛尔加丽塔·内尔肯已经被共产党争取过去了，她正在社会党内充当“潜伏者”。玛尔加丽塔·内尔肯在1936年2月当选为国会议员，同年12月正式参加共产党。——原注
[100]费尔南多·克劳丁·彭特斯（FernandoClaudínPontes，1915年8月21日——1990年5月16日），生于萨拉戈萨。1933年参加共青团，1936年参加了把共青团和社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内战爆发后参加共产党。曾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内负责报刊的出版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担任西共书记处委员。1947年至1954年担任西共驻莫斯科代表。1955年返回巴黎，担任西共执委会委员。苏共二十大后，开始对党的正式政策产生异议。1960年在西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与书记处委员。1964年就革命路线问题，与总书记卡里略发生冲突。1965年被开除出党。此后逐步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家。1975年秘密返回西班牙，1980年担任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基金会（FundaciónPabloIglesias）经理，1988年参加社会党。1990年于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101]费尔南多·克劳丁，《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的共产主义运动》（TheCommunistMovementfromCominterntoCominform），伦敦，1975年，第1部，第187页、第182—183页。里卡德·比尼亚斯在一本其它方面都非常吸引人的书里，在这个问题上提到了费尔南多·克劳丁的这部作品，同时对共产国际七大进行了分析，对这个分析，人们最多也只能说它……坦率得惊人；此外，尽管里卡德·比尼亚斯引用了费尔南多·克劳丁的分析，而且克劳丁的分析与他自己的分析是矛盾的，但他并没有去反驳克劳丁的分析（前引书，第39—43页）。——原注
[102]请参阅何塞·莱因从莫斯科寄来的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的评论文章，发表于《明晰》（Claridad）周报，1935年8月17日、1935年10月12日、1935年10月19日。——原注
[103]1935年2月2日，何塞·莱因和他的同志们写信给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让他转告拉尔戈·卡巴耶洛：必须马上对社会党进行整党，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工人同盟。1935年3月，他们再次重申这些要求，并坚持要求必须开展一个工会统一运动，把工总、工联总（ConfederaciónGeneraldelTrabajoUnitário，CGTU）和全劳联等工会全都统一起来。同一批文件（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2371卷宗）里收录有1936年1月的两封信件，都是流亡到苏联的同一批社会党流亡者写的，一封是从莫斯科寄出的，另一封是从伏罗希洛夫格勒寄出的，一封写道“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使它成为了光芒万丈的核心”，另一封则宣称“革命、苏联和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是密不可分的”。此时工人同盟已不复存在，而共产党和社会党右翼串通起来，同共和派结成了人民阵线。可是这些昨天还在鼓吹“布尔什维克化”的人，现在写的信中却全是对苏联及其领袖的肉麻奉承。我们还能发现，有人在1935年8月给普里耶托写信，告诉他胡安·内格林博士访问莫斯科和克里米亚一事。有一份未标明日期的名单（可能是1936年1月写的），上面列出了36个在苏联避难的社会党流亡者的名字，其中有14人是社会党员，13人是社青团员，9人既是党员又是团员。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忠实支持者恩里克·德·弗兰西斯科（EnriquedeFrancisco）从苏联寄来的一封信证实了这个数字，他在这封信中指出：在苏联避难的社会党流亡者中，有28人在《致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公开信》（发表这封公开信的是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世界》[MundoObrero]，而不是社会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上签了字，另有8人拒绝签字；这封公开信以最乏味的斯大林主义式的风格，为苏联进行了辩解。——原注
[104]何塞·迪亚斯·拉莫斯（JoséDíazRamos，1895年5月3日——1942年3月20日），生于塞维利亚，当过面包师，1913年参加塞维利亚面包师工会，不久后参加了全劳联。曾领导了1917年和1920年的大罢工。1925年被捕，1927年获释后参加了西班牙共产党。在1932年4月的西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不久后担任总书记。1935年出席共产国际七大。1939年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书记处工作。1942年因不堪忍受病痛而自杀。——中译者注
[105]多·伊巴鲁里，前引书，第1卷，第62页。包括拉尔戈·卡巴耶洛在内的社会党领袖在受审时拒绝认罪，并拒绝为起义承担责任。——原注
[106]维克托里奥·柯多维拉（VictorioCodovilla，1894年2月8日——1970年4月15日），生于意大利，1911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Italiano），1912年移民阿根廷，后参加阿根廷共产党（PartidoComunistaArgentino），1924年在阿根廷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2年8月前往马德里，代表共产国际对西班牙共产党进行整肃，换上了新一代领导人。1937年被召回莫斯科。1941年返回阿根廷，1941年至1963年任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1963年至1970年任阿根廷共产党主席。1970年在莫斯科逝世。——中译者注
[107]维托里奥·柯多维拉（VittorioCodovilla，1894—1970），生于意大利。在三十年代，他是阿根廷共产党的领袖，并化名“梅迪纳”（Medina）为共产国际工作，主要是在西班牙工作。关于他探望狱中的卡里略一事，请参阅比尼亚斯，前引书，第36页，注释30，里面提到了阿尔迪亚卡神父（PereArdiaca）和费尔南多·克劳丁的证词。其实，卡里略本人在《明天的西班牙》第43—46页记载了这件事。他写道：“柯多维拉与我相处甚欢。我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部分应该归功于他。但在当时，我接触过的共产党领袖就只有乌里维（Uribe）一人……共产国际通过共青团的领袖，同我们保持着直接接触。”他说，在他坐牢的时候，柯多维拉只探望过他一次，但在他出狱后，到前往苏联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他与柯多维拉进行过多次讨论。关于他的政治“转变”，他写道：“我们和许多年轻人一样，都曾是‘极左派’。访问苏联，使我们的道路发生了至关重要的转折。”——原注
[108]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奥约奇（JulioÁlvarezdelVayoyOlloqui，1891年2月9日——1975年5月3日）。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学，并在巴利亚多利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读博士后课程。他年轻时就参加了社会党，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反对社会党同政府合作的路线。第二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驻墨西哥大使和驻苏联大使。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曾担任人民阵线政府的外交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3年成立西班牙民族解放阵线（FrenteEspañoldeLiberaciónNacional），1970年西班牙民族解放阵线并入反法西斯爱国革命阵线（FrenteRevolucionarioAntifascistayPatriota）后担任代理主席，继续进行反弗朗哥独裁政权的斗争。1975年因心脏病去世。——中译者注
[109]雅克·迪克洛（JacquesDuclos，1896年10月2日——1975年4月25日），法国共产党的重要活动家，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36年起领导党的宣传部门。他和多列斯都是斯大林主义路线的坚定执行者。——中译者注
[110]塞·塞拉诺·彭塞拉认为，共产国际可以接收“社会党左派”而不用立即修改自己的章程，因为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正符合社会党左派的期望；阿拉吉斯泰因则认为，共产国际七大加强了各国共产党的自主性，削弱了共产国际本身的集中制；不过他相信，这个政策会被采用，是受了苏联的当前利益的影响。——原注
[111]请参阅安德列乌·宁，《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与社会党左派。一个矛盾》（ElCongresodelaInternacionalcomunistaylassocialistasdeizquierda.Unaincongruencia），《战斗报》，1935年8月30日。宁分析了社会党左派和斯大林派的政策，认为社会党左派的政策是积极的、进步的，而斯大林派的转变则是严重的倒退和剧烈的右倾。宁提出质问：既然共产党正在接受社会党“改良主义派”和“中派”的立场，那么，社会党左派又如何同共产党实现组织上的统一呢？这个分析很精彩，然而他并没有提出任何有助于弄清这个问题的建议。——原注
[112]《行动的统一与组织的统一》（Unidaddeacciónyunidadorgánica），《阿斯图里亚斯》，1935年10月25日。——原注
[113]玛·比斯卡隆多，前引书，第62页。——原注
[114]《朝着组织统一的急行军》（Hacialaunidadorgánicaamarchasrapidas），《明晰》，1935年12月7日。——原注
[115]《反叛报》（Rebelión），1936年1月11日。《反叛报》是艾尔达（Elda）社青团的机关报。这篇文章收录于比尼亚斯，前引书，第140—143页。塞拉诺·彭塞拉在内战期间担任《现在》（Ahora）日报经理，战后在美国多家大学担任教职。其实，此时在社青团内部出现了一个重新打出“极左主义”旗号的流派，这个流派的主要人物有何塞·布利耶霍斯（JoséBullejos）、路易斯·P·加西亚·拉戈（LuisP.GarcíaLago）（他在1934年曾是第四国际的支持者）和格里戈里奥·洛佩斯·莱蒙多（GrigorioLópezRaimundo），他后来担任西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原注
[116]关于卡巴耶洛辞职的原因（这仍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请参阅普雷斯顿，前引书，第237—239页；桑托斯·胡利亚，第81—86页。拉尔戈·卡巴耶洛在10月1日第一次提出辞职，但后来又收回了辞呈。12月16日，他确认辞职。他是以技术原因为借口而提出辞职的，但他显然不想在执委会中与人分享权力，并认为召开代表大会可以产生一个他所需要的一致的领导层。党员群众对他的支持力度，真的有他认为的那么强大吗？很可能是这样。但是党的机关支持普里耶托。社青团还在坚持鼓吹“布尔什维克化”（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留在社会党内）吗？这一点很值得怀疑。某些人身上出现了脱离社会党的迹象，保罗·普雷斯顿认为，普里耶托在埃西哈（Écija）遇刺一案，就是由这些人策划的；当时，这起行刺事件可能是为了挑动分裂而策划的。——原注
[117]特里丰·梅德拉诺·埃卢尔瓦（TrifónMedranoElurba，1912—1937），生于工人家庭，1932年在共青团二大上当选为共青团总书记。1936年参加了将社青团与共青团统一的工作。1936年11月参加第五团。1937年2月前往北方开展宣传活动，2月17日在开会时遭到轰炸身亡。——中译者注
[118]党的书记胡安—西梅昂·比达尔特在《我们全都有罪》（Todosfuimosculpables），第1卷，第58页写道，1935年底，雅克·迪克洛探望了狱中的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建议他参加共产党，并邀请他在获释后尽快访问苏联。埃尔南德斯被激怒了。所以，在1936年3月，尽管他是社青团主席，但他拒绝出访苏联，后来他被费德里科·梅尔乔尔接替（梅尔乔尔与卡里略一起去了莫斯科）。——原注
[119]比尼亚斯，前引书，第61页。奇怪的是，比尼亚斯并没有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马上就拥有了远胜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物质资源，但这些物质资源是怎么来的呢？他只是指出：社青团遭到了所有社会党报刊的“抵制”，只有《明晰》支持社青团。里卡德·比尼亚斯不想用“阴险的权谋”、政治背叛、不忠、腐败等理由来解释社青团领袖投靠斯大林主义一事，这是合理的，我们能够理解，但他对这个关键问题如此缺乏好奇心，着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在斯大林派向西班牙进行渗透的工作中，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他们最宝贵的手段，莫斯科很可能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原注
[120]在一些人的介绍下，卡里略参加了西共中央的工作，保罗·普雷斯顿（前引书，第308页）引用了一些人的证词。当时卡里略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胡·西·比达尔特（前引书，第58—59页）写道，卡里略从苏联回国后，“就开始为合并而工作”。这显然是错误的：几个月以前，卡里略就在为青年组织的统一而工作了。真实的情况是：在1936年初，当他还在莫斯科的时候，他最终决定，不再在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踩钢丝，彻底倒向共产党，卡里略本人在《明天的西班牙》（第45页）里也承认了这一点。比达尔特（前引书，第595页）认为，社青团（此时已成为统社青）的领袖当时就已经“成为了共产党人和莫斯科的忠实仆人”。——原注
[121]《工人世界》，1936年5月1日。桑蒂亚戈·卡里略以前非常钦佩托洛茨基，但他现在非常清楚，在苏联被当成“托派”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原注
[122]塔古埃尼亚（前引书，第90页）描写了全国领导层内部的对立。而且他还明确指出（第98页），在共青团前领袖特里丰·梅德拉诺死后，就没有人能挑战卡里略在统社青内的领导地位了，而克劳丁是仅次于卡里略的二号人物。他列举了一些被“边缘化”的社青团前领导人，在这些人当中，我们不妨看看何塞·卡索尔拉（在卡里略担任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公共秩序委员时，他短暂担任过卡里略的副手）、何塞·莱因（他先是负责训练政治委员，然后当了省长）和费德里科·梅尔乔尔的情况。塞拉诺·彭塞拉还在当记者，并负责领导《现在》日报。塔古埃尼亚本人是唯一一个从社青团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军事首长。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找出一些参加了警察工作的人，比如律师奥尔多涅斯，特别是桑蒂亚戈·加尔塞斯（SantiagoGarcés），他当上了军事情报局（ServiciodeInvestigaciónMilitar，SIM）局长，据说他和苏联情报机关有联系。他后来流亡墨西哥，1940年5月24日，有人企图刺杀托洛茨基，他因此受到调查，但调查结果表明他没有参加刺杀阴谋。塔古埃尼亚没有提及社青团前团员在镇压其它工人组织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时候，他对卡里略的个人仇怨，会影响他的判断：比方说，其他的社青团领导人并没有全部被“边缘化”。何塞·卡索尔拉曾先后担任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副公共秩序委员与公共秩序委员，并得到了一个重要职位：他在1937年担任西共中央委员。我们知道，他在1939年未能离开马德里，便潜入地下，在一段时间里，他领导着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所以，在他被捕后，他便没有生还的可能，被判处了死刑。另外，在塔古埃尼亚完成自己的回忆录的时候，曾是托洛茨基的崇拜者的费德里科·梅尔乔尔，已经变成了一个批托专家，并仍是西共书记处委员。塞贡多·塞拉诺·彭塞拉则远离了政治。有一个人确实“失足”了：何塞·莱因第二次流亡苏联，当上了……小学教师。后来他在弗朗哥仍在世的时候返回了西班牙。——原注
[123]胡安·马丁·图恩迪多尔·洛佩斯（JuanMartínTundidorLópez，1911年11月11日——2006年2月9日），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父亲是马德里社会党人。幼年时随家人返回西班牙，在瓦伦西亚定居。1929年参加社会党，同年当选为瓦伦西亚社青团总书记。内战爆发后，参与了平定瓦伦西亚叛乱的战斗。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二战后参加了重建社会党流亡机关的工作。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回国。2006年在瓦伦西亚逝世。——中译者注
[124]拉法埃尔·费尔南德斯（RafaelFernández，1913年10月1日——2010年12月18日）。曾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1936年10月15日当选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书记。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25]在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2371卷宗里有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作者是曼努埃尔·德利卡多（ManuelDelicado），日期为1937年9月1日，他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将这个报告传达到与中央委员会合作的各个支部的党员手中，报告中指出：“卡巴耶洛的支持者与托洛茨基分子，不满分子与投降派……可能会联合起来，这会造成非常困难的局面。”——原注
[126]埃斯特万·毕尔巴鄂，《关于当前形势的一些看法》（Algunasconsideracionesantelasituación），《共产主义》，1934年4月，第168页。埃斯特万·毕尔巴鄂·乌鲁萨（EstabanBilbaoUrruza，1896—1954），1913年参加社青团，1920年参与创建西共毕尔巴鄂组织，1929年被开除出党。他在毕尔巴鄂和阿斯蒂列洛（Astillero）组织了左翼反对派。他是最早鼓吹“打入”社会党与社青团的人。他亲自打入了社会党，但在社会党内遭到了孤立。内战期间他参加了穆尼斯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他在流亡法国期间逝世。——原注
[127]胡安·安德拉德·罗德里格斯（JuanAndradeRodríguez，1898年2月3日——1981年5月1日），1912岁参加激进共和党的青年团，1914年参加社会党的青年运动，1919年担任社青团机关报《新生》（Renovación）周报编辑。十月革命后支持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率领部分社青团团员成立西班牙人共产党，并当选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西班牙人共产党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火炬》周报编辑，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0年参与建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并负责党的刊物《共产主义》（Comunismo），1935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立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战斗报》(LaBatalla)编辑。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并当选为统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5月的巴塞罗那起义之后，于6月被捕，1938年年底获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0年因参加法国抵抗运动再次被捕，1944年被抵抗运动解救，此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当中进行革命工作。1978年返回西班牙，1981年于马德里去世。——中译者注
[128]胡安·安德拉德，《关于西共党史的意见》（ApuntesparalaHistoriadelPCE），第72—74页。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他于1966年5月25日在巴黎发表的演讲的摘要。胡安·安德拉德·罗德里格斯（1898—1981），1916年参加社青团，1919年至1920年参与组建西班牙共产党，并担任党执委会委员与党报《共产主义者》（ElComunista）周报编辑。他是西共主要领袖之一，1928年被开除出党后，成为左翼反对派和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的领袖之一，统工党成立时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在1937年6月被捕，在1938年的统工党审判中被判处15年徒刑。他在1939年逃往法国，被军事法庭判处五年徒刑，后来被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西班牙人解救。他在法国度过了长期的流亡生活，1980年返回马德里，1981年5月1日逝世。——原注原文连结：http://www.marxistsfr.org/archive/broue/1983/12/carrillo.html |
托洛茨基与西班牙革命（皮埃尔·布鲁埃，1967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
托洛茨基与西班牙革命
皮埃尔·布鲁埃（1967年4月）
龚义哲译
前言
本文是应霍尔赫·阿尔瓦雷斯（JorgeAlvarez）之邀请，特地为这个文集而编写的；从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革命在血雨腥风中席卷了整个半岛，但本文并不打算回顾革命的各个阶段（哪怕只是简要地回顾一下）。如果读者希望了解这方面的内容，请参阅我与我的好友艾米尔·泰米姆合著的《西班牙革命与内战》（子夜出版社，1961年）。
西班牙革命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最后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它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本文的目的只是简单介绍一下托洛茨基在西班牙革命中的立场。因为我们认为：这位被斯大林放逐的俄国革命家，提出了革命领导层的危机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了事关人类生死存亡的高度；不管他的批评者和某些赞扬者有什么看法，我们都认为他的意见依然适用于当下。
在托洛茨基一生中，1936年的西班牙，是武装工农在革命斗争中与阶级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最后一个战场。西班牙内战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而托洛茨基就是在二战的第一年里被暗杀的。但西班牙也是格伯乌在苏联境外首次大规模开展活动的战场。正当老布尔什维克在大清洗中接连在莫斯科的格伯乌牢房里死去的时候，斯大林的刽子手正在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西班牙革命者都扣上“托派”的帽子，逐一加以消灭。然而，在西班牙革命中真正发挥过作用的政党或团体，没有一个是托派。在1937年被斯大林党消灭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坚决否认自己是托派；托洛茨基在自己的政治著作中，也总是对统工党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
托洛茨基的传记作者，特别是多伊彻[1]，往往对西班牙内战草草带过，托洛茨基试图在西班牙内战中发挥的作用，以及西班牙内战在托洛茨基的思想与行动中所占的地位，没有得到这些传记作者的重视。这绝非偶然。诚然，伊萨克·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为了建设第四国际而进行的斗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个目标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但是，要想理解托洛茨基在西班牙事件上的立场，就绝不能脱离他当时提出的总前景，特别是他在那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建设一个革命的领导层，一个领导世界革命的党，也就是第四国际。斯大林及其走狗在西班牙战场上，对统工党之类的反斯大林的革命派进行的打击，其实是针对第四国际的打击。
西班牙革命的任务
早在1936年之前，托洛茨基就对西班牙问题产生了兴趣。在他的法文版文集的第三卷里，就有数百页的篇幅是讨论西班牙问题的，而这仅是他的文章和信件中的一小部分：托洛茨基关于西班牙的著作，与他关于德国的著作享有同等光荣的地位——不妨回想一下，当希特勒和纳粹党夺取政权的时候，托洛茨基做出了正确的分析，认为德国成了世界形势的关键。
当然，在西班牙革命开始的时候，随着君主制的垮台和阿尔方索十三世[2]的出逃，那些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任务，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然而，谁要是以为，软弱的西班牙资产阶级（它的政治代表是各个共和派政党）有足够的力量，去把这个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那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托洛茨基写道：“整个西班牙共和派的基础，仍是现存的财产关系。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会剥夺大地主、取消天主教会的特权、或彻底净化污秽不堪的文武官场。”托洛茨基根据“不断革命论”（这个理论三十年前就被人提出来了，俄国革命从正面对它做出了光辉的证明，而中国革命在1927年的失败，则从反面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得出了这样的意见：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各项任务。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以及无产阶级抵抗旧制度的寡头集团与资产阶级的能力。
托洛茨基在一篇分析西班牙政治形势的文章（日期为1931年1月24日）中，谈到了西班牙的罢工运动的规模及其完全的自发性质。他把这一阶段总结为“群众觉醒、动员并投入斗争的阶段”。他写道：“通过这些罢工，阶级越来越有阶级的自觉。”然而，在某一时刻使工人运动具备了力量的自发性，到了下一阶段，就有可能成为工人运动的弱点，使运动遭受失败。放任自流、“没有明确纲领、没有领导”的工人运动，必然会是“前途无望的”。在普里莫·德·里维拉[3]将军独裁时期，社会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曾与独裁政权合作；他们现在又成了共和派的跟班。托洛茨基写道：“如果社会党掌握了大部分的无产阶级，它只会做一件事：把通过革命夺来的政权拱手让给共和派，然后共和派就会顺理成章地把政权交还给原来的主人。”西班牙共产党非常弱小，由斯大林派把持的共产国际强加给它的领导方法，使它陷入了严重的分裂之中。它一次又一次地分裂，在部分觉悟工人眼中，它已经威信扫地；觉悟工人批评共产党，既是因为它的官僚式的领导方法，也是因为它盲从莫斯科的命令，特别是在“第三时期”采用了“冒险主义”的口号。真正的革命骨干不是被开除出党，就是被拒之门外。共产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其实，革命先锋队，无产阶级中最有战斗性的分子，都被全国劳工联盟吸收了，托洛茨基指出：“经过多年的大浪淘沙，全劳联集中了最优秀的分子。”他写道：“巩固这个组织，并将它改造成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是每个先进工人，特别是共产主义者的责任。”他们总有一天要站出来，反对控制着全劳联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一个无政府主义密谋小团体。只有通过苏维埃——即“委员会”（juntas）——才能利用各种民主性质的过渡口号，把无产阶级发动起来；但这需要革命派在工人运动内部开展两方面的斗争：一方面要同社会党的“议会痴迷病”斗争，另一方面要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反议会痴迷病”斗争。他写道：“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政治，等到政治掐住他们的喉咙时，他们就把政治舞台让给了阶级敌人。”
通过有组织的、大胆的革命政治活动，来争取群众；使群众摆脱社会党与无政府主义的领袖的影响；以“委员会”的形式，建立优良的阶级组织；准备起义，夺取胜利，并彻底消灭旧的国家机器；这些就是西班牙革命者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托洛茨基相信，要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要有三个条件：“先锋党，先锋党，还是先锋党。”但西班牙还没有这样的先锋党。托洛茨基在1931年写道：“如果说，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带给西班牙工人的只有官僚化的领导层和不断的分裂，那么，要想锻造出一个真正的西班牙共产党，就只能抛开共产国际的干部。不管怎么说，都要建立这样一个党。”
国际左翼反对派的西班牙战士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他们组织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ComunistadeEspaña）。与其它国家的左翼反对派相比，西班牙的左翼反对派似乎更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拥有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最优秀的一批人：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比如安德列乌·宁[4]，他还是全劳联书记的时候，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后来还当过红色工会国际书记；胡安·安德拉德[5]，他在战争结束后，带着大部分社青团参加了共产国际；还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的刊物《共产主义》（Comunismo）以其优秀的研究与理论探讨，以及力图对西班牙形势作出具体的分析而著称。在工人运动中，同时存在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反议会主义和社会党的议会主义，双方缠斗了很久，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提出的口号，给受到其它思潮影响的活动家指明了一条出路。毫无疑问，在西班牙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要比在其它国家更有希望。很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一些活动家变得急躁了，他们提出：正式的西班牙共产党事实上已不复存在，不应再坚持正式党的“反对派”的立场，而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党。托洛茨基反对他们的意见，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认为，应该通过激烈的政治斗争，挽救各国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国际。国际上的一切革命共产主义者，在行动策略上都必须坚持一个要点。只要共产国际还不是彻底无药可救，所有反对派的支持者就都要尽量留在共产国际内部，为捍卫共产国际的缔造者的理想而斗争。斯大林的灾难性的政策，给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斗争的中心转到了德国，在那段时间里，“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自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仍然坚持反对派的立场，西班牙共产主义者左派的大部分人追随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灾难性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试图挽救共产国际。
1934—1935年的转折
斯大林党的机关，和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束缚了德国工人阶级的手脚，导致德国工人阶级不战而败，让希特勒夺取了政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工人阶级与法西斯主义——反革命的突击队——势必发生殊死的搏斗。共产国际驯顺地接受了莫斯科下达的政策，为它的领袖高唱“永远正确”的赞歌，拒绝承认德国惨败的重要意义，全力压制内部的批评意见，并阻挠了工人联合阵线的建立——工人联合阵线本身就是对付希特勒大军的有力武器。在托洛茨基看来，德国的惨败，是共产国际的“1914年8月4日”，也就是说，对于共产国际而言，德国惨败的意义，相当于第二国际的领袖宣布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一事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意义。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都已经死透了，不可能再通过内部斗争来“挽救”它们，使它们起死回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必须抛弃自己作为共产国际内部的反对派的立场：从现在起，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所急需的革命领导层，他们必须为建立新的国际——第四国际——而奋战。在指导建立工人联合阵线的政治活动时，他们还必须培养出独立的革命核心，这样才能把年轻一代的战士，从旧的领导层那里争取过来。
西班牙阶级斗争的发展，似乎为这个计划的执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实，在作为正式的共产党的反对派而活动的短短几年里，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为了在斗争中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并在进一步的斗争中领导群众，它提出了一个由一系列过渡要求组成的最低纲领，它的领袖将这个最低纲领总结为：
“当前可能实现的要求有：劳动时间、工资、男女同工同酬、给工人阶级提供保障、集体合同等；民主革命的要求有：没收大庄园并分给农民，政教分离，彻底的集会与游行自由等；针对反动势力的总要求有：要求承担责任，没收保王派反动分子的一切财产——包括城乡财产、个人与房地产在内；有助于组织群众自卫，并使他们趋向夺取政权的政治要求有：建立抵抗反动势力的联合阵线，工会团结，在工厂、农场和兵营里建立代表会……其它不能立即实现、但日后将有助于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转变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重要要求有：工人监督生产，全面解除一切资产阶级机关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
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发展迅速：在1932年它拥有至少2000名成员，它发展的成员当中，既有各种政治背景的青年，也有各个工会的会员，它在加泰罗尼亚（主要是巴塞罗那）发展迅猛，但在马德里、新卡斯蒂利亚和旧卡斯蒂利亚、毕尔巴鄂、阿斯图里亚斯、萨拉曼卡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发展得也很快。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先进工人当中，在全劳联和工总当中，它的影响力不断增长。社会党同资产阶级政党苟合的政策遭到了明显的破产，而无政府主义者举行孤立的起义的政策，也同样遭到了破产，所以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才能不断壮大。建立工人联合阵线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而西班牙共产党却还是跟德国共产党一样，以同“社会法西斯主义”（这是斯大林党扣给社会党的帽子）斗争才是首要任务为借口，竭力反对建立工人联合阵线。
在加泰罗尼亚，另有一个因反对西班牙共产党、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第三时期”路线而诞生的组织，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同意与这个组织结成联合阵线。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发生了分裂，在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另一位先驱华金·毛林[6]领导下，加泰罗尼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另外一批骨干成立了工农同盟，西班牙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仅剩的重要活动家，全都被它争取过去了[7]。托洛茨基认为，毛林的反对派是“右翼反对派”，相当于德国的布兰德勒[8]派、美国的洛夫斯东[9]派和意大利的塔斯卡[10]派。在思想上，它与苏联共产党的“右派”——布哈林派——有联系，它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第三时期”的宗派主义政策，反对它们拒绝建立“联合阵线”、并给社会党扣上“社会法西斯主义”帽子的做法。对于这些右翼反对派团体，托洛茨基写道，它们“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更糟糕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拙劣模仿者……广为散布的各种偏见，却被它们欣然接受”。在工农同盟发表了自己的宣言后，托洛茨基在1931年6月写道，这个文件是“移植到西班牙土壤上的彻头彻尾的‘国民党理论’”。毛林派以机会主义的方式，同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套近乎，又拒绝对苏联国内的斯大林主义政策进行批判，并企图劝说莫斯科的领袖，让他们把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交给自己，这些做法，很快就遭到了托洛茨基的批评。他在通信中一再提醒人们要当心毛林与工农同盟，他认为，毛林派那种“中派主义”，要比斯大林主义的“正式的中派主义”更加糟糕，他号召人们对这种“中派主义”进行无情的批判；事实上，毛林反对派制造的思想混乱，已经危及到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的发展：只有在马德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才能争取到共产党组织的大多数成员。而在其它地方，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工农同盟的混乱的、往往是自相矛盾的政策，它在实践中的机会主义，以及它在原则上的批判立场，构成了一道障碍，妨碍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吸收心怀不满的共产党基层党员。
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激进化，以及托洛茨基主义思想在西班牙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当中取得的进展，在社会党内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表现得最为明显。社会党与共和派政府进行阶级合作的政策，遭到了明显的破产，在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催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左翼，矛盾的是，这个左翼的领袖，是老资格的工人领袖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11]，他从多年的改良主义经验出发，猛然倒向了革命政治，并宣称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的激进化，促使拉尔戈·卡巴耶洛发生了转变，他在强烈的激情驱使下，又极大地加速了激进化的运动。这种现象及其蕴含的重要意义，在他的门徒——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袖与团员，还有围绕在他身边、主持工总刊物《明晰》（Claridad）的一批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尤为清楚。因此，他的非正式代言人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12]在1934年给工总的机关刊物《工人言论》（Discursosalostrabajadores）写了一篇序言，其中写道：“我认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实际上已经死了；第二国际代表的改良主义的、民主的和议会的社会主义已经死了；为莫斯科向全世界转发‘圣旨’的第三国际的那种革命社会主义也已经死了。我相信，在两个国际的尸体上，将会诞生出一个第四国际，它会吸收其中一个国际的革命策略，和另一个国际的民族自治原则。从这个意义来说，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态度，也就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与工人总联合会的态度，可以看作是这个第四国际的态度，这个第四国际就是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延续。”即使把这番话，当作是毕生执行机会主义政策、最近却突然投靠了革命政治的领袖，为了迷惑人心，而说出的夸大之词，但在社会党基层党员当中，拥护社会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拥护社会党参加建立第四国际的潮流，依然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大会通过的决议、它们发行的刊物与它们组织的游行中的内容当中可见一斑。
同时，全劳联也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以全劳联前总书记安赫尔·佩斯塔尼亚[13]为首的右派组织“三十人集团”公开倒向改良主义工会运动；尽管遭到了伊无联的强烈反对，但大部分无政府工团主义活动家还是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不搞政治”就是一种消极的政策，它只会对阶级敌人有利。在十月起义期间，尽管自己的领袖（包括左派社会党人在内）犹豫不决、态度反复，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人阶级还是以其举世闻名的活力投入了战斗。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与工农同盟号召成立“工人同盟”，全劳联的领袖却拒绝参加工人同盟（只有全劳联阿斯图里亚斯地区联合会同意参加），把自己同这个群众运动隔绝开来，甚至导致了更大的危险：在十月起义后，强大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运动席卷了全国，就连正式的共产党也在最后一刻参加了进去，全劳联的政策却使自己遭到了这个运动的孤立。
托洛茨基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规模宏大的阶级斗争即将到来，斯大林党和改良主义党准备在“保卫民主”的基础上结成统一战线，在反革命的急迫威胁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小组织没有足够的时间在阶级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特别是在他们遭到了正在建立之中的社会党—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排斥的情况下。尽管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的人数还是很少，与工人阶级群众缺少联系，而群众仍然倾向于现有的大党，自发的激进化潮流正在冲击着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但在较长的时间内，群众还无法充分利用这个潮流，把它变为自己的优势。1934年2月6日，法西斯分子在巴黎举行暴动，为了回击法西斯暴动，法国社会党与法国共产党首先结成了统一战线，在1934年8月，集结在《真理报》[14]周围的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打入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即法国社会党），在社会党塞纳联合会最优秀的左派分子当中，在青年当中，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巩固。
西班牙的条件更为有利，那里的激进化发展得更为深入，托洛茨基主义者拥有更为强大的影响力与威望。马德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刊物《新生》（Renovación）向托洛茨基主义者发出了多次呼吁，其中包括：
“向西班牙最优秀的革命派与理论家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参加青年运动与社会党，促使它们布尔什维克化。”
托洛茨基认为，必须充分利用这种形势，在社会党内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派别组织，使其成为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核心，吸引那些被共产党突如其来的机会主义转变弄得措手不及的共产党员，以及被全劳联的虚弱无力的机会主义转变弄得不知所措的全劳联会员；它还能够给这种自发的激进化运动赋予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形式——由于自发的激进化缺少革命的领导层，它很有可能会被只在口头上坚决革命的斯大林党与社会党左派引上歧途。
但托洛茨基没能说服他的西班牙同志们。虽然大部分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执行了这一“转折”，西班牙支部的大部分人却不肯这么做。在1934年底，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讨论之后，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拒绝打入社会党；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的少数派没有走到突破组织纪律的地步。相反，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与工农同盟两个组织的领导层在第二年，也就是1935年的9月25日共同举行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新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3—1935年的各种事件，促使群众激进化，也促使西班牙各种政治势力进行了重组，这个新的共产主义政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然而，乍一看，它的诞生却是矛盾的——它是由右翼反对派和左翼反对派合并而成的，用斯大林分子科尔佐夫[15]的话来说，它是“托派—布哈林派联盟”；托洛茨基曾强调指出，要通过政治上的分化，力争建立新党，而他以前的追随者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两个现成的组织合并起来，在新党的统一代表大会上，他们宣称：
“把现有的各个马克思主义革命派核心，与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的激励而活跃起来的新一批革命者，还有那些被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弄得意气消沉而暂时陷入了消极状态的分子，都统一起来，这样就能建设出伟大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
他们甚至宣称，“……只要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的原则，被社会党与共产党所接受”，统工党就愿意在将来的某次代表大会上，同现有的大党合并。
这一直是毛林与工农同盟的立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的前领导人抛弃了自己原来的立场，接受了这个立场，这在托洛茨基看来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的前领导人放弃了建设第四国际的任务，只想把已被托洛茨基认定为死尸的两个旧国际统一起来。统工党很快就参加了伦敦局[16]，这并不奇怪：伦敦局是一个联络性的组织，它的成员是形形色色的从本国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团体，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拒绝为成立“新国际”而斗争。
从此以后，当社会党右派和斯大林派共产党强烈要求同资产阶级共和派结成竞选联盟时，西班牙没有一股哪怕是很微弱的政治势力能够站出来反对。当西班牙托派的领袖安德拉德与宁做出决定，不去打入社会党，而是同毛林的“右派”共产主义者合并时，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并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而使西班牙的斯大林党从1936年开始获得了群众基础；并导致了所有工人阶级组织在人民阵线的资产阶级纲领上签字。格·穆尼斯[17]表达了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内战的惨剧、人民阵线对革命的系统性破坏、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罪恶行径，以及由此导致的弗朗哥的胜利，这一切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所有部分在1935年的重组。在吸收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之后，群众转向了左边，变得日益激进，社会主义的觉悟日渐高涨；而各个政党却倒向了右边，形成了一个相互勾结的封闭圈子。
“正当群众准备向资产阶级所有制和国家发动进攻时，所有的政党却在不同程度上，恭敬地拜倒在同一个国家面前。”
争取建立第四国际的斗争，就是要同改良主义派和斯大林派斗争，也就是要同阶级合作的支持者正面斗争，这个斗争在1934年拥有了真正的影响力，也拥有了发展和扩大的可能；然而，到了1935年底，在工人运动中，没有一个团体坚持主张必须在思想上无情地划清界限、必须批判打着“统一”的幌子的阶级合作。所以，托洛茨基认为他以前的同志在斗争中叛变了，为此他至死都在猛烈批判他们。
从人民阵线到革命
1935年，托洛茨基被法国驱逐出境，在暂居挪威期间，他又遇到了许多困难，尽管如此，他还是对已在法国出现的“人民阵线”进行了分析，它是由法国共产党根据已官僚化的第三国际发来的新指示而倡导成立的。在《法苏互助条约》签订后，斯大林宣称“完全支持”皮埃尔·拉瓦尔[18]反动政府的国防政策，并得到了法国共产党的大肆宣扬；作为新的“神圣的联合”[19]的一个步骤，社会党和共产党纷纷开除革命分子；社会党与共产党的领袖企图把激进化的法国工人群众引入议会道路，诱使他们同激进党结盟，并以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政党团结的名义，谴责了布雷斯特和土伦的军工工人的自发而“野蛮”的运动[20]，这一切暴露了法国人民阵线的真面目：为激进党——法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党——涂脂抹粉，凭借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和纯粹的议会前景来破坏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雄心。
1936年1月15日在马德里签署的西班牙人民阵线盟约，与法国人民阵线如出一辙。当代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不吝于指出它的极其温和的性质，其实它已经尽量不革命了。在这个盟约上签字的各个政党确立了一个共同纲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如果左翼共和派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就要在各种工人阶级力量的支持下成立政府”。为了实现“国内和平”，他们要求实行大赦，并“全力维持权威的原则”。这个纲领的开头就写着：“共和派不会接受将土地国有化、并将其免费分给农民的原则。”在人民阵线的经济纲领中，它出于“经济的总体利益”与“国民的生产”的考虑，提出设立“经济与技术调查的机关，国家不仅可以借此获得进行政治指导所需的各种要素，还能获得个体经营者，让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计划。”这个纲领特别指出，各共和派政党不会接受“社会党代表提出的……在工人监督下……对银行实行国有化的措施”。它还指出：“各共和派政党设想的共和国，不会以某个阶级的社会或经济需求为国策，而是根据民主自由的计划，为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服务。”在这个文件的结尾，在上面签字的各个政党一致赞成“国际政治应该遵守国际联盟的原则与方法”。
在人民阵线盟约上签字的有共和派政党、社会党、工总、社青团、共产党、佩斯塔尼亚的工团主义党，还有……统工党，代表统工党签字的是胡安·安德拉德。就在十二天以前，也就是1936年1月3日，统工党机关报《战斗报》（LaBatalla）发表了题为《我们革命的关键一年》的社论，其中写道：“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么走向社会主义，走向第二次革命，要么就是仓皇败退和反革命的胜利……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一个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重大时期。”统工党采用了毛林的说法：“不是法西斯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他们面临的唯一的抉择。那么，统工党为什么要支持人民阵线呢？既然这个竞选联盟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既然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绝不会侵犯资本主义所有制与资产阶级统治秩序，那统工党为什么要号召工人投它的票呢？统工党的领袖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为了阻止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为了争取大赦，让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失败后被捕的几千名工人战士尽快获释，他们什么都愿意做；在策略上，这也是为了不使自己脱离群众——在群众中间，出现了非常强烈的要求团结的情绪，这种情绪正表现为对人民阵线的热切期望。托洛茨基立刻谴责了统工党的“中派主义者”，批判他们充当了斯大林派—资产阶级联盟的帮凶，托洛茨基的批评是否激起了反应呢？统工党的转变是十分突然的，它的党员都对此感到震惊，但托洛茨基的批评是否引起了它的党员的积极反应呢？尽管统工党的唯一一位国会议员毛林投了阿萨尼亚的票，但统工党立即宣布，它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它在盟约上签字，只是为了让右派在大选中失败。尽管统工党预先做出了这样的表态，但托洛茨基还是指出：正是由于统工党在签署盟约之后对人民阵线进行的批评，统工党的各项政策使它变成了人民阵线的“左”的掩护，它通过社会党和共产党，同资产阶级勾结了起来。
人民阵线政府关心的只是压制群众运动、赢得右派的信任和庇护军队与军官团，在它的姑息纵容下，弗朗哥在几个月后发动了武装叛乱，此时，托洛茨基再次点明了人民阵线的阶级性质：“当资产阶级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左翼，同工人组织结盟之后，它就更加需要军官团，利用军官团作为一种制衡手段。”共和国人民阵线政府对待军队的政策，使军队能够公开准备叛乱，这并不是出于“轻敌”或错误，而是因为这就是西班牙资产阶级的政策。当然，托洛茨基认为，罪责最大的人，是那些为人民阵线的骗局保驾护航的工人领袖。他写道：“我们现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统工党的领袖毛林与宁在今年年初犯下了何等的罪过。每一个会思考的工人都能够、而且也应该质问他们：‘你们难道就什么都没有预料到吗？你们不但没有教育我们绝不能信任资产阶级激进派，反而还在人民阵线的纲领上签了字，要我们相信阿萨尼亚和他的同伙，现在我们都要为你们的错误付出血的代价了。’”他接着写道：“宁和他的朋友完全应当承受工人的怒火，因为他们曾经属于的那个流派，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对人民阵线在每一个阶段的政治活动作出了正确、具体而明确的分析。无知不能成为宁的借口——对任何一个领袖来说，无知都是一个糟糕的借口——因为他在文件上签字之前，至少都要读过一遍。”
不过，仍有一些人相信情况还是可以挽救的。统工党远非铁板一块。在许多活动家看来，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半年以来的经验，正是对一月的人民阵线盟约的谴责。最重要的是，工人对军事政变的反应，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西班牙的政治形势：武装工人控制了街头，在各地都建立起了工人委员会，控制了政权，摧毁了军队、警察和资产阶级法庭，占领了工厂和土地。托洛茨基和宁再次得出了一致的意见：西班牙工农的自发的革命行动，已经使他们达到了比1917年俄国革命第一阶段更高的水平。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派让·鲁[21]前往巴塞罗那，就托洛茨基派“参加”统工党的问题，同安德列乌·宁进行谈判：统工党的领导层同意每周在《战斗报》头版上发表一篇托洛茨基的文章，并承诺会为托洛茨基争取在西班牙避难的权利。突然间，谈判就彻底破裂了。有些见证人认为，这都是被鲁搞砸的，真是这样吗？另一些人声称，由于托洛茨基对宁和安德拉德进行的最新的抨击，才使双方无法妥协，真是这样吗？但我们可以认为，双方在策略上的深刻分歧，是革命初期的乐观情绪所无法掩盖的；统工党正要采取一个行动，而托洛茨基断言：对于革命派而言，这个行动是一大“罪过”，而且比签署人民阵线盟约要严重得多。
统工党参加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
9月6日，人民阵线政府在马德里成立了，共和派与共产党都参加了这个政府，而政府总理是拉尔戈·卡巴耶洛，安德列乌·宁对这个政府下了这样的评语：“与前一届政府相比，本届政府无疑前进了一步，但它是一个人民阵线政府，它只符合7月19日之前，也就是工人起义尚未发生时的形势，从这方面来说……它倒退了一步。所以说，工人政府才是唯一的出路。在下一阶段，整个工人阶级的口号应该是‘打倒资本家部长，工人阶级政府万岁！’。”
几天后，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共和派孔帕尼斯[22]的支持下，按照马德里政府的模式，加泰罗尼亚于9月26日成立了一个新政府：安德列乌·宁也参加了这个政府，他的职务是“司法委员”。工人在反击武装叛乱时，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委员会，形成了“双重政权”状态，新政府成立后就下令解散这些革命委员会，并亲自动手执行，消除了双重政权状态。孔帕尼斯的传记作者是这样来描写这个政治过程的：
“孔帕尼斯曾承认工人拥有统治的权利，并表示自己愿意放弃职位，但他巧妙地操纵了局势，逐步重建了合法的政权机关，破坏了革命委员会的各项措施，把工人组织的地位降低为辅助性的执行机关。过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形势就恢复了正常。”
在7月19日之后，参加了人民阵线的各个工人组织（全劳联、统工党、社会党、共产党）拒绝在所谓的共和区夺取政权，托洛茨基对此评论道：“拒绝夺取政权，就是自愿将政权交还到它原来的主人，也就是剥削者的手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任何革命的基础都是要使新阶级掌握政权，这样它才有机会施行自己的纲领……任何工人组织，只要拒绝夺取政权，就必然会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使自己沦为资产阶级的玩物；鉴于社会的阶级结构，这是唯一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代表、共和国总统阿萨尼亚[23]的意见惊人地一致，阿萨尼亚略带嘲讽地写道：
“由于武装叛乱遭到镇压，政府又暂时缺少进行联合行动的手段，所以发生了不直接针对政府的无产阶级起义……革命必须发号施令，必须接管政府，必须按照自己的主张来领导全国。这一切并没有发生……革命的秩序本该取代旧的秩序。然而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安德列乌·宁在广播讲话中，对于他自己的党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这件事，是这么解释的：“有些人以为，正在开始的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统工党领导层内部也出现了犹豫和不满的情绪，这在统工党青年团的报纸《共产主义青年》（JuventudComunista）上间接地暴露了出来：“议会里有太多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的无能与短视，在我们眼前一览无余。至于我们自己，我们党之所以参加政府，是因为目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党不想落于人后，而且党认为，加泰罗尼亚政府可以给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一些动力。”（黑体字是我加的。——皮·布）其实，在二十天前，安德列乌·宁在巴塞罗那的一场集会上宣称，西班牙已经有了无产阶级专政，他又说：“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理解加泰罗尼亚政府里为什么还要有艾斯凯拉[24]的代表；而中央政府里还有资产阶级部长，就更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了。”然而，他却把赶走资产阶级部长的任务交给了无政府主义派的领袖，他说：“如果无政府主义派的同志们能控制局面，并作出一点牺牲的话，用不了多久，中央政府里的资产阶级部长就都会被赶走。”
托洛茨基批评道：“宁在实践中完全与列宁主义背道而驰；他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而这个政府的目的就是要彻底夺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成果、完全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根基。他的论据大概是这样的：既然这场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参加政府就只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性质。宁否认了这场革命‘本质上’是社会主义革命吗？不，他承认这一点，但这只是为了替破坏革命的根基的政策辩解。”托洛茨基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当然，统工党试图把不断革命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这也是斯大林派把统工党当作托派的原因），但是，革命不能满足于理论上的承认。统工党没有发动群众去反对改良主义的领袖，却想去说服那些绅士，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相对于资产阶级的优越性。”
统工党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这件事使托洛茨基与统工党彻底划清界限。不过，在统工党被打垮、革命的成果被内格林[25]的斯大林派—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彻底破坏、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得到全面恢复之前，他一直与统工党保持对话。
1937年春季的讨论
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算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能够弄到两份重要的文件：安德列乌·宁于1937年3月21日和4月25日在巴塞罗那发表的两次演讲的讲话稿，以及托洛茨基为反驳第一次演讲而写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日期为4月23日，也就是五月事件发生前不久的时候。
宁声称：“统工党和整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已经意识到，从7月19日开始的革命涨潮，已经大为退步，革命陷入了停滞，在这半年时间里，工人丢失了大片阵地。”他回顾了下列事实：在1936年7月和8月，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已经瓦解，无产阶级由于掌握了武装，所以能够“施行自己的意志与决定”，以及“权力在街上”，然后他指出：“而现在，孔帕尼斯竟敢以资产阶级的名义，命令工人闭上嘴巴乖乖听话。”
接下来，宁分析了“革命正在倒退的迹象”：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重建”、“建立非政治化的正规军的运动”、中央政府企图收回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利、准备实行的对“维持公共秩序的机关与组织”的改革（这一改革中最突出的措施，就是禁止政党或工会掌握此类机关）等现象中，都能看出这种迹象。他认为，这整个过程，都是从去年十二月统工党被赶出加泰罗尼亚政府的那一刻开始的。
安德列乌·宁试图分析这个“反革命过程”的原因，他首先归咎于改良主义在革命中起到的政治作用，那个仍然无耻地自命为“共产主义”的国际组织，给改良主义提供了支持。他说道：“在加泰罗尼亚，在西班牙，改良主义仍在不折不扣地扮演着它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资产阶级的看门狗。”接着他指出了全劳联领导层对革命的倒退所应承担的责任：“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然而，那个组织对此毫不了解，所以革命才会退步。”他特别指出：“在这个反革命过程中，那个组织的错误态度导致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如果没有这种态度，我们正在经历的倒退就不会发生。”
补救的方法并不难做到，时间还不晚，而且“还没有输掉一切”。宁向无政府主义派的领袖苦苦劝谏：“全劳联必须好好反省，丢掉已经被事态驳倒了一百遍的成见。”问题在于用武力夺取政权吗？不，“依靠工人阶级现在掌握的阵地，不用武力也能夺取政权。”
他再次重申：战争与革命是密不可分的，内战同时也是一场革命战争，瓜达拉哈拉大捷的政治意义体现了这一点——正是因为对意大利士兵开展了革命宣传，瓜达拉哈拉战役才能胜利。他要求对法西斯特务进行更严厉的镇压，对叛军的轰炸进行更严酷的报复，并得出结论：为了胜利，他们需要“一面旗帜——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旗；一个政府——工农政府，也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
4月25日，在一次讨论“革命中的政权问题”的会议上，宁补充并澄清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生搬硬套俄国革命的公式，就会导致失败。我们必须领会俄国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照搬字句。”尽管西俄两国的资产阶级都无力完成民主革命，但1917年的俄国和现在的西班牙仍有一些重要区别：西班牙的改良主义派要强大得多，并得到了英国和法国的支持，英法还企图把内战转变为帝国主义战争。资产阶级躲在所谓的工人政党背后，乞求它们保护自己。而俄国工人阶级并没有民主的传统。而在西班牙，有各种工会、工人政党和工人组织，所以苏维埃才没有出现。最后，西班牙有着群众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而俄国却没有，所以出现了“新的问题与不同的策略”：“关键在于把全劳联的革命本能转变为革命的自觉，并把群众的英雄主义转变为一致的政策”。然后他又向伊无联与全劳联的领袖发出呼吁，请求他们同自己结成革命工人阵线，并“召集工会、农会与作战部队的代表，召开代表大会，以此构成新社会的基础，并从中产生出工农政府——胜利与革命的政府。”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在分析西班牙革命的问题时，质问“革命还有可能胜利吗？”。显而易见，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共和国人民阵线政府正在把军队变为“私有产权的民主卫士”。革命派负有明确的义务：使用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资产阶级民主，但绝不为其承担任何责任，也不参加政府，保持完全的批评自由与行动自由，并准备在下一阶段推翻资产阶级民主。他指出：“除此之外的任何政策，都是叛卖的和无望的政策，都是要巩固资产阶级民主的政策——无论内战结果如何，资产阶级民主都注定要完蛋。人民阵线的目的就是保卫私有产权，因此它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民主的胜利就等于迂回迈向法西斯主义。”
托洛茨基强调指出宁承认了革命正在倒退的事实。他写道：“宁忘了补充：对于革命的倒退，统工党的领导层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它在‘批判’的幌子下迎合社会党和斯大林党，也就是迎合资产阶级，而没有自始至终地用自己的路线来同其它党的路线相抗衡，并以此来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做好准备。早在六年前西班牙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警告过他，这种动摇和迎合的政策会造成什么样的致命后果。”
与宁的看法相反，反动势力开始反扑的标志性事件，不是统工党被赶出加泰罗尼亚政府，而是统工党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托洛茨基指出：“其实他们应该这样说：‘我们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有利于资产阶级巩固阵地，有利于资产阶级赶走我们，并公开走上反动的道路。’统工党现在还赖在人民阵线里面不肯出来。统工党的领袖公开恳求政府走社会主义道路。统工党的领袖恭敬地请求全劳联的领袖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统工党的领袖认为自己是人民阵线的领袖们的‘革命顾问’。”
该怎么办呢？“必须公开地、大胆地发动群众，同人民阵线政府斗争。必须在无政府主义工人面前，揭露那些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先生们（他们不过是些寻常的自由主义者）的叛卖行径。必须对斯大林主义——最可恶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行无情的批判。必须力争成为革命群众的领袖，而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顾问。”
即使“共和”军能打败弗朗哥，仍然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其实，这种胜利“必然意味着共和阵营内部将爆发新的内战”。“在这场新的内战中，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能得到大部分工人与半无产者化的农民的信任的革命党，在这样一个革命党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获胜；但是，如果在关键时刻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党，那么共和阵营内的内战就会以波拿巴主义的胜利告终，而这种波拿巴主义与弗朗哥将军的独裁几乎毫无区别，所以说，人民阵线等于迂回迈向法西斯主义。”
托洛茨基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仍和1931年一样，是先锋党的问题，是革命的领导层的问题。所以他才一再批评宁——他在接受杜威委员会[26]质询时说：“他是我的朋友。我很了解他。但我很强烈地批评了他。”他写道：“宁意味深长地宣称‘革命正在倒退’，而他自己也在准备……拔脚溜走。如果宁能够认真反思自己的文章，他就应该明白：如果革命的领袖拒绝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国家就一定会堕入法西斯主义的深渊。在德国是这样，在奥地利也是这样，在西班牙也会这样，而且会来得更快。”
在托洛茨基看来，宁及其朋友对形势的分析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结论发展到底。“宁声称西班牙工人现在仍能通过和平手段夺取政权，他在撒谎。政权已被军方首脑和官僚把持，他们还得到了斯大林党、改良主义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在同工人斗争时，这些先生会向外国资产阶级与苏联官僚求助。在这种情况下，还说什么和平夺取政权，就是在自欺欺人。在同一篇讲话中，宁还提到了有人想缴工人的枪，他建议工人不要交枪。这是个不错的建议。但是，一个阶级想缴另一个阶级的枪，而这个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不愿交枪，这就表明内战即将爆发。”托洛茨基接下来批判了宁的“虚幻”前途：“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激进言辞，都被他的和平夺权的虚幻前途给一笔勾销了。”这就是宁的政策的本质：“这种虚幻的前途，使宁不必从他的激进言辞中得出实际的结论，从而使他能够继续推行中派主义的墙头草政策……统工党的政策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不符合尖锐的形势。统工党的领导层以为自己走在其它政党‘前头’，并对此沾沾自喜。这是何等狭隘！不应向其它政党看齐，而必须向各种事件看齐，向阶级斗争的进程看齐。”
因此，尽管宁讲了不少革命的大话，但托洛茨基并不相信统工党已经有所好转。他写道：“必须无情地同资产阶级舆论一刀两断。必须与包括工团主义领袖在内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决裂。必须走向群众，走进群众的最深处，走向受压迫最重的阶层。不要用胜利会自动到来的幻想去麻痹他们。必须告诉他们实话，哪怕这实话很不中听。必须教会他们辨别资本的形形色色小资代理人。必须教会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必须让自己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必须教会他们建立自己的战斗机关——苏维埃——作为对抗资产阶级国家的工具。”
他问道：“我们能否指望统工党的领导层会完成这一转变？可惜的是，六年的革命历程，已经打消了这种希望。统工党内外的革命派，如果仍然自我局限于向宁、安德拉德与戈尔金[27]等人苦谏（就像他们向拉尔戈·卡巴耶洛和孔帕尼斯等人苦谏一样），那他们也不过是注定要破产的废物。革命派应该到基层去，到工人中间去，反对宁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最后这一点没有得到落实：当统工党即将被打垮时，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列宁主义之声》（Vozleninista）集团——以及它的竞争者《苏维埃》（ElSoviet）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都非常年轻，而且几乎都是外国人）——无论是在统工党内外，都没有手段、也没有时间“走进基层”去批判宁。
五月事件
五月事件不可挽回地中断了各个派别之间的一切争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指使警察解除驻守电话局的工人的武装，这一挑衅行为激起了巴塞罗那工人的自发起义。在托洛茨基看来，“这一事件表明无政府主义者与统工党严重隔绝于工人群众。宁散布的‘无产阶级可以和平夺取政权’的观点，被证明是彻底虚假的幻想”。
在宁看来，五月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反动势力的反扑还没有以政治形式确立下来，以及“工人阶级的怒火积压已久”，最终“激烈地爆发了出来，引发了自发的、混乱的运动，这个运动缺乏具体的前途”。统工党站在了工人一边：“武装斗争的进程、革命工人的冲击力、已经占领的各个战略要地的重要性，这些重要因素使我们本来可以夺取政权。”但他又指出：“我们党只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小派别，承担不起提出这个口号的责任，特别是全劳联和伊无联的领袖又通过巴塞罗那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要求工人群众立刻停止斗争，搞乱了群众的思想。”统工党还指出，在5月7日早晨，当局承诺撤回部队，并且不会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统工党便号召工人停止斗争，回去工作：“由于工人阶级的强烈反应，（挑衅的）企图没有得逞，所以，工人现在应该收手了。”
这份文件是为5月12日的统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起草的，在这份文件里，安德列乌·宁就这个问题写道：“我们自豪地宣称：我们党的态度，为结束流血冲突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使工人运动避免了凶残的镇压。”5月28日，《战斗报》被查封。6月16日，宁自己也被逮捕，并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统工党的政策根本没能使西班牙所有革命派避免凶残的镇压；在五月起义期间，托洛茨基写道：“必须把革命先锋队武装起来，反对国内外无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中的一切暧昧、混乱和模棱两可。无论是谁，只要他不敢站到第四国际的队伍中，同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斗争的话，他就永远没有在关键的战斗中领导工人的勇气。”这句话概括了宁所代表的政治路线在西班牙革命中的表现。
西班牙革命的总教训
于是，尽管他曾为了把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培养成真正的共产主义骨干力量而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尽管他曾在1933年—1935年间在西班牙先进工人中间赢得了扎实的影响，但当革命到来时，托洛茨基却发现自己只能充当评论者——有人说是先知——而这根本不是他想扮演的角色。从这一点来看，我们都应该感激他做出的卓越的分析，这些分析对西班牙的阶级斗争的一些方面作出了完美的解释。
关于内战及其具体方面，他写道：“政治是决定战略的关键因素，这在内战中，要比在普通的战争中更为突出。作为军事统帅，罗伯特·李[28]肯定比格兰特[29]更为优秀，然而废奴政策使格兰特赢得了胜利。在我们的三年内战期间，敌人的军事技术和指挥艺术往往胜过我们，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使我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工人非常清楚自己为何而战。农民犹豫了很长时间，但在亲身体验了两种制度、并加以比较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布尔什维克阵营。在西班牙，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斯大林派，把这个公式塞给了卡巴耶洛：先打赢内战，再进行社会改良。工人群众，特别是农民，看不出内战双方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他们的态度并不积极。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主义必然获胜，因为它拥有军事上的优势。在内战中，大胆的社会改良是最有效的武器，也是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基本条件。”
关于世界的前景：“如果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获胜，法国将落入陷阱之中无法自拔。弗朗哥的独裁会使欧洲大战提前爆发，法国将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迎接战争。无需多言，新的欧洲大战将会流干法国人民的最后一滴血，并使法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整个人类也将遭到沉重的打击。”
关于斯大林主义及其在西班牙革命中的作用，他写道：“斯大林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些符号搬到了西班牙：政治局、政治委员、支部、肃反机关等。但他掏空了社会主义的内涵，使这些符号徒具形式。他抛弃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抛弃了苏维埃——而苏维埃是发挥群众主动性的必要形式。他让资产阶级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技巧。在他狭隘的官僚头脑里，他以为光靠政治委员就能保证胜利。然而捍卫私有产权的政治委员只能保证失败……群众并不缺少英雄主义，具体的革命派也不缺乏勇气，但是群众得不到领导，革命派又遭到了孤立，他们既没有纲领也没有行动计划。比起赢得军事胜利，军方首脑更关心的是打垮社会革命。士兵不信任军官，群众不信任政府；农民袖手旁观，工人疲惫不堪，屡战屡败，士气不断低落。在内战之初，预料到这一切并不是什么难事。既然人民阵线给自己制定的任务是挽救资本主义制度，那它就必然会招致军事失败。斯大林彻底颠倒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他成功地扮演了革命的掘墓人的角色。
“西班牙革命再次表明：要想保卫民主、战胜革命群众，唯有法西斯主义。相反，要想真正战胜法西斯主义，唯有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为了战胜托洛茨基主义（即无产阶级革命），不惜动用格伯乌、不惜动用波拿巴主义的手段去破坏民主。西班牙革命再次——而且是永远地——驳斥了孟什维克的旧理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相互独立、互不相干的历史阶段。莫斯科的刽子手以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这是最全面的结论。必须承认，在过去二十五年里，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革命事件，都完全符合这个结论。
革命先锋党
革命先锋党是俄国革命得以胜利的关键因素，然而，在1936年—1939年，西班牙工人阶级并没有这样的党；托洛茨基认为，革命派未能建设出这样一个革命先锋党，正是西班牙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归根结底，统工党成了建设革命先锋党的主要障碍，尽管它本意并非如此”。它的命运值得我们深思。关于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写道：“必须深入钻研革命的问题，必须得出最终的具体结论。自身的政策必须符合革命的基本法则，也就是要符合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而绝不能迎合各种自称人民阵线的小资产阶级集团的恐惧和偏见。想在革命中抄近路走捷径，就会招致最惨重的失败。害怕遭到资产阶级的孤立，就等于自绝于群众。迎合工人贵族的保守偏见，等于出卖工人与革命。过度的稳健，等于最致命的鲁莽。这就是西班牙最诚实的政治组织——统工党，一个中派主义政党——的毁灭留给我们的主要教训。”
然而，尽管托洛茨基对西班牙革命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由于斯大林在苏联的胜利，他的正确只能从反面体现出来：他要求西班牙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建设革命先锋党，但他们跟德法两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一样，都没能完成这个任务。在当时，他是整个第四国际唯一的化身，他是一个巨人，凭借着自己的思想与大半辈子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主宰着自己的支持者，也让自己的对手心惊胆战。西班牙托派的虚弱无力，以及他们中间的严重分歧，使他们无法把各种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和激进自由派团体（比如“杜鲁蒂之友”）引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只能任其自行发展，所以，与统工党的领导层相比，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的吸引力。有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世界革命的梦想已经过时了，由1917年十月开启的革命时代也已经随之结束了，而托洛茨基还沉浸在这个幻梦之中，并不知疲倦地建设第四国际；难道我们要附和这种结论吗？这个结论，对资本主义统治全世界人类的能力，未免过于乐观了，而从巴塞罗那陷落的悲剧时刻开始，人类的历史就在不断地驳斥这个结论。恰恰相反：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时时刻刻提醒那些想要忘掉过去的人注意这个事实。
托洛茨基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西班牙革命的著作，留给我们的宝贵一课，便是对人类的坚定信念：肩负着人类未来的工人阶级，必将掌握自己的命运，并运用历史的法则，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不相信工人阶级的能力、或不相信工人阶级必须挣脱枷锁、消灭剥削的人，换言之，不相信革命、并因此站到革命的对立面上的人，肯定会宣称建设第四国际的努力是“徒劳的”。相反，不管是谁，只要相信人类不会永远屈服于恐怖的暴政，不会永远屈服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特鲁希略[30]、蒋介石或拉塞尔达[31]，不会永远屈服于集中营、凝固汽油弹和原子弹，不会永远屈服于大屠杀与私刑；不管是谁，只要相信可以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为将来的胜利做好准备；他们就会理解建设国际——世界革命的组织——的重要意义。
这些人会去认真思索托洛茨基在二战前给历史留下的最后警告，并会回想起来：有时候，革命——马克思称之为“历史的火车头”——会让最用心良苦的革命者都措手不及。尽管宁是一个正直的革命者，但他犯下的政治错误，注定了他的破产。当官僚机器正在忙于把革命委员会（如果能把群众发动起来，这些革命委员会本来是能成为真正的苏维埃的）变成空架子的时候，当资产阶级国家依然存在（尽管托洛茨基说它只剩下了一个“鬼影”），并且渴望报复，而且还不乏假社会主义者和假革命者帮助它复活的时候，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存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以担心“遭到孤立”或“落于人后”为借口，去迎合遭到改良主义机关操纵下的群众的偏见，放弃自己的批判，让自己成为被第一波革命浪潮推上台的领袖的顾问，向这些害怕群众的革命行动的领袖苦谏，换言之，不去担任工人和贫农群众的历史利益的忠实代表，不去领导他们干革命。当一个立过大功的革命者，比如安德列乌·宁，犯下这种错误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历史会让好几代人为之付出血的代价。这就是托洛茨基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意见的关键内容，这些意见，是写给一些革命战士看的，这些人可能会以为有什么夺取政权的捷径，或是能用某种东西来代替自觉行动的工人群众的组织。
（发表于《第四国际》第4卷，第1期，1967年4月，第4—17页。）
[1]伊萨克·多伊彻（IsaacDeutscher，1907年4月3日——1967年8月19日），作家、记者与历史学家，生于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地区的赫沙努夫镇（Chrzanów，现属波兰）一个犹太家庭。1927年参加波兰共产党。在三十年代初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而被开除出党。1939年4月流亡英国，此后担任《经济学家》的记者。从1954年到1963年发表《先知三部曲》。1967年在罗马去世。——中译者注
[2]阿尔方索十三世（AlphonsoXIII，1886年5月17日——1941年2月28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1886年继位，1902年正式执政。1931年西班牙爆发了革命，共和派政党在4月12日的市政选举中大获全胜，阿尔方索十三世随即弃位出逃，流亡巴黎，最后死于罗马。——中译者注
[3]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奥尔瓦内哈（MiguelPrimodeRiverayOrbaneja，1870年1月8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于西班牙大贵族家庭，曾参加过摩洛哥、古巴和菲律宾的殖民战争。1911年晋升为准将。1923年9月13日，在西班牙国王阿尔方索十三世和军方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成为军事独裁者，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0年1月，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而辞职，随即流亡巴黎。——中译者注
[4]安德列乌·宁·佩雷斯（加泰罗尼亚语：AndreuNiniPerez；西班牙语：AndrésNinPérez，1892年2月4日——1937年6月20日），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塔拉戈纳省艾尔·文德雷伊镇（ElVendrell）。1917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西班牙共产党。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后参加左翼反对派，回到西班牙后，在西班牙共产党内建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ComunistadeEspaña）。由于在许多问题上与托洛茨基产生分歧，脱离左翼反对派。1935年与毛林一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初参加人民阵线，并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司法部长。1936年12月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1937年6月，在斯大林党的强烈要求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取缔，宁和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被逮捕，并遭到秘密杀害。——中译者注
[5]胡安·安德拉德·罗德里格斯（JuanAndradeRodríguez，1898年2月3日——1981年5月1日），1912岁参加激进共和党的青年团，1914年参加社会党的青年运动，1919年担任社青团机关报《革新》（Renovación）周报编辑。十月革命后支持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率领部分社青团团员成立西班牙人共产党，并当选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西班牙人共产党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火炬》周报编辑，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0年参与建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并负责党的刊物《共产主义》，1935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立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战斗报》(LaBatalla)编辑。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并当选为统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5月的巴塞罗那起义之后，于6月被捕，1938年年底获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0年因参加法国抵抗运动再次被捕，1944年被抵抗运动解救，此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当中进行革命工作。1978年返回西班牙，1981年于马德里去世。——中译者注
[6]华金·毛林·胡利亚（JoaquínMaurínJuliá，1896年1月12日——1973年11月5日），生于西班牙阿拉贡地区维斯卡省波南萨镇（Bonansa），青年时即投身革命，参加了全国劳工联盟，1921年前往莫斯科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回国后当选为全国劳工联盟总书记，随后被捕入狱。获释后在全劳联内成立布尔什维克派组织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SindicalistasRevolucionarios）。1924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负责组建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地区的党组织——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1925年1月再次被捕，1927年获释后流亡巴黎。1930年返回巴塞罗那，后因不赞成斯大林主义，率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同年与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合并，1933年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组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1935年9月，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安德列乌·宁领导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ObrerodeUnificaciónMarxista，POUM），由毛林出任总书记。1936年2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参加了人民阵线，毛林当选为议员。内战爆发时，毛林身陷国统区，在使用假身份前往共和区途中被叛军逮捕，1944年获释后流亡美国，1973年于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7]这里的说法与事实有些出入，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ComunistaCatalano-Balear）本是西班牙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组织，由于反对“第三时期”的极左政策，而在1930年脱离了西班牙共产党，与1928年成立的另外一个加泰罗尼亚共产主义组织——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ComunistaCatalà，该党独立于西班牙共产党）合并，然后在1931年成立了自己的群众组织“工农同盟”（西班牙语：BloqueObreroyCampesino；加泰罗尼亚语：BlocObreriCamperol）。1932年4月，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名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ComunistaIbérica）。——中译者注
[8]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莱梅工作，在不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派，1917年怀着保留意见参加了独立社民党。1918年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动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并发展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思想雏形。1920年4月入选德共中央局并在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年2年取代列维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年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的部长。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流亡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中译者注
[9]杰伊·洛夫斯东（JayLovestone，1897年12月15日—1990年3月7日），本名雅各布·利布施泰因（JacobLiebstein），出身于一个立陶宛犹太人家庭，幼年时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曾参加过社会党。十月革命后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美国共产党的成立活动。1928年曾把左翼反对派开除出美共，1929年他也被开除出党，此后他领导了一个组织上独立的小集团，直到1941年他的小集团解散为止。1941年后卖身投靠反共阵营，积极为反共活动效劳。——中译者注
[10]安杰洛·塔斯卡（AngeloTasca，1892年11月19日——1960年3月3日），生于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库内奥省莫雷塔镇（Moretta）。曾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委员。1919年参与创办《新秩序》杂志，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6年当选为书记处委员，1928年至1929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因支持布哈林而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1926年因被法西斯意大利政府迫害而流亡法国。1935年重新参加意大利社会党，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曾在维希政府内任职，法国解放后被捕，不久获释。1960年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11]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FranciscoLargoCaballero，1869年10月15日——1946年3月23日），生于马德里，1894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918年至1938年担任工人总同盟总书记，1919年参与创建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德·里维拉将军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后，他领导社会党和工总同独裁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任劳工部长。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总理。1939年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2]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凯维多（LuisAraquistáinQuevedo，1886年6月18日——1959年8月8日），曾当过领航员，1915年至1923年担任《西班牙》（España）杂志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社会党，1929年第二次参加社会党。共和国成立后，曾参与起草新宪法。他是社会党左翼的理论家，支持无产阶级专政。1932年3月至1933年5月曾任驻德大使。1936年7月出任驻法大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逐步抛弃革命立场，转向改良立场。——中译者注
[13]安赫尔·佩斯塔尼亚·努涅斯（ÁngelPestañaNuñez，1886年2月14日——1937年12月11日），生于彭费拉达（Ponferrada）一个穷困家庭，当过钟表匠学徒。青年时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工人运动中表现积极，1916年担任《工人团结报》编辑。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2年被当局收买的杀手刺杀，身负重伤。1929年曾短暂担任全劳联总书记，1930年至1932年再次担任总书记。1931年发表《三十人声明》（ManifiestodelosTreinta），严厉批判了伊无联，并因此被开除出全劳联。同年年底创建工团主义党（PartidoSindicalista），1936年参加人民阵线。1937年因病去世。——中译者注
[14]《真理报》（LaVerité）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的机关刊物。——中译者注
[15]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科尔佐夫（МихаилЕфимовичКольцов，1898年6月12日——1940年2月2日），原姓弗里德兰德（Фридлянд），生于基辅一个犹太鞋匠家庭，1917年参加革命，1918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内战结束后成为著名记者，并进入《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曾被派往西班牙担任《真理报》特约记者。1937年返回苏联，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遇害。1954年平反。——中译者注
[16]伦敦局（LondonBureau），全称“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心”（InternationalRevolutionaryMarxistCentre），它是由一些脱离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但又不愿成立第四国际的中派主义团体组成的，因此被戏称为“第三半国际”或“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它的主要成员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西班牙支部）、独立工党（英国支部）、工农社会党（法国支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支部）、挪威工党（挪威支部）、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荷兰支部）等。——中译者注
[17]格兰迪索·穆尼斯（GrandizoMunis，1912年4月18日——1989年2月4日），本名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马丁内斯（ManuelFernández-GrandizoMartínez），生于墨西哥托雷昂市（Torreón）。幼年时随父母移居西班牙。1930年2月参加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并参加了1934年十月起义。在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多数派同第四国际断绝关系后，他与坚持拥护第四国际的少数派一同建立了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SecciónBolchevique-LeninistadeEspaña）。格兰迪索·穆尼斯原本建议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全体参加统工党，成为统工党内的一个派别组织，遭到统工党拒绝，于是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大部分成员便以个人身份参加了统工党，1937年4月5日他们全部被开除出党。此后格兰迪索·穆尼斯参加了1937年五月的巴塞罗那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1938年2月12日被捕。法西斯军队占领巴塞罗那时越狱，潜入法国。1940年春流亡墨西哥，二战后与第四国际书记处产生分歧，1948年脱离第四国际。此后转向左派共产主义立场。1951年潜回西班牙国内，组织工人运动，1952年被捕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57年获释后前往巴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中间进行革命活动。——中译者注
[18]皮埃尔·拉瓦尔（PierreLaval，1883年6月28日——1945年10月15日），1903年参加社会党，一战期间持暧昧的和平主义立场。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之后脱离社会党。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法国战败后，于1940年7月至1940年12月、1942年4月至1944年8月两次任傀儡政府总理。法国解放后被判犯有叛国罪，1945年10月15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19]1914年8月初，一战爆发之后，法国社会党立刻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支持战争，8月4日，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Poincaré）呼吁法国人民实现“神圣的联合”（L'unionsacrée），同日，法国议会任命勒内·维维亚尼（RenéViviani）为总理，组织“神圣联合”内阁，法国各主要党派都参加了这个内阁，社会党人儒勒·盖德和马塞尔·松巴（MarcelSembat）也参加了。本文中的“神圣联合”，是指法国左翼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府相互勾结、放弃国内的阶级斗争、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去充当炮灰的同盟关系。——中译者注
[20]1935年8月初，土伦（Toulon）的码头工人与布雷斯特（Brest）的海军兵工厂工人分别发生了暴动，军警镇压，多人死亡，上百人受伤。——中译者注
[21]让·鲁（JeanRous，1908年11月24日——1985年2月21日）,1928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4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前身），同年八月随共产主义者同盟打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5年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1936年参与创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初率领国际主义工人党少数派打入工农社会党。二战期间积极组织地下抵抗运动，并逐步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4年重新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22]路易斯·孔帕尼斯·乔维尔（LluísCompanysiJover，1882年6月21日——1940年10月15日），生于农民家庭，毕业于巴塞罗那大学。早年即投身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16年当选为加泰罗尼亚区议员。1920年被捕，不久获释。1922年成立拉巴塞雷协会（UniódeRabassaires）。1930年10月再次被捕，1931年获释后在巴塞罗那发动起义，宣告成立共和国。1933年6月至9月担任海军部长。1933年12月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总理，1934年10月发动起义，出任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主席，事败后被判处30年徒刑。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国政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0年8月被捕，9月初被德国秘密警察引渡给弗朗哥政权，10月15日遇害。——中译者注
[23]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ManuelAzañaDíaz，1880年1月10日——1940年11月3日），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AlcaládeHenares）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00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获博士学位。1914年参加改良党（PartidoReformista）。一战期间曾为多家报纸写过文章。1926年组建共和行动（AcciónRepublicana）。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4月14日出任陆军部长，同年10月14日出任总理，1933年9月6日辞职。1934年他将共和行动与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RepublicanoRadicalSocialista）、加利西亚自治共和组织（OrganizaciónRepublicanaGalegaAutónoma）合并为左派共和党（Izquierda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捕入狱，1935年1月获释后，参与组建人民阵线，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总理，同年5月辞职，改任共和国总统。1939年3月，共和国失败后辞去总统职务，流亡法国，1940年10月死于蒙托邦（Montauban）。——中译者注
[24]艾斯凯拉（Esquerra）是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EsquerraRepublicanadeCatalunya，ERC）的简称。这是一个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中译者注
[25]胡安·内格林·洛佩斯（JuanNegrínLópez，1892年2月3日——1956年11月12日），生于拉斯·帕尔马斯（LasPalmas），曾在德国学医，1921年担任马德里大学生理学教授。1929年参加社会党，属于普里耶托的右派。1936年9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财政部长。任上利用边防部队夺回了被全劳联控制的西班牙—法国边境，并在1936年10月把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交给苏联，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1937年5月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后，内格林于5月17日出任总理。1939年3月被卡萨多推翻后流亡国外。1939年至1945年继续担任共和国流亡政府总理。1946年4月23日与另外三十人一同被社会党开除出党。1956年在巴黎逝世。2008年7月5日，社会党第37次联邦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恢复在1946年4月23日被开除出党的胡安·内格林等人的党籍。——中译者注
[26]1937年3月，正当斯大林炮制的莫斯科审判达到高潮之际，为了驳斥斯大林伪造的种种假证，托洛茨基艰难地组织了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旨在进行反审判，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杜威委员会经过长期的细致审查之后作出了裁决：1936年8月和1937年1月的两次莫斯科审判纯属诬陷，托洛茨基无罪。——中译者注
[27]胡利安·戈尔金（JuliánGorkin，1901—1987），本名胡利安·戈麦斯·加西亚—里维拉（JuliánGómezGarcía-Ribera），1921年参与成立列万特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ComunistadeLevante），1929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1933年与毛林一起领导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工农同盟。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再次流亡法国，1935年返回西班牙，参与创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领导统工党机关报《战斗报》的编辑工作。1939年在叛军攻占巴塞罗那前逃往巴黎，随后流亡墨西哥。四十年代末逐步堕落为反共分子，从1953年起参加反共组织“文化自由大会”，积极为反动阵营效劳。——中译者注
[28]罗伯特·爱德华·李（RobertEdwardLee，1807年1月19日——1870年10月12日），美国内战期间南方著名将领，曾任南军北弗吉尼亚集团军司令和南军总司令。——中译者注
[29]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S.Grant，1822年4月27日——1885年7月23日），美国内战期间北方著名将领，1864年起担任北军总司令，并于1865年彻底击败南军。在1869年—1877年当选为美国总统。——中译者注
[30]拉法埃尔·雷奥尼达斯·特鲁希略·莫利纳（RafaelLeónidasTrujilloMolina，1891年10月24日——1961年5月30日），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在1930年—1961年间用残酷的手段统治多米尼加，在1961年遇刺身亡。——中译者注
[31]卡洛斯·弗雷德里科·维尔内克·德·拉塞尔达（CarlosFredericoWerneckdeLacerda，1914年4月30日——1977年5月21日），巴西反动政客，曾于1960年12月—1965年10月任瓜纳巴拉州（Guanabara）州长。——中译者注 |
力争实现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团结！——致联共（布）政治局（1931年4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力争实现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团结！
致联共（布）政治局
（1931年4月24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能否在西班牙建成一个富有威望、能打敢拼的共产党，将决定西班牙革命的命运。而在一个从外部把人为的分裂强加给运动的制度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成功地把所有相近的流派紧密团结在自己身边。党在精心维护队伍团结与行动纪律的同时，也对事关革命的各种重大问题进行了公开而广泛的讨论（三月会议[1]、四月会议[2]、十月起义前夕的激烈论战）。难道西班牙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另有一套办法，能够使他们提炼出自己的整套主张？能够使他们坚信自己立场的正确？只有坚信自己的主张，才能领导人民群众走向决战。
我只举一个例子：在上级指示下，正式的共产党被迫把安德列乌·宁[3]打成反革命，这只会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特别是在共运队伍当中。而在思想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党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共运队伍的进一步分裂与削弱，必然会导致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而西班牙革命的失败，基本上等于墨索里尼式的正宗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这会对整个欧洲和苏联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无需多言。相反，在世界危机远未结束的背景下，西班牙革命的胜利进展，将开创无比广阔的前景。
关于苏联与世界工人运动的一系列深刻分歧，不应妨碍各方在西班牙革命的问题上真诚地落实统一战线。现在还不晚！必须立即停止强行制造分裂的政策，建议——而非命令——西班牙各派共产主义组织尽快召开统一大会，在遵守必要的行动纪律的前提下，统一大会应当保证各个派别都有存在的权利，至少应当允许它们享有布尔什维克各派在1917年曾享有的那种批评自由；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党丰富、政治成熟，是现在的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根本无法相比的。
正式的西班牙共产党一旦理解了它的弱点与它肩负的重大使命之间的反差，并认真地致力于共运队伍的统一，它就会获得革命共产主义者的全力支持；这些革命共产主义者目前分处于不同的组织之中，想必你们也都很清楚，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西班牙革命之外的原因造成的。
为避免节外生枝，本建议以信件形式发出，不公开发表。毫无疑问，西班牙事变的进程，每一天都在提醒人们：共运队伍的团结至关重要。谁执意制造分裂，谁就会沦为千古罪人。
1931年4月24日
列·托洛茨基
原编者按：列昂·托洛茨基同志在1931年4月24日将此信发给联共（布）政治局。由于未收到任何回复，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政策也丝毫没有改变，本文作者便决定将此信公开发表。
本文原名《争取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呼吁》，由莫里斯·卢伊特译为英文，初次发表于《战士报》，第4卷，第13期，1931年7月4日，第1版，中译文系根据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1917年3月27日—4月2日（公历4月9日—1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又称三月会议。这次会议接受了许多妥协派的主张，暴露出了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整体，内部有严重的方向性分歧。
关于这次会议的记录，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bolshevik191703_meeting/Bolshevik191703_meeting_content.htm
——中译者注
[2]1917年4月24日—29日（公历5月7日—1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彼得格勒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又称四月会议。列宁回国后，及时提出《四月提纲》，团结了志同道合者，向布尔什维克内部的积极分子与党外群众耐心解释自己的主张。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布尔什维克初步完成了内部重组，四月会议终于接受了《四月提纲》，把实践方向确认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向，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中译者注
[3]安德列乌·宁·佩雷斯（加泰罗尼亚语：AndreuNiniPerez；西班牙语：AndrésNinPérez，1892年2月4日——1937年6月20日），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塔拉戈纳省艾尔·文德雷伊镇（ElVendrell）。1917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西班牙共产党。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后参加左翼反对派，回到西班牙后，参加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由于在许多问题上与托洛茨基产生分歧，脱离国际左翼反对派。1935年与毛林一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初参加人民阵线，并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司法部长。1936年12月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1937年6月，在斯大林党的强烈要求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取缔，宁和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被逮捕，并遭到秘密杀害。——中译者注 |
加泰罗尼亚联盟（1931年4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加泰罗尼亚联盟
（1931年4月23日）
加泰罗尼亚联盟[1]应当争取参加全国性共产主义组织。加泰罗尼亚工农是西班牙革命的先锋，但是，如果他们不与全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一同前进，当地的革命运动顶多只能再造一个巴黎公社。加泰罗尼亚的特殊地位，给这种假设增添了分量。民族冲突可能会激化群众情绪，没等新的革命形势在全国成熟，加泰罗尼亚可能就已经发生了社会爆炸。假如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在全国性的激昂情绪推动下，不等全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就投入决战，那将是极大的不幸。无论是在巴塞罗那还是马德里，从历史高度来揭示全局，能够——也应该——赋予左翼反对派以力量。
原文收录于《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指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西班牙语：FederaciónComunistaCatalano-Balear；加泰罗尼亚语：FederacióComunistaCatalano-Balear，FCCB）。它本是西班牙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组织，因反对共产国际的极左政策，而于1930年脱离西共。尽管如此，它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官僚中派主义并无原则分歧。它于1932年4月改组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ComunistaIbérica，FCI），然后又在1935年9月29日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ObrerodeUnificaciónMarxista，POUM）。下文中的“加泰罗尼亚联盟”一律指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中译者注 |
共和国政府的镇压措施（1931年4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共和国政府的镇压措施
（1931年4月20日）
俄国二月革命后的政治体制，与当前的西班牙共和制度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深刻的区别：（1）西班牙现在并没有参加战争，你们也就没有争取和平的有力口号；（2）没有工人代表会，更不用说士兵代表会了，从主流媒体的报道来看，甚至看不出这个口号已向群众传播的迹象；（3）共和政府刚一成立，就开始大肆镇压无产阶级左翼，而在二月革命后，由于工兵苏维埃而非自由派政府掌握着枪杆子，这种现象并没有发生。
最后一点对我们的鼓动具有重大意义。二月革命后，俄国在政治领域立即实现了全面的、几乎是绝对的民主。只是由于工兵群众的轻信，资产阶级才能撑上几个月。西班牙资产阶级不仅拥有群众的轻信，还从旧制度那里继承了有组织的国家暴力。而你们并没有彻底的、无条件的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新的市政机关的选举远远谈不上民主。同时，革命时期的群众对各种不平等、对警察的横暴非常敏感。必须充分利用这种情绪。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者目前应当以最彻底、最坚决、最顽强的民主战士的身份亮相出击。
另一方面，必须立即着手建立工人代表会。民主斗争是建立工人代表会的绝佳机会。资产阶级有他们的市政府，我们工人也要有自己的市代表会，以便捍卫自己的权利与利益。
原文收录于《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
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十诫”（1931年4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第二部从共和国到内战
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十诫”
（1931年4月15日）
1、王室失去了权力[1]，却还想反扑。有产阶级依然牢牢地掌握着政权。以共和派起义为基础的共和派—社会党联盟，正在竭力阻止群众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不要相信空话，要看实际行动！首先要逮捕旧制度最重要的领袖及支持者！没收王族及其最忠实的走狗的全部财产！把工人武装起来！
2、现政府的支柱是共和派与社会党，接下来它会用尽一切办法，扩展自己的右翼社会基础，争取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并向教会做出一些让步，尽量让教会保持中立。现政府是剥削者的政府，它的作用是保护剥削者的利益，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这个打着“社会主义”幌子的共和派政府，其实仍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无产阶级只能坚决反对它。
3、社会党的参政，将导致党内工人与领导层发生越来越多的激烈冲突。这给落实统一战线的革命政策提供了大好良机。从现在开始，每一次罢工、每一次游行、每一次工人与士兵的联欢、群众为了使国家真正民主化而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会遭到“法律与秩序”的维护者——社会党领袖的反对，从而加剧党内冲突。所以，共产主义工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与社会党工人、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和无党派工人建立统一战线，并率领他们前进。
4、目前，共产主义工人势单力孤。他们不能指望立即夺取政权。他们暂时还不能把武力推翻共和派—社会党联合政府作为实际任务。盲目蛮干等于自寻死路。工农兵群众将经历一段对“社会主义共和政府”心存幻想的时期，经过这个时期之后，他们才会决然地抛弃这种幻想。不要沉溺于空话之中，而要直面现实，要顽强地为第二次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做好准备。
5、共产主义者在当前阶段的任务，是争取大多数工农兵群众的支持。怎么争取呢？鼓动群众，训练骨干，“耐心解释”（列宁），基层组织。这些工作，都要以群众的经验为基础，共产主义者应该积极帮助群众形成这些经验，也就是要实行广泛而大胆的统一战线政策。
6、共产主义者绝不能与共和派—社会党联盟（或它的任何一部分）做交易，这只会直接或间接地限制、削弱共产主义者进行批评和鼓动的自由。无论何时何地，共产主义者都要反复向人民群众解释：在同保王派反革命战斗时，共产主义者会始终冲杀在最前线，但这种战斗根本不需要同共和派和社会党结盟，因为他们的政策就是要同反动势力妥协，并为反动势力的阴谋打掩护。
7、共产主义者要提出最彻底的民主口号：无产阶级组织的充分自由；地方自治的自由；全体官员均由人民选举；年满十八岁的男女均享有普选权；建立工人民兵，随后还要建立农民民兵；没收王族与教会的全部财产，用于救济人民（首先是救助失业工人、扶助贫农并改善士兵的生活条件）；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
士兵应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利与政治自由。全体军官应由选举产生。士兵不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不是富人的雇佣兵，不是宫廷政变的打手[2]，而是革命公民，是工农的亲兄弟。
8、无产阶级的中心口号是工人代表会。我们必须反复地、不倦地宣扬这个口号，一有机会就要落实它。工人代表会并不等于立即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当然是工人代表会的前途，但是，群众只有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在共产主义者的教育下，才会理解并信服这一前途。目前，工人代表会意味着把无产阶级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力争实现工人阶级的组织统一与政治独立。工人代表会要着手解决下列问题：为罢工筹款；为失业工人提供救济；加强工人与士兵的串联，避免双方发生流血冲突；加强城乡劳动者的联合，巩固工人与贫农的联盟。工人代表会应当吸收士兵代表参加。只有这样做，工人代表会才能成为无产阶级起义的机关，并在起义后成为政权机关。
9、共产主义者必须立即拿出一个革命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的基础，应当是没收财主、特权阶级和剥削者（首先是王族与教会）的土地，以满足贫农和士兵的利益。在具体执行这个纲领时，应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而加以调整。在各省份，都应当根据其经济特色与历史特色，成立一个委员会，在当地革命农民的密切配合下，针对当地的具体情况，起草具体的土地纲领。我们必须倾听农民的心声，并清晰、准确地把他们的心声表达出来。
10、所谓的社会党左派（其中有不少真诚的工人）会邀请共产主义者同他们结盟，甚至是实现组织统一。共产主义者应当这样回答：“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解决具体的任务，我们随时准备同任何团体、任何无产阶级组织并肩战斗。为此我们建议成立工人代表会。各个工人政党的代表，将在工人代表会中就一切急迫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完成一切迫切的任务。考虑到各个工人组织的共同任务，工人代表会是最自然、最开放、最真诚、最健康的工人组织联合形式。我们共产主义者将在工人代表会里宣传自己的口号，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争取让工人群众相信我们的口号与办法是正确的。参加工人代表会的每一个团体，都应当享有充分的批评自由。在落实工人代表会提出的具体任务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始终冲在最前面。”共产主义者应当友善地向社会党工人、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和无党派工人提出建议，同他们进行这样的合作。
共产主义者自身的团结得到确保之后，就能赢得无产阶级和广大贫农的信任；他们将用武力夺取政权，开创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卡迪科伊[3]
1931年4月15日
本文原名《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十诫》，最初发表于《战士报》[4]，第4卷，第11期，1931年6月1日，第1版。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贝伦盖尔上台后，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被迫宣布于1931年4月12日举行市政选举（而非“大选”），在市政选举中，由共和派和社会党组成的竞选联盟大获全胜，而军队也不再支持阿尔方索十三世，阿尔方索十三世见大势已去，便仓皇出逃。西班牙第二共和国遂于4月14日宣告成立。——中译者注
[2]原文为“Praetorian”，本意为罗马帝国的近卫军，在历史上，近卫军曾多次成为宫廷政变的打手甚至主谋，故参照李星同志的译文，译为“宫廷政变的打手”。——中译者注
[3]卡迪科伊（Kadıköy）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市区。——中译者注
[4]《战士报》（TheMilitant）是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LeagueofAmerica，CLA）的机关报，1928年11月15日创刊。1934年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WorkersParty，AWP）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PartyoftheUnitedStates，WPUS）后，《战士报》于1935年1月5日改名为《新战士报》（NewMilitant）。1936年，合众国工人党打入美国社会党（SocialistPartyofAmerica，SPA）后，《新战士报》于1936年6月6日暂停出版。此后，美国托派的机关报暂时改为《社会主义呼声》（SocalistAppeal）。1937年12月31日，美国托派脱离美国社会党，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SWP），正式将《社会主义呼声》作为自己的机关报。1941年2月1日，《社会主义呼声》重新改名为《战士报》。——中译者注 |
直言不讳（1931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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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不讳[1]
（1931年4月12日）
亲爱的同志们：
欣闻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已经开始发行自己的理论刊物《共产主义》（Comunismo），我长久以来的期待终于成真了。我坚信这份刊物将会大受欢迎。西班牙正在经历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智慧被唤醒了，他们正在饥渴地寻找各种问题的答案，他们不是浮光掠影地对待问题，而是要彻底探个究竟。在革命时期，具有历史进步性的阶级总是对理论求知若渴。
除了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理论能够解答西班牙共产主义者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我们还要斩钉截铁地指出：目前，除了左翼反对派，没有任何组织能够就革命的条件、革命的驱动力、革命的前景与目标等问题，给西班牙工人做出真实可信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鉴于中派把持着共产国际，让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服从于特权官僚的利益与需要，禁止对任何问题进行批判性的讨论，严重妨害了无产阶级革命，左翼反对派就要把“直言不讳”作为自己的目标。清晰、明确而精准的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诚实，能使一个革命的派别战无不胜。祝愿《共产主义》在这面旗帜下茁壮成长！
我保证会全力支持你们，首先要最勤奋地同你们合作。我还要介绍全世界的志同道合者一同与你们合作。我前几天刚刚起草了一篇关于苏联的宣言，我马上就把草案寄给你们。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关注西班牙革命的各种问题，我希望西班牙共运的先进分子也能同样关注世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国内问题。
《共产主义》万岁！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万岁！革命的西班牙无产阶级万岁！
本文是托洛茨基同志写给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理论刊物《共产主义》编辑部的贺信，摘自《托洛茨基文集（1928—1940）》法文版第三卷，由康丝坦丝·维斯曼从法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维斯曼的英译文转译。
[1]原文为“tosaywhatis”，直译为“一个东西是什么，就要说它是什么”，中译者原本打算译为“实事求是”，但“实事求是”的英文标准译法为“seektruthfromfacts”，与“tosaywhatis”有着微妙的区别，所以中译者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译为“直言不讳”。——中译者注 |
士兵代表会与工人代表会（1931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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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代表会与工人代表会
（1931年3月13日）
关于士兵代表会，我想写几句。你们是否愿意看见独立的士兵代表会的出现？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必须从一开始就定下明确的行动原则，当然，要留有余地，以便根据实践经验加以修订。
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没有出现士兵苏维埃。只有个别士兵代表参加了工人苏维埃。而在1917年革命中，士兵苏维埃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彼得格勒，士兵苏维埃一开始就同工人苏维埃合并了，士兵代表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内占了上风。在莫斯科，工人苏维埃与农民苏维埃相互独立存在。但这主要是出于组织上的技术原因。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那支人数高达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的大军，是由农民组成的。而西班牙正处于和平时期，同总人口相比，哪怕是同无产阶级的人数相比，它的军队的兵力都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士兵苏维埃是否一定会出现？从无产阶级政策的立场出发，只要出现了工人代表会，我们就愿意吸收士兵代表参加。纯粹的士兵代表会或许只会出现在革命高潮或革命胜利后的阶段。以罢工、抵制国会或参加选举为基础，工人代表会可能（而且应该！）比士兵代表会更早出现。所以，在纯粹的士兵代表会出现之前，工人代表会可能早已吸收了士兵代表。但我还要进一步推导：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倡议成立工人代表会，并通过工人代表会对军队施加影响，也许就能避免成立独立的士兵代表会，避免了士兵代表会被军官野心家而不是革命工人掌握的危险。西班牙军队的小规模和重要性，表明这种前景有可能出现。但另一方面，这支小规模的军队又拥有自己的独立的革命政治传统——这与其它国家大相径庭。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传统会妨碍士兵代表参加工人代表会。
你们瞧，在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把话说死；比较了解内情的同志，恐怕也不会断然宣称要走什么样的路。我宁愿让大家来思考这个具体问题。这些重大问题越早得到广大的先进工人群体的讨论，解决起来也就越容易。无论如何，都应当推动士兵代表参加工人代表会。即使只能取得部分的成功，也是极好的。为此必须及时而细致地研究全军及各军兵种、各部队的情况。
如果你们能够通力合作，制作一份“全国政情图”，用以更准确地判断各地区的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将是大功一件。它应当标出工人区、革命中心、工会与政党组织、农民运动区域和各地警备部队的情况，并指明军中的“红白”力量对比。左翼反对派的人数再少，都应该在各地倡议研究这类问题，以便吸引其它工人组织的最优秀分子参加。这样一来，就能建立起革命的总参谋部的雏形。中央支部必须把这项工作引向落实共运团结的道路。这项准备工作看似“学术化”，但它今后将会具有巨大的——甚至是关键的——意义。西班牙正在经历雷霆万钧的时代，最大的罪过莫过于浪费时间。
原文收录于《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
贝伦盖尔的辞职（1931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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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伦盖尔的辞职
（1931年2月15日）
记得我在信中跟你们谈过一个“假想”：假如抵制运动能够迫使王室屈服或至少是部分让步，那就好了。如今这个假想成真了。贝伦盖尔的辞职，在政治上不会造成太大的直接影响，却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王室的衰落；统治集团的瓦解；上层失去了自信，畏惧、恐慌、害怕人民、害怕革命、害怕明天；为了避免最可怕的结果，他们不惜做出巨大的让步——这就是贝伦盖尔的辞职与国王的有条件投降的深层含义。漂亮！太精彩了！谁也编不出这样的好戏！这一切将会无情地驱除群众心中对权力的盲从。一股自信、坚定与勇猛的浪潮将会席卷千百万人的心灵，温暖他们、鼓舞他们、推动他们前进。
如今革命的总体形势十分有利，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所作为。然而党自身的弱点却拖了后腿。不幸的是，共产党并不是抵制运动的主角，所以它在过去两三个月的抵制运动中没有获得任何重大成果。在暴风骤雨的革命时期，如果党在紧要关头、在新的阶段能够立即提出必要的口号，而这些口号的正确性又很快就被事态的发展所证明，党的威信就会急剧而迅速地提高。……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在前几个星期乃至前几个月里错失了不少机会。但是追悔过去于事无补，必须向前看。革命才刚刚开始。失去的东西，我们可以百倍地赢回。
宪政—议会问题已经成为主流政治生活的中心。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依我看，现在必须大力提倡“革命的立宪国会”这个口号。我们不能“嫌弃”各种具体的民主公式，比方说，让所有年满十八岁的男女均享有普选权。对于西班牙这个南欧国家来说，把普选的门槛定为十八岁，可能还是高了一点。我们必须全力争取青年。……
……建立共产主义各派（包括西共在内）的统一战线，必将成为刻不容缓的重大问题。在接下来的数周、数月内，群众将会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严肃的革命领导层。群众会对共产主义者的内部纷争感到不耐烦。他们将迫使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直到新的事件再次让各派分道扬镳。但我认为，在下一阶段，共运各派完全有可能相互靠拢。与抵制选举问题和其它现实政治问题相仿，主动提倡共运团结的派别将赢得胜利。共产主义左派自己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以便能够发挥带头作用。左翼反对派必须按照正确的组织原则，立刻建立自己的派别组织[1]，即使一开始人数很少也没关系，并出版自己的公报和理论刊物。当然，健全自身并不等于拒绝参加群众组织——组织的健全，就意味着与群众结合；自身组织的健全，又是与群众结合的必要前提。
原文收录于《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派别组织（faction，又译派系）一般指的是成员较为固定、具有较强的组织性、一定程度上还具有自己的纪律的派别；比较松散、仅由在某一问题上持有相同看法的人组成的派别叫“思想流派”（tendency）。——中译者注 |
工人共和国与立宪国会（1931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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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共和国与立宪国会
（1931年2月13日）
无论如何，都不应放弃“工人共和国”的口号。但是，目前这个口号的宣传性大过鼓动性。我们必须向先进工人解释：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工人共和国，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引导农民走上这条道路。除了通过各种过渡性的“试验”（包括议会试验在内），几乎不可能找到能够引导农民支持工人共和国（其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农民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在西班牙，各种道路都已尝试过了，每一条路都走不通。但还剩一条出路：通过革命实现“彻底的”、“充分的”民主，也就是立宪国会。我们当然不会迷恋这个口号。假如事态发展较快，我们就应该及时转换口号。
原文收录于《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
抵制的策略（193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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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的策略
（1931年2月5日）
依我看，你们现在几乎不可能拒绝“革命的立宪国会”的口号。七成以上的西班牙人口是农民。他们会怎样理解“工人共和国”这个口号呢？社会党、共和派还有神父都会向农民挑拨是非：“工人要骑到你们头上，肆意使唤你们！”到时候你们该怎么回答？在这种情形下，我只知道一种回答：我们工人要和农民一起赶走上面任命的大小官吏，还要赶走一切压迫者和他们的打手，在普选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在夺取土地和其它利益的斗争中，我们能引导农民走上工人共和国（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但千万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一个臆断的公式强加给农民。
……共产党没有带头抵制选举，这显然是一大错误。只有领导着革命工人的共产主义者，才能使抵制运动富有勇气与战斗性。尽管如此，抵制选举的情绪，在各反对党中颇为流行，这也是人民内心深处的激昂情绪的反映。最新的报道似乎表明共和派与社会党已经决定抵制选举。假如共产党能及时抨击共和派与社会党，后者就会更难回绝抵制。同时，贝伦盖尔及其政府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3月1日的选举绑在了一起。假如抵制运动能迫使贝伦盖尔做出某种让步——特别是在共产主义者领导着抵制运动的情况下——群众的革命觉悟将会大为提高。
原文收录于《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
实现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1931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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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1931年1月31日）
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者必须重新团结起来。在下一阶段，随着共产主义的影响日渐增强，“实现共运团结”的口号，一定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群众——即使是先进的群众——只会接受由他们的亲身经历考验过的组织分裂。因此，我认为与无政府派工人和社会党工人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必须辅以（以一定的纲领为前提）“实现共运团结“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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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革命（1931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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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革命
（1931年1月24日）
1、旧西班牙
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眼看就要再次断裂，这次轮到了西班牙。那里的革命运动正在迅猛前进，让世界反动势力对短时间内恢复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秩序失去了信心。
西班牙无疑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但它的落后有其特色：光荣的历史给它留下了沉重的包袱。当沙皇俄国还远远落后于西欧邻国，并在它们的压力下缓慢前行时，西班牙却在蓬勃发展，它遥遥领先于欧洲其它国家，并统治了整个南美。国内贸易与世界贸易的高速成长，逐渐克服了各省的封建割据倾向与各民族独善其身的倾向。在这几个世纪里，西班牙王室的力量不断增长，其地位不断加强，这与贸易资本的集中化作用以及西班牙民族的逐渐形成，是密不可分的。
美洲的发现，使西班牙大发横财，大大提升了它的地位，但后来却成了它衰落的原因。重要的贸易航道不再经过伊比利亚半岛。荷兰富裕起来后，脱离了西班牙，成了欧洲霸主，然后英国又把它赶下了宝座，在这张宝座上坐了很久很久。在十六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就开始衰落了。“无敌舰队”的覆灭（1588年），可以说是它的衰落的正式标志。封建主—资产阶级的西班牙，陷入了马克思所说的“可耻的长期的腐化”[1]。
新旧统治阶级——贵族地主、天主教会与王室，资产阶级及知识界——拼命维持往日的光荣，然而他们已经没有了过去的资源。1820年，南美殖民地最终独立。1898年古巴独立后，西班牙几乎丧失了全部殖民地。摩洛哥殖民战争弄得西班牙财尽民穷，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不满。
西班牙经济发展的滞后，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集中趋势。各个城市的工商业衰败了，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变弱了，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各省的相互依赖。这就是资产阶级西班牙至今不能消除几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省份的离心倾向的主要原因。国民经济缺乏财源，国内处处怨声载道，加强了各种分离主义倾向。西班牙的邻国法国通过大革命，战胜了旧的封建外省，最终建立了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与之相比，西班牙的地方割据势力却具有强大的力量。
经济停滞不仅阻碍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也让旧统治阶级更加腐朽。名门显宦的做派依然高傲，身上的披风却往往破烂不堪。教会对农民敲骨吸髓，有时又得忍受王室的掠夺。按照马克思的论断，西班牙的君主制更像亚洲专制（Asiaticdespotism），而不像欧洲的绝对主义王朝（Europeanabsolutism）[2]。这个判断应该怎样理解？人们往往把沙皇专制制度比作亚洲专制，从地理和历史来看，沙皇专制制度要比西班牙的君主制更符合这个判断，但这个判断对西班牙也完全适用。贵族极其迟缓的开化，与简陋的城市中心，是沙皇专制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础；而国家的衰落与统治阶级的腐朽，是西班牙君主制得以形成的基础，这是两者唯一的区别。如果说，新兴的城市对旧的特权集团的反抗，是欧洲的绝对主义王权崛起的原因，那么，旧的特权集团与城市都很虚弱，就是西班牙君主制与沙皇专制制度相对强大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西班牙君主制更接近亚洲专制。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离心倾向都压过了集中倾向，这破坏了西班牙议会制度的基础。政府的压力，是决定选民态度的关键因素：在过去一百年里，政府总是能赢得选举。国会（Cortes）发现自己必须依附于不断变更的内阁，而内阁自然又要依附于王室。政府操纵着选举，而权力掌握在国王手里。离心离德、貌合神离的统治阶级，无法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国家，所以，它就更加需要王室。而王室——它集中体现了整个国家政权的虚弱——虽然时不时被推翻，但它具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总的来说，西班牙的国家政权体制可以叫做衰退的绝对主义（degeneratedabsolutism），被此起彼伏的“兵谏”[3]折腾得够呛。这个体制的衰退、它的绝对主义倾向，以及它对政变的恐惧，在阿尔方索十三世[4]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阿尔方索十三世凭借见风使舵、过河拆桥与背信弃义，一次又一次战胜了临时拼凑的反国王联盟，这与他本人的个性完全无关，只是整个统治体系的特征的反映：阿尔方索十三世在新的条件下，重演了他的祖先费尔南多七世[5]丑恶的历史。
代表集中化倾向的势力，除了王室之外，还有与王室相勾结的教会。天主教至今还是国教。教士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反动势力最顽固的轴心。国家每年都要拨款资助教会，数额高达数千万比塞塔[6]。教团多如牛毛，富得流油，权势滔天。修士修女的人数接近七万，相当于在校中学生的数量，是在校大学生的两倍多。既然如此，文盲率高达45%也就不足为奇了。不难理解，文盲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
在查理五世（卡洛斯一世）[7]时期，强大的西班牙帝国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好处，西班牙衰落后，其后果主要又落到了农民头上。几百年来，农民的日子无比悲惨，许多省份的农民终日在饥饿线上挣扎。时至今日，仍有七成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国家体制的重负，主要由他们来承担。缺地、缺水、沉重的地租、陈旧的农具、落后的耕作方法、高昂的税率、教会的榨取、昂贵的工业产品、农村人口过剩、大量的流浪汉、乞丐、僧侣充斥乡下——这就是西班牙农村的景象。长期以来，农民艰难的处境，引发了无数起义。但是这些血腥的“爆发”没有发展为全国性的运动，只停留在局部，它们染上了多种多样的色彩，而且往往是反动的色彩。总的来说，西班牙的革命是“小革命”，农民起义也是“小战争”[8]。西班牙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游击战传统的国度。
2、军队在政治中的作用
自拿破仑战争后，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股新势力——军官，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年轻一代，从祖先那里继承了衰落的帝国，而他们自己的家业也已大为没落。西班牙饱受地方割据与分离主义之苦，而军队作为代表集中化的力量，自然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王室的后盾，也承载着统治阶级各个集团的不满，首先是它自己的不满：西班牙到处都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向国家要求的第一件事，便是让自己“吃上皇粮”，这种人就是文武官员的主要来源。政府机关、议会和其它机构没有那么多职位，满足不了“上流”社会的不同集团的胃口，由于吃不上皇粮而牢骚满腹的人们，便成了共和派政党的温床，而这些共和派政党跟西班牙其它团体一样，都是善变的。但在这种不稳定的局面下，却往往隐藏着真实而猛烈的怒火，共和主义运动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坚定果敢的革命团体，对它们而言，“共和国”就是救国的神奇口号。
西班牙陆军的总兵力约为十七万人，其中有一万三千名军官，另有海军一万五千人。军方高层一方面充当统治阶级的武器，另一方面又把底层的士兵拉进自己的密谋。这给士兵的独立的政治运动创造了条件。士官曾在以前的多次事变中，在没有军官领导、更有意反对军官的情况下，猛然介入了政治。1836年，马德里卫戍部队的士官发动起义，迫使女王颁布宪法。1866年，对军队中的贵族秩序深感不满的炮兵士官举行了起义。无论如何，在过去的密谋中，主导权仍属于军官。心怀不满的士兵跟着心怀不满的指挥官一起参加了密谋，虽然士兵在政治上盲从军官，但他们的不满，却源自另外的、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
军队中的矛盾，往往与兵种有关。武器越先进，对士兵和军官的知识水平便要求越高，一般来说，知识水平越高，就越容易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骑兵一般拥戴王室，而炮兵有不少是共和派。毫不奇怪，最新式战争机器的操纵者——航空兵站到了革命一边，并把他们的职业所具有的个人冒险因素带了进来。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步兵。
西班牙的历史就是一部革命事变的历史。军事政变和宫廷政变交替上演。在整个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前三十年，政治体制不断变换，内阁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特权阶级有心无力，无法给王室提供足够稳固的支持，结果王室不得不多次向军队屈服。但是，西班牙各省割据的状况，也影响了军事密谋的性质。各种“革命委员会”的窝里斗，不过是历次革命缺少领导阶级的外在体现。这就是王室能够一次又一次战胜革命的原因。然而，在统治秩序获胜后，经过一段时间，周而复始的危机又会剧烈地爆发出来。任何一个执政集团都无法获得稳固的根基。已经枯竭的国民收入，根本满足不了统治阶级庞大的胃口，结果造成了无数困难，每一个执政集团都得与这些困难斗争，然后很快就垮掉了。最后一个军事独裁政权是怎样可耻地垮台的，大家有目共睹：没等军事政变发生，普里莫·德·里维拉就像被钉子扎破的轮胎一样泄了气，灰溜溜地逃走了。
西班牙以往的革命都是少数反对少数的斗争：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为了争抢国家政权这块馅饼，不惜大打出手。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不断革命论”：社会革命在不断的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中，把政权交给最坚决的阶级，让它用政权来消除阶级差别，从而消除发生新革命的可能性。按照这个理解，我们应该指出：尽管西班牙历次革命具有“不断性”，但它们与“不断革命论”毫无相似之处，它们不过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衰老病的反复发作。
当然，资产阶级的左翼，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早就把建立共和国当作自己的目标。出于相同的原因，西班牙大学生跟军官一样，主要来自心怀不满的青年，虽然他们人数不多，却在国家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天主教反动势力的统治，点燃了大学里的反教权之火。然而，大学生无法建立一个政治体制。西班牙共和派上层领袖的社会纲领是非常保守的：他们把今日这个反动的法国当成自己的理想，盘算着共和国建立后自己就能大发横财；他们根本不打算、也根本不可能走上法国雅各宾派的道路：他们害怕群众，远甚于厌恶王室。
西班牙资产阶级社会的一道道隙缝里，挤满了统治阶级的破落户，人数众多的他们渴求升官发财；而在社会底层的隙缝里，也挤满了人数众多的游民无产者，他们是跌落到阶级社会最底层的可怜人。衣着光鲜的破落户与衣衫褴褛的破落户，构成了社会的流沙。革命越是找不到真正的支持动力和政治领导，这个游民群体对革命的威胁就越大。
普里莫·德·里维拉六年的独裁统治，死死压住了一切不满与反抗。然而独裁政权自己也染上了西班牙王室的不治之症：它虽然比任何单个阶级都要强大，却无力满足国家的历史需要。结果，在第一波革命浪潮涌起之前，军事独裁这艘大船就被财政暗礁和其它障碍给撞碎了。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倒台，让各种仇恨和希望释放了出来。于是，革命的“看门人”贝伦盖尔将军便粉墨登场了。
3、西班牙无产阶级与新的革命
在这场新的革命中，我们一眼看去，就能发现过去历次革命中的老角色：背信弃义的王室；既厌恶国王却又在他面前俯首帖耳的各种保守派与自由派团体；随时准备叛卖的共和派右翼与随时准备冒险的共和派左翼；正在策划密谋的军官，其中有些人想要建立共和国，有些人想趁机加官进爵；心怀不满的大学生，他们的父辈正警惕地盯着他们；最后是正在罢工的工人，他们分散在不同组织之中；还有正在拿起干草叉——甚至是枪——的农民。
但是，如果认为目前的革命危机还会走上老路，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过去几十年里，特别是在世界大战期间，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当然，时至今日，西班牙仍处于欧洲末流，但它的采矿业和轻工业已经有所发展。在大战期间，煤矿、纺织和水电等行业均有较大进展。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工业中心和工业区。这创造了新的力量对比，并开创了新的前景。
工业化的成就并没有让国内矛盾得到丝毫缓和。西班牙在大战期间保持中立，滚滚而来的战争订货，使工业在大战中蓬勃发展，然而大战结束后，国外订单骤减，造成了新的困难。西班牙不仅失去了国外市场——它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甚至还不如战前（战后为1.1%，而战前为1.2%）——外国产品还如潮水一般涌入，为了保护国内市场，独裁政权不得不筑起了欧洲最高的关税壁垒。高关税导致高物价，进一步降低了人民本已贫弱的购买力。因此，战后的西班牙工业始终半死不活，这一方面表现为长期的失业，另一方面表现为尖锐的阶级斗争频繁爆发。
英法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扮演过的角色，西班牙资产阶级也想扮演，然而，与十九世纪相比，它越发没有胆气来要求扮演这个角色了。西班牙的大工业资产阶级出现得太晚，又高度依赖外国资本，像吸血鬼一样吸食人民血汗的它，不可能充当“民族”领袖同旧的特权集团作斗争，哪怕只是短短一段时间都做不到。银行家、工业家、大地主、王室与文武高官既狼狈为奸，又相互暗中拆台，这帮反动势力中最反动的一个团伙，便是敌视人民的工业巨头。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最重要的支持者，就是加泰罗尼亚的工业资本家，仅此一例便足以说明问题。
但是，工业的发展，也让无产阶级得到了巩固，并加强了它的力量。在二千三百万人口——如果算上移居国外的侨民，这个数字还会更高——当中，有近一百五十万人在工业、商业和运输业中工作，农业工人的人数大致与此相当。在一个能够亲手解决革命问题的阶级出现前，西班牙的社会生活总是在一个怪圈内来回打转。西班牙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急剧地改变了形势，开创了新的前途。要正确理解这一点，首先要明白：大资产阶级确立了主宰经济的地位，以及无产阶级的政治分量的加强，使小资产阶级彻底失去了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的可能性。
从目前的革命震荡中，能否产生出一场真正的革命，对国家实行彻底的改造？由此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西班牙无产阶级能否掌握民族生活的领导权？在西班牙民族内部，只有它有权要求扮演这个角色。而且，俄国的历史经验已经足够清楚地证明：在一个半封建关系盘根错节的落后农业国，被大工业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具有说一不二的强大实力。
当然，早在十九世纪，西班牙工人就已经积极参加了多次革命，但它当时总是给资产阶级打下手，只能起到次要的辅助作用。在二十世纪头二十五年里，工人在革命中的角色越发独立。1909年的巴塞罗那起义，显示出了加泰罗尼亚青年无产者拥有何等的力量。其它地方接连发生了以起义告终的罢工。1912年，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工业区变成了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战场。西班牙工人迅速适应了形势，发动了自己的队伍，展现出了改天换地的大无畏气概，勇敢地发动了进攻。
战后——确切地说是俄国革命后的头几年（1917—1920年），西班牙无产阶级经历了一系列伟大的斗争。1917年爆发了革命总罢工。这次总罢工及随之爆发的一系列运动的失败，为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的建立提供了条件。独裁者的倒台，使西班牙人民未来的命运再次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旧统治集团的怯懦诡计，与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软弱哀叹，充分暴露了它们不可能成为救星；而工人却通过一系列英勇无畏的罢工，大声向人民宣告：我们来了！
自命学识高深的欧洲资产阶级“左派”记者断言，这是法国大革命的重演，它迟到了差不多一百五十年；社民党人也随声附和。跟这帮人解释革命，简直就是对牛弹琴。西班牙尽管落后，却早已超越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工业、一万六千公里的铁路、五万公里的电报线路，都是远比历史回忆更为重要的革命因素。
英国的《经济学人》（TheEconomist）周刊试图对西班牙事变做出更深入的分析，它写道：“我们的印象是，它更像1848年和1871年的巴黎，而不像1917年的莫斯科。”然而，1871年的巴黎公社，却是从1848年迈向1917年的重要一步。此文作者提出的这个对立毫无根据。
L·塔尔昆[9]去年发表在《阶级斗争》[10]上的文章更为严肃深刻：“依靠农民群众的支持，（西班牙）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夺取政权的力量。”他认为革命的前途应该是这样的：“革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勇敢地开创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个问题就应该——也只能——这样来提出。
4、革命的纲领
目前，斗争的正式口号是“成立共和国”。然而，慑于革命的进展，保守派和自由派，还有统治阶级中的共和派将会投靠保王派阵营。
在1854年革命中，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利奥[11]写道：“我们要力争挽救王室，但要清除使王室蒙羞的奸臣。”当代的罗马诺内斯[12]等人深化发展了这一伟大思想。然而王室不可能没有奸臣，特别是在西班牙！……当然，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有产阶级可能会为了自保而抛弃王室（就像1918年的德国一样！）。不过，马德里的王朝虽然已在苟延残喘，却很有可能撑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那一天才断气。
“成立共和国”这个口号，自然也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但是，对无产阶级而言，不能把这个口号理解为用总统来取代国王，而应该理解为彻底扫除整个社会的封建残余：第一步就是要解决土地问题。
西班牙农村的各种关系，勾勒出了一幅半封建剥削的图景。农民的贫困（特别是在安达卢西亚和卡斯蒂利亚），地主、官府与豪强[13]的重重压迫，逼得农业工人和贫农多次公开造反。不过，这是不是说，西班牙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革命，清除社会关系中的封建残余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只是说，西班牙的具体国情，决定了资本主义只能通过半封建形式剥削农民。用革命武器来对付西班牙中世纪的残余，就意味着铲断资产阶级统治的根基。
为了使农民摆脱局部抗争的狭隘与反动偏见的影响，无产阶级必须拿出一个明确的革命民主纲领。缺地、缺水，以及地主的层层盘剥，使没收私有地产分给贫农成为了最关键的问题。沉重的税赋、庞大的国债、官僚的掠夺，以及非洲殖民战争的开销，使建立廉价政府的问题成为了当务之急，然而，无论是大地主、银行家和工业家，还是自由派名流，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劳动群众自己才能做到。
由于教士的统治地位，以及教会财产的存在，必须提出这样的民主任务：实行政教分离，解除教会的武装，把教会的财产分给人民。只要农民相信，世俗化之后，以往拨给教会的预算，还有教会自己的财产，都会被用于扶持穷困不堪的农村——而不是落入自由派政客的腰包——那么就连最迷信的农民，都会支持这些重要措施。
各种分离主义倾向的存在，使革命必须面对“民族自决”这一民主任务。在军事独裁时期，这些分离主义倾向表面上都加强了。然而，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的“分离主义”，不过是它同中央政府联手对付加泰罗尼亚人民和西班牙人民的伎俩；而工农大众的分离主义，只是他们给自己的造反披上的一件外衣。对于这两种分离主义，必须加以明确区分。但是，为了正确地区分被压迫民族之中的工农群众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先锋队就必须在民族自决问题上采取最勇敢、最真诚的立场。如果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决定彻底脱离西班牙，工人阶级就应该完全而充分地维护他们的独立权利。当然，这绝不是说先进工人应当推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独立。相反，国家经济的统一，与民族区域的充分自治结合起来，就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给工农群众带来巨大优势。
在新建立的军事独裁的帮助下，王室会阻止革命继续发展，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此类尝试不会获得重大而持久的效果。人们对普里莫·德·里维拉依然记忆犹新。旧的独裁留下的伤口还未痊愈，新的独裁一旦建立，等于给伤口上撒盐。就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阿尔方索十三世很想这么干：他正在焦急地搜罗“勤王义士”，然而无人挺身而出。新的军事独裁的垮台，将会给王室和国王本人造成重大打击，也会给革命带来巨大的推力，工人阶级就会对统治阶级说：“游戏结束了，先生们！[14]”
西班牙革命能否跳过议会民主制的阶段？理论上有可能。革命运动如果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强大的力量，统治阶级就会没有时间和余地来实行议会民主制。然而这种假设不大可能实现。西班牙无产阶级虽然拥有一流的斗争素质，却缺少一个深孚众望的革命先锋党，也缺乏苏维埃组织的传统与体验。此外，西班牙共产主义者不但人数不多，而且还不团结。没有一个公认的、清晰的纲领。然而议会问题已经提上了日程。既然如此，就应该承认：革命将经历议会民主制的阶段。
1905年的俄国工人成功抵制了布里根[15]的杜马，使它最终流产[16]；对于贝伦盖尔的无实权国会[17]，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抵制策略。至于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抵制策略，要由具体的力量对比来决定。但是，先进工人在抵制贝伦盖尔国会的同时，还要针锋相对地提出“革命的立宪国会”的口号。我们必须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左派”的“立宪国会”口号的虚伪——他们其实只想跟旧统治阶级与特权集团讨价还价，让国王和贝伦盖尔恩赐一个“妥协国会”。工人、农民与士兵的成功起义，将建立起革命政府，只有它才能召开真正的立宪议会。我们既可以、也应该用“革命国会”来反对“妥协国会”；在当前阶段，我认为不宜反对“革命国会”的口号。只有最可悲、最死板的教条主义者，才会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各种革命民主口号（成立共和国、土地改革、政教分离、没收教会财产、民族自决、革命的立宪议会）对立起来。在群众能够夺取政权之前，他们必须在无产阶级先锋党的领导下，把自己团结起来；无论是争取民主代表制度的斗争，还是在革命的某一阶段参加议会选举，都对促成工农群众的团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斗争中，“武装工农”（建立工农民兵）的口号，一定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现阶段，这个口号必须同保卫工农组织、保护土地改革、保障选举自由、协助人民预防反动政变等问题紧密联系起来。
激进的社会立法纲领（失业保障、让富有阶级承担税赋的重担、免费全民教育及类似措施）虽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架，但也应写在无产阶级先锋党的旗帜上。
除了上述要求之外，还必须提出新的过渡要求：将目前全部为私人所有的铁路彻底国有化；将西班牙的矿产资源全部国有化；将银行国有化；工人监督工业；最后是由国家调节工业。这些要求，是把资产阶级体制改造为无产阶级体制的预备动作，随着银行和工业的国有化，这些措施将与计划经济体系结合起来，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
民主口号、过渡口号和纯社会主义口号的搭配运用，只有迂腐学究才会对此大惊小怪。历史社会的构造是矛盾的，它必然充满了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而把不同性质的口号结合起来的纲领，便是对这种矛盾的反映。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解决一切矛盾和任务的关键，固然是正确的，但还远远不够。就算无产阶级先锋队已经认定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能够结束西班牙的腐朽，依然需要一个准备过程：必须以无产阶级先锋队为核心，把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以及广大的农村劳动群众凝聚起来。只有按照巴库宁[18]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社会革命的人，才会空喊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却排斥正在推动人民走向起义的各项历史任务。要想毁灭革命，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无需多言，这些民主口号绝不等于让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共和派靠拢。正相反，它们可以揭露资产阶级左派的的反民主性质，为战胜资产阶级左派创造条件。无产阶级先锋队越是勇敢、坚决而无情地为实现这些民主口号而斗争，就能越快获得群众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与社会党改良主义派的生存空间也就越小，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分子就会越加忠诚地投靠我们，群众也就会越来越把民主共和国当成工人共和国。
理论公式在得到正确的理解之后，要把它变为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就必须结合群众的经验、要求和需要，使群众在思想上掌握这些理论公式。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纠缠于细枝末节，不能分散群众的注意力；必须用一系列简明而清晰的口号来表达革命纲领，并结合斗争的具体动态来及时调整口号。这才是革命的政策。
5、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在西班牙事变刚开始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层仍然跟以前一样，没有对它予以足够重视，不久之前，拉丁地区的“领导”曼努伊尔斯基[19]还宣称西班牙事变不值得关注。还是老样子！他们在1928年宣称法国即将爆发革命。长期以来他们总是在葬礼上奏喜乐，到参加喜宴的时候，他们就只能奏哀乐了。他们要是不这么做，就等于背叛自己。尽管西班牙事变并没有被列入“第三时期”[20]的日程表，但它还是发生了，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于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们就只好闭紧嘴巴：这样做要谨慎得多。然而，在十二月事变[21]之后，他们就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了。拉丁地区的这位领导再次严格遵循自己的传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12月17日的《真理报》上面那篇文章便出台了。
这篇大作认为，贝伦盖尔独裁政权和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都是“法西斯制度”。墨索里尼、马泰奥蒂[22]、普里莫·德·里维拉、麦克唐纳[23]、蒋介石、贝伦盖尔、唐恩[24]——统统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反正有现成套话可用，干嘛费力去思考呢？他们不如把阿比西尼亚国王也塞进“法西斯”队伍里，这个队伍才算完整。《真理报》还告诉我们，西班牙无产阶级不但“正在越来越快地接受西班牙共产党的纲领和口号”，而且已经“认识到了自己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苏联驻巴黎的官方记者报道说，西班牙已经出现了农民苏维埃。众所周知，在斯大林派领导下，（中国！）农民最先接受和实现了苏维埃制度。既然在正式的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已经“认识到了自己在革命中的主导作用”，农民也已经开始建立苏维埃，那么西班牙革命便可以说是稳操胜券了——然而，斯大林和曼努伊尔斯基一面在《真理报》上表现自己的总路线的总浮夸与总轻率，一面随时准备翻脸痛骂自己在马德里的“执行者”歪曲了总路线。这些“领导”已经被自己的政策败坏得不可救药，他们什么都学不会！
实际上，尽管革命正在大步前进，革命的主观因素——党、群众组织和口号——却严重落伍，跟不上革命运动的要求，主观因素的落后，构成了当今的主要危险。
罢工浪潮正在半自发地传播开来，它有时会遭受损失，有时会被打败，有时会一无所获，但它是革命的一个绝对必要的阶段，是群众觉醒、动员与投入斗争的阶段。要知道，参加运动的不只是先进工人，更是全体群众。罢工的不光是工厂工人，也有作坊工人、司机、面包师、建筑工人、水利工人，直至农业工人。老将借此锻炼筋骨，新兵借此学习经验。通过罢工，阶级的自觉性开始成长。
在目前阶段，自发性是革命运动的力量，但将来有可能变成革命运动的弱点。将来的革命运动如果仍然放任自流，没有明确纲领，没有自己的领导层，那它是不会有前途的。夺取政权是最最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最猛烈的工潮都无法解决的，况且现在的工潮还是分散的。在未来数月的斗争中，如果无产阶级感觉不到自己正在透彻理解本阶级的任务与方法，如果无产阶级感觉不到自己的队伍正在日益巩固与壮大，那么崩溃将不可避免。目前的运动，使广大的阶层头一次奋起投入斗争，崩溃会让他们再度消沉下去。先进工人在失去脚下的根基后，打游击、搞冒险的情绪会重新抬头。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城市贫民不会找到有威信的领导层。被唤起的希望，很快就会变成失望与愤怒。曾在1920年秋季的意大利上演过的一切，将会在西班牙重演。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并不是法西斯制度，而是典型的西班牙式专制：以部分有产者为靠山的军事独裁；但是，在上述条件影响下——革命党的消极无为与犹豫不决，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将会在西班牙站稳脚跟。心态失衡、满腔愤怒、陷入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将会沦为大资产阶级的俘虏，为大资产阶级充当镇压无产阶级的马前卒。当然，这种情况离我们还比较远，但必须抓紧时间，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资产阶级左翼——军官、大学生、共和派——能领导革命运动走向胜利，这种毫无结果的胜利也与失败无异。前面讲过，西班牙共和派完全立足于现有的财产关系之上，根本不能指望它会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取消天主教会的特权或整顿昏庸腐败的官场。保王派的奸臣将被换成共和派的奸臣，我们得到的只会是1873—1874年那个短命而毫无结果的共和国的翻版[25]。
社会党的领袖成了共和派领袖的跟班——这并不稀奇。社会党昨天还跟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勾肩搭背，今天又跟共和派称兄道弟。社会党没有、也不可能有独立的政策，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参加一个稳固的资产阶级政府。只要能让他们参政，哪怕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们都不会拒绝同王室和解的。
但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右翼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这方面，十二月事变既是重要的经验，也是严峻的警告。
诚然，全国劳工联盟[26]凝聚了最有战斗性的无产者。这是经年累月的大浪淘沙的结果。每个先进工人，特别是共产主义者，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巩固全劳联，并将其转变为真正的群众组织。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开展工作，不倦地揭露改良主义领袖的叛卖行径，号召成立统一的工会大联合会，也对此大有助益。革命的条件，将给这种工作带来极大的推动力。
但是，无政府工团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作为一种革命方法，是没有前途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没有革命的纲领，也不理解先锋党的作用，它让无产阶级解除了思想武装。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政治，直到被政治掐住喉咙，然后他们就把政治舞台让给了阶级敌人。十二月事变就是如此！
如果社会党在革命中成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它只会做一件事：把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到手的政权交给共和派，然后共和派又把政权还给原来的主人。伟大的生育将以流产告终。
只有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偏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才有可能领导革命。帮助他们摆脱偏见，是我们的义务。一部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将会投靠社会党，或是被革命踢开；而真诚的革命派将会与我们站在一起。与大多数社会党工人一样，无政府派群众将会拥护共产主义者。
在革命形势中，群众学得很快，这是革命的优势之一。群众的进步，必然会在社会党和工团主义当中引发分化与分裂。在革命过程中，我们肯定要与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就具体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会忠实地履行这些协议。但是，如果这些协议里掺杂了模棱两可、躲躲闪闪和虚伪不一等性质，那将是致命的。即便是共产主义工人同无政府主义工人并肩战斗的时候，也绝不能模糊原则上的界限，绝不能隐瞒双方的分歧，也绝不能放松对盟友的错误原则立场的批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革命继续前进。
6、革命代表会与先锋党
12月15日，大小城市的工人一同走上街头，证明了无产阶级是多么渴望统一行动。由于他们自己并没有一个声音足够大的“信号员”，所以他们借用了共和派的信号。这次运动虽然受挫，群众却没有消沉颓唐。群众把这次运动当做经验、学校和热身，这是革命高涨的最明显的迹象。
要想走上革命的大道，无产阶级急需一个组织：它要超越无产阶级的任何政治、民族、地区和工会的界限，并符合当前的革命斗争的潮流。这样一个组织，要经工厂工人、作坊工人、矿山工人、企业职员、铁路与海运工人，还有城乡无产者经民主选举产生，它只能是苏维埃。蜕变官僚给世界革命运动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它在思想上毒害了许许多多的人，使他们误以为苏维埃只是准备起义的组织，只有在革命前夜才能成立。真实的苏维埃是在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高涨之时成立的：此时虽然还远不到武装起义的时候，但已需要一个广泛的、富有威信的机关，来领导席卷了各个企业、各种行业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在革命的准备阶段，苏维埃必须在工人阶级当中打下牢固的基础，才能够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当然，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十三年之后，“苏维埃”这个词的意思，已经与它在1905年或1917年初的意思不太一样了，在那些时期，它还不是政权机关，只是工人阶级的斗争组织。Junta[27]一词，与西班牙的整个革命历史紧密相连，它是表达这个思想的最佳词汇。西班牙工人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工人junta（工人代表会）。
就无产阶级目前的情况来看，工人代表会意味着由共产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社会党人与无党派罢工领袖共同组成的机关。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人会在多大程度上参加工人代表会的活动呢？外人难以预料。如果共产主义者能够有力地倡导建立工人代表会，那么，在革命运动的强力推动下，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或许还有一部分社会党人，肯定会走得越来越远。在群众的压力下，赞成建立工人代表会的各派共产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人可以、而且应该就工人代表会的各种具体问题（代表的比例、选举的时间与方法等）进行磋商，达成协议。当然，在斗争中的每一个阶段，共产主义者始终都要在鲜明的纲领旗帜下开展工作。
与斯大林主义的最新理论相反，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农民苏维埃——作为选举机关——不太可能大量出现。在革命的准备时期，农村会迅速出现各种形式的组织，它们不以选举为基础，而以个人选择为基础：农会、贫农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农业工人工会等等。但是，在革命的土地纲领的基础上，推广农民代表会的口号，已经成为了当务之急。
如何正确地提出士兵代表会的口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由于军事组织自身的特点，士兵代表会只有在革命危机的最终阶段，也就是国家政权对军队失去控制的时候才会出现。在准备时期，它还只是一种秘密组织（革命士兵小组、地下党小组等），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工人与个别士兵的私下联络。
1930年12月的共和派起义，必将作为革命斗争的分水岭而载入史册。共和派左翼拉拢了工人组织的上层领袖跟他们一起举行起义，让没有武装的工人给共和派主唱充当伴唱。这场“演唱会”彻底暴露了军官密谋与革命罢工的不相容。既然暴动密谋的主旨是用一个兵种来对抗其它兵种，那么政府就能在军队内部找到足够的力量把暴动镇压下去。而暴动被镇压下去后，没有独立目的和阶级领导的罢工也就只能草草收场了。
军队的革命作用，不在于它是军官密谋的工具，而在于它是掌握武装的一部分人民；在斗争过程中，工农群众将最终决定军队的作用。革命罢工要想胜利，工人就一定会与军队正面交锋。在这种交锋中，政治因素压倒了纯军事因素。争取士兵群众的唯一方法，就是向他们指明革命的社会任务。但是军官害怕的恰恰就是这些社会任务。目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把目光转向士兵，要在各个团队中，把觉悟的、勇敢的士兵组成革命小组。共产主义者在军队中的活动，必须在政治上服从于党在无产阶级与农民中间的活动，只有拿出一个明确的纲领，这种活动才能开展下去。不过，当决战时刻到来时，人多势众、力量强大的工人，必须促使大批士兵转向人民，至少也得使他们保持中立。在总罢工和起义即将爆发的时候，这种广泛的革命，并不排斥由同情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官兵发动的军事“密谋”。但这种“密谋”绝不是“兵谏”：它具有技术性质，目的是保证无产阶级起义的胜利。
为了解决这些任务，需要三个条件：先锋党、先锋党、还是先锋党。
现存的各个共产主义组织和团体，它们之间的关系会怎样变化，它们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外人难以判断。实践将说明一切。在重大事件中，各种思想、各个组织与个人都将受到确切无疑的考验。如果共产国际的领导层依然一事无成，只会滥发“圣旨”，把错误的政策塞给西班牙工人，在他们中间制造分裂的话，真正的西班牙共产党就会在共产国际之外诞生和壮大。无论如何，都要建立一个统一、集中的党。
工人阶级绝不能按照联邦制原则来建设自己的政治组织。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共产党——它不是未来的西班牙国家制度的雏形，而是粉碎现存制度的战斗基地。这个党的组织原则只能是民主集中制。工人代表会将成为一个广阔的竞技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政党和团体都要受到广大群众的仔细考验。社会党和一部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事实上与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为了同这种行径作斗争，共产主义者要打出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只有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让无产阶级获得它必需的城乡被压迫群众的信任。只有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才能实现革命的统一战线。工人代表会必须要由一个先锋党来领导。没有坚强的领导层，工人代表会就只是徒有其表的组织形式，不可避免地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庸。
西班牙共产主义者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全世界的先进工人将热切关注这场革命大戏，迟早有一天，革命不仅需要他们的同情，更需要他们的共同行动。时刻准备着！
王子群岛
1931年1月24日
根据莫里斯·卢伊特翻译的英译文转译，原文刊载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反对派）印发的小册子《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革命的西班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十卷，第461页。
此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ia-chinese-marx-185408-11.htm——中译者注
[2]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这两个概念分别被译为“亚洲的政体”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
“……因此西班牙的君主专制同欧洲的一般君主专制只有纯粹表面上的相似，其实，它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同上，第462页）。——中译者注
[3]“兵谏”的原文为pronunciamiento，本意为“宣言”。由于西班牙陆军在西班牙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西班牙陆军在发动政变时，往往只需要公开发表一个宣言，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立场，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完成政变，故将其译为“兵谏”。——中译者注
[4]阿尔方索十三世（AlphonsoXIII，1886年5月17日——1941年2月28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1886年继位，1902年正式执政。1931年西班牙爆发了革命，共和派政党与社会党组成的竞选联盟在4月12日的市政选举中大获全胜，阿尔方索十三世随即弃国出逃，流亡巴黎，最后死于罗马。——中译者注
[5]费尔南多七世（FernandoVII，1784年10月14日——1833年9月29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1808年，法军入侵西班牙后，于3月19日让他继位，同年5月6日又逼迫他退位，并将他扣留在法国。1812年，西班牙通过了一部自由主义宪法，但费尔南多七世在1813年12月11日复辟后，废除了这部宪法。他在位期间，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纷纷独立。他在临死前修改了继承法，允许他的女儿伊萨贝尔二世继位，而没有把王位传给他的弟弟唐·卡洛斯，结果导致了长期的卡洛斯战争。——中译者注
[6]按照1930年的汇率，1比塞塔约合0.116美元。按照1972年的汇率，1比塞塔约合0.015美元。——编注
[7]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V，1500年2月24日——1558年9月21日），在西班牙叫做卡洛斯一世（CarlosI）。曾任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罗马国王、卡斯蒂利亚与雷昂国王、阿拉贡国王、西西里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在他统治下，西班牙进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中译者注
[8]英语中“guerilla”（游击战）一词即源自西班牙语，本意为“小战争”。——中译者注
[9]L·塔尔昆（L.Tarquin）是安德列乌·宁的笔名之一。——中译者注
[10]《阶级斗争》（LaLuttedeClasses）是法国左翼反对派的理论月刊。——编注
[11]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利奥（AntonioCánovasdelCastillo，1828年2月8日——1897年8月8日），生于马拉加，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律。曾积极参加1854年革命，并为革命起草了《曼萨纳雷斯宣言》（ManifiestodeManzanares）。此后曾当过外交官和加迪斯省长，1864年出任内务大臣，1865年至1866年任殖民地大臣。1868年革命后，积极参加了复辟波旁王朝的活动。187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曾六次出任首相。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对革命运动实行铁腕镇压，最终在1897年被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米凯莱·安吉奥利洛（MicheleAngiolillo，1871—1897）刺杀。——中译者注
[12]阿尔瓦洛·德·菲格洛亚·托雷斯—索托马约尔（ÁlvarodeFigueroayTorres-Sotomayor，1863年8月9日——1950年10月11日），罗马诺内斯伯爵（condedeRomanones），比利亚梅霍尔（Villamejor）侯爵之子。1884年毕业于马德里中央大学，1894年出任马德里市长。曾十七次出任内阁大臣，1910年至1912年出众议院议长，1912年至1913年、1915年至1917年、1918年至1919年三次出任首相，并于1923年短暂担任参议院议长。——中译者注
[13]“豪强”的原文为cacique，本意是指生活在西班牙殖民地的土著居民的酋长，后来逐渐演变为称霸一方的豪强之意。由此产生的caciquism一词，是指地方豪强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当地政府相互勾结，在地方上只手遮天、鱼肉乡里的政治形态。——中译者注
[14]原文为法文“Faitesvosjeux,messieurs!”，直译为“请下注，先生们！”。——中译者注
[15]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维奇·布里根（АлександрГригорьевичБулыгин，1851年8月18日——1919年9月5日），生于梁赞省一个地主家庭，1871年毕业于帝国法学院，随后进入司法部工作。1905年1月20日出任内务大臣，并于同年8月19日宣布召开国家杜马，但由于工农群众的强烈抗议，布里根于同年10月17日下台。1919年被梁赞省契卡处决。——中译者注
[16]布里根当上内务大臣后，于1905年8月19日宣布将于1906年召开国家杜马，但这个杜马是一个纯咨询性机构，无权通过任何法律。在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下，工农群众积极抵制布里根，最终迫使沙皇于1905年10月17日宣布将召开具有立法权力的杜马，布里根也于10月20日被撤换，布里根杜马便随之流产。——中译者注
[17]普里莫·德·里维拉发动政变上台后，宣布暂停宪法，解散国会，实行戒严，并将大量的文官换成军官。他倒台后，以“进步”面貌出现的贝伦盖尔继任首相，他宣布将召开国会，但国会依然没有实权。——中译者注
[18]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巴库宁（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акунин，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3日），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中译者注
[19]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Захарович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中译者注
[20]“第三时期”：1927年，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的当权派的右倾政策造成的恶果终于暴露出来：靠着新经济政策发了财的新兴资本主义势力——富农与新经济政策暴发户——开始公然拒绝出售粮食，对苏维埃政权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为首的右派惊慌失措，主张对富农做出更大的让步；以斯大林为首的中派赶紧从左翼反对派那里抄来一些政策，以更加狂热、粗暴的方式执行，这就是斯大林的“向左转”：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十五大上，通过了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和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在国内政策猛然从右倾跳到极左、阶级合作的右倾路线在国际上连遭失败的情况下，斯大林也随之彻底扭转了共产国际的方针：在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上，提出了“第三时期”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战后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17年至1923年的革命高潮时期，第二时期是1923年至1928年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现在开始的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矛盾总爆发的时期。按照这个理论，共产国际要求各国支部立刻转入夺取政权的斗争，为此必须全力打击社会民主党（“社会法西斯主义论”），分裂改良主义工会，不断尝试进行起义。这个极左政策造成了各国共产党及追随共产党的先进分子陷入孤立，1933年纳粹党夺取德国政权，标志着“第三时期”政策的彻底破产。此后斯大林又从极左冒险主义跳到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结盟的人民阵线理论。——中译者注
[21]1930年12月中旬，共和派军官接连发动反对王室和独裁政权的起义，虽然起义被镇压下去，随之兴起的群众运动却极大打击了独裁政权，迫使普里莫·德·里维拉于次年1月辞职。——中译者注
[22]加科莫·马泰奥蒂（GiacomoMatteoti，1885年5月22日——1924年6月10日），生于意大利维内托大区罗维戈省一个富裕家庭，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1907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Italiano，PSI），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反对战争。曾于1919年、1921年和1924年三次当选众议员。1924年6月10日，因公开批判法西斯主义，而惨遭法西斯分子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23]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Democratic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Labour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Representation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中译者注
[24]菲奥多尔·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ИльичДан，1871年10月19日——1947年1月22日），原姓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被流放到奥廖尔，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再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脱，流亡西欧。1903年在伦敦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之一。1912年回国，1914年再次被捕，1915年获释后参军。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彼得格勒，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和副主席。反对十月革命。1921年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国后，长期领导孟什维克流亡分子的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25]即1873年至1874年的西班牙第一共和国。——中译者注
[26]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NacionaldelTrabajo，CNT）：简称“全劳联”，西班牙主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曾是西班牙影响力最大的工会组织，1910年在巴塞罗那成立。——中译者注
[27]西班牙语junta一词，在这里可以译为“会议、委员会、代表会”，本文译为“代表会”。——中译者注 |
苏维埃与立宪国会(1931年1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苏维埃与立宪国会
(1931年1月12日)
选举是否会于3月1日如期举行[1]？
在目前形势下，利用积极的抵制策略，似乎很有可能搞垮贝伦盖尔[2]操纵的选举；我们在1905年正是这样搞垮了那个仅具咨询性的半吊子杜马。共产党对此采取了什么政策？他们有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散发传单、发表宣言和公告？
如果要抵制国会，该用什么名义？用苏维埃的名义吗？这样做恐怕不妥。目前只有用民主口号才能团结城乡群众。民主口号包括“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举行立宪国会选举”。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你们不可能抛开这个口号。苏维埃暂时还不存在。西班牙工人还不了解苏维埃——至少没有亲身体验过——农民就更不用说了。但在下一阶段，围绕国会的斗争，将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用“苏维埃”口号来反对国会的口号，并不是正确的做法。显然，只有通过民主口号发动群众，才能在近期内建立苏维埃。这就是说：为了阻止王室拼凑出一个虚伪的、造假的和保守的国会，为了保证民主的立宪国会的召开，为了让这个国会进行土改等重大举措，必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巩固劳动群众的阵地。
原文收录于《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指1930年大选，这次大选名义上叫“市政选举”，最终于4月12日举行。共和派与社会党在这次选举中大获全胜，阿尔方索十三世见大势已去，便于次日弃国出逃。——中译者注
[2]达马索·贝伦盖尔·福斯蒂（DámasoBerengueryFusté，1873年8月4日—1953年5月19日），生于古巴，1889年参军。1909年晋升为将军。1918年曾任陆军大臣。普里莫·德·里维拉倒台后，贝伦盖尔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1年2月14日贝伦盖尔辞去首相之职，但仍担任陆军大臣。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后被捕，获释后退出政界。——中译者注 |
争取在西班牙成立苏维埃（1931年1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争取在西班牙成立苏维埃
（1931年1月8日）
……
10、西班牙的情况与其它国家大不一样。西班牙正处于确切无疑的革命涨潮时期。炽烈的政治气氛，应该会大大有利于最勇敢、最坚决的革命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的工作。共产国际摧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使正式党变得虚弱无力。在一切重大事例中，共产国际领导层一再错过革命形势，在西班牙也不例外。在紧要关头，西班牙工人不得不自己行动。他们在几乎得不到政治领导的情况下，竟然发动了规模惊人的革命罢工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就要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根据斯大林派的理论和广州起义的实践，苏维埃似乎只能在起义前夕成立。悲惨的理论！悲惨的实践！当真实的、活生生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成立苏维埃的要求时，就必须成立苏维埃。苏维埃最早的组织形式，就是广大的罢工委员会。而这正是西班牙现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倡议，就会获得无产阶级先锋的积极回应。不久之后，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将会开辟广阔的前途。预祝我们的西班牙朋友能大获成功！……
摘自《致中国左翼反对派》（TotheChineseLeftOpposition），发表于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国际公报》，第5期，1931年8月。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系根据《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第152页收录的文本翻译，并参考了王凡西同志的译文。 |
成立苏维埃（1930年12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成立苏维埃
（1930年12月12日）
前景如何呢？……从你们上一封信来看，现在所有组织和团体都在随波逐流，他们参加了运动，但只是让运动拖着他们走。没有一个组织能拿出革命的行动纲领，也没有一个组织能对前景做出深思熟虑的分析。……
在我看来，在整体形势的要求下，苏维埃口号已呼之欲出——我说的“苏维埃”，是指在俄国遍地开花的那种工人代表会：它们起初是强大的罢工委员会，初期的苏维埃代表都没想到它们会成为未来的政权机关。……当然，苏维埃不能生造出来。但是，每当发生牵涉多数行业、并呈现出政治性质的局部罢工时，都必须在罢工过程中号召成立苏维埃。在这种形势下，只有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能够胜任运动的领导，并赋予运动以革命纪律。
坦率地说，我很担心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批评西班牙革命派错过了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
原文收录于《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
西班牙法西斯主义（1930年11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西班牙法西斯主义
（1930年11月21日）
在我的文章[1]里，我非常谨慎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经过了数年的独裁、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运动、共和派所有肤浅的喧嚣和学生的游行之后，工人运动势必高涨；更重要的是，革命党到时可能会被工运的高涨弄得措手不及。假如我没弄错的话，一些西班牙同志认为我高估了学生游行的象征意义，夸大了工人革命运动的前途。然而，从那时起，西班牙出现了规模巨大的罢工斗争。根本弄不清是谁在领导这些罢工。
西班牙有可能重蹈意大利在1918—1919年的覆辙（骚动、罢工、总罢工、占领工厂、得不到政治领导、运动衰落、法西斯主义兴起，最后是反革命独裁），你们不这么认为么？普里莫·德·里维拉政权不是法西斯独裁，因为它并不以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反动为其基础。目前西班牙革命正在高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要是无产阶级先锋党依然像过去一样消极无为和自相矛盾的话，就有可能导致西班牙出现真正的法西斯主义，你们不这么认为么？在这种局面下，浪费时间是最大的危险。
根据莫里斯·卢伊特[2]翻译的英译文转译，原文刊载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反对派）印发的小册子《西班牙革命在危急中》（TheSpanishRevolutioninDanger），现在这个标题是《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加上的。本文在翻译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即《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一文。——中译者注
[2]莫里斯·卢伊特（MorrisLewit，1903年1月3日——1988年9月28日），曾用化名莫里斯·施泰因（MorrisStein），生于白俄罗斯明斯克一个犹太人家庭，原姓坦凯列维奇（Tankelevitch），1920年随全家移民美国。不久后即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运动，1930年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此后成为美国托派运动和第四国际的领导人之一，曾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与政治委员会委员，1943年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代理全国书记，二战后曾短暂担任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书记。——中译者注 |
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致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机关报《逆流而上》编辑部（1930年5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1930-1940）
第一部从君主制到共和国
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任务
致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机关报《逆流而上》[1]编辑部（1930年5月25日）
亲爱的同志们：
热烈祝贺贵刊首期问世。在目前这个特别有利而又极为关键的时刻，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登上了政治舞台[2]。
西班牙现在的危机事变，表现出了显著的条理性，并且还在继续发展，这使无产阶级先锋队获得了一段准备时间。但是，这段时间恐怕不会太长。
革命尚未发生，普里莫·德·里维拉[3]独裁政权就被内耗给弄垮了。换句话说，在刚开始的时候，决定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旧社会的痼疾，而不是代表新社会的革命力量。这绝非偶然。在资产阶级看来，镇压革命群众的要求已不那么迫切，独裁体制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独裁体制也与资产阶级在经济、财政、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要求矛盾重重。但是，资产阶级直到最后一刻，仍在竭力逃避斗争。它坐等独裁政权彻底腐朽，然后像腐臭的烂果子一样自己掉落在地上。
在此之后，各个阶级的政治代表都得在群众面前亮明自己的立场。于是荒诞戏上演了。保守的各资产阶级政党此前都不愿意认真地进行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无论这种斗争的规模有多么小；现在却全都跳出来痛骂王室是独裁政权的幕后主使，并宣称自己才是正宗的共和派。照他们的说法，王室是独裁政权唯一的支柱，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独裁政权能够存在，全靠了资产阶级当中最强大的一些阶层的时而消极、时而积极的支持；资产阶级一直在全力阻挠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活动，并死命压制城乡劳动者。
结果呢？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青年知识分子，就连几乎全部的大资产阶级也纷纷自命共和派，王室却还在照常运转。如果说王室是独裁政权唯一的支柱，那么现在的西班牙上上下下都是“共和派”，王室又靠什么生存下去？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无解之谜。然而答案其实很简单：资产阶级以前“容忍”——实为支持——普里莫·德·里维拉，现在又用唯一可行的办法来力挺王室，这种办法就是自命为共和派，并迎合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从而更好地欺骗和瘫痪它。
在旁人看来，这一幕尽管饱含悲剧性，却仍不失为一出喜剧。王室骑在“共和派”资产阶级背上招摇过市，后者却不想马上甩掉它。资产阶级背着这个宝贝，蹑手蹑脚地穿过激愤的群众，面对着群众的抗议、抱怨和咒骂，它报之以滑稽丑角的吆喝：“瞧一瞧看一看啊！咱背上是咱的死敌，它都有啥罪状呢？听咱一条条说给大家听！”群众被它的丑态逗得哈哈大笑，它趁机背着宝贝溜之大吉。如果说这就是“共和派”，那什么才叫“保王派”？
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垮台后，国家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独裁政权的垮台，似乎应该让国家得到了解放，可是，旧制度的各种基本要素却依然完好无损；汹涌的学生示威，表达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青年打破这种不稳定状态的努力。当资产阶级自觉地、顽固地拒绝解决由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导致的各种问题，而无产阶级又还没有做好解决这些问题的准备时，学生往往就会挺身而出。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我们曾多次目睹这种现象，我们完全理解它的重大象征意义。学生的革命或半革命积极性，表明资产阶级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危机。小资产阶级青年察觉到了群众中间积聚起了爆炸性的力量，便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找出摆脱困境、推动政治发展的出路。
资产阶级对学生运动半是赞赏、半是警告：小伙子们要是能好好教训一顿衙门里的官老爷，倒也不赖；可是千万别搞得太过火，万一苦力也跟着闹腾起来，那可就麻烦了。
西班牙工人大力支持学生运动，表现出了完全正确的革命本能。当然，工人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帜，在自己的无产阶级组织领导下支援学生。这个任务，要由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来落实，为此，又要具备正确的政策。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在上文指出，贵刊的问世，恰逢整个危机发展到了紧要关头；准确来说，恰逢革命危机正在转变为革命的时刻。
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极度不满，整个制度深陷尖锐危机，使罢工运动与工人反抗“产业重组”和失业的斗争，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无比深刻的重要意义。全国性的危机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应当把工人斗争同这些问题密切结合起来。工人与学生共同参加示威游行的事实，仅仅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取得革命领导权的第一步，不过，这一步还嫌太小、太不坚决。
要想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坚决、果敢而积极地为落实各种民主口号而斗争。不懂得这一点，就会犯下最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在革命的现阶段，无产阶级与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团体（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不会拒绝民主口号，而是坚决地、公开地为落实民主口号而斗争，同时无情地批判小资产阶级的墙头草本质。
无产阶级在高举民主口号的同时，绝不能大谈“西班牙即将面临资产阶级革命”。只有那些囫囵吞吃现成公式的无聊学究才会这么看问题。西班牙这趟列车早就驶过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站。
如果目前的革命危机能转变为革命，它一定会突破资产阶级的界限，一旦革命获胜，政权将落入无产阶级手中。在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应当成为革命的领袖——换句话说，无产阶级要把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和被压迫者团结到自己身边，并成为他们的领袖，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前提：无产阶级现在必须落实自己的阶级要求，同时全力落实一切民主要求。
这些口号对于农民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农民不会凭空信任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如果只是一个口头承诺，他们是不会接受的。农民作为一个人数众多、深受压迫的阶级，到了一定阶段，肯定会从民主口号中发现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机遇。农民肯定会把政治民主的口号同彻底重分土地的口号联系起来。无产阶级要公开支持这两个要求。共产主义者将在合适的时机，向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做出解释：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落实这些要求并为未来的苏维埃制度打下基础。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也要坚决地落实民主口号，它应该郑重宣布：它随时准备用革命的手段去支持各民族的自决乃至分离的权利。
但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否提出“拥护加泰罗尼亚独立”的口号？假如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选择了独立，那就应该维护他们的权利；不过，加泰罗尼亚人如何表达这一意愿？当然是通过自由的公决、由加泰罗尼亚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由得到加泰罗尼亚群众拥护的政党发表的宣言，甚至是加泰罗尼亚民族起义。顺带一提，民族问题再次表明：无产阶级如果拒绝民主口号，就会显得多么反动而迂腐。只要少数民族没有明确表示独立的意愿，无产阶级就不应采纳分离口号，只应事先承诺：假如分离口号如实反映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意愿，无产阶级就会彻底地、真诚地支持这个口号。
无需多言，在这个问题上，加泰罗尼亚工人拥有最后决定权。如果他们认定，目前的危机已经给全国无产阶级开辟了大好良机，此时不宜分散力量，他们就会开展宣传，使加泰罗尼亚以某种形式留在西班牙。我相信加泰罗尼亚工人的政治判断力，会使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不难看出，革命一旦胜利，加泰罗尼亚和其它地区的自决权利落实起来就会更加容易，所以，哪怕是最狂热的分离主义者，也会暂时接受加泰罗尼亚工人的决定。
共产主义先锋一面要支持人民群众的一切真实的民主运动与革命运动，一面要不妥协地打击所谓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揭露他们的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和反动本质，粉碎他们诱骗、操纵劳动群众的企图。
在任何情况下，共产主义者都不能放弃政治行动的自由。千万不要忘记，在革命时期会有种种美妙的诱惑：中国革命的悲剧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共产主义者既要保持组织和宣传的完全独立，又要利用革命提供的广阔空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左翼反对派正在争取与正式的共产党[4]建立统一战线。官僚企图制造左翼反对派敌视追随正式党的工人的假象，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相反，我们要让这些工人明白：我们愿意和他们一起参加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行动，愿意和他们并肩战斗。如果官僚拒绝同左翼反对派共同行动，他们就要在全体工人阶级面前对此承担责任。
西班牙危机的持续，意味着千百万劳动群众的革命觉醒。不能指望他们会马上追随共产主义的红旗。相反，他们很有可能会首先投奔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政党（主要是社会党），加强其左翼的力量，在1918—1919年德国革命期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身上就出现过这种现象。这种趋势体现了真实而广泛的群众激进化，而不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壮大。只有在革命被击败、曾对革命寄予厚望的群众由于遭到叛卖而灰心丧气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才有可能再次获胜；这一次，法西斯主义将通过“社会”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的方式来夺取胜利，就像墨索里尼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一样。然而，除非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层犯下致命大错，目前正在扎实前进的革命事变才有可能失败。
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嘴上唱着激进高调；背地里搞宗派主义；对各阶级力量的机会主义分析；朝三暮四的政策；官僚化的领导层）极大地巩固了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而德国革命和意大利革命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
必须向群众揭露社会民主党，使它彻底丧失政治威信。但是，靠辱骂是揭露不了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只相信亲身经历的集体体验。在革命的准备阶段，必须给群众机会，让他们在行动中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进行比较。
争取群众的斗争，一定会有助于共产主义者在群众中间开展自下而上地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鼓动。李卜克内西曾在许多方面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其左翼）达成协议。布尔什维克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建立直接联盟。在十月起义前夕，我们曾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5]达成了一系列具体协议，我们还曾数十次提议成立统一战线。这种政策并没有给我们造成损失。当然，这种统一战线不是英俄委员会那样的“统一战线”——在英国发生革命总罢工的时候，当权官僚伙同改良主义工贼破坏了总罢工。这种统一战线也不是国民党式的“统一战线”——在中国大革命期间，当权官僚打着“工农联盟”的幌子，帮助资产阶级巩固了对工农的专政。
在我这个外人看来，这就是革命的前景和任务。我很清楚，上述探讨仍然不够具体。我可能——甚至大有可能——遗漏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情况。你们比我熟悉情况，会发现我的遗漏之处。你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列宁主义的革命方法来武装自己，就能自己找出前进的道路。你们要学会把握工人阶级的思想与情绪，并赋予其鲜明的政治表达。我这封信的目的，只是要对革命战略的原则做个大致的勾勒，而这些原则已经得到了三次俄国革命的证实。
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并谨祝旗开得胜。
你们的
列·托洛茨基
原文发表于1930年6月13日的《真理报》[6]，由康丝坦丝·维斯曼（ConstanceWeissman）从法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维斯曼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逆流而上》（ContralaCorriente）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第一份机关报，由流亡比利时的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创办。——中译者注
[2]1930年2月28日，以昂利·拉克鲁瓦（HenriLacroix，1901—1939）为首的一批西班牙共产主义流亡者在比利时列日召开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第一次全国大会，成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OposiciónComunistaEspañola，OCE），并成为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西班牙支部。1932年3月26日—28日，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在马德里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决定改名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ComunistadeEspaña，ICE）。1934年9月，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因拒不执行托洛茨基同志要求他们打入社会党的指示，而与国际左翼反对派正式断绝关系。1935年9月29日，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与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译者注
[3]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奥尔瓦内哈（MiguelPrimodeRiverayOrbaneja，1870年1月8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于西班牙大贵族家庭，曾参加摩洛哥、古巴和菲律宾等地的殖民战争。1911年晋升为准将。1923年9月13日，在阿尔方索十三世和军方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成为军事独裁者，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0年1月，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而辞职，随即流亡巴黎。——中译者注
[4]由于共产国际各国支部的领导权几乎都被斯大林派所篡夺，各国左翼反对派只能成为“非法”的派别组织，所以，本书中用“正式党”（officialparty）来指代被斯大林派所把持的党组织。——中译者注
[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孟什维克内部形成了一个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派别，这个派别自称“国际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又不愿与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彻底决裂。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曾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进行过合作，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一些人支持苏维埃政权，并参加了苏维埃机关，但也有一些人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中译者注
[6]此《真理报》（LaVérité）非彼《真理报》（Правда），它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的机关报，1929年8月15日发行第1期，1936年1月发行第255期后停刊。1938年10月至1939年8月，国际主义共产党也发行了自己的《真理报》。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第四国际委员会在1940年8月30日秘密发行了第1期《真理报》，这是法国抵抗运动的第一份报纸。《真理报》相继成为了国际主义工人党与国际主义共产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
共产主义与工团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共产主义与工团主义
列夫·托洛茨基
译者前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官僚层的蜕变趋势不断明显化，国际共运出现了新的动荡和分化。出于对苏共领导层的不满，一部分左翼分子和工运人士离开了共产国际，并进而否定了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政治原则和组织纲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先锋党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等等。这期间也有人重新提出工团主义，主张“工会自治”；而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又为了配合国内的极左政策而在国际上推行关门主义路线，在工会问题上也不例外。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里，托洛茨基发表了这篇《共产主义与工团主义》，批驳那些以所谓“反斯大林主义”为掩护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派（比如文中提到的莫纳特小组），重申了无产阶级先锋党的必要性，澄清了工人群众组织（本文中专指工会）与党的关系，党与阶级的关系。这篇文章虽是具体环境下的论战之作，但所阐述的思想仍带有长久的生命力，特此译出，以飨中文读者。
要说明的是，所谓工团，在当时（一战前的欧洲）常常就是工会的意思，但工团主义并不等于“工会主义”；前者是一种政治主张，要以工会为基础代替国家机器来管理社会（同时反对建立工人阶级的国家机器），又叫无政府工团主义；后者通常是指以工会当作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工具（或说资产阶级国家的劳动力出售者利益游说集团）这么一种不涉及政治斗争的经济改良主义立场。
赤军26/06/04
工团主义思想的复苏，是目前工运和共运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我觉得，一天不澄清工团主义问题的来龙去脉，我们就一天不能在工运中取得更大影响；所以对此来一次系统讨论很有必要。
党和工会
无产阶级的主要革命工具是共产主义先锋党。党是阶级先锋队的战斗组织，它的责任在于争取成为领导工人阶级整体斗争（当然也包括工会运动）的领袖。
谁在原则上把工会自治与先锋党的革命领导对立起来，谁就是有意无意地唆使较落后工人阶层与先进工人对立起来，把争取局部利益与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对立起来，亦即把改良和共产主义斗争对立起来，说到底，是用机会主义对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革命的工团主义？
第一次大战前的法国工团主义运动，堪称是一种“革命工团主义”；在自己的顶峰时期，它主张的“工会自治”其实是希望使工会从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政党政治（包括改良主义流派）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换句话说，这类“工团主义斗争”客观上反映了工运内无产阶级革命派与机会主义的斗争。与此同时，革命的工团主义并未把群众组织的自治化理想变成偶像似的东西；相反，它坚持和宣传了革命少数派（对群众组织）领导权的合理性。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就是群众组织本身也不是什么神秘和高不可攀的东西，它包含了工人阶级的全部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既赋予工人组织以力量，又是后者薄弱环节的来源。
所谓“（革命领导权属于）积极的少数派”理论，其实是未完成和未完善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打个比方：革命工团运动的实践本身蕴涵了革命工人党的胚胎，又似一份意气激扬但还有欠整理的初稿；它的出现与当时“正统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统治是分不开的。
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薄弱之处，在于它——即使在自己的经典阶段——最终没找到正确的理论基础，由此引申出它对国家性质和（国家在）阶级斗争中扮演着什么角色的错误理解，由此引申出它的“革命少数派”（即党）理论的半成品状态；由此引申出它把某些纯战术问题——总罢工、起义和夺取政权之间的关系——上升到原则问题的教条倾向。
战后的法国工团主义已被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否定和取代。今天的日子里，任何试图复兴工团主义的努力只不过在开历史的倒车罢了；对工运来说，这种复兴努力代表着反动的倾向。
工团主义的现代拙劣盗版
当代那些所谓的“工团主义者”，不过是些从历史伟大遗迹的名声捞取好处，开作坊生产假古董的二流匠人。工会对资产阶级国家和主流政党的政治独立性，被政治匠人包装成了“永恒和无所不包的独立性”（即独立于所有政党包括共产主义政党），不过他们也只是说说而已。
如果说，工团主义的英雄时期具有自发的先锋队意识，并积极争取过先进少数对阶级多数的领导权，当代工团主义者（杰出先人的不肖门徒）则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先锋队争取领导权的努力。为此，不肖门徒竭力拉拢工人阶级中的落后部分，玩弄和利用后者的政治外行与偏见，但并不太成功。
独立于资产阶级政治与文化影响——这决不可能是某种消极和静止的东西；它只能在政治行动（即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表达出来。这一斗争受政治纲领的鼓舞和指引，后者则在组织和战术活动中变得具体化。纲领、组织和战术的组合就是党。也就是说，真正的工人阶级政治独立性，只能有如下表现：即无产阶级在革命领导而非机会主义领导的指挥下进行政治斗争。
当代工团主义者声称工会运动“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自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如此大话在理论上只能得零分，在实践中等同于最庸俗的工联思想，使革命先锋彻底消失于无形。
工会涵盖的群众越多，作用就越大、对工人阶级越有用；无产阶级政党相反，首先需要政治立场的一致性，理论与组织的团结性。有人说，工会足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无产阶级已经“长大成人”(majeur)；这类说法不过是对后者的胡乱吹捧，使工人阶级自我感觉良好，而忽视自己的实际处境。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永远也不能真正“成人”；作为一个整体，它被统治者蓄意保持在愚昧状态，被圈在落后、庸俗和狭隘的思想天地中。资产阶级统治无法办到的，是阻止无产阶级的先锋部分首先觉醒，对本阶级的历史任务产生清楚的认识。
实践中的工会自治与党领导权问题无关
实践中的工会自治（而非工团主义者自作聪明的臆想）无论如何也不影响共产党在本阶级中扩大影响的斗争。工会成员人手一票，可以对人事和其它决定作出自由选择；党员工人和其它工会会员一样，拥有这些权力。共产党员对工会组织领导权的争取，恰好建筑在工会自治（或说自我管理）原则上；与此同时，对那些反对工会干部在共产党内担任职务的（工会）官僚禁令，则无须理睬。
不管在工会内担任什么职务，工会会员—共产党员首先服从党的纪律；与此同时，党员有责任服从工会日常纪律；也就是说，党不必用自己的纪律和组织来代替工会的纪律和组织。当党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服从工会多数通过的某些政治错误和反动的决定时，党会公开地提醒党员兼工会会员们，帮助后者对可能的变化——被开除或丧失领导职位——做好准备。
说到底，对我们共产主义者来说，所谓自治问题从本质上说不是“机制”问题，而属于党的工会政策范畴。可能存在正确或错误的政策，但我们从不会把“机制”代替政治原则。
党的政治领导的特点取决于具体工作条件
党的政治领导的特征、它的具体方式方法彼此可能有很大区别，这取决于具体国家和具体阶段的外在环境。
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不掌握强制的手段。总的来说，它（对工会组织和工人群众）的政治领导，体现于那些以普通会员或工会干部的身份参与工会工作的党员身上。党的领导水平的一个——并非唯一的——衡量标准，是占据工会领导岗位的党员人数，更重要的标志是党员会员与工会成员总数的比例。最重要的标志则要看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状况，这可用共产主义报刊的发行量、党会议（此处指公开会议——译者注）的参加人数，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最高标准则是到底有多少工人准备响应党的战斗号召，参加群众性直接行动。
很清楚，形势越是接近革命，党在工会中的影响就越可能跟着水涨船高。
工会日常活动（重复一遍：实际生活中的工会活动，而不是工团主义理论家的想象）的方式方法，也随着外在环境而定。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工人斗争最激进的手段是经济罢工；这时党的一线角色会下降，不再对每起罢工作出直接和具体的决定（即使它有足够影响这样做），而是利用掌握的政治、经济信息帮助工会研究（本次）罢工的必要性；它在党的宣传和其它活动上支持罢工，但一线角色无疑属于工会。
当局势发展到总罢工和夺取政权的阶段，上述角色分工会发生极大变化。党的领导角色将是直接和公开的。工会——当然是指那些拥护革命的工人组织——转化为党的组织机构的一部分，以全阶级领袖的身份发出声音，为工人阶级的所有政治决定负责。
在经济罢工和工人起义之间的过渡阶段，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党对群众组织直接和间接领导的程度等等可以表现为多种可能的方式。总之，党一定要争取尽可能全面地领导工会，同时这种争取应以工会内部自治为基础，工会不是也不应该是党的一个直接下属机构。
工会“政治上完全独立”？这是神话
事实就是事实：政治完全“独立”的工会哪儿都没有；而经验和理论告诉我们，将来也不会有。美国的工会官员们与大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亲密合作；英国工会过去主要支持自由党，现在是工党的社会基础；德国工会聚集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苏联工会的领导权属于布尔什维克；在法国，一个总工会跟着社会党走，另一个跟共产党走；在芬兰，工会刚刚按照“要么社会党，要么共产党”的原则发生分裂，等等等等。
“独立工会”理论的发明者想都不愿去想，为什么他们的设想与现实越来越远，而工会组织对政治力量的依赖到处都在加深和公开化。实际上，这种（工会对政治力量的）公开依赖恰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特征——帝国主义时代使阶级关系退去伪装，而全部外露出来；在无产阶级内部，（政治上保守的）高薪工人群体和最受欺压阶层的矛盾也在激化。
“工团联盟”——党的胚胎形式
新生代工团主义在组织上的一个大动作，是“工团联盟”的创建。其实，这个组织无非是政党的变种：它的目标在于把全部工会运动置于自己的“正确领导”之下；它的组织原则是个人加入而非（像工会通常的）集体成员制；它有自己的纲领、机关报；在工会内部的联盟成员首先服从“党纪”，而在工会大会上它和共产党一样，按照政治派系的规则活动。如果把那些关于工会绝对独立和中立的夸夸其谈撇在一边的话，联盟的目标是把两大主要工会的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层赶走，然后统一起来接受自己的指挥。
联盟的特色在于，它并不公开阐明自己代表着阶级内部的先进少数，而是打着“工会独立”的旗号。其实社会党也是这样做的：一面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一面猛谈工会的中立性；相反，共产党始终直截了当地对工人阶级说：这是我的纲领，这是我的战术，而这是我向工会推荐实行的路线原则。
无产阶级不能盲目轻信任何人。它有责任用事实和行动来考验所有的政党和组织，它更要百倍警惕那些“隐形人”，那些声称工人阶级根本不需要政治领导的人。
无产阶级需要的不是“工会独立于政党之外”，而是正确的政治领导。
工人阶级需要的，不是否定政党争夺工会领导权的权利和必然性，而是思考这些组织的纲领和战术是否值得工人接受。从这个角度看，“工团联盟”没什么吸引力：它的纲领和战术含混不堪，它的政治立场自相矛盾，它一面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甚至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反对先锋党理论，自己却又遮遮掩掩地争夺政治领导权。
在思想和感觉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与“我们打工的不要你们外人多嘴”的理论完全隔膜。如果党的政治领导作到了正确指引工会（工人的群众组织）工作，保证了坚定、有远见和正确的路线，任何工人都不会仅仅因为抽象的“工会独立性”而反对这种领导，这已经被俄国革命的经验所证明。在法国最近的选举中，一百二十万人投票支持法共，而工团主义者只得了不到四十万票。很清楚，抽象的“工会独立”并不属于群众；工会官僚则是另一回事，它不仅需要与共产党争夺对工人的影响力，还希望摆脱先进工人对工会机关的监督。“工会独立”的口号属于工会官僚而不是工人阶级。
论工会大团结
“工团联盟”一面高举独立旗帜，一面把工会大团结的口号喊得山响。当然，保持工会队伍的团结对工人日常斗争很有好处，共产党争夺工人群众组织的领导权也会更方便。但现实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工运内的革命派取得了一些成就，机会主义改良派一定会分裂的；对改良主义派来说，和老板们处好关系远比无产阶级团结更重要，战后的全部工运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共产主义者有极大责任使工人们看到，组织分裂的责任完全在于机会主义的社会党；共产主义者拥护团结，但不会把团结当成一个空洞无意义的偶像来膜拜，甚至让团结的口号去破坏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
法国工会分裂已有八年了，八年来两大工会极为紧密地与两个互相仇视的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各自结合起来了。以为在这样水火不容的对立前提下能够统一工会，纯属做梦。声称没有工会的统一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甚至重大的阶级斗争也无法进行，等于是把革命的命运交托给工会里的改良主义官僚。
革命的命运不取决于两大工会机关的谈判式联合，而取决于多数工人如何在阶级斗争的革命口号和革命手段周围团结起来。只有在反对上层（不仅是党的上层，也包括工会上层）无原则联合的斗争中，工人才能真正实现彼此的团结。
通向革命团结的真实道路，在于发展、扩大工会中同情革命的那部分组织，纠正它们的错误，同时削弱支持机会主义的那部分工会阵地。其实，未来的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很可能会在两个总工会并存的背景下进行，一个是真正的群众性组织，另一个属于保守高薪工人群体和工会官僚。
工会内部新生反对派的特点
目前工会内部新出现的反对派力量，看来并不想追随工团主义；同时它坚决反对任何政党“插手工会事务”，即不是反对党的某项具体政策或领导层，而是反对党的政治领导本身。这等于彻底的自我解除思想武装，滑进了最庸俗的集体利己主义和工联主义。虽然反对派的政治面貌五花八门，但它们的某些总特征说明这些势力很难走向真正的共产主义立场；相反，正在远离它并反对它。反对派并非在与共产党现领导层的错误行动和方法做斗争，而是反对工人群众中的共产主义影响；反对派并非在与目前法共的极左立场做斗争，而是根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前景；反对派不是与法共那些漫画式的反军国主义手法做斗争，而是跑到了和平主义立场上去；一句话，反对派正急速沈进传统的改良主义泥潭。
事实上，这几年来法国的革命阵营和德国、捷克一样，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流派；区别只在于法国革命工运的右翼反对派拾起了本国传统的工团主义口号作为伪装。究其本质，多数工会反对派属于右派，与德国的勃兰德尔集团、捷克的右翼工会分裂集团一个样。
法共的政策
有人会反驳说，如果共产党的路线正确，那上面所说的当然没错，但既然法共路线失误连连，那就没必要遵循你说的那些原则。这种立场也是不对的。代表工人阶级政治面貌的共产党与工会的关系，属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方面。仅因为共产党（由于主、客观原因）正推行一条虚假的工会政策，就放弃对这一基本方面作出原则性回答，等于政治自杀。错误路线需要用正确路线去替换，（俄共党内的）左翼反对派正是为此而产生的。假设法共已毫无纠偏的希望，已成僵尸一具（我们绝不这样认为），那就用新共产党去代替它，但党与阶级的关系原则不会因此而有任何改变。
（俄共党内）左翼反对派认为，先进工人想影响工运，帮助后者找到准确的方向，用适时和准确的口号充实阶级斗争的政治内容，必须通过共产党（也许暂时可以是党内的某派）这个工人阶级政治思想的中央实验室。
共产党的正确政策不仅意味着争取尽可能多的工会组织阵地，而且要通过它们去争取多数工人；只有在党的具体工作方法符合工会性质和任务的前提下，这一目标才能实现。党对工会的争取工作进行得是否顺利和正确，要看工会是否与群众保持并扩展着紧密的联系，是否有更多工人入会；如果党的工会阵地是用缩小和分裂后者来换取的，使后者成为实现某种临时目标的工具，并妨碍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组织，这就说明党与阶级的关系不正确。关于法共和其它共产国际支部所犯错误的根源，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进行说明，本文就不重复了。仅指出一点：共产党现行政策带有冒险主义色彩，幻想在极短时间内取得整个工人阶级的支持，为此在工作中使用了许多造假术、谎言和声嘶力竭的狂喊等等自以为“一抓就灵”的手段。
总之，摆脱危机的出路不在于把党与工会对立起来，而是争取彻底改变党的整体政策，包括工会政策。
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的任务
左翼反对派的工会政策必须与无产阶级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它必须对当前罢工运动作出数量和质量的评估，给出远景预测，并对工运的发展阶段作出具体分析。不必废话，我们左翼反对派不承认什么“资本主义将迎来数十年的繁荣与发展”与和平主义滥调，我们立场的总出发点，在于当前时代是社会革命时代这一总前提；因此，必须尽快锻造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应对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急转弯。越是坚定和不妥协地反对苏共中央当权派目前的极左冒险主义歇斯底里，越要对右翼逆流迎头痛击；这些逆流附和着我们对苏共极左路线的批评，以此作为放弃革命的借口。
有人又要惊呼了：新的分水岭？新的辩论？新的分裂？多么可怕啊！这些好好先生希望把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当成宁静的港湾，可以趴在里面避过大事件和大搏斗的风头，同时享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尊号。我们对他们的回答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真理不是用小错误堆积而成的，革命组织不是抱残守缺和疯狂自恋小团体的简单总和。在某些时代，革命路线仅代表着工运内的一个很小部分，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小组织之间应该无原则地互相包庇和帮衬；相反，越是这样，就越需要用双倍的不妥协精神寻找和捍卫正确的方向，用革命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不如此，则无将来。
笔者要承认的是，他过去对莫纳特（Монатт）小组的估计是过于乐观的。我们的分歧远比过去想象的深刻和尖锐，不摒弃虚假的工团主义，法国共产主义反对派就不能前进一步。本文的提纲性阐述即是为此所做的部分理论准备；同时，它也是与卡申、蒙索莫等（法共现领导层）的伪革命激进路线的斗争的一部分。 |
托洛茨基：评中东路事件——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与左翼反对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评中东路事件
——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与左翼反对派
托洛茨基（1929.9.7）
列宁联盟向何处去？
兼谈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
译者前言
19世纪末，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等两个不平等条约，着手修建横贯东北的大型铁路，后称中东路。这条铁路成为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东北的重要工具，也是列强控制、掠夺东北的一大手段。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声明放弃一切在华原帝国主义特权，并愿与中国政府就中东路归属问题进行谈判。1924年5月中苏达成建交协议,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规定中东路为纯商业性企业，由两国在均等原则上共管，直到中国政府赎回为止；但实权仍掌握在苏方手里。同年9月，苏联政府又同东北当局签定了内容相仿的《奉俄协定》。
1927年，中外资产阶级通过国民党血腥镇压工农运动，建立了南京中央政府；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归附南京。作为国内大资产阶级和与前者勾结的地主阶层的政治代表，国民党一面公开投靠英美帝国主义，一面频繁打出「民族牌」，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旗手自居。在残酷镇压国内阶级斗争的同时，国民党把对外的矛头指向苏俄；国民党头面人物吴铁城公开宣称「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暗示需要一场「驱除俄虏，光复中华」的爱国征讨。
1929年4月，东北当局向中东路要求将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六处的正处长职务让与中国人担任，苏方表示同意。东北当局并不满足，5月27日，张学良遵奉蒋介石关于冯玉祥「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有关的密令，密饬哈尔滨当局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是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下令东省特警处迅派干警驰往搜查。这次事件便成为整个中东路事件的开端。7月10日，东北军占领中东路；7月18日，中苏断交；8月6日，苏军进入东北；11月底东北军大败；12月3日，苏方与张学良的代表在双城子签订了《奉天政府与苏联政府间议定书》，12月22日，在双城子会谈基础上，南京代表蔡运升同苏联代表司曼诺夫斯基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十条。该议定书基本精神是两国按照1924年两协定「恢复冲突以前之状态」，中东路事件结束。
事件前后，由于担心英美帝国主义借机染指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对南京政府的「收复国权」运动不予支持，反对东北军对苏采取强硬行动。
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正经历着一场极其复杂严峻的考验。苏维埃国家的蜕变、工人民主逐步被窒息、布哈林-斯大林当权派集团在国内外推行的机会主义、冒险主义政策，引发了苏共和其它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运动。反对派聚集了许多对苏联当权集团不满的原共产党员，他们对苏联蜕变的程度和广度普遍缺少政治和心理准备，处于极大的思想困惑与混乱之中。当苏共反对派于1927年底遭到失败后，国外反对派内部的旧社民派思想、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开始抬头，并以极左的口号为掩护。1929年，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国外左翼反对派运动内部就苏联国家的阶级性质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中东路事件为这场辩论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辩论中，一部分人认为苏联的反革命政变已完成，苏联已成为或即将成为资产阶级国家，并进而对十月革命、苏维埃制度、布尔什维克党的作为和主张提出种种怀疑、否定；后来，这部分人陆续转向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辩论的另一方——托洛茨基及其战友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准则，他们再次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澄清了工人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阶级内涵、中国革命的阶级动力和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托洛茨基的一份主要辩论文章就是下面刊出的《评中东路事件》（原刊于《左翼反对派日志》1929年第5期）。
为什么我们从故纸堆里重新翻出和刊登这份文件呢？苏联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以来，部分对官僚篡权深恶痛绝的左翼人士和同情者重新把目光转向了托洛茨基；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们中不少人事实上把无产阶级革命者托洛茨基当作共运内的「自由异类」或「道德高尚的好人」来看待，实际上并未理解和接受托洛茨基同志捍卫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这样的误读显然无益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开展与复兴，故而急需纠正。对（我们熟知的）中东路事件的马克思主义评论，有助于中国左派认识当年的左翼反对运动，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和传播老革命们当年保卫的社会主义原则。
文内提到的列宁同盟，是20年代后期以原德共汉堡党组织为基础成立的组织，一度追随左翼反对派；乌尔邦斯（原德共汉堡市委书记）是该组织的领袖。文内提到的卢松、帕斯等人是法国左翼人士，一度追随共产国际和左翼反对派。
左翼反对派内部的流派
目前，国际共运存在三大基本流派：右翼投降派、中派官僚集团和左翼（马克思主义派）。但这样的类分法还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它漏掉了极左派。极左派不仅存在而且一直有活动。也许，恰好是极左派最终将丑化左翼保卫马克思主义的事业。
当列宁撰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的时候，各国极左派还属于天真烂漫的革命进攻型；这样单纯狂放的「立即革命者」今天已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了。现存极左派以（1924-1925年间）灰色的马斯洛夫路线为典型；确实，连年失败的痛苦教训打击了每个人。可是，远非所有极左分子正确吸取了往昔的教训：某些人抛弃了政治偏见，保持着革命斗志；另一些人丧失了革命信念，但忠实于原有的偏见。不少极左派变成了怀疑主义者，乐于表现自己的「左倾激进」，只要这号激进表演与阶级现实和革命实践无关就成；每当需要处理具体事件时，极左派常倾向于机会主义。
如果说，改良主义是我们不可妥协的外部敌人，极左路线则是我们的内部病灶，妨碍着左翼反对派有效地与敌人斗争。所以，必须想尽办法摆脱它。
几个月来，我试图用内部通信的方式澄清「列宁同盟」领导层的政治立场，想了解他们到底如何理解共产主义路线的基本方面。但事情远比想象的复杂，巨大分歧已暴露无遗；看来，除了公开讨论并解决这些分歧，别无它法。再说，随着中东路事件的爆发，「列宁同盟」机关报编辑部已开始了这场辩论。国际左翼反对派内部为此（中东路事件——译者注）也吵得不可开交；辩论的过程已暴露诸多严重分歧，有时带有水火不容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各式思想流派，等等。
当然，局部变化还会持续发生。部分偏离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同志，将改正错误；另一些人相反，会越走越远，直到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其实，所有意义重大的分歧和辩论只有一条路可走——模糊的、尚未被表达清楚和通盘思考的立场被重大事件提到桌面上来经受全面考验，并最终作出明确结论。
凡事有弊也有利。散落各国的众多左翼反对派小组急需一场思想的撞击，因为停滞和抱残守缺精神在我们内部已随处可见；对重大政治分歧淋漓尽致的分析、争辩和得出清晰结论，可促使部分同志找到正确的位置，围绕真实的（而非虚假的）理论轴心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的深刻理解。
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中东路事件使我们内部出现了两大对立观点，和由此产生的理论冲突与分化；刨根究底的话，可说这些观点与国际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最重大问题息息相关。形式主义极左派的最彻底代表是卢松；考虑到卢松一贯的形式主义思考方式，（在本次事件中他占据）这样的立场再自然不过了。一句话，卢松同志是形式主义者，而非马克思主义者。
对地理、社会统计学和机器设备等领域，卢松比对阶级社会的辩证唯物主义要在行得多；他的文章通常包含丰富信息，但政治上却惊人地一窍不通。卢松喜欢畅想所谓「民族正义」，但对被压迫人民的具体解放斗争态度冷淡。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沙皇政权修建中东路是为了进一步掠夺和侵占远东；他在地图上标出铁路线横贯满州大部的方位；他援引统计数字，告诉我们由于大量中国农民移居满州，汉人已构成后者的人口主体。卢松的总结如下：满州有一条俄国铁路，与此同时，当地还有数条帝国主义拥有和管理的铁路；所有这些洋人把持的铁路在政治属性上有区别吗？没有或说几乎没有。1924年（苏联与张作霖之间）关于中东路的条约是帝国主义条约；列宁（如果还活着的话），大概会把铁路归还中国人，卢松进一步推论道。
照上述「卢氏定理」，衡量某地区是否受到帝国主义侵害的标准，全在当地人具有何种民族属性。「如果满州北部住的是俄罗斯人，那么沙俄与苏联的（满州）政策就合理合法，如果住的是中国人，上述政策除了抢掠和压迫，不可能有其它的特征」（RevolutionPraletarienne,1929年8月1日），卢松如正义法官般宣判道。
读着上述几行引文，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对沙俄与工人国家的政策仅从民族属性的视角出发去衡量，并宣布它们之间毫无区别！「社会主义者」卢松认为沙俄在俄罗斯人居住地的政策合理合法（legitime），而布尔什维克认为沙俄的西伯利亚政策与满州政策同样罪恶、同样具有掠夺和压迫特征；同样，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好也罢糟也罢，它在满州、西伯利亚或莫斯科并无两样。民族之外还有阶级，卢松同志！孤悬于阶级关系之外的「民族问题」只是幻象、谎言和无产阶级脖子上的精神绞索而已。
卢松观察事物的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光秃秃的公式化主义。要指出的是，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几乎所有社民党报刊都在发挥「卢派」公式化逻辑，并得出雷同的结论。在奥托·鲍威尔的英明领导下，第二国际的中东路决议完全重复了卢松的立场。这不奇怪，形式逻辑乃是社会民主主义一大救命工具：它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双胞胎，宣称任何冒犯或否定抽象「民主」的政治力量都是一条火线上的「战友」；抽象「民主」这个超阶级法宝则被改良主义派（实际上毫无改良行动）奉为衡量万物的最高标准。与此相仿，民族自决原则成了卢松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而最滑稽之处在于，工团主义者卢松倒确实倾向于对「民主」原则的形式主义否定。真是一团思想乱麻！这种现象产生的思想基础，在于形式主义者常常于否定某件事的整体之后，却对后者的个别部分赞不绝口。
无疑，民族自决是民族解放原则的一大因素，争取自决权（以及代议民主）的斗争，在各国人民（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生活里扮演着重大角色；哪个革命者不善于利用代议民主（包括议会制度）为无产阶级服务，就不算好革命者。但从无产阶级立场来看，代议民主也好，民族自决权也好，都不带有超阶级性，都谈不上革命政治的最高衡量标准。对我们而言，「法西斯和共产党没区别」的社民派议论和江湖骗子的咒语没区别。同样，我们认为把1924年中苏铁路条约混同于帝国主义（强加给殖民地人民的不平等）条约的看法也大错特错。
请问卢松，1924年布尔什维克能把中东路交给谁呢？北洋政府？它鞭长莫及，中央身份名不副实；张作霖？红胡子出身的满州统治者、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国民革命运动的死敌。条约签定的第二年（1925年），中国革命运动便大大发展起来，并在1926年演变为讨伐北方军阀（包括张作霖）的战争。把铁路交给「张大帅」，等于和他联手镇压急速发展的革命运动，等于给反动军队提供炮火来攻打革命阵营。如果我们这样做了（转交铁路给张作霖——译者），那便是对中国革命最无耻的叛卖。我们谈论和关注的，是活生生的、由各阶级卷入和完成的现实革命，而非卢松（及其形式主义难兄难弟们）脑袋里的抽象「革命理念」。
在自己的「战斗檄文」中，卢松漏洞百出，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他认定1924年9月20日苏联签定的铁路条约犯了投降主义大错，因为签约对象是张作霖，「当时中国反动统治者里最坏的一个」；那么请问到底我们该怎么做才对呢？把铁路直接交给他（「当时统治中国的反动派里最坏的一个」）就对了，卢同志建议道。
1924年苏张条约一面清除了所有原帝国主义特权条款，同时也并未损害张的集团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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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张在满州有军队，而我们没有；但我们毕竟在家里有军队，所以张也不得不顾及苏维埃在满州的利益。在与苏俄的共存关系中，他时而咄咄逼人，时而向我们「示好」；他曾提出让中东路无条件运送他的反动军队，我们则利用已有的条约百般抵制；他逮捕过我方的铁路局长，而后又让了几步。张作霖并不指望单靠自己的力量把铁路夺走，而出于各种原因，日本并未积极支持张的对苏行动，而采取了观望态度。所有这些都对（正从南向北发展的）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助力。
革命援助还是帝国主义干涉？
为了更明显地揭示卢松形式主义立场的苍白，让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众所周知，为了巩固自己在某个落后国家的统治，帝国主义者喜欢把当地某部落、某省份（的居民）甚至某阶级武装起来，去打击其他人；在向南美渗透时，美国常这么干。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国民革命军就受到苏联广泛援助，北伐阶段更是如此。对此，全世界的社民派都跟着资产阶级骂声不绝，说苏联武装干涉中国，说苏联政策等于沙俄帝国主义的延续，说我们的革命援助只是件好看外衣，诸如此类。请问卢松（还有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所有支持者）对类似评语怎样看呢？
我们布尔什维克认为，以理论、人力、金钱、武器来援助中国革命，是苏联最起码的义务。至于布哈林-斯大林集团对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造成的损害远远超出援助带去的物质好处，这个单独话题以后会说到。孟什维克流亡分子没指责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实际上奉行了孟什维克路线，而惊呼它干涉中国事务和援助中国革命本身就有罪，就「帝国主义」了！再请问卢松同志，苏联政府的对华干涉到底算罪行还是大功一件？说到「大功」我倒不太认同，无论从俄国抑或中国革命的利益来看，彼此援助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最基本的义务。我想问：苏联政府是否该左手帮助南方革命军，右手把中东路交给（正与革命军作战的）北方军阀？
不管卢松怎样看，我们的立场如下：
既然苏联政府没法让铁路从满州「飞」到广东去，直接为北伐服务，它（苏联政府）就必须把铁路紧抓在手里，防止后者成为帝国主义和军阀对抗革命的工具。这便是我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政治责任的理解，这就是我们对中国人民争取（真实生活中的）民族自决权的具体斗争的态度。
与此同时，苏维埃的中东路政策必须使中国人民（至少是较先进的部分）清楚了解到我们对中国民族解放的支持立场。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已援引过1926年4月联共中央通过的部分决议（作者是我），这些决议明白宣布中东路为世界革命的工具，更具体地讲，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工具。当然，国际帝国主义有可能——或公开或隐蔽、或直接或间接地——从我们手里夺走它。换句话说，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对我们更加不利的后果，苏维埃可能被迫把铁路让给帝国主义，就像1918年我们被迫签定布雷斯特和约一样。但只要还有力量和可能性，我们将继续把中东路保留在自己手中，并准备把它交给革命胜利后的中国。
要指出的是，苏联政府已在当地开办中国铁路工人学校，对他们进行技术和政治教育，即为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移交而进行准备，因而也引起中国反动势力的疯狂攻击。据美联社报道，现任中国外交部长声称「中国唯一的道路，在于联合起来对抗赤色帝国主义，否则我们会在共产主义重压下亡国灭种」。就这样，中国当局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反帝斗争」，把矛头公开指向了共产主义（「红色帝国主义」）。难道这些自供状还不够清楚、不够坦白、还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吗？！
卢松试图证明帝国主义国家同情苏俄的对华扩张政策；实际上，他只证明了前者对后者的态度在某些场合带有内在的矛盾性。由于帝国主义的一块主要基石是「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因此它们不得不口头承认苏维埃的产业同样不可侵犯，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双边贸易也建筑在这一原则上。假设明天爆发新的反苏战争，所谓产权问题会变得无足轻重，资产阶级将从——并只从——如何击退「红色帝国主义威胁」（即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着手投入斗争。
还要提醒大家一句：旅华白俄分子的立场也不可忽视。据8月17日《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的政治圈子担心，在华白俄可能故意挑起某些本不会发生的事件（比如边境冲突）」。在卢松眼里，中东路事件是中国行使民族自决权的反映，蒋介石努力推动民主进步，莫斯科当局实施着帝国主义暴力；可为什么白俄要站在中国人一边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呢？难道这一事实还不够清楚地说明卢松同志所处的理论困境么？真的，与捧着地理学和人种学不放的卢松同志相比，那些在中苏边境杀害红军战士的流亡白匪更懂政治。白军悍匪知道看事情要看本质（而非次要特征），即世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殊死斗争。
布尔什维主义与和平主义
在以抽象「民族观点」代替阶级观点后，极左派不得不从革命立场转向纯粹的和平主义。卢松反复强调「当红军攻占西伯利亚铁路线之后，他们遵照列宁的教导，在中苏边境上细心和考虑周到（soigneusement）地停留下来，没有采取任何重新攻占中东路的举动」（RevolutionPraletarienne，228页）。
这就是卢松眼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责任——无条件承认民族国家的边境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卢松眼里的列宁主义反帝政策！简直不好意思去阅读类似的「一国革命论」。红军停留在中苏边境上，因为自己还不够强大，跨过边境只会不可避免地招致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工农的利益，如果当时红军有能力保持攻势，它理应这样做；拒绝攻击帝国主义不是什么「遵循列宁的教导」，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可耻背叛。卢松及其同道的不幸在于，他们把国际主义的革命政策偷换成了以尊重民族国家为绝对前提的和平主义立场，这与列宁路线毫无关系。
红军曾开进孟什维克掌权的独立国家格鲁吉亚，帮助当地工农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此第二国际至今不肯宽恕我们。格鲁吉亚的主要人口为格鲁吉亚人，红军则多半由俄罗斯士兵组成，在这场冲突中，请问卢松站在哪一边？
再看1920年夏天红军发动的华沙远征。卢松可能听说过，我当时反对远征，因为担心波兰工农来不及发动起来（战争的进度通常快于革命的速度），而使得我方过于孤军深入；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我的担心是对的。远征华沙是个错误，但它仅限于技术性错误，实践中难免的错误，而绝非原则错误。如果物质条件好些，我们当时的最大责任就是武装支持波兰革命（如同其它任何革命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西欧资产阶级政府首先使用了红色帝国主义一词，后来它的使用者变成了社会民主党，再后来，类似指控悄悄地成了极左派的专利。
为了否定革命「干涉」的正确性，卢松搬出古老而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工人的解放归根到底是工人自己的事」。我想问他，这条原则是否只适用于一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斗争？一国工人阶级是否该支持他国工人的罢工？是否有权利向起义者援助武器？如果他们希望向起义者派遣援军（假设这些工人有军队）呢？如果他们想派遣军队去引发一场起义呢？在罢工实践中，罢工者常以纠察队阻止其他工人上班来维持罢工，这与武装干涉有多大原则区别？
为何卢松不肯推论到底？
卢松一面占据了抽象的民族-民主立场，一面却又不肯推论到底。假设他的论断正确（即中国政府正为本国的民族解放而与苏维埃帝国主义斗争），那么革命者的责任不在于对斯大林进行道德说教，而是积极地援助蒋介石。很清楚，从卢松的立场只能得出如下推论：帮助中国政府（包括以武力支持它）从沙俄衣钵的继承者手中夺回民族自主权。卢松举出（这次他没说错）苏联政府援助基马尔政权反对帝国主义的例子，并提出应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政权：为了反击帝国主义，即使对蒋政权那样的工农刽子手也要予以帮助；就事论事地讲，这个原则没有错。不知为什么，卢松忽然犹豫起来，不肯再讲下去。他似乎感到上述立场最后会推导出一个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行动起来，帮助中国政府打跑苏维埃干涉者！
为何卢松犹豫不决？因为最后的——也是唯一可能的——结论使我们的极左形式主义者与帝国主义狗腿子打成一片了，使他们变成了白俄（正在武力支持中国政府的「解放斗争」）的政治辩护人。极左派的犹豫说明他们还有点政治嗅觉，但却颠覆了自身立场的全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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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存在社会主义「租界」？
当辩论到达这一步后，乌尔邦斯和他在「列宁同盟」里的几个亲密战友也开始发言了。与多数情况下一样，在中东路事件中他们又想占据「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在同盟机关报上，他们先后刊登了极左派（科尔什、卢松、帕斯）、马克思主义派（兰道和我）的发言，还有一篇比利时同志的（立场错误的）文章；然后刊登了编辑部的调和文章，66,2/3%赞成科尔什和卢松，33,1/3%赞成俄国左翼反对派，美其名曰「我们也非百分之百地赞成托洛茨基」。在主要附和卢松的同时，乌尔邦斯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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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往后者的地理学和人种学里掺入一点阶级观念，但卢松和马克思的互补所得结果却极其可悲。
「DieFahnedesKommunismus」（列宁同盟的理论刊物）认为「今日的中东路仍属外国在华租界，如果从中方（？）角度看，中东路与其它帝国主义租界只有程度（graduell）（？！）的差异」（「关于俄中冲突」N31,245页），这是纯粹的卢松式论点。乌尔邦斯教导德国革命者从「中方的角度」，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角度看问题。
首先要指出的是，认为工人国家根本不该在它国拥有企业的观点，纯属扯淡。乌尔邦斯和卢松一样，从「一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看问题。工人国家在落后国家开办企业的做法，不仅和经济有关，也同革命战略有关。如果这方面苏俄几乎没啥进展，那是技术落后的缘故，而非政治原则不许可。高度工业化的工人国家（比如英、法、德），将在落后国家（比如本国的原殖民地）大张旗鼓地修建铁路、工厂和农场；从各个角度说，这方面的工作都是（与工人国家）利益攸关的大事。当然，他们不能用强迫或「送大礼」的方式来从事海外经济渗透，而应与原殖民地进行适当的产品交换。这类社会主义（海外）企业的工作特点、领导方式和劳动条件的配置，应从提高所在落后国经济、文化水平的总前提出发；以较先进和富有的工人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经验来进行互惠交换。这不是帝国主义、不是剥削、不是压迫；相反，是对世界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摒弃上述做法的其它改造道路是不存在的。
当英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它无权把殖民地（比如印度）的产业赠送给当地资产阶级。这种政策愚蠢透顶，因为它会大大加强印度资产阶级和相勾结的封建主的实力，扩大统治阶级对印度工农的力量优势，推迟当地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正确的政策应该是这样的：（未来的）英国工人国家宣布给原殖民地充分自由，废除原有的全部殖民主义特权；与此同时牢牢控制在印产业，使后者不仅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工具，更成为印度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毫无疑问，这一政策也会巩固英国的工人政权，而政策的具体实施一定要在与印度工人阶级密切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并向农民提供看得见的好处。
现在我们试试像乌尔邦斯那样，从「印方角度」看问题。我们看到，对印度资产阶级来说，「社会主义租界」远比资本主义租界糟糕得多，因为前者大大折损了印度资本家的红利收成；对印度工农来说，情况完全颠倒过来——「社会主义租界」构成了一个个强大的革命政治和经济基地，换言之是某种社会主义飞地，在基地内部工农可以聚集队伍为革命做准备。当然，印度无产阶级建立政权以后，它会立即得到所有「红租界」。印度工人政权和英国工人政权之间的关系将不会建筑在对原资产阶级产业的惦念和讨价还价上，而是社会主义劳动分工和工人阶级互助精神上面。
说一千道一万，不存在抽象的「中方」或「印方」。存在蒋介石，存在中国工农及其先锋队，存在无数的小资产阶级中间阶层。当乌尔邦斯试图「从中方角度」观察事物时，他其实戴上了中国小资产者的政治眼镜，后者的阶级特征是每遇大事便慌神，不知采纳谁家观点，和向哪儿靠拢。
对中国和俄国革命的政治评价存在哪些原则性错误
乌尔邦斯不满足于简单重复卢松的观点，而是深入发展了「卢松主义」。如果把「FahnedesKommunismus」的编辑部文章中所有摸棱两可、欲言又止和预先留下的理论「后门」都去掉，它的根本立场呈现出下面这副摸样：既然中国的民族革命已经胜利，而俄国的热月反革命也已（或即将或不可避免）胜利，那么……（意味深长的省略号和沉默）。那么怎样？到底怎样？！编辑部避而不答。这倒不奇怪，折中主义哲学的存在，正为了回避重大问题的直接答案。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本文以后的陈述，我先在这里做四点解释：
1．乌尔邦斯同志错误理解了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目前它所处的阶段，因此，他对「热月」的政治理解也是错误的。
2．乌尔邦斯同志错误理解了中国革命的阶级动力，以及它目前的状态。
3．从自己虚假的苏俄社会性质判断中，乌尔邦斯正在做出错误和极其危险的政治结论。
4．乌尔邦斯（以及卢松和其它极左派）不肯把政治结论推演到底，只证明了自己缺少政治一贯性，但绝未减低这些结论的危险性。
接下来，我将引用一大段「FahnedesKommunismus」的引文，来证明上述论断。在前文所指的编辑部文章中，列宁同盟领导层试图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中国出现了「带有革命特征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与帝国主义公开交锋；这一运动也表达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场革命在资产阶级阶段停顿（！）下来，使得蒋介石军政府上台，镇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触犯了私有产权制度的农民起义；总的说来，这场革命使中国资产阶级接近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目标，比如国家统一……对正处于统一进程的中国来说，帝国主义租界好似人体上的毒刺……中国人正努力通过（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谈判方式清除租界；由于中国人认为苏俄是比较软弱的对手，便采纳军事进攻的方式（解决租界问题）。与此同时（！），对中国的军政府来说，以下事实具有决定意义：俄国租界在阶级角度上比那些‘反目的资本主义兄弟’的租界更危险。每个人都能猜到这场冲突（即中东路事件）早晚会来，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中国，中俄利益的和平共存是不现实的。只有在中国革命（即使它仅以工农革命为发展顶峰）胜利后，类似的合作才有可能」（N31,245页）。
说真的，我不记得何时见过短短一二十行字能浓缩如此「壮观」的政治思维混乱，起码不经常遇到。要理清每行字里的乱麻至少得写一页，所以我尽量长话短说，把次要问题搁置起来。
引文的上半部分认为帝国主义租界（包括中东路），是中国民族独立需要清除的毒刺，此处把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国家混同起来了。接着引文又承认「与此同时」俄国租界在阶级角度上（对蒋政权）更（？）具危险性，这一事实带有「决定性」（！）意义。最后，我们看到上述观点（明显互相排斥）的笨拙综合。「中俄利益完全无法妥协共存」？这句话里作者想说什么？只看引文上半部，可以理解为「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与中国的统一追求无法妥协」；只看引文下半部，可理解为「俄罗斯工人政权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无法妥协」。乌尔邦斯选择上述两种相反解释的哪个呢？他根本不选，而是把两个答案「综合」起来。怎么综合呢？说一声“与此同时”（dabei）就行；5个字母，便完事大吉。
乌尔邦斯认为，苏维埃共和国与资本主义中国的不妥协对立无可避免。很好。如此说来，冲突的根本并不在于中东路和1924年中苏条约？说得再清楚一点：今日中苏之间暴露的不妥协矛盾，恰好反映出中国内部阶级矛盾的不妥协性。假设乌尔邦斯能进一步指出依靠武力生存的中国资产阶级之所以痛恨苏维埃共和国，无非因为苏俄的存在是中国民众革命骚动的一个主要（力量）源泉，他就把事情基本说清了；而我仅能补充一点：中国资本家对「苏维埃帝国主义」的恐惧实际上是对工农斗争的恐惧。可惜，乌尔邦斯暂时看不透这一点。
与社会民主党一样，乌尔邦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胜利」。真实情况恰好相反，在中国获得胜利的并非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这是两码事！乌尔邦斯断言镇压工农只构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内部细节」，无碍大局；他甚至宣布民族革命运动的政治领导——国民党——同时也代表着中国工人的阶级利益。这既是斯大林的观点，也是社民派立场。
作为独立阶段，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在1911年尽最大可能地表现过自己了；而它的表现告诉世人：多少彻底些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完全没戏；国家统一、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民主改良（土改问题！）统统无法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真正实现。第二次中国资产阶级革命（1925-1927年间）用自己的全部过程证明（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早就一清二楚），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全面解决，这一专政将依靠工农联盟来对付国内资产阶级与外部帝国主义的联盟。也就是说，革命不可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而会演变成「不间断的革命」，成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环，并与后者共存亡。这就是为何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在布哈林-斯大林集团的协助下）摧毁了中国群众运动之后，并未实现民主改良，而是拼凑了一个军事法西斯政权。
中国革命与「不断革命论」
再回到那段列宁同盟机关报的引文上来。它的上半部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已胜利，下半部则说只有在「中国革命胜利后」才可能落实中俄合作。怎么回事？革命不是胜利了吗？它不正忙于从自己身上拔除帝国主义毒刺吗？乌尔邦斯说的是哪门子革命呢？无产阶级革命？看来不是。「即使它仅以工农革命为发展顶峰」这句话漏了底：它的性质并非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不是纯粹资产阶级革命，哪种革命呢？难道乌尔邦斯（如同布哈林和拉狄克一样）预见到中国存在某种特别的「非资非无」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可能性？如果这样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要知道，正是「非资非无」的斗争哲学使布哈林和斯大林跑去拥抱国民党的。正是这一立场使拉狄克和斯密尔卡摔了跟头。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随后是拉狄克和斯密尔卡）认为，在世界帝国主义和工人国家对垒的缝隙里，中国有实现小资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可能性。而乌尔邦斯呢，在1917年俄国临时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两大历史经验范本问世后，仍在这个将决定东方命运的问题上执迷不悟地附和着拉狄克。难怪他一面保持缄默，一面忙于刊登拉狄克关于「不断革命论」的肤浅庸俗到极点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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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遇到的，不是对1905年列宁关于不断革命的某些文章段落进行歪曲的小把戏，那些把戏季诺维也夫和马斯洛夫已玩得够多；我们在讨论对东方命运攸关的大问题，它的解决将影响整整一代人。必须清楚地回答：到底是否可能存在某种特殊的、「非资非无」的工农民主专政，如果存在，它与国民党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大类型政权有何区别？与此相关联的下一个问题是：农民阶层是否有能力在革命期间推行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既独立于资产阶级，也独立于无产阶级？对上述问题，已从俄国和中国两场最新革命汲取丰富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农民阶层要么在自己的上层和小资产阶级知识界领导下追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这是俄国社会革命党或中国国民党模式）；要么在贫农和农村无产或半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追随工业无产阶级（布尔什维主义模式），10月革命（即不断革命）的道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布哈林和斯大林拧断了中国革命和中共的脖子；而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斯密尔卡、普列奥布拉任茨基在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转晕了头，最终可耻地（向当权派）投了降。对东方国家来说，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就是衡量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分水岭。
1917年，斯大林、加米涅夫、李科夫等人用1905年布尔什维克党决议的某些语录批评列宁；现在轮到马丁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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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伙这么做了。但类似的假面舞会只能骗骗外行和呆子。共产国际一面在中国落实马丁诺夫、布哈林和斯大林的路线，一面疯狂地批判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是东方（革命）的主要问题，也是西方革命的一个主要方面。乌尔邦斯同志对此有何看法呢？他没有看法。他要么用只言片语来应付，要么更糟，借用拉狄克的看法来救急。
热月还是热月的「党内预演」？
乌尔邦斯同志对中国革命理解不深，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呢？看来更糟。我指的首先是热月反革命政变和苏维埃国家的性质问题。热月的政治公式，当然是个有保留的公式，一切历史类比都是有保留的类比。当我第一次使用热月这个词来反对季诺维也夫-斯大林集团的时候，就强调过它的有保留性。不管怎样，这个说法相当合理，虽然阶级和时代背景已大有不同。热月指的是反革命蜕变和政变的第一阶段，即政权从一个阶级的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与此同时，尽管权力的转移——如有必要——伴随着内战，但表面上却伪装成革命党内部的派系之争。法国革命时期，热月政变前夕已出现政治反动的浪潮，尽管政权尚保持在城市贫民手中；热月完成了这一反动进程，最终使城市贫民丧失了权力。即是说，热月并非等同于整个反动时期——革命阵地的逐渐散失、削弱和堕落，而是较为精确的质变界定：它告诉我们政权已落入另一阶级手中，从这一时刻起，革命阶级想夺回失去的权力就只有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为此需要新的革命形势，而它的到来取决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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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3年，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就提出了革命正进入新阶段的看法，这个新阶段的特征是革命理论和政治的倒退、蜕化与堕落，最终可能发展为新的热月。假设1923年底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胜的话（当时完全可能），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可能在不引发内部震荡的前提下得以净化和巩固。但1923年德国革命形势以工人运动史上最可怕的政治大投降告终了；它的失败，反过来大大加强了苏维埃国家内部的反动趋势——开始讨伐「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主义」，「一国社会主义论」也出笼了。当时德共内的极左派对这一重大转折毫无感知，他们一面支持俄共内部的反动势力，一面不顾德国革命已遭受阶段性失败的基本事实，继续坚持形式主义的革命进攻政策。
和俄共的中派分子（指斯大林集团——译者注）一样，德共内的极左派（马斯洛夫、菲舍尔、乌尔邦斯）拿「反托派斗争」来为自己的错误政策打掩护；在他们眼中，我们（左翼反对派）关于在德国继续推行进攻性政策等于自我削弱的「托派观点」成了「取消主义」，因为对极左派来说德国革命高潮不是已经过去，而是尚未到来。换言之，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善于分辨不同阶段和准确判断具体形势的能力大加批判和嘲笑。顺便说一下：乌尔邦斯如能对那段反托派斗争的经验教训作出总结，会很有益；正是那场斗争混乱了德国工人的头脑，为今天那帮毫无理想可言的官僚、冒险家和投机分子在德共内的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1924--1925年间的极左路线更加严重地削弱了欧洲无产阶级，加快了苏维埃共和国内部的反动堕落。左翼反对派被开除出党、流放、逮捕，这些事件构成了反动时期的重要路标，意味着党正不断被削弱，也说明苏联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正被不断削弱。但这还不等于说政权已从无产阶级的手中被夺走，已属于另一个阶级。
苏联工人阶级未能阻止当权集团对左翼反对派的迫害，这个事实很让人担心和警惕。不过，斯大林也不得不从我们纲领的所有领域剽窃部分内容，向右翼开火，使党内权力之争变成一场持续性的剧烈左倾运动。这说明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压力还在，而官僚层不管如何嚣张，总还在社会意义上依赖于无产阶级。俄国左翼反对派必须重视这一基本事实，依据它来制定对苏维埃国家的立场，即改良而非革命的立场。
左翼反对派遭正式取缔前夕，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和写过：左翼失败后党内右翼将和官僚中派算总账。那些支持斯大林打击我们的右翼分子，将从左翼的失败中获取双倍好处。用我们的话说（说了不止一次）：「热月尾巴会敲到中派的头上」。这一打击已发生过并将继续发生；我指的不限于布哈林他们，而是俄国社会强大的潜在反革命力量，党内右翼只是这股力量苍白的影子罢了。
尽管左翼被取缔、无产阶级受到削弱，但反对派的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压力仍强大到足以迫使中派官僚层（在经济政策上）持续左转。正是这个「左转」为反对派近来的投降风气创造了前提。投降分子里什么人都有，但主要角色的面目比较单一：他们大都一直以为革命的蜕化过程将呈直线式发展，并倾向于把每个蜕化阶段都宣布为热月的完成阶段。我们被开除出党的前夕，萨法洛夫（季诺维也夫的拥护者）先在柏林后在莫斯科惊叫「离反革命政变就剩5分钟了！就剩5分钟了！」。5分钟过后，萨法洛夫便向当权派投降；拉狄克比萨法洛夫还性急，当权派把我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后，拉狄克便想宣布热月政变已发生，而我告诉他，这只算热月的「党内预演」（甚至连总预演都未必够格）罢了，而非热月（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反革命夺权行动）本身。1926年，斯密尔卡认为随着布哈林-斯大林路线（鼓励富农的农村政策，英俄委员会、援助国民党）的进一步推进，党只会越来越右倾，十月革命的国内力量已消失殆尽，力挽狂澜的救星只能来自国外，而最近几年内他又看不出谁能扮演救星的角色。就此斯密尔卡曾写过一份提纲，从提纲可以看出，中派和右派分裂的可能性，中派在国内压力下被迫左转的可能性从未被他考虑过。在热月和「建立第二党」问题上，拉狄克和斯密尔卡曾是反对派的极左翼；结果呢，事件的最新发展让他们不知所措，结果轻率地投降了。
1928年5月26日，我在给米·阿库扎瓦（格鲁吉亚老布尔什维克）的信中写道：「斯大林新路线所要解决问题的性质，使他不得不试图借助我们的纲领；但在政治领域不仅存在‘做什么’的问题，还存在‘怎么做’和‘谁来做’的问题。与苏维埃命运攸关的主要战斗还在前头……我们一直认为而且也不止一次声明过，当权派的堕落不能用一条持续下降的曲线来简单形容，因为革命的蜕化并非发生于真空世界里，而发生在阶级社会里，伴随着深刻的内部矛盾和争执。党的基本群众不是铁板一块，在极大程度上他们属于可用来锻造阶级战士的社会原料。在阶级矛盾和阶级利益的冲击下（既从左面也从右面），党内群众会不可避免的分化。最近党内发生的变化冲击到了我们（指1927年左翼反对派受到开除出党的迫害——译者注），但这也仅是更多新事变的前奏曲。如果说从歌剧中的前奏可听出整部剧的节奏并得到简短的整体介绍，我们所经历的政治前奏曲也仅是新曲子的预告罢了，主要曲目还远未充分显示自己，用阶级音乐的铜管、鼓、低音提琴和其它乐器烘托出政治大戏的高潮」。
事态的随后发展，无可争辩地证明我们的判断一直是对的，而且不仅在对待那些反复无常的政治小人（比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皮达科夫）方面如此，而且在对待那些极左「朋友们」的立场也是对的。这伙极左糊涂虫倾向于把前奏当成正剧，以为党和国家内部仍在不断发生和变化的政治进程已经结束，而热月则是既成事实。
乌尔邦斯同志在热月问题上的错误
要指明的是，乌尔邦斯一系列错误结论的根源，在于他认为热月已是既成事实，却不肯由此作出所有不可缺少的结论。但即便那少得可怜的几条结论，如果最终在组织内深入人心的话，足以毁掉列宁同盟。
我被驱逐出苏联后，「FahnedesKommunismus」刊登的相关评论文章认为「从此不能认为斯大林的统治（集团）还代表工人阶级，必须利用一切可能手段开展反对它（斯大林集团）的斗争」（1929年2月1日）；此外，文章把驱逐托洛茨基与罗伯斯庇尔等人死于断头台相提并论。换句话说，文章作者认为苏维埃国家的热月政变已结束。如果这是一时的愤激之言，本不值得为它耗费精力；政治斗争从来不乏夸张和现场估量难以避免的错误和偏差等等。（考察一个组织）要看它的总路线，而非一时一地的个别错误；不幸地是，列宁同盟的领导者试图把一时的错误演化为总路线。围绕我被驱逐后的俄国形势问题，2月11日列宁同盟公布了相关决议，决议直截了当地宣布「这是热月」（DasistderTermidor）；接下来，决议说「因此，俄国无产阶级有必要为争取全部自由权利而与斯大林集团进行斗争，以便在与即将到来的公开反革命颠覆进行搏斗时处于有利地位」。2月13日列宁同盟机关报的社论文章宣布「驱逐托洛茨基的事件，为1917年革命（开创的时代）划了句号」。毫不奇怪，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乌尔邦斯越往后越经常被迫承认他「远非百分之百地」赞同俄国左翼反对派，因为后者「走得不够远」。乌尔邦斯确乎越走越远……可惜方向彻底弄反了。
我们把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堕落现象与热月相比较，首先是强调他们之间相仿的阶级内涵，而乌尔邦斯和拉狄克却把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过程简单地形式化甚至个人化了。拉狄克说「把反对派代表赶出中央委员会，等于把罗伯斯庇尔们赶出革命政府」，而上断头台还是流放阿拉木图，纯属技术问题。乌尔邦斯说：左翼反对派的取缔和驱逐托洛茨基与罗伯斯庇尔一派被送上断头台的意义一样。在上述对比中，宏大的历史近似被轻率和廉价的对一人一事的评价冒名顶替了。
与18世纪的法国革命相比，20世纪的俄国革命无可比拟地深刻和广泛得多；我们所依靠的革命阶级，比（18世纪的）法国城市贫民数量更多、性质更单一、更紧密、更坚决果敢；在所有方面，10月革命的政治领导都远比法国革命领导群体更有经验和远见；最后，布尔什维主义专政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变化，远比雅科宾党人带来的社会变化要深刻。
法国革命后期，城市贫民最终失去了权力；然而，尽管热月前夕贫民的力量已被削弱（雅科宾党人的官僚化和革命阵营内部阶级矛盾的增长），剥夺权力的过程仍伴随了一场流血内战（热月就是内战）。20世纪的今天，谁会相信资产阶级有能力用和平、不为察觉的官僚上层手法从俄国无产阶级手中夺走政权？
原沙俄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至今掌握在苏维埃国家的手中；土地收归国有；原剥削阶级成员仍不准参加苏维埃和红军；对外贸易垄断使苏联能免遭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干涉，所有这些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除此之外，反对派的压力迫使中派向热月阶级异己势力及其在党内的政治倾向施加了一系列打击（但既不致命也非决定性的），对所有这一切不能视而不见。盲人骑瞎马的政策一定是糟糕的政策。
斯大林集团的左倾不等于热月反革命危险即将过去，正如反对派的流放也难以判断为十月革命时代即将死亡一样。斗争在继续，各个阶级还未把力量投入到总决战中去。中派就是中派，而布尔什维克应坚守自己的原则；投降分子应受到鄙视，而极左糊涂虫们有责任理顺思路
[7]
。
1928年5月1日，奥地利左翼反对派小组（弗雷同志领导）机关报发表文章指出「尽管存在斯大林篡权集团，苏俄仍是一个工人国家」。「某些政治问题，它们（对我们左派）具有百试不爽的试金石功能……今日的共产主义反对派以各式各样想得到和想不到的思想倾向及其组织形式存在着，对我们来说也存在着类似的试金石——苏俄国家的无产阶级特征问题……有些反对派成员，由于对斯大林路线太过气愤，而把澡盆里的污水连同婴儿一起泼掉。出现了一种观点，即苏俄在斯大林路线的推动下可能以纯粹的进化方式演变为资产阶级国家……是否真的如此呢？苏维埃国家内部林林总总的蜕化变质现象，都是资产阶级明明暗暗的影响和斯大林路线彼此配合的结果；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努力迫使苏维埃政权倒台。然而，最终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夺取政权，资产阶级只有一条路可走——暴力政变……我们与斯大林路线作斗争，但斯大林和苏俄之间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尽管已出现了许多蜕化的征象（我们正在和将继续与它们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只要苏联的先进工人仍拥有武装，苏联对我们来说就仍是工人国家（尽管存在着斯大林路线）。无论在战争还是在和平时期，为了我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必须无条件地保卫它。这种保卫要求我们更好地与斯大林做斗争，因为后者无力真正保卫苏联……任何人，只要他在苏联的无产阶级特征问题上不够坚定，他就在损害无产阶级利益，损害革命利益，损害左翼反对派的利益」。
上述理论立场可说无懈可击。假如乌尔邦斯同志转载上述真知灼见而非科尔什派或半科尔什派极左文章，才算明智的做法。
不是抽象的中派立场，而是现阶段的具体中派立场
我们看到，列宁同盟试图从另一端掏空我方理论立场的基础：「尽管中派主义属于工人阶级内部流派，但它和另一流派——改良主义——一样（虽有程度差异）为阶级敌人服务，尽管服务方式不同」（N31,246页）。
从表面上看，上述批评很有说服力。实际上它把马克思主义真理演化为抽象因而是虚假的公式。仅承认中派主义或改良主义「总的来说」属于工人阶级的内部流派，还远远不够；需要对具体时代的具体中派主义在具体国家的具体工人阶级中正执行哪些功能进行分析。真理总是具体的。
乌尔邦斯同志告诉我们，俄国执政当局走中派主义路线，英国执政当局走改良主义路线，它们都属于工人阶级内部流派，只有程度（graduel）的不同；双方用不同的方式服务于资产阶级。很好，这些话我们记下了。那么，假设英俄战争爆发，我们该采取何种对策呢？俄国共产主义者是否该和英国同志一样，采取失败主义立场？或者相反，两地的共产主义者都应充当程度不同的护国主义者？要知道，失败主义或护国主义立场牵扯到大是大非的阶级路线问题，它不可能受二三流因素（比如英俄当局阶级性质的程度区别）的左右。话说到这儿，乌尔邦斯同志可能也醒过味儿来了：英国的工厂、铁路和土地属于剥削阶级，英国拥有众多海外殖民地及其奴隶制度！也就是说，英国改良主义在保卫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保卫的不太成功，有些笨手笨脚和晕头转向，资产阶级不很信任他们，带点鄙视，始终在监视和不断冲着改良主义当局大声吆喝，随时可能把后者一脚踹开——但无论如何，英国改良主义当局正在保护资本的国内和国际利益。类似结论也适用于德国社民党。
苏联中派主义当局在保卫什么？它在保护那个从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剥夺中产生的社会制度，保护效果很差，极不在行，并诱发了工人阶级的失望和怀疑情绪（可惜苏俄工人还不具备英国资产阶级那样的统治经验）；中派主义当局的内外政策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客观上在帮反革命势力的忙；但由于客观原因，斯大林制度主要带有无产阶级特征而非帝国主义特征。存在着两种阶级体制的根本差异（而非乌尔邦斯同志所说的「程度差异」），这两种体制各自代表着历史进程的两个相反方向。任何共产主义者如果没弄懂这个基本差异，他就不再对革命有益。
「翻转过来的克伦斯基制度」
乌尔邦斯同志继续向我们发问：「你曾把斯大林制度称为‘翻转过来的克伦斯基体制’，又作何解释？」。1917年的俄国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体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方式，也是后者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所能找到的唯一现实的统治方式。它动摇、脆弱、不可靠，但毕竟属于资产阶级。为了使政权最终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必须举行武装起义（即十月革命）。
所谓「斯大林制度是‘翻转过来的克伦斯基体制’」，指它体现着反革命政变前的最后一种无产阶级专政方式；这一现实专政已被工人的消极、内外矛盾和领导层的错误所削弱，但毕竟仍属于无产阶级。斯大林制度后上台的要么是布尔什维克，要么是反革命政变集团。还说得不够明了么？
当初，斯大林集团对我这句话如获至宝，硬说托洛茨基想发动武装起义推翻苏维埃，就像当年我们发动了推翻克伦斯基的起义一样。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正因为斯大林集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统治形式，有必要发动起义的是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
一句话，无产阶级仍有可能——由于反革命夺权政变尚未发生——以深刻的内部改良方式实现自己在党、苏维埃和工会内部复兴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无产阶级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国家？
需要承认，在热月问题上「FahnedesKommunismus」没有把话说死，但这并未使它的立场变得更正确些。苏俄是资产阶级国家吗？「FahnedesKommunismus」回答道：不是；苏俄还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吗？「FahnedesKommunismus」回答道：不存在。那么苏俄政府到底体现着谁的专政呢？莫非它是「无阶级国家」的「超阶级政府」？「FahnedesKommunismus」回答说：苏俄政府「乍一看像几个阶级之间的政治中间商，其实代表着经济实力最强阶级的利益」（N32,246页）。尽管作者没有直说经济实力最强的阶级是谁，但整篇文章再明白不过地暗示我们：它是资产阶级。照此说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明明就是资产阶级政府，作者却不肯直说，而以貌似中立的叙述方式取代结论。其实，假中立非但不会为文章加分，反倒说明作者缺少理论直率的态度。当然，不存在什么超阶级政府。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发生的所谓热月政变意味着——也只能意味着——政权从无产阶级手中落入资产阶级手中；如果政变已完成，那么今日的苏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
那么，资产阶级是否真成了苏维埃国家里「经济实力最强的阶级」呢？当然没有，类似说法只能叫胡编乱造。「FahnedesKommunismus」大概自己也没料到，它的判断其实击中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十月革命。如果苏俄的资产阶级力量今天已比无产阶级强大，如果两方力量对比正以「一日千里」（mitRiesenschritten）的速度向资产阶级倾斜，那维持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它得以苟延残喘到今日）还有何意义？幸运的是，所有关于苏联资产阶级已成为经济霸主的「意念」只是虚幻的想象而已。
乌尔邦斯同志回答我们说，他指的不仅是苏联国内的残存资产阶级，还包括国际资产阶级。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无可争辩，国际资产阶级目前比苏联强大得多。正因如此，一国社会主义论才暴露了自己庸俗的民族改良主义乌托邦本质。我们与极左派的区别在于我们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生产角色和政治角色是阶级力量对比的最重大因素，两大阶级的斗争带有世界范围，它的结局也决定着十月革命的历史命运。极左派莫非认定世界革命已毫无希望？请痛快说出自己的观点！某种程度上，世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取决于我们；就拿极左派来说，只要它或直接或隐晦地宣称今日苏俄已变为资产阶级国家，并进而完全或几乎完全拒绝支持后者对抗世界帝国主义，就等于帮资产阶级的忙。
对苏俄政府阶级性质的列宁主义分析告诉我们，它既非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超阶级政府，而处于双重政权的状态。对这一状态，俄国左翼反对派早就进行了深入分析。
斯大林中派集团帮了国内资产阶级很大忙，使后者得以建立非正式的权力中心和施加政治影响的隐秘渠道；但任何重大阶级斗争都围绕生产资料进行，谁敢说资产阶级在这场争夺中已占上风，要么心智失常，要么从未有过正常人的智力。我觉得，极左派在把革命的社会-经济内涵「抽象化」，只注意研究外壳，却对主要的果实见如未见。当然，在「苏维埃果」的生长过程中，如果外壳有损（事实如此），那么内核也有烂掉的危险。左翼反对派的所有活动都围绕这一思想进行。但承认「烂掉」的危险与根本无视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内核的存在，这两种立场有着天壤之别。十月革命从资产阶级手中剥夺的主要生产工具，至今仍在工人国家的手中，请勿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老毛病，极左派！
假设反革命政变已经结束，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怎样的？
如果反革命政变已结束，如果国内资产阶级已是「经济实力最强的阶级」，那就说明俄国经济发展完全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转轨到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去了，而我们也要勇敢地作出相应的战术结论。如果国民经济在整体上已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各种对土地租赁和雇佣劳动力的法律限制便成了小资产阶级乌托邦幻想的产物，毫无意义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是讲实话并只讲实话，我们不会否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程，上述反动的人为限制措施不可避免地会彻底消失，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充分发展扫清道路。
外贸垄断对资本主义发展有何意义？只有消极作用，因为它妨碍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入，它会妨碍资本主义俄国与世界经济的整合过程。马克思主义有责任承认取消外贸垄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计划经济就整体说来也是如此，只有在社会主义发展轨道上它才有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理由。
在实际斗争中，俄国左翼反对派一直要求更加系统化地限制资本主义个人致富；要求保存和巩固外贸垄断和全方位发展计划经济。然而，只有在与它同时反对党和其他工人组织蜕化变质的斗争联系起来，反对派的经济纲领才有意义。需要承认，一旦反革命政变最终完成，反对派的经济纲领即丧失了政治意义。乌尔邦斯同志对所有这些避口不谈，看来根本没弄清上述立场和要求的相互关联性与不可分割性，所以一味重复「我们远非百分之百地赞同俄国反对派」来给自己和别人定神。可惜，这定神药也吃不了多久了！
工人民主还是资产阶级民主？
话说回来，乌尔邦斯及其战友们毕竟吞吞吐吐地作出了某些结论，比如——正如我们上面引述过的——他们号召俄国工人阶级夺回「全部自由权利」。要命的是，他们犯了老毛病，硬咽回去半截话，拒不澄清到底哪些自由而且仅仅含糊地提一句便匆匆略过，为什么呢？
在与斯大林路线（既承受着阶级异己力量的压力，又是前者不自觉的助手
[8]
）斗争的过程中，俄国左翼反对派要求恢复党内、工会内和苏维埃内部的无产阶级民主。它无情地揭露了当权派对民主概念所做的丑恶歪曲，抨击后者以所谓「自我批评」偷换工人民主的概念，腐蚀与瓦解着无产阶级先锋队革命觉悟的思想基础。但对我们来说，只有首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存在，争取党内民主才有意义。如果执政党捍卫的是敌对阶级的利益（原文：落实的是敌对阶级的权力），还去要求什么党内民主，不太傻了么？如果形势真恶化到那个地步，我们就不会再要求党内和苏维埃内部的阶级民主，而会为国内的「一般」民主（即资产阶级代议民主）而斗争，来对抗执政党的独裁统治。海外流亡孟什维克多次批评我们左翼反对派「走得不够远」，至今不肯为「国内民主化进程」而斗争；必须指出，我们与孟什维克的相互关系是阶级敌人的关系（原文：处于街垒的不同方向），现在——由于反革命政变的现实危险性——更加如此。我们之所以为无产阶级民主而斗争，正为了使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免遭资本主义制度（包括资产阶级代议民主）的侵蚀。
乌尔邦斯及其战友们提醒我们「俄国反对派不正嚷嚷要引进代议民主中的秘密投票原则么？」，我们的回答如下：就目前来讲，秘密投票的原则有可能帮助较先进的苏联工人加强在党内和工会内的活动可能性，并利用这两大资源巩固自己在苏维埃里的阶级阵地。反对派上述要求与我们完全留在无产阶级专政阵营内部的立场互为表里。混淆阶级民主要求与资产阶级民主要求会犯致命错误，乌尔邦斯同志！
乌尔邦斯一面含混地谈论「自由」的整体概念，一面具体地要求「结社自由」
[9]
。极左派认为苏联无产阶级应该争取「结社自由」。无疑，在目前的左转政策下，斯大林集团比以往更加严密地控制和压制着工会；无疑，工会有权利保护工人利益去反对日益蜕化的专政体制，对此反对派已用言论和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立场。但需要明明白白地讲清楚；反对中派官僚的斗争不等于要求一般的政治自由来对抗阶级异己的国家机器，而是使苏联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范围内——能够有实际的机会去纠正自己国家的错误。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结社自由」首先意味着大工业家和农业地产商们有可能以强大政治联盟向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施加压力，他们也的确一直如此行事。对无产阶级来说，结社自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进行阶级斗争的「自由」（我们最清楚这种自由是怎么回事！），这一社会的经济表现为资本主义无序，而政治生活表现为「全民民主」。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没有社会关系的条理化，社会主义根本就不能存在。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工资的调节以及工人与生产的关系，在这类问题上工会应扮演的角色，上面已说过了。这一角色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会完全不同，后者（和确保后者存在的结社自由原则）的存在和活动不仅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无序性，而且本身就是那个无序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想想1926年英国煤矿工人罢工造成的经济后果，以及自那以后资方与改良派工会徒劳的和解努力，就很清楚了。
乌尔邦斯提出的「结社自由」的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赋予它的概念，这一点很清楚。乌尔邦斯认为苏联、中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都应该落实这一自由，假如反革命政变在苏联已大功告成，这一要求自然完全正确；但该假设成立的话，乌尔邦斯的提议又显得不足：与会议、出版和其它政治自由割裂开来的结社自由没有现实意义，严肃的政治活动家不会这么无知。列宁同盟的2月会议已提到过（在苏联争取）上述一揽子自由权利的必要性，而这些「一般政治自由」又仰赖于资产阶级民主——说到底，需要复活资本主义制度。看来，列宁同盟着实需要把逻辑推演到底，并在辩论中首尾相顾。
在马克思主义批评面前，乌尔邦斯一边溃退一边顽抗
当我提出「与斯大林集团的斗争不妨碍我们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意见后，在关于中东路的上半部文章中，「FahnedesKommunismus」告诫道「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集团的内外政策是不行的」，并要求我「彻底思考清楚」（N31,246页）。当然，我怀着浓厚兴趣等待列宁同盟如何从（我们已看到的）密密麻麻的理论矛盾里得出清晰的战术结论来。
这个当口上，乌尔邦斯及其战友大概拿到了第二国际的中东路决议，或许，这对他们起到了清醒剂的作用。鲍威尔起草的决议与卢松和帕斯的文章简直如出一辙。不久前刊出的中东路评论下半部里，「FahnedesKommunismus」终于承认有必要在冲突中支持苏方！掌声鼓励！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得出这一结论以后，「FahnedesKommunismus」没有批评卢松、帕斯和科尔什派，没有要求极左派反省，却把矛头再次指向俄国反对派！
政治活动的基本准则告诉我们，面对保卫苏维埃共和国那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二三流的分歧应被暂时搁置，乌尔邦斯和他的朋友们却另有高见。中东路事件最危机的日子里，他们连篇累牍地刊登极左派文章，后者事实上号召援助蒋政权与苏联抗衡。在马克思主义者施加压力的前提下，在冲突持续了一个半月后，编辑部声明支持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立场。同时却又不向那些否认革命者最基本义务的极左派开火，而再次反对……托洛茨基。看到这里，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分子可能都猜到了：对乌尔邦斯来说，如何看待苏维埃共和国的阶级属性并不重要，要紧的是强调和守护自己的「独立性」。他大概没想到，那些费尽心机、乃至凭借人为和不光彩手段来维持自身独立性的做法，恰好暴露了自己对外部理论影响的极度依赖性。
「FahnedesKommunismus」文章的第二部分声称：「一方面，斯大林的对华路线摧毁了中国人民对苏俄和共产主义的好感，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民在类似中东路事件中的立场必然受到下列现象的影响：苏俄愿意以武力保护中东路，当蒋政权的军队把工人和贫农浸在血泊中时，苏维埃共和国却毫无作为」（N32,250页）。这段论述把人所共知和正确的事实因素与谬误的新发明混为一体。苏共当权派在中国革命中犯下了确凿无疑的罪行；斯大林和布哈林绞杀了中国革命，这已成历史事实，越往后这一事实越会促进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深刻反思。但指责苏维埃共和国没有在上海事变和武汉事变之后以武力支持中国革命，意味着以悲情笔调取代革命政策。卢松断言，任何对他国内部事务的干涉（更别说武装干涉）乃为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这固然属于和平主义胡说；但要求布尔什维克用刺刀去挽救已被孟什维克路线扼杀了的革命，不顾具体国际形势和苏维埃共和国的现实力量，也是一种有害的胡说。打击的炮火应对准真实而非虚幻的战线，否则反对派如何能争取到工人群众的政治信任？
那么——有人又要发问了——为何在中东路事件中苏联有决心投入战争呢？
我已说明，如果真的（因为中东路）爆发全面的中苏战争，那么战争的主要目标远不止铁路那么简单。当然，就中东路本身来说，它也比1914年死于非命的奥地利皇储重要得多……不管怎样，仗不会仅为铁路而打。不论初始的借口是怎样的，仗一打起来就不可避免地会转变为对「苏维埃帝国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十字军讨伐，这场反苏战争会比因为皇储之死而爆发的「讨伐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战争还要猛烈。
目前苏联和南京政府正在谈判，也许后者会以赎买的方式（借助外国银行的力量）讨回中东路，亦即把铁路从工人国家手里转给国际金融资本。我说过，此事上苏方可能做具体让步，但这毫不等于什么中国民族自决运动的胜利，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衰弱而导致资本主义反动势力赢得一个回合的胜利。不幸之处在于，看到让步不可避免之后，斯大林集团极可能作出一副帮助中国人民得到历史正义的嘴脸，而苏联外交部将重复卢松等人在列宁同盟机关报上发表的评论和要求。
战争爆发后的具体任务
假设苏中之间因为中东路爆发战争，反对派该如何自处呢？「FahnedesKommunismus」文章的回答既不清楚又躲躲闪闪。「假设苏中因为铁路爆发战争，列宁主义者应反对蒋介石和他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N32,第250页）。极左派的糊涂理论至此算丢人丢到家了！「马列主义者」们无奈地声明「看好喽，我们可是反对蒋介石的！」。好的，反对蒋介石，那拥护谁呢？「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在于动员各国无产阶级进行总罢工，以阻止为战争目的进行任何军火生产和运输」（N32,第250页）。这是和平主义不干涉立场。对乌尔邦斯来说，国际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帮助苏维埃共和国对抗帝国主义，而在于阻止军火生产和运输——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苏俄。你们的意思确实如此吗？乌尔邦斯同志？还是说错了话？抑或没彻底想明白？如果是后者，就请快些想清楚和改正重大问题上所犯的重大错误吧！共产主义者的正确立场简单而明确：以任何手段阻止和破坏中国反革命政府的战争准备，尽一切可能协助苏俄加强战备。
保卫苏联是否意味着与斯大林集团和解？
为证明己方立场与俄国反对派立场的区别，乌尔邦斯列出下面两条理由：
1．如果苏中战争期间有某帝国主义国家站在俄方参战，该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不应与本国资产阶级达成阶级和解（如布哈林要求的那样），而应继续以推翻本国资产阶级为己任；
2．一面支持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国反革命政府的战争，同时与斯大林集团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这两条意见浑浊不清至极，而且恐怕是作者有意为之。乌尔邦斯把具体问题与总原则混为一谈，所提意见纯属不着边际的闲谈——不针对具体的中东路事件（及可能的战争），而泛指苏联与外部战争的任何可能性。至今为止，卢松也好，帕斯也好，都没否认国际无产阶级必须支持苏联对抗可能的——比如英美——帝国主义军事干涉，如果后者借口沙俄外债问题、外贸垄断和银行、工厂国有化问题向苏宣战。当下火爆辩论的产生来自苏中铁路之争的特殊性，极左派也因此暴露了自己缺乏以阶级立场分析具体和复杂事物的能力，而列宁同盟为极左派观点大开方便之门。当极左派喊出「停止干涉中国事务！」的口号后，列宁同盟在一个半月里不表态，当沉默已完全不可能的时候，便以含糊和摸棱两可的说辞蒙混过关。
「布哈林理论」！？它从哪儿蹦出来的？「不能停止与斯大林中派集团的斗争？」难道有谁要求停止吗？到底是谁？没头没脑冒出一段来，目的何在？
照我看，目的在于暗示俄国左翼反对派（不是投降分子，而是那部分还在坚持斗争的反对派）正借口反苏战争的迫近而倾向于和当权派妥协。由于本文读者大都不很了解俄国反对派纲领，有必要简单重述（假设）对苏战争爆发我们对当权派会采取什么立场。
当1926年英俄委员会垮台、英俄断交后，反对派在自己的正式宣言中公开表态，指出对苏战争一旦爆发，苏维埃国家的全部已有矛盾将比和平时期更加尖锐，因而也更加需要加强与当权派的斗争；同时我们嘲笑了所谓「失败主义」和「有条件护国主义」的看法。这份文件诞生的时刻很重要——革命专政内部和外交局势都处于极度恶化状态，我想，它再好不过地说明了我们对当权派的原则立场。
关于对苏战争与反对派的问题，1927年算个高潮，吵得热火朝天、斗得不可开交。乌尔邦斯同志听说过「克雷孟梭大纲」么？数月时间里，当权派秀才们写出上百文章、发表过上千讲演批驳它。在大纲中，我提出「爱国反对派」的概念并指出克雷孟梭集团就是法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爱国反对派。从1914年到1917年，克派集团不顾本阶级宣布的「内部停战令」，积极地向本阶级政治代表阶层的所有其它部分开火、上台执政并最终确保了法帝国主义（在大战中）的胜利。我问道：难道法国统治阶级内部会有哪怕一个傻瓜以为克雷孟梭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失败主义者？
不久前巴黎出版了我的《被歪曲的革命》一书
[10]
，其中包括我在1927年8月1日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下面附上发言摘录：「人类史最重大事件当属战争与革命。当权派路线到底有何神奇效果，我们已在中国革命身上试验过了……除了革命，最大的历史考验要算战争。我们预先申明：斯大林-布哈林官僚集团的摇摆政策和绕弯子说囫囵话式的机关弄权手段，打起仗来毫无用处。这话也是说给共产国际现领导层听的。对目前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他们只需通过一道考试就够了：是否准备不分日夜地投票反对托洛茨基？未来战争对他们的考验会严酷得多……斯大林式的骑墙政策不会有容身之地。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关于‘一小撮反对派’、关于‘光杆司令’之类的讥讽只能暴露讥讽者自己的无知。所有这些布尔什维克已不止一次听过了：1914年和1917年都听过了。我们对明天看得很清楚，并准备迎接它……就国内政策而言，战争期间当权派这种缓慢的蜕化演变也没有任何出路」「……国内阶级矛盾在激化，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现实需要我们拿出清楚和准确的答案……。一旦爆发对苏干涉战争，中派路线必然要作出选择；要么复辟资本主义
[11]
，要么向我们靠拢（喧闹声）」。最后我以下面这句话结束发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反对斯大林路线！」。
整整两年后，乌尔邦斯及其同道煞有介事地要求我「通盘思考」并提醒我「即使打仗也不能无条件支持斯大林路线」？我能说什么？我只能狠狠地耸几下肩膀而已！
辩论是怎样进行的？
凡事有弊必有利，中东路事件证明左翼反对派内部需要不妥协地与右倾和极左思想划清界限。自然，政治市侩们会捂嘴窃笑，对「一小撮」反对派内部进行不停地划清界限当笑话来听。正因为我们还太少，所以更需要强调政治立场的清晰性，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的主要力量所在。对某些（距离我们）较左或较右的朋友们，有时必须特别无情地挑明他们思想中所有糊涂和矛盾之处。几个月里，我以私人通信的方式要求列宁同盟领导层澄清政治立场，但毫无结果，而形势的演变越发急迫了，分歧越发外露了，公开辩论开始了。
这样做好不好呢？列宁同盟认为有辩论总是好现象，因为今日共产国际正是禁止公开辩论的沉闷泥潭；类似观点过去乌尔邦斯或别的什么人跟我提过。但辩论分好多种。如果列宁同盟没被中东路事件打得措手不及，会比现在忙于辩论好得多。热月问题、保卫苏维埃国家的政治正确性问题都不是新东西，德国同志曾有足够时间进行思考并得出答案。幸好苏中这次没真地大打出手，真打起来列宁同盟怎么办？会采取何种立场？我讲这些不是为了反对公开辩论，而是反对（列宁同盟）领导层那种对重大事件默不做声、直到实在无法回避为止的态度。事实就是事实：列宁同盟——至少是领导层——对如何回答生活提出的重大政治问题毫无准备。除了用公开辩论迫使他们去思考，我没有其它办法。但我至今看不到列宁同盟机关报对内部辩论的报道，……编辑部片面地把国外反对派刊物上的极左文章收集起来发表，权充辩论的政治基础。编辑部则继续「严守中立」，似乎在缩脖等待整件事的结果。尽管问题尖锐得不能再尖锐，乌同志仍满足于转载几篇反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文章了事，白白浪费着时间。中东路事件爆发42天之后，在我发表了第一篇有关评论之后，编辑部才发觉「是时候说话了」，但姗姗来迟的政治声明仍以慢节奏进行：小文章还分成两节，政治结论拖到下周才发表，为什么？！难道就为了给拉狄克的混帐谣言腾出版面？！四十多天里列宁同盟的政治路线何在？无人知晓。
这个状态不行。类似的工作和思考方法削弱着列宁同盟，不仅给台尔曼之流、也给布兰德尔之流帮了大忙。熟知俄国左翼反对派历史的人会明白，乌尔邦斯实际上部分地赞成斯大林集团强加到我们头上的某些「托派观点」。当权派一面在党的舆论阵地上隐瞒我们的真实立场，一面声嘶力竭地宣称「托派叫喊十月革命已死」「托派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无疑，斯大林集团在组织斗争中的部分成功依赖于上述谎言的传播。但让我们困惑和愤怒的是，列宁同盟半公开地号召我们接受上述当权集团硬安在我们头上的无耻谎言，据说这才叫「正宗列宁主义政策」呐！
事情之所以变得越发急迫，还有一个原因：国际反对派内部某些大人先生们互相做神秘状耳语道：「其实老托他们也知道资产阶级反革命胜利了，现在装傻只为了方便办事而已」。这些「深通世情」的革命者离革命立场已太遥远，遥远得除了「手腕」、「手段」、「混政治哪能不整人呢」之类的格言，对任何革命立场都毫无感知！极左派受了太多犬儒哲学的浸淫，越早把这类分子清洗出去，对我们的事业越有利。
「FahnedesKommunismus」关于中东路的纲领性文章还作出暗示，转弯抹角地告诉读者在系列重大问题上乌尔邦斯总是对的，而其他人全错了，比如1926年10月16日俄国左翼反对派宣言；列宁同盟视自己为德国第二共产党（而非德共内部派别）、并单独参加议会选举的立场，1929年五一和八月一日事件的立场；等等）。我想，文章作者不该这么主动自揭伤疤，因为恰好在上述每个事件中乌尔邦斯都摔了跟斗，现在还糊涂着呢。至于1923-1926年间，乌尔邦斯和马斯洛夫如何一起既支持德共极左路线，又维护苏共官僚右倾政策的不光彩历史，我先按下不提。如有必要，我准备进一步分析乌尔邦斯现象的深层原因，指出他所犯错误彼此有着必然联系，这些错误产生于一定的思维方式，不管是何种方式，它肯定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无关。「乌式」政治实践好似荡秋千，不停地在科尔什和布兰德尔之间晃来晃去，或把两者简单粘为一体，以示高明。
宗派主义和一国革命论[12]倾向的危险
本文涉及的分歧均属战略问题，与它们相比，德国左翼的内部分歧算战术问题的范畴了。尽管后者也贯穿着两条路线之争，但对它们的讨论应另花时间进行。
毫无疑问，乌同志在国内问题上的诸多错误与他对德共的错误态度有关。他把德共（不是指上层专职干部，而是革命工人核心和跟着它走的左派无产阶级群众）当成死狗、当成彻底完蛋了的组织，这样的立场是宗派主义。列宁同盟本可扮演更大的角色，但它用所谓第二党的称号阻断了向前走的路。既没有清晰严谨的理论根基，又急于成为「第二党」，这便使得列宁同盟内已混入一些完全与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决裂的异己分子；为了讨好那些党内异己分子，列宁同盟的领导层有意回避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明确表态，而这又进一步恶化着组织内部的形势，使病灶扩散得更深。
存在不少这样的「左翼」组织和小组：他们原地踏步，极喜「自成一派」的现状，并批评其它组织「走得不够远」；他们强调自己「远非百分之百地同意」其它组织的立场，以为炫耀的资本；时不时出版一两期报纸，并对虚假的存在幻象颇为满意；他们无坚实的理论和组织基础，无清楚的路线，无前途。同时他们（准确说是他们的头头们）也感觉到自己的虚弱，所以对任何「外来影响」都怕得要死，不敢对任何人或事表示赞同，因为如此一来那可炫耀的「自成一派」（本就局限于憋闷的机关报编辑室里）便消失地无影无踪了。
这还不是全部危险性。
苏共对共产国际的理论领导，早已被行政控制和财政供养等「实在」手段所取代。在与官僚专断的斗争中，苏共党内的左翼和右翼反对派都很积极，但出发点却相反。就社会本质来说，机会主义总是「民族」的，因为它主要从无产阶级在一时一地的个别具体需求里做文章，而轻视与抽象化阶级的历史任务。对国际运动对自己的控制，机会主义流派总是难以忍受，因而总是竭力把自己与国际运动的关系化为无害的形式联系，就像第二国际现在做的那样。德国的布兰德尔集团会给捷克或美国的右翼反对派同道发贺电，互相说些客气话，同时确保彼此决不干涉各自的「有民族特色的」机会主义路线。所有这些都蒙上了「反对官僚蜕化」和「反对莫斯科粗暴干涉」的幌子。
左翼反对派和这套行为作风不该有任何共同之处。对我们来说，国际团结不是摆设，而是理论立场和现实政策的轴心。不少极左派——不仅在德国——打着反对斯大林官僚集团蜕化变质的名义，半自觉地推行着分裂国际左翼反对派的路线，试图使一个个单独的组织「独立自主」并「民族化」，脱离国际力量的影响。和各国反对派一样，俄国左翼反对派同样需要外部的影响和联系，但我很担心乌尔邦斯并不打算干涉俄国同志的内部事务（值得欢迎的大好事），而力图使德国左翼反对派尽可能远离俄国的影响。
需要时刻留神，务必使左翼反对派反对苏维埃官僚蜕化的斗争保持于正确轨道，而不滑向空洞的「政治自力更生」上去。因为这号自力更生只不过把革命组织的官僚蜕化蒙上了一层民族的遮羞布而已。
左翼反对派目前面临的突出危险——官僚化和抱残守缺——来自何方？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与国际联系和合作的努力无关。共产国际那种梵帝冈教廷式的「国际主义」领导之所以能存在，既仰仗苏共的老资格和革命威信，更靠苏维埃国家的权力和钞票。左翼反对派没有权力和票子，也不能对各国同志们予取予求，这一危险基本不存在；但却存在另一类型的危险——共产国际现领导层以「国际主义」名义实施的罪恶政策，已导致各国左翼反对派产生了极强烈的、无法遏制的「大道朝天各走一边」的欲望；但革命组织无法人为地退回到民族国家的活动范围内，它与无产阶级的性质和利益都背道而驰。各国左翼反对派龟缩一隅的后果，只能是机会主义加宗派主义。
结论
1．需要对热月问题和现今苏维埃国家的性质问题采取清晰立场。需要无情抨击科尔什派的错误论断。
2．需要最坚决和无条件地保卫苏联免受外部帝国主义干涉，这并不排斥——相反更加要求——在与干涉势力进行的战争期间与斯大林集团进行比和平时期更加不妥协的斗争。
3．需要拒绝和谴责要求在苏联实现「结社自由」和其它「一般政治自由」的纲领，因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纲领。我们的标语和方法论来自无产阶级民主纲领，它的目标在于通过和中派官僚集团进行斗争巩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
4．对中国革命占据清楚的立场，以免中国事态发展的新阶段又让我们乱做一团。需要在所谓「工农民主专政」和不断革命论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5．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列宁同盟是德共党内派系，而非独立政党。由此制定出我们对德共的具体政策（比如在选举期间）。
6．需要谴责国际左翼反对派内部的民族自我限制和「各干各的比较好」的倾向。积极拥护理论团结基础上的国际联合趋势。
7．需要承认「FahnedesKommunismus」不符合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理论刊物的要求。所有德国左翼反对派人士和国际力量有必要筹备一份联合性质的理论杂志，以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以及进一步倾向作出相应评价。
我以为，以上各点（远未涵盖所有基础问题）目前当属最为重要和丝毫不能拖延的任务。
君士坦丁堡
1929年9月7日
[1]原文直译应为「并未作出反对张的保证」
[2]原文直译应为「不彻底性是极左派政治嗅觉的光荣，但不是他们的逻辑的光荣」
[3]为了方便，我在这里和下面将只提乌尔邦斯同志，实际上我指的是列宁同盟执委会的多数成员。
[4]顺便说一下：拉狄克在文章里说了个大谎，似乎我在阿拉木图阻挠过对布哈林-加米涅夫秘密谈判的公开揭露，以便试图与右派合作的可能性。这不太可能是拉狄克自己编出来的，可能是亚罗斯拉夫茨基的杰作，或是明任斯基的小报告？而乌尔邦斯的机关报（版面很多吗？）不仅连载小说，连亚罗斯拉夫茨基-拉狄克的谎言也乐于刊登。如果乌尔邦斯同志诚恳地向我征询意见，我会立即告诉他，关于布加谈判的消息我几乎是与关于他（乌尔邦斯）试图与布兰德尔结盟的消息同时收到的。我当时的立场，全写在当时那篇关于左右翼反对派结盟努力的无原则性和绝对不可容忍性的文章里了。这篇文章在几个月前先由布兰德尔注销，然后被"Volkswille".转载。——托洛茨基注
[5]马丁诺夫在20年里（1903--1923）是孟什维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当列宁生病后，反托派运动开始了，这时马丁诺夫便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23年他提出事业革命和新经济政策前的革命实践属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现在他是共产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他的政治原则始终未变，但如今他把这一旧的原则隐藏在列宁语录下面了。为了适应打击论敌的目的，存在着几个搜集和伪造这类语录的“秀才工厂”。——托洛茨基注
[6]原文直译应为「取决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的原因」
[7]原文直译应为「应该在思考中遵守马克思主义秩序」
[8]原文直译应为「使变得更容易者」
[9]原文直译应为「联盟自由」
[10]L.Trotsky.Larevolutiondefiguree.LeseditionsRieder.
[11]原文直译应为「走上热月道路」
[12]原文直译应为「民族范围内的自我限制 |
革命者是如何形成的？（托洛茨基给一位法国同情者的信，1929年7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革命者是如何形成的？
托洛茨基给一位法国同情者的信1929年7月11日
译者：史丹。转载自《十月评论》杂志
亲爱的帕斯同志：
在你寄来的联署函件里——我肯定将会响应其中的大部分联署者（他们出于错误签署了这封信），因此我的答复就不用特意说明这封联署信的适当性——你附上了一封私人信件，这就让我有机会完全坦率地，畅所欲言地，以至于严厉地对你做出回答。
你叫我“老板”，在冠以这个头衔时，你认为你有权利来指导我。处处给我指示和指引。向我指出身为“老板”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举止，应该如何安排时间，应该放弃哪些工作，以便献身给其他人，而这些人是由你指定给他的。也许你会允许我问一句：你意欲作为那个伟大革命任务的“轴心”，那么你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是否也遵照这个任务来安排呢？因为你的信件来来去去只是着意于这一个问题：谁将是轴心？你同周报的决裂，你对这份周报所表现的敌意，你对古尔杰的指责，也都是围绕着这同一个“轴心”而转的。
我不知道我本人是否是“老板”，也不知道我是否就是你认为合适的老板。我宁可认为自己不是。就我与我的朋友们，以及我和我的敌人们的关系来说，我在革命事业之外别无其他考虑。个人偏见于我是迥然陌生的。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希望《反潮流》能成为周报。在君士坦丁时，你就这个计划只提出了财务方面的对立意见。你告诉我——那不过是确证了我已经知道的事情——《反潮流》费用是由俄国反对派组织所提供的金钱来维持的，而随着这些资金的耗尽，让《反潮流》继续作为周报出版会有困难。这种说法让我觉得奇怪。我不能理解。我对自己说：“这是随口而出的说话。我不该夸大这句话的重要性”。你提议出版半月刊，我不得不接受它是正确的。可是这对我来说（在你也一样）不过是一项临时的措施，是在外国维持两个月或三个月的事。在实际中，所作的决定是出版一份周报，并期望它发展成为日报；这点甚至记录在你的笔记本里了。可是你所做的，离日报或周报甚或半月刊远得很呢。现在的《反潮流》较之过去更是一部俄国文件的文集。人们从这份报章里不能得知法国的运动。我们在群众工作方面也做出了其他一些计划。可是什么也没有落实。我从《反潮流》中看不到有一丝的群众工作的目标。而就在我耐心地等待了四个月后，在我坚持我们必须从关闭的大门后面现身出来之后，你只是拿出关于特兰和苏瓦连的故事来作答，并且在四个月之后，你向我呈现你的笔记本里的一些摘录为你提出的史实作辩护。可是这种作为是法律公证人的作为，而不是革命者的行为。而这正是关键所在。我们的朋友为了出版我们的俄语版文件而付出了他们的所有；他们对事业作出了为事业作奉献的人们所能作的全部牺牲。至于在巴黎，则是不可同日而语。为了出版一份周刊，它全部的要求不过是次等的，无伤大雅的牺牲：牺牲掉时间和金钱。你展开工作，做了一个好榜样，你便开始向他人提出要求——因为你有权以共同事业之名提出要求。可是你一开始就声称缺乏财金基础，然后就把这种缺乏的论调“深化”，你使一个缺乏的论调越发缺乏。到此为止，所有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全是废物，全都行不通。我们必须等待你的小册子出来，才可做些“实在”的事。啊呀，不必厚颜无耻地惺惺作态了罢，假如你不是让自己落到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不必用不惜一切的代价来寻找一个见得人的论证的话，你便不会动用这种闻所未闻的辩白了。
你对那五个“从君士坦丁堡获取启示”的同志，穷尽词汇，都觉得不足以表达对他们的轻蔑之意。这种挖苦既出格又下流。这些同志，尽管为了谋生而汲汲营营，他们却是在非常艰难的时候，主动自发地冒着风险到君士坦丁，来这里帮助我们。他们给与我的帮助，其价值无可估量。所有这一切都正当得宜。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我在经过对他们作近距离的观察之后，对自己说，像这样能够采取主动性和做出这种个人牺牲的同志，就是革命者了，又或是能够成为革命者的；因为，巴斯同志啊，革命者正是这样形成的。可以有知识或无知、聪慧或平庸的革命者，但却不会有缺乏闯破一切难关、缺乏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的革命者。我没有看错。这些年轻同志表明他们完全准备付出他们的时间，力量和所有以出版一份周报，并会发动其他人加入。就这样，他们进行他们所允诺过的工作，而你却是破坏他们的工作，不是帮助他们。这当中的原因，来来去去都是那个“轴心”问题。
可是，必定会在各方造成影响的运动里的一份周报——它最终要成为一份日报——这份周报在你的想象中占有什么位置呢？你是否相信，这项任务难道能够从十分忙碌的法律事务所腾下的余闲间，挪出一鳞片爪的时间来完成？你是否相信，你能够随兴地打理运动，或甚至是打理一份和运动有关联的周报，就像你随兴地打理一项次要的任务那样？对于革命轴心，我有不同的见解。我相信，一位管理一份工人报纸的人士，必须全力以赴，只有一项任务在身；尤其对于像我们这样负有重任的人，更应该如此。自从你来过君士坦丁堡，我首次从你本人的口中得知，你是一位非常忙碌的律师，从那时始，我便无时无刻不想着这个问题。可是我告诉自己，因为你想要管理这份周刊，那么你自然要作出必要的结论。而由于我并不把我们的关系看成是老板和奴隶的关系，我便没有向你指出你应该怎样在革命与法院之间分配时间。我假设你会知道，赫斯当年希望成为德国党的轴心的一分子时，他发现有必要放弃他在柯尼斯堡的律师执业。在耶拿市的大会上，许多人——其中甚至包括了倍倍尔——对赫斯在年俸3万马克方面所作的牺牲赞美不已。我们俄国人——我本人当时在场出席了大会——对这些赞扬相当不快；在我看来，那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我在其中一次发言里甚至谈到这件事，将它作为德国党已缺乏革命精神的说明。然而，赫斯并没有为革命局势和事态的急转直下有所准备。
关于俄国党在非法工作时期的记录，我不作评述了。委身运动的人，不仅在物质方面委身，同时更是倾心倾意，舍身不顾。他公开认同他所为之效劳的事业，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教育过程，创造了众多的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轴心”的战士。
巴斯同志，我坦白说，甚至是严厉地直言，为的是挽救仍能挽救的东西。局面已经过于严重，再不是说客套话的时候了。我不是一个狂热分子，也不是个宗派主义者。我很理解没有脱离他的社会背景但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个人。这类协助对我们可以是非常宝贵的。但是这是一个同情者的帮助。我在致美国朋友的一封信件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伊斯特曼曾经写信给我（他的信没有客套的言辞）道出了如此这般的个人处境。他把自己称作“同路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并不追求在反对派运动中担任任何的领导角色，从旁协助已让他心满意足。他做翻译，把属于他的版权给与〔美国〕《战士报》等等。为什么？就因为他不能把自己全身献给运动。而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你必须明白，一个作为“轴心”的人，也就是说，革命运动中的领袖或其中的一个领袖，是有权召唤工人作出最大的牺牲，包括他们的生命。既有所权利，也要有不下于同样分量的承担。否则，每个聪明的工人势必会问，“某人号召我作最大的牺牲，但其五分之四或三分之二的时间，却被他用来确保他本人的资产阶级生活而不是确保我的胜利；这表明了他对于迫在眉睫的革命没有信心”。而这位工人的想法应是正确的。
请把纲领放在一边！不关纲领的事。关乎的是整个革命行动。马克思曾说过，运动前进一步，胜过纲领十部。而马克思至少同你我一样，是纲领甚至宣言方面的能手！
总括来说，你的信，而更主要的是你政治态度，向我表明，共产主义对你来说，是一个真诚的想法，而不是你生命中盖过一切的信念。然而这种观念仍是非常抽象的。现在的时刻，你有必要（很久以前就已经有这个必要了）采取行动，一个推你走向真正目标的行动，这时你便由于双重行为标准而发乎本能地予以反对。当你被邀请参加出版工作的时候，你回答说：“没有资源，而且人力不足”。还有，当别人着手寻找资源和人手时，你则说：“假如我不是其中的轴心，我便反对。”你的所作所为，真是闻所未闻，哪怕你对周报没有信心，你也应该静观其事，而不是加以破坏！你对这些事情全无经验，但你却盲目的一直走向新的困境！明天，你会摆出理论方面、哲学方面、政治方面、以及语言学方面的分歧来为你的立场作辩护。事情将要怎样结束，并不难理解的哩！假如你不想进入〔编辑部〕名单，请保持静观，采取友好的中立吧，不要仅仅出于你个人的理由，做一个无原则的反对派，那个场面可悲呵。
为挽救我们的政治友谊，致以最大的愿望。
L.托洛茨基
（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29年》） |
手腕还是革命政治？──答捷克同志问（托洛茨基，1929年7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手腕还是革命政治？──答捷克同志问
托洛茨基1929年7月1日
李时译
转载自《十月评论》杂志
你的信倘若主要是针对关乎捷克的特殊问题，或只是仅仅针对属于捷克的特殊问题，我或许会难以作出回答；因为，遗憾地，在目前这段时间，我对欧洲其它多个国家的局势，要比捷克的局势更为熟悉。但你在信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对于已经成为国际间一种意识形态的流派，并且正在成为一个国际派别的整个共产主义反对派，则具有普遍的重大意义。
我们的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我〔曾经促请你〕注意到这项事实，你在你的声明中，与“托洛茨基主义”保持距离。你要是认为反对派保护的观点是与列宁主义相违背的，又或那些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我们诚然是责无旁贷的要在政治上保持楚河汉界，不需要任何交待。
但就我目前所见，问题完全不是这样的。你认为，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事实上就是把马克思和列宁的方法在当代的应用。如你所解释，你让自己和托洛茨基主义保持距离，是从战术性的而非原则性的方面作考虑。用你的话来说，党的成员被“托洛茨基主义”的幽灵弄得迷惘混乱，所以暂时有需要用掩人耳目的手法表达我们的看法，而不要公开地宣布那些观点就是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的观点。
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与我所有的政治经验相矛盾。尤有甚的是，这种方法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历史相矛盾。
事实上，人们是可以认为，中间路线机器之所以对我们发动整场凶狠的斗争，是为了打击我们的名声，而不是打击我们的信念。但这样一来，就是低估了我们的对手。对主导中间主义的政治含义置若罔闻，并且用对待落后儿童的教学手法来取代政治。
共产国际在过去六年来的全部政策，或是走到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左边，或是走到右边去；它在原则问题或当前政策方面所作的各项重大决定，我不曾见过有一项正确。就我所理解，你对这点是同意的。我们在所有事例里，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上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而每一次，这样的一条路线都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下受到谴责。这种情形迄今已经维持六年。也因此，“托洛茨基主义”已经不再是一条无关痛痒的标签；它的内容充满共产国际过去六年来的全部生活内容。为了对当前的错误提出批评和指正，你已经无法不去阐述被官方谴责为“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而你即使为了教学方面的理由在言词上与托洛茨基主义保持距离，但在政治上仍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怎样对待你和左派反对派这么一个明确的国际倾向的关系？你正冒着风险，未来沦为自己矛盾立场的受害人。你或是必须每一次都清楚的表明你不同意左派反对派的哪一点，经常要发动派系斗争来反对左派反对派；或是你将被迫脱下面具，承认你所以一直在冒充“反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为了捍卫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的见解。我不知道何者更为糟糕。
不，在政治上玩捉迷藏游戏，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我曾多次出于不同理由而摘引过一位法国作家的话:“如果你在其它人面前掩藏自己的灵魂，最终，你连自己的灵魂也找不到。”经验告诉我，你可能不只出于教育上的考虑而备受制宰（而我已经说过，即使出于这个理由，亦不能为掩饰身份而自圆其说）。事实上，制宰你的是你仍未准备就绪，挺身而出以与充塞着官僚舆论的党正面对垒。而之所以缺乏准备，通常是由于没有充分清晰的理解到各种意见之间分歧的鸿沟，及我们的倾向注定要完成的任务的伟大性。
在今天，或许有好些人会受到斯大林派中间路线的迂回路径所感染，而想到官方领导层也不至于太糟糕，要是能避免把问题提出得太强硬而引起他们不安，或许便能够逐步渗透到党的广泛成员的意识中去，为自己造就“基地”，从而可以把旗帜舒展开来。
这种观念基本上是错误的，并且十分危险。并不存在有什么集中组织起来的基地。我们只能够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我们的基地。迫害马克思主义的根扎得愈深，反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恐怖愈是令人窒息，我们这方面要作的宣传更愈要坚决、强硬和勇敢。一个沉默，畏缩而诚实的党员，若是理解整件事情是关乎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存亡问题，才会走到我们这一边来。这便意味到你必须责无旁贷，公开地提出问题，不要害怕“孤立”和官僚机器把恐怖升级。对问题的每一次保留，含糊其词和掩饰，都会对中间派有利；因为中间派依附在保留，含糊其词和掩饰之中，赖以生存。
拉杰克一开始的立场是认为我们——马克思主义反对派——必须接近中间路线，以此把他们推往左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拉杰克由把不同意见间的矛盾软化，令差异缩至最少为开始。最后以承认他们正确而反对派错误用四脚匍匐，颈套圈索的走中间路线者们而结束。从表面上看来，拉杰克和我们的不同，只在于怎样对待党内的战术性问题。但事情从一开始并不是这样。政治的基本路线决定了党内战术。事实上，拉杰克始在反对派内一直是个左派中间路线者。这是自然不过的。从1923-27年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都具有右派中间路线的属性，只除了季诺维也夫那次转向是例外。而就在那一次，左派中间路线分子无可避免的受到了我们的吸引而走向我们。不过，继右派中间路线集团分裂和斯大林主义者向左转之后，在反对派内部的中间路线者看到他们的“最终目标”已经达到，以至开始害怕斯大林会由于左派反对派的压力而走到更左方面去。所以拉杰克等人便起而保卫官方的中间路线来对抗左派反对派。日后将证明拉杰克等人会是统治集团这头马车右边的第五个轮子。
由此，我们来到据说令许多捷克同志深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我们与中间路线者和右派的关系这个一般性问题。他们说，在布拉格有一个擅长于马克思主义战略和战术的哲人，这个人尽管退出政治舞台已久，但身在幕后的他仍禁不住以指责反对派为乐，因为在他看来，反对派对付中间路线者过甚，而对付右派却不足。
还有比这个问题的提法更迂腐，更了无生气，更可笑的吗？要是有人说我们过于沉湎在对付右派——也即是对付右派和中间路线者的斗争里，因而对左派的批评不够多，那我到是能够理解；因为不管这种提法是否在任何时候具有真实性，但这个提法具有原则性的根据：在对付右派的斗争里，我们是与极左派站在同一阵线，因此不要忘记与他们要有适当的意识形态的分界线。
但中间路线者和右派一样，是在我们的右边。我们作斗争以反对中间路线，也就是双倍地斗争以反对右派，因为中间路线只不过是机会主义经过修饰，伪装和更具欺骗性的形式而已。
而如果我们把任务限制在党内民主的纯粹公式之内，那诚然是有可能和右派结成集团，以向官僚中央作斗争。但受到这种危险威胁的不是我们，而却正是那些把意见分歧含混起来，把矛盾软化，用软言细语要求对党的体制作些“改进”的人。
不错，捷克权利是不喜欢恭维“托洛茨基主义”。而你知道，他们作为“党内民主”的支持者，是反对把俄国反对派逮捕和流放的。这是个廉价的立场，而且他们并不能一直维持这个立场的。一般来说，阶级斗争——特别是在一个革命时代的阶级斗争——没有逮捕、流放和镇压，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只不过，我们每次有必要记得是由谁来作逮捕，而谁给抓去和为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会由政治路线来解决。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需要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献上民主，以作为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和为革命作准备的武器。
事实是，近年来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各国的所有失败都是借着对左派反对派作出新的攻击来完成的。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反动向苏维埃共和国施加压力，令全世界共产党受挫败，并通过斯大林主义的机器向所谓“托洛茨基主义者”发出攻击。反对派在这全盘的政治形势中是其中最主要的症结。在这场对付“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斯大林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及社会民主党处在同一阵营。雅罗斯拉夫斯基肮脏不堪的诽谤与世界政治活生生的、无可辩驳的事实现时正是互相抵触。这是无法逃避的事实。反对派是少数，但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累积体，是革命前景的发酵剂。
唯有在最困难的条件仍能保持忠于自身的倾向，才能够赢得革命的大多数。欧洲目前的改良主义-和平主义的一翼（社会民主和英国工党的增长）将会瓦解，无论官方共产主义运用其政策怎样帮助社会民主党也是枉然。对具有意识形态背景与革命气质的干部的渴求，将会与时俱增。广大群众并不需要那些据称是以广大群众之名而左右摇摆、犹豫不决和藏头露尾的人；革命的基本问题一旦堂堂正正地提出来，广大群众便会把那种人抛弃。
扶手椅上的老博物学家们竟然指责我们对中间路线者的攻击太多而放过右派，这不过是博君一笑的诨语是吧？我们攻击中间路线的原因，正是由于中间路线全部的无原则的左右摇摆政策不仅会在党内及其周围助长和加强右派的倾向，并且还会对工人阶级整体造成同样的影响。
如果工会路线受到进一步的迫害，《真理报》无以复加地充当无知和诽谤的机关报，党在工人阶级政的威望下降而资产阶级分子的信心得以增强，则斯大林用官僚手段消灭了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可言？
如果共产党的整个政策是饲养了社会民主主义，损害到工人意识中对共产主义的钦佩，损害到他们对共产主义这面旗帜的信任，则塔尔曼把右派和调和主义者都消灭了，又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可言？
那些雷科夫们、布哈林们和托姆斯基们，还有布兰德勒们、塔尔海默们、埃雪尔们、科瓦达们、伊金们和纽拉特们*等人，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右派在共产主义内部之进一步加强，只不过反映了走向资产阶级反动力量的更为深入的进程。这个过程有林林种种的表现形式，包括特尔米多的元素和态度在苏维埃共和国日渐高涨，第二国际党派日渐增多，共产主义的影响日渐减少，革命的一翼——共产主义反对派被粉碎等。
（*纽拉特一度尝试好像把自己提升到革命政治的层面上去，但正如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一样，承受不了压力，而他首先向〔官僚〕机器投降，继而倒向右派。这个活生生的经验教训我们要衡量各种意见、团体和个人。）
世界历史的路向诚然不是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或共产国际的主席团所决定。此外还有其它因素。然而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中共产主义的〕悲惨失败的原因，俱无一例外的直接归咎到错误的领导，这便必须诿责于中间路线了。在党的内部，中间路线是头号敌人！右派已经给开除出党。至于是否把调和主义者的集团也一并开除，这点并无足轻重。党的领导层是掌握在斯大林主义者——也即是中间路线者的手中。同时，他们继续破坏着党，继续抽空对党的信任，继续破坏党的未来。所以我们才会集中主力来对付中间路线。它是党内的主要敌人，正是它阻碍了解决革命的基本问题。在苏联，中间路线通过其左摇右摆的政策阻碍经济发展、激怒农民，挫弱无产者。在德国，中间路线是社会民主主义最忠实的心腹。因此，我们对抗中间路线者的全部斗争，是由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必需履行的基本任务所指导：这项基本任务就是推翻机会主义者组织，把大多数工人纠集到共产主义旗帜的周围。
正是这些中间路线者们，为了把党的注意力引离开基本问题——即离开他们所犯的错误和失职，他们现在正在言词上把党的全部生活缩减到对付“右”的敌人——也就是党内的右派集团的斗争方面去。至于在反对派内部，或接近反对派的左翼中间路线者，则要投到这个潮流去，并且赶快套上保护色彩。事实上，比起由自己来面对把共产国际的纲领、战略、战术和组织加以更改的问题，倒不如忘情于是这场廉价的，形式上的，刺激的，乃至是受薪的“打击右派的斗争”去，领导这场斗争的人物有诸如那些顽固不化的机会主义者如洛佐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马丁诺夫，库西宁，科拉罗夫等一伙。不，我们对问题的提法并不相同。在国家内部，主要敌人是帝国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内部，主要敌人是社会民主主义。在党的内部，主要敌人是中间路线！
你提到，捷克共产党通过“小心谨慎”地运用迂回的方法和伪装，建立了一个群众党。我相信你是错误的。整件事情是由捷克工人伟大的革命兴起而来的，而这场革命兴起是由大战后的状况以及对独立的民族共和国的幻灭而产生的。就让我们承认，是领导层的外交手腕把那些原先不会加入党的一些额外群众吸引到党去吧，但我们仍有必要去问：这到底是胜数还是负数呢？据悉，今年有近3万名工人脱党。来得容易也去得容易。革命先锋队不是由误解和半真半假建立起来的。
就在英国，我们有一个新近的例子，这个例子以其方式来说并且是典型的。斯大林派中间路线的整个政策，是为了在工会内逐步制造“组织基地”以让革命旗帜展开，所以不允许共产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对立。你是知道结果是怎样的。到结算人头时，共产党可能纠集到仅仅5万张选票。
列宁曾经被多次指责，他在反对左派中间路线者的斗争里忘记了右派并给右派帮上了忙。我自己曾不止一次的对他作过这种指责。就是在这一点上，而绝对不是在不断革命论方面，是那人们称之为“历史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错误之处。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布尔什维克而不是斯大林主义者允许的布尔什维克，就有必要理解列宁对待中间路线绝不调和的态度的全部含义及其重大意义；没有这个全盘理解，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
此所以，你应该忠告布拉格那位哲人，请他或是登上舞台，提出来他本人的中间路线偏见以反对我们反对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或是完全缄默，免得用那些教书先生式的了无生气的怨言，令年青同志混乱。
我们会是发展迅速或是发展缓慢，这我并不知道。这不单有赖于我们自己。但在正确的政策下，我们必然会发展。我看到我们在捷克的同路思想家的实际任务，大概有如下这些：
1．立即把国际左派反对派近期最重要的文件用捷克文发布。
2．全力以赴，创立一份定期刊物。
3．着手制定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捷克支部的全国性纲领立场。
4．设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捷克斯拉夫派的正确组织。
5．积极参加设立反对派国际机关报的工作，保障反对派在国际范围内的意思形态的团结。
6．在所有机会里现身——如共产党的聚会，右派反对派的聚会，在工人的公开聚会等场合，不带任何掩饰，清晰明确地的表达意见。
7．努力不懈的进行教育工作，即使只对极细小的圈子或单独个人也不例外。
8．反对派人士必须在所有群众性行动中置身前列，要表现出忘我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献身精神。
（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29年》） |
托洛茨基：议会民主有可能代替苏维埃吗？（192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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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民主有可能代替苏维埃吗？
托洛茨基
（1929-5-22）
“如果苏维埃政权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如果独裁制的领导危机越来越尖锐，如果波拿巴主义的危险不能被排除的话，走民主的道路是不是好一点呢？”在许多篇专门评论苏维埃共和国最近发生的事件的文章上，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坦白地提出来，也是文章的内在的主题。
在这里，我的目的不是要讨论哪一个制度最好，哪一个不是最好。我的目的是揭露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那就是说，从客观的事态发展的逻辑上看来，下一步会发生的事件是什么。我的结论是：最不可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绝对不会发生的，就是从苏维埃过渡到议会民主。
许多报纸很有礼貌地而且用通俗的语言向我解释，我之被驱逐出境是俄国缺乏民主的结果，因此我不应该埋怨。首先，我要指出，我没有向任何人埋怨；其次，我要指出，我也曾被好几个民主国家驱逐出境。如果苏联的对手说，目前苏联领导层的尖锐危机，是专政（我当然会对专政的产生负应有的责任）的必然结果，那是理所当然。从最一般的意义上看来，这个观察是真实的。我不会因被流放而推翻历史的决定论。但是如果领导危机并不是偶然从专政而来的，专政本身也不是偶然从1917年2月代替沙皇制度的短命的民主制度而来的，如果专政犯了镇压及所有其他罪恶的罪的话，为什么民主本身无力保持这个国家不致有专政呢？就因为民主已经被专政代替，我们从哪里找到证据来证明现在民主就能够牵制专政呢？
为了要更清楚地表达我的观念，我必须扩大地理参考范围。至少我必须回忆一下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政治发展的某些趋势，因为这个战争不但是一个事件，而且是新时代的血腥的前奏。
今天几乎所有的战争领袖都还活着。当时，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说，这个战争是最后的一次，这次完了以后就是和平的民主的政治了。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于相信他们所讲的话。但是，今天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敢重复这些话。为什么呢？因为那次战争把我们带到一个充满了紧张与冲突的时代，而且还可能会发生更多次的大战。在这个时刻，各马力强大的火车正在统治世界的轨道上朝着彼此加速。我们不能以十九世纪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的时代，因为十九世纪主要是扩大民主的世纪。在很多方面，二十世纪与十九世纪的差别，比所有的近代历史与中世纪历史的差别还要大。
哈里奥特最近在一份维也纳的报纸上指出民主制度在独裁的威胁下撤退的次数。自从俄国建立了革命政权，以及好几个国家的革命运动失败以后，我们看到整个南欧与东欧都建立了法西斯独裁制。我们怎样解释这个民主“圣坛之火”的熄灭呢？有人说，这是因为这些国家落后或不成熟。这个解释对意大利就不合适了。但是即使在这个解释适用的国家，这个解释一点也没有用，因为在十九世纪，大家认为历史的一个规律，就是所有的落后国家都会在民主的梯级上升上来的。为什么二十世纪把这些国家赶下独裁的道路呢？我们认为要从事实的本身来解释。民主机构已经证明无法抵受现时代的矛盾的压力，不管这个压力是国际的或者国内的，或者是两者的结合。不管是好是坏，这是事实。
以电机工程作比喻：民主可以被定义为安全开关和电流断路器的制度，它的目的就是对因民族或社会斗争而负担过重的电流作一保护。人类历史从来还没有一段时期，像我们这个时代那样，充满了这么多的矛盾。电流过多的情况在欧洲电力分配网的不同点上发生得愈来愈频繁了。在电流太高的阶级矛盾和国际矛盾的冲击下，民主的安全开关不是烧坏就是爆炸了。那主要就是独裁制那种短路所代表的意义。
同时，在每个国家之内以及在国际规模上，矛盾的强度不是减少，而是增加。虽然这个过程仍只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发生，但这并不能令人安慰。痛风也许先在小手指或大脚指上发生，但结果会走到心脏。而且，不管那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势力多强，民主的传统多厚，——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没法讨论——我们觉得，我们上面所指出的情况足以对这篇文章的题目所提的问题提供足够的材料。
当人们拿民主来对抗苏维埃时，他们心中通常所想的只不过是议会制度而已。他们忘记了问题的另一面，也即主要的一面，那就是十月革命替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革命清理了道路。地主财产的没收、俄国社会的传统的阶级特权与阶级差别的完全消灭、沙皇的官僚与军事机构的摧毁、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实现——所有这些是初步的民主工作。这些工作，二月革命差不多全都没有提到，只好原封不动地留给十月革命去完成。就是因为自由派与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政府破产，没有能力进行这个民主工作，所以苏维埃专政在工人、农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同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完成这个工作。阻止我国微弱的和历史上过迟的民主力量来实现它的初步的历史任务的种种因素，也阻止它在将来成为国家的领导。因为在这段时间中，问题愈来愈多，困难愈来愈大，而民主力量愈来愈弱。（这里的民主力量，是指资产阶级的力量——译者按）
苏维埃制度不能抽象地与议会制度比较，因为它不只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财产关系的形式，因为它在基本上牵涉到土地、银行、矿山、工厂与铁路的所有权。贵族、大地主、官吏、高利贷者、资本家、以及老板等人在沙皇时代的作威作福，劳动群众是记得非常清楚的。在群众中间，一定还有人对苏联国家的目前情况感到不满，这不满是合情理的。但是群众决不要地主、官吏及老板返回来。人们在用关于民主的、平凡的话陶醉自己的时候，切不要忽视“这些琐碎的事情”。农民今天将会像十年前一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来阻止地主回来。大地主只能跨在大炮上才能从国外回到他的田庄上，他在晚上还要睡在大炮上。农民也许对资本家返回来会看得开些，因为国有工业供给农民的工业产品没有过去的商人所供给的那么好。这里我们要附带地说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内部困难的根由。但是农民记得：地主与资本家是旧政权的联体双胞胎，他们同时退出政治舞台，他们在内战时同时与苏维埃政权对敌，而且在白军所控制的区域，工厂主拿回工厂，地主拿回土地。农民知道，资本家不会单独回来，他们是会与地主一齐回来的。那就是为什么农民两者都不要。对于苏维埃政权，农民的力量虽然是消极的力量，但却是个很强大的力量。
我们必须以真名称呼实物。这里牵涉到的问题，不是引入支离破碎的民主，而是要俄国走回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第二版的俄国资本主义会像什么样子呢？在过去十五年，世界的面貌已改了很多。强国已变得更强，弱国已变得更弱。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规模已变得非常大型，而且以弱的及落后的国家为牺牲品。沙俄因世界大战的牵累已沦落为第三等国家。资本主义的俄国却连第三等国家的地位都达不到。复活的资本主义俄国会变成没有前途的依靠他人的、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俄国的地位就会在旧日的俄国与印度之间。
苏维埃制度和它的国有化工业及对外贸易的垄断，虽然还有种种的矛盾和困难，但是，它是个保护国家的经济独立与文化独立的制度。这一点连许多不被社会主义而被爱国主义吸引到苏联这一边的民主派份子也懂得。这些民主派已经吸收了一些历史的基本教训。许多土生的技术知识份子以及由于我想不出适当的名字而称之为“同路人”的新派作家，也属于这一类人。
有几个无力的教条主义者说要没有资本主义的民主。但是那些仇视苏维埃政权的重要的社会力量却要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这些人不但包括被剥夺了财产的财产拥有人，而且包括富农。由于这层农民反对革命，所以他们永远是波拿巴主义的支持者。
苏维埃政权的兴起是国内外的巨大矛盾的结果。以为自由派或者社会主义派的民主的安全开关就能抵挡这些矛盾，是个天真的想法，因为在过去二十五年中这些矛盾已经累增至最大的紧张状态。以为自由派或者社会主义派的民主安全开关可以“消除”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贪求报复与复辟的愿望，也是个天真的想法。这些份子正在手拉手排成长队，商人与工业家拉着富农的手，地主拉着商人的手，皇朝跟在他们的后面，外国贷款人则排在后面。他们之中所有的人都抢着在胜利的时候占据国内的首要位置。
拿破仑用以下语句来正确地总结那个被极端派所主宰的革命时代的动力：“欧洲不是成为共和的，就会属于哥萨克的。”今天我们可以更有根据地说：“俄国不是成为苏维埃的，就会成为波拿巴主义的。”
我刚刚说过的那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不断然认为苏维埃政权的永久稳定性是绝对可以保证的。假如反对派认为，我们所发动的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斗争是没有意义的话，我更不会主张苏维埃制度的稳固性不会受目前的苏联政府的特别的政策所影响。我们内部斗争的痛苦充分地证明，以为斯大林的弯弯曲曲的政策是为了苏维埃政权的利益的想法是多么危险。但是，我们进行斗争这个事实，也证明我们的态度决不是悲观的。我们是从苏维埃制度具有巨大的内部的后备力量与资源这个信念出发。反对派的方针不是朝向苏维埃政权的崩溃，而是朝向它的增强与发展。
我们的结论可以归纳成下面几点建议：
一、除了它的社会主义任务以外（支持社会主义的首先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最先进的部份），苏维埃制度的最深远的社会与历史的根是在人民群众中，而且这个制度成为反对复辟的保险，以及独立的，即非殖民主义的发展的保证。
二、反对苏联的主要的历史的斗争，和反对共产主义统治的主要的内部的斗争，并不是在以民主来代替独裁的名义下进行的，而是以资本主义的统治来代替目前的过渡政权的名义下进行的。资本主义的统治必然会变成依赖性的、半殖民地的统治。
三、在这些情况下，除了长期的及残酷的内战，再加以外国势力的公开的或暗中的干涉以外，没有其他力量会使俄国转回资本主义的轨道。
四、这个转变所能采取的唯一的政治形式就是军事独裁，一种波拿巴主义的现代的形式。但是，一个反革命的独裁，就会在它的基础上，成为一个新的十月革命的强大的主动力。
五、反对派的斗争不但是唯一地及完全地在苏维埃的基础上发动的，反对派的斗争而且也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路线的直接的继续与发展。这个斗争目前还不是处在决定性的阶段，而是处在一个危机关头。
六、苏维埃制度的继续发展，以及反对派的前途，不但依靠国内的因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整个世界局势的继续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将会向哪个方向发展？最强大的国家，为了需要在世界市场上扩张，将会有怎样的表现？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与欧洲，特别是英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会采取怎样的形式？
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预言家，不经思索地谈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的问题，但是对资本主义欧洲的主要的命运，则保持缄默。其实，这两个问题虽然不同，但却是息息相关的。
注释：《议会民主有可能代替苏维埃吗？》一文来自《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这本小册子。本文曾以《俄国何处去》的标题刊登于《新共和者》，1929年5月22日。 |
发生了甚么？如何发生的？（192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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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甚么？如何发生的？[1]
托洛茨基（一九二九年二月廿五日）
轰动一时的新闻，是政治事件的必然的影子。关于我被苏联放逐的这件新闻，这个影子却变得太奇形怪状。而危言耸听对有伟大目的的政治事件是不利的。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创造更轰动的新闻，而是以提供客观的资料来冲淡危言耸听的气氛──只要在政治斗争中我们可以达到客观性的话。
为了冲淡危言耸听，让我首先说明，我们对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和布尔塞维主义[2]的态度，依然没有改变。我们不以个人的命运这个尺度，来衡量历史的进程。
是的，从我的政治生涯中惯用的方法看来，我现在所用的向社会大众说话的方法，是不寻常的。但是，这是因为我现在所处的情况也是不寻常之故。
对我个人的命运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的揣测、臆造和幻想──如果这些揣测对我的事业没有损害的话，我不会觉得苦恼。我没有理由把我的个人命运变得神秘莫测，特别是我的命运跟一些一般性质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正好相反。现在比过去更需要把事实的真相呈现给公众──不但给朋友，而且给敌人。我的目的不是宣传，而是提供资料。我与新闻界预先谈好的条件，就是我有叙述我的观点的完全自由。我的文章一定要字字照登。
苏联轮船伊里奇号于二月十二日把我从敖德萨带到〔土耳其〕君士坦丁堡。我现在就在君士坦丁堡写这篇文章。我并没有选这个地方作我的居留地，虽然好几张报纸是这样说。我的德国和法国的好友猜得对，我被送到土耳其是违反我的意愿的。
警官登上停在布尤德埃码头的轮船，检查乗客的护照；其实，除了我与家人及几个格别乌[3]特务以外，别无其它乗客；我把以下的声明要他转交给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卡梅尔·帕夏[4]：
「先生：在君士坦丁堡入口，我敬向您表明，我并不是自愿地来到土耳其边境的，我之越过这个国境乃受暴力所迫不得不然。总统先生，请接受我的适宜的敬礼。里昂·托洛茨基。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
因为我是在我的强硬的抗议下被流放的，我自然宁愿到一个我熟悉的语言、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国家去。但是被流放者的利益与下放逐令者的利益很少一致的。
譬如，一九一六年法国政府把我赶到我一点语言也不懂的西班牙去。但是罗曼诺夫先生的自由派的西班牙政府望却不给我时间学习西班牙语，赶快无缘无故地把我抓起来，送到大西洋彼岸去[5]。如果幸灾乐祸在政治上是可容许的感觉的话，人们可以说，我不久得到不寻常的满足的机会：把我从法国赶走的激进的内政部长马尔维，自己不久也被克利门丘政府[6]赶出法国。但是事情还不止此。法国政府之赶我出境是根据它的政治警察长比德先生的报告。可是这位比德先生却于一九一八年在俄国由于进行不友善的任务被抓起来。当他被送到战争委员部去审问时，我问他「这事怎么发生的？」他的答复虽然含糊但是很妙：「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从上次大战开始的新时代，很明显地是一个大变动和政治急变的时代。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且在以后的长时间内还会看到更多。在想到所有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时，这位警察哲学家的警句倒是非常有用：「事情就是这样子的」。
我决不掩蔽以下的事实，即我认为我这次被苏联放逐并不是历史的最后一句话。这当然不只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历史的进程是曲折的。但是，从历史的客观性中，我学到了怎样去应付事情的真正发展过程。
为了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首先，让我提供一些事实。
在一九二八年一月，苏共第十五次大会（事实上这是斯大林派的官僚的大会）不但把反对派开除出党，而且批准用政府力量来镇压反对派[7]。不久，几百个──现在就有几千个──反对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去。
他们之中有赖可夫斯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的前任主席和驻法大使，他有四十年在法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的工人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拉狄克，最出名的国际马克思主义作家之一；斯米诺夫，在被捕以前，还是人民委员，而且是一位老党员；斯米尔加，十月革命和红军的组织者之一；普里奥甫拉津斯基，受过极良好的教育的经济学家，而且是对法谈判时的财政顾问；莫拉洛夫和莫拉可夫斯基，红军的组织者和革命战争的元帅；贝洛波罗多夫，内政部人民委员；苏斯诺夫斯基，他以记者及社会评论家的资格，用笔杆光辉地替党服务；卡斯珀罗娃，是东方妇女中替党和共产国际工作的一个领导人；波格斯拉夫斯基，「初级」人民委员会的前任会长，等等[8]。
这些人及其它几十位我没有提出名字的反对派的一生，与一九○五年、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三次革命[9]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之中的很多人的命运，可以作为伟大戏剧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这些被流放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贡献，比下放逐令的人们，不知道要大多少倍。
我的流放地是阿尔马阿塔。这是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新首都，是天山脚下一个有地震与洪水而且有瘴气的城市，离最近的铁路一百五十哩，离莫斯科二千五百哩。在这里，我的妻子、儿子[10]和我，在书堆中，而且在美丽的大自然中，过了一年。报纸与信件要二十天、一个月或二个月以上，才到达这里，而且要看是那个季节与莫斯科当局的情绪。
虽然我们每一步都遇到不愿公开露面的朋友，我们与一般人民还是完全隔离的，因为要与我们接触的人会受处罚，而且有时是相当重的处罚。我们与外面世界的唯一连系，是我与儿子所作的，由格别乌人员陪伴的，狩猎旅行，在这些狩猎旅行中，我们在含盐的平地和半沙漠的草原上过着几个星期的游牧民族的生活，在星光下或者在吉尔吉斯人的帐蓬中宿营，而且骑着骆驼旅行。这个区域以大量的野山羊、野猪、鸭、鹅及其它猎物著名，但是也以毒蛇、蝎子和蜘蛛出名。今年一月来了一个电报，通知我三条老虎在阿尔马阿塔的一百五十哩的周围内出现，而从巴尔哈须湖向伊犁河上走动。我与儿子在考虑是否应该宣战──这当然是防御战──还是向凯洛格反战公约[11]呼吁。这几条机灵的、有经验的老虎一定会采取完全同情凯洛格公约的态度──我们只要举出克利门丘的例子就可看到这点──因为归根到底是脚瓜的力量决定事物的后果。
我与儿子还没有对巴尔哈须的会吃人的动物作出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命运突然被事件的新转变所改变了。
这要从我们的通讯谈起。在我们的流放的头十个月中，我们的信件，虽然经过检查，但是有一半到达目的地。流放者之间的通讯所受到待遇非常广泛。有时候信件被当作政治论文看待，被广阔地翻印，到达国家的政治中心而且超越国家的边界。信件还会被人出版而用种种方法来传播。去年十月底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我们与同思想者、朋友、甚至于亲戚的通讯都被突然停止；我们不再接到信件及电报了。我们用特殊的方法得知，莫斯科电报局堆积了几百封我们的电报，特别是在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及其它的革命节日。包围我们的圈子愈来愈紧。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不但是底层人民，甚至是斯大林的机构中的干部，都觉得很难接受对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物的报复行动。他们的不满，因以下的上层份子的论点，才平息下去：严苛的行动会保证党的思想上一致，使党能够安心地工作。斯大林派相信，或者至少允诺，把反对派领导人在国内流放的话，可以停止「托派」的活动。
但这事没有发生。第十五次党大会开后的一年是党的历史上最麻烦的一年。事实上，只在第十五次党大会以后，党内的广大层份与工人阶级才开始对上层的斗争真正地有兴趣，而且觉得这个争论一定牵涉到基本的原则的不同，因为几十位、几百位、甚至几千位全国出名的人物、或者至少是在他们的区域、地区、或者工厂中出名的人物，甘愿为了他们的思想而遭到了党的开除与流放。在一九二八年，虽然镇压继续不断，但是反对派却发展得很快，特别是在大工厂中。这就导致镇压的加强，而且特别是禁止流放者的通讯，甚至禁止他们之间的通讯。我们相信当局还会用其他方法。我们的推测果然不错。
十二月十六日，一位格别乌特别代表从莫斯科来，以格别乌的名义给了我最后通牒：停止领导反对派的斗争；否则的话，将采取行动孤立我的政治生活。并没有说要送我到国外去。据我所知，要在国内采取行动。我写了一封列有基本原则的信给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主席团[12]。这里似乎有必要引该信的片段如下：
「要求我脱离政治活动，等于要求我放弃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所作的斗争。在我的一生中，我为这个斗争已不断奋斗了卅二年。我要在国际无产阶级之前，指责那些说我这个活动是「反革命」的人，践踏马克思和列宁[13]的基本学说，损害世界革命的历史利益，破坏十月革命的传统，不自觉地而且因此是更危险地准备热月反动。」[14]
这里我略去列有我们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的主要的歧见的部份。接着，那封信说：
「不但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而且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也能够发生反动的时期。我们在苏联已经在反对十月革命与准备热月反动的情况下过了六年。对于这个反动的最明显的及最完全的表示，就是迫害和在组织上消灭左派。」
「最近斯大林派为了抗拒公开的热月反动派，企图依靠一下反对派思想的『残骸』。斯派的这些思想一点创造性也没有。反对左派的斗争已使斯派的思想失去了稳定性。它的实际政策已无主要内容；是错误的、矛盾的、不可靠的。反对右倾危险的吵闹的运动一大半是假的，是用来向群众隐瞒它的要消灭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派的真正目的。」
我的信的结论是：
「在我们送给第六次世界大会的宣言上，我们对于搞派系活动的指控回答说：只有那个不公平地对付我们的第五十八条决定[15]被取消，而我们不要作为悔过的罪人，而要作为不出卖他们的旗帜的革命斗士为党恢复党籍，这个派系活动才会停止。而且好像我们早已知道给我的最后通牒，我们写下以下的字句：
『只有确定地腐化的官僚，才会要求革命家放弃这种工作（放弃政治活动，即放弃服务于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工作），只有卑鄙的叛徒才肯接受这个要求。』
对于这些字句，我不能作任何修改。
各行各路。你们要继续实行那些敌视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鼓励你们去做的事情。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要完尽自己的责任到底。里昂·托洛茨基[16]，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于阿尔马阿塔」
从苏联流放到国外[17]
（一九二九年二月廿五日）
扼要地重说一下：对于要我停止一切政治活动的要求，我的答复是：只有腐化的官僚才会作如此的要求，只有叛徒才能够同意这要求。斯大林派不能期望不同的答复。自从那信发出去以后，一个月过去了，没有意外事发生。我们与外面世界的联络已被完全切断，包括年青同志所安排的不合法的联络网。这些年青同志克服了最大的困难，而且直至一九二八年底还凖确地供应在阿尔马阿塔的我一大堆从莫斯科与其它中心来的资料。今年一月间，我们只接到莫斯科的报纸。他们愈写得多关于反右派的斗争[18]，我们愈觉得他们一定会打击左派。这是斯大林的政治方法。
莫斯科来的格别乌代表，佛林斯基，就留在阿尔马阿塔，等候训令。一月廿日他带了一大队武装格别乌人员，来到我家，把前后门都封锁起来，递给我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格别乌特别会议的记录：
「兹因：公民托洛茨基，里昂·大卫道维奇，组织非法反苏政党，其最近活动指向引致反苏行动及准备以武装斗争反对苏维埃政权，根据刑法第５８／１０条文，犯反革命活动罪。由此决定：公民托洛茨基，里昂·大卫道维奇，应该被驱逐出苏联国境。」
当我被要求在一张声明收到这个裁决的通知上签字时，我写道：「格别乌的裁决──本质上是犯罪的，形式上是非法的──已经宣读给我听了。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托洛茨基」
我称这个裁决的本身是犯罪的，因为它指控我准备以武装斗争反对苏维埃政权，这完全是谎言。斯大林需要用这个方式来替放逐我的行动辩护。但是这个方式本身却有以最恶毒方法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倾向。因为，如果反对派，在帮助组织十月革命与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红军的人的领导下，准备以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话，那末这事件本身表示国内的情况已相当悲惨。如果国内情况真的如此，即使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友善的反革命特务也会说：「不必急于与苏联建立经济关系；不如等一下，看看武装冲突的结果如何。」
但是，幸运的是格别乌的这个方法是个露骨的警察谎言。我们深信苏维埃的统治有深厚的生命力和极大的伸缩性。我们的路线是内部改革的路线。我藉这个机会向全世界宣布我们这个看法。我这样做，至少可以局部地防止斯大林所指使的格别乌这个方法对苏维埃共和国利益的打击。不管苏维埃共和国今天的内部困难有多大（这内部困难不但是客观环境的结果，而且是无能的弯弯曲曲的政策的结果），所有那些再度希望苏维埃政权早点垮台的人们又严重地失算，正像他们过去的失算一样。
张伯伦先生[19]倒没有这种幻想。他是比较实际。假如人们可以相信在好几张报纸上登出的报导，特别是在美国杂志《民族》（THENATION）上的报导，张伯伦先生的意见大意是：一旦托洛茨基被（正如他说的）「逼入绝境」时，与苏联建立正确的外交关系就有充份的可能。这条像宝玉一样的公式的确给这位保守党大臣的性格带来了荣誉，因为当他谈及美国海军时，他是以素食主义者的语调发言的。
虽然我没有被赋以外交权，但是为了我们革命的利益（部份也是我自己的利益），我大胆地建议英国外交大臣不要太刻板地坚持他的要求。斯大林已经把我赶出苏联来表示他准备满足张伯伦先生的希望。如果他还没有做得更多，倒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以这种做法作为处罚苏联经济和英国工业的理由则是太笨了。除了那点以外，我还要指出，国际关系是基于互惠的原则上。但是因为大家对这个问题有很不同的意见，我还是不要再谈吧！
我在收到格别乌的裁决书的声明上，不但说这裁决的本质是犯法的，而且它的形式也是非法的。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格别乌可以让一个人选择离开国境或者留在国内受处罚，但是它不能不经过那个人的同意把他驱逐出境。
当我质问驱逐我的方式及到那一国家，我所得到的回答是，等我到了欧俄以后，一个被派去接我的格别乌代表会告诉我的。第二天就花在急忙地包装行李上，几乎全是包装我的书和手稿。我的二条大猎犬惊讶地看着这个平常是平静的家庭来了这么多的人。这里我要提一下，格别乌的代表们一点仇视的暗示都没有。刚好相反。
一月廿二日大清早，我的妻子、儿子和我自己，在格别乌的护送下，坐上一辆公共汽车，沿着一条盖着平滑的雪的公路，走到库尔载山关。在那里我们遇到大风雪。那辆本来要拖我们车子过关的强有力拖拉机，连同它所拖的七辆车子，统统给吹来的雪埋在雪堆里了。在这山关的大风雪中，七个人及很多匹马给冻死。我只好换坐雪橇，七小时只走了廿哩。沿途我们见到很多被抛弃的雪橇，（它们的车扛竖起来），很多堆给建筑中的土库斯坦至西伯利亚的铁路的材料，很多箱煤油，统统埋在雪中。人和马都在附近的吉尔吉斯人的冬令营中避雪。
我们在关口的那一边，又坐上公共汽车，而且在皮须佩克（现称弗伦兹）坐上火车。我们在路上读到莫斯科报纸，看到他们正作舆论准备，为了把反对派的领导人物驱逐出境。
在阿克图宾斯克地区，一封电报告诉我们流放地是君士坦丁堡。我要求与住在莫斯科的两个家人[20]见面。他们却被带到赖亚斯克车站与我们见面，与我们一样受监视。新的格别乌代表波拉诺夫企图说服我去君士坦丁堡。但是我断然拒绝。波拉诺夫与莫斯科直接通电话商量。在那里，除了我可能拒绝自愿离境以外，什么都想到了。
我们的火车离开了正道，慢慢地在一条支道上退进去，最后在一个已经废用小车站附近停下，在二个小丛林之间停止。一天一天地过去。火车附近空罐头愈积愈多。来赴盛宴的乌鸦和喜鹊又愈来愈多。就是没有兎子，因为那年秋天一次大流行疫症，死了很多兎子。因此狐狸在夜里作了一条正规小径，一直通到火车。
火车头带着一节车箱每天到火车站去买主食。我们在车箱里都得了感冒。我们重读法兰斯与克鲁车夫斯基的俄国历史。天气冷到零下５３度。我们的火车头怕车轮被冻结在铁轨上，一直开来开去。远处的无线电台彼此呼喊，在寻找我们的下落的新闻。我们听不到他们的问题；我们在玩国际象棋。但是，即使我们听到，我们也无法回答，因为我们是晚上到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在那里──只知道在考斯克附近。
这样就过了十二天。在那边，我们听到了新的逮捕──几百个人，包括一百五十位所谓「托洛茨基中心」的成员。包括在公布的名单上的，有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的前任主席卡夫塔拉兹，苏联驻巴黎的前任贸易代表姆地凡尼，党的最好的文艺批评家佛朗斯基，及乌克兰革命中最英勇的人物之一德鲁布尼斯[21]。所有这些人都是党的中心人物，帮助组织十月革命的人。
二月八日波拉诺夫宣布：「虽然莫斯科作了最大的努力，德国政府坚决地拒绝你进入德国。我的最后的训令是把你送到君士坦丁堡去。」
我说：「但是我不会自愿去的；我会在土耳其边界上发表声明。」
他说：「这改变不了事情，你还是会被送到君士坦丁堡去的。」
我说：「那末你们已经与土耳其警察交涉好，强迫把我遣送到土耳其去。」
他说：「我们不知道那事，我们只执行命令。」
停了十二天以后，我们的火车又开动了。起初车卡很短，以后当护送的人增加，火车就愈来愈长了。自从皮须佩克以后，整个路程中都不准我们离开火车。现在我们全速向南开行。只停留在小站上取水和燃料。这样特别的小心，是避免重演一九二八年一月把我赶出莫斯科时莫斯科车站前的游行。那次游行强迫地阻止火车开向塔什干，只好第二天秘密地把我送走。
沿途收到的报纸登出反「托派」新运动的反响。在字里行间，显露出高层为我的流放问题发生很大的争执。斯大林派很匆忙。他们有充足的理由：不但有政治的困难要克服，还有物质的困难。加里宁号轮船本来被指派到敖德萨来接我们，但被冻结了。破冰船怎样弄也不行。莫斯科很急，迅速地命令伊里奇号轮船来代替加里宁号。我们的火车在二月十日晚上到达敖德萨。通过窗口，我看到熟悉的地方。我在这城中做了七年的学生。我们的车箱被直接带到轮船旁边。天气非常冷。虽然天已很晚，码头还是被格别乌人员包围起来。这里我们要与两个家人道别，他们已经在火车上与我们一起被关禁了两个星期。
当我们穿过火车窗口凝视等待我们的轮船时，我们不禁记起另一艘带我们到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目的地的轮船。那是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在加拿大的哈里发克斯港，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在一大群乗客面前，把我们从挪威轮船克里斯琼福特号上硬拉下来，我那时带有充份的文件与签证坐此轮船回彼得格勒去。我的家人也是同样，只是年轻十二岁而已。我的大儿子那时只有十一岁，他用小拳头打英国兵，天真地希望能争取我的自由，而且使我能直立。我的目的地却变为集中营了。
没有货也没有乗客的伊里奇号，在早上一点钟开船。破冰船替我们开了六十哩的海路。在那区域狂暴的大风只轻轻地掠过我们。二月十二日我们进入波斯普鲁斯港。我向接待我的土耳其警官递了一封声明书，说我是被违反我的志愿而带到君士坦丁堡的。但没有用。轮船照原方向开行。经过了廿二天的旅程，走了四千哩路，我们终于到达君士坦丁堡。
这怎么会发生的？[22]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五日）
这怎么会发生的？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用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描写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的实在情况；另一个方法是指出背后比较深远的社会力量。两个方法都有用处，而且是互为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读者自然首先会问，领导层内部的激烈改变是怎样发生的，斯大林是用什么方法变成机构的头子，再利用机构来对付其它的人的。与阶级力量的重新安排和几个革命阶段的进展这个主要问题比较起来，个人的集团及组合这个问题是次要的。但是就事论事，这个问题是必须解释清楚的。
斯大林是怎样一个人呢？如果要对他作简洁的描述，我们可以说他是我们党中最突出的庸才。他天生有实干能力、坚强意志，和追求目的的坚持精神。他的政治眼光非常狭隘，他的理论水平也很低。他在论文集《列宁主义问题》中打算对党的理论传统作恰当的评价，但是这本书却充满了自以为是而实际上非常幼稚的错误。因为他不懂任何外国语言，所以他只好间接地了解其它国家的政治情况。他的思想非常经验主义，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力。对于党的领导圈子（在大一点的圈子里，他根本没有名气）而言，他总是好像注定要扮演次要的或者更辅助性的角色。今天他之扮演领导角色这个事实，并非反映了他的个性，而是表现了目前这个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的过渡时期。正如赫尔维梯斯所说的：「每个时代都有其大人物，如果没有的话，它也会创造几个出来。」
正像所有的经验主义者，斯大林充满了矛盾。他很冲动，从无前瞻。他的政治路线是弯弯曲曲的。对于每次的弯曲，他总是创造了一些特别的理论滥调，或者指定别人这么做。他对事和对人的态度很随便。他可以把昨天说是黑的东西，今天说成白的，而毫不尴尬。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斯大林的矛盾的声明编集成一个令人震惊的目录。这里我只要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比较适合于一篇报纸文章。我事先要道歉的是这个例子跟我个人有关。最近几年来，斯大林集中精神来进行所谓丑化托洛茨基的运动。新的十月革命史、新的红军史、与新的党史被匆忙推出。斯大林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宣称「托洛茨基在党中或者在十月起义中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扮演特别的角色」，这是修改历史的讯号。从此以后，在每一个场合，他都重复这个断语。
有人提醒斯大林他自己在革命一周年纪念日所写的文章：「所有的起义的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卫戍队之快速地转到苏维埃一边以及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党主要地和首先地要归功于托洛茨基」。
斯大林怎样解决这个尴尬的矛盾呢？很简单：加紧对「托派」的打击。这种例子有几百个。他对于齐诺维也夫和卡明尼夫[23]二人的评论就明显地含有矛盾。我可以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斯大林会用最恶毒的方式对赖可夫、布哈林和汤姆斯基[24]发表同样的意见。到现在为止他说这些意见是反对派的恶意的诽谤。
他怎样敢公然地表现这些矛盾呢？这是因为他的演讲或者他的文章是他的对手被剥夺了答复的机会以后才发表的。斯大林的争论只是它的组织手段的迟缓的回音。斯大林主义主要是官僚机构的工作的自动的反映。
列宁，在他的遗嘱[25]中，提到斯大林的性格的两个特点：粗暴和不忠诚。只有在列宁死后，这两个性格特点才充份发展。斯大林一心一意要在党内斗争中尽可能制造恶毒的空气，然后利用这方法使党面临分裂的既成事实。
列宁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已警告党：「这厨子只会做棘菜」[26]，格别乌之宣布反对派在准备武装斗争，并不是斯大林的唯一棘菜。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当时反对派还在党内，它的代表还在中央委员，斯大林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反对派是不是真正地反对苏联在与帝国主义的将来到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不用说，这种含沙射影是一点基础也没有的。但是这厨子却已经开始准备一盘叫做第五十八条文的菜。因为反对派对保卫苏联的态度这个问题有国际的重要性，我觉得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利益有必要从我的一篇答复斯大林的问题的演说中引出几段文字来：
我在一九二七年八月的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管制委员会联席年会上的演说中说：「让我们暂时离开这问题的厚颜无耻的方面，让我们这次不要细谈列宁对斯大林的手法的慎重的描述──『粗暴与不忠诚』──我们就照已经提出的字面来考虑这问题而且对它作一答复。只有白卫军[27]才会反对苏联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斯大林的心中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反对派真正认为斯大林的领导不可能保证苏联的胜利吗？」是的，反对派认为斯大林的领导使苏联难以得到胜利。……所有反对派……在战争发生时，会拿起党指派他的职位，在前线或在后方……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放弃他们的权利与责任来改变党的错误的方向……总结起来，我们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但反对斯大林的路线。」
甚至在今天，虽然环境变了，这几个字仍然有效。
连同所谓反对派的准备武装斗争的问题以及我们的所谓对保卫苏联国家的消极态度，我不得不指出斯大林所爱好的菜单上的第三盘菜──恐怖行动。当我到达君士但丁堡后发现，某些瞹眜不明的报导已经在世界的大报上出现，说到恐怖主义的阴谋牵涉到某些「托派」反对派的团体。这些谣言的来源对我是非常明显的。在阿尔马阿塔发出的信中，我常常警告我的朋友说，当斯大林已经走上他要走的道路以后，就会觉得极有必要在「托派」中发现「恐怖阴谋」。
如果把武装斗争的计划归因于反对派，说其领导是具有充份经验的、负责任的革命家，这样做后果未必理想。较容易的做法，就是把恐怖主义的目的归因于一些无名的「托派」团体。那明显地是斯大林今天所要走的方向。事先指出让大家听，人们也许不认为斯大林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但是，至少人们会使他的任务难以实现。那就是为什么我这样做。
斯大林的斗争方法是如此：早在一九二六年，我感到有义务对他说，在政治局一次会议上[28]他把自己变成为革命与党掘墓人的候选人。我今天加重地重申这个警告。但是即使在今天，我们正像一九二六年一样深深相信党会打败斯大林，斯大林不会打败党。
斯大林的胜利[29]
（一九二九年二月廿五日）
当一九二二年列宁还在生的时候，斯大林就被选上总书记。在那时候，这个职位的技术性质多过政治性质。但是，即使在那时候，列宁也反对斯大林作为候选人。就是在这事上，列宁才说斯大林是只会做棘菜的厨子。但是列宁在这点上（虽然不热心地）顺从了政治局其它成员的意见：「我们让他试试看吧！」
列宁的病完全改变了情况。在生病以前，他握着权力的中心，作为政治局的首脑。次要的工作，即执行中央的决定，委托给总书记斯大林。政治局的所有其它成员都有他们自己的特别工作。
列宁的离开，自动地令中央任务交在斯大林手上。这本来是临时的安排。没有人提议政变，因为大家都希望列宁快速痊愈。
在那时候，斯大林特别积极于在机构内提拔他自己的朋友。当列宁的一九二二至二三年第一次中风好了一些而暂时回来工作的时候，他震惊于机构官僚化的程度，以及官僚相对于党下层的无上权力。
列宁坚持我应该在人民委员会中做他的助手，并与我讨论如何发动联合斗争，反对斯大林官僚化。我们的任务就是以对党的最少的激变和震惊来完成这个斗争。
但是列宁的健康愈来愈坏。在他的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所写的《遗嘱》中，他坚持地建议党把斯大林从中央工作上撤下来，因为斯大林太粗暴，而且倾向于滥用权力。但是列宁又病倒了。暂时安排斯大林掌舵的意见又重新被提出。同时，列宁恢复健康的希望很快地消失。由于他可能要完全从中央工作的岗位上撤退下来，这就把党的领导的问题提出来了。
在那个时候，原则上的分歧还没产生。反对我的派别仅基于个人的个性。齐诺维也夫、斯大林那一帮人的暗语就是「不要让托洛茨基取得党的领导位置。」在以后的齐诺维也夫和卡明尼夫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的斗争的过程中，这个早先时期的秘密却被阴谋的参与者所揭露了。它确是一个阴谋。
秘密的政治局（七人执政）成立了，其成员是除了我以外的所有政治局成员加上国民经济最高会议的现任主席克依比晓夫[30]。所有问题事先在此秘密中心里决定，它的成员一定要严守誓言。他们彼此之间不要有争论，而且同时找机会攻击我。在地方组织中也有同样的秘密中心，而且他们是被严格的纪律与莫斯科七人执政团联结在一起。他们通讯时用密码。这是个组织很好的党内的非法集团。原先目标是反对一个人。党内职位的选人标准没有别的，只是根据是否反对托洛茨基。
在列宁生病的长期「空位期」，这个工作虽然被人不倦地但小心地、掩护地推行着，以致在列宁恢复期间埋着炸弹的桥梁仍保留完整。阴谋者以暗示行事。职位的候选人被要求猜测要他做什么。「猜」对的人得以上升。因此，一种特别的野心家产生了，他们日后获得「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公开的标示。列宁的死放松了阴谋家的手，让他们公开地活动。
表示抗议这种阴谋的党员，变成奸诈的攻击的受害人。这些攻击建基于最牵强的籍口，常常是纯粹虚构的籍口。在另方面，在苏维埃政权的头五年一定会无情地被赶出党的道德上不稳定的那类人，现在却用表达反对托洛茨基的谈论来作为职位稳定的保险。从一九二三年底开始，同样工作在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党中实施，以至有些领导人被推翻，而代替人的任命完全看他对托洛茨基的态度。选择的过程是非常紧张与人为的，选出来的人不是最好的，而是最能适应的。一般的政策是以平庸的人来代替独立的有才干的人。这些平庸的人完全靠行政机构才得到位置。斯大林自己就是平庸的人的最明显表现。
到了一九二三年底，四分之三的职位已经被挑选出来及排列好，准备把斗争带到党员之间去。每种武器都已准备好，在等待攻击的命令。不久以后，命令下来了。一九二三年秋天及一九二四年秋天这两次公开的反对我的「讨论」运动，与我的生病时间相合，这就阻止我在党的任何会议上发言。
由于中央委员会的猛烈压力，教育改造党员的运动从各方面一起进行。我与列宁的旧日的歧见，不但发生在革命以前，而且在世界大战以前，而且已在我们的共同工作中消失。现在这些歧见却突然被翻出来，被曲解，被扩大，而且被提给党中未被发动的党员作为最迫切的问题。这些党员大吃一惊，失去判断力，而且受恐吓。同时，选择人员的方法往下移。现在，如果不推荐自己是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话，就不可能继续担任工厂经理、商店委员会书记、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簿记员或记录员。
我尽可能避免作这种斗争，因为它的本质是无原则的阴谋，用以反对我个人，至少在第一阶段是如此。我很清楚地知道，这种斗争一旦爆发，必然会有尖锐的形式，而且在革命专政的情况下，一定会导致危险的结果。这里我不想讨论是否应该以我个人的让步来换取集体工作的共同基地，或者应该采取攻势，虽然缺乏进攻的政治基础。事实的发展是，我采取了前一方法，而且不后悔。胜利有时会导入死巷，失败有时也会开启新道路。
甚至于当深刻的政治分歧明朗化，把个人的诡计推入背景以后，我还是把争论限制在讨论原则的问题上，打算抵抗或者阻止强作结论，让不同的互相矛盾的意见与预测可以经过事实与经验的考验。
与我的做法比较起来，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与在开头小心地藏在这两人背后的斯大林，以他们的全力强要摊牌。他们根本不要党慢慢地考虑双方的分歧，然后在经验中考验。当齐诺维也夫和卡明尼夫两人与斯大林破裂的时候，斯大林自然而然地用同样的反「托派」的诽谤运动来反对他们，用这三人在三年时间在一起所搞起来的强大的惰性力量。
以上并不是斯大林的胜利的历史的解释。以上只不过是斯大林如何得胜的一个概略的大要。这更不是对诡计的埋怨。一条把它的失败归因于对方的诡计的政治路线是一个盲目的与悲惨的政治路线。诡计是一个任务的特别的技术运用，它只有次要的作用。巨大的历史问题是由巨大的社会力量来解决的，不是由小的权谋来解决的。
斯大林的不稳定、不确定的胜利，表示革命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动。它是某一阶层或某一集团对其他阶层的胜利或半胜利。它反映最近几年来所发生的国际局势的改变。但是这些问题的题目太大，需要另行处理。
在这里只有一件事需要讲的。虽然全球报纸都有错误与混乱的观念，而且对布尔塞维主义敌视，但是在评价苏联内部斗争的不同的阶段与事件时，它还能够穿破外壳，看到那个斗争的社会内核──那就是斯大林的胜利是较稳健、较保守、官僚的、有财产心理的、受民族局限的倾向对支持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及布尔塞维克党传统的倾向的胜利。对于那点，我无必要对资产阶级报纸上常常看到的对斯大林的现实主义的赞扬表示抗议。这个胜利的基础有多巩固和能维持多久，而且将来的发展采取什么方向──这却是另外一个命题。
苏维埃共和国往那里去？
（一九二九年二月廿五日）
自从十月革命以来，这个问题从来没有离开世界报纸的专栏。在目前，这个问题与我之被苏联流放的问题，正在受人讨论。对于我的流放，布尔塞维主义的敌人认为是等待很久的「收场」的象征。我的流放的重要性不是个人的，而是有政治意义的，这点我不否认。但是，我决不忠告任何人过急地作出这件事是「末尾的开始」的结论。
这里并不需要提醒大家，历史的预测跟天文的预测不同，它永远是有条件的，包括选择的可能与去舍的抉择。有人如说他能准确地预测活生生的力量之间的斗争的结局，是极可笑的。历史预测的工作是分辨可能与不可能，然后从所有的理论上可能的东西中分出最可能的东西。
如果有根据的话，对苏联往那里去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定要把它的，所有的内在力量以及革命所处的国际局势作一个分析以后，才会有结果。研究的结果就是一本书。在阿尔玛阿塔，我开始写这样的一本书，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就能完成它。
这里，我只能提供几个回答的大纲：苏联是否真的在崩溃的边缘？它的内在的资源已耗尽了吗？如果它被消减了，接着而来的是什么呢──民主？独裁？或是皇朝的复辟？
革命过程的方向比山上流水的方向复杂得多。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似非而可能又是的改变方向事实上是正常的，换句话说是合于自然规律的。我们没有理由期待人为地或图式地符合自然规律。我们必须从水的流量、当地地势的起伏和主要的风向等等因素所决定的自然的正规性方面来考虑。在政治上，意思就是能够超越革命的最高的变动来预测突然的、有时延长的沉降时期的可能性，而且在另一方面，在最衰退的时候，譬如在史多里宾反革命时期（１９０７－１９１０），能够辨别重新兴起的先决条件。
俄国在过去２５年中所经历的三次革命，事实上，沟成同一革命的几个阶段。在头两个阶段之间，１２年过去了，在第二与第三阶段之间，只有９个月。
苏维埃革命后的１１年也可分为若干阶段，其中大致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分界线约莫为列宁的生病及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开始。在第一个时期，群众起决定的作用。在历史上，我们还没有看到其它的革命像十月革命那样，引起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但是今天还有一些偏执的人认为十月革命是个冒险。照他们的想法，他们所要保卫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了，因为这个社会制度有什么价值呢，如果它能被「冒险」所推翻的话？事实上，十月革命的成功──它能在最困难的几年中在好几个敌国的进攻下坚持下来──是因为几百万、几千万的城乡群众的积极干涉与创意力所造成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政府机构与红军才能够临时准备起来。这就是我从这方面的经验中所得的主要结论。
第二个时期产生了领导层的急激的改变。它的特征是群众的直接干涉的程度有着明显的减少。溪流再度被堤岸局限在它的范围之内。在群众的头上，中央行政机构的地位愈升愈高。苏维埃国家，像军队一样，被官僚化了。统治层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机构的性质愈来愈自足了。政府官员愈来愈相信，十月革命的目的就是把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上，而且保证他有一个特权的位置。
我想，这里没有必要解释，我们指出苏维埃国家在发展中出现的真实的、活生生的矛盾，并不是用来作为赞同无政府主义「排斥」国家的论点，即一般性的简单的、无建设性的，对国家的「排斥」。
在一封写得极好的讨论国家机构与党的堕落现象的信中，我的老朋友拉科夫斯基突出地证明，在夺得政权以后，从工人阶级中，会衍生一个独立的官僚层，而且这个崛起在开头是由于工作技术的需要，但是以后却变成社会的现象。当然，官僚中的发展的过程与国内的深远的发展过程有密切关系。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城镇中新出现或重新出现一个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层份，自由职业复苏了。在农村，富农抬头。官员中的极大部份，正因为他们升得比群众高，靠近资产阶级份子，而且与他们建立亲戚关系；慢慢地，群众的创意力或批评被官僚认为是干涉。机构能够更容易地向群众加压力，因为，上面已说过，群众的心理的反应是由群众政治活动的减少所表示出。在最近几年，工人常常听到官僚或新的财产拥有人向他们大叫「这已不是１９１８年了」。换句话说，力量关系已经转向为对无产阶级不利。
与这些过程相应的就是执政党自己的内部变化。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在今天的几百万党员中，绝大多数只模糊地了解党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是什么样子的，更不必说在革命地下运动时的党了。我们可以说，７５％至８０％的党员是１９２３年以后才加入的。在革命以前加入党的党员不到１％。从１９２３年开始，党已经人工地被半成熟的新党员冲淡了。这些新党员成为行政机构专业人员手中的顺从的材料。党的革命核心被掩没，就是行政机构战胜「托洛茨基主义」的先决条件。
让我们在这里特别提一下，党与政府机构的官僚化使腐化和专横的事件大为增加。我们的敌人以恶毒的欢欣指出这些事情。他们不这样做就很不自然了。但是，当他们企图以缺乏议会民主来解释这些现象时，我们只要指出一连串的「巴拿马」就足以答复他们。在这一连串的「巴拿马」中，最初的一个已经变成这种事情的轻蔑的名词，而最后一个「巴拿马」牵涉到《巴黎报》与前任法国部长克洛兹。如果有人辩说法国是一个例外，但是譬如在美国，政治家或政府官员的腐化不存在，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但是让我们回到主题上。在这些已经凌驾群众之上的官员中，大多数是极保守的。他们倾向于认为，人类福利所需要的事情都已经做到，而认为不这样想的人就是敌人。这些人对反对派的态度是有组织的仇恨；他们指责反对派在群众之间散布对他们的不满，而说反对派所用的方法是以「不断革命」的幽灵来批评、破坏政权的稳定及威胁十月革命的收获。这个保守层是斯大林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最有力的支持者，它倾向于比斯大林自己或他的派系的主要核心走得更右，方向是走向新的有产者份子。因此才有斯大林与右派之间的斗争；因此党内才可能有新的整肃，不但是对「托派」──自从开除党籍与流放以来，「托派」的人数增加了很多──而且也针对官僚中的最堕落的份子。所以，斯大林的半吊子的政策已经发生一连串的摇摆，其结果是党的左、右两派更为强大，削弱统治的中派。
虽然反右派的斗争还没有从议事日程上除去，但斯大林的主要敌人还是左派。今天这不再需要加以证明。对于反对派，这在早些时已很明显。早在反右派运动的头几个星期，我在去年１１月１０日从阿尔玛阿塔给我的同思想者的信中，就写道：斯大林的策略性目的，就是当时机成熟时，「当右派被吓够了以后，就会把火线突然转向左派……反右运动只不过是积聚力量来发动对左派的新攻撃。谁不了解这点就什么都不懂。」这个预侧比预期的更早及更全面地变成现实。
当与革命有关的人还没有与支持革命的社会基础决裂就开始后退时，这个后退的人被迫称他的后退为前进，称右手为左手。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斯大林主义者称反对派为「反革命」，而且不顾一切地把右派与左派的反对者均堆在一起。从今天开始，用「流亡者」一字的目的也是同样的。事实上，今天有两种流亡者：一种是被革命的群众蠭起所赶走的人；另一种则可用以显示仇视革命的力量所享受的成功程度。
当反对派说到热月反动，以十八世纪末的古典〔法国〕革命作为类比时，它意指，从已经指示出的现象与倾向看来，斯大林反左派的斗争有危险变为苏维埃政权的社会性质发生隐蔽的改变的起点。
热月反动的问题在反对派与当权派之间的斗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前任法国总统哈里奥特最近表示，苏维埃政权已经依靠了整整十年的暴力，所以这个事实就是对它自己作出的判断。他在１９２４年访问莫斯科时，据我当时对他的了解，哈里奥特尝试采取一个较同情的（但也并非太明确的）对待苏维埃的态度。但是现在，１０年过去了，他认为现在正是收回对十月革命的信任的时候。我承认我对极端派的政治思想不太了解。革命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发出短期的期票。法国大革命需要１０年时间──不是建立民主，而是把国家带到波拿巴主义去。但是，毫无争论地，如果雅可宾派对吉龙德派没有采取报复性的暴力行为，而且没有向世界显示一个如何极端地对付旧秩序的例子的话，人类今天所缺少的只不过是一个人头而已。
革命从来没有发生了而不在人类命运上留点痕迹的。但是，基于同样的道理，革命不会常常保持在最高的上升时期所得到的收获。在某些阶级、集团或个人完成了革命以后，其它的人开始收获。只有无希望的拍马者才会否认法国大革命的世界性的历史意义，虽然大革命以后的反动是如此的深，致使该国要复辟波旁王朝。反动道路上的第一阶段就是热月反动。新官员和新的财产拥有人要和平地享受革命的果实。旧有的雅可宾派的不妥协者是他们的障碍物。新的有产阶层还不敢在他们自己的旗下出现。他们需要从雅加宾派的内部得到掩护。他们找几个第二及第三等级的雅加宾派作为短期的领袖。随流而前进，这些雅加宾派替波拿巴的到来打开了路。波拿巴用他的刺刀和他的法典巩固新的财产制度。
热月反动的过程的几个因素也可以在苏维埃的国土上发现。它们在最近几年已变得特别明显。今天当政的那些人或是在革命第一时期决定性的事件中扮演次要的角色，或是革命的最初的反对者而且仅在革命胜利以后才参加进去的。他们现在极大部份是扮演掩护的角色，所掩护的层份与集团，是仇视社会主义的，但他们要进行反革命颠覆运动则力量太弱，因此寻求一个和平的热月反动的转变以便走回资产阶级社会的道路上去；他们寻求「一边煞掣一边滚下山」──正如他们的一位思想家所说的。
然而，以为所有这些过程都已完成，则是很大的错误。对一些人来说是幸运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不幸的，那点还远得很。历史的类比是一个吸引人的也因此是危险的方法。假设天下有一条特别的革命周期法则，而这条法则常常逼使革命通过波拿巴阶段，从旧的波旁通到新的波旁，那就是想得太表面化了。任何革命的过程是由国内及整个国际的力量的特有结合所决定的。固然，所有革命会有共通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作类比，而且事实上命令式地要求我们建基于过去的教训，而不在每一新阶段从头开始历史。我们可以用社会学名词来解释为什么朝向热月反动、波拿巴主义及复辟的倾向会在每一个胜利的革命中发现。
问题的核心在于这些倾向的力量，他们结合的方式，他们发展的条件。当我们谈到波拿巴主义的威胁时，我们决不认为那是必然的结论，是被某些抽象的历史法则所决定的。革命日后的命运要被斗争本身的过程所决定，要由社会的活生生的力量一决雌雄。将来还会有低潮与高潮，它的持续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欧洲与整个世界的局势。在我们的时代，只当一个政治趋向不能了解失败的客观原因，而觉得的是洪水上的无力的木片──如果那木片能够有感觉的话──它才可被视为无希望地被击成碎片。
[1]《事情就是这样的》和以后几篇文章，都是从《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这本小册子译出的。这本小册子是托洛茨基离开苏联到达土耳其后写的第一批文章。英译文原先登载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廿六日的《纽约时报》及世界其它大报上。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能够公开和自由地谈论列宁以后的苏共内部的斗争，所以大家对他的说明极感兴趣。像列宁一样，托洛茨基的著作的对象，大都是革命组织的成员和急进报纸的读者。但是这本小册子的对象却是更广大的、更一般的读者。
[2]布尔塞维主义是列宁所组织与领导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倾向。在１９０３年开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形成一个派别，与孟塞维克派对抗；以后终于变成一个独立的组织，名布尔塞维克党，而且以这个党的名义，领导了１９１７年的十月革命；于１９１８年改名为共产党；１９１９年帮助成立共产国际，而成为它的俄国支部。托洛茨基于１９１７年成为布尔塞维克党党员；在列宁死后，他认为左派反对派是真正的布尔塞维主义的继承者。
[3]格别乌是苏联政治警察（特务）的简称。
[4]卡梅尔·帕夏是１９２３－１９３８年间的土耳其共和国总统，他在土耳其实施西方化，被称为是近代土耳其之父。
[5]托洛茨基于１９１６年底被西班牙的罗曼诺夫政府驱逐出境，翌年一月到达纽约，三月离开纽约，在加拿大被拘留，于１９１７年五月回到俄国的彼得堡（即列宁格勒）。
[6]马尔维于１９１４至１９１７年任法国内政部长，１９１７年因疏忽之罪被克利门丘政府流放至西班牙。克利门丘于１９１７至１９２０年任法国总理，成为凡尔赛和约的主要制订者与帝国主义干涉苏联的推动人。
[7]托洛茨基记错了苏共第十五次大会的会期。事实上它是在１９２７年十二月开的。斯大林于１９２２年被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列宁于１９２３年要把他从这个位置上撤掉，因为他利用这个位置来使党和国家机构官僚化。１９２４年列宁死后，斯大林从打垮托洛茨基开始，逐渐消灭他的主要政敌，直至１９３０年代，成为事实上的苏联独裁者。左派反对派于１９２３年在苏共内部成立为一个派系。斯大林派及其它人称左派反对派的成员为「托派」，但托洛茨基不喜欢「托派」这个名称，而要用时总是用括号将它括起。当托洛茨基被流放到土耳其，接触了其它国家的反对派团体以后，他于１９３０年成立了国际左派反对派，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在１９３３年以前，国际左派反对派的任务是要改革共产国际；在１９３３年以后，认为共产国际无可挽救，才朝向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第四国际于１９３８年正式成立。
[8]几乎所有这些反对派的领导人，经过开除出党与流放以后，受了斯大林派机构的压力，抛弃他们自己的观点，要求恢复苏共党籍。但是，虽然他们投降了，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的莫斯科审判案还是揑造事实去迫害他们，把他们枪毙或囚禁。
[9]１９０５年革命是一次不成功的推翻沙皇政权的尝试。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则推翻了沙皇政权，但建立了资本主义的临时政府，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则推翻了临时政府，而创立了一个新形式的政府，建基于布尔塞维克党所领导的苏维埃之上。
[10]托洛茨基的妻子名叫娜塔丽亚·塞道瓦，她在学生时代参加革命运动；革命以后，出任苏俄博物馆长及教育委员会艺术部部长。伴随托洛茨基流放土耳其的儿子名叫里昂·西道夫。西道夫是个很重要的政治人物，与托洛茨基合编反对派公报。他在第四国际建立以前，死于巴黎一间医院，那时的情况显示，他是被格别乌所暗害的。
[11]１９２８年的凯洛格公约是美国国务卿凯洛格所策划的，主张抛弃以战争为国家政策的工具，这公约有六十三个国家签署，包括苏联在内。托洛茨基这里的讽刺话，表示他对这公约及苏联的签署持反对的意见。
[12]共产国际，或称第三国际，是在列宁领导下组织起来的革命团体，继承第二国际。在列宁生时，它开过四次世界大会，从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２年，每年一次。托洛茨基认为头四次大会的纲领是国际左派反对派与第四国际的政纲的基础。第五次大会是在１９２４年召开，由斯大林、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三人集团所控制。第六次大会在１９２８年召开、第七次大会在１９３５年召开。斯大林为了向帝国主义同盟国表示友好的姿态，于１９４３年解散了共产国际。
[13]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第一国际的领导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经过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及机会主义者的曲解以后，恢复成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他所领导的布尔塞维克派是领导工人阶级革命的党的第一个模型。他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充份地了解与解释殖民地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重要性。列宁在１９１７年领导了第一个成功的工人革命，成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的首脑。他建立了共产国际。他在死前准备与苏共及苏联国家的官僚化斗争，但死亡阻止他实践这个使命。
[14]根据法国大革命所启发的新历，１７９４年热月九日（７月２７日）是罗伯斯比尔所领导的急进雅可宾派被革命阵营中的右派所推翻的日子。虽然热月反动派开启了一个政治反动的时期，其结果是拿破仑于１７９９年雾月十八日（１１月１９日）夺取政权，但是他们没有恢复封建制度。托洛茨基称保守的斯大林派官僚层为热月反动派，因为他相信斯派的政策会替资本主义反革命铺平道路。从１９２９年开始的以后六年中，托洛茨基用热月反动的类比，来表示政权从一个阶级真正转到另一个阶级，换句话说，资产阶级反革命在苏联的胜利。到了１９３５年，他修正了他的理论，以热月反动的类比指出「在革命的社会基础上」所发生的一个反动的发展，因此没有改变国家的阶级性质（见托洛茨基１９３４－３５年文集中的《工人国家，热月反动与波拿帕主义》一文）。
[15]苏维埃刑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是用来处罚从事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反革命活动的人们。但是斯大林却把这个条文改变为派系斗争的工具，监禁、流放、放逐或处决共产党中反对官僚机构的反对派。
[16]托洛茨基（１８７９－１９４０）于１８９６年成为一个革命家，１９０２年成为《火花报》中的列宁的合作者。翌年他因革命党的性质问题与列宁破裂，而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孟塞维克联合一起。他于１９０４年又与孟塞维克派决裂，而在其后的十年之中企图把俄社工党内的各派重新联合起来。在１９０５年革命中，他是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并发展了不断革命论。在１９１５年，他写了〔第二国际〕反对派的青梅瓦尔特宣言。他在１９１７年加入布尔塞维克党，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组织十月暴动，这暴动使苏维埃国家成为现实。他的第一个政府职位是外交事务委员长。然后他担任战争委员长，组织了红军，而且经过三年的内战与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他领导红军走向胜利。他于１９２３年组成了左派反对派，而从那时起的十年中，为了使苏联及共产国际回到列宁主义国际主义及无产阶级民主而斗争。被斯大林派打败以后，他被苏共及共产国际开除，而于１９２９年被放逐到土耳其。在１９３３年，他放弃了改良共产国际的努力，而呼吁创立一个新国际。他认为替第四国际所做的工作，是他一生中极重要的工作。
[17]《从苏联流放到国外》一文译自《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这本小册子。
[18]这里所提及的右派，是指苏共内的一派，所谓右派反对派。托洛茨基是右派政策的毫不动摇的反对者。他相信右派政策增强了苏联的亲资本主义的倾向，但是他认为右派的领袖是共产主义者，不提倡把他们开除出党或开除出领导层。自从１９２３年以来，右派已与斯大林派（托洛茨基称之为中派）联合起来反对左派反对派。在１９２７年底，左派反对派被开除以后不久，斯大林派与右派反对派的领导人（布哈林、赖可夫、汤姆斯基）之间的歧见尖锐化了。１９２８年，斯大林派发动了反对右派偏向与偏向者的吵闹的斗争，但是直到１９２９年才公开地把布哈林、赖可夫、汤姆斯基等人与右派联系起来。
[19]张伯伦（１８６３－１９３７）是英国保守党的政治家，曾担任很多政府职位，包括外交大臣。
[20]住在莫斯科的二位托洛茨基家人是他的小儿子塞其·西道夫与里昂·西道夫的妻子。塞其·西道夫是科学教师，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也于１９３４或１９３５年被捕，作为对托洛茨基的报复。据说，他由于不愿意指控他的父亲，死在集中营。
[21]在这些左派反对派人士中，前三人在格别乌狱中失踪，第四个人于１９２９年投降，在西伯利亚担任一工业职位，但是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案中受审，１９３７年被处决。
[22]「这怎么会发生的？」一文也来自《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这本小册子。本文曾在《纽约时报》１９２９年２月２８日刊登，题为「托洛茨基评价其政敌斯大林」。
[23]齐诺维也夫（１８８３－１９３６）与加明尼夫（１８８３－１９３６）都是老布尔塞维克，在列宁时代担任高职，齐是共产国际主席（１９１９－１９２６），加是列宁副手。他们于１９２３年和斯大林联合起来发动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但于１９２６－２７年与托洛茨基结盟（联合反对派）反对斯大林。他们在１９２７年被开除出苏共后，向斯大林投降，于是又被重新入党。他们于１９３２年再被开除，又公开认错，但于１９３５年被判刑１０年，在１９３６年的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案中再被审判而被处决。
[24]赖可夫（１８８１－１９３８）、布哈林（１８８８－１９３８）和汤姆斯基（１８８６－１９３６）也是老革命家、老布尔塞维克。他们在１９２３至１９２８年与斯大林联合反对「左派反对派」。赖可夫是１９１７年被选为内政委员长，而在列宁死后，担任人民委员会的主席（１９２４－１９３０）。布哈林在１９１８－２９年是《真理报》主编，１９２６－２９年则担任共产国际主席。汤姆斯基是苏联的出名的工会领袖。他们三人于１９２９年向斯大林投降，获准扮演次要的角色，但是这并没有救了他们的命。汤姆斯基在１９３６年莫斯科审判案中自杀，赖可夫和布哈林在１９３８年的莫斯科审判中被判有罪，然后被处决。
[25]列宁的遗嘱是在１９２２年１２月与１９２３年１月写的，对苏联的领导人们作了最后的评价。因为它呼吁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的职位，所以在斯大林死前，被禁止公布。列宁遗嘱现在收在列宁全集第３６卷。
[26]托洛茨基曾一贯地指出，斯大林之被任命为总书记以及列宁对此作出评语的年份是１９２１年。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者将此年份改为１９２２年。斯大林是于１９２２年４月３日，紧接着苏共第十一次党大会以后被选为总书记的。在托洛茨基的自传中，托洛茨基说斯大林之作为总书记的候选人是齐诺维也夫在１９２１年的第十次党大会上提出的，斯大林之被选上是在大会以后。其实，斯大林已经在第十次党大会上伸张了他对党的组织上的控制。虽然他在当时尚不是书记处的成员，三个书记处的成员已被他的支持者──莫洛托夫、雅洛斯拉夫斯基，米盖洛夫──所取代。当他于１９２２年参加书记处，他就成为它的「总书记」。根据ROBERTCTUCKER所写的《作为革命家的斯大林》(STALINASREVOLUTIONARY)一书，第十一次党大会后的选举，只不过把１９２１年所开始的局势形式化而已。
[27]白卫军是十月革命以后俄国革命军队之称谓。
[28]在列宁时代，政治局是从属于党中委员会的组织。第一届政治局是１９１９年成立的，其成员包括卡明尼夫、克里斯汀斯基、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这里所指的会议是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５日召开的。那年的政治局成员有布哈林、克里宁、莫洛托夫、赖可夫、斯大林、汤姆斯基、托洛茨基、维洛希洛夫和齐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于１９２９年被流放时，政治局成员有布哈林、克里宁、克依比晓夫、莫洛托夫、鲁得朱塔克、赖可夫、斯大林、汤姆斯基和维洛希洛夫。布哈林和汤姆斯基于１９２９年被排除出政治局。赖可夫在１９３０年被排除出政治局。
[29]《斯大林的胜利》一文也来自《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这本小册子。本文曾在《纽约时报》１９２９年３月１日刊登。
[30]克依比晓夫（１８８８－１９３５）是个老布尔塞维克，曾担任许多重要职任，最后担任国内主要经济局局长。他是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他的神秘死亡的详情尚待宣布。 |
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的四封信（1929年4月29日～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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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的四封信
（1929年4月29日～8月26日）
·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1929年4月29日）
·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1929年6月13日）
·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摘录）（1929年7月4日）
·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摘录）（1929年8月26日）
〖附〗列·李·谢多夫致彼·谢·库罗耶多夫（1931年4月27日）
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1]
（1929年4月29日）
亲爱的同志，可惜，从信看我怎样也无法猜到您是什么情况。我会很高兴同您建立经常的联系。目前我还暂时留在君士坦丁堡。正在为出版几本书，首先是自传，进行准备。此信同时按两个地址寄发。
1．您同俄国有无联系？如有新的消息，请告。
2．请把我申请挪威签证的材料寄来。还有议会会议记录等。柯伦泰起什么作用？
3．请立即（用挂号）将您在信中所说到的列宁研究院的材料寄来：这是我写自传所绝对不可少的，首先是弗·伊·致普列汉诺夫的信。
4．您是否有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1922年）[2]的复制件？这信是我极为需要的，而我的文件中没有此信。
总之，如果您有什么有助于我撰写自传的有价值的材料，请寄来，也可请其他人帮忙。十分感激，一切都将奉还。
紧紧握手！
列·托洛[茨基]
又及：巴黎出版了我的一本俄文小册子（我为资产阶级报刊写的文章的汇编加上其他材料）。可按以下地址预订：MrMauricePaz8，CesarFrancParis．
请在信中，用法文或俄文（不过这时要写pourJoseph），提到是我说的。
我的住址：MadameJeanneMolinierismetpachakonakJ1PrinkipoparConstatinoplo．
这个地址不常用。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3987
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
（1929年6月13日）
亲爱的同志：
终于收到了您的回信。而我已经几乎完全绝望了。十分感谢寄来列宁那封信的复印件。我不知道有这封信。它是从哪里复制来的呢？直接从原件，还是在什么地方已经刊印过？
现在谈谈您个人的命运。当然，如果您得以坚持下来，那很好。但是，如果由于“清洗”等等无法坚持，您有什么下一步的打算？您的其他语言怎样？也许，我们能够更好地安排合作？请就此尽量详细地谈谈您的看法。特别是：是否考虑一旦发生事故便回去，还是留在原地？
随信给您寄去近期有关拉狄克[3]、德国的右派分子的著作。所有这一切希望都能转寄到俄国去。
您提出，可以从苏联获得一些东西。我本来需要一些涉及革命、红军等的有价值的照片，也包括涉及我本人的。这是出版者提出的要求，而我几乎什么也没有。获得这些照片所需要的花费，出版社应当会支付的。
您提到速记记录的事。那么，您是速记员吗？有丰富经验吗？您住处附近有俄文印刷厂吗？印刷费用贵不贵？先提出这几个问题作为最初步的考虑。
您何时休假？您能否在休假时来见面谈一下？您也许知道，我向英国政府[4]提出了去英国的申请。如果麦克唐纳作出肯定回答，那么和您会面会十分容易。我对此将十分高兴。暂时写到这里。紧握您的手。祝一切顺利！
您的列·托洛茨基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3987
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摘录）
（1929年7月4日）
亲爱的同志：
十分感谢您给我寄来议会辩论[5]的译文，现在我十分急切地等待余下的部分。虽然我应当说，目前坚持提出这个要求未免于心有愧，因为从您的信中我第一次知道您有病在身……
关于您所寄手稿的问题，由您自行决定，也就是说，请您根据情况决定。我今后仍将继续给您寄手稿，既供您本人参考，也可在有可能时转寄出去。
再次感谢。
紧握您的手，并祝健康！
您的列·托洛茨基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3989
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摘录）
（1929年8月26日）
亲爱的同志：
十分感谢您寄来的材料的其余部分。我已经在自传中使用了一些。
[……]我们一切如旧：住在普林基波岛上，工作，受着酷热的折磨，并且不断得到拒签的消息[6]。
我的自传要到10月15日才能出版。您想要哪一种语言的版本呢？
从俄国来的消息极少，不过还是有一些。您是否从那里获得了什么有价值的消息呢？
[……]紧紧握您的手，并祝一切顺利！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3990
列·李·谢多夫致彼·谢·库罗耶多夫[7]
（1931年4月27日）
亲爱的库·同志：
我很久没有给您写信，因为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也许已经知道，我在德国已经几乎两个月了。[8]这里有多少新的事情、问题、人物等等向我蜂拥而来，以至于我根本无法坐下来给您写信。
十分高兴和您恢复通信。
给您寄去15份（使用薄纸的）通报[9]（政纲），供转寄苏联。转寄政纲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要尽一切可能把它“捅”到祖国去。
其中包括通过在奥斯陆和其他港口的苏联海员带回去。在这件事上，与您有联系的挪威人……也许能帮助您。
只能给您寄去15份，是因为不知道您在转寄方面有多大可能。也可以通过邮政（熟悉的地址）在寄发商业报纸的邮件中转寄，等等。
如果您有可能转寄15份以上，请告知，当即寄上。
您身体怎样？有什么打算？从国内听到些什么？等待消息，原谅我久未写信。
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您的列·谢·
又及：我正在给列·达·为他的书《我们和他们》（政治肖像和特征。一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收集资料。其中也包括有关瓦·瓦·沃罗夫斯基[10]的。（涉及斯佛尔查[11]的诽谤）
我感兴趣的是以下问题：
（1）沃罗夫斯基对列宁的态度；
（2）对波兰的态度（语言、民族、政党，等等）（斯佛尔查说，沃罗夫斯基作为波兰人认为俄国是别人的国家）；
（3）沃罗夫斯基的病，列宁对他的态度。
无论是告知史料，还是说明事实及一切您认为有价值的资料，我都会非常感激。这些并不急迫。
再次问一问，身体怎样？难道我们相互近在“咫尺”，竟无法见面？
等待关于政纲的消息。
通报我们目前在柏林办。
您提到您（用挂号邮包）寄钱给通报的事。我们去年夏天收到过一次您寄给通报的钱。不要寄钱了，您一定需要钱用。但是，既然您已经寄出了（2～3个月以前广那就应当查询一下。无论是伊斯坦布尔，还是巴黎，都没有收到钱。
致以敬礼！祝健康！
背面有以下字样：“BokforlaggareogFruHanssonAppelvikenStockholm（‘frittForum’）”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3992
[1]库罗耶多夫，彼·谢·（1894～1932）——联共（布）党员。1929～1932年任苏联驻奧斯陆全权代表处密码译员。与女密码译员柯甘同居。1932年因肺结核去世。
[2]指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见《列宁全集》第43卷。
[3]拉狄克，卡·伯·（1885～1939）——1904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国外支部，190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19～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1925年起任中山大学校长。1927年在15大上因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1936年被捕，后平反。1929年拉狄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恢复了党籍。《真理报》发表了他的悔过信，其中声明：“我已明确同列夫·达维多维奇决裂。我们是政治敌人。”托洛茨基写了几篇论拉狄克的文章，分析了拉狄克的言行。
[4]英国工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后组成的新政府。
[5]指挪威议会。
[6]到达土耳其以后，托洛茨基立即提出签证的申请。还在驱逐出境之前，他就请政治局替他办理去德国的签证。他在君士坦丁堡申请去英国的签证，英国下议院直到年2月才讨论这一问题，被拒绝了。1929年6月托洛茨基向新成立的工党政府提出申请，又被拒签。法国、德国和捷克政府也以不同的借口拒签。1935年春，托洛茨基向挪威政府提出避难的申请，获得准许。6月他来到挪威，但到12月19日又被驱逐到墨西哥。
[7]这是列·李·谢多夫受托洛茨基的委托写的信。此前不久，托洛茨基给谢多夫去信，请他查明：“1．沃罗夫斯基对列宁的态度，这里每一个细节都是重要的。2．沃罗夫斯基对待波兰、波兰语、波兰党等等的态度……”
[8]1931年2月列·李·谢多夫获得签证到柏林的高等工艺学校学习。
[9]指《反对派通报》。其编辑和出版人是列·李·谢多夫。
[10]沃罗夫斯基，瓦·瓦·（1871～1923）189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11月起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大使。1921年起任驻意大利全权代表。在洛桑被白卫分子杀害。
[11]斯佛尔查意大利外交家，一本轰动一时的书的作者，其中涉及对沃罗未斯基的评价。 |
致苏联工人的公开信（托洛茨基，192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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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苏联工人的公开信
托洛茨基（1929年3月29日）
亲爱的同志们：
我给你们写信，是想再次告诉你们，斯大林、雅丽斯拉夫斯基（Yaroslavsky）等伙人正在欺骗你们。他们说我利用资产阶级报章来进行攻击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这个共和国是我和列宁携手创立及保卫的。他们把你们蒙骗。我是利用资产阶级报章来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利益，对付斯大林及其一伙的谎言、欺诈和背信弃义。
他们要求你们谴责我的文章。你们有读过那些文章吗？不，你们没有读过。他们交给你的是一些片言只字的伪译文。我的文章是用俄文写的，用俄文印成特刊，印文和原文全无不同。向斯大林要求把那些文章不作删减和捏造重印出来吧。他不会有这个胆量。他恐惧真相，更甚于一切。我在此把我的文章内容归纳如下：
1、格柏乌﹝苏联秘密警察局﹞在关于把我逮解出境的决议中声称，我在进行「准备武装斗争攻击苏维埃共和国」。而《真理报》的声明（1929年2月19日第41期），则删掉了有关武装斗争的部份。为什么？为什么斯大林不敢在《真理报》上把格柏乌决议中的言调重复一遍？因为他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他。继弗兰格尔事件（Wrangelofficer）的历史和被斯大林派遣到反对派人士中间进行煽动发动军事阴谋的特务人员被揭发之后，没有人会再相信向党谆谆劝导采纳其观点的正确性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正在准备一场武装斗争，此所以，斯大林不敢在《真理报》上刊印格柏乌一月决议案所声称的内容。
而倘若如此，为什么仍需把这昭然若揭的谎言加进格柏乌的决议之内？因为这不是给苏联的人看的，而是给欧洲和外面全世界的人看的。斯大林通过塔斯社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报章唱和，每日有系统地发动他的诽谤宣传，攻击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人士。斯大林除却指控反对派正在准备一场武装斗争，无以解释他数不胜数的逮捕和放逐。他用这些恶毒谎言，对苏维埃共和国造成巨大的伤害，资产阶级报章津津谈论那些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托洛茨基、拉科夫斯基、斯米尔加、拉狄克、I.N.斯米尔诺夫、别洛博罗多夫、穆拉诺夫，姆拉齐多夫斯基（Trotsky,Rakovsky,Smilga,Radek,I.N.Smirnov,Byeloborodov,Muralov,Mrachkovsky）等其它许多人，正在准备一场武装斗争以攻击苏维埃政权，很明显的这种见解在全世界的人眼中会是多么的矮化苏维埃共和国。斯大林为了开脱他的种种迫害，无法不堆砌出种种恶毒的传奇故事，对苏维埃政权造成无可估量的伤害。因此我才感到有必要在资产阶级报刊上露面，向全世界说出：反对派有意发动武装斗争攻击苏维埃政权，这并非事实。反对派是为苏维埃政权发动了一场勇猛的斗争，打击苏维埃政权的所有敌人。将来亦会继续如此。我这宣言刊登在报章上。在全世界以各种语言文字在上百万份报章上流通。这份宣言将会巩固苏维埃共和国。斯大林要巩固他自己的地位，用苏维埃共和国作代价，而我是为了巩固苏维埃共和国，暴露斯大林主义者的谎言。
2、斯大林和他的报章从很久以来便向全世界宣传，声称我认为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力量已经溃不成军等等。在俄国，工人们都知道，这种宣称是阴险的诽谤，是由一连串伪造的摘录堆砌出来。我已经数以十次的用信件暴露这些揑造，这些信件经由手交手的传递得到流传，但外面世界的资产阶级报章相信斯大林那些揑造，或是装作深信不疑。由斯大林主义者伪造的字句，在全世界新闻报章的专栏里出现，用来显示托洛茨基认为苏维埃政权必然崩溃的论断。有鉴于国际间的公众舆论，尤其是广大群众对苏维埃共和国内部目前到底正在制造着什么事故，怀有巨大无比的兴趣，而资产阶级在商业利益，意欲提高销路和读者需求三者的驱使下，惟有刊登我数篇文章，我在那些文章中向全世界说，苏维埃政权虽然处在斯大林领导层故意作出错误的政策之下，但苏维埃政权深入扎根在广大群众中间，十分强而有力，将比它的敌人更长寿。
你们必须记得，在欧洲，尤其在美国，绝大部份工人仍然阅读资产阶级的报章。我把文章发表，附带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全文刊载，不得有任何更动。无疑有数个国家的报章违反了这项条件，但大部份报章都遵守无误，而无论如何，所有报章都不得不刊载这个事实，即是尽管斯大林主义者们大放谎言和诽谤，托洛茨基事实上相信深藏在苏维埃政体的内在力量，坚决相信工人将会成功经由和平措施，令中央委员会现时的错误政策更改。
在1917年春天，当时仍在瑞士坐牢的列宁，动用了一厢有霍亨索伦王室印的火车，以便赶快回到俄国工人之间去。沙文主义者的报章为此大肆攻击列宁，甚至过份得把他称为德国间谍，把他唤作德语的列宁先生（Herr）。我在君士坦丁堡在受到热月党人的监禁下，动用了资产阶级的报章──将之作为「有印」火车来使用，以便向全世界说出真相。斯大林主义者对「托洛茨基先生」恣意攻击，漫无节制而愚昧有加，亦不过是重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把列宁攻击为「列宁先生」的老调而己。我和列宁一样，对于庸夫俗子的公众舆论和斯大林所代表的官僚心态，同是嗤之以鼻，心平如镜。
3、我在文章里说过，我是如何及为什么被苏联放逐；雅罗斯拉夫斯基（Yaroslavsky）对这些文章弄歪作假。斯大林主义者仍在欧洲报章上大放宣传性的厥词，竟至于让人以为是经由我自己请求而离开俄国的。我揭露了这则谎言。我说述了我是怎么的被强送出国境，那是经由斯大林和土耳其警察达成初步协议后作出的。我的申述，不仅出于保卫个人利益，揭发诽谤，而首先更是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利益。假如反对派人士真的意欲离开苏联国境，这对全世界来说不啻是一个表征，即反对派人士认为苏维埃政府已是无可救药，我们不会有一丝一毫离开国境的想法。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对中国革命、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和整个共产国际施予了可怕的打击，并且也同样对苏维埃政权的内部稳定施予可怕的打击，这是无可争议的了。然而，局面丝毫不是没有希望的。反对派绝对无意飞离开苏维埃俄国。我明白无误的拒绝越过国境，建议他们倒不如把我监禁起来。斯大林主义者们没有胆量诉诸这项措施；他们恐怕工人会坚持把我释放。他们宁可与土耳其警察讨价还价，由他们用强大武装力量把我押送到君士坦丁堡，我把这些对全世界作出了交代，每个会思考的工人将会说，既然斯大林每日通过塔斯社向资产阶级报章喂食诽谤诋毁来攻击反对派，我也责无旁贷的要对这些诽谤作出反驳。
4、我在上百万份报章内向全世界说出，把我放逐出国的不是俄国工人，不是俄国农民，也不是苏维埃红卫兵，也不是那些和我们一起在内战的各条战线上并肩作战征服政权的人。把我放逐出国的是官僚们，是那些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摇身一变的成为为了特权而团结一致的官僚层。为了保卫十月革命，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和为了保卫布列派成员的革命名声，我向全世界说出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者们的真相。我再次提醒他们，列宁在他那篇深思熟虑的遗嘱里，把斯大林形容为不忠诚。这是全世界各种语言都明白的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指一个不可信赖或不诚实的人。他由不良动机指引着行动，是一个你不能相信的人。列宁就是这样的把斯大林定性；我们再一次看到，列宁的警告是多么的正确。对一个革命者而言，没有比欺骗党，比用谎言毒害工人阶级的脑袋更大的罪行了。而这正是斯大林当前的首要工作。他欺骗共产国际和国际工人阶级，诬称反对派对苏维埃政权怀有反革命的意图和活动。这正是由于斯大林具有这种行动的内在倾向，列宁把他称为不忠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列宁向党提议把斯大林革除职务，经过发生了这许多事情之后，现在更有必要向全世界解释斯大林的不忠诚是什么，就是他对反对派的背信弃义和不诚实。
5、诽谤者们（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其它斯大林特工们）在美元题目上大造文章，引起一场喧哗。倘非这样，实在没有必要降格谈论这种废话。可是最心怀不轨的资产阶级报章以散布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厥词为乐，为了让事情一清二楚，我便向你们谈述美元的问题吧。
我把我的数篇文章交给了一家驻巴黎的美国通讯社，列宁和我都曾经多次就此或彼问题接受这些通讯社的访问，或者把陈示观点的文章交给它们发表。鉴于我被逐出国及事情的神秘迷离，令全世界对整件事情怀有极大兴趣。通讯社在这则新闻可以得到很可观的利润，遂向我提出把一半收益归我。我的回答是我个人不会拿取一仙一毫，但根据我的指示，通讯社须把我的文章的一半收益支付，而我将利用这一笔钱出版列宁多篇著作（演词、文章、信件）的俄文版及其它语文版。列宁这些著作，由于斯大林的出版检查而在苏维埃共和国受到禁制。此外，我也将运用这笔钱来出版党一系列重要文献（大会报告、会议报告、函件、文章等）；这些文献由于清楚无遗的展示了斯大林在理论和政治方面的破产而给隐瞒起来。我打算出版的就是这些「反革命」文献（用斯大林和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话来说）。在适当的时候，有关用在这方面的准确数字和账目，将会刊登出来。每个工人将要说，把这些从资产阶级方面得到的偶然捐献用来出版列宁的著作，比起从俄国工农方面募集得来的金钱用作攻击布列派的诽谤宣传，绝对要好得多。
同志们，请不要忘记：在俄国，列宁遗嘱仍然一如既往的是一份反革命文件，你们由于将之散发而遭受逮捕、流放。这并不是偶然的。斯大林在国际范畴上发动起一场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在全世界每个国家，现在难以找到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在列宁时代领导着党的革命家。列宁时代的革命家们差不多全都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列宁为共产国际的最初4次大会作指导；与列宁一起，我为共产国际起草了所有基本文件。在1922年第四届大会，列宁与我平均分担有关新经济政策和国际革命展望的报告。自列宁死后，共产国际最初四次大会几乎所有的参加者──起码是所有具有影响力的参加者，俱无一例外的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在全世界每一处地方，现时的共产党的首脑都是偶然加入的新人，这些人来自于我们的反对者和敌人的阵营，在昨天才参加到共产党。为了通过反对列宁主义的政策，首先就必须推翻列宁主义领导层，斯大林完成了这次工作，靠的是官僚、新小资产阶级圈子、国家机器、格柏乌和国家的财政资源。他不仅在苏联完成这项工作，并且在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美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一一一句话，几乎在全世界各国完成这项工作。
列宁在苏联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中最亲密的战友、携手与共的同志，还有所有共产党在最初期的艰苦岁月的领袖，共产国际最初四4次大会的所有参加者和领袖，都会一一的被撤去职务、被诽谤、被开除。只有盲目的人才不理解这项事实的个中意义。对于斯大林主义者来说，为了完成反列宁主义的政策，这场反对列宁主义领导层的疯狂斗争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在对布列派穷追猛打之时，向党保证，党现在会是大一统的了，而你们知道党现时四分五裂，这一切仍未到达尽头。斯大林主义的道路没有回生之道，你要么是采取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Ustryalovist）的政策──也就是贯彻到底的特尔米多「热月派反动」（Thermidorian）政策，要么是采取列宁主义政策。斯大林派中派主义立场，势将加剧经济政治的深重困难，令党不断耗尽元气，沉沦灭亡。
要把路线扭转，为时未晚。必须采用反对派纲领立场的精神来断然改变党的政策和体制。必须中止对苏联及全世界共产党最优秀的革命者所作的厚颜无耻的迫害，必须让列宁主义领导层恢复工作职位。必须谴责、根除不忠诚──亦即是斯大林机器的不可信赖、不诚实的方法，反对派将全力以赴，作好准备，以协助党的无产阶级核心去完成这项生死攸关的任务，不论狂热的迫害，无信义的诽谤和政府的压迫，皆不能消灭我对十月革命和列宁国际党的忠诚。我们将忠贞如一，坚持到底─—在斯大林主义者的监狱如此，在流放地也如是。
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里昂·托洛茨基
（史丹译自《托洛茨基文集1929年》） |
第二十章众叛亲离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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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众叛亲离的共和国
·“德意志”号事件
·地中海上的海盗行径
·张伯伦的政策赢得了胜利
·法国最后的踌躇
·伦敦方案
·志愿者的撤离
·慕尼黑与西班牙：西班牙人与欧洲危机
·国民政府在捷克危机期间保持了中立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不干涉政策总算开始落实了，虽然它姗姗来迟，但西方各国政府还是对它寄予厚望。各国政府似乎很快就能进行有效的合作，并解决由战争的国际化而导致的这个问题；这场战争首次出现了得到控制——至少是限制在西班牙国内——的苗头。当然，如果有关各方都能认真地贯彻不干涉政策，由国际合作而引发的各种困难自然都会迎刃而解。但是，轴心国的险恶用心，从第一天开始就昭然若揭。事实上，在不断地拖延谈判后，轴心国认为战争能够很快结束，所以才接受了不干涉政策。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之后，战争陷入长期化，不干涉委员会的一切努力眼看就要化为泡影。不干涉委员会对陆上边境的检查是很宽松的，所以没有发生什么麻烦，但海上巡逻却导致了激烈的争吵。
“德意志”号事件
早在对禁运措施实行监督之前，海上巡逻就已经引发了多次事件，一些英国籍和法国籍的船只遭到了阻拦和搜查。但这些事件所导致的后果不过是当事国政府发出几声抗议而已[1]。而“德意志”号事件却导致了不同的后果。
参加不干涉协定的列强都把军舰派往了地中海。这些军舰在友好的西班牙港口加油。因此，巴利亚里群岛的伊维萨（Ibiza）海军基地就成了德国军舰的集合港。在那个风波不断的一九三七年五月，共和军飞机攻击了“德意志”号，重创了这艘袖珍战列舰，造成多人死伤[2]。德国政府对此反应强烈。德国政府并不满足于向负责海上巡逻的国家提交抗议；它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炫耀武力。
在内战初期，德国如果采取海军行动，可能会挑起一场全面冲突，但在一九三七年初，气氛已经缓和。英国和法国都做出了充分的让步；它们并不相信一场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
五月三十一日，袖珍战列舰“舍尔将军”号（AdmiralScheer）和两艘驱逐舰遵照德国政府的命令，炮击了阿尔梅里亚的港口。这次炮击表面上只是一次报复行动。但这两件事其实毫无关联：一个是在战区内对敌方控制区进行轰炸；另一个则是由一个中立国为了炫耀武力而蓄意进行的军事行动，而且还采用了最惊人的形式——炮击一个几乎没有防御能力的城镇。这其实就是真正的侵略行为，而它的始作俑者是一个负责海上监督的国家。
人们以为西班牙共和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会进行武力报复。媒体声嘶力竭地要求报复。在瓦伦西亚，国防部长普里耶托向共和国内阁建议：轰炸地中海上的德国舰队。这种报复行为就等于向德国宣战。普里耶托明白这一点，但他希望引发一场欧洲大战，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拯救西班牙。然而共和国政府的大部分部长[3]不愿承担引发战争的责任。最后，由于法国和英国都避免做出积极的反应，德国的挑衅没有收到效果。更重要的是，德国和意大利借机大肆宣泄自己的愤怒之情；德国和意大利的代表愤而退出了不干涉委员会。六月初他们又重新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
在“德意志”号事件之后，又发生了“莱比锡”号（Leipzig）事件：德国政府声称这艘船遭到了一艘潜艇的攻击。德国和意大利建议，由负责监督禁运措施的各国联手制裁西班牙共和国。法国和英国虽然同意劝说交战双方尊重外国军舰，但拒绝采取军事行动，英法两国声称，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判明是谁攻击了“莱比锡”号。英法两国随后建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但德意两国愤怒地拒绝了这个建议；轴心国的代表发现，海上监督不可能贯彻实施，便在六月二十三日彻底停止参加海上巡逻。
既然如此，在陆地边境上的巡逻也就失去了意义。七月一日，葡萄牙串通轴心国，决定撤除“监督边境的设施”。法国无奈之下，也在七月十日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于是，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的各国用了七个半月的时间才搞出来的监督计划，仅仅执行了一个半月，就搞不下去了。与此同时，在外交政策失败之后，布鲁姆政府也倒台了。
当然，不干涉委员会依然存在，但它已经连原有的那一点点权威都失去了。在持续了将近三年的西班牙内战期间，不干涉委员会能够真正起到一点作用的时间，就只有这两个月而已。它的破产意味着西方民主国家又遭到了新的失败。在那些得意洋洋地夸耀“法西斯主义的既成事实法则”[4]的人们面前，西方民主国家再次通过它们的疏忽大意，证明了它们愿意为了维持和平而不惜牺牲一切。
地中海上的海盗行径
在一九三七年夏季，公海上又发生了多起海上冲突——西班牙籍和中立国籍的商船与军舰遭到了飞机和潜艇的攻击。随着此类海盗行为的不断增加，国际关系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再次变得紧张起来。当时的报纸几乎每天都会登出有关此类事件的细节。八月六日，英国油轮“不列颠下士”号（BritishCorporal）和法国班轮“阿穆尔山”号（DjebelAmour）遭到飞机轰炸。八月十一日，英国驱逐舰“猎狐犬”号（Foxhound）在西班牙北方海岸遭到攻击。八月十三日，巴拿马籍油轮“乔治·麦克奈特”号（GeorgeMcKnight）被一艘军舰炮击起火。与此同时，在整个地中海，甚至在达达尼尔海峡，西班牙政府的几艘军舰也遭到了“不明国籍”的潜艇的袭击，“加迪斯城”号（CiudaddeCádiz）就是在这些袭击中沉没的。
这是谁干的？西班牙的两个政府都指责是对方干的。其实，大多数受害船只不是属于西班牙政府，就是属于同情西班牙共和国的中立国，其中又以苏联船只为主；一些船只在遇袭时，正在给共和国运去物资。一些报纸（主要是英国报纸）很快就点明了袭击者的名字。袭击中立国船只的飞机被发现是国民军的飞机（尽管弗朗哥的总参谋部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而潜艇也很可能是国民军的潜艇；当时甚至有人指出，部分事件中的袭击者是意大利籍的船只。后来，齐亚诺伯爵的日记证实了这种猜测。齐亚诺伯爵毫不遮掩地宣称犯下这些侵略行为的是意大利军舰（有时挂着西班牙国民政府的旗帜，有时不挂）。八月三十一日，齐亚诺就这个问题做了临时性的总结：“击沉四艘俄国的或赤匪的船只，俘虏一艘希腊船只，轰炸了一艘西班牙船只，并迫使它在法国港口避难。”
这样做的目的是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海上封锁；弗朗哥亲自对此作出了解释：“对于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的各国而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制止地中海上的军火运输，不许在赤匪控制的港口卸货。[5]”其实，这是一种在和平时期、在新的伪装下进行的私掠行为[6]。西方国家虽然很有忍耐力，但它们却很难不对此做出反应。
“法国、俄国和英国一唱一和。主题：地中海上的海盗行为。法西斯分子被判决有罪。”当齐亚诺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国际舆论似乎已经怒不可遏。这是由新一起海上冲突所引发的：一艘“不明国籍”的潜艇企图用鱼雷袭击英国驱逐舰“浩劫”号（Havock）。其实这又是意大利干的，齐亚诺点明了袭击者的名字：“鱼雷是由‘彩虹’号[7]发射的。”
英国政府这次似乎不打算口头抗议两声就了事。英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了。法国政府也打算做出更坚决的姿态，并决定派军舰在地中海为法国货船护航。法西斯头目首次碰了钉子。齐亚诺写道：“我准备推迟向西班牙派遣援军。”九月四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我已向卡瓦尼亚里[8]下令，在得到进一步通知之前，暂停一切海上行动。”尽管西班牙国民政府向意大利政府施加了压力，但是，西方国家政府的首次坚决反应，迫使意大利中止了玩火政策。“弗朗哥说，如果整个九月都能坚持封锁的话，就会产生关键作用。他说的没错；然而我们不得不暂停封锁。”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意大利的决心：在当前阶段、在当前情况下，意大利还不打算卷入欧洲大战。
然而，无论是法国政府（社会党在这个政府里的影响力已经大为减退）还是英国政府（现在由张伯伦领导[9]），都不想做得太过火。两国政府只是建议不干涉委员会于九月十日在尼翁（Nyon）召开会议，邀请德国与地中海及黑海沿岸的所有国家参加[10]，但不邀请西班牙的两个政府。这次会议明面上的目的是讨论消灭地中海上的海盗行为的手段。但是，这次会议的议程却跟它要讨论的问题同样重要。要想召开这次会议，首先得了解意大利是否自愿参加讨论，是否愿意扮演被告的角色。苏联政府利用这个机会，起草了一个照会，对法西斯政府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攻击。这实际上就是一篇起诉书。促使苏联发表照会的原因，是一艘苏联军舰遭到了鱼雷攻击，苏联政府为此要求赔偿。意大利随即拒绝参加；德国和阿尔巴尼亚随后也拒绝参加。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断言，这次会议如果失败，那都要怪苏联。
不过这次会议还是如期召开了。这次会议成功了吗？西方国家声称它成功了。西方报纸对《尼翁协定》赞不绝口：在前几个月连遭挫败之后，终于赢得了一次外交胜利。《尼翁协定》规定“将消灭海盗行为的任务交给法国海军和英国海军”，这似乎表明两国对意大利的态度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因此在西班牙内战中采取新的立场。得知这些规定后，墨索里尼勃然大怒。不过，对墨索里尼的态度无须过多关注，因为他总是会凭借第一印象做出强烈的反应。西方国家在尼翁会议上做出强硬的姿态，主要是为了给谈判奠定基础。意大利马上得到了一点补偿：苏联被拒绝参加海上监督。
此外，英法两国政府也想让意大利参加这个协定。英国和法国以为，只要主动拉拢意大利而不是德国，就很有可能挑动意大利和德国彼此争斗，然而它们对德意同盟的理解是错误的，这种同盟关系能得以建立，既是因为双方的利益互补，也是因为双方对安全有着共同的需求。意大利能够参加地中海上的巡逻，同时又不会削弱罗马—柏林轴心。意大利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个要求：它要求在海上监督中获得与法国和英国平等的地位。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以前给我们安排的角色是发射鱼雷的人，现在我们的角色正在变为地中海上的警察，而俄国却悄无声息地被击沉了，连海上巡逻都不能参加了。”
意大利虽然犯下了海盗行径，但西方列强最终还是不肯改变它们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态度，它们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持力度，不会超过在阿尔梅里亚遭到炮击的那段时间里的力度。苏联进一步遭到了孤立，它的孤立处境在伦敦谈判期间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无疑是导致斯大林改变外交政策的原因之一，他认为不能再指望西方民主国家了。这就是英国的和平主义政策导致的结果。
张伯伦的政策赢得了胜利
自从西班牙内战爆发以来，英国的政策就是不支持共和国政府。无论艾登还是鲍德温，都对西班牙大使阿斯卡拉特[11]提出的各种请求置之不理。表面上，英国政府起码是严守中立的。但是，英国保守党对于那些仍被他们称作“赤匪”的人的态度，不会比弗朗哥的支持者更为友善。起初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居中调停，使双方互相妥协，实现和平。由于这种和平只能通过国际协定（或者说地中海协定）才能实现，英国外交政策的目的，便是维持地中海的现状，维护区域和平。
弗朗哥在自己的意大利盟友面前，坚决要求维护西班牙领土的完整，而对弗朗哥而言，英国的态度绝对算不上不利。一九三六年年底，齐亚诺和德拉蒙德[12]在谈判中明确表示，不会改变地中海的现状。当然，由地中海上的海盗行径所引发的危机，损害了英国和意大利的外交关系。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经过英国首相张伯伦的努力，两国的关系得到了修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英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决定给予布尔戈斯政府事实承认。
因此，罗伯特·霍奇森[13]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西班牙国统区的代表，他实际上履行着大使的职能；英国政府派驻西班牙国统区各城市的“代理人”也同样获得了领事的官衔。弗朗哥政权的驻英代表是阿尔瓦公爵，他是弗朗哥政权的一位要人，他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抵达伦敦。英国和弗朗哥政权相互派遣外交代表，表明双方已经开始在商业领域加强合作。英国在西班牙北方拥有重大的利益，而北方此时已被叛军占领，这无疑是促使英国转变外交政策的关键原因。霍奇森很快就在布尔戈斯发挥出了真正的影响力，从那时起，英国在西班牙内战上的立场，就从促使双方互相妥协、达成和平，变成了确保国民军在尽量避免造成破坏的情况下赢得胜利。
但是，在英国的领导人中间，开始出现了分歧。尽管他们全都认为弗朗哥必将胜利，并认为弗朗哥的胜利毕竟对英国是有利的，政府内部还是出现了一个少数派，它最有影响力的成员是安东尼·艾登；他认为，在地中海是不可能与法西斯主义达成协约的。而英国与意大利签订外交协议之后，这个少数派就垮台了。在与意大利驻伦敦大使格兰迪会晤之后，艾登与张伯伦之间的分歧就变得越加明显了，特别是在关于外国志愿者的问题上。艾登被迫辞职，轴心国的外交官对此弹冠相庆。英国的政策最终发生了转变：齐亚诺伯爵与英国驻罗马代办佩斯伯爵[14]起草了英意协议。齐亚诺不想给张伯伦政府惹麻烦，便决定作出妥协。一九三七年年底，尽管地中海上发生了新的冲突，英国和意大利还是签署了协议。但这个协议只有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才能生效。一九三八年年初，共和军在阿拉贡遭到了惨败，这个前景实现的可能性似乎大大加强了。
法国最后的踌躇
共和国政府尚未彻底绝望；它还没有放弃获得国外援助的希望。法国仍有可能提供援助，特别是当布鲁姆在一九三八年三月重新上台后，法国重新提供援助的可能性就变大了。内格林声称，布鲁姆在上台之前，就曾邀请他前往巴黎，与法国的一些有力人士商讨提供援助物资的方法。内格林前往法国，与布鲁姆、达拉迪耶和保尔—邦库尔[15]举行会晤。双方就提供军事援助达成了协议。
事实上，在阿拉贡战役期间，第二届布鲁姆政府曾考虑过进行干预的问题。共和军惨败之后，国民军眼看就要攻占整个加泰罗尼亚，法国政府内部就进行军事干预、占领加泰罗尼亚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法国政府显然打算以此作为政治谈判的筹码。布鲁姆本人声称，部长们曾打算用机械化部队进行一次快速的作战[16]。然而，在法国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法国军方首脑指出，不下达动员令，他们就不能行动。另一方面，这种干预也极有可能引发欧洲大战。齐亚诺写道：如果法国“在（西班牙共和国）临终时提供士兵和空军物资，我们就会进行武力干预。”
于是，布鲁姆再次面临着战争还是和平的抉择。他找来法国驻马德里武官莫雷尔[17][18]，就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咨询莫雷尔的意见，莫雷尔答道：“我只能告诉您：法国国王会选择战争。”布鲁姆却说：“我可不是法国国王。”
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法国政府再次放弃了直接干预的想法，这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法国虽然提供了军火，并允许外国物资自由通过法西边境，但这并不足以改变事态的进程。一九三八年四月，布鲁姆再次下台，达拉迪耶出任总理，主张与轴心国签订协约的若尔日·邦奈[19]参加了政府。于是，法国也准备抛弃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了。但是，西方列强还是觉得，最好还是在表面上维持现状，让人们以为仍有可能通过国际协议来把这场战争限制在西班牙国内，并最终达成撤出外国志愿者的协议，然而，自从不干涉委员会成立以来，有关这些问题的谈判就没有取得过任何进展。
伦敦方案
在一九三七年夏季，英国政府试图就此重开谈判。它在七月十四日向有关各方提交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包括四项内容：
1、设立新的监督体制，重新对禁运实行监督：在西班牙各地港口部署中立的监督员，从各国海军手中接手海上监督；
2、交战双方必须保证绝不阻挠中立监督员的工作，为此必须承认交战双方均享有交战权；
3、交战双方必须在不干涉委员会的监督下撤出外国人；
4、这些工作必须按照下列顺序开展：在外国港口部署国际监督员、撤出外国志愿者、承认交战权。
因此，撤离外国志愿者的问题，与交战权的问题是相关的，而这正是意大利和德国自从一九三六年以来就一直要求的。但在内战爆发之初，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双方力量对比的重大问题；然而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也没有多少人还对它有兴趣了。轴心国发现它必须再次拖延谈判：英国方案仅是“谈判的基础”。但是，法国政府为什么会允许自己被拖入旷日持久的谈判呢？西班牙内战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爆发的，一年之后，英国才提出了这个监督方案；到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布鲁姆又在《人民报》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必须执行伦敦方案吗？”
伦敦方案从未得到执行，这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反对——它反对以任何形式承认布尔戈斯政府，在不干涉委员会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底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它确认了这一立场。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便借此宣称：他们不会投票赞成这个决议，除非各方能达成一致意见。
尽管如此，轴心国还是试图重开谈判，这与他们一开始的态度是相符的。德国政府提议各方做出妥协：这个“象征性的姿态”包括双方都撤出一部分志愿者。人们对这个纸上谈兵的协议并不热情；谈判又陷入了僵局。
但在一九三八年夏季，形势发生了变化。不干涉委员会的各国代表同意执行英国方案。英国对此自鸣得意。张伯伦宣称：“不干涉政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的[20]”；巴特勒[21]对下议院宣称：“监督体制将重新建立，将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对撤离志愿者的行动进行监督，当这个委员会做好清点志愿者的人数时，海上监督体制就会按照新的规章，重新开始工作。[22]”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不干涉委员会内部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主要是因为苏联的政策发生了变化。现在的苏联政府实际上是赞成海上监督方案的。对于苏联改变政策的原因，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23]做了详细的解释：
“苏联政府认为，赤匪获胜的可能性已经十分渺茫，所以它决定大造舆论，为和谈进行准备。[24]”这个解释当然是片面的。共和军的失败，自然会使苏联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但是苏联之所以会在这个问题上改变立场，更可能是因为苏联的整体政策发生了转变。从这一刻开始，苏联转变了政策，在“放弃”西班牙一年之后，这一转变最终致使它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此期间，西班牙内战的延长，推迟了中欧爆发冲突的危险。苏联考虑到这种危险有可能在未来爆发，它并不急于同西方民主国家公开决裂，它与西方民主国家仍有共同的利益。
志愿者的撤离
虽然如此，不干涉委员会还是在七月五日达成了撤离志愿者的协议：按照德国的要求，当交战双方都撤出了一万名志愿者之后，交战双方的交战权都得到了承认。为此成立了两个委员会。第一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计算分散在西班牙各地的志愿者的数量。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亨明（Hemming）的任务是获得西班牙当局的许可。但由于弗朗哥横加阻挠[25]，他未能完成这个任务。
第二个委员会的表现要比第一个好得多，它在八月进驻图卢兹。这个委员会负责交换战俘，它的领导人是陆军元帅菲利普·切特沃德[26]爵士。它组织了多次交换战俘的活动，切特沃德和他的同事（在共和区的考恩和在国统区的莫斯利[27]）为了结束内战，做出了许多实际的成效。
与交换战俘的工作相反，撤出在西班牙作战的外国人的工作，给交战双方都带来了外交上的闹剧。在撤离外国志愿者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对其进行监督，却举行了许多声势浩大的庆典、仪式和告别阅兵。内格林向国际纵队的战士致辞送别。意大利干涉军的士兵在回到那不勒斯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意大利撤回的只是伤病号和身心俱疲的士兵，然后马上又把新兵派去了西班牙。
然而并没有人上它的当：德国和意大利便指责西班牙共和国“掩饰”了它的志愿者，维茨塞克写道：“其实，不管别人怎么说，赤匪并没有撤出志愿者。只有受伤的法国人被移交给了法国。[28]”轴心国的发言人声称意大利遵守了诺言，而西班牙共和国却背信弃义。意大利确实撤回了部分干涉军——大约一万一千人——但必须指出它撤军背后的真实情况。根据德国政府的一份记录，意大利干涉军司令贝尔蒂曾提出了三种方案，让弗朗哥选择：派出两到三个新的师；派出一万人来补充撤走的那部分人留下的空缺；或是将意大利干涉军全部或部分撤离西班牙；由于国民军的军力已经大大加强，最后一种方案是可行的。但是，弗朗哥和墨索里尼都不愿意让意大利干涉军全部撤离。所以，他们坚持采取了不会削弱国民军的作战能力的方案：撤出部分步兵，又派去专业兵种和空军。只是在达成这个协议之后，意大利干涉军才象征性地撤出了部分人员。德国没有参加此类交易，它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开始，全面改组了秃鹰军团。
关于志愿者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不干涉委员会依然存在，但它的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它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举行了第十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它意识到自己的徒劳无功，便自行解散了。
慕尼黑与西班牙：西班牙人与欧洲危机
一九三八年夏季之后，法国和苏联接受了西班牙共和国的死刑判决，在慕尼黑阴谋之后，西班牙共和国就必死无疑了。在慕尼黑阴谋期间，内格林和德尔·巴约，就像德国军舰炮击阿尔梅里亚时的普里耶托一样，以为欧洲大战已经不可避免，而欧洲大战的爆发是西班牙共和国获胜的唯一希望。尽管西班牙共和国的外交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爆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却大大增加了。
吞并奥地利，只是希特勒的侵略计划的序幕。他接下来又向苏台德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当然，意大利还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它在西班牙的冒险，削弱了它的实力。但意大利与德国的联盟却更加紧密了。法国和英国密切靠拢，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不受侵犯。欧洲政局已是如此紧张，在众多国际大事面前，西班牙问题一下子滑落到了次要地位。
但是，内格林政府已经决定，一旦战争爆发，它就会立刻与法国和英国站在一边，向派兵侵占自己国土的德国和意大利宣战，从而迫使法国和英国出兵。这样一来，共和国就能扭转日益恶化的局势。列强已在政治上抛弃了西班牙共和国，这也影响到了小国的态度，因为小国总是跟着最强者走的。在此之前，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被孤立的，它们在不干涉委员会内是少数派；一九三八年一月，未来的法西斯侵略的受害国——匈牙利、奥地利和阿尔巴尼亚加入了轴心国的阵营。现在已经有十一个国家从法理上或事实上承认了弗朗哥将军的政权[29]。
西班牙共和国企图让西方列强相信，它并不代表着危险的革命势力，无政府时期已经结束。内格林政府象征着权威的维持；普里耶托被撤职后，再没有人反对内格林政府了。内格林本人肩负着国家大权。他不仅是总理，还身兼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他的盟友喜欢把他比作克莱蒙索[30]，他确实也认为，自己与战火中的西班牙共和国就是一体的。为了维持权威和民族团结，必须牺牲巴斯克与加泰罗尼亚的自治运动：一九三八年八月，加泰罗尼亚人艾瓜德尔[31]和巴斯克人伊鲁霍辞去部长职务，接替他们的是统社党员莫伊什·雷加斯[32]和社会党员毕尔巴鄂·奥斯皮塔雷特[33]，此举尽管遭到了正式的抗议[34]，却清楚地表明中央政府的权威得到了加强。
为了赢得西方世界的同情，内格林还实行了宽容宗教的政策。伊鲁霍在出任部长时，曾力争实现宗教自由；很快他就促使政府承认，“仅因担任教职而指控教士”是违法的[35]。政府允许举行私人弥撒，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在巴斯克驻瓦伦西亚办事处，举办了第一场官方弥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恢复天主教会以前的特权：官方首次允许举办的公开的宗教葬礼，被认为是体现政府的容忍度的例证。但政府在其它方面还实行了一些不那么显著的措施，比如内格林关于“宗教物品不列入必须征收的贵金属之列”的规定，特别是一九三八年颁布的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让教士免服兵役，并将教士编入医疗部门和福利部门，允许教士进入监狱，开导狱中的人们，特别是那些被判了刑的囚徒。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外国人放心，让他们相信：与这样一个政权共处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帮助它打赢战争，至少是通过体面的妥协，让它能够保存自己的基础。
共和派也对捷克危机寄予厚望。假如欧洲爆发战争，弗朗哥政权就会发现军事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国民军缺乏预备兵力，一旦出现另一条战线，它是顶不住的。据德国驻圣塞瓦斯蒂安的武官冯·丰克[36]记载，弗朗哥本人声称“他没有任何预备兵力，每当赤匪发动进攻，他都不得不中断进攻，调集部队迎击。[37]”当然，比利牛斯山是一道天然的防线，但弗朗哥非常清楚，仅靠比利牛斯山是守不住的。他把成千上万的战俘派到北方和南方的两条战线上，加固当地的防御工事。另一方面，他的军队还得依靠意大利和德国提供的物资才能作战。在捷克危机期间，德国和意大利暂时停止了给他的军队运输弹药，使他的军队一下子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处境。显然，一旦欧洲爆发战争，不难想象西班牙将在短时间内被打垮。就连弗朗哥的支持者也很清楚这一点，德国认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那么弗朗哥就会“下野，并将结束内战的任务交给一个更为温和的人物。[38]”
弗朗哥从盟友那里得不到鼓励与承诺；德国政府甚至不把政治形势的最新变化及时通报给他。国民军司令部里的情绪愈发焦躁不安。施托勒尔写道：“弗朗哥的总参谋部非常沮丧，它对我们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39]”这种不满情绪还体现在苏涅尔遭受的大量攻击上，这使得人们担忧国统区的反对派会东山再起。为了确保胜利，弗朗哥必须要有万全的把握：一旦欧洲局势失控，列强各国——特别是法国——会信守中立。
国民政府在捷克危机期间保持了中立
在九月十八日至九月二十八日之间，为了让西方列强同意不把西班牙问题和迫在眉睫的欧洲大战联系在一起，并让它们接受国民政府的中立（对这些国家而言，这就等于拒绝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弗朗哥政权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
西方列强的立场是不稳定的。它们并没有形成统一战线。张伯伦政府只把向轴心国开战作为最后的手段。苏联是否会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仍是个未知数。因此，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法国被孤立了，它如果想从加泰罗尼亚和摩洛哥两路夹击国统区，东部的防线就有可能失守。毫无疑问，法国总参谋部不愿再增加一个敌人。因此，霍尔达纳和弗朗哥作出了在欧洲冲突中严守中立的决定，并将这一决定通过奇尼奥内斯·德·雷昂和阿尔瓦公爵，转告给了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英法两国都对此表示满意。
这个中立宣言还必须要让轴心国阵营接受，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国民政府采用了非常灵活的外交政策。它首先有意透露了自己对一场可能造成重大破坏的战争的恐惧之情；然后它又埋怨盟友没有及时通知自己，害得它对政治形势的发展一无所知。不过，在这一点上，弗朗哥很容易就能找到借口。
其实，弗朗哥并不担心西班牙遭到忽视；他担心的是，在谈判过程中，西班牙会受到过多的关注，而他又不能在谈判中代表西班牙；一旦战争爆发，轴心国可能会抛弃自己的西班牙盟友，德国也有可能出兵西班牙和地中海，进行军事行动。“德意志”号抵达比戈，就像意大利军舰停靠在马略卡一样，自然会加剧人们的恐惧。最后，欧洲的政治危机会恢复共和国阵营的信心，有可能会在国统区引发动荡乃至起义。
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布尔戈斯政府才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九月二十六日，德国领导人得知了这件事；九月二十七日，霍尔达纳向德国大使和意大利大使正式通报了这个决定。显然，弗朗哥政权的中立是善意的中立。但问题在于，弗朗哥对自己的盟友先斩后奏。他相信自己的盟友会同意自己的决定，但他只在作出决定后，才将自己的决定通知给了自己的盟友。
既然如此，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官会作出激烈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意大利人暴跳如雷；意大利的领导人觉得，必须立即让弗朗哥偿还意大利为国民军的事业所作出的牺牲。齐亚诺写道：“我们的死者会在坟墓里气得翻过身来。”德国的反应比较冷静，但西班牙如此急切地宣布中立，让德国同样大吃一惊；德国认为，西班牙此举，至少也该说是轻率的。假如战争爆发，正在西班牙参战的意大利士兵和德国士兵会有什么样的下场，这让意大利和德国担忧不已。当然，霍尔达纳宣称，这些部队将会被当作西班牙士兵，受到和西班牙士兵一样的待遇。但是，假如法国向德国开战，它会容忍敌国士兵待在一个所谓的中立国的国土上吗？齐亚诺在得知西班牙宣布中立的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考虑立即撤出意大利干涉军。
尽管国民政府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但是，一旦欧洲大战爆发，它以前赢得的一切成果都有可能被彻底葬送，这是显而易见的。两个西班牙的代表都非常清楚，他们的命运，取决于西班牙国界之外的力量对比。
西方列强的犹豫不决，再次决定了西班牙的命运。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九月之间，在各法西斯国家的操纵下，弄出了不干涉的闹剧。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阴谋不仅将捷克斯洛伐克拱手交给希特勒，它还彻底粉碎了西班牙民主的最后一丝希望：“在这个和平的黎明，赤色暴政的丧钟已经敲响。经过我军的努力，胜利的和平很快就能实现。[40]”
事实上，从这一刻开始，列强的当务之急就是结束西班牙内战。慕尼黑的胜利者发现，假如西班牙内战继续下去的话，万一爆发全面冲突，西班牙国民政权就会变成它们的沉重负担。对于弗朗哥在慕尼黑危机期间的表现，西方列强也并不是全然不满。苏联正在抽身撤出西班牙。“元首”的立场让法国感到宽心，它正在考虑与弗朗哥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一九三九年年初，雷昂·贝拉尔[41]接到了同布尔戈斯政府进行谈判的任务，准备给予布尔戈斯政府事实承认。尽管贝拉尔是一个著名的国民军同情者，他却遭遇了赤裸裸的敌意；弗朗哥要求得到法国政府的法律承认，并要求法国将转移到法国国土上的西班牙财产、军事物资、西班牙银行的黄金等物品归还给他。
当时，谈判无果而终。不过。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贝当代表团使双方的外交关系得以修复，法国政府最终满足了西班牙国民政府的全部要求。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唯一的问题，便是如何保证弗朗哥的最终胜利。施托勒尔解释了列强的干预会如何导致“赤匪中的温和派放下武器”[42]，这似乎预示了几个月后的卡萨多军政权的行动，它的行动彻底毁灭了共和国。
在施托勒尔提出的方案中，共产党被排除在谈判对象之外，而且内格林似乎也不属于谈判对象之列。然而，内格林并没有彻底关上和平解决内战的大门。他在讲话中，为双方的妥协提出了十三项条件。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他在议会发表讲话，接受了调停的原则。他在几天后承认，全民公决可能是解决冲突的方法。然而，真的能找到一种可以让所有西班牙人接受的妥协方案吗？仅仅是“调停”或“妥协”这两个词，都遭到了国统区的许多领导人的强烈反应。弗朗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态度总是非常坚决的：除了投降，没什么可谈的。圣塞瓦斯蒂安的《巴斯克日报》（DiarioVasco）提出了一个生动的公式，精辟地概括了国民军的想法：“我们不想跟恶魔签署协议，我们只要胜利的和平。[43]”
[1]仅1937年4月1日的《时报》就报道了国民军军舰搜查“玛格德莱娜”号（Magdalena）和“雄鹰岬”号（CapFalcón）的事件，而法国政府对此的反应仅仅是提出正式抗议。——原注
[2]1937年5月24日，共和军的两架SB-2轰炸机轰炸了停泊在伊维萨港的“德意志”号，炸死31人，炸伤74人。——中译者注
[3]普里耶托声称，这些人当中也包括共产党籍的部长。——原注
[4]《齐亚诺日记1937—1938》。——原注
[5]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6]私掠（privateer）是得到政府怂恿、默认甚至支持的海盗行为，在战争期间，为了打击敌国的海上贸易，政府往往会组织本国的军舰袭击海上交通线，掠夺给敌国港口运送货物的商船，民间商船甚至海盗船在得到本国政府颁发的许可证之后，也可参加私掠。——中译者注
[7]“彩虹”号（Iride）是意大利海军的潜艇，1936年11月6日正式服役。1937年8月31日，“彩虹”号向英国海军驱逐舰“浩劫”号发射了鱼雷。1940年8月22日被击沉。——中译者注
[8]卡瓦尼亚里时任意大利海军大臣。——原注
[9]爱德华八世的婚姻给英国王室造成了危机，在此事影响下，张伯伦于1937年5月28日接替鲍德温出任首相。——原注
[10]所以苏联也在受邀之列。——原注
[11]帕布洛·德·阿斯卡拉特·弗洛雷斯（PablodeAzcárateyFlórez，1890—1971），生于马德里一个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家庭。1918年在圣地亚哥大学担任教职，同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2年开始在国际联盟工作，1933年至1936年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内战爆发后，辞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的职务，1936年9月13日担任西班牙共和国驻英国大使。1939年2月底辞职。此后流亡国外。1946年起在联合国工作。1971年在日内瓦逝世。——中译者注
[12]詹姆斯·埃里克·德拉蒙德（JamesEricDrummond，1876年8月17日——1951年12月15日），生于苏格兰一个历史悠久的贵族家庭。1895年毕业于伊顿公学，1900年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1920年至1933年任国际联盟秘书长。1933年至1939年任英国驻意大利大使。——中译者注
[13]罗伯特·麦克利奥德·霍奇森（RobertMacLeodHodgson，1874年2月25日——1956年10月18日），生于牧师家庭。189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后进入外交界工作。曾任英国驻马赛副领事、英国驻符拉迪沃斯托克领事。俄国内战期间曾任英国驻高尔察克政府代表。1919年任英国驻莫斯科商务参赞。1924年任英国驻苏联临时代办。1928年担任英国驻阿尔巴尼亚公使。1936年退休。1937年12月被返聘，担任英国驻弗朗哥政权的代表。1939年4月再次退休。——中译者注
[14]佩斯伯爵（EarlPerth），即上文提到过的德拉蒙德，他是第7代佩斯伯爵。——中译者注
[15]奥居斯堂·阿尔弗雷·若瑟夫·保尔—邦库尔（AugustinAlfredJosephPaul-Boncour，1873年8月4日——1972年3月28日），生于圣艾尼昂（Saint-Aignan），毕业于巴黎大学，1909年代表激进党当选为众议员，1911年任劳工部长。1916年参加社会党。1931年退出社会党，参加了共和社会党。曾任陆军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并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任总理。——中译者注
[16]出自布鲁姆对调查委员会的陈述。——原注
[17]昂利·莫雷尔（HenriMorel，1889—1944），法国军官，一战期间曾被德军俘虏，1919年获释。后曾在圣西尔军事学院担任教官，1926年参加情报工作。1936年3月担任法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武官。尽管他同情右翼，但出于法国的国家利益，而支持共和国政府。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被法国政府派驻突尼斯。1944年因反抗纳粹德国而被逮捕，死于集中营。——中译者注
[18]尽管他在思想上同情“法兰西行动”，但他为了法国的安全着想，一直忠实地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原注
[19]若尔日—艾蒂安·邦奈（Georges-ÉtienneBonne，1889年7月22日——1973年6月18日），激进社会党人。1936年因反对激进社会党参加人民阵线，在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被莱昂·布鲁姆任命为驻美大使，从而将他赶出法国。1937年6月底，第一届莱昂·布鲁姆内阁垮台后返回法国，被卡米尔·肖彤任命为财政部长，1938年4月，第二届莱昂·布鲁姆内阁垮台后被爱德华·达拉迪耶任命为外交部长，他主张同轴心国缓和，支持慕尼黑协定。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支持维希政府，1944年被激进社会党开除出党，同年流亡瑞士，1950年回国。1952年重新参加激进社会党，1955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68年退休。——中译者注
[20]转引自《时报》，1938年7月4日。——原注
[21]理查德·奥斯丁·巴特勒（RichardAustenButler，1902年12月9日——1982年3月8日），英国保守党重要政治家，曾任保守党主席、外交大臣、财政大臣、副首相等重要职务。——中译者注
[22]请参阅《时报》，1938年7月1日。——原注
[23]弗里德里希·维尔纳·冯·德·舒伦堡（Friedrich-WernerGrafvonderSchulenburg，1879年11月20日——1944年11月10日），生于贵族家庭，1901年进入德国外交部工作。1922年至1931年任德国驻波斯大使，1931年至1934年任德国驻罗马尼亚大使，1934年至1941年任德国驻苏联大使。因卷入反希特勒的“七·二〇事件”，而被纳粹德国处死。——中译者注
[24]1938年7月5日的记录，收录于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25]直到1938年10月8日，亨明才能前往布尔戈斯，与他同行的还有海军中将沃特豪斯（Waterhouse）和海军上校麦基—霍奇（Mackey-Hodge）。——原注
[26]菲利普·瓦尔豪斯·切特沃德（PhilipWalhouseChetwode，1869年9月21日——1950年7月6日），生于贵族家庭，毕业于伊顿公学，1888年参加英国陆军。一战期间先后担任第5骑兵旅旅长、第2骑兵师师长、第20军军长，1916年晋升为陆军中将。1926年晋升为陆军上将。1928年担任驻印英军参谋长，1930年任驻印英军总司令。1933年晋升为陆军元帅。——中译者注
[27]为了安排交换战俘的事宜，D·理查德·考恩（D.RichardCowan）负责同共和国政府联络，W·H·莫斯利（W.H.Mosley）中校负责同布尔戈斯政府联络。——中译者注
[28]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29]这些国家是：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阿尔巴尼亚、梵蒂冈、日本、“满洲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原注上面其实列出了十二个，可能作者认为“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因此不算一个独立国家。——中译者注
[30]若尔日·邦雅芒·克莱蒙索（GerogesBenjaminClemenceau，1841年9月28日——1929年11月24日），法国政治家，激进社会党人，在一战后期担任法国总理。——中译者注
[31]扎乌姆·艾瓜德尔·米洛（JaumeAiguaderiMiró，1882年7月24日——1943年5月30日），生于塔拉戈纳省雷乌斯镇。青年时参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23年参加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后参加“加泰罗尼亚国”。1930年作为加泰罗尼亚国代表签署了圣塞瓦斯蒂安协议。1931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1931年至1933年担任巴塞罗那市长。1934年10月因参加加泰罗尼亚起义，而被监禁。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后获释，1936年11月至1937年5月在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内任不管部长，1937年5月至1938年8月在内格林政府内任劳动与社会福利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3年死于墨西哥。——中译者注
[32]茹塞普·莫伊什·雷加斯（JosepMoixiRegàs，1898—1973），生于萨瓦德尔。1926年担任全劳联旗下的萨瓦德尔纺织工会主席。1926年为躲避独裁政权的迫害，流亡阿根廷。1929年回国，担任全劳联萨瓦德尔分会主席。1931年支持“三十人集团”，反对伊无联的路线，1932年带领萨瓦德尔分会脱离全劳联。参加了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此后参加了工总和统社党。1938年8月至1939年2月在内格林政府内任劳动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9年担任统社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53年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移居布拉格。1956年至1965年任统社党总书记，1965年至1973年任统社党主席。——中译者注
[33]托马斯·毕尔巴鄂·奥斯皮塔雷特（TomásBilbaoHospitalet，1890年9月18日——1954年3月16日），建筑师、政治家，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巴斯克民族主义行动（EuskoAbertzaleEkintza）创始人之一。1931年4月任毕尔巴鄂副市长。1938年8月中旬至同年9月下旬担任司法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死于墨西哥。——中译者注
[34]在颁布一系列关于调整军事工业和规范司法实践的法令后，引发了各种争执，这是导致此事的深层原因。——原注
[35]请参阅加里多（Garrido）发表在《社会主义者》上的文章。
[36]汉斯·冯·丰克（HansVonFunck，1891年12月23日——1979年2月14日），生于吕佐夫（Lützow）。曾在格莱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和弗莱堡（Freiburg）学习法律。一战期间志愿参军，曾多次获得勋章。一战结束后继续留在国防军。1933年进入总参谋部工作。1936年担任纳粹德国驻弗朗哥政权的武官。1940年任第3装甲旅旅长，1941任第7装甲师师长，1944年被晋升为装甲兵上将，并担任第47装甲军军长，同年9月转入预备役。战后被苏联逮捕，1955年获释。——中译者注
[37]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38]同上。——原注
[39]同上。——原注
[40]出自弗朗哥在布尔戈斯发表的就任国家元首两周年的讲话（1938年10月1日）。——原注
[41]雷昂·贝拉尔（LéonBérard，1876年1月6日——1960年2月24日），法国律师、政治家。曾任公共教育部长和司法部长。1934年入选法兰西学院。1940年至1945年担任法国驻梵蒂冈大使。——中译者注
[42]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43]转引自《时报》，1938年10月13日。——原注 |
第十九章内战的转折点：特鲁埃尔战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十九章内战的转折点：特鲁埃尔战役
·进攻的条件
·特鲁埃尔战役
·国民军的反攻
·阿拉贡战役
·全面进攻
·普里耶托被撤职
我们在前面介绍了两大阵营在一九三七年的政治演变过程。共和区和国统区都通过强力措施，压制了内部分歧，树立起了官方的权威。这种演变似乎是无法逆转的。在“旧衫兵”屈服之后，国统区的政治走向就不可能发生剧烈的逆转；而在五月事件之后，共和区的政治走向也不可能发生剧烈的变化。于是，这场内战又回到了传统的形式。然而，接下来的战况表明，这种演变不利于共和国政府。
进攻的条件
毫无疑问，在一九三七年年底，军事形势是共和国最担心的问题。北方沦陷后，整个共和区上上下下都觉得无能为力。共和军发动了多次进攻，试图牵制国民军，但都失败了。共和军确实在尝试重组：罗霍组建了五个军，对它们进行了训练，使它们具备了作战能力。但它们仍然缺乏足够的装备，更重要的是，它们对自己的作战手段缺乏信心。此外，阿斯图里亚斯战役结束后，国民军便可以把大批训练有素的部队调离北方，用来对付共和军。
这些部队被调到哪里，哪里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此时，弗朗哥已拥有近六十万的兵力，其中三分之一被用作预备队。在十一月九日以前，只有纳瓦拉部队还保持着旅的编制，从十一月九日开始，它们全都被改编成师的编制。
要想发动新的进攻，国民军有三处地方可以选择，而其中两个地方的兵力较弱，这两个地方分别是南方（由凯波·德·利亚诺指挥）和北方（由达维拉指挥）。国民军兵力最集中的地方，依然是马德里一线。因此，在国民军总参谋部看来，为了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必须拿下这个最重要的地方。自从瓜达拉哈拉战役失败后，弗朗哥第一次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直捣首都的准备。但是，正面进攻显然是不可取的，这样会一头撞到组织良好的防线上，肯定会导致重大伤亡。因此，还是重新使用侧翼包抄的计策为妙；为了尽量发挥叛军在兵力与物资上的优势，应该在尽可能宽广的正面上发动进攻。叛军司令部的主流意见是兵分三路，夹攻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据迪亚斯·德·比利耶加斯[1]介绍，摩洛哥军将沿着埃纳雷斯河进攻，意大利干涉军将沿着塔胡尼亚河（Tajuña）进攻，卡斯蒂利亚军将沿着塔霍河进攻。当然，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机动，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准备；而且，集中如此之多的部队，也很难不被发现。
与此同时，共和军总参谋部也意识到，如果再让国民军夺得作战的主动权，共和军就有可能遭到失败。共和国政府急需一场胜利来振奋民心，并证明自己的各项措施是行之有效的。在一九三七年年底，内格林的政治地位比较牢固：工总已经被他的盟友所控制。他还把中央政府从瓦伦西亚转移到了巴塞罗那。这在一九三七年年初还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内格林解释说：“这是前任政府的一个旧观念。为了便于组织中部战线和东部战线的后勤与军事行动，才把政府设在瓦伦西亚。现政府相信列万特地区仍将保持自己的积极性。自从内战爆发以来，出于经济与战略上的考虑，现政府必须迁往巴塞罗那。”内格林提出的这些动机并不新鲜。政府以前之所以没有转移到巴塞罗那，主要是因为全劳联和地方自治势力在当地拥有很强的力量。而现在内格林可以在演讲中宣称“（他的政府）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关系融洽”了。从这层意义来说，可以认为共和国阵营的团结得到了加强。然而，只有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才能真正实现政治上的团结。
特鲁埃尔战役
因此，共和军总参谋部不能不进攻。十二月八日，最高军事委员会同意选定特鲁埃尔为进攻目标。当地的各种条件似乎都对进攻有利。特鲁埃尔就像一个深深地扎入共和军战线的楔子。共和军在特鲁埃尔北面占据了俯瞰阿尔范布拉（Alframbra）的山脉，它的战线在特鲁埃尔来了个急转弯，延伸到了乌尼维尔萨雷斯山脉（MontesUniversales）以北的阿尔瓦拉辛（Albarracín）。所以，共和军在两个方向上，都占据了对特鲁埃尔居高临下的阵地。此外，国民军在整个北方战线上的兵力都比较少，特鲁埃尔的兵力更少——在战役开始时仅有二千五百名守军[2]；而共和军却动用了大量的兵力，在极其狭窄的进攻地段上投入了四万人。共和军的进攻部队由三个军组成，此前驻守在列万特的部队将协助这三个军进攻[3]。由胡安·伊瓦洛拉[4]指挥的第二十二军将从北面进攻，由雷奥波尔多·梅嫩德斯指挥的第二十军将从东南进攻，而由埃雷迪亚[5]指挥的第十八军将从南面进攻。作战计划的第一个目标，是先让第十八军与第二十二军会师，包围特鲁埃尔，同时消除这个突出部[6]。
十二月十五日,共和军发动了进攻。在十五日至二十二日这一周里，进攻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包围计划在一开始进展顺利。共和军经过激战，攻占了坎皮利奥（Campillo）和圣·布拉斯（SanBlas）。尽管如此，在共和军战线后面，仍有不少被包围的叛军在负隅顽抗，不得不一一消灭他们。十二月十八日，特鲁埃尔西南边的制高点穆埃拉·德·特鲁埃尔（MueladeTeruel）也被共和军攻占了。当地的守军且战且退，撤入了特鲁埃尔；十二月二十二日，共和军的两个师已经攻入了特鲁埃尔城内。驻防当地的国民军在雷·达库尔[7]上校的指挥下，在省政府大楼、西班牙银行、神学院和圣·克拉拉修道院与圣特蕾萨修道院里死守。于是形成了两条战线：在穆雷顿（Muletón）—圣·布拉斯—鲁维亚雷斯（Rubiales）以西，形成了外部战线，它大体上是连贯的；在特鲁埃尔城内，形成了内部战线，几千名叛军在这里死守。由于共和军缺乏兵力，无法同时做到占领特鲁埃尔和继续向纵深进攻，于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这段时间里，战线暂时平静下来。
在此期间，国民军派出了增援部队，使当地的国民军能够守住阵地，甚至还能进行反攻。显然，国民军不得不在守住特鲁埃尔和进攻马德里之间做出抉择。弗朗哥决定亲自指挥部队反攻[8]。由于阿拉贡战线距离受威胁的地段比较近，他就马上从阿拉贡战线抽调部队，派去救援当地的守军。这批守军从十二月十七日开始陆续抵达。然后，他命令阿兰达的加利西亚军各师沿萨拉戈萨公路前去救援，又命令巴莱拉的卡斯蒂利亚军沿着通往莫利纳（Molina）的公路，从阿拉贡赶赴前线[9]。为了救援特鲁埃尔，国民军总参谋部一共抽调了十个师，由达维拉负责指挥。对于共和军而言，能让国民军抽调如此之多的兵力，本身就是一个胜利；他们这一次做得比布鲁内特战役要好得多，成功迫使国民军修改了计划，放弃了对马德里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打算，在内战结束之前，国民军再也没有向马德里发动进攻。这让弗朗哥的盟友深感失望，施文德曼（Schwendemann）的一则笔记可以证明：“在特鲁埃尔事件之前，人们曾希望弗朗哥能用一场大规模进攻来结束战争，现在看来，这种希望是不切实际的。[10]”十二月二十日，齐亚诺伯爵对自己说：“由于国民军司令部的犹豫不决，以及赤匪的预防性进攻，向瓜达拉哈拉发动进攻的计划被无限期推迟。”国民军反攻的失败，证明了意大利将领们的担心。尽管叛军囤积了大量的物资、拥有了制空权、并高度集中了炮兵[11]，最后还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却只达成了部分目标。叛军起初取得了一点战果：共和军第二十军仓促撤退了。阿兰达的部队向特鲁埃尔进击，并夺回了穆埃拉·德·特鲁埃尔；叛军逼近了特鲁埃尔，他们对夺回特鲁埃尔充满自信，甚至在广播中宣称已经夺回了特鲁埃尔。然而，一条新的战线在一月初形成了，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这条战线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国民军的反攻为何没能得手？首先是因为战役的规模巨大、条件艰难。为了稳住战线，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与物资。在整个内战期间，特鲁埃尔战役的兵力集中程度之高，是空前绝后的：在如此狭小的战场上，双方可能投入了十八万的兵力。但这场战役也是一场物资的较量：双方都集中使用了大量炮兵，迫使步兵不得不掘壕据守，援军只能在夜间进入阵地。这场战役的条件极其艰难，这主要是因为内陆的气候非常恶劣，低温天气反复出现。士兵不得不每小时换班四次，在摄氏零下四度的低温中，战壕里的士兵首先要防范的是寒风与暴雪。茫茫白雪覆盖了大地，让一切东西都变成了明显的靶子，使进攻越发艰难：由于霜冻的影响，就连夜间的运输队也很难按时抵达目的地。“战壕里到处都是僵冷的尸体。[12]”由于气象条件恶劣，国民军的飞机经常不能出动，无法完全发挥空中优势。安萨尔多回忆说，“在新布尔戈斯机场，人们必须在早上除掉机身上的厚冰层。”而且共和军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在狭窄的战线上有效地部署了防空火力[13]。
在一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国民军不顾重重困难，继续进攻。最后，战线在一月七日恢复了平静。继续进攻已经没有意义，因为特鲁埃尔城内的守军已经投降了：共和军完全控制了特鲁埃尔。这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斗；国民军据守的建筑物被一栋接一栋地轰平了。神学院被烧毁了，西班牙银行被共和军炸平了。想把特鲁埃尔变成又一个阿尔卡萨尔的希望破灭了。城里的守军被分割包围，雷·达库尔在一月七日带着一千五百名士兵投降，一天后，据守在圣克拉拉修道院里的守军也投降了。共和国政府发表的公报宣称：“整个特鲁埃尔已属于共和国。”但这并不是一次大胜；市中心被夷为平地，城内的狙击手过了半个月才被彻底消灭。这是因为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尽管凯波·德·利亚诺在广播中断言，特鲁埃尔是由于“可耻的背叛”才陷落的。不过，凯波·德·利亚诺如此恼羞成怒，正好证明了攻占特鲁埃尔对共和军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整个内战期间，这是共和军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夺回重要城市。罗霍认为，“特鲁埃尔改变了战争的面貌[14]”，他的这个观点虽然并不正确，但至少可以认为，特鲁埃尔战役的胜利，使人们产生了共和军正在扭转战局的印象。打完这场惨烈的战役后，共和军终于成为了胜利者。在接连失去毕尔巴鄂、桑坦德和希洪之后，特鲁埃尔总算传来了捷报。
但这次胜利仍是有限的。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每当共和军获胜之后都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15]：在取得初步的胜利之后，能否更好地发展胜利？答案是否定的：共和军缺乏预备队。归根结底，共和军的兵力不如国民军，而要想抵消它在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它至少需要拥有兵力上的优势。共和军的兵力优势仅仅维持了几天时间，而这点时间已经足够让国民军派兵增援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打下并守住阵地，本身就是共和军总参谋部的真正的胜利。但是，正因为这个原因，弗朗哥绝不能容忍失败，哪怕只是暂时的失败。事实上，在胜利的喜悦中，共和军的领导人不应忘记这件事：他们的防线曾在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叛军突破，险些导致战线崩溃。就在当天，当防线被突破后，在特鲁埃尔也发生了跟布鲁内特战役时一样的惊慌失措，对此没有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16]。当时必须迅速调遣援军，堵上战线上的缺口，阻止阿兰达的部队与被包围在城内的守军会合[17]。
国民军的反攻
天气从一月十五日开始好转，国民军又能发挥空中优势了。由于直取特鲁埃尔要通过平原，这样可能会造成重大伤亡，所以阿兰达没有这样做，而是先攻占特鲁埃尔周围的制高点，特别是北边的阵地。他的部下设法攻占了包括穆雷顿在内的几个重要的观察哨，威胁到了共和军的阵地。他们可以从这些地方发动进攻，战斗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北面的阿尔范布拉河一带。
不过，叛军首先需要打退共和军的新一轮进攻，这次进攻从一月二十五日持续到了三十日，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然后需要集中兵力，在阿尔范布拉河以西突破共和军的防线，并消灭据守在帕洛梅拉山脉（SierraPalomera）上的共和军；共和军在去年十二月就是从那里发动进攻并赢得了胜利的。但国民军司令部的野心还不止于此。它还打算继续向东推进，从侧翼包抄特鲁埃尔与北面的共和军。最后，在反攻期间，它准备让第二十三军在该地区实行一次钳形进攻。这次进攻将在国民军阵地的两端发动：在北面，由雅古埃指挥的摩洛哥军，将在纳瓦拉师的支援下，沿着比维尔·德尔·里奥（ViverdelRio）进攻。在南面，加利西亚军在得到穆尼奥斯·格兰德斯[18]的第一百五十师加强后，将突破特鲁埃尔与塞拉多斯（Celados）之间的山地地带，并渡过阿尔范布拉河。战线的中段是最薄弱的，驻守中段的是莫纳斯特里奥上校的第一骑兵师。
二月五日，国民军发动了这一钳形攻势，并初步获得了胜利。雅古埃的部队突破了共和军防线，并从侧翼包抄了共和军在阿尔范布拉河沿岸的阵地。南方的阿兰达部队却进展迟缓。国民军渡过了河，并攻占了塞拉多斯。但是，共和军发现特鲁埃尔有失守的危险，便加强了防御。重新来临的恶劣天气延缓了国民军的进攻，由于寒风和冷雨，国民军直到二月十五日才重新开始进攻。这次钳形机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国民军的战线已经得到了全面改善。从那时起，从特鲁埃尔到贝尔奇特之间，再到埃布罗河南面，国民军的战线几乎总是连贯的。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消耗战，几乎耗尽了共和军的兵力；国民军在二月十八日再次发动进攻，突破了共和军的防线。二月二十日，国民军的先头部队几乎包围了特鲁埃尔，切断了通往东面的萨贡托（Sagunto）公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特鲁埃尔市内发生了巷战。但共和军并没有全心全意地应战。二月二十二日，共和军完全撤出了特鲁埃尔。特鲁埃尔战役结束了。
攻占特鲁埃尔曾一度使共和军的信心有所恢复，而特鲁埃尔的得而复失则被认为是内战的一大转折点。在战役开始时，双方为了争夺废墟而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成功的奇袭变成了持久战和歼灭战，而在这种战斗中，最终获胜的是拥有物资优势的一方。罗霍认为，特鲁埃尔战役“体现了西班牙军人的高尚精神”，也许他的看法是正确的。然而，仅靠军人的勇气与坚忍，并不能赢得胜利。特鲁埃尔战役也证明了这一点。特鲁埃尔战役的结束，标志着内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从军事角度来看，双方还算是势均力敌的。在特鲁埃尔战役期间，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双方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而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突然，共和军的防线就崩溃了，国民军的进攻势如破竹。军事力量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阿拉贡战役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之后，内格林政府的权威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全劳联彻底放弃了反对政府的念头。工总的领导层全力支持内格林。但是，既然政府的政纲以“打败弗朗哥”为第一要务，那它就必须赢得军事胜利。内格林才刚刚上台，北方就失守了，而他对此根本无计可施，这对他的威望造成了沉重打击。而阿拉贡的惨败对他的威望造成了更加沉重的打击。从那时起，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接连发生，不断地削弱着共和国的力量。
当然，必须承认内格林政府在上台后，几乎没有时间来接管军事组织，就得迎接第一次战斗的考验。尽管如此，在一九三七年，共和国还是在军事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一九三七年年初，共和军就着手进行重组，重组后的部队在特鲁埃尔战役和贝尔奇特战役中证明了自己的作战能力。但是，共和军总是缺乏充足的预备兵员，它最优秀的部队刚刚完成训练，就被消耗掉了。共和军在布鲁内特攻势与贝尔奇特攻势中损耗了大量兵力。特鲁埃尔战役打成了消耗战，士兵不得不连日战斗，得不到休息，在战役结束后他们已经疲惫不堪。最后，来自国外的军用物资越来越少，严重影响了共和军的装备。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封锁仍在持续，仅在一九三七年九月松动了一下子。从一九三七年年底开始，尽管西方列强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船只仍然要冒很大的风险才能抵达共和国控制的港口。共和国剩下的唯一一条运输路线，便是取道法国、途径比利牛斯边境运进西班牙的路线，所以，共和国政府始终非常担心这条运输线被切断。这也是内格林把政府迁往巴塞罗那的理由之一。当国民军的进攻将共和区截为两半时，共和国的部长们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才继续留在加泰罗尼亚首府的。
但是，驻守在加泰罗尼亚的共和军只有很少的兵力。特鲁埃尔战役迫使国民军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特鲁埃尔周边，以及特鲁埃尔北边的从马埃斯特拉斯戈到埃布罗河一带。虽然特鲁埃尔战役打乱了“元首”的部署，使他放弃了向马德里发动总攻的念头，但在国民军赢得特鲁埃尔战役的胜利后，国民军在阿拉贡战线上便拥有了无可辩驳的绝对优势，可供国民军司令部尽情使用：在阿拉贡战线上，国民军有三个军，而共和军只有一个军（第十二军）。
阿拉贡攻势改变了内战的性质。静态的阵地战结束了：一旦取得突破，马上就会发动全面进攻。在这种新型的机动战中，集中使用的摩托化部队和装甲部队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阿拉贡战役开始了。当地的大部分地形都是开阔地（贝尔奇特战役时的地形也是如此），有大量一马平川的地方，对坦克的行动和大范围机动非常有利，极其适合进行大规模进攻。弗朗哥在这里集中了大量兵力。加利西亚军在南面向蒙塔尔万（Montalbán）进军；意大利干涉军在利亚诺斯（Llanos）地区向阿尔卡尼斯（Alcañiz）进军。北面的摩洛哥军从贝尔奇特出发，沿着埃布罗河右岸向卡斯佩进军。由阿兰达指挥的这次进攻，其目的是突破共和军第十二军的防线，抵达位于卡斯佩—阿尔卡尼斯之间的瓜达洛佩河（Guadalope）。这样一来，叛军就能在共和军防线上制造一个巨大的突出部，把共和军东部集团军逼到埃布罗河以北，集中在埃布罗河以南的特鲁埃尔一带的共和军也就会面临着被包抄的威胁。国民军企图占领蒙塔尔万南面和西南的阵地，这样它就能控制通往地势较平坦的马埃斯特拉斯戈地区的道路。国民军总参谋部的真实意图不仅是占据卡斯佩—阿尔卡尼斯一线，更想打到地中海沿岸，将共和区截为两半。
严格来说，共和军不是没有觉察到国民军的进攻，但在国民军发动进攻的时候，共和军正在进行修整。担任预备队的共和军第十八军甚至来不及做出反应；这是自内战爆发以来首次发生战线全面崩溃的情况，而不是局部的惊慌失措（这已经成了此类作战行动的特色）。意大利和摩洛哥的摩托化纵队长驱直入，一路上都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共和军最有组织的部队撤到了埃布罗河以北。剩下的不过是一大批群龙无首的逃兵；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差，根本无法阻挡如此强大的进攻。共和军第二十一军起初负责牵制叛军的加利西亚军，但由于叛军从北面威胁到了它的阵地，不得不后撤。结果，大片的地区就这样暴露出来，任由敌军占领。罗霍写道：“三月十五日，在从卡斯佩到卡兰达的广大地段上，只剩下了一支有组织的部队，东部集团军与战术预备队彻底失去了联系，长达六十公里的战线完全暴露出来，敌军可以直接打到海岸。”意大利干涉军仅用了六天时间，就将它与地中海的距离缩短了一半。
这次进攻起初势如破竹，但在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之间，进攻的速度却慢了下来，最后更是被中止了，中止进攻的原因实在是很难解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停止进攻并巩固阵地？官方发表的公报和齐亚诺的乐观看法只解释说是为了“让国民军支援意军”。事实上，国民军能取得如此之大的胜利，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齐亚诺在三月十四日记载道：“部队正在以出乎预料的速度前进。”在头五天里，摩托化纵队以闪电般的速度推进，然后，它们就不得不放慢节奏。由于预备队的数量不足，无法立即充分发展初期的胜利，必须等待纳瓦拉部队重新出发。共和军总参谋部抓住这个时机，重组了几支部队，让它们执行了自杀性的骚扰与阻击任务。三月二十日，共和军总算重建了战线，当然，这条战线很薄弱，但它毕竟是连贯的。趁着国民军短暂停止进攻的时机，政府军试图投入尽可能多的部队，以“填补缺口”，更重要的是要守住加泰罗尼亚。事实上，普里耶托曾对内阁说过：“如果叛军打到了地中海，五分之四的陆军就会被隔在南部。”从三月十五日到四月十五日（国民军在这一天打到了地中海沿岸的比纳洛斯〔Vinaroz〔〕），巴塞罗那的总参谋部拼命地通过托尔托萨（Tortosa）海岸公路调遣部队。所以，共和军才在卡斯佩—阿尔卡尼斯一线进行了殊死的抵抗，当卡斯佩—阿尔卡尼斯一线被攻破后，共和军又在托尔托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这些抵抗终究只是（也只能是）零星的。
事实上，国民军的第一次进攻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造成的混乱不可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得到纠正。而且，进攻重新开始之后，它也不会允许共和军从混乱之中恢复过来。陷入混乱之中的共和军甚至不知道国民军的具体位置。国际纵队有两名军官在甘德萨（Gandesa）被俘，他们被俘时才知道当地已被国民军占领。多支部队的残兵败将拼命地逃向埃布罗河右岸，他们在那里与来自中部战区的援军会合了。面临着如此惨败，有些人开始觉得内战就快结束了。参谋军官不得不亲赴前线，试图掌握部队，竭力组织防御。
全面进攻
归根结底，国民军的全面进攻，是导致阿拉贡战役的失败变成了一场灾难性的惨败的根本原因。在进攻卡斯佩之后，国民军投入了六个军。北方的国民军的意图是阻止共和军第十军和第十一军（它们分布在埃布罗河到比利牛斯山脉之间）支援埃布罗河以南的共和军残部。摩洛哥军突然渡过了埃布罗河，奇袭了共和军，奠定了胜局：尽管当地的地形对于联合进攻并不太有利，但共和军第十军和第十一军同样遭到了第十二军在几天之前遭到的惨败。共和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在长达十天的时间里，国民军仅在雷里达遭遇了认真的抵抗，而雷里达最终于四月三日陷落。当地的战线稳定下来了。但与此同时，国民军又在埃布罗河两岸发动了进攻，投入进攻的是阿拉贡军、摩洛哥军和新成立的乌尔赫尔军[19]。共和军只好利用被击败的两个军的残部，在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脉之间，沿着从塞格雷（Segre）到诺格拉（Noguera）的天然防线重建了战线。罗霍特别提到了贝尔特兰[20]上校的第四十三师：在战线被突破后，被困在敌人后方的这个师依托比利牛斯山区的丘陵，对国民军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袭扰作战，最后该师带着大部分装备撤入法国，被法国政府扣留。但是，这种孤立的抵抗只能延缓国民军的推进，而不能阻止它；况且弗朗哥已经决定向南面的列万特地区发动进攻，国民军在那里已经有了三个军，它们正在向地中海推进。国民军总司令部正在讨论是否应该向只有一些残兵败将把守的加泰罗尼亚发动新的进攻，还是应该向共和军的进攻部队（它们的战线已经拉得过长）发动进攻，以便彻底打垮敌军。最后被采用的是第二个方案。
实际的作战要更为困难：在马埃斯特拉斯戈与地中海之间，是海拔一千五百米至二千米的哈瓦兰布雷（Javalambre）山区，在卡斯蒂利昂和瓦伦西亚之间是较矮的艾斯帕丹（Espadán）山区，它们都是易守难攻的地区。此外，政府军还沿着比维尔（Viver）到塞戈尔维（Segorbe）一线加强了防御。当地的部队士气还比较饱满。而国民军虽然在兵力上和物资上拥有强大的优势，但在进攻的初期，它们只能集中在一个很狭窄的地区内。当摩洛哥军从埃布罗河向三角洲前进的时候，由阿兰达指挥的纳瓦拉军与加利西亚军转向南方，沿着海岸进军，轻松占领了卡斯蒂利昂。与此同时，巴莱拉重整了卡斯蒂利亚军与意大利干涉军，它们的摩托化部队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意味着新的突破；为了解救瓦伦西亚而集中起来的共和军部队，是中南战区司令米亚哈手上最后一批可用的部队。共和军已经没有了预备队。只有中央集团军能够提供必要的援军，然而从中央集团军抽调部队，就意味着马德里的防御能力将首次下降到危险的程度。弗朗哥企图一鼓作气，攻占西班牙第三大城市、不久之前的陪都瓦伦西亚，瓦伦西亚一旦被攻陷，在精神上的影响将不亚于攻占列万特。中南地区的粮食供应情况始终不稳定，列万特失陷后，共和国就会失去一个重要的补给基地。但是，这个作战计划面临着许多困难，需要两个月时间来做准备；在夏季到来之前，列万特战役不可能发动。七月十五日，叛军凭借巨大的物资优势，在特鲁埃尔两侧向列万特发动进攻。共和军第十三军和第十七军被迫撤退：巴莱拉的卡斯蒂利亚军与阿兰达的加利西亚军会合后，打到了比维尔—塞戈尔维防线。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叛军先进行了密集的炮火准备，然后投入坦克和步兵，对这条加固后的防线进行猛攻。但这次进攻最后还是失败了。
在五月和七月之间，共和军总参谋部注意到了南方的危险，便整编了部队，从埃布罗河向国民军发动反击，迫使国民军总参谋部减轻了对列万特的压力。瓦伦西亚暂时得救了。然而，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开始，共和国的军事形势明显恶化。阿拉贡沦陷了，马埃斯特拉斯戈一带的防御形势依然不明朗。国民军拥有无与伦比的物资优势，它的司令部懂得利用现代的作战手段。最后，共和区被截为两半，这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不仅使制定与实施统一的战略变得非常困难，也削弱了内格林政府赖以依存的政治体制，它不得不把一大块控制区委托给军方管辖。在政治上，被分割开来的两片地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没过多久，政府就无法对中南地区施加直接影响了。与此同时，阿拉贡战役的惨败也产生了直接的政治影响：政府的最高层发生了危机。
普里耶托被撤职
自从拉尔戈·卡巴耶洛倒台后，共和区发生过的最重要的事件，便是普里耶托被免去国防部长的职务。经过一九三七年春季的各种事件之后，共和区出现了“神圣的联合”，政治形势比较平静，而普里耶托的免职，突兀地打破了这种平静。
这件事之所以如此重要，首先是因为普里耶托本人。他在国外很有名气，被许多人当成英国之友。他是一个能得到共和派信任的社会党人，就连弗朗哥政权都对他抱有几分敬意，它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他是“匪区”唯一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家。他与内格林总理保持着长期的友谊，所有人都知道，在一九三七年春季的危机之后，是他推荐内格林出任总理的。甚至有人认为，他才是内格林政府的幕后总理。实际上，内格林对待自己的工作非常认真。他不肯放权，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由他亲自决断。普里耶托和内格林很快就发生了意见分歧。在如何进行战争的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在如何使战争产生有利的结局的问题上，两人的意见都不一致。两人战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也表明两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仇怨。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两人之间的关系虽然还没有差到这种地步，但也已经足以使普里耶托被撤掉自从“胜利政府”成立以来一直由他担任的这个职务了。
内格林对此是这样解释的：在特鲁埃尔得而复失、阿拉贡战役惨败后，军事形势十分严峻，为了进一步加强继续战斗的意志与决心，他必须强化行政权力。在他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悲观的普里耶托已经不适合担任国防部长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对胜利没有信心的人来领导战争呢？事实上，为了加强行政权力，内格林没有让其他人来担任国防部长，而是亲自兼任这一职务。
尽管内格林声称，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由于普里耶托的悲观主义，政府内部发生了冲突，普里耶托却说，他的态度并没有改变，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内格林对此特别清楚，尽管如此，内格林在前一年还是毫不犹豫地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事实上，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当普里耶托被撤职时，他对于军事胜利的观点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共和区的军事形势。北方的沦陷与阿拉贡战役的惨败，使共和国再次面临这个政治抉择：是继续抵抗还是谈判？但普里耶托认为，这并不是致使他被撤职的原因。
他认为，这次危机的始作俑者其实是共产党：共产党早就想赶走他了。他被撤职的唯一原因，便是共产党的坚决要求。据他声称，他与共产党之间只有一个矛盾，就是这个矛盾促使他反对共产党。两位共产党籍的部长（乌里维与埃尔南德斯）曾企图拉拢他，想同他组成一个由社会党和共产党构成的小团伙，从而控制政府，此举遭到了他的拒绝，于是共产党便决心搞垮他。毫无疑问，挑起这次危机的，是“热情之花”的公开抨击[21]，以及埃尔南德斯以“胡安·本图拉”（JuanVentura）为笔名，在《先锋报》（LaVanguardia）和《红色阵线》上发表的数篇文章；随后，普里耶托向内格林抗议这种破坏政府团结的行为，内格林便重组了政府，赶走了普里耶托。但是，正如普里耶托一再主张的那样，他并没有辞职，而是被撤职的。
普里耶托坚持认为，内格林是在共产党的威逼之下，才决定将他撤职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赶走他，共产党的领袖动用了他们全部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实际上是很强大的）。长期以来，普里耶托一直是共产党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在反对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斗争中，在内格林政府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党都是支持普里耶托的，这是因为：普里耶托是一个主张秩序的人（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与他不谋而合）；他是唯一能够赢得西方列强的积极同情的政治家；最后，他坚决地支持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团结合作[22]。现在，这个盟友表明了态度：他不愿意沦为工具。他拒绝了在政府内结盟的建议。作为国防部长，他对苏联技术顾问的干预感到异常愤怒，并向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在某些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坚决的抨击[23]，共产党故意大肆张扬他的意图，企图用他以前经常推行的铁的纪律来压服他。普里耶托对此并不否认；他反而还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详述导致他反对共产党与苏联顾问的所有冲突[24]。他虽然勉强承认自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但却对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闭口不谈：如果他要解释这种原因，就不得不承认他曾是共产党的长期盟友的事实。普里耶托的动机显而易见：自从他提倡的政府建立起来后，在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演变过程中，他与共产党已是密不可分。在他看来，在重建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共产党的支持是绝对必要的，就像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支持在重建国家政权之初是绝对必要的一样。国家政权重建后，共产党控制了军队和警察，这在许多方面都让他感觉到了危险。在国内事务方面，他的许多门徒已经背弃了他：自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率领社会党左翼分裂之后，社会党右翼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把这一部分拉进了反法西斯联盟）似乎又要追随内格林而去了，它在每一点上都与共产党“盟友”保持一致，而我们前面讲过，共产党的权力之大，已经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在炮击阿尔梅里亚[25]之后，共产党的态度，以及苏联的审慎的意见，令他深感幻灭；毫无疑问，这件事使他丢掉了一部分幻想，他承认苏联的援助是有限的。于是，他便愈加关注和重视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的态度——决定英法两国的政府的态度的因素，肯定与决定苏联政府的态度的因素不一样。普里耶托对英国的态度，其实并没有传闻的那么友好，但他无疑是主张在英国调停下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一九三七年五月，他曾试图与弗朗哥政权接触，以便研究谈判的可能性[26]。几个月后，双方交换战俘，费尔南德斯—奎斯塔得以同弗朗哥会合；普里耶托趁这个机会，与费尔南德斯—奎斯塔就谈判问题进行了数次会谈。费尔南德斯—奎斯塔成为布尔戈斯政府的部长后，普里耶托企图重新与他接触[27]，但是，无论是与弗朗哥还是与英国政府进行谈判，都会因为共产党在共和国政权中的重要地位而难以实现。
在阿拉贡战役惨败之后，内格林关注的主要是加强抵抗。而普里耶托对谈判之外的一切都失去了信心。现在普里耶托既是共产党的敌人，又是内格林的敌人，即使没有共产党施压，内格林的自己的政策，也会迫使他赶走普里耶托。
内格林的盟友宣称：尽管普里耶托被免职了，但由于工会代表重新参加了政府，政府部长的数量增加了[28]，所以内格林的威望得到了巩固，这是真的吗[29]？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普里耶托被撤职的时候，国民军已经打到了地中海沿岸，将共和区截为两半。内格林不得不用电话通知米亚哈将军，将中南地区的军政大权交托给他：执政的政治联盟越来越依赖军方首脑的赞同与合作，没过多久，军方首脑就开始向政府造反了。
此时，尽管在阿拉贡遭到了惨败，内格林还是选择了抵抗。他的左右手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指出：“在这段令人焦躁不安的日子里，正是由于总理展示出的精力与沉着，才极大地减小了这次惨败所造成的损失。”他还作为一位忠诚的副手，向内格林表达了敬意：“挽救了一九三八年的形势、并使战争能再坚持一年的功绩，应当归功于内格林博士。”实际上，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内格林和德尔·巴约都认为，只有坚持战斗，共和国才能有一丝胜利的机会。他们都相信，欧洲大战已迫在眉睫，只要大战爆发，西班牙就能得救。然而，这首先得有一个前提：在大战爆发前，西班牙共和国还没有被彻底抛弃。
[1]何塞·迪亚斯·德·比利耶加斯·布斯塔曼特（JoséDíazdeVillegasyBustamante，1894年3月30日——1968年8月10日），生于桑坦德。内战期间担任叛军参谋军官。二战期间曾随蓝色师参加了侵略苏联的战争。——中译者注
[2]驻守特鲁埃尔突出部的叛军为第52师（师长为多明戈·雷·达库尔），总兵力不到10000人。——中译者注
[3]负责助攻的是第13军和第19军。这次战役的总指挥是列万特集团军司令胡安·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上校。——中译者注
[4]胡安·伊瓦洛拉·奥鲁埃塔（JuanIbarrolaOrueta，1900—1976），曾参加里夫战争，内战爆发时在毕尔巴鄂担任国民警卫队上尉，支持共和国，1936年秋季参加巴斯克军队。北方沦陷后，参加过特鲁埃尔战役和列万特战役。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内战结束后被反动政权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三十年苦役。二战后获释。——中译者注
[5]恩里克·费尔南德斯·德·埃雷迪亚·加斯塔尼亚加（EnriqueFernándezdeHerediayGaztañaga，生卒日期不详），1932年曾为玻利维亚军队担任军事顾问。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国，曾任第31师师长、第18军军长。——中译者注
[6]按照原定计划，第18军与第22军会师后，将组成防线，阻击国民军的反攻，与此同时，第20军将在坦克的支援下，攻下特鲁埃尔城。——中译者注
[7]多明戈·雷·达库尔（DomingoReyd’Harcourt，1885年12月20日—1939年2月7日），内战爆发时为萨拉戈萨的炮兵上校，投靠了叛军。在特鲁埃尔战役期间担任特鲁埃尔城防司令。1938年1月7日投降后，被关押在巴塞罗那。1939年初，加泰罗尼亚即将失陷时，共和军将他与其他囚犯一同押往法西边境。1939年2月7日在押解途中被处决。——中译者注
[8]这是弗朗哥的典型反应：只要失败可能有损他的威信，他就绝不会容忍失败发生。在特鲁埃尔战役期间，以及后来的埃布罗河战役期间，尽管国民军只遭受了局部的失败，而且局面尚可挽回，但弗朗哥却都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两场战役。另一方面，只要战线的任何一处受到了威胁，谨慎小心的他就会停止发动任何大规模进攻。——原注
[9]1937年10月底，叛军进行了整编，分成两部分：五个军驻防各条战线，另外五个最强大的军编入北方集团军（EjércitodelNorte）。驻防各战线的五个军是：阿拉贡的第5军，军长为莫斯卡尔多；南方的第2军和第3军，它们组成了南方集团军（EjércitodelSur），集团军司令为凯波·德·利亚诺；马德里战线的第1军，和驻守瓜达拉马山脉的第7军，它们组成了中央集团军（EjércitodelCentro），集团军司令为萨利凯特。北方集团军的五个军为：摩洛哥军（CuerpodeEjércitoMarroquí），军长为雅古埃，下辖第13师（师长为巴伦[Barrón]）和第150师（师长为萨恩斯·德·布鲁瓦加），这个军的士兵大多数是外籍雇佣兵与摩洛哥土著；纳瓦拉军（CuerpodeEjércitodeNavarra），军长为索尔查加，绝大多数士兵是卡洛斯派；卡斯蒂利亚军（CuerpodeEjércitodeCastilla），军长为巴莱拉；加利西亚军（CuerpodeEjércitodeGalicia），军长为阿兰达；意大利志愿军（军长为贝尔蒂）留在阿拉贡，担任预备队。——中译者注
[10]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1938年1月28日。——原注
[11]仅阿兰达就拥有300门火炮。——原注
[12]这些细节来自比森特·罗霍，《英雄的西班牙》（Españaheroica，墨西哥城，时代出版社[EdicionesEra]，1961年），以及当时的新闻报道（以《时报》为主）。——原注
[13]据加兰德报告，在特鲁埃尔战线上，首次出现了四管20毫米高炮。——原注
[14]《时报》，1938年1月6日。——原注
[15]请参阅自由运动的领导集团就这个问题而发表的批评意见，特别是由马里亚诺·巴斯克斯署名的《对特鲁埃尔失守的批判》（CritiquedelaprisedeTeruel）一文，佩拉茨引用了这篇文章。——原注
[16]1937年12月下旬，共和军已经攻入特鲁埃尔市内，与叛军展开了巷战。但在叛军发动反攻后，负责攻打特鲁埃尔的共和军第40师师长安德列斯·涅托（AndrésNieto）少校在31日夜里下令放弃特鲁埃尔。次日，罗霍将军命令莫德斯托的第5军阻击叛军，共和军随后重新占领了特鲁埃尔的大部分市区，最后迫使守军于1月7日投降。——中译者注
[17]据罗霍记载，在12月31日那天，在长达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共和军实际上已经丢掉了特鲁埃尔。——原注
[18]阿古斯丁·穆尼奥斯·格兰德斯（AgustínMuñozGrandes，1896年1月27日——1970年7月11日），生于马德里一个贫穷的家庭，1913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西属摩洛哥。曾参加过里夫战争。共和国成立后，1933年曾受阿萨尼亚总统委托，创建突击警察。1935年至1936年任摩洛哥事务专员。内战爆发后，被关押在马德里模范监狱，被判处九年徒刑，但不久后获释，并参加了共和军。1937年3月叛逃至叛军。曾任旅长、师长。1938年年底担任新成立的乌尔赫尔军军长。1939年8月被弗朗哥任命为长枪党总书记，1940年3月辞职，改任第22师师长。二战期间曾随蓝色师参加侵略苏联的战争。二战后曾任第1军区司令。1951年至1957年担任陆军部长，1962年至1967年担任政府副主席。——中译者注
[19]乌尔赫尔军（CuerpodeEjércitodeUrgel）实际上成立于1938年11月28日。——中译者注
[20]安东尼奥·贝尔特兰·卡萨尼亚（AntonioBeltránCasaña，1897年3月8日——1960年8月6日），生于阿拉贡地区的坎弗兰克镇（Canfranc）。1911年移民美国，1915年前往墨西哥，参加了桑乔·比利亚的农民起义军。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加了美国陆军，曾在法国作战。1918年返回西班牙。回国参加了共和派的地下活动，1928年移居阿根廷，1930年再次回国。1930年12月12日在哈卡（Jaca）发动起义，失败后被捕。共和国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参加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并组建民兵，同叛军战斗。此后曾担任第130混成旅旅长、第43师师长。内战失败后流亡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移居法国，组织反弗朗哥的地下游击活动。1947年10月被西班牙共产党开除出党。1950年9月被法国政府逮捕，被流放至科西嘉岛，1952年6月获释。1956年移居墨西哥，1960年在墨西哥城逝世。——中译者注
[21]特鲁埃尔失守后，多洛蕾丝·伊巴鲁里在2月27日发表讲话，不点名地抨击了普里耶托。她在讲话中指责某些“不称职的懦夫”散布失败主义，企图破坏“十九个月以来的革命成果”。——中译者注
[22]内战失败后，与共产党积极合作的经历令普里耶托十分困窘，他想法设法要掩盖这段经历。此外，他总是对自己所起的作用轻描淡写，而总是夸大共产党的作用，把本应由他和共产党分担的责任全部甩给共产党。比方说，许多作者主张共产党员利斯特尔是镇压阿拉贡的集体农庄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利斯特尔只是在执行普里耶托的命令。——原注
[23]请参阅普里耶托撰写的论战性小册子。他声称共产党不让“西斯卡尔”号驱逐舰离开北方，这一抗命行为导致了这艘军舰的沉没，因此共产党要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他还声称苏联技术顾问绕过他，直接同乌里瓦里联系。他还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写他与杜兰少校打交道的经过（共产党员杜兰少校是军情局马德里分局局长，得到了苏联技术顾问的庇护）。安东事件也非常重要。弗兰西斯科·安东是西共政治局委员，而且很可能是“热情之花”的恋人，他在马德里战线政治委员部担任要职。他接到了动员令，本应被调离后方，前往作战部队报道。共产党要求让他留在后方，但遭到了普里耶托的拒绝。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普里耶托声称，最后做出决定的是共产党：安东从未被调往作战部队。——原注
[24]普里耶托在北方沦陷后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加以分析；这些措施包括：限制政治委员的人数与作用；没有他的许可，不许人民军的军官和部队参加政治性的示威游行；等等。——原注
[25]请参阅本书第二十章。——原注
[26]德国外交部档案库收录了一篇由法乌佩尔提交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法乌佩尔记录了他与弗朗哥的一次会面；弗朗哥声称：在五月事件后，普里耶托曾与布鲁姆接触，试图让美国来进行调停。施托勒尔在12月3日的报告中记载道：普里耶托找了一个秘书担任中间人，试图接触伊伦的叛军司令官。——原注
[27]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寄语风中》（Palabrasalviento，墨西哥城，米涅瓦出版社[EdicionesMinerva]，1942年），第233—238页。普里耶托指出：用费尔南德斯—奎斯塔来交换落入叛军手中的共和派胡斯蒂诺·阿斯卡拉特（JustinoAzcárate）的主意是希拉尔提出的，他本人反对这个主意。他最后之所以同意交换，是因为他期望释放费尔南德斯—奎斯塔之后，能够利用费尔南德斯—奎斯塔的影响力，促使国民政府接受谈判。在被赶出政府后，他曾试图重新与费尔南德斯—奎斯塔联络。在与内格林会面后，内格林不愿意为他的行动进行掩护，所以他便放弃了这个念头。——原注
[28]1938年4月6日，内格林改组了政府，重新吸收工总与全劳联的代表参加。第二届内格林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总理兼国防部长：胡安·内格林（社会党）；财政部长：弗兰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FranciscoMéndezAspe）（左派共和党）；司法部长：拉蒙·冈萨雷斯·佩尼亚（工总）；内务部长：保利诺·戈麦斯·塞斯（PaulinoGómezSáiz）（社会党）；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社会党）；不管部长：何塞·希拉尔（左派共和党）、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巴斯克民族主义党）；通讯与运输部长：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共和同盟）；公共建设部长：安东尼奥·贝拉奥（AntonioVelao）（左派共和党）；教育与卫生部长：塞贡多·布兰科（全劳联）；劳动与社会福利部长：扎乌姆·艾瓜德尔·米洛（艾斯凯拉）；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维（共产党）。——中译者注
[29]出于维护议会平衡的需要，内格林在免去普里耶托的国防部长职务的同时，也免去了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教育与卫生部长的职务——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曾引发了多次冲突。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改任中央集团军副总政委。内格林的政敌指出：这个职位实际上要比部长重要得多；不管怎么说，这样做至少保全了各方的面子。另一方面，内格林的盟友声称，全劳联与工总的代表重返政府，具有重大意义，这点却令人不敢苟同。实际上，冈萨雷斯·佩尼亚在工总内部、塞贡多·布兰科在全劳联内部都被当成“内格林的人”。他们参加政府，并不意味着工会相信内格林的政策；这不过是对它们的降服进行正式确认而已。——原注 |
第十八章新政权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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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新政权的组织
·法律与秩序的维护
·清洗与监视
·民族工团主义国家政权
·统一原则
·教会与新政权
·教会与教育
·西班牙文明
·国民军
在民族工团主义政权的基础文件中，有几个词一再出现：权威、等级和秩序。这些词汇，以及军队、军官在行政机构的每一个分支中的比重，提醒我们：“元首”是一个军人，用马尔科特（Marcotte）的话来说，“元首”打算把“与军队相似的纪律”灌输给国家政权。当初期的吵吵嚷嚷与五彩缤纷褪去之后，观察家们认为，国统区表面上是平静的，在某些地区甚至是和平的，而这在当时的共和区是不可想象的。
法律与秩序的维护
令人惊讶的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之前，安达卢西亚与埃斯特雷马杜拉等地是比较“红”的地区，但现在它们却很平静。毫无疑问，当地的革命暴动遭到了相当血腥的镇压。但是，要想粉碎一切可见的反抗，不能依靠不规律的暴力措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常设的镇压机关。国民军首先消灭了共和派或革命反对派的骨干；叛军头目采取了各种措施，给他们认为危险的人扣上“叛国者”（这倒有点讽刺）的帽子，竭力使这些人无法构成威胁。就像在共和区一样，国统区的镇压也经历了从有组织的恐怖到司法审判的转变。巴蒙德[1]很好地描写了这个转变过程：起初是大规模屠杀，然后变为“简易程序”，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后，就变为军事法庭的系统行动了。军事法庭负责审判“叛乱、煽动暴乱、反抗与不服从当局的罪行”[2]，这个定义很空泛，因而很危险。它的几条细则只会使它更加恐怖。结果，不仅拥有火器的人要被判刑，“妨碍公务”或“散播可能有损军队威信的有偏见的消息”的人也要被判刑。任何辱骂、殴打士兵或军官的人都很可能遭到惩罚。当然，这只是法律的主旨，而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效果。但在国统区，镇压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现象。凯波·德·利亚诺说过：“对于那些为了政治狂热而不惜牺牲妇女、儿童和老人的谋杀者，我们绝不能宽大。至于共和同盟的党员，他们与人民阵线密不可分，绝不能区别对待。[3]”因此，凡是在七月十八日之后支持过共和国的人，哪怕只支持过很短的时间，都要受到死亡的威胁。就连那些后来投靠了叛军的人也不一定能幸免：倒霉的前议员罗萨多·希尔[4]曾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要求对马德里政府举行信任表决，几个月后他逃到了国统区，但他还是因此被判处监禁三个月。哪怕是叛乱运动的支持者，只要他们被认为“蓄意破坏”，都会遭到迫害：一九三八年七月，萨拉戈萨法院以“失败主义”的罪名，没收了卡尔瓦哈尔侯爵（marquésdeCarvajal）的财产[5]。在上述案例中，被告人被指控的罪名较轻，处罚也比较温和。公共秩序部长马丁内斯·阿尼多将军建立了一整套制度，给残酷的镇压火上浇油，监禁与处决如影随形。他为此遭到了大量的攻击，“旧衫兵”对他抨击得特别厉害，但是，在他死后，这些措施依然在继续执行[6]。
判决[7]、清洗与监视不断加强，在内战结束后依然在持续。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政治责任法》[8]，用于对“出于故意或疏忽，协助或支持赤色颠覆活动的人的政治罪行”进行惩罚。这个法案针对的不只是内战期间的行为，还包括在内战爆发前各工会、政党和共济会的领导人及成员的行为。因此，“凡参与组织一九三六年的选举，及在一九三六年议会中曾参与竞争政府职务者”，还有“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曾参加颠覆活动者”，基本上都会被认为有罪。政治责任国民法庭负责审理这些罪行，量刑范围大到监禁，小到没收财产；而政治责任国民法庭与军事法庭的工作互不干涉。
清洗与监视
清洗的手段同样严酷。不愿参加叛乱的政府官员遭到了特别严酷的清洗[9]。在叛乱爆发后立即被叛军控制的地方，叛军对此采取了很简单的办法：新政府勒令所有不在岗的国家公务员向就近的军事当局报道，不照做的人就被当成叛国者。叛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就马上进行清洗。比方说，叛军在占领比斯开湾之后，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发布命令，暂停了所有教职员工的工作；想重新上岗的人必须“向巴利亚多利德督学申请复职”。他们必须填写履历表，坦白交待自己在共和国治下担任过什么职务，“参加过哪些政治团体或政党”，以及“可以为他们的态度彻底担保”的人的名字。到内战结束时，对政府官员的清洗已经全面扩大化：“行使了与行政活动无关的职能，接受了异常的提拔”，或只是没有全心全意地支持叛乱，都会触犯法律。
为了建立一个不间断地、全面地监视人民的体制，国民政府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手段，这些手段太多、太繁复了，无法用一两句话来简述[10]。所有年满十六岁的人都必须领取身份证，这是极权体制的常用做法。身份管理部门的成立，对警察十分有利，或者说，对治安力量十分有利，因为原先的国民警卫队和保安警察依然存在；在唯一党成立后不久，长枪党也拥有了自己的警察力量。要想躲避规模如此庞大的警察机关的监控，是非常困难的。
这些监视措施不仅影响到了个人。所有能够进行宣传、传递信息的手段都要受到监视：无线广播、电影院，特别是报刊。根据战时非常法，只有军队有权使用无线电台，对报刊的审查也要由军队执行。国民政府逐渐成立了全国性的审查机关：一九三七年五月，两个审查委员会分别在塞维利亚和拉科鲁尼亚成立[11]。审查委员会不仅包括军方代表，还包括作家协会、电影公司、文化中心与家长的代表——这也表明它的管辖范围有多宽。这些只是初步措施，此后又增设了一系列控制电影、书籍和报刊的出版发行的措施。电影审查工作由内务部长负责，具体由各省省长执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叛军当局下令禁止“出版与传播猥亵的、马克思主义的与有害的书籍与印刷品”[12]。
报刊每一天都能对群众施加影响，因此格外危险。弗朗哥将军总是对新闻与宣传署（OficinadePrensayPropaganda）的工作予以高度重视，这个机关的作用是“利用报刊宣传国民运动的特性、工作与未来的潜力”。新闻与宣传署的领导负责对书报进行审查[13]，同时还要负责与报纸发行人的联络工作；报纸发行人成了真正的掌权者。报纸发行人实际上都是由长枪党任命的，他们负责一切工作，只要犯了哪怕一个错误，都有可能被撤职，甚至被停刊。在国统区，一切消息在公布之前，都要接受严格的审查。
在这一时期，由政治上同情弗朗哥的记者撰写的各种正面的报道，自然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他们其实都是根据新闻与宣传署专门为外国记者所准备的材料编写的，这些材料都得到了弗朗哥的同意。不难看见地平线上布满了乌云。安东尼奥·巴蒙德写道[14]，塞维利亚表面上是一座平静的城市，但到了晚上，伤兵就会被运进城里，凯波·德·利亚诺为了不让市民看到这番悲惨的景象，在运伤兵进城的这段时间里专门下令拉响警报。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一到晚上八点，塞维利亚城门的交通就停止了”。安达卢西亚沦陷后，游击队依然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叛军在安达卢西亚活动时仍要冒不小的风险。巴蒙德就记载了游击队在光天化日下向国民警卫队发动的一次袭击。一九三八年五月，叛军似乎已经肃清了后方，施托勒尔却在报告中提及了在卡塞雷斯附近和安达卢西亚发生的类似袭击。他在同一份报告中估计，国统区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政治上不可靠”：人民当中有某些团体同情赤匪，就连国民政府的无限权力也无法彻底压制他们的舆论。
在执行维持秩序的任务时，很难判断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合作，还是相互拆台。在靠近前线的地方，这个问题并不明显：军队掌握着当地的一切权力。在占领一个地方后，先是由驻留当地的军官选拔并委任当地的民政官员，这些民政官员只是军官的下属。然后，当该地平定之后，各种职能就逐渐转移给省长，建立起各种监督委员会；在某些情况下，各种职能被转移给能够履职的市长。各省省长理论上要向内务部长负责。实际上，他们要向在等级体系中地位更高的军事当局负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唯一的责任就是维持公共秩序。军方有权对民政官员做出“无能”或“犯有道德错误”的评定，当军方认为绝对必要的时候，就会用一位公共秩序专员来取代民政官员。
而且，由于缺乏可靠的官员，各省的省长经常要由军官来担任。比方说，叛军攻占马拉加后，就任命加西亚·阿尔特德[15]上尉为省长，他放任意大利干涉军在马拉加自由行动，并特意穿上长枪党的制服，以此来表达他的政见。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自然就成了唯一一种能真正得到尊重的权威，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之间发生了不少冲突[16]。
除了执行政府发布的各项措施之外，各省省长和各地行政机关的主要任务便是给军队和人民提供给养。不过这个任务倒不难完成，因为店铺里总是堆满了货物，甚至还有英国布料出售。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只有大米、茶叶和咖啡需要配给。国民政府甚至还能出口一部分农产品，与此同时维持储备物资。但在占领大城市之后，储备粮迅速减少。巴塞罗那沦陷后，就必须给已经挨饿数月之久的市民提供粮食。战争刚一结束，经济问题立刻就成了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在内战期间，物价上涨了不少，但还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每一次涨价都要得到批准，因违反限价法令而被勒令关闭的店铺非常常见。极权体制利用这种方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至于下跌得太厉害。这显然没有抑制住投机倒把。据完全站在叛军一边的库蒙（Courmont）记载，布价“急剧上涨”，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到一九三八年五月这段时间里，牛肉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七，酒类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四十八。
此外，尽管表面上物资充足，政府却在鼓吹“节俭朴素”（austeridad），政府解释说，这是为了满足战时经济的需求。为了鼓励大家为共同的事业做出牺牲，政府发明了“一菜餐”制度。自从内战爆发后，每到星期五（后来改为星期四），所有人每顿饭都只能吃一道菜。可是，谁来监督这种制度的实际执行效果呢？必须承认，这种制度完全脱离实际，只能管束那些在餐厅吃饭的人，他们每到星期一都不得不“放弃餐后的甜点”。其实，政府之所以搞这种不切实际的面子工程，主要是为了打动外国人，让他们相信陷于战火之中的国家的纪律与自我牺牲精神。人民的贫困才是厉行节约的真正原因。
因此，平静与繁荣仅仅是假象。要想真正地理解这个新的国家政权，就必须深入研究它的体制。
民族工团主义国家政权
这个政治制度的新干部，有部分来自军官——他们的忠诚与纪律，是弗朗哥的宝贵财富；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其他新干部则来自唯一党内的长枪党徒。这段时期，就是民族工团主义国家政权的“蓝色时期”。根据长枪党党章的第一条，长枪党是“西班牙国家政权的思想指导及其基础”[17]，它重申并详述了由四月十九日法令所提出的政治道德原则：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社会公正与基督教的个人自由”。因此，它把政治自由与社会自由的观念（它们已不复存在）同基督教的自由原则（它只是道德上的自由）对立了起来。它在实际上就意味着尊重“祖国的永恒价值”和社会等级制度。这种等级观念贯穿于下至基层党部、上至“元首”的每一级党组织。我们前面讲过，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国民运动全国领袖手里。他可以选择第一届全国理事会的委员；任命政治委员会的主席；由十名全国理事会委员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其中五人也是由他提名的[18]。他是长枪党民兵的最高统帅，有权任命和撤换各省党部的领导，并有权任命地区监察委员会。他拥有最高的决策权与上诉权。
因此，政治委员会只是一个辅佐全国领袖的、拥有一定政治权力的参议会；它每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研究提交给国家元首的建议，并检查国民运动的账目。命令是自上而下地下达的，先从政治委员会或全国理事会传达给各省党部主任，再传达给地方支部。
长枪党地方支部由至少二十名“积极党员”组成。当然，长枪党不会吸收所有申请入党的人参加。不过，总不能给申请入党者的好意泼冷水；所以，需要区分“党员”和“支持者”，这必然会使党组织产生类似宗教教团的精神状态，与耶稣会的精神状态尤其接近。“支持者”不被算作长枪党的党员，但是，他们必须服从党员的准则，并向全国领袖宣誓效忠，缴纳党费。只有拥有五年以上资历的“支持者”、前长枪党成员、前呼啸兵成员、现役将官与军官、曾参加战斗的将官和军官，以及“经元首亲自批准或经省党部提名者”，才能成为长枪党的党员。每个支部的组织结构都是一样的，都有一名地方领导、一名书记、一名司库、和一名当地民兵司令；在较大的城镇里，市党部负责领导“区党部、街区党部和房屋党部”。长枪党的组织构成了一张天罗地网，它比任何警察力量都更为有效。
长枪党在一切方面都是极权政府的工具。它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妇女运动和青年运动（箭束团）；它建立了西班牙大学联合会，控制了青年大学生；西班牙大学联合会是唯一的学生组织，所有大学生都必须参加这个组织，它的目的是“将深厚的天主教情感与西班牙情感灌输给知识分子”。它跟长枪党都是按照层次分明的等级体系组建的，它的全国领袖由“元首”任命，并拥有最高权力。西班牙大学联合会的会员分为三类：普通会员，他们都是大学生，必须缴纳会费，遵守会员的规矩——也就是无条件的服从——并佩戴由五根箭和一把轭构成的长枪党徽章；荣誉会员，他们不是大学生，但通过脑力劳动为西班牙的伟大做出了贡献；赞助人，他们向西班牙大学联合会捐助财物，协助了西班牙大学联合会的发展。
从一九三八年开始，长枪党国家政权就变成了民族工团主义国家政权。政府内的苏涅尔集团（包括费尔南德斯—奎斯塔、阿马多和负责工会事务的部长冈萨雷斯—布埃诺[19]等人）认为，不能抛弃长枪党纲领中的积极方面。他们首先想确立这个原则：新的国家政权必须向所有人宣示它的社会义务。政府为此颁布了《劳动宪章》[20]，在它的开头有一句具备双重意义的话：“劳动是每个人的需要”，但是，“每个人都有劳动的权利”。还有一些承诺：每日工作时间不会过长；已婚妇女“不必在车间与工厂工作”；设立公共节日，但不选在“赤匪”的五月一日，而选在光荣的七月十八日（叛乱纪念日），这个节日就叫做劳动光荣日。《劳动宪章》里甚至还提到实行带薪休假和设立工人娱乐设施。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规定都是非常模糊的。比方说，工作时间多长才算“过长”？这个宪章提到了带薪休假，但并没有立即规定带薪休假的时间。后来，有人提议每年有一周的带薪休假，但这在一九三八年并没有得到批准。一切“社会”改良，都以战争为借口而推迟了。而一些本已实行的改良又被取消了。金属工厂、制铁工厂、发电厂和科学仪器制造厂的工作时间从每周四十四小时增加到了每周四十八小时；在一九三八年上半年，维尔瓦矿山的每周工作时间增加了一小时。
《劳动宪章》向工人许下的空口承诺，无需过分深入探究，但必须了解清楚，长枪党全国理事会的立法者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制定这个宪章的。库蒙回顾道：“国家的民族工团主义组织是根据统一、全面与等级的原则行事的”。接下来，我们就根据他对这个宪章的分析，以及他对统合工会[21]的体制的分析，来进行阐述。
统一原则
统一原则的意思就是“工会就是一切”。参加工会事实上成了一种义务：工会会员证的颁发完全被长枪党所掌控，它成了唯一党的一种新型的、重要的控制手段。这种极权主义的概念显然来自工会组织自身：“一切生产力都要联合起来”。实际上，民族工团主义国家政权根本不承认阶级斗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基础），却宣称自己消除了各种社会等级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个工会还把雇主、雇员和技术人员都吸收进了同一个机关。这种工会实际上具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所有工会组织都要服从自己的领导”，而领导自然是由长枪党挑选的，工人的骨干，正如人民的其它部分的骨干一样，都是由长枪党充任的。国家向工人承诺，它会给工人提供帮助与保护，还会忠实地对待工人。作为回报，它要求工人无条件地效忠和服从它。
最后，长枪党还通过各种社会服务，来干预国家生活；它更喜欢把社会服务叫做慈善事业，并组织了专门的机关。它在这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就是社会救济局（AuxilioSocial），这个机构成立于一九三六年秋季，创始人是长枪党领袖奥内西莫·雷东多的遗孀梅尔塞德斯·桑斯—巴奇列尔[22]，但它实际由皮拉尔·普里莫·德·里维拉负责管理。社会救济局起初是一个在冬季提供救济服务的组织：它为孤儿开办了三家食堂。然后，它开始为难民提供救济：它开设了一系列“友爱厨房”，当局挺喜欢这个名字。后来，它又为年老有病的工人提供救济。社会救济局的总部设在巴利亚多利德[23]。社会救济局的工作是由长枪党妇女部进行的，后来由妇女社会服务队（ServicioSocialdelaMujer）进行，十七岁至三十五岁的妇女，都要在社会服务队服役，就像男人都要服兵役一样。这也有助于建立一种友爱的氛围：已婚妇女、寡妇和残疾妇女可以不用参加社会服务队[24]。社会服务队理论上是自愿参加的，但是，妇女如果不曾在社会服务队服役，就不能参加考试，也不能在行政机关担任职务[25]。
提供此类救济，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政府的拨款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为了募集必要的物资与资金，社会救济局每半个月就组织一次募捐活动，并发行邮票，但资金主要是通过“蓝色表格”募集的，凡是在“蓝色表格”上签字的人，都要定期捐献一笔资金[26]。
国民政府有两个特别关注的问题（长枪党对这两个问题管得比较少）：帮助士兵的家属，为此它设立了“救济基金”，为了维持救济基金，它向奢侈品征收百分之十的税[27]；为了缓解由战争造成的贫困，它还成立了“儿童寄养处”（ColocaciónFamiliardeNiños）。这个组织的任务是搜寻孤儿或因战争而与父母失散的儿童，把他们交给有条件照顾他们的家庭，让他们享受“神圣的家庭温暖”。寄养家庭还要让孤儿获得良好的教育。另外，官方还宣称，为了给寄养儿童“基督徒的教育”，并培养他们“对祖国的神圣热爱”，寄养家庭还必须是“品行、宗教与道德”的楷模[28]。寄养家庭是精心挑选出来的：监护人的指派，由当地的一个委员会负责，这个委员会包括当地最资深的神父和地方上的卫生官员；它还负责提供支持这一措施的人的详细信息[29]；另外，它还要确保寄养家庭“履行自己的职责”。
推动所有这些机构运转的心理因素，除了慈善精神之外，还有建立法律与秩序的渴望，以及使官方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既是基督教的道德又是长枪党的政治道德）获胜的强烈愿望。尽管国家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而事实上，它仅有的成就，全都是通过各种利用了人们的善意与私人捐赠的慈善措施而实现的。全靠了在“一菜日”内赚取的利润、经国家批准的公开募捐，以及国家补助，社会福利基金才能运转。
《劳动宪章》做出了实现社会公正、分享利润等承诺，然而到了一九三九年，这些承诺没有一个能够落实。在这些方面唯一的认真尝试，便是设立了家庭补助项目（subsidiofamiliar），根据这个项目，设立了一个由工人维持的基金，家长可以从中领取一些补助金；家长还可以获得长枪党鼓吹的各种措施的帮助；但是，这种家庭补助能得到落实，主要是靠了天主教会的强大影响。
教会与新政权
施托勒尔在一九三八年说过这样的话：“关于当前的国情，唯一能肯定的，或许就是：在当前体制下，天主教会在国统区的影响力大大加强了。”
我们前面讲过，在叛乱爆发之初，就有大量的西班牙僧侣赞成和支持叛乱。塞古拉主教曾激烈地反对人民阵线（他后来与长枪党闹得不可开交，曾一度考虑离开西班牙）。戈马·托马斯主教曾试图让法国主教区相信，这场叛乱是一场神圣的“圣战”。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伊伦戴因主教与凯波·德·利亚诺一起主持了正式的宗教仪式。一些地位较低的宗教人士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讲。巴蒙德记载了罗塔（Rota）的一个神父的布道词：“必须肃清这些不洁之物。……我正告你们：所有人都要参加弥撒。我不接受任何借口！”若尔日·贝尔纳诺斯[30]证实：至少在内战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各地的教众都受到了严厉的威胁，他们必须无条件地参加弥撒，否则就不会有好下场。不过，我们必须指出：某些教士尽管自己也遭到了私刑处决的威胁，但他们还是敢于站出来，对大屠杀进行抗议；巴蒙德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位来自卡尔莫纳的教士，因抗议长枪党的罪行而遭到杀害。
然而，教会的影响力仍在不断增长。某些保王派领袖（比如后来的司法部长罗德斯诺）投靠新政权的理由之一，显然是政府已同梵蒂冈结盟，并废除了共和国颁布的世俗化措施：关于离婚的法律被废除了，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的法令规定，只允许对“关于预先阻止夫妻分离的请求”进行调查。
一九三八年五月三日颁布的准许耶稣会重返西班牙的法令，是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措施。表面上看，这并不是一道支持天主教会的法令，而是一道对教会进行补偿的法令。政府认为，有两个理由可以证明此举的正确性：首先，耶稣会是一个“闻名遐迩的西班牙教团”，当西班牙精神正在复兴之际，耶稣会自然应该重获权利与财产。这是回归传统的一部分。其次，耶稣会“对西班牙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必须摧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力的时候，在用天主教教义来团结西班牙的事业中，耶稣会可以大显身手。当然，耶稣会所起的作用是有争议的：巴蒙德认为他们是“最狂热地鼓吹镇压的人”。
在新的政权体系中，教会无处不在，首先，它渗透到了军队中的所有部门。一九三六年年底，叛军重新设立了随军牧师，一九三七年五月颁布的一道法令规定：“在所有军事单位中建立天主教的精神辅导”组织，这个组织由教皇代表、托莱多大主教领导。它的成员来自随军牧师。
教会与教育
不过，教士最有影响力的领域，还属教育界，一九三八年，塞因斯·罗德里格斯被弗朗哥任命为教育部长后就更是如此。尽管塞拉诺·苏涅尔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还是认为这位新任教育部长是“西班牙有史以来最心向梵蒂冈的立法者”。全体世俗的教职员工都忠于共和国；弗朗哥政府由于缺乏人手，不得不关闭某些地方的中学。因此，桑坦德、雷里达和塔拉维拉的国民学校在一九三七年被暂时关闭，它们的校舍大多被军方占用了。在可靠的教职员工数量足够时，他们就会被谨慎地吸收进新的教育体系内。教师如果能被审查委员会认为是可靠的，就能留在岗位上，但他们仍然需要不断接受监督与训练。因此，在一九三七年夏天，在各省的首府都为留岗的教师开办了专门的课程。在课程的第一周，教师们要参加各种关于宗教、祖国、人类与教育者的会议；在第二周，他们要上各种课：《宗教教学法》、《祖国历史》、《儿童》和《学校》。负责宗教课程的讲师是由大主教任命的。这些课的标题意味深长：有一门课叫《基督教对于东方式宗教的优越性》。另一门课叫《根据教皇庇护十一世之圣谕，论天主教关于主宰之概念》。作为对现代化的让步，可以提及“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但教会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教师的培训。
在小学和中学阶段，都要强制进行宗教教育。唯一的例外是“摩洛哥与非洲殖民地的原住民”，对于当地的原住民，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地劝诱他们改变信仰。在其它地方，所有人都要接受宗教教育：在低年级传授关于教义与宗教史的简单知识，在高年级就要以“宽泛”的形式，教授较为复杂的天主教教义。最后，在中学五年级时，就要教授一些宗教辩论术。
教育界的每一方面，都浸透了宗教的影响。学校里充斥着“献身圣母玛利亚的规则”：一九三七年四月颁布的一道法令规定，教师必须在教室里摆放圣母玛利亚的圣像，“最好是摆放在典型的、关于纯洁无暇的概念的西班牙语祷文之下”，这样学生在进出教室时，都能看见圣母玛利亚，并与教师互相祷告：“AveMariapurissima,sinpecadoconcebida。……[31]”在战争期间，每天还要反复诵读一段特殊的祷告词。当然，制定这道法令的人说这是“人民精神”的传统的回归。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灌输方法，目的是塑造出能身体力行天主教教义的公民。
按照官方的命令，从小学开始，所有学校的“全部教学环境都必须服从天主教信条”。增设了大量的纯宗教仪式：一九三八年二月，政府颁布命令，将圣托马斯·阿奎那[32]的纪念日定为假日，并在这一天举行纪念仪式，“让历代学生永志纪念这位圣洁的楷模”。教育界的各方代表都要参加这个仪式，西班牙大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也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在校内摆放“圣十字架”，也同样成了高等院校的义务。一切都发生了剧变：世俗学校成了“支持苏联政权”的学校；国民教育必须符合基督教，推行教会鼓吹的“社会友爱”的教义，消灭“可恨的唯物主义”。这是一种终身教育，学生在离开学校后，教育仍未停止。光让儿童集体参加弥撒是不够的。小学教育督察员得到的建议是：学校是一个帮助“宗教精神发扬光大”的机构，是“教育和培养优秀爱国者”的机关，最后，学校要让少女认识到“她们对家庭负有的崇高义务”。
宗教教育、公民教育和爱国教育就这样连成了一体。为了维持这种氛围，推荐使用“流行歌曲、爱国音乐与爱国者的传记”，并推荐“阅读报纸与关于新闻中的事物的注解”，而这显然就是研究历史的原初概念。既然人人都要接受教育，那么，成年人也要在自己的课程中了解“国民运动”是什么样的。
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传播所谓生命是“战斗、牺牲、纪律、斗争与节俭”的思想。
但是，这套许诺给每一个人的修为，必然是一种强加给每一个人的纪律。国统区的社会，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基督教社会。根据多种规定而发的忠诚誓言，便是明显的证据。因此，地方法官在就职时，要在圣十字架前宣誓。按照规定，“你愿意在上帝与圣福音书面前宣誓，你会无条件地忠于西班牙元首，诚实而公正地执法，遵守你的职位所要求履行的各项法律与法规，以忠诚地履行职责、为美好的西班牙而效力为唯一动机吗？”法官必须按照套路作答。
在教育方面的宣誓仪式更为原始、更有象征性。宣誓时，宣誓人要站在一张桌子面前，桌上放有“一部拉丁文版福音书”（封面上画有十字架）和“一部《唐·吉诃德》”（封面上画有长枪党标志），宣誓人要“在上帝和祂的守护天使面前”发誓，“以罗马教皇为化身的天主教教义，以及以元首为代表的西班牙的延续性，象征了西班牙的活生生的传统，我要遵照这种传统，始终不渝地为西班牙效力。”
西班牙文明
西班牙学会[33]的成立，有两个目的：保存国粹与延续传统。尽管西班牙学会的主席是大音乐家曼努埃尔·德·法利亚[34],但是，知识界各界首脑的名单，却暴露出了它的精神状态，因为它囊括了保守舆论界最著名的代表：佩马尔丁[35]、阿尔瓦公爵、罗马诺内斯伯爵和戈伊科切亚。西班牙学会成立后，为了恢复西班牙的威信，使西班牙重新恢复对全体西班牙语国家的领导权，它开始保护文艺。西班牙要与拉丁美洲国家联合起来，才能恢复西班牙文明。西班牙大学联合会的学生被建议全力在拉丁美洲建立关系。于是，“帝国的号召”——长枪党特别喜欢的主题——就能通过这种方法实现。出于这种精神，国民政府设立了“贤王”阿尔方索十世[36]勋章[37]，授予“在科学、教育、文学和艺术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班牙人”，又设立了帝国红箭勋章[38]，用来嘉奖为国家立有殊勋的人（“殊勋”的标准是比较宽泛的）。这种政策当然也有其危险，它有可能会让盟国感到不高兴。一些年轻的长枪党徒狂热地鼓吹重建一个强大的伊比利亚国家，这肯定会让葡萄牙感到不满。不过，国民政府小心翼翼地对这种过火行为进行了纠正。
弗朗哥政权认为自己是历代天主教国王——查理五世[39]与费利佩二世[40]——统治下的西班牙的继承者，这与其说是由客观现实得出的结论，倒不如说是由脑力游戏所产生的推论。它想让所有西班牙人相信：他们之所以要承受战争的各种考验与磨难，都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让西班牙重新回到王室格言所描绘的那个伟大的状态：“统一、强大、自由”。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由于欠缺真正的力量，它不得不承认了一些原则，作出了一些象征性的姿态，比如重建了伊萨贝拉教团，并由国家元首亲自担任该教团的大团长。各种各样的授勋仪式，以及纪念卡尔沃·索特洛被刺杀的周年纪念日，还有七月十八日叛乱的纪念日，主要是为了保证国民军的斗志而设立的。
国民军
国民军的牺牲精神与军事素质是无可争辩的。意大利和德国盟军有时会怀疑西班牙司令部的决定，或是会质疑西班牙士兵是否已做好了战斗准备；但他们却从未抱怨过西班牙士兵缺乏勇气。在一场越来越艰难的战争中，勇气是必不可少的。据瓦尔什将军介绍，在一九三八年，“军事学院毕业的中尉，其平均预期寿命”为四十三天。但是，国民军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使自己的骨干的业务素质得以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奥尔加斯将军从一九三六年年底开始负责征兵、组建部队与训练。他上任后，立刻建立了一系列学校，并组织了军官培训课程。开设了多家军事学院：三家步兵学院、一家骑兵学院、一家后勤学院和一家工程学院[41]。由于专业人员越来越难招募，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所有无线电操作员都被征召入伍。然后又开设了一家航空学校；航空人员和地勤人员可以获得大量的津贴。
国统区没有进行过总动员：在国统区，穿着平民衣服的年轻人仍然随处可见。可以肯定的是，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政府不敢动员大批在政治上不可靠的青年入伍——某些地区的青年甚至是敌视政府的。后来，由于正规军表现出了它的优越性，似乎不用进行动员也能赢得战争。在马德里战役期间，国民军的兵力仅为二十五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西班牙外籍军团和摩洛哥士兵。由于弗朗哥将军对摩洛哥原住民使用了机智的手腕，所以国民军仍能从摩洛哥征召到不少士兵。哪些法律适用于本土，哪些法律适用于里夫地区，元首始终分得很清楚。尽管他对摩洛哥士兵执行了一些特殊的纪律措施，比如禁止他们流连酒馆，但他也执行了一些专门的措施，给伤兵及其家属提供资助。作为一个参加过里夫战争的老兵，他在士兵当中享有巨大的威望，他的仪仗队也是由摩洛哥士兵组成的。他始终重视从摩洛哥征召大量士兵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他承认民族与帝国的原则，他却总是迁就摩洛哥民族主义者。
不过，在一九三七年以后，国民军的兵力大大增加了。由于共和军已经成为了一支具有战斗力的“红”军，国民军便不得不征收新兵。在特鲁埃尔战役期间，国民军的兵力达到了六十万人；一九三七年年底，国民军将正规军和民兵合而为一。长枪党的六十六个大队、呼啸兵的三十一个军团（tercio）和其它政治组织的三十六个营都被被编入了唯一党新建的民兵。这支民兵的新领导人是莫纳斯特里奥[42]上校，他是南方集团军的领袖之一，在内战初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民兵完成整编之后，各个政党就此消失了，就算它们死灰复燃，也不可能具有战斗力。
唯一党、教会与军队，是新西班牙的三大势力，是民族工团主义国家政权的三根支柱。这个国家是一个极权国家，它粉碎了一切反对派，拥有一个庞大的警察机关，并通过强大的国家官僚，迫使所有人服从自己的统治。但它并不是一个法西斯政权。它只保留了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形式和干部，并利用了法西斯主义对于民族主义的追求，这只是一种用“大国梦”来哄骗人民的手段，因为在内战爆发前，西班牙就是一个穷国，在内战结束后，更是满目疮痍，它只能怀着“大国梦”，却不可能实现这个梦想。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都实行了一些“社会”改良，其中德国的成就还大一些，但在西班牙却根本没有半点改良。工农的生活水平仍然跟以前一样糟糕。土地改革迫在眉睫，但政府却从不打算进行土改。
这是因为：在教会与军队的独裁统治背后，在弗朗哥的独裁统治背后，其实仍是阶级统治，确切地说，是某个社会阶层的统治。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是大地主的西班牙，是旧贵族的西班牙，是寡头集团的西班牙。军队和唯一党只是他们进行统治的工具，他们害怕被革命唤醒的人民群众夺走自己的权力，便愈加严酷地行使权力，为了赢得胜利，他们不得不进行漫长而艰苦的战斗。在一九三七年年底，尽管他们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他们对胜利依然没有把握。
[1]安东尼奥·巴蒙德（AntonioBahamonde）曾在凯波·德·利亚诺手下当过一年宣传委员，后来因受不了国民军的暴行，取道葡萄牙和法国，逃到了南美。——中译者注
[2]1936年7月28日的法令。——原注
[3]请参阅《时报》，1938年7月28日。——原注
[4]何塞·罗萨多·希尔（JoséRosadoGil，？—1954），西班牙政客，在1936年大选中曾作为民族共和中派党的候选人当选为议员，并出席了1936年10月1日的议会会议。几个月后他投靠了叛军，但在1938年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二十年监禁。——中译者注
[5]据七月二日的《时报》报道，卡尔瓦哈尔侯爵被指控发表这样的言论：“停战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原注
[6]马丁内斯·阿尼多将军在担任加泰罗尼亚督军时，曾于1921年利用雇佣杀手打击全劳联的干部。他也是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的首任内务部长。他过去的经历，使他成为了对工人与革命者进行最残酷的镇压的象征。这是他遭到“旧衫兵”的攻击的原因之一。——原注
[7]叛军在占领一个省后，就会立刻组织军事法庭。据1939年2月15日的《时报》报道，加泰罗尼亚沦陷后，“乌拉圭”号（自从内战爆发后，这艘船就被用作法庭）革命法庭的前审判长、曾判处戈戴德将军死刑的文图拉（Ventura）、通用汽车公司第一个工人委员会的主席加里戈·洛佩斯（GarrigoLópez）与汽车工会的活动家埃米利奥·莫拉雷斯（EmilioMorales）被判处死刑。——原注
[8]1939年2月9日，弗朗哥法西斯政权为了镇压共和国的支持者，颁布了《政治责任法》（LeydeResponsabilidadesPolíticas），这部法律规定，所有在1934年10月1日以后参加了人民阵线各政党的人，以及所有反对1936年7月18日叛乱的人，一律有罪。该法律直到1966年才正式废除。仅在1939年至1945年间，就有至少五十万人（约占当时西班牙人口的2%）遭到这部法律的迫害。——中译者注
[9]由于外交使团在国外具有特殊的地位，所以国民运动对外交使团采取了特殊的措施。——原注
[10]在这些手段中，最重要的是：一点小错，都有可能导致被解雇、被暂时拘留、被撤职、或被禁止担任管理职务。——原注
[11]塞维利亚审查委员会的主席为卡洛斯·佩德洛·金塔纳（CarlosPedroQuintana），拉科鲁尼亚审查委员会的主席为弗兰西斯科·德·拉·罗查（FranciscodelaRocha）。——原注
[12]国统区一再发生控制文学的行动，这让作家们无比担忧：比如彻底清查图书馆的行动，这不是为了应付战时的需要而进行的临时性审查，而是在准备建立一种系统的控制，以便一劳永逸地从公共图书馆和文化中心当中消除一切“有害书籍”。在每个大学校区，都要成立由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由“督学或副督学、一位哲学系或文学系的教授、图书馆和考古学档案库管理员的代表”（这些是专业人员），以及“一位教会当局的代表、一位军方代表、一位由长枪党文化署选派的代表、一位由天主教家长协会选派的家长”组成。被认定为有害的出版物当中，哪些是“蔑视天主教的”，哪些是“对我们光荣军队的尊严”不敬的，哪些是“侮辱祖国的统一的”，分别由各方来宣判。更准确来说，凡是被认定为“猥亵的和缺乏文学价值的”书籍，或“在思想上基本没有价值的”革命书籍，都应该被彻底销毁。有价值的著作可以保留，但不能让“天真无知的读者”阅读，只有得到文化委员会颁发的特别许可的人才能阅读。——原注
[13]在内战期间，担任这个职务的是胡安·普霍尔（JuanPujol），他的才能得到了众人的公认。——原注
[14]《与凯波·德·利亚诺在一起的一年》（UnañoconQueipodeLlano，巴塞罗那，EdicionesEspañolas，1938年）；英文版标题为《一个西班牙民族主义者的回忆录》（MemoirsofaSpanishNationalist，伦敦，UnitedEditorial，1939年）。——原注
[15]弗兰西斯科·加西亚·阿尔特德（FranciscoGarcíaAlted，1907—1995），毕业于托莱多步兵学校。1923年被派驻摩洛哥。1929年转入国民警卫队。长枪党成立后，积极参加了长枪党的活动。内战爆发后参加了叛军，1937年2月至1939年9月任马拉加省长，任上残酷地镇压了当地的抵抗运动。二战期间随“蓝色师”参加了侵略苏联的战争。1969年退役。1995年死于马拉加。——中译者注
[16]巴蒙德（前引书）记载了在巴达霍斯发生的一起很严重的冲突。引发这起冲突的原因与当局开办的无数基金会有关，但它最后变成了总督卡尼萨雷斯（Canizarés）与省长迪亚斯·德·利亚诺（DíazdeLlano）之间的较量。最后，军方与长枪党赢得了胜利，省长不得不退让。——原注
[17]《西班牙民族工团主义正统派长枪党党章》，1937年8月4日发表。——原注
[18]全国理事会根据“元首”的建议，提名另外五人。——原注
[19]佩德洛·冈萨雷斯—布埃诺·波科斯（PedroGonzález-BuenoyBocos，1896年1月12日——1985年1月30日），当过工程师，参加了1936年的叛乱阴谋。内战爆发后，在埃米利奥·莫拉手下工作。1937年4月22日入选长枪党政治委员会，1938年担任第一届弗朗哥政府的劳工部长，并参加了《劳动法》的起草工作。1939年退出政府，此后未担任重要职务。——中译者注
[20]《劳动宪章》（FuerodelTrabajo）颁布于1938年3月9日。——中译者注
[21]从社会结构来看，以前的工会都只包括一部分社会阶层，故称“横向”（horizontal）工会；而在弗朗哥独裁政权体制下，御用工会（正式名称为“西班牙工会组织”[OrganizaciónSindicalEspañola]）表面上涵盖了包括老板和工人在内的所有阶级，故称“纵向”工会（西班牙文：SindicatoVertical；英文：verticaltradeunion），这里意译为“统合”工会。——中译者注
[22]梅尔塞德斯·桑斯—巴奇列尔·伊斯奇耶尔多（MercedesSanz-BachillerIzquierdo，1911年7月17日——2007年8月11日），生于马德里。1931年与奥内西莫·雷东多结婚。1936年10月，成立“冬季救济处”（AuxiliodeInvierno），后改名为“社会救济局”。1937年12月入选长枪党全国理事会。1940年离职。1943年至1967年担任议员。——中译者注
[23]1937年10月7日的法令使该机构正式成为政府机构，这个法令声称它为“实现长枪党的纲领”做出了贡献。——原注
[24]寡妇至少要有一个小孩，才能不参加社会服务队。——原注
[25]社会服务队的最低服役期限为连续服役六个月，或连续服役六次，每次至少一个月。——原注
[26]请参阅Ｖ·Ａ·马尔科特（V.A.Marcotte），《民族工团主义的西班牙》（L'EspagneNationale-Syndicaliste，布鲁塞尔，ImprimeriePuvrez，1948年）。——原注
[27]这种税的征收范围包括：香烟的销售所得、娱乐会所的入场费、咖啡店与饭店的账目、以及香水的销售所得。——原注
[28]《官方公报》，1937年1月2日。——原注
[29]它必须提供寄养家庭的下列信息：道德、宗教与经济上的立场；拥有多少财产；以及健康报告。——原注
[30]若尔日·贝尔纳诺斯（GeorgesBernanos，1888年2月20日——1948年7月5日），法国作家。青年时曾参加极右组织“法兰西行动”（ActionFrançaise）的青年组织“国王的卡美洛”（CamelotsduRoi）。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起初曾支持叛军，但后来又对叛军感到幻灭。1938年移居巴西，1945年回国。——中译者注
[31]这是西班牙天主教常用的问候仪式，在行礼时，一方先说：“AveMariapurissima”（“万福最纯洁的玛利亚”），另一方再回答：“sinpecadoconcebida”（“不染罪孽”）。——中译者注
[32]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Aquinas，1225？—1274），中世纪哲学家、神学家。——中译者注
[33]该机构成立于1938年1月1日。——中译者注
[34]曼努埃尔·德·法利亚·马特乌（ManueldeFallayMatheu，1876年11月23日——1946年11月14日），西班牙作曲家，二十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中译者注
[35]何塞·玛丽亚·佩曼·佩马尔丁（JoséMaríaPemányPemartín，1897年5月8日——1981年7月19日），西班牙保守派作家、诗人。弗朗哥法西斯政权最重要的御用文人之一。——中译者注
[36]卡斯蒂利亚国王阿尔方索十世（AlfonsoX，1221年11月23日——1284年4月4日），外号“贤王”（elSabio），生于托莱多。1252年担任卡斯蒂利亚国王，在位期间同时担任雷昂王国国王和加利西亚王国国王。——中译者注
[37]“贤王”阿尔方索十世勋章（OrdendeAlfonsoXelSabio）设立于1939年4月11日，用于嘉奖在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平民。——中译者注
[38]帝国红箭勋章（OrdenImperialdelasFlechasRojas）设立于1937年10月10日，在弗朗哥独裁时期，它是弗朗哥政府颁发的最高勋章。后改名为“帝国轭与箭勋章”（OrdenImperialdelYugoylasFlechas）：长枪党的标志即为用一把轭捆起来的五根箭。——中译者注
[39]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V，1500年2月24日——1558年9月21日），在西班牙叫做卡洛斯一世（CarlosI）。曾任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罗马国王、卡斯蒂利亚与雷昂国王、阿拉贡国王、西西里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在他统治下，西班牙进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中译者注
[40]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PhilipII，1527年5月21日——1598年9月13日），1556年至1598年在位，1581年起兼任葡萄牙国王。在他治下，西班牙国力达到了巅峰。——中译者注
[41]关于这些学校的德籍教员，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十四章。——原注
[42]何塞·莫纳斯特里奥·伊图瓦尔特（JoséMonasterioItuarte，1882—1952），骑兵军官，曾参加里夫战争。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曾于1935年担任陆军部长希尔—罗夫雷斯的助理。1936年参加了叛乱阴谋。内战爆发后曾任第1骑兵师师长、民兵总司令与长枪党全国理事会委员。——中译者注 |
第十七章国统区的政治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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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国统区的政治演变
·新政权的各色人物
·临时国民政府
·弗朗哥将军
·唯一党
·政治反抗
·教会的介入
·国民政府的新人物
北方的失陷，不仅使国民军获得了经济上和战略上的优势，也使外国政府相信，用武力是无法击败叛乱运动的。它还证明了弗朗哥在军事上的优越性；此时，在叛军控制区的所有人看来，弗朗哥正在成为这场圣战的当之无愧的领袖。
军队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它立刻通过恐惧来推行“法律与秩序”。但在头几个月里，国统区的政治形势仍是非常混乱的。其实，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以前，叛乱头目们并不认为有必要在国统区建立政治组织。他们认为内战不会持续太久，便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内战。在他们的后方，他们只会动用强制手段来巩固统治。
因此，他们既不能、也没有允许任何反对党继续存在。戒严令的颁布，使军方获得了粉碎一切反抗的手段。所有工人政党、共和派政党和工会都被取缔了，其它政党也丝毫没有认真活动的迹象。此外，叛军还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发布命令，禁止一切政党和工会活动。虽然安达卢西亚（主要是埃斯特雷马杜拉一带）的工农进行了反抗，但国民军取得初步胜利后，对此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扑灭了工农的反抗。工农的反抗只剩下了工厂里的怠工行动，以及游击队对国民军的袭扰，而这无法对国民军构成严重的威胁。
但是，参加了叛乱运动的各种势力之间的不和，以及缺乏合格的政治领导人，这些问题都是军事独裁所无法掩盖的。除了正规军之外，各方势力也组建了自己的武装，他们的武装人员穿着不同的制服，象征了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在叛乱爆发后的头一段时间里，类似的情况也在共和区发生过。十月八日的《时报》刊登了一篇公然支持叛军的报道，这篇报道突出描写了潘普洛纳和维托里亚（Vitoria）地区的充满了喜庆气氛的混乱局面；箭束团（Flechas）——长枪党的青年组织——穿黑长裤、蓝衬衫，戴警察帽，而青年卡洛斯派（Pelayos）穿卡其色制服，戴红色贝雷帽，与前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某个地区，不是这个派别就是那个派别占了上风。“阿尔维尼亚纳派”[1]的大部分成员是从布尔戈斯地区招募的；相当多的长枪党徒来自“蓝城”萨拉曼卡和巴利亚多利德；纳瓦拉的统治者当然是衣着最为奇特的“呼啸兵”，在纳瓦拉，卡洛斯派的红色贝雷帽（这种帽子在当地叫boina）是召集队伍的标志。
因此，叛军在初期虽然自称政治中立，但这只是原则性的。他们强调这一时期的过渡性质，没有对未来做出具体的规划。军事独裁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还是会长久持续下去？正统派保王党和长枪党是最主要的两支政治力量，但它们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它们当中哪一个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呢？起初，人们有意回避这些问题。在叛乱初期，人们可以看见叛军的队伍中同时打着共和国国旗和君主派旗帜。最后，叛军重新采用了皇室旗帜[2]，但这并不表明君主制将成为西班牙的长期政治体制。
新政权的各色人物
叛军需要在自己的控制区建立一个中央机构，便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3]。这个机构的正式首脑是卡瓦内利亚斯，这位将军年事已高，留着贵族式的胡须，才干平平，他能坐上这个位子，无疑是因为桑胡尔霍意外身亡之后，叛军将领一时难以决定由谁来来领导叛乱，才推他出来的。但是，真正的权力很快就落到了“三巨头”——凯波·德·利亚诺、莫拉与弗朗哥——手中。此时，必须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与绝对的政治权威，所以弗朗哥将军便脱颖而出，接受了这个重任。
能同他竞争的人，大都已经死了。桑胡尔霍是叛乱的真正领袖，但他在叛乱刚刚开始的时候意外身亡。在其他军事领袖中间，只有凯波·德·利亚诺和莫拉的威信能与弗朗哥相提并论。
南方的独裁者凯波·德·利亚诺并不具备政治领袖的气量。在内战爆发前，他把自己打扮成“共和派”和“共济会”的领袖，共和国政府甚至还考虑过让他去镇压叛乱运动。后来他在战争期间修建了一些工人城市，得了个“社会将军”的外号；他的口不择言，他在广播中的虚声恫喝，为他赢得了虚假的名声。但在叛乱初期，他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加上塞维利亚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处于关键地位，使他成为了叛乱运动的领袖之一。此后，他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在马拉加沦陷——这主要是意大利的胜利而不是西班牙的胜利——之后，他再也没有发动重大军事行动的机会。
埃米利奥·莫拉因为他过去的经历，以及他的个人能力，享有更为巨大的威望。他在北方战役期间因空难意外身亡，在此之前，他是唯一一个既享有巨大威望、又对战争和政治有自己的主张的军事领袖，这使他经常与弗朗哥针锋相对；弗朗哥说莫拉实在太顽固，不会屈从于任何人。莫拉在北方——“呼啸兵”的老家——很有影响力，这使他成了保王派阴谋的中心人物。另外，莫拉死后，弗朗哥为了表示没有人能够取代这位逝去的领袖，特意直接领导北方战线的作战行动，而实际指挥北方战事的达维拉始终是他的下属。
叛乱运动的政治领袖不是消失了，就是暴露出了他们无法贯彻自己的主张。保王派卡尔沃·索特洛被刺杀了，这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其他保王派领袖中，希尔—罗夫雷斯在暴力冲突面前似乎显得胆怯无能，他过去从未积极参加过这种暴力冲突。正统派联盟的领袖曼努埃尔·法尔·孔德在政治上不够灵活，无法把所有参加叛乱的势力团结到他的党身边。长枪党的早期领袖也消失了：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已在阿利坎特被处决，但他仍是“缺席者”[4]；他的支持者认为，称他为“缺席者”，是一种向他表达敬意的方式：他是无可取代的。飞行员鲁伊斯·德·阿尔达[5]也死了。奥内西莫·雷东多[6]在叛乱初期就被打死了。费尔南德斯—奎斯塔被关在共和国的监狱里。长枪党现在的领导人都是一些二流人物：临时指导委员会主席曼努埃尔·埃迪利亚[7]与临时指导委员会书记弗兰西斯科·布拉沃（FranciscoBravo）；他们两人都是长枪党的老党员；这些老党员自称“旧衫兵”（CamisasViejas），以便将自己同那些在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七月间，为了同左派作斗争才参加长枪党的人，以及那些在叛乱爆发后，为了自保而混得一张党票的人区别开来。
尽管长枪党缺乏能够坚持己见的领袖（而且他们往往不听领袖的话），但他们跟“呼啸兵”一样，都是叛乱运动中最活跃的势力之一。如果想打赢这场漫长的战争，这两个团体就必须团结起来，而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并且要有一个政治仲裁者才能做到；此外，还要让彼此明争暗斗的军头们接受统一的军事指挥。
这个仲裁者就是弗朗哥将军，他很快就自命为至高无上的绝对领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到一九三七年六月这段时间里，他逐步成为了绝对领袖。
南北叛军会合之后，弗朗哥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出任国家元首兼大元帅。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叛军头目在萨拉曼卡召开会议，决定将这些权力移交给他[8]。毫无疑问，他的权力只是临时性的，还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在进攻马德里受挫后，他的掌权时间被延长到一九三七年初。但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他获得了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权力：卡瓦内利亚斯在正式的权力移交仪式上对他说：“我将国家大权全部交付于你。”
临时国民政府
此后，统治着国统区的这个体制仍是一种临时体制。它是为了解决当时的需求而产生的。这个体制抛开了各种有可能导致分歧的问题，并使叛军将领和部队能专注于主要目标——进行内战，所以它是行之有效的。这种体制是必要的，因为官员和技术人员的数量不足以保障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一部分官员和技术人员仍然忠于共和国政府，许多人被解职、被判刑，或由于被怀疑不忠而不被录用；大体上支持叛乱的只有外交使团。有相当多的军人兼任了民政职务。
一般来说，这种政治体制本应在叛军开进马德里之后就停止存在。布尔戈斯是国统区的临时首都，但弗朗哥大多数时候住在萨拉曼卡，他的总参谋部就设在那里。大元帅的长兄、新政权的要人尼古拉斯·弗朗哥也住在萨拉曼卡，他的头衔是国家元首秘书长。他负责战时经济、公共秩序与外交。他因此掌握了重要的权力[9]。在这一时期，大元帅忙于指挥军事行动，他实际上只能对政治问题进行一点指导。无论如何，他只和可靠的人分享权力。
临时政府的第三号人物是大元帅办公厅主任桑格洛尼斯[10]将军。桑格洛尼斯很久以前就是弗朗哥的心腹；在弗朗哥担任加纳利群岛驻军司令的时候，桑格洛尼斯是他与西班牙本土之间的联络员[11]。
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之前，为了完善国家元首总秘书处（SecretaríaGeneraldelJefedelEstado）与大元帅办公厅（CuartelGeneraldelGeneralísimo）这两个机关的工作，又成立了一些新部门。它们是未来的国民政府的各个部的雏形：外事秘书处（SecretaríadeRelacionesExteriores），起初由西班牙驻维也纳公使弗兰西斯科·塞拉特[12]领导；战争秘书处（SecretaríadeGuerra），由希尔—尤斯特[13]将军领导；总督察员（GobiernoGeneral），由弗兰西斯科·费尔莫索[14]将军担任，这个职务管辖的范围很宽，而又很模糊：对各省事务、人事任命进行行政监督，并处理与各省代表团的关系。
在巴利亚多利德设立了公共安全局。在萨拉曼卡设立了新闻与宣传办公室，由外籍军团的创始人米利安—阿斯特莱领导，这个办公室与总秘书处下辖的各个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它的目的是“指导”国统区的媒体，并向访问国统区的外国记者“介绍情况”。
最后，在新的弗朗哥体制之下，除了这些最基础的机关之外，还设立了由国家技术委员会[15]管辖的各种部门，它们的职责是准备各项法令，提交给政府首脑签字，这些部门包括：财政、司法、工业、贸易与粮食供应、农业、劳工、教育、公共事业与通信。
国家技术委员会下辖的各个局和处，以极权体制的方式，控制了国家的全部活动，经营着战时经济。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负责管理国家技术委员会的重任被交给了达维拉将军。达维拉和桑格洛尼斯一样享有大元帅的完全信任。他担任的职务虽不显赫，却很重要。他既是国家技术委员会主席，同时还兼任陆军参谋长。
因此，权力是由弗朗哥本人亲自行使，或通过他的密友行使的。但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到十一月这段时间里，他似乎仍对未来的走向举棋不定。临时政府的政纲理应体现它的政治倾向，但这个政纲里却没有一点是原创的。这个政纲是法尔·孔德的主张与长枪党的理论的折衷产物。
这个政纲中残留的正统派主张有：建立一个极权性质的政府、保留君主制复辟的可能性，最后是国家统一的主张，这也是国民运动的宣传和弗朗哥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弗朗哥宣称：“西班牙内战是统一与分裂的斗争。”
这个政纲中有一些原则来自长枪党的纲领，比如义务劳动（“新政权绝不容忍不劳而获的公民”）、承诺限制“资本主义的弊端”、公正的劳动工资，最后是分享利润的可能。
弗朗哥通过这个东拼西凑的政纲，向世人表明：他只想在当下扮演这个不可缺少的仲裁者的角色。国民军以为自己能够迅速赢得战争的胜利，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肯定就会提出新政权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然而马德里战役的失败彻底改变了这个问题。为了应付变幻莫测的军事形势，必须维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以避免内部争吵，并将支持还是反对君主制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这种临时性的现状已经不合时宜。用苏涅尔的话[16]来说，就是：必须“让这个运动具备国家政权的性质与外表”。从此以后，弗朗哥就不只是大元帅了，他还是国民运动的精神领袖——“元首”（Caudillo）[17]。
弗朗哥将军
初步的政治演变就这样实现了：此前，弗朗哥只是叛乱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现在他成了至高无上的军事领袖。过不了多久，弗朗哥将军就把自己变成了全民的主宰与大救星。
不过，这个个头矮小、身材结实，“大腹便便、衣着整洁、专横跋扈”，长着一张圆脸，留着一撇黑胡须的男人，并没有太出众的外貌：在照片上，他总是显得矮矮胖胖，挺着个大肚子，跟莫拉和金德兰[18]截然相反。他虽无翩翩风度，却能青云直上：二十一岁就晋升为上尉，三十二岁就晋升为将官。这在西班牙陆军里也是非常罕见的。
弗兰西斯科·弗朗哥·巴蒙德[19]生于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三日，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他的父亲尼古拉斯·弗朗哥是费洛尔的一位海军军需官[20]。他先后就读于费洛尔圣心学院（ColegioSagradoCorazón）与海军预科学校，准备仿效他的父亲和外祖父，成为一名海军军官。然而命运却捉弄了他：由于海军军官学校没有名额，他只能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一九一〇年他以少尉军衔毕业，但直到两年以后，他被派驻摩洛哥，他的军事生涯才真正开始，在派驻摩洛哥期间，他在梅利利亚、塞乌塔和拉拉切等旧要塞[21]一带参加了多次战斗。那里的战斗既艰苦又野蛮，伤亡率非常高，他在那里打了四年仗，身上却没有留下一道伤疤。一九一六年，他终于负了伤，此时他已晋升为少校。修养了一段时间后，他重返摩洛哥，参加了正在由米利安—阿斯特莱组建的外籍军团。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间，他参加了外籍军团的多次战斗，为自己赢得了军事领袖与组织者的名声。他的传记作者将胡塞马（AlHoceima)湾登陆战的胜利归功于他的领导——在屡战屡败之后，这次胜利极大地振奋了非洲军的士气。他获得了无数荣誉，成了陆军中最年轻的将军，并接替米利安—阿斯特莱担任外籍军团司令。返回西班牙后，他担任了刚刚在萨拉戈萨成立的总军事学院（AcademiaGeneralMilitar）院长一职。
因此，在一九三一年革命爆发时，他是声望最高的军事领袖之一。从此，他的故事就与共和国密不可分。有时他会失宠，有时他的名字又高居光荣榜的榜首。可以肯定的是，他在下定决心参加反对共和国政府的阴谋之前，曾经犹豫过很长一段时间。在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七月这段时间里，他曾找过波萨斯和阿萨尼亚，请求他们粉碎革命。这既可以当成他在表达对革命左派的敌意，也可以看成他想给共和国一个机会的证据——虽然他后来与共和国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最后彻底消灭了共和国。
弗朗哥在做出决定之前，会谨慎地思考上很长时间，但在做出决定后，他就会坚定地、甚至是顽固地贯彻自己的决定，这是他的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他无疑具有卓越的才干、真正的才智和出众的机敏，所以他既是优秀的军人，又是同样优秀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水平绝不亚于他的军事水平。他很擅长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性格冷静、机智，少言寡语，这并不完全符合他的西班牙气质（不过，应当记住他是加利西亚人）。他很会把握机遇。
他的人生中有许多幸运的机遇。他阴差阳错参加了陆军、他在里夫战争中的经历、初期的叛乱领袖接连消失，这些都能解释他为何对自己充满自信，而许多观察家都认为，这种十足的自信，正是他的优点。但他还是一个虔信天主教的军官。他所受的教育、保王派环境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现成宗教的尊敬，无疑使他疏远了所谓的法西斯主义。他是一个忠于军事传统与天主教传统的保守派。他获得的权位，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西班牙正苦于形形色色的动乱、无神论和革命，而他就是被上帝派来拯救西班牙的人。长期以来，尽管他同意在共和国政权中担任高官，但他一直被当成保王派[22]；在成长过程中，他深受“天赐神力”传统的影响，所以，他深信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甚至是圣徒。不过，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并不认为可以立即复辟传统的君主制，这可能会导致国民运动的支持者的分裂。作为现实主义者，他又坚决拒绝向“赤匪”妥协，因为双方之间的裂隙之大，是任何谈判都无法弥合的。
简单来说，战争使他获得了锻炼政治才干的机会；作为一个冷静的人，作为当时的一个积极参与者，他虽然没有迸发出灵光一闪的天才，但在马德里战役失败后，他进行了自我调整，使自己能够适应持久战的需要。
在赢得战争的过程中，他拥有许多王牌。首先是他的控制区：国民政府的条件要比共和政府更为有利。国统区各地的资源可以彼此互补：埃斯特雷马杜拉有牲畜、安达卢西亚有大庄园、卡斯蒂利亚有玉米，加利西亚有蔬菜。而共和国政府却正好相反：它拥有许多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必须供养大量的人口。在财政方面，弗朗哥虽然没有西班牙银行的资源，但他的支持者可以为他提供大量的资金，还能获得从共和区转移出来的资本，以及外国资本的大量资助（胡安·马尔奇就是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叛军一开始就控制了摩洛哥和里奥·丁托矿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之后，又有效控制了巴斯克和桑坦德两地，这使它能够兑换充足的外汇，足以维持经济的稳定。此外，国统区并未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
可是，弗朗哥将军仍有一个关键的矛盾必须解决，这就是他所依赖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所以，他必须具备名副其实的绝对权力，必须把正统派的各种保守倾向，同企图彻底改造国家的长枪党思想调和起来。
唯一党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动用了激进的手段：仿效德国和意大利，建立一党专政，而唯一党的党首，自然由他来担任。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保王派拥有强大的政治组织。他们已经在行动中消除了分歧，在叛乱中，正统派联盟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使它吸收了大批人民行动的成员。它在叛乱的重镇纳瓦拉和阿拉贡占有统治地位，在卡斯蒂利亚也有相当强的力量。它的领袖可以从国外得到大量的同情与帮助。由于内战不能立即结束，他们便公开表态；一九三七年二月，他们在圣塞瓦斯蒂安举行示威游行，法尔·孔德公开要求立即复辟君主制。弗朗哥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威胁。他考虑过“以叛国罪枪决法尔·孔德”是否可取[23]。最后，这位卡洛斯派领袖被放逐到葡萄牙。
长枪党也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它集结了大批的人，他们有的是被它的活力所吸引过去的，也有的人认为它是一支能够抗衡“呼啸兵”的保守主义的进步力量。长枪党徒（以出身共和派和工会的长枪党徒为主）要求提出并解决“社会问题”。他们拥有可观的军事力量，在卡斯蒂利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都组建了民兵。德国和意大利虽然没有直接支持他们，却都对他们予以同情。但长枪党依然是一个没有真正领袖的党。
此外，参加政治角逐的势力，并不只有这些政党。弗朗哥利用陆军作为他的主要支持力量。当然，军头们并不总是与他保持一致，反对他的人公开要求建立一个以莫拉为首的政府；大部分军官并没有明确的政见，他们只要求建立极权政府。但是，陆军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并不希望自己的政治权力遭到削弱。大元帅能依赖的就是陆军的力量。
很久以前，弗朗哥就接受了一党制原则，以及源自这个原则的改造。刚开始的时候，弗朗哥打算通过谈判，让各方一致接受这一原则，所以他没有立即推行一党制。这是一个尽量不得罪人的问题。一九三七年二月初，国民政府宣布起草统一法令。解散旧的右翼政党是最容易的部分，因为它们的影响力已经大受打击。希尔—罗夫雷斯的人民行动于二月十日解散；几天后，自从叛乱爆发后就一直无所作为的希尔—罗夫雷斯宣称退出政界。与此同时，戈伊科切亚也宣布解散另外一个保王派政党——西班牙复兴运动。这些解散政党的宣言虽然振奋人心，但还不足以实现人们期待的团结。长枪党和正统派不可能通过谈判缔结协约。因此，必须实行改造。
于是，问题就剩下找一个借口了。萨拉曼卡的几个对立的长枪党团体之间的冲突，正好提供了借口。正如《统一法令》指出的：“组织内部的次要分歧，使过去的政治阴谋死灰复燃，这会破坏组织与威信”。四月十九日颁布的《统一法令》表面上是一个和平的法令。弗朗哥对这道法令的条文予以高度关切。塞拉诺·苏涅尔自称是这道法令的定稿人，据他记载，弗朗哥费了很大力气去研究和评注长枪党的党纲，并试图把正统派分子普拉德拉[24]的语言与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语言调和起来。最后，他把法令拿给凯波·德·利亚诺和莫拉审阅。两人都没有异议。莫拉只对一处语法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不过，凯波·德·利亚诺要求先等上一个月，等到打下马德里之后再发布法令。
《统一法令》的序言宣称：“为了实现和平的重任，我们迫切需要将革命的理念与方法注入到新的国家政权之中。”这句话奠定了这个法令的重要意义。它首先指出了建立一党制的重要性：“所有人都应该彻底抛开个人分歧，这是绝对必要的。[25]”在这个法令里，不难发现前文介绍过的各项原则，它们都是“呼啸兵”与长枪党的遗产。但这个法令还强调指出了必须颁布它的理由：各个政党“在毫无意义的内斗中筋疲力尽”；因此，它们的领袖背叛了支持自己的群众，而这些群众“是被纯粹的理想打动的”。所以，必须捍卫这个得到所有人接受、并被国家当做立国之本的理想。新的党必须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纽带，保障“人民积极地追随国家”，成为传统势力与新势力之间的纽带[26]。“长枪党向青年群众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引入了一种新的宣传方式，一种合乎当前形势的、带有政治性和英雄气慨的形式；呼啸兵以天主教精神带来了对受到顽强维护的西班牙传统的神圣不可冒犯的信念”。它提出了一个关键思想：不仅要创造一个真正的政党——即可以为政府所利用的政治组织；还要创造hermandad——以历代天主教国王所创立的半世俗半宗教组织为榜样的、遵循西班牙传统的兄弟会。把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以“新的形式”让荣耀的西班牙复生，这就是这次圣战的任务，至少是短期内的任务。这是因为，“元首”不愿成为自己的决定的俘虏，他正在考虑修订法令：“它将不会是一种僵化之物，而要接受修订和改善。”
这个法令具体有三条规定：
第一条：将西班牙长枪党与呼啸兵，连同其现有成员及勤务部门在内，合并为具有国民性质的唯一政治权力机构——西班牙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正统派长枪党，接受本人之领导。作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媒介，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借助于政治—道德方面的长处——服务、等级与友爱，将人民的态度传达给国家，并将国家的意见转达给人民。自本法令颁布之日起，凡持有长枪党或正统派联盟党证者，均为该新组织之正式成员，一切自愿参加该新组织之西班牙人亦包括在内。
表面上，这一条吸收了长枪党关于政治道德的观点，特别是在新党的党名中保留了长枪党的党名中的关键部分，应该能让长枪党感到满意。此外，在四月十九日以前，弗朗哥还曾表示：长枪党“将成为唯一党的基础”。但接下来的两条却暴露出了这道法令的真实意图：压制一切反对派，彻底消除不满分子采取军事行动或单纯的武力打击的可能性：
第二条：这个新的国民政治机构的管理机关是国家元首、书记处或政治委员会[27]，以及全国理事会（ConsejoNacional）。书记处或政治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的主要目的是：协助党的领袖筹建国家的组织机制与职能机制，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配合政府的活动。书记处或政治委员会的半数成员由国家元首任命，另外半数成员由全国理事会选举产生。全国理事会要处理国家元首提交给它的重大的全国性问题，具体方式留待日后再议。
第三条：长枪党与呼啸兵掌握的民兵将被合并为统一的国民民兵（MiliciaNacional），保留原先的标志与徽号；国民民兵是陆军的辅助部队。国家元首是民兵的最高统帅，将由一位陆军将领来直接领导民兵。……
弗朗哥将军虽然允许民兵保留原来的标志与徽号，但他设法使这些标志与徽号失去了真实的意义。作为一个善于运用外交手腕的和事佬，他总能想办法搞出一些微小的妥协。为了安抚呼啸兵，他在西班牙国徽上添加了古老的纳瓦拉徽章；他还让呼啸兵给他的司令部站岗放哨。其实，四月十九日法令的后两条才是建立新政权的关键步骤。第二条确认了“元首”的政治权威，而正在建设政权体制的正是元首，因此他随时可以调整这个体制；唯一党的大部分领导也是由他任命的。第一届全国理事会的所有委员都由他亲自提名。根据第三条，双方的民兵被合并为国民民兵，成了正规军的辅助部队，而他又是国民民兵的唯一领袖，这使他掌握了全部的军事权力。因此，新党就成了政府的工具，成了弗兰西斯科·弗朗哥——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民运动全国领袖、大元帅——手中的工具；他在各方面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但在具体实践中，他谨慎地使用着这种权威与这个新政权的组织。为了使这个刚刚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够正常运转，不仅需要提出民族团结的主张，还需要实现这种团结，并粉碎一切反对派。在组织长枪党全国理事会的过程中，委员席位被巧妙而公平地分配给各方势力，便是其证明；这样分配席位的目的，是以“元首”的亲信为核心，把参加国民运动的所有政治力量真正地团结起来。全国理事会巧妙地把各方势力糅合在一起：既有前长枪党徒费尔南德斯—奎斯塔和阿古斯丁·阿斯纳尔[28]，也有保王派埃斯特万·毕尔巴鄂[29]和法尔·孔德（他因此重返政坛），还有弗兰西斯科·戈麦斯—霍尔达纳这样的军人，以及弗朗哥的亲信——塞拉诺·苏涅尔就是其中之一。
在长枪党和正统派联盟里，都有一部分人担心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惹恼这些人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元首”充分发挥了他的狡诈，把保王派的反抗降低到了最低限度，但长枪党可没有这么好对付。
一想到完全反对长枪党的革命纲领的人或弗朗哥将军的亲信会混入党的政治委员会，“旧衫兵”们就忧心忡忡。在一些“旧衫兵”看来，弗朗哥的过往经历、教育及其身边的亲信，都让他们充满疑虑，而这种人却掌握着最高权力。既然如此，很难相信长枪党的理想会在战争结束时获胜。这些长枪党徒很快就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这就是埃迪利亚阴谋。
政治反抗
曼努埃尔·埃迪利亚以总书记的名义，接掌了长枪党的领导权。他以前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亲密合作者。他曾是体力劳动者——他当过码头工人——这决定了他的“社会态度”。但他根本没有接受过政治方面的训练。在休斯[30]笔下，他是一个“粗鲁、暴戾、不知分寸的人”。就现有的资料来看，他策划的这个阴谋，可以说是单纯的，甚至可以说是幼稚的：在全国各地组织示威游行，表达长枪党的不满，包围并攻占弗朗哥的司令部，最终成立一个由埃迪利亚及其亲信组成的政治委员会。据苏涅尔所述，这个政治委员会的人选还包括皮拉尔·普里莫·德·里维拉[31]（她是长枪党前领袖的妹妹）、雅古埃将军（他对长枪党的同情态度早已众所周知）、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32]与何塞·塞因斯[33]等人。但是，我们对这次事件的细节所知甚少，只能猜测。法庭的审讯记录从未公布；我们只知道那些被捕的长枪党徒的罪名。其中最重的罪名无疑是阴谋发动武装叛乱。弗朗哥政权很可能故意夸大了这些行为的重要性。苏涅尔指控萨拉曼卡司令部的公共秩序负责人多瓦尔（Doval）少校是一个“寻求刺激的人”（sensationalseeker）。总之，这个阴谋执行得非常糟糕。埃迪利亚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他向各省派出的特使，他向各省代表团发出的要求他们反对统一法令的加密电报，他通过萨莫拉省党部领导向地方组织领导人传达的指令，都成了他的罪证。大批长枪党徒被捕，萨拉曼卡暂时禁止长枪党徒进入，这些措施，显然是要公开表明：只要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志，新政权就绝不会心慈手软。
但是，这个阴谋背后的真相又是什么样的呢？弗朗哥在同法乌佩尔谈到曼努埃尔·埃迪利亚时时，曾轻蔑地给他下过这样的评语：“他缺乏担任长枪党领袖的能力”，很难相信这样一个头脑简单的文盲会对弗朗哥政府造成严重的威胁。在这次谈话中，“元首”还暗示说：“他受到了一帮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的怂恿”，但“元首”没有进一步谈及细节。可以肯定的是，有人在埃迪利亚背后怂恿他，他只是这些人的傀儡。在这方面，有件奇怪的事值得一提，那就是皮拉尔·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小圈子始终对弗朗哥政权保持敌视态度。在她哥哥死后，她迫切地想成为长枪党的精神领袖；她似乎一直是反对弗朗哥政府的“旧衫兵”的核心[34]。但她名气很大，警察也不好动她。
弗朗哥故意夸大了这个拙劣的阴谋，又对涉及其中的人员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他显然是想要震慑那些比埃迪利亚更危险的反对者。大元帅提到的那些“年轻人”得到了来自国外的鼓励。自从意大利大使和德国大使上任后，这两个轴心国家对长枪党的好感不断增加。首任意大利大使坎塔卢波在任时间很短，他并没有仔细观察过国统区的政局，但他的继任者维奥拉[35]伯爵和德国大使就不一样了。威廉·冯·法乌佩尔从不掩饰自己与“旧衫兵”之间的友好关系；他肯定知道这个阴谋，也许还向阴谋集团成员提供了武器。弗朗哥曾跟法乌佩尔提到他应该“把埃迪利亚派去德国和意大利，让他待上几个月，学点东西，等他回国后，他的经验可以为重建祖国派上用场”[36]，他这话究竟是不是在开玩笑呢？
事实上，埃迪利亚很快就得知了审判的结果：法官一致认为所有罪名全部成立。共有四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就包括这位长枪党的前领袖[37]。苏涅尔并不经常犯下过分宽大的罪过，他认为这些判决是非常严厉的。法乌佩尔肯定是担心会被当成阴谋的幕后主使，他试图拯救埃迪利亚的生命。他向本国政府询问应该对此事持何种态度，同时又建议进行直接干预，呼吁对埃迪利亚宽大处理。他甚至建议向大元帅提交一份备忘录，提醒大元帅“在当前处决埃迪利亚及其同谋，可能会招致政治上的和社会上的批评”。我们不知道德国政府给大使发去了什么样的指示，也不知道意大利是否曾为埃迪利亚说情（这是很有可能的），总之，埃迪利亚被改判为无期徒刑[38]。这种宽大并不会有损于弗朗哥将军的地位——反而能加强他的地位。况且，在斗争中维护国民团结的需要，还使他获得了大量支持。五月五日，他声称收到了“六十万封道贺与赞赏的电报”。
尽管官方的态度十分乐观，但在几个长枪党小圈子里，依然延续着反对派的精神；它不时会浮现出来，由于对当局的任何反对都会遭到不断的扼杀，所以，每当它浮现出来的时候，都会变得更加暴烈。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雅古埃将军在布尔戈斯发表的讲话，便是这方面的最典型的例子。雅古埃是国民军声望最高的军事领袖之一。自从他在摩洛哥参加叛乱以后，他在内战中立下了显赫的军功；他享有“社会”领袖的美名；他与“旧衫兵”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些因素，使他成为了“长枪党的将军”，所以他才会参加埃迪利亚阴谋。在这次讲话中，他做出的批评，可能反映了长枪党的幻灭情绪，而这种情绪是由国民政府所采取的保守的社会政策引发的：雅古埃在讲话中说，必须进行一些社会改革；司法必须真正做到公平公正、不偏不倚。他这种批评其实非常含蓄，这次事件也没有招来什么严重后果。当然，雅古埃受到了处分，被撤掉了指挥职务，但不久后他又重新受宠，得到了另一个职务。
贝雷斯（Vélez）和阿斯纳尔组织的阴谋则要危险得多。不过，对他们俩的处罚要轻得多[39]，这是因为政权已经巩固，不必像对付埃迪利亚阴谋那样下重手。如果做得太过火，可能会把长枪党的老近卫军给逼到反对派阵营当中，而擅长外交手腕的弗朗哥是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贝雷斯和阿斯纳尔在长枪党内身居要职，他们两人参加了这次新的阴谋，实际上使他们在国民运动内名声大噪。在这次阴谋中，贝雷斯肯定扮演了比阿斯纳尔更重要的角色。他曾是长枪党摩洛哥支部的党员，他与阿斯纳尔都是全国理事会委员，他似乎真的游说过一些军方首脑，企图拉拢他们发动武力行动。阿古斯丁·阿斯纳尔则较为谨慎，他只是在口头上抨击了新体制的领导层；他曾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战友，又是费尔南德斯—奎斯塔的密友（但费尔南德斯—奎斯塔没有跟他一起参加阴谋），他主张“纯正的长枪党主义”，不肯在理论上让步。在内战爆发前，他是长枪党民兵的头目，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到七月这段时间里，他在马德里发动了多次武装袭击，后来被任命为民兵总监。
在长枪党徒看来，真正的敌人不是弗朗哥，而是保守势力——教会与保王派。双方之间的对抗有时会发展为殴斗。施托勒尔在报告[40]中提到，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塞维利亚的“长枪党和教士”发生过斗殴。长枪党还认为教会与保王派反动势力是一伙的。他们同样反对任何复辟君主制的企图。
内战结束后，不少保王派觉得自己上了弗朗哥的当；安萨尔多证明他们一直对复辟君主制心存希望。其实，大元帅从未向呼啸兵做出过任何承诺，而莫拉也不愿意提前规定好国民运动将在西班牙推行何种政体。许多保王派对新政权忠心耿耿，甚至效尽犬马之劳：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成了国民制度的要人，阿尔瓦公爵[41]当上了实际上的驻伦敦大使。彭特[42]将军和金德兰将军尽管身受军纪约束，却并不隐瞒他们拥护君主制复辟一事。每个月都有人在策划复辟君主制；有人甚至考虑过，让阿尔方索十三世的儿子唐·胡安[43]继位，可能会对复辟君主制更为有利。弗朗哥从未直接反对过此类计划。他只是与之保持距离，并指出：不能再让西班牙分裂下去，他必须保卫国民运动的团结，保证民族的统一。
唯一党组建后，他就可以通过唯一党控制和影响西班牙的一切活动。要想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全新的独裁政权，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不过，直到一九三八年年初，政府成立的时候，这个目标才算是实现了。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两件大事，极大地巩固了“元首”的地位：第一，国民军彻底占领了北方；第二，教会正式重建，并宣布无条件支持新政权。
教会的介入
内战爆发后，大多数的教士自然是支持叛军的，他们通常是叛军的积极支持者，有的甚至是狂热支持者。但是，天主教会虽然同情叛乱运动，却不肯正式支持叛乱。内战初期的形势尚未明朗；担心破坏教会的统一；不少教士仍然忠于共和国政府；这些都是教会采取观望立场的原因。形势在一九三七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教会的立场。战争没有迅速结束，战争的结局似乎越来越遥远，迫使教会必须正式表态，尽管它实际上已经选择了叛军的阵营；国民军的胜利加强了布尔戈斯政府的外交地位，它顺理成章地准备同梵蒂冈建交；最后，叛军打赢了比斯开湾战役，消灭了共和国阵营内的天主教少数派，由这个少数派带来的问题也就随之消失了。此外，教皇特使安东尼乌蒂[44]已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七日向弗朗哥将军递交了国书。几个月前，大部分西班牙高级教士已经做出了选择，所以梵蒂冈与弗朗哥政权建交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在这方面，国民军不断地提及天主教的传统及历代天主教国王的功绩，以及某些主教——尤其是托莱多大主教戈马·托马斯[45]——的个人影响力，极大地影响了教会的态度。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数位主教联名发表公开信，清楚地表明了教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在这封信上署名的有四十三位主教和五位代理主教，为首的是戈马大主教和塞维利亚大主教伊伦戴因[46]；这封公开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解释了僧侣与西班牙天主教会的态度，更在于它是少数企图用理智的方式来论证国民运动的正当性的文件之一。
首先，这封公开信宣称内战是正当的，因而教会的立场也是正确的。尽管共和区对宗教的迫害，已在国外、特别是在法国天主教会的一些圈子里激起了强烈的愤慨，但在内战中有许多西班牙教士仍对此持有非常“正面”的看法。这封公开信还断然指出：“教会不想要战争。”它以前并不希望战争发生，但它不得不接受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诉诸武力是正当的[47]。
这封公开信继续写道：共同利益已危在旦夕；首先，由于人民阵线的政策具有“与民族精神的性质及需求”完全相悖的倾向，祖国已经陷入了危机。宗教精神也陷入了危机；“邪恶”的世俗化法律，打击了“基督教”的良心自由；然后，教会就遭到了越来越多的物质性的、而不是论战性的打击[48]。最后它还间接提到现有社会制度已陷入了危机，因为它反复提及“毁灭性的共产主义”及“渎神的”革命的危险。因此，目前的问题在于“要么被共产主义毁灭，要么战胜共产主义”，所以必须战斗。这封公开信认为，内战是一种有益的反应，是“拯救国难的壮举”；教会不能不承认叛乱分子胸怀崇高的爱国主义与宗教精神。
另一方面，它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要求“整个社会当局和有文化的人了解国难当头的处境”，并要求“有文化的人坚信他们的胜利是正当的”。
既然这场战争是正当的和必要的，那么教会就不能置身事外了；国民军正在为一项神圣的事业而战，这场斗争必须成为一场圣战。因此，这封公开信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指明这场斗争的方向与性质。这场斗争——“一个宗教教团做出的反应”——是一场圣战，参加这场圣战的人相当于军事修道会的修道骑士。他们正在捍卫的事业，首先是西班牙的事业，又是全体基督徒的事业。这些上帝的战士“正在为全体文明社会的基础原则而战”。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封信在开头“呼吁基督教民的支援”。这无疑是在向法国和南美的天主教徒求助；信中提到了共同的文明和他们对西班牙精神的追求，这对于吸引他们参加这一事业更为有利。
最后，这封公开信批驳了所谓战争迫使教会反对世俗政权的观点。公权力已被毁灭；为了重建公权力，叛乱领袖不得不诉诸“武装的全民公决”。自从叛乱爆发以来，叛乱的支持者就曾多次使用过这个借口。
事实上，西班牙教会的这些代表严词拒绝对国民运动的一切成分负责。其中一段特别重要：这段话指出教会“不会对任何在将来可能有损于国民运动的高贵精神的倾向或意图负责”，这给这封信增加了一点论战性质，这显然是针对长枪党而发的。
必须强调指出，这封信是写给外国读者看的。主教们的立场，对于已经卷入内战的人们而言，是毫无意义的。与之相反的是，这封信的官方身份与坚定语调，使它成了外国人眼中的关键文件：它让外国政府首脑看到了西班牙内战的“真面目”。因此，这封信一再强调指出革命的“集体野蛮”与对宗教的迫害，并不惜歪曲事实，故意把革命曲解为共产党的暴乱[49]。这是为了提醒所有人注意：正在西班牙发生的一切，并不只是一场普通的内战，因为“上帝让我国成为了一个试验场，用来测试各种企图征服世界的思想与体制。”
教会就这样表明了自己在内战中的立场。在它的帮助下，弗朗哥政权奠定了自己的长期走向。耶稣会在这一时期卷土重来，是一个重要的现象；除此之外，道明会也对国民运动的领袖发挥了可观的影响力。据施托勒尔记载，在弗朗哥的私人顾问当中，就有一位神父——梅嫩德斯—雷加达[50]。教会不仅能影响弗朗哥将军，还能影响他的密友，特别是他的连襟拉蒙·塞拉诺·苏涅尔。一九三七年二月，塞拉诺·苏涅尔从共和区逃到国统区后，他的影响力就在不断增长。政府的人员发生了更迭：当第一届政府成立时，政府成员里有苏涅尔，却没有尼古拉斯·弗朗哥，他被打发去葡萄牙当大使了。
国民政府的新人物
当《统一法令》颁布时，苏涅尔刚刚抵达萨拉曼卡。他马上就成了弗朗哥将军的红人，将军对他的恩宠从未减弱。他个头虽小，却很强壮，“衣着非常端正，甚至可以说雅致”；他过早发白的头发，他快速的手势，以及“永远处于兴奋状态”，是他的显著标志；他感情极其充沛，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有时充满魅力，诱人喜爱，有时又生硬傲慢，甚至粗鲁无礼。他曾在博洛尼亚的西班牙学院学习。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律师，曾在萨拉戈萨住过很长时间。他与弗朗哥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的婚礼，因为他们的夫人是姐妹。叛乱爆发时他住在马德里。他的政治观点——他是自联成员——以及他与叛乱头目的亲戚关系，使他成了人民革命最直接的目标；他被捕后，先是被关押在模范监狱，在伊鲁霍的干预下，他被转移到了一家诊所里；后来他设法躲到了一家公使馆里，很可能是荷兰公使馆。在阿根廷大使的帮助下，他乘坐“图库曼”号（Tucuman）抵达马赛。他的两个兄弟却没有这么好运；他认为，他们之所以会死，部分是因为英国大使馆的背信弃义，所以他对英国怀着满腔仇恨。
他曾是耶稣会的学生，还是教会的坚决捍卫者，天主教的教育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虽然他对德国十分友好，但总是对希特勒怀着几分戒心，因为希特勒的反天主教政策令他深感不快。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对意大利的态度更为友好。他心直口快，脾气暴烈，跟这个“袖珍的罗伯斯庇尔”[51]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把他当做狂热的宗教信徒[52]。他的神秘主义、他对自由精神与民主体制的仇恨，是他的性格中的另外一些特点。他对极权体制（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的崇拜，使他疏远了保王派——他曾批评保王派不够坚定。他只跟精心挑选的人交朋友；他与某些正统派领袖——比如罗德斯诺[53]和塞因斯·罗德里格斯[54]——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他又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私人朋友[55]，与长枪党的新领袖阿马多（Amado）和埃迪利亚也相处甚欢。他的政治演变，促使他提出了建立一种以弗朗哥为国家元首的长期政体的主张。虽然他并不完全反对复辟君主制，但他并不希望在短期内复辟。“也许西班牙需要一个国王”，这话已经说了二十年了；而在这段时间里，他很可能一直在怂恿自己的连襟建立个人独裁统治。
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新政府成立后[56]，苏涅尔的主张就成了主流。他当上了内务部长、新闻与宣传部长，他还是新政权的理论家。在政治上最缺乏灵活性的那些保王派和长枪党的领袖都没有入阁。另一方面，在内阁的重要职务中，有五个职务是由军人担任的；三个职位由技术专家担任[57]，霍尔达纳将军当上了外交部长。苏涅尔并不喜欢霍尔达纳，他认为霍尔达纳是“自由主义者”，黑斯[58]却认为霍尔达纳是正统派。霍尔达纳对英国态度友善。马丁内斯·阿尼多将军负责公共秩序。与苏涅尔相比，马丁内斯·阿尼多往往被人们当成是国统区的镇压的真正主使，尽管镇压的政治责任——尤其是警察手段——有时要由内务部长承担，而有时又要由公共秩序部长承担。这种状况使这两个性格都很专横的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差。在一九三八年的内阁会议上，两人经常发生争吵[59]。
其他部长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技术专家：卡尔沃·索特洛以前的合作者安德列斯·阿马多[60]当上了财政部长；海军工程师苏万塞斯[61]当上了工业与贸易部长。
由于个性与政见的冲突，军人与技术专家经常发生争执；此外，这个内阁的成立，使弗朗哥将军距离建立个人独裁又接近了一步。在保王派反对者看来，这是把必须执行的改革强加给他们：第一届政府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息，提醒人们注意社会改革的紧迫性，以及必须建立一个涵盖雇主、技术专家与工人在内的工会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对长枪党徒的劝告：革命是危险的，西班牙必须回归原有的光荣传统[62]。所有人都被告知：重建国家的时候到了。所有人都认为，“元首”就是国民运动的领袖与国家的重建者。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九日颁布的一道法令，将陆海军上将[63]的军衔授予了弗朗哥。这个军衔本身并无任何意义。它纯粹是象征性的。这个军衔以前仅授予国王。获得这个军衔的人，就会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这也是弗朗哥将军最终赢得政治胜利的标志。自从一九三六年的叛乱爆发后，两年过去了，弗朗哥成了历代天主教国王的继承人。他拥有的强大武力使他几乎统治了整个国家。他在七月二十日宣称：“我们已经打赢了战争。”但是，他关于“有益的和平”与“特权”的消失的讲话全是空话；看来，他的政府所做的工作，并不足以将它的反对者拉拢过来。米盖尔·德·乌纳穆诺[64]说：“不仅要打赢战争，更要使人们信服。”[65]
[1]阿尔维尼亚纳派（Albiñanist）是阿尔维尼亚纳（Albiñana）博士的支持者，他是一个极右小组织的头目。——原注
[2]国防委员会成立后，将第二共和国的红、金、紫三色旗换成了君主制时期的红金双色旗。——中译者注
[3]这个委员会的正式名称叫“国防委员会”（JuntadeDefensaNacional），1936年7月24日在布尔戈斯成立，由资历最老的卡瓦内利亚斯少将出任主席。国防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席：陆军少将米盖尔·卡瓦内利亚斯·费雷尔；委员：陆军少将安德列斯·萨利凯特·苏梅塔；陆军准将米盖尔·彭特·曼索·德·苏尼加（MiguelPonteyMansodeZúñiga）；陆军准将埃米利奥·莫拉·比达尔；陆军准将菲德尔·达维拉·阿隆多；总参谋部上校费德里科·蒙塔内尔·卡内特（FedericoMontanerCanet）；总参谋部上校费尔南多·莫雷诺·卡尔德隆（FernandoMorenoCalderón）；海军上校弗兰西斯科·莫雷诺·费尔南德斯（FranciscoMorenoFernández）；（1936年7月30日入选）；陆军少将弗兰西斯科·弗朗哥·巴蒙德（1936年8月4日入选）；陆军少将赫尔曼·希尔·尤斯特（GermánGilyYuste）（1936年8月18日入选）；陆军少将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希耶拉（1936年9月19日入选）；陆军准将路易斯·奥尔加斯·约尔迪（1936年9月19日入选）。1936年9月21日，国防委员会在萨拉曼卡召开会议，决定将所有权力交给弗朗哥。9月29日，国防委员会正式任命弗朗哥为国家元首兼海陆空三军总司令，并授予他“大元帅”（Generalísimo）头衔。国防委员会随即自行解散。弗朗哥随后组建了一个“国家技术委员会”（JuntaTécnicadelEstado），协助自己处理政务与军务。——中译者注
[4]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被处决后，叛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国统区对此秘而不宣，在不得不提到他的时候，便称他为“缺席者”（elAusente）。——中译者注
[5]胡利奥·鲁伊斯·德·阿尔达·米克雷斯（JulioRuizdeAldaMiqueleiz，1897年10月7日——1936年8月23日），生于埃斯特利亚（Estella）。15岁参加陆军。毕业于塞戈维亚炮兵学校，曾参加过里夫战争。后转入陆军航空兵。共和国成立后立即投身法西斯运动，1933年参与创立西班牙长枪党，并力主将长枪党与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合并。合并后，入选三人领导小组（另外两人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与拉米洛·雷德斯马）。1936年4月被捕，被关押在马德里模范监狱。8月23日被无政府主义民兵处决。——中译者注
[6]奥内西莫·雷东多·奥尔特加（OnésimoRedondoOrtega，1905年2月16日——1936年7月24日），生于巴利亚多利德一个地主家庭。毕业于萨拉曼卡，1927年至1928年在曼海姆大学教授西班牙语，在此期间接触了纳粹主义，并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译为西班牙语。共和国成立后，投身极右翼运动，1931年8月创建“西班牙行动卡斯蒂利亚委员会”（JuntasCastellanasdeActuaciónHispánica），同年10月与“征服国家”小组（LaConquistadelEstado）合并为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1932年参加桑胡尔霍政变，事败后逃往葡萄牙。1933年回国。1936年3月被捕，叛乱爆发后被叛军释放，在巴利亚多利德组织长枪党民兵，7月24日在塞戈维亚被击毙。——中译者注
[7]费德里科·曼努埃尔·埃迪利亚·拉雷（FedericoManuelHedillaLarrey，1902年7月18日——1970年2月4日），生于坎塔布里亚一个公务员家庭，幼年丧父。当过码头工人和修路工人。1934年参加长枪党，1935年担任长枪党桑坦德省党部主席。1936年春季，长枪党主要领袖遭到共和国政府逮捕后，他担任全国监察员，负责领导长枪党的地下活动。叛乱爆发后，协助叛军夺取了拉科鲁尼亚。1936年9月2日担任长枪党临时指导委员会（JuntadeMandoProvisional）主席。1937年4月，弗朗哥颁布《统一法令》后，曼努埃尔·埃迪利亚拒绝服从，因此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1941年获释。1970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8]这次会议是在努尼奥多诺（Nuñodono）军营召开的，参加者有卡瓦内利亚斯、莫拉、凯波·德·利亚诺、尤斯特、奥尔加斯、金德兰、萨利凯特、达维拉、莫雷诺·卡尔德隆与蒙塔内尔（蒙塔内尔是国防委员会书记）。——原注
[9]但是，行政上的分散局面却持续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秘书长享有巨大的权力，以至于人们可以把国民政府当作一种“双头独裁”；当德国打算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时，他们不得不承认：只有大元帅本人和尼古拉斯·弗朗哥能做出重大决策。——原注
[10]何塞·安东尼奥·德·桑格洛尼斯·卡斯特罗（JoséAntoniodeSangrónizyCastro，1895年3月13日——1980年11月13日），生于智利圣地亚哥。父亲是巴斯克人。1919年返回巴斯克地区。内战爆发后投靠叛军，担任弗朗哥的私人秘书。后来曾担任弗朗哥政权驻委内瑞拉、法国和意大利的大使。——中译者注
[11]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1936年7月14日，桑格洛尼斯向弗朗哥汇报了为叛乱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原注
[12]弗兰西斯科·德··阿西斯·塞拉特·波纳斯特雷（FranciscodeAsísSerratyBonastre，1871年1月9日——1952年12月20日），生于巴塞罗那，1896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曾任西班牙驻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维也纳等地的公使。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曾任驻哈瓦那大使、驻华盛顿大使和驻华沙公使。内战爆发后投靠叛军，并于1936年10月初担任外事秘书。1952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13]赫尔曼·希尔·尤斯特（GermánGilyYuste，1866年5月30日——1948年8月14日），生于瓦伦西亚。1918年曾担任托莱多步兵学校校长。共和国成立后退役，1936年7月参加叛乱。同年8月入选国防委员会，1936年10月初至1938年1月底担任战争秘书。1948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14]弗兰西斯科·费尔莫索·布兰科（FranciscoFermosoBlanco，1870—1955），内战爆发后担任布尔戈斯省总督，1936年10月至11月担任总督察员，1936年至1939年担任军事审判庭审判员。——中译者注
[15]弗朗哥在出任国家元首后，于1936年10月2日在布尔戈斯成立了国家技术委员会（JuntaTécnicadelEstado），协助他处理政务。国家技术委员会由多个专项委员会组成。在1936年10月初，国家技术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席：菲德尔·达维拉·阿隆多；司法委员：何塞·科尔特斯·洛佩斯（JoséCortésLópez）；财政委员：安德列斯·阿马多·雷贡达乌德（AndrésAmadoReygondaud）；工业、贸易与供应委员：华金·巴乌·诺利亚（JoaquínBauNolla）；农业与农村开发委员：尤菲米奥·奥尔梅多·奥尔特加（EufemioOlmedoOrtega）；劳工委员：阿列杭德洛·加利奥·阿尔塔乔（AlejandroGalloArtacho）；文化与教育委员：何塞·玛丽亚·佩曼·佩马尔丁（JoséMaríaPemányPemartín）；公共建设与通信委员：毛洛·塞雷特·米雷特（MauroSerretyMirete）。1938年1月30日，第一届弗朗哥政府成立后，国家技术委员随即自行解散。——中译者注
[16]苏涅尔是大元帅的连襟，自从他回到国统区后，他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活动。——原注
[17]就像意大利的“领袖”墨索里尼一样，弗朗哥既是领袖，又是“导师”。——原注。
[18]阿尔弗雷多·金德兰·杜瓦尼（AlfredoKindelánDuany，1879—1962），生于古巴圣地亚哥一个军人家庭。1882年随全家返回西班牙。1893年入读瓜达拉哈拉工程学校（AcademiadeIngenierosdeGuadalajara），1899年毕业。自1901年起进入陆军航空兵工作。共和国成立后流亡国外，1934年回国后参加了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叛乱爆发后，出任航空兵司令。内战结束后，因坚持复辟君主制，与弗朗哥意见相左，于1941年被调任加泰罗尼亚都督，1943年改任高级军事学院院长。1945年被撤职。二战结束后，因参加复辟君主制的密谋，而被贬黜到加纳利群岛。1949年被迫退役。1962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19]他的全名是弗兰西斯科·保利诺·埃尔梅内希尔多·特奥杜洛·弗朗哥·巴蒙德（FranciscoPaulinoHermenegildoTeóduloFrancoyBahamonde）。——原注
[20]尼古拉斯·弗朗哥有五个子女：长子尼古拉斯、次子弗兰西斯科、三女皮拉尔（Pilar）、四子拉蒙和幺女帕西塔（Pacita）；拉蒙·弗朗哥是飞行员，在内战中阵亡。——原注
[21]要塞（presidio）是指西班牙在北非海岸的飞地。——原注西班牙殖民者在一个地方建立殖民地时，往往先建立一个presidio，在这个presidio里驻军，再围绕这个presidio建立殖民城市。——中译者注
[22]在他的婚礼上担任男傧相的是国王（实际由奥维耶多省长代表国王出席婚礼）。——原注
[23]法乌佩尔的信件，1937年4月14日。——原注
[24]胡安·比克托·普拉德拉·拉伦贝（JuanVíctorPraderayLarumbe，1872年或1873年4月19日——1936年9月6日），卡洛斯派的重要理论家，生于潘普洛纳。青年时投身卡洛斯派运动，1922年创立人民社会党（PartidoSocialPopular）。1932年参加正统派联盟，并入选执委会。叛乱爆发后，在1936年8月上旬被巴斯克民兵逮捕，9月6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25]弗朗哥在颁布4月19日法令时发表的讲话。——原注
[26]在发布这道法令前，弗朗哥曾多次为此造势。打下马拉加后，他前往马拉加，与当地长枪党和“呼啸兵”的头目一起出席了群众集会。——原注
[27]该机构最初叫政治书记处（SecretariadoPolítico），后改名政治委员会（JuntaPolítica）。1937年4月22日，首届政治委员会在萨拉曼卡成立，由下列十人组成：曼努埃尔·埃迪利亚·拉雷、托马斯·多明格斯·阿雷瓦洛、达里奥·加萨波·巴尔德斯（DaríoGazapoValdés）、托马斯·多尔斯·德·埃斯佩霍（TomásDolzdeEspejo）、华金·米兰达（JoaquínMiranda）、路易斯·阿雷利亚诺·迪尼克斯（LuisArellanoDihinix）、埃内斯托·希梅内斯·卡巴耶洛（ErnestoGiménezCaballero）、何塞·玛丽亚·马松（JoséMaríaMazón）、佩德洛·冈萨雷斯—布埃诺（PedroGonzález-Bueno）和拉迪斯拉奥·洛佩斯·巴萨（LadislaoLópezBassa）。——中译者注
[28]阿古斯丁·阿斯纳尔·赫尔内尔（AgustínAznarGerner，1911年8月18日——1984年5月2日），1935年参与创建长枪党的学生组织“西班牙大学联合会”，内战爆发后，曾与曼努埃尔·埃迪利亚争夺长枪党的领导权，1937月4月被捕，不久获释，担任长枪党政治委员会委员。二战期间，曾随“蓝色师”（DivisiónAzul）参加了侵略苏联的战争。——中译者注
[29]埃斯特万·德·毕尔巴鄂·埃吉亚（EstebandeBilbaoEguía，1879年1月11日——1970年9月23日），卡洛斯派重要活动家，1939年至1943年担任弗朗哥政权的司法部长，1943年至1965年担任议会议长。——中译者注
[30]埃梅特·约翰·休斯（EmmetJohnHughes，1920年12月26日——1982年9月18日），美国记者，著有《西班牙报告》。——中译者注
[31]玛丽亚·德尔·皮拉尔·普里莫·德·里维拉·萨恩斯·德·艾雷迪亚（MaríadelPilarPrimodeRiveraySáenzdeHeredia，1907年11月4日——1991年3月17日），独裁者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之女、长枪党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之妹。长枪党成立后随即加入，1934年7月12日组建长枪党妇女部（SecciónFemenina）。内战爆发后，从马德里逃往萨拉曼卡，继续担任妇女部领导。在弗朗哥颁布《统一法令》时，曾试图反抗，当埃迪利亚等人被弗朗哥逮捕后放弃抵抗。1937年4月30日被弗朗哥任命为妇女部全国代表，这个职务她一直担任到1977年春季。1991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32]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希梅内斯（DionisioRidruejoJiménez，1912年10月12日——1975年6月29日），西班牙“三六年一代”（Generacióndel36）诗人。1933年参加长枪党，1935年参与创作长枪党党歌《面朝太阳》（CaraalSol）。内战爆发后，于1938年担任弗朗哥政府的宣传部长，1941年被撤职。此后逐渐对弗朗哥政权幻灭。五十年代开始参加反弗朗哥的地下活动。1962年流亡国外。1975年回国，同年于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33]何塞·塞因斯·诺特纳格尔（JoséSáinzNothnagel，1907年8月3日——1984年6月26日），1912年随父母移居美国，1922年回国。1932年参与创立长枪党。1935年10月担任政治委员会委员。1937年4月曾支持埃迪利亚担任长枪党领袖。同年6月由于拒绝接受《统一法令》而被逮捕，不久获释。内战结束后在内务部工作，1944年辞官经商，1948年移民墨西哥，1963年移民美国。1984年死于达拉斯。——中译者注
[34]苏涅尔曾提及一个以皮拉尔·普里莫·德·里维拉为首的萨拉曼卡集团。——原注
[35]圭多·维奥拉·迪·坎帕尔托（GuidoVioladiCampalto，1883年9月15日——1947年6月16日），意大利外交官。1908年进入外交界。1937年7月1日至1939年8月14日担任意大利驻弗朗哥政权的大使。——中译者注
[36]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37]其他人被判处刑期不等的徒刑，其中包括何塞·路易斯·阿雷塞（JoséLuisdeArrese），几年后他又当上了长枪党总书记。——原注
[38]新的大赦令颁布后，埃迪利亚获得释放。——原注
[39]两人仅被判处五年半苦役。——原注
[40]1938年11月19日的报告。——原注
[41]哈科沃·费茨—詹姆斯·斯图亚特·法尔科（JacoboFitz-JamesStuartyFalcó，1878年10月17日——1953年9月24日），第17代阿尔瓦·德·托尔梅斯公爵（XVIIduquedeAlbadeTormes），西班牙大贵族与外交官。在阿尔方索十三世年幼时曾任宫廷侍臣。1927年至1930年曾在普里莫·德·里维拉手下担任教育大臣，1930年至1931年担任外交大臣。内战爆发后，于1937年11月被任命为弗朗哥政权驻伦敦代表，1939年3月正式成为驻伦敦大使。1945年3月辞职。——中译者注
[42]路易斯·米盖尔·利米亚·彭特·曼索·德·苏尼加（LuisMiguelLimiaPonteyMansodeZúñiga，1882—1952），生于大贵族家庭。1924年晋升为骑兵上校。共和国成立后退役，1932年参加桑胡尔霍政变，事败后流亡葡萄牙。1933年参与创立西班牙复兴运动。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7月24日参加国防委员会，后曾任叛军第5步兵师师长、第1军军长、第5军军长。——中译者注
[43]唐·胡安·卡洛斯·特蕾萨·西尔维里奥·阿尔方索·德·波旁·巴腾贝格（DonJuanCarlosTeresaSilverioAlfonsodeBorbónyBattenberg，1913年6月20日——1993年4月1日），西班牙王储、巴塞罗那伯爵。阿尔方索十三世之子。共和国成立后流亡国外，参加了英国海军。1936年准备潜回国内参加叛乱，但被埃米利奥·莫拉遣送出境。1947年，弗朗哥虽然宣布西班牙为君主国，但拒绝让唐·胡安继位。弗朗哥死后，由唐·胡安的长子胡安·卡洛斯继位，称胡安·卡洛斯一世。唐·胡安于1993年逝世后，被追封为胡安三世。——中译者注
[44]伊尔德布兰多·安东尼乌蒂（IldebrandoAntoniutti，1989年8月3日——1974年8月1日），生于意大利尼米斯（Nimis），1920年担任教职。1937年7月担任教皇驻西班牙特使，同年9月至1938年7月担任教廷驻国统区代办。——中译者注
[45]伊西德洛·戈马·托马斯（IsidroGomáyTomás，1869年8月19日——1940年8月22日），1895年担任教职，1927年担任塔拉索纳（Tarazona）主教，1933年至1940年担任托莱多大主教，内战期间积极支持叛军。——中译者注
[46]尤斯塔奇奥·伊伦戴因·埃斯特万（EustaquioIlundáinyEsteban，1862年9月20日——1937年8月10日），1886年担任教职，1904年至1920年任欧伦塞（Ourense）主教，1925年晋升为红衣主教，1920年至1937年任塞维利亚大主教。——中译者注
[47]在这个问题上，主教们借助了圣多马（St.Thomas）的威信。——原注
[48]这封公开信声称，在1936年2月至7月间，有411家教堂遭到破坏和亵渎。——原注
[49]因此，这封信里有一段专门讨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其中谈到了“无政府主义革命”。——原注
[50]阿尔维诺·冈萨雷斯·梅嫩德斯—雷加达（AlbinoGonzálezMenéndez-Reigada，1881年1月18日——1958年8月13日），1906年担任教职。1924年至1946年担任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拉古纳主教，1946年至1958年任科尔多瓦大主教。——中译者注
[51]请参阅塞缪尔·霍尔（SamuelHoare），《风波不断的九年》（NineTroubledYears，多伦多，柯林斯[Collins]，1954年），1942年10月15日的信。——原注
[52]请参阅施托勒尔，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53]托马斯·多明格斯·阿雷瓦洛（TomásDomínguezArévalo，1882年9月26日——1952年8月10日），第7代罗德斯诺伯爵（VIIcondedeRodezno），卡洛斯派重要活动家。在正统派联盟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1932年初当选为正统派联盟最高全国理事会委员，同年5月至1934年4月担任正统派联盟主席。积极参加了1936年叛乱的筹备工作。1937年4月，长枪党与正统派联盟合并后，担任长枪党政治委员会委员。1938年1月至出任司法部长，在任上残酷镇压了大批共和派志士。1939年8月辞职。——中译者注
[54]佩德洛·塞因斯·罗德里格斯（PedroSainzRodríguez，1897年1月14日——1986年12月14日），西班牙作家、哲学家，保王派重要活动家。在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参加极右翼的反革命活动。在西班牙复兴运动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36年积极参加了叛乱的准备工作，并曾担任桑胡尔霍的联络员。1938年至1939年担任弗朗哥政府的教育部长。——中译者注
[55]他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遗嘱执行人之一。——原注
[56]第一届正式的国民政府实际成立于1938年1月31日，由下列人员组成：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弗兰西斯科·弗朗哥·巴蒙德；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弗兰西斯科·戈麦斯—霍尔达纳·索萨；农业部长兼国民运动总书记：莱蒙多·费尔南德斯—奎斯塔·梅雷洛；国防部长：菲德尔·达维拉·阿隆多；国民教育部长：佩德洛·塞因斯·罗德里格斯；财政部长：安德列斯·阿马多·雷贡达乌德；工业与贸易部长：胡安·安东尼奥·苏万塞斯·费尔南德斯（JuanAntonioSuanzesFernández）；内务部长：拉蒙·塞拉诺·苏涅尔；司法部长：托马斯·多明格斯·阿雷瓦洛；公共建设部长：阿尔方索·佩尼亚·波夫（AlfonsoPeñaBoeuf）；公共秩序部长：塞维里亚诺·马丁内斯·阿尼多；组织与工会行动部长：佩德洛·冈萨雷斯—布埃诺·波科斯（PedroGonzález-BuenoyBocos）。1939年8月9日，弗朗哥重组了内阁，成立了第二届政府，第一届政府就此结束。——中译者注
[57]陆军部长为奥尔加斯将军，海军部长为塞尔维拉中将，空军部长为金德兰将军。——原注此处可能有误，因为弗朗哥政府的第一任海军部长应为萨尔瓦多·莫雷诺·费尔南德斯（SalvadorMorenoFernández，1886—1966）。——中译者注
[58]卡尔顿·约瑟夫·亨特利·黑斯（CarltonJosephHuntleyHayes，1882年5月16日——1964年9月2日），生于纽约，1904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19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42年至1945年曾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中译者注
[59]马丁内斯·阿尼多死后，公共秩序部由另一位军人阿尔瓦雷斯·阿雷纳斯（Álvarez-Arenas）将军接管。——原注
[60]安德列斯·阿马多·雷贡达乌德·德·比利耶瓦尔德特（AndrésAmadoReygondauddeVillebardet，1886年12月14日——1964年8月7日），生于阿利坎特。当过律师，在共和国成立后，活跃于卡尔沃·索特洛的极右翼圈子。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10月担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下属的财政委员会主席，1938年1月至1939年8月任财政部长。——中译者注
[61]胡安·安东尼奥·苏万塞斯·费尔南德斯（JuanAntonioSuanzesFernández，1891年5月20日——1977年12月6日），生于费洛尔。1903年入读费洛尔海军学校。1917年担任海军工程师，1920年任卡塔赫纳造船厂主任。1937年3月投靠弗朗哥。1938年1月至1939年8月任工业与贸易部长。1939年9月改任海军部基建与军工局局长。1941年7月辞职，同年10人改任国家工业研究所（InstitutoNacionaldeIndustria）所长。1945年7月至1951年7月再次担任工业与贸易部长。1963年退休。1977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62]2月5日，西班牙国徽上添加了历代天主教国王的徽章。——原注
[63]西班牙陆军与海军的最高军衔均为“上将”（CapitánGeneral），但弗朗哥当天被授予的军衔应为“陆军上将”（CapitángeneraldelEjército），而且历代西班牙国王虽然都有上将军衔，但不少军方高级将领也曾被授予上将军衔。——中译者注
[64]米盖尔·德·乌纳穆诺·胡戈（MigueldeUnamunoyJugo，1864年9月29日——1936年12月31日），西班牙作家、诗人、哲学家。内战爆发后，乌纳穆诺起初曾欢迎叛军，但后来又对叛军的残酷行为产生厌恶。1936年12月，他与叛军将领米利安·阿斯特莱发生激烈争吵后，被软禁在家中，不久去世。——中译者注
[65]内战爆发后，乌纳穆诺参加了叛乱运动，但不久之后，他对国民政府的残酷镇压和极端保守感到失望，便与国民政府拉开了距离。——原注 |
第十六章北方的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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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北方的沦陷
·北方战线
·毕尔巴鄂战役
·调虎离山：布鲁内特
·布鲁内特战役
·桑坦德战役
·巴斯克军队的投降
·阿斯图里亚斯的末日
·贝尔奇特
圣塞瓦斯蒂安和伊伦失守后，取道法国向北方战线提供粮食的线路就被切断了，但叛军并没有向巴斯克地区发动重大进攻。莫拉把最精锐的部队调去攻打马德里了。在北方战线上，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无论是共和军还是国民军，都没有大规模的、装备良好的部队。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兵力，来维持一条从比斯开湾到加利西亚的连贯的防线。战斗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发生。在这一年里，国民军通过多个阶段的进攻作战，逐步攻占了比斯开湾、桑坦德和阿斯图里亚斯。
北方战线
显然，国民军会在两个地区遭遇顽强的抵抗，尽管这两个地区的政治制度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一个是保守、信奉天主教的巴斯克，在民族主义情感的影响下，它投靠了共和国一方；另一个是阿斯图里亚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和一九三六年七月，它都是工人阶级的堡垒。在这两个地区中间，是薄弱的桑坦德地区，当地的战争委员会面临着一个它无法解决的问题：它负责的防线最长，但它的部队兵力不足，装备很差，不可能守住防线。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争执不休，进一步削弱了它虚弱的防御能力。
北方战线的关键战斗，是围绕着毕尔巴鄂进行的；巴斯克地区的反抗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在国外产生的反响，使人们忘记了这三个中心是同时共存的。然而，在一九三七年中期，在统一的军事指挥建立起来之前，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即使是在北方战场上，三个地区都没能真正携手合作。卡巴耶洛把休塔特上尉派往阿斯图里亚斯，把利亚诺·德·拉·恩科缅达[1]将军派往巴斯克地区，他们试图在苏联技术人员的协助下，把三个地区的部队统一起来，最后却没有成功。尽管按照“正规化”的要求，三地的部队改变了番号，然而它们仍是不一样的：“巴斯克民兵”穿着独特的制服，坚持使用随军牧师，不穿mono，也拒绝接受政治委员；“阿斯图里亚斯民兵”仍被各政党和工会控制着[2]。
三地不仅没有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而且还彼此猜疑和敌对：革命的阿斯图里亚斯敌视“保守的”巴斯克，巴斯克也对“无政府主义的”桑坦德和希洪满腹怀疑。
早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就发生过不少摩擦。在阿斯图里亚斯，教士和修女遭到驱逐。教堂不是被破坏就是被关闭，宗教仪式也不得举行。而在巴斯克地区情况正好相反，教会依然享有完全的自由，它对人民、对政府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巴斯克政府里还有好几个天主教部长。阿吉雷在就任誓词中强调，巴斯克主席身为“一个信徒，一个人民的父母官和一个巴斯克人”，必须以身作则。在阿斯图里亚斯遭到迫害的教士和信徒来到巴斯克地区避难；巴斯克政府颁布法令，将耶稣受难日定为法定节日，遭到了全劳联的强烈抗议。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山和工厂的生产和经营都处于工人监督之下，许多企业被集体化，包括部分小工业的一些企业。而在巴斯克地区，所有制丝毫未动。当各种管理委员会在领导阿斯图里亚斯革命的时候，保卫巴斯克委员会却在忙于恢复各地的normalidad（正常状态）。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除了希洪之外，没有多少国民警卫队留下来；而在桑坦德和巴斯克地区，仍有不少国民警卫队。当各地区的权力机关并入共和国政权之后，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3]里仍有无政府主义者存在；巴斯克政府则从未吸收过无政府主义者参加[4]。阿吉雷政府竭力抵挡革命。在阿斯图里亚斯，发生过严厉的肃清；巴斯克政府则把保障“个人与财产的安全”作为自己的目标。巴斯克政府禁止后方的平民持有武器，只允许军人和警察携带武器，并获得了“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征召尽可能多的治安部队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阿斯图里亚斯和巴斯克是很难携手共建“西班牙联邦”的[5]。在共和军的劣势还不明显的时候，两地在军事上完全是各自为战，因而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巴斯克为了解救马德里，曾向阿拉苏瓦（Alasua）发动进攻，它将这次进攻的失败归咎于阿斯图里亚斯不肯支持它的行动。阿斯图里亚斯则反驳道，只要有一些军火和一点重装备，它就能在索尔查加[6]纵队赶来救援之前拿下奥维耶多。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巴斯克确实派了几个营去参加阿斯图里亚斯对奥维耶多的进攻[7]，但北方战线上的其它地方却按兵不动，使国民军能够成功击退这次进攻。
双方在经济方面也没有进行合作。而北方是唯一一个有可能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工业的工业区。阿斯图里亚斯有煤矿，巴斯克有铁矿，然而宝贵的几个月时间却在不断的谈判与争吵中浪费掉了。
为了平息摩擦，中央政府没少出力。它曾向阿吉雷进言，他应该吸收全劳联代表入阁。全劳联的领导人也要求他们在巴斯克地区的同志们不要“鲁莽行事”。然而，北方得不到任何援助物资，所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和瓦伦西亚政府的意见也就毫无影响。卡巴耶洛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记录了阿吉雷苦苦哀求空中支援的电报，并描写了这位巴斯克主席的“绝望情绪”。阿斯图里亚斯也声称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得不到战争物资。唯一值得一提的援助是苏联提供的军火：十五架战斗机、五门野战炮、十五辆坦克、二百挺机枪和一万五千支“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旧步枪”[8]，对于一支拥有三万五千名士兵的军队而言，这些军火实在太少了，在一九三七年的攻势中根本不够用。
在大难临头之际，巴斯克和阿斯图里亚斯的态度截然不同。阿斯图里亚斯民兵跟其它地方的民兵一样，在乡村的开阔地带打得很糟糕。但在城乡的巷战中，他们可以死守每一栋房屋。对于他们而言，这场正在进行的斗争是事关生死的大事，而开山的炸药就是他们的主要论据[9]。他们不在乎毁灭，他们留给国民军的往往只有废墟。他们认为恐怖是唯一能够控制后方的手段。谁敢提投降，谁就会被他们当场枪毙。只要遭到空袭，他们就会大批处决“人质”，而这些“人质”有的是叛军的同情者，有的只是单纯的嫌疑犯。
在同样的情况下，巴斯克人的反应却大为不同。他们尊重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并急于表现得像个“好的天主教徒”，他们宁愿放过罪人，而不愿意处决无罪的人；他们让那些身负嫌疑的人、或得不到完全信任的人继续留在关键职位上[10]，他们把保住那些被他们的邻居抓获的“人质”的性命，看得和守住战线一样重要[11]。更重要的是，对于巴斯克人而言，他们为之而战的是另外的东西；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领袖只是人民阵线暂时的盟友，他们背后的金主和他们手下的部队，与其它反法西斯力量既没有共同的思想，也没有共同的前景。他们只是为了巴斯克地区，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他们不想让必败的战斗毁灭一切。巴斯克资产阶级知道：如果国民军赢得战争的胜利，他们也能从中分一杯羹；只要工厂和矿山不被破坏，当它们重新运转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能大显身手。最后，他们和叛军同样虔信天主教，所以他们以为：叛军就算不会同他们妥协，至少也会体谅一下他们，让他们至少可以保住一部分利润。
两线作战有其独特的逻辑。某些巴斯克人既不想向革命屈服，也不想让城镇居民、历史遗迹和工业设施在激烈的巷战和不可避免的报复中毁灭，因此，他们不愿坚决抵抗，不想实行焦土政策，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要用武力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这方面，他们的态度有时还不如伪装起来的长枪党徒和投机分子坚决，后者将焦土政策视为加快共和国的覆灭的手段。
毕尔巴鄂战役
弗朗哥在马德里连遭败仗之后，觉得在北方可以轻易取胜，便挥师北方。但其它因素也发生了作用：首先，马德里战役表明战争将会长期化，必须对此做好准备。共和国已经有了一支大军。
弗朗哥无法一举夺取首都，他不能指望靠一次总攻就能赢得战争。他的预备队过于薄弱，他的军队在最近的战斗中遭受了重大伤亡，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进行消耗战。在内战结束前，叛军的策略就是逐个攻占共和国控制下的各个地区，削弱共和国的力量，而这就意味着要在有限的战线上投入大量的物资。而孤立的北方非常适合这种策略。另外，攻克北方在经济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对战争的继续进行至关重要：西班牙冶金工业大半集中于此地。最后，北方的资源对于未来的国际谈判具有重要意义。德国急需坎塔布里亚（Cantabria）的铁矿，它一定会支持这个作战。英国也同样需要当地的矿山，只要有一方能够实际控制该地区，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叛军，英国都不会坐视不管的。
进攻比斯开湾是最关键、而又最容易进行的作战任务，这个任务被交给了莫拉将军。在一九三七年年初，他的部队按兵不动，并进行了重组。在进攻期间，打头阵的是四个纳瓦拉旅[12]，它们的兵力不少于巴斯克军队；它们还将得到来自阿斯图里亚斯和桑坦德的几个旅的支援，这几个旅将集中在山脉一带，负责扼守通往毕尔巴鄂的道路。在索尔查加将军率领的纳瓦拉旅后面，是意大利干涉军的黑箭旅和瓜达拉哈拉战役后新组建的“三月二十三日”师，它们留作预备队。此后，莫拉又增派了一些由摩洛哥士兵和外籍军团组成的部队。莫拉向巴斯克发出最后通牒后，便按照预定计划，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发动了进攻。国民军的作战方式马上就揭晓了，在整个战役期间它将继续使用这种作战方式：利用绝对的物质优势，先进行密集的炮击，然后再进行空袭[13]。在进攻的头五天里，尽管巴斯克人发动了频繁而英勇的反击，但这种作战方式马上就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国民军虽然占领了山上的各条道路，它却并没有迅速抵达“铁环”——毕尔巴鄂的防线。阿斯纳尔将其归咎于恶劣的天气——在关键时刻，由于天气恶劣，无法进行空袭，对作战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是，巴斯克军队尽管遭受了沉重的损失，尽管它极其缺乏物资，它仍能发动凶狠的反击。所以，在四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双方为了争夺萨维甘（Sabigan）山而进行了激烈的争夺，这座山头多次易手。此时，巴斯克人需要的是有人从外界打击叛军，迫使弗朗哥把部分部队和空军调往其它地区。然而，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当外界终于开始打击叛军时，已经为时过晚，而且力度也不够强。
叛军在四月底攻占了杜兰戈（Durango）、埃瓦尔（Eibar）和格尔尼卡，结束了比斯开湾战役的第一阶段。“铁环”的各个重要制高点，都已经进入了几个纳瓦拉旅的可视范围。叛军在最后的作战中大量动用了飞机，它们不仅恐吓和摧毁了防线，也恐吓和摧毁了城镇与乡村。德国飞机在四月二十六日摧毁了格尔尼卡，便是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件；这次空袭在国外引发了强烈的反响。现今的人们经历过鹿特丹大轰炸和考文垂大轰炸之后，在华沙被夷为平地之后，特别是在广岛被原子弹轰炸之后，恐怕难以理解：格尔尼卡的毁灭为什么会在当时被赋予如此重大的意义。然而，格尔尼卡是巴斯克地区的宗教中心。天主教世界——尤其是法国——群情激愤。由于德国被指控为毁灭格尔尼卡的凶手，这次事件又具有了国际性质：铁一般的证据表明，逃离格尔尼卡的平民遭到了叛军的攻击与恐吓。飞行员加兰德只能说，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误会。德国遭到了公众的责难，就连英国下议院也对此感到愤怒——艾登在下议院遭到了质疑——德国便要求弗朗哥“矢口否认”。国民军对此的解释是：“格尔尼卡是被……赤色野兽烧毁的。阿吉雷为了毁灭格尔尼卡，设计了一个恶魔般的计划”[14]，执行这个计划的是阿斯图里亚斯的爆破手。时至今日，西班牙依然坚持这种说法[15]。
与此同时，在进攻毕尔巴鄂的防线之前，国民军需要进行整编和增援。法乌佩尔报告称，弗朗哥将军请求意大利干涉军在这些关键的作战中投入“利托里奥”师。然而，在瓜达拉哈拉惨败之后，意大利干涉军就不那么积极了，尤其是它的轻率冒进又导致了新的险情，唤起了它痛苦的回忆。攻占格尔尼卡之后，“黑箭”旅沿着海岸迅速推进，抵达了贝尔梅奥（Bermeo），但它的左翼没有人掩护；共和军发动了反攻，成功地将它包围了数日之久，为了给它解围，不得不派出“三月二十三日”师和一个纳瓦拉旅。
整个五月里，双方都在为这场关键的战斗进行准备。双方围绕着“铁环”防线加固了自己的阵地。“铁环”防线虽然名气很响，但在实战的考验中，它很快就暴露出了自己的无用：这条防线上没有驻守足够的士兵，几个制高点一旦落入敌人手中，这条防线就难以继续进行长期的抵抗。共和军也要求坚守这些战略要地，这样才能迟滞国民军的进攻。
莫拉意外身亡后，他的职位由忠实执行弗朗哥命令的达维拉接任，这加强了国民军司令部的团结。巴斯克军在多次反击中给国民军造成了重大的伤亡。最后，戈伊科切亚[16]上尉把“铁环”防线[17]的具体部署交给了国民军[18]，所以国民军才能在进攻“铁环”防线前，实施了非常精准的炮击。
因此，这道防线必然会被突破。六月十二日，国民军发动进攻，当天就在“铁环”防线上撕开了一个五公里宽的缺口。国民军从这个缺口里蜂拥而入，从背后攻占了防线的其余部分。
此前一直英勇奋战的巴斯克人，此时也觉得无法继续抵抗下去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进行巷战，但这样很可能会导致毕尔巴鄂的毁灭。巴斯克人认为，让毕尔巴鄂遭到毁灭是毫无意义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巴斯克军队几乎不放一枪就撤出了毕尔巴鄂，这无疑加快了国民军的胜利。在圣塞瓦斯蒂安，两种战争观念发生了碰撞：阿斯图里亚斯民兵在新城区的街道上筑起了街垒，而巴斯克军队却立刻缴了他们的枪。六月十六日，本戈亚（Bengoa）上校飞往法国；他认为巴斯克地区“政权已经彻底瓦解”。由于无人能行使权力，他担心毕尔巴鄂会无法投降。六月十七日，巴斯克政府撤离毕尔巴鄂，留守城内的只有由雷萨奥拉、阿斯纳尔[19]（社会党）、阿斯蒂加拉比亚[20]（共产党）和乌利瓦里[21]将军组成的保卫委员会。此时很难说城里还有真正的政权存在。据《时报》报道，在十七日晚上，主张投降的巴斯克人[22]和“主张抵抗到底的极端分子”发生了交火。无政府主义者炸毁了几座桥梁，并当即处决了一些投降派。一千二百名在内战前曾在正规军服役的巴斯克人随即组织了一支民兵，在警察、突击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协助下，袭击了来自桑坦德和阿斯图里亚斯的民兵，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电话局楼顶挂出了白旗。城里向国民军派出了特使，巴斯克部队占领了公共建筑物，并恢复了秩序。达维拉的部队进城后，警察戴上了卡洛斯派的贝雷帽，继续执行他们的任务。
当国民军正在占领毕尔巴鄂之时，巴斯克军队正向西方撤退。比斯开的其它地方几乎不经抵抗就向国民军投降了。阿斯纳尔估计，在这次战役期间巴斯克损失了三万人。
但是，国民军总司令部为了结束这场战役，花了十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次战役之所以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并不完全是因为自然条件和巴斯克军队的抵抗。国民军也犯了不少错误，在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之间也存在着误会：在贝尔梅奥受挫之后，意大利干涉军就不再积极参加这次战役了，多里亚[23]将军不得不只靠西班牙人部队作战。
调虎离山：布鲁内特
国民军虽然推进迟缓，但共和军并未抓住这个机会。如果在中部战区发动一次强大的进攻，就有可能打断国民军的攻势。在中部战线上，共和军在五月和六月各进行了一次进攻，试图牵制国民军，但这两次进攻的规模都不够大。这两次进攻都不够坚决，而且也没有投入足够的兵力与装备。共和军在旧卡斯蒂利亚的巴尔塞因（Balsain）发动的进攻，直接目标是夺取拉·格兰哈（LaGranja），但这次进攻甚至得不到坦克支援。共和军也向维斯卡发动了进攻，企图夺取维斯卡城，但他们只有三个炮兵连支援。在这两次进攻中，国民军似乎都严阵以待，对首批进攻部队予以迎头痛击。
就在共和军向维斯卡发起最后一次进攻的次日，国民军攻占了毕尔巴鄂，结束了比斯开湾战役。这场战斗本来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但是，为了解放北方，必须迅速动用较大规模的战术力量。
与此同时，革命反对派的瓦解，（至少在表面上）创造出了政治统一的局面。内格林政府——“胜利政府”——所依赖的是一支革命性越来越少、越来越像正规军的军队。自治的民兵正在消失。得到了政府信任的军事技术专家取代了政工人员，跃居主要地位。中央战区的核心人物是比森特·罗霍；北方战区的核心是加米尔·乌利瓦里，他跟罗霍一样，都曾在托莱多步兵学校任教，现在他负责指挥整个北方共和区的全部部队，把整个北方的部队纳入了统一的指挥之下（虽然为时已晚）。在这些技术专家的鼓动下，军队正在准备进行全面改组。所有的部队，无论其来源和训练，都要划分为集团军、军、旅和营。凡是在战事比较平静，能够让改组完成的地方，这种改组都能发挥效果；但在北方，由于战事吃紧，这种改组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在纸面上组建军级单位是一回事；使各个军具备作战能力，并使它们做好进攻的准备，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士兵必须接受训练；在这方面，主要由原第五团的部队改编而成的第五军堪称楷模。在一九三七年夏季攻势中，它提供了共和军的第一批战术力量。
对共和军而言，第二个问题要更加棘手，这就是武器问题。从四月十九日开始，不干涉委员会开始在陆上和海上对禁运措施实行监督，结果共和军获得武器的难度陡然增加。在进攻中肩负突破重任的部队非常缺少重武器与坦克。苏联飞机——尤其是攻击机——数量远远不足以发动大规模的空中攻势。
在一九三七年头三个月里，大量有组织的部队都集中在马德里战线，所以共和军在马德里周边的物质劣势没有其它地方那么明显。共和军之所以选择布鲁内特作为在七月初发动牵制性进攻的地点，这也是原因之一。在选择进攻地点时，显然发生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最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军事上的考虑，才选定了布鲁内特。
事实上，政府军有两个选择：一是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梅里达地区发动进攻。只要翻一下地图，就能看出这样做的好处。在该地区的攻势若能成功，便能直逼巴达霍斯和西葡边界，切断国民军与摩洛哥及南方基地的联系，从而对国民军构成最大的威胁。而且，留守当地的国民军部队也远远少于马德里战线。考虑到这些因素，共和军很久以前就制定了在该地区发动进攻的方案；这个方案主要是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技术专家阿森西奥·托拉多上校的杰作。在一九三八年，共和军将领重新研究了这个方案，但是，在考虑了一切因素之后，由于缺乏必要的兵力和装备，无法保证方案能成功实施，所以这个方案并未付诸实行[24]。
最后政府军决定采用第二个进攻方案：在马德里地区发动进攻。发动规模如此之大的军事行动的决定，是由政府——主要是由国防部长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做出的。他强烈要求，在向布鲁内特发动进攻时，一定要让他亲自到场。最后，米亚哈和罗霍与苏联顾问磋商后，选择了马德里战线。罗霍解释了这样做在军事上的好处：当地的国民军抽调了一部分部队去北方战线，兵力比较薄弱；由于在首都连吃败仗，他们的士气已经低落。但最重要的是，预备的兵力就在这里；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部队调动。在南方战线上，大规模的部队调动很难长时间保密，所以在这里更容易达成进攻的突然性。马德里战线是共和军的抵抗的象征，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从这里分兵。
另一方面，共和军总司令部相信，只有高度集中步兵和炮兵突破战线，才能取得胜利，所以必须在极其有限的战线上尝试进行突破。布鲁内特正好符合这些要求。
布鲁内特战役
布鲁内特战役有两个目标：迫使弗朗哥从比斯开湾抽调一部分兵力，阻止国民军的北方攻势；向马德里西面发动进攻，抵达纳瓦尔卡尔内洛的通讯网络，迫使国民军向塔霍河撤退，使部署在首都近郊的国民军部队陷入孤立。这个方案如果能成功，即使国民军能够逃脱包围，也将不得不仓皇撤退，从而解除对马德里的威胁。这样一来，国民军的所有胜利都将岌岌可危。
为了实现包围，共和军设计了两个攻势。主攻的目标是夺取布鲁内特，并占领俯瞰纳瓦尔卡尔内洛的山脊。助攻的目标是向马德里南方突破，攻占阿尔科尔孔（Alcorcón）。负责主攻任务的是由莫德斯托指挥的第五军和由胡拉多[25]指挥的第十八军。这里集合了共和军最优秀的部队：利斯特尔师、国际纵队第XIII和第XV旅。助攻由马德里预备队负责，包括克雷贝尔师、杜兰师和由罗梅洛[26]指挥的第二军[27]。
这是共和军总司令部迄今为止所投入的最大规模的兵力。阿斯纳尔估计政府军投入的兵力为四万七千人，在这些兵力中，炮兵——尤其是高射炮兵——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所有的观察家都记载了这一点[28]。
与之相反，国民军能够立即迎战的部队却很弱小：长枪党的两个大队（bandera）、三个百人队、圣昆廷（SanQuintin）营和布鲁内特一带的勤务部队。一些预备役人员先前被部署在这里，用于加强该地的防御，但当地的国民军兵力显然不足以抵挡强大的攻势。对于共和军而言，作战条件可以算是非常理想的。罗霍认为，除了埃布罗河战役之外，布鲁内特战役是“共和军方面唯一一场精心准备的军事行动”。进攻的秘密被保守得很好，这是很少见的。
这次战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七月五日到七月十三日，是共和军的进攻；从七月十五日到月底，是国民军的反攻。
七月五日，共和军先向阿兰胡埃斯（Aranjuez）方向发动进攻，随即发起总攻。在五日至六日的夜里，进攻顺利进行，实现了预想中的突破；利斯特尔师在中路一路猛攻，占领了布鲁内特。取得了这样的战果之后，一场大胜似乎近在眼前。
然而，七月七日，共和军的进攻速度却减慢了，它只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进展，而未能取得重大的胜利：显然它的力量正在耗尽。共和军虽然攻占了战线最东端的比利亚弗兰卡·德尔·卡斯蒂利奥（VillafrancadelCastillo），但仅仅守住了一天，七月十二日，摩洛哥士兵夺回了这个村庄。从此以后，共和军就只能疲于应付国民军的反攻了。最后，这次战役未能实现预定的目的，因而算是失败了。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在于共和军缺乏足够的兵力与装备，以及政府犯下了一些错误。
在取得初步的成功之后，共和军没有趁势扩大进攻，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利斯特尔师在七月六日和七月七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之后，就停留在它攻占的阵地上，此时共和军司令部却把时间浪费在攻占几个小村庄上，而那些村庄里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国民军在负隅顽抗。共和军浪费了四天的时间，国民军却趁机派出了援军；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军的负隅顽抗，共和军也遭受了相当沉重的伤亡，并削弱了它的作战能力。这两种情况在战争中反复发生：一方面，指挥员束手束脚，缺乏大局观[29]；另一方面，部队在作战行动中反应迟缓，缺乏主动性，这不能仅仅解释为敌人的激烈反抗所致，士兵的出乎意料的强烈反对也是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因是导致助攻失败的主要原因：本应投入进攻的前方部队担心会遭到马德里南方的国民军的包围；集中在这一带的部队又撤回了出发阵地。在共和军进行的多次重大战役中，这种突然的撤退一再发生，经常导致共和军无法进行大范围的机动，这在布鲁内特战役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事实上，这次战役差点变成一场灾难，因为前线部队一时惊慌失措，彻底失去了作战能力。不过，共和军最终还是顶住了巴莱拉将军发动的反攻。
最后，对政府军而言，布鲁内特战役只成功了一半。他们最初定下的目标，只实现了一小部分。共和军虽然攻占了布鲁内特北部的一部分地区，但这只不过拉长了共和军的战线，不能当成是一个重大进展。布鲁内特战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迫使弗朗哥从其它地方抽调部队。他不得不从北方战线抽调了两个纳瓦拉旅和大部分空军[30]。国民军的空中优势，是它在这场战役中的关键因素。国民军飞机在白天用机枪扫射，在夜晚用炸弹轰炸[31]，挫败了共和军的进攻，阻止了共和军的机动。
布鲁内特战役为组织桑坦德保卫战争取了一些时间。但这段时间并不长。到了七月底，一些参加了布鲁内特战役的国民军部队已经回到了北方[32]，投入了新的、决定性的进攻，国民军企图在这次进攻中粉碎北方战线，并攻占阿斯图里亚斯工业区。
桑坦德战役
其实，从布鲁内特战役的结束，到国民军向桑坦德发动新的进攻之间，只隔了半个月。这点时间只够让国民军进入进攻阵地。在毕尔巴鄂战役中曾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几个纳瓦拉旅和意大利部队——重组后的意大利干涉军与“黑箭”旅——仍将担负重任；所有这些部队都归达维拉将军指挥。各个步兵营的炮兵得到了加强，空军重新集结在北方。弗朗哥打算在八月和九月发动主攻，在夏末攻占桑坦德与阿斯图里亚斯，这样就不用在雨季进行军事行动了——在雨季的山区，军事行动的速度会大大减缓。
乌利瓦里被任命为共和军北方战线司令，理论上，他下辖四个军。但是，巴斯克军的士兵在先前的战斗中已经精疲力尽，他们撤到桑坦德省后，甚至不再是为保卫故土而战了；他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整个东段还是交给了巴斯克军。阿斯图里亚斯的两个军（第十六军与第十七军）没有全部参加桑坦德战役。
最后，组织桑坦德保卫战比组织毕尔巴鄂保卫战艰难得多。桑坦德省虽然在南方有连绵的山脉屏障，要通过这些山脉，就必须经过洛斯·托洛斯（LosTorros）、埃斯库多（Escudo）和雷诺萨（Reinosa）的关隘，但在沿海一边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屏障。它也没有能与“铁环”相比的防御工事。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先是由惩戒连和前沿部队修筑了一道防线，然后，又征召了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出生的所有男子，把他们编入劳动营，在这道防线后面修筑第二道防线。但是，由于规模过大、组织不力，防线的修筑工作被搞得一团糟。
武器供应的状况仍未得到改善，这意味着必须花时间组织武器供应。为了争取必要的时间，乌利瓦里从北方战线的突出部向雷诺萨南方发动了一次进攻。投入这次进攻的是一个阿斯图里亚斯军，但这次进攻很快就被阻挡住了。这次进攻的失败，与布鲁内特攻势的中断，加剧了弥漫在整个北方的孤立情绪。桑坦德只有两艘驱逐舰“西斯卡尔”号（Ciscar）和“何塞·路易斯·迪耶斯”号（JoséLuisDiez），能够保护它与外界的海上联系，但这两艘军舰没能发挥多少作用：国民军司令部已经决定封锁比斯开湾，在桑坦德战役期间，它的封锁卓有成效。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军打出了一场闪电战，也就不足为奇了。大规模的战斗仅持续了三到四天，而这场战役的命运在几个小时内就已决定了。共和军的两处主要阵地分别位于埃斯库多关口与雷诺萨关口，国民军出动意大利干涉军（以“利托里奥”师为预备队）进攻前者，又用三个纳瓦拉旅攻打后者。尽管山区的地形对守军有利，但在一骑绝尘的摩托化部队率领下，国民军势如破竹，迅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八月十四日是战役的第一天，当天晚上，位于雷诺萨突出部的共和军部队奉命撤退，以免遭到包围。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纳瓦拉旅就占领了雷诺萨，他们只在一个地方遭到了认真的抵抗；他们还占领了海军火炮工厂，缴获了正在建造的火炮。共和军没能守住雷诺萨：只有一个阿斯图里亚斯营在巷战中坚守了几个小时。与此同时，意大利干涉军出动大批坦克，攻占了埃斯库多。物质上的优势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国民军面前已经没有重要的障碍了。国民军只遭到了零星的抵抗，比如科尔孔特（Corconte）的阿斯图里亚斯人就进行了抵抗；科尔孔特最后化为一片废墟。但是，许多巴斯克营投降了；乌利瓦里命令巴斯克部队撤往阿斯图里亚斯，但它们拒绝服从命令，并向桑托纳（Santona）集中。
八月十七日，桑坦德战役进入了第二阶段：国民军迅速推进，在大约十天的时间里，粉碎了桑坦德省的抵抗。八月二十五日，巴斯克地区的一些领导人、被从毕尔巴鄂带走的十七名人质和负责押送这些人质的看守登上了英国军舰“基斯”号（Keith），阿吉雷离开了中部，在法国城镇巴约纳（Bayonne）与他们会合；社会党省长胡安·鲁伊斯与乌利瓦里将军在晚上乘潜艇撤离；国民警卫队、突击警察与边防部队发动了叛乱。它们的领导人[33]联系上了国民军，向国民军表示他们愿意献城投降，而城里愿意抵抗的只有全劳联—伊无联的会员[34]。八月二十七日，国民军司令部发布公告，宣称原定于八月二十六日举行的入城式将推迟二十四小时，“因此，桑坦德的法律与秩序将由当地人维持”。军方和警方的领导人已经同国民军同情者勾结起来，投降便无法阻止了。当桑坦德战线崩溃时，巴斯克军队也在拉雷多投降了。
巴斯克军队的投降
巴斯克军队在同国民军签订正式协议后，便在拉雷多投降了，这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最简单的问题，便是巴斯克与共和派联盟的关系；其它问题涉及到弗朗哥的最终和解政策与弗朗哥和意大利盟友之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而且也不是太明显的问题），便是英国的政策开始显现[35]。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内战爆发后，为了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冲突，曾进行过一系列的外交接触，有人曾向巴斯克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事实上，巴斯克在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孤立处境，促使一些巴斯克领导人考虑过体面投降的可能性。
据坎塔卢波[36]记载，在瓜达拉哈拉战役结束后，在他的提议下，双方进行了第一次单独谈判的尝试。意大利驻圣塞瓦斯蒂安领事卡瓦雷蒂（Cavaletti）首先同一位叫佩雷达（Pereda）的耶稣会神父进行了接触，佩雷达向他转告了阿吉雷和豪雷吉[37]提出的要求：允许巴斯克领导人离开西班牙；不对平民进行报复，但那些违反了习惯法的人不算在内；最后一个要求是只接受意大利的调停，这意味着要由意大利司令部来监督投降行动和镇压条件，以免再次发生巴达霍斯和马拉加那样的大屠杀。正是这最后一个要求导致了第一次谈判的破裂，因为国民军司令部不愿接受意大利的监督，这种监督很有可能扩散到整个西班牙。另外，弗朗哥的保证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这些谈判似乎一直拖到了五月。阿吉雷承认，在毕尔巴鄂，曾有一个特使向他探过口风，但谈判没有产生任何成果。德国大使法乌佩尔将谈判的失败归咎于弗朗哥的反对。但毕尔巴鄂的陷落、巴斯克军队的惨重损失以及来自梵蒂冈的不间断的压力[38]，促使双方重新进行接触。七月七日，当国民军准备向桑坦德发动进攻时，德国驻罗马大使冯·哈塞尔在一封电报中指出：“巴斯克代表正在商谈投降条件”、“意大利政府正在利用它对于弗朗哥的影响力，争取较为宽大的条件”。巴斯克军队曾为了保卫故土而英勇奋战，现在他们觉得自己似乎在为异邦人而战，在为一种不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战。失去比斯开湾后，他们便不再积极应战了。撤往桑托纳便是投降的预备工作。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主席胡安·德·阿楚里亚格拉（JuandeAchuriaguera）同曼奇尼将军举行了谈判，并签订了拉雷多条约：巴斯克军队向意大利军队交出武器，释放政治犯，并保证在被意大利军队“接替”之前，在自己的控制区内维持法律与秩序。作为交换，意大利军队保证所有巴斯克作战人员的生命安全，并允许仍在巴斯克控制区内的巴斯克领导人离去。但这些保证仅对巴斯克人有效：在桑托纳地区的非巴斯克作战人员落入了真正的陷阱，他们被“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巴斯克士兵看管了起来。
八月二十五日，巴斯克军队正式投降。意大利军队在八月二十五日占领了拉雷多，并在八月二十六日占领了桑托纳。八月二十七日，在意大利军队的直接监督下，巴斯克领导人开始登上两艘英国船只“波比”号（Bobie）和“七海浪花”号（SevenSeasSpray），准备离开西班牙。国民军军官带着弗朗哥的命令来到了这里，不许任何人离开：巴斯克领导人、组织了“有序的投降”的保卫巴斯克委员会委员都被逮捕了。条约被撕碎了：弗朗哥根本不理睬意大利军官的保证[39]。现在轮到巴斯克人落入陷阱了。
阿斯图里亚斯民兵迅速撤离了桑坦德省，现在在桑坦德省只剩下了一支军队；国民军在离开桑坦德省界后，仅用了五天就推进了四十千米。
阿斯图里亚斯的末日
但是，阿斯图里亚斯民兵在从桑坦德到希洪的海岸地带，再次组织了一道战线；他们还充分利用了山地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防线[40]。
纳瓦拉旅的推进很快就慢下来了。它们从里瓦德塞利亚（Ribadesella）出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打到四十千米外的比利亚维西奥萨（Villaviciosa）；此时，也就是十月十九日，他们直接威胁到了希洪。阿斯图里亚斯民兵能继续抵抗下去吗？更重要的是，他们能按照马德里政府的要求，抵抗到冬季吗？
《纽约时报》记者写道：“当阿斯图里亚斯人最终决定放弃一个城镇或村庄时，他们决心在身后只留下冒烟的废墟和荒地。……叛军往往发现，他们攻占的城镇或乡村已经被夷为平地。”遭到如此顽强的抵抗之后，十月十九日，弗朗哥果断致电墨索里尼，请求墨索里尼再派一个师，在冬季来临前打垮阿斯图里亚斯。
然而抵抗却在四十八小时内瓦解了。十月二十日凌晨两点，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召开会议，普拉达[41]上校在会上就军事形势作了报告，他认为形势已经岌岌可危，可以说毫无希望。向马德里请求的物资与军火迟迟未到，部队士气低落，弥漫后方的悲观情绪又加剧了这种情况。在他看来，一切抵抗都已无法进行。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当然可以继续坚守下去，但他们最后还是要被粉碎的，在这种情况下，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的委员们最好还是上前线去。不过，他认为仍有可能拯救部分军队，但必须马上将军队撤往希洪、阿维雷斯（Avilés）和坎达斯（Candás）的各个港口：“到了明天就太晚了”。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发生了分歧。内格林的命令是不容违背的；他们必须坚守到最后一人。但只有共产党人安波[42]和罗塞斯（Roces）主张服从内格林的命令。大多数委员主张撤退；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宣布独立，不再向马德里政府承担任何义务，并下令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从海上撤离[43]。
普拉达上校认为自己能够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撤离行动。但最后只撤走了一部分。在十月二十日的白天，军官乘坐五架飞机，降落在巴约纳，他们声称自己接到了撤离参谋人员的命令。苏联顾问也乘坐比利牛斯航空公司（Air-Pyrénées）的飞机抵达了巴约纳。凌晨五点，共产党领导人乘摩托艇撤离。早上八点，贝拉尔米诺·托马斯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一起登上了“拉瓦斯卡尔”号（L’Abascal）渔船，其中包括塞贡多·布兰科，他是前一天从中部地区乘飞机抵达希洪的。
当天晚上，城里发生了叛乱，普拉达上校对此不可能不知情。在国民警卫队与边防部队的支持下，希洪驻军司令弗兰科[44]上校[45]接管了城市，并立即同纳瓦拉旅联系，乞求他们立即进城，以免发生“无政府主义暴乱”。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广播宣称：“我们正在焦急地等待。……弗朗哥万岁。”成千上万的民兵被自己的领袖抛弃，又被国民警卫队缴了枪，当纳瓦拉旅抵达时，这些民兵已经成了俘虏[46]。
希洪陷落后，北方战线便不复存在。然而反抗并没有就此停止[47]。在阿斯图里亚斯肃清残余抵抗的行动，比在比斯开湾和桑坦德省持续得更久，因此，弗朗哥不能马上把参加了阿斯图里亚斯战役的部队全都调往中部战线。北方的沦陷只是战争的一个阶段。
贝尔奇特
但是，对叛军而言，这是他们在马德里碰壁之后最重大的胜利。这一胜利具有双重意义。在经济上，它使弗朗哥获得了西班牙最重要的几个省份，没有了这些省份，共和国就无法建立军事工业；这里出产关键的铁矿石。在军事上，它不仅显示出了国民军对于离心离德、装备差劲的巴斯克军队和阿斯图里亚斯军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还证明了瓦伦西亚与马德里的军队至少在这一阶段无法有效阻挡国民军的进攻。共和军的布鲁内特攻势只成功了一半；共和军在贝尔奇特发动的第二次重大攻势则是彻底的失败。
共和军选定贝尔奇特的理由，与它选定布鲁内特的理由完全相反。当地的战线没有进行重组。罗霍说，这里的士兵“更像猎人，而不像士兵”，也就是说，他们分成小队行动，各个小队之间互不联系，或者通过观察哨与战线上的其它部分保持联系。但国民军的士兵也好不了多少。因此，在这条战线上似乎很容易就能实现突破。另一方面，这里可以进行较多的机动。这次的战役的目标，是兵分三路，分别向埃布罗河北面的苏埃拉（Zuera）、萨拉戈萨城和南方发动进攻，最终攻占萨拉戈萨，并消除金托（Quinto）和贝尔奇特之间的突出部。同时，共和军司令部显然希望能迫使国民军推迟对北方的进攻。
但是，共和军直到八月二十九日才发动进攻，此时已经为时过晚，桑坦德在几天前就已陷落。大部分参战部队不得不通过糟糕的道路，在严重的混乱中运往进攻地域[48]。最后，共和军机动性低下的缺点，在这次战役中再次暴露无遗。共和军攻占了金托和贝尔奇特，是这次战役中唯一的胜利；但在坚守了十二天之后，贝尔奇特还是被国民军夺回去了。在埃布罗河以北的一系列行动失败之后，共和军放弃了攻占萨拉戈萨的计划。贝尔奇特战役失败了，它的主要目标没有一个能够实现。国民军对北方的占领，没有被推迟哪怕是一天。
于是，地图上就出现了两个彼此争斗的西班牙。国民军占据了西班牙的整个西部和西北部；它控制了从加利西亚到阿拉贡、从直布罗陀到加斯科尼湾的整个地区。
[1]弗兰西斯科·利亚诺·德·拉·恩科缅达（FranciscoLlanodelaEncomienda，1879—1963），生于塞乌塔。1893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参加里夫战争。1931年晋升为将军。内战爆发前，任驻守巴塞罗那的第4师师长。内战爆发后，忠于共和国。1936年11月担任北方集团军司令。1937年5月被撤职。北方沦陷后，逃往法国，随后返回巴塞罗那。1938年担任步兵总监。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中译者注
[2]阿斯图里亚斯国防部由共产党人安波（Ambou）负责，参谋长为休塔特。冈萨雷斯·佩尼亚（社会党）、胡安·何塞·曼索（JuanJoséManso）（共产党）和冈萨雷斯·马利亚达（GonzálesMallada）（全劳联）为政治委员。——原注
[3]即阿斯图里亚斯与雷昂省际委员会，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五章注释[41]。——中译者注
[4]巴斯克政府由四个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党员、三个社会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组成；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由四个无政府主义者（两个全劳联会员、一个伊无联会员和一个自青联会员）、四个共和派、两个社会党人、两个共产党人和两个统社青团员组成。——原注
[5]请参阅拉马的《二十世纪的西班牙危机》。——原注
[6]何塞·索尔查加·萨拉（JoséSolchagaZala，1881—1953），生于纳瓦拉一个卡洛斯派军人家庭，1896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899年毕业。1936年参加叛乱，曾参加比斯开湾战役、桑坦德战役、阿斯图里亚斯战役、阿拉贡战役等重大战役。——中译者注
[7]1937年3月1日，巴斯克民兵的组织者坎迪多·萨塞塔·埃切维里亚在奥维耶多阵亡。利萨拉在谈到萨塞塔的死亡时，并没有隐瞒巴斯克士兵在同阿斯图里亚斯人并肩战斗时缺乏积极性的事实。——原注
[8]不过，苏联飞行员和他们的指挥员“杨森将军”的英勇奋战，赢得了阿吉雷主席的交口称赞。另外，在1936年10月，巴斯克民族主义党领导人蒙松（Monzón）在汉堡设法买到了5000支捷克步枪和5百万发子弹。我们不知道阿斯图里亚斯民兵究竟拥有多少武器，他们的情况很可能比巴斯克更差，而奥维耶多围城战又在不断地消耗他们的军火。他们的武器主要来自捷克，大部分是通过墨西哥运来的步枪，在10月19日，汽轮“雷纳”号（Reina）也运来了一批法国的旧步枪。——原注。
[9]请参阅1937年10月4日的《图卢兹电讯报》（LaDépêchedeToulouse）上引用的一封阿斯图里亚斯民兵的信：“只要不让敌人通过，死算得了什么？要是敌人通过了，那么死又算得了什么？”——原注
[10]斯蒂尔（Steer）记载了一个插曲：军事审查机关领导人阿内克斯（Annex）上校曾在叛军逼近毕尔巴鄂时宣称：“何必要送死呢？”而他并没有因此被免职，最后他投靠了叛军。——原注
[11]请参阅《泰晤士报》。——原注
[12]根据曼努埃尔·阿斯纳尔的《西班牙内战军事史》（HistoriamilitarydelaGuerradeEspaña，三卷本，第三版，马德里：EditoraNacional，1958—1963）的记载，这四个旅的旅长分别为：第1旅，加西亚—巴利尼奥（García-Valiño）上校；第2旅，卡尤埃拉（Cayuela）上校；第3旅：拉托雷（Latorre）上校；第4旅，阿隆索·贝加（AlonsoVega）上校。——原注
[13]在3月31日，国民军在进攻之前，动用了35个炮兵连进行炮火准备，而巴斯克一方能动用的炮兵连数量只有国民军的一半。——原注
[14]4月29日，国民军新闻办公室发表公告，否认格尔尼卡的毁灭与自己有关（请参阅德国外交部档案库）。——原注
[15]请参阅阿斯纳尔，《西班牙内战军事史》。——原注
[16]阿列杭德洛·戈伊科切亚·奥马尔（AlejandroGoicoecheaOmar，1895年3月23日——1984年1月30日），西班牙工程师，生于巴斯克地区比斯开省。内战爆发后，负责修筑毕尔巴鄂的防御工事。他在叛逃到国民军后，将毕尔巴鄂的防御计划交给了国民军。——中译者注
[17]这道防线由三道堑壕和五层铁丝网组成，内有多个地下掩体和机枪火力点。——原注事实上，全长约80千米的“铁环”防线缺乏纵深，而且不少地方并未完工。——中译者注
[18]请参阅乔治·L·斯蒂尔（GeorgeL.Steer），《格尔尼卡之树》（TheTreeofGernika，伦敦，Hodder，1938年）。——原注
[19]桑蒂亚戈·阿斯纳尔·萨拉查加（SantiagoAznarSarachaga，1903年8月9日——1979年5月19日），生于毕尔巴鄂。青年时参加工总与社青团。1921年共产党分裂后，仍然留在社会党内。1926年因反抗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而流亡法国。共和国成立时担任比斯开工总主席。1934年被捕，后逃脱。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继续领导巴斯克地区的社会党的工作。内战爆发后，在巴斯克政府内担任工业部长。北方沦陷后流亡法国，1942年流亡墨西哥。1946年被社会党开除党籍。——中译者注
[20]胡安·阿斯蒂加拉比亚·安多内吉（JuanAstigarrabíaAndonegui，1901年11月20日——1989年3月4日），生于圣塞瓦斯蒂安。当过水手。青年时参加西班牙共产党。1934年担任西共巴斯克—纳瓦拉联合会总书记。内战爆发后，在巴斯克政府内担任公共建设部长。巴斯克沦陷后，于1937年12月被开除出党。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巴拿马。流亡期间重新参加了西共。1980年回国，1989年在圣塞瓦斯蒂安逝世。——中译者注
[21]马里亚诺·加米尔·乌利瓦里（MarianoGámirUlíbarri，1877—1962），生于马德里。1892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33年晋升为准将。内战爆发后，忠于共和国，曾担任第5旅旅长、第6旅旅长。1937年5月担任巴斯克军司令。毕尔巴鄂失陷后，于1937年6月担任北方集团军司令。北方沦陷后，担任第6旅旅长。1938年10月改任军事教育总监。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五十年代回国，1962年于昆卡逝世。——中译者注
[22]6月18日，有人以挖掘战壕为名，将1500名拿着镐和铲子的国民军战俘带到了国民军的前方阵地。——原注
[23]“多里亚”（Doria）是巴斯蒂科的化名。——中译者注
[24]苏联顾问很可能在1937年反对实施这个方案。——原注
[25]恩里克·胡拉多·巴里奥（EnriqueJuradoBarrio，1882年9月15日——1965年3月30日），生于一个军人家庭，1909年参加陆军，1911年至1913年就读于塞戈维亚炮兵学校。曾参加里夫战争。内战爆发后，忠于共和国，曾担任第4军军长、第18军军长、特殊防空总局（DirecciónGeneraldeDefensaEspecialcontraAeronaves，DECA）局长、东部集团军群司令等职。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5年在乌拉圭逝世。——中译者注
[26]卡洛斯·罗梅洛·希梅内斯（CarlosRomeroGiménez，1890年11月7日——1978年9月11日），生于马德里。1908年参加陆军，曾参加里夫战争。共和国成立后曾一度退役，在西班牙驻葡萄牙大使馆担任商务参赞。内战爆发后，重新参加共和军，曾任第4混成旅旅长、第6师师长、第2军军长、第8军军长等职。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流亡墨西哥。1978年于墨西哥城逝世。——中译者注
[27]莫德斯托的第5军下辖利斯特尔的第11师、“农夫”巴伦丁·冈萨雷斯的第46师、瓦尔特的第35师；胡拉多的第18军下辖何塞·玛丽亚·恩西索（JoséMariaEnciso）少校的第10师、加尔的第15师和加兰的第34师（在本次战役期间，胡拉多因病被卡萨多接替）；负责助攻的是克雷贝尔的第45师和杜兰的第69师；国际纵队的全部五个旅都参加了这次战役。在马德里南方，罗梅洛的第2军负责进攻阿尔科尔孔。总指挥是米亚哈将军。这次战役中一共投入了70000名步兵、132辆坦克、43辆装甲车、217门野战炮、50架轰炸机和90架战斗机，但只有50架战斗机处于可用状态。——中译者注
[28]整个内战期间，共和军只在两次战役中投入过如此之多的物资，一次是布鲁内特战役，另一次是特鲁埃尔战役。——原注
[29]罗霍写道，“前方部队的师长担心孤军深入，会遭到包围”。——原注
[30]主要是意大利干涉军的空军和秃鹰军团。——原注
[31]罗霍发现，这是国民军飞机首次在夜间出动。——原注
[32]根据阿斯纳尔的记载，在8月3日之后，第5纳瓦拉旅已经集中在阿尔吉拉尔·德尔·坎波（AlguilardelCampo）和阿拉·德尔·雷（AladelRey）一带。——原注
[33]据《独立新闻》（IndependentNews）引用的一份报道，这几位领导人分别为：国民警卫队司令佩德洛·贝加（PedroVega）、巴斯克部队司令安赫尔·波特利亚（AngelBotella）和参谋上尉路易斯·特雷斯（LuisTérez）。——原注
[34]伊无联半岛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提到了第122营和第136营，并写道“统工党党员站在他们一边”；据《FraguaSocial》报道，北方集团军医务主任、统工党党员何塞·路易斯·阿雷尼利亚斯（JoséLuisArenillas）医生在最后一刻仍在试图组织抵抗。他在被俘后被绞死。他曾在1937年1月的《新时代》（NuevaEra）上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了巴斯克政府的政策。——原注
[35]特别是在1937年6月，媒体披露了阿吉雷的岳父康斯坦丁诺·萨瓦拉（ConstantinoZabala）访问伦敦的消息。——原注
[36]罗贝托·坎塔卢波（RobertoCantalupo，1891年1月17日——1975年11月13日），生于那不勒斯。1924年代表法西斯党当选为议员。1924年至1926年担任殖民地事务部秘书。1930年担任意大利驻埃及代表，1932年担任意大利驻巴西大使。1937年担任意大利驻西班牙国统区大使。——中译者注
[37]胡利奥·德·豪雷吉·拉桑塔（JuliodeJáureguiLasanta，1910—1981），生于毕尔巴鄂。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活动。内战爆发后，担任保卫巴斯克委员会工业委员，1937年担任巴斯克主席的法律顾问。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担任巴斯克流亡政府的代表。1974年回国，1981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38]请参阅哈塞尔的笔记（1月13日）：“在梵蒂冈的调停下，正在同巴斯克分离分子举行谈判”。据拉尔戈·卡巴耶洛和阿吉雷记载，调停人是红衣主教帕塞利（Pacelli）——也就是未来的庇护十三世教皇。——原注
[39]国民运动的历史学家对这一插曲基本上闭口不谈，而许多共和派历史学家也对此不置一词。——原注
[40]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在莫斯科塑造的人》，第571—572页）估计保卫阿斯图里亚斯的第14军和第17军拥有45000名士兵、850挺机枪、180门野战炮和6门高射炮。——原注
[41]阿道弗·普拉达·巴克洛（AdolfoPradaVaquero，1883—1962），1894年参加陆军，1931年退役，内战爆发后重新参加了共和军，曾任第36旅旅长、第7师师长。1937年8月担任第14军军长，8月底担任北方集团军司令。北方沦陷后，于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担任安达卢西亚集团军司令，1938年7月至10月担任埃斯特雷马杜拉集团军司令。1939年3月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被弗朗哥反动政权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数年后获释。出狱后参加了地下反弗朗哥运动。1962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42]胡安·安波·贝尔纳特（JuanAmbouBernat，1910年10月27日——2006年1月2日），生于雷里达，1934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内战爆发后，在阿斯图里亚斯与雷昂省际委员会内担任过多个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8年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另立西班牙共产党（八大—九大）（PartidoComunistadeEspaña[VIII-IXCongresos]）。弗朗哥死后回国，1980年将西共（八大—九大）与工人共产党（PartidoComunistadelosTrabajadores）合并为西班牙统一共产党（PartidoComunistadeEspañaUnificado），1984年又将西班牙统一共产党改组为西班牙人民共产党（PartidoComunistadelosPueblosdeEspaña）。2006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43]请参阅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的会议纪要，他们在答复内格林政府的时候，附上了这份纪要。共和国审查机关禁止发表这份纪要，它发表在《独立新闻》上，它的真实性得到了委员会委员们的证实：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指出，阿斯图里亚斯省委员会是在8月29日决定将自己转变为主权委员会的（《西班牙内战史》[HistoriadelaGuerraenEspaña]，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锋出版社[LaVanguardia]，1940年，第314页）。它禁止任何人离开：“DeaquísaleniDios”。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在莫斯科塑造的人》，第573页及其后）指出，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后来前往法国，试图谈判妥协条件：如果国民军允许共和军撤离，那么阿斯图里亚斯委员就承诺不会破坏工业设施。——原注
[44]何塞·弗兰科·穆西奥（JoséFrancoMussió，1879年2月4日——1937年11月14日），生于马尼拉。1894年入读塞戈维亚炮兵学校。曾参加里夫战争。内战爆发时，拒绝参加叛乱，继续为共和国效力。在阿斯图里亚斯战役末期，向叛军投降。投降后，被叛军判处死刑。——中译者注
[45]据卡斯特罗·德尔加多记载（《在莫斯科塑造的人》，第576—577页），共产党很早以前就指控弗兰科上校进行破坏活动，但他还是出席了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原注
[46]阿斯图里亚斯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设法逃走了：阿斯图里亚斯委员会的委员、人民法庭庭长、主要的活动家（比如哈维尔·布埃诺）、军方首脑（比如普拉达上校、利纳雷斯[Linares]上校、休塔特上校和加兰上校，以及弗恩特斯[Fuentes]将军）。但成千上万的民兵却被俘了，大批民兵被枪杀。其中就有担任旅长的金属工人卡洛塞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319页）记载了他被俘的经过：这位全劳联活动家要求，如果不带他的部下一起走，他就不会离开。在遭到拒绝后，他坚决地选择了死亡。——原注
[47]请参阅施托勒尔在1938年3月4日写的笔记，他在这篇笔记里引用了弗朗哥的话：“不久之前，我们还在阿斯图里亚斯搜捕游击队。在攻占希洪后，还有18000名武装人员分散在这个地区；直到不久前我们才抓到了最后一批俘虏，他们大约有2000人，有18挺机枪和1500支步枪。”——原注
[48]据罗霍记载，在部队的集结地域，只要遭到一点炮击，所有的工作就都得暂停。——原注 |
第十四章德国与意大利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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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德国与意大利的干涉
·意大利的干涉
·意大利干涉军参加的军事行动
·意大利为干涉付出的代价
·德国的干涉
·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
·德国与弗朗哥政府签署矿业协议
·西班牙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西班牙军队和保王派在谋划推翻共和国之初，就考虑到了向法西斯意大利求援的可能性。共和国赶走了王室，它与教会的关系仍不稳定；尽管保王派和天主教徒对共和国的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都同意向意大利求助。他们在原则上并不一致，却有共同的利益；换句话说，他们都必须找一个强国来为自己撑腰。
几年前，他们与意大利进行了第一次接触[1]。安萨尔多，一九三二年的桑胡尔霍叛乱与一九三六年七月叛乱的主谋者之一，曾在一九三二年与巴尔博会面，后者向他保证，意大利会支援他们。桑胡尔霍叛乱失败后，安萨尔多和卡尔沃·索特洛在一九三三年一起逃到了罗马。
同年，纳粹党夺取了德国政权。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叛乱发动前不久，桑胡尔霍前往柏林，向希特勒求援。德国政府内部有一些人主张支持叛乱，但德国的羽翼仍未丰满，德国政府似乎只有在叛乱发生一段时间后才愿意向叛军提供援助。尽管意大利政府和德国政府都想在西班牙扶植一个亲近自己的政权，但它们显然还在估算失败的风险有多大。由于葡萄牙紧邻西班牙，左派在西班牙进行的宣传，给萨拉扎尔独裁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危险，所以萨拉扎尔非常希望看见西班牙共和国消失，尽管如此，葡萄牙依然要遵守一定的形式。桑胡尔霍乘坐的飞机不得不在一个临时构筑的简易机场降落，是这位叛乱头目身亡的原因之一。
意大利的干涉
尽管如此，意大利还是比较认真地援助了叛军。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法西斯意大利的代表与西班牙保王派领导人签订了协议，承诺向后者提供支援。当叛军刚刚取得局部胜利时，意大利很快就按照协议提供了援助。
叛乱刚刚爆发，意大利就迅速进行了大规模的干涉。意大利为了帮助弗朗哥打赢内战，可谓不遗余力。法西斯意大利的领导人实际上把西班牙叛军的冒险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墨索里尼想利用干涉西班牙来展现自己的统帅才能。他频频出席军事会议，并向意大利海军下令：“潜艇应阻止军舰抵达赤匪港口。”他的亲生儿子布鲁诺[2]是飞行员，在巴利亚里群岛表现突出。
意大利政府认为，在西班牙能否打胜仗，关乎自己的颜面。西班牙内战给意大利军队提供了一个机遇，使它有机会与阿比西尼亚部落之外的敌人交手，并能趁机夺占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因此，意大利的政策具有两重性质：它企图在巴尔干和西班牙扩张势力，也就是要向地中海西岸和东岸扩张。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干涉如此之深，不能用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来解释。当然，西班牙正在进行着“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意大利干涉军的士兵也被当成了“为理想而战的十字军战士”。但这仅仅是表象。对墨索里尼而言，地中海的霸权才是至关重要的。德国一再保证，自己对地中海没有野心，所以意大利才会与德国结成罗马—柏林轴心。
对西班牙的干涉事关重大。虽然法西斯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哄骗意大利人民，但人民却并不买账。就连海军大臣卡瓦尼亚里[3]这样的高官也对此态度冷淡。尽管法西斯主义全身心地投入了西班牙的冒险，但意大利人民却不愿追随它。
派往西班牙的意大利干涉军有部分是志愿者，他们主要是现役军官。《齐亚诺日记》记载道：“库皮尼[4]问我，能否帮他安排一下，让他去西班牙当个指挥官，我当场就给了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然而，意大利干涉军的正式名字——意大利志愿军——却充满了讽刺意味：它的士兵都是在军队办公室和法西斯党党部里招募的，他们在那里得知自己将被派往阿比西尼亚或“未知地点”。被派往西班牙的士兵多半是从训练有素的部队中选拔出来的；最早的一批人主要出自参加过阿比西尼亚战争的老兵。
总之，意大利干涉军绝不是零散地前往西班牙的一批批志愿者，而是一支真正的远征军，它有自己的军旗和统帅。意大利干涉军的首任司令是罗亚塔将军；在比斯开战役期间他被巴斯蒂科[5]接替，巴斯蒂科后来被贝尔蒂[6]接替，贝尔蒂最后又被甘巴拉[7]接替。尽管意大利干涉军在战斗中总是接受萨拉曼卡总参谋部的指挥，但它始终是一支独立的部队。
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以前，意大利士兵并未大举进入西班牙，参与干涉西班牙的意大利士兵的数量仅维持在可以确保国民军迅速获胜的程度。但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起，意大利加大了干涉西班牙的力度。十二月二十九日，哈塞尔[8]报称三千名黑衫队员和一千五百名技术人员已经前往西班牙。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哈塞尔宣称意大利又派出了四千援兵。与此同时，意大利还在准备派遣一个师，这个师预计将于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出发。
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前，有四个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师，合计五万多人，被运到了西班牙。此后，意大利干涉军的数量略有减少。一九三八年一月，墨索里尼告诉戈林：意大利干涉军有四万四千人；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德国大使报称，意大利干涉军的人数为四万〇七十五人，几天后还将派出八千援兵，共计近五万人。如果把尚未披露的技术人员的人数也算上，再考虑到参加了瓜达拉哈拉战役的四个师后来削减为二个师，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意大利干涉军人数最多的时候是一九三七年三月，当时意大利干涉军的兵力不少于七万人。艾登提供的数字为六万人，但这明显低于真实数字。考虑到弗朗哥和莫拉当时能投入前线的兵力不超过二十五万人，意大利干涉军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了。
如果没有操作航空设备的技术人员，弗朗哥在叛乱之初就不可能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当时时间非常紧迫，根本没有时间来训练西班牙飞行员。意大利不但给叛军提供了运输机和轰炸机，还派自己的飞行员来驾驶这些飞机，这些飞机和技术人员先是被运往摩洛哥，然后又被运到了塞维利亚。可以肯定的是，意大利派来的这些飞机数量比较多——在塞维利亚机场上一次就停着六架卡普洛尼轰炸机[9]——此外，还有几艘意大利潜艇也参加了运输摩洛哥部队和西班牙外籍军团的行动。
而且，当政府军进攻马略卡岛时，国民军在驻扎在巴利亚里群岛的意大利飞机的帮助下，击退了政府军——政府军虽然装备很好，却根本没有防空能力。从此，马略卡岛就成了意大利“军团”的飞机的主要基地，这些飞机并未移交给国民军，仍归意大利干涉军指挥。墨索里尼曾向里宾特洛普[10]指出：意大利干涉军在马略卡设有三个机场，还有几艘军舰长期驻扎在那里。对瓦伦西亚的日间轰炸任务，以及从一九三八年起对巴塞罗那的日间轰炸任务，几乎都是由这些飞机执行的。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确信，占据了马略卡这一战略要地，就能极大地加强意大利在地中海的势力。然而西班牙却从未考虑过割让马略卡岛；相反，弗朗哥还一再强调指出：他绝不会容忍外国侵占西班牙领土。这一开始无疑就是个误会，所以许多意大利人才会抱怨：他们给西班牙国民军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对方却忘恩负义。
另外，意大利提供的不只有飞机——卡普洛尼轰炸机与萨伏伊—马尔切蒂轰炸机，菲亚特战斗机与阿拉多战斗机，总计七百多架——这些飞机固然十分宝贵，但光靠它们并不足以保证弗朗哥军队的胜利。在叛乱遭到挫败后，意大利海军也给叛军提供了积极的支援。在这方面，意大利的援助显著增加：根据《齐亚诺日记》的记载，在一九三七年八月，意大利海军有两艘潜艇和两艘驱逐舰参加了对西班牙的干涉，到了九月又增加了四艘潜艇，等等。要想准确计算出国民军究竟接收了多少军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各方资料往往相互矛盾；不过，可以参考维瓦尔迪（Vivaldi）上校提供的数字：一千九百三十门野战炮、一万多件自动武器、九百五十辆坦克。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后，装甲车和火炮随着士兵一起，源源不绝地运往西班牙。
意大利干涉军参加的军事行动
在一九三七年头几个月里，意大利干涉军把几个师集中在塞维利亚，然后派它们截断马德里与南方各战线的联系。德国驻萨拉曼卡大使法乌佩尔[11]在一月七日记载道，在塞维利亚有四千名黑衫队员；还有二千人正在前来会合。他预计这些部队将在半个月内抵达。实际上，他们来得迟了一些，在意大利干涉军首次参战时，罗亚塔能动用的兵力，只有南方总参谋部的五千人。这次行动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局部机动，最后意大利干涉军在一月十五日占领了马拉加地区的艾斯特波纳（Estepona），在十七日占领了马尔维利亚（Marbella）。原定对马拉加发动的主攻不得不推迟，但也没推迟多久，因为法乌佩尔在一月十八日报称塞维利亚一带已经集结了两万名士兵、两个炮兵连和一千八百辆卡车。
意大利干涉军是在南方接收武器装备的，它本应接受凯波·德·利亚诺将军的指挥，在整个战争期间只参加这一带的大规模作战。然而，尽管这一带地形崎岖，但在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就开始拟定的作战计划中，似乎没有考虑到会遭遇任何重大困难；因此，对罗亚塔的部队而言，这次作战是一个绝好的考验。马拉加守军司令比利亚尔瓦[12]中校手下的部队组织混乱，缺乏武器，尤其缺乏火炮，尽管如此，叛军南方集团军还是为进攻马拉加做了极其慎重的准备工作。叛军原本打算直捣莫特里尔（Motril），一举包围马拉加的守军，这个野心过大的计划被放弃了，改为分进合击的计划：西班牙部队沿着海岸前进，而意大利部队兵分三路，分别从罗亚塔的司令部所在地安特克拉（Antequera）、洛哈（Loja）和阿拉马（Alhama）三处出发，从内陆向马拉加进军。两艘巡洋舰“加纳利群岛号”（凯波·德·利亚诺将在这艘船上指挥作战）和“巴利亚里群岛号”将支援进攻。由罗亚塔指挥的部队仍然只有三个意大利团、两个混成团和两个坦克连，他们会得到驻扎在塞维利亚的飞机的支援。
叛军在进攻马拉加时动用了机械化装备，所以马拉加战役也许可以算是闪电战最早的成功战例之一。进攻始于二月三日，但在二月五日之前，双方都没有发生真正的交战，这也表明共和军的防线是何等的空虚。二月五日下午，装甲部队沿着安特克拉—马德里公路，突入共和军防线的深处。尽管糟糕的天气影响了作战，使飞机在作战初期未能投入战斗，但叛军还是很快就赢得了胜利。二月八日早上，首批叛军攻入了马拉加；二月十日，叛军占领了莫特里尔。共和军溃不成军，几千人被俘，成千上万的难民堵塞了道路，意大利军趁机大杀特杀，获得了令人鼓舞的战果。马拉加是一个“红色”城市，也是一个重要的供应基地，它的沦陷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意大利干涉军现在有了一个位置更好的供应基地，它的几个师正在向马德里进军。
意大利干涉军的规模如此之大，要想把意大利正在向弗朗哥提供兵员与物资的事情给隐瞒下来，已经几乎做不到了。总之，在攻占马拉加之后，意大利政府就公然撕下了“不干涉”的伪装。相反，意大利政府强调指出，这些作战行动是由“志愿者”进行的，坦克和意大利步兵在攻克马拉加之后，就撇开城市，继续进军。即使是在谨慎的英格兰，《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Guardian）都断然宣称马拉加战役是意大利的胜利。
三月九日，叛军开始向瓜达拉哈拉地区进攻。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除了四个完全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师之外——这四个师的师长分别是罗西将军、柯皮将军、努沃洛尼将军和贝尔贡佐利将军[13]——还有“黑箭”旅和“蓝箭”旅[14]，这些旅的军官和士官是意大利人，士兵是西班牙人，这种由意大利人指挥的西班牙部队一直存在到战争结束。它们与意大利干涉军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它们甚至并入了意大利干涉军。
在瓜达拉哈拉战役开始时，柯皮和努沃拉里的两个师先行投入进攻，支援他们的是由莫斯卡尔多指挥的一个师，另有以轻型坦克为主的大量装甲车支援。另外两个意大利师留作预备队。但战局扩大后，整个意大利干涉军都投入了战斗，参加进攻的坦克多达二百辆。结果众所周知：意大利干涉军彻底溃败；这一失败的军事意义不应夸大，但它确实给意大利干涉军的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墨索里尼曾对意大利干涉军寄予厚望，他在写给曼奇尼的信中写道：“战胜国际部队，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与军事意义。”三月二日，法西斯主义大委员会以为胜利在望，便大肆吹捧道：这次胜利将会“终结布尔什维克在西方的一切计划”。三月九日，意大利人还在嘲讽自己的西班牙盟友：“你们怎么用了好几个月才打下一座空城？”
意大利干涉军的士兵以为等着他们的将是一场胜利的进军，然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还用小册子和扩音器发起了宣传攻势，意大利干涉军的士气没过多久就一落千丈。三月十六日，意大利干涉军的军官接到通知，要求他们重视自己的责任：“部队缺乏干劲”，“往往高估敌人”。必须告诉士兵，敌人都是“法西斯党在征服意大利的道路上打倒的那些人的兄弟”，从而“提振士气”。但才刚过了几天，情况就愈加恶化。一些黑衫队员为了逃避战斗不惜自伤；还有一些人干脆开了小差。“就连最优秀、最勇敢的部队当中都有懦夫。”此时已经不可能阻止他们逃跑了。意大利干涉军司令部请求弗朗哥派兵救援。
在这次战役之前，意大利领袖曾自吹自擂，然而这次惨败却使他们大丢脸面，就连他们的盟友都取笑他们；萨拉曼卡的德国人说，国际纵队第XI旅的士兵尽管都是犹太人和共产党，但他们打起仗来跟德国人一样狠，打得意大利人哭爹喊娘。莫斯卡尔多的士兵唱道：
“瓜达拉哈拉可不是阿比西尼亚。
西班牙人就是当了赤匪也还是勇敢的。
这儿的卡车更少，炮弹更多。”
但是，还有比各种讽刺歌曲或西班牙人与意大利人的冲突（三月二十六日，双方在丹吉尔就发生了冲突）更严重的事情。瓜达拉哈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次惨败。这次失败使人们发现：意大利人并不打算为墨索里尼的野心去送死。
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对这次失败深感失望，同意对远征军的进攻力量加以限制。四个意大利师当中，只有“利托里奥”师和“三月二十三日”师[15]留了下来；黑箭旅和蓝箭旅也留在了西班牙。重组后的意大利干涉军具有更强的防御力。无用或无能的人不再被派往前线充数。此后，除了补充损失之外，意大利就不再向西班牙派遣大规模部队了。意大利干涉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在瓜达拉哈拉有一千五百多人伤亡。在战争的头二十个月里，意大利干涉军在西班牙共有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二人死亡、负伤或失踪[16]。总共死亡六千人。
失败本身就是苦涩的，而沉重的伤亡，又给它雪上加霜。本以为能在西班牙迅速取得重大胜利、因而鼓吹大规模干涉西班牙的意大利军政首脑，开始对是否继续干涉西班牙产生了怀疑。他们把这些错误全都推卸到了西班牙叛军的司令部头上。齐亚诺说：“我国的将军们忧心忡忡，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17]”墨索里尼自己也难掩焦躁之情。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后，他曾数次谈及撤出干涉军。不过这多半是在逞一时口舌之快。意大利的利益与此牵涉极深，它不可能不干涉西班牙。结果，直到内战结束时，意大利干涉军始终没有撤出，“作为意大利的全力支持的证明”[18]。
意大利为干涉付出的代价
弗朗哥的胜利也是意大利的胜利。但意大利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不仅遭受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损失了大量的重装备，还投入了大笔的金钱。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法乌佩尔在报告中写道：“曼奇尼告诉我，意大利已经为西班牙问题花了八亿里拉。[19]”墨索里尼在同戈林谈话时指出，到了一九三七年年底，开支已高达四十五亿里拉[20]。到战争结束时，开支共计一百四十亿里拉。国民政府在战后偿还了部分费用，但没有全部偿还。当时意大利以为能够从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获得补偿。然而情况却令人失望。一九三七年初，曼奇尼抱怨说，意大利“可以说没有从西班牙捞到半点油水”[21]。
意大利与西班牙的贸易关系逐步发展起来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齐亚诺满意地写道，意大利军事工业获得了它急需的十万吨铁。其它的补偿也是可以设想的：墨索里尼说：“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22]”按照意大利的设想，“没有意大利和德国的援助，西班牙国民政府就不可能得救，它应该与意德体系保持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的财政方面也与政治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让西班牙留在我们的体系内，我们的付出才能得到彻底的回报。”这个体系就是德意轴心。因此，墨索里尼希望西班牙国民政府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
但是，意大利政府与西班牙国民政府的政治谈判却只取得了很少的实际成果。意大利曾企图在西班牙的战略要地建立基地，但它的希望破灭了。意大利取得的唯一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协定，这个协定的正式目标是“加强与深化”两国关系。这个协定首先规定：两国在西地中海采取共同的政策，彼此相互支援；其次，双方互不侵犯，并承诺在一方陷入冲突时，另一方采取善意中立的立场；最后，双方承诺签订经济协议，并互相给予特惠关税。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在签署这个协定时，首先承诺它将“为了保卫包括本土与殖民地在内的西班牙的独立与完整，全力支持西班牙”。因此，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干涉尚未得到回报，就放弃了以获得领土作为补偿的企图。一九三八年三月，齐亚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为西班牙献出了热血。这还不够吗？”其实，意大利还付出了大笔的金钱，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德国的干涉
法西斯意大利政府未经深思熟虑，就一头扎进了西班牙；至少在这方面，德国的谨慎态度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德国在地中海的直接利益要比意大利少得多，对于德国政府而言，弗朗哥的彻底胜利也不是绝对必需的。毫无疑问，德国政府并不指望在西班牙取得任何政治进展，因为德国政府对于在西班牙建立纳粹主义制度并不抱有幻想，德国领导人对弗朗哥只抱有非常审慎的同情态度。德国政府里还有人认为，同西班牙签订一个条约，使西班牙政府赶走极左派，并阻止西班牙同西方国家结盟，这种方法更可取。出于同样的考虑，有人担心西班牙内战会暴露出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由来已久的敌意。
另外，德国军方对于弗朗哥以及他的将领的军事素质并没有多少信心。在这方面，意大利总参谋部和德国总参谋部意见完全一致，他们直截了当地向西班牙国民政府提出建议，但后者却很少理睬这些建议。总之，德国国防军认为干涉西班牙的前景不妙，不太乐意派大部队参加。
当然，纳粹政府对于弗朗哥能否取得最终的胜利十分关心。但它派遣的兵力并不多。据施佩勒[23]将军记载，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有六千五百名德国干涉军抵达了加迪斯。但是，这样的大规模派兵却仅此一次。参加干涉西班牙的德国人从未超过一万人。他们主要是专业人员与干部。为了训练以长枪党徒为主的西班牙人干部，德国专门选派了一批军官和士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法乌佩尔从萨拉曼卡寄出了一封信，这封信证明了这一点：“请尽快将所有会说西班牙语的军官和士官都派到这里。请解除冯·伊森多夫（VonIssendorf）少校的骑兵指挥官的职务，将他派到这里训练长枪党。另请调西班牙—美洲研究所[24]的退役少校冯·弗兰齐乌斯（VonFrantzius）到这里担任步兵训练学校校长、请调退役少校西贝尔（Siber）来这里训练情报部队。”这些干部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抵达了西班牙，随他们同去的还有少量援军，弗朗哥为此专门向意大利政府和德国政府致谢。
上面提到的这些军官在西班牙部队中服役。但大部分德国技术人员被编入了专门的部队——秃鹰军团。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当共和军殊死抵抗时，秃鹰军团成立了；它主要是由高射炮兵和飞行员等技术人员组成的。德国政府同意出兵，但提出了严格的条件：德国部队的司令官必须是德国人，在事关德国部队的问题上，只有他有权向弗朗哥建言。事实上，德国人在塞维利亚的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旅馆里设立了一个指挥部，由瓦尔利蒙特[25]上校领导。于是，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成立了，它主要由航空兵组成：一个轰炸机大队、一个战斗机大队和一个加强的侦察机中队。此外，还有三个高炮团、几个通信连、几个水兵连和四个装甲连（每个装甲连有十二辆坦克和一个工兵排）。秃鹰军团的前后两任司令官都是飞行员：第一任司令是施佩勒，第二任是冯·里希特霍芬[26]。
德国干涉军的招募工作进行得非常谨慎。在柏林有一个由空军将军维尔贝格[27]领导的“W特别处”（SonderstabW）。秃鹰军团的人都是被上级派往西班牙的，但他们得到的好处——优渥的薪水与冒险的诱惑——往往是他们接受委派的关键原因。飞行员加兰德[28]讲述了他被选调派往西班牙的经过，他和许多同事一样，突然就消失了，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不见踪影。有人要他到W特别处报道，那里负责派遣“志愿者”，并给“志愿者”提供平民服装、文件与必要的资金。飞行员离开W特别处时，打扮成和平的旅客，然后通过“快乐工作”组织[29]送往西班牙。他们的收信地址仍在柏林。加兰德虽然不是自愿前往西班牙的，但他对自己的命运仍很满意，而且似乎对于参加西班牙内战兴致很高。抵达西班牙后，他再次穿上了橄榄色的军服，被分派到了秃鹰军团。根据战局的需要，他随着战斗机大队在各条战线来回穿梭，往来于战况最危急的地方：德国飞行员打趣说，他们是“弗朗哥的救火队员”。弗朗哥也欣然承认他们的重要性；在送别秃鹰军团最后一任司令冯·里希特霍芬的仪式上，弗朗哥在致辞中特地提及了德国飞行员的贡献。德国提供的援助，在数量上不如意大利；它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精湛的组织与提供给国民军的物资的价值。
除了秃鹰军团的装备之外，德国显然还提供了大批的军火。其实，国民军的物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德国货。弗朗哥在柏林安排了一个可靠的代理人，专门负责提供有关国民军所需的武器弹药的具体细节。起初，这些装备是通过加利西亚的港口，或是通过被国民军控制的南方，或是通过葡萄牙运进来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有人在葡萄牙目睹了“卡梅伦”号（Kamerun）和“维格贝特”号（Wigbert）两艘轮船[30]。在宣布对西班牙实行武器禁运后，甚至有人建议取道荷兰发货。但是，这种迂回的运货路线会带来很多麻烦，而国民军又在反复请求德国政府尽快把它急需的军火运给它。弗尔克斯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写道：“拥有物质优势的一方将赢得胜利。”于是，运输军火的货船走了一条更直接的路线。尽管如此，据施佩勒将军报告，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他手下仅有一个Ju52轰炸机中队、一个He51战斗机中队、一个海因克尔水上飞机中队和一个八十八毫米高射炮连；各个航空大队（每个大队有四个轰炸机中队，每个中队有十二架轰炸机；一个战斗机中队，有十二架战斗机；还有十二架侦察机）、工兵连、重型高炮连和探照灯部队都是后来才到位的。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这支部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苏联的援助开始运抵西班牙时，它的作用就不那么显著了。秃鹰军团使用的第一批飞机速度很慢，在西班牙内战中，它们不但不如苏联飞机，甚至还不如意大利的萨伏伊—马尔切蒂飞机。不过，当加兰德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初抵达西班牙后，没过多久，德国就派来了新型飞机：He111轰炸机和Do17轰炸机，还有Me109战斗机，这种战斗机是西班牙内战中速度最快、操纵性最好的飞机，它使国民军获得了全面的空中优势；在波兰战役和法国战役期间，这些飞机再次大显身手。
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
在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把物资与军火运给叛军，只有在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月，因捷克斯洛伐克危机而短暂中断过一段时间。一些德国人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赚钱，他们成立了一家企业。当然，支援西班牙叛军的工作是由希特勒亲自指导的，重要决策都是由他做出的；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也是这么做的。不过，希特勒下达的命令，具体是由外事部[31]来执行的。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德国情报机关“阿布维尔”（Abwehr）的首脑卡纳里斯[32]将军，但在西班牙的负责人是一个住在摩洛哥的德国商人、外事部成员约翰内斯·伯恩哈特[33]。为了更方便地向弗朗哥提供物资，伯恩哈特成立了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简称西摩有限公司[HISMALtd.]），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公司开张后的第二天，它就做成了第一笔业务：将摩洛哥部队运往西班牙。
在赫尔曼·戈林的帮助下[34]，在德国成立了一家叫“原材料与日用品采购有限公司”（Rohstoff-undWareneinkaufsgesellschaftmbH，简称ROWAK）的出口公司，专门同西班牙的西摩公司接洽业务。有了西摩公司与ROWAK做掩护，弗朗哥与莫拉在柏林的代表的交易活动就不会显得过于明目张胆。从此以后，运给弗朗哥的每一船物资都是由这两家公司经手的。西摩公司主要负责将军用物资运往里斯本和被国民军控制的各个港口。这家公司发展迅速，它很快就把业务扩展到了海运之外的范围。戈林有一个可靠的代理人叫冯·雅格维茨[35]，他为外事部工作，负责经营ROWAK，一九三六年十月，他在柏林的哥伦布大厦[36]包下了十二个房间，设立了办公室。此后，该公司就拥有了一支船队。
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西班牙叛军内部，伯恩哈特都拥有重要的影响力，他的影响力与西摩公司的能力，使西摩公司驻西班牙代表完全按照德国利益行事。实际上，德国政府最操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提醒弗朗哥：别忘了你欠了多少钱。一九三七年十月，冯·施托勒尔[37]计算了德国截至当时为止的支出，并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账单：“德方的支出为九千万马克；提供给西班牙的各项物资另计，价值七千万马克。”战争快结束时，副部长维茨塞克[38]重新计算了开支。把秃鹰军团的维持费用也算上的话，截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人事费用共计七千五百万马克；物资与装备方面的费用要高得多：累计为一亿九千万马克。这个估测数值似乎远低于真实数字，因为萨巴特（Sabath）在一份文件中估计德国的总开支高达五亿马克[39]。
此时，德国政府只要求弗朗哥承认这笔债务。德国想让弗朗哥偿还这笔债务，但不一定要用货币支付。而且，弗朗哥政府在一九三九年根本无力偿还它欠意大利和德国的债务。弗朗哥政府只好接受分期偿还债务的原则，实际上它已经在分期偿付欠德国的债款了。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在这方面捞到了比意大利多得多的好处。
实际上，柏林的野心是巨大而模糊的。它企图“在西班牙恢复崇尚德国的精神”。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冯·施托勒尔在一份文件中总结了德国对西班牙的渗透的成效：双方签订了警务协定；一九三九年一月双方签订了文化协定，使双方都得到了可观的好处；成立了由财政资助的文化机构；西班牙的德国学校颁发的文凭，具有相当于德国中学毕业证的效力；双方定期交换学生、教授和教师，进行文化合作；双方均可在对方国家设立广播电台，发行电影，但因政治原因而在一国被禁的作品，在另一国也不得发行。
这份文件表明，德国对西班牙的渗透取得了较好的进展；其中还包括这些成果：弗朗哥政府承诺，被逐出西班牙的德国人在返回西班牙后，可获得优待，能够恢复原来的工作；西班牙—德国友好条约，这个我们以后再谈；西班牙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是德国与意大利共同的成果。
在经济方面，西班牙和德国没有就汇率达成贯彻整个内战时期的协定。现有的协定已在一九三六年年底到期，到期后双方仅续约一年。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谈判都要根据一份文件来进行，这份文件就是范围广泛、意义重大的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议定书。由德国大使法乌佩尔和弗朗哥政府的外交部长霍尔达纳[40]签署的这份文件解释说：“两国政府真诚地希望，在提供原材料、食品，以及对于进口国而言具有特殊利益的加工成品与半成品等方面彼此互助。两国政府也将同样地尽力关注出口国的利益。”这些条文十分暧昧。西班牙关心的主要是通过向德国出口农产品，维持财政平衡。
德国与弗朗哥政府签署矿业协议
德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西班牙的德资采矿公司，它们可以提供德国军事工业必不可少的原料。自从内战爆发后，德国就对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的矿产资源——铜、钨和青铜——垂涎不已。一九三七年一月，德国政府指出：梅利利亚附近的泽根根（Zeghenghen）铁矿正处于德国人的管理之下。占领里奥·丁托铜矿和阿斯图里亚斯之后，德国驻西班牙机构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处理西班牙的矿藏。
一月二十日，法乌佩尔写道：西摩公司承诺，它将获得里奥·丁托铜矿的至少百分之六十的矿产。一九三八年年初，伯恩哈特编纂了上一年向德国出口矿石的记录，这份记录表明：在一九三七年，有二百五十万吨矿石被运往德国，其中有一百六十万吨铁矿石，这些铁矿石中有一部分是从毕尔巴鄂运出的[41]。这些数字十分可观，但要维持这样大规模的进口，德国政府不仅需要得到西班牙政府关于出口的保证，还需要由德国人亲自监督生产。因此，伯恩哈特代表西摩公司，同弗朗哥政府进行谈判，要求成立由德资控股的采矿公司。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经济渗透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在一批西班牙技术专家与财政人员[42]的压力下，弗朗哥政府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颁布了一道法令，阻止了德国的经济渗透。内战爆发之后，弗朗哥政府在矿业方面做出的让步，全都被这道法令给一笔勾销了。弗朗哥政府宣称这道法令的目的是谴责瓦伦西亚当局做出的让步。其实它是冲着德国去的。这道法令规定，外资在采矿企业中的股份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弗朗哥政府也许是受到了英美在这段时间里提出的建议的影响，才颁布这道法令的（内战爆发前，西班牙的大部分矿产都是运给英国的）。
德国政府随即试图诉诸弗朗哥政府的友谊。我们发现伯恩哈特在报告中写了这么一句话：“在经济战中，我们有权要求西班牙立即提供供应品”[43]。为此伯恩哈特建议，应该成立一家私营公司，叫西摩—蒙塔尼亚公司[44]，控制各家采矿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这样一来，德国就能控制采矿公司的开采了。伯恩哈特写道：“为了获取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我们必须动用自己在外交、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西摩公司官员对那道有关采矿公司的法令提出了抗议。此后，德国为了获得各家采矿公司的至少百分之五十的股份，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十月二十日，霍尔达纳与西摩公司的两位代表帕什（Pasch）与克林根贝格（Klingenberg)举行了首次会谈；德国方面提议，双方实行“互惠待遇”，但遭到了西班牙方面的拒绝。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伯恩哈特与秘书长尼古拉斯·弗朗哥[45]举行了会谈。西班牙方面向德国方面提出了两个补偿条件：第一，布尔戈斯政府承诺在真正的政府成立后会认真考虑西摩公司的要求[46]；其次，西班牙方面建议德国方面立即向布尔戈斯政府提出要求，请求布尔戈斯政府批准正在进行的采矿活动，布尔戈斯政府会对此做出有利的答复。
然而西班牙与德国的关系此时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阶段。就连冯·施托勒尔大使也无法从弗朗哥那里获得坚实的承诺。此外，德国对西班牙的出口也遭遇了一些障碍[47]，弗朗哥政府拒绝发放进口许可证。主张使用强硬手段的戈林便扬言要把冯·雅格维茨派往萨拉曼卡，让他“用手枪顶着弗朗哥的胸膛”。事实上，由于战争旷日持久，弗朗哥对物资的需求又很大，德国政府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准备，无法一下子满足弗朗哥的胃口。
因此，德国与弗朗哥政府的谈判，便分两路同时进行：一边由代表西摩公司和ROWAK的伯恩哈特进行，另一边则由新上任的冯·施托勒尔大使进行，冯·施托勒尔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的才干很适合这种工作，但他是一个传统的密谋型外交官[48]。十二月二十日，伯恩哈特与冯·施托勒尔同时求见弗朗哥，这表明“西摩公司与帝国代表其实是一回事。[49]”在这次会谈中，弗朗哥的态度并不太热情，他说：“我设立西摩公司是为了管理贸易与付款，现在西摩公司却想悄悄地获得采矿权，这让我很惊讶。”不过，弗朗哥还是同意双方共同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相关问题。
最后，弗朗哥政府在一九三八年六月通过了新的法令，准许德国开采矿物。这项法令规定西班牙采矿企业中的外国股份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不过，外资要想增加持股，也不是不能考虑。伯恩哈特说：“这道法令通过后，我们就完全可以参加西班牙地下资源的开采了，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但是，根据这道法令的规定，德国人要想获得采矿企业的过半或部分股份，必须要得到西班牙人的同意。于是，伯恩哈特提出，应向社会募集百分之二十的资本，这些资本由西摩—蒙塔尼亚公司的西班牙人出面认购。当然，这个办法要想奏效，除非政府对此视而不见。既然弗朗哥政府的物资供应完全依赖意大利政府和德国政府，只要威胁停止提供武器弹药，就可以迫使弗朗哥政府让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家匿名公司获得了西摩—蒙塔尼亚的采矿权[50]。根据这道法令的规定，德资拥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实际上，德资通过这几家匿名公司，控制了另外的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
与此同时，由于采矿法案的适用范围仅包括西班牙本土，而不包括摩洛哥，西摩—蒙塔尼亚公司便买下了里夫各家采矿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弗朗哥政府也允许德国在摩洛哥成立一家叫“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的独资公司，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设在特图安。德国和西班牙的经济谈判，使西摩公司通过“被它控制的多家企业”捞到了大量的好处[51]。
新星公司[52]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它不仅获得了建设西班牙广播网的合同，还在西班牙的战后重建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经营范围包括空中武器、陆军装备、运输船和经济性的防卫任务，它还增加了西班牙向德国的出口，并投资机器制造业，提供机器。
这就是经济方面取得的进展。德国政府付出了大笔金钱，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不过，这些物资有一部分是可以回收的，剩余的部分已经过于陈旧，德国国防军已经用不上了。德国从西班牙内战中学到了经验教训，还从西班牙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矿产，这对于德国的重新武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补偿了德国为干涉西班牙而付出的金钱与物资。
西班牙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尽管轴心国与弗朗哥政府签订了两个协议，但它在政治方面的成果却不如经济方面那么好。第一个协议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的协议，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班牙—意大利协议的影响；这个协议规定，双方要就共同关心的政治问题举行磋商；彼此互不侵犯；其中一方与第三方发生战争时，另一方要保持善意中立。内战结束后，轴心国与弗朗哥政府签订了真正的友好条约，这项条约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生效，有效期五年，它的条文比一九三七年的协议更精准、更具体。不过，这等于双方建立了无条件的同盟。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三国的大使，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霍尔达纳在布尔戈斯签订了一项备忘录：西班牙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墨索里尼在一九三七年的愿望实现了：西班牙参加了轴心国的同盟体系。无论盟友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争吵，出现什么样的困难[53]，经济上和道义上的债务都把弗朗哥和他的同伙绑在了一起。
[1]关于这些接触的信息主要来自利萨尔萨的《纳瓦拉密谋回忆录》与胡安·安东尼奥·安萨尔多的《一个西班牙保王派的回忆录》（Mémoiresd’unmonarchisteespagnol，摩纳哥，1953年）。——原注
[2]布鲁诺·墨索里尼（BrunoMussolini，1918年4月22日——1941年8月7日），意大利法西斯党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之子。1935年参加意大利空军，1941年因事故身亡。——中译者注
[3]多梅尼科·卡瓦尼亚里（DomenicoCavagnari，1876年7月20日——1966年11月2日），1934年至1940年任意大利海军参谋长兼副海军大臣。——中译者注
[4]拉涅利·库皮尼（RanieriCupini，1904年3月3日——1983年5月11日），生于卢卡（Lucca）。1923年参加意大利空军。1937年参加西班牙内战。二战期间晋升为准将。二战后继续在意大利空军服役，1952年退役。——中译者注
[5]艾托雷·巴斯蒂科（EttoreBastico，1876年4月9日——1972年12月2日），生于博洛尼亚（Bologna）。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28年晋升准将。1932年晋升为少将。1935年担任黑衫队第1“三月二十三日”师师长，1935年担任第3军军长，参加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6年晋升为中将。1937年担任意大利干涉军司令。1939年回国后担任第2集团军司令。二战爆发后，担任被意大利占领的多德卡尼斯群岛总督。1940年晋升为上将。1941年7月担任北非轴心国军队司令。1942年晋升为意大利元帅。1972年死于罗马。——中译者注
[6]马里奥·贝尔蒂（MarioBerti，1881—1964），生于拉斯佩齐亚（LaSpezia），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在1937年担任过意大利干涉军司令。二战爆发时担任意大利陆军参谋长。意大利投降后退役。——中译者注
[7]加斯托内·甘巴拉（GastoneGambara，1890年11月10日——1962年2月27日），1938年11月被任命为意大利干涉军司令，他是意大利干涉军最后一任司令。二战期间曾在法国、利比亚和南斯拉夫等地作战。由于他在南斯拉夫犯下了累累罪行，南斯拉夫政府在战后曾要求引渡他，但未能成功。——中译者注
[8]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乌尔里希·冯·哈塞尔（ChristianAugustUlrichvonHassell，1881年11月12日——1944年9月8日），贵族出身。190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2年至1938年任德国驻罗马大使。二战期间参加了反希特勒的密谋活动，1944年7月29日因涉嫌“七·二〇”事件被捕，9月8日遇害。——中译者注
[9]出自德国领事德莱格尔（Draeger）的报告。——原注
[10]乌尔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普（UlrichFriedrichWilhelmJoachimvonRibbentrop，1893年4月30日——1946年10月16日），纳粹党主要领袖之一，1938年至1945年担任纳粹德国外交部长，二战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中译者注
[11]威廉·弗莱赫尔·冯·法乌佩尔（WilhelmFreiherrvonFaupel，1873年10月29日——1945年5月1日），一战中在德军总参谋部任职，1919年至1921年间曾任右翼军事组织“自由军团”（Freikorps）领导，后来曾在阿根廷和秘鲁担任军事顾问，1936年至1937年间曾任德国驻弗朗哥政府代表。1939年晋升为中将。1945年5月1日于柏林自杀。——中译者注
[12]何塞·爱德华多·比利亚尔瓦·鲁维奥（JoséEduardoVillalbaRubio，1882—1960），生于托莱多一个著名军人世家。1904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08年获少尉军衔。参加过里夫战争。内战爆发后，他的几个兄弟全都投靠了叛军，但他依然站在共和国一边。1937年1月担任马拉加城防司令。马拉加失守后因涉嫌叛国而受审，但最后无罪开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50年回国。1960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13]艾德蒙多·罗西（EdmondoRossi）准将、圭多·阿梅里戈·柯皮（GuidoAmerigoCoppi）准将、路易吉·努沃洛尼（LuigiNuvoloni）准将和阿尼巴雷·贝尔贡佐利（AnnibaleBergonzoli）准将分别担任黑衫队第一“神旨”师（1aDivisioneCC.NN."Diolovuole"）、黑衫队第二“黑火”师（2aDivisioneCC.NN."FiammeNere"）、黑衫队第三“黑羽”师（3aDivisioneCC.NN."PenneNere"）和陆军第四“利托里奥”步兵师（4aDivisionefanteria"Littorio"）的师长。——中译者注
[14]“黑箭”（FlechasNegras）混成旅与“蓝箭”（FlechasAzules）混成旅是由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混合部队，军官和技术人员为意大利人，士兵为西班牙人。——中译者注
[15]1937年10月，黑衫队第一“神旨”师与黑衫队第二“黑火”师部分人员整编为黑衫队第一“三月二十三日”师（1aDivisioneCC.NN."23Marzo"）。——中译者注
[16]其中有2352人死亡，196人失踪。——原注
[17]《齐亚诺日记》。——原注
[18]意大利干涉军参加了多次军事行动：它在北方战线参加了进攻毕尔巴鄂和桑坦德的战斗；在特鲁埃尔战役中参加了突破北方防线的战斗；还参加了埃布罗河战役。请参阅1938年3月的意大利报刊上的报道，安德列·雅克郎（AndréJacquelin）在《西班牙与自由》（Espagneetlaliberté，巴黎，Kérénac，1945年）一书中引用了这些报道。
[19]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20]1937年11月，墨索里尼与戈林举行了会谈，齐亚诺记载了会谈的经过。——原注
[21]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22]转引自齐亚诺。——原注
[23]胡戈·施佩勒（HugoSperrle，1885年2月7日——1953年4月2日），生于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1903年参加德国陆军，一战爆发时参加德国陆军航空队，一战结束时任德国第7集团军航空队司令。战后曾参加自由军团，镇压德国革命。1935年参加了新成立的德国空军。1936年担任秃鹰军团司令，干涉西班牙内战，1937年10月回国。二战爆发时担任第三航空队司令，1944年8月被解职。1953年死于慕尼黑。——中译者注
[24]法乌佩尔在1934年被任命为西班牙—美洲研究所所长，然后才被调任驻西班牙大使。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最早是在官方机构里招募间谍的。——原注
[25]瓦尔特·瓦尔利蒙特（WalterWarlimont，1894年10月3日—1976年10月9日），生于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1913年参加德国陆军，1914年获少尉军衔。一战结束后曾参加自由军团镇压革命。在魏玛共和国国防军内曾担任多种职务。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曾担任德国驻弗朗哥政府的军事代表。二战爆发时担任国防军作战部副部长。二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获释。——中译者注
[26]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WolframVonRichthofen，1895年10月10日——1945年7月12日），生于西里西亚一个贵族家庭。一战期间参加德国陆军航空队。1920年退役。1923年重新参加国防军。1933年参加德国空军。1936年11月参加秃鹰军团，干涉西班牙内战。1937年1月担任秃鹰军团参谋长，施佩勒回国后接任秃鹰军团司令。二战期间曾任第8航空军军长、第4航空队司令和第2航空队司令。1944年退役。1945年死于奥地利。——中译者注
[27]赫尔穆特·维尔贝格（HelmuthWilberg，1880年6月1日——1941年11月20日），1899年参加德国陆军。1913年参加德国陆军航空队，是德军首批军事飞行员之一。一战期间曾担任第11野战航空大队大队长和第4集团军航空兵司令。一战结束后在德国国防军担任过多种职务。1933年德国空军成立后，在德国空军的建军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37年设立“W特别处”，负责为秃鹰军团招募人员，干涉西班牙内战。1938年晋升为空军上将。二战爆发后负责领导空军的训练工作。1941年在德累斯顿附近因飞机失事身亡。——中译者注
[28]阿道夫·约瑟夫·费迪南德·加兰德（AdolfJosephFerdinandGalland，1912年3月19日——1996年2月9日），1929年进入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1932年参加国防军，1934年转入空军。1937年参加秃鹰军团，干涉西班牙内战。回国后担任空军教官。二战爆发后曾担任过战斗机联队长与德国空军战斗机总监。二战结束后担任阿根廷空军的顾问，五十年代中期回国经商。1996年死于雷马根。——中译者注
[29]“快乐工作”（KraftdurchFreude）组织是纳粹党的劳工团体——德国劳工阵线（DeutscheArbeitsfront）的一个下属机构，负责组织工人的业余娱乐活动。——中译者注
[30]“卡梅伦”号与“维格贝特”号是德国货船，德国用这两艘船把军火运往里斯本，再经过陆路将军火运给弗朗哥叛军。——中译者注
[31]外事部（Auslands-Organisation）是纳粹党负责处理国外事务的机关。——中译者注
[32]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WilhelmFranzCanaris，1887年1月1日——1945年4月9日），1905年参加德国海军，一战中即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十一月革命后，任陆军部长副官，参加过自由军团。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动。1935年1月1日起任德国军事情报机关“阿布维尔”（Abwehr）首脑。1944年初被希特勒解除了阿布维尔机关首脑的职务。1944年7月20日，部分德军军官企图暗杀希特勒并发动政变，事败之后，卡纳里斯因涉嫌此事被逮捕，并于1945年4月9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33]约翰内斯·艾贝哈德·弗兰茨·伯恩哈特（JohannesEberhardFranzBernhardt，1897—1980），一战期间参加德国陆军，一战结束后参加自由军团，镇压革命。1919年至1924年在汉堡经商。1936年8月，成立西班牙—摩洛哥运输有限公司，并担任总经理，借此向弗朗哥叛军提供军用物资。——中译者注
[34]戈林亲自处理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一切事务，包括空中支援与经济谈判。——原注
[35]艾贝哈德·冯·雅格维茨（EberhardVonJagwitz，1887—1945）是伯恩哈特的旧友，1934年起在纳粹党外事部工作。——中译者注
[36]哥伦布大厦（Columbushaus）是一栋位于柏林波茨坦广场的商业建筑，1932年竣工。——中译者注
[37]艾贝哈德·冯·施托勒尔（EberhardVonStohrer，1883年5月2日——1953年3月7日），生于符腾堡一个军人家庭。190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在马德里担任观察员，负责监视共和国政府的活动。1937年8月担任纳粹德国驻国统区的大使。——中译者注
[38]恩斯特·海因里希·冯·维茨塞克（ErnstHeinrichvonWeizsäcker，1882年5月25日——1951年8月4日），生于斯图加特。1900年参加德国海军。192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8年至1943年担任纳粹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1943年至1945年任德国驻梵蒂冈大使。1947年在纽伦堡被捕，1949年被判处7年徒刑。1950年获释。——中译者注
[39]当然，外交顾问萨巴特的文件中还补充说，这个数字把直接运给叛军的各项物资所产生的“单利与复利”也算进去了。——原注
[40]弗兰西斯科·戈麦斯—霍尔达纳·索萨（FranciscoGómez-JordanaySousa，1876年2月1日——1944年8月3日），生于马德里一个军人家庭。1892年参军。曾参与镇压古巴革命。1915年至1919年任西属摩洛哥总督。1923年参加了普里莫·德·里维拉政府，主要负责镇压西属摩洛哥的独立运动。1928年至1931年再次担任西属摩洛哥总督。1937年6月出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席。1938年1月担任弗朗哥政权的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41]仅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毕尔巴鄂就运出了90000吨锡；由摩洛哥运出的货物共有十万吨。——原注
[42]其中包括比斯开矿业的经理萨瓦拉（Zabala）。——原注
[43]伯恩哈特关于蒙塔尼亚项目的报告，1937年11月4日。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44]蒙塔尼亚公司（MontañaS.A.）是西摩公司的分公司，专门投资采矿业务，1937年开始营业。——中译者注
[45]尼古拉斯·弗朗哥·巴蒙德（NicolásFrancoBahamonde，1891年7月1日——1977年4月15日），法西斯独裁者弗兰西斯科·弗朗哥的哥哥，在内战期间曾担任弗朗哥政权驻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大使。——中译者注
[46]真正的政府在两个月后成立了。——原注
[47]请参阅冯·施托勒尔在11月27日的报告。——原注
[4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担任德国驻马德里大使馆一秘，由于涉嫌参加反对罗马诺内斯伯爵的阴谋，而被调离。——原注
[49]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50]这五家公司是：托洛萨（Tolosa）的阿拉拉尔采矿控股公司（LaCompañíadeExplotacionesMinerasAralar）；奥伦塞（Orense）的加利西亚矿山开发公司（LaCompañaExplotadoradeMinasMontesdeGalicia）；比戈（Vigo）的桑塔特克拉矿业研究与开采控股公司（LaSociedadanónimadeEstudiosyExplotacionesMinerasSantaTecla）；萨拉曼卡的格雷多斯矿山公司（LaCompañíadeMinasSierradeGredosSA）；塞维利亚的苏尔矿山公司（LaCompañíaMineraMontañasdelSur）。——原注
[51]比方说，在塞维利亚收购与开发农场的阿格洛（Agro）公司；特别是拥有一家瓶塞厂（CorchoszumHinste）的90%的股份的产业金融公司（SociedadFinancieraIndustrial，简称Sofindus）；还有通用羊毛公司（CompañíaGeneraldeLanas）、毛皮出口公司（SociedadExportadoradePieles）和马里昂运输公司，后者专门负责Sofindus的运输。——原注
[52]新星公司（NovaS.A.）是西摩公司旗下的另一家分公司，它垄断了德国的通信设备与运输设备的销售业务，由ROWAK出口到西班牙的武器也由它负责销售。——中译者注
[53]1939年5月，戈林准备出访西班牙，与弗朗哥举行会晤，由于西班牙与德国关系出现了一系列困难，戈林最后没有成行，伯恩哈特因此被德国政府召回国内。——原注 |
第十五章苏联援助与国际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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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苏联援助与国际纵队
·斯大林的苏联与西班牙内战
·初期的中立
·一九三六年秋季的转折点
·援助物资
·苏联提供的军事人员
·首批国际志愿者
·国际纵队
·国际纵队的招募工作
·阿尔瓦塞特基地
·国际纵队的组织体系
苏联跟意大利和德国一样，都把西班牙当成了试验场。它们在西班牙测试的主要是各种装备。苏联的武器与法西斯国家的武器在实战中交手——比方说，苏联的“拉托”飞机[1]同德国的梅塞施密特飞机交手——使苏联获得了珍贵的数据。苏联从战争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炮兵齐射的运用；根据新的作战技术，而在纵深进行机动的必要性；利用游击队对付有组织的军队的方法。大批苏军干部在西班牙拓宽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与才干。
另一方面，也应该指出：如果没有苏联提供的物资，共和国就不可能撑过一九三六年。
斯大林的苏联与西班牙内战
苏联提供的援助物资虽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总是不够用。在整个战争期间，共和军始终缺乏足够的航空装备、防空武器乃至轻武器。考虑到这一点，就不能认为苏联的援助是全心全意、毫无保留的：苏联提供的援助，使西班牙共和国坚持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如果它能更慷慨一点，内战的结局就一定会对西班牙共和国更为有利。不少政治家，特别是一些前西共党员，将其归咎于苏联领导人的极端马基雅维利主义，结果，他们把斯大林的政策看得过于简单，以为斯大林的政策都是始终如一的[2]，但内战期间的各种情况恰好与此相反。
只要认真地思考西班牙内战提出的各种问题，就能看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政策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内战刚开始时，它在事实上处于中立，但对西班牙共和国抱有明显的同情与友善之情；从一九三六年十月开始，它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并在不干涉委员会内积极维护共和国；最后，从一九三八年夏季开始，它逐渐减少了军事援助，最终彻底抛弃了共和国。
初期的中立
在内战的头几个月里，苏联没有明确支持西班牙革命中的任何一方。在这一阶段，全劳联—伊无联和统工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对苏联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多少好感，斯大林政府也没有理由去鼓励或支持这些革命组织。进一步来讲，西班牙当时还没有与苏联建交。双方为了建立外交关系，进行了谈判，但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年里，谈判没有取得丝毫进展。最后，在斯大林眼中，西班牙仅仅是纷乱不安的国际局势中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因素。苏联不打算卷入任何冲突。它担心陷入孤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匈牙利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失败，导致西方列强联手干预“布尔什维克主义”，它对这件事依然记忆犹新。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放弃了世界革命，企图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同时，它企图通过与外国结盟来保护自己。希特勒的上台，对苏联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一九三四年，苏联与法国签订了《法苏互助条约》（拉瓦尔[3]—斯大林条约），这是苏联为了建立国际安全保障体系而使出的第一招。但是，法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仍是不牢靠的，如果英国不参加这个同盟，它实际上是没有用的，而英国对参加法苏同盟根本没有兴趣。在西班牙问题上，莱昂·布鲁姆政府犹豫不决，最后采取了谨慎中立的立场，斯大林也就不愿意冒险卷入西班牙内战了。因此，当法国发起不干涉运动时，苏联马上就参加了。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苏联政府和西方国家宣布，禁止“向西班牙出口、再输出、运输一切种类的武器、弹药、战争物资、飞机和军舰”。各方遵守这个禁令的时间，充其量不过一个月。十月中旬，载着苏联物资的苏联船只与外国船只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地抵达西班牙。
一九三六年秋季的转折点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政府最终改变了自己的政策，这是它在西班牙问题上的态度首次出现转变。首先，叛乱与人民的反抗，在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左翼运动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民意普遍倾向于援助西班牙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置身事外，否则它就很可能会失去国外的支持者。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左翼力量连遭失败后，西方国家的左翼激进分子对西班牙人民阵线寄予厚望，他们非常担心西班牙人民阵线会遭到失败，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领袖，特别是莫里斯·多列斯，反复强调这种危险。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尽管苏联政府表现出了审慎的态度，但各方势力已经深深地卷入了西班牙内战，苏联政府不能继续坐视不管。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都干涉了西班牙内战，法西斯意大利尤其明目张胆。所有人都会把弗朗哥的胜利，当成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胜利，以及苏联政策的失败；考虑到苏联当时正竭力在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面前澄清自己，把自己的干涉解释为维护民主与和平、维持欧洲现状之举，它的政策就显得更加失败了[4]。
苏联的国内政策，是它改变了自己对西班牙问题的态度的另一个原因，这种观点也许是比较合理的。当时，斯大林正在进行大清洗，西班牙的传奇史诗，正好可以帮助转移苏联国内的激进舆论的注意力[5]；另外，它还可以用帮助西班牙共和国为借口，要求苏联工人加班加点，提高产量，尽快完成一九三三年制定的五年计划定下的目标。
总之，据克里维茨基[6]记载，一九三六年九月初，在卢比扬卡（Лубянка）举行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宣布了干预西班牙的决定；苏联特务机关驻西班牙全权代表奥尔洛夫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的各国，包括苏联在内，都接受了不干涉的原则，因此，这个决定是与不干涉原则相悖的，所以必须尽可能谨慎地执行这个决定；九月初，为了购买苏联军火，并将它们从敖德萨运往西班牙，成立了几家私营企业。
援助物资
从一九三六年十月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和三月，每月都有三四十艘不同吨位的货船抵达西班牙。在“国际援助西班牙人民委员会”（InternationalCommitteeforAidtotheSpanishPeople）的大力活动下，运抵西班牙的布料和粮食不断增加，早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之前，这些货物的数量就已经十分可观了。苏联提供了一些汽油和卡车——不干涉协定中事实上并没有对此加以禁止——但提供的主要是武器和飞机。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这段时间里，共和军的飞机大半来自苏联。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档案（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记载，共和军的四百六十架飞机里，有二百架苏联战斗机、一百五十架苏联轰炸机和七十架苏联侦察机。这些飞机主要是“卡秋莎”轰炸机[7]、伊—15战斗机和伊—16战斗机，它们的性能优于德国干涉军初期使用的飞机，但远不如梅塞施密特飞机。共和军几乎所有的坦克都来自苏联：十二吨坦克和十八吨坦克[8]速度快，火力强[9]。尽管这些坦克的性能与叛军使用的德国坦克和意大利坦克不相上下，但它们的数量不足，而且在大部分战斗中都没有得到正确的运用。苏联提供的火炮数量比较少，主要是共和军缺少的七十六毫米野战炮和重型火炮。
另外，苏联提供的援助物资并不是全都通过苏联货船运来的，而且也不一定是苏联生产的。它们的质量也并不都是最优秀的：阿吉雷主席曾提到一些步枪“是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旧货”；克里维茨基也介绍了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德国采购物资的情况，他说：“一些物资虽然陈旧，但还能派上用场。”这并不算什么：在内战爆发后的头几周里，法国提供给西班牙的物资也是旧货，有一些质量也很差。西班牙不只是新武器的试验场；它还是一个以优惠价格处理陈旧军事物资的好地方。不要忘记，这些援助也是具有商业性的。苏联提供的西班牙的武器并不是免费的，就像德国也没有免费给弗朗哥提供援助一样：从最早的谈判开始，苏联就一直要求西班牙银行为这些援助物资付款。
将西班牙的大部分黄金储备运往苏联一事，后来在共和国领导人中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现在，这些争论凝聚为一个问题：这一行动的责任，应当由当时的财政部长内格林一人承担，还是应当由内格林、总理拉尔戈·卡巴耶洛和陆军部长普里耶托共同承担？当叛军逼近马德里时，内阁召开会议，决定将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保存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批黄金起初从马德里转移到了卡塔赫纳。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四位西班牙官员的监督下，这批黄金（总重量为五亿一千〇七万九千五百二十九克）运抵敖德萨。普里耶托将责任全部推给了内格林。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答复说，这个决定是由拉尔戈·卡巴耶洛和内格林作出的，普里耶托也知晓此事。可以确定的是，最初将黄金转移到卡塔赫纳的决定，得到了全体部长的一致赞同；如此重大的决定，如果没有总理的许可，几乎是不可能做出的[10]。
当这批黄金抵达苏联时，苏联对西班牙的援助也达到了高潮。事实上，大部分的黄金很可能被用来在国外购买武器了。另外，对于外贸额不算太多的苏联来说，西班牙内战创造了大量的贸易量：西班牙成为了苏联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的贸易额是战前的二十倍之多。
当然，如此之大的货运量是隐瞒不住的：来来往往的大批货船很容易就能发现，地中海中部的意大利潜艇可以轻易观察到货船的活动。德国和意大利借此大做文章，在不干涉委员会里反击苏联，并企图离间苏联与西方国家。英国也借此佯装中立，它声称这样会使交战双方维持均衡。斯大林所担心的苏联代表在外交谈判中遭到孤立的情况，在不干涉委员会里经常发生。另一方面，随着叛军在马德里周边遭到挫败，叛军速胜的希望破灭了。战争的延长对苏联的政策比较有利，它想利用西班牙内战来慢慢地消耗德国和意大利的力量。
所以，苏联继续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援助，但又减小了援助的力度。另外，不干涉委员会各成员国对海上禁运实行了监督措施，也妨碍了物资的运输，导致一九三七年春季运抵西班牙的援助物资大幅减少。由于苏联的海上力量比较薄弱，它不想轻率地动用，所以，苏联拒绝参加海上禁运，但这样一来，西班牙共和国掌握的地中海沿岸就都被德国和意大利的军舰控制了。最后，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起，意大利为了彻底封锁西班牙，开始用武力攻击苏联船只和任何可能载有苏联军事物资的船只。“共青团”号可能是第一艘遭到攻击的船只，尽管很难分清楚击沉它的究竟是叛军的潜艇还是意大利海军的军舰[11]。
苏联提供的军事人员
苏联虽然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减少援助，但不应忘记：不管它提供的援助多么有限，要是没有它的援助，瓦伦西亚政府就不可能继续抵抗。即使是在一九三八年，特别是阿拉贡战役期间，苏联仍是唯一一个能够给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物资的国家。明白了这个事实，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顾问能对共和区的政治演变与军事演变产生巨大的影响。共和国的敌人也利用这一事实来指责内格林是苏联的代理人。内格林做出了一个政治抉择，他的理由是：他不能同当时唯一一个向西班牙提供大量援助的国家闹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民政府在宣传中系统地“夸张”了苏联的援助。即使忽略掉那些过度的夸大，叛军一方仍有不少人认为共和国一方得到了成千上万的外国兵员。然而，苏联派到西班牙的兵力是非常少的。布拉西亚克和巴尔戴什在一九三九年估计苏联军事人员从未超过五百人。另一方面，克里维茨基和卡特尔(Cattell)等人也只提供了稍微大一些的数字；总之，前往西班牙的苏联军事人员总共还不到一千人，大多是专业人员、坦克兵和飞行员，他们像叛军一方的德国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指挥部和基地，与当地平民保持着距离。
当然，这不包括“苏联技术人员”。首先是苏联外交官，他们似乎都真诚地致力于西班牙事业，但在一九三七年，他们几乎全都被召回国内，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是坐牢就是被处决了。这些人当中有第一任苏联驻马德里大使马塞尔·罗森贝格；苏联驻巴塞罗那领事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负责磋商军火交易的商务参赞斯塔舍夫斯基[12][13]；还有米哈伊尔·科尔佐夫[14]，仿佛有人打定了主意：凡是能证明这一政治干预的人都得死；或者说，这些人的消失，是抛弃西班牙所必不可免的前奏。随着这些外交官（或他们的继任者）而来的是军事顾问，他们人数较多，影响力也更大，但却几乎不为人知，他们当中只有很少几个人的真实身份得以披露：戈列夫将军[15]，马德里保卫战的组织者，他身边的人无不与他意气相投；格里戈洛维奇[16]将军；道格拉斯[17]将军，苏联飞行员的指挥员；帕夫洛夫[18]，苏联坦克兵的指挥员；还有柯利亚[19]，苏联水兵的指挥员。他们中有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了重要的军事统帅。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首批苏联军事顾问随罗森贝格抵达西班牙；第二批军事顾问于九月抵达，第三批于十月抵达。科尔佐夫对雷格勒[20]说：“将军们总是换来换去，他们是来这里研习的，既然失败比胜利更有教育意义，他们也就不会在这里呆上太长时间。”总之，除了苏联顾问团的总部之外，所有西班牙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身边似乎至少都有一位苏联技术顾问[21]。所有军事顾问时刻都受到权势滔天的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务的监视，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负责人是奥尔洛夫[22]。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运作下，大批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的外籍共产党员从俄国来到了西班牙，比如格洛等几个人，他们的活动与其说是在政治或军事方面，不如说是作为监视者[23]。
首批国际志愿者
由于国际纵队里几乎没有苏联人（讽刺的是，倒是有一些白俄[24]），所以，组建和指挥国际纵队的工作，基本上是由在苏联受过训练的外籍共产党员进行的，苏联军事人员在这方面起的作用不大。
当外国军事人员赶赴西班牙、协助共和国作战时，这些来自国外的援军，实际上是由大批以个人名义独立参战的人组成的。德国与意大利的领导人组建了专门的干涉军，将他们派往西班牙支援国民军；而共和国却只能孤身苦战，只有苏联政府大力支援它的斗争——我们前面讲过了苏联政府支援的力度。然而，共和国得到的援助，主要是由共产国际出面发动和组织的。
当然，在内战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在革命民兵的时期，就已经有一小批外国人自愿前往西班牙，协助共和国作战：他们有些是居住在西班牙的外国人，比如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德·罗萨[25]；或是由于某些原因，在叛乱爆发时正好呆在西班牙的人，比如前来巴塞罗那参加斯巴达克运动会[26]的运动员们，他们在叛乱爆发后立即宣布支持加泰罗尼亚工人。这就是首批外国志愿者的来历，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也纷纷取道法国，前往西班牙，加入他们的行列。在北方战线，有一小批外国志愿者参加了伊伦保卫战；“台尔曼百人队”的德国人、“罗塞利纵队”的意大利人、“巴黎公社百人队”的法国人和“加斯托内·索奇[27]百人队”的意大利人参加了瓜达拉马山脉的战斗，保卫了马德里，还有一些外国人参加了杜鲁蒂纵队[28]。
不过，第一支规模较大的外籍部队，是安德列·马尔罗组建的国际飞行队[29]。在内战初期，共和军根本没有轰炸机部队，“西班牙”飞行队至少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支部队虽然没有多少轰炸机（只有大约二十架），但只有他们的行动能产生一些效果，特别是他们轰炸了梅德林（Medellin）的叛军纵队，正如它的领导指出的，这是共和军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进行的唯一一次大规模作战。国际飞行队的战斗机部队（约有四十架飞机）同样有效地缓解了共和国空军的燃眉之急，当时共和国空军只有一些老式的布雷盖（Breguet）战斗机。可是，这支临时拼凑的飞行队毕竟不是更为现代化、速度更快的德国和意大利空军的对手。“西班牙”飞行队的最后一次任务，是冒着敌军战斗机的机枪，掩护撤退，它完成了自己的任务[30]。
国际纵队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首批苏联飞机抵达西班牙参战，它们的性能与叛军飞机不相上下。国际纵队也在十一月参加了战斗。记者们和作家们虽然政见不同，但他们总是强调：国际纵队的参战极大地鼓舞了共和军的斗志。在一九三八年年底之前的一切大小战斗中，国际纵队都是精锐部队。十一月七日，国际纵队参加了马德里的战斗，十一月十三日，他们参加了天使山的战斗；他们在十二月转战科尔多瓦战线，参加了特鲁埃尔与洛佩拉（Lopera）的战斗。在一九三七年二月至三月间，他们参加了哈拉马战役、马拉加战役和瓜达拉哈拉战役。他们后来还参加了一切重大攻势：布鲁内特（Brunette）战役、贝尔奇特（Belchite）战役、特鲁埃尔战役，最后是埃布罗河（Ebro）战役——在这场战役中，他们参加了共和军的最后一次进攻。
国际纵队在一切战区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所以人们经常以为它拥有庞大的兵力。时至今日，西班牙都还有人以为国际纵队有数十万外国志愿兵。国际纵队的兵力、实际参战的人数虽然无法准确地计算，但较为认真的研究表明，它的实际兵力要少得多。
国际纵队的战士都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都来自哪里？他们在战斗前都做过什么准备？他们又是怎样投入战斗的呢？起初只有一些外国人零散地参加了共和派的民兵。后来，这些外国人逐步改编为独立的部队。这些战士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被本国的法西斯政权赶到国外，他们打算利用这个机会，继续同独裁者斗争；还有一些法国人，他们人数比较多，这是因为法国紧挨着西班牙，从法国越境前往西班牙比较容易，而且两国的人民阵线都刚刚在大选中获胜，两国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友谊。实际上，这些零零星星地参战的外国志愿兵并不能使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的变化，他们往往只会给本已非常混乱的共和军添乱。
到了一九三六年九月底，援助西班牙的工作已经初具规模，尤其是在招募和派遣志愿兵这方面。领导班子是由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政治流亡者的领导人组成的。隆戈指出：负责招募志愿兵的委员会是由化名“阿拉尔”（Allard）的朱利奥·切雷蒂[31]管理的。另一位共产党员约西普·布罗兹，也就是后来的铁托元帅，在中欧招募了一批志愿兵，并把他们派往西班牙[32]。化名“加洛”的路易吉·隆戈与法国共产党的机关共同负责将志愿兵带过法西边界。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国际纵队正式成立，但在此之前，已经有大量志愿兵在组织安排下，越过了法西边界，抵达了西班牙。一九三六年十月初，阿萨尼亚和拉尔戈·卡巴耶洛先后接见了一个由三名共产党人（意大利人隆戈、波兰人维斯涅夫斯基〔Wisniewski〕和法国人雷比耶尔〔Rebière〕）组成的代表团[33]。最后，马丁内斯·巴里奥接见了这个代表团，当时他正在负责组建共和军的第一批旅。双方很容易就达成了协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国际纵队的头几个旅就投入了战斗。
国际纵队的招募工作
当然，国际纵队的招募工作仍是独立进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兵先在法国会合，然后他们再分成小组，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前往西班牙。事实上，尽管负责征募志愿兵的组织有很多——征兵办公室设在工会或左翼政党的办公地点里——但主持招募工作的是共产党。共产党还负责把志愿兵运到西班牙。此外，尽管法国当局明令禁止志愿兵穿越法西边界，实际上并没有人阻拦他们[34]。在佩皮尼昂（Perpignan）有一个为国际志愿兵而设立的兵营，那里的志愿兵可以随意出入城镇。仅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就有至少三十五辆卡车顺利越过了边界。法国共产党还利用“法国航海公司”（France-Navigation）作掩护,在边界上组织了一支船队，通过水路把志愿兵运往西班牙。隆戈指出，首批志愿兵中，有五百人取道费盖拉斯进入了西班牙，另有五百人在马赛乘坐“巴塞罗那城”号（CiudaddeBarcelona）邮轮抵达了阿利坎特。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各大城市均设立了办事处，迎接新来的志愿兵。运送人员的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是，由于国际纵队是由各国志愿兵组成的军队，所以，在组织方面便出现了一些特殊的问题。
我们前面讲过，要想准确判断国际纵队究竟有多少兵力，是很困难的；大部分档案都已散失，就连国际纵队以前的领导人也对它的兵力各执一词。夸大国际纵队的兵力无疑是最常见的倾向：法西斯国家企图系统地夸大它们所谓的“赤色”志愿兵的数量，而各国的反法西斯政党和团体也会夸大自己的贡献。比克托·阿尔瓦[35]估计，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国际纵队里有二万五千名法国人、五千名波兰人、五千名英国人和美国人、三千名比利时人、二千名“巴尔干人”以及五千名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总兵力不少于四万五千人[36]。考虑到兵员的损失与补充，以及在一九三八年年初之前志愿兵都在不断地抵达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总兵力应该不少于五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大大超过了真实的数字。一个满编的旅应有三千五百人，按照这个编制来计算的话，由于国际纵队很少有满编的时候，所以它的总兵力应为三万人。它的实际兵力可能没有这么多。马尔罗认为志愿兵的总人数不超过二万五千人。维塔尔·盖曼[37]经过仔细的考证，也认为二万五千人是比较合理的数字。他认为国际纵队的可用兵力从未超过一万五千人，在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当国际纵队的兵力达到最大值的时候，它拥有约一万名作战人员[38]。此后，作战人员的数字就开始下降了：国际纵队承受了重大的伤亡（有二千人牺牲），许多志愿兵因负伤、疲惫或气馁而离开了西班牙，但他们留下的空缺却没有足够的人员来补充。
在这二万五千人当中，法国人无疑是最多的，但他们的战斗力往往不如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德国籍和意大利籍的志愿兵是从流亡者中间招募的，在参加国际纵队之前，他们就已经参加了自己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为此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国外。尽管在军工生产的刺激下，经济略有起色，但震撼了欧洲的一九二九年大危机仍未完全消退，它在法国造成了大批的游民无产者，有一些游民无产者出于私心，前往西班牙参战。这些人往往并不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到了西班牙后，他们很快就被残酷的战斗给压垮了，于是他们便离开了西班牙，回到了法国，在法国的亲弗朗哥报纸上有时能看到这类人发表的声明。法国志愿兵究竟有多少人，他们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向来是分歧最大的问题。国际纵队第XIV旅和重建后的第XIV旅[39]的战士大多是法国人，但其它旅也有由法国人组成的部队：第XI旅有“巴黎公社”营，第XII旅有法国—比利时营，第XIII旅有“昂利·维耶芒”[40]营。要想算清楚这些营各有多少人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出于一时的需要，或是由于伤亡太大，这些营总是不断重组，反复与新部队合并。西班牙共和国志愿兵协会（Associationdesvolontairesdel’Espagnerépublicaine）试图弄清国际纵队的准确兵力，它的研究结果表明：大约三分之一的志愿兵是法国人，人数约为一万人，而且法国志愿兵往往会跟比利时志愿兵搞混。在这批法国籍—比利时籍志愿兵当中，还有一部分波兰人，他们主要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矿区[41]。算上这部分波兰人的话，在西班牙参战的波兰人的总数肯定超过了四千人。
志愿兵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的流亡者。他们在国际纵队中担任了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政治干部，主要是共产党员。意大利党和德国党派出的几乎都是“全国性”的领袖：意大利社会党的皮耶特洛·内尼、意大利共产党的路易吉·隆戈（化名“加洛”）和迪·维托里奥（化名“尼科雷蒂”）、共和党的帕恰尔迪[42];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尤里乌斯·多伊奇[43]；德国共产党的汉斯·拜姆勒[44]与弗里茨·达雷姆[45]。其它国家的党派出的“全国性”领袖就只有安德列·马尔蒂，不过它们派遣了大量“中层”干部，尤其是法国共产党，它把共青团的许多领导人派去了西班牙。
其余的志愿者来自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各有数百人参加了国际纵队，他们被编入了林肯营）和中欧（主要是南斯拉夫人，但也有匈牙利人、捷克人、保加利亚人，甚至还有阿尔巴尼亚人，他们想方设法，用了一切可用的手段抵达西班牙，甚至还有步行过去的）。最后，还有一些人不远万里，从亚洲[46]和非洲赶来参战。国际纵队的志愿兵总共来自五十三个国家[47]。
国际纵队的高级干部与普通战士一样，也是由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担任的，其中当然有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也有德国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可能与不少人的印象相反，最重要的一些职位大多是由中欧人担任的。其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人，在一大堆共产党人中间，内尼和帕恰尔迪这两个非共产党人就显得特别突出了[48]。他们中有不少人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些人曾在正规军中接受过军官训练，另一些人是在莫斯科接受军事训练的。有的人两种训练都接受过：比如汉斯·卡雷[49]（化名“汉斯中校”）、威廉·蔡瑟[50]（化名“戈麦斯将军”）、匈牙利人佐尔卡·马泰[51]（化名“卢卡奇将军”）、波兰人卡洛尔·施维尔切夫斯基[52]（化名“瓦尔特将军”），他们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又在苏联上过军事学院。还有一些有过从军经历、担任了政治地位较低的职务的人，也接受过这两种训练：法国人迪蒙[53][54]；德国作家路德维希·雷恩[55]、古斯塔夫·雷格勒；匈牙利人加尔上校，他曾是库恩·贝拉[56]的同伴；当然还有国际纵队最神秘、最著名的领袖——克雷贝尔将军，当时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保卫马德里的英雄[57]。
阿尔瓦塞特基地
国际纵队的组织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把这些成分复杂的分子给凝聚起来，日后再将他们编入西班牙军队作战。志愿者在抵达西班牙后，首先要给他们找个地方落脚，再让他们接受训练，然后再根据他们的国籍和能力，把他们分派给各支部队。阿尔瓦塞特基地起初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立的。
这个城镇被国际纵队选为基地，并非出于偶然：其实第五团在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基地。在维达利（即“卡洛斯少校”）的帮助下，隆戈在当地弄到了一些房屋，用来迎接国际纵队的第一批战士。在西班牙人的配合下，当地迅速建起了一个总部，它主要的用途是迎接源源不断的志愿者，给他们提供住处和伙食。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不完善，就连洗澡水都不够用。不过，这些最紧要的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阿尔瓦塞特总部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法国人，他们与西班牙军方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一旦西班牙司令部觉得哪里的形势最危险，就会请求把国际纵队派到那里去。在人民军中很常见的军官与政治委员的双重领导，自然也出现在了阿尔瓦塞特。军事方面由以维塔尔·盖曼（即“维塔尔少校”）为首的一批法国军官负责，而政治方面则由迪·维托里奥、隆戈和安德列·马尔蒂领导，政治方面的主要领导人是安德列·马尔蒂。由于安德列·马尔蒂是一位享有盛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所以他才获得了“战士们的领袖”这个关键职位。很久以前，他曾是“黑海的起义水兵”，但他的盛名也给他招来了许多灾难，有不少人痛斥他是“阿尔瓦塞特的屠夫”[58]。就算您不相信扣在他头上的大部分罪名，您也必须承认：这个脾气暴躁、牢骚满腹的老人并不适合领导这支由各色人等混合组成的部队。不过，盖曼却声称安德列·马尔蒂始终专注于政治工作，从不插手军官的任命，也从不干预作战指挥。
没过多久，接待来自各国的自由战士，就不是阿尔瓦塞特基地唯一的职能了。它既要负责给前线的部队或正在组建的部队补充兵员，还要负责训练和监督各个兵种与勤务。它在周边建立了训练营，还给军官和政治委员设立了军事学院。它下设多种勤务部门，有一间可以修理各种设备的车间，后来还建立了一家生产手榴弹的工厂。有一段时间，它甚至还盖了个牲口棚，里面养满了各种牲畜，这些牲畜是从艾斯特雷马杜拉弄来的，它们在内战爆发时被抛弃了，在艾斯特雷马杜拉的野地上晃荡了好几个月。不过，最关键的是邮政与运输业务。国际纵队的战士们使用的语言将近四十种，对这么多语种的信件进行审查，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在国际纵队刚成立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运输工具——“只有三辆摩托车和几辆旧卡车”——运输状况后来逐渐得到了改善。一些志愿兵以前曾在雷诺公司和雪铁龙公司当过工人，在他们的精心维护下，车库的状态维持得很好。
卫生勤务是最重要的工作。西班牙当然有医院，但这些医院主要集中在马德里一带，而叛军对马德里的狂轰滥炸给伤员的救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西班牙医院里，国际纵队的伤员几乎都不认识身边的西班牙伤员，这让他们觉得十分孤单，对士气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起初，马德里各家医院给国际纵队的伤员划出了专门的病房；后来；国际纵队的伤员被集中到专门的医院里。到了十月，在罗克（Roquès）医生和诺伊曼（Neumann）医生的领导下，六位医生建立起了卫生勤务部门，它拥有野战医院、急救车和机动疏散队。女医生施特鲁泽尔斯卡（Struzelska）建立了穆尔西亚国际医院，这家医院在该地区有四家[59]分院。国际纵队还设立了疗养院。国际纵队的急救与医疗设备是从巴黎运来的。为了建立卫生勤务部门，志愿者们暂时捐出了三分之二的津贴[60]。
国际纵队的组织体系
国际纵队的组织体系，以及国际纵队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困难，与共和军的其它部队别无二致，所以，在这一节中，我们只讨论那些国际纵队所特有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国际纵队除了步兵旅之外，还有一些炮兵群：葛兰西[61]炮兵连、安娜·波克尔[62]炮兵连和斯科达炮兵连，其中斯科达炮兵连是最早成立的。
在指挥方面，国际纵队就像整个共和军一样，在政治委员与指挥员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起初，政治委员的职责是监督指挥员：他的制服上有特殊的标记。政治委员的作用因人而异。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治委员的职责首先是处理人的问题——在国际纵队里，这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但政治委员逐渐变成了指挥员的副手，他代替指挥员分担了物资、撤离伤员、医疗与邮政、食品等方面的问题。在内战快结束的时候，政治委员与指挥员最终合而为一，从而恢复了经典的一元化指挥体系，这一点在国际纵队中，比在共和军的其它部队中更为明显。
国际纵队有一批富有经验的军官，他们为西班牙战士的训练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们训练出的西班牙战士中，有不少人最后又被编入了国际纵队。这是因为，起初外国志愿者的数量不断增多，到了后来，外国志愿者的数量又在不断减少，所以国际纵队总是在根据当前的需要而不断重组。为了便于训练和指挥，国际纵队司令部起初想按照志愿者的国籍来编组部队。因此它把德国人与少量奥地利人编入了台尔曼营和埃德加·安德列营。加里巴尔迪营是国际纵队首批能够作战的营之一，它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它的战士全都是意大利人。但这种方法有时也行不通，有些国家的志愿者数量很少，很难把他们都编进同一个部队里。另一方面，志愿者在抵达西班牙后，立刻就会被编入训练部队里。加斯托内·索齐营就是这样成立的，它由意大利籍和波兰籍的志愿兵组成。国际纵队第XIV旅的第九营被称作“九国营”。意大利人彭切纳蒂（CarloPenchienati）告诉了我们关于季米特洛夫营的情况：这个营的营长是保加利亚人格列别纳洛夫[63]，政治委员是德国人弗尔曼（Furman）[64]。有时候国际纵队不得不仓促组建较大的单位，迅速将其派往前线，这样一来，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国际纵队第XII旅就是这样仓促组建的，它下辖一个德国营（台尔曼营）、一个意大利营（加里巴尔迪营）和一个法国—比利时混合营。后来，国际纵队又进行了重组，将台尔曼营和埃德加·安德列营转给第XI旅，而第XIV旅则全部由法国营组成。国际纵队在初期的战斗中伤亡惨重，加剧了这种倾向，迫使阿尔瓦塞特总部对国际纵队进行全面重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巴黎公社营损失了相当于两个排的兵力。在特鲁埃尔战役期间，国际纵队第XII旅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这几天里，就损失了一半的兵力。因此，有些部队被撤编了：露易丝·米歇尔[65]营在组建后，参加了几次战斗，然后就并入了昂利·维耶芒营[66]。把这些重组考虑进去，再根据AVER[67]编纂的部队表，可以确认国际纵队有五个旅自始至终参加了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战斗：第XI旅，旅长为克雷贝尔，政治委员为拜姆勒；第XII旅，旅长为卢卡奇，政治委员为隆戈（化名“加洛”）；第XIII旅，旅长为蔡瑟（化名“戈麦斯”）；第XIV旅，旅长为瓦尔特；第XV旅，旅长为加尔。还有一些由外国人组成的部队直接并入了西班牙军队，而一些西班牙士兵也被编入了国际纵队。隆戈认为，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以后，这种合并是必要的。
所以，国际纵队在共和军中发挥了双重作用。他们英勇无畏，乐观积极，他们是共和军的精锐部队，可以胜任最艰苦的战斗。他们斗志顽强，敢打敢拼，他们既是共和军的楷模，在某些方面又是共和军的良师益友。但是，他们兵力过少，使他们只能投入有限的战线。尽管他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终却无力回天，尤其是在北方失陷之后。另外，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国际上掀起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浪潮，然而这个浪潮却很快就消退了：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各国共产党逐渐放弃了以反法西斯主义的名义动员群众的工作。但是，国际纵队毕竟存在过，并且在多次重大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事实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古斯塔夫·雷格勒等人后来虽然与共产党决裂，虽然他们为之颠沛流离、四处漂泊的理想破灭了，但时至今日，当他们回想起国际纵队的兄弟情谊时，依然能感到衷心的喜悦。
[1]经查证，苏联提供给共和军的飞机中，没有叫“拉托”（Rato）的型号，作者指的可能是伊—15战斗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共和军飞行员给这种飞机起了个绰号叫“查托”（Chato），意为“扁鼻子”。——中译者注
[2]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就认为，斯大林能够决定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在哪一天倒台，甚至还能决定最终的失败在哪一天降临。——原注
[3]皮埃尔·拉瓦尔（PierreLaval，1883年6月28日——1945年10月15日），1903年参加社会党，一战期间持暧昧的和平主义立场。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之后脱离社会党。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法国战败后，于1940年7月至1940年12月、1942年4月至1944年8月两次任傀儡政府总理。法国解放后被判犯有叛国罪，1945年10月15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4]1936年10月30日，马塞尔·罗森贝格在纪念剧院发表演讲，谈到了这方面的重要意义：“我并不打算邀请任何人参加反对某个政权的圣战，这是因为，用武力迫使别人接受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与我们的民主概念相悖的。问题只在于各个民主国家应该团结一致，保卫和平。”另请参阅1936年12月1日何塞·迪亚斯在议会发表的讲话（《斗争的三年》[Tresañosdelucha]，第277页及其后），他还向遭到正在扩军备战的德国和意大利威胁的英法两国的民主政府发出了呼吁。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也是按照这个基调来进行宣传的：《人道报》在1936年8月底打出了这样的口号：“支援西班牙就是保卫法兰西！”——原注
[5]许多激进分子之所以默认了苏联国内的血腥清洗，主要原因便是西班牙革命的存续以及苏联对西班牙的援助。安德列·纪德（AndréGide）讲述了他承受的巨大压力：有人以西班牙民兵的名义，要求他不要发表《访苏归来》（Retourdel’USSR）。在当时，苏联的同路人，比如安德列·马尔罗和路易斯·费舍尔等人，在解释自己对莫斯科审判保持沉默的原因时，都声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破坏西班牙保卫者的团结。——原注
[6]瓦尔特·盖尔曼诺维奇·克里维茨基（ВальтерГермановичКривицкий，1899年6月28日——1941年2月10日），本名萨穆埃尔·金斯贝格（SamuelGinsberg），出身于奥地利加利西亚的一个犹太家庭。1917年参加十月革命，1919年参加俄共（布），1921年进入工农红军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23年曾前往德国协助准备起义。1937年被派往海牙主持地下工作。大清洗开始后，克里维茨基与好友伊格纳斯·瑞斯先后逃亡国外，并在巴黎接触过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1938年流亡美国。披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在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1941年神秘死亡。——中译者注
[7]即图波列夫（Туполев）设计局设计的图波列夫SB轰炸机。——中译者注
[8]苏联提供给西班牙共和国的坦克只有BT-5轻型坦克和T-26轻型坦克，BT-5轻型坦克重量约12吨，但T-26轻型坦克重量只有10吨。——中译者注
[9]我们这里提供的数字，主要来自戴维·卡特尔（DavidCattell）编纂的《苏联外交与西班牙内战》（SovietDiplomacyandtheSpanishCivilWar，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1957年）一书。——原注
[10]苏联政府声称这批黄金被全部用于购买共和军的补给与武器。内格林死后，似乎是在他的授意下，他的家人将黄金的收据交给了弗朗哥政府。——原注
[11]1936年12月14日，运输人道救援物资的“共青团”号货船在地中海被叛军巡洋舰“加纳利群岛”号击沉。——中译者注
[12]阿图尔·斯塔舍夫斯基（ArturStashevsky，1890—1937），拉脱维亚犹太人，原姓希尔施菲尔德（Hirshfeld）。内战期间参加红军的军事情报机关。1936年担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馆商务参赞，1937年6月被召回国内后下落不明。——中译者注
[13]值得一提的是，马塞尔·罗森贝格和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以前都是托派分子。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曾是托洛茨基的合作者，曾担任红军总政委（应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中译者注），在1923年是反对派领袖之一。他们俩为什么会被派往西班牙，曾引起了不少讨论。斯大林是不是在给他们下套呢？斯大林是不是打算把他们置于严密监视下，再搞垮他们呢？（在巴塞罗那，有人说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很害怕格洛。）斯大林是不是对他们俩起了疑心，便借此来考验他们的忠诚呢？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被斯大林下令枪毙了，他是赫鲁晓夫平反的首批共产党员之一。克里维茨基认为，斯塔舍夫斯基是苏联的西班牙政策的实际负责人，用内格林来接替卡巴耶洛就是他的主意。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证实了内格林与斯塔舍夫斯基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原因很简单：在1936年，内格林是财政部长，而斯塔舍夫斯基是商务参赞。——原注
[14]我们在第十章讲过，米哈伊尔·科尔佐夫聪慧过人，他在西班牙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而且很可能还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科尔佐夫的仰慕者雷格勒（Regler）在自传中，描写了科尔佐夫作为一个有些复杂的“明智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心理状态。科尔佐夫和罗森贝格、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一道在1938年的大清洗中消失了，他们未经审判就被处死了。他的名字被从一切官方著作中抹消了，斯大林对他的谴责，是他曾经存在过的唯一证据。赫鲁晓夫为他平反后，他的西班牙日记也得以重见天日：关于他的死因，官方的说法是“过劳死”。科尔佐夫和他的整个团队的死亡，无疑表明反法西斯路线遭到了彻底的抛弃，他在自己的书里详细解释了这条路线。——原注
[15]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章注释[12]。——中译者注
[16]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维奇·施特恩（ГригорийМихайловичШтерн，1900年8月6日——1941年10月28日），生于基辅省斯米拉市（Сміла）一个犹太医生家庭。1919年参加俄共（布），同年在红军第46步兵师担任连政委。1929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6年担任第7骑兵师师长。1937年1月，化名“格里戈洛维奇”（Grigorovich），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8年4月回国后，担任远东方面军参谋长，参加了张鼓峰冲突和诺门罕冲突。1939年8月29日被授予“苏联英雄”荣誉称号。在苏芬战争期间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1940年6月被授予大将军衔，并担任远东方面军司令。1941年6月被捕，同年10月遇害。1954年平反。——中译者注
[17]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章注释[14]。——中译者注
[18]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章注释[13]。——中译者注
[19]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НиколайГерасимовичКузнецов，1904年7月24日——1974年12月6日），生于德维纳河流域的麦德维德卡村（今属阿尔汉格尔斯克科特拉斯区）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参加红海军北德维纳河区舰队。1925年参加联共（布）。1926年从伏龙芝高等海军学校毕业后在“红色乌克兰”号（ЧервонаУкраїна）巡洋舰上服役。1932年从海军学院毕业后，担任“红色高加索”号（КрасныйКавказ）巡洋舰的大副，1934年担任“红色乌克兰”号巡洋舰舰长。1936年9月，化名“柯利亚”（Kolya），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8年1月回国后，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1939年4月被任命为海军人民委员。1947年被撤职。1951年重新担任海军部长。1953年担任海军总司令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12月，因“新罗西斯克”号（Новороссийск）战列舰沉没事件，被免去海军总司令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1956年2月被勒令退役。1974年在莫斯科去世。——中译者注
[20]古斯塔夫·雷格勒（GustavRegler，1898年5月25日——1963年1月14日），德国作家，生于德国萨尔州梅尔齐希镇（Merzig）一个书商家庭。一战期间在法国负伤。一战结束后学习哲学，并于1922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参加德国共产党。纳粹党上台后流亡国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参加了国际纵队，并担任国际纵队第XII旅政治委员。1937年在维斯卡战役中负伤。伤愈后前往美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受到巨大冲击，开始对共产主义产生怀疑，并最终于1942年退党。1963年在访问印度新德里时去世。——中译者注
[21]苏联军事顾问的真实身份，以及他们驻留的具体时间，一直被严密地掩盖着。克里维茨基指出，苏联顾问团的领导人是别尔津（Берзин）将军，只有六个西班牙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但克里维茨基没有指出别尔津用了什么化名。克里维茨基说别尔津在被召回莫斯科后被枪决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曾在1936年至1937年提到过一个叫格里戈洛维奇将军的人。路易斯·费舍尔、阿尔图洛·巴雷亚（ArturoBarea）和大部分前西班牙共产党人都特别强调了戈列夫将军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科洛德尼甚至认为，“格里戈洛维奇”和“戈列夫”都是别尔津的化名。但是，费舍尔本人认识戈列夫和格里戈洛维奇，他的文章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人们只能猜测：那个叫“戈列夫”的人，或许就是别尔津。有许多人见证了戈列夫在马德里保卫战中起到的作用。埃尔南德斯、卡斯特罗、费舍尔和阿尔图洛·巴雷亚提到的人，明显是同一个人：阿尔图洛·巴雷亚笔下的戈列夫“长相英俊，高大魁梧，颧骨很高，长着一双碧蓝的眼睛，表面冷静，内里紧张。”费舍尔说戈列夫在1937年或1938年被召回国内，然后被枪决了，但这并不能打消他和别尔津是同一个人的怀疑。苏联官方的文件《历史问题》（Questionsd’Histoire）声称格里戈洛维奇就是施特恩将军。在苏联官方表态之前，卡斯特罗就曾指出过这一点，他的观点应该是可靠的。根据费舍尔的记述，格里戈洛维奇后来被格里申（Grishin）将军接替，格里申将军后来又被马克西莫夫（Maximov）将军接替——这个马克西莫夫很可能就是古斯塔夫·雷格勒提到的那个“马克西莫维奇”（Maximovich）将军。经常访问苏联军事顾问的费舍尔还提到过另外一些人：瓦卢瓦（Valois）上校，本名西蒙诺夫（Simonov），他是国际纵队的顾问；尼古拉斯·库兹涅佐夫（NicolasKusnetsov），化名“柯利亚”，他是海军顾问团的团长，后来当上了将军和海军人民委员；以及利斯特尔的顾问“弗里茨”（Fritz）。费舍尔还指出，在1936年至1937年的冬季，朱可夫（Zhukov），未来的苏联元帅，曾在马德里战斗过。所有人都提到了库利克（Kulik）将军，他是波萨斯的顾问，化名“库佩尔”（Kupper），但大家都不怎么喜欢他。“农夫”巴伦丁·冈萨雷斯提到过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sky）——他的化名是“马诺利托”（Manolito）——还有罗科索夫斯基（Rokossovsky）和科涅夫（Konev）等人。冯·托马（VonThoma）将军曾告诉利德尔·哈特（LiddleHart），他在西班牙同科涅夫交过手——那个人会不会就是戈列夫的副手、留着光头的坦克专家？“帕夫洛夫”、“帕布洛”和“科涅夫”会不会都是他的化名？有这个可能。《历史问题》证实了马利诺夫斯基、梅列茨科夫（Meretskov）和罗季姆采夫（Rodimtsev）——当时是大尉——在西班牙当过军事顾问。《历史问题》还指出航空兵首长“道格拉斯同志”就是斯穆什凯维奇（Smushkevich）将军。阿吉雷主席对“杨森”（Jansen）将军记忆犹新，这位将军曾是在北方作战的苏联飞行员的指挥员。——原注由于本书编写于五十多年前，当时许多相关资料尚未公开，所以两位作者对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了解得不够清楚。现已查明：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ЯнКарловичБерэин，1889—1938，在西班牙化名“格里申”[Grishin]）、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维奇·施特恩（即“格里戈洛维奇”）和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戈列夫都曾在西班牙担任过共和军的军事顾问，但他们分别是不同的三个人；在西班牙担任军事顾问的那位“朱可夫”并不是后来的苏联元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他根本没去过西班牙），而是加夫里尔·瓦西里耶维奇·朱可夫（ГавриилВасильевичЖуков，1899—1957），他在1936年10月至1937年7月为西班牙共和国海军担任军事顾问，1944年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至今没有发现过硬的证据，能够证明罗科索夫斯基和科涅夫曾在西班牙作战。——中译者注
[22]不过，苏联顾问团内的气氛，深深地打动了古斯塔夫·雷格勒：“这里没有丝毫怀疑莫斯科的迹象；关于对着后脑勺射击的左轮手枪的记忆，关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搜捕的记忆，全都被法西斯的袭击给抹去了。革命培养出了信任。英雄的西班牙赋予了这些人党性”（《伟大的圣战》[TheGreatCrusade]，纽约，朗文出版社[Longmans]，1940年，第326—327页）。一位工程师准备动身回国时——科尔佐夫告诉雷格勒，大家都知道他要被召回国内了，等着他的将是枪决——大家用香槟为他送行，这令雷格勒惊讶不已。科尔佐夫老是把“要是哪天我被枪毙了……”这句话挂在嘴边（同上）。克里维茨基声称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情报网是由斯洛茨基（Sloutsky）建立的。艾托雷·万尼（EttoreVanni）声称苏联情报网的高级负责人是维拉耶夫（Velayev）。费舍尔认识维拉耶夫和奥尔洛夫，当时他们两人都是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原注
[23]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西班牙的干预引发了严重的危机，甚至波及到了它的内部，克里维茨基的叛逃只是这种危机的表象之一。在克里维茨基叛逃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欧最重要的间谍之一、波兰共产党员、在组织内部化名“路德维希”（Ludwig）的伊格纳斯·瑞斯（IgnaceReiss），就已经公开同斯大林决裂，并参加了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瑞斯曾向托洛茨基、维克托·塞尔日和他们的朋友发出警告：莫斯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彻底消灭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与统工党党员。1937年9月初，瑞斯准备同维克托·塞尔日和他的朋友在法国会面，但他却在会面前在瑞士洛桑附近被暗杀了。在调查此案时，一些外国共产党员和苏联驻巴黎的贸易代表团官员曾受到讯问，包括莉季亚·格洛索夫斯卡娅（LydiaGrosovskaya），警方故意释放了她，想放长线钓大鱼，没想到她却趁机脱身了。——原注
[24]比方说，瓦尔特手下有一个排长，曾是弗兰格尔（Врангель）白军的将军，流亡国外之后当了马夫，他参加国际纵队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国。后来他在战斗中牺牲了。——原注
[25]费尔南多·德·罗萨（FernandodeRosa，1908年10月7日——1936年10月？日），生于意大利米兰，原姓伦奇奥尼（Lencioni）。出生时即被遗弃，幸被收养，1918年将姓氏改为养父母的姓。1922年开始参加反法西斯运动。1928年被迫流亡法国。1929年10月22日在布鲁塞尔行刺意大利王储恩贝托二世（UmbertoII，1904—1983），未能得手。1930年被判处五年徒刑。1932年3月获释后，进入西班牙，并参加了1934年10月的阿斯图里亚斯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参加了民兵，1936年10月在瓜达拉马牺牲。——中译者注
[26]斯巴达克运动会（Spartakiad）是苏联为了同资产阶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对抗而主办的运动会，但作者这里搞错了，夏季斯巴达克运动会仅在1928年和1931年举办过两次，这里指的应该是1936年的巴塞罗那人民奥林匹克运动会（加泰罗尼亚语：OlimpíadaPopular；西班牙语：OlimpiadaPopular）：人民阵线上台后，为了抵制纳粹德国和1936年柏林奥运会，宣布将于1936年7月19日至26日在巴塞罗那举办人民奥林匹克运动会，报名参加这次运动会的有来自22个国家的6000多名运动员，这些运动员大多是由工会、工人体育俱乐部、社会党和共产党选派的。但由于内战爆发，这次运动会未能举行。不过，先期抵达巴塞罗那的运动员中，有200多人参加了工人民兵，同法西斯叛军战斗。——中译者注
[27]加斯托内·索奇（GastoneSozzi，1903年3月8日——1928年2月6日），生于意大利切塞纳（Cesena）一个贫寒的家庭，父母都是意大利社会党“最高纲领派”成员。1919年参加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并参加了反法西斯地下武装小组的活动。1922年因被指控刺杀法西斯分子而流亡苏联。1925年回国后，继续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军事工作。1927年在瑞士巴塞尔被捕后，被引渡给法西斯意大利政府，在法西斯监狱中因遭受严刑拷打而牺牲。——中译者注
[28]西蒙娜·维尔（SimoneWeil）就是参加了杜鲁蒂纵队的外国志愿者之一。然而她的民兵生涯刚开始不久，就被一次意外事故给中断了。——原注
[29]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由于共和军缺乏空中力量，安德列·马尔罗便通过自己在法国空军中的关系，弄到了一批旧飞机，并找到了一批飞行员，组成了“西班牙”飞行队（西班牙语：EscuadraEspaña；法语：EscadrilleEspagne），赶赴西班牙，协助共和军作战。这支飞行队人数最多时有130余人，总共使用过五十多架飞机，参加过23次战斗任务。由于机型落后、补给困难，1937年2月马拉加失守后，该飞行队的最后两架轰炸机也被击落，该飞行队不得不解散。——中译者注
[30]安德列·马尔罗在《希望》中详细描写了他遇到的困难：首先：这些飞机往往是在受损后被军队处理掉的淘汰品，质量非常差；其次，部队中绝大部分是志愿兵，他们与雇佣兵经常发生争执。——原注
[31]朱利奥·切雷蒂（GiulioCeretti，1903—1985），曾用化名“皮埃尔·阿拉尔”（PierreAllard）。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1918年参加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担任佛罗伦萨社青团书记，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流亡法国。在1932年3月召开的法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在巴黎成立了一个负责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委员会。二战爆发后，于1940年被共产国际任命为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地的负责人。共产国际解散后在苏联的意大利语广播电台工作。二战结束后回国，在1948年的米兰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负责合作社运动。1964年退休。1985年逝世。——中译者注
[32]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指出：尽管不少人——包括国际纵队老战士在内——都声称铁托曾在西班牙作战，但他其实从未在西班牙打过仗。——原注
[33]路易吉·隆戈说，拉尔戈·卡巴耶洛在接待他们时态度非常冷淡。——原注
[34]当然，法国的报纸上经常登出在边界进行逮捕的消息，但这种逮捕多半是做做样子而已。——原注
[35]比克托·阿尔瓦（VictorAlba，1916—2003），加泰罗尼亚记者、作家。本名佩雷·帕格斯·埃利耶斯（PerePagèsiElies），生于巴塞罗那。曾在巴塞罗那大学学习法律。1932年参加工农同盟。统工党成立后，曾任机关报《战斗报》编辑。1939年被弗朗哥反动政权逮捕，1945年获释后流亡法国，1947年移居墨西哥，开始用西班牙语、法语、加泰罗尼亚语和英语写作。1957年移居美国后，曾在堪萨斯大学和肯特州立大学任教。在流亡期间，逐步滑向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他编写了许多关于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著作。——中译者注
[36]法文版此处为“45000人”，但英文版不知为何变成了“30000人”，上述几个数字加起来，总数应为45000人，故按照法文版翻译。——中译者注
[37]维塔尔·盖曼（VitalGayman，1897年4月2日——1985年12月3日），生于法国厄尔省（Eure）的乌什地区孔谢镇（Conches-en-Ouche）。1916年参加法国陆军。1919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3年至1925年、1926年至1929年两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担任国际纵队阿尔瓦塞特基地司令。1939年10月退党。二战期间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3年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1944年越狱后重新参加抵抗运动。战后曾担任报纸记者，1968年退休，1985年逝世。——中译者注
[38]关于国际纵队总兵力的最精确的（但仍不是最终的）估计为：法国：8962人；波兰：3113人；意大利：3002人；美国：2341人；德国：2217人；巴尔干国家：2095人；英国：1843人；比利时：1722人；捷克斯洛伐克：1066人；波罗的海国家：892人；奥地利：872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799人；荷兰：628人；匈牙利：528人；加拿大：512人；瑞士：408人；葡萄牙：134人；其它国家：1122人；合计：32256人。出自：米歇尔·勒费弗尔（MichelLefebvre）与雷米·斯科特尔斯基（RemiSkoutelsky），《国际纵队》（LasBrigadasInternacionales），巴塞罗那，2003年，第16页。——中译者注
[39]“国际纵队第XIV旅和重建后的第XIV旅”法文版原文为“Lesbrigades14et14bis”，bis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清楚，但第XIV旅曾因损失惨重而重建过，所以推测为“重建后的第XIV旅”。——中译者注
[40]昂利·维耶芒（HenriVuillemin）是一位法国共产党员，在1934年2月的法西斯暴动中被法西斯分子杀害。——中译者注
[41]这些波兰移民在法国或比利时住的时间不长，他们对法国和比利时感到很生疏，只有在工会或政党里才能找到归属感。——原注
[42]兰多尔弗·帕恰尔迪（RandolfoPicciardi，1899年1月1日——1991年4月14日），1915年参加意大利共和党（PartitoRepubblicanoItaliano），一战期间志愿参军。1919年退役后进入大学就读，1921年获法学学位。1922年前往罗马，参加反法西斯运动。1926年被判处五年徒刑后越狱。1933年4月至1934年3月当选为意大利共和党全国书记。1936年在法国组织意大利反法西斯军团，前往西班牙参战，并担任国际纵队加里巴尔迪营营长。1937年返回法国。1938年前往美国，继续进行反法西斯活动。1944年返回罗马，1945年再次当选为意大利共和党全国书记。1948年至1953年曾任国防部长。——中译者注
[43]尤里乌斯·多伊奇（JuliusDeutsch，1884年2月2日——1968年1月17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客，保卫共和联盟的创始人。1934年二月起义失败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6年至1939年在西班牙指挥共和军作战。西班牙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巴黎。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流亡美国，1946年回国。——中译者注
[44]汉斯·拜姆勒（HansBeimler，1895年7月2日——1936年12月1日），生于慕尼黑，当过锁匠，1913年参加德国五金工会（DeutscheMetallarbeitserband）。一战期间参加德国海军。1918年革命期间当选为库克斯港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并参加了斯巴达克同盟，1919年参与创建德国共产党。1919年参加了巴伐利亚苏维埃起义，失败后被监禁。获释后，因继续参加革命工作，而多次被捕。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同年担任德共南巴伐利亚区委书记。纳粹上台后，于1933年3月被捕，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同年5月越狱后流亡国外。1936年8月抵达西班牙，组建恩斯特·台尔曼营，并担任国际纵队德国营的政治委员。同年在马德里保卫战中英勇牺牲。——中译者注
[45]弗里茨·达雷姆（FritzDahlem，1892年1月14日——1981年12月7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当过马夫。1913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担任科隆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主席，一战期间入伍参军，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革命期间曾任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曾在科隆担任记者，属于独立社民党左派，1920年随独立社民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作为莱茵兰中部的代表入选中央委员会。1921年支持列维，曾在党报上公开撰文支持列维的立场，不过没有因此受到惩罚，但后来他又与列维决裂。1922年7月至10月间前往法国。1923年任整个莱茵兰地区党组织的书记。后来被法国占领当局驱逐出境，在党的报刊和组织部工作。1929年入选政治局，1928年至1933年曾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流亡国外，1936年至1939年曾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战斗。1939年被法国政府拘留，1941年9月被移交给德国政府，在盖世太保监狱里被关押了八个月，后被转到毛特豪森集中营，1945年德国解放后获释。后来在统一社会党与民主德国机关内任重要职务，1953年5月被解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46]中国也有数十人参加了国际纵队，关于他们的事迹，请参阅《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倪慧如、邹宁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国际纵队还有一名日本人，他就是旅居美国的日本侨民杰克·白井（日文：ジャック白井；英文：JackShirai，1900—1937），他于1900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函馆市，他的日文名已经无从查证，只知道英文名叫“杰克”。五岁被送入孤儿院，十二岁逃出孤儿院后，四处流浪，当过搬运工、水手和厨师。1929年移民美国。在大萧条期间思想逐步左倾，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日籍工人组织。1936年12月26日随第一批美国志愿兵前往西班牙，1937年1月6日抵达西班牙后，被编入国际纵队第XV旅的“亚伯拉罕·林肯”营。1937年7月11日在布鲁内特战役中英勇牺牲。——中译者注
[47]国际纵队的许多老战士后来都在自己的党内身居高位，一些党成功夺取政权后，他们也担任了国家的高级职务。比方说，现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当中，就有两人曾是国际纵队战士，他们就是海因里希·劳（HeinrichRau）和施泰默（Staimer）将军——施泰默现在是警察将军，在西班牙作战时化名“里哈尔德”（Richard）。在国际纵队的匈牙利战士中间，有拉伊克·拉斯洛（RajkLászló），他曾化名“费尔托斯”（Firtos），在国际纵队里担任政治委员，并获得了中尉军衔，后来他当上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长，再后来他遭到了诬陷，被判处绞刑；有萨尔沃伊（Szalvai），他曾化名“恰巴耶夫少校”在西班牙作战，现在他是匈牙利军队的将军；还有曾在1958年至1961年间担任匈牙利总理的明尼赫·费伦茨（MünnichFerenc）。在波兰籍战士中间，有科马尔（Komar）将军，他在西班牙曾化名“瓦切克”（Vacek），当过营长，后来当上了波兰内卫部队司令，在1956年发生的一系列最终导致戈穆尔卡（Gomulka）上台的事件中，他发挥了关键作用。南斯拉夫籍的国际纵队战士，与戈施尼亚克（Gošnjak）、兰科维奇（Ranković）和弗拉霍维奇（Vlahović）等人一起构成了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军政骨干。国际纵队的法国籍战士构成了“自由射手游击队”（Francs-TireursetPartisans）的核心，这些人有：雷比耶尔，他于1942年遇害；皮埃尔·若尔日（PierreGeorges），曾是国际纵队的一名中尉，后来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法比昂上校”（ColonelFabien）；堂吉（Tanguy），他曾是国际纵队的一名政治委员，后来成了法国抵抗运动的“罗尔上校”（ColonelRol）；弗朗索瓦·维托里（FrançoisVittori），他后来在1944年组织了科西嘉国民阵线起义。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纵队的法国籍战士当中，还有后来曾担任过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不久前被开除出党的奥古斯特·勒科尔（AugusteLecoeur），以及后来的参议员让·尚特隆（JeanChaintron），他的化名叫巴特尔（Barthel）。——原注
[48]雷格勒把兰多尔弗·帕恰尔迪称作“共和党大佬”，帕恰尔迪后来被解职，并离开了西班牙，这件事被许多国际纵队战士当作是共产党企图彻底掌控国际纵队的证据，现在他们的怀疑也得到了证实。安东尼娅·施特恩根据汉斯·拜姆勒手下的民兵提供的证词，还有他们的指控，认定汉斯·拜姆勒是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下令杀害的。她收集的文件表明，拜姆勒实际上已经与德国反对派成员建立了联系，并对领导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还对特别处表示出了明显的敌意；在这种情况下，汉斯·拜姆勒死于谋杀的假说，就显得很可信。然而，这种假说终究还是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原注
[49]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章注释[22]。——中译者注
[50]威廉·蔡瑟（WilhelmZaisser，1893年6月20日——1958年3月3日），曾在鲁尔当过教师。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当过中尉，1918年率部参加乌克兰游击队。后来在党的军事机关中工作。1924年起在莫斯科的军事学院学习。1927年至1930年间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化名“戈麦斯（Gómez）将军”，担任国际纵队的指挥员。1940年返回苏联，在“反法西斯学校”里对德国军官进行政治再教育。战后加入统一社会党，1950年至1953年间任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1953年6月东柏林爆发起义后被迫退休。——中译者注
[51]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章注释[21]。——中译者注
[52]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章注释[56]。——中译者注
[53]儒勒·迪蒙（JulesDumont，1888年1月1日——1943年6月15日），生于鲁贝（Roubaix）一个鞋匠家庭。在一战期间当过法国陆军的士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担任巴黎公社营营长。二战爆发后，参加了法国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11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1943年6月15日英勇就义。——中译者注
[54]汉斯·卡雷曾是军官，1919年参加共产党；蔡瑟曾是军官，他在乌克兰率领自己的部下投靠了俄国革命者。他们两人后来都留在了俄国，在德国共产党的秘密军事机关内担任高级职务。佐尔卡在一战期间是军官，在1919年匈牙利革命期间是库恩·贝拉的同志，后来又与加伦（Gallen）与鲍罗廷（Borodin）一起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儒勒·迪蒙曾是上尉，后来转向共产主义，他在参加国际纵队之前，曾在阿比西尼亚抗击意军。——原注
[55]路德维希·雷恩（LudwigRenn，1889年4月22日——1979年7月21日），生于德累斯顿一个贵族家庭，本名阿诺德·弗里德里希·维特·冯·戈尔森瑙（ArnoldFriedrichViethvonGolßenau）。一战期间在西线作战。1928年参加德国共产党。并担任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协会书记。纳粹上台后被捕，1935年逃往西班牙。1936年参加国际纵队，曾担任恩斯特·台尔曼营营长和国际纵队第XI旅参谋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返回东德，参加了德国统一社会党。1979年在东柏林逝世。——中译者注
[56]库恩·贝拉（KunBéla，1886年2月20日——1939年11月30日），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出身于小职员家庭。毕业于科洛日瓦尔大学法律系。当过记者。1902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征入伍。1916年在俄国被俘。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创建直属俄共（布）中央的匈牙利共产主义小组，任组长。同年11月归国，建立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19年2月被捕，在狱中同社会民主党达成两党合并、联合夺权的协议。3月21日获释出狱，立即将匈共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社会党，接管政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后兼任军事人民委员。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侨居奥地利。1920年8月到苏俄，在克里米亚任红军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平定白匪军的战斗。1922—1923年在乌拉尔做党的宣传工作，后任俄共（布）中央驻共青团中央的特派员。1921—1936年参加共产国际领导工作。1924年10月秘密抵达维也纳，重建匈共，并任主要负责人。1928年4月在维也纳被捕，3个月后获释回到苏联。1936年被指控阻挠执行共产国际七大路线而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在翌年6月被捕，1939年11月死于狱中。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57]在西班牙获得成功的那个“克雷贝尔将军”，以前似乎叫拉扎尔·施特恩。据伊普希隆（Ypsilon）记载，施特恩曾是奥匈帝国的一名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俄国被俘，后来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曾在德国共产党的秘密军事机关工作，1927年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在1935年又指挥远东部队抗击日军。科克斯（Cox）记载的施特恩的身世与伊普希隆的记载大致相仿，但科克斯认为施特恩原是奥地利人，后来加入了加拿大国籍，在1919年随联合远征军（AlliedExpeditionaryCorps）抵达俄国。帕恰尔迪写道，施特恩曾说自己是加拿大人，但看起来很像德国人。费舍尔认为施特恩在大清洗中遇害，科洛德尼却认为施特恩曾在1940年的苏芬战争中指挥苏军攻破了曼纳海姆（Mannerheim）防线。科洛德尼会不会是把他同另外一个没有在大清洗中遇害的施特恩将军（化名“格里戈洛维奇”）给搞混了？——原注化名“克雷贝尔”的是曼弗雷德·施特恩，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章注释[20]；化名“格里戈洛维奇”的是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维奇·施特恩，请参阅本章注释[16]。——中译者注
[58]比利时志愿兵尼克·纪郎（NickGillain）在他的《雇佣兵》（Lemercenaire，巴黎，法亚尔出版社[LibrairieArthemeFayard]，1938年）一书中，指责安德列·马尔蒂曾担任一个军事法庭的主席，毫无道理地将法国军官德勒萨尔（Delesalle）少校判处死刑，德勒萨尔少校很可能是因为接触了全劳联的民兵纵队，才被判处死刑的。彭切纳蒂（Penchienati）指责他曾亲手枪杀战士：在坎布里尔斯（Cambrils），他痛骂四名战士，说他们擅自撤退，这四名战士反唇相讥，他便枪杀了他们。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Hemingway）在《丧钟为谁而鸣》（ForWhomtheBellTolls）中描写了一个叫“马萨尔”（Massart）的人物，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在影射安德列·马尔蒂；海明威笔下的马萨尔是一个很不讨人喜欢的人物：他既疑神疑鬼，又粗暴专横。曾在安德列·马尔蒂手下工作过的费舍尔对他的评价也很不好，而雷格勒则写道：“他的不称职是完全可以原谅的，而他为了掩饰自己的不称职，对一切都抱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态度。”共产党在把他开除之后，也加入了对他的谩骂，要想弄清楚有关他的真相，就更困难了。——原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丧钟为谁而鸣》中直接将其翻译为“安德列·马蒂”，请参阅《丧钟为谁而鸣》，程中瑞、程彼德译，王永年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491页。——中译者注
[59]英文版此处为“四百家”，但这明显不太可能，而法文版为“四家”，故根据法文版翻译。——中译者注
[60]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源自隆戈的书。——原注
[61]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1891年1月22日——1937年4月27日），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出身于撒丁岛的一个小职员家庭，1911年毕业于都灵大学，1913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19年4月与帕尔米洛·托里亚蒂、安杰洛·塔斯卡（AngeloTasca）和恩贝托·特拉奇尼（UmbertoTerracini）创办《新秩序》（L'OrdineNuovo）周刊，1921年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Comunistad'Italia），1923年担任意共总书记，1928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入狱，1937年病逝。——中译者注
[62]安娜·波克尔（AnaPauker，1893年2月13日——1960年6月14日），生于罗马尼亚瓦斯卢伊县（Vaslui）一个贫苦的正统犹太教家庭，本名汉娜·拉宾松（HannahRabinsohn）。1915年参加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PartidulSocialDemocratdinRomânia），1916年参加罗马尼亚社会党（PartidulSocialistdinRomânia），1921年参与创建罗马尼亚共产党（PartidulComunistRomân）。1924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获释后流亡国外。1927年在莫斯科列宁党校学习。1934年受共产国际的指派回国，担任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35年7月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41年获释后返回苏联，担任罗马尼亚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44年9月返回罗尼亚，1945年10月当选为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中央书记处书记。1947年11月至1952年11月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48年2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罗马尼亚工人党（PartidulMuncitorescRomân）后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52年2月被打成“波克尔—卢卡反党分裂集团”首脑，同年7月和9月被先后解除外交部长和副总理的职务，1953年2月被捕，同年4月获释。1960年死于乳腺癌。1965年齐奥塞斯库上台后为她平反。——中译者注
[63]伊万·伊万诺夫·帕乌诺夫（ИванИвановПаунов，1899年4月12日——1937年2月12日），保加利亚共产党地下军事活动的重要组织者，曾积极参加了1923年的起义。起义失败后，在1923年至1925年参加地下游击活动。1925年4月流亡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6年10月，化名“格列别纳洛夫”（Гребенаров/Grebenarov），担任国际纵队的“季米特洛夫”营营长，1937年2月12日在战斗中牺牲。——中译者注
[64]这两人只有使用俄语才能沟通。——原注
[65]露易丝·米歇尔（LouiseMichel，1830年5月29日——1905年1月9日），法国女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生于法国上马恩省（上马恩省）弗隆库尔镇（Vroncourt）。当过教师。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投身革命运动。在巴黎公社革命期间，积极参加了革命运动，1871年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改判为终身流放，1873年被流放到新卡里多尼亚（Nouvelle-Calédonie）。1880年，法国政府对巴黎公社社员实行大赦，露易丝·米歇尔于同年11月21日返回法国，继续参加革命运动。1905年逝世。——中译者注
[66]1938年1月，露易丝·米歇尔营由于伤亡惨重，该营的幸存者被编入了昂利·维耶芒营。——中译者注
[67]即“西班牙共和国志愿兵协会”（Associationdesvolontairesdel’Espagnerépublicaine）。——原注 |
第十三章欧洲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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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第十三章欧洲与战争
·欧洲均势与西班牙内战
·国民政府获得了外交承认
·轴心国的成立
·法国的立场
·不干涉政策
·不干涉委员会
·监督方案
“如果民主在这场战斗中落败，如果法西斯主义获胜，国王陛下的政府就能宣称这是自己的胜利。[1]”劳埃德·乔治[2]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新的事实：在世人眼中，西班牙内战已经成了一场意识形态战争。虽然并没有其它欧洲国家公开参战，但它已经变成了一场欧洲大战。因此，在共和国一方的各革命政党衰落之后，西班牙内战就变成了欧洲列强的角逐。这场角逐促成了德国和意大利迅速接近，并成立了罗马—柏林轴心；无情地暴露出了西方民主国家——法国和英国——的犹豫不决与自相矛盾；并致使苏联采取了谨慎观望的政策。
欧洲均势与西班牙内战
要想理解西班牙内战对欧洲的政治均势产生了何等的影响，首先就得明白，在一九三六年，德国在欧洲地位仍是很不稳固的。一九三三年纳粹党夺权后，德国就退出了国际联盟。希特勒的扩军备战，并向周边国家提出领土要求，使德国的小邻国心生警惕，但它们并未对希特勒的力量有多少认识。另外，西方列强的外交地位也很强势。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组成的协约看似非常牢固。虽然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3]在访问马赛时遇刺身亡，法国在巴尔干依然拥有较强的影响力。最后，面临着扩军备战的德国的威胁，第三共和国政府刚刚加强了它与东欧国家的联盟：一九三五年，法国与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苏联也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德国的重新武装让苏联无比担忧：难道希特勒不会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当成他的头号敌人吗？
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困境。它入侵了阿比西尼亚[4]，企图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非洲“帝国”，结果反倒暴露了它在军事上的无能，国际联盟大部分成员国决定制裁墨索里尼政府。
法西斯意大利政权和纳粹德国政权都在欧洲陷入了孤立，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中发现了相互接近的机遇。西班牙内战引发了全面的政治对抗，促成了各种联盟的形成；它迫使每个列强选边站队。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为世界大战创造了政治前提。
对中欧的独裁者们而言，西班牙内战不仅是对民主国家的弱点的考验；它还是彩排，是第一次冲突，是他们用来测试准备用于对付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的试验场，是那些准备用于更宏大的战场的设备的首次应用。只有在读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无数文章之后，才能明白这场“有限战争”在军事上引起了何等强烈的兴趣。
相反，西班牙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却退居次要地位了；西班牙虽然拥有马略卡和塞乌塔这样的战略要地，还有阿斯图里亚斯和里奥·丁托的矿山，但这个因素并不足以影响国际政治的走向。随着一九三八年夏天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及苏台德问题的发生，西班牙变成了欧洲大棋中的一枚小卒。
国民政府获得了外交承认
在西班牙的两大阵营中间，欧洲列强是如何选择的呢？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在西班牙有一个经合法选举产生的议会，还有经议会任命的政府：只有这两个机关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由于七月十九日的叛乱未能获胜，国民军就只是控制了一些省份的叛军。他们自己对此非常清楚，因为在头几个月里，他们拼命建立一个正式的政权，但这个政权的目的，却是在打赢战争之后，让位给一个合适的政府[5]。即使是最积极地支持叛军的国家，也没有把叛军的首都布尔戈斯[6]当一回事：一九三六年十月，当弗朗哥被任命为国家元首后，向希特勒致电问候，但希特勒并没有回电，说明他并不认为在这个时候正式承认弗朗哥是可取的；德国驻巴黎大使维尔切克[7]在柏林分析西班牙形势时，他很自然地将其描述为“西班牙政府”与“叛军”的冲突[8]。
但是，如果欧洲列强的执政者都拒绝承认叛军具有合法的交战国地位，他们就不会承认叛军是合法的政权，不会允许叛军从任何一个外国获得军需物资。但意大利、德国和葡萄牙显然没有理睬这种情况，他们拿出了一整套借口来为自己的干涉辩护：左派玩弄选举法，使人民阵线政府上台，造成了革命形势；自从一九三六年二月大选之后，合法的政府形式就已经消失，叛军将领是为了恢复合法政府才这么做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选举法可是得到了右翼集团的赞成的，他们以为凭着选举法就能使自己长期执政。
总之，这种关于“合法性”的借口只能小心使用；各法西斯政府更喜欢使用制造既成事实的方法。德国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9]和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10]打算等到叛军攻克马德里后再正式承认国民政府，这样更体面一些。一九三六年十月底，德国起草了一份电文，准备发给西班牙政府驻柏林临时代办，开头写道：“弗朗哥将军现在已经占领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因此他的政府已经控制了大部分西班牙国土。……”
出于法律上的其它需要，“现实国家”必须在占领首都及其政府建筑物——即实际控制——之后，才能成为“合法国家”。总之，这样做之后，就有了“保障德国利益”的借口。共和国政府撤往瓦伦西亚，法西斯政府的美梦眼看就要成真，然而马德里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战争还得继续下去。为了更坚定地表明立场，德国和意大利终于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提前承认了布尔戈斯政府。葡萄牙紧随其后。
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以为弗朗哥政府已经控制了大半国土，跟以为共和区已经彻底失去了政府权威，都是错误的。国民军并没有实际控制西班牙任何一个地中海沿岸省份或中部省份；尽管共和区的情况仍然很不稳定，但卡巴耶洛政府的权威无疑要强于前几届政府。因此，在八月同西班牙共和国维持外交关系，到了十一月又同它断交，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同国际局势联系起来，就能对他们改变态度的原因看得更加清楚；同情弗朗哥的列强以此宣示了他们与西班牙合法政府为敌的决心。此举在欧洲列强中间制造的分裂，与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协约的签订一脉相承，预示着这个强大的军事同盟的成立。
轴心国的成立
在七月十八日叛乱的前夕，尽管法西斯意大利政府和纳粹德国政府拥有同样的政治立场，对社会主义同样仇恨，但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实际上，两国的扩张野心，使它们经常较劲[11]。意大利还把地中海当作自己的“禁脔”，并怀疑德国到底会不会干涉西班牙。
但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和九月之后，轴心国在西班牙问题上采取了坚定的态度，而西方国家却在敷衍推脱；轴心国一致决定加强军备，这也有助于解决它们的分歧。安东内斯库[12]在罗马尼亚成立了极右翼政府，引发了一系列的谈判，打乱了对德国和意大利有利的中欧均势。希特勒在与匈牙利摄政霍尔蒂[13]会谈时，首次提出了德意结盟支持弗朗哥的主意。匈牙利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得不赞同这种联合行动，因为匈牙利政府在当时对周边国家（主要是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居住的土地提出了领土要求，它企图通过接近德意两国，换取德意两国支持它的领土要求。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德国司法部长弗兰克[14]访问了意大利，得到了墨索里尼的接见，意德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弗兰克向墨索里尼指出：希特勒认为地中海是“意大利海”，他对西班牙的干涉并不包含任何扩张野心。墨索里尼随即指出：他并不希望改变“地理形势”，但他认为巴利亚里群岛应该留给意大利。齐亚诺伯爵指出了这次会谈的关键问题：“在西班牙已经成立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德国—意大利阵营，另一个是法国—比利时—俄国阵营。领袖赞同希特勒提出的两大阵营已经事实上存在的观点。”会谈的主旨是成立一个联盟，并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
不过，直到十月下旬齐亚诺伯爵访问柏林后，两国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德国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和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在十月二十一日签订了秘密协议，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接见了齐亚诺；十一月一日，墨索里尼在米兰宣称：“两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了协约，其中有几个非常迫切的问题。[15]”最迫切的问题当然就是西班牙问题。双方就联合行动的主要方针，乃至一些具体细节进行了磋商：他们研究了在外交上承认弗朗哥政府的各种方法；在军事方面，他们研究了两国分别应该出多少部队，特别是应该各出多少飞机。德国和意大利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罗马—柏林轴心正式成立了，它的敌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西班牙势力很强大；罗马—柏林轴心的主导思想是彻底消除“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威胁”。齐亚诺向希特勒极力主张：轴心国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利，必须给予马德里政府“致命一击”[16]。
其实，早在叛乱爆发前，意大利政府和德国政府就已经向叛乱集团的领袖们许诺过会为他们提供支援。如有必要，叛军可以在其它国家的领土上接收这些支援物资，只要这样做不会造成大规模运输的问题。但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几架萨伏伊—马尔切蒂（Savoïa-Marchetti）飞机因意外降落在法属摩洛哥，暴露了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干预之深，给法意关系制造了一场重大的危机。
此外，弗朗哥军队也作势要攻占丹吉尔。丹吉尔当时由国际共管，但丹吉尔周边地区都倾向于革命。法国坚持认为西班牙政府可以自由使用丹吉尔港。意大利表示反对。这是第一次重大的外交考验，因为西班牙政府如果能够利用丹吉尔港为基地，就能扼守直布罗陀海峡，极大地阻滞叛军从摩洛哥往西班牙本土调遣部队的行动。最后，英国的善意中立，使意大利占了上风[17]。
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当局的态度是中立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利于叛军的；它的态度，清楚地表明了英国政府的意见，并在西方国家中间造成了分裂。这两个因素，无疑是不干涉政策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法国的立场
关于法国提出不干涉的建议的缘由，已经有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莱昂·布鲁姆在一九四七年向议会调查委员会所作的陈述；他的陈述基本上没有受到反驳。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莱昂·布鲁姆知道自己的西班牙政策已经彻底破产，比起为自己的西班牙政策辩护，他更关心是证明不干涉政策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季唯一可行的政策，以此来为自己辩解。
叛军发动武装叛乱（布鲁姆称其为“戏剧性的事件”〔coupdethéâtre〕）之后，法国人民阵线政府肯定是同情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但这种同情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吗？
七月二十日，希拉尔政府请求法国政府提供物质援助，给布鲁姆出了个难题：“恳请贵方立即就提供武器与飞机与我方进行商谈。”这封电报里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除了谈到两国的人民阵线政府具有共同的利益之外，电报里还提到了法西两国的特殊协议，根据这个协议，西班牙的军火供应全部由法国垄断。因此，向法国政府求援，不仅是希拉尔的权利，更是他的义务。此时布鲁姆并未犹豫。他在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之间，先与德尔波[18]、后与陆军部长达拉迪耶[19]举行会谈，商讨了向西班牙政府提供物资的数量与方法。但在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的内阁会议上，虽然正式通过了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方针，却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第一个情况与外交政策有关，这无疑是最重要的情况，因为它对莱昂·布鲁姆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布鲁姆就准备访问英国；在他访问英国时，他发现鲍德温[20]政府反对对西班牙内战进行任何干预，记者佩蒂纳克斯[21]首先向他发出警告（“这里记录得不是很详尽”），透露了鲍德温政府的态度；随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22]向他谨慎地提出了建议，确认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布鲁姆深感诧异：他的整个外交政策，都是建立在英法协约之上的，在面对着扩军备战的德国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英法协约。在西班牙问题上，他不可能抛开英国，单独行动。
布鲁姆回国后，又遇到了新的挫折。昂利·克里伊[23]将政府准备采取措施援助西班牙一事公之于世，在《巴黎回声报》（L'EchodeParis）上发起了一场攻势。卡尔蒂耶[24]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了题为《法国人民阵线敢武装西班牙人民阵线吗？》的文章，打响了第一炮。他在文章结尾写下了极其激烈的句子：“我们仍然不愿相信政府会犯下这种反民族的罪行。”《巴黎回声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到了提供飞机、炸弹、七十五毫米野战炮和机枪等细节。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暗示法国政府将采取不干涉原则，而法国政府要到一周之后才宣布不干涉原则。
法国政府当然不会指望右翼反对派能给这个任务带来什么帮助。但布鲁姆在政府内部也遭到了反对，此外，议会内的温和派集体也反对他。参议院向来是保守反对派的大本营，它对此作出了更强烈的反应：参议院议长让奈尼[25]扬言：“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要为西班牙问题而开战。”激进党的态度更是麻烦：激进党占了外交部长和陆军部长两个要职；他们如果倒向反对派，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内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爱德华·埃里奥[26]发出的“别管闲事”[27]的警告，产生了多么强大的影响，就不难想象了。
向西班牙合法政府提供军火，为什么会在法国政界引发如此的恐慌呢？原因首先是当时的和平主义。从一九三四年开始，法国左派，无论是激进党还是社会党，都在不停地宣称热爱和平，并决心用一切手段来保卫和平。由于害怕引发战争，法国默认了德国的重新武装，最近又默认了德军进驻莱茵兰地区[28]。许多社会党人认为，法国政府会与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签订新的洛迦诺公约，并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公约上面。布鲁姆对此并不抱有幻想；他预料到法德必有一战，并支持加强军备，期望能在军事方面赶上德国。但他本人是一个温和派，他不可能冒险亲自发动战争。此外，布鲁姆本人也曾指出[29]，国外战争的威胁，有可能会在法国引发内战：“法国正处于军事政变的边缘。”必须承认，右翼——至少是其中一部分——自从一九一九年起，就趋向了极端民族主义，从几年前开始，他们就对国家政权表现出刻骨的仇恨；他们同情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权，要求对它们采取和平主义政策，要求优先处理由一九三六年的社会危机与人民阵线的上台而加剧的国内困难，而不是国外问题。右翼反对派并不只出现在《巴黎回声报》上。关于一九三八[30]年的事态，布鲁姆认为：“法国议会里的某些重要政治家成了弗朗哥的代表。”
在这种不利局面中，内阁在七月二十五日召开会议，不敢公开考虑支援西班牙，只能寻求隐瞒运输军火的方法：他们谎称军火是卖给墨西哥政府的，然后又把这批武器转给了西班牙。这只是它遇到的第一个挫折。几天后，发生了萨伏伊—马尔切蒂飞机事件，使它重新考虑自己做出的妥协。但布鲁姆回顾说，以英国和比利时报纸为首的媒体，向他的政府发动的攻击，影响了公众舆论。当时对纳粹主义并不怀有敌意的丘吉尔认为：“严守中立是目前唯一的办法。[31]”
法国政府的意见分歧，是更加严重的情况。布鲁姆只介绍了内阁就西班牙问题在八月八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部长们分成了两派：赞成支援西班牙的一派，以航空部长皮埃尔·科[32]为首，处于少数派；而“主要由激进党人和接受了保尔·弗尔[33]的劝说的社会党人”[34]组成的反对支援西班牙的联盟，处于多数派。布鲁姆想扭转这种局面，如果他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实行干预政策的话，就有可能遭到孤立，他竭力想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为此他只能需求英国的支持。
因此，当诺尔—贝克[35]建议，派遣公认的共和派领袖、海军参谋长达尔朗[36]将军出访伦敦时，这个建议获得了布鲁姆的热烈欢迎。达尔朗此次出访的任务，是通过他的私交、第一海务大臣查特菲尔德[37]勋爵，同长时间担任内阁秘书的莫里斯·汉奇[38]爵士进行接触。如果达尔朗能够让汉奇相信阻止弗朗哥夺权的必要性，那么汉奇就有可能召开内阁会议，从而使英国政府改变态度。
其实，就算英国内阁会在八月初举行会议，它会不会改变自己的既定态度，仍是很可疑的；英国认为，干预西班牙内战是得不偿失的。英国在西班牙本土的矿业利益，不允许它与任何一方断绝关系。此外，在前几年里，由于埃塞俄比亚事件，导致地中海一带陷入了紧张的形势，英国希望使地中海形势得到缓和。英国向意大利发出了缓和关系的信号，而且正在起草英意海军协定。英国有充分的理由不去直接冒犯意大利。最后，英国保守派更同情弗朗哥将军，不同情“赤匪”，他们在报刊上大肆渲染革命的“暴行”。查特菲尔德勋爵认为弗朗哥是一个“优秀的西班牙爱国者”，这无疑也是大部分大臣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达尔朗的出访只能无功而返。查特菲尔德拒绝插手。英国的政策没有改变。
这次失败的出访，是法国政府为西班牙共和国做的最后一次外交努力。八月八日，法国内阁召开会议，会上认为法国在这个问题上遭到了欧洲的孤立，只能依靠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必须承认，苏联政府对西班牙共和国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它要等法国政府带头干预，然后自己再跟上。法国政府原则上同意把已经做好发货准备的五十批物资运给西班牙，但拒绝从军队储备物资中抽调火炮或航空设备。布鲁姆辩解说，他认为继续进行干预，只会制造外交麻烦，不会获得有价值的回报：西班牙共和国只获得了为数极少的物资，而且质量很可能不是最好的。布鲁姆随后还打算辞职，在他的西班牙朋友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39]和希梅内斯·德·阿苏瓦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放弃了这个念头。
不干涉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总理布鲁姆向所有直接卷入西班牙内战的大小国家提出了不干涉西班牙内部事务的建议。
不干涉政策无疑是一种高尚的思想，符合英国在十九世纪初针对神圣联盟和梅特涅[40]体系的积极干涉而提出的自由主义原则。布鲁姆认为不干涉也是一个政治策略：用一个德国和意大利很难违反的国际条约来约束它们，阻止它们给弗朗哥提供实际帮助。法国政府提出的这个提议，既能让世人注意到轴心国的险恶用心，又能间接地使法国获得较大的行动自由，或在实际上阻止意大利—德国的干涉。
何况，既然没有下定开战的决心，或是缺乏作战的能力，难道不应该利用一切手段避免战争吗？德尔波在十二月六日说：“肩负和平与战争之重任的人，无权向一时的感情冲动屈服。”次日，布鲁姆指出：“我相信，在八月底，欧洲已经濒临战争，我相信正是由于法国的倡议，欧洲才避免了战争。”
其实，在八月一日，就西班牙问题签署国际条约的问题就已经提出了。维尔切克伯爵在八月二日给德国政府写了一封信，提议欧洲四大强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联手“呼吁西班牙作战人员放下武器”。这个建议未被采纳，但在八月一日，法国政府就已经向其它国家发出呼吁，要求它们一起签订不干涉西班牙冲突的协议。这个呼吁发出后，相关国家的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英国事先保证支持这个提议；它认为这个提议是对它此前的严守中立的立场的赞成。保守党政府就此事发表的备忘录指出：“英国政府乐于见到向西班牙提供武器弹药的各国政府迅速达成协议，这样就能使它们中止向西班牙提供武器弹药，并中止从它们各自的领土上向西班牙提供武器弹药。然而，英国政府认为，这样的一个条约，必须从一开始就获得在西班牙拥有重大物质利益的国家、或所有西班牙邻国——比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英国——各国政府的一致接受。”
但是，要使各方同时做出不干涉的声明，就必须获得德国和意大利的全面支持。尽管证据确凿，齐亚诺伯爵仍在八月三日狡辩“法西斯政府没有进行哪怕是间接的干涉”，并以必须向墨索里尼（他实际上不在）请示为借口，拒绝在法国的宣言书上签字。德国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友善地答复说，德国政府从未插手西班牙国内事务，自然不需做出任何声明，要想签订一个长期的条约，就必须使苏联也参加这个条约。这个精心设计的答复，及其暗含的提示，引发了一连串混乱的谈判和浪费时间的计划，它的真实目的是拖延时间，让德国和意大利给国民军提供必要的军火，在当时看来，有了这些军火，国民军就能迅速赢得内战的胜利。八月六日，意大利外交大臣向法国大使尚布朗[41]做出了答复，并提出了三个问题。
首先，“不干涉”应如何理解？“通过公众游行、报界宣传、捐赠和征募志愿兵表示团结，难道不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危险的干涉吗？”意大利提到了法国和苏联报刊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试图指出法国和苏联已经结成了同盟，针对这个同盟做出的每一个措施都是防御性的。当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彭塞[42]就德国向叛军提供帮助一事对德国外交部长表示抗议时，冯·诺伊拉特一再向他提及“（法国政府）提供给西班牙的货物”。轴心国抢占了先机：它把向西班牙合法政府提供支援，同向叛军提供支援混为一谈。
意大利的第二个问题，意在探明由各国政府作出的承诺，究竟是只约束各国的政府行为，还是对政府行为与个人行为均有约束力。其实，从一开始，它的目的就在于以个人或私人公司的销售为幌子，掩盖德国和意大利的干涉。
意大利政府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监督方法”的问题。这个反对理由要比其它理由更为严肃认真。法国原本只打算“在各国政府间互通声气”，并没有打算对禁运措施进行真正的监督。这种监督能执行下去吗？难道说法国政府完全相信禁运措施的有效性？还是说法国政府相信只要发表了不干涉的宣言，就能让舆论放心，并极大地阻碍对国民军的大规模援助，所以只要发表宣言就心满意足了？不管怎么说，意大利和德国肯定不会接受有效的监督。它们提出这些要求的真正目的是拖延时间。
德国政府也提出了法国政府无法回答的问题。法国大使预计一系列国家（比利时、英国、荷兰、波兰、捷克，特别是苏联）的政府会做出有利的答复，因此，冯·诺伊拉特坚持要求美国、瑞典和瑞士也要做出不干涉的承诺，他非常清楚：瑞士肯定会以中立为借口对此加以拒绝；而美国也绝不会做出这种违背了一系列美国原则的承诺。苏联在参加一个与它有关的国际条约之后，可能会通过共产国际采取行动，为了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第三帝国政府还提出了这个问题：如何监督一个国际机构？最后，怎样才能保证武器和志愿者不越过法西边界？八月十日，维尔切克伯爵写道：“我解释说：法国作为西班牙的邻国，处于特殊的地位，而在比利牛斯山脉一带，政府很难监督武器的出口和志愿者的越境。[43]”其实，西葡边界也同样重要，然而法国政府显然认为这个论据还是不提为好，它肯定是担心提出这个论据之后，就会暴露出它的计划的无用性。
而且，尽管德国和意大利不断提出异议，但德国或意大利似乎不打算对条约提出正式的反对意见。此时，德国和意大利似乎都不担心会引发欧洲冲突。德国还没有完全卷入西班牙内战。希特勒并不认为一纸禁令能对叛军与德国的联系构成多大障碍。因此，德国政府在八月十七日宣布，它愿意同意参加拟定中的条约，只要条约的规定对其它国家和私人企业同样有效。
为了应付不断提出的异议，法国向各国提出了外交建议。瑞士和美国虽然拒绝签署任何文件，但都宣称他们做好了实行禁运的准备。意大利虽然企图拖延条约的完成，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法国的计划，当然做了不少保留。八月二十一日，意大利向法国大使表示原则上接受法国的计划。于是，欧洲主要国家都接受了不干涉的原则，并正式宣布禁止向西班牙出口武器。法国的温和派与英国的保守派可以心满意足了：爆发全面的冲突的危险消失了。
但是，意大利就监督方法提出的异议，仍未得到答复。事实上，意大利政府对于进行认真的监督几乎不感兴趣。它只要求建立一个由各国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对禁运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没有人想指出：授权成立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是国际联盟的权利。也许人们仍对国际联盟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的失败记忆犹新。总之，它的这一失败，是它从威信扫地到土崩瓦解的明显标志。
不干涉委员会
列强均宣称原则上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但对于这个委员会的具体作用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法国政府认为，必须使委员会成为各国之间的常设联络机关，并实施真正的监督，为此必须赋予委员会政治权力。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根本不打算遵守禁运的承诺，用迪克霍夫[44]的话来说，就是“要避免使这个机构成为一个很可能给我们造成麻烦的常设政治机关”[45]。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但英国促使双方达成了协议。双方决定：委员会“实际上只是各国外交代表的会议”，因此它没有决策权。列强同意参加委员会的各国代表只能“交换意见”，而在某些情况下，这就会变成对提交的抗议的更为具体的检验。最后，为了安抚意大利，在法国的正式赞成下，不干涉委员会设在了伦敦，而不是巴黎或日内瓦。值得注意的是，在八月初，外交活动主要是由法国政府进行的，但它慢慢转入了英国手中。根据法国驻柏林代办所述，不干涉委员会及其权力主要是由英国创造的[46]。
尽管西方国家展示出了急于绥靖的渴望，谈判却还是拖了一个多月；九月九日，不干涉委员会终于在具有象征意义的伦敦洛迦诺会场举行了就职仪式。包括立陶宛和卢森堡在内的二十五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了仪式；葡萄牙虽然接受了不干涉的原则，但并未派代表参加。
第一次会议唯一的实际成果，就是给不干涉委员会取了“履行不干涉西班牙协议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CommitteefortheApplicationoftheAgreementRegardingNon-InterventioninSpain）这个正式名字。德国驻伦敦代办俾斯麦亲王[47]仍然觉得，对于法英两国而言，不干涉委员会“不过是为了安抚群情激愤的两国左派政党而做做样子罢了”[48]。因此，这个绥靖的任务在英国进行得比较容易：九月十日，根据工会大会[49]总书记沃尔特·西特林[50]爵士和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TransportandGeneralWorkers’Union）书记厄内斯特·贝文[51]的建议，全体工会一致反对干涉西班牙。十月初，工党在爱丁堡（Edinburgh）召开大会，支持工会的立场，并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支持不干涉政策的决议。
与此同时，尽管不干涉委员会一再缓和争论的调子，避免激起激烈的争吵，但到了一九三六年十月初，国际形势还是变得紧张起来了。意大利和葡萄牙虽然一再赌咒发誓，但关于它们不断干涉西班牙的报告却已堆积如山。西班牙共和国第一个编纂了关于这两国干涉西班牙的最重要的文件，并将其提交给了国际联盟。十月四日，一个由三位英国下议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意大利和葡萄牙在不干涉委员会成立后仍在向叛军提供援助。最后，苏联政府公开向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发动了猛烈的抨击，指责它们违反了不干涉条约，并扬言要退出不干涉委员会：“某些参加了不干涉条约的国家企图把不干涉条约变成掩盖它们向叛军提供军事援助的幌子，对此苏联政府绝不会容忍。……因此，苏联政府认为自己有义务声明：如果这种违反条约的行为不马上中止，它将认为自己不再受条约的约束。[52]”
苏联的声明，是一系列扬言退出不干涉委员会的正式声明中的第一份；它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然而这个声明却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它提出了无法否认的指控，而且它的结论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为了避免公开讨论所引发的争端与危险，苏联政府曾同意不干涉委员会的活动应秘密进行；苏联发表了这篇声明，就是故意破坏了它保持沉默的承诺。
另一方面，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提供的文件也已经证明了法西斯国家违反了不干涉条约。苏联并没有提供什么新证据。尽管他们早就知道这些事实，但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勃然大怒呢？原因便在于，在十月上半月，苏联在西班牙问题上的政策发生了剧变。
尽管如此，在十月十日召开的“激烈的全体会议”[53]上，并没有哪个国家退出委员会。不干涉委员会主席普利茅斯勋爵[54]以他个人与英国政府的名义，提交了这些文件。被指控的国家的代表只是宣称西班牙和苏联的声明纯属子虚乌有，借此来阻挠委员会采取行动。与会的葡萄牙代表作出了更为强硬的姿态：他退席抗议，但又声称他此后仍会参加不干涉委员会。如果苏联的目的就是暴露不干涉委员会的彻底无能的话，那它完全成功了。
此时，法国代表科尔邦[55]——法国驻伦敦大使——再次居中调停，挽救了委员会；他请求苏联政府就“进行有效监督的手段”提出建议。十月十三日的《泰晤士报》写道：“毫无疑问，法国总理热切地想保存不干涉条约，而在委员会最近的讨论中，他的代表发挥了非常有益的作用。”委员会暂时休会，下次开会的日期并未确定，因为它首先需要得到被指控的三国政府的答复。
过了很长时间，三国政府才做了答复。此时弗朗哥正连战连捷，任何对不干涉政策的监督——特别是在西葡边界上的监督——都有可能阻止叛军获得援军与武器，使叛军的速胜化为泡影。苏联政府曾在十月六日建议向西葡边界派遣一个调查团，但是，即使不干涉委员会采纳了这个建议，由于葡萄牙拒绝接受，这种措施根本无法执行。随后苏联代表要求对葡萄牙海岸线进行检查。这个新要求遭到了普利茅斯勋爵的否决。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采取外交手段。
由于苏联政府从十月开始给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援助，轴心国便以此为借口重启争端。于是，不干涉委员会便充斥着德国和意大利代表与苏联代表的相互指责。十一月十日，经过这些争论后，不干涉委员会出乎意料地宣称这些指责都未得到证实。有谁会认真看待这种态度呢？只要读过报纸的人，都能找到关于意大利干涉军的登陆、国际志愿者的抵达、交战双方获得武器弹药的大量消息。不干涉政策成了一场可悲的闹剧。
监督方案
英国政府为了使不干涉委员会重回正轨，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要求对运给交战双方的军用物资实行监督，并对海陆运输实行监管。这个方案在十一月十二日提出，最后在十二月二日通过，尽管葡萄牙投了弃权票。德国和意大利耍了不少花招，才使谈判拖了这么长时间；他们利用了以前的成功策略，并声称英国的提议不够充分的，应当对空运也实行监管。由于监督委员会并未在各地机场派遣代表，所以这个要求实际上毫无意义。一旦列强接受了实行监督的原则，那就要在西班牙的陆上边界和港口实行监管，而这需要得到两个西班牙政府的同意，这几乎无法办到。
此外，在十二月二日的会议上，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在后来的谈判中逐渐占据了优先的地位，这就是志愿者的问题。布鲁姆对维尔切克说：“当务之急是阻止士兵和军用物资涌入西班牙。[56]”列强似乎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当作当务之急，因为讨论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当然，这并不是法国政府的过错；相反，它声称愿意“对比利牛斯边界、军队驻地、机场、武器工厂和其它设施实行监督”[57]。由于法国是唯一一个愿意做出如此牺牲的国家，所以这个提议毫无成效。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英国政府暂时放弃了实行监督的主意，只要求各国政府从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起禁止本国公民在西班牙参与军事行动。就连这个实际执行力度极其有限的方案，都没能获得各国的赞同。苏联拒绝接受这种不受监督的决定。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宣称不能一点一滴地解决干涉的问题。到了一九三六年年底，谈判彻底失败，英国也不再坚持在不干涉委员会内举行谈判，而德国外交部长正在考虑“全面停止维持委员会体制”。
虽然此前的谈判毫无成果，但谈判还是重新开始了：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德国和意大利一致同意在答复中宣称：它们“愿意按照此前的要求，就志愿者问题制定特别的协议，从近期内的某一天开始，禁止招募和派遣志愿者。”其实，只有意大利政府想继续拖延下去，但它必须考虑自己的德国盟友。德国似乎不打算把事情做得太绝。它认为不干涉委员会是一个绝好的幌子，不应该彻底破坏不干涉委员会。德国政府里仍有不少头面人物赞同英国的立场，不想同英国政府发生争吵。一月二十五日，英德两国发表声明，宣称两国政府已经通过了“禁止派遣志愿者”的法令：为了使法令生效，它们正在等待其它国家的呼应。虽然两国释放了善意，但德国政府却不允许监督委员会的官员在德国港口实行监督，使这一善意大打折扣。由于共和国政府和国民政府均作出了否定的答复，在西班牙国内也不可能实行监督。
总之，不干涉委员会成立后，经过冗长的争论，所取得的成果却少得可怜。对空运进行监督的方案由于无法实施而被全体代表一致放弃。对海运和陆运的监督倒是可行的，而德国政府认为部署在西班牙的德意干涉军的数量已经足够，便要求增加监督员与监督哨位的数量。据推测，在法西边界上，区区一百五十名监督员根本无法完全阻止走私。而西葡边界比法西边界更长，却只有同样数量的监督员，就更无法制止走私了。
对海运的监管由国际海上巡逻队负责[58]。但是，这个监管方案却没有设立统一的监管机构，而是把西班牙海岸划分为五个部分，每一部分由一个大国巡逻。二月二十七日，苏联停止在比斯开湾巡逻，这很可能是因为它不愿意承认自己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来执行这一明显毫无意义的任务。此外。当意大利正在慷慨地向弗朗哥提供军舰时，让德国和意大利来进行海上巡逻，就显得非常荒谬。
不过，监督机制的设立，无疑会使各方不敢进行过于明目张胆的干涉，不干涉委员会也首次得到了一个能够被人认真看待的好理由。就连葡萄牙最后也接受了监督；我们前面讲过，二月二十一日，英国与葡萄牙签订协议，在港口和边境检查站部署了一百五十名监督员。从三月八日开始，各项监督措施开始实行。在第一阶段，负责监督的官员将在指定地点出现，但只有当必要的官员全部招募完毕时，他们的工作才会正式开始。
对英国政府而言，这仅仅是第一步。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和四月，当内战已经进行了差不多九个月的时候，阻止志愿者进入西班牙就变得比较容易了，因为大部分前来西班牙参战的外国人已经越过了国界。因此，为了使不干涉的原则真正得到遵守，英国建议将志愿者撤回本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希望迅速消散了。意大利代表格兰迪[59]经常在讨论中用过分的言辞煽风点火，但这次他在不干涉委员会的会议上冷静地声明：意大利志愿者“只有在弗朗哥赢得最后的全面胜利后才会离开西班牙国土”。意大利干涉军在瓜达拉哈拉惨败的消息传出后，意大利的立场反而更加坚定，因为墨索里尼绝不会在遭遇如此羞辱之后撤离西班牙。
因此，只有接受对陆运和海运的监督，才能限制列强对西班牙冲突的干涉。然而，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晚上，监督开始实行后，迅速暴露了这个政策的毫无用处。内战已经进行了九个月。历时八个月的谈判却徒劳无功，到了五月，谈判又重启了：经过八个半月的谈判后，好不容易才达成了一个协议，然而这个协议只坚持了不到一个半月！
谈判徒劳无功，原因在于纷乱的外交现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它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罗马—柏林轴心的建立，它很快发展为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参加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另一方面是法国的孤立，它对于履行法苏同盟犹豫不决，又经常向英国寻求支持，但英国又往往不那么情愿支持它。十二月七日，布鲁姆承认：“我们的一些希望与期待事实上变成了失望。”十二月之后，法国的政治错误变得更加明显，德国和意大利的干涉有增无减。
[1]希洪陷落后，劳埃德·乔治在下议院的演说，转引自鲍尔斯，《出使西班牙（1933—1939）》。——原注
[2]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LloydGeorge，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财政大臣、军需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要职。——中译者注
[3]亚历山大一世，全名亚历山大·卡拉乔尔杰维奇（АлександарIКарађорђевић，1888年12月17日——1934年10月9日），南斯拉夫王国首任国王。他是塞尔维亚国王彼得一世的次子。1919年成为塞尔维亚大公。一战期间担任塞尔维亚军队总司令。1921年8月17日加冕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王国国王。1929年1月解散议会、废除宪法，并将国号改为南斯拉夫王国。1934年10月9日在出访法国时，在马赛被马其顿民族主义者刺杀。——中译者注
[4]阿比西尼亚（Abyssinia）是埃塞俄比亚的旧称。——中译者注
[5]关于这个临时政治体制，以及1938年2月政府的成立，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十七章和第十八掌。——原注
[6]叛军的“首都”起初由萨拉曼卡和布尔戈斯分担，但叛军的中枢机关逐渐转移到了萨拉曼卡：弗朗哥的司令部、长枪党总部、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使团，以及大部分政府机关都设在萨拉曼卡；西班牙银行、司法部和劳动部设在布尔戈斯。——中译者注
[7]约翰内斯·伯恩哈德·冯·维尔切克（JohannesBernhardvonWelczeck，1878年9月2日——1972年10月11日），德国外交官，1904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25年至1936年任德国驻马德里大使，1936年至1939年任德国驻巴黎大使，1943年退休。——中译者注
[8]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9]康斯坦丁·赫尔曼·卡尔·弗莱赫尔·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HermannKarlFreiherrvonNeurath，1873年2月2日——1956年8月14日），生于符腾堡（Württemberg）,1897年大学毕业后在故乡开办律师事务所。190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21年至1930年任德国驻罗马大使，1932年至1938年任德国外交部长，1939年至1941年任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总督。纳粹德国覆灭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十五年徒刑。1954年获释。——中译者注
[10]吉安·加莱亚佐·齐亚诺（GianGaleazzoCiano，1903年3月18日——1944年1月11日），生于利沃诺的一个贵族家庭。二十年代初参与创立法西斯党。1930年与墨索里尼的女儿结婚。1935年6月至9月担任新闻与宣传大臣，1936年6月至1943年2月任外交大臣。1944年1月被法西斯意大利政府以叛国罪枪决。——中译者注
[11]为了争夺巴尔干的控制权，德国和意大利一直在较劲。德国对奥地利的威胁，引发了意大利政府的强烈反应，它对纳粹德国在布伦纳（Brenner）驻军一事并不觉得高兴。意大利还担心奥地利会重新对蒂罗尔（Tyrol）提出领土要求。——原注
[12]约恩·维克托·安东内斯库（IonVictorAntonescu，1882年6月15日——1946年6月1日），生于布加勒斯特西北的皮特什蒂县（Pitești）的一个军人家庭。1904年参加罗马尼亚陆军。参加过1913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6年罗马尼亚参加协约国后，曾在总参谋部工作。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参与了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干涉。1922年任罗马尼亚驻法国大使馆武官，1923年至1927年任罗马尼亚驻英国大使馆武官。1937年任总参谋长，1938年任陆军大臣。1940年逼迫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CarolII，1893—1953）退位，扶持米哈伊一世（MihaiI，1921—）上台，并成为独裁者。1941年参加了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入侵。1944年8月底被人民起义推翻。1946年5月17日被布加勒斯特人民法庭判处死刑，6月1日被枪决。——中译者注
[13]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Miklós，1868年6月18日——1957年2月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4岁进入奥匈帝国海军学院学习。1918年3月被任命为奥匈帝国海军总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反革命政府的国防部长，1920年3月1日任匈牙利王国摄政兼国家元首，成为法西斯独裁者。二战爆发后同纳粹德国结盟，1944年3月19日德国占领整个匈牙利，10月15日霍尔蒂被迫退位。轴心国投降后曾被短暂监禁，1946年获释后流亡葡萄牙。——中译者注
[14]汉斯·米歇尔·弗兰克（HansMichaelFrank，1900年5月23日——1946年10月16日），生于卡尔斯鲁厄的一个律师家庭。1919年参加纳粹党的前身“德国工人党”，1926年获得律师执业资格后担任希特勒的私人律师。1930年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出任巴伐利亚邦司法部长，1934年担任不管部长。1939年9月担任波兰占领区总督。二战后被美军抓获。1946年被判处绞刑。——中译者注
[15]在多莫（Duomo）的讲话。——原注
[16]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走向灭亡的欧洲》(L'Europaversolacatastrofe，米兰，Mondadori，1948年；英文版为《齐亚诺外交文件》[Ciano'sDiplomaticPapers]，马尔科姆·马格里基（MalcolmMuggeridge）编纂，伦敦，OdhamsPress，1948年）。——原注
[17]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七章。——原注
[18]伊冯·德尔波（YvonDelbos，1885年5月7日——1956年11月15日），生于法国多尔多涅省（Dordogne）托纳克村（Thonac）。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参加激进社会党后担任《激进报》（LeRadical）编辑。1925年担任教育部长，1936年至1938年担任外交部长，1939年至1940年担任教育部长，1947年至1948年曾任国务部长、临时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19]爱德华·达拉迪耶（ÉdouardDaladier，1884年6月18日——1970年10月10日），法国政治家，生于沃克吕兹（Vaucluse）省卡庞特拉（Carpentras）镇。1911年当选为卡庞特拉镇长。1919年代表激进党首次当选为众议员。二十年代曾多次入阁，曾当选过殖民部长、公共工程部长、国防部长等职。1933年1月31日至10月26日、1934年1月30日至2月9日、1938年4月10日至1940年3月21日三次出任总理。在第三任总理任上签署了著名的慕尼黑协定。1940年9月被监禁，1945年5月获释。战后多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57年任激进党主席，1959年退休。——中译者注
[20]斯坦利·鲍德温（StanlyBaldwin，1867年8月3日——1947年12月14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23年5月至1937年5月任保守党党魁，1923年5月至1924年1月、1924年11月至1929年6月、1935年6月至1937年5月三次出任英国首相。——中译者注
[21]佩蒂纳克斯（Pertinax）是法国记者安德列·热洛的笔名。安德列·热洛（AndréGéraud，1882年10月18日——1974年12月11日），生于法国吉伦特省圣路易·德·蒙菲朗（Saint-Louis-de-Montferrand），曾在《每日电讯报》（DailyTelegraph）、《巴黎回声报》（L'ÉchodeParis）和《时报》等大报工作，并曾担任《巴黎回声报》外事部主任。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反对弗朗哥。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后流亡美国。法国解放后回国，在《法国晚报》（France-Soir）工作。——中译者注
[22]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AnthonyEden，1897年6月12日——1977年1月14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自治领大臣等职务。1955年至1957年担任英国首相。——中译者注
[23]昂利·阿德里安·德·克里伊（HenryAdriendeKerillis，1889年10月27日——1958年4月11日），生于军官家庭。一战期间参加空军，很快成为著名的空军飞行员。二十年代成为记者，曾为《巴黎回声报》工作。1936年当选为议员。持民族主义立场，反对布鲁姆政府，反对同德国绥靖。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流亡美国。——中译者注
[24]雷蒙·卡尔蒂耶（RaymondCartier，1904年6月13日——1975年2月18日），法国记者。与昂利·德·克里伊关系密切。——中译者注
[25]儒勒·艾米尔·让奈尼（JulesÉmileJeanneney，1864年7月6日——1957年4月27日），生于贝桑松（Besançon）。1896年进入政界。1902年当选为众议员。1909年至1944年当选为参议员。1932年至1940年任参议院议长，1944年10月至1945年11月任国务部长。——中译者注
[26]爱德华·玛丽·埃里奥（ÉdouardMarieHerriot，1872年7月5日——1957年3月26日），激进党人，1905年至1957年任里昂市长。1924年6月至1925年4月、1926年7月底、1932年6月3至1932年12月三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27]出自布鲁姆向调查委员会的陈述。——原注
[28]1936年3月7日，纳粹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规定，派兵进驻莱茵兰，这是纳粹德国的第一次进攻性军事行动。——中译者注
[29]出自布鲁姆对调查委员会的陈述。——原注
[30]原文如此，疑为“1936年”之误。——中译者注
[31]丘吉尔，《一步接一步》。——原注
[32]皮埃尔·科（PierreCot，1895年11月20日——1977年8月21日），生于格勒诺布尔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二十年代初进入政界。1928年代表激进社会党当选为议员。三十年代中期支持人民阵线。曾于1933年1月至1934年2月、1936年6月至1938年1月任航空部长，1938年1月至4月任贸易部长。——中译者注
[33]保尔·弗尔（PaulFaure，1878年2月3日——1960年11月16日），1901年参加法国工人党，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至1940年担任法国社会党总书记。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投靠了维希法国，1944年被社会党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34]柯莱特·奥德里（ColetteAudry），《LéonBlumoulapolitiquedujuste》，巴黎，1955年。——原注
[35]菲利普·约翰·诺尔—贝克（PhilipJohnNoel-Baker，1889年11月1日——1982年10月8日），英国政治家，1929年至1931年、1936年至1970年代表工党当选为议员。曾担任能源部长、英联邦关系大臣等职务。——中译者注
[36]让··路易·沙维尔·弗朗索瓦·达尔朗（JeanLouisXavierFrançoisDarlan，1881年8月7日——1942年12月24日），法国海军军官，1902年参加海军，1929年晋升为海军少将，1932年晋升为海军中将，1936年晋升为海军上将，1937年出任海军参谋长，1939年担任海军总司令。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担任维希法国的海军部长。1942年被法国抵抗运动战士刺杀。——中译者注
[37]阿尔弗雷德·恩利·蒙塔库特·查特菲尔德（AlfredErnleMontacuteChatfield，1873年9月27日——1967年11月15日），英国海军军官。曾任大西洋舰队司令和地中海舰队司令。三十年代中期曾任第一海务大臣。——中译者注
[38]莫里斯·帕斯卡尔·艾勒斯·汉奇（MauricePascalAlersHankey，1877年4月1日——1963年1月26日），1916年至1938年任内阁秘书。——中译者注
[39]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乌鲁蒂（FernandodelosRiosUrruti，1879年12月8日——1949年5月31日），生于马拉加省隆达市（Ronda）。1919年参加社会党，1920年当选为社会党执委会委员，并曾前往莫斯科，商讨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的事宜，回国后，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26年参加共济会。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司法部长、公共建设部长和内务部长等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美国。——中译者注
[40]克莱门斯·文采尔·冯·梅特涅（KlemensWenzelvonMetternich，1773年5月15日——1859年6月11日），1809年至1848年任奥地利外交大臣，是十九世纪初期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中译者注
[41]夏尔·皮内通·德·尚布朗（CharlesPinetondeChambrun，1875年2月10日——1952年11月6日），法国外交官，1928年至1933年任法国驻安卡拉大使，1933年至1935年任驻罗马大使。——中译者注
[42]安德列·弗朗索瓦—彭塞（AndréFrançois-Poncet，1887年6月13日——1978年1月8日），1931年至1938年任法国驻德国大使，1938年至1940年任法国驻意大利大使。——中译者注
[43]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44]汉斯—海因里希·迪克霍夫（Hans-HeinrichDieckhoff，1884年12月23日——1952年3月21日），德国外交官。1937年至1938年担任德国驻美国大使。——中译者注
[45]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46]同上。——原注
[47]奥托·克里斯蒂安·阿奇巴尔德·冯·俾斯麦亲王（OttoChristianArchibald，PrincevonBismarck，1897年9月25日——1975年12月24日），“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的孙子。曾当过律师。1927年进入外交界。曾在斯德哥尔摩、伦敦和罗马等地工作。——中译者注
[48]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49]工会大会（TradeUnionsCongress）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国工会中心，成立于1868年，是英国最大的工会中心。——中译者注
[50]沃尔特·麦克勒南·西特林（WalterMcLennanCitrine，1887年8月22日——1983年1月22日），英国改良主义工运活动家，生于利物浦一个工人家庭，1906年参加独立工党，1924年担任工会大会副总书记，1926年任总书记，1928年至1945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TradeUnions）主席。——中译者注
[51]厄内斯特·贝文（ErnestBevin，1881年3月9日——1951年4月14日），英国工会活动家。1922年参与创建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并于1922年至1940年担任该工会总书记。1940年至1945年担任劳工大臣，1945年至1951年担任外交大臣。——中译者注
[52]1936年10月6日的声明；与此同时，共和国政府向不干涉委员会递交了抗议书。——原注
[53]请参阅《时报》——原注
[54]艾沃尔·迈尔斯·温莎—克莱夫（IvorMilesWindsor-Clive，1889年2月4日——1943年10月1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担任多个外交职务，并曾担任不干涉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55]夏尔·科尔邦（CharlesCorbin，1882—1970），法国外交官，1933年至1940年任法国驻英国大使。——中译者注
[56]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57]同上。——原注
[58]理论上应对领海（距海岸三英里）和公海（据海岸十英里）进行监管。——原注
[59]迪诺·安东尼奥·朱塞佩·格兰迪（DinoAntonioGiuseppeGrandi，1895年6月4日——1988年3月21日），生于博洛尼亚省莫尔达诺镇（Mordano）。1913年进入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一战期间自愿参军。战后参加法西斯党，1921年当选为议员。法西斯党夺权后，于1929年9月至1932年7月任外交大臣，1932年至1939年任驻英大使，1939年11月至1943年8月任议会议长。1943年8月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垮台后流亡国外，六十年代回国。——中译者注 |
第十二章内格林政府与反对派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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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内格林政府与反对派的瓦解
·胡安·内格林
·对统工党的镇压
·安德列乌·宁之死
·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解散
·忠诚反对派的瓦解
·镇压机关的建立
·军情局
·强有力的国家政权
由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的内阁会议引发的危机，是一九三六年七月以来的第二次内阁危机。解决这次危机的具体经过，表明了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到一九三七年五月这段时间里，形势发生了何等深刻的变化。解救危机的重任，落到了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便退居幕后的阿萨尼亚总统身上，他要参照最纯粹的议会传统来解决这次危机。
解决危机的第一个方案，便是保留原来的内阁人选，但撤换所有的共产党籍部长[1]，可是这个方案被社会党执委会枪毙了：他们做出了决定，所有社会党籍部长都要辞职。阿萨尼亚先让拉尔戈·卡巴耶洛“跑第一圈”，政府危机正式开始了。事实上，以全劳联和工总为一方，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另一方，双方都宣称愿意支持一个人选与前一届相同的政府，全劳联和工总甚至表示，如果政府首脑不是卡巴耶洛，他们就不参加政府。卡巴耶洛迅速提交了新的组阁方案：工总将获得总理兼陆军部长、内务部长和外交部长三个席位；其它组织将分别获得两个席位：财政与农业部长、工业与贸易部长归社会党，教育部长与劳工部长归共产党，通信部长与海运部长归共和同盟，公共事业部长与宣传部长归左派共和党，司法部长和卫生部长归全劳联。难道拉尔戈·卡巴耶洛真的以为各政党会接受他的方案吗？全劳联的席位确实少了一半，但关键的职位仍然掌握在工总手里。此外，新方案也没有普里耶托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份。总之，尽管拉尔戈·卡巴耶洛的伙伴们一直在鼓吹建立“工会政府”，但他并不打算这样做。
各政党的议会党团的代表对此发表了模棱两可的声明，可见新政府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左派共和党人凯马德斯[2]极力主张“维护公共秩序”和“重建经济”。伊鲁霍宣称，为了“坚决消除混乱与暴动的根源”，巴斯克人希望能有“一个由社会党人领导、并得到共和派信任的民族团结政府”。这与社会党人拉莫内达的要求不谋而合，他要求“急剧改变内务部长的政策”。与此同时，共产党虽然没有提出部长的人选，却要求由“所有参政党派及组织都支持的人”出任内务部长和陆军部长。但是，此时阿萨尼亚已经知道社会党想让普里耶托出任陆军部长，他还从何塞·迪亚斯那里得知，共产党反对让拉尔戈·卡巴耶洛继续身兼总理与陆军部长两职。
当天晚上，阿萨尼亚同时召见了拉尔戈·卡巴耶洛、普里耶托、拉莫内达、何塞·迪亚斯、马丁内斯·巴里奥和凯马德斯。拉尔戈·卡巴耶洛拒绝让出陆军部长之职。共产党坚决要求：如果卡巴耶洛继续兼任陆军部长，就不参加政府。社会党和左派共和党则提出，如果共产党不参加政府，他们也不参加。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新方案便陷入了僵局。阿萨尼亚先是恳求共产党改变立场，然后又找来了内格林——共产党、社会党和共和派都愿意支持内格林，早在几个月前，他们就已经将内格林列为接替拉尔戈·卡巴耶洛的人选之一了[3]。
五月十七日，内格林政府成立的消息正式公布了[4]。三个普里耶托派社会党人占据了关键职位：内格林担任总理兼财政部长，普里耶托担任国防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5]担任内务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和乌里维继续担任教育部长和农业部长。艾斯凯拉党员、被全劳联指控为五月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的加泰罗尼亚人艾瓜德尔[6]出任劳动部长[7]。伊鲁霍担任司法部长，希拉尔博士担任外交部长。坚定地支持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全劳联和工总没有参加政府。
胡安·内格林
新总理的名气并不大。四十六岁的他正值壮年（他拥有非凡的精力），在内战爆发前，他不过是一个富有才干的政治玩票者。他的崇拜者拉莫斯·奥利维拉[8]说他是“备受命运宠爱的孩子”：他生于加纳利群岛的一个富裕家庭，曾随心所欲地周游世界；他凭借在莱比锡大学获得的医学证书，在一九三一年当上了马德里大学的生理学教授。他与一个俄国女人结了婚，在西方有着广泛的人脉。他在一九二九年参加了社会党，一九三一年当选国会议员，此后从未落选。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他是一个出身上层资产阶级的“西式”社会党人，是一个卓越的学者；他更像普里耶托，而不像拉尔戈·卡巴耶洛。但他以前从未积极参加社会党的内部斗争，他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也没有这方面的灵敏嗅觉，比起政治斗争，他更喜欢享受生活中的各种美事。在普里耶托推荐他出任财政部长之前，他几乎默默无闻。他说他完全是出于责任感才接受这一任命的，他相信“国际因素是影响战争的最关键因素，因此，如果社会党极左派或共产主义极左派参加了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这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甚至……比法西斯开进赫塔菲更加糟糕。[9]”
他就是抱着这样的成见出任财政部长的；他坚定地捍卫资本主义财产制度、坚决反对集体化、顽固地阻挠全劳联籍部长们的一切提案。他重建了一支阵容整齐、训练有素的边防部队。他还曾负责将共和国的黄金储备运给苏联。他得到了温和派的信任，在这次政府危机期间，伊鲁霍首先提名他出任总理。他被认为是普里耶托的人。他与共产党的关系非常好，共产党事先许诺会支持他当总理，并通过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提名他为联合政府的总理。有了他当总理，共产党的政策、普里耶托的政策——在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就等于普里耶托的政策——就能得到推行。
伊无联在秘密散发的传单中，将内格林政府斥为“不仅是资产阶级—共产党联盟的胜利，也是法国、英国和俄国的胜利”，而西方反动派却对内格林政府大加赞赏。五月十七日的《时报》要求新政府在“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法律和秩序与无法无天之间”做出选择。五月十九日的《纽约时报》（NewYorkTimes）宣称内格林准备“对内使用铁腕”，并指出：“政府希望以此来赢得英国和法国的同情，对西班牙而言，英国和法国是最重要的两个民主国家；并以此来换取俄国对西班牙的继续支援，俄国是对西班牙予以最多帮助的国家。政府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平定或摧毁无政府主义反对派。”法国的半官方刊物《外交事务》（Affairesétrangères）点明了任命新总理与新外交部长的重要意义，指出了极端分子已被驱逐、巴斯克地区的重要性加强的事实，以及新政府的“合理”性质，并希望这样会促使新政府采取妥协措施。
总之，所有参政党的报刊都在欢呼新政府的成立，宣称它是“胜利政府”。
对统工党的镇压
早在卡巴耶洛倒台之前，共产党和统社党的报刊就已经向统工党发起了堪比“猎捕女巫”的宣传运动。在共产党所谓的“巴塞罗那的法西斯暴乱”之后，这场运动进一步扩大。拉尔戈·卡巴耶洛曾否决了镇压统工党的提案。但内格林只能同意。五月二十八日，《战斗报》被迫停刊。胡利安·戈尔金曾在五月一日发表社论，号召工人“拿好武器”保持警惕，并建议与全劳联建立“革命联合阵线”，而现在这些都成了他的罪状。六月十六日晚上，统工党执委会全体委员被捕：宁是在办公室里被捕的，有些人是在家里被捕的，还有一些人是在前线被捕的。警察当时没有抓到安德拉德和戈尔金，便抓走了他们的妻子。
六月十一日，出现了第一篇对统工党的控诉书，其中写道：“鼓吹通过暴力手段颠覆共和国及其民主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该党宣传中的主要倾向。”这一指控并不稀奇，可以套用在所有引用了列宁思想的革命派头上。但接下来的指控却暴露了指控者的另一种心思：统工党被指控“污蔑一个给西班牙提供道义与物质支持、使西班牙人民能够保卫自己的独立的友邦”，“攻击苏联的司法制度，”——这指的是莫斯科审判——“曾与公认的‘托派’组织保持联系，而这些组织在友邦境内的活动表明他们拿的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钱。”
这份控诉书的内容和腔调，都令人想起《真理报》的威胁：那只在莫斯科消灭了老布尔什维克的手，又要伸向西班牙了。在莫斯科为被告的“供词”炮制荒唐无稽的“物证”的那些机关，又要在西班牙大显身手了。它们为统工党案件炮制的“物证”叫“N地图”：警察从长枪党特务戈尔芬（Golfín）那里搜出了一张马德里地图，在这张地图上面，警察发现了一个用密写墨水[10]写的字母“N”，这个“N”指的是一个可靠的特务。不用说，“N”肯定就是“宁”（Nin）！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这份“物证”炮制得如此拙劣，就连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深感不满。米拉维特列斯公开宣称这份“物证”假得谁都不敢用。然而警方就是凭这份“物证”来逮捕统工党领导人的。
七月二十九日，司法部长伊鲁霍发表声明，宣布以间谍和叛国罪起诉戈尔金、安德拉德、波内特和另外七名统工党领导人，同时受审的还有长枪党特务戈尔芬。被莫斯科审判证明行之有效的“咬人”技巧，也在西班牙用上了。这份声明指出：“在统工党设施内发现了大量涉案文件：密码本、电报码、涉及运输武器与传递货币与贵重物品的文档、在多国首都发行的多种刊物，以及与外国人进行联络的记录，这些联络记录表明（统工党领导人）在忠诚区内外与外国人进行了多次联络，还表明有外国人参加了刺探情报的活动与五月的颠覆运动。”但在回答麦克斯顿[11]委员会提出的质询时，伊鲁霍声称“没有证据表明统工党领导人参加了间谍活动”，“物证N是无效的”。
伊鲁霍认为统工党应该在法庭上对“自己的反共和国的革命行动”做出辩解。普里耶托也同意进行政治审判：“鉴于在西班牙进行革命的时机并不成熟，共和国为了自卫，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粉碎一切革命的企图。”只有共产党仍在拒绝承认这场审判是对革命派的迫害，它仍然继续把统工党斥为“间谍”和“法西斯分子”。预审法官的观点与共产党相同，因为他在报告中宣称：“被告人卖身投靠至今尚未现身〔原文如此〕的德国特务机关，被告人在五月为了扰乱政府，在巴塞罗那进行了秘密的破坏活动与武装叛乱。”十一月十三日，何塞·迪亚斯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既然统工党的背叛已经“大白于天下”，那就应该“让行刑队完成工作，消灭这帮叛徒与恐怖分子”。[12]
然而，当这个案件在一九三八年十月进行宣判时，被告人的间谍罪名被撤销了。安德拉德、戈尔金、波内特和希洛内利亚[13]因“企图颠覆现行秩序”而被判处十五年徒刑[14]。统工党与伊共青被勒令解散。其实，早在宣判之前，统工党执委会全体委员就已经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被捕了，在一九三七年秋天，新一届执委会委员——罗德斯[15]、法雷[16]、索拉诺、佩雷格林（Pelegrin）也被逮捕了；他们的被捕，使统工党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况，也使革命反对派失去了潜在的领袖：简单来说，政府的目的已经实现了。
安德列乌·宁之死
对统工党的审判，并没有变成莫斯科审判的重演。在莫斯科审判中使用的伎俩，也用在了对统工党的审判上：有炮制罪证的警察，有负责“咬人”的真正的法西斯分子，还有“间谍活动”的罪名。但其中却少了一个关键要素：供词；而此类伎俩要想成功，供词是必不可少的。有人想利用这个案件，像在苏联一样，在西班牙把“托洛茨基主义者”——斯大林主义体制的敌人——给打成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弗朗哥的特务，然而，也许是因为安德列乌·宁的拼死抵抗，才使这个阴谋未能得逞。
我们前面讲过，安德列乌·宁是在六月十六日，跟他的同志们同时被捕的。但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七月二十九人的被告人名单上。此时已有传言称，他在被捕后落入了共产党警察手中，被转到了马德里的一个拘留所，在那里遇害了。菲德丽卡·蒙蔡尼第一个向政府质问：“你们把宁带到哪里去了？”政府回答说：“宁被捕了，他正在拘留所里。”然而，部长们无意间泄露了真相，供认了自己的无能：苏加萨戈伊蒂亚告诉统工党民兵纵队的领导乔尔迪·阿克尔，宁被关在共产党私设的监狱里。苏加萨戈伊蒂亚劝说阿克尔不要去找宁，因为在这种案件中，没有任何官方途径可以保证宁的安全。内阁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内格林召见共产党籍的部长，向部长声明：如果必须掩盖什么事情，他都愿意帮忙，但必须事先通知他。不久后，由于丑闻越闹越大[17]，政府不得不在八月四日承认了部分真相。政府在八月四日发表的公报指出：“政府获得的情报表明，宁是与其他统工党领导人同时被保安警察逮捕的，他被押往马德里的一个拘留所，在那里失踪了。”
安德列乌·宁事件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他曾担任全劳联书记和红色工会国际书记，在世界工人运动中享有盛誉。西班牙国内外成立了多个质询委员会，质问宁的下落的信件和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大街小巷的墙上贴满了同一个问题：“宁到底在哪里？”擅长押韵的共产党找到了答案：“不是在萨拉曼卡[18]就是在柏林”。在不断的追问下，部长们作出了自相矛盾的回答：司法部长伊鲁霍声称宁从未被关押在政府监狱里，而内务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却说宁曾被关在政府监狱，但后来又被转运到了“某个地方”。伊鲁霍任命了一个初审法官，对宁失踪一事进行调查。涉案的一些警官在遭到逮捕的威胁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其中几个人躲进了苏联大使馆。最后，这位初审法官在瓦伦西亚遭到了政府警察的绑架，死里逃生。伊鲁霍扬言要退出政府。他得到了苏加萨戈伊蒂亚的支持，苏加萨戈伊蒂亚谴责了保安警察总监、共产党人安东尼奥·奥尔特加的活动。最后奥尔特加被撤职，但宁还是没有找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纽约时报》驻马德里记者写道：“尽管有人在拼命掩盖这起案件，但所有人现在都知道了：在马德里郊区发现了宁的尸体，他是被谋杀的。”
宁的伙伴们认为，他是被苏联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绑架的，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后来披露的情况证明了这种观点。现已查明，在逮捕统工党领导人的警察中间，有一个在西班牙担任技术顾问的苏联军人，叫列昂·纳尔维奇[19]，几周前，他曾自称俄国反对派成员，同宁和安德拉德进行了接触。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提供的证据，还原了整个过程：共产党警察在逮捕宁之后，把他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班牙机构的领导人奥尔洛夫[20]，然后宁就被关进了设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的一个拘留所。他们企图从宁的口中榨出他们想要的“供词”，有了宁的“供词”，他们就可以再搞一次莫斯科审判，再次“证实”斯大林的反对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都是法西斯的特务。然而宁尽管身体状况极差，还是顶住了严刑拷打，没有“招供”。如果让宁活下去，他就会成为一个可怕的指控者。但又不能宣称宁是死在拘留所里的。据埃尔南德斯所述，在必须找出收场的办法时，卡洛斯少校出了个主意：把现场布置好，对外就宣称宁在“德国特务”的帮助下，打扮成国际纵队的战士，逃出了拘留所。拘留所负责人在接受官方调查时就是这么说的。然而，宁的遗体是否已被找到或被确认，至今仍不得而知。
官方的解释骗不了任何人。当贝尔耐里和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在五月事件期间遇害后，人人都知道了有一批“警察”正在猎杀斯大林最害怕的敌人，无论他们是西班牙人还是外国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有自己的网络，尽管它的领导人和它私设的监狱最终被曝光，它却依然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在国家政权的重建过程中，各政党、工会和各委员会的“契卡”都被消除了，然而新的法制却制造了这个权势滔天的秘密警察。
在统工党的民兵纵队被解散后，外国的反斯大林革命者流落四方，《真理报》扬言要毫不留情地肃清他们，在佩德洛与奥尔洛夫的鹰犬追杀之下，孤立无援而又找不到工作的他们纷纷遇害。比利时社会主义者若尔日·柯普[21]曾有一段时间被共产党报刊打成特务头目，但外国社会党报刊发起了营救运动，最终使他获释[22]；他指出有许多人沦为了斯大林派的受害者。英国独立工党青年协会[23]的代表鲍勃·斯麦利[24]在瓦伦西亚一所监狱里，死于可疑的“盲肠炎”。其他一些人则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奥地利活动家库尔特·兰道[25]，他曾是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书记，后来又与统工党一起反对托洛茨基；年轻的俄国社会主义者马尔克·雷因[26][27]；化名“穆朗”的波兰托洛茨基主义者弗洛因德[28]；曾当过托洛茨基的秘书的捷克托洛茨基主义者埃尔文·沃尔夫[29][30]；以及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担任过戈列夫将军的秘书的何塞·罗夫雷斯[31][32]。“私设”监狱和国家监狱里都挤满了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大多是外国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由菲利西昂·沙亚耶[33]和英国人麦戈文[34]率领的调查团访问了巴塞罗那模范监狱，五百名囚犯高唱《国际歌》欢迎他们，使他们大感惊讶。在兰道的妻子的鼓动下，巴塞罗那的反法西斯囚徒发动了绝食抗议，曼努埃尔·德·伊鲁霍亲自出面，改善了囚徒的待遇，绝食才结束。
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解散
遭到“胜利政府”打击的，不只是统工党和反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者。在拉尔戈·卡巴耶洛执政期间，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享有一定的自治地位，并成了全劳联与伊无联的极端分子的堡垒，然而内格林政府不愿再容忍它了。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主席华金·阿斯卡索被指控在五月事件期间曾怂恿某些捣乱分子的活动。政府急于证明自己能够捍卫法律与秩序，保卫财产制度，所以它就必须消灭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与阿拉贡的集体农庄。政府希望以此赢得所有温和的共和派的信任，并打击全劳联的革命派。
政府使用了非常巧妙的手段。七月十九日，华金·阿斯卡索在广播中指控政府蓄意忽视阿拉贡战线并拒绝向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提供任何援助，尽管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是由所有政党和工会（包括共产党、统社青和工总在内）的代表组成的。事实上，全劳联彻底控制了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内的社会党、共产党和共和派的代表从未向全劳联的绝对统治发起过认真的挑战。但是，内格林政府的成立，改变了形势，给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内的社会党、共产党和共和派的代表提供了支持。七月三十一日，共产党报纸《红色阵线》向“同第五纵队相勾结的……某些组织中的……极端分子”发起了第一轮攻击。几天后，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在巴尔瓦斯特洛召开会议，准备推翻全劳联对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统治。共和党、共产党和工总以人民阵线的名义，要求解散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因为它的政策“有悖于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政府向阿拉贡地区派出“联邦特派员”，担任自己在该地区的代表。八月十日，政府下令解散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政府的理由是：“要想打赢战争，就必须实行高度的集中，而阿拉贡已经偏离得太远了。”政府任命共和派曼特孔[35]为总督，取代了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人民阵线的报刊一致要求解散阿拉贡的各类委员会，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被解散后，普里耶托立刻派共产党人利斯特尔少校指挥的第十一师进驻卡斯佩（Caspe）一带，解散了各类委员会。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报纸《新阿拉贡》（NuevoAragón）被迫停刊，换成了共产党的《日报》（ElDía）。各种地方委员会也被利斯特尔的部队成立的市镇评议会所取代。军队占领了全劳联和自由派组织的办公室，然后封闭了它们。包括华金·阿斯卡索在内，许多领导人都在八月十二日被捕了，他们被指控“走私”和“盗窃珠宝”[36]。九月十八日，华金·阿斯卡索被无罪释放。此时，政府已经达成了目标，一劳永逸地摧毁了残余的革命政权。
与此同时，伊无联与全劳联的强硬派也遭到了沉重打击。五月事件后，桑蒂利安试图劝说他的朋友加西亚·奥利维尔和巴斯克斯，想让他们相信，全劳联和伊无联不应该“在问题尚未解决之时就〔在巴塞罗那〕停火”，目前还有机会发动反击，“收复失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失去了在全劳联中的一切职位：尽管伊无联赞成他的观点，但全劳联的领导层出于另外的考虑，已经决定全面支持内格林，而没有了全劳联，伊无联就毫无力量。一九三六年[37]十月，当自由运动进行到高潮时，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就对“捣乱分子”表示了异议：他谴责了治安巡逻队的活动、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堂吉诃德式的立场”与华金·阿斯卡索的“阴谋诡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政府动用坦克和火炮，攻打全劳联—伊无联保卫委员会所在地埃斯科拉皮奥斯修道院（LosEscolapios），经过数小时的战斗，占领了这个地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自青联与统社青一起参加了反法西斯青年联盟，在五月事件中遇害的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的同志菲德尔·米洛与反法西斯青年联盟的领袖卡里略相邻而坐。从此，革命青年阵线就成为了过去。
忠诚反对派[38]的瓦解
在政府独揽大权的道路上，只剩下了最后一个障碍，那就是拉尔戈·卡巴耶洛，他仍是工总的总书记，在社会党和统社青内依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从他的伙伴控制的报纸——《明晰》、瓦伦西亚的《前进报》和《瓦伦西亚通讯》（LaCorrespondenciadeValencia）——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影响力有多强。普里耶托与国家政权携手合作，企图彻底控制机关，他们遭到了“老头子”的顽强抵抗。但是，“老头子”想避免反法西斯阵线的公开分裂；等到他决心这么做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统社青少数派是第一个被打垮的。在费尔南德斯领导的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和戈雷格利领导的列万特联合会造反之后，又有一批统社青领导人——雷昂西奥·佩雷斯[39]、马丁内斯·达西[40]和图恩迪多尔·洛佩斯[41]等人——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反对派似乎要在两条战线上同共产党进行斗争：一是反对“神圣的联合”政策，二是夺取统社青的领导权。一九三七年六月，反对派做好了进攻的准备，它发行了一份叫《新生报》（Renovación）的日报，并要求召开代表大会，选出一个包含所有观点的代表的领导层。但是，阿斯图里亚斯落入了叛军手中，这使反对派失去了自己的重要基地。拉尔戈·卡巴耶洛对他们的行动保持沉默，使他们只能单打独斗，而政府又禁止他们举行公开示威。由于得不到外界的支援，统社青反对派的造反失败了。
社会党内的斗争是围绕着由拉尔戈·卡巴耶洛和他的伙伴控制的各家报纸而展开的。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在五月被免去了《明晰》经理的职务；卡洛斯·德·巴莱巴尔和阿拉吉斯泰因不久也被赶出了编辑委员会。工总书记处在七月发表声明，表示《明晰》与巴塞罗那的《新闻报》（LasNoticias）不再代表工总的意见。七月中旬，社会党瓦伦西亚省联合会召开全会，宣称只要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和“热情之花”不收回他们对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指责，就解散与共产党共同组建的一切联络委员会。七月二十六日，瓦伦西亚的社会党组织根据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占领了瓦伦西亚省联合会的办公室。《前进报》是依旧忠于拉尔戈·卡巴耶洛的瓦伦西亚省联合会的机关报，社会党籍的省长莫利纳·科内赫洛[42]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企图夺取《前进报》编辑部。瓦伦西亚省联合会的活动家进行了反抗：社会党籍的内务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出动突击警察，用武力攻占了编辑部。社会党召开了一次非常全会，批准了这次占领。七月二十七日，《前进报》的编辑部被交给了全国执委会委员克鲁斯·萨利多[43]，他以前当过普里耶托的秘书。
卡巴耶洛手里只剩下了工总的晚报《瓦伦西亚通讯》。不久后他连这家报纸也失去了。其实，内格林政府成立后，工总内部很快就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工总执行委员会在政府危机期间，曾主张如果拉尔戈·卡巴耶洛不出任总理，就不会支持政府；五月二十八日，工总全国委员会以二十四票对十四票，批判了执行委员会在政府危机期间的立场。这次投票的结果对工总的领导层不利，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巧妙地发起了一场攻势，重组了工总的各级领导机关——按照比例代表制原则，在重建后的各级领导机关里，共产党、社会党和无党派人士人人有份。工总执行委员会先是决定辞职，然后又收回了这个决定，因为大多数人——不光是共产党人，还有大批只是反对不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尚未做好更换执行委员会的准备。但是，在八月一日，由共产党和亲共人士控制的几个大型产业联合会要求全国委员会举行一次新会议。被卡巴耶洛控制的执行委员会拒绝接受，并以不缴纳会费为由，开除了造反的产业联合会，包括矿工联合会、皮革工人联合会、煤气与电力工人联合会、教师联合会与银行职员联合会，这些工会的会员总数高达二十万人。九月二十八日，少数派要求全国委员会在四十八小时内召开会议，讨论“开除工总旗下的三分之一的联合会”的问题。社会党报纸《前进报》宣称全国委员会将于十月一日召开会议。九月三十日，卡巴耶洛和执行委员会谴责了这次会议，宣称这是违纪行为。十月一日，工总旗下的四十二个联合会中，有三十一个（其中十三个被开除了会员资格）派出代表，在执行委员会办公楼的台阶上举行会议，并由执行委员会司库、总政治委员部秘书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合作者费利佩·普雷特尔[44]担任会议主席。
这个会议自称全国委员会，撤销了以前的开除各联合会的决定，选出了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45]，由冈萨雷斯·佩尼亚担任主席，并宣布无条件忠于内格林政府。内务部长勒令《瓦伦西亚通讯》停刊：瓦伦西亚的工人举行了抗议示威。十月六日，卡巴耶洛控制下的执委会发表声明，宣布正在准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声明中谴责了同政府勾结的“分裂分子”；通信部长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46]命令邮递员将所有的的工总邮件和转账支票转发给由冈萨雷斯·佩尼亚控制的执委会。银行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与此同时，社会党—共产党联络委员会谴责了卡巴耶洛派执委会的“分裂与专横行径”，并向“靠拢政府，结束了暴力与混乱局面的工总全国委员会”致敬。
冲突自此全面公开化：拉尔戈·卡巴耶洛宣称，他将在共和区各大城市召集一系列的群众大会，争取舆论的支持。政府以为“老头子”已经过气，他在马德里举行的群众大会肯定会门可罗雀，便批准了他的要求。十月十七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在帕尔迪尼亚斯（Pardiñas）电影院举行大会，通过扩音器向五个大厅播放他的讲话，结果五个大厅全都挤得水泄不通，连扩音器旁边的路面都挤满了人。他讲了他是如何跟共产党打交道的，共产党是怎样搞垮了他的政府的，并谴责了社会党右翼与共产党的联盟，谴责了他们利用国家政权，从他手中夺走了对工总的控制权的行径。他尖锐地批判了内格林政府的政策，却没有提出另外的道路，也没有提出任何口号。他的讲话依然充满了忠诚反对派的味道，而这对政权根本构不成威胁[47]。然而，从他获得的强烈反响来看，他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回过神来的政府决定阻止他：十月二十一日，他在前往阿利坎特途中被逮捕了，然后被带往瓦伦西亚，软禁在家中。他唯一的反抗就是给国会议长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放弃了斗争。政府乘胜追击，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承认了冈萨雷斯·佩尼亚的执行委员会为工总唯一的合法领导机关。十一月三十日，政府占领了《瓦伦西亚通讯》编辑部。正在准备召开代表大会的卡巴耶洛执委会实际上已被宣布为非法。现在剩下的就是等待国际工会联合会[48]对新执委会的承认。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法国总工会总书记莱昂·茹奥[49]代表国际工会联合会访问了瓦伦西亚，试图找到“妥协”办法。一月二日，他终于促成了妥协：四个卡巴耶洛派——迪亚斯·阿洛尔[50]、萨瓦尔萨、托马斯[51]、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参加了冈萨雷斯·佩尼亚的执委会。工总的“分裂”结束了，代表大会不会召开了。拉尔戈·卡巴耶洛被彻底击败了，他从此淡出了西班牙政坛[52]。
镇压机关的建立
然而，此时内格林政府为了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正忙于建立镇压机关。司法部长伊鲁霍改组了人民法庭：根据二月十六日颁布的法令，人民法庭的陪审员只能从合法组织中挑选。伊无联被取缔后，它的成员就被赶出了人民法庭。可是人民法庭仍然不够听话，在审判反法西斯囚犯时往往会心慈手软。政府既然决心彻底摧毁反对派，就需要一种更听话的工具。因此，政府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颁布法令，设立了专门镇压间谍与叛国行为的特别法庭。特别法庭由三名平民法官和两名军法官组成，五名法官全部由政府任命。“间谍”与“叛国”这两种罪名十分模糊，可以拿来对付任何反对者，哪怕反对者根本不是法西斯分子；因此，特别法庭就成了政府的一件利器。其实，被划为这两种罪行的行为有：“在共和国领土内外进行反对共和国的活动”；“编造、传播关于作战行动或有损共和国的名誉与权威的谣言，或为这些谣言辩护”；“削弱公众的斗志、打击军队士气、或损害集体纪律的言行”。特别法庭的量刑范围，小到拘留六天，大到死刑。更糟糕的是，对于既遂罪行的惩罚，跟对“预谋和未遂；密谋与策划；串谋和共谋”的惩罚是一样的。这道法令鼓励了各式各样的告密，并授予警察自由裁量权，因为它规定“凡同意参加此类罪行者，只要在罪行发生前向当局告发，即可免除一切惩罚。”
这等于禁止了一切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禁止了一切批评。一切不同意政府的全部或部分政策的人，都有可能被政府扣上“叛国罪”的帽子。对统工党领导人的定罪，就是按照这道法令进行的，然而当他们被捕时，这道法令甚至尚未颁布。
不过，这种镇压政策并不是凭空突然出现的。在革命前，工会要想举行集会，必须至少提前三天申请，现在也还是一样要提前三天向公共秩序代表申请；革命前报刊要接受审查，而现在也还是要接受审查，名义上是出于军事需要，实际上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五月十八的《前进报》第一版一片空白，只留下了标题《拉尔戈·卡巴耶洛万岁！》（¡VivaLargoCaballero!）。六月十八日，政府决定垄断无线电广播，并没收了各组织的广播电台。八月七日，《工人团结报》因违反审查指示而被停刊五日，因为它开了“天窗”：审查机关现在要求报刊中不得留下任何被审查的痕迹。八月十四日，政府下令禁止批评苏联政府：“特此通知：有人正企图冒犯一个特别重要的友邦，并以此来给政府制造困难，多家报纸对待苏联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审查委员会绝不能给这种应受谴责的行为放行。……任何违反这条规定的报刊都将被无限期停刊，即使它已经通过了审查；如果发生此类情况，审查员将被传唤至怠工罪特别法庭。”在工总的分裂中，审查机关跟警察和广播电台都出了大力，卡巴耶洛执委会的声明，与全劳联就这个问题而发表的文章，都遭到了审查机关的系统“裁剪”。
军情局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根据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的建议，军事情报局成立了，它在镇压机关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起初它是一个反间谍机关，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权势滔天的政治警察机构，它可以不经审判或调查，就自行进行逮捕或释放。它的首任局长是共和派萨亚古埃斯，他不久后被社会党人乌里瓦里接替[53]；乌里瓦里曾是国民警卫队军官，曾与苏联特务机关密切合作；乌里瓦里逃往法国之后[54]，由桑蒂亚戈·加尔塞斯[55]接任，他被认为是谋害安德列乌·宁的凶手之一。军情局的缔造者普里耶托用了大量篇幅来描写军情局脱离他的掌控的经过。军情局马德里分局局长、共产党员古斯塔沃·杜兰少校在所有的重要岗位上都安插了共产党员，当普里耶托想把他们调到陆军时，苏联“技术专家”纷纷抱怨。军情局成立后还没几个月，就已经完全脱离了国防部长的控制；它拥有六千多名特务，管理着好几家监狱和集中营[56]。
强有力的国家政权
在内格林统治下，由拉尔戈·卡巴耶洛建立的“民主”国家政权，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它依然自称“议会民主制国家”，然而国会已经大权旁落，国会里只剩下了一帮跑腿的帮闲，无论国会还是市镇评议会都不考虑进行选举[57]。没有人敢于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反对派，一切批评都变成了叛国的同义词。人们嘴上还在讲“人民革命”，实际上革命的成果却在不断消失。内格林政府提出了宗教自由的主张，并在伊鲁霍的反复怂恿下，企图同教士阶层和天主教会缓和关系。许多以前被认为“失踪”了的地主又回来了；其他地主则获释了。一九三六年被农民夺取的土地，又都还给了地主：地主们有这个权利，法律也站在他们一边，政府也给他们撑腰[58]。在加泰罗尼亚，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法令被撤销了，因为它“违背了宪法的精神”。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政府颁布法令，对所有涉及冶金和采矿的企业实行监督，实际上接管了这些企业。不久后，《经济学家》（L'Economist）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写道：“为了对抗集体化和工人监督，国家对工业进行了干预，恢复了私有制的原则。[59]”经理们恢复了原来的职位。国家“没收”了叛乱分子的股息，又向外国资本家支付股息。
中央政府的集中倾向越来越严重，搞到最后，就连加泰罗尼亚自治派与巴斯克民族主义者都退出了政府[60]。人民军完全变成了一支传统的正规军。拉尔戈·卡巴耶洛设想的新军事法典从未问世，旧的法典一直沿用下去。内格林政府恢复了森严的军衔等级制度，各级军衔与工资严格挂钩[61]。普里耶托最高只允许“工人”军官晋升至少校军衔。他严格限制了政治委员的权力，并大幅削减了政治委员的数量[62]，还禁止军人参加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军官阶层的精神又复活了，所以温斯顿·丘吉尔才会写道：
“在去年一年当中，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在实行有序的统治与进行战争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无政府主义者被火焰与钢铁镇压下去了。……成立了一支条理分明、组织严密、令行禁止的军队。……当一个国家的整个文明结构和社会生活都被原始的仇恨毁灭时，国家政权就只能在军队的基础上重建起来。……有了这支新军队，……西班牙共和国就不仅拥有了一件重要的军事工具，更拥有了一件重要的政治工具。”
丘吉尔这位保守派领袖总结道：“（内战）双方都在稳步地趋向一致的西班牙精神。现在正是西班牙所有真诚的朋友尽力促成和平的大好时机，不是吗？[63]”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对内格林的行动进行了评价，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写道：“两个新因素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与革命的性质有关，另一个与战争的性质有关。前者由对自下而上的暴力行为的强烈反动构成；后者由渴求独立——这是西班牙民族性格中最强烈的潜在情感之一——这种情感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组成。前者如果发展得足够强大，就会改变革命的性质；后者如果发展到底，最后就会使目前勾心斗角的各参政党紧密联合起来。”
这个政府，究竟是共产党所谓的“胜利政府”，还是丘吉尔期望的“全国和解政府”呢？总之，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国会重新召开时，国会里已经没有了卡巴耶洛，当然也没有一个无政府主义领袖：他们在一九三六年[64]二月并没有提名候选人，也没有人当选议员。但国会里却有保守派米盖尔·毛拉[65]，还有刚从法国回来的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他此前在法国避难），他表示看见“西班牙正在深刻而认真地重建”令他十分欣慰。一周后，国民军的报刊为了羞辱他，特地揭发了他曾为“民族事业”提供帮助的事迹，共和国一方对此却几乎闭口不谈：这是对他们的“体面”的回报。全劳联的报刊对毛拉和巴利亚达雷斯的抨击全部被审查机关删除了，年长的佩斯塔尼亚在讲话批评了共产党的统治地位，还批评了革命的倒退，他的讲话也被审查机关删除了。
事实上，革命已经结束了。国家政权已经恢复了。“冒犯”上级的士兵现在要被判处死刑。工人要遵照“军事化”的严酷纪律，在工厂里工作。巴塞罗那模范监狱的六栋监舍里，有两栋半挤满了统工党和全劳联的囚徒。
革命被击败了，但是击败了革命的这些人能打赢内战吗？只有打赢了内战，西班牙人民付出的牺牲和承受的苦难才不会白费，而这些人也能用胜利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在混乱与热情中打响了战争的人，或至少是他们当中幸存下来的那部分人，继续进行着战斗：此后，在一个赢得了丘吉尔和《泰晤士报》交口称赞的政府领导下，他们以秩序井然的方式进行着战争。可是，在同弗朗哥及其盟友战斗时，一九三七年的这个“民主”而又体面的西班牙，跟一九三六年的革命的西班牙一样，遭到了孤立。
[1]按照拉尔戈·卡巴耶洛的看法，要想让政府维持到5月16日，也就是原定发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的那一天，这是唯一的方法。——原注
[2]萨尔瓦多·凯马德斯（SalvadorQuemades，生卒日期不详），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8年曾当选为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委员，1919年曾出访苏维埃俄国，但未抵达苏俄即在巴黎停步。1934年参加左派共和党。——中译者注
[3]关于这个课题，请参阅1937年3月23日的《时报》，我们在第11章已经引用过了。克里维茨基（Кривицкий）声称，苏联大使馆的商务参赞、斯大林的秘密特工斯塔舍夫斯基早在1936月11月之后，就认为胡安·内格林将是拉尔戈·卡巴耶洛的继任者（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将军[GeneralWalterKrivitsky]，《斯大林的特工》[AgentdeStaline，巴黎，Corporation，1940年，第127页；英文版为《我曾是斯大林的特工》[IWasStalin’sAgent]，伦敦，HamishHamilton，1940年]。埃尔南德斯（《黑与红》，第71页）描写了他亲自同内格林会谈，代表共产党向内格林提供支持的经过。——原注
[4]1937年5月17日成立的胡安·内格林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
总理兼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社会党）；
外交部长：何塞·希拉尔（左派共和党）；
司法部长：曼努埃尔·伊鲁霍（巴斯克民族主义党）；
国防部长：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社会党）；
内务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社会党）；
教育与卫生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共产党）；
劳动与社会福利部长：扎乌姆·艾瓜德尔·米洛（艾斯凯拉）；
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维（共产党）；
通讯、运输与公共事业部长：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共和同盟）。
从这一届政府开始，陆军部与海军部合并为国防部。——中译者注
[5]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门迪耶塔（JuliánZugazagoitiaMendieta，1899年2月5日——1940年11月9日，生于毕尔巴鄂。少年时参加毕尔巴鄂社青团，1920年担任毕尔巴鄂社青团主席。参加社会党后，属于普里耶托派，担任过《社会主义者》编辑。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出任内务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0年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后被引渡给弗朗哥法西斯政权，同年11月遇害。——中译者注
[6]阿尔特米·艾瓜德尔·米洛（ArtemiAiguaderiMiró，1889—1946），生于塔拉戈纳省雷乌斯镇（Reus）。青年时投身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22年参加“加泰罗尼亚国”（EstatCatalà），后来参与创建艾斯凯拉。1936年4月16日至1937年5月5日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担任内务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死于墨西哥。——中译者注
[7]作者这里弄错了，参加了内格林政府的是扎乌姆·艾瓜德尔·米洛（JaumeAiguaderiMiró，1882—1943），他是阿尔特米·艾瓜德尔·米洛的哥哥。——中译者注
[8]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AntonioRamosOliveira，1907—1975），西班牙作家、记者与外交官。内战爆发后，曾在西班牙共和国驻伦敦大使馆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9]《普里耶托—内格林书信集》（EpistolarioPrieto-Negrin，巴黎，ImprimerieNouvelle，1939年），第41页。——原注
[10]密写墨水是工业时代的间谍活动中的常用道具，用这种墨水写下的字迹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比如加热或滴洒专门的药水）才能看见。——中译者注
[11]詹姆斯·麦克斯顿（JamesMaxton，1885年6月22日——1946年7月23日），生于格拉斯哥。1904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反对战争，1916年被捕，被监禁一年。1918年当选为工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22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1926年至1931年、1934年至1939年两次出任独立工党主席。——中译者注
[12]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报告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揭露“混入党员队伍的托派分子”。——原注
[13]恩里克·阿德洛埃尔·帕斯库瓦尔（EnricAdroheriPascual，1908—1987），化名希洛内利亚（Gironella），生于希洛纳（Girona），当过教师。1931年当选为工农同盟执委会委员，1935年参与成立统工党。内战爆发后曾担任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委员。1937年6月16日被捕，1938年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巴塞罗那失陷时越狱，流亡国外。1976年带领统工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脱离统工党。——中译者注
[14]阿克尔被判处十一年徒刑，艾斯库德尔（Escuder）和雷布尔被宣判无罪。拉尔戈·卡巴耶洛和菲德丽卡·蒙蔡尼都提供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词。——原注
[15]茹塞普·罗德斯·布雷（JosepRodesBley，1895—1968），生于雷里达一个鞋匠家庭，三岁时失去父母。年轻时曾参加艾斯凯拉，1928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随后参加创立工农同盟和统工党。1937年6月统工党执委会全体委员被捕后，参与重建执委会，同年秋天被捕，1939年越狱后流亡法国，1941年被维希法国的警察逮捕，移交给纳粹德国，被关进集中营，1945年被美军解救。1950年至1967年重新担任统工党执委会委员。1968年在巴黎逝世。——中译者注
[16]茹安·法雷·加索（JoanFarréGassó，1892—1944），1928年参与创建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1931年参与创建工农同盟，1935年参与创建统工党。五月事件后被捕，巴塞罗那失陷前越狱，流亡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被捕后军事法庭判处五年徒刑，在狱中被西共杀害。——中译者注
[17]在那些谴责这桩“丑闻”的人看来，它主要“丑”在两个地方：从纯粹的民主观点来看，在一个以恢复法制、结束暴力而自豪的政府治下，警察却把囚犯交给杀人凶手，而当局却还企图掩盖真相，这当然是可耻的。而且，即使是在经过了“夜间处决”和相互用仇杀来解决宿怨的那段时期之后，宁的遇害依然显得触目惊心：绑架宁的行动策划得如此周密，实施得如此周全，揭示了苏联特务机关的无孔不入和无所不能，以及共产党消灭一切碍事敌人的坚定意志，反法西斯联盟的其他领导人不由得心生畏惧，担心宁的命运有一天也会落到自己头上。最后，在许多共产党同情者看来，绑架和杀害一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异见分子，标志着斯大林派共产主义的性质发生了真正的改变，此前斯大林派只会向革命派下死手。——原注
[18]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的临时政府设在萨拉曼卡。——中译者注
[19]列昂·纳尔维奇（LeonNarvitch）大尉后来在巴塞罗那被杀，有人指控凶手是穆尼斯。穆尼斯的朋友则坚持认为纳尔维奇是被苏联特务暗杀的，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他恐怕是被统工党的人暗杀的。——原注
[20]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奥尔洛夫（АлександрМихайловичОрлов，1895年8月21日——1973年3月25日），本名列夫·拉扎列维奇·费尔德宾（ЛевЛазаревичФельдбин）。生于白俄罗斯波布鲁伊斯克（Бобруйск）一个犹太家庭。1918年参加红军，1920年参加俄共（布），1920年12月开始进入契卡工作。1926年进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外处工作。1936年9月前往西班牙，与西班牙共和国内务部建立联络委员会，在共和区建立了苏联情报网。1938年携妻女叛逃加拿大。——中译者注
[21]若尔日·柯普（GeorgesKopp，1902—1951），生于圣彼得堡，1910年随父母移民比利时，毕业于布鲁塞尔大学后当了工程师。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参战，参加了统工党的“列宁”纵队。五月事件后被捕，一年半后获释，1939年前往英国治疗。二战爆发后参加了法国外籍军团，并参加了1940年的法国战役。因重伤被俘，但又逃出了军医院。逃往阿尔及利亚后，重新参加法国外籍军团，但因伤势过重而退役。随后在马赛当工程师，协助英国情报机关工作。身份暴露后潜回英国。1951年在马赛逝世。——中译者注
[22]若尔日·柯普曾因帮助西班牙购买和运输武器，而被判处长期徒刑，他在逃离比利时后，在西班牙获得了中校军衔。——原注
[23]独立工党青年协会（ILPGuildofYouth）是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LabourParty）的青年组织，1924年成立。二战爆发后被独立工党解散。——中译者注
[24]罗伯特·拉姆塞·斯麦利（RobertRamsaySmilie，1917—1937），昵称“鲍勃”（Bob），1935年参加独立工党，并协助组建独立工党青年协会。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参战。1936年10月前往当选为国际革命青年局（InternationalRevolutionaryYouthBureau）执委会委员。五月事件后被捕，1937年6月12日死于“盲肠炎”。——中译者注
[25]库尔特·兰道（KurtLandau，1903年1月29日——1937年9月23日？），1921年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7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1929年在柏林参加了列宁同盟（Leninbund）。他曾为托洛茨基工作过，但很快又与托洛茨基疏远。1936年前往巴塞罗那参加西班牙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工作。1937年9月23日失踪，据猜测他可能是被格伯乌绑架杀害的。——中译者注
[26]马尔克·拉法伊洛维奇··雷因（MarcRafailovichRhein，1909—1937？），生于维尔纽斯（Vilnius），1911年随父母逃离沙皇俄国。1917年回国，1920年再次与父母离开俄国。长大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1932年大学毕业后，曾为多家社会党杂志担任记者。他比父亲更加同情苏联，主张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重新统一。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支援共和国。1937年4月9日被绑架，此后下落不明，据推测他很可能是被奥尔洛夫领导的苏联特务机关绑架的。——中译者注
[27]马尔克·雷因是俄国孟什维克领导人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阿布拉莫维奇（РафаилАбрамовичАбрамович，1880—1963）的儿子。他是瑞典一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记者，非常同情“反法西斯”理论。——原注
[28]汉斯·弗洛因德（HansFreund，1912—1937），住在瑞士的德国学生，但参加了国际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穆朗”（Moulin），前往西班牙参战。五月事件后被苏联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29]埃尔文·沃尔夫（ErwinWolff，1902—1937？），生于苏台德地区的莱亨贝格（Reichenberg，现为捷克共和国的利贝雷茨[Liberec]）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在德国求学期间开始参加左翼运动，希特勒上台后流亡巴黎。1933年开始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6年7月进入国际书记处工作。1937年4月底前往西班牙，协助西班牙托洛茨基主义者开展工作。五月事件后被苏联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30]在莫斯科审判中，公诉人维辛斯基提出了一个重要证据：皮亚塔科夫（Пятаков）曾前往哥本哈根（Copenhagen），在布里斯托尔旅馆（HotelBristol）与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ЛевСедов）会面；然而，埃尔文·沃尔夫和列夫·谢多夫经过合作，证明了布里斯托尔旅馆当时已不存在，推翻了维辛斯基的证据。——原注
[31]何塞·罗夫雷斯·帕索斯（JoséRoblesPazos，1897—1937？），出身贵族家庭，但因参加左翼运动而与家庭决裂，出走美国。1920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HopkinsUniversity）教授。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正在西班牙度假；他随即支持共和国。1937年被苏联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32]费舍尔（《人与政治》，第429页）详细描写了何塞·罗夫雷斯的失踪，不久后，他的儿子被弗朗哥判处死刑。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DosPassos）对他的失踪进行了调查。——原注
[33]菲利西昂·沙亚耶（FélicienChallaye，1875年11月1日——1967年8月26日），法国哲学家、人权活动家。——中译者注
[34]约翰·麦戈文（JohnMcGovern，1887年12月13日——1968年2月4日），生于天主教家庭，青年时投身激进左翼运动，二十年代中期参加英国独立工党，193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7年曾率领独立工党的调查团访问西班牙共和国。1941年至1943年担任独立工党主席。1947年退出独立工党，参加了工党。——中译者注
[35]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纳瓦萨尔（JoséIgnacioMantecónNavasal，1902—1982），生于萨拉戈萨一个商人家庭，年轻时即参加了共和主义运动。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阿萨尼亚的左派共和党。内战爆发后，全家惨遭叛军杀害。人民军成立后曾担任第72混成旅政治委员。1937年1月在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内担任司法委员。1937年8月10日被共和国政府任命为阿拉贡地区总督。1938年3月，阿拉贡地区失陷后，担任东部集团军群政治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担任西班牙难民疏散局（ServiciodeEvacuacióndeRefugiadosEspañoles，SERE）总书记。1940年7月流亡墨西哥。1948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中译者注
[36]在1936年秋天，他们曾代表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没收了大量珠宝，并将其出售。——原注
[37]法文版和英文版原文均为“1938年”，但结合前面的内容，应为1936年。——中译者注
[38]“忠诚反对派”（loyalopposition）是指资产阶级议会中反对某项具体政策或某个具体的执政者、但却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换句话说，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反对派。——中译者注
[39]雷昂西奥·佩雷斯·马丁（LeoncioPérezMartín，1913或1914——？），生于马德里。1934年在社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在社会党流亡机关内工作。——中译者注
[40]萨尔瓦多·马丁内斯·达西（SalvadorMartínezDasi，1915年6月24日——1983年5月4日），当过会计。工总会员和瓦伦西亚社青团团员。内战期间担任社会党瓦伦西亚联合会省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其机关报《前进报》经理。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在社青团流亡机关工作。1946年至1956年担任社青团总书记。1958年退出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41]胡安·马丁·图恩迪多尔·洛佩斯（JuanMartínTundidorLópez，1911年11月11日——2006年2月9日），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父亲是马德里社会党人。幼年时随家人返回西班牙，在瓦伦西亚定居。1929年参加社会党，同年当选为瓦伦西亚社青团总书记。内战爆发后，参与了平定瓦伦西亚叛乱的战斗。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二战后参加了重建社会党流亡机关的工作。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回国。2006年在瓦伦西亚逝世。——中译者注
[42]曼努埃尔·莫利纳·科内赫洛（ManuelMolinaConejero，1900—1939），生于瓦伦西亚。10岁开始当机械工人。1918年进入《社会共和国》（RepúblicaSocial）编辑部工作。1927年在工总非常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书记。1933年担任社会党瓦伦西亚联合会主席。因参加1934年十月起义而被迫流亡法国。193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7年7月14日担任瓦伦西亚省长。共和国覆灭后被弗朗哥法西斯军队逮捕，同年11月25日遇害。——中译者注
[43]弗兰西斯科·克鲁斯·萨利多（FranciscoCruzSalido，1898年9月10日——1940年11月9日），生于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哈恩市（Jaén）。11岁丧父。少年时即在家乡报社工作。1931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社会主义者》编辑。因参加1934年十月起义而入狱，1936年2月获释。1936年6月当选为社会党全国执委会书记。内战期间曾担任多家社会党报纸的编辑。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0年7月11日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7月底被引渡给弗朗哥法西斯政权，同年11月9日在马德里遇害。——中译者注
[44]费利佩·普雷特尔·伊格雷西亚斯（FelipePretelIglesias，？—1964），1931年至1934年担任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至1939年4月担任工总执委会司库。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5]艾德蒙多·多明格斯（EdmundoDomínguez）任副主席，罗德里格斯·贝加（RodríguezVega）任书记，普雷特尔任司库。他们的观点与德尔·巴约非常接近。——原注
[46]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BernardoGinerdelosRíos，1888年1月31日——1970年8月22日），生于马拉加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后成为了一名建筑师。1936年至1939年曾在共和国政府内担任多个部长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5年至1960年担任共和国流亡政府总统秘书长。——中译者注
[47]10月8日的《泰晤士报》对他的讲话做了如下评论：他“代表了人民阵线内部的一种反对派，如果命运允许的话，这个反对派愿意接掌政府。”他的表现证明了这个评论是完全正确的。——原注
[48]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TradeUnions）成立于1919年，通称阿姆斯特丹国际。它与第二国际关系密切。1945年解散，由世界工会联合会（WorldFederationofTradeUnions）取代。——中译者注
[49]莱昂·茹奥（LéonJouhaux，1879年7月1日——1954年4月2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中译者注
[50]何塞·迪亚斯·阿洛尔（JoséDíazAlor，1889—1967），生于马德里。当过面包师。1917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1920年退出，1930年重新加入。1931年至1934年当选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共和国覆灭后参加了社会党地下组织的活动。1941年3月被捕，1942年12月获释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67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51]帕斯库瓦尔·托马斯·塔恩瓜（PascualTomásTaengua，1893年8月18日——1972年5月4日），生于瓦伦西亚。8岁开始当金属工人。14岁参加工总与瓦伦西亚社会主义者集团。1923年参与创建瓦伦西亚金属工会（SindicatoMetalúrgicodeValencia），1928年当选为社会党瓦伦西亚联合会省委会委员。1931年当选为全国钢铁联合会（FederaciónNacionalSiderometalúrgica）书记，1932年至1934年担任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至1937年10月任工总执行委员会副书记。1938年1月再次当选为工总执行委员会委员。1939年3月当选为社会党执委会总书记。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4年至1967年担任社会党主席。1972年回国。1976年于瓦伦西亚逝世。——中译者注
[52]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法国总工会的领导，无论是社会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完全站在内格林一边，反对卡巴耶洛；在国家干预下，卡巴耶洛失败了，茹奥的“裁决”给他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几个月后，万松·奥里奥尔（VincentAuriol，1884—1966）试图劝说卡巴耶洛同内格林“和解”，但卡巴耶洛没有接受。——原注
[53]军事情报局的首任局长应为安赫尔·迪亚斯·巴萨（ÁngelDíazBaza），他在不久后就被普鲁登西奥·萨亚古埃斯（PrudencioSayagües）接替。——中译者注
[54]关于这件事请参阅普里耶托的小册子《我离开国防部的经过与原因》（ComoyporquesalidelMinisteriodeDefensaNacional，墨西哥城，ImpresosyPapelesS.deR.L.，1940年）。乌里瓦里先是抱怨他受到了苏联“专家”的压力；后来他屈服于压力，绕开部长，直接与苏联专家联系。1938年5月初，他侵吞了一小部分被查抄充公的珠宝，逃往法国。西班牙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将他引渡回国，但法国政府没有同意。——原注
[55]桑蒂亚戈·加尔塞斯·阿洛约（SantiagoGarcésArroyo，1915—？），生于马德里。少年时参加社青团与社会党。曾当过普里耶托的警卫员。1936年7月参加了刺杀卡尔沃·索特洛的行动。内战爆发后参加了边防部队，1938年4月7日担任军情局副局长，5月担任局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6]二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在苏联支持下，逐渐控制了国家政权，许多作者把这种情况，与内格林政府统治下的西班牙共和国作了对比。胡利安·戈尔金写了一篇文章，不过尚未发表，这篇文章叫《西班牙：“人民民主”的首次尝试》（L'Espagne,premieressaidedémocratiepopulaire）。这种对比是含糊的，它曲解了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过程，而且往往带有成见；人民民主国家要么是群众运动的产物，要么是共产党控制下的革命的产物，或是在红军直接占领下成立的。
双方的相似之处确实很明显，但它们只有在那些毫无争议的、往往被忽略的方面，才具有相似性：
1、东欧国家先是在1945年经历了革命的涨潮。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掀起了成立“工人代表会”的浪潮（请参阅贝诺·萨雷尔[BennoSarel]，《德国东部的工人阶级》[Laclasseouvrièred'Allemagneorientale]，第17—49页；保尔·巴尔通（PaulBarton），《Pragueal'heuredeMoscou》，第120页及其后。）；
2、然后，共产党往往会帮助重建社会民主党与民主共和派，与他们共建“全国阵线”，致力于摧毁工人代表会，重建国家政权，在此期间，共产党会牢牢抓住政治警察不放，同时尽量掌握军队（请参阅巴尔通，《Pragueal'heuredeMoscou》；弗朗索瓦·菲特（FrançoisFejtő），《人民民主国家史》（HistoiredesDémocratiespopulaires），在第107页提到了拉科西对警察的控制）；
3、在这三个阶段中，只有第三阶段比较出名，在这一阶段，共产党会实行拉科西所谓的“切香肠”战术（“salami”tactic），逐步地甩脱不久之前的盟友。它先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EinheitsparteiDeutschlands，SED]、波兰统一工人党[PolskaZjednoczonaPartiaRobotnicza，PZPR]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等），然后它的机关就控制了合并后的党。它把盟友的人逐步争取过来，最后彻底控制了自己的盟友（它在西班牙先是利用普里耶托推翻了拉尔戈·卡巴耶洛，然后又利用内格林搞垮了普里耶托）。——原注
[57]1937年年底，普里耶托试图限制共产党的影响力，共产党便发动了一场要求举行大选的宣传运动，对普里耶托进行反击。——原注
[58]工总旗下的列万特土地劳动者协会给农业部长乌里维起了个外号，叫“头号公敌”。——原注
[59]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艾瓜德尔设立了劳动委员会，它由31名委员组成，其中国家代表7人，雇主代表12人，工会代表12人。——原注
[60]1938年8月11日，由于在加泰罗尼亚政策上与政府存在“严重分歧”，艾瓜德尔和伊鲁霍退出了政府。他们的职位分别由统社党党员茹塞普·莫伊什（JosepMoix，1898—1973）和巴斯克民族主义行动（AcciónNacionalistaVasca）成员托马斯·毕尔巴鄂（TomásBilbao，1890—1954）接任。但他们在政府中无足轻重。——原注。
[61]普通士兵的日薪原为7比塞塔，后增加到10比塞塔；少尉为25比塞塔，上尉为50比塞塔，中校为100比塞塔。——原注
[62]只有集团军政委、师政委和旅政委得以保留。——原注
[63]《一步接一步》，第189—191页。——原注
[64]此处英文版为“1938年”，但法文版则为“1936年”，结合前面的内容，应该是“1936年”。——中译者注
[65]米盖尔·毛拉·加马索（MiguelMauraGamazo，1887年12月13日——1971年6月3日），生于马德里，父亲是著名保守派政治家安东尼奥·毛拉。191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曾支持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后来逐步转向温和的共和主义立场。1930年7月14日与阿尔卡拉—萨莫拉共同建立右派自由共和党（DerechaLiberalRepublicana）。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4月至10月担任内务部长。1936年为了躲避无政府主义民兵的追杀而逃到法国。1953年回国。1971年死于萨拉戈萨。——中译者注 |
第十一章反法西斯联盟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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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反法西斯联盟的破裂
·来自国外的压力：摩洛哥问题
·西班牙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
·右翼反对派取得了进展
·马拉加的陷落：反卡巴耶洛大联盟的形成
·全劳联与共产党的冲突
·卡巴耶洛与共产党的冲突
·革命反对派的兴起
·局势一触即发
·巴塞罗那五月事件
·五月事件的意义
·五月事件的直接影响
·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倒台
如果您真的以为，战争的压力，是决定共和区的政局变化的唯一因素，那么您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虽然守住了马德里，还打赢了瓜达拉哈拉战役，但在赢得这样重大的军事胜利之后，还是很快就倒台了。它这么快就倒台的原因，就是因为严格的政治问题最终压倒了其它一切问题，这也符合克劳塞维茨[1]那条经常被人引用的原则：“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从一九三六年九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这段时间里，军事形势的变化已变为次要因素，而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具体过程、以及这种变化造成的后果，才是主要因素。
拉尔戈·卡巴耶洛以为，只要他当上了政府首脑，就能保证政府再也不会向右转，并能保证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西班牙都会是一个“工人共和国”[2]。然而，他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接受这个不再革命的体制，绝不能突破这个体制的限制。为了避免使西班牙遭到孤立，他不敢触怒法国、英国和苏联，而正是这三个国家的政策，成了影响他的国内政策的主要因素，甚至支配了他的战争政策。
国家政权的重建，同样导致了那些似乎已在七月事件中被彻底消灭的势力死灰复燃：在新的“人民政权”中，被剥夺财产的股东与有产者、新旧官僚及各政党的代表的势力不断增大，而各工会的势力却不断减弱。卡洛斯·拉马就这个问题写道：“这三股紧密相连的势力——国家官僚、有产者与政客——发现要想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就必须重建国家政权，恢复合法的机关，并恢复他们在政治上、司法上和社会上的影响力。[3]”
拉尔戈·卡巴耶洛认为，要想打赢内战，就必须重建国家政权；然而，国家政权的重建，却打乱了现状，破坏了各方势力的均势：对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官僚阶层而言，重建国家政权本身就是目的。卡巴耶洛在工人群众当中享有盛誉，所以他才能打着向革命作出妥协的幌子，重建了国家政权。可是，国家政权在恢复之后，它就越来越想摆脱革命，越来越想反对革命：参加了国家政权的各种政治势力，背后都受着西方强权和苏联的压力。出现了一股强大的逆流，它先是要求暂停革命，现在又变为了反对革命，而拉尔戈·卡巴耶洛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
来自国外的压力：摩洛哥问题
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在摩洛哥问题上的立场，是它的“反法西斯”战争政策所导致的后果的最佳例证。革命前，“老头子”在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的纲领中，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明确承认包括独立在内的各项自决权利。在内战期间，弗朗哥军队内有大量的摩洛哥部队，这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尖锐。如果共和国政府承认摩洛哥的独立，不难想象这会对叛军中的摩洛哥土著部队的士气产生何等强烈的影响：所有支持共和国的政治组织、摩洛哥民族主义者，以及弗朗哥本人，都非常清楚这一点[4]。
但是，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西班牙共和派与摩洛哥民族主义者结盟的问题，却已不只是西班牙一国的问题了。西班牙人民阵线想获得法国和英国的援助，但法国和英国都是殖民大国：如果摩洛哥发生革命起义，很可能会对法国在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5]构成直接的威胁，并让英国感到焦头烂额——埃及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暴动已经让英国感到疲于应付。
某些革命派建议“在阿拉伯世界引发起义”[6]。卡巴耶洛政府却采取了相反的政策：摩洛哥民族主义者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瓦伦西亚，请求提供资金和物质援助，最后却空手而归[7]。西班牙共和国丝毫不敢触犯英国和法国的利益。莱昂·布鲁姆政府是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潜在盟友，它下令禁止在法属摩洛哥出版报纸和举行集会；而弗朗哥为了确保大后方的安全，安抚西属摩洛哥，便允许在法属摩洛哥被禁止出版的报纸在西属摩洛哥出版，还允许在西属摩洛哥举行被法属摩洛哥当局禁止的集会。卡巴耶洛政府甚至还向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建议，向英法两国割让部分西属摩洛哥[8]。卡巴耶洛政府害怕触犯西方强权的利益，结果它不仅抛弃了支持殖民地人民自决的原则，也放弃了真正能够对弗朗哥的要害造成致命打击的机会。因此，革命的暂停，就对战争的形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借口遵守自《阿尔赫西拉斯条约》[9]之后的一切国际条约，致使西班牙革命失去了同北非民族主义运动结盟的机会，导致人民军失去了向敌军宣传失败主义的革命武器，而在对付意大利干涉军时，这一革命武器曾发挥了巨大作用。
西班牙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
西班牙共和国在国际上处境孤立，只有苏联给它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因此，苏联外交官在西班牙就获得了特殊的地位。罗森贝格和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马上就逾越了大使和领事的传统职权范围。他们每天都与西班牙政治家及军方首脑进行商谈，插手媒体，并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为本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并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政策[10]。苏联政府认为，它与西班牙的同盟关系是一种全新的、不受任何礼节束缚的关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罗森贝格把一封由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11]签名的信件转交给了拉尔戈·卡巴耶洛，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第一个将这封信公之于众[12]。三位苏联领导人向卡巴耶洛询问：“军事顾问同志们”的活动是否令他满意？他们非常想了解军事顾问是否逾越了顾问的地位，并表示卡巴耶洛如果对罗森贝格同志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而坦率地向他们反映。这封信的妙处主要在于苏联政府向西班牙政府提出的“友好建议”：西班牙政府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发布一些事关农业问题和税收问题的法令，赢得农民的忠诚；通过保护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免遭剥夺财产，争取他们的支持，至少也要使他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并“通过尽量保障他们的贸易自由”，把阿萨尼亚的伙伴争取过来，“以免让西班牙的敌人认为西班牙是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而这对西班牙是特别有害的”；最后，西班牙政府还应该郑重宣布，“凡居住在西班牙的外国人，以及不支持叛军的国家的公民，他们在西班牙的财产与合法权益都会受到政府的坚决保护。”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拉尔戈·卡巴耶洛作出了简短的答复。苏联的来信中指出“议会行动在西班牙也许会比在俄国更为有效”，而卡巴耶洛针对这句话，断然指出“即使是在普通的共和派当中，也找不出一个议会体制的积极支持者。”他还肯定了苏联顾问“在执行任务时表现出了真正的积极性与非凡的勇气。”至于罗森贝格，“大家都喜欢他。”拉尔戈·卡巴耶洛感谢苏联领导人提供的建议，并指出：他们向他建议的政策，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政策。在这一阶段，苏联政府与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在大政方针上还没有出现重大分歧。可是，拉尔戈·卡巴耶洛在回信中的语气，却暗示了他的不满：斯大林的“建议”或许是正确的，但这却表明斯大林那边可能消息不够灵通，而且斯大林那种屈尊俯就的态度，也让敏感的卡巴耶洛觉得很不舒服。
毫无疑问，这就是双方分歧加深的根源所在。几个月来，“西班牙的列宁”一直被共产党斥为官僚、党阀和破坏统一的人。其实，真正的分歧，源自深刻的猜疑。
苏联建议让西班牙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但遭到了卡巴耶洛的拒绝，这可能是双方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据阿拉吉斯泰因记载，斯大林通过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帕斯库瓦[13]，向卡巴耶洛递交了另一封信，在信中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卡巴耶洛收到这封信后，曾打算断然拒绝。但工总的这位老领导毕竟始终是维护团结的旗手。不过，必须承认，在统社青壮大、社青团原先的领导层集体投靠了共产党之后，他肯定不会对这种政策有多少好感。最重要的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态度，让他深感不快——我们前面讲过，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领军人物都是共产党员和统社青团员；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用了好几页的篇幅来描写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和米亚哈的“公然抗命”，以及他们企图让政府退居次要地位的野心。共产党对马德里的全面控制，共产党通过第五团、政治委员和苏联顾问，控制了首都周边的军队，这都让他忧心忡忡。他的副手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此前一直深受他的信任，但他现在却觉得，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是受苏联指使的，并严厉地指责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他认为，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影响了他的权威。最后，他抱怨罗森贝格“插手”西班牙内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用了一些不那么圆滑的手法”，赶走了罗森贝格。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罗森贝格被召回莫斯科[14]，由列昂·海奇斯[15]接任。此前一直隐而未发的危机，一下子爆发出来了。大量的冲突，以及涉及共和区所有政治组织的政局变化，酿成了这一危机。
右翼反对派取得了进展
要想在一九三六年重建国家政权，就不能没有拉尔戈·卡巴耶洛；然而，到了一九三七年，那些不希望进行社会革命、并急于从人民政权身上抹消掉革命的一切痕迹的人，就把他当成了眼中钉。拉尔戈·卡巴耶洛与苏联的同盟关系的破裂，给这些人提供了机会。法国政府采取谨慎态度，并坚决执行不干涉政策，也给这些人提供了口实。
社会党内的各种势力进行了洗牌。当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疏远了共产党的时候，普里耶托的支持者却在向共产党靠拢。由冈萨雷斯·佩尼亚和拉莫内达领导的社会党执委会成了“团结”的吹鼓手，并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同共产党签订了协议，在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全面建立了联络委员会，使这两个工人政党在人民阵线内结成了统一的联盟。普里耶托在这一阶段甚至提议立即与共产党合并[16]。导致卡巴耶洛疏远共产党的原因，正是导致普里耶托靠拢共产党的原因。社会党右翼和共产党事实上都赞同重建国家政权，他们都支持建立正规军，反对集体化，赞同保护中间阶级，反对工会的干预，支持暂停革命。他们都没有把内战当成阶级战争，而是当作国际民主力量与国际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战斗。统社青的壮大，让拉尔戈·卡巴耶洛忧心忡忡，却令普里耶托大为宽心；一九三七年一月，统社青在瓦伦西亚召开代表大会，桑蒂亚戈·卡里略在大会上号召全国团结，并鼓吹放弃一切社会主义的当前目标。他提议组成反对三大敌人——弗朗哥、托洛茨基派和捣乱分子——的联盟，这与共和国那些希望同“极端分子”作斗争的温和派不谋而合。
共和派也对这一演变深感欣慰：“布尔什维克革命”现在已经变成了过去的幽灵，而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令他们大加赞赏的“可敬的”组织。马德里的共和派青年组织与统社青结成了永久“联盟”。共和派希望通过大国的调停，使国家恢复正常。卡洛斯·艾斯普拉和一些共和派领导人准备出访法国，而阿萨尼亚已派贝斯泰洛[17]出访英国[18]。马丁内斯·巴里奥重新捡起了妥协方案，并开始付诸实施：据传米亚哈将军将在英国政府支持下，成立一个军政府，争取同叛军达成妥协，实现和平[19]。这一切行为都缺乏组织和协调。反法西斯联盟已经满身裂痕，但还要发生许多冲突，各方势力重新洗牌的迹象才会出现。
马拉加的陷落：反卡巴耶洛大联盟的形成
第一次公开斗争并不是针对拉尔戈·卡巴耶洛本人进行的，他当时威望仍然很高，不能直接对他下手。自从马德里保卫战打响以来，政府的反对派就在不断向卡巴耶洛的左右手何塞·阿森西奥将军开火。这个共和国的正规军官“高大健壮，外表年轻，拥有聪颖的头脑，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一个煽动家……略带狡黠，大胆，喜好冒险，充满野心[20]”，他曾穿过民兵的外套，先是在马拉加、后来又在索莫西耶拉战斗过，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在瓜达拉马战线获得了卡巴耶洛的赏识。卡巴耶洛当上总理后，任命阿森西奥为陆军部副部长。在十二月以后，阿森西奥在陆军部副部长的职位上，领导了组建人民军的工作，并策划了多次军事行动，同共产党多次发生冲突，共产党向他发起了系统而谨慎的、然而又是非常有效的抹黑行动，全劳联也跟共产党一起抹黑他[21]。
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马拉加猛然陷落，成了对他进行公开攻击的导火索。从一九三六年夏季开始，马拉加就陷入了叛军的包围，它从来没有获得过增援，更重要的是，它曾多次要求提供武器和物资，然而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当地的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手持武器彼此对峙。当意大利干涉军乘船前往马拉加时，停靠在卡塔赫纳港口的共和国舰队对此毫无反应，结果意大利干涉军最后攻占了马拉加。当叛军逼近马拉加时，共和国政府无动于衷。当时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既能拯救马拉加，又不至于危及马德里吗？这多半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总之，马拉加被共和国政府忽视了；它的保卫者没有齐心合作；它遭到了叛军的猛烈轰炸；保卫它的军官消极怠工，他们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部队；最后，马拉加的斗志垮了：民兵在恐慌中涌上挤满了难民的道路，夺路而逃，他们的领导往往跑得比他们还快[22]。马拉加的陷落、国民警卫队与突击警察在最后一刻投靠敌人、叛军进城之后的残酷镇压，令人不禁为之唏嘘。二月十四日，全劳联与工总在瓦伦西亚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群众多达数十万人，他们高声要求进行总动员、清洗军官团并实行有效的统一指挥。这些口号得到了拉尔戈·卡巴耶洛的赞同，他下令进行总动员。但是，共产党控制的报刊却将马拉加的失守归咎于阿森西奥。共和派、社会党右派和全劳联也加入了声讨阿森西奥的行列：反法西斯联盟的所有党派一致要求陆军部副部长离职。拉尔戈·卡巴耶洛对阿森西奥无限信任，并为了保住阿森西奥而抵抗到了最后一刻，当他不得不屈服时，他“不禁洒下了热泪”：二月二十一日，阿森西奥递交了辞呈[23]。这是总理的一次个人失败。
卡巴耶洛用自己的另一位追随者卡洛斯·德·巴莱巴尔接替了阿森西奥[24]。共和党左派报纸《政治报》（Política）对这一任命大加抨击，总理亲自对此加以反驳，然后又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不点名地抨击了混入政界的外国间谍与代理人，并暗示共和派企图通过西方调停，同弗朗哥妥协。于是卡洛斯·艾斯普拉取消了出访计划。
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反击虽然逼退了他的对手，却使自己失去了人们的同情。共和派、社会党右派和共产党都在考虑替换卡巴耶洛的人选。他们考虑的人选有普里耶托、马丁内斯·巴里奥和内格林。三月二十三日的《时报》写道：“比方说，一个由现任财政部长内格林先生领导的内阁（当然少不了这个计划的领军人物普里耶托先生的参加，他目前一直谨慎地躲在幕后），也许会接受调停，并给共和区指出一条更可取的出路，结束无望的挣扎。”
全劳联与共产党的冲突
马拉加的陷落还导致了共产党与全劳联发生新的冲突。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都同意把马拉加的陷落归咎于阿森西奥的“背叛”，但他们马上又相互指责对方曾协助了阿森西奥的背叛。共产党指责马拉加的无政府主义者“玩弄革命的游戏”，设立了过多的委员会，结果导致了纪律混乱、不负责任的局面。无政府主义者则指责共产党到处挖其它党派墙角的行为，搞得反法西斯阵线人心惶惶，还指责共产党帮助释放了一批不忠于共和国的军官。阿尔梅里亚（Almería）省长下令逮捕著名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纵队领袖弗兰西斯科·马洛托[25]，给双方的对立火上浇油。同时，社会党也发表了一份怒气冲冲的宣言，谴责了无政府主义的“契卡机关”的活动，列举了在中部地区被杀害的社会党活动家的名单。为了反击，全劳联报刊也列出了在卡斯蒂利亚被共产党武装杀害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的名单。政府试图让双方冷静下来，将攻讦共产党的全劳联与伊无联报纸暂停出版，但又暂时释放了马洛托[26]。
然而“契卡”事件仅仅是个开始。《全劳联》发表了监狱代表梅尔乔尔·罗德里格斯[27]对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公共秩序委员何塞·卡索尔拉的详细控诉。根据梅尔乔尔·罗德里格斯的控诉，共产党仍在马德里私设监狱，共产党的警察不经正当程序，就逮捕全劳联活动家，把他们关进共产党私设的监狱里，对他们严刑拷打，有些人还惨遭枪杀；此外，根据卡索尔拉的命令，有些被国家警察逮捕的囚犯虽然被人民法庭宣判无罪，但马上就被警察带到了其它监狱。
由保安警察进行的调查发现：卡索尔拉身边有一个团伙，通过反复拘押和释放犯人大发横财。四月十四日，《全劳联》发表了耸人听闻的头条文章《卡索尔拉是领法西斯钱的奸细》，并要求卡索尔拉离职。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受到了各方的压力，也宣布将进行调查。这是一起严重的丑闻；拉尔戈·卡巴耶洛抓住这个机会，于四月二十三日解散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一举摆脱了它。此后，马德里也成立了一个市评议会[28]。
卡巴耶洛与共产党的冲突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解散，是重建后的国家政权的一次胜利，也是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报复。这使卡巴耶洛夺回了主动权。就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解散的同一天，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与《卡斯蒂利亚自由报》（CastillaLibre）谴责了“穆尔西亚丑闻”：共产党私设监狱，关押和拷打社会党活动家。与此案有牵连的省长被政府撤职，涉案的四名共产党警察也被逮捕审判。拉尔戈·卡巴耶洛随后又向军队——共产党的另一个重镇——下手了。他严格限制了政治委员的权力，并规定只有他自己才能任命政治委员。许多政治委员被迫离职。这实际上就等于向共产党宣战，而共产党也是这么认为的。共产党马上对卡巴耶洛大加挞伐，把此前媒体对卡巴耶洛的各种抨击加以歪曲之后，再改头换面重发一遍。他们把一切军事失败都归咎于卡巴耶洛。他们把卡巴耶洛描写成一个“独断专行的党阀”，尽管根本不称职，却想把一切都抓在手里：出于致命的自负，他不信任苏联专家的意见，企图指挥一切，以为自己是小拿破仑。他包庇叛徒阿森西奥，拒绝肃清军队；在人民军需要米亚哈出任参谋长的时候，他却由于嫉妒米亚哈而不肯批准这一任命[29]。
在这种权力斗争中，卡巴耶洛是无法获胜的。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之后，他提出了一个由阿森西奥制定的进攻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共和军向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发动进攻，沿着梅里达—巴达霍斯一线建立一条战线，把国统区切成两半。这个计划的依据是：国民军在这一地区兵力比较薄弱，共和军的进攻会得到当地游击队的同情甚至支持，如果这个计划能成功，就能立即缓解北方战线的压力。但米亚哈反对这个计划，他不愿意从马德里周边分兵；苏联顾问也反对这个计划，他们不相信凭借当地战线上的兵力就能完成这个计划。
尽管拉尔戈·卡巴耶洛是总理兼陆军部长，但他却未能实施这个作战计划：苏联只给了他十架飞机，而米亚哈又拒绝从马德里战线上抽调他需要的部队。显然，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权威，已经不足以控制重建后的国家政权了[30]。
革命反对派的兴起
此时，政府还得面临新的政治困难与经济困难，尽管政府在宣传中一再号召大家要英勇地忍受各种困难，但这些困难已经再也无法遮掩下去了。工厂不是已经停产，就是产量很低。供应系统已经几乎断炊了。食品供应的情况非常糟糕。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到一九三七年三月，生活成本上涨了一倍，而工资的平均涨幅只有百分之十五。根据供给卡领取的最低限量配给也不一定能按时提供。面包店前永远排着长队。另一方面，黑市却兴盛起来了。包括巴塞罗那在内，各地的饭店又重新开张了，但饭菜的价格却令人望而生畏。取代了各种委员会的政府机构往往都是腐败的巢穴。统工党和全劳联—伊无联的报纸上登满了读者抱怨生活成本高涨、要求消灭特权与不平等的来信。四月十四日，巴塞罗那妇女举行游行，抗议粮价过高。但是，工会和政党却还在不断要求工人为了军事胜利而节衣缩食：工人对此报以冷嘲热讽。
因此，在一九三七年头几个月的形势影响下，在那些曾在一九三六年秋季同意与政府合作的组织内部，革命反对派的势力开始增长起来。
统工党是第一个被赶出反法西斯联合政府的组织，它似乎又要从头走一遍老路。几周以来，《战斗报》都在要求自治政府允许统工党复归，它痛批自治政府，认为自治政府从赶走统工党那一刻开始，就“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然而，这条路线在统工党内部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安德列乌·宁曾与孔帕尼斯一同前往雷里达，平息当地统工党的不满。伊共青的报纸公开批评本党参加政府的政策。后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证明了“不参加政府”理论的正确性：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三日，胡安·安德拉德在《战斗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参加政府是“消极的和有害的”。安德列乌·宁向统工党大会提交的理论草案却对这个关键问题不置一词。统工党的政治战略与策略也暴露出了同样的暧昧模糊与同样的自相矛盾。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号召以工农兵代表会为基础，举行立宪会议选举[31]。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安德列乌·宁将其解释为“工会、农民组织与战士组织的会议”。四月四日，安德拉德提出，用选举产生的基层委员会来取代工会，他还在四月里在《战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出了建立委员会和代表会的口号，他将这些委员会和代表会理解为西班牙版的苏维埃。另外，共产党和统社党对统工党的攻击，许多党派的地方组织对统工党的迫害，再加上新闻审查，逼得统工党别无选择。它已经彻底被反法西斯联盟拒之门外。它越来越明显地采取了革命反对派的政策，它批判反法西斯联盟，说它已经变成了“神圣的联合[32]”，批判革命的暂停与退步，批判共产党与统社党的反革命行径。自始至终，统工党都在高度重视同全劳联的活动家保持联系，竭力劝说他们同自己一起组织保卫工人运动与革命成果、反击温和派联盟的革命联合阵线。
统工党的青年组织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团表现得要比自己的母党更为坚决果断。伊共青系统地发起了宣传[33]，公开要求解散议会，并以工厂委员会、农民会议与士兵会议为基础，选出一个立宪会议。伊共青不像安德列乌·宁，它果断宣称革命派应当致力于建立苏维埃式的委员会。它提议：为了赢得内战与革命的胜利，应当组织一个革命青年阵线。
全劳联内部也形成了一个独立于统工党的革命反对派。一批反对民兵正规化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在巴塞罗那成立了“杜鲁蒂之友”集团（AgrupacióndelosAmigosdeDurruti），并出版报纸《人民之友》（ElAmigodelPueblo）。他们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对内战与革命做了总结：“战争与革命的八个月过去了。我们对革命的退步深感痛心。……八个月前成立了反法西斯委员会、各种地区委员会和各支治安巡逻队，八个月后它们一个都不剩了。”他们对战争与革命的观点与统工党和伊共青相同：“战争与革命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先打赢战争，再进行革命。”在一九三七年春天，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全劳联与伊无联许多地方组织的赞同，各地的全劳联报纸上都出现了这种意见，就连全劳联巴塞罗那组织的《晚报》（LaNoche）也发表了由“杜鲁蒂之友”的领军人物巴利乌斯[34]署名的文章[35]。
这个反对派有一个重大缺点，那就是它没有一位重要的西班牙领袖。桑蒂利安依然保持沉默。意大利人贝尔耐里[36][37]便成了这种革命观点的理论家与鼓吹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贝尔耐里在自己主办的意大利文报纸《阶级战争》（GuerradiClasse）上撰文反对“首先打败弗朗哥”的口号：“打赢战争是必要的；但是，要想打赢战争，就不能只依靠纯军事手段，而应该同政治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贝尔耐里是一个老资格的流亡者，他拥有比西班牙同志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深厚的修养，他谴责了莫斯科审判，并看出了斯大林的总体政策同西共的态度之间的联系：“（西共是）西班牙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外籍军团。[38]”他责备自己在全劳联—伊无联里的朋友们“政治幼稚”，他警告他们：“诺斯克[39][40]的阴影正在逼近。……君主主义—天主教—正统派法西斯主义只是反革命的一部分。……要么通过革命战争战胜弗朗哥，要么就只有失败，这是唯一的抉择。”
但是，这个缺乏领导的反对派却在日益壮大。一九三六年九月，加泰罗尼亚自由青年联合会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签订了统一行动的协定。但加泰罗尼亚自由青年联合会的报纸《道路》（Ruta）却采取了革命的立场。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它对卡巴耶洛政府发出了坚决的控诉[41]。加泰罗尼亚自由青年联合会谴责西共与共和派结成的联盟，批判它是苏联同法国和英国结成的联盟在西班牙的翻版，目的是为了“扼杀革命”。
因此，伊共青的口号能在自青联中获得广泛的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四日，一万四千多名青年在巴塞罗那召开大会，成立了加泰罗尼亚革命青年阵线。加泰罗尼亚自青联书记菲德尔·米洛[42]、伊共青总书记索拉诺[43]和加泰罗尼亚革命青年阵线书记、青年自由派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44]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这个运动迅速向其它省份发展：在马德里[45]和列万特，自青联和伊共青联合举行了多次群众大会和宣传活动。
青年工人也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方面，在统社青的倡议下，反法西斯青年联盟成立了，桑蒂亚戈·卡里略认为它代表了“所有捍卫自由……、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捍卫祖国的独立不受外国侵犯的青年共和派、青年无政府主义者和青年天主教徒的统一”，但它实际上是由统社青和其它几个共和派政党的青年组织结成的联盟。另一方面，来自伊共青和自青联的革命派都参加了革命青年阵线。青年成了革命运动和武装斗争的先锋队，如果说他们没有在政党和工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话，至少他们在武装力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加泰罗尼亚之外，统社青构成了西共背后的“青年近卫军”的主力。它的许多活动家，特别是原社青团的老战士认为反法西斯青年联盟过于温和，他们拒绝参加反法西斯青年联盟，并坚守革命的目标。瓦伦西亚代表大会刚刚闭幕，统社青内就涌起了批判“新路线”、“妥协与暧昧的政策”、“忽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怒潮[46]。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书记拉法埃尔·费尔南德斯[47]退出了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委员会。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拒绝接受卡里略的路线，谴责统社青内缺乏民主精神，并与阿斯图里亚斯自由青年联合会签订了建议革命青年阵线的协定[48]。几天后，强大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列万特联合会的书记何塞·格雷戈里（JoséGregori）也退出了统社青全国委员会，列万特联合会也随之退出统社青。桑蒂亚戈·卡里略在《现在》（Ahora）上指责他的对手受到了托派分子、弗朗哥和希特勒的指使。但这个运动仍在不断发展，就连统社青在加泰罗尼亚的一些地方组织都参加了革命青年阵线。西共原本通过统社青控制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青年，但在统社青内爆发的这场危机，表明它的控制权已经受到了有力的挑战。
局势一触即发
于是，在一九三七年春天，革命涨潮所需的各项条件再次齐聚了。革命反对派的理论至少在加泰罗尼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的响应，他们以前曾追随全劳联，却发现自己的革命成果面临着前功尽弃的危险。在工总、陆军和行政机关里，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也开始向共产党发起反击。经济困难与契卡丑闻成为了骚乱的温床。
执政联盟中的温和派越发焦躁不安。执政联盟原先就面临着各种势力要求暂停革命的外部压力，而在革命初期被吓得魂不附体的小资产阶级，经过几个月之后，终于缓过神来，恨不得彻底抹去革命的每一丝痕迹的他们，也向执政联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在列万特和加泰罗尼亚，农民有时会向集体化的支持者进行激烈的报复，并向强迫他们参加集体化的工会或工人民兵宣泄自己的怒气。工总旗下有一个组织，叫加泰罗尼亚小贸易商与小实业家协会（GEPCI），它集中表达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情绪。巴斯克政府向革命发起了坚决的进攻。它派警察占领了《北方全劳联》（CNTdelNorte）设在毕尔巴鄂的印刷厂，这家印刷厂是在七月革命期间被全劳联占领的；随后，共产党报纸《红色尤斯卡迪》（EuzkadiRoja）接管了这家印刷厂。全劳联会员手持武器进行反击，然后阿吉雷政府逮捕了当地全劳联的领导层。几天后，巴斯克政府在三月二十四日宣布将在整个巴斯克地区举行盛大的复活节庆典，并在耶稣受难日[49]那一天关闭所有的电影院。被激怒的革命派制定了联合的计划。共和派、社会党普里耶托派和共产党很清楚革命派的联合会给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威胁，他们觉得必须先下手为强，挫败统工党、全劳联与伊无联，从而一劳永逸地巩固共和国。
拉尔戈·卡巴耶洛也发现了自己已陷于孤立。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地讨论起了建立工会政府[50]，全劳联—工总的团结被捧上了天，一九三六年九月的各项计划似乎又要死灰复燃。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全劳联和工总在瓦伦西亚召开联席会议，卡洛斯·德·巴莱巴尔含蓄地攻击了共产党和苏联，并对全劳联与工总的联盟大唱赞歌，认为两大工会的联盟代表了整个西班牙。然而，在革命刚开始时可以做到的事情，现在却再也做不到了。全劳联和工总都已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力量：两大工会的统治集团都发生了分裂，它们内部都出现了两个阵营，不同阵营之间的裂痕日益明显。拉尔戈·卡巴耶洛仍被夹在中间。他希望以国家为后盾，成为左右两派的仲裁者，慑服那些不服从他的控制的右派和那些拒绝承认他的权威的左派。他不想重新发动革命，因为他担心这样会输掉战争；他也不想公开反对革命，因为这样做的话，工人就没有理由继续支持战争。然而，尽管他是作为工人的代表出任政府首脑的，但他现在却既控制不了工人，也控制不了国家政权了。工人与国家政权一旦发生冲突，他就会下台，所以他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然而，正如拉巴塞尔所说的，他必须“躲在僵化的国家政权背后”，避免做出任何重大决定，才能让他的政府苟延残喘。因此，拉巴塞尔总结道：“他玩弄阴谋诡计，一边同台面上的各种势力签订协议，一边培植私人的小集团；例行公事成了政府的主要工作，因为他找不到别的办法来把各方势力调和起来。他既不要民兵，又不要正规军；他既不要旧的官僚机构，又不要新的革命机关；他既不要游击战，又不要阵地战。他向共产党许诺进行总动员和实行强化防御的计划，又向无政府主义者许诺进行革命战争；然而他到头来什么都没做。[51]”
巴塞罗那五月事件
在加泰罗尼亚，革命的成果与工人武装基本上得到了保留；这里也是革命反对派的重镇。而这里也有一个最坚决地企图结束革命的组织——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52]，孔帕尼斯的共和国政权与小资产阶级急于摆脱无政府主义者的束缚，他们给统社党予以坚决的支持。加泰罗尼亚的事变引爆了火药桶。
首先，自一九三六年七月开始，全劳联民兵就控制了边境关口，但是，从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开始，内格林的边防部队开始接管边境：四月十七日，边防部队控制了普奇瑟尔达的边境，随后又控制了费盖拉斯的边境，最后控制了整个共和区的西班牙—法国边境地带。全劳联民兵对进占的边防部队发起反击，而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赶忙派人前往当地调停，达成妥协。四月二十五日，工总领导人、统社党党员罗尔丹·科尔塔达[53]在莫林斯·德·雷（MolinsdeRei）被暗杀。统社党对此反应激烈，将其归咎于“捣乱分子”和“暗藏的法西斯特务”。全劳联正式谴责了这一事件，并要求组织调查，它认为调查能够洗清自己的罪名。但是，罗尔丹·科尔塔达之死令人想起了革命后发生的“夜间处决”与报复。统社党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它给罗尔丹·科尔塔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统社党从自己控制的警察和军队中抽调人员，进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示威[54]。参加葬礼的统工党代表和全劳联代表发现，情况比他们原先预料的更为严峻：统社党通过这次葬礼，向他们炫耀自己的力量。次日，自治政府的警察在莫林斯·德·雷进行了报复：警察以涉嫌谋杀罗尔丹·科尔塔达为由，给当地的无政府主义领袖铐上手铐，押送巴塞罗那。在普奇瑟尔达，边防部队与无政府主义者发生交火：八名无政府主义者身亡，其中包括当地集体化的核心人物安东尼奥·马丁[55][56]。
此时，一个流言在巴塞罗那不胫而走：内务部长已经下令，要把所有不属于国家警察的工人武装统统缴械。工人立即做出了反应：几天内，工人和警察相互缴械，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均势。巴塞罗那眼看就要爆发巷战。政府下令禁止在五月一日举行游行和集会。《工人团结报》谴责了它所谓的“反全劳联圣战”，并请求工人保持克制，不要中了敌人的挑拨。《战斗报》号召“拿好武器”，保持警惕。
五月三日,星期一，当天发生的电话局事件，引爆了一触即发的局势。一九三六年七月，全劳联从叛军手中夺回了电话局，此后这栋建筑就一直被全劳联占领着。设在电话局里的电话交换机原先属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mericanTelephone&Telegraph），在被全劳联占领后，电话交换机的工作便由工总—全劳联联席委员会和政府代表共同监督。由全劳联民兵把守的这栋建筑，是所余无几的双重政权状态的典范，因为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通讯，阻止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下达命令，还能控制撤至瓦伦西亚的共和国政府同它的国外代表之间的联系[57]。五月三日当天，公共秩序委员、统社党党员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带着三卡车的突击警察前往电话局，进入电话局后，他缴了一楼的民兵的枪，但在楼上的机枪威逼下，他没敢往上走[58]。治安部队的领导、无政府主义者阿森斯和吉奥尔马上就得到了消息，他们迅速赶到现场，根据五月四日的《工人团结报》报道：“正当我们的同志对突击警察在建筑内的行动进行反抗时，他们及时赶到，劝说同志们采取正确的态度。”但是，大部分工人已经开始了罢工：尽管没有一个组织下令，巴塞罗那全城却还是建起了街垒。
全城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当天晚上，全劳联地区委员会、伊无联、自青联与统工党执委会举行了联席会议。统工党代表指出：这一运动是巴塞罗那工人对挑衅做出的自发回击，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必须领导这场运动，击败内部的敌人；否则运动就会失败，而我们也都要完蛋。[59]”但全劳联和伊无联的领导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并决定退让。
次日，也就是五月四日，工人的自发行动得到了统工党、自青联与“杜鲁蒂之友”的支持，他们控制了加泰罗尼亚的首府，但他们却逐渐遭到了包围。孔帕尼斯同全劳联领导人会谈后，通过广播发表讲话，谴责了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在电话局的行动，并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全劳联地区委员会也支持孔帕尼斯：“放下你们的武器。我们应该对付的是法西斯主义。”《工人团结报》仅在第八版报道了前一天的事件，只字未提遍布全城的街垒。当天下午五点，工总领导人、拉尔戈·卡巴耶洛的私人朋友埃尔南德斯·桑卡霍[60]与两位无政府主义部长加西亚·奥利维尔和菲德丽卡·蒙蔡尼从瓦伦西亚乘飞机抵达巴塞罗那。他们轮流发表广播讲话，为孔帕尼斯和全劳联地区委员会领导人助阵：“一股疯狂的浪潮席卷了全城，”加西亚·奥利维尔惊呼道。“我们必须立即停止手足相残。所有人都要保持冷静。……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61]”
五月五日，星期三，工人依然留在街垒上。广播电台播放了全劳联与自治政府达成的协议：双方停火，维持军事现状，警察和武装市民将同时撤离。协议中没有提到由谁来控制电话局。然而，运动已经开始退潮。第二十六师的全劳联分子和第二十九师的统工党分子[62]在得知巴塞罗那市内的消息后，集结在巴尔瓦斯特洛（Barbastro），准备向巴塞罗那进军，但他们在比内法尔（Binéfar）停了下来；全劳联地区委员会派代表劝说第二十八师[63]师长格雷戈里奥·乔维尔，要求他不要采取任何进攻性的行动。全劳联的另一位领导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副军事委员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64]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劝说无政府主义指挥官马克西莫·弗兰科[65]让他的部队停在比内法尔。但冲突仍未彻底停止：菲德丽卡·蒙蔡尼的汽车遭到了统社党分子的攻击；加泰罗尼亚工总书记安东尼奥·塞塞[66]（他参加政府的消息刚刚通过广播播放出去）被杀死了，很可能是全劳联的民兵干的。杜鲁蒂之友号召继续斗争，他们遭到了全劳联—伊无联的猛烈批判。
五月六日，星期一，秩序几乎完全恢复了。孔帕尼斯宣布这次事件中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各方都在呼吁巴塞罗那工人群众保持冷静，统工党也支持这一呼吁，它宣称：“无产阶级已经对反革命取得了局部胜利。……工人们，回去工作吧。”新成立的加泰罗尼亚临时政府由一个共和派、全劳联会员巴雷里奥·马斯[67]和工总会员比迪耶利亚组成，但没有柯莫雷拉和罗德里格斯·萨拉斯[68]。除了请求中央政府进行干预之外，孔帕尼斯的手段似乎都是正确的。被中央政府派往巴塞罗那平息局势的加西亚·奥利维尔和蒙蔡尼（假如他们可信的话）曾向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保证：只要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不向中央政府求助，中央政府就不会对加泰罗尼亚进行军事干预。然而，就在五月五日，普里耶托已下令舰队出发，并于当天抵达了巴塞罗那港口。几小时后，孔帕尼斯向中央政府求助，在部长们的压力下，拉尔戈·卡巴耶洛决定接管加泰罗尼亚的公共秩序与防务。曾担任过国民警卫队司令、现在又投靠了共产党的波萨斯将军接管了加泰罗尼亚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为了保卫法律与秩序，政府从哈拉马战线抽调了五千名突击警察，组成了一个摩托化纵队，派往加泰罗尼亚。可是——这件事很好地体现了当时的混乱情况——这支刚刚恢复了加泰罗尼亚的秩序的警察部队，原本应该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惧，可这支部队的指挥员托雷斯·伊格雷西亚斯（TorresIglesias）中校，以前却是无政府主义民兵“土地与自由”（TierrayLibertad）纵队的领导：一些突击警察进入巴塞罗那时，甚至还高呼“伊无联万岁！”（¡VivalaFAI!）
这支部队抵达巴塞罗那后，彻底平息了战斗。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为五百人死亡、一千人受伤。政府一方的死者除了安东尼奥·塞塞之外，还有共产党军官阿尔卡尔德（Alcalde）上尉；革命派一方的死者有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的哥哥多明戈·阿斯卡索[69]、著名无政府主义教育家弗兰西斯科·费雷尔的孙子、绰号“奇科”（Quico）的费雷尔，他们都是在街上被打死的。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了其它的死者。五月六日晚上，卡米洛·贝尔耐里和他的合作者巴尔比耶里[70]的尸体被人发现了。工总的民兵在白天闯入他们家中，将他们抓走后，枪杀了他们[71]。值得注意的是，革命青年阵线书记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也在同一时间失踪了，几天后他的遗体才被发现。他们生前全都谴责过莫斯科审判，并批判西共、统社党及其盟友的“反革命”态度。他们都是革命反对派的领导人。尽管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不可能进行调查（就算进行了调查，结果也几乎不可能公布），但人人都能肯定贝尔耐里和马丁内斯一定是政治报复的牺牲者。由于《真理报》曾发出威胁，许多人都相信这一定是苏联特务干的。
五月事件的意义
五月事件因何而起，历来众说纷纭。统社党声称五月事件是被统工党内部的法西斯特务挑起的，真是这样吗[72]？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五月事件是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在西方列强支持下挑起的，目的是粉碎加泰罗尼亚的革命形势，真是这样吗[73]？其他人则认为，这次事件是由统社党挑起的，目的也是要破坏革命，真的是这样吗？
这种讨论或许纯粹是浪费时间：如果一两个间谍（充其量十个）就能挑起这种事件，那就说明局势本身就已经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而我们前面讲过，局势确实已经一触即发。此外，没有共和国军警和加泰罗尼亚政府的配合，统社党内的共产党人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我们认为，五月三日的武力挑衅并不是他们想要的。进攻电话局是恢复国家政权的步骤之一。我们甚至认为，他们根本没有料到进攻电话局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如果他们想用武力摆脱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会等上这么久才动手——话虽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占据了优势，竭力粉碎革命运动。在五月初的紧张局势中，进攻电话局肯定会被加泰罗尼亚工人当成挑衅。
工人对进攻电话局的反应，其实是一种自发的应激反应，明白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在五月事件期间，在没有任何指示的情况下，全劳联—伊无联的各个街区自卫委员会成了工人的领导机关。当全劳联命令工人放下武器时，工人服从了纪律，执行了命令，这件事也可以作为佐证。乔治·奥威尔[74]与统工党的武装一起经历了整个五月事件，他写道：“工人们自发走上街头，组织防御，全体工人一致要求的只有两件事：交回电话局；解除他们痛恨的突击警察的武装。[75]”
罗贝尔·卢松在研究五月事件的文章[76]中指出，武装的工人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几乎不放一枪就控制了十分之九的城市，这给卢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还指出，这股力量虽然十分强大，却只用在了防御上：在整个冲突期间，全劳联在办公楼后面有六辆坦克，却没有投入战斗。工人手中的七十五毫米火炮未发一炮；被全劳联民兵控制的蒙朱伊克要塞从未开火[77]。他写道：“从第一声枪响到战斗结束，全劳联与伊无联地区委员会只下达了一道命令，他们利用电台、报纸和一切手段，反复下达这道命令：停火。”他认为，全劳联的领导人最担心的是：政权万一落到他们手里，他们就会不知所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们不惜“放弃一切、抛弃一切，迎接失败”。在他们私下谈话时，他们以外国军舰已开进港口为借口，来为自己辩解。对他们而言，这件事其实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解决了。他们当时选择了合作，而不是夺取政权。桑蒂利安起初同意合作，但他很快就批评起了自己原先的态度，针对他的批评，加西亚·奥利维尔和巴斯克斯回答道：“我们能做的，只是坐等事件发生，然后尽量顺势而行。[78]”
据维克托·塞尔日记载，统工党的领导人一直在担心：当工人遭到挑衅，自行发动起义时，无政府主义领袖的优柔寡断、软弱无力和政治无能，会导致起义失去领导，最后被反革命势力利用，给无产阶级造成沉重打击。统工党的领导人知道自己的力量远不如全劳联，如果他们撇开全劳联单独行动，就有可能陷入孤立；奥威尔指出：“统工党领导层直接下令，要求我们支持全劳联，但只有在遭到枪击，或是我们的建筑物遭到进攻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回击。”
巴塞罗那工人的自发反应，究竟是给革命提供了新的动力，还是造成了革命的倒退，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79]。历史学家只能指出：无政府主义领袖不愿推动革命，而统工党的领袖不相信自己能推动革命。孔帕尼斯虽然宣称五月事件是一场“平局”，然而实情并非如此：五月事件敲响了革命的丧钟，预示了所有的政治失败，最后还导致了一些革命领袖的死亡。
五月事件的直接影响
总之，五月事件造成的第一个可见的影响，是加泰罗尼亚自治的结束：中央政府接管了加泰罗尼亚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基础机关。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要向全劳联和统工党进行大镇压（这是它们最担心的事）。当然，全劳联和统工党的武器被收缴了，它们的报纸和广播电台遭到了审查，但公共秩序委员郑重保证，他的部队“不会把任何工会或反法西斯组织当成敌人”。这一表态，是在卡巴耶洛和他的内务部长加拉尔萨指示下做出的。五月四日，他们的喉舌、瓦伦西亚报纸《前进报》（Adelante）写道，巴塞罗那事件是“几个组织之间的共谋，它们虽然都参加了全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阵线，但它们具有不同的路线，它们在工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利益也是矛盾的，它们选了一个错误的时间，进行了这一准备不充分的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全劳联肯定要一再呼吁保持冷静，《全劳联之家》（CasaCNT）在五月事件的最后一天发表了声明：“全劳联与伊无联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同反法西斯阵线的所有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精诚合作。最能证明这一点的证据，便是全劳联正在继续同中央政府、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所有的市镇政府合作。”全劳联的领袖以为只要对这件事闭口不谈，就可以把它瞒过去了，他们在五月六日发表了声明：“当我们了解到事件的影响有多严重时，我们马上就下令所有组织保持冷静，并避免报道任何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事情。”不幸的是，尽管全劳联拼命地隐瞒巴塞罗那事件的重大影响，共产党的报刊却还是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将五月事件斥为“受德意特务机关指使的统工党托派分子策划的”叛乱。这场宣传攻势进行得非常巧妙，而全劳联也小心翼翼，就连马德里全劳联民兵的喉舌《自由战线》都采纳了共产党的论点，并写道：“反抗……由人民选出的政府……的叛乱分子，都是希特勒、墨索里尼与弗朗哥的同谋，”“必须无情地消灭。”在五月事件刚结束时，双方看似打了个平手，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胜利的天平倒向了拥有明确的政治路线、勇气和坚定意志的一方。
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倒台
共产党把五月事件归咎于托派分子和暗藏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大谈革命，只是为了制造混乱，必须严惩他们。五月九日，何塞·迪亚斯在瓦伦西亚发表讲话，要求内务部长严惩捣乱分子，否则就得辞职。他大声疾呼：“第五纵队已经揭下了假面具，我们要做的就是消灭他们。”五月十一日，《前进报》做出了答复：“共产国际外国支部煽动政府采取镇压措施，但政府如果这样做，它就成了希尔—罗夫雷斯政府或雷鲁克斯政府；这样做会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会导致内战的失败和革命的破灭。……一个主要由工人运动的代表组成的政府，不能使用那些专属于反动政府和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政府的手段。”从这一刻开始，卡巴耶洛政府的寿命便屈指可数了[80]。五月十四日，马德里的几家日报宣称：为了满足共产党在公共秩序与战争指挥等问题上的要求，内阁将在几天内进行改组。五月十五日，共产党籍的农业部长乌里维在内阁会议上发言，要求政府下令解散和取缔统工党，并逮捕统工党的领导人。拉尔戈·卡巴耶洛回答道，作为一个长期遭受迫害的工人组织的战士，他拒绝解散任何工人组织。全劳联籍的政府部长支持卡巴耶洛：菲德丽卡·蒙蔡尼翻开一份文件，指出五月事件是以统社党为首的势力挑起的。乌里维和埃尔南德斯随即起身退席。卡巴耶洛宣称，“政府会继续坚持下去”。但共和派的部长和普里耶托的伙伴没有接受[81]。于是，拉尔戈·卡巴耶洛便辞职了。
[1]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CarlPhilippGottfriedvonClausewitz，1780年6月1日——1831年11月16日），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2]拉尔戈·卡巴耶洛于1936年10月1日在议会的发言。10月3日的《时报》认为，他的发言表明他将发动一场深刻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改造国家政权。——原注
[3]《二十世纪的西班牙危机》，第270页。——原注
[4]桑蒂利安曾提及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同摩洛哥民族主义者的谈判。《战斗报》曾号召支持摩洛哥独立，并力争使共和国与阿卜杜勒·克里姆结盟。共和派统治者对摩洛哥问题的消极态度，曾使科尔佐夫大为惊讶；而弗朗哥却声称：“我们西班牙民族主义者非常理解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我们尊重他们的民族主义。”——原注
[5]当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勒令解散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北非之星”（L’EtoileNord-africaine，该党后来改组为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后来又改组为争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时，以巴斯蒂亚尼（Bastiani）为首的该党党员正在国际纵队中战斗。——原注1926年，在法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以梅萨利·哈吉（MessaliHadj，1898—1974）为首的一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成立了“北非之星”，该党在1929年被法国殖民当局取缔，1933年重建，1936年参加了法国人民阵线，但在1937年1月却被人民阵线政府取缔。1937年3月11日，该党党员另建阿尔及利亚人民党（PartiduPeupleAlgerien，PPA）。1945年5月，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再次遭到法国殖民当局镇压。1946年10月，该党部分党员建立了争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MouvementpourleTriomphedesLibertesDemocratiques，MTLD）。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另一批党员决定采取武装斗争，他们在1947年建立了与争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关系比较松散的“特殊组织”（Organisationspéciale），“特殊组织”后来与争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分道扬镳，在1954年与其它一些组织成立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rontdeLibérationNationale，FLN），并于同年发动武装起义，经过8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62年赢得了彻底独立。——中译者注
[6]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贝尔耐里发表于1936年10月24日的《阶级战争》（GuerradiClasse）上的文章。——原注
[7]格兰迪索·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胜利的保证》[Jalonesdederrota:promesadevictoria]，墨西哥城，工人斗争，1948年，第329页）曾特地提到了一个被派往西班牙的代表团，代表团团长是一位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达维·鲁塞[DavidRousset]以前的一些朋友宣称，这个代表团团长就是达维·鲁塞，果真如此吗？）——原注
[8]1937年3月18日的《泰晤士报》（TheTimes）披露了英国外交部拒绝这一建议的消息，它是首家对这一建议进行报道的媒体（而且并没有遭到否认）；菲利克斯·莫洛认为卡巴耶洛政府是在2月9日提出这个提议的。这家保守派报纸写道：“西班牙政府正在考虑改变西属摩洛哥的形势……考虑签订领土协议。”拉尔戈·卡巴耶洛对此闭口不谈，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当他被赶下台时，他正在同摩洛哥民族主义者谈判。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波洛腾，《大伪装》，第135—138页。——原注
[9]1906年1月16日，为了解决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欧洲列强在西班牙海港城市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召开了会议。经过近三个月的激烈争论，会议最后于4月7日通过了《最后议定书》，承认摩洛哥独立，但规定：摩洛哥的警察组织和治安权力交由法国和西班牙管理；对摩洛哥财政实行国际监督。由与会的几个大国提供资金，成立国家银行，法国占较多股份，业务活动受法国法律的管辖；外侨可以购置土地，从事商业、采矿等活动；关税由一名政府代表、一名外国代表和一名国家银行代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管理。《阿尔赫西拉斯条约》其实是欧洲列强瓜分摩洛哥的分赃协议。——中译者注
[10]罗森贝格于1936年11月1日和9日在马德里纪念（Monumental）剧院发表了演讲。安东诺夫也出席了一次露天集会，孔帕尼斯在这次集会上获得了四十万人的掌声。——原注
[11]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Михайлович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原姓斯克里亚宾（Скрябин）。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12]这封信最初发表于《辛辛那提时代之星》（CincinnatiTimes-Star），后来被不断翻印。——原注
[13]马尔塞利诺·帕斯库瓦·马丁内斯（MarcelinoPascuaMartínez，1897年6月14日——1977年6月14日），生于巴利亚多利德。1919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但在1921年退出社会党。1931年重新参加社会党。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9月21日出任西班牙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1938年4月11日改任驻巴黎大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4]据加西亚·普拉达斯（GarcíaPradas）记载，拉尔戈·卡巴耶洛曾通知莫斯科：罗森贝格生病了，他或许需要“换换空气”。——原注
[15]列昂·海奇斯（LeonHajkis，1898—1937），俄文名为列昂尼德·雅科夫列维奇·海奇斯（ЛеонидЯковлевичГайкис），生于华沙。1916年参加波兰社会党左派（PolskaPartiaSocjalistyczna–Lewica），1917年参加俄共（布），1919年参加红军，1921年进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37年2月19日出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6月17日被召回国内，8月21日遇害。1955年平反。——中译者注
[16]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88页）记录了这次执委会会议的情况。他本人支持两党采取统一行动，但认为组织上的统一仍然为时过早。皮耶特洛·内尼（《西班牙战争》[LaGuerred”Espagne]，巴黎，弗朗索瓦·马斯佩洛出版社[FrançoisMaspéro]，第67页）记录了他在1937年3月3日同普里耶托的谈话，普里耶托在谈话中要求立即同共产党合并。——原注
[17]胡利安·贝斯泰洛·费尔南德斯（JuliánBesteiroFernández，1870年9月21日——1940年9月27日），生于马德里。曾在马德里大学、索邦大学等学校求学。1908年参加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的激进共和党，1912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不久后参加工总与社会党。1917年10月，因积极参加罢工运动，被判处终身监禁，1918年2月在狱中当选议员，获得特赦。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主张工总同独裁政府合作，并于1925年至1931年出任工总主席和社会党主席。1931年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出任议会议长，并于1932年再次出任工总主席，1934年辞去工总主席的职务。1939年3月5日参加卡萨多政变，推翻了内格林政府，企图向弗朗哥乞和。马德里沦陷后被反动军队逮捕，同年被判处三十年徒刑，后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18]关于艾斯普拉的出访计划，请参阅1937年3月23日的《时报》。阿萨尼亚曾告诉费舍尔，他已经派贝斯泰洛出席英国国王乔治六世（GeorgeVI，1895—1952）的加冕仪式，以便争取英国进行调停：先实现停火，然后撤出外国军队，最后各方再召开会议，争取实现“民主的解决方案”（《贝尼卡尔洛之夜》，第420页）。1936年12月15日，拉尔戈·卡巴耶洛曾经拒绝了英国和法国提出的先休战、再举行全民公决的计划。1937年2月，美国国务卿柯德尔·赫尔（CordellHull）又提出了新的建议（请参阅1937年2月26日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上的声明）。——原注
[19]据《每日邮报》报道，有人正在采取行动，准备扶植一个以米亚哈为首的政府，企图同叛乱头目达成“体面的和平”，全劳联全国委员会专门在1937年4月26日发表声明，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原注
[20]胡利安·戈尔金，《西班牙的食人政治（希特勒与斯大林）》（Caníbalespoliticos[HitleryStalin]inEspaña，墨西哥城，克扎尔出版社[EdicionesQuetzal]，1941年），第215—217页。戈尔金是在监狱里认识阿森西奥的。——原注
[21]据戈尔金记载（同上，第218页），阿森西奥曾解释说，共产党之所以这么恨他，有两个原因：一、他曾拒绝支持第五团；二、玛尔加丽塔·内尔肯（MargaritaNelken）曾代表共产党在突击警察中间进行宣传，他曾为此威胁要枪毙她。——原注
[22]马拉加守军司令比利亚尔瓦（Villalba）中校被军事法庭指控犯有抛弃自己的司令部与部队的罪行。但是，一直跟他在一起的政治委员波利瓦尔是共产党的国会议员，而国会拒绝剥夺波利瓦尔的议员豁免权。在此类事件中，很难分清什么是背叛、什么是无能，也无法分清什么是合理的镇压、什么是政治报复。——原注
[23]阿森西奥后来由于希洪失守而被内格林政府指控犯有叛国罪，但最后被宣判无罪，并重新担任指挥职位。他的参谋长、跟他一起受株连的马丁内斯·卡夫雷拉（MartínezCabrera）也跟他一起被宣判无罪，但马丁内斯·卡夫雷拉最后还是被弗朗哥杀害了。——原注
[24]卡洛斯·德·巴莱巴尔在七月革命后身负重伤，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根据他的记载（《斯大林主义的背叛》[Latraicióndelstalinismo]，第70—71页），共产党曾拉拢过他，准备推举他当陆军部长；他拒绝参加这个针对卡巴耶洛的阴谋，结果使他遭到了共产党的嫉恨。——原注
[25]弗兰西斯科·马洛托·德尔·奥霍（FranciscoMarotodelOjo，1906年3月15日——1940年7月12日），生于格拉纳达。当过家具工人。安达卢西亚全劳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内战爆发后组建了“马洛托纵队”。1937年初被捕，同年5月1日获释，共和国覆灭后被反动军队逮捕，1940年遇害。——中译者注
[26]马洛托后来被内格林政府指控犯有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但又获得了特赦。不过马洛托最后还是没有躲过弗朗哥的残杀。——原注
[27]梅尔乔尔·罗德里格斯·加西亚（MelchorRodríguezGarcía，1893年5月30日——1972年2月14日），生于塞维利亚。马德里全劳联主要领导人之一。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12月5人被司法部长加西亚·奥利维尔任命为马德里监狱总监。卡萨多政变后被任命为马德里市长。共和国覆灭后被反动政权逮捕，1944年获释后一直居住在马德里。1972年逝世。——中译者注
[28]马德里市评议会是根据4月18日颁布的一道法令成立的，这道法令发表于4月21日的《政府公报》（Gaceta）。4月24日，米亚哈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告解散保卫马德里委员会，随后共产党也公开赞成这一举措。在卡索尔拉事件中，只有共产党和统社青为这位年轻的公共秩序委员辩护。共和派报纸《ABC》的立场一般比较亲共，但它也在2月23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马德里的公共秩序》，里面有多处因审查而开的天窗，这篇社论建议卡索尔拉遵守法律。4月24日，已经解散了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它已经取消了对这起事件的调查。4月26日，卡索尔拉向媒体发表声明，驳斥了对他的指控，并发出威胁：如果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不愿意为他辩护，他将亲自为自己辩护。几天后，他在《ABC》上发表了一篇报告，他在这篇报告中只强调了同伪装成反法西斯组织的第五纵队作斗争有多么困难。这一事件最后不了了之。——原注
[29]拉尔戈·卡巴耶洛下台后，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5月29日的讲话中历数了卡巴耶洛的各种罪过，我们这里举出的便是他对卡巴耶洛的指控的概括。——原注
[30]在1936年，卡萨多、埃尔南德斯和阿拉吉斯泰因等人立场相差甚远，但在内战后，由于他们都反对共产党，使他们的立场相互接近；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这个问题上，他们都赞成卡巴耶洛对共产党的指责。但很少有人像埃尔南德斯那样认为这一事件是导致卡巴耶洛政府倒台的关键因素。拉尔戈·卡巴耶洛指出，他得到了共产党部长们的支持，并迫使米亚哈服从了他的命令，这次进攻本来准备于5月16日开始。但迄今为止，这还只是卡巴耶洛一家之言。——原注
[31]1936年12月12日至16日，统工党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这次会议反对建立正规军，要求建立革命的红军；谴责了莫斯科审判；拒绝参加第二、第三和第四国际；定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统工党下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指出：“革命已到了关键时刻。……战争与革命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允许反革命获胜，就会输掉战争。……维持资产阶级议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应该用一个由工人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等组织选出的立宪会议来取代资产阶级议会，并通过资产阶级议会产生一个工农政府……”（比克托·阿尔瓦与斯蒂芬·施瓦茨[StephenSchwartz]，《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阵苏联共产主义》[SpanishMarxismvsSovietCommunism]，TranscationPublishers，1988年，第五章。）——中译者注
[32]一战爆发后，法国社会党立刻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支持战争，1914年8月4日，法国总统雷蒙·庞加莱（RaymondPoincaré）呼吁法国人民实现“神圣的联合”（L'unionsacrée），同日，法国议会任命勒内·维维亚尼（RenéViviani）为总理，组织“神圣联合”内阁，法国各主要党派都参加了这个内阁，社会党人儒勒·盖德和马塞尔·松巴（MarcelSembat）也参加了。本文中的“神圣联合”，是指左翼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府相互勾结、放弃国内的阶级斗争、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去充当炮灰的同盟关系。——中译者注
[33]关于这个课题，请参阅维雷瓦尔多·索拉诺（WilebaldoSolano）和路易斯·罗克（LuisRoc）发表在《共产主义青年》（JuventudComunista）上的文章。——原注
[34]扎乌姆·巴利乌斯·米尔（JaumeBaliusiMir，1904—1980），生于巴塞罗那。起初是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1922年参加加泰罗尼亚行动，并因参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而被迫流亡法国。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回国，并一度与工农同盟比较接近，但后来又疏远了工农同盟。此后成为无政府主义者，1932年参加全劳联，并参加了1933年1月和1934年10月的两次起义。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了巴塞罗那的平叛战斗，并当选为记者工会副主席。1937年1月26日加入《晚报》编辑部工作。1937年3月15日参与创建“杜鲁蒂之友”集团，巴塞罗那五月事件后被捕，不久获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5]下柳布雷加特的《思想》（Ideas）是被争取到革命反对派立场上的无政府主义报纸之一。卡洛斯·拉马明确地概括了《思想》所代表的纯正的无政府主义路线与“杜鲁蒂之友”的路线的区别，从“杜鲁蒂之友”所使用的术语中可以看出他们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此外，巴利乌斯曾是工农同盟成员。另一方面，穆朗（Moulin）和弗兰茨·赫勒（FranzHeller）等外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同巴利乌斯的组织合作。——原注
[36]卡米洛·贝尔耐里（CamilloBerneri，1897年5月28日——1937年5月5日），生于意大利洛迪市（Lodi）。1912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一战期间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1926年流亡国外。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加泰罗尼亚，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1937年5月5日，在巴塞罗那五月事件中被斯大林派杀害。——中译者注
[37]卡米洛·贝尔耐里生于1897年，曾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一战期间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曾在佛罗伦萨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墨索里尼上台后流亡国外。1936年7月自愿参加全劳联。他在国际自由运动中享有盛誉，并在西班牙享有一定的威望。——原注
[38]《西班牙的阶级战争》，第17页。——原注
[39]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社会民主党人，1906年当选议员，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利用自由军团镇压革命，并且是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的幕后黑手。——中译者注
[40]诺斯克：为总参谋部效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挫败了1919年的德国苏维埃革命，并下令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Liebknecht）与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原注
[41]“为了逼迫我们放弃全部革命成果，中央政府正在抵制加泰罗尼亚的经济。人民被要求做出牺牲，工人和民兵放弃了一大部分工资，而政府却紧抓着自己的黄金不放，用来保障这个新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资本家的珠宝与财富得到了保护……，高得离谱的工资得到了保留，有些人的工资甚至还涨了两倍。……当人民正在忍饥挨饿时，奸商却被允许进行可耻而罪恶的投机买卖。……由于阿拉贡战线坚持革命立场，为了整垮当地的各支纵队，武器一直不发给他们。……人民的儿女被送上前线，穿着制服的军队却被留在后方，为反革命效力。”——原注
[42]菲德尔·米洛·索拉内斯（FidelMiróiSolanes，1910—1998），生于塔拉戈纳省埃尔普拉德圣马里亚镇（ElPladeSantaMaria）一个农民家庭。14岁失去父母，移民古巴，开始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33年返回加泰罗尼亚，1934年参加全劳联，并参加了自青联。1936年当选为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委员。1937年2月当选为自青联书记，同年6月当选为自青联半岛委员会总书记，9月与统社青签订协议，成立全国反法西斯青年联盟。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七十年代后期参加了重建全劳联的工作。——中译者注
[43]维雷瓦尔多·索拉诺·阿隆索（WilebaldoSolanoAlonso，1916年7月7日——2010年9月7日），生于布尔戈斯。1932年参加工农同盟的青年组织。1935年9月当选为伊共青总书记，内战爆发后，代表伊共青参加了统工党执委会，1936年11月当选为革命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国际局（InternationalBureauofRevolutionaryYouthOrganizations）总书记。1937年2月同自青联一同创建革命青年阵线。1937月巴塞罗那五月事件后，协助重建统工党执委会，1938年4月被捕，法西斯军队占领巴塞罗那时越狱，后流亡国外。1947年当选为统工党总书记。1953年至1981年为法新社工作。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参加了统工党的重建工作。2010年在巴塞罗那逝世。——中译者注
[44]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昂格里亚（AlfredoMartínezHungria，？—1937），三十年代巴塞罗那自青联主要领导人之一，1932年参加自青联。1936年内战爆发后当选为自青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委员。1937年5月7日被斯大林派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45]1937年3月2日，自青联在马德里召开代表大会，伊共青书记、统工党党员恩里克·罗德里格斯（EnriqueRodríguez）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赢得了满堂喝彩。被众人当作是首都革命反对派的领袖的加西亚·普拉达斯对共产党和统社青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革命青年应该为了“社会革命”而团结起来，并“绝不接受议会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原注
[46]1937年1月15日，桑蒂亚戈·卡里略在瓦伦西亚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现在不是为社会革命而战。我们的组织既不是社会主义组织也不是共产主义组织。统社青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体。”——原注
[47]拉法埃尔·费尔南德斯（RafaelFernández，1913年10月1日——2010年12月18日）。曾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1936年10月15日当选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书记。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8]统社青执委会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北方，此举遭到了统社青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的反对，这很可能就是导致统社青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拒绝中央政策的原因。1937年2月18日，统社青的两位领导人罗德里格斯·塞斯塔（RodríguezCesta）和特里丰·梅德拉诺在毕尔巴鄂开会时被炸弹炸死。——原注
[49]1937年的复活节与耶稣受难日分别为3月28日和3月26日。——中译者注
[50]但是，最积极地讨论“工会政府”的人，却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坚决反对“工会政府”的建议。工会政府这个主意，似乎是把“工人政府”这个旧口号，打扮得温和一些之后，再重新拿出来用，而卡巴耶洛的朋友早在1936年9月就放弃了“工人政府”的口号。——原注
[51]Espagne,creusetpolitique，第152页。——原注
[52]柯莫雷拉与统社党的代言人贝纳维德斯写道：“共产党有一句名言：‘要拿下萨拉戈萨，首先得拿下巴塞罗那。’这句话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并真实地表达了全国的心愿：把被无政府主义者夺取的权力交还给自治政府。”（《加泰罗尼亚的战争与革命》，第426页）。——原注
[53]罗尔丹·科尔塔达·多尔塞特（RoldánCortadaiDolcet，？—1937），工会活动家。当过石匠，曾参加全劳联。1931年8月参加“三十人集团”，反对伊无联对全劳联的控制，退出了全劳联。1933年参加工总，成为工总旗下的建筑工会书记和社会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书记。1936年7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立后，成为统社党巴塞罗那委员会委员。1937年4月25日被暗杀。——中译者注
[54]《战斗报》就此事写道：“这是一场反革命示威，它的目的是要在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中间制造仇视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的先锋力量（全劳联、伊无联和统工党）的气氛。”——原注
[55]安东尼奥·马丁·艾斯库德洛（AntonioMartínEscudero，1895年1月17日——1937年4月27日），早年参加全劳联，曾与杜鲁蒂的“团结”小组有过联系。1924年流亡法国，共和国成立后回国。内战爆发后，曾担任普奇瑟尔达镇长。1937年4月27日在与边防部队交火时身亡。——中译者注
[56]安东尼奥·马丁以前是一个走私贩，1936年7月以后实际上成了海关主任。根据桑蒂利安记载，这就是他遭到众多人仇恨的原因。但是，共和派、社会党与共产党认为他是“普奇瑟尔达的屠夫”，并在当地进行了长期的恐怖统治。贝纳维德斯在《加泰罗尼亚的战争与革命》一书中将安东尼奥·马丁称作“马拉加拐子”，用了很长的篇幅对他进行控诉。——原注
[57]阿图尔·科斯特勒（ArthurKoestler）描写了瓦伦西亚的共和国政府是如何同巴黎大使馆进行秘密联络的：外交部长德尔·巴约和大使阿拉吉斯泰因是连襟，他们的妻子都是瑞士的德意志人，所以他们就通过自己的妻子用德语进行秘谈，这样一来就能避免监听。据贝纳维德斯记载，阿萨尼亚的谈话经常被全劳联监督委员会窃听（《贝尼卡尔洛之夜》，第424页）。——原注
[58]政府后来采取的措施，似乎可以证明：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是在得到内务部长、艾斯凯拉党员艾瓜德尔（ArtemiAiguaderiMiró）的同意后才这么做的。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是共产党报刊给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找的各种借口：保障电话交换机的正常运行（《工人日报》，5月11日）；夺回前一天被统工党和捣乱分子占领的电话交换机（《国际新闻通讯》，5月29日）；或只是为了护送政府代表上任（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本人对媒体的声明）。——原注
[59]戈尔金后来解释说：“当天晚上，在统工党执委会的倡议下，安德列乌·宁、佩德洛·波内特和我，与全劳联地区委员会全体委员、伊无联与自青联举行了会议。我们坦诚地介绍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你我双方都没有让群众参加这次运动。这是群众在遭到斯大林主义的挑衅时的自发反应……我们认为，你们应该跟我们一样明白：无论是对于革命，还是对于战争而言，目前都是一个无比关键的时刻。我们要么去领导这个运动，赋予运动明确而重大的目标，并实现这些目标，消灭内部的敌人，要么就会让运动陷于失败，士气大涨的敌人就会消灭我们所有人。必须马上做出决定。’”然后戈尔金发现无政府主义领袖们“低头不语，犹豫不决”，他便建议：“我们应该立即派代表团去瓦伦西亚，向拉尔戈·卡巴耶洛和他的部长们解释，告诉他们这个运动针对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针对斯大林派挑拨者。但我们没有成功。”戈尔金还说，无政府主义领袖们在驳回了统工党的建议后，还宣称他们在加泰罗尼亚政府里面有人，不用极端措施也能对付得了共产党（罗伯特·J·亚历山大[RobertJ.Alexander]，《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TheAnarchistsintheSpanishCivilWar]，伦敦，雅努斯出版公司[JanusPublishingCompany]，1999年，第2卷，第929—930页）。——中译者注
[60]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CarlosHernándezZancajo，1902年11月4日——1979年9月27日），生于马德里，当过司机。1918年参加工总和社青团。1924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1928年当选为马德里城市运输工人总工会（UniónGeneraldeObrerosdelTransporteUrbanodeMadrid）副主席，1928年至1929年任社青团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社青团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1]加西亚·奥利维尔发表这次讲话后，在街垒上的工人中间流传起了一个流言：加西亚·奥利维尔和他的朋友已被自治政府的警察逮捕，他们是在枪口威胁下才呼吁保持冷静的。而在统社党一边则流传着另一个流言：加西亚·奥利维尔曾警告他的朋友，不要相信他说的任何话，除非里面含有暗号。——原注
[62]“第二十六师”在英文版中为“第二十三师”，但在法文版为“第二十六师”，经查证，确认为第26师。第26师前身是全劳联的“杜鲁蒂”纵队，第29师前身是统工党的“列宁”纵队。——中译者注
[63]法文版和英文版此处均为“第26师”，经查证，实为第28师，该师前身为全劳联的“阿斯卡索”纵队。——中译者注
[64]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马特奥（JuanManuelMolinaMateo，1901年8月4日——1984年9月20日），通称胡安内尔（Juanel），生于胡梅利亚（Jumella）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参加全劳联，二十年代中期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而流亡法国。1927年在伊无联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内战爆发后作为全劳联代表，参加了供应委员会，在五月事件发生时担任加泰罗尼亚军事部副委员。五月事件后曾任第10军和第11军政治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在法国参加了重建全劳联的工作，并于1946年2月潜入西班牙，同年4月被捕，被判处十五年徒刑，1953年获释后流亡法国。弗朗哥独裁政权倒台后返回西班牙，参加了全劳联的重建工作。——中译者注
[65]马克西莫·弗兰科·卡维洛（MáximoFrancoCavero，1913—1939），富家出身，当过理发师，参加过《土地与自由》和《维斯卡人民》（ElPueblodeHuesca）的编辑工作。共和国成立后曾参加过几次无政府主义起义。1934年9月被捕，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曾参加过“红与黑”（RojayNegra）纵队。民兵正规化后曾任第127混成旅旅长、第71师师长。1939年4月1日，共和国覆灭后自杀。——中译者注
[66]安东尼奥·塞塞··阿尔塔索（AntonioSeséArtaso，1895—1937），生于维斯卡。青年时曾参加全劳联，在毛林影响下参加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并参与创建工农同盟。1931年因支持参加共产国际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工总。1932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共产党，1936年6月11日担任加泰罗尼亚工总组织书记，后来又担任临时总书记。内战爆发后，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1937年5月5日在巴塞罗那被杀。——中译者注
[67]巴雷里奥·马斯·卡萨斯（ValerioMasCasas，1894年5月22日——1973年7月19日），少年时参加全劳联。1936年11月担任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书记，1937年5月5日至6月29日参加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负责经济、公共事业与卫生。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39年3月，代表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参与创建西班牙自由运动（MovimientoLibertarioEspañol），并当选为该组织总委员会委员。1939年9月被关进法国集中营，1942年7月被遣送至北非，盟军在北非登陆后获救。二战后继续参加全劳联流亡组织的活动。——中译者注
[68]1937年5月5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评议会辞职，由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执行委员会代替。自治政府执行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69]多明戈·阿斯卡索·阿巴迪亚（DomingoAscasoAbadía，1895年6月10日——1937年5月4日），曾在萨拉戈萨当过面包师，二十年代初开始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内战爆发后，曾在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内担任加西亚·奥利维尔的助手，并曾率领阿斯卡索纵队作战。阿斯卡索纵队改编为第28师后返回巴塞罗那。1937年5月4日，在五月事件期间牺牲。——中译者注
[70]弗兰切斯科·巴尔比耶里（FrancescoBarbieri，1895年12月14日——1937年5月5日），生于意大利卡拉布里亚（Calabria），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志愿参军，曾两次负伤。二十年代初开始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率领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前往西班牙参战。五月事件期间与贝尔耐里一同遇害。——中译者注
[71]贝尔耐里和巴尔比耶里是在5月5日晚上被抓走的，次日他们的遗体才被发现。——中译者注
[72]德国大使在5月11日的笔记中指出，弗朗哥亲口承认五月事件是他的特务干的；他还说他在巴塞罗那城内有十三个特务。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特务打入了统工党或统社党，或其它工会组织与政治组织。——原注
[73]桑蒂利安写道：来自布鲁塞尔的阿根廷作家冈萨雷斯·帕切科（GonzálesPacheco）曾听大使奥索里奥·加利亚尔多讲过，在巴塞罗那确实有这样一个计划正在进行。除此之外，英法军舰也开到了巴塞罗那岸边，因此，他认为五月事件是由国际势力策划的一次挑衅，共产党在这次事件中只是受命而为：当巴塞罗那城内发生暴动的时候，第27师师长何塞·德尔·巴里奥和他的参谋长出现在市内，可以证明这一点。——原注
[74]奥威尔在1936年12月抵达西班牙，参加了统工党的民兵，1937年初随民兵在阿拉贡战线作战，五月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巴塞罗那休假，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中译者注
[75]《论争》（Controversy），1937年8月。另请参阅《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9章至第11章。——原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可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homeagetocatalonia.htm——中译者注
[76]《五月事件是又一个五月十五日吗？》，《无产阶级革命》，1937年6月10日。——原注1848年5月15日，法国人民群众举行了革命发动，起主要作用的是以路易·布朗基为首的巴黎工人。他们的口号是进一步深入革命，支持意大利、德国和波兰的革命运动。示威群众冲入制宪议会会议大厅，要求履行向工人提供面包、工作以及成立劳动部等诺言；他们试图解散制宪议会，成立一个新的临时政府。这次人民发动遭到镇压，领袖布朗基等人被捕。关于5月15日，马克思的评价是：“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行动加速了结局的到来，因为它在5月15日冲入了国民议会，作出了一个徒劳无功的尝试；目的本来是想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威望，结果却只是使自己精干的领袖落到了资产阶级狱吏手中。”（《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7卷，第34页。）可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0/01.htm）——中译者注
[77]据桑蒂利安记载，在他同孔帕尼斯会谈之前，他下令海岸炮兵连瞄准自治政府大楼，并要求海岸炮兵的指挥员每隔一定时间，就给孔帕尼斯的办公室打电话，如果他没有亲自回话，就向自治政府大楼开炮。——原注
[78]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第164页。——原注
[79]托洛茨基主义者菲利克斯·莫洛就是这么认为的；桑蒂利安虽然同意无条件停火，但不久后就开始对自己所起的作用感到后悔了，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么认为的。——原注
[80]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记录了西共政治局的一次会议，据他记载，这次会议决定卡巴耶洛必须下台。按照他的说法，他与何塞·迪亚斯反对这个“会毁灭正在斗争的阵线”的举措。出席会议的苏联大使馆的顾问、格洛、柯多维拉、斯捷潘诺夫和奥尔洛夫（Орлов）反对他和何塞·迪亚斯，他们坚持认为“卡巴耶洛不再听从我们的建议了”，“他拒绝将《战斗报》停刊，还拒绝取缔统工党”，在苏联顾问的大力要求下，会议最后通过了莫斯科的意见。——原注
[81]埃尔南德斯写道，当共产党籍的部长退席抗议后，普里耶托也随之退席，之后他还要求政府辞职。普里耶托指出（《西班牙战争的具体经过》[EntresijosdelaGuerradeEspaña]，布宜诺斯艾利斯，Bases，1954年，第52页）：他只是警告了想“继续坚持下去”的卡巴耶洛，向卡巴耶洛“指出，如果不向阿萨尼亚总统提交自己的解释，他就不能这么做。”普里耶托在被赶出内格林政府之后，急于撇清自己过去同共产党的联系，所以他这番话可信度不高；内阁危机的发展及其结果，实际上表明：在推翻拉尔戈·卡巴耶洛这个问题上，普里耶托与共产党籍的部长们达成了协议，至少也是默契。——原注 |
第十章保卫马德里：“此路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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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保卫马德里：“此路不通！”
·马德里即将陷落
·米亚哈将军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十一月的战斗
·空袭的恐怖
·转折点
·包围圈之战
·瓜达拉哈拉战役的意义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坚守在托莱多医院里的最后一队全劳联民兵被消灭了，托莱多的最后一丝反抗被扑灭了。内战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首都保卫战开始了。在国民军将领看来，这将是最后一战：马德里的陷落标志着共和国的覆灭。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民兵会进行认真的抵抗。大部分外国观察家也同意他们的观点：外交界正在为首都的陷落做准备，在德国和意大利看来，攻克马德里，就会改变西班牙的法律地位，并使弗朗哥政府获得正式承认。
叛军将领原先预计他们将在十月十二日，也就是奔牛节那一天开进马德里[1]。巴莱拉将军负责指挥进攻部队：他手下有两万名正规军士兵、摩尔兵和外籍军团雇佣军，他们嗜血好战、纪律严明而又充满自信，深信自己不会遭遇任何抵抗。起初一切进展顺利：进攻部队沿着塔霍河谷行进，在十月十日与从瓜达拉马山脉出发的达维拉[2]军会合。途中他们只遭到了由乌里瓦里和巴约率领的列万特民兵的一些骚扰，而这种游击行动是无法阻止现代化军队的前进的，要想阻止它前进，除了正面进攻别无他法。叛军在三天内推进了二十七千米；在十五日占领了查皮内里亚（Chapinería），在十八日占领了纳瓦尔卡尔内洛（Navalcarnero），又在二十一日攻占了伊列斯卡斯（Illescas）；叛军就像一把钳子一样，牢牢地钳住了马德里。
马德里即将陷落
弗尔克斯[3]在九月底向柏林发去了十分乐观的报告。马德里是守不住的。它没有粮食储备，没有防空措施，没有布置防线，甚至没有挖掘一条战壕。守卫马德里的民兵装备差，训练也差，更缺乏优秀的指挥员。马德里守军的确刚刚获得了第一批现代武器，那是苏联提供的第一批援助物资，然而，这批武器却令人震惊地暴露出了民兵缺乏训练的缺点，有了现代武器就能扭转战局的观点，似乎也随之不攻自破。九月二十八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在广播讲话中宣称：“我们拥有强大的机械化装甲部队。我们有坦克，还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就在同一天，四十辆苏联坦克在空中支援下，突破了叛军的防线，可是步兵却未能及时跟上，共和军的首次反击便以失败收场。此外，马德里的军方首脑被艰难的形势给压垮了，他们似乎打算放任叛军攻占马德里。负责指挥中央集团军的阿森西奥将军毫不掩饰自己的悲观。他在十月二十四日被波萨斯将军接替，但波萨斯将军也不相信马德里能守得住。阿森西奥和波萨斯都劝政府尽快撤离首都。
十一月初，莫拉将军重组了部队，着手为总攻进行准备；叛军总参谋部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沿着田园之家[4]和大学城进攻马德里，这样就能避开工人区，避免巴莱拉等人最担心的巷战。叛军将领在得知苏联正在给马德里提供支援的情报后，决定先发制人，趁马德里保卫者军心未定之时进攻。十一月四日，赫塔菲机场落入叛军之手；十一月六日，雅古埃纵队占领了卡拉万切尔（Carabanchel）和天使山[5]要塞。莫拉把未来的马德里市议会议员们召集到他的司令部，准备带着这些议员一起进入首都。布尔戈斯电台在十一月四日开办了一个叫《马德里的最后时刻》的节目。弗朗哥在十一月七日宣称：他将于次日在马德里参加弥撒；十一月八日，叛军抵达了曼萨纳雷斯河（Manzanares）上的塞戈维亚大桥和托莱多大桥。
马德里眼看就要在数小时内陷落：在内阁会议上，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坚决要求政府留在马德里，但拉尔戈·卡巴耶洛力排众议，决定将政府撤往瓦伦西亚。虽然在公开报道中，内阁是一致同意撤往瓦伦西亚的，但许多战士却把这种预防措施当作临阵脱逃[6]。在塔兰孔发生的冲突[7]令人哭笑不得，虽然无政府主义者缺乏纪律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它仅是导致这次冲突的原因之一：全劳联民兵拦下政府车队，反映了马德里工人的普遍情绪：马德里工人比其它地方的工人更信任政府，更愿意接受政府的纪律，然而，在十一月九日，政府却当着他们的面溜走了，政府的军事专家消极地等待首都陷落，而没有全面发动群众保卫首都。在九月初，有两万多人自愿参加构筑防御工事，然而政府只录用了不到两千人。在社会党、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看来，首都保卫战仍未失败。枪毙全部部长的强烈愿望，与奋战至死的强烈意志共存。全劳联马德里分会提出的“没有政府的马德里万岁！”（“¡VivaMadridsingobierno!”）的口号，将这种非常普遍的情绪体现得淋漓尽致。
米亚哈将军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
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在撤离时，将保卫马德里的重任交给了米亚哈将军。从那时起，无数作家和目击者就在反复争论：政府为什么会把如此重任交给这个即将退役的将军，让他成了保卫马德里的英雄呢？米亚哈将军是正规军军官，在西蒙娜·泰里笔下，他“年约六十，体格肥胖，但充满活力”；他向来都不是积极的共和派：内战爆发前他曾参加过西班牙军事同盟。马丁内斯·巴里奥在组建那届短命的妥协政府时，将他任命为陆军部长——这个选择意味深长——等到希拉尔政府成立时，没有继续让他担任陆军部长，反而让他自谋出路。他曾率领共和军收复了阿尔瓦塞特。然后又被贬到瓦伦西亚，忍受着何塞·贝内迪托中尉的轻慢；后来被调去指挥安达卢西亚战线，在那里又被自己的部下指控“怠工”，拉尔戈·卡巴耶洛便在十月二十四日把他调到了马德里[8]。有人声称政府之所以把保卫马德里的重任交给他，是因为受到了共产党的“威逼”或“怂恿”，然而无论政府的真实动机如何，这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当时与共产党并无特殊关系。
内阁在十一月六日决定成立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负责组织和管理守卫首都的部队，并下令由米亚哈将军担任守军的司令官[9]，同时授权他作为政府代表，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是根据政府的命令成立的，它的主席是政府代表，它的委员是所有支持政府的政党与工会的代表，但它却不是单纯的顾问委员会，也不是政府的附庸。政府撤离后，首都事实上已经被那些一心求战的人掌握，在这个时候领导首都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自然就成为了真正的革命政府，它的言论和行动名副其实。
它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它的人选上。米亚哈将军起初似乎想找总政治委员部的人帮忙，毕竟所有政党都参加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但是最著名的人已经跟着政府撤出了马德里。因此，他没有人可以依靠。他身为职业军人的气质和眼光，他对组织性、纪律性与效率的信任，自然使他寻求第五团的支持，而米赫也马上把第五团交给他使用，并让共产党书记切卡[10]担任联络员。十一月七日晚上，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成立了：它的委员都很年轻，几乎全都不满三十岁，因此被戏称为“米亚哈的娃娃兵”。共产党通过自己以及工总和统社青的代表控制着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最重要的职位都被他们占了[11]。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成了西班牙共产党、共产国际与苏联的事务。在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共产党人在马德里保卫战之后，就再也没有表现出如此高涨的战斗激情，苏联的援助力度也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达到了顶点，此后就再也没有如此大力地支援共和国。
由苏联提供的、或是由苏联的代理人购买的物资早在十月就运抵了马德里，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间，一批又一批的物资不断运来。马德里的保卫者很快就有了步枪、手榴弹、机枪、坦克、野战炮和弹药。一支现代军队就这样在实战中建立、在首都周边成长起来了。它的军事领袖熟知一切现代技术，远胜于忠于共和国的少数军官。罗森贝格上任之初，就带来了一批军官，协助创建第五团。十月二十日前后，第二批苏联军官也抵达了西班牙，他们的人数要比第一批多得多；虽然人们只知道他们的化名，但他们起到的作用，要远远超过米亚哈和罗霍，这点是众所公认的。“桑乔”[12]负责总参谋部，并成为了保卫战的实际组织者。“帕布洛”[13]负责指挥装甲部队，“道格拉斯”[14]负责指挥空军，他指挥的这支空军就跟安德列·马尔罗笔下的英雄中队一样厉害[15]。最后还有米哈伊尔·科尔佐夫，他无疑是一个优秀的军事人才，同时又是一位真正的政治领袖，他在西班牙的正式身份是《真理报》特约记者，这使他能够直接联系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16]。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外国共产党员也担任了重要的军事职务：除了前面介绍过的卡洛斯·孔特雷拉斯之外，还应该专门介绍一下米盖尔·马丁内斯（MiguelMartínez），他是马德里集团军政治委员部主任[17]。
当马德里保卫战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国际纵队抵达了前线：据科洛德尼[18]的记载，国际纵队第XI（十一）旅[19]的三千五百名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沿着格兰大道（GranVía）开进了马德里，一路上群众向他们欢呼“俄国人万岁！”（¡VivanlosRusos!）；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里，国际纵队第XI旅和第XII（十二）旅的八千五百名战士参加了首都周边的战斗。一批优秀的将领也随国际纵队来到了西班牙，其中最出名的是克雷贝尔将军[20]，他的名气盖过了米亚哈、卢卡奇[21]和汉斯[22]。这批部队是先头部队，到了十一月八日晚上，他们已经按照一个国际纵队战士对五个西班牙人的比例，部署到了田园之家的阵地上：他们以身作则，教西班牙人如何操作武器和利用掩体。更重要的是，国际纵队的外国志愿者往往经历过多年的艰苦斗争，经历过罢工、街头武斗、地下工作、坐牢、酷刑、苦役和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科洛德尼认为台尔曼[23]旅和埃德加·安德列[24]旅[25]的德国人都是坚不可摧的人[26]。总之，革命热情、献身精神与铁一般的纪律，把他们锻造成了一支无可替代、名声显赫的突击队，他们光荣的战斗，不仅对他们自己意义重大，也给西班牙同志树立了榜样。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当苏联军事顾问与欧洲各国革命者抵达马德里时，对十月革命的宣传，使全城沉浸在史诗般的气氛中。共产党贴出的大幅海报宣称：“要像保卫彼得格勒一样保卫马德里”。罗森贝格带来了《喀良施塔德的水兵》、《恰巴耶夫》、《战舰“波将金”号》等电影，在马德里所有电影院上映，引得马德里市民蜂拥观看，看了这些电影后，他们觉得自己与俄国革命的传统紧密相连，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复活这种传统。“热情之花”穿着黑衣，宛如工人革命的化身，组织马德里妇女进行了盛大的游行，令在场的所有观察者无不为之动容，她不断地用西班牙语呼喊着简短而英勇的口号：“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宁做英雄的寡妇，不当懦夫的老婆”。为了守住马德里，必须激励它的保卫者踊跃行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它才根本不谈共和国的法制，或遵守法律与秩序、保护财产。它立刻向马德里工人呼吁：要给他们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增添光彩[27]。
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全劳联与统工党的活动家在其它地方、在伊伦和圣塞瓦斯蒂安所提倡的方法，被保卫马德里委员会采纳了：把人民武装起来；让各委员会掌握大权；让群众自由行动；实行简化的革命审判。十一月九日，各工会组织的工人纵队开赴前线，他们没有武装，等到了前线后再领取阵亡者和负伤者的武器。人民俱乐部和自由派的文艺社[28]成了征兵站；在可能遭到叛军进攻的街区，每一条街道上都筑起了街垒。科洛德尼写道：“妇女和儿童组成的人链，源源不绝地把马德里的砖石递给建筑工人，他们用这些材料筑起了象征性的城墙，虽然这在军事上毫无用处，却在心理上产生了坚不可摧的感觉，他们用这些城墙来迎击……巴莱拉的进攻。”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的社区委员会、房屋委员会和街区委员会立即接管了组织防御、防空观测、监视可疑人物的任务。第五团亲自号召市民成立这些委员会，西共马德里组织没有一个人敢批评这些委员会是非法组织[29]。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倡议下，各种专门的委员会也自发地成立了：有粮食供应委员会、通讯委员会与弹药委员会；有负责做饭洗衣的妇女委员会。如果有人遭到共和国警察之外的其他人的搜查和逮捕，也没人会抱怨这是非法的或未经授权的。突击警察与国民卫队遭到了迅速而严厉的整肃；在几天里就有一百多名国民卫队队员遭到逮捕。前几个月里成立的警察部队大多已被调往瓦伦西亚。加西亚·阿塔德利和他的助手已经潜逃出国[30]。由佩德洛·切卡领导的第五团治安卫队和由爱德华多·巴尔的同志、无政府主义者萨尔加多[31]领导的陆军部特别处负责搜查、逮捕和处决。据科尔佐夫记载，米盖尔·马丁内斯在十一月六日下令，将关押在模范监狱里的最重要的叛军俘虏疏散到其它地方。就在同一天，本应被疏散的六百名俘虏却在阿格兰达（Agranda）大道上被枪毙了。据加林德斯[32]记载，两天后又有四百名俘虏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从十一月到十二月，在桑蒂亚戈·卡里略和他的副手卡索尔拉[33]的许可下，不经审判的处决多次发生。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虽然顾忌外交上的影响，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它到外国使馆里逮捕支持弗朗哥的难民和为弗朗哥工作的特务[34]。无论这些措施会招来什么样的看法，它们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第五纵队[35]未能发挥叛军头目期待的作用。
十一月的战斗
当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米亚哈的军队获得了幸运的眷顾。十一月九日，在一辆叛军坦克上，民兵从一具军官的尸体上搜出了一份文件，经鉴定，这份文件就是《第十五号作战命令》的副本——也就是说，这是巴莱拉为十一月七日的总攻所制定的作战计划。罗霍中校把胜利赌在这份文件上，他赌赢了。他推测十一月七日的总攻因故推迟了，而缴获的这份文件表明国民军刚刚发动进攻。共和军领导人原先预计叛军的主攻方向是巴列卡斯（Vallecas），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调整好了部署，准备在田园之家和大学城两个方向上迎击叛军的主攻。十一月八日，两个摩洛哥营突破了共和军防线，向模范监狱进军。经过激烈的战斗，突破口被堵上了。当天晚上，国际纵队第XI旅进入了阵地：东布洛夫斯基[36]营驻守在比利亚维尔德（Villaverde）；埃德加·安德列营驻守在大学城；巴黎公社营驻守在田园之家。最关键的田园之家—大学城地带由克雷贝尔将军指挥。巴莱拉的攻势未能取得突破。当天夜里，共和派、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共同召开大会，纪念十月革命：群众齐声高呼由“热情之花”推广的口号：“此路不通！”（¡Nopasarán!）援军在当天夜里开始向马德里进发。但在十一月九日早上，只有从瓜达拉马山脉出发的“农夫”营[37]抵达了马德里。巴莱拉的部队在托莱多大桥和公主桥（ElpuentedelaPrincesa）加强了攻势。苏联飞机摧毁了一个意大利装甲车队。埃德加·安德列营损失惨重，虽然它守住了大学城，但是，已经攻入田园之家的摩洛哥部队正向北面推进，对它构成了威胁。克雷贝尔大胆地把部署在前线的国际纵队第XI旅全部撤回，让他们装上刺刀，在田园之家向巴莱拉的摩尔兵发起决死的反击，经过彻夜奋战，击退了摩尔兵。国际纵队歼灭了田园之家的敌军，但他们也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战斗的中心现已转移到了下卡拉万切尔（CarabanchelBajo），那里由“农夫”的游击队员防守，他们正在同摩尔兵争夺每一栋房屋。米亚哈和罗霍利用这一时机，将来自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的四万援军派上前线，部署在尚未被突破的十六千米长的防线上，并构筑了一个由工事和堑壕组成的复杂的防御网。十一月十二日，共和军总参谋部向天使山发动反攻。这次反攻虽然失败了，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前线的压力。
十一月十四日，由三千五百人组成的杜鲁蒂纵队从阿拉贡战线赶赴马德里，赢得了马德里市民的热烈欢迎。杜鲁蒂要求把自己的纵队派到最危险的地段。他的纵队被调到了大学城对面的田园之家。总参谋部把一位化名“桑蒂”（Santi）的苏联军官派给他，担任顾问。马德里的战斗与加泰罗尼亚的战斗完全不同，起初这让加泰罗尼亚民兵非常吃惊，但他们打得很英勇，但他们的领袖却觉得还不够英勇，他曾多次斥责他们不够大胆。
十一月十五日，叛军向他据守的地段发起了主攻：叛军用野战炮和迫击炮压制了曼萨纳雷斯河岸上的共和军阵地，雅古埃纵队趁机向共和军阵地发起了一波又一波进攻；与此同时，秃鹰军团[38]的德国轰炸机正在对大学城和城西公园（ParquedelOeste）狂轰滥炸。下午晚些时分，阿森西奥[39]纵队设法突破了共和军防线，在大学城内占领了一处阵地，国际纵队第XI旅立刻发起了反击。每一栋楼房、每一层楼层都发生了激烈的争夺。路易·德拉普雷写道：“他们在几乎伸手可及的距离上互相射击，在每一层楼梯上厮杀……在一些房子里，叛军占领了一楼，而政府军在二楼据守……他们通过烟囱相互叫骂。[40]”
在临床医院，民兵在货运电梯里塞满手榴弹，再用电梯把手榴弹送往一楼，轰炸那里的摩尔兵。阿斯图里亚斯爆破手四处投掷他们那种致命的小炸弹，所到之处人仰马翻，尸横遍野。从十七日到二十日，叛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取得了一点进展。十一月二十一日，杜鲁蒂在大学城牺牲了[41]，在他的纵队里，有一些人对他深怀不满，因为他不断驱使他们投入危险的战斗，并在这种极端危险的环境中要求他们服从纪律，他很可能就是被这些人之一枪杀的。杜鲁蒂的葬礼，成了展现各反法西斯组织团结一致的盛大示威。大学城的防线几乎巍然不动；就在杜鲁蒂牺牲的那一天，国际纵队第XI旅在克雷贝尔和汉斯率领下，在大学城发动了反攻，并赢得了胜利。次日，国际纵队第XII旅在边防部队的支援下，在赛马场北边发起反攻，一栋房子接一栋房子地夺回失地。十一月月底，当它终于完成这个任务后，它从前线撤下休整：它已经损失了一半兵力。
但是，奇迹发生了。马德里没有陷落。狂热分子和宣传家一再宣称，马德里将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坟场”，现在看来，这似乎要成真了。
空袭的恐怖
叛军将领根本没有料到马德里的抵抗会如此顽强，他们失去了耐心。他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迅速赢得胜利。弗朗哥曾宣称不会轰炸平民，但他最终决定，用他的空军司令的话来说，“试图通过空袭瓦解平民的士气”[42]。据他估计，战乱和物资短缺（无论领取什么食物，都要排上很长的队），已经严重挫伤了马德里的士气，只要再丢下一点炸弹，就能彻底打垮马德里的斗志。十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和三十日，叛军的空军进行了首批空袭。不过，真正的空袭直到十一月四日才开始。仅在十一月八日晚上至九日早上，就有三百五十人被炸死。在十一月十日、十一日和十二日，多处房屋被烧毁；十一月十五日，库瓦特洛·卡米诺斯医院遭到轰炸。十一月十六日，叛军的空军开始“有计划地屠杀平民”[43]。据科洛德尼记载，有五千名平民在夜间空袭中丧生。在空袭警报结束时，全城似乎都陷入了火海：德拉普雷在十一月十七日写道：“在过去二十四小时里，我们每一脚都踏着血泊，每一次呼吸都能闻到火焰的味道。[44]”整个十一月里，空袭都在不断进行。马德里似乎无时无刻不在燃烧。国民军的飞机在完成轰炸任务后，又飞下来用机枪扫射消防员。第五纵队的特务趁乱枪杀民兵、投掷手榴弹，企图以此协助轰炸。在马德里的废墟上，在布满弹坑的街道上，三十万人四处奔逃，寻找避难所。马德里平时有一百万居民，现在又增加了五十万难民。几百栋楼房被炸毁，无数人无家可归，这些憔悴、绝望的可怜人在街头游荡；母亲在呼唤自己的孩子；筋疲力尽的老人带着一点可怜的家当，在街头徘徊。全城的避难所仅能容纳十万人，只藏得下马德里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谣传弗朗哥曾声称不会轰炸萨拉曼卡区。尽管最多只能容纳二万人的萨拉曼卡区早已人满为患，市民却还是纷纷涌入那里，在小巷里住了下来。《巴黎晚报》记者路易·德拉普雷不露声色地表达了二十世纪的人类在目睹如此惨剧时产生的强烈憎恶，这在当时是空前的：
死亡以堑壕里的士兵为食。
我得说，我不过是个小人物；
然而，请让我说出自己的想法。
耶稣基督说过：“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45]”在目睹了马德里的无辜平民惨遭屠杀后，我认为，我们应该这么说：“不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46]”
日复一日的屠杀折磨着马德里市民的神经，却打不垮他们的斗志。国民军的战略家蔑视群众，导致他们犯下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滔天大罪，巴斯克天主教徒加林德斯对他们的误算做出了庄严的判决，他在判决结尾写道：“敌人没能进城。他们唯一的成果，就是激起了那些此前一直无动于衷的人的仇恨，犯下了远超契卡的屠杀的恶行，跟他们相比，就连契卡都算是好的。[47]”
转折点
九月末，马德里处于一种热烈的混沌状态，而到了十月，德拉普雷发现这座城市“冷静下来了，几乎是沉默的，坚定的决心使它变得紧张起来。”在恐怖的十一月里，马德里只要没有遭到空袭，就变成了一座梦魇般的都市：日落之后完全看不到一丝光线，灰色的人影彼此交叠，汽车不开车灯，在布满弹坑的街道上行驶，唯一的生命迹象是汽车的喇叭声，它听起来既像炮声，又像有人在很近的距离开枪的声音。死亡时刻萦绕在市民心头，他们紧绷着神经，无时无刻不在焦急地注视着天空，准备在第一声警报响起时躲进避难所，并毫无哀悼之情地埋葬空袭的受害者；只要街区委员会或房屋委员会向他们请求，他们就会站出来站岗放哨，跟踪间谍，或乘着地铁前往前线。叛军重重包围了马德里，准备把它扼死，在这黑暗的时期，英雄时期的火焰逐渐熄灭了。我们前面已经引用过美国作家科洛德尼的话，他对十二月以后的形势做出了非凡的分析：“在红军将领的指挥下，马德里的战争改变了形式，它原先是由革命委员会领导的战争，现在变成了由总参谋部的技术专家领导的战争。在头几个星期里，马德里是一座欢腾雀跃的城市，它在包围中变得阴郁、单调了，寒冷与饥饿仍没有放过它，楼房在空袭中化为废墟，平民在空袭中被炸死，已经成为再熟悉不过的平凡景象。英雄时期已经变成了传说与历史：在致命的危险面前，所有人万众一心，共同奋战，然而当敌人正在挖掘防御工事时，这种危险似乎就消失了。[48]”
在十一月里，各工人政党暂时停止了相互攻击。在街区委员会和房屋委员会里，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毫无保留地进行合作。无政府主义者向国际纵队的共产主义者欢呼致敬，共产党人也以同样的热情向杜鲁蒂纵队欢呼致敬。在战斗中，所有的民兵都得到了平等的对待，统工党的纵队跟其它纵队一样，获得了武器和弹药，守住了分给它的阵地。到了十一月月底，这种良好的关系开始变质。在关键时期成立的各种人民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曾得到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承认，然而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现在却不再承认它们了。共产党的各个支部、小组、区委会的书记开始致力于解散各类委员会，迫使它们放弃自己的革命主动性，让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掌握一切事务。全劳联的部队又同共产党的武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十二月十二日[49]，米亚哈和共产党委员促使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做出决定，立即将所有民兵部队正规化。十二月二十四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颁布法令，命令后方民兵将它们从马德里保卫战开始时接管的一切治安、保卫和监督职能转交其它部门。这道法令禁止了在首都携带步枪。治安职能转交给了由总参谋部和保安警察总监领导的保安警察与突击警察的专门机构。十二月二十六日，全劳联民兵借口检查粮食供应委员帕布洛·雅古埃[50]的车子，把他打成重伤。共产党、社会党与共和派的报刊对此发表了愤怒的声明。全劳联的报纸《全劳联报》（CNT）想对此发表解释，却因新闻审查而不能出版，但行凶者在被捕后，却被人民法庭宣判无罪。全劳联的报纸又指责共产党，说共产党为了报复，在马德里郊区枪杀了三名全劳联会员。
但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主要目标，却是在马德里力量较弱的统工党。在正规化之后，统工党的民兵就得不到薪饷、武器和弹药；巴尔德里斯和他的战士没有办法，只能参加了全劳联的民兵。统工党的报纸连遭打击：它的周报《统工党》（POUM）和日报《红色战士》（ElCombatienteRojo）先后被停刊。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不许马德里伊共青（统工党的青年组织）出版它的周报《火炬》（LaAntorcha）；而在前线担任连长的马德里伊共青书记赫苏斯·布兰科（JesúsBlanco）刚刚牺牲，年仅二十一岁。统工党的办公室、广播电台、总部以及它的红十字会的总部都被查封了，统工党和伊共青实际上已被禁止活动。眼前的危险刚刚过去，报复就马上开始了：《真理报》的威胁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形势已经到了转折点。
军事形势也已经到了转折点。诚然，叛乱头目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计划已经彻底失败：弗尔克斯认为，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叛军的高层仍在低估攻占马德里的困难。弗朗哥依然在全力进攻这个至关重要的地方，然而，如果说共和军在当时只在一个地方能够进行有效的抵抗，那这个地方非马德里莫属。他这么做的原因，肯定是因为马德里保卫战已经成了举世皆知的共和国的抵抗的象征。这是一场豪赌：用弗朗哥的话来说，粉碎了马德里的抵抗，整个西班牙就会跪地乞降。
然而，直到此时，叛军的方法和兵力都不足以突破马德里的防线。十一月的失败表明叛军几乎无法从正面粉碎马德里的抵抗。在巷战中，在士气高昂、积极主动的工人民兵面前，国民军的物质优势与战略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因此，国民军改变了目标，把战斗转移到了对自己更有利的开阔地上：在开阔的乡村，它能够重新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且足够宽广的战线可以使它部署坦克，并进行大范围的战略机动。
包围圈之战
于是，叛军改变了思路，不再强攻马德里，转而从侧翼包围它，企图迫使它投降。意大利和德国提供的物资，足以使它完成这个作战。此时，马德里战线上的叛军拥有六万名装备齐全的士兵。
叛军把西北地带选作首次进攻的目标，十一月二十九日，叛军在波苏埃洛（Pozuelo）发动了进攻。叛军的目标是消除北方突出部，切断马德里守军同瓜达拉马山脉的联系，断绝首都的水电供应。第一天，由弗兰西斯科·加兰指挥的第十三旅防守的共和军防线被叛军突破了，但是，共和军先是投入了苏联坦克，然后又用飞机赶走了斯图卡轰炸机，恢复了防线。随后，奥尔加斯接管了国民军的指挥权，并大批投入了预备队，国民军在喘息之后又发起了进攻：国际纵队第XII旅在波苏埃洛顶住了摩洛哥部队的进攻；罗霍指挥共和军向加拉维塔斯山（CerroGarabitas）发动反攻，却遭到了伪装巧妙的重型火炮的炮击，因而未能成功。战局暂时平静下来。由于严寒导致的通讯不畅，战局到了十二月十六日才重新活跃起来：巴尔塞洛上校的部队遭到一万七千名叛军的进攻，被击溃后不得不撤至波亚迪利亚·德尔·蒙特（BoadilladelMonte）。此时，又是苏联坦克和国际纵队第XI旅的东布洛夫斯基营阻止了叛军的攻势。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国际纵队损失惨重，但他们也让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迫使奥尔加斯取消了进攻。
一月的战斗仍然发生在同一地段，但天气条件更加恶劣，以至于科洛德尼称其为“雾中之战”。德国将军为叛军调拨的援军抵达后，叛军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再次发起进攻：叛军的目标是推进至比利亚努埃瓦·德尔·帕尔迪利奥（VillanuevadelPardillo）、拉斯·罗萨斯（LasRozas）和马哈达翁达（Majadahonda）一线。跟前两次进攻一样，这次进攻起初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叛军攻占了比利亚努埃瓦·德尔·帕尔迪利奥；不过，国际纵队把守着最关键的阵地：巴黎公社营守在波苏埃拉，正对着叛军的右翼；埃德加·安德列营与台尔曼营守在拉斯·罗萨斯东面。一月五日，奥尔加斯的大部队突破了曼萨纳雷斯河西岸的防线，沿着这个突破口，叛军的飞机、坦克、轻型火炮和步兵以及第二批坦克大举向东推进。共和军总参谋部把生力军集中在艾尔·帕尔多（ElPardo），由利斯特尔少校指挥，并派出了国际纵队第XIII（十三）[51]旅和第XIV（十四）旅。在四十八小时里，共和军被叛军逼得步步后撤。一月十日，国际纵队第XIII旅和第XIV旅向马哈达翁达与拉斯·罗萨斯发动反攻。米盖尔·马丁内斯和帕夫洛夫接管了这一地段的指挥权：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三天三夜。最后，奥尔加斯放弃了：他推进了二十千米，却损失了一万五千人。米亚哈的损失大致相当，其中三分之一是国际纵队的战士。由于兵力消耗殆尽，加上缺乏预备队，叛军不得不再次停止进攻。
哈拉马（Jarama）战役持续了整个二月。叛军的短期作战目标是抵达并渡过哈拉马河，长期目标是在马德里东南部建立一条宽广的战线，切断马德里同瓦伦西亚的联系。由于连降暴雨，叛军迟至二月六日才发动进攻。国民军攻占了拉·马拉尼奥萨（LaMarañosa）的小城堡，从那里可以用野战炮封锁通往瓦伦西亚的铁路。共和军的防线岌岌可危。连日的大雨拖慢了国民军的推进速度，安德列·马尔蒂[52]营也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他们遭到了来自拉·马拉尼奥萨的猛烈炮击，以及摩洛哥骑兵的多次冲锋，几乎全军覆没；但国民军还是在二月十日渡过了哈拉马河。二月十一日，国民军攻抵阿尔甘达·德尔·雷（ArgandadelRey），截断了通往瓦伦西亚的道路。国际纵队损失惨重，而原定的西班牙援军却迟迟不来。但是，二月十四日成了叛军的“哈拉马惨剧”：就在这一天，国际纵队第XI旅、第XII旅[53]，第XV（十五）旅的残部，刚刚抵达的第XIV旅，利斯特尔的第十一师和由帕夫洛夫指挥的一个坦克营发动了反击。二月十五日，米亚哈和罗霍重组了部队，把国际纵队各旅，利斯特尔、古埃梅斯[54]和鲁维尔特[55]的部队，同瓦尔特[56]师和加尔[57]师一同整编为第三军；二月十七日，他们发动了进攻，但遭到了秃鹰军团的猛烈轰炸，被迫撤退[58]。二月二十七日，加尔将军在既无火炮也无坦克支援的情况下，贸然向平加隆（Pingarrón）发动进攻，结果亚伯拉罕·林肯营的美国人和西普里亚诺·梅拉的第七旅[59]的无政府主义者暴露在机枪火力下，损失惨重。前线再次陷入了僵局。双方都开始掘壕固守。
马德里和瓦伦西亚之间的道路守住了，但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尽：至少有一万五千人在这次战役中丧生。马德里守军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却未能消灭哈拉马河上的叛军桥头堡，而南方战线和东南战线延伸过长，兵力严重不足。迄今为止，马德里北部一直都比较平静，弗朗哥打算在这里进行最后一次包围马德里的尝试。他打算依靠刚刚攻占马拉加的意大利干涉军来实现这个计划，而“领袖”[60]也希望自己的手下能赢得一场辉煌的胜利。
意大利干涉军在二月底抵达，此前他们只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墨索里尼肯定向弗朗哥施加了压力，要求他让意大利干涉军参加一场关键战役。二月后，国民军总参谋部为了向马德里和瓜达拉哈拉一线发动进攻，集结了五万人的兵力。国民军战线的左翼由罗亚塔[61]将军指挥，目标是瓜达拉哈拉，他手下有四个意大利师，每师有五千二百人；两个意大利—德国混合轻步兵旅；四个摩托化机枪连；二百五十辆坦克、一百八十门野战炮与数量可观的各类装备。三月三日，曼奇尼[62]将军向意大利干涉军的士兵宣读了命令：法西斯主义大委员会[63]对战役的胜利充满信心，这次胜利将会“终结布尔什维克在西方的一切计划，并为西班牙人民开创一个力量与社会公正的新时代。[64]”
三月八日早上，在三小时的炮火准备后，柯皮[65]将军的坦克带头发起了进攻。三月九日，他们攻占了距离瓜达拉哈拉四十千米的阿尔马德洛内斯（Almadrones）。形势万分危急。罗霍将军调集守军，将利斯特尔师、梅拉师、卡雷的国际纵队第XI旅、卢卡奇的国际纵队第XII旅、加里巴尔迪[66]营和“农夫”旅集中在瓜达拉哈拉。战役沿着两条道路，即马德里—托里哈（Torija）—萨拉戈萨公路和托里哈—布里维加（Brihuega）公路进行。三月九日晚，柯皮将军攻占了布里维加。三月十日至十三日，他继续推进，并投入了所有的意大利师。加里巴尔迪营向布里维加进发，并在途中遭遇了柯皮的部队。在政治委员部里，加洛[67]、内尼[68]、尼科雷蒂[69]、维达利少校，以及国际纵队意大利营的政治领导人已经针对意大利志愿军[70]的同胞，制定了一整套宣传方案。在整条战线上，飞机撒下的传单和扩音器里的喊话，打击着曼奇尼的士兵的斗志：“兄弟们，你们为什么要跑到异国的土地上屠杀工人呢？墨索里尼许诺给你们土地，可你们在这里只能得到坟墓。他许诺给你们光荣，可你们只能得到死亡。[71]”意大利干涉军的士兵在成长过程中饱受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毒害，又受到了国民运动的口号的进一步毒害，他们本是作为趾高气昂的征服者来到西班牙的，但加里巴尔迪营的革命者却用无产阶级的兄弟情谊和国际团结来教育他们，于是他们便纷纷开小差、参加共和军，甚至还向自己的军官——意大利工人与西班牙工人共同的敌人——造反。恶劣的天气妨碍了军事行动。降雪开始了。意大利干涉军的士气开始跌落：意大利战俘和逃兵正在劝说自己的战友，告诉他们自己获得的热情款待，号召他们过来投诚。加里巴尔迪营的巡逻队悄悄穿过树丛，他们向自己的同胞扔去的不是手榴弹，而是包在石头上的传单。曼奇尼将军越发焦躁不安，他把前线的一些部队撤了回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利斯特尔攻占了特里惠克（Trijueque）：意大利干涉军的后卫部队纷纷投降。加里巴尔迪营在卢卡奇指挥下，包围了伊瓦拉（Ibarra）要塞。他们一边用扩音器播放意大利共产主义歌曲《红旗》（BandieraRossa），一边向守军示好，劝说守军投降；与此同时，四辆坦克和一批爆破手发动了进攻。城堡守军投降了，通往布里维加的道路打通了。从三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帕夫洛夫的坦克和共和军的步兵打得曼奇尼难以招架。他十分担心自己的士兵的士气，并给自己的军官下达命令，要求他们提醒士兵：企图阻挡法西斯党在意大利夺权的敌人都被粉碎了，他们今天面对的敌人也一样会被消灭。三月十八日是巴黎公社六十六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上校率领八十架飞机对叛军进行了大规模轰炸，随后第五军发动了进攻。曼奇尼要求派出摩洛哥部队增援自己。利斯特尔和梅拉随即在两翼发动了进攻：在西边的是梅拉师和国际纵队第XII旅；在东边的是利斯特尔师，打头阵的是卡雷指挥的埃德加·安德列营和台尔曼营；他们同时突破了意军防线。“农夫”旅开进了布里维加。“黑衫队”[72]闻讯惊慌失措，向西古恩萨蜂拥逃窜，丢下了大批武器、弹药和装备。共和军拼命追击，直到他们极为有限的储备用完才停止。加里巴尔迪营的战士围着几千名意大利战俘，对他们进行教育，政治委员也向他们发表了演讲。三月十八日，在法西斯统治下长大的这几千名意大利青年惊讶地发现，以前被他们视如洪水猛兽的“赤匪”，居然把自己所剩无几的口粮分给他们，并对他们说：“请听我们说：我们不会为了自己所遭到的侵略而报复你们，而要向你们展示天下大同的兄弟情谊。[73]”意大利俘虏们的征服梦破灭了，一种新的情感在他们心中萌生了。
瓜达拉哈拉战役的意义
美国记者赫伯特·马修斯[74]写道：“在我看来，自从欧洲大战之后，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意军在瓜达拉哈拉战线上的失败。无论内战的结局如何，布里维加之于法西斯主义，就如白伦[75]之于拿破仑帝国主义。[76]”
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中，人民军既能像现代军队一样作战，又能利用革命的方法，在敌人中间传播失败主义，最后战胜了训练和装备都比自己强的敌军，这一胜利，证明了几个月之前就有人提出的大胆预测：“马德里将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坟场。”这是无产阶级首次战胜法西斯军队。在国际纵队与西班牙的战士们看来，黑衫队的溃逃与意大利干涉军的溃退，预示着所有法西斯政权的下场。自从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上台以来，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首次复仇。
这是一次战略性的胜利，但也是一次政治性的胜利——阶级敌人的军队被打败了。科尔佐夫在报道中，称赞这是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看来也确实如此。然而，这却是最后一次胜利。西班牙发生了一场货真价实的革命，然后革命战争就被内战吞没了：为了赢得内战，革命献出了全部的热情，然而，内战却终结了革命。
[1]奔牛节是为了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而设立的节日。——原注
[2]菲德尔·达维拉·阿隆多（FidelDávilaArrondo，1878年4月24日——1962年3月22日），生于巴塞罗那。1894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曾参加美西战争和里夫战争。共和国成立后退役，并开始参加右翼军人的阴谋。1936年7月18日在布尔戈斯发动叛乱。1936年10月至1937年6月任国家技术委员会（JuntaTécnicadelEstado）主席，1938年1月至1939年8月任国防部长，1945年7月至1951年7月任陆军部长。——中译者注
[3]汉斯·赫尔曼·弗尔克斯（HansHermannVoelckers），时任纳粹德国驻国统区临时代办。——中译者注
[4]田园之家（CasadeCampo）位于马德里市中心以西，以前曾是皇家狩猎场。——中译者注
[5]天使山（CerrodeLosAngeles）是赫塔菲的一座著名山丘，在马德里以南约10千米的地方，这里被认为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几何中心，也是当地著名景点之一。——中译者注
[6]卡巴耶洛的理由是：政府有遭到突袭的危险：一旦政府被叛军俘获，会造成巨大的危机；部长们应当领导全国，而在被包围的首都里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原注
[7]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九章。——原注
[8]卡巴耶洛在10月24日还做出了下列任命：阿森西奥将军担任陆军部副部长；波萨斯将军担任中央集团军司令；米亚哈将军担任马德里集团军司令。拉尔戈·卡巴耶洛在《我的回忆》（Misrecuerdos,墨西哥城，联合出版社[EdicionesAlianza]，1954年）一书中指出，为了避免米亚哈遭到私刑处决，他才把米亚哈调来马德里，让他担任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但是，他为什么要把保卫马德里的任务交给一个他并不信任的高级军官，其原因依然是个谜。——原注
[9]米亚哈的传记作者洛佩斯·费尔南德斯（LópezFernández）、科尔佐夫以及后来的科洛德尼（Colodny）均声称，阿森西奥将军犯的一个错误，意外地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阿森西奥给米亚哈和波萨斯两人留下了几封信，里面装有被列为最高机密的命令，让他们到最后一刻方能拆阅；但是阿森西奥却装错了信封。根据这几位传记作者的记载，米亚哈未到指定时间就拆开了信封，及时发现并纠正了错误，避免了一场灾难。——原注
[10]佩德洛·费尔南德斯·切卡（PedroFernándezCheca，1910—1942），生于瓦伦西亚，当过绘图员。1931年参加西共，1932年当选为西共中央委员，1935年担任西共组织书记。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死于墨西哥。——中译者注
[11]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书记弗拉德名义上是社会党人，但被巴雷亚与科尔佐夫当成共产党人。在11月9日，委员会里有三名共产党人：米赫代表共产党，卡里略代表统社青，雅古埃代表工总。共产党人占据了一切重要职位。第五团以米赫为首，建立了参谋部：卡洛斯·孔特雷拉斯担任参谋长，卡斯特罗·德尔加多负责作战，何塞·卡索尔拉负责组织，达尼埃尔·奥尔特加（DanielOrtega）负责后勤，普拉内利耶斯医生（Dr.Planelles）负责卫生。以卡里略为首的统社青执委会负责内政：卡巴耶洛管理广播电台，克劳丁（Claudin）管理报刊，塞拉诺·彭塞拉负责治安，费德里科·梅尔乔尔（FedericoMelchor）负责指挥国民卫队与突击警察。共产党人米盖尔·马丁内斯（MiguelMartínez）和弗兰西斯科·安东（FranciscoAntón）——据埃尔南德斯、卡斯特罗与坎佩西诺所述，他是“热情之花”的恋人——管理政治委员部。12月4日，委员会进行了改组，由共产党人迪耶格斯接替了已被提升为总政治委员的米赫。卡索尔拉成为了卡里略的副手，卡里略由于需要专心应对统社青的工作，便在1937年1月1日让卡索尔拉接替自己。雅古埃负伤后，被统社青领导人、共产党员路易斯·涅托接替。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有：共和派卡雷尼奥、恩里克·希梅内斯和冈萨雷斯·马林（GonzálesMarín）；全劳联的阿莫尔·努尼奥；自青联的恩里克·加西亚；工团主义党的卡米内洛，以及社会党人马克西莫·德·迪奥斯，他在12月4日接替了弗拉德。——原注
[12]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戈列夫（ВладимирЕфимовичГорев，1900—1938），生于维利日（Велиж），高中毕业后入读彼得格勒铁路工程学院（поступилв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институтинженеровпутейсообщения），未及毕业便于1918年参加了红军，曾担任第51旅旅长、第17步兵师师长。内战结束后继续留在红军工作。1925年至1927年曾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1936年8月，化名“桑乔”（Sancho）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7年10月回国。1938年1月被捕，同年6月20日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3]德米特里·格里高利耶维奇·帕夫洛夫（ДмитрийГригорьевичПавлов，1897年10月23日——1941年7月22日），生于科斯特罗马（Кострома）。曾参加一战。1919年参加红军，曾担任骑兵连长、副团长。1928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Военнаяакадемияим.М.В.Фрунзе）后，曾任骑兵团长、机械化团团长。1934年至1936年任机械化旅旅长。1936年至1937年，化名“帕布洛”，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7年回国担任红军汽车坦克装甲兵总监。1940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0年6月担任西部特别军区司令。苏德战争爆发后，担任西方面军司令。因遭遇惨重失败，在1941年7月22日被判处死刑。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4]雅科夫·弗拉基米洛维奇·斯穆什凯维奇（Яков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Смушкевич，1902年4月14日——1941年10月28日），生于立陶宛罗基什基斯（Rokiškis）。1918年年底参加俄共（布），在1918年至1920年间曾在西方战线作战。内战结束后，于1928年担任第2航空旅第43中队政委，1930年担任第2航空旅政治部副主任。1931年担任第2航空旅旅长兼政委。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化名“道格拉斯”（Douglas），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7年回国后担任空军副司令。1939年参加了哈勒欣河冲突。1939年至1940年担任空军司令。1941年6月8日被捕，同年10月28日被判处死刑。1954年平反。——中译者注
[15]关于这支空军，以及前往西班牙参战的苏联军官的真实身份，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十五章。——原注
[16]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Ефремович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1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中译者注
[17]罗伯特·科洛德尼认为（《保卫马德里之战》[TheStruggleforMadrid]，纽约，佩因—惠特曼出版社[Paine-Whitman]，1958年，第33页），米盖尔·马丁内斯是苏联军官，并指出他的消息来源是科尔佐夫。科尔佐夫则认为（《西班牙日记》，第18页），米盖尔·马丁内斯是墨西哥共产党人。马尔罗笔下的恩里克“参加过六次革命”并“自称是墨西哥人”，这个“恩里克”会不会就是米盖尔·马丁内斯呢？最后，卡斯特罗·德尔加多指出（《我在莫斯科感到幻灭》[J'aiperdulafoiaMoscou]，巴黎，加伊马尔出版社[Gallimard]，1950年，第33页；西班牙文版：MifeseperdíoenMoscú，巴塞罗那，路易斯·德·卡拉尔特出版社[LuisdeCaralt]，1964年）：“米盖尔是保加利亚人，曾在马德里当过政委，后来在列宁主义学院当过教务主任。”不管他到底是谁，当维达利（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等外国共产党人成为媒体的宠儿时，米盖尔·马丁内斯却像苏联技术顾问一样，继续躲在阴影之中。——原注
[18]罗伯特·加兰德·科洛德尼（RobertGarlandColodny，1915—1997），生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曾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哥伦比亚大学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37年2月前往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第十五旅，曾在布鲁内特战役中身负重伤。伤愈后归队，继续战斗。1938年2月返回美国。1941年至1945年参加美国陆军，被派驻阿留申群岛。1959年至1984年在匹兹堡大学历史系任教。——中译者注
[19]由于共和军当时已经有了十个旅，所以国际纵队下属的各个旅的番号从第十一旅开始。为了与共和军的旅区分，国际纵队的旅的番号一般使用罗马数字，而不使用阿拉伯数字，比如第十一旅就写成“第XI旅”，而不写成“第11旅”。本文在翻译国际纵队的番号时一律使用罗马数字。——中译者注
[20]曼弗雷德·施特恩（ManfredStern，1896—1954），曾用化名埃米利奥·克雷贝尔（EmilioKléber）、拉扎尔·施特恩（LazarStern）、莫伊舍·施特恩（MoisheStern）、马克·齐尔伯特（MarkZilbert）等。出身于奥匈帝国的布科维纳（Bukovina，现属乌克兰）的一个犹太家庭。一战期间参加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作战，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曾在西伯利亚率领红军游击队同高尔察克白军作战。内战结束后进入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就读。1923年被派往德国协助准备起义。1924年毕业后进入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29年至1932年在美国工作，1932年前往上海，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总顾问。1935年返回莫斯科。1936年9月前往西班牙，指挥国际纵队作战。1937年被召回莫斯科，1938年被捕，1939年被判处十五年苦役，1954年病逝于流放地。——中译者注
[21]佐尔卡·马泰（ZalkaMáté，1896年4月23日——1937年6月11日），本名弗兰克尔·贝拉（FranklBéla），18岁时志愿参加奥匈帝国军队，1917年在俄国作战时被俘，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接受了共产主义。1918年2月率领由匈牙利战俘组成的赤卫队在远东作战。1936年11月，化名“卢卡奇”（Lukács），前往西班牙，指挥国际纵队第十二旅作战。1937年6月11日在维斯卡附近牺牲。——中译者注
[22]汉斯·卡雷（HansKahle，1899年4月22日——1947年9月1日），出身于高级军官家庭，1917年参军，1918年在法国被俘，1921年—1926年在墨西哥工作，1927年返回德国，1928年参加德共，并参加了军事机关的工作，1933年流亡瑞士，1936年11月，化名“汉斯上校”，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作战。1938年撤往法国，后流亡英国。二战期间参加自由德国运动。1946年回国，担任梅克伦堡人民警察首长与统一社会党梅克伦堡党组织主席，1947年因病逝世。——中译者注
[23]恩斯特·台尔曼（ErnstThä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于小贩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反对工会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成为汉堡的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3月发动失业者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进攻理论辩护。后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汉堡起义中承担重要工作。1924年入选中央政治局，在费舍和马斯洛夫被开除后担任党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24]埃德加·约瑟夫·安德列（EdgarJosefAndré，1894年1月17日——1936年11月4日），出身于亚琛（Achen）一个手工艺人家庭，自幼丧父，少年时前往比利时投奔亲戚，1911年参加比利时工党，一战期间应征入伍，1918年被法军俘虏，返回德国后参加了德国社民党，1922年移居汉堡，组织了失业工人委员会，1923年1月1日参加德共，与台尔曼关系密切。在汉堡组建和领导了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绰号“红色将军”，纳粹对他恨之入骨，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被捕入狱，并遭受了毒刑拷打。纳粹罗织罪名，以莫须有的谋杀罪将他判处死刑，1936年11月4日就义。——中译者注
[25]实际上应为台尔曼营与埃德加·安德列营。——中译者注
[26]政治委员汉斯·拜姆勒（HansBeimler），德国志愿兵的精神领袖，就是这类人的完美化身：他生于1895年，曾参加社会党，在一战期间参加了德国共产党的前身斯巴达克集团，后来被征召入海军。他参加了1918年革命，担任了库克斯港（Cuxhaven）水兵苏维埃委员，又参加了1919年巴伐利亚革命，在革命水兵赤卫队中工作。因参加1921年的三月行动，坐了两年牢，他在1930年当选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被关押在达豪（Dachau）集中营，几周后逃脱。逃到莫斯科后，他发表了小册子《在达豪死亡营里》（AucampdesassasinsdeDachau，莫斯科，1933年），这是第一篇谴责希特勒的集中营的文章。他在1936年7月下旬抵达巴塞罗那，并组建了台尔曼营。我们将在第二部第十五章讲到他发挥的作用，以及他是如何牺牲的。安东尼娅·施特恩（AntoniaStern）曾就这个课题写了一本书：《当代革命战士汉斯·拜姆勒的生平：从达豪到马德里》（DasLebeneinesrevolutionärenKämpfersunsererZeit:HansBeimler,Dachau-Madrid），可惜此书尚未出版。——原注
[27]1936年11月13日，特里丰·梅德拉诺（TrifónMedrano），第五团的一位指挥员、统社青组织书记、西共中央委员通过广播电台呼吁：“要想让西班牙成为一个进步的国家，一个保障人民的福祉、并坚定地捍卫世界的和平与进步的国家，我们就必须为自由与未来而战，我们必须仿效苏联人民的光辉榜样，有了他们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对胜利便充满了信心。人民军与民兵的战士们！武装起来的青年们！未来掌握在我们手里。要让烈士死得其所！让我们用胜利，去鼓舞全世界的被压迫者！“（《ABC》，11月14日，根据第五团电台的广播抄录。）在我们看来，这篇演讲在以下方面，都是非常好的范例：（1）它利用了苏联的革命威望以及十月革命的传奇；（2）当时，革命情绪是最能激发工人阶级的能量的兴奋剂，它在这个时候唤起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是一种危险的武器，共产党仅在非常短的时期里使用了它。——原注
[28]人民文艺社（ateneopopular）或工人文艺社（ateneoobrero）是在工人群众中间开展文化教育的社团，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西班牙语国家广泛成立。——中译者注
[29]房屋委员会与街区委员会的普遍成立，实际上是马德里的第二次革命，它们是一个真正的公社的基础。这种组织是唯一一种能够发动所有无产阶级力量的组织，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以及它背后的共产党虽然支持这种组织，却又企图控制它们。所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才会（通过11月12日的通知）宣布，街区委员会要想得到它的承认，就必须有至少三个政党或工会的代表参加；并且还要求街区委员会必须接受各区人民阵线委员会的领导。街区委员会与房屋委员会联盟的一切自发行动，都遭到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反对；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为了彻底控制各个街区委员会，还成立了一个房屋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然而这个中央委员会只存在于纸面上。最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还（通过11月12日的公报表示，由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人选，是经过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同合法政府协商后决定的”，所以它反对“由街区委员会的许多委员提出的、让街区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要求”。因此，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一边鼓动各街区委员会发动革命，并从中汲取力量，一边又在想方设法不让自己被各街区委员会抛在身后，并且绕开各街区委员会，竭力保留一个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不是源于各街区委员会，而是源于政府），从而维持自己对各街区委员会的控制。由于它采用了这些预防措施，才阻止了第二次马德里革命变成一个公社。——原注
[30]加西亚·阿塔德利和他的两个助手侵吞了一部分没收来的珠宝，然后潜入了法国。他们打算乘船前往南美，倒霉的是，当那艘船途中停靠在圣克鲁斯·德·拉·帕尔马（SantaCruzdelaPalma）时，他们被反动政权逮捕了，之后他们被转移到了塞维利亚，在那里被判处死刑。——原注
[31]曼努埃尔·萨尔加多·莫雷拉（ManuelSalgadoMoreira，1899—1967），生于拉科鲁尼亚。少年时参加全劳联。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参加重建全劳联与伊无联的工作。内战爆发后，与爱德华多·巴尔一同领导全劳联中部地区保卫委员会。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担任陆军部内卫情报处（ServiciosdeInteligenciadelEstadoMayordelaDefensa，通称“特别处”[ServiciosEspeciales]）处长。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2]赫苏斯·德·加林德斯·苏亚雷斯（JesúsdeGalíndezSuárez，1915年10月12日——1956年？月？日），西班牙记者，诗人。少年时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多米尼加共和国。因批判独裁者特鲁希略，于1946年逃往纽约。1956年3月12日失踪，可能是被特鲁希略的特务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33]何塞·卡索尔拉·毛雷（JoséCazorlaMaure，1906—1940），1932年2月当选为社青团执委会委员，1936年参加了把社青团与共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1936年11月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同年12月接替卡里略担任公共秩序委员。1937年7月至1938年5月担任阿尔瓦塞特省省长。1939年3月5日，被卡萨多军政府逮捕，3月28日越狱。共和国覆灭后继续留在马德里，重建西共组织，同年8月被反动政府逮捕，1940年4月8日遇害。——中译者注
[34]因此，萨尔加多的特别处在处死为比利时大使馆工作的波尔什格拉夫男爵（BarondeBorchgrave）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和政府还要帮他们“掩饰”，加林德斯甚至认为这是弗朗哥干的。芬兰大使馆内有1100名西班牙“法西斯分子”避难，米盖尔·马丁内斯和马德里保安警察的领导人、青年共产党员塞拉诺·彭塞拉率领部队便率领部队攻打大使馆，科尔佐夫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为陆军部特别处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贝拉尔迪尼（Verardini）甚至还布置了一个圈套，开设了一家假的泰国大使馆。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在《在莫斯科塑造的人》一书中数次提及隶属于西共马德里组织的一个特殊机关ITA及其领导人托马斯（Tomás）。
[35]这个词的来历已经很清楚了：它是莫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次提出的。叛军起初计划用四个纵队围攻马德里，在城内还有一个纵队接应，这便是“第五纵队”这个词的来历。——原注
[36]雅洛斯瓦夫·东布洛夫斯基（JarosławDąbrowski，1836年11月13日——1871年5月23日），波兰革命家，生于日托米尔一个破落贵族家庭。六十年代开始参加波兰革命运动，1862年参与策划华沙起义，1863年起义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为十五年苦役，1864年年底越狱后流亡巴黎。巴黎公社成立后，积极参加了保卫巴黎公社的战斗，并在1871年4月6日担任巴黎城防司令。5月23日在战斗中牺牲。——中译者注
[37]原文如此，应为“农夫”巴伦丁·冈萨雷斯指挥的第10混成旅。——中译者注
[38]秃鹰军团（CondorLegion）：1936年10月，德国空军为了支援弗朗哥叛军，派出部队组成“秃鹰军团”赴西班牙参战。秃鹰军团人数最多时约有5500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航空联队的规模。——中译者注
[39]卡洛斯·阿森西奥·卡瓦尼利亚斯（CarlosAsensioCabanillas，1896—1969），1911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派驻非洲军，参加过里夫战争。1936年7月在特图安参加叛乱。内战后被提升为中将，曾担任西属摩洛哥高级专员、陆军部长等职务。——中译者注
[40]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171页。——原注
[41]全劳联组织的调查委员会没有发表官方结论。杜鲁蒂的同志们不同意这种说法（请参阅费德丽卡·蒙蔡尼发表在1961年7月15日的《全劳联报》上的文章），但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第328页）也认为这是最有可能的。然而必须指出，杜鲁蒂是被从正面飞来的子弹打死的。——原注
[42]阿尔弗雷多·金德兰（AlfredoKindelán）,《我的战时笔记》（Miscuadernosdeguerra，马德里，PlusUltra，未注明出版日期），第33页。——原注
[43]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187页。——原注
[44]同上，第155页。——原注
[45]出自《路加福音》23:34，这一节的全文为：那时，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士兵们抽签分了他的衣服。——中译者注
[46]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195页。——原注
[47]赫苏斯·德·加林德斯，《住在被包围的马德里的巴斯克人》（LosvascosenelMadridsitiado，布宜诺斯艾利斯，VascaEkin，1945年），第70页。——原注
[48]科洛德尼，《保卫马德里之战》，第93页。——原注
[49]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还在这一天决定，有轨电车重新开始收费。房租也在不久后恢复了。从这一天开始，革命的保卫手段被逐渐抛弃了。——原注
[50]帕布洛·雅古埃·埃斯特瓦兰斯（PabloYagüeEstebaranz，1909—1943），1925年参加工总旗下的面包师工会，1930年参加西共。1936年11月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担任供应委员。1936年12月23日被无政府主义者枪击，身负重伤。伤愈后回到面包师工会工作。1939年卡萨多发动政变后被捕。1941年9月获释，不久后再次被捕，1943年5月19日被弗朗哥法西斯政权杀害。——中译者注
[51]原文如此，但经查证，国际纵队第XIII旅没有参加这次战役，应为国际纵队第XII旅。下一句“一月十日，……”里的“国际纵队第XIII旅”也应为第XII旅。——中译者注
[52]安德列·马尔蒂（AndréMarty，1886年11月6日——1956年11月23日），生于佩皮尼昂（Perpignan），当过锅炉工人，1908参加法国海军。1919年，法国把“让·巴尔”号（JeanBart）战列舰和“法兰西”号战列舰派往黑海，协助白军作战，安德列·马尔蒂当时在“让·巴尔”号上工作，参加了1919年4月19日的水兵起义。起义失败后判处二十年苦役，1923年获释后参加法国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法共中央委员。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指挥国际纵队作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1943年5月前往阿尔及尔，代表法共参加戴高乐临时政府。二战结束后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52年12月7日被法共开除出党，1956年在图卢兹因肺癌逝世。——中译者注
[53]此处法文版为“第十三旅”，但英文版为“第十二旅”，经查证，确认国际纵队第XIII旅并未参加1937年2月14日的哈拉马河战役，故按照英文版译为“第XII旅”。——中译者注
[54]埃内斯托·古埃梅斯·拉莫斯（ErnestoGüemesRamos，1902—1970），西班牙军官，曾参加里夫战争。内战爆发时前已退役，内战爆发后重新参加共和军，并参加了马德里保卫战。此后曾担任第24混成旅旅长、第3师师长和第16师师长。共和国覆灭后被反动政权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三十年苦役。数年后获释。1970年逝世。——中译者注
[55]安东尼奥·鲁维尔特·德·拉·伊格雷西亚（AntonioRúbertdelaIglesia，生卒日期不详），西班牙军官，内战爆发后站在共和军一边作战。曾参加托莱多战役和马德里保卫战，1936年12月月底担任第45混成旅旅长，并参加了哈拉马战役和瓜达拉哈拉战役，1937年4月至1938年2月任第9师师长，1938年3月至7月任第7军军长。此后生平不详。——中译者注
[56]卡洛尔·瓦茨瓦夫·施维尔切夫斯基（KarolWacławŚwierczewski，1897年2月22日——1947年3月28日），生于华沙，因家境贫寒，12岁就开始进工厂做工。1918年参加俄共（布），并参加红军作战。1927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后，在红军总参谋部工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瓦尔特”（Walter），前往西班牙，担任国际纵队第XIV旅旅长，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1938年返回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教。1943年8月担任波兰人民军第1军副军长，1944年担任波兰工人党（PolskaPartiaRobotnicza）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波兰全境解放后，于1946年2月担任波兰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1947月3月遭到乌克兰反共组织袭击，不幸身亡。——中译者注
[57]加利奇·雅诺什（GáliczJános，1890—1939），匈牙利人，一战期间参加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作战时被俘，十月革命后参加俄共（布）和红军。1936年化名“加尔”（Gal），前往西班牙，指挥国际纵队作战。曾任国际纵队第XV旅旅长、人民军第15师师长。返回苏联后，在大清洗中遇害。——中译者注
[58]卡斯特罗·德尔加多援引布里利奥的证词，指责共产党的“英雄”利斯特尔与莫德斯托根本不称职。——原注
[59]原文如此，应为第70旅，该旅当时隶属于西普里亚诺·梅拉指挥的第14师。——中译者注
[60]“领袖”（IlDuce）是墨索里尼独享的尊号，相当于希特勒的“元首”（DerFührer）。——中译者注
[61]马里奥·罗亚塔（MarioRoatta，1887年2月2日——1968年1月7日），生于意大利摩德纳（Modena）。1906年参加意大利陆军，一战期间担任参谋军官，此后曾担任步兵团长和意大利驻华沙使馆武官。1934年至1936年任意大利军事情报局（ServizioInformazioniMilitari）局长。1936年9月至1938年12月在西班牙指挥意大利干涉军。1939年担任意大利驻柏林使馆武官。1939年10月至1941年3月担任意大利陆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1月担任意大利第2集团军司令，曾在南斯拉夫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1945年3月，为了躲避审判，逃往西班牙。1966年回国。——中译者注
[62]“曼奇尼”（Mancini）是罗亚塔在西班牙的化名。——中译者注
[63]法西斯主义大委员会（GranConsigliodelFascismo）是法西斯意大利的最高权力机关与立法机关。——中译者注
[64]转引自科洛德尼，《保卫马德里之战》，第130页。——原注
[65]圭多·阿梅里戈·柯皮（GuidoAmerigoCoppi，1884—？），时任黑衫队第2师师长。——中译者注
[66]朱塞佩·加里巴尔迪（GiuseppeGaribaldi，1807年7月4日——1882年6月2日），意大利政治家、军事家，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被誉为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中译者注
[67]路易吉·隆戈（LuigiLongo，1900年3月15日——1980年10月16日），生于意大利阿列桑德里亚省（Alessandria）富比内镇（Fubine）。1921年参与创立意大利共产党。墨索里尼上台后，流亡法国。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加洛”（Gallo），前往西班牙，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后改任国际纵队总监察员。1939年2月撤回法国。二战爆发后被关押在法国集中营，1941年被引渡给法西斯意大利。墨索里尼垮台后，于1943年7月25日获释，负责组建意大利共产党的武装。1964年，帕尔米洛·托里亚蒂逝世后，隆戈继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1972年退休，改任意大利共产党荣誉主席。1980年在罗马逝世。——中译者注
[68]皮耶特洛·桑德洛·内尼（PietroSandroNenni，1891年2月9日——1980年1月1日），生于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尼亚大区（Emilia-Romagna）法恩扎镇（Faenza）一个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15年自愿参军。1921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3年担任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Avanti!）编辑。1926年流亡法国。1936年前往西班牙，担任国际纵队加里巴尔迪旅政委。西班牙共和国覆灭后撤回法国。1943年8月返回意大利，参加了民族解放委员会（ComitatodiLiberazioneNazionale）的工作。1944年当选意大利社会党全国书记。二战结束后曾担任副总理、外交部长等职务。——中译者注
[69]朱塞佩·迪·维托里奥（GiuseppeDiVittorio，1892年8月11日——1957年11月3日），生于意大利普利亚大区（Puglia）切里尼奥拉镇（Cerignola）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21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1924年当选为众议员。1925年被判处十二年徒刑，1925年越狱，流亡法国。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尼科雷蒂”（Nicoletti），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政委。西班牙共和国覆灭后撤往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引渡给法西斯意大利。1943年获释后参加了意大利抵抗运动。——中译者注
[70]意大利志愿军（CorpoTruppeVolontaire）是墨索里尼派往西班牙的干涉军的正式名称。——中译者注
[71]《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马德里，战士之声出版社[EdicionesLaVozdelCombatiente，1937年），第18页（政府发行的小册子）。——原注
[72]“黑衫队”（CamicieNere，CCNN）是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武装力量的俗称，正式名称为“国家安全志愿民兵”（MiliziaVolontariaperlaSicurezzaNazionale）。黑衫队的士兵通称squadrista。——中译者注
[73]路易吉·隆戈（LuigiLongo），《国际纵队在西班牙》（LeBrigateInternazionaliinSpagna，罗马，里乌尼蒂出版社[EditoriRiuniti]，1956年），第306页。当时向意大利战俘发表演说的是赫苏斯·埃尔南德斯，但隆戈没有点出他的名字。——原注
[74]赫伯特·莱昂内尔·马修斯（HerbertLionelMatthews，1900年1月10日——1977年7月30日），美国记者、报纸编辑。生于纽约，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曾前往西班牙，报道西班牙内战。五十年代末曾前往古巴，报道古巴革命。——中译者注
[75]白伦（Bailén）是安达卢西亚东部的一个城镇，1808年7月16日至19日，西军在此与法军激战，最后击败了法军，扭转了半岛战争的局势。——中译者注
[76]《两场战争与即将到来的战争》（TwoWarsandMoretoCome，纽约，卡里克与埃文斯公司[Carrick&Evans]，1938年），第264页。——原注 |
第九章卡巴耶洛政府与共和国政权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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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卡巴耶洛政府与共和国政权的重建
·政府与委员会的对抗
·法律改革
·警察部队的重建
·民兵的正规化
·革命成果的“合法化”
·无政府主义者一再退让
·共产党的势力大涨
·关于重建国家政权的得失
在社会党内饱受批评的拉尔戈·卡巴耶洛，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就成了天选之人，成了普里耶托口中的最后一张牌[1]，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倒戈，对他的个人地位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他能够成为“最后的救世主”，全是因为共和派的软弱无能与声名狼藉，以及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夺取政权的意愿与能力。党的领导人大都讨厌他，但他作为一个老战士，享有巨大的声望，这使他成为了唯一一个能够利用自己的威信慑服各政党、工会和各委员会，把温和派和革命派联合起来，诱使工人支持正规政府的领袖。
他做成了希拉尔和普里耶托没能做成的事情：把一些革命成果合法化，并把掌握革命权力的机关和个人纳入国家机关，从而使国家政权起死回生，拯救了国家政权，并进行了一场豪赌，让共和国政权重新控制了一切武装组织，并建立了一支军队和治安部队；简单来说，建立了一个统一、强势的共和国政权。然而，大部分革命工人仍然以为这个政权还是他们的政权，“人民政权”。他的成就，便是制造了拥护工人的胜利的假象，借此消灭了“第二政权”：在他身边，有加泰罗尼亚革命政权的象征人物加西亚·奥利维尔和列万特革命政权的的象征人物胡安·洛佩斯，这似乎就能保证他会坚持走革命的道路。对于各地的地区性革命政权，他不是简单地消除它们，而是在表面上将它们并入了国家政权。巴斯克人和阿斯图里亚斯人负责各自的战线，全劳联负责特鲁埃尔和阿拉贡战线，而不久后成立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2]就负责中部战线。但军事组织的任务被交给了由所有政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的“民兵委员会”。在拉尔戈·卡巴耶洛主持下，最高军事委员会每周召开两次会议，汇集与讨论各政党与工会关于如何处理各方面的任务的意见[3]。
所有人都认为，由于军事上连遭失败，必须把权力集中起来，卡巴耶洛从一开始就坚持要求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体系：
卡巴耶洛对科尔佐夫说：“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建立统一的政权和指挥体系。现在，包括加泰罗尼亚在内，全西班牙的作战部队的领导权都集中在陆军部长手中。”话虽如此，但他其实是出于政治目的才如此强调军事指挥权的。十月三十日，他在接受《每日快报》采访时解释说：“就其定义而言，内战是有社会性质的，在内战过程中，自然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先完成一个任务：打赢战争。[4]”
政府与委员会的对抗
为了实现这个政纲，政府首先要拿各种委员会来开刀。这个任务理论上并不难完成：这些委员会都是由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的，而这些政党和工会又都参加了政府，支持政府的政纲与活动。然而，各政党和工会的活动家们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委员会更加忠诚，他们违抗自己组织的领袖的指示，坚决捍卫委员会。不过，没有一个委员会是被强行解散的。各政党和工会开始向自己的活动家发起了强大的宣传攻势，要求他们承认：尽管各种委员会在革命时期非常有用，但现在已经过时了。比如《明晰》就写道：“我们可以认为，所有这些机关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们无法应对以后的任务，只会碍手碍脚；而这些任务只能交给人民阵线政府解决，因为全国所有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都全心全意地参加了这个政府。”
在加泰罗尼亚，统社党领袖柯莫雷拉把解散各种委员会作为反法西斯联合政府的第一项任务，他指出：“针对恣意妄为的各种委员会，必须树立起合法的权威。”我们前面讲过，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解散后，在全劳联和统工党的主动配合下，各种委员会逐渐消失了。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坚持得久一些，因为它得到了统工党与部分全劳联的支持。十一月二十七日，茹安·佩洛在阿波罗剧场发表演讲：“在瓦伦西亚，委员会总是阻挠政府下达的各项命令。政府和委员会到底谁说了算？！”尽管他一再被群众的倒彩和嘘声打断，他还是坚持认为：“肯定不能让委员会说了算。各种委员会都必须服从政府。[5]”
卡巴耶洛巧妙地避免了冲突。他把各地的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人任命为当地的省长和市长，并把革命政权机关换成正规政权机关，有时候连人员都没变，表面上看来，两者几乎一模一样，实际上，基层群众对政权机关的控制力减弱了，而卡巴耶洛对政权机关的控制力加强了。他在“复制”了某些组织，剥夺了这些组织的权力后，有时又会让它们继续存在下去。阿林上校和胡安·洛佩斯退出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深孚众望的社会党议员、工总领导人里卡尔多·萨瓦尔萨[6]也被任命为省长后，人民执行委员会就名存实亡了。胡安·鲁伊斯、贝拉尔米诺·托马斯和华金·阿斯卡索分别被任命为桑坦德、希洪和阿拉贡的“政府代表”。马拉加公安委员会的前任主席、现省长罗德里格斯被调走了，换上了一个与革命组织联系不那么密切的人，这样就足以捆住它的手脚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卡巴耶洛政府颁布了市政改革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各市镇成立了由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的市镇评议会（Ayuntamientos），地方上的管理委员会就只能退居末座了。两者看似几乎没有区别，实际却相差甚远。比方说，由于实行对等代表制，让主流派共产党在几个组织里占了不少便宜：西共、统社党和工总在各地的政权机关中占据了相当多的席位，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而统社青则到处都是[7]。更重要的是，群众不再起到带头作用了：在委员会时期，无政府主义者掌握着武装的群众，所以他们可以用一切方式来施压，然而在市政改革后，无政府主义者即使能得到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支持，在市镇评议会里却还是处于少数。最后，市长（alcalde）是由省长任命的：他直接听命于政府，而不是委员会。而且，政府谨慎地处理敏感问题，并巧妙地掺沙子，避免了许多纷争[8]。瓦伦西亚再也没有了人民执行委员会，换上了一个左翼社会党人省长和一个全劳联市长。只有少数几个全劳联或工总的活动家警觉到，卡巴耶洛下台后，政府就会用这些市政机关来对付他们。尽管市政改革法案是由一个自称民主的政权颁布的，它却取消了一切选举，然而这个自相矛盾之处却没有多少人发现[9]。
法律改革
无政府主义者加西亚·奥利维尔、统工党的共产主义者安德列乌·宁遵照同样的原则，分别在瓦伦西亚和巴塞罗那进行了法律改革。七月的革命果实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但是，它们又被根据旧的法制和过时的资产阶级法律而设立的新机关所取代了。政府宣布大赦天下，所有在七月十九日以前被判刑的人，包括几位仍然背着死刑判决的革命领袖，都获得了赦免。妇女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权利，特别是法律承认了她们跟男人一样具有完全的法律行为能力，而此前的法律不承认她们拥有这样的能力。法律承认了民兵的同居关系，结婚仪式也得到了简化。法律税被废除了，法律手续全部免费，办理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在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一切法庭上，每一个被告人都能自由地为自己辩护，或是聘请专业或非专业的律师为自己辩护。加西亚·奥利维尔保留了希拉尔政府在七月二十三日设立的人民法庭制度：人民法庭由一名审判长、三名审判员、一名公诉人（此五人均为职业法官）和十四名由政党和工会指派的陪审员组成。加泰罗尼亚的人民法庭（它的创始人安德列乌·宁称其为“阶级法庭”）仅由一名审判长、两名审判员和一名公诉人组成，另有八名由各政党和工会指派的陪审员。在革命时期，两地的司法机关都经受了群众恐怖的严峻考验，遭到了彻底的肃清，现在它们又重建起来了：从此以后，这些法官就作为“司法技术顾问”，在新的司法体系中工作，确保法律与形式得以延续。
新的司法机关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它与旧的司法机关几乎没有区别，只不过做了一番现代化的打扮，吸收了所有得到参政政党与工会的支持的人参加罢了。
警察部队的重建
双重政权实际上导致了镇压机关的剧增：政府控制着保安警察、边防部队、突击警察、国民警卫队（它的部队散落在前线和后方，希拉尔政府将其逐渐收拢起来，改名为“共和国国民卫队”[10]），各委员会控制着各类后方民兵、治安巡逻队、警戒委员会和调查委员会。九月二十日的一项法令将所有这些治安部队合并为统一的“后方警备民兵”（MiliciadeVigilanciadeRetaguardia）：革命的治安部队得到了承认，同时又要接受内务部长的领导；十二月十五日，由政治领导人组成的最高安全委员会成立了[11]。十二月二十七日，国家安全委员会（ConsejoNacionaldeSeguridad）成立了，它由下列人员组成：全劳联代表二人、工总代表二人，以及分别代表五个政党的五名代表；由各政党和工会代表选出的内卫部队司令、总监与联络员；主席由内务部长任命的保安警察总监担任[12]。各省都成立了省安全委员会，由省长担任主席。治安机关的转变要比由政权机关的转变顺利得多，因为治安机关的联邦性质会妨碍治安工作有效开展。各级安全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局面。拉尔戈·卡巴耶洛准是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任命自己的老朋友文塞斯拉奥·卡里略为保安警察总监[13]。
同时，一支新的、真正的警察部队开始谨慎地建立起来。当时，边境上根本没有走私现象，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却大力扩充了战前本就规模不大的边防部队[14]。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纽约先驱论坛报》（NewYorkHeraldTribune）记者发回电报，称“一支可靠的警察部队已经成立”：此时边防部队已经招募了四万多人，其中一半拥有较好的武器装备。
革命初期，为了防止长枪党的渗透，每一个新的共和国国民卫队队员、突击警察或警察都要得到政党或工会的担保才能上任。但没过多久，大官们就觉得，各政党和工会妨碍了政府掌握自己的镇压力量。于是，政府便勒令边防部队、突击警察和共和国国民卫队的军人不得参加政党或工会，这个关键的决定使治安部队摆脱了工人组织的控制[15]。于是，警察在理论上又成了每一个政府都需要的盲从而又自觉的工具。
民兵的正规化
八月与九月的军事失败，沉重打击了那些坚持要求保留民兵的人。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比如杜鲁蒂、加西亚·奥利维尔和梅拉，要求建立统一的组织与指挥。每个人都很清楚，要想避免失败，就必须在部队里、在战斗中建立铁的纪律；必须组织好供应、装备和通讯；必须制定和执行一个全局性的战略计划。然而，围绕着这个问题，产生了许多分歧。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在保留民兵的框架内进行这些改革，保留选举指挥员、所有人领取相同薪饷的做法，并废除军衔标志。统工党则要求仿效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的俄国红军，用政治委员和士兵代表会来监督军官，还为此印发了托洛茨基的《红军手册》。没有人胆敢宣扬重建旧式军队，许多人觉得，共产党提出的“人民军”的口号，可以把革命的雄心与对纪律的要求结合起来。政府一面小心翼翼地避免同民兵的独特斗志发生直接冲突，一面逐步将民兵改编为军队。
九月二十九日，政府下令征召二十岁至四十五岁的健康男性入伍，开始了民兵正规化的进程：民兵委员会（不久改为民兵司令部）控制了这个组织下辖的所有民兵部队的薪饷、粮食和军需[16]。政府成立了总参谋部，负责协调和集中智慧。政府利用从民兵纵队中动员和征集来的军官和士官，再加上刚征召的新兵，按照正规的军事编制——营、团、旅、师、军——建立了新的部队。正规化遭到了某些某些民兵部队的抗拒。全劳联民兵的机关报《自由战线》（FrenteLibertario）在十月二十七日发表了题为《打倒军队》的文章，强烈抨击正规化。铁纵队（ColumnadeHierro）用暴动来答复政府的强行正规化。但这些反抗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希拉尔没能重建军队，既是因为他毫无威望，也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必需的现代武器。而卡巴耶洛政府既能得到要求建立统一指挥的各政党和工会的支持，又有苏联提供的军火。就连武器的发放都是为正规化服务的：只有接受重组的部队才能获得武器。共产党和政府组织的部队所赢得的胜利，也促使其它纵队接受了正规化。正规化得到了全劳联部长们的支持，全劳联和伊无联全国委员会还派出代表，到前线去劝说各纵队的领导和民兵。为了获得武器，最执拗的纵队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正规化”。工人与士兵代表会被废除了，《工人团结报》发现自己再也找不到理由为它们辩护，便对它们的废除大唱赞歌。民兵首先失去了原来的名字。根据原有的兵力，百人队改成了连或营，纵队改成了团或旅。各纵队的名字原先都与工人组织有关，正规化之后就改成了冷冰冰的数字。在阿拉贡战线上，杜鲁蒂纵队改编为第二十六师，卡洛斯·马克思纵队改编为第二十七师，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纵队改编为第二十八师，列宁纵队改编为第二十九师，马西亚—孔帕尼斯纵队改编为第三十师。然后又设立了军衔：十人队代表成了下士或中士，百人队代表成了上尉，纵队领导成了少校。军衔标志悄悄地重新出现在了外套和大衣上。接受整编后，在新的军事法典拟好之前，作为一种临时措施，民兵不得不重新接受旧式军事法典。
干部的训练问题依然难以解决。我们前面讲过，民兵只有为数极少的正规军官：阿吉雷主席认为，全西班牙的民兵大概只有二百来个正规军官，整个北方只有十二个。而且，他们也不可靠，拉巴塞尔认为，一大部分正规军官只“忠于某些地区”。瓦尔什（Walch）将军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的《时报》上提到，某些军官正在“蓄意怠工”。安德列·马尔罗讲过炮手朝己方民兵开炮的事情，波克瑙也举出了几个军官蓄意怠工的例子。尽管政府为他们的忠诚一再担保，但他们的出身，以及他们暴露出的各种不可靠的迹象，都让他们身边的战友对他们充满疑虑。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梅嫩德斯和马丁·布拉斯克斯都曾险些遭到私刑处决。里克尔梅[17]和米亚哈都曾遭到过威胁，政府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不得不把他们转移到别处。桑蒂利安的副手埃斯科瓦尔和马丁内斯被暗杀了[18]。因此，首要任务之一是训练军官。加西亚·奥利维尔曾接受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委任，在巴塞罗那组织过人民战争学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所以拉尔戈·卡巴耶洛也指派他负责人民战争学校。经过两个月的速成课程，五所人民战争学校培养了三千名军官，他们都是由某个政党、工会或纵队推荐的[19]。军官团就这样培养出来了，尽管起用了旧式的纪律条令，恢复了在不执勤时也要敬礼的做法，但所有军官都领相同的薪饷，避免了他们成为一个特权群体。而且，民兵在正规化时，在革命初期临时充任领导职务的工人和活动家几乎都获得了相应的军衔，所以民兵的平等精神就能更容易地保持下去。
人民军的领袖，反映了这支军队的干部来源的多样化。其中有些人是革命前的中高级军官：米亚哈和波萨斯[20]原本就是将军；罗霍本是少校，后来晋升为将军；阿森西奥原是中校，在九月被晋升为将军；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和梅嫩德斯曾是阿萨尼亚的副官；卡萨多[21]和佩雷亚[22]原是少校。其他人要么原先是民兵指挥员，要么是在组建总参谋部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弗兰西斯科·加兰[23]、科尔顿、巴尔塞洛[24]、休塔特、海军参谋长普拉多（Prado）少校和空军参谋长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少校。也有一些出身工人阶级、在革命初期的战斗中脱颖而出的人，他们主要是共产党员，比如石匠利斯特尔和木匠莫德斯托[25][26]，曾在西班牙外籍军团当过中士、绰号“农夫”（ElCampesino）的巴伦丁·冈萨雷斯[27]，以及排字工人杜兰[28][29]；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乔维尔、比万科斯[30]和西普里亚诺·梅拉，甚至还有统工党的干部，比如金属工人巴尔德里斯（Baldris）和职员罗维拉。当时他们的军衔都不高于少校。但他们占据着重要的指挥职位：利斯特尔在一九三六年当上了旅长，一九三七年一月当上了师长；莫德斯托、杜兰和梅拉很快都当上了师长。这些领袖都很年轻：杜兰只有二十九岁，而第五团的阿尔维托·桑切斯[31]在当上旅长时年仅二十一岁。
人民军不但在军旗上采用了红星图案，还设立了政治委员，后者在国外对“共产主义革命”传奇的形成无疑起到了最大的作用。只要一提起“政治委员”，人们依然会马上想起俄国革命，和托洛茨基组建的红军。
不过，早在一九一七年以前，政委就出现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政府也必须用政治上不可靠的军官组建正规军，还需要有人来监督正规军官，并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民兵的“政治代表”不仅可以追溯到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的“政委”，还能追溯到一七九四年的“特派代表”[32]。戈尔金认为这项制度“由卡诺[33]提出，由托洛茨基加以完善”，卡巴耶洛政府在相同的情况下，也采用和发展了这项制度。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政府颁布法令，成立了总政治委员部（ComisariadodeGuerra），并规定政委的任务是“在军队中代表政府的战争政策，并在不干预军事指挥员的情况下，使军队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个定义非常模糊暧昧：根据具体情况，政委既能大权独揽，也可能无足轻重。其实，政委的任务是很繁重的。十一月五日通过的条令指出，政委是“指挥员的左膀右臂，他最优秀的第一号助手”，是“哨兵与警惕的眼睛（ojoavizor）”，是所有人的“同志与榜样”。他是战士和军官的政治指导员，是与平民沟通的联络员，是工作、休息与娱乐的组织者。由共产党制定的这个条令指出：“政治委员首先要关心的是人。”
敌人把政治委员叫做“红色随军牧师”，共产党把政治委员当做“人民军的心脏与灵魂”。在训练民兵、把民兵转变为军队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最多的心血，他们常常是军队中的灵魂人物，有时还会成为实际上的领袖[34]。
革命成果的“合法化”
加西亚·奥利维尔在向全劳联活动家做述职报告时说：“我在司法部长任上，把事实上的成果转变成了合法的事实。”然而这不过是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的缓兵之计，它的目的是通过对革命成果的合法化，阻止革命进一步扩大战果。
教会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宗教崇拜已经遭到禁止，然而这并没有得到任何法律的认可。这一事实十分明显。据加布里埃尔·佩里[35]报道[36]：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曾在一九三六年九月要求政府开放教堂并承认信仰自由，这在共产党的纲领中是很重要的一项要求[37]。不管怎么样，总之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也向内阁提出了这个提议，但遭到了加西亚·奥利维尔的强烈反对，最后被拉尔戈·卡巴耶洛否决。教育方面的任务也很繁重：国家试图保障宗教学校的存续。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签发了一项法令，准许向由人民阵线各政党和工会推荐的候选人颁发“简化学位证书”。他还组织了由民兵教导员组成的专家小组，在民兵和农村进行突击扫盲。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虽然承认了“新教育标准学校”，但它的教学原则，以及在工会与教师的双重监督下进行的实际操作方法，都没有推广到全国范围，因为全国的教育体系仍未改变。
全劳联代表在担任工业部长后，人们本来希望他会采取措施，使革命后自发开展的集体化运动得以巩固与深化发展。希拉尔政府曾在八月二日颁布一道法令，允许工人占领参加军事叛乱的老板的企业。然而，如果企业是由于其它原因（比如缺乏资本或纯属恶意）而被抛弃的，工人对其的占领仍是不合法的。茹安·佩洛在就任工业部长时指出：他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烂摊子：部分工业企业已经成了“工人监督企业”，而“监督”实际上就是“工人管理”，其它的企业已被集体化，剩下的企业虽然改成了工人监督企业，但仍由老板管理，可老板唯一关心的就是挽救自己的资本。所有这些企业都已处于崩溃边缘：部长办公室被一万一千多份贷款申请书堆得满满的，可是他连一份都不能批。佩洛向卡巴耶洛建议，颁布集体化的法令，但卡巴耶洛没有同意，因为这样会对工业所有制造成沉重打击，并有可能会引发西方国家的报复，导致“武器禁运”进一步恶化。最后，佩洛的计划缩减为允许对事关战争胜败的重要工业企业进行政府干预。
在加泰罗尼亚，由于全劳联和统工党提出要求：要解散革命政权，就得必须将集体化“合法化”，所以，在它们的推动下，自治政府评议会走得更远。十月二十四日，自治政府颁布法令，将所有雇员人数超过二百人的企业集体化，并在其余的企业建立工人监督委员会。考虑到外交影响，全劳联与统工党代表同意给予外国股东一定的补偿。但是，西班牙股东也可以获得补偿，不过补偿的总数并未确定；这样一来，当共和国恢复法制后，集体化的企业就有可能要向以前的股东交付股息。全劳联和统工党曾极力主张垄断外贸，它们认为这是集体化的必然结果，最重要的是，它是实行计划生产的前提，而没有计划生产，集体化就只会陷入混乱。它们在这一点上也遭到了失败，外贸依然没有被垄断。
信贷问题是集体化真正的瓶颈，这个问题并没能按照革命派的主张来加以解决。我们前面讲过，信贷危机甚至威胁到了集体化企业的正常运转。全劳联与统工党要求成立工业信贷银行，却遭到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评议会的拒绝。工总在马德里对银行实行监督，虽然阻止了资本外逃，但银行只向私人企业发放贷款，甚至还向政府的转账业务收取高昂的手续费。工业部长茹安·佩洛曾建议设立工业银行，给集体化的工厂提供资金，使它们能够运转。但财政部长内格林拒绝了这个建议；茹安·佩洛还曾要求内格林提供三千万比塞塔的贷款，这笔贷款对于集体化工业至关重要，然而内格林就是不批[38]。因此，集体化运动便举步维艰，甚至停滞不前了，政府依然通过银行控制着这些企业。政府还通过自己任命的监督员和经理，逐步恢复了对工人监督企业和工人管理企业的控制。政府出于对效率的考虑，以及它自己的政治偏见，往往会让老板或管理人员重新掌握他们原来的企业，只不过让他们换了个头衔而已。
政府也在农村推行了同样的政策。“土地改革”与“保卫共和国”相脱节的危险已经出现，但是政府并没有采取补救措施。乌里维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颁布的法案，已经大大落后于农村的实际形势。地租与地契已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地租与地契实际上已被废除，但这种做法却完全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然而这个法案却对此不置一词，只提到将叛乱地主的一切田产“无偿收归国有”，农民可以自行决定在被没收的土地上集体或单独耕作。因此，这项法案没有完全将没收土地合法化：只有上了官方名单的地主，才会被没收土地。一些重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有些没有参加叛乱的地主也被没收了土地。所以，以前被当作叛乱分子的地主，也有可能被法律认为没有参加叛乱。结果，某些地主的继承人就能继续享受他们的权利。结果，成千上万的农民仍在担心：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夺来的土地，会不会有一天还得交回去？
无政府主义者一再退让
如果没有全劳联—伊无联最受欢迎的领袖的配合，没有他们控制的各级机关的支持，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就不可能重建国家政权。但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家们看来，自己的领袖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解释，就突然彻底扭转了自己的政策。我们前面讲过，某些领导人（比如桑蒂利安）怀着沉重的心情，勉强交出了革命政权，但其他人很快就做出了更过分的事，甚至幸灾乐祸地践踏起了此前被他们奉若神明的无政府主义信条[39]。全劳联领袖告诉大家，杜鲁蒂为了胜利愿意献出一切，在许多人看来，这个“一切”就等于革命的成果[40]。入阁的无政府主义拿出了真正的部长派头[41]，宣传部长给加西亚·奥利维尔安的正式头衔叫“最尊贵的司法部长阁下，加西亚·奥利维尔同志”（ElexcelentissimoseñorministrodeJusticia,camaradaGarciaOliver）。无政府主义者当上军官和警察后，他们的言行都变得更像军官和警察，而不像无政府主义者了：治安委员艾洛雷斯[42]宣称他“最热切的希望”就是建立一支统一的警察部队，而梅拉则无视自己的“同志”，宣称他从此以后只认上尉和中士。
许多领导人都深感不安：他们还没有忘记，就在不久之前，法官、军官和部长还是阶级敌人的化身。他们并没有质疑同政府合作的策略，但他们对某些狂热地推行这个策略的人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于是，桑蒂利安在失去了职权之后，最终站了出来，对他自己的组织的机关进行了愤愤不平、疑虑重重然而又毫无用处的批评。总的来说，无政府主义活动家们并不怎么觉得于心不安。地方组织、地区组织甚至个人不考虑全国组织的政策，自作主张的情况空前增多。大部分反对派（“宗派主义者”）并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争论和解释理论上。他们通过多种方式（从脱离战线到武装示威）的直接行动，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十月一日，铁纵队（这支纵队是在瓦伦西亚组建的，骨干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脱离了特鲁埃尔战线，在瓦伦西亚推行“革命秩序”。它袭击了国民警卫队，缴了他们的枪，攻打法院，烧毁了法院的档案，然后又搜查夜总会和歌舞厅，帮助客人摆脱了珠宝与钱包的重担。政府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铁纵队鸣金收兵；社会党领袖何塞·帕尔多·阿拉西尔（JoséPardoAracil）也死于这次暴动。十月底，铁纵队的一位领导人阿里萨·冈萨雷斯（ArizaGonzález）被暗杀了，很可能是有人蓄意报复，十月三十日，铁纵队在瓦伦西亚为阿里萨·冈萨雷斯举行了葬礼，结果这次葬礼又变成了武装暴动。当送葬队伍经过特图安广场（PlazadeTetuán）时，遭到共产党武装用机枪扫射，造成五十多人死亡。这样的冲突随处可见，天天都有，而且几乎全都如出一辙：对一切都极不信任、也没有具体目标的无政府主义者，盲目地用暴力发泄他们的不满，然后警察和共产党武装就会对他们进行粗暴的镇压，并趁机夺占他们的阵地。在昆卡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波克瑙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还说昆卡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堡垒，到了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就把昆卡称作工总的重镇了。
叛军刚开始向马德里发动进攻，政府就撤往了瓦伦西亚，无政府主义者对此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已在思想上陷入彻底混乱的一个典型例子。无政府主义者部长起初反对撤退，最后改变了主意，跟着卡巴耶洛一起撤走了。《工人团结报》迅速指出，政府迁往瓦伦西亚，可以重建和加强它的道义威信。而全劳联—伊无联马德里分会则向摆脱了部长们的首都致敬，瓦伦西亚分会则指责政府成员都是懦夫和逃兵。一百多名来自西古恩萨战线的无政府主义民兵在塔兰孔（Tarancón）拦下了政府车队，扣留和恐吓政府成员与各国使节（包括苏联大使罗森贝格）；全劳联马德里分会领导人爱德华多·巴尔使出浑身解数，总算说服民兵释放了他们，让他们毫发无损地离去[43]。
这些冲突损害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声誉，并让它的敌人获得了指责它的队伍中的“捣乱分子”的借口。最重要的是，它们加剧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孤立处境，并使敌视无政府主义的力量坚持己见，公开表露自己对无政府主义的敌意。
在前几个月里，城镇里的小资产阶级被吓得东躲西藏。然而，无政府主义者虽然造成了恐怖气氛，他们却没有赢得胜利，没有夺取政权，最重要的是没有消灭敌人。他们看不到革命有完成的可能，便听任革命被葬送：半途而废的革命开始反噬自己的创造者了。
农村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革命初期欢天喜地地接受了集体化的农民，现在也开始为自己前途未卜的处境而忧心不已。民兵的征收，给农民造成了很重的负担，他们不再把集体化当成民兵曾向他们许诺的乐土了。官方关于秩序、法制和财产的声明，鼓舞了集体化的敌人，加强了他们的自信。他们知道新的警察部队是靠得住的：塔拉戈纳省有一个叫法塔雷利亚（Fatarella）的村子，村民六百人，一九三七年一月，无政府主义者来到这里推行集体化，遭到小农的武装反抗，造成多人死伤。农村各地的革命形势出现了程度不等的倒退。
事实就是：在革命达到高潮时，无政府主义者没能推翻软弱的希拉尔政府，并巩固胜利；而现在，他们的队伍已经四分五裂，他们没有领导也没有政策，却奋起反抗一个强势的政府，这个政府不但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甚至还得到了他们自己的领袖的支持。更有甚者，力量不断壮大的西共与统社党在各地向无政府主义者发起了挑战，他们拥有纪律严明的干部，拥有物质手段，还拥有一个政策：从上到下，共产党都在挖无政府主义者的墙角，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从无政府主义的衰落中获利最大的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的势力大涨
我们前面讲过，从一九三六年九月开始，西班牙共产党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就成了西班牙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内战爆发时，它们共有大约三万名党员，几个月后就达到了数十万人，到一九三七年六月已经达到了一百万人。不过，由于苏联政府亲自干预战争，西共和统社党的领袖便不再是党内唯一的主角了。一九三六年七月底，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便接管了党的领导层与组织。派往马德里的共产国际代表有化名“梅迪纳”（Medina）的阿根廷人柯多维拉[44]，保加利亚人斯捷潘诺夫[45]，来头最大的是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éminencesgrise）、化名“艾尔科利”（Ercoli）和“阿尔弗雷多”（Alfredo）的意大利人托里亚蒂[46][47]。派往巴塞罗那的是化名“佩德洛”（Pedro）的匈牙利人格洛[48]。在这些共产国际代表身边还有一批拥有宝贵经验的技术专家和顾问，他们可能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过很长时间。西班牙共产党的整个军事政策全都由意大利人维托里奥·维达利[49]一手掌控，他是苏联情报机关最重要的外国特工之一，西蒙娜·泰里[50]说他身材矮小，“长着一张喜剧演员的脸，脸色白里透红，还有一头金发”。他在西班牙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CarlosContreras），更常用的化名是“卡洛斯少校”（ComandanteCarlos）[51]。他们全都拥有充足的资金，可以使他们建立庞大的行动与宣传机关。
全世界反动报刊利用“莫斯科黄金”（OrodeMoscu）[52]，大肆渲染“布尔什维克革命”正在毁灭西班牙；而共产党却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坚决保卫共和国的法律与秩序，保卫财产与法制。共产党的所有领袖都在演讲中一再重申：在西班牙还谈不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现在进行的斗争，既是反抗半封建制的西班牙与外国法西斯分子的民族战争和人民战争，也是世界民主阵营与法西斯阵营的斗争的一部分。一切有可能破坏工人阶级与“人民中的其它阶层”之间的统一战线的东西，都会遭到共产党的强烈谴责。共产党特别注意维护它与共和派领袖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不知疲倦地重复这句口号：“保护农民、小工厂主和小商人”。何塞·迪亚斯宣称：“我们在为新式的议会民主制共和国而战。”这种制度，意味着摧毁西班牙半封建制度的物质基础、剥夺大地主、消灭教会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消除军国主义、粉碎大金融寡头集团。何塞·迪亚斯认为，这些目标已经实现了。因此，当前唯一的任务就是打赢内战：“首先打败弗朗哥”成了共产党的主要口号。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巩固民族与人民的联盟，加强人民阵线政府的权威：共产党支持孔帕尼斯政府对抗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支持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对抗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支持合法政权对抗“不负责任的委员会”。他们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建立正规军，支持希拉尔，并按照这条路线，帮助拉尔戈·卡巴耶洛上台。何塞·迪亚斯曾多次指出：“强行进行社会化和集体化……是荒谬的，这等于帮了敌人的忙。”此外，共产党还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痛骂所有要求继续革命的人。“在打赢战争之前，我们不能推动革命。”他据此向共和国阵营中的左派，也就是革命派发起了全面进攻。在同一篇讲话中，何塞·迪亚斯宣称：“人民的敌人是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捣乱分子”，共产党的宣传员根据莫斯科审判的结果，无休止地重复批托的谎言：“托洛茨基主义不是一个政党，而是反革命匪帮。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捣乱分子是人民的三大敌人，必须在西班牙、乃至所有文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彻底消灭它们。”弗兰茨·波克瑙指出了这条政治路线造成的后果：它超出了反弗朗哥斗争的范围，把斯大林派共产党的组织拖入了一场以效率为名，全面反对革命的斗争：“共产党不仅反对社会化的大潮，他们还反对几乎一切形式的社会化。他们不仅反对将农民的小块田地集体化，还成功地阻挠了一切试图将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他们不仅反对在局部地区废除货币的幼稚想法——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有理——他们还反对由国家控制市场……他们不仅试图建立一支活跃的警察部队，还特别青睐那些遭到群众痛恨的旧政权的警察部队。他们不仅破坏了委员会的权力，还敌视一切自发的、不受他们控制的群众运动。简单来说，他们不是去引导群众，把群众自发的、纷乱的积极性，变成有序的积极性，而是企图用刻板划一的行政性的、军事化的行动，来代替群众的行动，彻底消除群众的主动行动。[53]”
这种保守的政策，使西共与统社党迅速壮大，并加强了它们的影响力。由统社党控制的工总加泰罗尼亚组织原本比较弱小，但由于政府通过了强制工会化的法令，使工总在当地的势力大增。在工总旗下成立的加泰罗尼亚小贸易商与小实业家协会，是一个以维护商人、技术员和小实业家为借口，帮助中小资产阶级同革命成果作斗争的组织。另一方面，工总在列万特的小农中间拥有较强的基础，共产党便在这里成立了以马特乌（Mateu）为首的独立农会，集体化的所有敌人，包括地方豪强在内，都支持这个农会。
总的来说，凡是拥护共和区的法律与秩序以及财产关系的人，都投靠了捍卫这些东西的西共与统社党。法官、高级公务员、军官、警察都把共产党当作是实现他们喜欢的政策的工具，以及在关键时刻保护他们的安全的手段[54]。同时，共产党也不再是一个由无产者组成的党了：根据它自己提供的数字，在一九三八年，它在马德里拥有六万三千四百二十六名党员，其中只有一万〇一百六十人是工会会员，不难推算出工人仅占党员比例的一小部分[55]。此外，在共产党的大力宣传下，一些名人也参加了共产党，可是这些人当中，有的人对工人的事业远远谈不上百分之百的忠诚[56]。
不过，共产党能发展得如此之快，原因不仅仅在于它实行了温和的政策并坚决效忠共和国。其实，在革命初期的混乱中，共产党证明了自己是一支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是一件非常有效的武器。它的一大成就，便是号召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团结起来，赢得了所有一心想同弗朗哥斗争的人的广泛响应，无论他们是共和派、社会党、工会会员还是无党派人士。无论是埃尔南德斯、“热情之花”、甚至柯莫雷拉，都只有在他们痛斥各委员会与捣乱分子的时候，在要求实行严格的纪律、遵守法制的时候，才会得到认真的对待，因为他们的党证明了自己具有出色的作战能力，因为他们的党知道如何树立榜样。
保卫马德里的传奇，也证明了共产党在一定条件下，不仅可以借助十月革命与红军的革命传统，也能利用具体的革命方法——简单来说，就是能在群众面前装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在许多参加了革命史诗一般的首都保卫战的西班牙籍和外国籍战士看来，不久之后，这次战役将不仅仅是反法西斯主义的象征。在同德国和意大利雇佣军战斗时，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战。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相信，暂停革命只是短暂的战略撤退，反法西斯斗争最后一定会变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
从这个观点来看，第五团成了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的最有效的手段。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马德里共产党员占领了库瓦特洛·卡米诺斯（QuatroCaminos）的慈幼会修道院，在修道院里成立了第五团，到了月底，第五团的兵力就达到了八千人。“第五团”这个番号大有深意：共产党领导层选择这个番号，是因为在叛乱爆发前，在马德里只有四个团。政治局任命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57]为第五团团长，卡洛斯少校为副团长，让他们把第五团建立起来。他们在每一个营里都成立了一个主要由共产党员组成的“钢铁连”，并有条不紊地吸收预备役和现役军官、士官参加。在苏联帮助下，第五团迅速壮大。它拥有充足的装备，获得了良好的训练，并拥有优秀的骨干。政府器重第五团，因为它是纪律的楷模：它重新采用了正规军的编制，设立了军衔与军衔标志，并恢复了敬礼的礼节。
在其它纵队中工作的正规军军官不断要求调到第五团，他们觉得第五团跟他们习惯的工作环境一模一样。第五团有自己的乐队和合唱团，还有一份日报《人民民兵》（MiliciaPopular）。它很快就有了自己的传奇。九月底，它的兵力已达三万人。它后来扩编为第五军，兵力超过了十万人，拥有中央集团军的绝大部分兵力。
第五团是第一个设立“政治委员”的部队：其实，在共产党领袖看来，不能让不断壮大的第五团脱离党机关的控制。政治委员负责在正规部队中维持党的政治纪律、监督技术专家、并维持士气。共产党还能通过总政治委员部扩大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只有这个组织才真正明白，军中的大批政治委员，能给一个活跃的政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在总政治委员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庇护下，在总政治委员部成立后的第一年里，共产党逐渐掌控了整个总政治委员部[58]。因此，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口号灌输到部队中去，向士兵宣传自己的主旋律：民主、爱国、纪律。红军的政治委员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宣传员，而西班牙政委的词汇表中却没有这两个词，按照西共的设想，设立政委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军队中彻底消灭那些认为革命与战争同等重要、必须立即推进革命的思想。
为了继续获得苏联的军事援助，所有人都不敢批评斯大林派共产党，因此，共产党成了恢复国家政权、重建军队的反法西斯政纲的捍卫者，成了执政联盟当中最为活跃的因素。阿萨尼亚、孔帕尼斯、普里耶托、乃至拉尔戈·卡巴耶洛都曾衷心信任并大力支持共产党，然而后来他们却责备同样信任和支持共产党的德尔·巴约。共产党的地位日益提高，它不但广受舆论好评，更在国家机关中加强了自己的地位。我们前面刚刚讲过，共产党已经控制了人民军的政治干部与军事干部。它还控制了审查与密码部门。它的人在新建的警察部队里高踞要职，比如马德里的布里利奥[59]和巴塞罗那的罗德里格斯·萨拉斯[60]。它的凝聚力和纪律性，使人们产生了这个疑问：它就没有形成一个国中之国吗？
从共产党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的表现来看，它动用自己的职权的目的，并不像它经常自称的那样，是为了共同利益和统一战线；更重要的是，它是在苏联政府的指示下采取这种方针的。在成立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时，尽管已经决定所有党派都要参加，但共产党却坚决不让被它斥为“托洛茨基派”和“苏联之敌”的统工党参加[61]。十一月十五日的《战斗报》对此提出抗议，并将矛盾公开化：“斯大林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西班牙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命运，而是根据他与某些国家结成的、反对另一些国家的盟约的政策，来保护苏联政府。”十一月二十八日，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向报刊发布照会，干预西班牙共和国内政，谴责《战斗报》“卖身投靠国际法西斯主义”。这次事件在加泰罗尼亚引发了政府危机，最后导致统工党被赶出了自治政府评议会。十二月十七日，正值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结束后，《真理报》对此作出评论，进行了毫不掩饰的威胁：“加泰罗尼亚已经开始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必须拿出跟苏联一样的劲头来完成这项工作。”
关于重建国家政权的得失
地平线上仍有不少令人担忧的乌云。双重政权状态已经消失了，但职权不明、交叉管辖、政策彼此矛盾的情况依然不少。马拉加的情况并非孤例。马拉加的省长阿莱斯（Arraiz）和委员会都没有掌握实权，实权落在军人手里，但他们又无法理解或掌控手下的工农部队。警察部队重建后，几百个村庄各自拥有治安力量的缺点也就随之消失了，但波克瑙正确地指出，农民对内战的热情也随之冷却了。意大利自由派贝尔托尼[62]在维斯卡战线上写道：“西班牙的战争失去了一切新的信念，没有了改造社会的思想，伟大的革命性已经丝毫不剩……只剩下了非生即死的可怕问题，但这已经不再是建立新制度、锻造新人的战争。[63]”
然而，就在此时，马德里保卫战开始了：它既是现代战争：两支有组织的军队正面交锋，双方都动用了飞机、火炮和坦克；又是革命战争：战士的士气突破了技术条件的限制，武装起来的人民奋勇抵抗欧洲两大军事强国。马德里保卫战和瓜达拉哈拉战役，是共和军在内战中仅有的重大胜利，它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组织性与纪律性尚未扼杀激情与信念，而激情与信念还能依靠纪律性与组织性——还得依靠武器：任何事业，无论它能激励多少人为它献身，如果没有武器，它就不可能胜利。
[1]根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转述（《在西班牙开始的战争》，第216页）。——原注
[2]1936年11月6日，弗朗哥率领叛军兵临马德里城下，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撤往瓦伦西亚，11月7日，留守在马德里的各政党和工会成立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JuntadeDefensadeMadrid），在它解散前，它实际上接管了马德里地区的防御工作和一切市政业务，成了事实上的马德里政府。1937年4月23日解散。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1936年11月7日）：
主席：何塞·米亚哈·梅南特将军；
书记：费尔南多·弗拉德（FernandoFrade）（社会党）；
副书记：马克西莫·德·迪奥斯（MáximodeDios）（社会党）；
军事委员：安东尼奥·米赫·加西亚（西共）；
副军事委员：伊西多洛·迪耶格斯·杜维尼亚斯（IsidoroDiéguezDueñas）（西共）；
公共秩序委员：桑蒂亚戈·卡里略·索拉雷斯（统社青）；
副公共秩序委员：何塞·卡索尔拉·毛雷（JoséCazorlaMaure）（统社青）；
军事工业委员：阿莫尔·努尼奥·佩雷斯（AmorNuñoPérez）（全劳联）；
副军事工业委员：恩里克·加西亚·佩雷斯（EnriqueGarcíaPérez）（全劳联）；
供应委员：帕布洛·雅古埃·埃斯特瓦兰斯（PabloYagüeEstebaranz）（人民俱乐部）；
副供应委员：路易斯·涅托·德·拉·弗恩特（LuisNietodelaFuente）（人民俱乐部）；
通讯委员：何塞·卡雷尼奥·艾斯帕尼亚（JoséCarreñoEspaña）（左派共和党）；
副通讯委员：赫拉尔多·萨乌拉·梅里（GerardoSauraMery）（左派共和党）；
财政委员：恩里克·希梅内斯·冈萨雷斯（EnriqueJiménezGonzález）（共和同盟）；
副财政委员：路易斯·鲁伊斯·维多夫洛（LuisRuizHuidobro）（共和同盟）；
信息与联络委员：马里亚诺·加西亚·卡斯卡雷斯（MarianoGarcíaCascales）（自青联）；
副信息与联络委员：安东尼奥·奥尼亚特（AntonioOñate）（自青联）；
疏散委员：弗兰西斯科·卡米内洛·罗德里格斯（FranciscoCamineroRodríguez）（工团主义党）；
副疏散委员：安东尼奥·普雷克塞斯·科斯塔（AntonioPrexésCosta）（工团主义党）。
帕布洛·雅古埃·埃斯特瓦兰斯和路易斯·涅托·德·拉·弗恩特虽然代表马德里人民俱乐部参加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但他们都是西共党员。
1936年12月，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增设了负责宣传、民兵、运输和勤务等业务的委员，其他委员也有一些变动。——中译者注
[3]最高军事委员会（ConsejoSuperiordeGuerra，成立于1936年11月9日）的委员有：拉尔戈·卡巴耶洛、普里耶托（军工生产）、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军队政治工作）、加西亚·奥利维尔（训练军事干部）和乌里维（粮食供应与军需）。——原注
[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得到了当时的各反法西斯组织的一致赞成。孔帕尼斯号召“成立一个强势的、拥有全权的政府”，因为这样的政府“吸收了所有包括各政党和工会在内的反法西斯力量的代表参加，得到了它们的完全授权。”阿萨尼亚在拥护一项战争政策时，要求“为共和国成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严明、认真负责的政府”。共产党人米赫指出：“当前的口号必须是一切通过政府，一切为了政府，加强政府的威信与权力。”当上了部长的无政府主义者茹安·佩洛断言：“我们认为战争第一，革命第二。现在要听政府的指挥。”——原注
[5]摘自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第1卷，第253—254页。——原注
[6]里卡尔多·萨瓦尔萨·埃洛尔加（RicardoZabalzaElorga，1898年1月29日——1940年2月24日），生于纳瓦拉的一个医生家庭，青年时曾在阿根廷求学和工作。1930年返回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社会党，1933年3月当选为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纳瓦拉省书记。1934年2月当选为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总书记。因参加1934年十月起义而被捕入狱。叛乱爆发时在马德里参加平叛战斗。1936年10月底接替埃内斯托·阿林，出任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11月被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任命为瓦伦西亚省长。不久后调到中央农业合作社协会（UniónCentraldeCooperativasAgrícolas）工作。共和国覆灭后被捕，1940年2月24日遇害。——中译者注
[7]这个比例有时会变得完全不同。比方说，卡斯蒂利昂的委员会原有35名委员，其中全劳联14人、统工党7人、工总7人、共和派7人。市政改革之后，全劳联、工总、统工党、西共、统社青、社会党和共和派政党都拥有相同的代表数量。——原注
[8]许多活动家借此在行政机关当上了官，这或许就是他们倒戈的原因。达维德·安托纳在1936年还是是建筑工人，到了1939年就已经当上了王城省（ProvinciadeCiudadReal）省长。只有少数几个人，比如胡安·洛佩斯，在当过部长或高官之后又回到了工厂。——原注
[9]在各个组织一致同政府合作的情况下，各委员会进行的反抗可能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料。1937年2月8日，市政改革法案颁布一个多月后，何塞·迪亚斯在瓦伦西亚发表重要讲话，其中一大半都在强调必须摆脱“微型政府”、必须用市镇评议会来代替各委员会。1937年4月27日，已在1936年7月被共和派占领的《ABC》报道称，在卡斯蒂利昂某地，为了用市镇委员会来取代委员会，卡斯蒂利昂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
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殊情况，由于史料记载得不多，在这里必须提一下。在阿斯图里亚斯，由于没有出现替代它们的组织，各种委员会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社会党国会议员、阿斯图里亚斯与希洪省际委员会委员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对媒体指出（《ABC》，1937年2月12日）：“应该承认，这里没有人患有委员会恐惧症。”1937年1月8日，全劳联和工总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地区组织签署了一份协议，在该地区全面成立全劳联—工总联合监督委员会（在各地的监督委员会中，双方各占一半席位，委员会主席由当地人数较多的组织的人担任）。1937年4月13日，工总阿斯图里亚斯组织召开代表大会，哈维尔·布埃诺在《明晰》上指出这是“第一次革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批准了这条路线。在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共产党提出的候选人反对委员会，主张“统一”，结果只得了12000票，而现任领导层得了87000票。统社青阿斯图里亚斯组织（请参阅第本书第一部第十一章）违抗共产党的命令，与自青联组成了“革命阵线”。
在被叛军攻陷之前，阿斯图里亚斯一直是一个被围攻的公社。即使在弗朗哥攻占该地后，游击队依然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抵抗，可见该地的革命精神之强烈——在该地小心谨慎地进行的恢复共和国政权的工作，并未将革命精神扑灭。——原注
[10]共和国国民卫队（GuardiaNacionalRepublicana）成立于1936年8月29日，由忠于共和国的国民警卫队改编而成。1936年12月27日并入新成立的内卫部队（CuerpodeSeguridadInterior），但部分共和国国民卫队的整编工作直到1937年才完成。——中译者注
[11]最高安全委员会的委员有内务部长加拉尔萨（工总）、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艾斯普拉和加西亚·奥利维尔。——原注
[12]这一句的法文版和英文版都讲得不清不楚，所以译者参照其它资料重新编写。——中译者注
[13]卡里略的前任是革命前上任的曼努埃尔·穆尼奥斯（ManuelMuñoz）。内格林担任总理后，由共产党人安东尼奥·奥尔特加接替卡里略出任保安警察总监。——原注
[14]边防部队的传统任务是巡逻边境，检查出入境的人员与货物。由于内格林大力扩充边防部队，人们便给边防部队起了个外号叫“内格林之子”（hijosdeNegrín）。——原注
[15]这项措施似乎没有得到彻底贯彻执行，至少它涉及到的几个政党没有完全遵守它。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一章注释[21]，由玛尔加丽塔·内尔肯（MargaritaNelken）劝诱突击警察“皈依”共产党而引发的争端。——原注
[16]1936年8月6日成立的民兵监察局（InspecciónGeneraldeMilicias），在10月20日划归中央战区作战主任何塞·阿森西奥上校管理，改称民兵司令部（ComandanciadeMilicias），负责管理民兵。——中译者注
[17]何塞·里克尔梅·洛佩斯—巴戈（JoséRiquelmeyLópez-Bago，1880年8月31日——1972年1月28日），西班牙将军，曾参加里夫战争，内战爆发后忠于共和国，1936年9月初曾率领共和军进攻叛军，遭到失败后被调离前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8]埃斯科瓦尔（Escobar）和马丁内斯（Martínez）在11月21日被杀。官方调查未能查明凶手。桑蒂利安认为，“另一个反法西斯组织”教唆杀害了他们，这个组织无耻地指责自己的盟友玩弄两面派手段。马丁·布拉斯克斯指责某些伊无联民兵企图暗杀他和他的朋友。——原注
[19]加西亚·奥利维尔以巴塞罗那人民战争学校为模板，组建了这些学校。然而，这样培养出来的军官被证明无法掌握现代战争的技术：没有人能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学会指挥一个连。——原注
[20]塞瓦斯蒂安·波萨斯·佩雷亚（SebastiánPozasPerea，1876—1946），生于一个保守派家庭，1892年入读萨拉戈萨军事学院（AcademiaMilitardeZaragoza），毕业后担任骑兵军官，曾参加里夫战争。1936年出任国民警卫队司令，1936年7月19日至9月6日出任内务部长，10月5日担任第一师师长。曾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哈拉马战役、维斯卡战役、萨拉戈萨战役和阿拉贡战役。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1]塞希斯蒙多·卡萨多·洛佩斯（SegismundoCasadoLópez，1893—1968），生于军人家庭，1908年入读巴利亚多利德骑兵学校（AcademiadeCaballeríadeValladolid），参加过里夫战争。1935年担任共和国总统卫队长。1936年下半年负责训练和组建混成旅，并参加了马德里保卫战、哈拉马战役和布鲁内特战役。1938年3月担任安达卢西亚集团军司令，1938年5月担任中央集团军司令。1939年3月5日发动军事政变，企图同弗朗哥谈判投降条件，遭到弗朗哥拒绝。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1年回国。——中译者注
[22]胡安·佩雷亚·卡普利诺（JuanPereaCapulino，1890—1967），1906年参加陆军，曾参加里夫战争。1926年曾参加反对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密谋，事败后被判处六年徒刑，1932年退役。内战爆发后重新参加共和军，参加了一系列重要战役，1936年12月31日出任第5师师长，1937年4月至10月担任第4军军长，1937年10月担任第21军军长，1938年3月担任东部集团军司令。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继续参加反弗朗哥的密谋活动。1967年在阿尔及利亚策划密谋时死于心脏病。——中译者注
[23]弗兰西斯科·加兰·罗德里格斯（FranciscoGalánRodríguez，1902—1971），生于军人家庭，在内战爆发前担任国民警卫队军官，并曾为西共的反法西斯工农民兵（MiliciasAntifascistasObrerasyCampesinas）担任教官。内战爆发后曾担任第五团团长，1936年11月担任第22混成旅旅长，1937年改任第39师师长，1937年7月担任第51师师长，1938年2月担任第10军军长，1938年12月担任第12军军长，1939年3月改任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4]路易斯·巴尔塞洛·霍维尔（LuisBarcelóJover，1896年8月31日——1939年3月15日），内战前即参加了西共，并参加了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1935年当选为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全国委员会委员。1936年8月6日担任民兵监察局局长。10月20日改任中央战区作战主任。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担任第2师师长，1938年4月担任第1军军长。卡萨多发动政变后，巴尔塞洛率领第1军杀回马德里，试图镇压政变，失败后被政变军队杀害。——中译者注
[25]胡安·莫德斯托（JuanModesto，1906年9月24日——1969年4月19日），本名胡安·吉利奥托·雷昂（JuanGuillotoLeón），生于加迪斯省圣玛丽亚港（ElPuertodeSantaMaría）的一个工人家庭，当过木工。曾参加西班牙外籍军团，在摩洛哥服役。1930年参加西共，共和国成立后曾前往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4年回国后开始参加反法西斯工农民兵的组织工作。内战期间曾担任第五团团长、第4师师长、第5军军长和埃布罗集团军司令，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二战中随苏联红军并肩作战。战后移居布拉格，1969年去世。——中译者注
[26]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五章注释[66]。——原注
[27]巴伦丁·冈萨雷斯·冈萨雷斯（ValentínGonzálezGonzález，1904年11月4日——1983年10月20日），绰号“农夫”（ElCampesino），生于巴达霍斯省马尔科西纳多镇（Malcocinado）。8岁开始当矿工。曾参加西班牙外籍军团。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西共。内战爆发后，先后担任第五团团长、第10混成旅旅长、第46师师长，参加了瓜达拉哈拉战役、布鲁内特战役和贝尔奇特战役等重大战役。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本已进入军事学院就读，却被赶到沃尔库塔服苦役，1949年逃离苏联，定居法国。1977年回国，1983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28]古斯塔沃·杜兰·马丁内斯（GustavoDuránMartínez，1906—1969），生于巴塞罗那，少年时期曾学习音乐，与加西亚·洛尔卡、萨尔瓦多·达利等人是好友。内战爆发后参加第五团，并在国际纵队第11旅担任克雷贝尔（Kleber）将军的参谋长。此后曾担任过第69混成旅旅长、第47师师长、第10军军长，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塞戈维亚战役、布鲁内特战役、特鲁埃尔战役等多次重大战役。1937年曾担任军情局马德里分局局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9]安德列·马尔罗的小说《希望》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共产党员曼努埃尔的原型可能就是杜兰。杜兰曾向西蒙娜·泰里（SimoneTéry）介绍过自己的身世（《自由战线，西班牙1937—1938》[FrontdelaLiberté,Espagne1937-1938]，巴黎，国际社会出版社[EditionsSocialesInternationales]，1938年，第147页），而《希望》里曼努埃尔的身世跟他很像。第五团根据马尔罗的建议，成立了一支摩托化冲锋枪连，叫“钢铁连”，而这个连队的指挥员就是杜兰。——原注
[30]米盖尔·加西亚·比万科斯（MiguelGarcíaVivancos，1895年4月19日——1972年1月23日），生于穆尔西亚地区马萨隆镇（Mazarrón）。曾在卡塔赫纳兵工厂当过工人。参加过全劳联。内战期间曾担任第126混成旅旅长和第25师师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在二战期间参加了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二战结束后改当画家，曾多次举办画展。——中译者注
[31]阿尔维托·桑切斯·梅嫩德斯（AlbertoSánchezMenéndez，1915年2月26日——1937年7月25日），生于古巴哈瓦那，1936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迫流亡到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参加了第五团，并参加了西共。在战斗中表现出色，不久便担任第9混成旅旅长。1937年7月25日在布鲁内特战役中牺牲。——中译者注
[32]从一七九二年开始，国民公会向各地革命军派遣特派代表（représentantenmission），监督部队作战。特派代表享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并可处决抗命的指挥官。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阅维克托·雨果的名著《九三年》。——中译者注
[33]拉扎尔·尼古拉·玛格丽特·卡诺（LazareNicolasMargueriteCarnot，1753年5月13日——1823年8月2日），法国数学家，政治家，军事将领。1773年毕业于军事工程学院。1791年10月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1793年8月至1794年10月当选为公安委员会委员，负责军事工作，在战争的关键时刻重组了革命军，为赢得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胜利的组织者”（L'OrganisateurdelaVictoire）。1794年5月至6月任国民公会议长。1795年11月至1797年11月任督政府督政官。1800年4月至10月任陆军部长。1807年退出政界。1814年在百日王朝时期，于3月20日至6月22日任内务大臣。波旁王朝复辟后流亡国外，1823年在马格德堡逝世。——中译者注
[34]1936年10月17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被任命为总政治委员（Comisariogeneral）。他任命的几位副总政治委员分别是米赫（西共）、克雷森西亚诺·毕尔巴鄂（CrescencianoBilbao）（社会党）、希尔·罗尔丹（GilRoldán）（全劳联）和佩斯塔尼亚（工团主义党）。12月9日米赫被任命为总政治委员。这一时期，工总的普雷特尔（Pretel）担任总政治委员部秘书长。——原注
[35]加布里埃尔·佩里（GabrielPéri，1902年2月9日——1941年12月15日），生于土伦。191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21年参与创立法国共产党，1924年进入《人道报》编辑部工作。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1年5月18日被捕，同年12月15日就义。——中译者注
[36]《人道报》，1937年4月19日。——原注
[37]洛沃（Lobo）神父，一位天主教教士，曾通过共产党的广播电台向马德里市民发表讲话，呼吁他们加入人民的行列。——原注
[38]据茹安·佩洛所述，内阁经过漫长的讨论后，最后还是把这笔贷款批给了他，不过贷款数额减为2400万比塞塔，工业部还得偿付6%的利息。——原注
[39]《工人团结报》曾向法国人民请求；在这场同“德国鬼子”（Boches）的战斗中，请支持西班牙。菲德丽卡·蒙蔡尼说过，这场战争是一场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争。——原注
[40]杜鲁蒂死后遭到了所有派别的利用。针对这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我们要引用他对皮埃尔·范·帕森说过的另一句话：“我们现在就要在西班牙闹革命，而不是等到不知哪天才来的下一次欧洲大战之后。”（转引自菲利克斯·莫洛，《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原注
[41]加西亚·奥利维尔曾对军校学员说过：“你们的士兵……不再是你们的同志了，必须把他们当成是军事机器上的齿轮。”——原注
[42]迪奥尼斯·艾洛雷斯·巴特利耶（DionísErolesiBatlle，1900—1940或1941？），无政府主义活动家，早年参加全劳联。1920年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共和国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1936年7月在巴塞罗那参加治安巡逻队的工作，1936年10月22日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总治安委员。1937年五月事件后被免职并遭到逮捕。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从此下落不明。——中译者注
[43]大部分作者都认为，在塔兰孔拦截政府车队的无政府主义民兵是铁纵队的人，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可能是从马德里来的。请参阅古斯曼（Guzmán）在《马德里的红与黑》（Madridrojoynegro,n.p.,TalleresSocializadosdelSUIPAG-CNT，1938年）一书中对他们的领导人比利亚努埃瓦（Villanueva）的描写。——原注
[44]维克托里奥·柯多维拉（VictorioCodovilla，1894年2月8日——1970年4月15日），生于意大利，1911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SocialistaItaliano），1912年移民阿根廷，后参加阿根廷共产党（PartidoComunistaArgentino），1924年在阿根廷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2年8月前往马德里，代表共产国际对西班牙共产党进行整肃，换上了新一代领导人。1937年被召回莫斯科。1941年返回阿根廷，1941年至1963年任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1963年至1970年任阿根廷共产党主席。1970年在莫斯科逝世。——中译者注
[45]斯托扬·米涅耶维奇·米涅夫（СтоянМинеевичМинев，1890年8月21日——1959年5月5日），1907年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流亡瑞士，191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9年至1943年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36年至1938年化名“鲍里斯·斯捷潘诺夫”（BorisStepanov），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前往西班牙协助西共与统社党开展工作。——中译者注
[46]帕尔米洛·托里亚蒂（PalmiroTogliatti，1893年3月26日——1964年8月21日），生于热那亚（Genoa），1914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Comunistad’Italia），1927年至1934年、1938年至1964年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垮台后，曾于1944年至1945年任副总理，1945年至1946年任司法部长。——中译者注
[47]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指出：托里亚蒂是在叛乱爆发后的头几天抵达西班牙的，也就是说在1936年夏天就到了，托里亚蒂还担任了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但托里亚蒂的官方传记作者费拉拉夫妇却认为，托里亚蒂是在1937年7月才抵达西班牙的（第280页），他“尽量保持低调”（第288页），并证实了托里亚蒂“一心扑在西班牙问题上，专心致志地研究与西班牙共产党和西班牙人民运动相关的各种问题。”请参阅玛尔切拉·费拉拉（MarcellaFerrara）与毛里奇奥·费拉拉（MaurizioFerrara）合著的《帕尔米洛·托里亚蒂传》（PalmiroTogliatti），法文版由让·诺阿洛（JaeanNoaro）翻译，巴黎，社会出版社（EditionsSociales），1954年。——原注
[48]格洛·埃诺（GerőErnő，1898年7月8日——1980年3月12日），匈牙利共产党（KommunistákMagyarországiPártja）建党成员之一，匈牙利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KommunistaIfjúmunkásokMagyarországiSzövetsége）工作。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被共产国际派往西班牙协助西共开展工作。1939年返回苏联。1945年返回匈牙利。1956年7月18日担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MagyarDolgozókPártja）总书记，10月25日辞职，流亡苏联。1960年回国，但被开除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agyarSzocialistaMunkáspárt）。1980年在布达佩斯逝世。——中译者注
[49]维托里奥·维达利（VittorioVidali，1900年9月27日——1983年11月9日），生于穆吉亚（Muggia），1921年参与创立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团（FederazioneGiovanileComunistad'Italia），此后曾被共产国际派往古巴和墨西哥工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被共产国际派往西班牙协助西共开展军事工作，曾用“卡洛斯·孔特雷拉斯”（CarlosContreras）的化名担任第五团团长。共和国覆灭后返回墨西哥，曾参与刺杀托洛茨基的阴谋。1947年返回意大利。——中译者注
[50]西蒙娜·泰里（SimoneTéry，1897年1月28日——1967年12月12日），法国记者、小说家。1935年参加法国共产党。曾长期担任《人道报》记者。
[51]他和共产党的几位军事领袖的名字被编入了著名的《第五团之歌》（ElQuintoRegimiento），这首歌有一段是这样唱的：
跟着利斯特尔和“农夫”，
跟着加兰和莫德斯托，
跟着卡洛斯少校，
民兵心中就充满了勇气。
（ConLísteryCampesino,
ConGalányconModesto,
ConelCommandanteCarlos,
Nohaymilicianoconmiedo.)——中译者注
[52]1936年9月14日，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动用510吨黄金储备，向苏联购买军备物资，资产阶级舆论便借此大做文章，攻击苏联骗取了共和国的黄金。——中译者注
[53]波克瑙，《西班牙战场》（TheSpanishCockpit，伦敦，1937年），第292页。——原注
[54]当然，也有右派分子为了寻求庇护而混入全劳联的情况。但只有共产党既能提供庇护，又能提供为保卫法律与秩序而战的机会。——原注
[55]波克瑙认为，在西共的党员中间，军队和行政人员占的比例最多，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富农与职员，最后才是产业工人。多列安斯（Dolléans）介绍了瓦伦西亚的前自联成员参加共产党的情况，并得出结论：共产党的党员“来自共和国阵营中最保守的分子”。大部分正规军军官（其中一些人在战前只是共和派）只要不是右派，都参加了共产党。比方说，米亚哈和波萨斯，还有年轻一些的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加兰、休塔特、科尔顿和巴尔塞洛都是共产党员。——原注
据西共总书记何塞·迪亚斯报告，在1937年5月，西共的党员人数为26万人，加上拥有45000名党员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与拥有22000名党员的巴斯克共产党，西班牙的共产党约有30万党员，超过了社会党和所有共和派政党之和。西共的党员成分如下：
产业工人（包括工程师与技术员）：87660人；
农业工人：62250人；
拥有土地的农民：76700人；
中间阶级：15485人；
知识分子：7045人；
妇女：19300人；
合计：268440人。
出自：茹安·埃斯特鲁奇（JoanEstruch），《西班牙共产党史》（HistoriaocultadePCE），马德里，2000年，第132—135页。——中译者注
[56]1937年1月1日，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的儿子何塞·阿尔卡拉·卡斯蒂利奥（JoséAlcaláCastillo）刚刚结束流亡生活，就参加了共产党：1月6日，在巴尔冯丁（Balbontín）的协助下，共产党通过广播电台，向“为敌人阵营而战的富裕资产阶级子弟”发出呼吁，要求他们“一起投靠西班牙人民”。何塞·阿尔卡拉·卡斯蒂利奥随“工人”代表团一同前往苏联，参加了五一节庆典。他在五月六日的的《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感谢“伟大的斯大林同志”，这篇文章被西班牙多家报刊转载。
西共党员中的这个新阶层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康丝坦西娅·德·拉·摩拉（ConstanciadelaMora），她出身于西班牙寡头集团中最显赫的大家族之一，外祖父是保守派政治家安东尼奥·毛拉（AntonioMaura），她从不掩饰自己对外祖父的崇敬之情。她与马拉加的一位乡绅结了婚，这场婚姻以灾难收场，导致她与家庭发生了矛盾（另据凯斯特勒[Koestler]和查尔默斯·米切尔[ChalmersMitchell]记载，她的前夫姓波林[Bolín]）。她离婚后，又和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结了婚，并在马德里管理书报检查办公室，她总是遵照党的命令，批评政府的决策。她的自传《双倍的显赫》（Doblesplendor,墨西哥城，大西洋出版社[Atlante]，1944年；英文版标题为《InPlaceofSplendor》，纽约，Harcourt，Brace，1939年）是一部有趣的目击证词：这个聪明、活泼、勇敢的女人依然说着她那个阶级的语言，并像她的外祖父仇视社会党人一样，仇视极端革命派。——原注
[57]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EnriqueCastroDelgado，1907—1965），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曾担任反法西斯工农民兵领导人。内战爆发后参与创建第五团，并担任第五团首任团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担任西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44年被开除出党。后移居墨西哥。——中译者注
[58]在1937年3月19日的《工人世界》上，“热情之花”引用了一份政委的伤亡报告，可能在无意间披露了共产党在政委中的绝对统治地位：阵亡的32名政委中，有21人是共产党员，7人是统社青团员；负伤的55名政委中，有35人是共产党员，1人是统社青团员。她还承认，由于共产党员表现得比其他人更英勇，负伤和牺牲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即使考虑到这个原因，仍能看出共产党在政治委员中间占有绝对优势。卡巴耶洛曾坦率地指责德尔·巴约，说他放任共产党渗透总政治委员部。普里耶托曾指责马德里战线政治委员部主任、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Antón）。必须承认，共产党最了解政委的重要性，共产党提出的政委候选人也远远多于其他组织。——原注
[59]里卡尔多·布里利奥·斯托利耶（RicardoBurilloStholle，1891—1940），曾参加陆军，晋升为步兵少校。共和国成立后调入突击警察。1936年参加西共和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内战爆发，参与镇压马德里的叛军，此后曾担任第9师师长、埃斯特雷马杜拉军军长和加泰罗尼亚保安警察总监。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0年被维希法国政权逮捕后移交给弗朗哥反动政权，被判处死刑。——中译者注
[60]尤塞维·罗德里格斯·萨拉斯（EusebiRodríguezSalas，1885—1952？），一战期间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曾在抢劫塔拉戈纳银行时失去一支手臂。1920年参加塔拉戈纳省全劳联第一次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1921年担任全劳联海运工会（SindicatodeTransporteMarítimo）书记。1930年参加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1935年脱党后参加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1936年参加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1936年12月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公共秩序委员。在1937年五月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1942年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61]这个消息是社会党人阿尔瓦尔（Albar）告诉给统工党马德里组织的领导人恩里克·罗德里格斯的：“罗森贝格大使不让你们参加。这当然很不公平，但请理解我们：苏联太强大了；我们要么放弃提名统工党，要么就得失去苏联援助。我们只能让步，放弃了统工党。”安德拉德和戈尔金随后赶往马德里，但他们也遭到了拒绝。统工党没能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原注
[62]路易吉·贝尔托尼（LuigiBertoni，1872年2月6日——1947年1月19日），意大利无政府主义作家。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率领无政府主义者支援共和国。——中译者注
[63]转引自卡米洛·贝尔耐里（CamilloBerneri），《西班牙的阶级战争》（GuerredeclassesenEspagne，巴黎，工人印刷厂[ImprimerieOuvrière]，1938年），第40页。——原注 |
第八章革命政权的瓦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八章革命政权的瓦解
·委员会与苏维埃
·国际形势
·重建共和国政权的支持者
·社会党左翼进退两难
·面对政权的无政府主义者
·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的成立
·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的解散
·共和国政权恢复了对阿拉贡地区的控制
·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政府
·苏联的援助是关键的政治因素
在夏季战役中，巴达霍斯、伊伦、塔拉维拉和托莱多相继失守，对革命派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双重政权状态对此难辞其咎。战争中只能有一个政权。双重政权状态——一方是国家政权，另一方是各种各种委员会——阻碍了战争的进行。共和国政权和革命政权，谁能战胜谁，这就是一九三六年秋季唯一的问题。
委员会与苏维埃
西班牙工农建立起了各种代表会（consejos）、委员会和理事会——覆盖各个层次的苏维埃式的行政机关、斗争机关与政权机关，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无意识地继承和发扬了二十世纪工农革命的传统，而这个传统的典范，便是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中诞生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德国革命中诞生的苏维埃（räte）[1]。
这种传统在西班牙工人阶级中分裂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七月十九日之后出现的各种革命政权最初采用的组织形式，才会都是经各政党和各工会商议之后决定的。尽管如此，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些委员会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各种组织的代表的集合。它们不仅是联络委员会，它们更表达出了成千上万的先进分子的革命意志，而不受他们所隶属的政治组织的束缚。最能证明这一点的，便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头几周里，他们有许多人对自己参加的委员会更加听话，对自己的党发来的指示却阳奉阴违或搁置不理。但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维持。各种委员会要想成为真正的苏维埃，就必须在某一时刻改变自己的组织形式：不能再使用由各个组织的领导人（无论是任命的还是当选的）组成委员会的方式，而要改为所有委员都经选举产生、并能随时召回的机关，它要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民主地进行活动，而不是根据上层领袖的协议行事。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在西班牙出现。工人和农民自发地任命了各种委员会。但他们也同样自发地任由委员会被各政党和工会掌控，而各政党和工会还不打算放弃由国家政权的瓦解而获得的威信与权力，转而建立新的政权机关。
没有一个政党或工会支持建立由各种管理委员会组成的政权，或是将管理委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桑蒂利安是这样来描述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作用的：“必须加强和巩固它，这样它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因为它的力量源自每一个人，而它有了力量就能拯救每一个人。”他还勉强承认了中央委员会的失败：“由于坚持这种见解，我们遭到了自己的朋友和同志的孤立。[2]”对俄国革命十分熟悉的安德列乌·宁宣称委员会永远不会成为苏维埃，因为西班牙不需要苏维埃[3]。
各种委员会就这样逐渐失去了真正的革命机关的作用，因为它们没能成功地把自己转变为起义群众直接表达意志的机关。由于革命斗争逐渐远去，武装工人在街头直接行使权力的做法逐渐消失，各种委员会也就变得“名存实亡”，工人和农民在委员会中的地位越来越低，而政党和工会的机关开始发挥主导作用。
在一九三六年秋季，随着革命的进行，为了打赢内战，政权问题开始浮现出来，这个问题最终留给了各个政党和工会来解决。现在有两个政权，一个是人民阵线政府，它拥有各级官吏、法官、警察和军队——简单来说，就是重新得到巩固的国家机关；它以私有制为其基础，它是由提出自由主义政纲的人民阵线在二月的议会选举获胜后成立的；另一个是由各种代表会和委员会组成的政府，它拥有各级地区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工厂代表会、作战民兵、调查委员会、治安巡逻队和革命法庭，它以各级代表会和委员会为其基础，并以实现社会主义（集权派的或自由派的）的革命任务为己任，两个政权当中，究竟谁能取代另一个，获得全部的权力呢？
国际形势
革命本身提出了这个问题：应该继续革命还是中止革命？在这类问题上，起初的一点小分歧，很快就会变成长久的裂痕。不计代价地继续革命，就有可能输掉战争。中止革命，就等于阻挡革命前进，彻底改变内战的前提。
显然，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对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革命，要比对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的俄国革命更为不利。苏联已经不再鼓励世界革命运动。斯大林正在磨刀霍霍，准备利用一系列的审判和清洗，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毁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德国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面临着工人革命的威胁，然而现在的整个德国工人运动，包括它的各个政党和工会在内，都被纳粹主义的铁蹄粉碎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政权在意大利没有遭到任何挑战。东欧在短期内没有发生革命的可能。英国十分稳定。法国是唯一的例外，一九三六年六月的大罢工刚刚结束。可是，由社会党人莱昂·布鲁姆[4]领衔的人民阵线政府似乎已经彻底消除了罢工再度发生的可能性。革命社会主义者马索·皮维尔[5]曾在一九三六年六月指出“一切皆有可能”，他认为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活动[6]是法国应该效仿的革命榜样，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斯[7]却反驳他说，并非一切皆有可能，罢工应在达到目的后见好就收。来自希特勒的威胁，对那些主张缓和的人非常不利：社会党与共产党构成了人民阵线的左翼，它们连半步都不会逾越人民阵线的“激进社会党”纲领。此外，短期内军队也不太可能会叛乱。全劳联—伊无联和统工党在西班牙革命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在法国却没有与全劳联—伊无联类似的工会，也没有与统工党类似的政党。法国工人阶级用成千上万种方法向西班牙革命表示同情，但他们只能通过《人民报》、《人道报》[8]和《巴黎晚报》[9]来了解西班牙革命，而这些报纸对西班牙革命的报道都是一个调子。人民阵线的两大机关报以及全国性的大报对西班牙革命进行着歪曲的报道，而全劳联和统工党在法国的朋友只是几个彼此争斗不休的小组织，他们只能通过发行不定期的报纸和私人杂志来宣传西班牙革命。西班牙革命派觉得自己遭到了孤立。
当然，大胆的革命政策，可以抵消孤立造成的不利影响，但是，西班牙革命派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机遇，如果他们抓住了这样的机遇，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消孤立造成的不利影响，这些问题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下去[10]。托洛茨基认为，西班牙革命提供了逆转世界力量对比的机遇，正是由于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才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1]。事实上，这种遭到孤立的感觉，正是影响了西班牙革命派的态度的因素之一，有不少革命派放弃了继续革命的想法。法国和英国出台不干涉政策的重要动机之一，便是法国和英国的资本家害怕自己在西班牙的利益受损，他们把自己的短期利益看得比本国的长远利益更加重要[12]。伦敦和巴黎可以考虑给民主共和制的西班牙提供谨慎的支持，却绝不会支持革命的西班牙。西班牙的所有人，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不能把潜在的供应者给吓跑”，说它确实有理也好，说它是借口也罢，总之，它正在变得越来越有说服力。而且，苏联的政策也正在向同一个方向转变：在莫斯科看来，绝不能让西班牙事件成为孤立苏联的借口，绝不能使西方民主国家同苏联断交，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此外，斯大林也根本不想支持革命运动，在他看来，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统工党的共产主义者都是他的反对者）是最坏的敌人，因为他们会成为共产党的潜在对手，威胁到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的垄断，所以，苏联才会在不干涉委员会成立之初，就立即参加了该委员会。
当然，国际形势不能解释一切问题。不过，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被夹在叛乱将军与武装工人之间的软弱的西班牙小资产阶级共和派，能够迅速重建自己的国家政权的原因，却可以用国际形势来解释。因为共和国政权的重建工作的真正设计师是社会党和共产党，很大程度上还应该算上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支持西班牙的“尊贵品格”，尊重财产与议会形式，反对委员会与集体化的革命；而国际形势使他们获得了最有力的论据。
重建共和国政权的支持者
其实，共和派政治家并不认为自己能够独力承担重建共和国政权的斗争。希拉尔政府的人选跟卡萨雷斯·奇洛加政府和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完全一样。我们前面讲过，他们是如何努力生存、尽力维持合法性的外表依然存在的假象的。但他们根本无力行使自己的权力，革命部队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13]。、
只有工人领袖完全容忍了政府，阻止了政府的消失。只有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威信，使合法政府恢复一点权威。普里耶托非常了解这一点。他坚信西班牙资本主义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正常发展，革命之后，他对此反而更加坚信。他认为“过分的革命”会给西班牙的未来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毁坏。对他来说，唯一的现实任务便是建设一个有强大军力撑腰的、健全的共和国政权：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英法两个“民主国家”的援助，抵御叛乱将军和他们的同谋。因此，他在《社会主义者》上撰文指出：“我们希望某些民主国家能改变对西班牙革命的看法，因为革命在目前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积极的解决办法，如果加快革命的步伐，就会失去（获得援助的）机会，那将是可悲的，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他急于获得西方的同情，在九月二日接受阿瓦斯通讯社采访时，他甚至宣称自己“很高兴看到法国政府主动提出了不干涉的提案。”
普里耶托虽然是不管部长，他却是第一个理解形势的严重性的人。八月二十六日，他在接受科尔佐夫采访时，坦率地承认了政府的虚弱无力。就像在革命前一样，他坚持认为社会党应当参加政府。但是，民心所向，迫使他立即提议，由他的老对手拉尔戈·卡巴耶洛带头组阁，政府要想赢得民心，就只能借助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名望。“我对他的看法众所周知。他想装成聪明人，其实是个蠢人。他自以为是一板一眼的官僚，其实是一个愚笨不堪的捣乱分子。他会把一切给搞砸。不过在目前，也只有他——至少是他的名字——在当上新政府首脑后能有点用处。”普里耶托表示，他愿意参加卡巴耶洛内阁，并在卡巴耶洛领导下工作，他指出：“这是国家的唯一出路。如果我想为国效力的话，也只有这个办法。[14]”几天后，他曾非常敏锐、而又非常悲观地向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表示，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恐怕是共和国政权的“最后一张牌”[15]。
在工人阵营当中，拥护折衷主义、忠于共和国政权的人，不只有普里耶托和他的伙伴。西班牙共产党及其小兄弟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它们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因为它们不用像社会党那样饱受内斗之苦）早在社会党之前，就经常采取比社会党更明显的温和立场[16]。七月十九日以后，西共与统社党的大部分干部追随革命的潮流，参加并支持了各种管理委员会的活动。与之相反，他们的领导层却支持共和派保存国家政权的一切尝试。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对马丁内斯·巴里奥率领的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反抗，曾遭到了共产党的反对。在巴塞罗那，统社党领袖柯莫雷拉曾怂恿孔帕尼斯反抗全劳联，在八月初还参加了企图废除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卡萨诺瓦斯政府。而且共产党领导层也根本不打算掩饰自己的意图。它曾支持希拉尔重建军队的企图，并就此事发表了备忘录。
外国共产党报刊起初并没有全部理解这个政策。伦敦的《工人日报》[17]在八月二十二日指出：“红色民兵”的胜利，“使形势有利于建立西班牙苏维埃共和国”。然而他们很快就改变了调子。八月三日，《人道报》按照西班牙共产党的要求，指出“西班牙人民现在并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战”，它“只知道一个目标：通过维持财产关系，保卫共和国的法律与秩序。”
八月八日，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宣称：“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在西班牙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历史条件不允许……我们既要保护工人，出于同样的立场，更要保护处境艰难的我国的弱小工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明确指出了共产党的目标：“我们只会为一个拥有广泛的社会内涵的民主共和国而战。目前的问题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社会主义，而只是保卫民主、反抗法西斯主义。[18]”
但是他们的顽固态度并没有起到关键作用。在夏季，无论是西共还是统社党，都无法真正影响事态的进程。
社会党左翼进退两难
在政权问题上，比起普里耶托和西共，拉尔戈·卡巴耶洛及其同伴的观点要模糊得多：我们前面讲过，在阿拉吉斯泰因的倡导下，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19]在四月通过了一个纲领，这个纲领实际上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在西班牙建立社会主义。但他们反对建立苏维埃[20]，他们认为苏维埃是俄国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在四月和五月期间，他们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既然社会党的机关仍然被普里耶托牢牢控制着，那他们打算如何通过社会党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呢？到了七月和八月，他们还是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
社会党虽然在形式上避免了分裂，实际上左右两派的裂痕并没有弥合；拉尔戈·卡巴耶洛通过工总和《明晰》推行着他自己的政策，而他的政策与社会党的政策大不相同。《明晰》激烈地批评希拉尔的动员令，用列宁关于“武装人民”的论点来批驳政府；它抨击了那些想把战争与革命分割开来的人，严厉批判《工人世界》[21]，并指责共产党包庇反动派。然而这种对抗却并没有持续多久：七月二十三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告诉卡尔洛·雷奇曼（CarloReichmann）：只有在战胜叛乱后才会考虑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在慰问前线民兵、在参加工总的活动时，拉尔戈·卡巴耶洛总是站在盟友的立场上，对政府提出批评。当他的部下纷纷参加全国各地的管理委员会时，他似乎只要继续坐在权势无边的工总总书记的位子上，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八月的失败彻底改变了他的态度。效能与政权的问题再次摆在了他面前。八月二十七日，他向科尔佐夫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希拉尔政府的玩忽职守令他无法容忍，他指责这个政府“尽是一帮饭桶、蠢货、懒鬼”，根本不想打败叛军。他指出：“所有的人民力量都撇开了政府，团结在无政府主义工会和社会党工会的身边。……人民民兵不服从政府的命令，再这样下去，民兵就会自己掌权。”然后，他出于同样的理由，批评了他过去的缺点：“各个工人政党必须尽快清除官僚、官员和行政工作体系，转而采用革命监督的新形式。群众正在向我们伸手，要求我们领导政府，我们却消极以对，逃避责任，一事无成。[22]”
于是，拉尔戈·卡巴耶洛在接受俄国记者的采访时，提出了与普里耶托相反的另一种政权概念，这是一种摆脱了共和国的合法性与共和国的政权形式的“工人政府”。
面对政权的无政府主义者
有史以来，无政府主义者首次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事实上，至少在加泰罗尼亚，一切全都取决于他们。然而他们的思想与社会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政权是最坏的压迫形式，他们坚决反对国家政权，并且一直拒绝区分资产阶级国家与工人国家（比如一九一七年的苏维埃俄国政权）。共和国政权在七月瓦解后留下的真空，被各种管理委员会填补了，而这些管理委员会是在全劳联活动家的帮助下自发创建的，它们是新的国家政权的雏形。然而战争容不得半吊子的措施：要进行战争就必须要有一个政权，所以没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会认真地鼓吹建立自由公社联盟。
然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对自己的原则进行初步修正后，并没有就此止步。伊无联在三十年代曾发动过多次徒劳的武装起义，大批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出于对它的逆反，参加了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可这是违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传统与信条的，甚至是对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诞生的新改良主义潮流（它很接近“三十人集团”）的重大妥协。在这段关键的时期，从伊无联的各个小组到全劳联的各个工会，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无政府主义者作出了千差万别的反应。在叛乱爆发后的头几个星期里，马德里的全劳联站在了革命斗争的最前列；而在加泰罗尼亚，全劳联却为了对抗军事政变的威胁，而参加了孔帕尼斯政府。革命的头几天过去后，自由派领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要不要夺取政权？加西亚·奥利维尔在全劳联地区委员会会议上主张：“要么建立自由共产主义，这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专政；要么就选择民主，而这就意味着合作。[23]”最后他的意见占了上风：暂时搁置“建立自由共产主义”，而选择了“民主”。
加泰罗尼亚的方法——在自治政府之外，另外成立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是在形势所迫之下，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则与当前的要求之间做出的妥协。然而，我们前面讲过，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很快就成了第二政权。自由派管理着这个委员会，指挥着它下辖的各个重要的专项委员会，并担任了最重要的职务。在各种地方性的管理委员会里，情况也是如此。这一事实，似乎使全劳联领袖的公开发言都变成了谎言。长期以来，巴塞罗那人都相信：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原则上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或政权（即使它们有可能是革命的），但在七月事变后，他们却被自己引发的胜利激情给冲昏了头脑，无法再坚持反对国家。人们以为，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出于谨慎，才会容忍自治政府继续存在下去，他们会试图让自治政府“静悄悄地消失”。经常有人认为：在消灭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共和国政权之前，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在坐等萨拉戈萨被攻陷。
全劳联在马德里给自己争得了不小的权力：它有自己的治安部队、自己的契卡、自己的监狱，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纵队，一支真正独立的军队。它与其它政党和工会只进行了最低限度的合作。但这种情形也没有持续多久：政府的存在，以及叛军对首都的威胁，提出了政权问题。全劳联马德里分会提议，成立一个由全劳联和工总的代表组成的“国防委员会”，但不能让共和派领袖参加。在地方和地区上也要成立同样的委员会（“革命热情的化身”），再把它们一级级地连接起来，构成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organismoaglutinante（“联合机关”）：其实，按照他们的设想，在由各级管理委员会构成的金字塔的顶端，应该是一个单一的政权。无政府主义者依然敌视“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形式”，但在当前需求的压力下，他们似乎愿意建立一个机关，这个机关虽然不叫“工人政府”，但它实际上就是工人政府。
总之，这就是统工党对全劳联的演变的看法。统工党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认为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已经没有民主共和国的容身之处。现在只有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对于全劳联来说，问题已经不在于成立人民阵线政府，而在于成立“一个坚决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并把权力交给工人阶级的工人政府；它只会把权力交给工人阶级及其各个政党与工会。”九月六日，安德列乌·宁在巴塞罗那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由工人行使权力。我们可以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已在加泰罗尼亚存在。”因此，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整个西班牙建立起反法西斯中央委员会和人民执行委员会那样的“工人政府”。这个政府首先应当“宣布自己的目的是把群众的热情转变为革命的合法性，并将其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
此外，全劳联的“革命本能”克服了自己不参与政治的传统及其反对一切政府的原则，这也让统工党非常高兴[24]。在统工党看来，建立国防委员会的口号，同时符合战争与革命的当前要求；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这个口号，也就是向马克思主义的政权思想靠近了一步。于是，从拉尔戈·卡巴耶洛到安德列乌·宁，似乎通过全劳联提出了提出了一种相同的概念：由工人政党与工会组成的革命政府。
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的成立
九月四日，一则简短的公报宣布：希拉尔已经辞职，由拉尔戈·卡巴耶洛领导的新一届人民阵线政府成立了。希拉尔亲自向阿萨尼亚请求，由工总总书记来接任总理。这是官方的说法。但在马德里的政治和工会圈子里却流传着另一种说法[25]。
巴达霍斯是社会党的重镇，叛乱之初就被叛军占领，不久后被民兵夺回，然后又在八月中旬失守；由它的失守而激起的情绪，便是这种说法不胫而走的原因。按照科尔佐夫的说法，卡巴耶洛与全劳联的观点是相同的。“全劳联—工总国防委员会”的口号大受欢迎，这个口号把马德里两大工会的活动家凝聚了起来。后来拉尔戈·卡巴耶洛轻描淡写地说过：“当时在某些圈子里，有人提起过攻占各部官邸、逮捕部长。”按照拉巴塞尔和克拉拉·坎波亚莫尔的记载，由工总和全劳联领袖组成的一个联席会议正在建立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策划政变，成立由拉尔戈·卡巴耶洛领导的政府，这个政府将由社会党、共产党、伊无联、当然还有全劳联和工总的代表组成，但不会吸收共和派参加。
按照克拉拉·坎波亚莫尔的记载，临时委员会的代表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警告了阿萨尼亚之后，阿萨尼亚拒绝让步（让步就等于合法性的终结），并以辞职相威胁。临时委员会原本打算任由阿萨尼亚辞职，但经过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贝格[26]（他是在八月二十四日抵达马德里的）的调停后，临时委员会做出了让步，避免了一场危机。
苏联大使同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强调指出：迫使总统辞职，会在国际上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这样会使西班牙的外交官陷入困境，使西班牙共和国的朋友无法用合法性来为共和国辩护，而且，一个彻底抛弃了议会制或共和制外衣的、赤裸裸的“赤色”政府，会正中叛军下怀，给了叛军在全世界面前为自己辩白的借口。罗森贝格建议：不要搞工总和全劳联策划的工人政府，而应该成立一个同样由卡巴耶洛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任命几个共和派部长，这样一来，表面文章做好了，阿萨尼亚也就不能不支持人民阵线政府了。罗森贝格的话看似非常有理：不干涉协定的签订，已经把“老头子”逼得无路可走：在八月二十四日之前，卡巴耶洛似乎一直以为，德国的坚决态度，将会打乱法国的计划，使西班牙免于遭到封锁[27]。但在八月二十四日之后，他就只剩下两个选择：一是被迫把革命进行到底，建立工人政府，谴责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和苏联政府的不干涉政策是对西班牙革命的“叛卖”，在这些国家激起剧烈的动荡，这样做有可能会使西班牙长期无法获得国外援助，等到国外援助抵达时，可能已经为时过晚；二是用一个共同的战争纲领把所有政治力量联合起来，也就是要维持共和国的形式，中止革命，这样就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来自法国和苏联的物质援助。
拉尔戈·卡巴耶洛做出了选择。九月一日，《明晰》指出：法国“在英国的有力支持下，比某些人想象的更为有力。其实，国际战争只会对法西斯主义有利，而这种危险已经暂时消失了。”卡巴耶洛做好了以工人政府首脑的身份接掌权力的准备，他接受了各方提供给他的一切：他成了一个强势政府的领袖（这是最关键的），并享有群众的信任，由于保留了共和国政权的形式，他也能获得国外的支持。为了尽快赢得内战，他停止了——在他看来只是暂停——推进革命。他相信，凭借他的人格、威望、影响力和他的组织的势力，就能保证革命斗争的暂停，绝不会变成革命开始瓦解的标志。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还在故作姿态。《工人团结报》指出：“如果我们继续留在拥有资产阶级式的体制的机构里面，群众就会对我们感到失望。”安托纳认为，全劳联不会放弃它反对一切政府的态度。因此，尽管全劳联保证支持卡巴耶洛政府，并向每个部门都派驻了一名代表，但它没有参加政府。普里耶托为之鼓吹了数月之久的人民阵线政府，终于由卡巴耶洛成立了，全劳联没有参加这个政府；在卡巴耶洛看来，虽然他放弃了原先的立场，但这种妥协倒还可以接受。此外，他的所有要求，只要不超出这个范围的，都得到了满足，但是，用科尔佐夫的话来说，“所有人都是忍痛同意由他来领导政府的。[28]”
拉尔戈·卡巴耶洛此前要求身兼总理与陆军部长之职，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他在工总里的两位朋友也获得了关键职位：加拉尔萨[29]出任内务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出任外交部长。普里耶托出任海军与空军部长，他在社会党里的两位朋友胡安·内格林[30]和阿纳斯塔西奥·德·拉·格拉西亚[31]分别出任财政部长和工业与贸易部长。参加政府的还有两位共产党人：乌里维担任农业部长，埃尔南德斯担任教育部长；他们起初谢绝了入阁的要求，但在卡巴耶洛一再坚持下，最后同意参加政府。此外还有五位共和派。何塞·希拉尔出任不管部长，他指出，这表明“新政府是扩大的旧政府”。新总理指出，无论如何，“新政府的成员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与个人意见，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打败法西斯主义，保卫西班牙。”
有了工总的参加，又有全劳联的支持，一般来看，这应该能使卡巴耶洛获得希拉尔所缺乏的权威。但是，卡巴耶洛的政纲仍是“团结一切力量，为合法的共和国而战”，以及“保卫民主共和国”。这个政纲的目的是消除双重政权状态，它反映了两个情况：让社会党人来领导政府，只是向工人做出的妥协；这个政纲是向列强承诺自己将会“妥善行事”的保证书。
全劳联虽然拒绝参加政府，但这似乎并没有使它遭到削弱，因为各地区的革命政权的代表已经屈服了。九月八日，工总、社会党和共产党在瓦伦西亚组织了一次会议，全劳联著名领袖胡安·洛佩斯在会上提出，人民执行委员会应当服从和支持新政府及其政纲。
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的解散
九月二十六日是一个转折点：加泰罗尼亚革命派在这一天向政府屈服了。孔帕尼斯主席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囊括所有工人政党与工会的自治政府，他在八月初就曾经指使卡萨诺瓦斯搞过一回，但那次没成功。共和党人塔拉德利亚斯担任了自治政府评议会主席。艾斯凯拉获得了财政部长、内务部长、文化部长的职位，拉巴塞雷协会获得了农业部长的职位，统社党获得了劳动与公共建设部长的职位。革命派领袖也获得了重要的职位：无政府主义者担任了经济部长、供应部长和卫生部长（当然这些都是次要职位），安德列乌·宁担任了司法部长。
数年后，温和派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尔多[32]写道：“孔帕尼斯曾承认了工人的统治权，甚至还曾主动提议退位，但他用巧妙的手段，逐步重建了合法的政权机关，把权力转到自治政府评议会手中，将工人组织的作用降低为助理、帮手和跑腿……恢复了正常状态。[33]”桑蒂利安则在几乎同一时间写道：“起初我们对赢得战争坚信不疑，但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同中央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困难；也仔细考虑了加泰罗尼亚在政治上的独立带来的好处与坏处，在此之后，战争的胜利，成了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被一再告之，如果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人民革命的组织——继续独揽大权，我们就不会获得这么多的支援。……如果我们不屈服，斗争的条件就会变得更差……，我们只能让步。因此我们决定解散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他总结道：“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军事与财政援助，为了打赢我们的战争。[34]”
新一届自治政府评议会的成立，实际上等于放弃了革命政权的组织。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并入了由迪亚斯·桑迪诺上校领导的陆军部。经济委员会和调查委员会被划归相关的政府部门，成为其下属机构。为了给自己“参加资产阶级式的机构”辩解，无政府主义者找了许多借口。他们强调指出，在他们的坚持下，新政府采用了“评议会”这个名字。他们认为，有全劳联代表参加政府，就能保障革命的成果得到合法化。
九月二十七日的《工人团结报》写道：“考虑到革命的利益与工人阶级的未来，双重政权状态已不可能维持下去。必须以某种简单的方式，把控制着绝大多数劳动人口的组织提升到管理与行政决策的层次。”几乎不会为支持全劳联的“改良主义”路线而感到内疚的《无产阶级革命》（LaRévolutionprolétarienne），通过安托万·里夏尔（AntoineRichard）之笔做出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分析：“在斗争中诞生、为革命而创建的新组织渗入了旧的机关里，这是向夺取政权迈出了一大步。[35]”
统工党在参加政府之前，曾坚持要求满足下列条件：“政府必须声明走社会主义道路”，“全劳联要进行积极而直接的干预”。因此，它在参加新的联合政府时宣称：“我们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环境的力量迫使我们同自治政府评议会和其它工人团体进行直接的合作。”虽然统工党强调指出，自治政府的政纲很不完善，最重要的职位又都为共和派所占据，但它依然认为：“无产阶级政权”在加泰罗尼亚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它还提出了一个违背它当时的政策的新号召：“我们不会停止为建立工人、农民、士兵委员会而斗争，从这些委员会当中将会诞生出新的无产阶级政权。”
这种乐观主义很快就遭到了一系列事件的反驳。在全劳联与统工党支持下成立的自治政府评议会，实际上是对各种管理委员会的政权的死刑判决。十月一日，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并发表声明，拥护新政府的政策。十月九日，自治政府评议会下令解散全加泰罗尼亚的“一切地方委员会，无论其名字或头衔，并解散一切为粉碎叛乱运动而成立的组织”，这道命令得到了宁和全劳联部长们的同意。自治政府评议会主席塔拉德利亚斯宣称，原由各种委员会行使的“政府职能”将转交给各市政评议会，而市政评议会的组成将与自治政府委员会相同。全体工人组织都赞成解散委员会，统工党的法文报纸甚至宣称：“这些革命委员会，无论它们是叫人民执行委员会还是叫公安委员会，都只能代表各种工人组织的一部分，或是没有正确地代表各个工人组织……它们的革命主动性受到了压制，我们对此深表遗憾，但我们必须承认，有必要立法建立……多种市政组织，统一代替原先的革命委员会，并接受新的自治政府评议会的管辖。[36]”
九月十七日，安德列乌·宁陪同孔帕尼斯主席，一同访问了雷里达：他和孔帕尼斯劝说当地革命委员会的同志，要求他们服从新的政权组织，参加市政评议会，而在市政评议会里他们将是少数派，此前一直躲在角落里的共和派将是市政评议会的主导力量。
共和国政权恢复了对阿拉贡地区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领导人陷入了窘境。共产党和社会党对它大肆抨击，统社党指责它是非法组织，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共和国政权也不承认它，它无法保卫自己作为独立革命政权的地位。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主席华金·阿斯卡索甚至还遭到了某些全劳联领导人的猛烈攻击：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37]指责他犯了革命幼稚病和狂想病。华金·阿斯卡索不得不让步：十月底，全劳联建议允许人民阵线的各党派参加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十月三十一日，华金·阿斯卡索率领一个代表团会见了卡巴耶洛。根据全劳联报刊的记载，代表团强调指出了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是在特殊情况下诞生的：在加泰罗尼亚民兵夺回的阿拉贡地区，公共权力已经消失，社会陷入了混乱状态。代表团确认，人民阵线各工会和党派已同意参加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重组工作，此后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将根据各个工人组织的力量，吸收所有工人组织的代表参加。卡巴耶洛也承认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有权任命省长和省代表委员会的权力，并考虑到形势的特殊性，将维护法律与秩序、经济建设和组织军事工作等方面的政府权力委托给了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双方同意在未来举行公决，决定阿拉贡政权的性质。华金·阿斯卡索在辞别总理时说：“我们此次来访的目的是向政府首脑致敬，并向他保证我们会服从人民政府。我们准备接受人民政府通过的一切法律，作为交换，我们也会要求政府提供我们所需的一切帮助。[38]”随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评议会也给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颁发了“品行端正”的证书：“与阿萨尼亚总统、孔帕尼斯主席和拉尔戈·卡巴耶洛的会谈，驱散了人们对（阿拉贡的）现有政府可能具有极端性质的一切怀疑。”
阻碍权力集中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就这样被消除了：其它的地区组织都轻易地让步了。巴斯克地区起初不愿等到议会对其自治法案进行表决，就坚决要求成立自己的政府，但它现在同意接受自己在新的合法政府形式内的地位。十月一日，议会就巴斯克地区自治法案进行表决后[39]，十月七日，何塞·安东尼奥·德·阿吉雷当选为巴斯克主席，并在格尔尼卡之树[40]下宣誓就职。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参加了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这个政府的政纲与由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主导的巴斯克政府的政纲并无矛盾[41]。
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政府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全劳联的报纸继续要求成立国防委员会，它会成立吗？共和派和社会党对此坚决反对。全劳联会参加卡巴耶洛政府吗？工总、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在极力劝说它参加：跟它们一样，全劳联在事实上已经行使了一部分权力，却没有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但是，接连获胜的叛军已经兵临马德里，加速了事态的发展。十月二十日，人民阵线在瓦伦西亚举行了一次会议，全劳联码头工会的领导人多明戈·托雷斯[42]在会上提出，打赢战争是目前的头等大事，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参加一个指导斗争的组织，哪怕这个组织就叫政府，也要参加进去。十月二十二日，《工人团结报》指出，“拉尔戈·卡巴耶洛领导的政府还未得到”全劳联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合作”，并批评了那些“拒绝共同合作、只会要求权利”的团体，这暗示了政府正在和全劳联进行谈判。按照卡巴耶洛的说法，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得到六个部长职位，但卡巴耶洛只能给四个。双方没有谈到政纲问题：十月三十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在接受《每日快报》（DailyExpress）采访时说：“先打赢战争，再谈革命。”十月二十三日，茹安·佩洛通过全劳联—伊无联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表明无政府主义者的新立场与卡巴耶洛完全一致：“目前有一些朋友忘记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分为不同的国际阵营的，忘记了我们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界对我们的热情、同情与帮助……他们还在大谈建立一种完美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关于部长职位的讨价还价失去了一切意义：十一月四日，拉尔戈·卡巴耶洛调整了内阁，吸收了四位全劳联代表参加：加西亚·奥利维尔出任司法部长，菲德丽卡·蒙蔡尼出任卫生部长，胡安·洛佩斯出任贸易部长，茹安·佩洛出任工业部长。为参加政府进行理论辩护的任务落在了反对合作的桑蒂利安身上，他在九月十三日指出：
“全劳联参加中央政府，是我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全劳联以前一直坚持反对国家的原则和信念，并且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但客观形势……已经改变了西班牙政府与国家的性质。……政府已经不再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力量，国家也不再是维持社会中的阶级界限的机关。全劳联参加政府和国家的机关之后，就能进一步确保它们不再压迫人民。[43]”于是，在夺取政权的斗争的严峻考验面前，无政府主义的领袖讲出了最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才会说的话。“三个火枪手”之一加西亚·奥利维尔曾是一个逃犯，现在成了司法部长，为了在同志们面前给自己辩白，他后来写道：“国际资产阶级拒绝向我们提供我们急需的军火。……我们必须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掌权的不是革命委员会，而是合法政府，否则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当时的形势就是这么无情，我们不得不低头，也就是要同政府合作。”桑蒂利安在一九三六年是最先为这个政策辩护的人，到了一九四〇年，他又是第一个在失败之后猛烈批判这个政策的人：“我们当时以为，必须先赢得战争，革命才有可能胜利。我们牺牲了革命，却没有料到这就等于葬送了战争的目标。[44]”
苏联的援助是关键的政治因素
从八月底开始策划建立工人政府，到十一月初建立了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人民阵线政府，这个过程进展飞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党左翼的领袖和全劳联的领袖在谈到国外援助时，只想到了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而西方国家会不会提供援助，依然不能确定。在九月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正好与卡巴耶洛政府的成立发生在同一时间，并使罗森贝格在这次“危机”中发挥的作用更具可信度，这件大事就是苏联决定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物质援助。
其实，早在九月初，苏联政府就已经安排好了提供援助的各项技术细节。第一批苏联军官是随罗森贝格一同抵达西班牙的。首批飞机在十月运抵西班牙。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组建的年轻的“人民军”（EjércitoPopular）[45]和民兵得到了苏联提供的现代武器与弹药，守住了马德里。从此以后，苏联利用自己的援助，通过官方代表罗森贝格与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46]（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提出的各种建议与要求，并通过自己的正式代言人，也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是利用苏联援助获得了巨大声望与威信的西共或统社党的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与人民阵线各党派的政策。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大旗下，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1]关于这个课题，除了经典著作之外，还有一些近期的著作可供参考。关于俄国的苏维埃，可以参考奥斯卡·安维勒（OskarAnweiler），《俄国的苏维埃运动（1905—1921）》（DieRätebewegunginRussland[1905-1921]），莱顿（Leiden），1958年；关于德国的苏维埃，请参考瓦尔特·托尔明（WalterTormin），《德国革命中的苏维埃运动史（1918—1919）》（DieGeschichtederRätebewegunginderdeutschenRevolution[1918-19]），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1954年。——原注
[2]《战争失败的原因》，第70页。——原注
[3]安德列乌·宁声称：“俄国无产阶级没有民主传统和有组织斗争的传统。而我们有工会、政党、报刊，还有工人阶级民主的体制。苏维埃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无产阶级不需要自己的机关。1905年和1917年自发建立的苏维埃完全是政治性的。而我国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会、政党和组织。所以我们中间不会产生苏维埃。”——原注
[4]安德列·莱昂·布鲁姆（AndréLéonBlum，1872年4月9日——1950年3月30日），生于巴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当过律师。十九世纪末参加社会党。1914年7月饶勒斯被暗杀后，成为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9年出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两次出任总理。二战期间被维希法国政府关押，1945年5月获释。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临时政府总理。——中译者注
[5]马索·皮维尔（MarceauPivert，1895年10月2日——1958年6月3日），法国教师、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记者。他是全国教师工会（SyndicatNationaldesInstituteurs）的活动家，一战期间坚持和平主义立场，战后参加法国社会党，成为党内左翼流派“革命左派”（GaucheRévolutionnaire）领袖之一，1938年6月脱离社会党，成立了工农社会党（Partisocialisteouvrieretpaysan，PSOP），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二战结束后回国，重新参加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6]关于这个课题，请参阅马索·皮维尔发表在7月24日的《人民报》（Lepopulaire）上的《西班牙发生革命了！那法国呢？》（RévolutionenEspagne!EtenFrance?）和8月14日的《人民报》上的《法西斯主义，战争……还是革命》（Fascisme,guerre…ourévolution）。与之相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领导层却在8月13日，通过塞维拉克（Séverac）之口否认西班牙发生了阶级战争：“旧制度遗留下来的多种特权，使工人的世界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与任务。”法国共产党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原注
[7]莫里斯·多列斯（MauriceThorez，1900年4月28日——1964年7月11日），生于加来海峡省，12岁开始当矿工。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1930年至1964年任法共总书记。——中译者注
[8]《人民报》（Lepopulaire）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法国社会党在1969年以前的正式党名）的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9]让—里夏尔·布洛什是唯一一个如实地描写了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而没有把它写成一个地位模糊不定的联络机关的共产党记者。8月6日的《人道报》着重强调了希拉尔的声明：“共产党是尊重法律与秩序的人。”8月16日，加布里埃尔·佩里（GabrielPéri）对统社党参加政府（我们前面讲过，此举遭到了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反对）一事做了如下评论：“全劳联领导层对此进行了无理指责。”《人道报》的读者怎么也找不出共产党哪里有“理”了。——原注
[10]托洛茨基写道（《西班牙的教训：最后警告》，第24—25页）：“至今为止，每一场成功的革命都不是取决于国外支持者的军火。能得到国外支持的通常是反革命。我们要不要回顾一下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和其它国家对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的经历呢？……革命的胜利首先取决于大胆的社会纲领，它让群众夺取武器并瓦解敌军。”——原注
[11]“弗朗哥的独裁，意味着欧洲大战将不可避免地加速爆发……西班牙工农若能胜利，必定会动摇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统治。”（托洛茨基，《列夫·托洛茨基案件》[TheCaseofLeonTrotsky]，第303页。）全劳联领导人的某些发言也符合这种观点。杜鲁蒂就曾经说过：“现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害怕我们，远远胜过害怕整个俄国红军。我们正在给德国和意大利工人阶级树立榜样，让他们学会如何对付法西斯主义。我并不指望世界上会有哪个国家的政府给自由革命提供帮助。也许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对我们的斗争产生一些影响……但我们不指望得到帮助……”（转引自莫洛，《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第189页。）——原注
[12]温斯顿·丘吉尔，最明智、最警觉的英国政治家之一，在他的著作《一步接一步》（StepbyStep）里明确地表达出了这种疑惧：“一个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复苏起来的西班牙，会坚决地站在意大利和德国一边，这是一种灾难。一个共产主义的西班牙会把毒爪悄悄地伸向葡萄牙和法国，这是另一种灾难，不少人认为这种灾难更糟糕。”“现在发生的一切，加强了两股邪恶的极端势力的力量，威胁到了英国和法国的议会民主与个人自由。”（第52—53页。）请注意，他指出“苏俄已经彻底远离了共产主义，”这使苏俄获得了“更多的同西方接触的机会”（第61页），他认为，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比如“统工党之类，就像一个集天下之污秽于一身的教派”（第72页）。1937年4月，他描绘了一番“无政府主义势力与托洛茨基主义势力的成功”（第120页）所造成的恐怖景象，并指出，弗朗哥的胜利并不违背法国和英国的利益，而且也会使西班牙摆脱柏林和罗马的控制。伊鲁霍（利萨拉，《巴斯克与西班牙共和国》，第58—59页）指出：保卫巴斯克地区委员会（我们曾在上文指出过它的保守性质），是在各国大使和外交官的“急切要求”下成立的，其中又以法国大使艾尔贝特（Herbette）为甚。——原注
[13]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说过：“政府既不能、也不会对……在政府治下开始的革命活动……承担责任……政府既不愿意看见这些事情发生，也对其进行了谴责，但政府既无法阻止其发生，在其发生后也无力对其加以镇压。”（《贝尼卡尔洛之夜》[LaveladaenBenicarló]，布宜诺斯艾利斯，罗萨达出版社[Losada]，1939年，第96页。）卡萨雷斯·奇洛加穿着mono（即本书第五章中提到过的马德里工人民兵的制服——中译者注）和凉鞋，前往前线，许多记者都在前线看到了他这副样子。科尔佐夫写道，卡萨雷斯·奇洛加穿得像一个普通的民兵，“他在给自己赎罪”。（《西班牙日记》，第59页。）——原注
[14]科尔佐夫，《西班牙日记》，第74页。科尔佐夫的记载是否准确，无从查证，但普里耶托后来的态度与科尔佐夫的记载相符。——原注
[15]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西班牙开始的战争》（LaguerraempezóenEspaña，墨西哥城，塞内卡出版社[Séneca]，1940年），第216页。——原注
[16]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宣传员在演说中都唱着这种温和的调子，以致于社会党曾在二月的选举运动期间，提出了一个嘲讽性的口号：“要想从马克思主义手中拯救西班牙，就投共产党的票！”——原注
[17]《工人日报》（DailyWorker）是英国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GreatBritain）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18]总之，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间，只要牵涉到全劳联和统工党的活动家，共产党就会采取守势。由于全劳联的抗议，他们退出了卡萨诺瓦斯政府。他们在宣传中时时不忘提到苏联，然而苏联却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这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原注
[19]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AgrupaciónSocialistaMadrileña）由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等人在1879年5月2日成立，它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胚胎，后来成为社会党的马德里地区组织。——中译者注
[20]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三章。——原注
[21]《工人世界》（ElMundoObrero）是西班牙共产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22]科尔佐夫，《西班牙日记》，第76—77页。——原注
[23]转引自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第1卷，第161页。另请参阅奥古斯丁·苏希，《西班牙之夜》（NachtüberSpanien，达姆施塔特[Darmstadt]，VerlagdieFreieGesellschaft，未标明日期），第95—96页；伯内特·波洛腾（BurnettBolloten），《大伪装》（TheGrandCamouflage，纽约，普莱格出版社[Praeger]，1961年），第152页及其后。——原注
[24]另外，统工党的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劳联的态度。恩里克·罗德里格斯（EnriqueRodríguez），统工党在马德里的一位代表，曾于九月在《全劳联报》上为统工党在政权问题上的观点辩护。这些观点似乎与全劳联马德里组织的观点相符。——原注
[25]拉巴塞尔（Espagne,creusetpolitique，第98页）记载了这种说法。克拉拉·坎波亚莫尔在《一个共和派眼中的西班牙革命》（Larévolutionespagnolevueparunerépublicaine，巴黎，普隆出版社，1937年）第143—145页详细记载了这种说法。科尔佐夫（《西班牙日记》，第85—86页）的记载与官方说法相同，但这并不符合卡巴耶洛和普里耶托先前的发言。按照科尔佐夫的记载，卡巴耶洛是主动向阿萨尼亚毛遂自荐的，普里耶托则对此表示反对。按照他的记载，拉尔戈·卡巴耶洛是在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大力劝说之下才接受妥协的，这倒是比较可能的。——原注
[26]马塞尔·伊斯莱列维奇·罗森贝格（МарсельИзраилевичРозенберг，1896—1938），1917年放弃美国国籍，参加俄国革命，1918年参加俄共（布），此后在外交界担任过多种职务。1936年8月至1937年2月出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1937年2月被召回莫斯科，1937年12月26日被捕，1938年3月5日遇害。斯大林死后平反。——中译者注
[27]1936年8月24日，德国加入了不干涉协定。尽管如此，德国和意大利一直在支援叛军。——中译者注
[28]科尔佐夫，《西班牙日记》，第86页。——原注
[29]安赫尔·加拉尔萨·加戈（ÁngelGalarzaGago，1891年11月4日——1966年7月26日），生于马德里，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犯罪学，毕业后当过律师。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参加反对独裁的革命运动，并在1929年参与成立激进共和社会党。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31年4月至5月出任总检察长，5月至12月出任保安警察总监。1933年参加社会党，成为卡巴耶洛的亲密伙伴。1936年9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内务部长，1937年5月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后去职。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6年被社会党开除。1966年在巴黎去世。2009年社会党恢复了他的党籍。——中译者注
[30]胡安·内格林·洛佩斯（JuanNegrínLópez，1892年2月3日——1956年11月12日），生于拉斯·帕尔马斯（LasPalmas），曾在德国学医，1921年担任马德里大学生理学教授。1929年参加社会党，属于普里耶托的右派。1936年9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财政部长。任上利用边防部队夺回了被全劳联控制的西班牙—法国边境，并在1936年10月把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交给苏联，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1937年5月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后，内格林于5月17日出任总理。1939年3月被卡萨多推翻后流亡国外。1939年至1945年继续担任共和国流亡政府总理。1946年4月23日与另外三十人一同被社会党开除出党。1956年在巴黎逝世。2008年7月5日，社会党第37次联邦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恢复在1946年4月23日被开除出党的胡安·内格林等人的党籍。——中译者注
[31]阿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比利亚鲁维亚（AnastasiodeGraciaVillarrubia，1890年9月18日——1981年3月14日），生于摩拉（Mora）一个贫困家庭，当过泥瓦匠，1903年参加家乡的工会，1911年迁居马德里，1913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此后曾担任马德里建筑工会主席、工总旗下的马德里省联合会建筑工人分会总书记。1928年7月至9月当选为社会党执委会委员，1928年9月至1931年2月当选为工总执委会委员。1932年至1934年担任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当选为工总主席，1936年1月辞去工总主席之职。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9月4日至11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工业与贸易部长，11月4日至1937年5月17日任劳动与福利部长。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后，在内格林政府内担任总政治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中译者注
[32]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尔多（ÁngelOssorioyGallardo，1873年6月20日——1946年5月19日），生于马德里。毕业于马德里大学，当过律师。1907年出任巴塞罗那省长。1919年曾任开发大臣。在1936年至1939年间曾任驻法国、比利时和阿根廷大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3]《路易斯·孔帕尼斯的生平与牺牲》（VidaysacrificiodeLluysCompanys），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Losada），1943年，第172页。——原注
[34]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第115—116页。——原注
[35]《无产阶级革命》，1936年10月10日。——原注
[36]《西班牙革命》（LaRévolutionespagnole），1936年10月14日。值得注意的是，宁的做法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而应由统工党领导层的路线负责。——原注
[37]马里亚诺·罗德里格斯·巴斯克斯（MarianoRodríguezVázquez，1909—1939），自幼失去父母，在孤儿院长大。少年时曾因犯罪入狱，狱中接触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在其影响下脱离犯罪活动。当过建筑工人，1931年参加全劳联。1934年至1936年担任全劳联旗下的建筑工会书记。1936年11月至1939年6月担任全劳联总书记，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39年6月18日神秘死亡。——中译者注
[38]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第1卷，第229页。——原注
[39]1936年10月1日，忠于共和国的议员在瓦伦西亚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巴斯克地区自治法案。——中译者注
[40]格尔尼卡之树（GernikakoArbola）是象征巴斯克民族的自由传统的橡树。——中译者注
[41]在第一届巴斯克政府中，除了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之外，还有几个共和派和社会党人，以及一位共产党人胡安·阿斯蒂加拉维亚（JuanAstigarrabía），当时共产党并没有对他参加政府提出批评，但是，何塞·迪亚斯后来批评他（1937年11月16日）成了“由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和大工业家、大资本家和银行的代表领导的政府的俘虏”。巴斯克政府的政纲包括信仰自由、尊重法律、秩序与财产。这个政纲在社会方面许诺“工人将通过共同管理企业，获取资本。”——原注
[42]多明戈·托雷斯·麦索（DomingoTorresMaeso，1895年1月15日或1896年6月25日——1980年6月25日），1913年参加瓦伦西亚码头工会。三十年代初曾支持“三十人集团”，脱离了全劳联。1934年因参加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而被迫流亡国外。1936年回到全劳联后，担任码头工会书记和西班牙港口工会联合会书记。1936年10月建议全劳联参加共和国政府。此后曾担任瓦伦西亚市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70年回国。1980年在瓦伦西亚逝世。——中译者注
[43]根据佩拉茨的《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这句话出自1936年11月4日的《工人团结报》。——中译者注
[44]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第116页。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马德里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拒绝夺取政权，但是他们从矛盾的观点出发，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托洛茨基认为：“拒绝夺取政权，就等于拱手将政权交给以前的掌权者，也就是剥削者。每一场革命的本质，历来都是让新的阶级掌握政权，使其能够实现自己的纲领。……”“拒绝夺取政权，使所有工人组织陷入了改良主义的泥潭，沦为了资产阶级的玩物。”（《西班牙的教训》，第20—21页。）而阿萨尼亚则写道：“无产阶级起义……是对军事叛乱的回应……它的目标不是政府。……一场革命必须夺取指挥权，建立自己的政府，按照自己的主张来管理国家。但他们没有这么做。……本来应该用新的秩序，革命的秩序，来取代旧的秩序。然而这并没有发生。一切依然虚弱无力、混乱不堪。……”（《贝尼卡尔洛之夜》，第96页。）——原注
[45]共和军的全称是“西班牙共和国陆军”（EjércitodelaRepúblicaEspañola），1936年9月30日，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将“西班牙共和国陆军”改组为“共和国人民军”（EjércitoPopulardelaRepública），简称“人民军”。总之，本书在提到1936年9月30日之后的共和军时，有时称作“人民军”，有时又称作“共和军”，但这两者基本上是一回事，希望读者能够明白。——中译者注
[46]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年3月9日——1938年2月10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属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曾领导波兰和克里米亚的起义。革命失败后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10年越狱后流亡法国。一战爆发后参加布尔什维克。1917年5月回国，在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率领赤卫队攻占了冬宫。内战期间在南俄和乌克兰等地指挥红军作战。内战结束后曾接近托洛茨基，并曾担任过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波兰大使。1934年5月至1936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任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1937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2月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
第七章从革命到内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七章从革命到内战
·军事力量的均势
·均势被打破了
·国民军的攻势
·叛军兵临马德里
·白色恐怖
据国民运动的一些历史学家记载，七月二十日晚上，莫拉将军觉得叛军的事业已经失败了，但是，此前跟他一起参加叛乱的呼啸兵和长枪党徒，不肯再听他指挥，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战斗下去。其实，莫拉会觉得悲观失望，也是情有可原：在最重要的地区，也就是工业区和商业区——马德里周边、北方最活跃的地区、阿斯图里亚斯与巴斯克地区、整个东海岸，军事政变都被粉碎了。而且，工人民兵在中心城市击退叛军后，又继续乘胜追击，大有彻底歼灭叛军之势。加泰罗尼亚民兵在阿拉贡连战连捷，正在逼近萨拉戈萨与维斯卡（Huesca）。马德里民兵在索莫西耶拉（Somosierra）和瓜达拉马阻止了莫拉的部队，拯救了马德里。几天后，忠于共和国的军队与民兵夺回了阿尔瓦塞特，恢复了瓦伦西亚与马德里的联系。巴达霍斯被夺回后，叛军被一分为二，弗朗哥或凯波·德·利亚诺都无法立即增援莫拉。工人攻占了希洪最后的几个兵营，控制了北方最大的海军港口。海军舰队停靠在丹吉尔沿岸，扼守着海峡，不让摩洛哥驻军在本土登陆。
军事力量的均势
叛军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它在兵力和物资方面只有微弱的优势。我们前面讲过，海军反对叛乱。公认兵力薄弱的航空兵[1]已经参加了人民阵营。莫拉手上只有十几架奇袭雷昂机场时缴获的旧式飞机，全部部署在北方。在兵力这方面，叛乱将领确实较有优势。拉巴塞尔估计，叛军共有一万五千名军官和士官；在摩洛哥共有三万八千名外籍军团士兵和“摩尔兵”；国民警卫队三万人；呼啸兵三万人，几乎全都在莫拉手下；大约七万名正规军。但这些兵力不可能同时使用。正规军的新兵并不十分可靠，他们经常投靠到工人一边。在后方必须部署可观的部队[2]。加利西亚与安达卢西亚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只有零星的摩洛哥部队抵达了本土。
八月初，叛乱将领只能部署兵力有限的几支小纵队：他们派了三千人对付巴达霍斯、一万人留驻艾斯特雷马杜拉、二万人对马德里发动第一次进攻。在这段时间里，叛乱将领不停地从国统区焦急地向德国外交官求助：他们缺乏资金和武器。嗜血好战而又纪律严明的摩尔兵和外籍军团固然是强力的王牌，但不能指望他们能独力赢得战争。
另一方面，工农民兵很快就暴露出了他们的弱点和局限性。在故乡的街道上战斗时，他们的勇气、热情与牺牲精神使他们战无不胜。但是战争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总的来说，他们的军事组织简直一塌糊涂。就像杜鲁蒂说的：“目前为止，我们有一大堆不同的部队，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领导、自己的战士——每天都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自己的军火库、自己的辎重列车、自己的补给品、自己的对待居民的政策，而且往往对战争有自己的一套观点。[3]”让—里夏尔·布洛什把内战的这一时期称作“流浪传奇[4]阶段”，他写道：“内战产生的第一幕景象，便是一大批完全不同的纵队，他们各自为战，在自己的作战区域居住、冲杀、征集粮草，有时还会按照独立的路线发展起来。[5]”此外，“前线”上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你在迷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跑到了敌军战线后方；你可能会在自己战线的后方遭到伏击；即使村民向你报告说有部队经过了他们的村子，你也无法判断那到底是哪一方的部队。八月二十八日，成立了一个由军官与政治活动家组成的战争委员会。尽管如此，它的权威仍然很不牢靠。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制定和落实任何全局性的计划。各政党会为了一次进攻而组织或加强一个纵队，但进攻结束后，民兵们就都回家了。如果有谁不但要求民兵站岗，还要求他们挖战壕的话，就会遭到民兵的抗议。而且，你在站岗两次之后就能回家休息，夜间放哨时，如果你拒绝睡觉，就会被人当成疯子。纵队如果离开基地稍远一点，大部分民兵就会离队：他们喜欢晚上回家睡觉。杜鲁蒂说过，他“听过各种各样的老套借口：小孩生病、老婆临产、老母临终。[6]”没过多久，人们就发现民兵不适合在开阔的乡间作战。虽然民兵在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民兵不但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他们甚至不想保护自己：一支无政府主义纵队曾冒着敌军的猛烈火力，跟随自己的领导行军，这支纵队的领导还以此自豪。阿斯卡索就是这样牺牲的，莫拉后来也是这样被打死的。民兵瞧不起职业军人的“专业技能”，因为他们凭借热情与勇气打赢了巷战，所以他们也就把热情与勇气当成了最关键的因素。民兵不知道如何保养武器，很多民兵甚至都不会操作武器，他们拿到武器后，由于没有经验，就会把武器给弄坏，误伤自己。武器弹药十分缺乏。在阿拉贡和马德里战线上，从前线撤回的部队要把武器转交给接防的新部队。在奥维耶多，军事指挥部下令：除非发动总攻，否则不得向敌人射击。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土制武器就能大显身手了，比如开山的炸药，在熟练的矿工手里就成了威力巨大的武器。奥维耶多的民兵曾在八月改装了几辆卡车，他们用水泥做成装甲，装在卡车上面，然后让装备了火焰喷射器的志愿者搭乘水泥装甲卡车，突破了国民军的防线。这些灵机一动的办法，虽然可以起到出敌不意之效，却无法彻底改变力量对比。
而且，民兵对待子弹的态度，就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他们把大量的弹药的浪费在打飞机上，甚至还有人向船开枪。这些民兵不是正规的士兵：他们没有接受过训练，也没有士官。许多临时充任的领导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许多“共和派”军官投敌叛变，出卖了自己的部下，并积极或消极地怠工。炮兵故意朝自己人射击。即使是忠诚的军官也遭到了怀疑：因为他们是军官，所以没有人信任他们，没有人愿意服从他们的命令。
在七月和八月，指挥部可能犯下了最严重的错误。首批有效的战略调动，是在叛乱刚刚爆发后进行的。此后，所有人就都在各自为战。在巴斯克地区，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军彼此对峙：在头几个星期里，莫拉完全可以不管他们，而不用担心他们会攻过来。加泰罗尼亚民兵在没有炮兵的情况下，正在向萨拉戈萨进军，这对敌人进军马德里的计划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7]。所有人都在自顾自地打仗，根本不关心邻省的情况。
最后，交战双方似乎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均势。莫拉在瓜达拉马山脉止步不前，而加泰罗尼亚民兵也没有打下萨拉戈萨。矿工正在包围奥维耶多，但阿兰达也在为长期的围城战进行准备。在托莱多的阿尔卡萨尔，围城战已经开始了。在七月十九日参加了叛乱的国民警卫队据守在这座古老的堡垒里，里面有补给、弹药和人质。民兵包围了他们，就像民兵在瓦伦西亚和其它地方包围了可疑的兵营一样。民兵偶尔会向厚重的城墙射击。围城战进行到第三十四天，才调来了一门野战炮。它没有立即向阿尔卡萨尔开火，而是先摧毁了堡垒周围的房屋，彻底地孤立了堡垒，切断了守军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在八月的第二周周末，希洪的矿工用炸药炸开了围墙，攻占了两个兵营。但在托莱多没人敢这么干，因为城堡里有六百多名人质，他们是被莫斯卡尔多[8]上校在撤退时从工人居住区抓来的，莫斯卡尔多上校拒绝释放这批人质，他们只好在黑暗而恶臭的牢房里度过了难熬的几周。阿尔卡萨尔围攻战其实是一场“静坐”战：八月二十四日，当这场战斗进行到第三十四天的时候，路易·德拉普雷首次目睹了这次战斗，他写道：“走在镇子里弯弯曲曲的小巷上，当您看到城堡的四座塔楼时，您就会恨不得紧紧贴在墙上。……到处都能见到一堆堆沙袋，挡住了视线。戴着大草帽的民兵躲在街垒后面，观察着对面的观察者，双方间隔只有五十米、四十米，有时只有二十米。他们不时互射几枪，然后就大骂对方。到最后，您都搞不清到底是谁在包围谁了[9]。”昂利·克雷里斯（HenryClérisse）写道：“穷凶极恶的赤党一心只想消灭英勇的保卫者。[10]”事实上他们并不想。八月三日，民兵调来了一门四百二十毫米口径的重型野战炮[11]。他们曾向躲在城堡里的国民警卫队建议：只要释放全部人质，就保证国民警卫队的生命安全，但这个建议遭到了国民警卫队的坚决拒绝。然后，在停火期间，前军事学院教授罗霍[12]少校、马德里的卡马拉萨（Camarasa）神父和智利代办试图劝说国民警卫队投降，在停火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马尔罗和科尔佐夫对这件事的描写几乎一模一样：民兵把香烟和小刀送给国民警卫队，狠狠地羞辱了他们。
在短暂的几周里，整个西班牙的冲突就跟阿尔卡萨尔一样陷入了僵持。双方似乎都无法赢得胜利。
均势被打破了
由于外国的干涉，这种均势很快就被打破了。长期以来，葡萄牙就是阴谋集团的中心之一：从一开始，它就是叛乱的基地之一。里斯本的阿维兹酒店（HotelAviz）里设立了连接布尔戈斯与塞维利亚的电话交换机。叛军可以自由出入葡萄牙与西班牙边境，首批德国飞机就部署在葡萄牙境内的凯亚河（Caia），距离边境只有二千米。作为交换，萨拉扎尔[13]政府把所有的“左翼”流亡者都交给了叛军。八月底，意大利把它应允的飞机交给了叛军。八月初，德国开始通过里斯本把军事物资提供给叛军。德国舰队和意大利舰队挡住了共和国舰队，保护国民军的运兵船，让它们把摩尔兵运往西班牙本土。容克斯飞机与卡普洛尼飞机搭起了第一道“空中桥梁”[14]，使凯波·德·利亚诺赢得了胜利。
共和军没有获得可与之相当的援助。法国航空部长原本同意给共和国提供一批飞机，却遭到了广泛的抗议：舆论对此大加挞伐，英国政府也在施压，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屈服了，停止了交付飞机。七月十七日，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禁止向西班牙出口武器，然后又提出了“不干涉”的政策，并得到了英国和苏联的支持[15]。从此以后，叛军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大量武器弹药，因为德国和意大利虽然也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却还在不停地给叛军提供军火[16]。
西班牙共和国从此陷入了孤立，而叛乱将军却能得到事实上的国际盟友的援助。八月初，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受到了来自弗朗哥的压力，再加上意大利政府和德国政府也要求遵守“丹吉尔条约”[17]，英法两国政府便劝说希拉尔将共和国舰队撤离丹吉尔海岸[18]。八月四日，首批来自摩洛哥的大部队在塔里法（Tarifa）登陆。摩洛哥与西班牙之间的交通从此不再有任何阻碍：国民军再也不会缺乏兵力和物资了。
国民军的攻势
此时，国民军可以发动他们的首次大规模攻势，并试图将被分隔开的两片占领区连接起来。八月六日，弗朗哥的摩洛哥部队向西进攻：当他们兵分两路，向北方推进，企图同莫拉的部队会合时，他们的左翼得到了同谋的葡萄牙的保护。叛军的几路纵队沿着大道前进，一路上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各地工农委员会在路上建造的街垒被叛军包围、拆除了。八月十一日，特利亚纵队占领了梅里达（Mérida），该城虽然布满了地雷，却并没有引爆。雅古埃纵队有一千五百名摩托化步兵和几个轻炮兵连，它在八月七日渡过了莫雷纳（Morena）山脉，十三日抵达了巴达霍斯，并于次日攻占了该城。八月十二日，巴达霍斯突击警察领导阿维拉（Ávila）少校越过葡萄牙国境，公开谴责了“武装平民”对该城的统治。十三日早晨，巴达霍斯市长弃城而逃。五十名民兵把自己锁在大教堂里，与摩尔兵奋战了两天，打完子弹后全部杀身成仁：战士们的英雄主义，无法抵消军事领袖的叛卖与革命引发的混乱所造成的损害。
国民军现在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北方战线上，莫拉虽然得到了充足的兵力——戴着红色贝雷帽、佩着圣像、披着肩章的呼啸兵，却开始担心弹药不足。八月一日，莫拉的私人特使波尔塔戈（Portago）侯爵在柏林请求德国政府提供飞机。十八日，他通过德国驻巴黎大使，请求德国政府提供一千万发子弹。物资和弹药通过葡萄牙运给了叛军。南北两块占领区连起来后，叛军的后方就巩固了。八月十五日，叛军的进攻计划成型了。十九日，圣塞瓦斯蒂安几乎被彻底包围，贝奥尔雷吉[19]纵队也打到了伊伦（Irún）城下。弗朗哥的摩尔兵正在通过巴达霍斯，源源不断地补充给莫拉的部队。
这就是要塞战役的开始[20]。民兵背靠大海，与占有绝对优势的叛军交战。莫拉的进攻得到了德国飞机的支援。飞机突然出现在空中，向开阔的田地上的民兵扫射和轰炸，使民兵陷入了混乱。但在城镇里，民兵已做好了死战到底的准备。像巴达霍斯那样不战而逃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其它城市的保卫战中。全劳联的战士们已经准备战至最后一人，他们扬言，如果不停止轰炸，就处决人质，万一他们无法守住，就彻底摧毁城镇，把废墟留给敌人。然而，人民阵线中的温和派，特别是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却想把城镇和居民留给敌人，并拒绝对人质进行报复。直到最后，巴斯克民兵都在保护财产和教会，不让无政府主义民兵破坏。在伊伦附近的伦特里亚（Rentería），民兵在五金工人组成的工人委员会的政治领导下，并在法国志愿者、前军官雅克·梅纳雄（JacquesMenachem）的军事领导下，同叛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当局试图解救被关押在瓜达卢佩（Guadalupe）要塞里的一百八十名人质，这批人质最终获释[21]。最后他们放弃了：军事委员越过了法国边境，三天后伊伦失守。但是，共产党人、全劳联会员和一小批外国志愿者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保卫马尔西亚尔（Marcial）要塞的八名战士同摩尔兵死战了六十小时，用完炸药之后，就用石头砸敌人。九月四日，最后一批民兵渡过界桥时，嘲讽地指了指空空如也的子弹带。加泰罗尼亚派出了一列运输弹药的列车，却被法国当局截下了。一箱箱装有三万发子弹的弹药箱堆在巴塞罗那，等着政府承诺的道格拉斯飞机把它们运往伊伦。城镇陷入了一片火海：国民军得到的只是废墟。
伊伦的悲剧，似乎使共和国阵营内重新发生了争执。九月八日，根据阿瓦斯通讯社（Havas）记者的报道，圣塞瓦斯蒂安“正在进行巷战”。全劳联的战士向关押着人质的抽水站发动了进攻。当地的省长是社会党人、边防部队[22]军官奥尔特加[23]中校，他企图同莫拉谈判：他的儿子已前往法国，企图进入国统区。谣传他向叛军提出：只要国民军事先同意赦免守军，他就会保护人质、建筑物与历史遗迹，并交出圣塞瓦斯蒂安。官方并没有公布关于谈判的一点消息。但是，国民军的飞机在十一日向城里撒下了传单：“遵守城里的法律与秩序。我给你们四十八小时的时间。我等待着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答复。”人质在重兵保护下转移到了毕尔巴鄂。圣塞瓦斯蒂安的形势很混乱。国民军的广播电台宣称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杀死了雷萨奥拉，逮捕了伊鲁霍。十一日，莫里斯·勒鲁瓦（MauriceLeroy）向《巴黎晚报》发电，称伊鲁霍“已控制局势”，十三日他又称无政府主义者“已控制城市”。其实，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仍然控制着城市。革命派输掉了这场内战中的内战[24]。“抢劫犯”和“纵火犯”被警察和巴斯克民兵草率处决。十四日，卡洛斯派让出大道，让共和军沿着大道撤出了圣塞瓦斯蒂安。他们刚刚撤走，莫拉的部队就进入了这座吉普斯科亚的省会，城里还留下了五十名国民警卫队员，负责维持法律与秩序。
叛军兵临马德里
九月初，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大力支持下，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大部分观察家都认为马德里将会迅速沦陷：民兵看来是打不过职业军人、坦克和飞机的。但是原定的进攻却被推迟了。弗朗哥必须分兵增援北方，所以他谨慎地推迟了进攻：他似乎打算先集中充足的兵力，再发动致命的一击。但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心理因素也对军事行动产生了影响。从八月初开始，国民军的报纸和同情叛乱的外国报纸就在齐声盛赞托莱多军事学院的学员。其实，在阿尔卡萨尔要塞的守军中只有几个军校学员[25]。但是，国民警卫队的英勇抵抗，在宣传中被安到了学员头上，于是，他们便成了抵抗“赤色”统治的西班牙青年的象征，“阿尔卡萨尔的学员”的神话就这样炮制出来了[26]。卡巴耶洛政府成立时，围攻阿尔卡萨尔城堡的一方加强了进攻：炮弹把建筑物轰成了瓦砾。国民警卫队仍在城堡的地下室内坚守。但他们的补给即将用完，饮用水已经不够用了[27]。弗朗哥拒绝进军马德里，准备解救阿尔卡萨尔[28]。他的部队沿着塔霍（Tajo）河谷，从南方进攻。九月四日，雅古埃上校的摩洛哥先遣队进入了塔拉维拉·德·拉·雷纳（TalaveradelaReina）。
各地的民兵都进行了反抗，但是他们在遭到叛军的奇袭后，阵脚大乱，四处逃散了，马尔罗对此进行了鲜明的描写。马德里派出两个摩托化纵队，增援托莱多，他们遭到了奇袭，陷入了包围，被消灭掉了。九月二十七日，巴莱拉将军的摩洛哥先遣队进入了托莱多。黄昏时分，一队摩尔兵联系上了莫斯卡尔多的部下。叛军解救了阿尔卡萨尔。前一天还在围攻阿尔卡萨尔的民兵现在成了被围攻的一方，他们在堡垒周围的房子里，逐屋逐户地进行着最后的抵抗。托莱多沦陷后，首都门户大开，整个世界都在等待马德里的沦陷，以及可怕的报复。
白色恐怖
叛乱爆发的时候，支持共和国的军官和士兵不是遭到逮捕、谋杀，就是在草率审判后被枪杀[29]。在随后进行的清洗中，任何被怀疑为工会、工人政党或共和派的领导人的人都会被迅速消灭[30]。夜间的私刑处决在国统区同样普遍，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人来阻止这种行为，因为这种行为的组织者——呼啸兵与长枪党徒——也是公共秩序的控制者。各地监狱人满为患，为了腾出空间，每天都要处死大批犯人[31]。双方都恨不得把对方斩尽杀绝。这在共和区是普遍的、公开的和自发的。而在国统区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并得到了最高级的教会首脑的支持，比如托莱多大主教就宣称“对上帝的爱，使半个西班牙的父亲拿起了枪”，反抗“当代的魔鬼，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长着七个头的怪物，一切异端邪说的象征。[32]”在有人正确地指出“白色恐怖”之前，“白色恐怖”已在整个国统区肆虐了几个月。
叛军虐待俘虏的手段是骇人听闻的：他们允许战地记者前往前线采访，却绝不会允许记者进入监狱。从最落后的部落招募来的摩尔兵肆意凌虐妇女、阉割男人，在布拉西亚什[33]和巴尔戴什[34]看来，这“简直是某种仪式性的行为”。但其他叛军也毫不逊色。叛乱将军特别喜欢在妇女身上发泄他们的施虐欲望；妇女不但要被强奸，还要被系统地羞辱、剃光头、涂上红颜料、再用蓖麻油冲洗。凯波·德·利亚诺将军对此特别自豪。七月二十三日，他通过塞维利亚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赤党的婆娘们已经明白了，我们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被阉的民兵则不是；哭闹喊叫都救不了她们。[35]”
国外报刊上登满了记者的报道，但记者大多是同情叛军的。贝特朗·德·茹夫奈尔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巴黎晚报》上发表文章，描写了一位保卫阿尔菲拉（Alfera）的铁路工人，他被埃斯卡梅斯[36]纵队的呼啸兵枪杀[37]。国民军攻占巴达霍斯后，制造了一场真正的大屠杀。阿瓦斯通讯社特派记者发回的电报称，当地大教堂里尸横遍地，就连圣坛上也是触目惊心，“政府支持者的尸体被成排地陈列在大教堂门前的广场上。”《纽约先驱报》（NewYorkHerald）和《时报》的记者描写了这次屠杀，而国民军的军官却以无处容纳战俘来给屠杀开脱。一队难民想逃往葡萄牙边界，他们被带进城里，当场枪杀。据《时报》记者记载，一次就屠杀了一千二百人，“路上血流成河，头盔还在血河上漂浮”，而在广场上，屠杀还在进行。布拉西亚什承认：“这是非常粗暴的手段，”他还说，“每一个作战人员都被枪杀了，因为只要还没有进行总动员，他就会被当成激进分子。[38]”
白色恐怖是镇压群众反抗的手段。至少那些叛乱头目是这么认为的。七月三十日，弗朗哥对《新闻记事》（NewsChronicle）的记者表示：如果有必要，他随时可以“枪毙半个西班牙”。凯波·德·利亚诺在八月十八日指出：“八成的安达卢西亚家庭都在服丧，我们必须坚决动用更加严厉的手段。”巴拉托（Barato）上校曾向《多伦多星报》记者宣称：“杀掉两百万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就能恢复秩序。”
每当国民军发动进攻之前，都会有大批农民逃亡，这表明叛军头目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他们的目的，叛军已经激起了强烈的恐惧。德拉普雷在一篇报道中描写了埃斯特雷马杜拉农民的“大逃亡”：“农民赶着猪和山羊，后面跟着老婆孩子。[39]”但是，就在这群惊恐万状的逃难者当中，男人们——“脸色黝黑、穿着罩衣、戴着大帽子”——要求立刻发给他们枪支（如果发给了他们，他们无论吃饭睡觉都会带着枪），回去战斗。白色恐怖是一把双刃剑：成千上万人沿着公路逃走了，但又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正在夺取武器，用尽一切办法战斗下去。以前的各种偏见和愿望似乎都消失了，人们只剩下了一个念头：抵抗叛军、阻止叛军、战胜叛军。成千上万的人认为，叛军是一台拥有较高的训练水平和较好的装备的战争机器，为了对付它，必须使用另外一种同样有效的战争机器，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纪律”与“统一指挥”的口号得到了心甘情愿的回应。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战斗和坚守下去。为了生存，他们首先必须结束由多重政权和权力冲突而导致的混乱状态，建立秩序，建立司令部，使民兵能够胜任他们的首要任务：战争。
[1]内战爆发时，西班牙只有陆军航空兵（AeronáuticaMilitar）和海军航空兵（AeronáuticaNaval），1936年9月共和军重组之后才成立了独立的西班牙共和国空军（FuerzasAéreasdelaRepúblicaEspañola）。——中译者注
[2]不过，留在后方的是政治性的民兵，以长枪党徒为主，他们的任务就是“肃清后方”。——原注
[3]转引自A·普鲁多莫与D·普鲁多莫（A.etD.Prudhommeaux），《加泰罗尼亚1936—1937》（Catalogne,1936-1937），第18—19页。——原注
[4]原文为picaresque，本意为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在西班牙盛行的流浪汉小说，这类小说往往以一个流浪汉为主角，通过描述主角的传奇经历，描绘社会百态，讽喻世人。——中译者注
[5]布洛什，《西班牙，西班牙！》，第127页。——原注
[6]转引自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第1卷，第221页。——原注
[7]据科尔佐夫所述，杜鲁蒂曾对特鲁埃瓦说过：“整个西班牙随你打，但别碰萨拉戈萨：萨拉戈萨留给我来打。”（《西班牙日记》，第45页。）各个集团多少都有类似的想法。——原注
[8]何塞·莫斯卡尔多·伊图瓦尔特（JoséMoscardóItuarte，1878年10月26日——1956年4月12日），1896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参加过古巴独立战争、菲律宾独立战争和和里夫战争。内战爆发时任托莱多省督军。1936年7月21日在托莱多率领国民警卫队发动叛乱，22日挟持大批人质，撤入阿尔卡萨尔堡垒。民兵因顾忌人质的安全，没有强攻。9月26日，叛军逼近托莱多，民兵被迫解除对阿尔卡萨尔的围攻。莫斯卡尔多从此被吹捧为“阿尔卡萨尔的英雄”。后曾任安达卢西亚都督和加泰罗尼亚都督。——中译者注
[9]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77页。——原注
[10]《西班牙1936—1937》（Espagne36-37），巴黎，若尔日·封蒂亚尔出版社（GeorgesVentillard），1937年，第189页。——原注
[11]此处与上文的描写不一致，不知何故。——中译者注
[12]比森特·罗霍·柳克（VicenteRojoLluch，1894年10月8日——1966年6月15日），1911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14年毕业后曾在巴塞罗那、塞乌塔等地服役。1922年返回托莱多步兵学校任教。1932年入读高等军事学院（EscuelaSuperiordeGuerra）。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国，曾担任过总参谋长和陆军参谋长等职务，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加泰罗尼亚沦陷后流亡法国。1957年2月回国，同年7月被判处三十年徒刑，不久获释。1966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13]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扎尔（AntóniodeOliveiraSalazar，1889年4月28日——1970年7月27日），生于维塞乌省（Viseu），曾在科英布拉大学（UniversidadedeCoimbra）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1928年军事政变后，担任独裁政府的财政部长。1932年担任总理，建立起了法西斯独裁统治。1968年因病辞职。1970年死去。——中译者注
[14]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十四章。——原注
[15]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十三章。——原注
[16]但是，西班牙政府根本没有在国外发动反对不干涉政策的宣传活动。社会党人德·洛斯·里奥斯（delosRiós）曾以西班牙政府的名义，要求莱昂·布鲁姆不要辞去总理的职务，尽管不干涉政策是布鲁姆主动提出的（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十三章）。希拉尔总理曾在8月9日指出：“西班牙政府不希望这场正在进行的斗争遭到任何外国干涉，无论这种干涉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支持共和国的还是支持叛乱的。”——原注
[17]按照1923年12月18日签订的条约，丹吉尔应为非军事的中立区。——中译者注
[18]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五章。——原注
[19]阿尔方索·贝奥尔雷吉·卡内特（AlfonsoBeorleguiCanet，1888年1月26日——1936年9月29日），步兵中校。1936年7月18日，按照莫拉的命令，在潘普洛纳发动叛乱，随后率叛军占领了吉普斯科亚。9月5日在伊伦战役中负伤，9月26日因伤重不治而死。——中译者注
[20]其实，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系列的围城战。在奥维耶多、托莱多、拉·卡维萨（LaCabeza）、伊伦和圣塞瓦斯蒂安都发生了围城战。——原注
[21]8月25日，奥尔特加（Ortega）中校“出于人道主义”释放了一批人质，其中包括罗马诺内斯伯爵，他后来逃到法国避难。——原注
[22]边防部队（CuerpiodeCarabinerosdeEspaña）成立于1829年3月9日，由财政部管辖，主要任务为在边境和港口巡逻，制止走私。内战爆发后，三分之二的边防部队仍然忠于共和国。1940年3月15日被并入国民警卫队。——中译者注
[23]安东尼奥·奥尔特加·古铁雷斯（AntonioOrtegaGutiérrez，？—1939），边防部队军官，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8月6日被任命为吉普斯科亚督军。在吉普斯科亚战役中指挥共和军。1937年5月内格林政府上台后被任命为保安警察总监，不久后参加西班牙共产党。1937年至1938年担任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主席。1939年3月担任第3军军长。内战失败后被叛军逮捕，6月15日被杀害。——中译者注
[24]看来，全劳联领导人实际上并没有主动反抗巴斯克当局。勒鲁瓦在9月14日的《巴黎晚报》上发表文章，描写了一次戏剧性的会谈：一方是省长奥尔特加和共产党人拉拉尼亚加（Larrañaga），另一方是全劳联领导人盖斯戈布（Gesgobu）和奥尔蒂亚诺（Orthiano），最终会谈双方决定撤离。全劳联领导人加洛·迪耶斯（GaloDíez）写道（《混乱之中》，第30页）：“我们可以宣称：撤离圣塞瓦斯蒂安，是所有时间如此之短的撤退行动中，最冷静、最有秩序、效率最高的一次。”这等于承担了撤退的责任。但是，他又指责巴斯克民族主义党把“教会的财产”和“工厂、车间与商店里的有用的东西”留给了叛军。他还指出：“我们的同志想摧毁这些东西，他们不让，他们手里有枪，为了避免内讧，我们只好让步。”——原注
[25]克雷里斯指出：守卫要塞的有国民警卫队650人、来自马德里的第14团的150名突击警察、十多名军官和8个学员。——原注
[26]关于这个课题，请参阅昂利·马西（HenriMassis）和罗贝尔·布拉西亚克（RobertBrasillach），《阿尔卡萨尔的学员》（Lescadetsdel’Alcazar，巴黎，普隆出版社[LibrairiePlon]，1936年；英文版为《TheCadetsoftheAlcazar》，纽约，保罗会出版社[PaulistPress]，1937年）。比方说，两位作者记载了一件特别富有戏剧性的事件：7月26日，民兵通过电话向莫斯卡尔多上校发出威胁：如果他再不投降，就要枪决他的儿子，莫斯卡尔多拒绝投降，民兵就杀死了他的儿子。但是。佩德洛·伊萨西（PedroIsasi）根据赫伯特·L·马修斯（HerbertL.Matthews）提供的证据，以及各方对此事的记载，在1957年9月27日的《社会主义者》上撰文宣称：整个事件都是编造出来的，莫斯卡尔多的儿子是在进攻拉·蒙塔尼亚（LaMontaña）时被杀的，而莫斯卡尔多全家都保持了自由之身。他还指出，通往阿尔卡萨尔的电话线在7月22日就被切断了。马修斯在他的著作《轭与箭》（TheYokeandtheArrows）中承认，小莫斯卡尔多在进攻拉·蒙塔尼亚时被杀的事情是他搞错了。休·托马斯在对照了各方的说法、寻访了多名证人之后，认为国民军的说法是正确的。（《西班牙内战》[TheSpanishCivilWar]，第203页。）——原注
[27]根据一名堡垒守军的回忆，堡垒里的储备肉类为98匹马和12头骡子。——原注
[28]在国民运动所有的历史学家当中，只有阿斯纳尔一人赞成弗朗哥的决定。其他人都认为，绕路解救阿尔卡萨尔，耽误了攻占马德里。——原注
[29]比如马德里的卡拉塔拉中校和巴利亚多利德的莫雷洛（Morelo）将军。在后来被枪杀的人当中，比较出名的有1934年加泰罗尼亚起义的镇压者巴蒂特将军和空军将军努涅斯·德·普拉达（NuñezdePrada），然后还有在萨拉戈萨被杀的萨尔塞多（Salcedo）将军、卡里达德·皮塔（CarídadPita）将军、罗梅拉雷斯（Romerales）将军和坎平斯（Campins）将军等人，他们的死，证明了陆军并没有完全参加叛乱。——原注
[30]关于这个课题，请参阅马德里律师学院的回忆录，收录于佩拉茨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一书。克雷里斯也承认了这一点。——原注
[31]巴蒙德，让·德·皮埃尔弗（JeandePierrefeu）。——原注
[32]路易·马尔堂—绍菲尔（LouisMartin-Chauffier）在《天主教与叛乱》（CatholicismeetRébellion，巴黎，法国—西班牙协会[ComitéFranco-Espagnol]，未注明出版日期）一书中提供了许多国民军迫害教会的事例：教堂被烧毁，新教牧师被枪杀。——原注
[33]罗贝尔·布拉西亚克（RobertBrasillach，1909年3月31日——1945年2月6日），法国极右派作家、记者。生于佩皮尼昂（Perpignan），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公开支持法西斯主义，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期间积极同纳粹德国合作。法国解放后，于1944年9月14日自首，1945年1月19日被判处死刑，2月6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34]莫里斯·巴尔戴什（MauriceBardèche，1907年10月1日——1998年7月30日），生于奥隆河畔丹镇（Dun-sur-Auron），1928年入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32年在索邦大学任教。他是布拉西亚克的长期合作者，积极支持法西斯主义。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在1942年至1944年间在里尔科技大学任教。战后出版了多部著作，为维希法国、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辩护。——中译者注
[35]转引自阿尔瓦，《西班牙共和国史》，第331页。——原注
[36]弗兰西斯科·加西亚·埃斯卡梅斯·伊涅斯塔（FranciscoGarcíaEscámezeIniesta，1893年3月1日——1951年6月12日），曾参加里夫战争。内战爆发前即参加了莫拉的阴谋集团。内战期间参加过一系列重大战役。战后曾任加纳利群岛督军。——中译者注
[37]《日报》（LeJournal）与《巴黎晚报》对发生在安达卢西亚的大屠杀报道得比较多。据德·茹夫奈尔和勒鲁瓦所述，每个村子的竞技场都成了墓地。特里亚纳被用“刺刀和手榴弹”荡平了。人质被处决后，尸首会被弃置数日。昂利·丹茹（HenryDanjou）也记载了外籍军团在攻占梅里达后对工人活动家的屠杀，梅里达委员会的核心成员阿尼塔·洛佩斯（AnitaLópez）也在这次屠杀中遇害。——原注
[38]这些报道在感情上对国际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国统区的审查越来越严格，关于镇压的消息或文件很少能传出来。帕泰—纳坦制片厂（Pathé-Natan）的摄影师罗贝尔·布吕（RobertBru）就在塞维利亚被捕了，他被指控把巴达霍斯的照片发往法国。——原注
[39]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89页。——原注 |
第六章革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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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革命的成果
·教会问题
·工业的所有权
·农业的集体化
·集体化与政权问题
·控制经济的努力
·经济、政治与战争
西班牙革命是由深刻的社会危机引发的。西班牙工人正在向共和国政权进行自发的进攻，代之以自己的政权，他们的目的不只是政治革命。在叛乱爆发后的几周里，他们的活动，把社会革命扩展到了社会的每一方面。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大刀阔斧地向西班牙的主要问题发动了进攻：寡头制国家政权、军队、教会与寡头制度的经济基础——工业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1]。
教会问题
在巴斯克地区之外的整个共和区，人们像“解决”军队问题一样，“解决”了教会问题，至少人们用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手段是同等激烈的。几个月后，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在向卡巴耶洛递交的备忘录[2]中指出：所有的教堂都已被关闭，无法举行宗教活动，许多教堂已被烧毁，这种情况在加泰罗尼亚尤为严重。圣坛、圣像和圣物大多已被毁坏；钟、圣杯、圣体匣和烛台已被革命政权没收、融化，用做工业或军事用途。以前的教堂现在成了车库、市场、马厩和收容所。更有甚者，人们还在教堂里加装了水管、瓷砖地板、柜台、阶梯、围栏、门窗和隔墙，永久性地改变了教堂的样子。所有修道院的修士都被赶走了，修道院也落得跟教堂一样下场。一批又一批神父和僧侣被逮捕、监禁或处决：在雷里达发生的冷酷的镇压中，只有两人侥幸生还，因为人们都知道他们投了人民阵线的票，并曾为人民阵线拉票。不愿逃走的人躲进了地下，随时都可能遭到逮捕和处决。只有很少人能够获得“还俗”的机会：但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有的修女结了婚；也有僧侣参加了民兵[3]。在实践中，禁止宗教崇拜发展到了禁止私人持有圣像和圣物（耶稣受难像、弥撒书等）的地步。革命的后方民兵会搜查这些东西，追查并逮捕其所有者。
所有教会学校都已被关闭，校舍和教具被当地委员会或工会没收。在加泰罗尼亚，根据“人类劳动与兄弟友爱的理性主义原则”、“天下大同的情感”，和“压制一切形式的特权”的决心，宗教学校的校舍被转交给了新教育标准委员会[4]。在许多地方，人们在新楼房、大地主的豪华庄园、修道院和国民警卫队哨所里建立了新学校，或是把旧学校迁到里面。由于试验的时间太短，无法判断它的效果。但是，仅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至十月间，巴塞罗那的入学儿童数量就增加了百分之十。
工业的所有权
革命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摧毁了教会权力的经济基础，大部分资产阶级权力的经济基础也被摧毁了。在胜利了的革命派看来，这两者都是叛乱将军的盟友：革命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既是由于意识形态的要求，也是由于实际的需要。
早在叛乱爆发前几周，许多企业的老板就已经逃走了，并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萧条[5]。革命的成功和恐怖行动吓坏了金融企业和工业企业的头头脑脑，瘫痪了本已在先前的战斗中受创严重的经济机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九三六年七月的革命有自己的社会目标：工人接管了工厂，农民接管了土地，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他们的革命活动的最终目标，也是革命最重要的胜利[6]。
西班牙工人为了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采取了丰富多样的措施，要是把这些措施都记载下来，完全能写成一本大书[7]：这些措施总的来看缺乏条理，不够一致，而且带有一定程度的乌托邦性质。尽管如此，只要对其进行一番仔细的研究，就会发现工人迸发出了令人惊叹的首创精神，足以令人迫不及待探个究竟，虽然这样的首创精神不一定都能带来好的结果，但它总是能带给我们丰富的启示。
最普通的例子，便是工人对企业的占领，这种行为叫做incautación：加泰罗尼亚的大部分企业，无论其雇主是否逃走，都已经被工人占领了。没有被工人占领的企业，则很快建立起了监督机制，由工人代表和官方代表共同监督其经营，这种机制叫做intervención。在当时看来，这两种合法的形式，使“工厂归工人”的口号真正得到了具体实现，在下一阶段，它们演变成了两种独特的形式：集体企业（又叫工会企业）和国有企业。这两种形式的应用范围，在当时取决于相应的工人组织的影响力。据波克瑙所述，在马德里一带，工总的影响力最强大，当地有百分之三十的企业成了“工人监督企业”[8]，受着政府和工会的双重监督；这些企业都是最重要的企业。在全劳联的影响下，加泰罗尼亚百分之七十的企业和列万特百分之五十的企业成了“工人管理企业”[9]。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业和运输几乎全部接受了工人的监督，但巴斯克地区的工厂全都逃过了占领和监督。不过，对这两种形式不应一概而论：一位记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的《时报》[10]上撰文指出：在接受工人监督的企业里，工人委员会的权力同被工人占领的企业里的工人委员会一样大，因为管理层开的每一张单据都需要工人委员会盖章才能生效。八月初通过的一道法令对这一既成事实予以了承认：叛乱分子的企业，在被工人占领后，即归该企业全体工人所有，该企业的管理，由工人选举的代表同政府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罗贝尔·卢松写道，这道法令“可能会使每一家工厂都出现国家政权目前的情况：政府代表只是一道帘子，而由工会指导和控制的工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11]”在这个权力机关多样化、“原子化”的时期，政府根本无力同各种委员会的影响力抗衡。
在这个大背景下，各种各样的形式纷纷涌现出来；我们这里只讲几种情况。巴塞罗那是集体化的重镇，当地工人很快就接管了当地运输（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地铁）、铁路（这些行业很快就被一个全劳联—工总联合委员会控制了）、煤气与电力、电话、报纸、娱乐、旅馆与酒店，以及大部分大型机器制造企业、大工业企业和运输公司：福特伊比利亚汽车公司（FordIberiaMotorCompany）、西班牙—瑞士公司、石油专营公司（CAMPSA）、阿斯兰德水泥公司（AslandCement）、跨大西洋公司（CompañíaTrasatlánticaEspañola）与海陆机械公司（LaMaquinistaTerrestreyMarítima）。每个政党和工会都占领了一栋办公楼或印刷厂。每一家报纸都由工人委员会负责经营，工人委员会是由选举产生的，每一类领工资的人员（编辑、行政人员、车间工人）都在工人委员会里有自己的代表。
全劳联—工总联合委员会接管了公共服务事业。叛乱之后仅过了两天，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地铁就恢复了正常运行，煤气与电力也照常供应。不久之后，铁路也恢复了正常运行[12]。
福特伊比利亚汽车公司是一家汽车装配厂，革命前它有三百三十六名正式工、一百四十二名临时工和八十七名职员。革命后，经理起初同意留下来担任技术顾问，并领取一千五百比塞塔的月薪；然后他就溜了。于是，工厂选出了一个由十二名工人和六名职员组成的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来管理工厂，委员一半是全劳联会员，一半是工总会员。卢努瓦（Leunois）研究了该企业的的工作条件与工资情况，并在九月二十五日的《无产阶级革命》上发表了研究结果。该企业不实行计件工资制，不发奖金，不发家庭津贴。工伤事故的受害者在革命前可领取五天的全额工资，现在可领取一周。该企业仍在进行大规模生产，但生产速度较慢。工人委员会规定，最高工资为每月一千五百比塞塔，只有经理和副经理能领取。工人每干完一个工作日，可挣二十二·四比塞塔至三十六比塞塔，而职员的工资为每月五百至一千二百比塞塔。被解雇的工人和参加民兵赴前线作战的三十名工人，都可以领取百分之八十七的工资。工人委员会保持了原先的一千五百比塞塔以下的工资标准，因为“可能会受到工资标准化影响的那部分人表示了抗议：他们发动革命不是为了降低工资。”
工作与建设促进公司（FomentodeObrasyconstrucciones）是一家公共工程企业，在革命拥有七千五百万比塞塔的资本，雇佣了六百名工人。它现在由全劳联和工总活动家构成的临时工人委员会管理，两家工会在这个工人委员会中的席位数量，是按照双方会员人数的比例确定的。该企业有三百多名工人参加了民兵。留厂工作的工人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并可领取四十八小时的工资，还有百分之十五的奖金。十月二十三日的《自由报》称，该企业的账簿已被公开，以前那些私自增加工资的“蛀虫”已经绝迹。工地上没有了工头，只有选举产生的领队；最重要的是“人力技术员”（manualtechnician）在生产方面没有任何权利。
瓦伦西亚的列万特航海协会（UnionNavaldeLevante）造船厂拥有一千四百名工人，其中工总和全劳联的会员人数相当，它现在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工人委员会由七名经选举产生的委员组成，任期半年；大小事项都要由工人委员会与经理、技术主任和首席工头磋商后决定。革命后，该企业停止了造船，专营修理。
希洪的渔业在集体化后，由工会监督委员会管理，它把鱼肉提供给工人食品供应委员会。无论是工人还是渔民都不领工资：他们凭配给证向食品供应委员会领取食品。拉雷多（Laredo）的所有船只都被收归经济委员会管理，经济委员会由六名全劳联代表和六名工总代表组成。所有的鱼获都要由它分配。鱼获的销售所得，在扣除了成本和百分之四十五的设备改善费用之后，平均分给全体“海上工作者”。拉雷多渔民以前要遭受船主和批发商的层层盘剥，而现在每周可以挣到六十四比塞塔，这比以前要多得多。
巴塞罗那电影院的集体化，被全劳联树立为样板，而它的对手立即对此大加嘲讽。巴塞罗那所有电影院都被整合成了一家企业，由一个委员会管理，这个委员会由十七名委员组成，其中两人是由全体大会选出的，其余十五人是由各个行业的工人选出的。当选的委员脱离了原先的岗位，与他们的同志领取相同的工资。工资随每周收入而浮动，总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给各个行业的工人（卫生间服务员可得百分之一，电影放映员可得百分之一·五）。工资上限为每周一百七十五比塞塔，最终的利润划归工会基金。每个雇员都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每一项政策，都必须经全体大会讨论，得到四分之三以上的多数支持才能通过。每年有一个半月的假期，其中寒假半个月。雇员在生病或失业的时候，仍可领取正常的全额工资；如果雇员因故丧失劳动能力，可领取抚恤金，金额根据其责任而定，但不得低于正常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五。利润必须优先用于建造诊所或学校。
卢松告诉我们：普奇瑟尔达（Puigcerdà）的零售业在集体化后，组成了一家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共有一百七十人，合作社制定了统一的工资标准：男工每周五十比塞塔，女工每周三十五比塞塔[13]。
通过上文介绍的各种方法，不难发现工资问题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方法都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一端是无政府主义影响下、在普奇瑟尔达推行的统一工资制；另一端是基本保留现存的工资等级制。巴塞罗那有轨电车工人采用了折衷的办法：他们把原先的十一级工资制改为四级工资制，并规定所有人都要缴纳同样比例的养老金。但在某些情况下，工资的差距还是很大的：瓦伦西亚的西班牙旅馆（HotelEspaña）的厨师工资几乎相当于女服务员的四倍之多；巴塞罗那工厂的织工专家的工资为九十比塞塔，而助理为五十比塞塔，学徒工只有三十二比塞塔。
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推行无政府主义的工资平等原则的地方，女工的工资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西班牙工人始终非常关心各种社会保障措施：养老金、退休金、假日、失业补助等。
农业的集体化
普奇瑟尔达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将商店集体化，却没有触及拉·塞尔达尼亚（LaCerdaña）的农场。这个初期的例子，反映了集体化手段的丰富多彩。
其实，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农业集体化的全面推广，始终是亲历者与目击者争论得最激烈的话题之一。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主的一部分人认为，由于他们的组织进行了宣传，树立了集体化的榜样，才促成了强大的自愿集体化运动，完成了集体化。而另一部分人（共产党和共和派）则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农业集体化是由民兵和无政府主义行动队利用恐惧强制推行的。“中立”的观察家也同样分成了两派：社会党人普拉茨（Prats）、独立工党议员芬纳·布洛奎[14]和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尔洛·罗塞利[15]为阿拉贡的集体农庄大唱赞歌，他们认为那些集体农庄完全是农民自愿成立的。与之相反，波克瑙——总不能说他同情共产党的宣传吧——则认为，除了拉·曼查地区之外，其它地区的集体化都是通过恐怖强加给农民的。
应当承认，这两种观点都不乏有力的论据支持。首先，集体利用土地的形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内战爆发前，农民在夺取土地之后，都会尝试进行集体耕作。全劳联与工总旗下的农会组织[16]都曾公开表示赞成集体化——当然必须是自愿的。最坚决反对集体化的是共产党，它为了阻止集体化，在列万特凭空创造了一个新的农民组织[17]。最后，一九三六年夏季建立的集体农庄有一些坚持到了内战结束，甚至还有个别集体农庄在被解散之后又重建了起来[18]。
而在其它地方，集体化进行得并不顺利：安达卢西亚虽然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足以进行集体化，但它很快就落入了叛军之手；而列万特、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条件都不太适合进行集体化的试验。我们也知道，“集体农庄庄员”和“单干户”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这在一九三七年曾一再发生。
这种情况也是很复杂的。土地的集体化，往往是从消灭大地主开始的——杜鲁蒂和他的纵队就经常这么干——但这并不意味着集体化就不是自愿的。消灭地主，一方面给集体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土地；另一方面创造了心理条件，因为只有这样做，农民才敢参加集体农庄。恐怖是革命的工具之一，而争论农民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迫参加集体化，几乎是毫无意义的。最后，各地的集体化既是“自愿的”也是“强制的”，因为集体化是由多数决定的。还应该补充一点：反对集体化的人，在革命的头几个星期里，肯定会比几个月后少得多——漫长的内战和不断的征收都给集体化造成了种种困难。
加泰罗尼亚的集体化运动遭到了“拉巴塞雷”的反对。全劳联旗下的当地农会在九月五日通过了一个决议，很好地体现了全劳联对这个问题的谨慎态度：“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宣布，要把一切土地，包括小农通过辛劳和节俭得来的土地，都立即收归集体，那么我们将会遇到一系列困难，难以用正常的方式实现我们的最终目的。”全劳联在巴塞罗那召开了农民大会，要求自己的活动家尊重小农，并通过树立农业集体化的成功榜样，来说服农民。
此外，加泰罗尼亚的集体农庄也是五花八门：有的集体农庄吸引了所有居民参加，比如罗斯皮塔莱特·德·柳布雷加特（HospitaledeLlobregat）的集体农庄，就吸收了一千五百个家庭参加，面积达十五平方千米[19]，安波斯塔（Amposta）的一个集体农庄有一千二百人参加，这两个集体农庄的农民全都是全劳联会员；一些地方存在着全劳联与工总合办的集体农庄，或单单由全劳联举办的集体农庄，与个体农户共存。集体农庄的土地或是从大地主没收来的（比拉波亚〔Vilaboa〕，庄员二百人；塞洛斯〔Serós〕，庄员三百人），或是将小农的小块土地集体化；或兼而有之（雷里达，庄员四百人；奥里奥斯〔Orrios〕，参加集体农庄的有三十二家金属工人；雷里达附近的格拉纳德利亚〔Granadella〕，当地二千名居民中有一百六十人参加了集体农庄；塔拉戈纳附近的蒙布朗〔Montblanc〕，一万六千名居民中有二百人参加）。所有这些集体农庄，就像是小农沙漠中的几片绿洲，它们只是例外情况，而没有变成常规现象。
在列万特，由全劳联和工总合办的集体农庄，是最常见的：比方说，在阿利坎特省的比利亚霍约萨（Villajoyosa），当地的土地（供养着约四千人）已被集体化，当地的纺织业（雇佣人数四百人）和渔业（四千人以此为生）也被集体化了；它们还在瓦伦西亚省的阿德穆斯（Ademuz）和乌蒂耶尔（Utiel）共同创办了集体农庄，各有五百户和六百户参加。卡斯蒂利昂省的圣马特奥（SanMateo）村有一点不同寻常：全劳联和工总在当地各自成立了一个集体农庄。瓦伦西亚省的苏维卡（Sueca）集体农庄为了摆脱中间商，成立了人民橙果合作社（CooperativaPopularNaranjera），专门负责销售橙子，后来这个集体农庄还拓展了新的业务[20]。最后是位于“菜园地带”[21]的塞戈尔维（Segorbe），它是一个拥有一万名居民的大型城镇，当地成立了一个“由农业生产者及同类组成的集体农庄”，这个事例经常被人引用。参加和退出集体农庄都是自愿的，农民在参加集体农庄时，要向集体农庄缴纳一定的股份，退出时可将其带走。但农民在参加集体农庄后，生活上就要受到经选举产生的管理委员会的严格管理，还要共同劳动，并根据“家庭情况”领取工资（单身男性为五比塞塔；单身女性为四比塞塔；家长为五比塞塔；主妇为二比塞塔；等等）。塞戈尔维的居民过得怎么样呢？被公认为偏爱集体化的布洛奎是这样讲的：“总的来说，我在塞戈尔维集体农庄过得很快乐。我不打算详细描写，但农民的活力和热情，他们为共同事业做出的奉献，以及他们对此的自豪感，都是非常可敬的。”
罗塞利在访问阿拉贡的集体农庄后，得出了同样的观点，他写道：“新的社会制度的突出优点，证明了农民中间存在着团结互助的精神，推动着他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创下更大的功绩。[22]”
其实，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控制下，集体化运动已经席卷了四分之三的土地，这些土地几乎都属于由全劳联控制的村镇，这些村镇超过四百五十个，并拥有四十三万农民。此时，集体农庄庄员占了多数：佩尼亚尔瓦（Peñalba）、阿尔卡尼斯（Alcañiz）、卡兰达（Calanda）和奥列特（Oliete）的所有农民都参加了集体农庄；马斯·德·拉斯·马塔斯（MasdelasMatas）的二千三百名居民中有二千人参加了集体农庄；阿尔科里萨（Alcorisa）的四千居民中有三千七百人参加了集体农庄。在自己的土地上亲自耕作、不雇佣工资劳动者的小农，理论上都能继续生存。农会为了组织试验农场、苗圃和农业技术学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集体化理论的辩护人宣称：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农业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但由于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无法判断这些数字是否准确。
无政府主义者在阿拉贡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其中最令人好奇、然而无疑又是意义最小的一个试验，便是在货币与工资方面系统地运用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与理论的试验。当地也按照家庭情况制定了工资标准：单身者每周二十五比塞塔；夫妻双方只有一人参加工作的，每周三十五比塞塔，夫妻有儿童要抚养的，每一个儿童增加四比塞塔。但是并不发钱，只发一种叫做vales的兑换券，农民可以用这种兑换券在集体农庄的商店里换取商品。这套制度虽然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试验却不能令人信服，这是因为：不管集体农庄是否愿意，它都得用货币向西班牙其它地方购买物资，而它在理论上已经废除了货币。无政府主义者苏希[23]在《阿拉贡自由派》（Aragonlibertaire）一文里描写了卡兰达的农村生活：
“教堂前的村广场上，有一座崭新的大理石造的喷泉，顶上刻着‘CNT-FAI’。以前的教堂成了粮食商店。它还没有全部完工。
“肉铺设在教堂的一间边房里，村里从来没有过这么明亮、卫生的地方。这里不用钱：妇女用兑换券换肉……因为它们都属于集体农庄，用兑换券就可以换到肉类和其它食物。
“这个村子有四千五百人。大部分都支持全劳联。有七百户的家长是全劳联的人。有三千五百人参加了集体农庄，剩下的都是单干户。……这个村子整洁、快乐、富足。村子有二万三千比塞塔的资金。这里出产橄榄油（每年四千七百桶）、玉米、马铃薯和水果。……以前这里有几个大地主。七月十九日，他们的财产都被剥夺了。
“集体农庄庄员和单干户在这里和睦相处。村里有两家咖啡馆：单干户去一家，集体农庄庄员去另一家。……这个村子用橄榄油同巴塞罗那的纺织厂交换布料和衣服，所以没有出现缺衣少穿的情况。
“这里干活是挺累的，而且许多年轻人——都是全劳联会员——都上前线去了，劳动力总是不够。……这里一切都被集体化了，只有希望保持独立的小店主没有参加。药店和诊所都属于集体。诊所看病不要钱。医生也只是集体的一分子。
“修道院是村里最漂亮的建筑，现在改成了学校，学校采用的是费雷尔的教学体制。以前村里只有八个老师，现在集体农庄又任命了十个老师。
“单干户也能从集体化中获益：他们不用付地租，不用交电费。村子有自己的发电机，利用瀑布发电。
“集体农庄庄员过得很快乐。以前农民在四月、五月、六月的时节都要挨饿。现在情况好多了。
“以前这里有一家银行分行，现在已经关门了。征收来的七万比塞塔被交给了镇政府，用来买各种各样的货物。
“土地被划分成片，农民在下地干活时，以十人为一组，每一组都在代表带领下，在各自的片区上耕种。小组是按照共同的感情结成的。集体农庄就像一个大家庭，照顾着每一个人。[24]”
苏希描绘的这番景象即使不算完美，也是欣欣向荣的。然而，共产党报纸《红色阵线》（FrenteRojo）后来却对此做出了相反的描写：
“在阿拉贡委员会的暴虐统治下，人和财产都得不到任何形式的保障。没有一个农民不被强迫参加集体农庄的。反抗者会遭到恐怖的报复，连自己的性命和小小的田产都保不住。成千上万的农民逃走了，他们宁可丢下自己的土地，也不愿意忍受委员会的上千种折磨。……土地都被没收了，就连戒指、勋章、甚至平底锅也被没收了，谷物、做好的食物、供自己饮用的葡萄酒都被没收了。……著名的法西斯分子和长枪党头目堂而皇之地参加了市镇委员会。以前四处打家劫舍的土匪，现在凭着工会会员证，当上了镇长、委员会委员、公共秩序委员，他们把抢劫当成了职业，变成了一种统治体系。[25]”
集体化的农村在苏希笔下，是泛着玫瑰色的自由乐土，而在《红色阵线》笔下，却成了暗无天日的无政府主义地狱，真相一定介于两者之间。
集体化与政权问题
其实，在关于集体化的规模和意义的分歧背后，是关于政治秩序的分歧。人民阵线的支持者、共和派、社会党和共产党对集体化的看法，可以用何塞·迪亚斯的话来概括：在初期“集体化有其合理性，因为大工业家、大地主抛弃了工厂和农田，而没有工厂和农田就无法进行生产。[26]”一部分人认为，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并没有发生社会革命，但必须保卫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他们认为“集体化”和“工会化”会破坏工人阶级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对之大加挞伐。共产党特别强调，必须保护“小工商业者”。何塞·迪亚斯宣称：“这些试验是荒谬的，进行这些试验就是在帮助敌人。[27]”
虽然工总积极参加了列万特地区的集体化运动，但是，集体化和工会化基本上是由全劳联的大批活动家推行的。共和国政权及其镇压力量瓦解后，他们一夜之间掌握了地方政权，并立即按照马拉泰斯塔的方案，着手摧毁资产阶级所有制，而且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的领袖是如何的小心谨慎（“现在还不是建立自由共产主义的时候”），着手开始建设新的自由社会。
这是一个无比复杂的任务，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为此做过准备，他们的武器只是朴素的概念和大致的原则，此前他们只在宣传中、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运用过这些武器。面对着出乎预料的形势，又缺乏正确的指导，工会和活动家们在领导集体化运动时，只能凭借一种方针，安德拉德对这种方针做了准确的评价：“无政府主义者的平等主义幻想”。然而，仅仅把工厂转变为集体企业（他们常常把这叫做“社会化过程”），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新经济体制，并使它运转起来，还是不够的。信贷问题仍然难以解决。集体企业依然需要货币来向国外购买货物、维持日常运营。加泰罗尼亚提供了储蓄银行里作为担保之用的十亿比塞塔存款，而拥有黄金储备的马德里政府却不肯提供贷款。因此，大部分集体企业都要靠革命后没收的流动资产才能维持生存。各地的管理委员会试图通过各种应急的办法来维持日常的生活：没收叛乱分子的银行存款，没收并出售叛军、教会和修道院的珠宝和贵重物品。但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28]。
由于政府作梗，银行、信贷与外贸都在阻挠集体化，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或许可以叫做“工会资本主义”的倾向。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巴塞罗那全劳联的一个委员会对此做了简要的描述：“把包括拥有预备资金的企业在内的一切东西集体化的不合理要求，暴露出了群众当中的功利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精神。……不仅仅以使用权，而且以私有财产权来看待每个集体企业，结果是无视集体企业中其他人的利益。……集体企业只关心自己的债务，就会使其他企业发生财政失衡。”胡安·安德拉德[29]在一项有意思的研究中着重指出，实际形势完全符合全劳联的传统思想，但它却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自发的、不服从全局规划的工会化或集体化，使工人陷入了物质上的窘境。[30]”
如果一家工厂在革命前夕拥有较多的库存与预备资金，革命后就能恢复正常生产，并提高工人的工资。它的利润可以用于维持工厂的日常运转、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以及企业的社会保障。但是，如果工厂在叛乱爆发的时候，就已经处于亏损和库存减少的状况，在革命后它也无法恢复正常生产，也不能照常发工资。有的企业全靠逐步消耗预备资金才能生存下来。企业有富有穷，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工厂开出的工资都相差很大。集体化的拥护者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各种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可是集体化同样导致了不平等和与不合理。它并不会走向社会主义或自由共产主义。
土地的集体化也没有产生一个令人满意和彼此协调的生产制度。它固然解决了不少问题，而且无疑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工作更为合理，还提高了产量。但是，要使这一改善明显而持久，要使它树立的榜样产生激励效果，就必须给这些西欧最穷苦的农民提供支持，然而西班牙的工业无能为力。阿拉贡委员会曾出售没收来的珠宝，用销售所得来资助集体农场，但这样的激进措施只能解决一小部分人的问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只能做到贫困的集体化，而土地的集体化所必需的农用机械、肥料和农业专家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出来的。正如波克瑙指出的，西班牙革命“陷入了争论农民自己的土地究竟该归自己所有还是该归集体所有的僵局”。
在事实上废除了封建地租之后，当时的西班牙土地问题，就变成了没收大地主（无论是否参加叛乱）的庄园的问题。俄国革命有《土地法令》[31]，西班牙革命却没有；杜鲁蒂纵队在弗拉加枪毙了二十八个“法西斯分子”，可是半个月过去了，当地的农民却还不敢动地主的土地，他们既没有分地，也不愿意在上面集体耕种。他们在观望。既然全劳联民兵来过这里，共产党或共和派的民兵也可能会来这里，万一他们宣布这些土地都是非法强占的，那该怎么办呢？再说，万一国民警卫队来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要求农民把土地还给被枪毙的法西斯分子的继承人，那又该怎么办呢？显然，不是人人都赞成杜鲁蒂对农民问题的观点，连阿拉贡的农民也一样，这就是原因所在。希拉尔政府在八月初颁布的一道法令规定：农民和佃农如果已在一块土地上耕种了六年以上的时间，便有权用现金买下这块地，也可通过可赎回的租金支付购地款。由于不再有人缴纳地租或捐税，这道法令在当时根本没有效力，虽然如此，政府还是要用这道法令来表示：私有制依然存在，政府仍然承认私有制的权利，尽管所有的地契早已在村广场上被喜悦的村民付之一炬了。不久之后，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了：夺取了土地的农民，在度过最初的狂喜之后，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正拥有了这些土地，而且还担心自己能不能从中获利。他们很快就把仇恨转向了前来征粮、征税、有时手脚还不太干净的民兵，而且他们也不完全相信这些新“主人”会真心改善他们的处境。
一开始，革命在农村势如破竹，但是，由于缺乏真正的领导，它似乎陷入了停顿。
控制经济的努力
叛乱摧毁了整个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工业区失去了原料产地；生产区失去了消费市场。由于缺乏原料，内战爆发后不久，加泰罗尼亚的纺织工厂就只能一周开工三天；列万特的农民则开始为优质粮食的销路而发愁了。城市得不到供给，饥荒的威胁迫在眉睫。罢工结束后，一切都在慢慢地恢复运转，老板和他们的手下要么逃走了，要么被关押起来，要不就是死了；一些工人上了前线，其他工人留在后方。任务十分艰巨：必须维持粮食供应、重新分配生产力和重建市场。最重要的是给民兵提供武器装备。
工会与委员会的合法权力，意味着各种短期的困难可以得到解决。毕尔巴鄂委员会发行了粮票。巴塞罗那依靠征收和兑换券，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生活了半个月。工会接收了由于出租车被征用而失业的四千名出租车司机，试图重新给他们分配工作。巷战过后，巴塞罗那的街道被成群结队的商贩堵得水泄不通，中央委员会依靠全劳联的权威，颁布了法令，责令治安巡逻队清除了街道上的商贩。几天后城镇收到了粮食供给。七月二十五日，马德里成立了一个由市议员和市场工人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每日发放二万份口粮。在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任命拉巴塞雷协会的托伦茨领导粮食供应委员会：他在七月二十四日下令：禁止私自征收物资；商店开门营业；接管物资。
他通过治安巡逻队和调查委员会，以及工人管理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掌握了可靠的情报，实行了有效的监管，并严惩了不法行为：民兵与市民的基本粮食供应得到了保障，而又没有引发明显的物价上涨。此外，粮食供应委员会还能直接影响贸易管道，保障了巴塞罗那的医院、慈善机构和人民食堂的供应：仅在八月，每天就有十二万人凭工会会员证在开放的食堂就餐，而这些粮食都是它提供的；到了九月，它设法把这个数字减少到了比较合理的三万人，当然这三万人不包括民兵。在瓦伦西亚、马拉加和阿斯图里亚斯的大多数城镇里也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而且通常是由全劳联与工总合办的，它们与农村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向民兵与失业工人提供粮食。但是，不是所有委员会都拥有巴塞罗那的粮食供应委员会那么大的权力的：它既是供应部门，又是经济监管委员会，它的决议在加泰罗尼亚的港口和市场具有法律效力。
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真正的热情与双方的善意下实现的。当然，一开始民兵的生活与农民完全隔绝，农民对待民兵的态度也并不总是友善的，双方发生过不少摩擦。杜鲁蒂纵队曾被迫撤出皮纳（Pina）村：这证明了它毕竟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而不是一帮土匪。许多农民非常乐意出售粮食，而且还不加价，因为他们现在不用把售粮的利润分给地主了。
不管别人怎么说，在同样的善意与热情影响下，军工生产也得到了改善。在阿斯图里亚斯，工人夺回了特鲁维亚（Trubia）兵工厂，七月二十五日，这个兵工厂就恢复了生产。托莱多也发生了相同的情况。加泰罗尼亚的军工生产情况非常糟糕，因为当地没有生产军事物资的工厂，化工厂和冶金厂只好匆忙转产军事物资。一些机器制造厂的设计图被工程师销毁或带走了，又找不到人来代替他们，这些工厂便无法开工。奥维耶多兵工厂的经理希梅内斯·德·拉·贝拉萨带着两个工程师，从纳瓦拉逃到了加泰罗尼亚，他们与艾斯凯拉的承包商塔拉德利亚斯、全劳联的金属工人巴列霍（Vallejo）与化工工人马尔蒂（Marti）承担起了这个任务。西班牙—瑞士工厂也转产了。两个月后，这些措施固然效果有限，但至少建立起了生产子弹、炮弹、火箭、炸弹和装甲板的工厂。此外，整个政治局势和经济形势，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必不可少的外国钢材自不用说，就连阿拉贡的钢材和阿斯图里亚斯的煤也要用货币购买。“没收”来的资金只能顶用一阵子，后面的款项只能暂缓支付。
必须要有一个控制经济的全盘计划，才能解决这一切问题。革命的权力机关发现了这一点：马拉加、瓦伦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都成立了经济委员会。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为了控制该省经济，做了大量的工作。八月十一日，经济委员会在加泰罗尼亚成立了，政府颁布法令，承认它是“管理经济生活的机关”，它提出了一个纲领，这个纲领相当于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它包含下列条款：
1、根据消费的需求而控制生产。
2、垄断外贸。
3、强制组织个体农民参加农会，将大庄园集体化，交由农会开发。
4、通过征税和缩短租期，压低城市房价。
5、迅速减少繁多的税种，逐步实行单一税。
6、被雇主抛弃的企业，将被没收和集体化。
7、在物资分配方面，进一步推广合作社体制。
8、对银行的运营实行工人监督，甚至将银行国有化。
9、由工人组织对一切仍由私人经营的的企业实行监督。
10、迅速给工人重新安排工作。
11、将重要工业、公共事业和地方运输集体化。
安德列乌·宁与桑蒂利安是工人运动中最著名的经济专家，经济委员会吸收了他们两人参加，表明它会成为加泰罗尼亚的经济改造与社会改造的神经中枢，成为实行经济集中化与制定经济计划的机关。经济委员会的任务是监管经济，它依靠中央委员会与工人民兵的权力，在几周的时间里，真正地发挥了它的作用。但是，就像其它的革命权力机关一样，它很快就遇到了货币与信贷的政治问题。
经济、政治与战争
革命在加泰罗尼亚发展到了顶点之后，便停滞不前了。政治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解决经济问题。各种监督机关无法发挥实际作用，变成了光吃不做的闲职。在新成立的各种委员会和代表会后面，出现了一整个官僚阶层。桑蒂利安写道：“我们曾是一个反资本主义、反财产的运动。我们在私有制中看见的是工具、工厂和运输工具，资本主义的分配机制是造成贫困与不公的主要原因。我们要把一切财富全都社会化，这样人人都能享受生活的快乐。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做得不太好。我们赶走了原来的老板，换上了六个人来监督生产，他们却把自己监督的工厂和运输工具当成了私产，而在管理和经营方面，他们有时还不如以前的老板干得好。[32]”
革命之后，半年过去了，西班牙经济遭到了严重的困难。批判“集体化”与“工会化”造成的“动乱”，攻击临危受命的新领导“无能”，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但是，要公正地评价革命取得的成就，就不能不考虑到战争造成的沉重负担。在头几个月里，革命给西班牙工人带来了可观的成果，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管理原则的实行与股息的废除，有效地降低了物价，这方面的成果，最后只是由于原材料价格猛涨才被抵消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同样的情况下做不到这一点。许多企业实行了机械化与合理化，在工人自己的要求下，产量得到了显著增长。热情高涨的工人愿意做出巨大的牺牲，因为他们大都相信：他们是工厂的主人，他们付出的劳动，最终的受益者是他们自己与阶级兄弟。分散的企业被集中起来，贸易的渠道得到了简化，这给西班牙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年老的工人、儿童、残障者、病人与全体雇员都能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
西班牙工人的革命成果存在着临时凑合的缺点，但是，革命成果的不彻底，是更严重的缺点。必须保卫仍在呀呀学语的革命。革命的成果需要时间来成长，在充满着前进与退却、探索与发现的日常试验中证明自己，可是，它们还没有成长起来，就被战争毁灭了。
[1]将1917年的俄国革命同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做一番对比，就能得出相似的结论。安德列乌·宁写道：“7月19日叛乱的爆发，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比俄国革命更为强烈的刺激，极大地加快了革命的进程。”（《西班牙革命的问题》，第230页。）托洛茨基写道：“西班牙无产阶级表现出了一流的战斗素质。从它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来说，从它的政治水平与经济水平来说，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它的出发点就不是低于、而是高于一九一七年初的俄国无产阶级。”（《西班牙的教训》，第27—28页。）有一个现象可以雄辩地证明西班牙革命的深刻性：各地妇女都广泛参加了各种委员会和民兵；如果革命真的像托洛茨基说的那样，是“被压迫群众中受压迫最重、与理论最隔绝的阶层的直接行动”的话，那就应该得出结论：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最符合他的判断。——原注
[2]转引自利萨拉，《巴斯克与西班牙共和国》，第201—202页。——原注
[3]比方说，9月4日的《ABC》就在头版发表了这样的新闻：“阿利坎特：一名神父结了婚，另一名神父参加了共产党。”。——原注
[4]新教育标准委员会（Conselldel'EscolaNovaUnificada）成立于1936年7月27日，目的是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根据“人类劳动与兄弟友爱的理性主义原则”，推行普遍、免费、世俗的新教育制度。1939年2月解散。——中译者注
[5]桑蒂利安估计，在叛乱爆发前半个月，从加泰罗尼亚各家银行撤走的资本总额高达9000万比塞塔。——原注
[6]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就是摧毁国家后的最终阶段，一切都会在这个阶段得到解决。——原注
[7]有的措施刚一颁布就立刻在心理上引发了最强烈的反响，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无偿收回抵押给当铺的一切生存必需品。马尔罗和德拉普雷都曾描写过在加泰罗尼亚“收回”的3000台缝纫机发出的“巨响”。——原注
[8]原文为intervenidas，即受工人监督的企业。——中译者注
[9]原文为incautadas，即被工人占领后，由工人管理和经营的企业。——中译者注
[10]《时报》（LeTemps）是巴黎一家著名日报，1861年4月25日创刊，1942年11月30日停刊。——中译者注
[11]《无产阶级革命》，1936年8月25日。——原注
[12]经历过俄国革命的西班牙革命者对此深感自豪：安德列乌·宁曾告诉他的同事，在1936年的巴塞罗那，公共服务事业恢复正常运行的速度，要比1917年的莫斯科快得多。——原注
[13]请参阅卢松关于普奇瑟尔达的集体化的专著，发表于1937年6月25日的《无产阶级革命》。——原注
[14]阿奇巴尔德·芬纳·布洛奎（ArchibaldFennerBrockway，1888年11月1日——1988年4月28日），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07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曾三次被捕入狱。1931年至1933年出任独立工党主席，1933年至1939年出任独立工党总书记。——中译者注
[15]卡尔洛·罗塞利（CarloRosselli，1899年11月16日——1937年6月9日），生于罗马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一战期间自愿参军。战后参加了社会党，在党内支持改良主义派，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26年因参加反法西斯活动而被捕，1929年7月逃往突尼斯，同年在巴黎参与创立反法西斯组织“正义与自由”（GiustiziaeLibertà）。1936年8月率领由意大利志愿者组成的马特奥蒂营（MatteottiBattalion）前往西班牙，与共和军并肩抗击反动军队，后因病返回巴黎，1937年6月9日被法西斯分子刺杀。——中译者注
[16]内战爆发时，全劳联旗下并没有全国性的农会组织，但在几个月后，它已经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等地建立起了地区性的农会。1937年6月12月至14日，全劳联在瓦伦西亚召开了地区农民组织全国大会，成立了全国农民协会（FederaciónNacionalCampesina）；工总则在1930年6月1日成立了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FederaciónNacionaldeTrabajadoresdelaTierra）。——中译者注
[17]卡巴耶洛派的活动家控制着列万特的工总及其旗下的农会。共产党成立了一个农民协会（FederaciónCampesina），由胡利奥·马特乌（JulioMateu）领导。——原注
[18]比如罗斯皮塔莱特·德·柳布雷加特（L’HospitaletdeLlobregat）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佩拉茨在他的书中提到过。——原注
[19]法文版和英文版均为“15000平方千米”，但这明显不符合实际，经查阅《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TheAnarchistsintheSpanishCivilWar，第1卷，第345页），应为15平方千米。——中译者注
[20]请参阅佩拉茨的《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第1卷，第15章。——原注
[21]“菜园地带”（Huerta）是瓦伦西亚的一个地区，它是瓦伦西亚的农业和文化中心。——中译者注
[22]《正义与自由》（GiustiziaeLibertà），转引自莫洛，《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第144页。——原注
[23]奥古斯丁·苏希·鲍尔（AugustinSouchyBauer，1892年8月28日——1984年1月1日），德国无政府主义者。一战期间为了逃避征兵而流亡瑞士、瑞典。1919年返回德国，参加了德国自由工人协会（FreieArbeiterUnionDeutschlands），1922年至1933年担任该组织的报纸《工团主义者》（DerSyndikalist）编辑。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全劳联的工作。共和国覆灭后逃往法国，被关押了两年。1942年流亡墨西哥。1966年返回西德定居。——中译者注
[24]摘自《与阿拉贡农民在一起》（Chezlespaysansd’Aragon），转引自让·贝尔尼耶尔（JeanBernier），《克拉普伊约》（Crapouillot）杂志的《无政府》（L’Anarchie）特刊，第44页。——原注
[25]《红色阵线》，1937年8月14日。——原注
[26]何塞·迪亚斯于1937年3月5日向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做的报告，《斗争的三年》（Tresañosdelucha），巴塞罗那，西班牙共产党出版社，1939年，第297页。——原注
[27]同上。——原注
[28]实际上，政府通过工总控制了银行，并掌握了信贷业务与黄金储备。有了这两件武器，政府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给集体企业下绊子。这再次证明：除非通过政治手段，夺取政权的手段，否则经济问题无法得到哪怕是暂时的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杜鲁蒂和桑蒂利安都曾建议攻占西班牙银行，他们都忠于无政府主义的“剥夺”传统——桑蒂利安一直梦想着能够抢光西班牙银行的金库。——原注
[29]《西班牙革命中的工会监督》（L'Interventiondessyndicatsdanslarévolutionespagnole），《国际争鸣》（Confrontationinternationale），1949年9月10月合刊，第43—48页。他引用了全劳联巴塞罗那委员会的结论。对“工会资本主义”的描述出自《战斗报》。——原注
[30]同上，第46页。——原注
[31]1917年11月8日，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便通过了《土地法令》，规定立即无偿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皇族、寺庙、教会的土地、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具体请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8页。——中译者注
[32]《革命之后》（AftertheRevolution），纽约，格林伯格出版社（Greenberg），1937年，第121页。——原注 |
第五章共和国控制区的双重政权状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五章共和国控制区的双重政权状态
·各种武装组织的权力
·针对天主教会的恐怖
·各种委员会的权力
·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
诞生
组成与作用
·瓦伦西亚的权力冲突
·其它的革命政府
·巴斯克地区的特殊现象
·新的国家机关的轮廓
·民兵
·国家政权
在叛乱被粉碎的地方，失败的不只是叛军。叛乱军队与武装的人民群众的冲突，把夹在中间的国家政权给碾碎了。原有的政权机关已经彻底失去了权力，掌握权力的是街头的各种武装组织，它们在打退叛军后，马上就着手进行最迫切的任务：肃清残余叛军、巩固后方，以及维持生存。诚然，共和国政府依然存在，在左翼记者所谓的“忠诚区”[1]，也没有出现一个公开同共和国政府对抗的革命政权。但希拉尔内阁只能控制马德里周围一带，它还能够存在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它采取了什么行动，也不是因为它还享有什么威信，而是因为各个工人组织：政府必须通过工总的联络与通信系统，才能同其它的忠诚区保持联系；社会党执委会已经把海军部设为自己的长期办公地点，不管部长普里耶托就坐镇在那里。
但是，在街头和政府之间，逐渐出现了各种新的权力机关，它们拥有真正的权力，并且往往自称与街头和政府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就是遍布各地的无数委员会，实际上它们已经取代了原先的地方政府和省政府。它们构成了新的政权，并且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把革命的力量组织起来，处理最重大的任务：一个是短期任务，即继续战争；另一个是长期任务，即在社会革命的高潮中恢复生产。
西班牙的危机吸引了不少外国记者和激进分子前往西班牙，在他们眼中，西班牙呈现出了一派非凡的景象，对立双方既让人困惑不解，又显得光怪陆离，但都令人眼花缭乱。它正在经历一场革命，将军们发动叛乱，本来是为了阻止革命，反倒激起了革命。革命在刚开始时处于守势，现在它开始转入反攻了。成千上万的人，对它做出了千差万别的自发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肤浅的、对革命不怀好意的观察家只会看见一片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他们无法理解这种现象背后的深意：既然工人主动承担起了保卫自己的责任，他们也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新的政权也就随之诞生了。
巴塞罗那就是这种革命形势的象征。弗兰茨·波克瑙是一个专业的观察家，他认为巴塞罗那是“苏维埃西班牙的堡垒”——按照“苏维埃”这个词的本来意义，他的意思就是说，巴塞罗那就是工人代表会的西班牙。其实，巴塞罗那不仅是一个几乎全部居民都是工人的城市，它现在还是一个由工人掌权的城市：工人在城里随处可见，在街头，在建筑物门口，在兰布拉大道[2]上，到处都是肩扛步枪、腰挎手枪、穿着工作服的工人[3]。国民警卫队的三角帽不见了，几乎没有人穿制服，资产阶级和乡绅都不见了：据说，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不鼓励”戴帽子。工人组织接管了夜店、酒店与豪华旅馆，把它们改成了人民食堂。以往常见的乞丐也都不见了，工会办的福利设施正在照料他们。所有的汽车都插上了旗子，画上了各种各样的标志，涂上了各个工人组织的缩写。无论在哪里，都能看见楼房、咖啡馆、商店、工厂、有轨电车和卡车上贴着告示，表明该建筑或该物“已被人民收归集体”或“已收归全劳联”。各政党和工会纷纷占据了大型现代建筑、旅馆或右翼组织的总部，把它们改成了自己的办公楼。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日报和广播电台。除了已被封闭的大教堂之外，所有的教堂都被付之一炬。内战仍在继续，它每晚都在吞噬新的牺牲者。布洛什写道：“兰布拉大道过着双重的生活。白天，这里随处可见鲜花，随处可闻鸟声，游人络绎不绝，咖啡香飘四溢，汽车和有轨电车来来往往。到了黄昏，卖花的小摊贩就不见了，卖鸟人也消失了，咖啡馆打烊了。天黑以后，兰布拉大道就陷入了可怕的死寂之中，只有墙边偶尔会冒出几个鬼影。[4]”
几天后，马德里向法国客人呈现出了另一派景象。当然，马德里的各个工会和政党也占据了漂亮的楼房，并组建了自己的民兵，但街道上很少能见到武装的工人，几乎所有的武装工人都穿着新的制服，这是一种叫做“mono”的蓝色连身衣。旧的制服并没有消失：七月二十七日，官方警察重新开始执行日常勤务。所有的教堂都被封闭了，但都没有被纵火。马德里的各种委员会没有巴塞罗那那么多，征收的告示也没有巴塞罗那多。乞丐仍在街角伸手乞讨。豪华旅馆和夜店仍在照常营业。迫在眉睫的战争阻止了革命的进程。
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是共和区的两个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情况，没有两个相邻的城镇或省份是完全一样的。要想更清楚地了解这种情况，就得进行一番细致的分析。
各种武装组织的权力
当时有一种现象，虽然各地程度不等，但在整个共和区普遍存在，外国观察家对这种现象特别关注。外国的大报把这种现象叫做“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或“红色恐怖”。从战胜叛乱那一刻起，工人武装就开始了血腥的肃清。
而且，在之前的半年里，暴力冲突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等最后的爆发。既让人畏惧、又让人渴望的斗争，使长久积压下来的仇恨与恐怖获得了发泄的出口。每一个人都清楚，斗争的结果不是胜利就是死亡，要想赢得胜利，首先就得跨过敌人的尸首。
在共和区，实际上已不存在任何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力量，警察部队已经消失了。警察要么投靠了叛军，要么与工人民兵合并了。从十八日、十九日两天开始，各地都爆发了总罢工，并持续了至少一个星期：工人拿着武器，从早到晚都在街上游行。起初只有积极分子才有枪，在攻占兵营、分发武器后，愿意拿枪的人都分到了枪：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圣塞瓦斯蒂安和马拉加等地总共发了几万支步枪。监狱里的政治犯都被释放了，但不少刑事犯也被放走了。没有了警察，带着武器招摇过市也不会引人注目，于是各种人渣败类便趁机大肆作乱。
所以，观察家笔下的“恐怖”，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他们分不清这种现象中的各种因素，而且往往还故意把不同的因素混淆起来。在“恐怖”刚开始的时候，执行者和受害者的数量大体相当，所以此时的“恐怖”无疑是一种自发的运动，是真正的群众性的恐怖主义。这种“恐怖”是由恐惧而激发的本能反应，是面临危险时做出的自卫性应激动作，法国大革命中的九月屠杀[5]就是由此引发的；这种“恐怖”既是革命战争的要求，也是革命战争中无法避免的现象。
在抓获军官、国民警卫队员、长枪党徒和乡绅的时候，如果在场的积极分子名声不够响，镇不住场面，或是在场的警察部队的忠诚度还不够让人信服，保护不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被就地处决。
其它一些“恐怖”事件是由危言耸听的谣言和集体恐惧心理而诱发的：马德里群众在得知叛军在巴达霍斯进行大屠杀的消息后[6]，又听信了监狱中发生俘虏暴动的谣言，便攻占了模范监狱[7]。凯波·德·利亚诺通过塞维利亚广播电台发表的讲话，使群众心中产生了一种不健康的疑神疑鬼的心理，他们又被七月二十七日的轰炸所激怒，便攻占了马拉加监狱，处决了里面的叛军俘虏。这种“恐怖”既是一种预防手段，又是对革命行动的鞭策。民兵在击败叛军、夺回村镇后，急于继续推进，没有多少时间来巩固后方，所以他们只能用一种方法，那就是系统地肃清后方，把所有阶级敌人统统当作“法西斯分子”，不经审判就立即消灭。杜鲁蒂纵队在抵达弗拉加（Fraga）后，就处决了三十八个所谓的“法西斯分子”：一个神父、一个大地主、一个律师和他的儿子，以及所有的富农。在某些人看来，把旧制度下的统治阶级的每一个人，都从肉体上消灭，就能为真正的革命创造条件。这种“恐怖”也是与内战和革命密不可分的。
在叛乱后的几周里，城镇遭到了类似的行为的威胁，但这种行为更有组织性，它叫做“夜间处决”[8]。它总是按照相同的套路进行的：保卫委员会或警戒委员会选好目标后，就在晚上派武装人员把目标绑走，架出城外，在某个偏远的地方杀掉。在这种政治报复中被杀的有教士、大老板和小老板、政客、资本家和各式各样的反动派：以前曾跟工人组织作对的法官、警察、狱警、奸细、雇佣杀手；也有人纯粹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名声或社会地位而被选为目标的。而且，“阶级界线”也不等于工人就能获得充分的保护：在巴塞罗那就有一些工人活动家遇害了，比如工总旗下的码头工会的总书记、被全劳联斥为“码头恶霸”的共产党人德西德里奥·特里利亚斯[9]；以及工总西班牙—瑞士（Hispano-Suiza）工厂分会的主席。
这种氛围自然会助长个人报复、乃至单纯的盗窃、抢劫和谋杀等罪行。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此前曾策划过夜间处决的各个政党和工会，才会转而反对这种行为，并开始“组织”镇压。由于此类罪行在传统上往往被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为了公正起见，有必要指出：一位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茹安·佩洛一直在《自由报》（Libertad）上谴责犯下此类罪行的人“躲在革命运动背后……借助这种形势来逃脱惩罚”，他还呼吁，“为了革命的荣誉”，“必须制止夜间处决的行为”，“严惩那些为杀而杀的人[10]”。在此期间，全劳联巴塞罗那分会的一位干部、餐饮工会总书记费尔南德斯（Fernández）出于私怨而报复杀人，被全劳联就地处决，以儆效尤[11]。
针对天主教会的恐怖
火烧、劫掠修道院与教堂，以及逮捕并处决教士，是早期的一种突出现象，对此必须从另外的角度来加以分析。据说，人们通常是为了报复教会才这么干的，而且有不少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巴塞罗那，许多叛乱分子躲在教堂里负隅顽抗；在费盖拉斯（Figueras），教士躲在大教堂里，向工人射击；到处都有狙击手躲在宗教建筑里面，向外面打冷枪。
但是，反对天主教会的运动，绝不仅仅是混乱时期的应激反应。当然，有少数教堂遭到了窃贼的洗劫。但在大多数案例中，从教堂中搜出来的财宝，被用于资助初期的革命活动：赫洛纳（Gerona）的民兵从比克（Vic）的大主教官邸里搜出了价值一千六百万比塞塔的珠宝，并把这批珠宝交给了中央委员会。
革命者经常把死人的尸体和遗骨挖出来，举行骇人的展览，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报复，其实，这种可怕的行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死人生前就被革命者当成最坏的敌人，就算他们已经死了，革命者也要让他们不得安宁。西班牙工农枪毙教士、烧毁教堂，不光是为了消灭他们的敌人，消灭敌人权力的象征，也是为了一劳永逸地使西班牙摆脱愚昧与压迫——在他们看来，教士和教堂就是愚昧与压迫的全部象征。当过部长的巴斯克人曼努埃尔·德·伊鲁霍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的话可作为佐证：“人们烧毁教堂，并不是要表达反宗教的情绪；他们只是用这种方式来反对国家，我大胆地说一句：人们燃起冲天的黑烟，不过是在祈求上帝关注人间的不公。[12]”
各种委员会的权力
法国工会活动家罗贝尔·卢松曾在八月初访问西班牙，他描写了自己在越过国界之后的经历[13]：
“您刚刚走过国界，就被一队武装人员拦住了。他们是什么人？工人。他们是民兵——也就是穿着日常服装，却拿着步枪或手枪的工人，胳膊上的标志表示他们的职务，或是表示他们代表着哪一个政权……他们能够决定……是否放您进去，还是带您去见‘委员会’。
“管事的委员会设在邻村，他们在这里行使一切权力。委员会负责行使日常的市政职能，并组建当地民兵，给民兵提供武器、食物和住房，费用由全体居民分担。进出城镇都需要他们批准；他们还能关闭法西斯分子的商店，征收生活必需品。他们毁坏了所有教堂的内饰，还在教堂门口贴出告示：教堂已经‘收归自治政府所有’，可用作人民设施。”
在西班牙共和国控制区的所有城镇与大部分乡村，都成立了同样的委员会，它们各有各的名字：人民委员会、战争与保卫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或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公安委员会。它们全都是在指导人民抗击军事政变的行动达到高潮的时候成立的。这些委员会的产生方式五花八门。在乡村、工厂和工地，人们有时会举行全体大会，选出委员会，不过有的选举进行得比较草率。尽管这些委员会是在革命后才成立的，但它们都很注意吸收所有政党和工会参加，这是因为委员会既代表着全体工人，又代表着所有工人组织的总和——有许多地方在选举委员会时，都要“达成共识”：某个工会由谁来代表，谁来代表“共和派”，谁来代表“社会党”。在不少城镇里，当地最积极的分子马上就自己组成了委员会。有的时候，全体选民会从每个组织中各挑选一人，再由被挑中的人组成委员会；更常见的做法是：各个组织先进行内部投票，选出本组织的代表，或是由各政党和工会的当地委员会任命本组织的代表，再由各个组织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委员会在成立之后，很少会举行更大范围的投票，让自己的人选获得承认；不过，雷里达的革命委员会在成立后，倒是搞了一个由城里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的“立宪会议”，并向立宪会议负责，使自己得到了立宪会议的承认。但是，“基层”委员会只能控制到村庄委员会或行业委员会。在更高的层次上，各个组织的意志就压倒了基层委员会的意志。
各地的委员会的人选都不一样。不少地方只是简单地给原先的人民阵线委员会增加了几个工会的代表。在一些社会党执政的城镇，委员会是由原先的市议会再加上全劳联领导人而构成的。在加泰罗尼亚，以及从叛军手中夺回的部分阿拉贡地区，有许多委员会的委员全部是全劳联—伊无联或自青联的活动家，不过，城镇里的委员会往往由工总、艾斯凯拉、统社党、统工党、全劳联和伊无联的代表组成。但在雷里达，统工党把所有曾支持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专员、反对工会的共和派都赶出了委员会，这样一来，委员会就只限工人组织参加了。有的委员会是按照比例来分配各个组织的席位的，有的委员会则给每个组织都分配相同数量的席位。不过，更常见的做法，是按照各个组织在工业中的实际力量对比来分配席位。社会党在桑坦德、米耶雷斯和萨马·德·兰格雷奥的委员会中占据多数，但每个矿区的政治面貌都不一样。北方所有的委员会都被巴斯克民族主义党控制着，只有毕尔巴鄂委员会例外，它由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和社会党组成。无政府主义者掌握了希洪和昆卡。社会党和共产党以工总的名义参加了马拉加的委员会，并逐渐把委员会的控制权从全劳联手中夺了过来。在瓦伦西亚，每个工会有两名代表，而每个政党只有一名代表。在卡斯蒂利昂（Castellón）的委员会里，有十七名全劳联代表、七名工总代表，没有社会党和共产党的代表，但共和派与统工党各有七名代表。在加泰罗尼亚，除了萨瓦德伊（Sabadell）和雷里达之外，所有的大城镇的委员会都被全劳联—伊无联控制了[14]。
尽管各种委员会有着不同的名字、来历和构成，但它们全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特征。在叛乱之后的几天里，它们全都掌握了地方上的一切权力，接管了立法和行政职能，它们在自己的辖区内拥有说一不二的决定权，不仅可以处理眼前面临的各种问题，比如维持法律和秩序，控制物价等，还能处理当时的各种革命任务：将工业社会化或收归工会管理；剥夺教会、“叛乱分子”或大地主的财产；把土地分给金属工人或集体开发土地；没收银行；将住宅收归市政府管理；组织发布各种书面或口头的消息；组织教育；组织福利工作。格兰迪索·穆尼斯[15]给这种委员会起了一个吸引人的名字：“管理委员会”（GovernmentCommittee），不管在哪里，只要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它就会以工人武装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并迫使旧政权的专业机关的残余人员——有时候是国民警卫队和突击警察，还有大小官员——服从它的命令，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西班牙共产党领袖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是当时最坚决地反对委员会的人之一，但是，他却对委员会的权力作出了最高的评价：“委员会是一种恼人的、隐蔽的、无形的政权，它没有明确的职能，也没有公开的权力，但它却像真正的政府一样，通过无情的专政，行使着无可争议的权力。[16]”
尽管委员会是地方上的真正政权，但在地区一级，却有多个权力机关，它们各有各的来历，有的能够与其它权力机关和平相处，也有的与其它权力机关相互对抗。
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
诞生
七月二十一日，巴塞罗那的战斗结束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把控制了街头的革命派找去开会。无政府主义领袖桑蒂利安描写了这一事件：“我们几天没睡觉、没刮过胡子，样子就跟那些有关我们的传奇故事里讲的一样，我们就这样带着武器，去了加泰罗尼亚政府。自治政府的几个成员脸色苍白，不停地发抖，会谈时阿斯卡索不见了。陪同我们前来的战士们涌进了政府。[17]”孔帕尼斯主席向他们道贺：“你们自己打退了法西斯军队，所以你们已经成了本市和加泰罗尼亚的主人……你们胜利了，你们已经控制了一切。如果你们不需要我，不要我这个主席，只要一句话，我就很乐意成为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个小兵。而在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只有死亡才会使我让出这个职位，如果你们愿意相信我这番话，那么我本人、或许还有我党的同志、我的名声和我的威望，都任你们使用……[18]”
孔帕尼斯主席显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正如他的副手米拉维特列斯[19]在几周后写的一样：“叛乱之后的两三天里，任何正规的公共力量都已不复存在，而在巴塞罗那也没有了军队，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国民警卫队和突击警察的消失是它能成立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国民警卫队和突击警察与人民武装并肩作战，打得非常凶猛，他们已经成了群众的一部分，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
工人武装、巴塞罗那街头成立的委员会与城乡的管理委员会掌握着真正的权力。据柯莫雷拉所述，社会党和共产党曾向孔帕尼斯主席建议，组建“自治政府民兵”，同全劳联和统工党的民兵争夺街头的控制权[21]。孔帕尼斯没有同意：他认为双方力量相差悬殊，而且，在这一时期，就像他说过的那样，共和国政权在加泰罗尼亚就剩下他本人以及他的“名声和威望”了。共和国政权的命运，共和国政权能不能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得到恢复，完全取决于群众是否需要他的服务。结果，全劳联的领袖同意继续合作。全劳联地区委员会在前一天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Nohaycomunismolibertario,primeroaplastamosalafacción.（现在还不是建立自由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首先得粉碎叛乱。）他们同意了孔帕尼斯的建议。桑蒂利安对他们的决定做了这样的评论[22]：
“我们本来可以保持独立，我们本来可以废除自治政府，代之以真正的人民权力，而无人敢违抗我们，但是，在有人对我们实行专政时，我们不相信专政；而在我们能够实行自己的专政时，必然会损害别人，所以我们也不想要专政。以孔帕尼斯主席为首的自治政府依然存在，而各种人民的力量，将会在民兵中自我组织起来，把解放西班牙的斗争进行到底。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就这样诞生了，我们使它代表了政治、自由与工人的方方面面。”
组成与作用
在主席办公室隔壁的房间里，各个组织的代表召开了会议，并立即成立了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ComitéCentraldeMiliciasAntifascistasdeCataluña），其中温和派的代表有：艾斯凯拉三人、拉巴塞雷协会[23]一人、加泰罗尼亚行动[24]一人。建党过程尚未正式完成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有一名代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也有一名代表。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的代表是桑蒂利安和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25]，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是加西亚·奥利维尔、阿森斯[26]和杜鲁蒂，杜鲁蒂在几天后被马尔科斯·阿尔孔[27]代替。尽管加泰罗尼亚的工总会员只有全劳联的十分之一，但它也有三名代表[28]。
这个委员会的初步组成有点奇怪。全劳联在加泰罗尼亚拥有非常雄厚的力量，孔帕尼斯也刚刚承认了它的全面胜利；而工总在加泰罗尼亚的力量则薄弱得多，但全劳联却给了工总同样多的代表席位。加西亚·奥利维尔认为，全劳联纯粹是出于慷慨才这么做的[29]，果真如此吗？桑蒂利安则认为，全劳联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做出一个政治姿态，在它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以此换取同样的对待[30]，真的是这样吗？在这件事上，这两个因素确实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在革命初期，统工党与全劳联的竞争开始浮出水面，在这种情况下，给加泰罗尼亚共和派四个代表席位、给工总三个代表席位、给统社党一个代表席位，可以使全劳联获得很大的回旋余地，这正是无政府主义领袖所乐见的。统工党在中央委员会里处于绝对少数，而在加泰罗尼亚其它重要的权力中心，它的处境要好得多。还有，正如桑蒂利安指出的，中央委员会的构成方式，是由全劳联—伊无联决定的。
中央委员会是各政党与工会的领袖协商与妥协的结果，政府也通过法令，正式承认了它，既然它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它也就成为了一个混合式的组织。在中央委员会的例会上，有四名政府代表参加，他们以政府的名义行动，这使中央委员会在某些方面，显得像是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一个得到授权的临时合作委员会。实际上，它在巴塞罗那同各个政党与工会的领导层保持着联系，但在巴塞罗那城外，它的基础是由各级管理委员会（即地方上的革命政权）组成的，同时它也是地方革命政权的最高表现形式。桑蒂利安对此进行了明确的描写[31]：
“在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是唯一的、众所公认的实际权力。自治政府依然存在，我们也尊重自治政府，但是，由胜利与革命的力量所创造出来的权力，是人民现在唯一服从的权力，因为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就是人民的胜利。”
实际上，中央委员会无所不管，桑蒂利安对此做了解释：“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既是在后方实行革命秩序的机关，又是一个负责战备、培养指挥员的武装组织，还是通信与通讯、粮食与服装、经济组织、立法行动与司法行动的学校，它包罗万象，管理一切：将工业转入战时状态、宣传、与马德里政府的关系、帮助一切战斗中心、与摩洛哥的关系、在可用的土地上耕作、卫生、监视海岸与国境，方方面面，不分大小，全都要管。我们要给民兵和他们的家属发津贴，给战士的遗属发抚恤金；简单来说，我们只有十几个人，却得完成政府需要用一个昂贵的官僚机构才能完成的任务。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既是陆军部，又是内务部，还是外交部，它还要指导经济与文化领域的同类机关的工作。[32]”
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兼具立法权与行政权的政治机关，它下面的各种工作委员会和专项执行委员会马上就干起了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总书记处负责行政工作，兼管宣传，这个部门的领导人是年轻的艾斯凯拉领导人、前极左派活动家扎乌姆·米拉维特列斯。总书记处下设：民兵组织委员会，由桑蒂利安领导；负责军事行动的作战委员会，由加西亚·奥利维尔领导；运输委员会，由工总的杜兰·罗塞利（DuránRosell）和全劳联的阿尔孔领导；粮食委员会，由拉巴塞雷协会的茹塞普·托伦茨[33]负责；调查委员会，由伊无联的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负责，这个委员会其实就是内务部；军事工业委员会，由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的茹塞普·塔拉德利亚斯[34]负责。在这些委员会下面又设立了其它部门，比如由统工党的工会活动家艾尔瓦斯（Hervas）担任书记的教育标准委员会，以及负责统计、军需、审查、报纸与广播、地图测绘和专业学校等技术事务的各个部门。中央委员会是在工人革命中诞生的工人政府，它采用了必要的组织结构。
瓦伦西亚的权力冲突
此时，瓦伦西亚的形势仍不明朗。驻军与罢工工人仍在对峙，而由马丁内斯·巴里奥领导的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试图用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权力，来压服罢工工人的权力，它想尽快让工人解除对军营的包围，回去工作，使一切回归正常。七月二十一日，它试图劝说人民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驻军是忠诚的，请停止罢工吧。但是，此举却造成了强烈的不信任感，因为大家都知道：马丁内斯·巴里奥、莫拉将军和瓦伦西亚驻军指挥官蒙赫将军都是共济会会员。人们怀疑马丁内斯·巴里奥曾在七月十九日的最后几个小时——也就是他的总理任期的最后时刻——企图同叛军达成妥协。瓦伦西亚已经进入起义状态，军官和教士不敢上街，人民执行委员会把工人巡逻队和正规警察混合起来，在街上巡逻，到处都在进行着激烈的讨论。七月二十三日，艾斯普拉以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名义，下令解散人民执行委员会，并接管省长的职权，又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邀请每个政党和工会各派一名代表参加。人民执行委员会发生了分歧：全劳联、社会党、工总和统工党不愿接受政府的最后通牒。左派共和党与共产党认为：既然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是合法政府在瓦伦西亚的代表，人民执行委员会就应该树立一个遵守纪律、服从合法政府的榜样。
最后，人民执行委员会拒绝了最后通牒。人民执行委员会的主导力量——全劳联—工总联合罢工委员会决定：出版一份叫《全劳联—工总》的日报，在与粮食有关的行业实行复工，并由工会组织保障粮食的供应，但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已把粮食供应的工作转交给了市政府。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仍在同驻军进行谈判，而工人每天都在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驻军出发，同叛军交战。
在马德里，内务部长向全劳联总书记安托纳保证，瓦伦西亚驻军是可靠的，最起码是中立的。但他却没有把此前承诺的武器交给全劳联。全劳联马德里分会便把自己的机枪和步枪运往瓦伦西亚，并把巴塞罗那送来的武器发给了新组建的民兵。瓦伦西亚驻军仍然守在各个兵营里面，封锁了兵营入口，并保持沉默。人民执行委员会扬言要进攻兵营，但最后还是没有下达命令。此时，叛军进犯特鲁埃尔（Teruel）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人民执行委员会便建议，把工人民兵与国民警卫队按三比一的比例混合起来，前去增援特鲁埃尔，这引发了新的争端：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坚决要求，混合部队中工人民兵与国民警卫队的比例应为一比三。在增援特鲁埃尔的路上，国民警卫队在拉·普维夫拉·德·巴尔维尔德（LaPuebladeValverde）伏击了民兵，然后投靠了叛军。
此后，各种事件接连发生。兵营中发生了起义：在罢工的第二周，帕特尔纳（Paterna）的工兵团在法夫拉[35]中士带领下，举行了起义，粉碎了军官的叛乱阴谋。每天都有士兵携带武器逃出兵营，参加民兵，使民兵的队伍日益壮大。但在七月二十七日，全劳联—工总联合罢工委员会还是下达了在运输业之外的一切行业复工的命令，。但是它失算了：工人不愿服从这个命令，反而继续罢工。全劳联和工总坚持己见。人民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由全劳联的洛佩斯（López）、工总的特洪（Tejón）和青年中尉贝内迪托（Benedito）组成，准备在八月一日进攻军营。七月三十一日，塞维利亚广播电台宣称瓦伦西亚驻军已发动叛乱，控制了瓦伦西亚。其实，瓦伦西亚驻军有三个团确实发动了叛乱，但这三个团的士兵在民兵的帮助下，举行了起义，制止了叛乱。驻军被解除了武装，涉嫌叛乱的军官被逮捕和审判，士兵被遣散；民兵接收了驻军的武器。政府让步了：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被解散了，人民执行委员会的权力获得了承认，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林[36]上校出任省长，不过这只是对现状的追认罢了。
此后，人民执行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全省，它在各方面发挥的作用，都与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相同。安德列乌·宁在瓦伦西亚的一次集会上，称赞它是“列万特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府”。它设立了一个拥有全权的经济委员会，并组建了几个民兵纵队，把这些纵队派往各条战线作战。它的公共秩序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被人们当作“政府部门”。在马丁内斯·巴里奥手下当过陆军部长的米亚哈将军，后来被希拉尔任命为瓦伦西亚督军[37]，他曾向马丁·布拉斯克斯（MartínBlázquez）少校坦白：在人民执行委员会的军事负责人贝内迪托中尉面前，他就像“年轻中尉的傀儡”一样软弱无力：米亚哈将军代表的是虚幻的共和国政权，而贝内迪托中尉代表的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38]。
其它的革命政府
西班牙其它地方的政权由其它的机关接管了。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区城镇和乡村被工农委员会控制了。阿斯图里亚斯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省级权力机关，一个是由全劳联的塞贡多·布兰科领导的希洪战争委员会（ComitédeGuerradeGijón），另一个是设在萨马·德·兰格雷奥的阿斯图里亚斯人民阵线委员会（ComitédelFrentePopulardeAsturias），由社会党人冈萨雷斯·佩尼亚和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39]领导。两个委员会都设有军事委员会、运输委员会、粮食供应委员会与卫生委员会：按照阿斯纳尔[40]的说法，在九月里，萨马·德·兰格雷奥的委员会只用六天时间就能发动二万人。两个委员会在九月合并为战争委员会[41]，这个委员会设在希洪，但由社会党人贝拉尔米诺·托马斯领导。
桑坦德成立了一个享有全部权力的战争委员会，它设立的各种委员会起到了政府部门的作用，社会党控制了这个战争委员会。但无政府主义者有时候不愿服从战争委员会主席胡安·鲁伊斯[42]的命令。
从七月二十日开始，公安委员会（ComitédeSaludPública）逐渐控制了整个马拉加地区。警卫委员会负责镇压，工人委员会负责卫生与粮食供应，妇女委员会负责难民问题。公安委员会的武装巡逻队逐步吸收了忠于共和国的国民警卫队。它有足够的权力，可以阻止屠杀监狱里的囚犯。八月十八日，德拉普雷写道：“工人与民兵委员会掌握着这里的一切权力。省长不过是橡皮图章，他就像一个无力的吉伦特派，在雅各宾派面前瑟瑟发抖，而跟西班牙的雅各宾派相比，我们法国的雅各宾派简直就像小孩一样。[43]”公安委员会在九月正式成立，它跟真正的政府一样，拥有陆军部、内务部、司法部和征收部。公安委员会主席、社会党人、教师弗兰西斯科·罗德里格斯[44]被任命为省长：事实上的政权获得了法律上的追认。
阿拉贡地区的革命政权最有独创性。我们前面讲过，阿拉贡地区的全部共和军军官都参加了武装叛乱。加泰罗尼亚民兵收复了大片的阿拉贡乡村，并在每个村庄都推行了激进的革命措施。政府和国民警卫队要么已经逃走，要么已被消灭，村民就召开全体大会，审判“法西斯”俘虏，并选出委员会，管理全村的事务，委员会得到了武装民兵的支持。因此，大部分的村委员会基本上都是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甚至还有全部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况：他们是绝对不可能与已被彻底消灭的共和国政权合作的。十月初，各城镇与乡村的委员会的代表来到布哈拉洛斯（Bujaraloz），在杜鲁蒂的司令部召开了大会，选出了一个保卫委员会[45]，全部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主席为华金·阿斯卡索[46]，他把委员会设在弗拉加。这个委员会得到了各支无政府主义纵队的领袖的同意，在阿拉贡拥有最高权力：它代表着阿拉贡地区所有的委员会，因此，它是西班牙唯一一个由地方委员会联合组成、并由地方委员会授权的地区政权机关。在它成立后，共产党马上猛烈抨击它是一个叛乱分子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机关，过了几个月，它才得到共和国政府的承认。它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革命政权机关。
巴斯克地区的特殊现象
巴斯克地区的情况，与西班牙其它地区大不一样。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在这里拥有绝对优势，它反对七月十九日的武装叛乱，并在几天后参加了人民阵线。
但是，各个工人政党与工会的活动家正在全西班牙发动革命，而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目标与它们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这给它们的合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狂热地拥护天主教会与财产制度，它很快就与人民阵线中的大部分“盟友”及工会发生了直接冲突。为了反击叛乱，整个巴斯克地区都成立了保卫委员会，而这些保卫委员会同时又是抵挡革命的堡垒。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领袖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的《民族报》（LaNación，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日报）发表文章，准确地指出了他的党当时面临的困难：“资本主义专政的极端政党组建了‘呼啸兵’，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政党组建了民兵，我们从一开始就落后了。”而且，由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在所有的委员会中都拥有多数席位，所以它要求得到“公共秩序专员”这一职位，以便“在后方维持纪律与尊重”[47]。于是，吉普斯科亚委员会的公共秩序委员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停止夜间处决，并在银行面前设置警卫，保护财产。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为了维持法律与秩序，保护财产，成立了自己的部队——巴斯克民兵；这支部队由萨塞塔[48]少校指挥，士兵都是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积极分子当中招募的，随军牧师在这支民兵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挥舞着巴斯克旗，说巴斯克语。在几周的时间里，工人在攻占洛约拉兵营后缴获的武器，几乎都被他们要走了。
共和国政权在巴斯克地区瓦解了，但取代它的并不是革命政权，新政权是一个捍卫财产与教会、极具巴斯克民族特色的资产阶级政权，它一面保卫巴斯克的自由，组织防御，抵挡叛军；另一面又成功地镇压了内部的革命运动[49]。九月中旬，巴斯克民族主义党领导层决定迈出关键的一步：成立一个由它控制的巴斯克地区政府[50]。
新的国家机关的轮廓
起初，大部分委员会都兼管一切事务，并不专管某一方面的业务。委员会或村民大会同时身兼审议机关、法庭、军事委员会的职务。工农武装负责警戒、巡逻、监视、征收、逮捕与处决。但是，专业的机关很快就出现了，大一点的城镇都有了专业化的机关。
首先出现的是执行治安职能的部队——革命的法律与秩序必须得到维护，一方面要同革命的敌人斗争，另一方面也要阻止那些利用革命趁火打劫的人，制止盲目的恐怖。忠于共和国的国民警卫队与突击警察受到了严格的整顿；但人们还是不太相信他们，大型城镇的委员会都成立了专门负责监督旧警察、组建新警察的部门。在巴塞罗那，由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领导的调查委员会拥有审理控诉、调查取证、组织搜查与逮捕嫌犯的权力。它逐渐控制了各个工会与政党手下的治安部队。马拉加的警戒委员会负责在后方组织恐怖，而在其它地方，这个工作是由公共秩序委员会或治安委员会（各地叫法都不一样）负责的。
专门承担治安职能的民兵部队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了，这种民兵很快就被叫做“后方民兵”。
在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阿森斯领导着著名的“治安巡逻队”（PatrullasdeControl），这支部队是由中央委员会组建的，起初有七百名工人积极分子，后来扩大为一千人，其中一半由全劳联—伊无联选派，另一半由其它组织推荐，它拥有最新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同样的部队还有希洪的治安巡逻队、雷里达的社会工人旅（BrigadaObreraSocial）、卡斯蒂利昂的反法西斯人民近卫军（GuardiaPopularAntifascista）。
尽管无政府主义者极为推崇桑蒂利安所谓的“统一的革命权力”，并对权力的分割深恶痛绝，但专业化的过程依然在司法领域发生了。各地的法院都已被关闭，法官不是被杀就逃走了，于是一大堆“审判员”便冒了出来，而各个委员会全都已经不堪重负。在巴塞罗那，律师桑布兰卡特[51]带着全劳联的一队民兵，搜查了法院，并把文件和十字架丢出了窗外。他们成立了一个由职业律师组成的司法委员会，成员大部分是左翼律师，这个委员会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遣散法院的全体官吏，第二道命令是成立革命法庭。八月上旬，瓦伦西亚、卡斯蒂利昂、雷里达等地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革命法庭：审判员、公诉人与审判长均由各政党与工会推荐的积极分子担任[52]。革命法庭的判决是严厉的，审理程序是简略的，但辩护权基本上都能得到尊重。革命法庭有时甚至会做出无罪的判决，不管怎么说，在这方面它总比“夜间处决”要好得多。
民兵
不过，由于内战仍在进行，新军队的建设就成了最重要的任务。总之，新的政权机关就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要求而产生的。
民兵是各政党与工会奋战的成果，它首先是各政党与工会的武装组织。每一支民兵的名字都表明了它的出身：有的是行会的名字（ArtesGraficas〔绘图〕、Madera〔木头〕），有的是政治标志（工总有“卡巴耶洛”纵队与“明晰”纵队，统社党有“卡洛斯·马克思”[53]纵队，统工党有“列宁”纵队与“毛林”纵队，艾斯凯拉有“马西亚”[54]—孔帕尼斯”纵队）。
七月二十四日，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在巴塞罗那组建了第一个纵队，它有三千名战士，指挥员是杜鲁蒂，副指挥员是佩雷斯·法拉斯少校。这个纵队唯一有组织的战斗力，是由一些装备了迫击炮和机枪的士兵组成的。在此之后，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组建的各个纵队，实际都处于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的影响之下。代表中央委员会主持民兵工作的桑蒂利安，竭力同民兵中的派性作斗争，但他似乎落了下风，而派性往往会导致令人遗憾的后果，各派为了武器和人员争夺不休，有时甚至会导致流血冲突。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带头成立了几支民兵部队：“铁纵队”、“决死队”（Desperada）、“钢纵队”和“幽灵纵队”，但在瓦伦西亚的民兵当中，政治影响同样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幽灵纵队”由社会党人领导，而“铁纵队”是最可怕的无政府主义纵队。而在马德里，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民兵部队，唯一能把这些民兵联系起来的是政府：它只能尽量给民兵提供最好的补给，民兵的武器和津贴都是由它提供的。各政党与工会的全国委员会以及全劳联的中央保卫委员会承担了组织民兵的工作。左派共和党组织了“钢铁团”，而共产党组织了后来名声大噪的“第五团”（QuintoRegimiento），不过当时它还只是一支民兵部队，与其它民兵没有多少区别。
民兵的具体兵力是很难估算的。拉巴塞尔估计民兵的战斗人员共有十万人：全劳联五万人、工总三万人、共产党一万人、统工党五千人，此外还有一万二千名突击警察、几百名国民警卫队、陆军的约一千名士兵和区区二百名军官。九月初出版的《全劳联—伊无联公报》（BoletínCNT-FAI）指出：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共有二万二千名民兵，其中统社党与工总共二千人、统工党三千人、全劳联一万三千人，剩下的四千人是前国民警卫队队员。与此同时，瓦伦西亚向各条战线派遣了九千名民兵，仅特鲁埃尔一地就派遣了四千人。马德里的民兵刚武装起来，很快就赶赴前线了，不过，桑蒂利安估计加泰罗尼亚后方民兵仍然拥有六千支步枪，他还承认中央委员会无法进一步加强作战民兵的力量：统社党曾把十挺机枪扣在萨瓦德伊，杜鲁蒂不得不带上自己的人马，去把它们“要”过来；正当阿拉贡战线吃紧的时候，全劳联—伊无联的民兵却把四十挺机枪和几辆坦克长时间扣在巴塞罗那，不肯把这些武器交给急需它们的阿拉贡战线。
第一批民兵纵队的领导人既是政治活动家又是工会活动家。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接受过军事训练。巴塞罗那的首批民兵领袖都是工人：无政府主义者杜鲁蒂、乔维尔和奥尔蒂斯[55]；统工党的活动家罗维拉[56]、阿克尔和格洛西[57][58]；统社党的活动家特鲁埃瓦[59]和德尔·巴里奥[60]。他们中间夹杂着几个正规军人：佩雷斯·法拉斯少校；指挥艾斯凯拉民兵纵队的佩雷斯·萨拉斯[61]少校；桑蒂利安的技术助理马丁内斯（Martinez）少校和埃斯科瓦尔（Escobar）上尉，他们是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62]巴塞罗那分会的领导人。
陆军航空兵的巴约[63]上尉指挥了马略卡远征军，而炮兵则由纳瓦拉人希梅内斯·德·拉·贝拉萨（JimenezdeLaBeraza）上校指挥。在民兵的组织工作中，士官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佩雷斯·法拉斯调走后，前中士曼萨纳（Manzana）担任了杜鲁蒂纵队的军事顾问。少数几个前来担任技术顾问的外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自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瓦伦西亚的第一批民兵是由两位低级军官指挥的，他们就是国民警卫队军官、社会党人乌里瓦里上尉和贝内迪托中尉；帕特尔纳士兵起义的英雄法夫拉中士也和他们一起参加了民兵的组织工作。戈麦斯·卡米内洛将军负责指挥雷昂的矿工，但他却被扣押了起来。在阿斯图里亚斯，冈萨雷斯·佩尼亚手下只有几个军官，民兵纵队是由两位工人活动家指挥的：米耶雷斯矿工、社会党人奥特洛（Otero）和金属工人、全劳联会员卡洛塞拉[64]。在马德里，社会党的第一批民兵是由退役军官指挥的，这些人当中属曼加达[65]中校最出名，但连吃几次败仗后，他的名声就一落千丈了。第五团起初只有少数军官和士官[66]。全劳联录用了一些正规军官：全劳联的首批民兵纵队中，有两个纵队是由德尔·罗萨尔[67]中校与军医少校帕拉西奥斯[68]指挥的。但是，新的军事领导人也开始出现：建筑工人摩拉和西普里亚诺·梅拉当时只有几周的军事经验，但他们也当上了民兵指挥员。马拉加也出了一位优秀的军官：阿森西奥·托拉多[69]中校；马拉加还是民兵赢取声名的好地方：根据作战公报，“潘乔·比利亚[70]”支队曾同“铁屑”支队争夺荣誉。
大部分民兵都不会操作武器，也不知道最基础的自卫原则。当然，他们也缺少武器和指挥员，所以发动工人参加民兵的工作只能暂时停止：新来的民兵既得不到装备，也接受不到训练，更没有人去指挥他们。此外，不同意识形态的组织建立起来的民兵，性质也都不一样：无政府主义者的民兵纵队的指挥员是“政治代表”，由“军事技术顾问”辅佐他；而社会党、工总、统工党和统社党建立的纵队，以及共产党的第五团，是由军官指挥的，但军官要受“政治委员”的监督。在加泰罗尼亚，中央委员会曾试图整编民兵：十个民兵组成一个“小队”，小队的领导是由选举产生的“代表”（delegado）；十个小队组成一个“百人队”（centuria），百人队的领导是“总代表”（delegadogeneral），总代表直接受“纵队司令”领导。在马德里，全劳联的民兵是按照小队（一小队二十人）、百人队、营的编制组建的，纵队的领导层由各营的代表、保卫委员会的代表与总代表组成。而第五团的军官和政委理论上是由领导任命的，但利斯特尔[71]声称自己是“被选出来的”。所有的纵队里，士官和战士的津贴都是一天十比塞塔。民兵不用通过礼节表示敬意，也不佩戴任何军衔标志。不过第五团复活了敬礼的礼节，并引以为豪，而且第五团跟统工党的民兵一样，喜欢以整齐的队列行军，全劳联的民兵却故意把队列走得非常糟糕。
在马德里，第五团先从组织部队的骨干开始着手：它最初的一批士官是通过“红色救济会”的领导人招募的。在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命令加西亚·奥利维尔组织“人民战争学校”[72]，这个学校每学期招收二千名志愿者，他们要在巴库宁军营接受速成军事训练课程。
一支武装力量就这样逐步建立起来了，它拥有高涨的士气和优秀的巷战能力，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它真正实现了“武装人民”的传统口号，而在当时，这几乎是在完全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情况下完成的。
国家政权
政府实际上依然存在。希拉尔总理虽然勉强签发了武装工人的命令，但是，只要在他还有一点点权威的地方，他就会力争维护对形式与合法性的尊重，并力图保存国家机关——如果国家机关已经严重受损，无法恢复的话，至少也要保存他个人的合法性。当他往东部省份派出由马丁内斯·巴里奥、鲁伊斯·弗内斯和卡洛斯·艾斯普拉组成的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时，他似乎已经打出了最后一张牌。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给马德里提供给养、在列万特协助组建民兵、并帮助民兵收复阿尔瓦塞特（Albacete）、进军安达卢西亚等方面，无疑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政治斗争中，它在瓦伦西亚、穆尔西亚、阿利坎特和卡塔赫纳屡战屡败。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解散后，政府几乎可以说是陷入了一段——用波克瑙的话来说就是——“无所作为的时期”，它只有小心翼翼地满足各个政党、工会、各支民兵和各种委员会的要求，才能活下去。
不过，政府依然存在，它首先存在于外国人的观察中，它竭力向外国人表示：自己仍然是法制的化身。希拉尔博士曾在八月向瓦伦西亚人民保证：共和国海军绝不会让非洲的叛军登上西班牙本土，增援本土的叛军；但仅过了四十八小时，他就不得不屈从于外国的压力，下令舰队撤离丹吉尔海岸。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在海上的存在，它似乎还对叛乱将军存有幻想，以为还能同他们达成妥协。七月二十九日，马丁内斯·巴里奥以共和国的名义郑重呼吁：“让那些本不该拿起武器的人放下武器，然后让我国恢复正常的生活。”次日，普里耶托代表官方发出暗示，政府并未彻底放弃妥协的希望：“为了抵御国外的敌人，政府军至今仍未部署到他们应该被部署到的地方。”
在革命后的头几天里，共和国政府企图把马德里街道的控制权从工人民兵手中要回来，再把街道交给警察控制：政府设计了自己的通行证，想用它来取代工会会员卡和委员会颁发的通行证。政府还试图重建已遭到重创的警察部队。在曼努埃尔·穆尼奥斯[73]领导下，保安警察招募了一批可靠的社会党活动家：它在突击警察中成立了“黎明巡逻队”（EscuadrilladelAmanecer），还成立了一支由突击警察和社会党活动家组成的“共和国山猫”（LosLincesdelaRepública），这两支部队在镇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刷工人、社会党员加西亚·阿塔德利[74]被任命为“罪案调查旅”（BrigadadeInvestigaciónCriminal）指挥员，这支部队很快就出了名，并把名字改成了时髦的“人民侦查民兵”（MiliciasPopularesdeInvestigación）。左派共和党人萨亚古埃斯（Sayagües）在陆军部组织了“特别勤务局”（DepartamentodeServiciosEspeciales）。当然，所有这些治安机关，与八月初由各政党的代表组成的省调查委员会（ComitéProvincialdeInvestigación），还有各党自己组建的镇压机关（这些机关已经开始被叫做“契卡”[checa]了），都是同时共存的，不过它们仍然是政府手中的利器。
军事方面的形势则更加困难。政府已经没有了军队。它用一批手枪跟马德里民兵换回了千余支步枪。七月三十一日，政府发布法令，规定民兵可以凭政党或工会颁发的证明领取国家津贴，这个法令清楚地表明了政府的脆弱，但它也是政府开始恢复过来的第一个信号。组织民兵与粮食供应的工作，是由各政党和工会进行的，但它们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这些工作的，而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得到国家的授权。陆军部长卡斯蒂利奥[75]将军在八月七日因住院就医而辞职；一批共和派军官、总统卫队卫兵、各部部长的军事副官——萨拉维亚[76]中校、梅嫩德斯[77]少校、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78]少校、马丁·布拉斯克斯少校、迪亚斯—腾德洛[79]少校、科尔顿[80]上尉与休塔特[81]上尉——成立了民兵监察局（InspecciónGeneraldeMilicias），招募指挥员，并分发装备；与此同时，他们又构成了一个总参谋部的雏形，各个纵队的领导越来越频繁地向它求助。八月四日，“志愿营”（batallonesdevoluntarios）成立了。八月二十日，马丁内斯·巴里奥再次同鲁伊斯·弗内斯共事，这次他们的任务是为志愿营征募兵员。国家希望通过这些方法，重建武装力量，更加坚决地维护自己的权力。
当然，此时所有的武装力量都在马德里城外几十里的地方陷入了苦战，首都郊区没有任何兵力可以保护正在工作的部长不受逮捕。不过，某种连贯性还是得到了维持：政府无奈之下，承认了各种代表会与革命委员会，但它总想把这些机构纳入共和国政权的框架内，哪怕只是在纸面上。政府任命阿林为瓦伦西亚省长、任命罗德里格斯为马拉加省长，这并不会给阿林和罗德里格斯增加一丝权力，也不会给它自己增加一毫权力，但这样做可以维持某种原则。政府花了一番力气，任命可悲的米亚哈将军为瓦伦西亚督军，然而在代表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的“新兵蛋子”贝内迪托面前，米亚哈将军只能俯首听命；可是，尽管米亚哈将军连一辆车子都没有，但他以督军的身份驻扎在都督府里，这件事至少可以传达出一种信息：共和国政府预感到自己的处境会得到改善，所以它要继续忍耐下去。在加泰罗尼亚，尽管孔帕尼斯主席的党无疑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但自治政府的实际权力仍然比不上中央委员会。可是，自治政府仍在继续“下令”组织民兵保卫政府办公楼，“下令”组织中央委员会（尽管它想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纯粹的“联络”委员会），并把中央委员会推荐的人选“任命”为国防部的委员。所有这些法令，无非是对革命权力机关已经做出的决定予以追认，那么，它们就只是毫无意义的过场吗？不，这些法令，维持了共和国的合法性的原则。政府管不了事，但它依然存在。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是最早恢复活动的旧政权机关。八月二日，艾斯凯拉的卡萨诺瓦斯[82]成立了内阁，统社党有三人入阁：经济部长柯莫雷拉、粮食部长鲁伊斯[83]、通讯部长比迪耶利亚[84]。但是，此举明显是在针对中央委员会，全劳联与统工党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统社党担心自己会在工人阶级面前名声扫地，遭到工人阶级的孤立，便让三位部长在八月八日辞职了。
在这段时间里，在马德里一带，只有马德里政府没有掌握武装力量，它下令征召前三年的预备役士兵[85]，企图以这些新兵为肌肉，以忠诚的军官和士官为骨干，建立起一支武装力量。除了共产党之外，所有的工人组织和民兵都对此作出了激烈的反应。卡巴耶洛纵队声称：为了阻止重建正规军，他们要进军马德里。八月二十日的《明晰》直率地声明：“想用另一种军队来取代正在战斗的军队，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它们自己的革命行动，这就是反革命的想法。”全劳联在巴塞罗那召开了有一万名应征入伍的新兵参加的大会，他们表决通过了一个决议：“我们想成为自由的民兵，而不是穿军服的士兵。军队早已证明了它是西班牙的心腹大患，只有人民民兵才能保卫公共自由：要当民兵！不当士兵！”
军营里的士兵烧掉了花名册和动员令。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同意将新兵编入民兵。各地的政党和工会纷纷要求在军营和新成立的部队中选出“工人士兵代表会”；正规军的重建过程刚一开始就遭到了挫折。
两个政权的首次公开冲突的结果，彻底暴露了希拉尔政府的软弱。正如胡安·洛佩斯在叛乱爆发后一个半月时写的那样：“政权的一切关节都已损坏，没有一个政治机关还能继续运转”；无论是希拉尔，还是孔帕尼斯，都无法“将损坏的部件重新拼好，使政权机关恢复正常，或重建一个新的、集中的国家政权。[86]”
[1]下文中，RepublicanSpain（西班牙共和国控制区）一律译为“共和区”，NationalistSpain（国民运动统治区）一律译为“国统区”。——中译者注
[2]兰布拉（LaRambla）大道是巴塞罗那市中心的一条步行林荫道，全长1.2千米。它是巴塞罗那著名旅游景点之一。——中译者注
[3]所有的工人，不论男女，都和枪支难舍难分，这一情景令所有观察家大为惊讶。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21页）就描写了这样一位妇女：她从市场回家，一手拿着菜篮子，一手挽着孩子，还背着一支枪。科尔佐夫（《西班牙日记》，第17页）发现，尽管旅馆和娱乐场所都贴有告示，建议大家把枪放在衣帽间，却没有一个人把枪放下来。8月8日，他写道：“工人已经夺到了枪，他们绝不会轻易把枪交出去。”——原注
[4]布洛什，《西班牙，西班牙！》，第45页。——原注
[5]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举行起义，彻底结束了君主制，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9月2日，普鲁士军队攻抵凡尔赛的消息传来，巴黎城内立刻流传起了狱中的保王党分子准备举行暴动的流言。巴黎群众在义愤之下，从9月2日到7日处决了大批监狱里的囚犯。——中译者注
[6]1936年8月14日，叛军在占领巴达霍斯后，屠杀了四千名俘虏与平民，制造了内战中最大的大屠杀。——中译者注
[7]1936年8月22日至23日的晚上，巴达霍斯大屠杀的消息传到马德里后，有人谣传模范监狱里的长枪党俘虏准备暴动，愤怒的民兵与市民便前往模范监狱，处决了三十名俘虏，他们大多是著名的右翼组织头目。——中译者注
[8]原文为paseos，本意为“闲逛、散步、兜风”。——中译者注
[9]德西德里奥·特里利亚斯·马里内（DesiderioTrillasMariné，？—1936），早年曾积极参加全劳联的活动，1924年7月代表加泰罗尼亚工人出席了红色工会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末期开始参加加泰罗尼亚共产党的活动，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工总。1934年10月参加了加泰罗尼亚起义，1935年当选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36年7月参与创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7月30日被无政府主义者枪杀。全劳联—伊无联谴责了这起谋杀案，并保证他们会处决任何出于个人动机而杀人的全劳联会员。——中译者注
[10]转引自布伦南，《西班牙谜题》，第323页。——原注
[11]费尔南德斯枪杀了曾向警方控告过他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原注
[12]胡贝尔图斯·弗里德里希·冯·勒文施泰因（HubertusFriedrichvonLoewenstein）的报告，《西班牙共和国的一个天主教徒》（ACatholicinRepublicanSpain），伦敦，维克托·戈兰奇（VictorGollancz）出版社，1937年，第98页。——原注
[13]《巴塞罗那笔记》（NotessurBarcelone），《无产阶级革命》（LaRévolutionprolétarienne），1936年8月10日。——原注
[14]萨瓦德伊的委员会主席是何塞·莫伊什（JoseMoix），他曾是“三十人集团”的成员，后来参加了统社党与工总。雷里达的委员会主席是统工党的何塞·罗德斯（JoseRoddes），他还兼任公共秩序委员。——原注
[15]格兰迪索·穆尼斯（GrandizoMunis，1912年4月18日——1989年2月4日），本名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马丁内斯（ManuelFernández-GrandizoMartínez），生于墨西哥托雷昂市（Torreón）。幼年时随父母移居西班牙。1930年2月参加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并参加了1934年十月起义。在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多数派同第四国际断绝关系后，他与坚持拥护第四国际的少数派一同建立了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SecciónBolchevique-LeninistadeEspaña）。格兰迪索·穆尼斯原本建议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全体参加统工党，成为统工党内的一个派别组织，遭到统工党拒绝，于是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大部分成员便以个人身份参加了统工党，1937年4月5日他们全部被开除出党。此后格兰迪索·穆尼斯参加了1937年五月的巴塞罗那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1938年2月12日被捕。法西斯军队占领巴塞罗那时越狱，潜入法国。1940年春流亡墨西哥，二战后与第四国际书记处产生分歧，1948年脱离第四国际。此后转向左派共产主义立场。1951年潜回西班牙国内，组织工人运动，1952年被捕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57年获释后前往巴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中间进行革命活动。——中译者注
[16]《黑与红》（NegroyRojo），墨西哥城，当代西班牙（EspanaConteporanea），1946年，第233页。——原注
[17]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第168页。——原注
[18]胡安·加西亚·奥利维尔，《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LeComiteCentraldesmilicesantifascistes），引自《混乱之中》，第251页。——原注
[19]扎乌姆·米拉维特列斯·纳瓦拉（JaumeMiravitllesiNavarra，1906—1988），生于费盖拉斯，1922年前往巴塞罗那学习工程学，1924年因参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而被捕。出狱后流亡法国。1930年返回加泰罗尼亚，再次被捕，共和国成立后获释。1929年参加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并随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加入工农同盟，1934年退党，参加了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内战期间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宣传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2年返回加泰罗尼亚。——中译者注
[20]《马德里先驱报》（HeraldodeMadrid），1936年9月4日。——原注
[21]曼努埃尔·贝纳维德斯（ManuelBenavides），《加泰罗尼亚的战争与革命》（GuerrayRevolucionenCataluna），《LuzsobraEspaña》丛书，第3册，墨西哥城，EdicionesTenochtitlan，1946年，第190页。——原注
[22]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第169页。——原注
[23]拉巴塞雷协会（UniódeRabassaires），全称“加泰罗尼亚拉巴塞雷与其他种植户协会”（UniódeRabassairesiAltresCultivadorsdelCampdeCatalunya），成立于1922年，是加泰罗尼亚地区主要的农民组织。共和国覆灭后被弗朗哥反动政府取缔。——中译者注
[24]加泰罗尼亚行动（AcciónCatalana）已在1931年同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AcciónRepublicanadeCataluña）合并为加泰罗尼亚人共和行动（AcciónCatalanaRepublicana），作者这里指的应该是加泰罗尼亚人共和行动。——中译者注
[25]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桑切斯（AurelioFernándezSánchez，1897—1974），无政府主义活动家，1922年参加“团结”小组，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多次入狱。1936年7月担任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委员，1937年4月至5月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卫生与社会福利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6]茹塞普·阿森斯·吉奥尔（JosepAsensGiol，？—1985），无政府主义活动家，1936年7月担任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委员，主要负责巡逻队的组织工作，并兼任巴塞罗那工会联合会（FederacióLocaldeSindicatsdeBarcelona）书记、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7]马尔科斯·阿尔孔·塞尔马（MarcosAlcónSelma，1902年4月10日——1997年7月6日），生于巴塞罗那，1917年参加全劳联旗下的玻璃工会，二十年代曾参加多次袭击行动，并因此入狱。1929年至1932年当选为玻璃工会主席，1931年至1933年当选为全劳联全国委员会委员，1936年7月接替杜鲁蒂出任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积极参加了流亡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中译者注
[28]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为：全劳联的阿森斯、杜鲁蒂与加西亚·奥利维尔；伊无联的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与阿巴德·德·桑蒂利安；工总的何塞·德尔·巴里奥（JosédelBarrio）、萨尔瓦多·冈萨雷斯·阿尔瓦拉德霍（SalvadorGonzálezAlbaladejo）与安东尼奥·洛佩斯·莱蒙多（AntonioLópezRaimundo）；艾斯凯拉的阿尔特米·艾瓜德尔（ArtemiAiguader）、扎乌姆·米拉维特列斯与茹安·彭斯（JoanPons）；统社党的茹塞普·米雷特·穆斯蒂（JosepMiretiMusté）；加泰罗尼亚人共和行动的托马斯·法布雷盖斯（TomásFabrègues）；拉巴塞雷协会的茹塞普·托伦茨（JosepTorrents）；统工党的茹塞普·罗维拉（JosepRovira）。——中译者注
[29]加西亚·奥利维尔，《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引自《混乱之中》，第255页。他说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模仿贪婪吞噬小鱼的大鱼，那样只会让他们不得安宁”。——原注
[30]他认为：“通过这一表态，我们就可以向世人表明自己同各方进行兄弟般的合作的诚意，而且在西班牙其它地方，以及我们的力量始终不够强大的地区，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表态，来向其他组织表明：只要是曾与我们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合作、协助我们赢得胜利的组织，都会得到我们的谦让与尊重，我们希望它们也能投桃报李，给予我们同样的谦让与尊重。”（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第169页。）——原注
[31]同上，第170页及其后。——原注
[32]同上。——原注
[33]茹塞普·托伦茨·罗塞利（JosepTorrentsiRossell，1899—1943），青年时曾参加全劳联，1931年参加工农同盟，随后又参加了拉巴塞雷协会，1936年7月代表拉巴塞雷协会参加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1937年当选为统社党执委会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古巴。——中译者注
[34]茹塞普·塔拉德利亚斯·茹安（JosepTarradellasiJoan，1899年2月19日——1988年6月10日），青年时投身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31年参与创建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并当选为总书记。曾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担任过多个部长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54年担任加泰罗尼亚流亡自治政府主席，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于1977年回国，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1980年卸任。——中译者注
[35]卡洛斯·法夫拉·马林（CarlosFabraMarín，1904—1970），生于切利亚（Chella），16岁参军。1936年7月任职于第3工兵营。7月29日凌晨，他发现军官正在密谋投靠叛军，便率领士官和士兵发动起义，击毙了企图叛乱的军官，控制了军营。内战期间曾随第17混成旅和第26混成旅作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70年逝世于圣丹尼。1986年瓦伦西亚的社会党政府决定将他的遗骸迁回切利亚。——中译者注
[36]埃内斯托·阿林·普拉多（ErnestoArínPrado，1875—1937），步兵上校，曾参加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UniónMilitarRepublicanaAntifascista）。1936年7月担任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并担任省长。——中译者注
[37]督军（GobernadorMilitar）负责管理和指挥一省的驻军，并兼管该省的治安。米亚哈曾在1936年8月底出任瓦伦西亚督军。——中译者注
[38]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JoséMartínBlázquez），《全面内战》（Guerreciviletotale），巴黎，德诺埃尔出版社（LesÉditionsDenoël），1938年，第201页。——原注
[39]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蒙特斯（AmadorFernándezMontes，1894—1960），1909年参加社青团，曾担任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工会（SindicatodelosObrerosMinerosdeAsturias）主席，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1936年回国。内战爆发后，参加了阿斯图里亚斯人民阵线委员会，负责内务与司法。随后参加了阿斯图里亚斯与雷昂省际委员会。1937年10月阿斯图里亚斯沦陷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0]曼努埃尔·阿斯纳尔·苏比加莱（ManuelAznarZubigaray，1893年11月18日——1975年11月10日），西班牙记者、历史学家。1916年曾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在一战期间当过战地记者，并当上了《太阳报》主编。内战爆发后投靠弗朗哥反动派。曾担任弗朗哥独裁政权驻联合国、摩洛哥、阿根廷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中译者注
[41]这个委员会的正式名称为“阿斯图里亚斯与雷昂省际委员会”（ConsejoInterprovincialdeAsturiasyLeón），于1936年9月6日由希洪战争委员会与阿斯图里亚斯人民阵线委员会合并而成，1937年8月24日改组为阿斯图里亚斯与雷昂最高委员会（ConsejoSoberanodeAsturiasyLeón）。——中译者注
[42]胡安·鲁伊斯·奥拉萨兰（JuanRuizOlazarán，1901年2月3日——1999年3月23日），生于桑坦德，当过侍者。他是社会党在坎塔布里亚（Cantabria）地区的主要活动家之一。内战爆发后担任桑坦德战争委员会主席，1937年2月8日创立桑坦德、帕伦西亚与布尔戈斯省际委员会（ConsejoInterprovincialdeSantander,PalenciayBurgos），并出任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3]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70页》——原注
[44]弗兰西斯科·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FranciscoRodríguezRodríguez，生卒日期不详），教师、社会党员，1936年10月11日至12月13日任马拉加省长。——中译者注
[45]这个委员会的正式名称叫“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ConsejoRegionaldeDefensadeAragón），1936年10月6日正式成立。委员会最初设在弗拉加，1936年12月起迁往卡斯佩（Caspe）。它在1936年12月23日得到了共和国政府的正式承认。1937年8月11日解散。——中译者注
[46]华金·阿斯卡索·布德里亚（JoaquínAscasoBudria，1906或1907—1977），生于萨拉戈萨，当过建筑工人，青年时参加全劳联。他是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的堂弟。内战爆发的时候，他在巴塞罗那，后随杜鲁蒂纵队在阿拉贡战线作战。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成立后担任主席。委员会被共和国政府下令解散后，于8月19日被捕。获释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7]圣塞瓦斯蒂安的兵营被攻占后，全劳联的战士控制了街头。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写道：“我们实际上已经沦为这些洛约拉的劫掠者的俘虏……都被全劳联控制了。”（转引自利萨拉，《巴斯克与西班牙共和国》，第53页。）——原注
[48]坎迪多·萨塞塔·埃切维里亚（KandidoSasetaEtxeberria，1904年12月13日——1937年2月23日），陆军军官，内战爆发后担任巴斯克民兵指挥官，1937年2月23日在指挥共和军进攻叛军阵地时阵亡。——中译者注
[49]伊鲁霍本人提出了“两线作战”的概念（利萨尔萨，同上，第95页）：不仅要同“叛军”交战，还要同“后方的极端分子”战斗。——原注。
[50]拉尔戈·卡巴耶洛出任总理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建议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参加政府，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对此写道：“正当我们以革命的方式筹建尤斯卡迪自治政府的时候，我接到了入阁的邀请，读者不难想象我当时有多么惊讶。”（同上，第81页。）——原注
[51]安赫尔·桑布兰卡特·萨拉诺瓦（ÁngelSamblancatySalanova，1885年5月1日——1963年2月24日），生于格劳斯（Graus），曾为多家共和派、自由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报纸当过编辑。内战爆发后担任巴塞罗那革命法庭审判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2]雷里达的革命法庭完全由工人组成，其中三分之一由统工党推荐、三分之一由工总—统社党推荐、三分之一由全劳联—伊无联推荐。审判长是全劳联会员拉洛卡（Larrocca），公诉人是统工党党员佩雷格林（Pelegrin），两人都是铁路工人。——原注
[53]西班牙语人名“卡洛斯”（Carlos）与德语人名“卡尔”（Karl）是同源词。——中译者注
[54]弗兰塞斯克·马西亚·柳萨（FrancescMaciàiLlussà，1859年9月21日——1933年12月25日），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领袖，1932年12月至1933年12月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中译者注
[55]安东尼奥·奥尔蒂斯·拉米雷斯（AntonioOrtizRamírez，1907年4月13日——1996年4月2日），14岁参加全劳联木工工会，1932年担任木工工会主席。1936年叛乱爆发后曾参与镇压巴塞罗那叛乱，并率领民兵四处征战。1937年4月至9月任第25师师长。1938年7月逃往法国。1939年2月被法国政府拘留，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被遣送至阿尔及利亚，盟军进攻北非后获释，志愿参加法军，曾随法军参加过多次战役。二战结束后移居拉丁美洲。1987年返回巴塞罗那。——中译者注
[56]茹塞普·罗维拉·卡纳尔斯（JosepRoviraCanals，1902—1968），生于工人阶级家庭，13岁开始当泥瓦工。曾因拒绝参加里夫战争而流亡法国。1933年参加工农同盟，1934年当选为工农同盟执委会委员。工农同盟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统工党后担任统工党执委会委员。1936年7月18率领统工党的民兵镇压了叛乱。7月21日当选为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委员，8月率领民兵在阿拉贡作战。后来担任第29师师长。1937年6月16日被共和国政府逮捕，7月初获释后担任统工党地下执委会委员。1938年10月再次被捕，弗朗哥反动军队攻占巴塞罗那时趁乱逃出监狱。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试图重建统工党。二战期间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1944年11月，在图卢兹召开的统工党大会上，带领部分党员脱党，建立了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运动（MovimentSocialistadeCatalunya）。——中译者注
[57]曼努埃尔·格洛西·米耶尔（ManuelGrossiMier，1905—1984），生于奥维耶多，14岁开始当矿工。1929年参加共产党。1932年参加工农同盟。曾因参加1934年10月的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而被判处死刑。1936年7月领导统工党的民兵镇压叛乱，并曾在阿拉贡战线作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8]格洛西是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也是军事领导人，德拉普雷曾对这位“勇士之中最勇敢者”作了一番动人的描写（《西班牙的死亡》，第55页）。——原注
[59]曼努埃尔·特鲁埃瓦·米洛内斯（ManuelTruebaMirones，1908年5月20日——1981年1月13日），加泰罗尼亚共产主义活动家，1932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共产党，1936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叛乱爆发后，率领民兵作战，并曾担任第27师、第24师和第31师师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0]何塞·德尔·巴里奥·纳瓦洛（JosédelBarrioNavarro，1907—1989），生于巴利亚多利德，当过金属工人，1922年参加全劳联，后参加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1932年参与创建加泰罗尼亚共产党，1933年被全劳联开除后参加了工总。1936年参与创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同年6月担任工总加泰罗尼亚分会书记。内战爆发后组织“卡洛斯·马克思”民兵纵队，前往阿拉贡战线作战。此后曾担任第124混成旅旅长、第4师与第27师师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3年因批评苏联的外交政策而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61]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JesúsPérezSalas，生卒日期不祥），1930年曾参加反君主制的起义。内战爆发后，协助镇压巴塞罗那的叛乱。此后负责指挥艾斯凯拉的民兵“马西亚—孔帕尼斯”纵队，1937年初该纵队整编为第30师后，继续担任师长。1938年2月被撤换。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2]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UniónMilitarRepublicanaAntifascista）：西班牙军事同盟成立后，以埃内斯托·卡拉塔拉·塞尔努达（ErnestoCarrataláCernuda，1887—1936）中校为首的部分左派军官为了与之抗衡，成立了反法西斯军事同盟（UniónMilitarAntifascista），该组织在1934年同共和国军事同盟（UniónMilitarRepublicana）合并为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中译者注
[63]阿尔维托·巴约·希洛德（AlbertoBayoGiroud，1892年3月27日——1967年8月4日），生于古巴，1916年参加西班牙陆军航空兵，成为飞行员。曾参加里夫战争。1925年因伤退役。共和国成立后重返航空兵，并参加了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内战爆发后曾率领共和军作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在瓜达拉哈拉的航空学校任教。五十年代曾协助训练“七·二六运动”的游击队，并在古巴革命战争期间担任游击队的顾问。古巴革命胜利后，获将军军衔，1967年8月4日在哈瓦那逝世。——中译者注
[64]伊希尼奥·卡洛塞拉·莫尔特拉（HiginioCarroceraMortera，1908—1938），当过金属工人，青年时参加全劳联。曾因参加1934年10月起义而被捕，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期间曾指挥阿斯图里亚斯围攻希洪，后来担任过第192机动旅旅长。阿斯图里亚斯沦陷后，不幸被反动军队被俘，1938年5月8日英勇就义。——中译者注
[65]胡利奥·曼加达·罗森诺恩（JulioMangadaRosenörn，1877年6月30日——1946年4月14日），生于古巴，1896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00年毕业后获中尉军衔，被派驻圣塞瓦斯蒂安。思想倾向进步，曾因发表同情工人的言论而被捕。1906年晋升为上尉，1918年晋升为少校，1929年晋升为中校。内战爆发后，指挥“曼加达纵队”，在马德里周边打赢了几次战斗，晋升为上校。但在连遭败绩之后被调任。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6]共产党领导人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EnriqueCastroDelgado）是第五团的首任团长。他有两位副手：一位是曾当过士官的共产党活动家巴尔瓦多（Barbado），另一位是葡萄牙政治流亡者、也是全团唯一一名正规军官马尔克斯（Márquez）（请参阅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在莫斯科塑造的人》[HombresmadeinMoscú]，巴塞罗那，路易斯·德·卡拉尔特出版社[LuisdeCaralt]，1965年，第281—293页）。1936年10月，卡斯特罗被石匠恩里克·利斯特尔（EnriqueLíster）替换，从那时起，工人领袖就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在这些著名的工人领袖当中，木匠莫德斯托（Modesto）曾在西班牙外籍军团当过下士（路易斯·费舍尔[LouisFischer]，《人与政治》[MenandPolitics]，纽约，杜艾尔、斯隆与皮尔斯出版社[Duell,SloanandPearce]，1941年，第543页）；恩里克·利斯特尔曾在内战爆发前，因参加罢工而被迫流亡苏联，在莫斯科地铁工作，然后接受了军事训练（路德维希·伦[LudwigRenn]，《西班牙战争》[DerspanischeKrieg]，柏林，AufbauVerlag，1956年，第192页）。——原注
[67]弗兰西斯科·德尔·罗萨尔·里科（FranciscodelRosalyRico，1883—1945），生于格拉纳达，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将军。曾参加反对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的密谋。1936年内战爆发后，曾指挥全劳联的“德尔·罗萨尔”纵队同叛军战斗。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8]米盖尔·帕拉西奥斯·马丁内斯（MiguelPalaciosMartínez，1895年4月30日——1979年5月16日），生于德萨（Deza），早年参军，曾参加里夫战争。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参与反对独裁政权的密谋活动，在密谋活动期间接触了无政府主义者。内战爆发后，曾指挥“帕拉西奥斯纵队”，1936年年底这个纵队被改编为第39混成旅后，继续担任该旅旅长。1937年3月担任第5师师长。1938年春任第16军军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9]何塞·阿森西奥·托拉多（JoséAsensioTorrado，1892—1961），生于拉科鲁尼亚，内战初期曾在马德里、马拉加、瓜达拉马一带指挥共和军同叛军战斗。1936年10月担任陆军部副部长，任上极力推动民兵的正规化。1937年2月马拉加战役失败后被撤职。后出任西班牙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共和国覆灭后定居纽约。——中译者注
[70]潘乔·比利亚（PanchoVilla，1878年6月5日——1923年7月20日），本名何塞·多洛特奥·阿兰戈·阿兰布拉（JoséDoroteoArangoArámbula），1910年至1917年墨西哥革命期间的农民起义领袖。——中译者注
[71]恩里克·利斯特尔·弗尔汉（EnriqueLísterForján，1907年4月21日——1994年12月8日），生于拉科鲁尼亚，当过石匠。1918年移居古巴，1925年返回西班牙，参加了共产党，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迫流亡苏联，在莫斯科地铁当过工人，1932年至1935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于1936年组建了第五团，并率领第五团四处征战。此后还担任过第1混成旅旅长、第11师师长、第5军军长等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并随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1973年脱离西共，建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PartidoComunistaObreroEspañol）。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于1977年回国。1985年重新参加西共。1994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72]人民战争学校（EscuelapopulardeGuerra）的入学条件为：会读写，具有基本的算术能力，而且还要有某个民兵部队的推荐书；从第二期学员开始，入学条件又增加了一项：必须要有两个月的前线战斗经验。学制为两个月，头两星期先教入门理论，然后是训练，接下来是专业培训。这所学校的第一期毕业学员有三分之二牺牲在前线。——原注
[73]曼努埃尔·穆尼奥斯·马丁内斯（ManuelMuñozMartínez，1888年3月13日——1942年12月1日），退役步兵少校，共和国成立后曾在1931年代表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RepublicanoRadicalSocialista）当选议员，1933年退党，建立了独立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RepublicanoRadicalSocialistaIndependiente）。1934年参加左派共和党，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担任加迪斯临时省长。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7月31日至12月31日任保安警察总监。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0年10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1942年被引渡给弗朗哥独裁政权，同年12月1日遇害。——中译者注
[74]阿加皮托·加西亚·阿塔德利（AgapitoGarciaAtadell，1902年5月28日——1937年7月15日），内战爆发之后，曾指挥“罪案调查旅”，负责镇压叛乱分子。1936年10月，叛军逼近马德里后，因对前途悲观失望，侵吞大量公款后潜逃法国，途中被叛军抓获，1937年被处决。——中译者注
[75]路易斯·卡斯蒂利奥·潘托哈（LuisCastellóPantoja，1881—1962），内战爆发时为步兵准将，任巴达霍斯的步兵第2旅旅长。1936年7月19日被何塞·希拉尔任命为陆军部长，8月6日辞职。1937年春天逃往法国。1942年在法国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然后被引渡给弗朗哥反动政权，被判处死刑，1946年获释。——中译者注
[76]胡安·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JuanHernándezSaravia，1880年7月24日——1962年5月3日），生于萨拉曼卡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897年入读塞戈维亚炮兵学校（AcademiadeArtilleríadeSegovia）。共和国成立后，曾为阿萨尼亚担任军事参谋。1933年以中校军衔退出现役。此后参加了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重新入伍，担任阿萨尼亚的私人秘书。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8月6日至9月4日担任陆军部长，试图重建已支离破碎的共和军。此后曾任南方集团军司令、列万特集团军司令、东部集团军群司令等职务，参加过多次重要战役。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5年至1947年曾任共和国流亡政府陆军部长。——中译者注
[77]雷奥波尔多·梅嫩德斯·洛佩斯（LeopoldoMenéndezLópez，1891—1960），生于军人家庭，1907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曾在非洲和本土服役。内战期间曾担任过军长、集团军司令等职务，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8]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洛佩斯·德·蒙特内格洛（IgnacioHidalgodeCisnerosyLópezdeMontenegro，1896年7月11日——1966年2月9日），生于一个保守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卡洛斯派。1910年入读预备军校，1914年入读行政学院（AcademiadeIntendencia），秉持后前往摩洛哥服役，1919年至1920年接受了飞行员训练，并参加了陆军航空兵。参加了整个第二次里夫战争。1927年出任西属撒哈拉航空兵司令。曾支持普里莫·德·里维拉军事政变，但在二十年代立场逐步转向共和主义。并参加了1930年的反君主制密谋，事败后流亡国外。共和国成立后回国，曾于1933年出任驻罗马和柏林的武官。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曾任总理侍从武官。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9月出任西班牙共和国空军参谋长。1936年年底参加西班牙共产党。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54年当选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66年在布加勒斯特逝世。——中译者注
[79]艾雷乌特里奥·迪亚斯—腾德洛·梅尔查恩（EleuterioDíaz-TenderoMerchán，1882年9月6日——1945年2月13日），曾上过神学校，1900年志愿参加陆军。参加过里夫战争。194年参与创建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内战爆发后，为工人民兵的装备和训练做了重要的工作。1937年8月参与创建军事情报局。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在达豪集中营秘密参加了共产党。1945年2月13日因长期折磨而逝世。——中译者注
[80]安东尼奥·科尔顿·加西亚（AntonioCordónGarcía，1895年7月25日——1969年1月23日），生于塞维利亚，1911年入读塞戈维亚炮兵学校，毕业后曾参加里夫战争。共和国成立后曾一度退役，并参加了西班牙共产党。内战期间曾担任东部集团军参谋长、东部战区集团军群参谋长等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81]弗兰西斯科·休塔特·德·米盖尔（FranciscoCiutatdeMiguel，1909年10月28日——1986年11月30日），1925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28年至1935年驻扎在毕尔巴鄂。内战爆发时在军事学院学习，1936年8月参加西班牙共产党，内战期间曾担任北部集团军作战主任和列万特集团军作战主任等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参加了红军，随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二战结束后，曾在古巴、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越南、刚果等地担任军事顾问。1977年回国。1986年在哈瓦那逝世。——中译者注
[82]茹安·卡萨诺瓦斯·马里斯塔尼（JoanCasanovasiMaristany，1890年8月11日——1942年7月7日），生于诺亚河畔圣萨杜尔尼（SantSadurníd'Anoia），曾在巴塞罗那大学学习法律，1914年开始担任律师，主要为工会辩护。二十年代因参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而多次被捕。共和国成立后，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并曾担任加泰罗尼亚议会议长、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总理等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
[83]艾斯塔尼斯拉乌·鲁伊斯·彭塞蒂（EstanislauRuizPonsetti，1889—1967），生于巴利亚里群岛的马翁市（Mahón），曾就读巴塞罗那大学，1911年获学士学位，1912年至1915年在巴塞罗那大学教授几何学。1915年毕业后当了工程师。1920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技术员总工会（SindicatoGeneraldeTécnicosdeCataluña）。1923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1932年当选为加泰罗尼亚议员和西班牙议员。内战爆发后，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并于1936年7月31日参加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任供应部长。8月6日辞职。8月13日担任统社党驻加泰罗尼亚经济委员会代表。1937年6月担任柯莫雷拉的顾问，7月当选为统社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至1939年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经济副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84]拉法埃尔·比迪耶利亚·弗兰奇（RafaelVidiellaFranch，1890—1982），生于托尔托萨（Tortosa）。当过印刷工人，青年时曾参加全劳联。1923年至1930年曾任《工人团结报》编辑。1930年退出全劳联，参加了工总。1931年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党主要领袖之一。1935年参加了整合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左翼政党的工作。1936年5月退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并在7月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战爆发后，在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工作。1936年7月31日参加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担任通讯部长。8月6日辞职。同年12月17日再次参加自治政府，担任司法委员。1937年4月16日改任劳工与公共事业委员。同年5月改任公共秩序、司法与劳工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76年回国，1982年在巴塞罗那逝世。——中译者注
[85]1936年8月初，共和国政府下令动员1933年、1934年、1935年的预备役士兵入伍。——中译者注
[86]转引自《加泰罗尼亚1936—1937》（Catalogne36-37），第59—60页。——原注 |
第四章叛乱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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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叛乱与革命
·建筑工人罢工
·卡尔沃·索特洛之死
·摩洛哥的叛乱
·共和国政府与叛乱
·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
·叛乱的胜败
·叛军占领了安达卢西亚
·叛军占领了萨拉戈萨
·奥维耶多出乎意料地陷落了
·叛军在海军中遭到了挫折
·巴塞罗那的叛乱失败了
·马德里的叛乱失败了
·马拉加的叛乱失败了
·巴斯克地区的叛乱失败了
·瓦伦西亚的驻军没有发生叛乱
·七月二十日晚上的局势
在武装叛乱爆发的那个七月，对立双方已经大打出手，软弱的政府根本无力制止。武斗、枪战、谋杀和暴力示威，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议员在进入议会时，警卫都要搜他们的身，以防他们带入武器。用总理自己的话来说，暴力已经统治了乡村。在城镇里，恐怖活动与报复行动让双方的部队如坐针毡。七月十一日，长枪党徒占领了瓦伦西亚广播电台的发射站，并宣告：“这里是瓦伦西亚电台！这里已被西班牙长枪党用武力占领了。我们明天还要占领全西班牙的电台。”人民阵线各政党和工会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游行，游行群众最后砸了自联总部与《瓦伦西亚日报》（DiariodeValencia）的办公室。不过，内战即将爆发的最明显的信号，还是每天都在马德里发生的暴力冲突。
建筑工人罢工
从二月起，一次又一次的罢工震动了马德里，就连最保守的行业，比如电梯操作员和侍者都举行了罢工。但在二月后的这几个月里，罢工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许多工人显然已经不满足于实现个别要求，他们更想接管公司。马德里有轨电车工人决定接管公司，由自己来运营：人们立刻慷慨解囊，给他们提供了大笔资金。首都虽然是工总的重要据点，但在二月后的几个月里，全劳联也在首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全劳联现在或许不是会员最多的工会，但一定是最有战斗性的工会。全劳联建筑工会的灵魂人物是年轻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达维德·安托纳[1]、西普里亚诺·梅拉[2]和泰奥多洛·摩拉[3]，他们现在成了马德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袖。
六月一日，全劳联与工总联合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七万名马德里建筑工人将进行无限期罢工，只有在下一次大会上通过共同决议之后，才会复工。但老板们不肯就范。罢工工人开始使用强硬手段。饥饿正在工人区蔓延。罢工工人拿着武器，逼迫店主开门营业，或是占领餐馆，而且还经常吃了东西不给钱。小店主和小资产阶级吓得半死。警察天天都在跟罢工纠察队打架，根本无力应付群众。长枪党便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向建筑工人施行反革命的暴力。他们先是袭击落单的工人，后来又在被占据的工地前面，袭击小股工人。此时，全劳联中央保卫委员会（ComitédeDefensadelaCNTdelCentro）已经接管了罢工，还接手了工人的武装自卫组织。政府竭力平息冲突。七月四日，劳工部长做出了决定，基本上满足了工人的要求[4]。工总在跟自己的会员商量之后，下令复工：主要目标已经实现，次要目标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所以必须复工。工总旗下的马德里建筑工会书记多明格斯（Domínguez）告诉《明晰》：这次冲突“会变成体制的一场严重危机”。不过，全劳联或许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才会继续罢工。现在，建筑工人罢工已经不是一场单纯的争取提高工资、减少劳动时间的斗争了：老板们已经尽量妥协了，但在最有战斗性的工人影响下，全劳联马德里分会决定继续罢工，其实，这次罢工已经变成了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实力较量，成了一次真正的起义。全劳联立刻将工总领导层以及支持它的社会党和共产党谴责为破坏罢工的工贼：原本说好了只有联合大会才有权复工，你们现在反倒自己宣布复工了！？七月九日，保王派报纸《ABC》宣称，由于遭到了全劳联会员的暴力威胁，工总的会员不敢复工。罢工工人与复工的工人、全劳联会员与工总会员用各种武器进行了殴斗。这一天，有五名工人死在工地的入口：工总会员三人，全劳联会员二人。早在六月十一日至十五日，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在马拉加与社会党和共产党发生过冲突[5]，这样的事情似乎又要在马德里重演了。费尔南德斯—奎斯塔[6]，长枪党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在七月四日获释后，率领长枪党再次向罢工工人发起进攻，企图粉碎罢工。全劳联为了报复，用机枪向一家被长枪党用作办公室的咖啡馆扫射，击毙了何塞·安东尼奥的三名保镖。在同工总的争斗中，全劳联被孤立了，政府打算趁这个机会，把它认为更加危险的全劳联的领导层给一网打尽。警察查封了双方的办公室，并逮捕了以安托纳和梅拉为首的建筑工人领袖。罢工工人在全劳联中央保卫委员会的爱德华多·巴尔[7]领导下，为了控制街头和工地入口，继续同工总会员、警察和长枪党战斗。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尽管武装叛乱的威胁日益明显，政府还是拒绝了拉尔戈·卡巴耶洛提出的给工人分发武器的要求，这并不奇怪。在政府领导人看来，“把人民武装起来”，首先就是把全劳联马德里分会的建筑工人武装起来，也就是要把革命先锋队武装起来，而他们害怕革命先锋队，甚于害怕反动将军。
卡尔沃·索特洛之死
我们前面讲过，突击警察中尉何塞·德尔·卡斯蒂利奥在七月十二日被暗杀了，他的死，是引发内战的重要事件之一。继法拉乌多上尉之后，他是第二位在同样情况下被枪杀的突击警察，这两起案件的策划者很可能是同一人。他的战友迅速做出了反应：突击警察事实上已经成为长枪党的雇佣杀手的目标，而在目前这种气氛中，凶手很有可能逍遥法外。卡斯蒂利奥的连队下定了决心：他们为国效力，保卫法律与秩序，可国家却不能把杀害战友的凶手绳之以法；既然如此，在法拉乌多遇害后，他们就该为他复仇，可他们却没有这么做；现在卡斯蒂利奥也遇害了，他们必须为两位遇害的战友讨还血债。冤有头债有主，他们决定拿名气大、又被他们当成了主谋和首犯的卡尔沃·索特洛开刀，而在几天前，卡尔沃·索特洛还在议会中谴责卡斯蒂利奥组织了对长枪党的袭击。
第二天黎明，莫雷诺（Moreno）中尉和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少校费尔南多·孔德斯[8]带领一队突击警察，乘卡车抵达了卡尔沃·索特洛的宅邸。他们声称自己是来逮捕保王派领袖卡尔沃·索特洛的。卡尔沃·索特洛焦急之下，向警方打电话确认此事。然而突击警察已经剪断了电话线，卡尔沃·索特洛只好跟着他们走出房子。几小时后，有人在城东墓地里发现了一具遍布弹孔的尸体，在停尸房里，这具尸体被确认为卡尔沃·索特洛。
何塞·德尔·卡斯蒂利奥与卡尔沃·索特洛的葬礼，成了两军交战之前最后的阅兵。双方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羞辱对方。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在索特洛墓前发誓：“我们一定要为你复仇。”希尔—罗夫雷斯在议会发表了异常凶猛的演说：“索特洛的死，要算到政府账上。”苏亚雷斯·德·坦希斯（SuárezdeTangis）以卡洛斯派和西班牙复兴运动的名义，宣读了一份文件，它简直就是内战的宣战书：“从二月十六日起，我们就生活在彻底的无政府状态之中，政府在暴力面前屈膝投降，公正荡然无存，一切精神价值都遭到了可怕的颠覆。谁愿意作为文明人，拯救西班牙和它的精神遗产，就请走上这条责任与牺牲之路，我们会在这条路上等着你。”
在内战爆发前几个月的气氛中，辱骂和威胁随处可见，卡尔沃·索特洛的伙伴轻易就能从敌人的言论中挑出一些指控和攻击，把这些当成是挑唆谋杀的话语。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索特洛的行刑人与卡斯蒂利奥的复仇者的身份被发现了：他们是中尉手下的十五名警察。显然，他们并不是奉命行事，而是自发行动的。但是，右翼为了给叛乱造势，进行了大鸣大放的宣传，把索特洛被杀完全归咎于共和派政府。索特洛的死，给密谋已久的叛乱提供了绝佳的借口。西班牙各地的工人都开始挖出一九三四年藏起来的武器，并试图夺取新的武器。政府把几个将军调到了别的地方，加快了新兵的复员工作，并加紧逮捕长枪党徒，把一些刚释放不久的长枪党徒又关了起来。普里耶托在《自由主义者》上毫不含蓄地宣称：“反动派要是以为政变可以兵不血刃地完成，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
在这种变幻莫测、紧张不安的气氛中，卡萨雷斯·奇洛加总理依然稳如泰山。七月十四日，包括未来的巴斯克主席阿基雷在内的一批巴斯克议员求见总理，向总理汇报了有关冲突的情况，并询问总理：据传，人人皆知的阴谋集团首犯莫拉将军已被逮捕归案，此事是否属实？这个传闻让总理很不高兴，他宣布：“莫拉是一位忠于共和国的将军。[9]”维尔瓦（Huelva）省长向他提交了凯波·德·利亚诺将军参加叛乱的证据，并请求批准逮捕凯波·德·利亚诺将军，然而总理以同样的方式，断然加以拒绝。最后，当摩洛哥驻军突然发动叛乱后，普里耶托等人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他，他却只回了一句话：“他们叛乱了？那好，我要睡觉了。”
摩洛哥的叛乱
一直以来，陆军在摩洛哥都可以说是高枕无忧。早在二月，当地的部队就已经铁了心追随叛乱将军，而本土的部队还在摇摆不定。摩洛哥驻军中的摩尔人部队是从里夫的山民中招募的。他们是可怕的战士，不受任何宣传影响的野蛮人，他们唯一在乎的是战斗与劫掠，这在他们镇压阿斯图里亚斯起义时就表现得特别明显。西班牙外籍军团是一支精锐的雇佣军，它由来自世界各国的志愿兵组成，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往往还是通缉犯；他们自愿选择了这种拿钱打仗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也非常乐意打仗。当然，摩洛哥也有工人运动，而且在城镇中有较强的工会组织。但是，他们对组织良好的当地人没有多少影响力，最重要的是，他们跟职业军人——摩洛哥士兵与精锐的外籍军团——没有任何联系。
几乎所有的军官都参加了叛乱阴谋。军官们在大街上弹冠相庆，高呼“¡Café！”（“咖啡！”）——这是他们的口号“¡Camaradas,ArribaFalangeEspañola!”（“战友们，跟着西班牙长枪党，奋起吧！”）的缩写。他们几乎是公开进行着征服本土的准备工作——他们要用殖民军传承下来的赫赫武功，使背叛了他们的本土获得新生。我们前面讲过，叛乱头目们在发了“利亚诺·阿马里利奥之誓”后，便开始分析形势。国家把陆军派来驻守摩洛哥实在是失策，现在它已经做好了向共和国反扑的一切准备。当地政府在军方首脑面前十分软弱，军方首脑甚至都不怎么隐瞒阴谋，只要做到让本土得不到比较准确的消息就可以了。七月初，警方在特图安（Tetuán）赌场里查获了大量的武器、军服和传单。尽管叛乱头目的名字已经人人皆知，却没有任何人对此采取任何行动。
七月十七日，叛乱首先在梅利利亚（Melilla）爆发。当地的叛乱头目塞吉[10]中校争取到了突击警察的支持，他带着手下的军官，缴了驻军司令的枪。外籍军团向正在人民俱乐部举行集会的建筑工人进攻。各地都有士兵和工人试图反抗，但都被枪杀了。塞吉在几小时后控制了梅利利亚，他用电报向其它地方的驻军下达了叛乱的命令。摩洛哥与西班牙本土的联络被切断了。夜里十一点左右，外籍军团的指挥官雅古埃[11]和特利亚[12]，还有各支摩尔人部队的指挥官——驻扎在里夫的保蒂斯塔·桑切斯[13]上校、驻扎在特图安的萨恩斯·德·布鲁瓦加[14]上校、驻扎在拉拉什（Larache）的穆希卡（Múgica）上校——开始了行动，他们占领了战略要地，控制了交通，并开始在工人区大肆搜捕。特图安的航空兵进行了抵抗，却被大炮镇压了下去，然后他们就被“按照军法”枪杀了。叛军占领了西属摩洛哥高级专员署后，找来了摩洛哥国王和首相，询问他们对叛乱的态度。他们表示赞成。工会在七月十八日发动总罢工，但陆军逮捕和枪杀了一些罢工工人，然后又让当地人充当“志愿者”，很快就粉碎了罢工。雅古埃在塞乌塔（Ceuta）敲响警钟，发出了叛乱的信号，两小时后控制了全城。拉拉什的工人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但他们在一天之内便被镇压了下去。七月十八日，陆军粉碎了一切反抗。当地驻军名义上的领导人莫拉托[15]将军在接到马德里的电话后，才得知了叛乱的消息。现在陆军正在等待它真正的领袖——弗朗哥。
共和国政府与叛乱
弗朗哥搭乘一架由英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离开了拉斯帕尔马斯（LasPalmas）[16]。机智的他先是在法属摩洛哥降落，了解叛乱进展之后，才在七月十九日抵达了特图安。但在他抵达之前，叛军就已经用他的名义，在特图安发表了宣言：“陆军已决定恢复西班牙的秩序……弗朗哥将军已出任运动的领袖，他要唤起所有西班牙人的共和国情感。”七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夜里，政府军的一架飞机朝特图安的叛军司令部投掷了六枚炸弹。宣言对此做出了恶狠狠的答复：“你们越是反抗，报复就会越狠。”
七月十八日早晨，政府不得不发表了一个通知，承认“部分陆军部队已在摩洛哥发动叛乱。”通知还写道：“政府表示，叛乱仅限于西属摩洛哥的某些地区，在本土绝对没有任何人参加这种荒谬的冒险。”然而，不到一天，这种“荒谬的冒险”就席卷了全国，马拉加和塞维利亚的驻军也参加了叛乱。政府在当天下午三点通过广播发表了与第一个通知相反的第二个公报，向各政党和工会做出了答复：
“政府注意到了各方提供的帮助，并诚挚地感谢各方，同时，政府认为，最好的帮助就是保持正常的生活，这样才能给国家的军事力量树立一个冷静与信任的榜样。……政府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扑灭了一个大范围的反共和国运动。这个运动在本土没有得到任何帮助，仅在陆军中得到了一小撮人的支持。”在向正在镇压摩洛哥叛乱的部队致敬后，广播做出了结论：“政府的行动足以恢复秩序。”政府的广播电台甚至指出，塞维利亚的叛乱已被粉碎。
当天晚上，拉尔戈·卡巴耶洛以工总的名义，请求将武器分发给各工人组织，但内阁和普里耶托再次拒绝了他的请求。社会党与共产党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情况是艰难的，但还没到绝望的程度。政府确信它拥有足够的手段，完全可以粉碎这一罪恶之举。如果事实证明它的手段不足，那么，人民阵线向共和国庄严承诺：只要共和国求助，人民阵线将随时投入斗争。人民阵线将遵守政府的命令。”
当天晚上，全劳联与工总下令总罢工。七月十九日凌晨四点，当西班牙准备迎战的时候，卡萨雷斯·奇洛加内阁向阿萨尼亚总统递交了辞呈。
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
阿萨尼亚立刻要求议长马丁内斯·巴里奥组阁，马丁内斯·巴里奥马上组织了一个清一色的共和派政府，但他把当时还没参加人民阵线的右翼政党——桑切斯·罗曼[17]的民族共和党也给拉进了政府。他还任命米亚哈[18]将军为陆军部长。
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普遍认为：马丁内斯·巴里奥内阁曾企图与一部分叛乱将军达成妥协，以此避免内战。但是，关于事情的具体经过，甚至是妥协的内容，则是众说纷纭。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认为：马丁内斯·巴里奥给叛乱将军留了几个部长职位。卡巴耶洛声称：马丁内斯·巴里奥曾亲自跟莫拉通过电话，这是马丁内斯·巴里奥告诉他的。克拉拉·坎波亚莫尔[19]也举出了几位听见马丁内斯·巴里奥提及此事的证人。法国历史学家贝特朗·古埃伊[20]指出，莫拉断然拒绝出任陆军部长：“如果你我能达成协议，我们就都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的人。[21]”马丁内斯·巴里奥——现在的流亡政府总统——对这些说法一概否认，并给马达里亚加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从来不打算跟叛军合作。我们相信，随着这一政策的改变，他们也会改变态度。[22]”
无论马丁内斯·巴里奥是否联络过叛军将领——显然他们确实联络过——某些叛军将领的态度，似乎证明了马丁内斯·巴里奥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期待是合理的。莫拉、奥维耶多的阿兰达[23]和马拉加的帕克特索特[24]都曾暂时按兵不动，似乎是在犹豫——万一马丁内斯·巴里奥真的能说服共和派提出妥协，那就先别把事情做绝。但是，新政府成立的消息一传出，就像炸弹一样震惊了全国，连马德里也被惊动了。不等任何组织下令，几十万群众就走上了街头，要求发放武器，同叛军战斗。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和波克瑙[25]都认为，卡巴耶洛曾用社会党人的武装起义来威胁政府，他们两人都同意马丁内斯·巴里奥的观点，即政府“被卡巴耶洛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给毁了。[26]”卡巴耶洛在回忆录里写道，他只是向工总建议，如果新政府同意武装工人，那就支持新政府。但马丁内斯·巴里奥像卡萨雷斯·奇洛加一样，依然拒绝了他的建议，在他们看来，武装工人就意味着工人革命的开始和议会制共和国的结束。于是马丁内斯·巴里奥也辞职了[27]。
在共和派互相观望之时，只有何塞·希拉尔[28]博士（他是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又是阿萨尼亚的朋友）愿意采取至关重要的措施：他的政府下令解散陆军，并把武器分发给各政党和工会组建的工人民兵。他签署的这个命令，等于消灭了“共和国的合法性”；但在当时看来，这道命令只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从此以后，西班牙的命运，就要由双方的武力——一方是将军和他们的军队，一方是武装工人——来决定了。当两股社会力量发生冲突时，“合法性”就烟消云散了。
叛乱[29]的胜败
叛乱头目没有料到他们会遭到长期抵抗。他们的计划确实考虑到了某些地区会遭遇到特殊的困难，但经过数日的战斗之后，整个西班牙的形势出现了一些完全出乎预料的情况。纳瓦拉是卡洛斯派的传统堡垒，它热情地欢迎了叛军。布尔戈斯和潘普洛纳的街道上挤满了头戴红色贝雷帽、胳膊上扎着带有十字架的绿色臂章的人，他们都是卡洛斯派民兵“呼啸兵”的志愿兵。他们背着毯子，从山上走下来，准备按照经书的教诲，去帮助“基督君王”赢得胜利。德拉普雷[30]发现他们“在提到‘共和国’或‘工会’之类的词的时候，会厌恶地吐口水。”他还说：“如果我看见布尔戈斯广场上立起火刑架的话，我也不会惊讶的。[31]”那里的人拥护叛乱的将军，志愿兵参加了莫拉的部队，向首都进军。这支十字军在一派热烈的气氛中出发了，会破坏这种气氛的，或许只有“红色贝雷帽”与长枪党的“蓝衫队”之间的露骨的敌意。
但是，其它地方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一些预料不到的因素：警察、国民警卫队和突击警察的态度，他们的选择往往能决定胜负；当地的省长是坚决反抗还是摇摆不定；当地军队指挥官是勇敢反击还是犹豫不决；工人阶级的领袖是常备不懈还是麻痹大意。其实，只要叛军能够迅速控制敌人的组织，叛乱就能速胜；当工人领袖中了叛军军官的计，以为他们仍然忠于共和国的时候，叛乱也会胜利，但要多花一点时间。在这方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叛乱初期，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主要不是叛军的行动，而是工人、政党、工会的反应，以及他们把自己武装起来、组织军事行动的能力；简单来说，关键在于他们的政治洞察力。实际上，每当工人组织出于对共和国法制的尊重，而自缚手脚的时候；每当工人组织的领袖被叛乱军官的花言巧语欺骗的时候，叛乱就会胜利。反过来，只要工人不理睬自己的领袖的意见，不管“合法”当局的态度，抓紧时间武装自己，并向军队进攻，就能打退叛军。
叛军占领了安达卢西亚
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的驻军自称忠于共和国，所以市长不肯给工人发武器，结果叛军迅速占领了这个城市。当铁证摆在市长面前时，他总算下令逮捕驻军指挥官，但被抓起来的却是他自己。七月十九日，加迪斯发生了总罢工，突击警察把武器发给了工会，但省长却保证当地驻军是忠于共和国的。七月二十日，阿尔赫西拉斯失守的消息传来，叛军的一艘战舰也开到了港口，当地驻军便叛变了；第二天，叛军粉碎了一切抵抗，叛军指挥官禁止了罢工和工会的集会。
科尔多瓦市长拒绝给罢工工人发放武器。卡斯卡霍[32]上校，一名假扮成共和派的军官，指挥国民警卫队和当地驻军同时发动叛乱，并粉碎了一切抵抗。格拉纳达的突击警察与国民警卫队和当地驻军一起参加了叛乱，他们迅速粉碎了郊区的武装抵抗。里奥·丁托的矿工在工会组织下，向叛乱的塞维利亚进发，维尔瓦省长调集国民警卫队护送他们，可国民警卫队却在路上伏击了矿工，杀死了许多人。然后国民警卫队就去攻占矿山了。
不过，叛军最重大的胜利，是攻占了工人阶级的堡垒——塞维利亚。政府不肯逮捕凯波·德·利亚诺将军，他用假名来到了安达卢西亚首府，这里参加了叛乱阴谋的只有国民警卫队指挥官一个人。在国民警卫队的兵营里，长枪党徒和志愿参加叛乱的乡绅拿到了武器，并被编入准备发动叛乱的部队里。由这些人组成的突击队向突击警察兵营发起奇袭，而突击警察在兵营和电话局坚守到了最后一刻。与此同时，一小队叛军没开一枪，就占领了塞维利亚广播电台。凯波·德·利亚诺先让电台播放共和国国歌，然后突然宣布，他已经控制了全城。工人组织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而这位诡计多端的将军却占领了各个战略要地，并让一辆载满士兵的卡车在全城的街道上反复跑来跑去，造成了叛军拥有绝对数量优势的假象。等到全劳联和工总开始把他们的战士集合起来，准备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突击警察已被彻底消灭，来自摩洛哥的第一批援军已在机场降落，开始占领机场。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些可怕、好战而又纪律严明的摩尔士兵的到来，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不过，这位狡猾的将军又一次赢得了心理战的胜利——无人不知摩尔士兵的残暴，摩尔士兵抵达塞维利亚的消息，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工人的抵抗发动得太晚，形势对他们又非常不利。在塞维利亚，没有发生战斗，只有屠杀。根据律师协会的记录，有九千多名工人惨遭杀害[33]。《巴黎晚报》记者贝特朗·德·茹夫奈尔[34]描写了摩尔士兵进攻工人区的情景：“这些士兵发出骇人的嗥叫，冲进工人区的街道。随后就是冷酷无情地用手榴弹和匕首肃清残敌。这里毫无怜悯可言。第二天，我设法潜入废墟，发现尸体都被串了起来，身上满是刺刀与匕首留下的窟窿。”不过，特里亚纳（Triana）的郊区坚持了一个多星期。塞维利亚被“肃清”后，军队就去攻占其它城镇和村庄。各地都发生了激烈而殊死的抵抗，但它们都被同样的方法给粉碎了：莫隆（Morón）镇坚持了一星期；卡尔莫纳（Carmona）镇击毙了许多叛军。但叛军还是攻占了整个安达卢西亚地区。大批工人与工会活动家惨遭屠杀，有些地方在听到屠杀的消息后，便不敢坚决抵抗了，甚至决定投降。当地政府和国民警卫队为了向军队表示忠心，往往还没等凯波·德·利亚诺的部队抵达，就杀害了工人领袖。仅过了几天，安达卢西亚就沦陷了：凯波·德·利亚诺充分发挥了他的优势：坚决果断；机智地运用了现代的宣传手段和大规模恐怖，还利用了无线电广播与机场；而工人在这些方面都不如他。工会的战士们被打得措手不及、不知所措，虽然他们进行了勇敢而顽强的反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反击并没有取得效果。
叛军占领了萨拉戈萨
军队用同样的方式，占领了工人阶级的另外一个堡垒——萨拉戈萨。当地驻军的指挥官米盖尔·卡瓦内利亚斯将军也是叛乱头目之一。他是共济会员，人们以为他是共和派，他像凯波·德·利亚诺一样，是在最后一刻才参加叛乱的。七月十七日，摩洛哥发生叛乱的消息传来后，他自称忠于共和国，并下令戒严，提防“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全劳联威胁他，说要发动总罢工，他一边向全劳联让步，一边加紧把长枪党徒和乡绅塞进他的部队里。政府向工人领袖请求：不要制造麻烦，不要武装工人，保持冷静。全劳联的领导人接受了这个要求，让工人回家去了。七月十九日早上，经过右翼整肃过的军队，在右翼分子和国民警卫队的支援下，占领了阿拉贡的首府，并部署了野战炮和机枪。叛军通过广播宣称：“我们不会向共和国进军……我们会考虑工人的要求。”有人别有用心地散布了卡瓦内利亚斯正在向法西斯分子进攻的谣言。
直到警察开始逮捕工会活动家的时候，当地的工人领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七月十九日，全劳联与工总下令总罢工，并试图在军队不敢贸然进入的郊区组织武装抵抗。自青联组织的一支队伍遭到了国民警卫队的猛攻，伤亡惨重。当地工人领袖虽然遭到严刑拷打，却拒绝下令复工，总罢工在坚持了一个多星期后才被镇压下去。全劳联萨拉戈萨分会的一位领导人楚埃卡[35]后来承认，工会领导人太大意了，他们在谈判上浪费了太多时间，甚至还相信了省长的许诺；他们没有让“最有战斗力的三万名有组织的萨拉戈萨工人[36]”做好迎战的准备。几天之内，几乎整个阿拉贡都落入了叛军之手。
奥维耶多出乎意料地陷落了
奥维耶多是阿斯图里亚斯工人阶级的中心，当地的社会党活动家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活动家拥有顽强的战斗传统，富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干部，还掌握了一些武器，所以，莫拉的叛乱计划并不包括攻占奥维耶多。七月十八日，卡巴耶洛派报纸《前进报》（Avance）出了一份未经审查的特刊，报道了叛乱的消息。矿工立即在工会会堂集合，组建部队，挖出了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就藏起来的武器。在矿工的推动下，各政党和工会成立了一个省委员会[37]，负责支持和监督省长利亚尔特·劳辛[38]的行动——这个省长的忠诚度令人怀疑。
当地驻军的指挥官阿兰达上校马上就向工人阶级与共和派的领袖表示，他坚决忠于共和国，并断然驳斥了有关他参加叛乱阴谋的指控。然而，就在前一天晚上，他已经把所有可用的武器都转移到了军营里，并向该省的国民警卫队发出了向奥维耶多进军的密令。他做得很小心，没有走漏风声，骗取了人们的信任。而且，当遭到围攻的马德里向当地求援时，他还向社会党领袖建议：组织三个矿工纵队，乘火车支援马德里。社会党领袖同意了。这支队伍共有三千人，由萨马·德·兰格雷奥的一千六百名青年、米耶雷斯的几百人和奥维耶多的一队“爆破手”[39]组成，由突击警察的警官指挥，其中只有四百人有枪。在雷昂，戈麦斯·卡米内洛[40]将军给了他们三百支枪。这支援军对保卫马德里意义重大，但他们却不能保卫奥维耶多了。
尽管社会党领袖很乐观，但不安的情绪却在不断增长。阿兰达确实已经下令让士兵留在兵营里，通往兵营的道路上都设了岗哨。人们都知道士兵拥有武器，而矿工手上那点武器已经跟着援军一起运往马德里了。省委员会分裂了：右翼共和派和社会党继续信任阿兰达上校；但全劳联的领导人知道阿兰达已经把武器都转移到了兵营里。以《前进报》编辑哈维尔·布埃诺[41]为首的社会党左派和共产党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他们不能继续玩下去了。他们要求阿兰达证明自己的忠诚：把囤积起来的武器分发给工人民兵、开放军营、把士兵和武装工人混合起来。阿兰达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他们。冈萨雷斯·佩尼亚劝他向极端分子做出一些保证，并借助普里耶托的官威，让阿兰达分发武器。阿兰达答复说，他在等陆军部长下令。此时，国民警卫队正在向奥维耶多进军。阿兰达找了个借口，溜出了省长官邸（省委员会就设在省长官邸里）。然后他跟自己的部队会合，占领了纳兰科（Narranco）山，并用两门野战炮瞄准了省长官邸。当军队占领战略要地时，省委员会四下逃窜。阿兰达上校的诡计得逞了：武装的矿工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他不发一枪就拿下了首府。不过，城郊已得到了警报，建起了街垒。矿工居住区里的国民警卫队遭到矿工攻击，被矿工抓了起来，武器也都被矿工给缴了。希洪驻军在宣布忠于共和国后，也发动了叛乱；但是，塞贡多·布兰科[42]在人民俱乐部临时成立了保卫委员会，召集了拉·费尔盖拉的金属工人，他们立即包围了希洪驻军。最后，驰援马德里的两个矿工纵队之一在得到家里发生叛乱之后，掉头攻占了特鲁比亚（Trubia）的军火库，并包围了阿斯图里亚斯的首府。叛军占领了奥维耶多，虽然这并没有导致整个阿斯图里亚斯失陷，却让几万名几乎手无寸铁的工人动弹不得。当其他地方正在进行残酷的战斗时，原本可以投入战斗的几万名生力军，却由于阿兰达的狡诈和某些领导人的天真，而被牵制住了。
叛军在海军中遭到了挫折
叛军将领在享受意料之中的胜利与出乎意外的成功时，也遭遇了一些挫折。首先，一个意外使他们失去了一位领袖。桑胡尔霍本应在七月二十日乘飞机离开艾斯托里尔，前往西班牙，但螺旋桨在降落时出了故障，飞机着了火，弄死了桑胡尔霍。
但是，叛军在西班牙各地遭到的挫折，并不是由意外造成的。按照原定计划，在叛乱爆发后，摩洛哥部队应该在数小时内大举登陆西班牙本土，然而这并没有发生，因为海军并没有抵达预定地点。当海军在加纳利群岛举行演习时，弗朗哥与海军将领举行了多次会议，精心规定了海军的任务，并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工作。绝大多数海军军官都支持叛乱。但叛乱却被水兵搅乱了：水兵基本上都是工人出身，他们有更高的政治觉悟，他们知道——至少比陆军士兵更了解——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破坏军官的准备工作。几乎每一艘舰艇上都成立了由八到十名士官和水兵组成的地下小组，他们不是社会党人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并同港内的组织保持着联系。水兵在“自由”号（Libertad）巡洋舰上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向各舰艇的水兵委员会发出了警告，于是，七月十三日，“塞万提斯”号（Cervantes）、“塞尔维拉将军”号（AlmiranteCervera）、“西班牙”号（España）和“贝拉斯科”号（Velasco）的水兵委员会派出代表，在费洛尔[43]召开会议，决定了破坏叛乱阴谋的方法。七月十四日，他们设法联系上了“海梅一世”号上的水兵委员会。海军士官巴尔博亚[44]逮捕了马德里的海军通信中心主任，破坏了叛乱计划的重要环节。通过通信中心主任和每艘舰艇上的无线电台，水兵们获知了有关叛乱进展的最新消息，并准备向军官发起反击。
“楚鲁卡”号（Churruca）驱逐舰在七月十九日把一个摩洛哥营运往加迪斯，这艘驱逐舰上的水兵在二十日举行起义，枪毙了军官。随后“巴尔德斯将军”号（AlmiranteValdés）与“桑切斯·巴尔凯斯特吉”号（SánchezBarcáiztegui）的水兵也举行了起义，将舰只驶离梅利利亚，前往卡塔赫纳（Cartagena）。在圣费尔南多（SanFernando），水兵控制了两艘炮艇和一艘巡洋舰，但它们最后被岸炮击伤，不能行动；水兵虽然占据了“塞尔维拉将军”号和“西班牙”号，但“塞尔维拉将军”号正在修理，不能战斗，“西班牙”号又没有炮弹，最后这两艘军舰还是被费洛尔的叛军夺回去了。但“海梅一世”号的水兵通过无线电得知自己的船只正在前往塞乌塔，他们便在海上发动起义，经过一番血战，控制了这艘巡洋舰。然后他们在丹吉尔湾（BayofTangier）与舰队主力会合[45]，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舰队主力的每一艘船上。水兵委员会控制了每一艘船，处决了大部分军官，逼迫剩下的军官服从他们的命令。这些军舰破坏了叛军的通讯联络，没有让摩洛哥的叛军在西班牙本土登陆。水兵们的壮举，沉重打击了叛乱将领的计划，它是叛乱初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46]。
巴塞罗那的叛乱失败了
叛军在巴塞罗那遭到了最惨重的失败，打败他们的是加泰罗尼亚工人，而国民警卫队和突击警察在关键时刻帮了工人一把，这虽然有点意外，却是真事。加泰罗尼亚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主张地区自治，他们对叛军的态度，要比西班牙其他地方坚决得多，尽管如此，经过数日血战，最终赢得了胜利的，还是工人。
在叛乱发生的前几天里，全劳联的领导人实际上同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加泰罗尼亚语：Generalitat；西班牙语：Generalidad）和艾斯凯拉的领导人保持着几乎不间断的联系：无政府主义领袖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利安后来回忆：“有几个晚上是在内务部里度过的。”但是，他们提出的分发武器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政府同意。桑蒂利安要求政府向全劳联的工人发放一千支步枪，后来他写道：“那一千支枪根本没有发给我们；我们已经夺到手的一些枪反而又被要走了。[47]”十八日下午，战士们四处搜集武器，从商店里的猎枪，到造船厂里的炸药，能找到的都被搜集一空。七月十八日至十九日的晚上，一群无政府主义码头工人把停在港内的船上的武器全部卸下。他们的领袖杜鲁蒂与加西亚·奥利维尔冒着遭到自己人的私刑的危险，马上亲自进行干预，阻止工人同警察发生冲突，他们甚至还同意归还一部分已被码头工人夺取的武器。
不过，一些突击警察从兵营里拿出武器，分给了工人。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工人在办公室和指挥部外面站岗放哨。
叛乱的计划执行得十分完美，负责指挥叛乱的戈戴德刚从马略卡（Mallorca）乘飞机抵达巴塞罗那，就下令逮捕共和派军官[48]。几周以来，青年志愿兵、乡绅和长枪党徒都在混入突击警察的队伍。只要一声令下，一万二千名叛乱分子就会涌出兵营，在市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广场（PlaçadeCatalunya）集合。七月十九日凌晨，佩德拉尔维斯（Pedralbes）兵营的叛军出动了。全城的工人哨兵在值完夜班之后，带着他们简陋的武器，正等着下一班哨兵来换岗。此时，来自阿塔拉萨纳斯（Atarazanas）兵营的部队正在占领督军府[49]和都督府[50]，
可是，巴塞罗那工人拥有数量优势，他们觉得复仇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一刻曾使他们长期担惊受怕，却又让他们翘首以盼。他们从巴塞罗内塔（Barceloneta）和港区涌出来，阻挡了叛军的去路。他们缺乏武器，甚至赤手空拳，也没有一个中央指挥机关，他们只懂得一种战术——冲锋。尽管他们蒙受了沉重的损失，但每倒下一个工人，马上就有另一人顶替他的位置，叛军被群众压垮了。冲在最前面的是工人积极分子，牺牲最大的也是他们。加泰罗尼亚统社青书记弗兰西斯科·格莱利斯（FranciscoGraells）、伊共青书记热米纳尔·比达尔[51]和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的书记恩里克·奥布雷贡[52]都倒在了加泰罗尼亚广场。叛军占领了广场一带最重要的建筑物——科隆旅馆（HotelColón）、电话局（Telefónica）和艾尔多拉多（Eldorado）旅馆。那些地方的叛军陷入了真正的围城战：勇气和恐惧具有同样的感染力，叛军根本没有料到群众居然会视死如归，他们顶着叛军的机枪火力冲锋，夺走了机枪，广场上和街道上留下了几百具尸体。
下午早些时候，国民警卫队的埃斯科瓦尔[53]上校（他就是安德列·马尔洛的小说《希望》中的希梅内斯上校[54]）率领四千正规军，前来增援工人。科隆旅馆和丽思（Ritz）旅馆很快就被攻下了。此时传来了几支部队正在“为了人民的事业”而集结的消息，还传来了共和派军官迪亚斯·桑迪诺[55]中校指挥普拉特（Prat）机场的航空兵赢得胜利的消息。全劳联的战士夺回了电话局。战斗虽然还在继续，但叛军已经遭到了沉重打击，哗变的叛军士兵越来越多。
七月二十日是星期一，这天早上，工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门野战炮（可能是被工人夺取的，也可能是被叛军丢弃的），瞄准了都督府。一位临时指挥员、曾当过炮兵的码头工人雷查（Lecha）负责指挥这几门火炮。叛军的抵抗已没有意义。当佩雷斯·法拉斯[56]率领部下攻进都督府时，戈戴德将军打出了白旗。大部分被包围的叛军军官被就地处决；有人费了一番力气，才把戈戴德从愤怒的人群中救出来[57]；他被带到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在加泰罗尼亚主席的请求下，他同意通过广播发表讲话：“我要告诉西班牙人民：命运没有站在我们一边。我已经投降了。所以，忠于我的士兵们，如果你们不想再流血，那么，你们就不用再向我承担任何义务了。[58]”
真相就此大白。许多兵营里发生了哗变。蒙朱伊克（Montjuïc）要塞的士兵枪毙了军官，把武器分给了工人。到处都有军官自杀。阿塔拉萨纳斯兵营是最后一个被攻克的叛军据点。迪亚斯·桑迪诺指挥几架飞机轰炸了这个兵营，但它经过一番血战之后才被攻克，而在最后的战斗中，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牺牲了。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战士们在开赴前线之前，都要列队经过这位无政府主义战士牺牲的地方，这里已成为在这三天中牺牲的战士们的象征。
马德里的叛乱失败了
七月十八日，从建筑工人罢工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转入战时状态的全劳联马德里分会，决定用武力打开此前被警方封闭的办公室，并开始征收汽车、收集武器。全劳联全国委员会书记达维德·安托纳在七月十九日上午获释；他前往内务部，威胁说要派他的人攻打监狱，放走所有还被关在牢里的活动家。两大工会下令总罢工。在来自全国各地的邮政工人和铁路工人的帮助下，卡洛斯·德·巴莱巴尔很快就在工总的办公室里建立了一个信息中心，使马德里能够及时得知各省最新的确切情况。社会党把从一九三四年起就藏起来的武器挖了出来，分发给群众。街道上筑起了第一批街垒。第一次枪战发生在托里霍斯大街（RuadeTorrijos），有人从这条街上的一家修道院往街上打枪。尽管军营里还没有发生什么反常情况，第一批工人民兵已经上街巡逻了。
其实，叛军已经失去了宝贵的时间。
十九日，阴谋集团控制下的各个团没有发动进攻。帕尔多（Pardo）团在叛变后立刻离开了首都，前往北方，可能是打算与莫拉会合。在赫塔菲（Getafe）的炮兵军营里，忠于共和国的士兵与叛军士兵发生了战斗。在所有部队里，叛军首先攻击的是反对叛乱的军官：普里耶托的朋友卡拉塔拉（Carratala）中校就是死于叛军之手。蒙塔尼亚（Montaña）兵营是叛军的主要据点，叛军的军事领袖范胡尔将军，还有来自其他部队的叛乱军官、乡绅、长枪党徒都在那里。但是，范胡尔可能是动摇了，也可能是在等待援军；总之他浪费了很多时间：他跟部下高谈阔论，并下令戒严。当天夜里，他放弃了突围的念头，并下令向聚集在蒙塔尼亚兵营门口的人群开火，这一公开的挑衅激起了众怒。就在这时，希尔[59]中校，一个忠于共和国的军官，在炮兵公园（ParquedeArtillería）向群众发放了五千支步枪，但这批步枪里有不少没有枪栓，因为狡猾的叛军已经事先把它们的枪栓拆了下来，运进了蒙塔尼亚兵营。
关键的战斗到了二十日才开始。街头巷尾的大喇叭反复播放着巴塞罗那成功镇压叛乱的消息和戈戴德的投降声明。叛军被迫转入防御。两门七十五毫米口径的野战炮开始向蒙塔尼亚兵营开火，然后又有一门一百五十五毫米口径野战炮加入了炮击。库瓦特洛·比恩托斯（CuatroVientos）机场的叛军被歼灭后，援军乘飞机抵达机场，增援共和国。上午十点左右，被包围的叛军打出了白旗。群众蜂拥而入，迎接他们却是机枪的子弹。这一背信弃义之举极大地激怒了群众。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两次，实际上，这表明兵营内部发生了斗争。尽管在场的共和派军官认为，靠航空兵和炮兵就足以迫使范胡尔的叛军投降，但群众还是不顾巨大的伤亡，组织了强大的攻势，攻下了兵营。范胡尔和一些军官被关进了装甲车，被一队突击警察押走了，几乎所有叛军都被就地处决，然后工人夺取了叛军的武器。
第二天，马德里人民给他们的胜利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在马德里，小股部队正在街道上清除pacos——孤立的狙击手，他们仍在教堂、修道院和房顶上负隅顽抗；临时组建的纵队向瓜达拉哈拉省首府进发，他们镇压了当地的叛军，夺回了瓜达拉哈拉，枪毙了巴雷拉将军[60]，然后又攻占了托莱多，把叛军逼进了古老的阿尔卡萨尔（Alcázar）堡垒。然后他们又向昆卡进发，两天前获释的西普里亚诺·梅拉带着八百名战士和一挺机枪，夺回了昆卡。这几支匆忙建立的纵队，与其他部队一起，分别向三个方向进军：一队前往瓜达拉马（Guadarrama）山脉，准备迎击莫拉；一队前往西古恩萨（Sigüenza），向阿拉贡进军；还有一队向瓦伦西亚和马拉加进军。战争才刚刚开始。
马拉加的叛乱失败了
马德里叛军的犹豫不决，使工人获得了组织的时间。马拉加是一个战略要地，通过这里可以同摩洛哥保持联系，而叛军在马拉加发动叛乱后，犯下了一个可能更为严重的错误，使他们遭受了沉重的失败。叛军在马拉加似乎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反对叛乱的只有突击警察。工人没有武器。马拉加的叛乱是在七月十七日开始的：维林（Huelin）上尉率领一个连，准备占领督军府，路上遇到了突击警察。指挥国民警卫队的上校在劝说部下跟他一起参加叛乱时，被部下当场逮捕。晚上八点，按照帕特克索特将军的命令，叛军离开兵营，占领了市中心。但是将军却在第二天命令叛军撤回兵营。他是不是因为缺少其它地方的叛乱的消息，不敢贸然行事，以免陷入孤立呢？还是说，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的成立，使他产生了妥协的希望，所以他才撤退呢？（马丁内斯·巴里奥本人曾做过这方面的暗示，而弗斯和格拉蒂[61]也同意这一点。）总之，工人组织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工人没有武器，他们就放火烧了兵营周围的房子，并朝兵营投掷炸弹。叛军陷入了包围，又被烟熏得半死，他们害怕被活活烧死，就向突击警察投降了。维林上尉被群众处决。
巴斯克地区的叛乱失败了
巴斯克地区的叛乱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叛军犹豫不决。毕尔巴鄂的驻军没有行动。桑坦德的一个兵营立刻遭到围困。原定在吉普斯科亚（Guipúzcoa）指挥叛乱的叛军头目在最后一刻临阵脱逃。而且，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也全力反对叛乱——七月十八日，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发表广播讲话；次日，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发表正式公报，呼吁自己的支持者为保卫共和国而战。
在圣塞瓦斯蒂安（SanSebastián），卡拉斯科上校向人民阵线委员会保证自己忠于共和国，然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议员就过来讯问他。但在此时，洛约拉兵营的叛军按照巴列斯宾（Vallespín）中校的命令，发动了叛乱。卡拉斯科向议员们保证，他能劝说叛军投降，并派他的副官前去劝降，结果副官没有回来。于是他决定亲自前往兵营。议员们同意了。他一去不复返。二十一日，此前宣称自己忠于共和国的国民警卫队也参加了叛乱，并释放了原先被关押起来的军官，同他们一起攻打全劳联办公楼。可是工人已经发动起来了。城里到处都筑起了街垒。国民警卫队没有打下全劳联办公楼，便撤入了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旅馆（HotelMariaCristina），这家旅馆在二十三日被工人攻占了。洛约拉兵营遭到了一列装甲列车的炮击，叛军军官同巴斯克民族主义党议员谈判后，也在二十八日投降了，但议员并没有信守诺言：大部分叛乱头目被当场处决。卡拉斯科上校被逮捕了，两天后，有人把他劫走，不经审判就处死了他。
瓦伦西亚的驻军没有发生叛乱
瓦伦西亚倒是特立独行：驻军士兵没有参加叛乱。当然他们也没有参加革命。
七月十八日，第一批关于叛乱的流言传到了列万特首府。省长拒绝向工会发放武器，并为驻军指挥官的忠诚担保。七月十八日深夜至十九日凌晨，各工人组织和各共和派政党把他们的支持者发动了起来。十九日凌晨，全劳联与工总下令总罢工。当天晚上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一些建筑工人怀疑一家道明会（Dominican）修道院窝藏武器，便进攻了这家修道院。
二十日早上，全劳联罢工委员会向战士们下令：封锁通往各个兵营的道路。人民阵线各党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62]，并邀请全劳联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参加。社会党人、国民警卫队军官乌里瓦里[63]上尉负责指挥那些想用武力阻止驻军参加叛乱的人。全劳联代表向人民阵线提出：要想得到全劳联的支持，就必须满足下列条件：发动工人包围兵营；立即把忠诚的部队同工人“混合”起来，组成“干预队”，干预队里的突击警察和工人的比例要达到一比二；用这些部队控制所有战略要地（邮局、电话局、瓦伦西亚广播电台）；向驻军递交最后通牒，假如驻军指挥官拒绝交出武器，就立即进攻兵营。委员会接受了全劳联的建议，并改名为“人民执行委员会”[64]。但是，马丁内斯·蒙赫[65]将军拒绝发放武器，并要求停止总罢工，因为他认为，既然他和他的部下都忠于政府，就没有总罢工的理由，他还通过瓦伦西亚广播电台宣读了自己的意见。不过士兵仍在待命。总的来看，军队正在犹豫：阴谋分子得知了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叛乱失败的消息，他们现在想的是如何尽量争取时间。城里的工人同长枪党徒发生了多次小规模战斗，攻击修道院和教堂的事件不断增加。停靠在瓦伦西亚港口的军舰上的水兵也举行了起义，扣押了军官，并同码头工人举行亲善活动。此时，希拉尔政府授权成立了一个代表团，由马丁内斯·巴里奥和三位共和派领导人——鲁伊斯—弗内斯[66]、艾斯普拉[67]和埃切瓦里亚（Echevarría）——组成，将代表团派往瓦伦西亚[68]。在革命气氛中，三种不同的权力——军队、马丁内斯·巴里奥的代表团和人民执行委员会——彼此对峙了两个星期。在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间，西班牙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进攻兵营的事件，但瓦伦西亚直到八月初才出现这种情况。
七月二十日晚上的局势
到了七月二十日晚上，除了瓦伦西亚之外，各地的局势都已经明朗化：当然，在拉科鲁尼亚的街头，工人仍在街垒上用铺路石战斗；萨拉戈萨与塞维利亚的郊区还在战斗；许多兵营中的战斗仍未停止；圣塞瓦斯蒂安、希洪和桑坦德的战斗还没结束；叛军刚刚在阿尔赫西拉斯附近登陆；到处都有落单的狙击手进行着垂死挣扎。但这些都只是扫尾的战斗。双方的地盘都已经稳定下来，并开始在自己的地盘上巩固统治。
弗朗哥向凯波发出了贺电：“西班牙得救了：安达卢西亚、瓦伦西亚、巴利亚多利德、布尔戈斯、阿拉贡、加纳利群岛和巴利亚里群岛已经加入了我们的事业。”弗朗哥非常乐观。其实，军事政变已经失败了。叛军不仅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还激起了工人革命，而他们发动政变的目的，本来就是要阻止革命。叛军接连失去了他们声望最高、能力最强的领袖——先是卡尔沃·索特洛、桑胡尔霍、戈戴德，然后又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69]，他是在阿利坎特监狱里被民兵处决的。最重要的是，军队遭到的失败，打破了军队在国内冲突中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军队失去了一张重要的王牌——恐惧。现在，军队面前的敌人，已经不是软弱的人民阵线政府，而是革命。军事政变失败了。内战开始了。
[1]达维德·安托纳·多明格斯（DavidAntonaDomínguez，1904年11月22日——1945年3月15日），曾在马德里当过石匠，参加了全劳联的建筑工会。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流亡法国。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8月返回马德里。1936年领导了马德里建筑工人罢工，并因此入狱，7月19日获释。此后积极参加全劳联的活动。内战末期被反动政府逮捕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三十年徒刑。1945年因肺结核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2]西普里亚诺·梅拉·桑斯（CiprianoMeraSanz，1897年11月4日——1975年10月24日），生于马德里，11岁开始做瓦工，参加全劳联后，于1931年担任全劳联旗下的马德里建筑工会书记，1933年因在萨拉戈萨进行革命活动而被捕。1936年领导了马德里建筑工人罢工，并因此入狱，内战爆发后获释。内战期间曾率领共和军参加过许多重要战役。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到法属摩洛哥，1942年被维希法国政府逮捕后引渡给弗朗哥反动政权，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三十年徒刑。1946年获释后流亡法国。——中译者注
[3]泰奥多洛·摩拉（TeodoroMora，？—1936），三十年代初在西普里亚诺·梅拉的影响下参加全劳联，1936年领导建筑工人罢工，并因此入狱。内战爆发后获释，8月20日率领民兵同叛军战斗时牺牲。——中译者注
[4]政府同意将收入不足20比塞塔的工人的工资上调5%；其余工人的工资上调10%；并实行40小时工作周。全劳联的要求是：大幅涨薪；36小时工作周；一个月的带薪休假；承认包括风湿病在内的各种职业病。——原注
[5]当时，全劳联马拉加分会正在领导腌鱼工人罢工，结果同工总的渔民发生了冲突。6月10日，全劳联暗杀了工总的一位领导人安德列斯·罗德里格斯（AndrésRodríguez）。全劳联领导人奥尔蒂斯·阿塞维多（OrtízAcevedo）也遭到了袭击，虽然侥幸生还，他的一个孩子却不幸身亡。6月11日，在罗德里格斯出殡前，社会党人拉蒙·雷纳（RamónReina）遭到枪击。政府下令查封双方的办公室。6月15日，全劳联与工总都谴责了袭击事件后，暴力冲突才停止。——原注
[6]莱蒙多·费尔南德斯—奎斯塔·梅雷洛（RaimundoFernández-CuestayMerelo，1896年10月5日——1992年7月9日），生于马德里，从小就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好友。1933年参加长枪党，并担任总书记。内战爆发后被捕，1937年10月获释后担任长枪党总书记，1938年至1939年任农业部长，1945年至1951年任司法部长。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他重建了长枪党，并于1976年至1983年担任长枪党全国领袖。1983年退休。——中译者注
[7]爱德华多·巴尔·贝斯科斯（EduardoValBescós，1906—1992），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内战爆发后曾积极参加民兵工作。1939年参加了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8]费尔南多·孔德斯·罗梅洛（FernandoCondésRomero，1906—1936），社会党员。他是卡斯蒂利奥与法拉乌多的朋友。曾参加里夫战争，1928年转入国民警卫队。1934年10月曾参加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恢复原职，并晋升为上尉。曾帮助社会党训练民兵。1936年7月13日率领突击警察处决卡尔沃·索特洛。次日被捕。叛乱爆发后获释，在率领共和军迎击叛军时牺牲。——中译者注
[9]安东尼奥·德·利萨拉（AntoniodeLizarra），《巴斯克与西班牙共和国》（LosvascosylaRepúblicaespañola），布宜诺斯艾利斯，VascaEkin，1944年，第31页。——原注安东尼奥·德·利萨拉是安德列斯·玛丽亚·德·伊鲁霍（AndresMaríadeIrujo）的化名，他是曼努埃尔·德·伊鲁霍的兄弟。——中译者注
[10]胡安·塞吉·阿尔穆萨拉（JuanSeguíAlmuzara，1888—1936），摩洛哥阴谋集团主要成员，1936年8月19日被共和军击毙。——中译者注
[11]胡安·雅古埃·布兰科（JuanYagüeyBlanco，1891年11月19日——1952年10月29日），生于医生家庭，曾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与弗朗哥是同学。1934年曾参加镇压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同长枪党关系密切，并与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是好友。1936年参加叛乱阴谋，1936年7月17日在塞乌塔发动叛乱，8月14日率领叛军攻占巴达霍斯后，屠杀了数千名俘虏与平民，制造了内战中规模最大的大屠杀。内战后曾任空军部长。——中译者注
[12]埃利·罗兰多·德·特利亚·坎托斯（HeliRolandodeTellayCantos，1888年9月14日——1967年10月10日），生于加利西亚，曾就读于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参加过里夫战争。1932年曾参加桑胡尔霍政变，失败后被流放到西属撒哈拉，1934年获得赦免。1936年7月17日参加叛乱，曾参加多次重大战役，为弗朗哥反动派效尽犬马之劳。1943年被迫退役。——中译者注
[13]胡安·保蒂斯塔·桑切斯·冈萨雷斯（JuanBautistaSánchezGonzález，1893年11月12日——1957年1月30日），曾参加里夫战争。1936年7月17日在摩洛哥发动叛乱，在内战中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中译者注
[14]爱德华多·萨恩斯·德·布鲁瓦加·波兰科（EduardoSáenzdeBuruagayPolanco，1893年4月15日——1964年2月17日），1910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参加里夫战争。1936年7月17日在特图安发动叛乱，随后短暂担任西属摩洛哥高级专员。在内战中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并在巴埃纳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内战后曾任马德里督军、直布罗陀总督、第二军区司令和国民警卫队总监。——中译者注
[15]阿古斯丁·戈麦斯·莫拉托（AgustínGómezMorato，1879—1952），1936年担任摩洛哥驻军总司令，叛乱爆发后被叛军关押。1940年被判处十二年徒刑。不久后获释。——中译者注
[16]这名英国驾驶员是贝布（Bebb）上尉，他是由著名工程师胡安·德·拉·谢尔瓦（JuandelaCierva）雇佣的。——原注
[17]费利佩·桑切斯—罗曼·加利法（FelipeSánchez-RományGallifa,1883年3月12日——1956年1月21日），律师，曾在马德里大学教授民法。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开始参加共和主义运动。共和国成立后曾参与起草宪法。1934年成立民族共和党（PartidoNacionalRepublicano），1936年曾准备参加人民阵线，但在共产党参加人民阵线后拒绝加入。1936年7月19日被马丁内斯·巴里奥任命为不管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8]何塞·米亚哈·梅南特（JoséMiajaMenant，1878年4月20日——1958年1月14日），生于奥维耶多，1896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在阿斯图里亚斯与摩洛哥服役。虽然曾参加西班牙军事同盟，但并没有参加叛乱。1936年7月19日任陆军部长。内战期间曾担任中央战区司令。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9]克拉拉·坎波亚莫尔·罗德里格斯（ClaraCampoamorRodríguez，1888年2月12日——1972年4月30日），生于马德里的一个工人家庭，13岁开始当裁缝。曾就读于马德里大学法学院。积极主张女权主义，提倡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共和国成立后，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她的推动下，西班牙共和国宪法增加了赋予妇女普选权的条款。1937年离开西班牙，1955年在瑞士去世。——中译者注
[20]此人本名胡安·安东尼奥·古埃伊·洛佩斯（JuanAntonioGüellyLópez，1874年6月24日——1958年3月17日），是一位西班牙政治家、艺术收藏家与历史学家。不知为何作者把他当成了法国人。——中译者注
[21]贝特朗·古埃伊（BertranGüell），《一个加泰罗尼亚流亡者的日记：1936—1945》（Journald'unexpatriécatalan:1936-1945），摩纳哥，罗歇尔出版社（EditionsduRocher），1946年，第76页。——原注。
[22]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的《西班牙》（España）第四版序言，布宜诺斯艾利斯，南美出版社（Sudamericana），1950年。——原注
[23]安东尼奥·阿兰达·马塔（AntonioArandaMata，1888年11月13日——1979年2月8日），曾参加里夫战争。1934年参与镇压起义。1936年7月20日在奥维耶多发动叛乱。——中译者注
[24]弗兰西斯科·帕特克索特·马多斯（FranciscoPatxotMadoz，1876年1月22日——1936年8月22日），1895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参加过里夫战争。1936年7月担任第12步兵旅旅长。7月18日在马拉加发动叛乱，失败后被捕，8月22日被处死。——中译者注
[25]弗兰茨·波克瑙（FranzBorkenau，1900年12月15日——1957年5月22日），奥地利作家，1921年参加德共，1929年退党，抛弃了共产主义，从此开始激烈地批判共产主义，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47年返回德国，1950年同许多反共文人一起成立了“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forCultralFreedom，该组织的幕后主使其实是中央情报局），积极从事反共活动。——中译者注
[26]《西班牙》第四版序言。——原注
[27]在叛乱一周年之际，弗朗哥发表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马丁内斯·巴里奥曾想“成立一个支持军队、恢复法律与秩序的内阁，以此来换取军队撤退。”按照弗朗哥的看法，这个内阁“遭到了罪恶的群氓的背叛，而这些群氓是他的前任武装起来的。”《弗朗哥言论》（Francohadicho……），马德里，n.p.，1947年。——原注
[28]何塞·希拉尔·佩雷拉（JoséGiralyPereira，1879年10月22日——1962年12月23日），生于古巴圣地亚哥，曾在马德里大学获化学与药学学位，1905年在萨拉曼卡大学任化学教授。1925年与阿萨尼亚一起成立共和行动，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因反抗独裁政权而三次入狱。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31年至1933年任海军部长。1936年7月19日至9月4日任总理。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5年至1947年任流亡政府总理。——中译者注
[29]此处原文为Movimiento（“运动”），作者在下文中有时用Movimiento或movement来指代叛军，有时又用来指代长枪党，或“国民运动”，故下文依照具体情况，分别译为“叛乱”、“叛军”或“国民运动”，不再一一说明。——中译者注
[30]路易·玛丽·若瑟夫·德拉普雷（LouisMarieJosephDelaprée，1902年4月20日——1936年12月8日），法国记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巴黎晚报》（Paris-Soir）工作，在西班牙各地采访。1936年12月8日，在返回法国途中，他乘坐的飞机遭到误击，不幸身亡。——中译者注
[31]路易·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MortenEspagne），巴黎，皮埃尔·蒂斯内出版社（PierreTisné），1937年，第22页。——原注
[32]西里亚科·卡斯卡霍·鲁伊斯（CiriacoCascajoRuiz，？—1953），1936年7月18日在科尔多瓦发动叛乱，内战期间担任该地督军，有几千名共和派死于他的残酷镇压。——中译者注
[33]这份记录收录于何塞·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LaCNTenlarevolucionespañola），三卷集，图卢兹，全劳联出版社，1951—1953，第1卷，第182—186页。——原注
[34]贝特朗·德·茹夫奈尔（BertranddeJouvenel，1903年10月31日——1987年3月1日），法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中译者注
[35]米盖尔·楚埃卡·库瓦特洛（MiguelChuecaCuartero，1901年1月3日——1966年10月18日），生于萨拉戈萨，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为无政府主义报纸担任记者，1929年9月被捕入狱，1930年8月出狱后积极参加了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工作。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全劳联的宣传工作。1935年7月被捕，同年12月获释，1936年4月担任萨拉戈萨地区工会委员会委员，7月，萨拉戈萨发生叛乱后，他设法逃离了萨拉戈萨。此后积极参加了阿拉贡地区的防御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6]《阿拉贡的7月19日》（Le19juilletenAragon），《混乱之中》（Danslatourmente），巴黎，Bureaud'InformationetdePresse,1938年，第71页；译自《从七月到七月》（Dejulioajulio），巴塞罗那，土地与自由(TierayLibertad)，1937年。——原注
[37]这个委员会的正式名称是“人民阵线省委员会”（ComitéProvincialdelFrentePopular）。——中译者注
[38]伊西德洛·利亚尔特·劳辛（IsidroLiarteLausin，1892—1936），左派共和党人，曾担任过多个省份的省长。1936年7月5日担任阿斯图里亚斯省长，同年10月26日被暗杀。——中译者注
[39]dinamiteros本意为用炸药开山的矿工，这里指的是在战斗中投掷炸弹的工人民兵，故译为“爆破手”。——中译者注
[40]胡安·加西亚·戈麦斯·卡米内洛（JuanGarcíayGómezCaminero，1871—1937），生于巴尔德佩尼亚斯（Valdepeñas），1888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30年参加共济会，并参加了推翻君主制的密谋。共和国成立后担任马拉加督军，1933年晋升为少将，1936年7月任军队总监，8月担任最高法院军事庭审判员。1937年退役。——中译者注
[41]哈维尔·布埃诺（JavierBueno，1891—1939），1933年担任《前进报》编辑，1934年10月起义后被捕，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后获释，继续担任《前进报》编辑，内战爆发后，在阿斯图里亚斯与叛军作战，负伤后返回《前进报》，马德里陷落后被捕，1939年9月26日遇害。——中译者注
[42]塞贡多·布兰科·冈萨雷斯（SegundoBlancoGonzález，1899—1957），生于希洪。青年时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负责全劳联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组织工作，1926年曾短暂当选为全劳联总书记。内战爆发后担任希洪战争委员会（ComitédeGuerradeGijón）主席，9月参与创建阿斯图里亚斯与雷昂省际委员会（ConsejoInterprovincialdeAsturiasyLeón），1938年4月参加胡安·内格林政府，担任教育与卫生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3]费洛尔（Ferrol）是西班牙海军在北方的主要军港。——中译者注
[44]本哈明·巴尔博亚·洛佩斯（BenjamínBalboaLópez，1901—1976），1916年参加海军，担任电报员。1936年7月17日，叛乱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海军部通信中心值班，他在接到叛乱的密电后，拒绝转发给叛军将领，并直接联系海军部长何塞·希拉尔，逮捕了参加叛乱阴谋的通信中心主任，然后将叛乱的消息通知了所有海军舰艇。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5]7月18日，海军部长何塞·希拉尔下令所有舰艇向直布罗陀海峡航行，试图阻止叛军通过海峡在西班牙本土登陆。途中几乎每一艘船上都发生了军官的叛乱或抗命，由于水兵们的奋战，才保住了大部分舰艇。——中译者注
[46]请参阅德国临时代办弗尔克斯（Voelckers）在1936年9月23日的报告：“海军的叛变，是弗朗哥的计划遭到的第一个挫折。这是组织工作的重大失败。它几乎毁灭了整个计划，并使大城市驻军的牺牲变得毫无用处——他们已做好了战斗准备，徒劳地等待着命令。最重要的是，它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1918-1945），D系列（1937年至1945年），第3卷，《德国与西班牙内战，1936—1939》（GermanyandtheSpanishCivilWar，1936-1939），华盛顿，政府出版局，1950年。——原注
[47]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Porquéperdimoslaguerra），布宜诺斯艾利斯，伊曼（Iman），1940年。——原注
[48]戈戴德在7月19日上午11点从马略卡飞抵巴塞罗那后，立刻下令逮捕第4师师长利亚诺·德·拉·恩科缅达（LlanodelaEncomienda）将军，但此时叛军已无力回天。——中译者注
[49]督军府（GobiernoMilitar）位于巴塞罗那科隆大道，始建于1928年。——中译者注
[50]都督府（CapitaníaGeneral）位于巴塞罗那科隆大道，始建于1605年，现为陆军总监部所在地。——中译者注
[51]热米纳尔·比达尔（GerminalVidal，1915年1月6日——1936年7月19日），生于巴塞罗那一个工人家庭，1931年参加工农同盟，1934年当选为伊共青总书记。1936年7月19日在同叛军战斗中英勇牺牲。——中译者注
[52]恩里克·奥布雷贡·布兰科（EnriqueObregónBlanco，1900或1904—1936），1917年开始参加全劳联的活动，曾因积极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而多次被捕，1936年担任巴塞罗那地区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FederaciónLocaldeGruposAnarquistasdeBarcelona）书记，7月19日在同叛军战斗中英勇牺牲。——中译者注
[53]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维尔塔（AntonioEscobarHuerta，1879年11月14日——1940年2月8日），生于塞乌塔一个军人家庭。1936年7月担任巴塞罗那国民警卫队上校，虽然他是一个天主教保守派，却率领国民警卫队支援工人，镇压了叛乱。在内战期间曾在共和军中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3月26日被捕，1940年被反动政府枪杀。——中译者注
[54]安德列·马尔罗（AndréMalraux，1901年11月3日——1976年11月23日），法国著名作家。《希望》（L'Espoir）是他以西班牙内战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希梅内斯上校的原型就是埃斯科瓦尔上校。——中译者注
[55]费利佩·迪亚斯·桑迪诺（FelipeDíazSandino，1891—1960），西班牙军事航空的先驱者之一，1915年开始飞行。曾参加里夫战争。1926年因反对独裁政权而入狱，1930年参加了推翻君主制的密谋。1934年因拒绝轰炸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而再次入狱。内战爆发时担任第3航空队司令，驻扎在巴塞罗那附近的普拉特机场。在巴塞罗那发生叛乱时，他指挥的轰炸给叛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内战期间担任过一些军队要职。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6]恩里克·佩雷斯·法拉斯（EnriquePérezFarrás，1884—1949），曾在西班牙陆军中担任炮兵军官，1934年参加加泰罗尼亚起义，事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重新加入陆军，巴塞罗那发生叛乱后，率领部队抓获叛乱头目戈戴德。内战期间担任过一些军事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7]按照1936年7月26日的《图卢兹电讯报》（LaDépêchedeToulouse）的说法，当时把戈戴德将军救出来的，是一位共产党活动家——卡丽达德·梅尔卡德尔（CaridadMercader）。而杀害托洛茨基的凶手——苏联特务雅克松—莫纳尔（Jacson-Mornard），其实就是她的儿子拉蒙·梅尔卡德尔（RamónMercader）。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原注
[58]1934年，孔帕尼斯在起义失败后，也通过广播发表了同样的讲话。——原注
[59]罗德里戈·希尔·鲁伊斯（RodrigoGilRuiz，1878—？），炮兵军官。曾参加反抗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的斗争。1936年7月，马德里发生叛乱后，曾在炮兵公园把武器分发给群众。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0]巴雷拉没死，而是逃走了。——中译者注
[61]威廉·弗斯（WilliamFoss）和塞西尔·格拉蒂（CecilGerahty）著有《西班牙的竞技场》（SpanishArena）一书。——中译者注
[62]正式名称为“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ComitéEjecutivoPopulardeValencia），成立于1936年7月22日，它实际上成了瓦伦西亚地区的政权机关，1937年1月8日解散。——中译者注
[63]曼努埃尔·乌里瓦里·巴鲁特利（ManuelUribarriBarutell，1896年11月23日——1962年10月6日），内战爆发时为国民警卫队上尉。1936年7月19日被罢工委员会任命为军事指挥员，并负责组建工人民兵。此后曾参加过一些重大战役。1938年初担任军事情报局局长，同年4月逃往法国。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古巴。——中译者注
[64]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1936年9月17日）：
主席：埃内斯托·阿林·普拉多上校；
公共秩序委员：贡萨洛·纳瓦塞拉达（GonzaloNavacerrada）少校（社会党）；
宣传、报刊与通讯委员：胡安·洛佩斯（全劳联）；
运输委员：何塞·普洛斯特（JoséProst）（全劳联）；
供应委员：佩雷斯·卡雷特洛（PérezCarretero）（工总）；
劳工与失业委员：比森特·罗梅洛（VicenteRomero）（工总）；
财政委员：胡安·特洪（JuanTejón）（社会党）；
战争委员：何塞·贝内迪托（JoséBenedito）（瓦伦西亚左派[EsquerraValenciana]）；
民兵委员：何塞·安东尼奥·乌里维斯（JoséAntonioUribes）（西共）；
农业委员：安东尼奥·桑切斯（AntonioSánchez）（共和同盟）；
卫生委员：波什·莫拉塔（BoschMorata）医生（瓦伦西亚左派党[PartitValencianistad'Esquerra]）；
司法委员：桑切斯·拉克纳（SánchezRequena）（工团主义党）；
流通监督（Controldecirculación）委员：弗兰西斯科·拉维纳特（FranciscoRavenat）（统工党）；
公关委员：米盖尔·圣安德列斯（MiguelSanAndrés）（左派共和党）。——中译者注
[65]费尔南多·马丁内斯—蒙赫·雷斯托伊（FernandoMartínez-MonjeRestoy，1874—1963），内战爆发时为第三师师长，因拒绝给工人分发武器，与工人发生冲突，后来经马丁内斯·巴里奥调解，改任其他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阿根廷。——中译者注
[66]马里亚诺·鲁伊斯—弗内斯·加西亚（MarianoRuiz-FunesGarcía，1889—1953），西班牙法学家。1909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1925年在穆尔西亚大学任法学系主任。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并于1933年担任共和行动副主席，1936年参加左派共和党，1936年2月19日至9月4日任农业部长，9月4日至11月14日任司法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7]卡洛斯·艾斯普拉·里索（CarlosEspláRizo，1895年6月23日——1971年7月6日），生于阿利坎特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投身共和主义运动，为多家共和派报纸当过记者。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任内务部副部长。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担任总统府办公厅副主任。1936年7月19日瓦伦西亚发生总罢工后，随马丁内斯·巴里奥一起前往瓦伦西亚进行调解。同年11月至次年5月任宣传部长。内战期间专注于宣传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8]这个代表团的正式名称叫“共和国政府驻列万特代表委员会”（JuntaDelegadadelGobiernoparaLevante），它是中央政府的代表。——中译者注
[69]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是被人民法庭审判定罪的，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进行了坚决而又生动的辩护。1936年11月18日，他被判处死刑，并于当天被处决。在他被处决前，长枪党通过红十字会，向共和国内阁提出了用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儿子帕科·拉尔戈·卡尔沃（PacoLargoCalvo）来交换他的建议。拉尔戈·卡巴耶洛拒绝了这个建议。——原注 |
第三章革命的序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三章革命的序幕
·竞选运动：右派大战左派
·大选的结果
·大选产生的政府
·革命形势
·卡巴耶洛的角色
·普里耶托的尝试
·长枪党的反革命恐怖主义
·武装叛乱的准备
·政府的态度
共和国总统、天主教徒、保守派阿尔卡拉—萨莫拉解散了议会，结束了“黑暗的两年”。一九三五年，激进党与自联的联合政府连续遭到沉重打击。两起丑闻使激进党的政客颜面扫地。激进党这个中右政党已经信誉全无，这使自联放弃了继续同它组建联合政府的想法。从这一届议会诞生之初，希尔—罗夫雷斯就一直嚷着要让他自己的党执政，他把握住了这个机会。自联的部长驳回了一项预算案，这项预算案将地产遗产税提高了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并将公务员的工资下调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于是政府只好辞职。希尔—罗夫雷斯想当总理，却被阿尔卡拉—萨莫拉拒绝了：他并不喜欢希尔—罗夫雷斯，而且他也不想让一个公开反对议会制度的人掌权。总统找来了一位中派政客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1]，让他出面组织政府，这个政府的任务基本上就是准备新的选举。总统没有成功：议会已经乱得无法收拾。才刚过了几个星期，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就发现选举不能加强中派的力量，于是他就不再为选举进行认真的准备，并辞去了总理的职务：总统签发了解散议会、并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举行大选的命令，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服从了总统的命令[2]。
竞选运动：右派大战左派
大选的风险是非常巨大的。不用说，在前几年里发生的各种事件，比如一九三四年起义、对起义的镇压、“黑暗的两年”中的反动，以及工人的激进化，已经使许多人坚定了立场，还产生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催生出了各种意志坚定、满怀恨意的选民集团。左右两派都有人希望终结议会游戏，但在这次大选中，选举法对左右两派的选举策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选区划分得很多，竞选活动需要大量的金钱，只有规模很大的组织才负担得起。严格的多数制的投票制度，促使各个政党结成大型竞选联盟[3]：在一九三三年大选中，右派组成了竞选联盟，虽然它们获得的票数要比左翼政党要少[4]，它们的议席数量却是左翼政党的两倍之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提醒大家这个事实，是因为保王派虽然在一九三三年大选中同自联结盟，但在这次大选中，保王派却不太愿意继续跟自联结盟，西班牙复兴运动还在某些选区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跟自联竞争。长枪党自然是独自参加大选的[5]。不过，在选民面前，整个右派还是结成了统一战线，在某些地区，右派统一战线甚至还吸收了一些在一九三三年大选中跟自己关系冷淡的右翼自由主义者参加。右派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印着希尔—罗夫雷斯的照片与“领袖”的竞选口号的大幅海报，贴满了全国的墙壁。希尔—罗夫雷斯本人也大打嘴仗，他辱骂和威胁自己的竞争对手，并赤裸裸地宣称：如果他能获胜，就会结束共和制，建立专制制度。
为了同结成联盟的右派竞争，左派也组织了选举联盟。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两个左翼共和派政党——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共和同盟（UniónRepublicana）与阿萨尼亚的左派共和党——同社会党（这意味着工总也支持人民阵线）、安赫尔·佩斯塔尼亚的工团主义党、共产党和统工党一起签署了这个联盟的竞选纲领——人民阵线盟约。
这个盟约兼纲领由八项要求组成，不过，它并不完全是工人政党迁就共和派纲领的结果。这个纲领里有一些要求是共和派的传统要求，比如土地改革和教育改革；它还要求监督议会、改革市政、重组财政、保护轻工业和发展公共事业。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框架内的自由主义纲领，完全没有提出社会党的要求——对土地和银行实行国有化，并由工人阶级对工业进行监督。这个纲领指出：“共和派心中的共和国，不是受社会与经济阶级的考虑所影响的共和国，而是一种追求公共利益与社会进步的民主自由体制。”
它无疑是一个温和的纲领，拉莫斯·奥利维拉[6]写道：“（这个纲领的）每一条都在回避问题。[7]”但是，它提出的一项要求，得到了广泛的赞同，给真正的群众动员提供了机遇：无条件大赦一九三四年的起义者，恢复所有被迫离岗的工人的工作，并发给补偿金。卡巴耶洛的伙伴与统工党（他们都是工人同盟的拥护者）急于释放仍在狱中的三万名工人，给自己树立革命者的形象，并以此来证明自己参加人民阵线的正确性：他们认为人民阵线是一个没有未来的竞选联盟。急于解救狱中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人大量投票支持这个纲领的原因，否则这个纲领几乎无法把工人发动起来。它也是无政府主义者改变态度的原因。诚然，全劳联与伊无联总是反对选举斗争的，而工会反对派也对人民阵线和所谓的竞选活动态度冷淡；但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提出惯用的“NoVotad”（“不投票”）的口号，也没有抵制选举[8]。观察家估计，在以前的选举中，由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抵制，大概会有一百五十万人不参加选举，但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为了解救狱中的起义者，这些人把选票投给了人民阵线的候选人。
大选的结果
毫无疑问，这些人的选票改变了大选的结果。二月十六日，一千一百万登记选民中，有九百五十万人参加了选举，人民阵线获得了四百二十万六千一百五十六张选票，右翼联盟获得了三百七十八万三千六百〇一张选票，中派获得了六十八万一千四百四十七张选票，议会马上进行了复核，最后的得票数为：人民阵线：四百八十三万八千四百四十九票；右翼联盟：三百九十九万六千九百三十一票；中派：四十四万九千三百二十票。人民阵线获胜。
从得票数来看，人民阵线仅获得微弱多数，但它在议会中却获得了绝对多数：它得到了二百七十七个议席，而右派仅有一百三十二席，中派只有三十二席[9]。对多数票获得者有利的选举法，产生了有利于左派的结果：右派尽管获得了比一九三三年更多的选票，但它的总票数却少于人民阵线各党的总票数，结果它失去了超过一半的议席。如此激烈的大选，必然会引发各种关于强迫投票和虚报选票的骂战。没有一个政党不参加骂战：当然，在一些无产阶级选区，资产阶级在投票时肯定会感到犹豫不决；但在乡下的许多地方，很多人遭到了警察的直接威胁，或是被大地主以解雇相要挟，不得不投了右派的票。历史学家不会从这些争吵中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不管人们怎么看待这次大选的有效性，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议会的格局，甚至彻底改变了西班牙的政治环境，这才是关键所在。
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的愿望落空了：中派和中右派在大选中遭到了惨败。雷鲁克斯和坎波等人都没能当选议员：雷鲁克斯的激进党仅有六人当选，最重要的中派集团[10]是由即将卸任的总理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领导的，它仅有十四人当选。自联仍能组成有力的议会党团，它有八十六个席位，而农民党的十三个议员几乎总是与它站在一起。戈伊科切亚未能当选，卡尔沃·索特洛成了极右派的代言人，而他的西班牙复兴运动仅有十一人当选议员[11]。
在人民阵线获得的总票数中，各个政党分别获得了多少票，已经无法查清了。各党当选的议员人数，其实并不是按照人民阵线的得票数来计算的，而是按照各个组织之间的协议来分配的，与候选人名单无关。阿萨尼亚的左派共和党有八十四人当选议员，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共和同盟有三十七人，路易斯·孔帕尼斯的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有三十八人。社会党获得了九十个议席，共产党十六席，统工党一席（总书记毛林），工团主义党一席（年长的佩斯塔尼亚）[12]。
大选产生的政府
大选的结果，激起了各种各样的情绪：胜者欢欣鼓舞，却也不无担忧；败者惊惧交加，心中顿生叛意。种种谣言不胫而走：“马克思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要发动武装起义的谣言，在右派当中流传；左派当中流传着军事政变的预谋者被人告发的传闻。这些传闻并非没有根据：各地的群众骚动似乎证明了右派的指控；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后来透露，弗郎哥将军曾向他许诺，只要他宣布大选无效，陆军就会支持他。
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觉得情况实在太棘手，他应该立即辞职，他还向总统建议：找一位人民阵线的领袖来接替他。阿萨尼亚立即组成了新政府，政府成员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工人阶级政党并未参加政府，但在议会中支持政府。社会党曾在一九三一年同共和派组成联合政府，有了这个先例，它现在却不参加政府，乍一看实在令人惊讶；其实，卡巴耶洛派和普里耶托派的斗争，使社会党陷入了党内危机，这正是它不参加政府的原因。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普里耶托提出了在人民阵线的框架内同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当时卡巴耶洛派无法阻止社会党采纳普里耶托的政策。但他们迫使普里耶托事先承诺：人民阵线只是竞选联盟，选举过后就不会维持这个联盟，不再受人民阵线约束。二月十六日之后，普里耶托再次提出组建一个由共和派和社会党组成的人民阵线政府。曾发誓绝不会重蹈一九三一年的覆辙、绝不会再同共和派组建联合政府的卡巴耶洛反驳说，既然人民阵线纲领是资产阶级的纲领，那就让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去贯彻执行这个纲领，社会党无权执行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纲领：他们顶多只会在议会中忠实地支持阿萨尼亚的新政府。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意见占了上风。
卡萨雷斯·奇洛加在五月组织新政府时[13]，社会党也对它采取了同样的态度。立法机关的首批重大举措之一，就是免去了阿尔卡拉—萨莫拉的总统职务，由阿萨尼亚接任。阿尔卡拉—萨莫拉的的总统任期本该到年底才结束，但是，人民阵线的大部分人担心阿尔卡拉—萨莫拉可能会仓促解散议会或是支持军事政变，为了自卫，他们便指控阿尔卡拉—萨莫拉解散议会的行为不合法，这是罢免总统的唯一一个合宪的理由。右派有充分的理由讨厌阿尔卡拉—萨莫拉，他们投了弃权票。于是阿尔卡拉—萨莫拉就被罢免了[14]。许多观察家都对阿萨尼亚同意竞选总统感到惊讶。普里耶托在此事中发挥的作用，表明这可能是一个迫使社会党就范的阴谋：如果阿萨尼亚当上了总统，不久之后，普里耶托可能就会接替阿萨尼亚出任政府首脑[15]。无论如何，阿萨尼亚还是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仅有六人投了反对票，而自联投了弃权票。阿萨尼亚当上了国家元首，这似乎提供了抵御反动和抵御革命的双重保障。他很坚定，不会在未来成为军事政变的同谋；他对经济上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始终不渝，不会成为革命的先驱者。简单来说，他能团结一切希望避免内战的西班牙人，成为他们的象征。
在选举后的第一次演讲中，阿萨尼亚向“共和派与非共和派，与一切热爱祖国、遵守纪律、遵守宪法权威的人”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团结一致，“保卫共和国”。但他一边向法律与秩序的支持者发出呼吁，一边又采取了明确的措施，安抚人民的不满。他承诺要“纠正官吏的恶行”；不等新一届议会召开正式会议，就让议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命令，恢复了在“黑暗的两年”中被废除的市议会，任命了全国各地的省长，最关键的举措是宣布大赦。加泰罗尼亚重新获得了自治地位，孔帕尼斯从马德里荣归巴塞罗那。阿斯图里亚斯工人走出了监狱，而镇压他们的洛佩斯·德·奥乔亚将军锒铛入狱。土地改革正在着手进行；巴斯克地区的自治地位正在审核。
此后，议会的每一次会议都会变成一场吵吵嚷嚷的对骂；共和派政府试图在议会里通过社会改良的措施，它认为这些措施是合适的，可以满足人民的要求；而人民的要求，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广泛、更深入。
革命形势
大选过后，群众不等大赦令，就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打开了监狱大门，释放了从一九三四年起就被关在牢里的工人。据报道，二月十七日，瓦伦西亚的全劳联示威者打开监狱，释放了一九三四年被判刑的工人；仅在奥维耶多一地，就释放了数百人；在西班牙全国有数千人获释。次日，全国各地爆发了罢工，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有：立即恢复被监禁或被开除的工人的工作；给在“黑暗的两年”里被关押的所有工人补发工资；提高工资；赶走老板的代理人；改善工作条件。除了这些由工会组织的罢工之外，还发生了一些政治性质更强的罢工、团结罢工、总罢工、地区罢工和局部罢工。一些冲突持续了较长的时间，促使其他人觉醒起来投入斗争。为了对付罢工，老板们关闭了工厂，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农村地区出现了真正的革命形势。人民阵线曾向渴求土地的农民承诺进行土地改革：美国大使克洛德·鲍尔斯写道：“农民都是些头脑简单、举止粗鲁的生物，他们以为，既然在大选中获胜了，他们就可以把胜利变成既成事实了。[16]”二月底，巴达霍斯和卡塞雷斯发生了asentamientos[17]，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又扩散到了埃斯特雷马杜拉、安达卢西亚、卡斯蒂利亚，甚至是纳瓦拉。四月，阿尔卡拉—萨莫拉和阿尔布凯尔克（Albuquerque）公爵的土地都被占领了。农民住进了大地主的庄园，并开始为自己耕种。农民很快便与国民警卫队发生了流血冲突。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阿利坎特（Alicante）附近的耶斯特（Yeste）：当地农民正在准备砍伐领主土地上的树木，国民警卫队进行了干预，逮捕了六个农民。耶斯特农民愤怒了，在国民警卫队准备把被捕的农民运走的时候，他们用草叉、棍棒和石块攻击了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开枪镇压，杀死了十八个农民。
于是，城乡到处都笼罩着暴力的气氛：人们在游行之后火烧教堂，或是在听到教士在搞阴谋的传闻后便烧了修道院，此类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所有制与现存秩序已经遭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卡巴耶洛的角色
拉尔戈·卡巴耶洛逐渐成了正在来临的革命的代表。从四月六日开始，一批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接手了他的《明晰》（Claridad）晚报编辑部，他们的编辑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社青团就是他的突击队。五月一日，工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明晰》把这次游行称作“工人大军向近在咫尺的最高权力发起了进军”，游行中的社青团员穿着统一的制服，高举拳头，高呼建立“工人政府”与“红军”的口号。卡巴耶洛主动接近全劳联，并在全劳联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参加了萨拉戈萨的一次隆重的会议。《明晰》继续鼓舞自己的支持者，让他们保持着高涨的革命热情，并预言社会主义必将迅速取得辉煌的胜利。拉尔戈·卡巴耶洛在每一次演讲、每一篇文章中都会强调：“我们想要的革命，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完成。要在西班牙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战胜资本家阶级，并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他自称支持“无产阶级专政[18]”，但他并不打算通过苏维埃（不管它叫什么名字）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由社会党来建立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上台之前，他和他的支持者就在等待共和派暴露出无力解决西班牙的各种问题的证据。但他们打算如何夺取政权呢？他们并不清楚。六月十四日，他在奥维耶多建议共和派辞职，“把事情留给工人阶级处理”，但是，阿萨尼亚总统似乎永远不可能让他来领导政府。他想通过社会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党的执委会掌握在普里耶托手里：既然拉尔戈·卡巴耶洛没有控制党的机关，他怎么能指望通过党来夺取政权呢？许多历史学家对他都很严厉——布伦南说他是一个“玩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19]”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20]认为，由于卡巴耶洛的支持者掀起的暴力事件，引发了人们的恐惧，法西斯主义才能诞生。卡巴耶洛经常指出，工人不能因为害怕军事政变而减少革命行动，这让不少人相信他已经预见到了只有发生军事政变，迫使政府把工人武装起来，才能让他上台。
无论如何，他曾在六月，也就是军事政变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请求阿萨尼亚把工人武装起来：他无疑是出于一番好意，但他未免太天真了。俄国的列宁肯定不会采用“西班牙的列宁”的方法，至少不会用同样的形式。
普里耶托的尝试
拉尔戈·卡巴耶洛在社会党内的对手普里耶托，对他发出了最严厉的指控。普里耶托认为，罢工、游行、骚乱和过分的要求都是“幼稚的革命主义”的产物，法西斯主义会利用它来恐吓中产阶级。《明晰》的知识分子的预测、身着制服的社青团员的游行、热烈支持建立工人政府与红军的决议，只会吓坏富有的正派人，这些正派人在过去十八年里饱受反共宣传的恐吓，一听见“革命”两个字，马上就会激动地想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的惨状：契卡的恐怖、穷凶极恶的布尔什维克、大屠杀与饥荒。普里耶托认为，如果把他们吓坏了，他们就会在绝望中投向将军们的怀抱。
五月一日，拉尔戈·卡巴耶洛正在马德里扮演革命领袖，普里耶托则在昆卡（Cuenca）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演说。普里耶托在演说中指出：他的对手正在准备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将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温床；而他要提供给大家的，是“建设性的革命”。他认为，第一个合理且可行的任务，应该是建立联合政府：社会党的任务，应该是与共和派合作，“使工人阶级的权力牢不可破”。这就是说，要进行彻底而有效的土地改革，在农村地区发展灌溉，并实行工业化，吸收农村剩余人口，而这只有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才能做到。所以，工人不应该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所无法满足的要求，这样会毁了资本主义经济。寡头集团肯定会发动武装叛乱，但即使他们能够击败叛乱，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最后也只能实现“社会化的贫穷”。不过，在他看来，另外一种情况更有可能出现：军方可能会发动预防性的军事政变，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这位社会党领袖指出：弗朗哥具有哪些素质，这些素质将使他成为此类运动的重要领袖[21]；他还呼吁工人保持克制，不要做出任何可能激起政变的事。
昆卡演说无疑是政府的纲领。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太阳报》（ElSol）对它大加赞赏，称赞它是一篇真正的国务活动家的雄文，并把普里耶托同阿里斯蒂德·布里昂[22]——另一位“现实主义的”社会党人——相提并论。但是，这个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谨小慎微、循序渐进的改良的纲领，并没有得到群众的积极响应——只有革命的热情才能打动群众，他们每天都在革命热情的鼓舞下，投入新的活动[23]。
与之相反，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同伴认为，昆卡纲领是公开的背叛，他们谴责普里耶托的发言是向弗朗哥乞求原谅。局势进一步激化：普里耶托在昆卡就已经收到了威胁，他和冈萨雷斯·佩尼亚、贝拉尔米诺·托马斯在艾西哈（Écija）遭到了社青团的枪击，险些丧命。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执委会将原定于六月二十九日召开的代表大会，推迟到十月召开。七月一日，报纸发表了社会党执行委员会的选举结果——在选举举行之前，拉尔戈·卡巴耶洛派就已经对选举进行了抵制、质疑与谴责。普里耶托派大获全胜；冈萨雷斯·佩尼亚当选主席，希梅内斯·阿苏瓦[24]当选副主席，拉蒙·拉莫内达当选为总书记。于是，社会党的分裂似乎已不可避免。
长枪党的反革命恐怖主义
六月十六日，希尔—罗夫雷斯在议会发表演说，他引用了官方数据，介绍了大选后的国内气氛：在街头武斗中有二百六十九人死亡、一千二百八十七人受伤；三百八十一栋建筑遭到攻击或损坏；四十三家报社遭到攻击或洗劫；另有一百四十六次炸弹袭击的企图。这些数据本身并无争议，但这些伤亡和损失并不能全部怪到革命派头上（而这正是希尔—罗夫雷斯的打算）。其实，从二月开始，长枪党策划的系统的反革命活动就在不断增加。就像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一样，长枪党的法西斯性质在街头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它的目标是用恐怖和暴力打垮革命与工人运动，它袭击政党的办公室与售报亭、集会与游行队伍，在必须消灭一个敌人，或是必须杀鸡儆猴的时候，它就会杀人。大选后，长枪党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在马德里，一车车装备着自动武器的escuadristas（“行动队员”）在工人区散布恐惧。在安达卢西亚，每天都有人沦为雇佣杀手的牺牲品。他们有双重目的：消灭阶级敌人——“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活动家、记者，以及帮助他们的法官和警察；同时制造一种气氛，等到法律与秩序之友最终无法忍受这种气氛、但又无法可想的时候，就会把国家交给独裁者。大选的失败，让许多保守派幻灭了，他们抛弃了“合法”夺权的希望，转而采取直接行动。长枪党在二月取得了一定进展：右翼中的不满分子开始参加他们的队伍。希尔—罗夫雷斯的党的青年组织——人民行动青年团在拉蒙·塞拉诺·苏涅尔[25]的带领下，投靠了长枪党。
由于犯下这些案件的人很少会承认自己属于哪一派，所以历史学家几乎无法准确判断谁该为这些案件负责。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最著名的一些袭击事件，都是长枪党及其雇佣杀手所为：针对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未遂爆炸案；针对共和派奥尔特加·加塞特[26]的爆炸案；针对社会党副主席希梅内斯·德·阿苏瓦的爆炸案，导致负责保卫他的警察身亡；四月十四日游行中发生的主席台爆炸案；社会党奥维耶多报社爆炸案；以及大量的政治谋杀案，比如圣塞瓦斯蒂安（SanSebastian）的记者卡萨乌斯[27]遇害案、桑坦德的社会党人马伦布雷斯[28]遇害案、法官佩德雷加尔[29]遇害案（他判处一名长枪党杀手十三年徒刑）、突击警察上尉法拉乌多[30]遇害案（他在街上遇害，死在妻子怀里）、最后是七月十二日发生的突击警察中尉何塞·德尔·卡斯蒂利奥[31]遇害案（在四月十四日之后的一系列街头武斗中，他成了长枪党的眼中钉）[32]。
武装叛乱的准备
尽管在大选之后到内战爆发的这几个月里，长枪党的影响力取得了一定的增长，但人们还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关键因素。寡头集团、正统派、保王派和保守派都在等待着军队来拯救自己。共和派与革命派每天都在担心军队的活动。其实，每个人都能看出来，军方正在摩拳擦掌，准备一劳永逸地消灭革命运动。在军方首脑看来，这场革命危机是由人民阵线的胜利所引发的，温和的左翼共和派政客根本没法把它给停下来。
二月十七日，卡尔沃·索特洛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弗朗哥求见总统，恳求总统主动采取“果断措施”（coupdeforce），并宣布大选结果无效。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在二月二十日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然后，西班牙军事同盟的首脑便在全国各地举行会议，邀请军方高官和右翼政党的领袖参加。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由于部队被群众的热情所吸引，并不完全可靠，所以眼下还不是行动的时机。
政府在得到这个消息后采取了行动。弗朗哥被撤掉了陆军参谋长的职务，调任加纳利群岛驻军司令。北方军队集群总监戈戴德被调到巴利亚里群岛；君主制时期的秘密警察头目莫拉[33]将军，被免去了非洲军司令的职务，调到了纳瓦拉。在上任前，弗朗哥、莫拉和比利耶加斯[34]将军在马德里碰了面——他们在保王派议员德尔加多（Delgado）的家中召开会议，在最后一刻达成了必要的共识。
在新的环境中，阴谋活动继续不受干扰地进行着：加纳利群岛和马德里之间的联络由加拉尔萨[35]上校负责。陆军总监罗德里格斯·德尔·巴里奥将军在指挥委员会里担任桑胡尔霍将军的个人代表。根据戈伊科切亚、利萨尔萨和巴雷拉将军在一九三四年签署的协议，意大利给阴谋集团提供了物质支援、军火与资金。胡安·马尔奇在伦敦负责为阴谋集团争取国际金融资本的协助。流亡到艾斯托里尔（Estoril）的桑胡尔霍将军在三月和四月间动身前往德国，同德国进行正式交涉。阴谋集团的政治目标依然暧昧不明：指挥委员会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发布了首批书面命令，在这些命令中，它提醒大家注意，运动的目标是建立军事独裁，它还给自己准备拉拢过来的军官和士官开出了奖赏。叛乱计划根据新的情况进行了调整：弗朗哥离开加纳利群岛后，前往摩洛哥，指挥驻非部队；莫拉要去纳瓦拉，让当地部队进入警戒状态；冈萨雷斯·德·拉拉[36]负责在布尔戈斯发动叛乱，罗德里格斯·卡拉斯科[37]负责在加泰罗尼亚发动叛乱，而巴莱拉和奥尔加斯[38]负责领导马德里的叛乱。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就绪，叛乱定于四月二十日发动。但在四月十八日，罗德里格斯·德尔·巴里奥将军通知指挥委员会：政府已经得知了叛乱的消息，巴莱拉已被调往加迪斯，而奥尔加斯被调往加纳利群岛。计划的泄露，加上凯波·德·利亚诺[39]和卡瓦内利亚斯[40]两位将军的加入，使阴谋集团重新修改了计划——这两位将军都被认为是共和派，有了他们加入，阴谋集团就多了一张王牌。马德里的阴谋集团成员遭到了严密的监视。叛乱的中央组织设在纳瓦拉，莫拉在当地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而且当地还有不少人非常同情军官。对于如何在马德里发动叛乱，将军们还是感到很头疼，最后他们决定由范胡尔将军和比利耶加斯将军来指挥马德里的叛乱。阴谋集团预计叛乱会在纳瓦拉、布尔戈斯和瓦伦西亚迅速获胜，然后他们就可以立即从这些地方派出四个纵队，进逼马德里，支援马德里的叛军。然而又出现了新的困难：比利耶加斯将军受惊逃跑；政府对阴谋集团紧追不舍，它似乎准备收网了：冈萨雷斯·德·拉拉将军被调离布尔戈斯，接替他的是绝对忠于共和国的巴蒂特[41]将军。每出现一次差错，阴谋集团都得从头开始。
同时，政变计划正在逐步落实：在加纳利群岛，弗朗哥在“海梅一世”号（JaimeI）上同萨拉斯[42]将军进行了长谈，后者向他保证海军军官会支持叛乱；随着大批初级军官的参加，阴谋集团的核心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这些初级军官将在叛乱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找出哪些军官会反对叛乱，这些军官要么自己就是共和派，要么就是出于纪律，决定忠于政府，不管这个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对于这些军官，必须仔细观察，使他们不能影响叛乱，如果有可能，就趁机除掉他们。阴谋集团同右翼领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卡尔沃·索特洛本人显然就是阴谋集团的领袖之一。不过，军方还希望能把希尔—罗夫雷斯和他的伙伴拉拢过来，而他们还在犹豫不决。卡洛斯派同意支持莫拉，他们还有七千名“呼啸兵”，这些士兵“按照战时编制组建，武器装备齐全，军容严整，队列整齐”，他们把这些宝贵的士兵都派给了莫拉。莫拉只收下了四千人，他打算把这四千人分给Regulares[43]的各个团。但是，莫拉在六月五日写的一个指示，激怒了卡洛斯派。莫拉在这个指示中规定，由五名军方首脑成立一个督政府，宣布暂时停止执行宪法，国家大事由督政府经商议后决定，但在督政府执政期间将保留共和制。政教分离也将得到保留。按照莫拉的说法，运动的目标是建立“共和制独裁政权”。卡洛斯派不愿接受这个纲领，他们的最低要求是采用君主制时期的双色旗、停止使用共和国的标志、立即解散一切政党、将西班牙变成一个“组合主义”国家。莫拉拒绝了卡洛斯派的要求。于是卡洛斯派便通知莫拉：他们不再支持他了；结果，原定于七月十二日发动纳瓦拉叛乱的计划便搁浅了。“呼啸兵”的领袖利萨尔萨求见桑胡尔霍，最后桑胡尔霍做出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决定：有“呼啸兵”参加的部队不打旗子。政府将是一个“政治中立”（apolitical）的军政府，它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废除社会与宗教方面的一切法律，它的目标将是摧毁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度，并采取一种制度，按照桑胡尔霍的说法，“现在有不少人正在观察这种制度，他们觉得这种制度是现代的，但在我国却是一种古老的制度。[44]”六月，最后的困难也被克服了：在摩洛哥驻军举行夏季演习的时候，阴谋集团成员发下了著名的“利亚诺·阿马里利奥之誓”[45]。
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叛乱的日期似乎总算定下来了：七月十五日，莫拉通知阴谋集团准备开始行动。弗朗哥在加纳利群岛让摩洛哥驻军进入戒备状态，戈戴德在巴利亚里群岛让加泰罗尼亚驻军进入戒备状态，凯波·德·利亚诺让塞维利亚驻军进入戒备状态。其它地方的叛乱交给当地的军官进行：卡瓦内利亚斯负责萨拉戈萨、萨利凯特[46]负责巴利亚多利德，范胡尔负责马德里，冈萨雷斯·卡拉斯科负责瓦伦西亚。七月十六日，莫拉提醒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叛乱将于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这几天发动。绝不能再推迟了。
政府的态度
政府在这关键的几个月里的态度，使它饱受批评。毫无疑问，它已经注意到了军方首脑的阴谋。它只采取了很少的措施，就连这些措施都很蠢笨。既然弗朗哥将军在摩洛哥驻军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加纳利群岛离摩洛哥又那么近，那么，把他下放到加纳利群岛又有什么用呢？何况阴谋集团还可以依靠仍然留在马德里的陆军总监呢。把莫拉调到纳瓦拉，非但不能阻止叛乱，反而是放虎归山，把一个危险的军方首脑放到了阴谋集团最活跃的中心。戈戴德可以在巴利亚里群岛毫不费力地指挥巴塞罗那的叛乱。而且，政府还在三月十八日发表声明，袒护那些参加了政变阴谋的军官，它在声明中对有关政变的谣言提出了抗议，并认为这种谣言是有害的。它对“矢志效忠宪法权力并坚决服从人民意志”的军官团遭到的“不公正的攻击”表示“关切”，并谴责社会党、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报刊“对军队发起了顽固而罪恶的污蔑”。毫无疑问，政府对参加阴谋的军官的软弱态度，对政变阴谋视而不见的行径，把不少原本踌躇不决的军官推向了阴谋集团一边。阿萨尼亚的后任卡萨雷斯·奇洛加盲目乐观，拒绝相信关于政变阴谋的消息和传闻，就连叛乱真的发生后，他还不愿相信[47]，他的盲目乐观，实在应该在史书上记下一笔。当凯波·德·利亚诺将军指挥塞维利亚叛军的时候，卡萨雷斯还坚持把他列为忠于共和国的将军，准备派他去镇压叛乱。
然而，由于共和派领袖对政变阴谋的宽容，就对他们做出严厉的判决，这多少有点不够公正。卡萨雷斯·奇洛加和阿萨尼亚跟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团体与社会力量一样，被夹在两道火墙之间，所以他们才会犹豫不决。阿萨尼亚曾在一九三三年宣称：他宁可在堂堂正正的战斗中失去权力，也不愿意靠阴谋诡计赢得权力。可是，发生在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的这种斗争，并不是他期盼的那种堂堂正正的战斗，也不是他熟悉的那种议会里的较量。这是敌对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殊死搏斗，他曾想避免这种对抗，却徒劳无功。这个任务根本不能在议会框架内得到解决：大选才刚过去几个月，议会就已经不能真实地反映这个选出了它的的国家了。右翼议员（大部分属于自联）所代表的那些选民——至少是那些选民中最活跃的人——如今已经投靠了极右派，而极右派的代言人已经不是希尔—罗夫雷斯，而是卡尔沃·索特洛。同时，人民阵线的大部分选民已经变成了一股爆炸性的力量，不再受他们的领袖控制。人民阵线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他们想要通过自发的直接行动与革命暴力，来发扬、扩大、巩固和完善这个胜利。
议会制共和国陷入了两面夹击——一边是工农革命，另一边是军队与法西斯反动势力。双方的武装斗争——内战——就是阿萨尼亚与卡萨雷斯·奇洛加的政策的破灭与破产的信号。所以他们才竭力避免内战，而他们避免内战的方法，就是轮流打击每一个敌人，但又小心地控制打击的力度，不让敌人遭到过度的削弱，以免让另一个敌人占了上风。
政府全面改变了它在全国和议会中的方针，它轮流逮捕长枪党徒和无政府主义者，查封双方的办公室。总而言之，它拒绝对将军们进行严厉的惩罚，因为它如果这样做了，它就不得不把工人武装起来；它以同样的魄力，拒绝对罢工运动和工农暴动进行严厉的镇压，因为它如果这样做了，它就只能听凭将军们宰割。它被两股敌对的力量夹在中间，只好玩起了危险的双重游戏：它在左派的压力下，逮捕了普里莫·德·里维拉，但这位长枪党的领袖却可以随意会见他想见的人，政府还得在军方的圈子里，向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解释：这是唯一能保证他的安全的办法[48]。有许多革命者暗示说，政府面临着政变阴谋的威胁，可它对此并没有采取彻底深恶痛绝的态度，因为政变阴谋或许会有助于阻止革命运动，按照普里耶托的说法，可以把革命限制在“合理要求”的范围内。
落在这个政府头上的一切责难，都可以归结到它唯一的一个缺陷上面：它是虚弱无力的。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拖延时间，苟延残喘，躲避那终将降临到它头上的毁灭。
[1]曼努埃尔·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ManuelPortelayValladares，1868年1月31日——1952年4月29日），西班牙政客，曾于1910年至1912年任巴塞罗那省长，1923年9月任公共建设大臣，1935年4月至9月、1935年12月至1936年2月两次担任内务部长，1935年12月至1936年2月担任看守内阁总理。——中译者注
[2]这些事件的具体顺序是：1935年9月25日，由于激进党接连曝出丑闻，自联宣布不再支持激进党政府，导致雷鲁克斯政府倒台，由无党派议员华金·查帕普里耶塔（JoaquínChapaprieta）接任总理。查帕普里耶塔政府提出的预算案被自联驳回后，查帕普里耶塔便于12月14日辞职。希尔—罗夫雷斯向阿尔卡拉—萨莫拉提出由他出任总理，遭到阿尔卡拉—萨莫拉拒绝。阿尔卡拉—萨莫拉任命无党派议员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担任总理，试图在议会中拼凑出一个支持政府的多数派，然而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已无力回天，便于12月30日辞职，但他作为看守内阁总理一直留任到1936年2月19日。1936年1月7日，阿尔卡拉—萨莫拉下令解散议会，并于2月16日举行大选。——中译者注
[3]比方说，某选区分到30个议席，在该选区竞选的有甲、乙、丙三个党，三个党的得票率分别为49%、33%、18%。如果三个党全都独自参选，则甲党可获得20席、乙党10席、丙党0席。但乙党如果和丙党结成竞选联盟，则乙丙联盟总共可以获得24席，甲党只能获得6席。但乙党和丙党分别获得的议席数量不是按照他们各自获得的选票在乙丙联盟的总票数中所占的比例来决定的，而是根据两党事先达成的协议来分配。——中译者注
[4]其实，在1933年大选中，以自联和正统派联盟为首的右派同盟（UnióndeDerechas）获得了31.02%的选票，而以社会党为首的左派联盟（CoalicióndeIzquierdas）得票率只有21.68%。——中译者注
[5]长枪党最后仅获得46000票，无人当选议员。——中译者注
[6]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AntonioRamosOliveira，1907—1975），西班牙作家、记者、外交官。——中译者注
[7]拉莫斯·奥利维拉，《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与人物1808—1946》，第535页。——原注
[8]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PorquéperdimoslaGuerra]，布宜诺斯艾利斯，伊曼出版社[EdicionesIman]，1940年，第36—37页）说他和加西亚·奥利维尔同意这一点，但杜鲁蒂反对。——原注
[9]部分选区没有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的得票率达到40%，还有一些选区需要举行第二轮投票才能决出胜负，这些选区便在三月进行了补选。新政府还宣称格拉纳达有两个选区发生了舞弊行为，必须在五月重新举行选举。五月之后，各方的议席数量才最终确定：人民阵线285席，右派131席，中派57席。——中译者注
[10]这个党是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在1936年1月底临时拼凑出来的，正式党名为民族共和中派党（PartidodeCentroNacionalRepublicano）。内战爆发后瓦解。——中译者注
[11]五月后的最终结果为：激进共和党5席、民族共和中派党17席；自联88席、西班牙农民党（PartidoAgrarioEspañol）10席、西班牙复兴运动12席。——中译者注
[12]五月后的最终结果为：左派共和党87席、共和同盟37席、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21席（原文中的38席可能是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另外几个左派小党的议席也算进去了）、社会党99席、共产党17席、统工党1席、工团主义党2席。——中译者注
[13]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阿萨尼亚于1936年2月19日出任总理，为了竞选总统，他于5月10日辞职，由奥古斯托·巴尔西亚·特雷列斯（AugustoBarciaTrelles，1881—1961）临时顶替总理一职，5月13日又由卡萨雷斯·奇洛加接任。叛乱爆发后，卡萨雷斯·奇洛加于7月19日辞职，由马丁内斯·巴里奥接替。——中译者注
[14]按照1931年的西班牙共和国宪法，总统可以解散议会两次，但在第二次解散议会后，新选出的议会就要对总统解散议会的行为进行审查，如果总统提前解散议会的行为被认为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议会就可以弹劾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已在1933年解散过一次议会，所以1936年这次是他第二次解散议会，而新一届议会中他的支持者非常少，于是他就被弹劾了。1936年4月7日，阿尔卡拉—萨莫拉被议会弹劾后，由马丁内斯·巴里奥担任临时总统。5月11日，阿萨尼亚正式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于1939年3月1日辞职。——中译者注
[15]普里耶托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阿萨尼亚总统曾邀请他组阁，但他拒绝了，这主要是因为“本党里的一些人”敌视他，如果他组阁，可能会削弱人民阵线，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阵线的）完整”。（转引自卡洛斯·拉马[CarlosRama]，《二十世纪的西班牙危机》[LacrisisEspanoladelsigloXX]，墨西哥城，FindodeCulturaEconomica，1960年，第238页。）——原注
[16]克洛德·鲍尔斯，《出使西班牙（1933—1939）》，第220页。——原注
[17]asentamientos的本意为“居住地”，这里指的是农民自发占领地主的土地，并在上面耕种和居住的行为。——中译者注
[18]请参阅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AgrupaciónSocialistaMadrileña）的决议（《明晰》，1936年4月）：“无产阶级不能将自己的活动局限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革命，必须使用一切能保证夺取政权的手段。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政府的形式将是无产阶级专政。”——原注
[19]布伦南，《西班牙谜题》，第305页。
[20]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罗霍（SalvadordeMadariagayRojo，1886年7月23日——1978年12月14日），西班牙外交官、作家、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21]“弗朗哥将军年轻、富有才干，在军中人脉广泛，他的个人威望，使他最有可能成为反共和国体制运动的领袖。”——原注
[22]阿里斯蒂德·布里昂（AristideBriand，1862年3月28日——1932年3月7日），生于南特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即投身左翼运动，参加了法国社会党，1902年当选为众议员，1904年与饶勒斯一起创建《人道报》。1906年首次入阁，担任公共教育与文化部长，在1906年至1932年曾26次出任内阁部长。1909年7月出任总理，在1909年至1929年间曾11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23]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的立场更接近普里耶托，而不是拉尔戈·卡巴耶洛。请参阅西共总书记何塞·迪亚斯于6月1日在萨拉戈萨发表的讲话：按照迪亚斯的说法，罢工是“（无产阶级）争取提高工资或改善生活条件的强力武器。”但在发动罢工之前，应该仔细考虑一下，“除了罢工，是否还有别的办法能够解决争议。”他还说：“这是因为，现在老板们会挑唆和鼓励罢工，以便进行政治上的怠工；法西斯分子也混入了某些组织，充当挑衅分子，以便为反动势力效劳。”统工党的态度与共产党完全相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来说，革命已经结束了。而对工人阶级来说，正好相反，现在只是革命的一个发展阶段……反动势力每后退一步，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是无产阶级的主动性与超出法律的行动（extra-legalaction）的直接结果。”（安德列乌·宁发表在1936年7月的《新时代》[NuevaEra]上的文章，收录于《西班牙革命的问题》[Lesproblemsdelarevolutionespagnole]，巴黎，Fleury，1939年。）——原注
[24]路易斯·希梅内斯·德·阿苏瓦（LuisJiménezdeAsúa，1889年6月19日——1970年11月16日），生于马德里，曾在马德里中央大学学习刑法。1931年参加社会党，并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1936年当选为社会党副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5年至1970年担任流亡议会议长，1962年至1970年担任共和国流亡政府总统。——中译者注
[25]拉蒙·塞拉诺·苏涅尔（RamónSerranoSuñer，1901年9月12日——2003年9月1日），生于瓦伦西亚，他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同学、弗兰西斯科·弗朗哥的连襟。内战初期成为长枪党的领袖，积极参加反动阵营的叛乱阴谋。1936年至1975年任长枪党主席。1938年至1940年任内务部长，1940年至1942年任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26]爱德华多·奥尔特加·加塞特（EduardoOrtegayGasset，1882—1964），西班牙共和派政客，他是西班牙著名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OrtegayGasset，1883—1955）的哥哥。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曾于1936年至1937年任总检察长。——中译者注
[27]曼努埃尔·安德雷斯·卡萨乌斯（ManuelAndrésCasaus），西班牙共和派活动家，1934年9月10日在圣塞瓦斯蒂安被不明身份的枪手暗杀。——中译者注
[28]卢西亚诺·马伦布雷斯·弗兰塞斯（LucianoMalumbresFrancés，1890—1936），西班牙记者，1936年6月4日被长枪党暗杀。——中译者注
[29]曼努埃尔·佩德雷加尔（ManuelPedregal），法官，曾将涉嫌刺杀希梅内斯的凶手判刑，1936年4月13日被暗杀。——中译者注
[30]卡洛斯·法拉乌多·德·米切奥（CarlosFaraudoydeMicheo，1901年4月19日——1936年5月9日），突击警察上尉，1931年参加社会党。曾协助社会党训练民兵。1936年5月8日在与妻子散步时遭到长枪党袭击，次日不治身亡。——中译者注
[31]何塞·德尔·卡斯蒂利奥·萨埃斯·德·特哈达（JosédelCastilloSáezdeTejada，1901年6月29日——1936年7月12日），突击警察中尉。同情社会主义。1936年4月14日后曾多次镇压极右翼分子的暴动，7月12日被长枪党暗杀。他的死激起了群众对长枪党的义愤，成了内战的导火索之一。——中译者注
[32]克拉拉·坎波亚莫尔（ClaraCampoamor）认为，法拉乌多和卡斯蒂利奥曾当过社会党民兵的教官，所以才会被杀。长枪党徒布拉沃·马丁内斯（BravoMartinez）自称他有幸在长枪党的“前线”上处决了这些人。——原注
[33]埃米利奥·莫拉·比达尔（EmilioMolayVidal，1887年6月9日——1937年6月3日），生于古巴。1907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参加里夫战争。1927年晋升为准将。1930年曾任保安警察总监一职，他是王国时期的最后一任保安警察总监。1936年开始积极参加政变阴谋，成为阴谋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叛乱爆发后，担任北部叛军司令，并在十月率军进攻马德里。他是“第五纵队”这个词的创造者。1937年6月3日因空难身亡。——中译者注
[34]拉法埃尔·比利耶加斯·蒙特西诺斯（RafaelVillegasMontesinos，1875—1936），叛乱阴谋集团成员，最高法院军事庭审判员。叛乱发生后被共和国政府逮捕，1936年8月23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35]巴伦丁·加拉尔萨·莫兰特（ValentínGalarzaMorante，1882—1951），右翼军官，西班牙军事同盟创始人之一，曾参加桑胡尔霍政变。积极参加了1936年的军事政变阴谋。——中译者注
[36]贡萨洛·冈萨雷斯·德·拉拉（GonzaloGonzálezdeLara，1874年10月8日——1936年7月22日），政变阴谋集团成员之一，1936年7月时任第11步兵旅旅长。在瓜达拉哈拉发动叛乱后，被共和军击毙。——中译者注
[37]经查证，阴谋集团中并没有叫RodríguezCarrasco的人，可能作者指的是阴谋集团成员曼努埃尔·冈萨雷斯·卡拉斯科（ManuelGonzálezCarrasco）。——中译者注
[38]路易斯·奥尔加斯·约尔迪（LuisOrgazYoldi，1881年5月28日——1946年1月31人），政变阴谋集团主要成员，死硬的保王派。——中译者注
[39]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希耶拉（GonzaloQueipodeLlanoySierra，1875年2月5日——1951年3月9日），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进行过反对独裁政权的斗争，并因此在1928年被勒令退役。1930年曾参加推翻阿尔方索十三世的密谋，事败后流亡葡萄牙。1931年回国后，曾担任边防部队总监。1936年5月参加政变阴谋集团。内战期间曾担任南方叛军司令。——中译者注
[40]米盖尔·卡瓦内利亚斯·费雷尔（MiguelCabanellasFerrer，1872年1月1日——1938年5月14日），骑兵军官，曾参加里夫战争。在1931年曾帮助过共和派，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过安达卢西亚总司令、摩洛哥驻军司令。叛乱爆发时，他担任驻守萨拉戈萨的第5师师长，随即宣布参加叛乱。1936年7月24日，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弗朗哥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改任陆军总监。——中译者注
[41]多梅内克·巴蒂特·梅斯特雷斯（DomènecBatetiMestres，1872年8月30日——1937年2月18日），曾参加过镇压古巴革命和里夫战争。共和国成立后，镇压了1934年10月的加泰罗尼亚起义。内战爆发后，被叛军关押，1937年被叛军枪杀。——中译者注
[42]弗兰西斯科·哈维尔·德·萨拉斯·冈萨雷斯（FranciscoJavierdeSalasGonzález，1871—1936），1935年曾任海军部长，1936年参与叛乱阴谋，叛乱爆发后被共和国政府逮捕，1936年11月8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43]Regulares本意为“正规军”，全称“土著正规部队”（FuerzasRegularesIndígenas），是由土著居民组成的步兵和骑兵部队，隶属于非洲军，士兵都是从西属摩洛哥土著居民当中征召而来，军官由西班牙人担任。——中译者注
[44]利萨尔萨，《纳瓦拉密谋回忆录》，第106页。——原注
[45]1936年7月12日，叛乱集团成员趁摩洛哥驻军举行演习之机，在摩洛哥的利亚诺·阿马里利奥（LlanoAmarillo）宣誓，决心推翻共和国。1940年弗朗哥下令在此地建造一座纪念此事的纪念碑。——中译者注
[46]安德列斯·萨利凯特·苏梅塔（AndrésSaliquetZumeta，1877年3月21日——1959年6月23日），1893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参加了镇压古巴革命的战争，并参加过里夫战争。1923年晋升为准将，1929年晋升为少将。叛乱爆发后，于1937年6月出任叛军中央集团军司令。——中译者注
[47]人们送他一个绰号叫“西维利昂”（Civilion），这本是一头逃出斗牛场的著名公牛的名字。——原注
[48]克洛德·鲍尔斯，《出使西班牙（1933—1939）》，第213页。——原注 |
第二章工人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二章工人运动
无政府主义者
·巴库宁的思想
·无政府工团主义
·全劳联—伊无联
·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杜鲁蒂
社会党
·初期的社会党
·从改良主义转向革命？
·拉尔戈•卡巴耶洛与工人同盟
·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
·全劳联与工总
共产党
·斯大林派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
·共产主义者中的“异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西班牙工人运动也有自己的独特性质。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的支持者同巴库宁[1]的支持者（后者自称“自由派”〔libertarians〕[2],并把前者称作“集权派”〔authoritarian〕）之间的斗争，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里，都以马克思派的胜利而告终；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及改良主义工会就是他们成立的。而在西班牙获胜的却是巴库宁派，巴库宁派成立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3]，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给西班牙工人运动打上了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传统的革命烙印。
无政府主义者
巴库宁的思想
巴库宁的思想能在西班牙获胜，这并不足为奇；西班牙是一个农业国家，它的产业工人与无地农民和短工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民暴动、短暂而猛烈的造反、落草为寇，是人民发泄愤怒和讨还公道的传统方式；这样的一个国家，简直就是巴库宁思想的沃土。
其实，按照巴库宁的观点，只有通过被压迫者的自发暴动才能推翻资本主义，而由少数人构成的组织，只能通过他们的积极活动，协调各地的群众起义，反击镇压。比起通过政党开展政治活动（这在先进国家更有吸引力），巴库宁及其伙伴更喜欢到处搞起义，到处闹革命，这种方法更符合西班牙的阶级斗争传统。所以，在他们的构想中，西班牙农民既爱戴又敬畏的“绿林好汉”和“穷人的复仇天使”，就占据了关键的地位[4]。
巴库宁的徒子徒孙把国家当作古老的压迫形式，他们激烈地反对国家，反对“组织任何形式的临时政权或革命政权”[5]，他们把“自由公社”当作未来的公正而博爱的社会的雏形，而“自由公社”与中世纪的农民社团非常相似，每个西班牙革命者都会在这种农民社团中找到自己的理想。
无政府工团主义
一九一〇年，在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比如著名教师弗兰西斯科·费雷尔[6]，尤其是安塞尔莫·洛伦索[7]）和法国总工会[8]的工团主义者的共同影响下，以加泰罗尼亚的自由派小组为基础，一个工团主义组织——全国劳工联盟成立了，虽然屡遭镇压，它仍然领导了一九一七年的加泰罗尼亚大罢工。
全劳联曾把它的两位领导人——学校教师安德列乌·宁[9]和华金·毛林[10]——派往莫斯科[11]，他们在莫斯科皈依了共产主义，并建议全劳联参加共产国际，全劳联对这个计划产生过短暂的兴趣，但在喀良施塔德事件后，它又疏远了共产国际。此后，它曾在自己的重要据点——加泰罗尼亚同督军马丁内斯·阿尼多[12]进行了多年的流血斗争：几百名战士倒在雇佣杀手的枪下，其中就有全劳联总书记萨尔瓦多·塞吉[13]。
一九二七年，正值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当镇压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个神秘而又强大的组织——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出现了。它很快就彻底掌控了全劳联。它是一个地下组织，由多个类似共济会分会的“协会”（Alianza）组成，领导这些协会的是神秘的半岛委员会（ComitéPeninsular）；伊无联很快就成了这个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灵魂与心脏。
它不仅是一个活跃的秘密会社，也是西班牙精神的典型代表。法国工会活动家、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同情者罗贝尔·卢松[14]曾这样写过：“‘伊无联主义’（FAIism），是由广大农民进行的农民起义，它达到了工人阶级斗争的水平，而且还得到了西班牙国内外工人的参加，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系统化和‘理论化’”[15]。伊无联采用了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马拉泰斯塔[16]鼓吹的革命方法：“攻占一个城镇或村庄，使国家的代表不能害人，然后告诉人民，让他们自由地组织起来。”
在伊无联的鼓舞下，各地频繁发生短暂而激烈的暴动，在一些地方建立起了短命的“自由共产主义”（LibertarianCommunism）：一九三二年一月的柳布雷加特（Llobregat）起义、一九三三年一月的卡萨斯·比耶哈斯起义和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的阿拉贡起义。伊无联制止了全劳联与共和派或社会党结盟，并继续在工会的宣传中将选举与议会痛斥为“骗人的把戏”。
全劳联—伊无联
并不是所有工团主义者都愿意接受伊无联的统治。一九三一年，有不少全劳联的领导人站了出来，反对伊无联强加给全劳联的冒险主义与“盲动主义”政策。为首的有前总书记安赫尔·佩斯塔尼亚[17]、《工人团结报》（SolidaridadObrera）的主编茹安·佩洛[18]和胡安·洛佩斯[19]等人，他们要求回归真正的工团主义行动，对当前要求与行动的长远前景予以更多的重视。由他们组成的“三十人集团”（treintistas）在被全劳联开除后，组建了“工会反对派”（SindicatosdeOposición），这个组织只在阿斯图里亚斯、列万特和加泰罗尼亚的个别城镇有一些影响力。伊无联的支持者指责他们倒向了改良主义：一九三四年他们参加了阿斯图里亚斯和加泰罗尼亚的起义，而全劳联和伊无联对这些起义态度冷淡。
内战爆发前夕，伊无联似乎已经同全劳联彻底合为一体，人们常常能在全劳联的红黑旗帜上，看见两者的缩写被连在一起写成“CNT-FAI”。但是，佩洛和洛佩斯始终在鼓吹：工会必须独立于包括伊无联在内的所有政治组织，在他们领导下[20]，工会反对派设法重建过去的全劳联。一九三六年三月，全劳联在萨拉戈萨召开代表大会，庄严重申：它的目标是建立自由共产主义。但是，伊无联却在思想上倒退了一步：全劳联并没有抵制一九三六年二月大选的迹象，“三十人集团”也重新参加了全劳联，在他们回到全劳联之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们提出的意见多次获得通过。
尽管全劳联面临着许多实实在在的困难，但它依然坚持了阶级斗争与直接行动的原则[21]，并维持了一个敢打敢拼、战斗力强的工人阶级基础，它曾组织了多次非常顽强的罢工：费尔盖拉（Felguera）金属工人的罢工坚持了九个月之久；一九三四年的萨拉戈萨总罢工坚持了六个星期。更重要的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传统，使西班牙工会扮演了比日常斗争中的防御性武器更为重要的角色；它们成了社会有机体的活细胞，往往垄断了工人的全部业余生活。此外它们还独占了最优秀的革命手段、社会变革的工具——阶级团结，在这方面，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与工会相比。
尽管如此，这个高度活跃的组织还是有一些缺点。现代经济是复杂的，它的各个部门是彼此紧密相连的，而在现代经济面前，全劳联的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就显得太幼稚了。在全劳联的宣传员笔下，一切都被简化到了极致：只要战士们敢于流血牺牲，美好的“公社”就会开花结果。在某些人看来，这个世界还是跟马拉泰斯塔的时代一模一样，而且，在他们眼中，既然他们能在柳布雷加特或菲戈尔斯（Figols）建立了几个小时的自由共产主义，那么，在全西班牙建立起长久的自由共产主义，也应该不会太困难。
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杜鲁蒂[22]
不过，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袖都不是理论家。无论是永远不知疲倦的女演说家与宣传员菲德丽卡·蒙蔡尼[23]，还是妙笔生花的记者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利安[24]（据说，这个富有异国情调的名字，是一个阿根廷活动家的笔名[25]），或是身残志坚的马诺洛·艾斯科尔萨·德尔·巴尔[26]（他鼓舞了伊无联半岛委员会与全劳联的各支自卫队，激励他们积极活动），这些人发挥的作用，都不是那么容易讲清楚的。他们都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各自代表了这个运动的不同方面。但是，他们的名气都不能与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相比。
一八九六年七月十四日，杜鲁蒂在雷昂出生了，他在八个兄弟中排行第二。他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十四岁时他就在铁路车间里当机修工。由于积极参加一九一七年罢工，他被迫逃到法国，在法国工作了三年。回国后他参加了全劳联，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他后来去了巴塞罗那，那里是运动的中心。他在巴塞罗那参加了“团结”（LosSolidarios）小组，遇到了他的终生战友。杜鲁蒂、乔维尔[27]、“皮肤黝黑、个子矮小、相貌平平”[28]的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29]，以及四人当中“最有政治头脑”的胡安·加西亚·奥利维尔[30]，这四个人成了“三个火枪手”，他们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上的传奇英雄。他们既是恐怖分子，又是抢劫犯，他们曾经抢劫西班牙银行的运钞车，用抢来的钱财资助组织，并准备刺杀当时的首相达托[31]。虽然杜鲁蒂死后，他的大部分传记作者都确认他参加了这次行动，但他似乎并不是这次行动的主角。本书第一版付印后，菲德丽卡·蒙蔡尼告诉我们：刺杀达托的准备工作其实是由拉蒙·阿尔奇斯[32]进行的，后来他死于毒刑拷打。刺杀行动的策划者之一仍然在世。参加者之一拉蒙·卡萨内利亚斯[33]逃往俄国避难，在那里皈依了共产主义，后来死于车祸。为了给塞吉复仇，阿斯卡索和杜鲁蒂在萨拉戈萨处决了红衣主教索尔德维利亚[34]。他们逃往阿根廷避难，阿根廷当局也指控他们犯有盗窃与恐怖活动等罪名，他们便再次逃跑。他们穿过了南美洲，潜入法国，准备刺杀阿尔方索十三世，就在准备工作即将就绪的时候，他们又被逮捕了。他们坐了一年的牢，法国当局威胁他们，要把他们引渡给西班牙当局。幸好左翼报刊发起了大规模的营救行动，他们才能获释。获释后，他们拒绝了苏联提供的政治避难，继续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君主制垮台后，他们返回了西班牙，一九三二年再次被捕。杜鲁蒂在被流放非洲之前，在狱中设法安排了一次行动，销毁了法庭的证据，使涉案的其他工团主义活动家得以脱身。获释后他回到了巴塞罗那，内战爆发的时候，他正在积极参加纺织工会的活动。
一些人认为他是不屈不挠的英雄，另一些人认为他是杀人凶手；他拥有健美运动员的身材，长着一张表情极为生动的脸，“他拥有卓越、敏锐的头脑，令身边所有人全都黯然失色”？[35]他的朋友们说他“笑起来就像孩子；他会为别人的不幸遭遇而伤心落泪”[36]。难怪他——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象征——会得到这么多的爱戴与仇恨；当内战达到高潮时，他曾宣称：“我们不会为废墟而感到一丝一毫的难过……我们正要接手整个地球……我们所展望的新世界，此刻正从我们的心中生长出来。[37]
社会党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拥有无可争辩的鲜明特色，而它的对手，便是更具有经典特色的社会主义运动。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其实只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支系，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它的发展比较迟缓，在工人运动中也长期处于次要地位，这便是它的独特之处。
初期的社会党
一八七二年，巴库宁派将集权派开除出了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后来，在一八七九年，五个朋友在一家咖啡馆里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PartidoDemocraticoSocialistaObrero），这个党的核心，便是七年前被开除的那一小批集权派。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38]凭借他非凡的个性，控制着这个小组织；儒勒·盖德[39]通过何塞·梅萨[40]和保尔·拉法格[41]，用他严格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对这个小组织施加着强大的影响。一八八一年，这个年轻的党终于获得了合法地位，当时它只有一千多名党员，到了一八八六年，它才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份机关报——《社会主义者》（ElSocialista）周报。它发展迟缓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积极参加议会与市政活动、力争改良的社会主义组织，而君主制时期的选举条件对它很不利，又没有完全任何社会改良，这对它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然而，这却给本已获得了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的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了更多的论据。尽管如此，由于它居于次要地位，它必须不知疲倦地进行解释，并逐个逐个地说服新党员，这使社会党的组织获得了高度的纪律性与凝聚力、崇高的使命感，以及维护自己思想的纯洁性的坚定信念，而长相英俊、要求严格、令人敬畏的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正是这些素质的化身。一八八八年，社会党的两位领导人摩拉[42]与加西亚·凯西多[43]成立了工人总同盟。这个新成立的工会体制集中、态度温和，而且公开赞成改良主义，它成立的时候仅有三千名会员，十一年后，它的会员增加了一倍。
不过，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社会党与工总就开始摆脱了原先的宗派性质，逐步成为了群众组织。它的马德里组织起初只有一小批印刷工人，很快就扩展到了各行各业。在社会党的领导下，工总成功地组织了毕尔巴鄂金属工人罢工，这使它在毕尔巴鄂打开了局面，并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当时的社会党通过广泛成立“人民俱乐部”（casasdelpueblo），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工人积极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工总在全国遍地开花，从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夺过了不少阵地，但它在加泰罗尼亚仍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工总是一九一七年大罢工的主要领导，到了一九一八年，它已经有了二十万会员。
是否支持第三国际的问题，对社会党造成了重大打击。一部分社会党人批判议会道路，认为议会道路只是圈套和幻影，而一九一七年的西班牙事态，似乎证明了他们是正确的。俄国革命让全党的活动家为之心醉神迷。社会党召开了两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两个彼此矛盾的决议[44]，还把两个观点截然相反的代表派往莫斯科，最后，第三次非常代表大会总算以八千八百八十票对六千〇二十五票否决了参加第三国际的“二十一条”[45]。工总的创始人摩拉与加西亚·凯西多，还有从莫斯科返回的达尼埃尔·安吉亚诺[46]，脱离了社会党，还带走了近半数的社会党活动家，他们与安德列乌·宁、毛林，还有皈依了共产主义的其他全劳联会员一起成立了西班牙共产党。
从改良主义转向革命？
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社会党又遇到了新的危机。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为了获得工人运动的支持，建议社会党同他合作。此举引发了新一代社会党领导人之间的首次重大冲突。工总总书记拉尔戈·卡巴耶洛[47]（他是天生的马德里人，也是一个久经考验的集权派），战胜了毕尔巴鄂地区的社会党领袖普里耶托[48]（他是自由主义者，同共和派圈子关系更密切）。卡巴耶洛同意“合作”：他当上了国务委员会委员，并企图通过双边仲裁委员会，趁着全劳联遭受残酷迫害的时机，夺取全劳联的地盘，加强工总的影响力，扩大工总的基础。
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两年里，西班牙社会党模仿西方国家的社会党，同共和派组织了联合政府。拉尔戈·卡巴耶洛在第一届阿萨尼亚政府中担任劳工部长，他不遗余力地打击全劳联的活动家。不过，由于工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再加上大批工人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所以，工总的会员人数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显著增长。一九三四年，它有一百二十五万会员，其中有三十万会员在工厂、矿山和铁路工作。
右派在一九三三年大选中获胜后，社会党似乎抛弃了社会民主党传统的改良主义态度：一九三四年十月起义，表明它已经急剧改变了态度，采取了明确的革命立场。
拉尔戈·卡巴耶洛与工人同盟
在此之前，拉尔戈·卡巴耶洛是改良主义的重要人物，但他又是推动社会党急剧左转的原因之一。
一八六九年，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出生在马德里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工人阶级家庭，八岁时他就必须靠打工才能维持生计；他二十二岁才开始学习阅读。他当过泥水工，一八九〇年参加工总，一八九四年参加社会党，很快就在这两个组织当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他在一九一七年大罢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终身监禁，由于在一九一八年当选为议员而获释。他坚决反对参加第三国际，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利用西班牙社会党的力量来支持第二国际的重建。他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担任国务委员，在共和国时期的阿萨尼亚政府中担任劳工部长，他鼓吹工会与社会党应该与国家合作，他是最公然的改良主义的领袖。然而，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他公开宣称：“如今社会革命是群众唯一的希望。”
这是因为，他担任部长的经历，令他深感失望。他是最早同阿萨尼亚发生冲突的社会党人之一；劳工部的大小官员公然违抗他的命令，跟他的改良计划搞小动作。因此他得出结论：改良主义正在把工人运动带进绝路。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就连半点社会主义都搞不起来。”从那时开始，他就不得不另找出路[49]。
一九三四年，社会党开始组建工人同盟（AlianzaObrera），便是这条新路线的第一个实际成果；工人同盟是工人阶级工会与政党的联合阵线组织，但是，只有阿斯图里亚斯的西共与全劳联愿意参加这个组织，其他地方的西共和全劳联都拒绝参加。一九三四年，工人同盟在阿斯图里亚斯组织了反对自联入阁的总罢工，西共到最后一刻才加入工人同盟；在总罢工之后，工人同盟又领导了革命起义。洛佩斯·德·奥乔亚[50]将军指挥军队镇压起义，并用包括摩尔人和外籍军团在内的部队打头阵；在来自不同组织的活动家的领导下，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利用各种简易武器，同镇压部队浴血奋战了十多天。其它地方的运动都失败了：运动在加泰罗尼亚失败的原因是某些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分子的背叛，以及艾斯凯拉的动摇，最重要的原因是全劳联拒绝参加；在马德里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进行认真的准备。失败之后，紧接着就是镇压——超过三千名工人被杀害，他们大多是被当场枪杀的；七千多人受伤；四万多人被监禁——可是，鼓舞了这次运动的革命意识，却没有被摧毁。西班牙工人，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社会党人，都把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当成光荣的榜样，它是工人通过阶级组织（革命委员会）武装工人、组建部队、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简单来说，就是建立工人国家、反对寡头国家的第一次尝试。它的战斗口号UHP（“Unios,HermanosProletarios！”的缩写，意为“无产阶级兄弟们，团结起来！”）成了整个阶级的口号。
年事已高的拉尔戈·卡巴耶洛入狱了，这位工人运动的“实践者”与管理者，头一次开始阅读各种书籍。在六十七岁时，他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托洛茨基、布哈林……而最重要的是列宁的著作。他迷上了《国家与革命》，迷上了他曾激烈反对的俄国革命。他读的这些书，他身边的杰出知识分子（阿拉吉斯泰因[51]、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52]、卡洛斯·德·巴莱巴尔[53]等人）对他的影响，使他更加坚信，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他认为，“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的、议会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第三国际的受莫斯科指使的革命社会主义”都已经死亡，他幻想能有一个博采众前辈之长的第四国际，既能像第二国际那样，允许各国党自治，又能拥有第三国际的革命策略。他开始接近全劳联，并欢迎那些被共产党派来找他的人，而这些人找上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支持“团结”的态度，而不是因为他迟迟才发现的革命前景。
他的演变，正好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演变一致，一九三四年十月之后的倒退，让他们都对共和国与改良主义感到幻灭，并转向了革命。拉尔戈·卡巴耶洛就成了他们的代表。没有一个工人阶级的领袖的威望可以与他相提并论，共产党为了利用他的威望，便拍他马屁，称他为西班牙的列宁。让—里夏尔·布洛什[54]给他描绘了一副迷人的肖像画:“他已经六十七岁，依然精力充沛……长着一个方方正正的脑袋，头发剪得很短……脸很宽，前额线条很直，嘴唇紧紧地抿着，个子虽瘦，却很有力，眼神明亮……疲惫不堪。”[55]
卡巴耶洛的文章并不出色，他的演讲也很乏味，他能享有这样的威望，是因为他出身工人阶级，待人无比真诚，对自己要求严格。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卡巴耶洛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就像他们一样，抛弃了改良主义。他是千万工人的一员。他的支持者总是说：“他不会背叛我们。”他属于人民俱乐部，他是马德里工人的偶像，他们热烈地倾听他的话语，他们动情地叫他“老头子”。他深受群众爱戴，在群众中间享有巨大的威望，这使他在关键时刻，成了西班牙政治舞台的主角之一。
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
从一九一九年起，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就是卡巴耶洛在社会党内的劲敌。他是唯一一个比较有威信的社会党领袖，如果说他在群众当中没有威信，那么他至少在党的机关与政界里有点威信。长期以来，他和卡巴耶洛始终不能和睦相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气质和性格截然相反，更是因为他们代表着西班牙与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的两股截然不同的势力、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双方的对抗，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要特点之一。
普里耶托生于一八八三年，家境也十分贫寒，他十一岁就开始在毕尔巴鄂街头叫卖报纸和针线。他的聪明头脑，引起了银行家、实业家奥拉西奥·艾切瓦里耶塔[56]的注意，后者把他培养成了自己的得力助手。他很快就成了大报《自由主义者》（ElLiberal）的主人，成了社会党的领袖、左派人人尊敬的政界要人。
美国大使克洛德·鲍尔斯[57]描写了他在议会中发言的样子：“个头不高，身材偏胖，头发几乎全部掉光了，只有后颈上面还有一点……他的演说富有激情，能够让人立刻肃然起敬。”他又写道：“他的嗓音洪亮，抑扬顿挫用得很巧妙，”不过，“他的演讲术的全部武器就是：风趣、讽刺、嘲讽、幽默、斥骂与戏仿。”[58]
科尔佐夫[59]描写了他坐在安乐椅上的样子：“肥肥胖胖，脸色苍白，面带嘲讽……他的眼神是全西班牙最锐利的。”[60]他头脑敏锐，才智过人，他在社交场上无往而不利——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是天赋异禀的议会演说家，能言善辩的辩论家，这使他成了共和派圈子里的社会党人，就像卡巴耶洛凭借耐心的组织工作与不懈的努力，成为了人民俱乐部与工人圈子里的社会党人一样。马德里泥水匠卡巴耶洛不知变通，又带有卡斯蒂利亚人的宗派主义，而普里耶托正好可以用他生意场上的自由主义、白手起家获得的成功，以及毕尔巴鄂工会活动家的灵活妥协的改良主义，来同卡巴耶洛分庭抗礼，普里耶托无疑要比卡巴耶洛更符合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的精神，也更能得到西班牙共和派的青睐。
所以，当社会党面临一九三六年的各种困难时，它便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自一九三五年起，普里耶托便控制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党内的干部与精英，特别是德高望重的阿斯图里亚斯矿工领袖冈萨雷斯·佩尼亚与贝拉尔米诺·托马斯[61]，全都信任他。他是“机关的人”，而拉尔戈·卡巴耶洛是“群众的人”。卡巴耶洛控制着工总，并在党外享有巨大威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与全劳联有过不少过节，但他却得到了全劳联的支持。普里耶托和卡巴耶洛在社会党里推行着相反的政策，使社会党在他们之间不断摇摆，这对彼此争斗不休的兄弟，似乎要利用每一个新问题，给他们的斗争做个了结。
全劳联与工总
在共和国的最后时期，各个工人阶级政党与工会在政治上的分分合合，使人们难以对卷入其中的各种力量作出准确的分析。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比起具体的政治组织，工会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人民俱乐部与职业介绍所是工人的集体生活的中心，它们也就成了阶级的真正据点。
在最后时期，工总与全劳联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些变化，两大工会之间出现了全新的裂痕。两大工会确实都保住了自己的基本盘。加泰罗尼亚的产业工人基本都参加了全劳联，工总在那里的影响力并不强。全劳联还把安达卢西亚的农业短工给组织了起来。但在阿斯图里亚斯与里奥·丁托的矿工当中、在毕尔巴鄂的金属工人当中，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工总；工总也在马德里地区占有优势。就算一个工会已经在某个地方占有优势，另一个工会也要在那里建立起有力的少数派，这样的少数派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工总在科尔多瓦（Cordoba）、塞维利亚和马拉加（Málaga），以及安达卢西亚所有城镇都拥有强大的组织。它还吸收了巴达霍斯、卡塞雷斯（Cáceres）和塞维利亚各省的日雇工。全劳联也试图在马德里取得立足点，它控制了大部分的建筑工人，而建筑工会又是最有战斗性的工会之一。在阿斯图里亚斯，为了争取米耶雷斯（Mieres）与萨马·德·兰格雷奥（SamadeLangreo）的矿工的支持，全劳联的金属工人在拉·费尔盖拉和希洪（Gijón）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尽管工总在毕尔巴鄂占据优势，它却在巴斯克地区遭到了国民派的“团结”工团的有力挑战，而全劳联只能从外籍劳工当中吸收会员。在瓦伦西亚，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着码头工人，但工厂却掌握在工总手里。工总旗下的土地劳动者协会控制着中部地区的工人，而更贫穷、更偏远的地区则属于全劳联。工总的传统追随者，是无产阶级当中特权较多、比较保守的那些阶层，但由于工总在那几年里采取了激进的方针，这种传统的分野已经不那么明显了，而全劳联的优柔寡断，也不一定能使它获得更坚定的分子的支持。
全劳联的力量时常会由于局部行动的成败，而发生剧烈的起伏与明显的变化，与它相比，人员调配得当、组织运转有方的工总，看起来力量要更稳定一些。尽管两大工会的会员人数在一九三五年大致相等，都有一百万会员，但在共和国的最后时期，工总却出现了大幅增长，很快就达到了一百五十万人，远远超过了全劳联。
总而言之，由于这两大工会组织都吸收了上百万的工人参加，所以，由传统的思潮而产生的各种新思潮，就可以另辟蹊径，在这些工会内部发展壮大，然后转而反对旧的思潮。其实，“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斯大林派，与共产主义者中的“异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就曾挺身而出，为了争夺工总与全劳联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控制权，向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党发起了挑战。
共产党
下文讲述的是西班牙共产党的诞生。维克托·塞尔日[62]曾有一个梦想：以列宁和第三国际为核心，将共产主义运动重新统一起来；把由于马克思与巴库宁分道扬镳而产生的两个流派，集权派与自由派，社会主义运动与无政府主义运动，重新统一起来；而在俄国革命爆发后的几个月里，革命产生的吸引力，似乎就要让这个梦想化为现实了。但是它在短期内只获得了不多的成果。过了几年之后，它就显得荒谬可笑了。
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三股潮流汇聚而成的：由安德拉德[63]与波尔特拉[64]率领的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然后是由佩雷斯·索利斯[65]、加西亚·凯西多、安吉亚诺、拉莫内达[66]与安德列乌·宁等人率领的社会党少数派；不久之后又出现了以华金·毛林、佩德洛·波内特[67]、戴维·雷[68]等人领导的《战斗报》（LaBatalla）集团，他们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活动家。两年后，加西亚·凯西多、拉莫内达和安吉亚诺脱离了共产党，回到了社会党。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共产党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共产国际发来的各种指示，又使它陷入了内部争斗，元气大伤。尽管它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统治的末期，得到了由何塞·迪亚斯[69]与米赫[70]率领的安达卢西亚全劳联活动家的支持，但也失去了由毛林和波内特领导的加泰罗尼亚与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三千名活动家。加泰罗尼亚与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参加了由乔尔迪·阿克尔与茹安·法雷·加索[71]领导的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成立了工农同盟[72]，波尔特拉和戈尔金[73]也参加了工农同盟，戈尔金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工作；毛林担任了总书记。安德列乌·宁曾担任红色工会国际书记，后来参加了左翼反对派，支持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反对斯大林。一九三一年宁返回西班牙，与安德拉德一起成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ComunistadeEspaña）。而党的第一任总书记[74]奥斯卡尔·佩雷斯·索利斯却开始转向，他最后参加了长枪党。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〇年，党员人数始终只有几百人，甚至无法召开代表大会。在一九三二年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曾经“战胜”过宁与毛林的总书记布利耶霍斯[75]、特里利亚[76]和阿达梅[77]等人，由于在桑胡尔霍政变中错误地提出了“保卫共和国”的机会主义口号，而被开除出党[78]。在一九三三年大选中，共产党仅有一人当选议员——波利瓦尔[79]医生在马拉加当选，而他能够当选的主要原因是他享有“穷人的医生”的美誉，而不是他的政纲。
斯大林派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
共产党发展得比较缓慢：在内战爆发前夕，它只有三万名党员。它的领袖基本上没有多大名气，有些领袖加入的时间也不长，比如总书记何塞·迪亚斯是一九二九年才入党的。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强人”赫苏斯·埃尔南德斯[80]年仅二十六岁：他十四岁入党，二十二岁进入政治局。他和安东尼奥·米赫、马丁内斯·卡尔通[81]与乌里维[82]都不曾在工人运动中发挥过真正的作用。他们从来没有领导过群众组织，只是因为接受过党机关的训练，能够灵活运用党机关的各种装置，才爬到了高位。唯一一个能在党外享有真正的威望的共产党领袖是一个女人：多洛蕾丝·伊巴鲁里·戈麦斯[83]，外号“热情之花”，她擅长在群众面前演讲，并有过长年的斗争经验；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失败后，她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主流派共产党在西班牙工人运动中是非常孤立的，他们只在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当中拥有一个比较有力的少数派，在马拉加、加迪斯（Cádiz）、特别是塞维利亚控制了几个工会；打破这种孤立局面，就是他们全部工作的重心。
西班牙共和国成立时，共产国际正陷入了极端宗派主义的“第三时期”：世界各国共产党全力对付社会党，将其痛斥为“社会法西斯主义”，并拒绝同社会党结成统一战线。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一日以前，西班牙共产党一直将工人同盟斥为“反动势力的集合”与“反革命的神圣同盟”。西共在最后一刻突然扭转了方向，参加了十月起义。但是，共产国际在此之后改变了路线。西共指出，必须“深化”和“扩展”工人同盟，它提出的公式，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提出的人民阵线其实并不一样，季米特洛夫提出的人民阵线，是以民主改良的纲领为基础，同自由主义共和派结盟。而西共却积极开展有利于工会的宣传活动，力争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团结。它以前曾把自己控制的几个工会组成了工人联合总会（ConfederaciónGeneraldelTrabajoUnitário，CGTU），并让工人联合总会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现在它解散了工人联合总会，让工人联合总会的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工总。在政治方面，它以团结作为工作的主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正式组织的余部同其它一些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组织（包括茹安·柯莫雷拉[84]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在内）合并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85]。在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副手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推动下，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并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拉尔戈·卡巴耶洛本人显然不愿意将两者合并，但他的政策却给合并开了绿灯，这一合并，使这位工总的老领导与社会党失去了二十万青年积极分子，他们都是工人阶级年轻一代的精华。几个月后，统社青的整个领导层访问苏联，然后他们全都参加了西共[86]。统社青总书记桑蒂亚戈·卡里略[87]年仅二十岁，他是国会议员、工会活动家和卡巴耶洛支持者文塞斯拉奥·卡里略[88]的儿子；他此前担任社青团总书记，在一九三四年以后，曾是托派同情者；他很快就进入了共产党的领导层，由他促成的青年们的团结，给社会党的大人做出了表率。
这是主流派共产党的一大胜利，首先，它使共产党获得了群众基础，并能通过这个基础，在社会党内开展活动；其次，它使共产党获得了一个决定性的优势，压倒了共产党的死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异端”派别，这些“异端”当中，有些人还曾以为他们能够成为社青团思想上的领路人。
共产主义者中的“异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各种以共产主义自居、但又脱离了主流的共产党的集团，都有各自的来历。共产国际曾强行推行组建“红色工会”——工人联合总会、同工总与全劳联对抗的政策，反对这一政策的毛林等人组建了工农同盟。而且，他们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持同情态度，这使他们同艾斯凯拉的关系比较密切。在共产国际强推极左路线的这段时期，有不少集团向右偏转，反对极左路线，脱离了主流的共产党，工农同盟就是这类集团之一；在只涉及俄国的问题上，这类集团都没有明确表态，工农同盟也不例外，而且它的报纸《战斗报》往往会为一些非常接近斯大林派的意见辩护。
另一方面，由于俄国共产党的内部分歧，产生出了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支持左翼反对派的立场，它的领袖是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另外两位先驱者——安德列乌·宁与安德拉德。在一九三四年以前，这个组织人数很少，但它拥有一批很重要的干部，他们主要把精力用在理论工作上，创办了《共产主义》（Comunismo）杂志。托洛茨基一直要求他们打入社会党，构成社会党的革命派，但他们在一九三四年拒绝了这个要求，同托洛茨基决裂了[89]；他们决定与工农同盟合并，成立一个新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反对统工党的人，给统工党扣上了“托派”的帽子[90]；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也与统工党一刀两断，对统工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统工党只有在加泰罗尼亚才真正算得上一股力量，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它只有三千名党员。但是，西共与统社党具有各种弱点，而统工党既拥有宁和毛林这样深孚众望、英勇无畏的领袖，又有戈尔金、波尔特拉、安德拉德和阿克尔这样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骨干，它似乎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它在任何场合都会引起主流派共产党和全劳联的领袖的注意——他们正在有条不紊地把统工党活动家赶出全劳联旗下的各个工会。
统工党认为自己才是共产主义的真正代表，并自称忠于列宁的思想，在革命时期，它对双方都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西班牙工人运动正面临着一个难题：是同共和派结盟，还是在议会体制外进行暴力斗争？统工党自称能回答这个问题，它给出的答案就是：为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政治斗争。它支持工人同盟，批判斯大林派共产党鼓吹的人民阵线政策，它批评人民阵线政策其实是阶级合作政策；它还试图让西班牙工人相信：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工人革命。它确实曾有可能胜利，这点没有人怀疑——至少它确实有可能说服并争取那些“具有革命的本能、却在政治上被搅乱了头脑的群众[91]”，而这部分群众当时追随的是全劳联—伊无联[92]。
[1]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巴库宁（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акунин，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3日），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中译者注
[2]巴库宁的徒子徒孙喜欢自命为“自由社会主义者”（libertariansocialists），简称libertarians，虽然这个词也翻译为“自由派”（又译“自由意志派”），但它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liberals）并不是一回事，希望读者注意鉴别。下文中的libertarian一律译为“自由派”，而liberal一律译为“自由主义者”。“自由运动”（libertarianmovement）也就是指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3]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AllianceofSocialistDemocracy），请参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8卷，第365—515页。可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8/055.htm——中译者注
[4]请参阅下文对杜鲁蒂的描写。这种传统或许可以叫做游侠骑士—游击队员—草莽英雄传统，它源自农民对绿林好汉的爱畏交加的感情。——原注
[5]圣伊米耶（St.Imier）代表大会，1872年。——原注1872年，巴库宁派在瑞士圣伊米耶召开会议，拒绝接受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拒绝承认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这次会议造成了第一国际的公开分裂。——中译者注
[6]弗兰西斯科·费雷尔·瓜尔迪亚（FranciscoFerrerGuardia，1859年1月10日——1909年10月13日），生于巴塞罗那。1901年在西班牙开办“现代学校”（EscuelaModerna），1906年因涉嫌刺杀阿尔方索十三世而被捕，一年后获释。1909年加泰罗尼亚工人暴动后被捕，同年10月13日遇害。——中译者注
[7]安塞尔莫·洛伦索·阿斯佩里亚（AnselmoLorenzoAsperilla，1841年4月21日——1914年11月30日），早期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活动家，他是费雷尔的挚友。1871年参加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1910年参与创建全国劳工联盟。——中译者注
[8]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généraledutravail，CGT）是法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在二十世纪初曾被工团主义控制，从三十年代开始逐渐被法国共产党所控制。——中译者注
[9]安德列乌·宁·佩雷斯（加泰罗尼亚语：AndreuNiniPerez；西班牙语：AndrésNinPérez，1892年2月4日——1937年6月20日），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塔拉戈纳省艾尔·文德雷伊镇（ElVendrell）。1917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西班牙共产党。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后参加左翼反对派，回到西班牙后，在西班牙共产党内建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ComunistadeEspaña）。由于在许多问题上与托洛茨基产生分歧，脱离左翼反对派。1935年与毛林一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初参加人民阵线，并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司法部长。1936年12月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1937年6月，在斯大林党的强烈要求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取缔，宁和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被逮捕，并遭到秘密杀害。——中译者注
[10]华金·毛林·胡利亚（JoaquínMaurínJuliá，1896年1月12日——1973年11月5日），生于西班牙阿拉贡地区维斯卡省波南萨镇（Bonansa），青年时即投身革命，参加了全国劳工联盟，1921年前往莫斯科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回国后当选为全国劳工联盟总书记，随后被捕入狱。获释后在全劳联内成立布尔什维克派组织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SindicalistasRevolucionarios）。1924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负责组建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地区的党组织——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ComunistaCatalano-Balear）。1925年1月再次被捕，1927年获释后流亡巴黎。1930年返回巴塞罗那，后因不赞成斯大林主义，率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同年与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ComunistaCatalà）合并，1933年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组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ComunistaIbérica）。1935年9月，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安德列乌·宁领导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ObrerodeUnificaciónMarxista，POUM），由毛林出任总书记。1936年2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参加了人民阵线，毛林当选为议员。内战爆发时，毛林身陷国统区，在使用假身份前往共和区途中被叛军逮捕，1944年获释后流亡美国，1973年于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11]维克托·塞尔日（VictorSerge，1890—1947）曾在莫斯科会见过宁和毛林，后来他是这样描写他们的首次见面的：“毛林是来自雷里达（Lérida）的教师，而宁是来自巴塞罗那的教师，他们俩的特点一眼就能看出来：毛林看起来就像是前拉斐尔时期的画家笔下的骑士；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表情专心致志，只有强烈的刺激才能使他分神。”（《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1901—1941》[MemoirsofaRevolutionary,1901-1941]，牛津：牛津大学，1967年。）——原注
[12]塞维里亚诺·马丁内斯·阿尼多（SeverianoMartínezAnido，1862年5月21日——1938年12月24日），西班牙军官，曾参加过镇压菲律宾革命与摩洛哥起义的战争。1920年至1922年出任巴塞罗那督军，任上利用雇佣枪手杀害了大批工人阶级的战士。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时期，于1923年至1930年出任内务部长。内战爆发后投靠弗朗哥，担任反动政府的公共秩序部长。——中译者注
[13]萨尔瓦多·塞吉，外号“糖块小子”（ElNoydeSucre），跟何塞·内格雷（JoséNegre）一样，他也担任过全劳联第一书记，他是安塞尔莫·洛伦索培养出来的无政府主义战士之一。他刚参加斗争时，是“普托之子”（ElsFilsdePuto）小组的一员（他的后任、金属工人佩斯塔尼亚也参加过这个小组）。——原注
[14]罗贝尔·卢松（RobertLouzon，1882年6月30日——1976年9月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革命工团主义者。——中译者注
[15]《无产阶级革命》（LaRévolutionprolétarienne），1936年1月25日。——原注
[16]艾里科·马拉泰斯塔（ErricoMalatesta，1853年12月14日——1932年7月22日），意大利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生于卡塞塔省（Caserta）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那不勒斯大学求学期间开始接触政治活动，并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开除。1871年参加第一国际那不勒斯支部。1872年遇见了巴库宁，并参加了圣伊米耶会议。1877年在贝内文托（Benevento）发动起义，事败后被捕，被监禁十六个月。1878年被迫流亡国外。1898年潜回国内，试图发动起义，1899年被捕，同年5月越狱。1919年回国，1921年又一次被捕，两个月后获释。1932年去世。——中译者注
[17]安赫尔·佩斯塔尼亚·努涅斯（ÁngelPestañaNuñez，1886年2月14日——1937年12月11日），生于彭费拉达（Ponferrada）一个穷困家庭，当过钟表匠学徒。青年时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工人运动中表现积极，1916年担任《工人团结报》编辑。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2年被当局收买的杀手刺杀，身负重伤。1929年曾短暂担任全劳联总书记，1930年至1932年再次担任总书记。1931年发表《三十人声明》（ManifiestodelosTreinta），严厉批判了伊无联，并因此被开除出全劳联。同年年底创建工团主义党（PartidoSindicalista），1936年参加人民阵线。1937年因病去世。——中译者注
[18]茹安·佩洛·贝利斯（JoanPeiróiBelis，1887年2月18日——1942年7月24日），生于巴塞罗那，当过玻璃工人。1906年开始参加工会运动，1916年至1920年担任西班牙玻璃工与油漆工协会（FederaciónEspañoladeVidrierosyCristaleros）总书记，1922年至1923年、1927年至1929年两次担任全劳联总书记，1930年担任《工人团结报》编辑，1931年同佩斯塔尼亚等人一起发表《三十人声明》，被全劳联开除。1936年11月至1937年5月出任人民阵线政府的工业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被维希法国政府逮捕后引渡给弗朗哥独裁政府，1942年7月24日遇害。——中译者注
[19]胡安·洛佩斯·桑切斯（JuanLópezSánchez，1900年1月16日——1972年？月？日），生于布利亚斯，当过建筑工人。在参加巴塞罗那建筑工会期间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并因此在1920年被监禁。1926年获释后参加了全劳联的地下活动。1929年当选为全劳联全国委员会委员，1931年8月同佩斯塔尼亚等人一起发表《三十人声明》，1932年被开除出全劳联后，参加了工会反对派的活动。1933年1月佩斯塔尼亚等人建立自由工会联合会（FederaciónSindicalistaLibertaria），洛佩斯成为了这个组织的主要理论家，并推动该组织在1936年重新参加全劳联。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出任贸易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6年回国。——中译者注
[20]佩斯塔尼亚自己成立了工团主义党。1936年2月他当选为国会议员。——原注
[21]全劳联成立的各种自卫委员会是真正的民兵组织。——原注
[22]何塞·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杜曼赫（JoséBuenaventuraDurrutiDumange，1896年7月14日——1936年11月20日），生于雷昂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4岁时在铁路上当机修学徒。1913年参加工人总同盟，在1917年大罢工中，由于坚持革命立场，被工总开除。为了躲避反动政府的追捕，逃往法国，1920年返回西班牙，1921年前往巴塞罗那，1922年在那里成立了“团结”小组，1923年“团结”小组刺杀了红衣主教索尔德维利亚。普里莫·德·里维拉建立独裁政权后，杜鲁蒂同“团结”小组向反动政府发动了多次袭击，随后逃往阿根廷，又重新返回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杜鲁蒂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民兵的工作，在马德里保卫战中牺牲。——中译者注
[23]菲德丽卡·蒙蔡尼·马尼耶（FedericaMontsenyMañé，1905年2月12日——1994年1月14日），生于马德里，父母都是无政府主义者。1923年进入《工人团结报》编辑部工作，在那里一直干到1936年。1931年参加全劳联，开始参加宣传工作。内战爆发后参加了人民阵线政府，于1936年11月至1937年5月出任卫生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77年回国，1994年在法国图卢兹逝世。——中译者注
[24]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利安（DiegoAbaddeSantillán，1897年5月20日——1983年10月18日），本名西内西奥·保迪利奥·加西亚·费尔南德斯（SinesioBaudilioGarcíaFernández），生于雷昂省，8岁时随父母移居阿根廷。1912年返回西班牙，1915年进入马德里大学求学，因参加1917年大罢工而被监禁，在狱中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运动，1918年获释后返回阿根廷，参加了阿根廷地区工人联合会（FederaciónObreraRegionalArgentina），担任该组织周刊《抗议》（LaProtesta）编辑。1922年代表该组织前往柏林，出席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WorkingmenAssociation，该组织虽然与第一国际同名，但它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组织，请勿混淆）的成立大会。1930年因被指控犯有颠覆罪，逃往乌拉圭，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后，前往西班牙，1933年在巴塞罗那定居，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工作。1935年担任半岛委员会书记。内战爆发后，帮助组建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1936年12月至1937年4月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中担任经济部长，共和国覆灭后返回阿根廷。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返回西班牙，在巴塞罗那定居。——中译者注
[25]据何塞·佩拉茨（JoséPeirats）记载，桑蒂利安本名西内西奥·加西亚·埃尔南德斯（SinesioGarcíaHernández），生于雷昂，少年时移民阿根廷，佩拉茨在他的书中介绍了这一点。——原注
[26]曼努埃尔·艾斯科尔萨·德尔·巴尔（ManuelEscorzadelVal，1912—1968），全劳联会员之子，因患脊髓灰质炎而残疾。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民兵的工作，在无政府主义者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智利。——中译者注
[27]格雷戈里奥·乔维尔·科尔特斯（GregorioJoverCortés，1891—1964），生于特鲁埃尔（Teruel），二十年代初参加“团结”小组，与杜鲁蒂等人参加过多次袭击行动，并在1921年刺杀了首相达托。1924年流亡法国，1926年随杜鲁蒂等人流亡拉丁美洲，1927返回法国，参加了刺杀阿尔方索十三世的行动。共和国成立后返回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组建反法西斯民兵的工作。1937年担任第28师师长，1938年担任第10军军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中译者注
[28]布伦南，《西班牙谜题》，第250页。——原注
[29]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阿巴迪亚（FranciscoAscasoAbadía，1901年4月1日——1936年7月20日），曾当过面包师和侍者，参加过全劳联。1922年与杜鲁蒂等人成立“团结”小组，进行过多次袭击行动。1923年流亡法国，随后与杜鲁蒂等人流亡拉美，参加过阿根廷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返回法国后，因涉嫌谋刺阿尔方索十三世而被捕，获释后被驱逐出境，各地流浪，共和国成立后返回西班牙，参加了多次起义。1934年当选为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总书记。内战爆发后，在镇压叛乱的战斗中牺牲。——中译者注
[30]胡安·加西亚·奥利维尔（JuanGarcíaOliver，1901—1980），1920年参加全劳联，二十年代初参加“团结”小组，参加过多次袭击活动。1931年参加伊无联，积极鼓吹激进的革命路线。1936年11月至1937年5月参加卡巴耶洛政府，出任司法部长。在1937年5月巴塞罗那起义中劝说起义者投降。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1]爱德华多·达托·伊拉迪耶尔（EduardoDatoeIradier，1856年8月12日——1921年3月8日），生于拉科鲁尼亚，1875年获得法学学位，1877年开设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1883年首次当选为议员，曾担任内务大臣和司法大臣，1907年出任马德里市长，1913年10月至1915年12月、1917年6月至11月、1920年5月至1921年3月三次出任首相。1921年3月8日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中译者注
[32]拉蒙·阿尔奇斯·塞拉（RamonArchsISerra，1883—1921），无政府主义者，全劳联活动家，1921年参与刺杀达托，同年6月被杀害。——中译者注
[33]拉蒙·卡萨内利亚斯·柳克（RamonCasanellasiLluch，1897—1933），刺杀达托的实际执行者之一，刺杀得手后逃往苏联，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人大学学习，1924年前往墨西哥工作。1931年返回巴塞罗那，参与加泰罗尼亚共产党的工作，1932年3月被捕后被驱逐出境，1933年2月再次返回西班牙，因车祸去世。——中译者注
[34]胡安·索尔德维利亚·罗梅洛（JuanSoldevillayRomero，1843年10月29日——1923年6月4日），反动主教，曾窝藏镇压工人运动的杀手，1923年6月4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35]米哈伊尔·科尔佐夫（МихаилКольцов），《西班牙日记》（Испанскийдневник），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Советскийписатель）,1957年，第43页。——原注
[36]《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BuenaventuraDurruti），巴塞罗那，全劳联—伊无联宣传处（ServicesOfficielsdePropagandedelaCNT-FAI），1937，全劳联—伊无联的小册子。——原注
[37]出自《多伦多星报》（TorontoStar）的记者皮埃尔·范·帕森（PierrevanPaassen）对杜鲁蒂的采访，转引自菲利克斯·莫洛（FelixMorrow），《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Spain），纽约，先锋出版社（PioneerPublishers），1938年，第189页。——原注这段采访可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orrow-felix/1938/revolution-spain/ch17.htm——中译者注
[38]保利诺·伊格雷西亚斯·波塞（PaulinoIglesiasPosse，1850年10月17日——1925年12月9日），通称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PabloIglesias）,早期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重要领袖之一。自幼家境贫寒，九岁丧父后辍学，四处流浪，当过印刷工人，学会了法语，开始翻译法文的社会主义著作。1870年参加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1873年参加图画印刷工会，1874年当选为该工会主席。1879年成立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888年成立工人总同盟，1889年当选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担任这个职务长达36年之久。——中译者注
[39]儒勒·巴西尔·盖德（JulesBasileGuesde，1845年11月11日——1922年7月28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80年与保罗·拉法格（PaulLafargue）等人一起成立了法国工人党。长期积极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活动，一战爆发后，支持法国政府参战。——中译者注
[40]何塞·梅萨·雷昂帕尔特（JoséMesayLeompart，1831—1904），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早期重要人物之一，曾是共和派，巴黎公社起义后转向马克思主义，1879年参与成立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并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为西班牙语。——中译者注
[41]保尔·拉法格（PaulLafargue，1842年1月15日——1911年11月26日），生于古巴圣地亚哥。1851年随全家迁回法国波尔多。1864年进入巴黎大学。在普鲁东影响下，参加了第一国际。后来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1868年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结婚。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西班牙，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9年与盖德等人成立法国工人党。1889年主持召开第二国际成立大会。1911年与妻子一起自杀。——中译者注
[42]弗兰西斯科·摩拉·门德斯（FranciscoMoraMéndez，1842年9月26日——1924年5月22日），当过鞋匠，1952年进入马德里皇家音乐学院学习。1869年参与创建第一国际马德里支部。1879年参与创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曾任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中译者注
[43]安东尼奥·加西亚·凯西多（AntonioGarciaQuejido，1856年2月16日——1927年6月12日），生于马德里，当过排印工人。1879年参与创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888年参与创建工人总同盟，同年当选为工人总同盟主席。1894年至1905年担任工人总同盟总书记。1897年当选为工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1899年至1902年再次担任工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俄国革命爆发后，支持参加第三国际，并于1921年脱离工人社会党，建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与西班牙人共产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后担任总书记。——中译者注
[44]1919年12月，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以12497票赞成、14010票反对，驳回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动议；1920年6月，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以8268票赞成、5016票反对，决定参加共产国际，但在第三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参加共产国际的动议以6025票对8880票遭到否决。——中译者注
[45]“二十一条”是指参加共产国际所必须满足的21个条件，具体请参阅《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98页。——中译者注
[46]达尼埃尔·安吉亚诺·曼加多（DanielAnguianoMangado，1882年12月11日——1963年8月12日），1905年参加社会党。因参与1917年大罢工而被监禁，被判处终生监禁。因当选为议员而在1918年获释。1920年被社会党派往俄国考察，回国后建议社会党参加第三国际。与加西亚·凯西多一起脱离社会党后成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然后又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7]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FranciscoLargoCaballero，1869年10月15日——1946年3月23日），生于马德里，1894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918年至1938年担任工人总同盟（UniónGeneraldeTrabajadores）总书记，1919年参与创建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德·里维拉将军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后，他领导社会党和工总同独裁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任劳工部长。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总理。1939年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8]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图埃洛（IndalecioPrietoTuero，1883年4月30日——1962年2月12日），生于奥维耶多，六岁丧父后，随母亲迁居毕尔巴鄂。曾在街头卖报，在报社当过速记员。1899年参加社会党。逐渐成为巴斯克地区社会党的重要领袖。曾参加组织1917年大罢工，后逃往法国。1918年当选议员后，于4月回国。在二十年代反对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同独裁政府合作的路线。共和国成立后，曾在第一届阿萨尼亚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和公共建设部长，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担任海军与空军部长，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担任国防部长。1935年至1948年担任社会党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9]请参阅小册子《向工人发表的演讲》（discursosalostrabajodores）（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出版社[EdicionesElSocialista]，1934）。——原注
[50]爱德华多·洛佩斯·奥乔亚·波尔通多（EduardoLópezOchoayPortoundo，1877—1936），西班牙将军，曾镇压1934年10月阿斯图里亚斯起义。1936年8月在马德里被无政府主义者枪决。——中译者注
[51]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凯维多（LuisAraquistáinQuevedo，1886年6月18日——1959年8月8日），曾当过领航员，1915年至1923年担任《西班牙》（España）杂志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社会党，1929年第二次参加社会党。共和国成立后，曾参与起草新宪法。他是社会党左翼的理论家，支持无产阶级专政。1932年3月至1933年5月曾任驻德大使。1936年7月出任驻法大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逐步抛弃革命立场，转向改良立场。——中译者注
[52]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奥约奇（JulioÁlvarezdelVayoyOlloqui，1891年2月9日——1975年5月3日）。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学，并在巴利亚多利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读博士后课程。他年轻时就参加了社会党，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反对社会党同政府合作的路线。第二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驻墨西哥大使和驻苏联大使。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曾担任人民阵线政府的外交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3年成立西班牙民族解放阵线（FrenteEspañoldeLiberaciónNacional），1970年西班牙民族解放阵线并入反法西斯爱国革命阵线（FrenteRevolucionarioAntifascistayPatriota）后担任代理主席，继续进行反弗朗哥独裁政权的斗争。1975年因心脏病去世。——中译者注
[53]卡洛斯·德·巴莱巴尔·艾斯彭达布鲁（CarlosdeBaraíbaryEspondaburu，1895—1972），起初是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后转向社会主义，1931年10月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成为卡巴耶洛的忠实追随者。内战爆发后，于1937年2月21日担任陆军部副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4]让—里夏尔·布洛什（Jean-RichardBloch，1884年5月25日——1947年3月15日），法国作家、诗人。1921年曾参加法国共产党，在“布尔什维克化”时期退党。三十年代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文艺界活动，1939年重新参加法国共产党。1941年4月流亡苏联，1945年2月回国。——中译者注
[55]让—里夏尔·布洛什，《西班牙，西班牙！》（Espagne,Espagne！），巴黎，国际社会出版社（EditionsSocialesInternationales）,1936年，第79—80页。——原注
[56]奥拉西奥·艾切瓦里耶塔·马鲁里（HoracioEchevarrietaMaruri，1870年9月15日——1963年5月20日），西班牙商人、银行家、实业家。——中译者注
[57]克洛德·格纳德·鲍尔斯（ClaudeGernadeBowers，1878年11月20日——1958年1月21日），美国民主党人，曾撰写民主党的史书，1933年至1939年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1939年至1953年任驻智利大使。——中译者注
[58]克洛德·鲍尔斯，《出使西班牙（1933—1939）》（MamissionenEspagne[1933-1939]），巴黎，弗拉马里昂出版社（Flammarion），1956年，第43页。——原注
[59]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科尔佐夫（МихаилЕфимовичКольцов，1898年6月12日——1940年2月2日），原姓弗里德兰德（Фридлянд），生于基辅一个犹太鞋匠家庭，1917年参加革命，1918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内战结束后成为著名记者，并进入《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曾被派往西班牙担任《真理报》特约记者。1937年返回苏联，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遇害。1954年平反。——中译者注
[60]科尔佐夫，《西班牙日记》，第73页。——原注
[61]贝拉尔米诺·托马斯·阿尔瓦雷斯（BelarminoTomásÁlvarez，1892年4月29日——1950年9月14日），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工会（SindicatoMineroAsturiano）总书记，1934年阿斯图里亚斯矿工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苦役。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在内战期间积极组织阿斯图里亚斯工人民兵，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中译者注
[62]维克托·塞尔日（VictorSerge，1890年12月30日——1947年11月17日），本名维克托·利沃维奇·奇巴尔契奇（ВикторЛьвовичКибальчич），生于布鲁塞尔，父母都是俄国流亡者。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向往革命，1918年年底前往俄国，1919年1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后来被派往柏林，1923年11月被迫离开德国，同年开始与俄国左翼反对派建立联系。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被捕，1936年获释。离开苏联，定居法国。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但并未参加第四国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病逝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63]胡安·安德拉德·罗德里格斯（JuanAndradeRodríguez，1898年2月3日——1981年5月1日），1912岁参加激进共和党的青年团，1914年参加社会党的青年运动，1919年担任社青团机关报《新生》（Renovación）周报编辑。十月革命后支持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率领部分社青团团员成立西班牙人共产党，并当选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西班牙人共产党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火炬》周报编辑，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0年参与建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并负责党的刊物《共产主义》（Comunismo），1935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立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战斗报》(LaBatalla)编辑。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并当选为统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5月的巴塞罗那起义之后，于6月被捕，1938年年底获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0年因参加法国抵抗运动再次被捕，1944年被抵抗运动解救，此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当中进行革命工作。1978年返回西班牙，1981年于马德里去世。——中译者注
[64]路易斯·波尔特拉·费尔南德斯（LuisPortelaFernández，1901—1983），当过排印工人，1917年参加社青团，1919年当选为社青团全国委员会副书记，1920年随安德拉德等人一起创建西班牙人共产党，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流亡法国，共和国成立后回国，逐渐向右翼反对派靠拢，参加了工农同盟。因参加1934年10月起义，而被判处终生苦役，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前往瓦伦西亚，当选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列万特联合会书记，1938年8月被捕，被判处15年徒刑，1939年共和军放弃瓦伦西亚前获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继续参加统工党的流亡活动。——中译者注
[65]奥斯卡尔·佩雷斯·索利斯（ÓscarPérezSolís，1882年8月24日——1951年10月26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898年进入炮兵学院学习，1904年获少尉军衔。在陆军期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巴利亚多利德社会主义小组（AgrupaciónSocialista），1912年退役后，曾多次代表社会党参加选举。1917年4月因批评社会党应该对大罢工的失败负责，而暂时退出社会党，1918年重新参加社会党，并主张参加共产国际，1921年脱离社会党，参与创建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与西班牙人共产党合并后，担任党报《红旗报》（LaBanderaRoja）编辑。1923年8月被捕，1924年获释后流亡法国，同年回国，1925年再次被捕，在狱中皈依天主教，抛弃了共产主义，出狱后投靠右翼运动，1933年参加长枪党，内战爆发后投靠了弗朗哥反动派。——中译者注
[66]拉蒙·拉莫内达·费尔南德斯（RamónLamonedaFernández，1892年6月9日——1971年2月27日），少年时参加社青团，后参加社会党与工总。1921年与佩雷斯·索利斯等人脱离社会党，参与创建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后来又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回到了社会党。1936年当选为社会党总书记。1946年与内格林等人一起被社会党开除（2008年社会党恢复了他们的党籍）。——中译者注
[67]佩德洛·波内特（PedroBonet，1901—1980），生于雷里达。九岁开始在印刷厂做工。1913年参加全劳联。参加了1917年大罢工，并因此首次入狱。二十年代参加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工农同盟成立后担任执委会委员。1935年统工党成立后担任执委会委员。1937年6月16日被捕，1938年10月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巴塞罗那失陷时越狱，流亡法国，继续担任《战斗报》编辑。1980年在巴黎逝世。——中译者注
[68]戴维·雷（DavidRey，1889—1958），本名达尼埃尔·雷布尔·卡布雷（DanielRebullCabré），1910年参加全劳联，1931年参与创建工农同盟，1935年参与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7年五月事件后入狱，1939年共和军放弃巴塞罗那之前获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9]何塞·迪亚斯·拉莫斯（JoséDíazRamos，1895年5月3日——1942年3月20日），生于塞维利亚，当过面包师，1913年参加塞维利亚面包师工会，不久后参加了全劳联。曾领导了1917年和1920年的大罢工。1925年被捕，1927年获释后参加了西班牙共产党。在1932年4月的西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不久后担任总书记。1935年出席共产国际七大。1939年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书记处工作。1942年因不堪忍受病痛而自杀。——中译者注
[70]安东尼奥·米赫·加西亚（AntonioMijeGarcía，1905年9月24日——1976年9月1日），生于塞维利亚一个工人家庭，当过面包师学徒，1919年参加全劳联，二十年代开始担任塞维利亚面包师工会司库，不久后担任该工会书记。1926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1932年担任西共书记处书记。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军事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1]茹安·法雷·加索（JoanFarréGassó,1892—1944），铁路工人，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工农同盟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创建人，1937年统工党被镇压后，继续在地下领导统工党，1938年被捕，1939年流亡法国，二战期间参加法国抵抗运动，1941年被捕，1944年获释后被西班牙斯大林派暗杀。——中译者注
[72]这里讲的不是很明白。实际情况是这样的：1928年11月2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批独立的共产主义者成立了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ComunistaCatalà），这个党独立于西班牙共产党，而且也没有参加共产国际。1930年，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ComunistaCatalano-Balear，西班牙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组织）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又吸收了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然后于1931年成立了自己的群众组织——工农同盟（西班牙语：BloqueObreroyCampesino；加泰罗尼亚语：BlocObreriCamperol）。1931年，以安德列乌·宁为首的一批西共左翼反对派成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OposiciónComunistaEspañola），参加了国际左翼反对派，1932年3月改名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ComunistadeEspaña）。1932年4月，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名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ComunistaIbérica）。1934年9月，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正式同国际左翼反对派脱离关系。1935年9月29日，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同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但人们往往把工农同盟、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与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混为一谈。本书中也用工农同盟来指代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与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希望读者能多加注意。——中译者注
[73]胡利安·戈尔金（JuliánGorkin，1901—1987），本名胡利安·戈麦斯·加西亚—里维拉（JuliánGómezGarcía-Ribera），1921年参与成立列万特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ComunistadeLevante），1929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1933年与毛林一起领导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工农同盟。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再次流亡法国，1935年返回西班牙，参与创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领导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机关报《战斗报》（LaBatalla）的编辑工作。1939年在叛军攻占巴塞罗那前逃往巴黎，随后流亡墨西哥。四十年代末逐步堕落为反共分子，从1953年起参加反共组织“文化自由大会”，积极为反动阵营效劳。——中译者注
[74]西共的第一任总书记应为加西亚·凯西多。——中译者注
[75]何塞·布利耶霍斯·桑切斯（JoséBullejosySanchez，1899—1975），当过邮局职员，1920年参加西班牙人共产党，西班牙人共产党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后，领导党的比斯开支部，1925年1月担任总书记。在1932年8月的桑胡尔霍政变中，由于支持共和国政府，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批判后辞职，同年10月被开除出党，后来重新参加了社会党。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6]加夫里埃尔·雷昂·特里利亚（GabrielLeónTrilla，1899年8月3日——1945年9月6日），生于巴利亚多利德的一个军官家庭，1918年参加社会党的学生组织，1920年参与创建西班牙人共产党。1925年担任宣传鼓动书记。1928年被捕，1930年获释。1932年因在桑胡尔霍政变中支持共和国政府，被开除出党。1936年重新参加西共。1939年流亡法国，二战期间组织西班牙流亡者参加法国抵抗运动，并在西班牙国内秘密组织游击队。1945年因卷入西共党内斗争而被暗杀。——中译者注
[77]曼努埃尔·阿达梅·米萨（ManuelAdameMisa，1901—1945），曾参加全劳联，1927年参加西共，并担任政治局委员。1932年西共四大上由于不赞成共产国际的立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社会党。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8]这里的时间顺序有误，桑胡尔霍军事政变发生在1932年8月，而西共四大是在1932年3月召开的，布利耶霍斯、特里利亚和阿达梅等人都是在8月之后才先后被开除出党的。——中译者注
[79]卡耶塔诺·波利瓦尔·艾斯克里瓦诺（CayetanoBolívarEscribano，1897—1939），生于弗莱雷斯（Frailes），1924年获得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返回西班牙后参加了西共。在1933年大选中当选为国会议员。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了马拉加的防御工作。共和国覆灭后，被弗朗哥反动派逮捕，1939年7月4日遇害。——中译者注
[80]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托马斯（JesúsHernándezTomás，1907—1971），生于穆尔西亚，年幼时即参加左翼运动。14岁时便参与创建西班牙共产党。1927年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932年担任西共政治局委员。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出任教育与艺术部长，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任教育与卫生部长。1938年4月担任中南战区政委。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44年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81]佩德洛·马丁内斯·卡尔通（PedroMartínezCartón，1905年6月21日——1977年12月27日），生于加迪斯省洛斯·巴里奥斯镇（LosBarrios）。当过侍者和排字工人，参加了共产党。因参加1934年十月起义而被捕入狱。1936年2月当选为国会议员，因而获释。在内战爆发后，参加了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民兵，1936年年底担任第16混成旅旅长，1938年8月担任第52师师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在流亡期间脱离西共。1977年在墨西哥逝世。——中译者注
[82]比森特·乌里维·加尔德亚诺（VicenteUribeGaldeano，1902年12月30日——1961年7月11日），生于毕尔巴鄂，当过金属工人，1923年参加西共，1927年担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于1936年9月至1939年3月出任农业部长。1936年10月下令将所有参加叛乱者的地产收归国有。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83]伊茜多拉·多洛蕾丝·伊巴鲁里·戈麦斯（IsidoraDoloresIbárruriGómez，1895年12月9日——1989年11月12日），外号“热情之花”（LaPasionaria），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重要领袖之一，西班牙共产党荣誉主席。生于加利亚尔塔（Gallarta）。参加过1917年大罢工，1918年开始以“热情之花”为笔名给工人报刊写文章。1920年参与创建西班牙人共产党，西班牙人共产党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后，1930年任中央委员会委员。1931年担任党报《工人世界》（MundoObrero）编辑。内战爆发后，于1937年担任共和国议会副议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1942年至1960年担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1960年改任党主席，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回国，1989年去世。——中译者注
[84]茹安·柯莫雷拉·索雷尔（JoanComoreraySoler，1894年9月5日——1958年5月7日），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雷里达省塞加拉县（Segarra），1913年开始给《广告报》（LaPublicidad）当记者。1914年前往巴塞罗那，开始参加共和派运动，1919年移民阿根廷，1930年政变后被迫流亡乌拉圭。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后返回加泰罗尼亚，参加了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1931年至1936年担任《社会公正》（JusticiaSocial）周报编辑。1933年4月当选为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年1月至10月在路易斯·孔帕尼斯的第一届加泰罗尼亚政府内担任农业与经济部长。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被判处十三年徒刑。1935年初，加泰罗尼亚的几个社会主义政党开始就合并问题进行商讨，柯莫雷拉的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极力主张将各个社会主义组织合并为统一的组织。人民阵线赢得1936年大选后，柯莫雷拉获释，同年4月，加泰罗尼亚的几个社会主义组织合并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后，由柯莫雷拉出任总书记。内战爆发后，曾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担任多个部长职务。1937年4月起担任司法委员，在任上镇压了巴塞罗那工人起义。1939年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51年潜回西班牙从事地下工作，1954年被捕，1958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85]合并的谈判从1936年初就开始了，各方最终于6月25日达成了合并的协议。——原注
[86]这里的时间顺序交代得不是很清楚。实际上社青团与共青团的领导人在1936年3月访问了苏联，会见了青年共产国际的领袖，在访苏期间就合并问题进行了谈判，他们回国后，在9月召开两个组织的统一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社青团代表和7名共青团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了统社青。原社青团的领导人（比如卡里略）是在此之后才参加西共的。——中译者注
[87]桑蒂亚戈·何塞·卡里略·索拉雷斯（SantiagoJoséCarrilloSolares，1915年1月18日——2012年9月18日），生于希洪，父亲是社会党领袖文塞斯拉奥·卡里略。小学毕业后当过印刷工学徒，13岁时参加社青团与工总。1931年开始给《社会主义者》当记者。1934年4月当选为社青团总书记，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与他的父亲文塞斯拉奥、卡巴耶洛和其他社会党领袖关在一起。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出狱后参加了把社青团与共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并在1936年11月7日参加了西共。同年11月担任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委员，积极组织防御工作。1937年3月当选为西共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54年西共五大以后，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60年接替多洛蕾丝·伊巴鲁里，担任西共总书记，1976年潜回西班牙，被捕，不久后获释。1977年2月提出“欧洲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并在西班牙“民主转型”期间帮助资产阶级巩固了统治秩序。1982年辞去总书记的职务。1985年被开除出党后，成立了西班牙工人党—共产主义者团结（PartidodelosTrabajadoresdeEspaña–UnidadComunista），该党始终不成气候，1991年解散后，大部分党员参加了社会党，但卡里略本人拒绝参加社会党。2012年于马德里去世。——中译者注
[88]文塞斯拉奥·卡里略·阿隆索—佛尔哈多尔（WenceslaoCarrilloAlonso-Forjador，1889—1963），1903年参加社青团，1905年参加社会党，因积极参加工总的活动，在1910年至1917年间多次被捕。1931年当选为马德里市议员与国会议员。1936年当选为社会党执委会委员，并在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内担任内务部副部长。1939年参加胡安·卡萨多军政府，遭到他的儿子桑蒂亚戈的谴责。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89]只有很少一批人仍然忠于托洛茨基，并执行了打入社青团的路线。格兰迪索·穆尼斯就是这批人之一（参见下文）。——原注
[90]科尔佐夫认为统工党是“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联盟”，《西班牙日记》，第24页。——原注
[91]胡安·安德拉德，《西班牙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派与无政府主义者》，《西班牙革命》（Larévolutionespagnole），1937年4月15日。——原注
[92]托洛茨基写过这样的话（《西班牙的教训：最后警告》[Leçonsd'Espagne:dernieravertissement]，第2版，巴黎，先锋出版社[EditionsPioniers]，1946年，第40页）：“诚然，全劳联吸引了无产阶级最勇猛的分子。这是多年大浪淘沙的结果。巩固它、把它变成真正的群众组织，是每一个进步工人、特别是共产主义工人的迫切任务。”——原注这句话实际出自《西班牙革命》（1931年1月24日）第5节。——中译者注 |
第一章寡头集团与共和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勃鲁埃->西班牙革命与内战（1961）
第一部
第一章寡头集团与共和派
·一个背负着沉重历史负担的国家
·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西班牙社会的结构
·农业问题
·教会
·西班牙陆军
·资产阶级
·西班牙贵族与保守派政党
·人民行动
·军方的阴谋
·长枪党
·追求地方自治的共和派
·资产阶级共和派
·西班牙与工人运动
在二十世纪初的西欧，西班牙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异类：在日益划一的世界里，它顽固地保存着自己的传统，它的统治者不顾现代的政治与经济潮流，骄傲地保存着它的西班牙文明特色。但在一九三六年，在这个背着沉重的历史负担的国家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最后一场革命。当时的西班牙就像一九一七年的俄国一样，是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的环节；但与十月革命不同的是，西班牙革命并不是一场大火的第一点星火，而是一场已在整个欧洲熄灭的大火的最后一点余火。俄国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先兆。西班牙革命却只给列强提供了广大的试验场，使它们能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准备。这场最终转变为内战的革命，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
一个背负着沉重历史负担的国家
沙皇俄国的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是很缓慢的，所以它具有极端落后的性质。然而西班牙身上却发生了一个诡异的悖论：正是由于它比其他欧洲列强都更早踏入现代的门槛，才直接导致了它的落后。
西班牙君临欧洲的时期，正好是它支配了世界贸易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它的君主制开始集权化，它的地方特色开始模糊起来：封建的西班牙正在消失，一个现代国家正在形成。但是，过早的扩张，在它身上产生了反作用。发现美洲后，西班牙在新大陆建立起了广袤的帝国，这给它埋下了衰落的种子。尽管西班牙的帆船将贵金属运回本国，给西欧注入了新鲜血液，可是西班牙本土却似乎陷入了瘫痪，在十六世纪的历史学家笔下，西班牙本土成了“荣耀之泉”，也成了“泪水之谷”。到了十九世纪，西班牙失去了它仅剩的几个殖民地，最后，不断地改变着旧欧洲的工业革命与自由化革命，也来到了西班牙。
旧制度下的各个阶级不断分化，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迟缓与经济关系的失调，阻碍了民族的形成，并助长了各省份的离心倾向与分离主义：巴斯克（Basque）与加泰罗尼亚（Catalunya）的工业在十九世纪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使当地商人从中获益，他们对卡斯蒂利亚（Castilla）寡头集团加在他们头上的枷锁感到不满，却又没有办法打破它。无产阶级化的农民群众有时会用猛烈的爆发来宣泄他们的怒气，这种爆发，是发生在机器时代的货真价实的农民起义。无产阶级仍与农民的世界维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农民的闯劲鼓舞下，它开始自我组织。于是，由历史所种下的破灭之种子，是如此的鲜活，如此的沉重，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个复杂的社会浑身上下几乎都充满了破灭的种子。
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班牙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它的在业人口有百分之七十在农业中工作。西班牙农民仍然使用着中世纪的农具：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仍在使用人力而不是畜力犁地。单位产量在欧洲属于最低之列，而超过百分之三十的可耕作土地被闲置。
工业虽然存在，却才刚刚进入制造业阶段。工业的集中进行得非常缓慢：只有巴斯克地区的钢铁工厂，才算得上资本主义重工业。如果按照总出口额计算，加泰罗尼亚的纺织工业拥有最重要的地位，但它却分散在大量小企业中。
西班牙能够提供给世界市场的只有农产品和矿物资源，它要用这些产品换回外国生产的工业制品。但是，早在几十年前，西班牙最重要、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外国资本的沃土：铁路和有轨电车有比利时资本（一百万美元）；矿山、纺织与化学工业有法国资本（六百万美元）；加泰罗尼亚与列万特（Levante）的水电站有加拿大资本；英国资本（一千万美元）控制着整个巴斯克地区的冶金业、海军船坞和铜矿，包括里奥·丁托（RioTinto）在内[1]；美国资本虽然来得晚，但它资金雄厚，已经控制了各家电话公司[2]；最后是德国资本，它已经投资于列万特的各家电力公司，一九三六年它开始向冶金业渗透。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班牙的产品获得了销路，给它带来了一段比较繁荣的时期。它成了粮食输出国，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工业产品出口国。可是，战争结束后，它竞争不过各大工业强国，被赶出了世界市场。一九二九年的世界危机对它造成了沉重打击：它的国内市场原本就只能勉强消化她的民族工业生产的产品，而列强竞相推行的关税，使它无法出口农产品，摧毁了它的国内市场。与先进国家相比，西班牙这种半殖民地结构的国家，更容易受到三十年代的各种危机的影响，由危机引发的社会反响也会更加剧烈[3]。
西班牙社会的结构
经济即使只遭到最轻微的退步，极其严重的社会分化都会使它雪上加霜，而且还会让这个本来就已经没有多少调节能力的社会有机体更加僵化。根据昂利·拉巴塞尔[4]的估算，西班牙有一千一百万在业人口，其中有八百万仅能靠工作勉强糊口的贫民：一百万小手工业者、两百万至三百万农业工人、两百万至三百万产业工人与矿工、两百万佃农或小农。特权阶级，也就是拉巴塞尔所谓的“寄生阶级”，有一百万人，主要是官吏、教士、军人、知识分子、大地主和上层资产阶级；夹在特权阶级与贫苦大众之间的是约两百万“中产阶级”，其中一半是富农，另一半是小资产阶级，他们主要集中在巴塞罗那（Barcelona）、瓦伦西亚（Valencia）、毕尔巴鄂（Bilbao）和桑坦德（Santander）等几个比较发达的城市。
这八百万穷苦的劳动者别无他法，只能在恒久不变的生活环境中挣扎求生，他们把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绝大部分预算都用于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发展。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由于关税壁垒的存在，再加上列强也不向西班牙开放市场，在它们的竞争下，西班牙无法通过外界来发展它的生产资料。而在国内，如果能创造出一个稳定而富裕的农民阶级，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国内市场。但这首先需要解决西班牙的主要问题——土地问题。在农业地区，存在着最激烈的社会斗争，造成了长久的仇恨。
农业问题
在一九三一年，有二百万农业工人完全没有土地，而一半的耕地集中在五万名地主手里。有一百五十万小农只拥有不到一公顷的土地，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在大地主的庄园里工作；拥有一百公顷以上的土地的地主有一万人。某些省份的土地几乎完全为大地主所控制：在塞维利亚（Sevilla)省，仅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大地主，拥有着全省百分之七十二的土地；在巴达霍斯（Badajoz）省，地主仅占人口的百分之二·七五，却拥有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梅迪纳塞利（Medinaceli）公爵拥有七万九千公顷土地，而佩尼亚兰达（Peñaranda）公爵拥有五万一千公顷以上的土地，这早已是尽人皆知。
然而，这些枯燥的数字，远远不能展示出土地与农民的全部实际状况。各地的农业制度，都是按照当地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干旱程度而定的。农民为了争夺土地，进行了几百年的争斗，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土地所有制。在季节工（seasonalworker）与独立小农之间，存在着一个佃农阶层，他们要向地主租种土地，租期有长有短；小农也得按照中世纪封建制度的规定，缴纳各种费用。因此，正如杰拉尔德·布伦南[5]指出的，西班牙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农业问题：北部和中部的小农拥有的土地过少，往往难以维持生计；而在南方，大地主通过雇佣体力工人，建起了自己的大庄园，由于人力资源十分充足，所以大地主可以把这些工人的工资压低到无法维持生活的地步。
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有广大的公共用地，这使当地小农获益不少；巴斯克地区、纳瓦拉（Navarra）或马埃斯特拉斯戈（Maestrazgo）的佃农虽然谈不上安逸，倒也很少会落到贫困的地步。然而加利西亚（Galicia）的农民却只有很少的土地，沉重的foro[6]——领主税的一种残余形式——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雷昂（León）、旧卡斯蒂利亚（CastillalaVieja）和阿拉贡（Aragon）平原的农民往往得在放债人的压迫下挣扎求生。列万特的农民为了支付censo，不得不卖掉自己继承下来的土地，不过有时候他们还是能够买回来的；格拉纳达（Granada）与穆尔西亚（Murcia）的平原有着充足的供水，但在这些地方耕种的农民不得不支付高昂的地租。加泰罗尼亚的小农的生活稍微好一点，但他们的邻居“拉巴塞雷”[7]的处境却在逐年恶化。
在新卡斯蒂利亚（CastillalaNueva）的平原上，贵族的庄园差不多一年到头都在出租。这里的问题在于租期比较短，租约没有保证，地主不承担任何义务，他可以随意提高地租，并经常放纵自己的代理人去欺压农民。根据一九二九年的纳税记录，一百万人口当中有八十五万人每日收入不到一比塞塔（peseta）。
在拉·曼查（LaMancha）和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emadura），庄园规模比较大，小农比较少。“云泰洛”（yuntero）是当地平原上的典型农民，他没有土地，赶着骡子四处游荡，如果他能找到一块“在外地主”[8]的土地，他就在这块地上面耕作。
安达卢西亚（Andalusia）是大庄园制（latifundia）的传统地盘。当地大地主的平均年收入为一万八千比塞塔，而小地主只有一百六十一比塞塔。但大部分农民都没有一寸土地：他们只能在大庄园里当“布拉塞洛”（bracero），也就是农业短工，他们很少会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工作一天以上，终年都得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工作，领着不能填饱肚子的工资[9]，还得忍受监工（labrador）的监管，这帮仗势欺人的狗腿子动不动就会克扣工钱，或是借助开除工作来勒索工人。地主为了打猎，或是为了压榨短工，宁可让许多可耕作的土地抛荒。这里可能生活着全欧洲最悲惨的人；但它又是一片充满了阶级仇恨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奴隶随时可能起来造奴隶主的反：造反的农民渴求土地。
简单来说，统治西班牙的是一小撮大地主[10]。这些大地主被他们的敌人叫做“寡头”，几百年来，他们都在竭力保护自己的大部分特权与压榨农民得来的财富。他们曾通过君主制进行统治，这是唯一一种符合他们的利益与野心的制度。一九二三年，为了保住君主制，他们支持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发动“兵谏”[11]，建立了独裁政权。一九三〇年，国王与寡头集团达成协议，迫使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辞职，由贝伦盖尔[12]将军接任。一九三一年，共和国兵不血刃地成立了：共和国新总统、大地主阿尔卡拉—萨莫拉[13]在广播讲话中说这是一场“格外光荣”的“和平革命”。君主制让位于共和制，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却毫发未损。阿尔方索十三世[14]虽然逃离了西班牙，却没有退位。广大寡头依然忠于阿尔方索十三世。在新的政治制度下，长期以来一直在支撑着寡头集团的统治的两大支柱，依然被寡头集团保存了下来，它们就是教会与陆军。
教会
西班牙教会拥有八万名教士、僧侣和修女，它就像是直接从中世纪搬过来的一样，早已落后于时代。它拥有可观的精神力量与世俗力量。但要准确估算它的财富是很困难的。虽然人们常说教会不是西班牙第一大地主，但它也相差不远。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便对教会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教会拥有一万一千处田产，总价值约为一亿三千万比塞塔。教会在城市里拥有不相上下的财产，它还下海经商，投资金融业与工业，直接控制着、或通过幌子公司操纵着一些重要企业：乌尔奇霍（Urquijo）银行、里夫（Riff）铜矿、北方铁路、马德里有轨电车和跨地中海公司（TransmediterraneanCompany）。
在君主制时期，教会控制着教育；共和国成立后，教会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教育[15]：西班牙有半数人口——一千二百万人——都是文盲，在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当中，有五百万人接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但是，教会对教育的控制，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效果。在一九三一年五月的反天主教骚乱中，多所修道院和教堂被烧毁，这一事件揭示了一种深刻的现象：人民群众正在挣脱教会的束缚，转而对付教会[16]。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那些社会不公没有那么明显的地方，农民群众还会听教会的话；这些地方要么就像加利西亚，那里大家都比较穷，要么就像巴斯克地区、纳瓦拉、列万特、加泰罗尼亚等地（旧卡斯蒂利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进这类地方），那里的生存条件总的来说还勉强可以接受。而在大庄园制盛行的地方，人们就把教会当成是有钱人的宣传工具和老巢、财产制度与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捍卫者、顽固地反对一切社会改良的敌人、所有工人的公敌。托莱多（Toledo）大主教、红衣主教塞古拉[17]年收入高达六十万比塞塔，他就是西班牙教会的反动性质的完美化身。这位高级教士、西班牙首席主教，是“一个活在十三世纪的教士”，“他认为，洗澡如果不是魔鬼本人的发明，就是异教徒的发明；而且还像早期的苦行僧一样，穿着刚毛衬衣”[18],他顽固地反对共和国，他不仅坚决反对一切“颠覆”，还坚决反对一切自由主义。
西班牙陆军
西班牙陆军的体制及其社会地位，在欧洲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一百多年来，它在保卫自己的殖民地时屡战屡败，它却把自己变成了一种独立的政治实体。简单来说，它是一支“兵谏”（pronunciamiento）军队——pronunciamiento这个词是从西班牙语借来的，这绝非偶然。屡败屡战、丧师辱国的军官们，将失败迁怒于历任政府。镇压摩洛哥领袖阿卜杜勒·克里姆[19]的里夫（Riff）战争，从一九二一年一直打到一九二六年：仅在一九二四年，就有一万五千名西班牙士兵丧命，全靠利奥泰[20]率领的法军，才打赢了这场战争[21]。尽管遭到了这样的大败，军方首脑却把失败都归咎于政府的无能，并把自己当作挽救了殖民成果的英雄，这也是西班牙外籍军团指挥官之一、弗兰西斯科·弗朗哥（FranciscoFranco）中校首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他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英雄。打赢里夫战争后，摩洛哥仍是陆军的封地：将军们才是那里真正的总督。
军官团为自己的各种特权而感到自豪，它最重要的特权就是发动“兵谏”，在正统派看来，这是所有西班牙美德的化身，因此，参军当官，便成了富家子弟的一条光荣出路。在这一片无比绝望的形势中，陆军是统治阶级唯一的武器、最终的救星与最后的希望。共和国的成立，得到了军方首脑的许可。但是，德高望重的桑胡尔霍[22]将军却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二日发动了“兵谏”，这次“兵谏”虽然失败了，却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如果共和国不听寡头集团的话，军方随时会收回这种许可[23]。
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陆军的炮兵用的是老式的七十五毫米口径野战炮，步兵用的是一九〇九年式勒贝尔(Lebel)步枪，它的飞机也比不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空军，但它却装备了大量的机枪。在跟任何一支现代军队交战时，它都撑不过一星期；但它却能把革命起义扼杀在血泊中。它的士兵吃不好、穿不好，装备差，训练也很差。从技术角度来看，它的军官也非常平庸，曾在摩洛哥殖民军服役的军官，就是它最有经验的军官了。但它也有一支精锐部队，那是一支真正的职业化军队，也就是外籍军团，它是在里夫战争期间，由米利安—阿斯特莱[24]将军组建的，它的摩洛哥团都是由最落后、最好战的山地部落民组成的。这些雇佣兵、外籍士兵和摩尔人构成了这支内战军队的突击队。一九三四年十月，阿斯图里亚斯矿工举行起义，企图阻止自联入阁。这支对西班牙精神毫无共感、但却冷酷高效的精锐部队，仅用了十二天就镇压了起义。指挥外籍军团镇压起义的军官中，有一些人曾在两年前参加过桑胡尔霍的政变，并因此被判刑。
不过，这支军队并不缺少军官。在君主制时期，军官团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八百名将官，也就是说，军官同士兵的比例为一比六，而将官同士兵的比例仅为一比一百。在共和国时期，支持共和国的军官一天比一天少。阿萨尼亚[25]政府为了摆脱军官团，曾向军官团许诺：只要军官愿意提前退役，就可以领取全额退职金，结果大批左翼军官趁机离开了军队，脱离了那种令人窒息的氛围。绝大部分的军官、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是顽固的保王派，他们支持寡头集团、反对变革，他们全是革命的死敌[26]。
资产阶级
西班牙资产阶级的历史并不长，它理论上是一支新生的力量，但就连它的身上，也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西班牙的工业化在十九世纪进行得非常缓慢，而且还只限于某些地区。工业化的缓慢进展与地方特色，使工业化催生出来的中产阶级带有一些独特的性质。真正的金融寡头仅存在于比斯开（Biscay）与阿斯图里亚斯，毕尔巴鄂与比斯开银行（BancoBilbaoVizcaya）便是一个典型范例。大部分历史学家强调指出：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所需要的政治环境，是在复辟时期[27]由农业寡头集团进行的自由化运动失败之后才广泛出现的。西班牙中产阶级的发育不良，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屡屡受挫的原因之一；自由主义总是被对手指控为外来之物，是它屡遭失败的另一个原因。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被扣上“亲法派”（afrancesado）的帽子[28]。西班牙资产阶级总是被怀疑为外国思想的代言人或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它为了挤进统治集团的圈子，不得不一再妥协、克制与投降。
毕尔巴鄂与阿斯图里亚斯的富豪们急切地想挤进地主寡头集团的圈子，并同他们分享西班牙银行的管理权[29]。新生的金融寡头集团从一开始就同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私人联系与经济联系。罗马诺内斯伯爵[30]是君主制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是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省的一个大地主，马德里最大的房产业主，并且还是佩纳洛亚（Penarroya）矿山和多家大银行的大股东。要对西班牙经济进行剧烈的变革，就会触动地主的利益，而地主也只是强大的有产者寡头集团的一部分，所以，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进行剧烈变革的动力。
在革命前夕，这个寡头集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便是胡安·马尔奇[31]。他曾干过走私生意，后来在阿尔方索十三世统治时期获得了烟草专卖权，成了大银行家和大实业家；共和国成立后的首任政府指控他叛国和诈骗；他在乡下拥有无数田产；他曾秘密充当英国资本的代理人；他还参加过西班牙中央工业局（CentralOfficeofSpanishIndustry），参加这个机构的除了他之外，还有罗马诺内斯、里奥·丁托矿山的奥克兰德·盖德斯[32]男爵，以及意大利、法国、德国资本的代表。他资助一切反对共和国的组织，并在引发了内战的一系列国内外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班牙贵族与保守派政党
英国贵族成功地赶上了资本主义扩张的浪潮，而西班牙贵族却没有赶上。把自己的庄园当成一桩生意来经营，把它给做大做强，这并不是西班牙贵族关心的重点，他关心的主要是保持自己对领地上的廉价劳动力的领主权，他相信这是他的天赋权利。他唯一的存在理由，便是他的贵族地位，他会公开承认自己就是西班牙的化身。他的姓氏、财富与权力，与他密不可分，而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列祖列宗一代代传下来的。
大部分贵族都支持阿尔方索十三世，并将君主制看作是维系社会的基础。在共和国时期，他们构成了“西班牙复兴运动”[33]的骨干，按照安萨尔多[34]的看法，这个政党是“起义的合法掩护”，它的领导人是戈伊科切亚[35]和何塞·卡尔沃·索特洛[36]。卡尔沃在结束流亡返回西班牙后，成了一个大张旗鼓的保守政党的领军人物，与其说他是君主主义者，不如说他是“组合主义者与极权主义者”。他还很年轻——他生于一八九三年——他还有辉煌的从政记录。他当选议员时年仅二十五岁，而且他在二十六岁就当上了瓦伦西亚省长，普里莫·德·里维拉建立独裁政权后，又请他出任财政大臣。他通过巴尔博[37]同罗马的法西斯政府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他同寡头集团的各个有影响力的圈子都有关系，跟红衣主教塞古拉关系特别好，而塞古拉本人自称是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崇拜者。卡尔沃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一个优秀的记者，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在一九三六年的议会中，他是极右派的代言人，而且还是将军们的政变阴谋的主谋之一。
另外一个君主主义运动叫正统派联盟，领导它的是一群狂热的教士，它在纳瓦拉的小农中间具有较强的群众基础。正统派联盟是卡洛斯派运动的组织，它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诞生的，一百多年来，它以“上帝、国王、国家”为口号，吸引了最狂热的天主教保守派分子，并不知疲倦地策划阴谋，企图把“正统”的卡洛斯支系捧上王位，而卡洛斯支系的最后一位王位觊觎者是年迈的阿尔方索·卡洛斯[38]。正统派联盟的真正领袖是曼努埃尔·法尔·孔德[39]，他已经进行了数年的精心准备，企图通过武装叛乱推翻共和国。
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代表西班牙复兴运动）、安东尼奥·利萨尔萨[40]（代表卡洛斯派）和巴雷拉[41]中将在罗马同墨索里尼签署了一项协定，按照协定的条款，墨索里尼会向他们的运动提供武器与资金，让他们推翻共和国。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卡洛斯派从自己的军事组织“呼啸兵”当中抽调了许多年轻人，把他们派去意大利接受军事训练。他们利用意大利资助的钱财，在纳瓦拉囤积了大量军火[42]。
其实，无论是卡洛斯派还是阿尔方索派[43]，他们全都反对普选制，他们认为普选制冒犯了西班牙精神，并以粉碎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派的颠覆企图、拯救西班牙与基督教为自己的天命。
人民行动
西班牙教会中有一部分人参加了君主派阴谋家的活动，对于这些人的要求，教会并没有立即做出回应。政治上更加老谋深算的梵蒂冈肯定给西班牙教会出过主意，所以，在共和国时期，教会才采纳了耶稣会及其秘密代理人、《争论报》（ElDebate）主编安赫尔·埃雷拉[44]的狡猾路线。这条路线的主旨是：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天主教政党，为这个党提供人才和思想指导；明面上既不支持君主制也不支持共和制；同意在议会制的框架内参与政治，但公开宣称自己的目标是废除宪法中有关世俗国家的一切规定[45]。于是，教会为了参加竞选，便让鼓吹专制的反动政党“天主教行动”（AcciónCatólica）出面组建了“人民行动”，并给它设计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领导体制。这个组织的领袖是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夫雷斯[46]，他是一个天主教律师的儿子，自幼聪颖，曾在萨拉曼卡接受过慈幼会[47]僧侣的教育，还当过《争论报》的记者。他被埃雷拉选中，来领导这个教会与有产阶级的政党；他还是一个大富豪的女婿；他具有扮演他的角色所需要的一切素质：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熟练的演说家，拥有行动的能力；他虽然敬佩希特勒的能力，却并不以希特勒为榜样，因为希特勒是反对天主教的；他的理想是奥地利总理多尔弗斯[48]及其“组合国家”（corporativestate）。
一九三三年，希尔—罗夫雷斯把他的组织同其它几个右翼团体合并为“西班牙自治权利联合会”；在当年的大选中，自联同君主派组织组成竞选联盟，赢得了胜利。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自联是右翼共和派联盟的核心，他们精心破坏了首届共和国政府所取得的每一个成果。这两年被共和派和社会党叫做“黑暗的两年”（bienionegro），在这两年里，土地改革遭到搁置，工资被逐步削减，曾一度靠边站的保王派军官也回到了原来的重要职位上。自联在残酷镇压了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后，由于共和国总统拒绝下令处决领导这次起义的社会党人冈萨雷斯·佩尼亚[49]，便退出了联合政府。它的农业部长希梅内斯·费尔南德斯[50]曾提出有利于“云泰洛”的温和的改良措施，可就连这样的措施都遭到了它的反对[51]。从一九三五年起，它便企图独掌政权，于是便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准备。
军方的阴谋
希尔—罗夫雷斯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间担任陆军部长，在他的包庇下，极端分子同军方相互勾结，进行着军事阴谋的准备。一九三四年大选产生的新政府刚一成立，就对参加了一九三二年桑胡尔霍军事政变的军人实行大赦。被判决有罪和被解职的军官都恢复了名誉。一九三四年，在桑胡尔霍的提议下，西班牙军事同盟（UniónMilitarEspañola）成立了；它很快就成了阴谋集团的核心，许多高级军官都参加了这个组织：陆军参谋长弗朗哥将军、陆军部副部长范胡尔[52]将军、陆军总监罗德里格斯·德尔·巴里奥[53]将军，他们全都是在共和军中担任要职的保王派与保守派高官。这个组织的成员巴雷拉中将还跟保王派分子利萨尔萨和戈伊科切亚一起与墨索里尼签订了协定。
化名“唐·佩佩”（DonPepe）的巴莱拉[54]上校（他不久后晋升为将官）四处奔走，加强了军方阴谋集团同卡洛斯派领袖的联系，他还指导了纳瓦拉“呼啸兵”的军事训练。按照国民运动的一位御用历史学家的说法，一九三五年夏天，在阿斯图里亚斯进行的年度演习期间，弗朗哥、范胡尔和戈戴德[55]“制定了全国起义的准备工作的基本纲要”。如果希尔—罗夫雷斯的党无法通过选举夺取政权，军方首脑就会出手。
长枪党
有了德国与意大利的先例，寡头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便开始考虑采用比正统派政党更为现代化的政治工具。
早在一九三六年之前，百万富翁胡安·马尔奇就资助过一个运动[56]，这个运动后来在内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九三二年，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儿子，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57]成立了西班牙长枪党，一九三四年该党与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合并，但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之前，长枪党一直是一个小组织，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力。
长枪党提出了“二十六条纲领”，它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纲领：它痛斥共和派在寡头集团面前表现软弱，鼓吹将银行和铁路国有化，并要求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同时又谴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教条腐蚀人心、动摇国本，并提出了一套与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的理念：西班牙祖国与欧洲享有“独一无二的天命”，“各个阶级与职业应该在这种天命中和谐共处”。长枪党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唯一的不同之处，是他们对待教会的态度：长枪党徒尊重天主教会在被理想化的历史上的西班牙中发挥的作用，哪怕他是无神论者[58]。在何塞·安东尼奥的支持者看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成功，可以使他们迅速获胜，实现他们染指法属摩洛哥、恢复对南美的统治的“帝国梦”——这是西班牙精神与“共同命运”的另一个产物。
长枪党的创始人兼领袖何塞·安东尼奥是一个因富有魅力而出名的安达卢西亚青年，他具有青春赋予他的一切优点，举止优雅，慷慨豪爽，有不少人虽然是他的死对头，却也难以抵挡他的魅力。尽管如此，当时并没有多少人重视他的运动。就像法西斯运动与纳粹运动一样，长枪党运动也曾只能屈居于“社会”背景之中，以便同马克思主义组织作斗争，并使用恐怖与暴力来对付它们。在一九三六年以前，西班牙寡头集团对这个比较平民化的运动一直很冷淡，它更乐意看到希尔—罗夫雷斯通过选举合法夺取政权：如果它要靠一个采用了法西斯主义的方法与教义的政党来拯救的话，这个党对待它的盟友及支持者的态度，往往会像对待敌人一样严酷，而它还不打算接受这个缺点。一九三六年二月，长枪党的党员不过区区数千人，其中有一千人在马德里。它单独参加了大选，并遭到了惨败。它还只是一支预备军，只有等到工人阶级发出占领街头的威胁时，它才会派上用场。何塞·安东尼奥本人也见过墨索里尼，他同参与阴谋的军政高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追求地方自治的共和派
可能会与这种威胁作斗争的力量并不强大，更重要的是，这些力量并不团结。
尽管在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都有资产阶级存在，但是，由于西班牙民族的发育不良，以及各种自治倾向的存在，阻碍了真正的西班牙资产阶级的形成，这是西班牙自由主义者与共和派的悲剧之一。巴斯克地区的银行家与加泰罗尼亚的大商人同寡头集团紧密勾结。在西方国家，小资产阶级构成了那些最强烈支持议会制度的政党的基础，但在西班牙，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都转向了自治运动。
这些人当中，有曼努埃尔·德·伊鲁霍[59]和雷萨奥拉[60]这样的律师，也有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雷库贝[61]这样的实业家，他在一九三六年成了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领袖,这个党成立于一九〇六年，它的口号最清楚不过地体现了它的种族、政治与宗教基础：TodoparaEuzkadiyEuzkadiparaDios（人人为尤斯卡迪，尤斯卡迪为上帝）[62]。这个顽固而保守的巴斯克得到了乡村神甫的大力支持。这个党卖力地组织各种天主教黄色工会，鼓吹“巴斯克工人团结起来”，积极地保护教会与有产阶级，所以资本家也很乐意赞助它，让它去对抗工总和坚持阶级斗争思想的工会。比斯开地区的人民具有无可争辩的特殊性，他们也为自己的特殊而自豪，他们具有古老的传统，这种传统培养出了深厚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这个地区的工业在二十世纪初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虽然这种发展仍不免成为腐朽无能的寡头政权的盘中餐，却也加强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吸引力。
共和国成立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顺理成章地同右派势力以及各种反动保守政党勾结了起来。然而，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大部分右派否决了巴斯克地区的自治地位，迫使该党转投反对派阵营，并在事实上同左派共和党与社会党结盟。
加泰罗尼亚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当地的自治倾向，也是由于工业革命，以及资产阶级同落后的农业寡头集团之间的冲突而催生的。当然，资产阶级上层对此持谨慎态度：它还需要西班牙的市场，为了对付不断反抗的无产阶级，它也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它的领袖是坎波[63]及他的加泰罗尼亚同盟的同伴，他们与其说是加泰罗尼亚人，倒不如说更像寡头集团的一分子。但是，小资产阶级却不一样，他们只要明白了加泰罗尼亚自治运动必须得到工人和农民的支持才能成功的道理，就不会再保持谨慎了。而且，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艾斯凯拉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它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由加泰罗尼亚的几个共和派政党与团体合并而成的，而且，它还得到了强大的农会（拉巴塞雷协会）的支持。这个党的发动机与思想领袖是路易斯·孔帕尼斯[64]，他与萨尔瓦多·塞吉[65]是至交，长期担任全劳联的合法代表，与全劳联关系密切。早在马德里宣告成立共和国之前，巴塞罗那就已经抢先宣告成立共和国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议会表决通过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地位。但是，自治派对右翼政府的上台感到忧心忡忡，他们发动了反对右派政府的起义，起义失败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权被取消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派跟起义工人一起遭到了监禁。
资产阶级共和派
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仅在少数城市和富裕的列万特灌溉平原地区才有真正的基础。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66]的激进党[67]，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些小资产阶级反对军队与教会，希望建立一个新西班牙，挣脱封建时代的各种枷锁，开辟资本主义扩张的道路。但是，由于害怕工农暴动，激进党很快就退缩了，在一九三三年，它由于害怕革命，便与自联结成竞选联盟，大选获胜后同自联组成了联合政府[68]。一九三五年的财政丑闻让雷鲁克斯的党名声扫地[69]。马丁内斯·巴里奥[70]（他出身工人家庭，是共济会领袖之一）带领一部分激进党参加了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左派共和党，但左派共和党与激进党之间也没有多大差别。
为了准确起见，事先说一句：阿萨尼亚是一个典型的西班牙共和派，他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当上了总理，右派在一九三三年大选中获胜后卸任，后来又在一九三六年当上了总统。他于一八八〇年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天资聪颖，曾在艾尔·艾斯科里亚尔（ElEscorial）的圣奥古斯丁修会主办的学校上学，尽管他上的是教会学校，但这根本没能阻止他成为教会的猛烈反对者；很久以前，他就更加倾心于文学，而不是政治。他当过马德里科技文艺社（AteneoCientífico,LiterarioyArtísticodeMadrid）的主席，在君主制末期，他在共和党反对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上了共和行动议会党团主席，并很快在议会中名声鹊起。他崇拜资产阶级法国，梦想着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稳健平衡、由精英领导、并以有产农民构成的中产阶级为其牢固基础的共和国。他并没有因为害怕工农暴动而投入保守派阵营。这反而使他相信：共和派必须主动推行改良，这样才能争取到足够多的工人，阻止革命运动的发生。
他的首届政府，令那些对君主制彻底绝望、但对共和国充满希望的人大失所望。他的政府颁布的农业法案，只向大庄园制的问题发起了进攻，却忽略了朝不保夕的小农的迫切需要。在他执政的两年里，几百万渴求土地的农民当中，仅有一万二千人获得了小块土地，而且他们还得为此支付补偿金，赔偿大地主的损失。
他的军事改革的唯一成果，就是迫使支持共和国的军官离开军队：既然提前退役就能领取全额退职金，这些军官也就乐得脱离军官团；然而保王派军官却继续留任。阿萨尼亚政府在社会改革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全都被世界经济危机对西班牙经济造成的影响给破坏了。它颁布的反天主教法令不但没能对教权主义的堡垒造成任何重大打击，反而还激怒了一大部分中产阶级。最重要的是，它对工农暴动的镇压力度，远远超过了对保王派的镇压。它通过的《保卫共和国法》允许进行不亚于君主制时期的严酷镇压。君主制时期遗留下来的国民警卫队原封未动。阿萨尼亚政府还从共和派当中抽调人手，组建了与国民警卫队相似的另外一支警察部队——突击警察，它在对付工农的时候，跟国民警卫队一样凶狠。
一九三三年一月，在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的鼓动下，安达卢西亚的卡萨斯·比耶哈斯（CasasViejas）的农民揭竿而起，宣布建立“自由共产主义”。阿萨尼亚和内务部长、加利西亚人卡萨雷斯·奇洛加[71]对镇压起义负有重大责任：国民警卫队杀害了二十五名短工，烧毁了他们的小屋。到他下台时，他在镇压工农暴动这方面可谓功勋卓著：监狱里已经关满了革命战士——按照官方数据，足足有九千人，大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阿萨尼亚政府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使其他共和派（包括马丁内斯·巴里奥这般温和的人）都不禁哀叹：这样一个浸透了“污泥、鲜血与眼泪”的政权，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阿萨尼亚在下台后，本已名声扫地，但在被右派关押后，他的名望又回升了。尽管他与一九三四年十月起义毫无瓜葛，却还是被逮捕入狱：所以，他在执政时失去的声望，在下野之后又恢复了。这个左派共和党的领袖，“身材矮小”，面色苍白，一脸病容，长着一对“直勾勾的、呆板”[72]的眼睛（他的对手常说他长着一双蛤蟆的眼睛），他是一个优秀的议会演说家，却是一个差劲的民主领袖。他获释后，在马德里附近的卡米利亚斯（Camillas）召开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四万人之多，他在会上发表了声援政治犯的讲话。这仍是因为他象征着共和党与社会党的联盟，他是在代表议会制共和国向工人呼吁：为了使西班牙摆脱寡头集团的控制、重建现代化的西班牙，请支持共和国。
西班牙与工人运动
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共和派发生了分裂。由于害怕工人阶级革命，雷鲁克斯选择了同自联结盟。阿萨尼亚与马丁内斯·巴里奥则选择了同工人政党结盟，避免革命发生。他们认为一切深刻的体制改革都可以在宪法框架内进行。议会（Cortes）仅有一院，由男女选民经普遍、秘密、直接的选举产生，选举法规定：如果一个政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能够在一个选区赢得绝对多数的选票，就可以获得该选区的百分之八十的议席，这样就能在议会中产生一个可靠的多数党[73]。总统的强大权力——总统可以任命与撤换总理，还可以否决法案——以及宪法保障法庭的存在，似乎可以阻止任何阴谋。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希望建设一个真正自由、世俗、民主的国家，并通过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几百万无地农民，从而重建社会，而这项工作的规模在一九三一年仅仅显露出了冰山一角。
没有工人运动的支持，没有工会与工人政党的支持，他们不可能指望完成这个任务。二十世纪的工人运动已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就连西班牙的核心——农民——也深受其影响。当然，尤斯卡迪农民依然固守着自己的传统，忠于民族主义党；纳瓦拉人和马埃斯特拉斯戈人仍然是卡洛斯派的基本盘，加泰罗尼亚和列万特的小农仍然愿意给共和党（无论右派还是左派）投票。但社会党已经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农村、旧卡斯蒂利亚的农业工人，还有格拉纳达与穆尔西亚的huertas[74]里的农民组织当中获得了可观的影响力。无政府主义者发动和领导了加利西亚的subforados[75]的斗争、安达卢西亚的农业短工的起义、以及阿拉贡无地农民的斗争。工人运动正在努力争取农民阶级的支持。工人运动既成了资产阶级的敌人，又成了赌注。工人运动提出的哪怕是最温和的要求，都会直接威胁到寡头集团的切身利益。
由于工人运动具有强大的爆炸力，小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了自己的目的，便企图获得它的友谊与支持。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有不少强大的敌人，它必须拉拢工人运动，使其成为自己的盟友，才能在西班牙农村掀起这个国家不曾经历过的革命，而没有这样的革命，社会与经济就不会获得任何重大的进展。可是，西班牙工人运动也有它自己的要求与目标。到了一九三五年年底，工人运动似乎已经做好了挑战寡头集团的准备，而寡头集团想要消灭工人运动，共和派想要利用工人运动。
[1]在革命前夕，里奥·丁托铜矿公司拥有1800万美元的资本，每年可赚取450万美元的利润。阿索尔（Atholl）公爵夫人指控该公司曾以40比塞塔兑1英镑的汇率，资助军方的叛乱头目，而正常的汇率是80至100比塞塔兑1英镑（《西班牙的探照灯》[SearchlightonSpain]，哈蒙兹沃斯[Harmondsworth]：企鹅书屋[PenguinBooks]，1938年）。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一家大型军火商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Vickers-Armstrong）也在西班牙设有分公司，它与苏比拉与乌尔奇霍（ZubiraandUrquijo）银行关系密切。——原注
[2]运输、照明与电力公司（Traction,Light&ElectricPower）控制着加泰罗尼亚90%的电力生产。——原注
[3]当时，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独裁政府决定实行石油专营，美国富豪迪特丁（HenriDeterding，1866—1939）便对西班牙实行了经济制裁，导致比塞塔严重贬值。——原注
[4]昂利·拉巴塞尔（HenriRabasseire），《Espagne,creusetpolitique》，（巴黎：fustier,1938），第60页。——原注
[5]布伦南，《西班牙谜题》（TheSpanishLabyrinth），剑桥大学出版社，1943年，第87—131页。——原注
[6]在中世纪，加利西亚的大部分土地都属于教会，佃农可以向教会永久租借土地，并能传给后代，教会也不得将佃农逐出租种的土地，但佃农必须向教会缴纳相当于田产价值的2%的税款，这种租种制度就叫做foro。下文的censo与这种制度相似，不过主要出现在卡斯蒂利亚一带。foro与censo的区别在于，foro的租约中会规定租借期限，但这种期限实际上是无限的，典型的foro租约中对租期的规定为：“三辈子再加二十九年”。——中译者注
[7]“拉巴塞雷”（rabassaire）这个词是由rabassamorta（意为“死根”）演变而来的，它指的是一种特殊的佃农，这种佃农的租约中规定：当租地上的作物有四分之三死亡时，租期立刻结束。在十九世纪，这种租约还算是比较有利的，但是，随着根瘤蚜（phylloxera）造成的破坏，以及寿命较短的、需要更仔细的照顾的作物的引进，这种租约就变得非常糟糕了。在1934年起义发生前不久，加泰罗尼亚议会表决通过了有利于拉巴塞雷的法案，但在坎波（Cambó）与右派的压力下，宪法保障法庭废除了这项法案。——原注
[8]“在外地主”（absenteeestateowner）是指不住在自己的田产上的地主，这种地主往往住在城里，将田产交由他人打理。——中译者注
[9]短工们的工作时间从日出开始，到日落结束。1936年初，大部分农业工人的工资在0.60比塞塔至3比塞塔之间，但他们的工作是季节性的，而且时有时无。——原注
[10]拉巴塞尔估计无地农民的数量约为200万人。保守派马特奥·阿斯佩蒂亚（MateoAzpeitia）也指出：84%的小地主需要可以维持生计的收入（《西班牙的土地改革》[LareformaagrariaenEspaña]，马德里，EditorialReus，1932年）。——原注
[11]原文为pronunciamiento，本意为“宣言”。由于西班牙陆军在西班牙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西班牙陆军在发动政变时，往往只需要公开发表一个宣言，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立场，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完成政变，故将其译为“兵谏”。——中译者注
[12]达马索·贝伦盖尔·福斯蒂（DámasoBerengueryFusté，1873年8月4日—1953年5月19日），生于古巴，1889年参军。1909年晋升为将军。1918年曾任陆军大臣。普里莫·德·里维拉倒台后，贝伦盖尔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1年2月14日贝伦盖尔辞去首相之职，但仍担任陆军大臣。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后被捕，获释后退出政界。——中译者注
[13]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托雷斯（NicetoAlcalá-ZamorayTorres，1877年7月6日——1949年2月18日），生于科尔多瓦省的普里耶戈·德·科尔多瓦镇（PriegodeCórdoba），1899年参加自由党（PartidoLiberal）。曾当过律师。1917年至1918年任公共建设大臣、1922年至1923年任陆军大臣。因不赞成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军事政变，他没有参加德·里维拉的独裁政府。1930年德·里维拉倒台后，他宣称自己是共和派，并参加了阿拉贡起义，失败后遭到关押，1931年共和派在市政选举中获胜后获释，并在第二共和国成立后出任临时政府总理，同年10月15日辞职。1931年12月10日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936年4月7日。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后流亡阿根廷，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14]阿尔方索十三世（AlphonsoXIII，1886年5月17日——1941年2月28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1886年继位，1902年正式执政。1931年西班牙爆发了革命，共和派政党在4月12日的市政选举中大获全胜，阿尔方索十三世随即出逃，流亡巴黎，最后死于罗马。——中译者注
[15]共和党曾提出《宗教结社法》（Leydecongregaciones），企图消除宗教对教育的控制，但这个法案却从未获得通过。共和国初期曾在世俗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到了1936年的时候，这些成果仅剩下了三项：教会与国家分离、允许离婚和取缔耶稣会。——原注
[16]在这方面，1936年5月的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在马德里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一个谣言：教士和信天主教的妇女正在向工人阶级居住区的孩子散发有毒的糖果，随后，马德里各地都发生了程度不等的袭击教堂、教士和出名的狂热信徒的事件。当然，所有的党派一致将其归咎于挑拨分子散播的谣言。但是，反天主教的情绪一定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否则没人会听信这样的谣言。——原注
[17]佩德洛·塞古拉·萨恩斯（PedroSeguraySáenz，1880年12月4日——1957年4月8日），生于卡拉索（Carazo），曾就读于柯米利亚斯神学院（UniversidadPontificiaComillas），1912年在巴利亚多利德神学院任教，1916年任巴利亚多利德辅理主教，1920年任科里亚（Coria）主教，1926年任布尔戈斯（Burgos）大主教，1927年任托莱多大主教，同年升任红衣主教。1931年7月被共和国政府驱逐出境。1937年9月任纳瓦拉大主教。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反动分子。——中译者注
[18]拉莫斯·奥利维拉（RamosOliveira），《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与人物1808—1946》（Politics,EconomicsandMenofModernSpain1808-1946），伦敦，戈兰奇（Gollancz）出版社，1946年，第438页。——原注
[19]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克里姆·哈塔比（MuhammadIbn'Abdal-Karimal-Khattabi，1882－1963），生于摩洛哥北部的阿杰迪尔（Ajdir），曾当过教师、编辑和法官。1920年发动了反对西班牙殖民军的里夫起义。1923年2月1日宣告成立独立的里夫共和国。1926年5月里夫共和国被西班牙和法国联合推翻后，被流放到留尼汪岛（LaRéunion）。1947年获释后前往开罗，继续领导争取独立的斗争。1963年在开罗逝世。——中译者注
[20]路易·于贝尔·贡萨尔夫·利奥泰（LouisHubertGonzalveLyautey，1854年11月17日——1934年7月21日），生于南锡（Nancy），1873年入读圣西尔（Saint-Cyr）军校，1877年毕业后曾在阿尔及利亚、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等地服役。1907年任法属摩洛哥总督。1911年任军长。1912年—1925年任法属摩洛哥驻军司令。1917年曾短暂出任陆军部长。1921年晋升为法国元帅。1925年辞职后。晚年同法国法西斯运动关系密切。1934年逝世。——中译者注
[21]法国对里夫共和国的侵略行动，其实主要是由菲利普·贝当（PhilippePetain，1856—1951）指挥的。——中译者注
[22]何塞·桑胡尔霍·萨卡内伊（JoséSanjurjoySacanell，1872年3月28日——1936年7月20日），生于潘普洛纳（Pamplona），父亲是军官，支持卡洛斯派。曾参加了镇压古巴起义的战争，并参加了两次里夫战争。1928年任国民警卫队总司令。第二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国民警卫队总司令。1932年改任海关司令。1932年8月10日发动军事政变，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34年获释后流亡葡萄牙。1936年7月参加了反动派的武装叛乱，7月20日因空难身亡。——中译者注
[23]这次政变会失败，是因为塞维利亚的工会发动了总罢工。警察并没有干预政变，反而向要求警方严惩政变军人的工人开火。桑胡尔霍和其他几个军官被判处死刑。桑胡尔霍在法庭上宣称：他支持解除对耶稣会的禁令，并企图阻止土地改革、阻止加泰罗尼亚获得自治（参见下文）。——原注
[24]何塞·米利安—阿斯特莱·特雷洛斯（JoséMillán-AstrayyTerreros，1879年7月5日——1954年1月1日），生于拉科鲁尼亚（LaCoruña），1894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AcademiadeInfanteríadeToledo），1896年入读高等军事学校。毕业后进入总参谋部工作。曾参与镇压菲律宾起义。在里夫战争期间组建了西班牙外籍军团。1924年晋升为上校，1927年晋升为准将。1932年被勒令退役后，投身右翼运动，内战爆发后投靠了弗朗哥反动派阵营。1954年去世。——中译者注
[25]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ManuelAzañaDíaz，1880年1月10日——1940年11月3日），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AlcaládeHenares）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00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获博士学位。1914年参加改良党（PartidoReformista）。一战期间曾为多家报纸写过文章。1926年组建共和行动（AcciónRepublicana）。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4月14日出任陆军部长，同年10月14日出任总理，1933年9月6日辞职。1934年他将共和行动与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RepublicanoRadicalSocialista）、加利西亚自治共和组织（OrganizaciónRepublicanaGalegaAutónoma）合并为左派共和党（Izquierda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逮捕入狱，1935年1月获释后，参与组建人民阵线，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总理，同年5月辞职，改任共和国总统。1939年3月，共和国覆灭后辞去总统职务，流亡法国，1940年10月死于蒙托邦（Montauban）。——中译者注
[26]阿斯图里亚斯国民警卫队司令多瓦尔（Doval，1888—1975）上校甚至宣称：他“决心消灭所有革命的种子，哪怕是在孕妇肚子里。”草率的枪杀与大规模的酷刑，是1934年大镇压的特点，而工人阶级将其完全归咎于正规军。——原注
[27]1874年12月29日，马丁内斯—坎波斯（Martínez-Campos，1831—1900）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西班牙第一共和国，将波旁王朝的阿尔方索十二世（AlfonsoXII）推上王位，恢复了君主制，从这次政变到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的这段时间，就叫做复辟时期。——中译者注
[28]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才敢同法国占领军“合作”。——原注
[29]根据比克托·阿尔瓦（VictorAlba）的说法（《西班牙共和国史》[HistoiredesRépubliquesespagnoles]，万塞纳[Vincennes]，南北[Nord-Sud],1947年，第307页），西班牙银行有一万六千名的股东，他们只需要大约五年的时间，就可以赚回跟投资额相当的利润。股息率从未低于16%。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被镇压的那一年，股息率高达130%。——原注
[30]阿尔瓦洛·德·菲格洛亚·托雷斯—索托马约尔（ÁlvarodeFigueroayTorres-Sotomayor，1863年8月9日——1950年10月11日），罗马诺内斯伯爵（condedeRomanones），比利亚梅霍尔（Villamejor）侯爵之子。1884年毕业于马德里中央大学，1894年出任马德里市长。曾十七次出任内阁大臣，1910年至1912年出众议院议长，1912年至1913年、1915年至1917年、1918年至1919年三次出任首相，并于1923年短暂担任参议院议长。——中译者注
[31]胡安·阿尔维托·马尔奇·奥尔迪纳斯（JuanAlbertoMarchOrdinas，1880年10月4日——1962年3月10日），生于马约卡岛（Mallorca）的圣马尔加利达镇（SantaMargalida）。年轻时曾干过从北美往西班牙走私香烟的生意。一战期间在交战双方之间做生意，大发横财。1926年在马约卡创办马尔奇银行（BancoMarch）。共和国成立后，他因非法交易而入狱，越狱后逃往直布罗陀。他向弗朗哥反动派资助了大笔金钱，弗朗哥胜利后也给了他巨额的回报，使他在二战后跻身于世界顶级富豪之列。——中译者注
[32]奥克兰德·坎贝尔·盖德斯（AucklandCampbellGeddes，1879年6月21日——1954年6月8日），英国政治家，曾当过贸易委员会（BoardofTrade）主席与驻美大使。——中译者注
[33]西班牙复兴运动（RenovaciónEspañola）是一个君主主义政党，主张由阿尔方索十三世复辟，并反对卡洛斯派。1933年1月，戈伊科切亚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在脱离人民行动之后，成立了这个政党。该党在1937年4月解散，党员都加入了长枪党。——中译者注
[34]胡安·安东尼奥·安萨尔多·贝哈拉诺（JuanAntonioAnsaldoyVejarano，1901年6月24日——1954年4月20日），西班牙极右派政客，反动派阴谋家。在共和国时期曾经参与并策划了多次军事政变阴谋。——中译者注
[35]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柯斯库尤埃拉（AntonioGoicoecheaCosculluela，1876年1月21日——1953年2月11日），保王派政治家，曾参加国民行动，1933年建立西班牙复兴运动，内战爆发后他解散了西班牙复兴运动，1938年出任西班牙银行董事。1953年去世。——中译者注
[36]何塞·卡尔沃·索特洛（JoséCalvoSotelo，1893年5月6日——1936年7月13日），生于彭特维德拉省（Pontevedra）图伊镇（Tui），曾参加自由保守党（PartidoLiberal-Conservador），并在1925年至1930年任财政大臣。共和国成立后流亡国外，1934年5月回国，代表西班牙复兴运动当选议员。1935年曾试图同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争夺长枪党的领导权，未能成功。1936年7月12日被刺杀。——中译者注
[37]伊塔洛·巴尔博（ItaloBalbo，1896年6月6日——1940年6月28日），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重要活动家之一。1915年志愿参军。1917年接受飞行训练。战后在佛罗伦萨求学，并获得法律学位与社会科学学位。1921年参加法西斯党，很快成为法西斯党的重要人物。法西斯党上台后，他在1926年出任负责航空事务的国务秘书，并于1929年出任空军大臣。1933年出任利比亚总督。1940年因飞机失事身亡。——中译者注
[38]阿尔方索·卡洛斯（AlfonsoCarlos，1849年9月12日——1936年9月29日），圣海梅与安茹公爵（duquedeSanJaimeydeAnjou），唐·卡洛斯的孙子。阿尔方索十三世出逃后，阿尔方索·卡洛斯提出继承西班牙王位的要求，被卡洛斯派称为阿尔方索·卡洛斯一世。——中译者注
[39]曼努埃尔·洛伦索·何塞·法尔·孔德（ManuelLorenzoJoséFalConde，1894—1975），生于阿斯图里亚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大学期间开始接触卡洛斯派运动，1932年参加正统派联盟，很快就成为该党的领袖，并于1934年5月出任正统派联盟总书记。他曾积极参与策划了多次军事政变阴谋。弗朗哥下令将正统派联盟并入长枪党后，他失去了原先的地位，并拒绝参加长枪党，遂流亡国外。回国后企图重建卡洛斯派运动，未果。1955年退出政界。——中译者注
[40]安东尼奥·德·利萨尔萨·伊里瓦伦（AntoniodeLizarzaIribarren，1891年1月16日——1974年9月27日），卡洛斯派民兵组织“呼啸兵”领导人之一。——中译者注
[41]埃米利奥·巴雷拉·卢扬多（EmilioBarreraLuyando，1869年1月17日——1943年5月5日），西班牙将军。生于布尔戈斯，1885年入读高等军事学院（AcademiaGeneralMilitar），1888年毕业后曾在古巴、波多黎各等地服役。1922年曾任陆军副大臣，并当过阿尔方索十三世的副官。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卡洛斯派的阴谋活动。1934年代表西班牙军事同盟（UniónMilitarEspañola）在罗马同墨索里尼签署协定。内战爆发后被捕入狱，越狱后投奔弗朗哥。——中译者注
[42]安东尼奥·利萨尔萨在他的《纳瓦拉密谋回忆录》（MemoriasdelaconspiraciónenNavarra，潘普洛纳，戈麦斯[Gómez],1953年）中写道：他们利用意大利提供的资金，从比利时购买了6000支步枪、150挺重机枪、300挺轻机枪、10000枚手榴弹和5000000发子弹。1936年1月10日，他们成立了第一支部队——潘普洛纳军团（第73页）。——原注
[43]阿尔方索派（Alfonsists），指支持阿尔方索十三世一脉的保王派分子。——中译者注
[44]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ÁngelHerreraOria，1886年11月19日——1968年7月28日），西班牙记者、天主教政治家、红衣主教。生于一个与耶稣会关系密切的家庭，自幼接受耶稣会教育。1908年参与创建全国天主教宣传员协会，并在1908年至1935年间担任主席。1911年至1933年担任教会日报《争论报》（ElDebate）编辑。1931年成立国民行动，1940年成为神父。1947年任马拉加主教。1965年任红衣主教。——中译者注
[45]所以，这个党的象征希尔·罗夫雷斯才会写出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民主不是目的，而是建立新国家的手段。等到时机来临时，议会要么向我们屈服，要么就被我们消灭。”（《争论报》，转引自布伦南，《西班牙谜题》，第280页。）希尔·罗夫雷斯在对君主派的批判中，指出君主派使用了“灾难性的策略”，为了反对独裁政权，不惜造成“社会革命”，导致了“共产主义共和国”的成立。——原注
[46]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夫雷斯·奇尼奥内斯·德·雷昂（JoséMaríaGil-RoblesyQuiñonesdeLeón，1898年11月22日——1980年9月14日），生于萨拉曼卡（Salamanca），1919年毕业于萨拉曼卡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22年参加社会人民党（PartidoSocialPopular），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担任全国天主教农民协会（ConfederaciónNacionalCatólico-Agraria）书记，并进入《争论报》编辑部工作。共和国成立后，参与成立国民行动。1931年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参与成立西班牙自治权利联合会，并在当年大选中率领右派获胜，1935年5月至12月出任陆军部长。人民阵线在1936年大选中获胜后，自联的成员大量流失，1937年4月他解散了自联，内战结束后流亡国外，弗朗哥死后回国。——中译者注
[47]慈幼会（SalesiansofDonBosco）是天主教会的一个组织。——中译者注
[48]恩格尔贝特·多尔弗斯（EngelbertDollfuss，1892年10月4日——1934年7月25日），奥地利政治家，隶属于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Partei）。出生于特克辛塔尔（Texingtal）的一个农民家庭。一战期间在意大利战线作战，期间曾被俘。战后曾当过下奥地利农民协会主席。1930年被任命为奥地利联邦铁路（ÖsterreichischeBundesbahnen）总裁，1931年3月被任命为农业与林业部长，1932年5月被任命为总理，1933年3月，奥地利议会议长和副议长为了能在议会中投票而辞职，多尔弗斯趁机下令议会无限期休会，颁布紧急法令，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同年9月将支持他的独裁政权的政党合并为“祖国阵线”（VaterländischeFront），1934年2月镇压了二月起义，同年4月30日颁布新宪法，正式建立起了法西斯政权。同年7月25日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暗杀。——中译者注
[49]拉蒙·冈萨雷斯·佩尼亚（RamónGonzálesPeña，1888年7月11日——1952年7月27日），社会党人，工会活动家。生于奥维耶多省拉斯·雷格拉斯镇（LasRegueras），年轻时当过矿工，后来担任工人总同盟旗下的全国矿工联合会（FederaciónNacionaldeMineros）总书记。1934年10月领导了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并在1938年出任司法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和墨西哥。——中译者注
[50]曼努埃尔·希梅内斯·费尔南德斯（ManuelGiménezFernández，1896年5月6日——1968年2月27日），西班牙法学家，1933年参加自联，并在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间出任农业部长，任上曾提出了一些温和的土地改革措施，由于遭到包括本党在内的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而被迫辞职。——中译者注
[51]希梅内斯·费尔南德斯是一个基督教民主派分子，在他任农业部长的几个月里，成了寡头集团的眼中钉，被寡头集团叫做“白色布尔什维克”。他为了给自己的计划寻找依据，引用了利奥十三世教皇的一段通谕，结果一个保王派议员这样回答他：“如果你敢用教皇通谕来夺走我们的土地，我们就要脱离教会。”——原注
[52]华金·范胡尔·戈尼伊（JoaquínFanjulGoñi，1880年5月30日——1936年8月17日），西班牙军事同盟的创建人之一，曾在1935年出任陆军部副部长。参加了1936年7月18日的叛乱，失败后被处决。——中译者注
[53]安赫尔·罗德里格斯·德尔·巴里奥（ÁngelRodríguezdelBarrio，1876年8月28日——1936年11月7日），1893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参加镇压菲律宾起义。此后曾在摩洛哥服役。1924年晋升为少将。1933年出任陆军总监，1936年死于癌症。——中译者注
[54]何塞·恩里克·巴莱拉·伊格雷西亚斯（JoséEnriqueVarelaIglesias，1891年4月17日——1951年3月24日），生于加迪斯（Cadiz），曾参加过两次里夫战争。第二次里夫战争结束后晋升为上校。三十年代初曾出使德国、瑞士等国。1932年参加了桑胡尔霍军事政变，事败后被监禁。获释后参加了卡洛斯派的阴谋组织，并指挥训练“呼啸兵”。他积极参加了反共和国的政变阴谋。内战后投奔了弗朗哥。1939年出任弗朗哥独裁政府的陆军部长。1942年被撤职。1945年出任西属摩洛哥总督。后死于白血病。——中译者注
[55]曼努埃尔·戈戴德·约皮斯（ManuelGodedLlopis，1882年10月15日——1936年8月12日），生于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城（SanJuan），参加过第二次里夫战争。战争结束后晋升为准将，并出任驻非西军参谋长。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反共和国的阴谋组织。1936年5月被提升为中央集团军参谋长。1936年7月在巴塞罗那发动叛乱，事败后被处决。——中译者注
[56]值得注意的是，长枪党的大金主中有一个人叫德·雷克里卡（DeLequerica，1891—1963），后来他当上了西班牙驻维希法国的大使，以后又当上了外交部长。（艾梅特·约翰·休斯[EmmetJohnHughes]，《西班牙报告》[ReportfromSpain]，纽约，亨利·霍尔特[HenryHolt]，1947年。）——原注
[57]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萨恩斯·德·艾雷迪亚（JoséAntonioPrimodeRiveraySáenzdeHeredia，1903年4月24日——1936年11月20日），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律，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1933年10月29日成立长枪党，并于同年当选众议员。1936年3月14日被捕，内战爆发后被处决。——中译者注
[58]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是一个真正的富家少爷，而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创始人拉米洛·雷德斯马·拉莫斯（RamiroLedesmaRamos，1905—1936）却正好与何塞·安东尼奥相反，长枪党的法西斯主义的平民性质，在雷德斯马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雷德斯马崇拜希特勒，敌视天主教，他负责民奋会的宣传工作，还设计了该组织的旗帜：跟全劳联一样，也采用红色与黑色（但图案不同）。他（与何塞·安东尼奥与鲁伊斯·德·阿尔达[RuizdeAlda1897—1936]）成了长枪党领袖，但在1935年年底，他脱离了长枪党，内战爆发后被民兵处决。——原注
[59]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奥约（ManueldeIrujoOllo，1891年9月25日——1981年1月1日），生于纳瓦拉的艾斯特亚镇（Estella）。1908年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1921年、1923年当选纳瓦拉省议员，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被监禁。1930年曾参加纳瓦拉省政府。193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国政府。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不管部长，1937年5月至12月任司法部长，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任不管部长，1939年流亡国外，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回国。——中译者注
[60]赫苏斯·玛丽亚·德·雷萨奥拉·桑切斯（JesúsMaríadeLeizaolaSánchez，1896年9月7日——1989年3月16日），生于圣塞瓦斯蒂安（SanSebastian），1919年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从此投身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1931年当选为议员，1936年出任巴斯克政府的司法与文化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74年秘密回国，1980年当选为巴斯克议会议员，不久退休。——中译者注
[61]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雷库贝（JoséAntonioAguirreyLecube，1904年3月6日——1960年3月22日），生于毕尔巴鄂。大学毕业后开始经营家族企业，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1926年开办个人律师事务所，不久后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1930年促使党内分裂的两派重新统一。1936年10月出任巴斯克自治区政府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0年在巴黎因心脏病去世。——中译者注
[62]尤斯卡迪（Euzkadi）是巴斯克地区的统称。——原注
[63]弗兰塞斯克·坎波·巴蒂耶（FrancescCambóiBatlle，1876年9月2日——1947年4月30日），生于贝尔赫斯（Verges），1901年成立地方主义同盟，1918年出任开发大臣，1921年至1922年出任财政大臣。内战爆发后支持弗朗哥反动派。——中译者注
[64]路易斯·孔帕尼斯·乔维尔（LluísCompanysiJover，1882年6月21日——1940年10月15日），生于农民家庭，毕业于巴塞罗那大学。早年即投身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16年当选为加泰罗尼亚区议员。1920年被捕，不久获释。1922年成立拉巴塞雷协会（UniódeRabassaires）。1930年10月再次被捕，1931年获释后在巴塞罗那发动起义，宣告成立共和国。1933年6月至9月担任海军部长。1933年12月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总理，1934年10月发动起义，出任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主席，事败后被判处30年徒刑。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国政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0年8月被捕，9月初被德国秘密警察引渡给弗朗哥政权，10月15日遇害。——中译者注
[65]萨尔瓦多·塞吉·鲁维纳特（SalvadorSeguíRubinat，1886年12月23日——1923年5月10日），外号“糖块小子”（Elnoidelsucre），二十世纪初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重要领袖，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劳联领导人，1923年5月10日被加泰罗尼亚督军雇佣的杀手杀害。——中译者注
[66]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加西亚（AlejandroLerrouxyGarcía，1864年3月4日——1949年6月25日），共和派政客，年轻时投身共和主义运动，1903年参与创立共和同盟（UniónRepublicana），1908年参与创立激进共和党。1930年参加了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委员会。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出任国务部长，1931年4月至12月任外交部长，1933年9月至10月、1933年12月至1934年4月、1934年10月至1935年9月任总理，1935年9月至10月任外交部长。内战爆发后流亡葡萄牙，1947年回国。——中译者注
[67]激进党，全称激进共和党（PartidoRepublicanoRadical），1908年由雷鲁克斯等人在桑坦德成立。该党在1933年大选中与自联组成竞选联盟，获胜后上台组阁。1936年大选中该党惨败，从此一蹶不振，同年解散。——中译者注
[68]自联起初并没有入阁，只是在议会中支持激进党政府。当激进党政府连连爆出腐败丑闻之后，自联才入阁。自联的入阁激起了一些左翼政党的起义。——中译者注
[69]普里耶托（Prieto）甚至认为，雷鲁克斯和他的同伙把内阁变成了赤裸裸的董事会。——原注
[70]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DiegoMartinezBarrio，1883年11月25日——1962年1月1日），生于塞维利亚，1908年参加共济会，不久后参加激进共和党。他是西班牙共济会重要领袖之一。1930年参加了革命委员会。共和国成立后，1931年4月至12月出任通讯部长，1933年9月至10月出任内务部长，1933年10月至12月出任总理，1933年12月至1934年1月出任陆军部长，由于不赞成让自联入阁的决定，退出激进共和党，组建了激进民主党（PartidoRadicalDemócrata），并于1936年4月至5月短暂出任总统。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7月19日出任代理总理。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1]桑蒂亚戈·卡萨雷斯·奇洛加（SantiagoCasaresyQuiroga，1884年5月8日——1950年2月17日），加利西亚民族主义运动活动家，1929年成立加利西亚自治共和组织（OrganizaciónRepublicanaGallegaAutónoma），1930年参加革命委员会，共和国成立后，在1931年4月至10月出任海军部长，1931年10月至1933年9月出任内务部长，1933年7月至12月出任司法部长，1934年参加左派共和党，人民阵线在1936年大选获胜后，曾出任公共建设部长和陆军部长，并在1936年5月至7月出任总理。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72]拉莫斯·奥利维拉，《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与人物1808—1946》，第301页。——原注
[73]按照1931年5月通过的《选举法》的规定，国会（CortesGenerales）仅设一院，原先的参议院被废除；每50000人分配一个议席，人口多于100000人的城市额外多分配一个议席，国会共设473个议席；如果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在某个选区获得绝对多数（超过半数）的选票，就能获得该选区的五分之四的议席；如果获得了相对多数，则可以获得三分之二；剩余的议席分给得票数第二、且得票率大于20%的政党。这种选举制度对多党联盟比较有利。1931年选举法虽然没有赋予妇女投票权，但1931年12月通过的宪法赋予了妇女投票权，所以1933年大选是西班牙史上第一次有妇女参加投票的选举。——中译者注
[74]huertas，意为灌溉农场。——原注
[75]subforados，意为被迫缴纳foro的农民。——原注十六至十七世纪，加利西亚的人口迅速增加。原先租种教会和贵族土地的佃农发现，把租来的土地分成小块，再转租给别人耕种，要比他们自己耕种更有利可图。于是原先的佃农就成了“二地主”（foreros），而向二地主租种土地的佃农就叫subforados。——中译者注 |
本书中出现的主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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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出现的主要组织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艾斯凯拉（Esquerra）：全称“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EsquerraRepublicanadeCatalunya，ERC），它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民族主义政党，1931年3月19日成立。请勿同阿萨尼亚领导的左派共和党（IzquierdaRepublicana，IR）混淆。
长枪党（Falange）：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政党。1933年10月29日，由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儿子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创立，原名“西班牙长枪党”（FalangeEspañola，FE），1934年同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合并后，改称“西班牙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长枪党”（FalangeEspañoladelasJuntasdeOfensivaNacional-Sindicalista）。
地方主义同盟（LligaRegionalista）：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资产阶级右翼政党，1901年成立，主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与君主主义。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3年改称“加泰罗尼亚同盟”（LligaCatalana），1936年内战爆发后瓦解。
反法西斯青年联盟（AlianzaJuvenilAntifascista，AJA）：1937年8月由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几个共和派政党的青年组织共同组建。
革命青年阵线（FrentedelaJuventudRevolucionaria）：简称“革青阵”，1937年由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伊比利亚自由青年联合会共同组建。
工人总同盟（UniónGeneraldeTrabajadores，UGT）：简称“工总”，它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旗下的工会组织，1888年8月12日在巴塞罗那成立。
呼啸兵（Requetés）：卡洛斯派的军事组织。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PartitSocialistaUnificatdeCatalunya，PSUC）：简称“统社党”，1936年7月23日由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共产党（PartitComunistadeCatalunya，西班牙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组织）、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UnióSocialistadeCatalunya）和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PartitCatalàProletari）合并而成。该党是共产国际成员。共和国覆灭后转入地下，1977年恢复合法地位。
加泰罗尼亚小贸易商与小实业家协会（FederaciónCatalanadeGremiosyEntidadesdePequenosComerciantesyIndustriales，GEPCI）：小商人与手工业者的“工会”组织，隶属于工人总同盟。
箭束团（Flechas）：长枪党的青年组织的统称，1937年长枪党将这些组织整编为“青年组织”（OrganizacionesJuveniles），1940年改称“青年阵线”（FrentedeJuventudes），后又改称“西班牙青年组织”（OrganizaciónJuvenilEspañola）。
军事情报局（ServiciodeInformaciónMilitar，SIM）：简称“军情局”，它是西班牙共和国的秘密警察，1937年8月9日成立。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ObrerodeUnificaciónMarxista，POUM）：简称“统工党”，1935年9月29日由“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ComunistadeEspaña）和“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ComunistaIbérica）合并而成，它是一个左翼中派主义政党。1937年6月16日被共和国政府取缔。
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JuntasdeOfensivaNacional-Sindicalista，JONS）：简称“民奋会”。1931年10月10日，由“征服国家”（LaConquistadelEstado）小组与“西班牙行动卡斯蒂利亚委员会”（JuntaCastellanadeActuaciónHispánica）合并而成，1934年2月15日同西班牙长枪党合并为“西班牙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长枪党”。
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NacionaldelTrabajo，CNT）：简称“全劳联”，西班牙主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曾是西班牙影响力最大的工会组织，1910年在巴塞罗那成立。
人民行动（AcciónPopular）：天主教保守派政党。1931年君主制垮台后，西班牙天主教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全国天主教宣传员协会（AsociaciónCatólicaNacionaldePropagandistas）的基础上，成立了“国民行动”（AcciónNacional），1932年改称“人民行动”。1933年，该党纠集一批右翼组织和保王派团体成立了西班牙自治权利联合会。该党的青年组织叫人民行动青年团（JuventudesdeAcciónPopular），俗称“绿衫队”。1937年人民行动响应弗朗哥的号召，参加了统一的长枪党。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JuventudesSocialistasUnificadas，JSU）：简称“统社青”，1936年4月5日由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和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并而成。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为西班牙共产党所控制。共和国覆灭后转入地下。1961年10月，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解散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重新建立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
突击警察（Asaltos）：全称“突击警卫部队”（CuerpodeGuardiasdeAsalto），1932年1月30日由第二共和国政府成立，它是用来镇压城市暴动的特殊警察部队。
西班牙大学联合会（SindicatoEspañolUniversitario）：1933年11月21日成立，它是弗朗哥派的大学生组织。
西班牙共产党（PartidoComunistadeEspaña，PCE）：简称“西共”，1921年11月14日由“西班牙人共产党”（PartidoComunistaEspañol）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PartidoComunistaObreroEspañol）合并而成。
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UnióndeJuventudesComunistasdeEspaña，UJCE或JC）：简称“共青团”，它是西班牙共产党的青年组织，1921年成立。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artidoSocialistaObreroEspañol，PSOE）：简称“社会党”，1879年5月2日在马德里成立，它是西班牙历史最悠久的现存政党。
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德文：Hispano-MarokkanischeTransport-Aktiengesellschaft；西班牙文：CompaníaHispano-MarroquídeTransportes；简称：HISMA）：1936年7月31日，纳粹德国为了支援西班牙反动派，便在西属摩洛哥设立了这家幌子公司。该公司启动资金为二十万比塞塔，老板为约翰内斯·弗兰茨·伯恩哈特（JohannesFranzBernhardt）。
西班牙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FederaciónNacionaldeJuventudesSocialistasEspañolas，FJS）：简称“社青团”，1906年4月14日正式成立，它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青年组织。
西班牙外籍军团（TerciodeExtranjeros）：tercio本意是指西班牙在十六世纪发展出的一种步兵战术，即“西班牙大方阵”。1920年，西班牙为了镇压里夫起义，组建了外籍军团。后来改名为“摩洛哥军团”（TerciodeMarruecos）。里夫战争结束后改名为“西班牙军团”（LegiónEspañola）。内战期间外籍军团参加了弗朗哥的反动派阵营。
西班牙自治权利联合会（ConfederaciónEspañoladeDerechasAutónomas，CEDA）：简称“自联”，1933年3月4日由人民行动发起创立，该组织自称要保卫西班牙与“基督教文明”，抵御马克思主义，倾向法西斯主义。内战爆发后，它的大部分成员都投奔了长枪党。1937年4月19日解散。
唯一党（Partidoúnico）：1937年4月19日，弗朗哥发布《统一法令》，将“西班牙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长枪党”同“正统派联盟”合并为统一的“西班牙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正统派长枪党”（FalangeEspañolaTradicionalistaydelasJuntasdeOfensivaNacionalSindicalista），并命令其他右翼政党解散，全体成员都必须参加长枪党。在共和国被颠覆、到弗朗哥独裁政权被推翻的这一段时间里，该党是西班牙唯一的合法政党。后来改称“国民运动”（MovimientoNacional），1977年4月13日解散。
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团（JuventudComunistaIbérica，JCI）：简称“伊共青”，1931年7月成立，原名“独立共产主义青年团”（JuventudesComunistasIndependientes），本是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青年组织，1935年9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立后成为它的青年组织。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FederaciónAnarquistaIbérica，FAI）：简称“伊无联”，1927年7月26日在瓦伦西亚成立，它在全国劳工联盟内拥有极强的影响力，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力量，以至于它经常与全国劳工联盟一起合称为全国劳工联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CNT-FAI）。
伊比利亚自由青年联合会（FederaciónIbéricadeJuventudesLibertarias，FIJL或JJLL）：简称“自青联”。1932年7月22日在马德里成立，它是无政府主义青年的组织。
尤斯卡迪（Euzkadi）：全称“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巴斯克语：EuzkoAlderdiJeltzalea；西班牙语：PartidoNacionalistaVasco）。它是巴斯克历史最悠久的政党，1895年成立。
正统派联盟（ComuniónTradicionalista）：卡洛斯派的君主主义政党，1869年成立，曾用名“天主教—君主主义联盟”（ComuniónCatólico-Monárquica）、“卡洛斯党”（PartidoCarlista）、“海梅党”（PartidoJaimista）、“保王派联盟”（ComuniónLegitimista）。1937年同长枪党合并。 |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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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九三六年，那一年我们俩都是十岁。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面容憔悴、饥肠辘辘，往往还衣衫褴褛，从西班牙过来逃难，这番骇人的景象，便是西班牙内战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忧心忡忡的大人开始讲起令人不安的词汇：希特勒、空袭、第五纵队、战争。所以，当战争来临时，我们并不感到惊讶：那些西班牙难民已经比我们早一步体验了战争——我们当时未必理解这一点，但对此有着很单纯的直觉。后来，那些从未放弃斗争的西班牙同志向我们承认：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当独裁者纷纷倒台的时候，弗朗哥却没有倒台。
变幻莫测的校园生活，使我们在康多塞中学（LycéeCondorcet）相遇了，几年以来，我们两人都对西班牙内战这个题材感兴趣，我们中的一个人认为，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却遭到了人们的忽略和误解；另一人则认为它是一场遭到了歪曲、叛卖和扼杀的工农革命。我们只在一件事上有共识：那就是必须开展工作，于是我们便抓紧时间，聆听幸存者的叙述——他们既是观察者又是亲历者——并撰写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的历史。我们决心冲破无知、忽视与伪造的重重阻挠，以尽可能真实的方式来重现这一斗争，并消除那些将它过早埋葬的神话。如今我们发现：即使这个目标能够达成，也不过是为编纂一部更为全面的历史迈出了第一步，而要编纂更为全面的历史，需要成千上万的见证人的记述，更需要大量的文件，而这些文件现在仍藏在我们无法进入的档案库里面，这些档案库分散在西班牙本国、法国、英国、苏联或梵蒂冈。
我们的著作，只能提供我们打算提供的内容，只能提供我们能写进去的内容。读者如果被我们勾起了对西班牙的兴趣，在阅读我们的著作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恐怕我们只能建议他们去向西班牙文化专家求教了。西班牙既像非洲，又是欧洲的一部分，它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我们建议那些读者到地理著作中去查询西班牙的具体细节。茹安·马拉加尔[1]写道：“西班牙距离这个世界是如此遥远，就像一颗孤独的行星。它的人民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似乎已被人们遗忘。”读者会发现西班牙是“一块镶着花边的手织披风”，它拥有五十万六千平方千米的面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将近三千万居民，它“过着艰难的生活”，“尽管它的人民十分简朴，它却不能给人民提供足够的产品”，它缺乏资本与运输手段[2]。如果读者查询历史书，他们就会发现，古人把西班牙看作仙境乐土；史上第一位地理学家斯特拉波[3]把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称作“获选者之地”；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由于它的农业技术与手工艺技术，以及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使它的文明在中世纪遥遥领先。读者还会了解到，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4]，是虽然繁荣富足、却已外强中干的穆斯林世界，与生气勃勃的、野蛮的基督教西方世界之间的第一次实力较量，它带来的破坏，并没有阻止西班牙成为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女主人：在所有的历史书中，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紧接着就是“西班牙统治时期”。但读者还会发现，加斯东·鲁普内尔[5]所谓的“西班牙黄金时代”，“既是荣耀之源，又是泪水之谷，这取决于你站在当权者一边还是群众一边，站在朝廷一边，还是站在辽阔而苦难深重的大地一边。”
我们的读者或许还会发现，当他们追寻西班牙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陷入“越接近她，就越敬畏她”的情绪，这也正是多米妮克·奥比耶尔[6]和曼努埃尔·图尼昂·德·拉拉[7]告诉我们的[8]。有了这两位的帮助，读者们就能走完这段艰苦的旅程，找到“西班牙人精神构造的一致性，无论是能言善辩的安达卢西亚人，严肃质朴的卡斯蒂利亚人，心灵手巧的加利西亚人，自高自大的加泰罗尼亚人，还是勤劳刻苦的巴斯克人，在他们的内心里都隐藏着这种一致性”。读者们会了解到那些“构成了西班牙现实”的词汇：“tierra”，意思是大地，“赋予了生命，却不能让人维持生计”；“hambre”，这个词被我们翻译成“饥饿”，但是“‘hambre’之于‘饥饿’，就如同‘暴怒’之于‘生气’”；“castizo”这个词被不恰当地译为“血统高贵”，然而它在现实中却是对“渴求尊严”的肯定，这在西班牙人民的整个历史上屡见不鲜。读者们也许还会明白，死亡在西班牙人的生命中占有的地位，是怎样解释和描述都讲不清的，西班牙人对于“toros”（斗牛）的激情，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人们注意它的重要性。为了深入了解西班牙人的精神深处——在那里，最狂热的信仰与满怀仇恨的反教权主义携手并存——读者们还会进一步探寻。读者们会发现，在这片宗教裁判所与火刑之国，烧死一个人曾被叫作“信仰行为”——无论他是假装改宗的摩尔人、接受了洗礼的犹太人、秘密的新教徒还是启蒙的灵魂。读者们应该在戈雅[9]的画作《五月二日》[10]前停留片刻，向那些赤手空拳地冲向马穆鲁克[11]的军刀、然后又坦然面对行刑队的人们致以沉思，思考他们的暴力与死亡。被拿破仑叫作“叫花子”的那些人发动的起义，将给读者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读者们还会发现，尽管征服者对农民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但农民们还是在村里的集会上，向拿破仑的大军宣战，并创造了“guerilla”（游击战）这个词。读者们应该抽出一些时间来关注萨拉戈萨（Zaragoza）保卫战，法军用了五十二天的时间，一栋房子接一栋房子、一层楼又一层楼地争夺，才攻占了这座城市，六万名守军为了保卫这座城市而牺牲，其中也有妇女和孩子，因为他们也参加了战斗。读者们应该听听拉纳[12]元帅的话：“这是怎样的一场战争啊！居然不得不杀死如此勇敢的人民，尽管他们都是疯子！”因为这些疯子用拳头和牙齿战斗。读者们会在卡洛斯战争[13]、十九世纪所有的国内冲突、保王派在（第一次）西班牙革命中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就连以神圣联盟的名义进驻西班牙、协助镇压革命的法国极端保王派[14]都对镇压中的暴行感到恶心）、罢工与镇压、国民警卫队（GuardiaCivil）的酷刑与“功绩”（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15]的《浪漫诗集》〔Romancero〕已经使它遗臭万年）中一再发现此类暴力。
发现了这个西班牙之后，读者们还会发现成千上万个西班牙。读者们会发现，卡斯蒂利亚语[16]词汇“pueblo”既可以指“人民”，又可以指“村庄”，而这个村庄就是一片小小的故土；布伦南[17]笔下的patriachica[18]，过着几乎是绝世独立的生活。然后读者们就可以通过拉马[19]等人的著作，了解到在一个不完全的民族之上建立起一个国家政权是何等的艰难，在一个仍被地方豪强（caciques）[20]和乡绅（señoritos）[21]控制的国家，这种“自由主义”的事业是何等的徒劳与武断。因为地方豪强是一方霸主，他们不仅是传统上的大庄园主，还操纵地方政府，鱼肉乡里，对自己的奴仆与雇工冷酷无情，肆意压榨。“豪强政治”（caciquism）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机关、政党都被它侵染了，就连工会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它的侵蚀，在二十世纪的西班牙，这种中世纪社会的恶习仍然在自发地产生。
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的读者肯定会更加了解革命与内战的某些西班牙特色：贵族的傲慢自大，对高贵出身的自信，所有参战人员对死亡的蔑视和战斗中的狂热，对自己所属的团体的完全忠诚，以及对自己的故乡、故土的依恋——这些都被人们当作“个人主义”、“缺乏纪律”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强烈的狂热、仇恨，以及对某个社会等级的不信任，但又有对高贵品质的不断肯定，每一个战争豪赌的参加者所持有的关于人的概念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hombre”这个词既是一个感叹词，又是一个肯定[22]——他们要么希望把人“解放”出来，使人升华到更高的层次，要么就是要用系统的羞辱来进攻、摧毁人。
在对我们这个课题进行初步研究时，一个西班牙文化专家可能会采取许多方法。我们有一位朋友，她是西班牙人，曾被驱逐到德国；她向我们建议：我们应当先进行科学的研究，然后再去记述她亲身经历的一切；她还见过一批死者的档案，记录了一群农民从故乡走上前线，然后又一起走向死亡营的漫长旅途，我们也应该研究和记述这些人的历程。用这样的方法来撰写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的历史，无疑会具有十足的西班牙风格，并能使我们更加接近不为人知的事实，也就是人民在那段艰苦岁月里的集体精神，还能更加了解这出戏剧对于构成了“群众”的成百上千万的个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然而我们并没有选择这种方法。这是因为：首先，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西班牙文化专家；其次，促使我们编写这部著作的那些问题，远远超出了西班牙一国的范围。我们并不打算理解一切，更不打算解释一切，无论是波亚布迪尔[23]、阿维森纳[24]，唐·吉诃德[25]、托尔克马达[26]，还是伊格纳蒂乌斯·洛约拉[27]。我们的目的只是揭示事实，这些事实可能会比较简单，但它们首先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当然，西班牙就是西班牙，但它曾是一个“落后”国家，现在“落后”国家被虚伪地改称“不发达”国家，而西班牙仍处于“不发达”国家之列。在现代经济学家给各国安排的一切测验中，一九六〇年的西班牙还是跟一九三〇年的西班牙一样，只能获得“不发达”的评语，只能与那些人口最多、最贫困的国家为伍，而这些国家的贫困，与其他国家的富裕恐怕没有什么关联。尽管西班牙提供的统计数据并不可靠，但我们还是能通过这些数据弄清楚这些情况：人一天至少需要摄入二千五百卡路里，才能免于营养不良，然而，就连使人均每日摄入热量达到二千五百卡路里，对西班牙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婴儿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预期寿命为五十五岁，这当然比印度强，但远不如西欧。出生率还算正常。文盲数量仍然很可观。在业人口（activepopulation）的比例从未超过百分之三十七，而且以农业工人为主。妇女地位的低下，从一个事实可见一斑：仅有百分之九·四的妇女可以算作在业人口。童工现象依然广泛存在。中产阶级为数较少。人均国民收入只有法国的一半，而不同社会阶级的人均收入更是相差甚大。按照比洛（Birot）教授的统计，马德里的一百八十万居民中，有三十万是仆役。
就像世界上其他落后国家一样，西班牙的矿产资源和工业发展被外国资本家控制着，只有某些不太重要的行业还在本国资本手中。大有产者和中产阶级商人构成了一个很小的寡头集团，它唯一的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特权。正如并不虔信宗教的拿破仑一世曾指出的那样，教会唯一的任务就是让人们接受“财富的不平等”，让人们接受“苟活者以饿死者为食”的现实。到了一九六〇年，西班牙的历史课本仍跟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一样，用上百页的篇幅来介绍反宗教改革运动[28]，却只用一页的篇幅——居然只用一页！——来介绍法国大革命。简单来说，三十年代的西班牙革命与内战只是一段血腥与暴力的过渡时期。它只激起了巨大的恐惧，并使统治阶级建立起了更加严酷的统治。以西班牙君主制为后盾的普里莫·德·里维拉[29]独裁政权在一九三一年垮台后，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然后又被一个更加专制的独裁政权所取代。共和制的试验并没有让任何人信服，这个软弱的共和国政权既不能在西班牙进行成功的改良，甚至也不能真正地把自己组织起来，它成了一九三六年的一系列事变的第一个牺牲品。军队的胜利，彻底毁灭了在短期内恢复共和国的一切希望。在一个专制国家，陆军可以自行发号施令，而对于这样一个从根本上缺乏稳定性的国家来说，一支只擅长内战和保卫现存秩序的陆军，它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也不为过的。
在二十世纪，大批无地贫农的存在，并不是西班牙独有的现象；他们常年挣扎在生存线上，在斗争中他们不会失去什么，却有可能赢得一切，所以他们非常愿意参加斗争；西班牙还有一个工人阶级，它与贫农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主要由体力劳动者和不熟练工人组成，那种往往给虽然缺乏锻炼却敢于牺牲的群众的斗争热情泼冷水的“工人阶级贵族”，实际上并不存在于这部分工人之中，这样的工人阶级也不是西班牙所独有的。在资产阶级害怕未来、不敢进行革命的时候，正是这些工人和贫农挺身而出，奋勇战斗，推动了革命：二十世纪的第三等级尽管打着“人民阵线”的幌子，工人与贫农组成的“第四等级”却为自己而战，在他们的冲击下，第三等级很快就破绽百出了；这种情况也不是西班牙独有的。西班牙人民曾以惊人的形式，表现出了对直接民主的渴求，而这也不是西班牙所独有的。掌握武器的人民决定掌握政权，一七九四年的巴黎无套裤汉[30]就已经展现出了这样的决心[31]。
有些人在看见共和国民兵、民兵选出的工人指挥员、以及他们高举的标语时，会高呼“西班牙永存不灭”，这些人应该是想起了巴黎公社及其社员、公社选举产生的指挥员、还有“公社的土耳其兵”、“弗卢隆的复仇者”、“蒙马特尔野小子”[32]。这是因为，革命不只是在西班牙和古巴才会成为传奇。第一批“代表会”是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国出现的——在代表会里，满足资格出席会议的各个政党和工会都享有平等的代表权，就像西班牙的工人代表会一样——那个词在俄语中就叫“苏维埃”，难道这件事还有人不知道吗？换个更近的例子，“革命委员会”、“工人代表会”、“中央工人代表会”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中发挥的作用，难道还有人不知道吗？
而且，西班牙革命与内战也不只是西班牙自己的事情。远近各国的政府都曾插手其中，他们或是出于眼前利益，或是出于战略上的和外交上的考虑，或是出于总体利益，也就是“历史性的利益”，进行了干预或不干预。就像昨天的朝鲜和刚果、今天的古巴和越南一样，西班牙的问题也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得到解决。在这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世纪里，人类面临着灭顶的危机，而这种国内冲突，就是这种危机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所体现出的一个具体方面，所以它最终会把所有大国和各国人民都卷进去。
让·绕勒斯[33]自己也是一名历史学家，他承认：如果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会欣然加入罗伯斯庇尔的阵营。我们同他一样坦诚。世上从来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家，如果有人这样自称，那他就是在自欺欺人。科学的研究和批判时刻需要深思熟虑，但这并不会使我们克制我们的感情或个人反应。我们为什么要隐瞒呢？选择了这个课题，就表明我们对之寄予了最深切的同情。我们也是自己选择的课题的“亲历者”，我们愿意表明自己的立场：尽管我们在精神上属于同一阵营，但我们已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我们中的一人出于组织、效能与世界均势的考虑，比较同情进步的共和党与温和的社会党；而另一人[34]则是共产主义者中的“异端”，是一个革命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像圣于斯特[35]一样，认为“不愿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是在自掘坟墓”。我们的分工体现了这一点。本书第一部是由皮埃尔·布鲁埃编写的，它的主题是革命；而由艾米尔·泰米姆编写的第二部，则以战争的国际方面与民族工团主义[36]国家的诞生为其主题。尽管如此，我们希望读者不要把本书当作是收录了主题有所关联的两篇论文的集子。我们把本书分成两部分，是为了从两个角度——这在我们看来是最重要的——来研究我们的课题。这种方法的主要缺点，便是必然会有重复之处，尽管我们已经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37]。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从两方面来解释问题，使读者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问题，更容易地理解问题的复杂性，而又可以免去过多的回顾，省下不少篇幅。在我们合作的三年间，我们每天都会交换意见，对照各自的笔记与索引卡片，对我们的文档与解释进行批判，迫使自己不断更新自己的研究，这本富有成果的著作才能最终完成。作为自己的作品的第一批读者，我们认为自己有权主张：这种合作，以及我们之间的相互批评（这种批评是热烈的，但总是友好的），证明了我们对自己的共同任务的信念，也证明了我们是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共同任务的。我们认为自己的作品是能够令人信服的，至少我们所参阅的大量成文史料是可靠的。无论这些资料来自何处，我们都已经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审视过它们，并抛弃了一切成见，诚实地阐述事实，只对事实作出最低限度的评判；我们希望，这样做能使每一位读者都能自行判断，他主要关注的是哪些方面。因此，我们欢迎大家踊跃提出各种异议与批评意见，也欢迎大家提供新鲜的证据，只有在长期的研究中，仔细考虑这些意见，认真吸收这些证据，才能更加接近真理。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曾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本书可能永远不会问世，所以我们必须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子夜出版社的编辑热洛姆·朗东[38]；我们在《争鸣》（Arguments）杂志的朋友埃德加尔·莫朗[39]与柯斯塔斯·阿克塞洛斯[40]，是他们把我们介绍给了朗东先生；还有我们的合作者、所有的见证人、分散在欧美各地的西班牙籍和外国籍的政治家、作家与工人，他们回应了我们的请求，同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回忆与记录，在百忙中抽空答复了我们的问题，并为我们寻找了未曾发表的文件与下落不明的见证人，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无法一一列举。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帮助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寻求真相。我们要特别感谢乔尔迪·阿克尔[41]，他收藏了大量与本书的主题有关的书籍与文件，并慷慨地允许我们查阅他的藏书，还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最后，我们还要感谢让—雅克·马里[42]帮助我们翻译了大量的俄文资料。
皮埃尔·布鲁埃艾米尔·泰米姆
[1]茹安·马拉加尔·戈里纳（JoanMaragalliGorina，1860年10月10日——1911年12月20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诗人、作家，翻译家，加泰罗尼亚现代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中译者注
[2]Giographiede4ème.CoursVaron(A.Colin).——原注
[3]斯特拉波（Strabo，前64或前63—24），古希腊地理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4]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公元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开始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向伊比利亚半岛扩张，711年灭亡了西哥特王国，并在714年占领了大部分伊比利亚半岛。718年基督徒在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建立阿斯图里亚斯王国，从此掀起了基督教势力收复失地的序幕。经过七百多年的战斗，基督教势力终于攻克了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Granada），将穆斯林势力彻底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中译者注
[5]路易·加斯东·菲利西安·鲁普内尔（LouisGastonFélicienRoupnel，1871年9月23日——1946年5月14日），法国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6]多米妮克·奥比耶尔（DominiqueAubier，1922年5月7日——2014年12月2日），本名玛丽—露易丝·拉比斯特（Marie-LouiseLabiste），法国作家，曾在西班牙居住过三十年。——中译者注
[7]曼努埃尔·图尼昂·德·拉拉（ManuelTuñóndeLara，1915年9月8日——1997年1月25日），西班牙历史学家。1932年参加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1937年当选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内战失败后被关进集中营，1946年逃往巴黎，继续研究历史。1964年担任波城（Pau）大学西班牙历史与文学教授。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回国，在巴利亚里群岛大学和巴斯克自治区大学任教。——中译者注
[8]《西班牙》（Espagne）,小行星丛书（PetitePlanèteCollection）。——原注
[9]弗兰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FranciscoJosédeGoyayLucientes，1746年3月30日——1828年4月16日），西班牙著名画家，属于浪漫主义画派，曾担任西班牙王室的宫廷画家。——中译者注
[10]1814年，戈雅以1808年5月2日至3日的马德里起义为题材创作了两幅油画：《1808年5月2日的马德里》（El2demayode1808enMadrid），又名《马穆鲁克的冲锋》（Lacargadelosmamelucos），描绘了1808年5月2日马德里起义中，起义群众同法军的马穆鲁克骑兵英勇战斗的情景；《1808年5月3日的马德里》（Eltresdemayode1808enMadrid），又名《5月3日的枪杀》（Losfusilamientosdeltresdemayo）描绘了起义失败后，起义者惨遭法军行刑队枪杀的情景。这两幅油画都是戈雅的代表作，现藏于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中译者注
[11]马穆鲁克（Mameluke）是九世纪至十六世纪之间为阿拉伯帝国哈里发和阿尤布王朝苏丹效力的奴隶兵，随着阿拉伯帝国和阿尤布王朝的衰落，马穆鲁克逐渐变成了强大的军事统治集团，并统治了埃及近三百年。拿破仑在征服埃及后，也曾将马穆鲁克部队纳入自己麾下。——中译者注
[12]让·拉纳（JeanLannes，1769年4月10日——1809年5月31日），法国名将。生于法国热尔省（Ger）莱克图尔村（Lectoure）的一个农民家庭，1792年参加共和军，由于表现优异，1794年就当上了旅长，但在1795年被迫离职。1796年参加了意大利远征军，同拿破仑一起出征意大利，同年晋升为准将，随后又追随拿破仑出征埃及，为拿破仑立下汗马功劳，深得拿破仑器重。1804年被授予法国元帅军衔。在第三次法奥战争中因伤不治去世。——中译者注
[13]卡洛斯战争（Carlistwars）是西班牙波旁王朝内部争夺王位继承权的一系列战争的统称。1833年费尔南多七世（FernandoVII，1784—1833）死后，由于他没有留下男性子嗣，按照1830年颁布的继位法，由他的女儿伊萨贝尔继位，称伊萨贝尔二世（IsabelII，1830—1904）。但是，费尔南多七世的弟弟、莫利纳伯爵唐·卡洛斯（DonCarlos，1788—1855）则认为，按照古老的萨利克法，应该由他来继承王位，同年10月1日，唐·卡洛斯宣布继位，自称卡洛斯五世（CarlosV），由此掀开了第一次卡洛斯战争的序幕。1839年支持唐·卡洛斯的军队战败，唐·卡洛斯本人流亡国外，战争就此结束。1846年，部分卡洛斯支持者在加泰罗尼亚发动叛乱，拥立唐·卡洛斯的长子为卡洛斯六世，1849年叛乱被镇压下去，是为第二次卡洛斯战争；1868年，部分自由主义将领发动军事政变，逼迫伊萨贝尔二世退位，议会决定由萨伏依王朝的阿马迪奥一世（AmadeoI，1845—1890）出任国王，激起了卡洛斯支持者的强烈反对。1872年卡洛斯支持者发动大规模叛乱，拥立唐·卡洛斯的孙子为卡洛斯七世，叛乱在1876年被镇压下去，是为第三次卡洛斯战争。卡洛斯派（Carlists)代表着西班牙贵族中最反动、最保守、最顽固的势力。经过三次卡洛斯战争后，卡洛斯派依然在西班牙部分地区拥有可观的影响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西班牙革命与内战中，他们在反革命阵营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译者注
[14]极端保王派（Ultraroyalistes）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1814—1830）的一个政治集团，他们是最死硬的反动分子、波旁王朝最铁杆的拥护者，成员大多数是大革命时期的流亡贵族的遗老遗少。1820年，西班牙发生由拉法埃尔·里耶戈·努涅斯（RafaeldelRiegoyNuñez，1784—1823）领导的革命运动，要求恢复1812年宪法，1823年，法军入侵西班牙，残酷镇压了这次革命。参与镇压革命的法军中有不少都是极端保王派分子。——中译者注
[15]费德里科·德尔·萨格拉多·科拉松·德·赫苏斯·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delSagradoCorazóndeJesúsGarcíaLorca，1898年6月5日——1936年8月19日），西班牙诗人、剧作家。在内战初期被反革命分子暗杀。——中译者注
[16]卡斯蒂利亚语，即标准西班牙语。——中译者注
[17]爱德华·菲茨杰拉尔德·布伦南（EdwardFitzGeraldBrenan,1894年4月7日——1987年1月19日），英国作家、西班牙文化专家，曾在西班牙长期居住。——中译者注
[18]patria-chica可以译为“小地方”、“小乡镇”。由于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迟缓，统一的国内市场迟迟未能形成，严重影响了统一的西班牙民族国家的形成，在这种背景下，西班牙的小乡镇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的性质，一个小乡镇几乎可以算是自成一国。——中译者注
[19]卡洛斯·曼努埃尔··拉马·法卡尔（CarlosManuelRamaFacal，1922—1982），乌拉圭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中译者注
[20]cacique本意是指生活在西班牙殖民地的土著居民的酋长，后来逐渐演变为称霸一方的豪强之意。由此产生的caciquism一词，是指地方豪强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当地政府相互勾结，在地方上只手遮天、鱼肉乡里的政治形态。——中译者注
[21]señoritos本意为地主少爷，后来引申为乡绅之意。——中译者注
[22]hombre既可以指“人”，但也可以用作表示赞叹的感叹词。——中译者注
[23]波亚布迪尔（Boabdil，1460—1533），即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七世，格拉纳达王国纳斯尔王朝末代君主。他在1492年向西班牙王国献城投降，后流亡摩洛哥。——中译者注
[24]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是欧洲人对波斯学者伊本·西纳的称呼，他是中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医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文学家。——中译者注
[25]唐·吉诃德（DonQuixote）是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名著《曼查的唐·吉诃德》的主人公。他本名阿隆索·奇哈诺（AlonsoQuijano），是拉·曼查（LaMancha）一带的乡绅，略有几分薄产。因沉迷骑士小说，决心像小说中的主角一样云游四方、行侠仗义，闹出了不少笑话，最后终于醒悟，临终前立下遗嘱，不许他的外甥女嫁给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她就得不到遗产。唐·吉诃德是西班牙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形象之一。——中译者注
[26]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TomásdeTorquemada，1420—1498），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著名法官，在任期间间曾将8000多人判处火刑。——中译者注
[27]伊格纳蒂乌斯·洛约拉（IgnatiusdeLoyola，1491—1556），耶稣会创始人，1622年被封为圣徒。——中译者注
[28]反宗教改革运动（counter-reformation），是指天主教会在1500年至1648年间为了应付宗教改革而进行的运动。——中译者注
[29]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奥尔瓦内哈（MiguelPrimodeRiverayOrbaneja，1870年1月8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于西班牙大贵族家庭，曾参加过摩洛哥、古巴和菲律宾的殖民战争。1911年晋升为准将。1923年9月13日，在西班牙国王阿尔方索十三世和军方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成为军事独裁者，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0年1月，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而辞职，随即流亡巴黎。——中译者注
[30]无套裤汉（sans-culotte）主要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革命派，由于他们习惯穿劳动人民常穿的长裤（pantalon）而非资产阶级的套裤（culotte）而得名，他们是大革命早期的革命中坚力量。——中译者注
[31]请参阅阿尔贝·索布尔（AlbertSoboul），《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Lessansculottesparisiensenl'anII），这篇学术性论文印证了达尼埃尔·盖朗（DanielGuerin）的具有开创性的著作《第一共和国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与赤膊汉》（LaluttedesclassessouslapremièreRépublique:Bourgeoisetbrasnus）中提出的观点。盖朗在《自由社会主义青年》（Jeunessedusocialismelibertaire）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原注
[32]巴黎公社成立后，巴黎人民纷纷自发组建民兵，“公社的土耳其兵”、“弗卢隆的复仇者”、“蒙马特尔野小子”就是一些民兵营队给自己取的外号。——中译者注
[33]让·饶勒斯（JeanJaurès，1859年9月3日——1914年7月31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93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02年参加了由可能派和阿勒芒派合并而成的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1905年法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合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Françaisedel'InternationaleOuvrière，SFIO）后，绕勒斯和盖德一起领导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绕勒斯在一战爆发前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并试图组织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进行总罢工，以此阻止战争爆发，最后于1914年7月31日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郎（RaoulVillain，1885——1936）暗杀。——中译者注
[34]指皮埃尔·布鲁埃同志。布鲁埃在二战期间投身抵抗运动，并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但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使布鲁埃对斯大林主义产生了怀疑，他最终脱离了法国共产党，参加了国际主义共产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此后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35]路易·安托万·莱昂·德·圣于斯特（LouisAntoineLéondeSaint-Just，1767年8月25日——1794年7月28日），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革命家。生于尼维尔奈省（Nivernais）德西兹镇（Decize）。1788年就读于兰斯（Reims）大学法学院，并取得了学士学位。1790年参加国民自卫军，很快晋升为指挥官。1791年春，发表《革命精神与法兰西宪法》（L'EspritdelaRevolutionetdelaconstitutiondeFrance），作为青年革命理论家而崭露头角。1792年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是最年轻的代表。同年11月13日发表了著名的要求判决路易十四死刑的演说。1793年参与了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同年5月30日入选公安委员会，此后多次作为国民公会特派代表前往前线督战。1794年2月19日出任国民公会议长。热月政变后惨遭热月党杀害。——中译者注
[36]民族工团主义（national-syndicalism）是南欧工团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流派，比较接近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组合主义”（corporatism），这种理论企图利用民族主义来修正工团主义，让工团主义运动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服务，反对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其实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变种。——中译者注
[37]本书末尾附有年表，以供读者查询各大事件的发生时间。——原注
[38]热洛姆·朗东（JérômeLindon，1925年6月9日——2001年4月9日），生于南特。1946年进入“子夜出版社”（EditionsdeMinuit）工作，1948年开始担任出版社领导，在他领导下，子夜出版社逐渐成为了一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出版社。直到他逝世前，他一直领导着这家出版社。——中译者注
[39]埃德加尔·莫朗（EdgarMorin，1921年7月8日——），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原姓纳乌姆（Nahoum），父母是希腊移民。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参加抵抗运动，并用“莫朗”为化名。1941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51年因意见分歧被开除出党。1954年创办《争鸣》（Auguments）杂志。——中译者注
[40]柯斯塔斯·阿克塞洛斯（ΚώσταςΑξελός，1924年6月26日——2010年2月4日），希腊哲学家。生于雅典。二战期间曾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并于1941年参加希腊共产党。1945年被开除出党，同年年底移居巴黎。曾在多家大学任教。——中译者注
[41]乔尔迪·阿克尔（JordiArquer，1907—1981），生于巴塞罗那，1927年参加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ComunistaCatalà），1931年参与创建工农同盟（BlocObreriCamperol），后参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战失败后流亡国外，1977年回国。——中译者注
[42]让—雅克·马里（Jean-JacquesMarie，1937—），法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苏联历史。——中译者注 |
致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一封信（托洛茨基，1929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ALettertotheAmericanTrotskyists
致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一封信
托洛茨基1929年3月
译者：张大户家的羊
〔说明〕本文原文写于1929年3月。其英语版本首先刊登于1940年9月份的《新国际报》（NewInternational）
原编者注：下面这封信是托洛茨基在1929年被苏联驱逐流亡到土耳其后不久写的。这是他与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之间的首次交流，当时他还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外国区佩拉。这封信写于十一年多前，在希特勒上台前，在奥地利和西班牙内战或强大的法国工人运动兴起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年。有些内容已经过时了，被一些事件抵消了。共产国际已堕落得无可救药，第四国际已成为所有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中的历史必然。我们借此机会重印这封极具历史意义的信，信件内容的有效和正确性证实了对美国当今发展的预测。
致美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美国《战斗报》的编辑们
亲爱的同志们：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你们的报刊运作，并为其所富含的战斗精神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美国左翼反对派的起源历史本身就极具特色和启发性。美国党（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甚至政治局成员在与俄国反对派斗争了五年后，才在莫斯科大会上首次发现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什么。这个单一的事实正好揭穿了党的警察统治和党领导的恶意扭曲。洛夫斯通和佩帕尔[1]并没有创造这个党内领导体制，但他们的确是它的参谋。我判定洛夫斯通[2]在故意扭曲了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参见我的书《欧洲和美国》）。在一个相当正常的领导机制下，仅此一项就足以埋葬他很久。即使不是永远埋葬，也至少会让他认罪、悔过。但在目前情况下，洛夫斯通只需顽固地重复已被揭露的假话就能重新巩固地位。他们以完全无耻的方式模仿他们的“主子”来做这件事。洛夫斯通和佩帕尔[3]的精神是与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根本对立的。我们为之奋斗的铁的纪律，只能建立在自觉赢得的、深入灵魂的信念上。
我还没有机会与美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密切接触（除威廉·泽布伦·福斯特外[4]）。在我看来，福斯特总是比洛夫斯通和佩帕尔更可信一点。福斯特对党的官方领导批评，总是有许多真实而尖锐的内容。据我所知，福斯特是个经验主义者。他不愿意或无法将他的思考深入到事情的本质，并在批评的基础上做出必要概括。基于此，我一直不清楚福斯特的批评将将他推向何方：是向官方中派主义的左边还是右边。但我们必须记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反对派外，还存在着机会主义反对派（布兰德勒[5]、塔尔海默[6]、苏瓦林[7]等人）。上述人把持的经验主义观点也影响了福斯特的整个活动路线，即在撒旦的支持下与小恶魔作斗争。福斯特试图用斯大林主义的防御色彩来掩盖自己，以便通过这种不正经的路线走向美国党的领导高层。在革命政治内，这种耍小把戏的手段从来没有带来任何可取的结果。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世界革命这一根本问题上，首先是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上没有一个总的原则性立场，那么就不可能取得永久的、严肃的革命胜利。它将只会有斯大林官僚主义式的成功。这些暂时的成功是以无产阶级的失败和共产国际的分崩离析为代价的。我认为福斯特甚至不会实现他所追求的那些次要目标，因为洛夫斯通和佩帕尔更适合于执行官僚中派主义政策。他们没有真正的性格，并准备随时随斯大林主义工作人员的行政需要一起摇摆[8]。
美国左翼反对派将要完成的工作具有国际历史意义，因为在最后的历史分析中，我们星球上的所有问题都将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决定。从革命发展顺序的角度来看，欧洲和东方站在美国前面，这一观点得到很多人支持。但这种顺序有可能被打破，这将有利于美国无产阶级。此外，即使你假设现在震撼了整个世界的美国将最后被震撼，但危险仍然存在。美国的革命形势可能会让美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措手不及，就像1923年的德国、1926年的英国、1925至1927年的中国那样。我们决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越来越依赖于世界经济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则是深陷在矛盾和危机当中的。这意味着美国的社会危机可能会比许多人想象的更早到来，并且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狂热的发展。因此结论是：有必要早做准备。
据我判定，美共继承了不少旧社会党的特征、遗产。这一点在佩帕尔成功地把美国共产党拖入与拉福莱特[9]党的可耻冒险中时，我就清楚了。这种低级的议会机会主义政策被包装成“革命”行为，大意是美国社会革命将由被摧毁的农民而非无产阶级来实现。当佩帕尔从美国回来后向我阐述这一理论时，我以为这是他个人的异想天开。在经过一番努力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完整的行动体系，而美共已被拖入这个体系。然后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小党这般样式的发展，离不开其深刻的内部危机，这种内部危机将保证它免受佩帕尔主义和其他邪恶疾病的影响。我不能说这是左翼幼稚病。相反，这是老年病，是官僚主义沉寂和革命无能的疾病。
这就是我为什么怀疑美国共产党继承了许多第二国际社会党的品质。尽管它还很年轻，但它给我的印象是正在衰败、腐朽着的。对于那些社会主义者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我指的是领导层），“社会主义”只是他们闲暇时的玩物。这些先生们一周花六天给他们的自由或商业职业，把他们的财产打理得井井有条。在第七天突然觉得需要花点时间去拯救灵魂。我在我的回忆录《我的生平》中，曾试图勾勒出此类社会主义巴比特的景象图[10]。但很显然，这些先生们的“共产主义者”伪装十分失败。这些人不只是知识分子对手，而是阶级敌人。反对派必须引导自己的方向不是去往小资产阶级巴比特，而是去往无产阶级吉米·希金斯[11]，因为对后者一旦领会了共产主义思想，那将会成为他们整个生活和活动的内容。在革命活动中，没有什么比小资产阶级的玩票、保守、自私自利和无个人牺牲精神更令人厌恶和危险的了。革命者必须牢牢坚定这样一条简单不变的原则：那些在和平时期的日常活动中，不能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牺牲的领导人或领导人候选人，在革命时期往往最容易成为直接的叛徒，或出现在那些等待胜利的阵营中。如果这类人进入党的领导层，那么当重大考验来临之际，他们无疑会毁掉整个党。那些愚蠢的官僚们也好不到去，他们随时准备随新老板一起摇摆。
当然，反对派（也即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可能会有他们的旅行伙伴，那些不完全献身于革命，但却为共产主义事业提供这样或那样的服务的人。当然，忽视、蔑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他们可以对这项工作做出重大贡献。但旅行伙伴（即使是最诚实和最认真的）无法发挥领导作用。革命者必须在日常工作中与他们所领导的人保持联系、沟通交流。他们的工作必须在群众眼前进行，无论这一特定时刻的群众是多么的小。对于一个群众从未注意过、通过电报从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方召集的领导层，我不愿耗费丝豪精力在他们身上。因为这样一个领导层意味着预先的破产。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精力和方向放在那些渴望了解、渴望斗争并富有热情和极具自我牺牲精神的年轻无产者身上。我们必须从这些人中吸引和教育真正的党和无产阶级干部。
反对派组织的每一名成员都有义务指导14岁至15岁以上的年轻工人，并与他们保持持续的联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对他们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知识培训，并系统地将他们引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政治。对这种工作准备不足的同志，应该把他所招募的年轻无产者交给更发达和有经验的同志。那些畏难、畏苦的人，我们是不要的。革命布尔什维克的号召带来了义务，第一项就是为无产阶级青年而斗争，为那些最受压迫和忽视的阶层开辟一条道路。他们将首先站在我们的旗帜下。
工会官僚和假共产主义官僚一样，生活在工人上层贵族偏见的氛围中。如果反对派受所具有的良好品质被其感染（哪怕是最轻微的感染），那也将会是一场悲剧。我们不仅要拒绝和谴责这些偏见；我们还必须把它们一点不剩的从我们的意识中烧掉。我们必须找到通往无产阶级中最贫困、最黑暗阶层的道路。先从黑人开始，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把黑人变成了贱民。他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将其视为革命兄弟。这一过程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精力和对工作的奉献与投入。
我从坎农同志的信中看出，你打算给反对派一种更有组织的形式。我对这一消息感到由衷高兴。这完全是按照我上面阐述的观点思路进行的。在你正所做的工作中，一个良好且完善的组织是必要的。缺乏清晰、明确的组织关系是由知识上的混乱造成的，或导致了这种混乱。关于组织第二个共产党和第四个国际的呼声[12]是荒谬的，而且这些讨论更不应该停止我们的活动。我们不应把共产国际与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也就是与佩帕尔这类从上到下处于不同程度士气低落相提并论。共产国际的基础上有一组明确的思想和原则，那就是从世界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反对派代表着这组思想。我们将捍卫它，反对第五次和第六次大会的可怕错误和违反行为，反对官僚中派的篡夺机器，他们中的一方已完全进入热月行列。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很清楚，尽管斯大林主义机器拥有巨大的物质资源，但目前共产国际的执政派别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已经死亡。马克思和列宁的旗帜掌握在左翼反对派的手中。我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美国支部将在这面旗帜下占据一个有价值的位置。
向同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托洛茨基
君士坦丁堡，1929年3月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29/03/letter-american.htm
[1]原编者注：洛夫斯通（JayLovestone）和佩帕尔（JohnPepper）当时是美共的领导层，他们指挥驱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并发起了首次针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暴力运动，尽管洛夫斯通集团后来承认了这起错误。
[2]译者注：杰伊·洛夫斯通（JayLovestone，1897年12月15日——1990年3月7日），本名雅各布·利布施泰因（JacobLiebstein），出身于一个立陶宛犹太人家庭，幼年时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曾参加过社会党。十月革命后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参与了美国共产党的成立活动。1928年曾把左翼反对派开除出美共，1929年他也被开除出党，此后他领导了一个组织上独立的小集团，直到1941年他的小集团解散为止。1941年后卖身投靠反共阵营，积极为反共活动效劳。
[3]译者注：约翰·佩帕尔（JohnPepper，1886年11月8日—1938年7月27日），本名约瑟夫·波加尼（JózsefPogány），出身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当过高中老师和记者，奥匈帝国垮台后曾担任布达佩斯士兵苏维埃委员，在匈牙利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并时，他是代表左派社民党签字的五人之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军事人民委员、副外交人民委员、教育人民委员等职。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22年被共产国际派去美国协助美国共产党工作，逐渐成为美共重要领袖之一。他策划了共产党对农工党运动的干预，并且还在1924年策划了以机会主义的方式于威斯康辛州资本家拉佛列特的进步党合作。他用粗暴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后来支持布哈林，1929年被撤销了美共和共产国际内的职务，返回苏联，在苏联政府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6年平反。
[4]译者注：威廉·泽布朗·福斯特（WilliamZebulonFoster，1881年2月25日——1961年9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铁路工人、码头工人、水手、矿工等，1901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0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此后思想逐步转向革命工团主义，1912年成立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SyndicalistLeagueofNorthAmerica），1917年领导了芝加哥屠宰工人罢工并赢得胜利，1919年又组织了著名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十月革命后逐步倾向共产主义，1921年出席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参加美国共产党。曾三次出任党主席，1957年至1961年任名誉主席。他是斯大林主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
[5]译者注：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德国共产主义活动家，曾积极参加德国社民党左派、斯巴达克派和德国共产党的活动，在1917年至1923年的德国革命期间发挥了重大作用。1921年曾短暂担任德共主席。他在共产国际里支持以布哈林为首的右翼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德共之后组织了德共（反对派），他是国际右翼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之一。
[6]译者注：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Thalheimer，1884年3月18日—1948年9月19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04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9年在哥平根担任报纸主编，同拉狄克、卢森堡、梅林和维斯特麦尔交好。一战爆发后成为国际派，积极参加斯巴达克派的活动，1916年至1918年间被征召入伍，十一月革命期间在斯图加特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曾在邦政府内短暂任职。1919年至1920年间是极左派，但在1921年为进攻理论辩护。1918年起入选中央。1923年成为德共理论家，对革命的时机表示怀疑。他和布兰德勒要对1923年起义的失败负责。1924年至1928年间居住在莫斯科，在中山大学任教。1929年被开除，随后与人合作创建了德共（反对派），1933年流亡法国，1939年被拘留，1941年流亡古巴，因为得不到返回德国和法国的批准，1948年在流亡地逝世。
[7]译者注：里斯·苏瓦林（BorisSouvarine，1895年11月5日——1984年11月1日），原名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利夫希茨（Борис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Лифшиц），出身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随全家移民巴黎。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后曾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后同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均保持合作。
[8]原编者注：在联共布争端中与布哈林结盟的洛夫斯通和佩帕尔，在得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走廊代表大会”决定抛弃布加林时试图投诚斯大林，但这时宣布效忠斯大林已为时已晚。他们与布哈林的关系使他们受到怀疑，并注定了他们在美国后来被剥夺领导权的未来。
[9]译者注：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美国西北部民粹主义政客，曾一度倡导以模糊且不科学的折衷“工农”主义来将小农和工人混为一谈，并企图以此为基础来成全自己的资产阶级政治生涯。摇摆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他一度于1924年创立了“进步党”并以此政党参选总统。
[10]译者注：巴比特（Babbitt）是1922年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Lewis）发表的同名小说《巴比特》中的主人公，他是一名房产中介。该书因讽刺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而广受赞誉。
[11]译者注：吉姆·希金斯（JimmieHigginses）是厄普顿·辛克莱尔（UptonSinclair）于1919年创作的小说。它讲述了工人吉米·希金斯的生活，吉米·希金斯的经历使其成为一个阶级斗士。
[12]译者注：这封信写于1929年。当时俄国境内的左翼反对派成员和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内的支持者，在抵制斯大林主义者把他们从世界各地共产党中驱逐出去的行为，他们在为再生而斗争。他们这时还不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的热月进程已完成或不可逆转。1933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希特勒上台后，但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却对协助希特勒上台的灾难性政策无任何异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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