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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福金（托洛茨基，1929年2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福金 托洛茨基（1929年2月12日） 致国家政治保卫局全权代表福金公民[1] 据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代表布拉诺夫称，您接到了坚决不可动摇的命令，不管我怎样抗议都要采用强制方法使我在君士坦丁堡下船，即交到凯末尔及其特工手中。 您之所以能够履行这一委托，只是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斯大林）同凯末尔订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土耳其民族法西斯警察联合力量强制地把无产阶级革命者转移到土耳其的协议。 如果我在这种时刻不得不听由暴力摆布，而这一切都是列宁过去的学生（斯大林及其一伙）罕见的背弃信义行为而造成的，那么我认为有必要同时警告您，十月革命、联共和共产国际必将，而且我希望，很快就要在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得到复兴，那时我迟早将有可能对这次热月罪行的组织者及其执行人追究责任。 列·托洛茨基 1929年2月12日 于“伊里奇号”轮船驶近君士坦丁堡之际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11173 [1]1929年2月10日托洛茨基被押解到敖德萨，然后政策［“政策”疑为“乘坐”之误——录入者注］“伊里奇”于输般［“于输般”疑为“号轮船”之误——录入者注］去土耳其。船上的负责人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全权表福金。
柯林尼可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197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 （1929－1939）双山（王凡西）译 ·译者序 ·致刘仁静（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致刘仁静（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 ·答中国反对派『我们的话』（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廿二日） ·致刘仁静（一九三零年三月） ·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国反对派（一九三零年四月二日） ·致刘仁静（一九三零年四月三日） ·致刘仁静（一九三零年八月廿二日） ·致『我们的话』派（一九三零年八月廿二日） ·致『十月社』（一九三零年九月一日） ·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 ·致陈独秀（一九三一年四月七日） ·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一九三一年九月廿二日） ·致中国同志【北京】（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七日） ·要行动的战略不要揣测——给北京同志们的信（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日） ·致李福仁 （一）（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 （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 （四）（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 （五）（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 （六）（一九三八年六月廿五日） （七）（一九三九年二月廿三日） （八）（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 ·附录：陈独秀致托洛茨基（一九三九年×月）
托洛茨基：致索斯诺夫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索斯诺夫斯基[1] 托洛茨基 亲爱的朋友，正如您所说，现在你已经同我们“近在咫尺”，并积极参与了我们的内部工作，这太好了。看来我们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协调一致的。您信中说，在《以后怎么办》这份文件中，好象提到“右倾方针必然获胜”的话。我现在没有时间翻阅整个文件。不过，实际上文件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含有这个意思。这要么是对措词的误解，要么干脆就是誊写员写错了，甚至是一种篡改。您说得对，7月全会并不是党发展的终点，尤其不是右派和中间派相互关系发展的终点。我就这个问题曾写过不止一封信，在10月21日的一封长信中作了特别的论述。那封信已于10月23日寄往叶尼塞斯克，估计您已收到。目前，反对右派的运动虽然具有官僚的伪装性，却相当令人信服地表明，历史并未在7月全会的会议上止步。这正如当前对右倾的“一致”谴责，决不意味着就消除或至少减轻了热月政变的危险。一切都处于运动之中，主要的斗争还在前面，这场斗争可能的结局，当然不是最好的结局，也取决于我们。您提出右翼和中间派的社会阶级成分问题。从来信看，目前许多同志对这一问题态度各异。我正在写一封信，谈及的内容更为广泛，其中对第二个问题的阐述将占显要位置。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忘记，我们面临的不是已经完成，已经停顿的经济建设，而是党内动荡和分化的过程。这个党过去因强调统一而受到局限，由此，它的阶级含义是模糊的，是变化不定的。我们谈到堕落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头已经在一处了，而尾巴还在另一处。只有用行动，用我们对堕落行为的积极反抗，用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所获得的成果，才能确定堕落的阶级深度。不过，这一点我将在下一封信详细说明。至于我们的道路仍是一条改革的道路，这是完全没有争议的。我们向大会提出的全部文件绝对能说明这一点，划分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派别是毫无用处的。我想，在这一点上您是完全正确的。您那封关于十月革命周年纪念的信已成昨日黄花，因为这信我在周年纪念之后才收到：它走了40来天。官方的措词真实妙极了：“要千方百计加强斗争，彻底粉碎反对派的残渣余孽。”是的，说得再好不过了。诚然，乌格拉诺夫在中央9月全会上说过：“反对派是有生命力的……”但此语丛官方报告中删去了。官僚主义的白雾教徒们真的以为可以利用镇压和诽谤的手段消灭马克思主义。不行啊，亲爱的，这是打错了算盘。历史给他们当头一棒的时间可能会延迟一些，但是这当头一棒终究要兑现——但愿他们爱惜自己的脑袋。我这里并不涉及别人，因为已如前所说，我指望您收到我10月21日那封信了。不过，通信又陷入危机时期。是纯属偶然呢，还是反映了上述同残渣余孽进行强化斗争的计划，不久即可见分晓。这封信的抄件我将附寄拉科夫斯基同志 [2]。 1928年11月10日 阿拉木图 [1]此信系首次发表 [2]暂缺
就停止政治活动问题致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托洛茨基，不早于1928年12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就停止政治活动问题致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 托洛茨基（不早于1928年12月16日） 说明：1928年12月16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全权代表从莫斯科来到托洛茨基住处，向他提出最后通牒：中止领导反对派工作。托洛茨基就此致函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今天，12月16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全权代表沃伦斯基以该委员会的名义用口头形式向我提出了以下最后通牒： “……您在国内的志同道合者的工作——这差不多是他的原话的逐字记录——近来具有了反革命的性质；在阿拉木图提供给您的条件使您完全有可能领导这一工作；为此，局务委员会决定要求您绝对保证停止您的活动，否则局务委员会将不得不被迫改变您的生存条件，即让您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同时也将提出改换您的居住地点的问题。” 我向国家政治保卫局全权代表声明，只有收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书面最后通牒，我才能提交书面答复作为回应。我之所以拒绝口头答复，是因为根据以往的所有经验深知，我的话会再次被恶意曲［疑为“歪曲”，漏字了——录入者注］以欺骗苏联和全世界的劳动者。但是，不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此事中不起独立作用，而只不过是从技术上执行斯大林派原先的，我早已知道的决定而已）今后将如何动作，我还是认为有必要将以下情况告知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向我提出的放弃政治活动的要求，意味着要我摈弃我不间断地进行了32年，也即在我生命中全部有意识的年代进行的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企图把这种活动说成为“反革命”活动的是这样一些人，即我向国际无产阶级提出指控的人，他们破坏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基本原理，损害世界革命的历史性利益，背离十月革命的传统和遗训，无意识但因而更危险地为热月作准备。[……] 理论思考和政治经验都证明，历史停顿、历史衰退时期，也即反动时期，不仅仅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可能出现，而且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也会发生。在苏联，反对十月革命的反动势力日益增强，从而在为热月政变扫清道路，我们在这种条件下生活了6年。这种反动活动在党内最明显和最完整的表现，就是对左翼的野蛮迫害和有组织的打击。在自己最后对抗公开的热月分子的尝试中，斯大林派是依靠反对派思想的“碎片”和“残余”而生活的。他们毫无创造能力。同左派作斗争使他们丧失了全部稳定性。他们的实际政策没有一个中心点，是虚妄的，矛盾百出的，不可靠的。吵吵嚷嚷的反右倾危险的运动，有四分之三是故作姿态，首先是为了对群众掩盖这一场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真正毁灭性的战争。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孟什维主义同样都把这场战争神圣化：这些裁决者早就承认“历史的正确性”在斯大林一边。 如果不是这种适应于官僚和市侩们的盲目、胆怯而拙劣的政策，劳动群众的境况在专政的第12年应当安适顺遂得不知多少；军事防御能力也会强大可靠得多；共产国际也会站在完全另一个高度，而不必在背叛原则和出卖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面前一步步后退。 貌似强大的机关反动势力的无可救药的弱点在于，他们无法控制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执行敌对阶级的意愿。对于脱离革命而又破坏革命的派别而言，没有比这更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了。 目前看起来软弱无力的反对派却拥有巨大的历史力量，这是因为他们把手搭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脉搏之上，清楚地看到阶级力量的变动，洞察明天的形势，并自觉地为之作准备。放弃政治活动就意味着放弃为明天的日子作准备。 以改变我的生存条件和使我与政治活动隔绝相威胁，听起来似乎我并没有被放逐到距莫斯科4000公里以外，离开铁路线250公里的地方，这里离中国荒漠省份的边界也不过相距这样远近，而且凶狠的疟疾同麻风和鼠疫一起肆意横行。听起来似乎斯大林帮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他们直接管辖的机关）还没有竭尽其全力来将我不仅同政治生活，而且同所有别的其他生活隔绝开来。莫斯科的报纸到达这里约需10天至1个月或更长。给我的信件能够寄达是少有的例外，而且是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抽屉里放了1个月、2个月和3个月之后。从国内战争时期就跟随着我的两名身边工作人员，谢尔穆克斯同志和波兹南斯基同志，自愿陪我到流放地，但一到达他们就被逮捕，和刑事犯一起被关进地牢，然后发配去了北方的边远角落。我的女儿被你们开除出党，剥夺了工作，她病重垂危期间从莫斯科医院寄给我的信走了73天，以至于我的回信未能在她生前寄到。第二个女儿也被你们开除出党和剥夺了工作，她得了重病后别人从莫斯科写给我的信于1个月以前寄到，是发信后的第43天。询问健康状况的电报常常无法收到。目前处于这种境况以及处境更差的，有成千上万无可指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他们对于十月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功劳大大高于关押他们和放逐他们的那些人。 狭隘的斯大林派别在策划新的、越来越严厉的镇压时，总是试图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诬陷反对派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有某种联系。而列宁在遗嘱中说到斯大林粗暴，不忠顺（不诚挚）时，他的这类品质还没展现出百分之一。现今的领导人在小圈子里说：“这是为了群众所必须做的。”有时还更加厚颜无耻地说：“这是为傻瓜们做的。”我的一名身边的工作人员，整个国内战争年代一直主管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的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布托夫遭逮捕后被关押在闻所未闻的条件下，硬要这个一身清白、诚实谦逊、无可指责的党员承认显然虚构的，伪造的，按热月精神捏造的人为指控。布托夫以英勇的绝食作为回答，绝食持续了近50天，直至今年9月在狱中身亡。对于优秀的工人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忠于十月革命的精神而施加暴行、殴打、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这就是许多人所处的条件，而这种条件，用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的话来说，至今也未能“妨碍”反对派的，也包括我的政治活动。 说要改变我的这些条件使我进一步与世隔绝，这种可悲的威胁无非是说斯大林派决定用监禁代替流放。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决定对我并不新鲜。这种决定早在1924年即已预先作出，然后通过一系列的过渡状态逐渐实现，以便使被压制和受蒙骗的党慢慢地习惯于斯大林的方法，而通过这类方法粗暴的不忠顺如今已经发展到中毒很深的官僚的厚颜无耻的地步。 在我们递交给[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声明中，我们批驳了对我们的诽谤（这种诽谤只能使它们的炮制者名誉扫地），再次重申我们愿意采用党内民主的所有手段（没有这种民主手段，党就会窒息、僵化、分崩离析）在党的范围内为实现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而不懈努力。我们再次表示我们坚定不移地准备用言论和行动帮助党的无产阶级核心通过协调一致的努力在不造成震荡和灾难的条件下改进政策方针、健全党和苏维埃政权。我们现在就站在这条道路上。对于说我们进行宗派活动的指责，我们回答说，要消除这种情况，只能通过如下办法，即取消言而无信地加在我们身上的“第58条”，并作为不背叛自己旗帜的革命战士，而不是作为检讨悔过的令人置疑的罪人，恢复我们的党籍。而且，似乎预见到今天提交的最后通牒，我们在“声明”中写道（逐字重复）： “只有彻底蜕化的官吏才会要求革命者放弃这一切（放弃政治活动，放弃为党和国际革命服务）。只有可鄙的叛徒才会作出这类保证。” 对这段文字中我不能作任何改动。我再次把这些话告知对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承担全部责任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 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于我们所捍卫的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的最终胜利如此满怀信心。［这段话在手稿中被删去。］ 人各有志。你们想今后仍然奉行与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力量的训示。我们清楚自己的责任。我们将彻底履行自己的责任。 [1928年12月16日以后]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3617
致志同道合者们的信（摘录）（托洛茨基，1928年8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志同道合者们的信（摘录） 托洛茨基（1928年8月20日） ……认为可以用外交方式进入党内，然后再为党的健康化而进行政治斗争的想法太天真了，如果不说得更重一些的话。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和其他人的经验太有说服力了。这类人目前在党内比他们被开除的一周之前要少得多了。那时，他们发意见，一部分党员还听他们的。如今他们不得不保持沉默。他们不但不能发表批评意见，而且甚至颂扬也不行。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不予刊用。中派分子更是特别粗暴地压制季诺维也夫集团，要求他们沉默和不要败坏中派分子的声誉。这些表示悔过的先生们留在党内，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莫非在于国家银行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向他们敞开大门？但是，为了要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中央联社工作，其实无需先在行动纲领上签名，然后再宣布与之决裂。 1928年8月20日于阿拉木图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3616
就马克思著作的翻译致梁赞诺夫（托洛茨基，1928年5月中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就马克思著作的翻译致梁赞诺夫 托洛茨基（1928年5月中旬） 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1] 亲爱的达维德·波里索维奇！ 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第1卷使我产生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带根本性的。我首先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起先我认为对付不了德文本，因而甚至忽略了我手头就有德文的第1卷。但是着手之后，我不由自主地开始参阅德文本。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译文高于苏联中等水平的译本，但仍极其相近。没有达到可以而且应当达到的准确性，而且有些地方甚至令人不解，为什么要用转述来取代翻译，尽管是很有水平而且是很用心的转述，但毕竟是转述。作为样例，我把自己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献词和序言的开头一段的译文寄上。我没有翻译，而只是按照德文本对打印的译文进行了修改，也就是说，做了依我看来至少必须进行的修改。对我作出的每一处修改，如需论证则加以论证。现举例如下。 （1）马克思说：“我亲爱的慈父般的朋友。”我会就这样翻的。再不行，也可以译为“父亲—朋友”。无论如何不能翻译成“父亲和朋友”，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把这两个称谓作为各自独立的词加以并列，而是把它们溶合为一体：是朋友，但不是一般的朋友，而是慈父般的朋友，父亲—朋友。 （2）马克思说：在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封面上。译者加成了：如此微不足道的小册子。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句子的语气。马克思决不是想说，小册子微不足道，也就是没有价值；他是想说，对写献词来说小册子的分量还不够。 （3）献词的第二句我几乎逐字翻译的，这样可以使它具有另一种心理色彩。 （4）献词第二自然段的开头，由于增加了“我但愿”（Яжелалбы）的字样，致使马克思原先的昂扬激越的语调变成了个人感伤的语调。 （5）惊讶（изумлять）一词译者改用景仰（преклоняться）。虽然献词的写法语气极其夸张，但青年马克思未必就是想表示对威斯特华伦的景仰。至少他用的不是这个词。 （6）充满青春活力的（юношескисильньιй）老人不知为什么被改换为永远年轻的老人（вечноюньιй）（我没把德文抄下来，因为我用的是俄文打字机，请您自己用德文本作比较）。 （7）紧接着老人一词之后，是一个从属句，译者通过使用形动词“欢迎的”（встречающий）将其简化；但是，下一个与之平行的从属句却没有再加以简化（“从不倒退……”）（которьιйникогданеоступал）；于是整个句子挤在一起，甚至意思遭到损害。结果，似乎“从不倒退……”这个从属句不是用来说明“老人”，而是用来说明“世界”。 （8）马克思直截了当地说：“面对时代上空的浓云迷雾”（передтемньιмоблачньιмнебомвремени），他指的是反动时代（эпоха）。但是译者却翻译成“面对阴暗的地平线”（передтемньιмгориээонтом）——这就失去了形象比喻的历史特点。 （9）马克思说:“透过所有遮盖，或外壳，或面具，或面罩来看（смотрелчерезвсепокровьι，илиоболочки，маски，илиличиньι），而译者却翻译成“透过各种变化看”（сомтрелчерезвсепревращения）。马克思在这里是将精神同它的时间外壳、它的皮壳，即某种物质的东西相对比。“变化”一词完全没有表达出这层意思。 （10）马克思说：“肉体的康健”（телесноеблагополучие）。“肉体的”在这里是同“精神的”相对立的，是使用献词常用的哲学－圣经语言。译成“身体的康健”（физическоеблагополучие）就使马克思的意思庸俗化了。 仅限于举这几个例子。其他地方从我寄去的文本就可一目了然。不过，下一步怎么办呢？您当然很清楚，就这样对译文修改下去不啻是把全部工作从头再来一遍。不过，也许其余的译文会准确一些。博士论文以外的我暂且没有再看下去，我特意把最开头一部分寄给您，是为了避免让人怀疑我故意挑一些译文不妥之处。如果把德文原文放在一边，只作修辞方面的修改，那么我怕由于上述译文的特点，即译文近似，纯粹的文字修订会在无意中使翻译离原文更远。 这是我的根本困难。我愿意接受研究院的任何决定，即按照原文作根本修改或作表面修饰。按前一种方式工作，大体说来，所需时间会比后一种方式修订多20倍。请告知您的决定。 [1928年5月中旬]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3615 [1]梁赞诺夫，达·波·（1870～1938）——早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著作家团体“斗争社”的组织者之一。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布），从事工会工作。1921～1931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1931年被开除出党。
托洛茨基：致索斯诺夫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索斯诺夫斯基[1] 托洛茨基 ……对您那封论述农村政策的长信，我将在不久之后作出回答。我认为，对既成形势的估计，我同您并无分歧。顺便提一句，绝妙的是现在人们已把全副精力倾注在同所谓“偏激”进行斗争上。反对极左偏激的斗争已经开展了好些年——人们似乎已百分之百给自己保了险，可是只要你稍一动弹，极左偏激马上就来了，真是叫人惊叹不置。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广东的形势就是这样：五年来人们一直告诫，说造成不幸最根本的历史因素，乃是“不断革命”。在广东，共产党稍一摆脱国民党的压迫，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立即成了犯下“不断革命”原罪的人。原来是又偏激了。执行者当然有罪，然而执行者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您知道，我偶然发现在16世纪的俄国文件中，对当时人们经常改变信仰的解释是“精神偏激”。我很喜欢这个说法。按照16世纪这条经久不衰的理论，以偏激精神教育出来的人总是偏激的。不过，对于减轻偏激者的罪过还要补充一句，他们是出乎意料地大难临头了。为了解释当前反对偏激而发出的警告，应当注意那些本能的、发自肺腑的深刻反击。这是一次自下而上的，而且还将自下而上的反击。因为除了偏激者这种几乎远离现实的任务之外——他们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在哪里——世界上还有脚踏实地、扎根现实的人，他们比偏激这更为可靠。在他们当中，正在出现，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出现自发的或联合的反击。应当让其他脚踏实地、扎根现实的人也起来同他们对抗，为此应当……等等。 您读过科列奇卡·巴拉鲍尔金[2]谈反对派和分析我国困难的那篇报告吗？这是一篇货真价实的正统玩意儿。他认为，按照我和您的观点，富农的淫威是导致我国“技术经济落后”的直接结果。直到“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西欧无产阶级”来帮助我们之前，我们要反对这种淫威是无能为力的。这样说来，按我和您的观点，无论粮食收购陷入困境，还是它落入持戴季陶观点即否认积极存在的人手中，科列奇卡·巴拉鲍尔金都没有丝毫过错。这一切的原因——依然以我们的观点看——是大自然的规律和经济落后的规律。可是与此相反，科列奇卡·巴拉鲍尔金到大庭广众中去宣称：“别相信我，同胞们，我有罪，我是贼。”如果他没有逐字逐句讲出这句话，那么从他整个深思熟虑的理论中就无法得出任何别的结论。 我还想问问，您可否向我解释一下什么叫“自我批评口号”，什么是自我批评？是不是应照字面意义理解这句话，即对自己进行批评？抑或从精神实质的角度去理解它，即批评领导的可能性？如果以后者作为准则，那么就不会有任何口号，因为并不缺乏批评的愿望和批评的需要。可以说，问题就在于有无可能性。所以，“口号”不应当是“自我批评”的，而是可能取缔偏激者。这些偏激者必定把自我批评下降一个层次，而每个层次又有自己的偏激分子，归根到底，所以只是改变一下位置而已。要谈这个题目，话就长了。 我还想起几个偏激分子，那个善于写报告颂扬宪法之益同时又贬责宪法之弊的五等文官别列德里亚金，正是这类人物中的典型。这几天，我将谢德林的《五花八门的信件》读了一遍。写得太清楚了！正因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讽刺作品，所以尽管过了一个世纪，仍不失其锋芒。 春天似乎已真正在我们这儿立稳了脚跟，细数起来，这大约是第五次春天了。遗憾的是，春天既使果园鲜花盛开，同时又带来疟疾流行，粮食而且简直就是所有食品都非常紧张。记得我曾写信告诉过您，我们到这里以后，面粉价格每普特一直在八至十卢布。今天据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市场上面粉价格是每普特25卢布。近日地方报纸称：“城里留言猖獗，说粮食告罄，然而却有无数运粮搭车来来往往”。粮车却如人们所言，来来往往。不过在留言猖獗的同时，疟疾也大为猖獗，而粮食情况却不大妙……“ 至于健康状况，纳塔·伊万[3]和我都明显是染上了疟疾。不过，一般说来我还能工作下去。 （1928年5月5日） [1]本信系首席发表。信上角有手书附笔：“大概是写信给索斯诺夫斯基的”。 [2]科列奇卡·巴拉鲍尔金即尼·伊·布哈林。 [3]纳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谢多娃（1882—1962），托洛茨基的第二个妻子。
托洛茨基：致谢尔盖·谢多夫（摘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谢尔盖·谢多夫（摘要）[1] 托洛茨基 我需要哪些书呢？ 我正研究战后十年的状况。 总而言之，我需要论述下列问题的专著： 1．有关战后十年经济的（世界经济，某些较突出的国家，包括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国家按重要性排列为：中国、印度、美国、南美、英国、非洲等； 2．有关国际政治和某些国家国内政治的（各类社会和政治统计，包括选举统计）；国际按重要性排列同前。 3．有关同一时期（即1917——1928年）工人运动和殖民地斗争的（工会、社会民主党、各共产党向各个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统计汇编、杂志乃至报纸上的文章），顺序同前。 书籍稳中，俄文、法文、德文和英文均可（报告、文集等其他语种亦可，如意大利文文、西班牙文（对南美洲），以及巴尔干诸语种）。 必须有外国最新统计汇编和手册（1928年的）。 国外图书可由书店以印刷品挂号寄出，通过这种途径，我已在这里收到一批输了（如费希尔的德国专著《论石油帝国主义》、英国小说等）。 特别需要：1．对中国革命和印度各种事件阐明态度的小册子和文章；2．国内杂志首先需要《共产国际》、《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共产主义学院编）、《新东方》等；3．拉狄克发表在《新东方》上那篇论述中国历史的文章。 有关中国的俄文书籍，我已有下列作者的著作：波波幅——塔季瓦、霍多罗夫、伊文、米弗（上海）、阿扎罗夫、达林、勒扎诺夫、泰金、西比里亚科夫，还有国家出版社、红色工会国际、党内争论的文集。 （1928年4月） [1]谢尔盖·谢多夫（1908——1937），托洛茨基次子，不问政治。托洛茨基流放阿拉木图后，他仍留在莫斯科（与随父流放的长子不一样），虽然也去探望过几次父母。他没有同父亲一道出国侨居，也许因此铸成大错。因为1935年他就被逮捕，1937年（日期不确）即遇害。有关谢尔盖·谢多夫的详情可见托洛茨基1935年日记。致谢尔盖·谢多夫信为首次发表。
致志同道合者们的信（托洛茨基，1928年2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志同道合者们的信 托洛茨基（1928年2月27日） 简要向你们通报我们离开莫斯科以后发生的一切。关于出发的情况你们肯定已经知道。我们乘特快列车（一台机车和我们一节车厢）从喀山车站开出，超过一趟被滞留大约1个半小时的快车。在距莫斯科47俄里处，我们的车厢挂到了一列快车上。我们在这里告别了为我们送行的弗兰尼亚·维克多罗夫娜·别洛博罗多娃和谢廖沙（小儿子）。在车厢里我们没有任何东西。经接连不断地打电报，给我们发来了所有的东西。直到第7天或第8天行李才赶上我们，那已经是在皮什佩克（伏龙芝）了。我们之所以行驶了如此长时间是因为积雪的缘故。从皮什佩克又改乘卡车出发。途中冻得够呛。通过库尔代山口时，我们乘坐的是大车，一共走了约30俄里。然后又乘坐从阿拉木图派来迎接的汽车。东西则装在卡车上跟在后面走，但护送人员竟有本事丢失了两只装有最有用物件的箱子：我的关于中国、印度的书还有一些其他东西都丢了。我们于1月25日夜间到达阿拉木图，被安置在一家旅馆里。凭良心说，我应当承认，并没有臭虫。总的说来，住在旅馆里十分令人生厌（我这样说，是因为现在正式承认“自我批评”是必要的）。由于哈萨克斯坦政府即将于4月份迁来这里，所有的住房都登记备用。于是就开始了一场客气点说是拖拉战。直到我向莫斯科一些最高层人士发了几份电报，才终于在滞留旅馆3周之后给我们提供了一套住房。不得不购置家具，修复损坏了的炉灶，总之要从事一番建设，当然这都是计划外的项目。建设直到今天尚未竣工，因为可敬的苏维埃炉灶烧不热。在途中我又发烧了，来到这里后更是不时发作。不过总的说来，我的自我感觉还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当报上出现了两个倒霉的火枪手所写的信时，我不知是第几次又回想起谢尔盖有先见之明的话：“无论同约瑟夫还是同格里戈里都不要联合，约瑟夫会骗人，而格里戈里会溜之大吉。”格里戈里果然溜之大吉了。不过，联盟还是起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先进工人联盟的作用。看来可怜的火枪手期望的是，有了他们那封可怜而又愚蠢的信他们会得到宽恕。事与愿违：《真理报》客客气气地发表了马斯洛夫的驳斥，一下子打中了他们的要害。除了许多重大的坏处之外，至少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几个虚假的大人物退出了牌局，而且很可能是永远退出了。 我在这里对亚洲作了大量的研究：地理、经济、历史，等等。目前只收到二份报纸：《真理报》和《经济生活报》。阅读很勤奋。国外的报纸少得可怜。我已经写信请人给我转寄报纸，即使不是最新的也罢。邮件一般要迟误很久才到达这里，极不正常。开始是因为积雪路阻。后来又发现，皮什佩克和阿拉木图之间的马匹邮递安排得不好。当地的报纸是《杰德苏伊火星报》（每周出版3次）。人们应允说，邮递方面的混乱现象即将“克服”，因为已着手同新承包人谈判。总之，“正在整顿”。 1928年2月27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3613
致斯米尔诺夫（1928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斯米尔诺夫[1] （1928年2月） 亲爱的伊万·尼基季奇！ 今天收到了您的明信片，并当即给您发去一封电报。您的信是我来这里后收到的第一封信。不知道是邮局特别关照您这原邮电人民委员呢，还是别的原因……我一到这里，便马上给您写了一张明信片，寄到桑格祖雷去了。也给其他我知道地址的所有隐士去了信，但是尚无回音，此地邮路通常很慢，而且现在正值冰封雪锁的2月。拉科夫斯基[2]、卡斯帕罗娃[3]、索斯诺夫斯基[4]和穆拉洛夫[5]都有回电。他们已定居下来，精力充沛，都在工作：索斯诺夫斯基和穆拉洛夫在计划部门工作，至于拉科夫斯基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收到谢列布里亚科夫[6]从谢米帕拉金斯克发来的电报，他是否被派到别的地方去了？拉狄克[7]处也没有答复——“因为没有指明地址”：他显然还没发回电，也许他也被派到别的地方去了？ 您邀请我去诺沃巴雅塞特，这真是太诱人了，不过实现起来却困难重重。到这里来的旅途已搞得人疲惫不堪，此外，护送人员竟然在路上弄丢了两只行李箱，其中一只装的是我最需要的、极有价值的书……从这封信的写法上看，您可能以为我把秘书也带来了。但完全不是这样，根本不是。诚然，打字机我是带着的，但是打字的事务却不得不从头开始张罗。 这里既可以打猎，也可以钓鱼，所以我才能婉谢您的盛情相邀。我们在这里已住了三周，但我还没去打过猎。原因很多，主要大概是风尘仆仆之后一直在发烧。纳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和莲娜不得不大操其心，因为我们至今尚未安顿住宅，暂时住在一家果戈理时代的宾馆里。 您当然已经读过两位火枪手[8]写给编辑部的信了。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卑微无用的文件。现在才知道，原来“反潮流”派离布尔什维主义更远。离什么布尔什维主义更远呢？是两位倒霉的火枪手昨天还在鼓吹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他们曾经抨击过的布尔什维主义？这一点他们闭口不谈，不过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份阿谀奉承、谎言连篇、淫欲横流、溜须拍马的文件，其基础正是对所争论问题的本质避而不谈。 国际形势和国际革命运动，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常常产生许多新的、重大的情况。《真理报》说得对：“1923年失败后产生的冷漠和压抑情绪，使德国资本巩固了自己的阵地，不过这样的情绪已经过去”（1928年1月28日）。1923年末变得冷漠和压抑的论点，现在每走一步都会有人重复。可是，那些对1923年失败的含义和作用并不理解的人，当时却指责早在1923年末就预言必然会产生某种“冷漠和压抑”情绪的人是取消主义。不理解这种情绪具有国际性质，就不可能真正懂得我们的内政。1923年的失败，在英国不如在欧洲大陆反应强烈，那里在1926年才卷起新高涨的浪潮，但又在自己的失败中中断了。1923年失败，影响最深的大概是德国本土，或许还有我国。《真理报》说得对，它说，冷漠和压抑在德国 已开始过去。遗憾的是我手上没有德国期刊，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外国报刊。但是，目前必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外国报刊，因为国际问题正被层出不穷的各种事件提到我们面前…… 从这些新发生的事件来看，把有争议的老问题在心里逐一回顾一番是大有裨益的。1923年失败后，我们评价欧洲内部局势是同美国在欧洲所起的作用联系起来的。现在有一种十分偏执的观点，认为研究欧洲的命运无须考虑美国的作用。这犹如开账单却不找老板。欧洲的所谓“正常化”是靠美国的帮助才得以实现的，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社会民主党，产生了美国民主和平主义的新宗教（现在已经咽气了）。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先锋队预见到了冷漠、压抑、“美国作风”及和平主义所有这些情绪，就是说，如果他们并不听信这种预见是取消主义，那么，他们本来会比现在强大得多。第五次国际代表大会的主要错误正在于此。马斯洛夫[9]——鲁特[10]的领导错误，就是从这种错误中衍生出来的。人们以为阶梯总是往上而不会往下，于是在该下脚处提起脚来：这样就必然要碰破鼻子。根据《真理报》的估计，德国新高涨浪潮的下降期和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巩固期持续了4年。直到现在，这个时期才“开始过去”，而我们却不认为时间有这么长……诚然，由于对时代估计不确，采取的战略方针错误，这个时间是延长了…… 美国现在成了欧洲的主人，其地位比起我们4年前在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时要高得多。不过，美国这个锅炉本身，已积存了太多的蒸汽。当然，美国的财力以及托拉斯组织，是可能以空前的规模（对资本主义来说）进行“计划”和“调整”的。这可以减轻或延缓局部的危机，从而将矛盾积累起来。显然，在美国，事情已发展到接近爆发总的工业贸易危机，而且完全就是经济危机了。预言这场危机会有多么深重、尖锐和长久还不容易。但预言美国将要靠欧洲，而这意味着首先靠英国来理顺自己的路线，却也并非难事。英美之间的对抗，现在已从它们那略加装饰的“合作”外表下暴露出来。这一对抗，在近期内即将成为世界政治的轴心。对欧洲来说，这就意味着一切，唯独不表明“民主的和平主义”。目前的全部任务，就是对这一整个过程，特别是对它的每个阶段依次作出正确的估计。近年内，国际因素将主宰一切。 印度似乎正在酝酿一些重大事件。不过我得承认，我对印度知之甚少，甚至远不如中国的了解。我现在主要在研究中国。倒霉的是有关印度的书籍都装在那只遗失的箱子里了[11]。我现在正在想办法从莫斯科再弄一包来。很遗憾，现在办这些事非常麻烦，尤其是要花费许多时间。 据我了解，您寄到这里的邮件是经巴库——克拉斯诺沃茨克中转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同您就成了近邻，比同莫斯科还要近。不过这一切还得经过检验。 （1928年2月的第2周） [1]伊·尼·斯米尔诺夫（1881——1936），布尔什维克，1920年起任中央委员会委员。邮电委员。反对派。1927年因从事反对派活动被开除出党。1929年悔过，但无济于事。死于大清洗时期。致斯米尔诺夫的信是托洛茨基在流放中写的第一封信。 [2]拉科夫斯基（1873——1941），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时期巴尔干革命者领导人之一。国内战争年代任乌克兰第一届苏维埃政府领导人（1919——1923），任任外交工作。1925年至1927年任苏联驻法国大使。最初是左派反对派领导人之一。1927年作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并流放。1934年悔过。但在莫斯科审判中作为被告受审。判处二十年徒刑，死于监禁中。 [3]卡斯帕罗娃，反对派成员，因从事反对派活动而被流放。1928年1月，她同其他人一起，在反对派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宣言上签名。 [4]Л·索斯诺夫斯基（1886——1937），布尔什维克记者，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头几个月曾积极参加粉碎和在政治上消灭苏联社会主义反对派（与布尔什维克对立的各党派）的行动。1928年作为反对派被流放巴尔瑙尔。死于大清洗时期。 [5]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穆拉洛夫（1877——1937），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1920年成为反对派，托派。1927年因“反苏托洛茨基（平行）中心案”被枪决。 [6]Л·谢列布里亚科夫（1890——1937），老布尔什维克，1919年至1920年在党的书记处工作。1920年历任国家各种职务。系反对派。为“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10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悔过，1937年被枪决。 [7]卡·拉狄克（1885——1939），波兰——德国——俄国革命者，1920年3月任共产国际书记，其首要任务是负责在德国和中国的革命活动。1923年走上反对派道路，尤其在德国革命问题上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德国革命被斯大林“断送：了。大约在此之后拉狄克便开始失去权力，被解除了各种职务，1927年12月，根据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他和其他反对派一同被开除出联共（布），并被遣往伊希姆。1929年拉狄克承认在其的反对派活动是错误的。但在大清洗年代仍未幸免于难。 [8]托洛茨基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称作“两个火枪手”。1927年12月27日，《真理报》刊登了他们署名的一封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宣布与托洛茨基脱离关系，并指出，同他分道扬镳首先是由于建立第二个党的问题。 [9]阿·马斯洛夫（1891——1941），1924年后为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共产国际委员会之一。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曾支持苏联的“联合反对派”，1926年被开除出共产党。是共产主义“列宁联盟”的奠基人，1930年前曾同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合作。 [10]鲁特·费希尔（1895——1961），除年龄有别外，命运与马斯洛夫相同：曾为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由于从事反对派活动于1927年被开除出党。同马斯洛夫和乌尔班斯创立“列宁同盟”。 [11]关于遗失的书籍可以参见其他信件，如《致志同道合者们》。 来源：《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译者：黄柱宇唐伯讷）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托洛茨基，192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chm电子书下载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 （1928） TheThirdInternationalafterLenin TheDemiseoftheSovietSystem 列夫·托洛茨基 LeonTrotsky 吴继淦李潞译陈泰校译 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1965年12月第1版 【PDF下载】 ·出版者言 ·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 一、国际革命的纲领还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 二、帝国主义时代的战略和策略 三、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 ·现在怎么办？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Русский|English不断革命列夫·托洛茨基CHM下载初版序言德文版序言第一章本书的被迫性及其目的第二章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进行一次“跳跃”，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民族改造第三章“民主专政”的三个要素：阶级、任务和政治结构第四章不断革命论在实践中是怎样的？第五章“民主专政”在我国实现了吗？如果实现了，是什么时候实现的呢？第六章论跳过历史阶段第七章民主专政的口号今天对东方意味着什么？第八章从马克思主义到和平主义第九章结束语第十章什么是不断革命？关于“不断革命”的一些历史材料柴金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66年2月第1版LeonTrotskyPermanentRevolutionandResultsandProspectsNewParkPublications．London．1962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Русский|English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chm电子书下载 PermanentRevolution （1928） LeonTrotsky 《不断革命论》俄文第一版，1930年 《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 （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 第一章本书的被迫性及其目的 第二章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跳跃”， 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国家的改造 第三章“民主专政”的三个要素：阶级、任务和政治结构 第四章不断革命论在实践中是怎样的？ 第五章“民主专政”在我国实现了吗？是在什么时候实现的呢？ 第六章论“跳过历史阶段” 第七章民主专政的口号今天对东方意味着什么？ 第八章从马克思主义到和平主义 第九章结束语 不断革命是什么？（基本论点）（向青译）
中国革命的失败及其原因（列昂·托洛茨基，192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中国革命的失败及其原因 列昂·托洛茨基1927年 施用勤译 〔来源〕原载《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说明〕这是联合反对派在1927年起草的《反对派纲领》中关于中国革命的部分。由于季诺维也夫在沦为反对派之前，曾参与了共产国际中国政策的制定，在撰写党纲时，他仍维护自己最初的立场，这导致政纲中的关于中国革命部分的不够充分，托洛茨基对此很不满意——译注 中国革命的失败使实际力量对比变得对帝国主义有利，当然只是暂时的。在中国，新的革命战争和新的革命都是不可避免的。整个局势都能保证这点。 事后，机会主义领导者用所谓的“客观力量对比”来解释自己的破产，忘了自己昨天的有关中国革命即将来临的预言，而这场革命应该是由同样的力量对比产生的。 什么决定了中国革命在现阶段的不利的结局?就是俄共中央委员会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根本错误的路线，它导致在关键阶段在中国事实上没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现在把罪责完全推给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浅薄的、卑鄙的。 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是采用孟什维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策略的典型经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无产阶级不仅没有达到自己胜利的“1905”（列宁），而只是基本上扮演了欧洲无产阶级在1848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中，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决不在于在中国似乎有“革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对它的希望是斯大林-马尔丁诺夫-布哈林的整个路线的基础，而在于： 1．比在沙皇制度下的俄国农民受压迫更深的、不仅在本国而且还有外国压迫者重压下呻吟的中国农民，可能会挺身而起，比1905年革命时的俄国农民更有力地行动起来。 2．列宁在1920年为中国提出的苏维埃口号，在1926-1927年中国的条件下无疑仍有土壤。中国的苏维埃能够成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农民力量的形式，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构，也就是真正抗击资产阶级国民党以及从其内核中产生的中国的卡芬雅克的机构。 列宁有关只有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在前者的领导下）才能把资产阶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学说，不仅适用于中国和类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且指出了这些国家通向胜利的唯一道路。 从上述一切中可以得出结论，在今天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苏联存在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中国以苏维埃的形式出现，将具有相对迅速地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更多的机会。 此外，就是必将导致工人阶级失败的与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的孟什维克道路，正如1927年在中国所发生的那样。 此外，就是必将导致工人阶级失败的与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的孟什维克道路，正如1927年在中国所发生的那样。 共产国际第二次、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所有有关在东方建立苏维埃、在民族革命运动国家中的工人共产党充分的独立、工人阶级与农民结盟反对“自己的”和外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所有决议，都被忘得一干二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1926年11月）的决议不仅没有对在中国波澜壮阔地展开的事件作出列宁式的评价，而且完全转向了马尔丁诺夫的孟什维克路线。无论多么不可思议，对1926年3月的蒋介石第一次反革命政变，对1926夏秋季广东政府许多地方枪杀工农和对们进行的其他镇压，对实际上反对工人的强制仲裁，对广东政府镇压工人罢工，对广东政府庇护由企业主组成的黄色“工人”组织，对广东政府扼杀农民运动而限制它，不让它发展，不让它站起来所做的努力，这份决议未置一词。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决议中，没有把每个工人武装起来的口号，没有号召与反革命军官进行斗争，它把蒋介石的军队描绘成革命军队;其中没有建立共产党日报的口号，没有准确、明白、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真正的独立的必要性。除了上述一切之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还推动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在既成局势下，这只能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说，“国民革命政府的机关（即蒋介石的政府）为接近农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道路。”并接着预言（1926年11月），“甚至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在一定的时期内还能追随革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承担起不批评三民主义的义务，放弃了独立的工人政党的最基本的权利，提出了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最后，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于1926年7月4日的公开信中承认三民主义是工人和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共同信仰”，对所有这些，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未置一词。 大约在这段时间，最主要的俄国负责同志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即农村内战的发展可能会削弱国民党的战斗力。换言之，就是禁止发展农民革命。 1927年4月5日，当形势已经十分明朗，斯大林同志在圆柱大厅召开的莫斯科州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声明，蒋介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士，蒋介石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因此是我们的可靠的盟友。 1927年5月中旬，当时的局势更加明朗，斯大林同志声称，武汉国民党是“革命的国民党”，是“清除了右派国民党员的革命中心”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的第八次全体会议（1927年5月）没有力量纠正所有这些孟什维主义的错误。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反对派提出下述建议： 如果全会否决布哈林的决议，并用几行字的决议来代替它，它就做对了。这几行文字是： 农民和工人不相信左派国民党领袖，建立自己的苏维埃，与士兵联合起来。苏维埃应该武装工人和进步农民。保证共产党充分独立，创办目报，领导创建苏维埃，立即剥夺地主的土地。立即铲除资产阶级。就地镇压背叛的将领和所有反革命分子。总方针应该是通过工农代表苏维埃建立民主专政。 反对派警告党，“武汉的国民党”根本不是革命的国民党，这一警告被斯大林和布哈林宣称为“反党斗争”、"攻击中国革命”等。 有关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真实进程的实际消息被隐瞒和歪曲。直到我党的机关报（《真理报》1927年7月3日）以《士兵和工人亲如兄弟》标顾报道中国将军解除工人的武装。 斯大林嘲弄列宁的学说，他论证说，在中国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就意味着提出马上转入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然而在事实上，列宁在1905年革命中就提出了作为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机关的苏维埃口号。 反对派及时为中国提出的苏维埃口号，从斯大林和布哈林那里招来“反革命帮凶”和类似的指责。当工人和农民的基地被“我们的革命的”将军们所粉碎之后，斯大林和布哈林为掩盖自己的破产，突然为中国提出了苏维埃口号，为的是在第二天就忘记它。 开始称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模范支部”，反对派对它的最轻微的批评——在错误还能够改正的时候-都被压制或被宣布为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毒攻击”。后来，当马尔丁诺夫-斯大林-布哈林的破产已经明确，就企图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开始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后来押在唐生智身上，然后押在冯玉祥身上，最后押在“可靠的”汪精卫的身上。所有这些绞杀工人农民的刽子手都依次被称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士”和“我们的”孟什维主义政策以阉割列宁学说的革命内容而告终。斯大林、布哈林国民和“青年学派”忙于证明列宁有关民族革命运动的学说归结为宣传与“资产阶级”结盟。 早在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说过： 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被压迫国家的责产阶级往往是，甚至可以说在多数场合下都是一方面支持民族运动，另一方面又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事，也就是同他们一起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一切革命阶级。（《列宁全集》第39卷，第165页。） 列宁肯定会用这些话来痛斥今天这些胆敢引用他的话来为自己和蒋介石、汪精卫结盟的孟什维克政策辩护的人的。这些话是列宁本人在三月十九日说的：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当支持资产阶级——波特列索夫之流，格沃兹杰夫之流，齐赫泽之流这样说道，正如普列汉诺夫昨天所说到的一样。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到，——因此工人应当让人民群众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欺骗，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列宁全集》第29卷，第19页） 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没有比现在把列说成是“与资产阶级结盟的传播者更大的犯罪了。 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它的失败的研究，对全世界共产党员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事。这些问题明天将成为不仅对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且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关于这些触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问题的争论中，将培养出未来革命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反对派的“声明”和党内状况（托洛茨基，1927年11月17～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反对派的“声明”和党内状况 托洛茨基（1927年11月17～20日） 1．何谓反对派？就是党内列宁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左翼。反对派的性质在其行动纲领中已经阐明。反对派是党内的少数派。由此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方法。反对派正在为争取在党内的影响，首先是为争取对党的无产阶级核心的影响而斗争。 反对派主要的斗争方式是宣传，阐明自己的观点，将其应用到实际问题上，维护这些观点。 2．在党的制度正常的情况下，全党领会反对派观点的主要内容就容易得多，迅速得多，反对派也不必采用党章上未规定的方式宣传自己的观点。体现了非无产阶级压制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内官僚主义制度扭曲了党内的一切关系，特别是扭曲了少数派争取影响党内舆论的斗争方式。 3．当反对派通过私下座谈或通过在卷烟纸上转抄文章和发言稿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他们就是在以这种被缩小的、不完整的和似乎“非法”的方式履行党员参与制定党的集体决议的基本权利。 在这个时期机关权势分子常说：“反对派为什么不在支部里公开活动呢？”然而为了在彼此隔离的支部内了解反对派的观点，必须将这些观点发表出来。但是这遭到了拒绝。因此反对派的“派别活动”的方式就无法避免了。当反对派的观点传播到各支部的时候，就因为党员发表公开言论，机关找一些不沾边的偶然借口将他们开除出党。可见，即使在这个时期也是官僚主义制度把人推上了派别活动的道路。 4．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受到官僚机关压制的党内思想政治热情又活跃起来。由于支部之间人为造成的相互隔绝和无法在支部里发表自己的意见，广大党员便走上私下里举行座谈会的道路，与会的人数为20～30人，后来发展到50～100人，甚至将近200人。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成千上万的工人党员参加过这种座谈会，其中不仅有动摇分子，而且有多数派路线的拥护者。他们都很清楚，参加这种座谈会有遭受迫害的危险。如果在党内能够正常地交换意见，就没有一个党员会参加这样的座谈会。现党章未作规定的这种座谈会（“结合”）是由官僚主义制度引起，也仅仅是由它引起的。 5、技术学校中的大会是由所谓“结合”发展而成，因党员的人数多，私人住宅里容纳不下。当然，这里也仅仅是宣传反对派观点。宣传采取这种“占领”的方式，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方式，是党的制度的极端不正常造成的。 6．反对派带着一些标语牌参加11月7日的游行是由于必须针对毒害党内外群众的谎言和诽谤介绍反对派的真实情况。反对派的标语牌要说明什么呢？所谓我们主张掠夺农民的说法纯属谎言，我们主张压制富农。所谓我们主张资产阶级民主的说法纯属谎言，我们主张执行列宁的遗嘱。反对派通过标语牌以最简单、非论战性的和真正符合党的原则的方式表示对卑鄙诽谤的驳斥，也就是竭力避免斗争尖锐化。当然打出独特的标语牌本身是不正常的。但是这种不正常的行为是在党的路线和党的制度处于一种极端的、令人感到痛苦的、危险的和不正常的状态下被迫采取的。 7．机关组建了自己的战斗队，对反对派分子进行人身迫害。列宁格勒事件可以证明问题并不在于标语牌。那里的反对派没有打出任何标语牌，却遭到了发生与莫斯科一样的暴力袭击。 8．11月11日中央委员会宣布，今后凡在私人住宅举行的党员会议均应强行解散。中央委员会必须采取这样的措施，即党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行使警察的职责，这本身就证明党的制度已经严重扭曲。机关此举表明，甚至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争论期间，无论是在党的公开会议上（吹口哨、起哄、敲打物品甚至大打出手，以至在会议议程上搞阴谋）还是在私下的座谈会（“结合”）上都不能容忍宣传反对派的观点。 9．中央委员会的决定造成了新的情况。“结合”对反对派来说仅仅是一种宣传形式。机关则决定把“结合”变成党的两个部分发生暴力冲突的形式。十分清楚，反对派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也不能走这条路。 当权机关在最近一个时期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使反对派的宣传具有暴力冲突的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制造所谓反苏工作、搞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街头动员以及准备发动内战等恶毒谎言。这些诡计的目的在于恐吓党，不让党弄清反对派的提纲和文章的实质，即阻挠党内少数派的宣传工作。 10．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反对派11月14日声明的目的和内容。 反对派声明停止举行所谓的“结合”，他们不想帮助斯大林策动争吵，哈尔科夫已经发生了在对骂中动用手枪的情况。 反对派再次重申并提醒党，反对派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不过是党内的少数派，其主要任务是宣传自己的观点，目的在于争取党内舆论，至少是争取无产阶级的核心舆论。说反对派有叛乱、盲动和起义等其他种种目的都是谎言，像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事件一样，与反对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性质大相径庭。 11．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党的统一问题。机关竭力使反对派对自己观点的宣传具有内战的形式，即使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内战形式。这势必会造成党的分裂。反对派与这种手段毫无共同之处。他们采用的是改良主义的办法。反对派坚定地希望通过党和工人阶级内部的手段来修正党与工人国家的路线，避免发生革命的动荡。 12．反对派的这种基本观点决定了他们对待非党工人群众的态度。企图说反对派打算使非党群众与党对立起来或者说打算依靠非党群众来反对党，这是根本错误的，是蓄意欺骗。然而反对派不能消极地坐视当权机关的政策使党与非党工人即工人阶级明显疏远开来。这种日益明显的疏远严重地危及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派要求通过党通常采用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的意见分歧，同时要求不能让非党群众受到有关反对派的谎言的毒害。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工人阶级不能不问党内发生的情况消极地跟着党走。工人阶级很想了解分歧也有权了解分歧。过去非党工人群众总是从陈述两方面意见的争论材料中了解党内意见分歧的实质。如今只有一方讲话，而且讲的是关于另一方的谎言。这样做已有好几年了。工人阶级越来越领悟到这是多数派的机关对他们采取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强制手段。这种情况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要想修正路线，党首先应该了解真实情况。非党工人群众应当对意见分歧有正确的认识，以便帮助党修正路线。 13．对于反对派的声明，当权派有两个现成的方案：①声明是反对派的投降书；②声明是企图欺骗党。这两种评价过去已为人所共知。两者都是谎言，都不会妨碍反对派通过声明达到自己的目的，即将有关反对派的真正意图和斗争方式的真相告知全党。 14．反对派真的投降了吗？面对一些共产党员因在私人住宅中开座谈会而受到人身迫害的威胁，反对派因此放弃了“结合”，如果投降指的是这一点，那么应该说，面对这种暴力威胁反对派确实是后退了。反对派的任务是在党内作宣传，而不是同那些选派的战斗队较量。如果投降指的是放弃自己的立场，放弃自己的观点，放弃在党内的宣传和辩护，那么反对派对此只能表示鄙视。反对派思想上的正确性从来没有如此明显。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破产也从未像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今天这样无可争议。那种蓄意的欺骗伎俩和有组织的镇压手段使争取无产阶级先锋队人心的正确路线无法实施的事情，历史上尚无先例。 15．反对派果真想欺骗党吗？反对派没有兴趣去欺骗党，也不可能有兴趣，然而总是有人在欺骗党，污蔑反对派。反对派无须给造成比他们的实际情况更好或者更坏的印象。反对派是党内的少数派。他们愿意而且将会为自己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列宁主义的行动纲领努力奋斗。反对派最关心的是使党搞清楚和批驳机关所谓反对派密谋反苏和准备起义等谎言。反对派采取党章未有规定的斗争形式来维护自己的观点，是因为中央委员会践踏了并且仍在践踏党章，剥夺了党员的基本权利。反对派愿竭尽全力将自己的宣传工作纳入党内生活正常方法的轨道。但为此必须恢复这些党内生活的正常方法。反对派愿在这方面尽力予以协助。尽管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方面存在着极不正常的情况，反对派愿支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为真正恢复党内正常生活而采取的每一项措施。 16．无庸赘言，镇压是吓不倒反对派的。这些镇压手段是粗暴和违法地滥用职权的表现。列宁曾指责斯大林存在这样的问题（见遗嘱），现在这种滥用职权的行为已成为当权的斯大林派的惯用手法。反对派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自己是正确的。除了反对派的纲领联共和共产国际别无选择。认清自己的正确性不仅增强了继续斗争的力量，也增强了在斗争中自觉遵守纪律的信心。镇压吓不倒反对派，但是也不会使他们走上机关中的坏分子栽赃给他们的建立两个党和搞其他冒险的道路。党越来越想理解他们。反对派正竭尽全力让党了解和理解他们。党的路线将得到修正，党的统一将得到维护。 17．反对派声明的主要目的是向受到误导的党报告反对派的真正意图，以促进党内关系的缓和和改善。假定中央委员会真的相信反对派要举行起义或有其他类似的图谋，那么30位反对派分子的声明必定会向中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的任务是确认反对派在暴力冲突的威胁下已放弃了所谓的结合，中央委员会就有责任尽快让全党知道这个声明。中央委员会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全党隐瞒了声明。同时在机关里散布反对派“投降”的荒唐传言。党有意表现出困惑不解和担心：反对派投降了吗？还是动员起来创建“第二党”、打内战等等？实际上这一切均纯属子虚乌有。反对派正在继续以全副精力为自己的观点而斗争，正在放弃那些有利于斯大林推行其加快分裂政策的斗争形式。 18．为了尽可能广泛地展开代表大会召开前的镇压运动，中央委员会就一定要隐瞒反对派的声明，尽管是暂时隐瞒。此外斯大林派还能做什么呢？反对派的反提纲非常明显和令人信服地暴露出中央委员会提纲思想上的贫乏。反对派的行动纲领仍在发生效力。7小时工作日的把戏等显然具有玩弄权术的性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报刊都赞成声讨反对派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镇压是斯大林派采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手段。为了替镇压辩护，需要制造反对派所谓企图起义的恶毒的谎言。30位反对派分子的声明，揭露了这种谎言。正因为如此要对全党隐瞒这个声明。由于隐瞒不能持久，就使镇压行动具有匆忙、大规模恣意妄为的性质。现在甚至已经不去搜寻堂而皇之的开除理由了：只要同情反对派就够开除条件。 19．“你们会服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吗？”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那些通过严重违反党章来筹备并在筹备期间继续进行镇压的人。按照斯大林派的意图，将数百名优秀党员开除出党，直至将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无非是企图迫使反对派转向第二党的地位。是否存在这样的危险，即精心安排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批准斯大林派的这一政策，或者至少是通过取消来确认这一政策呢？不可否认存在这种危险。反对派会服从这种进一步走向分裂和两党并存的决定吗？反对派决不会服从这样的决定。反对派决不允许把它与苏联共产党分开，也决不会组织第二党。反对派也不能允许将自己推上这条道路，即使动力来自精心安排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不管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出什么决定，反对派都将把自己看做是联共的一部分，并据此来采取行动。如果反对派在党内处于孤立状态，斯大林派很可能通过将大批党员开除出党来达到分裂的目的。但是情况已并非如此。跟着反对派走的还有准反对派，跟着准反对派的是同情者，他们虽然尚未决定投反对派的票，但是他们通过不参加投票的形式表达出自己不赞成党的现行制度的态度。这样的人很多，而且数目还在增加。他们正在向反对派靠拢。对反对派的镇压把这一层人推到我们这边来了。将数百名甚至数千名反对派分子开除出党割不断他们与党的联系。党决不会分裂。反对派决不会脱离党。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1月17～20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72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二）（即《反提纲（二）》；1927年11月17日发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二） 即《反提纲（二）》（1927年11月17日发表） 必须先提出的一点意见 一中央委员会提纲的主要缺点 二苏联的经济计划和阶级斗争 三官方的乐观主义是对敌人的帮助 四“本来的情况” 五按人口计算的消费量和商品荒 六基本投资 七工人状况和向七小时工作日过渡 八我们困难的根源 九资金从哪里来？ 十两条道路 说明：《真理报》1927年11月17日发表这个提纲时所加的标题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反提纲。——编者注 必须先提出的一点意见 在党的正常发展条件下，党内少数人的提纲和一般任何文件都要在正式展开党代表大会前夕的争论以前予以公布。而争论的进行则应先于决定或预定出席党代表大代表的党内选举。不用说，进行争论的条件应当是：保证党内群众能够全面讨论所争论的问题。可是，任何一个这样的条件都丝毫没有被遵守： 1．支部的改选，出席区代表会议和县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以及出席区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是在争论之前或没有争论的情况下进行完毕或者正在进行的。 2．这样，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预先就遏制了党内各种意见斗争的影响。争论必然是徒有虚名。它不可能对党代表大会有任何影响。这就是说，党员群众获得的不是立法作用，而是咨询作用。 3．但是，就是这样的争论也被置于这样的境地：把徒有虚名的争论弄得特别尖锐（会议上的谩骂、吹口哨和破坏等等），同时把争论的积极意义即教育意义缩小到最低限度。在提纲问题上也是完全如此。 中央委员会的提纲是在今年10月25日公布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被禁止提出和中央委员会的提纲相对立的提纲，最近一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还拒绝了我们如下的建议：至少把我们政纲中涉及到中央委员会提纲也谈到的那些问题的有关部分作为反提纲公布出来。结果，反对派的反提纲在党代表大会开幕前三星期才加以公布，就是说在全国都已召开过基层党代表会议后才加以公布。而在苏联的边远地区，直到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动身以后才公布了反对派的反提纲。这个事实最明显、最清楚地说明，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纯粹是按机关作风进行准备工作的。 但是，无论准备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方法如何，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依然如故。在历史上，还没有过赤裸裸的组织手段战胜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事。正确的政治路线始终都在排除一切障碍，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我们少数派被剥夺了影响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代表成分和大会未来决议的可能（这是和我们党的章程和传统相抵触的），因而我们向全党舆论、首先是向党的无产阶级核心的舆论提出我们的提纲。 一中央委员会提纲的主要缺点 每一个工人党员对于中央委员会关于五年经济计划问题的提纲所期望的，完全不是李可夫同志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同志提纲中的东西。 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担心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失业的情况今后会怎样；难道前面就没有一线光明吗？现有“五年计划”方案的数字在这方面说了些什么？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关于这些五年计划又说了些什么？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对这种问题没有作任何回答。 每一个共产党员还对自己提出另一个同样重要而且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最近几年内商品荒的情况将会怎样？今年年初，米高扬、李可夫和布哈林等同志在和反对派进行争论时，就绝对肯定地说，商品荒很快就会缓和。最近几年内工人和农民在这方面将会碰到怎样的情况呢？商品荒仅仅在米高扬和布哈林等同志的话里“消失掉”呢，还是商品的供应真正开始满足需求呢？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现有的三种五年计划草案在这方面说了些什么，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关于这几个五年计划方案说了些什么？在这五年内商品荒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对于这个问题，在中央委员会的提纲指示中也没有作出任何的答案。 在其他许多迫切的问题上也完全一样，这些问题是：粮食价格的确实开始增长，粮食征购工作的困难，出口的缩减，卢布的购买力受到的威胁，等等。 中央委员会的提纲谈到必须“增加工人的居住面积”，但没有指出多大的面积。10月份对住宅建筑追加的五千万卢布投资，较之住宅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即使不发表告示，随着经济的普遍发展而应增加的拨款也不会比这部分资金少多少。 提纲中一般地谈到必须反对酗酒，但丝毫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从本预算年度和以后的预算年度内缩减白酒项目的收入，并相应缩小酿酒工业的生产计划。实际上，各个年度的和五年的经济计划都完全是以按人口平均的白酒消费量的增加为基础的。 总之，在中央委员会向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中的第一个主要缺点在于：中央委员会在党和工人阶级面前没有对任何一个现有的五年计划草案负责，没有对这些五年计划草案所依据的基本思想说一句话；它也没有作出任何指示，说明计划草案应向哪方面修改。同时，在中央委员（李可夫、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古比雪夫、米高扬等）指导下制订出来的、迄今已经发表的各部门的五年计划草案，都同中央委员会在党代表大会开幕前提出的提纲的良好愿望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因此，如果各主管部门准备的五年计划新草案意外地成了“超工业化”的草案，而且象某些其他意外的纪念“礼品”一样跟今天没有多大关系，没有多大根据，没有多大现实性，那是不足为奇的。 整个提纲是对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方面各种问题的含糊不清的愿望的堆砌，完全没有给党和工人阶级指出能不能够和用什么方法真正实现这些愿望。领导整个国家机关的中央委员会完全有可能，就其作用来说也有责任作出能为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所了解、不容许经济机关作任何曲解的明确具体的指示，因此指示提纲的模糊不清和不肯定的缺点就更加不能容忍了。但是，这种模糊不清和不肯定的缺点决不是偶然的。目的在于掩盖其经常左右摇摆，丧失拟定和捍卫无产阶级政策以反抗小资产阶级压力的能力以及作为必然后果的堕落（即对非无产阶级的压力节节让步〕等行为。 二苏联的经济计划和阶级斗争 提纲的第二个缺点在于起草人忘记了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在新经济政策发展的现阶段上，每一个有重大经济意义的问题，尤其是整个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向那些本来就已经顺利地发财致富的人提出“发财吧”的口号，乃是轻而易举的。这个口号永远会受到城乡新资产阶级代表们的拥护，而且会被他们百分之百地加以实现。最后（延迟了两年多）中央委员会在“宣言”和提纲中都宣布了排挤富农和耐普曼的口号，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认真看待这个口号的话，那么它要求改变整个政策，重新配置力量，使所有的国家机关有新的方针。关于这一点必须说得很明确。要知道，无论富农或者贫农都没有忘记，中央委员会两年来所捍卫的完全是另一种政策。十分明显，提纲起草人所以闭口不谈自己过去的方针，是以为改变政策似乎只要发布新的“命令”就够了。可是，要想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现新的口号，不克服一些阶级的猛烈反抗和动员另一些阶级的力量是不行的。 近几年来，富农越来越厉害地对农村中的贫农和城市中的国家政权施加压力，并迫使国家政权改变它的经济计划和核算。 富农、私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国家和党的官僚制度的许多环节相接合，乃是我们社会生活中最确凿无疑的、因而也是最令人担心的过程。从这里正在产生使无产阶级专政受到威胁的两个政权并存的萌芽。 为了排除这种危险，为了认真地压制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特别是为了认真地使富农交纳附加税，首先必须揭露富农，其次必须查清富农所隐瞒的不断增加的收入。 没有贫雇农本身的积极性，就不可能用适当的办法使贫雇农免除富农的剥削。但是，要想使贫雇农能够说出自己的话并且真正帮助压制富农，就必须使贫雇农不再害怕富农。必须使贫雇农在最后不至于说：我揭露了富农，苏维埃政权却拋弃了我；我又和富农面对面了，现在没有人怜悯我，我已经无路可走，到处都是失业。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认真组织贫农向富农作阶级斗争。谁不坚决参加这种斗争，不考虑斗争的后果，不制订斗争的计划，他只会徒然地提出“压制富农”的口号。结果只不过是煽动性的空话而已。 城市内压制耐普曼的情况也完全一样。近几年来，在城市中耐普曼的卢布显然对工人的戈比施加了压力。它在住宅问题上、在国家机关里、在市场上、在学校里、在剧院里以及在其他地方也都施加了压力。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仅仅向财政人民委员部的税收人员发布新的指令是不够的。只有愚蠢的官僚主义者才会认为，全部问题仅在于此。如果不在城市里激发工人的积极性，不在苏维埃中恢复工人民主制，不使一切苏维埃机关对工人选民负起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责任，那么压制耐普曼是不可能的。对于工会，首先是对于党来说，情况也是一样。不解决这些最重大的阶级斗争问题，就不能执行稍为令人满意的经济五年计划。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对这些问题却只字不提。 谁战胜谁的问题要由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文化战线的一切阵地上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来解决，即由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按照哪一种发展道路来分配国民收入、无产阶级完全掌握政权还是与新资产阶级平分秋色的斗争来解决。在我们这个小农和最小农以及一般小业主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内，最重要的过程有时是分散和隐蔽地进行的，以便后来一下子“突然”爆发出来。 资本主义的自发性首先表现在农村的分化和私商的滋长上。农村的上层分子以及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国家经济机关的各种环节越来越密切地交错在一起。国家经济机关往往帮助新资产阶级用统计数字的迷雾来掩饰他们为增加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而进行的得心应手的斗争。 国营、合作社营和私营的商业机关，占去了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大大超过总产值的十分之一。而且，私人资本在商业流转额中近几年已大大超过了五分之一，其绝对数字超了每年五十亿。大量消费者所必需的产品，迄今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从私商手中获得的。这里是私商获取利润和积累的主要来源。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剪刀差，所谓农业各部门间、各地区间和各种季节间的“差价”，国内价格和世界价格的差价（走私），都是暴利的经常来源。 私人资本正在进行高利贷盘剥，并利用国家公债发财致富。 私商的作用在工业方面也很大。即使私商的作用最近相对地说来有所下降，但绝对地说来却是上升的。注册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每年的产值是四亿。小手工业的产值是十八亿。同时，非国营工业的产值超过工业品总产值的五分之一，约为广大市场商品量的百分之四十。这种工业大都同私人资本有某种联系。商业资本和手工业企业资本采取各种各样公开的和隐蔽的方式剥削广大手工业者，这些剥削方式是新资产阶级进行积累的非常重要的、问时又是日益增大的源泉。国家机关的影响正在增加，可是，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病态也在随着滋长。乡村中资本主义的绝对增长和相对增长，以及城市中资本主义的绝对增长，使得我国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自觉性也在增长。这些分子甚至企图（并且常常不无成效地）使一部分同他们在工作上和生活上有接触的共产党员堕落。斯大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向左开火的口号不能不助长党内右倾分子和国内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资产阶级分子的互相结合。 中央委员会在向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中继续攻击反对派，即攻击这样一部分共产党员，他们近年来坚决主张压制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也就是坚决主张把国民收入实行适当的再分配，他们认为不这样（再分配）就不能更快地实行工业化、减少失业和消除商品荒。任何一个在政治上有清醒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压制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压制党内始终坚持这种行动纲领以反对中央委员会现在的多数的那一翼。恰恰相反，日益增长的富农和耐普曼正在推动现在的党领导去迫害反对派。他们通过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里的官僚们对党施加压力。“第三种势力”（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分子）急不可耐地希望粉碎列宁主义反对派，以便实现其经济纲领：解放富农和耐普曼，并通过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来和外国资本结合，等等。 为了正确地分配国民收入，以保证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急剧地改变总的政策方针。 三官方的乐观主义是对敌人的帮助 提纲对阶级力量对比的总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它近几年来一贯粉饰真相。提纲中说： “从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配置的观点来看，我们所进入的时期的特点是：虽然城乡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相对说来有所下降，绝对说来还可能有所增长，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有了增强，无产阶级和广大贫农和中农的联盟更加巩固。” 这种对情况的“祝词式的”估计是不正确的。这种估计是靠缩小危险而作出的，因而是有害的，因为它会麻痹无产阶级的警觉性。 工人党员在读过上面引用的中央委员会提纲中的几行字以后，一定会惊奇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的力量“相对说来有所下降”，而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在增长，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改变方针，就是说为什么还要提出压制资产阶级各阶层而且要加紧压制这样的新口号呢？事情不是恰恰相反吗？就是说，不是正因为富农的力量和富农对无产阶级的压力都有了增加才不得不压制富农（现在仍停留在口头上）吗？ 事情完全不是中央委员会指示中所描写的那个样子。 第一、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十分错误地把城市的资本主义和农村的资本主义看成一样，肯定说农村资本主义也仅仅是绝对地说来有所发展。事实上，农村资本主义无论是绝对地说来或是相对地说来都有所增长，而且增长得非常迅速，以至于苏维埃国家和国营工业对富农的原料资源和出口资源的依赖与日俱增。 第二、一分钟也不应忘记，资产阶级成分对无产阶级压力的增长，决不会在经济统计的精确算术方面有所改变。支持生机勃勃的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足以使国内的一切资产阶级分子感到自己有力量，何况他们还感到在背后有世界资本主义的巨大后援。 第三、必须估计到世界资本主义包围的力量。世界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加紧进攻使国内的资产阶级更加大胆，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政策引起的我国对外（中国等等）的一系列失败，使我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国内外敌人总力量的对比更加恶化。显然，国内的资产阶级不象世界的资产阶级那样大胆、公开和无耻地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施加压力。但是，这两种压力是互相联系，同时并行的。 由此可见，非无产阶级力量对工人阶级的压力由于中央委员会政策的错误而加剧，它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但是，承认这一点对于中央委员会现在的多数派来说就等于承认：在苏联内部发展问题上同反对派进行的一切争论中，反对派都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为了挡住反对派处处都有生活事实作为根据的批评，便从反对派的纲领中抄袭了压制富农和耐普曼的口号（请把反对派的纲领同“宣言”比较一下）。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打算掩盖自己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破产，但却彻底陷入混乱。每个工人都明白，在政策上这样急剧转变（现在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承认了无产阶级的敌对阶级的力量有所加强的事实。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则绝望地企图解释说，“加紧”压制富农和耐普曼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和无产阶级比较之下富农和耐普曼“削弱了”。由此可见，中央委员会对同内阶级力量的对比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麻痹了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和警惕性，因而破坏了对新“转变”的信任，暴露了这种“转变”只是政客的迂回手段。 现在的制度企图取消列宁在世时就存在的工人民主制，甚至在这种制度下，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进攻也开始激发了工人阶级最先进阶层的积极性。列宁格勒的无产阶级在10月17日游行示威时对反对派表示了同情，这证明了他们已感到，他们的阶级统治由此受到真正的威胁。正是应当从这里找到摆脱面临的政治困难的途径。 四“本来的情况” 最后，中央委员会提纲的另一个缺点在于：它完全没有说明目前的经济状况。如果不对近两年内经济领导工作的总结作出评价，不估计到这种领导工作的错误，就不可能作出在经济上有根据的经济计划。 1927年7月全会的决议写道： “……从初步的材料来看，本年度一般的经济总结是好的，今年经济活动的开展总的说来是没有危机的，同时证明了有计划领导我国经济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改善。” 这种说法已被生活中的事实所推翻。 去年，官方报纸一致肯定说：国内的商品荒即使没有彻底根除，那么至少是大大缓和了。其所以霈要这种商品荒消除的理论，是为了反驳反对派关于工业落后于居民和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的论点。 事实上，商品荒并没有丝毫缓和下来，在1926—1927经济年度上半年市场上所以出现表面稳定的现象，是因为采取了人为地削减需要的措施。结果，商品荒在下半年就又充分表现出来。 商品荒最明显的表现是：城市里有排队现象，而农村里工业品的供应十分不足。官方的乐观主义者宣布的商业人民委员部对市场自发势力取得的胜利已经完全告吹。 1925—1926年度，国家和合作社收购的粮食是五亿八千四百四十万普特。另外，私商和小贩收购的粮食约为三亿普特。1926—1927年度，这些收购者从市场上所收购的粮食比上一年度少些。 尽管1927—1928年度是第三个丰收年，粮食市场上的情况从9月底就已开始显著恶化。收购量正在下降，最近一个时期的收购量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十。如果注意到私商和小贩的收购比去年少得多，那么，收购差额的百分比就更大。粮食收购总量的下降，一方面是城乡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的直接证明，另方面也是对我们有威胁的新困难的来源。出口计划遭到失败，从而进口计划也遭到失败，也就是说，工业化因而速度减低，这就是这种状况的明显后果（1926—1927年度第四季度的粮食出口量仅占去年同期的百分之二十三）。此外，收购价格和消费价格之间也有空前的悬殊。 “1927年，消费者每买一普特黑麦粉要比收购者在农民那里买一普特黑麦多付出一卢布十四戈比。小麦的差价达二卢布五十七戈比。这种差价比革命前增加了一倍多。”[1] 现在的经济领导人是不是了解这些现象的意义呢？不，没有了解。有人说，1927年人们就会“吃得很多”（见李可夫在普罗霍罗夫克的报告），战争的危险在扰乱经济（如果是这样，那么战时又会怎么样呢？幸好不是这样），机关不好（这当然是真的）。这些解释没有超出市侩小业主的议论水平。要解释粮食市场所发生的困难，有三个事实是有决定意义的：商品的不足（工业落后），富农贮备的积累（农村分化），资金周转方面的政策不审慎（纸币发行过多）。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一定会使国家发生经济危机。 官方公布的、因而大家都熟悉的数字（下面我们只用这种材料）说明了如下的资金周转状况。 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在整个1926—1927年度内要发行一亿五千万卢布的纸币。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发行了三亿二千八百万卢布的纸币，而第四季度的发行额不是计划规定的七千五百万卢布，其实是两亿卢布。 在我国商业信贷的发展方面，情况也有了显著的恶化。信贷系统的财源（债券发行和活期存款）在1925—1926年度比上年度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二，而在1926—1927年度就更加糟糕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预定要使存款额在1926—1927年度增加两亿五千万卢布，实际增加额却同这个数字相差很远，这就引起了信贷紧张、信贷计划无法完成以及各个经济部门信贷工作紊乱。 近几年的预算是不合实际的，实际上是有亏空的。1925—1926年度预算的实际赤字约为两亿卢布。1926—1927年度预算的初步结算表明，铁路运输方面有很大亏空，不得不从银行借款一亿卢布左右来弥补运输方面的预算赤字。这种情况就是第三季度滥发纸币的原因之一。1926—1927年度的预算过分庞大，引起了间接税、铁路运费和其他税收的提高，这样，按照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计算，就使成本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五。 党关于必须收入超过支出，以在1925—1926年度和1926—1927年度分别筹足一亿一千八百万卢布和一亿卢布预算准备金的指令，根本没有实现。 反对派已经看到，尽管收成很好，困难仍有可能增大。 “从实际上说，丰收在缺乏工业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意味着要把更大数量的粮食私酿白酒并增加城市排队争购的现象。从政治上说，丰收就将意味着农民反对对外贸易的垄断即反对社会主义工业。”[2] 生活完全证实，反对派的担心是对的。斯大林同志企图歪曲所提警告的精神，用廉价的嘲笑来搪塞。 斯大林同志说： “看来托洛茨基同志认为我国工业化必须经过某种所谓‘歉收’来实现。”[3] 现在的困难，是党领导人所表现的轻率态度的必然后果。 所有这些在经济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和过失，引起了商品－货币市场的紊乱，严重地削弱了纸币的信誉。农民对黄金的需求有了增长，农村把纸币脱手的现象已很普遍。由于农民不能用纸币换到商品，因而他们少卖自己的产品，结果使粮食和原料采购量下降，价格上涨，出口缩减，全部经济陷于紊乱。 在估计我们的经济状况和编制五年经济计划时能不能撇开这些事实？如果仅仅因为这些事实太明显地暴露了中央近两年来的政策，便向党掩盖这些事实，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就是在党的面前公然犯罪。 五按人口计算的消费量和商品荒 社会主义生产不是为了谋取利润，而是为了满足需要的生产。这是衡量我们成绩的基本历史标准。业经公布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在这方面所描绘的情况如何呢？ 目前水平还很低的工业品个人平均消费量，五年内总共只增加百分之十二。1931年棉织品的消费量将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七，仅为美国1923年的五分之一；煤的消费量将为德国1926年的七分之一，将为美国1923年的十七分之一；铣铁的消费量将为德国1926年的四分之一弱，将为美国1923年的百分之八点七弱；电力的生产将为德国1926年的三分之一，为美国1923年的七分之一；纸张的消费量到五年计划末将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三。已经公布的比较“乐观”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五年计划本质上没有改变上述的对比关系，例如，1931—1932年度棉织品按人口计算的消费量仅为战前的百分之一百零六点八。十月革命以后经过十五年居然完全是这样的！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提出这种缩手缩脚、悲观透顶的计划，实际上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这种按人口计算的消费指标是微不足道的，与此同时，商品荒则不断加剧。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计算1930—1931年度商品赤字约为四亿卢布。然而这个数字是错误地缩小了的。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材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计算1930—1931年度商品赤字为十五亿卢布，而商业人民委员部计算为十二亿卢布。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迁就上面的“乐观”要求而编制的最新方案尽量人为地缩小商品赤字，但也不能使之少于八亿卢布。比例失调的现象这样便加剧起来，预先就肯定失去一切降低价格的希望。 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意图，应当通过增加目前工人房租一倍半即大约每年四亿卢布的办法来消灭比例失调的现象。由于富裕居民有过剩的购买力，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员们，包括共产党的官员们就企图削减工人的实际工资来纠正这种情况。难以相信，这种达到市场平衡的方法是由工人国家的负责机关提出的！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真正的商品赤字不是四亿卢布，而是更大得多的数字：八亿至十五亿。很明显，产生这种结果的计划不应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而应称为经济和政治灾难的计划。 随同工业品巨大赤字而来的必然是：农村上层的粮食囤积量增加，农民分化日益加剧，粮食和出口的困难不断增加，整个的结果是，对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压力日益加剧。 有没有摆脱这些困难的出路呢？有。中央的提纲有没有指出这种出路呢？丝毫没有，中央的提纲关于比例失调这个最重要和最尖锐的问题说了什么？除了一般的空洞说明以外，没有别的。而在这些一般说明的掩护下，实际上在增加间接税，尤其是酒类税，也就是推广对于国民经济最有害的缓和商品荒的方法。 间接税是我国预算收入的主要部分（运输业和邮电人民委员部除外）。间接税的比重不断増大，在1924—1925年度间接税在税收总收入中占百分之五十五，在1925—1926年度占百分之六十四，在1926—1927年度占百分之六十七（百分数系根据副财政人民委员莫·弗鲁姆金发表在1927年10月1日《经济生活报》上的文章中的数字；关税也包括在间接税中）。 间接税的大部分来自城市，首先是来自工人阶级。这可由下列关于消费税分配的数字来说明：农业人口1924—1925年度平均每人缴一卢布四十六戈比，1925—1926年度为两卢布六十四戈比；非农业人口1924—1925年度平均每人缴十二卢布九十三戈比，1925—1926年度为十八卢布九十八戈比。消费税和收入的百分比，在1925—1926年度比1924—1925年度工人增加了零点八（从五增为五点八），职员增加了一点三（从五点四增为六点七），而工商企业主增加了零点一（从六点六增为六点七）。（根据财政人民委员部《计算1924—1925年度和1925—1926年度各社会集团纳税负担的经验》的材料）。可见，各阶级之间国民收入的分配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利于工人阶级的。这就是说，国家机关大部分的开支由仅占全国有劳动能力人口八分之一的工人阶级负担。是提出有系统地逐渐用直接税代替间接税的问题的时候了。对这个业已成熟的问题，中央的提纲一直保持沉默。 酒。在间接税中间，洒类税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央的提纲中正式宣布“反对酗酒”。这个对今后五年的新指令如何反映在酿酒业的五年计划上呢？ 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和消费量增加如下：纺织品百分之四十一，套鞋百分之八十八，玻璃百分之九十六，铣铁百分之一百一十三，肥皂百分之一百二十一，酒类百分之二百二十七。这样，最必需的物品的生产反而比安排得非常妥善的酒类生产增长得慢些。况且，近几年来酒类的消费量按人口平均计算已从1924—1925年度的零点六瓶增加为1925—1926年度的二点九瓶，1926—1927年度的四点三瓶[4]。按照五年计划，酿酒业成了“主导的”工业部门。可见，提纲中宣布的反对酗酒的斗争暂时只能通过按人口平均的酒的消费量比目前增加两倍的办法来进行。 六基本投资 如果苏维埃政权不采取坚决的阶级政策来消除各五年计划预定的商品荒空前尖锐的前景，那么这种前景就意味着苏维埃经济制度会遭到十分严重的震荡。看来，在这种前景的面前，中央应当从不断增加工业投资的坚决政策中寻找出路。 可是，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工业的投资年复一年地几乎没有增加（1927—1928年度为十一亿四千二百万，1930—1931年度为十二亿五百万），而在国民经济的总投资中所占的百分比从三十六点四降为二十七点八[5]。根据五年计划纲要，国家预算中对工业的纯投资在这几年内从二亿二千万减到九千万！[6]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新数字规定了基本投资额有比较大的增长（1927—1928年度为十二亿五千万，1930—1931年度为十五亿八千八百万）。且不说党不知道这种提高了的数字的实在根据，必须指出，就是在这种方案中从外面对工业的投资也是增加得很不够的（从1927—1928年度的一亿四千七百万增为1930—1931年度的二亿一百万）。 和以前的情况一样，这些数字在实际上还要小些。[7]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也不妙，根据这个计划从外面对工业的投资从1927—1928年度的二亿八千五百三十万卢布减为1931—1932年度的一亿零四百五十万卢布[8]。工业本身的资金即利润和折旧费在规定的基本投资中占的比重在同一时期内不断增加，从百分之七十五增至百分之九十五点五[9]。这就是说，预算越来越不成其为加速工业化和把富农及耐普曼的资金投入工业的工具。 中央的提纲在五年计划的这个重要问题上说了些什么？提纲提出什么基本投资的数字了吗？提出为消除商品荒而必需的工业投资数字了吗？没有。提纲只是模糊地指出： “在把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工业的重新分配的同时，增加工业内部的积累，就能完成足以保证生产的必要增长及其合理化的工业基本投资额。” 可见，中央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没有作出任何切实的、具体的答复。但是谈到“主导因素——工业”和巩固城乡结合时，不善于指出防止商品荒增至十亿至十五亿卢布这个庞大数字的具体办法，就等于使党盲目地遭受巨大的经济震荡。 然而我们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预见到上述商品荒的那个五年计划中，委员会肯定，可以而且应当只靠工人阶级来治疗这种病症。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丝毫不指望剥夺城市资产阶级的收入，因为： “第一、革命后新出现的耐普曼资产阶级在我国城市居民中很单薄，因此就不可能成为预算收入的源泉，第二、这根本不是独立的源泉，因为，我们对资本主义成分的收入征税，反正只能来自农民和工人的劳动创造。”[10] 总而言之，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从资本家的收入中吸取资金用于工业化是不可能的，没有指望的，因为，第一、资本家收入为数不多，第二、这些收入是由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创造的！ 另一方面，“农村”〔应读为富农）由于劳动生产率水平低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收入少，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积累的源泉。由此就得出一个自然的结论： “只有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业的劳动（应读为工人阶级）才能是预算收入和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源泉。” 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并没有得到正式的承认，但是其中表现的“思想总和”却是十分典型地说明了现在的经济领导的观点。这个五年计划很明显，它为企图通过加紧压迫工人拼体力的办法来堵塞我国发展中的矛盾的行为找根据，同时采用各种借口来保存资本主义阶层的积累。但是中央的提纲提出了什么来反对这种政策呢？什么也没有。中央的提纲是否给了这些倾向以坚决的反击呢？没有。中央的提纲是否提出一个解决工业基本投资的根本问题的独立计划呢？没有。这样，提纲就有助于非无产阶级倾向在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对比关系的基本问题上实际上不断取得胜利。 七工人状况和向七小时工作日过渡 工资。关于今后五年内可能提高工资的数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有的各种五年计划作了不同的回答。中央的提纲在这方面也没有提出即使是大致的数字指示，而只限于一些无内容的一般辞句。 而且，在目前所编制的各种五年计划中，劳动问题提得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五年计划应当规定大力提高工资，就是说在实际上不断地，而到五年计划末能大大地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可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各种五年计划方案却不能保证工人生活真正得到重大的改善，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完全没有谈到劳动保护这样一个重要的部门，那就更不用说了。根据这些计划，五年内名义工资按前一种方案增加百分之三十三，按后一种方案增加百分之二十六；实际工资按前一种方案增加约百分之五十，按后一种方案增加百分之四十。可见，工资提高得很不够，而这也要在很大程度上靠减低物价来实现。 可是，目前的政策（商品荒的政策）却使大大降低物价从而提高实际工资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五年计划第一年显然考虑不周就是一个证明。原规定1927—1928年度名义工资增加百分之六点五，而实际工资增加百分之十一至十二。可是近来物价的波动使得这种提高实际工资的规定不现实了。 同时，从1926开始的实际工资大大下降的情况直到1927年初才得到克服。1926—1927年度前两季度每月工资按莫斯科卢布计算在大工业中平均为三十卢布六十七戈比和三十卢布三十三戈比，而1925年秋季为二十九卢布六十八戈比。据初步计算，第三季度工资为三十一卢布六十二戈比。可见，今年的实际工资只略为超过1925年秋季的水平。不言而喻，个别类型的工人，个別地区，首先是首都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工资和一般物质生活水平无疑高于上述的平均水平。可是，另一方面，广大工人阶层的物质生活水平甚至比这些平均数字还要低得多。工资的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的紧张程度在增加，工人体力的负担在加重。失业工人直接或间接地靠工人预算维持生活。现在实行的生产合理化必然使工人阶级状况恶化，因为没有同时大力发展工业、运输业等，以吸收被解雇的工人。普通工、季节工、女工和童工的物质生活状况尤其困难。 至于工人的居住条件，现在平均每个工人为九平方俄尺[11]。在城市中工人的居住面积比任何别的阶层都要少，而且还在不断减少。单是这一事实就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其他阶级在物质生活上对无产阶级的压力日益加大。不仅如此，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到1931年年底住宅建设的投资约为七亿卢布，这样，一般居住面积的标准将比1926年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五年计划规定投资约十亿卢布，这样，五年之后仅能保持现在工人的居住标准。中央的提纲既不采纳这个草案，也不把它当作悲观的草案加以否定，指出靠什么来增加住宅建设，而只是在这个迫切的问题上表示增加工人居住面积的一般希望。至于在现有的工业化速度下怎样达到这点，提纲则只字不提。 更不能容许的是，提纲回避了失业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关于1927年失业现象的预言已经失败了。今年4月登记的失业者不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五年计划说的一百一十三万一千人，而是一百四十七万八千人，而根据国冢计划委员会的材料1927年年初失业者的人数共为二百二十七万五千人，其中包括六十万季节工[12]。根据斯特卢米林同志的计算，在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方案中，向农村移民，如果农业吸收八百万工人和流入城市三百万人的话，“顶多也不会超过现在的数量”[13]。由此可见，即使为了保持现在城乡失业者的数量，也应当比现在所有的五年计划的方案更快得多地发展工业。 保险基金会为失业者服务的工作引起了失业者完全公正的责备。津贴的平均数约为战前的五个卢布。只有约百分之二十的失业的工会会员获得这种补助。 城市中两百万失业工人和农村中十亿普特未动用的粮食储存，这就是我国经济所面临的那些矛盾的最鲜明的情况，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在领导的错误所积累下来的。 什么是国家经济中的失业？ 这首先是国家缺乏新的生产资金，缺乏新的资本。 什么是十亿普特未经动用的粮食储存？ 这是苏维埃社会的死资本，它主要掌握在富农阶层和富裕阶层手中。从扣除保险储备以后剩下的五亿普特中拿出一亿五千万普特的粮食来，就能够使我们获得几亿卢布的新的生产资金（按国内价格计算）。这一大笔新资本就能够使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就业，把几亿卢布的追加商品投入市场，大大推进整个经济。反对派一分钟也不犹豫地愿意担负执行这个计划的责任，把这个计划作为自己的摆脱危机的总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则束手无策地踏步不前，也注定要踏步不前，他们坚持自己的错误，使本来就很困难的状况更加恶化。把束手无策踏步不前当作是极其“谨慎”的那种政策是没有丝毫用处的！ ※※※ 反对派在自己的政纲中以这样一个简单的思想作为出发点：为了使社会主义建设获得成就，必须使工人阶级根据切身的经验逐年逐月地实际上感觉和看到自己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自己在各个建设和创造活动部门中的作用不断增长。因此反对派反对通过压榨工人的办法来厉行节约或实行合理化。因此反对派要求更坚决地提高工人的工资和采取其他一系列措施，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必要前提。 反对派的政纲说明了实际改善工人状况的措施的纲领。 反对派从自己的这个纲领出发，在讨论纪念宣言时建议关于工人问题的部分要以如下的实际建议为基础： 1．根除任何延长八小时工作日的企图。不许滥收临时工和使常年工人变为季节工。取消在有害健康的车间违背原先规定而延长工作日的作法。 2．承认最近的任务是至少要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应地提高工资。 3．铲除合理化方面的官僚主义毛病。合理化应当和充分发展工业、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密切联系起来，和反对浪费工人阶级尤其是浪费熟练工人的生产力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4．采取一系列措施缓和失业后果；增加失业者、首先是失业工人的津贴；延长发给失业者津贴的期限一至一年半；坚决反对节约保险费；制定广泛考虑的多年社会工作计划，等等。 5．不断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坚决执行房租问题上的阶级政策。不得把被精简和解雇的工人赶出现在的住所。 6．集体合同应当在工人大会上进行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讨论。 7．消除不断修改定额和计件工资额的作法。 8．增加对安全设备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投资。 9．审查对劳动法令的一切说明，废除说明中导致劳动条件恶化的部分。 10．在女工方面：争取同工同酬。 11．确认学徒不发工资的作法是不能容许的。实际降低童工的工资是不能容许的。 12．厉行节约决不应损害工人的生活利益。必须给工人们恢复被取消的“小事”（托儿所、电车票、延长休假期等等）。 13．加强对企业工人的医疗工作（诊疗所、医院等等）。 14．在工人居住区增加工人子弟学校…… 反对派是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列宁格勒召开的第二次会议的共产党党组会议上（1927年10月15日）提出这些建议的，在这次会议上初次讨论了宣言的问题。 在这些提议中我们专门写了一条： “在此以后，再实际改革工作日以进一步把工作日缩短到七小时。” 这些就是反对派对于改善工人状况问题的回答。 中央的多数派在这一点上始终指责反对派是煽动人心，维护无产阶级的“行会”利益，总是提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 不用说，每个共产党员都赞成缩短工作日。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而且应当从八小时工作日改为七小时和六小时工作日。这是无可争辩的。如果是实际地认真地提出实行七小时工作日的问题，那么我们每个人当然都会认为有责任帮助贯彻执行。但是这个问题宣言提得极不明确。宣言实际上对这一点说了些什么呢？ “对于从事生产的工厂工人，保证在最近几年从八小时工作日过渡到七小时工作日，工资不予减少，为此责成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最多不超过一年，根据工厂企业重新装备和合理化进度以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着手在个别工业部门逐步实行这项决定。” 总之，最多不超过一年，“着手”（！）从个别工业部门（没有说明哪些部门）开始“逐步”实行，这一切要看合理化发展、装备改善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而定。总之，“在最近几（多少？）年”保证实行七小时工作日。没有任何明确果断的意见。 在我们经济机关的五年计划内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无论在党或工会系统都没有事先和工人们进行讨论。如果这不是一些空话，不是代表大会前送的“红鸡蛋”，如果不会降低工资，等等，每一个工人、包括我们所有人当然都赞成七小时工作日。 两年来有人到处无中生有地叫喊说我们“煽动人心”，正是因为我们提出工资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人对此向我们大喊大叫地说，“钱从哪里来”。可是实行七小时工作日的钱又从哪里来？如果实行七小时工作日而不减少工人的工资，那么工业和运输业为此每年要多开支五亿。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这些钱，那么就应当问一问工人自己：这些钱首先用在哪里，是用来提高工资，是用来建筑住宅，还是用来实行七小时工作日？中央为什么不征求一下工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这里不是外交秘密问题，不是和外国的关系问题，可以用保密作借口。我们认为，如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开始压制富农、耐普曼、官僚主义者，如果认真修改预算，是可以找到钱的。 ※※※ 现在的多数派的领导人就在一年以前是怎样考虑七小时工作日问题的，最好由布哈林同志在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1926年11月2日会议上的发言来说明。 布哈林同志用下面这段话描绘了反对派的路线： “我们怎么会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呢？要知道我们要求提高工人的工资，我们要求免除百分之四十的贫农的税额，我们不想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 布哈林同志对此反驳道： “请问……如果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我们有一个纯议会的资产阶级派别？（斯大林：“孟什维主义的派别。”）我且不说孟什维主义的，如果甚至有一个资产阶级派别？你们以为他们不会极力表示爱护工人？是的，他们是会赞成七小时工作日的……他们为什么说这种话？因为他们要依靠群众撵走我们。以后他们就会拿这种七小时工作日给他们瞧瞧！…… 托洛茨基同志（就反对派的观点）说道：‘这里有什么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但这只是说明，你们不懂得政治力量发展的主要奧妙。”[14] 这一番绝妙的话好象是专门为了帮助党了解布哈林充当其理论家的那个派别的政治发展“奥妙”而说的。在一年以前布哈林就提出七小时工作日的口号作为进行社会煽动的最鲜明的范例。他不仅通过孟什维主义派别的口，而且通过纯粹资产阶级派别的口说出了这个口号。在他想来，某个集团可能进行这种公开的冒险，以便夺取（或者可能是掌握？）政权，然后再让工人们看看（照布哈林的说法：给他们瞧瞧），七小时工作日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可见，布哈林自己不得已而利用七小时工作日进行奥妙的煽动的前一年，就很明确而具体地说穿了这个奥妙。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布哈林常用的“形势变化”这一借口也帮不上忙了，形势变化使一两年前所谓反对派的煽动变成了现实。目前七小时工作日并没有实现：只是规定在“最近几年”实行。如果说就在一年以前布哈林还把七小时工作日口号当作恶意煽动的典型例子，那么现在应当作出结论说，形势确实急剧改变了，不过不是在经济方面，而是在党的政治方面：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醒和反对派的成长迫使斯大林的派别除了采用不负责任的煽动人心的政策之外又加上了迫害政策。 无论如何，党有权利说： 或者中央昨天说没有钱来更迅速地提高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对的；这样，宣布七小时工作日就是极端轻率的行为； 或者七小时工作日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指责反对派要求更有计划和更坚决地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是煽动人心，这是十分荒谬的。 只有纠正党的整个路线，才能加速工业化，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水平，为真正地而不是口头地过渡到七小时工作日准备条件。 八我们困难的根源 我们经济困难的总的、基本的原因可以简单说明如下。 近年来工业发展得太慢，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结果城市缺乏商品来交换农产品。错误的政治路线，尤其是错误的税收政策使富农易于把大部分粮食等储备集中在自己手中。这种比例失调的现象一直是寄生分子滋长、投机倒把、资本主义阶层获取巨额利润的根源。 同时，农业中资本主义因素也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增长。因此，国营经济在原料、出口、粮食储备方面日益依赖富农资本主义因素。 富农分子依靠自己日益加强的经济阵地和不断增多的储备，和城市中资本主义分子结成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的经济计划，富农实际上对于出口，从而对于基本投资和工业化的速度规定了限度，也就是说，实际上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规定了限度。 出口发展缓慢，生产资料进口不足，缺乏资金修建新工厂、扩建和改建旧工厂，城乡失业人数不断增加，都和这些基本现象有直接的联系。 结果，在十周年末，我们不仅取得许多经济成就，例如，国营工业产量不断增加，基本投资和新建设有所增长，在合作社和国营商业绝对和相对增长的条件下城乡商品交流有所增加，中农物质生活有所改善，同时许多具有社会阶级性质的困难也无疑地加重了。 反对派要求更坚决一贯地在税收上压制富农和私商，压缩惊人的官僚机构，通过这些办法更迅速地发展工业。中央的多数派指责反对派有“超工业化主义”，在富农面前“惊慌失措”。多数派缺乏明确的方向和目的，想侥幸成功。现在的困难是党在领导工作中实行尾巴主义政策的必然后果。 今年年初，农村中主要是富农和富裕农民手中的粮食实物储存达八亿至九亿普特。这些超过了必要储备量的储存还在继续迅速增长，到本农业年度末还要增加二亿至三亿普特，一共将超过十亿。这个事实是和农村的商品交流受到阻塞的危险标志，结果必然是播种面积停止增加。我们在这里面临着工业发展不够、不能保证提供用以换取农村粮食储存的物资的后果。工业发展缓慢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我们出口不足以及富农和富裕农民阶层破坏我们进出口计划的问题，是和农村中粮食储存积累的现象密切联系着的。加米涅夫同志在1925年秋季完全正确地解释了粮食出口计划没有完成的原因，他说这是因为富农掌握了粮食储存，从而破坏了这个计划。当时对他群起而攻之，专门提出统计表予以“驳斥”。可是现在，农村中积存的粮食我们采购工作人员无法弄到，这种情况使得加米涅夫同志的论点变成每个经济工作人员的常识。不仅如此，接任他的职位的米高扬同志今年碰到了破坏最初的粮食出口计划的情况，碰上了破坏本来就大为削减了的进口计划的前景。这第二次“失算”更不可以原谅，因为这是在第一次“失算”之后两年，即在农村分化的后果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条件下发生的。米高扬同志在《真理报》第二五二号上的文章中指出，“我国对外贸易额是确定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限度（界限）”。这些限度由谁规定？对外贸易额一部分是由我国工业出口数字（占1925—1926年度的百分之三十五点八）确定的，而主要是由农业出口量（占1925—1926年度整个出口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二）确定的。由于我们首先是从农村富裕阶层手中取得供出口的多余粮食和原料，由于正是这些阶层掌握最多的粮食，所以看来首先是富农和富裕农民通过出口来“调节”我们。对外贸易被我们看作是国营经济最重要经济命脉之一，这是正确的。我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使这个经济命脉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其所以重要，因为我们主要是农业国）转到我们阶级敌人手中。在这里，党和工人阶级充分看到了中央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起在“向左开火”的口号下执行的那个政策的最危险的后果之一。现在每个普通工人都了解这个致命的后果了。这个后果就是：在有着十亿普特的实物储存的情况下削减了出口，进口最必需的原料，包括生产消费品的纺织工业、羊毛加工工业、皮革业所必需的原料有了困难，进口最必需的机器装备有了困难，在结算国外债务方面发生了困难，城乡商品荒有了发展。 中央近两年来经济政策的客观意义在于：在这个政策的庇护下，资本主义成分的阵地（首先是在农业中）大为加强，资本主义成分现在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计划公然施加压力，破坏这些计划。现在连瞎子也看得见这一点（见上面引用的米高扬同志的话以及他那篇文章的其他地方）。 只有仍然想做瞎子的人才会看不见，上述困难也直接关系到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 这种局面不能长久拖下去，出路只有两条。 第一条出路就是反对派提出的向农村百分之十的富农和富裕农户征借一亿五千万至两亿普特的粮食。这些粮食除了满足城市需要之外供应出口，用换得的外汇再多购买些工业原料和装备，从而在国内生产更多的商品以减少农村的商品荒和城市的粮食供应混乱。 谁拒绝走这条道路，谁就只有背离对外贸易垄断制，把外国资本吸引到进出口方面来，为农村输入外国商品，输出积存的粮食。中央现在的多数派由于在一切尖锐问题上惯于实行踏步不前的政策，根本不能及时地找到不左不右的道路来解决问题。但是犹豫不决本身就会导致匆忙忙地、惊慌失措地和必然地在右倾政策的道路上作出决定。 反对派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仿佛中央决定废除对外贸易垄断制、承认旧时的全部外债等等。废除或者“放宽”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思想从来没有在会议上或报刊上正式宣布过。但是在各主管部门的办公室里，在贸易工作人员、包括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在内的狭小圈子里，越来越公开承认“改革”意即“放宽”对外贸易制度是增加农业出口和发展全国生产力（当然是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而不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必要条件。中央政策的总方向及其客观后果比任何口头保证都更有力。反对派现在警告党防止在对外贸易问题上的向右转。 中央的提纲是怎样回答这些有关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的呢？没有什么回答！中央的提纲在回答所有困难问题时是这么说的： “消除上述比例失调现象的唯一正确办法就是：在大力推行工业合理化和扩大工业的基础上，即在减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的基础上减低工业品的成本；在农村中发展费劳力的作物和实行农业本身的工业化（首先通过发展农产品初步加工工业）；尽量吸收小额积蓄（内部公债、储蓄所、吸收合作社股金、建立合作工厂）并把它们和信贷制度联系起来。” 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所反映出来的计划工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些模糊的指示？ 国家计划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规定在工业方面降低出厂价格百分之十六点八，提高劳动生产率百分之五十点五[15]。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规定降低工业品价格百分之十七点五[16]，提高生产率百分之五十点七[17]。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尚未公布的五年计划新方案规定降低出厂价格百分之二十二，提高劳动生产率百分之六十六。 在降低价格的同时，各种五年计划方案规定降低成本如下：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规定百分之十七点七[18]，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规定百分之十六点五[19]，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新方案规定百分之二十四点四。 所有这些五年计划方案都认为，农业方面的价格仍然不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按人口平均计算提高百分之十五[20]。 对于这些规定首先应该说，近两年来降低成本的经验丝毫不能令人指望这个任务在现在的领导下能够解决。1925—1926年度曾预定降低成本百分之五至七，实际上成本却提高了百分之一点七。 关于在1926—1927年度降低工业品成本百分之五的指示仍然没有实现。 在1926—1927年度上半年度，工业品成本不仅没有按照计划规定有所降低，而且甚至提高了百分之一点二。下半年度的结果未必会有多大变化。在最好的情况下，全年也只能降低百分之一点五至二。 虽然遭到这样的挫折，工业部门通过降低价格的运动，仍降低了出厂价格约百分之五。结果却大大减少了工业的积累。合作社和国营商业也不是靠节约和精简机构，而主要是靠减少积累来降低价格的。 这就是说，整个降低价格的运动是建立在纯粹行政压力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套深思熟虑的经济措施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如此，绕着圈子表面上降低价格的做法非常普遍。 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提到官方价格指数时（在9月行情评论中）本来应当自己承认： “工业品价格受到降低价格和禁止提高脱销商品价格的政策的影响，并不反映市场上工业品供求严重脱节的情况。”[21] 这是用官样文章遮遮盖盖地承认，广大消费者实际上感觉不到物价的真正降低。 同时，国内价格和世界价格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在1927年比1926年秋季更加严重了。截至1927年7月1日为止，我们的批发价格比世界批发价格高一倍半，零售价格就更不用说了，其差距更大[22]。 降低成本、降低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是苏维埃政权可以而且应当执行的唯一政策。但是中央的提纲又忘记了下列小事：我国经济发展的矛盾，苏联的阶级形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利益的冲突。 很明显，降低成本和价格的先决条件首先是改建旧工厂和建设新工厂。可是中央的提纲却极力回避下列问题：为此必须事先把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把国民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从资本主义成分转入社会主义成分，从富农经济转入国营工业，把耐普曼的积累用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作为提高工人阶级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条件。反对派早就主张采取这种措施，而我们却毫无希望地拖延下来，借口是如果触动富农和富裕农民，中农就会抱怨。 中央的提纲闭口不谈这点，必然把解决这个任务的重担压在工人阶级肩上。 实际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新方案规定，降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更严格的劳动定额，靠减少额外的工资开支（取消企业对公共事业、托儿所、休养所等等的开支），靠减少社会保险经费。 此外，中央的提纲不愿了解且根本不向党说明，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将不仅意味着扩大与农村的商品交流和缓和商品荒（这是必要和有益的），不仅意味着巩固和贫农及中农的结合并加强他们的经济（这是巨大的成就），而且也必然意味着给农村富农上层的积累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富农将能够用自己的储存换取更多的工业品，从而更加速自己的积累即加强对中农和贫农施加压力的工具，增加自己的比重。如果中央的提纲清楚这一点，就应当在提出降低成本和价格的政策的同时，规定一系列防止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利用这个正确政策的措施。 为了避免这种后果应当做些什么呢？ 应当尽力不断降低工业品成本，不断降低工业品价格，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这是无容争辩的。但仅仅这样还不能解决比例失调的问题。同时还必须在所有五年计划中规定，不断增加投入工业化的从殷实农户、富裕农户、尤其是富农的积累中取得的数以亿计的卢布，并且压制私商和“压缩”官僚主义。否则，在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条件下，发展工业的重担就会落到工人阶级肩上。此外，无论在任何五年计划方案中还是在中央的提纲中都甚至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由于农产品将和价格不断降低的工业品交换等等原因而一年比一年增加的农村富裕农民的大量积累将投向何处。 九资金从哪里来？ 为了采取更大胆和更革命的办法来解决真正工业化和更快提高群众文化的任务，即决定社会主义专政命运的任务，所需资金从哪里来，反对派的回答是： 资金的基本源泉就是用正确利用预算、信贷和价格的办法再分配居民收入。资金的补充源泉应当是正确利用同世界经济的联系。 1．最近五年内每年从预算中投到工业化方面的纯投资可以而且应当达到五亿至十亿。 2．必须通过税收系统：（1）实际对私营企业主各种超额利润征税不少于一亿五千万至两亿卢布，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只有五千万；（2）为了增加出口，从约占农户总数百分之十的富农和富裕阶层的实物储存中征借不少于一亿五千万普特的粮食。这些粮食使我们除了满足城市需要之外，还能够从国外输入更多的工业原料和装备。 3．在实际执行不断降低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以及缩小批发和零售价格的“剪刀差”的坚决政策时，应首先降低工人和农民日用消费品的价格（不要象现在这样使本来很低的质量更加下降），使物价的降低不影响国营工业必要的积累，主要办法就是增加商品、降低成本、减少杂费、精简官僚机构等等。 降低出厂价格的政策要更适合市场条件、更灵活、更加分别对待，即考虑到市场上每一件商品的状况，这样就可以使得现在完全滋养私人资本和商业寄生集团的大量资金掌握在国营工业手中。 4．根据斯大林和李可夫去年的号召应当每年提供三亿至四亿卢布的节约制度，实际上取得的结果是微不足道的。厉行节约是一个阶级政策问题，它只有在群众的直接压力下才能实现。为此工人们应当大胆施加压力。每年减少非生产开支四亿卢布是完全可能的。 5．善于利用对外贸易垄断制、外国借款、租让制、技术援助合同等，就能够多提供一部分资金，而主要的是能够非常合理地利用我们自己的资金，通过新技术发挥其作用，加速我们发展的整个进程，从而巩固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独立。 6，关于自下而上挑选人才以及关于他们之间不正确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根本不是一个财政问题。挑选得越糟糕，就越需要资金。官僚制度阻碍正确的挑选和正确的关系。 7．经济领导的尾巴主义实际上意味着损失千万卢布作为考虑不周、不协调、舍本逐末、行动落后的代价。据不完全的统计，单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考虑不周和缺乏计划所引起的我们工业、商业及其他企业人员的流动不定，就使国家经济损失了约五亿卢布[23]。 8．来自税收的资金不足以满足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信贷应当成为国民收入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重新分配的日益重要的杠杆，这首先要求稳定通货和健全货币流通。 9．实行更坚定的缩小投机和高利贷活动范围的阶级经济政策，会便于国家机关和信贷机关更顺利地动员私人积累，比现在更广泛得多地通过长期信贷的形式对工业进行投资。 10．减少数额巨大的流通费用（占国民收入百分之十九，战前则占百分之八点五），加速国家资金的周转，这也是取得大量资金的源泉。 11．实行酒类国家专卖制最初是作为试验，是为了把其大部分收入用于工业化事业，首先是用于发展冶金工业。实际上，酒类国家专卖制使工业化事业完全遭到了损害。应当承认这个试验是失败的。在苏维埃制度下，酒类国家专卖制不仅象沙皇制度下那样对于私人经济是一个损失，而且主要对于国营经济是一个损失。旷工增加、工作粗枝大叶、废品增加、机器损坏、工伤事故增多、火灾、斗殴、残废等等使我们每年损失几亿卢布。工业由于酒类所造成的亏损不比预算上的酒类收入少些，它比工业本身从预算中所得到的数目多好几倍。在最短期间（二至三年内）停止酒类国家专卖制自然就会增加工业化的物质和精神资源。 这就是关于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的答案。说资源缺乏直接影响工业化速度，这是不对的。资金不多，但是有。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 ※※※ 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方案应当坚决推翻，应当受到谴责，这些方案和“变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为社会主义的俄罗斯”的任务根本不相适应。 必须改变各阶级纳税负担的分配，加重富农和耐普曼的负担，减轻工人和贫农的负担。缩减间接税的比重。 保证货币绝对稳定。要巩固纸币，一方面需要减低物价，另方面需要没有预算赤字。不容许利用发行纸币来弥补预算赤字。 应当有一个有严格目的、没有赤字、不容许任何多余和偶然项目的预算。 1927—1928年度的预算应当大大增加对国防（主要是军事工业）、一般工业、电气化、运输、住宅建设和农业集体化设施的投资。 坚决反击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的行为。采取在加强经济的技术力量和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电气化和合理化的坚定方针。 十两条道路 我国有两种互相排斥的基本立场。一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另一种是力图发展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的资产阶级立场。 资产阶级以及跟着他们走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阵营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商品生产者的私人积极性和私人利益上面。这个阵营依靠“殷实的农民”，想使合作社、工业和对外贸易能为他们服务。这个阵营认为，社会主义工业不应当指望国家预算，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不应当破坏资本主义农场积累的利益。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在日益强大的小资产者看来意味着压榨工人的体力和精力。争取降低价格的斗争在他们看来意味着削减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以利于商业资本。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小资产者看来意味着分散工业，削弱计划原则，把重工业推到次要地位，就是说，仍得迁就殷实的农民，可望最近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这是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道路。国内这股强大的潮流对我们党的某些人也有影响。 这些人的纲领在今天看来可能是怎样的呢？可以大胆地说，这个纲领大致会包括几点： 第一、削减已经制定的最低计划的基本投资； 第二、在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重新分配这些已经削减的资金，多照顾消费品生产； 第三、从国外进口制成品； 第四、在信贷上压制工业； 第五、削减国家预算对工业的投资。 这个纲领将受到各种色彩的康德拉提也夫之流的支持。在他们看来，这个纲领要比布哈林的向富农及一般资本主义成分“加强进攻”更“具有生命力”。如果实行这个纲领，就等于使现在的困难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得到再生产，就等于施展更加右倾的新手腕，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新的打击。 无产阶级的道路可用列宁下面的话说明：“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反抗，保证自己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原则上完全巩固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只有这样，城市才有可能给落后而分散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并且在这种帮助下为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榜样的力量促使小农为了自身的利益过渡到大规模的、集体的、用机器耕种的农业上去。”（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24]应当从这个角度着眼来规定党的全部政策（预算、税收、工业、农业、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等等）。反对派的基本方针就是如此。这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党领导的路线近两年来就是走在这两种立场之间（越来越走近第一种立场），走了短时期的左倾弯路，而深入了右倾弯路。无论是报纸上突然宣布的“急剧转变”或是中央给代表大会的提纲，都丝毫不能保证党在今后有一个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恰恰相反，口头上虽然宣传“转变”，但仍然象以前一样向左开火，而不是向右开火，甚至更加猛烈。 不过，虽然环境由于现在领导的严重错误而极其紧张，事情还是可以挽救的。应当沿列宁指出的方向改变党的领导的路线，而且要急剧改变。 为了组织正确分配国民收入的工作，以利于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必须： （1）谴责“向左开火”的口号； （2）了解并宣布，危险来自右面，即来自日益增长的城乡资产阶级以及党内外支持他们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和半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 （3）不要向党隐瞒任何现有的困难； （4）停止迫害号召全党对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危险和官僚危险进行无产阶级反击的反对派，向全党发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政纲。 写于1927年11月。译自《真理报》1927年11月17日. 感谢MartinZhou校对 [1]《真理报》1927年7月。——作者注 [2]托洛茨基同志对李可夫同志决议草案提出的修正案，见《中央委员会1926年四月全会速记记录》第164页。——作者注 [3]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58页。一一编者注 [4]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73页。——作者注 [5]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83页。——作者注 [6]同上，第147页。——作者注 [7]试比较一下《1925—1926年度和1926—1927年度工业和预算的计算平衡》，载于《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综合生产财政计划》第224、229和381页。——作者注 [8]同上，第125页。——作者注 [9]《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综合生产财政计划》第124页。——作者注 [10]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28页。——作者注 [11]国家计划委员会1926—1927年度控制数字。——作者注 [12]最高民经济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第93页。——作者注 [13]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16页。——作者注 [14]《速记记录》第592—593页。——作者注 [15]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155页。——作者注 [16]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第648页。——作者注 [17]同上，第102页。——作者注 [18]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155页。——作者注 [19]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公布的五年计划第407页。——作者注 [20]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第12页.——作者注 [21]《经济生活报》1927年10月27日。——作者注 [22]《财政与国民经济》第42期。——作者注 [23]《工商业报》1927年8月2日第173号。——作者注 [24]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85页。——编者注
提纲（托洛茨基，1927年11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提纲 托洛茨基（1927年11月13日） 1．党的统一或分裂问题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党的右边界限日益模糊。在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会议上，斯维杰尔斯基通过秘密的方式与一些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的教授磋商如何更好地与反对派斗争。这些教授还参加了有莫洛托夫出席的关于制定农村提纲等诸多问题的秘密会议。 由于成百上千的优秀党员被开除出党，党的左翼界限也模糊了。 无视这两个基本情况奢谈党的统一，就是想入非非。 2．这两个情况具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右边纯粹资产阶级分子进入党内，左边纯粹的无产阶级分子被排挤出党，这反映出非无产者阶级正在向无产阶级进攻，同时意味着国家正在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3．斯大林的机关在政治上完全是为从右边施加压力服务的，尽管在组织上仍坚守自己的独立性。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1月1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70
托洛茨基等就游行中的暴行致政治局、中央监委主席团（1927年11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等就游行中的暴行致政治局、中央监委主席团 （1927年11月9日） 〖附录〗 ·伊·斯米尔加《1927年11月7日“巴黎”宾馆事件始末》（1927年11月10日） ·尼古拉耶夫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11月10日） ·阿尔希波夫声明（1927年11月11日） 说明：由我执笔，显然系集体签署。——托洛茨基注 我们正式要求就1927年11月7日庆祝周年游行期间发生的全部暴行和具有破坏性质的行为立即进行准确的调查和追究犯罪者的责任。 1．我们已经以书面形式向你们通报，有一伙人（绝大多数是军人，而且绝不是普通的红军战士）闯进了联共（布）中央委员斯米尔加同志的住宅，他们破门而入，强行摘下了带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肖像的红色旗幅。 同时他们还试图借助于铁钩、木板和其他工具从房顶扯下写有“实现列宁遗嘱”口号的招贴画。窗户玻璃被打碎。 在砸开房门之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和其他人多次敲门，要求让他们进去摘掉招贴画。住宅的女主人，斯米尔加同志的妻子只得把孩子们领到另一处住宅。破门而入的那伙人把住了所有的门和楼梯，监视着所有进出的人。查明捣毁斯米尔加同志住宅的罪犯不是什么难事。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这次暴行的组织者之一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军校校长拉舒克。我们可以提供许多证人，他们看见破门人室者，可以轻易把他们认出来。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破门入室者的姓名。 2．第二次袭击的地点是巴黎饭店的阳台。当时在这个阳台上有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格林施泰因、阿尔斯基和其他人。法西斯分子的组织者是这里小有名气的波里斯·沃林，对其道德面貌无须评价。强盗们向阳台猛烈投掷土豆、冰块等物品，然后闯入房间，用殴打和冲撞的手段把上述同志挤出阳台，接着又把他们拘留（事实上是逮捕）在巴黎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达数小时之久。许多反对派分子遭到毒打，托洛茨基卡娅同志被打倒在地。强盗们边殴打边下流地辱骂，其中有一些醉汉。 3．正当加米涅夫、穆拉洛夫和托洛茨基乘坐的汽车沿着谢苗诺夫大街行进时，发生了神秘事件，如想查清这一事件，不必花大力气。汽车从游行队伍旁边驶过，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夹杂着极少数人的口哨声。与这辆汽车相向而行的另一辆汽车上坐着布琼尼、齐洪等同志，他们顺着另一条路线从游行队伍旁边驶过。很明显这两辆汽车行驶都是一样合法的。当加米涅夫、穆拉洛夫和托洛茨基同志乘坐的汽车驶过游行队伍时，紧接着传来连续4声枪响。庆祝游行期间的枪声大出人意料，车上的人最初还以为这是别的什么声音（轮胎爆裂等等）。但是有几个人在拼命追赶汽车。司机放慢了速度。一个消防队员（系指挥官）跳上汽车踏板，另一侧跳上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他们一下子抓住方向盘。消防队员突然粗野地大声叫骂起来。这时又跑过来几个人给他助威，他们企图达到肉体摧残的目的。幸亏一些参加游行的人赶来才制止了他们。消防指挥官的嘴里含着一个角质的哨子——法西斯哨子帮使用的那种哨子。车上一个人把哨子夺了下来，这个哨子在调查时可以出示。人群中有人说是民警开的枪。但是没有一个民警来到汽车跟前，也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查明开枪者和追车者的身份并不费事（当时布琼尼和齐洪在场）。 各处的游行队伍纷纷向反对派扑过来，毒打他们。这种攻击还常常伴有无所顾忌的黑帮式的喊叫，包括反犹主义的喊叫，根本不管被毒打者是属于哪一个民族。1927年7月列宁格勒大街上布尔什维克遭毒打的情景与这里发生的事件如出一辙，最反动的黑帮分子表现得非常积极和坚决。很多被伤害的共产党人我们都认识。根据他们这些见证人提供的证词可轻而易举地查明罪犯。况且这种行动绝不像是一大群人干的暴行，恰恰相反，都是在人群背后进行的，目击者为数不多，由一些官方或半官方人物坐地指挥，前面已经说过，找到他们并不难。 我们向你们提出质问：你们是否打算就我们讲到的和许多没有讲到的针对反对派分子或有反对派嫌疑的人的流氓暴行进行正式、公开与公正的调查？这个问题对于我国内部今后发展的意义无须解释。如得不到你们的答复，我们将从我们党、我国革命和世界工人运动的利益出发，采取一切措施，阐明此事全部真相。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1月9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64 尼古拉耶夫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1927年11月10日） 抄送：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 A．尼古拉耶夫，1913入党 党证号：0030392 于德维诺列斯 声明 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即1927年11月7日上午10时，我的住宅（位于鲍曼大街和巴枯宁大街拐角处一栋楼房的二层）遭到当地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的袭击。在这伙强盗中有区委书记齐洪、孟什维克霍多罗夫（大学教员）和区苏维埃主席萨夫罗诺夫，他们在民警的协助下，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和体力上的优势干下了如下暴行： 他们下流地叫骂着闯进了住宅，从阳台上扯下我悬挂的一些已经出版发行的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宣传画，上面有下列口号： （1）“执行列宁遗嘱！”（2张） （2）“向右开火，反对耐普曼、富农和官僚！”（1张） （3）“争取真正的工人民主！”（1张） （4）“世界革命的领袖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万岁！” 此外还扯下了后来悬挂在一个红军五角星框子里的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肖像。 我质问区委书记齐洪，他和苏维埃主席萨夫罗诺夫有什么权利闯进一个共产党员的住宅，并且同法西斯分子霍多罗夫一起践踏苏维埃的法律，谁对这种独断专行的行为负责？ 齐洪喊叫起来：“住口，恶棍，别以为你是在干革命！” 我又问他支持谁，是支持富农、耐普曼和官僚呢还是反对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执行列宁遗嘱？ 齐洪回答说，他拥护党。 我问我们党何时开始保护富农、耐普曼和官僚，列宁的党何时成了富农党？ 齐洪冲着我的脸挥着拳头叫道：“住口，恶棍，否则我逮捕你！”面对齐洪的威胁我回答说，逮捕的威胁并不可怕，我在沙皇制度下和克伦斯基时期都坐过牢，逮捕吓不倒革命者。 事件发生后，齐洪、萨夫罗诺夫和孟什维克霍多罗夫吩咐民警对所有在场的人一一登记，并且不允许我走出住宅，我在被软禁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我要求把我放了。 民警分局局长（不知姓名）同意放我，但条件是要我把“战利品”（撕下来的宣传画）作为物证交给他，我同意交出，条件是给我出张收条，我拿到收条后（见附件）与民警同时离开了住宅。 我走后大约过了20分钟，有一个同志来找我，他看到领袖们的肖像（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试图拿到窗前展示，但是肖像还没有来得及在窗前展开就被站在拐角处的民警扯掉了。 民警局长闯人房间威胁说要逮捕我妻子。 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就是这样度过的。 这伙不受约束的“党员”强盗闻所未闻的无耻行径使我非常气愤，他们作为负有重要责任的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领导者，在当地民警的保护下，居然当着上千人的面污辱列宁主义的口号，污辱列宁及其最亲密的学生和战友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的肖像。特此奉告，我请求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不顾情面地”（列宁语）追究所有参与这种卑鄙勾当的党员的责任。 A．尼古拉耶夫 1927年11月10日 附件 收条 遵照齐洪同志的命令我摘下如下标语： （1）执行列宁遗嘱（2张）。 （2）拥护真正的工人民主（1张）。 （3）苏维埃在这里（1张）。 其余两条标语被齐洪同志拿走。 [签名] 1927年11月7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65 1927年11月7日“巴黎”宾馆事件始末 伊·斯米尔加（1927年11月10日） 11月7日上午11时许，正当哈莫尼基区的游行队伍通过时，联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同志、列宁时期的原中央委员会书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几位同志，来到苏维埃第27号楼办事处（前“巴黎”宾馆）一个朝向猎用品市场大街和特维尔大街拐角处的阳台上。他们在阳台上向通过这里的游行队伍频频致意。为了向十月革命的领袖表示敬意，他们还在阳台上列宁同志肖像下面挂起红色横幅，上面书写着标语：“回到列宁那里去！”游行队伍一齐对来自阳台上的致意作出回应，走在每个企业前面旗帜下佩带着哨子的个别人除外。这一小撮哨子帮吹着哨子，声嘶力竭地喊着“打倒！”但是这些个别分子的哨声和喊叫声时而淹没在游行群众高喊“乌拉”的声浪中，时而与游行队伍向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反对派领袖的吹呼交织在一起。 起初惊慌失措的游行指挥者们可能是得到了有关指示，开始从行进着的游行队伍中拉出几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这些人带着哨子，拿着黄瓜、西红柿、石头、木棍等物品聚集在特维尔大街和猎用品市场大街拐角处苏维埃第27号楼的阳台下面。与此同时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柳京、红色普列斯尼亚区苏维埃主席米奈切夫、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书记莫罗兹和莫斯科委员会及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驱车来到这里。军区政治部主任布林带着一伙军官也赶来了。 聚集在阳台下的这些人在集中到一起的当权者的领导下开始吹哨子，叫喊“打倒”，“揍反对派！”并且向站在阳台上的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同志投掷石块、木棍、木片、黄瓜、西红柿等物。同时从位于对面苏维埃第1号楼的波德沃伊斯基同志住宅的阳台向斯米尔加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扔冰块、土豆和劈柴。 游行队伍继续对斯米尔加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致意报以欢呼声，同时对哨子帮和无赖们的行径表示愤慨，他们高喊“打倒哨子帮和无赖！”“打倒分裂党的法西斯分子！” 根据军区政治部主任布林的命令，派出一名铁道部队的红军战士从外面顺着墙爬上阳台，执行站在下面的指挥官下达的扯下带有列宁同志名字的横幅的命令。这时，站在阳台上的同志们又挂起了另一个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的红色横幅。这个横幅的出现引起游行队伍的热烈欢呼，同时聚集在阳台下的那群哨子帮和无赖们发出更刺耳的哨声和喊叫声，并且更猛烈地投掷石块。在这群无赖中有因犯有一系列刑事罪而被解除编辑工作的前《工人莫斯科报》编辑弗拉德金（波里斯·沃林）和在加里宁同志接待室工作的维克多·沃兹涅先斯基，他们开始号召这伙人闯入旅馆惩罚仍在阳台上的反对派分子。这时在这伙人当中除了喊“打倒”和“揍反对派”，还传出“揍反对派—犹太人”和“揍犹太人”的喊叫声。 首先闯入苏维埃第27号楼大门的是柳京、沃兹涅先斯基和米奈切夫。沃兹涅先斯基大叫他“为了农民”，他是“农民的儿子”，要求门卫警察和看门人让他们进去惩罚反对派分子。而站在那里的楼内住户坚持不放这些人入楼，担心楼房会受到损坏，担心自己会受到迫害。这时柳京通过电话与门内某人取得了联系，他招呼民警过去听电话，并告诉站在门厅的人，他已获准将人群中的20人放进楼内。楼内住户开始表示抗议并要求民警出面阻止。但是民警分局副局长放下电话后告诉大家，他毫无办法，因为他得到了对双方都不加阻拦的命令。这时沃兹涅先斯基从看门人手中夺下入口的钥匙，把门打开，以弗拉德金、布林等人为首的几十个人闯入楼内。闯入楼内的还有醉鬼。 闯进来的人径直扑向房间里靠阳台站着的格林施泰因（1904年入党，服过苦役）、叶努基泽、卡尔佩利等同志，对他们进行毒打。布林抓起一把椅子将阳台门的玻璃打碎，闯进来的人开始通过被砸坏的门猛拉在阳台上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几位同志，殴打他们。布林和一伙军人还对在阳台上的师长马尔采夫同志下了手，把他摔倒在桌上殴打。遭殴打的还有中央委员阿尔斯基、金兹堡、姆季瓦尼、玛柳塔、尤什金等人。 殴打时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书记莫罗兹和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局委员齐夫里诺维奇在场。受害者要求制止打人的行为，并要求弄清打人者的姓名，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书记莫罗兹喊道：“住口，否则更糟！”而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局委员齐夫里诺维奇却答道：“就该这么对付你们。”当时在场的民警分局副局长沃尔柯夫同志报告说：“虽然我没有入党，但是没有见过这样不成体统的场面，纵容流氓行凶，还不准民警干涉。”楼内的住户说，在行凶作恶的那伙人中有几个醉鬼，是莫罗兹趁人不注意留下的。按照莫罗兹的命令，遭殴打的那些人，其中包括斯米尔加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同志被逼到饭店的一个房间里，锁在屋内。门口由军人布哨，走廊里也布下了许多岗哨。不准出房间。上厕所有人押送。莫斯科委员会委员舒米亚茨基和米奈切夫在房间里监视被拘禁者。 当被拘禁者要求准许他们去苏维埃第2号楼时，舒米亚茨基和米奈切夫断然拒绝，借口是外面那群人在等着收拾他们。可是当以斯米尔加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首的被拘禁者不顾这种警告冲破卫兵的阻拦来到外面时，那里已空无一人，于是他们在跟随他们出来的以莫斯科监察委员会成员（没有能弄清他的姓名）为首的卫兵们的陪同下来到了苏维埃第2号楼德罗布尼斯同志的住所。陪同的哨兵想强行闯进这所住宅，但是不让他们进去，他们就站在门口。后来邻近住宅的一个住户前来报信说，站在门外的哨兵正在打电话叫一个分队来闯进德罗布尼斯同志的住宅，被拘禁者便从后门走了。 伊·斯米尔加 1927年11月10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67 阿尔希波夫声明 （1927年11月11日） 联共（布）党员И．М．阿尔希波夫（党证号：H0027537） 致联共（布）莫斯科公用事业局第二汽车库支部 亲爱的同志们，非常遗憾，我不得不给你们写这份材料，因为在我们支部的历史上至今还未见过类似行为。现在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确认，出现了一个纯粹是反党反工人性质的团伙这一事实。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今年11月7日，当游行队伍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车站集合时，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穆拉洛夫同志来到我们中间，他们受到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工人们高呼“乌拉！”这时一个事先组织起来的，有我们支部的代表艾坚诺夫、科罗廖夫和其他许多人参加的具有纯粹法西斯性质的哨子帮，扑向我们领袖乘坐的汽车，目的是把领袖们从车上拽下来。我作为一名忠诚的党员一贯维护工人的利益，参加了与这种现象的斗争。就在艾坚诺夫登上汽车企图用拳头殴打托洛茨基同志时，我拽住我们支部的这个公认的法西斯分子的衣领，把他拉开了。当载着世界革命领袖的汽车驶离这里时，这些法西斯分子向汽车投去了苹果、面包、赃［脏］物和他们手里所有的东西。我们支部的法西斯分子，就是艾坚诺夫和科罗廖夫等人，直接参与了这个行动。当我们返回到自己的队伍时，我批评艾坚诺夫说：“只有法西斯分子才会这样做。”这时科罗廖夫挥起拳头打我的头，只不过是因为我尽了一个正直的工人、一个党员的义务，保卫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这是每一个即使不是共产党员的正直工人保卫领袖的义务。 回到自己的队伍后，大家就发生的事件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尽管我讲话的态度是真诚的，但还是不止一次地听到科罗廖夫发出要痛打我一顿的威胁。 因此我认为在我们党的支部里绝不容许存在这种现象，请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并作出应有的结论，因为我认为工人阶级的领袖被截断了与群众的联系，而他们不想断绝这种联系，所以常常不顾危险来到工人群众中。从这次游行活动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受到误导而产生误解的工人阶级希望在游行中见到自己真正的领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但是有组织的哨子帮和法西斯分子不让他们这样做。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有义务声明，这种现象应当予以制止，因为它妨碍工人阶级正确了解当前的政治，依靠这种哨子帮就可能使十月革命获得的所有胜利成果付诸东流。至于自己的支部和有组织的哨子帮，我认为全部过错在支部书记身上，他姑息纵容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全部后果应归咎于支部书记和给哨子帮下达这种任务的上层机关权势分子，因为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容忍，也不可能容忍这种现象存在，他们对妨碍工人事业的人从来不讲情面。 无论什么样的哨声都不能干扰反对派这一列宁思想惟一捍卫者努力使工人阶级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利益和斗争方式，因为列宁这样说过。 1927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阿尔希波夫 1927年11月11日 抄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区监察委员会、托洛茨基和穆拉洛夫 注：支部书记认为无须将这个声明提出来研究。已经过了一个月，我仍未争取到进行审理的决定。 阿尔希波夫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68
口头左转之后大步右转（周年庆祝总结）（托洛茨基，1927年11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口头左转之后大步右转 （周年庆祝总结） 托洛茨基（1927年11月8日） 1．斯大林派进行的整个“争论”，即对反对派的迫害至今是在“党的统一”的口号下进行的。现在斯大林分子正在失去这个口号。越来越多的党员这样谈论党的统一：“不要迫害反对派，不要动用哨子帮，不要开除和逮捕共产党人。” 机关权势分子抛弃“拥护联共（布）的统一”的宣传画。这个口号已成为反对派的口号。 2．11月7日反对派提出这样的口号：“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拥护列宁党的统一。”在斯大林把持的机关的指使下，带有这种口号的反对派的宣传品均被销毁。举着这种标语牌的工人惨遭毒打。这是可想而知的，“反对机会主义”就是反对斯大林。“反对分裂”，这不是反对斯大林又是反对谁呢？“拥护列宁党的统一”，这显然是对斯大林的攻击。 3．“拥护列宁的联共（布）中央”。莫斯科的机关权势分子也拒绝将这个口号作为游行口号。他们说：“人们会把拥护列宁的联共（布）中央理解成是拥护列宁生前的那个中央。”对！斯大林分子需要的是斯大林的中央，而不是列宁的中央。 4．反对派打出了写有“向右开火，反对富农、耐普曼和官僚”这类口号的标语牌。但是标语被撕毁。抬标语牌的工人遭到毒打。仅此一事就彻底暴露了现任党的领导集团的真实路线。人们常常问我们这些反对派，你们认为什么是热月的危险？我们的回答简单明了。当布尔什维克因为要求向右开火反对富农、耐普曼和官僚而遭毒打时，热月的危险就显而易见了。那些打手，那些策划者，那些策划毒打的人，都是热月分子或是姑息纵容者。 5．在周年庆祝宣言和官方发言人的发言中都谈到必须强化对富农和耐普曼的打击。按照布哈林的说法，这在两年前尚不合时宜。而现在，庆祝10周年之际正是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1927年11月7日要捣毁那些要求将斗争矛头指向富农、耐普曼和官僚的标语牌呢？对这些事实进行的对比彻底揭露了现任领导集团的政策。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口头上宣布向资产阶级分子施加压力。反对派却想将这一行动付诸实施。因此斯大林和布哈林之流对反对派施加压力。 “实现列宁遗嘱。”这是可恨的反对派的标语牌中的一种，这种标语牌被夺走，用铁钩从墙上扯下，又在众目睽睽之下销毁。列宁遗嘱在实际中表现得越明显，机关权势分子对列宁遗嘱的仇视就越疯狂。在许多会议上，特别是在一些个别谈话中，怀恨在心的斯大林分子公然说，列宁是在病态中写下自己的遗嘱的。这是机关权势分子与列宁斗争的最后的论据。他们只是忘记了遗嘱大概正是在1922年12月25日至1923年1月4日这个时期写的，在此期间列宁撰写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论合作社》（1923年3月26日[1]）《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1923年1月23日）等几篇文章。全党都知道，这几篇文章最出色地体现了列宁思想的强大力量。斯大林和布哈林还试图根据断章取义地摘自《论合作社》一文中的一话来建立自己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理论。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恶毒攻击列宁的遗嘱是病态思维的结果，几乎把它说成是反革命文件。 7．反对派领导者的肖像早已被严厉查禁。在商店里几乎无法买到这些肖像。悬挂这些肖像等于是违法行为。但是在许多地方反对派分子自觉地冒着危险在街上悬挂或打开反对派领导人的肖像。这些勇敢者遭到无情的毒打，肖像被撕成碎片或践踏。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其他反对派的行动。 斯大林的肖像无人禁止。相反地，悬挂斯大林的肖像是升迁的一种途径。不过无论是在橱窗里还是在游行者的宣传画上，根本看不到斯大林的肖像。事实胜于雄辩。前国家出版社社长，不朽的布罗伊多曾企图通过强制手段使斯大林的肖像深入到国家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有些事情绝不是靠单纯的迫害所能办到的。 ※※※ 斯大林领导集团的政策是由短暂的左转曲线和大踏步右转组成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政治纲领是这样说的。斯大林领导集团只是在最近几天遭到反对派鞭挞后才走上左的曲线。宣布实行7小时工作制，压制富农，设立贫农保险，等等。几天没过，在口头上的左转之后，实行了新的坚决的右转。疯狂袭击反对派的标语牌显然是受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们的阶级利益的驱使，庆祝周年宣言使这些人对左派感到惊恐，为此便匆忙采取报复行动。斯大林执政机关中的坏分子伙同街头的社会渣滓猛烈袭击反对派的列宁主义口号。这正是1927年11月7日的一大教训。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1月8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63 [1]原文如此。实际上此文写于1923年1月4日和6日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一）（（即《反提纲（一）》，1927年11月5日发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一） （即《反提纲（一）》 托洛茨基（1927年11月5日发表） 一引言 二在农民问题上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三关于农民的分化 四土地国有化 五合作社 六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 七苏维埃 八税收和存粮 九必须端正政治路线 来源：“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托洛茨基言论》（第829—864页） 说明：1927年下半年，反对派提出了一系列政纲，并要求联共（布）中央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展开全党争论。反对派的两篇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和农村工作的提纲发表于《真理报》的争论专栏中。《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发表这个提纲时所加的标题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纲》。 一引言 1．“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根本改变了农业发展的条件，从而也改变了农业发展的进程，创立了根本不同的另一种土地关系发展的类型，另一种农村阶级力量重新配置的类型，另一种经济形式发展的方向。”（中央的提纲，第一条） 这种绝对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单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事实还不能把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对这个时期作了最好的说明。在中央的提纲中用混淆新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的庸俗机会主义宣言代替了列宁对这个过渡时期及其内部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竞赛、“谁战胜谁”的问题的说明。 “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例如农具和耕畜的私有制，即使土地私有制已经废除）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1]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2] “我们纲领中的每一条都是每个劳动者应当知道、领会和了解的东西。如果他们不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不了解小农和手工业经济必不可免地经常产生资本主义，如果他们不了解这些，尽管他们一百次地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并且以最激进的共产主义炫耀于人，但这种共产主义是一文不值的。只有共产主义在经济上得到论证的时候，我们才珍视共产主义。”[3] 或者无产阶级国家依靠高度发展的和电气化的工业，克服千百万小农户和极小农户在技术上的落后，根据大生产和集体化的原则把他们组织起来；或者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巩固之后，动摇城市中社会主义的基础。 这两个方针（列宁的方针与中央的提纲）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央看来，列宁提出的“谁战胜谁”的问题已不再存在。中央的提纲粉饰现实，削弱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警惕性，从而在实际上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反对派认为，这个问题是整个过渡时代的关键。 2．反对派看到并考虑到由于十月革命而发生的一切重大变化。无产阶级专政，工业、运输业、信贷业的国有化，商业的公有化，对外贸易的垄断，合作社，这一切为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可能。这个建设已取得重大成就。但是反对派反对粉饰现实，反对掩盖在我国特别严重的危险。 粉饰现实必然会导致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央的提纲说： “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在其发展中依靠的是在中农基本群众破产，即这些群众由于无产者化而解体的前提下形成的国内市场。相反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情况根本不同。这里市场的扩大不是由于基本农民群众的贫困和无产者化，而是由于中农和贫农生活福利的提高。”（中央的提纲，第一条） 后来中央不得不承认，富农的“生活福利”也在提高。这就是说，贫农、中农和富农的“生活福利”都在提高！这幅田园风光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并不存在。农村中在农业发展的条件下开展着阶级斗争。同时农村在无产者化，无力播种的农户在增多。中央没有看到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背后日益增长和尖锐化的阶级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没有阶级和根据大规模公有生产的原则组织农业时，才能谈得上全体居民群众生活福利平衡的提高。由列宁起草的党纲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政纲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3．“经济命脉，首先是大工业，乃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中央的提纲，第二条） 这是对的。但是党应当知道，这是反对派的提法，而且起初遭到中央的反对。现在中央吸取了这个提法。但是单单承认还是不够的。为了使大工业在事实上成为主导因素，需要有一个能够加强无产阶级经济和政治阵地的明确的阶级政策。否则，关于“大工业是主导因素”的提法就会成为空洞的声明。关于“主导因素”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贫农与中农结成联盟向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进行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中央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政策并非工业是“主导因素”的政策。这表现在工业不断落后于整个经济的发展，也表现在中央没有下决心为了更快地工业化而着手实行坚决的再分配国民收入（反对耐普曼、富农、官僚主义者）的阶级政策。 4．中央的提纲中对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阶段的说明也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没有说明。对经济过程所作的带有偏见的娓娓动听的说明是违背列宁主义精神的（“甜蜜蜜的共产主义谎话”——列宁语）。无产阶级除了知道自己的成就（这是无容置疑的）以外，应当知道自己的同盟者和阶级敌人的力量。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 二在农民问题上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5．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农民即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基本农民群众是一个重要的同盟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与否，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如何，取决于和他们的正确关系。列宁用下面的话最确切地表述了现阶段我们在农民方面的任务：“善于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和富农作斗争，牢牢地依靠贫农。”[4]反对派包正是这样看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问题的。 6．1925年党内形成了另一个修正主义思潮。最初否认富农的存在。 “富农是吓人的东西，是旧世界的幽灵。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社会阶层，甚至不是一个集团，甚至够不上一伙。这是一些垂死的个人。”[5] 后来制造出一种麻醉人心的理论，说富农会很好地长入社会主义。“富农和富农组织反正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在我国，总的发展范围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所早就规定了的。”[6] “我们给他（富农）帮助，而他也给我们帮助。到最后，也许富农的孙子还会因为我们这样对待富农而向我们道谢。”[7] 关于富农的这些“甜蜜蜜的谎话”（不是共产主义的谎话，而是资产阶级的谎话）和列宁学说的原理是根本矛盾的，所以克鲁普斯卡娅同志早在1925年4月就曾这样写到布哈林的理论： “布哈林同志在另外一点上也是不正确的。他说，他不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拥护者。不管是不是拥护者，但农村中阶级斗争正在进行，也不可能不进行。” 我们知道，列宁对布哈林粉饰富农、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言论作了一针见血的反击：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是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反地，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8]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大农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他们通常都是雇有几个雇佣工人来经营的，他们所以同‘农民’有关，只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习惯相同，亲自参加自己农场的体力劳动。这是直接地坚决地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在全部农村工作中，共产党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同这个阶层进行的斗争上，把农村居民中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从这些剥削者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下解脱出来，等等。”[9] 列宁写道： “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富农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甫、资本家的政权。以前在欧洲的革命中，每当富农利用工人的软弱使共和制又退到君主制，使劳动人民的政权又退到剥削者、富人、寄生虫的专政的时候，情形都是这样。……富农可以而且不难同地主、沙皇、神甫讲和，即使他们互相争吵，但是永远不会同工人阶级讲和。”（《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决战！》列宁研究院版第1—2页。）[10] 谁不了解这一点，谁相信“富农长入社会主义”，他就只能使革命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 7．然后又在农业中指靠所谓殷实农民，即实质上指靠富农。 “我们农村政策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放松和取消许多妨碍富裕经济和富农经济增长的限制。应当对农民、对全体农民说：发财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不要担心会有人逼迫我们。”这是布哈林同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前夕说的。 这个从法国资产阶级那里借用来的、布哈林仿佛已经抛弃了的口号，又重新由中央委员司尔佐夫在1927年西伯利亚边区代表会议上提出来了：“趁大好时光积累吧！” 这是重复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口号，即重复新资产阶级的口号，新资产阶级幻想依靠富农和耐普曼，依靠他们在经济上的发展，以便首先在经济上、然后在政治上对工人政权施加压力。 过了两年，布哈林同志现在若无其事地突然声明说，应当“现在转向对富农及所有资产阶级分子施加压力。这是我们应当实行的转变，而且我们应当根据这个转变的精神来进行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同一位布哈林同志现在写道：“应当对资本主义分子、首先是对富农更加紧进攻。”[11] 这是某些无原则的政治家善于转变的典型！ 但这也说明，反对派并没有徒然地进行斗争，反对派是对的，因为反对派甚至能够逼迫布哈林在代表大会前不得不发表这种言论。 为什么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被宣布为在富农面前“惊慌失措”和“掠夺农民”的东西，现在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却被宣布是正确的呢？布哈林写道：“我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来了一个随机应变。我们解除了中农的许多羁绊，对中农作了一定程度的让步，使富农有可能‘转过来’。”[12] 好一个随机应变！列宁有一次写道：“如果按照布哈林那样随机应变，就会把很好的革命断送掉。”[13]现在不禁令人想起列宁的这句话。布哈林是徒然地想用随机应变的话来掩盖这样的事实：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在农村问题上的政策不是列宁主义的政策，现在应当在反对派批评的影响下急速加以改变。最后，中央向与富农作斗争的急剧转变（暂时还是口头上的）必然向现在领导党的政策的人提出下面的问题。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仍然有效。可是那又为什么要向这些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富农宣战呢？或者是宣布新方针这一事实本身说明这种“理论”是完全错误的。那就应当直截了当地声明。 8．崇拜富农的必然后果是脱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社会支柱的贫雇农。 “难道你们不知道，在贫农当中有一定比例的游手好闲、简直可以称为懒汉的人？这些懒汉最能大喊大叫地说我们执行富农的政策。”中央书记之一柯秀尔同志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这样说。[14] 资产阶级教授乌斯特里亚洛夫为此曾夸奖柯秀尔道：“由一位做地方实际工作的人员说出的这个神圣的真理很不合反对派官员们的口味。”[15] “经营自然经济的农村贫民是不幸的生产上的残废者。”加里宁同志这样说。[16] “我们现在的农村痛恨富农，同样也看不起懒汉。对于在农忙时不和大家一样劳动，而‘到河边垂钓’或‘到树林里采蘑菇’的‘主人翁’，辛勤劳动的农户也只能如此对待……苏维埃政权同这样的‘贫农’当然是不能走一条路的。”农业人民委员亚·彼·斯米尔诺夫同志这样写道。[17] “说无产阶级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支柱是贫农，这是老生常谈，这就象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按照道听途说的公式办事一样。说共产党在农村中的主要支柱是贫农，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说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支柱只能是贫农，苏维埃政权仅仅依靠贫农就能够维持政权，这是否对呢？……在没有战争、没有人对我们进攻的和平时期，我们可以维持住政权，但是那时我们就是没有贫农也可以维持政权的……且举征召农民参军为例：在贫农中没有文化、能力差的人最多，而参军的是最强壮、最优秀的人……最后，谁在军队中起作用？是身体比较强壮、比较有文化的人……而你们怎么希望，在战时状态，在国家真正危险的时刻能够仅仅指靠贫农……”[18] “贫农还有依赖心理，他们指靠国家政治保卫局，指靠领导，随便什么都指靠，只是不指靠自己，不指靠自己的力量。这种消极情绪和依赖心理应该从贫农意识中清除出去。”[19] 中央最有名的领导人的上述言论同列宁关于贫农的说法相距十万八千里，犹如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相距十万八千里一样。这不是无产阶级对贫农的估价，而是富农的估价，是从小业主的观点作的估价。 只有富农、小业主、小资产者在观察必然会削弱贫农经济的贫农无产者化的过程时，才会说贫农是“懒汉”、“依赖者”等等。 9．在关于农民所有制和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的问题上，也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立场而倒向社会革命党人理论的表现。 斯大林同志在说到西方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时写道：“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许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20] “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但是，他们应当走上而且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足以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的道路。”[21] 说这些话而一句也不提农村阶级斗争，不提必须向富农作坚决斗争的人，就简直是重弹机会主义者和小资产者、社会革命党人的老调。而居然还把这作为列宁主义呈献给党！事实上这是粉饰富农、掩盖他们使农村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企图的政策。我国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里被虔诚的希望掩盖和粉饰起来。无怪乎《舵报》[22]的立宪民主党人在读了布哈林和斯大林关于富农的言论后写道： “严格地说，社会革命党人现在有权安心以待：时间和苏维埃政权本身在为他们效劳。”[23] 10．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改造农业这一个基本原理，乃是修正主义。有人企图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和列宁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事实上，列宁所说的合作社不是取消和代替电气化计划，而是对电气化计划的补充。 请看布哈林的说法： “当我们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同志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曾有一个战略计划，而当他写论合作制的文章，即给我们留下在经济政策原理方面的最后遗嘱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战略计划。”[24]中央的提纲对布哈林关于列宁仿佛曾有两个战略计划的臆想也表示支持（第十一条）。 对列宁思想的这种歪曲是与对“殷实的中农”的方针、与关于反对派“超工业化”思想的叫喊完全吻合的，这种歪曲是对小资产阶级向党施加的压力所作的直接让步。把“合作社计划”和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也就是否认大工业在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增加财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我们在俄国，对于这一点比以前知道得具体多了，我们现在所谈的已经不是模糊的或抽象的恢复大工业的方式，而是确定的、精确计算出来的、具体的电气化计划。”[25] 中央在反对派批评的压力下被迫退却，但企图以对反对派的攻击作廉价的报复： “应当指出，反对派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相信能够通过合作社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这是放弃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因而是反对派对列宁主义的背弃。这种背弃是反对派否认有可能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的取消主义方针的必然结果。” 只要看一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政纲，就会相信这种说法是荒谬的。这里竭力把关于单一的农民群众不经过内部阶级斗争长入社会主义的典型社会革命党人的看法加在列宁身上，因而这是一种更加不可救药的诽谤。其实这里是掩盖富农的作用以及使合作社受自己控制、使合作社成为自己发财工具的意图。抛弃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取消主义者正是那些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两年内实际执行了掩盖富农的政策，向指出富农增长、富农积累及影响增长的人进行疯狂斗争的人。 11．和我们国家机关的一定环节错综结合的新资产阶级的代表依靠有这些修正主义倾向的官方方针，公开地力图把农村政策扭转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而富农及其思想代表则用对发展生产力、“一般”提高商品率的关心来掩盖自己的打算。其实富农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农商品率的增加只会减少和阻碍所有其余农户生产力的发展。 中央委员会应当或者驳斥这些指责或者谴责修正主义者。这些指责有事实和文件的根据，是驳不倒的。所以只能实行后者。 三关于农民的分化 12．中央的提纲在农民分化问题上的看法是： “资本主义类型的发展表现为削弱（‘冲刷’）中农而发展贫农和富农这两极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则相反，存在着中农集团加强的过程同时富农集团还靠富裕中农而暂时有某些增长，贫农集团在减少，一部分贫农无产者化，人数更多的一部分贫农则逐步转到中农集团里面去。 反对派的严重错误在于，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发展的规律机械地完全搬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中来，因而做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尾巴。”（中央的提纲，第七、八条） 为了弄清楚谁真正“做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尾巴”，我们首先援引一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奥加诺夫斯基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对分化过程所作的说明： “对于从恢复时期初到1926年的实际材料的分析说明，在农村中发生的不是双方面的分化过程，而是单方面的‘普遍上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上层集团比别的集团增长得快些，但同时中农也在增长，而下层集团在减少。” 可见，正是中央的提纲束手无策地重复了资产阶级关于农业发展过程的旧理论，重复了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向（战争以前，革命以前，苏维埃政权以前）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维护的理论。“列宁主义者”莫洛托夫和一贯反对列宁的右翼民粹派奥加诺夫斯基在对我国农村发展的中心问题的看法上走到一起去了。两人都否认：（1）农村资本主义分化的存在；（2）“冲刷”中农的事实；两人都低估富农的增长，两人都看不见农村无产者化的现象。这种巧合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央在农民问题上的整个原则方针类似民粹主义，即类似小资产阶级的基本理论。党应当完全清楚这种变动的危险，这种变动是小资产阶级包围的压力的结果。 然而现实驳倒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及宁要奥加诺夫斯基而不要列宁、重复资产阶级思想家论调的共产党人。近年来农村在分化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尽管关于农村分化的官方统计材料很不完全和很片面，但农村分化的速度和性质还是描画得相当清楚。 13．1917一1918年间，农村中随同十月革命而来的是人所共知的农村平均化现象。列宁到1920年时所说的农村“中农化”，正是指这一点。耕地多和耕畜多的农户大大减少了，无耕地无耕畜的农户减少了。 这种平均化过程大概一直持续到1922年。在新经济政策下，分化过程又出现了。请看共产主义学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对1924—1925年度预算的调查共同整理的材料。这些材料描绘了农户划分为社会集团的鲜明情景。这是在供应国家粮食和出口方面都起决定作用的那些经济地区的材料。 所有农户分为五类：一、无产者；二、半无产者；三、中农；四、业主；五、小资本主义。这里采用的把农户划分为各社会集团的方法有碍于准确确定富裕农户的数量和比重。然而，可能的修正不会改变基本的结论，因为很大一部分第四类的农户正在“发展”到资本主义的第五类去。 （《1927—1928年度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第353页。） 应当极其仔细地看这些数字：第一、因为这里初次认真尝试把所有农户划成各种社会集团；第二、因为这件工作是有权威的机关做的，绝对不可能怀疑它们夸大分化。 我们把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农户合为贫农一类，这类农户在上述地区占全体农户的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中农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即占一半，而在两个地区（高加索和乌克兰）少于全体农户的一半。最后，按照共产主义学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分类，包括业主和小资本主义农户的这一类富裕农民集团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引用和解释这个表格时（《1927—1928年度控制数字》，第353—355页）写道：“资本主义上层掌握了农村很大一部分财富。”这个承认非常重要：它根本驳倒了仿佛反对派过高估计富农的说法。如果说国家计划委员会不得不承认正是反对派两年来一再肯定的道理，却又企图安慰自己说，“然而，基本财富并不在他们（资本主义上层）手中”，那就必须承认，这样安慰自己是没有用的。如果不仅农村很大一部分财富、而且基本财富都转入了资本主义上层手中，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农村的胜利。以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来安慰自己，是不明智的。必须：（1）承认反对派对富农在农村中的作用的估价是正确的；（2）让全党和工人群众知道这一点；（3）由此作出实际的和政治的结论，而不要安慰自己说，资本主义虽然夺取了农村很大一部分财富，但没有全部夺得。 某一类农户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比重不仅取决于他们在经济中的比重，而且也取决于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的比重。 生产资料中分配得最不平衡的是机器。贫农在机器总值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在乌克兰才占百分之十二。富裕农户在全部机器总值中占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在乌克兰地区，半数或半数以上的机器在他们手中。 耕畜的分配大致也和机器的分配一样，虽然某些地区贫农在这方面占的比重比机器分配方面大些。应该指出，关于耕畜的材料是用耕畜头数计算，而不是按价值来计算，这是不一样的。富裕农户的马匹总是要好些，更值钱些。因此如果不按数量，而按质量和价值计算耕畜的分配，那么富裕农户的比重就会大大增加，而贫苦农户的比重就会下降。 播种面积的分配略有不同，虽然和上述比例关系很接近。贫农的播种面积占百分之十至二十五，中农在各地区约占一半，富裕农户占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五。贫农在播种面积上占的比重比在机器和马匹方面的比重要高些。这是因为很大一部分贫农虽然没有生产资料，但可以用按照奴役性条件从富农那里租用的牲口和农具来耕地。而且许多贫农农户播种的土地只是名义上属于他们，而实际上是属于租土地的富裕农户的，因为富裕农户为了逃避纳税，便把出租的这片耕地不算作富裕农户的，而算作贫农的。统计材料没有估计到这一点。 从这些数字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基本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属于农村的富裕阶层。这些生产资料是富裕农户手中剥削贫农的工具。 14．关于直接税这一栏值得注意。直接税应当成为调节农村中社会过程的有力工具之一。首先我们应当通过直接税来约束农村资本主义上层的剥削意图。然而，如果比较一下三类农户在占有生产资料和缴纳直接税中的比重，就可以看出，贫农缴纳的直接税不比富裕农户和中农少，甚至还要多。 税额负担与生产资料成正比，对于富裕农户不征收累进税。固然，这是1925年的情况，从那时以来对富裕农户的征税稍有增加，但是从那时以来分化的过程也大大发展了。 为数很大的间接税相对地增加了贫苦农民阶层的纳税负担。 15．没有关于近两年半来分化过程的详细材料。上述分类是根据1924—1925年度的统计材料作出的。我们只有关于1925年至1926年各类集团耕地面积变化的材料。当然，耕地面积的多少并不和社会集团完全相符，然而，在社会集团和耕地数量之间无疑有着依从关系。 到1925年为止，各类集团耕地面积变动的特点是，无地和少地的农户减少，耕地多的农户增加，而且耕地多的农户的增加比无地或少地农户的减少要快得多。最近四年来无地和少地的农户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五；这一时期内拥有六至十俄亩土地的农户增加了百分之一百至一百二十；拥有十俄亩和十俄亩以上土地的农户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无地和少地的农户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破产和消失。例如，在西伯利亚一年之内无地的农户消失了百分之十五点八，拥有两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消失了百分之三点八；在北高加索，无地的农户消失了百分之十四点一，拥有两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消失了百分之三点八。1925年，在大多数地区无地的农户开始增加。例如，根据春季重点调查的材料，无地农户的比重从1924年至1925年在消费地区从百分之二点一增加到百分之二点八，而在产粮地区从百分之四点八增加到百分之五点一。1926年，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境无地农户有所增加。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年份 年份无地农户有0.1至2俄亩的 有2至4俄亩的有4至6俄亩的 有6至8俄亩的有8至10俄亩的 有10俄亩或10俄亩以上的 1925年……4.734.0 34.115.76.3 2.62.8 1926年……5.033.1 32.416.37.1 3.23.9 1926年的比重和1925年比较增减的百分比………106.4 97.495.61103.8 112.7123.1 139.3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由于中农减少，两极的农户数量增加了。 少地的农户有某种程度的上升，这决不是说他们的经济独立性有所增加。从上述关于基本生产资料分配的材料可以看出，这些农户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正是在这个集团中，没有马匹没有农具的农户最多。这一类农户的绝大多数都是用租来的耕畜和农具耕种自己的份地。这是列宁称为有份地的雇农的那部分农民。 16．出租土地的现象一年比一年增多。生产地区从1925年至1926年的材料说明租地农户从百分之十一点二增加到百分之十八点二，按照耕地面积划分如下： 农户种类产粮地区该类农户占的百分比 产粮地区租用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比 产粮地区出租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比 1925年1926年 1925年1926年 1925年1926年 有2俄亩以下的……31.129.6 4.13.442.5 44.4 有2—6俄亩的……54.954.3 26.321.447.2 42.8 有6俄亩和6俄亩以上的……14.016.1 69.675.210.3 12.8 100.0100.0 100.0100.0 100.0100.0 （1927年《中央统计局统计数字》） 1926年以前租佃的急剧增加是因为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规定资本主义租佃合法的决定已经产生了后果。根据显然缩小了的数字，甚至在1924—1925年度，当租佃半合法的时候，租地的总数就已达七百七十万俄亩。从租地数量增长的速度来看，1927年租地的数量约为一千五百万俄亩。 上述材料指出租地迅速集中的过程：四分之三的出租土地集中在百分之十六的上层农户手中。百分之十六的农户拥有百分之七十五点二的租用土地，而只出租百分之十二点八，少地的（不到两俄亩的）农户出租百分之四十四点四，仅租用百分之三点四，中农（有二至六俄亩的）出租百分之四十二点八，仅租用百分之二十一点四。 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资本主义的分化过程，而不是证明所有各类农民的普遍上升。一方面发生土地使用集中的过程，另一方面底层农户经济上依赖上层农户的程度在增加。 17．随着土地使用和生产资料集中在上层集团手中，这些上层集团在越来越多地采用雇佣劳动。另一方面，底层和中等农户或者经过完全破产和消失、或者经过腾出家庭个别成员而抛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这些“剩余的”人手陷入富农或“实力强大的”中农的奴役，或者进城去，而很大一部分得不到任何使用。这些事实是决不能只用农业移民来说明的。它们和农村的分化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关于采用雇佣劳动的材料比关于租地的材料更加不完整。然而统计数字终究抓住了这些现象的趋向：雇佣定期工的农户从占生产地区总农户的百分之一点五增至百分之二点九，而雇佣零工的农户从百分之二点八增至百分之八点四。在各类农户中雇佣劳动的分配和租地的分配也都是极不平衡的。 各类农户雇佣定期工或长年工的农户的百分比 1925年1926年 有2俄亩以下的……9.67.5 有2—6俄亩的……42.939.1 有6俄亩和6俄亩以上的……47.553.4 100.0100.0 （1927年《中央统计局统计数字》） 18．各类农户存粮的不平衡也证实了耕地和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平衡。截至1926年4月1日为止，农村余粮的百分之五十八集中在百分之六的农户手中[26]。 1926—1927采购年度末，存粮为八亿至九亿普特，而在今年的粮食采购工作结束后，达到十亿普特。这个存粮数比战前多，大大超过必要的储备量。这些存粮是农村富裕阶层手中奴役贫农的工具和破坏我们经济计划的手段。这些存粮是富农手中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进攻的重要工具。现在谁也不能辩驳的这一事实完全证实了反对派早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就提出的警告，完全证实了反对派当时就提醒党加以注意的前景。如果现在突然宣布“加紧”即加强、加速“进攻富农”的口号（见《真理报》），那么这个口号本身就证明：对富农的进攻已经迟了，在党的领导人向发出关于富农增长的信号的人进行疯狂斗争的时候，富农得到了毫无阻碍的发展。事实上“向左开火”的口号，向反对派作斗争，指责反对派“忘记了中农”是一个帷幕，它遮盖了富农及其在城市中的助手耐普曼加强的过程和这一过程的迅速发展。这就是中央近两年来的方针的客观结果。 19．农户分裂的过程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分化的过程。 机器和信贷没有成为农业社会化的杠杆，而常常落入富农和富裕农户手中，帮助他们剥削贫雇农和力量单薄的中农。随着实物盘剥的发展，货币高利贷也在发展。对中亚细亚产棉区约一千个农户的调查[27]说明，将近百分之七十的农户不得不借高利贷。按每俄亩耕地平均计算欠高利贷者的债款数目，贫农最多。比较一下不同社会集团缴农业税的数目和给高利贷者的（超额的）利息数目，就可看出高利贷的掠夺性质。1926年贫苦农户给高利贷者的利息比农业税多三倍，中农多百分之五十，富裕农民多三分之一。 20．革命使土地占有量得到平衡。但生产资料则没有平衡。而列宁写道：“很明显，既然有着财产差别和使这些差别更加尖锐的交换制度，土地占有上的任何平均都不能消除真正土地利用的不平衡。”只要把列宁这段话和中央的提纲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现在中央的多数人离开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多远。 不管这些使中农经济比重减少的过程发展得有多远，“中农仍然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集团。把中农吸引到社会主义农业政策方面来，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同时，指靠所谓‘殷实农民’实际上就是指靠中农阶层进一步的瓦解和破坏土地国有化”。 四土地国有化 21．农村中正在发展的租佃关系，现有的土地使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不受苏维埃的领导和监督，而由越来越受富农影响的土地联合社支配），第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转让土地时付款的决定，这一切都破坏土地国有化的基础。 出租土地的面积已达一千五百万俄亩之多。这样大量的土地面积有四分之三转归富裕农户使用。在这些基本事实面前，中央的提纲所提出的巩固国有化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而在有些场合下简直会使贫农失去土地。另一方面，中央的提纲所提出的关于租佃期限的那些限制本身固然是正确的，但远没有解决用发展租佃来曲解土地国有化的问题。 22．可是，维护和巩固土地国有化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因为土地国有化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苏维埃政权手中向上述的农村资本主义蜕化过程作斗争、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之一。党现在就应当制定一个广泛的国家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利用土地国有化来达到这个目的，并将此计划提交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讨论。彻底调整苏维埃国家（国有土地的主人和支配者）和利用这些土地的人之间的关系，需要许多年的时间，但现在就应当指出总的工作方向。农民群众（雇农、贫农、中农）应当有可能参加讨论和准备这些措施。 23．所有这些措施应当保证： （1）土地仍归贫苦阶层使用。国家应当负责对这些阶层耕种土地的工作，首先是按集体的原则组织广泛的物质支援。 （2）限制富农以及正在变成富农的农户的剥削意图。 （3）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广泛发展共耕社、合作社的经营形式，以便尽快地过渡到集体农庄的经营形式。 苏维埃政权应当实行支配全国土地的权力，以执行土地政策并向富农越来越想实际掌握（通过租佃形式等等）全国土地的企图作坚决的斗争。 现有的土地联合社必须逐步改造成为集体使用国有的土地、把集体贯彻一系列经济措施作为自己任务的土地合作社。 巩固土地国有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应当是使土地联合社服从当地政权机关，并规定由清洗了富农的地方苏维埃对调整土地使用和土地整理问题实行坚定的监督，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贫农和中农的利益免受富农的侵犯。应当加强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在组织农村全部经济生活、首先在推行农业技术措施中的作用。它们应当成为组织农户的倡导者和农村中社会政策的执行者。 在实际执行这个制度时，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在各地应尽量支持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是无产阶级的支柱的那些农村阶层和经济形式。这个制度有可能使苏维埃政权掌握公开地和最直接地同农村中一切资本主义因素和过程作斗争的工具。 实行上述巩固土地国有化的纲领，需要确切弄清楚土地的数量，确定土地的质量，并对土地作出评定。 为此必须加速土地整理和进行土地调查（质量和土地评定）。 土地整理工作应完全由国家拨款进行，而且首先应当调整集体农庄和贫苦农户的土地，以尽量保卫他们的利益。 同时，必须着手废除按照经营的表面情况而不考虑收入多少规定的农业税，因为它的大部分负担落在力量单薄的农户身上，从而引起完全正当和合理的不满；必须按土地质量和离销售市场的远近征收土地税（地租税）以代替农业税，并且免除贫农和力量单薄的农户的税。而对资本主义富农上层则另课以累进所得税。 党应当给予一切旨在废除或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基础之一的土地国有化的倾向以致命的打击。 五合作社 24．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在采用机器的大规模集体经营的基础上改造农业。正如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描述的，基本农民群众最易于接受的走向这个目标的道路是合作化。这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整个苏维埃制度给予农民的巨大优越性。只有日益增长的农业机械化过程才能给社会主义生产合作化（集体化）创造日益广泛的基础。如果没有生产方式本身的技术革命，如果没有农业机器，如果不过渡到多区轮作制，如果没有人工肥料等等，就不可能在真正的农业集体化方面展开顺利的和广泛的工作， 25．供销合作社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受社会主义经济因素、首先是大工业和工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直接影响；（2）农业的商业职能的合作化过程将逐步引起生产本身的合作化，加强生产的集体化。 农业合作社的阶级面貌将不仅由合作化农民各类农户的数量比重决定，而主要由他们的经济比重决定。 可是，关于农村不同社会阶层合作化以及合作社为他们服务的现有材料说明，在合作社的全部工作中，农村的富裕阶层参加得比较多些。例如，包括全部农业合作社三分之二社员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农业信贷合作社的材料，提供了截至1926年10月4日为止的情况： 按耕地面积划分的各类农户的比重 按耕地面积的分类在所有农户中 合作社社员债务人贷款 每人平均的欠款数 （卢布） 有2俄亩以下的……36.630.9 31.628.937 有2—6俄亩的……50.945.7 47.945.839 有6俄亩和6俄亩以上的……12.523.4 20.526.357 100.0100.0 100.0100.0 43 （《农业信贷》杂志1926年8月。《关于合作社的成分》） 表格说明，富裕农户比贫农和中农合作化的程度要高，而且享受的信贷待遇要多。 1925年和1926年的材料的比较说明，富裕农户无论在债务人数目上或获得贷款的数目上的比重都有所增长。 在合作社中的比重 债务人的比重贷款总数的比重 每个农户贷款的平均数（卢布） 1925年1926年 1925年1926年 1925年1926年 1925年1926年 有2俄亩以下的…35.031.0 30.629.332.8 27.433.939.8 有2—8俄亩的…57.358.1 61.361.256.6 57.733.639.4 有8俄亩和8俄亩以上的…7.710.9 8.19.510.6 14.946.868.1 100.0100.0 100.0100.0 100.0100.0 （《农业信贷》杂志1927年9月） 把拥有二至八俄亩土地的农户划为中农是有倾向性的，因为这样缩小了富裕农民的比重，尽管如此，这个表格也说明合作社中富农的增长。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农民越是富有，他从现在的农业合作社（其资金在很大程度上靠苏维埃国家拨给）取得的资金就越多。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给予贫农经济的发展以最大帮助的信贷，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富裕农户。 农业信贷应当不再主要是农村殷实的富裕集团的特权。必须停止目前这种状况，即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贫农的基金往往使用不当，并且替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服务。 26．必须不仅大大增加给予贫农的拨款，而且要根本改变整个农业信贷的方向，以便给予贫农和力量单薄的中农以长期低息的贷款，改变现有的担保制度。在专业农业合作社中，富裕农户比重的增加更加明显。包括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有产奶区的奶品合作社的材料提供了下列情况： 比重 按奶牛头数分类的农户在居民中 在奶品合作社社员中产奶量在合作社管理机关中 没有牛的……18.91.6 —2.1 有1～2头牛的……74.770.8 51.348.2 有2头和2头牛以上的……6.427.6 48.749.7 100.0100.0 100.0100.0 （《奶品经济》杂志1926年第19期） 富裕农户在这里也占着和他们的数量不相称的地位，掌握了奶品合作社一半的管理，提供奶品总量的一半。其他各种专业合作社方面的材料也是这样。这些材料都说明，我们的农业合作社由于没有实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所以它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加强农村分化的过程。农业合作社对于农村富裕上层发展经济的帮助，比对贫农的帮助多些。我们的合作社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联合着农村力量强大的富裕阶层并为他们服务，掩盖这个事实是直接和列宁的观点相抵触的。为了使合作社完成列宁向它提出的那种伟大的社会主义任务，首先必须明确揭露现时合作社的缺点，不要用列宁关于“真正居民群众的真正合作化”是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天才言论来掩盖下列事实：农村的富农和富裕阶层目前还在利用合作社来达到自己组织和自己积累的目的。 党的任务在于，使农业合作社真正成为贫农和中农集团的联合组织，成为这些人反对日益增长的富农经济势力的工具。必须坚持不懈地吸收农业工人参加农村合作社的建设。 六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 27．必须以更迅速地发展集体经济来对抗农村中日益增长的私营农场。 中央提纲的作者莫洛托夫同志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他在不久以前在这个极重要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根本错误的方针： “……决不能陷入贫农要在目前条件下立即使广大农民群众实行集体化的幻想。”[28] 恰恰相反，在大规模公共生产基础上改造千百万最小的贫苦农户的基本道路正在于他们的集体化。 只有把贫农组织为集体农庄，才能在较大的程度上实现经济上援助贫农的任务。把贫农组织为集体农庄的任务，应该作为我们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只有使农村中党的机关以及合作社和苏维埃机关都来参加这项工作，政府从国家预算中拨出足够的款项，以十分优待的条件供应组织起来的集体以生产资料，才能顺利地完成这个任务。现在给贫农的拨款数目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分散到千百万农户，因而根本完不成多少实际支援的任务。必须年复一年地拨出大量款项不断地给予组织在集体农庄中的贫农以经济援助。应当从来自农村、熟悉农村情况的人们当中培养集体经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应当在农村小学和农村青年学校中宣传集体农庄的优越性。 应当对国营农场的建设投入更多的资金。 同时还必须更加经常地支援没有参加集体农庄的贫农，方法是完全免除他们的赋税，实行土地整理、对经济设施贷款、吸收他们参加农业合作社等相应的政策。 七苏维埃 28．1925年给予人数很多的农村剥削分子以选举权的“指令”，仅仅是官僚机关（一直包括它的最上层）对于不断发财致富的上层富裕农民的企求何等同情的最明显表现之一。这个实际上破坏了苏维埃宪法的指令的取消，无疑是反对派批评的结果。但是按照新指令实行的最初的改选，在许多地方已经暴露了受到上面鼓励的、尽量缩减富裕阶层中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数的意图。然而，问题的中心并不在此。在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比重不断增加，他们和官僚机构接近，领导的总方针不正确的情况下，富农和耐普曼甚至被剥夺了权利，也仍然能够在幕后至少影响基层苏维埃机关的成分和政策。 从1925年开始，后来由于反对派的反对而局部遏止的富农分子或者“富农帮手”以及市侩钻入基层苏维埃的过程，是一个极深刻的政治过程，如果不注意或者掩盖这个过程就会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严重的后果。 29．遏止这种现象不能靠单纯在行政上“活跃”苏维埃的办法，而只能靠执行坚定的阶级政策，坚决反击新的剥削者，提高无产阶级和贫农的积极性和他们在苏维埃国家一切机构中的作用等办法。 中央提纲的作者莫洛托夫同志认为，仿佛不能要求工人接近国家或国家接近工人，因为我们的国家本来就是工人的[29]，这种“理论”事先就使一切官僚主义病态神圣不可侵犯，它是最坏的官僚主义公式。严厉谴责这种以及与此类似的“理论”是通过整个国家机关在全部日常工作中接近工农基层的办法向官僚主义病态作真正斗争的必要条件。 现在官方同官僚主义所作的斗争，不是依靠劳动群众的阶级积极性，而是靠机关本身的努力，这样的斗争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重大的结果，在许多场合下甚至会助长官僚主义。 必须： （1）按照列宁主义精神，采取在真正争取限制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基础上，通过在党内、工会和苏维埃内坚持开展工人民主的办法同官僚作风进行斗争的坚定方针； （2）贯彻使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反对富农）接近国家并使机关绝对服从劳动群众的迫切利益的口号； （3）提高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的阶级觉悟作为活跃苏维埃的基础； （4）坚决制止对被选举出来的工作人员撤销苏维埃工作的做法，在真正绝对必需的情况下可以例外，但应向选民说明原因； （5）应当争取使最落后的粗工、最愚昧的农妇根据亲身经验确信，他们在任何国家机关中都会得到关心、忠告以及可能的支持。 中央提纲关于农民积极分子的条文完全是从反对派这里剽窃来的。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政纲中说： “应当提出造就非党雇农、贫农和与他们接近的中农积极分子的口号，来对抗缺乏明确阶级内容的‘通过活跃苏维埃造就非党农民积极分子’（斯大林—莫洛托夫语）的口号，因为这在事实上会加强农村上层的领导作用。” 八税收和存粮 30．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反对派曾提议免除百分之四十的农民缴纳农业税。1926年4月，反对派又提出下列要求：“必须改变现行的统一农业税的制度：免除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贫农和力量单薄的农户纳税，无论如何不要追加中农基本群众的税额。” 斯大林同志早在1926年4月反驳反对派关于免除百分之四十的农民纳税的提议时曾这样说： “他们（反对派）唯一能够想出来的，就是提议不是免除百分之二十五，而是免除百分之四十的农民缴纳农业税……我们来分析这个提议。我可以肯定说，这个表面上完全无伤大体并仿佛是反对富农的措施，实际上是打击中农，打击工人阶级和贫农与中农的联盟……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这里的错误在于，他们事实上混淆了中农和富农，他们想要打击富农，实际上却在打击中农。因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提议在事实上是一个反对农民的提议。”[30] 斯大林同志没有注意到，他在这方面只是重复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话，马尔托夫在过去反对列宁时曾说：“这种在一小撮富农和其余农民之间挖一道鸿沟的企图是空想。你们这样只会打击中农。”[31] 可见，一年多以前斯大林同志还在重复孟什维主义的陈词滥调，说反对派关于免除贫农纳税的提议仿佛是“反对农民的”提议。 现在，在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言中声明说，除了以前免除纳税的百分之二十五以外，再免除百分之十的贫农纳税。这样，被宣布是“反对农民的提议”的反对派提议却被中央通过了。而且每个工人、每个贫农都清楚看到，这样做已经拖延了时日而且还是反对派施加压力的结果。 31．中央还延误执行反对派早在七月全会上提出的另一个提议，这是不能容忍的。 农村中有了大量存粮。这些存粮集中在农村富裕阶层手中，并且远远超过必需的储备。另一方面，虽然这是第三个丰收年，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仍嫌不足。虽然这是第三个丰收年，粮食出口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虽然这是第三个丰收年，粮食采购量比去年还少，而粮价却在上涨。农民卖粮的价格和消费者买粮的价格之间的悬殊太大。这种悬殊滋长了寄生性商业活动。富农存粮显然在阻碍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破坏苏维埃政权的计划。 必须通过征借的形式从富农手中取得一部分存粮。这个措施只涉及到百分之十的农户，而能够提供不少于一亿五千万普特的粮食，这些粮食可以成为增加出口、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新动力。必须实行这个措施，这是工人阶级和贫农都关心的。 既然工人阶级从自己的低工资中还可以拿出钱来支持工业化公债，那么使农村上层用自己的对于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一部分存粮来支持苏维埃国家，就不应有什么障碍了。为此只是不要限于口头上向富农进攻，而要立即采取实际行动。 九必须端正政治路线 32．虽然农业的恢复过程比较迅速，但是农业的商品率仍然很低：1925—1926年度投入市场的农产品只占战前的百分之六十四，1926—1927年度的出口量仅为1913年出口量的百分之四十二。其原因，除了农村本身总的需要量不断增加（人口的增长和农户的分散，而且在产粮区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农户购买粮食）以外，在于农业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在于富农的迅速增加的实物积累。这引起农业的自然经济化，尤其是使富农的实物积累更加增加。甚至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也不得不承认，“一般工业品的不足，使城乡等价交换受到一定的限制，减低了可能提供的农产品商品量”（第177页）。这种现象破坏城乡结合，并加速农民的分化。 33．中央的提纲说： “虽然总的政策完全正确、无产阶级国家及其机关和合作社对农业的影响日益增大，但是也必须指出一系列严重缺点、错误、歪曲以及有时严重违背党的政治路线的行为。” 这句话只有后半句是对的。恰恰是中央的总的政策不正确。因此实践中的“错误”、“歪曲”和严重缺点就必不可免了。我们的政策是由中央决定的，而中央企图把自己的错误推到国家机关和主管部门身上，这是可耻的支吾搪塞。 中央列举了党的路线的“歪曲者”（农业机关、合作社和农业信贷机关、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家采购机关等等），从而也就是指责自己：仿佛除了中央以外所有的人都有过失。“过失者”的名单和“歪曲”的性质完全证实了反对派对中央农村工作总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某些主管部门的个别错误，而正是在于领导上的总路线，在于领导上的动摇、走弯路、偏离阶级路线。应该纠正的不仅是各主管部门的错误，而首先是中央的总路线。 “集中火力”反对所谓反对派的反中农倾向，实际上导致富农经济实力的发展，使富农对很大一部分中农的影响加强，对贫农的奴役加剧。 党在农村中的错误政策应当加以坚决修改，如果不公开承认近两年来采取的路线是错误的并加以谴责，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中央现在说，它至今一直都执行“向富农进攻”的路线，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中央的方针实际上不是限制农村资本主义，而是使它进一步发展。正因为如此，现在才需要（对党是突如其来的）宣布，至少在口头上宣布“加强对资本主义因素、首先是对富农进攻”的口号。这是反对派的口号，这是正确的口号！但是中央从反对派这里窃取这个口号过于迟缓，而且缺乏诚意！党不可能相信，两年来执行了完全相反的政策的领导人真正打算和真正能够执行反对派的这个口号。为了执行这个口号，应当领会反对派提出的建议。 在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党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领导雇农、贫农和中农基本群众，组织他们反对富农的剥削意图。 34．农村雇佣劳动的人数达三百五十万，男女雇农为一百六十万。只有百分之二十的雇农参加了工会。这些往往是奴役性的雇佣合同，未必进行过登记。雇农的工资往往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国营农场往往也不例外。平均的实际工资不高于战前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作日很少少于十小时，大多数实际上是没有限制的。工资发放不当，拖延过久。雇农困苦不堪的状况不仅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遇到困难的结果，而且毫无疑问也是错误方针的后果，因为这种方针在实际上主要是照顾农村的上层，而不是照顾底层。必须全面系统地保卫雇农的利益，不仅防止富农、而且防止所谓殷实中农的侵犯。 35．必须围绕着生动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来切实地、有计划地在各地牢固地把贫农组织起来：如改选，税收运动，影响对信贷、机器等的分配，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合作化，发放贫农合作化基金，等等。 假如我们不建立真正巩固的组织，不明确指出贫农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那么团结贫农仍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我们应当不断粉碎富农的基层组织（不论它们采用什么隐蔽的形式）。 雇农自然应当有完全独立的阶级组织（除了苏维埃和合作社以外）。这就是工会。 中农基本群众应当组织在农村苏维埃和合作社周围。 而贫农，正因为他们是贫农，则需要有另外的组织（除了苏维埃和合作社以外）。 必须把有关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税收和党的农村政策的各项基本指令提交贫雇农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预先讨论。 贫雇农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不应是临时性的，而应是经常性的。 为了反对富农及富裕上层农民成立只能起反革命作用的“农民协会”的意图，贫农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今后应当创造条件来组织在我们党领导下的、应保证无产阶级的影响并且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执行其政策的支柱的“贫农协会”。在农村中贫农和中农与富农这两方面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贫农协会应当保证和那些反对富农的中农基本群众建立友好关系；贫农协会尽力支持中农的这个斗争（在合作社、苏维埃等等中），它是团结那些准备和苏维埃政权一同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富农、投机商、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基本农民群众的中心。 36．党应当通过正确的采购价格政策，组织对中农的信贷和合作化，来尽力促进中农经济的发展，不断地逐渐使这个人数最多的农村阶层过渡到采用机器的大规模集体经济方面去。 37．党在对待日益增长的富农阶层方面的任务应当是尽量限制他们的剥削企图。绝对不许违背宪法中剥夺农村剥削阶层在苏维埃选举时选举权的条款。必须实行：高额累进税；保护雇佣劳动和调整农业工人工资的国家立法措施；在土地整理和土地使用方面正确的阶级政策。保护贫农免受奴役性盘剥，尤其是当贫农出租土地时应从立法上予以保护。应当改变农村机器供应的整个政策，要比以前更大地增加对贫农的供应。 38．反对派在农民政策的争论问题上的观点已经完全证明是正确的。在反对派尖锐批评的影响下对总路线所作的局部纠正，并没有阻止官方政策继续偏向“殷实的农民”。只要提到下面一点就够了，第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加里宁的报告，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农村的分化和富农的增长。 这种政策只能有一个结果：丧失贫农，没有争得中农。 中央的提纲虽然某些条文在口头上“左倾”，但并没有使中央的政策发生转变。再免除百分之十的贫农的农业税，是直接从反对派的政纲中抄袭来的。这个措施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宣布向富农“进攻”，也是从反对派的武库中拿来的。中央的原则性方针既然否认农村资本主义分化的事实，掩盖农村中正在发生的过程的真栩，就必然会在实际活动中采取错误的、机会主义的步骤。中央委员会对农村的阶级力量作了不正确的估计。这就使中央不可能在农村中执行正确的、列宁主义的阶级路线。 对于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左的辞句和右的行动从来是形影相随的。广泛利用反对派政纲的一些条文，而又向党隐瞒这个政纲，同时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大批开除出党，这是每一个党员都不能回避的基本矛盾。 巴卡也夫、加米涅夫、拉柯夫斯基、叶夫多基莫夫、穆拉洛夫、斯米尔加、季诺维也夫、彼得松、托洛茨基 写于1927年11月。 译自《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 感谢Andryushka校对 [1]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55页。——编者注 [2]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1页。——编者注 [3]《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3页。——编者注 [4]《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5卷第564页。——作者注 [5]波古舍夫斯基的文章，载于《布尔什维克》杂志第9期第10页。——作者注 [6]布哈林《到社会主义之路》，第49页。——作者注 [7]布哈林的文章载于《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期。——作者注 [8]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96-297页。——编者注 [9]同上第282页。——编者注 [10]同上第3卷第583、584页。——编者注 [11]布哈林《关于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报告》。——作者注 [12]布哈林《关于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报告》。——作者注 [13]《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3页。——编者注 [14]《速记记录》第313页。——作者注 [15]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作者注 [16]加里宁《论农村》1925年版第61页。——作者注 [17]《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的政策》1925年国家出版局版第42页。——作者注 [18]加里宁1927年春在特维尔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作者注 [19]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75页。——编者注 [20]参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19页。——编者注 [21]参见《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79页。——编者注 [22]《舵报》是白俄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于1920年11月至1931年10月在柏林出版。——第838页。 [23]1927年10月16日社论。——作者注 [24]《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8期。——作者注 [25]《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9页。——编者注 [26]《统计综览》1927年第4期第15页。——作者注 [27]《农业信贷》杂志1926年12月。——作者注 [28]莫洛托夫《党的农村政策》国家出版局版第64—65页。——作者注 [29]《真理报》1925年12月3日。——作者注 [30]斯大林同志在1926年4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讲话，《速记记录》第112页。——作者注 [31]《第四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记录》第301页。——作者注
就反提纲致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1927年1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就反提纲致列·加米涅夫 托洛茨基（1927年11月4日） 托洛茨基同志建议对反提纲作如下补充（对最后“何处筹资”一节中关于因为经济缺乏预见性等而付出巨额罚金一条）： “据测算，仅因我国工商业和其他企业工作人员的流动性一项，国有经济就要支出将近5亿卢布，而这种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预见性和无计划性引起的。”（《工商报》1927年8月2日第173号，切卡季洛的文章） 1927年11月4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60
关于争论中的发言（托洛茨基，1927年11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关于争论中的发言 托洛茨基（1927年11月2日） 1．行动纲领的重大意义在于，指出了意见分歧的阶级根源，详细分析了党内制度，认为这是阶级的政治演变的结果，即党的领导逐渐由无产阶级路线滑向小资产阶级路线的结果。可见，正在进行的斗争关系到党的阶级性质和国家的阶级性质。 2．只有这样公开而明确地提出主要问题，才能向普通的工人党员说明斗争的尖锐性，使他们认识到斗争的必要性。纯粹形式主义地提出“党内制度”、“纪律”等问题，与革命路线脱节，是同布尔维主义根本抵触的。处处违反党章的机关竭力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表面化的纪律或者说上下级关系问题。广大党员群众越不明白分歧的意义及其深度，机关就越能得逞。 3．因此任何回避严重分歧的圆滑的发言都对反对派有害无益。党员听了这种无论口气和性质都更像是自我表白而不像谴责的讲话必然要发出疑问：“值得为这些并不重要的分歧惊动全党吗？” 4．某些同志担心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会使那些持缓冲态度的人与我们疏远。这种担心是任何党内重大斗争中都会经常出现的“经典性”错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错误尤其不可原谅，因为它已经经过实践的检验。我们有些倍受尊敬的党员发表了起缓冲作用的讲话。但是这样的发言只获得极少数人的赞同。相反，反对派越是公开、坚决和明确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就越能赢得更多的票数。只要口气稍一变软，稍有缓和，必将削弱我们的力量，促使敌人加倍地进攻。 5．斯大林—莫洛托夫集团企图以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来“吓倒”反对派，据说代表大会将宣布承认反对派的行动纲领与党员身份不相容。 这项决定意在通过颠倒是非的代表大会在组织上施加压力，以引起一种政治上的自弃，即叛变。不用说，任何一个严肃、正直的共产党员都不会选择这条道路。即使斯大林派的积极分子以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名义作出这种对党极其有害的决定，也不难预料，这一决定的实施将会遇到巨大的和越来越大的障碍，而且可能使党内的反对派得到加强（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 6．距离代表大会结束大约还有一个半月。反对派的队伍尽管较为缓慢、却是在发展壮大，只要我们实行一条坚定不移的进攻路线，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们将得到大大的加强。每个支部中的反对派小组将得到相当大一部分党员的同情和半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将反对派一批接一批地（首先是工人支部）开除出党的做法必将激起每一个支部中相当大一部分党员的抵制和抗议。广大党员都想知道，为什么要将反对派开除出党。如果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采用开除反对派的做法，那么在代表大会之后关于行动纲领的问题将重新尖锐地提到党的面前。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一度受到压抑的争论也将在代表大会之后再度激烈展开。应该努力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 7．被开除出党的姆拉奇科夫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沙罗夫、萨尔基斯和格林施泰因等同志不会脱离党。即使将几千名反对派分子开除出党也无法中断我们和党的联系，首先是和党的无产阶级部分的联系。 8．逮捕党员并不能阻止被开除出党的党员履行自己的党员义务。将几千名反对派分子开除出党意味着必定要逮捕几千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政策把党推上了这条道路。党本能地感到这是一条使专政招致毁灭的道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再安慰广大党员：不会到这个地步；反对派“会害怕”并屈服于凌驾于党之上的机关权势派别的独断专行（正是这种凌驾于党之上的机关的独断专行，现在被称之为党的纪律）。 显然，只要讲话的口气稍一变软便会被机关权势分子解释成反对派的退缩，解释成斯大林施加组织压力的政策的正确性得到证实。 可见，政治上进攻的路线不仅是反对派在组织上自我保护的锐利武器，而且是使党的统一免受斯大林蓄意分裂路线破坏的惟一手段。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1月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54
致《争论专页》编辑部（托洛茨基，1927年11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争论专页》编辑部 托洛茨基（1927年11月2日） 请将以下短文在《争论专页》上发表： 1．《争论专页》第2号假借我在联席会议上的发言，罗列了许多对我进行谩骂和攻击的言论。然而我照手稿宣读（为避免报纸的歪曲）的那次发言的全文就在《争论专页》编辑部手中。因此不出所料，《争论专页》并不是用以向全党通报反对派的某些观点（两年一次也行），而是用以在两年来对反对派的谩骂之外再加上更为不堪入耳的谩骂。 2．许多同志感到奇怪：甚至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这两个中央机关的成员面对反对派的政治结论为什么、怎么能除了疯狂地谩骂和扔书本、摔杯子（雅罗斯拉夫斯基、什维尔尼克、库比亚克和其他人）之外，竟然别无他法。 这是张皇失措或者惊恐不安的机关权势分子的心态使然。他们把党的代表大会看成是一道障碍，因此就尽可能地往后拖延。他们使代表大会的选举避开了批评和争论。主要的选举已成过去，争论只是走走过场。虽然如此每一句批评都使机关权势分子惶恐不安和暴跳如雷，他们甚至劈头盖脑地大骂起来。于是吹哨的、起哄、主张用拳头教训的人纷纷出笼，代替了党内的思想斗争。《争论专页》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出版的，没有登载反对派的发言和文章，却登载了谩骂反对派的言论。 3．《争论专页》首先宣称只能登载简短的报章体文章。于是，在沉默两年之后，反对派只能就国内外主要政治问题，也就是说只能就中央委员会的政策的主要错误发表简短的报章体文章。 然而实际上我们看到，《争论专页》（例如见第2号）几乎登满了布哈林、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扬松的讲话稿以及许多谩骂反对派的言论。最近几年《真理报》的各个栏目不也是完全向这种“争论”开放的吗？那么《争论专页》与普通的《真理报》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其不同就仅仅是对反对派的攻击和谩骂更加无所顾忌吗？ 4．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主张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撤下来时，提出的理由是斯大林行为粗暴，不忠顺，爱滥用权力。不忠顺用俄语来说就是心存不良，侵犯他人权利和不诚实。《争论专页》正是列宁对斯大林所作鉴定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所以，列宁的遗嘱也像反对派的文章、讲话和提纲一样被向党隐瞒起来，这不难理解。在搜查共产党人时将列宁的遗嘱同反对派的行动纲领一起没收走。 5．有的同志会说：两年来未受惊忧的惶恐不安的机关权势分子在会议期间因一时激动破口大骂和乱扔东西，这还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事后《真理报》要对此加以报道呢？ 原因很简单：这是指导全党如何进行争论的方式。在一些只有积极分子参加的范围的会议上，即在机关权势派的秘密会议上，书记们教大家如何在会上起哄，如何吹口哨，如何推挤，等等。但是看来《真理报》编辑部是认为，顶好是表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是怎样做的。这是最高级的指导形式。然而机关权势分子还一再说：“对不起，反对派有充分的机会发表意见。” 这样一来还有必要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工人党员集中在私人住宅里交换关于党内状况的意见吗？ 6．监察委员会的代表越来越多地光顾这些私下里进行的常有反对者发言的党员聚会，他们有时敲桌子，有时发出威胁。监察委员会的同志常说：“你们为什么搞‘非法’集会？为什么不参加一般的争论？为什么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不向《争论专页》投稿？”如此等等。 《争论专页》第2号是对所有这些非正常现象的最好的解释。只要争论不能正常地进行，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党员去私人住宅参加党员聚会。《争论专页》第2号说明，离正常进行争论还十分遥远。 7．《争论专页》编辑部还有我的下列文章：《论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附性》、《正确的道路》、《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陈独秀谈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难道还不该清醒吗？》、《汉口与莫斯科》、《该明白了，该是重新考虑的时候了》、《论全俄五金工人联合会的决议》、《坏和平总比好争吵好》、《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期待什么，又得到了什么（英俄委员会的平衡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引向何处？》、《争论是怎样进行的》、《论我国对中国的政策问题》、《论对十月革命史、革命史和党史的伪造》。 此外编辑部还有我在历次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以及我在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讲话。 8．我认为首先必须刊登我写给党史委员会的信[1]［注；见托氏《斯大林伪造历史》一书。——上传者注］。这封信揭露了杜撰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以便于破坏列宁主义的革命基础）的情况。我给党史委员会的信几乎全由文件即信件和引文组成。我引用了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古谢夫、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其他同志前不久在关于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上发表的与现在截然相反的意见。我还在这封信中多处引用了列宁的文章和列宁在晚年写给我的8封信。这些文献驳斥了到处散布的关于我对列宁的态度和列宁对我的态度的那些流言蜚语。我在信中还直接而准确地引用了一些为了迷惑党而对全党隐瞒起来的最重要的党内文件。我要求首先发表这封信。 9．我真希望能将这封信刊登在《争论专页》第6号上。不过我对此并没有信心。因此，一旦《争论专页》拒绝刊登这封信，我将请同志们尽可能广泛地散发这封信，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在党的会议上宣读这封信，相互转抄和传递这封信。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1月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53 [1]发表在1932年于柏林出版的《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书。
反提纲（托洛茨基，1927年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反提纲 托洛茨基（1927年10月） 八、我们困难的根源 第一个出路是反对派提出的必须向占农村10的殷实的富农户借粮1.5亿～2亿普特。 （6）选拔人员问题（自下而上）和我们之间不正确的相互关系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财政问题。选拔工作做得越糟，需要的资金越多。官僚主义制度阻碍正确地选拔和建立正常的关系。 （7）经济领导工作中的尾巴主义实际上意味着损失几千万卢布，这是对缺乏预见、互不协调、舍本逐末和落后的罚金。例如，在很大程度上因缺乏预见和没有计划而引起的我国工商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工人的盲目流动一项，就使国营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初步估算，约有5亿卢布。（1927年8月2日《工商报》第173号） 十一、在农民问题上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其次是形成富农会很好地长入社会主义这种使人麻痹的理论。“富农和富农组织反正将走投无路，因为在我国，总的发展范围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所预先规定了的。”（布哈林的《到社会主义之路》第49页） “实际上，在工业品匮乏的情况下，好收成可能意味着把粮食更多地用于制作私酒和加重城市里的排队现象。从政治上说，这将意味着农民进行反对对外贸易垄断，即反对社会主义工业的斗争。”（1926年4月中央全会速记记录（托洛茨基同志对李可夫同志的决议草案的修正案）第164页） 事实证明反对派的担心并非多余。斯大林同志企图歪曲提出警告的用意，用庸俗的嘲讽敷衍了事。 斯大林同志说：“看来托洛茨基同志的出发点是，我国的工业化要经过某种所谓‘不好的收成’来实现。”（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速记报告第459页）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同样令人信服和更为重要的标准，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既然国民经济确实在增长（这话不错），既然社会主义的积累确实比私人积累增长得快（中央委员会不顾事实地这样说），那就叫人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最近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恶化了，为什么最近签订的集体合同成了尖锐磨擦和激烈斗争的焦点。任何一个工人都无法理解社会主义成分对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成分的这种“优势”，在这种“优势”下，非无产阶级阶层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工人的这种实际的、现实的标准与理论标准完全相符，也是对中央委员会表面和形式上的乐观态度的驳斥。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50
他们怎样瓦解共产主义青年团（给一位党团员的信）（托洛茨基，1927年10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他们怎样瓦解共产主义青年团 （给一位党团员的信） 托洛茨基（1927年10月31日） 您是属于官方那一派的，尽管看起来在一些问题上曾有过摇摆。您在给我的信中写道：“看来反对派在一些问题上是对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采用诸如搞非法的印刷厂之类的反党的斗争方式……”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您说的“看来”反对派在一些问题上是对的这句话。您怎么会知道的呢？是从布哈林、斯列普科夫和马列茨基等人系统地歪曲了反对派的观点、使之变得面目全非的文章中了解到的吗？您也阅读了由反对派自己发表的一些文件，您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得以了解反对派在许多问题上是正确的。不过既然只有这样的出版工作使您有可能了解反对派的观点并由此认定这些观点是正确的，您有资格指责我们搞“非法”出版吗？ 我偶然从转播节目中听到几天前莫斯科共青团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我不去评论官方的贺词和答谢词。其中没有任何富有生气的思想！捷尔－瓦加尼扬[1]同志试图在自己的发言中作一些很谦虚谨慎的评述。捷尔同志在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做了大量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之后强调指出，对无产阶级青年的国际主义教育不够。他指出《共青团真理报》有关国际主义题材的内容太少。说到这里就有人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话。捷尔同志试图接着往下说却又领教了一番猛烈的起哄。甚至从扬声器里即可以听出搞暗中破坏活动的是一小撮人。大多数与会者简直被这种起哄帮和哨子帮吓住了。主持会议的科瑟列夫同志事后声称，捷尔同志发言的地方没有选好，“他本该去参加反对派的秘密会议的。” 如上所述，捷尔同志的发言完全是同志式的，心平气和的。他的批评充满了对共青团的深爱之情。然而机关却不能容忍。科瑟列夫同志声称，只有在秘密会议上才能谈论《共青团真理报》的不足，谈论该报缺少国际主义题材的文章。年轻的机关权势分子的这种态度淋漓尽致地说明了反对派分子不得不举行所谓“秘密”会议的原因，在这样的会议上没有哨子帮和流氓分子用敲打吵闹、吹哨以及大声喊叫打断发言的现象。 在10月26日举行的莫斯科积极分子大会上，哨子帮严格按照军事化原则组织起来，由斯蓬德指挥。斯蓬德背向主席台指挥吹哨人。当加米涅夫同志和拉柯夫斯基发言时，暗中破坏变成无耻地起哄。这叫什么事儿？按照1923年12月5日的决议的说法，这就是把甚至最认真负责的坚定不移的共产党员推上搞小圈子和派别活动的道路的那个体制。 如果您是认真地谈到争论，那么就应当保证参加争论的人拥有最起码的权利。应当呼吁那些扔书本、摔杯子、吹哨子、起哄和一再干扰党员就决议的主要问题交换意见的流氓分子遵守秩序。据与会者所述，圆柱大厅里2000名党员费了很大的劲儿去听加米涅夫和拉柯夫斯基的讲话，他们有的欠着身子，有的把手放在耳边当听筒。但是哨子帮决心不让会议听取反对派代表的发言。这实际上同对行动纲领的所作所为一样。禁止制订行动纲领或在加米涅夫和拉柯夫斯基同志发言时起哄喧闹的只能是那些害怕党，即害怕党听到和理解反对派发言的人。要是没有理由，那就得乱扔书本和放肆地大吵大叫。这就是搞小圈子和派别活动的主要原因。 每一个诚实的党员都应支持把法西斯分子、哨子帮和流氓分子孤立起来的做法。这是一种与无产阶级政党格格不入的现象。一定要根除它。如您能对此事予以协助，您就是在帮助反对派放弃派别斗争方式。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附言：请将附上的我在联席全会上的发言一并刊登在《争论专页》上。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3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49 [1]捷尔－瓦加尼扬，B．A．（1893～1936）——1912年入党。在15大上因“从事积极的托洛茨基主义活动”被开除出党。1928年1月被流放比斯克，后流放喀山。遭镇压。
致中央书记处（托洛茨基，1927年10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针对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联共（布）中央问题的发言（1927.10.23） 致中央书记处 托洛茨基（1927年10月24日） 1．因为我的发言是按照手稿念的，只作了少许补充，所以不再对速记记录进行修改，现附上我用过的那份手稿。 2．当时速记员的工作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许多插话都记下来了，但不是全部插话都记下来了。速记员是出于厌恶的心情也许对某些插话避而不记。我决不能因此责怪他们。有人在大会主席团的席位上定期干扰我讲话的情况，速记记录中也没有提到。没有记下有人从主席团的席位上向我扔杯子（据说是库比亚克同志）。在速记记录中也没有记下联席会议的一位与会者抓住我的胳膊想把我拉下讲台等情况。 3．我的第一篇发言，就是为把弗兰格尔手下军官和军事密谋问题作为专项问题安排到会议议程中的提案辩护的发言，已根据会议的特别决定从速记记录中删除。因此在会议的速记记录中没有记入如下事实，即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我发言时将厚厚的一叠控制数字材料朝我扔过来。这一事实在道德和政治上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例如一位工人党员因在支部讨论中言词过激而被开除出党，但作出这种开除决定的一位组织者和领导者都认为，在党的高层机关，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也会采用这种只能称之为是法西斯或流氓行为的手段。 4．在布哈林同志发言时，什维尔尼克同志也向我扔书本，作为对我插话的答复。什维尔尼克同志是原中央书记，现为乌拉尔党组织领导人。我希望将他的英勇行为载入速记记录。 5．会议主席团对上述流氓行为（雅罗斯拉夫斯基、什维尔尼克、库比亚克和其他许多人的）未加任何谴责。 因此，只能将联席会议上发生的情景当成最重要的机关向所有党组织发出的关于如何进行代表大会前争论的指示。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24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48
针对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联共（布）中央问题的发言（托洛茨基，1927年10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另一译本]谁害怕我们的政纲(1927.10.23) 针对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联共（布）中央问题的发言 托洛茨基（1927年10月23日） 我提出的关于单独讨论弗兰格尔手下军官和军事阴谋问题的建议遭到拒绝。实质上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党获悉同反对派有联系的共产党员参与反革命组织的时候，党为什么会受骗？受了谁的骗？如何受的骗？为了再次展示你们对于争论的理解，你们决定把我的关于伪造的弗兰格尔手下军官的简短发言从速记记录中抽掉，就是说对党隐瞒起来。布哈林在这里奉献给我们的是以明仁斯基那以与印刷厂和反对派毫无关系的文件为基础的关于热月的混乱空论。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没有任何价值的布哈林的空论，我们需要事实。但没有事实。因此整个问题就没有任何理由地塞进了有关反对派的争论之中。粗暴和违法已发展到了不能容忍的背信弃义的地步。明仁斯基宣读的全部文件完全是否定现行政策的，只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加以说明。但是我无暇顾及，我得提出一个主要的问题：现在当权的派别是怎样和为什么一定要欺骗党，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冒充为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怎样和为什么一定要断章取义地摘引尚未结束的侦查的只言片语，用反对派参与反革命组织这一假情报来恐吓党？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只有这个问题才有政治意义。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甚至是很次要的。 不过首先我想就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问题讲两句。每一个机会主义者都想用这个词来为自己遮丑。为了制造“托洛茨基主义”，造假工厂开足马力、昼夜不停地生产。关于这一点，不久前我给党史委员会［全名为“十月革命史和俄国共产党党史资料收集研究委员会”，成立于1920年，先后附属于国家出版社和教育人民委员部。1921年划归俄共（布）中央。1928年并入联共（布）中央列宁研究院。］写了一封信［注；见托氏《斯大林伪造历史》一书。——上传者注］，信中约有50处引文及文件揭露了目前当权的理论和政治学派颠倒是非，歪曲、隐瞒文件和事实，曲解列宁原意，这一切都是为了同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我要求把这封信发到参加联席会议的全体代表手中。并没有做到。其实，这封信中几乎全是文件和引文。我要把这封信给《争论专页》寄去。我想连这封信也会对全党隐瞒的，因为我在信中列举的事实和文件足以致斯大林一伙于死地。 在去年的七月宣言中我们就十分准确地预见到党的列宁主义的领导集体受到破坏和暂时被斯大林一伙所接替的各个发展阶段。我说的是暂时接替，因为领导集团取得的“胜利”越多，就越虚弱。现在我们可以用下列最后的结论来进一步充实去年7月的预见：斯大林目前的组织胜利只是他政治崩溃的前奏。政治崩溃是必然的（与斯大林体制相适应），而且马上就要崩溃。反对派的主要任务是：把现领导实行的毁灭性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对党及党同群众的联系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 你们想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我们赞同如下意见：这项措施完全出自斯大林体制发展的现阶段，或确切点说，其崩溃阶段所奉行的方针。把成千上万的优秀党员，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工人开除出党的当权派，胆敢把姆拉奇科夫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沙罗夫和萨尔基斯等人开除出党（这些同志就可以组成一个比我们现在的书记处更有威信、更有修养、更能体现列宁主义的党的书记处）的机关权势集团；把涅恰耶夫、什特科戈尔德、瓦西里耶夫、施密特、菲舍列夫等许多优秀的党员投入国家政治保卫局内部监狱的斯大林—布哈林集团，靠对党使用暴力、压制党的思想、在苏联和全世界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搞瓦解的机关权势派，无一不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派别。近一年来追随这个机会主义派别的有蒋介石之流、冯玉祥之流、本·蒂列特之流、库西宁之流、什麦拉利之流、马尔丁诺夫之流、康德拉季耶夫之流及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等。这个机会主义派别甚至在召开代表大会前的一个月都不能容忍我们留在党中央。这一点我们很清楚。 粗暴和无视法律与胆怯是孪生兄弟。把我们的行动纲领隐瞒起来，更确切地说是企图隐瞒起来。害怕我们的行动纲领是什么意思呢？很清楚，害怕纲领就是害怕群众。 9月8日我们向你们声明，我们将不顾各种禁令把行动纲领向全党公布。我们这样做了。我们要把这项工作做到底。姆拉奇科夫斯基、菲舍列夫以及负责印刷和散发我们行动纲领的其他同志过去和现在都同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的反对派成员团结一致，完全负责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上）进行工作。 列宁曾提到的粗暴和不忠顺已不光是个人的品质，这已成了当权派别及其政策和制度的品质。问题不在于表面形式。现行方针的主要特征是相信暴力（甚至对党本身的暴力）是万能的。经过十月革命我党掌握了强大的暴力机关，没有这些暴力机关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思议的。专政的中心是我党的中央委员会。列宁生前，列宁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党的组织机关服从于世界范围的革命的阶级政策。的确，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从一开始便引起列宁的担心。“这个厨师只会做辣菜。”这是列宁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小范围内说的。不过在列宁领导下，以列宁时期的政治局构成，总书记一职扮演了完全从属的角色。从列宁生病时起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通过书记处对人的遴选，斯大林分子的机关权势集团有了独立的、不依赖于政治路线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列宁反复考虑自己离开一线后的前景，向党提出最后忠告：撤消斯大林的职务，此人会把党引向分裂和灭亡的。全党并没有及时听到这一忠告。精心挑选的机关把它隐瞒起来了。后果我们已充分看到。当权派别认为借助暴力一切都可得到。这是个根本的错误。暴力能够起巨大的革命作用，但要有一个必备条件：从属于正确的阶级政策。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力（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对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只是加速了妥协制度的垮台。当权派别搞驱逐、撤职、拘捕，对自己的政党采用了大棒加卢布的办法。工人党员害怕在自己的支部里讲真心话，害怕凭良心投票。机关的专政对本应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高表现形式的政党大施淫威。当权派别的党大施淫威使党对阶级敌人的威慑力减弱了。 但是党的制度并非独立自在的。党的领导的整个政策都能在党的制度上得到体现。近年来，这一政策把阶级轴心从左转向了右：由无产阶级转向了小资产阶级，由工人转向了专家，由普通党员转向了机关权势分子，由雇农、贫农转间富农，由上海工人转向蒋介石，由中国的农民转向资产阶级军官，由英国无产者转向普塞尔、希克斯和总理事会成员，等等，等等。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实质所在。 初看起来似乎斯大林的方针必胜。斯大林派左（莫斯科、列宁格勒）右（北高加索）出击。实质上中派的整个政策受到右边和左边两条鞭子的袭击。无阶级根基的官僚主义中派在两条阶级路线之间徘徊，不断从无产阶级路线滑向小资产阶级路线。这种滑落并非沿着一条直线进行，而是以非常曲折的形式进行的。 这样的曲折我们在过去也有过不少。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在富农的压力下（来自右面的鞭子）扩大选举细则。后来又在反对派的压力（来自左面的鞭子）下取消选举细则。在工人工资立法、税收政策、对待私营企业主的态度等方面的曲折也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总的方向是向右。最新发表的宣言无疑是向左的曲折，但我们一刻也没有忽略，这只是一种曲折，曲折本身不会改变政策的总方向，甚至必然（在不久的将来）加速领导核心进一步向右滑。 昨天还对富农喊“发财吧”，今天却又高喊加紧向富农进攻，这并不能改变这条路线，如同7小时工作日之类的纪念日礼物不能改变这条路线一样。现领导的政治路线并不是由某些冒险主义的曲折来决定的，而是由这条路线在同反对派作斗争中集合在自己的那个社会基础决定的。通过斯大林的机关和斯大林体制向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压力的是一些取得牢固地位的官僚，其中包括工人官僚、行政人员、业主、新生私有者、城乡特权知识分子。这些人开始向无产阶级挥动拳头说：“这不是你的1918年了。” 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左的曲折，而是基本的政治路线。对志同道合者的遴选起决定作用。干部起决定作用。社会基础在起决定作用。既不要扼杀工人党支部，也不要排挤富农。这二者是不能相容的。左的纪念日的曲折一旦要实现时便会遭到多数人的强烈反对。 今天说“发财吧”，明天又说“剥夺富农”，这对布哈林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大笔一挥，事情便成了。从他那里什么都得不到。但是富农、行政管理人员、顽固的官僚、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却不这样认为。他们不赞成这种纪念日的转变。他们要说出自己的意见。 大概最不知所措的托姆斯基同志也反对纪念日的曲折。托姆斯基预感到工人要唯工会是问，得由他来负责。明天工人们将要求托姆斯基实际哪怕至少是暂时停止实行右的方针，因为在宣言中已宣布实行左的方针。因此执政联盟内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右翼中有一条小业主路线，也有一条工联主义者路线。他们结成了联盟，这在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上屡见不鲜。纪念日的曲折是在小业主和工联主义者中间加楔子。在小业主和工联主义者之间搞平衡的机关权势分子将失去基础。纪念日曲折一方面是对反对派在城乡内部生活的所有重要问题上的正确性的无可争辩的庄严的承认，另一方面这也可以体现当权派在政治上的自我否定，证明本身贫乏。口头上的自我否定，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纪念日曲折没有减缓而是加剧了现行方针在政治上的垮台。 党的制度是来源于整个领导政策。极端的机关权势分子的后台是活跃起来的国内资产阶级，而国内资产阶级的后台又是世界资产阶级。所有这些势力都来进逼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让他们抬头，也不让他们张口。中央的政策偏离阶级轨道越远，便越是需要采用强制性手段从上面把这一政策加强给无产阶级先锋队。这就是令人气愤的党的现行制度的根源。 当马尔丁诺夫们、什麦拉尔们、拉费斯们、佩佩尔们在指导中国革命，而姆拉奇科夫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沙罗夫和萨尔基斯等人却因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印刷并散发布尔什维克纲领而被开除出党的时候，这些事实并不仅仅具有党内的性质，不，各阶级不断变化的政治影响已在这些事实中有所体现。当然，国内资产阶级不像世界资产阶级那样大胆地、公开地、蛮横无礼地向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无产阶级先锋队进逼。但是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进攻是相互联系、同时进行的。工人阶级和我党中最先感觉到面临的危险并最先说出这种危险的分子，也就是最革命、最坚强、最敏锐、不妥协的阶级代表，他们现在就是反对派的干部。这批干部既在我们党内又在国际范围内成长起来。最伟大的事件和事实都证明我们是正确的。镇压加强了我们的干部队伍，使党员中优秀的“老头子”聚集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使年轻党员受到锻炼，使新加入进来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聚集在反对派周围。被开除党籍的反对派分子是党的优秀党员。那些开除他们、逮捕他们的人是其他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压的工具，而这些人尚未意识到、领悟到这一点。当权派企图封锁我们的行动纲领，他们在完成乌斯特里亚洛夫即处于上升阶段的中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定货。乌斯特里亚洛夫与正在消亡的老的流亡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不同，他是新资产阶级的聪明而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不主张搞政变和社会动荡，不想“越过台阶”。目前的乌斯特里亚洛夫的台阶就是斯大林的方针。乌斯特里亚洛夫公开把赌注下到斯大林身上。乌斯特里亚洛夫要求斯大林镇压反对派。斯大林在完成乌斯特里亚洛夫的社会定货，他开除和逮捕反对派分子，就弗兰格尔手下军官和军事阴谋问题对我们提出纯属热月性质的指责。 斯大林的直接任务是分裂党，取消反对派，使党习惯于从肉体上消灭的方法。纠集一伙法西斯哨帮，用拳头解决问题，砸书本或者扔石头，监狱的铁窗，这就是斯大林方针在向前推进之前暂时选定的方针。这条路是预先决定的。既然雅罗斯拉夫斯基、什维尔尼克、戈洛谢金等人可以将厚厚的一本关于控制数字的书往反对派分子的头上砸去？他们何必还要就控制数字问题进行争论呢？斯大林主义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肆无忌惮，发展到公开耍无赖的地步。我们重申，这些法西斯的方法是盲目地、无意识地完成其他阶级的社会定货。目的是剪除反对派，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已经有人在说：“开除一千，枪毙一百，党内就太平了。”说这种话的是那些不幸的、吓破了胆又气得发疯的瞎子。这就是热月的声音。那些极坏的、被权势腐蚀了的、恨得失去理智的官僚者们正在竭尽全力策划热月。为此他们需要有两个政党。但是暴力在反对派以革命的英勇精神捍卫的政治路线面前碰得粉碎。斯大林搞不出两个党来。我们公开地对全党说；无产阶级专政处在危急之中！我们坚信，党（它的无产阶级核心）将会听到这种呼吁，理解它，并设法补救。党受到很大激励，明天将彻底振作起来。几千名反对派骨干的身后是：三倍于他们的追随者，再往后是广大的工人党员，他们开始用心地倾听反对派的声言，向反对派靠拢。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非党工人不相信对我们的中伤或诬蔑。列宁格勒的工人阶级通过10月17日公开举行示威表达自己对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压制的理所当然的不满。无产阶级坚定地拥护苏维埃政权，但是希望实行另一种政策。所有这些过程都是不可逆转的。机关对此无可奈何。镇压越厉害，反对派干部在普通党员和整个工人阶级心目中的威信就越牢固。每开除100名反对派分子出党，就意味着又有1000名新的反对派分子加入党的队伍。被开除出党的反对派分子觉得自己是党员，他也确实依然是党员。可以强行夺走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党证，可以暂时剥夺其党员权利，但是他决不会拒绝履行自己的党员义务。当扬松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问姆拉奇科夫斯基同志开除出党后准备干什么时，姆拉奇科夫斯基同志回答说：“今后我还会去摇转把儿的。”每一个反对派分子，无论他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委会、联共（布）中央还是被开除出党，他都会这样回答。我们每个人都会同姆拉奇科夫斯基同志一起说：今后我还会去摇转把儿的。我们始终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转把旁。你们不能使我们离开它。我们还会摇转把。你们不能切断我们同党的联系。不能割断我们同工人阶级的联系。我们懂得什么是镇压。打击对我们说来已是家常便饭。我们不能听任斯大林的政策断送十月革命的成果，斯大林政策的实质可用几句话来表述：压制无产阶级核心，同各国的妥协分子结盟，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 你们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开除我们的党籍吧！你们把代表大会变成了斯大林派的少数人的资产！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表面上似乎是机关机制的最大的胜利。实质上这次代表大会将标志着其在政治上的彻底垮台。斯大林派的胜利是其他阶级力量对无产阶级的胜利。斯大林领导的党的失败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党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我们正在这方面帮助党。把反对派的纲领摆到党的桌面上！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后，反对派在党内将比现在强大得多。工人阶级和党的日程表同斯大林的日程表截然不同。无产阶级思考得慢，但是很扎实。我们的行动纲领将加速这一过程。归根到底是政治路线起决定作用，而不是官僚的拳头。反对派是不可战胜的。今天你们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正如昨天你们将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开除出党，把菲舍列夫及其他人抓起来一样。我们的行动纲领将获得应有的地位。全世界的工人都会非常不安地发出疑问：为什么在十月革命10周年的时候开除和逮捕十月革命的优秀战士？这是谁干的？是哪个阶级干的？是那个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阶级呢，还是那个诋毁、暗中破坏十月革命胜利的阶级？就连由于你们的镇压而觉醒的世界各国的落后的工人也会拿起我们的纲领，以验证关于弗兰格尔手下军官和军事阴谋的恶毒诬蔑。诽谤、开除和逮捕使我们的行动纲领成了国际工人运动最受欢迎、最符合民意、最珍贵的文件。任你们开除好了，但是你们阻止不了反对派的胜利，阻止不了我党和共产国际的革命联合的胜利！ 1927年10月2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46
谁害怕我们的政纲（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托洛茨基关于开除他出中央委员会的提案的发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另一译本]针对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联共（布）中央问题的发言（1927.10.23） 谁害怕我们的政纲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托洛茨基关于开除他出中央委员会的提案的发言） 我要求单独研究弗兰格尔军官和军事阴谋问题的动议已经被否决了。我所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当党被告诉说，同反对派联合的共产党人参加了一个反革命组织的时候，它是为什么被欺骗，怎样被欺骗和被谁所欺骗的。你们命令要把我关于假冒弗兰格尔军官问题的简短发言从记录里删除——这就是说向党隐瞒，于是又一次暴露了你们所谓的讨论是什么东西。布哈林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些文件为根据在这里向我们讲了一通热月党人[1]大杂烩的哲学，而这些文件同印刷所或反对派都毫不相干。我们要的不是布哈林的廉价哲学，而是事实。但是没有事实。因此把这整个问题插进到关于反对派问题的讨论里来，是一个诡计。粗暴和不忠已经发展到无异于罪恶的背信弃义的程度了。明仁斯基 [2] 所宣读的文件却是毫不含糊地不利于目前政治路线的——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就可以说明这些文件。不过我没有时间这么做。我只能提出这个根本问题：目前的统治集团怎么会和为什么觉得有必要欺骗党，把一个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务说成是弗兰格尔的军官，抓住一场没有结束的侦讯的片断材料，以便用反对派参加了一个反革命组织的伪造关系来震吓全党。这件事的根源是什么，它的结果将会怎么样?只有这个问题才有政治意义。其余的是次要又次要的问题。 但是，先谈一两句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每一个机会主义者都竭力想用这个字眼为自己遮羞。伪造工厂正在日夜两班开工赶制“托洛茨基主义”。不久以前，我就这个问题给党史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注；见托氏《斯大林伪造历史》一书。——上传者注］，其中包含五十条引文和文件，证明目前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和历史学派犯有伪造、歪曲、隐藏事实和文件、曲解列宁的罪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所谓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我曾经要求把我的信抄送联席全体会议的成员。但是信没有抄送，虽然其中几乎全部是文件和引文。我要把它送到《真理报》“讨论专页”。我想他们同样会把它隐藏起来不让全党见到，因为我引用的事实和文件对于斯大林学派是致命的。 在去年七月的宣言里，我们十分精确地预言了对党的列宁式领导进行破坏必经的所有阶段，以及斯大林领导的暂时取而代之。我说暂时取而代之，是因为现在的统治集团得到的“胜利”越多，它也就越脆弱。现在可以用下面的结论来补充我们去年七月的预言：斯大林目前在组织上的胜利是他在政治上彻底破产的先奏。这是绝对不可避冤的，并且——在斯大林政权这方面——马上就要开始。反对派的根本任务是设法使目前领导的毁灭性政策的后果带给党的损害和带给党同群众的关系上的损害尽可能地小些。 你们要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我们也认为这一步是完全符合发展到(更恰当地说，堕落到)目前阶段的现行政策的。这个统治集团正在成百成千地开除最优秀的党员、坚定的工人布尔什维克出党；这个官僚集团竟敢于开除像姆拉契科夫斯基、谢烈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沙洛夫和萨尔其斯这样一些布尔什维克，仅仅这些同志就能够创建一个其威信、其能力、其列宁主义化，比起我们现在的书记处来不知要超过多少倍的党书记处；这个斯大林—布哈林集团把聂察也夫、施契霍里德、瓦西里也夫、施密特、费谢列夫还有其它许多这样一些忠实可钦的人囚禁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秘密监狱里；这一官僚集团使用暴力、窒息党的思想、瓦解不仅俄国的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办法，窃据了党的最高地位；这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派系近几年来尾巴后面跟随着：蒋介石、冯玉祥、汪精卫、柏塞尔、希克斯、本·提莱特，还有那些库西宁之流、施米拉里之流、佩帕尔之流、海因兹一诺伊曼之流、腊非也斯之流、马尔丁诺夫之流、康德拉节也夫之流和乌斯特里雅洛夫之流——这样一个派系集团，是不能容忍我们留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即使距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还有一个月。对这情形我们是理解的。 粗暴和不忠是和怯懦紧密相连的。你们把我们的政纲隐瞒起来——或者说，你们竭力想把它隐瞒起来。惧怕一个政纲是什么意思呢?每一个人都知道，惧怕一个政纲就是惧怕群众。 我们在九月八日告诉过你们，不管所有禁止的命令，我们一定要使党看到我们的政纲。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工作，我们一定要把它进行到底。姆扯契科夫斯基同志、费谢列夫同志以及其它印刷和散发我们政纲的所有同志们，他们过去和现在的行动都是和我们完全一致的。作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反对派成员，我们为他们的行动负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全部责任。 列宁过去指出的粗暴和不忠，现在已经不仅是个人的特点了。它们已经成为这个统治派系的特性，它的政策和组织制度的特性。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外表作风的问题了。我们现领导的根本特性就是它相信暴力方法的万能——即使在对待自己的党的时候。我们党从十月革命继承了一个有力的强制机构，没有这个机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想象的。这个专政的核心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列宁的时代——那时有一个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党的组织机构是从属于一个国际性的革命阶级政策的。的确，从斯大林当选为总书记的头一天起，他就引起了列宁的担心。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列宁曾向他的亲密同志说过这样的话：“这个厨子早晚要给咱们上一盘辣菜。”但是由于有列宁的领导，由于政治局里有列宁式的人员，那时总书记处完全居于从属地位。从列宁卧病的最初时刻起，情况就开始变化了。由书记处选拔人员，也就是把斯大林分子配置在各个官方职位上，变成了一种和我们的政治方针完全无关的独立行动。因此列宁在知道自己即将逝世的时候，向党提出了他最后的忠告：把斯大林调开，他会给党带来分裂和毁灭。 党没有及时得知这个忠告。一小群经过挑选的官僚把列宁的信隐藏了起来。现在我们充分看到了这个后果。现统治派系以为凭借暴力什么事都可以成功。这是极为错误的。暴力能发挥巨大的革命作用，但是只有在一个条件下——那就是暴力服从于真正的阶级政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对孟什维克、对社会革命党人使用暴力，曾经取得巨大成果。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对布尔什维克使用暴力，只加速了这个妥协者政权的失败。现统治派系采取流放、逮捕、剥夺职业的办法，这是对它自己的党进行威胁利诱。工人党员不敢在他自己的支部里说出他的想法。他不敢凭良心投票。官僚集团的独裁把我们党置于恐怖之下，而党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表现。你们把党置于恐怖之下，你们就削弱了党使无产阶级敌人惧怕的力量。 组织制度不是独立存在的。党的整个政治路线表现在党的制度上。近几年来，这个政治路线已经离开正轨——它的阶级核心和运动趋势已经从左转向右，从无产阶级转向小资产阶级，从工人转向专家，从普通党员转向干部，从雇农和贫农转向富农，从上海工人转向蒋介石，从中国农民转向资产阶级的将军，从英国无产阶级转向柏塞尔、希克斯和总委员会——这是举不胜举的。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就在这里。 乍看起来，斯大林路线似乎是完全胜利了。斯大林派似乎打击了左面(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也打击了右面(在北高加索)。事实上，这个中间派系的整个政策本身是在两条鞭子的抽打下前进的——一条来自右面，一条来自左面。这个官僚主义中间派系完全缺乏阶级基础，经常摇摆于两条阶级路线之间，有步骤地游离无产阶级路线而走上小资产阶级路线。它不是直线式地游离出去的，而是急骤地摇摆着游离出去的。已往那些摇摆情形，我们已经看到太多了。特别急骤而令人难忘的摇摆是：在富农的压力下(右面来的一鞭子)扩大选举权，紧跟着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左面来的一鞭子)取消扩大选举权的指令。在工人立法、工资政策、税收政策、对于私人资本家的政策等等方面，这一类的摇摆事例，我们已经看够了。但是总的路线一直是在向右移动。最近的宣言毫无疑问是一次向左的摇摆。但是我们不要有一分钟无视这个事实——这次摇摆丝毫没有改变政策的总路线，并且事实上它将(在不久的将来)加速这个统治中间集团的右倾。 今天的“强制进攻”富农的喊叫(昨天他们向这同一个富农阶层喊叫：“发财吧!”)不能改变总的路线。在周年纪念日意外地实行一天只工作七小时以志庆祝也不能改变总的路线。决定现领导集团政治路线的，不是这些个别的冒险主义的姿态，而是这个领导集团在同反对派斗争中集合在自己周围的社会力量。通过斯大林机构，通过斯大林主义政权而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压力的那些力量是：官僚，冒牌工人，行政官员，工业经理，新私人资本家，享有特权的城乡知识分子——所有这些社会成分现在都指着富农向工人说：“记住，小伙子!这回可不是一九一八年。” 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左的姿态，而是根本政治路线。起决定作用的是你们怎样挑选下属人员。起决定作用的是管理人员，是支持你们的社会力量。你们不可能一方面压制工人支部，同时又进攻富农。这两件事是互不相容的。你们在周年纪念时向左摇摆，如果贯彻下去的话，马上就会遭到你们自己多数派队伍中的无情反对。今天叫“发财吧!”而明天叫“消灭富农!”这对于布哈林来说是很容易的。他会耍笔杆，并且现在已经准备好了。他没有东西可损失。但是富农、经理、有势力的官僚、专家——这些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了。这些人对于突然大搞一些周年纪念活动可没有兴趣。他们会有话要说的。 托姆斯基同志起来反对这次周年纪念的摇摆，因为他的处境此别人更糟。他预感到工人在职工会里将要提出什么样的质问，而负责回答这些质问的将是他。工人们看到了宣言宣布了左的路线，他们明天就要向托姆斯基要求，至少真正地防止右倾，这就是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不可避免的原因。在我们的右翼方面存在着工业经理的势力和工会人员的势力。像在工人运动史上常见的那样，这两种势力有一个时期是联合活动的。但是这次周年纪念的向左摇摆将要在它们之间造成裂痕。在他们之间两面讨好的职业官僚，将要失掉自己的支持者。 一方面，这次周年纪念的摇摆是对反对派关于我们生活(无论是城市的或者乡村的)全部根本问题的观点的正确性的最无可怀疑的和郑重的承认。另一方面，对于统治派系说来，它是在政治上对他们自己的否定，是他们破产的自供。它是那些没有能力在行动上有所表现的人在口头上的自供。这次周年纪念的摇摆不仅不会延迟反而会加速现行路线在政治上的破产。 现领导的全部政策必然产生党内的压制制度。在极端的官僚分子行列后面站着正在活跃起来的国内资产阶级。他们的后面站着世界资产阶级。所有这些势力压迫着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许它抬头，不许它开口。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越是离开无产阶级的途径，就越有必要用自上而下的强制方法迫使无产阶级先锋队接受这种政策。这就是党内目前这个不可容忍的制度的根本原因 。 一方面马尔丁诺夫之流、施米拉里之流、腊非也斯之流和佩帕尔之流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扮演着主角；同时姆拉科夫斯基、谢烈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沙洛夫和萨尔其斯却被开除出党，因为他们印发一件为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而拟定的布尔什维克政纲。这些事实绝对不是仅仅属于党内性质。这些事实是我们政治斗争中阶级力量对比改变的一种表现。在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压力的时候，国内资产阶级当然没有世界资产阶级那么无所顾忌。但是这两种压力是紧密联合并且双管齐下的。首先感到并且说出这个日益迫近的危险的那些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分子，也就是比较革命的、比较冷静的、比较有远见的、比较不妥协的工人阶级斗争的代表——这些分子现在构成了反对派的队伍。反对派队伍在我们党内和在整个共产国际范围内都正在增长。事实和重大关键事件肯定了我们所采取的立场。你们的压制加强了我们的队伍，使党内最优秀的“老人”靠拢了我们；锻炼了年青人，并且使他们之中的真正布尔什维克集合在反对派周围。被你们开除出党的反对派党员是最优秀的党员。那些开除和逮捕他们的人——虽然还没有意识到和理解到——正是被其它阶级用来逼迫无产阶级后退的工具。现统治派系企图践踏我们的纲领，他们这样做正是执行乌斯特里雅洛夫 [3] 的社会命令——也就是执行正在复活的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社会命令。不同于那些垂死的、老派的、侨居的资产阶级政客，乌斯特里雅洛夫这个新式的资产阶级聪明而有远见的政客并不盼望反革命活动和任何闹事。他不想“跳越阶段”。适合乌斯特里雅洛夫的现阶段的正是斯大林路线。乌斯特里雅洛夫公开把他的赌注押在斯大林身上。乌斯特里雅洛夫要求斯大林把反对派消除掉。开除和逮捕反对派党员，对我们提出弗兰格尔军官和军事阴谋这种纯粹热月党式的控告，斯大林这样做正是在执行乌斯特里雅洛夫的社会命令。 斯大林为自己所规定的当前任务是：分裂党，清除反对派，使党习惯于肉体消灭的方法。法西斯哨子帮 [4] ，殴打，扔书丢石头，监狱——到这儿，斯大林政权在它的道路上稍微停了一下。但是这条道路是已经预定了的。既然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什维尔尼克之流、郭洛晓金之流和其它的人可以把一厚册的统计表投掷到一个反对派党员的头上，他们干吗还用和反对派辩论政府的统计数字呢?斯大林主义在这个动作上得到了最露骨的表现，它已经发展到公开耍流氓的地步。我们再说一遍：使用这些法西斯的方法不过是盲目地和不自觉地执行其它阶级的社会命令。其目的在于：清除反对派并且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我们已经听到了这样一些意见，“我们要开除一千个，枪毙一百个，使党内得到太平。”这些喊声来自可怜的、惊慌失措的、但却又穷凶极恶的盲人。这是热月党人的喊声，因权力而腐化了的、因官僚主义的仇恨而盲目了的最坏分子，正在竭尽全力准备热月政变。为此，他们需要两个党。但是他们的暴力将在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上撞得粉碎。反对派忠于达条路线，他们的革命勇气是坚强无比的。斯大林是造不成两个党的。我们公开地向党说：无产阶级专政已处在危险之中。而且我们坚决相信，党和它的无产阶级核心必将听见我们的话，必将了解我们的话，必将克服这个危险。党已经深深地受到震动，明天，它将会受到彻底的震动。 在反对派少数几千人队伍本身后面，有第二层和第三层忠于反对派的人们，在这后面有更加广大的工人党员层，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倾听我们的意见，并且逐渐倾向我们这面。这个过程是无法扭转的。非党工人不相信你们的谎言和你们对我们的诽谤。他们对于官僚主义和镇压措施的增长有着正当的不满，这已经由列宁格勒工人阶级在十月十七日的游行中毫不含糊地表示出来了 [5] 。无产阶级是毫不动摇地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但是他们要求另外一种政策。所有这些过程都是不可抵抗的。在这些过程面前，国家机器是无能为力的。你们的压迫越残酷，反对派在普通党员和一般工人阶级心目中的威信就越高。开除一百个反对派党员就意味着在党内增加一千个新反对派。被开除的反对派党员认为自己现在是并且将来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可以用强力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手里把党证抢去，你们可以暂时剥夺他的党内权利，但是他永远不会放弃他对党的义务。当扬松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问姆拉科夫斯基同志被开除后怎么办的时候，后者回答说：“我要掌稳舵轮，继续前进。”每一个反对派党员都会这样说的。不管他从什么地方被开除，从共产国际的中央委员会也罢，从党的中央委员会也罢，从党内也罢。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像姆拉科夫斯基那样地说：“我要掌稳舵轮，继续前进。”我们站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舵轮旁边。你们不能把我们拉开。我们要忠实地掌握它。你们不能把我们清除出党。你们不能把我们清除出工人阶级。我们受惯了压制，我们受惯了打击，我们决不会把十月革命断送给斯大林的权术——斯大林政策的全部实质可以用这几句话包括：对无产阶级核心进行压制，同各国妥协分子友好，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 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你们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已经被你们变成斯大林派系的一个狭小的执行机构了。看来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将是你们官僚机构的胜利顶点。实际上它将是你们在政治上彻底破产的标志。斯大林派系的胜利是敌对阶级力量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胜利。党在斯大林领导下所遭到的失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党已经觉察到这一点。我们要帮助党理解它。反对派政纲现在已经放在党的面前。反对派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将在党内变得比现在强大无数倍。工人阶级的日历和党的日历同斯大林的书记处日历是不一致的。无产阶级思想缓慢，但是它思想有力。我们的政纲将要加速这个过程。胜负决定于对现政治路线的最后清算，而不决定于官僚主义者的拳头。反对派是不可征服的。你们今天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罢，正如昨天你们把谢烈布里亚科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开除出党，把费谢列夫和其它人逮捕起来。我们的政纲将会找到自己的道路。全世界工人会深为震惊地问他们自己：“什么道理，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他们开除和逮捕十月革命最优秀的战士?是谁在那里捣鬼?哪个阶级在捣鬼?是十月革命时胜利了的那个阶级，还是正在慢慢出现、正在暗中破坏十月革命的胜利的那个阶级?” 即使各国最落后的工人，也被你们的压制惊起了，为了检验你们制造的弗兰格尔军官和军事阴谋这个无耻毁谤的真实性，他们将会拿起我们的政纲。你们的迫害、开除、逮捕，将使得我们的政纲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最受群众欢迎、最亲切、最珍贵的文件。开除我们吧。但是你们阻碍不了反对派的胜利——我们党和共产国际的革命团结的胜利。(*) 来源：麦克斯·伊斯特曼编辑的《俄国局势真相》 [1]1794年7月27日(法国革命历的共和国二年热月九日)法国大资产阶级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了雅各布布宾派的革命专政，逮捕并杀害了雅各布布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以及他的司志们。这次政变在历史上被称作“热月政变”，组织和发动这次政变的人，被称作“热月党入”。——中译者注 [2]国家政治保卫局首脑。——英译者注 [3]乌斯特里雅洛夫，律师，曾任高尔察克政府部长。内战后有些人“转换路标”，作为事后的同情者或者至少是容忍者而投向苏维埃政权，乌斯特里雅洛夫即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人数不少的俄国思想家和作家集团中最能干的一个，这些人欢迎新经济政策，把它看作走向资本主义逐渐复辟的一个步骤。乌斯特里雅洛夫鼓吹消灭托洛茨基，他把这看作走向上述同一方向的一个步骤。——英译者注 [4]“俄国党的官僚们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哨子帮。每逢属于反对派的党的干部预定发言时，带着警哨的人就像框子一样把大厅围起来。反对派的发言人刚一开口，哨子就吹起来。哨子声继续不停，直到反对派的发言人把讲台让给别人。”——引自法国共产主义者的报纸《反潮流》——英译者注 [5]这次游行在法国反对派报纸《反潮流》的俄国禁止发表的新闻栏里，被描述如下：“在苏维埃联盟执行委员会开幕会议期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街头游行，二十五万工人的队伍经过站立着党领导人的各个观礼台向前行进。其中一个观礼台是由反对派领导人占有的。当时出现了一种完全自发的行动——也是完全出乎党的官员们的意料之外的行动。当一队队的工人到达反对派领导人的观礼台前时，他们停下来，在原地踏步，欢呼，然后继续前进，在领导集团的观礼台前既不停留，也不欢呼地走过去。这情形继续了四个小时。为了遮掩这种群众表示，党的官员们最后走上反对派的观礼台，站在那里。”——英译者注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会议上就纪念日宣言发表的讲话（托洛茨基，1927年10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会议上就纪念日宣言发表的讲话 托洛茨基（1927年10月15日） 同志们，刚才基洛夫同志作为一位好客的主人就7小时工作制的好处向我们上了简短的一课。他证明7小时工作制对工人说来有利得多，就文化方面来说比8小时工作制有益得多。（喧哗声）我们这里又不是政治常识学校（遗憾的是，基洛夫同志等人的政治常识学校常常变成政治文盲学校），我们这里是苏联的立法机关（喧哗声）。问题不是7小时工作制的一般性益处，而是要不要实行，什么时候实行和如何实行。（插话：我们这里是党团）不错，暂且是党团，可这是联盟最高机关解决问题的党的党团。我刚才已经听到了有人发表的廉价的指责，说季诺维也夫同志是7小时工作制的“反对者”。（插话：这是蛊惑宣传）我们还不能同你们稍微互换一下角度，因为看来你们很快会指责我们在工人方面的要求不够。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大家知道吗，就在那个一提起来就引起一阵笑声的行动纲领中……是的，同志们，先不要急着笑（笑声），先不要急着笑。这个纲领中说：“要彻底消除你们延长8小时工作日的意图；非万不得已不得加班加点。不得滥招临时工，不得把固定工算作‘季节工’。不得违反业已公布的规定，延长有害车间的工作日。”作为开端，我们出来落实这几条吧。问题是：近几年劳动法典和我们的实践有无缩短或延长工作日的变化。直到昨天为止，只有延长，只有恶化，直到那一刻，政治局突然决定责成布哈林同志在已准备好、已经写好的宣言中加上把8小时工作制改为7小时工作制这小小的一段。这是什么意思呢？同志们，如果说问题的处理是基于我们十分重视的国际上的考虑，是基于7小时工作制在文化上对无产阶级的好处，那么可想而知这并不是宣言作者们动笔时的新见解。为什么这一条紧跟着就加进了宣言呢？为什么这么突然？为什么匆匆忙忙？既然我们想公布一项颇有实际意义的法令，那么起码要有所准备。根本没有准备。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很熟悉我们五年经济计划的主要特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被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在国家主要经济领导机关制定的任何一个五年计划中，我没有找到，我想你们也不会找到，有关从8小时工作制向7小时工作制过渡的蛛丝马迹。然而这个问题对于经济远景规划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很少有机会看到工会代表大会和各种会议的记录。我不知道，也许我说得不对，托姆斯基同志好像是缩短8小时工作日的倡议者之一，他也许会纠正我的错误，我不知道有哪一次工会代表大会或哪一次会议把这个问题作为实际建议提出来讨论过。同志们，情况究竟怎样呢？是立法措施，还是像基洛夫同志发言那样的一般性宣言？恕我直言，即使从简单的政治常识的角度看来，基洛夫同志对问题的提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如果这样来提出减少失业的问题，那么这不是前进，不是日益增长的财富和经济实力强大导致的改革。不是的，这是力图让全体工人都来分担失业风险的措施。只能这样提出通过暂时缩短工作日来与失业现象作斗争的问题。只要是通过缩短工作日或工作周来与失业现象作斗争，这就是让整个工人阶级来分担失业的风险，就是降低而不是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这样一来工资也会相应地减少。但是宣言显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宣言中说：“不减少劳动报酬。”那么这不是同失业作斗争的临时措施，而是一项主要的、根本的和原则性的措施。但是这项措施只有纳入我们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或至少在五年远景规划中予以考虑才会具有实际意义。否则这只是一则普通的宣言，作为一项考虑不周的措施和随意作出的承诺，它会引起每一名认真的经济工作者、工会工作人员以及工人的不信任。为什么以这种突然的方式宣告这项改革呢？这太扎眼了：不是以经济计划和经济核算的方式，而是以庆祝日政治献礼的方式宣告这一改革。通过意外的发现和突然的方式来修改宣言，宣布实行这一措施，这怎么行呢。 同志们，总之，目前实行的意外礼物的政策不会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几星期前，我国工人阶级得到令人不快的意外礼物：他们得知我们准备每年付给法国6000万法郎一事，这一做法的正确与否且不去说它，事实是法国的小铺老板和守门人比我国工人阶级早几个月得知我们在这方面的意图与计划。我国报刊不准许转载拉柯夫斯基同志根据政治局的指示精神对法国报界记者的谈话。为什么？这算什么政策？我们的工人阶级得知政府打算每年向法国政府支付6000万法郎这一意外礼物，而二三周后的今天，他们又得知我们准备向7小时工作制过渡的意外礼物，而近几年来我们违反劳动法典，工作日不但不缩减，反而延长了。这算什么程序？当初我们这些反对派分子在社会立法、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等方面无论提出任何简单的措施，在场的许多人对我们说些什么呢？我们所碰到的惟一字眼就是蛊惑宣传。最好也不过是遇到这样的问题：资金从哪里来？ 同志们，既然你们发现了办法，当初你们曾责怪我们不知道这个办法（也就是责问：资金从哪里来？），那么你们应该把这个办法写进宣言。你们应该公开地说：批评我们延长工作日的反对派是恶意煽动者，因为他们不知道资金从哪里来，我们的托姆斯基和古比雪夫同志（这个问题的主要承办人）揭开了这个秘密，便以十月革命周年意外礼物的形式筹划了这件事。请开诚布公地讲清楚，为什么你们今天之前还在延长工作日，为什么今天突然认为必须宣布向7小时工作制过渡。当然在改善工人状况这件事上我们会全力帮助你们……（喧哗声，有人问：用谁的力量？）用我们的力量，但应实事求是地提出这个问题，把它作为认真的经济核算问题，而不是令人生疑的节日礼物问题，不是复活节的红鸡蛋，但今天正是这样宣布的。整个这项“政策”都是为应付目前危急时刻的政治措施，追求政治效果，仅此而已。我来给大家指出这项措施的由来。同志们，刚才大家对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行动纲领的发言付之一笑，我要对大家说，要不是这个行动纲领……（喧哗声），也就不会有7小时工作制了。（笑声，喧哗声）（会议主席：您的时间已到。）原来，恰恰在提到纲领的时候我的时间到了。我只好简单说几句来对大家的笑声作答了。这个宣言中除了出人意料的关于7小时工作制的一段而外，还有出人意料的再免去10％的农民的农业税一段。我们当初曾经建议免除40～50％农民的农业税，却被说成是蛊惑宣传、鼓励坐享其成等等。如果在25％免税的基础上出人意料地又加上10％，我们不禁要问：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农村中的分化“不厉害”吗，不是说我们夸大其辞吗，不是说那都是戈连达和加米涅夫的凭空臆造吗，不是说我们夸大了关于富农危险的问题吗，不是说贫农就是懒汉吗，不是说我们在贫农问题上走极端或者有贫农倾向吗？你们为什么在宣言中要赠送意外的礼物再免除10％的贫农的农业税呢？（会议主席按铃）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大名鼎鼎的贫农代表忍不住了。我再讲一分钟，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加里宁：我这个人很守时，托洛茨基同志更是个守时的人。 托洛茨基：真遗憾，只要提到贫农和富农的问题，您就特别守时。（笑声）显然，谁都不喜欢别人揭他的疮疤，与俄罗斯的谚语相反。 最后一点，同志们，第三点，关于贫农和雇农的保险问题。 加里宁：……民主。 托洛茨基：加里宁同志，可能您将来也得靠这个民主来保护哩。不要太瞧不起它，它将来也许对你有用。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北高加索的同志会告诉您的，您可以向他们了解“民主”的情况。但是我现在不谈民主问题，只谈贫雇农的保险问题。这个措施好极了！可是同志们，昨天才刚刚取消了建筑工人、大部分食品业工人和大部分水运工作人员的社会统保，使他们落到类似伐木工人的处境。在这个问题上汽车的所有轮子原来都是从左向右转动，到节日前夕变成从右向左转了。既然汽车是从左向右运动，后来是轮子猛地从右向左来个急转弯，这样可别把齿轮磕掉了。为什么要突然来个急转弯呢？当然，可想而知，古比雪夫同志明白这个秘密。托姆斯基同志可能也知道。（喧哗声）这个秘密再简单不过了：秘密在于那个行动纲领，有人先是企图通过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和军事阴谋封锁这个纲领，企图用卑鄙的波拿巴主义的诽谤扼杀这个纲领。（喧哗声，喊声：够了）他们从右面、用波拿巴主义的方式封锁未能得逞，因为党员不相信，于是说：我们再从左面试试（喊声：够了，行了，喧哗声）……以意外礼物的形式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对宣言的补充，出现了所有这些大张旗鼓宣布的社会改革。原则上对这些措施可以尽量表示欢迎，不过不能仅仅宣布而已，要作为经济计划付诸实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相信这些措施，并帮助将其付诸实施。 1927年10月1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44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就会议记录问题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1927年10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就会议记录问题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 （1927年10月1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43 说明：此文件由签名者之一起草。——托洛茨基注 9月8日召开了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联席会议，会上审查了我们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行动纲领问题。根据会议决定作了速记记录，以便通告全党。我们已对寄来的发言记录及时进行了修改。但是会议的速记记录至今没有公布。会议讨论的是将13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提出的行动纲领通报全党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近200名老党员和老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该纲领的制定。 该会议记录（如同当年四月全会记录一样）迟迟不予公布，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会上进行的讨论从对政治局极为不利的角度阐明了反对派行动纲领的问题。换言之，应当起到党内民主代用品作用的中央速记报告实际上日益成了党内片面、虚假情报的工具。 格·季诺维也夫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12日
7小时工作制（托洛茨基，1927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7小时工作制 托洛茨基（1927年10月10日） 1．在离建党10周年尚有数周的时候，党得知政治局决定在已经准备好的周年纪念日文告中加上“将工业中的工作日缩短为7小时”这一项内容。 可曾有谁预料到这项改革呢？党对于这项改革是否深思熟虑过？两周前党是否听到了有关采取这项措施的暗示？ 答案是否定的，这次政策的出台采取了惊喜、意外、使党措手不及的方式。 党于数周前突然得知政治局打算每年付给法国2200万金卢布，以偿还旧债。今天党同样突然获悉政治局打算在工业中实行7小时工作制。 突然和曲折的政策愈来愈显著，愈来愈难以容忍。 2．政治局宣布的措施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呢？如果说这是为同严重的失业现象作斗争而暂时缩短工作日，如果这样来理解这种改革，那么这并非改善工人的状况，而是让整个工人阶级来均摊失业的沉重负担。资本主义国家曾不止一次地采取这种措施，它们曾实行不完全的工作周等等。只有当失业率的提高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必不可免的现象时才能提出必须对生产过程进行认真的、艰难的改组的问题。当然这种“改革”毫无任何庆祝的成分在内。政治局决议说的不是这个问题。决议指的不是暂时缩短工作日，而是在整个工业系统有计划地由8小时工作制向7小时工作制过渡。 3．真正实行7小时工作制即“不降低劳动报酬”（如政治局决议所说），就意味着提高计件工资定额和大幅度地提高工资（需耗资数以亿计）。直到昨天为止，反对派指出必须较为经常地提高工资的意见还被称作蛊惑宣传，并碰到同样的反对意见：“哪来的资金？”所有中央会议纪要，所有发言稿以及布哈林—斯列普科夫学派的所有文章，全都围着“是蛊惑宣传吗？哪来的资金？”这个论据转。 原来，向“不降低劳动报酬”的7小时工作制过渡是有资金保证的。这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无情地谴责了在工人问题上对反对派的陷害。任何一名党员，任何一名工人都会说，如果反对派不在前一段时间同对工人阶级的需求和需要的漫不经心、敷衍塞责和“不善管理”的态度进行顽强不懈的斗争，就绝不可能出现如此意外的实行7小时工作制的承诺。 4．谁是蛊惑家呢？是那些主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经常不断地改善各部门工人的状况并认为在这方面的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生产上也能得到补偿的人呢，还是那些“平日”认为可以利用工人来实行节约制度、合理化、工业化，而临近节日、庆祝日却不经任何准备突然宣布实行7小时工作制的人？ 5．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行动纲领要求： “彻底消除任何延长8小时工作日的意图；除非不得已不得加班加点。不得滥招临时工，不得把固定工算作‘季节工’。不得违反业已公布的规定，延长有害车间的工作日。” 乍一听起来这与节日前夕由8小时工作制节日性地改行7小时工作制相比就是微不足道的了。但是任何一名党员都必然会发生疑问：“近年来劳动法典的执行情况包括延长工作日方面越来越糟，现在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超越劳动法延长工作日、随意加班等等，一下子实行7小时工作制，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在认真地搞改革吗？能够相信这项改革吗？” 6．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这个主要的问题答复如下：“对工厂产业工人……必须保证近几年内在不减少工资的情况下由8小时工作制向7小时工作制过渡。”为此必须做到： “根据国内资源、工厂企业的重新装备和合理化进程以及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强度增长的情况，一年之内着手对某些工种工人逐步实施这个决议。” 决定中宣布的改革仅仅是节日前的含糊的承诺，更多的就没有什么了。社会主义的起码知识是：随着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国家可以由8小时工作制过渡到7小时或6小时工作制，但不得过渡到9小时工作制。在周年纪念时承诺这种过渡（由8小时工作日改行7小时工作日）应当在“近几年内”实现。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近5年内？还是在近3年内？或是近10年内？ 国家计委的五年计划也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五年计划也好，所有其他工业远景计划也好，至今根本没有由8小时工作制向7小时工作制过渡的打算。5年计划证明，迄今为止只字未提这个过渡。就是说，主管经济的领导机关至今从未认真想过究竟在多少年内可能由8小时工作制向7小时工作制过渡的问题。恰恰相反，主管经济的领导机关一直在想破坏劳动法典，而不是改善这部法典。 7．可见，所谓“把工作日缩短为7小时”，不过是言之无物的老生常谈，实际上纯属冒险主义的承诺，纪念日宣言中的这一承诺会使工人、工会工作人员、经济工作者、农民和所有消费者同样感到惊讶。在周年纪念日之际宣布的这场改革将使消费者为价格而忧心忡忡，尤其是迄今为止所有报刊都异口同声地叫喊工资在生产费用中所占比例过大。突如其来的改革会使工人产生日后必将落空的过高的期望。节日礼物的政治结果将会与“改革”发起者的初衷适得其反。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十分重要的经济和文化问题，而是要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半月中“盖过”反对派。可见所宣布的改革只会使人对现领导们的整个路线作出很糟糕的评价。 8．这是不是说，由8小时工作制向7小时工作制过渡在近几年内就做不到呢？并非如此。总的方针是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这应当是方针，而不是迂回和冒险的政策。关于向7小时工作制过渡的可能性和实现这种过渡的期限问题，是关于我们整个经济政策的，首先是关于国内工业化速度的问题。问题不在于节日前的叫叫嚷嚷，而在于经济领导者整个方针的改变，首先和尤其是在工人物质状况问题上的方针的改变。为了使党和苏维埃国家在考虑这些问题时能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必须坚决采取反对派纲领中制定的那些措施，首先是在十月革命10周年之前切实恢复十月劳动法典，真正保证实行8小时工作制。 ※※※ 周年纪念日宣言拟订不仅给雇农，还给40％的最贫困的农民和农村贫农提供养老保险。目前想给约50％的农民提供保险显然是荒谬的。这类计划或者说承诺是站不住脚的，只要将其同几星期前对建筑工人实际上已取消保险、使之降低到诸如伐木工的地位这事实作个对比，就特别清楚了。这个决定体现了平日的政策。而为最贫困的农民提供保险是大吹大擂的节日承诺，这在政治上就叫做蛊惑宣传。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10～1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42
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托洛茨基，1927年10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托洛茨基（1927年10月6日） 通报：斯大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和斯米尔加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1927年10月3日会议第143号会议记录摘抄： “由于托洛茨基同志从1927年7月6日起至今未提供证据以证实其针对施基里亚托夫[1]同志的声明，可认定托洛茨基没有证据，此案结束。” 我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作出这种决定只能损害自己的名誉。我曾说过，施基里亚托夫同志，还有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和其他同志正在逐步地、不断地实施斯大林计划，即采取开除、干掉和分开的一贯办法分裂党，也就是由机关分期进行的隐蔽的分裂活动。我曾断言，凡是听了雅罗斯拉夫斯基、施基里亚托夫等人发言的人，都会认识到斯大林打算和准备通过几个月、通过半年、通过一年办成什么事。当初施基里亚托夫私下里对某些党员说的事情，现在已在进行。还需要什么证据呢？ 半年前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施基里亚托夫等人曾单独对一些同志说必须除掉反对派的头目。指出这些同志的名字就等于无谓地把这些同志交出去，以充当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施基里亚托夫镇压的牺牲品。 谁要我说的证据，他只需看一下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会议记录，其中9月13日书记处的会议记录即对搜查“加入反革命组织”的共产党员一事表示赞许。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 [1]施基里亚托夫，м．ф．（1883～1954）——1906年入党。1922～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起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附录：陈独秀致托洛茨基（一九三九年×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附录：陈独秀致托洛茨基 （1939年×月） 以农业国的中国对工业国的日本之战争，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卒应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并非意外的事。 最近广州汉口相继失陷后，全国工商业的大城市完全落到日军手中，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防御线已宣布在平汉路粤汉路以西，长沙和西安恐怕都不能守住。日本军得了长沙，便可将粤汉路完全占领；他得了西安，便可断绝中国和苏俄的交通。所以这二处是他所必争的。中国的军事力量虽未因汉口失陷而完全崩溃，而至多也只能退守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这几省。这几省的经济和文化都比长江流域落后，开发这几省来反攻不是一件容易而迅速的事。如果蒋介石政府不能从云南获得英法物质的接济，连守住川云贵都没有把握。 中国目前局势有三个前途：（1）经过英法等国的调停，蒋介石承认日本之要求而屈服；（2）蒋介石政府退守四川，贵州，云南，事实上停止战争；（3）日本攻入云南，蒋介石逃往外国。如果是第一个前途，那便要看屈服的程度和国民党政府对内的政策，而决定中国将来之局势。如果是第二第三个前途，日本在中国庞大的占领地，统治上必然发生困难，然亦只是困难，日本的经济虽日陷窘境，无力开发中国，而新从中国获得大量的现存资源及物力和庞大的新市场，未必不能勉强支持其驻中国的必要军队，加以新式武器和工事占住了中国几处重要据点和交通线，日本国内和国际如果没有发生巨大的事变，中国是没有力量赶他出去的。 中国初生的无产阶级，经过上次革命之失败和中共盲动政策所招致的屠杀，已大大削弱了，再加以此次战争中全国工厂及运输机关大部被毁灭，中国工人在数量上，在物质上，在精神上，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 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萎。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分；有些人认为中国下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为夺取政权的口号，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齐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说参加抗战，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释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议诮『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她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更加窄狭，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 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史大林不瞭解上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新的局势，因此做出许多错误；此次失败后中国局势的变动更要大过多少倍，更加不能乐观。在今天，我们若不能深刻瞭解未来可能的政治环境，及明白认识中国无产阶级现实的力量及其政党的状况而依次决定实际可能开步走的工作方针，则惟有睡在亭子间里自夸自慰而已。 汉口陷落后，大规模的战争是不会有的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各农村各小城市所领导的零碎的反日斗争在相当时间还会普遍的存在着。在近代战争中，这只是一种余波，不能构成集中的力量，击退敌人。如果国民党政府走捷克的道路，向日本屈服，割让一大部分土地给日本，靠英美的力量保留下长江流域某些省分，在这一统治之下回到反共的旧路是很可能的。这时不但我们，即共产党，不改组及变更党名，连半公开的存在都会成为不可能。 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推迟到收复失地以后再做；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我们的发展须等待一个时期。战后工业开始恢复（无论在外国的或本国的统治之下）才是我们工作较顺利之时。我们的工作较顺利之时，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小团体必然在好些地方发生。没有大运动，没有中心势力，这些小团体是很难统一的。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在组织上努力接近工人，加上民主民族斗争的宣传，这种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占领区域或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同样是应该采取的方针；所不同者，在日本占领区域更加秘密而已。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的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关起门来自立为王，那么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 一九三九年×月
致李福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致李福仁 （一）（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 （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 （四）（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 （五）（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 （六）（一九三八年六月廿五日） （七）（一九三九年二月廿三日） （八）（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 1 亲爱的同志： 在H与V二位同志①帮助下，我又全神灌注到中国问题上来了。现在还只开头。在今后数天内我得研究那几个较为重要的文件，你自然了解现在我不能对中国党支部内的不同意见表示我的看法。不过我急不及待地要立即给你写信，谈谈关于陈独秀那个比较迫切的问题。 他是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人物。现在狱中。他不仅仍然忠于革命，而且忠于我们这个特殊的派别。现在我们正在创建第四国际，并拟组成一个总理事会，作为国际理论方面与事务咨询方面的机构。原则上，总理事会内将包括两种人：（1）国际共产主义同盟②及其附属组织的直接代表，（2）某些个人，由于他们的过去与现在的所作所为，都适于对我们政纲的完成，战略原则等等的确定，能有所贡献的。我深信陈独秀无疑应选入总理事会，虽然他和中国党支部之间有着重要的不同意见。至于中国党支部的直接代表，依我之见，应该是列尔士③同志。 你一定要考虑到这个事实：总理事会的组成成员一定要是无可疵议的，那就是说，他们是要保证不会制造不幸的危机，不会投降，不会出卖等等的。因此我们必须推荐那些知名的、经受过考验与绝对可靠的同志去组成总理事会。 人们也许会这样回答——某些中国同志一定会这样回答：可是陈独秀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发表过一些在他们看来是绝对错误的意见。在目前，因为我还没有充分研究这些不同意见的内容，对此我不能表示什么。但是中国同志正和其他国家的同志一样，必须清楚了解：当我们为筹建第四国际而创立派别时，情形有所改变了。在此新形势中，我们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只代表这些组织中的一派。因此总理事会一定要不仅反映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各个支部，而且要反映所有倾向于第四国际的革命力量。我给你举个例：在一九二三—二五年领导了德国党的那两位著名的德国同志马斯洛夫与路持·斐雪尔④加入筹建第四国际的组织，却不参加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徳国支部——他们和这个支部之间有严重的不同意见。可是国际书记局却一致提议让马斯洛夫当总理事会的成员。在捷克等国亦有同样情形。由此你可以见到，问题不在于将中国作为例外。 我请你注意同一事件的另一方面。因为极端困难的局势，中国支部始终很弱。不断逮捕与迫害使它不能有一个稳定的组织。中国支部拥有忠诚与勇敢的同志们，我们大家绝对相信它会在最近将来成长起来。可是在目前，如果把一个完全新的、国际上全不知名的年青同志介绍进总理事会，那是冒失的。这只是我个人之见，但我相信我所提出的理由乃是为整个形势所决定的。毋需说，中国支部正和其他所有支部一样，有充分权利提出别的候选人；但我相信陈独秀同志这个候选人一定能得到我们所有支部的赞成。因为当现有的不同意见尚有可能依循国际组织程序来解决的时候，我们拒绝陈独秀的合作，这对于第四国际的威望将是一个严重打击。 中国支部并未与陈独秀正式破裂，对此我由衷地欣慰。同时中国支部已成立了自己的、对陈独秀及其拥护者完全独立的中央委员会。中国支部自然有充分权利这样干。将陈独秀加入总理事会则无论如何不会改变中国的情形。不会改变中国支部中委会的组成及其政治领导等等。相反，总理亊会那时能以友善的方式加以干涉，帮助他们去弄清楚不同意见，缓和冲突，改善关系。 让我再着重地说一遍：在我们为筹建第四国际而创立派别以后，我们已拥有较大的组织干部，也有了较多的行动可能。告诉你一个新近的例子：我们的比利时支部，你知道已成为樊迪文⑤机会主义党，即比利时工党中的一派（他们加进去之后，已有了很大进展）。布鲁塞尔的费列根派⑥从我们的支部分裂出去，因而处于我们的国际组织之外。但从发表了筹建第四国际的公开信之后,费列根宣布赞成，他的一派很有可能将被接纳为同情组织。他的一派归附第四国际将使我们有可能再度吸收他进我们的支部，无论如何，有可能使他对我们的支部采取一个忠诚与友好的态度。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出：我们并不把第四国际当作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一个简单的复制品，同时光凭这一个事实已能暗示给中国同志们看：陈独秀能够而且必须在第四国际的干部中有他的席位。 说这些话，我的意思并不想说：任何一个团体，只要它宣称赞成第四国际，便能自动地接收进来。我举出费列根，因为当他与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分裂（这分裂是他挑起的）以后，对我们的态度仍是忠诚的。而且，当他见到我们支部获得巨大成功后，在他最近一期的刊物上主张拥护比利时工党中的『社会主义行动』派。因此，费列根的态度与威斯堡或斐尔特⑦的态度是大大不同的，后二人以恶毒不忠的态度攻击我们的国际组织与合众国工人党⑧,他们还以同样方式攻击我们的法国支部——今天走在我们整个国际组织前面的法国支部。 你未能与H与V二同志一起来，以致没有机会跟你见面，深以为憾。因为我本来可以和你不仅讨论中国问题，而且特别讨论南非问题，所以更加引以为憾。我会要求我们的国际书记局寄给你所有有关文件，我们将关切地期待着你对它们的评价，批评与意见。 请代我向所有中国同志转达最亲热的敬礼。 向你致兄弟般的问候。 里昂、托洛次基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 译注： ①H指HAROLDISSACS（即『中国革命悲剧』的著者易洛生。Y指易洛生之妻，VIOLAROBINSON。当时他们从中国回美国去，特地绕道到挪威去访问托洛次基。访问目的有二：（1）请托洛次基阅读并讨论『中国革命悲剧』的原稿；（2）向托洛次基报告中国托派的情况。为此他们还带了刘仁静写的『五年来的中国反对派』。托洛次基非常欣赏中国革命悲剧，两年后他为此书特别写了一篇序，可是对于刘仁静书面的与易洛生口述的有关中国托派内部情况的报告，特别对于他们扶植几个年青人来反对陈独秀的斗争，表示不同意和忧虑。这一封致李福仁的信1便是反映了这个心情的。 有关当时托氏与易洛生讨论的详情，可参阅『托洛次基致中国托派的信』第五十页至五十六页。当时李福仁易洛生与刘仁静及一些年青中国托派合力反对陈独秀的经过，可参阅『双山回忆录』第一九〇页至一九一页。 易洛生本人在第二次大战时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 ②在托洛次基对苏联共产党放弃改良立场后，第四国际尚未正式成立前，托洛次基主义者的国际组织采用此名。 ③即刘仁静。 ④马斯洛夫（ARKADYMASLOW1891-1941），路特·斐雪尔（RUTHFISCHER1895-1961）二十年代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他们拥护齐诺维也夫，拥护苏联的联合反对派。一九二七年被斯大林开除出党。一九二八年起二人与乌尔班斯共组『列宁团』，卅年代初期曾与托洛次基接近，参加第四国际的筹建，但不久退出。 ⑤樊迪文（EMILEVAZDEWVWLDE1866-1938）比利时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者，一九二九年—一九三六年期间任第二国际主席。 ⑥费列根（GEORGEVEREECKEN1896-）比利时一个托派小组织的领袖，这小派是于一九三五年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比利时支部决定加入比利时工党而形成的，他们反对加入。后来又数度加入第四国际，毎次都因故退出。这个人和他的一派（现已不再存在）以极端的宗派主义见称。 ⑦威斯堡（ALBERTWEISBORD1900-）美共党员，于一九二九年被开除。组织一个名叫『共产主义斗争同盟』的小派，政治上始终动摇于苏共党的左右反对派之间，后来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决裂。斐尔特（B·J·FIELD-）曾参加『美国共产主义同盟』，因违反纪律被开除，自组『革命工党筹建同盟』，无结果。 ⑧一九三四年，由坎农与夏赫脱曼领导的『美国共产主义同盟』，与莫斯脱领导的『美国工人党』合并，易名为『合众国工人党』，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当美国托派决定加入社会党去争取群众时，才正式解散。 2 亲爱的李同志：〔纽约〕 寄给你我发个声明的副本①。明天韩生②同志会将它寄给波顿先生③。 听说所有我们的中国同志都已经放出来了？而且都没有放弃他们的立场。但在你的信中却不曾提到这件很重要的事。这不是谣言吗？ 娜塔利亚和我向你致最热烈的祝贺。 同志的敬礼。 （未具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译注： ①指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五日托洛次基给美国新闻记者罗杰·德符林所提问题的书面答覆，题为『和平主义与中国』。 ②约瑟夫·韩生（JOSEPHHANSON）（1910-1979）托洛次基的秘书之一，美国托派领袖之一。 ③波顿是李福仁夫人的姓。李福仁有时用这个姓名来收信，故改称先生。 3 亲爱的李同志：〔纽约〕 谢谢你告诉我关于中国的情形。我相信，对于我们中国朋友们的态度，尤其是对陈独秀的态度，我们应该避免作出鲁莽的判断。战争初期，特别是民族战争的初期，总是给革命党造成最大的困难。即使是布尔雪维克党——不是在一场民族战争而是在沙皇帝国主义战争的头几个月中，也完全瘫痪了。它的有资格的代表们发表了一些十分可疑的与模棱两可的宣言。后来逐渐地，在群众变动的情绪压力下，他们才回返到革命路线上来。这个事实是令人遗憾的，但它是历史的事实。我们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厉的手续来和中国朋友们决裂，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态度愈无自信，他们也就会愈加敏感。如果他们现在跨错了一步，同时却不曾跟第四国际破裂，我们一定要用友好的与耐性的态度来批评他们。 你相信陈独秀如果没有某种方式政治上的投降人家不会放他出来。对此我不能这样确定①。斯大林与蒋介石结了联盟当然是事实，但正因为此，也使得蒋介石不安。使得他要去寻找一种平衡重量。我在战争初期对记者发表声明，号召中国一切工人组织拥护战争，这可能在一方面的蒋介石和另一方面的我们的同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一种假设。但在我们尚未得到中国朋友有意和国际决裂的直接情报之前，我们不应当放弃这个假设。 你说斯大林派现在可能要暗杀陈独秀，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正为了这个緣故，我相信他最好能到美国或墨西哥来。你能用我的名义立即给他去信谈谈这个问题吗②？对于他，斯大林派所能给他的危险，倍于从日本方面来的危险。你在信上可以告诉他，虽然此刻尚无正式决定，但我相信国际书记局会一致赞成我的提议。这对陈独秀说是一个生死问题,对第四国际说则是一个有巨大政治意义的问题；至于他能参加大会所能带来的好处，那就更不必说了。 韩生正译完了里维拉③写的有关墨西哥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问题的提纲。我读了，感到极大兴趣。希望同志们给它以必须的重视。 这里的全家向格雷斯④和你致最好的祝贺。 （副本寄给易洛生） （未具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 译注： ①李福仁当时对陈独秀显然仍保持一些成见。李给托洛次基写的报告，我们还未见到，但见到了那时由上海某些中国年青托派给李写去的信，大多竭力抨击陈独秀的。例如刘家良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廿一日致李福仁的信中，说：『陈独秀与某几个老同志认为：既然蒋介石与国民党在进行革命的反帝战争，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拥护政府作战到底。……我们的结论是：陈独秀及其附和者对中国资产阶级存着强烈的幻想。……据我们的观察：这个机会主义者（一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是没有希望的了。与他决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李福仁甚至相信陈独秀出狱是以政治上某种方式的投降来交换那是走得更远了。托洛次基看到这样的报告，却对陈独秀与其他中国同志采取了审慎、甚至谅解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与深思的。 ②据我们所知，李当时没有写这样的信。 ③DIEGORIVIRA墨西哥有名的壁画家，当时是托洛次基的居停主人。 ④李福仁夫人。 4 亲爱的李同志：〔纽约〕 终于我能腾出几个钟头来研究你关于远东局势的提纲。我觉得它各方面都出色，我只能为你完成了此项工作而向你道贺。我能提的意见很少，而所提的又是关于提出问题的方式比较多，关于问题的内容者较少。 在第九节，你说：『因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与依赖性，那些「民族与民主任务」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任务。』——这里必须说明这些任务不能由小资产阶级与农民来解决；否则，为什么一定要由无产阶级来解决的理由便显得不充分。 十五节里你说：『正好像斯大林需要一个「盟友」来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一样，在远东，他再度去寻求与阶级国民党缔结联盟。』——这个类比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斯大林并不把被压迫的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看得像民主强国中那些资产阶级一样高。斯大林对国民党的态度决定于他对美、英、法资产阶级的态度。这一层，你自己在别的几节里解释得很好。 第十六节，你是这样开头的：『革命者义不容辞地要支持中国的斗争。』——这里，将革命者换成世界无产阶级会比较好些。下一句：『斯大林派的罪恶不在于他们给国民党以这样的支持，而在于他们投降了国民党。』——这个说法含糊不清。支持中国的斗争不等于支持国民党。我们必须将这两件事截然对立起来，特别在目前，彷彿某几个中国同志有把此二事视同一物的倾向之时，在同一节里，你十分精彩地描述了斯大林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同时你整个提纲都是把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支持国民党这两件事对立着的。不过机会主义者或极左派却能企图把你这一句话孤立起来，加以利用。 这便是我对提纲所能提出的全部意见了。 里昂·托洛次基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 5 亲爱的李同志：〔纽约〕 我依旧相信最好我们能把中国这位老人①设法弄到美国来。我觉得，他可以以出国宣传、使外国工人运动赞助中国为理由，要求当局授权放洋。只要十分小心地进行，他是能够利用这个藉口的。如果苏联参战（这是颇有可能的），中国的局势会于二三个月内发生变化。到那时我们的所有同志会被消灭。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对他们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让陈独秀出来，无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同样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片山潜②在莫斯科给第三国际所曾起过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陈独秀还能比片山潜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多好处。 我有一个印象：有些朋友在翻译问题上有点神经紧张②。在别人手稿上看出文体上的不匀称，比在自己的文章上容易。因此，某几篇在考约奥冈④完成的译稿，显得比纽约所做的为差，反之亦然。但是不幸的是：纯粹文体上的修缮会伴以重要字句的省略！有如我关于西班牙的那篇文章。我们考虑这个问题，一定从纯粹实际的观点出发，不要带丝毫神经紧张。我们将在此地仅可能译得好些，你们在纽约也会如此。n’estce-pas⑤ 致最热烈的祝愿。 （未具名）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 译注： ①指陈独秀。 ②片山潜（1860-1933）日本社会主义者。日本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创立者。日俄战争时反对战争。同情苏联十月革命，曾协助美国共产党的建立，任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③托洛次基总是要求他的翻译充分正确地传达他的意思,他竭力反对为图译文的『雅、达』而损害了『信』，如果两者不可得兼，他主张『宁信不雅』。为了这，他老是跟他的译者（大多是他的书记）争辩。这里所说的『神经紧张』，乃指当时纽约的某几位翻译者嫌墨西哥译了寄去的英文不是『真正的英文』，他们要把译文尽量改成漂亮英文，但因此往往使原文走样，但又怕老托生气，所谓『神经紧张』，意盖指此 ④COYOACAN，托洛次基住宅的所在地。 ⑤法语：可不是吗？ 6 亲爱的李同志：〔上海〕 收到你从中国寄来的有趣报导，谢谢。你要我特别给中国同志们写一个纲领，目前我绝对办不到。不仅因为我必须写我的书，而且因为没有具体的情报作依据，极难提供实际工作的意见。你的批评和建议，看来都是对的，对于它们，在我未能做一番郑重研究之前，难于再说什么有实质意义的话了 我非常关怀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我也不相信他到英国属地的香港去是一个合理办法①：到了那里他将是一个政治移民，而我们无法知道英国政府的未来态度。他应该到美国去，如有可能，应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华盛顿的态度是要顾到舆论的，要在很大程度内顾到工人的舆论。陈独秀如到美国，能为中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很有效的宣传。他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老革命家、且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资格来进行这种宣传，对于美国工人所能发生的影响会比莫斯科的代理人们所能发生的要大到一千倍。蒋介石一定很懂得这一点。在这样的基础上跟政府来一个行动上的妥协（自然不是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妥协），在目前局势中是绝对容许的。 必须以任何代价把这个建议传达给他②，甚至可以摘引我此信的片段，让他可以（并非正式地）给当局看。他一定得到外国来。从整个国际局势的观点看，这是极其重要的，比初初看来更重要得多。 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在我们中国支部的行列中，肯定会暗藏着特别从斯大林派派来的，亦即格·柏·乌的暗探奸细③。在这样的情形下，陈独秀很易被牵连到某种臭名洋溢的司法罗织中去，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对他将是致命的打击，对第四国际也极为有害。他的处境如果尚非绝难忍受，却已是极端困难的了。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 至于刘仁静④，我不愿给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 我们向你们二位致最热烈的敬礼。 考约奥冈· 托：约·（指约瑟夫·韩生——译者） 一九三八年六月廿五日 译注： ①陈独秀本人从来没有去香港的意思。某几个中国托派确曾希望陈独秀能去香港，以便脱出国民党对他的严密监视；但陈独秀不愿考虑。依我的记忆，他不考虑的主要理由是：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得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作公开批评；一去香港便自动放弃这个身份了。 ②托洛次基的这封信与提议，曾由当时正在香港的陈其昌专程送到四川江津。陈独秀写了一个声明当作回答，亦由陈其昌带回上海，寄给托洛次基。托洛次基对此声明的看法写在他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给李福仁的信中。对于托洛次基希望他去美国的提议，陈并未依照进行，一因他当时的身体已很不好，二来想国民党正式准他出国赴美，成功机会可说绝对没有。当时留在上的一些中国托派为曾请东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致书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请他为他的老友陈独秀在美国大学里谋得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让他赴美讲学。信去后，胡适连回信都不曾写一封。 ③事实上，在中共全国胜利之前，斯大林派始终不曾派遣特务进托派组织工作。 ④从去年（一九八〇年）公开出来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托洛次基的文件中，我们见到了一九三七年十月廿九日刘仁静从上海写给李福仁与易洛生，并请他们转达给托洛次基的信。信的内容主要是报告陈独秀在武汉发表的演说和谈话，说『全体同志对他表示失望了』。按刘仁静因被捕后表现得非常糟糕，业已在一九三七年一月被托派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开除；此时他谋求恢复关系；但在一年之后，他终于正式为国民党工作了。 7 亲爱的同志：〔上海〕 我以最大快慰阅读了你给国际书记处写的关于我们同志积极参加反抗日帝强盜斗争的报告。我们正以最大兴趣等待你关于整个局势的更详细的报告。 日方的军事胜利乃是此一基本事实的结果，那就是：中国的土地革命在斯大林派的支持之下给国民党停止了。克里姆林宫在中国的干预，也正和它在西班牙的介入一样，具有社会的反动性质，以此耗竭了军事胜利的可能性。 陈独秀的近况如何？他在干什么？他的思想如何？ 娜塔利娅，我以及此地所有的人向你致敬。 你的同志 里昂·托洛次基 一九三九年二月廿三日 8 亲爱的同志①: 我读了你一月十九日从上海写来的信，以及收到从四川方面寄来的意见，心里感到很的兴趣。我们终于获得过去所缺乏的那种消息了。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但现在我不能以必需的精确度来判断这些可能的分歧。 当然，我很困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的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的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 我不同意于他的乐观见解，即他认为现在对他说来没有什么危险。不错，在一个时期中，我们的中国同志，在一个小的限度内说，是受他们自身之无力保护着的；然而我们在国际上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我们的党已经开始在美国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了。对于斯大林派这是一个可怕的警告。他们要努力阻止其他国家发生类此的危险，他们要想我们运动中最知名的人物下手。 最热烈的经历和祝福！ 托洛次基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 注： ①这封信是郑超麟同志当年的旧译。
要行动的战略不要揣测——给北京同志们的信（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要行动的战略不要揣测——给北京同志们的信 （1932年11月3日） 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底主要内容是什么？两个最重要的革命问题——民族问题与土地问题——有了新的紧张。慢性的，蔓延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胜利的农民战争，证明了国民党底专政绝不能满足农民底要求，绝不能慑服农民。日本底侵犯上海和实际地占领满洲，突出地表明了国民党专政之军事的破产。最近几年来根本不曾有过片刻停止的政权危机，恶化到致命的程度。军阀混战破坏了国家残存的一点统一。 如果农民战争使那和乡村有关系的知识份子激烈化，那末，日本底侵略，在政治上是推动了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这更使国民党政权底危机加深。甚至一部分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也正在得出国民党是取得太多给得太少的结论。他们的结束国民党训政的要求，就是从军事独裁过渡到议会制度的要求。 在左派反对派刊物上，蒋介石底军事独裁，有时候说做是法西斯的。这样的定义，是因为在中国和在意大利一样，军事的警察的政权，集中在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手里，一切其他的政党尤其是工人团体都是被屏除于法律之外。但是，近几年来有了斯大林派对于法西斯的混乱概念的经验之后①，如果再把国民党独裁和法西斯看做是一样的东西，这看法是错误的。希特勒和莫索里尼一样，他们所依赖的首先是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法西斯底实质就在于此。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基础的。同时在德国，农民是跟着希特勒跑，他们也间接地拥护巴本②，在中国，农民进行反蒋介石的剧烈斗争。 在国民党统治中所含的拿破仑主义③底成分比法西斯底成分要多：国民党没有如何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所以能够存在，就是由于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与革命的民众运动之间的对抗。拿破仑主义能够得到巩固，只有在农民底土地的饿壑得到满足之后。但是这在中国连想像都没有可能。因此军事独裁是无力的，它只有在它的敌人处在涣散底情形之下，得以生存。但是在它敌人们底继续增加的压迫之下，它自己反而开始涣散了。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底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受到精神的和物质的打击最是厉害。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工人斗争现在落在其他的阶级后面，不仅仅落后于以学生为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落后于农民。恰恰就是这个情形证明出，在工人阶级重新走上斗争舞台之前，中国第三次革命不但不能胜利而且不能发展。 再没有比革命的民主口号适合于中国目前那种革命以前底政洽形势了。 无论农民打起的是什么旗帜，但他们所执行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土地的民主任务，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起码的知识。中国独立底口号，经过了这次日本侵略底证明，乃是民族的民主口号。军事独裁底无力与军阀集团底分裂，在议事日程上提出了政治的民主口号。学生们呼喊『打倒国民党政府！』先进的工人拥护这一呼声。『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实行宪政。农民暴动，要求土地，反对军事的桎梏，官僚的压迫和高利贷。在这些条件之下，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够提出旁的中心政洽口号来，除了国民会议。 这是不是说！有人会问！我们向现在的政府要求召集国民会议？或者我们该自己设法来召集呢？这样提出问题，至少在现阶段中是太形式的。俄国革命在许多年过程当中，是灌合了两个口号：『打倒沙皇！』与『立宪会议万岁！』关于谁召集立宪会议这问题，我们在很长的时期中是这样地答覆的：将来会实现出来的，就是在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阶级力量底对比中会实现出来。对于中国，这样的观察问题也是正确的。国民党政府在其崩溃之际，是否会尝试召集某种形式的代表会议？我们对于这一种尝试的态度如何？就是说，我们是否要利用它来增进革命底利益？抵制呢还是参加选举？革命的民众能否胜利地组成一种独立的政府机关，把召集国民会议的事件拿在自己手里？在为民主口号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能否创造自己的苏维埃？苏维埃存在以后是否毋需再召集国民会议？这一切现在都不能预言。而我们的任务，也不在于作日历式的预言，而在于动员工人团结在由政治环境中所产生的政治口号底周围。我们的战略是革命行动底战略，不是抽象的猜测。 现在革命的煽动，首先应该仅可能地向着反对国民党政府方面进行。我们向群众解释：蒋介石底独裁是走上国民会议的主要的障碍物，把中国从军阀集团下解放出来，只有武装暴动才是可能。无论是关于什么具体问题之口头的与文字的煽动，罢工、露天大会、示威、抵制，都必须加上『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底口号。 为要达到真正的民族解放必须推翻国民党。但这不是说，我们把反帝斗争放在推翻国民党之后。反对外来压迫的斗争愈扩大，则国民党愈困难。我们愈使民众反对国民党，则反帝斗争愈扩大。 在日本侵略底最紧张时期，工人与学生要求武装。向谁要求呢？还是向国民党要求。以我们要推翻国民党为根据，而反对这种要求，这是教派式的荒謬。要推翻，但尚未推翻，愈热烈地要求工人武装，会更快地推翻它。 中国正式党虽然是极左的，但提出了『恢复中苏邦交』底要求；这个口号是向着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提出这种要求，绝不是说『信任』国民党，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是使国民党在民众面前更处于困难的地位。国民党个别的领袖已经表示出不得不恢复中苏邦交底理由。我们知道这些先生们底话离事实还很远。但这里和一切其他的问题一样，首先是决定于民众压迫底力量。 如果在革命民众底鞭策之下，国民党政府在土地问题中采取局部的让步，尝试召集似是而非的国民会议，迫不得已而武装工人，或者恢复中苏邦交，不消说，我们马上利用这个让步，紧紧地抓住它，同时彻头彻尾地证明它的不够，变国民党底让步为推翻它的武器之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策之革命的与改良的一般的相互关系。 农民战争发展到目前规模，是不是说在中国已经没有提出议会民主口号和任务底时间与空间了呢？让我们再来谈谈这一问题。 如果中国底革命农民称自己的战斗机关为『苏维埃』，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他们以此称呼。不过只是不要为名词所迷醉。认为在纯粹农村中的苏维埃政权能够是彻底革命的和巩固的，这就是最大的轻率底表现。我们不能够轻视苏维埃政权真正胜利的唯一的国家底经验。虽然在彼得格拉，莫斯科和俄罗斯的其他的工业区，苏维埃政权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便经常地稳固地存在，但在其广大的周围（乌克兰、北高加索、外高加索、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西亚、阿罕格尔、茂曼斯克)，苏维埃政权几次发生，几次失败；这不仅是由于帝国主义干涉底结果，而且是由于内部暴动底结果。中国底苏维埃政权是纯粹农民的，纯粹在城市圈之外的，它还没有工业无产阶级底基础。因此，它很少有巩固性和可靠性，它很少有苏维埃底政权性。 按照德国『红色建设』杂志上登：载的郭林（中国人名译音）君底一篇文章，他宣称在红军底成份中，工人占百分之三十六，农民占百分之五十七，知识份子占百分之七。这个数目字使我生了很大的疑心。如果这种比率对于所有暴动的武装力量（依著者的意见现在有三十五万人）来说，那末，在军队中，工人便有十二万五千人。如果百分之三十六的比率仅仅就红军来说，在十五万的红军兵士当中，工人就有五万多。真是这样吗？再则：这是什么工人？他们从前参加过职工会、党、革命底斗争吗？但是这还不能够解决问题。在工业区域中缺乏有力的与独立的无产阶级组织底条件之下，革命的工人缺乏经验，或者仅有很少的经验，大多数难免要溶化于农民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 在今年初，『共产国际』上发表的王明④底一篇文章中，我认为是大大地夸张了城市运动底发展，并夸张了在这运动中工人底独立和共产党底影响。最不幸的是现在的官式刊物无情地修改事实，以维持他们的一派利益。但是在王明底文章中，也不难看出：去年秋季开始的运动当中领导权是属于学生的。大学生底罢课比工厂中工人底罢工所发生的作用还要大得多。 唤醒工人，组织他们，使他们有可能抓住民族的和土地的运动，因以领导这两种运动，这是落在我们肩上的任务，无产阶级的立即要求，如像工作时间、工资、组织权利利等等，应该成为我们煽动底基础。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够提高工人阶级到民主的领导地位，只有靠这三个口号：民族独立，土地归贫农，国民会议。 斯大林派认为暴动的农民既然称自己的组织为苏维埃，这就是表示革命的议会制度已经是过去的阶段了。这是很大的错误。起来造反的农民，只当无产阶级在实际上表现出它的领导能力时，才能成为苏维埃的支持者。没有无产阶极的领导，农民运动只能催促资产阶级中的一派去反对另一派，而这个运动自身终于要分裂成省别的地区性的派系。 国民会议，因其有集中力量的意义，可成为土地革命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农民『苏维埃』与『红军』底存在，可以帮助农民选举革命的代表。只有这样，才能在现阶段中把农民运动同民族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在政治上连系起来。 中国共产党宣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民族战争，为其现在『主要的和中心的』口号（见『共产国际』一九三二年第一期王明底文章）。这是片面的而且是冒险的提出问题。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重要任务的反帝斗争之彻底胜利，毫无疑义地只有通过暴动和革命的战争，再无别的方法。但是绝不能由此即得出对日宣战是现在的中心口号。这一问题须在国际的整个关系中求得解决。 今年初，共产国际认为日本所开始了的压迫中国的军事行动，必然要马上转变为反苏联战争。当时我曾说，东京政府在其满洲地位未得到相当的巩固之前，而行反苏联战争底冒险，是完全丧失了头脑。对于我这种估计的回答，美国庸俗中最庸俗，愚蠢中最愚蠢的斯大林派说我是为日本参谋部底利益服务。但是最近几月来的事变告诉了什么呢？日本统治阶级对于军事冒险所能产生的后果的恐惧增大到这个地步，以致军阀们为了促使天皇政府去完成对满洲的侵略，竟不得不杀死好几个政治家哩。毫无疑义，反苏联战争即使在今天还是一个很现实的前景。但是在政治上，时间是有重大的意义。 如果苏联政府承认同日本战争目前已不能避免，那末它便没有权利，也没有可能进行和平政策，即鸵鸟政策。实际上，苏联政府在这一年当中，同日本缔结了渔业协定，提出了供给日本战舰的煤油协定问题。如果战争现在是不能避免的，那末供给日本煤油，便即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叛变。在这里我们将不来讨论苏联政府所采取的此一或彼一实际步骤和声明是如何的正确。不过我们必须明白一点：莫斯科底斯大林派和无限热情的美国斯大林派正相反，他们采取了对日本的和平政策而不是战争政策。 九月二十四日底『真理报』说，『世界资产阶级以最大的不耐等待着日俄战争……但是苏联在中日纠纷中的严格中立与坚决的和平政策，防止了战争……。』如果美国及其他各国的空谈家底态度，具有某种实际的意义，那末它只有这一意义：即他们是推动苏联走上世界资产阶级所希望苏联走的道路。我们绝不愿意这样说，他们是自觉地为日本参谋本部服务。但他们之不能自觉地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总是明显的了。 中国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旗帜上所写的不只是恢复中苏邦交，而且是要同它订立进攻的和防守的密切联盟。这是说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底政策要符合于国际的环境，首先要配合苏联政策。如果日本今天开始了反苏联战争，牵引中国到这个战争中来，这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反其政党应该基生死的问题。但是国际的环境和内部的条件迫得苏联在远东采取很审慎的让步，以避免战争，就是说仅可能地拖延战争，而日本表示出没有力量开始敌对行动，则对日宣战底口号，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的战斗口号。 王明引证了中国左派反对派底下面几个口号：『恢复民众运动』，『召集国民会议』，『恢复中苏邦交』。仅仅因为这几个口号彷彿是拙劣地根据资产阶级反对派底合法刊物上的一篇文章而提出的，所以是坏的，王明就称中国左派反对派为『托陈反革命集团』。 退一步说，就使这些革命的口号得不到群众底拥护，但也不能说这些口号底本身和提出这些口号的组织之本身是反革命的。而王明及其一伙为了他的地位和报酬起见，一定要说它是反革命的『托洛次基主义』。 斯大林派对于我们——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二年间中国事变过程中所证明为正确的左派反对派——特别地严厉，而对他们自己，就是对他们的不断的错误，则特别地宽宥。 当日本进攻上海时，国民党提出了『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是著名的斯大林和马丁诺夫底『四个阶级联盟』。从第二次革命时以来，帝国主义底压迫中国不仅没有減弱，而且加紧了。中国底发展同帝国主义统治之间的矛盾，也增加了；因此斯大林底旧的四个阶级联盟底理论又得到了加倍的力量。可是现在斯大林派却解释国民党底提议为新的欺骗民众。对呀！但是他们忘记了说明，为什么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期间共产国际底领导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实行这个致命的欺骗？为什么服务于国民党的哲学，在共产国际纲领中写了下来。 不消说，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提出地方的民主，地方的自治，官吏民选等等口号。民主纲领对于军事独裁底统治来说，乃是一很大的进步，只是必须对个别的与局部的民主口号，每次都要归结到主要的口号，并且同革命的团结及工人底武装任务连系起来。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如在你们信中其他的一些问题一样，名词方面比内容方面注意得多。布尔雪维克以革命的方法拥护被压迫民族底解放，是用其全力来援助民众底民族解放运动；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反对民族主义的国内的资产阶级剥削者，如国民党是。我们能不能把已经被奸污了的『爱国主义』这名词来利用？我是怀疑的。在这一企图中，是否有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名词底倾向呢？这样的倾向，如果它是在我们的队伍中真正发现时，应该无情和它斗争⑤。 许多战略和策略问题，如果形式主义地提出它们来，便不能得到解决，但是如果辩证地，即从各阶级和各政党之间的活生生的斗争的全盘关系中去提出来，那末它便马上会得到解决。革命的辩证法在实际行动中最好领会。我完全相信，我们中国底朋友和同志，布尔雪维克列宁主义者，不仅仅热烈地讨论复杂的中国革命问题，而且热烈地参加扩大中的斗争。我们要的是行动的战略，而非揣测。 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于普林基博 译注 ①自从一九二九年，斯大林派走上了所谓『第三时期』，即极左的冒险主义路线以后，便称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此外，复将一切专制政体，或甚至为斯大林派所不悦的一切政体，一律称之为『法西斯』。结果混淆了科学的名词还在其次，实际的政治上因为分不清仇友，以致往往打击了可能的或暂时的朋友，而帮助了真正的敌人希特勒底纳粹主义。 ②VONPAPEN——德国大资阶产级底代表，希特勒上台之前曾任内阁总理，表面上反对纳粹主义，实际上与希特勒勾结，希特勒上台后，任德驻土大使，战败后，被列入战犯。 ③BONAPARTISM——因拿破仑·邦那帕特，即拿破仑第三而得名，但不一定指法国拿破仑政制。在马克思主义术语中。凡因国内阶级斗争势均力敌不能解决时候，军人便以各阶级之上的仲裁者姿态操持政权，但根本还是代表统治阶级的，这种政制便称为『拿破仑主义』。 ④王明，本名陈绍禹，留俄学生，以巴结米夫而入斯大林派之中心小组，完全藉莫斯科力量而当中共政治局委员，典型的斯大林派官僚。 ⑤托洛次基本人有时亦用殖民地底爱国主义来指民族解放运动，但从事民族解放运动的共产主义者毕竟不是『爱国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托洛次基此处所说，应该是最完全的说法了。
致中国同志【北京】（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致中国同志【北京】 （1932年9月27日） 亲爱的同志们①： 今天收到你们八月十六日②的来信。现在照你们来信给我的地址，寄上我写给上海同志们的信③的一个副本。不幸那封信是用俄文写的，希望你们能找到人来翻译。对于你们八月十六日的信我将尽快答覆。最热烈地希望你们成功。 致同志的敬礼 （未具名）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七日 译注： ①这可能是寄给北京一部分托派同志的信。 ②原件上十六改成十八，后面又用括弧加上了一个问号。但照信内后面提到的日子看，可能是十六而非十八。 ③这封信便是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二日的长信：『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
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一九三一年九月廿二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 ——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 （1931年9月22日） 亲爱的同志们： 隔了许久时候，收到了你们六月十五日底信。中国左派反对派经过了最残酷的破坏①之后，又复活与复兴起来了，我们的欢乐是无需言说的。虽然我们所得到的消息极少，但我们在这里所能下的判断说，你们信中所表示的立场是和我们的立场相合的。 斯大林派对农民运动采取了庸俗的民主派观点，我们对于此观点的不可调和的态度，与一种对于农民运动本身不负责任的和消极的态度比较，自然是毫不相同的。两年前所发表的左派反对派底宣言（『中国革命底前途及其任务』），估量了中国南方各省底农民运动说：『被出卖的、被打败的与被耗竭了力量的中国革命，表明它还活着。我们希望领导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重新抬头之时期，不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该宣言又说：『农民暴动底广大涨潮，无疑地可以推动工业中心底政治斗争活跃起来。我们坚决预信这个。』 你们的信上说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在经济恐慌与日本武力侵略底影响之下，以农民战争为背景，城市工人们斗争底火焰又见端倪。关于此点，我们曾经在宣言里用了必要的慎重写道：『现在谁也不能预言，农民暴动底火焰是否能够在长久时间继续支持着，直至无产阶级前锋队自己强固起来，领导工人阶级斗争，并使工人底争取政权的斗争与农民对其切近敌人的总进攻相配合起来。』在现在，这是很明显的，我们有实在的根据，来表示一个希望——在正确的政策之下——工人及城市运动，和农民战争打成一片，是可能的，而这将构成第三次中国革命底开始。但同时，这还只是一个希望，而不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最重要的工作还摆在前面哩。 在这封信里，我想只提出一个问题，这问题在我看来，至少在我这个住在远处的人看来，是最重要与尖锐的。我一定要再着重地说一句，我所有的材料是完全不充分的、偶然的与不连贯的。我真欢迎一切补充与纠正。 农民运动已经创造了它自己的军队，夺取到很多的地域，并且有了它自己的制度。倘然遇到更大的成功——自然我们大家都热望着这一种成功——这一运动将要和城市大工业中心联系起来的，而经过这一个事实，它将和工人阶级直接接触。这个接触将是怎样呢？是不是一定和平而亲密的呢？ 初看起来，这问题似乎是多余的。领导农民运动的是共产主义者或同情者，那末倘然他们与工人合到一起时，工人和农民一定会一致团结在共产主义底旗帜之下，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不幸，问题绝不那么简单。让我且说俄罗斯底经验：在俄国内战那几年中，国内各地底农民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时常发展为完整的军队。有些游击队自视为布尔雪维克，时常有工人在做他们的领袖。另一些游击队则是无党无派的，他们的首领最普通的是一些农民出身的退伍下级军官。那时还有一种所谓『无政府主义』的军队，在马黑诺底指挥之下。游击队在白党军队后方捣乱时，他们是帮助革命的。他们中有一些表现得特别英勇与忠诚，但是在城市里，这些军队时常和工人及地方党部发生冲突。当游击队与正规的红军遭遇时，也曾发生过冲突，并且在有一些事件中造成一种可痛的尖锐的性质。 国内战争底痛苦经验，指示我们在红军占领一个地方消除了白军以后，必须立刻解除农民游击队底武装，游击队中最好的，最有阶级觉悟的与最守纪律的份子，就在这机会上，吸收到红军中来，但是大部份的游击队，都要维持自己独立的存在，时常和苏维埃当局引起直接的武装冲突。马黑诺底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上完全是富农的军队就是这种情形。但这并不是单独的事例：有许多农民队伍，为了反对地主底复辟，作过充分而辉煌的战斗，在胜利之后却变成了反革命底工具。 武装农民与工人之冲突，每次特殊的原因，不管是由于白军底有意挑拨或者是共产党底无谋，或者由于一些不利的环境条件的凑合，但在根本上唯一的社会原因，就是阶级地位底不同与所受教育之差别。工人是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提出问题的，农民底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工人要把从剥削者手里夺来的财产社会化，农民则要把它来瓜分；工人要把皇宫与花园作公用，而农民为了没有办法瓜分这些东西，硬把皇宫烧了，花园捣毀了；工人打算着以一国底范围并且照着一个计划来解决各种问题，农民却以地方底范围来解决问题，并且对于一个集中化的计划采取仇视态度等等。 我们知道一个农民也能够把自己提高到社会主义底观点。在无产阶级统治之下，有越来越多的民群众，在社会主义之精神中教育着，生长着，但这需要时间，要数年甚至数十年。但我们必须记得在革命的最初几个阶段上，无产阶级底社会主义与农民之个人主义的冲突时常非常尖锐。 但是，中国红军底领袖除了共产党员以外，没有别人，这不是事实吗？这个事实的本身，是不是就把农民队伍与工人组织发生冲突底可能排除了呢？不，那是排除不了的。事实是这样，个别共产党员站在农民军队之首，并不能够变更这些军队底社会性质，即使这些共产党员印有确定的无产阶级印记。中国底情形怎样呢？在红军的共产党领袖中间，无疑有许多失掉阶级性的知识份子与半知识份子，他们都没有经过无产阶级斗争底严格训练，他们在二三年来是过着游击除指挥与政委底生活，他们从事战争，攻城略地等。他们吸收着他们的环境里的精神。同时红军中的大多数下层共产党员，无疑地都是农民，他们完全诚实地认自己为共产党员，但他们在实质上仍是些革命的穷人与革命的小有产者。在政治上谁若按照名称与标记而不根据社会的事实来下判断，那就未有不失误的。尤其当事情牵涉到手中持有武器的政治时，更加如此。真正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底组织。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工人阶级在过去四年间，是在被压迫的与不定形的状态之下，只不过到最近才显示出复活底信号。 共产党坚固地依靠在城市无产阶级底精华上，努力经过工人去领导农民战争，这是一件事。而几千个革命者，或者是几万个革命者，他们或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或者只担着这样一个名义，没有严格的从无产阶级那里来的拥护。只保持着农民战争底领导权，这完全是另一件事。这后一回事正是目前中国底情形，这情形正极度地增加着工人与武装农民之间冲突的危险。无论如何，资产阶级底挑拨是不会没有，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 在俄国底内战时期，无产阶级已经在国内大部份的地方夺得了政权，斗争底领导权是握在一个坚强的精炼的党底手中，中央集权的红军底全部指挥机关，是在工人手中。虽然如此，当红军胜利地进入农民队伍底地方之后，那比起红军弱得多多的农民游击队，时常和红军冲突起来。 在中国情形根本不同，且完全不利于工人。中国最重要地域底政权，是在资产阶级底军阀手中，另一些区域是在武装农民底领袖们的手里。无产阶级政权根本还没有。工会是软弱的。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并不大。因胜利而得意的农民军队是站在共产国际底旗帜之下，他们自称『红军』，就是他们要把自己认做苏维埃底武装势力。其结果是中国底革命农民，经过它的统治层底中介，似乎先取得那在本质上是应该属于中国工人之政治的与道德的价值。所有这些价值，在某一个时候会转成反对工人的东西，这不是很可能的吗？ 自然，贫农——他们在中国占极大多数——假使有政治思想(这些只有一小部份)，他们会忠实地热情地要求与工人联盟和交朋友。但是农民，即使是武装了的，仍是不能执行一个独立政策的。 在日常生活中农民所占的地位，是中间的、犹豫的和动摇的，一到了紧急关头，他们或者跟无产阶级跑，或者跟资产阶级走。农民走向无产阶级去的路，并不是很容易的，只有在许多错误和失败以后才可以找到。农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桥梁，系由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份子所构成，那些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时常会在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前进。中国『红军』底指挥层无疑已养成了自身的指挥者心理。没有强固的政党，和无产阶级底群众组织，那末要控制那指挥层在事实上是不可能。指挥官与政委在地位上既然权威高于一切，在占领的城市中，更会看不起工人。工人底要求，在他们看来，不是觉得不得当，便是认为鲁莽的。我们还不能忘记这样一些『小事』，即在城市中，战胜的军队底军官和官员，并不驻扎在无产阶级底陋室中，而是住在城中最好的房屋里，住在资产阶级底别墅里，而所有这些都能够使农民军队底上层，容易觉到自己『是有文化的』和『受过教育的』阶级中之一部份，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一部份。 这样，在中国，那成分上是农民而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的军队，和工人冲突的原因和理由，不但没有消除，而且所有的情形都是使这些冲突极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还有，中国无产阶级在这些冲突中占优势的机会，预先决定了要比当时的俄国无产阶级小得多多。 从理论和政治方面看来，斯大林官僚派把这种矛盾的情形，掩盖在工农『民主专政』口号底毡子之下，使危险加倍地增长起来。我们还能够想像出一个比这外形更诱人，而实质更阴险的陷阱吗？不肖门徒们底思维过程，不是经过社会学概念底中介，而是用陈旧的辞句。形式主义是官僚底基本特性。 俄国民粹派从来骂俄罗斯底马克思主义者『不要农民』，不在乡村里做工作等等。对于这，马克思主义者底答覆是：『我们由唤醒和组织先进工人并通过工人，来唤醒农民。』一般地说来，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底唯一的可思议的道路。 中国底斯大林派并不是这样的。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底革命中，他们直接把工农底利益隶属到民族资产阶级底利益之下。在反革命底几年中，他们从无产阶级那里跑到农民那里去了。他们担任了俄国社会革命党还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时代所担任的任务。倘若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几年内，集中它的力量在城市中，在工业里，在铁路上，倘若它维持工会，教育团体与俱乐部；倘若它没有从工人那里分离开，并且教他们知道乡村里发生些什么事——那么在一般的力量对比上，无产阶级部份底力量，到今日是会不可比拟地更加有利些。但党在事实上是和它的阶级脱离了。这里，分析到最后，它是伤害了农民，因为，倘若无产阶级仍继续留在不重要的地位上，没有组织，没有领导，那末农民战争即使完全胜利了，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一条死胡同里去。 在中国过去，每个胜利的农民革命，结局都是创造一个新的朝代，其结果，便出现了一群新的大财富的所有者。农民运动陷进了一个恶性循环。在现在的情形之下，农民战争底本身，倘若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底直接领导，只能把政权过渡到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政党，一些『左派国民党』，或者什么『第三党』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和蒋介石底国民党很少分别。倘若发生这种情形，那就是表示出人家将用『民主专政』这个武器，给工人来一次新的屠杀。 那末，结论是应该怎样呢？第一个结论是应该这样：我们必须大胆地公开地照着事实底原来样子来看它。农民运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因素，因为它是反对大地主、军阀、农奴制和高利贷者的。但是在农民运动底本身-是有着很强的私有性与反动倾向的，并且在某一阶段，它会仇视工人的，因为早已有了武装，会更增加这种仇视。谁忘记了农民底两重性，谁就不是以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教会先进工人使他们能将真实的社会过程和『共产主义』底名称与旗帜加以辨别。 『红军』底活动必须给以严重的注意，我们必须向工入们有系统地说明农民战争之方向、意义与前途.，而无产阶级底目前要求与任务，必须与解放农民底口号联系起来。 根据我们自己底观察、各种报告以及别的文件，我们必须极仔细地，研究农民军队底生活过程，和他们在占据区域所建立的制度。我们必须从活的事实中发现矛盾的阶级倾向，并清楚地向工人指出，那种倾向我们是拥护的，那种倾向我们是反对的。 我们必须特别留心红军与当地工人的相互关系。他们之间甚至有一点小小的误解，我们都不能忽视。在某些个别的城市与地方范围内的尖锐冲突，即使在表面看来似乎是无关重要的局部事件，但是在事变更向前发展时，阶级底冲突会闹到全国范围，而颠覆革命，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欺骗着的农民，会对工人来一次新的摧残。革命底历史是充满了这一类例子的。 先进的工人愈是明白地理解无产阶级、农民与资产阶级之间时相互关系之活的辩证法，他们将愈加抱有信心地去找最接近自己的一部份农民与之联合，他们也将更成功地在农民军队中间和在城市中，抵制反革命的煽动者。 工会和党底单位，必须建立起来，先进的工人必须加以教育；无产阶级底先锋队必须团结在一起，进入战斗中去。 我们要向正式共产党全体党员解说与挑战。为斯大林派小组织导入歧路的共产党干部份子，多半不能立刻理解我们的。官僚们将对我们的『低估农民』作『革命』狂吠，也许甚至会说我们『仇视』农民（欠尔诺夫从前时常骂列宁仇视农民）。当然，这种叫骂并不能困扰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之前，我们警告着蒋介石必然会实行政变的时候，斯大林骂我们仇视中国国民革命。事实已显出了谁是对的。此时事实也将要给以证验。在目前阶段上左派反对派还太弱，不能转移事变到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但是即使在现在，左派反对派已经有足够力量把正确的路线指给工人，并且随着阶级斗争底向前进展，把左派反对派底正确及其政治的识见，显示给工人。只有这样，一个革命的政党才能获得工人底信任，只有这样，它才能生长，逐渐强壮，并领导一国底民众。 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二日于普林基博岛 再者：为了尽仅可能明白地表示我的意见起见，我把下面一个在理论上完全可能的变化，描绘出来。 我们且假定中国左派反对派在最近的将来，在工业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了广阔而成功的工作，并且在其中得到优势的影响。同时，正式党则继续集中其全副力量于『红军』上，及农民区域中。于是便有一个像这样的时候到来：农民军队占领了工业中心，并且和工人面对面起来。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中国底斯大林派将要怎么办呢？这是不难预见的，他们是要使农民军队以仇视的态度，攻击『反革命的托洛次基主义者』的。换一句话来说，他们是要使武装农民攻击先进的工人的。这是俄国社会革命党和门雪维克在一九一七年所干的把戏。他们失掉了工人，便在兵士中间努力工作，以支持自己，鼓动兵营反对工厂，武装农民反对工人布尔雪维克。克伦斯基、崔连脱里与但，他们向来不直截了当地称布尔雪维克是反革命派；而叫他们是反革命底『不自觉的帮手』或『非意识的代理人』。斯大林派对政治术语底应用，更无所选择，但倾向是相同的：恶意地引诱农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分子来攻击工人阶级底先锋队。 官僚的中派，和〔一般的〕中派一样，是不可能有一个独立的阶级支柱的。但是在他作反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斗争时，不得不乞助于右派，就是乞助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使他们和无产阶级作对。这样，两个共产主义的小派别底斗争，即斯大林派和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底斗争，其本身便具有一个内在的倾向，要转变为阶级斗争。中国革命事变底发展，会使这种倾向达到一种结局，就是斯大林派领导的农民军队，和列宁派领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间的国内战争。 倘若，完全由于中国斯大林派之故而使这样的惨剧发生，其意义将是这样，斯大林派和左派反对派不再是共产主义内的小派别，而变成了两个具有不同阶级基础的敌对的政党了。 虽然，这样的一个前途是不可避免的么？不，我并不以为如此。在斯大林派底组织（正式中国共产党）内，不但有农民即小资产阶级底倾向，并且有无产阶级底倾向。这是极度重要的，左派反对派必须设法和斯大林派内的无产阶级份子建立连系，向他们提出对于『红军』的马克思主义底估计和解释无产阶级及农民间之一般的相互关系。 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维持其政治独立的条件下，始终如一地预备与革命民主主义派实行联合行动。一方面我们拒绝承认武装的农民队伍就是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红军，我们不忽视共产主义旗帜掩盖农民运动内小资产阶级内容这个事实；在另一方面，我们却要完全明瞭农民战争底巨大的革命民主的意义，我们要教工人们重视这个意义，我们亦要以全付力量来和农民组织完成必要的军事联盟。 因此，我们的任务在于：不但要阻止那依靠武装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派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命令无产阶级，并且要准备和确保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特别是对它的『红军』的领导。 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愈是明白认识政治环境以及从这环境中产生出来的任务，他们就愈能成功地在无产阶级内扩展他们的基础。他们愈是坚持地执行和正式党及其领导下之农民运动联合战线政策，他们就愈有把握不但能保护革命使之避免农民与无产阶级间可怕的危险冲突，能实现这两个革命阶级间必要的共同行动，并且能转变他们的联合战线为走到无产阶级独裁去的一个历史步骤。 一九三二年九月廿六日于普林基博岛 注： ①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国托洛次基派四组织统一后新选的中央委员，除总书记陈独秀一人外全体被捕。
致陈独秀（一九三一年四月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致陈独秀（一九三一年四月七日） （1931年4月7日） 亲爱的陈独秀同志： 为了时间经济起见，我用俄文给您写信，希望您不难找到翻译的人。我很想学习中文，单单为了能阅读您关于中国经济的作品，我就该学习中文。作品的第一卷已经收到，谢谢。同时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由此见到：尽管中国革命遭到了溃败，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却依旧活着，而且在发生作用。由于您在统计表上加了标记，其中某几张表我竟能领会它们的意思，这使我觉得极其开心①。 在最近一星期内我写了国际左派反对派关于苏联问题的一个政纲草案，兹随信寄上。倘若中国同志能将它译成中文，并尽快告诉我你们的批评意见，我将极感愉快。 我于X月X日关于中国各反对派小组织统一问题以及左派反对派内部生活问题写给您和其他中国同志的信②，不知有否收到。我很久没有得到中国同志的消息了，以致完全不知中国反对派的目前情形。我急不及待地等候您比较详细的来信。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托一九三一年四月七日 译注： ①这里显然是由于文字隔阂而引致误会。陈独秀似乎根本不曾有过专门的经济著作。信中所指的书，据我猜测，多半是一期『无产者』杂志，其中可能有一篇陈独秀写的论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局势的文章。那时候上海的反对派纷纷将书信与刊物寄给托洛次基，信大多用英文或俄文写，而寄去的中文刊物，则大多只译了一个刊物名称与目录。托洛次基看了这个简单翻译的目录与作者名字，可能发生像信中所说的误会。至于他说想『学中文』，倒不完全是客套，其中多少含有一点幽默，也含有一点真正的愿望，在托洛次基的演说与文章中，时常流露这种愿望：如果他能用听众或谈话对方的言语来说话或写作，该多么好！ ②指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的信，『答中国反对派』。
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 （1931年1月8日）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几个月我收到你们所寄来的好多文件和书信，用英、法、俄文写的，此外还有好多中文出版的反对派刊物。起初我忙于限期的工作，随后我又病了，所以不能早些答覆你们。最近几天我曾很精细地研究你们所寄来的一切文件(可惜得把中文除外)，为的能够答覆你们所提出的问题。 首先我得说：研究了新文件以后，我确定地相信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①间果然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有一些策略上的不同见解，将来随着事变底进行可以走到分歧，但绝无何种根据可以设想，说这些分歧必然会与旧派别的路线相符的。接着，我打算分析一些我认为有争论性的和半争论性的问题。 （一）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起初就是错误。我想这一点应该——在这个文件或那个文件——完全公开地说出来，特别因为俄国反对派在这点上也犯了一大部分的罪过。我们的团体（一九二三年底反对派），除拉狄克及他的几个亲近朋友之外，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且反对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齐诺维也夫派则站在相反的立场。拉狄克赞成他们，以此使他们在反对派总部内成了多数。泼雷奥卜拉仁斯基和比亚塔可夫认为不必为此问题同齐诺维也夫派破裂。结果，联合反对派对这个根本问题采取模棱态度，这态度就反映于好多文件上面，甚至反映于反对派政纲上面。很可注意的一件事，即对国民党问题，凡站在齐诺维也夫立场和调和派立场的俄国反对派，随后都投降了。反之，现在在监狱和戍地的一切同志都是自始就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你看原则上的立场，有这样大的力量！ （二）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冲突，而只是补充这个口号，并使这个口号通俗化。无产阶级在中国占民族中很少数量。它要操持政权，只有于自己的周围团结民族中大多数人，即城市的和乡村的贫民。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就表示这个意义。自然在政纲中和纲领式的论文中，我们应该明显而恰切地指出：领导权是操在无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是贫农底领袖、导师和保护者。但在鼓动上使用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这个简短口号，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之下，这个口号与『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绝无相同之点。 在陈独秀及其他同志署名的一篇长文件中②（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说法：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土地革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与城市和乡村贫民联合并领导他们而取得政权之下，才能够完成。换一句话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完成和胜利，只有依照俄国道路，即依照中国底十月道路，才可以达到。』 我认为这样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绝不能引起任何误会。 （三）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共产国际底领导机关完全陷于无出路的状态。事变底经验和左派反对派底批评，已经将『民主专政』观念打成粉碎了。但如果放弃这个公式，则除开不断革命论以外，就无别的道路可走了。共产国际底一些可怜的『理论家』就站在这两个理论中间之一种不幸的布里丹驴子底立场上③。马奴易斯基最近有篇纪念节的论文(见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七日『真理报』）讨论到这个问题。这篇论文简直是无知、低能与无赖底混合品。斯大林官僚派之布里丹驴子式理论，我们在最近一期底俄国反对派公报上(十七期和十八期合刊)，曾经加以批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同你们无论如何是毫无不同意见的，这从你们的一切文件中可以看出。 （四）有几封信曾经叹息说：某几派反对派或某几个同志④，对于中国『红军』采取了一种不正确的立场，即将『红军』同土匪混为一谈。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应该纠正的。革命的农民武装队，自然有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和职业的土匪加入，但整个运动则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国农村条件里头，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应当依靠在这个根基上面的。斯大林派对这些武装队的政策，乃是官僚冒险主义之有罪过的政策，我们应该毫不容情地攻击这个政策，我们也不可以和游击队底领导者及参加者同样地幻想，或鼓励那种幻想。我们应该对他们解释说：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没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农民游击队是不能得到胜利的。但我们做这种解释工作时，应该拿出忠实朋友底态度，不应该拿出旁观者底态度，更不应该拿出仇敌底态度。我们在不放弃我们的方法和任务之下，应该坚决地和勇敢地拥护这些武装队，反对国民党底压迫和资产阶级底污蔑造谣，我们应该对工人解释说：这些武装队是有巨大的象征意义的。我们自然不可以拿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作游击战争，我们现在另有一个活动范围，另有一些任务，但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至少在『红军』若干最有力的武装队中，有我们自己的人，有反对派去和这些武装队同生共死，去密切观察这些武装队和农民间的联系，并使左派反对派底组织对事态的发展不致隔膜。 在革命延迟、中国新的经济活跃以及议会倾向底发展（三者是彼此联系着的）等状况之下，这类武装队伍，必不可免地要墮落而与贫农敌对。因此我们更加必要保持这些武装队于我们注意之下，以便随时随刻都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 （五）有几封信，重新提起了国民会议问题。可是关于我们的政洽任务问题，往往被一些猜谜式的问题所遮掩了；这些猜谜式问题就是：国民会议能否实现？以何种形式而实现？国民会议和苏维埃间有何关系？等等。在这些推论中含有不少的政治玄学原素。譬如有一封信上说： 『我们认为国民会议多半是不会实现的；即使会实现，也不会变成「临时政府」，因为一切物质力量现在都操在国民党军阀手里，至于暴动之后组织成的政府，那无疑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而且在此情形之下是不会召集国民会议的。』 这样推论是非常之不完全的，一偏的，因此有好多地方可以引起误会甚至于造成错误。 第一，首先不可以排除一种可能性，即资产阶级自己迫不得已召集一种类乎国民会议的可能性。如果欧洲报纸所记载的消息是真的，那末蒋介石现在正有一种思想，要拿一种虚名的议会监督，来代替那个束縛了他的国民党底监督。某些大中资产阶级，因为同他们所厌烦的党的专政相冲突，可以走去欢迎蒋介石这个思想。同时『议会』将是一种更好的面具，掩盖军事专政于美国的舆论之前。报纸记载说蒋介石受美国化的基督教洗礼，以为这样（这并非没有根据的）更容易向华尔街的犹太银行家借款。美国化的基督教，美国的犹太高利贷者和中国底假议会——这些是彼此非常之协调的。 在议会前途之下，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第三党』都要活动起来。宪法问题，选举权问题和议会制度问题，都要提出于议事日程。谁若以为中国民众早已将这些问题弃诸脑后那是胡说八道。直至现在，民众仅仅受过斯大林——蒋介石学校底训练，即受过一切学校中最卑劣的学校底训练。在某一段时间内，民主问题将必然地不仅吸引农民，还要吸引工人，这件事情必须在我们领导之下进行。 蒋介石会召集他的议会吗？很有可能，但底下一种情形也是可能的，即立宪民主运动将超过蒋介石底计划而泛滥扬溢起来，将逼迫蒋介石更远地超过他现在所要的东西，或者甚至将冲走蒋介石及他的计划。无论对何种宪法议会底前途，我们都不应采取旁观态度。我们将在我们的口号之下，首先即在革命的和彻底的（『百分之百的』）民主口号之下，参加斗争。如果革命的波浪未能一下冲走蒋介石及他的议会，那么我们就要在暴露买办议会制度之欺骗并推动我们自己任务前进之下，去参加这个议会。 第二，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种情形呢？即是说：革命民主运动达到这样一种规模，使得蒋介石再也不能拿住军事机关在他手里，而共产党人也还不能够夺取政权？革命发展底这种过渡阶段，是完全实在的，这个时期，将产生一种中国式的两重政权，新的『临时政府』，国民党和第三党联盟，等等。这种政制，将是非常动摇的。这种政制不过是到无产阶级专政去的一个阶段，但这阶段是可能的。 第三，上述那个文件上说『在胜利的暴动之下，将成立无产阶级专政，那时国民会议是不会召集的。』这里把问题太简单化了。暴动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并在何种口号之下发生呢？如果无产阶级在民主口号之下（土地、国民会议及其他）团结贫农于自己周围并拿联合的进攻推翻了资产阶级军事专政，那么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候就必需召集国民会议，免得农民疑惧，免得资产阶级底煽动趁虚而入。布尔雪维克岂非在十月革命以后被迫得去召集『立宪会议』吗？为什么认为中国没有这个前途呢？农民底发展，绝非与无产阶级同行并进。无产阶级可以预先见到好多事情，农民则只有从事实学习。中国农民也许是需要通过国民会议之活经验底阶段的。 俄国资产阶级长久拖延着不肯召集立宪会议，布尔雪维克就拿这点去攻击资产阶级，所以布尔雪维克取得政权之后不得不于短时间根据旧时选举名单召集立宪会议，因此在这个立宪会议中布尔雪维克占少数地位。立宪会议和苏维埃间之冲突表露于全体民众眼前，随后立宪会议就被解散了。 中国可有另一种前途。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某些条件之下，可以将国民会议的召集拖延数月，以便在农村中实行广大的鼓动，并保证国民会议中共产党人能占多数位置。如此，将有一种便宜，即苏维埃政制将受国民会议正式通过。而一下取消了国内战争中资产阶级的一个通俗口号。 自然上述诸种前途，不过是一些历史的假定而已。没有任何可能，来预先猜测事变在实际上究竟怎样进行。一般的趋向——到无产阶级专政去——是早已明显了。我们不仅要预测可能的前途、阶段和配合等，而且还要以革命因素资格干涉事变，在民主口号之下进行强有力的鼓动。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站在主动者底地位，那么斯大林官僚派将被扫在一旁，而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将于短时期中变成巨大的政治力量。 （六）中国资本主义在最近时期将有何种可能前途——这个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事实问题。预先断定中国资本主义底发展再不能前进一步了——这样的决定乃是纯粹的书生之见。外国资本之大规模流入中国，完全不是不可能的事。世界的危机，使闲空资本积累起来，需要一个投资底地方。现在固然连最强大的美国资本也麻痹了，迷惘了，胆怯了，失却主动力了，因为它不久以前才刚从繁荣底顶峰跌入危机底深渊去，但它已经开始寻找一个国际上的桥头堡，以便由此进入新的工业繁荣。在这点上，中国无疑有很好的资格。它将实现至何种程度呢？这还是不可预见的，这里不应该先天地瞎猜，而应该追随经济和政治之真实过程。无论如何不应排除底下一种可能性：即当大部份资本主义国家还陷落于危机底泥潭中尚未能振拔出来时候，国外资本底投资将在中国造成经济底活跃。我们也应该为此前途而有所准备：及时集中我们的注意于组织工会、巩固工会，并准确地领导工会。 经济的活跃无疑将延缓直接的革命前途，但同时也将替革命前途准备新的可能性，新的力量和新的胜利源泉。无论如何，将来是属于我们的。 （七）有几封从上海寄来的信，提出下面一个问题：即究竟应该叫各地方组织完全统一起来，合并各派机关报并在已经实现的统一基础上召集大会呢？还是在统一反对派内部容许各派各别存在直至一切策略问题完全解决为止呢？对这些组织上的事情，我在远方很难贡献意见，也许我的意见到时，已经太迟了。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要高喊说：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不要太延缓了统一底准备工作，因为不然，你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去制造一些人为的分歧意见。我这句话绝不是说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绝不是说你们（恰切点说：我们）已经有保证在将来不会发生分歧的意见了。不是，毫无疑义的，明天或后天将提出新的任务，亦即是说将发生新的分歧意见，无此，革命党便不会发展，但这些新的分歧意见，将在统一的组织内产生新的派别分化。不应该太过于长久地回顾昨天，不应该止步不前，应该走去迎接明天！ （八）左派反对派各国支部的经验，都证明新的分歧意见是不可避免的。举一个例来说，法国底共产主义同盟是由几个派别合并成立的。这个同盟由于它的周报，曾经做了很重要很有价值的工作，不仅是法国本国底工作，而且是国际底工作；这可证明几派底合并乃是前进的一步。但最近几个月内，在这个已经统一的同盟里头发生了剧烈的分歧意见，尤其对于工会问题。形成了一个右翼，站在根本错误的一种立场。问题已经严重到可以造成新的分裂的地步。自然应该坚决地尽力地去避免分裂，但如果避免不掉，那么新的分裂绝不是证明过去的统一是错误的。我们并不将统一和分裂拜物教化，一切都是受当时的条件，分歧意见底深浅，任务底性质等来决定的。 （九）西班牙状况显然和其他各国不同。西班牙现在正在明显无疑的革命昂进时代，沸热的政治空气应该大大地帮助了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底工作，使它成为革命中最勇敢和最彻底的一翼。共产国际摧残了好几次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使正式的党疲弱无力。像在其他一切重要情况下那样，共产国际底领导机关，放过了革命形势，西班牙工人在严重的顷刻，只好自己行动，他们差不多没有领导，竟举行一种惊人规模底革命罢工斗争，在这个条件之下，西班牙底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就提出苏维埃底口号。以斯大林底理论和广州暴动底实践说来，似乎苏维埃只在暴动前夜才可组织的，破产的理论和破产的实践！苏维埃之组织应该在群众真正的活的运动已经要求这种组织时候。起初的苏维埃组织，就是广大的罢工委员会。西班牙现在就是这个状况。无疑，西班牙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反对派）底此一倡议，在这些条件之下，可以得到无产阶级前锋队方面的同情应声。在西班牙反对派面前，最近可以开启一个广大的前途，预祝我们的西班牙朋友之完全胜利罢！ （十）在结论上，我们又回说到统一问题来，为的指出奥国在此问题上之一种极端可悲的经验。三派奥国反对派进行『统一』，有一年半之久，各派轮流地发明一些条件，务使统一失败而后已。这种罪过的玩意儿，不过反映那充满正式共产党腐败倾向之奥国反对派底一般悲惨状态。奥国反对派每一派在这一年中都充分地表现他们宁可放弃国际反对派底思想和原则，而绝不愿放弃各自的小团体底权利。这些派别底思想基础愈微弱，则其内部斗争愈加带着毒害的性质。他们如醉如任地将国际反对派底旗帜丢到泥坑里去，同时又要求国际反对派拿它的权威来掩盖他们这个无聊的工作。 自然这是谈不上的，允许无原则的团体到国际反对派中来，这就是吞服毒药，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严格选择，我希望国际反对派在下次大会上将制就『二十一条』⑤的加入条件，而这些条件将是充分严厉的。 与奥国反对派相反，中国反对派不是在阴谋诡计小把戏底基础上发生起来的，而是从那被机会主义领导机关所葬送的伟大的革命经验基础上发生出来的。伟大的历史使命，使中国反对派负起特别的责任。这里，我们大家希望中国反对派肃清了小团体底精神，并全身站起来去进行它所应负的任务。 你们的托洛次基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于普林基博 译注： ①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间，中国先后发生了四个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无产者』，『十月』，『战斗』。因无重大原则分歧，进行统一运动，然以小派别底排他精神与『自尊心』作祟，久久未能成功；最后，托洛次基此信给了一个助力，『协商委员会』加速工作，卒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召开统一大会。 ②指陈独秀等八十余党内老干部签名之『告同志书』。 ③BURIDANSASS——相传中古哲学家布里丹有个寓言说：一只驴子又饥又渴，看见左边有个水槽，右边有堆草料，它急得没有办法，不知先喝水好，还是先吃草料好。此处寓『彷惶无主』之意。 ④按此处系指陈独秀所作『论红军问题』，原则上并无错误，措辞上容有未妥，为斯大林派攻击之的，这攻击终且部分影响了托派内部的一些人。 ⑤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为防止机会主义者混入起见，曾通过列宁所起草的『二十一条』加入标准。
致『十月社』（一九三零年九月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致『十月社』 （1930年9月1日） 亲爱的同志们①： 我收到你们七月廿七日发出的来信。我只想给你们一个简单回答，因为国际左派反对派此时正计划发表一个特别宣言，讨论中国的现状问题。所以我只想把已经写给别几派的话在这里重覆一下。 （1）国际反对派的立场是：不偏袒中国左派反对派中的某一派来反对别的任何一派。理由是：在我们所有的任何材料中看不出有什么严重的意见分歧以致需要继续分裂的。 （2）有鉴于此，中国左派反对派没有哪一派能以国际左派的唯一代表者自居而攻击其他的任何一派。 （3）这对于陈独秀同志一派亦然。不久以前，我收到陈同志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公开信的英译稿。陈同志对各个基本问题所表示的意见完全与我们的一般立场相符合。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就无法了解为什么我们的某一些中国同志仍把陈同志的一派称为『右派』。同时，别的派别中，谁都不曾给我们提出任何文件来证明这个指责。 （4）因此，我们觉得四个派别必须以共同信守的诸原则为基础，诚诚恳恳地公然统一起来。最近，国际反对派曾经向这些派别提出了政纲委员会起草时党纲应包含的哪一些基本论点，又对如何统一组织的方法提供了意见。 （5）至于国民会议问题，我已在前几篇文章中讨论过了。我们的某一些中国同志似乎要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把『一茎头发劈成几股』。如果我们为了这个问题以及由此而生的一些问题进行内部斗争（我并不以为会如此），那末这个争论在起草政纲的整个过程中一定会表现出来。只当我们收到文件，看到确有与原来不同的分析，国际反对派才会来估量争论的深度。不过，我们诚恳地希望我们将收到的分析不是以争辩的方式写成；而是以这样的方式写成的，它能使中国的左派反对派在共守诸原则的坚固基础上统一起来。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托洛茨基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 注： ①参考一九三〇年八月廿二日『致刘仁静』注①。
致『我们的话』派（一九三零年八月廿二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致『我们的话』派 （1930年8月22日） 亲爱的同志们： 一、收到你们六月十七日署名彼得的来信。你们问我是否能充分明白你们写的英文。完全明白。你们的英文比我的英文不知道要好多少。简直不能比。因此我用俄文给你们回信。 二、今天我手里拿了铅笔，仔仔细细读完了三个文件：第一，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同志写的公开信（注①）；第二，一九三零年一月刘仁静写的公开信，以及第三，你们附有对刘仁静批评的来信。我的一般结论是：没有倾向上的分歧，也没有战略上的分歧。有之，只是一些细微的分歧，其中一些带有学院性质，一部分带有策略性质。你们和刘仁静却把这些分歧的色彩极度夸大了。在所有这三派之间，我根本看不出有分别存在的基础。 三、你们在统一问题上的组织立场，我绝对不能同意。你们将统一问题归结到这一点，别的二派先得在你们面前承认错误，然后才能让他们加入你们的组织。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过早地模仿斯大林的机关“作风”了。在政治方面，问题是要这样提出来的：是思想上的相同者呢，还是思想上的敌对者，那根本谈不上统一。如果是志同道合者，那么要在与他们统一之前将他们屈辱一番，是不是允许与不足为训的。此种“威望”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的特征。谁想将这些移植到左派反对派的队伍中来，谁就是用最坏的毒药把反对派从他的童年时候起便加以毒害了。 四、很可惜，你们信上丝毫不曾具体地谈到你们与陈独秀派的未来关系。他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是一个精采之至的政治文件。陈独秀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这是为大多数中国反对派所欠缺的。你们可以反驳道：在他的经验里含有大量错误。这一点无可争辩。但是自己清楚懂得这些错误而又公然承认了它们，那么这个经验便成了可贵的政治经验了，它将帮助我们将来不致重犯这些错误。 注：我说承认错误，指的是那些带纲领性的与战略性的、在革命事变中犯下的错误。这一类必须公开承认，公开解释。但这与你们要求与刘仁静的，要他向你们承认自己错误这种做法，无丝毫共同之点。 五、你们三排都只是弱小的宣传组织。廿五个成员，一百个成员或三百个成员，这中间的差别当然有的；但这里的数量之差终究还不曾转变成质量之差。而且既然有了三个组织的存在，就势必要寻找出一些不同意见，籍以证明分裂之合理，这情况却是反对派发展途上的最大障碍，因为这会使工人们感到迷惘。 统一时必然要实行的。它可以由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大家一起草拟一个短短的统一政纲，然后根据各派人数推派代表，召开统一大会。如果与我们的期望相反，草拟政纲时候你们遇到了困难，国际局会来帮助你们。这是唯一正确与可行的统一道路。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党已不是一个宣传团体，而是一个有长久历史的巨大力量了；可是它却以此种方式与全国各地的某几个革命国际主义者的组织统一起来。当时谁也不要谁表示悔过，谁也不叫谁蒙受屈辱。这些不足为训的作风是一九二三年以后齐诺维耶夫与斯大林开始采取的。 六、你们收到俄文的《公报》吗？最近一期《公报》将主要讨论关于中国的事情。你们答应在下一封信里告诉我你们对中国与中共的情形的看法，我急不及待地等候它的到来。 左派反对派必须对目前的农民（『苏维埃』）运动采取一个正确立场，这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 农民战争现在有与工人运动衔接起来的希望吗？这是一个异常重要问题。理论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在农民暴动的影响下，城市里的革命运动会加速高涨。如果发生了这个情况，那么农民暴动会具有完全不同的客观意义。
现在怎么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 现在怎么办？[118] 一这封信的目的 二为甚么四年多不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三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的政策 四群众的激进化和领导问题 五苏联共产党目前这种左转趋势是如何形成的 六进一步、退半步 七是权谋还是新方针？ 八目前危机的社会基础 九党的危机 一这封信的目的 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阐明情况，既不掩盖任何事实，也不夸大任何事实，阐明情况是制定革命政策必不可少的条件。 企图了解情况，必须摆脱一切吞吞吐吐、口是心非和玩弄外交手腕的做法，否则是毫无意义的。这就需要对一切事实——包括对党来说最不愉快、最痛心的事实——都直言无讳。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惯于大吵大嚷，说敌人将抓住这种批评加以利用。究竟是已经使中国革命受到最残酷失败的领导集团的政策，还是使所谓永远正确的虚假威信受到影响的反对派所提出的遭到压制的警告，将使阶级敌人捡到最大的便宜呢？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愚蠢的。 关于英俄委员会问题、粮食收购问题、整个富农问题以及一切共产党领导集团奉行的路线问题，也都可以这样说。不，过去五年来并不是反对派的批评阻碍了共产国际的发展，在若干具体事例中，社会民主党无疑曾经企图从反对派提出的批评中捡一点点便宜。它仍然具有足够的头脑和狡黠来这样做，倘若它不这样做，那倒真令人奇怪。从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说，目前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寄生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起着自下而上地维护资产阶级社会、也就是从主要方面保卫这个社会的作用。在战后的年代里，特别是在一九二三年以后，由于各国共产党的错误和疏忽，由于共产党在决定性时刻屈服投降，而另一方面又采取冒险主义的行动，企图使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的革命形势死灰复燃，显然已经日益微不足道的社会民主党因此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一九二三年秋天共产国际的投降，后来领导集团又坚决拒绝理解这场巨大失败的意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采取的冒险主义的过左路线，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奉行的极端机会主义的政策——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使社会民主党得以获得新生，在上次德国选举中获得了九百多万张选票。在这种情况下争论说，社会民主党有时会断章取义地摘引反对派提出的这种或那种批评，大放厥词，然后拿去给工人看，这种争论实际上是用无聊的琐事来浪费时间。如果社会民主党不是比这走得更远，如果它不用左翼的伪装——社会民主党需要这种伪装作为安全活塞，正如资产阶级社会需要社会民主党作为安全活塞一样——不时对反对派表示虚假“同情”，那末社会民主党就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了。当然，只有在反对派仍然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受到压制的少数派的时候，只有在表示这种“同情”不需要社会民主党人付出任何代价而同时却可以在工人当中引起同情反应的时候，它才会这样做。 目前的社会民主党在根本问题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独树一帜的路线。在这方面，它的路线完全听命于资产阶级。但是，如果社会民主党只是简单地充当资产阶级政党的应声虫，它对资产阶级就不再有什么用处了。在次要的、难以捉摸的、或者是遥远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不仅可以而且必须玩弄各种花样，给自己涂上应有尽有的颜色，包括鲜艳的红色在内。不仅如此，社会民主党还企图抓住反对派的这种或那种意见，在共产党内制造分裂。如果有人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某些右翼骗子手或左翼后生小子会从我们的批评中引出一句什么话来表示赞同，如果他们企图利用这个事实使反对派名誉扫地，那末，从思想意义上说，在任何懂得这种把戏的人看来，这种企图不能不说是十分可怜的。尽管如此，在一切具有任何严重意义的政治问题上，特则是在中国问题和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同情基本上一直是在领导集团的“现实主义”政策方面，而绝不是在我们这方面。 但是，比这种情况重要得多的，是资产阶级本身对正在苏联和共产国际范围内进行斗争的各种倾向作出的总的判断；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理由要闪烁其辞或弄虚作假。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指出，大洋两岸的世界帝国主义在一切严肃的、重要的和有权威性的——即使是最微不足道——机构都把反对派当作它们的死敌看待，在最近这个时期，自始至终，它们不是对官方领导集团的一些措施直接表示有条件的、谨慎的同情，就是表示只有在完全摧毁反对派、对反对派施行整个肉体消灭（奥斯丁·张伯伦[119]甚至要求使用行刑队）的前提下，苏维埃政权才有可能向资产阶级政权“正常地演变”。虽然我们手头毫无资料可供参考，即使仅仅根据记忆，我们也可以指出许多属于这一类的言论，法国重工业《新闻公报》（一九二七年一月），伦敦《泰晤上报》和《妞约时报》的言论，包括美国《民族》周刊在内的许多出版物曾经加以转载的奥斯丁·张伯伦的讲话，等等，单单这个事实就足以迫使我党官方报刊在开始企图加以利用而不完全成功以后，整个停止转载阶级敌人对我党过去数月经历的并且现在仍在经历的危机作出的判断。这些言论把反对派的革命阶级性强调得太突出了。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出版两种经过认真校阅的书，对于阐明情况将有很大的裨益：一种《白皮书》，内容包括严肃的资本主义报刊就共产国际的争论发表的意见；一种《黄皮书》，内容包括社会民主党相同的意见。 无论怎么说，故意杜撰出来吓人的、所谓社会民主党人可能企图卷入我们的争论的说法，丝毫不能阻止我们明确指出照我们看来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是致命伤的地方，以及照我们看来对这种政策有所裨益之处。我们是可以粉碎这个怪物的，办法不是玩弄外交手腕，也不是玩捉迷藏的把戏，而是奉行正确的革命政策。这种政策现在尚待制定。 现在，随着纲领草案的公布，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根本理论和实践问题当然都必须根据新的草案加以考察。事实上，除了从理论上指出如何处理需要考虑的问题的方法以外，新草案的任务就是对共产国际己经取得的全部经验给以概括的验证和评价。只有这样看问题，我们才能检验草案本身并作出正确的判断，确定草案对原则的阐述精确到什么程度，判断它具有多大的完整性和生命力。我们在可供我们支配的极为有限的时间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在专门讨论纲领草案的一份文件中提出了这种批判。照我们看来最需要在我们的批判中加以阐述的根本问题，己经分别列入以下三章：（一）国际革命的纲领还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二）帝国主义时代的战略和策略。（三）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 我们力图以我们对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共产国际过去五年来的活生生的经验的考察作为依据来分析这些问题。我们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了结论，认为新的草案前后极为矛盾，在原则论点上充满了折衷主义，缺乏系统，缺乏完整性，对问题的阐述是拉拉扯扯，东拼西凑。讨论战略问题的一章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有一种倾向，就是回避过去几年的革命经验所提出的深刻而富有悲剧意味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回头讨论在已经提交给代表大会的文件中考察过的那些问题。从以上所说不难看出，现在这封信具有完全不同的目的。它要谈的可以说是局势和政策问题：我们必须找出现在正式实行的向左转的方针在整个前景中所占的具体地位，从而以此作为起点，使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直到昨天为止还日趋分裂的各种倾向取得和解。十分明显，只有在思想完全明确的基础上；而绝不是在阿谀奉迎或官僚主义的、拜占廷式的歌功颂德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和解的问题。 这种转变在苏联国内问题上无疑表现得最为明显。促进这种转变的动力就是从这些问题中产生的，因此，我们打算在这封信里主要讨论俄国革命危机引起的苏联共产党的危机问题。但是在研究有关工人国家演变的重大问题时，我们绝不能丝毫“脱离”对我们的内部发展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国际因素”。所以在这封信里，我们也不能不简单地介绍一下共产国际的状况及其工作方法，重述我们在讨论纲领草案时提出的某些论点。 作为这些序论性质的意见的结论，我愿意表示自己的坚定信念：对纲领草案的批判和现在这封写给代表大会的信都将提交给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第五次代表大会曾经选举我担任候补执行委员。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我也拥有提出这个要求的不可抹煞的权利。从形式上说，这封信是我为了反对剥夺我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公正决定而提出的申诉书——这些权利和义务是根据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命令授予我的。 二为甚么四年多不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自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时间已经过去四年多了。在此期间，领导集团奉行的路线以及各个支部和整个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组成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主席不仅已遭废黜，甚至已被开除出党，仅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才恢复党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代表大会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并没有任何客观障碍阻止代表大会的召开。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和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重要问题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似乎是多余的；它被当作障碍和累赘，年复一年地推迟召开，只是在已经作出结论、认为代表大会将面对完全既成事实的时候，才召开代表大会。 根据民主集中制的文字和精神，代表大会应当在党的生活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党的生活一向是从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筹备及其工作中得到最高表现的，而在目前，代表大会已经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变成了一种累赘的形式。苏联共产党第十五大代表大会被任意地推迟了一年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则过了四年才召开。这是些什么样的年代呢！在这充满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和最深刻的意见分歧的四年当中，有很充裕的时间召开无数官僚式的代表大会和会议，召开腐烂透顶的英俄委员会会议，召开用来装饰门面的“反帝斗争同盟”的代表大会，召开庆祝苏联之友协会成立某某周年的代表大会——但是单单找不到时间和地点来召开共产国际的三次例行代表大会。 在内战和封锁时期，外国代表必须克服空前的困难才能参加大会，其中某些人在赴会途中丧失了生命。在那个时期，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都是遵守章程的规定，按照无产阶级政党的精神定期举行的，为什么现在不这样做呢?如果假装说我们现在过分忙于“实际”工作，这就等于承认党的思想和意志妨碍领导集团的工作，承认代表大会对于最严肃最重要的事务是一种枷锁，这是官僚主义取消党的道路。 从形式上看，过去四年多来，一切问题都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或主席团决定的；但是，事实上，这些问题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更准确一些说是书记处决定的，书记处以依附于自己的党机关作为基础。当然，这里讨论的不是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影响问题。在列宁担任领导时，这种影响要比今天大无数倍，而且具有极为重大的、创造性的意义。不，这里谈的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独揽大权的书记处。书记处完全躲在幕后活动。这种现象在列宁担任领导时是连影子也找不到的。在向党提出的最后忠告中，列宁曾经为防止这种现象而提出过严厉的警告。 共产国际被宣布为唯一具有国际性的党，一切国家支部必须完全从属于它。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一直起着调节者的作用。他不止一次针对领导集团的集中主义嗜好提出过警告，担心在政治前提尚不具备时，集中主义可能会蜕化为官僚主义。各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日趋成熟的过程有它本身内在的节奏，是以各国党自己的经验作为基础的。共产国际的存在和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能够加快这种节奏，但是，只有在一定的、不可缺少的限度以内才有可能起这种加速作用。超过这个限度，企图用严厉的行政措施来代替独立的活动，代替自我批评，代替自行决定方针的能力，那就有可能达到完全相反的结果，而且在一系列事例中的确已经达到完全相反的结果。尽管如此，当列宁停止工作时，极端集中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却占了上风。执行委员会被说成是统一的世界政党里面掌握全权的中央委员会，仅仅对这个世界政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但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恰恰是在最需要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并没有召开代表大会，实际上，仅仅为了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就有理由召开两次代表大会。从理论上说，执行委员会是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强有力的中心；而实际上，在过去几年内，它曾经一再被无情的改组。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起领导作用的某些委员遭到废黜。在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里，至少是在最重要的支部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既然没有召开代表大会，那末仅对代表大会负责的执行委员会是由谁来改组的呢？答案十分明显。随着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改变，每一次它都要重新挑选执委会的委员，完全不顾共产国际的章程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苏联共产党领导核心本身的改变也总是以某种出人意料的方式，不仅背着共产国际、而且背着苏联共产党进行的；它总是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在不受代表大会控制的情况下，由党的机构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的。 现任官方领导的“指挥艺术”在于使党面对既成事实。其次，代表大会──由于在幕后活动的机构暗中捣鬼而延期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严格按照领导机构新的组成状况挑选出来的。与此同时，对上届代表大会选举的原领导核心，则干脆给它戴上“反党头子”的帽子。 如果把这个过程的一切最重要的阶段都列举出来，就未免太冗长了。我仅仅提出一个事实，但是其价值可以等于一打事实。不仅从形式上看，而且从事实上看，第五次代表大会是由季诺维也夫集团领导的，正是这个集团通过所谓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为代表大会定下了基调。在后来的年代里，这种情况造成了最严重错误的根源。这些错误已经在别的地方详加讨论。这里我们只需要指出一个事实，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领导集团在共产国际的任何支部内都没有能够把自己的地位保持到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至于这个集团的核心分子，它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寇里尼可夫等等为代表发表的宣言中肯定地说，“一九二三年反对派的主要核心曾经针对脱离无产阶级路线的危险和官僚统治的具有威胁性的发展正确地提出过警告。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可能有任何疑问了。” 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上（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指挥者和鼓舞者季诺维也夫宣称——中央委员会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以前又重新发表了这篇讲话的速记稿——他，季诺维也夫，认为“他一生所犯的主要错误”有以下两点：一点是他在一九一七年犯的错误，一点是他在一九二三年对反对派进行的斗争。季诺维也夫说：“我认为第二个错误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因为一九一七年的错误是列宁在世时犯下的，得到了列宁的纠正……而我在一九二三年犯的错误在于……” 奥尔忠尼启泽说：“那末你过去为什么要欺骗党内每一个人呢？……” 季诺维也夫说：“是的，在偏差问题和机构实行官僚主义压迫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原来是对的，而你们是错的。” 偏离原有政治路线的问题，和党内制度问题正是整个分歧的所在。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六年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一九二三年的反对派在这些问题上是对的，并且认为他毕生最大的错误，甚至比他抗拒十月革命起义的事更严重的错误，是他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期间进行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过去几天来，报纸上发表了中央监察委员会重新吸收季诺维也夫一伙人入党的决定，认为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愚蠢思想”。这整个绝对无法相信的插曲，让我们的孙子和曾孙听起来会以为是某位讽刺家的作品——尽管这件事从头到尾是有文件证明的。如果这个插曲仅仅牵涉到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它和过去几年来共产国际内部进行的思想斗争并无密切联系，如果它并不是在容许四年不召开代表大会的状况存在的那些政治条件下——即官僚手段的强大力量——有机地发展起来的，或许本来不值得在这封信里提到它。 目前，共产国际在思想意识问题上并不是受到指导，而是按照命令依样画葫芦。理论已经不是认识事物和预见事物的工具；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技术性的行政手段。某些观点被说成是反对派观点，然后根据这些“观点”对反对派进行审判。某些人被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一伙，然后就把他们罢免，彷佛这只是一个衙门里的官吏任免问题。季诺维也夫决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它不过是比其它例子更为突出罢了。因为这里涉及的毕竟是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指挥者和鼓舞者、共产国际的前任主席这样一位人物。 这种思想上的剧变必然伴随组织上的剧变而来，而组织上的剧变总是来自上面，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其它各党所使用的正常统治方法。在废黜某个不如人意的领导集团的时候，官方宣布的理由和真正的动机很少是一致的。思想领域内的口是心非，是政权完全官僚主义化的必然结果。这些年来，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波兰等等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不止一次地采取了极端机会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完全消遥法外，因为他们在苏联共产党的内部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使他们受到了庇护。投票反对反对派，甚至大声詈骂反对派，这样做就保证自己不会遭受任何来自上面的打击，由于机关是不受任何监督的，这样也就保证他们不会受到可能来自下层的打击。 最近的一些例子对每个人都是记忆犹新的。中国的陈独秀、谭平山一伙纯粹孟什维克的领导集团直到不久以前还享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充分支持，使他们不受反对派的批评，这种事一点也不奇怪：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谭平山曾经发誓说： “……在托洛茨基主义刚刚出现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就通过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120]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附属机构中起很大作用的，是一些曾经极力抗拒和阻挠俄国、芬兰、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和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分子，这些人由于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表示忠诚而及时作了弥补。谭平山只是他们的门徒；如果说他被骂得狗血淋头而他的老师们却能够免遭辱骂，那是因为不负责任的统治机构有时需要一头替罪羊。 不仅在苏联共产党内，而且在整个共产国际内部，过去五年来最突出、最普通、同时又最危险的特点是官僚主义（以及和官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独断独行的做法）的逐步的、日益加速的增长。不幸的是，对这一明确的断言，不仅要想提出异议是不可能的，就是力图加以缓和也是办不到的。 对章程的忽视和践踏，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不断制造动乱的情况，代表大会的延期，每次使各种会议面对既成事实的做法，独断独行之风的增长——所有这一切不可能出于偶然的，所有这一切必然具有深刻的原因。 如果仅仅用、或主要用各个集团争夺权力等等个人原因来解释这些现象，就不配叫做马克思主义了。不言而喻，所有这一类因素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见列宁遗嘱），但是，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极为深刻极为漫长的过程，因此产生这个过程的原因必然而且确实不仅是心理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 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整个制度官僚化的根源，主要在于领导集团的政治路线和无产阶级的历史路线之间的鸿沟正在不断扩大。这两条路线越不一致，领导集团的路线和实际事物进程的矛盾就越发暴露，通过党的措施、通过让大家进行讨论的方式来实行这条路线就越加困难，因此越来越有必要通过机关、甚至通过国家采取措施，自上而下地把这条路线强加于党。 但是，只有在非无产阶级的各个阶级的压力下才有可能出现领导集团的路线和无产阶级的历史路线（即布尔什维克路线）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的情况。一般地说；过去五年来，无论是在苏联内部还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种压力都已经增加到异乎寻常的程度，造成了剧烈的左右摇摆的现象。党的机关越脱离本党的批评和监督，党的领导集团就相应地越容易受到非无产阶级通过这个机关表达的愿望和建议的影响，并且对这种愿望和建议采取调和态度。这种情况使政治路线进一步向右转，结果就需要采取甚至更严厉的官僚主义措施以便把这条路线强加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这样一来，政治上倒行逆施的过程就必然要依靠组织上的镇压措施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领导集团绝对不能继续容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官僚主义制度是“形式主义的”制度；经院哲学是对它最合适的哲学。整个看来，过去五年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进行经院哲学的歪曲的时期，是一个任意窜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藉以适应政治上倒行逆施和官僚篡权精神的需要的时期。“让富农长入社会主义”，“发财吧”，“不要跳越阶段”的建议，“四个阶级的结合”，“两个阶级的政党”，“一国社会主义”——所有这些属于向右转的中派主义的思想和口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引用刑法条文来惩办马克思和列宁的真正信徒。 不言而喻，对经院哲学贫困化的原因、对官僚主义以及独断独行之风日益发展的原因所做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丝毫不会免除领导成员个人应负的责任；相反地，它倒是加重了这种责任。 三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的政策 毫无疑问，一再推迟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希望等待取得某种伟大的国际性胜利。如果取得了胜利，人们就比较容易忘却最近的败绩。但是，眼前还看不到胜利的踪迹。这也不是偶然的。 在此期间，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发现自己得到了一个新的、可以认真喘一口气的缓和时期。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二三年以后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共产党的发展是微不足道的——无论怎么说，这种发展和曾经使第五次代表大会感到欢欣鼓舞的那些预言所设想的发展有天渊之别。我们必须指出，不仅对共产国际的各个组织，而且对这些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而言，这样说都是适用的。总的说来，这种影响从一九二三年秋天开始、在我们所讨论的整个时期当中都在不断下降。有什么人胆敢断言各国共产党在这四、五年期间保持了自己的领导的继承性和稳定性呢？是否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是值得怀疑的。相反地，人们发现这种继承性和稳定性即使在过去最有保证的党即苏联共产党内也完全遭到了破坏。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内，苏维埃共和国从经济和文化角度来说，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第一次向世界证明了社会主义管理方法的威力及其重要性，特别是这种方法所蕴藏的巨大可能性。但是，这些成就是在所谓资本主义稳定的基础上出现的，而这种稳定本身是世界革命遭到一系列失败的结果。这个事实不仅使苏维埃共和国的外部形势显著恶化，而且对国内各种力量的对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它向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 由于错误的领导，苏联继续作为——用列宁的话来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121]而存在的事实，使国民经济采取了容许资本主义势力和倾向获得严重的、说得更确切些是惊人的活动余地的发展形式。和各种乐观的说法相反，经济和政治方面各种力量的内在对比已经起了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这样就出现了一系列令人痛心的危机。苏联共产党一直没有能够从这些危机中挣脱出来。 （德国）十月革命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世界革命的延宕，而这个延宕又是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系列残酷的失败引起的。在一九二三年以前，战后各种运动和起义的失败，起初是由于共产党还不存在，后来则是由于共产党的年青和软弱，从一九二三年起，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所看到的已经不只是无产阶级的失败，而是共产国际政策的失败。这种政策在德国、英国和中国造成的严重错误，以及它在一系列其它国家所犯的程度较轻的错误，其性质都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从所未有的；如果要找到类似的例子，就只有翻看一九○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期间的孟什维主义的历史，或者是这个时期以前几十年的历史。 共产国际成长的迟缓是过去五年来它所采取的错误政策的直接结果。不能认为这种迟缓是“资本主义稳定”造成的，除非人们用纯粹经院哲学的方式来看待这种“稳定”的性质，特别是，除非人们想要推卸责任。稳定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并不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条件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而产生的。它是各种政治方面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在德国，由于一九二三年领导集团的投降，无产阶级发现自己的力量已被消耗殆尽；在英国，无产阶级受到共产国际直到一九二六年还继续和它保持同盟关系的某领导集团的欺骗和出卖；在中国，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把无产阶级赶进了国民党的圈套。这是造成失败的直接的、无可争辩的原因。同样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种失败就具有了涣散人心的性质。如果企图证明即使政策正确也不可避免会出现这些失败，那就是掉进了丑恶的宿命论的泥坑，那就是拋弃了布尔什维克关于革命领导的作用及其重要性的概念。 从政治观点上说，由于政策错误而造成的无产阶级的溃败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喘息的时间。资产阶级利用这段喘息时间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这些原因为〔资本主义〕稳定时期提供了起点：这个时期是从一九二三年十月德国共产党投降的那一天开始的。毫无疑问，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巩固反过来又起了“稳定”政治环境的作用。但是，在过去五年的稳定时期中，资本主义上升的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从任何观点来说都没有达到事态发展所要求的水平。当时并不缺乏革命形势，但是领导者长期没有能够利用这种形势，这种缺点并不属于个人的或偶然的性质；它是奉行中派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在暂时平静的时期，中派主义路线还可以掩饰自己摇摆不定的状况。但是在革命时期事物发生剧变的时候，这种路线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苏联及其执政党的内部演变完全反映了国际形势的变化，从而以实际事例证明了“孤立发展”和“一国社会主义”等新理论的反动。苏联内部领导集团奉行的路线当然也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奉行的路线：即滑向右翼的中派主义，这种路线在国内政策上和在国际范围内都造成了同样深刻的危害，削弱了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为了理解目前正在实行的左转路线的意义，不仅必需全面而明确地认识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彻底揭露出来的、导致右倾中派主义的总的行动路线，而且必需全面而明确地认识在此以前、即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极端左倾时期所奉行的、为这种倒行逆施铺平了道路的路线。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对列宁死后五年的情况作出判断的问题。在这五年当中，由于敌对阶级势力的压力，由于领导集团的动摇不定和鼠目寸光，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都出现了改正、修改而实际上是修正列宁主义的情况。 早在一九二三年春天俄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期，在苏联经济问题上就出现了两种鲜明的、令人注目的立场；这两种立场在后来五年当中都得到了发展，现在可以用去年冬天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所提供的事实来加以审查。中央委员会认为工农联盟受到的主要威胁是因为过早地发展工业引起的；它从一九二三年秋天出现的所谓“销售危机”中为这个观点找到了证明。尽管这次危机具有插曲的性质，它在官方领导集团的经济政策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在（一九二三年春天）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挥的论点中提出了相反的估计，认为使“工农业互补”和无产阶级专政受到威胁的主要危险在于象征着工农业产品价格悬殊的“剪刀差”。这种差别反映了工业的落后性。保持甚至加强这种不均衡的状况势必造成农业和手工业中的阶级分化，并导致资本主义势力的普遍发展。早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很明确地发挥了这个观点。当时我提出的概念中还有一个概念是这样的：如果工业保持落后状态，农业丰收将成为促进资本主义倾向而不是促进社会主义倾向发展的主要原因，使资本主义分子获得瓦解社会主义经济的工具。 双方提出的这些具有根本性的公式贯穿于其后五年的斗争中，在这五年期间，对反对派提出的各种本质上是荒谬而反动的指责连绵不绝、响彻云霄，说反对派“害怕庄稼汉”，说“它害怕丰收”，说“它害怕农村会富裕起来”，更妙的是说“它想要掠夺农民”。由此可知，早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特别是在一九二三年秋天的讨论中，当权派就拋弃了阶级标准，而笼统地谈“农民”，笼统地谈“丰收”，笼统地谈“富裕”，并按照这些概念行事。从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中，已经可以感觉到正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资产阶级阶层的压力。这些阶层把自己和国家机关联系起来，对镇压实行抗拒，力图躲开列宁主义的照妖镜。 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性事件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一九二三年下半年是紧张地期待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官方领导对形势的估计做得太晚，而且举棋不定，在当权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领导集团内部产生了巨大磨擦；当然，这种磨擦仍然停留在共同的中派主义路线的范围以内。尽管我们提出了各种警告，领导集团仍然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改变步调；一切都以德国共产党领导集团的骇人听闻的投降告终。德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一枪不发就把决定性的阵地交给了敌人。 这场失败本身就具有令人震动的性质。而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集团——它的跟在事态发展后面跑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次失败——不了解失败的程度及其巨大的深度，由于它根本不承认这场失败，所以这场失败就具有了更加令人痛心的意义。 领导集团顽固地认为革命形势尚在继续发展，认为不久以后即将“出现决定性战斗”。一九二四年接近年中的时候，第五次代表大会正是以这种根本错误的估计作为基础而建立自己的方针的。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反对派已经就德国日益临近的政治决斗敲起了警钟。反对派要求奉行真正准备武装起义的路线，并且不断提出警告，指出在这种历史性时刻，几个星期的时间、有时是几天的时间就会决定未来许多年中革命的命运。另一方面，在后来六个月当中，也就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前的那一段时间里，反对派曾经坚持不懈地一再指出，革命的形势已被错过；必须落下船帆，准备迎击逆风。反对派指出：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己经不是起义的问题，而是在已经转入攻势的敌人面前进行防御战的问题——团结群众为实现部分要求而斗争，在工会中建立据点，等等。 但是，对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情的这种明确理解却被戴上“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被谴责为“取消主义”。面临着政治上的退潮，第五大代表大会却示威性地采取了准备起义的方针。这次代表大会在各国共产党中间造成了混乱，从而一下子就使所有的共产党都迷失了方向。 一九二四年是局势急剧而显著地趋向稳定的一年。这一年变成了共产国际在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进行冒险的一年，变成了普遍奉行极端左倾路线的一年。这条路线以日益巨大的力量与事物进程背道而驰。从这时起就开始了在无产阶级以外寻求现成革命力量的努力，其结果是，把各国的冒牌农民政党理想化；同拉迪奇和拉弗勒特眉来眼去；不惜损害红色工会国际的利益而夸大农民国际的作用；对英国工会领导集团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和国民党保持超阶级的友谊，等等。权端左倾路线不顾危险地力图用这些拐杖来支持自己，而所有这些拐杖后来都变成了明显的右倾路线的主要支柱。极左派发现他们面临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原来的形势已经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日趋稳定的过程中破灭以后，就把右倾路线拿来取代极端左倾路线了。 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是个震动，它促成了一九二三年秋天的苏共党内辩论。按照俄国共产党当权领导集团的概念，这次辩论的任务是批准在对内政策上采取消极地适应自发性经济发展的方针（对“超工业化”进行斗争，嘲笑计画原则，等等），就国际问题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掩饰己经错过最可靠的革命形势这一基本事实。 尽管如此，德国无产阶级的溃败已经深深影响到由于一九二三年焦急的等待而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群众的觉悟。德国领导集团的投降不仅给德国工人群众、而且给苏联和其它国家的工人群众带来了对总的世界革命的严重怀疑态度。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的失败加重了这种怀疑。在接近一九二五年年中的时候（在稳定时期已经明显地开始一年半以后），终于不得不正式承认这个稳定时期的存在，而这已经是稳定局面（在英国和中国）出现了深刻裂痕的时候。对世界革命的某种失望情绪也部分地攫住了群众，把中派主义领导集团推向严格属于民族性质的前景。不久以后，这一前景由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而达到可鄙的登峰造极的程度。 极左派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期间压根儿没理解局势，为了保住官位，它以更加野蛮的方式走向右倾。在“不能跳过阶段”的理论保护下，右倾趋势忙于迎合殖民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会官僚；在国内它以维护“秩序”和“纪律”的名义迎合富农。 在次要问题上，右倾中派主义的政策还保持着布尔什维主义的门面，碰到巨大的事变则随波逐流，而在中国革命和英俄委员会的问题上，它的政策的孟什维克性质和巨大的破坏性达到了极点。在那以前，在一切革命历史的过程中，中派主义还从来没有把升降的曲线划得如此完整；它今后是否能够再划一个类似的曲线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这个例子中它在物质上和思想上都拥有共产国际的强大资源可供支配；它还可以在事前用无产阶级国家所能支配的全部资源把自己武装起来，藉以对付任何抗拒和一切批评。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所造成的客观后果是促进（资本主义）稳定状态的新的主要原因，进一步迟误了革命，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地位。 ※※※ 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是在一九二三年开始的两种倾向的斗争过程中提出的。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和国内国际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官方领导集团受到重建时期（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幻象的欺骗（幻想依靠从资产阶级获得现成资本来进行重建）之后，越来越朝着以孤立发展经济本身作为目标的立场滑下去。而正是在这种最严重的错误的基础上，由于国际上的失败的打击，后来就出现了仅仅一个国家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在重建时期结束，从而使和世界经济保持联系的需要日益迫切的时候，和世界经济断绝联系的理论却得到了宣扬。 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根本不是官方领导集团提出来的。这个领导集团丝毫也不理解苏联经济受到世界市场更加严格的节制，其程度和苏联经济不得不通过进出口贸易和这个市场保持联系的程度是一致的。 当我们坚持不懈地指出苏联建设的速度以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为条件的时候，官方路线的指导者和鼓舞者回答我们说，“没有必要把国际因素塞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中来”（斯大林），另一方面又说，“即使用蜗牛的速度我们也要建设社会主义”（布哈林）。如果人们敢于把这种思想按照逻辑引导到它的结论，即“没有必要把国际因素塞到”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中去，那末人们就会发现它的意思不过是说没有必要把共产国际“塞到”（德国的）十月革命的命运中去，因为共产国际正是“国际因素”的革命表现；而不是任何其它的东西。但是，问题在于中派主义对自己的思想是从来不彻底追究的。速度问题显然不仅在经济中，而且特别在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中，都具有带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在国内问题上我们之所以迟缓是因为对经济采取了错误的态度，是因为害怕往前走得太远，所以使经济发展越来越慢，那末在国际革命问题上则刚刚相反，在这方面，速度之所以一贯降低是因为中派主义不能充分估计革命形势，不能在关键时刻利用这种形势。当然，不能说德国无产阶级有了正确的领导就一定会赢得并保持政权；不能说如果领导正确，英国无产阶级就一定会推翻总委员会，从而大大加快无产阶级胜利的到来，也不能说中国无产阶级如果不是受到欺骗，如果不是被迫站到国民党的旗帜下去，就会胜利地完成土地革命，就一定会领导贫苦农民夺得政权。这是迂腐的、刻板的想法。但是，导向这三种可能性的门都是敞开着的，而在德国更是大大敞开着的。面对着这种情况，领导集团却采取了背弃阶级斗争的行动，牺牲本阶级的利益去加强敌人的力量，从而竭力保证了失败。 在任何斗争中，特别是在世界范围的斗争中，速度问题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可能把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命运分割开来。并没有任何人给我们提供几百年、即使是几十年的时间，使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支配。这个问题决定于斗争的发展进程。在这场斗争中，敌人将从我们的每一个错误和疏忽中得到好处；他们将占领每一寸不加防御的领土。缺乏正确的经济政策，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垮台，就无法支持到国外援助到来的时刻，从而将给国际无产阶级造成无限的损害。共产国际缺乏正确的政策，世界革命就会推迟一个无限的历史时期；而时间是具有决定性的。国际革命的损失就是资产阶级的收获。社会主义建设是苏维埃国家不仅和本国资产阶级、而且和世界资产阶级进行的一场比赛，是在全世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进行的一场比赛，如果资产阶级能够从世界无产阶级手中夺得一个新的、很长的历史时期，那末它就可以凭借自己在技术上的强大优势，凭借它在财富方面、在陆军和海军方面的强大优势，推翻苏维埃专政；至于它是用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军事手段还是三种手段都用来达到这个目的，则是次要问题。 时间不仅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一九二三年德国党的投降，一九二四年爱沙尼亚的起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所犯的极端左倾的错误，一九二六年英俄委员会的丑恶喜剧，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使中国革命遭到覆灭的层出不穷的错误，这都是共产国际政策的表现。所谓如果共产国际继续奉行这种政策，我们就能够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的说法是违背事实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使我们习惯于用放纵的态度看待这些错误，就好象我们一直拥有我们所要求的东西。一个多么深重的错误！在政治中，特别是在两种制度之间正在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历史急剧转变时期，时间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我们必须最节约地使用时间：像一九二三年以来共产国际领导集团所犯的那种错误如果再继续五年，共产国际就无法存在了。由于十月革命对群众具有的吸引力，共产国际仍然保持着马克思和列宁的旗帜；但是在过去这一个时期，它一直是在吃老本。共产国际再犯五年类似的错误，就不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如果共产国际垮台，苏联也不会长久支持下去。到那个时候，官僚主义颂诗所宣布的社会主义已经在我国实现了十分之九（斯大林），也就成了愚蠢的废话。毫无疑问，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总有一天是可以开辟出通往胜利的新路的。但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以多大的牺牲和多么不计其数的受害者作为代价呢？新的一代国际革命者将不得不重新接上已断的线头，重新赢得群众对历史上最伟大旗帜的信任。这种信任可能由于思想方面层出不穷的错误、混乱和曲解而受到伤害。 这些话必须以明确无误的方式告诉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丝毫也不要害怕某些人必然会发出的咆哮和狂叫，和他们必然会实行的迫害。这些人之所以现在还保持乐观，只是因为他们出于懦弱而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不敢正视现实。 因此我们认为共产国际的政策是主宰其它一切问题的因素。如果缺乏正确的国际政策，苏联可能取得的一切经济成就都不可能保住十月革命的成果，都不可能导致社会主义的实现。说得更确切一些：如果缺乏正确的国际政策，也就不可能在国内事务中奉行正确的政策，因为路线是一致的。一个苏维埃区委主席对待富农的错误态度只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很小的环节。在这根链条中，最大的环节是红色工会对待总委员会的态度，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待蒋介石和柏塞尔的态度。 欧洲资产阶级的稳定，社会民主党的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发展的延宕，苏联资本主义倾向的增长，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集团的右倾政策，整个统治制度的官僚化，针对被迫成为反对派的左翼进行的疯狂迫害运动——所有这些过程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阵地削弱——肯定是暂时性的、但却是严重的削弱——时期的特点。这个时期也是敌对势力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压力的时期。 四群众的激进化和领导问题 在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英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政策问题）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全会（一九二八年）无可否认地曾经企图向左转，也就是说，趋向于采纳反对派所的意见。尽管这种转变缺乏连贯性，但是，如果随着这种转变同时实行列宁战略思想的根本原则，即谴责错误的政策是为实行正确的政策铺平道路，那末人们或许可以说这种转变不失是一种征兆，而且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法国、德国和其它国家里的统一战线都是按照英俄委员会的方式办事的。而英俄委员会的方针给英国共产党带来的后果和国共合作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后果几乎具有同样程度的灾难性。 就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来说，它不仅肯定了过去所犯的一切错误，而且为新的、同样残酷的错误准备了条件。 二月全会关于俄国问题的决议比其它任何一种政治路线都更好地反映了共产国际的内部制度。只需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个决议包含下面这种论断： “托派分子和社会民主党都把希望寄托在推翻苏维埃政权上面。”[122] 某些人虽然丝毫不相信这种论断（因为只有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才可能相信反对派把希望寄托在推翻苏维埃政权上面），但是由于驯服成性而举手赞成这种论断，经验证明，这种人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殊死斗争中并非总是有勇气奋起反抗的。 总起来说，二月全会象征着一种矛盾的、向左转的努力。从政治观点来看，这种努力决定于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主要是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工人阶级群众的情绪正在发生的无可否认的转变。对这种转变的性质和它开辟的前景缺乏明确的了解，就谈不上什么正确的领导， 台尔曼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会上发表演说时，更准确些说是在对反对派大放厥词时，曾经说道：“托派分子没有看见国际工人阶级的激进化，没有注意到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123] 然后他就按照惯例若有其事地进行论证，力图证明我们正在和希法享[124]一起埋葬世界革命。如果这里涉及的不是台尔曼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代表的共产国际第二大党，那末对这种信口雌黄的说法也许可以置之不理。这里所说的“反对派没有看到”的工人阶级激进化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就是台尔曼以及和他一伙的许多人在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也曾称之为“激进化”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共产党在一九二三年投降以后影响力的衰退和社会民主党得到发展的事实都是不存在的。他们甚至也不问问自己这些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和一个连最起码的政治常识都不愿了解的人是很难谈话的。不幸的是，这不仅是台尔曼的问题；台尔曼这个人本身甚至是无足经重的。谢马德（Semard）也是无足轻重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确是学习革命战略的学校。它教导人们如何区别事物，无论什么工作，首要条件就是善于区别事物。有高潮时期，也有退潮时期。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两者是交替而至的。从策略观点上说，必须使政策适应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同时在总的行动路线上则要保持夺取政权的方针，随时随地都要有所准备，以免在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时措手不及。第五次代表大会把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教训完全颠倒过来。它完全不顾客观形势，用蛊惑人心的、千篇一律的词句代替对事物的分析，认为“工人阶级越来越激进化，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 实际上，只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德国正人阶级才开始从一九二三年失败的后果中恢复过来。反对派是首先注意到这一点的。在我们所发表而曾经为台尔曼所引用的一份文件中，我们说过下面这段话： “欧洲工人阶级当中正在出现无可否认的向左转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罢工斗争的尖锐化和共产党所得选票的增加。但是，这只是转变的最初阶段。社会民主党的选民人数也在增加，其速度可以和共产党选票的增加并驾齐驱，并且部分地超过了后者，如果这个过程发展加深，我们将进入下一个阶段，即〔群众〕开始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阶段。”[125] 根据德国和法国最近选举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断言：我们对欧洲工人阶级的状况、特别是对德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所作的上述估计几乎可以说是不容争辩的。不幸的是，共产国际的报刊，包括苏联共产党的报刊在内，对无产阶级队伍中存在的情绪和倾向根本没有提供任何严肃而透彻的、言之有据的、用数字加以证明的分析。就已经提供的统计数字来说，这些数字是为了适应以维护领导“威信”为目的的一种特殊的倾向。对于说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工人运动发展状况的极其重要的事实资料，如果这些资料驳斥了错误的判断和指令的话，他们一贯是悄悄放过而不置一词的。由于这一切原因，要判断群众激进化的力量、速度、范围及其可能性是极端困难的。 台尔曼没有任何权利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会说，“……托洛茨基分子没有看见国际工人阶级的激进化。”我们不仅看到了欧洲无产阶级的激进化，而且早在去年就已经据此对局势作出了估计。这个估计已经完全为（一九二八年）五月德国国会选举所证实。这种激进化正在经历最初阶段，仍然在把群众引向社会民主党的轨道。在二月间，台尔曼拒绝看到这一点；他坚持说，“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这样泛泛而谈的论断简直空洞至极！如果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柱的社会民主党正在增强，人们能够说“形势越来越〔？〕具有革命性”吗？ 无论怎么说，群众的“激进化”尚需经过一个工人纷纷从社会民主党转向共产党的初步阶段，然后才会出现革命形势。诚然，作为局部现象，这种情况正在出现。但是这个潮流的主要发展方向还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把激进化的一个仍然属于半和平主义、半和敌人合作性质的开始阶段和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阶段混为一谈必然会导致残酷的错误。必须学会如何区分事物。任何人如果只知道年复一年地重申“群众正在激进化，形势具有革命性”，那末他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而是一个只会敲着桌子激昂陈调的鼓动家；当革命真正到来时，他肯定会失之交臂。 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支柱。然而这根支柱本身也包含着矛盾。如果工人们正在从共产党转向社会民主党，那末人们就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得到了巩固。一九二四年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台尔曼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其它领导人没有能够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就用谩骂来答复我们的论点和劝告。现在形势已经不同了。共产党的发展已经和社会民主党并驾齐驱，但是它的发展还没有直接削弱社会民主党。群众正沿着两条平行的路线涌向这两个党；到目前为止，涌向社会民主党的人更多些。工人们拋弃资产阶级的政党，从政治冷漠中觉醒过来——这是造成这种发展的根本原因——显然不能说得到加强的是资产阶级，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也不能说是一种革命形势。必须学会如何区别事物。那末，应当如何说明目前形势的特点呢？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形势，其中包含着矛盾，群众还没有分化，还存在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必须警惕地注视这个过程的发展，不要陶醉于陈腐词句，经常作好准备，以待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 社会民主党并没有仅仅因为自己选民人数增加就感到心满意足；它正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工人的洪流，因为这股洪流为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工人们开始从社会民主党大批转向共产党以前（这样的时刻是必然会到来的），我们必须预计到社会民主党内部还会出现新的、巨大的磨擦，还会形成更深刻的联合和分裂，等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很可能为共产党提供机会，使它可以按照“统一战线”的路线展开积极的、进攻性的策略行动，加速群众革命分化的过程，主要是促使工人脱离社会民主党。但是，如果“策略的运用”结果不过是共产党再一次把注意力转向“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仍然有可能向左走得很远），等待他们变得通情达理一些，那我们就要倒霉了。我们知道这种“策略”曾经在一九二三年的萨克森[126]小试牛刀，而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则曾在英国和中国大规模地加以运用。在所有这些事例中，结果都错过了革命形势，造成了巨大的失败。 台尔曼的论断并不是他本人的；这一点可以从纲领草案中看出来。纲领草案说： “日益加剧的群众激进化进程，各国共产党的影响及其权威的增长……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说明，在帝国主义的中心地区一个新的革命浪潮正在高涨起来。” 作为一种纲领性概括，这个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仅出现过“日益加剧的激进化进程”，而且出现过群众趋向右翼的时期，不仅有各国共产党影响上升的时期，而且有这种影响暂时下降的时期——特别是在发生程度不同的错误和投降的时候。将来仍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这里只是根据时局作出判断的问题，那末就某些国家在某个具体时期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或多或少是正确的，而就全世界的情况来看，则是根本不正确的。即使如此，这种判断也属于决议的范围，而不属于纲领的范围。纲领是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定的。不幸的是，在这五年期间，共产国际领导集团在辩证地对待革命形势消长的问题上丝毫没有表现出理解力。在这些问题上，它永远停留在经院哲学的范围，不从根本上研究活生生的世界无产阶级斗争就谈什么“激进化”。 由于德国在世界大战时期遭受的失败，德国政治生活的特点表现在，它所经历的危机具有特殊性质，使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面临肩负责任的形势。在战后最初的五年中，德国无产阶级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革命政党特别软弱；在其后五年中，这种失败则是由于领导错误。 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期间，有了革命形势，但完全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到一九二一年开始退潮的时候，已经颇为强大的共产党曾企图发动革命，虽然当时缺乏发动革命的直接前提。后来进行的准备工作（“为争取群众而斗争”）在党内造成了右倾偏向。在整个局势急剧左转的时候（一九二三年秋天），已经丧失革命能力和主动性的领导集团惨遭覆灭。右翼为左翼取而代之。当左翼取得控制权时，革命已在退潮。然而左派拒绝理解这一点，顽固地坚持“准备起义的路线”。结果产生了新的错误，使党遭到削弱，使左派领导被推翻。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暗中依靠一部分“右派分子”，不断对左派进行无情的斗争，同时机械地翻来复去地说群众正在激进化，说革命已近在咫尺。 从德国共产党演变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不同派别随着政治曲线的升降而猝然地、交替地掌握权力的状况，每当政治曲线陡然上升或陡然下降的时候，也就是说，每当它陡然趋向暂时“稳定”或者相反地陡然趋向革命危机的时候，当时占领导地位的集团就要遭到覆灭，把地位让给和它竞争的集团。右翼集团的弱点恰巧在于它不懂得如何在形势发生变化时，使一切活动转入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的轨道；左翼集团的弱点则在于它既不承认又不了解由于准备时期的客观形势而有必要动员群众为实现过渡性要求而斗争。这两个集团的弱点互为补充。既然形势每出现一次转折就要更换一次领导，党的领导干部就无法获得更广泛的经验：既有上升又有下降、既有高潮又有低潮、既有退却又有进攻的经验。一个真正革命的领导必须了解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陡然的变化转折的时代，否则就无法受到教育。以乱碰乱撞的方式通过任命来挑选领袖，这种做法本身必然包含着领导集团一碰到重大社会危机就会遭到新破产的潜在危险。 领导意味着预见。对台尔曼的阿谀奉承必须适可而止了。台尔曼之所以受到赞美仅仅是因为他从阴沟里挖掘出最污浊的词句来攻击反对派，正如谭平山仅仅因为把台尔曼的谩骂译成了中文就在第七次全会上受到宠爱一样。必须告诉德共，台尔曼在二月间就政治形势作出的判断是庸俗的、武断的、不真实的。在错误造成的伤口愈合以前，必须公开承认过去五年所犯的战略和策略错误，并且严肃认真地研究这些错误：战略上的经验教训必须紧随着事态的发展加以总结才能深入。必须停止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犯了错误就撤换党的领袖，或者由于这些领袖不赞成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某些做法就惩办无产阶级革命家（比利时）[127]，就撤换他们作为惩罚的做法。必须让年轻的干部们自己走路；可以帮助他们，但是不要强迫命令，必须停止仅仅以态度端正（即反对反对派）作为依据“指派”负责人的做法。必须永远拋弃中央委员会的委任制度。 五苏联共产党目前这种左转趋势是如何形成的 在这种概括的叙述中，我们必须简略地谈谈共产国际的政策及其制度，以便把领导集团向左转的情况弄清楚。既然这种趋势直接产生于造成苏联经济危机的那些条件，既然它是按照和国内问题有特殊关系的路线发展的，那末我们就必须更深入、更详尽地探讨一下过去——直到最近——对这些问题的提法，看看苏共中央委员会最近通过的决议和措施中有甚么新的因素。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看出今后应当奉行的正确的政策路线的轮廓。 今年（一九二八年）在粮食收购工作中经历的完全异乎寻常的困难不仅在经济领域中、而且在政治和党的领城中具有同样极其重要的意义。客观困难促进了政策左转的变化。这并不是偶然的。另一方面，这些困难本身为长期奉行的经济政策和总的政策带来的利弊作了结论。 倘若无产阶级革命立刻扩大到各个先进国家，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本来是无需作很大的退却就能实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扩大已经推迟了许多年。这使我们不得不在一九二一年春天实行影响深远的和长期的大退却——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必不可少的退却所应达到的规模不只是从理论上、而且是从实践中逐渐探索出来的，一九二一年秋天就已经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更深入的退却。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即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七个月以后，列宁在莫斯科省党组织的会议上说道： “今年春天我们实行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这种过渡，我们的这种退却……是不是已经够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停止退却，而开始准备进攻了呢？不，这还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像驼鸟那样藏起来，如果我们不想表现得像那些看不见自己的失败的人，不怕正视危险，我们现在就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购销和货币流通……因此，我们是处在还不得不退却的状态中，退却是为了在将来最终地转入进攻。”[128] 后来，在同一篇演说中，列宁说： “一九二一年春天，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而现在，在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和春天，还要继续退却。如果我们对自己、对工人阶级、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等于承认我们根本没有觉悟，等于没有勇气正视现状。要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进行工作和展开斗争。”[129] 直到第二年即一九二二年春天，列宁才决定发出停止退却的讯号。他第一次谈到这一点是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他说： “现在我们可以说，这种退却，即我们向资本家所作的让步已经结束了。……我希望而且相信，党代表大会会以俄国党的名义正式作出这种宣告。”[130] 紧接着他就以他一贯的坦率和诚实作了真正列宁主义的解释： “决不能把停止退却这句话了解为：我们已经打好新经济的基础，可以安心地前进了。不，基础还没有打好。”[131] 以列宁的报告作为基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下列决议： “代表大会注意到：过去一年来采取的和决定采取的措施，整个加起来，己经完成了党必须对私人资本主义作出的一切让步。代表大会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退却已经完成。”[132] 因此，这个经过深思熟虑并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经过周密准备的决议，预计到党所处的新起点将提供展开社会主义攻势的可能性，虽然缓慢，但不需要作新的退却。 尽管如此，这个在列宁领导下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所表示的期望，在这一点上证明是并不正确的。一九二五年春天又有必要作新的退却：允许农村中的富农通过雇佣劳动和租赁土地的方式剥削比较贫苦的农民。 这次新的、影响巨大的退却是列宁在一九二二年制定的战略计画没有预见到的。这次退却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过去为退却规定的时限“太短”（由于最起码的谨慎，这样做是必要的），而且因为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间领导集团既不了解形势、也不了解它所担负的任务，在“赢得”时间的幻想下丧失了时间。 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一九二五年四月实行的新的、痛苦的退却并没有被称为——列宁会这样称它——一次深刻的失败和退却，而是被当作工农联盟的一个胜利，被认为仅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结构中的一个环节。正是针对这种做法，列宁一生曾经不断提出警告，特别是在一九二一年秋天——当时已经有必要继续实行并深化那一年春天开始的退却。 在上面已经引用过的、列宁在莫斯科省党组织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不敢从失败中取得一切教训。……不要怕承认失败，要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意见，认为承认失败就会像放弃阵地那样令人沮丧失望，削弱斗志，那就应该指出，这样的革命者是一钱不值的。……无论过去和将来，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以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真理的理论方面来看，而且从实际方面来看，那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有使我们看到旧方法的不正确，那末我们就决不能学会用新方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133] 但是，一俟列宁离开领导地位，这个值得重视的警告就被全部置诸脑后；到现在为上，任何时候也没有真正记得这个警告。 由于一九二五年四月的决定已经使农村日趋分化的现象合法化，为这种分化敞开了大门，所以工农联盟意味着工人国家和富农之间的商品交换将不断增加。人们不但不承认这种可怕的危险，而且立即制造出让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卑鄙理论。这种办法第一次作为脱离世界经济和世界革命而独立地“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以党的名义一股脑儿提交给党的代表会议。由此可知，这种小资产阶级反动理论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取得了成就——这些成就是不可争辩的——而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某些方面遭到了挫折，从而领导人认为有必要给无产阶级提供一种“精神”安慰，以便抵消对资本主义作出的新的物质让步的影响。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一月）关于工业化的决议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论点，并且几乎是逐字照抄反对派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挥的某些思想。但是，在通过这个决议的同时，又展开了一个反对党内左翼（这次它被戴上了“超工业化分子”的帽子）的运动，也就是反对那些不愿意使工业化决议仅仅停留在纸上的人的运动；我们针对富农危险提出的警告被荒谬地称为“惊惶失措”；指出农村正在发生阶级分化的事实则被当作反苏宣传而加以惩处；要求加强对富农施加压力以利于工业的发展则被扣上“试图掠夺农民”的帽子（斯大林一李可夫一古比雪夫宣言）；这样一来，关于工业化的决议对实际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就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就党的民主和共产国际集体领导等等问题通过的某些其它决议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是微不足道的了。 早在一九二三年春天，党内就开始了工农联盟问题的讨论。一九二六年，反对派以下列方式概括了这次讨论的内容： “问：反对派的政策是否真有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联盟的危险呢？ “答：这种指责是彻头彻尾虚假的。联盟当前受到的威胁一方面来自工业的落后，另一方面来自富农的发展。工业品的缺乏正在城乡之间造成裂痕，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富农正开始控制中农和贫农，使他们反对无产阶级。这种发展现在尚处于最初阶段。正是这种发展在威胁着联盟。低估工业落后和富农增长的意义就无法对两个阶级的联盟——在我国条件下实行专政的基础——实行正确的列宁主义领导。”（《问与答》） 让我们在这里强调指出：尽管斗争十分激烈，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丝毫夸张。一九二六年，当我们挺身出来反对让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叛徒理论、反对这种只能为使我们长入资本主义铺平道路的理论的时候，我们说富农的危险“尚处于最初阶段”。从一九二三年开始，我们就已经指出危险来自什么方面，我们指出了这种危险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如果领导的艺术不是善于及时认出危险——也就是说，当危险尚“处于最初阶段”的时候就能够看出危险——并且防止它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那末领导的艺术究竟是什么呢？想领导就要有预见——而不是迫害那些有预见性的人。 对党最不幸的是，上面引用过的那些话甚至不可能得到公布。由于传播了那些话，最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已经被那些毫无思想，不愿意而且不能够考虑将来的官员开除出党。 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布哈林就工农联盟和粮食收购问题谴责了反对派。他说： “我们的反对派用来反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最强有力的论据是什么呢（我指的是一九二五年秋天）？他们当时说：矛盾正在疯狂地增加，而党的中央委员会却不了解这种情况。他们说，几乎集中了全部余粮的富农已经组织‘粮食罢工’来反对我们，所以粮食收购情况才会这样糟糕。这是我们大家都听到了的。……按照反对派的估计，其它一切都不过是这一根本现象在政治上的表现。后来，同样是这些同志又插进来说，富农已经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危险更增加了，同志们，如果第一个和第二个论断都是对的，我们今年就会碰到反对无产阶级的更强大的‘富农罢工’了……反对派诬蔑我们，说我们正在帮助富农发展，说我们在不断让步，说我们正在帮助富农组织拒售粮食运动；实际结果证明情况是刚刚相反的。……”[134] 从布哈林嘴里引来的仅仅这一段话，岂不就足以说明领导集团在有关我们经济政策的关键问题上完全有眼无珠吗？ 可是，布哈林并不是例外，他不过从理论上“概括”了领导集团的昏瞶。党和经济工作中的主要领导人竞相宣称我们已经克服了危机（李可夫），说我们己经控制农民市场，粮食收购问题已经成为严格属于苏维埃机构范围的纯粹是组织工作的问题（米高扬）。中央委员会一九二七年七月全会的决议宣布：这一年经济活动的发展整个说来并没有发生任何危机。与此同时，官方报刊异口同声地断言：农村中缺乏商品的情况如果不是完全消夫了，至少已经有了很大的缓和。 为了和这一切意见相抗衡，在给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反对派再次写道： “粮食收购总额的下降一方面直接证明城乡关系中存在深刻的混乱，另一方面也是威胁我们的新困难的源泉。” 我们的困难根源是什么呢？反对派回答说： “近年来工业发展过分迟缓，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原料方面、出口贸易方面和食物方面，国营经济对富农和资本主义分子的依赖日益增加。” 让我们同时回忆一下：反对派进行的最尖锐的干预就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节日游行期间进行的那一次；而那次干预提出的最尖锐口号是，“让我们把火力转向右派；转向富农、投机倒把分子和官僚主义者；转向破坏粮食收购工作的富农和投机倒把分子；转向在顿涅茨审判时期做组织工作或在打瞌睡的官僚主义者。”这场涉及革命的生死存亡的、非同小可的争论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的冬天由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特务的威胁而宣告结束。同时，领导集团匆匆忙忙地决定，要对那些“偏向”分子实行惩办，根据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予以放逐。 倘若不是反对派在此以前作了一系列的工作——从一九二三年的政纲起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的标语牌为止；倘若不是反对派事前作出了正确的预测；倘若不是反对派在党内和工人阶级队伍内部提出了正当的警告；那末，粮食收购危机本来只会加速右倾道路的发展，进一步放任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 在此以前的历史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甚至先锋队的先锋队，曾经不止一次以自己的毁灭作为代价才使本阶级重新前进一步，或阻止敌人的进攻。 六进一步、退半步 同中国危机、英俄危机和其它国际危机不同，粮食收购危机是不能一言不发就轻轻放过的。这场危机提供了一种刺激，使政策趋向一个新阶段，不仅在整个经济中，而且在每个工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因此，新的政治时期是从粮食收购开始的。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苏联共产党突然在《真理报》上拜读到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可以说是提交给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反对派政纲》的转述，其中一部分几乎是从《政纲》中逐字照抄来的。 这篇出人意料的社论是在粮食收购危机的直接压力下写成的，它宣布： “在造成粮食收购困难的一系列原因中，必须特别指出下面这一点。农村已经发展了，发财了。得以发展和发财的首先是富农。三年丰收并不是毫无影响的。” 由此可知，农村拒绝为城市提供粮食是因为“农村已经发财了”。这就是说，它已经尽力实现布哈林的口号：“发财吧！”但是，农村富裕为什么会破坏而不是巩固工农联盟呢？社论回答说：这是因为“得到发展和发财的首先是富农。”这样一来，认为这些年来“中农已经增加而富农和贫农则相应减少”的理论突然被认为是毫无用处的垃圾而予以拋弃了。“得到发展和发财的首先是富农。” 但是，甚至农村富农发财的事实本身也不能说明城乡交换瓦解的原因。和富农结成的联盟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而粮食危机的出现是由于甚至这样一种联盟也并不存在。因此，富农不仅得到了发展，发了财，而且并不感到有必要用自己囤积的天然作物来交换卢布；至于他所需要并且可以从城市中得到的商品，他只需要付出一部分谷物就可以买到，而这些谷物对城市却是绝对不够的。《真理报》还提出了第二个原因——归根结蒂，这是造成粮食危机的根本原因： “农民收入的增加……在工业品供应相对落后的状况下，使一般农民、特别是富农可以囤积粮食。” 现在情况就清楚了。根本原因在于工业落后，在于工业品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没有同属于合作社的贫农和中农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联盟，甚至也没有同富农建立资本主义性质的联盟。如果把我们刚才引用的《真理报》的两段话和前面一章引用的反对派文件中的话加以比较，那末，必须承认《真理报》实际上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反对派文件《问与答》里所说的话和所表达的思想。对《问与答》这篇文章，任何人只要胆敢传播它，就会受到开除出党的惩罚。 但是，《真理报》社论并没有就此止步。它一方面仍然有保留地说富农不是“主要的粮食囤积者”，同时承认富农是农村中的经济主宰，认为“富农和以高价收购谷物的城市投机商形成了联盟”，而且“他们〔富农〕有可能吸引中农，使中农跟着他们走。”这段叙述恰如其份地说明了目前农村阶级关系的特点。它和官方近年来传播的所谓中农在经济中起着支配的、日益增加的作用的神话毫无共同之处。除此以外，它和被当作反党文件的反对派纲领是完全一致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十一年以后，富农仍然是“农村中的经济主宰”，而且“他们有可能吸引中农，使中农跟着他们走”——从数字上说仍然是农村中的中心人物的中农发现自己在经济上受到富农的控制。关于富农并不是“粮食的主要囤积者”的有保留的说法，丝毫不能使这种情况有所缓和，而是使它显得更为阴暗了。据说在粮食贸易中富农现在占百分之二十的比重。就算是这个颇为可疑的保守数字，仍然突出了富农能够使中农在市场上“跟着他们走”（也就是领导他们破坏国家粮食收购工作）的事实。纽约的银行也并没占有流通中的全部商品；然而正是这些银行支配着全部商品。任何人如果企图提出百分之二十这个“并不太大”的数字当作证据，其结果仅仅强调说明，富农只需要拥有五分之一的粮食就足以在粮食市场上夺取支配一切的地位。这也说明，在工业落后的条件下，国家对农业经济所能发挥的影响是多么微弱。 另外一个必然的保留是，只有几个地区而不是全部地区都出现了富农起“领导”作用的现象。这种说法也帮不了什么忙；相反地，它倒是使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具有更尖锐的、令人震惊的含意。这“几个”地区已经足以根本动摇城乡之间的联盟，如果这一过程以同样程度扩大到所有地区，那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们这里谈的是一种活生生的经济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统计平均数。这根本不是在我们前进时要从数量上精确地衡量这个极为复杂而广泛的过程的问题，而是必须确定这个过程的性质的问题。这就是说，必须指出这种现象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令天是百分之二十；明天就可能大大增加。某些地区走在前面；另外一些地区落在后面。事实上，富农在农村中拥有的权威和使中农跟着他们走的可能性并不是直接从过去遗留下来的；不，就后面这一点来说，我们拥有新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紧接着镇压地主以后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更尖锐更明确地出现这种现象的那些地区的意义仅仅在于它们为比较“落后”的地区指出了道路——当然，这是说如果五年来特别是从一九二五年四月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政策还会继续实行的话。 新的“苏维埃”富农是损害了谁的利益才在农村中取得权威地位的呢？他们损害了处于统治地位的工人国家及其工具——国营工业和合作制——的利益。如果富农获得了吸引中农跟着他们走的可能性，他们将领导中农来反对谁呢？反对工人国家！经济联盟之所以出现严重而深刻的破裂，其原因正在于此，而经济联盟的破裂是另一种巨大得多的危险——即政治联盟的破裂——的前提。 和一九二三年春天的情况不同，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预测事态发展的问题，也不是理论研究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经过严格核对的事实问题。尽管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尽管实行了上地国有化，尽管成立了受到国家保护的合作社，不过几年，工业发展的迟缓就已经把农村的控制权交给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死敌。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的《真理报》上，这个事实第一次得到了正式承认。 从这一切事实中，完全没有必要得出灰心丧气的结论。但是，首先必须把全部真实情况清楚地告诉党。不低估任何事实，也不美化任何事实。《真理报》社论虽然作了一些小小的、含糊其辞的保留，仍然是认真迈进了一步，其原因正在于此。仅仅迈了这一步，它就大大缩短了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奉行的路线和过去五年来领导集团奉行的路线之间的距离。一切反对派人士对此只能表示欢迎。但是，在向前迈出这一步以后，接着至少退后了半步。由于采取了紧急的行政措施，从粮食收购观点来说，形势已经不那么尖锐了。这时，代表官方乐观主义的宣传机器立即重新开动起来。 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发表的最近一次纲领性宣言中说： “在国内生产力普遍上升的基础上，尽管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增长得更快，但是富农的抵抗也增加了。” 如果是这样，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那就没有大惊小怪的余地了。那末，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安心地继续建设“"一国社会主义”，不要打断行动路线。如果资本主义因素——特别是富农——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是在逐年下降，那末有什么理由要在富农面前如此突然地表现得“惊惶失措”呢？这个问题决定于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于谁战胜谁。富农可以是“可怕的”，也可以是“无害的”，这完全取决于力量对比朝什么方向变化。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徒劳无益地企图在这方面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挽救点面子。代表大会的决议是以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中日益超过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取得更大优势的假说作为出发点的。但是，实行粮食收购制时期所不得不奉行的整个行动方针已经从实践上否定了这个错误论点，而《真理报》二月十五日的社论肯定是对这个论点的公开驳斥。这在逻辑上怎么说得通呢？ 如果在这三年丰收期间社会主义成份比非社会主义成份增长得更快，或许我们仍然会发生商业和工业危机，表现为国营工业生产过剩，找不到相等的农产品进行交换。但是我们发生的却是一次粮食收购危机。二月十五日的《真理报》对这次危机作了正确的解释，指出这是由于农产品积累在农民特别是富农手中而我们缺乏相等的工业品和它交换的结果。粮食收购危机——即工农联盟的危机——由于三年丰收而更形严重。这个事实只能说明：在经济发展的总动力中，社会主义成份同资本主义和一般私有商品的成份比较起来已经削弱。 在目前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中，工人国家通过行政压力来紧急纠偏是绝对无法避免的。这种纠正完全不能改变根本的结论。我们这里谈的是一种已经有富农参与——即使仅仅是部分地参与——其中的政治力量。但是，不得不从战时共产主义的武库中寻找应急的手段来加以应用，这个事实正好证明经济生活中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利的变化。 然而另外还有一种同样具有决定意义的、甚至更重要的准绳：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如果国民经济真正是在增长（这是真的），如果社会主义积累真正比私人积累增加得更快（像中央委员会违背事实所宣称的那样），那末就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工人阶级的状况最近已经恶化，为什么最近签订的集体合同成了严重磨擦和激烈冲突的根源。当非无产阶级分子的生活水平日益上升而无产阶级分子的生活水平却日益下降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工人能够说社会主义因素已经超过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而取得“优势”。这种影响工人切身利益的实践准绳和理论上的准绳是完全协调的，是对中央委员会那种肤浅的形式上的乐观主义的一种驳斥。 在经济和生活本身提供的这种客观证据面前，一切通过“统计数字”证明社会主义成份的增长更为突出的企图都是荒谬的。这样做等于一支军队的司令官在战斗中遭受损失以后，在被迫改变计划并且放弃重要阵地以后，却企图利用巧妙的统计系数来证明优势在自己这一方面。不，富农已经证明（他们的论点比官僚们为适应乐观情绪而编造的统计数字更有说服力）：在使用经济武器的范围内，在这场重要的战斗中，优势是在富农方面。劳动妇女的家庭预算也证明了这一点。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为活生生的经济进程所解决。如果数字和这场斗争产生的无可争辩的结果发生了矛盾，和生活本身提供的证据发生了矛盾，那末这些数字就是骗人的，最多也只能说这些数字回答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的确，早在一九二七年就不仅有对粮食收购工作进行（完全正确的）干涉的例子，而且有对统计数字进行（完全错误的）干涉的例子。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经过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修饰过的统计资料几乎把富农完全“并吞”了。取得这场“社会主义的胜利”，只需要几天时间。 和其它一切事物一样，统计数字也受到官僚机器独断独行的做法的损害。即使我们把这些（修改后的）数字的政治性质撇开不谈，仍然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统计数字，特别是我们所得到的关于最重要的事态发展的极为零碎的统计数字，总是落后于时间的。统计数字提供了这些过程在某一瞬间的横断面，没有抓住它们的发展趋势。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求助于理论。我们对这个过程的发展趋势作了正确的理论评价，事前就预计到：由于工业落后，即使丰收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也会促进农村中富农的发展和城市中排队买粮食的现象。事实发生了，提供了无可争辩的证明。 从《真理报》二月社论所总结的粮食收购危机的教训中，我们已经拥有带强迫性的、因此更加不可争辩的证据，说明随着国营经济的亏损——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所占的比重的下降──工农业不平衡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了。与此同时，我们所得到的证据也说明农民的分化已经达到如此深刻的程度，以至粮食收购工作的命运、即工农联盟的命运已经处在拥有中农作为追随者的富农的直接支配之下。 如果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如果说目前经济的性质必然使资本主义势力有所增长，那末，过去一年来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加剧和力量对比所发生的有利于富农的变化，就完全是领导集团奉行错误的阶级政策造成的结果。领导集团没有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进行有系统的调节，不是完全听之任之，就是歇斯底里地收紧缰绳。 与此形成对此的是：反对派从一九二三年以来就坚持指出，只有在有系统地逐年克服不平衡状态的基础上，采取坚定的有计划的方针，我们才有可能使国营工业对农村发挥真正的领导作用；相反地，工业的落后必然会加深国内阶级矛盾，降低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达到的顶峰的比重。 因此，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企图采取的做法不同；我们并不把富农当作孤立的现象，而是以国营工业和整个农村经济的私有商品形式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关系作为基础来看待富农问题。在农村经济的范围内，我们也不是把富农看成孤立的现象，而是把他们和他们对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影响以及对整个农村的影响联系起来看。最后，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国内这两种带根本性的发展，而是把它们同通过进出口贸易而对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日益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世界市场联系起来看。 以这一切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在提交给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写道： “既然我们主要是从农村富裕阶层那里取得出口贸易所需的粮食和剩余原料，既然现在正是这些阶层极力囤积粮食，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对外贸易问题上，我们受到了富农和富裕中农实行的‘掌控’。” 但是，可能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反对派提出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因为领导集团已经规定在将来某个时期“集中”讨论这些问题。有了前面所讲的一切，现在几乎完全不需要讨论这种荒谬论点——每次出现需要亡羊补牢的情况，他们就向党提出这种论点。让我们仅仅提供一件很有说明性的证据。一九二八年三月九日，李可夫在莫斯科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就粮食收购问题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这次运动无疑具有突击工作的一切鲜明特征。倘若有人问我，采取比较正常的方式，也就是说，不采取这种突击运动的方式来克服粮食收购危机是否更好些，那末我就会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是更好些。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已经失去时间，在粮食收购困难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在睡大觉，我们没有及时采取为胜利地展开粮食收购运动所必需的一系列措施。”[135] 如果说这些话是从行政角度来认识这种迟误，那末从政治角度来加以补充是并不困难的。为了及时实行必不可少的行政措施，就应当及时给党——国家机构的鼓舞者和指导者——提供有关总方针的至少是粗略的资料，就像二月十五日的《真理报》社论提供的资料那样。因此，这种迟误并不属于行政的性质，而是属于党和政治的性质。反对派提出的原则性警告本来应当及时认真地予以倾听，我们建议的实际措施本来应当得到严肃讨论，结果却完全相反。 反对派去年提出了包括下列内容的建议，要求从百分之十的（即最富裕的）农民生产单位取得相当于一亿五千万到两亿普特粮食的强制性贷款。当时这个建议受到了严厉攻击，被认为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措施。他们教训党，认为对富农施加压力不可能不伤害中农（斯大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或者说富农并不代表任何危险，因为——你们瞧——他们事先已经被约束在无产阶级专政范围以内了（布哈林）。但是今年就不得不求助于第一百零七条（即强制收购粮食的措施）。[136]在这样做以后，中央委员会不得不进行解释，认为强制收购粮食等于军事共产主义的说法是“反革命的毁谤”，虽然在这样做的前夕它还把反对派提出的更谨慎、更有系统的建议说成是军事共产主义。 只要不指白为黑、指鹿为马，那末正确的观点就应当是使我们有可能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对将来作出预见的观点。官方统治集团的观点从来不符合这个定义。归根结蒂，事实比“党中央”还要高出一头。在去年冬天开展了粮食收购运动以后，在这次运动给官方的政策和思想意识带来尖锐危机以后，今天只有特权阶层歇斯底里症发作的人才会要求反对派承认自已的“错误”。这种情况还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的结果。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谁正确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和什么路线正确的问题联系起来看才有意义。在领导集团已经开始出现转变的迹象以后，在最后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就是对党犯下最可鄙、最丑恶的罪行。党还没有机会查明情况。一切措施、争论和步骤是否真正有价值，完全取决于党是否澄清了自己的态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赢得原则性的阵地。未来尚未得到保证。每前进一步，接着就退后半步。 七是权谋还是新方针？ 对目前这种向左转的变化应当如何评价呢？我们应当把它看成是一种小圈子私下制定的权谋，还是看成一种严肃的新方针、即恢复无产阶级路线和国际政策的方针呢？保持警惕是完全合理的。 拿几个决议来分散党的注意力——这已经变成目前领导集团的招牌脱身术。在工业化问题、贫农问题以及中国革命问题上，他们通过了一个接一个的决定，其目的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说明情况和进行领导，而是刚好相反，为了弄虚作假，掩饰实际已经发生的事情。列宁说过，在政治中，只有白痴才相信空话。即使是白痴，列宁死后的这个时期也足够让他们懂得如何克服这种易受欺骗的毛病。 究竟是权谋还是新方针的问题，涉及到阶级相互关系及其在苏联共产党内的反映。作为我国唯一的政党，苏联共产党通过党内各个集团而对不同阶级的压力作出不同反应。 前面引用的《真理报》二月十五日的“历史性”社论，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说，在新的阶级集团在我们党内得到反映的问题上，作了值得注意的承认。这一点或许是这篇社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它是这样说的： “在我们的组织中，无论是党的组织还是其它组织，最近都出现了某些阶级异己分子。他们看不见农村中的阶级，不了解我们的阶级政策的基础，企图按照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工作，不触犯农村中的任何人，和富农和平相处，总的说来是想在农村的‘一切阶层’中保持声望。” 虽然这里指的是党员，但是上面这段话为属于“热月”反动性质的、讲求实际的新资产阶级政客勾出了一幅几乎唯妙唯肖的画像，和共产党人的形象成为对比。然而，《真理报》完全没有解释这些分子是如何钻到党内来的。他们“出现了”——如此而已！他们从何而来呢？通过什么门路进来的呢：他们是从党外渗透进来的吗？他们是怎样钻进来的呢？他们是从内部萌生出来的吗？从什么土壤中萌生出来的呢？并且，请注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党沿着它在农民问题上采取的路线不断“布尔什维克化”的条件下发生的。社论并没有接下去说明：为什么党居然可以不顾一再提出的警告，直到乌斯特里雅洛夫主义者[137]和热月反动分子已经在粮食收购政策上显露出自己的行政权力的时候仍然加以忽视；为什么直到富农已经取得权威，使中农跟着他们走、并且已经在破坏粮食收购工作的时候，党还允许自己对他们视而不见。《真理报》对这一切完全未予解释。何必伤脑筋！一九二八年二月，我们才第一次听见中央机关报谈到我们早已知道而且不止一次指出过的事实，也就是说，在列宁的党内不仅“出现了”而且已经形成一个强大的右翼，要求实行一种新的新经济政策，即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的政策。 我在一九二七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曾经就这个问题写道： “官方反对反对派的斗争是在两个基本口号下进行的：反对两党制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为反对两党制而进行的虚假斗争，掩饰了国内出现双重权力和在苏共旗帜掩护下在党的右翼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事实。在某些办公室和书记的密室里，党机关的扈从们正在和资产阶级专家们，乌斯特里雅洛夫主义教授们举行秘密会议，精心策划对反对派进行斗争的方法和口号。这才是真正形成了第二个政党。这个党拼命想使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俯首听命于它，并且得到了部分的成功；它还力图铲除我们党的左翼。党机关一方面掩饰这个第二党的形成，另一方面又指责反对派力图建立第二党——正因为反对派力图使党的无产阶级核心摆脱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影响和压力，不这样做就绝对不可能挽救布尔什维克党的团结。如果认为只要使用蛊惑人心的词句，大谈党的不可分割性就可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幻想。究竟是一个党还是两个党的问题（按照唯物主义的、阶级的意义来看，而不是按照文字上的鼓动的意义来看），正取决于党内和无产阶级内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唤醒和动员进行抵抗的力量。”[138] 六月间，斯大林曾经就第二党的问题对莫斯科最高学府的学生作过下述的解释： “有些人认为出路在于恢复富农经济，在于发展和扩大富农经济，这些人不敢说要恢复地主经济，他们大概知道，现在说这样的话是有危险的。可是，唯其如此，他们也就更乐意说必须大力发展富农经济，以利于……苏维埃政权。这些人以为苏维埃政权可以同时依靠两个对立的阶级，既依靠以剥削工人阶级为经济原则的富农阶级，又依靠以消灭一切剥削为经济原则的工人阶级。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用不着证明，这种反动的‘计画’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的任务，是毫无共同之处的。”[139] 这番话不过是对《反对派政组纲》第一章绪言部分内容的比较简单的阐述。我们并不隐蔽这一点只是由于，照我们看来，斯大林目前并没有因此遭到放逐的危险。诚然，斯大林在讲话中并没有公开提到形成第二党的问题。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党内有些“人”（什么人？）正在走富农资本主义经济路线，如果他们仅仅出于谨慎才不谈大规模地主经济；如果这些没有透露地址的“人”通过这个政纲而互相勾结起来，在粮食收购期间，在制定工业计画、工资标准等等期间以这个政纲作为指导，那末这些人正是新资产阶级政党即热月党的干部。身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而不走蒋介石、柏塞尔、富农以及官僚主义者的路线是可以和正常的；应当说，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但是身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而又奉行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则是不可以和不正常的。这就是我们在《论新阶段》这份文件中表达的简单思想。 由此可知，“从天而降”的党内右翼在粮食收购期间第一次受到官方的注意。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再次“证明了百分之百的磐石般的团结”。然而代表大会开过以后，第二天就发现富农之所以不为市场提供粮食，除了其它原因以外，是由于党内某些势力希望按照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戴季陶的指示，和一切阶级和平相处。无论是在所谓党内争论的时期还是在代表大会上，这些内部的国民党分子都没有发表意见。这些勇敢的“党员”当然是首先投票赞成把反对派当作“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分子开除出党的。他们也投票赞成一切左的决议，因为他们早就知道决议是不起作用的。党内的亲资产阶级分子不是空谈家，而是行动家。他们和新的产业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官僚集团结成了特殊的联盟；他们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指导着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和文化部门，甚至指导党的活动。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是否能够认为右翼分子十分软弱，不需要对他们进行斗争呢？ 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对目前左转的整个趋势的命运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初看起来，右翼似乎极其软弱。只要上面大吼一声就足以使粮食收购工作和——部分地说——整个对待农民的政策都立刻转上“左”的轨道。但是，结果来得异乎寻常的轻松，这个事实正应当成为一种警告，要求在有关右翼软弱性的问题上不要过分仓猝地做出结论。 右翼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孟什维克和调和主义性质的一翼，是拖着人往资产阶级方向走的一翼。在一个拥有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干部和几十万工人的政党里，如果右翼居然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一股独立力量，公开按照自己的倾向办事，动员工人阶级群众，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作为非无产阶级向工人阶级施加压力的一种传导工具，右翼是强大的。这意味着党的右翼的真实力量存在于党外，存在于党的范围以外，这是官僚机构的力量，新业主的力量，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因此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但是，正因为右翼是其它阶级的压力在党内的反映，它目前还没有能力公开提出自己的政纲，动员党的舆论。它需要一种掩护；它必须麻痹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使他们丧失警惕。官僚统治使它的两种需要都得到了满足。官僚大谈党的磐石般的团结，这就是在革命工人面前为右翼打掩护，同时，它又用打击反对派的方式恐吓工人，而反对派不过是无产阶级对本阶级专政的命运感到担心的有意识的表现。 官僚和右翼之间存在的裂痕使右翼不得不缩短战线，边打边退，暂时观望一下，伺机再起。右翼分子很懂得：如果机关认真邀请党来分析局势，实行清党，铲除亲资分子，普通党员就会把右翼彻底清除出去。这样一来，党内就不再存在国内资产阶级和全世界资产阶级可以依靠的杠杆了。资产阶级的进攻肯定不会顿然消失，甚至也不会减少。但是它将不得不直接出面来反对党。这样，党就会面对面地看清敌人，从而可以冷静地估计敌人的力量和意图。资产阶级也就不可能采取秘密的、地下的方式，通过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渗透而施加压力了。这种情况本身就等于取得了一半的胜利。 右派了解他们现在的处境。但是他们也考虑到另一事实，要求党对自己的思想和队伍进行认真的清洗是办不到的；由于采取的口号和追求的目标都不同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至令一直主张的口号和目标最近几年来，这些修正主义思想在党内已经日益顽固。如果要清洗，就必须剧烈地改变对反对派的整个态度，否则中派立场的官僚机关毫无原则的丑态就会暴露无遗。右翼相信中派不敢大胆地改变立场。他们这样想是很有理由的。他们咬牙切齿地撤退，从而表明他们根本不愿意进行一场对自己和对中派都同样危险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对中派提出了要求，不要改变党内的现状，也就是说，不要破坏右派和中派结成的反对左派的联盟；左倾的程度不要超过目前这种危机关头所绝对必须的程度；换句话说，要保持回头走老路并进而实行“新的新经济政策”的可能性。 右派懂得，目前他们必须尽可能地对左转趋势采取忍气吞声的态度。无论如何，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种权谋。他们保持沉默，进行准备。他们期望那个向左转的试验将由于外来的阶级反应、内部磨擦、官僚机构的怠工、特别是中派主义天生的左右摇摆的倾向而以失败告终。右翼很熟悉他们的同盟者。在此期间，他们还极力损坏中派的名誉，向各方面表明中派并没有任何创造性，从一开始就只知道拾反对派的牙慧。 就中派来说，为了避免处于难堪的境地，他们继续把反对派投入监狱。右派知道，官僚给左派的打击越多，它对右派的依赖性也就越大。他们打算在向左转的试验以失败告终时从防御转入进攻，实行报复（在目前的状况下，右派是坚决相信这一点的）。会发生这种情况吗？不能根本排除最后终于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只要左倾路线以党内政治力量保持现状为基础，就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很可能发生，甚至必然会发生。 这是否意味着目前这种摇摆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为左派路线的可能性呢？让我们坦率地说：既然这个问题取决于领导的预见性和一致性，不仅领导集团过去几年来奉行的政策，而且它目前的行为都使我们对上述问题表示怀疑。中心问题正在于：开始时的权谋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深刻的政治波动，使党内越来越多的人以及越来越广泛的阶层都深深卷入其中。后面这些人对权谋的运用，对领导集团“为艺术而艺术”地玩弄的领导艺术并不感兴趣；他们对转变所带来的客观经济政治后果倒是感兴趣的，这方面情况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开始实行这种转变的人的意图，由于广泛得多的人的意志和利益的作用而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因此，否认目前这种波动有发展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路线的可能性是不正确的。 无论如何，反对派由于自己的观点和倾向，必须尽力使目前这种左倾发展下去，真正转上列宁主义的道路。这样一种结果将是最健康的，也就是说，将使党和专政只遭到最低限度的震动。这是给党带来深刻改革的道路——也就是改革苏维埃国家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八目前危机的社会基础 党内斗争的杀伐之声仅仅是远为深刻的社会动荡的一种回音。各个阶级内部日积月累的变化如果不及时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话言中得到表现，就会使整个十月革命面临痛苦的危机。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闭幕几乎还不到两个月，领导集团就迫不及待地和代表大会期间还认为正确的方针断绝了关系。这种匆忙本身是一种明确无误的征兆，说明和整个国际形势相联系的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过程已经达到一个危急的阶段，即从经济上的量变化为政治上的质变的阶段。这种情况是事前可以估计到的，我们从一九二三年以来已经多次加以阐述。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反对派在提纲中以下列方式表达了这个意见： “在一个小农和一般小业主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最重要的事件在一定时期以内是以极为分散和隐蔽的方式进行的，后来却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突然爆发出来。” 当然，仅仅对那些不善于在事态尚处于初始阶段就对发展过程作出马克思主义评价的人来说，事变进程是“出乎意料”的。 富农率领中农进行的拒售粮食运动；沙赫特矿区专家和资本家的勾结；国家机构和党机关中某些势力为富农的抵制运动提供的保护和半保护；共产党人对技术人员和职员暗中进行的反革命活动居然能够视而不见；斯摩棱斯克及其它地方的党政机关里的恶棍在“铁的纪律”的幌子下所犯的肆无忌惮的罪行——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是极为重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没有任何思想健全的共产党人胆敢说这都是偶然现象，说它们是没有代表性的，说它们并不是过去五年来的经济政治发展和党的领导集团的政策造成的。这些事实是可以而且应当预见到的。反对派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提纲——它面向所有党员——说： “富农、业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同国家的而且还同党的官僚制度的许多环节相结合，乃是我们社会生活中最无疑问、因而也是最令人担心的过程。从这里正在产生使无产阶级专政受到威胁的双重政权局面的萌芽。” 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发表的宣言（通告？）中，中央委员会承认在国家机构内，在党和工会内部，存在着“最恶劣的官僚主义”。这份通告企图把官僚主义解释为：（1）过去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残余；（3）是群众落后和愚昧的产物；（3）是由于他们“缺乏行政管理知识”；（4）是由于没有足够迅速地吸收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上述四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的，而且都以某种方式说明了存在官僚主义的原因，但是，它们都不能说明官僚主义会这样疯狂地、肆无忌惮地得到发展。过去五年来，群众的文化水平应当是提高了，党的机构应当已经学会更迅速地吸引群众来参加管理工作。在苏维埃环境中培养起来的新一代人应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旧职员的工作。既然如此，官僚主义就应当减少，但是，关键问题正在于官僚主义已经大大增加，已经成为“最恶劣的官僚主义”；它已经使自上而下通过命令等行政手段实行镇压、恫吓，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压制、徇私舞弊、干部的互相串通勾结、谄上欺下等等成为一种制度。尽管苏维埃经济已经发展了，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了，而旧的阶级专政机构的这些倾向却异常迅速地重新抬头了。这个事实有它的阶级根源，也就是说，是由于有产者的社会地位巩固了，是由于他们和国家机构有了紧密的联系，并且通过这个机构对党施加了压力。如果不理解政权日益官僚化的阶级根源，反对这种罪恶的斗争常常就像一座只会空转而不能磨粮食的风车。 工业发展的迟缓已经在价格上造成令人不能容忍的“剪刀差”。官僚主义者为降低价格而进行的斗争仅仅扰乱了市场，剥夺了工人而并未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农民从十月革命以后完成的土地革命中获得的大量利益正在遭受工业品价格的吞噬。这种情况损害了工农联盟，把农村中广大阶层驱赶到鼓吹“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自由化”口号的富农那边去。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商人找到了便于发展的土壤和掩护，国外的资产阶级也获得了一个基地。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是抱着绝大的希望走向革命的；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幻想。因此，在发展速度迟缓、物质生活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对苏维埃政权在较短时期内深刻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的能力所抱的期望必然会减少。 世界革命的失败，特别是过去几年来共产国际已经掌握主动权以后所遭受的失败，也造成了同样的趋势。这些失败不能不给工人阶级对待世界革命的态度带来新的调子：在期望方面表现很大的保留；意气消沉的分子中间会产生怀疑；而在尚不成熟的人中间则会表现露骨的猜疑甚至烦躁反感情绪。 这些新的思想和新的评价会设法表现出来。如果表现在党内，最先进的阶层或许会对国际革命、特别是本国革命采取不同的态度；他们的态度可能不像从前那样天真，那样得意洋洋，而是比较带批判性，然而另一方面，会比从前更为平衡，更为稳健。但是，这些新的思想、判断、愿望和忧虑都受到压制，不能表达出来。无产阶级五年来生活在这样一个老的、著名的口号下面，“不许胡思乱想！领导比你更有头脑。”这种情况起初激起了愤怒，后来造成了消极被动情绪，最后则迫使人们蜷缩起来，在政治上自我取消了。四面八方的“专家”们都这样告诫工人，直到工人自己最后也这么说：“要知道，现在不是一九一八年。” 不仅通过国家机构或工会，而且通过经济和日常生活状况，都可以感觉到无产阶级所占的政治比重下降了。和无产阶级敌对或半敌对的阶级和集团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因此，小资产阶级和日益增强的中等资产阶级中间那些在政治上活跃的阶层表现的自信心增加了。后者已经恢复了他们和整个“官府”之间的友谊，重新建立了亲密的家庭纽带，坚决相信他们的好日子正在到来。 苏联国际地位的恶化，世界资本主义在最老练、最疯狂的英国资产阶级的率领下施加的敌对压力越来越大——所有这一切使国内资产阶级里面最顽固的分子得以重新抬头。 这就是造成十月革命危机的最重要因素。这场危机在富农最近的拒售粮食运动中和官僚主义者身上得到了部分的表现。党内危机是这种危机的最普通、最危险的一种反映。 因此，不言而喻，现在尚不可能预测，至少是不能遥遥地预测，目前尚处于半隐蔽状态的走向双重政权的过程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公开表现到政治领域里来。达主要决定于国际形势，而不仅决定于国内的政策。有一点是清楚的：革命路线并不是观望等待、东猜西想，一直等到不断增强的敌人抓住有利机会发动攻势；革命路线要求我们自己在敌人——正如德国俗话所说——大大抬头以前就发动攻势。失去的时间是回不来了。中央委员会对于（主要是由于它自己的政策而造成的）险恶形势终于发出了警报。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仅仅发出警报和一般性的呼吁是不够的，甚至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前，当领导集团还把对富农施加压力的口号纯粹当作文字游戏的时候，反对派就在自己的提纲中写道： “压制富农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口号……如果认真对待的话，就要求改变整个政策，使所有国家机关奉行新的方针。必须确切而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要知道，无论是富农还是贫农都没有忘记，中央委员会在两年当中（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间）所坚持的完全是另一种政策。十分明显，提纲的作者们所以闭口不谈自己过去的方针，是以为改变政策似乎只要发布新的‘命令’就够了。可是，要想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现新的口号，不克服一些阶级的激烈反抗和动员另一些阶级的力量是不行的。” 即使在目前，这些话仍然具有充分的力量，过去使党从列宁主义道路转入右派和中派主义道路并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办到的。为了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建立一个有势力的、“超阶级”而实际上亲资产阶级的集团并且使这个集团得到巩固；为了使党不注意这个集团的存在并且使领导集团可以多年否认它的存在；为了使这个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没有揭露出来的集团不是通过党、而是通过……粮食交易所而正式表现出来——为了实现这一切，进行了五年的支持新方针的不断宣传，此外还加上斯大林和布哈林贩卖的关于富农“长入社会主义”和嘲弄贫民“义和团”心理的成千上万的“评论”；加上对统计机构的打压（仅仅因为它们注意到了富农的存在）；加上没有头脑的干部对“政绩”的自我赞美；加上新的“讲坛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诡辩学家宣传学派的形成等等其它许多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为了这一切而对无产阶级左翼进行了恶毒的、不顾后果的、粗暴的、背叛性的、专横的迫害。与此同时，党内一切亲资分子已经形成并得到了巩固（用《真理报》意味深长的话来说是“出现了”），为自己建立了各种联系、纽带，取得了各方面的同请，把他们的根远远伸到党外，深深伸进广大的阶级土壤中去。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小小一纸通告——无论这份通告写得多么简短有力——所能消灭的。必须进行教育。必须进行修正，必须重新排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深犁来耕种这片荒草丛生的田地。 “反对派软弱无力”的说法和针对反对派进行的凶猛斗争是无法调和的。反对派拥有经受过事变进程考验和证明的行动纲领以及曾经在迫害的烈火中受过缎炼的、对党的忠诚毫不动摇的干部。这种干部代表着日益上升的历史路线，他们是推不倒、打不乱的。反对派是党的宝剑上的钢刃。破坏了这道钢刃，用来反对敌人的宝剑就钝而无力了。反对派的问题是整个左倾路线的枢纽。 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地发展的时候，才能真正地、彻底地解除外部和内部的危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但是这种看法和布哈林主义的经院哲学给我们描绘得娓娓动听的绝望宿命论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填补的鸿沟。危机是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性决定它是无法摆脱危机的。这决不是说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政策无足轻重。正确的政策可以促进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错误的政策则使它们遭到毁灭或阻碍。 官方的经院哲学完全不能理解在机械决定论（宿命论）和主观自我意志之间还存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宿命论认为：“面临如此落后的状况，什么也办不成。”庸俗的主观主义认为："这有何难！我们有决心，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对世界局势和国内落后状况的依赖，那末，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你就可以爬起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进入胜利的世界革命。” 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坚定而巩固地夺得政权以前，过渡性的苏维埃政权发生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主导政策的任务就是要防止苏维埃政权内部危机的积累，使它不至发展成为整个政权的危机。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条件是维护、发展和加强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地位和自觉。而一个能够独立行动的、灵活而积极的无产阶级政党是能够都到这一点的唯一工具。 九党的危机 一种正确的经济政策，和一般政策一样，不能仅仅从一个正确的表述中获得保证，虽然自一九二三年以来连这样一种正确的表述也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只有在不断探明一切社会阶层的情况的基础上才可以想象。不仅如此，这种探索不能依靠行动迟缓、缺陷重重、态度僵硬而感觉迟钝的官僚机构作为媒介来完成，而必须通过充满活力、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共产主义的侦察兵、开拓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来实现。在富农作用日益增长的情况能够通过统计数字予以表现以前，在这种情况为理论家概括总结并为政治家化为指示以前，党必须善于通过自己的无数触角感觉出来，发出警报。但是要做到这一切，整个党就必须感觉敏锐，行动灵活，首先必须敢于观察、敢于认识、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们的国家工业是极分散的，各个托拉斯和工厂之间的竞争；由于劳动群众所处的沉重物质地位；劳苦人民中占重要地位的阶层的文化水平不够。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性地取决于党的作用，取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觉自愿的内部团结，取决于行政管理人员、工会干部、车间核心成员等等有意识地服从纪律，并且通过这一切来加以保证。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系统正在削弱、崩溃和瓦解，那末任何人都明白这等于说国营工业、运输业等等的社会主义性质很快就会荡然无存了。托拉斯和各个工厂就会开始自行其是。目前已经如此薄弱的有计划的开端就会连影子也找不到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将会达到除力量对比以外就毫无约束的程度。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开始将变成法律上的一纸空文，以后连这种法律上的存在也会被一扫而光。由此可知，在这里，问题也归结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有意识地保持团结，必须保护无产阶级先锋队，使它不受官僚主义的侵蚀和乌斯特里雅洛夫主义的毒害。 作为一种制度来说，如果党内缺乏制定和执行一种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方法的话，这一路线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由于某种推动力的影响，官僚主义的领导可能胡乱碰上一条正确的路线。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它会继续执行这条路线而不是在明天再次予以拋弃。 在党实行专政的条件下，领导集团手里集中了人类有史以来任何政治组织也不曾单独掌握过的空前巨大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领导方法是极为必要的——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官僚专断造成的每一种歪曲，每走错一步，都会立即在整个工人阶级当中引起反响。在此期间，在列宁去世以后，领导集团已经逐渐习惯于把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假民主的敌视，扩大为对自觉的无产阶级民主的重要保证措施的敌视，然而党要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繁荣发展，并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民主才有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工人国家。 这是列宁在生命最后阶段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他曾经充分考虑过它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列宁在第一次生病以后回来工作时，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党内官僚主义的滋长大为震惊。因此他才建议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当然，不是现在存在的、和列宁设想完全相反的这个中央监察委员会。列宁曾经提醒过党：在历史上，征服者蜕化变质、接受被征服者的道德原则的列子并不罕见。每当他听到有故意冤枉好人或掌握权力的共产党人粗暴对待下级的消息（奥尔忠尼启泽打人事件）[140]，他都会感到怒火中烧。他曾经针对斯大林的粗暴，针对后者内在品德上的残忍对党提出过警告。这种残忍和不忠诚是血缘姊妹，一旦掌握全部权力就会成为毁灭党的可怕工具。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列宁才热烈呼吁，要求注意文化和文化的发展——不是指布哈林现在玩弄的廉价小玩意，而是要求共产党人进行斗争，反对对等级制度顶礼膜拜的道德原则，反对封建主义和粗俗习气的遗迹，反对干部利用群众的天真无知。 同时，在过去五年期间，党的机关却奉行着刚好相反的方针；它已经彻头彻尾地沾染了国家机构的官僚主义痼疾，更加上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多年提炼的“管理艺术”——欺骗、蒙蔽、两面三刀。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领导集团，这个集团不是有意识地遵循党内民主，而是为了加强官僚制度而伪造和窜改列宁主义；在对待共产党人和工人方面极端地、令人不能容忍地滥用权力；通过欺骗手段操纵党的整个选举机构；在讨论过程中使用一个资产阶级法西斯政权可能引以为荣的、然而决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加以吹嘘的手段（挑选出来的打手，按照命令吹口哨，揶榆喧闹，把发言者推下讲台，以及其它类似的可鄙行为）；最后一点（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机关和党的关系上完全缺乏同志间的团结和真诚。 党的报刊己经在耸人听闻的揭露的幌子下公布了阿尔乔莫夫斯克、斯摩棱斯克和其它案件。中央委员会发出了对腐化进行斗争的呼吁。问题到此似乎就算了结了，事实上是尚未开始。 首先，党内广大人士不能不感觉到，已经公布的只是一小部分——并没有谈正在发生的总的情况，只是谈已经暴露的情况。几乎每一个省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自己的“斯摩棱斯克”事件，而且不是今天才有，甚至不是今年才有的。早在“自我批评”时代以前，赤塔、赫尔松斯克、弗拉基米尔斯克和其它许多地方都发生了这种腐败事件，只是一直被压着，不予处理；“对党磐石般忠诚”的区委书记被揭露曾经偷偷地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浪费大笔资财来维持自己的家用，雇佣仆从。每当这种事件暴露出来，都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成百的人、有时甚至上千的人，上千的党员对这些罪行了若指掌，但是都绝口不谈。他们保持沉默的时间常常长达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甚至报纸也提到过这种状况，但是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因为要是这样做，就有必要完全重复反对派文件曾经非常谨慎温和地说过的那些话。不得出必要的结论，斯摩棱斯克和其它事件的暴露仍然只是耸人听闻的新闻。它们使党感到激动，但并没有起教育作用，倒是分散了党的注意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官僚机构越脱离党的控制而独立，依靠机构为命的人互相之间的依赖性也就越大。相互勾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原则并不是地方性的“琐事”，而是官僚统治的根本特点。某些扈从尽情干坏事，其它的人则保持沉默。党员群众呢？党员群众都吓怕了。真的，在曾经实现十月革命的列宁的党里，工人党员却害怕大声说出机关的某个百分之百的扈从是一个流氓，一个侵吞公款者，一个恶霸。这是“斯摩棱斯克”事件揭露出来以后提供的根本教训。受到这种教训而不感到羞愧，就不是一个革命者。 从社会意义上说，阿尔乔莫夫斯克、斯摩棱斯克等等事件的主角是谁呢？他是一个已经摆脱党的积极控制、已经不成其为无产阶级专政旗手的官僚主义者。他在思想上已经枯竭，在道德上则放荡不羁。他是一个享受特权、不负责任的干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极为粗野的人，一个酒囊饭袋，一个恶霸。一言以蔽之，是一个杰席莫尔达[141]（见列宁论民族问题的信件。这封信没有向党公布），但是我们的主角有他自己的“特色”，当他对人拳足交加、浪费国家资源或者是接受贿赂的时候，苏维埃的杰席莫尔达不是凭着“上帝的意志”而是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名义发誓赌咒。当下面有任何人企图指摘他的时候，他不是像过去那样大叫“造反啦！”而是狂呼：“托派分子！”——于是就胜利了。 五月十六日的《真理报》刊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一个领导人写的文章。文章从斯摩棱斯克事件中总结出下列教训： “我们必须毅然决然地改变我们对待那些明明知道弊病存在然而噤若寒蝉的党员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态度。” “改变我们的态度？”那末，对待这个问题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吗？是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工农监察代理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承认这一点。对于犯罪行为知情不报的人本身也应当被当作罪犯。唯一可以减轻他们的罪过的情况是他们本人愚昧无知或者是被恐怖镇慑住了。然而雅科夫列夫指的不是愚昧无知的人，而是“党员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压力和恐怖，居然能够迫使工人党员对于按理是由他们自己选举出来、并且对他们负责的个人所犯罪行保持可耻的沉默呢？难道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怖？不可能，因为这种恐怖是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的利益的。那末，这是否是说：这种压力和恐怖来自其它的阶级？显然是这样的，因为超阶级的社会压力是不存在的。我们已经明确指出我们党所受的政治压力的阶级性在于：党的机构的扈从们狼狈为奸；党的机构有许多环节已经同国家官僚机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村里的富农成为一体；世界资产阶级对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施加的压力——这一切凑起来就产生了通过党的官僚机构对党施加压力的社会两个政权的基本因素。这种社会压力几年来已经有所增加；机关正是利用这种压力来威胁党的无产阶级核心，迫害反对派，并且通过组织手段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一定限度内，外来阶级压力提高了官僚集团的地位，使它站在党的头上，加强了它，并且使它具有信心。官僚根本不考虑它自己的“权力”来自何处。它沾沾自喜地把它对党、对列宁主义取得的“胜利”归功于自己的聪明机智。但是由于没有遇到抵抗而日益增加的压力已经超过这个限度。它所威胁的已经不只是机关的统治，而是比这重要得多的东西。现在官僚们已经开始感到尾大不掉之苦。 使绝大多数党员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不敢谈论党机构的扈从们所犯罪行的局面，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这种局面也不是大笔一挥就可以消灭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机关内部强有力的官僚主义常规，而且有围绕这个机关形成的、由各种利益和联系交织成的一层硬壳。而我们的领导集团在自己的机关前面是束手无策的。这里我们看到一种类似历史规律的东西：领导集团对党的依赖越小，他们受官僚机器束缚的程度就越大。所谓反对派意图削弱集中领导的一切说法都是荒谬绝伦的。没有铁一般的集中制，就不能想象会有一条无产阶级路线。但是，不幸的是，目前的领导层恰恰只是由于自己的官僚主义力量才获得了无限的权力。这就是说，对被人为地分成一盘散沙的党员群众，它是有力的，但是对它自己的机关，它却毫无办法。 为了逃避他们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后果，中派主义者特别强调“自我批评”这种以毒攻毒的疗法，斯大林出人意料地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自我批评是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方法。”[142]但是，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斯大林已经接近了他不得跨越的一个界限。因为马克思所说的自我批评实际上首先意味着无产阶级必须摆脱，并且要彻底摧毁这样一些错误的幻想：例如“四阶级联合”；一国社会主义；对保守的工会官僚进行统战；“我们一定不要吓跑资产阶级”之类的口号；东方要建立“两个阶级”的政党；以及过去这个时期斯大林和布哈林强迫人们接受的其它反动废话。过去三年来，他们曾经使用孟什维主义的刀对中国革命任意加以宰割，直到扼杀革命为止。这才是真正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手术刀的地方！ 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在这里恰恰就禁止运用这把手术刀。斯大林再次提出威胁，要“用一切力量，用一切办法”[143]来反对这种批评。他不懂得，足以（永远）阻止马克思主义批评在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伍中取得胜利的力量或办法，根本不存在。 在一九二七年召开的一次全会上，反对派在一篇演说中指出：反对派有权利呼吁党来反对领导层。莫洛托夫在回答时说，“这是造反！”斯大林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要扫除现领导层，就必须发动内战。”[144]这是在激烈的斗争中对统治机构的所谓“超党派”、“超阶级”、自成一体的性质所作的最完整最坦率的表述。这种思想和作为我们党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官僚主义“超人”的思想是产生目前这种零打碎敲的官僚篡权的泉源，并且在无意中为可能发生的全面篡权准备着条件。这种思想是在过去五年中形成的，是在永无休止的、虚伪的“重新评价”的过程中，在自上而下地加紧控制、任命亲信和进行迫害的过程中，在伪造选举的过程中，在把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撇在一边一年、两年或四年……的过程中形成的，简而言之，是在“不计代价，不计办法”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 从最上层来说，这是日益和生活本身发生冲突的思想进行的一场殊死斗争；从基础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争夺职务、争夺指挥权和争夺特权地位的一场疯狂赌博。在这两种情况下，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反对派。提出的论点和使用的手段是一样的，“不计代价，不计办法”无需多说，党机关的大多数人是忠诚老实的，是能够自我牺牲的。但是，整个问题在于制度。而制度却是一种必然会产生斯摩棱斯克事件的制度。 善意而糊涂的干部认为解决最伟大的历史任务的公式是：“我们必须毅然决然地改变。”党必须回答说：“并不是你们必须实行改变，而是必须毅然决然地改变你们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撤换你们。”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二日 （吴继淦、李路译陈泰校译） [118]这是托洛次基写给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一封信。——译者注 [119]奥斯丁·张伯伦（AustenChamberlainl863-1937）是签订慕尼克条约的前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的异母哥哥，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期间担任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 [120]《记录》，第805页。 [121]《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447页。——译者注 [122]《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九日。 [123]《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七日。 [124]希法亭（RudoIfHilferding1877-1941），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首领之一，是考茨基的战友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主要代表人。——译者注 [125]托洛茨基，《论新阶段》。 [126]一九二三年，德国共产党人曾经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在萨克森州议会和政府中构成大多数，但是德国共产党在右派份子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麦的领导下，向左翼社会民主党的不抵抗路线投降，终致失败。——译者注 [127]这里指的是比利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据英译本附注：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经在一九二七年通过决议，反对苏联共产党把加米涅夫等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把穆拉洛夫等开除出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的措施。后来，“在斯大林主义者的命令下”，比共这些领导人就被开除出党了。——译者注 [128]参见《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论新经济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72－73页。——译者注 [129]同上书，第74页。——译者注 [130]参见《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192页。——译者注 [131]参见《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192页，——译者注 [132]《记录》，第143页。 [133]3参见《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论新经济政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71页。——译者注 [134]《记录》，第二卷第118页 [135]《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一日。 [136]即苏联刑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在富农和投机者拒绝按固定价格出卖剩余粮食，得根据法庭判决没收其全部余粮的办法。——译者注 [137]乌斯特里雅洛夫（N.Oustrialor）,是俄国经济学家,本来反对苏维埃并支持帝国主义干涉苏联，后来变为苏联政府雇员。他认为在苏联制度下工作，可以逐步渗透苏联的机体来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为此他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英译注。 [138]托洛茨基：《论新阶段》。 [139]《在粮食战线上》，《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76页。——译者注 [140]据英译本注:据说奥尔志尼启泽曾经在一次激烈争论的大会上打过一个反对他的年轻格鲁吉亚人的耳光，列宁曾因此建议立即把他开除出党。——译者注 [141]杰席莫尔达是果戈里名著《钦差大臣》中一个爱打人的警士。——译者注 [142]《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111页。这句话引自马克思：《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译者注 [143]《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期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117页。——译者注 [144]按照《斯大林全集》第十卷《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版本，这句话是:“要‘扫除’这样的多数，就必须在党内发动内战。”见《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50页。——译者注
关于“不断革命”的一些历史材料<<托洛茨基：不断革命>>关于“不断革命”的一些历史材料[1]在这部历史第一卷的附录中，我们曾大量地摘录了著者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在纽约写的许多文章，以及后来所写的驳斥波克罗夫斯基教授的一些论战性文章。上述两类文章都是分析俄国革命、部分地也是分析世界革命的动力的。从本世纪初以来，俄国革命营垒中的一些主要的原则性分化，都是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革命浪潮的高涨，这种分化越来越具有战略纲领的性质，而最后，具有直接策略的性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六这几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加紧形成各种政治派别的时期。我的著作《总结和展望》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它是零零碎碎地、而且是为了许多不同的目的而写的。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著者被捕入狱，于是有机会比过去更加系统地来阐述自己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的观点。这些文章被集成一本书，于一九〇六年用俄文出版。为了让读者能彻底了解下面从该书中摘录的文字，我们还得再次提醒一下：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间，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捍卫过，甚或提出过关于一般地在单独一个国家，特别是在俄国，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只是过了二十年之后，即到一九二四年秋天，这种想法才见之于文字。在第一次革命时期，以及在两次革命之间的那些年代里，争论的问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和可能性。所有现在维护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人，毫无例外地，在那个时期都把俄国革命的前途限制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且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他们一直认为不仅不可能建设一国社会主义，而且在先进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俄国无产阶级不可能夺取政权。在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七年间，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是指这样一种革命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如果不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则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只是在一九二四年秋天，“托洛茨基主义”才开始表示这样一种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俄国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不可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建立一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使读者方便起见，我们扼要地、以对话的形式把争论表述如下，其中T表示“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的代表，S表示现今领导着苏联官僚的俄国“实践家”之一。一九〇五——一九一七T．如果不由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俄国革命就不可能解决自己的民主问题，首先是土地问题。S．可是，那是不是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呢？T．当然是。S．在落后的俄国吗？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吗？T．正是这样。S．可是，你忽视俄国的农村，即忽视陷在半农奴制泥沼中的落后的农民。T．恰恰相反，开辟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直接前景的，正是土地问题的深度。S．那末，你不承认资产阶级革命？T．不，我只是试图表明，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进程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S．可是，那意味着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吗？T．不，不是这个意思。历史的发展没有如此有计划的与和谐的性质。无产阶级在落后的俄国取得政权，这肯定是由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中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会开辟什么样经济前景，这取决于建立这种专政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不用说，俄国不可能独立走到社会主义。但是，它一旦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纪元，就能给欧洲的社会主义发展一种推动力，从而紧紧跟在先进国家之后走到社会主义。一九一七——一九二三S．我们必须承认，托洛茨基“甚至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他就提出了新奇的而现在特别值得注意的不断革命论，在这个理论中，他断言，一九〇五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将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构成一系列民族革命的第一个革命。”（摘自列宁生前出版的《列宁全集》中的一条注）一九二四——一九三二S．那末，你否认我国的革命能够走到社会主义吗？T．和从前一样，我认为，我国的革命在获得国际性质之后能够而且应当走向社会主义。S．这么说，你不相信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T．奇怪的是，当你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空想而加以拒绝的时候，这却没有妨碍我预见和主张这种专政！S．不过，尽管这样，你还是否认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吗？T．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你总是责备我不承认资产阶级革命。你的理论上的矛盾的秘密就在于，过去你落在历史过程的后面，而现在你正在企图赶上和超越历史过程。老实说，这也就是你在经济方面的种种错误的秘密。读者如果想要正确地判断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派别和集团现在进行的斗争中的真正意见分歧，就应时刻记住俄国革命思想发展中的这三个历史阶段。一九〇五年写的文章《总结与展望》中的一些摘录第四章革命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和日益壮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无产阶级向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时日，决不直接决定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决定于阶级斗争中的关系，决定于国际形势，最后还决定于许多主观因素，如传统、首创精神和战斗的准备……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发展得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取得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机械地有赖于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资源，是一种简化到极点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成见。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根据我们的看法，俄国革命将创造出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政权有可能（在革命胜利时应该）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客们有机会充分施展其政治天才之前转到无产阶级手中。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分析方法，——不是分析文句，而是分析社会关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软弱必然意味着工人运动的软弱，这对于俄国说来难道是真的吗？毫无疑问，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集中程度、文化程度以及在政治上的重要性，都依赖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程度。但是这种依赖性不是直接的。在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它的各阶级的政治力量之间，在每一个特定时刻，都夹杂着许多不同的国内和国际性质的社会和政治因素，这些因素会使经济关系在政治上的表现发生偏差，甚至完全变形。尽管美国的工业生产力比我国高十倍，但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它对本国的政治影响以及在最近将来影响世界政治的可能性，却比美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重要性大得难以比拟。第五章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一旦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政权就会转到在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那个阶级的手中，换言之，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我们同时说明，这决不排斥非无产阶级的社会集团的革命代表参加政府，……整个问题在于：谁来决定政府政策的内容，谁构成政府中稳定的多数？人民的民主阶层的代表参加工人占多数的政府是一回事，而无产阶级的代表以多少有点受尊敬的人质的身份参加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是另一回事。无产阶级不扩大革命的基础，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许多劳动群众阶层，尤其是农村中的劳动群众，只有在革命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才能第一次被吸收到革命中来，并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部重担放在无产阶级肩上的我国社会历史关系的性质，将不仅给工人政府造成巨大困难，并且也会（至少在政府成立的初期）给予它难以估量的优越性。这会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当中表现出来。俄国革命现在不容许，将来在一个长时期内也不会容许建立任何可以解决最起码的民主任务的资产阶级宪法秩序……。因此，农民——甚至是作为一个阶层的全体农民——的最基本的革命利益的命运，同整个革命的命运，即同无产阶级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执政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农民的阶级出现在农民面前。但是，农民是否有可能把无产阶级推开并取而代之呢？这是不可能的。一切历史经验都驳斥这种假定。历史经验表明，农民绝对不可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俄国资产阶级将把一切革命阵地让给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也不得不交出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的情况下，农民只能归附工人民主制度。即使农民在这样做的时候，其觉悟程度并不比他们归附于资产阶级制度的时候更高！但是，当每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在获得农民选票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利用其权力掠夺农民，使农民丧失对前途的一切希望和信心，然后在情况极其不妙的时候，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这时候无产阶级依靠农民发动一切力量，以便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第六章无产阶级政治制度无产阶级只有依靠全国的觉醒和全民的热情，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将作为民族的革命代表，作为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暴政的斗争中公认的人民领袖，参加政府。但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会开创一个新时代，一个具有革命立法和积极政策的时代，这里，它决不能保证其作为公认的民族代言人的作用。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将一天天地加深，其阶级性质也将愈来愈明确。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和民族之间的革命关系就会破裂，农民的阶级分化会以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农民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对抗也将随着工人政府政策的明确化和由一般民主政策变为阶级政策而逐渐增长。消灭等级制的农奴制，将得到作为纳税等级的全体农民的支持……但是为保护农业无产阶级而实行的法律措施，不仅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积极同情，而且还会受到少数农民的积极反对。无产阶级会感到不得不把阶级斗争推进到农村中去，从而破坏无疑每一个农民都有的——虽然是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那种共同利害关系。无产阶级在它刚刚实行统治的时刻，就必须从农村的穷人和富人之间、农业无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中寻找支持。但是政权一旦转到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革命政府手中，那时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区别，就失去了原则上的和直接实践上的意义。无产阶级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约束在这种区别的范围之内。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无权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参加政府这一事实，将消除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界限，这就是说，它将把集体主义提到日程上来。无产阶级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中究竟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这取决于力量的对比，而决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原来的意图。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特殊形式，即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工人阶级不可能在保持其专政的民主性质的同时又不越出其民主纲领的界限。对于这一点存任何幻想都是极端有害的。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要为政权斗争到底。在维持和巩固自己政权的这个斗争中的武器之一，是鼓动和组织工作，尤其是在农村中；另一武器是集体主义政策。集体主义不仅将成为从执政党地位继续前进的必然的道路，而且也将成为在无产阶级支持下保持这个地位的一种手段。***当社会主义报刊上表述不断革命的思想时——这种不断革命由于日益增长的社会冲突、更多的群众阶层参加起义、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特权不断进攻，而把消灭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我们的“进步”报刊齐声发出了怒吼。同一民主派的更激进的代表们……不仅认为在俄国建立工人政府的想法是异想天开，而且否认在当前历史时期欧洲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必要的“先决条件”现在还不具备。真是这样的吗？问题当然不在于为社会主义革命指定一个日期，而在于必须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的历史展望。（这里接着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般先决条件，而且证明，现在，在二十世纪初，如果从欧洲和世界范围来看的话，这些先决条件已经具备。）……无论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来看，社会主义生产在个别国家闭关自守的范围内是容纳不下的。[2]第八章俄国的工人政府和社会主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客观先决条件。但是，在这方面，关于俄国，我们能够怎样说呢？我们能不能希望，政权转归俄国无产阶级，会成为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改造的开端呢？“马克思说，巴黎的人并没有向公社要求奇迹。现在也不能指望无产阶级专政立即创造出奇迹。国家政权不是万能的。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了政权，就可以用几道法令来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那就荒谬绝伦了。经济制度并不是国家活动的产物。无产阶级只能尽一切力量运用国家政权，来促使经济朝集体主义方向发展，并缩短它的道路。“生产社会化要从困难最小的部门开始。在最初时期，社会化的生产将像是沙漠中的绿洲一样，由商品流通规律同私营企业联系着。社会化的经济占领的领域愈广，它的优越性就愈明显，新的政治制度就会感到愈稳固，无产阶级的进一步的经济措施也就愈大胆。在实行这些措施的时候，它一定能够、并且一定会不仅依靠本国的生产力，而且依靠国际的技术；正如其革命政策一样，它不仅要依靠本国阶级关系的经验，而且要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全部历史经验。”[3]无产阶级的制度一开始便必须处理与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运攸关的土地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正如在解决其他一切问题时一样，无产阶级要把自己的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作为出发点，就是说，要为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占领尽可能大的领域。在土地问题上的这种政策的形式和速度，应当决定于无产阶级所拥有的物质资源以及不要把可能的盟友推到反革命队伍中去的必要性。但是在俄国的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能走多远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政策在遇到国家技术落后的阻碍之前很久，就会碰到政治上的障碍。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的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政治上的乐观主义可能有两种[4]。它可能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和革命形势的有利方面，并且给自己提出一些在现有的力量对比关系下解决不了的任务。但是相反地，它可能乐观地给我们的革命任务定下一个框框，而这个框框是我们的地位的逻辑必然会迫使我们打破的。我们可以给一切革命问题定下一个框框，硬说我国的革命就其客观目的、从而就其必然结果说来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也可以无视这一事实：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角是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将被革命的全部进程推动着去执政。你可以安慰自己说，俄国的社会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你也可以不考虑这一事实：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必然会在它的地位的全部逻辑的逼迫下去组织国家管理的经济。一般社会学的定义——资产阶级革命——决不能解决在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政治策略任务、矛盾和困难。在十八世纪末的其客观任务是建立资本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内，无套裤党的专政表明是可能的。在二十世纪初的就其直接客观任务而言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次革命中，出现了无产阶级在最近的将来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的必然性，或者至少是可能性。无产阶级自己必须注意，使这种统治地位不致如某些现实主义的庸人所希望的那样，仅仅成为暂时的“插曲”。但是，现在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不可避免地要打破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呢？或者在现有世界历史条件之下，它可不可以给自己开辟一个在打破这些界限之后取得胜利的前景呢？（下面接着发挥这样一个思想：俄国革命可以、而且多半会引起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后者又会反过来保证俄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必须补充一句：在共产国际存在的头几年中，上述引文曾经作为对十月革命的理论上的阐述，用几种外文正式发表过。（边忆菊译）[1]这是托洛茨基为他所著《俄国革命史》一书所写的附录，译自该书伦敦一九三六年英文版（TheHistoryoftheRussianRevolution）第1258—1266页。——中译者注[2]这段在第七章。[3]这两段话出自托洛茨基给马克思著《巴黎公社》俄译本（一九〇六年圣彼得堡版）写的序言第20页。——中译者注[4]从这一段起以下都不是属于第八章，而是属于第四章。——中译者注<<托洛茨基：不断革命>>
第十章什么是不断革命？<<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第十章什么是不断革命？基本论点我希望，读者不会反对我在结束这本书的时候，不嫌重复，试把我的基本结论简单明了地表述出来。一、不断革命论现在要求每个马克思主义者给予最大的重视，因为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进程终于把这个问题从回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旧意见分歧的领域中充分地提出来了，并且使它变成一个关于一般世界革命的性质、内在联系和方法的问题。二、对于资产阶级发展较迟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说来，不断革命论意味着，要彻底地真正解决它们的民主和民族解放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民族的领导者，首先是作为它的农民群众的领导者——的专政才有可能。三、在民主革命中，不仅土地问题而且民族问题都给落后国家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地位。没有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不可能解决，甚至不可能认真地提出。但是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只有通过同民族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才能实现。四、不管个别国家中革命的最初插曲性阶段的情况如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只有在组织为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这也就是说，民主革命只有通过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为基础并且首先解决民主革命的所有任务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取得胜利。五、从历史的角度来估价，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确切地表达了上面所说的那种无产阶级、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已经为十月的经验所证实。但是列宁的旧公式并没有预先解决在革命联盟内部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换句话说，这个公式有意保留了某种代数学的性质，这种性质就是要在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演算出比较确切的算术数字。然而，历史经验表明，而且在不可能作任何歪曲解释的情况下表明，农民所担任的革命角色无论多么伟大，它决不能担任独立的角色，更不用说担任领导的角色。农民不是跟着工人走，便是跟着资产阶级走。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只有作为领导着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才是可以设想的。六、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就其阶级内容来说，是与无产阶级专政不同的一种制度，它只有在建立了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这个党要能够代表农民的利益和总的来说也能够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要能够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程度的援助下夺取政权，并且要能够决定自己的革命纲领。整个现代史表明，特别是最近二十五年的俄国经验表明，在建立农民政党的道路上，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就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缺乏独立性及其深刻的内部分化。由于这种原因，小资产阶级（农民）的上层分子在一切决定性的关头，尤其是在战争和革命中，总是跟着大资产阶级走；下层分子跟着无产阶级走；中层分子则不得不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选择。在克伦斯基政权与布尔什维克政权之间，在国民党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阶段，即没有工农民主专政。七、共产国际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这个口号强加于东方国家的企图，早已为历史彻底粉碎，这种企图只能起反动的作用。只要这个口号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对立，它在政治上就会促使无产阶级溶解于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这样就会为民族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因而也会为民主革命遭到失败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在共产国际纲领中采用这个口号，就是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十月传统。八、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专政，必然立即面临同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有密切关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九、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是革命的完成，而是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展开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在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舞台上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革命战争。这里就包含着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断性质，不论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昨天才完成民主革命的落后国家，还是一个在民主革命后经历了漫长的民主制与议会制时代的老资本主义国家。十、在民族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不再能同民族国家的界限协调一致。因此，一方面产生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就产生一种资产阶级的欧洲联邦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一种在更新和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不断革命；只有当新社会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获得最后胜利之后，社会主义革命才告完成。十一、上面关于世界革命发展的简要论述，一笔勾销了现在的共产国际纲领迂腐死板地把国家划分为社会主义“已经成熟”或“尚未成熟”的问题。既然资本主义已经建立了世界市场，创造了世界的分工和生产力，整个来说它也就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世界经济。不同的国家将以不同的速度经历这个过程。在一定的条件下，落后国家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一个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它的无产阶级没有作好联合农民和夺取政权的充分准备，就不能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反之，在一个无产阶级由于进行了民主革命而掌握了政权的国家，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归根到底不仅取决于本国的生产力，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十二、从反对十月革命的反动势力方面发酵出来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同不断革命论势不两立的唯一理论。不肖门徒由于受到我们的严厉批判，便想借口俄国的特点（地大物博）而把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范围只限于俄国，这种企图是徒劳无益的，只能弄巧成拙。背离国际主义立场，就必然要走向民族救世主义，即认为本国具有一些特殊的优越性和特点，硬说这些优越性和特点使它能担任别的国家所不能担任的角色。世界性的分工，苏联工业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欧洲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对亚洲原料的依赖等等，使得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建设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不可能的事。十三、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理论同俄国革命的全部经验背道而驰，它不仅机械地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而且把民族革命同国际革命割裂开来。这种理论向落后国家的革命提出建立一种根本不能实现的民主专政制度的任务，同时又把这种制度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这样，这种理论就把幻想和虚构带到政治中来，麻痹东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妨碍殖民地革命的胜利。从不肖门徒们的理论观点来看，无产阶级夺取到政权就意味着革命的完成（按照斯大林的公式，完成了“十分之九”）和国家改造时期的开始。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的理论，都必然是同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分不开的。它们是息息相关的。按照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共产国际已被贬低为一种只对反对武装干涉的斗争有用处的辅助性武器。共产国际目前的政策、制度及其领导人物的选择，是同共产国际被降低为不是要解决独立任务的辅助性机关这种角色完全适应的。十四、布哈林所写的共产国际纲领，是彻头彻尾折衷主义的纲领。它妄图把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而这种国际主义同世界革命的不断性是不可分割的）调和起来。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为了使共产国际采取正确的政策和建立健全的制度而进行的斗争，是同争取制订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关于纲领的问题又是同关于不断革命论和一国社会主义论这两种互不兼容的理论的问题分不开的。不断革命的问题，早已不是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间的插曲性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已经由历史彻底解决了。现在的斗争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同中派的折衷主义思想之间的斗争。（柴金如译）<<托洛茨基：不断革命>>
不断革命是什么？（基本论点）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不断革命是什么？（基本论点）1929年托洛茨基所著《不断革命论》的最后一章向青译如果我尝试简略地表述我的主要结论，作为本书的结尾，我希望读者不会嫌重复而反对我这样做吧。一、不断革命论现在要求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予以最大的重视，因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进程已经把这问题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往日意见分歧的记忆领域最后充分地提了出来，并且把它变成了关于世界革命一般的性质、内在联系和方法的问题。二、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来说，不断革命论意味着：要彻底、真正解决它们的民主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着全体被压迫的国民（首先是农民大众）的专政才可以想象。三、不仅土地问题，还有民族问题，都使落后国家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民主革命中占据一个特殊的地位。没有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民主革命的任务不仅不能解决，甚至不会被认真地提出。但是，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只有通过同民族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影响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才能实现。四、不管个别国家中革命初期短暂阶段的情况如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只有在组织为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才可以想象。这本身就意味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可以想象，这专政依靠同农民结成的联盟，并且首先解决民主革命的种种任务。五、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估，布尔什维主义的老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是正确地表示了如上所述的无产阶级、农民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十月的经验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列宁的老公式并未事先解决革命联盟内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相互的政治关系会是怎样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一公式故意保留着一种代数的性质，这种代数性质必须在历史经验进程中让位给更确切的算术数量。但是，历史经验表明了，而且是在不容任何误解的情况下表明，不管农民的革命作用多么伟大，那也不是一种独立的作用，更谈不上是领导作用。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只有作为领导着农民大众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才可以想象。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如果就其阶级内容而言是一种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只有在如下情况中才可能实现，那就是：能够建立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这个政党代表农民的利益，也代表一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它要能够在无产阶级某种协助下夺取政权，并且能够确定它自己的革命纲领。近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俄国最近二十五年的经验证明，在建立农民党的道路上，有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即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没有独立性，而且它自身内部深刻分化。由于这些原因，小资产阶级（农民）上层在所有的关键时刻，尤其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候，跟着大资产阶级走；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跟着无产阶级走；它的中层则不得不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作出选择。在克伦斯基政权与布尔什维克政权之间，在国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中间阶段，即没有什么工农民主专政。七、共产国际今天还企图将早已过时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口号强加于东方国家，这只能起一种反动作用。这一口号只要是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对立起来，它在政治上就只能促成无产阶级溶化到小资产阶级群众里面，因而就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让民族资产阶级夺取领导权，从而也促使民主革命失败。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中写上这一口号，是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传统。八、以民主革命的领袖身份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的专政，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要面对种种任务，为了解决这些任务免不了要大大侵犯资产阶级的财产权。民主革命直接生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九、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是革命的完成，而仅仅是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的建设只有在既是国内又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可以想象。在资本主义关系占决定性优势的世界舞台上，这种斗争必然导致在国内爆发内战，对外爆发革命战争。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间断性就在这里。不管是昨天才完成民主革命的落后国家，还是经历了漫长的民主制和议会制时代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间断性都是一样的。十、在一国的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再不能与民族国家的范围相调和。因此，一方面产生了帝国主义战争，而另一方面产生了欧洲资产阶级联邦的乌托邦。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舞台上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展开，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完成。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种新的、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不断革命；只有到了新社会在我们整个地球上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完成。十一、上述关于世界革命发展的简略描述，把共产国际目前的纲领中根据一种迂腐而又死板的分类精神所提出的各国对于社会主义是“已经成熟”还是“尚未成熟”的问题根本取消了。既然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世界市场、世界性的分工和世界性的生产力，那它也就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准备好了一个完整的世界经济。不同的国家将以不同的速度来完成这一过程。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比先进的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一个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它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充分地准备好将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夺取政权，那么它就不可能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反过来，在一个无产阶级已经由于民主革命而取得了政权的国家里，它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命运最终不仅取决于本国的生产力，还要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十二、靠反对十月革命的反动酵母制造出来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唯一的彻底而且坚决反对不断革命论的理论。不肖门徒们在受到我们严厉的批评后，企图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适用性局限在一个国家，即仅仅是在俄国（因为它有地大物博的特点）。这没能使事情变得好一些，反而更坏。背离了国际主义立场，势必走向民族救世主义，也就是说，走向认为本国具有一些特殊的优越性和特点，据说让它能够担当起别的国家没有能力担当的角色。世界性的分工、苏联工业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欧洲先进国家生产力对亚洲原料的依赖等等，使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立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十三、斯大林和布哈林那种同俄国革命的全部经验背道而驰的理论，不仅机械地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而且将一国革命同国际革命分割开来。这种理论迫使落后国家的革命接受建立一种无法实现的民主专政的任务，这种民主专政是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就这样，这种理论把幻想和虚构带进了政治，瘫痪东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阻碍殖民地革命的胜利。根据不肖门徒们的理论，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就是革命的完成（按照斯大林的公式，是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和民族改良时期的开始。所以，富农能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能使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的理论，都是同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不可分割的。它们生死与共。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将共产国际贬低为只是用来进行斗争以反对军事干涉的辅助工具。共产国际目前的政策、它的制度及其对领导人员的选择，完全符合于共产国际降到一个辅助性机构而不是用来解决独立任务的地位。十四、布哈林所作的共产国际的纲领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纲领。它徒劳地企图把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调和起来。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同世界革命的不间断性是不可分割的。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为使共产国际采取正确的政策、建立健全的制度所进行的斗争，同争取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的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纲领的问题又同势不两立的两种理论（不断革命论和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不可分割。不断革命的问题早已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插曲式的意见分歧了，这分歧已由历史作出了完整的结论。现在的斗争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同中派的折衷主义之间的斗争。上一篇回目录
第九章结束语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第九章结束语众所周知，我在上面一章最后几行里提出的预断和担忧在几个月后得到了证实。对不断革命的批判仅仅是拉狄克脱离反对派的一根撬杆。我们希望，我们的通篇著作证明，拉狄克转向斯大林阵营对我们来说并非意外。但是，即使叛变也应有一个渐进过程和卑躬屈节的程度。拉狄克在自己的悔过声明中却一下子彻底恢复了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这就意味着彻底背叛。对我来说，剩下来要做的就是摘要引证我对拉狄克、普拉奥布拉任斯基和斯米尔加的悔过声明（这个声明是一份政治犬儒派的黑籍证[1]）作出的答复：“这三个人当然像所有的自尊心破产者一样，不会不用不断革命来掩饰自已。这三个投降分子力图回避近几年机会主义失败史中最为悲剧性的经验——中国革命的经验，并发出廉价的誓言，保证中国革命同不断革命理论绝无共同之处。”拉狄克和斯米尔加顽固地坚持使中国共产党从属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立场，不仅仅是在蒋介石政变以前，而且包括政变之后。不知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含糊不清地嘟嚷了一些什么，正像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他经常表现的那样。有一个事实值得人们注意：在反对派的队伍中，所有主张共产党服从于国民党的人都成了投降分子。没有一个忠实于自己的旗帜的反对派成员会有这种污点。这种污点明显是可耻的。在《共产党宣言》问世四分之三世纪之后，在布尔什维克党诞生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这些不幸的“马克思主义者”居然认为有可能维护将共产党人关在国民党的笼子里的作法!拉狄克对我当时的指责已经给了答复，这种答复同现在的悔过书如出一辙。他威吓我们，说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后果是无产阶级脱离农民而使自己陷于“孤立”。在这以前不久，拉狄克把广州政府称为农工政府，帮助斯大林掩盖将无产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的事实。他们用什么来掩盖这些可耻的行径、这种盲目、这种愚蠢、这种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后果呢?用对不断革命的谴责!还是在1928年2月，拉狄克开始寻找投降借口，迫不及待地附和了1928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体会议对中国问题作出的决议。这个决议把托洛茨基分子称为取消派，因为他们把失败称为失败，不同意将中国反革命的成功称为中国革命的最高阶段。在这项二月决议中，宣布了举行武装起义和建立苏维埃的方针。对于每一个稍微有一点政治鉴别能力、经过革命实践锻炼的人来说，这项决议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的实例。而拉狄克却随声附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对待这个问题时的聪明程度并不逊色于拉狄克，只不过他是从另一端开始的。他写道，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并且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一次新的革命不会很快来临。在这种情况下，同中间派争吵中国问题是否值得?就这个题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发出了一些内容广泛的书信。我在阿拉木图读这些信的时候，真替他们感到羞耻。这些人在列宁的学校里学到的是什么呢?我无数次地问自己。曾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前提同拉狄克的前提正相反，但他们的结论都是一样的：他们俩极其希望，通过明仁斯基的调解，雅罗斯拉夫斯基能够像兄弟般地拥抱他们。[2]哦，当然，他们这样做是出于革命的利益。这不是要往上爬，不，他们不是要往上爬的人一一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孤立无援的人，一些思想空虚的人。针对1928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体会议的冒险主义的决议，当时我已经提出一个方针，即在民主的口号下，包括在中国立宪会议的口号下，将中国工人动员起来。但是，这三个不幸的人陷入了极左的立场，这是一种廉价的、一无所求的立场。民主口号吗?无论如何都不行，“这是托洛茨基的一个大错误”。只能在中国建立苏维埃──这是不折不扣的。恕我冒昧，很难想象有什么立场比这更荒谬的了。在资产阶级反动时期提出苏维埃的口号，这无非是一种吵闹声，也就是对苏维埃的嘲弄。但是，甚至在革命时期，即直接建立苏维埃时期，我们也没有取消民主的口号。已经取得政权的真正的苏维埃，只要还没有在群众眼前同真正的民主机构发生冲突，我们就不取消这些口号。用列宁的话来说（不是用庸人斯大林和他的应声虫的语言），这一点意味看：在国家的发展中不要跳过民主阶段。“没有民主纲领——立宪会议、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中国的民族独立、各民族人民的自决权等等——没有这一民主纲领，中国共产党的手脚就会被捆绑起来，不得不被动地在中国社会民主派面前缴出地盘，这些社会民主派可能在斯大林、拉狄克及其一伙的协助下取代共产党。”“由此可见，拉狄克虽然也跟随反对派，但是他忽略了中国革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他坚持使共产党从属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立场。拉狄克忽视了中国的反革命，继广州冒险之后，他又支持武装起义的方针。拉狄克跳过了现在的反革命时期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回避过渡时期的任务，而热中于最抽象的、既没有时间又没有空间的苏维埃的概念。可是，拉狄克又信誓旦旦地说，他同不断革命没有共同之处。这是可喜的。这是令人欣慰的……。”“斯大林和拉狄克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中国、印度和所有的东方的国家来说，是一种有所改变但无改进的国民党式的实验的翻版。”“在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全部经验的基础上，在从这些革命本身出发经过深思熟虑的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基础上，反对派坚决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下，一场新的中国革命才能推翻现存的政体并把权力交给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同领导农民并实行民主纲领的无产阶级专政相反，是一种空中楼阁，是一种自我欺骗，或者更严重的是──克伦斯基主义或者国民党主义。”“在克伦斯基和蒋介石政权为一方，无产阶级专政为另一方之间，既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中间的、过渡性革命政体，谁若提出这种政体的赤裸裸的公式，谁就是在无耻地欺骗东方的工人，准备一场新的灾难。”“反对派对东方的工人说：那些在党内耍弄阴谋诡计遭到失败的投降分子帮助斯大林散播中派主义的种子，蒙住你们的视线、堵住你们的耳朵、迷惑你们的头脑。一方面，在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面前，削弱你们的力量，禁止你们开展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斗争。另一方面，同你们描绘一种非无产阶级的专政的救世前景，这有助于将来当国民党以新的形象出现时，再一次地摧毁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这种说教者都是叛徒。东方的工人们，要学会不相信他们，要学会鄙视他们，要学会将他们从自己的队伍中轰出去!……”注释：[1]黑籍证是旧俄时代发给革命志士的证书，持此证者无法再入学或在机关服务。──列．托[2]明仁斯基当时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首脑；雅罗斯拉夫斯基是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首脑之一，他对打击反对派甚为卖力。──列．托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八章从马克思主义到和平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第八章从马克思主义到和平主义在拉狄克的论文中，有一段话是一种最使人感到忧虑不安的征兆。尽管这段话好像同我们感兴趣的中心主题不相干，但是由于拉狄克倾向于同当今中派主义理论家统一观点，所以这一段话实际上同中心主题还是有联系的。这里说的是他关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多少有些隐蔽的进展。这一点必须着重地谈一谈，因为拉狄克的这条“次要”的错误如果进一步发展下去，就有可能超越所有的其它意见分歧，表明拉狄克的错误已经确实无疑地从量变转到了质变。当谈到来自外部对革命构成威胁的危险时，拉狄克写道，列宁“意识到在1905年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上，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得到西欧无产阶级的帮助才能维持下去”。（黑体是我标的——列．托）这是错上加错。首先，这是粗暴地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前景。事实上，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民主专政（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无法维持下去。这种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所发表的全部论文和演讲（关于同普列汉诺夫的论战、国有化问题，等等）之中。在这一段时期，列宁根本没有提出过在西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就在俄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但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此。“在1905年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上”是什么意思呢？那么1917年的水平又是怎样的呢？正是在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之上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理论。共产国际的纲领将整个世界划成方格，分成经济水平上“足以”与“不足以”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区域，这样就为革命的战略筑造了一系列毫无指望的绝路。经济水平的区别无疑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会其有决定性的意义。在1905年，我们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我们也不能建立民主专政。在1917年，我们建立了将民主专政吞并在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1917年的经济发展水平雷同于1905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只有在西欧无产阶级的及时帮助下，这次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挺住，并发展到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及时性”不是事先计算好的，它是在发展和斗争的进程中形成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世界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而1905年和1917年俄国发展水平的差别，不管本身有多么重要，事实上仅处于次要地位。但是，拉狄克不满足于就水平差别所援引的模棱两可的话。在指出列宁理解革命的内部问题和世界问题之间的联系（哦，可不是吗！）后，拉狄克补充说：“列宁没有单独把在俄国保持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欧无产阶级的援助之间的这种联繁的概念尖锐化，而托洛茨基的表述走过分尖锐化的，也就是说，这种援助必须是已经取得胜利的西欧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黑体是我标的。——列．托）老实说，当我读到这几句话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拉狄克要从不肖门徒的武库中捡取这种不中用的武器？要知道，这是在重复我们经常有充分理由加以嘲笑的斯大林主义的陈腔滥调。其它问题姑且不说，仅这段引语就表明，拉狄克对列宁道路上的主要里程碑的想象实在太糟了。列宁不仅从来没有像斯大林说的那样，将欧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加的压力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对立起来，相反，他在论述来自外部的革命援助问题上比我更为尖锐。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列宁不断地重复说，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就不能保持民主制（甚至连民主制也不能保持！）。从总体上说，在1917年至1918年以及随后的几年中，列宁除了将我们的革命同欧洲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考虑和估计我们的革命命运之外，没有运用过其它方式。例如，他直截了当地说：“没有德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就注定要失败。”他是在1918年说这句话的，并不是根据1905年的“经济水平”。当时他考虑的不是将来几十年的事，而是在近期内，如果这个时期不是几个月的话，也只不过是几年内的事。列宁曾多次解释道：如果我们挺住了，“那是因为当时有幸在短期内（在短期内！——列．托）形成的一种特别条件使我们免遭国际帝国主义的侵袭”。他接着又说：“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国际帝国主义……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平共处……在这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那么结论是什么呢？他是否对无产阶级的“压力”和资产阶级的中立化抱有和平主义的期望呢？不是的，他的结论是：“在这里，俄国最大的困难……必须唤起国际革命。”这些话是什么时候说的，什么时候写的呢？不是在1905年，当时尼古拉二世正在就镇压革命问题同威廉二世谈判。我提出的“尖锐的公式”是在1918年、1919年以及随后的几年。回顾往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是这样说的：“我们清楚地懂得，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列．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在革命以前，甚至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它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尽管我们这样想，但我们还是尽一切可能，要在任何情况下保存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已，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我们懂得这一点，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以及在签订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一再表达了这种信念。一般来说，这是正确的。可是，实际上事情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进展。”[2]从1921年开始，运动就不像我和列宁在1917年至1919年（而不仅仅是在1905年）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发展了。但是，运动一直是沿着工人国家与资产阶级世界之间的不妥协地对抗的路线发展的。二者中必有一者败北。只有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发展才能使工人国家摆脱致命的危险，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还包括经济上的危险。企图在这个问题上寻找出两种立场，即列宁的立场和我的立场，那就是理论上最偷懒的做法。请至少再读一遍列宁的著作，不要诽谤他，不要让我们吃大量的斯大林主义的残羹剩汤。但是，这种堕落并没有到此为止。拉狄克说，列宁似乎承认世界无产阶级的“简单的”（本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柏塞尔式的）援助就足够了，而托洛茨基怎么“夸大地要求”必须是国家的援助，即革命的援助。拉狄克在捏造了上面一段故事之后继续说：“经验证明，在这一点上，列宁同样是正确的。欧洲无产阶级尚无力夺取政权，但是已经强大到足以来阻止世界资产阶级在干涉时期投入大批力量来反对我们。因此，它帮助我们保卫了苏维埃政权。还有一股主要力量同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种种矛盾并存，它使我们在干涉结束后连续八年中的和平得到保证，那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对劳工运动的恐惧。”这一段话，尽管作为当代官方文人的作业来看并无新意，但是毕竟引人注目──一份混淆历史，政治上杂乱无章，有重大原则错误的大杂烩。从拉狄克的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列宁在1905年的一本小册子《两种策略》中（拉狄克仅仅提到这本著作）预言，在1917年之后，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将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对我们的大规模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与此相反，托洛茨基在1905年没有预见到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必然会形成的那种局势，而只重视当时的一些现象，诸如强大的霍亨索伦军队、极其强盛的哈布斯堡军队、有巨大影响的法国交易所等等。这显然是一个荒谬绝伦的时代混乱，这种混乱因其可笑的内在矛盾而变得更加复杂。根据拉狄克的说法，我的根本错误在于我仅仅是以“1905年的水平”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现在第二个“错误”也找到了，即我为什么没有将我在1905年革命前夜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置于直到1917年以后才出现的国际形势中去考虑。如果斯大林通常提出的证据就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会感到吃惊，因为我们对于他的1917年和1928年的“发展水平”实在太了解了。但是，拉狄克是怎么样陷入这一伙的呢？然而还有更糟的情况。拉狄克跳过了区别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界限，跳过了区别革命立场和和平主义立场的界限。这完全是一个用革命斗争来反对战争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方法来防止和制止战争，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呢？还是通过国内战争来推翻资产阶级呢？拉狄克在无意中将无产阶级政策的根本问题扯进了我们之间的争论中来了。拉狄克是否想说，我不仅完全“忽视”了农民，而且“忽视”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所施加的压力，而仅仅考虑无产阶级革命呢？很难设想他会为台尔曼、塞玛尔或者是蒙穆索之流的无稽之谈辩护吧！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时的极左派（季诺维也夫、塔尔海默、台尔曼、贝拉．库恩等等）为在西方采取盲动主义的策略辩解，认为这是挽救苏联的一条出路。我同列宁一起尽可能通俗地向他们解释，如果他们有系统、有计划地巩固自己的阵地，为夺取政权做好准备，而不是为了我们而匆匆地进行革命冒险，这就是对我们最有力的帮助了。可惜，当时的拉狄克不是站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边，而是站在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一边。但是，拉狄克一定记得──无论如何，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纪录记得──列宁和我的论据的要点正是针对极左派荒谬的“尖锐表述”的。然而，在我们向他们说明了加强党的力量和增强无产阶级的压力是国内和国际关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之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还应补充一点：“压力”只是为夺取政权而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功能，它完全取决于这一斗争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列宁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在代表们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演讲。这篇演讲的目的是反对消极等待的倾向，他大致上是以提出下述的告诫来结束这篇演讲的：不要冒险，但是，亲爱的朋友们，还是要马不停蹄，因为单靠“压力”，我们是不能坚持多久的。拉狄克提出，欧洲无产阶级在战后不能取得政权，但是却阻止了资产阶级想要摧毁我们的企图。有关这一点，我们不知说过多少次了。然而，欧洲无产阶级之所以能使我们免遭毁灭，只不过是因为同无产阶级压力并存的，还有帝国主义战争在客观上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以及因这场战争而更加尖锐化的世界冲突。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斗争、经济崩溃或者无产阶级的压力这些因素中，很难回答究竟哪一种因素是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确实也不能这样提出。但是，仅靠和平压力是不够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不管有什么“压力”，这场战争毕竟还是爆发了。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如果说无产阶级压力在苏维埃共和国初创后最关键的几年内证明是有效的话，那只是因为，对于当时欧洲的工人来说不是施加压力的问题，而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斗争，而且这个斗争不只一次地采用了内战的形式。1905年的欧洲既没有战争也没有经济崩溃，只有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疯狂暴行的血腥味。当时社会革命党人的“压力”根本没有力量去阻止威廉二世或者弗朗茨．约瑟夫向波兰王国的讨伐，也完全不能阻止他们对沙皇的援助。而在1918年，德国无产阶级的压力也不能阻止霍亨索伦占领波罗的海诸省和乌克兰，如果说当时他未能远征到莫斯科，那只是因为他的兵力不足。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还要签订布雷斯特和约呢？人们对昨天的事为何如此健忘！列宁并不使自己局限于对无产阶级“压力”的期望，他不只一次地说过，没有德国革命，我们无疑会毁灭。虽然漫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了，但是从事情的本质来说，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不要有幻想，我们已经接到一份没有表明日期的延期支付通知书。我们现在与过去一样生活在一个有“喘息机会”的条件之下。当无产阶级还不能夺取政权时，却能够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发动战争，这是不稳定的阶级均衡得到最高形式表现的一种状态。为什么要称它为不稳定的均衡呢？因为它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它必然会倾向这一边或者那一边。或者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或者是资产阶级用一系列的打击来削弱革命的压力，以使自己重新获得足够的行动自由，首先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行动自由。只有改良主义者才会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政府所施加的压力看成是一种不断增长着的因素和免遭干涉的保证。正是从这个概念里产生了在世界资产阶级处于中立化的条件下，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就像猫头鹰在暮色降临时才起飞一样，斯大林关于在无产阶级压力下资产阶级中立化的理论，也只是在产生这种理论的条件开始消失时才提出的。曾经有一段时期，被曲解了的战后经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希望，即在没有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时，只要有一般的“支持”，我们也就能应付下去了。就在这一时期，世界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无产阶级的失败为资本主义的稳定开辟了道路。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已经被克服。没有尝过帝国主义屠杀的恐怖滋味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其结果是，现在资产阶级可比五年或者八年以前更为自由地操纵它的战争机器了。工人大众在其自身进一步发展中的向左转，无疑会重新加强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压力。这是一个利弊各半的因素。也就是说，来自工人大众一方的日益增长的危险，会促使资产阶级在以后的一个阶段里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力图摧毁传染病的主要病灶──苏维埃共和国，来表明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反对战争的斗争不取决于对政府施加的压力，而仅仅取决于为争取政权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和平主义”的效果就像它的改良主义的效果一样，仅仅是为取得政权而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附属产品；力量有限，却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也就是说，促使资产阶级走上战争之路。拉狄克片面地提到，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恐惧是一切社会和平主义者的根本希望。但是，仅仅出于对革命的“恐惧”，这算不了什么，只有革命才能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在1905年说，反对君主制度复辟（在1918年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唯一保证不是无产阶级的压力，而是无产阶级在欧洲的胜利。这是一种对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提法。尽管一个“喘息机会”是漫长的，列宁的提法至今仍然有效。我也以同样的方式阐述了这一问题。1906年，我在我的《总结与展望》一书中写道：“正是由于对无产阶级起义的恐惧，迫使资产阶级政党在投票赞成拨付巨额军费时，还庄严地宣称赞成和平、梦想有国际仲裁法庭、甚至梦想组织欧洲联邦──这份可悲的宣言，既不能消除国家间的任何对抗，也不能消除任何武装突冲”。（《总结与展望》，第283页《我们的革命》）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根本错误在于，为了挽救斯大林──布哈林的和平主义和民族改良主义的前途，采用了一些革命的技术处方来对付战争的威胁，结果把反战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分割开来了。从本质上来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鼓动者们是恐惶不安的和平主义者，惊慌失措的一国社会主义建设论者，他们企图借助于加紧施加“压力”的办法使资产阶级的“中立化”永久不变。因为，他们不能不意识到，他们以前的领导导致了一系列国家的革命遭到失败，而且将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从远远地抛在后面，于是他们首先便匆匆地摆脱把战争问题同革命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尖锐的表述”。他们把反战斗争转化为一项能独立完成的任务。为了使本国的政党不错过这一决定性的时刻，他们宣布战争的危险是永恒的、紧迫的和迫在眉睫的。世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战争而发生的。现在，战争不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一种工具，相反，倒是资产阶级政体成了战争的工具。结果，共产国际的反战斗争变成了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在每一种场合都自动地重复一次，于是便因失效而消除了。斯大林主义的民族社会主义就倾向于将共产国际变为向资产阶级施加“压力”的辅助工具。拉狄克用其匆匆忙忙的、草率的和未经充分考虑的批评来助长了这种倾向，而不是助长马克思主义。他失去了指南针，被卷入了一股奇特的潮流，这股潮流会把他带到完全陌生的彼岸。1928年10月于阿拉木图注释：[1]《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页。[2]《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七章民主专政的口号今天对东方意味着什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第七章民主专政的口号今天对东方意味着什么？被斯大林主义的——庸俗进化的而非革命的——历史“阶段”观点搞得迷失方向的拉狄克，现在正竭力地向整个东方推崇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拉狄克按照布尔什维主义的“可行性假设”（列宁使这个可行性假设适应于一个具体国家的发展进程，适当加以修改并使之具体化，而在一定的阶段抛弃它）制定了一个超历史的方案。所以他在自己的论文中一直喋喋不休地重复这样一段话：“这个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策略，是适用于所有资本主义处于新兴发展中的国家的，在这些国家里，资产阶级还没有消除以前的社会——政治结构作为遗产留存下来的问题。”细细想一想这个公式：这是在郑重其事地为l917年加米涅夫的立场作辩解。难道俄国资产阶级经过二月革命后就清除了民主革命的各种问题吗?不，它们尚未解决作为一切问题中最重要的土地问题。列宁怎么可能不懂这个旧公式仍然还“适用”呢?他为什么要撤除这个公式呢?拉狄克先前已向我们答复了第一点；因为这一公式已经“成为事实”。我们研究了这一答复之后，发现它完全不成其理由，尤其是出自拉狄克之口。因为根据他的看法，这个列宁主义旧口号的实质根本不在于政权形式，而在于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途径来真正地消灭农奴制度。这正是克伦斯基主义所想做而没有做到的。由此可见，为了解决当前最尖锐的问题，即中国问题，拉狄克在回顾往事时完全流于空谈。应该调查清楚的并不是在1905年托洛茨基懂得什么，不懂得什么，而是在1907年2、3月期间斯大林、尤其是莫洛托夫、李可夫和加米涅夫不明白什么（我不知道拉狄克自己在当时的立场如何）。因为，如果认为在双重政权下的民主专政的“实现”已经到了要刻不容缓地改变中心口号的程度了。那么必须承认，在中国“民主专政”、在国民党政权里，即在蒋介石、汪精卫和他们的尾随者谭平山[1]的统治下，实现得更充分、更彻底。因而，这就意味看必须在中国改变口号。但是，难道“以前的社会——政治结构的遗产”在中国还末被清除掉吗?是的，没有被清除掉，难道在1917年4月4日，当列宁向整个上层“老布尔什维克”宣战时，那种遗产在我国已经清除掉了吗?拉狄克自相矛盾得无可挽救，他思路混乱、左右摇摆。在这方面我可以指出，他使用“结构遗产”这样一种复杂的说法完全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玩弄文字手法，明显地迥避更为简练的术语：“封建主义残余”、“农奴制残余”。他为何要这样呢?因为拉狄克直到昨天还在态度坚决地否认这种残余，这样就根除了民主专政口号之下的任何基础。拉狄克在共产主义学院所作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的根源，其深度并不亚于我们1905年革命的根源的深度。可以断定，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那里将比我们这里1905年的要更强大，理由很简单，他们打击的不是两个阶级，而只有一个阶级──资产阶级。”是的，“理由”很简单。请允许我们问一下，如果无产阶级同农民一道打击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不是封建主义残余，而是资产阶级——那么这样一种革命叫做什么革命呢?难道也叫民主革命吗?请注意，拉狄克不是在1905年，甚至也不是1909年，而是在1927年3月讲这番话的。这该怎样理解?非常简单，1927年3月，拉狄克也偏离了正确的道路，而走向另一个方向。反对派在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中，对拉狄克当时的片面观点作了一项根本性的纠正。但是，在上述引文中还包含着真理的核心：中国几乎不存在地主阶级，土地所有者同资本家的联系要比在沙皇俄国紧密得多，因而土地问题在中国所占的份量比在沙皇俄国轻得多。但是在另一方面，民族解放的任务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中国农民为国家民主革新所进行的独立的革命政治斗争的能力，无论如何都不会超过俄国农民的。尤其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无论是在1927年以前，还是在三年革命时期，中国都没有出现一个将土地革命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民粹党。凡此种种表明，民主专政的公式对于已经体验过1925至1927年经历的中国，比起体验过二月革命的俄国来，是一个更加危险的反动陷阱。拉狄克对往事的回顾，还有一次走得更远，同样也更无情地反过来敲击他自己。这一次是有关马克思在1850年提出的不断革命的口号：拉狄克写道：“马克思并没有提出民主专政的口号，而列宁从1905年到1917年将这一口号作为政治轴心，并作为其对于所有〔！?〕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国家中革命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拉狄克根据列宁的几句话来解释这一立场上的区别：德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民族统一，而在俄国却是土地革命。如果不是机械地进行对比，而是保持一种比例的含意，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正确的。可是对于中国的情况又怎样解释呢?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里，中国的民族问题所占的比重甚至比1848年至1850年的德国的土地问题要大得多。因为在中国，民族问题既是民族统一问题，又是民族解放问题。马克思在论述他的不断革命前景时，德国所有的王权还依然存在，容克地主还掌握着土地，而资产阶级只被容许靠近权力之门。在中国，君主政体自1911年起已不复存在，独立的地主阶级也不存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掌握着政权，而农奴制关系，可以说已经同资产阶级的剥削像化学反应般地融合在一起了。因而，拉狄克就马克思和列宁的立场所进行的对比，完全是反对在中国提出民主专政口号的。然而，拉狄克还没有严肃地接近过马克思的观点，只是偶然地、舍本逐末地把自己局限于1850年的传单中。在这份传单里，马克思还把农民看成小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的天然同盟者。马克思当时还在期待着德国民主革命的独立阶段，也就是说，城市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依靠农民的支持暂时获得政权。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恰恰是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且也没有偶然地发生过。在上个世纪的中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已经表现出无力完成自己的独立的革命。而马克思是考虑到这个教训的。1856年8月16日——即上述传单发表之后六年——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德国的全部事情，都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次发生的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有这样的可能，──那就好了。”这一段被拉狄克忘却了的引人注目的话，是了解十月革命以及我们在此全面研讨的整个问题的一把真正宝贵的钥匙。马克思有没有跳过土地革命呢?没有，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没有跳过这一步。他是否认为在近期的革命中无产阶级有必要同农民合作呢?是的，他认为是必要的。他是否认为农民在革命中有可能发挥领导作用，或者哪怕是独立作用呢?不，他并不这样认为，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在独立的民主革命中并未帮助过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农民（这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过错，而不是农民的过错），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支持无产阶级。“如果有这样的可能，那就好了。”显然拉狄克不愿意看到，这种可能在十月发生了，而且情况也不错。关于中国革命，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十分清楚的。所争论的，既不是作为同盟者的农民的决定性作用，也不是土地革命的伟大意义，而是中国独立的土地民主革命有没有可能发生，或者“再次发生的农民战争”会不会支持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只能这样提出。谁要是用另一种方法提出问题，谁就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都不明白，而会将中国共产党引入歧途和将其搅乱。为了让东方国家的无产者替自己打开一条通往胜利的通路，首先必须清除、抛弃、粉碎、用扫帚扫清斯大林和马尔丁诺的有关“阶级”和“步骤”的教条主义反动理论。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同这种庸俗进化论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不应该按先验的行程图，而应该根据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必须否定斯大林和库西宁的这种想法——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规定次序，事先分派给它们以不同的革命配给证。必须使自己适应于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在这方面，列宁是一位难能可贵的领导人，但是必须全面地理解列宁。在1919年，尤其是鉴于共产国际的组织状况，列宁将过去一个时期里所获得的结论统一起来，并从理论上作了更加完善的阐述。他是这样解释克伦斯基主义和十月的经验的：在一个阶级对抗已经有所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或者只能是公开的或隐蔽的资产阶级专政，或者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根本谈不上什么中间性的政制。每种民主，每种“民主专政”（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引号是列宁加的）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面罩，这是最落后的欧洲国家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即有利于“民主专政”的时期的经验所表明的。这个结论被列宁用来作为他的民主提纲的基础，而这个提纲只有从二月和十月革命的总合经验中才能诞生。拉狄克与其它许多人一样，机械地将民主问题和民主专政问题截然分开，这就是他大错特错的根源。“民主专政”在革命时期也许仅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面具。这就是我们的“双重政权”（1917年）的经验和中国国民党的经验所告诫我们的。不肖门徒们的不可救药，最为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他们直到现在还企图用民主专政的概念，来同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对抗。但是这样一来，就意味看民主专政应该具有中间的即小资产阶级的内容。无产阶级即便参加这种专政，也不能使情况有所改观，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在各个阶级的路线之间，是无法得出算术平均数的。如果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意味看小资产阶级应该担任裁决人和决定性的角色。但是，这又使我们回到三次俄国革命和两次中国革命实际上已经回答的问题上来了：当今，在帝国主义占世界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即使在那些还面临着解决自己的民主任务的落后国家里，小资产阶级有能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充当革命的领导角色吗?过去曾有一些时期，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建立了自己的革命专政，我们知道有这种情况。但那是过去的时期，那时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先驱们还未曾从小资产阶级中分离出来。相反，尽管他们的外形还未得到充分地发展，但却成为小资产阶级战斗核心的基础。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小资产阶级根本谈不上有能力领导现代生活，即使是在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无产阶级已经从小资产阶级中分离出来，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同大资产阶级处于对抗的地位，而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小资产阶级置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地位，却使农民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面临作出政治选择。每一次当农民表面上选择了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实际上都在劳而不怨地支持看金融资本。如果说，关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独立程度的问题，（仅仅是程度！）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或者是两次革命之间那段时期内还可能有意见分歧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已被近二十年来的事态发展所解决了。而且是彻底地解决了。十月以后，这个问题又一次在许多国家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和方式在实践中被提了出来，而在任何地方都是以同一方式解决的。继克伦斯基主义之后，有一项基本的经验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即国民党的经验。但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的经验毫不逊色，在那儿，小资产阶级凭借手中的武器，从旧资产阶级政党那儿将政权夺了过来，然后马上通过自己的领导人将政权拱手让给金融寡头。这样的问题也在波兰发生过，毕苏斯基运动的目的旨在直接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府，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大众，甚至无产阶级广大集团的愿望。无独有偶，老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华斯基惧怕由于自己方面的原因而“低估了农民”，将毕苏斯基革命同“工人与农民的民主专政”混为一谈。如果我们分析保加利亚的经验，即科拉罗夫[2]一伙和巴克契也夫之流对斯塔姆博利斯基[3]的党所采用的那种可耻和混乱的政策，或者是美国农工党的卑鄙的实验，或者是季诺维也夫同拉迪奇[4]的浪漫史，或者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经验，以及举不胜举的其它例子，那就显得徒费笔墨了。我在《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一书中，就这些事实上一些最重要的例子已经作了分析。这些经验的基本结论充分证明并充实了十月的教训：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反动时期，都无能力领导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使是落后的资产阶级社会，农民可以或者支持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假面具的中间形式已经开始摇摇欲坠，或者说经过社会动荡之后还没有重新站稳脚跟（例如克伦斯基主义、法西斯主义、毕苏斯基政权）。农民可以或者跟着资产阶级走，或者跟随无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不惜一切代价力图同那些还不愿跟随他们的农民一起前进，那么实际上是尾随了金融资本：俄国的1917年的工人护国派；中国的国民党内的工人，其中包括共产党人：1926年波兰社会党中的工人和一部分共产党人，等等。对于这一点谁没有进行过彻底的深思熟虑，谁若不根据这活生生的线索去了解事态的发展，那么他最好不要去过问革命政治。列宁从二月和十月的教训中所得出的更为透彻、更为全面的基本结论，彻底地驳斥了“民主专政”的思想。以下是列宁自1918年以来多次说过的话：“全部政治经济学（谁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东西的话）、全部革命史、全部十九世纪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阶级走……要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奉劝这样的先生们…‥想一想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发展和十九世纪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吧。它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这样的：能够成为统治力量的只有资本或打倒资本的无产阶级。在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不会有任何别的力量。”[5]这里讲的并不是现代的英国和德国。根据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的任何一次大革命，即在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教训，列宁得出结论，要么可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要么可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民主专政”，即中间专政。正如我们所见，拉狄克将自己的理论回顾和历史回顾概括为一句十分肤浅的格言：必须将资产阶级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拉狄克竟堕落到这样“程度”，以至直接向库西宁伸出一只求援的手指，而库西宁却从自己唯一的方法即“合理的看法”出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大概在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里都是不可思议的。库西宁以一个一无所知者的坦率态度谴责托洛茨基，说他从1905年以来“什么都没有学到”。拉狄克也跟随着库西宁讽刺地说：托洛茨基认为“中国革命和印度革命的特殊性在于它同西欧国家的革命事实上毫无区别，所以第一步就应该使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拉狄克在这里忘记了一件小事：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西欧国家实现，而恰恰是在东欧落后的国家实现的。历史的进程忽略了俄国的“特殊性”，这是不是托洛茨基的过错呢?拉狄克还忘记了，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们在发展水平、社会结构、传统等等方面各不相同，即它们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仍然都是产资阶级统治。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金融资本统治。所以，不尊重这些特殊性的是历史的发展，而绝不是托洛茨基。那么，先进国家同落后国家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区别是巨大的，但是这样区别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的范围内。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和方法因国而异，相差很大。在这一极，统治具有赤裸裸和绝对的性质，例如在美国；而在另一极，金融资本使自己适应过时的亚细亚中世纪制度，并使这种制度服从自己，将自己的方法强加于这一制度，例如在印度。但是在这两极，都是由资产阶级统治着。由此可见，在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就社会基础、政治形式、直接的任务和工作速度而言，无产阶级专政将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要领导人民大众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主资产阶级集团，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之下才能做到，这种领导权在夺取政权之后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拉狄克幻想将人类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专政，另一个只能实现民主专政，因此他同我的看法相反，他似乎已经考虑到了不同国家的所谓“特殊性”。实际上，他采用的是一种毫无生命力的旧模式，仅仅为了使共产党员们放弃对一个特定国家的真正的特殊性进行研究，即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和不同步骤的活生生地相互交织的情形。一个还没有实现或者完成民主革命的国家，它的特殊性之意义重大，致使这些特殊性必须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纲领的基础。只有在这样一个民族纲领的基础上，共产党才能争取大部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同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展开一场真正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成功的可能性在极大程度上自然是取决于无产阶级在国家经济中所担任的角色，因此也就是取决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但是，这绝不是唯一的标准。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在国内是否存在那种意义深远而又急待解决的“为了人民的”问题，能否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整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所感兴趣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将需要最勇敢的革命措施。这类问题中混杂着不同形式的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当土地问题变得尖锐，民族压迫不堪忍受时，在殖民地国家中年轻而又相对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会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础上比先进国家在纯粹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更早地取得政权。十月革命之后关于这一点似乎没有必要再加以证明了。但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反动的年代和不肖门徒们理论上的堕落程度，革命的基本概念已经被变了样，变得那么丑恶，那么库西宁化，以致不得不每一次再从头做起。按照以上所述，是否意味着世界上一切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成熟到了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呢?不，这样提问太不切实际、太死板、太经院气，完全是斯大林或布哈林的方式。全世界经济就其整体而言，无疑已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个别的国家都已成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些个别的落后的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前景究竟如何呢?我们对此的回答是：历史不是定制的。一个国家不仅在成熟到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前，甚至在成熟到采取社会化的广泛措施前，就可以“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从事先确定的社会的和谐发展出发。尽管斯大林在理论上给予温柔的拥抱，但是不平衡发展规律依然存在，这一规律不仅在国与国的相互关系中显示着效力，而且在同一个国家内各种不同进程的相互关系中也发挥着效力。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进程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得到协调。这恰恰意味着，有关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不能仅仅放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范围内来考察。在这里，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种互为排斥的观点：不断革命的国际革命理论和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改良理论。不但在落后的中国，从总体上看就是在全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自己民族的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已经超越民族界域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同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相抵触的，就像发展不足的生产力会抵制国有化一样。（НетолькоотсталыйКитай,ноивообщениоднаизстранмиранемоглабыпостроитьсоциализмвсвоихнациональныхрамках:высокоразвитые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есилы,переросшиенациональныеграницы,противятсяэтомутакже,какинедостаточноразвитыедля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比如说，在英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遇到了阻力和困难，虽然就其性质而言，不同于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面临的问题，但就其程度而言，却是大同小异。在两种不同情况下，要克服阻力，只有通过国际革命的道路。这种观点就排斥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成熟”还是“不成熟”的问题。这里就得出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即中国的落后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显得极其困难。但是，我们要重复一遍：历史不是定制的，谁也没有向中国的无产阶级提供选择。这是否意味着每一个国家，甚至包括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如果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至少也已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就总体而言，特别是在殖民地，民主革命的前景如何呢?我在用一个问题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在哪儿写着，每一个殖民地国家都已经成熟到了可以立即地、彻底地解决各自的民族民主任务了呢?必须从另一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在帝国主义时期的条件下，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关系成熟到能使无产阶级作为人民大众的领袖掌握政权时，民族民主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如果尚未达到这一步，情形又会怎样呢?那样的话，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只能取得很有限的局部的成果，而这种结果却完全与劳动大众的利益背道而驰。1905年，俄国无产阶级没有方量将广大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去夺取政权。正由于这一原因，革命半路停顿，然后越来越低落。在中国，尽管形势非常有利，但是共产国际的领导阻止中国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斗争，最终民族任务只在国民党政权下，得到悲惨的、不稳定的和微乎其微的解决。我们无法预料一个殖民地国家要花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能成熟到使各自的土地间题和民族问题得到真正的革命的解决。但是，我们现在无论如何都可以十分确信地说，不仅是中国，而且还有印度，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走向真正的人民民主，即工农民主。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可能还有许多阶段、步骤和状态。在人民大众的压力下，资产阶级还会采取一些向左转的步骤，为的是日后更加无情地压迫人民。双重政权的时期是可能会出现的。但是，将来不会出现，也不可能出现一种并非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的民主专政。“独立”的民主专政只可能是国民党型的专政，也就是说是一种完全与工农为敌的专政。我们应该事先明白这一点，并教育大众了解这一点。不要用抽象的公式来掩盖阶级现实。斯大林和布哈林鼓吹说，在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革命要由资产阶级来完成。他们已经尝试过了。结果如何呢?无产阶级被送上断头台。据说民主专政随即就会来临。小资产阶级专政仅仅是一种带上了假面具的资本专政。这是偶然的吗?不。“农民要么是跟工人走，要么是跟资产阶级走”。在第一种情况下，出现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出现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看来即使隔着一段距离来研究中国的教训，也已足够清楚了。“不”——有人反驳我们——“这只不过是一次未成功的试验，我们将从头开始，而这一次我们将建成‘真正’的民主专政。”用什么方法呢?“在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社会基础上。”这是拉狄克向我提供的最新发现。但是，对不起，国民党已经站在这一基础之上了，而工人、农民“合作起来”为资产阶级火中取粟。请回答我们，这种合作的政治机制将是怎么样的。你们用什么来代替国民党呢?由什么样的政党来掌权呢?至少大致上说一说，至少要描述一下它们吧！对专政这个问题，拉狄克（在1928年！）的答复是，只有完全没有指望的人，无能力了解马克思主义复杂性的人，才会对那个阶级是马、哪个阶级是骑马人这样次要的技术问题感兴趣。而一个布尔什维克应该使自己从政治的上层建筑“转移”到阶级基础的利益上去。不，恕我冒昧，你们已经开过玩笑了。你们的“转移”已经够多了。太过分了。在中国问题上，你们使自己从阶级合作的党的表现形式这一问题上“转移”出去，你们把无产阶级拉进国民党内，你们对国民党的钟情已经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并怒气冲冲地反对退出国民党，你们以重复抽象公式的手段来逃避极为重要的政治斗争问题，当资产阶级非常具体地砸破无产阶级的头颅时，你们建议我们：让我们再来试一遍吧。为了重新开始，让我们再一次从政党和革命政权的问题上“转移”吧。不，这纯粹是一种拙劣的玩笑。我们绝不允许自己在前进途中再被拉回来！所有这些伎俩，就像我们听到的那样，说是为了工农联盟的利益。拉狄克警告反对派不要低估农民，并且回忆了列宁同孟什维克的斗争。有时当你发现有人在曲解列宁话时，你会感到这种旨在冒犯人的思想尊严的作法，简直令人发指。是的，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是孟什维克的特点，这句话是正确的。但是，除了这些引文之外，尚有在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那间隔的八个月中，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勾结成了牢不可破的集团。在那一段时期，社会革命党人代表了绝大多数被革命唤醒的农民，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自称是革命民主派，并向我们显示他们正是依靠了工农（兵）联盟的。这样，二月革命之后，孟什维克没收了──我们姑且这样说布尔什维克的工农联盟的公式。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企图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农民分离，从而葬送革命。换言之，孟什维克是在指责列宁忽视了农民，或者至少是低估了农民。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其它人对列宁提出的批评只不过是孟什维克批评的回声。拉狄克现在提出的批评又只不过是加米涅夫批评的为时已晚的回声而已。不肖门徒在中国的政策，其中还包括拉狄克的政策，是孟什维克在1917年的伪装的继续和发展。不光是斯大林，还有拉狄克，他们借口工农联盟的需要，为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一事申辩。当他们“意想不到”地弄清楚了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时，就想从“左派”国民党方面再度尝试一次。结果也一样，于是就得出了一个与无产阶级专政抗衡的民主专政的抽象概念，将它高悬于可悲的现实之上，以掩盖他们未能实现的最高希望，这又是一次新的重蹈覆辙。在1917年，我们无数次听策烈铁里、唐恩等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有了革命的民主专政，而你们却在向无产阶级专政进发，也就是说，在走向毁灭。”的确，人都是健忘的。斯大林、拉狄克的“革命民主专政”同策烈铁里和唐恩的“革命的民主专政”根本没有什么区别。此外，这种公式不仅贯穿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决议中，而且还贯彻在共产国际的纲领里。很难想象一种更为巧妙的伪装，也同样很难想象孟什维克主义为1917年布尔什维主义对它的冒犯所进行的更为残酷无情的报复。东方的革命者仍然有权要求对“民主专政”的性质作出详尽的回答，不是根据先验主义的老调而根据事实和政治经验。至于什么是“民主专政”斯大林不止一次地给过一个真正经典式的回答：“对于东方来说，这种专政差不多就像列宁对1905年革命所作的想象。”这种说法在一定的程度上已成为官方的公式了。这一点可以在关于中国、印度和玻里尼西亚的书籍和决议中找到，他们引导革命者去了解列宁有关未来事件和“概念”，而这些事件早已成为昔日的事件了。此外，列宁所假设的概念被曲解了，而不像事件发生之后列宁所阐述的那样。“好吧！”东方的共产党人低着头说，“我们力争丝毫不差地按你们所说的列宁在革命前想象的那样去想象它。但是，请告诉我们这个口号实际是什么样的呢?它在贵国是如何表现的呢?”“在我国，这个口号是在双重政权时期以克伦斯基主义的形式实现的”。“我们能不能告诉工人们，民主专政的口号在我国以我们的民族克伦斯基主义形式表现呢?”“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没那回事，没有一个工人会接受这个口号：克伦斯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仆人，劳动人民的叛徒。”“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我们的工人说呢?”东方的共产党人沮丧地问道。“你们应该说，”正在值班的库西宁不耐烦地回答道，“民主专政就是列宁对未来民主革命的想象。”如果东方共产党人还没有丧失理智的话，他会设法再问下去“然而，难道列宁不是在1918年阐明了，民主专政只有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中得以不折不扣地真正实现吗?我们将党和工人阶级引向这一前景不是更好吗?”“那可不行，甚至不可以那样去想。那是不……不……断……革……革……命呀！那是托…洛……洛……茨基主义呀！”在这顿严厉的训斥之后，东方共产党人的脸色变得比喜马拉雅山颠的雪还要苍白，他们再也不想寻根问柢了。随便它发生什么吧！随便！结果如何？我们对此一清二楚：不是可鄙地在蒋介石面前表现得奴颜婢膝，就是英勇地冒险斗争。注释：[1]蒋介石是国民党加翼领袖，汪精卫是左翼领袖。谭平山是共产党部长，执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中国的路线──列．托[2]1877－1950，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1922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2年至1923年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中译者注[3]1879一1923，保加利亚农民联盟领袖。──中译者注[4]1871-1928，克罗地亚农民党的组织者之一。──中译者注[5]《〈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69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六章论“跳过历史阶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第六章论“跳过历史阶段”拉狄克不仅仅重复近几年来的一些官方批评，只要有可能，他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些批评简单化。根据他的话便可以得出结论，无论在1905年还是在今天，我完全没有区别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区别东方和西方。拉狄克尾随着斯大林，也在不容许跳过历史阶段这一点上教训我。首先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在1905年对我来说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的话，那么，为什么我还认为，这种革命在落后的俄国也许比先进的欧洲来得更早呢?难道是由于爱国主义，由于民族自豪感吗?可是不知为什么，情况正好是这样。拉狄克是否明白，如果民主革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在我国可以实现，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应有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来得比西方更早一些，这正是因为历史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同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结合起来了──不是把它们混合起来，而是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区别开来，这是政治上的ABC。但是紧接着ABC之后的是音节，也就是字母的结合，是历史使资产阶级字母表中最重要的字母同社会主义字母表中最前面几个字母结合了起来。而拉狄克却要把我们从已经完成了的音节拉回到字母上来。这是可悲的，但却是事实。难道说阶段是向来不能跳过的吗?一派胡言。活生生的历史进程总要跳过某些个别的“阶段”。从理论上看，整体的充分发展进程可以分割成若干个组成部分，这样就产生了若干个阶段。在关键时刻，也应如此来看待革命的政策。可以说，一个革命者同一个庸俗的进化论者的首要区别，就在于能否认识并利用这样的时刻。马克思将工业的发展分成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工厂诸阶段，这是政治经济学，或者更确切一点讲是历史——经济理论的ABC。但是在俄国，工厂是跳过工场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时期而来临的。这已经是历史上的一个音节了。在我国，在阶级关系和政治事务中也发生过类似的进程。如果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工厂三阶段的系统图，就无法了解俄国的近代史。但是，如果仅仅知道这一点，仍还是等于一无所知。事实上——斯大林切莫对号入座──俄国的历史跳过了一些阶段。然而，理论上的阶段对俄国来说还是必要的，不然就既不能理解这种跳过意味什么，也不能理解其后果如何。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正如列宁有时看待双重政权那样）。这样就可以说，俄国已经历了马克思所说的三个阶段。但是前两个阶段只呈现于非常短暂的萌芽状态之中。这些“退化器官”，即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足以证明经济进程在发生过程中的一致性。然而正由于这两个阶段在数量上减缩如此之巨，以致在民族的社会结构方面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质量。这种新“质量”在政治上再清楚不过的表现就是十月革命。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理论化”了的斯大林老是唠唠叨叨构成他那整个理论库的两件小玩意儿：“不平衡发展规律”和“阶段不可跳过”。斯大林至今还不懂，发展的不平衡正是包括了阶段的跳过（或者在一个阶段停留得太久）。为了反对不断革命论，斯大林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提出了不平衡发展规律。可是，历史上落后的俄国，可以比发展的英国更早地走向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预言，正是完全建立在不平衡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的。为要作出这样的预言，应该从全部生动的具体情况中去理解历史的不平衡，而不仅仅是翻来覆去地不断重复列宁在1915年说过，但被弄得本末倒置和曲解了的话。在革命高涨时期，历史“阶段”的辩证法相对地容易得到理解，相反，反动时期自然可以成为廉价的演变主义时期。斯大林主义这种狭隘的庸俗思想不愧为是党内的反动产物，它创造了一种对分阶段前进的迷信，以掩盖它在政治上的尾巴主义和敝帚自珍的作风。这种反动的意识形态现在也笼罩了拉狄克。历史的进程在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虽然在理论上说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相反，理论上“不可避免”的阶段，也可以被发展的动力压缩得化为乌有，特别是在不无道理地被称为历史火车头的革命时期。在我国，无产阶级就是这样“跳过了”民主议会主义阶段，只让立宪会议存在几个小时，而且还是在后院度过的。但是正如俄国不能跳过第四届杜马时期一样。在中国，他们也绝不能跳过反革命阶段。然而，目前中国的反革命阶段完全不是理论上的“不可避免”的阶段，而只是作为失败的组织者加载史册的斯大林和布哈林所推行的毁灭性的灾难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但是，机会主义带来的后果已经变成可以长期阻挠革命进程的一个客观因素。任何试图跳过现实的即为客观条件所决定的群众发展阶段的行为，都是政治上的危险主义。只要劳工大众中的大部分人还相信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国民党或者工联主义者，我们就不能向他们提出立即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任务。群众对这项任务还需要一个准备期。准备工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只有尾巴主义者才会认为，我们似乎应该“与群众一道”同国民党坐在一起，首先是国民党右翼，然后是国民党左翼，或者同工贼柏塞尔结盟，“一直等到群众对他们的领袖们失望为止”；而在这段时期内，我们则用友谊来支持这些领袖们。拉狄克大概未曾忘记，有些“辩证法专家”把需要退出国民党、同英俄委员会决裂称为跳过阶段，除此之外，还称为同农民决裂（在中国）、同劳工大众决裂（在英国）。拉狄克应该更清楚地记得，他自己也属于这种可悲的辩证法专家中的一员。现在他仅仅是在加深和扩展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1919年4月，列宁在一篇纲领性的文章《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中写道：“我们这样说是不会错的：正是由于俄国的落后状态和它向最高形式的民主的‘飞跃’（即越过资产阶级民主而达到苏维埃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才使西方特别难于或特别慢地了解苏维埃的作用……”[1]列宁在此直截了当地说，俄国已经“越过了资产阶级民主”。当然，列宁的这一见解中明显地蕴含着一切必要的限定；辩证法本来就无须每一次都重新列举所有的具体条件；他在写这句话时，是以读者头脑里已有的概念为前提的。虽然如此，“越过资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点还是保留了下来，根据列宁的正确见解，这会使不仅是“西方的”而且还包括东方的一切教条主义和方案主义者难以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在现在突然使拉狄克如此感到不安的《一九O五年》一书的序言是这样叙述的：“彼得堡的工人们早在1905年就称自己的苏维埃为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一名称在当时已成为日常用语，完全体现在工人阶级为夺取政权所进行的斗争的纲领之中。当时，我们为了同沙皇制度相对抗，写定了一份详细的政治民主纲领（普选、共和制、民兵等等）。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他法。政治上的民主是劳工大众的成长过程中一个不可少的阶段——但有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即在某一种情况下，这种阶段会延续几十年。而在另一种情况下，革命形势会使群聚自已摆脱政治民主的偏见。即使是在这种民主制成为现实之前”。（托洛茨基《一九O五年》序言，第7页）。顺便指出，这段话完全同列宁的上述思想相一致。我认为这足以用来说明，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专政，有必要制定“政治民主的详细纲领”。但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拉狄克滑向了左边。在革命高涨时期，他反对中国共产党脱离国民党。在反革命专政时期，他反对中国工人在民主的口号下动员起来。这就等于在夏天送皮袄，而在冬天叫他们脱光衣服。注释：[1]《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89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五章“民主专政”在我国实现了吗？是在什么时候实现的呢？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第五章“民主专政”在我国实现了吗？是在什么时候实现的呢？拉狄克乞助于列宁的话之后断言，民主专政是在双重政权的形式下实现的。是的，列宁偶然地，而且是有条件地如此提出过问题；我承认这一点。“偶然的吗？”拉狄克怒气冲冲，指责我蓄意攻击列宁最根本的思想之一。然而，拉狄克所以要怒不可遏，仅仅是因为他错了。在问世四年之后也遭到拉狄克批评的《十月的教训》一书中，我就列宁的“实现”民主专政的话是这样解释的：“民主的工农联合只能成为一种不成熟的，不能真正取得政权的权力形式——它只是一种倾向而不是具体事实。”（《全集》第三卷上册，第21页）关于这一解释，拉狄克评道：“对列宁著作中最精彩的理论篇章之一的内容作如此转述是毫无价值的。”紧接着这句话，拉狄克情绪激昂地求助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最终得出结论说：“这些问题太重要了，因此不可能用列宁偶尔说过的话来回答。”拉狄克想用这几句话来捏造一种画面：我对列宁的一个最精彩的思想持漫不经心的态度。但是，拉狄克的愤怒和激昂是枉然的，这里只需有一点理解力就够了。尽管我在《十月革命的教训》中所作的门述十分简短，但绝不是出自根据间接引语而突发的念头，而是根据对列宁著作的真正的全面研究。它反映了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实质。而在拉狄克的冗长表述中，尽管大量地旁征博引，却丝毫都没将列宁的思想中任何一点富有生命力的见解保留下来。为什么我要使用“偶然地”这一带有限定意义的词呢？因为，这才反映事情的本来面目。应该指出，关于民主专政在双重政权下的形式下“实现”（以一定的形式和达到某种程度）这一点，列宁只是在1917年4月至l0月间提到过。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真正地实现之前提到过。拉狄克既没有注意到，又不明白，也无法理解这一点，当年在同现在的这批不肖门徒的斗争中，列宁在提到“实现”民主专政这一问题时，有着严格的限定意思，他并没有将双重政权从性质上看作一个历史阶段——倘若这样的话，那倒反而成了无稽之谈——而是据理反驳那些期待着将独立的民主专政修修补补后再度出台的人们。列宁的话仅仅是指，除了双重政权可悲地流产之外，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其它形式的民主专政，所以应该“重新武装”党，也就是说，要改变党的口号。把拒绝给予农民以土地，并且打击布尔什维克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资产阶级的联合说成是“实现”布尔什维克的口号，这要么是有意颠倒黑白，要么是彻底丧失理智。关于孟什维克的问题，有一条论据可以提出来，它在某种程度上同列宁驳斥加米涅夫的论据十分相似：“你们等待着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完成它的“进步”使命吗？这个使命早已实现过了：罗将科[1]、古契可夫[2]和米留可夫所起的政治作用是自由资产阶级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政治作用，正如克伦斯基主义是民主革命可以作为独立阶段来实现的最大作用一样。”退化器官在解剖学方面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我们的祖先是有尾巴的，这足以证明动物界起源的一致性。但是说得坦率些，人毕竟是没有尾巴的。列宁向加米涅夫指出了在双重政权制度下民主专政的退化器官，并且警告说，不要期待在这些退化的器官上会长出任何新的器官来。尽管我们完成的民主革命比其它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所完成的更加深刻、更加坚定、更加纯粹，但是，我们从未建立过独立的民主专政。拉狄克应该反思一个事实，如果民主专政确实已在二月至四月间实现，那么，甚至连莫洛托夫都会承认它。党和阶级所理解的民主专政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将毫不留情地摧毁君主制的旧国家机器，并且彻底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但是在克伦斯基时期，丝毫没有出现过此种迹象。然而，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这是一项事实上实现革命任务的事业，而不是一件寻找某些社会学和史学上的“退化器官”之事，列宁为了在理论上启发他的政敌们，精辟地论述了这些未得到发展器官特征，他所做的无非是这些。但是，拉狄克却郑重其事地竭力要我们相信，在双重政权时期，也就是无产阶级政权时期存在过“专政”，也实现过民主革命。可是，你们看，为了认识这种“民主革命”，竟然需要列宁的全部天才。然而，正是这一点恰恰意味着，民主革命并没有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革命是俄国或中国的每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都能毫不费力地认识的东西。就形态特征而言，那却是一种颇为困难的事了。例如，尽管有加米涅夫那样的俄国式教训，但是依然没能使拉狄克最终注意到在中国，民主专政也同样地在列宁所说的意义上（通过国民党）“实现了”，而且比我们通过双重政权机构实现的更全面，形式上也更完善。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傻瓜才会期待“民主”在中国以修改过的形式再度出现。如果说民主专政在我国仅是以那个曾经扮演劳埃德．乔治约克雷蒙梭的走卒的克伦斯基主义形式出现的话，我们不得不说，这是历史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口号所作最残忍的嘲弄。幸亏事实并非如此。布尔什维克的口号确实实现了——它并不表现为一种形态上的迹象，而表现为一种最伟大的历史现实。但是，这一口号不是在十月以前，而是在十月以后实现的。根据马克思的表述，农民战争支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十月的道路使两个阶级合作在极大规模的基础上实现了。当时甚至用不着列宁解释，每一个愚昧的庄稼汉都领悟和感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实现了。列宁本人的评价是，十月革命一一它的第一阶段一一是民主革命的真正实现，尽管布尔什维克的战略口号实际上改变了体现形式。应该全面地把握列宁的思想，最主要的是十月以后，列宁从更高的境界观察和评价了事态发展。所以应该用列宁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列宁，而不是用那些不肖门徒的方式。有关革命的阶级性质和它的“长入”问题，列宁在十月以后他的一本驳斥考茨基的书中曾加以评析。拉狄克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此处摘录的其中一段话：“是的，当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指十月革命。——列．托）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我们竭力可以清楚地意识到的；我们自从1905年以来说过千百次，而且我们从未试图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经阶段，也未曾试图用法令将它取消掉。”列宁接着说：“如果正如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的进程证实了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第一步，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在这个范围内，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农、半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其中包括农村的富人、富农和食利者，这样才使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第十五卷、508页）[3]列宁对革命的进程，对十月革命所作的完备的、概括的、全面的评价就是如此。他不是“偶然地”，而是经常地，更确切地说是一贯这样说的，“结果正如我们经常说过的一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工农联合的形式来实现的。是在克伦斯基时期吗？不，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第一阶段。真是这样吗？确实如此。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现，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不是通过民主专政的形式，而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陈旧的代数公式的必要性最终也化为乌有了。如果将列宁于1917年在特定条件下驳加米涅夫时的论据，同后来几年列宁对十月革命所作的完善的评述，不加批评地并列起来，而且得出结论说：我们已经在俄国“实现”了两次民主革命。这样说法言过其实了，尤其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将第二次革命和第一次革命公开了。现在把刚才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援引的话，同我在《总结和展望》一书中所阐述的论点对比一下。在后者的《论无产阶级政治制度》一章中，有关专政的第一阶段及进一步发展的前景概述如下：“消灭分等级的农奴制，定将得到纳税阶层的全体农民的支持。根据收入征收的累进税也会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赞成。然而为保护农业无产阶级而实施的法律措施，不但不会得到大多数农民这种积极的赞同，相反还会遇到少数农民的积极抵制。”“无产阶级不得不将阶级斗争引向农村，这样就会侵犯无疑是每个农民都有的──虽然是相对狭小范围内的──共同利益。无产阶级从它刚刚掌权的那一刻起，就必须从农村的贫农和富农之间、农业无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的对抗中寻求立足点。”（《我们的革命》，1906年，第255页）上面所述哪一点像是我“忽视”了农民，哪一点像是我将两条路线即列宁的路线同我的路线截然“对立”起来呢！上面所引证的列宁的话，在他的著作中绝不是独一无二的，相反，通常的情形是，一旦列宁对事态的发展有了一种深刻的想法时，这种想法，将成为他在一整段时期内演讲和文章的核心。列宁在1919年3月就这样说过：“在1917年10月，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夺取了政权。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展开.”（第十六卷第143页）[4]列宁在1919年3月党的代表大会上也是这样说的：“在无产阶级在农民的帮助下取得政权，充当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代理人的国家里，在组织贫农委员会之前，也就是直到1918年夏天甚至秋天之前，我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革命”。[5]列宁经常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重复这些话。但是拉狄克却随意地回避了在争论中起决定作用的列宁这一最基本的思想。列宁说，无产阶级在十月同全体农民一起夺取了政权，因而，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说法正确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但是要知道，这意味着真正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旨在彻底地消灭君主制和农奴制，夺取封建领主的土地。这种专政不是在十月革命以前而只是在十月以后才得以实现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专政是依靠农民战争的辅助、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来实现的，然后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开始长入到社会主义专政。难道这一点真的很难理解清楚吗？难道我们现在还有必要为此争论下去吗？根据拉狄克的观点，“不断”论的罪恶在于它将资产阶级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淆在一起。事实上，阶级的动力是那么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也就是将这两个阶段联合在一起，以至使我们这位可怜的形而上学家一点头绪都摸不着。当然，在《总结和展望》一书中能够找到许多缺陷和不正确的观点。但是要知道，这本书不是在1928年写的，而是根据十月前的基本特征写成的。是在1905年10月前写的。有关不断革命论的一些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当年一些基本论点中的缺陷问题，拉狄克还未曾涉及到。因为，他追随自己的老师们——那些不肖门徒们，攻击的不是理论上的一些缺陷，而是同历史发展相吻合的强有力的论点。拉狄克既没有全面地研究过、也没有透彻地思考过列宁的提法，就堂而皇之地谎称是从列宁的提法中得出结论，并用以攻击我的理论中有说服力的一面。总而言之，全体不肖门徒们在玩弄引文的把戏时，的确有独到的水平，然而这在哪儿都不能割断现实中的历史进程。当“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对者们不得不分析一下十月革命的实际发展，并且认真地、不违反良心地进行研究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时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些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理论结论。我们可以在阿．雅柯夫列夫研究十月革命史的专着中找到最明显的例子，这位统治集团中的佼佼者[6]毫无疑问要比其它斯大林主义者，尤其比斯大林本人更有学问，他对旧俄的阶级关系是这样论述的“……我们看到农民暴动（1917年3月到10月）的双重局限性，这种暴动上升到农民战争的程度之后，并没有克服自己的局限性，没有突破仅仅消灭周围地主这项紧迫任务的范围，没有使之变成一场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没有克服农民运动本身固有的自发性反抗的性质。”“农民暴动就其本身而言──一种其目的仅限于消灭周围地主的自发性的暴动──不可能取得胜利，不可能摧毁那个敌视农民并且支持地主的国家政权。因而农民运动只有在相应的城市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获胜……。这就是土地革命的命运从根本土来说为什么不取决于几十万个农村而取决于几百个城市的原因，只有工人阶级在全国中心给予资产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才能使农民暴动取得胜利；只有当工人阶级在城市取得了胜利，才能使农民运动冲破千百万农民自发地同成千上万的地主发生冲突的框框；最后，只有工人阶级的胜利，才能为一个新型的农民组织奠定基础，使它团结贫农和中农，不同资产阶级而同工人阶级联合。农民暴动获得胜利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在城市里获得胜利的问题。”“当工人阶级在十月给予资产阶级政府以决定性打击之后，这也意味着他们同时解决了农民暴动取得胜利的问题。”他继续说：“……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条件，1917年俄国资产阶级同地主结成了联盟，甚至连最左翼的资产阶级派别，诸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没越出一种对地主有利的交易范围，我们俄国革命的条件同一百年前的法国革命的条件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此……。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农民革命不可能在1917年取得胜利。（正是如此！──列．托）农民革命面临两条出路。或者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力量的打击下被摧毁；或是作为一个伴随和附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运动取得胜利。因为俄国工人阶级肩负起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所肩负的使命，肩负起农村民主革命的领导使命。所以才使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成为可能。”（《1917年农民运动》，国家出版社1927年版第10~11页，11~12页）雅柯夫列夫论证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农民没有能力担当独立的政治角色，由此可得出不可避免的结论，必须由一个城市阶级来担任领导；俄国资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中无法担当领导角色；从而得出结论必须无产阶级来担负起领导角色；无产阶级作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去夺取政权；最后，创立依靠农民战争的无产阶级专政开辟社会主义革命新时代。所有这一切从根本上使关于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问题上一切形而上学的提法都站不住脚。问题的实质在于，事实上构成资产阶级革命基础的土地问题，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是无法得到解决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完成农村民主革命之后登上舞台的。而恰恰是完成这一场革命的心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简言之，在雅柯夫列夫回顾往事的概述中，我们找到了我在1905年所阐述的不断革命理论的基本要素。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历史预言的问题。而雅柯夫列夫却在第一次革命后的二十二年，十月革命后的十年，依靠整整一群青年研究工作者的初步研究，才对三次革命事件作出结论。那么结论是什么呢？雅柯夫列夫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我在1905年提出的论点。然而，雅柯夫列夫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不断革命论呢？他的态度同每一个想保住自己职务，甚至想爬得更高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一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雅柯夫列夫又是怎样把对十月革命动力的评价，同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调和起来呢？非常简单，他根本不必顾及这种调和。正如沙皇政府中的某些自由派官员一样，他们既承认达尔文的理论，又定期出席圣餐会。雅柯夫列夫也是在形式上参与鞭答不断革命，以此为代价，换来不时地表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权利。这种例子可举出几十个。还需要补充一点，上面提及的那部有关十月革命历史的著作，雅柯夫列夫并不是根据自己的初衷写成的，而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一项特别决议，这项决议还委托我编审雅柯夫列夫的著作。[7]当时人们还期待着列宁的康复。因此还没有一个不肖门徒想就不断革命论挑起一场人为的争论。无论如何，作为一部十月革命正史的正式编辑，更确切地讲是受命担任的编辑，我可以非常满意地指出，该书的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在一切有争论的问题上，一字不差地使用了我那本遭到禁止、被称为异端的不断革命论著作（《总结与展望》）中提到的那些论点。列宁本人对布尔什维克口号的历史命运所作的全面评估不容置疑地证明，两条路线即“不断”路线和列宁路线之间的区别仅是次要的和从属的，而两者之间的联系才是最根本的。这些根本要点现在使最终被十月革命揉合在一起的两条线，不仅同斯大林的“二月——三月路线”和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四月——十月路线”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仅同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一整套中国政策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同拉狄克目前的“中国”路线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拉狄克在1925年至1928年下半年之间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千方百计地指责我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复杂性”，那么我就反击道：二十三年前我在《总结与展望》一书中发展了的一系列基本思想，已经完全被事态发展所证实，所以它同布尔什维克的战略路线是一致的。特别是，我没看到有丝毫理由要我收回我在1922年写的《1905年》一书的序言中有关不断革命的论述。序言在列宁在世时出版了无数版次，也印刷了无数次，当时全党都阅读和研究它，只是到了1924年秋天才使加米涅夫感到“不安”，在1928年秋天使拉狄克第一次感到“不安”。这篇序言中说，“正是在1905年1月9日到10月罢工期间，作者在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上形成了那些被称为不断革命论的观点。这个异乎寻常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俄国革命所直接面临的是资产阶级的目标。但是，这场革命不能仅停留在这些目标上。除非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否则这场革命是不可能解决它急需解决的资产阶级任务的……。”“虽然时隔十二年，但是这种评估已经被证明完全是正确的。俄国革命不能在建立了资本阶级民主制度后就宣告结束，它必须将政权转交给工人阶级。如果工人阶级在1905年还太弱小，没有能力夺取政权，那么，它势必不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而是在6月3日沙皇统治[8]的秘密状态下成熟和壮大起来。”（列．托洛茨基，《一九O五年》序言，第4~5页）这里再补充援引一段我就“民主专政”口号所提出的最尖锐的论战观点。1909年，我在罗莎．卢森堡主持的波兰机关报上写道：“如果孟什维克从‘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一抽象概念出发，得出这样一个想法，即无产阶级的一切策略都要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动合拍，直至夺取国家政权，那么布尔什维克就从“民主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这一同样赤裸裸的抽象概念出发，得出这样一个想法，即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应自我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民主范围内。在这一问题上，两者之间的区别，确实事关重大。孟什维克的反革命一面现在已经暴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点只有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才造成巨大的危险性。”就收在我的《一九O五年》一书俄文版中那篇论文中的一段，我在1922年5月作了下述注释：“众所周知，这些情况并未发生，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在列宁的领导下（并非没有内部斗争），在1917年春天，即夺取政权之前，在这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上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的重新武装。”这两段引文自1924年以来一直遭到激烈的批评。现在，事隔四年之后，拉狄克也加入了批评者的行列。但是如果仔细认真地思考一下上面所引证的话，那就不会不承认，其中包括了一项重要的预见，一个同样重要的警告，要知道，事实仍然是，所有那些被称为布尔什维克的“老禁卫军”，在二月革命期间，都站在用民主专政赤裸裸地对抗社会主义专政的立场上，列宁的最亲近的学生们，根据列宁的“代数学”公式编织了一种纯粹是空洞的构思，用以反对革命的实际发展。在最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在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采取了一种反动立场，若不是列宁及时回国，他们也许会打着同托洛茨基作斗争的旗帜，扼杀十月革命，就像他们后来扼杀中国革命一样。拉狄克非常虔诚地把党的整个领导层的错误立场说成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莫洛托夫、李可夫、加里宁、诺金、米柳亭、克列斯廷基、伏龙芝、雅罗斯拉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及其它十数字“老布尔什维克”的庸俗的民主立场作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未必合适。承认在旧日的布尔什维克的数字公式中蕴含着危险性，不是更恰当了吗？政治的发展从来不是按既定公式进行的，而且其中充满了敌视无产阶级的内容。显而易见，如果列宁当时住在俄国，日复一日地观察着党的发展，尤其是在战争期间，他定会及时提出必要的纠正和说明。对革命来说，幸运的是，尽管列宁回国的时间晚了一点，但是，对于进行思想上必须的重新武装却是足够早的了。那些曾经确保布尔什维主义工作得以进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和基层党员的革命压力，使列宁在同最高领导的斗争中，反其道而行之，在足够的时间内，将党的路线转到新的轨道上来。难道我们由此就可得出结论，今天我们必须对中国、印度和一些其它的国家采用列宁1905年的代数学公式即无法确定的公式，然后让中国的和印度的斯大林和李可夫（即谭平山、罗易等人）[9]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内容来充实这一公式，然后等待列宁的及时出现，带来4月4日式的纠正吗？但是这种纠正在中国和印度有保证吗？如果将已被俄国以及中国的历史证明为必要的经验早一点去充实这一公式，不是更正确吗？是不是应该将上述这段话理解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口号纯粹是错误的呢？现在我们都知道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可分为两种范畴：一种是完全正确的，即归属于“总路线”的；另一种是完全错误的，即同这条路线背道而驰的。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宣布为绝对正确的东西明天宣布为绝对错误的。但是，在“总路线”出现之前，由于思想和实际发展，也会导致获得掌握不断接近真理的方法。甚至连数学中的简单除法，在选择数字时也必须经过试验，或是从大的数字开始，或是从小的数字开始，然后选其一，而淘汰其它的数字。炮兵在试射的时候，那种不断接近目标的方法被称为“交叉射击法”。在政治上，也完全不能避免接近法，整个问题仅仅在于要及时地明白，没有打中就是没有打中，要毫不延误地加以必要的纠正。列宁公式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条件下，它彻底地解决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即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集团──首先是农民──所能达到的政治上独立问题，由于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至1917年间取得了完整的经验，它牢牢地关上了“民主专政”之门，列宁亲手在门上写下这样的话：不准进去，不准出来。他是这样归纳的：农民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就是跟着工人走。但是，不肖门徒们完全无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公式所得出的这个结论，相反地，他们崇尚一种临时的假设，把它纳入纲领。总而言之，不肖门徒的本质就是这样的。注释：[1]1859－1924，俄国十月党领袖之一，曾任第三、四届国家杜马主席。──中译者。[2]1862－1936，俄国“十月十七日同盟”的创建者之一，曾任第一届临时政府海军部长。──中译者注。[3]《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29页。[4]《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9页。[5]《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9页。[6]雅柯夫列夫最近已被任命为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列．托[7]1922年5月22日中央委员会组织周会议纪录第二十一号摘录：“:兹任命雅柯夫列夫同志．．．编纂一本关于十月革命历史的教科书，由托洛斯基同志审定。”──列．托[8]1909年6月3日（俄历16日），政变完成，从此正式开始了张牙舞爪的反革命时期。──中译者注[9]1893－？，印度劳工领袖，1920年任共产国际远东部领导人。──中译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四章不断革命论在实践中是怎样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 第四章不断革命论在实践中是怎样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拉狄克在批判我的理论时，将由这个理论而产生的策略也列入批判范围。这点补充倒显得非常重要。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批判尚且小心翼翼地限于理论方面。但是，拉狄克感到意犹未尽。他正在努力斗争，以反对在中国执行一条明确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他需要用攻击不断革命论的手法来使这条路线名誉扫地。为此，他必须证明，或者假装似乎已经由谁证明了，过去的一条错误的策略路线就是源出于这个理论。拉狄克在此蒙骗他的读者。也许他自己对革命历史毫无所知，因为他本人从未直接参加过革命，而且地也没有作出丝毫的努力，根据文件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而这些文件的主要部分已经收集在我的《全集》第二卷中。每个识字的人都可以查核这些文件。 据此，拉狄克就可以明白：差不多在第一次革命的所有阶段中，我对革命力量及其一系列任务的评估都和列宁完全一致，尽管在整个1905年里我是秘密地住在俄国的，而1906年我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在这里，我不得不使自己只限于提出最低限度的证据和例证。 在第一次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历史上称它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两三个月，也就是我在1905年2月份写成，3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人民与沙皇之间进行的那种只知道胜利别无他念的激烈斗争；作为这一斗争最高峰的全民起义；临时政府作为人民战胜衰朽敌人的革命桂冠；临时政府解除沙皇反动派的武装，将人民武装起来；在拥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投票权力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以上这些就是革命各个阶段的明确目标。”（见《全集》第232页） 为了明辨我在提出基本策略问题方面同布尔什维克完全一致的观点，只要把上述这段话同1905年5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比一下就够了。 除此之外，在克拉辛的同意之下，我在彼得堡根据这篇文章的精神阐述了临时政府的提纲，这一提纲当时是秘密发表的。克拉辛在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上为这一提纲作了辩护。下面这段话可以证明列宁是以多么赞同的态度来评价这一提纲的： “我完全同意季明同志的观点。作为一个写文章的人，我自然很注意这个问题在文字上的提法。季明同志十分正确地指出了斗争目的的重要性，我不折不扣地同意他的意见。谁若不想占领要害位置，谁就不能作战……。” [1] 克拉辛所作的内容广泛的修正，其主要部分体现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我建议读者不妨一读。而这些修正意见却出自我手，我至今保存着约克拉辛的便条可以为此作证。加米涅夫和其它人对于党史上这一段插曲的来龙去脉都了如指掌。 农民问题，即设法使农民接近工人苏维埃，以及同农民协会协同工作的问题，日益地引起了彼得堡苏维埃的重视。也许拉狄克意识到了苏维埃的领导权并已转移到了我的手里？以下是我就革命的策略任务所表述的千百条意见中的一条： “无产阶级创建了遍及城市的各级苏维埃来领导城市群众的战斗行动，并把同军队和农民结成联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开端报》第四期，旧历1905年11月17日，新历11月30日） 坦率地说，引用一些话来证明我从来没有说过某些话，例如所谓从专制主义“跳跃”到社会主义，实在令人感到无聊与惭愧。但是别无他法。例如，关于立宪会议的任务，我在1906年2月写过下面一段话，我绝没有像拉狄克现在一样追随斯大林，为了用极左的扫帚清除掉昨天机会主义的踪迹，在中国问题上急急忙忙地把立宪会议同苏维埃对立起来。 “解放了的人民将依靠自己的力量召开立宪会议。立宪会议的任务将是巨大的。它应该根据民主的原则，即人民充分掌握政权的原则，来改造国家。它应该组织民兵，实行广泛的土地改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累进所得税。”（见《全集》第二卷上册.第349页） 1905年，在一份专门论述“立刻”实行社会主义的鼓动性的传单中，我是这样写的： “可以想象在我们俄国现在就实行社会主义吗？不，我们的农村还太愚昧，太无知。农民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还太少。我们首先应该推翻使人民大众处于黑暗之中的专制制度。应该为农村的穷人免除所有的捐税；应该实行累进所得税和普及义务教育；最后，应该使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同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组成一支社会民主大军。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见《全集》第二卷上册，第228页） 由此可见，早在拉狄克尾随斯大林和台尔曼，开始对我讲授这个问题之前，我就已指出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区别。二十二年前，我写道： “当社会主义的报刊上论述关于不间断的革命的观点时，亦即论述要随着社会冲突日益升级、新的民众阶层不断加入起义、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不断地发动进攻，用社会主义革命来扫除专制制度和农奴制，这时，我们的“进步”刊物却齐声发出了怒吼。”（《我们的革命》，1906年，第258页） 首先，我请大家注意在这一番话中，我对不间断革命所下的定义：不间断革命将消灭中世纪制度，同伴随着社会冲突日益尖锐而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连接在一起。那么跳跃在哪里呢？哪儿忽视了民主阶段呢？难道在1917年不正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吗？ 不能不顺便提一下，这些“进步”报刊在1905年关于不间断革命所发出的吼声绝不能同那些在二十五年之后干预此事的当今御用文人与微不足道的迟到者所发出的无进步可言的吼声相提并论。 那个在列宁小心翼翼地主编下的布尔什维克派主要机关报《新生活》是如何对待我在报刊上提出的“不断革命论”问题的呢？无疑在这一点上不曾不使人们感兴趣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报纸《我们的生活》载文，试图用列宁的更加“理智”的观点来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针对这篇文章，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在1905年11月27日作出了如下答复： “这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说法，当然是一派胡言。托洛茨基同志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不停留在第一阶段上而继续发展，继而将剥削者推开。列宁指出，政治革命仅仅是第一步。《我们的生活》的政论家很想从中看到一种反对意见…。所有这些误解首先出于《我们的生活》对社会革命的本身含义的恐惧；其次，这家报纸希望在社会民主当人中间找到尖锐的和耸人听闻的意见分歧；再次，是由于托洛茨基同志用了‘给予一击’这样一种形象的说法。” 在《开端报》的第十期上，托洛茨基同志十分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思想：“革命的彻底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托洛茨基同志写道。而这种最后的胜利同样也意味着革命的进一步的不间断性。无产阶级要实现基本的民主任务，而作为巩固其政治统治的直接斗争的必然逻辑，在某一时刻向无产阶级提出的将纯粹是社会主义问题。在最低和最高纲领之间形成了一种革命的不间断性。这并不是简单‘一击’也不是一天或者一个月的事情，而是一整个历史时期。力图事先计算出这种革命的持续时间是荒谬的。” 这一段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完全点出了这本小册子的主题。对于不肖门徒们后来的一切批评所进行的驳斥，有谁能比列宁的《新生活》那种用赞同的口气援引我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进行的这种驳斥更加清楚，更加确切和更加无可争辩的呢？我的那篇文章阐述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实行民主的过程中，由于其地位的原因，在一定的阶段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纯粹的社会主义问题。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那种最低和最高纲领之间的不间断性的原因就在于此。这既非一次打击，亦非一次跳跃──我对当时小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批评者作如此解释──这是一整段历史时期。而列宁的《新生活》是完全同意这一种前景预测的。我想，更为主要的是这一事实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证实，它已在1917年被肯定是完全正确的。 除了《我们的生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们之外，主要是孟什维克分子在1905年，尤其是在革命开始遭到挫折后的1906年谈论有关用民主制“跳跃”到社会主义的幻想。在孟什维克分子中间，以马尔丁诺夫和已故的约尔丹斯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顺便提一下，他们俩后来成了死心塌地的斯大林分子。在我1906年的一篇专论中，我非常详尽地、通俗地向那些硬往我头上扣“跳跃到社会主义”帽子的孟什维克的作家们解释，他们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愚蠢的。我今天几乎可以全文重印这篇文章来驳斥不肖门徒们的批评。但是，在下面一句话中概括的结论也许已经够说明问题的了： “我深知──我可以明确地对批评我的人（约尔丹斯基）说清楚在一篇报纸文章中越过政治障碍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越过了障碍。”（见《全集》第二卷上册，第454页） 也许这足够了吧？如果不够，我可以继续援引一些话，能让像拉狄克这样的批评家找不到借口说，他们“手头”没有那种使他们可以自由地作出判断的数据。 1906年，我在狱中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们的策略》，当时由列宁负责出版。这本册子的特点在于作出了下述结论： “无产阶级可以依靠农村的起义──而在作为政治生活中的城市里，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它自己开创的事业。无产阶级依靠农民的力量并领导农民，这样不仅仅能给予反动派以最后的胜利的一击，而且还可以巩固自己的革命成果。”（见《全集》第二卷上册第448页） 这像是忽视农民吗？顺便提一下，在这本小册子中，下述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 “考虑到革命的发展不可阻挡，我们的策略当然不该忽视革命运动中不可避免的，或者是可能的，或者甚至仅仅是或然性的时期和阶段。”（见《全集》上册，第436页） 这难道像是幻想中的跳跃吗？ 在我的《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教训》（1906年）一文中，我以下述文字描述了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前景，或者正如事情所表明的那样，是新革命的前景： “历史不会重演──新的苏维埃不必重新再一次经历五十天事件（1905年10月–12月），但它完全能够从这一时期得出自己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非常清楚。同军队、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最低层平民进行革命的合作。废除专制制度，摧毁它的物质组织：部分实行改组，部分通过解散军队；消灭官僚警察机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武装居民，首先是──无产者。将苏维埃转变为城市革命的自治机关建立由农民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农民委员会）作为地方上的土地革命的机构。组织立宪会议的选举，根据人民代表的明确工作纲领进行竞选斗争。”（见《全集》第二卷下册.第206页） 这难道像是跳过了土地革命，或者从总体上轻视了农民问题吗？这难道像是我对革命的民主任务视而不见吗？不，根本不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拉狄克画的政治画像究竟像什么呢？什么都不像。 拉狄克慈悲地、但很模棱两可地将被他已经曲解了的我在1905年的立场同孟什维克的立场区别开来，他没有领悟到自己正在重复孟什维克对我的批评的四分之三；拉狄克阴险地说，即使托洛茨基运用的方法同孟什维克一样，但是目的不同。拉狄克这种主观的提法彻底损毁了自己解决问题的途径。连拉萨尔都知道，目的依赖于手段，并且最终以手段为先决条件。关于这个论题，他甚至还写过一本戏剧（《弗朗茨．冯．济金根》）。我的方法在哪一个方面回孟什维克的方法一样呢？这就是对待农民的态度。拉狄克为了证明这一点，从列宁1916年的文章中引证了前文中援引过的三行。顺便说明一下，列宁虽说在这里点的是托洛茨基的名，但在事实上是同布哈林及拉狄克本人在论战。除了那段我们都看到的被列宁文章的整个内容所推翻的引语之外，拉狄克还引用了托洛茨基本人的话。在1916年的一篇文章中，我在揭露孟什维克概念的空虚时问道：如果不是让自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话，那么让谁来领导呢？说到底，你们孟什维克就是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农民的独立政治作用。因此，拉狄克立即抓住我的辫子说托洛茨基“同意”孟什维克对于农民作用的看法。孟什维克认为，因为同农民结成的联盟不可靠和不牢固而“拒绝”自由资产阶级，那是不能容忍的。这就是孟什维克的“方法”。而我的方法是抛开自由资产阶级，为革命农民的领导权而斗争。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我同列宁没有意见分歧。在同孟什维克斗争时，我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如何都不想让农民担任领导角色。”这句话并不像拉狄克诽谤的那样：同意孟什维克的“方法”，而是清楚地提出一种选择：或者是自由财阀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 我在1916年提出来反对孟什维克的证据同样是完全正确的，而现在拉狄克又很不诚实地企图用我的论据来反对我，实际上早在九年前，在1907年的伦敦党代表大会上，我已经运用了这一论据，来捍卫布尔什维克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提纲。在此，我引证我在伦敦代表大会上那篇演讲的主要部分。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中，我的这篇演讲不止一次地被收入各种文件汇编和文选中，作为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所表明的对待阶级和政党问题的立场。就在这篇演讲里，我简明扼要地表述了不断革命论： “对孟什维克同志们来说，他们自己的观点显得异乎寻常的复杂。我曾一再听到，他们责难我对俄国革命的过程的论述过于简单化。然而，孟什维克的观点尽管变幻莫测，显得很复杂，但是，也许正是这种变幻莫测，却成了连米留可夫先生也能明白的非常简单的东西。” “在最近出版的《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是怎样进行的？》一书的跋中，立宪民主党的思想领袖写道：“至于说到狭义的左派集团，即社会主义革命集团，要想同他们达成协议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的积极原因，那么，至少也有一些很有力的消极原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达成协议。他们的目的──批评我们，损害我们的声誉。为此，我们就必须挺身而出，争取行动。我们知道，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目前进行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完成。在全世界，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者已准备好在这种民主制中占有地位，如果国家将他们大批地派往杜马，当然不是为了现在实现社会主义，或者用自己的手实行作为准备阶段的“资产阶级”改革‥因而，他们将议会议员的角色交给我们来担任，这比由他们自己担任这一角色而有失体面要有利得多。” “我们可以看出，米留可夫直接把我们引到问题的核心。以上引语反映出了孟什维克对革命、对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所取的立场的所有最重要的方面。” “‘正在进行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第一点，也最最重要的一点。“必须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是第二点。社会主义民主派无法用自己的双手来实现资产阶级改革，它的作用仍然是纯粹的反对派的作用：“批评和损誉”，这是第三点。最后，即第四点，为了使社会主义者依然能保持反对派的地位，“我们（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站出来并采取行动。’” “但是，如果‘我们’，不站出来，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没有一个能够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前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必须造一个出来。这正是孟什维克主义所得出的结论。它所制造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特点和历史，全都产生于他自已的想象。” “作为唯物论者，我们必须首先提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问题：它可以依靠哪一个阶层或者哪一个阶级？” “大资产阶级是不能作为一种革命力量来依靠的──我们都同意这一点。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从最广义说，这是一次民族革命）时期，里昂的某些实业家所起的也是反革命作用。但是我们听说，中层资产阶级，尤其首先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那么，这个小资产阶级代表的是哪些人呢？” “雅各宾党人依靠的是城市民主派分子，这个民主派产生于手工业行会、小店主、工匠以及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城市居民，构成革命的无套裤汉大军──他们是主要的政党山岳党的支柱。正是这大批城市群聚经历了手工业行会的漫长历史锻炼，把整个革命担子挑在了自己肩上。这种革命的客观结果是为资本主义剥削创造了“正常的”条件。然而，历史进程中的社会机制却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即，“群氓”、街头民主分子、无套裤汉为资产阶级统治创造了条件。他们的恐怖专政帮助资产阶级在推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以后清除了旧的社会渣滓，顺利地执掌政权。” “现在我提一个问题──哦，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如果无产阶级仍然站在反对派的地位上，那么，在我们国家里，由那个社会阶级来推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使它掌握政权并使它有可能完成巨大的任务呢？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我再一次向孟什维克提出这个问题。” “的确，在我们的国家里，革命的农民群众为数甚多。但是，孟什维克的同志们同我一样清楚，不管农民的革命性有多么强，他们是不能担任独立的政治角色的，更不用说担任领导的政治角色了。毫无疑问，农民可以被证明是一支为革命服务的巨大力量，但是，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个农民政党能够使自己居于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地位，同时依靠自己的主动性能够把国民生产力从使他们受尽折磨的古老桂梏下解放出来，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是毫无价值的，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主宰者，因此，只有城市能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担任主宰者的角色。 [2] “那么，在我们国家里，能够率先领导国家的城市民主派在哪儿呢？马尔丁诺夫同志一直手持放大镜在寻找。他找到了萨拉托夫的教师们，彼得堡的律师们和莫斯科的统计师们。同他们所有的同道者一样，他甚至不想注意，产业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所夺取的地盘就同十八世纪末的无套裤汉半无产阶级手工业民主派所夺取的地盘一样。同志们，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一根本事实。” “我们的大工业并不是从手工业有机地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城市经济史对基尔特时期完全是陌生的。在我国，资本主义工业也是在欧洲资本的直接压力下兴起的。它在基本上没有遇到手工业文化体系的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一片未开垦的，处于原始状态的处女地。外国资本是通过国家借债的途径和私人发起的渠道流入我国的。它将工业无产阶级聚集在自己周围，而压制了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在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刻，一种极其高度地发展了的社会形式中的产业无产阶级成了城市的主要力量。这是事实。这一点无可辩驳，必然将此作为我们的革命策略结论的基础。” “如果孟什维克同志们相信革命会取得胜利，或者哪怕是承认有取得这种胜利的可能性，他们就不能反驳下面的事实：在我国，除了无产阶级以外，没有别的历史角色可以问鼎革命权力。就像法国大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站在革命的民族最前列一样，无产阶级，这个城市中唯一的革命民主派，应该在农民大众中寻得支持并掌握权力──只要革命能有胜利的前景。” “一个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和通过无产阶级依靠革命农民的政府，仍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专政。我现在并非在谈论无产阶级政府的远景。也许无产阶级注定要失败，就像雅各布布布布宾民主派的失败一样，它只能为资产阶级统治扫清道路。我想明确指出的只有这一点：如果我国的革命运动像普列汉诺夫所预言的那样，作为工人运动而获得胜利，那么，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胜利，才能使我国的革命胜利成为可能──否则革命就根本不可能胜利。” “我特别强调坚持这一结论。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大众之间的社会性对抗使无产阶级不能领导农民大众，无产阶级本身也没有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那么，结论必然只有一个：即我们的革命从根本上注定是不会胜利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革命的自然结局必定是自由资产阶级同旧政权达成协议。这是另一种结局，我们绝对不能否定有这种结局的可能，但是很显然，这种结局只摆在革命失败的道路上，而且是受到了革命的内在弱点的制约。从本质上看，孟什维克们所作出的一切分析──首先是他们对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与农民可能建立的关系的估价──不可逆转地将他们引上了一条革命悲观主义的道路。” “但是，他们长期坚持放弃这条道路，而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一点上才能产生革命的乐观主义。” “从这一点上衍生出他们对待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他们认为立宪民主党人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象征，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则又是革命权力的天然问鼎者。……” “那么你们根据什么来相信，立宪民主当人还会崛起并且屹然挺立呢？是根据政治发展的事实吗？不，只不过是根据你们的方案罢了。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你们需要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你们急切地寻找它，但是除了立宪民主当人之外，你们什么都没找着。从你们对他们的期望中滋长了令人惊讶的乐观主义。你们帮他们乔装打扮，你们想迫使他们扮演一种他们不愿扮演、不能扮演，将来也不会扮演的富有创造性的角色，对于我的基本问题──我无数次地提出这个问题──我尚未听到回答。你们对革命没有作出什么预断。你们的政策缺乏伟大的远景。” “还有一点与此有关，你们对资产阶级政当的态度可用代表大会应该牢记的一句话来概括：按照情况可能提出的要求，无产阶级并不假想进行一场有系统的斗争以对人民大众产生影响，它也不设想用一种单一的指导思想来决定自己的战术步骤，即：将一切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成为他们的先驱和领袖。”（《第五次党代表大会纪录和决议》，第180一185页） 这篇演讲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我在1905年至1906年期间的全部文章、演说和行动。它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全力赞同，更不用说罗莎．卢森堡和梯什科了。（在这篇演讲的基础上，我同他们的联系更为密切，这种联系导致了我在波兰报纸上同他们合作）。列宁没有原谅我对孟什维克所持的调和态度──他是正确的──他本人对我的这篇演讲的反应是颇为审慎的。他这样说： “我只想指出，托洛茨基在《保卫党》这本小册子中公开表示他同意考茨基的观点，即在当前的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托洛茨基承认说成立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是可以允许的，是适宜的。在我看来，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托洛茨基同我们的观点相近。撇开“不间断革命”问题不论，这里在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上，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3] 列宁在演讲中并未对不断革命论作过总评价，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在演讲中就无产阶级专政的进一步前景这一问题展开过论述。他显然没有读过我论述这一问题的基本著作，否则他不会在谈到我“接近”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时，将此作为一件新鲜事来谈论。因为在伦敦的那次演讲仅仅简要地阐述了我在1905一1906年发表的著作中的观点。列宁用非常审慎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当时我还站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圈外。然而，更正确一点说，正因为如此，他说的话才没有留下任何曲解的余地。在关于对待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上，列宁确认，“我们之间在这个问题的基本点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并不像拉狄克故意混淆视听地称之为那种目的上的一致性，而恰恰是方法上的。有关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列宁在这里恰恰将它作为“撇开不间断革命问题”的保留点。这种保留意味着什么呢!显然，列宁全然没有像那些不学无术而又心怀叵测的不肖门徒们所施展的惯技那样，将不断革命同忽视农民或者跳过土地革命混为一谈。列宁的思想是这样的：我们的革命将能走得多远，无产阶级在俄国是否比在欧洲能够更早地取得政权，以及这一点为社会主义展现了那哪前景──这个问题我不去触及；然而，在无产阶级对待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之间在这里是一致的。” 我们从上面已经看到，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差不多早在不断革命论刚刚诞生的时候，即还在1905年是怎样对它作出反应的。我们再回忆一下，列宁《全集》的编辑在1917年以后是怎样评价这个理论的。在第十四卷下册第481页的注释[4]中说： “甚至在1905年以前，他（托洛茨基）就提出了最初的而现在还特别值得注意的不断革命论，他断言，1905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将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构成一系列民族革命中的第一次革命。” 我承认，这绝非是认定我对不断革命问题所写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是认定了拉狄克有关不断革命问题所写的是错误的。“资产阶级革命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恰恰是一个论述长入问题的理论，而不是主张跳过某个阶段的理论：从这一理论引申出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策略，而不是冒险的策略。那么“目前特别意义重大的不断革命论”，这几个字意味着什么呢？这几个字意味着，十月革命以其新的光芒照亮了这个理论的某些方面，它们先前对许多人来说还是蒙蒙胧胧的，或者纯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下册问世的时候，列宁还活着。成千上万的党员都读过这条注释。直到1924年以前，还没有人说它是伪造的。只是到了1928年，拉狄克才有此说法。 但是，既然拉狄克所谈及的不仅是理论，还有策略，那么，我于1905年和1917年实际参加了革命这一事实的性质毕竟成为反击他的最重要的论据。1905年我在彼得堡苏维埃所做的工作，同我在对革命性质的看法（这些看法遭到了不肖门徒们至今连续不断的攻击）上所作出的彻底的努力是相一致的。他们所说的我的错误观点怎么可能丝毫也不反映于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所进行的和每天见诸于报端的政治活动中呢？如果假设这种错误理论能确实反映在我的策略中，那么当今的执政官儿们当时为什么保持沉默呢？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列宁在革命的最高涨时期和革命失败以后，都那样竭力地维护彼得堡苏维埃的路线呢？ 同样又是这个问题，仅仅是以更为尖锐点的形式，摆到了1917年的革命问题上。我在纽约写的一系列的文章，用不断革命的理论来评估二月革命。所有这些文章现在都又重版了。我在策略问题上所作出的结论与列宁于同一时期在日内瓦所作出的结论完全一致，因此，就同加米涅夫、斯大林等等一批不肖门徒们的结论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到彼得堡之后，没有一个人向我问起过是否放弃了不断革命论的“错误”。确实无人来问过，斯大林窘迫地在几个角落里东躲西藏，心怀一个愿望：党尽早地忘却他在列宁回国前所鼓吹的政策。雅罗斯拉夫斯基当时还不是监察委员会里的一个鼓动者 [5] ，他同孟什维克们、奥尔忠尼启则和其它人一道在雅库茨克出版一份微不足道的半自由派小报。如米涅夫指责列宁是托洛茨基分子，当他遇到我的时候口称： “现在是你们时来运转了。”在十月革命前夕，我在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上写文章论述不断革命的前景。谁也不曾想到要出来反对我。我与列宁的观点一致是彻底的和毫无疑问的。包括拉狄克在内的那些批评我的人到底要说什么呢？难道我自己完全不明白自己维护的理论，难道在历史的最关键时期我的行动要同我的理论背道而驰才能算是十分正确吗？倒不如说，批评我的人就像不了解其它许多事情一样不了解不断革命论，这岂非更简单些？因为假定这些姗姗来迟的批评家不仅能够很好地理清自己的思路，而且能自如地分析他人的思想，那么，他们这些人毫无例外地在1917年采取那种令人失望的立场，并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要永远蒙受耻辱，这该怎么解释呢？ 但是，也许有的读者会忽然想到，你们的最主要的策略口号：“不要沙皇，只要工人政府”，那究竟怎么解释呢？ 这条论据在某些范围里被视为其有决定性的意义。托洛茨基的可恶的“口号”：“不要沙皇”充斥于每一篇对不断革命进行批评的文章之中；有些批评家把这一点看成是一条最终的、最重要的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论据；而其余批评家则把它看成是头脑疲倦后的现成避风港。 不学无术和背信忘义的“大师” [6] 将这种批评推到了更为深奥的地步，他在那本举世无双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说： “我们不来多讲（绝对不是!——列．托．）托洛茨基同志在1905年的态度，当时他“简直”忘掉了农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只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即不要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第174一175页） [7] 尽管面对这种不愿意“详述”的无情的批评，我的处境几乎是毫无希望的了，我还是试图指出一些不那么严重的情形。确实有一些情况值得一说，我提请大家注意看下去。 即使说我在1905年的某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一个孤立的、模棱两可的，或者说是不妥当的、可能引起误解的口号，那么，事隔二十三年后的今天，也不应该孤立地把它挑出来进行攻击，而应该将其同我就这一题目所写的其它著作联系起来，最重要的是，应该同我在一系列政治事件中的参与情况联系起来看。切不可只告诉读者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连批评家也不知道的）著作题目，然后往这个题目上强加进同我所写以及所做完全背道而驰的意思。 但是，也许补充一点不曾显得多余──哦！批评家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我都没有写过、说过和提出过“不要沙皇，只要工人政府”这样一句口号。在对我作出裁决的法官们所提的这个主要论据的基础上，除了其它一切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可耻的不顾事实的错误。事实上，那份题为“不要沙皇，只要工人政府”的宣言传单是帕尔乌斯于1905年夏天在国外写成并发表的。当时我早已在彼得堡秘密地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我同这张传单都毫无关系。我是很晚才从一些论战性的文章中知道这个口号的。我从未有时机或者机会来表达自己对它的看法。我从未见过这份传单，更末读过（其实，我的一些批评者们也同我一样）。这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的事实就是如此。我很抱歉，我必须让台尔曼和塞玛尔之流放弃这个最不费力而又最能令人轻信的论据。然而事实毕竟比我的仁慈情感更加有力。 事情还未就此了结。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帕尔乌斯在国外发表那份我所不知的“不要沙皇，只要工人政府”的传单的时候，我也在彼得堡写了一篇题目为“既不要沙皇，也不要地方自治者[8]，而要人民”的声明，并秘密地出版了。这个题目作为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一个口号，不断地重复出现在传单的内容中，它的本意是用一种通俗的形式来反驳后来关于跳过革命的民主阶段的论点的。这份呼吁书已经收入我的《全集》（见第二卷上册，第256页）。我还有一些针对农民本身而发的声明，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公布，而按照斯大林的绝妙的说法是我“简直忘掉了”。 到此一步，事情仍然没有完。就在不久前，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家和领导人之一，尊贵的拉斐斯在刊登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机关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又说起了托洛茨基在1917年所提出的这个可恶的口号。不是在1905年，而是在1917年!其实孟什维克分子拉斐斯还是有辩解的理由的--差不多到1920年前，他还是彼特留拉的“内阁大臣” [9] ，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大事搞得心神不宁的他，哪会去琢磨在十月革命阵营中所发生的事情呢？那么，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那帮编辑又怎么样呢？真是怪事一桩，或多或少是件荒唐的事……。 “但是那怎么可能呢？”一位近几年来读了这拙劣作品的有良知的读者会喊叫起来。“成千上万的书籍和文章难道不是教导我们……？” “是的，朋友，是教导过。但是你们现在得重新开始学习。这就是反动时期的附加学费，这毫无办法。历史不是呈直线发展的。它暂时走进了斯大林的死胡同。” 注释： [1]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决议案的修改意见所作的发言》。列宁在此处使用的是克拉辛在党内的名字：季明。（《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39页。） [2]专放马后炮来指责不断革命论的批评家们是否同意这一点？他们是否准备把这个基本命题扩大到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去呢？究竟“是”还是“否”？──列．托。 [3]亦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就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报告所作的总结发言》，《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40页。 [4]这里指在列宁生前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二版的注。──中译者注 [5]雅罗斯拉夫斯基从1923年起担任俄共（布）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党书记，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党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这里指的当系这两项职务。──中译者注 [6]指斯大林。 [7]《十月革命和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6页。 [8]即地方自治机构自治局的成员。这种机构是在沙皇统治末期建立的。只拥有有限的权力，自由派和贵族在其中占统治地位。──中译者注 [9]1877一1926，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在1918一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曾在乌克兰建立政权。──中译者注
第三章“民主专政”的三个要素：阶级、任务和政治结构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第三章“民主专政”的三个要素：阶级、任务和政治结构“不断”的观点同列宁观点之间的分歧，在政治上表现为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同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口号的对立。引起争论的并不是能不能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是不是需要工农联盟。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合作采用何种政治机构。拉狄克太狂妄，更不用说他的轻率了，他说，只有那些“没有认真思考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法的复杂性的”人，才会提出民主专政作为党的政治表述的问题，因为据说列宁把整个问题归结为两个阶级进行合作以完成客观的历史任务。不，事实不是这样。假如完全撇开革命的主观因素，撇开党及其纲领，在这个问题上撇开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政治方式和组织方式，那么所有的分歧，包括反映革命派别中两种特色的我同列宁之间的分歧，更糟的是还包括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之间的意见分歧，最后还有1905年俄国革命同1848年革命甚至1789年革命之间的差别，统统都消失了。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以城乡被压迫群众的合作为基础的。这样就使这些革命或多或少其有民族性即全民性。而我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所争论的，不是工农合作本身，而是这一合作的纲领，这一合作的政党形式及政治方式，在过去的革命中，工农的“合作”是在自由派资产阶级或者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下进行的。共产国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运用了过去革命的经验，竭尽全力，使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服从民族自由派蒋介石的政治领导，以后又服从“民主派”汪精卫的领导。列宁提出的是不调和地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工农联盟。这样的联盟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这里所讲的是城乡被压迫阶级进行合作的方法上全新的一种实验，这样，合作的政治形式问题又重新被提出来了，拉狄克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他不仅要我们从不断革命的提法倒退回去，还要我们从列宁的“民主专政”倒退回去，退回到空洞的抽象历史概念中去。的确，多年来列宁一直拒绝预先断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将来用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和国家组织，他总是把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以及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联合置于首位。列宁说过，在某一历史阶段，由于整个客观形势必然会出现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以解决民主变革的任务。至于农民是否能够组织独立的政党并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这个政党在专政政府中占多数还是少数，无产阶级的代表在革命中将占有多少份量，所有这一切问题并没有先验性的答案。“经验将会表明”!既然民主专政的提法没有完全解决工农联盟的政治结构问题，那么，它就绝不会变成拉狄克的贫乏的抽象概念，它暂时仍然是一个代数公式，容许将来对它作出极其不同的政治解释。此外，列宁本人绝不认为，有了专政的阶级基础及专政的客观历史目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列宁完全懂得包括目标、自觉的方法及政党在内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并就这一点经常教导我们大家。正因为这样，列宁在解释自己的口号时，对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工农联盟究竟采取何种政治形式的问题，绝不拒绝事先作出框架性的，假设性的论断。但是，列宁在不同时期对待这个问题的方法远远不是一样的。不应当教条地看待列宁的思想，而应该历史地去看，列宁并没有从西奈山[1]带来现成的戒律，而是在阶级斗争的熔炉中锤炼出自己的思想和口号的，他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这些口号，将它们具体地，使它们更准确，同时，又根据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内容充实这些口号。这方面问题后来其有了决定性意义，它在1917年初竟使布尔什维克党濒于分裂的边缘，但是，拉狄克对这方面问题却从未作过研究：他干脆对它不屑一顾。然而事实上，列宁在不同时期对两个阶级的联盟可能采取的政党政治形式和政府形式，说法很不一致，他不想用这些假设性的解释来束缚党。列宁如此谨慎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这个代数学公式中包含着一个作用巨大而政治上却极不确定的数值：农民。我只想援引几段列宁解释民主专政的话，若要系统阐述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演变过程，恐怕要专门写一本书才行。1905年3月，列宁在发挥无产阶级和农民将成为专政的基础这一思想时，写道：“我们所希望的和可能实现的这种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的成份，自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的成份上，使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色的代表必然要参加这个政府，或者甚至在这个政府中占优势。”（黑体是我标的──列．托洛茨基）[2]在这些话中，列宁不仅指出了阶级基础，而且还指出了专政的某种政府形式，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可能在其中占优势。在1907年，列宁写道：“先生们，你们说的‘农民土地革命’要想获得胜利，就应该成为全国范围的中央政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革命。”[3]这个说法走得更远。可以这样来理解它：革命政权应当直接集中在农民手中。但是如果作更广泛的解释，即把本身的发展过程也考虑进去，那么上述这个说法还应包括十月革命，是十月革命使无产阶级这一农民革命的“代理人”掌握了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这一提法可以进行解释的幅度就这么大。可以设想，这一想法的强有力的一面（某种程度上）在于它其有代数方程式的性质；但它的危险性也正在于此，在我国，这一危险在二月革命后表现得特别明显，而在中国，这一危险却酿成了大祸。列宁在1905年7月写道：“没有人说党夺取政权──我们说的只是参加革命，尽可能以领导的地位参加革命……。”[4]1906年12月，列宁认为，在党夺取政权的问题上可以同意考茨基的意见。他说：“考茨基不仅认为在革命进程中社会民主党取得胜利，是非常可能的，而且他还表示社会民主党人有责任使自己的支持者具有胜利信心，如果在斗争开始以前就抛弃胜利的信念，那么斗争是不可能成功的。”[5]列宁自己所作的这两种解释之间的距离，无论如何不比我的想法同列宁提法之间的距离小。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会看到。就此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列宁文章中的这些矛盾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同样反映出革命政治公式中的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农民。所以激进的思想家们有时把农民称作俄国历史的斯芬克司[6]。革命专政（不管拉狄克愿意还是不愿意）的本质问题同能否建立一个敌视自由派资产阶级而又独立于无产阶级的农民革命党的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后一个问题的决定性意义是不难理解的。假如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政党，那么民主专政就在其最真实、最直接的意义上得以实现，而无产阶级中的少数人参加革命政府的问题尽管重要，也只能具有从属意义了。然而农民由于自身所处的中间地位以及自身社会成份的复杂，不可能实行独立的政策和建立独立的政党，在革命时期它只能在资产阶级政策和无产阶级政策之间进行选择，假如我们从这一事实出发，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只有这样估价农民的政治本质，直接从民主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才会有前途。当然，这样讲绝不是“否定”，“忽视”，“低估”了农民。如果土地问题对整个社会生活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农民革命没有达到如此巨大的深度和广度，那么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根本无从谈起。但是，之所以出现土地革命为无产阶级专政创建了条件这样的事实，是因为农民无法靠自身的力量并在自己领导下解决自己的历史问题。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条件下，包括那些即使落后，但已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并已经用铁路和电报连成一体的国家的条件下（这不仅指俄国，还指中国和印度），同旧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相比，农民已经不大能担当领导角色，甚至不大能担当独立的政治角色。我不遗余力坚定不移地强调的这一思想，是不断革命论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拿这一点作为理由责备我低估农民，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实际上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列宁是如何看待农民政党问题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相当扼要地回顾一下列宁在1905年至1917年关于俄国革命观点的演变过程。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想援引两段引文。列宁在1907年写道：“也许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团结还有客观困难，使这样的政党不能成立，并使农民的民主派在长期以来依然像现在那样，只是一种脆弱的、不定形的、软弱的劳动派[7]群聚。”[8]1909年，列宁又就同一个问题写道：“……毫无疑问……革命……达到高度发展，实现了革命专政的时候，就一定会使更定型的和更强大的革命农民政党产生口谁不这样地看问题，他就是认为在一个成年人的身上，某些重要器官的大小、形态和发育程度仍然会像儿童时期的一样”。[9]这种假定是否得到证实了呢?没有，没有得到证实。而且正是这一假定促使列宁在彻底接受历史检验的时刻到来之前，对革命政权的问题作出代数式的回答。当然，列宁从未把自己的假设置于现实之上，列宁一生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政策而斗争。但是可悲的不肖门徒们追随农民政党的结果却是：让中国工人服从国民党，在印度以“工农党”名义扼杀共产主义，危险地虚构出一个农民目标，组织披着伪装的反帝联盟，等等，等等。现在的官方思想根本就没有花力气去研究我们上文指出的列宁文章中的矛盾，这些矛盾部分是表面上的，想象的，部分是实际存在的，但它们通常总是产生于问题本身。现在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些特殊类型的“红色”教授，他们与旧日的反动教授的不同之处往往不是脊梁骨更硬些，而是更加不学无术，从此以后，他们就以学者的方式修剪列宁，消除列宁的矛盾，即消除他的思想的生动性，把标准化的引语穿在一条条在线，然后根据“当前时期”的需要，把这一“串”或那一“串”引语投入流通。我们一刻也不应当忘记，我们是在一个政治上还是“处女”的国家里，在经过很长一段历史间隙以后，同时也是在欧洲和全世界经过漫长的反动时期以后提出革命问题的，仅仅这一点就使革命问题带有许多未知数。列宁通过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表述了俄国社会条件的特殊性。他对这一提法进行过多种解释，但在尚未彻底弄清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时，他不放弃这个提法，那么这种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呢？作为其它一切问题的基础或内在基础的土地问题（亦即一般农民间题）的巨大意义；存在着一大批抱有民粹派思想，其有“反资本主义”传统并经过革命锻炼的农民知识分子，这一切总起来看，可以说假如什么地方能够建立反资产阶级的革命农民政党的话，那么这个地方首先就是俄国。事实上，在尝试建立既区别于自由派政党又区别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农民政党或工农政党的过程中，一切可能的政治方案都在俄国试验过，包括秘密方式、议会方式以及两者混合的方式，例如：“土地与自由社”、“民意党”、“重分黑土党”、“合法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劳动派”、“左派社会革命党”等等，等等。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似乎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实验，以建立一个对无产阶级政党而言持独立立场的“反资本主义”的农民政党。众所周知，社会革命党的试验规模最大，它在1917年的某一时期确实成了拥有绝大多数农民的党。结果又怎样呢?社会革命党利用这一地位，只是为了把农民出卖给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社会革命党人同协约国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用武装斗争来反对俄国无产阶级。这一真正典型的实验表明，在历史的平静时期即只面临一些次要问题时，以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还能维持一种实行独立政策的假象；然而当社会革命危机把所有制的基本问题提上日程时，小资产阶级“农民”党就会自动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假如在分析我过去同列宁的分歧时，不是不假思索地将哪年哪月哪日的话都加以引用，而是把它放到正确的历史前景中去考虑，那么事情就十分清楚：至少从我这方面来说，引起争论的并非是否需要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来解决民主任务，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合作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党政治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由此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以使革命得到进一步发展。当然，我说的是我在争论中的立场，而不是布哈林拉狄克当时的立场，他们的立场让他们自己去讲。下面的比较十分清楚地表明，不断革命的提法同列宁的提法是多么地切近。1905年夏天，也就是十月总罢工和莫斯科十二月起义之前，我在为拉萨尔的演讲所写的一篇序言中写道：“不言而喻，无产阶级就像资产阶级当年那样，是依靠农民和市民阶层来完成自己的使命的，无产阶级领导农村，吸引农村加入运动，使农村关心无产阶级计划的实现。但无产阶级自己必须是领袖。这不是‘农民和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是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列．托洛茨基：《一九O五年》第281页）[10]现在可以把我于1905年写的、1909年又发表于波兰文报纸的一篇文章中引用过的这些话，同下面列宁的话加以比较了。列宁的这番话也是1909年写的，当时在罗莎．卢森堡的压力下，党代表会议已经采纳了“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用以代替布尔什维克过去的提法。孟什维克说列宁的立场发生了急遽的转变，列宁回答说：“……布尔什维克在这里给自己选择的公式是说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11]“……所有这些说法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难道这种意思不正是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吗?无产阶级依靠农民这个“公式”不也完全包括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范围以内吗?”（黑体是我标的──列．托）[12]显然，列宁在这里对“代数学”公式所作的说明，排除了独立的农民政党思想，从而也排除了农民政党在革命政府中占优势的思想，因为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无产阶级依靠农民，当然革命政权也就集中在无产阶级政党手中。但这正是不断革命论的核心。今天，在经过历史检验之后，关于过去在专政问题上的分歧，最多只能这么说：当时，列宁总是从无产阶级的领导作风出发，竭力强调和阐明工农实行革命民主合作的必要性。他就这一点教导我们所有的人，而我总是从这一合作出发，竭力强调无产阶级不仅在联盟中而且在负有领导这一联盟使命的政府中都应该实行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绝不可能再找得到别的分歧。紧接上面说的，我再引两段话：一段是《总结与展望》中的，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曾用它来证明我的观点同列宁的观点是对立的，另一段话是列宁在同我论战的文章中写的，拉狄克也曾用它来实现同样的目的。第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无产阶级参加政府，这一条在客观上极有可能，在原则上也能容许，只是这种参加要具有统治性和领导性。当然，可以把这个政府称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或者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专政，甚至也可以称为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但问题仍然是：谁在这个政府中占统治地位，谁通过政府领导全国?当我们谈到工人政府时，我们只不过是说，领导权将属于工人阶级。”（《论我国革命》1906年，第250页。）季诺维也夫大吵大嚷（在1925年!），说我（在1905年!）把农民和知识分子相提并论。除了这一点，他在上述引文中再也找不到别的东西了。这样提知识分子是由当时的条件所决定的，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作用完全不同于现在：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组织都以农民的名义讲话；社会革命党正式在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孟什维克正如我当时所写的，步每一位激进知识分子的后尘，为的是证明资产阶级民主的繁荣。当时我几百次把谈到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形成“独立的”社会集团，谈到革命农民的决定性作用。但是问题并不在于我根本就不打算坚持的个别的论战性的话语。引语的实质在于，我完全接受了列宁所论述的民主专政的内容，我只要求更准确地确定这一专政的政治结构，也就是说，不接受无产阶级只是小资产阶级多数的人质这样的联合。现在我们来看看列宁1916年写的一篇文章，据拉狄克本人说，这篇文章“形式上是反对托洛茨基的，而实际上是反对布哈林、皮达可夫、本人（即拉狄克）及其它许多同志的。”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供认，完全证实了我当时的印象：列宁论战的对象是虚构的，因为正如我马上就要指出的，实际上论战根本没有触及我。在这篇文章中确实责备过我“否定农民”（有两行话谈到这一点），这一责备结果成了不肖门徒及其追随者的主要资本。然而，正如拉狄克所说的，这篇文章的“关键”是下面这段话；“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列宁引用我的话说，“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带动农村非无产阶级群聚去没收地主的土地，推翻君主制度，那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而在俄国，这正是未来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3]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责备我“否定”农民是“搞错了对象”，实际上他指的是布哈林和拉狄克，他们确实想跳过革命的民主阶段，这一点不仅从上面说过的一切来看是清楚的，而且从拉狄克本人所引用并正确地称之为列宁文章“关键”的那段引语来看也是清楚的。事实上，列宁直接引了我文章中的一些话，这些话的意思是，只有独立而大胆的无产阶级政策，才能够“吸引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的土地，推翻君主制度”等等，然后列宁补充说“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这正是末来的……革命民主专政。”换句话说，列宁在这里承认，也可以说是在证实，托洛茨基实际上已接受布尔什维克提法的全部现实内容（工人同农民的合作和这一合作的民主任务），但托洛茨基不愿承认这就是未来的民主专政，就是民族革命的完成。这样看来，在这篇似乎相当“尖锐的”论战文章中，争论的并不是最近革命阶段的纲领及其阶级动力，而是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政治关系，专政的政治性质和政党性质。论战中的这类误解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方面过程本身还未完全显露，另一方面派别斗争又非常尖锐，但拉狄克事后竟会把问题搞得如此混乱，这就十分令人费解了。实际上，我同列宁论战的是，农民在革命中独立的可能性（以及独立的程度），包括建立独立的农民政党的可能性。在论战中我责备列宁夸大了农民的独立作用。列宁责备我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这种情况产生于论战本身的逻辑。但是，在20年后的今天，有人还在利用这些旧的引语，把它们同当时党内关系的基础割裂开来，把论战中的每一种夸张现象和偶然的错误绝对化，而不是根据已有的伟大革命的经验去揭示分歧的真正焦点在哪里，以及分歧的真实的而不是字面上的范围有多大。由于我不得不在选择引语方面有所限制，在这里我只能提一下列宁1905年底撰写1926年首次在《列宁文集第五卷》发表的论革命阶段的简要提纲[14]。我记得，包括拉狄克在内的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认为，这个提纲的发表是赠送给反对派的最好礼物，因为在所有按斯大林准则写成的文章来看，列宁原来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罪过。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通过的谴责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中，有一些最重要的条款，看来好像是有意计划好反对列宁的基本提纲的。斯大林分子对这一提纲的发表恨得咬牙切齿。《列宁文集》编辑加米涅夫以他特有的那种不大知道羞耻的“好脾气”，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如果我们之间没有结成联盟的话，他无论如何不会容许发表这份文件，最后，“布尔什维克”上刊载的柯斯特采娃撰写的文章对这个提纲蓄意进行了窜改，其目的是避免列宁在对待全体农民特别是对待中农方面承担托洛茨基主义的罪名。在这里，我还要援引一段列宁在1909年对他同我的分歧所作的评价：“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在这个论断中，认为，“民主居民的代表”可以参加“工人政府”；就是说，认为政府可以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组成。至于无产阶级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革命政府，这是另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很可能不但同托洛茨基有分歧，甚至同波兰社会民主当人也有分歧。但是革命阶级专政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归结为在这个或那个革命政府中占‘多数’的问题，不能归结为社会民主党可以参加这个或那个政府的条件问题。”（黑体是我加的──列．托）[15]上述列宁的这段引语又一次证明，托洛茨基接受由无产阶级和农民代表组成的政府，那就是说，他并没有“跳过”农民。同时，列宁强调说，专政的问题不能归结为在政府中占多数的问题。这是无庸置疑的。在这里，问题首先是指工人和农民共同进行斗争，当然也就是指无产阶级先锋队推动农民去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假如说工农革命专政的问题不能归结为在政府中占据某种多数的问题，那么在革命胜利后，这个问题必然要作为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提出来。正如我们所读到的，列宁谨慎地（以防万一地）留有余地的说，既然说到党参加革命政府的问题，那么我们同托洛茨基以及波兰同志在有关参加的条件方面可能有分歧。显然，这里讲的是可能的分歧。因为列宁从理论角度说过允许无产阶级代表作为少数参加民主政府。但是事态进程表明，我们之间没有分歧。1917年11月，党的最高领导在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联合政府的问题上爆发了异常激烈的斗争。列宁原则上并不反对在苏维埃的基础上实行联合，但他断然地、坚定不移地要求保证布尔什维克在联合政府中占据多数。我同列宁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拉狄克本人是如何来概括有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整个问题的。拉狄克问道：“1905年的布尔什维克旧理论在哪个基本方面是正确的呢?它的正确方面就是，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农民（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共同采取行动推翻了沙皇制度。（在1917年──列．托）大体说来，1905年的提法只预见了阶级的相互关系，而没有预见具体的政治制度。”真对不起!我把列宁过去的提法称作一句空话，就像拉狄克不假思索地做的那样，“革命的基本任务实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粉碎了沙皇制度”。但是，这个“基本任务”在所有胜利的、半胜利的革命中都曾实现过。在任何地方，沙皇、封建主、教士都经常尝到无产阶级、前无产阶级，平民和农民的铁拳。这种情况早在十六世纪的德国就发生过，甚至还早一些。在中国也是这些工人和农民打败了“军阀分子”。这同民主专政有什么关系呢?在过去的革命中没有过民主专政，在中国革命中也没有过。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资产阶级骑在承担艰苦革命工作的工人农民头上。拉狄克把“政治设施”丢得一干二净，以致忘记了革命的最“基本任务”，谁领导革命和谁取得政权。然而，革命就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这是政治斗争，进行这场斗争的各阶级不是赤手空拳的，而需要借助“各种政治设施”（政党等）。拉狄克猛烈抨击我们这些有罪之人，他说：“那些没有认真思考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方法的复杂性的人抱着这样的概念：事情的最后结局必然是建立一个工农联合政府，而一些人甚至认为，必然会建立一个工人政党和农民政党的联合政府。”这是脑子多么简单的“一些人”啊！……那么拉狄克自己是怎么想的呢?难道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该去建立新政府?或者说这个政府不应该去反映和确立各革命阶级的某种相互关系?拉狄克“从社会学角度”把这个问题弄得如此艰深，以致除了一些空洞无物的文字以外，什么也没剩下。拉狄克本人1927年3月在共产主义学院作的报告中的一段话最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撇开工农合作的政治形式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的。拉狄克说：“去年我在《真理报》上曾就这个（广东）政府写过一篇文章，我称这个政府为农民工人政府。而编辑部的同志认为是我写错了，他们认为是工人农民政府。我没有提出抗议，仍旧保留了那个叫法：工人农民政府。”这样看来，拉狄克在1927年3月（不是在1905年）认为，可以有一个与工人农民政府不同的农民工人政府。《真理报》编辑不懂这一点。我承认，即使要了我的命，我也不懂这一点。我们非常了解什么是工人农民政府，然而，什么是与工人农民政府既不同又对立的农民工人政府呢?请费心解释一下这种调换形容词的莫名其妙做法吧!这里我们触到了问题的核心。拉狄克在1926年认为，蒋介石的广东政府是农民工人政府，而在1927年他又重复了这一看法。事实则表明，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它利用了工农的革命斗争，然后把他们推入血泊之中。这个错误如何解释呢?拉狄克仅仅是看错了吗?距离远是会看错的。那么你可以说：我不了解，我没有看清楚。然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这不是由于情报不详而产生的事实错误，很明显，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深刻的原则性错误。所谓与工人农民政府对立的农民工人政府，就是国民党。它绝不可能是别的东西。如果农民不追随无产阶级，它就会追随资产阶级。我认为，我在批判斯大林派别的思想即“双成份工农党”时，对这个问题讲得相当清楚。（见《共产国际纲领批判》）与工人农民政府不同的广东“农民工人政府”，用中国当前的政治语言来说，是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民主专政”的唯一可能的体现，换句话说，是同共产国际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政策对立的斯大林主义的国民党政策的化身。注释：[1]据《旧约全书》记载，耶和华曾在西奈山顶向摩西传十诫。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9、20章。──中译者注[2]《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页。[3]《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85页。[4]托洛茨基这里引的是列宁没有定稿的一篇文章《巴黎公社和民主专政的任务》，此文在《列宁全集》第四版第9卷中只收入了列宁后来增写的结尾部分。──中译者注[5]《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75页。[6]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女面狮身怪身，当出谜给过路行人，如不能解谜，则被杀死。──中译者注[7]劳动派是农民在四届杜马中的代表，他们经常摇摆在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列．托。[8]《革命和反革命》，《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0页。[9]《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44页。[10]从成百段引语中摘引的这段引语正好表明，还在1905年前夕，我已经领悟到农民的存在和土地间题的意义，这比马斯洛夫、塔尔海默、台尔曼、雷梅累、加香、蒙穆索、贝拉．库恩、佩珀、库西宁以及其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开始向我解释农民的意义多少要早一些。──列．托。[11]在1909年党代表会议上，列宁的提法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但最终他同意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提法，这个提法赢得了代表会议多数的赞同，从而打击了孟什维克。──列．托。[12]《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44页。[13]《论革命的两条路线》，《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93页。[14]《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41页。[15]《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44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二章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跳跃”，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国家的改造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第二章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跳跃”，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国家的改造拉狄克写道“所谓“不断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请注意：还有策略！——列．托）的思想体系，同列宁理论的基本区别说在于它把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混为一谈。”除了这条基本罪状之外，还列出了其它一些与之相联系的或由此派生出来的份量不轻的罪状：托洛茨基不懂得，“在俄国的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只可能从民主革命中成长起来”，正因为这样，他才会有“跳过民主专政阶段”的思想。托洛茨基“否定”农民的作用，而这正是“托洛茨基和孟什维克观点的共同点”。正如前面所说，所有这一切都要用间接的罪证来证明我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正确的。当然，从表面文字来说，拉狄克可以到处引用列宁的话。他确实是这样做的，因为这部分引语每人“手头”都有。但是，正如我下面所要指出的，列宁针对我的这些论断纯粹是偶然作出的，是不正确的，就是说，这些论断根本就没有说清我的真正立场，甚至包括1905年的立场。列宁本人对我在革命基本问题上的立场作过完全不同的、非常矛盾的，并且论证得很充分的评论。拉狄克甚至不想试一下把列宁的各种评论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评论收集起来，并解释这些论战中的矛盾，然后把它们同我真正的观点进行比较。[1]1906年，列宁出版了考茨基论俄国革命动力的文章，并为这篇文章写了序。我在狱中对此一无所知，也翻译了考茨基的这篇文章，写了序，并把它收在我的《保卫党》一书里。列宁和我都完全赞同考茨基的分析。普列汉诺夫提出的问题是：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考茨基对此回答说，我国的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但也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它是从前者向后者过渡的一种形式。列宁在序言中就这一点写道：“就一般性质说来，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呢?考茨基说，这是老一套的说法。不能这样提问题，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是俄国目前革命运动的动力。俄国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2]然而，列宁在写这篇序言前后所发表的文章中，不少地方都毫不含糊地把俄国革命称为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不是有矛盾呢?假如采用现在批评“托洛茨基主义”的人的手法来对待列宁，那么可以毫不费力地从列宁文章中找出几千处，几百处这样的矛盾。然而，在严肃和正直的读者看来，这些矛盾只是不同时期对待问题的不同方法而已，它绝不曾破坏列宁的理论概念的根本统一。另一方面，就革命当前的历史任务来说，我从未否认革命其有的资产阶级性质，我否认这一性质，仅仅是就这一革命的动力及其前景而言。我那时写的（1905一1906年）论不断革命的主要著作开头是这样写的：“俄国革命对社会民主党人以外的所有人来说都是十分意外的。马克思主义早就预言俄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这场革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同保守的专制制度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必然会爆发。马克思主义在称这场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指出，革命的直接的客观任务是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建立“正常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这一点现在无须争论，也无须证明。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完全是另一种任务：通过分析发展中革命的内部机制去揭示这场革命的“可能性”。俄国革命具有十分独特的性质，它是我们整个社会发展特点的总结，它本身就揭示了全新的历史展望。”（《论我国革命》，1906年版，《总结与展望》一书第224页。）“一般的社会学定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根本不能解决这场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来的政治策略方面的任务，矛盾及困难。”《同上，第249页）由此看来，我并没有否定当前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也没有把民主制同社会主义混淆起来。但是我论证过，在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辩证法将引导无产阶级去掌握政权，而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解决民主任务。在同一篇文章中（1905一1906年）我写道：“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壮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无产阶级向专政方向的发展。但是政权何日何时转到工人阶级手中，并不直接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中的关系，取决于国际形势，最终，取决于一系列主观因素如传统、创造性、战斗准备……。”“经济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早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会在某种程度上机械地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财富，这只是简单化到极点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偏见。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在我看来，俄国革命将创造出一些条件，有了这些条件，政权就可以（革命胜利时应该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客有机会充分施展其政治才能之前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同上，第245页）这些话本身就是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这种“马克思主义”不仅在1905—1906年占了统治地位，而且为列宁归国前召开的布尔什维克1917年三月会议定了调子，同时在1917年四月会议上被李可夫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这种假马克思主义，即被经院哲学败坏的庸人的正常思维，构成了库西宁及许许多多人演变的“科学”基础。在十月革命的十年之后居然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在这里我不可能阐述《总结与展望》的整个思路，我只想再从我在“开端报”（1905年）上发表的文章扼要地援引一段话：“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达到最高潮之前就是一种反革命力量了。我国的知识界民主派每逢紧要关头都表现出软弱无能。农民整体上是一种自发的反叛力量。只有一种能够把国际政权掌握在手中的力量才能使农民为革命服务。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先锋队地位，它同革命农民之间确立直接的联系，以及它藉以使军队服从自已的吸引力，所有这一切都必然推动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革命的彻底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胜利。这种胜利本身又意味着革命的进一步的不间断性”。（《论我国革命》第172页）由此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正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发展出来的——这同拉狄克所写出来的全部东西是相反的。因此，这种被称之为不断（不间断的）革命。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像拉狄克所认为的那样是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才出现的，照这样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因为在一个落后国家，假如农民的任务在上一阶段已经完成的话，那么人数很少的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不，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有可能，甚至必然地要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得以实现，正是因为没有别的力量、别的道路可以解决土地革命的任务。然而，正是这一点开辟了民主革命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软弱无力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进入政府的，这样一来，也就消除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界限，也就是说，集体主义被提上了日程。无产阶级在朝这个方向前进时，究竟应该在哪个地方停下来，这要取决于各种力量的对比情况，而无论如何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最初意图。”“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某种特殊形式说成就是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工人阶级不可能在保持其专政的民主性质的同时，不越出其民主纲领的范围。”“无产阶级政党一旦取得政权，就要为这一政权斗争到底。保持和巩固政权的斗争手段是鼓动和组织工作，特别是在农村；另一个手段是集体主义纲领。集体主义不仅是执政党地位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依靠无产阶级保持这一地位的手段。”（《总结与展望》第258页）让我们继续往下看：“我在1908年反对孟什维克切列瓦宁时写道，我们知道一个有关革命的典型例子，在这次革命中获胜的无套裤汉的恐怖专政为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准备了条件。在当时，大多数城市居民是手工业者和商人。雅各布布布布宾党人领导着他们。今天俄国城市居民的大多数是工业无产阶级。只要作这样一种对比，就会使人想到，完全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历史状况，即只有无产阶级夺取革命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才可能获得胜利。那么这场革命是否因此就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了呢?既是，又不是。这并不取决于形式上的定义，而是取决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假如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包括由无产阶级解放的农民）的联合力量排挤掉，那么，革命就会保持其有限的资产阶级性质。假如无产阶级能够并善于动用其政治统治的一切手段去突破俄国革命的民族界限，那么俄国就会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剧变的序幕。至于俄国革命究竟会达到什么阶段，答案大概只能根据条件来定。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单纯地把俄国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丝毫没有说明这一革命内部发展的型式，并且绝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作为国家政权唯一的合法要求者，应当使自己的策略适应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行为。”（列．托洛茨基《一九O五年》俄文版第263页）这篇文章还说：“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是由产生这一革命的任务而直接产生的，由于工业人口的剧烈的阶级分化，资产阶级不会在这场革命中把自己的社会地位、政治经验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结合起来，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受压迫的工人和农民应该在无情冲突和惨重失败的严酷考验中，为自己的胜利锤炼出必要的政治和组织条件。他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列．托洛茨基《一九O五年》第267-268页）还必须从《总结与展望》中援引几段有关争论的焦点即农民问题的话。“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一文章中写道：“无产阶级不扩大革命的基础，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众多的劳动者阶层，特别是农村的劳动者，只有在革命的先锋队即城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才会首次被吸引到革命中来，并从政治上组织起来。革命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将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进行。最后，立法权本身也将成为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强大工具……”“农民（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阶层的全体农民）的最基本的革命利益的命运，是同整个革命的命运，即同无产阶级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将作为阶级的解放者出现在农民面前。”“无产阶级的统治不仅意味着民主平等，自由自治，把所有的赋税重新转移给富裕阶级，改常备军为民兵，以及取消强制性的教会捐款，而且还意味着承认农民在土地关系方面所进行的一切革命变革（没收土地）。无产阶级将把这些变革作为国家在农业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农民对在最困难的革命初期维护无产阶级制度的兴趣，绝不会亚于法国农民维护拿破仑．波拿巴军事制度的兴趣。拿破仑．波拿巴曾以刺刀的力量来保证新所有者的土地不受侵犯……。”“那么农民本身会不会排挤无产阶级并抢占它的位置呢？”“这不可能。全部历史经验都证明这种推测是站不住脚的。历史经验表明，农民根本不可能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第251页）所有这些话都不是在1929年写的，也不是在1924年写的，而是在1905年写的。我很想知道，这些话是“忽视”了农民吗?从哪里可以看出要“跳过”土地问题呢?朋友们，是否该有点人格呢？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凭斯大林的“人格”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我那篇在纽约写的论述1917年二月革命的文章，同列宁在日内瓦写的那篇文章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是不谋而合的。而这位党内反动派的理论家却针对我这篇文章写道：“托洛茨基的信，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结论上完全不像列宁的信，因为托洛茨基的信完全反映着托洛茨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反布尔什维克口号，这个口号就是鼓吹不要农民参加革命。”[3]这些所谓“反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似乎是托洛茨基提出来的）的内容提得多好：“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照斯大林看来，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应当是：“不要工人政府，而要沙皇。”关于杜撰出来的托洛茨基“口号”，我们后面还要谈到。现在，我们来听一听另一位几乎是现代思想大师的人说些什么。这位大师也许不那么愚昧无知，但他却彻底失去了理论良心。我说的是卢那察尔斯基。他说：“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在1905年就倾向于这种思想，即无产阶级应当保持孤立！它不应当支持资产阶级，因为这样做是机会主义，但是无产阶级要单枪匹马完成这场革命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当时无产阶级只占总人口的7—8％，在骨干如此少的情况下，你就不要去战斗。这样，列夫．达维多维奇就决定，无产阶级应当在俄国保持不断革命，也就是说要尽可能争取获得更多的成果，直到大火的火种引爆全世界的火药库为止。”（阿．卢那察尔斯基《十月革命评述》，载“苏维埃政权”1927年第7期）在火种没有引爆火药库之前，无产阶级“应当保持孤立”……。这些人民委员写得多好，尽管他们自己的“小脑瓜”已受到威胁，但暂时都还没有被“孤立”。不过，我们对待卢那察尔斯基不会过分严厉：每个人只能做他力所能及的事。说到底，卢那察尔斯基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愚蠢不曾比其它许多人更愚蠢一些。但是，托洛茨基说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持孤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以我抨击司徒卢威[4]的小册子（1906年）中援引一段话。很巧，卢那察尔斯基当时对这本小册子曾竭尽赞誉之词。我在“苏维埃代表”一章中写道，当资产阶级政党置觉醒的群众于“不顾”时，“政治生活便集中在工人苏维埃周围。居民群众对苏维埃明显持同情态度，尽管这种态度不是很自觉的。所有受压迫、受欺负的人都在寻求苏维埃的保护。苏维埃的威望远远超出了城市的范围。苏维埃经常收到受欺负农民的“呈子”，苏维埃不断通过有关农民问题的决议，农村社团的代表团纷纷来到苏维埃。在这里，正是在这里集中了一个国家，一个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民主国家的注意力和同情。”（《论我国革命》第199页）由此看来，所有这些引文（这些引文的数目还可以增加到二倍、三倍甚至十倍）所描述的不断革命正是这样一种革命：它把城乡被压迫群众团结在组织成苏维埃的无产阶级周围；它是一场全国革命，这场革命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并为民主革命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可能。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一次孤立的跳跃，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对整个国家进行改造。从1905年开始，我一直是这样介绍和解释不断革命前景的。我同帕尔乌斯[5]在1905年革命问题上观点十分接近，但没有达到一致。拉狄克在帕尔乌斯问题上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他老调重弹，说帕尔乌斯主张从沙皇政府“跳跃”到社会民主政府，实际上拉狄克自己在打自己的耳光，因为他在文章的另一处稍带地但却十分正确地指出了我同帕尔乌斯在革命问题上的不同之处究竟在哪里。帕尔乌斯并不认为俄国工人政府未来的出路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即工人政府在完成民主任务的过程中能够成长为社会主义专政。正如拉狄克所援引的1905年的引语所阐明的那样，帕尔乌斯把工人政府的任务只限定为民主任务。这样一来，哪里还有什么向社会主义的跳跃呢?帕尔乌斯那时已经提到了革命变革后建立“澳大利亚”式的工人制度。帕尔乌斯是在十月革命后，在他早已成为社会改良主义极右翼分子时，把俄国同澳大利亚进行比较的。关于这一点，布哈林认为，帕尔乌斯事后“杜撰出”一个澳大利亚，是为了掩饰自己过去在不断革命方面犯下的罪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帕尔乌斯早在1905年就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看作是通往民主而不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途径，也就是说，他以为无产阶级只能在十月革命最初八至十个月内担当它实际担当的角色。帕尔乌斯当时已经指出，再进一步发展下去，就应采取当时的澳大利亚式的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工人政党进行管理，但不实行统治，它实行自己的改良主义要求来补充资产阶级的纲领。命运真会捉弄人：1923至1928年，右派──中派联盟的基本倾向就是使无产阶级专政近似于澳大利亚式的工人民主制，即近似于帕尔乌斯的预测。只要回想一下，俄国庸俗的“社会主义者”早在20至30年前就不断在俄国报刊上把澳大利亚描绘成一个工农国家，一个用高关税壁垒同外部世界隔绝，同时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并藉此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那么上面所讲的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假如拉狄克把问题的这一方面提出来，而不是重提什么我们想跳过民主制之类的无稽之谈，那他就做对了。注释：[1]记得，当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援引拉狄克现在所引用的那些引语时，我大声对他说:“但是列宁也说过自相矛盾的话”。布哈林那一瞬间很窘，后来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但我引用的是我所需要的，而不是你所需要的”。这就是这位理论家的机灵之处！──列．托[2]卡．考茨基的小册子〈俄国革命的动力与前途〉的俄译本序言》，1006年12月，《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20页。[3]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0页。[4]1870-1944，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1905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右翼领导人，十月革命后在邓尼金和弗兰格尔政府中任部长。──中译者注[5]当记得，当时的帕尔乌斯是站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极左翼的。──列．托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一章本书的被迫性及其目的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第一章本书的被迫性及其目的六年来，在右派──中派联盟领导下，党的理论需要，就是不断地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这是唯一不限数量、可以无偿奉还的产品。斯大林最早是在1924年开始研究理论的，当时他写了一些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不朽文章。甚至连莫洛托夫也在这只洗礼盘中接受了作“领袖”的洗礼。伪造之风正在盛行。日前我偶然看到关于列宁1917年的著作将出德文版的通告。这是送给先进的德国工人的一份极其珍贵的礼物。但是人们事先就可以想象得到，在正文中，特别是注释中会有多少伪造的地方啊。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列宁在纽约写给柯伦泰的几封信居然位居目录之首。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这些信对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而这些批评所依据的即是柯伦泰提供的彻头彻尾的假情况，在当时，柯伦泰已经把歇斯底里的极左主义嫁接到了自己的有机的孟什维主义当中。在俄文版中，不肖门徒们不得不模棱两可地指出，列宁得到的情况不正确。但是，用不着怀疑，德文版中连这两点含糊的保留也不会有。还应当补充一点，列宁给柯伦泰的信中猛烈抨击了当时同柯伦泰站在一起的布哈林。但是这部分内容暂时还讳莫如深。只有到发动反布哈林的公开运动时，它才会公诸于世。这一天我们不会等得太久。[1]另一方面，列宁许多极有价值的文件、文章、演讲以及速记纪录，信件等却被藏而不发，其唯一的原因是这些东西会使斯大林及其伙伴窘态毕露，或者会打破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三次俄国革命的历史就像党的历史一样，几乎已经面目全非：理论、事实、传统，列宁的遗产，统统葬身于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这场斗争是列宁患病以后制造和组织起来的，是针对托洛茨基个人展开的斗争，而后则发展成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这就再一次证明，把早已销声匿迹的争议抖露出来，表面上看来毫无目的，其实往往是为了满足今天的某种尚不明了的社会需要，而这种社会需要本身同旧争论根本就是两码事。反对“老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实际上就是反对十月革命传统的运动，因为这些传统对新官僚来说越来越碍手碍脚，越来越不能容忍。新官僚把他们要抛弃的所有东西都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这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逐渐成为广大非无产阶级和部分无产阶级中间在理论和政治上的反动表现，也反映出党内的反动。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1923年他们就完全用丑化的手法、歪曲历史的手法把不断革命同列宁的“同农民结盟”的路线对立起来，这表明官僚及有产者在有组织地抛弃会引起“不断震荡的世界革命”，表明庸人及官吏在渴望秩序和宁静。对不断革命论的恶毒咒骂，本身只是为一国社会主义论即民族社会主义的最新变种扫清道路。自然，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这些新的社会根源本身，一点都说明不了是肯定还是否定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但假如不了解这些潜在的根源，这场论战必然就会变成一种徒劳无益的学院式的论战。这些年来，我不愿意撇开新的任务而重提关于1905年革命时期的老问题，总的说来，因为这些问题只同我的过去有关，而且被人为地用于反对我的过去。同时，若要分析过去的分歧，特别是我过去所犯的错误及产生这些错误的条件，要分析得透彻，使年轻的一代能够理解，当然更能为政治上返老还童的老人所理解，那就非得写一大本书不可。现在要把我和别人的时间浪费在这上面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许多极其重要的新问题已经提上日程：德国革命的任务，英国未来命运问题，美国和欧洲的相互关系问题，英国无产阶级罢工提出的问题，中国革命的任务，最后还有最重要的问题即我国内部的经济、社会政治矛盾和任务。我认为，所有这一切使我有足够的理由继续把有关不断革命的历史论战一事搁置一旁。但是，就社会意识来说，不存在什么真空状态。正如我已经讲过的，近年来这种理论上的真空已经被反托洛茨基的糟粕所填补。不肖门徒们、党内反动的哲学家们和投机商们越来越堕落，他们向头脑愚钝的孟什维克分子马尔丁诺夫求教，把列宁踩在脚底下，自己则在泥泞中挣扎，所有这一切都被称之为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这些年来，他们没有写出一本严肃的、有份量的，可以毫无愧色地大声说出口的著作，没有作出一个站得住脚的政治评价，没有得出过一个得到证实的预断，没有提出过一个能够在思想上把我们推向前进的独立的口号。废物和劣质产品俯拾皆是。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是这种思想垃圾的一部法典，是一本思想褊狭的官方教科书，它集平庸鄙俗于一身（我力求使用最温和的说法）。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一书就是……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不折不扣。季诺维也夫的原则同路德[2]的原则差不多：“我站在这里，但……我也可以按另一种方式行事。”要学通不肖门徒的这两个理论产物都是件苦差事，但两者也有差别：读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时，好像有一种蓬松的棉团梗在喉咙里的感觉，然而，读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引起的则是细碎的鬃毛扎在身上的感觉。这两种书各自以不同的特点反映和标志着这个思想的反动的时期。不肖门徒们不仅想把所有的问题，上下左右、前前后后地都同“托洛茨基主义”连起来，用“托洛茨基主义”去套所有的问题，最后，他们还想方设法把所有的世界性事件都说成是由托洛茨基1905年的不断革命观点直接或间接地造成的。一个无中生有的托洛茨基主义神话成了当代历史的某种事实。尽管近年来右派──中派路线因遭受一系列历史性破产而在世界各地名誉扫地，然而对1905年初开始的旧争论、旧预断不作出评价，那么现在要同共产国际的中派意识形态作斗争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说，至少是很困难的。如果不通过论战把不肖门徒的劣作置于死地，如果不从理论上对这些机关总务官们进行无情的讨伐，那么要在党内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而恢复列宁主义思想是不可想象的。要写一本这样的书非常容易。所有需要的材料手头都有。不过写这种书也有难处，因为正如伟大的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所说的，你不得不“笼罩在废话”中，不得不长时间停留在那种几乎没有一点芬芳气息的氛围中。虽然如此，这项工作绝对不能再拖下去了，因为他们是直接靠同不断革命作斗争，来维护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东方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当我放下用于消遣的俄国古典作品（即使潜水员也要不时浮出水面吸一口新鲜空气），开始看手这件毫无趣味的工作即同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进行理论论战时，突然我意外地得知，拉狄克写的一篇文章已经在流传，这篇文章专门论述不断革命同列宁封这个问题的看法的“深刻”对立。开始我想把拉狄克的文章搁在一边，以免无暇顾及命运为我安排的蓬松的棉团和细碎的须毛双管齐下的局面。但是，在收到不少善意的信之后，我只好认真地阅读了拉狄克的文章，结果我得出结论：对有独立思考能力，不唯命是从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少数人来说，拉狄克的文章比官方的出版物更有害，这就像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一样，伪装得越好，个人的声望越高，其危害也就越大。拉狄克在政治上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这一点已为最近时期的一些事件所充分证明。但是，近几个月来，不少同志以不安的心情看着拉狄克在演变，从反对派的极左翼变为反对派的右翼。我们这些拉狄克的亲密朋友都知道，拉狄克具有卓越的政治、文学才能，又见有罕见的激情和敏感性，这种品质在集体工作的环境中可以是创造精神和批评精神的宝贵源泉，但如果离群索居，就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拉狄克的最新作品（这同他过去的一些行动有关）只能使人产生这样的看法：他丢失了指南针，或者说他的指南针受到了异常的地球磁场的长时间干扰。拉狄克的文章绝不是对往事作心血来潮的回顾，不是的，文章虽然没有经过周密的思考，但是由于其中全都是理论神话，所以它对官方方针的助纣为虐式的支持并未因此而减少。上面所阐述的当前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政治功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反对派内部形成了抵御反动思想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屏障后，就不允许进行内部批评，包括批评我过去同列宁之间的意见分歧。相反，这种自我澄清的做法肯定是有成果的。然而，这样做无论如何都要求我们加倍地维护历史前景，严肃地探究根源，并从当前的斗争出发去阐明过去的纠纷。对于这一切，拉狄克却一字不提。拉狄克似乎没有觉察到，他已深深地卷入了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他不仅采用断章取义的引文，而且采用的全都是官方对引文的伪造解释。在那些看起来要同官方运动保持距离的地方，他的态度非常暧昧，这只能表明这位“不偏不倚的”见证人实际上双倍地支持着官方。正像在思想堕落时通常见到的那样，拉狄克的近作丝毫没有表现出他的政治洞察力和文学才能。这是一篇既没有远见又没有深度的文章，一篇与引文同等水平的文章，正因为这样，它是一篇肤浅的作品。这篇文章是应什么样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呢?是由于拉狄克同反对派的绝大多数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的确，也听到一些人说，中国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现在“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语）。不过对这种话大可不必去加以理会。整个布尔什维主义是在批评和探究1905年崭新经验过程中成长并最终成熟起来的，而这种经验只是第一代布尔什维克的直接感受。今天，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如果不从新鲜的、还末冷却并散发着血腥味的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学习，难道还能从别的事情中去学习吗?只有死板的书呆子，才会“搁下”中国问题，待以后有空时找个“安静的”环境再来研究。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不能这样做，因为东方各国的革命绝没有从日程表上取消，谁也不知道这些国家的革命何时到来。拉狄克由于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采取了一种虚伪的立场，便试图用过去的事情来为这一立场辩护，把我过去同列宁的意见分歧片面地、歪曲地加以描述。这样，拉狄克就不得不借用别人武库的武器，并且不用指南针而在别人的航道上航行。拉狄克是我的朋友，但真理对我更宝贵。为了反击拉狄克，我不得不再次搁下有关革命问题的、内容更广泛的著述工作。提出来的问题太多，同时又提得非常直截了当。于是我面临着三重困难：拉狄克文章中的错误很多很杂；23年来（从1905到1928年），可以驳斥拉狄克的文字材料和历史事实也不胜枚举；而我能够用于这本书的时间则太少，因为苏联的经济问题已经提到了首位。所有这些情况都决定了本书的特点。本书没有涉及所有的问题。有好多情况本书都没有谈到，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是以前的著作，主要是《共产国际纲领批判》这一著作的续篇。我就这个问题所收集的一大堆事实材料必须留下来，以便今后我撰写已经在酝酿的书，来抨击不肖门徒们，即抨击反动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拉狄克那篇关于不断革命文章是以下述结论作为支撑点的：“党的新派别（反对派）正面临一种危险的倾向，它将使无产阶级革命在发展进程中脱离它的同盟者----农民”。真令人感到吃惊，有关党的“新”派别的结论在1928年下半年竟作为一个新的结论提了出来。而我们从1923年秋天起就经常听到这种说法。拉狄克是怎样转向为他官方的主要提纲辩护的呢?无非是故技重演：再一次搬出不断革命论。在1924年至1925年，拉狄克几次想写一本小册子来论证这样一种思想：因历史尺度，即用我们经历约三次革命的经验来衡量，不断革命论同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之间无论如何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两者基本土是一致的。而现在，拉狄克“重新”仔细研究了（正如他写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所说的）这个问题之后，却得出结论说：过去的不断革命论使党的“新”派别所面临的危险，恰恰就是脱离农民阶级。但是，拉狄克是怎样“仔细研究”这个问题的呢?关于这一点，他本人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情况：“我们手头没有托洛茨基1904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序言中所作的论断，也没有他在1905年写的《论我国革命》中所作的论断。”这里所说的年份不大准确，但不值得为此多费笔墨。问题的实质在于，我只写过一本比较系统地论述我对革命发展看法的书，这就是内容相当丰富的论文《总结与展望》。（《论我国革命》，彼得堡1906年版，第224~-280页）这篇刊载在罗莎．卢森堡和梯什科主办的波兰文机关报上的论文（拉狄克只引用这篇论文，然而他的解释，唉，用的却是加米涅夫的腔调）。根本就没有奢望能够写得尽善尽美、包罗万象。这篇论文在理论上所依据的是上面提到的《论我国革命》一书。现在谁也没有必要再去读这本书。从那以后，发生了这么多事件，我们从这些事件中实际上学到了这么多东西，说实话，我实在讨厌这些不肖门徒目前对新的历史问题所持的态度，他们考虑这些问题时依据的不是我们已经完成的这场革命的活生生的经验，而主要是那些同我们对未来革命的预测有关的引文。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要否定拉狄克有权从历史文献角度考察问题。不过，这要做得恰如其分。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拉狄克一直跃跃欲试地想阐明不断革命论的命运，而同时他却随随便便地说，他“手头没有”的正是我阐述这个理论的那些文件。我要在这里指出，列宁从来没有读过上面提到的我的那本基本著作，关于这一点，我在阅读他的旧作时是十分清楚的。显然，这里有一些原因：1906年出版的《论我国革命》一书不久就被没收了，不久我们所有的人又都流亡国外。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这本书的三分之二篇幅都是再版的旧作。后来我听不少同志说，他们以为该书收的全是旧作，所以没有去读。不管怎么说，列宁针对不断革命论提出的极少数零星的论战性意见，所依据的几乎部是帕尔乌斯为我的小册子《一月九日以前》所写的序言、一张帕尔乌斯写的而我至今未曾读过的传单“不要沙皇”，以及列宁同布哈林等人所进行的内部争论。列宁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分析过、引用过、甚至偶尔提到过《总结与展望》，而列宁的一些反对不断革命的意见显然没有提到我，这也直接证明他没有读过这本书。[3]但是，如果以为这就是列宁的“列宁主义”的全部内容，那就太轻率了。看来，拉狄克就是这么认为的。不管怎么说，我在这里所分析的拉狄克的那篇文章，不仅证明他“手头没有”我的基本著作，而且也证明他似乎从未读过这些著作。如果读过，那也是很久以前，即十月革命以前的事了，至少留在他记忆中的东西已经很少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如果说在1905年或1909年大家就个别热门的文章，甚至个别文章的某个说法互相进行论战是容许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当时处于分裂条件下，那么现在，当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回顾伟大的历史时期时，就不能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公式是如何在实践中运用的?它们在行动中是如何发生突变，又是如何解释的?当时运用了什么策略?拉狄克只要费心浏览一下《论我国第一次革命》那两本书（我的《全集》第二卷），他也就不敢写现在这篇文章了，无论如何他会从中删去那些信口开河的论断。至少我希望他这样做。于是，拉狄克首先就会从这两本书中了解到，在我的政治活动中，不断革命对我来说绝不意味着跳过革命的民主阶段或者跳过它的某些台阶。他自己会相信，尽管整个1905年我在俄国过着秘密的生活，同侨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我对当时革命各个阶段的任务的提法同列宁完全一致；他还会了解到：1905年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印刷厂出版的那些重要的告农民书是我执笔的；列宁主编的“新生活报”曾发表编者按，坚决维护我在“开端报”上发表的关于不断革命的文章；列宁的“新生活报”以及有时列宁本人，都坚定地支持和维护代表苏维埃的政治决议，这些决议由我执笔，而且十次中有九次由我担任这些决议的报告人；十二月镇压行动以后，我在狱中写了一本论策略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我指出，无产阶级的进攻同农民的土地革命相结合，这是战略的中心问题；列宁委托布尔什维克“新潮”出版社刊印了这本小册子，并请克努尼扬茨[4]转告我，他极赞成这本小册子：1907年列宁在伦敦党代表大会上说我对农民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看法同布尔什维主义是“一致”的。所有这一切对拉狄克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很显然，他“手头”没有这些东西。那么拉狄克是怎样对待列宁本人著作的呢?情况不见得好，或者说不见得好多少。拉狄克只援引列宁针对我的话，实际上那些话常常是说别人的（例如布哈林和拉狄克。拉狄克本人也曾公开提到这一点）。拉狄克找不出一句新的反对我的引语，他利用的只不过是现在几乎每个苏联公民“手头”都有的现成的引语材料。拉狄克仅仅补充了12条引语，这几条引语原本是列宁开导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时说的，列宁告诉他们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同社会主义的差别这些妇孺皆知的真理。而照拉狄克的说法，这些引语似乎是针对我的。简直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这样!拉狄克完全回避了列宁过去的一些声明，列宁在这些声明中很谨慎，很有分寸但相当有份量地确认，在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我同布尔什维主义是一致的。大家一刻也不应当忘记，列宁作出这种声明时，我还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派，当时列宁无情（完全正确地）抨击的是我的调和主义，而不是不断革命（对不断革命他只偶尔提过一些意见），是由于我主张调和主义，因为我总对孟什维克向左演变抱有希望。列宁关心同调和主义的斗争要大大超过关心论战时给予“调和分子”托洛茨基的某些打击是“正当”。1924年，斯大林在为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中的行动辩护时，反驳我说：“托洛茨基同志不了解列宁的信（关于季诺维也夫——列．托），不了解这些信的意义和目的。列宁在他的信中有时候故意跑在前面，把那些可能犯的错误提到首位，预先批评这些错误，目的是警告党，防止党犯错误。他有时候夸大“小事情”，“把苍蝇说成大象”，这也是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但是，根据列宁的这样一些信（他有不少这样的信）而作出关于“悲剧性”意见分歧的结论，并且对这一点大加宣扬，这就是不了解列宁的信，不懂得列宁的话。”[5]在这里，表述思想的语言是粗俗的，可谓“文如其人”，但这一思想的实质是正确的，尽管它恰恰是同十月革命时期意见分歧的状况相去甚远，这些意见分歧并不是“苍蝇”。但是，假如列宁对自己一派的最亲密成员都采取“教育性的”夸张手法和预防性论战办法，那么，他对一个当时还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派并宣传调和主义的人更应该这样做了。拉狄克丝毫也没有想过要把这种最为必要的校正系数放到那些旧引语中去。在我的《一九零五年》一书1922年版的序言中，我曾经这样写道，我对俄国将早于先进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和概率性所作的预断，12年以后已经成为事实所证明。拉狄克模仿一些愚钝的做法，把事情说成似乎是我用这一预断来反对列宁的战略路线。然而，从那篇“序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预先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几个基本观点，这些观点符合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路线。1917年初，我在一条注释中谈到要“重新武装”党，我的意思不是说列宁承认党过去走的道路“错了”，而是说列宁回到俄国（这是这场革命的万幸，尽管回来得晚了点，但毕竟非常及时），教导党抛弃那个业已过时而斯大林之流、加米涅夫之流、李可夫之流、莫洛托夫之流以及其它一些人却还紧抓不放的“民主专政”口号。一提起“重新武装”，加米涅夫之流就发怒，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做就是要反对他们。那么拉狄克呢?他是1928年才开始发怒的，也就是说，是在他自己开始反对中国共产党“重新武装”的必要性之后才发怒的。我要提醒拉狄克，当列宁在世时，我的《一九零五年》（还有那篇有罪的“序言”）和《十月革命》两本书，曾经被当作两次革命的主要历史教科书。当时它们被用俄文和其它外文重版了无数次。从来没有人对我说，我的书里有两条路线的对立，因为当时是在所有的不肖门徒变成修正主义者之前，没有一个思想健全的党员会认为十月革命的经验是这些旧引语的附属品，相反，他们是用十月革命来考察这些旧引语的。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件被拉狄克放肆地滥加利用的事，这就是所谓托洛茨基承认（拉狄克经常这么说）列宁反对他是对的。当然，我承认过这一点。而且这种承认不带任何外交辞令。我指的是列宁的整个历史道路、整个理论立场、他的战略、他的建党工作。但是，这同论战时的片言只语没有什么关系，对这些片言只语的解释今天已经被用于敌视列宁主义。1926年，在我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的时期，拉狄克曾警告我说，季诺维也夫需要我出来声明列宁是对的，目的是多少掩饰一下一个事实，即他曾经错误地反对过我。这一点我当然十分清楚。正因为这样，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说，我指的是列宁和他的党在历史上是正确的，绝不是说，目前批评我的那些人是正确的，因为那些人企图从列宁那里胡乱摘些话来掩饰自己。遗憾的是，今天我必须把这些话扩大到拉狄克身上。关于不断革命，我所说的仅仅是理论上的欠缺，既然是预测，欠缺就不可避免。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讲得非常对，他说，托洛茨基并没有放弃整个概念。关于这些“欠缺”，我将另外写一本内容更丰富的书来加以说明，在书中我将力求结合共产国际的未来道路问题，特别是东方问题，介绍三次革命的经验。在这里，为了避免引起任何误会，我想扼要地讲几句：即使不断革命论有这么多欠缺，甚至像我早期著作主要是《总结与展望》（1906年）中所阐述的那样，它还是不可估量地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精神，它远比斯大林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事后聪明，比拉狄克的近作都更接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路线。提出这一点，我绝不是想说，在我所有的论着中我的革命概念是始终不变的。我没有对那些旧引语进行筛选分类（现在被迫这样做，是因为处在党的反动时期和不肖门徒时期），我想做的（不管成功与否）只是分析生活的实际过程。在我12年的（1905年至1917年）革命新闻活动中，我写过的一些文章中有一些应景之笔，在论战中甚至不可避免地有明显哗众取宠的东西，从而破坏了战略路线。譬如，我写过这样一些文章，在文中我对全体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在未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表示怀疑。基于这一点，我拒绝把未来的俄国革命称为“民族的”革命，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我认为这样称呼是含糊不清的。不过，要记住一点，我们所感兴趣的历史进程，包括农民问题的进程，现在早已结束，比起当时尚在发展的这一进程，现在要清楚得多。我还要指出一点，尽管列宁从来没有忽视农民问题的巨大历史意义，我们大家都向他学习这一点，但他甚至在二月革命之后，还不能断定农民是否会摆脱资产阶级而跟我们走。总之，我要告诉那些无情的批评者们，在一小时之内找出别人四分之一世纪里在报上发表的论文中的表面上的矛盾，要比保持自己的基本路线的统一容易得多，哪怕只保持一年。在这些开场白的叙述中，还必须指出一种完全是习惯性的观点，这就是拉狄克所说的，假如不断革命论是正确的，那么托洛茨基就会在此基础上组成一个巨大的派别。然而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就是说……这个理论是不正确的。拉狄克的这个论据，一般地来看没有一点辩证法的味道。从这个论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反对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观点或者马克思在英国事件上的立场是不正确的；共产国际对美国、奥地利，也可以说对所有其它国家的改良主义者所采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不是以一般的“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待拉狄克的这个论据，而是从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来看，那么这个论据打击的正是拉狄克本人。因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这个论据才有一点意义；假如我认为，或者更重要的是如果事件的发展表明，不断革命的路线同布尔什维主义的路线是矛盾的、对立的，而且越来越偏离后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出现两个派别的基础。然而这正是拉狄克想要证明的。相反，我要证明的是，尽管在派别论战时渲染得很厉害，并且囿于当时的情况，问题提得很尖锐，但基本战略路线是一致的。那么，第二个派别从何而来呢，实际情况是，我在第一次革命中同布尔什维克并肩工作，后来我又在国际刊物上维护这一共同工作，反击孟什维克叛徒们的批评。在1917年革命时，我同列宁一起反对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民主机会主义，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在目前的反动时期中被推出来，他们唯一的装备就是打击不断革命论。最后，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不断革命思想的基础上建立派别，我在党内持调和主义的立场，有时我也想建立派别，不过其基础却是调和主义。我的调和主义产生于一种社会革命宿命论。我认为，阶级斗争的逻辑将迫使两派实行同一条革命路线。当时我还没搞清列宁政策的伟大历史意义，这一政策要求不调和地从思想上划清界线，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分裂，以便团结与锻炼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骨干力量。关于这一点，列宁在1911年写道：“调和主义就是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8──1911年反革命时代的历史任务的本质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情绪、意图、观点的总和。因此，在这个时期，许多社会民主党员从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陷入了调和主义。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彻底，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曾企图给这个派别建立理论基础”。[6]由于我竭尽全力追求统一，不自觉地同时也是不可避免地把孟什维主义中派倾向理想化了。尽管我进行过三次短期的临时性的尝试，但是我没有、也不能同孟什维克一起承担任何共同的工作。同时，调和主义路线使我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对立达到如此尖锐的程度，以致列宁为了反对孟什维克而对调和主义进行了无情的反击，他不能不这样做。虽然，在调和主义纲领的基础上是不能建立任何派别的。由此得出的教训是：为了庸俗的调和主义而破坏或削落一种政治路线是不能容许的和致命的；在中派主义向左摇摇摆摆的时候粉饰它是不能容许的；在追逐中派主义鬼火时夸大和渲染同真正革命的同道者之间的意见分歧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些就是从托洛茨基的真正错误中得出的真正教训。这些教训非常重要，至今也仍然非常有效。拉狄克真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这些教训。有一次，斯大林以其特有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厚颜无耻态度说：“托洛茨基不会不知道，列宁至死一直反对不断革命论。但是竟没有使他感到不安”。（“真理报”第262期，1920年11月12日）[7]这是对事实的粗暴无礼的歪曲，也就是对事实的纯粹斯大林式的歪曲。列宁在给外国共产党人的一封信中曾说过，共产党人内部的意见分歧与我们同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分歧两者不能同日而语。他骂道，布尔什维克过去曾经发生这种意见分歧。但是，“在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刻，布尔什维主义是统一的。它把接近自己的各种优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8]列宁在写这段话时，究竟指的是哪些最接近的社会主义思想派别呢?是马尔丁诺夫和库西宁吗?是加香和台尔曼、什麦拉尔吗?他们是列宁所说的“最接近流派中的优秀流派”吗?难道还有别的流派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包括农民问题上，比我更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甚至罗莎．卢森堡最初同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土地政策也是保持距离的。然而对我来讲，这一点根本就不成问题。当列宁手握铅笔起草土地法令时，我们俩同坐在一张桌子旁。当时我们大概简短地交换过十几次意见，其主要内容是：这是一个矛盾的步骤，但从历史看，这一步骤却是绝对不能避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世界革命范围内的各种矛盾都会得到调整；但这需要时间。假如说不断革命论和列宁的辩证法在农民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那么我一直没有放弃自己对革命发展进程的基本看法，同时又丝毫没有像当时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那样于1917年在农民间题上栽了跟斗，对此拉狄克又作何解释呢?现在的那些反托洛茨基的批评家和政治家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莫洛托夫等人，二月革命后无一例外，都采取了庸俗民主主义的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对此，拉狄克又作何解释呢?还有一点：列宁所说的，与布尔什维主义最接近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优秀分子同布尔什维主义的融合，究竟是指什么?究竟是指谁?列宁对过去的意见分歧所作的总结性的评价，是不是表明他根本就没有看到有两条不可调和的战略路线呢？在这方面，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列宁1917年11月1日（14日）在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讲。这次会议讨论了是否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协议的问题。赞成联合的人在会上试图暗指（说实在的，是非常胆怯地）“托洛茨基主义”。列宁是怎样回答的呢？“……达成协议吗?我甚至不能认真地谈到这一点。托洛茨基早就说过，联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了解这一点，——而从那时以来，就再没有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9]列宁认为，把我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不是不断革命论，而是调和主义。这样看来，要成为“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我只要懂得不能同孟什维克达成协议就行了。但是，拉狄克恰恰在对待不断革命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急遽的变化，这怎么解释呢?我认为，似乎可以作这样一种解释。我们从拉狄克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在1916年是赞同“不断革命”的，不过赞同的基础是布哈林的解释。布哈林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不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已经完成，甚至不光是民主专政口号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而且连资产阶级革命本身也已经完成），因此，无产阶级应该在纯粹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夺取政权。显然，拉狄克是按布哈林的论调来解释我当时立场的，否则，他就不可能同时既赞同布哈林，又赞同我。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了为什么列宁要假借反对托洛茨基的名义（这一点拉狄克在文章中也承认了），同他的同事布哈林、拉狄克进行论战，并反对他们。我记得在巴黎，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0]同我谈过话，在这个问题上他当时表现出来的令人可疑的“赞同”态度使我感到很不安。波克罗夫斯基是布哈林的同道者，也是一位善于想象的历史方案设计者，他用马克思主义来装饰这些历史方案，并且乐此不疲。在政治上，波克罗夫斯基过去和现在都反对立宪民主党人，他诚心诚意地认为这样做就算是布尔什维主义了。显然，在1924年至1925年，拉狄克思想上还沈浸在对布哈林1916年立场的回忆中，仍然把这一立场同我的立场混为一谈。拉狄克草草地研究了一番列宁之后，理所当然地对这一毫无希望的立场感到绝望，随后就像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在我的头顶上书了一个180度的弧。这是十分可能的，因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作法。这样，布哈林在1923年至1925年就彻底变了个样，即从一个极左分子变成了机会主义分子，于是他就常常把自己过去的思想偷偷地塞给我，并把这些思想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在反对我的运动刚开始时，有时我还强迫自己读一点布哈林的文章，我常常问自己：他是从哪里弄到这些东西的？——不过，后来我猜到了：他是看了自己过去的日记。于是，我就在想，这是否就是拉狄克从不断革命的保罗转变成不断革命的扫罗[11]的心理隐密呢?我不敢坚持这一猜测。但我又找不到别的解释。但是，有一句法国谚语说，不管怎么样，瓶盖已经打开，酒就得喝干。我们长时间地回顾这些旧引语也是迫不得已。我尽可能少用引语。但还是用了很多。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一直试图从被迫重新抖露出来的旧引语中找出一条同当前紧迫问题有联系的线索。注释[1]这个预言不久就应验了。──列．托[2]指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中译者注[3]1909年，列宁在同马尔托夫论战的一篇文章中确实引用过我的《总结与展望》。但是，不难看出，列宁所提到的这些引语是第二手的，也就是说，是从马尔托夫那里弄来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列宁出于误解而提出的某些反对我的意见。1919年，苏联出版社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了我的《总结与展望》。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列宁全集》的注释写道: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后的“现在”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列宁在1919年究竟是否读过我的《总结与展望》，或者只是浏览了一下?对此我完全无法肯定。我本人一直在奔波。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很短，当内战正酣时，我同列宁会晤过一次，当时我们两人没有提起派别之间的理论问题。但阿．阿．越飞确实就在这个时候同列宁谈论过不断革命论。越飞在他给我的遗书中谈到了这次交谈的情况（参见《托洛茨基自传》，石翁、施用勤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版，第466页）。对越飞的话能不能作这样的解释:列宁1919年第一次读到《总结与展望》，并承认书中的历史预测是正确的?关于这一点，我只能作一些心理推测。这些推测是否可信，取决于对所争论问题作实质性的评价。越飞说到列宁承认我的预测是正确的，这些话对那些列宁身后靠理论上的人造黄油培育起来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相反，凡是认真思考过列宁的思想是如何随着革命本身的发展而逐渐发展的人，都会懂得，列宁在1919年必须而且不能不对不断革命论作出新的评价，因为过去的评价是零星的、随意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所根据的是只言词组，列宁从来没有完整地考察过我的立场。既然列宁在1919年就承认我的预测是正确的，那就没有任何必要把他的立场同我的立场对立起来。他只要把这两种立场置于它们的历史发展中就够了。这里没有必要重提列宁每次为他的“民主专政”的公式提出的具体内容，这一内容与其说产生于一个假设的公式，不如说产生于对阶级关系现实变化的分析——这一关于策略和组织的内容已经作为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典范永远加载史册。几乎在所有的场合，至少是在所有重要的场合，只要我在策略上、组织上同列宁对立，正确的总是列宁。正因为这样，凡是事情看来只涉及到一些历史往事，我就绝不想去维护我过去的那些预测。既然不肖门徒们对不断革命论的批评已经开始在整个国际中培育起理论上的反动，而且已变成直接破坏中国革命的工具，那我也就只好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了。──列．托[4]1878-191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曾任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委员，拥护列宁。──中译者注[5]《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4页。[6]《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34页。[7]《﹝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1页。[8]《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03页。[9]众所周知，斯大林专门指示从文献中抽掉这次历史性会议的大量速记纪录，这些纪录至今还对全党保密。──列．托[10]1868-1932，苏联历史学家和社会政治活动家，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至1932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中译者注[11]据《新约全书》，保罗原名扫罗，本来是一贵族，性残暴，反对基督徒。后来耶稣显灵，感召了他，变成耶稣最积极的使徒之一。扫罗传道后，改名保罗。在这里保罗指卫道者，扫罗指毁道者。见《新约全书．使徒行传》。──中译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第九章结束语<<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第九章结束语我在上面一章最后几行所提出的预见或意见，正如读者所知道的，在几个月以后得到了证实。对不断革命的批评只不过为拉狄克提供了一个把他自己推出反对派的杠杆。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一整本书可以证明，拉狄克走进斯大林的阵营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出乎意料的事。但是，甚至变节也有不同的等级，不同的恶劣水平。拉狄克在悔过声明中完全恢复了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这一点意味着达到最深的背叛程度。对于我来说，留下来要做的只是摘要引证我对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米尔加的悔过声明（这个声明把他们列入政治犬儒派的黑名单）作出的答复：“正像所有有自尊心的破产者一样，这三个人当然不会不用不断革命来掩护自己。这三个投降分子力图用廉价的誓言抹煞近年来的全部机会主义失败史的最具有悲剧性的经验——中国革命，他们保证说，中国革命跟不断革命论毫无共同之处。“拉狄克和斯米尔加顽固地维护中国共产党从属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做法，不仅在蒋介石政变以前是这样，在这以后也是这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叽哩咕噜说了一些含糊其词的话，正像在牵涉到政治问题的时候他经常表现的那样。有一个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凡是反对派队伍里维护共产党从属于国民党的做法的人，都变成了投降分子。没有一个忠实于自己的旗帜的反对派分子有这种标记，因为这是一种臭名远扬的可耻的标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了四分之三世纪以后，在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这些倒霉的‘马克思主义者’居然还认为可以维护把共产党人关在国民党笼子里的做法！拉狄克在当时对我的责难所作的答复中，正如在今天的悔过书中一样，已经试图恐吓我们，说共产党一旦退出资产阶级国民党，无产阶级就会脱离农民而陷于‘孤立’。在这以前不久，拉狄克把广州政府称为农工政府，这样就帮助了斯大林掩盖无产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的事实。这些可耻的行径，这种盲目性、这种愚蠢、这种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后果，究竟用什么来掩盖呢？的确，用什么呢！用对不断革命起诉！“早在一九二八年二月，正在找借口投降的拉狄克，立即附和了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中国问题作出的决议。这个决议把托洛茨基主义者说成是取消派，理由是他们把失败称为失败，同时不愿意把胜利的中国反革命看成是中国革命的最高阶段。在这项二月决议中，宣布了武装起义和苏维埃的方针。对于每个不完全缺乏政治感而有过革命经验的人来说，这项决议是一个最背叛、最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的例子。而拉狄克却附和它。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待这个问题，巧妙的程度不亚于拉狄克，只不过是从相反的一端出发而已。他写道，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并且已经失败了很长一个时候了。一次新的革命将不会很快地到来。值不值得同中派分子争论中国问题呢？关于这个题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了一些长信。我在阿拉木图读这些信的时候，有一种可耻的感觉。这些人在列宁的学校里究竟学到了些什么呢？我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前提同拉狄克的前提正好相反，但结论是一样的：他们两个人都受到这样一个伟大的愿望的鼓舞，即希望通过明仁斯基的斡旋而使雅罗斯拉夫斯基能够兄弟般地收容他们。[1]哦，当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他们并不是野心家。根本不是。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无可救药的、意识形态上已经破产的人。“针对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体会议的冒险主义决议（一九二八年），当时我已经提出一个在民主口号下动员中国工人的方针，其中包括中国成立立宪会议的口号。但是，在这里，这三个倒霉的人却陷于极左的立场；这种行动是廉价的，对他们来说是一无所得的。民主口号吗？绝不行。‘这是托洛茨基方面的一个大错误’。唯一的做法是在中国建立苏维埃——一点也不能改变！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种立场——对不起——更荒谬的了。在资产阶级反动时期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婴儿吵闹，也就是说，是对苏维埃的一种讽刺。但是，甚至在革命时期，也就是在直接建立苏维埃时期，我们也没有取消民主口号。在已经取得政权的真实的苏维埃在群众眼前同真实的民主机构发生冲突以前，我们没有取消民主口号。用列宁的语言（而不是用实利主义的斯大林及其传声筒的语言）来说，这一点意味着：在国家的发展中不要跳过民主阶段。“没有民主纲领——立宪会议、八小时工作日、没收土地、中国民族独立、国内各族人民的自决权——没有这个民主纲领，中国共产党的手脚就被绑起来，而不得不消极地把阵地让给中国社会民主党人，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在斯大林、拉狄克及其一伙的援助之下，是可以取得共产党的位置的。“由此可见：拉狄克虽然仿效反对派，但还是放过了中国革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他维护共产党从属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做法。拉狄克放过了中国的反革命，而在广州冒险以后支持武装暴动的方针。拉狄克今天跳过反革命时期和争取民主的斗争，撇开过渡时期的任务，而赞成最抽象的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苏维埃概念。但是，反过来，拉狄克却发誓说，他同不断革命毫无共同之处。这是可喜的。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斯大林和拉狄克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印度以及所有的东方国家来说，意味着有改变地但没有改进地重复国民党的实验。“在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所有经验的基础上，在受到这些革命考验的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基础上，反对派坚决认为：“只有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新的中国革命才能推翻现存的政体并把政权转交给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同领导农民和实现民主纲领的无产阶级专政相反，是一种虚构，一种自己欺骗自己的东西，或者还要坏些——克伦斯基主义或者国民党主义。“在克伦斯基和蒋介石政权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既非此又非彼的中间性革命政权，不可能有这种政权。凡是提出这样一种政权的赤裸裸的公式的人，都是在可耻地欺骗东方的工人和准备新的灾难。“反对派对东方工人说：投降分子在党内施展阴谋遭到破产以后，正在帮助斯大林散播中派主义的种籽，向你们的眼中投掷沙土，堵塞你们的耳朵，迷惑你们的头脑。一方面，由于禁止从事争取民主的斗争，使你们在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面前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另一方面，在你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某种超度的非无产阶级专政的景象，这种专政有助于将来出现新的国民党化身，也就是说，有助于使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进一步遭到失败。“这种说教者都是叛徒。东方的工人们，要学会不要相信他们；要学会蔑视他们，要学会从你们的队伍中把他们赶出去！……”[1]明仁斯基当时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首脑；雅罗斯拉夫斯基是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首脑之一，他在打击反对派和把许多反对派成员开除出党方面特别积极。——英译者注<<托洛茨基：不断革命>>
第八章从马克思主义到和平主义<<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第八章从马克思主义到和平主义在拉狄克的论文中，作为一种征兆来说，有一段话是最令人感到不安的，这段话固然好像同我们感到兴趣的中心主题没有关系，但是由于拉狄克一贯向中派主义的理论家靠拢，这段话同我们感到兴趣的中心主题还是有密切联系的。我说的是他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多少有些隐蔽的进展。必须详细地谈一谈这一点，因为在拉狄克的错误中，如果这条“傍线”进一步发展下去，就有可能超过所有的其他意见分歧，这一点表明拉狄克的错误已经肯定地发生了由量到质的变化。拉狄克在讨论来自外部的威胁革命的危险时写道，列宁“……意识到这一事实，即在一九〇五年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上，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得到西欧无产阶级的帮助才能保持下去。“（黑体是我标的。——列·托·）这是错上加错；首先，这是非常粗暴地违背历史的前景。实际上，列宁说，而且不止一次地说，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民主专政（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保持下去。这种想法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一九〇六年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时期列宁发表的所有论文和演说中（同普列汉诺夫的论战、国有化问题，等等）。那个时期，列宁甚至没有提出在西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但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还不在这里。“在一九〇五年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上”是什么意思呢？那末一九一七年的水平又是怎样的呢？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这种水平的差别上建立起来的。共产国际的纲领把整个地球分成许多方块，有些在水平上“适合”于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另外一些则“不合适”；这样就为革命战略建造了一系列毫无希望的死胡同。毫无疑问，经济水平的不同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可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一九〇五年，我们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同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也不能建立民主专政一样。在一九一七年，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也就吞并了民主专政。但是，在一九一七年经济发展水平上，正如在一九〇五年水平上一样，只有在西欧无产阶级的及时帮助之下，专政才能保持并发展到社会主义。自然，这种“及时性”不能事先加以估计；它是在发展和斗争的过程中决定的。同这个决定于世界力量对比（它具有最后的和决定性的发言权）的根本问题比较起来，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发展水平的不同，不管本身多么重要，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但是，拉狄克自己还不满足于含糊地提到这种水平的差别。在提到列宁看到革命的内部问题和世界问题之间的联系（哦，这倒奇怪！）这一事实以后，拉狄克补充说：“但是，列宁并没有单独把俄国社会主义专政的保持和西欧无产阶级的援助之间的这种联系的概念尖锐化，像托洛茨基的表述所过分尖锐化了的那样，即援助必须是国家的援助，也就是已经取得胜利的西欧无产阶级的援助。”（黑体是我标的。——列·托·）老实说，当我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我真不相信我的眼睛。拉狄克需要不肖门徒的武库中的这个毫不值钱的武器，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这只不过是令人感到害臊地重述我们经常那样大加嘲笑的斯大林主义的陈词滥调。别的不说，这段引语表明，拉狄克对列宁道路上的主要里程碑知道得太少。列宁同斯大林不一样，他不仅从来没有把欧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政权施加压力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对立起来；相反，他表述来自外部的革命援助问题比我还要尖锐。在第一次革命时期，他不倦地一再重复说，我们不应当在欧洲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保持民主制度（连民主制度也不保持！）。一般地来说，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以及随后的几年中，列宁除了从我们的革命同欧洲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的角度来考虑和估计我们的革命的命运以外，没有用过别的方法。例如，他公开断言：“没有德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就注定了失败。”他是在一九一八年说这句话的，即并不是在一九〇五年的“经济水平”上；当时他心中所想的不是未来的几十年，而是就在眼前的时期，这个时期如果不是几个月的话，至多也不过是几年的功夫。列宁曾经好几十次宣称：如果我们坚持下来了，那“……是因为当时侥幸凑成的条件使我们在一个短时间内免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害”（在一个短时间内！——列·托·）接下去又说：“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国际帝国主义……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平共处……在这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末，结论是什么呢？不是对无产阶级的“压力”或者资产阶级的“中立化”抱着和平主义的希望吗？不是，结论是这样的：“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必须唤起国际革命”[1]。这些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和写的呢了不是尼古拉二世同威廉二世就缜压革命问题进行谈判和我提出”尖锐“公式的一九〇五年，而是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以及随后的年代。回顾过去，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懂得，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列·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尽管有这种想法，但我们还是尽力去做，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存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以及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一再表达了这种信念。一般说来，这是正确的。可是，实际上运动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进展。”[2]从一九二一年以后，运动开始不像我（同列宁一道）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而不仅是在一九〇五年）所想象的那样直线地进展。但它还是沿着工人国家和资产阶级世界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路线发展了。二者不可得兼！只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发展，工人国家才能得到保卫，不仅避免军事上而且避免经济上的致命危险。企图在这个问题上发现两种立场，即列宁的立场和我的立场，这是理论上最偷懒的做法。至少要重新阅读一下列宁的著作，不要诽谤他，不要用斯大林主义的发霉的玉米粥来喂我们！但是，堕落甚至并没有到此为止。拉狄克说，列宁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简单的”（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柏塞尔式的）援助就够了，而托洛茨基却“夸大地要求”必须是国家的援助即革命的援助，拉狄克在捏造了这段故事以后继续说：“经验表明，在这一点上，同样，列宁也是正确的。欧洲无产阶级还不能夺取政权，但在干涉时期，它已强大到足以阻止世界资产阶级用巨大的力量来反对我们。因此，它帮助了我们保持苏维埃政权。除了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种种对抗以外，对劳工运动的恐惧是保证干涉结束以后的八年期间和平得以保持的主要力量。”这段话从我们这个时代的官方文人所作的作业看来，虽然不是创举，但是由于它是历史错误、政治混乱和最大的原则错误的结合，还是值得注意的。从拉狄克的话中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一九〇五年在他的小册子《两种策略》（这是拉狄克提到的唯一著作）中预言，一九一七年以后国家之间和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将会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在一个长时期中排除对我们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与此相反，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并没有预见到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必然产生的形势，而只是考虑当时的现实，如强盛的霍亨索伦军队、非常强大的哈布斯堡军队、非同小可的法国证券交易所，等等。这真是莫大的时代错误，这种时代错误由于其可笑的内在矛盾而变得更为复杂。因为在拉狄克看来，我的第一个错误正是在于这一事实，即我是“在一九〇五年的发展水平上”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的。现在第二个错误也很清楚了：我没有根据只是一九一七年以后才出现的国际形势来考虑我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前景。斯大林经常提出的论据看来就是这样，我们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们很了解他在一九一七年以及一九二八年的“发展水平”。但是，拉狄克是怎么掉进这一伙当中来的呢？然而，甚至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最坏的是，拉狄克跳过了分别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界限，分别革命立场和和平主义立场的界限。这至少是一个反对战争的斗争问题，也就是如何和用什么方法能够防止或者结束战争的问题；是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呢，还是通过内战来推翻资产阶级呢？拉狄克无意中把一个无产阶级政策的根本问题提到我们之间的争论当中来了。拉狄克是不是想说我不仅“忽视”农民而且“忽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而只考虑无产阶级革命呢？很难说他会维护这样一种不愧为一个台尔曼、一个塞玛尔或者一个蒙穆索的荒唐想法。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时的极左派（季诺维也夫、塔尔海默、台尔曼、贝拉·库恩，等等）鼓吹在西方实行盲动主义策略，以便挽救苏联。我和列宁一道尽可能通俗地向他们说明，他们可以给予我们的最好的帮助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巩固他们的阵地，为夺取政权进行准备，而不是为了我们而仓促地进行革命的冒险。当时，遗憾的是，拉狄克不是站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边，而是站在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一边。但是，拉狄克一定记得——无论如何，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记得——列宁和我的论据的实质正是攻击极左派的荒谬的“尖锐的表述”。在我们向他们说明党的加强和无产阶级的压力是国内和国际关系中很重要的因素以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补充说，“压力”只是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一种职能，它完全决定于这一斗争的发展。由于这个原因，列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在代表们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演说，反对消极和等待事态发展的倾向，最后大体上是用这样一个教训结束了他的演说：不要冒险，但是，亲爱的朋友们，也不要裹足不前，因为单靠“压力”，我们是不能持久的。拉狄克提出这样一点：欧洲无产阶级在战后不能取得政权，但是它阻止了资产阶级打垮我们。我也不止一次说过这一点。然而，欧洲无产阶级之所以防止了我们陷于毁灭，只不过是因为除了无产阶级的压力以外，同时存在的还有帝国主义战争所带来的很严重的客观后果以及被这一战争恶化了的世界冲突。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斗争、经济崩溃或者无产阶级压力这些因素当中，究竟哪一个具有比较决定性的意义，那是很难说的；问题不能这样提。单靠和平的压力是不够的，这一点已为帝国主义战争证明得太清楚了，因为不管有什么“压力”，这个战争还是降临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说无产阶级的压力在苏维埃共和国最初最严酷的年代已经得到证明是足够有效的话，那只是因为对欧洲工人来说，当时并不是施加压力的问题，而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问题——而且这个斗争一再采取了内战的形式。一九〇五年，欧洲既没有战争，也没有经济崩溃，而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却残暴嚣张，不可一世。当时社会民主党人的“压力”根本不能阻止威廉第二或者弗朗茨·约瑟夫向波兰王国进军，或者一般地说来，不能阻止他们去援助沙皇。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德国无产阶级的压力也没有能够阻止霍亨索伦占领波罗的海各省和乌克兰，如果说他没有能够远征到莫斯科的话，那只不过是因为他的武装部队不够多。要不然，我们是怎样和为什么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呢？昨天的事是多么容易忘记啊！列宁并没有使自己只限于希望无产阶级施加“压力”，而是一再断言，如果德国不革命，我们一定会毁灭。从本质上说，这是正确的，虽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已经过去了。不要幻想了吧；我们已经接到一个没有日期的延期偿付通知了。像以前一样，我们还是生活在“喘息时机”的条件下。有一种条件是，无产阶级还不能夺取政权，但能阻止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力量发动战争，这种条件是一种阶级均势不稳定的最高表现的条件。一种均势被说成是不稳定的，正是因为它不能长久保持下去。它必然倒向这一边，或者倒向那一边。不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就是资产阶级通过一系列摧毁性的打击，充分地削弱革命的压力以重新取得行动自由，首先是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只有一个改良主义者才会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国家施加的压力描绘为一种不断增长的因素和一种对付干涉的保证。正是从这个概念中产生了在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的条件下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正如猫头鹰在天色微明的时候才起飞一样，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中立化的斯大林主义理论，也只是在产生这种理论的条件开始消失的时候才提出来的。有一个时期，遭到歪曲的战后经验引起这样一种骗人的希望，即没有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而代之以一般的“支持”，我们也可以活下去。在这个时期，世界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无产阶级的失败为资本主义的稳定铺平了道路。战后资本主义的崩溃已经克服。没有尝过帝国主义屠杀的恐怖滋味的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结果是，资产阶级现在可以比五年或者八年以前更为自由地运用它的战争机器了。在劳动群众向左转的时候，这种进程进一步发展下去，必将再一次加强他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压力。但这是一个两面都有刀刃的因素。正是来自工人阶级方面的日益增长的危险，可以在以后的阶段促使资产阶级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来表明它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同时试图摧毁传染病的主要中心——苏维埃共和国。反对战争的斗争不是决定于对政府施加的压力，而是完全决定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和平主义”效果，正像它的改良主义效果一样，只不过是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副产品；这种效果只有相对的力量，容易变成相反的东西，这就是说，它可以促使资产阶级走上通向战争的道路。资产阶级对劳工运动的恐惧（这是拉狄克非常片面地提到的一点），是所有的社会和平主义者最大的希望。但是，仅仅是对革命的“恐惧”，决定不了什么。能够决定的是革命。由于这个原因，列宁在一九〇五年说，反对君主制度复辟（在一九一八年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唯一保证，并不是无产阶级施加压力，而是它在欧洲取得革命胜利。这是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提法。尽管“喘息时机”具有漫长的性质，列宁的表述到今天还保持着充分的效力。我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表述这个问题的。一九〇六年我在《总结与展望》一书中写道：“正是由于害怕无产阶级起义，资产阶级政党即便在投票赞成拨付巨额军费时，也不得不庄严地宣称赞成和平，梦想国际仲载法庭、甚至梦想组织欧洲联邦。当然，这种可怜的宣言既不能消除国家之间的对抗，也不能消除武装冲突。”（《总结与展望》，《我们的革命》第283页）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基本错误在于这一点：为了挽救斯大林—布哈林的和平主义和民族改良主义前途，追逐一些反对战争危险的革命—技术秘方，结果把反对战争的斗争同夺取政权的斗争分裂开来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鼓舞者，这些惊慌不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些吓坏了的和平主义者——企图通过加紧施加“压力”的办法来使资产阶级永远“中立化”。但是，由于他们不能不知道，他们的领导迄今在一系列国家都已导致革命的失败，并已把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远远丢在后面，于是他们便首先努力扔掉马克思主义的“尖锐的表述”——这种表述把战争问题同革命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把反对战争的斗争改变成一种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任务了。由于怕本国政党错过决定性的时刻，他们宣布战争危险是永远存在的、不可延缓的和迫在眉睫的。世界上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战争的目的而发生的。战争现在不再是资产阶级政体的一种工具；资产阶级政体倒是战争的一种工具了。结果，共产国际反对战争的斗争变成一套在各种场合下都自动重复而在失去效力的时候才消失的老公式。斯大林主义的民族社会主义就倾向于把共产国际变成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的一种辅助工具。拉狄克用他的轻率的、散漫的和肤浅的批评所帮助的正是这种倾向，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已经失去指南针而卷入一股奇特的潮流，这股潮流可以把他带到遥远的彼岸。一九二八年十月于阿拉木图[1]《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79—80页。[2]《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467页。<<托洛茨基：不断革命>>
第七章民主专政的口号今天对东方意味着什么？<<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第七章民主专政的口号今天对东方意味着什么？沉溺于斯大林主义的——演变的、实利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历史“阶段”概念的拉狄克，现在也努力为整个东方推崇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了。拉狄克根据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个“理论上的假设”（列宁使这个假设适应一个具体国家的发展过程，把它加以改变，具体化，而在一定的阶段抛弃了它）却制订了一个超历史的方案。在这一点上，他在论文中一再重复这样一段话：“这个理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策略，是适用于一切资本主义发展还在青年时期的国家的，在这种国家里，资产阶级还没有消除以前的社会—政治结构作为遗产留下来的问题。”只要回想一下这个公式：这不是对一九一七年加米涅夫的立场的一种严肃的辩护吗？俄国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以后是不是“消灭”了民主革命的问题呢？没有，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土地问题。列宁怎么能够不理解这个老口号还是“适用的”呢？他为什么撤回了这个口号呢？关于这一点，拉狄克以前已经向我们作出了答复：因为这个口号已经“实现了”。我们考察了这个答复。这个答复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出于拉狄克之口尤其不能成立，因为他的看法是，这个列宁主义老口号的本质根本不在于政权的形式，而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通过合作而真正消灭农奴制度。但这正是克伦斯基主义所没有做到的。由此可见，拉狄克为了解决当前最尖锐的问题中国问题而扯到我们的过去，是荒谬绝伦的。应当加以调查的并不是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了解什么或者不了解什么，而是斯大林、莫洛托夫，特别是李可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没有抓住什么（当时拉狄克采取什么立场，我不知道）。因为如果认为民主专政在双重政权中已经“实现”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需要立即改变中心口号，那末，必须承认，在中国，“民主专政”通过国民党政权，即通过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统治（而以谭平山为附属品）[1]，实现得更充分更彻底。因此，最需要的是改变在中国的口号。但是，难道“以前的社会—政治结构的遗产”在中国还没有清除掉吗？没有，还没有清除掉。那末，到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列宁对整个上层“老布尔什维克”宣战的时候，这种“遗产”在俄国是不是清除了呢？拉狄克自相矛盾得不可救药，混乱不堪，左右摇摆。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指出，他使用“结构的遗产”这样复杂的说法，在这上面玩弄各种各样的花样，而显然避免比较清楚的术语“封建主义或农奴制的残余”，这并不完全是偶然的。为什么呢？因为拉狄克仅仅在昨天还最明确地否认这些残余，这样就摧毁了民主专政口号的任何基础。拉狄克在共产主义学院所作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的根源的深度并不减于我们的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根源。人们可以肯定地断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在那里将比一九〇五年在我们这里强大得多，唯一的理由是，这个联盟不是反对两个阶级，而是只反对一个阶级——资产阶级。”是的，“唯一的理由”。当无产阶级同农民一道把斗争指向反对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不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残余，而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样一种革命叫做什么革命呢？也许叫做民主革命吧？请只注意这一点：拉狄克说这一番话不是在一九〇五年，甚至也不是在一九〇九年，而是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如何理解这一点呢？很简单。一九二七年三月，拉狄克也离开了正确的道路，而走向另一个方向。反对派在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中，对拉狄克当时的片面看法作了一项最重要的改正。但是，在刚刚引用的那段话中，还是包含着真理的核心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地主阶级，土地所有者同资本家的联系比在沙皇俄国密切得多，因此，土地问题在中国所占的具体比重比在沙皇俄国轻微得多；但是另一方面，民族解放的问题占很大的比重。因此，中国农民为了国家的民主革新而进行独立革命政治斗争的能力，肯定超不过俄国农民。这一点特别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即无论在一九二五年以前，或者在中国革命的三年期间，都没有出现一个民粹派，把土地革命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面。所有这些都表明，民主专政的公式，对于已经拥有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经验的中国比对于二月革命以后的俄国，是一个更加危险得多的反动的陷阱。拉狄克还有一次扯到甚至更为遥远的过去，但这正是无情地反对他自己。这次是关于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提出的不断革命口号：“在马克思方面，”拉狄克写道，“并没有提出民主专政的口号，而在列宁方面，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这个口号却是政治轴心，并且形成他对于所有[？！]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国家中的革命的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拉狄克根据列宁的几句话，这样解释这种立场的不同：德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民族统一，而在俄国，中心任务却是土地革命。如果不把这种对比机械化，而保持一种比例，那末，在一定的程度上，它是正确的。可是中国的情况又如何解释呢？在中国，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问题所占的具体分量比甚至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的德国土地问题要重大得无可比拟；因为在中国，民族问题既是统一的问题，也是解放的问题。马克思在表述他的不断革命前景时，德国的所有王权还屹立不动，容克地主还掌握着土地，而资产阶级只被容许进入政府的接待室。在中国，从一九一一年以来已经没有君主政体，独立的地主阶级也不存在了，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掌握着政权，而农奴制关系已经同资产阶级剥削——姑且说——化学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拉狄克对马克思和列宁的立场所进行的对比完全说明，它是反对在中国提出民主专政的口号的。但是，拉狄克甚至没有严肃地而只不过是偶然地、枝节地采取马克思的立场，他把自己局限于一八五〇年的传单，在这个传单中，马克思还把农民看作小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的天然同盟者。当时马克思所期待的是在德国出现一个独立的民主革命阶段，也就是说，城市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在农民的支持下暂时掌握政权。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然而，这也正是没有发生的事。而且没有偶然发生过。早在上世纪中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表明自己没有力量实现它自己的独立的革命。马克思是考虑到这个教训的。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六日——即在上面提到的传单发表以后六年——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德国的全部事情，都将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农民战争来协助无产阶级革命为转移。如果有这样的可能，那就好了。”[2]这一段被拉狄克完全忘记了的话，是了解十月革命以及我们在这里全面探讨的整个问题的真正宝贵的钥匙。马克思是不是跳过了土地革命呢？没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并没有跳过土地革命。他是不是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合作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是必要的呢？是的，他是认为必要的。他是不是认为农民有可能在革命中担任领导角色或者甚至仅仅担任一个独立的角色呢？不是，他并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他的出发点是，在独立的民主革命中没有做到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农民（这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过错，而不是农民的过错），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会处于支持无产阶级的地位。“如果有这样的可能，那就好了。”拉狄克显然不愿意看到，这正是十月所发生的事情，而且发生得并不坏。至于中国，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十分清楚的。争论的并不是农民作为同盟者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不是土地革命的伟大意义，而是在中国是不是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土地民主革命，或者“某种再版农民战争”是不是会支持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只能这样提出。谁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谁就没有学到东西，一无所知，而只会使中国共产党陷于混乱，使它脱离正轨。为了使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打开通向胜利的道路，斯大林和马尔丁诺夫关于“阶段”和“步骤”的卖弄的反动理论，必须从一开始就消灭，必须抛弃，粉碎，用扫帚清除掉。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在反对这种庸俗的演变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到成熟阶段的。我们必须使自己适应的并不是事先提出的前进路线，而是阶级斗争的实际过程。必须拒绝斯大林和库西宁的这种想法——为各种发展水平的国家规定继承的次序，事先给它们分派不同的革命配给证。必须使自己适应阶级斗争的实际过程。关于这一点的一个难以估计的指南就是列宁；但是必须考虑整个列宁。一九一九年，列宁特别联系共产国际的组织把过去一个时期所得出的结论统一起来，给予这些结论一个更加完善的理论上的阐述，当时他这样说明克伦斯基主义和十月的经验：在一个阶级对抗已经有所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只能是公开的或隐蔽的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任何中间性的政制都根本谈不上。每种民主，每种“民主专政”（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引号是列宁加的）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面罩，这是最落后的欧洲国家俄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即最有利于“民主专政”的时期的经验所表明的。这个结论被列宁用来作为他的民主提纲的基础，而这个提纲只是作为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总和提出来的。像许多人一样，拉狄克也是机械地把民主问题同民主专政问题截然分开。这是铸成大错的根源。“民主专政”在革命时期只可能是带着假面具的资产阶级统治。这就是我们的一九一七年“双重政权”的经验以及中国国民党的经验所教导我们的。不肖门徒们的不可救药最完整地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即甚至到现在，他们还企图把民主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但是这一点意味着，民主专政必须具有中间性质，也就是说，必须有小资产阶级的内容。无产阶级参加这种专政并没有改变情况，因为从本质上说，并没有各种各样的阶级路线得出一个算术上的平均数这样的事情。如果民主专政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那末，就必然是由小资产阶级担任断定的和决定性的角色。但是，这就使我们又回到三次俄国革命和两次中国革命的实践所已经回答了的那个问题：在帝国主义进行世界统治的条件之下，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甚至这种国家还是面前摆着需要解决其民主任务的落后国家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今天小资产阶级能够担任领导的革命角色吗？过去曾经出现过一些小资产阶级下层能够建立其革命专政的时期。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在那些时期，当时的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先驱还没有同小资产阶级截然分开，恰恰相反，他们在自己没有发展的条件下反而形成小资产阶级的战斗核心。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不能说小资产阶级有能力指导今天的生活，即使是在落后的资产阶级社会，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同小资产阶级分开，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同大资产阶级展开了斗争，而这种资本主义发展使小资产阶级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同时使农民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政治选择。每次农民决定支持一个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时候，实际上是用自己的脊背支持了财政资本。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或者在头两次革命之间的时期，关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独立程度（但只是程度！），还可能存在着意见分歧，现在，这个问题已为近十二年来的整个事态发展进程所决定，而且无可变更地决定了。十月以后，这个问题在许多国家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和组合在实践中重新提出来，而在每个地方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解决的。在克伦斯基主义的经验以后，一项基本经验上面已经提到，那就是国民党的经验。但是，同样重要的还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经验，在那里，小资产阶级拿着武器从旧资产阶级政党手中把政权夺取过来，然后立即通过自己的领袖把它拱手让给财政寡头。波兰也发生过同样的问题，在那里，毕苏斯基运动的目的是直接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地主政府，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群众、甚至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希望。老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华斯基由于害怕“低估农民”，把毕苏斯基革命同“工农民主专政”混为一谈，这并不是偶然的。如果我在这里分析保加利亚的经验，即科拉罗夫[3]之流和卡巴克契也夫之流对斯塔姆博利斯基[4]党所采取的那种可耻的混乱政策，或者美国农工党的可耻的实验，或者季诺维也夫同拉迪奇[5]的浪漫史，或者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经验，以及不胜枚举的其他事例，那就会使我们离题太远。这些事实有一些基本上已经在我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一书中进行了分析。所有这些经验的基本结论充分证实并强调了十月的教训——即小资产阶级，共中包括农民，无论是在革命时期或者是在反动时期，在现代的即使落后的资产阶级社会中都不能担任领袖的角色。农民可以支持资产阶级专政，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中间性的形式仅仅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幌子，这种专政或者已经开始动摇，或者经过骚乱以后还没有重新站稳脚跟（如克伦斯基主义、法西斯主义、毕苏斯基政权）。农民可以追随资产阶级，也可以追随无产阶级。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不惜一切代价试图同没有跟着它走的农民一道前进，那末，事实上它是在尾随着财政资本：如一九一七年作为祖国保卫者的俄国工人；中国国民党内的工人——其中也包括共产党人；一九二六年波兰社会党内的工人以及一部分共产党人，等等。谁要是没有把这一点想透，谁要是没有从事态发展所留下来的新鲜痕迹当中去了解事态的发展，那末，他最好不要卷入革命政治。列宁从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教训中所得出的——透彻地全面地得出的——基本结论，彻底地否定了“民主专政”的概念。下面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以后说过不止一次的话：“全部政治经济学（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的话）、全部革命史、全部十九世纪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者走……要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奉劝这样的先生们……去想一想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发展和十九世纪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吧。它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这样的：能够成为统治力量的只有资本或打倒资本的无产阶级。在这个社会的经济中，其他的力量是没有的。”[6]在这里，并不是现代英国或德国的事情。在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即落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列宁得挂的结论是，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民主”专政，即中间性的专政。***拉狄克在理论上和历史上所进行的探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概括为资产阶级革命必须同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这样一句相当肤浅的格言。拉狄克落到这种“地步”，只好直截了当向库西宁伸出一个指头，而库西宁从他的唯一靠山即“常识”出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大概不可能既在先进的国家提出，也在落后的国家提出。库西宁以一个一无所知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坦率态度，断定托洛茨基从一九〇五年以来“什么也没学到”。拉狄克跟在库西宁后面也讽刺地说，对托洛茨基来说，“中国革命和印度革命的特点恰好在于这一事实，即它们同西欧革命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必须在采取最初的步骤[？！]时就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拉狄克在这方面忘记了一点：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在一个西欧国家中实现，而恰恰是在一个落后的东欧国家中实现了。历史进程忽略了俄国的“特点”，这难道是托洛茨基的过错吗？拉狄克还忘记了，资产阶级——更确切地说，财政资本——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着统治，而这些国家各有其发展水平、社会结构、传统，等等，也就是说，各有其“特点”。同样，不尊重这种特点的是历史的发展，而根本不是托洛茨基。那末，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区别是巨大的，但这种区别还在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的范围以内。资产阶级统治的方式和方法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一头，统治具有完整的和绝对的性质，如美国。在另一头，财政资本使自己适应过时的亚细亚中世纪制度，它使这种制度从属于自己，并把自己的方法强加在这种制度上，如印度。但是，在这两个地方，都是由资产阶级进行着统治。由此可见，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根据社会基础、政治形式、当前任务以及工作速度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也会有很不相同的性质。但是，要领导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集团，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之下才能做到，这种领导权在夺取政权以后将把自己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拉狄克妄想，同我相反，他只要把人类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专政，另一个则只“成熟”到实行民主专政——就是已经考虑到不同国家的所谓“特点”。实际上，他端出来的是没有生命力的老一套，这一套只能使共产党人忽视真正研究一个特定国家的特点，即这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同步调和阶段的活生生的相互交叉情况。一个没有实现或完成民主革命的国家，它的特点具有这样重大的意义，以致这些特点必须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纲领的基础。一个共产党只有在这样一个民族纲领的基础上，才能为争取大多数工人阶级和一般劳苦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民主代理人而展开真正的有成果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当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无产阶级在国家经济中所担任的角色，因而也就是决定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然而，这绝不是唯一的标准。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国内是否存在一个影响深远而迫在眉睫的“为了人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民族的大多数，同时需要最勇敢的革命措施来解决它。在这一类问题当中，就有结合成各种不同形式的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在殖民地国家，由于存在着尖锐的土地问题和不可忍受的民族压迫，年轻而比较弱小的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础上可以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纯粹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更早取得政权。自从十月以来，这一点本来似乎没有必要再加以证明了。但是，通过意识形态反动的年代和不肖门徒们在理论上的堕落，革命的基本概念已经变得这样糟糕、这样丑恶以及这样……库西宁化，以致人们不得不每次都从头开始。根据以上所述，是不是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今天已经在这种程度上或那种程度上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呢？不，这是用一种虚伪的、死板的、学究的、斯大林布哈林主义式的方法提出问题。世界经济就其整体来说，已经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单独地来说都成熟了。那末，在各种各样的落后国家，在中国、印度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历史并不是定做的。一个国家不仅在成熟到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前，而且在成熟到采取影响深远的社会化措施以前，就可以“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人们绝不能从社会发展的一种预先设想的和谐出发。尽管斯大林在理论上给以温柔的拥抱，不平衡发展规律还是存在。这个规律不仅在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发生效力，而且在一个国家以内的不同进程的相互关系中也发生效力。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进，只有在世界规模上才能调和起来。具体地说，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不能完全在中国经济和中国政治的范围以内来考虑。正是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两个相互排斥的观点：不断革命的国际革命理论和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改良主义理论。不仅是落后的中国，一般地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自己的民族界限以内建设社会主义，因为已经超出民族疆界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抵制在一个国家以内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像发展得不够的生产力抵制国有化一样。[7]例如，在英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所遭到的困难和矛盾，同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将遭到的比起来，虽然在性质上的确有所不同，但是在程度上也许一点也不轻微。在这两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国际革命才能克服这些矛盾。这种观点没有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熟”或“不成熟”问题留出余地。在这里不可辩驳的是，中国的落后使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极其困难。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历史并不是定做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一点是不是至少意味着，每个国家，包括最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在内，如果说实行社会主义还不成熟，那末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成熟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那末，总的来说，特别是在殖民地，民主革命的前途是怎样的呢？什么地方出现过这样的说法——我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上面的问题——即每个殖民地国家都已经成熟到可以立即彻底解决其民族民主任务了？这个问题必须从另一方面去探讨。在帝国主义时期的条件下，只有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成熟到使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群众的领袖掌握了政权的时候，民族民主革命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如果情况还不是这样呢？那末，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只会产生很有局限性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是完全反对劳动群众的。一九〇五年，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强大到足以把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夺取政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革命在半路上停下来，然后一点一点地消沉下来。在中国，尽管有非常有利的形势，共产国际的领袖却阻止中国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结果在国民党政权之下，民族任务只得到悲惨的、不稳定的和微不足道的解决。一个殖民地国家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之下才会成熟到对自己的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进行真正的革命的解决，这是无法预言的。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地断言，不仅中国，而且包括印度，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会得到真正的人民民主，也就是工农民主。在这条道路上，可能还有许多阶段、步骤和时期。资产阶级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之下，还会采取一些步骤向左转，以便日后更加无情地骑在人民头上。双重政权时期是可能出现的，或许会出现的。但是，将来不会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的是一种非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的民主专政。一种“独立的”民主专政只可能是国民党型的，即完全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了解这一点，并教导群众了解这一点，而不把阶级现实隐藏在抽象的公式后面。斯大林和布哈林教导说，由于帝国主义的奴役，资产阶级才得以在中国实现民族革命。这个尝试已经进行过了，结果怎样呢？无产阶级被置于工头的斧头之下。然后据说：民主专政接着就会到来。小资产阶级专政已被证明为只不过是一种带上假面具的资本专政。这是偶然的吗？不是。“农民不是跟着工人走，就是跟着资产阶级走。”在头一种情况下，出现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另一种情况下，出现的则是资产阶级专政。看来中国的教训是足够清楚的，即使从很远的地方研究它的教训。“不然，”有人回答我们，“那只不过是一次没有成功的实验。我们将一切从头开始，这次要建立‘真正的’民主专政。”“用什么办法呢？”“在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社会基础上。”向我们提出这个最新发现的是拉狄克。但是，恕我冒昧，国民党正是在这同一基础上站起来的：工人和农民“合作”——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请告诉我们，这种合作的政治结构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你们用什么来代替国民党呢？掌握政权的将是什么政党呢？至少大致上指出这些政党来吧，至少描述一下它们吧！关于这一点，拉狄克的答复（在一九二八年！）是，只有完全完蛋的、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复杂性的人，才有可能对哪个阶级是马和哪个阶级是骑马者这样次要的技术性问题发生兴趣；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使自己从政治的上层建筑“转移”，而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阶级基础上。不，恕我冒昧，你们已经开过玩笑了。你们已经“转移”得很够了。太过火了！在中国，你们使自己从阶级合作如何表现在党方面这一问题上“转移”，你们把无产阶级拖进国民党，你们迷恋国民党到发昏的程度，你们狂怒地反对退出国民党；你们用重复抽象公式的办法避开政治斗争问题。而在资产阶级很具体地打破无产阶级的头颅以后，你们向我们建议道：让我们再从头试一试；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使自己从政党和革命政权问题上“转移”吧。不行！这些都是很拙劣的玩笑。我们不许自己再被人拉回去了！所有这些奇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都被说成是为了工农联盟的利益。拉狄克警告反对派不要低估农民，并且引证列宁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有时当人们看到列宁的话被歪曲的时候，真是深恶痛绝这种冒犯人的思想尊严的做法。是的，列宁说过不止一次，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是孟什维克的特点。这句话是正确的。但是，除了这种引证以外，还有一九一七年，在这一年，孟什维克有八个月（就是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那八个月）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牢不可破的集团。在那个时期，社会革命党人代表为革命所唤醒的绝大多数农民。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一道把自己称为革命民主派，并且忠告我们：他们正是使自己依靠工农（兵）联盟的那些人。由此可见，二月革命以后，孟什维克征用了——姑且这么说——布尔什维克的工农联盟公式。他们指责布尔什维克要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农民分裂从而摧毁革命。换句话说，孟什维克指责列宁忽视了或者至少低估了农民。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对列宁提出的批评，只不过是孟什维克提出的批评的回声。而拉狄克现在提出的批评，又只不过是加米涅夫提出的批评的来得过晚的回声。不肖门徒们在中国执行的政策，其中包括拉狄克的政策，是一九一七年孟什维克假面具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这一事实，不仅为斯大林所维护，而且也受到拉狄克的维护，他们都是以工农联盟有这种必要为理由。但是，当事实“偶然”表明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就又同“左派”国民党进行尝试。结果还是一样。于是，同无产阶级专政迥然不同的民主专政的概念，就被高抬到这个没有实现巨大希望的可悲的现实之上——这是一次新的重蹈覆辙。一九一七年，我们听到策烈铁里、唐恩等说过一百次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有了革命的民主专政，但是你们却在奔向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奔向毁灭。”的确，人们总是健忘的。斯大林和拉狄克的“革命民主专政”跟策烈铁里和唐恩的“革命的民主专政”根本没有什么不同。除此以外，这个公式不仅贯穿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决议中，而且还写到它的纲领中。很难想象一种更为狡猾的假面具，同时也很难想象一种孟什维主义对于布尔什维主义一九一七年给它的侮辱所进行的更为厉害的复仇。然而，东方的革命者还是有权要求对“民主专政”的性质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不是根据一些旧的臆断的话，而是根据事实和政治经验。对于什么是“民主专政”这个问题——斯大林一再提出这样一个真正典型的答复：对于东方来说，这种专政差不多就像“列宁对一九〇五年革命所想象的”。这种说法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成为正式的公式。这一点可以在关于中国、印度或者玻里尼西亚的书籍和决议中找到。革命者所听到的是列宁关于未来事件的“概念”，而这些其实早已成为过去的事件；此外，列宁所假设的“概念”被这样解释或者那样解释，而从来没有按照列宁自己在事件发生以后所解释的那样去解释。“好吧，”东方的共产党人低着头说，“我们将设法按照你们所说的列宁在革命前所想象的那样去想象它。但是，有幸承蒙你们向我们说明这个口号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吗？它在贵国是怎样实现的呢？”“在我国，这个口号是在双重政权时期以克伦斯基主义的形式实现的。”“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工人说：民主专政的口号在我们的国家将以我们自己的民族克伦斯基主义的形式实现吗？”“喂，喂！绝不能这样！没有工人会采取这样一个口号；克伦斯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奴仆，劳动人民的叛徒。”“那末，我们该怎么对我们的工人说呢？”东方的共产党人意气沮丧地问道。“你们必须对他们说，”目前值班的库西宁不耐烦地回答说，“民主专政是列宁对未来的民主革命的想象。”如果东方的共产党人不痴的话，他会设法再问下去：“但是，列宁不是在一九一八年说，民主专政只是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中得到了真正的确实的实现吗？使党和工人阶级确切地转向这个前景不是更好些吗？”“那可不行。甚至不能这样想。唔，那是不……不……断……革……革……命呀！那是托……托……洛茨基主义呀！”在这番严厉的申斥以后，东方共产党人的脸色变得比喜马拉雅山最高峰的雪还要惨白，再也不想多问了。随便怎么样吧！结果呢？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不是可耻地爬在蒋介石的面前，就是英勇地冒险。[1]蒋介石是国民党右翼的领袖，汪精卫是左翼领袖。谭平山是共产党部长，执行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中国的路线。——列·托·[2]《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版第454页。[3]ВасильПетровКоларов，1877—1950，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中译者注[4]АлексондрСтамболйискйи，1879—1923，保加利亚农民联盟领袖。——中译者注[5]СтефанРадич，1871—1928，克罗地亚农民党的组织者之一。——中译者注[6]《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330—331页。[7]俄语原文为：“НетолькоотсталыйКитай,ноивообщениоднаизстранмиранемоглабыпостроитьсоциализмвсвоихнациональныхрамках:высокоразвитые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есилы,переросшиенациональныеграницы,противятсяэтомутакже,какинедостаточноразвитыедля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应该翻译为：“不仅落后的中国，一般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自己的民族界限以内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已经超出民族疆界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抵制在单个国家的框架内建成社会主义的……”——电子版注<<托洛茨基：不断革命>>
第六章论跳过历史阶段<<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第六章论跳过历史阶段拉狄克并不仅仅是重复近年来官方提出的一些批评，如果可能的话，他有时还把这些批评简单化。根据他的说法，无论是在一九〇五年或者今天，我对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东方和西方，都根本没有加以区别。拉狄克追随着斯大林，也在不容许跳过历史阶段这一点上教导我。必须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在一九〇五年对我来说，只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那末，为什么当时我认为落后的俄国可以比先进的欧洲更早些开始这种革命呢？是由于爱国主义吗？是由于民族自豪感吗？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情况正好是那样。拉狄克是不是了解，如果民主革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在俄国已经实现，那末，我们今天就不应当有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来到这里比来到西方更早些，那正是而且只是因为历史把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内容同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结合起来了——不是把它们混合起来，而是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把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区别开来，这是政治的ABC。但是在ABC以后，接着来的是音节，也就是字母的结合。历史所完成的正是这样一种结合，即资产阶级字母当中最重要的字同社会主义字母当中最前面的字结合起来。然而，拉狄克却想把我们从已经完成的音节拉回到字母。这是悲惨的，但确是这样。说阶段总的来说是不能跳过的，这是胡说。活生生的历史进程常常要跳过某些个别的“阶段”（这些阶段是根据整个的也就是最充分的发展进程从理论上分成的若干组成部分形成的）。在严酷的时刻对革命政策的要求也是这样。可以说，一个革命者同一个庸俗的演变主义者的第一个区别，就在于能否认识并利用这种时刻。马克思把工业的发展分成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工厂，这是政治经济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历史经济理论的ABC。然而，在俄国，工厂是跳过工场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时期而产生的。这是历史音节中已经存在的一个音节。在我国，在阶级关系和政治中也发生过类似的进程。如果不知道分成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工厂这三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方案，就不可能理解俄国现代史。但是，如果只知道这一点，那还是一无所知。因为事实是，俄国的历史——斯大林不应当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它——跳过了一些阶段。然而，理论上的阶段区分，对俄国来说还是必要的，否则就既不能理解这种跳过意味着什么，也不能理解这种跳过的后果是什么。问题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待（正如列宁偶然看待双重政权那样），这样就可以说，俄国也经历了马克思所划分的所有三个阶段——不过，头两个阶段是以一种极其紧缩的、萌芽的形式出现的。这些“退化器官”，即手工业阶段和工场手工业阶段——只不过概括为音符的小点，姑且这么说——已经足以证实经济进程所固有的统一性。然而，这两个阶段在数量上减缩得这样多，以致民族的整个社会结构产生了一种崭新的质量。这种新“质量”在政治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十月革命。在这种讨论中，最难以容忍的是斯大林的“理论化”，还有构成他的整个理论行襄的两件小装饰品：“不平衡发展规律”和“阶段不可跳过”。斯大林直到今天还不懂得，阶段的跳过（或者在一个阶段停留得过久）正是不平衡发展所包括的东西。斯大林针对着不断革命论，以无比严肃的姿态提出不平衡发展规律。可是，历史上落后的俄国可以比先进的英国更早地达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预言，正是完全建立在不平衡发展规律上面的。然而，要作出这种预言，就必须从整个活生生的具体情况中去理解历史的不平衡性，而不仅仅是不断地重复列宁在一九一五年说过的话（这些话已经被人们弄得本末倒置和用粗鄙的态度进行解释）。历史“阶段”的辩证法在革命上升时期，相对地来说是容易理解的。反过来说，反动时期自然可以成为廉价的演变主义时期。斯大林主义，这个很庸俗的思想意识，这个党的反动的掌上明珠，就创造了一种对它自己分阶段前进的迷信，以掩饰它在政治上的尾巴主义和为了一文不值的东西而喋喋不休的作风。这种反动的意识形态现在也卷走了拉狄克。历史进程的这个阶段或那个阶段，虽然从理论上说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某些条件下却可以被证明为不可避免的。反过来说，理论上“不可避免的”阶段，也可以为发展的动力压缩得无影无踪，特别是在并不是毫无缘故地被称为历史火车头的革命期间。例如，在我国，无产阶级就“跳过了”民主议会主义阶段，而只容许立宪会议存在几个小时，甚至连这几小时也是在后院度过的。但是，在中国，反革命阶段是绝不可能跳过的，正如俄国的四届杜马时期不能跳过一样。然而，目前中国的反革命阶段，从理论上说绝不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他们将以失败的组织者载入史册）的灾难性政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但是，机会主义所带来的结果已经变成一个可以长期阻挠革命进程的客观因素。任何试图跳过真正的即为客观所决定的群众发展阶段的做法，都是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只要大多数劳动群众还信任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姑且说国民党或者工会领袖，我们就不能向他们提出立即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任务。群众必须为此进行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可以被证明为一个很长的“阶段”。但是只有尾巴主义者才有可能认为，我们必须“同群众一道”首先坐在国民党右派内，然后坐在国民党左派内，或者同工贼柏塞尔保持联盟关系，“一直到群众对他们的颔袖的幻想破灭为止”——而在这期间，我们就用我们的友谊支持这些领袖。拉狄克大概很难忘记，有许多“辩证学家”把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和同英俄委员会的决裂说成不是别的，而是跳过阶段，此外，也是同农民决裂（在中国），同劳动群众决裂（在英国）。拉狄克对于这一点应当记得更为清楚，因为他本人就是这种可悲的“辩证学家”之一。现在他只不过是正在加深和扩大他的机会主义错误。一九一九年四月，列宁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中写道：“我们这样说是不会错的：正是俄国的落后和它向最高形式的民主的‘飞跃’（即越过资产阶级民主而达到苏维埃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使西方了解苏维埃的作用特别难或特别慢……”[1]列宁在这里直截了当地说，俄国已经“越过资产阶级民主”。诚然，列宁的话里暗含着一切必要的考虑：毕竟辩证法并不就是每次都重复一切具体条件；作者假定读者自己也已经有一些概念。但是，尽管如此，越过资产阶级民主还是保留下来，而按照列宁的正确看法，这种越过会使一切教条主义者和方案主义者（不仅“西方”的，而且也包括东方的）难于了解苏维埃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九〇五年》一书（这本书现在突然使拉狄克这样感到不安）的序言中是这样论述的：“早在一九〇五年，彼得堡的工人就把他们的苏维埃称为无产阶级政府。这个名称成为当时天天说的话，并且完全体现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纲领中。然而，与此伺时，为了反对沙皇制度，我们也制定了一个精心写出的政治民主纲领（普选、共和制度、民兵，等等）。我们不可能有别的做法。政治民主是劳动群众发展中的一个必要的阶段——但有一项很重要的保留，即在一种情况下，这个阶段可以存在几十年，而在另一种情况下，革命形势却使群众从政治民主的偏见中把自己解放出来，甚至在这种制度成为现实以前。”（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序言第7页）顺便指出，这一段话是完全符合上面所说的列宁的想法的。我想，这一段话可以充分地说明，为了反对国民党专政，必须制定一个“精心写出的政治民主纲领”。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拉狄克向左摇摆。在革命上升时期，他反对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在反革命专政时期，他反对在民主的口号下把中国工人动员起来。这就等于复天穿皮大衣而冬天打赤膊。[1]《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这一九六一年版第275页。<<托洛茨基：不断革命>>
第五章“民主专政”在我国实现了吗？如果实现了，是什么时候实现的呢？<<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第五章“民主专政”在我国实现了吗？如果实现了，是什么时候实现的呢？拉狄克在求助于列宁的情况下争辩说，民主专政是以双重政权的形式实现的。不错，列宁曾经偶然地——而且有条件地——把问题说成是这个样子；这一点我是承认的。“偶然地？”拉狄克变成怒不可遏，指责我攻击列宁最根本的概念之一。但是，拉狄克生起气来，只不过是因为他错了。在《十月的教训》一书中（这本书在过了差不多四年以后，也成了拉狄克批评的对象），我对列宁关于民主专政的“实现”所说过的话是这样解释的：“民主的工人和农民联合，只能成为一种不能取得真正政权的不成熟的政权形式——它只能成为一种倾向，而不能成为一个具体的事实。”（《全集》，第三卷，上册，第21页）[1]关于这个解释，拉狄克写道：“对于列宁著作中最杰出的理论章节之一的内容作出这样一种解释，完全没有价值。”拉狄克说了这句话以后，便可悲地求助于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最后得出结论说：“这些问题太重要了，以致不可能用列宁偶然地说过的话来给以答复。”拉狄克想用这一番话造成一种形象：我漫不经心地对待列宁概念中“最杰出的一个”概念。但是，拉狄克的愤怒是徒劳的，激动也是没用的。在这里，稍微了解一点情况是比较适当的。我在《十月的教训》中所作的论述，即使是很简短的，也不是出自一种根据间接引证而突然产生的灵感，而是依靠对列宁著作的真正彻底的研究。它转述了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概念的本质，而拉狄克的冗长论述，尽管引证很多，却一点也没有把列宁思想中活生生的见解保留下来。为什么我使用了“偶然地”这个带有限制性的词汇呢？因为事情本来就是那样。关于民主专政是以双重政权的形式“实现”的（“以一定的形式和达到一定的限度”）这一点，列宁只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十月期间提到过，也就是在民主革命实际上实现以前提到过。拉狄克对这一点既没有注意到，了解到，也没有加以估价。在反对目前的不肖门徒的斗争中，列宁是极其有条件地谈到民主专政的“实现”的。他这样做，并没有给予双重政权时期一种历史特点——如果是这样，那就荒谬绝伦了——而是反对那些期待独立的民主专政能够修订再版的人们。列宁的话只有这样的意思，即除了双重政权的悲惨流产以外，没有也不会有任何民主专政，因此必须“重新武装”党，即改变口号。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资产阶级的联合（这种联合拒绝给予农民土地，同时迫害布尔什维克）说成是“实现”布尔什维克的口号——那就意味着，不是有意颠倒黑白，就是完全失去了理智。关于孟什维克，有一种论据是可以提出来的，这种论据在一定的程度上同列宁反对加米涅夫的论据类似：“你们等待着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完成一种‘进步的’使命吗？这个使命已经实现了：罗将科[2]、古契可夫[3]和米留可夫所起的政治作用是资产阶级可以给予的最大限度的政治作用，正如克伦斯基主义是民主革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阶段来实现的最大限度一样。”确切无误的解剖学形迹——退化器官——表明，我们的祖先是有尾巴的。这些形迹足以证实动物界的起源是一致的。但是，十分坦率地说，人并没有尾巴。列宁向加米涅夫指出了民主专政在双重政权制度下的退化器官，并警告他说，不应当希望从这些退化器官中长出新器官来。我们没有建立过独立的民主专政，即使我们完成的民主革命比任何其他地方所完成的更加深刻，更加坚决，更加纯粹。拉狄克应当想一想这一事实，如果民主专政在二月到四月期间实际上已经实现，那是连莫洛托夫也会承认它的。党和阶级所了解的民主专政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它将无情地摧毁旧的君主政体国家机器和彻底地消灭庄园土地所有制。但是，在克伦斯基时期，这种情况一点也没有出现。然而，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这是一个实际上实现民主任务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显示某些社会学的和历史学的“退化器官”的问题。列宁为了从理论上启发他的对手们，杰出地指出了这些没有得到发展的形迹——而这就是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全部事情。然而，拉狄克却满认真地努力使我们确信，在双重政权时期，也就是在没有政权时期，“专政”的确存在过，同时民主革命已经实现。可是，你们看，这是这样一种“民主革命”，以致需要列宁的全部天才去认识。但是，正是这一点意味着，民主革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革命是俄国或中国每个不识字的农民都容易认识的东西。但是，就形态学的形迹来说，这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例如，尽管加米涅夫在俄国提供了教训，还是不能够使拉狄克最终注意到这一事实：在中国，民主专政也一样地在列宁所规定的意义上“实现了”（通过国民党）；同时比我国通过双重政权机构实现得更为彻底，其形式也更为完善。只有毫无希望的傻子，才有可能期待“民主”在中国修订再版。如果民主专政在我国只是以克伦斯基主义（它所扮演的角色是劳合·乔治和克雷蒙梭[4]的走卒）的形式实现，那末，我就不得不说，历史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口号作了残酷的嘲弄。幸运的是，情况并不是这样。布尔什维克口号事实上是实现了——不是作为一种形态学上的特征，而是作为一种非常伟大的历史现实实现了。可是，这个口号的实现不是在十月以前而是在十月以后。农民战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支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两个阶级的合作是通过十月在巨大的规模上实现的。当时，即使没有列宁的注释，每个无知的农民还是领悟到和感觉到，布尔什维克口号已经实现了。列宁自己的估计是，十月革命——它的第一个阶段——是民主革命的真正实现，因而也是布尔什维克战略口号的真正的（即使是改变了的）体现。列宁的整个精神必须加以考虑。首先是十月以后的列宁，当时他从一个更高的有利地位考察了并且估计了事态的发展。最后，对于列宁，必须以列宁主义的方法来考虑，而不是以不肖门徒的方法来考虑。关于革命的阶级性质及其“长入”问题，列宁（在十月以后）在一本反对考茨基的书中曾加以分析。下面就是拉狄克应当稍微思索一下的一段话：“是的，当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时，我们的革命（指十月革命。——列·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是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的，是我们在一九〇五年以来说过千百次的，我们从来没有试图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经阶段，也没有试图用法令把它取消。”列宁接着说：“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的正确。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度，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农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于是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5]列宁在对革命（包括十月革命）作出完善的、概括的和完整的估价时，就是这样说的——不是“偶然地”而是经常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始终不变地。“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作为工人和农民的联合而实现的。是在克伦斯基时期吗？不是，是在十月以后的第一个时期。是这样吗？是这样。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以民主专政的形式而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实现的。而由于这一点，旧代数学公式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了。如果一九一七年列宁反对加米涅夫的有条件的论据，同随后几年列宁对十月革命所作的完善的概括毫无批判地并列起来，那末可以说，俄国已经“实现了”两次民主革命。这种说法太过分了，特别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动把第二次革命同第一次革命分开了。现在可以把刚才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所引证的话和我在《总结与展望》中所说的话对比一下，在后者论《无产阶级政治制度》一章中，关于专政的第一阶段及其进一步发展的前景是这样概述的：“消灭等级制的农奴制，将得到作为纳税等级的全体农民的支持。按收入征收的累进税也会得到大多数农民的支持。但是为保护农业无产阶级而实行的法律措施，不仅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积极同情，而且还会遭到少数农民的积极反对。“无产阶级会感到不得不把阶级斗争推进到农村中去，从而破坏无疑每一个农民都有的——虽然是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那种共同利害关系。无产阶级在它刚刚实行统治的时刻，就必须从农村的穷人和富人之间、农业无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中寻找支持。”（《我们的革命》，一九〇六年，第255页）所有这些话哪里有一点像是我“忽视”农民和列宁同我的两条路线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对抗”呢！上面援引的列宁的话在列宁著作中并不是绝无仅有的。恰恰相反，正如列宁常有的情况那样，比较透彻地说明事态发展的新公式往往变成他在一整个时期所发表的演说和论文的轴心。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说道：“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我们同全体农民一起去夺取政权。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农衬中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展开。”[6]下面一段话是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党代表大会上说的：“在无产阶级在农民的帮助下取得政权、充当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代理人的国家里，在组织贫农委员会以前，也就是在一九一八年夏天甚至秋天以前，我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革命。”[7]这些话是列宁经常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形式所重复的。然而，拉狄克却干脆避开列宁的这个在争论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本思想。列宁说，无产阶级在十月是同农民一道取得政权的。就因为这一点，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说法正确吗？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这一点意味着，真正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也就是实际上摧毁了专制和农奴政制并夺取了封建主的土地的那种专政，不是在十月以前而只是在十月以后才完成的；这种专政，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以依靠农民战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完成的——然后，经过几个月，开始长入社会主义专政。这一点真是那么难以理解吗？今天在这一点上还可能有意见分歧吗？在拉狄克看来，“不断”论的罪恶在于把资产阶级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合起来了。然而，实际上，阶级的动力是这样彻底地“混合了”即合并了这两个阶段，以致我们的不幸的形而上学家落到连线索也不再能找到的地步。的确，在《总结与展望》中有许多缺陷和许多不正确的论点。但是，这本书毕竟不是写于一九二八年，而是远在十月以前——在一九〇五年十月以前。不断革命论中的缺陷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时我对这个理论所提出的基本论据中的缺陷问题，拉狄克甚至没有接触到；因为他追随他的老师们——不肖门徒们——攻击的不是这个理论的缺陷，而是这个理论的那些已为历史发展进程所证实了的有力方面；同时他是从列宁的论述（拉狄克并没有彻底研究过或者透彻地思考过）中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并用这些结论来攻击那些有力方面的。总的来说，整个不肖门徒派引用过去说过的话来骗人达到了十分特殊的水平，这种做法一点也没有切断真正的历史进程。但是，当“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对者不得不去分析十月革命的实际发展情况，不得不认真地和诚实地进行这种分析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些人还能断断续续地这样做），他们却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些符合他们所反对的那种理论的论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阿·雅柯夫列夫专门论述十月革命史的著作中找到最明显的证据。这位作者目前是统治派的一根支柱[8]，毫无疑问，他比其他斯大林主义者，特别是比斯大林本人要有学问些，他对旧俄的阶级关系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到农民暴动（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十月）的双重局限性。这种暴动本身发展到农民战争水平，并没有克服它的局限性，没有打破摧毁周围地主这项紧迫任务的范围；没有使自己转变为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没有超过农民运动所特有的原始暴乱的性质。“农民暴动就其本身来说——一种其目的只限于消灭周围地主的原始暴动——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是不能摧毁敌视农民而支持地主的国家政权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土地运动只有在相应的城市阶级的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取得胜利……正因为如此，所以土地革命的命运，归根到底不是决定于几十万个农村，而是决定于几百个城市。只有在全国中心地点给予资产阶级致命打击的工人阶级，才能使农民暴动取得胜利；只有工人阶级在城市中取得胜利，才能使农民运动突破亿万农民同成千上万的地主发生原始冲突的框框；最后，只有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才能为新型的农民组织（它使贫农和中农所联合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人阶级）奠定基础。农民暴动取得胜利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在城市中取得胜利的问题。“当工人在十月给予资产阶级政府决定性打击的时候，他们也就顺便解决了农民暴动取得胜利的问题。”他又说：“……问题的整个实质在于这一点，即由于历史所决定的条件，资产阶级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同地主结成了联盟。甚至最左的资产阶级派别，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只不过是安排一种有利于地主的交易。俄国革命的条件和一百多年以前法国革命的条件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就在于此……农民革命在一九一七年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完全正确！——列·托·）有两条道路展现在农民革命的面前。或者是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打击之下失败，或者是作为一种伴随并辅助无产阶级革命的运动取得胜利。俄国工人阶级由于接受了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使命，由于接受了领导土地民主革命的任务，因而才有可能实现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一七年的农民运动》，国家出版社一九二七年版，第X—XI、XI—XII页）在雅柯夫列夫的论据中，有些什么基本要素呢？农民没有能力担当独立的政治角色；由此而产生的城市阶级担任领导角色的不可避免性；俄国资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中难以担任领袖角色；由此而产生的无产阶级担任领导角色的不可避免性；无产阶级作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夺取政权；最后，建立依靠农民战争和开辟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些要素从根本上摧毁了关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或者“社会主义”性质这一问题的形而上学的提法。问题的要点在于这一事实，即构成资产阶级革命基础的土地问题，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是不能得到解决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舞台上出现，不是土地民主革命完成以后的事，而是完成这一革命的必要先决条件。一言以蔽之，在雅柯夫列夫的这一回顾过去的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在一九〇五年所表述的关于不断革命论的所有基本要素。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历史预断的问题；而雅柯夫列夫在第一次革命以后二十二年和十月革命以后十年，才根据全体青年研究工作者的初步研究对三次革命事件作出结论。那末以后呢？雅柯夫列夫就几乎完全重复我在一九〇五年所提出的论点。然而，雅柯夫列夫对不断革命论采取的究竟是什么态度呢？他所采取的态度适合于每个想保住职位和甚至想爬得更高的斯大林主义官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雅柯夫列夫怎样把他对十月革命动力的估价同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调和起来呢？非常简单，他根本没有考虑这种调和。正如沙皇时代的一些自由派官员一样，他们承认达尔文的理论，但同时也定期参加圣餐礼。雅柯夫列夫也是用参预形式主义地欺侮不断革命这一代价，买到了不时地表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权利。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十几个。还有一点要补充，雅柯夫列夫完成上面所引用的那部关于十月革命史的著作，并不是出自他自己的倡议，而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同时委托我编审雅柯夫列夫的著作。[9]当时，列宁还有恢复健康的希望，因此任何一个不肖门徒都没有想到就不断革命论掀起一场人为的争论。无论如何，作为前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被推荐的十月革命史的编者，我可以十分满意地指出，在所有引起争论的问题中，这位作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使用了我在那本遭到禁止、被认为异端的不断革命论著作（《总结与展望》）中所提出的那些论点。列宁本人对布尔什维克口号的历史命运所作的全面估价肯定地表明，两条路线即“不断”路线和列宁路线之间的差别只有次要的和附属的意义；而使二者联系起来的东西倒是最根本的。这两条被十月革命完全揉合在一起的路线的这种基础，不仅同斯大林的二——三月路线和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四——十月路线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仅同斯大林、布哈林和马尔丁诺夫的整个中国政策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同拉狄克的现行“中国”路线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八下半年之间根本改变了自己对准则的看法的拉狄克，企图加罪于我，说我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复杂性”，我可以这样回答：二十三年前我在《总结与展望》中所发展了的基本思想体系，我认为事态的发展已经证实了它是完全正确的；而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路线是一致的。特别是，我没有看到有一点理由把我一九二二年在我写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序言中论述不断革命的任何一点收回。这本书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出版了无数版次，印刷了无数次，当时全党都在阅读它和学习它。这本书只是到一九二四年秋天才使加米涅夫感到“不安”，拉狄克则到一九二八年秋天才第一次感到“不安”。这篇序言中说，“正是在一月九日到十月罢工期间，作者形成了后来被称为‘不断革命论’的那些意见。这个有些不寻常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即直接面临资产阶级任务的俄国革命绝不能停留在这些任务上。除非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否则革命是不可能解决它的迫切的资产阶级任务的……“这种估价已经被证实为完全正确，虽然经过了十二年的时间。俄国革命不能在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制以后就结束。它必须把政权转交给工人阶级。如果说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还太弱以致不能夺取政权，那末，它必须不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而在六月三日沙皇统治[10]的非法状态下成熟和壮大起来。”（列·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序言，第4—5页）我还想援引一段我就“民主专政”口号所进行的最尖锐的论战。一九〇九年，我在罗莎·卢森堡的波兰文机关报上写道：“孟什维克从‘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一概念出发，而归结为这样一种想法，即无产阶级的整个策略要适应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动，一直到夺取了国家政权为止；布尔什维克则从‘民主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这一同样赤裸裸的概念出发，而归结为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应当自我控制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以内这样一种想法。二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的确是十分重要的：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方面今天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点只有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才有可能变成巨大的危险。”有这一段话的那篇论文，收在我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俄文版中，我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对这段话作了这样的注释：“大家知道，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在列宁的领导下（虽然并不是没有内部斗争）在一九一七年春天，即夺取政权以前，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完成了意识形态上的重新武装。”这两段引证从一九二四年以来一直遭到猛烈的批评。现在，过了四年以后，拉狄克也参加到这种批评当中去了。然而，如果正直地思考一下上面所引证的话，那末就必须承认，这些引证包括一个重要的预断和一个同样重要的警告。事实仍然是，在二月革命的时候，所有的所谓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都采取了用民主专政赤裸裸地对抗社会主义专政的立场。列宁最亲近的学生们根据他的“代数学”公式作出了一种纯粹形而上学的解释，并且用来反对革命的实际发展。在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最高领导采取了一种反动的立场，如果不是碰巧列宁回国，他们是有可能在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而斗争的旗帜下扼杀十月革命的，就像他们后来扼杀中国革命那样。拉狄克很虔诚地把党的整个领导阶层的错误立场说成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莫洛托夫、李可夫、加里宁、诺金、米柳亭、克列斯廷斯基、伏龙芝、雅罗斯拉夫斯基、奥尔忠尼启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及十几个其他“老布尔什维克”的庸俗的民主立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承认布尔什维克老代数学公式包含着某种危险，难道不是更正确些吗？政治发展使这个公式有了一种敌视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这是含糊不清的革命公式所常有的现象。不言而喻，如果列宁当时住在俄国，看到党每天特别是战争期间的发展，那末，他一定会及时地给予必要的纠正和澄清。对革命幸运的是，列宁回国虽然晚了一点，但相当快地担负起必要的重新武装意识形态的工作。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和普通党员的革命压力（这是布尔什维主义以前进行的全部工作所准备的），使列宁有可能在反对最高领导的斗争中，不顾他们的反抗，而在充裕的时间内把党的政策转到新轨道上来。难道真的因而我们今天必须在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接受—九〇五年列宁的那个具有代数学形式的即含糊不清的公式，并且让中国和印度的斯大林和李可夫（即谭平山、罗易①等人）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内容来充实这个公^：，然后等待一个列宁及时地出现，进行四月四日的那种必要的纠正吗？但是，对中国和印度来说，这种纠正有保证吗？如果对这个公式进行已为俄国和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为有必要的那些具体纠正，不是更合适些吗？上面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简直应当理解为一种“错误”呢？现在，大家知道，人的一切想法和行动都分为两种范畴：一种是绝对正确的，即符合“总路线”的；一种是绝对错误的，即离开这条路线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今天是绝对正确的到明天被宣布为绝对错误的。但是在“总路线”出现以前，思想的实际发展也会判断出不断接近真理的方法。即使数学中的简单除法，在选择数字上也必须经过实验；开始选择的数字可能大些或者小些，然后在试验的过程中选中一个而否定掉所有其他数字。炮兵在对准目标的时候，那种逐步接近目标的方法被称为“夹叉”。在政治中，也绝对不能避免接近法。整个问题在于，及时地了解没有打中就是没有打中，并且毫不拖延地进行必要的纠正。列宁公式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这一事实：在新历史时期的条件之下，它彻底地弄明白了最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之一，即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集团——首先是农民——所达到的政治独立程度问题。布尔什维克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取得的经验，由于它的完整性，牢固地对“民主专政”关上了大门。列宁用自己的手在这属大门上写下了这样的字样：不准进入——不准出去。他用下面的话说明了这一点：农民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就是跟着工人走。然而，不肖门徒们却完全忽视布尔什维主义旧公式所得出的这个结论，并且同这个结论相反，他们尊崇一个临时的假设，把它写在纲领中。总的来说，不肖门徒的本质确实就在于此。[1]《十月的教训》，美国一九三七年版第37页。本书一九二五年英文版第35页的这段译文欠确切。——英译者注[2]Михаил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Родзянко，俄国十月党领袖之一，曾任第三、四届国家杜马主席。——中译者注[3]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Гучиков，俄国“十月十七日同盟”的建立者之一，曾任第一届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中译者注[4]劳合·乔治和克雷蒙梭是当时英国和法国的总理。——中译者注[5]《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280页和281页。[6]《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174页。[7]《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132页。[8]雅柯夫列夫最近已被任命为苏联农业人民委员。——列·托·[9]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央委员会组织局会议记录第二十一号摘录：“兹任命雅柯夫列夫同志……编纂一本关于十月革命史的教科书，由托洛茨基同志审定。”——列·托·[10]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俄历十六日），政变完成，从此正式开始了张牙舞爪的反革命时期。——英译者注<<托洛茨基：不断革命>>
第四章不断革命论在实践中是怎样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第四章不断革命论在实践中是怎样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拉狄克在批评我们的理论的时候还附加了“由此产生的策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对“托洛茨基主义”所进行的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还小心翼翼地限于理论方面……然而，对拉狄克来说，这是不够的。他正在进行一场斗争，反对在中国执行一条明确的（布尔什维克）策略路线。他设法用不断革命论来贬低这条路线，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表明，或者假装别人已经表明，过去的错误策略路线就是从这个理论产生出来的。拉狄克在这里是在直接地迷惑读者。他本人可能不熟悉革命的历史，因为他从来没有直接参加过革命。但是显然，他没有进行一点努力通过文件来考察问题。而这些文件的最重要的部分收集在我的《全集》第二卷中。任何可以阅读的人都可以核对这些文件。因此，让我告诉拉狄克，差不多在第一次革命的所有阶段中，我在对革命的力量及其一系列任务进行估价方面都是同列宁完全一致的，尽管整个一九〇五年我是秘密地居住在俄国，而一九〇六年是呆在监狱里。我在这里不得不使自己只限于提出最低限度的证据和文件。我有一篇论文是在一九〇五年二月写的，三月发表的，也就是在第一次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在历史上称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以前两三个月，我在这篇论文中写道：“人民和沙皇之间进行的只知道胜利而没有别的想法的激烈斗争；作为这个斗争的最高峰的全民起义；作为人民战胜衰老的敌人的革命高潮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的解除沙皇反动的武装和把人民武装起来；立宪会议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的召开——这些就是客观情况所表明的革命各个阶段。”（《全集》，第二卷，上册，第232页）为了认识在阐明根本问题方面我同布尔什维克是完全一致的，只要把这一段话同一九〇五年五月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对比一下就够了。这还不完全说明问题。我在彼得堡曾以同这篇论文一致的精神在克拉辛同意之下表述了临时政府提纲，这个提纲当时是秘密发表的。克拉辛在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上维护了这个提纲。下面是列宁说的一段话，这段话说明了他是多么赞同这个提纲：“整个说来，我同意季明同志的意见。我是一个写文章的人，自然要注意问题的文字上的提法。季明同志非常正确地指出了斗争目的的重要性，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不指望占领争夺据点就不能作战……”[1]克拉辛提出的内容广泛的修正（我希望读者去看看这篇东西），其主要部分已经体现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其实，这个修正是我写的，这一点可以用克拉辛写的一个便条来证明，这个便条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关于党的历史上的这整个插曲，加米涅夫和其他一些人是都很清楚的。农民问题，吸引农民接近工人苏维埃和同农民协会协同工作的问题，引起彼得堡苏维埃一天比一天多的注意。也许拉狄克知道苏维埃的领导权交给了我这一点吧？这里就是当时我在革命的策略任务方面所写的千百条意见之一：“无产阶级创建了城市范围的‘苏维埃’来领导城市群众的战斗行动，并把同军队和农民结成战斗联盟提到议事日程上。”（《开端报》，第四期，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新历十一月三十日〕）我承认，引用一些引语来证明我从来没有说过从专制主义“跳”到社会主义这种话，确是令人厌烦甚至成到困惑的事。但是实在没有办法。例如，一九〇六年二月，关于立宪会议的任务我写了下面一段话，我根本没有把立宪会议同苏维埃对立起来，像拉狄克追随着斯大林，为了用极左的扫帚清除昨天的机会主义政策，目前在中国问题上所仓促从事的那样。“解放了的人民将运用自己的权力召开立宪会议。立宪会议的任务将是巨大的。它将必须根据民主原则即根据人民绝对主权的原则来改造国家。它的职责将是组织民兵，实行广泛的土地改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累进所得税。”（《全集》，第二卷，下册，第349页）一九〇五年，在一份专门论述“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问题的鼓动性传单中，我这样写道：“在俄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这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不，我们的农村还太蒙昧和太落后。农民中的真正社会主义者还太少。我们必须首先推翻使人民群众处于黑暗中的专制制度。农村的穷人必须免除一切捐税；必须实行累进所得税和普遍义务教育；最后，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必须同城市无产阶级联合组成一支社会民主大军。只有这支军队才能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全集》，第二卷，上册，第228页）由此可见，早在拉狄克尾随着斯大林和台尔曼开始对我大谈这个问题以前，我就已经指出革命的民主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之间的某些区别。二十二年以前，我写道：“当社会主义报刊上表述不断革命的思想时——这种不断革命由于日益增长的社会冲突、更多的群众阶层参加起义、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特权的不断进攻，而把消灭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我们的‘进步’报刊齐声发出了怒吼。”（《我们的革命》，一九〇六年，第258页）首先，我愿意提请大家注意在这一段话中对不间断革命所下的定义：它通过若干日益尖锐的社会冲突把消灭中世纪思潮同社会主义革命连接在一起。跳跃在哪里呢？什么地方忽略了民主阶段呢？归根到底，难道这不正是一九一七年实际上所发生的情况吗？顺便说一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进步”报刊在一九〇五年对不间断革命发出的吼叫，一点也不能同当前那些在二十五年的短短耽搁以后才参预这件事的雇用文人所发出的很难说是进步的吼叫相比。当我在报刊上提出不断革命问题的时候，那个在列宁的机警的主编下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派主要机关报《新生活》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当然，这一点是不会不使人们感到兴趣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报纸《我们的生活》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竭力用列宁的“更加合理的”观点来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关于这篇论文，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出了这样的答复：“这种毫无根据的假定当然是荒谬绝伦的。托洛茨基同志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不用在第一阶段停顿就继续前进，把剥削者推在一边；另一方面，列宁指出，政治革命只是第一步。《我们的生活》的政论家是乐意在这里找出矛盾来的……整个误解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生活》对于社会革命这个名词感到恐惧；其次，由于这家报纸想在社会民主党人当中发现某种尖锐而很有分量的意见分歧；再次，是由于托洛茨基同志使用了‘给予一次打击’这样的字眼。在《开端报》第十期上，托洛茨基同志毫不含糊地这样解释了他的概念：“‘革命的彻底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托洛茨基同志写道。‘而这种胜利又意味着未来革命的不间断性。无产阶级要实现基本民主任务，而巩固其政治统治的直接斗争在某一时刻必然向无产阶级提出的却纯粹是社会主义问题。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最低和最高纲领之间，规定了一种革命的连续性。这并不是一次“打击”或者一天一个月的问题，而是一整个历史时期的问题。试图事先确定这种革命的持续时间是荒谬的。’”这一段引语在一定的程度上完全说明了这本小册子的主题。对于不肖门徒们后来的一切批评所进行的驳斥，有哪个能够比列宁的《新生活》那样赞同地引用我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进行的这种驳斥更加清楚、更加确切和更加不可辩驳呢？我的那篇论文说明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实现民主任务的过程中，由于其地位的关系，在一定的阶段就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纯粹社会主义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产生的那种最低和最高纲领之间的连续性正在于此。这并不是一次打击，也不是一次跳跃——我对当时小资产阶级阵营中批评我的人这样解释——而是一整个历史时期。而列宁的《新生活》是完全赞同这种前景的。更加重要的——我希望——是这一事实，它已经为事态的实际发展所证实，它的正确性在一九一七年已经决定性地得到了肯定。除了《我们的生活》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以外，主要是孟什维克在一九〇五年、特别是一九〇六年革命开始走向失败以后谈论从民主主义“跳跃”到社会主义的幻想。在孟什维克当中，特别是马尔丁诺夫和已故的约尔丹斯基在这方面最为突出。应当在这里顺便说一句，这两个人后来都变成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我在一九〇六年写的一篇专论中，向那些设法把“跳到社会主义”的帽子扣到我头上的孟什维克作家们详尽地通俗地说明了，这种争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愚蠢的。今天我可以几乎毫不删节地把这篇文章重印出来，以反驳不肖门徒们的批评。但是，也许这样说就够了：这篇文章的结论已经概括在下面的一句话当中：“我完全了解——让我向批评我的人（约尔丹斯基）提出保证——在报纸上一篇论文中跳过政治障碍同在实践中越过这种障碍远不是一回事。”（《全集》，第二卷，上册，第454页）也许这就够了吧？如果不够的话，我还可以继续援引一些引语，以使像拉狄克这样的批评家们不能够说，他们“手头”没有那种他们可以非常勇敢地作出判决的材料。一九〇六年我在狱中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们的策略》，这本小册子随即由列宁出版。其中提出了这样一段具有特点的结论：“无产阶级将能够依靠农村的起义来使自己得到支持，将能够在城市（政治生活的中心）使它已经能够着手的事业取得胜利的结果。无产阶级依靠农民的基本力量并领导他们，就不仅会给予反动势力以最后的胜利的打击，而且还会了解如何保障革命的胜利。”（《全集》，第二卷，上册，第448页）难道这像是忽视农民吗？顺便提一下，就在这本小册子里，还发展了这样一种概念：“我们的策略所指望的是革命的不可抗拒的发展，它当然绝不忽视革命运动的不可避免的或者可能的或者甚至仅仅是或然的局面和阶段。“（《全集》，第二卷，上册，第435页）难道这看起来像是幻想的跳跃吗？在我写的《第一个苏维埃的教训》这篇论文（一九〇六年）中，我这样描述了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或者，正如事实所表明的：新的革命）的前景：“历史是不会重演的——-新苏维埃也不会再一次经历那五十天的事件（一九〇五年十月到十二月）；但它完全能够从这个时期得出它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是非常清楚的。同军队、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最低平民阶层进行革命的合作。废除专制制度。摧毁它的物质组织：部分通过改组，部分通过立即解散军队；摧毁官僚警察机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武装居民，首先是武装无产阶级。苏维埃转变为革命的城市自治机关。建立农民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作为地方的土地革命机关。组织立宪会议的选举，在明确的行动纲领的基础上为人民代表进行竞选斗争。”（《全集》，第二卷，下册，第206页）难道这看起来像跳过土地革命或者低估整个农民问题吗？难道这看起来好像我看不见革命的民主任务吗？不，不像。那末，拉狄克画的政治画究竟像什么呢？什么也不像。拉狄克超然地但很暧昧地在我一九〇五年时的立场（这个立场被他歪曲了）和孟什维克的立场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他没有想一想，他自己正是在重复孟什维克的四分之三的批评；拉狄克狡猾地解释说，说实在的，即使托洛茨基运用的方法与孟什维克一样，他的目的也是不同的。由于这个主观的公式，拉狄克完全损害了他自己接近问题的能力。即使拉萨尔也知道，目的是依靠手段的，并且归根到底是为手段所决定的。他甚至还写了一个关于这个主题的戏剧（《弗朗茨·冯·西金根》〉。但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我的手段同孟什维克的手段一样了的呢？那就是对待农民的态度。为了证明这一点，拉狄克从上面引用过的列宁一九一六年的论文中引用了三行论战的文字，但是得顺便说明，列宁在这里虽然指名说的是托洛茨基，实际上却是同布哈林和拉狄克本人论战。除了列宁的这段引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段引语已为列宁那篇论文的整个内容所否定），拉狄克还引用了托洛茨基本人的话。我在一九一六年写的一篇论文中揭露了孟什维克概念的空虚以后问道：如果不是由自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话，那末是由谁来领导呢？说来说去，你们孟什维克根本就不相信农民的独立政治作用。就这佯，拉狄克当场抓住了我：托洛茨基“同意”孟什维克对于农民的作用的看法。孟什维克认为，由于同农民结成联盟是没有把握的和不可靠的而“拒绝”自由资产阶级，那是不能容许的。这就是孟什维克的“方法”；而我的方法是撇开自由资产阶级，为革命农民的领导地位而斗争。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我同列宁没有分歧。在我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我对他们说：“你们根本就不想使农民担任一个领导角色，”这句话并不是像拉狄克所设法偷偷贩卖的那样：同意孟什维克的方法，而只是清楚地提出了另外一种选择：或者是自由财政寡头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我在一九一六年提出来反对孟什维克的这个完全正确的论据，现在拉狄克背信弃义地试图用来也反对我，其实，九年以前在一九〇七年伦敦党代表大会上，我就已经运用过这个论据，当时我所维护的是布尔什维克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提纲。我在这里引用的是我在伦敦代表大会上那篇演说的主要部分。在革命的头几年中，我那篇演说常常收入各种文集以及教科书，作为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所表明的对待阶级和政党的态度。这里就是我在这篇演说中说过的话，这些话简单明了地说明了不断革命论。“对孟什维克同志们来说，他们自己的观点是极其复杂的。我曾经一再听到他们的责难，说我对俄国革命方针的概念太简单了。然而，孟什维克的观点尽管极其变化无常（这是复杂的形式之一），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变化无常，却成为连米留可夫先生也明白的非常简单的东西。“在最近出版的《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是怎样进行的？》一书的后记中，立宪民主党的思想领袖写道：‘至于狭义的左派集团，即社会主义革命集团，同他们达成协议将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甚至这里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明确的积极原因，那末，至少也有一些很有分量的消极原因，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促使我们彼此之间达成协议。他们的目的是批评和不信任我们；仅仅由于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挺身而出并且采取行动。我们知道，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目前正在进行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要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完成的革命。找一种东西来代替这种民主……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还没有准备好的行动，如果国家把他们这样大量地送进杜马，那肯定不是为了现在实现社会主义，或者为了用自己的手实现准备性的“资产阶级”改革……对他们来说，把议会政治家的角色交给我们来担任，远比他们由于担任这种角色而有失体面要好得多。’“我们可以看到，米留可夫直截了当地把我们引到问题的核心。上面的引语把孟什维克对革命以及对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所采取的态度的所有最重要的因素都表现出来了。“‘正在进行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完成’——这是第二点。社会主义民主派不能用自己的手来实现资产阶级改革，它的作用依然是纯粹反对派的作用：‘批评和不信任’。这是第三点。最后，即第四点，为了使社会主义者能够保持反对派的地位，‘我们（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必须挺身而出并且采取行动’。“但是，如果‘我们’不挺身而出，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没有能够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前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必须捏造了。这正是孟什维主义所得出的结论。它所制造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特点和历史，都是从它自己的想象中产生出来的。“作为唯物论者，我们必须首先提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问题：它可以依靠的是什么阶层或者什么阶级？“作为一种革命力量来说，大资产阶级是不能依靠的——我们都同意这一点。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是一次民族革命）时期，里昂的某些工业家所起的就是反革命作用。但是我们听说，中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那末，这个小资产阶级代表的是什么人呢？“雅各宾党人依靠的是城市民主派，这个民主派是从手工业行会中生长起来的。小店主、工匠以及同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居民，构成革命的无套裤汉队伍——主要的政党山岳党的支柱。正是这个经历了手工业行会的漫长的历史性锻炼的大批城市居民群众，把革命的整个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革命的客观结果是为资本主义剥削创造‘正常的’条件。然而，历史进程的社会结构却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即‘群氓’、街头的民主派、无套裤汉为资产阶级统治创造了条件。他们的恐怖专政为资产阶级社会清除了旧的渣滓，然后，资产阶级在推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以后掌握了政权。“现在让我提出一个问题——哦，这可不是第一次了！——如果无产阶级仍旧站在反对派的地位上，那末，在我们国家内，由哪个社会阶级产生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使它掌握政权并使它能够实现巨大的任务呢？这就是中心问题，我再一次把这个问题向孟什维克提出来。“的确，在我们的国家里，有广大的革命农民群众。但是，孟什维克的同志们正同我一样地知道，不管农民有可能多么革命，他们是不能担任独立的政治角色的，更不用说担任领导的政治角色了。毫无疑问，农民是可以被证明为一支为革命服务的巨大力量的；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屑于这样看，即一个农民政党能够使自己居于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地位，同时依靠自己的主动性能够把民族的生产力从折磨着他们的古老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主宰者，因此，只有城市能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担任主宰者的角色。[2]“那末，在我们的国家里，能够领导民族的城市民主派在哪里呢？马尔丁诺夫同志曾经手里拿着放大镜一再地寻找它。他所发现的是萨拉托夫的教师们、彼得堡的律师们以及莫斯科的统计学家们。同他的所有志同道合的人一样，他拒不正视的唯——点是，产业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所夺取的地盘就同十八世纪末半无产阶级手工业民主派无套裤党人所夺取的地盘一样。同志们，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个根本事实。“我们的大型工业并不是从手工业逐步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城市经济史上根本没有出现过任何基尔特时期。在我国，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欧洲资本的直接的和随之而产生的压力之下兴起的。它所占有的一片土地，基本上是未开垦的、处于原始状态的，它没有遇到手工业文化体系的一点抵抗。外国资本是通过国家借债的途径和私人主动性的孔道而流入我国的。它把产业无产阶级大军聚集在自己的周围，而阻碍了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由于这种进程，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刻，我们中间就出现了一个具有极高度发展的社会型式的产业无产阶级，作为城市的主要力量。这是事实。这是无可辩驳的，同时必须作为我们的革命的策略性结论的基础。“如果孟什维克同志们相信革命会取得胜利，或者即使他们只承认有取得这种胜利的可能性，那末，他们就不能反驳这一事实，即在我国，除了无产阶级以外，再没有别的阶级可以成为革命政权的历史要求者。正如小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在法国大革命中使自己处于领导革命民族的地位一样，无产阶级（我们城市中的唯一革命民主派）必须在农民群众中得到支持，必须使自己掌握政权——如果革命毕竟有任何胜利前景的话。“一个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并通过无产阶级而依靠革命农民的政府，还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专政。我在这里不准备论述呈现在无产阶级政府面前的进一步前景。也许无产阶级注定要失败，就像雅各宾民主派一样，为资产阶级统治扫清道路。我要确立的只有一点：如果革命运动在我国，像普列汉诺夫所预言的那样，作为工人运动而取得胜利，那末，革命的胜利只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有可能——否则，这种革命就根本不能取得胜利。“我坚持这个结论，而且以最断然的态度坚持。如果假定，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之间的社会对抗性将妨碍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同时无产阶级本身也没有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那末，人们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革命根本得不到胜利。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自然结果必然是自由资产阶级同旧当局达成协议。这是一种变种，这种变种的可能性是绝对不能否认的。但是显然，这种变种就摆在革命失败的道路上，并且为其内部的弱点所决定。从本质上说，孟什维克的全部分析——首先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及其与农民可能建立的关系所作的估价——无情地把他们引导到革命悲观主义的道路上。“但是，他们坚决地离开这条道路，而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基础上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从这一点产生了他们对待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对他们来说，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象征，而资产阶级民主派是革命政权的天然要求者……“那末，你们根据什么认为立宪民主党人还会起来并且会屹立不动呢？是根据政治发展的事实吗？不，而是根据你们自己的方案。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你们需要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你们迫不及待地寻找它，而找到的只不过是立宪民主党人。你们向他们表现出令人惊讶的乐观主义，你们把他们打扮起来，你们要迫使他们扮演一种他们不愿扮演、不能扮演也不会扮演的创造性角色。对于我的基本问题——我一再提出这个问题——我没有听到回答。你们对革命没有作出预断。你们的政策缺乏任何广大的前途。“同这一点有关的是，你们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是用代表大会应当牢记的一句话来表述的，这句话就是‘按照情况可能提出的要求’。无产阶级的职责并不是进行争取影响人民群众的有步骤的斗争，也不是只根据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来决定它的策略步骤，即把所有的劳苦者和被蹂躏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成为他们的先驱和领袖。”（《第五次党代表大会的记录和决议》，第180—185页）这篇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我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的全部论文、演说说和行动的演说，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完全赞同，更不用说罗莎·卢森堡和梯什科了（在这篇浪说的基础上，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种关系导致我在波兰文报纸上同他们合作）。列宁不原谅我对孟什维克的妥协态度——-而他是正确的——他本人对我这篇演说表现了一种审慎着重的保留态度。下面就是他说过的话：“我只想指出，托洛茨基在《保卫党》这本小册子中公开表示他同意考茨基的看法，即在俄国当前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在经济上是一致的。托洛茨基承认成立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是可以允许的，是适宜的。在我看来，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托洛茨基是接近我们的观点的。撇开‘不间断革命’问题，这里在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基本点上是一致的。”[3]列宁在演说中并没有对不断革命论作出总的估价，因为我在演说中也没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进一步前景进行阐述。他显然没有读过我论述这个问题的基本著作，否则他就不会在谈到我“日益接近”布尔什维克的概念时当成一件新鲜的事情，因为我在伦敦发表的这篇演说只不过是扼要地重述我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发表的著作中说过的话。列宁表现的态度很有保留，因为当时我是站在布尔什维克派外面的。尽管如此，或者更正确地说，正因为如此，他说的话是不可能解释错误的。关于对待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列宁确认“我们之间在这个问题的基本要点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不能运用到我的目的方面（就像拉狄克颠倒黑白地所说的那样），而恰恰可以运用到方法方面。至于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列宁在这里作了“撇开‘不间断革命’问题”的保留。这种保留是什么意思呢？显然，列宁绝没有把不断革命同忽视农民或者跳过土地革命混为一谈，就像无知的和无耻的不肖门徒们所惯常做的那样。列宁的思想是这样的：我们的革命将走多么远，无产阶级在俄国是不是比在欧洲能够更早地取得政权，以及这一点为社会主义展现了什么样的前景——这个问题我没有接触到；然而，在无产阶级对待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这一基本问题上，“我们之间在这里是一致的。”我们从上面已经看到，在不断革命论差不多刚刚诞生的时候，即远在一九〇五年，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就作出了什么样的回答。让我们再回忆一下，列宁《全集》的编辑们在一九一七年以后是怎样表明他们对这个理论的意见的。在第十四卷下册第四八一页的注释[4]中说：“甚至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他（托洛茨基）就提出了新奇的而现在特别值得注意的不断革命论，在这个理论中，他断言，一九〇五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将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构成一系列民族革命的第一个革命。”我认为，这绝不是承认我对不断革命问题所写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承认了拉狄克对这个问题所写的东西是不正确的。“资产阶级革命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正是长入理论，而不是跳过理论；从这种理论所产生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而不是冒险主义的策略。那末，“目前特别值得注意的不断革命论”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几个字意味着，十月革命以一种新的光辉照亮了这个理论的那些对许多人来说还含糊不清或者干脆看来“未必然”的方面。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下册出版的时候，列宁还活着。几万几十万党员都读到了这个注释。直到一九二四年以前，没有人说它是虚假的。只是到了一九二八年，拉狄克才想起来这样说。但是，既然拉狄克谈论的不仅是理论，而且还有策略，那末，我实际参加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性质，就依然是反对他的最重要的论据。一九〇五年我在彼得堡苏维埃所做的工作，同我对革命性质的看法（这些看法都是不肖门徒们现在不间断地予以攻击的）所作的决定性努力是一致的。这些所谓错误的看法怎么可能一点也没有反映在我在每个人眼前所进行的和天天在报刊上记录下来的政治活动中呢？如果假定这种错误的理论反映在我的政治见解中，那末，为什么现在当了官的那些人当时保持沉默呢？更加重要的是，为什么列宁当时在革命的最高潮时期以及革命失败以后都那样坚决地维护彼得堡苏维埃的路线呢？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一九一七年革命，只不过是形式也许更加尖锐罢了。我在纽约写了若干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我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对二月革命作了估价。所有这些论文现在都重新印出来了。我在策略上的结论同列宁当时在日内瓦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同加米涅夫、斯大林以及其他不肖门徒们得出的结论是有同样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我到彼得格勒以后，没有人问我是不是放弃了不断革命论的“错误”。甚至没有一个人问。斯大林窘困不安地从这个角落蹑手蹑脚地走到另一个角落，他只怀着一个愿望，希望党尽可能迅速地忘掉他在列宁回国以前所鼓吹的政策。当时雅罗斯拉夫斯基还不是监察委员会的鼓舞者[5]；他同孟什维克一道，同奥尔忠尼启则等人一道在雅库茨克出版一种浅薄的半自由派报纸。加米涅夫谴责列宁是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他遇到我的时候宣称：“现在轮到你笑我们了。”在十月革命的前夕，我在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上写文章论述了不断革命的前景。任何人都从来没有想到出来反对我。我同列宁的一致是彻底的和无条件的。那末，批评我的人（其中包括拉狄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我自己完全不了解我所鼓吹的理论，难道在最严酷的历史时期我的行动直接违背这个理论并且这样违背才十分正确吗？如果说批评我的人就像不了解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也不了解不断革命，不是更简单些吗？因为假定这些落后的批评家不仅完全能够分析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且也完全能够分析别人的思想，那末，他们这些人毫无例外地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采取这样一种可悲的立场，并且在中国革命中永远蒙受耻辱，这又该怎么解释呢？但是，话说回来，也许读者会忽然想起来：你的最重要的策略性口号“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又是怎么回事呢？在某些集团中，这种论辩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托洛茨基的可恶的口号“不要沙皇！”贯穿在所有批评不断革命的人写的所有著作中；有些批评家把这一点当作最后的、最重要的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论辩；有些批评家则把它当作厌倦思想的现成避难所。这种批评在无知和背信弃义的“大师”[6]方面自然达到了最深奥的地步，他在那本无可比拟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说：“我们不来多讲（绝对不是！——列·托·）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〇五年的立场，当时他‘简直’忘掉了农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即不要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第174—175页）[7]尽管面对着这种毁灭性的批评，我的立场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这种批评不愿“详述”这一点），我还是愿意提到一些似乎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这种情况是有一些的。请大家看下去。即使我在一九〇五年写的论文当中有一篇提出一个孤立的、暧昧的或者不适当的、可能引起误会的口号，今天，在二十三年以后，这个口号也不应当就其本身来加以理解，而应当同我论述这个问题的其他著作联系起来看，同时，最重要的是，同我参加事态发展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看。不容许只是告诉读者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连批评家也不知道的）著作的题目，然后给这个题目加上同我所写的和所做的完全相反的意思。但是，补充这样一点也许不是多余的——哦，我的批评家们！——即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写过或者说过或者提出过“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样一个口号。在我的法官们提出的主要论据的基础上，除了所有其他的东西以外，还有一个可耻的事实上的错误。这个事实是，一个题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声明是帕尔乌斯一九〇五年夏天在国外写的和发表的。当时我已经在彼得堡秘密地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在思想上或者是在行动上，我都同这个传单没有一点关系。我是过了很久才从论战文章中知道这个声明的。我从来没有际遇或者机会来表明我自己对这个口号的意见。至于声明，我（以及所有批评我的人）既没有看见过，更没有阅读过。这就是这件怪事的事实。我很抱歉，我必须使所有的台尔曼之流和塞玛尔之流抛弃这个不费力气的和显而易见的论据。但是，事实比我的慈悲感情要有力得多。这还没完。事有凑巧，就在帕尔乌斯在国外发表那个我不知道的传单“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时候，我也写了一篇声明在彼得堡秘密地散发，这篇声明的题目是：既不要沙皇，也不要земец[8]，而要人民！这个题目在传单中作为一个包括工人和农民的口号而不断地重述着，它本来是打算用一种通俗的形式来反驳后来关于跳过革命的民主阶段的争论的。这项呼吁已经收入我的《全集》（第二卷，上册，第256页）。我还有些声明是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公布的，这些声明都是对斯大林巧妙地说成是我“干脆忘记了”的农民发表的。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没完。就在不久以前，尊贵的拉斐斯（他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家和领袖）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机关报上论述了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那一年提出的这个可恶的口号。不是在一九〇五年，而是在一九一七年！对于孟什维克分子拉斐斯来说，无论如何，是可以原谅一些的——几乎到一九二〇年以前，他还是彼特留拉[9]内阁的“大臣”，被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搞得心神不定的他，怎么可能注意十月革命的阵营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呢！那末，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编辑部又怎样呢？这是一件怪事。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是一群白痴……“但这怎么可能呢？”一个读过近几年来的无聊书刊的正直读者会喊叫道，“成千上万的书籍和文章难道不是教导我们……？”“是的，朋友们，教导过；正因为如此，所以你们必须从头学起。这就是反动时期的总开销。这是毫无办法的事。历史并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发展的。它已经暂时走进斯大林的死胡同。”[1]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工表大会上《关于修改临时革命政府议案的发言》，列宁实际上使用的是克拉辛在党内的名字：季明。（《列宁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69页。——中译者注）[2]不断革命论的落后的批评家们是不是同意这一点呢？他们是不是准备把这个基本命题扩大到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去呢？是这样呢，还是并非如此？——列·托·[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报告的结束语》，《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456页。黑体是托洛茨基标的。——中译者注[4]这里指在列宁生前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二版的注。另见本书第229页。——中译者注[5]雅罗斯拉夫斯基从一九二三年起担任联共（布）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书记，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这里指的当系这两项职务。——中译者注[6]指斯大林。——中译者注[7]《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316页。[8]即地方自治机构自治局的成员，这种机构是在沙皇统治末期建立的，只拥有有限的权力，自由派贵族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英译者注[9]С．В．Петлюра，1877—1926，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曾在乌克兰建立反动的统治。——中译者注<<托洛茨基：不断革命>>
第三章“民主专政”的三个要素：阶级、任务和政治结构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 第三章“民主专政”的三个要素：阶级、任务和政治结构 “不断”观点和列宁主义观点之间的分歧本身，在政治上表现为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同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口号的对立。争论并不在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是否可以跳过和工农联盟是否必要——而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合作的政治结构。 拉狄克的论点太狂妄了，更不用说是轻率的了。他说，只有“没有想透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复杂方法”的人才有可能提出民主专政的政党—政治表现的问题，而列宁据说把整个问题降低为两个阶级在客观历史任务中合作的问题。不，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中撇开革命的主观因素：政党及其纲领——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政治和组织形式——那末，所有的意见分歧都会消失，不仅是列宁和我之间的标志着同一革命派的两种意见的分歧，而且更糟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之间的意见分歧，最后，还有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甚至一七八九年革命之间的分歧，如果无产阶级能够谈得上同后者有关系的话。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以城市和乡村被压迫群众的合作为基础。正是这一点使革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具有一种民族性质，即全民性质。 我们在政治上以及理论上所争论的，并不是工人和农民的合作本身，而是这种合作的纲领以及合作后党的形式和政治方法。在过去的革命中，工人和农民是在自由资产阶级或者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下“合作”的。共产国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重复过去革命的经验，竭尽全力使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服从民族自由派蒋介石的政治领导，后来则是服从“民主派”汪精卫的政治领导。列宁提出了同自由资产阶级不可调和地对立的工农联盟问题。这种联盟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就其方法来说，这是城乡被压迫阶级进行合作的一种新的实验。因此，合作的政治形式问题重新提出来。而拉狄克简直忽略了这一点。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他不仅使我们从不断革命的公式向后转，而且使我们从列宁的“民主专政”向后转——而回到一种空虚的历史抽象概念当中。 的确，列宁若干年来是拒绝事先断定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政党—政治和国家组织采取什么形式这样一个问题的，他首先提出用这两个阶级的合作来反对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合。列宁说：在某一历史阶段，从整个客观形势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以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农民能够建立一个独立政党并且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吗？这个政党在专政政府中是占多数呢，还是占少数呢？无产阶级的代表在革命政府中所占的具体比重有多大呢？这些问题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必然的答案。“经验将会表明！”只要民主专政的公式没有完全明确工农联盟的政治结构问题，那末，它在一定的程度上——绝不是转变成拉狄克的那种贫乏的抽象概念——依然是一个代数公式，它容许将来作出极其不同的政治解释。 此外，列宁本人绝没有这样的意思，即问题会为专政的阶级基础及其客观历史目的完全解决。主观因素——目的、有意识的方法、党——的意义，列宁知道得很清楚，并且把这一点教导了我们所有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在对他的口号所作的注释中，对于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工农联盟可能采取的政治形式问题，并没有拒绝作出大体上的和假定的预断。然而，列宁在不同的时期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远远不是一样的。列宁的思想绝不能教条地而必须历史地去理解。列宁并没有从西奈山[1]带来完善的戒律，而是找出一些适合现实的思想和口号，使这些思想和口号具体并且准确，同时在不同的时期给予它们不同的内容。但是，问题的这个方面（它后来具有了决定的性质，并且在一九一七年初把布尔什维克党带到了分裂的边缘）拉狄克根本没有研究过。他干脆不理睬这个方面。 然而，事实上，列宁在说明两个阶级联盟可能拥有的政党—政治表现和政府形式时并不总是一样的，以免党为这些假定的说明所束缚。这样谨慎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这个代数公式包含着一个在重要性上很大而在政治上却极不明确的数量：农民。 我只想引用列宁说明民主专政的几个例子，因为全面说明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演变需要单独写一本书。 一九〇五年三月，列宁发展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将成为专政的基础这一思想，他写道： “我们所希望的和可能的这种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的成分，自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的成分上，使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色的代表必然要参加这个政府，或者甚至在这个政府中占优势。”（黑体是我标的。——列·托·）[2] 在这几句话中，列宁不仅说明了专政的阶级基础，而且扼要地说明了专政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可能占优势的情况下的具体政府形式。 一九〇七年列宁写道： “先生们，你们说的‘农民土地革命’，要想获得胜利，就应该成为全国范围的中央政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革命。”[3] 这个公式甚至走得还要远些。它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即革命政权必须直接地集中在农民手中。这个公式用事态发展过程本身对它所作的更为深远的解释来说，还包括使无产阶级作为农民革命的“代理人”而取得政权的十月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公式可能作出的最充分的解释。我们可以这样假定，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个公式的强有力的方面就在于这种代数的性质，但是它的危险性也正在于此，这一点在二月以后在我们中间很生动地显露出来，而在中国则导致灾难。 一九〇五年七月，列宁写道： “没有人说党夺取政权——我们说的只是参加革命，尽可能以领导的地位参加革命……”（第六卷，第278页）[4]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列宁认为，关于由党夺取政权的问题，可以同意考茨基的意见，他说： “考茨基不仅认为‘在革命进程中社会民主党取得胜利’‘是非常可能的’，而且他还表示社会民主党人有责任‘使自己的支持者具有胜利信心，如果在斗争以前就抛弃胜利的信念，斗争是不可能成功的’。”[5] 列宁自己所作的这两种解释之间的距离，并不小于列宁同我的公式之间的距离。我们在后面甚至还要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这里，我们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列宁的这些矛盾意味着什么呢？这些矛盾所反映的是革命政治公式中同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农民。激进的思想家有时把农民当作俄国历史的斯芬克司[6]，并不是毫无理由的。关于革命专政性质的问题——不管拉狄克愿意不愿意——是同敌视自由资产阶级而又不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农民政党是否有可能的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后一问题的决定性意义是不难掌握的。如果农民能够在民主革命时期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那末，民主专政就可以在最真实最直接的意义上实现，而无产阶级少数参加革命政府的问题就会具有一种的确重要然而却是从属性的意义。农民由于其中间地位和社会成分的复杂性，既不可能有一个独立的政策，也不可能有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在革命时期不得不在资产阶级政策和无产阶级政策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我们从这一事实出发，那末，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只有这样估价农民的政治性质，才有可能直接从民主革命当中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在这一点上，自然并没有“否认”、“忽视”或者“低估”农民。如果土地问题对整个社会生活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农民革命不是具有巨大的深度和广度，那末，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甚至根本无从谈起。但是，土地革命为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这一事实，是由于农民没有能力用自己的力量和在自己的领导下解决自己的历史性问题才产生的。在资产阶级国家甚至落后国家的目前条件下，只要它们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时期并且被铁路和电报联结成一个整体——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俄国，也适用于中国和印度——农民充当一个领导的政治角色或者甚至只是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的能力，就比在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还要小些。我坚持不渝地强调这种想法（这种想法是不断革命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一事实，也成了谴责我低估农民的一种十分不充分的和实质上根本没有根据的借口。 列宁对农民政党问题的看法是怎样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广泛地回顾列宁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时期对俄国革命的看法的演变。我在这里将只限于提出两段引语： 一九〇七年，列宁写道： “也许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团结还有客观困难，使这样的政党不能成立，并使农民的民主派在长期中依然象现在那样只是一种脆弱的、不定形的、软弱的劳动派[7]群众。”[8] 一九〇九年，列宁对于同一个题目提出了不同的说法： “……毫无疑问……革命……达到高度发展，实现了革命专政的时候，就一定会使更定形的和更强大的革命农民政党产生。谁不是这样地看问题，他就是认为在一个成年人的身上，某些重要器官的大小、形态和发育程度仍然会象儿童时期的一样。”[9] 这种假定得到证实了吗？没有，没有得到证实。而正是这一点，促使列宁在历史完全证实的时刻到来以前对革命政府问题作出一种代数学的回答。自然，列宁从来没有把他的假设公式置于现实之上。为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而斗争是他的生活中的主要内容。然而，可悲的不肖门徒们追逐农民党的结果却是，使中国工人从属于国民党，在印度以“工农党”的名义绞杀了共产主义，危险地假造农民国际，伪装反帝联盟，等等。 目前盛行的官方思想并没有努力详述上面引证的列宁的矛盾，这些矛盾部分是外形上的和表面上的，部分却是真实的，但它们总都是从问题本身产生出来的。现在，我们当中涌现了一批特殊类型的“红色”教授，他们同过去的反动教授不同之处，往往不在于脊骨更硬些，而只不过是更加无知，他们用学者的态度修剪和清洗了列宁的一切矛盾，即修剪和清洗了列宁思想的动力；标准的引语用不同的线串起来，然后按照“当前”的需要使这一“串”或那一“串”引语流通。 一刹那也不能忘记，在政治上还是“处女”的国家里，在巨大的历史间隙以后，在欧洲和全世界经过漫长的反动时期以后，革命的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同时仅仅由于这个原因而使革命的问题有了许多未知数。列宁通过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表达了俄国社会条件的特殊性。他对这个公式作过不同的解释，但是在彻底调查清楚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以前，他并没有放弃这个公式。那末，这种特殊性究竟何在呢？ 土地问题和一般农民问题——作为所有其他问题的基础或者基础的基础——的巨大作用，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对农民及其民粹派意识形态、“反帝”传统和革命锻炼表示同情的人的巨大数量——所有这些整个来说意味着，如果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农民政党毕竟在什么地方有可能建立的话，那末，正是并且首先是在俄国有这种可能。 事实上，在努力建立一个有别于自由派政党或无产阶级政党的农民党或者工农党的过程中，各种可能的政治形式在俄国都尝试过了，非法的、议会的以及二者结合起来的，如土地与自由社、民意党、重分黑土党、合法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劳动派”、“左翼社会革命党”，等等，等等。有半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好像在进行一次巨大的实验，来建立一个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拥有独立地位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农民党。大家知道，社会革命党的实验达到了最大的规模，它在一九一七年的一个时期实际上成为绝大多数农民的政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这个政党利用它的地位只是把农民完全叛卖给了自由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同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同他们一道进行了反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 这个真正典型的实验表明，在议程上是一些次要问题的平静的历史时期，以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还能够保持一种执行独立政策的姿态，但是在社会革命危机把所有制的根本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小资产阶级“农民”党就会自动地变成资产阶级手中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一种工具。 如果分析过去我同列宁的意见分歧，不是不管哪年哪月哪日的话一律引用，而是考虑到正确的历史前景，那末，十分清楚，争论——至少在我这方面——并不在于是否需要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来解决民主任务，而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合作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政党—政治和国家形式，以及它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来使革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然，我说的是我在这次争论中的立场，而不是当时布哈林和拉狄克的立场，他们的立场必须由他们自己来回答。 “不断革命”的公式究竟同列宁的公式多么接近，可以用下面的对比作一生动的说明。一九〇五年夏天，也就是十月总罢工以前和莫斯科十二月暴动以前，我在为拉萨尔的一篇演说写的序言中写道：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正像资产阶级在它的时代一样，也是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实现它的使命的。无产阶级领导农村，引导它参加运动，并使它对实现自己的计划成到兴趣。然而，无产阶级必须是领袖。这不是‘农民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10]（列·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281页） 现在可以把我在一九〇五年写的而后来在一九〇九年我在波兰文报纸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又引用过的这些话和下面列宁的话比较一下。列宁的这一番话也是在一九〇九年写的，正好是在党代表会议在罗莎·卢森堡的压力之下采纳了“依靠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公式以代替旧的布尔什维克公式以后。孟什维克说列宁的立场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列宁对他们的答复是： “……布尔什维克在这里给自己选择的公式是说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11] “……所有这些说法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难道这种意思不正是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吗？无产阶级依靠农民这个‘公式’不是也完全包括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范围以内吗？”（黑体是我标的。——列·托·）[12] 由此可见，列宁在这里对“代数”公式所作的说明，排除了一个独立的农民政党的概念，甚至还排除了农民在革命政府中起统治作用的概念：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无产阶级依靠农民，因此革命政权是集中在无产阶级政党手中。但这正是不断革命论的核心。 今天，也就是说，在经历了历史考验以后，关于过去在专政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最多只能这样说： 列宁总是从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出发，竭力强调和突出工农进行革命民主合作的必要性——他向我们所有的人教导了这一点——而我，也是坚决地从这种合作出发，不过我竭力强调的是，不仅在集团中而且在被要求来领导这个集团的政府中都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领导。在这件事情上，不可能还有别的分歧。 接着上面所说的，让我们再引用两段话：一段是《总结与展望》中的，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曾用来证明我的观点同列宁的观点之间的对立；另外一段是列宁写的一篇同我论战的文章中的，这段话被拉狄克也用来实现同样的目的。 这里是第一段话： “无产阶级参加政府在客观上是极可能的，原则上也是可以容许的，只是这种参加要具有统治的和领导的性质。当然，人们可以把这样一个政府说成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专政，甚至说成是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但是问题仍然在于：谁在政府中掌握领导权，并通过政府领导全国？当我们说到工人政府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政府的领导权应该属于工人阶级。”（《我们的革命》，一九〇六年，第250页） 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五年！）大叫大嚷，原因是我（在一九〇五年！）曾把农民和知识分子相提并论。在上面引的一段话中，他再没找出别的东西。知识分子被提到是那个时期的条件所决定的，当时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起着和今天完全不同的作用。当时只有纯粹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以农民的名义说话；社会革命党人正式地说来是在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政党的；孟什维克——正如我当时所写的——为了证明资产阶级民主的繁荣昌盛而紧紧地跟随着每个激进的知识分子。在那些日子里，我曾经好几百次地说明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同时还说明革命农民的决定性意义。 但是，说来说去，我们在这里肯定不是在讨论论战中的一句话，这种句子我根本不想维护。引语的实质在于：我完全接受列宁主义的民主专政内容，而只不过要求给它的政治结构一个更加正确的定义，也就是说，排除无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多数中只不过是人质的那种联合。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列宁在一九一六年写的一篇论文，正如拉狄克本人所指出的，这篇论文是“形式上反对托洛茨基，实际上却是反对布哈林、皮达可夫和我自己（即拉狄克）以及若干其他同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供认，因为它完全肯定了我当时的这样一种印象，即列宁只是在外表上把论战的锋芒针对着我，至于从内容方面（我马上就写出来）来说，实际上根本不是指我。这篇论文（有两行）提到据说我“否定农民”的那条罪状，这条罪状后来成了那些不肖门徒及其信徒的主要资本。这篇论文的“核心”——这是拉狄克的说法——是这样一段话： “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列宁引用我的话说，“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带动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那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而在俄国这正是未来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3] 列宁对于我“否定”农民而提出的这种责难，没有寄往“正确的地址”，实际上他指的是真正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的布哈林和拉狄克，这一点不仅从上面说过的一切看来是清楚的，而且从拉狄克本人所引用的那段他正确地称之为列宁那篇论文的“核心”的引语看来也是清楚的。事实上，列宁直接引用我那篇论文中的话是这样的意思，只有无产阶级的独立的和勇敢的政策才能“带动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等等——然后列宁才补充说：“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这正是未来的革命民主专政。”换句话说，列宁是在这里肯定并且证明（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托洛茨基实际上接受布尔什维克公式的全部实际内容（工农合作和这种合作的民主任务）但是拒绝承认这就是未来的民主专政，民族革命的完成。因此，在这篇显然“尖锐”的论战文章中，所争论的并不是革命及其阶级推动力量在下一阶段的纲领，而正是这些力量的政治关系，专政的政治和政党性质。如果说一方面由于当时的进程本身还不清楚，另一方面由于派别之间有些夸张，因而论战中的误解在那些日子里是可以理解的和不可避免的，那末，拉狄克怎样在事后想尽办法把问题搅得这样混乱就完全不可理解了。 我同列宁所进行的论战，实质上是争论农民在革命中独立的可能性（以及独立的程度），特别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农民政党的可能性。在这场论战中，我责备列宁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独立作用。列宁则责备我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这是从论战本身的逻辑当中产生的。但是，在二十年以后的今天，有人还利用过去说过的这些话，把它们同当时党的前后关系割裂开，并且把论战中所有夸大的地方或者偶尔发生的错误都绝对化，而不是根据我们已有的伟大革命经验来揭示分歧的实际焦点何在以及这些分歧的真正的而不是字面上的范围究竟有多么大，这不是卑鄙的做法吗？ 由于我不得不在选择引语方面限制自己，我将在这里只提出列宁论革命阶段的简要提纲，这个提纲是在一九〇五年底写的，但是到一九二六年才第一次在《列宁文集》第五卷中发表[14]。我记得，所有的反对派分子（包括拉狄克）都认为这个提纲的发表是给反对派的最好的礼物，因为从所有按照斯大林主义法典所写的文章来看，列宁在这个提纲中原来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罪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决议虽然是谴责托洛茨基主义的，但是它的最重要的几点却好像是公然故意地反对列宁的根本提纲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对于这个提纲的发表咬牙切齿，怒不可遏。这一卷《列宁文集》的编者加米涅夫以其特有的那种并不太感到羞惭的“好脾气”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如果不是由于我们之间正在准备结成一个集团，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容许这个文件发表的。最后，在《布尔什维克》上刊载的一篇柯斯特采娃写的论女中，这个提纲被欺诈地窜改了，其目的正是为了使列宁在对待整个农民特别是中农的态度上摆脱托洛茨基主义的罪名。 此外，我在这里引一段列宁自己在一九〇九年对于他同我的意见分歧所作的估价： “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在这个论断中，认为‘民主居民的代表可以参加’‘工人政府’，就是说，认为政府可以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组成。至于无产阶级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参加革命政府，这是另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很可能不但同托洛茨基有分歧，甚至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也有分歧。但是革命阶级专政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归结为在这个或那个革命政府中占‘多数’的问题，不能归结为社会民主党可以参加这个或那个政府的条件问题。”（黑体是我标的。——列·托·）[15] 在列宁的这段话中，又一次证实托洛茨基是接受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组成的政府的，因此并没有“跳过”农民。列宁还进一步着重指出，专政的问题不能归结为政府中的多数问题。这是完全没有争论的。这里的问题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斗争，因而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影响农民而斗争。但是，如果说工农革命专政问题不能归结为在政府中这个或那个多数的问题，那末，在革命胜利的情况下，这个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要作为决定性的问题出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列宁抱着一种谨慎的保留态度（以防万一）是有这样的含意的：如果事情达到党参加革命政府的地步，那末，在这样参加的条件上也许有可能同托洛茨基和波兰同志们发生分歧。因此，只要列宁从理论上认为无产阶级的代表作为少数派可以参加民主政府，那末，这就是一件有可能发生意见分歧的事情。然而，事态的发展表明，我们之间没有产生分歧。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党的最高领导在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织联合政府这一问题上突然爆发了激烈的斗争。列宁原则上并不反对在苏维埃的基础上联合，但是他明确地要求坚决维护布尔什维克的多数。当时我同列宁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拉狄克说的话。看看他把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整个问题归结成什么。 拉狄克问道，“一九〇五年的老布尔什维克理论，在什么地方证明是根本正确的呢？在这件事情上：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农民（彼得格勒卫戍军队的士兵）推翻了沙皇制度（在一九一七年。——列·托·）。归根到底，一九〇五年的公式从根本上只是预见到阶级对比关系，而没有预见到具体的政治制度。” 请稍微等一下！我把旧列宁主义公式叫做“代数”公式，并没有包含这样的意思：可以把它归结为一句空话，就像拉狄克非常轻率地所做的那样。“带有根本性的一点实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推翻了沙皇制度。”但是，这个“带有根本性的一点”毫无例外地在所有胜利的或半胜利的革命中都实现了。沙皇、封建地主和牧师在任何地方都经常尝到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先锋以及平民和农民的拳头。这种情况早在十六世纪在德国就已经发生，甚至还要早些。在中国，也是工人和农民打倒了“军国主义分子”。这同民主专政有什么关系呢？这种专政在过去发生的革命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在中国革命中也没有出现过。为什么没有出现呢？因为完成革命的艰苦工作的虽然是工人和农民，但是骑在他们背上的却是资产阶级。拉狄克这样极端地使自己脱离了“政治机关”，以致他忘记了革命中“最根本的一点”：谁领导革命和谁取得政权。然而，革命就是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一场各阶级不是赤手空拳而是通过“政治机关”（政党，等等）的媒介来进行的政治斗争。 拉狄克向我们这些罪人大发雷霆说，“那些没有彻底思考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方法的复杂性的人”才会抱着这样的概念：“整个问题最后必然是一个工人和农民共同管理的政府，有一些人甚至认为这必然是一个工人党和农民党的联合政府。” 这“一些人”是些什么样的傻子啊！那末拉狄克本人是怎样想的呢？难道他认为胜利的革命不一定要反映并且保证革命阶级的具体关系吗？拉狄克已经把这个“社会学”问题弄得艰深到这样的程度，除了文字的空壳以外已经一无所有了。 一个人使自己脱离工农合作的政治形式问题到多么不可容许的程度，我们可以从这位拉狄克一九二七年三月对共产主义学院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最好地看出来： “一年以前，我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这个（广州）政府的文章，我把它称为农民和工人的政府。而编辑部的一位同志却认为这是我的笔误，把它改成工人和农民的政府。我没有提出抗议，就让它保持那个样子：工人和农民的政府。” 由此可见，在一九二七年三月（而不是在一九〇五年），拉狄克认为可以有一个农民和工人的政府，以区别于一个工人和农民的政府。这一点是《真理报》的编辑所没有了解的。我承认，要我的命也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很了解什么是工人和农民的政府。但什么请费神解释这种把形容词调换一下的神秘做法。我们在这里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一九二六年，拉狄克认为蒋介石的广州政府是一个农民和工人的政府。一九二七年，他重复了这个公式。然而，实际上，这个政府却被证明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它利用了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斗争，然后把他们推进血泊中。这个错误怎么解释呢？难道拉狄克只不过是判断错误吗？离得很远是容易判断错误的。那末，为什么不这样说：我不了解，也看不见，因此我犯了错误。但不是这样，这并不是由于缺乏情报而犯的事实上的错误，而是正如现在已经清楚了的，是一个原则性的严重错误。同工人和农民的政府对立的农民和工人的政府，不是别的而是国民党。这不可能再有别的意思。如果农民不追随无产阶级，那就会追随资产阶级。我认为，在我对“两个阶级的工农党”这个宗派性的斯大林主义概念的批评中（见《共产国际纲领草案；要点批判》），这个问题已经充分阐明。同工人和农民的政府对立的广州“农民和工人的政府”，用当前中国政治的话来说，也就是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民主专政”的唯一可以想象的表现；换句话说，也就是同布尔什维克政策（共产国际标之为“托洛茨基主义”）对立的斯大林主义国民党政策的化身。 [1]据《旧约全书》记载，耶和华曾在西奈山顶向摩西传十诫。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十九、二十章。——中译者注 [2]《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261页。 [3]《社会民主党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10页。 [4]托洛茨基这里引的是列宁没有定稿的一篇文章《巴黎公社和民主专政的任务》，此文在《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中只收入了列宁后来增写的结尾部分。——中译者注 [5]《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第356页。 [6]斯芬克司是希腊神话中的女面狮身怪物，常出谜给过路行人，如不能解谜，则被杀死。——中译者注 [7]劳动派是农民在第四届杜马中的代表，他们经常摇摆在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列·托· [8]《革命和反革命》，《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104页。 [9]《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47页。 [10]这段引语同成百段的其他引语也顺便表明，我暗示到农民的存在和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远在一九〇五年以前，也就是说，在马斯洛夫、塔尔海默、台尔曼、雷梅累、加香、蒙穆索、贝拉·库恩、佩珀、库西宁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向我说明农民的重要意义以前一个时期。——列·托· [11]在一九〇九年党代表会议上，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公式，但是，最后他同意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公式，他们在代表会议上反对孟什维克赢得了多数。——列·托· [12]《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35—336页。 [13]《论革命的两条路线》，《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98页。 [14]《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列宁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68—71页。 [15]《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46—347页。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
第二章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进行一次“跳跃”，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民族改造<<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第二章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进行一次“跳跃”，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民族改造拉狄克写道：“被称为‘不断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注意：也有策略。——列·托·）的思想体系，区别于列宁理论的基本特点在于把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混在一起了。”同这条基本罪状有联系的，或者由此产生的，还有其他一些严重性一点也不小的罪状：托洛茨基不了解“在俄国的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不从民主革命当中产生出来”；因而得出结论要“跳过民主专政阶段”。托洛茨基“否认”农民的作用，而这正是“托洛茨基和孟什维克的观点的共同性”所在。正如已经说过的，所有这些都是要用间接证据来证明我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正确的。说实在的，从表面的文字来说，拉狄克是到处都可以引用列宁的话的。他可以做到这一点；每个人“手头”都有这一部分引语。但是，正如我就要在下面说明的，列宁的这些同我有关的争论具有一种插曲的性质，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这些争论根本没有说明我的真正立场是什么，甚至包括我在一九〇五年的立场。在列宁本人的著作中，关于我对革命基本问题的态度，有十分不同的、直接相反的和有根据得多的评论。拉狄克甚至没有试图把列宁各种各样的和直接矛盾的评论统一起来，通过把这些评论同我的实际观点作一比较而阐明这些论战中的矛盾。[1]一九〇六年，列宁出版了考茨基论俄国革命动力的一篇论文，并为它写了序言。我在狱中一点不知道这件事，也翻译了考茨基的这篇论文，同时也写了一篇序言，把它收在我的《保卫党》一书中。列宁和我都对考茨基的分析表示完全同意。普列汉诺夫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考茨基的回答是：我们的革命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了，但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是说，它代表从资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形式。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序言中写道：“就一般性质说来，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考茨基说，这是老一套的说法。不能这样提问题，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是俄国目前革命运动的动力。俄国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2]但是，在列宁写这篇序言前后所发表的文章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不少段落，他都明确地把俄国革命称为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不是矛盾呢？如果用目前批评“托洛茨基主义”的那些人们的方法来对待列宁，那末，这样的矛盾可以毫不困难地找出几十个几百个，而在严肃的和正直的读者看来，这些矛盾只不过说明了对不同时期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态度，一点也没有破坏列宁概念的根本统一性。另一方面，从革命的当前历史任务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从来没有否认过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是从革命的动力和前途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才否认那种性质。那个时候（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我论述不断革命的基本著作是以下面的话开始的：“俄国革命对于社会民主党人以外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马克思主义早就预言了俄国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这一革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力量同保守的专制制度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必然爆发……马克思主义在称这次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曾经指出：革命的直接客观任务是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创造‘正常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原来是正确的，这一点现在已经用不着讨论或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者目前所面临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任务：通过对发展中的革命的内部结构的分析去发现推进革命的‘可能性’……俄国革命具有极其特殊的性质，这种性质是我国整个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特点的总结，它反过来揭示了崭新的历史展望。”（《我们的革命》，一九〇六年，《总结与展望》一文，第224页）“一般社会学的定义——资产阶级革命——决不能解决某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政治策略任务、矛盾和困难。”（同上，第249页）由此可见，我并没有否认当时已经列在议事日程上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我也没有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混淆起来。但是我努力表明，在我们的国家里，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辩证法将会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连民主任务也不能解决。在同一篇论文（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中，我写道：“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和日益壮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无产阶级向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时日，并不直接决定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决定于阶级斗争中的关系，决定于国际形势，最后还决定于许多主观因素，如传统、首创精神和战斗的准备。“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发展得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取得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机械地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资源，是一种简化到极点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成见。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根据我们的看法，俄国革命将创造出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政权有可能（在革命胜利时应该）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客们有机会充分施展其政治天才之前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同上，第245页）这几段话包包含着同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的一次论战，这种“马克思主义”不仅流行于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而且规定了列宁回国以前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会议的调子，并且在李可夫在四月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得到了最彻底的表现。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这种假马克思主义，即被经院哲学所败坏了的实利主义的“常识”，构成库西宁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人的演说的“科学”基础。这种情况居然发生在十月革命以后十年！由于我不能在这里陈述《总结与展望》的整个思想体系，我将再从我在《开端报》（一九〇五年）发表的论文中摘引一段概括的话：“我们的自由资产阶级甚至在革命达到最高潮以前就以反革命力量出现了。在每次严酷的时刻，我们知识界的民主分子都只表现了无能。农民整个来说是一种反叛的自发力量，——只有一种把国家政权掌握在手中的力量才能使农民为革命服务。……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先锋地位，它同革命农村之间直接建立的联系，以及它借以使军队服从自己的那种吸引力——所有这些都必然推动工人阶级去取得政权。革命的彻底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胜利。而这一点又意味着革命的进一步的不间断的性质。”（《我们的革命》，第172—173页）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在这里正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中发展出来的——这一点同拉狄克所写的全部东西正好相反。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把革命称为不断的（不间断的）革命。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像拉狄克所认为的那样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才到来。如果是像他所说的那样，那在俄国简直就不可能，因为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如果农民的任务在前一个阶段已经解决了的话，数量很少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政权。不，无产阶级专政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地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出现，正是因为没有别的政权和别的方法能够解决土地革命的任务。但是，正是这一点开辟了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无产阶级的代表不是作为无权的人质，而是作为领导力量参加政府这一事实，将消除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界限，这就是说，它将把集体主义提到日程上来。无产阶级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中究竟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这取决于力量的对比，而决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原来的意图。“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特殊形式，即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工人阶级不可能在保持其专政的民主性质的同时又不越出其民主纲领的界限……“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要为政权斗争到底。在维持和巩固自己政权的这个斗争中的武器之一，是鼓动和组织工作，尤其是在农村中；另一武器是集体主义政策。集体主义不仅将成为从执政党地位继续前进的必然的道路，而且也将成为在无产阶级支持下保持这个地位的一种手段。”（《总结与展望》，第258页）请让我们进一步看下去：“我知道一次革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在一九〇八年反对孟什维克切列瓦宁时这样写道），在这次革命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是胜利的无套裤汉[3]的恐怖专政所准备的。这是一个大多数城市居民由手工业者和商人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时期。结果带来了雅各宾党人的领导。俄国的大多城市居民今天是由产业无产阶级组成的。仅仅这种对比就指出了这样一种历史局势的可能性，在这种局势中，‘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政权才会得到证明。那末革命是不是因此就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了呢？也是，也不是。这一点并不决定于形式上的定名，而决定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无产阶级被各种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其中也包括被无产阶级解放了的农民）所推翻，那末，革命就会保持它的有限的资产阶级性质。然而，如果无产阶级证明有能力并且认为有可能使它的全部政治统治工具开动起来以便突破俄国革命的民族界限，那末，俄国革命就可以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变动的序幕。俄国革命将达到什么阶段呢？这个问题自然只容许一种有条件的回答。只有一件事是绝对地无疑地正确的，那就是：把俄国革命的特点只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这样一点，并没有向我们说明它的内部发展型式，同时也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作为国家政权的唯一合法要求者，必须使自己的策略适应资产阶级民主的行为。”（列·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263页）同一篇论文中还说：“我们的革命是一种同产生它的那些直接任务有关的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工业人口的极端阶级分化，这种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能通过把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验同人民群众的革命能力结合起来而使自己居于人民群众的前列。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必须运用自己的力量担负起责任来，在难以和解的冲突和残酷的失败的严酷锻炼中为自己的胜利创造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必要前提。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没有别的道路。”（列·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267—268页）必须再引用几段《总结与展望》中的话，这几段话是关于受到最猛烈的攻击的一点即农民问题的。在专门论述“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一章中，有下面几段话：“无产阶级不扩大革命的基础，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许多劳动群众阶层，尤其是农村中的劳动群众，只有在革命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才能第一次被吸收到革命中来，并在政治上组织起来。革命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将靠国家财力来进行。最后，立法权本身将成为使人民群众革命化的强大工具……”农民——甚至是作为一个阶层的全体农民——最基本的革命利益的命运，同整个革命的命运，即同无产阶级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执政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农民的阶级出现在农民面前。无产阶级的统治不仅意味着民主平等，自由自治，整个赋税负担转移到富裕阶级身上，常备军改为民兵，取消强制性的教会捐，而且还意味着承认农民在土地关系方面所进行的一切革命变革（没收土地）。无产阶级将使这些变革成为国家在农业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开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农民在革命初期最困难时期对于维护无产阶级政权（“工人民主”）的兴趣，无论如何不亚于法国农民对于维护拿破仑·波拿巴军事政府的兴趣，拿破仑政府曾以刺刀的力量向新的有产者保证他们的土地的不可侵犯……“但是，农民是否有可能把无产阶级推开并取而代之呢？这是不可能的。一切历史经验都驳斥这种假定。历史经验表明，农民绝对不可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第251页）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九二九年写的，也不是一九二四年写的，而是一九〇五年写的。我很想知道，这些话像是“忽视农民”吗？在这里哪儿说“跳过”土地问题呢？朋友们，这不是应当多少更加谨慎一些的时候吗？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是多么“谨慎”的。我在纽约写的关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论文在一切主要问题上同列宁在日内瓦写的论文都是一致的，而这位党的反动理论家在提到我那些论文时却写道：“……托洛茨基的信无论在精神上或在结论上‘完全不像’列宁的信，因为托洛茨基的信完全反映着托洛茨基的‘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鼓吹不要农民参加革命。”（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4]在“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个（硬说是托洛茨基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方面所说的这些话，听起来是令人惊异的。按照斯大林的意见，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应当是这样：“不要工人政府，而要沙皇”。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这个硬说是托洛茨基的“口号”。这里首先让我们听一听另外一个冒充的当代思想大师是怎么说的，这位大师也许没有那末愚昧，不过他已经同任何理论上的谨慎永远告别了——我说的是卢那卡尔斯基，他说：“一九〇五年，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倾向于这种想法：无产阶级必须保持孤立（！），并且必须不要支持资产阶级，因为那样就会是机会主义；然而，只靠无产阶级是很难完成革命的，因为当时无产阶级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八，人数这样少，不能赢得胜利。因此，列夫·达维多维奇决定，无产阶级在俄国必须保持不断革命，即为可能取得的最大成果而斗争，一直到这场大火的火花使整个世界火药库爆炸为止。”（《苏维埃政权》，一九二七年第七期，卢那卡尔斯基：《论十月革命的特点》，第10页）无产阶级“必须保持孤立”，一直到火花使火药库爆炸为止……许多人民委员写得多么好，他们当时还没有“孤立”，尽管他们自己的小脑袋[5]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但是，我们不愿让卢那卡尔斯基感到过分为难；每个人只能各尽所能。归根到底，他那看来胡里胡涂的荒谬并不比其他许多人的荒谬更没有意义。但是，按照托洛茨基的意见，究竟如何使“无产阶级必须保持孤立”呢？让我们引用一段我为反对司徒卢威[6]而写的一本小册子（一九〇六年）里的话。顺便提一笔，当时卢那卡尔斯基曾经过分赞誉这本小册子。在关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一章中，我说，在资产阶级政党离开正在觉醒的群众而“完全站在旁边”的时候，“政治生活便集中在工人苏维埃周围。小资产阶级城市群众对苏维埃的态度（在一九〇五年）很明显是同情的，即使不是很有意识的。所有被压迫的和受损害的都寻求苏维埃的保护。苏维埃那种深得人心的威望远远扩展到城市的范围以外。它收到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农民送来的‘请愿书’，农民的决议源源不断地送交苏维埃，村镇的代表团纷纷到苏维埃来。在这里，正是在这里集中了民族的注意和同情，集中了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各个民主的民族的注意和同情。”（《我们的革命》，第199页）在所有这些引语中——这种引语的数目可以轻而易举地增加到两倍、三倍乃至十倍——不断革命都被描述为这样一种革命，它把城市和乡村被压迫的群众团结在已经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的周围，它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从而为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可能性。不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孤立地来一次跳跃，而是整个民族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进行改造。这就是从一九〇五年起我所想象的和所说明的不断革命的前景。拉狄克重复一套陈辞滥调，说帕尔乌斯[7]的看法是从沙皇政府“跳跃”到社会民主政府，他对帕尔乌斯的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帕尔乌斯在一九〇五年对俄国革命的看法是同我的看法很接近的，但并不完全一样。拉狄克在他的论文的另一部分，十分正确地顺便指出了我同帕尔乌斯在对革命的看法上的真正不同之处，这实际上就是驳斥他自己。帕尔乌斯并没有这样的看法：在俄国，一个工人政府可以朝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发展，即并不认为工人政府在实现民主任务的过程中可以长入社会主义专政。正如拉狄克自己所引用的一九〇五年引语所证明的，帕尔乌斯把工人政府的任务只限于民主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哪里有什么向社会主义跳跃呢？甚至在当时，帕尔乌斯心中所想的就是按照“澳大利亚的”型式建立一个工人政权，作为革命的结果。十月革命以后，帕尔乌斯还把俄国和澳大利亚并列起来，当时他早已站到社会改良主义的极右翼方面了。关于这一点，布哈林断言，帕尔乌斯是在事后才“想出”澳大利亚的，以便掩盖他过去在不断革命方面所抱的目的。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一九〇五年，帕尔乌斯就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所出现的是走向民主的道路，而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说，他给无产阶级所规定的只是十月革命以后的头八个月到十个月中它在俄国实际上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更确切地说，帕尔乌斯甚至在当时就指向了当时的澳大利亚式民主，也就是说，指向了这样一种政制，即工人政党在其中的确是在进行管理而不是在进行统治，它实现它的改良主义要求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纲领的一种补充。在命运作弄之下，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的右派—中派集团的基本倾向正好就是使无产阶级专政接近澳大利亚式的工人民主，也就是接近帕尔乌斯的预断。二三十年前的俄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俄国报刊上不断地把澳大利亚描述成一个工农国家，它用高筑关税壁垒的办法同外部世界隔绝，发展“社会主义”立法，并且用这样的方法在一个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如果回想到这一点，上面所说的就更清楚了。如果拉狄克把问题的这个方面提出来，而不是去重复那些关于我的想入非非的跳过民主的神话，那他就做对了。[1]我记得，当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引用这些同样的引语时，我对他大声说：“但是列宁的言论里也有直接相反的话。”布哈林有一刹那很窘，然后他反驳说：“我知道，我知道，不过我引用的是我所需要的，而不是你所需要的。”这就是这位理论家的心理状态！——列·托·[2]《卡·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的俄译本序言》，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95页。[3]无套裤汉（Sans-Culottes），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革命贵族对广大革命群众的蔑称。——中译者注[4]《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290页。[5]在上段译作“火花”的俄文字，也可作“小脑袋”解释。——英译者注[6]ПетрБернгардовичСтруве，1870—1944，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一九〇五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右翼领导人，十月革命后在邓尼金和弗兰格尔政府中任部长。——中译者注[7]应当记得，当时帕尔乌斯是站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极左翼的。——列·托·<<托洛茨基：不断革命>>
第一章本书的被迫性及其目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第一章本书的被迫性及其目的在右派—中派集团的领导下，面对着党内对理论的需要，却是连续六年的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这是唯一在数量上没有限制而可以自由分配的产品。斯大林第一次从事理论工作是在一九二四年，当时他写了一些不朽的文章反对不断革命论。甚至莫洛托夫也在这个洗礼盘内作为一名“领袖”而受到了洗礼。目前伪造之风大为兴盛。几天以前，我偶然看到列宁一九一七年的著作将用德文出版的通告。这是给先进的德国工人阶级的一件难以估价的礼物。然而，人们预先就可以想象得到，在正文中，尤其是在注释中，将会有多少伪造的地方呵。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目录的首位居然让给了列宁在纽约写给柯伦泰的一些信。为什么这样做呢？只不过是因为这些信里对我进行了粗暴的批评，而这些批评所根据的却是柯伦泰的彻头彻尾伪造的报道；在那些日子里，柯伦泰已经把歇斯底里的极左主义灌输到她的有机的孟什维主义当中。在俄文版中，不肖的门徒们不得不说明——即使只不过是含糊不清地——列宁是偏听偏信了错误的报道。但是，可以设想，在德文版中连这样含糊的保留也不会有。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就在列宁给柯伦泰的那些信中，布哈林遭到了猛烈的攻击，而当时柯伦泰同布哈林是一致的。然而，信中的这个方面是暂时被隐瞒起来了。只有到发动了公开反对布哈林的运动的时候，这个方面才会公诸于世。我们用不着等待太久的时间就可以看到这一点。[1]另一方面，列宁的若干很有价值的文件、文章和演说以及笔记、信件等等至今还隐藏起来，这只不过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反对斯大林及其伙伴们的，同时危害到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关于三次俄国革命的历史以及党的历史，简直没有一个地方是原封不动的：理论、事实、传统、列宁的遗产，所有这些都成了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牺牲品，这场斗争在列宁病倒以后就被作为反对托洛茨基的个人斗争而制造出来和组织起来，到后来则发展成为一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又一次证实了这样一点，挑起早已熄灭的争论，看来可能最没有用处，却常常可以满足当时某些不自觉的社会需要，虽然这种需要本身并没有追逐旧争论的路线。反对“老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实际上就是反对十月革命传统的运动，对于新官僚来说，这种传统已经变得越来越碍手碍脚和不可忍受了。新官僚开始把他们要消灭的一切东西都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这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便逐渐变成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反动在广大的非无产阶级范围内以及部分地也在无产阶级范围内的表现，变成这种反动在党内的反映。具体说来，把不断革命论同列宁的“与农民联合”路线对立起来是在一九二三年全部形成的。这种对立被丑化了，从历史上看被歪曲了。这种做法是同社会、政治以及党的反动时期一道出现的，是这一时期最生动的表现，它表明了官僚和有产者同世界革命反其“不断”动乱之间的有机的对抗，表明了小资产阶级和官吏对安宁和秩序的渴望。对不断革命论的恶毒的咒骂，到头来只不过是为一国社会主义论即民族社会主义的最新变种扫清道路。当然，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这些新的社会基础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一点证明来肯定或否定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然而，如果不了解这些隐蔽的基础，这场论战就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具有一种无聊的学院性质。近年来，我发觉我不能撇开新的问题而回到那些同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分不开的老问题上去，如果这些问题只不过是主要关系到我的过去并且被人为地用来反对我的过去的话。要分析过去的意见分歧、特别是我过去所犯的错误——而且要分析得那样透彻以致这些争论和错误将为年轻的一代所容易理解，当然更为那些在政治上曾经返老还童的老前辈所容易理解——那就需要写一大部书。在具有巨大重要性的新问题不断地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把我自己以及别人的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对于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件很糟糕的事。这些新问题是：德国革命的任务，英国的未来命运问题，美洲和欧洲的相互关系问题，英国无产阶级罢工所提出的问题，中国革命的任务，最后一个也是主要的一个是，我们自己内部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矛盾及任务——我认为，所有这些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我要把关于不断革命论的历史—论战工作继续放在一边。但是，社会意识是厌恶真空状态的。近年来，正如我所说过的，这种理论上的真空已经被反托洛茨基主义的糟粕所填补。不肖的门徒、党的反动的哲学家和掮客堕落得越来越厉害，他们竟至于向头脑迟钝的孟什维克马尔丁诺夫求教，把列宁践踏在脚底下，在泥沼里拼命挣扎，而他们把所有这些统统称之为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在所有这些年代里，他们没有从事过撰写一本认真或重要到可以讲得出口而毫无羞愧心情的著作；他们没有提出过一个继续有效的政治评价，没有提出过一个得到证实的预断，没有提出过一个曾在意识形态上推动我们前进的独立口号。没有别的，到处都是无聊的低级的工作。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是这种思想垃圾的一部法典，是心胸狭隘的一部官方手册，是充满陈词滥调（我尽可能使用最适当的词汇）的一部文集。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是……季诺维也夫主义的列宁主义，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季诺维也夫几乎是按照路德[2]的原则行事的。不过，路德说的是：“我站在这儿；我不能改变做法。”而季诺维也夫说的却是：“我站在这儿……但是我也可以改变做法。”在这两种情况下阅读这些不肖门徒的理论产物是一样难以忍受的，不同之处在于：读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的时候，有一种棉花塞在喉咙里的感觉；而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所引起的则是碰到精心切好的猪鬃的感觉。这两本书虽然各有其特点，却都是意识形态反动时期的形象和最高象征。为了把一切问题都对准托洛茨基主义，不管是从右面还是从左面，从上面还是下面，从前面还是后面，不肖的门徒们终于设法使每桩世界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是怎样看待不断革命的。充满伪造的托洛茨基主义神话，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代历史的一个因素。近年来，右派—中派路线由于一系列历史性的破产而在世界各大洲遭到了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一九〇五年初出现的旧争论和预断加以估价，那末，今天同共产国际内的中派意识形态进行斗争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至少是很困难的。如果不通过论战对不肖门徒的滥著作出判决，如果不把党机器的看管者[3]在理论上无情地处死，那末，要在党内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从而恢复列宁主义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写这样一本书，的确并不困难。所有的有关材料都在手边。但是，写这样一本书也并不容易，这完全是因为如果这样做，用伟大的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的话来说，就必然要陷于“ABC臭气”〔即辛辛苦苦写成的废话。——英译者〕的境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停留在这种几乎没有一点芳香的气氛中。虽然如此，这项工作已经绝对不能再拖延下去，因为在东方问题上也就是在一大半人类的问题上对机会主义路线的维护，正是直接建筑在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斗争上面的。在我已经担负起同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进行理论上的论战这项几乎没有一点魔力的任务而把用来消遣的俄国古典作品抛在一边的时候（甚至潜水的人也要不时地升到水面上来吸一口新鲜空气），十分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拉狄克写了一篇文章并且开始传播，这篇文章所论述的是不断革命论同列宁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的“更为深刻”的对立。最初我想把拉狄克的文章放在一边，以免无法对付命运给我安排的棉花和精心切好的猪鬃双管齐下的局面。但是，朋友们给我写了不少信，劝我更仔细地看看拉狄克的文章，结果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能够独立思考而不是唯命是听和有意识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小部分人来说，拉狄克的文章比官方书籍还要危险——正如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一样，伪装得越是厉害和用来掩饰它的个人声望越大，危险也就越大。拉狄克在政治上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这一点已为最近一个时期的事态发展所充分证明。然而，最近几个月来，许多同志以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拉狄克的演变，他从反对派的极左翼一变而为反对派的右翼。所有我们这些拉狄克的亲密朋友都知道，他那卓越的政治和文学天赋是同一种少有的冲动和敏感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品质在集体工作的条件下是首创性和批评精神的一种宝贵的泉源，但是在孤立的条件下却可以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拉狄克的最新著作——这是同他过去的若干行动有联系的——引起这样一种看法，即拉狄克已经失去了指南针，或者他的指南针经常受到磁性干扰的影响。拉狄克的著作绝不是对过去的片断回顾。不，这篇著作虽然不是经过充分思考写出的，但是，由于它的全部理论上的神话，在支持官方路线方面却是同样有害的东西。上面所说明的当前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政治职能，自然一点也不意味着，在反对派（它已经形成反对意识形态反动和政治反动的马克思主义支柱）当中不容许进行内部批评，特别是对我过去同列宁的意见分歧进行批评。相反，这样一种自我澄清的工作只能是有成果的。在这里，无论如何，对于历史前景采取一种认真维护的态度，对于根源进行一次严肃的调查，并且根据目前的斗争来说明过去的分歧，是绝对必要的。而在拉狄克方面，所有这些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拉狄克就好像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做什么一样，他干脆就同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亦步亦趋，不仅利用片面挑选的引语，而且利用官方对这些引语作出的完全虚假的解释。他在表面上使自己同官方运动分开，可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所采取的态度是这样暧昧，以致于实际上他是以一个“重要”见证人的资格给予官方运动双倍的支持。正如在意识形态堕落的情况下所经常发生的一样，拉狄克最新的著作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他的政治头脑和文学才能。这是一篇没有眼光没有深度的著作，一篇只限于引证水平的著作，而正因为这一点，所以也是一篇肤浅的著作。这篇著作是由于什么样的政治需要才产生的呢？是由于拉狄克同反对派绝大多数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的确，我们也听到一些反对意见，说什么在中国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今天没有关系”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语）。但是，这种反对意见不值得认真地考虑。全部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在批评和吸取一九〇五年的崭新经验当中成长起来和定型的，而这些经验还只是第一代布尔什维克的直接经验。难道不是这样吗？今天，新的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如果不从新鲜的、还没有凝结的、还有血腥气的中国革命经验当中学习，那末，还能从什么事情当中学习呢？只有毫无生气的学究才能把中国革命问题“搁置”下来，以便以后在闲暇的时候和“宁静”的时候进行研究。这绝不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所应该做的事，因为东方国家的革命一点也没有从议事日程上取消，同时谁也不知道哪天到来。拉狄克由于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采取了一种虚伪的立场，便试图用过去的事情来为这种立场辩护，把我过去同列宁的意见分歧片面地和歪曲地加以陈述。正因为如此，所以拉狄克才不得不从别人的武库中借用武器和不用指南针而在别人的航道上航行。拉狄克是我的朋友，但是我更敬爱的是真理。为了驳斥拉狄克，我不得不再一次把关于革命问题的、范围更为广泛的著述放在一边。提出来的问题太重要了，以致于不能予以忽视，同时这些问题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的。我在这里有三重困难要克服：拉狄克著作中的错误又多又复杂；二十三年来（从一九〇五到一九二八年）可以用来驳斥拉狄克的文字上和历史上的事实不胜枚举；第三，我能够用在这本书上的时间很短，因为苏联的经济问题日益居于突出的地位。所有这些情况决定了本书的性质。本书没有把问题说透。还有许多没有谈到的——顺便说一句，部分原因是由于这是其他著作（主要是《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的一个续篇。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收集的大量事实材料必须保留下来，以便以后撰写我计划要写的书来反对不肖的门徒们，也就是反对反动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拉狄克关于不断革命的著作得出的结论如下：“党的新派别（反对派）有发生某些倾向的危险，这些倾向将使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离开它的同盟者——农民。”在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对于党的一个“新”派别提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一种新的结论，这首先要使人惊异。从一九二三年秋天以来，我们就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但是，拉狄克是怎样为他转向官方的主要提纲辩护的呢？又是那条老道路：他又回到不断革命论上来。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拉狄克不止一次想写一本小册子来证明这种想法：不断革命论同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口号，用一种历史尺度来衡量，即根据我们三次革命的经验来衡量，绝不能彼此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二者基本上是一样的。而现在，拉狄克在透彻地“重新”考察了问题以后——正如他写给他的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说的——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过去的不断革命论使党的“新”派别所遭到的威胁，不多不少正是同农民破裂的危险。但是，拉狄克是怎样“透彻地考察”这个问题的呢？关于这一点，他向我们提供了一点情况：“我们手头没有托洛茨基在一九〇四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序言中所作的论断，也没有他在一九〇五年写的《我们的革命》中所作的论断。”这里所说的年份是不对的，但是，不值得为此多费笔墨。整个问题在于，我或多或少比较系统地提出我对革命发展的看法的唯一著作，是一篇内容相当广泛的论文《总结与展望》（《我们的革命》彼得堡一九〇六年版第224—286页）。拉狄克所提到的那篇在罗莎·卢森堡和梯什科所主办的波兰文机关报上刊载的论文（不幸，他竟像加米涅夫那样地加以解释），并没有想写得很全面很充分。从理论上说，这篇论文所依据的是上面提到的那本书《我们的革命》。现在谁也没有必要去阅读这本书。从那个时候以来已经发生了这样一些伟大的事件，而我们从这些事件中又学到了这样多的东西，以致说实话，我讨厌不肖门徒们目前的那种对待新历史问题的态度，他们考虑这些问题所根据的不是我们已经实现了的革命的活生生的经验，而主要是只同我们当时对未来的革命所作的预测有关的那些引语。自然，我并不想因此而剥夺拉狄克也从历史文献方面考察问题的权利。不过，在那种情况下，必须做得恰如其分。在几乎占一个世纪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拉狄克一直承担着说明不断革命论的命运的任务，而现在竟然随口说出他“手头没有”的正是我提出这个理论的那些文件。我要在这里指出，列宁从来没有读到过我那本上面提到的基本著作，这在我现在阅读他的旧论文时看得特别清楚。这一点也许可以由这一事实来说明，即《我们的革命》在一九〇六年出版以后不久即被没收，同时我们所有的人不久都逃亡国外，除此以外，也许还可以由这本书的三分之二篇幅是重印旧论文这一事实来说明。后来我曾听到许多同志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阅读这本书，是因为他们以为书中收入的全部是旧论文。无论如何，列宁对不断革命作的少数零散的评论所依据的，几乎完全是帕尔乌斯为我的小册子《一月九日以前》写的序言、帕尔乌斯的《不要沙皇！》宣言（这篇宣言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到）以及列宁同布哈林等人所进行的内部争论。列宁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分析过或者引用过《总结与展望》，甚至连偶尔提到也没有过；而列宁对不断革命提出的某些反对意见（这些意见显然没有提到我）也直接证明了他没有读过这本书。[4]然而，如果认为这就是列宁的“列宁主义”的全部内容，那就轻率了。但是，这好像就是拉狄克的意见。无论如何，拉狄克的那篇我不得不在这里予以考察的论文，不仅说明他“手头没有”我的基本著作，而且说明他从来没有阅读过它们。如果说他读过的话，那也是很久以前，十月革命以前的事了。无论如何，留在他记忆中的东西已经很少了。但是，事情还不是到此为止。在一九〇五年或一九〇九年，就当时人们注意的个别论文，甚至就各不相干的论文中的一句话展开论战，是容许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分裂的条件下。但是今天，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要回顾这个伟大的历史时期而不向自己提出下面一些问题，那就是不能容许的，这些问题是：那些被讨论的公式是怎样运用到实践中的？它们在行动中是怎样解释的和怎样分析的？运用了些什么策略？只要拉狄克耐心浏览一下《我们的第一次革命》那两本书（我的《全集》第二卷），他就不会那样冒昧地写出现在的这样一本书；无论如何，他会删去一系列气势汹汹的论断。至少，我是愿意这样希望他的。从这两本书当中，拉狄克首先会了解到这样一点，即在我的政治活动中，不断革命对于我来说一点也不意味着跳过革命的民主阶段或者它的任何具体步骤。他会使自己确信，虽然整个一九〇五年我在俄国过着秘密的生活，但是我所表述的革命的各个连续阶段的任务，是同列宁完全一样的；他还会了解，一九〇五年布尔什维克中央报纸所发表的对农民的基本呼吁是由我执笔的；列宁主编的《新生活》在一篇编者按中坚决地维护了我在《开端报》上写的关于不断革命的论文；列宁的《新生活》以及有时列宁个人，都坚定地支持和维护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那些由我执笔的政治决议，同时在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次就有九次是由我担任报告人；十二月失败以后，我在狱中写了一本关于策略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我指出，无产阶级进攻同农民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是中心的战略问题，列宁把这本小册子交给了布尔什维克的“新潮”出版社出版并通过克努尼扬茨[5]告诉我，他是非常同意的；一九〇七年列宁在伦敦党代表大会上说，我对于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看法是同布尔什维主义“一致”的。对于拉狄克来说，所有这些都不存在；显然，这些也都不在他的“手头”。那末，拉狄克对列宁的著作又是怎样的呢？不见得好些，或者不见得好多少。拉狄克把自己局限于那些列宁直接反对我的引语，其实那些引语往往是说别人的（例如，布哈林和拉狄克；拉狄克本人曾经公开提到过这一点）。拉狄克无法援引一句新的反对我的引语；他只不过是利用现在几乎每个苏联公民“手头”都有的现成的引语材料。拉狄克仅仅增加了少数引语，这些引语是列宁向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阐明关于资产阶级共和国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的基本真理的——而拉狄克却把事情说成好像是，这些引语也是针对着我的。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但这是事实！拉狄克完全回避了过去的一些声明，在那些声明中，列宁很谨慎地很有分寸地但也格外有分量地承认，在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我同布尔什维主义是一致的。在这里，一刻也不能忘记，列宁发表这种声明的时候，我并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派，当时列宁无情地（也是十分正确地）攻击我是由于我的调和主义——不是由于不断革命论（在这一点上他只限于偶尔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而是由于我的调和主义，由于我对孟什维克向左演变抱着希望。列宁比较更为关心的是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而不是孤立地在论战方面给予“调和分子”托洛茨基以打击的“正当性”。一九二四年，斯大林在维护季诺维也夫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行动而反对我的时候写道：“托洛茨基同志不了解列宁的信（关于季诺维也夫——列·托·），不了解这些信的意义和目的。列宁在他的信中有时候故意跑在前面，把那些可能犯的错误提到首位，预先批评这些错误，目的是警告党，防止党犯错误。他有时候夸大‘小事情’，‘把苍蝇说成大象’，这也是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但是从列宁的这样一些信（他有不少这样的信）中做出关于‘悲剧性’意见分歧的结论，并且对这一点大加宣扬，这就是不了解列宁的信，不懂得列宁。”[6]这种想法在这里是表述得粗野的——“什么人什么文风”——不过这种想法的实质是正确的，即使它极少有可能运用到十月时期的争论上去，因为当时的争论并不像“苍蝇”。但是，如果列宁对自己的一派最亲密的成员都惯于采取“教育的”夸张手法和预防性的论战办法，那末，他对一个当时站在布尔什维克派以外并且宣传调和主义的人就更其是这样了。拉狄克从来没有把这种必要的校正系数放在那些旧引语当中。我在我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一九二二年前言中写过这样的话，我对于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将早于在先进国家建立这种专政的可能性和或然性的预断，十二年以后已为事实所证实。拉狄克模仿一些并不很吸引人的做法，竟把事情说成好像我把这种预断同列宁的战略路线对立起来了。然而，从那篇前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是从那些符合布尔什维主义战略路线的基本特点的立场上提出对不断革命的预断的。一九一七年初我在一个脚注中谈到“重新武装”党的时候，我的意思绝不是说列宁承认党过去走的道路是“错误的”，而是说列宁回到俄国（即使迟了一点，然而对革命取得成功来说还是很凑巧的）教导党抛弃那个过时的而斯大林之流、加米涅夫之流、李可夫之流、莫洛托夫之流以及其他一些人还紧抓着不放的“民主专政”口号。一提起“重新武装”，加米涅夫之流就发怒，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样做就是要反对他们。但是拉狄克呢？他在一九二八年才第一次开始发怒，也就是说，仅仅是在他自己开始反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必要的“重新武装”以后才发怒。请让我提醒拉狄克，我的《一九〇五年》（以及那篇罪恶的前言）和《十月革命》两本书，在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经起了这两次革命的基本历史教科书这样一种作用。在那个时候，这两本书用俄文和一些外国文字重版了无数次。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说我的书里有两条路线的对立，因为当时，在不肖的门徒们转变为修正主义者以前，没有一个思想健全的党员把十月的经验从属于那些旧引语，而是相反，借助于十月革命来察看那些旧引语。与此有关的，还有一点也是拉狄克胡乱利用到不可容许的程度的，那就是：拉狄克说，托洛茨基承认列宁反对他是正确的。当然，我承认过。而且，在这种承认中，没有一点点外交辞令。我的心里牢记着列宁的整个历史道路、他的整个理论立场、他的战略、他的建党工作。然而，这种承认肯定不适用于论战中说过的任何单独一句话——论战中说过的那些话今天已经进而被滥用来实现同列宁主义敌对的目的。一九二六年，在同季诺维也夫组成集团的时期，拉狄克警告过我，说季诺维也夫需要我发表声明：宣布列宁反对我是正确的，以便多少掩饰一下他（季诺维也夫）反对我是错误的。自然，我很了解这一点。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说，我指的是列宁和他的党的历史正确性，而不是说目前那些批评我的人是正确的，这些批评家是在竭力从列宁那里摘引一些引语来掩盖自己的。今天不幸，我不得不把这几句话扩大到拉狄克身上。关于不断革命，我所说的仅仅是它的缺点，而只要这个理论是一个预言问题，这些缺点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布哈林正确地着重指出，托洛茨基并没有放弃整个概念。关于这些“缺点”，我将在另外一本范围更为广泛的著作中加以说明，在那本书中我将努力提出三次革命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如何运用到共产国际未来的方针上去，特别是在东方。但是为了不致于引起误会，我愿意在这里扼要地说几句：不断革命论尽管有那么多缺点，而且即使像我最早期的著作（主要是《总结与展望》〔一九〇六年〕）当中所说的那样，也还是不可估量地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因此它比目前斯大林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那种事后聪明以及拉狄克的最新著作都远为接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路线。我提出这一点绝不是要说，我的革命概念在我的所有著作中都遵循看同一条不可动摇的路线。我没有从事于收集旧引语——现在我被迫这样做，只是由于处在党的反动和不肖门徒主义时期——但是我曾不管好坏试图分析生活的实际进程。在我的十二年（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七年）革命新闻活动中，也写过这样一些论文，其中有一些插曲性的情节，甚至论战中不可避免的插曲性的夸张，突出地违反了战略路线。因此，例如，这样的论文是可以找到的，即我对农民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阶级来说的未来革命作用表示怀疑，而由于这一点，我就拒绝把未来的俄国革命规定为“民族的”，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因为我觉得这种规定是含糊不清的。但是，在这里绝不能忘记，我们感到兴趣的历史进程，包括农民的进程，在已经完成的现在是比还在发展的时候明显得多了。让我也说明这样一点，列宁（他从来没有片刻忽视过农民问题的全部巨大历史意义，我们所有的人都从他那里学习了这一点）甚至在二月革命以后也还是认为不能肯定我们是不是能够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而追随无产阶级。我还要很概括地向那些对我提出严酷批评的人说明这一点：在一小时内找出别人在四分之一世纪里在报纸上发表的论文当中的表面上的矛盾，要比保持自己的基本路线一致容易得多，即使只保持一年。在这绪论部分中还有一点完全形式主义的考虑要提一下：如果不断革命论是正确的——拉狄克说——托洛茨基就会在那个基础上组成一个巨大的派别。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因此，必然……这个理论是不正确的。拉狄克的这个论据，作为一个一般的命题来看，没有一点辩证法的痕迹。人们可以从这个论据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反对派对中国革命的观点或者马克思对英国事件的立场是不正确的，现在共产国际对美国、奥地利以及——如果你愿意的话——所有国家的改良主义者所采取的立场也是不正确的。如果拉狄克的论据不是从其一般的“历史—哲学”形式方面看，而只不过是作为运用到正在讨论的问题上的论据，那末，这个论据所打击的正是拉狄克自己。如果我曾经认为，或者更加重要的是，如果事态发展说明，不断革命的路线同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路线是矛盾的，是冲突的，而且同后者分离得越来越远，那末，这个论据还可能多少有一点意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根据谈得上有两个派别。这正是拉狄克所要证明的。与此相反，我要表明的是，尽管在派别论争上有种种夸张的地方和对问题作出缺乏根据的强调，基本战略路线还是一样的。那末，从哪里来的第二个派别呢？实际的情况是，在第一次革命中我同布尔什维克是手携手地一道工作的，后来我又在国际报刊上维护这种共同工作，反击孟什维克叛徒们的批评。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我同列宁是一道反对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民主机会主义的，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今天已经被反动的浪潮高高地举起来，而他们的唯一军备是打击不断革命论。最后，我从来没有努力在不断革命的思想基础上创建一个组织。我在党内的立场是一种调和主义立场，在某些时候我曾争取建立组织，但那也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我的调和主义是从一种社会革命的宿命论中产生的。我认为，阶级斗争的逻辑会迫使两个派别奉行同一革命路线。当时我还看不清楚列宁的政策的伟大历史意义，他的政策是在意识形态上要不可调和地划清界限，如果必要的话也不惜分裂，以便团结和锻炼真正革命政党的核心。一九一一年，列宁在这个问题上写道：“调和主义就是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一九〇八——一九一一年反革命时代的历史任务的本质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情绪、意图、观点的总和。因此，在这个时期，许多社会民主党员从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陷入了调和主义。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彻底，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曾企图给这个派别建立理论基础。”[7]由于不惜一切代价地努力争取统一，我不自觉地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把孟什维主义中的中派倾向理想化了。尽管我进行了三次短暂的尝试，但是我没有达到同孟什维克担起共同任务的地步，也不能达到那种地步。然而，与此同时，调和主义路线却使我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冲突更为尖锐，因为列宁既然同孟什维克对立，就要无情地否定调和主义，也不能不这样做。显然，根据调和主义的纲领是不能创建什么派别的。由此得出的教训是，为了庸俗的调和主义而破坏或削弱一种政治路线，是不能容许的和致命的；在中派主义向左摇摆的时候粉饰它，是不能容许的；在追逐中派主义鬼火的时候夸大和渲染同真正革命的具有共同思想的人的意见分歧，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些就是托洛茨基的真正错误的真正教训。这些教训非常重要。甚至到今天它们还保持着充分的效力，而应该对这些教训加以思考的正是拉狄克。有一次，斯大林以其特有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玩世不恭态度说：“托洛茨基不会不知道，列宁是至死一直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但是这竟没有使他感到不安。”（《真理报》第二六二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8]这是对现实的粗暴的和不忠实的歪曲，也就是对现实的纯粹斯大林主义的歪曲。列宁在给外国共产党人的一封信中解释说，共产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是同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分歧很不相同的。他写道，这种意见分歧，布尔什维主义在过去也有过。但是，“……在夺取政权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刻，布尔什维主义是统一的。它把接近自己的各种优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第十六卷第333页）[9]列宁在写这一段话的时候，心中所想到的最接近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是什么呢？是马尔丁诺夫或者库西宁吗？或者是加香、台尔曼和什麦拉尔吗？在列宁看来，这些人是有些像“最接近的流派中的优秀流派”吗？还有什么别的倾向比我在一切根本问题（包括农民问题）上所表现的倾向更接近布尔什维主义呢？甚至罗莎·卢森堡最初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土地政策也是望而却步的。然而，对我来说，这一点是根本没有疑问的。列宁在拿着铅笔起草他的土地法的时候，我是同他围着一张桌子坐在一起的。当时我们几乎只简短地交换过十几次意见，其主要内容如下：这个步骤是一个矛盾的步骤，但是从历史上看却又是一个绝对不可避免的步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下，在世界革命的规模中，各种矛盾是会得到调整的——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时间。如果说不断革命论和列宁的辩证法在农民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对抗，那末，我没有放弃关于革命发展过程的基本看法，同时又一点也没有像当时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那样在一九一七年在农民问题上摔了跤，拉狄克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二月革命以后，目前这些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莫洛托夫，等等，等等——采取的都是庸俗的民主主义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拉狄克又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还有：列宁在谈到布尔什维主义同与它最接近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最优秀的分子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谁呢？列宁在这种估价中对过去的意见分歧作出了确切的分析，这种估价是不是表明他根本没有看到有两种不可调和的战略路线呢？在这方面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日（十四日）列宁在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10]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是不是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协议的问题。赞成联合的人甚至在会议上都竭力——说实在的，是非常胆怯地——对“托洛茨基主义”作了暗示。列宁是怎么回答的呢？“达成协议吗？我甚至不能认真地谈到这一点。托洛茨基早就说过，联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了解了这一点——而从那时以来就再没有更好的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看来，使我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不是不断革命论，而是调和主义。这样说来，要成为“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我只需要了解不可能同孟什维克达成协议就可以了。但是，拉狄克突然之间正好转到不断革命的问题上来，这又如何解释呢？我认为有一种解释。我们可以从他的论文中了解到，拉狄克在一九一六年是同意“不断革命”的；不过他的同意是布哈林所解释的同意，根据那种解释，资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已经完成——不仅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已经完成，甚至不仅民主专政口号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而且资产阶级革命本身也已完成——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在纯粹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夺取政权。拉狄克显然是以布哈林主义的态度解释我当时的立场的；否则，他就不可能在同一个时候宣称他既同布哈林一致，也同我一致。这一点也说明了为什么列宁同跟他一道工作的布哈林和拉狄克进行论战，而假借反对托洛茨基的名义来反对他们（拉狄克在他的论文中也承认这一点）。我还记得，波克罗夫斯基[11]（他同布哈林的思想相同，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历史方案的创建者，他非常有技巧地把这种方案粉饰成马克思主义的）在巴黎同我谈话时，在这个问题上半信半疑地表示“一致”，这一点使我感到惊讶。在政治上，波克罗夫斯基过去和现在都是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他老老实实地认为这种立场就算是布尔什维主义。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拉狄克在意识形态方面显然还是依靠一九一六年的布哈林主义立场过日子，他依然认为这种立场也就是我的立场。拉狄克在飞快地研究了列宁的著作以后，正确地抛弃了这种毫无希望的立场，而正如在这种情况下所常发生的一样，他在我的头项上画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弧。这是十分可能的，因为这是典型的做法。这样一来，布哈林（他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把自己整个颠倒过来，即从一个极左分子一变而为一个机会主义分子）也就经常把他自己过去的思想归罪于我，并把这种思想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在反对我的运动的第一个时期，我还不时地强迫自己阅读布哈林的论文，当时我常常问自己：他是从哪里弄到这个的？——但是很快我就猜到，他是看了他过去的日记。而现在我怀疑，拉狄克从不断革命论的保罗转变为这种理论的扫罗[12]，是不是也是这样一种心理基础。我不愿坚持这种假想。但是我也找不到别的解释。无论如何，正如法国谚语所说的：酒已经倒出来，非喝不可了。我们是被迫深入旧引语的领域的。我尽可能地减少引语的数目。但还是有很多。那末就以这样一点作为我的理由吧，即在被迫从这些旧引语中进行挑选的时候，我将自始至终竭力找出同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有联系的线索。[1]这个预言不久就应验了。——列·托·[2]指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中译者注[3]这里的俄文字экзекутор是一个很难翻译的语义双关的字，意思就是看管者。——英译者注（экзекутор一词的原意是指旧俄官僚机构中掌握机关总务的官吏。——中译者注）[4]一九〇九年，列宁在同马尔托夫进行论战的一篇文章中的确引用过我的《总结与展望》。然而，不难证明，列宁所援用的引语都是间接得到的，即从马尔托夫本人那里得到的。这是列宁针对着我而提出某些显然出于误解的反对意见的唯一可能的解释。一九一九年，国家出版社用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了我的《总结与展望》。在列宁全集的注释里，有一句类似这样的话，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以后的“现在”特别值得注意，这句注释差不多也是在同一个时候写出来的。列宁在一九一九年究竟是读过我的《总结与展望》呢，还是仅仅翻阅了一下呢？关于这一点，我完全不能肯定。当时我经常旅行，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很短，我在这个期间同列宁会晤的时候——即内战最激烈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起过派别之间的理论问题。但是，越飞的确就在这个时候同列宁谈论过不断革命论。越飞去世以前在给我的告别信中把这次谈话告诉了我（见《我的生活》，纽约版第535，537页〔伦敦版第456、458页。——英译者注〕）。越飞的说法能不能这样解释呢：即列宁在一九一九年才第一次了解《总结与展望》这本书并且承认书中的历史预断是正确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能作一些心理推测。这种推测是否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决定于对所争论的问题本身的核心如何估价。越飞说列宁肯定了我的预断的正确性，对于在列宁逝世以后的时期里那些依靠理论上的人造牛油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这种说法一定是不能理解的。另一方面，凡是仔细思考过列宁在革命本身的发展方面的思想演变情况的人都会了解，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必须也不能不对不断革命论作出新的估价，这种估价不同于他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不同时期所作出的一些估价，那些估价都是根据孤立的引语、甚至连一次也没有考察过我的整个立场而杂乱地、顺便地乃至于常常显然自相矛盾地提出来的。一九一九年列宁既然要证实我的预断是正确的，就没有必要把我的立场同他的立场对立起来。只要思考一下这两种立场的历史发展情况就够了。这里没有必要重复列宁经常为他的“民主专政”公式提出的具体内容，这种内容与其说是从一个假设的公式中产生出来的，不如说是从分析阶级关系的实际变化当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策略上和组织上的内容已经作为革命现实主义的典范永远载入史册。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无论如何在所有最重要的场合下，只要我在策略上和组织上同列宁处于对立地位，正确总是在他那一方面。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过去的历史预断只要看来只不过是一些历史回忆，我就不想去维护它们。我觉得自己不得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只是由于不肖的门徒们对不断革命论的批评不仅开始在整个国际中培育理论上的反动，而且已经变成直接颠覆中国革命的一种工具。——列·托·[5]БогданМирзаджановиуКнунянц，1878—191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曾任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委员，拥护列宁。——中译者注[6]《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294页。（托洛茨基的引文有时同原著稍有出入，这里完全根据托洛茨基的引文翻译。以下同。——中译者注）[7]《论调和分子或好心人的新派别》，《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240页。[8]《<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301页。[9]《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37页。[10]大家知道，这次历史性会议的卷帙浩繁的记录在斯大林专门发出的命令下从文献中删掉了，并且一直到现在还对党保守着秘密。——列·托·[11]МихаилНиколаевичПокровский，1868—1932，苏联历史学家和社会政治活动家，一九〇五加入联共（布）党。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二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中译者注[12]据《新约全书》，保罗原名扫罗，本来是一贵族，性残暴，反对基督徒。后来耶稣显灵，感召了他，变成耶稣最积极的使徒之一。扫罗传道后，改名保罗。在这里保罗指卫道者，扫罗指毁道者。见《新约全书》《使徒行传》。——中译者注<<托洛茨基：不断革命>>
德文版序言<<托洛茨基：不断革命>>德文版序言在本书德文版将要出版的时候，世界工人阶级的整个有思想的部分以及在一定的意义上整个“文明的”人类，正在以特别浓厚的兴趣注视着目前正在大部分前沙皇帝国发生的经济转变及其反响。这方面的最大注意力是农民土地集体化问题所引起的。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在这个领域，同过去决裂具有一种特别彻底的性质。但是，如果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一个总的概念，那末，要对集体化作出正确的估价是不可想象的。而在这里，我们在高得多的水平上再一次确认了一点，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域，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落脚于实际活动。最细微的分歧意见，以及看来最“抽象的”分歧意见，如果思想上毕竟存在的话，那末，迟早一定会在实践中表现出来，而实践是不容许任何一个理论上的错误太平无事地存在的。农民土地集体化，当然是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必要最根本的部分。但是，集体化的规模和速度并不仅仅决定于政府的意志，而是归根到底决定于一些经济因素，即决定于国家经济水平的高度，决定于工农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也决定于农业本身的技术资源。工业化是整个现代文化的推动力，因而也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可以设想的基础。在苏联的条件下，工业化首先意味着加强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工业化还为农业集体化创造物质和技术前提。这两种进程的速度是互相依赖的。无产阶级关心这两种进程尽可能达到最高的速度，以使正在建立的新社会得到最好的保障，使它消除外来的危险，同时为有步骤地提高劳苦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创造一个泉源。然而，可以达到的速度是受到国家总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限制的，是受到城乡关系的限制的，同时也受到群众最迫切的需要的限制，因为群众为了明天而牺牲今天只能达到一定的程度。最适当的速度，即最好和最有利的速度，是不仅能够促使工业和集体化在一定的时期得到最迅速的发展，而且还能保障社会制度的必要稳定性，也就是说，要能首先加强工农联盟，从而为未来的成就准备可能性。从这个观点出发，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在指导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发展时所运用的一般历史标准。在这里，主要有两种可能采取的方针：（一）上面所概述的方针，即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进一步的胜利以前，从经济上加强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俄国左翼反对派的观点）；（二）另外一种方针：建设一个孤立的民族社会主义社会并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这是目前官方的立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并且归根到底直接对立的社会主义概念。从这里就产生了根本不同的路线、战略和策略。在本序言的范围内，我们不能详尽地论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我们已经写了一些著作论述这个问题，特别是《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这里我们只限于谈谈这个问题的根本性因素。首先，让我们回忆一下，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天首先提出来的，这个理论不仅同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传统和列宁学派完全矛盾，而且甚至同斯大林本人在同年春天所写的东西完全矛盾。从原则的观点来看，斯大林“学派”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问题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严重性，并不亚于，例如，一九一四年秋天即斯大林转变以前整整十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战争和爱国主义的问题上同马克思主义的决裂。这个对比，从性质上说，完全不是偶然的。斯大林的“错误”，正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错误”一样，也是民族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经济并不是各民族部分的总和，而是一种由国际分工和在我们这个时代专横地统治着民族市场的世界市场所形成的强有力而独立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早已发展得超过了民族界限。（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事实的表现之一。在生产技术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代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如果要在民族范围内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那末，不管暂时取得多少成就，都意味着把生产力拉回到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不顾构成世界统一体的一部分的国家发展在地理、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条件，而试图在一个民族范围内实现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经济各部门的平衡，那就意味着追求一种反动的乌托邦。如果这种理论的先驱和追随者还参加国际革命斗争（取得什么成就，是另一个问题），那是因为作为不可救药的折衷主义者，他们把抽象的国际主义同反动的乌托邦民族社会主义机械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种折衷主义的最高表现就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为了生动地揭露作为民族社会主义概念的基础的主要理论错误之一，我们最好引用最近出版的一篇斯大林的演说中所说的话，这篇演说是论述美国共产主义的内部问题的[1]。斯大林在同美国的一个派别争论的时候说，“不考虑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点，那是不对的。共产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考虑到这些特殊点。但是，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这些特殊点上，那就更加不对了，因为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任何一个共产党的活动基础（任何共产党都必须立脚于这种基础之上），必须是对所有的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的共同点，而不是某一国家的特殊点。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特殊点只不过是共同点的补充。”（《布尔什维克》一九三〇年第一期第8页。黑体是我们标的。）这一段话没有一点谈得上是清清楚楚的。斯大林借口为国际主义提供经济上的理论根据，实际上是为民族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根据。说世界经济只不过是同一类型的民族部分的总和，那是荒谬的。说特殊点“只不过是共同点的补充”，像脸上的瘊子一样，也是荒谬的。实际上，民族特点所代表的是世界进程基本特点的一种原始的结合。这种原始性在许多年中对于革命战略可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回顾这一点就够了：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早许多年。单单这个历史教训就表明，不管斯大林怎么说，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一些“共同点”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建立在一种抽象的民族资本主义类型的基础上，那是绝对错误的。坚持“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正是要建立在这一点上”，那是完全荒谬的。实际上，它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无能为力上，这种民族国家早已过时了，它已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民族资本主义，除非是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否则，不用说建立这种社会，连理解它也不可能。不同国家的经济特点绝不是从属性的。只要比较一下英国和印度、美国和巴西就够了。但是，民族经济的具体特点，不管有多么大，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更高级的现实的组成部分，这种现实就叫做世界经济，归根到底，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正是建立在这种经济上的。斯大林把民族特点说成只不过是共同类型的一种“补充”，这种说法同斯大林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了解（也就是不了解）显然是极其矛盾的，而且这种矛盾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这个规律被斯大林宣布为最根本最重要的普遍规律。斯大林借助于这个已经被他改变成一个空洞概念的发展不平衡规律，企图解决一切现存的谜。但是，令人惊异的是，他竟没有注意到，民族特点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不平衡性最一般的产物，也可以说就是它的最终结果。唯一需要的是正确地理解这种不平衡性，全面地考虑它，同时要把它扩展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生产力较快或较慢的发展；整个历史时期扩大或者相反缩小的性质，例如，中世纪，基尔特制度，启蒙的专制政体，议会政治；不同经济部门、不同阶级、不同社会机构、不同文化领域的不平衡发展——所有这些构成这些民族“特点”的基础。一个民族社会型式的特点就是它本身的形成所具有的不平衡性的集中表现。十月革命就是历史进程不平衡的最重要的表现。不断革命论对十月革命作出了预断；由此可见，这个理论所依据的是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不过不是依据它的抽象形式，而是依据它在实质上对俄国社会和政治特点的具体化。斯大林牵强附会地运用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并不是为了及时地预见到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而是为了事后即一九二四年擅自把建设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强加在已经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的身上。但是，恰好是在这里，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是用不上的，因为这个规律既没有代替也没有废除世界经济的规律；相反地，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是从属于世界经济的规律的。斯大林把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奉为偶像，说它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充分根据，不过这种民族社会主义不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型式，而是例外的、救世主的、纯粹俄国的型式。据斯大林看来，只有俄国有可能建设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就从这一点出发，把俄国的民族特点不仅提高到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点”之上，而且提高到整个世界经济之上。斯大林的全部概念的致命的裂口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苏联的特点是那样强有力，以致它可以使苏联在自己的边界以内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不管人类的其他部分发生了什么事。至于其他国家，由于救世主没有批准，它们的特殊点只不过是共同点的“补充”，只不过是脸上的一颗瘊子。斯大林教导说，“把共产党的活动建立在这些特殊点上，那是不对的。”这条教训适用于美国、英国、南非以及塞尔维亚的共产党——但是不适用于俄国共产党，因为俄国共产党的活动不是建立在“共同点”的基础上，而正是建立在“特殊点”的基础上的。从这里就产生了共产国际的彻头彻尾二元论的战略。当苏联在“消灭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所有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却完全不顾现有的民族条件而被迫按照日历（八月一日、三月六日，等等）进行一模一样的活动。救世主的民族主义以官僚的抽象的国际主义为补充。这种二元论贯穿在共产国际的整个纲领中，使它失去了任何原则性的意义。如果我们把英国和印度当作两种截然相反的资本主义类型国家，那末，我们就不得不说，英国和印度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决不是建立在同样的条件、任务和方法上，而是建立在不可分割的相互依靠关系上。印度解放运动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是英国展开革命运动，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无论印度或者英国，都不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二者都必须作为一部分加入更高的整体。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就建立在这一点上，而且只建立在这一点上。最近，即一九三〇年三月八日，《真理报》重新解释了斯大林的不走运的理论，这家报纸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即作为生产关系的一定形式，可以“在苏联的民族范围内”完全实现。把“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说成是保证不受资本主义包围的干涉，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社会主义的这样一种最终胜利，“实际上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在几个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在列宁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摆出一种学识渊博的姿态来解释这样拙劣的经院哲学，要理论思想堕落到多么严重的程度才行呵！如果我们有一刹那的可能在孤立的苏联范围内实现作为一种完善的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那末，那就是“最终胜利”——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还谈得上什么可能的干涉呢？社会主义秩序的先决条件是高度的技术、文化水平和居民的团结一致。由于苏联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可以设想，将拥有两亿到两亿五千万人口，我们不免要问：到那时候还有什么干涉可言呢？在那种情况下，哪个国家或者国家联盟还敢于妄想进行干涉呢？可以想象的干涉只有可能来自苏联方面。但是有这种必要吗？几乎没有。一个落后的国家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榜样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将意味着一个致命的打击，将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要付出的代价减少到如果不是零的话，至少也是最低的程度。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斯大林主义的全部概念实际上是导致共产国际的消灭。的确，如果社会主义的命运是由可能有的最高权威即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来决定的话，那末，共产国际还有什么历史意义呢？在那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任务将是同臭名远扬的“苏联之友”一道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使它免遭干涉，也就是说，从实质上看，扮演边防哨兵的角色。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企图用这样最新奇最新鲜的经济论据来证明斯大林主义概念的正确性：《真理报》说，“……正是现在，一种社会主义型式的生产关系正在不仅更深地扎根于工业，而且通过国营农场的增长、通过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大大开展集体农庄运动和消灭富农阶级而也更深地扎根于农业，正是现在，最清楚的一点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失败理论的可悲的破产，这种理论从本质上说就是‘孟什维克对十月革命的合理性的否定’（斯大林）。”（一九三〇年三月八日《真理报》）这一段话的确值得注意，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花言巧语掩盖的是十分混乱的思想。《真理报》文章的作者同斯大林站在一起，谴责“否定十月革命的合理性”的“托洛茨基”概念。但是，本书的作者正是在这个概念也就是在不断革命论的基础上，在十月革命发生以前十三年预告过十月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而斯大林呢？甚至在二月革命以后，也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前七八个月，他摆出的还是一种庸俗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到彼得格勒同那些自命不凡的、当时被他嘲笑为“老布尔什维克”的人们展开无情的斗争是有必要的，而斯大林小心翼翼地、不声不响地从民主主义立场滑到社会主义立场上也是必要的。斯大林的这种秘密的“长入”（顺便说一句，这种“长入”从来没有完成），无论如何，不早于我证明俄国工人阶级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以前夺取政权的“合理性”以后十二年。但是，在从理论上提出对十月革命的预断时，我一点也不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以后，就会使前沙皇帝国离开世界经济的轨道。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国家政权的作用和意义。国家政权绝不像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仆从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经济进程的消极反映。政权可以具有巨大的意义，进步的以及反动的，这一点决定于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但是，国家政权仍然还是上层建筑的一种工具。政权从沙皇和资产阶级的手中转移到无产阶级的手中，既没有废除世界经济的进程，也没有废除世界经济的规律。的确，十月革命以后有一个时期，苏联和世界市场的经济联系削弱了。但是，如果从只不过是辩证的进程的一个短暂阶段这样一种现象中作出论断，那就大错特错了。国际分工和现代生产力的超民族性质，对苏联来说不仅保持着它们的意义，而且还会随着苏维埃经济上升的程度而使它们的意义增加两倍和十倍。构成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的每个落后国家，都经历过各种各样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减少或增加的阶段，但是，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是走向世界联系的大大加强，这一点表现在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额上，其中当然也包括资本输出。英国对印度的依赖同印度对英国的依赖，从性质上说自然有其不同之处。但是，这种不同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而绝不是决定于它们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程度。印度是一个殖民地；英国是一个宗主国。但是，如果今天英国处于经济封锁的情况下，那末，它会比印度处于类似的封锁下毁灭得更快些。顺便说一句，这就是世界经济现实的令人信服的说明之一。资本主义发展——不是根据《资本论》第二卷的那些作为一个分析阶段来说保持其全部意义的抽象公式来说，而是根据历史现实来说——是而且只能是通过有步骤地扩大自己的基础来进行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因而也是在资本主义同其内部矛盾进行的斗争中，每个民族资本主义都是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向“外部市场”的潜力，即世界经济的潜力。从资本主义不断发生的内部危机当中产生出来的不可控制的扩张，构成一种进步力量，一直到它转变成一种对资本主义来说是致命的力量时为止。十月革命从旧俄国继承下来的，除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以外，还有同样深刻的整个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曾经拥有并且依然拥有物质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些矛盾体现在城乡之间的物质关系中，表现在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和比例失调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等等当中。这些矛盾的某些根子直接生长在国家的地理和人口条件中，也就是说，养育这些根子的是这种或那种丰富的或缺乏的民族资源，是历史形成的居民群众分布情况，等等。苏维埃经济的力量在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以及对生产资料的计划领导。苏维埃经济的弱点，除了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以外，则在于目前的那种革命后的孤立状态，也就是说，它不仅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甚至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即在对落后国家可以起相当决定性作用的正常国际信贷和一般“提供资金”的形式下，都没有能力得到世界经济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在资本主义时期以及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矛盾不仅没有消失，恰恰相反，在苏联从衰退和毁灭的年代中恢复过来以后又出现了；随着苏维埃经济的增长，这些矛盾在恢复和加剧，要使这些矛盾得到克服或甚至减轻，就要求在每个阶段能够接近世界市场的资源。要想了解被十月革命唤醒而进入新生活的广大领土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必须清楚地考虑到，除了最近由于经济上取得成就而重新出现的旧矛盾以外，还增加了一种新的最强有力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是苏联工业的集中性质和苏联经济的孤立处境之间的矛盾；苏联工业的集中性质为空前的发展速度提供了可能性，苏联经济的孤立处境则排除了正常利用世界经济潜力的可能性。旧矛盾加上新矛盾就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令人感到痛苦的困难也产生了。这些困难最直接最强烈地表现在这样一件每个工人和每个农民天天都感觉到的事实上，即劳苦群众的生活条件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普遍增长而改善，而是由于粮食困难目前正在日益恶化。苏联经济的严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不适应于民族市场，只有在国际的规模上才能做到社会主义式的协调和一致。换句话说，苏联经济的危机不仅是成长期间产生的病症，一种初期的病态，而且表明了更加有意义得多的事情——即世界市场的严格控制，这个市场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从属于它，我们同它结合在一起，我们摆脱不了它。”（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然而，不能根据上面说的话就得出结论，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这是一种可耻的实利主义的结论。国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是一桩单一的、同一个时间采取的行动。政治上层建筑——革命是这种“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有它自己的辩证法，它专横地打断世界经济的进程，但是它并不废除这种经济的根深柢固的规律。十月革命作为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几十年的时间）的第一阶段是“正当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的间隔要比我们所预料的长得多。虽然如此，它仍然是一个间隔，而绝不能变成一个自给自足地建设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两种革命概念，在（苏维埃）经济问题上产生了两条基本路线。最初迅速取得的经济成就是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的，这些成就促使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天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为孤立的民族经济提出的实际前景的顶点。正是在这个时期，布哈林提出了他的著名公式：由于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的垄断来保护自己，使自己不受世界经济的影响，我们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即使是以乌龟速度”。这是中派（斯大林）和右派（布哈林）集团的共同公式。早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就无尽无休地提出一种想法：我们的工业化速度是我们“自己的事”，同世界经济没有任何关系。这样一种民族自给自足自然不能维持很久，因为它所反映的是经济恢复的最初的很短暂的阶段，而经济恢复却需要恢复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国与国相互依赖所产生的最初冲击，出乎民族社会主义者的预料，产生了一种不安情绪，这种情绪到下一个阶段变成了惊慌失措。我们必须在尽可能迅速的工业化和集体化速度的帮助下尽可能迅速地取得经济的“独立性”！——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在过去两年中所发生的转变。爬行的和小手小脚的做法完全被冒险主义代替了。而两种做法的理论基础却是一样的：民族社会主义概念。正如上面所表明的，基本困难来自客观环境，主要是来自苏联的孤立处境。我们在这里将毫不犹豫地考虑，这种客观环境本身究竟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是领导方面的主观错误所造成的（如一九二三年在德国、一九二四年在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一九二六年在英国和波兰以及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在中国执行的错误政策；当前“第三个时期”[2]的错误战略，等等，等等）但是，苏联最剧烈的震动是这一事实造成的，即目前的领导设法装成心甘情愿的样子，他们从工人国家的政治孤立中制订出一个经济上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这就导致试图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农具的基础上把农民土地全盘社会主义集体化——一种最危险的冒险，这种冒险有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可能性遭到破坏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种情况变得极其尖锐的时候，布哈林这位昨天的“乌龟速度”理论家已经为今天的“疯狂奔驰”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创作了一首动人的赞美歌。令人担心的是，这首赞美歌不久恐怕也会被宣布为最大的异端。因为在空中已经出现了新的曲调。在经济现实抵制的影响下，斯大林不得不退却。现在的危险是，昨天的那种由惊慌情绪所产生的冒险主义的攻势可能变成一次惊慌失措的退却。这种阶段的变来变去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的性质无情地带来的结果。如果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为自己制订一个现实主义的纲领，那就不可能为自己规定脱离世界经济而“独立”的目标，尤其不可能为自己规定“在最短的时期内”建设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任务并不是要达到抽象的最高速度，而是达到最适宜的，也就是根据国内和世界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最好的速度，这种速度可以加强无产阶级的阵地，准备未来的国际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因素，同时首先有步骤地提高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加强无产阶级同农村非剥削群众的联盟。这种前景应当在整个准备时期都如此，这就是说，一直到先进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把苏联从目前的孤立处境中解放出来为止。这里谈到的某些思想在作者的其他著作中有更详尽的阐述，特别是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一书中。在最近的将来，我希望出版一本小册子，专门评述苏联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我不得不请希望更加了解今天对不断革命论的提法的读者看看本书。但是，上面提到的种种考虑已经足以——我不揣冒昧——显示近年来就原则问题所进行的斗争的充分意义，这场斗争目前正在以两种对立的理论的形式进行着，即一国社会主义论对不断革命论。只有问题的这种现实意义足以说明，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呈献给外国读者的一本书，大部分是批判地重估革命以前的预断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方面的论战。当然，对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本来是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来加以说明的。但是，目前这种方式绝不是作者创造出来的，也不是按照作者的本意选择的。这种方式之所以强加于作者，部分是由于敌对者的意志，部分则是由于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甚至科学中最抽象的数学真理，如果同其发现史联系起来，也可以透彻地领会。这一点甚至更加有力地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比较具体的即为历史所决定的真理。我想，要使读者更加接近更加明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本质，是把在革命前的俄国条件下对革命所进行的预断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而不是脱离产生这些政治思想的斗争条件来对这些政治思想进行经院式的和夸夸其谈的说明。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九日[1]斯大林发表这篇演说是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一九三〇年初使它得到一种“纲领性”意义的情况下才第一次出版。——列·托·（这篇演说刊载在《共产党人》[美国]一九三〇年六月号上。见威·兹·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一九五二年版第273页。《斯大林选集》中没有收入这篇演说。——英译者注）[2]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曾讨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分期问题。第三个时期指资本主义经济和苏联经济几乎同时开始超出各自的战前水平时期。——中译者注<<托洛茨基：不断革命>>
初版序言（俄文版，在柏林出版）<<托洛茨基：不断革命>>初版序言（俄文版，在柏林出版）本书所探讨的一项争论，同三次俄国革命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是只同这段历史有联系。近年来，这项争论在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以后，它又转移到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决定了有关东方国家革命斗争问题的许多最重要的决议。这项争论还和不断革命论有关系，按照列宁主义的不肖门徒（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等）的学说来说，这个理论是“托洛茨基主义”所特有的罪恶。不断革命的问题是在一九二四年重新提出来的，这次提出经过了一段长的间隔，乍看起来，十分出乎意料。政治上的理由是没有的；这是一个很久以前就有意见分歧的问题。但是，有重要的心理方面的动机。曾经展开斗争反对我的所谓“老布尔什维克”集团，开始把自己装扮成“布尔什维克老卫士”来同我对抗。但是在他们的道路上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那就是一九一七年。不管以前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斗争和准备这一段历史，对全党以及不同的个人来说，可能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整个准备时期所遇到的最大的和毫不含糊的考验却是十月革命。不肖门徒当中没有一个人经受住这次考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时期，他们毫无例外地都采取了民主左派的庸俗立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出工人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口号。他们都认为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是荒谬的，或者——更要坏些——是“托洛茨基主义”。他们就以这种精神领导着党，一直到列宁从国外回来和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四月提纲。在这以后，已经直接对列宁展开斗争的加米涅夫，便公开试图组织布尔什维主义民主派。后来，同列宁一道回国的季诺维也夫，参加了加米涅夫一伙。斯大林则因深受社会爱国主义立场的影响而采取了旁观的态度。他使党忘记了他在三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那几个星期所发表的可悲的文章和演说，然后逐步转移到列宁的立场上来。正因为这样，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当中既然没有一个人表明自己在最重要最严酷的历史时刻能够独立地运用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经验，那末，这些主要的“老布尔什维克”当中的任何一个究竟从列宁主义得到了一些什么呢？但是，无论如何要使注意力离开这个问题，而转到另一个问题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便决定了把火力集中在不断革命论上面。我的对手们当然没有预见到，他们创造了一个虚假的斗争中心以后，自己就会不知不觉地被迫围着这个轴心旋转，而且会用转换的方法为自己制造一种新的世界观。不断革命论，就其基本特点来说，甚至在一九〇五年的决定性事件发生以前就已经由我阐述过了。当时俄国日益临近资产阶级革命。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当时我们都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队伍中，没有一个人对于这样一点有过任何怀疑，即我们正在日益临近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农奴制时期和中世纪的那种过时的阶级与国家关系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一种革命。在反对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我在那些日子里不得不发表不少的演说和文章，对即将到来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然而，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并不能事先回答这样的问题，即究竟由哪些阶级来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些阶级的相互关系究竟如何。而基本战略问题正是从这一点上开始的。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以及追随他们的所有的俄国孟什维克，都是以这样一种想法作为出发点，即在资产阶级革命中，领导角色是属于作为政权的天然要求者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根据这种图案，无产阶级政党被指定担任的角色是民主阵线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要支持自由资产阶级来反对反动，同时要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使之不受自由资产阶级的侵犯。换句话说，孟什维克所理解的资产阶级革命，基本上是一种自由立宪改革。列宁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提出问题的。对列宁来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从农奴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一点，首先意味着，在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和用革命方法重新分配土地这一意义上，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与此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摧毁君主政体。列宁以一种真正革命的勇气进攻了土地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影响绝大多数居民的切身利益，同时它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问题。由于把工人当作敌人的自由资产阶级，同大地主有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农民的真正民主的解放，就只有在工人和农民进行革命合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根据列宁的看法，工人和农民反对旧社会的共同起义，如果赢得胜利的话，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建立。在共产国际中，目前把这个公式当作一种超历史的教条来重复，而没有试图分析一下近二十五年来活生生的历史经验——就好像我们没有亲眼看到过并且亲身参加过一九〇五年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及最后，十月革命。然而，对这段历史进行分析是格外必要的，因为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政权。在一九〇五年，对列宁来说，这个公式是一个战略上的假设问题，它还有待阶级斗争的实际发展情况来加以证实。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公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一种假设的代数学性质。列宁没有事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假想的民主专政的两个参加者，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究竟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关系。他并没有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农民在革命中将会有一个代表自己的独立的政党——一个在双重意义上独立的政党，即不仅对资产阶级保持独立性，而且对无产阶级也保持独立性——同时能够在同无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情况下在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实现民主革命。列宁甚至还承认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即革命的农民政党在民主专政政府中有可能形成多数。在土地革命对我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命运的决定性意义这个问题上，至少从一九〇二年秋天起，也就是从我第一次逃亡外国的时候起，我是列宁的学生。土地革命，因而还有一般民主革命，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合力量在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实现，同近年来所有毫无意义的神话相反，我对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但是，我起来反对了“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这个公式，这是因为我从这一事实中看到了它的缺点，即它没有明确究竟由哪个阶级掌握真正的专政这个问题。我曾努力表明，农民尽管在社会方面和革命方面占有巨大的比重，但是不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党，尤其不能把革命权力集中在这样一个政党的手中。正如过去的革命一样，从十六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起，甚至还要早些，农民在起义中支持某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往往保证了胜利。同样，在我们的姗姗来迟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也可能在斗争达到最高峰时给予无产阶级类似的支持，帮助它掌握政权。我从这一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只有无产阶级在千百万农民的援助下证明自己能够把革命专政集中在自己手中的情况下，我们的资产阶级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任务。这种专政的社会内容是什么呢？首先，它必须彻底完成土地革命和国家的民主重建工作。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专政将变成解决从历史上看为时已晚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工具。但是，事情还不能到此为止。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将不得不甚至更为深刻地侵犯整个私有制关系，即不得不走上采取社会主义措施的道路。“但是你当真相信俄国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吗？”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斯大林之流、李可夫之流以及莫洛托夫之流等就曾经几十次地这样表示异议。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总是这样：不，我并不相信。不过，整个世界经济，首先是欧洲经济，已经完全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是否可以导向社会主义，采取什么速度，以及通过哪些阶段，这些将决定于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这就是在一九〇五年头几个月里最初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特点。从那以后，发生了三次革命。俄国无产阶级依靠农民起义的强大浪潮掌握了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变成了事实，比世界上任何发达得无可比拟的国家还要早。到一九二四年，也就是在不断革命论的历史性预断以十分罕见的力量得到证实以后还不到七年的时候，不肖的门徒们反而从我当时已经完全忘记的旧著作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一些句子和论战中的答辩，对这个理论展开了疯狂的进攻。这里正好回顾一下，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的时候，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巴黎公社的插曲性的起义也已经过去三十五年。欧洲已经有一段时间对革命渐渐生疏下来。俄国却没有任何这种经历。革命的所有问题都是重新提出来的。不难理解，在那些日子里，未来的革命对我们来说具有多少未知的和猜测的成分。所有的集团虽然做法各有不同，但都在进行种种假设。谁要是现在，即事后，能够把对一九〇五年的分析和估价看成好像就是昨天才写出来的，谁就完全不能进行历史的预断，同时也一定完全不懂得预断的方法。我常对自己、也对我的朋友说：我并不怀疑我对一九〇五年的预断有许多缺陷，这些缺陷在事后的今天是不难指出来的。但是，批评我的人是不是看得更正确些更深远些呢？尽管我已经很久没有重读我的旧著作，我还是预先就愿意承认，那些著作中的缺陷比实际上存在的缺陷还要严重还要重要。我在一九二八年深深地相信了这一点，当时我流亡在阿拉木图，强加给我的政治上的空闲使我有机会手拿铅笔，重读我过去就不断革命问题发表的著作。我希望读者读了后面的内容以后，也会完全确信这一点。但是，在这篇序言的范围内，还是有必要尽可能确切地说明不断革命论的要点以及最重要的反对意见。争论已经达到这样广泛这样深入的程度，以致目前实质上包括了世界革命运动所有最重要的问题。不断革命，从马克思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来说，意味着一种同阶级统治的任何形式都不妥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停留在民主主义阶段，而要进一步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并进行反对外国反动势力的战争；这就是说，这种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同前一阶段相衔接，它只有在阶级社会完全消灭的时候才能够结束。为了澄清围绕着不断革命论所产生的各种混乱思想，必须弄清楚这一理论中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第一，就是关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一点实质上是这个理论的历史根源。不断革命的概念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伟大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和他的信徒们提出来同民主主义思想相对立的，大家知道，民主主义思想所主张的是，“合理的”或民主的国家建立以后，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改良主义的或进化的措施和平地加以解决。马克思曾经把一八四八年的资产阶级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马克思“犯了一个错误”。不过他的错误性质是事实上的，而不是方法论上的。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没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也正是为什么它没有获得民主的原因。至于一九一八年的德国革命，它并不是完成了民主任务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被社会民主党人扼杀了的无产阶级革命；更确切些说，这是一种在战胜无产阶级以后被迫保持假民主形式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设计出一套历史发展图式，按照这种图式，每个资产阶级社会迟早要建立民主制度；有了民主制度以后，无产阶级就会在民主的条件下为社会主义而逐渐组织起来并受到教育。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际情况，有许多不同的设想：自称的改良主义者设想，这种过渡就是用改良的办法以社会主义的内容来充实民主制（如饶勒斯）；正式的革命家则承认，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必须使用革命的暴力（如盖得）。但是这两种人都认为，对于一切民族和国家说来，民主和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中的两个阶段，由于在时间上彼此相距很远，这两个阶段不仅完全不同，而且是彼此割裂的。在那些一九〇五年时期属于第二国际左翼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当中，这种观点也占支配地位。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杰出先驱者普列汉诺夫认为，在当代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一种空想。为这种观点辩护的，不仅有孟什维克，而且还包括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特别是现在党的领导人。当时他们毫无例一外地都是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不过在他们看来，不仅在一九〇五年，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前夜，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仍然是遥远的未来的音调不清的音乐。在一九〇五年重新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向这些思想情绪宣了战。这个理论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可以把社会主义任务提上日程。这就是这个理论的中心思想。传统的观点认为，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民主制时期；不断革命论则肯定，落后国家通向民主制的道路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民主制不是在数十年之内停滞不前的制度，而只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两者由一条牢不可破的链条互相联结在一起。因此，在民主革命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间存在着革命发展的不断性。“不断”论的第二个方面是，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不断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在不能确定的长时期内和经常不断的内部斗争中得到改造的。社会继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性质。改造的每个阶段都直接从前一个阶段产生出来。这个过程必然带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它是通过改造中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集团之间的冲突来发展的。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的爆发是同“和平”改革时期互相更替的。经济、技术、科学、家庭、道德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革命，是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发展的，它不让社会达到平衡状态。这就是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不断革命论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这一点是从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现状中产生的。国际主义决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世界经济的性质、生产力的世界性发展、阶级斗争的世界规模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国的基础上开始的——但是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暂时状态——尽管像苏联的经济所表明的，是一种长时期的暂时状态。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各种国内外矛盾必然随着成就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处于孤立状态，那末，无产阶级国家最后就必然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就是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从这个观点来看，一国的革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尽管它有暂时的衰退和低潮。不肖门徒们反对——尽管并不总是同样明确地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所有这三个方面。既然这个问题是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地连结在一起的三个部分，那末事情又怎么能够不是这样呢？不肖门徒们机械地把民主专政同社会主义专政割裂开来。他们把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同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割裂开来。他们认为，从本质上说，在一国范围内取得政权不是革命行动的开始，而是革命行动的终结；随后就是走向一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时期。在一九〇五年，他们甚至不承认无产阶级在俄国可以比在西欧更早取得政权的思想。在一九一七年，他们鼓吹在俄国进行独立自主的民主革命而拒绝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他们提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要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方针。后来，他们给中国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来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相对立。他们宣称在苏联有可能建设孤立无援的和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他们说来，世界革命已经不是胜利的必要前提，而只不过是一种有利的环境而已。不肖门徒们就这样在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大大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种从人为地复活历史的回忆和歪曲久远的过去而开始的斗争，使得革命领导阶层的世界观完全改变了。我们已经一再说明，对于准则的这种重新估计，是在苏联官僚集团的社会需要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个集团已经变得空前保守，它拼命维持国家秩序，并要求现在应当把已经实现的革命——这次革命保证了这个集团享有特权地位——看成是适合于和平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不想在这里再来谈论这个课题。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官僚集团深刻地意识到，它在物质上和思想意识上的地位是同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有联系的。这一点现在表现得非常明显，尽管有这样的事实，或者不如说是由于有这样的事实，即斯大林主义的政府机器在它没有预见到的矛盾的压力之下，现在正在拼命向左转，正在狠狠地打击昨天的右派鼓动家。官僚分子虽然急急忙忙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口号和论据，但是大家知道，他们对反对派的敌对态度丝毫没有改变。当反对派成员为了支持工业化方针等而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时，就被要求首先谴责不断革命论，并且承认——即使只是间接地——一国社会主义理论。通过这一点，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表明，它在保持民族改良主义战略基础的同时向左转这种做法，纯粹是策略性质的。这意味着什么，用不着多加解释；在政治上如同在军事上一样，归根到底策略是从属于战略的。问题早已超出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特有范围。这个问题逐渐扩大，今天实际上已经涉及到革命世界观的一切问题。是不断革命还是一国社会主义？——这个抉择同时涉及到苏联的国内问题和东方革命的前途，最后，还涉及到整个共产国际的命运。本书没有从所有这些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重复其他著作中已经说过的话是没有必要的。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1]中，我竭力从理论上揭露了民族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脆弱无力。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们对此保持沉默。这的确是他们的唯一办法。在本书中，我首先恢复了一九〇五年在俄国革命内部问题方面所阐述的不断革命论。我说明了我的立场同列宁的立场的实际分歧在哪里，以及我的立场如何和为什么在每个决定性的情况中同列宁的立场都是一致的。最后，我竭力说明这个问题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整个共产国际的决定性意义。不肖门徒们究竟给不断革命论加了些什么罪名呢？如果我们把批评我的人的无数矛盾撇开不谈，那末，他们的真正庞大的全部著作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命题：一、托洛茨基忽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在一九〇五年他就已经认为俄国无产阶级直接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二、托洛茨基完全忘记了土地问题。对他来说，农民并不存在。他所描述的革命仅仅是无产阶级和沙皇制度之间的战斗。三、托洛茨基不相信世界资产阶级会容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存在任何一个时期，他认为这种专政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除非西方无产阶级在非常短的时期夺取了政权并给予我们援助。因此，托洛茨基低估了西欧无产阶级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压力。四、托洛茨基总的来说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不相信它有能力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他过去和现在都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国际革命上。这几个要点不仅贯穿在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以及其他人的无数著作和演说中，而且还写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最有权威的决议中。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能不说，这些要点是建立在无知和欺骗的混合物上面的。批评家们提出的头两点（后面将要说明）是彻头彻尾虚伪的。不对的是，我正是从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性质出发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土地危机的深刻化有可能使落后俄国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对的是，这正是我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夜所维护的想法。这正是被称之为“不断”的革命所表明的想法，这种革命也就是一种不间断的革命，一种从资产阶级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为了表达这同一想法，列宁后来使用了这样一种出色的表达方法，即资产阶级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事件[2]发生以后（一九二四年），斯大林把“长入”的概念同不断革命对立起来，他把不断革命说成是从专制政治领域直接跳到社会主义领域。这个不幸的“理论家”甚至不屑于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整个问题仅仅是一次跳跃，那末，革命的不断性，也就是革命的不间断的发展，还可能有什么意义呢？至于第三条罪状，这是由于不肖门徒们拥有这样一种不攻自破的想法而提出来的，即在无产阶级“严格”组织的压力的帮助下，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无限期地中立化。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那几年，这就是斯大林的中心想法。英俄委员会[3]就是这种想法的产物。对依靠柏塞尔[4]、拉狄克、拉弗莱特[5]以及蒋介石的帮助来束缚世界资产阶级手足的可能性失望以后，便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心惊胆战起来。共产国际还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反对不断革命论的第四点也不过是等于说，我没有在一九〇五年维护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观点，而这种理论是斯大林到一九二四年才为苏维埃官僚第一次提出来的。这一条罪状不折不扣地是历史上的一件妙事。人们可能真会以为，我的对手们——要是他们在一九〇五年毕竟还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话——当时就抱着这样的看法，即俄国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革命了。实际上，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期间，他们却在无休止地谴责我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因为我承认有这样的或然性，即俄国无产阶级可能在西欧无产阶级之先取得政权。加米涅夫和李可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指责列宁有无政府主义思想，他们用简单的语言向列宁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首先在英国以及其他先进国家实现，然后才有可能轮到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以前，这种观点也受到斯大林的维护。后来斯大林才渐渐地困难地接受了不同于民主专政的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公式。在一九二四年春天，斯大林还在重复别人早就说过的话：如果是单独一个国家，那末，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成熟。到一九二四年秋天，斯大林在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斗争中第一次发现了在俄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只是到了这个时候，红色教授们才为斯大林收集引语，这些引语就给托洛茨基定了罪，说他在一九〇五年曾经认为——多么可怕！——只有在西方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俄国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有人把二十五年的思想意识斗争史剪成小碎片，放在研钵里搅乱，然后让一个盲人把这些碎片重新接起来，那末，它在理论上和历史上所达到的荒谬混乱程度，恐怕不会比不肖门徒们告诉他们的读者和听众的更为严重。为了说明昨天的问题同今天的问题之间的联系，人们必须在这里回顾一下——即使仅仅是非常概括地——共产国际的领导，即斯大林和布哈林，究竟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一九二四年，他们在中国面临民族解放革命的借口下，把领导角色派给了中国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被正式地承认为领导党。甚至俄国的孟什维克在一九〇五年对立宪民主党人（自由资产阶级政党）所采取的态度，也没有走得这么远。但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并没有到此为止。它还强迫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并服从它的纪律。斯大林在专电中劝告中国共产党人制止农民运动。参加暴动的工人和农民被禁止组织自己的苏维埃，以免同蒋介石闹翻。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即上海反革命政变发生前几天，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的一次会议上还把蒋介石当作“可靠的同盟者”来加以维护，不许反对派反对。共产党的正式服从资产阶级领导和正式禁止组织苏维埃（斯大林和布哈林教导说，国民党“代替了”苏维埃）比孟什维克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七年期间所干的一切事情更为明目张胆地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政变以后，在汪精卫领导下的左派从国民党中暂时分裂出来。汪精卫立即被《真理报》欢呼为可靠的同盟者。从本质上看，汪精卫同蒋介石的关系就像克伦斯基同米留可夫的关系一样，所不同的是，在中国，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体现在蒋介石一个人身上。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中国的党被命令加入“左派”国民党并被命令服从中国克伦斯基的纪律，而不是去准备反对他的公开战争。结果“可靠的”汪精卫摧毁了共产党，还摧毁了工农运动，其残酷程度并不亚于曾被斯大林宣布为自己的可靠同盟者的蒋介石。孟什维克虽然在一九〇五年以及以后的时期里支持了米留可夫，但是并没有加入自由派政党。孟什维克虽然在一九一七年同克伦斯基携手并进，但是依然保持了自己的组织。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甚至是对孟什维主义的恶毒丑化。这就是第一章也是最重要的一章的内容。在不可避免的后果产生以后，即工人和农民运动完全停顿，共产党士气低落和瓦解以后，共产国际的领导又命令“向左转！”并要求立即过渡到工农武装起义。年轻的、遭到摧残的和损失惨重的共产党，直到昨天还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马车上的第五个车轮，因此一点独立的政治经验也没有。而现在，这个党突然接到命令去领导工人和农民——共产国际直到昨天还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抑制他们——发动武装暴动，反对这个在这段期间已经得到时间把政权和军队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国民党。于是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一个虚构的苏维埃便在广州成立起来。这个为了配合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而事先规定好时间的武装暴动，表现了先进的中国工人的英雄主义，同时也表现了共产国际领袖们的罪恶。在广州暴动以前和以后，冒险行动都比较少。这就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战略的第二章。这一章可以说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最恶毒的丑化。自由—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篇章使中国共产党受到了打击，即使执行正确的政策，它也要在若干年以后才能恢复过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对所有这些工作进行了总结。它毫无保留地批准了这些工作。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地方，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召开的。对于未来，代表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至于这种专政究竟同右派国民党或左派国民党专政有什么区别，同无产阶级专政又有什么区别——这一点没有向中国共产党人说明，也不可能说明。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宣布民主专政口号的同时，却又不许提出民主口号（立宪会议，普选权，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这样就使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寡头专政的面前完全解除了武装。许多年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围绕着民主口号动员工人和农民的。民主口号在一九一七年起了巨大的作用。只是在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经存在并且同立宪会议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政治冲突，同时全体人民都已看得清清楚楚以后，我们党才取消了形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和口号，而赞成实行真正的苏维埃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领导下，却把所有这一切整个颠倒过来。一方面它为党规定了“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同时它却又禁止党为了准备这种专政而利用民主口号。中国共产党不仅被解除了武装，而且被剥得精光。最后，为了安慰它，才准许它在无期限的反革命统治时期运用苏维埃口号，而这个口号在整个革命高潮中是遭到禁止的。在俄国民间传说中，有一个很著名的英雄，他在参加葬仪的时候唱结婚曲，在参加婚礼的时候唱挽歌。在这两种场合下，他都挨了一顿痛打。如果问题只不过是给目前领导共产国际的战略家们一顿痛打，那倒也许可以听之任之。但是问题要严重得多。这里所牵涉到的是无产阶级的命运。共产国际的策略对中国革命是一种不自觉的但格外有成效有组织的破坏。这种破坏的确成功了，因为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右倾孟什维克政策上披上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权威，同时苏维埃政权通过它的强有力的镇压机器压制了左翼反对派的批评。结果，我们看到，斯大林主义战略的完整实验完成了，这种实验自始至终是在反对不断革命的斗争旗帜下进行的。因此，十分自然，主张中国共产党从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的主要斯大林主义理论家本应当是马尔丁诺夫。就是这个马尔丁诺夫，从一九〇五到一九二三年一直是批判不断革命论的主要孟什维克批评家，而在一九二三年才开始执行他在布尔什维主义队伍中的历史使命。有关本书来龙去脉的主要事实，已经写在第一章中。在阿拉木图，我从容不迫地准备了我要同不肖门徒们进行的理论上的论战。不断革命论在本书中要占一个巨大的地位。我写作的时候收到拉狄克的一部手稿，这部手稿专门论述不断革命同列宁战略路线的对立。拉狄克之所以需要这种出其不意的袭击，是因为他本人已经深深地陷入斯大林的中国政策：拉狄克（同季诺维也夫一道）不仅在蒋介石政变以前，甚至在政变以后，还维护共产党从属于国民党的政策。拉狄克为了给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奴役提供基础，自然要提出同农民结成联盟的必要性，同时说我“低估了”这种必要性。他追随着斯大林也用布尔什维克的词汇维护孟什维克的政策。拉狄克还追随着斯大林用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公式又一次掩盖这一事实，即中国无产阶级被人引得离开了领导农民群众夺取政权的独立斗争。我揭露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假面具以后，拉狄克感到迫切需要证明这一点：我之所以进行斗争，反对用列宁的话来打掩护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由于不断革命论同列宁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俨然以检察官的口吻来维护自己的罪恶的拉狄克，又把自己的话转变为起诉人对不断革命的起诉。这只不过是他走向投降的一座桥梁。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一点，因为拉狄克在好几年以前就曾计划写一本小册子来维护不断革命。然而，我并没有急于把拉狄克一笔勾销。我设法坦率地明确地答复他的论文，而同时并没有截断他的退路。我完全照原稿印出我对拉狄克的答复，使自己只限于增加少数注释和作一些文字上的改正。拉狄克的论文没有在报刊上发表，我相信以后也不会发表，因为照它在一九二八年所写的那种形式，是通不过斯大林主义的检查的。甚至对拉狄克本人来说，这篇论文在今天也成了真正致命的东西，因为它清楚地描绘了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演变”，而这种“演变”使人非常强烈地想起一个从六层楼窗口跳下去的人的“演变”。本书产生的根源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拉狄克在本书中所占的地位也许比他有权要求的还要大些。拉狄克没有想出一条新的论据来反对不断革命论。他只不过是作为不肖门徒的一个门徒往前走而已。因此，本书让读者所看到的拉狄克并不仅仅是拉狄克，而是某个公司的代表，在这个公司里，他是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代价才买到一个预备成员的资格的。如果拉狄克个人觉得他受到的责难太多了，那末，他完全可以把这些责难转移给更为适当的人。这是商行内部的私事。在我这方面，我没有反对意见。德国共产党的各种派别取得政权或者为取得政权而斗争，都是通过反对不断革命的严酷实习来显示自己的领导资格的。但是，所有的这种著作——马斯洛夫的，塔尔海默[6]的，以及其他人的——是这样可怜的水平，以致甚至没有为认真的答复提供一个借口。台尔曼之流、雷梅累之流以及当前的其他指定的领导人，对待这个问题的水平甚至还要低些。所有这些批评家只不过做到了一点，即证明他们甚至没有能力探索到问题的门径。对马斯洛夫、塔尔海默等人的理论性批评有兴趣的任何人，读完本书以后都可以去看看他们的著作，以便确信这些作者的无知和欺诈。这将是——姑且这么说——我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的一件副产品。列夫·托洛茨基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太子群岛[1]收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书中，三联书店一九六五年版。——中译者注[2]指列宁逝世。——中译者注[3]指一九二五年四月苏联工会和英国工会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争取国际工人运动的统一，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帝国主义战争危险。——中译者注[4]A．A．Purcell，英国工会的中派领袖。——中译者注[5]LaFollette，美国参议员，曾主张承认苏联，对苏联进行贸易。——中译者注[6]马斯洛夫和塔尔海默是当时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都曾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后来因叛变活动被开除。——中译者注<<托洛茨基：不断革命>>
三、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 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 三、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 1.论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性质 2.中国革命的阶段 3.是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4.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产物 5.苏维埃和革命 6.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7.关于在东方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反动思想 8.从农民国际得到的好处必须加以考察 结束语 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 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以及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左翼，是在对一九○五年革命的经验、错误和倾向的分析上最终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经验的分析，今天对国际无产阶级也具有同等重要性。 但是，这种分析现在甚至尚未开始，就被禁止了。相关的官方文件只是仓猝拼凑事实以适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其空洞性己暴露无遗的决议。纲领草案尽可能使中国问题当中最尖锐的部分被磨平棱角，然而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问题上的致命路线中的主要论点，它正式表示赞同。用咬文嚼字的手法对破产的路线进行辩护，代替了对伟大历史进程的分析。我们的任务，是填补这个空白 1.论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性质 纲领草案说：“〔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达成〕暂时协议只有在资产阶级不妨碍工人和农民的革命组织、并且真正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条件下，才是可以容许的。” 这个公式虽然是故意作为一个“附带论点”加上去的，实际上是纲领草案的主要论点之一，至少对东方各国说来是如此。不言而喻，主要论点谈的是“〔使工人和农民〕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是我们并不是从文法上，而是从政治上，特别是根据经验作出判断的。因此我们说，主要论点在这里只是附带的，而附带的论点却包含着最重要的内容。整个说来，这个公式是为东方无产阶级安排的一个典型的孟什维克圈套。 这里所说的“暂时协议”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政治中，正如在自然界，一切事物都是“暂时”的。或许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纯粹属于实用范围的协议吧？不言而喻，我们不能事先拒绝经过严加界定的、严格属于实用范围的、每次为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服务的协议。例如为了举行一次反帝示威游行而和国民党（领导的）青年学生达成协议，或者为了使中国商人援助租界内的罢工者而达成协议，等等。即使在中国，将来也不能根本排除这种情况。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在这里举出“在资产阶级不妨碍工人和农民的革命组织、并且真正〔！〕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条件下”这种一般的政治条件呢？和资产阶级达成任何协议的唯一“条件”，为了适应某一具体情况而达成的任何单独的、属于实用范围的、作为权宜之计的协议所需要的唯一“条件”，在于一天也不容许、甚至片刻也不容许组织上或旗帜上的混淆，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混淆；在于区分红色力量和“进步”力量，在于一分钟也不相信资产阶级能够或准备领导真正的反帝斗争，或至少不去妨碍工人和农民的斗争。就作为权宜之计的实用协议而言，我们绝对不需要纲领草案开出来的那种条件。相反，它只能给我们造成危害，和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即使在存在“协议”的短暂时期，这个斗争也不会中断——的总路线背道而驰。过去早就说过，如果在当时这种协议是有利的话，即使和魔鬼本身也可以达成纯属实用范围的协议，例如对我们不会有任何政治上的约束、也不会使我们承担任何政治义务的协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魔鬼完全皈依基督教，要求他不用自己的角来反对工人和农民而专门为虔诚的目的服务，这种要求是荒谬的。我们提出这种条件，实际上是在给魔鬼充当律师，并想方设法与后者建立某种亲戚关系。 通过这个预先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荒谬条件，纲领草案（尽管它的提法具有外交辞令和附带的性质）肯定而明确地说明这里牵涉到的正是长期的政治联盟，而不是出于实际理由、严格限于实用目的而达成的、仅适用于特定时机的协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资产阶级“真正”进行斗争并且“不要妨碍”工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否向资产阶级本身提出这些条件，要求它公开作出诺言呢？资产阶级会作出你所需要的任何诺言，它甚至会派代表到莫斯科来，参加农民国际，作为一个“外围支部”依附于共产国际，并想法钻入红色工会国际。简单地说，它会在口头上作出任何诺言，只要这种诺言使它有机会（在我们的帮助下）欺骗工人和农民，使它能够更有效地、更轻易地、更彻底地蒙蔽他们的眼睛——直到开始出现上海所提供的那种机会为止。[93] 但是，这里涉及的或许并不是要资产阶级承担政治义务的问题吧？我们再说一遍，为了把我们变成它在劳动群众面前的保证人，资产阶级是会立刻同意承担这种义务的。这里涉及的或许是对某一民族资产阶级作出“客观”而“科学”的评价、仿佛是由专家用演绎方法对资产阶级是否能够进行斗争和不进行妨碍作出“社会学”预测的问题吧？可悲的是；正如最新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这种演绎式的预测总是使“专家”也受到愚弄。如果这里仅仅涉及专家的话，问题倒不会这样糟…… 毫无疑问，纲领草案谈的正是长期的政治联盟。如果把偶然为实用目的达成协议的问题包括在纲领中，那完全是多此一举。就这个目的来说，通过一个《论我们当前的任务》的实事求是的战术性决议就够了。这里涉及的是问题，是当权派在为过去对待国民党的“统战”方针进行辩护并以纲领的形式正式予以肯定——这个方针已经使中国第二次革命遭到毁灭，并且有可能使将来的革命也遭到毁灭。 根据草案的真正作者布哈林提出的概念，一切赌注正是押在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总评价上，殖民地资产阶级是否能够进行斗争和不阻挠（工农的反帝斗争），不是由它自己发誓加以证明，而是以严格的“社会学的”方式——也就是用无数适合机会主义目的的学究式的概念——加以证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回头看看布哈林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评价。在列举殖民地革命的“反帝内容”和（莫名其妙地）引用列宁的话以后，布哈林宣称： “中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几年而不是几个月的时期中，起了客观上是革命的作用。然后它的作用就耗尽了。这并不完全是属于一九○五年俄国自由主义革命那种类型的‘二十四小时’短命鬼。” 这里讲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错误的。 列宁事实上曾经教导我们要严格划分被压迫的和实行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此可以得出极为重要的结论。例如我们对待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战争的态度：对于一个和平主义者来说，这样一场战争就和其它任何战争一样；而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战争。这样一来，列宁就把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起义和被压迫国家的战争提高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水平，特别是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水平。但是，列宁根本没有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以后的布哈林现在所做的那样，把民族解放战争置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上。列宁坚持要区分被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和实行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是列宁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提出过，也绝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仿佛处在民族解放斗争时代的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必定比处在民主革命时代的一个非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更进步和更革命。这既不能从理论上找到任何根据，也不能从历史上得到任何证实。举例来说，尽管俄国的自由主义是很可怜的，尽管它的左翼——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个大杂烩，但谁敢说中国的自由派或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比它们的俄国原型水平更高，或者更为革命？ 殖民地压迫必然会使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的说法，是在重犯孟什维主义的根本错误，后者认为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封建和专制压迫的必然产物。 资产阶级的性质及其政策问题决定于一个发生革命斗争的国家的整个内部阶级结构，决定于这个斗争的发展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依赖整个世界帝国主义或它的某一特定部分的程度，最重要的是决定于当地无产阶级的阶级活动程度、这个无产阶级和国际革命运动联系的状况。 一个民主或民族解放运动也许会给本土资产阶级提供机会来加深和扩大剥削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在革命舞台上进行的独立干预则有使资产阶级完全丧失剥削可能性的危险。 让我们比较深入地看看某些事实吧。 共产国际现在的当红理论家们毫不倦怠地反复指出：蒋介石进行了“反帝”斗争，而克伦斯基则和帝国主义携手并进。因此，对克伦斯基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而对蒋介石则必须给予支持。 克伦斯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系是无可争论的。人们甚至可以追溯更远些，指出俄国资产阶级是在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庇佑下“废去”尼古拉二世的王位的。不仅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支持劳合·乔治——庞卡莱的战争，劳合·乔治庞卡莱也支持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的“民主革命”——起初是支持他们反对沙皇，后来又支持他们反对工人和农民。这是绝对无可争论的。 但是，就这方面来说，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中国的“二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一年。这次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事件，虽然它是在帝国主义者直接参预下完成的。孙逸仙在回忆录中谈到他的组织如何在一切工作中依靠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法国或美国——的“支持”。一九一八年，孙逸仙向协约国各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解放拟订的计画。如果说克伦斯基在一九一七年还在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争，那末中国的资产阶级，这个如此具有“民族”性、如此“革命”和具有诸如此类性质的资产阶级，则公开支持美国的参战决定，希望协约国能解放中国。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断言反清斗争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比反沙皇斗争中的俄国资产阶级表现了更高的革命品质，或者断言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蒋介石和克伦斯基存在原则上的区别。 然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尽管如此，蒋介石的确进行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种辩解是在极其粗暴地掩盖现实。蒋介石对某些中国军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代理人——进行过战争，这和对帝国主义进行战争根本不是一回事。甚至谭平山也懂得这一点。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一九二六年底）作报告时，他谈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的政策特点时。他是这样说的： “在国际政策方面，它采取完全消极的立场……它倾向于仅仅对英帝国主义作斗争；但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它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和他们妥协。”[94] 国民党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不是革命的，而完全是在搞投机。它力图粉碎和孤立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以便在对中国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条件下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本身（或者是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交易。情况就是如此。 但是问题的中心在于：对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整个提法（在草案中）从一开始就错了。不能就每个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一般”态度来衡量，必须就这个资产阶级对本民族当前的革命历史任务的态度来衡量。俄国资产阶级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则是一个被压迫的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沙皇制度在旧俄是一项进步的任务。推翻帝国主义的羁绊在中国是一项进步的历史任务。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待帝国主义、对待无产阶级以及对待农民的态度，并不比俄国资产阶级对待沙皇制度和对待俄国各革命阶级的态度更革命，如果要加以区别的话，倒是更为恶劣、更为反动。这才是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准确提法。 中国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和它对世界帝国主义本性了解的程度都足以使它懂得，要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真正的斗争，就要使革命群众来一次首先将对资产阶级本身造成威胁的大变革。如果说反清斗争是一个比推翻沙皇制度规模较小的历史任务，那末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是一个规模大得多的任务；既然从一开始我们就教导俄国工人不要相信自由派准备彻底推翻沙皇制度和摧毁封建主义，也不要相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有能力这样做，那末我们就应当作出同样的努力，使中国工人从一开始就充满同样的不信任的精神。斯大林－布哈林颁布的绝对错误的新理论，声称殖民地资产阶级带有某种“固有的”革命精神，实质上是把孟什维主义翻译成中国的政治语言。这种理论唯一的作用是把中国所处的受压迫地位变成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内部政治因素，格外加重了资产阶级的份量，而相对降低了遭受三重压迫的中国无产阶级的份量。 但是，纲领草案的作者斯大林和布哈林对我们说，蒋介石的北伐在工农群众当中激起了一个强大运动。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1917年3月自由派代表到彼得格勒去“逼宫”（促使尼古拉二世退位），这个事实不是也起了革命作用吗？难道这个事实不是把全国最受践踏、最筋疲力竭、最怕事的阶层也激发起来了吗？昨天的民粹派律师克伦斯基变成了总理和总司令，难道这个事实不曾激发士兵群众，使他们纷纷集会吗？难道这个事实不曾激发农民，使他们起而反对地主吗？这个问题甚至可以提得更广泛些。难道资本主义的整个活动不曾激发群众，把他们——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从愚昧的乡村生活中拯救出来吗？难道资产阶级不曾迫使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吗？但是，我们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客观作用、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的某些行动的历史评价，能够代替我们对待资本主义或者对待资产阶级的行动所应采取的积极的阶级革命的态度吗？机会主义的政策总是以这种非辩证的、保守的、尾巴主义的“客观主义”作为依据。相反地，马克思主义总是教导说：在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中，无产阶级先锋队越是保持独立性，越是拒绝迎合资产阶级，越是拒绝美化资产阶级，越是拒绝过高估计它的革命精神及其准备建立“联合阵线”和进行反帝斗争的意愿，那末，资产阶级由于它所处的地位而不得不采取的这个或那个进步行动所带来的革命后果将会更加充实，更具有决定意义，更无庸怀疑，而且更坚定。 斯大林和布哈林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评价是经不住批判的，无论是理论批判、历史批判还是政治批判。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纲领草案正力图把这一评价奉为圣典。 ※※※ 一个未予揭露和谴责的错误总是会导致另一个错误，或者为另一错误铺平道路。 昨天中国资产阶级还被宣布为革命联合阵线的成员，今天它却已经“最终叛变到反革命阵营中去了”。要揭露这种种耍嘴皮子的江湖把式是多么没有根据并不困难，因为他们全是以纯粹命令主义的方式进行的，缺乏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资产阶级参加革命阵营并非偶然，更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的轻率，而是由于它的阶级利益的压力。这是完全不言而喻的。由于害怕群众，资产阶级后来会拋弃革命，或者公开显示它对革命的仇恨。但是，只有在资产阶级的根本要求通过革命或以其它方式（例如俾斯麦“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它才有可能“最终叛变到反革命阵营”，也就是说，使自己不再有必要重新“支持”革命，至少是不再有必要和革命调情。让我们回顾一下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一年那个时期的历史吧。让我们回顾这一事实：俄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断然地背弃一九○五年革命，只是因为革命使它得到了国家杜马，也就是说，它得到了可以藉以对官僚机构直接施加压力和进行交易的手段。尽管如此，当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战争说明“现代化”的政权仍不能保证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时，资产阶级就再次转向革命，而这次转变比一九○五年的转变更为急骤。 是否有任何人能够认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至少已经部分地满足中国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呢？没有。今天的中国和一九二五年以前一样，距离真正的民族统一和关税自主还远得很。与此同时，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及保护这个市场，使它不受廉价外国货的侵犯，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其重要性仅次于保持它对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阶级统治基础的问题。但是，对于日本和英国资产阶级来说，保持中国的殖民地地位的重要性不亚于经济自主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策将来仍然会出现一些“左倾”。对于“民族统一战线"的爱好者来说，将来是不会缺乏引诱的。如果今天告诉中共党人，说他们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底和资产阶级结盟是正确的，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最终叛变”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现在这个联盟没什么用了，这就等于在形势发生客观变化、中国资产阶级重新“左倾”的时候，再次解除中共党人的思想武装。蒋介石仅用一个继续北伐，就完全推翻了纲领草案作者的机械概念。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纲领草案对这个问题的提法的原则错误会显得更为突出、更有说服力、更无可争辩。这个事实就是：沙皇俄国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综合物，即大俄罗斯人和“外族人”的结合，许多“外族人”完全处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的地位。列宁不仅要求对沙皇俄国境内各族人民的民族问题予以最大的注意，而且（和布哈林等相反）宣布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自决权和分离权的斗争，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基本义务。但是党是否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受沙皇制度压迫的各个民族（波兰人、乌克兰人、鞑靼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等）的资产阶级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进步、更激进、更革命呢？历史经验证明，波兰资产阶级——虽然它既受专制制度的压迫，又受民族压迫――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反动；在国家杜马中，它总是倾向保守派（十月党人），而不是倾向改良派（立宪民主党人），鞑靼资产阶级也是如此。犹太人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这个事实并没有妨碍犹太资产阶级甚至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为卑怯、更为反动而且更为恶劣。或许爱沙尼亚资产阶级、拉脱维亚资产阶级、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或亚美尼亚资产阶级要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为革命？我们这些过来人怎么能这样轻易就忘掉那些血的历史教训呢！ 同崩得分子、Dashnak分子、PPS分子[95]、以及格鲁吉亚和其它孟什维克分子截然不同，布尔什维克号召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工人、沙俄境内一切殖民地民族的工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成立他们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阶级组织，不仅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毅然决然地断绝一切组织上的联系，在反对这些政党的斗争中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并且通过工人对这些政党进行斗争，以争取对农民的影响。今天，我们或许应当事后承认这样做是错误的吧？我们在这里不是犯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吗？在有关这些被压迫、在许多情况下是非常落后的民族的问题上，我们不是跳越了和国民党相应的发展阶段吗？ 事实上，要建立一种理论，把PPS、Dashnak-Tsutiun、崩得等等说成是各个阶级在反专制和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必须建立的跨阶级联合的“特殊”形式，这真不费吹灰之力！这种历史教训怎么能够忘掉呢？ 甚至在1925——1927年间的中国革命出现以前，马克思主义者就清楚地知道——而今天甚至瞎子都应该清楚知道——作为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直接因素，外国帝国主义使中国的资本家和自由派归根结蒂甚至要比他们的俄国原型更加卑劣。在1898年的建党宣言中，我们党不是毫无原因地指出过；越往东方去，资产阶级就越下贱、越卑劣，落在无产阶级肩上的任务也就越重大[96]。这个历史“规律”对中国也是完全适用的。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赞助资产阶级——来自取消派阵营的一钱不值的政客们这样说道。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诺言，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器。”[97] 这个列宁主义的论点对整个东方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纲领无论如何必须给这个论点一席地位。 2.中国革命的阶段 国民党政治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四阶级联盟”这个招牌下实行统治的时期。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开始的第二阶段，表现为“左派”汪精卫的汉口政府（中国的克伦斯基主义）进行“独立”统治的一种试验。俄国的民粹派和孟什维克一起给他们那种短命的“专政”赋予了一种公开的双重政权的形式，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甚至没有达到这个阶段。由于历史一般并不是按部就班的，所以我们只能这样理解，除了一九二五年以来国民党实行的那种专政以外，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其它的“民主专政”。无论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半统一状态在不久的将来是否能够保持下去，无论中国是否会重新四分五裂，情况都是如此。但是，正是在革命的阶级辩证法——在使尽其它一切办法以后——明确无误地把领导城乡千百万劳苦大众的无产阶级专政提上日程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却提出了工农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口号。广州起义就是对这个公式的回答。这次起义尽管很不成熟，尽管它的领导是冒险主义的，但是它揭开了一个新阶段的帷幕，说得正确些，是揭开了即将到来的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帷幕，关于这一点，必须进行比较详尽的论述。 在去年年底，为了竭力显示自己跟得上形势（以掩盖过去的罪行），莫斯科荒谬地以强迫手段加快了事态的发展过程，造成了广州起义的流产。但是，即使是一次流产也能够使我们学到许多关于母亲的机体和妊娠过程的知识。广州事件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所以具有重大的、从理论上说是真正决定性的意义，正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历史上和政治上一种罕见的现象，可以说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试验。我们为此付出了昂贵代价，所以我们更应该吸收教训。 根据《真理报》（第三十一号）的报导，广州起义的战斗口号之一就是“打倒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帜和徽号被扯下来放在脚下践踏。但是，即使在蒋介石“叛变”以及后来的汪精卫“叛变”（不是背叛他们自己的阶级，而是背叛了我们的……幻想）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还庄严地宣誓说：“我们不会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广州的工人已经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宣布国民党的一切内部派系都是敌人。这意味着：为了解决根本的民族任务，不仅大资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也无法产生一种政治力量、一个党或一个派系，使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和它一起来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局势的关键正在于（把贫苦农民的运动争取过来的）任务已经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直接就落在共产党的肩上。为了真正解决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就必须把一切权力集中在无产阶级的手里。 关于短命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政策，《真理报》刊载了下述报导： “为了工人的利益，广州苏维埃发布命令，实现……工人通过工厂委员会对工业的控制……把大工业、运输业和银行收归国有。” 接着，又提到这样一些措施：“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对大资产阶级的一切住宅实行没收……” 由此可知，当权的是广州工人，而且政府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新政权的纲领不仅包括一般地没收广东可能存在的一切封建财产，不仅包括实现工人控制生产，而且包括把大工业、银行和运输业收归国有，甚至包括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没收资产阶级的住宅和资产阶级的一切财产。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这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方法，那末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个什么样子？ 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根本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措施的问题，尽管广州比上海、汉口和中国其它工业中心更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然而针对国民党进行的革命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在最初采取的步骤中，发现整个形势迫使它不得不采取比十月革命开始时更为激进的措施。这个事实看起来虽然荒谬，然而却是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革命的整个发展十分合乎道理的结果。 大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地产（正如中国普通存在的那种地产），多数和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城市资本有密切的相互联系。中国不存在和资产阶级对垒的封建地主阶级。农村中最广泛、最普通、最受人憎恨的剥削者是富农兼高利贷者，是城市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因此，土地革命既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同样也具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性质。中国实际上将不会出现我们的十月革命曾经出现过的第一阶段，即富农同中农和贫农一起、常常带头反对地主的阶段。中国的土地革命，从一开始就意味着、而且以后仍然会意味着是一场不仅反对少数真正的封建地主和官僚制度，而且是一场反对富农和高利贷者的起义。在我国，只是在十月革命的第二阶段（即一九一八年年中）才出现贫农委员会，中国的情况则是相反，只要土地运动一恢复，贫农委员会就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舞台上。反对富农的斗争将是中国的十月革命的第一步，而不是第二步。 然而土地革命并不是中国目前进行的历史斗争的唯一内容。最极端的土地革命，即无偿分配土地（共产党对这件事自然要支持到底），本身并不能提供一条走出经济死胡同的出路。中国迫切地需要全国统一和经济主权，即关税自主，更正确地说，是对外贸易的垄断。这意味着要从世界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于帝国主义来说，中国仍然是它所能看到的不仅使它发财致富、而且使它真正生存下去的最重要源泉，是今天的欧洲资本主义和明天的美国资本主义防止内部爆炸的安全活塞。正是这种情况，预先决定了中国群众面临的斗争必然具有巨大规模和极端尖锐性。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斗争的一切参加者都已经探测出并感觉到这个斗争潮流的深度。 外国资本在中国工业中起的巨大作用，及其直接依赖本国武力来保卫自己的掠夺方式，使工人控制生产的改良计画在中国甚至比在沙俄更难以实现。斗争的过程极有可能使得在起义胜利以后的那一天，就有必要首先直接剥夺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然后剥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 曾经在俄国革命中预先决定“十月”成果的那些客观社会历史原因，在中国以更为强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在中国民族里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对立的情况甚至比俄国的情况（如果可能的话）更加不可调和。中国资产阶级直接和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军事机器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则从一开始就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了密切的纽带，从数字上说，中国农民是一个甚至比俄国农民更占压倒优势的群体，但是，由于世界矛盾的挤压而苦难重重的中国农民（他们的命运取决于这些矛盾会以何种方式解决），甚至比俄国农民更不能扮演革命领导角色。现在这已经不再是理论预测，而是在一切方面均已得到证实的事实。 第三次中国革命所必需的这些根本的、同时也是无可争论的社会政治前提，不仅说明民主专政的公式是一个已经毫无希望的过时公式，而且说明尽管（更正确地说是正因为）和俄国比较起来中国极为落后，第三次中国革命不会出现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十月革命曾经有过的六个月（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一八年七月）的时期也不会有；相反地，这次革命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最坚决地扫荡和取消城乡资产阶级的财产。 诚然，这个前景同关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学究式的、直觉的概念是不一致的。但是，这种“错乱”不能由“托洛茨基主义”负责，而必须由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负责。这个规律特别适用于这一具体情况。 如果认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者们若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共就一定已经掌握政权，这就是愚蠢的学究式看法。但是，如果说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值一谈，那就是可耻的市侩主义。工农群众运动的规模和统治阶级瓦解的程度都完全足以提供这种可能性。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把蒋介石和汪精卫一类的人作为特使派到莫斯科去，并且通过胡汉民之流来敲共产国际的门，正是因为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群众面前是无比软弱的；它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力图得到保障。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不会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硬逼着他们那样干的话。倘若共产国际奉行多多少少算是正确的政策，共产党争取群众的斗争的结果事先就可以确定的——中国无产阶级会支持共产党人，而农民战争本来也可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提供支持。 如果在北伐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着手在“解放”区组织苏维埃（群众出于本能是一心一意希望这样做的），那末我们就可以取得必要的基础和一个迅速发展的革命开端，使农村的零星起义者团结在我们周围，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军队，瓦解敌人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虽然年轻，仍有可能在共产国际的适当领导下在这些不平凡的年月中成熟起来，并取得政权——即使不是立刻在整个中国，至少是在其中很大一部分地区取得政权。此外，最重要的是，我们将有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党。 但是，正是在领导方面出现了荒谬绝伦的情况——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历史性灾难。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共产国际的权威，所有这一切代表的力量先是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和组织独立。然后又支持汪精卫充当土地革命的“领袖”。在践踏了列宁主义政策的根本基础和折断了年轻的中共的脊骨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确保了中国的克伦斯基主义将战胜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米留可夫将战胜中国的克伦斯基，而英日帝国主义将战胜中国的米留可夫。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中国发生的情况，其意义就在于此，而且仅仅在于此。 3.是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一次全会怎样评价（包括广州起义的经验在内的）中国革命经验呢？它概括出什么进一步的前景呢？（一九二八年）二月全会的决议是了解纲领草案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应部分的关键。在中国革命方面，决议说： “把这场革命说成是‘不断’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的立场）是不正确的。在把革命说成是不断革命的同时〔？〕，又想跳越〔？〕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这种预向是一个错误，其性质类似托洛茨基在一九○五年〔？〕所犯的错误。” 自从列宁不再领导共产国际以后，即自从一九二三年以来，共产国际思想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对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特别是对“不断革命”进行斗争。那末，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官方代表——一个带着特别指令被派去的领导人——碰巧都犯了（现在有数以百计的人正因之被放逐下狱的）同样的“错误”呢？围绕中国问题发生的斗争己激烈进行两年半左右。当反对派指出中共中央旧的领导人（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的影响下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政策，这一评价被宣布为“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被宣布为无可指责的。鼎鼎大名的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一致赞同下宣称： “在托洛茨基主义刚刚露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就一致通过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98] 但是，尽管“成就非凡”，当事态本身具有的悲剧性逻辑暴露出来，使革命遭到第一次、接着是第二次甚至更可怕的失败时，过去毫无瑕疵的中共领导层就被重新评价，被称为孟什维克，并于二十四小时内被撤销了职务。与此同时，又颁布了新的命令，说新的领导层充分反映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刚刚出现一次新的严重考验，立刻就发现新的中共中央犯了（正如我们不是在言词方面而是在行动方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倒向所谓“不断革命”立场的错误。共产国际的代表走的是同一条路，这个令人惊讶而又实在费解的事实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和革命的真正发展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了。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细谈为了混水摸鱼而在一九二四年炮制的关于一九○五年“不断革命”论的神话。我们仅限于考察一下这个神话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遭到破产的情况。 二月决议的第一段话——前面引用的一段话是从这里来的——说明它之所以对所谓“不断革命”采取否定态度是出于下述动机： “中国革命当前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无论从经济观点（土地革命和废除封建关系）、还是从民族反帝斗争的观点（统一中国和建立民族独立）、还是从国家的阶级性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观点来看，这个革命都尚未完成……” 关于动机的这一陈述是一连串的错误和矛盾。 共产国际执委会自己说过，中国革命必须使中国有机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这个目标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够达到：革命不是仅仅停留在解决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方面，而是继续开展，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要继续毫无间歇地（即不断地）发展下去，从而把中国引导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马克思正是这样理解“不断革命”这个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一方面谈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却否认革命的不断性呢？ 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坚持说——，无论是从土地革命的观点、还是从民族反帝斗争的观点来看，这个革命都尚未完成。因此，决议得出了“中国革命当前所处的时期”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结论。事实上，“当前所处的时期”是一个反革命的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无疑是想要说明：中国革命的重新抬头（也就是第三次中国革命）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因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二次中国革命既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也没有解决民族问题。然而，即使作了这种修改，这种推理仍然是建筑在对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都完全缺乏了解的基础上。 俄国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后，导致革命的一切国内和国际问题全都没有解决——农村的农奴制度，旧的官僚制度，战争问题，以及经济崩溃问题。从这一点出发，不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且我们自己的党的领导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力图向列宁证明“革命当前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并竭力反对后者在一九一七年进行的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在这一点上，从它的基本考虑来看，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仅仅是抄袭了机会主义者针对列宁的革命倡议提出的反对意见。 按照共产国际的观点，不仅从经济和民族观点来看，而且从“国家的阶级性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观点”来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似乎都尚未完成。这只能意味着，即只要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来掌握舵盘，中国无产阶级就不能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斗争。不幸的是，没有什么指示说明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理想的资产阶级政府。 最近两年当中，苏维埃的口号被认为是不适用于中国的，理由是只有在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的时候才容许建立苏维埃（斯大林的“理论”）。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混乱。但是，当广州的苏维埃革命爆发时，当这次革命的参加者作出结论，认为这正是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的时候，他们却被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难道能够用这种方法来教育党吗？难道这是帮助它解决最重要任务的方式吗？ 为了摆脱绝望的境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仓猝万分地提出了最后一个论据——取自帝国主义的论据。跳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倾向似乎“……更〔！〕具有危害性，因为这种提法取消了〔？〕中国革命作为半殖民地革命的最重要的民族特点。” 这些没头没脑的话只能有一个意义，即帝国主义的压迫将由某种非无产阶级的专政予以推翻。然而这意味着：在最后一分钟把“最重要的民族特点”拖出来是为了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或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涂脂抹粉。这个论据不可能有其它任何意义。但是这个唯一的“意义”，我们已经在《论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性质》那一章中充分加以考察，没有必要重新讨论这个题目。 为了取消最典型的“亚细亚式的”奴役形式、取得民族解放、统一全国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任务，中国仍然面临一场广泛的、艰苦的、流血的、持久的斗争。但是，正如事态发展已经说明的那样，恰恰是这种情况使将来的革命中不可能存在任何小资产阶级领导地位、甚至半领导地位。中国的统一和解放在今天是一项国际任务，其国际性程度不下于苏联的生存。这项任务要得到解决，就只有由被践踏的、饥饿的、受迫害的群众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决死斗争——这场斗争不仅要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代理机构，反对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一切“民主”走卒在内。而这正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而不是任何别的道路。 从一九一七年四月开始，列宁就向那些指责他采取了“不断革命”立场的反对人士解释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在双重政权时期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后来他又解释说：在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一八年七月为止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时期，这个专政进一步扩大了。在这个时期里，全体农民和工人一起实行了土地革命，而工人阶级则尚未着手没收工厂企业，只是试行了工人监督。就“国家的阶级性质”来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民主“专政”作出了它所能作出的一切页献——使双重政权流产。至于土地革命，这场革命诞生了一个十分健壮的婴儿，但是起产婆作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换句话说，被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理论公式结合在一起的事物，在实际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又分解开来。半政权性质的空壳暂时被委托给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而土地——民主革命的真正核心则属于胜利的工人阶级。民主专政的这种辩证分解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不理解的。他们机械地谴责任何“跳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做法，力图用决议来指导历史过程，从而把自己赶入了政治死胡同。如果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理解为通过“民主专政”实现土地革命，那末十月革命本身正是大胆地“跳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岂不是应当因此对十月革命加以谴责吗？ 那末，在俄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最高表现、事物的历史必然发展过程，为什么在中国就必然成为“托洛茨基主义”呢？毫无疑问，这同把孟什维克马尔丁诺夫之流的理论——布尔什锥主义二十年来在俄国不断与之斗争的理论——宣布为适合中国情况是出于同样的逻辑。 但是，是否根本不能把中国和俄国进行对比呢？我们的答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纯粹按照模拟（俄国）的方法（为中国）订出来的，但只是形式上的、文字上的模拟，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的模拟。如果我们找到适当的门径，拿中国和俄国进行对比是完全可以容许的。列宁就曾经很好地使用过这种对比法。不仅如此，列宁并不是事后而是事前这样做的，仿佛他已经预见到这些不肖子弟将来的错误。在无数场合下，列宁不得不为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尚未解决、却胆敢夺取政权！）进行辩护。列宁回答说：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尚未解决），所以要这样做（夺取政权）。在反对夺取政权时，博学的先生们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俄国在经济上尚不成熟。对于列宁来说，这是“无可争辩的”[99]。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他针对这些博学的先生们写道： 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而且应该表现出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点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100] 年轻的无产阶级在自己成长的初级阶段就必须拿起扫帚，把封建野蛮和一切垃圾从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清除掉。正是从这个事实中，列宁看到了使俄国和东方各国更接近的“特点”。 因此，如果我们要以中国和俄国之间的列宁式对比作为出发点，那末我们必须说，从“国家的政治性质”的观点来看，在中国通过民主专政可能得到的一切东西都被尝试过了：首先是在孙中山的广州；其次是在从广州到上海的北伐道路上，而以上海的四·一二政变为结束；接着是武汉，那里的国民党左派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成是土地革命组织者，实际上它是土地革命的刽子手。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内容，它属于将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的最初阶段。在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民主派”的作用已经受到彻底考验以后，在“民主派”将会（在未来的阶级战斗中）起比过去更大的工农刽子手的作用这个事实已经无可争辩以后，现在来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不过是为了替国民党的新变种（民族统一战线？）留条后路创造条件，也就是为无产阶级准备新的绞索。 为了完整起见，让我们追叙一下列宁对相关话题发表的看法。当1917年某些布尔什维克时坚持以所谓“真正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联合执政经验对抗时，列宁曾简洁地说道： “现在谁只是说‘工农革命民主专政’，那就是脱离了生活，从而在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就应当把他作为革命古董送到博物馆去（可考虑起名叫做‘老布尔什维克’档案馆）。”[101] 这些话听起来真像是今天说的。 当然，我们绝不是号召中国共产党现在立刻起义夺取政权。步调完全取决于环境。1927年惨败的后果并不是仅仅通过改变策略就可以消除的。现在，革命正在退潮。无数人民正在遭到处决、商业和工业危机在中国猖獗一时，共产国际执委会那些半吞半吐的决议和关于革命攻势迫在眉睫的吵嚷只能是罪恶的轻率行为，而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在三次重大失败以后，一场经济危机并不会激发无产阶级，相反地倒是使无产阶级意气消沉——这个无产阶级实际上已被压榨到油尽灯灭的程度了——，而反革命政府的屠杀政策正在摧毁这个政治上被削弱的党。在中国，我们正进入一个退潮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要在理论方面更深入地扎根，用批判的方法教育自己，在工人运动的一切方面建立和巩固坚强的组织联系，在农村建立组织，领导和统一工人和农村贫民进行的局部的、起初是防御性而后是进攻性的战斗。 什么东西将会扭转群众运动的局面呢？什么情况会使站在千百万群众前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得到必要的革命推动呢？这是无法预言的。未来将表明仅仅依靠内部的变化过程是否就够了，是否有必要增加外来的推动力。 现在有足够的根据设想，由于领导直接错误造成的中国革命被粉碎，将使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有可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克服目前在中国猖獗一时的经济危机。当然，这将以工农遭受更沉重的苦难和牺牲为代价。这个“稳定”局面将使工人再次聚集起来，熔铸为一体，恢复他们的阶级自信心，从而在后来使他们和敌人发生更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将在一个较高的历史阶段进行。只有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攻势出现新的高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认真谈论土地革命的前景。 不能排斥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未来的第三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可能以一种大为压缩和修改的形式重新再现已经过去的几个阶段，举例来说，可能出现某种新的、仿效“民族统一战线”的东西。但是，这个第一阶段将仅足以使共产党有一个机会向人民大众提出和宣布自己的“四月”提纲，即自己夺取政权的纲领和策略。 然而纲领草案在这一点上是怎样说的呢？ “在这里（中国）只有在经过一系列准备阶段〔?〕以后，只有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时期的结果，才有可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 换句话说，过去经历过的一切“阶段”都不算数。纲领草案预见到的仍然是那些已经被拋在后面的东西。所谓尾巴主义的提法正是指的这种情况。它为按照“国共合作”的精神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敞开了大门。由此可知，掩饰旧的错误必然会为新的错误铺平道路。 如果我们带着已经过时的“民主专政”蓝图，进入以比前次高涨大得无可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的新的高涨时期，那末，毫无疑问，第三次中国革命就会和第二次革命一样被导向毁灭。 4.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产物 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全会的同一决议的第二段说道： “广泛的工农革命运动主要是在共产党的口号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在革命运动的许多中心，它是以工农遭到最沉重的失败、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的一般革命干部遭到肉体上的消灭而宣告结束的。”（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当“浪潮”高涨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整个运动完全处在国民党旗帜下和领导下，国民党甚至取代了苏维埃的地位。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共产党才被置于从属国民党的地位。这正是革命运动以“最沉重的失败”作为结束的原因。现在，当这些失败已得到承认时，人们却企图把国民党从过去一笔抹掉，仿佛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仿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曾把国民党的旗帜宣布为自己的旗帜。 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武汉，过去都不曾有过失败；有的只是革命“向一个较高阶段”的过渡——这就是我们一直得到的教导。现在，整个过渡突然被宣布为“工农遭到最沉重的失败”。然而，为了多少掩饰一下（这些预言和估计所遭到的）前所未有的政治破产，决议在最后一段宣称：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共产国际的一切支部，均有义务对社会民主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谓中国革命已被取消〔？〕的诬蔑进行斗争。” 决议的第一段告诉我们，“托洛茨基主义”就是中国革命不断论，就是认为中国革命现在正在从资产阶级阶段生长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但是我们从最后一段得知，按照“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说法，“中国革命已被取消。”一场“已被取消”的革命怎么能够是一场不断的革命呢？只有完全不负责任、恣意妄为，才会出现这种彻底腐蚀一切革命思想的矛盾。 如果我们把革命的“取消”理解为工农的攻势已被击退并淹没在血泊中，理解为群众处在后撤和衰退的状态中，理解为在另一次进攻以前，除了其它许多条件以外，还必须有一个群众的形成分子的过程（moIecularprocess），而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其长短无法预先确定——如果对“取消”作这样的理解，那末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最后被迫承认的“最沉重的失败”就没有任何差别。我们是否应当从字面来理解取消，认为取消意味着真正铲除了中国革命、也就是铲除了中国革命在一个新的水平上重新诞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呢？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够严肃地谈论这种前景而不造成混乱——假设中国注定会遭到分割和彻底消灭（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或者假设中国资产阶级能够以它自己的不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生活中的基本问题。那些直接把共产党驱入资产阶级枷锁之下的、主张“四阶级联盟”的理论家，现在不是力图把最后那种说法推到我们头上来吗？ 历史是会重演的，那些不理解一九二三年失败规模的政治盲人，曾经用一年半的时间来指责我们对德国革命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然而，即使这个（曾使共产国际付出沉重代价）的教训也没有能使他们学到任何东西。现在他们又在使用那个旧的橡皮图章了，不过这次是用中国代替了德国。诚然，他们今天比四年以前更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取消派”，因为这一次情况是清楚得无以复加的：如果真有任何人“取消”第二次中国革命，那就是“国共合作”方针的制定者。 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于能够预见。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派能够指出，经验已经绝对证明了他们的预测：起初是关于整个国民党，其后是关于国民党“左派”和武汉政府，最后是关于第三次革命的“保证”即广州起义。关于理论上的正确性，还能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证明呢？ 通过向资产阶级投降的政策，己经使革命在最初两个阶段遭到最沉重的失败。机会主义路线在第三个阶段又“发展”成为冒险袭击资产阶级的政策，从而使失败无可挽回。 如果领导机构不是急于匆忙地跳过它自己造成的失败，就应当首先向中国共产党解释：胜利不是一举可得的；在通向武装起义的道路上，还有一个进行紧张的、不断的、残酷的斗争以争取对工农施加政治影响的时期。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我们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说： “今天的报纸报导，革命至已经占领汕头。贺龙和叶挺的军队已经向前挺进了好几个星期。《真理报》把这些军队称为革命军……但是，我问你们：占领汕头的革命军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什么前景呢？这个运动的口号是什么？纲领是什么？应当采取什么组织形式？七月间《真理报》曾提过一次的中国苏维埃的口号怎么样了呢？” 不首先用共产党来对抗整个国民党，没有党在群众当中进行的建立苏维埃和苏维埃政府的鼓动，不在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口号下独立地动员群众，没有地方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创立、扩大和加强，那末，贺龙和叶挺的起义，即使不谈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必然也只能是一次孤立的冒险，一个冒充共产党的马赫诺[102]式的成就；它必然会由于自己的孤立而覆灭。而它已经覆灭了。 广州起义是在更广泛、更深刻的程度上重复了贺龙和叶挺的冒险，只是其结果要更为悲惨得多。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二月决议表示反对中共党内的盲动情绪、即举行武装起义的倾向。但是，它并没有指出这些倾向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整个机会主义政策引起的反应，是来自上级的纯粹命令主义的指示（即转变工作方向的指示）的必然后果。这个指示没有对过去所作的一切予以评价，没有对策略基础进行公开的重新估计，没有明确的前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是——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必然是——盲动主义的温床。 真正消除盲动主义以及机会主义毒素的唯一办法，是明确地认识这一真理：领导工人和贫农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和实行革命专政的责任，今后会完全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如果后者彻底认识到这一前景，它就不会倾向于仓猝从事对城市发动军事袭击或在敌人包围中举行武装起义，正如它不会卑躬屈节地追随敌人的旗帜一样。 在以最抽象的方式讨论不容许跳越阶段问题和盲动主义的危害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完全忽视了广州起义和这次起义建立的短命的苏维埃政权所具有的阶级内容。仅仅这个事实就使决议显得极为苍白无力。我们左翼反对派认为这次起义是莫斯科为了挽救自己的“威信”而进行的冒险。但是，我们认识到，即使是一次冒险，其发展也得符合由社会环境的结构决定的规律。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从广州起义找到中国革命未来阶段的特点。这些特点完全符合我们在广州起义以前作出的理论分析。此外，共产国际执委会既然认为广州起义是斗争锁链中一个正确的、正常的环节，它就更应当明确说明广州起义的阶级特点。可是，尽管它是在广州事件以后立刻举行全会的，它的决议却对这一点只字不提。这难道不是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共产国际目前的领导由于顽固地奉行错误政策，不得不就一九○五年和其它年代的假想错误（托洛茨基主义）大做文章，而不敢去碰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问题。因为单是一场广州起义，就把纲领草案制定的东方革命蓝图完全被推翻了！ 5.苏维埃和革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决议认为共产国际代表“N同志等人”要对“广州缺乏一个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作为起义机构”（着重体是原有的）的情况负责。这个指责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令人惊讶的承认。 根据第一手文件，《真理报》（第三十一号）报导说，广州曾经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但是，它没有谈到任何东西来说明广州的苏维埃并不是一个选举产生的机构，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苏维埃——因为，怎么可能有一个不经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呢？我们从决议上知道了这一点。让我们想一想这个事实的意义。共产国际执委会现在告诉我们，要实行武装起义就必须有一个苏维埃，但决不是在此以前，可是，瞧吧！当起义的日子确定时，还没有苏维埃。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并非易举。群众必须从经验中懂得苏维埃是怎么回事，了解苏维埃的形式，并且在过去就有了某些知识，使他们习惯于一个选举产生的苏维埃组织。当时在中国，甚至连这种迹象也没有，因为正是在苏维埃应当成为整个运动的神经中枢的时期，苏维埃口号被宣布为“托派口号”了。但是，当大人们仓皇失措地为起义规定了一个日子以便跳过自己的失败时，他们同时就不得不指派一个苏维埃。如果不彻底揭露这个错误，苏维埃的口号就可能变成一根扼杀革命的绞索。列宁活着的时候曾经向孟什维克解释说，苏维埃的根本历史任务是组织或者帮助组织夺取政权，以便在取得胜利后的那一天成为这个政权的机构。不肖门生——而不是门徒——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在宣布起义开始的钟声己经敲响时才能组织苏维埃，列宁的广泛概括，被他们在事后变成了一个不是为革命的利益服务、而是危害革命的简单处方。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夺得政权以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苏维埃已经存在了九个月。十二年前，彼得堡、莫斯科和其它几十个城市里就存在过第一批革命苏维埃。一九○五年的苏维埃最终涵盖了大批首都的工厂企业，在这之前，莫斯科在罢工期间曾建立过一个印刷工人代表苏维埃。而在这以前好几个月，即一九○五年五月，伊万诺沃－沃兹列先斯克的一次群众罢工建立的领导机构已经包含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一切基本特点。从成立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最初试验到建立苏维埃政府的规模庞大的试验，其间已经过了十二年以上。当然，绝不是所有其它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需要这样一个时期。但是，如果认为中国工人能够在那个官僚开列的“苏维埃处方”的基础上建立苏维埃，那就是用无济于事的、啰嗦的咬文嚼字代替革命行动的辩证法。苏维埃决不能等到起义前夕、在立刻夺取政权的口号下建立起来——因为，如果事态已经发展到夺取政权的程度，如果群众准备在没有苏维埃的情况下举行武装起义，那就意味着已经有了其它的组织形式和方法，所以才有可能进行准备工作，保证起义的成功，这样一来，苏维埃问题就成了一个次要问题，被降低为一个组织技术或仅仅是名称的问题。苏维埃的任务不仅仅是发出起义的号召或实行起义，而且要领导群众通过必要的阶段走向起义。在开始时，苏维埃不是把群众集合在武装起义的口号下，而是把他们集合在局部性口号下，只是在以后才逐步把群众引向起义的口号，而不至把他们拋在路上，使先锋队脱离阶级而孤立。苏维埃通常主要是在罢工斗争中出现的，这种斗争具有革命发展的前景，但在当时仅限于经济上的要求。群众必须在行动中感觉到并懂得苏维埃是他们的组织，是一个调配力量进行斗争、抵抗、自卫和进攻的组织。他们能够感觉和懂得这一点，不是从仅仅一天的行动、一般说来也不是从任何一件行动中感觉和懂得这一点，而是从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许几年的间断或不间断的经验中感觉和懂得这一点。因此，当国家正在经历革命动乱的时期，当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面临夺取政权的前景——即使这是属于以后某一阶段的前景，即使在一定时期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这个前景——的时候，只有蜕化的官僚主义领导才会约束日益觉醒和日益敢于行动的群众，不让他们建立苏维埃。这一向是我们关于苏维埃的概念。我们认为苏维埃是这样一种广泛而灵活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是在革命高涨的第一阶段刚刚觉醒起来的群众所能达到的，是能够团结整个工人阶级的，无论在某一具体时期已经成熟到能够理解夺取政权的任务的那一部分工人有多少。 难道真需要任何文件证据吗？举例来说，列宁在谈到第一次革命时期的苏维埃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在当时的名称〕在出现或大或小的革命高涨的时刻，从来不拒绝利用属于工人代表苏维埃一类的某些非党组织，来加强社会民主党人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巩固社会民主工人运动。”[103] 人们可以连篇累牍地列举这种文字上和历史上的证明。但是，没有这些证明，人们也能够想象到，问题已经足够清楚了。 与此相反，不肖之徒却把苏维埃变成了一种检阅时用的制服似的组织，党只是在夺取政权的前夕才给无产阶级穿上这种制服。是时候承认不能为了举行武装起义这个直接目的，而通过命令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临时拼凑苏维埃的！这种试验必然会具有虚假的性质，虚有其表的苏维埃制度会掩盖缺乏为夺取政权所最必需的条件的事实。这就是广州发生的情况。在那里，为了遵守仪式就简单地指派了一个苏维埃！ 在苏共党内讨论中国事件的论战中，反对派受到指责，据说他们有着下述的所谓“触目惊心的自我矛盾”：从一九二六年起，反对派就为中国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然而在一九二三年秋天，反对派的代表却发言反对为德国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学究式的政治思想在任何其它问题上或许都没有像在这种指责中表现得如此明显。是的，当革命浪潮正在高潮的时候，我们曾经要求在中国及时开始建立苏维埃，作为工人和农民的独立组织。苏维埃的主要意义是使工农同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相对抗。在中国，苏维埃的口号首先意味着和自杀性的、名誉扫地的“四阶级联盟”断绝关系，意味着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因此，重点不在于单纯的组织形式，而在于阶级路线。 在一九二三年秋天的德国，这只是组织形式的问题。由于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极为被动、落后和迟缓，因此错过了及时发出组织苏维埃的号召的时刻，到一九二三年秋天，工厂委员会由于来自下层的压力和自己的要求，已经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占据了苏维埃的地位。如果共产党采取正确的大胆的政策，苏维埃本来是可能在工人运动里占上风的。在此期间，紧张的局势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再丧失任何时间就肯定意味着错过革命形势，起义终于被提到日程上来，所剩的时间已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就是迂腐愚蠢到极点。苏维埃并不是万能的救命符。在当时已经形成的局面中，匆匆忙忙地建立苏维埃只会和工厂委员会重叠。那样做就必须剥夺后者的革命职能，把这些职能转交给新建立的、还完全缺乏权威的苏维埃。而且，在每一天时间都很宝贵的情况下，什么时候办这件事呢？这样做就意昧着用最有害的、玩弄廉价的组织花样的把戏来代替革命行动。 苏维埃的组织形式可能非常重要，这是无可争论的；但只有在这种组织形式及时反映正确的政治路线时才是如此，反过来说，如果把苏维埃变成一种幻象、一个偶像或者是一种小玩意，那末它就可能获得同等程度的否定意义。如果在一九二三年秋天最后的时刻建立德国的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并不会增加任何政治份量，只会造成组织上的混乱。广州发生的情况甚至更糟。为了遵守“规矩”而匆匆建立的苏维埃只是冒险主义暴动的一个幌子，因此我们事后发现，广州的苏维埃就好象只是画在纸上的一条中国古代的龙（似乎耀武扬威，其实并不存在）。在幕后瞎操纵、玩弄纸龙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反对在一九二三年九月在德国草草建立苏维埃，我们赞成一九二六年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我们反对一九二七年广州的冒牌苏维埃。这里不存在矛盾。相反地，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革命运动的力学概念及其组织形式的深刻统一。 被近年来的理论和实践搞得歪曲、混乱和面目不清的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问题，在纲领草案中没有得到丝毫的阐明。 6.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领导贫苦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和中国未来的第三次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由于不仅历史会重演，而且人们违背历史要求的错误也会重演，因此我们已经可以听到所谓“中国尚未成熟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的反对意见。这种提法是抽象的、没有生命的。因为，就俄国本身来说，它是否已经成熟到搞社会主义的程度了呢？据列宁说：没有！它已经成熟到能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解决刻不容援的民族改良任务的唯一方法，但是，整个专政的命运，归根到底决定于世界发展的趋势。当然，这并不排除——相反倒是预先假设——无产阶级专政要实行正确的政策，工农联盟要得到巩固和发展，一方面全面适应本国的条件，另一方面又适应世界发展的趋势，这对中国也完全适用。 在题为《论我国革命》的同一篇文章中（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列宁证明俄国的特点是沿着东方各国特殊发展的路线发展的，他断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下述论据是“极为表面化”的，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104]但是列宁嘲笑这些“博学的”先生们，并不是因为他本人认为俄国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而是因为他认为，和学究们和市侩们的想法不同，缺乏为独立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这些前提根本得不出拒绝夺取政权的结论。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百零一次地、甚至第一千零一次地回答第二国际英雄们的诡辩说：“这个无可争辩的道理（俄国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对于评价我国革命并无决定意义”。[105]这就是纲领草案的作者们不愿也不能理解的。关于中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和俄国一样不成熟——当然，中国比俄国更不成熟——的论点本身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根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整个历史条件和革命形势都要求夺取政权时，无产阶级必须放弃夺取政权。 这个具体的、历史的、政治的、实际的问题不能归结为中国是否已经在经济上成熟到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程度，而应归结为中国在政治上是否已经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这两个问题根本不是一回事。如果不存在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话，或许倒可以把它们看成一回事。这个规律正适用于这种情况，并且充分适用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那末，是不是说中国已经成熟到能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呢？只有斗争的经验才能为这个问题提供确切答案。同样地，只有斗争才能决定中国将在什么时候并在什么条件下取得真正的统一、解放和复兴。任何人如果说中国尚未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那就是宣布第三次中国革命还得推迟许多年。 当然，如果封建残余真像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断言的那样统治着中国的经济生活，事情就简直毫无希望了。幸运的是，残余一般说来是不能起统治作用的。在这一点上，纲领草案也没有纠正已犯的错误，而是以一种委婉曲折、含糊其辞的方式重新予以肯定。纲领草案说，“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上层建筑中，中世纪的封建关系都占优势……”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占优势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涉及的人数呢？还是指在这个国家的经济上所占的统治和主导地位呢？在商业和银行资本所起的无所不包的作用的基础上，本国工业异常迅速的发展，最重要的农业地区对市场的完全依赖，对外贸易所起的巨大而且日益增长的作用，中国农村全面隶属于城市——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占有无条件的优势，进行着直接的统治。农奴制和半农奴制的社会关系无可否认是非常强大的。这些关系部分地渊源于封建时期；它们也部分地形成一种新的结构，这就是说，是旧的关系在生产力发展迟缓、农村存在剩余人口、商业和高利货资本活跃等等的基础上的复活，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关系，而不是“封建”关系（更正确地说是农奴制的关系，一般地说是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只是由于资本主义关系所占的这种统治地位，我们才能认真谈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前景。否则就谈不上首尾相符了。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和神经，同时还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代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真正利益。 “因此，甚至当无产阶级占少数人口时（或者当觉悟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少数人口时），它也能推翻资产阶级，然后从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吸收许多同盟者到自己方面来，但是这些群众始终不会预先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106] 中国无产阶级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很大。在未来几年中，这种作用只会进一步增加。事实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中本来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官方领导奉行的整个路线一直在反对让无产阶级夺取领导地位。 纲领草案说，“只有在得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直接支持的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由此可知，党在俄国问题上一直承认的原则，在这里，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也同样得到了承认。但是，如果中国缺乏足够的内部力量来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末，根据斯大林－布哈林的理论，中国无产阶级就不应当夺取政权，在革命的任何阶段都是如此。或许苏联的存在可能使这个问题得到刚刚相反的解决吧：那末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技术不仅足以在苏联，而且足以在中国——也就是说，在这两个经济上最落后的、人口合计达六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了。或许中国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可以存在”的，因为这个专政将包括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锁链中，从而不仅成为这个锁链中的一个环节，而且成为它的推动力？但是，这正是列宁对十月革命的根本提法，这次革命的“特点”正符合东方各国发展的路线。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在一九二五年发展出来的一国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在讨论每一个新的重大革命问题时是如何歪曲和混淆事实的。 纲领草案沿着这条路走得更远。它把中国和印度同“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以及波兰等国对立起来，认为后者是具有“足以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工业”的国家，或者说（正如在其它地方更明确、因此也就更错误地说过的那样）是具有“必需和足够的物质前提……来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已经知道，这不过是玩弄列宁说过的“必需和足够的”前提的辞句；这是一种骗人的、不能容许的把戏，因为列宁明确地列举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前提，包括技术上、文化上和国际上的前提在内。但是，主要问题仍然是：既然建成社会主义是两种经济制度、两种社会秩序之间进行不间断的世界斗争的问题，而且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经济基础又弱小得多，怎么能够用推理的方法确定足以建成社会主义“最低限度的工业”呢？ 如果我们仅仅考虑经济杠杆，我们苏联掌握的杠杆显然比世界资本主义的杠杆短得多。中国和印度的情况更是这样。然而整个问题要由两种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斗争来解决。在政治斗争中，杠杆的长端是在我们这边；更正确些说，如果我们的政策正确，它就可能而且必然会在我们手中。 在题为《论我国革命》的同一篇文章中，列宁在指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以后，接着又说，“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107]为什么谁也说不出呢？因为这个问题决定于斗争，决定于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文化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纲领草案完全背弃了列宁从问题的本质中得出的这个思想，断言俄国在一九一七年恰好具有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技术”，从而也就具有为此必需的文化。草案的作者们企图在纲领中说出用演绎方法“谁也说不出”的东西。 当整个问题要由国际动力学来解决时，想找出民族国家（“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范围内的“足够的最低限度”的标准是不能容许的、不可能的、荒谬的。这种错误的、专断的、孤立的民族标准是政治上的民族狭隘性的理论基础，是将来不可避免要犯民族改良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错误的前提条件。 7.关于在东方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反动思想 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教训是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但首先是东方一切国家的教训。 一切为中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路线辩护的论据，如果我们认真加以看待的话，必然三倍适用于印度。在印度这个经典的殖民地，帝国主义枷锁比在中国采取了更加直接得多、明显得多的形式。在印度，封建和农奴制关系的残余更加根深蒂固得多，更加巨大得多。尽管如此，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运用于中国使革命遭到破坏的方法，在印度必然会造成更加致命的后果。推翻印度封建制度、推翻英印官僚制度和不列颠军国主义的任务，只有人民群众的规模巨大、不屈不挠的运动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个运动的强大发展和不可抗拒，由于它具有的国际目标和国际联系，它不能容忍政治领导采取任何半途而废的、妥协的机会主义措施。 共产国际的领导在印度已经犯了不少错误。条件还不容许这些错误以在中国的那种规模暴露出来。因此，人们可以希望中国事件的教训将使在印度和其它东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策路线得到更及时的纠正。 在这里，正如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共产党、党的完全独立以及党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性问题。这条道路上最大的危险就是在东方各国组织所谓“工农党”。 作为公开修正马克思和列宁的若干根本论点的一年，一九二四年将会载诸史册。从一九二四年起，斯大林提出了“为东方国家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公式。这个公式的基础是共产国际曾经在东方用来掩盖自身机会主义的民族压迫因素，正如“资本主义稳定”曾经在西方起这一作用，来自印度以及来自不存在民族压迫的日本的汇报，近来都频繁地提到各地的“工农党”的活动，把它们说成是同共产国际接近和友好的组织，仿佛它们和我们“自己的”组织差不多，然而没有对它们的政治面貌作任何具体说明；一句话，写到和谈到它们的方式和不久以前对待国民党的方式一样。 早在一九二四年，《真理报》就报导说：“迹象表明，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正逐步以创立工农党的形式出现。”[108] 在此期间，斯大林在给东方共产党人讲话时说： “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为执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在这类国家中，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式即工农党的形式，类似国民党……”[109] 后面就共产党的独立（显然是和先知约拿在鲸鱼腹中一样的“独立”[110]）问题所作的小小保留只是一个幌子。我们深信；第六次代表大会必须指出：在这方面任何一点点含糊其辞都是致命的，是不能接受的。 这里的问题是，在党以及党同本阶级和其它阶级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出现了一种绝对新鲜的、完全错误的、彻底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 为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必要性辩护提出的理由是：在社会成分上，国民党是一个工农党，国民党的十分之九——这个比例曾经被反复指出过千百次——都属于革命派，都愿意和共产党携手前进。但是，在上海和武汉政变期间和以后，国民党的这个革命的十分之九好象变戏法一样无影无踪了。谁也找不到他们的影子。而主张在中国实行阶级合作的理论家（斯大林、布哈林等等），甚至不解释一下国民党十分之九的成员——十分之九的工人和农民、革命家、同情者、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人们——都怎样了。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斯大林鼓吹的所有这些“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命运，如果我们要搞清楚这个不仅把我们远远拋在一九一九年俄共纲领后面、而且把我们远远拋在一八四七年《共产党宣言》后面的概念本身，那末回答这个问题就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只有在我们了解下列两点的时候，才有可能弄清楚著名的十分之九究竟消失到哪儿去了的问题：第一，同时表达两种相互排斥的历史路线——无产阶级路线和小资产阶级路线——的双重组合（即两个阶级的政党）是不可能有的；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独立的农民党，即表现农民的利益、同时又独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外的政党，是不可能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一直教导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也承认并教导说，农民和无产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任何方式把它们的利益视为一体都是错误的；一个农民只有从财产观点上采取无产阶级的观点才能参加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农联盟并没有推翻这个论点，而是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情况下证实了这个论点。如果不存在具有不同利益的不同阶级，那就连联盟也谈不上了，这种联盟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定范围内才符合于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专政之所以和农民同盟之类组织的存在不能并立，正是因为企图解决一切民族政治问题的任何一个“独立”农民组织，到头来不可避免会成为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 资本主义国家里自己标榜为农民政党的那些组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变种。每个农民，如果没有采取无产阶级立场，并拋弃自己的有产者心理，在碰到根本政治问题时必然会追随资产阶级。当然，每一个依靠或者希望依靠农民并在可能条件下依靠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都不得不披上伪装，也就是说，涂上两三种适当的颜色。著名的“工农党”的思想似乎是特别为了掩盖那些被迫寻求农民的支持、而且愿意把工人吸收到它们队伍中去的资产阶级政党而创造的。国民党就是作为这种政党的一个典型而永载史册的。 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社会是这样构成的，家徒四壁、心怀不满的、受欺骗的群众在底层，而心满意足的骗子手则留在顶层。每个资产阶级政党，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也就是说，如果它拥有一定的群众支持）的话，都是按照同一个原则建立起来的。剥削者、骗子手和暴君在阶级社会中是少数。因此，每个资本主义政党都不得不在它的内部关系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现和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因此，在每个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下层成员要比顶层成员更民主，更“左”一些。这种情况适用于德国的中派，法国的激进党人，特别适用于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布哈林等等经常抱怨上层人士不能反映“左”派国民党普通党员、“绝大多数人”，“十分之九的人”等等的情绪。这些抱怨之所以如此天真、如此不可原宥，其原因正在于此。在他们的古怪的抱怨中，被他们说成是可以通过组织措施、指令和通告等方法予以消灭的一种暂时的、不愉快的误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主要的，根本的特点。 纲领草案作者一般地为一切机会主义联盟——在英国和在中国都是如此——辩解的基本论点，必须从这个角度来加以判断。按照这些论点的说法，和上层人士友善完全是为了下层群众的利益。大家知道，反对派坚持中共必须撤出国民党： “问题出现了”，布哈林说，“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国民党的领导人摇摆不定吗？国民党的群众呢？难道他们仅仅是‘牛马’？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待一个群众组织的态度要决定于最‘高’层发生的事情呢！”（《中国革命的目前形势》） 居然可能提出这样一个理由，这在一个革命政党中似乎是不可能的。布哈林问道：“国民党的群众呢？难道他们仅仅是牛马？”他们当然是牛马。任何资产阶级政党的群众从来都是牛马，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对我们来说，群众并不是牛马，不是吗？不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驱入资产阶级的怀抱，用工农政党的幌子把资产阶级伪装起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从属于资产阶级政党，而是相反，必须随时随地以前者和后者对抗。布哈林以如此冷嘲的口气当作某种次要的、偶然的、暂时的东西谈到的国民党最“高”层，事实上是国民党的灵魂，是它的社会本质。当然，资产阶级在党内和在社会里面都只是最“高层”，但是这个最高层拥有强有力的资本、知识和联系：它永远可以退而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它永远可以诉诸真正的政治军事力量，这种力量和国民党本身的领导是密切地融合在一起的。正是这个最高层制定了反对罢工的法律，扼杀了农民起义，把共产党人推入黑暗的角落，最多只让他们在党内占三分之一的地位，迫使他们作出把小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之上的誓言。普通党员是由这个最高层挑选出来、受其驾驭、和莫斯科一样充当它的“左翼”基础的，正如将军们、买办们和帝国主义者充当着它的右翼基础一样。不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看成是一个中立的、争取群众的角逐场，玩弄所谓左派普通党员占十分之九的字眼来掩盖究竟谁是真正的主人的问题，就意味着增加最高层的实力和权力，帮助它把更多的群众变成“牛马”，而且是在最便利它准备反革命政变的条件下这样做。斯大林和布哈林根据两个阶级的政党这种反动的思想，幻想共产党人加上“左派”会在国民党内取得多数，从而在国家中取得政权，因为中国的政权是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的。换句话说，他们幻想通过国民党各次代表大会的通常选举，权力就会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入无产阶级手中。人们能够想象对“党内民主”——而且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还可以进行比这更动人、更唯心主义的偶像化吗？因为军队、官僚机构、报刊和资本肯定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正是由于而且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得以掌握执政党的舵盘。只是在左派不败大胆冒犯军队、官僚机构、报刊和资本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最高层”才容忍或者说曾经容忍占“十分之九”的左派（而且只是这种驯良左派）在党内存在。通过这些强有力的工具，资产阶级最上层不仅使所谓占十分之九的“左派”党员，而且使整个群众都处于从属地位。在这方面，阶级联盟的理论，说国民党是一个工农党的理论，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最好的帮助。当资产阶级后来和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并枪杀群众时，在两种真正的力量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的这种冲突中，甚至连著名的十分之九的废话也听不到了。可怜的民主幻想在阶级斗争的血腥现实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是“为东方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所起的真正的、唯一可能的政治作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其它的作用。 虽然关于两个阶级的政党的思想渊源于民族压迫——据说这种压迫取消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我们却已经听到根本不存在民族压迫的日本也有了“工人和农民的”混血儿。然而问题并非到此为止，并不仅限于东方。“两个阶级”的思想力图具有普遍性。前面提到的美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具有最古怪的特点，它努力支持资产阶级的、“反托拉斯的”参议员拉弗勒特竞选总统，以便用这种方法把美国农民套在社会革命的车上。主张这种策略的理论家佩珀是曾经使匈牙利革命陷于毁灭的人当中的一个，因为他忽视了匈牙利的农民。他极为努力地（无疑是作为一种补偿）用使美国共产党融解于农民之中的方法来摧毁这个党。佩珀的理论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超额利润把美国无产阶级变成了世界工人贵族，而农业危机却使农民破产，并把他们驱上社会革命的道路。按照佩珀的概念；一个只有几千成员、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党必须通过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作为媒介和农民融为一体，用这种成立“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办法；在受超额利润腐蚀的无产阶级表示消极或中立的情况下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疯狂的想法在共产国际的上层领导中找到了支持者和半支持者；这个问题有好几个星期悬而未决，最后才对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幕后的评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偏见）作出让步。当时，必须给美国共产党套上套索，才能使它和拉弗勒特的“农民党”分开。拉弗勒特的党甚至比它的创办人死得更早。 现代修正主义为东方创造的一切东西后来都搬到西方去了。如果说佩珀曾经在大西洋的一边试图通过两个阶级的政党来催促历史前进，那末，报刊上的最新消息则告诉我们，国民党的经验在意大利找到了模仿者。在意大利，显然有一种企图要用欺骗的方法使我们党接受“在工农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共和议会”这个荒谬绝伦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中，蒋介石的阴魂和希法亭的阴魂拥抱在一起了。我们当真会落到这个地步吗？ 在结束时，我们还需要做的只是追叙一下，工农党的思想把反对民粹派的整个斗争都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抹掉了，而没有这场斗争就不会有布尔什维克党。这场历史斗争的意义何在呢？一九○九年，列宁在谈到社会革命党人时说过下面一段话： “他们的纲领的基本思想从根本上说，不是认为需要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而是否认两者之间的阶级差别，认为不需要在他们之间划一条阶级界限，说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农民同无产阶级不同，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性，是根本错误的。”[111] 换句话说，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是俄国民粹派的中心思想。在农民的俄国，只有和这种思想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才能发展。 列宁在一九○五年革命时期坚持不懈地、毫不倦怠地重复指出： “如果农民作为一种反动的或反无产阶级的力量而出现，我们就必须对他们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摆脱他们而单独组织起来，并准备同他们作斗争。”[112]（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一九○六年，列宁写道： “最后一个建议：城市和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你们要单独组织起来。不要信赖任何小业主，哪怕是极小的业主，或‘劳动的’业主。……我们要对农民运动支持到底，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实现并且定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运动。”[113] 这个思想重复出现在列宁数以百计的重要和不重要的著作中。一九○八年，列宁解释说： “决不能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解释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不同的阶级或政党的合并。不要说是合并，就是任何长期的协议，都会严重危害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削弱革命的民主斗争。”[114]（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对工农政党这个思想，能够进行比这更严厉、更无情、更具有摧毁性的谴责吗？ 另一方面，斯大林却教导说：“革命的反帝联盟可以采取表面上（？）由统一的纲领联系起来的统一的工农党的形式，但不是永远〔！〕必须〔！〕采取这种形式。”[115] 列宁教导我们，工农联盟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导致政党的合并。然而斯大林对列宁仅仅作了一个让步，据斯大林说，虽然阶级的联盟必须采取一个统一政党的形式”，但是像国民党这样的工农党——并不是永远必要的。我们应当感谢他至少作了这个让步。 在十月革命时期，列宁曾经以同样不可调和的精神提出这个问题。从一九一八年开始，在概括三次俄国革命的经验时，列宁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重复指出，在资本主义关系占主要地位的社会里有两种决定性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116] 然而“工农政党”正是一种创造中间道路的企图。 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没有使自己和农民相抗衡，没有对农民的无孔不入的小资产阶级无组织状态进行无情的斗争，它就必然会通过社会革命党或其它某个“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媒介而溶解在小资产阶级分子当中，而这个政党则必然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从属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为了和农民结成革命联盟——这不会是毫无代价的——，首先必须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从而把整个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分隔开来。只有以坚定的阶级不可调和性的精神训练无产阶级的党，才能做到这一点。 无产阶级越年轻，它和农民的“血缘关系”越近、越直接，农民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大，那末，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阶级”的政治融合的斗争也就越为重要。在西方，工农党的思想简直是可笑的。在东方，这个思想是致命的。在中国、印度和日本，这个思想不仅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誓不两立，而且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最起码的独立也誓不两立。工农政党只能为资产阶级提供基地、屏障和跳板。 在这个对整个东方说来都带根本性的问题上，现代修正主义仅仅重复着革命以前旧的社会民主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是极为有害的。在十月革命前，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多数领导人都认为我党反对社会革命党的斗争是错误的。他们坚持不解地主张两党合并，认为对于俄罗斯“东方”，成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是完全合适的。如果我们听从他们的劝告，我们已经得到的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都绝不能实现。国民党在中国以“特殊的”中国方式，由共产国际修正主义分子的帮助而富有成效地起过的一种历史作用，社会革命党曾毫无成效地试图在沙皇俄国发挥出来。社会革命党人的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在我国已经成为、也不能不成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代理机构。不无情地谴责为东方建立工农政党的思想，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共产国际的纲领。 8.从农民国际得到的好处必须加以考察 对反对派提出的主要指责之一（如果不是最主要的指责的话），就是说反对派“低估”农民。在这一点上，生活也提供了考验，并在民族和国际范围内作出了判决。每一个事例都说明官方领导人犯了低估无产阶级在和农民的关系上的作用和意义的罪过。因此，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以及在国际上，就发生了最大的变动和错误。一九二三年以来国内错误的根源，是低估了无产阶级经营的国有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对和农民的联盟的意义。在中国，由于不能了解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决定性作用，革命遭到了覆灭。 从同一立场出发，必须检查和评价从一开始就只是一种试验——而且是需要极为小心、极为严格地遵守原则的一种试验——的农民国际的整个工作。这样做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 农民，由于它的全部历史和它存在的条件，是一切阶级当中最缺乏国际性的。通常所谓的民族特点主要来自农民。在农民当中，只有半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群众能够被引导上国际主义的道路，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引导他们。任何走快捷方式的企图都只不过是同各阶级做游戏而已，而这从来都是有害于无产阶级的游戏。只有在无产阶级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拉开的情况下，只有在农民认识到无产阶级不仅是他们的盟友、而且是他们的领袖时，才能把农民吸引到国际主义政治中来。相反地，越过无产阶级，不理会各国共产党，而企图把各国农民组织成一个独立的国际团体，这种企图预先注定是要失败的。归根结底，这种企图只能损害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争取对农业劳动者和贫农的领导权的斗争。 从十六世纪的农民战争开始，甚至在那以前，在一切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农民的各个阶层就曾经起过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农民从来没有起过独立的作用。农民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一种政治力量反对另一种政治力量。他们本身从来没有成为能够解决民族政治任务的一种独立力量。在金融资本时代，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前一些阶段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化的过程已大大加快。这意味着农民的比重缩小了，而不是增加了。无论如何，在帝国主义时代，农民在全国范围——更不用说国际范围——采取独立政治行动的能力，比他们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能力要小。今天的美国农民起独立政治作用的能力远不如四五十年以前，甚至在当时他们不能也不曾组织一个独立的全国性政党。 战争造成的经济衰退给欧洲的农业带来了暂时然而尖锐的刺激，从而在“农民党”（即装腔作势地和资产阶级主流政党对立的资产阶级伪农民党）可能起的作用方面产生了幻想。如果说在战后年代农民动乱风起云涌的时期，还可以冒险进行组织农民国际的试验，来考验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新关系，那末现在就正是为农民国际五年来的试验从理论上和政治上作出决算的时候了，是揭露农民国际的严重缺点并努力指出其积极面的时候了。 至少有一个结论是不可争辩的。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即所有落后国家）的“农民”政党的经验，我国社会革命党人的老经验以及国民党的新经验（血犹未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插曲式的试验，特别是拉弗勒特－佩珀在美国的试验——这一切都不庸置疑地证明：在资本主义下降时期甚至比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更没有理由寻求独立的、革命的、反资产阶级的农民政党。 “域市不可能和农村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领导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问题仅仅在于，城市阶级中的哪个阶级将领导农村。”[117] 在东方的革命中，农民仍将起决定性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会是领导作用，也不会是独立的作用。湖北、广东或者是孟加拉的贫苦农民不仅能在全国范围内、而且能在国际范围内起作用，但是只有当他们支持上海、广州、汉口和加尔各答的工人时才能起作用。这是革命农民在国际道路上的唯一出路。企图在湖北的农民、加里西亚或多布鲁贾的农民、埃及的农民和美国农民之间造成直接的联系，是毫无希望的。 按照政治的性质，任何事物不为一种直接目的服务，则必然成为其它目的——常常是和希望达到的目的相反的目的——的工具。难道我们不曾有过这种资产阶级政党的例子，这个政党依靠或力图依靠农民，认为必须从农民国际得到长期或短期的保证——如果它不能从共产国际得到这种保证的——，从而得到保护，以免受到本国共产党的打击，就像在工会方面，柏塞尔通过英俄委员会取得保护一样？如果说拉弗勒特并未试图向农民国际挂个号，那只是因为美国共产党极其虚弱。他无此必要。尽管他没有这样做，佩珀也不请自来地和他拥抱了。但是，克罗西亚富农的银行家——领袖拉迪奇却发现有必要在他走向内阁的途中给农民国际留下一张名片。国民党更走得令人望尘莫及地远。它不仅在农民国际和反帝同盟中为自己谋得地位，甚至还敲了共产国际的门，在俄共政治局的庇佑下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欢迎，美中不足的只是有一票反对。 当赞成取消赤色工会国际的倾向非常强烈（苏联工会甚至把这个国际的名字从章程中删掉）时，就我们回忆所及，官方报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出过农民国际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的问题。这非常能够说明近年来的主要政治潮流的特点。 第六次代表大会必须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出发，认真检查农民“国际”的工作。现在正是为这个穷年累月、历时已久的试验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决算的时候了。这种决算必须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包括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中。现在这个草案对农民国际的“千百万支持者”以至这个国际的存在本身都绝口不提。 结束语 我们对纲领草案某些基本论点进行了批判，由于时间极为紧迫，不能对所有问题一一加以讨论。我们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来进行这项工作。因此，不得不仅限于最迫切的问题，仅限于和最近这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党内斗争最息息相关的那些问题。 由于我们过去有过所谓“讨论”的经验，我们事先就知道：断章取义地摘引出来的话和一时的笔误都可能被变成对“托洛茨基主义”大张挞伐的各种新理论的沸腾源泉。最近几年都充满了这种耀武扬威的吠影吠声。但是，我们极为冷静地看待这次也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来的廉价的、理论上的恶毒攻击的前景。 附带说一句，纲领草案的作者们很可能宁愿对旧的第五十八条作进一步阐述，而不增加新的批判解释的条款。不用说，这种论点对我们更加不适用。 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面临着通过一个纲领的任务。我们这里做的全部工作完全是要证明，由布哈林和斯大林精心撰写的草案作为纲领的基础是毫无可能的。 目前是俄共和整个共产国际生命中的转折点。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会最近采取的决定和措施都是证明。这些措施完全不适当，决议是矛盾的，其中某些决议，就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的二月决议，是彻底错误的。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决议都贯穿着一种向左转的倾向。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过高估计这一点，特则是这一倾向还在打压革命的一翼，而右翼则受到了保护。尽管存在这一切情况，我们一刻也不想忽视由于旧的路线造成的绝境而不得不出现的左转倾向。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都会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促进这些向左迂回的迹象，以尽量不引起党内的困难和震动的方式，把它发展成为革命的列宁主义的路线。但是，今天我们还离此很远。共产国际目前或许正在经历它最剧烈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旧的方针远未遭到清算，而新的方针又带来了异己分子的突起。纲领草案反映了这种过渡状况的整体和局部。然而这种时期，就其性质来说，最不利于制定必将决定我们国际党在未来若干年中的活动的文件。我们必须等待时机——在已经失去这么多时间以后——，虽然这样做可能是困难的。我们必须让混水澄清下来。混乱必须过去，矛盾必须消除，新的方针才会明确地形成。 代表大会已有四年不曾召开。九年来，共产国际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目前唯一的出路在于，从今天算起的一年以后召开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一劳永逸地制止篡夺整个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的企图，重新建立正常的制度，建立一种将容许对纲领草案进行真正的讨论，并且容许我们提出另一个草案，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草案来和这个折衷主义的草案对抗的制度。对于共产国际，对于它的各个支部的会议以及它的报刊，不能有什么不许讨论的问题。在这一年期间，全部土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犁来进行深翻。只有经过这样一番劳动，无产阶级的国际党才能获得一个纲领，一个灯塔，这个灯塔将发出穿透一切的可靠的光芒，照亮遥远的未来。 一九二八年六月，于阿拉木图 [93]据英译本注，这里指的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进行的反革命政变。——译者注 [9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记录》，第一卷，第406页 [95]据英译本注：Dashnak（即Dashnak-Tsutiun）和PPS（波兰社会党）是亚美尼亚和波兰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译者注 [96]《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原文是：“在欧洲，越往东去，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也越软弱，越怯懦，越卑劣，无产阶级所担负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也越大”。——译者注 [97]参见《远方来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314页。——译者注 [98]《记录》，第205页 [99]《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100]同上书，第432页。——译者注 [101]参见《论策略书》，《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25页。——译者注 [102]马赫诺是十月革命后乌克兰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曾受富农和无政府主义者所影响，他领导的游击队曾抗击地主及德国占领军，后来拒绝加入红军，并且经常与红军冲突，最后被红军瓦解。——译者注 [103]《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215页。 [104]《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105]《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106]《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243页，原文中无着重体。——译者注 [107]《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108]《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 [109]参见《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24页。这个版本中无“类似国民党的”几个字，——译者注 [110]见《旧约全书》：《约拿书》第一章。亚米太的儿子约拿因违抗耶和华，乘船逃遁，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使船几乎遭到破坏，后来众人将约拿拋在海中，海浪就平息了。“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译者注 [111]参见《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304页，——译者注 [112]参见《无产阶级和农民》，《列宁全集》第八卷第206－207页。——译者注 [113]参见《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卷第163页。——译者注 [114]参见《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39页。——译者注 [115]参见《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25页。〔！〕和〔？〕是托洛茨基加的。——译者注 [116]《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２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33页。——译者注 [117]参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225页。——译者注
二、帝国主义时代的战略和策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 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 二、帝国主义时代的战略和策略 1．纲领草案中心章节的彻底破产 2．革命时代的战略固有的根本特点和党的作用 3．共产国际三大以及列宁和布哈林对革命过程的不间断性问题的看法 4．一九二三年的德国事件和十月的教训 5．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战略错误 6．“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纪元”和法西斯主义 7．极左政策中的右倾因素 8．滑向中间偏右的时期 9．革命战略的权谋性质 10．内战的战略 11．党内制度问题 12．反对派失败的原因和它的前景 1.纲领草案中心章节的彻底破产 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中，有一章专门讨论革命战略的问题，必须承认，它的用意是十分正确的，并且符合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国际纲领的目的和精神。 革命战略的概念仅在战后年代才确立下来，“战略”一词的提出无疑受到军事术语的影响。但它决不是偶然确立下来的。战前，我们仅谈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这一概念十分符合当时流行的、没有超越日常要求和任务范围的工会和议会手段。当时是这样理解策略概念的，它是一个体系，涵盖着所有仅仅服务于某项眼前任务或阶级斗争的某个方面的措施。相反地，革命战略则包括一个综合的行动体系。这一行动体系，由于他们的相互联系、一致性和发展，必然会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 从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夺取政权的任务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面前的时候起，自然就已经制定了革命战略的基本原则。然而，正确地说，第一国际仅仅在理论上制定了这些原则，而且只能通过各国的经验对它们进行部分的检验。第二国际时代最终产生了这样的方法和观点：用伯恩施坦的臭名昭著的话来说，“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换句话说，战略任务已化为乌有，消失在日常”运动”及其以解决日常问题为目的的局部性的策略之中。第三国际重新确立了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地位，使策略方法完全从属于战略，由于前两个国际的宝贵经验——它们奠定了第三国际的基础——，由于这个时代所具有的革性质和十月革命的丰富历史经验，第三国际的战略立即具有了生气勃勃的战斗性和最广泛的历史意义。在新的国际建立以后的最初十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许多伟大的阶级战役，也看到了无产阶级（自一九一八年开始的）一系列最重大的失败，这就说明，战略和策略的问题，在相当意义上讲，应该构成共产国际纲领的中心内容。而在事实上，副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的纲领草案中有关共产国际战略和策略的一章，是写得最差劲的几章中的一章，它几乎毫无意义。这一章里面讨论东方问题的一节，实际上只是概括了过去所犯的错误，并且为新错误准备了条件。 本章开头一节专门批评了无政府主义、革命工团主义、建设性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这完全是在模仿《共产党宣言》的文体。当时，《共产党宣言》通过对最重要的各种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特点的巧妙概述，开拓了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纪元。但是在共产国际成立已经十年的现在，对科尔内利森、阿图罗·拉布里奥拉和萧伯纳、或不见经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进行杂乱无章、软弱无力的批判，这就意味着不去满足政治上的需要，反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迂夫子。这种没有价值的货色能够轻而易举地从纲领搬到一般宣传文件上去。 就战略问题而论，就这一词的正确意义来讲，纲领草案局限于下述起码的常识范围： “将它的影响扩大到本阶级的大多数成员……。 “将它的影响扩大到一般劳动群众的广大阶层……。 “为夺取工会而进行的日常工作具有特别大的重要性……。 “争取最贫苦的农民中的最广大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这些本身无可争辩的陈词滥调，只是一条条地列举在这里。这就是说，它们被写在纲领草案中，而没有联系时代的历史特点作任何阐述。其实，按照它们目前这样抽象的、学究式的提法，可以毫无困难地写进第二国际的决议中去。纲领的中心问题只在简短的一段中十分枯燥地、粗略地进行了讨论；这一段甚至比论述什么“建设性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段还要短得多！这就意味着，通过革命推翻政权的战略、武装起义本身的条件和道路、夺取政权——所有这一切都是被抽象地和学究式地提出的，而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们时代活生生的经验。 我们发现，这里提到了芬兰、奥地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意大利的九月事件、一九二三年的德国事件、英国总罢工等等，所有这些仅仅是用光秃秃的编年史的形式列举出来的。甚至这样一些事件也不是写在论述无产阶级战略的第六章中，而是写在讨论“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革命发展的第一阶段”的第二章中。换句话说，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仅仅是当作客观发生的事件或”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一种表现，而不是作为无产阶级战略经验而加以研究。指出下列事实足以说明问题：纲领拒绝革命的冒险主义（暴动）——拒绝是必要的——，但它完全没有回答像爱沙尼亚起义、一九二四年索非亚（指保加利亚首都——校者按）大教堂爆炸事件、上次的广州起义这一类事件究竟是革命冒险主义的英勇表现，抑或是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有计划行动的问题。讨论“暴动问题”而对这个十万火急的问题不予回答，这样的纲领草案只是玩弄外交辞令，而不成其为共产主义的战略文件。 显然，对于这个纲领草案来说，这种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问题的抽象的和超历史的提法并非偶然。这是因为，在讨论一般问题时，它采取了舞文弄墨的、学究式的和教训人的布哈林方式，而没有采用生动活泼的革命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纲领草案的作者们，由于容易理解的原因，一般不愿太深入讨论过去五年内的战略教训。 但是，一个讨论革命行动的纲领，如果它满足于罗列一系列的抽象命题，而对最近数年发生的众多历史性事件避而不谈，不是一个好纲领。当然，一个纲领不能详细叙述过去发生的事件，但它必须从这些事件出发，以这些事件作为基础，围绕并联系这些事件做文章。一个纲领必须通过它所采取的立场使人们可以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切重大事实，以及和共产国际内部思想斗争有关的一切重要事实。如果就整个纲领而论这样说是正确的话，那么，纲领中特别谈到战略和策略问题的那一部分就更是这样了。这里，用列宁的话来说，除了已经夺得的以外，还必须记下有哪些损失；如果能了解和吸收这些失败，就能转化为收获。无产阶级先锋队需要的不是一张老生常谈的真理清单，而是一本行动手册。所以，我们将在这里最紧密地联系战后时期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过去五年——即革命领导层发生可悲错误的时期——的斗争经验来讨论“战略”这一章的问题。 2.革命时代的战略固有的根本特点和党的作用 在“战略和策略”一章中，对帝国主义时代作为和战前时代截然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战略”特点根本没有任何有条理的阐述。 的确，纲领草案第一章说，整个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特点是“用瓜分和武力夺取尚未被占领的殖民地的方式，使资本主义相对地持续演进和扩大到全世界的时期。” 这种概括的确是十分矛盾的，它显然使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时期理想化了。这个时期是一个充满巨大的震荡、战争和革命的时期，其程度远远超过在此之前的全部人类史上所发生的震荡、战争和革命。为了对纲领草案作者最近提出的荒谬观点（即所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根本还谈不上”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供至少部分理由，这种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近于牧歌式的描述显然是必要的。将工业资本主义全部时期的特点说成是“持续演进”是不真实的，但是，另一方面，将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或至少到一九○五年划为欧洲的一个特别时期是极其重要的。这是矛盾的有机累积时期，就欧洲内部的阶级关系而论，这些矛盾几乎从未超出合法斗争的范围，就国际关系而论，这些矛盾都使它们自己适应一个“冷和平”的局势，这是第二国际发生、发展和僵化的时期，它的进步的历史作用随着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而完全告终了。 在作为一种巨大的历史力量来考虑时，政治总是落后于经济的。因此，虽然金融资本和托辣斯垄断集团的统治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开始；反映这个事实的国际政治的新时代，在世界政治中首先却是以帝国主义战争、十月革命和第三国际的建立作为开始的。 由于政治局势经常急剧变化，由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经常发生间歇性的阶级斗争，这一新时代的爆炸性特点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已经筋疲力尽，整个说来是不能再前进了。这并不是说，个别的工业部门和个别的国家不能发展、不再发展和甚至不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了。然而，这是在损害而且必然损害其它工业部门和其它国家的情况下发展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支出，以空前未有的增长比例吞噬着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因此，由于战前飞速的和几乎不停顿的发展带来的惯性，新的力量对比、世界市场的重新瓜分和战争加深了的矛盾等原因，惯于对世界进行统治的欧洲，现在比其它各洲更受大战带来的矛盾所困扰。正是在欧洲，从战前“和平与发展”时代到革命时代的过渡是特别急骤的。 确实，理论上，甚至并不排除资本主义有可能在最强大的、居于统治和主要地位的国家内取得新的普遍进展。但要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必须首先扫除一个巨大的阶级障碍，和具有国家与国家之间性质的障碍，它必须绞杀无产阶级革命使其长期不再发生；它必须完全奴役中国，推翻苏维埃共和国，等等，我们距离这种境地仍然很远。理论上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政治上估计会发生的事情根本是两回事，自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于我们自己，即决定于共产国际的革命战略。归根结蒂，这个问题将取决于国际力量之间的斗争。虽然如此，在作为纲领草案着眼点的当代，总的讲，资本主义的发展仍面临着不可克服的障碍和矛盾，并疯狂地企图扫除这些障碍和矛盾，正是这一事实使我们的时代具有革命性质，使革命具有不断性。 时代的革命性质，并不在于如今工人阶级每时每刻都可以夺取政权（即革命），它的革命性在于这个时代存在着深刻的和急剧的波动，在于直接的革命形势——，换句话说，就是能使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那种局势，——经常会突然转化为法西斯或半法西斯反革命的胜利，再从后者转化为温和的临时政权（“左翼统一战线”，社会民主党进入联合政府，工党上台执政等等），各种对抗因素“从头再来”，重新达到顶点并尖锐地提出政权问题。 在战前的几十年内，欧洲局势是怎样的呢？经济方面——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伴随着时局的“正常”波动。政治方面——在逐步排挤自由派而又没有发生重大动荡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势力大大发展了。换言之，这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矛盾“有条不紊”地加剧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讲，它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前提。 战后时期的欧洲局势又是怎样的呢？经济方面——不定期的、痉挛性的生产萎缩和扩大。虽然若干工业部门在技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生产大体上环绕着战前水平而波动。政治方面——政治局势时左时右地急剧摆动。显然，政治局势在很短时间内不断骤变，说明危机并不单单是任何基本经济因素的变化造成的，而更是来自上层建筑的冲决激荡所造成的。整个制度极端不稳，不可调和的矛盾腐蚀着整个制度的基础。。 革命战略——和策略迥然不同——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其原因正在于此。党和党的领导的新意义也由此产生。 纲领草案对党下的定义完全限于形式方面（先锋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验的体现等），这一定义出现在战前左派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也许听起来并不坏，但在今天是完全不够的。 在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时期，甚至最好的党的领导，除了加速工人政党的形成以外就不能有其它作为。相反地，领导的错误却能推迟这一过程。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成熟得很缓慢，党的工作仍然属于准备工作的性质。 反之，在今天，政治形势每一新的向左急转弯都迫使革命政党作出决定，倘使对千钧一发的形势不加利用，它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作用具有特别重要性。列宁说，有时两三天内能够决定国际革命的命运。在第二国际时期，这句话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相反，在我们的时代，列宁的这番话不断得到证实——除了十月革命之外，总是从反面得到证实。只有从这些总的情况来分析，才能了解共产国际和它的领导在当前历史时期的整个结构中所占的特殊地位。 人们必须清楚地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稳定”主要产生于以下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欧洲和东方殖民地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总动摇；另一方面是各国共产党的软弱无力、缺乏准备和迟疑不决以及它们领导上的严重错误。 并不是凌空而来的所谓稳定阻止了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期间或近年来的革命形势的发展。相反，是一个个未加利用的革命形势转变为自己的反面，因此，保证了资产阶级有机会为稳定进行斗争并取得相对的成功。这种为争取”稳定”（说得更正确些是为争取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和发展）而进行的斗争所包含的日益尖锐的矛盾，在每一新的阶段，为新的国际和阶级动荡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就是说，为新的革命形势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新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 在一个缓慢的、有机发展的时期，主观因素起着全然从属的作用。这时就会出现各种渐进主义的说法，如“事缓则圆”，“不能以卵击石”等等，这些说法集中表现了有机发展时代惧怕“跳越阶段”的策略思想。但是，一旦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解决全部历史进程的锁匙落到了主观因素即党的手中。被上个时代的主流精神长期滋养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兴盛起来的机会主义，总是倾向于低估主观因素的作用，即党和革命领导的重要性。这一切在关于德国十月事件、英俄委员会和中国革命的教训的讨论中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在所有这些和其它比较次要的事件中，机会主义的倾向都表现为一种仅仅强调“群众”、因而完全蔑视革命的“上层”领导问题的方针。这种态度总的说是错误的，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必然产生致命后果。 俄国和全世界阶级力量的具体对比，以及这些阶级力量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取得的具体发展造就了十月革命。这个总命题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起码常识。然而，提出下面这类问题是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矛盾的：假若列宁没有及时回到俄国，我们会在十月革命中夺得政权吗？有很多情况表明，我们很可能办不到。甚至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党的首脑们的抗拒是很强烈的，这些首脑中的绝大部分“碰巧”就是今天决定政策的那批人。如果没有列宁，这种抗拒无疑会更加强烈得多。党或许就不能及时地采取必要步骤，而我们所能利用的时间微乎其微。在这种时期，短短几天有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劳动群众会以极大的英雄主义自下而上地推动，但如果没有一个有把握的领导，有意识地领导他们奔向目标，胜利的可能会是很小的。而在同时，资产阶级可能将彼得堡拱手让给德国人，并且通过和德国人单独媾和或其它方式，在镇压无产阶级起义之后，很可能以波拿巴主义的形式重新巩固它的政权。事变的全部进程在若干年内可能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一九一八年的德国革命，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革命，一九二○年意大利无产阶级的九月运动，一九二六年英国的总罢工，一九二七年的维也纳起义和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在所有地区，在整个过去十年中，同一政治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即令这种矛盾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客观上已经成熟的革命形势下——不但社会基础成熟了，而且群众斗争情绪往往也成熟了——不是缺乏主观因素即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就是这个党缺乏一个有远见和大无畏的领导。 自然，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弱点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欧洲整个历史的产物。但假设在共产国际方面有一个能加速发展进程而不延迟这一进程的正确领导，在目前客观革命矛盾成熟的情况下，各国共产党是能够以快速步伐发展的。如果总的讲，矛盾是前进的最重要动力，那么对于客观革命形势的普遍成熟（虽有高涨和低潮）和无产阶级国际党的不成熟之间的矛盾的清楚理解，现在应该构成共产国际——至少它的欧洲支部——向前发展的动力。 对充满着急剧变化的当前时代没有广泛的、概括的和辩证的理解，就不可能对年轻的党进行真正的教育，不可能对阶级斗争实行正确的战略领导，不可能把策略正确地结合起来，尤其是在局势连续发生转变时不可能在每一个转折点进行敏捷、勇敢和果断的重新武装。然而正是在发生这种急剧转折的时候，两三天的时间有时就会决定未来若干年内国际革命的命运。 在关于战略和策略的一章里，纲领草案一般地谈到了党为无产阶级而斗争，谈到了总罢工和一般的武装起义。但它一点没有剖析现时代的特殊性质及其内在节奏，对这些问题缺乏理论认识和政治“感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领导。 这就说明为什么这一章从头到尾都是那样迂腐，缺乏内容和不值一顾。 3.共产国际三大以及列宁和布哈林对革命过程的不间断性问题的看法 战后欧洲的政治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第二时期从一九二一年三月到一九二三年十月；第三时期从一九二三年十月到英国总罢工，甚至现在。 战后群众革命运动强大得足以推翻资产阶级。但是没有任何成熟的政治领导能实现这个目标。传统的工人阶级组织被社会民主党所领导，而后者竭其全力拯救资产阶级政权。当时，在期望西欧无产阶级立即夺取政权时，我们估计一个革命政党会在内战的炮火中很快成熟起来，但这两个条件没有同时出现。当战后时期的革命浪潮开始退落的时候，共产党还没来得及在同社民党的斗争中成长和成熟起来，以便对起义进行领导。 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国共产党试图采用“一击而中”的方式一举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在这次起义中，德共中央委员会的指导思想是拯救苏维埃共和国（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当时还没有宣布）。但事实证明，仅有领导的决心和群众的不满，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还必须具备其它条件，首先是领导和群众的紧密联系和群众对领导的信任，这个条件在当时是不具备的。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战后革命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分界线。它把共产党在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力量都还不足以夺取政权这一事实记录了下来。它提出“走向群众”的口号，就是说，通过在日常生活斗争的基础上先扩大对群众的影响，而后夺取政权。因为在革命时代群众仍然在继续过着日常的生活，即令方式有所不同。 这个问题的提法在受布哈林理论影响的大会上遇到疯狂的抵抗。当时，他持有他自己的不断革命论，而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因为资本主义已经筋疲力尽，所以，必须通过不断的革命进攻以取得胜利。”布哈林的立场总是归结为这样的机械推论。 自然，我从来没有同意过布哈林的“不断”革命论，他认为，间断、停滞时期、退却、过渡性的要求等在革命过程中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相反，自从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我就反对这种歪曲不断革命论的做法。 当我同列宁一样谈到苏维埃俄国同帝国主义世界的对立性时，我想到的是，大的战略曲线，而不是策略性的曲折。布哈林则相反，在他彻底堕落之前，他总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概念作学究式的曲解。在他的”左派共产主义”[38]的日子里，布哈林认为，革命既不允许退却，也不允许同敌人暂时妥协。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谈问题发生之后很久，（我对和谈的立场与布哈林毫无共同之处，布哈林同当时共产国际的整个极左翼，主张采取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国武装起义的路线。他们认为，除非欧洲的无产阶级被“发动”起来，除非不断爆发新的革命，苏维埃政权就有必然毁灭的危险。苏维埃政权的确一直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但这不意味着盲动主义就是对的。因此，在三大上我同列宁一道同盲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进行的歪曲）进行了坚决斗争。在第三次大会时期，我们几十次地向急躁的左翼分子宣布：“不要太急于拯救我们。那样做，你们将只能毁掉你们自己，最后也将使我们遭到毁灭。要有步骤地争取群众，以便能够进一步夺取政权。我们需要你们的胜利，但不需要你们在不利的条件下贸然投入战斗，我们将设法在新经济政策的帮助下，使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存在下去，并设法继续前进。如果你们能积聚自己的力量和利用有利的形势，你们仍然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帮助我们。” 虽然三大是在禁止派别活动的第十次俄共党代会以后召开的，列宁在当时仍主动地成立了新派系的领导核心，对当时强大的极端左翼分子进行斗争。在我们的私下谈话中，列宁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如果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接受布哈林的观点，则应如何进行斗争的问题。我们这“一派”当时没有再发展下去，只是因为我们的反对者在大会期间有相当的“收敛”。 布哈林当时的极左程度比其它任何人都更厉害。在这次大会上和其后，他带头反对我的关于欧洲经济形势必然上升的观点。我当时认为，尽管无产阶级遭受了一系列失败，在不可避免的经济复苏之后，革命并不会遭到打击，相反地，革命斗争会得到新的推动力。布哈林对此表示反对，他坚持经济危机和整个革命不断发展的学究式的观点，对我在这方面的观点进行了长期斗争，直到事实终于迫使他——象往常一样拖得很晚——承认他错了。 在第三次和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布哈林从他对革命过程不间断性的机械理解出发，反对统一战线政策和过渡性要求。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不间断性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究式歪曲（这决非布哈林一个人的诡辩）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贯穿了整整一系列的其它大大小小问题。但对这些问题一一叙述是多余的。布哈林今天的立场仍是同极左的”不断革命”源于一脉的烦琐哲学，只不过这一次极左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例如，直到一九二三年，布哈林还认为如果欧洲不发生不断的经济危机和内战，苏维埃共和国就会灭亡，而今天他却找到了一个没有任何国际革命而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妙方，共产国际现在的领导人总是把他们昨天的冒险主义和他们今天的机会主义立场联系起来，或把他们今天的机会主义立场同他们昨天的冒险主义联系起来。确实，布哈林乱七八糟的不断革命论并没有因为上述事实而有任何改进。 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个屹立的灯塔，它的教导直到今天仍然是重要和有成果的。，四大仅仅将这些教导具体化了而已。三大的口号并不简简单单是“走向群众！”而是“通过首先争取群众而夺取政权”。列宁领导的一派（列宁将它形象地说成是“右”翼）不得不在这届大会的全部期间对大会泼了不少冷水。在大会接近结束时，列宁召集了一次秘密会议，他在会上预见性地警告说：”记着，这仅是一个先退后几步以便顺利地迅速起跑的问题。争取群众的斗争就是夺取政权的斗争。” 一九二三年的事件表明，这一列宁主义立场不但没有为“被领导的广大干部群众”所理解，而且也没有为许多领导人所理解。 4.一九二三年的德国事件和十月的教训 一九二三年的德国事件，在共产国际的发展过程中，是新时期开始和列宁主义时期终结的转折点。一九二三年初法国军队占领鲁尔标志着欧洲重新陷入混乱的战争状态。虽然“战争热病”的复发无疑比第一次轻微些，但一开始就可以预见到强烈的革命后果，因为这疾病侵袭的是已经完全衰弱不堪的德国。共产国际的领导没有适时地考虑到这种情况。德国共产党仍然遵循着它对第三次大会口号所作的片面解释。这种片面解释使它坚决背离了一触即发的武装起义的道路。上面我们已经提到，在我们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革命领导的最大困难在于能否及时地了解政治脉搏的跳动，以便掌握急剧的事变并及时转变方向。革命领导的这些品质，并不能单单靠对共产国际的最新通告表示效忠而取得。如果具备必要的理论条件，这些品质能够依靠亲身经验和真正的自我批评而取得。从一九二一年三月所采取的冒险策略迅速转变到在报刊上和集会上，在工会和国会中进行有系统的革命活动不是一件易事。在安全渡过这种转变的危机以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片面的、性质完全相反的偏向。群众的日常斗争吸引着党的一切注意力，导致后者不去关注由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产生的战略任务。 一九二三年夏，德国的国内形势，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对法军占领进行）消极抵抗策略的失败，具有了一种全面危机的性质。很明显，倘若共产党不能及时理解资产阶级的处境是“无望的”，如果党不能得出一切必要的革命结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才能够从”无望的”处境中挣脱出来。然而，恰恰是共产党，使资产阶级得以摆脱灭顶之灾。 1923年的德国革命为什么没有胜利？原因应该完全从主观策略方面寻找，而不是从当时的客观条件中寻找。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丧失革命时机的典型例子。1923年的德国无产阶级已经在几年里遭受过一系列重大失败，必须使他们深信这次政权问题会得到决定性的解决，深信共产党已经准备妥当，真的要进行斗争并能取得胜利，只有这样党才能够领导他们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可是共产党对实行这一转变采取了非常迟疑不决的态度，并且拖延了很长时间。尽管党内右翼和左翼相互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但是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九、十月间，他们都对革命发展的进程持着相当程度的宿命论的看法。 只有迂腐的人才会在事过境迁之后去冥思苦想：要是执行正确的政策，当时夺取政权能有多少”把握”。革命者不会这样做。我们在这里只引述一下《真理报》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著名论证。这一论证的提出完全出于偶然，也是独特的，因为它同这家机关报的其它一切言论是相互矛盾的： “既然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当马克比较稳定，资产阶级的地位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巩固，在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投靠民族主义派之后，在德共党内发生深刻危机、无产阶级遭到严重失败之后，既然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还能得到三百七十万张选票，那么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当经济发生空前危机、中产阶级已完全瓦解，社会民主党队伍中因资产阶级本身发生剧烈和尖锐的矛盾，而出现可怕的混乱，工业地区无产阶级群众具有空前战斗意志的时候，人民的大多数显然都在共产党一边；共产党显然能够也应该进行战斗，而且有一切机会取得胜利。”[39] 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一个德国代表（姓名不洋）曾经这样讲过： “所有有阶级觉悟的德国工人都明白，党应该进行战斗才对，而不是逃避战斗。 “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完全忘记了党的独立作用；这是十月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40] 关于德国党的上层领导和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三年、特别是在下半年发生了什么问题，已在事后讨论中说得很多了，但所提的许多事情并不符合事实真相。特别是库西宁给这些问题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库西宁从一九二六年起就专心证明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的领导具有灾难性；然而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期间，正是同一个库西宁曾经专门证明季诺锥也夫的领导是唯一的救星。他本人在一九一八年用尽了他的平庸才智使芬兰无产阶级革命趋于覆灭，大概是这一事实赋予库西宁以必要的权威来作出上述负责的判断。 在德国革命失败之后，有人曾几度想把我说成是支持德共中央路线的。在苏联，这种企图采取了隐蔽的方式，因为苏联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太多了。在德国，这种企图是公开的，因为在那里没有人丝毫了解内情，我很偶然地发现，我保存了一段关于当时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内部在德国革命问题上所进行的思想意识斗争的片断的文字记载。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会议的文件里，政治局直接指责我对投降以前的德国中央委员会采取了敌对的和不信任的态度。文件写道： “……托洛茨基同志在离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一九二三年九月全会）之前，发表了使全体中央委员十分不安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德国共产赏的领导不值一文。他说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充满着宿命论、浑浑噩噩的气氛等。托洛茨基同志于是宣称，德国革命注定要失败。这次讲话使所有出席的人感到抑郁。但大多数同志认为，这种恶毒的攻击是由一个与德国革命毫无关系的插曲（？！）而引起的，而该插曲发生于中央全会召开期间。总之这次讲话不符合客观事实。”[41] 不管中央委员们对我所提出的警告（这并非第一次）企图作何种解释，这个警告仅仅是由于我关心德国革命的命运才提出的。不幸，事变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我的论点，部分原因是由于苏共中央多数派（根据他们自己所承认的）没有及时理解我的警告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当然，我并没有提出立即对德共中央委员会全面换马的建议（在决定性事变发生的前夕，这样做完全是冒险主义）。但我从一九二三年夏天起的确提出必须采取更及时和坚决的立场，帮助德共中央准备武装起义并进行必要的动员。某些人后来之所以企图把我说成德共中央的支持者，其主要原因是在德国党投降以后，我反对将德共中央当作替罪羊，虽然（更正确地说是因为）我对德国失败的认识远远超过多数派的判断。德共中央的错误，仅仅是共产国际领导总的错误的反映。在这个事例中，和在其它事例中一样，我反对这样一种不能容忍的制度：用定期撤换一国党的领导、使其遭受野蛮的迫害、甚至开除出党的办法，来维持国际中央领导永远正确的神话。 在德共中央投降的影响下，我写了《十月的教训》，我在其中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在当代条件下，几天之内会丧失一个革命局势，而它在若干年内不会再来。也许很难使人相信：这个意见被扣上了“布朗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帽子。无数反对《十月的教训》的文章表明，十月革命的经验是如何被忘得一乾二净，十月革命的教训深入人的意识的程度还非常肤浅。这是一种典型的孟什维克式的逃避责任的做法，把领导上犯错误的责任推到群众身上，或者尽量贬低政治领导的重要性，藉此减轻领导的罪过。这是由于完全不能辩证地理解一般的“上层建筑”，作为阶级的上层建筑的党，和表现为中央领导机构的党的上层建筑。有这样的时代，在这些时代里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能把历史向前推进一步；也有着其它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才能较小然而掌握舵盘的人能长期阻止国际革命的发展。 最近有人说我已经放弃了《十月的教训》的观点，那是完全荒诞无稽的。的确，我已经“承认”了一个次要的“错误”。当我在一九二四年夏写《十月的教训》时，我觉得，在一九二三年秋天，斯大林采取的立场似乎比季诺维也夫所采取的立场要左一点（即中左），我不完全了解起着多数派秘密核心作用的这个集团的内部生活，这一派别集团分裂以后发表的文件，特别是斯大林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写的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式的信件，使我相信，我对这些小集团是估计错了。但这与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并无任何关系。这种对个人的看法，即使错误，也不是主要的。确实，中派在绕了一些大弯子以后是十分可能发展成左派的，然而季诺维也夫的“政治演变”又一次表明，中派完全不能系统地执行一个革命的路线。 我在《十月的教训》内阐述的看法至今完全适用，而且从一九二四年以来，它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证实。 在无产阶级革命数不尽的困难中，有一个特殊的、具体的和显而易见的困难，它产生于在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时革命政党领导的处境和任务。甚至最革命的政党也会有落后的危险，或者有将昨天的斗争口号和手段同新的任务和新的紧急形势对立起来的危险。一般说来，没有比使无产阶级有必要举行武装起义的事变更陡然的事变了，这里存在着危险，即党的领导和整个党的政策有可能跟不上阶级的行动和紧急的形势。当政治生活相对不活跃的时期，这些不协调的情况可以得到补救，即使会遭受损失，但不至于招致大的灾祸。但在极为紧急的革命时期，所缺少的正是消除不协调的时间，如同前方受到攻击时去救援一样。就其性质来说，一个革命危机最紧急的时期是短暂的。一个革命领导（迟疑，动摇，在资产阶级疯狂进攻的情况下观望等待）跟不上客观任务，就有可能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内导致灾难，使多年的准备工作付诸东流。 当然，领导和党之间，或党和阶级之间的差距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即在某些情况下，领导跑到了革命发展的前面，将怀孕的第五个月当作了第九个月。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德国提供了这一差距的最明显例子。在党内存在着“左派幼稚病”的极端表现，结局是无益的暴动（革命冒险主义）。这个危险对将来来说也是实际存在的。这就是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教训现在仍然完全适用的原因。但是，德国一九二三年的经验的严峻现实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相反的危险：形势成熟了，领导落了后。当领导开始适应形势的时候，形势却又变化了，群众在退却，力量对比急剧地发生了不利情况。 一九二三年德国的失败，当然有许多民族特点，但也有表示一般危险的非常典型的特点。这一危险可以叫做过渡到武装起义前夕的革命领导的危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成员，由于他们的特性，比较不易感受资产阶级舆论的压力。但党的领导中的某些人和党的中间阶层，在关键时刻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屈服资产阶级在物质上和思想上的恫吓。不承认这一危险就不能对付这一危险。的确，没有适用于一切情况的防止这一危险的万灵妙方。但要与这一种危险作斗争，首要步骤是了解它的来源和特性。在“十月之前”的一段时间，一个右翼集团在所有革命党内的不可避免的出现和发展，一方面反映了同“历史性飞跃”俱生的巨大客观困难和危险，另一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舆论的疯狂压力。右翼集团的要旨和含义就在这里。这正说明为什么就在迟疑和动摇是最富危险性的那个时候，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在共产党内产生。一九一七年，在我们党内仅有少数领导人犹豫动摇，由于列宁的巨大的精力，他们的动摇被克服了。在德国，领导层全都犹豫不决。这种优柔寡断传染到党内，通过党传染到阶级，革命形势就是这样丧失的。在中国，工人和贫农为夺取政权而战斗，中央领导反对这一斗争。当然，所有这一切，还不是领导上在最有决定性的历史时刻的最后危机。把这种不可避免的危机减少到最低限度，是每一个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是整个共产国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除非完全了解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当时我们党内的右翼反对派的政治内容，并与一九二三年德国党的经验形成对比，就不能把危机减少到最低限度。 《十月的教训》的要旨正在于此。 5.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战略错误 从一九二三年年底开始，我们看到了整整一系列的共产国际文件，和它的领导人的讲话，谈论一九二三年秋天所犯的“速度方面的错误”。这些文件和讲话总是提到马克思：你瞧，马克思也在时间方面有过错误的估计。同时，对共产国际究竟是过低还是过高估计了夺取政权的关键时刻的到来的问题，他们却故意保持缄默。按照近年来领导上传统采用的复式簿记的做法，账上留着一个空白，可以把过低的估计，也可以把过高的估计填上去。 但是，根据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整个政策是不难作出结论的。一九二四年整整一年和一九二五年的大半年，共产国际的领导认为，德国危机的高潮还没有到来。所以，把马克思搬出来是完全不适宜的。因为，由于马克思的远见，他虽然偶而感到革命的到来比实际情况显得早些，但他从来没有当革命就在他面前的时候，看不见革命的身影，或者当革命形势己经转身他去之后，仍然顽固地认为革命的背影是革命的正面。 在俄共第十三次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在散布关于“速度的错误”的老一套含糊不清的说法之后宣称： “共产国际执委会必须对你们说，万一发生相同的事件，在相同的形势下我们会做出相同的反应。”[42] 这样说显然是在进行威胁。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日，季诺维也夫在“赤色国际援助”（InternationalRedAid）会议上说，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现在连一个表面的宁静和任何间歇，都是不可能的，不管这种表面的宁静和间歇是多么的短暂。……欧洲正在进入决定性事件的时期。……德国显然正滑向激烈的内战……”[43] 一九二四年二月初，在关于德国事件的教训的决议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说： “德国共产党绝对不能把起义和夺取政权从它的议程上取消掉。相反（！）我们必须面对这一问题的一切具体内容和紧急性……”[44]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给德国共产党： “一九二三年十月，对事件进程的速度估计的错误（什么样的错误？——托洛茨基）给党带来很大困难。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插曲。根本的估计仍然同以前一样。”[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从这一切得出下列结论： “德国共产党必须像以前那样继续竭其全力进行武装工人阶级的工作……”[46] 一九二三年的巨大历史悲剧——不经过斗争就葬送了伟大的革命阵地——在六个月后被评价为一个插曲。“仅仅是一个插曲！”直到今天，欧洲仍然由于这一“插曲”的最严重后果遭受苦难。共产国际在四年之内没有召开大会的事实，如同共产国际各支部内的左翼一个一个被粉碎一样，同样是一九二三年这个”插曲”的结果。 在德国无产阶级失败八个月后，当这一灾难的一切后果都变得非常明显的时候，共产国际举行了第五大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不必去预测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而应讨论当前的问题。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根本任务是：（一）明确地和无情地承认这次失败，揭露它的“主观”原因，不让任何人躲在客观条件的借口下；（二）确认一个新阶段已经开始，在这一阶段内，群众会暂时离去，社会民主主义会有所发展，共产党的影响将会降低；（三）使共产国际对所有这一切有所准备，使其不致手足无措，并用防御性斗争和巩固组织等必要的办法将它武装起来，以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 但大会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以下述方式阐述德国事件的意义：“我们预期德国要发生革命，但它没有来。”[47] 但事实上，革命有权利回答：“我是来了，但阁下到达会晤地点的时候太迟了。” 大会的领导人——和德共中央一起——认为，他们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而实际上，“我们”把它估计得太不足，也太晚了。季诺维也夫对自己的所谓“过于乐观”泰然自若。他认为主要毛病不出在这里。 “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还不是最坏的事情。萨克森的事例表明，比这坏得多的是在我们党的队伍内还存在着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残余。”[48] 季诺维也夫没有从德国事件中看到什么灾难。而且并不是他一个人如此。整个五大和他本人，对世界革命的这次最重大的失败干脆不予理会。德国事件主要是从在萨克森议会中的共产党人的政策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代表大会在它的决议中赞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经“……谴责了德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行为，尤其谴责它在萨克森政府时期歪曲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49] 这有些像谴责一个杀人犯，“尤其”谴责他在闯进被害人的家里时，没有脱去帽子。 季诺维也夫坚持说，“萨克森的经验造成了一个新形势。它带来了开始清算共产国际革命策略的威胁”。[50] 既然“萨克森的经验”已经受到谴责，德共中央已被更换，这个问题就算了结，只有继续讨论议程上的下一个问题了。 季诺维也夫说，“总的政治前景基本上同过去一样。形势孕育着革命，新的阶级斗争已重新展开，巨大的斗争正在向前挺进……”等。[51]大会也跟着随声附和。 斤斤计较鸡毛蒜皮而对大问题却无动于衷的”左倾主义”，是多么浅薄和不现实啊！ 对于那些非常了解形势和强调十月起义失败的意义的人，对于指出随后不可避免会有长期的革命低潮和资本主义暂时巩固（”稳定”），（和随之发生的一切政治后果）的那些人，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领导竭力想把他们说成是机会主义者和取消革命的人。这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同他们一样低估一年以前的失败的路特·费舍尔认为，俄国的左翼反对派“看不见世界革命的前景，对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临近缺乏信心，是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对欧洲革命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等。”[52] 不需要解释就可知道，正是对这次失败负有最直接责任的那些人，在反对“取消派”（即拒绝把失败说成是胜利的那些人）的时候叫得最凶。因此，柯拉罗夫对胆敢把保加利亚党的失败看成是决定性失败的拉狄克咆哮如雷： “不管在六月或者在九月，党的失败都不是决定性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屹立不动，并在准备新的战斗。”（柯拉罗夫同志在第五次大会上的讲话） 不但没有对失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倒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狂吹取得了全线的胜利。然而，布尔什维克战略是同沾沾自喜、没有灵魂的柯拉罗夫主义毫不兼容的。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许多工作是正确和必要的。向企图抬头的右倾展开斗争是绝对急迫的。但是，对形势的极端错误的估计使这一斗争离开了正轨，陷入混乱，遭到歪曲，结果，一切一切都被搅乱了，那些能够更好地、更清楚地看到昨天、今天或明天事变的人们都被列入右派阵营，倘若当时的左翼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列宁就会以同样的理由同列维和蔡特金等一起被列入右翼。第五次代表大会制定的错误的政治方向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嗣后就变成了新的巨大灾祸的根源。 大会对政治形势的估计也完全移用到经济领域中来。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巩固的迹象已经历历在目，大会主流派对此却不是否认就是忽视。总是将经济事实说得娓娓动听以配合当时政治主导趋向的瓦尔加，这次又提出一个报告，报告说“……资本主义复苏的前景是不存在的。”[53] 但在一年后，在“复苏”已被迟迟地重新定名为“稳定”以后，瓦尔加才颇为吃力地发现了这一事实。那个时候，反对派已被迫忍受“不承认稳定”的新指控，因为反对派在一年半以前胆敢确定这一稳定已经开始，而在一九二五年，它己觉察出了破坏稳定的趋势。（《英国向何处去？》） 第五次代表大会看到的政治进程和思想意识集团是通过错误方向的哈哈镜反映出来的形象，它将俄国反对派列为“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就是这样产生的。历史以其独有的方式纠正了这个错误，它迫使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首席检察官季诺维也夫在两年以后公开承认：一九二三年反对派的核心在争论中的所有根本问题上都是正确的。 由于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战略错误，对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内部进程就必然缺乏认识，大会上所谈的只是它的腐朽、分崩离析和瓦解，关于上次的德国国会选举——共产党在这次选举中得到三百七十万票——季诺维也夫曾经这样讲过： “如果说，我们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国会中的席位是六十二与一百之比，那么对任何人来说这都表明：我们是多么接近赢得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54] 季诺维也夫对这一进程的规律一无所知。德国共产党的影响在那一年和以后几年内不是增长而是下降了。三百七十万票所代表的仅是这个党在一九二三年底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多数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的可观残余而已。这个数目在随后的选举中一定要减少。 同时，在一九二三年象一条破烂的草席一样变得支离破碎的社会民主党，到一九二三年底革命失败以后，开始有系统地复苏，重新活跃起来并且得到发展。这种发展主要是靠排挤工人中的共产主义影响取得的。因为我们预见到了这一点——怎么能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预见就被归因于我们的“悲观主义”。在一九二四年初，我们在讲话和文章中说，以后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民主党必然会有所恢复。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最后一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赢得了九百万以上的选票。现在还有必要去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吗？现在还有必要去证明当时已经在为社会民主党唱安魂歌的“乐观主义者”是大错而特错的吗？共产国际第五大代表大会尤其是大错而特错的。 早已年老力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二春自然是不能持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但它究竟还要多久才会死去是无从断言的。这同样取决于我们。要想加速它的死亡，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适时地认出政治形势的转折点，是失败就承认失败，并学会预见未来。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今天仍然拥有数百万人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直接来自工人阶级，这是由两个直接原因形成的。第一，一九二三年秋德共不战而降；第二，共产国际五大错误的战略方针。 一九二四年一月，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选民比例差不多是二比三。但四个月以后，这一比例甚至急骤下降到略超过一比三；换句话说，在这一整个时期，我们并没有一步步地接近赢得工人阶级的多数，而是愈来愈远了。而这种情况是发生在德共在过去几年内得到明显加强的时期——如果采取正确的政策，这个时期本来能够而且必然会成为取得工人阶级多数的出发点。 我们将在以后讨论第五次代表大会所持态度的政治后果。但是现在已经很清楚：如果没有能力通盘考虑我们整个时代发展的基本曲线和它的个别部分，就不能认真谈什么布尔什维克的战略——在每一个特定时刻，这些个别部分对党的领导就如同铁路转弯对火车司机一样重要。在坡度很大的转弯处开足马力，早晚要让火车出轨。 几个月之前，《真理报》不得不多少比较清楚地承认我们早在一九二三年底所作估计的正确性。《真理报》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写道： “一九二三年失败以后开始的、使德国资本得以巩固它的阵地的一定程度的（！）冷漠和沮丧时期正在开始成为过去。” 一九二三年秋开始的“一定程度的”沮丧直到一九二八年才开始成为过去。延迟四年以后才发表这些话，是对第五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错误方针的无情谴资，也是对领导制度的无情谴责。这个领导不暴露和阐明所犯的错误，而是掩饰错误，因而扩大了思想混乱的规摸。 对一九二三年的事变或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基本错误不作评价的纲领草案，完全是在逃避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真正问题。 6.“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纪元”和法西斯主义 一九二三年秋，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不战而降，从而使资产阶级以最小的的代价消除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不过，投降固然削弱了共产党的阵地，但也削弱了法西斯主义的阵地。因为，即使是一场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内战，也要破坏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在当时，即一九二三年年底，我们已经在为反对夸大德国法西斯的力量和危险而斗争。我们坚持说，法西斯主义会退到幕后，而整个欧洲的政治舞台将在一定时期内被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集团——法国的左派集团和英国的工党——所占据，这种种现象又会刺激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使后者重新发展起来。我们的官方领导不但不去了解这一必然的进程，并尽快在一条新战线上开展斗争，反而继续将法西斯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等量齐观，并预言它们“会在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中同归于尽”。 美国同欧洲的内在关系问题是同法西斯与社会民主主义问题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只有在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失败后，美国资本才有可能开始实现它的（暂时的）“和平”征服欧洲的计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问题本来应受到充分的考虑。相反，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的领导对这个问题完全置之不理，官方领导完全从欧洲内部形势出发，甚至没有注意到，欧洲革命的长期拖延已直接将国际关系的轴心移转到美国进攻欧洲方面来了，这一攻势表现为：欧洲经济的“巩固”、欧洲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和非军事化，以及民主原则的“恢复”。破了产的小资产阶级和一般的工人都认为，既然共产党没有取胜，就得回过头来指望社会民主党。后者固然不会带给我们无产阶级的胜利（任何人也没有对它存有这种奢望），但是通过美国的援助使工业“恢复”，从而让我们填饱肚子，还是可能的呀。了解以下情况是必要的：用钞票开路的美式“和平主义”攻势——在德国革命失败以后——会变成、而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欧洲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在这一因素影响下，不但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抬了头，法国激进改良派和英国工党也有很大发展。 为了对付这个新形成的敌方阵线，本来应该指出资产阶级欧洲只有充当美国的金融附庸才能存在和保护自己，美国的“和平主义”攻势力图将欧洲放在接受恩典舍施的依附地位上。以这一前景作为新斗争的出发点去反对跟着美帝国主义跑的社会民主党，对我们是有利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不这样看。它继续以“肃托高于一切”为宗旨，这回它把“倡导无战争、无革命、依靠美国供养的正常化的帝国主义”的愚蠢理论按在了我们的头上！ 就在这次二月会议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团（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四个月）宣布，武装起义“具体地和急迫地”摆在德国党的日程上。它还对法国正在进行的“左转弯”议会选举作了如下估计： “这种选举前的狂热还仅仅影响到最不足轻重、最弱小的政党和名存实亡的政治团体。正是在选举的影响下，社会党被唤醒并重新活跃起来……”[55] 当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左倾浪潮很明显地在法国高涨的时候，当这一浪潮席卷了广大工人并同时削弱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法西斯团体时；总而言之，当”左翼统一战线”不断胜利之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却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来看问题。它断然拒绝承认存在着和平主义改良时期的可能性，并在一九二四年五月选举的前夕，把法国社会党（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左翼旗手）说成是已经“名存实亡的政治团体”。当时，我们在一封给参加五大的俄共代表团的特别信件内，抗议对类似的改良主义大党作出的这种不负责任的估计。但一切都是白费力气！共产国际领导层顽固地认为，他们对这些事实闭眼不理就是自身左倾革命立场的表现。如同近年来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一来就产生了关于什么是“和平主义民主改良派”的、充斥歪曲和卑鄙手法的论战，让共产国际各支部在思想上混乱不堪。反对派的发言人被指责怀有“和平主义的偏见”，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及时地预见到，德国无产阶级不战而降（在法西斯势力稍有增强后），必将使小资产阶级政党挤到前边来，并增强社会民主主义。 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英国工党和法国左翼联盟取得胜利之前三四个月举行的“赤色国际援助”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以一种明显地向我挑起论战的口吻宣称： “实际上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连一个外部和平主义的时期或任何的间歇时期都不能期望，不管这些时期是多么短暂……欧洲正在进入发生决定性事件的阶段……德国明显地在向全面内战的方向发展……”[56] 季诺维也夫显然已经完全忘记了，在一九二二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委员会上，我成功地对大会决议提出过一项修正案（尽管经过了很大修改），虽然遭到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顽强反对，这一修正案提到“和平主义——民主主义”时期的即将来临，指出这一时期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治衰落道路上可能经历的一个阶段，是走向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统治的第一步。 在英国和法国“左翼”政府己经出现后所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回忆起——非常及时——我的这个修正案，并高声宣布： “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法西斯主义、戒严法以及反对无产阶级的白色恐怖浪潮的高涨。但这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资产阶级的公开反动将在主要国家内被'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纪元'所取代。” 季诺维也夫满意地接着说： “这些话是一九二二年说的。因此，共产国际在一年半以前明确地预料到了这一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纪元。”[57] 事实就是这样。由于作了这一预测，我长期以来被人说成是个有和平主义倾向的人（是我的倾向而不是历史发展方向的倾向）。在麦克唐纳和赫里欧内阁蜜月期间，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这一预测却被信手拈来加以运用了。不幸，过去进行预测一般总会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再说一句，在解释（作为资产阶级衰落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的）“民主主义——和平主纪元”的前景时，季诺维也夫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太拘泥于文字了。季诺维也夫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民主主义——和平主纪元是资本主义衰落的迹象。” 他在结论中又说，“我再说一遍，民主主义——和平主纪元正是（资本主义）衰落和难以医治的危机的迹象。”[58] 如果鲁尔危机不曾发生，如果事变的发展更顺利一些，不出现这一历史“跳跃”，这样讲是对的。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在一九二三年取得了胜利，这种说法会是两倍和三倍的正确。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唐纳和赫里欧政权仅仅意味着英国和法国的“克伦斯基时期”。可是鲁尔危机的确爆发了，并且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政权问题。德国无产阶级没有赢得胜利，反而遭到决定性失败，结果是，德国资产阶级被极大地鼓舞和巩固了。在若干年内，全欧洲的革命信心破灭了。这样一来，麦克唐纳政府和赫里欧政府决非意味着克伦斯基时期或一般的资产阶级衰落；相反，它们仅仅会变成和能够变成更有前途、更加巩固和更加自信的资产阶级政府的短命先驱。第五次代表大会不了解这一点，因为它对于德国失败的规模缺乏估计，并将这一失败仅仅看成是萨克森议会斗争的局部问题，所以它仍然对下列事实一无所知：欧洲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全线退却，我们的任务不是武装起义，而是采取新方针、打后卫战和加强党的组织阵地，特别是在工会中。 和“纪元”这个问题有关的是，在法西斯主义问题上也发生了采取同样歪曲的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进行的“论战”。反对派认为，只有在革命危机直接威胁着它的政权基础、和在资产阶级的正常国家机器被证明为力量不足时，资产阶级才肯运用法西斯这一后备队。在这种意义上，法西斯主义的猖獗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起义者的宣战。相反，在内战前的一个时期，为了欺骗无产阶级，使他们丧失警觉和瓦解无产阶级的士气，或在同无产阶级的较量中取得了重大和持久的胜利之后的一个时期，即当资产阶级被迫用议会方式去控制广大人民──其中也有对革命感到失望的工人——的时候，为了建立正常的政权，资产阶级会借助左翼改良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共产国际的领导不这样看，它另有“高见”。它提出了将社会民主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的、缺乏意义的、过分简单化的论点。确实，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准则，社会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都是认同的，都准备在危急时刻主动站出来拯救资产阶级。但是，共产国际领导层完全抹煞了社会民主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差别，同时还抹煞了内战时期同日常阶级斗争时期的差别。总之一切问题都弄得颠三倒四、纠缠不清、乱作一团，唯一的目的是要维持一个“随时准备革命”的所谓方针。就好象在一九二三年秋的德国和欧洲，什么大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一个插曲——仅此而已！ 为了说明这一“论战”的进程和水平，有必要引述斯大林的《论国际形势》这篇文章： 斯大林以论战的方式反对我说，“有些人认为资产阶级奉行'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出于自愿，出自所谓自己的选择。”[59] 在这个详细论述起来的确令人难堪的、基本的历史－哲学论点后面提出了两个主要结论： “第一，认为法西斯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是不对的。法西斯主义不只是一种军事技术范畴〔？！〕。”[60] 为什么资产阶级社会的战斗组织一定要被认为是一个”技术的”而不是一个“政治的”“范畴”？无法理解。那么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斯大林的间接答案是，”社会民主党在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61] 人们也许会说，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政治生活的左翼。这个定义是十分正确的，倘若作这种解释不是企图把它过分简单化，从而忘记了社会民主党仍然在领导着好几百万工人，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它不但需要考虑资产阶级主子的意志，而且不得不考虑被它蒙蔽的无产阶级选民的利益。但将社会民主党的性质说成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是绝对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这样，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又该是什么呢？为了在政治中保持最起码的方向，一个人就一定不能把所有东西都堆成一团，相反，应将资产阶级阵营的两个极端（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区别开来。它们在危险时刻联合起来，但仍然是两个极端。在一九二八年五月的选举后，难道还有必要再强调说明这一点吗？这次选举既表明法西斯主义的衰落，同时也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而且，顺便说一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也曾向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建立工人联合阵线的建议。 文章继续写道，“其次，认为决定性战斗已发生过了，无产阶级在这些战斗中已披击溃，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巩固了，这是不对的。这至少［？］是因为还不曾有群众性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党。”[62]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不能巩固它自己，是因为战斗还没有发生过，“至少”是因为还不曾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妨碍资产阶级巩固它自己的原因是……不存在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事实上，正是这种不存在（与其说是党的不存在，不如说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治领导的不存在）帮助资产阶级巩固了它自己。如果一支军队在紧急情势下不战而降，那么这一投降就完全取代了“决定性”战斗，战争中如此，政治上也是这样。早在一八五○年，恩格斯就教导说，一个错过革命形势的党会在一个长时期内销声匿迹。也许，生活在“帝国主义时期以前”的恩格斯今天已经过时了？斯大林写道：”没有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党，要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进行争取专政的决定性战斗是不可能的。”[63] 所以，人们被迫作出假定，在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没有被发现以前，在恩格斯的时代，这种战斗是十分可能的。 这一思想脉络很适当地归结为一个政治预测： “最后，……认为实行‘和平主义’一定会使资产阶级政权巩固而使革命无限期地延迟，这也是不对的。”[64] 然而，这一延迟的确发生了——当然，这不是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而是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一年后，当瞎子也会看到，资产阶级的地位己经变得较为巩固，革命无限期地延迟时，斯大林指责我们拒绝承认这一稳定。当这一“稳定”重新开始垮台，在英国和中国，一个新的革命浪潮临近的时期，这一指责变得特别坚决了。就是这么个完全一塌糊涂的“思想”起着领导路线的作用！应该提一提，纲领草案（第二章）中的关于法西斯主义和它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的定义，比上述斯大林的概念（基本上就是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概念）要合理和正确得多，虽然这个定义故意写得含糊其词（以便与过去衔接），但在纸面上前进一小步并没有解决问题。在取得过去十年的经验以后，共产国际的纲领不能不对革命形势、它产生和消失的原因加以阐述，不能不指出在估计这一形势时可能犯哪些著名错误，不能不说明“火车司机”在急转弯时应怎样操作，不能不将真理谆谆告诫各党：两三天内的斗争决定世界革命成败的形势是存在的。 7.极左政策中的右倾因素 一九二三年狂风疾雨的革命高潮时期过后，一个长时期的低潮时期开始了，用战略术语来说，这意味着有组织的退却，打后卫战，加强我们在群众组织中的地位，整顿自己的队伍，擦拭和磨利我们的理论和政治武器，这一立场被扣上了取消主义的帽子，近年来，取消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词汇中的其它概念遭到了极其恶劣的滥用；不再进行任何教育和训练，仅仅播种混乱和错误。取消主义背弃革命，企图以改良主义的道路和方法代替革命的道路和方法。列宁主义的政策与取取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但它同下述情况也毫不相干：当革命已经背弃我们而去，不顾客观情势的变化在口头上谈论保持武装起义的方针，而不是在群众中间重新采取长期、顽强、有组织的和艰苦的工作的道路，以便使党对新的革命有所准备。 上楼的姿势与下楼的姿势应有所不同，最危险的情势是：在黑暗中，一个人抬起脚来要上楼去，而他面前的楼梯却是通向楼下去的。跌跤、受伤和摔脱关节就不可免了。一九二四年，共产国际的领导用尽一切办法压制对德国十月起义经验的批评和一切一般的批评，它顽固地重复说：工人们径直奔向革命——楼梯是向上的，毫不奇怪，在革命低潮时期运用第五次代表大会发出的指示，结果导致了政治上摔跤和摔脱了关节！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第五和第六号德国反对派公报说： “在一九二四年春法兰克福党代会上，党内左派虽然取得了领导权，却犯了个最大的错误：他们没有向党毫不留情地讲明一九二三年失败的严重性；他们没有作出必要的结论；他们没有头脑清醒地、毫不掩饰地向党解释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趋势；没有为即将到来的时期及其斗争制定相应的纲领和口号。做到这些并且高度强调这个纲领中的论点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正确的和绝对必要的。”（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这些话在当时向我们表明，在第五次大会期间，参加过反对所谓我们的“取消主义”的一部分德国左派已经严肃地理解了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的教训。后来，这就使我们在原则的基础上接近了。 一九二四年是局势发生急剧变化的关键年头。然而只是在一年半以后，这种变化（“稳定”）才被承认。所以，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内发生了左倾的错误和起义的尝试是不足为怪的。保加利亚党的恐怖主义冒险，如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爱沙尼亚武装起义的悲惨历史一样，是谬误的方针引起的绝望情绪突然爆发造成的，在通过暴动以强制的办法加速历史进程的这些尝试之后，没有去进行严格的调查，结果在一九二七年底广州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政治上，哪怕最小的错误也不能不受处罚，更不要说重大的政治错误，最大的错误是掩盖错误，企图机械地压制批评和压制对错误进行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评价。 我们不是在为过去五年的共产国际写历史。我们仅仅就这一时期的主要阶段的两种战略路线在这里作事实陈述，同时就纲领草案缺乏生命力的情况加以说明。纲领草案甚至都没有提到这些问题。所以，对夹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共产国际各党所遭到的无法摆脱的矛盾，我们在这里不能进行一一叙述，不管这一叙述是如何概略。当然，不是一切地方的矛盾都是用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所发生的致命冒险的方式解决的。但是，共产国际各个支部总是感到它们受到束缚，不能满足群众的愿望，盲目行事，跌了跤。在纯粹属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在工会工作中、在议会讲坛上——在一切地方，共产党人不得不拖着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错误立场这副沉重脚镣。每个党或多或少地成了这一错误出发点的牺性品。每个党都在追逐幻影、忽视了真正的过程、把革命口号变成吵闹喧嚷的词句、损毁了它在群众心目中的名声、并丧失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加之，和现在的情况一样，当时的共产国际报刊被剥夺了搜集、组织和刊登有关近几年各国党工作的事实和数字的一切可能性。在失利、错误和失败之后，这个不成器的领导宁愿退却，在一片漆黑中和对手周旋。 鉴于自己的路线与现实政治形势存在着无情的和日益加剧的矛盾，共产国际领导更加抓住自己虚构的“形势”不放。日益失去立足点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被迫在不存在任何革命力量和革命迹象的地方去试图发现革命力量和迹象。为了不致摔倒，它不得不抓住一根烂麻绳。 随着无产阶级内部明显增长着的右倾情绪，共产国际开始进入一个把农民阶级理想化、完全不加批判地夸大它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的每一迹象，把一切生命短暂的农民组织加以美化并对所谓的“农民进步活动家”进行露骨奉承的时期。 为反对资产阶级和冒牌农民代言人在毫无产业的贫苦农民阶层中散布影响，无产阶级先锋队曾进行长期、顽强的斗争。如今这一斗争日益为虚假的希望所代替：即农民阶级会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起直接和独立的革命作用。 一九二四年，即在“稳定”时期的主要年头内，共产党的报刊登满了关于最近组织起来的“农民国际”力量的极其异想天开的材料。”农民国际”的代表汤姆鲍尔报告说，“农民国际”在成立六个月后已经拥有几百万的成员。 于是就演出了可耻的拉迪奇事件。拉迪奇是克罗地亚“农民”党的领导人，为了当上贝尔格莱德政府的部长，他在红色的莫斯科露了几面，因为这样做也许可以增加自己的“人气”。一九二四年七月九日，在向列宁格勒党的工作者报告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结果时，季诺维也夫谈到了他的新“胜利”： “目前，在农民阶级中间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变。你们也许已经听见过拉迪奇的克罗地亚农民党。拉迪奇现在在莫斯科。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领袖……克罗地亚的全体贫农和中农团结一致地支持拉迪奇。……现在，拉迪奇已经决定代表他的党参加'农民国际'。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农民国际'的成立是一件最重大的事件。某些同志不相信它会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组织……现在我们正在得到一个人数众多的辅助性的群众——农民……”[65] 如此等等，而且还不止这些。 海洋彼岸的领导人拉弗勒特是“真正的人民领袖”拉迪奇的翻版。共产国际的代表佩珀为了使“辅助群众”——美国农民加快步伐开始行动，就将年轻嫩弱的美国共产党拖上了在拉弗勒特周围创立”农民──劳工党”的冒险道路，据说这样可以迅速推翻美国资本主义。 共产国际执委会官方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充满了以农民为基础的美国革命行将来临的鼓舞人心的消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柯拉罗夫报告说： “美国的小农们已经创立了一个农民──劳工党。这个党愈来愈激进、向共产党靠拢、并充满了在美国建立工农政府的思想。”[66] 格林——拉弗勒特组织的领导人之一——自内布拉斯加[67]来到莫斯科出席农民代表大会。格林还”参加”了别的什么组织，在后来的圣保罗会议上，当共产党软弱无力地企图着手实现佩珀的伟大“农民工人党”计画时，就被一脚踢开了，格林也是这次“清共”的一个重要参加者。这位佩珀是卡洛利[68]伯爵的顾问，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一个极左派，热衷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后，他还是把匈牙利革命搞垮的那些“左派”当中的一个。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的《真理报》抱怨说： “美国无产阶级的总体觉悟水平甚至还没有达到像英国工党那样一个改良政党所需要的水平。” 大约在一个半月以前，季诺维也夫向列宁格勒党组织报告说： “几百万农民正在自愿地或不自愿地被农业危机一下子［！］推到工人阶级这边来。”[69] 柯拉罗夫马上接着说，“推向工农政府！” 报维继续不断地宣传说，一个农民──劳工党很快就会在美国成立了，“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而是阶级的”以推翻资本主义为宗旨的农民──劳工党。“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而是阶级的”性质，其意义何在，这是大西洋两岸星相学者加在一起都不能加以解释的。从长远来看，那不过是”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思想的佩珀版罢了。我们将有机会在讨论中国革命的教训时再比较详细地谈一谈这个问题。只需指出这一“非无产阶级的而是阶级”的政党的反动思想完全产生于一九二四年的“左倾空谈”政策就够了。这一站不住脚的政策死抓住拉迪奇、拉弗勒特和农民国际掺了水的数字不放。 米留丁（这个庸才！）到处宣扬说：”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异常重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群众从资产阶级分裂出去；农民正在反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正在日益加强，向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70] 在一九二四年一年内，共产国际的报刊不厌其烦地谈论“农民群众的普遍激进化”，当工人们明显地右倾、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增长、资产阶级巩固它的地位的时候，好象这种在许多情况下仅仅出于想象的农民激进化能够起什么独立作用似的！ 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初，在中国问题上发生了同样缺乏政治眼光的情况。在一切巨大和深刻的革命危机之后——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危机中遭受了决定性的旷日持久的失败——，动乱的余波要在城乡半无产阶级群众中持续很长时间，就好象石子投入水中，一圈圈的水纹向外荡漾一样。不论什么时候，如果一个领导认为这些水圈有什么独立意义，并将它们解释为革命即将到来的征候（而不顾工人阶级内部的真实发展进程），那就是这个领导正在走向冒险道路的必然迹象，如同一九二四年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或一九二七年广州的冒险一样。 在这一极端左倾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若干年内被迫参加了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将国民党的性质说成是一个“同情政党”[71]，而对它的阶级性不作任何严肃的阐明，越到后来，我们越会发现“民族革命资产阶级”被理想化的程度不断增加。在东方，盲目、急躁、错误的左倾方针为以后的机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制定这条机会主义路线的任务正落在马尔丁诺夫身上。鉴于在三次俄国革命中，孟什维克右派理论家马尔丁诺夫都立场坚定地跟在小资产阶级后边跑，他被找来充当中国无产阶级的可靠顾问也不是偶然的。 为了把虚构的形势变成现实，共产国际不但对拉迪奇、拉弗勒特、“有几百万农民支持”的汤姆鲍尔抓住不放，而且为英国无产阶级规划出了一个基本上错误的前景。英国共产党的虚弱让今日莫斯科的领导们不满，于是产生了尽可能快地找个“大块头”去代替它的想法。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对英国工会改良主义各种倾向的错误估计。季诺维也夫指望革命将从工会这个宽阔正门登堂入室，而不必通过英国共产党这个窄小的门径。通过共产党在工会内争取有组织群众的斗争，被一个为了革命的目的尽可能迅速地利用现成工会工具的希望所代替，这一错误立场产生了后来关于英俄委员会的政策。这个委员会给苏联和英国工人一个打击，其严重性仅次于中国革命的失败。 在早在一九二四年夏所写的《十月的教训》中，这种走捷径的思想被驳斥如下： “没有党、独立于党之外、越过党、用其它组织来代替党，无产阶级革命就决不能成功，这是过去十年中的主要教训，的确，英国的工会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强有力杠杆，例如，在某种条件下、在某一时期，它们甚至能够代替工人苏维埃，但是，倘使没有共产党它们就不能起这一作用；如果反对共产党，它们就肯定不能起这一作用，只有当共产党在工会中掌握决定性影响的时侯，它们才能起这样的作用。关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和意义，我们是付出了极大代价才得出结论的，因此决不能使它受到削弱，更不能如此轻易地加以放弃。”[72] 我所写的《英国向何处去？》一书对这一问题作了更广泛的阐述。这本书从头至尾在证明这一思想：英国革命也不能避免走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门；英国共产党如果采取正确、勇敢和不妥协的、对抄小路不抱任何幻想的政策，就能飞跃地发展和成熟，以便在几年内胜任它所面临的任务。 一九二四年的左倾幻想产生于先前的右倾政策，为了掩饰一九二三年的错误和失败的意义以自欺欺人，就不得不否认无产阶级内部增加的消极情绪，不得不乐观地夸大其它阶级内部的革命进程。这就是从无产阶级路线滑向中派路线即小资产阶级路线的开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继续加强的过程中，中派路线将从极左的躯壳中解脱出来，在苏联、中国、英国、德国以及其它各地暴露自己是一条赤裸裸的妥协路线。 8.滑向中间偏右的时期 各主要共产党近年的政策是根据五大的精神制订的，结果很快就暴露出大量缺陷。假“左倾主义”错误先是大大妨碍了共产党发展，然后又助长了新经验主义的左右摇摆，结果又是严重的右倾。一只被热牛奶烫过的猫看到冷水也不放心，在几个共产党里，莫斯科先是在五大前扶植起忠心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委员会，现在又把它们一一撤换。左倾冒险主义让位于中右型的公开机会主义。想深入了解右倾政策在组织上的性质和速度，必须做个回顾。早在一九二四年九月，斯大林把马斯洛夫[73]、路特·费舍尔[74]、特伦、修占努·日罗[75]等“左倾”分子取得各国党的领导权这件事评价为布尔什维克化的表现、并说渴望革命和“需要领袖”的各国工人们早就要求这么做了。 斯大林写道：“最近半年来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就肃清社会民主主义残余来说，就党的干部布尔什维克化来说，就孤立机会主义分子来说，西方共产党的生活起了根本变化。” 但十个月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和“革命领袖”被宣布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叛徒，被逐出领导集团，丢了党籍。 虽然这次撤换领导的性质是慌乱的——常常是通过粗暴的党机器的刻板命令进行的——，要在极左政策时期和随之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期之间划一条严格的思想分界线是不可能的。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打着同“托洛茨基主义”做斗争旗号的修正主义倾向已充分地显露出来了。在苏联的工业和农民问题上，在殖民地资产阶级性质、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党”、一国社会主义和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等问题上，修正主义倾向都大张旗鼓地表了态。他们的顶峰极其清楚地表现在一九二五年俄共四月会议的决议中。 总的说来，这次右倾是企图半盲目地、纯粹经验主义地和迟误地适应一九二三年的失败（所造成的革命发展的挫折）。如前所述，布哈林最初的提法是以完全从字面上机械地理解的革命“不断”发展作为基础的。布哈林不允许有“喘息时间”、间歇或任何种类的退却；他认为，在一切情况之下继续进攻是一种革命责任。 上面引述的斯大林的文章《论国际形势》[76]——这是一篇纲领性的文章，标志着斯大林在国际问题上的初次表态——证明了他在同“托洛茨基主义”做斗争的最初时期，也存在这类纯粹机械的“左”倾概念。按照这一概念，总是一成不变地存在着（而且仅仅存在着）某种“大好形势”：社会民主主义正在“瓦解”；工人们正在变为激进；共产党正在“发展”，革命正在到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试图观察形势和分辩事物的人都是“取消派”。 一九二三年欧洲形势发生变化后，又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一片大好”的信奉者才觉察出发生了一些新情况，从而在惊惶失措之中作了180度转弯。共产国际官方领导在决定自己的方针时，对我们的时代和它的内在趋向不进行任何全面了解，仅仅依靠摸索（斯大林），依靠补充通过摸索而获得的支离破碎的结论，并按照不同情况对学究式的概念加以修饰（布哈林）。结果，整个政治路线由一系列的左右摇摆构成，并且每次摇摆都要摆到精疲力竭才肯罢休。 假如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把这些年来布哈林创造的一切理论编纂起来，那倒是好事一桩。这些理论必须按年月编排得井井有条，以便为这些理论所包含的思想划出一个温度升降图。这会成为一个最有教育意义的战略图表，人们会看到那里充斥了多少盲目的经验主义和烦琐哲学。出于同样的道理，这几年苏共中央多数派对中国革命、俄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其它一切次要问题作出的决定，最好也编篡起来。 这种方针在三个最重要的问题上产生了最致命的影响：俄国国内政策；中国革命和英俄委员会。总的说来，在有关共产国际政策的其它一切问题上，它们所产生的直接后果较不明显，危害性较小。 关于俄国国内问题，《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纲领》已经对摇摆不定的官方政策作了充分而详尽的叙述。现在，这份纲领似乎得到了某种荒诞的“肯定”。目前，为逃避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所执行政策的后果，俄共领导正在准备新一轮政策转向，而转向的理论几乎在逐字照抄我们这个纲领的许多部分。而纲领的草拟者和支持者却被分别关入监狱，或被驱逐到国外。当前的领导人仅仅枝枝节节地引用纲领上的话而不是真正回到工人阶级的政治立场上来，这一事实使新的政策左转弯显得极不稳定和极不可靠；但这也再次证明我们的纲领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方针的概括表现。 在我们的纲领中，季诺维也夫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阐述是很不充分和很不完全的，有的部分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共产国际有决定意义，我们不能不在另一章中作更为详尽的探讨。（见第三节） 关于近几年共产国际战略经验中第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即英俄委员会问题，反对派已在一系列的文章、讲话和论文中详细谈过，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一个简单小结而已。 我们知道，英俄委员会的出发点是莫斯科急躁地要求甩开年轻和发展过于缓慢的共产党，以“提早办大事”。这就使整件事甚至在全英大罢工之前就带有错误性质。 英俄委员会本是一个必须解散的、带有偶然性的上层联盟，在最初的严重考验中就应该大张旗鼓地解散它（这样可以搞臭总委员会）[77]。但是斯大林、布哈林、托姆斯基和其它人，而且连季诺维也夫也认为英俄委员会是一个长期性的“伙伴”，是使英国工人阶级有系统地革命化的工具，而且如果不是革命的正门，至少也是导向英国无产阶级革命要跨进的大门的一条通道。愈到后来，英俄委员会就越从一个偶然的联盟变成一个驾乎真正阶级斗争之上的一个不可碰触的“原则”。这在全英总罢工期间暴露无疑。 当英国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过渡到了公开革命的阶段，一度左倾的那些自由派工党政客就急忙跑回了资产阶级反动阵营。他们公开地、有意识地叛卖了总罢工；之后，他们破坏和叛卖了矿工罢工。改良主义总含有叛卖的可能，但这并不等于说，改良主义和叛卖在所有的时候都是一个意思。不完全是这样。当改良主义者前进一步时，同他们达成暂时的协议是可能的。当他们由于害怕运动的发展而背叛群众时，还同他们站在一堆，那就等于是容忍和掩饰叛卖行为。 全英总罢工的任务是以五百万工人的联合力量对雇主和国家施加压力，因为煤矿工业的问题已经变成国家政策的最重要问题了。由于领导上的叛卖，罢工在第一阶段就垮台了。总罢工失败后，如果我们还以为矿工们孤立地进行一次经济罢工能够得到连总罢工也没得到的东西，那就是彻底的空想。总委员会处心积虑地使矿工遭到失败，因为工人越是失败，工会上层的权力越是巩固，大部分工人也就越发会相信总委员会当初（对总罢工）的叛卖性指示是“正确的”和“合理的”。 我们的官方领导层一面同总委员会维持亲密的联盟关系，同时支持矿工举行旷日持久和孤立的经济罢工，而总委员会又反对这场罢工！这一切似乎是事先计画好了的行为，其目的是让工会领袖们以最低代价通过最严重的考验。 从革命观点来看，俄国工会在这方面扮演的角色确实是非常有害、可怜而又可笑的。诚然，对一次经济罢工，即使是一次孤立的经济罢工表示支持是绝对必要的，革命者对这一点不可能有不同意见。但这种支持不但应具有经济性质，更应具有革命的政治性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本应当公开向英国矿工工会和英国全体工人阶级宣布：只有当它以自己的顽强、不屈不挠和大规模动员来为新的总罢工铺平道路的时候，才能够认真指望矿工罢工得到成功。只有向作为政府和矿主的代理人的总委员会进行公开和直接的斗争，罢工才能胜利。所以，使经济罢工转变为政治罢工的斗争，就意味着一次猛烈的、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反对总委员会的战斗。走向这次战斗的第一步，是同已经变成工人阶级脚上的一条锁链的英俄委员会决裂。 没有一个发言审慎的革命者会坚持说，按照这一路线做去就保证会取得“百分百的胜利”。但只有顺着这条道路，胜利才有可能。这条道路是以后能够导致胜利的道路，所以即使在这条路上遭受失败，这种失败也具有教育意义，即能够加强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同时，对于拖延时日和没有希望的经济罢工（方法是经济罢工，目的是革命政治性的），仅仅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只能有利于总委员会，后者正若无其事地等待罢工因饥饿而失败，从而证明它自己的“正确”。当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公开以工贼身份自居，对总委员会来说是不易做到的。正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总委员会需要英俄委员会来替它打掩护，欺骗群众。因此，英国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总委员会和矿工之间的生命悠关的阶级斗争的问题，似乎变成了两个同盟者——英国总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之间就两条“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走哪条比较好这一主题进行友好讨论的问题。这两条道路是：要么屈服，与资方达成协议；要么继续毫无指望的、孤立的经济罢工。孤立罢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达成协议，也就是以有利于总委员会的方式悲惨地结束了友好“讨论”。 由于自身的错误路线，英俄委员会的全部政策自始至终只能有助于总委员会。虽然俄国工人阶级通过巨大自我牺牲对罢工进行了长期的财政支持，这个事实并没有使矿工或英国共产党得到好处。得到好处的是总委员会。作为宪章运动以后英国最大革命运动的产物，英国共产党几乎没有发展，而总委员会的地位却比大罢工以前更为稳固了。 这就是苏共中央多数派施展独一无二的“战略手段”的结果。 苏共中央多数派顽固地坚持同总委员会保持联盟，唯一理由是“资本主义出现稳定”。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不光彩的柏林联席会议上，这种“不惜一切代价保持联盟”的战略最终演变成了对英方的全面让步。倘若革命的发展遭受了挫折，就应该采取务实态度，与“各方力量”保持友好，免得被孤立。在某些俄国官僚或工会干部来说，这种论点似乎很精辟，实际上是盲目经验主义——被烦琐哲学所窜改过的──最好的例子。对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英国的经济和政治来说，“稳定”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吗？是经济形势的改善吗？前景较为乐观吗？决非如此。整个所谓英国资本主义的稳定，完全是依靠老朽工会组织的保守力量才得以维持的。这些老朽工人组织的所有派别、所有内部小集团全都腐烂了，与此同时英国共产党又太过弱小和优柔寡断。在英国经济和社会关系的领域内，革命已经完全成熟了，这是一个纯属政治性的问题。稳定的基本支柱是工党和工会头子们。英国工党和工会是一回事，但在为资本家服务时它们是有所分工的。 当劳动群众的英雄气概在大罢工中显示出来的时候，使资本主义保持稳定的“调压器”中最重要位置不再属于麦克唐纳和汤玛斯[78]，而属于皮尤[79]、柏塞尔、库克[80]之流。他们做工作，汤玛斯进行最后的加工。如果没有柏塞尔，汤玛斯就会悬在半空中，伙同汤玛斯的还有鲍尔温[81]。柏塞尔的那种虚伪的、玩弄外交手腕的冒牌“左倾主义”是妨碍英国革命前进的主要障碍。柏塞尔的“左倾主义”有时轮流、有时同时与教会人士和布尔什维克表示友好。它不但随时准备退却，而且准备叛卖。保持资本主义的稳定就是柏塞尔主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因为“资本主义有所稳定”，所以应该同工会上层结成政治联盟的说法，所表现的理论荒谬和机会主义盲目性达到了何等深度。然而，正是为了粉碎这一“稳定”必须首先摧毁柏塞尔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即令同总委员会只有一丝一毫的团结，罪恶也是极大的，并会在工人群众眼里名声扫地。 光靠战略本身——即令是最正确的路线——并不是永远能导致胜利的。战略计画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阶级力量实际发展的路线，是否实事求是地估计到这一发展的因素。最严重、最可耻、对运动产生最严重后果的失败，是由于进行了错误的阶级估计、低估了革命因素和把敌人的力量理想化所造成的典型孟什维克式的失败。我们在中国和英国的失败正是如此。 那么，俄国到底希望从英俄委员会得到些甚么？ 在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联席会议上，斯大林教训我们说： “这个联盟［英俄委员会］的任务是组织广泛的工人阶级运动反对一般的新帝国主义战争，具体说来，反对对我国的武装干涉，（特别是）欧洲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对我国的武装干涉。” 当他教训我们“应当关心保卫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共和国使它免受武装干涉”（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一点啰）之后，斯大林接着说： “英国的反动工会如果愿意和我国的革命工会结成联盟，反对本国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者，那末，为什么不欢迎这个联盟呢？”[82] 倘若“反动工会”能进行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它们就不会是反动的了。斯大林不再能区别反动和革命概念了。他按照老习惯，把英国主流工会的性质说成是反动的，但事实上，他对它们的”革命精神”抱着可怜的幻想。 继斯大林之后，我们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向莫斯科的工人们讲道： “英俄委员会能够、必定并且毫无疑问会在反对对苏联的任何可能干涉的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它将变成国际无产阶级力量的组织中心，与国际资产阶级挑起一场新战争的一切企图进行斗争。”（《莫斯科委员会提纲》） 反对派是怎样回答的呢？我们说： “国际局势变得愈紧张，英俄委员会就越要变成英国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工具。” 简单说，斯大林希望反动工会领袖能够充当工人国家的守护神，这个希望注定要破产。在同一次全会[83]上，斯大林做出还击，说我们的批评是“从列宁主义滑向托洛茨基主义”。 伏罗希洛夫：“对。” 有人说：“伏罗希洛夫已经在上面签字划押了。” 托洛茨基：“所幸的是，所有这些都将加载记录。” 是的，所有这些都能在七月全会的记录里找得到。在这次全会上，盲目的、粗暴的机会主义者们竟敢指责反对派为“失败主义”。 我被迫从我早些时候所写的《我们想得到什么和得到了什么》一书中简单引述的这些对话，作为一个战略教训，要比纲领草案中关于战略的肤浅的整个一章有用得多。我们想得到什么和我们得到了什么的问题，一般说来，是战略的主要准则。必须在第六大代表大会上运用这一准则对近几年摆在议程上的一切问题进行分析，届时将确切地暴露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战略——特别是自一九二六年以来——是假象的总和，虚假的谋划，对敌人抱着幻想和对最可靠，最不动摇的共产主义战士大加迫害的战略。总而言之，都是一个腐朽透顶的右倾——中派主义的战略。 9.革命战略的权谋性质 乍一看，似乎不可理解的是，纲领草案中为什么只字不提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手段”和“灵活性”问题。在这么一个巨大问题上，只提到一点，即同殖民地资产阶级达成妥协的问题。 然而，最近这个时期，向右摇摆的程度越来越大的机会主义，主要是在“手段战略”的旗帜下前进的。正是因为这一事实，无原则的妥协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然而，拒绝同意无原则的妥协被说成是缺乏“灵活性”。多数派宣称，它的基本原则是手段，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五年对拉迪奇和拉弗勒特运用手段。后来，斯大林和布哈林又对蒋介石、柏塞尔和国内富农运用权谋，官僚机构不断对党运用手段，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现在正在对官僚机构运用手段。 为了适应官僚机构的需要，产生了一支由手段专家组成的大军，这支大军的成员的绝大多数，从来不是革命者，因此在革命已经取得政权之后，显得更加热心地服从革命：鲍罗廷在广州，拉费斯（Rafes）在北京，彼得罗夫斯基在英吉利海峡附近，佩珀在美国，他们都在耍手段。马尔丁诺夫只在莫斯科运用手段，但影响遍及世界各地。整窝整窝的年轻的手段专家被培养出来了。他们把自己脊骨的伸缩性说成是布尔什维克的灵活性。这一派的战略任务包括通过手段以获得只有靠革命阶级力量才能得到的东西，正如所有中世纪的炼金师不顾别人的失败仍希望炼出金来，今天的“手段战略家”，在他们各自的地位上也希望欺骗历史。当然，就事物的性质来看，他们不是战略家，仅仅是高矮不等的官僚主义权术家，但都没什么雄才大略。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观察了主子怎样处理小问题之后，就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战略的秘密，这正是模仿主义的本质。另有些人从第二手或第三手得到了玩弄权术的秘密，在发现运用这些秘密在细小问题上有时会获得奇迹之后，他们就得出结论：这些方法更适用于重大问题。为了解决重大问题，把官僚主义权术作为比革命斗争“更经济”的方法而运用的一切企图，总是毫无例外导致可耻的失败。这还不算，以党和国家机器武装起来的权术每次都折断了年轻的党和年轻革命的脊骨。蒋介石、汪精卫、柏塞尔和国内富农——到现在为止，在企图用“手段”同他们打交道的尝试中，取胜的总是后者。 自然，这并不是说，手段是根本不能用的，是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战略不兼容的。但是，必须弄清楚，手段对于革命的斗争基本方法说来，只能属于从属的、辅助的、权宜的性质。必须永远记住。手段、手腕等东西决不能在大事中决定任何问题。如果施用计策似乎能够在小事上解决一些问题，那总是以损害大事为代价的，一个正确的手段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仅仅是因为它提供了赢得时间和用较少力量取得较大效果的可能性。依靠手段来逃避根本性的困难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矛盾，正因如此，企图靠组织和个人施用计策把中国资产阶级控制住并迫使它屈从于计谋家的计画，这并不是什么手段，而是可鄙的自欺，即使手段的规模很庞大，也还是如此。阶级是不能靠施用计策来战胜的。从历史上看，这适用于一切阶级，而对于统治的、有产的、剥削的和有教养的阶级说来，尤其正确。这些阶级的经验非常丰富，他们的阶级本能非常灵敏，他们的侦察机构的种类非常繁多，以致想用装模做样的办法骗过他们必定造成这样的结果：实际上中圈套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 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矛盾。这个矛盾靠耍手段是逃避不了的。依靠对资本实行明确的、坦率承认的让步，依靠利用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矛盾，可以延长喘息机会，可以赢得时间，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只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而不是在任何的和所有情况下。如果相信国际资产阶级能够被“中立化”，直到社会主义建成，也就是说，相信根本矛盾能藉助于权谋克服，那完全是自欺。这种自欺可以使苏维埃共和国灭亡。只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我们摆脱这个根本性的矛盾。 手段，或说权谋所能包含的内容是：对敌人让步，或同一个暂时的因而也永远是不可靠的同盟者达成协议，或者为了阻止敌人击中我们的要害而实行适时的退却，以及提出局部的要求和口号，使之有利于分裂敌人。这些办法就是各种权谋中最主要的。还可以提出一些，但都是次要的。但是每种权谋从它的性质来讲，对于斗争的根本战略路线说来，都只是个小插曲。必须时刻记住，过去几年我们同国民党和英俄委员会的合作，采用的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式的办法，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权谋。本来应该仅仅是一种策略性的临时办法，却被发展成了战略路线，而真正的战略性任务（反对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的斗争）被分割成一系列次要的临时性的小策略，而且这些小策略也只是属于装饰性质的。 在运用权谋时，对于向之作出让步的敌人，或与之达成协议的不可靠的同盟者，应该从最坏的而不是最好的设想出发。必须时刻记住，同盟者可能明天就变成敌人。这甚至适用于像农民阶级这样的战略同盟者。 “如果农民作为反动的或反无产阶级的农民而行动，就对他们采取不信任态度，摆脱他们而单独组织起来，并准备同他们作斗争。”[84] 这同列宁以极富天才的深刻性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首先制定的无产阶级伟大战略任务——使被剥削贫农阶层摆脱资产阶级影响，并领导他们跟着我们走的任务——并无丝毫矛盾。但是，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联盟决不是现成的东西，它不能用油滑的权谋，用甜言蜜语进行欺骗的可鄙企图和感人的雄辩制造出来。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政治上的力量对比问题，因此也就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对一切其它阶级保持完全独立的问题。对同盟者还需要进行教育，使它在思想上尽可能倾向我们。这种教育是可能的，只要我们一方面对它的一切进步的历史需要给予极大的注意；另一方面，从阶级对阶级的高度对同盟者保持警惕，不盲信它，对它的一切反无产阶级的倾向和习惯进行不倦的和无情的斗争。 权谋的意义和界限必须自始至终予以清楚的考虑和划分。必须将让步叫做让步，把退却叫做退却。夸大自己的让步和退却比起低估它们，其危险是极小的。必须保持阶级的警惕性和我们自己党组织对阶级异己力量的政治不信任，而不应放松。 一般说来，在工人阶级的一切历史行为中，运用权谋的主要工具是党。但是，党并不是权谋大师手中的驯顺工具，而是一个自觉的自我行动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一般自我行动的最高表现。所以，在运用权谋的全部期间，所有权谋都必须被党清楚地理解。这里讨论的当然不是外交、军事或地下革命工作的秘密，即是说，不是无产阶级国家或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技术问题，而是权谋的政治内容。因此，所谓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苏维埃对富农的妥协方针是一次“伟大权谋”的解释是荒谬的和罪恶的。富农没有受骗。他不是凭言词而是凭行动、税收、物价和纯利作出判断的。然而党、工人阶级和贫农倒很可能受骗。没有别的东西，能比无原则的运用权谋和背着无产阶级政党玩弄权术的做法更适于瓦解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精神了。 适用于一切权谋的最重要、公认的和最不能改变的规律是：你决不能大胆将自己的党组织同属于另一个阶级的政党合并、混合或联结在一起，哪怕这个党今天是最“同情”你的。不要采取这样的步骤，如果这种步骤使你的党直接地或间接地、公开地或隐蔽地隶属于别的党或其它阶级的组织，或缩小你的宣传自由，或者使你对其他政党的政治路线负责，即令只负一部分责任。你不应将你的旗帜同别的旗帜混杂起来，更不用说跪在别的旗帜之前了。 如果权谋产生于急躁的机会主义努力——即企图用欺骗手段和外交手腕，利用权术和诡计将朝着相反方向跑的组织和人物表面上维系、联结和团结在一起，而超越自己党的发展的必要阶段（这里恰恰不能跳过任何阶段）——那就是最坏和最危险的事了。这种试验永远是危险的，而对于年轻和弱小的党则是致命的。 在运用权谋的过程中，如同战斗中一样，起决定作用的不单是战略上的智能（更不是权术家的狡黠），而是力量的对比。一般说来，如果同它的敌人、同盟者和半同盟者比较，一个革命政党越是年轻和弱小，那末权谋可能给它带来的危险也就越大，即使这种权谋是正确策划出来的也是一样。因此——我们在这里接触到对共产国际极其重要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根本不是一开始就将权谋当作万灵妙方，而是随着它在工人阶级中的根越扎越深，随着它在政治上日益强大和思想上日益成熟的情况，才开始使用并越来越多地使用权谋。 不幸之事正在于，剽窃和篡改布尔什维克战略的假先知向年轻的各国共产党夸耀说，权谋和灵活性是这一战略的精华，于是就使后进者们脱离了布尔什维克战略的历史轴心和原则基础，使他们转向无原则的权术，往往就像笼子里团团转的松鼠一样，忙碌不已，一无所获。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特点不是灵活性（今天也不应该是）而是花岗石般的坚硬性，布尔什维克主义一直引为自豪的正是这一品质（它的敌人和反对者则对此极其憎恶）。不是愚昧而盲目的“乐观主义”，而是不妥协、警惕、革命的不信任和时刻准备为政治独立而进行斗争——这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特性。这不但是西方共产党而且必须是东方共产党的出发点。它们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和物质上为实现权谋准备条件，才能取得施展大的政治手段的权利。这种条件就是它们的组织力量和它的稳固性和坚定性。 现代孟什维克们同国民党和总委员会打交道时运用的权谋是极其罪恶的，因为这些权谋最后打断的不是别的，而是中共和英共的骨头。这些权谋不但使革命和工人阶级遭受失败，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粉碎了、削弱了和破坏了未来斗争的基本工具——年幼的共产党。同时，它们也使共产国际最老的党、苏联共产党的队伍士气低落，思想混乱。 纲领草案关于战略的一章仍然对于权谋——近年来人们喜欢玩的一种把戏——固执地保持缄默，好象它的嘴里塞了什么东西一样。宽大为怀的批评家会说，缄默已经够好了。但是，这种辩解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不幸的是，正如我们曾经多次举例说明，而在后面还要再次提到的那样，纲领本身也是一个在坏的意义上——即在玩弄权术的意义上——的权谋。纲领草案对它自己的党运用了权谋。它用“据列宁说”的公式掩盖它的某些弱点，其它地方它则以缄默来躲避。这就是它在今天用以论述权谋战略的方式。在讨论这一主题时，不触及中国和英国的新经验是不可能的，但一提起权谋，蒋介石和柏塞尔的形象就要出现。写草案的人不希望这样。他们宁愿在这个主题上保持缄默，为共产国际的领导进行辩解留出活动空间。这是绝不能允许的事情。束缚住权术家及其接班人的手脚很有必要。这正是新纲领应起的作用。否则，纲领就是多余的。 在关于战略一章中必须写进这样一些根本规则，这些规则决定和限定权谋只是向阶级敌人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辅助方法，因为决定生死大事的革命斗争不是权谋能全部概括的。以上所述无疑可以用更加简洁和更加确切的方式加以陈述。但必须把它们写进共产国际的纲领中。 10.内战的战略 关于武装起义的问题，纲领草案随口说道： “斗争应按照军事艺术的规则进行。它以军事计画、战斗行动的进攻性和无产阶级的无限牺胜和英雄主义为前提。” 纲领草案在这里仅仅是简短地重复了马克思隅然讲过的一些话。同时，我们一方面已经有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另一方面又有匈牙利和巴伐利亚革命失败的经验，以及一九二○年意大利斗争、一九二三年九月保加利亚起义；一九二三年德国的运动、一九二四年的爱沙尼亚、一九二六年英国总罢工、一九二七年维也纳无产阶级起义和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二次中国革命等经验。共产国际的纲领必须对武装起义的社会和政治前提条件，以及能保证胜利的军事和战略条件和方法的特点给予明确和具体得多的表述。下列事实最能揭露这个文件的肤浅和玩弄文字的性质：专门论述革命战略的一章大谈科内利森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特别举出了奥里季、霍布森、柯尔的姓名），但是既没有对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战略的特点作总的表述，也没有根据活生生的历史资料为夺取政权的斗争方法作明确阐述。 一九二四年，当德国的悲惨经验发生以后，我们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要求共产国际将武装起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以及一般内战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予以解决。 “有必要坦率地说出，武装起义的时间问题往往具有石蕊试纸的性质，它可以用来试验很多西欧共产党人的革命觉悟，他们至今还没有从对于革命根本任务的消极和宿命态度中解放出来，这一态度最深刻地表现在卢森堡的身上。在心理上这完全可以理解，她的成长时期主要是在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机构进行斗争中度过的。她不倦地证明，这一机构窒息了群众的创造性，她认为出路和解救办法在于来自下面的自发运动，以推翻社会民主主义上层机构的所有阻遏和障碍。淹没资产阶级社会所有堤岸的革命总罢工对卢森堡来讲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义词。但是，即令是一次以群众力量闻名的总罢工也仍然不能决定政权问题，而仅能提出政权问题。为了夺取政权有必要在总罢工的基础上组织武装起义。的确，卢森堡的全部发展过程是朝着这一方向的：她最后的话没有来得及讲完就离开了政治舞台。然而，直到最近期间，非常强烈的革命宿命论的倾向一直盛行在德国共产党内。革命在途中，革命临近了，随革命而来的是武装起义，它将给我们政权，而党……在此期间将进行革命鼓动，等待结果。在这些情况下，直截了当地提出起义的日期问题将把党从宿命主义的消极状态中唤醒过来，使它转向基本的革命任务，即转向为了自敌人手中夺取政权而有意识地组织武装起义。”[85] “我们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问题上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理论劳动，但完全忽视了已经取得内战宝贵经验的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例如，我们几乎根本没有对去年九月保加利亚起义经验进行研究，最后，最使人吃惊的是，我们已经完全将十月的经验归入档案了…… “十月革命－迄今为止仅有的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须辛勤地去研究。十月的战略战术日程表必须编出。必须一层一层地说明：事态是怎样发展的，它们在党、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和军事组织内得到了怎样的反映？党内的动摇不定是什么意思？这种动摇不定在事态的总的发展中占了什么比重？军事组织的作用是什么？这是一项难以估计其重要性的工作。继续拖延这项工作等于犯罪。”（同上） “那么正确地讲这项任务是什么？这项任务是就内战问题、特别是作为革命顶峰的武装起义问题，编辑一本带普遍性的参考书，或一本指南，或一本手册或一本规章汇编。必须从经验中作出一张胜败对照表，彻底分析当时的条件，检查错误，把最正确的行动挑选出来，并作出必要的结论。我们这样做究竟是丰富科学，即历史发展规律的知识呢，还是丰富作为从经验总结出来的全部行动规律的艺术呢？我相信，两者都将得到丰富。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一个严格地切实可行的目的，即丰富革命的军事艺术。”（同上） “这些规章在结构上必然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它们有必要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根本前提的特点有所表述。这里我们仍然处于革命政治的领域内；因为起义是政治的继续——仅仅是通过特别的方法。对武装起义前提的分析必须适应不同类型的国家。有的国家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也有的国家，无产阶级占微不足道的少数而农民处于绝对优势。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中间类型的国家。所以，至少有三种“典型”的国家必须作为分析的基础，工业国；农业国和介乎两者之间的国家。序论（论述革命的前提和条件）必须从内战的观点对每一种国家的典型特点加以论述。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考虑起义。一方面，把起义看作历史过程的一定阶段，看作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一定反映，另一方面，从主观或主动的观点考虑，如何能够更好地保证胜利怎样准备和进行起义。”（同上） 在一九二四年，围绕着军事科学协会，有一大批人开始集体研究编写可说是“内战大纲”的文件，即一个关于如何进行公开的阶级搏斗以及为争取专政而进行武装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指南。但是，这一工作不久就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反对——这种反对是所谓的反托洛茨荚基主义斗争的一部分；这一工作以后就完全被取消了。再不能想象出比这更轻率和更罪恶的措施了。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上述意义的内战规律必须是全体革命干部——更不必说党的领袖——的铁定财产清单的一部分。这些”规章”应当时常加以研究，并以本国的新经验加以补充。只有这一研究才能确实保证在需要最大的勇气和果断时不致于采取惊惶失措的、投降的步骤，在需要慎重和耐心的时期，防止冒进。 倘若这些条例包括在一些书册内，倘若所有共产党员都把严肃研究这些条例当作和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基本思想一样的义务，我们很可能会避免最近几年所遭到的失败。这些失败（特别是幼稚和轻率的广州起义的失败）决不是不可避免的。纲领草案用几行文字来对待这些问题，几乎像谈到印度的甘地主义那样简单。当然，一个纲领不能够专注于细节，但必须将问题全面地提出来，并提出它的基本方案，举出最重要的成就和错误。 撇开这一问题不论，我们认为，第六次代表大会必须通过特别决议，指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过去胜利和失败的经验作为基础，将内战规则写成手册。 11.党内制度问题 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问题，是与纲领和策略问题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纲领草案在提到“维护民主集中制的最严格的革命秩序”的需要时，才顺便触及这一主题。这个提法现在正在指导党内制度，而且它是一个相当新的提法。我们知道，党的制度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理论上（并且在实践上也被实行），民主集中制意味着党有充分机会讨论、批评、表示不满意、选举和罢免，正像它包含着在完全被授权的、由选举产生的、能被免职的指挥机关的领导下的铁的行动纪律一样。如果民主被理解为党对一切党内机构具有主权，那么，集中意味着保证党的战斗力的、正确建立的自觉纪律。然而，现在除了在整个过去时期已经受过考验的党内制度的这一方案外，又有了一个完全新的准则——“最严格的革命秩序。”好象对党说来，仅仅民主集中制已不再够用了，而现在需要某种民主集中制的革命秩序。这一方案干脆将新的、独立的“革命秩序”的概念置于民主集中制之上即党之上。 驾乎民主和集中思想之上的所谓“革命秩序”——而且是一个“最严格”的秩序——意义何在？它意味着完全独立于党之外的、或者希望得到这种独立性的党机器——一个独立的官僚机构，它独立于党员群众之外，以维持“秩序”；无论何时，如果“秩序”需要这样做，它就能暂时不理会或违反党的意志、蹂躏它的规章、拖延党代表大会、或将党代表大会变成形同虚设。 这一机器长期以来采取不正当途经，企图确认这一驾乎民主和集中之上的“革命秩序”的提法。在过去两年内，党的主要领导人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整整一系列党内民主的新定义。这些新定义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对上级机关的简单服从。党内生活的实践已经朝这一方向走得很远了。既然民主被绞杀而变得空洞起来，集中制就只能是官僚主义集中制。当然，新“秩序”必须披上民主形式和仪式的伪装，不断被上面发出的通报“批评纠正”，被命令在五十八条[86]的威胁下“自我检讨”。新秩序必须不断证明，对民主的违反不是来自“党中央”，而是来自所谓“执行者”。但“执行者”们总是安然无恙，因为他们本就是由大大小小的官儿们组成的。 因此，这个新的提法在理论上是完全荒谬的，它的产生仅仅是为了满足某种现实需要，此外，它还为创立新秩序的官僚机器披上了一层神圣外衣。 这个问题与党内派系制度问题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每当出现新的有争议的问题和新的意见分歧，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其所有支部的官方报刊都立即将争论转移到派系问题上。但是，没有临时性的思想意识集团，党的思想生活是不可想象的。那些企图证明在思想生活里不需要派系的人，其实是在绞杀党的思想生活。 集团和意见分歧当然是一种“祸害”。但这一祸害是党的辩证发展不可分割的部分，正如（一定含量的）毒素对于人体的生存是必要的一样。 思想集团转变为有组织的，甚而是秘密的组织派系是一个更大的祸害。党的领导艺术在于阻止这一发展，单凭禁止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俄国共产党的经验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在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富农叛乱的影响下，列宁促使大会通过了一项禁止派别和集团的决议。集团被理解为不是在党的生活中必定产生的暂时趋向，而是那些冒充为思想集团的组织派别。广大党员清楚地了解当时生死攸关的危险，所以通过了一个严峻而硬性的决议来支持领袖，禁止派别活动和派别主义。在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党很清楚，列宁领导下的中央委员会会对这一决议作出具体解释；既不会有粗暴的解释，也不会有不正派的解释，更不会滥用权力（参见列宁《遗瞩》）[87]。党知道，不过一年以后（在党的三分之一的请求下，一个月以后就可以），党就可以举行一次新的党代表会来检查新制度带给我们的经验，以此决定是否需要对新制度作出某些修改。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决定是一项非常严厉的措施。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变到新经济政策的转折时期充满了危险，这就是执政党（它当时处境危急）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这一严峻措施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在当时，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前的空前危机已经在党内催生了一些集团，新经济政策得以（暂时）抑制他们的进一步发展，而禁止集团的决议对新经济政策带来的政治效果是个补充，但也仅此而已。 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派别和集团的决定，在当时也需要审慎加以解释和运用的。它决不是独立于国家、局势和时间之外的、驾乎党的发展的其它一切需要之上的一个绝对原则。 党领导层多数派在列宁病重后，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批评的特殊地位，它对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派别和集团的决定紧抓不放。与此同时，它越是窒息党内民主，越是不能消灭派系山头。因为党需要的不是简单地禁止派别，而是不让分歧发展到组织派系的地步。自从列宁病重后，派别对党的破坏和瓦解党内团结的情况空前严重。同时，所谓“百分之百的磐石般的团结”也在党内盛行一时——这种“团结”完全是欺骗，仅仅是在掩盖对党的生活绞杀。 甚至在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前，一个秘密的上层派别就在俄共党内建立起来了。嗣后，它具有了阴谋组织的性质，有它自己的地下中央委员会（“七人集团”），自己的秘密指示信、代理人、密码等，党官僚中的一些人事实上组成了一个封闭的“私党”。这个私党不受任何约束，自由支配着党和国家机器的巨大资源，将党员群众变成一种掩盖它的权术活动的幌子和辅助工具。 但是，这个在党机关内部出现的秘密派别愈是脱离党员群众的监督（近年来，由于“突击入党”运动把大量一般群众塞进党内，普通党员的平均素质已大为下降），党内四分五裂的过程就发展得更为深刻和尖锐，不但基层如此，机关内部也是这样。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后，上层机关就开始对党进行全面和无限制的统治，但这样一来，官僚机关的内部分歧就无法解决了，因为能作出裁判的只有党。如果党重新作出有效的决定，就意味着上层机关又隶属于党了。只有当某个官僚集团在事先确有把握占有多数时，它才倾向于诉诸“官僚民主”的方法（即让这个秘密派别的成员投票的方法），对争论的问题作出决定。其结果是，在统治全党的上层集团内部，产生了新的敌对派别，这些小派系对用民主手段解决内部纠纷没什么兴趣，而是争先恐后地忙于争夺和掌控国家机器带来的资源，以便压倒对立面。这就是党机关一步步篡夺权力的过程，这一篡夺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都形成了最可怕的危险。 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间，七人集团领导的地下派别发动了第一次”反托洛茨基”运动后，内部出现了深刻的分裂。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列宁格勒的先进工人对于党在国内国际政策问题上的偏离产生了阶级不满。在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先进工人已表达了类似的阶级不满，列宁格勒工人在一九二五年跟了上来。但是，这种深刻的阶级倾向在党内不能公开表示出来，它们表现在机关派别内部的无声斗争中。 一九二五年四月，中央委员会向全党发出一项通报，否认”党的列宁主义核心”（即七人集团）——在农民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并说这是“托洛茨基分子”（！！）散布的谣言。只是由于这个通报，多数党内干部才知道这些分歧意见的确是存在的。但知道了又怎么样？七人集团继续若无其事的宣称“反对派”在破坏所谓“列宁主义近卫军”坚如磐石的团结。当这种宣传还在大张旗鼓地进行时，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已经把统治集团中的两个派别之间无形的、混乱的分歧猛然摆在党的面前。这些分歧在阶级根源上是深刻的。在党代会召开以前的最后一分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即党的两个主要堡垒，在它们的地区会议上通过了两个性质完全相反的决议。不言而喻，两项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莫斯科党组织指责列宁格勒党机关在强奸民意，藉以解释这种“党内革命秩序”的奇迹，列宁格勒党组织以同样的指责回敬莫斯科党组织。其实，在这两件事例中，自始至终是上层党机关在作决定，那个“百分之百的磐石般的一致性”只是证明了在党的生活的一切根本问题上党是不存在的。 面对上层集团公开的内讧，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被迫坐下来解决在各个基本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决定新领导班子的组成。当然，这都是在党被晾在一边的情况下进行的。党代会把决定权转交给经过严格挑选的各级书记们这个特权集团，让后者处理所有纠纷。在用隐蔽的官僚派别的专断权力以取消党内民主的道路上，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是个新的里程碑。官僚派别的驾御艺术在于把一项已经通过的决定，一种不可挽救的局势，一个既成事实强加于党。 但是这种新的、更高级的”革命秩序”决不能消灭党内派别和集团。相反，它们在党员群众中间和党机关的内部有了极大的发展，其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为了控制党内局面，色厉内荏的上层集团开始愈来愈多地动用政治迫害和造谣污蔑的手段。同时，在统治派别内部产生了新的分裂，这一分裂过程甚至现在还在进一步发展。说实在的，即令现在也不缺乏关于“磐石般的团结”的虚伪通报。事实上，一切迹象表明官僚派别内部的无声而猛烈的斗争——之所以无声，是因为官僚派别自我封闭的缘故——已经具有极端紧张的性质，并且正在将党推向某种新的爆炸。 这就是“革命秩序”的理论和实践。这种理论和实践正在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官僚篡权的理论和实践。 然而，这些情况并不限于俄国。一九二三年，反对党内派系的斗争，是从“派别代表着新政党的萌芽”这一论点出发的；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不容许有多党自由。这一假定本身绝对正确[88]，但是它还需要有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制度。很明显，这一问题的提法排除了把执政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扩大适用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共产党的可能性。但一个官僚制度自有其贪婪逻辑，如果它不容忍俄国党内有民主监督，那么它更不容忍在形式上位于俄国共产党之上的共产国际内有民主监督。这就是为什么俄共中央多数派把它对禁止党内派系的决议（这一决议是符合俄国当时的具体需要的）所作的歪曲解释和应用当作一种普遍原则，并将它扩大到地球上所有共产党组织的原因。 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精心制定组织形式问题上具有历史的具体性，而不诉诸枯燥的概念，所以它总是强大的。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时，布尔什维克都要将组织结构作激剧的改变。然而在今天，同一个“革命秩序”的原则既运用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党，运用于代表一支重大政治力量的德国共产党，也运用于被立即拖入革命斗争漩涡的年轻的中国党，也运用于仅仅是一个小规模宣传团体的美国党。在美国党内，谁对佩珀（当时的领导人）偷偷加在党的头上的方法发生怀疑，“怀疑者”就由于“闹派别主义”而受到惩戒。作为一个刚刚开始成长的年轻小党，与群众没有任何真正的联系、没有进行革命领导的经验、没受过理论磨练，而已经从头到脚被“革命秩序”的一切特点所武装起来了，这个党就像一个六岁的孩子穿上了他爸爸的衣服。 在思想和革命的领域里，俄国共产党有极其丰富的经验。但过去五年表明，即使是俄国共产党，也不能光靠吃老本得过且过地过日子（连一天都不行），而不得不经常地更新和发展这些经验，而且只有通过党的集体智能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对于其它国家的、几年前才建立起来的、还处在积累理论知识和实际能力的初期阶段的共产党还有什么需要说的呢？没有真正自由的党内生活，没有自由讨论，没有通过成立党内思想集团而集体制定它们的方针的自由，这些党决不能成为一支决定性的革命力量。 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之前，俄国共产党已经存在了二十年，从未有过禁止派别存在的规定。正是这二十年锻炼了它，为它作了准备，它才能够在最困难的转折时期接受和忍受住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严峻决定。但西方共产党一开始就从这一点起步前进了。 当时，列宁同我最怕的是，拥有大量国家资源的俄国共产党会对西方刚刚建立的共产党施加过分的、压倒一切的影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主席团那种急于加强集中主义的倾向，列宁曾不倦地提出警告，特别是反对那些几近于直接命令的（上级）帮助（下级）的方式和方法。 党内民主的真正恶化是从一九二四年开始的，当时出现了所谓“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如果布尔什维克化是指肃清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思想习惯，肃清权欲熏心的社会民主党旧官僚，肃清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之类的笨蛋，那么，早在共产国际存在的第一天起，这一工作就在进行了。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甚至采取了极端尖锐的斗争形式，以清洗法国党内当时存在的大群异己分子和错误倾向。当时，这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是与共产国际各国支部本身的经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从这些经验发展起来的，并且以各国支部的政策发展为国际任务作为批评斗争的标准。一九二四年的“布尔什维克化”完全具有滑稽戏的性质。莫斯科的当权派对各国共产党软硬兼施，要求它们在不了解任何情况和不经过任何讨论的情况下，对俄共的内部争论立即表态站队；并威胁说它们能否留在共产国际内取决于它们所采取的立场。然而，一九二四年，欧洲共产党根本不具备俄共内正在讨论的问题作出迅速决定的条件，再说，俄共内部原则性对立的两大政治趋向（官僚专断倾向和左翼反对派）刚刚开始形成。当然，一九二四年以后的某些清党工作还是必要的，阶级异己分子从许多支部中很正确地被清除掉了。但总的来看，“布尔什维克化”的情况是这样的：在莫斯科官僚自上而下的打击下，俄国党内争论象个楔子一样砸入西方共产党的队伍里，并使得各党当时正在形成的领导机构一再解体。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反派系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 如果在无产阶级先锋党内的确形成了一个派别，并且后者有使党的战斗力长期瘫痪的危险，那么党自然随时都有必要作出决定：或者花更多的时间在党内解决派别问题，或者立即承认分裂不可避免。一个战斗的党决不可能是几个南辕北辙的派别的复合体。 一般的讲，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每当出现意见分歧，就用分裂来应付，与一切提出批评的党内派别和集团分道扬镳，最终会使党内生活成为一系列的组织上的流产。这种方法促进不了党的延续和发展，只能耗尽自身的物质机体。这样一来，反派别斗争变得比建立派别本身还要有害和可怕得多。 目前，我们面临的局势是，几乎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真正发起人和创造者，甚至包括共产国际的前主席，都被排斥在共产国际之外。几乎在所有的党里面，在两个连续阶段中形成的领导层不是被开除了，就是被解除了领导职务。德国的布兰德勒集团今天仍然处于半党员状态。马斯洛夫集团在党外。法国的罗斯墨、孟纳特、洛利阿和苏瓦林等老集团被开除了，后一时期的希罗－特伦领导集团也被开除了。比利时的范欧维尔斯特拉坦[89]集团被开除了。如果说意大利共产党的缔造者博尔迪加集团仅仅处于半开除状态，那是由于意共处在法西斯政权统治的情况下。在列宁逝世以后，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瑞典、挪威、美国，简言之，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共产党内，都看到了大同小异的现象。 毌庸置疑，许多被开除的人犯了极大的错误。同样真实的是：许多被开除的人，在他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被切断以后；大部分回到他们原来的出发点（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或工团主义）。共产国际领导的任务决不应该是将各国党不成熟的领导层每次都赶进死胡同，导致他们中的某些人陷入思想退化的境地。在共产国际所有支部的发展道路上，官僚主义领导的“革命秩序”是一个可怕的障碍。 组织问题与纲领和策略问题是不可分的。我们必须清楚地考虑到，共产国际机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源，是共产国际和俄共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统治。在有了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八年的经验以后，丝毫用不着怀疑，俄国的官僚专断现象是非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表现和工具。在这一问题上，共产国际的纲领草案的提法是正确的，它写道，官僚主义的堕落“不可避免地产生在群众文化水平不够和深受非无产阶级影响的土壤上。”在这里，可以找到不仅了解一般官僚主义、而且了解过去五年中苏联官僚独断现象取得巨大发展的钥匙。在这一时期，虽然群众的文化水平仍然很低，但一直在提高（这是无可争辩的）；因此，官僚主义发展的原因只能从非无产阶级影响的发展方面去寻找。由于欧洲的共产党（主要是它们的领导机构）在组织上一直随着俄共官僚机器的变动和改组而变动和改组；所以外国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大都仅仅是俄共内部官僚主义的反映和补充。 在过去几年，莫斯科对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选拔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侯选者是否随时准备接受和赞同俄共最新机关集团，是他们能否“入围”的主要选拔标准。外国党的领导中比较有独立性和有责任心的人，只要他们拒绝服从纯粹以行政方式进行党内改组和再改组，不是完全被开除出党，就是转入党内右翼（有时是假的右翼），或者参加左翼反对派。这一来，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从事选拔和聚积革命干部的有机过程就受到阻碍、被纂改和歪曲了，并（至少部分地）被自上而下的官僚式选择所取而代之。那些随时随刻都准备支持来自“上头”的一切决议的共产党干部，现在往往比那些富有革命责任感的干部升得更快。共产国际领导层往往选择最能随机应变的官僚主义者为各国支部掌舵，排斥那些受过考验的、不动摇的革命者。 看来，一切国内和国际政策问题总会将我们引回党内制度问题上去。的确，在中国革命和英国工人运动问题上，在俄国经济、工资和税收等问题上背离阶级路线，对共产主义运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由于官僚独断制度束缚了党的手脚，使后者不能以正常方式改正党的领导路线，上述危险就扩大了十倍。共产国际的情况也是一样。俄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曾通过了一个促使共产国际“更加强民主更加强集体领导”的决议，这个决议确实被落实了，不过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设法改变目前共产国际内部的官僚专断制度，是涉及国际革命运动生死的大事。达到目的可通过两种方式：或者通过俄共内部改革，或者开展反对俄共在共产国际中的领导作用的斗争。我们应尽一切努力确保第一种方案的落实。为改变俄共内部制度而进行的斗争，是一场使共产国际获得新生和保持我们党在共产国际内的思想领导作用的斗争。 因此，必须从纲领中无情地删去下列思想，即认为那些有生气的、有活力的党可以隶属于一个不能罢免的官僚机关的“革命秩序”控制之下的想法。必须恢复党本身的权利。党必须再次变成一个党。这必须在纲领中用明确的文字肯定下来，使为官僚篡权倾向寻找理论借口的努力无隙可乘。 12.反对派失败的原因和它的前景 在一些文件中，党的无产阶级左翼记述了它的观点，最主要的文件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纲领》。从一九二三年秋开始，这支无产阶级左翼就成为专制官僚们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打击对象。镇压方法决定于党的内部制度的性质，这一制度的官僚主义性质，随着非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的压力的增长而增长。堕落蜕变的倾向能够在党内获胜，是由这个时期的一般政治性质造成的。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接连遭到惨败，社会民主主义重新活跃起来，而在共产党内，中派机会主义的趋向增强了。此外，中派主义有系统地向右倾斜，最近几个月也是如此。 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以后，苏共中央多数派立即向反对派发动了第一次进攻，简直是对这次失败火上加油。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俄共内部形势会是另一个样子，胜利会大大增强俄国无产阶级的自信，因此也会增强他们抵抗国内外资产阶级压力的能力和抵抗传送这一压力的党官僚机构的能力。 一九二三年底以后共产国际内发生的连串改组具有极大意义，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它，对官僚集团怎样解释它（在向下坠落的不同阶段）如何“战胜”反对派进行一步步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在批评纲领草案的范围内，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研究一下他们如何看待和解释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一次战胜反对派，就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在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文章中，斯大林这样写道： “共产党内革命派的决定性胜利是工人阶级内部极深刻的革命过程的一个最可靠的标志……”[90] 这篇文章在另一处写道： “如果再加上俄共（布）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完全孤立的事实，那么胜利的画面就更清楚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只是确认了共产国际各主要支部革命派的胜利。”[91] 于是，俄共反对派的失败被宣布为下列事实的结果：欧洲无产阶级正向左转，直接奔向革命；革命派在共产国际的一切支部内击败了机会主义者。一九二三年秋国际无产阶级遭受最大失败距今已有五年，《真理报》只是在不久前才被迫承认：“一九二三年失败以后开始的某种冷漠和灰心丧气的浪潮，使德国资本得以巩固自己的阵地”[92]现在才开始消散。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对共产国际现领导层说来是新问题，对我们可不新）：如果《真理报》不是在胡说，岂不是应当把一九二三年以来左翼反对派的失败解释为工人阶级向右摆而不是向左摆的结果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 一九二四年第五次代表大会和以后的各种官方文章和讲话所提供的答案是明白无疑的，欧洲工人运动内部革命分子的加强、革命浪潮的新高涨、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正是这一切造成了左翼反对派的“溃败”。 然而，一九二三年后政治局势剧烈地和长期地向右转（而不是向左转！）的事实现在已经得到肯定和普遍的承认，成为不可争辩的了。因此，另一事实同样无可争辩：苏共中央多数派与左翼反对派的斗争的开始和加剧，以及这一斗争加剧到开除和流放的程度是与欧洲资产阶级稳定的政治进程最最密切关联的。的确，这一进程在过去四年中被重大革命事件打乱了。但是，领导上的新错误，甚至比一九二三年在德国发生的更加令人痛心的错误，每次都在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将胜利送给了敌人，因此为资产阶级稳定创造了新的力量源泉。国际革命运动遇到失败，俄共和共产国际内的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左翼也随之失败了。 为了更充分地解释左翼反对派失败的原因，我们还要指出由这一世界局势而催生的俄国经济政治生活内部进程，这一进程表现为新经济政策的内部矛盾在增长，城乡之间经济合理互补问题得不到解决，苏联领道层低估了平衡失调的影响和工业化的任务、不理解计划经济的意义等。 在欧洲和亚洲无产阶级革命遭受失败的基础上，国内来自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层的经济政治压力增长了——这就是四年来紧紧地缠在反对派脖子上的历史锁链。谁不了解这一点，其他的更无从谈起。 至今为止，我们几乎一直在用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与官方执行的路线进行对比。从一般方面来看，这一斗争的意义对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已经很清楚了。靠引用过去二十五年里积累的一大堆真真假假的语录进行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只能暂时引起许多人的思想混乱；只要对过去五年的思想斗争进行首尾一贯的概括评价，就可以看出存在着下列两条路线，一条是自觉的和一贯性的路线，它是运用在俄国国内问题和世界革命问题上的列宁理论和战略原则的继续和发展，这是反对派的路线。第二条是不自觉的、自相矛盾的和游移不定的路线，它是在国际革命的逆流时期、在敌对阶级势力的压力下一点点偏离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是官方路线。在重大的转折点，人们常常发现放弃立场比放弃习惯用语要来得容易。这是所有思想褪色的人的一般规律。几乎在所有问题上，现领导层都修正了列宁的论点，同时将修正主义冒充为列宁主义的发展、并把列宁主义包含的国际革命本质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它这样做，不但是为了从外部掩饰自己，也是为了平息良心的谴责。 谁要是想了解这一点，谁就不会轻率地指责我们，说我们把对纲领草案的批评同揭露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联系起来。目前这个纲领草案是充满这种神话的思想时代的产物。纲领草案的作者是最积极散布这种神话的那些人，他们总是从这一神话出发，并用这种神话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全部草案正是这个时代的反映。 政治历史已经增加了新的、特别有教育意义的一章。这一章也许可以叫做“神话的力量”，或者简单地称为“作为政治武器的思想毁谤”。经验告诉我们，不能低估这件武器。我们还远远没有“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我们仍然生活在阶级社会里，不能想象这样一个社会完全没有蒙昧主义、偏见和迷信。一个符合某些利益或传统习惯的神话总能掌握巨大的力量。但仅仅在神话的基础上，即令这个神话是精心编造的并有一切国家权力供其支配；也是无法执行任何重大政策的，更不用说一个革命的政策，在我们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更是如此。神话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它自身矛盾的罗网中。我们提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矛盾。不论外界环境是否允许我们将这一分析进行到底，我们都坚信自己的主观分析将为历史事件所提供的客观分析所证实。 上届国会选举中表明欧洲工人阶级又在激进化，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这一激进化正处在初期阶段。像中国革命的失败这样一些因素，是不利于这一激进化的，暂时说来，激进化的果实大都纳入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怀抱。在这里，我们无意对这一进程将来的发展速度作出预测。无论如何，事实很明显，只有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巨大后备力量开始转向共产党的时候，这一激进化才能成为新的革命形势的先驱。现在的情况还不是这样，但这种情况是必然会发生的。 共产国际现在的领导方针很不明确，它所作的努力缺乏内在协调，想向左转舵，而又不改变整个官僚专断制度和停止对左翼反对派的斗争。这种自相矛盾的方针不仅产生于俄国内部经济困难的打击——这完全证实了反对派的预料——；而且完全符合欧洲工人群众激进化第一阶段的情况。共产国际现行政策的折衷主义、纲领草案的折衷主义好象是国际工人阶级目前状况的写照。国际工人阶级被事变的发展进程推向左边，但还没有确定自己的道路。在最近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得到一千多万张选票，原因就在于此。 新的革命高潮，将导致工人阶级内部所有的阶级组织（包括共产国际在内）——发生大模摸改组。这一进程的速度仍然是不清楚的。但是可以清楚地觉察到改组具体化所遵循的路线。劳动群众将一部分一部分地从社会民主党转向共产党，共产党的轴心将更加地从右向左转，同时，对左翼反对派坚持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支持将日益增多。自从一九二三年年底德国无产阶级失败以后，这条路线曾遭到狂风暴雨似的指控和迫害。 能够使真正的列宁主义思想在共产国际、继而在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内取得胜利的组织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前共产国际的领导、因而直接决定于第六次代表大会。 然而，不论这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如何——我们作最坏的准备——对当前时代及其内在趋势的总估计，特别是对过去五年的经验的评价，向我们表明，除了共产国际以外，反对派不需要别的门径。没有人能够将我们从共产国际推开。我们所捍卫的思想将变成它的思想。这些思想将表现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中。 [38]指一九一八年布哈林集团站在极左派立场，反对签订布列新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译者注 [39]《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40]《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41]一九二四年一月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文件第14页。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42]《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43]《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这里的日期显然有错误，二月二日不可能刊载二月二十日的讲话。——译者注） [44]《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45]《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三，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46]《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47]《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48]《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49]《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50]《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51]《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52]《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53]《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54]《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55]《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 [56]《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 [57]《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58]《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 [59]《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45页。——译者注 [60]同上书，第246页。——译者注 [61]同上书，第246页。——译者注 [62]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46页，后一句原文是：“这至少是因为还不曾有能够引导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群众性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党。”——译者注 [63]同上书，第246页。——译者注 [64]同上书，第247页。——译者注 [65]《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66]《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六日。 [67]内布拉斯加，美国一州名。——译者注 [68]卡洛利（Karolyi）一九一八年匈牙利革命时的共和国总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着。——译者注 [69]《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70]《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71]《真理报》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72]《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一分册，第9页。 [73]马斯洛夫是继拉连克‧布兰德勒之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译者注 [74]路特·费舍尔，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06－107页，——译者注 [75]特伦，修占努·日罗，参见同上书，第98-99页，——译者注《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54页。——译者注 [76]《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54页。——译者注 [77]总委员全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第一届于一九二一年选出。见《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328页。——译者 [78]汤玛斯——英国总罢工时铁路工会的领导人。——译者注 [79]皮尤——英国总罢工时的工会理事会的主席。——译者注 [80]库克——英国总罢工对矿工工会的领导人。——译者注 [81]鲍尔温——英国总罢工时英国的首相。——译者注 [82]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66页。——译者注 [83]指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三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联席会议。——译者注 [84]《无产阶级和农民》，《列宁全集》第八卷第206－207页。——译者注 [85]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托洛茨基在军事科学协会理事会会议上的讲话，《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九月六日。 [86]指苏联刑法第五十八条，这一条规定了惩办反革命分子的办法。——译者注 [87]指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615页。——译者注 [88]托洛茨基当时把争取恢复民主的斗争限于党内民主的范围。他这个看法，在三十年代后期有所改变。他在1938年的《过渡纲领》明确提出要“给苏维埃中的各个政党合法化”。——译者注 [89]罗斯墨、孟纳特、洛利阿、苏瓦林、希罗一特伦、范欧维尔斯特拉坦，都是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清除的各国党的导人。——译者注 [90]《论国际形势》，《新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44页。——译者注 [91]同上书，第254页。——译者注 [92]《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出版者言（2003年1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 出版者言 1928年，共产国际拖延了四年才召开它的第六次大会，并提出了由斯大林和布哈林主导的纲领草案，其中最触目的是把他们在联共已经获得胜利的新立场——一国社会主义论——引进共产国际。 托洛茨基这本书开宗明义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就是财政资本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处于统治的时代，所以社会主义的建设也要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一国完成社会主义论根本是空想，宣传这种空想的官僚集团早晚只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 为什么今天还再版一个大半世纪前的落难英雄就陈年往事论战的书？是否纯粹为了历史研究的价值？不。因为作者是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贯穿起所有这些“陈年往事”，而这个理论对了解我们当代世界形势仍是必要的参考。 苏联的崩溃不是由于美帝的入侵，而是由于联共领导集团终于决定复辟资本主义。这对于全世界都是一个意外，连美帝也包括在内。但是，早在1928年，托洛茨基便在本书第一章指出，“一国社会主义”论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民族弥赛亚主义，而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不过是宣布俄国不必依赖各国无产阶级的支持就能兀自演进到社会主义天堂。这种俄罗斯民族社会主义早晚要把共产国际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变为苏联的外交工具，把各国革命利益（包括中国）变为苏联的外交筹码。在第十节中托氏预言： “如果在落后的俄国的民族范围内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那末就更有理由相信先进的德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到明天，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会着手鼓吹这个理论。……再隔一天，法国的党也会起而效之。这将是共产国际沿着社会爱国主义的路线分崩离析的开端。” 在1928年，俄国革命的官僚堕落还只是开始不久；到了1939年，早就有了质变。所以在同年的〈三种俄国革命观〉中，托氏更鲜明地指出： “列宁一再重申：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俄国资产阶级复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并没有想错：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复辟的第一阶段。” 是“复辟的第一阶段”，还不是复辟的完成。但现在它毕竟完成了。 但是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是衰朽到这种程度，即使其宿敌忽然纷纷变成盟友，也没能阻止自己的危机的深化和爆发。苏联崩溃后，接踵而来的不是大繁荣，而是亚洲金融危机和近年的拉美几个大国的经济破产。虽然社会主义的信誉因为斯大林主义的歪曲而空前低落，但是在这些国家，与资本主义决裂，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样空前迫切，否则这些国家的工农群众只有死路一条。事实上，年青一代中的先进份子已经开始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命运更加紧密相连了，因而年青一代的反全球化份子从头起就具有朴素的国际主义精神。但是朴素的国际主义精神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国际纲领还有一段大距离。只有当前者再发展为后者，才能为当代工人运动提供正确方向，才能避免重蹈过去共产主义运动的覆辙。在这方面，本书可以为这些上下求索的先进份子提供可贵的参考。 本书的第二章谈革命战略与策略，第三章总结中国1925-1927年的革命的失败。两章其实是互为表里。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启了从欧洲到亚洲的革命浪潮：1918年匈牙利和德国，1920年意大利，1923年德国，1925-27年的中国。可惜所有这些革命都以失败告终，并反过来加深俄国革命的孤立。如果说，1919年-20年的失败，联共和共产国际的责任不大（共产国际到1919年才成立），1923年德国和1925-27年的中国革命就不能这样说了。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在上海三次起义中完全显露出巨大的革命能量，而中共虽然创立几年，大革命一来便以跳跃方式发展着。可是由于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强迫中共加入和始终留在国民党内、以实现其“四个阶级”联盟的机会主义纲领，使中共在大革命中只能尽到为国民党抬轿的作用：蒋介石胜利了，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却躺在血泊中。 托氏认为，共产国际的一连串失败首先是因为没能了解到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和战略。第一次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到死胡同；即使它还有稳定下来的时刻，也一定很短促，很快为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所取代。被迫到墙角的无产阶级早晚只有革命才能闯出生路。但问题正出在党能否灵活按照革命早些还是晚些爆发去制订正确策略上面。革命形势稍纵即逝。无产阶级革命党如果不能及时利用革命形势，那它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在这个千钧一发中，党的领导作用成为关键。但是党要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得克服过去为适应和平时期而发展出来的渐进主义以及多少附带的机会主义元素，大胆而迅速从防守转为进攻。历史证明，即使是很革命的党也不容易克服这种惰性。这是1918至1923年几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而一连串失败反过来又加强了斯大林、布哈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消极情绪，荡尽了他们对外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力和共产党的信心，完全滑进机会主义泥淖中，把希望转而寄托在“进步”的甚至“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党上，以至做了连孟什维克派都未曾做过的事：为求拉住中国资产阶级留在民主革命阵营，不惜牺牲无产阶级党的政治独立性，强迫中共留在国民党并服从其纪律。 第二次大战以来，对工人阶级革命能力的怀疑越来越多；西方新左派中不少人更认为学生而不是工人，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代理人。然而1968年的法国革命却有力反驳了这种悲观论。诚然这次革命形势并没有以革命胜利告终。一千万工人发起了总罢工，可是没有再发展为革命，主要原因之一正是法国工人缺乏一个有力的革命领导；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不是领导斗争而是发挥制动器的作用，而其它激进左派当时力量又太小，难以取以代之。这次历史事件意义重大：即使在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的欧洲，也会爆发革命形势，这事实本身足以驳倒“越穷才越革命”的机械唯物主义。大繁荣并不一定消灭革命形势出现的可能性。然而，革命形势并不能自动转变为成功的革命。得有一个称职的工人阶级党在其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才成。而这个教训早在托氏这本书中有过深刻论述。 1974年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衰退预告了战后大繁荣的结束。下坡路已经开始。近年来许多国家，从印尼、阿根廷、委内瑞拉到最近的玻利维亚，不少都陷入衰退甚至是经济破产。其中一些国家出现革命形势简直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事实上已经出现过了。然而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能否把握时机，建设工人革命政权，端赖它们能否有一个正确的国际主义纲领，能否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能否充份发挥党的革命作用。我们相信，本书在这方面大有参考之处。 2003年11月15日
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aname='_ftnref1'titlehref='#_ftn1'><sup>[1]</sup></a>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 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1] 一、国际革命的纲领还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 1．纲领的一般结构 2．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 3．欧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 4．国际主义的准则 5．党的理论传统 6．“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7．苏联对世界经济的依赖 8．产生反动的乌托邦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源：生产力和国家疆界的矛盾 9．这个问题只能在世界革命的战场上解决 10．引起一系列社会爱国主义错误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 第六次代表大会议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过纲领。纲领的性质可能长期决定并确立国际的面貌。纲领的重要性主要并不在于它表述一般理论概念的方式（归根到底，这只是一个“概括成篇”的问题，也就是把已经肯定获得的真理和概念用简洁的方式加以阐述的问题）；一个重要得多的问题是要为过去一个时期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方面取得的经验拟定一张损益表，特别是为过去五年的革命斗争拟定一张损益表。这个时期充满了事件和（我们犯下的）错误。共产国际未来几年的命运──真的是命运攸关──决定于纲领对这些事件、错误和分歧如何加以阐述并作出判断。 1.纲领的一般结构 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的时代，即金融资本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任何一个共产党都不能仅仅或主要从自己本国的条件及其发展趋势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纲领。这个论点对于苏联共产党也完全适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已经永远为（只在一国框架内考虑问题）的社会主义纲领敲了丧钟。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只能以符合目前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和资本主义崩溃的时代──的性质的国际纲领作为自己的基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纲领决不是各国纲领的简单堆积，也不是各国纲领共同特点的混合物。国际纲领必须直接从这样一点出发：即以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体系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对它的各种联系和矛盾，也就是它的各个部份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加以分析。在目前这个时代，在比过去大得多的程度上，无产阶级必须而且只能从整个世界的方向中找到自己本民族的方向，而不能加以颠倒。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和主要区别正在于此。 以这些考虑作为依据，我们在今年一月曾经写道：“我们必须着手为共产国际草拟一个纲领（布哈林的纲领是属于共产国际一个民族支部的很糟糕的纲领，不是一个世界共产党的纲领）。”[2] 我们从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以来就一直坚持这样考虑问题。在那个时候，美利坚合众国的问题已经作为世界政治──按照最直接的意义来说是欧洲政治──的一个问题而充份暴露出来。 《真理报》在推荐新草案时写道：一个共产主义的纲领“不仅从它的中心要求的实质来说，而且从它的结构所特有的国际主义性质来说，都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截然不同”。[3] 这种比较含糊的说法显然表达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而过去曾被顽固地加以拒绝的那种思想。布哈林提出的旧纲领草案甚至没有促使人们严肃地交换意见的基础。和这个纲领草案分道扬镳，人们只能表示欢迎。旧草案只是抽象地对某个民族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作了干巴巴的图解式的描绘；新草案则试图把世界经济看成一个整体，作为决定各个部份的命运的基础。不幸的是，新草案在这方面的努力并不带有一贯性，所以是不成功的。 世界经济把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大陆联结起来，成为一个相互依赖而又相互敌对的体系，使它们在发展阶段上逐渐趋于一致，同时迅速加剧了它们之间的分歧，残酷地使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这样一来，世界经济就变成了主宰各个不同国家和大陆的经济生活的一种强有力的现实因素。只是由于这个基本事实，才使世界共产党的概念具有无上的现实意义。帝国主义使整个世界经济达到在私有财产基础上一般所能达到的最高发展水平，从而──正如纲领草案在导言中十分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使世界经济生产力的增长和民族国家的壁障之间的矛盾加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4] 这个论断的含意已经在上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以生动的方式第一次向人类透露出来。不掌握这个论断的含意，我们就无法采取任何步骤来解决世界政治和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 对于新的纲领草案在关键问题上的这种根本变化，我们本来只能表示欢迎。但是，由于草案力图使这个唯一正确的立场和各种性质完全相反的政治倾向调和起来，结果就使自己变成了各种立场进行最残酷斗争的战场，从而完全勾销了新的从根本方面看问题的方式的原则意义。 2.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 为了说明旧草案（幸而已被拋弃）的特点，只需指出一点就够了：就我们记忆所及，这个草案根本没有提到美利坚合众国的名字。帝国主义时代的性质本身决定，对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不仅要从抽象的理论的角度，而且要从具体的历史横断面来加以考察。在旧草案中，这些问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迹，变成了对一个“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毫无生气的图解。不过，新草案──这是认真向前迈了一步──现在谈到了“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利坚合众国”[5]和“‘美元共和国’变成了世界剥削者[6]”的问题；最后还谈到北美资本主义和欧洲资本主义──首先是和英国资本主义之间──的角逐（草案笼统地称之为“冲突”）“正在成为世界冲突的轴心”[7]。今天已经十分清楚，对世界局势中这些基本事实和因素缺乏明确概念的纲领是和国际革命政党的纲领毫无共同之处的。 不幸的是，我们刚才指出的当代世界发展的主要事实和趋势在草案正文中仅仅一笔带过，仿佛是作为一种理论上的陪衬而嫁接上去的，和它的整个结构毫无内在的联系，也没有从中得出任何关于前途或者关于战略的结论。 在一九二三年的革命危机中，德国共产党的投降行为导致了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从那时起，（共产国际）对美国在欧洲扮演的新角色从未作过任何评价。共产国际也从未作过任何努力来说明战后欧洲得以进入“稳定”、“正常化”和“和平”的时期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同美国开始干涉欧洲事务的步骤在物质上和思想上都具有密切的联系。 此外，并没有人指出美国扩张的不可避免的进一步发展和包括欧洲市场在内的欧洲资本市场的收缩，势将引起使过去发生的一切都相形逊色的空前巨大的军事、经济和革命的震荡。 其次，也没有明确指出，今后来自美国的进一步的压力将不断缩小资本主义欧洲在世界经济中得到的份额；这种情况当然不会缓和欧洲各国的关系。恰恰相反，它将使这些国家的关系尖锐化到可怕的程度，直到爆发狂热的军事冲突，因为各个国家——如同各个阶级一样——在争夺一个小得可怜而且越来越小的份额时，要比争夺一个很大而且越来越大的份额时斗争得更为激烈。 草案没有说明：欧洲各国对立所引起的内部混乱，使它不可能对日益集中化的北美共和国实行任何认真的成功的抵抗；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欧洲苏维埃联邦来解决欧洲的混乱。后者（因为各民族国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条件）在欧洲实现的可能性要比在美洲大得无可比拟，因此极有可能不得不抵御来自北美资产阶级的攻击。 另一方面，草案丝毫没有提到这个事实（这是同一个世界问题的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正因为美国在国际上拥有实力，而这种实力引起了不可抗拒的扩张，这就使美国不得不把整个世界的火药库──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切对立，旧欧洲的阶级斗争，殖民地人民群众的起义以及一切战争和革命──作为本身“辉煌大厦”地基的一部份来接纳。一方面，这使得北美资本主义变成现代反革命的基本力量，并越来越关心维持地球各个角落的“秩序”，另一方面则为已经居于支配地位而且还在继续扩张的这个世界帝国主义强国发生巨大的革命爆炸准备了条件。世界关系发展的逻辑表明，发生这种爆炸的时间不可能比欧洲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间落后很久。 最近几年来，我们对美欧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的阐述，使我们受到了形形色色无奇不有的指责，说我们用和平主义的观点否认欧洲矛盾的存在，接受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还指责我们犯了其它许多罪行。这里没有必要详细谈论这些“指责”；说得好听一些，这些“指责”是由于对事物的真正发展过程以及我们采取的态度完全无知所造成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他们（附带说一句，也包括纲领草案的作者们）已经浪费了许多精力来反对我们关于美欧关系（当今最重要的世界问题）的论点，这些精力本可以用于澄清上述问题的。而我们的论点已经从事物发展进程中得到了充份的证明。 甚至直到最近，主要的共产党机关报刊还努力用暗示美国即将发生工商业危机的方式来缩小──在纸面上缩小──美国霸权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探讨美国危机持续的时间和它可能达到的深度这个特殊问题。这是属于时局范围的问题，不是属于纲领范围的问题。不言而喻，我们认为美国危机是或早或晚的事；考虑到美国资本主义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我们认为下次发生的危机很可能会达到极为深刻极为尖锐的程度。但是如果我们企图从此得出结论，认为北美的霸权将受到限制或削弱，就太荒唐了。这样一个结论只能造成最严重的战略性错误。 情况刚好相反。在危机时期，美国的霸权将比在欣欣向荣的时期发挥更全面、更公开、更残酷的作用。无论是在亚洲、加拿大、南美、澳大利亚还是在欧洲本土，无论是通过和平方式还是通过战争方式，美国将力图用主要是牺牲欧洲的利益的办法来克服自己的困难和弊病，把自己拯救出来。 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如果说美国干涉的第一个时期对欧洲起了稳定和镇静的作用，如果说这种作用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甚至还可能短暂地而重新出现并得到加强（特别是在无产阶级遭受新的失败的情况下），那末美国政策的总路线──特别是在它自己的经济发生困难和危机的时候──则将在欧洲和整个世界引起最深刻的动荡。 据此，我们就得出了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结论：在未来的十年中，不会比过去十年更缺乏革命的形势。因此，正确地理解推动事物发展的主要因素，使我们不致被它们的作用弄得措手不及，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说过去十年的革命形势的主要源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直接后果，那末在战后第二个十年期间，造成革命激变的最重要的源泉将是欧洲和美洲的相互关系。只要美国发生一次重大危机，就将敲起预告新的战争和新的革命的警钟。我们再说一遍：革命形势是不会缺乏的。整个问题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国际政党，取决于共产国际的成熟程度和它的战斗力，取决于它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地位和策略手段。 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中根本找不到这种思想趋势的表现。看来，像“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利坚合众国”这种极为重要的事实，都以一种记者式的随意评论的方式掩盖过去了。用缺乏篇幅作为理由来为这种做法辩解是完全说不通的，一个纲领不为根本问题提供篇幅，那应当为甚么问题提供篇幅呢？此外要补充一句，新草案为次要而又次要的问题耗费了太多的篇幅，且不说整个文字结构的松散和无数重复堆砌之处。如果去掉这些毛病，纲领的篇幅至少可以缩减三分之一。 3.欧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 新草案中不提欧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是没有道理的。经过相当长期的内部斗争以后，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三年接受了这个口号。也许草案的作者们是想“回到”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对同一个问题表示的立场上去吧？如果是这样，他们必须首先正确地理解列宁的立场。 大家都知道，列宁在战争开始时对欧洲联邦的口号是犹疑不决的。一开始，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党在当时的中央机关报）发表的战争问题提纲里提到过这个口号，后来列宁又把它删除了。这一加一删表明，涉及的问题不是原则上是否能接受这个口号的问题，而仅仅是从策略上予以评价，从具体情况的观点来衡量它的积极和消极方面的问题。不用说，列宁拒绝认为有可能实现一个资本主义的欧洲联邦。当我提出欧洲联邦（纯粹只是作为未来欧洲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国家形式）的口号时，对这个问题也采取了和列宁同样的态度。 当时我是这样写的：“通过资本主义政府间取得协议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完成欧洲经济的比较全面的统一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在这方面，最多只能得到局部的妥协和权宜的措施。但是，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一般文化发展带来巨大益处的欧洲经济统一，正在成为欧洲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贸易保护政策及其工具──军国主义──的斗争的一项革命任务。”[8] 我又写道：“欧洲联邦首先是欧洲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唯一可以想象的形式。”[9] 但是，列宁当时认为，甚至这样提问题也包含一定的危险性。由于没有任何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拥有任何经验，由于当时甚至社会民主党的左翼都对这个问题缺乏明确的理论概念，提出欧洲联邦的口号可能使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同时开始，至少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必须同时开始。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列宁就提出了警告，然而就这一点来说，列宁和我之间并不存在丝毫分歧。当时我写道：“必须把下列道理反复加以说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不必非要‘等待’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免得国际无产阶级应该同时行动的思想最终变成大家一起消极等待的思想。我们不是消极等待国外无产阶级与我们同时行动，而是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坚持下去，因为我们深信自己的斗争必然会推动国外的斗争。”[10] 然后我又说了一段话──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认为这段话是“托洛茨基主义”最恶毒的表现，也就是说，对革命的内在力量“缺乏信心”，希望取得外来的援助。我是这样说的：“假如事实并非如此〔其它国家的革命取得重大发展──托洛茨基注〕——历史经验和理论考虑都已经证明——革命的俄罗斯就休想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世界中孑然独存”。[11] 第七次全会引用了这一段话和其它两三段类似的话，以此作为基础来讉责“托洛茨基主义”，指责它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采取了“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立场。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暂时安静一下，听听列宁本人是怎样说的。 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他在谈到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时说道：“这是一个教训。因为，没有德国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真理。”[12] 一个星期以后，他说：“世界帝国主义不可能和胜利前进的社会革命安然相处。” 过了几个星期，在四月二十三日，列宁说道：“我们的落后鞭策我们前进，我们如果不能坚持到其它各国工人起义来大力支持我们，我们就一定会灭亡。”[13] 但是，或许这些话都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的特殊影响下说的吧？不！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再次指出：“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它死就是我亡。”[14] 一年以后，在一九二○年四月七日，列宁又说道：“如果就国际范围的资本来说，那末它现在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仍比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强大。应当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而且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一点。”[15] 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列宁在谈到引进外资问题时说道：“我们现在已由战争转向和平，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战争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它死就是我亡；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战争只是延期爆发而已。”[16] 但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继续存在或许迫使列宁“承认自己的错误”，放弃自己对十月革命的“内在力量缺乏信心”的立场了吧？ 一九二一年七月，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关于俄国共产党的策略的报告提纲里宣布：“这样就形成了这种虽然极不坚固、极不稳定，但总还是一种均势的状态，即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能够生存，当然不是长期的。”[17] 一九二一年七月五日，列宁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坦率地指出：“我们懂得，没有国际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不论在革命前还是在革命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相反，没有发生革命，那我们就输定了。尽管有这种想法，我们还是全力以赴地争取在任何情况下保存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了国际革命。”[18] 这些无比地朴素而又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话，和现在晓晓学舌者自鸣得意的捏造真有天渊之别！ 无论如何，我们有权提出质问：列宁说的所有这些话，和我在一九一五年关于即将出现的俄国革命或社会主义德国如果“孤立地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当中”就不能单独支持下去的信念，差别究竟何在呢？在“孤立的革命能支撑多久”的时间估计上，不仅我错了，而且列宁也错了；然而即使在今天，这个基本思想仍然保持着充份的力量──从当前的具体情况来说，或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这一思想本应包括在共产国际纲领里面，却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根据一篇拙劣的、劈头乱骂的声讨演说就给否定了。 一九一五年，在为欧洲苏维埃联邦口号辩护时我们曾经指出，关于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本身并不能作为反对这个口号的理由，因为不同国家和不同大陆之间的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这个情况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欧洲国家的发展相互之间是不平衡的；然而，可以像历史事实一样绝对肯定，至少在可预见的历史阶段内，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能够以美洲超过欧洲的程度超过其它国家。美洲有美洲的衡量不平衡的尺度，而欧洲则需要另一种尺度。欧洲各国之间的紧密的有机联系是地理和历史条件决定的，无法摆脱。现代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府像一伙困在同一辆车上的杀人犯。如前所述，欧洲的革命归根结蒂会对美洲也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从直接影响来说，从历史发展的直接顺序来说，德国发生革命对法国比对美国的影响要大得无可比拟。欧洲苏维埃联邦这个口号的政治生命力正是来自这种历史上一脉相传的关系。我们谈的是它的相对的生命力，因为这个联邦理所当然地将会通过苏联这个巨大的桥梁扩大到亚洲，从而实现一个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然而这将组成另一个时代，或者说是继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出现的新的伟大的一章。当我们进一步接近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也将发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 一九一五年我们和列宁在欧洲联邦问题上的分歧属于一种局部的、策略分歧的性质；从本质上说，这种分歧是暂时性的。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事地引用更多的话来加以证明，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已经为它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一九二三年，共产国际已经通过了这个引起争论的口号。假设像纲领草案的作者们现在力图证明的那样，欧洲联邦的口号在一九一五年真的是原则上无法接受的，那末共产国际就不可能通过这个口号。要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在一九二三年并没有失去效力。 前面概述的对这些问题的整个提法，是以作为一个整体的革命过程的动力学作为根据的。按照这种提法，国际革命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不可能预测这个过程的一切具体细节以及──譬如说──它出现的先后次序。但是，这个过程的一般历史轮廓却是绝对明确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甚么正确的政治方向。 然而，如果我们从“单独一个国家也可以发展甚至建成社会主义”的概念出发，事情就完全变样了。我们今天有一种“理论”，说甚么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说甚么这个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相互关系可以建立在使世界资产阶级保持“中立”的基础上（斯大林）。如果采取这种基本上是民族改良主义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观点，那末就没必要、至少是不像原来那样必须提出欧洲联邦的口号。然而，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口号是重要和十分必需的，因为它包含着对试图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否定。对于每一个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使革命扩大到毗邻的国家并拿起武器支持这些国家的工人起义是极为必要的，甚至比对苏联更为必要──当然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任何有关国际劳动人民大团结的抽象理想──仅仅这些理想是不能使各个阶级行动起来的──，而是出于列宁曾千百次提出过的那些重要理由：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国际革命的支持，我们就无法支持下去。苏维埃联邦的口号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学。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在所有国家同时爆发，但是它会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这就要求这些国家──特别是在欧洲范围内──为了抵抗最强大的外部敌人和进行经济建设而建立最紧密的联系。 当然，人们可能会指出，在为采用这个口号提供最新动力的鲁尔危机时期[19]过去以后，这个口号并没有在欧洲各国共产党的鼓动工作中起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生根。但是，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工人国家、苏维埃等等口号，即一切革命前夕的口号。我们对此的解释是：自从一九二三年结束以来，欧洲大陆的革命运动就一直在走下坡路，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作出了错误的政治估计。可是我们应该明白，仅仅以那个具体时期得到的印象作为一个纲领的整个基础或部份基础是致命的错误。尽管存在各种偏见，欧洲苏维埃联邦的口号却正是在一九二三年通过的，这并非纯粹出于巧合。当时德国革命的爆发已在预料之中，欧洲各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已具有极为迫切的性质。每当欧洲的危机──更不用说世界危机──有所加剧，并尖锐到足以使主要政治问题成为当前急务的时候，欧洲工人对欧洲联邦的口号的理解就大大增加。因此，纲领既没有拒绝这个口号而又一言不发地把它放过──也就是说，把它保留起来以供“不时之需”──的做法是根本错误的。在涉及原则的问题上，实行有所保留的政策是徒劳无益的。 4.国际主义的准则 我们已经知道，纲领草案在结构上试图以世界经济及其内在趋势作为出发点──这是一种值得赞扬的企图。《真理报》十分正确地指出，这是我们和奉行爱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根本原则分歧。只有从对各个不同部份起支配作用的世界经济的整体出发，才可能拟定无产阶级国际政党的纲领。然而，正是在分析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时，纲领草案不仅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表现出降低其价值的缺陷，而且极为片面，以至造成严重的错误。 草案一再谈到──有时是在不适当的地方谈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的、几乎是决定一切的规律。草案的部分错误（包括一处根本性的错误），就是以对发展不平衡规律作出的片面而虚假的、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的解释作为理论基础的。 草案在第一章里面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种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代变得更为尖锐，更为严重。”[20] 说得对。这样说就部份地谴责了斯大林最近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了解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而列宁是第一个发现这个规律的。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五日，斯大林写道；托洛茨基没有任何理由引用恩格斯的话，因为恩格斯是“在根本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21]时候写作的。这些话的荒唐足以让任何人晕倒，然而作为纲领草案作者之一的斯大林却面不改色地不断重复这个说法。我们已经看到，草案正文在这方面已经向正确方向前进了一步，但是尽管一些太离谱的错误被纠正了，纲领草案对不平衡发展规律的解释在本质上仍然是片面和有缺陷的。 首先，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整个人类历史都受不平衡发展规律的支配。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的时候，前者的各个部份已经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各有其深刻的内在矛盾。人类的不同部份达到的发展水平极为不同，在不同时期发展速度也极不平衡，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出发点。资本主义用自己的手段和方法，逐步地控制它所继承下来的这种不平衡，打破并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使其为自己的发展服务。和以前的经济制度不同，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它要不断地实行经济扩张，渗入新的领土，克服经济差别，把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和民族经济变成一个在财政上相互关联的体系，从而使它们相互接近，使最进步的国家和最落后的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趋于一致。离开这个主要过程，就无法想象欧洲和英国以及美洲和欧洲之间的相对的平均化。各个殖民地的工业化，印度和英国之间差距的日益缩小，以及上面列举的各种过程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也就无法想象了。而共产国际的纲领以至共产国际本身的存在都是以这一切作为基础的。 资本主义使各国的经济关系日益接近，使它们的发展阶段趋于一致。但是，资本主义是以它自己的方法即无序的方法进行活动的。这些方法经常破坏它自己的工作，使国家之间发生对立，使工业部门之间发生对立，促进世界经济的某些部份的发展，同时又阻碍和推后其它部份的发展。只有通过这两种根本趋势──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的──的相互关系，我们才能理解活生生的历史过程的组织结构。 由于作为帝国主义的推动力的金融资本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和灵活善变的，是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形成起来的，所以帝国主义使这两种趋势都得到了加强。帝国主义以空前的速度和深度把各个不同的民族单位和大陆单位联结成一个单一的整体，把它们置于最紧密、最必需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使它们的经济方法、社会形式和发展水平日趋一致。同时，它又是以如此互不兼容的方法，以虎跃之势，以袭击落后国家和落后地区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结果就比以前各个时代甚至更剧烈、更具有震动性地破坏了它所造成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平均化的趋势。只有像这样辩证地理解而不是纯粹机械地理解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才有可能避免提交给六大的纲领草案所未能避免的那种根本性错误。 紧接着（我们已经指出的）对不平衡发展规律的片面表述之后，纲领草案又说： “因此，决不能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看成是一次性的、普遍同时发生的行动。因此，社会主义首先在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是可能的。”[22] 在有了十月革命的经验以后，任何正常人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是一次同时发生的行动这一点当然不能提出什么争议。十月革命是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历史必要性的压力下完成的。它丝毫没有等待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来“拉平战线”。在这个范围以内来谈不平衡发展规律是绝对正确的，是完全适当的。但是结论的第二部份──即空洞地断言社会主义“在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纲领草案只是说：“因此……”，给人的印象是这个结论得自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但是这里根本得不出这个结论。“因此”只能得出某种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果某些国家不仅出现不平衡的发展，而且是相对独立、彼此隔绝地发展，如果历史发展过程真是如此，那末根据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无疑可以得出结论，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首先在最先进的国家，当条件逐渐成熟后，社会主义也会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建成。这就是战前社会民主党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习惯看法，也可以说是一般的看法。正是这种看法形成了社会爱国主义的理论基础。当然，纲领草案并没有完全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然而它正滑向这样的立场。 纲领草案的理论错误在于：它力图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得出它并不包括也不可能的某种结论。各个国家的不平衡发展（或说跳跃式发展）经常破坏然而决没有消灭这些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经过四年的空前残酷的大屠杀以后，一转眼这些国家就不得不相互交换煤炭、面包、石油、火药和背带。在这一点上，纲领草案提出问题的方式就好象历史的发展完全是在间歇式跳跃的基础上进行的。至于引起和发生这些跳跃的经济基础，草案的作者们不是完全不提就是硬加以抹煞。他们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一国社会主义这个站不住脚的理论辩解。 根据以上所说，不难理解，对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提法应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就得出了结论，认为不平衡的即此起彼伏的历史发展使无产阶级革命要延续整整一个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民族将相继卷入革命的洪流；而另一方面，向国际劳动分工发展的各国之间的有机的相互依赖关系排除了一个国家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在帝国主义已经发展了、加深了和加剧了这两种对立趋势的现代，断言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始、然而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变得加倍地甚至三倍地真实，现在则更是如此。在这一点上，列宁只是发展了马克思自己的提法和马克思为这个问题提供的答案，使它们具体化了。 我们党的纲领完全以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条件作为基础。只需要把我们的纲领中关于理论的一部份整个抄过来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里我们仅仅指出：在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现已去世的波德别尔斯基表示纲领中的某些提法仅关系到俄国革命，列宁在关于党纲问题的总结演说中是这样回答的（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纲领的一条中谈到了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这一点也受到了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的攻击。他……〔的〕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的纲领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23] 有必要指出下列事实：大约在同一时间，列宁曾建议我们党不再叫做俄国共产党，而应当改称共产党，从而进一步强调它是一个进行国际革命的政党。在中央委员会里面，只有我投票赞成列宁的提议。由于第三国际的建立，他没有把改党名这件事提交给党代会处理。正因为有这样鲜明的国际革命立场，当时根本没人想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党纲才没有专门谴责这种“理论”。 然而，两年后通过的共青团纲领不得不就国内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产生的幻想和民族狭隘性提出直接警告，以便用国际主义精神来培养青年。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进一步加以阐述。 共产国际的新纲领草案使事情完全变了样。草案和它的作者们从一九二四年以来发生的修正主义变化是步调一致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选择了（与列宁路线）完全相反的道路。不能不指出，对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态度决定着整个草案的性质，决定它究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件还是一个修正主义的文件。 当然，纲领草案小心翼翼地、坚持不懈地从各个不同方面提出、强调和解释共产主义和改良主义对问题的提法的区别。但是这些保证并不解决问题。我们这里看到的情况，就像一艘船上装备着、甚至过多地装备着许多马克思主义设施，而它的主帆升起的角度却是故意让各种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风来推动它前进。 凡是从过去三十年来的经验，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的不同凡响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的人，都懂得阶级斗争和党的纲领性文件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辩证的相互依赖关系。他们也会懂得我们所说的话，即新的修正主义的帆可以使一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安全设施归于无效。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对这个将长期决定共产国际的发展及其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更详尽的论述。 5.党的理论传统 纲领草案在前面引用的那段话里面故意使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的说法，以便和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写的那篇文章在表面上和纯粹文字上有相似之处。在讨论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时，列宁那篇文章曾经被残酷地——且不说是罪恶地——加以滥用。草案在其它方面也使用了同等手法，“引用”列宁的话来当作证明。这就是草案的“科学方法论”。 草案完全不顾列宁所说、所写和所做的一切，不顾党的纲领和共青团的纲领，不顾十月革命时期当这个问题被明确地（多么明确地！）提出时党的全体领导人毫无例外地表示的意见，不顾纲领作者斯大林和布哈林本人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并包括1924年在内所讲的话。在极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在列宁著作的宝库中，它一共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一段引自1915年写的论欧洲联邦的文章，另一段引自写于1923年而在列宁去世时还未写完的论合作制的文章——来替1924年底或1925年初为了进行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紧急需要而创造的民族社会主义理论辩解。一切和这两段（每段不过几行）的引文发生矛盾的东西——整个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都被干脆拋在一边。这两段被人为摘引出来并且明显和拙劣地加以错误解释的引文，被拿来当作新理论的基础。这个新理论纯粹是修正主义的、从其政治后果来说又具有极大影响。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做法，就是力图用经院哲学和诡辩术把一种和本体绝不兼容的树枝嫁接到马克思主义大树上去。如果嫁接成功，它将不可挽救地毒害和摧毁整棵树。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不是第一次）宣称：“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还在1915年就由列宁第一次在党内提出了。” 这就是承认在1915年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说，斯大林和布哈林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质的问题上还不敢侵犯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整个传统。让我们记住这一点。 但是，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本人过去所说的话对照起来，让我们看看列宁在一九一五年“第一次”说了些什么。 列宁在一九一五年是这样说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它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 列宁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只是：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上说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的；而正由于这个事实，这个国家将和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对立的地位。无产阶级的国家要能够抵抗攻击并主动采取革命攻势，首先必须“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也就是说，组织从资本家手中接管过来的工厂的生产。这就是列宁所讲的全部意思。事实表明：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胜利”已经首先在俄国取得；第一个工人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反对世界干涉，首先不得不“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或者建立“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托拉斯。由此可见，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并不是建立——更不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建立——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幻想，而是指某种现实得多的状况，即通过十月革命已经在我国存在的第一个时期所取得的东西。 这或许还需要加以证明吧？证明是如此之多，唯一的困难在于如何挑选最好的证明。 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文（1918年1月7日）中，列宁谈到“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段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 同年——1918年——年初，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这篇针对布哈林而写的文章中，列宁是这样说的：“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 列宁怎么能够为“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确定一个如此短促的时期呢？他的这些话包含着什么物质生产和社会内容呢？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1918年四月二十九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报告中所说的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立刻不同了。当时列宁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发达一些，但也不见得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 1919年12月3日，列宁在公社和劳动组合代表大会上甚至说得更加坦率。他说：“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子或者孙子能够把这种制度建成也就好了。” 列宁的这两种说法究竟是哪一种对呢？是说十二个月以内保证“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对，还是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不是交给我们的儿子而是交给我们的孙子对呢？ 列宁的两种说法都对，因为他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无法相提并论的阶段。 在第一种情况下，列宁说的“社会主义……最终地巩固起来”，并不是指一年以内甚至“几个月”以内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换句话说，他的意思并不是阶级将被消灭，城乡矛盾将被消灭；他指的是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工厂企业将恢复生产，从而保证有可能实行城乡产品的交换。他预计的时间是很短促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理解他所想象的前景的可靠的钥匙。 当然，1918年初规定的这个时间，即使就这个起码的任务来说也是太短促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曾经加以嘲笑的正是这种属于纯粹实践范围的“计算错误”。当时他说：“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但是，“我们对总的前途的看法还是正确的。我们一刻也不相信可以在12个月以内，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列宁把完成这个主要的最终目的的任务——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交给了整整三代人——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子，还有我们的孙子。 列宁在1915年的文章中谈到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是指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指着我们在苏联现在已经实现的最最起码的任务，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否则是人们就不能不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认为按照列宁的意见，已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把革命战争“推迟”到第三代去进行。 就一九一五年那段引文来说，这就是新理论的主要根基的悲惨处境。然而更悲惨的是列宁写这段话时并不是指俄国而言。他是在谈欧洲的情况，和俄国加以比较。不仅从前面引用的专谈欧洲联邦问题的文章的内容，而且从列宁当时的整个立场，都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几个月以后，在1915年11月20日，列宁专门谈到俄国的问题。他说： “无产阶级的任务显然是由这种实际情况产生的。对君主制进行的英勇忘我的革命斗争（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的口号，即“三条鲸鱼”），也就是争取领导一切民主群众主要是农民的斗争。同时还要与沙文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同欧洲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进行争取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军事危机加强了推动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左倾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就是俄国的民主革命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客观基础。至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还在大战以前，各先进国家的一切有威信的社会党人就承认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在1915年，列宁明明讲的是俄国的民主革命和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顺便地、仿佛谈的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似地提到西欧——以别于俄国并和俄国作为对比——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但是，新理论的作者们，纲领草案的作者们，对直截了当地谈到俄国的许多话中的这一段话硬是不予理会，正如他们不理会其它几百段话一样，正如他们不理会列宁的全部著作一样。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不但不注意这一段话，而且把另一段谈西欧问题的话硬扯过来，给它赋予一种它不可能包含也没有包含的意义，把这种附加的意义套在和这段话无关的俄国头上，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他们的新理论。 在十月革命前夕的那个时期，列宁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什么立场呢？列宁在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离开瑞士的时候，给瑞士工人写了一封信。他说： “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即直接取得胜利。但是，由于贵族地主还保持着大量土地，由于有了1905年的经验，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而把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很大的规模，为社会主义革命造成极好的条件，并在某种意义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同伴——欧洲和美洲的革命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 这个问题的一切因素都包括在这短短几行话里。如果像他们现在力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认为列宁在1915年，在那个战争和反动的时期，就相信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单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从而在完成这项工作以后就可以向各个资产阶级国家宣战，那么在1917年初，在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怎么能够这样断然地谈到落后的农民的俄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呢？一个人至少要讲点道理，说得干脆一些，至少要对列宁表示一点尊敬。 再引更多的话就是多余的了。如果要全面概括列宁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为条件所表达的经济政治观点，就需要另写一本书。这本书将包括许多题目，但是不包括在一个国家建成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因为列宁不知道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感觉有必要在这里谈谈列宁的另一篇文章——《论合作制》——，因为纲领草案看来在这篇遗著里引用了大量的话，即利用它的某些说法来达到与这篇文章毫不相干的目的。我们想到的是纲领草案第五章所说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具有的一切必要的足够的物质前提……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如果列宁病中口授并在他死后发表的这篇文章真的说过苏维埃国家具有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首先是生产前提）来独立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那末人们就只能猜测，或者是列宁在口授过程中说滑了边，或者是速记员在把速记符号变成文字时搞错了。无论如何，这两种猜测都比说列宁在仓促挥笔的过程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自己毕生学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然而，幸好丝毫没有必要做出这样的解释。《论合作制》这篇卓越的虽然尚未完成的文章，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写的其它同样卓越的文章的思想是一致的，就好象是一本论述十月革命在西方和东方一系列革命中的地位的尚未完成的书里面的一章。《论合作制》这篇文章根本没有说过修正列宁主义的人轻率地强加于它的那些话。 列宁在这篇文章解释说：做“买卖”的合作社在工人国家里能够而且必须改变其社会作用；通过正确的政策，它们就可能使私有农民的和整个国家的利益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结合起来。为了证明这个不容争辩的思想，列宁写道：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从而无可争辩地证明我们看到的是通过口授写下而未修改的草稿。因此，更不能容许死抱住这段话里面几个孤立的字眼不放，不去努力了解这篇文章的总的思想。然而，幸运的是，不仅这段引文的精神，甚至它的文字都没有给任何人像纲领草案的作者那样加以滥用的权利。列宁在谈到“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时，他对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有严格限制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只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已经拥有苏维埃政权作为基础的前提下，我们将用什么方式方法，不引起新的阶级动乱就让细小分散的农民经济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篇文章完全是谈私有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不是谈实现这种过渡的物质生产条件的。即使欧洲无产阶级今天就已经取得胜利，并且用他们的技术知识来援助我们，列宁提出的合作制的问题（作为一种协调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社会组织方法）仍然具有充分的意义。合作制指出了一条道路；通过这条道路，在一旦出现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包括电气化在内的先进技术就可以对千百万小农生产单位进行重新改组，使它们联合起来。但是合作制不能代替技术，也不能创造技术。列宁并不是仅仅谈论一般的，必要而且足够的前提，而是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明确地列举了这些前提，即（1）“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这是一句没有经过修改的话）；（2）“无产阶级掌握这国家权力”；（3）“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结成联盟”；（4）“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只有在列举了这些纯粹政治性的条件以后——这里完全没有提物质条件——列宁才得出了他的结论，即：“这（即上述这一切）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只是从政治角度来说，而没有任何其它意思。但是，列宁立刻补充说：“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单单有了政治条件，即使是足够的条件，并不解决问题。文化问题仍然存在。列宁特别强调“只要”这个词，是为了说明我们缺乏的前提是极为重要的。列宁和我们同样清楚，文化是和技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使修正主义者回到现实中来。他说：“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只需要提一提电气化的问题就够了。附带说一句，列宁有意识地把这个问题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联系起来。一个在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要对已走下坡路然而技术上仍然强大的世界资本主义进行不间断和毫不调和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斗争。如果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在有了“必需而且足够的”政治（然而不是物质）前提以后，我们早就把全副精力投入争取文化的斗争了。 在这篇文章结尾处，列宁特别强调指出，“假如……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列宁论合作制的文章，即使拋开他的其它一切著作，也能知道这正是列宁的真正思想。纲领草案作者们故意把列宁所说的我们具有“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这句话拿出来，把基本的物质前提增加进去，尽管列宁另外明确地谈到了物质前提的问题，指出这正是我们所没有的，正是我们在“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时——也就是说，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方面——仍然必须争取的。对于纲领草案作者们的提法，除了“伪造”二字，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关于新修正主义理论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堡垒，情况就是如此。 这里我们故意没有谈到列宁从1905年到1923年写的无数文章和发表的无数演说。在这些文章和演说中，列宁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一再指出：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就注定要失败；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落后国家，是不可能从经济上打败（国际）资产阶级的；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本质上就是一项国际性的任务——列宁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于新的民族反动乌托邦的鼓吹者可能显得“悲观”，但是从革命的国际主义观点来看却是十分乐观的。在这里，我们仅仅集中讨论草案作者们为了给自己的乌托邦创造“必需而且足够的”前提而挑选出来的几段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前提”是如何不堪一击。 但是，我们认为从列宁直接谈到这个引起争论的问题的话中至少引用一段是适当的。这段话不需要任何评论，不容许任何虚伪的解释。列宁说： “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我们都强调说，俄国的情况（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绝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另一个条件，是在实现了自己的专政（或说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多数农民之间保持妥协。……” “我们知道，在其它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保持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希望这段话能使大家得到足够的教益。首先，在这段话里，列宁本人强调指出他所提出的概念已经“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加以发挥；其次，列宁不是在1915年即十月革命的两年以前，而是在1921年即十月革命的四年以后，指出这个前途的。 我们不揣冒昧地认为，就列宁来说，这个问题是够清楚了。还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在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基本问题上，纲领草案的作者们过去是怎么看的呢？ 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1926年11月说道：“党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就等于是在这个国家内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且这个任务是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解决的。” 我们已经知道，党从来没有以此为出发点。刚刚相反，正如列宁所说，“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演讲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党都是从相反的立场出发的。这个立场在苏联共产党的纲领中得到了最高表现。也许，至少斯大林本人“始终”是以“社会主义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建成”这个虚假的观念作为出发点的吧！让我们核对一下。 我们绝对无法知道斯大林在1905年或1915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没有任何有关的文件。但是在1924年，在概括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看法时，斯大林说过下面这段话： “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 “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斯大林《列宁和列宁主义》1924年俄文版第40页及以后各页） 必须承认，这里对“列宁主义的……理论的特征”概括得十分正确。在斯大林这本书的后来版本中，这段话已经修改得和原来意思完全相反了。不过一年，“列宁主义的理论的特征”就被宣布为……托洛茨基主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不是根据1924年的版本，而是根据1926年的版本通过决议的。 斯大林的情况就是如此。再也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了。肯定地说，如果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情况不是同样的悲惨，我们可能就此甘休了。 还留下一线希望：至少纲领草案的真正作者布哈林“始终”是从一个国家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出发”的吧！让我们核对一下。 布哈林在1917年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即使在落后的俄国，这个火车头的不可替换的司机也只能是无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不能继续停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财产关系范围以内。他们迈步走上政权，走向社会主义。然而在俄国正被‘提上日程’的这个任务，不可能在‘国家疆界以内’予以完成。工人阶级在这里碰见了一堵无法跨越的墙［注意：‘一堵无法跨越的墙’——托洛茨基注］，只有国际工人革命的努力能够冲破这堵墙。” 布哈林把自己的看法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布哈林在1917年即所谓列宁发生“变化”的1915年的两年以后所持的看法。但是，也许是十月革命给布哈林上了不同的一课吧？还是让我们来核对一下。 1919年，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理论刊物上谈到“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与世界革命”的问题时写道： “在现有的世界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的状况下，在各国资产阶级集团相互依赖的状况下，一个国家的斗争必须以几个文明国家中这一方或那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而结束。这是不言而喻的（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当时，这甚至是“不言而喻的”。他接着又说： “在战前的马克思主义和准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曾经多次提出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问题。大多数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列宁在1915年是怎样的呢？——托洛茨基注］。从这里根本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在一个国家内发动革命并夺取政权是不可能或不能容许的。” 对极了！在同一篇文章中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 “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几个主要国家取得胜利的时候，生产力水平向上发展的时期才有可能开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世界革命的全面爆发以及各工业国家（的工人政权）和苏俄结成强有力的经济同盟是必要的。” 布哈林断言只有在欧洲各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我国生产力才会开始真正提高，也就是说，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事实上，这和被用来作为对“托洛茨基主义”提出一切控告——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提出的控告——的基础的说法是一样的。唯一的特点在于：靠健忘得救的布哈林是以控诉者的身份挺身而出的。和这种可笑的情况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可悲的情况：在受到控告的人当中也有曾经几十次表达过同一基本概念的列宁。 最后，在1921年，即所谓列宁的立场已在1915年发生“转折”的六年以后，也就是十月革命的四年以后，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共青团的纲领。这个纲领由布哈林领导的一个委员会拟订，纲领第四段说： “苏联的国家政权已经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在和世界资本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三年期间，无产阶级维护并加强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俄国虽然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但是从工业角度来看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口占绝对多数的落后国家。它只有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种革命发展的时代。” 仅仅从共青团的纲领（不是一篇随手写成的文章，而是纲领）中引出这段话，就使纲领草案的作者们企图证明党 “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而且正是俄国——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做法变得荒唐可笑而且相当可耻。如果党“始终”是这样看的，那么布哈林为什么要在共青团纲领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呢？警惕的斯大林在哪里？列宁和整个中央委员会怎么可能批准这样一种异端邪说呢？党内怎么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件“琐事”或表示反对呢？看来这岂不是一个恶毒的笑话而现在正变成对党、对党的历史以及对共产国际的赤裸裸的嘲弄吗？难道现在不正是制止这一切的时候了吗？难道现在不正是告诉修正主义者“不要用列宁和党的理论传统作挡箭牌”的时候了吗？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为了给谴责“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提供基础，健忘大师布哈林断言： “在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中——而托洛茨基同志甚至在今天还在鼓吹这个理论——还可以发现一种说法，认为由于我们经济落后，如果没有世界革命我们就必然灭亡。” 在第七次全会上，我曾经谈到我在1905年至1906年期间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的缺陷。但是，我甚至从未考虑拋弃这个理论中任何具有根本性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曾经使我倾向并最终使我靠拢列宁，使我完全无法接受今天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不断革命论有两个基本论点。第一，尽管俄国在历史上是落后的，通过革命可以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就使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其次，这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被无数资本主义敌人包围，前者所将碰到的那些矛盾，将在世界革命的战场上被解决。第一个论点是以对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正确理解作为基础的；第二个观点则依靠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的纽带的不可分割性具有正确的理解。布哈林说得对，甚至今天我仍然坚持不断革命论的这两个基本论点。今天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坚持这些论点。因为，依我看来，它们已经完全得到证实：从理论上得到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的证实；在实践中得到十月革命的经验的证实。 6.“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以上的引语已经绰绰有余地说明了斯大林和布哈林昨天和今天的理论立场的主要特点。但是，为了确定他们所用的政治手段的性质，有必要提醒大家：斯大林和布哈林从反对派文件中挑选出和他们自己在1925年以前所说的话（而这些话在当时和列宁的观点完全一致）绝对相同的一些说法以后，就根据这些引语建立了关于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理论。看来在十月革命和国际革命的关系这个中心问题上，反对派似乎和不承认俄国有建设社会主义可能性的奥托·鲍威尔奉行同样的观点。就好象印刷术是1924年才发明的，在这以前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注定要湮没无闻。全部赌注都押在了健忘上了！ 然而，在有关十月革命性质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已经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和奥托·鲍威尔和第二国际的其它市侩算了账。在中央委员会授权我提出的关于新经济政策和世界革命前景的报告中，对奥托·鲍威尔的立场已经以符合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所表明的意见作了评价；在那次代表大会上，这种评价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对，我认为它在今天也是完全适合的。就布哈林本人来说，他当时拒绝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因为“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的许多同志已经论述了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布哈林当时是同意我的演说的。下面就是我在第4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关于奥托·鲍威尔的话： “一方面，社民党的理论家们在应景文章中承认资本主义特别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已经过时，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深信苏俄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演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些愚蠢不堪而又自命不凡的胡扯家完全罪有应得地掉进了最可怜、最陈腐的矛盾陷阱中。新经济政策是为了适应某些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条件而制定的。这是目前生存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坚定地以欧洲革命发展为最终出路的工人国家使用的一种策略……在政治考虑中不能不考虑时间这样一个因素。如果我们承认资本主义能够在欧洲继续存在一个或半个世纪，承认苏俄将不得不在经济政策方面适应这个局面，那么就没什么好争论的了。因为，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假设，就是预先假定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将失败，假定将出现一个资本主义复兴的新时代。这种看法有什么根据呢？如果在今天奥地利的生活中，鲍威尔发现了任何奇迹似地资本主义复活的迹象，那末就只能说俄国的命运已经预先注定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奇迹，也不相信有什么奇迹。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如果欧洲资产阶级能把自己的统治继续维持几十年，那在目前的世界条件下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新繁荣，而意味着欧洲的经济停滞和文化衰落。一般说来，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假设的历史）过程有可能使苏俄掉进深渊，至于苏俄那时是否不得不经历一个‘民主’阶段，或者遭到某种其它形式的毁灭，则是次要的问题。但是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采取施本格勒的（悲观）哲学。我们坚定地寄希望于欧洲的革命发展。新经济政策只是适应这种发展速度的一种办法。” 这样提出问题，就使我们回到了我们评价纲领草案的出发点：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以任何其它方式来考虑一个国家的命运，而必须以世界发展的整个趋势作为出发点；一个国家不管具有什么民族特点，都是包括在这个整体以内并从属于这个整体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把苏联排除在世界整体以外，排除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外；他们把苏联看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用经济“成熟性”这个孤零零的尺度来衡量它；他们宣称苏联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尚未成熟，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工人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资本主义的蜕化。 纲领草案的作者们采用了同样的理论根据，把社民党理论家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全盘接受过来。他们也从世界整体和帝国主义时代“脱身而出”；他们从孤立发展的幻想出发，用孤零零的经济尺度来衡量世界革命的民族方面。草案作者们与鲍威尔们不同的是，后者“预言”苏俄的资产阶级民主化，前者则宣布苏联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意味着世界革命的到来。这种“左倾”只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的评价机械地翻了个烧饼。但是，无论你如何重新装扮它，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立场仍然一钱不值。大家必须采取列宁的立场，也就是把鲍威尔的估计和预测仅仅当作幼儿园的游戏而一笔勾销。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情况就是如此。和鲍威尔藕断丝连的不是我们，而是草案的作者们自己。 7.苏联对世界经济的依赖 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先驱是福尔马尔先生[24]。在一八七八年写的一篇题为《与世隔绝的社会主义国家》（TheIsolatedSocialistState）的文章里，福尔马尔描述了德国——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各方面把先进的英国无产阶级都甩在了后面——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景。在好几个地方，他肯定而且十分明确地谈到据斯大林说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了解的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根据这个规律，福尔马尔在一八七八年就得出了这个无法驳斥的结论： “在当前普遍存在而且将来也会保持其力量的状况下，可以预见，社会主义在一切文明国家同时取得胜利是绝对谈不上的。” 在进一步阐述这个思想时，福尔马尔说：“这样我们就得出了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结论。我希望我己经证明这是最有可能虽然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这里我们可以把"孤立的国家"这个词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这个意义来说，福尔马尔表达了一个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熟知的、也是列宁在前面引用的一九一五年的文章中曾经表达过的不容驳斥的思想。 但是接着下来就纯粹是福尔马尔自己的思想了。附带说一句，和我们现在鼓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那些人的提法比较起来，福尔马尔的提法远不是那样片面和错误。福尔马尔在他的解释中以下列论点作为出发点之一，社会主义德国将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保持活跃的经济关系，同时具有技术远较发达而生产成本远较便宜的有利条件，这种解释以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的前景作为基础。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显示它在生产上的巨大优越性，世界革命的必要性就自行消失了：社会主义将以在市场用更低的价格销售货物的办法战胜资本主义。 布哈林是纲领第一个草案的作者，也参与了第二个草案的写作。他在解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时，完全从孤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种思想出发。布哈林所写的一篇题为《论我们革命的性质和苏联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文章[25]是经院哲学加诡辩的典范，一切推理都是在孤立经济的范围内进行的。它的主要理由也是唯一理由是这样的： “既然我们具有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本身不可能存在什么到此为止、往后不能继续建设的一个点。如果我们国家内部具有这样一种力量的联合，以至每次和前一年比较起来我们都向前迈进了，我们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优势增加了，我们经济中的各个社会化了的部门都比私有资本主义成分增长得更快，那末，我们在跨进每一个新年头的时候都是拥有优势力量的。” “既然我们具有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因此，我们就拥有了这一切，真是诡辩的极致，连骂它两句都是多余的。从一个尚需证明的论点出发，布哈林建立了一个没有任何入口和出口的自给自足的完整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至于外部环境即整个世界的问题，布哈林和斯大林一样，都仅从干涉角度提到它。当布哈林在文章中谈到必须从国际因素中“脱身而出”的时候，他脑子中想的不是世界市场，而是军事干涉。布哈林没有必要从世界市场中脱身而出，因为他在整个解释中根本忘掉它了。正是根据这一论点，布哈林在俄国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鼓吹说，只要我们不受到（外来军事）干涉的阻碍，我们“即使用乌龟的速度”也能建成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毫不间断的斗争问题，社会主义只能以最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事实，一言以蔽之，一种社会组织必须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取代另一种社会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的动力学——所有这一切都完全被一笔抹煞了。革命的和历史的辩证法已经被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这样一种鼠目寸光的反动幻想取而代之；这种“社会主义”建立在薄弱的技术基础上，在国家范围内用“乌龟速度”发展，它和外界的联系仅仅体现在对军事干涉的恐惧上。拒绝接受这种对马克思和列宁理论的丑化，就被宣布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第一个提出并试图“证实”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就是布哈林。历史将会记载，我们因为拒绝接受根据福尔马尔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重新拼奏起来的更不象样的东西，就陷入了“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如果俄国不是世界经济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最薄弱的一环，然而仍然是一环——的话，沙皇俄国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在十月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个事实绝对没有把苏维埃共和国排除在资本主义造成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以外。 就像仅在黄昏才飞出的聪明的蝙蝠一样，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一个不简单的形式下突然提出的：我国工业原有固定资本已日益耗尽——其中三分之二具体表现了我国工业对世界工业的依赖——，迫切需要恢复及扩大和世界市场的联系，而对外贸易问题急待我们的经济领导人解决。 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也就是在他有机会向党发表演说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及时提出了警告，指出党将不得不经受另一次考试，“…‥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考试，我们依靠这个市场，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26] 最近几年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已经成为我们经济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简单事实给孤立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无与伦比的致命打击。我们的经济——包括工业在内——中“最紧张的部位”是我们的进口贸易，而进口贸易则完全依靠我们的出口。由于链条的抵抗力总是按照它最薄弱的一环来衡量的，所以我们的经济计划的规模就要适应我们进口贸易的规模。 在《计划经济》杂志（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理论刊物）上面，我们读到一篇专谈计划制度问题的文章，文章说: “……在拟订当前年度的控制数字时，我们在方法上必须以我们的进出口计划作为整个计划的出发点；在为各个工业部门——从而也就是为一般工业特别是新工业企业的建设——拟订的计划中，我们必须遵循这个方向”[27]，等等。 国家计委在方法上采取的这种态度说得很干脆，有耳朵的人都可听到：控制数字决定我们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但是这些控制数字已经受到世界经济的控制；这恰好是因为我们变得比过去强大了，变得更加偏离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道路了。 资本主义世界通过它的进出口数字告诉我们，除了军事干涉以外，它还拥有其它的说服工具。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生产率在市场上是通过价格的相互关系予以衡量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苏维埃经济所面临的最巨大、最直接的威胁看来并不是军事干涉，而是更廉价的资本主义商品的干涉。单单这个事实就说明：社会主义的胜利决不仅仅是对“本国”资产阶级取得孤立的经济胜利：“世界各国行将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决不会只是一个无产阶级战胜本国资产阶级的事情。”[28]这里涉及到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两种社会制度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一种社会制度刚刚开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进行建设，而另一种社会制度今天仍然有大得无可衡量的生产力作为依靠。 有人认为承认我们依赖世界市场（列宁直率地谈到过我们对世界市场的服从）是一种“悲观”表现，其实这只说明他自己在世界市场面前表现了土里土气的小资产阶级的胆怯，说明他这种乡巴佬式的盲目乐观──希望离开世界经济，躲到一丛小树后面去设法用自己的资源敷衍一下——是极为可怜的。 新理论认为苏联可能由于军事干涉而灭亡，但决不会由于自己经济落后而灭亡；它把捍卫这个异想天开的论点当作事关荣誉的问题。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保卫自己国家的积极性必然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的奴隶进攻这个国家的积极性，那么，为何军事干涉具有给我们带来灾难的威胁呢？因为敌人在技术上无比强大。布哈林仅仅在军事技术方面承认生产力的优势，他不愿意了解一台福特牌拖拉机和一门克鲁索特[29]炮同样危险，唯一的区别在于大炮仅仅有时可以加以利用，而拖拉机则经常不断地对我们施加压力。此外，拖拉机知道在它无计可施的时候背后还有一门大炮可供使用。 我们是第一个工人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和世界无产阶级都受到世界资本的影响。“联系”这个无足经重的、中立的、事实上被阉割的词得到传播，其目的只是为了掩饰这些“联系”的沉重而危险的性质。如果我们按照世界市场的价格生产，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将远不像今天这样严重，虽然仍然是一种依赖。然而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垄断对外贸易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我们的依赖具有严重而危险的性质。这种垄断之所以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因为目前力量对比对我们不利。但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对外贸易的垄断只能调节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不能消灭这种依赖。 〔列宁说：〕“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某些致命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30] 因此，主要的危险是从苏联的客观地位、即作为敌视我们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这一地位产生的。然而这些危险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这决定于两个因素的作用，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归根结蒂，第二个因素，即整个世界经济的命运，当然具有决定性意义。 是否会发生——在什么具体情况下可能发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率经常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率的情况，以至最后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灭亡呢?在有必要独立建立工业基础——从而对管理水平提出高得无可比拟的要求——的新阶段，如果我们善于管理经济，那末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增加。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将比我国劳动生产率增加得更快的情况是否无法想象呢?如果不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就没有任何根据干巴巴地断言我们的速度“本身是”足够的（更不用提所谓“乌龟速度”的荒谬哲学了）。但是，只要我们涉及两种制度竞争的问题，就不得不进入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领域；也就是说，进入了由包括苏维埃共和国但决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间或寻求国际无产阶级支持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内的革命工人国际采取行动和作出决定的领域。 纲领草案在谈到苏联的国家经济时，说它“正在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速度发展大工业”。我们必须承认，如果说纲领作者曾拒绝讨论我们的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的相对系数问题，目前这种把两种速度并列的努力是在原则上前进了一步。斯大林说过没必要“硬把国际因素插进来”。[31]布哈林则说“即使用乌龟速度”也能建成社会主义。几年的原则争论正是在这方面进行的。从形式上说——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满足于仅在纲领中加进两种经济发展速度的比较，而是深入到根本问题去，那就显然不容许在纲领的另一部分和资本主义世界毫无联系地、仅仅从内部关系出发谈什么“足够的最低限度的工业”；就任何一个具体国家独立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的问题作出决定，甚至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同样不能容许的。这个问题决定于两种制度、两个世界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发展进程；而在这场斗争中，无论我们在恢复时期增长系数有多高，一个无可争辩的基本事实仍然是： “如果就国际范围的资本来说，那末它现在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仍比苏维埃政权强大。应当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而且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一点。”[32] 不同发展速度的相互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它不仅决定于我们是否能够尽快解决工农业良性互补问题，保证粮食的征收和增加进出口；换句话说，它不仅决定于我们国内的胜利——当然，在这场斗争中这些胜利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而且决定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决定于世界资本主义是停滞、上升还是崩溃，也就是说，决定于世界经济和世界革命的发展。因此，这个问题不是在国家范围内，而是在世界经济政治斗争的范围内加以解决。 8.产生反动的乌托邦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源：生产力和国家疆界的矛盾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可以归结为：一方面引用列宁的某些话来加以诡辩的解释，另一方面则对“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作经院哲学式的解释。如果正确地解释这个历史规律和有关的引语，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根本相反的结论，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包括（直到1925年以前的）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内的我们大家得出的结论。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此起彼伏的，所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也是时间不一的、不平衡的、此起彼伏的；由于各国的相互依赖是极为紧密的，所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从这个角度再一次比较仔细地看看纲领本文是怎样说的。我们已经在导言中看到这样一句话： “帝国主义……使世界经济生产力的增长和民族国家的壁障之间的矛盾加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观点是——或者说应该是——国际纲领的基础。但是，这个观点意味着必须把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一种反动理论加以排斥、拒绝和拋到一边去，因为这种理论不仅和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且也和这一发展已经取得的物质成果不可调和地互相对立。生产力和国家疆界是不兼容的。结果不仅带来了对外贸易、人力和资本的输出、强占领土、殖民政策和上次帝国主义大战，而且使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成为不可能的事。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早已打破国家疆界，而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在包括农业在内的各种生产过程电气化和化学化的基础上，建立在使现代尖端技术结合起来、普遍化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基础上。从马克思开始，我们不断重复指出资本主义不能适应它自己带来的新技术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撕破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外皮，而且正如一九一四年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打破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国界的铁箍。然而社会主义不仅必须把资本主义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接收过来，而且必须立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使生产力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达到的发展状况。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如此，社会主义怎么能够把生产力赶回到（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经猛烈地企图冲破的）民族国家疆界中去呢？也许，我们应当放弃使国家疆界（也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的疆界）显得过分狭隘的、让生产力“肆意”发展的想法，而满足于目前这种落后但驯服的生产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许多工业部门我们现在就应当立即停止前进，而且逐渐降低到甚至比我们目前这种可怜的技术水平更低的水平去，因为目前的水平曾经使资产阶级俄国和世界经济结成不可分离的纽带，使俄国为了扩张领土、使已经突破国家疆界的生产力获得新的领域而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中去。 在继承和恢复这些生产力以后，工人国家就不得不开展进出口贸易。 糟糕的是，纲领草案先是把现代资本主义技术和国家疆界互不兼容这一点机械地写进自己的内容，然后推论下去又恍惚根本不存在这种互不兼容的问题。整个草案基本上是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搬来的一些现成的革命论点，加上和这些革命论点绝不兼容的机会主义或中派主义的结论揉和而成的。因此必须密切注意纲领草案的主要倾向，而不要受草案所包含的孤立的革命论点的迷惑。 我们前面已经引用了草案第一章谈到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的话。这个思想在第四章里面说得更为露骨、更为明确： “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几个个别国家内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时候，在新成立的无产阶级共和国和已经存在的无产阶级共和国结成联盟的时候才能实现。” 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这几个字仅仅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说法，那末这就是一种谁也无法驳斥的一般叙述，虽然应当说得更清楚一些。但是，纲领草案的作者们并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夺取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而且意味着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解释，那么我们得到的将不是以国际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而是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公社按自得其乐的无政府主义精神组成的一个联盟，其唯一区别在于这些公社将扩大到现在的民族国家的规模。 纲领草案极力采取折衷的办法用旧的习惯的说法把新的说法掩盖起来，因此求助于下列论点： “只在无产阶级得到世界性的全面胜利与它的政权在全世界巩固以后，才会出现大力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经济的漫长时期。” 把这个论据当作理论上的盾牌，实际上只能暴露其基本矛盾。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解释为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只是在无产阶级至少在几个先进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那末这就根本否定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回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立场。但是，如果我们以纲领草案各节中包含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新理论作为出发点，那末我们所看到的前景则是：世界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取得完全胜利以前，某些国家就在本国建成了社会主义，然后以孩子搭积木的方式通过这些国家来“堆积”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其实，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决不会是民族社会主义经济的总和。从根本方面来说，它只能在资本主义过去的整个发展所创造的世界的劳动分工的土壤上形成。它的基本成分不会在一些单个国家各自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后形成和建立起来，而是在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中形成和建立。第一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经济上的胜利不是用它们接近自给自足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程度来衡量，而是用这种专政本身在政治上的稳定程度和它在为将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准备基本条件方面取得的成就来衡量。 在草案的第五章，作者们更准确或者说更露骨地表达了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这是通过对列宁遗稿中的某些段落（特别是那句“……国内具有必要而且足够的物质前提，不仅可以推翻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而且可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大加歪曲完成的。 究竟是由于什么情况使我们得到了这样特别优越的历史条件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草案第二章里找到了答案： ［十月革命使］“帝国主义的战线在它最弱的环节上——在沙皇的俄国——被突破了。”（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这是列宁的光辉论点。它的意思是说：俄国是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当中对落后的，经济上最软弱的，这正是俄国统治阶级首先垮台的原因。因为他们给这个国家原已不足的生产力加上了无法承受的负担。正是不平衡的间歇式的资本主义发展迫使最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起来夺取政权。在过去，人们教导我们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位于“最弱的环节”的工人阶级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起来，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将碰到最大的困难。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在他们——当我们还远未克服我们的落后性以前——夺取政权以后，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将要超过我们，而且将要带着我们前进，使我们逐渐接近在世界最高技术水平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当我们大胆举行十月革命时，我们就是这样想的。党曾经在报刊上和会议上不是几十次而是几百次几千次地提出这个思想。但是从1925年以来，有人却企图利用完全相反的思想取而代之。现在我们获悉：前沙皇俄国是“最弱的环节”，这个事实使（作为沙皇俄国及其一切弱点的继承者的）苏联无产阶级取得了无法估计的“好处”，也就是说，使他们不多不少恰好具有在本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条件。 可怜的英国不具备这种有利条件，因为它的生产力过分发达，几乎需要全世界为它提供必需的原料和处理它的产品。如果大不列颠的生产力比较“有节制”，如果他们使工农业保持着相对平衡，那末英国无产阶级显然就可以在他们的受到海军保护、不致遭受外国干涉的“孤”岛上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了。 纲领草案的第四章把资本主义国家分为3类：（１）“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美国、德国、英国等）”；（2）“资本主义中等发展的国家（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波兰等）”；（３）“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印度等）”。 尽管“1917年以前的俄国”更象今天的中国，而不是今天的美国，对这种图解式的分类本来不必提出任何严重的反对意见。但是，因为这种分类成了草案其它部分所包括的虚假结论的来源，事情就变得严重了。由于草案宣称“中等”国家具有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足够的、最低限度的工业”，那末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就更是如此了。只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需要外来援助。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纲领草案在另一章里面正是这样描述这些国家的。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用这个标准来看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拋开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它的工农业的相互关系、它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等其它条件不谈，那末我们就会陷入新的同样严重的错误和矛盾。我们刚才谈到英国。英国无疑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因为如此，它根本不可能在本岛的范围内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英国如果受到封锁，只要几个月它就会被扼杀。 在其它一切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生产力比较发达诚然对建设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好处，使经济生活即使在遭受封锁时也具有与众不同的灵活性。资产阶级德国战时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在民族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对这些先进国家将意味着普遍走下坡路，意味着大规模降低生产力，也就是说，意味着某种和社会主义的任务完全相反的结果。 纲领草案忘记了目前的生产力和国家疆界互不兼容这个根本论点。根据这个论点，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所起的阻碍作用决不比不发达的生产力所起的阻碍作用小，虽然原因刚刚相反：后者不足以成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而对前者来说，作为这种基础却是大材小用。正是在最需要运用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最需要重视这个规律的地方，这个规律却被置诸脑后。 仅仅从一个国家的工业是“成熟”还是“不成熟”来说，并不能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种“不成熟”本身就是不平衡的。在苏联，某些工业部门极为不足，不能满足国内最起码的需要（特别是机械制造）；另一些工业部门却相反，如果不大量出口而且不断增加出口，它们在目前条件下就无法发展。这方面包括木材、石油和锰矿等非常重要的部门，农业更不用说了。另一方面，如果（相对）“过多”的部门不能出口的话，甚至“不足”的部门也不能认真发展。在我们现时世界经济的具体地理历史条件下，而不是在乌托邦或传说中的大西岛上，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不可能，在不同国家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由于某些部门发展不足，也可能由于其它部门发展“过多”。整个看来，这就是说，现代生产力和国家疆界是不兼容的。 “帝国主义战争是什么呢？它是来自生产力本身的暴乱。这场暴乱不仅反对资产阶级的财产形式，而且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疆界。帝国主义战争说明民族国家的疆界使生产力受到了无法忍受的限制。我们始终认为，资本主义不能控制它本身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使已经胀破资本主义国家疆界的生产力在一个更高的经济实体中结合起来。一切往后退向孤立国家的道路都已经堵塞了。……”[33] 在力图证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时，纲领草案犯了双重的、三重以至四重的错误：它夸大了苏联的生产力；它故意不看各个工业部门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它忽视国际劳动分工；最后，它还忘记了帝国主义时代内在的最重要矛盾，即生产力和国家壁障的矛盾。 为了避免不加分析就放过任何一个论点，我们还需要追述布哈林为了捍卫新理论而提出的另一个论点，一个具有概括性的论点。 布哈林说：从世界范围来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丝毫不比苏联目前存在的关系较为有利。因此，如果由于落后的原因苏联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是同样不可能的了。 这个论点值得收入一切辩证法教科书里去，作为经院哲学思想方法的典型例子。 首先，整个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很可能和苏联的情况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世界革命决不是按照算术平均方法完成的。附带说一句，民族革命也不是这样完成的。所以十月革命首先是在无产阶级的彼得格勒发生和巩固地站稳脚跟的，而并没有选择一个工农相互关系符合整个俄国一般情况的地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相继创立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以后，它们不得不花几年时间去推翻边远地区的资产阶级；苏联疆界以内建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现在这种相互关系仅仅是被叫做革命的这个过程的结果。革命并不是按照算数平均的方式发生的。它可以从一个比较不利的地区开始。但是，除非它在民族和世界战线的关键地区都已经站稳脚跟，否则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完全胜利。 其次，即使有了“中等”技术水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因素。此外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战争。包围苏联的不是工人和农民的世界，而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如果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被推翻，这件事本身还不能改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也不能改变苏联以及全世界的一般技术水平。尽管如此，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立即获得和目前完全不同、为目前情况绝对无法比拟的可能性，达到完全不同的无法比拟的规模。 第三，如果说每一个先进国家的生产力都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国家疆界所能容纳的范围，那么按照布哈林的意见就应得出结论，认为一切国家生产力的总和已经超过我们星球所能容纳的范围，因此必须在太阳系范围内才能建成社会主义。 我们再说一遍：以工人和农民的一般比例为出发点的布哈林式的论点必须收进一切政治启蒙课本，以作为经典反面例证来说明为什么经院式的诡辩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完全不兼容的。 9.这个问题只能在世界革命的战场上解决 新的理论宣称：只要不遭到外来干涉，就可以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可以而且必须得出的结论（不管纲领草案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就是应当实行和外国资产阶级妥协乃至勾结的政策，以便避免干涉，因为这样做就保证了社会主义顺利建成，也就是说，可以保证主要历史发展问题的解决。因此，共产国际各个支部的主要任务是辅助性的；它们的使命是保护苏联不遭干涉，而不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当然，这不是主观意图的问题，而是政治思想的客观逻辑的问题。 斯大林说：“意见分歧在于：党认为这些（内部）矛盾和可能发生的冲突用我国革命本身的力量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而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则认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够克服。” 不错，这正是意见分歧所在。对民族改良主义和革命国际主义之间的分歧不可能有更好更正确的说明了。如果我们的内部困难、障碍和矛盾基本上是世界矛盾的反映，可以仅仅用“我国革命本身的力量”而不必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来解决——即使我们补充说，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保护我们的建设不遭受军事干涉——共产国际就成了一半是辅助性、一半是装饰性的机构。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可以四年召开一次，十年召开一次，或许根本不必召开了。按照这种论断共产国际应该充当和平主义的工具。这样一来，它的主要作用，它作为世界革命工具的作用，不可避免会退居次要地位。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是由于任何人的主观意图（刚刚相反，纲领里面有些论点证明它的作者们具有很好的意图），但是这的确是根据新理论的内在逻辑得出的结论。这个立场比最坏的主观意图还要危险一千倍。 事实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已经大胆地发展和维护了下列思想： “正因为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只有权利相信民族经济的微薄资源，但是决不能大胆地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寄予信心。如果不发生国际革命我们就不能继续维持下去，那就放弃政权，放弃我们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而在十月革命中征服的政权。如果我们从一个错误透顶的论点出发，就会到达这种意识形态的崩溃！ 当纲领草案说苏联的经济成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它表达的意思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个新理论在政治上的危险性在于对世界社会主义的两个杠杆——一种是我们的经济成就，另一种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了错误的比较。没有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欧洲工人和全世界工人都必须清楚地懂得这一点。经济建设的杠杆是极为重要的。没有正确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它的垮台将使国际革命遭到许多年都无法复原的打击。但是，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主要历史斗争的结局决定于第二个杠杆，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苏联的巨大重要性在于它是世界革命的总基地，而不在于它能够独立于世界革命以外而建成社会主义的这个假设。 布哈林曾经不止一次以毫无根据地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腔调质问我们： “如果已经有了先决条件、出发点和足够的基础，甚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一超过就会使一切‘颠倒过来’的极限在哪里呢？这种极限是不存在的。”（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发言记录，第116页） 这是糟糕的几何学，不是历史的辩证法。这种“极限”不仅存在，而且不止一条，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此外还有军事的。最重要和最可怕的“极限”有可能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真正长期稳定和一次新的复苏。结果，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就转移到世界舞台上去了。资产阶级能否获得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期？仅仅否认这种可能性，指望资本主义处于“绝境”，那完全是革命空谈。“绝对毫无希望的情况是没有的。”（列宁）目前欧洲各国阶级力量的不稳定的均势，正因为它是不稳定的，所以不可能无限期地存在下去。 斯大林和布哈林认为，没有其它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就是说，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就算无法战胜资产阶级，苏联也可以维持下去，因为工人群众现在表现的积极同情已经能够保护我们不致遭受干涉。这种看法和他们的原则错误所引申出的一切看法一样，表现了同样的盲目性。 在社会民主党破坏欧洲无产阶级战后反对资产阶级的起义以后，工人群众的积极同情拯救了苏维埃共和国。这是绝对无可争辩的。在这些年里，欧洲资产阶级已经证明无力对工人国家进行大规模战争。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力量对比将继续存在许多年，譬如说，继续保持到苏联建成社会主义，那就完全是鼠目寸光，只看到一个很小的局部情况就对整个发展前景作出判断。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资产阶级也没有为所欲为的充分信心，像这样不稳定的局面迟早会以某种方式而突然结束，其结果不是有利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取得真正的长期稳定，而这种稳定的基础将使人民群众遭到压制，殖民地人民遭到摧残……或许我们自己也要被踩扁了。“绝对毫无希望的情况是没有的！”只有借助无产阶级的失败和革命领导的错误，欧洲资产阶级才能够找到摆脱自身严重矛盾的持久方法。反过来说，只有当无产阶级能够在革命道路上找到一条摆脱目前这种不稳定均势的出路时，才能阻止世界资本主义取得新的繁荣（当然，这种繁荣早晚会带来新的大动荡时代）。 1920年7月19日，列宁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说：“现在各国的革命政党都应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有足够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他们与被剥削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足够的决心和本领利用这个危机来进行成功的、胜利的革命。” 我们国内的矛盾直接决定于欧洲和世界阶级斗争的趋势，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性为基础采取正确的国内政策，可能对这些矛盾进行合理的控制，使它们有所缓和。但是只有在克服阶级矛盾以后才能最终克服这些矛盾，而没有欧洲革命的胜利就谈不上克服阶级矛盾。斯大林说得不错。分歧正在于此。这是民族改良主义和革命国际主义的根本分歧。 10.引起一系列社会爱国主义错误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 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必然后果是低估必须加以克服的困难，夸大已经取得的成就。斯大林断言“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实现了十分之九。”[34]再也找不出比这种断言更加反社会主义和反对革命的说法了。这句话似乎是专门说给沾沾自喜的官僚听的。这样说只能彻底败坏社会主义社会在劳苦大众眼里的声誉。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无产阶级是在甚么条件下取得成就的，考虑到他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的文化水平，就应当说他们的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用社会主义的理想来衡量，这些成就是极为微小的。在革命以后的第十一个年头，工人、农业劳动者和贫农看到他们周围的贫穷、困苦、失业、排队买面包的行列、文盲、流离失所的儿童、酗酒以及卖淫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为了加强他们的信心，需要的是严酷的真理，而不是甜蜜的谎言。我们不应当对他们胡说甚么社会主义已经实现十分之九；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今天的经济水平以及社会和文化条件接近资本主义──而且是落后的不文明的资本主义──的程度远甚于接近社会主义的程度。我们必须对他们说：只有在最先进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我们才会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必须不屈不挠地为这个目的而努力，同时使用两种杠杆──我们国内的经济努力这个短杠杆，还有国际无产阶级斗争这个长杠杆。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拋开斯大林所谓社会主义已经实现十分之九的话，而必须用列宁的话对他们说： “俄罗斯〔一个贫弱的国家〕一定会成为这样的国家〔富强的国家〕，只要它能拋掉一切颓丧情绪和空谈，只要它能咬紧牙关，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兢兢业业干起来，只要它能认识到唯有走我们已经走上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得救。”[35] 在共产国际的某些重要干部那里，我们听到过这样一种理由：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当然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它为在困难条件下艰苦工作的俄国工人提供了奔头，从而使他们得到鼓舞。那些在纲领中不是为自己的阶级路线寻找科学根据而是寻找精神安慰的人，他们的理论已经失败到甚么程度是很难探测的。违背事实的、安慰人心的理论属于宗教的范围，不属于科学的范围；而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我们的党已经用一个完全奉行国际革命路线、而不是奉行一国社会主义的路线的纲领，经历了一个英勇的时期。在写着“落后的俄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等大字的纲领性旗帜下，共青团经历了内战时期最艰苦的年代，经历了饥饿、寒冷、艰苦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劳动、瘟疫和依靠不足糊口的配给维持学习的年代，也为每前进一步付出了无数的牺牲。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前线战斗或者往火车站拖运木材，不是因为他们希望用这些木材来建设民族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它们有利于国际革命的事业，因为国际革命要求苏维埃的堡垒必须坚持下去──而对于苏维埃堡垒来说，每增加一根木材都是重要的。这就是我们一贯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时代变了，事物也变了（然而并没有变得如此剧烈）。但是，这种原则性的态度甚至现在也保持着充分的力量。工人、贫农、游击队员以及青年共产党人直到一九二五年第一次宣布新的“圣经”以前，曾经以他们的全部行动表明他们不需要这部“新圣经”。但是，高高在上地卑视群众的干部需要它；不愿意受人打扰的低级行政管理人员需要它；希望用一种包治一切的、安慰人心的公式作为掩护来作威作福的官僚机构的扈从们也需要它。正是他们这些人认为愚昧无知的人民需要“佳音”，认为离开安慰人心的理论就无法和人民打交道。正是他们这些人迫不急待地虚伪地谈甚么“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因为这个公式允许他们拥有特权地位，使他们可以发号施令，使他们可以消灭来自“怀疑派”和“缺乏信心”的人的批评。 所谓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是“泼冷水和扼杀积极性”的抱怨和指责，在理论上和心理上很接近改良主义者一贯对革命者提出的指责，虽然这些指责产生的前提条件截然不同。改良主义者说；“你们告诉工人，说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以内不可能真正改善自己的命运；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扼杀他们的斗争积极性。”事实是：仅仅在革命者的领导下，工人们才真正展开了争取经济利益和议会改革的斗争。 懂得在世界资本主义地狱里不可能建成一个沙漠绿洲似的社会主义天堂的工人，懂得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也就是他自己的命运完全决定于国际革命的工人，在完成自己对苏联应尽的责任时将比听说我们已经拥有所谓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的工人的干劲大得多。“如果真是那样，是不是值得努力争取社会主义呢？”在这方面，改良主义的方针所起的作用也和它一贯起的作用一样，不仅反对革命，而且反对改革。 在前面已经引用过的一九一五年写的那篇关于欧洲联邦口号的文章里，我们写道： “从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意味着成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那种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瓦扬至死还认为法国是社会革命的头号圣地；并在这种意义上主张护国到底。连奇之流（有的是虚伪地，有的是真诚地）认为，德国的失败首先意味着摧毁社会革命的基础。……不应当全然忘记，除了最庸俗的改良主义，在社会爱国主义中还有民族一革命的救世主义在作祟，这种救世主义认为，正是自己的民族国家，由于工业水平、或者由于民主形式和革命成就，负有把人类引向社会主义或‘民主制’的使命。如果革命在一个比较有准备的民族的范围内取得胜利真的可以想象的话，那末同护国纲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救世主义就会有其相对的历史依据了。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存在的。用破坏无产阶级国际联系的方法来为保存革命的民族基地而斗争，这实际上意味着挖革命的墙脚。革命不能不在民族基地上开始，但是在目前欧洲各国经济上和军事政治上处于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在目前的这场战争中这种相互依赖空前有力地暴露出来了），革命不可能在民族基础上完成。欧洲联邦口号也就是这种将直接促使欧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行动一致的相互依赖的表现。”[36] 斯大林对一九一五年的论战作了虚假的解释，从这种解释出发，多次力图证明我在这里说的“民族狭隘性”是隐射列宁。真是荒谬已极。我在和列宁论战时总是公开提出自己的论点，因为我纯粹是以意识形态考虑作为指导的。在这个具体例子中，根本没有涉及列宁。文章指名提到它所指责的人──瓦扬、连奇，等等。必须记住：一九一五年是社会爱国主义猖獗一时的一年，是我们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斗争遭到挫败的一年。这是我们判断每一个问题的试金石。 前面一段话提出的基本问题的表述无疑是正确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一种社会爱国主义的概念。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爱国主义开始时是忠实于他们自己的党──第二国际最强大的党──，也可说这是一种“爱党主义”。在德国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德国人民的卓越组织才能的基础上，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准备建立它“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把那班老奸巨滑的党官僚、野心家、议会里的骗子手和一般政治恶棍撇开不谈，普通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爱国主义正是从建设德国社会主义这个信念中产生的。不能设想几十万普通社会民主党人（更不用说千百万普通工人）要求保卫霍亨索伦[37]家族或者是保卫资产阶级。不是这样的。他们要求保卫的是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必需而且足够的”民族条件的德国工业、德国的铁路和公路、德国的技术和文化，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 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盖德、瓦扬、和他们在一起的数以千计的最优秀的党员群众以及几十万普通工人都相信法国就是社会主义未来的发祥地，因为法国拥有革命的传统，英勇的无产阶级，以及具有高度文化的、灵活而富有才能的人民。老盖德和巴黎公社社员瓦扬，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几十万真心诚意的工人，并不打算保卫银行家或食利者。他们衷心相信他们是在保卫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土地及其创造力。他们完全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以这个概念的名义牺牲了国际团结，相信这种牺牲是“暂时性的”。 当然，拿社会爱国主义者来进行比较将引起争论。人们会回答说：忠于苏维埃国家的爱国主义是一种革命义务，而忠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爱国主义则是叛卖行为。完全不假。在成熟的革命者当中，难道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任何争论吗？但是，我们随后就会发现，这种无可争论的道理越来越成为掩饰故意弄虚作假的行为的一种经院哲学式的烟幕。 革命的爱国主义只能是有阶级性的爱国主义。它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对党组织和工会的忠诚，到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时就发展为忠于国家的爱国主义。只要政权掌握在工人手中，爱国主义就是一种革命义务。但是这种爱国主义必须是革命国际主义的不可分离的一部份。马克思主义一向教导工人，即使是他们为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而进行的斗争，如果不是作为一种国际斗争的话，也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可是现在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仅仅依靠民族的力量就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这是对共产国际的致命打击。 根本的阶级目标甚至比局部的目的更无法用民族的手段或者在一个民族界限以内实现。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念正是革命国际主义的核心。然而，如果可以通过一国无产阶级在民族界限以内实现最终目的，那就摧毁了国际主义赖以成立的根据。已经夺权的无产阶级对工人国家的爱国主义和国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失败主义立场之间，本来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却在思想上摧毁了这种联系。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尚在取得政权的途中，他们用甚么方式方法向这个目标迈进，完全决定于他们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当作一个国家的任务，还是当作国际性任务。 如果有任何可能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那末人们不仅在夺取政权以后，而且在夺权以前就可以相信这个理论。如果在落后的俄国的民族范围以内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那末就更有理由相信先进的德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到明天，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会着手鼓吹这个理论。纲领草案使他们有权利这样做。再隔一天，法共也会起而效之。这将是共产国际沿着社会爱国主义的路线分崩离析的开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如果认定它自己的这个特殊国家具有独立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而且足够的”条件，这个共产党就和社会民主党没有任何实质的区别了。社会民主党也并不是因为有了一个镇压工人的红色部长诺斯克才开始堕落的；早在世界大战爆发时，它正是在这个同样的问题上栽了一个决定性的跟头。 有人说，由于对工人共和国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国际义务，因此苏联的存在本身就是防止社会爱国主义的保证。这种片面地运用一个正确思想的做法只反映了明显的民族狭隘性。说这些话的人只想到苏联，故意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视而不见。使国外无产阶级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采取失败主义的唯一办法，是在这个中心问题上采取国际主义路线，坚决拒绝社会爱国主义的私货。到现在为止这种私货还保持着伪装，但是它已试图在第三国际的纲领中为自己建立一个理论阵地。 现在要回到马克思和列宁的道路上来还不算太晚。只有回到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上来，才有可能继续前进。我们对纲领草案提出批评并将把本文提交给共产国际六大公开讨论，这一切都是为此目的服务的。 [1]《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是托洛茨基于1928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写的，曾收入《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书，1936年纽约英文版。 [2]《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 [3]《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4]参见《共产国际纲领》，东北书店一九四九年版，第2页。──译者注 [5]参见《共产国际纲领》，第24页。──译者注 [6]同上 [7]同上 [8]《和平纲领》，《托洛茨基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一分册第85页。 [9]同上书，第92页。 [10]《和平纲领》，《托洛茨基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一分册第89-90页。（参见《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9页，──译者注） [11]参见《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29页。──译者注 [12]《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86页。──译者注 [13]《在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213页。在这个版本中无着重体。──译者注 [14]参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128页。这个版本的着重体与此处引有出入。──译者注 [15]参见《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463页。──译者注 [16]《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份子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416页。这篇演说发表于一九二○年十二月六日，本文所说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是指旧历。──译者注 [17]《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草案初稿）》，《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42页。──译者注 [18]《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67页。这个版本中无着重体。──译者注 [19]一九二三年，法国突然进军鲁尔工业区，几乎引起战争，造成了物价的狂涨，在工人中激起了革命的情媎。这种情况导致了德国工人的罢工和起义。但是由于右翼社会民主党支持反动派，以及德共犹豫不决的态度，德国革命失败了。──译者注 [20]参见《共产国际纲领》第32页。──译者注 [21]《给叶尔马柯夫斯基同志的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94页。原文中无着重体。──译者注 [22]参见《共产国际纲领》，第32页。──译者注 [23]《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纲问题的结论》，《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159-160页。这个版本中末句无着重体。──译者注 [24]福尔马尔（GeorgHeinrichvonVollmar，1850-I922），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机会主义领导人之一——译者注 [25]《布尔什维克》，一九二六年第19-20期。 [26]《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243页。这版本无着重体，——译者注 [27]《计划经济》，一九二七年一月号，第27页。 [28]《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136页。——译者注 [29]克鲁索特（LeCreusot）是法国的一个地方，施奈德公司（Schneider&Co.）在那里设立的钢铁和兵工厂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厂之一。——译者注 [30]《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447-448页。这版本无着重体，——译者注 [31]出处不详。——译者注 [32]《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463页。这版本无着重体，在"苏维埃政权"后面还有"和苏维埃制度"等字。——译者注 [3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记录》，托洛茨基的演说，第100页。 [34]参见《＜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270页。全集中的原话是：“我国革命已实现了这个纲领的十分之九”，“这个纲领”是指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恩格斯认为要实现这个社会主义纲领，不能依靠一国无产阶级的努力，而是依靠几国无产阶级的努力。斯大林在文中说，同恩格斯的预测相反，俄国实现了纲领的十分之九。──译者注 [35]《当前的主要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七第147页。──译者注 [36]<托洛茨基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一分册，第90页起。 [37]第一次大战时期的德国皇帝。──译者注
致刘仁静（一九三零年八月廿二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致刘仁静 （1930年8月22日） 亲爱的列同志：（注①） ……（注②） （2）今天我终于收到了一份陈独秀同志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写的信《告同志书》。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独秀同志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当你写信给我，说明为什么你不能与陈独秀统一时，你的理由是他似乎仍旧拥护『民主专政』的观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因为你若没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来领导发展，那么这便和民主专政一样，实际上它只是新的国民党政策的一个别名，此外不会再有别的什么了！在此问题上是不能作任何妥协的！但是十二月十日的信写得很清楚，陈独秀同志的立场是正确的。因此，我又怎能解释与保卫你的立场？你还有别的不同意见吗？我想没有了，除非有什么未曾预料到的麻烦。我们如何能在国民会议的问题上走到一起呢？国民制将在中国起什么作用？在基本问题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至于那些未曾预料的与更为复杂的问题，其中有的只是学院式的，另一些则是策略性的。在将来事变的进展中这些问题便能解决。在这里，我必须老实告诉你：你关于国民会议与国会制的意见，在我看来是站不住的。不错，『我们的话』说这是考茨基主义，但这也是没有根据的。 当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青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3）你攻击『我们的话』，说他们不正确地估计了中国的一般局势，并且拒绝利用争取民主的口号。我收到了他们的一封长信，看来，你所提及的那些原则分歧全都已经没有了。你信上写到：他们修改了大会议程（注③），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是改好了，而且更接近我们了。你攻击他们的卑劣手段（例如重提旧争论与修改议程），当然，这问题也自有它的意义，但若他们觉察到有了一些错误，同时大家都同意修改议程的话，那么这就不是什么可怕的罪恶。他们依然照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做这些，实际上都不是原则问题，因为迄今没有一个国家的反对派支部以建立第二党为其使命的。我们必须继续自视为党内的一派。当然，我们一定要争取新同志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即是说，要争取新人到反对派中来。党内工作与党外工作的正确结合只能通过实际工作来达到目的。不管怎样，我们的党外工作一定要带有这样的性质：让党内同志看来我们是他们的朋友而非敌人。让我们来看看欧洲经验吧。法国与德国的反对派最近与党更接近了，但党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却丝毫不曾因之而减弱。这个战略在法国已经获得最好的结果，在德国很快也会如此。 （4）最近一期《反对派公报》（注④）给中国问题占了很大篇幅。可是太糟糕了，直至目前为止，你却没有给我们写来关于中国农民（苏维埃）运动的任何材料，让我们对它可以采取一个正确立场。我们一定要搜集所有的消息，一定要仔细研究所有的事实；否则我们会丧失影响整个局势的机会。 现在的农民战争是否尚有与工人运动混合起来的机会？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在理论上，不能排除“党”处于地下状态而仍有收获的可能性。这是说，在农民暴动的影响下，城市里的革命能够加紧并能迅速前进。如果发生这种情形，那么农民暴动会带上不同的客观意义。自然，我们的基本使命是在改善这种普通的农民暴动同时要和它熔合起来（注⑤）。此外我们一定要对工人们解释农民暴动的真正意义，以及告诉他们通过这些暴动我们将能得到什么。我们一定要设法通过这些暴动来提高工人们的士气。同时我们必须明白地支持暴动者所提出的要求与政纲，另一方面反对地主、官方与资产阶级对农民暴动所放的谣言与诬蔑，反对他们镇压农民暴动。要在这个基础上，而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揭穿共产国际诸组织所进行的谎话。他们说，在中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却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制度』！当工人们拒绝积极参加的情形下，居然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我预料“国际”『国际左派反对派』不久便要就这个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员发表一个宣言。 （5）看来现在是给你寄一本《不断革命论》的时候了。你不久就会收到的。 （6）我怕我这里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喜欢。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热烈地握手。 托洛茨基一九三零年八月廿二日 译注 ①这一封和下面一封致『十月社』的信，均不能找到原文。它们收在英文本的《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中，是从中文的《无产者》杂志（第四期，1930年10月30日出版）上翻译出来的，现在我们又从英译稿译回中文。几度翻译，意义可能有多少走样，但基本上我们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 ②据英文本的编者注，此信第一段是托洛茨基改正他在《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中所作的一个地理名字上的错误，故英译文删去。 ③“修改大会议程”一语，疑在辗转移译中有误。 ④指一九三零年九月至十月合刊（第十五—十六期），其中载有《斯大林与中国革命》，《国际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以及陈独秀《告同志书》的摘要。 ⑤“熔合起来”英译文为（tofushwithit）。如何与农民暴动“熔合起来”，含义欠明确，同时与托洛茨基反对共产党员将力量“溶解”与农民暴动的见解不符。故此句译文疑不甚确切。
致刘仁静（一九三零年四月三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致刘仁静 （1930年4月3日） 亲爱的同志： 我现在很忙，对于您二月廿一日的来信，只能作简单答复。 一、寄给您关于国民会议的一篇不长的文章（注①）。 二、我还是不清楚您的信的意思，为什么不能和『我们的话』派统一起来？您说，他们犯过错误。但照您自己的话说，您也犯了错误。世界上究竟有谁不曾犯错误的，只有上帝，但是上帝根本没有。依我看，必须真诚地试行两派的统一（注②），否则我们就无法脱离无力状态。可别忘记：两个组织，信守着同样的原则，大家都自称为国际左派的一部分，但是分别存在着，这会使工人们迷惘，会妨碍你们运动的向前开展。您别以为：如果你们分裂成两派，力量只减弱了两倍；不对，你们因此减弱了十倍，因为你们将可怕的混乱带进到人们的心中。如果真有严重的原则分歧，而这些分歧又为政治的经验所证实了的，那么分裂是完全应该的。这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从这里无论如何都不应发生分裂。我想如果你们的一派采取主动倡议统一，会增强你们原有的威望，会对左派反对派作出巨大贡献。 三、您的信上说，陈独秀的声明有八十一个人签名。务请将他的声明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得尽可能地完美与确切。 四、您收到法文月刊《阶级斗争》吗？我们的《公报》您收到无误吗？ （未具名）一九三零年四月三日 译注 ①即指《论国民会议口号》一文。 ②这里提到的两派，指的是『我们的话』派与成立不久的『十月社』。
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国反对派（一九三零年四月二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国反对派 （1930年4月2日） 在我看来，我们的中国朋友对于民主主义的政治口号问题，渗入了太多的玄学和甚至有点学院主义。 『微细之争』起于名称：立宪会议这是国民会议。在俄国，我们在革命以前用的是立宪会议口号，因为它明显地着重在与过去的时代决裂。但是你们写信说这个口号很难译成中文。假使如此，只有仍用国民会议口号，在羣众的意识中，这一口号将一面做革命的鼓励，一面由事变来充实它的内容。 你们问道：可不可以进行为国民会议的鼓励，而否认它的实现可能呢？我的回答是：为什么预先断定它的实现是不可能呢？当然，羣众为某以口号斗争，只是在他们任它有实现可能的时候。谁实现它和怎样实现它呢？关于此点，只能做种种的假定。假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更进一步的削弱和民众的不满逐渐增高，特别是在城市之中，则国民党的一部份有与『第三党』联合起来，企图召集类似的国民会议之可能。在此种情形之下，他们一定尽可能地剥夺最受压迫的阶级的选举权，我们共产主义者跑到这种限制选举和指派代表的国民会议中去吗？假使我们没有力量代替它，换言之，即不能自己取得政权，则应当参加进去。我们路上的这一阶段，无论如何不会削弱我们。恰恰相反，它会帮助我们集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力量，和教育这个先锋队。甚至在于假国民会议以内，特别是在它以外，我们要继续鼓动，要求最民主的会议，在有革命的羣众运动之时，我们要同时组织苏维埃。在这种时候，小资产阶级认为必须召集比较民主的国民会议，以便把它变成反对苏维埃的工具，这是十分可能的。我们应否参加此种代表机关的选举呢？当然我们要参加。假使我们在这个时候又是力量不够，不能用更高的国家组织形式——苏维埃——来代替它。但是这样的可能，只是在革命进潮达到最高点的时候。而我们还没有走近这种革命进潮的真正的起头。 甚至于苏维埃存在的事实——现在在中国还完全谈不到——其本身还完全不能够做拒绝国民会议口号的理由。因为苏维埃的多数可以在（而且在起初的时候多半在）妥协派及中派政党及组织之手。我们很愿意这些政党在国民会议的公开舞台之上，在人民的面前表现自己的面目。这样的方法可以使苏维埃的多数快些和真正地过渡到我们的一边。当争取多数工作完成之时，我们即提出苏维埃的政纲与国民会议的政纲对抗，把全国大多数的被压迫的羣众集合于苏维埃旗帜之周围，这样即可能在实际上而非在纸上，用革命的阶级独裁之机关——苏维埃来代替议会民主制度的国民会议。 在俄国，立宪会议存在了只有三天。为什么？因为它出现得太迟，苏维埃政权当时已经成立了，立宪会议与苏维埃政权相抵触。在此种冲突中间，立宪会议代表革命的过去。但是我们试想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下了决心在三月或四月（一九一七年）召集立宪会议。这在当时是可能的吗？当然是可能的，立宪民主党研究法律问题，拖延立宪议会的召集，希望革命潮流的低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附和立宪民主党唱这些调子。假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稍有一点革命的用处，他们岂不在数礼拜内召集了立宪会议？我们布尔什维克参加选举和参加立宪会议吗？没有这回事。你们或者记得俄国有产阶级的代表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妥协派把革命一切重要问题都推到开立宪会议时解决，同时尽力地拖延它的召开期。这使地主与资产阶级有可能相当地掩饰，在土地问题，工业问题以及其它问题中，他们自己的利益。假使立宪会议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召集得成，则一切社会问题，在会议中都紧迫地提了出来，有产阶级不得不显露出他们的本相，妥协派的背叛作用也十分地明了，立宪会议内的布尔什维克党团要获得最大的威望，而且帮助了苏维埃在自己的队伍中结合得布尔什维克的大多数。在这几个条件之下，立宪会议不仅要存在一天，或者要存在几个月，而且异常地增加劳苦羣众的政治经验，不仅不推延无产阶级的革命，而甚至于使它逼近。立宪会议就其本身，大有意义。假使第二次革命不在十月发生，而比方说，在七月或八月发生，则前线的军队或者不至于疲乏削弱得怎样利害，同德国媾和或者取得更有利的条件。但即使说无产阶级革命并不因立宪会议而快到一天，那末在羣众中的政治水平上说来，革命的议会主义这个学校，决不是毫无痕迹地过去的，它也许会减轻我们十月革命以后的任务。 中国会不会有同样的变化呢？这种变化在中国不是不可能的。在现在这样条件之下，资产阶级军事统治的肆无忌惮，工人阶级之屈服与涣散，及农民运动之极度低落，假使我们相信和等着中国共产党一跃而取得政权，这简直是相信奇迹。在行动上就走上游击战争的冒险举动上去，目前共产国际一半地袒护着这种行动。我们应该攻击这种政策，且坚决地要警告革命工人，脱离这种政策。从现在的政治环境出发，动员无产阶级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农民羣众，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而这环境就是军事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环境。被压迫羣众的力量，即在于他们的数量上。他们数量上的力量，当他们醒觉起来的时候，就想经过普选权而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少数的共产主义者，固然在现在已经知道了普选权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之一，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资产阶级统治消灭。我们可以这样来预先教育无产阶级先锋队，但几百万劳苦羣众却只有站在他们自身的政治经验基础上才能走上无产阶级专政的路上去。所以对他们说来，国民会议是这个道路上的一个进步的阶段。因此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同时又并列提出别的四个民主的口号：土地归贫农，八小时工作制，中国独立，中国境内各民族有自决权。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前途——它在理论上是可以思议的，——即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了农民羣众，依靠苏维埃，在无论那种国民会议实现以前，就取得了政权。但是在最近期间无论如何不大可相信的，因为首先要有极强固的集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没有这样的党，还有什么力量来统一你们这样大的中国革命羣众？并且最可惜的就是中国没有强有力的集中的共产党。它还是在刚要建立的时候。而那为民主主义的斗争，却正是造党的一个必要条件。国民会议口号可以把各省分散的运动及暴动从政治上统一起来，且造成共产党结合的基础，而使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羣众的全国的首领。 因此，国民会议口号（根基于普通直接平等及无记名投票选举法产生的）应该全力提出来，应该为它进行勇敢与坚决的斗争。目前，共产国际及中共的正式领导者的纯粹消极作用的立场之完全无用，迟早要无情地暴露出来，假使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派争民主口号的运动进行得愈坚决，则它们将暴露得愈快。那时共产国际的政策必然破产，左派反对派将异常地巩固，且能帮助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的主要力量。 一九三○年四月二日
致刘仁静（一九三零年三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致刘仁静 （1930年3月） 亲爱的列尔士同志（注①）： 收到您一月廿五日那封有趣的长信。其中能引起普遍兴趣的主要部分将以通讯形式刊登在公报上。至于不发表的部分，我想请你阐明某些观点。首先，关于下述诸点，我想从您那里获得充分报道。一、党在上海能享有怎样程度的合法性？二、党的刊物多久出版一次？它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三、被捕的示威者是怎样的一种人？四、上海目前被监禁的共产党人有多少？五、其中有多少人是反对派的？六、在全国其他工业中心的党的情况如何？七、在党的这些重要组织之间有经常联系吗？中央委员会能发生领导作用吗？八、党有没有一份理论机关报？如有，他多久出版一期？九、依照党的正式数字，全国共有多少党员？十、除上海外，在其他工业中心有无反对派组织？目前我只给您提这几个问题 您给我们描写了上海示威的情景。我完全承认党在这方面的态度是要不得的、错误的。但是就示威本身来说，我们反对它们却是很成问题的。在“革命”运动被当作非法的地方，街道上进行小小示威乃是宣传方法之一。它们能让民众知道革命党还在。他们能唤醒青年人的政治意识。您说传单散落在人行道上，跟路上的垃圾一起被扫除掉。一个运动会有这样的浪费那是无法避免的。但虽如此，总会有多少传单没有落空，它们极有可能落入它们原想送达的人们的手中，这就达到目的了。 我所以要在这一点上说几句话，因为反对派时常对党的实际行动采取纯粹消极的批评立场，同时对于由党组织起来的行动不作任何参加。这个立场是错误的，而从这个立场会发生极其危险的倾向。在原则方面，反对派应该采取绝不缓和的态度，但是在党的实际行动方面，反对派却应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阻止反对派与党的成员一起参加街上示威。相反，我觉得他们是非参加不可的。您举出了党的几个口号：『打倒国民党！』『共产国际万岁！』这两个口号是绝对不够的。在游行示威中我们必须将民主口号加以普及化，要提出下面的口号：『立宪会议』，『土地归贫农』，『八小时工作制』，『民族独立』。反对派应该将这个政治调子放到示威中去。唯一妨碍我们去做这项工作的也许就是我们的微弱无力。但是软弱决不能为我们的消极开脱责任。纵然反对派的人与党的成员一起被捕，这只能加强组织的地位。 您信上说党在上海大约有一千党员。这也不算少了。反对派无论如何都得对这些由可怕的失败中残存下来的干部进行工作。究竟我们应该在党内工作还是党外工作呢？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提法，我觉得不对。当然，反对派不仅要在思想上给自己定形，在组织上也必须如此。在现在情况之下，它显然只能在党外有自己的组织。但是它应该把它的组织扩展到党内去。加以现在既然有反对派同志在党内工作，那就更应如此。他们的行动自然应该在一个反对派的小组的领导之下。不过这并不因此排斥我们要求在党内工作，首先在工会里工作。 注：除了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我还想添加下面几个：十一、上海有多少工会？十二、这些工会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十三、那些合法工会操纵在什么人的手里？十四、谁领导非法工会？十五、正式党在工会里起着怎样的作用？它在经济问题上的主张如何？ 陈独秀派问题是已经解决了：既然这一派继续坚持『民主独裁』的立场，也就是说，他们既然在最根本的问题上继续坚持斯大林-马丁诺夫立场，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如果陈独秀迄今仍未了解那个所谓『布尔什维克口号』在中国只是掩饰了一个纯粹孟什维克的政策——这正犹之乎孟什维克们在一九零五年曾经断章取义地将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时期提出的公式，来掩饰他们自己的政策一样。——如果陈独秀还不曾懂得这一点,那么事情便很糟糕。他既已表示出这个弱点，那就谈不到与他合并的问题，也不可能与他和解。为一时形势所促成的协议是没有真正存在理由（raisond’etre）的。 关于『我们的话』的情况我仍旧一无所知。从您的信来看，对于陈独秀派的看法，结果倒是『我们的话』对了（注②）。现在不同意见已经消失，因为您对陈独秀派的判断也采取了不可和解的立场。在其他问题上，您和他们之间的不同意见也许没有像最初看来那样深刻。在许多刚刚开展工作的派别中，我们常能发见一种夸大歧见的倾向。。在共同原则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上，非常希望你们能够相互接近，甚至合并起来。至少从这里，从远处，我有这个希望。不过在我收到所有必要的材料之前，我对此难题不愿下任何判断。 您对于农村游击队运动所作的描述，我认为有极重大意义。这个描述完全证实了反对派的理论预见。这些游击队代表着过去革命的残余者多谢，代表革命再兴的开始者少些。目前党在城市中的力量极度微弱，无产阶级消极溃散并因而陷于孤立。在这样情况中，农村里的运动是必然要瓦解与堕落的。反对派应该对党与参加游击队运动的真诚革命者明白地说出这个前途。 我非常盼您继续来信，热烈的握手并祝贺成功。 （未具名） 译注 ①原件上只见有手写的“一九三零”四字，未写月日。从内容推断，此信当写于一九三零年三月。 ②『我们的话』派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即在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之前约一个月）写信给托洛茨基，告诉他，他们向陈独秀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不久前成立，人很少）。”接着，那封信说，“他拒绝执行我们的要求，继续自己的独立活动，因此我们认为陈独秀不曾脱离机会主义，我们决定像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反对他。”（译自一九三零年二、三月合刊，第九期俄文《反对派公报》。） 刘仁静对陈独秀等的态度，在一九二九年八、九月间竭诚欢迎他们接近左派反对派，要求原有的反对派立即和他们统一起来。反对派不愿意这样干，他表示要和反对派决裂。但是过不了多久，大约到了一九二九年年底，刘仁静和陈独秀派闹翻了，他便宣布陈独秀派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仍持斯大林立场，拼命反对与陈独秀接近，但也不愿与原有的反对派（『我们的话』）和解。
答中国反对派『我们的话』（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廿二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答中国反对派『我们的话』 （1929年12月22日） 亲爱的同志们： 十二月二十日我才接到你们在十一月十五日发出的信：这信由上海寄到君士坦丁堡。共费了卅五天工夫，我们的答复达到你们手里，至少也要费这许多日子，这是没有办法的。航空邮政和无线电，现在还没有为反对派的事业服务。 你们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你们已经公布了一个中国反对派的政纲。你们应该立即将它至少翻译成一种欧洲语言。整个国际必须要有可能知道这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我以最大的急迫心情等待着你们的政纲。 在你们的信中，提到关于政纲地两个问题：立宪会议与亚洲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第二个问题完全是一个新鲜的问题。对这问题，我以后写专文来回答，关于立宪会议问题，我简单答复如下： 减弱了力量的且又被迫在地下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不仅在动员工人而又须动员城市与乡村的广大的贫民群众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为了这个目的，立宪会议就是在目前条件之下的最简单而又最自然的口号。在这口号之下，必须进行百击不懈的鼓励，并须与民主革命的其他口号联系起来；比如：土地归贫农，八小时工作制，中国独立，中国版图内各民族的自决权。 鼓励须用宣传来完成。至少要使无产阶级的最先进分子明白：走向立宪会议的路，只有经过反对军事独裁的暴政，和经过民众夺取政权。 工农得了胜利的革命以后所组成的政府，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领导着大多数被剥削的和被压迫的民众在他后面。但我们必须明白地了解一般的革命前途（这一点，我们必须在理论的和宣传性的文字和演词上，不倦地加以发挥）和当前政治口号的区别，所谓当前政治口号，即我们从今日始，要在这口号之下动员民众，实际组织他们使他们反抗军事独裁的制度。这一个中心政治口号，就是立宪会议。 在君士坦丁堡由一位中国同志和几位外国同志共同起草的中国反对派政纲草案中，曾经约略地谈到这个口号。我知道，这个草案，曾由我的年青同志列尔士转交给你们。我急不及待地等候着你们的政纲，以便根据文件，让我能决定在你们与列同志之间是否有不同意见；并且决定两个组织分别存在是否应该。在我未曾熟悉各个事实与文件之前，在此重要问题上，我不得不暂时不下任何判断。 你们报告说，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在广东枪杀了一个反对派同志（注①）。无论这事实是如何荒唐，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列宁在他的『遗嘱』中斥责斯大林个人有滥用权力的倾向，即使用暴力的倾向。从那时起，这特性已很惊人地在俄国共产党机关内部发展，并伸展到共产国际。自然，无产阶级专政，假如不采用暴力，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一部分有时也不得不采用暴力。这问题若是在资产阶级的国家，就完全呈现了另一种的形态，因为在那里革命党还是占着工人阶级的少数，她必须为争取多数进行斗争。在这条件之下，使用暴力来反对思想上的敌对者——-他们不是罢工的破坏者或捣乱者，或是从侧面进攻的法西斯者，他们仅仅是思想上的敌对者——包括忠实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在内——是最大的罪恶、疯狂，这种行动必然会被转过来反对革命党。在十月革命以前继续至十五年之久的布尔什维克与民粹派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猛烈斗争，从来没有发生过用暴力手段的问题。至于个人恐怖主义（暗杀），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对于俄皇的暴吏使用，我们也是反对的。可是在现在，各国共产党，尤其是机关人员，对于敌对者，尤其是对于左翼反对派，常常使用捣乱会场和机械式的压迫手段。有许多的官僚都诚实地相信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谛所在。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面前表示怯懦，所以只好向无产阶级内部别的派别表示蛮横，反而使资产阶级的警察成了无产阶级内部派别斗争的仲裁者。 由怯懦和暴行的混合而产生的堕落现象是不堪设想的。现在一班青年愈来愈认为拳头比辩论更有用。这是在培养政治的犬儒主义，而这个主义却最易帮助青年跑到法西斯的队伍中去。我们应向斯大林派的这种粗暴而不忠实的方法进行无情的斗争，在集会上与刊物上攻击它，在工人中养成他们对这些假革命党之憎恨与鄙视，他们不诉诸人的脑神经却敲击人的脑袋。 ××× 关于陈独秀派的问题，我很知道他在革命几年中的政策：那是斯大林、布哈林、马丁诺夫的政策，实质上说即是右派孟什维克的政策。不过列尔士同志来信说，陈独秀根据他本人的革命经验已大大接近我们了，对于这，毋须说我们是只能表示欢迎的。可是你们的来信，绝对不同意列同志的报道。你们甚至说，陈独秀还没有放弃斯大林的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联合的政策。但是直至现在，我还没有读过陈独秀派任何纲领性式的声明书（注②），所以没有可能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 其他方面，我认为只有对下列问题有明了的答复，在此基础之上，然后能说：在中国问题上我们是否原则上一致。 关于革命的第一事情的问题： 一、能不能因为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就做出结论，以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能起领导的作用（斯大林、布哈林的意见）？ 二、四个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与无产阶级——联盟（斯大林与布哈林的理论）的口号，是不是甚至于有片刻是正确的？ 三、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俄国共产党政治局的决定）是允许的吗？ 四、为北伐的利益而妨害土地革命（俄国共产党政治局的电令）是允许的吗？ 五、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广大工农运动发展的时候而拒绝苏维埃的口号是允许的吗（斯大林、布哈林）？ 六、斯大林派关于『工农党』的口号——即俄国民粹派的旧口号，应用到中国，是否有片刻是对的？ 关于革命第二时期的问题： 七、共产国际的决议说，国民党左右派之摧残工农运动，是“革命转变至较高阶段”的表现（斯大林、布哈林），这是对的吗？ 八、在这种条件之下共产国际提出的武装暴动的口号是对的吗？ 九、在工农的政治退潮之际，由共产国际所认可的贺龙叶挺的游击战争是，对的吗 十、由共产国际的代表所组织的广州暴动是对的吗？ 关于一般过去的问题： 十一、一九二四至二七年共产国际在中国方面对于反对派的攻击是列宁主义对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抑或是孟什维克主义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 十二、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共产国际对于反对派的攻击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于『取消派』的斗争抑或是冒险主义对于布尔什维克注意的斗争？ 关于将来的问题： 十三、在目前反革命胜利的条件之下，反对派深信要用民主口号，尤其是立宪会议口号，动员群众，是必要的吗？还是此时只限于苏维埃口号的抽象宣传，像共产国际所决定的一样呢？ 十四、『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是否还含有革命的内容，像共产国际所想象的那样，或是恰恰相反，此时应揭破这样掩饰着将来国民党的公式，并说明中国工农联合的胜利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呢？ 十五、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否适用与中国，或是相反，中国革命能否得到胜利，能否彻底完成其任务，全看他是否成为全世界革命的链锁之一环？ 依我之见，这都是中国反对派在他的政纲中所必需答复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整个国际是有莫大意义的。中国目前所经历过的反动时期，像历史上所常见的一样，必然会变成为理论上加深研究的时期。目前中国革命青年的特征，就在他们有热情去要求了解、研究和抓住问题的全部，缺乏理论基础的共产国际官僚在缢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我不怀疑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反官僚的斗争中，能产生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核心，同时亦将为整个的国际服务 1929年12月22日普林吉博岛 译注 ①反对派李肃同志，与一九二八年，在东江某地，被斯大林派所枪杀。 ②英文本译作“我们读到一个……纲领式的声明”，显属误译。
致刘仁静（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致刘仁静 （1929年12月1日） 亲爱的朋友： 与此信同时寄给您我的小册子《何谓不断革命》俄文手稿。我给小册子写了一篇序，是特别为中国而写的。正本小册子，我想，都能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一般有思想的中国人发生兴趣。希望目前中国书报出版审查的条件不至于妨碍此书出版。我劝您首先要把此书弄出来（注①）。希望您翻译的很小心，很确切。要做到这一步，大概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题材太复杂了。不过您对问题的把握，以足以使您在中文里选择到必须的术语。 俄文的第一卷自传已出版。希望您已经收到这本书—无论如何我是及时设法要使他们给您寄去一本的。英文版我自己都未曾收到，究竟它几时可以出来，我也不知。不过此书一出，一定会给您寄一本去。 前几天才给您写了信。我等着您关于中国情况的文章和通讯。这个短条只想通知您我已经给您寄了关于不断革命的新手稿。如果将它出版，我将引以为快。 （未具名）1929年12月1日 译注 ①此书刘仁静未曾翻译。过了数年之后，大约在1933或34年，在南京监狱里的几位青年托派，根据英文版翻译过它，且曾在上海出版，但因翻译和印刷都不够好，以致流传不广，影响不大。 据说中共已翻译出版，内部发行。1966年2月发行第一版，第二版不详，1973年5月发行第三版
致刘仁静（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致刘仁静 （1929年11月） 亲爱的朋友： 收到您写来的三封信，使我甚为高兴。感到遗憾的只是信都太短了。在第二封信里您答允给我写关于中国局势的一篇详尽通讯，我急不及待的等着它。 您告诉我关于反对派的情形，很使我担心、不安。我们必须获得第二次代表大会（注①）决议案的正确翻译以及您对它的批评意见。特别使我痛苦的是：他们将您排斥在大会之外。这是因何而起的？ 您说他们反对让陈独秀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为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自己分裂的。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我们与他之间，在过去的歧见（1924-27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间没有事先的郑重考验，不可能统一起来。无论如何，现在就搞左派统一，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决裂，那是鲁莽的。 您信上又说，反对派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放在内部工作上。而这一层也绝对不能作为分裂的基础（注②）。在党内工作室有巨大意义的。如果有一个同志，他在1924-27年期间犯了一大些错误，而现在，在事后，他却走到我们这里来了，这是我们最可贵的收获，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丰富经验。因此在党员内部进行工作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做这项工作，完全不排斥反对派自己队伍的紧密团结工作，相反，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当然，要更加确切地估计党内工作的意义，需要知道正式党的力量。盼将这方面的情形尽可能确切与详尽的告诉我。 恰好您自己就说陈独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是站在R（注③）立场上的，并不与我们一致。可是这个问题却是基本的。现在与坚持“民主专政”的人搞统一，便是不可原谅的轻率。 反对派对于中国的民主过渡口号采取什么态度？正式党提出了一些什么口号？陈独秀在这个问题的立场上为何？ 真理报上多次报道了由朱德统帅的“共产党队伍”的消息。这是一种怎样的队伍？朱德是谁？兹随信附上关于此一问题的评述（注④）。等待您的意见（注⑤）。 希望您已经收到了《保卫苏联与反对派》（注⑥）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里也谈到中国的事情。出版它会比出版那些旧作给为迫切、重要。 自传一出版将立即从美国给您寄去。俄文版自传日内便可出版，也会寄给您。 现在我正在写一本关于“第三时期”的小册子（注⑦）。很想分出其中若干部分来谈中国情形。但是极难办到，因为我手头关于中国的消息非常不够。在这件事情上您要负部分罪责。 收到法文《真理》和我们的公报吗？咋最近期间我们希望能出版一种很好的德文周刊。这将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因为乌尔班斯（注⑧）的路线只能败坏我们的立场。 紧紧的握手 （具名）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日 译注 ①②这封信内提到的“反对派”，指的是1927年冬天起被开除而遣返回国的那些留俄学生以及他们在《我们的话》杂志周围团结起来的组织。他们曾经与1928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于1929年9月举行第二次大会。当时刘仁静已经从苏联经土耳其回到上海，因他不遵守莫斯科托派会议上的决定；回国后不肯承认业已在中国活动了将近两年的托派，不设法留在党内工作，只是拼命要同陈独秀派统一，所以反对派的第二次大会不让他出席。刘为此给托洛茨基写信，要为反对派当时主张注重党内工作与不和陈独秀派谈统一这两个问题而与之决裂。托洛茨基此信主要便是针对着这两点而写的。（此点可参阅《双山回忆录》143-153页） ③指拉狄克。据当年参加陈独秀派的一位负责人说：“当我们陈独秀派看到反对派文件，互相讨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了，惟陈独秀有保留，他认为此口号不能包括农民。我们同他反复讨论，最后他接受了。1930年2月间他答复第三国际的信便是站在『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反对当时斯大林派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这是『无产者』社内部讨论的事情。个人思想都在发展中，不能作为定论。这个讨论传到外面，人家便当作陈独秀的固定意见了。人们不去理会1930年2月的答国际信。至于陈独秀后来在此问题上有反复，那是另一个问题。此外，当时也只有陈独秀个人暂时有保留，陈独秀派则是无条件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 ④即指1929年11月9日写的文章《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从信内的这句话，我们推定出这封未写日子的信应该写于1929年11月中旬。 ⑤最后一句是托洛茨基用笔添写在打字稿上的，最后一字字迹不清，凭猜测译成“意见”。 ⑥此书1930年已由郑超麟译出，由『无产者』社出版。 ⑦即《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这本小册子完成与1930年1月8日 ⑧HUGOURBAHNS（1890-1964）原德国共产党的一位领袖，1927年因反对派被开除，后来发起『列宁团』，在1930年初便与左派反对派断绝关系。
译者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译者序 托洛茨基给中国托派的信，迄今为止，我们见到与收集到的共有二十二封，现在将他们编成一集出版。其中五封（1929年12月22日『答中国反对派』，1930年4月2日『论国民会议口号』，1931年1月8日『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1932年9月22日『论无产阶级专政与农民战争』，以及1932年10月3日『要行动的战略不要揣测』），因为性质上都是郑重的理论分析与政治指导，当时都登载在『反对派公报』上，同时差不多都立即译成各种主要文字，在各国反对派机关报上登载了的。在中国，除当时将它们译出、抄印与传播外，后来又曾收入《中国革命问题》与《托洛茨基给中国托派的信》这两本书（注①）中。 其余十七封，绝大多数是写给中国的个别托派同志的，多少带点“私人”性质。内容也与上述五封长函略有不同，他们差不多全是关于组织和“事务”方面的。这些信，在写作当时发信人都不会将它们公开发表。在收信人方面，由于性质关系，也不会将每一封信都译出付印。其中一些重要的虽曾译载在当时反对派各派的刊物上，但因国民党的严厉镇压，中国托派不断遭受破坏，以致这些刊物得以流传的基本没有，而托洛茨基寄来的信札原件更是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近年来，我们首先见到了收入英文《托洛茨基论中国》书中的两封旧信：1930年8月22日致刘仁静与同年9月1日致“十月派”的。他们是从一本侥幸留存下来的《无产者》（1930年，第四期）的中译文转译成英文的。稍后，我们又见到了收入英文《托洛茨基著作辅篇》中的一封（1935年8月10日致李福仁（注②）旧信）。 去年（1980年）一月，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保管的托洛茨基档案中的『密封部分』，依照当年所订条件开封了。我们请人代为寻找并影印有关中国的文件，结果得到了十四封弥足珍贵的旧信。 这十四封可分作两部分。前面七封（从1929年11月到1932年9月）是中国早期托派运动的第一手史料。他们反映了中国左派反对派当时的组织实况，同时也充分流露出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关怀。正是这几封信，连同上述1930年8月22日与9月1日的而信，以及1931年1月8日的长信，直接促成了当时分别成立于中国的四个托派组织的统一。 后来写给李福仁的七封（连同前已发表的则共为八封），主要谈的是陈独秀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看到了这位世界革命的巨人对于他的中国老同志如何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切与爱护。 为使读者能充分了解这些信的内容，我就所知道的当时的事实，在每封信的后面添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 1981年5月21日双山 ①收在本书里的这五封信都是旧译，编者只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 ②李福仁不是中国人，但他是中国托派的成员。
坏和平总比好争吵要好（托洛茨基，1927年10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坏和平总比好争吵要好[1] 托洛茨基（1927年10月5日） 附录：托洛茨基就发表《坏和平总比好争吵要好》问题致《真理报》编辑部（1927年10月6日） 法国政府为什么现在坚持要我方召回拉柯夫斯基同志？因为围绕他展开了一场尖锐的辩论。因为什么法国的反动报刊展开了一场针对拉柯夫斯基的辩论呢？就因为拉柯夫斯基签署了一项政治声明，该声明宣布一旦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军队的每一个有觉悟的忠实的战士都有义务投奔苏联。实在难以想像出比这个更无谓的借口。至于比令人敬重的法国外交界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驱使下的处境更为尴尬的情况，就更是无法想像了。 因拉柯夫斯基签署了上述声明而提出召回他的要求，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有意义，即如果拉柯夫斯基对战争的罪恶观点是他个人所专有，也就是说所有其他苏联外交官和所有处于领导地位的苏联政治活动家都与拉柯夫斯基不同，认为在反对苏联的战争中帝国主义军队内的工人和农民的责任是维护本国资本主义政府的利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关于换一个政治上更可靠的人来取代拉柯夫斯基同志的要求或许会有一点政治意义。可情况并不是这样。那个归之为拉柯夫斯基个人过错的简单想法是每个革命者、每个党员、每个布尔什维克所共有的想法。 我党纲领无情地谴责“用保卫祖国的虚伪口号来掩盖维护本国民族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利益”的做法。用我党纲领的说法，目前的整个国际形势“必然使个别国家的国内战争同保卫无产阶级国家的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革命战争结合起来。”［《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30页。］共产国际关于帝国主义特别是关于反苏战争的所有决议也毫无例外地贯穿着这些基本思想。可见，拉柯夫斯基同志那个令法国帝国主义报刊火冒三丈的罪恶观点仅仅是对共产党纲领实质的引申，更确切地说是简单的重申。此外，承认或不承认这一点是区别党员与非党分子的重要标志之一。可见，拉柯夫斯基同志那个使法国资产阶级大发雷霆的观点所表现的，并不是拉柯夫斯基而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究竟意欲何为呢？埃伯特先生应对此作必要的解释。米勒兰、努兰斯先生们及其同伙意欲何为，这是众所周知的，因为这些先生并不隐瞒自己的愿望：他们想让萨宗诺夫或者起码让米留可夫到巴黎任大使。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更换莫斯科的政府。米勒兰、克列孟梭曾经作过这样的尝试。他们是否想重蹈覆辙呢？ 政府中的左派激进派意欲何为呢？自不待言，我们对激进派不抱任何幻想。激进派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总的说来他们可分两类：一类专门骗人，另一类甘心受骗。他们稍加拖延也好，作出反抗的架势也好，归根结底总是去完成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想干的事情，只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特别想干的话。 激进派是否希望苏联政府派克伦斯基来当大使呢？这办不到。只有执政党党员也就是布尔什维克才能当上苏联政府的大使。而大使就其本身而言是受到自己政党的纲领约束的。 激进派先生是否以为我党会改变自己的纲领呢？可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纲领才进行了那场废除沙皇时期的债务并没收工厂的十月革命的。于是，我们每次都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这与拉柯夫斯基毫不相干。是共产党纲领的过错，是十月革命的过错。 这就是帝国主义反动派之所以占尽优势的缘故。他们十分清楚，苏联大使在奉行独立的政策方面不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使。每一位苏联大使现在坚持、将来还会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一旦帝国主义国家进犯苏联（由于债务或者其他原因），资产阶级政府将遭到本国先进工人的反抗，这种反抗情绪将愈来愈强烈，必将遍及社会各界，迟早要传到帝国主义的军队。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战争只能是一场极其严酷、极其顽强、极其漫长的战争，而这就是说，这场战争到一定阶段必须像纲领所说的那样转变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战争。每一个俄国共产党员和外国共产党员都会尽力促进这个转变。 当帝国主义各国相互交战时，难道他们不会在彼此的后方策动起义吗？如德国人在爱尔兰，法国人在加里西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等。难道军内开小差现象不会受到帝国主义各国的“相互”庇护吗？难道在和平时期法国没有尽全力在阿尔萨斯－洛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吗？在欧洲哪一个国家不在其邻邦境内不遗余力地搞“瓦解”工作呢？而商业和外交关系却照常进行。 当然，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期间搞阴谋主要是在民族因素上作文章。苏联政府则把希望寄托在其与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联系上。我们的打算对我们的潜在敌人来说要严峻得多，深刻得多，也可怕得多。难道这是拉柯夫斯基的某些言论所决定的吗？不，这是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我国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 激进派或者如白里安之类接近激进派的人说道：“只好要求换掉拉柯夫斯基。”那么下一步呢？假定说新大使具有拉柯夫斯基身上的一切优点；可他至少也具有他自己的一切布尔什维克的“缺点”。下一步又是什么呢？ 帝国主义反动派要彻底一些。他们声言：我们要求撤掉拉柯夫斯基，这里要撤掉的不是拉柯夫斯基这个人，而是布尔什维克。激进派胆怯地反驳他们说：“这么说你们还会要求召回任何一位其他的苏联大使？”帝国主义者回答说：“那当然啦。”“可这就意味着同苏联断绝关系啊！”反动派回答说：“正是这样。”那么下一步呢？反动派的彻底性至此中断了。下一步怎么办？他们没有说。其中有些人想恫吓我们，迫使我们作出更多的让步；还有一些人想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法国拖入反苏战争。 战争是一项严肃的事情。法国有一句谚语：战争就按战争方式行事。如果我们受到侵犯，我们就打算这样行事。不过俄国也有一句谚语：坏和平总比好争吵要好。国与国之间的争吵就是战争。苏联与其他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坏和平”即友谊是不可能有的。但是经验证明，重要的业务关系，确切地说是外交关系则完全可能。战争就按战争方式行事。我们已彻底理解了法国的这句中肯的谚语。只希望埃伯特先生把我们俄罗斯的谚语“坏和平总比好争吵要好”译成法文。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39 [1]季诺维也夫加的注［列·托洛茨基附记］：“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文章刊登（当然很值得怀疑），那么工人们很可能会想我们同意毎年付6000万法朗，需付62年。值得去冒这个险吗？” 附—— 托洛茨基就发表《坏和平总比好争吵要好》问题致《真理报》编辑部 （1927年10月6日） 我于昨日将《坏和平总比好争吵要好》一文给编辑部寄去。文章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向法国资产阶级说明，在保卫苏联和维护其利益的问题上，它不可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共产党内的意见分歧上。但是如果《真理报》编辑打算像对待我同美国代表团的谈话那样来处理这篇文章，也就是说给加上有损文章政治目的的按语，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就毫无意义了。 正因为如此，我事先声明，如果编辑部想用自己的派别行为取代维护苏联利益的政治宣言，那我便事先拒绝发表这篇文章，并要求将手稿退回。 如果编辑部有某些切实可行的改动、修改或补充建议，我当然乐意在我的文章宗旨的范围之内予以考虑。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40
托洛茨基等告全体党员书（1927年10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等告全体党员书 仅供联共（布）党员阅读 （1927年10月4日） 致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从上面散布下来的关于反对派分子同弗兰格尔手下军官和白卫分子的阴谋活动有联系的传闻正在党内流传。 党代表大会两年没有举行了。约200名老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13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为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制定了行动纲领。在该纲领中对中央委员会制定的在工人、农民、工业、民族、国际政治、共产国际以及党内制度等问题上的政策提出了批评。但是在斯大林的提议下中央政治局禁止下发这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行动纲领，虽然政治局的直接责任就是印刷行动纲领并通告全党。几乎全苏各省代表会议均已经定于10月底举行，以便选举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而所谓的“争论”却要从11月1日起即选举大会代表之后方可进行。这不是骗局吗？这不是假代表大会吗？这种行动方式是对党章的践踏，是对代表大会、对全党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我们反对派，即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全力以赴地散发我们的行动纲领，我们也是这样向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表示的。 14名无可挑剔的党员承担了用打字机、胶印机等工具印刷行动纲领的工作。他们遭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搜查。其中12名被中央监察委员会开除出党。各地都在开除党员。 但是这一次整套把戏的领导者觉得光是开除、流放和撤职还嫌不够。所谓“张伯伦的间谍”，“第二党”之类的诋毁均不奏效。他们惶恐不安地自言自语道：“党大概会提出一个问题，这个行动纲领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久经沙场的优秀的老党员都愿意为它而献身？这真的是一个反党纲领吗？列宁说：‘在党内争论中不需要文件而轻信空话的人是不可救药的白痴。’我们不想当白痴。将行动纲领给我们吧！”党如果需要行动纲领，就能得到，而只要得到，党就会从行动纲领中看到，反对派在与斯大林领导集团的斗争中始终在维护真正的无产阶级利益和列宁的事业。列宁曾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党内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那就“只好根据纲领来选举”，“我们无法禁止这样做”。（见十大会议记录，第702页）［参见（列宁全集》第41卷，第101页。］ 用心极为险恶的机关权势分子决定：用下列办法压倒行动纲领，吓唬党，迫使党躲到一旁，不让党倾听任何理由、任何见解，并按照机关上层人物的指挥棒进行十五大的“选举”。 出于这种目的提出了所谓对派“印刷厂”同白卫分子军事阴谋有联系的无耻控告。每个党员有责任把这一问题弄清楚。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9月13日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通报说，在反对派“印刷厂”工作的布尔什维克通过一名非党分子同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建立了联系，这名军官则同一个其任务是“近期”在苏联搞军事政变的军事阴谋有联系。中央书记处同意国家政治保卫局对据说参与“反革命组织”的党员进行搜查的行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9月22日向全党发出了特别通告，说什么印刷我们在代表大会前的行动纲领的反对派工作人员同反革命阴谋分子之间有联系。这份通告已经或正在直至最偏僻角落的所有党支部广为传阅。关于反对派同军事阴谋有“联系”的谣传正在非党分子中间日益扩散。这一前所未闻的指控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反对派“印刷厂”的一名工人似乎同弗兰格尔手下的某军官谈论过胶印机。这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对事情的描述。 9月23日季诺维也夫、斯米尔加和彼得松（反对派分子）致信中央和各级党组织，信中提出如下问题： “这个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是谁？他姓什么？为什么不提姓名？他是否被捕？” 只是在这些问题的逼迫下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方以书面形式通报说，所谓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不过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曾不止一次帮助揭露白卫分子阴谋活动的特工。于是关于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和“印刷厂”同军事阴谋有关系的整个通报统统是谎言和欺骗，对反对派的谎言和对党的欺骗。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通报的事实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同一个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工既在监视军事阴谋分子，又在监视为第十五次党代会准备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行动纲领的共产党员。有人用心险恶地对各党支部起了误导作用。他们在对此既不了解又没有料到的情况下根据欺骗和伪造作出了决议。军事阴谋案件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反对派纲领的印刷工作之间毫无关系。这一点在审判所谓的反对派印刷厂参与者时已完全查清。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起诉人只字未提同军事阴谋的关系的问题。这是一则谎言，其依据是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向党冒充为阴谋分子。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通报可以得出结论，是那个实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特工的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把反对派印刷厂同某个军事阴谋联在了一起。季诺维也夫同志、斯米尔加同志和彼得松同志（反对派分子）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问道： “‘近期’谁要搞军事政变？是哪个团体？哪个组织？哪些人？” 就这些问题我们只得到了案件仍在调查之中的答复。不过既然调查仍在进行，那么看来就应等到调查结束了。我们提出的关于组建一个有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反对派分子）参加的案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未被采纳。还没等进行任何调查，诽谤就抢先一步了。 谁通报的关于军事组织的消息呢？是一个姓特维尔斯科伊的非党分子，他同反对派和行动纲领的印刷工作均毫无关系。特维尔斯科伊向谁通报了军事阴谋的消息呢？向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至此似乎一切正常。这么说来，特维尔斯科伊得知反革命分子的军事阴谋后，做了每一名忠诚的苏联公民应做的事情，就是向国家政治保卫局报告。可国家政治保卫局又干了些什么呢？他们把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转给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为布尔什维克—反对派分子同反革命阴谋分子有联系的证据。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处则把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归入与行动纲领印刷工作有关的案卷。 特维尔斯科伊关于“近期在苏联有人准备搞军事政变”的供词的实质是什么？ 特维尔斯科伊援引一位女公民的话（该女公民又是援引另一位公民的话）说： “军界有一个以托洛茨基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显然是军人）为首的运动，这个组织很活跃。没有说这个组织准备搞政变，不过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本身的通报可得出的结论是，特维尔斯科伊把听到的第三手或第四手关于有一个军界“运动”的消息主动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作了通报，这一“运动”的领导人原来是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哪些党员加入了反革命组织呢？是印刷行动纲领的党员吗？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自己坚决地否定了这一指控。究竟指哪些党员呢？该不是托洛茨基吧？特维尔斯科伊点了托洛茨基，也只点了他的名。不过卑鄙勾当的主谋看来还没有拿定主意端出这第二道更辛辣的菜：关于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军事阴谋！看来，他们认为还不是时候。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把自己的特工冒充为反革命分子，以便证明对共产党员的搜查是正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处根据雅罗斯拉夫斯基莫须有的关于共产党员参与反革命组织的报告而赞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行为。政治局为此事发了一个通知。在这件事情上是谁在搞欺骗呢？谁受了骗？是谁出于什么目的作假？又是谁恶毒地指责党？ 这一切的根子都在斯大林那里。若不是他同意、赞同、鼓励，绝没有人敢向党的队伍拋出关于反对派共产党员参与反革命组织的莫须有的指控。 斯大林在大范围里干的事情，地方上是在小范围里干。愚不可及的官僚或者专事钻营的坏蛋在党和非党会议上恶毒地提出问题：反对派从哪里搞到的活动经费？这些卑鄙的诽谤者看来是不明白，我党的成长壮大靠的是党员的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精神，并不是靠从外面得到的经费。 斯大林格勒的前任省委书记普特宁指责工人反对派，说他们出卖国家机密，持枪胁迫党员对反对派的活动保持沉默。诸如此类的无耻谰言在许多会议上和报刊上已屡见不解，而且在党内外日益扩散。 我们扼制诽谤的浊流，争取真诚的有原则性的务实争论的一切努力至今毫无成效。我们提出的批驳关于反对派与军事阴谋有关的诽谤的要求遭到拒绝。关于“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的神话传遍全国，毒害着百万党员和数千万非党群众的思想。目的只有一个：掩盖斯大林在政治上的破产，诬蔑反对派，恐吓党，阻挠争论，故意歪曲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这就是目前的状况。 把党拖出斯大林的泥潭并领上康庄大道只能靠党自己。党应该判断，党应该决定。把全部文件都摆到党的桌面上来！在党内争论中不需要文件而轻信空话的人是不可救药的白痴。目前最主要的文件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行动纲领。 用莫须有的弗兰格尔手下军官来掩饰政治破产的人可耻！ 将反对派的行动纲领摆到党的桌面上来！ 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的自由而真诚的党内讨论万岁！ 打倒颠倒是非、伪造、诽谤、毒害、恐吓和开除等行为！ 诚实地召开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万岁！ 统一的和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联共（布）万岁！ 签名：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 叶夫多基莫夫 巴卡耶夫 彼得松 伊·斯米尔加 1927年10月4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37
托洛茨基等5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1927年10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 托洛茨基，等（1927年10月1日） 一、关于反对派的印刷厂以及同军事阴谋的“关系” 9月12日夜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对许多党员进行了搜查。9月15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处听取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关于部分联共（布）党员和非党分子一起参与秘密的反革命组织活动的报告”，并决定：“认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行动是正确的”。 9月22日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向各级党组织下发了关于发现印刷厂的通知，通知中说： “部分被捕的非党分子确与某些军界人士有联系，这些人士企图在苏联搞一次类似皮尔苏茨基政变的军事政变。” 通知中多次重复的这一论点，其根据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9月13日的通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此援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通报的主要内容。 “1927年9月12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获悉，原工厂主的儿子、非党分子、姓谢尔巴科夫的公民向原弗兰格尔手下的一名军官提出搞一台改良胶质版胶印器；几乎同时又得到情报说，一个姓特维尔斯科伊的人也找过那个军官，此人是个职员，非党分子，同谢尔巴科夫关系密切，他向军官通报近期在苏联要搞军事政变的消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根据上述情报于12日当天夜间对谢尔巴科夫住宅进行了搜查，结果在该处发现了地下印刷厂及党禁止印刷的反对派的反党文件。国家政治保卫局认为有责任扣留这些出版物并在弄清谢尔巴科夫同特维尔斯科伊的关系后逮捕所有与此案有牵连的非党分子。鉴于此案（组织军事政变）的特殊性和必须紧急进行调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得不立即对一些党员进行搜查，结果查明他们与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的秘密组织有直接联系。当然一个党员也没有逮捕。 因为与谢尔巴科夫和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一案有牵连的党员甚多（格林施泰因、格尔多夫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和奥霍特尼科夫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认为有责任把此案的详细情报以及全部材料转交中央监察委员会。 鉴于被捕的非党分子的供词证实有一个以策划上述军事阴谋为目的的集团，此案的侦查工作仍在继续。” 根据这个通报可以得结论：确曾参加反对派印刷厂工作的谢尔巴科夫为改良胶质版胶印器一事找过原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与反对派印刷厂没有任何关系的特维尔斯科伊也找过这位军官“通报了近期在苏联要搞军事政变的消息”。 这样一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案件：反对派的印刷厂案件和军事阴谋案件。这两个案件是通过什么或者什么人联系起来的呢？就是通过原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这个人物，谢尔巴科夫为改良胶质版胶印器一事找过他，特维尔斯科伊也向他通报了即将发生的军事政变。 9月23日季诺维也夫同志、斯米尔加同志和彼得松同志致信各党组织，提出如下问题： “这个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是谁？他姓什么？为什么不提姓名？ 他是否被捕？ 为什么正好同一个时间既有人找他搞胶印器，又有人向他通报‘近期’在苏联搞军事政变的消息？这种通报是出于什么目的？ ‘近期’谁要搞军事政变？是哪个团体？哪个组织？哪些人？” 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通过9月27日致各组织的新通知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明仁斯基同志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回答了季诺维也夫同志、斯米尔加同志和彼得松同志信中的问题。明仁斯基在信中说：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并未逮捕本局在1927年9月27日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通报中提到的那个‘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因为这位公民（只有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直接要求下我才能说出他的姓名）已经不止一次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揭露白卫分子的阴谋。例如曾根据他的指引查清萨文柯夫反革命组织的武器库。他曾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揭露同最近一次军事阴谋有牵连的人。 我们所进行的与本案有关的搜查和逮捕，目的就在于揭露这一军事阴谋。 地下印刷厂是逮捕同搞军事阴谋活动有关的非党分子时附带的意外收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过去和现在均未对有党员牵连其中的反对派地下印刷厂一案进行侦查，已将此案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 可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9月14日通报判明与反对派印刷厂搞军事政变的阴谋分子之间存在着由原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来体现的联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9月27日的通报承认，这位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并不是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而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于是，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新的解释，反对派印刷厂和军事阴谋之间的所谓联系是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来体现的。这是惟一的联系。无论是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通报还是在其他文件中只字未提其他任何联系。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显然不能视为反革命分子。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说法，谢尔巴科夫向这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探“提出搞一台改良胶质版胶印器”。显然这句话应该理解为谢尔巴科夫试图通过一位公民搞到胶印器，而这位公民又决不可视为反革命军事阴谋活动的参与者，因为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如果不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位特工变成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份通报中就是这样做的），那么印刷厂与军事阴谋之间就搭不上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一位姓特维尔斯科伊的公民也找过这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探，向他通报准备“近期在苏联搞军事政变”的消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份通报只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侦探介绍为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同反对派印刷厂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位姓特维尔斯科伊的公民向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通报了关于军事政变的消息，显然是为了把这位军官拉入政变活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二个通报对事情的说法则截然相反。 特维尔斯科伊向这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侦探“通报关于组织军事政治变的消息”，显然是为了及时揭露这次政变。那么反对派印刷厂与军事组织之间联系又何在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这位侦探想必是把特维尔斯科伊提供给他的关于军事阴谋的情报向主管机关作了汇报。这位侦探想必也把同谢尔巴科夫就胶印机一事的洽谈情况向主管机关作了汇报，至于洽谈是谁主动提出的并不重要。可见，反对派印刷厂和军事阴谋之间惟一的“联系”便是对白卫分子和反对派进行监视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即使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位侦探碰上胶印机纯属偶然，那他也仍然是反对派印刷厂和我们不知道的军事阴谋活动之间的惟一“联系”。 不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份通报只是附带地提到特维尔斯科伊同谢尔巴科夫关系密切，并未说明是亲属关系、住户关系、政治关系还是组织关系。不错，第一份通报也提到了“查明”一些党员“同谢尔巴科夫和特维尔斯科伊的秘密组织有直接联系”。 但是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是怎么回事，我们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份文件和第二份文件，均不得而知。在关于“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地下组织”的印刷厂一案的材料中也只字未提。与此同时，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这份通报中我们知道谢尔巴科夫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侦探谈过胶印机一事。特维尔斯科伊则向该侦探通报了关于酝酿中的军事政变的消息。为什么称“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呢？是反对派的印刷厂吗？但是特维尔斯科伊同这个印刷厂毫无关系。是军事阴谋吗？但关于谢尔巴科夫参与军事阴谋活动一事只字未提。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组织”是干什么的？从通报中我们只知道他们二人找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同一个特工，不过事由全然不同：一个是为胶印器问题，一个是通报关于阴谋的消息。 现手头只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份通报，关于秘密组织的说法可以间接地依据一个事实，即他们两个人尽管事由不同，找的是同一个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或者说，同一个白卫分子。不过这种观点自然是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二份通报彻底推翻了。该通报证明，这里所说的不是弗拉格尔手下的军官，而是为了苏维埃国家的利益执行秘密任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而并不存在任何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地下组织。正是为了维持这种组织的假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份通报才不得不把自己的侦探冒充为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事实胜于雄辩。 9月27～28日，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审理了参与反对派印刷厂的共产党员的案件。中央监察委员会则在9月29日进行了审理。其中没有人坚决支持关于这些党员“同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有直接联系”的指控。被告和参加中央监察委员会审理此案的中央委员叶夫多基莫夫、季诺维也夫、斯米尔加与托洛茨基一再坚持必须说清楚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以及一些共产党员同这个组织的联系怎么回事，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却愤怒指责提问者，说他们竭力把案件审理引入歧途，说被告把问题搞乱，以便逃避回答关于印刷厂的问题，如此等等。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所谓的印刷厂一案的决定指控一些党员“同非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起建立拥有自己地下印刷厂的秘密反党组织”。至于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称反对派为“秘密的反党组织”，那么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了。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反对派印刷厂问题14名党员负有责任，其中12人被开除出党。但是这些党员同军事阴谋活动的联系哪里去了呢？“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反革命组织”又哪里去了呢？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个通报是这样说的： “因为与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一案有牵连的党员甚多（格林什泰因、格尔多夫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和奥霍特尼科夫等），国家政治保卫局认为有责任把此案的详细情报以及全部材料转交中央监察委员会。” 这样做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秘密情报”和“全部材料”哪里去了呢？当格尔多夫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奥霍特尼科夫等受到指控的同志要求宣读“秘密组织”（上述党员据说均属该组织）的创建者之一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断然拒绝，理由是，特维尔斯科伊及其供词与所审理的反对派印刷厂案件毫无关系。这样一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就已宣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谓格尔多夫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奥霍特尼科夫等人与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有牵连的第一份通报是错误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并无关于此案或详细或简短的任何情报，并无任何材料，为什么呢？显然是因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未将这类材料转给中央监察委员会，他们自己就没有。若是有这类材料，那么就不必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充当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了，也不必以此装假为基础去编造似乎一些党员均已牵连进去的“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了。 但是并没有妨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完成他的第二个通报，该通报用下面一段话彻底推翻了关于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的神话： “如果说反对派的非党知识分子同盟者与图谋发动军事叛乱的军人之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那也并不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过错。” 这是什么意思？“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是怎么回事？这就是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迫于季诺维也夫同志、斯米尔加同志和彼得松同志那封信的压力被迫透露那个弗兰格尔白卫军官并未被捕，因为此人并非白卫分子而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不过局长企图维持以这个莫须有的白卫分子为依据的对共产党员的指控的假象。 当时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9月22～27日的两个通报已下发到各级党组织，直至最基层的党支部。而且，在以所谓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对党进行欺骗一事揭露后才起草的第二个通报是用下面一段话作为结尾的：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表示，他们要用铁的手腕粉碎使谢尔巴科夫和特维尔斯科伊一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追随他们的力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军事叛乱分子参与联共党内事务的任何企图。” 这些话是不容置疑的：反对派受到的指控是他们不但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还使其追随者军事阴谋分子参与联共党内事务。这就是说，反对派企图使军事阴谋分子参与联共党内事务。9月27日在揭露反对派印刷厂时是这样写的。而9月29日，签发上面那段话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又对受到指控的共产党员说，特维尔斯科伊及其供词与整个政变一案一样，同反对派印刷厂一案毫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下发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各州委、省委、区委以及联共（布）各级监察委员会的通知上的签字又意味着什么呢？ 综上所述，便引出了以下问题： （1）9月15日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说，“一些联共（布）党员参与秘密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当时他是否知道，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这个反对派印刷厂同军事阴谋之间的惟一“联系”，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 （2）如果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不知道此事，那就是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他起了误导作用。那么应当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中查清罪人，以便严惩。 （3）如果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知道此事，那他为什么不向书记处通报？书记处在决定中承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行动是正确的”，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对书记处起了误导作用呢，还是如上所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雅罗斯拉夫斯基起了误导作用？ （4）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是何时知道“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的实情的：是发出第一个通知时，还是在收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季诺维也夫同志、斯米尔加同志和彼得松同志的公开质问作出的第二个通报时？ 这几个问题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莫须有的反对派同军事阴谋的联系问题发出的通知已欺骗了党。时至今日党尚未摆脱这一骗局。恰恰相反，这场骗局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扩散开来，并具有日益粗暴的性质。是谁在这场骗局中扮演了自觉而积极的角色呢？谁受派别的迷惑而卷入这场骗局？谁因疏忽大意和不经心而纵容了这场骗局？最后，谁是这场骗局的真正组织者和策动者？这些问题必须彻底弄清楚。如果不搞清楚的话，就连真心实意地筹备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是不可能的。 二、关于军事阴谋问题 于是在党内以至党外流传着一个两个版本（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卑鄙神话，似乎反对派“企图使力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军事叛乱分子参与联共党内事务”。 这些叛乱分子何许人也？军事阴谋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听说这个军事阴谋同反对派印刷厂毫无关系。我们还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那里听说有关军事阴谋的案件仍在审理之中。只有寄希望于军事阴谋受到揭露、对罪犯绳之以法了。 但我们即使在现阶段也不可对军事阴谋问题熟视无睹，不仅因为曾有人企图通过一个莫须有的、仅靠一名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实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工来维系的“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使一些共产党员卷入此案。这个方面我们在上面已尽量简要地进行了研究，把许多细节都抛在一边，其实每个细节都值得独立研究。而“案件”还有其另一方面，这个方面同样颇有教益，而且使人对未来有所认识。 我们已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获悉，除了谢尔巴科夫外，一个姓特维尔斯科伊的人也是反革命秘密组织的参加者，就是那个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工通报“近期在苏联要搞军事政变”的消息的人。这个通报的严肃性无须评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9月13日的通报还说： “被捕非党分子的供词证实有一个以策划上述军事阴谋为目的的集团。” 于是，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得到了证实。供词内容是什么呢？供词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转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材料中。诚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拒绝公开这些供词，因为供词与案件毫无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从该主席团获悉，特维尔斯科伊供出的那些阴谋分子被反对派拉来参与解决党内问题。我们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得知，格林施泰因、格尔多夫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和奥霍特尼科夫等人与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组织有牵连。这一切足以证明我们对特维尔斯科伊供词感兴趣是正当的。现在我们援引他供词中的主要部分，只是用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代替本人的名字，仅限于使用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通报中已经说出的名字。请看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 “女公民H极其秘密地告诉我她同公民M的谈话内容。公民M对她讲，军界有一个以托洛茨基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显然是军人）为首的运动，这个组织很活跃。没有说这个组织准备搞政变，不过这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女公民H的谈话我断言所指的是反对派，但当我向她提出这个问题时，她说并非完全如此，尽管为首的是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由此我又断定该组织有个独特的人物。没有说公民M是该组织的成员，但从整个谈话看来这也很清楚。” 这就是特维尔斯科伊关于“近期将在苏联要搞军事政变”问题的供词。这里我们不再援引公民H和公民M的供词了，因为除了公民M推说关于军事阴谋的情报是一个离莫斯科很远的人告诉他的而外，这些供词并无任何新的东西。特维尔斯科伊，公民H和公民M对军事阴谋均无直接的了解。特维尔斯科伊是从公民H那里知道的，公民H是听公民M说的，而公民M则是听前面提到的不在场的证人说的。特维尔斯科伊对这个阴谋作了最具体的描述，因为他至少说出领导这一阴谋活动的是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季诺维也夫、斯米尔加、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明仁斯基进行了谈话，明仁斯基十分肯定地说，目前尚无任何有关军事阴谋案件的其他材料。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意见，正是这些供词，也只是这些供词证实，不但有一个把组织前面提到的“军事阴谋”作为自己目的的集团，而且有“许多党员”（格林施泰因、格尔多夫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奥霍特尼科夫等人）加入这个集团。 谢尔巴科夫和特维尔斯科伊均于9月12日夜间被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9月13日当天即已致函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及有人策划“近期在苏联搞军事政变”、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和“在搜查时查明同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有直接联系”的共产党员。然而从现有的材料可以看出，作为与“近期在苏联组织军事政变”有牵连的惟一的一个党员是托洛茨基同志。 我们向明仁斯基同志提出既然他认为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为什么不让托洛茨基同志知道这些供词呢，明仁斯基回答说，他“不记得”这些供词中是否提到了托洛茨基的名字。这里要提醒一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个通报是在9月27日发出的，而谈话是9月28日进行的。谈话时在场的亚戈达同志解释说，只要侦查人员指出党员与案件有关，那么有关材料都要转给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次也一样。的确，我们已经了解到，特维尔斯科伊、公民H和公民M关于军事阴谋案件的供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归入反对派印刷厂一案的材料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样什么都没有通告托洛茨基同志。叶夫多基莫夫同志偶然看到了这些材料，随后请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对派中央姜员注意这些材料。 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我们暂时不作政治评论。 三、必要的结论 我们建议立即召开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以便拟订新的第三个告全党书，驳斥前两个通报中的错误论点。换句话说，我们建议通告全党，要非常明确、准确、坚决地向全党说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作出的那个拒绝公开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的决定，即反对派印刷厂案和所谓的军事阴谋案两者毫不相干。 我们建议向全党通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前两个通告对党起了误导作用。 我们建议通过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并在这两个机关的反对派成员的参与下彻底调查此案，以便查明罪犯并尽快绳之以法。 只因我们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满足我们正当的、最起码的要求抱有希望，我们才不在这里对上述事实和情况作出相应的政治评价。 我们坚决请求通过电话于今日内商定召开这样的会议的问题。 伊·斯米尔加 伊·巴卡耶夫 格·叶夫多基莫夫 格·季诺维也夫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36
就法国债务问题致拉柯夫斯基的信（托洛茨基，1927年9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就法国债务问题致拉柯夫斯基的信 托洛茨基（1927年9月30日） 亲爱的朋友： 现有一事要马上向你通报。把我和武伊奥维奇开除出执行委员会的第三天，在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辩论中暴露出关于我国国际政策、法国债务等问题。斯大林说了内容大致如下的一番话：“可别让反对派说我们同法国签订协议代价太大或可能代价太大。反对派拉柯夫斯基驻在巴黎。不错，在所有反对派中数他执行政治局指示最老实。但是由于他很主动，他总是提出多给、多付等等，所以政治局总是要制止他。一贯如此，而且有文件为证。比如说最近一次在3000万法郎的问题上便是如此。拉柯夫斯基干脆提出把这3000万法郎交给法国政府，以便分别付给有价证券持有者。可我们同意的只是在解决贷款问题的条件下提供这笔资金……” 我当场进行内容大致如下的反驳：“拉柯夫斯基仅仅是执行政治局的指示。你们当初要是采纳了拉柯夫斯基的建议，那么我们同法国签订协议的代价就小多了。李可夫在即席插话中也承认了的。”斯大林当时作了内容大致如下的回答：“今天李可夫不在场，我们不知道他当时说了些什么。但是，拉柯夫斯基老是提出多给，这是事实。” 至于斯大林在叙述（也就是歪曲）政治局同全权代表的通信时出言不逊，这是可想而知的。参加联席会议的有六七十人。今天肯定全莫斯科都知道、明天全欧洲都知道拉柯夫斯基喜欢比政治局作出更大的让步。这就是公开向法国资产阶级示意继续施加压力。事情当然不会就此结束。法国债务的问题像石头一样压在党的头上。工人中也议论纷纷。可以肯定，斯大林分子明天将把政治局同拉柯夫斯基的通信摘要送给所有的支部，他们自然是要尽撒谎和歪曲之能事，把事情说成是政治局使苏联免受拉柯夫斯基之害，拉柯夫斯基一心要使苏联沦为法国的奴隶。一切资料表明，这个问题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争论中将起很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大家认为，拉柯夫斯基应对斯大林总是胆怯地拿他当挡箭牌这点立即作出反应。怎么办呢？例如可给政治局写信，简短但措词坚决地说明事情的原委，并对斯大林的诽谤表示坚决抗议。当然，以上引述的并不是斯大林的原话，因为我手头没有速记记录。但是斯大林讲话的意思表达得完全准确。会上我打算当场对斯大林进行内容大体如下的反驳。 （1）拉柯夫斯基只能在政治局创造的环境下执行政策。拉柯夫斯基指出的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在国际形势恶化的情况下，政治局要求拉柯夫斯基不惜一切代价同法国签订协议；拉柯夫斯基正是遵循了这一指示。 （2）如果说拉柯夫斯基在某个场合比政治局走得稍远一点，那么第一，这是总指示的结果，第二，我们都知道，无论向政治局提出什么建议斯大林都要加以修改，哪怕只减少5个美元，这样他日后就可以自吹自擂，说他维护了苏联的利益。同竭力把政治责任转嫁给别人一样，让别人受过，好处全归自己，是斯大林各方面政策的基本内容。 遗憾的是，这些话我一句也没有说出口，因为我没有得到再次发言的机会。 说到这里不能不指出，近年来大多数身处国内和国外的“负责人”在所有较为尖锐的问题上首先关心的是自己可别表现出任何主动性，因为尽人皆知，斯大林为了把自己说成救世主，一有需要便会贬低任何一位工作人员，指责此人给得太多，或者说给得不够，所以错过了时机，如此等等。斯大林对苏维埃各方面工作、包括外交工作的积极性的压制，使苏联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方面同其他方面一样，斯大林日益无耻地用保全自己的斗争来代替维护国家利益的斗争。 总之，应该考虑到，拉柯夫斯基在苏法谈判中的方针问题在近几周党的生活中将起很大的作用。拉柯夫斯基应立即给政治局寄上简短但措词坚决的声明，并把抄件寄给我们。另外，拉柯夫斯基还可寄来更加详细的材料。这一切均需从速办理。 列·托洛茨基 1927年9月30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33
“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与党内制度（托洛茨基，1927年9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与党内制度 托洛茨基（1927年9月24日） 围绕所谓“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开展的运动是在强大的压力下进行的。然而这场运动最终并未证实它打算证实的东西。该是对运动进行初步总结的时候了。 我们先来看看联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和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总结报告材料（1927年7月29日～8月9日）》中对“关于克列孟梭问题”是如何下定义的。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的确落了个坏名声。（它搞的提纲在全体会议和报刊上被多数派代表称之为不成功的、蹩脚的甚至是愚蠢的提纲。）不过这时中央鼓动宣传部帮了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一把。于是我们便有了一份最具权威性的宣传鼓动文件。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哪些有关克列孟梭问题的内容呢？ “反对派在其对党和共产国际的攻击中提出如下论点： （1）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目前正处于热月蜕化时期； （2）按照克列孟梭1914年在法国搞政变的范例对这些领导人来个大换班已在所难免。”（黑体是我们用的） “按照克列孟梭1914年在法国搞政变的范例”等字样是本引文的中心。不过在这一论点中惟有克列孟梭当时曾在法国活动这一点属实。克列孟梭什么政变也没有搞。即使这里的“政变”系指克列孟梭一伙上台执政，也不是1914年的事情，而是1917年的事情。然而1917年并没有发生任何政变。资产阶级议会把政权拱手交给克列孟梭一伙，认为他们能更好地解决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军事难题。议会是资产阶级借口按正常程序处理国事的机构。那么为什么串通一气的中央委员会鼓动宣传部和莫斯科鼓动宣传部要说克列孟梭搞政变呢？因为如果不说政变，就不能把在这方面仿效发克列孟梭的意图强加在反对派的头上。这里目的非常明确。为什么又要把 克列孟梭政变移到1914年呢？我们说，既然是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事情，把它移到哪一年不都一样吗？只有阴险的反对派才会在这种枝节问题上吹毛求疵。 徒弟不可能比师傅高明。布哈林同志是我党最官方的理论家。布哈林在给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作报告时说：反对派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即使在敌人离两个革命中心80公里的地方“也要用自己的方式在我国搞克列孟梭式政变。”在同一报告的另一处提出了“克列孟梭的小政变（nepeвopoтиk）”，而且而且加上了引号，好像是引文，该不是摘自中央鼓动宣传部的材料吧？只是给“政变”一词加了指小表爱的后缀。这完全是布哈林的风格：既然夹杂着谎言，那就婉转点说，结果像在搞缓冲，这也是布哈林在党内争论中的“特殊路线”的实质所在。换成李可夫就会说成“政变”（nepeвopoтищe），给加上表示蔑视的后缀，以表现其坚定的态度。布哈林说的是“小政变”。客观的鼓动宣传部只用“政变”二字。实际上什么样的政变都不曾有过。却有一篇针对反对派的小抄，为的是改变事情的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对雅罗斯拉夫斯基能有什么要求呢？他作为发言者和著作家的主要特点就是不会不加歪曲地表达任何稍微复杂的思想，即使这种歪曲对他毫无利害关系也是如此。他的这种本事（或无能）因为不受惩罚而有了惊人的进步。雅罗斯拉夫斯基从“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中得出了令人愤慨的结论：“反对派不反对援用从异己阶级那里吸取策略的范例。”这一责难当即具有了一种伟大的历史性总结的形式。跟着雅罗斯拉夫斯基走这条道路只会瞎耽误功夫。被封为预言家的塞·绍尔决想不到“异己阶级的”范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形成中起了什么作用。革命者甚至曾不止一次地用反动派的例子来教育群众，向他们解释说，反动分子有别于自由派分子和妥协分子，“他们不是夸夸其谈的人，而是实干家”。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法国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一事为制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起了重大的“范例”作用。离开异己阶级的策略范例，简直寸步难行。只是必须正确利用这些范例。这里首先是不得伪造历史。 小有名气的尼·库兹明[1]也把那个“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当成取之不尽的知识的源泉加以利用，他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挥了下述思想：据说克列孟梭追求权势是为了用无情地镇压工农的方法迫使法国军队将战争进行到底；反对派不信任农民，他们想取得政权，以便“按照克列孟梭的范例”镇压农民。当然从库兹明那里什么都得不到，因为他可能这样说，也可能那样说。但这并非偶然，库兹明也并不是因为聪明过头（而且恰恰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挥了这番让人在一公里外即可嗅到热月党人思想臭味的下流话。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也决不拒绝利用“克列孟梭的范例”，只是得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克列孟梭进行的是帝国主义战争，而且是真刀真枪地干。帝国主义战争是与无产阶级和农民基层群众的利益根本抵触的。要顺利地进行这样的战争，尤其是到了第四个年头，惟一的办法是无情地镇压先进的工人和革命的农民。我们的战争将是社会主义战争。只有依靠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理想主义，只有钳制住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富农及热月分子，才能进行。克列孟梭依靠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富农青年的沙文主义的理想主义，他欺骗、毒害工农，压制任何对战争持批评态度的企图。我们将依靠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英雄主义与果敢精神，让他们将［带］领中农前进。我们只有原原本本地向劳动群众讲清实情，告诉他们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才能保持和加强他们的革命理想主义。这就是库兹明式的热月党人谎言对国防事业危害甚大的原因，因为它在分清敌我的问题上对工农起了误导的作用。 我们暂且不谈瓦雷斯基、萨拉托夫斯基及其他人的文章。我们来看看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委机关报《工人边疆区报》，该报是为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区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服务的。8月12日《工人边疆区报》在读到那个极其有害的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时是这样说的： “托洛茨基同志在其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中表达了类似克列孟梭的思想的想法，克列孟梭在1871年德军进攻巴黎时，声称，为了同外敌（同德军）斗争首先应该除掉内部的敌人。” 您原先不知道这个情况吗？现在就知道了！这段精彩的言词是对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的最精确的、可以说是最“富有原则性的”、至少也是最恰当的解释。糟糕的只是《工人边疆区报》提供的历史资料纯属子虚乌有。真的这么糟糕吗？既然中央鼓动宣传部都把1917年同1914年搞混了，为什么《工人边疆区报》就不能把1917年同1871年搞混呢？不错，在所谓的托洛茨基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中明明说的是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讲的是潘勒韦、白里安等人的内阁；不错，1914年、1917年、1871年均未发生克列孟梭的政变；不错，无论在上述的哪一年克列孟梭从未说过要先消灭内部敌人后保卫巴黎；不错，这种虚构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不过既然要按照发言稿的需要来裁剪历史，那就只好坚决选择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方案，该方案在对反对派进行诽谤时更好使。 先按发言稿的调子对克列孟梭进行一番加工，再拿这样的克列孟梭去套反对派，诸如此类的范例不胜枚举，而且居然全都在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讲话及文章的范围内。至于这些新发现到了县里、乡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厂或者萨拉托夫的农民那里会是什么样子，就不难明白了。简直难以想像还有比这更系统化的对人们意识的毒害！这一切都不会白白地过去，这一切都在积累着，在准备产生“效益”，这种“效益”既适合于发言提纲、专事中伤的学徒、帮手和行家，又适合于全党。 雅罗斯拉夫斯基继斯大林等人之后在我们引用的《党和反对派》一文中谈到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那本不成功的小册子《论战争和战争危险》。有些人把这本不成功的小册子称之为荒谬可笑的。书中充斥着具有黑帮色彩的无知见解。无产阶级的首都莫斯科的鼓动宣传部怎么会出版这样的小册子？况且不是一般的小册子，而是政治学习指南，讲的是关于战争和战争危险这样的重要问题。是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倒霉的是甚至不能自欺欺人地借口说这是一种“偶然性”。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的关于英俄委员会问题的发言提纲可说是更加丢丑。发言提纲断言，英俄委员会将成为反战中心，成为国际上动员革命力量的主要工具，等等，等等。当1926年7月反对派指出这一使党蒙受耻辱的文件时，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没有受到指责，反对派却受到指责。这个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在出版论战争和战争危险的小册子的同时，又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指导性小册子，其质量和水平完全一样。最后，在进行了这些试验而且均被揭穿之后，中央鼓动宣传部和莫斯科委员会又出版一本小册子，它向全世界宣布，反对派打算效仿“1914年克列孟梭在法国发动政变的范例”。 这怎么可能呢？答案是不容争辩的：原因就在于党内总的制度和与其相关的人员遴选制度。人们所写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所了解的，并不是他们琢磨出来的，也不是他们想说的，而是当前形势下要求他们写的。每个执笔者事先都知道，只要他把他们无知或市侩的愚钝拿去对付反对派，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每个执笔者都知道，他没有必要煞费苦心地去查问或者对问题进行研究，因为反对派反正也无法推翻谎言，再说谁想推翻或是想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那他马上就会被打成反对派。扼杀党内批评的制度、封闭的机关连环保制度以及发言稿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大行其道，这些都必定使党的官方理论水平逐步降低。 同时，围绕所谓的“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而展开的整个运动并非因为敌人距莫斯科只有80公里，并非因为反对派准备仿效并没有搞过政变的克列孟梭搞政变，而是为了进一步压制党内的思想，这样一来当权机关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就更加不受任何约束了。 我援引克列孟梭的例子，援引敌视我们的阶级的政治经验中的一个例子，为的是说明一个极其简单的想法：以自己处于领导地位的先锋为代表的执政阶级，应当保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改组自己的队伍而不致出现内部动荡和灾难性的力量分裂的能力。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的国家里搞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得有两党存在，统一的政党也不得分派。但无产阶级专政需要一种统一和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制度，这种制度使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也可以运用革命政党特有的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来监督自己的所有机关，即安排它们的政策，在实行中考查它们，任免干部。 专政是极其锐利的工具。要正确地掌握它，以免弄钝或打碎。那种关于反对派倾向于民主制的责难是荒唐的。若说这种责难是认真的，那是由于不明白：从理论上讲，在不利的情况和实行错误政策的情况下，对专政制度造成威胁的不仅仅有向民主制演化，而且还有蜕化为波拿巴主义制度。从历史上讲，这第二种情况要比第一种情况更现实。破坏民主和集中的统一，把民主集中制变为官僚主义集中制，就是出现波拿巴主义危险的党内条件。 我们在指名道姓地说到这种危险时，就已预感到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招致疯狂的责难和迫害。“孟什维克可是说过专政蜕化为波拿巴主义呀！”不错，是说过。孟什维克的发出点［出发点］是，如果专政不及时地由民主制来取代，专政就必然蜕化为波拿巴主义。我们认为，民主制和波拿巴主义不过是回到资本主义的不同的道路而已。在我们这个具有革命和内战传统的农民国家中，波拿巴主义是一条比民主制更现实的回到资产阶级社会的道路。仅仅因为孟什维克利用这种危险投机便否定历史性危险的存在，岂不是自欺欺人！ 乌斯特里亚洛夫梦想按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分期）走上资产阶级轨道。孟什维克与一度曾是新资产阶级妥协主义代表者的乌斯特里亚洛夫相反，他们害怕波拿巴主义制度，认为民主制比它好，民主制使小资产阶级能够保留某种表面上的政治作用。当初列宁在回答乌斯特里亚洛夫提出的“策略还是革命？”的问题时表示：策略可能转变成演变。党内制度也是如此。斯大林认为，压制一切批评，用万能的小抄取代集体思想生活以及不停地镇压仅仅是为维持党的平衡所必须的暂时性的恶事。事实上，这些措施日益破坏着民主与集中之间必要的相互关系，加大了专政向波拿巴主义蜕化这一十分现实的历史性危险。 当然，这些过程的根源不在于孤立开来的党内关系，而在于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各阶级与国家间的关系、政党与各阶级间的关系以及党的政策的总路线。只有诚实的官僚主义蠢材或对明天毫不关心的无耻的冒险主义者才会否认列宁逝世至今这段时间党内制度日益恶化的事实。以上我们看到了这种恶化在党的思想生活领域造成的明显后果：国内的头号组织，莫斯科党组织竟然出版纯属粗制滥造的有关英俄委员会、中国革命、战争危险及党内关系这些极其重要的党的政策问题的指导性小册子。而且这件实际上令人震惊的事情不仅没有受到追究，反倒因对那些指出莫斯科委员会领导人的完全错误的路线的人加紧迫害而掩盖起来了。 斯大林、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卡冈诺维奇等党的领导的官僚主义蜕变的最显赫的代表人物自然不去追求官僚主义，恰恰相反，他们想以党内民主的方法贯彻自己的政策，即希望党赞同他们的政策，重新选上愿意贯彻这一政策的人。但是，他们遇到了党的某种无声的抵抗，他们日益被迫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自己的政策。在他们看来党代表大会不过是无法躲避的灾难。他们不惜完全违背党章，将这一灾难推迟一年。他们口口声声说争论是绝对的坏事，是对实际工作的干扰，同时却专干以无休止的争论来动摇党的事情，我们上面提到的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一事即是例证。他们一面搞单方面的争论，一面又没完没了地搞严重打击实际工作的组织结论。开除出党成了家常便饭。罪名是什么呢？罪名是散发“秘密”文件。其实真正的罪过是本应成为全党财富的讲话和文章竟被宣布为秘密文件（而且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他们无法兑现最近几届代表大会宣布的党内民主，只好采取日益有效的党内强制的手段。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早已被打上面临战争危险的标记。争论被绝对禁止，理由是我们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为了搞乱全党，制造了反对派以“按照克列孟梭的范例”搞政变相威胁的恶劣神话。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为了彻底消灭仅存的一点党内民主，最终用当权机关的无上权力取而代之。而在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动、党的领导人的政策也相应地发生变动的情况下，这便是波拿巴主义危险的先决条件。 战争的威胁并非偶然的、短时期的现象。世界性矛盾日益加剧。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的关系缓和是短暂的。基本的发展路线是对抗加剧和战争危险不断加深。按照现行制度的逻辑，这就意味着要彻底打消关于党内民主的想法。借口“克列孟梭式政变”开展的运动如同其他一系列类似的运动以及当前这场从上而下地动摇党的无休止的争论一样，就是要彻底打消使党的生活可能回到民主轨道的想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可争辩的是：党内制度是所有危险中最为严峻的危险。就这番话也在报刊和各种会议上开展了一场不受约束的、缺乏思想性的运动。然而这番话是无可争辩的。如果我受到敌人的威胁，但我的眼睛被蒙住了，我的手被捆住了，我也要说，主要的危险不是敌人，而是我的动作受拘束。所谓存在战争危险甚至发生战争的谎言使讨论和解决所有问题、指导和检查自己的所有机关的党自下而上地失去主动性。如果敌人离莫斯科只有80公里，那么党需要具有比其他情况下高出10倍的主动性。可我们的任务就是避免和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只有具备主动精神和充满活力的党才能实现这一任务。就是说，首要的任务是改变党的制度。 列·托洛茨基 1927年9月24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32 [1]顺便说说，库兹明之所以小有名气，是因为他善于见风使舵地写文章。对于我的《革命是如何武装起来的》几部书，库兹明曾热情洋溢地大唱赞歌（如1924年5月14日《消息报》第115号）。现在他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不管库兹明如何“辩证地”（说重一点是变色龙似地）变化，我对他的作品及本人的态度（我认为这绝不仅是我个人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托洛茨基注
就洛佐夫斯基的文章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1927年9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就洛佐夫斯基的文章致季诺维也夫 托洛茨基（1927年9月22日）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 现寄上针对洛佐夫斯基文章的批评提纲。这篇文章进一步向我们表明，我们是多么需要就中国革命最新阶段的性质问题发出适时的、坚决的声明。我认为，不论我上次寄上草稿的总提纲如何，我写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篇文章）可以寄给《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发表或者寄给中央政治局。要紧的是需按时寄出。 列·托洛茨基 1927年9月22日于纳尔奇克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30
就（中国革命新阶段问题的）提纲草稿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1927年9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就（中国革命新阶段问题的）提纲草稿致季诺维也夫 托洛茨基（1927年9月17日）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 今寄上关于中国革命新阶段问题的提纲草稿。我觉得事情非常紧迫。可别让人家说我们是事后诸葛亮。如果这些提纲是集体签名后寄出，引述《信息报》（Вιсти）的那一条应作改动。 您可从中看出重点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代替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口号的问题。 眼下我在纳尔奇克，25日要去基斯洛沃茨克。25日前可向纳尔奇克来信或来电报。 列·托洛茨基 1927年9月17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29
就叶努基泽问题给埃利钦的便条（托洛茨基，1927年9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就叶努基泽问题给埃利钦的便条 托洛茨基（1927年9月12日） 致埃利钦同志 请将此件交费多罗夫等同志一阅，并请商议有关收集资料事。 列·托洛茨基 1917年叶努基泽是否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 叶努基泽[1]同志一口咬定他当时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果真如此吗？叶努基泽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时期曾是布尔什维克，对此没有人提出异议。战争期间他遵循什么路线（需要查清）。这里所说的是从二月革命起叶努基泽同志遵循的路线，具体地说就是从我自加拿大被俘后回国的5月起至十月革命，尤其是4～8月，即至科尔尼洛夫叛乱前这段时间。 叶努基泽咬定他在这段时间也是布尔什维克。我曾提醒他说，他当时并没有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而是采取了类似埃利亚瓦[2]或苏里茨[3]那样的动摇观望的态度，而且当时我两次对他说：“到我们这边来”。叶努基泽对我的这番提醒曾数次反驳说：“我从来没有同你讲过话。”还说：“我根本不认识他，也从来没有同他讲过话。” 这番十分肯定的话已让人大惑不解。当时（4～8月），在苏维埃领导机关成员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及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和士兵的领导人中，布尔什维克屈指可数。我从美国回国后的头几个星期便同他们每个人都联系上了。我怎么会同叶努基泽一次话也没有讲过。而且不认识他呢？他是否出席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会议？出席了还是没有出席？ 谁是布尔什维克，谁不是布尔什维克，7月份看得特别清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缺席的情况下）讨论了在全会上采取什么方针的问题。当时叶努基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吗？他是否出席了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 布尔什维克遭到猛烈抨击的时候，叶努基泽起来维护过他们吗？克伦斯基从前线召回的那个团进驻塔夫利达宫的时候，我们被当成叛徒、霍亨索伦的奸细、革命的失败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备受迫害的时候，叶努基泽在哪里呢？他当时在哪里？他出席过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维护过布尔什维克吗？列宁被当成霍亨索伦的奸细受到迫害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表示过同意列宁的观点吗？ 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隐藏起来、加米涅夫被捕的时候，叶努基泽采取过什么措施来驳斥对他们的无耻诽谤？他是否就此问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过意见？或是在官方的《消息报》上发表过文章？让他去查找并指出他的讲话速记记录或者文章或者声明。 叶努基泽到过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和《真理报》编辑部吗？在关键时期（5～8月）为《真理报》和我们的其他报刊撰过稿吗？ 在会议和群众大会上他发表过布尔什维主义的演说吗？ 叶努基泽是从哪个组织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谁提的名？向谁报告过工作？这个问题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要来检查。 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后，叶努基泽转向了左派。但他在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期间的表现如何呢？就我记忆所及，他从未参加过一次布尔什维克为准备夺取政权召开的多次会议。我不能断言叶努基泽在此期间没有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即使在一起，多半也是采取袖手旁观和观望的态度。总之必须查清，胜利前或胜利后叶努基泽是否参加了党（或回到了党内）？ 此外我保留提供许多证人的权利，他们可以证明在最关键时期（5～8月）没有人在布尔什维克中间见到过叶努基泽同志。 列·托洛茨基 1927年9月1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28 [1]叶努基泽，阿·萨·（1877～1937）——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主任、全俄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秘书。1934年当选中央委员。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2]埃利亚扎，沙·祖·（1883～1937）——1904年入党。1923年起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7年起任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后遭镇压。 [3]苏里茨，雅·扎·（1882～1952）——1903～1914年为孟什维克，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从事外交工作。
就南方面军问题致谢列布里亚科夫（托洛茨基，1927年9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就南方面军问题致谢列布里亚科夫 托洛茨基（1927年9月12日） 尊敬的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 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同志发表了许多荒谬的见解，其中讲道，在他和您一起在南方面军工作期间，我只去过南方面军一次，是偷偷去的，待了半个小时，是同妻子一起乘汽车去的。我当场高声打断了他的讲话说，他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他则回答说，可以为他说的每句话担保，并引用您的话作为佐证。他还补充说：那是冬季里的一个下雪天，托洛茨基夜里到达，马上又走了，因为不准他到南方面军来。我没有逐字逐句地引证，因为我手头没有速记记录，不过我把斯大林讲话的意思转述得相当准确。要确认这一点并不困难，只要斯大林事后不意识到是把梦境当成现实而去修改他所说的话。 1．我从未同妻子一起去过南方面军。 2．从未有人不准我前往南方面军。我甚至不明白怎么会产生这种不准的想法。也许斯大林在我背后提出过此类要求。我对此一无所知。在当时政治局的会议记录中有一条性质完全相反的决定，该决定说政治局完全赞成我要求近期内将主要精力放在南方面军的 3．列车日志可证明，我在南方面军不是只待了半小时，而是待了数周和数月。有关情况列车报《在途中》也可证明。 4．但是如果有谁相信斯大林所谓我因什么人的禁令偷偷去了南方面军、只待了半个小时、而且是在夜间去的荒谬说法，那就要问：我究竟是瞒着谁呢？莫斯科对我的行车路线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我随时得到报告，而且列车每到一处，我都及时向克里姆林宫作了通报。我去南方面军司令部时斯大林也在那里，那么我究竟是瞒着谁呢？实在无法理解。 只有居心险恶的人才会说出如此无法自圆其说的废话。 我把此事向您通报，以防万一。请告诉他们正是您记得我去南方面军的情况。在您与斯大林的谈话中是否暗示过我是秘密去的，偷偷去的？所谓在南方面军司令部停留半个小时是我惟一的一次南方面军之行的说法是否属实？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7年9月1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27
序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序言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同俄国三次革命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仅仅同这段历史有联系。近几年来，这个问题在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这个问题又被带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过关键性的作用，并决定了有关东方各国革命斗争诸问题的许多最重要的决议。这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按照列宁主义不肖门徒们（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学说，这个理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原罪。在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不断革命的问题于1924年被重新提出来，初看起来，十分出人意外。这样做从政治上讲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这些意见分歧早已成为过去。但是有重要的心理方面的动机。所谓的“老布尔什维克”集团开始同我进行斗争，想把我置于这个称号的对立面。但是1917年是他们道路上的一个巨大障碍。不管往日的思想斗争和思想准备有多么重要，然而对全党也好，对不同的个人也好，先前的整个准备时期在十月革命中经受了最大的、不可抗拒的考验。这些不肖门徒中没有一个人经受住了这次考验。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采取了民主左派的庸俗立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提出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口号。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是荒谬的，或者说得更难听点，是“托洛茨基主义”。他们本着这种精神来领导党，直到列宁从国外回来并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四月提纲”。此后，早已同列宁发生直接冲突的加米涅夫试图公开在布尔什维克中组织民主派。稍后，同列宁一起归回国的季诺维也夫也加入了加米涅夫一派。因坚持社会爱国主义立场而名誉扫地的斯大林则采取了旁观的态度。他要使党忘记他在三月里其有决定意义的几星期中所发表的可悲的文章和讲话，同时逐步地靠向列宁的观点。由此，自然产生一个问题：既然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最重要、最严峻的历史时刻独立地运用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那么他们每个人究竟从列宁主义那里学到了什么呢?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另一个问题。为此目的，他们决定把火力集中到不断革命论上。我的对手们当然没有预见到，他们在制造了一个人为的斗争轴心以后，自己也就不知不觉地被迫围绕着这一轴心转，从而用反面的手段为自己制造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就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特点而言，我早在1905年的一系列决定性事件发生以前就阐述过了。当时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日益逼近。当时任何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时我们都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怀疑，我们面临的正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也就是从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发展同过时的中世纪农奴制等级关系和国家关系的矛盾中产生的那种革命。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当时我不得不发表许多演讲和文章，阐述马克思主义观点，同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作斗争。但是，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并非已经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即由哪些阶级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些阶级的相互关系究竟怎样。实际上，各种基本的战略问题正是从这一点引发的。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以及追随他们的所有俄国孟什维克的出发点是：只有作为政权的天然追求者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才能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担当起领导作用。按照这一图式，无产阶级政党充当的角色只能是民主阵线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既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反动势力，同时也应当捍卫无产阶级利益，使之免遭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侵犯。换言之，孟什维克一向所理解的资产阶级革命，基本上是一种自由立宪改革。列宁提问题的方式完全不同。对列宁来说，要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从农奴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首先就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这就是说，要完全消灭地主阶级并用革命方法重新调整土地所有制。与此紧密相连的是，消灭君主制。列宁以一种真正的革命勇气提出了土地问题，因为它关系到绝大多数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时它也是资本主义市场问题的基础。由于自由派资产阶级敌视工人，同大土地所有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要真正实现农民的民主解放，只有走工农革命合作的道路。列宁认为，工人和农民共同起义反对旧社会，假若获胜，必然会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目前，共产国际把上述提法当作超越历史的教条来加以重复，他们不想去分析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活生生的历史经验，好像我们根本就不是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以及最后十月革命的见证人和参加者似的。然而，进行这样的历史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历史上从未有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制度。1905年时，这个提法对列宁来说是一种战略上的假设，它有待于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来加以验证。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提法很大程度上就像是代数中的假设。列宁并没有事先就解决下面这个问题：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拟想中的民主专政的参加者将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关系。他没有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农民在革命中将拥有代表自己的独立政党，而且它对两个阵线都是独立的：不仅独立于资产阶级，而且独立于无产阶级，同时它能够同无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以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从而实现民主革命。列宁甚至设想（下面将会读到），在民主专政政府中革命的农民政党将构成多数。在土地革命对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命运具有决定意义这个问题上，至少从1902年秋天起，也就是从我第一次逃亡国外的时候起，我就是列宁的学生。同近年来流行的荒诞的传说相反，我一点也不怀疑，土地革命，推而论及一般民主革命，只有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联合力量，通过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完成。但是我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种提法，我认为它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回答究竟由那个阶级来掌握实际的专政这个问题。我曾证明，农民尽管在社会上和革命中占有极重的份量，但他们不能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党，更不能把革命政权集中在这样一个政党手中。在以往的一些革命中，从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算起，或者更早些，农民发动起义支持某一派城市资产阶级，往往就保证了资产阶级获得胜利，同样，在我们为时已晚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农民也一定会以其最大的斗争规模给予无产阶级类似的支持，帮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我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在千百万农民的支持下确实把革命专政集中在自己手中，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完成自己的任务。这种专政的社会内容是什么呢?它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把土地革命和国家的民主改革进行到底。换言之，无产阶级专政将成为解决历史上为时已晚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工具。但是，事情还不能到此为止。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将不得不更深刻地侵犯整个私有制关系，就是说，不得不转而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从1905年到1917年，斯大林之流，李可夫之流以及莫洛托夫之流等曾经几十次地这样对我表示异议：“难道你真的认为俄国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对此，我总是回答说：“不，我不这样认为。”不过，整个世界经济，首先是欧洲经济已经完全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否能导向社会主义，其速度如何，要经过哪些阶段，这都要取决于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未来的命运。这就是早在1905年头几个月就形成的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特点。从那以后，发生了三次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凭借农民起义的强劲浪潮掌握了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发达国家都更早地成了事实。1924年，即不断革命论的历史预见得到了强有力的证实后的第七个年头，这些不肖门徒从几乎已被我忘记了的我的旧着中，断章取义地摘取一些词句和论战中的话，疯狂地对这个理论展开了进攻。这里最好是回顾一下，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时，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巴黎公社偶发性的起义也已经过去了35年。欧洲对革命已经生疏。俄国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经历。革命的所有问题都是新提出来的。这就不难理解，那时，未来的革命对我来说具有许多未知的和猜测的成份。各个团体的提法都不过是一种工作上的假设。现在，即事后来研究1905年的分析和估计，根本就不需要有历史预见的能力，也根本不用懂得历史预见的方法，因为这些分析和估计是昨天做出的。我常常对自己，也对我的朋友说：我并不怀疑，我在1905年的预见有许多缺陷，现在事后指出这些缺陷是不难的。但是批评我的人难道当时就看得更正确、更深远一些吗?尽管我已很久没有重读我的旧着，但我早就准备承认，这些著作中的缺陷比实际上存在的还要严重得多。我在1928年就已经确信这一点，当时我被流放在阿拉木图，强加给我的政治闲暇使我有机会手握铅笔重读我过去就不断革命问题发表的著作。我希望读者读了后面的内容以后，会完全相信这一点。但是在这篇序言中，有必要尽可能准确地阐明不断革命论的要点以及反对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争论已经如此广泛，如此深刻，它实质上已包括了世界革命运动的所有最重要的问题。不断革命，就马克思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来说，就是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阶级统治，不能停留在民主阶段，而要转而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并进行反对外部反动势力的战争，意味着这种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同前一个阶段相衔接，而且它只有在阶级社会完全消亡的时候才会结束。为了澄清围绕着不断革命论所产生的混乱，有必要把这一理论中相互联系的三方面思想分别加以阐述。第一，是关于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不断革命论的历史来源。不断革命的概念是十九世纪中叶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及其同道者们提出来的，它针对的是民主主义思想。众所周知，这种思想所主张的是“理性的”或民主的国家建立以后，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的、进化的途径得到解决。马克思把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只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马克思“错了”。不过他的错误是错在事实上，而不是错在方法上。1848年革命没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正好表明它没有因民主的建立而结束。至于1818年的德国革命，它根本就不是完成民主任务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一场被社会民主党人扼杀的无产阶级革命；讲得更准确一点，这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这个资产阶级反革命在战胜无产阶级后被迫保持虚伪的民主形式。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制定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图式，按照这一图式，每个资产阶级社会或早或迟都会建立民主制度，此后，无产阶级便在民主的环境中为社会主义而逐步组织起来并接受教育。至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看法就不一致了：公开的改良主义者把这一过渡设想为通过改良道路用社会主义的内容来充实民主制（例如饶勒斯）。正式的革命者则承认，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革命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盖得）。但是这两种人都认为，对一切民族和国家来说，民主制和社会主义在社会发展中不仅是彼此完全分离的，而且是相距很远的两个阶段。这种看法在那些1905年时大体属于第二国际左翼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占统治地位。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杰出创始人普列汉诺夫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在当代俄国是一种梦话。赞成这一观点的不仅有孟什维克，还有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现在党的所有领导人，当时他们都是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不仅在1905年，甚至在1917年前夜仍然是遥远未来的模模糊糊的乐声。1905年重新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向这些思想和情绪宣了战，它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会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会把社会主义任务提上日程。这就是这一理论的中心思想。传统观点认为，只有经过一段漫长的民主制时期才能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断革命论则断言，落后国家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走向民主制。因此，民主制不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几十年的制度，而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它们互相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可见，在社会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之间存在着革命发展的不间断性。“不断”论的第二个方面是，社会主义革命同样也是不断的。在无法确定的长时期内和经常的内部斗争中，一切社会关系都要经受改造。社会在不断地除旧换新。一个改造阶段直接产生于另一个改造阶段。这个过程必然具有政治性，它是通过正在改造的社会的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得以展开的。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的爆发常常同“和平”改革时期互相更替。经济、技术、科学、家庭、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革命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展开，不让社会达到平衡。由此产生了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不断革命论的第三个方面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它产生于人类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状况。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只是经济的世界性、生产力在全世界的发展，以及阶级斗争的世界规模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反映。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国基础上开始。但它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一国范围内要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暂时的状况。尽管苏联的经验表明，这是一种为时较长的暂时状况。然而，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内外矛盾必然伴随着成就一起增加。如果继续孤立下去，那么无产阶级国家最终必然会被这些矛盾所葬送。无产阶级国家要摆脱这种状况，只有在一些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得胜利后才有可能。从这个观点来看，一国的革命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链条中的一环。国际的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尽管它会出现暂时的衰退和低潮。不肖门徒们反对（尽管观点并不一样鲜明）不断革命论的所有三个方面。事情只能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整体中牢不可破地联系在一起的三个部分。不肖门徒们机械地把民主专政同社会主义专政割裂开来。他们把一国的革命同国际的革命割裂开来。对他们来说，在一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实际上不是革命行动的开始，而是革命行动的结束：随后开始了进入一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时期。1905年他们不赞成俄国无产阶级有可能早于西欧夺取政权这一思想。1917年，他们鼓吹在俄国进行有独立意义的民主革命并拒绝无产阶级专政。1925年至1927年，他们坚持中国的民族革命应由民族资产阶级来领导的方针。后来，他们替中国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他们宣称能够在苏联建成一个与世隔绝，有独立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取得胜利必要条件的国际革命，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有利的环境而已。不肖门徒们在不断地反对不断革命论的过程中就这样严重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种从人为唤起历史回忆，歪曲遥远往事开始的斗争，使革命领导层的世界观完全变了形。我们已经多次说明，这种对价值的重新评估是在苏联官僚的社会需要影响下进行的，这些官僚日益变得保守，他们力图维持国家秩序，要求人们承认，这场业已完成并保证了他们特权地位的革命对于和平建设社会主义已经足够。我们不想在这里重新讨论这个题目。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官僚们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的物质地位及思想地位同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联系。恰恰在今天，这一点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尽管存在这样的事实，或者说正由于有这样的事实，即斯大林的机构迫于没有预见的矛盾，正在拚命往左转并无情地打击自己昨天的右翼鼓动家。官僚们虽然仓促地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口号和论据，但众所周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敌视态度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反对派成员为了支持工业化等方针而提出重新入党的问题时，他们首先被要求谴责不断革命论，承认（即使是间接承认）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斯大林官僚分子以此表明，在保持民族改良主义战略基础的同时向左转，这纯粹是一种策略。在政治上如同在军事上一样，策略终究要服从战略，这一点用不着多加解释。问题早已超出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这一特定范围。这个问题逐渐在扩大，并且目前确实已经涉及到关于革命世界观的一切问题。不断革命或一国社会主义，这个非此即彼的抉择，关系到苏联的国内问题，关系到东方革命的前途，最后也关系到整个共产国际的命运。本书没有从所有这些方面来探讨问题，没有必要重复其它著作已经说过的话。在《共产国际纲领批判》[1]中，我力图从理论上揭示：民族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共产国际的理论家对此一言不发。这也许是他们唯一能做的。在本书中我首先要重提一下，在1905年，我是如何针对俄国革命的各种内部问题来表述不断革命论的。我要说明，我的提法同列宁的提法究竟有什么差别，我的提法怎样以及为什么在所有关键问题上都同列宁的提法是一致的。最后，我要力求揭示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从而对整个共产国际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不肖门徒们究竟对不断革命论提出了那些责难呢?假如撇开我的批评者们无数的矛盾不谈，那么他们全部浩瀚的作品可以归结为下述几条：一、托洛茨基忽视了资产阶级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差别，早在1905年他就认为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着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二、托洛茨基完全忘记了土地问题。对他来说．农民并不存在。他所描绘的革命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同沙皇制度之间的战斗。三、托洛茨基不相信世界资产阶级会允许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多生存一些日子，他甚至认为，如果西方无产阶级不在最短的期限内夺得政权并援助我们，那么这一专政就必然会垮台。正因为这样，托洛茨基低估了西方无产阶级向本国资产阶级施加的压力。四、托洛茨基根本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不相信它能够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他过去和现在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国际革命上。这些内容不仅贯穿在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和其它人无数的著作和演讲中，而且也写在联共和共产国际最权威的决议中。然而，人们不得不指出，这些内容是以无知和谎言的混合物作为根据的。我在后面将要说明，批评者们提出的前两条论断完完全全是杜撰的。不，我正是从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这一点出发，得出结论说，土地危机的加深会激起落后俄国的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是的，我在1905年革命前夜捍卫的正是这一思想。“不断”革命这一名称正是表达了这一思想，这是一种不间断的革命，是一种从资产阶级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为了表达同样的思想，后来列宁使用了一种相当出色的表达方法，即资产阶级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以后（1924年）[2]斯大林把长入这一概念同不断革命对立起来，把不断革命说成是从专制世界直接跳跃到社会主义世界。这位倒霉的“理论家”甚至不愿意费心想一想，既然仅仅是一次跳跃，那么革命的不断性即革命发展的不间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至于提出的第三条罪状，这是因为不肖门徒们具有一种维持不了多久的信念，即只要依靠无产阶级“理性的”有组织的压力，就有可能使帝国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无限期地保持中立。在1924至1927年，这就是斯大林的中心思想。英俄委员会[3]就是这一思想的产物。当不可能藉助同柏塞尔[4]、拉狄克、拉弗莱特[5]以及蒋介石结盟以束缚世界资产阶级手脚时，绝望又使他们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惊恐万状。共产国际目前正处于这一时期。对不断革命论的第四条责难，说穿了无非是说我在1905年没有维护一个社会主义的观点，而这一理论是斯大林在1924年才为苏维埃官僚制造出来的。这种责难简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大笑话，人们也许真会以为，既然我的对手们在1905年就从政治上作过深思熟虑，看来他们当时认为俄国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革命了。实际上，他们在1905年至1917年期间曾无休止地指责我是乌托邦主义，因为我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有可能先于欧洲无产阶级而夺得政权。加米涅夫和李可夫在1917年4月指责列宁是乌托邦主义，他们并且用通俗的语言向列宁解释说，社会主义革命应当首先在英国和其它国家实现，然后才能轮到俄国。斯大林在1917年4月4日以前也搞这个观点。此后他才逐渐地、勉强地接受了同民主专政提法相对立的、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直至1924年春天，斯大林犹在人云亦云地重复说，就俄国单独一个国家来说，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程度。到了1924年秋天，斯大林在同不断革命论的斗争中才首次发现了在俄国建设与世隔绝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至此以后，红色教授们才为斯大林收集引文，以便揭发托洛茨基，说他在1905年（啊，多么可怕!）就认为俄国只有藉助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假如把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思想斗争史剪成小碎片，放在研钵中搅乱，然后请一个瞎子把它们拼凑起来，其结果恐怕也不曾比不肖门徒们塞给读者和听众的东西在理论上和历史上更荒谬、更混乱吧。为了进一步弄清昨天的问题同今天的问题之间的联系，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那怕是简要地回顾一下共产国际的领导即斯大林和布哈林究竟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他们借口中国面临的是民族解放革命，从1924年起就让中国资产阶级担当领导角色。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被正式承认为领导党。甚至连俄国孟什维克在1905年时对待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方面都没走得这么远。但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并没有到此为止。它还迫使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纪律。斯大林几次拍发专电，劝告中国共产党人阻止土地运动。起义的工人农民被禁止组织自己的苏维埃，为的是不引起蒋介石的反感，而斯大林在1927年4月初即上海政变前几天，还在莫斯科党的会议上把蒋介石当成“可靠的同盟者”来维护，不许反对派有异议。共产党正式服从资产阶级领导，以及正式禁止组织苏维埃（斯大林和布哈林教导说，国民党已“替代了”苏维埃），这两件事比起1905年至1917年期间孟什维克所干的一切事情来，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令人憎恶、令人怵目惊心的背叛。1927年4月蒋介石政变后，汪精卫领导下的左翼暂时从国民党中分裂出来。《真理报》立刻宣称汪精卫是可靠的同盟者。实质上，汪精卫同蒋介石的关系就像克伦斯基同米留可夫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在中国，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体现在蒋介石一个人身上。1927年4月以后，中国共产党被命令加入“左派”国民党并服从中国克伦斯基的纪律，而不是用公开战争去反对他。“忠实的”汪精卫摧毁了共产党、同时摧毁了工农运动，其残酷镇压的程度并不亚于曾被斯大林宣布为自己的可靠同盟者的蒋介石。孟什维克虽然在1905年及稍后的日子里支持了米留可夫，但他们毕竟没有加入自由派政党。孟什维克虽然在1917年曾同克伦斯基携手并进，但他们毕竟保留着自己的组织。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甚至是对孟什维克主义的恶毒丑化。这就是第一章即主要一章的内容。此后，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后果：工农运动彻底失败、共产党军心涣散溃不成军，这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又命令“向左转”，要求立刻转入工农武装起义。这样，惨遭镇压损失严重，昨天还是蒋介石、汪精卫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因而完全缺乏独立政治经验的年轻共产党，现在却接到命令，要他们去发动工农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已经掌握政权和军队的国民党，而这些工农昨天还被共产国际压制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于是24小时之内在广东临时组织了一个虚构的苏维埃。这次预定的配合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幕而举行的武装起义，既表现了先进的中国工人的英勇精神，也体现了共产国际领导的罪恶。在广东暴动前后还发生了几次规模较小的冒险行动。这就是共产国际中国战略的第二章，这一章可以称之为是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毒丑化。自由──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篇章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打击，它即使执行正确的政策，也要到若干年后才能恢复元气。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总结了这一工作。它完全肯定了这一工作。这并不令人费解。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就是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代表大会为未来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但他们既没有向中国共产党人说明这种专政究竟同右派国民党或左派国民党的专政有什么区别，也不说明同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区别。当然，他们也无法说明这一点。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宣布民主专政口号的同时，又宣称不许提民主口号（立宪会议、普选权、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这样就使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寡头政治面前完全解除了武装。多年来俄国布尔什维克就是以民主口号为中心动员工人和农民的。民主口号在1917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只是当全体人民都认为，现实的苏维埃政权同立宪会议的政治冲突不可调和时，我们的党才为了现实的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民主的利益，而取消了形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和口号。斯大林和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把这一切都弄颠倒了。它既为党规定了“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同时又禁止党利用民主口号为这个专政作准备。结果中国共产党不仅被解除了武装，而且被剥得一丝不挂。最后，作为安慰，允许中国共产党在无限期的反革命统治时期使用苏维埃口号，而这个口号在革命高潮期是禁止使用的。在俄国民间传说中，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主人翁，他在参加葬礼时唱婚礼曲，在参加婚礼时却唱葬礼曲，结果他在两个地方都遭到了痛打。如果问题仅仅是目前领导共产国际的战略家们挨一顿揍，那倒也算了。但是事情要严重得多。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命运。共产国际的策略对中国革命是一种不自觉的，但十分可靠的有组织的破坏。这种破坏必定成功，因为1924年至1927年共产国际的右翼孟什维克政策有布尔什维克全部权威的庇护，同时苏维埃政权又使用强大的镇压机器压制了左翼反对派的批评。结果，自始至终以反对不断革命为旗帜的斯大林战略的实验完成了。既然主张中国共产党服从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马尔丁诺夫，那么这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马尔丁诺夫从1905年至1923年一直是孟什维克中批判不断革命论的主要批评家，从192?年起，他开始站在布尔什维主义的队伍里执行自己的历史使命。有关本书的来龙去脉，第一章作了相当扼要的交代，在阿拉木图，我从容不迫地为这本反对不肖门徒们的理论论战著作作了准备。不断革命论在本书中当然要占很主要的地位。在工作过程中，我收到了拉狄克的一份手稿，手稿全部论述的是不断革命如何同列宁的战略路线相对立。拉狄克之所以要搞这种出其不意的突袭，其原因是他本人已牢牢地被绑在斯大林的中国政策上了：拉狄克同季诺维也夫一起，不仅在蒋介石政变之前，而且在政变以后都主张共产党服从国民党。为了给资产阶级奴役无产阶级寻找根据，拉狄克当然要指出同农民结盟的必要性，指出我“低估”了这种必要性。他紧跟在斯大林后面，用布尔什维克的语言为孟什维克政策辩护。拉狄克紧跟斯大林，又一次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公式，来掩盖中国无产阶级偏离了领导农民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独立斗争这样的事实。揭穿这种思想伪装后，拉狄克深感有必要证明，我之所以反对那种用列宁的话来妆点自己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是因为不断革命论同列宁主义之间存在着矛盾。本来应以律师身分为自己的堕落辩护的拉狄克，现在却以检察官的腔调来起诉不断革命。这个行动只不过是他走向投降的一座桥梁。对此我曾表示过怀疑，因为我有充分根据：拉狄克几年前还打算写一本小册子来为不断革命论辩护。但是我毕竟没有急于断言拉狄克已不可救药。我力求坦率而断然地答复他的论文，同时，找他没有截断他的退路。现在我照原貌刊印出我对拉狄克的答复。其中只增加了少量说明性文字及修辞上的改动。拉狄克的论文没有花报刊上发表，我想，像它那种1928年时的写法是无法通过斯大林书报检查的筛子的。不过这篇文章今天对拉狄克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它清晰地描绘了拉狄克的思想演变，这种演变很像一个从六层楼跳到马路上的人的“演变”。本书的起因充分说明了，为什么拉狄克在本书中所占的地位也许比他有权要求的还重要。拉狄克没有想出任何一条新论据来反对不断革命论。他只是不肖门徒们的不肖门徒而已。因此，期望读者不要把拉狄克仅仅看作拉狄克，而是要把他看作是某家集体商行的代表，拉狄克以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代价换取了商行次等成员的资格。拉狄克本人要是觉得对他的责难太多了些，那他可以自己想法把这些责难转送给更有份量的人。这是他们商行的内部事务，我这方面没有意见。德国共产党的各个派别在争取权力或为权力奋斗时，都要用批评不断革命论的实际行动来显示自己有资格充任领导。但是所有这些作品（马斯洛夫、塔尔海默[6]等人）的水平是如此的可怜，从中甚至找不出一个论据可以用于论战。台尔曼之流、雷梅累之流以及现在任命的那些领袖对待这个问题的水平还要低。所有这些批评仅仅表明一点：他们甚至连问题的门径都没摸到。因此，找他只能把他们撇在……门外了。有兴趣了解马斯洛夫、塔尔海默等人的理论批评的人，在读了本书以后，可以再读读这些作者写的东西，以便确证一下他们的无知和不诚实。这可以说是我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的副产品吧。列．托洛茨基1929年11月30日于普林基波注释[1]收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书中，三联书店1965年版[2]指列宁逝世──中译者注[3]指1925年4月苏联工会和英国工会组织的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争取国际工人运动的统一，反对资产阶级进攻和帝国主义战争危险。──中译者注[4]英国工会的中派领袖──中译者注[5]美国参议员，曾主张承认苏联，对苏进行贸易──中译者注[6]马斯洛夫和塔尔海默是当时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都曾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后来被共产国际开除。──中译者注回目录下一篇
托、季等四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央监委主席团和共产国际执委会（1927年9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季等四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央监委主席团和共产国际执委会 （1927年9月6日） 说明：集体执笔。大部分是我写的。——托洛茨基注 尊敬的同志们 联席全会后大家所看到的事情明显地威胁到十五大的筹备工作。 毫无疑问，如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十五大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并确实会帮助我党摆脱目前的危机。它会促进党的团结，为党指明今后斗争的正确道路，包括使苏联对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作准备的道路。它可以而且应该停止共产国际上层业已开始的分裂。 不过，只有像列宁时期历次代表大会在分歧甚至小得多的情况下所做的筹备工作那样，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才能做到这一切。 列宁时期党是怎样做的呢？ 第一，历次代表大会均准时召开。列宁时期甚至推迟一个月都不行。列宁时期中央委员会从未自行将自己的权力再延长一年，即将代表大会规定的任期延长一倍。尽管在严重的内战的形势下召开代表大会比现在要困难得多。 第二，列宁时期，所有党员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真正能有机会在党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建议、提纲、纲领和小册子，并可在任何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 第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所有党员真正能够参加争论，使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能够真正反映党的意愿。先召开实际上预先决定一切的区代表会议，到召开省代表会议时再开始所谓的“争论”，这种办法在列宁时期从未采用过。这样的程序在列宁时期被视为可鄙和耻辱的事情，会遭到大家的嘲笑和驳斥。 第四，列宁时期，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时期内不仅没有把与中央路线有分歧的同志从工作中心驱逐到边远的角落（列宁时期根本不搞流放）的情况，而是恰恰相反，绝对保证那些同中央委员会多数有分歧的同志和集团能够留在大中心，以便他们能够在代表大会前及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自己对中央委员会路线的批评意见。 现在根本不是这样。一切做法都截然相反。中央委员会违背党章自行将任期延长一倍。中央在十四大过后两年召开十五大，并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变本加厉地迫害思想不一致的人（其中包括流放，下面再详谈）。中央不仅不对筹备代表大会中的这种程序和顺序采取措施，以使全体党员都能真正就有争议的问题发表意见，而是相反，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等地的地区代表会议应于10月下旬开幕，有些地方的代表大会却已经闭幕，中央委员会却答应于11月上旬开始正式争论。这就是说，正式争论开始时各地区代表会议已经闭幕，或者至少是代表大会的选举已经结束。一切果真如此，那就是对党员权利的嘲弄和侮辱。这将使广大党员认为中央委员会十分害怕争论，认为中央绝无通过较为正确和诚实的党内争论捍卫其政治路线的希望。难道这种日程安排可以看作正常的党内民主的正常方式、可以为摆脱目前危机找到出路吗？ 我党过去有过重大的分歧，但从未像最近这样旷日持久，这样痛苦和尖锐。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十五大的筹备工作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争论”几乎在党代会召开前一周才开始；分歧突然降临到党的身上。两个首都（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组织的省代表会议之间的“决斗”出乎全党的意料。整个党根本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分歧已深入到党的内部，对事业造成的危害无法估量。 如果通过日程的巧妙安排和秘密把戏使党毫无可能按照正常途径弄清现有的分歧、接触文件、听取争论各方意见以形成全体党员真正多数的意见，那么对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就要大得多。中央委员会如在目前情况下采用这种日程把戏，就说明中央对多数党员真正支持它的路线这一点毫无把握，而主要是说明中央不惜一切，甚至不惜破坏党的统一，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就行，一切都在所不惜。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为争论留出的时间本来就吝啬。大家知道，党的十五大定于12月1日召开。而中央委员会准许的党内争论仅限于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个月，即从11月1日正式开始。这又是对党的利益的明显和招眼的违反。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争论应至迟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开始。这个最低期限适用于最正常、最平稳、最健康的条件，至少是在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下。“不少于一个月”，这就是说，如果情况需要，争论的期限可以更长一些。难道目前党内危机的情况还不算亟待进行全面争论的情况吗？但就连一个月的期限实际上也是一个假象。事实上，由于11月要过节，争论的期限早就剩下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二、三周时间。然而在我国即使《真理报》刊载的重要文件光到达各地也需要整整两周的时间。可见，省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将在党员仅能读到如反对派纲领之类的重要文件之前选出。如果党中央不立即取消各地区代表会议选举期限的决定，使这些代表会议的代表选举工作在争论之后进行，那么这实际上就彻底取消了党章所保障的在召开代表大会前进行的一切争论。这就使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变成了走过场，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其实就变成了笑抦。 代表大会是我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是党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每个党员说来代表大会的威信是毫无疑问的、不容置疑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但是除非党章可全面保证党员确能影响这些决议、保证由全党而不仅仅是党的机关来投票表决，否则这一切就做不到。 我们认为，政治局应该依据党章责成所有地方组织确立一种代表大会前的工作制度，使全体党员可在支部内及时地，也就是在了解全部重要文件并听取了争论双方意见之后和决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的选举之前，切实讨论十五大的全部议事日程。中央委员会不仅应该禁止打算欺骗党员并剥夺党员合法权利的书记们搞的日程把戏，而且应该将其钉在耻辱柱上。 ※※※ 其次，我们认为必须使你们注意我们许多党组织内存在的一系列事实，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了那种不能容忍的环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后即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党内生活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进行的。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党内相当一部分颇有影响的官僚现在已经给自己定出了一个目标，即不让党员群众能够平心静气地弄清党内现有的分歧，他们给自己提出了一项任务，即公开对党内反对派的拥护者搞恐怖，不准他们利用在党组织面前捍卫自己观点的权利。 我们仅举几条绝对可信的不可否认的事实。 1．在一系列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罗斯托夫、巴库）中，联席全会之后故意以突然的方式把党的积极分子集合起来，经过几轮“筛选”，将选票只发给“绝对可靠的”人且只有记名选票，却不发给数百名积极参加党的工作的老党员。 2．在各地区以及各城市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大概还有其他一些城市早就有一批有组织的，即经过培训并分别安置的、人数不多但不惜付出一切的团伙，它们用叫喊、威吓、吹口哨、骂人来打断反对派的发言。领导人无论在哪次会议上均未采取措施来制止这些团伙的行为或把他们赶出会场。像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这样有25年党龄的、被广大工人所熟知并深受所有同他一起做过地下工作和在红军和苏维埃机关中工作过的同志尊敬的党员，也不能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利用给他的十分钟时间来阐述中央全会的结果。他的绝对有礼貌的冷静发言被打断了，被有组织的一小撮人在会议主席、政治局候补委员乌格拉诺夫同志的纵容下所打断。 3．用流氓的方式打断党的会议的做法在列宁格勒特别盛行。在有省委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基洛夫同志出席的全市大会和维堡区选举大会上，反对派代表开始宣读决议书时“有人”关掉了电灯。彼得格勒区大会上流氓们扑向宣读决议的同志，撕掉决议并发出带有反犹性质的叫喊。有些会议上会议领导人不去捍卫全体党员通过提交决议草案向全党表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反而将是否宣读决议的问题提交表决，借以向事先经过挑选的与会者暗示投票反对宣读决议。 4．齐心协力采用这些旨在阻挠反对派通过党的途径向党表明自己观点的方法，以吓唬反对派成员。 某些著名的中央代表在党的会议上（如列宁格勒的中央委员安季波夫［安季波夫，H．T．（1894～1938）——1912年入党。1928年起任邮电人民委员。1924年起任中央委员。后遭镇压。］在“布尔什维克”工厂党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米尔佐扬［米尔佐扬，Л．H．（1897～1939）——1917年入党。1925～1929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书记。1927～1934年任联共中央候补委员。后遭镇压。］同志在巴库的发言等等）用最恶毒的谩骂来围攻工人反对派，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在许多地方已经从威胁转为行动。 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温什利赫特同志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党支部会上威胁投票反对官方决议的同志，说要把他们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出党，开除出军队。 日前12位同志［原文如此。］被从列宁格勒“紧急”逐出，其中有9位系1910年至1917年入党的老党员。被逐出的同志是：博戈莫利内、列文、沃伊采霍维奇、季米特里耶夫、格尔茨贝格、冯贝尔施泰因、罗茨坎、科瓦连科、伊万诺夫、格里戈罗夫、皮丘林，皮丘林是一位领导有10万名社员的工人合作社、应得头奖的老同志。他由于在区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反对派意见，当即被撤职，流放到波尔托拉茨克。 被逐出巴库的人有：（1）马梅德林斯基（被“赶出”担任区委委员的区委，流放到遥远的农民县），（2）吉尔希克（流放到波斯），（3）米尔佐耶夫（流放到波斯边境：），（4）什塔宾斯基（流放到波斯）。 被逐出乌拉尔的有以下老同志：（1）别利亚耶夫，（2）杰里亚宾，（3）涅多列佐夫。 我们把对从未搞过贸易、有20年党龄的著作家萨法罗夫同志派到君士坦丁堡商务代表处任职也算在被流放之列。 在84人声明上签名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编辑出版部编委科瓦连科同志被流放到中亚。撤销科瓦连科同志的职务时打的旗号名义是编辑出版部精简人员，实际上该部人员在撤销科瓦连科同志之后增加了，现由5名均曾被国家政治保卫局追究过责任的原社会革命党人和原孟什维克和1名共产党员组成。而这位老党员就得因莫须有的“思想立场不坚定”滚到中亚去。 安德烈钦同志这位从事国际事务多年的革命家，也被赶到中亚去从事所谓的“经济”工作。 雷若夫、亚历山德罗夫这两位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同志仅仅因为给季诺维也夫同志写信抱怨一个叫波戈金的人在他们的党支部的不成体统的、不知羞耻的报告即受到迫害：雷若夫被开除出党，亚历山德罗夫受到警告处分。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联席全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并请求中央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这个调查没有进行，但这两位在群众中得到广泛信任的工人却受到严重的迫害。 莫斯科的马尔丁诺夫同志，这位内战的参加者（获得红旗奖章）因在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党支部会议上援引84人声明而在区委机区监委PK和PKK联席会议上被开除出党。 马柳塔同志因在布琼尼同志放肆地讲话时插话而受到警告处分并被撤销职务。 许多同志因在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泽同志认为是党内合法的文件的84人声明上签名而受到严重警告和开除党籍的威胁（见8月12日乌拉尔监察委员会的判决书）。因在84人声明上签名而受到严重警告和开除威胁的有杜卡特、谢科尔金、库尔巴托夫、涅多列佐夫等同志。斯维尔德洛夫区监察委员会打算将什么样的同志开除出党，从8月21日《乌拉尔工人报》刊登的杜卡特同志的判决书中的下述鉴定可以看出，其中写道：杜卡特，尤里·伊万诺维奇，1904年起为联共（布）党员，38岁，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中等，职业革命家，1906～1909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关进监狱，1913～1916年关进要塞；在红军中服役5年，从一名红军士兵升任军区司令员；现失业。 列列维奇和罗滕贝格同志在萨拉托夫受到严重警告，并剥夺担任党的职务的权利2年，只不过是因为在党的会议上捍卫自己的观点。在监察委员会的判决中没有陈述任何理由。也是在萨拉托夫，瓦雷基斯同志（中央候补委员）在教育工作者会议和其他有非党人员参加的苏维埃基层组织的会议上作了关于联席全会情况的报告，《萨拉托夫消息报》还登了这条消息。但我们之中的一个人仅仅因为批评了一下马尔丁诺夫同志就受到谴责，理由是有非党人士参加会议。而中央候补委员瓦雷基斯同志开完全会，迳自去出席有非党人员参加的会议，还在报上公开说这些非党人员赞成哪些哪些决议。 这里还有另一个例子。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委会机关报（《浪潮报》，1927年8月30日）载：“会议决定全体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近期开始仔细研究联席全会的决议，然后在地区非党工人中间作报告和进行谈话。”还有：“第15森林工业工场和第2森林工业公司联共（布）党支部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联席会议（有非党人员参加）听取了关于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总结报告之后，认为全会的所有决议是惟一正确和绝对正确的。”（《浪潮报》，1927年9月3日第200号） 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同志解释说，不得在有非党人员参加的会议上“狠狠批评”反对派。但有人下达了另外的命令。 奥廖尔的瓦尔金同志因不顾民警局长的不满试图捍卫反对派的观点受到警告，被撤销了职务。 还有以开除出厂来处罚工人反对派的报道。在罗斯托夫，1916年入党的党员坎托尔同志被米高扬鞋业工厂开除并被“提升到”苏维埃任职。这位党员在致边疆州监察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要求“恢复其鞋业工厂蒙面工的工作”。 在巴库被解除工作的有：（1）希巴诺夫——眼下失业，（2）洛加乔夫——已失业两个月，（3）丹尼利安茨——除名，去向不明，（4）弗拉索夫——除名，（5）奥加涅索夫·阿尔森——除名，（6）弗拉索夫·伊·——因积极参加修改要求全党根据原始材料了解反对派观点的决议案而除名。 这一切都是近几天的事情！这一切都是我们听说的事实。还有许多事实没有听说！原流放到土耳其斯坦、中心地带省会等地的反对派，现在为“防万一”又重新被发配，公然对他们说：“你们在这儿待不了几天了”，“代表大会开会前到其他地方去吧”。这样的事情有数十起。每一位书记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来“筹备”党的十五大的。至于各县和各大工人居住点的做法我们暂且不知。不过那里的做法也一样，也许只会比这还粗暴。 5．与这种恫吓的方法同时使用的还有在报刊上对反对派进行最肆无忌惮的、最恶毒的宣传。像过去一样每个冒牌作家和向上爬的人早已知道，只要是针对反对派的，任何庸俗的话语、任何谎言、任何诽谤都可以在报刊上刊登。只有不怕受到反驳才可以这样做，就是说实际上早已决定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不得公开发表或者以口头的形式进行争论。 只需说说H．库兹明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那篇相当知名的文章即可，文中这位取代驱赶到日本的普特纳同志的我国年青军人的“导师”将托洛茨基同志提到克列孟梭一事说成是要求战争爆发时枪毙前线的农民。这是什么，这不正是旨在将农民与工人党内的反对派对立起来的热月宣传甚至是黑帮宣传吗？虽然中央监察委员会注意到了这篇文章，这种卑鄙行径却并未遭到党的领导人的任何反击。 这里不去谈斯克沃尔佐夫［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伊·伊·（1870～1928）——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起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工作。1925年起任中央委员、《消息报》主编、《真理报》副主编。1926年起任列宁研究院院长。］发表在《消息报》上的卑鄙的社论及杰米扬·别德内依［别德内依，杰·（1883～1945）——苏联作家，诗人。共产党员。］就“党的”问题在该报上发表的诗歌，别德内依的肆无忌惮，同他思想和创作上的极度地空虚同时增长。杰米扬·别德内依那富农的诲淫的腔调使那些非反对派的、最心平气和的党员日益感到憎恶和鄙视。同时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别德内依腐朽的文字得到了上面的“鼓励”。大家都知道，书记处，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同志通过出版局操纵出版业。 6．雅罗斯拉夫斯基8月26日的文章公开指示地方组织不要将反对派候选人选进党内。这样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已把反对派候选人开除出党。就是对党章的公开嘲弄。这么重要的问题是由谁决定的呢？难道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一个人就可决定这个问题？独断专横还有限度吗？难道有人以为工人党员会对践踏党章的行为听之任之吗？ 7．发表的大门对反对派越关越紧。不仅关于有争议的问题的文章如此，凡是反对派介入的东西，即使谈的是没有争议的问题，莫不如此。根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倡议安排的托洛茨基同志同美国代表团的谈话在《真理报》发表时附了一篇诽谤性的荒唐的编后记，编后记使每一位稍微认真一点的多数派拥护者感到愤怒。因这个“试验”的失败便决定不登季诺维也夫与该代表团的谈话，不刊登这次谈话的决定和不刊登托姆斯基和加里宁谈话的决定都让人一眼就可识破。《真理报》编辑部对拉狄克同志关于萨柯和范齐蒂判处死刑的文章的处理更加坦率（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编辑部不仅拒绝刊登这篇文章（并未说明原因），而且拒绝就文章的命运给作者回信，以免留下任何关于对党的反对派作家恣意妄为的痕迹。拉狄克文章惟一的缺点是文章的水平大大超出《真理报》文章的水平。季诺维也夫的《列宁在1917年7月的日子里》一文也没有刊登，《真理报》编辑部甚至拒绝作任何答复。《真理报》仍把这个课目交给那个……斯列普科夫，看来其理由是，斯列普科夫在1918年还是立宪民主党人，原来他倒是最有资格来写列宁在1917年7月的作用！这难道不是一种标志吗？ 既然现在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同志仅仅因为他们是反对派，便不能在《真理报》就没有争议的问题发表意见，那么谁还会相信反对派可在代表大会前就所争论的问题发表意见呢？ 上述列举的所有事实中我们认为最严重的是：开除和驱逐持反对派观点的工人和党员；由上面组织的团伙破坏党的会议及在报刊上进行攻击性的宣传。我们来看看破坏党的会议的情况。 我党过去在资产阶级政党召集的会议上采用过这些方法，在同孟什维克彻底分裂后同他们一起开的会议上也采用过这些方法。在我党内应最坚决地禁止这类方法。因为他们使我们无法通过党的途径解决党的问题。多数派代表所采用的反对少数派的这些方法表明，掌握了出版垄断权的党的多数派担心，少数派代表只要发表几篇公开的讲话，即足以使人对多数派实行的政策的正确性产生怀疑。 这些方法有可能彻底葬送有党章和政治局在最近一次全会上的许诺作保障的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党的会议上以暴力破坏对党的事务进行讨论的所有团伙正在准备破坏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党内争论。如果中央现在还不采取措施反对这类方法的话，不是他们葬送这次争论，就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会议上出现最尖锐的冲突。 我们再来注意一下下面的问题。联席全会将13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反对派）声明的第二部分转交给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研究。这第二部分包含有一些使党内生活走上健康化道路的具体建议。但是这件事情至今停滞不前。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故意对联席全会的这一决定不予考虑。我们能允许这么干吗？ 与此同时，由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等召集的党团积极分子也在紧锣密鼓地行动。书记们利用党的官方机构和手段拼凑成了一个志同道合者，实际上是斯大林党团的秘密会议，讨论了同反对派斗争的最佳方法，包括撤职、驱逐、“提升”等问题。这种行动方式自然促使反对派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开始召集单独的会议，因为只有可怜的冒牌党内庸人才会放弃积极参加筹备代表大会的工作。但是没有一个反对派会放弃。 党内没有人相信也不会有人相信，一切不允许的反党的犯罪方法的采用是出于偶然。果真如此，这些行动就不会这样有组织，就不会扩大，首先是不会不受惩罚。事情正是在于体制。一般认为，这种筹备代表大会的体制，即破坏代表大会的正常的筹备工作的体制有自己的中心，那就是中央书记处，即“管理”党的真正中心。实质上，书记处凌驾于中央之上，试图事先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代表大会，即强加给党。这便是为“筹备”代表大会已全速运转的违背党章的反党机制的意义所在。 ※※※ 为了十五大的筹备工作正常进行，为了党的统一，我们坚决要求中央立即采取下述措施： （1）立即研究（在我们的参加下）尚未向全党公布的13人声明的第二部分，首先是恢复已开除的反对派的党籍。 （2）在报上颁布一份通报，呼吁党的会议的主持人保证全体党员有自由发表自己意见和在党的会议上提交决议案的权利。党的监察机关对妨碍他人利用这些基本权利的党员进行惩罚。应对允许对破坏少数人权利的会议主持人给予党内处分。 （3）绝对禁止在报刊和会议上对反对派未发表的文章、讲话、决议案和纲领进行辩论，将其看做对党章的最严重的违反。只能对那些可进行一般检查的文件进行辩论。“谁相信口头说的话，他就是不可救药的白痴。”谁要强迫人们这样做，他就是对党犯罪。 （4）以中央的名义号召全体党员了解有分歧意见的文件并自由发表意见；以中央的名义保证持不同意见者不会受到迫害。 （5）必须及时地也就是在现在就着手印刷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材料并将其分发到各地，这些材料包括：反对派的纲领，反对派就中国问题和英俄委员会等问题发表的文件。 （6）党内争论应在中央的提纲、反对派的纲领和党员的某些组织、小组或个别党员在代表大会前提出的文件公布并分发到各地时开始。此后的一个月内（答应给一个月也行）党员应可自由讨论。应该相应重新确定各地区、县和一般的基层代表大会的日期。必须把争论开始的日期移至庆祝节日之前。 （7）因此我们建议加紧召开最近的中央全会（预定于9月15～20日召开）以通过相应的决定并禁止在此前进行预先确定出席代表大会的人员的“选举”。 需要使十五大真正履行所面临的任务。需要及时消除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和选举工作中的派别性质。那些采取上面提到的方法的人是在破坏十五大的威信。中央首先有义务捍卫十五大的威信并以铁的手腕禁止上面提到的与无产阶级不相称的所有丑行。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 格·季诺维也夫 安·彼得松 尼·穆拉洛夫 列·托洛茨基 1927年9月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25 原标题：《季诺维也夫等四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央监委主席团和共产国际执委会》
给柏林的克列斯廷斯基的信（托洛茨基，1927年8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给柏林的克列斯廷斯基的信 托洛茨基（1927年8月12日） 亲爱的朋友： 您的信让我感到吃惊和痛心，与您交谈过的同志们的讲述更加深了我的这种感觉。孤独的日子是不会好受的。 您说不该递交84人声明［即“83人声明”。］，说声明递交的不是时候，把关系搞僵了，等等，等等。主张递交集体声明的同志们提出这个想法后就在这里最先听到同您所说的大体一样的反对意见。当时反对者相当多。如今再没有一个同志不承认这个集体声明交得非常及时，它极大地加强了反对派，从而缓和了斯大林派对反对派的打击。这一点不仅为从那时起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所证实，而且也为我们从另一个营垒中获取的直接资料所证实。您可试试对这个问题作重新评价，那样您就会重新评价您的其他许多看法。 关系变得异常紧张的原因不是由于某一个“不谨慎”的步骤，而是由于中国革命的事态使极其深刻的分歧突然暴露了出来。在我们曾预言过的蒋介石政变发生的当天，我们就说：“斯大林只得以十倍的努力加强同反对派的斗争。”如何去避免呢？办法只有一个：避而不谈所犯的错误，或者缩小这些错误，也不去触及这些错误的基本根源——纯粹的孟什维主义路线。但是那就等于走上思想背叛的道路。如果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直言不讳，那么“调子”问题就是次要的了。另外，我们实在是没往“调子”里掺杂任何多余的东西。正是由于在中国问题和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存在尖锐而深刻的分歧，才使斯大林产生了尽快击溃反对派上层人物的想法。集体声明让更多的人分担了责任，从而一下子减轻了打击的力度。 这一次也同往常一样，解决党内问题的关键是阶级路线。如果您对中国问题或英俄委员会问题有怀疑，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我认为您决不会对上述两个问题存有怀疑。事变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帮助人们认清斯大林路线的错误和我们路线的正确性，这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一些同志认为：我们的党内制度确实让人无法容忍；至于其他问题，那都可以争论。这些同志把党内制度看成了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试问：制度为什么那么糟糕？是由于斯大林的坏脾气吗？不对，党的制度是政治路线的从属表现。正是因为斯大林把赌注押在了蒋介石和普塞尔身上，押在了官僚和农村上层人物等的身上，斯大林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才不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意愿，而去利用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地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压力，从而反射和转嫁其他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力。这就是要同反对施加这种压力的反对派进行疯狂斗争的原因所在。 那种认为如果“不把关系搞僵”而持沉默、等待和袖手旁观态度，问题就会自行解决的庸人哲学也同样要不得。这是一个关系到保持革命政党思想发展继承性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培养能在相应条件下使政策得以保持必要方向的革命干部的问题。做不到这一点，斯大林的错误及斯大林集团的衰变就将意味着整个政策继续向右转。那就是所谓的热月道路，即不是靠一个政党取代另一个政党，而是靠同一政党内的成分改组来导致政权产生阶级变动的道路。那就是导致分裂和给革命带来灭顶之灾的道路。要阻止这种（绝非必然的）结局的出现，不能靠消极等待，而要对国内和党内出现的全部过程进行毫不留情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要对领导层在政策上的滑坡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要培养干部和保持布尔什维主义的继承性——就是要做反对派现在已在做的那些事情。 不能预先把斗争的调子、尖锐性及速度定下来，然后对政治路线来一个削足适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或全会上的发言的尖锐程度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只能在基本路线问题最后商定之后才有意义。对共产国际对内政策这一基本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之深刻程度的任何粉饰都是犯罪，都是与偏离者同流合污，都是取消党，都是为将来的分裂、同时也是为十月革命的破产创造条件。 党内的进一步分化和改组，而且是极其深刻的分化和改组已经在所难免，残酷的打击从右面接踵而来。在反对派的路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党内群众的分化速度便会加快，同时是无产阶级分子向左转，起决定作用的是党内的无产阶级分子。只有这种分化才能保证在革命的基础上统一。除此而外的任何其他争取党内统一的斗争途径都是不现实的、错误的、非布尔什维主义的。 我深信，如果您能来这里待上一两个星期，并能真正了解党内情况，您就会相信，我们现在执行的政策是惟一可行的政策。 列·托洛茨基 1927年8月1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18
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托洛茨基，1927年8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 托洛茨基（1927年8月9日） 托洛茨基：奥尔忠尼启则同志解释说，全会有个直接的决定（大厅内有喧哗声），有个直接的决定，要求我们把声明的这两个部分拆开。 既然有直接的决定，那么我们就像服从其他任何决定一样表示服从这个直接的决定。 席上插话：全会有个建议。 托洛茨基：我们对全会的建议的答复是我们无法接受，而且还说明了为什么我们无法接受。不能接受是因为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对于要求我们拆开的决定，我们像对待全会其他决定一样不能有别的回答。但是我们同时不仅要保留自己的……权利，而且还有义务在任何地方…… 席上插话：在每一个角落。 席上插话：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 托洛茨基：……在党章允许的任何地方、在党内生活的正常条件允许的任何地方解释清楚：我们的声明的第一部分，即你们人为地决定从第二部分中分割出来的那个部分所谈的义务可能实现，而且有望获得实实在在的，尽管是不会来得太快的成功，但条件是我们的努力不是单方面的，那些比少数派即反对派更能主宰我党命运的同志们不心怀恶意。因为既然斯大林在这里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即多数派没有理由去盲目地相信可能心怀恶意的反对派的话，那么有权作这种表示的就不只是他一人了（喧哗声）。这场斗争的事实会长期在党内留下的遗迹，只有在双方都有诚意的情况下这种遗迹才能消除。 席上插话：这难道不是协议吗？ 席上插话：有党。 席上插话：不存在双方。 托洛茨基：……这不是协议，说的是双方的诚意问题。（喧哗声） 完全正确，有党。但是，假如反对派这个作为“谈判一方”的事实并不存在，那么现在所谈的所有问题就不存在了，也就没有必要提什么反对派问题了。反对派并没有进行谈判，而是在回答向他们提出的问题，并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们所说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也只能是就这个范畴而言。 因此我们仍然完完全全地保留我们在声明中所阐述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声明中的两个部分是统一的整体。你们问我们是否同意把这两个部分分割开来，我们已借加米涅夫之口回答过：不行，我们不能这样做，以免让党产生错觉，以免把党引入迷途，尽管我们的声明写得既清楚又明确，但是你们还是认为应当作出决定要我们把两个部分分开。联席全会作出了要求我们把两个部分分开的决定，我们别无他法，只有服从。（喧哗声） 1927年8月9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16
托洛茨基等13人声明（1927年8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等13人声明 （1927年8月8日） 我们撇开问题的论战形式，仅就问题的实质作如下答复： 第一个问题。在帝国主义面前我们无条件地、无保留地主张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 我们当然也无条件地、无保留地主张捍卫在目前这个中央、目前这个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如果说托洛茨基信中人所共知的关于克列孟梭的那一处可能为人提供口实，有人可将这个类比错误地解释为托洛茨基利用军事上的困难进行夺权斗争的话，那么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对引文作这样的理解。同时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信念：党在战争时期同样不能拒绝批评，不能拒绝修正中央的路线，如果这个路线是错误的话。我们在有关国际问题的决议草案中还提出了下列口号：与苏联交战的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必败、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一个真诚的无产者都应当为“自己的”政府的失败而积极行动；让每一个不愿做“自己”国家奴隶主帮凶的外国士兵都转到红军方面来、苏联是所有劳动者的祖国；我们从1917年的10月起已经是护国派了；我们的“卫国”（列宁语）战争是“为保卫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军中的一支队伍的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战争，我们的“卫国”战争“不是走向资产阶级国家，而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语）［《列宁全集》第34卷，第77页。］；不想做保卫苏维埃的护国派的人无疑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叛徒。 关于热月我们要说：在我国热月因素天天在增长，它具有相当深刻的社会基础。我们的要求是党的领导层更加稳步地、坚定地、有计划地对这种现象及其对党内相当一部分组织的影响给予反击。我们批驳所谓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变成了热月党的看法。 第二个问题。我们承认，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公开分裂和组成两个政党的危险，被开除出党者有数以百计的同工人群众紧密相连、忠诚于列宁的事业并真心实意地准备彻底捍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老革命工人，仅从这一点即可看出上述危险。 在德国建立第二党，此事具有很大的危险。我们认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制止这件事。我们建议联共（布）中央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采取下列措施以防止这种危险的出现：以查封乌尔邦斯集团机关报并要求该集团服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为条件，允许接受上述条件的所有人回到共产国际中来，并保证他们可在党的报刊上、在党和共产国际的队伍中捍卫自己的观点。 第三个问题。我们坚决谴责有关建立第二党的任何企图。我们认为，在苏联，建立第二党的道路无疑是导致革命灭亡的道路。我们将不遗余力地采取一切措施反对建立两个政党的任何倾向。我们也以同样坚定和果断的态度谴责分裂政策。我们将执行联共（布）和联共（布）中央的各项决定。我们准备坚决地尽一切努力去肃清一切派别活动的成分，这些成分的形成是由于在党内制度被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被迫为争取党了解我们的真实观点而斗争，在全国阅读的报刊上对这种观点作了完全不正确的阐释。 回答了全会内我们提出的问题之后，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表明我们的下列深刻信念： 为使建立党内和平和切实肃清派别活动和小圈子习气的尝试不致引起1926年10月16日之后产生的那种后果，必须无条件地做到： （1）立即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名义对出版物中的言论提出谴责，如中央鼓动宣传部的《论战争与军事危险》的小册子，如称反对派为反革命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党报的文章，如《列宁格勒真理报》的文章（今年8月5日），该文竟在全会召开的日子里说：“反对派联盟的宣言成了敌对国陆军部的畅销货，其畅销程度不亚于利润丰厚的企业在资本主义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2）停止因观点不同将反对派开除出党或采取其他镇压手段，恢复被开除者的党籍。 （3）保证按列宁生前党内分歧严重时的方式来筹备第15次代表大会，即： （a）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用两个月的时间在报刊上发表党内各少数派的论点、文章和纲领。 （b）让全体党员都能看到有分歧的重要文件并根据全面的争论作出慎重的决定； （c）保证以同志式的态度讨论有分歧的问题不言过其实、不搞人身攻击，等等。 （d）以筹备十五大的主要口号来保证联共党和共产国际的团结统一——不惜任何代价。 阿夫杰耶夫、巴卡耶夫、叶夫多基莫夫、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利兹金、 穆拉洛夫、彼得松、皮达可夫、拉柯夫斯基、 斯米尔加、索洛维约夫、托洛茨基 1927年8月8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15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托洛茨基，1927年8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 托洛茨基（1927年8月6日） 来源：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927年7月29日〜8月9日）速记记录第3分册，第22页。 托洛茨基：（念讲话稿）。斯大林同志昨天在这里说，反对派站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之下。斯大林同志认为，托洛茨基主义的首要的和基本的特征是否定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同志们，我看这个问题并没有抹掉，而且我认为在最近一个时期内都不会从议事日程上抹掉。引证某些已经形成的决定，即使引证得对，也只能说明应把决定作为明显错误的决定进行重新研究。实际情况是，这个问题从未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充分研究过，也从未就这个问题作出比较全面的决定。 席上插话：也许您会回答昨天给您提出的问题吧？ 托洛茨基：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极其明显地暴露出那种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说成是与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观点相对立的托洛茨基观点的做法很不严肃。我是这样理解的，现在谈的是政治派别问题，首先按政治路线来讨论这个派别，即按似乎与列宁主义分道扬镳的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来讨论。我现在也恰恰想从这种指责所依据的基本路线入手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作出说明。同志们，我肯定地说，这个基本指责是根本错误的，因为不能抹煞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24年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以后，斯大林即已完全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他对关于在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的观点。由此可见，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即大约两年前，发挥了“托洛茨基”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观点。 卡冈诺维奇：您还是谈谈自己吧。 插话：这个问题已经谈过了。 托洛茨基：可以说，斯大林错了，后来改正了。他怎么会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犯这样的错误呢？如果所谓列宁1915年就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事属实（这根本不属实），如果所谓列宁后来只是加强和发挥了这个观点一事属实（这根本不属实），那么请问，斯大林怎么可能在列宁在世时，在列宁临终前就对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形成他1924年的讲话反映出来的自己的观点呢？ 由此可见，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个托洛茨基分子，直到1924年以后才不再是托洛茨基分子。 安季波夫：请回答对您提出的问题。围绕第4项日程来谈。别分散注意力。 卡冈诺维奇：您就谈谈1915年的那场争论吧。 托洛茨基：斯大林只要能找出他说过的一段话来证明他在1925年前也谈到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那就不错了。找不出来！而布哈林？有3段，一段是1917年的，另外两段是1923年的。这些话都证明，我们反对派目前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所发挥的观点，不仅是列宁在世时，而且也是两年或一年半之前，即列宁逝世后全党的观点。布哈林在谈到俄国的无产阶级时曾说过，俄国的无产阶级正在走向政权，走向社会主义。“但是，这次在俄国也‘提上日程’的任务不可能‘在本国范围内’完成。这里的工人阶级碰到坚不可摧的墙壁，只有靠‘国际工人革命’的撞击才能将其摧垮”。（布哈林著《俄国的阶级斗争与革命》，莫斯科委员会与区域局1917年版，第3〜4页） 布哈林在1919年说得更多：“生产力增长的时期只能当无产阶级在几个大国获胜时才能到来。”（布哈林主编的《共产国际》杂志，1919年9月第5期第614页）在布哈林看来，不要说建成社会主义，就连生产力的增长都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几个大国无产阶级获胜时才能实现。于是就得出了必须千方百计地发展世界革命的结论。 插话：讲实质。 托洛茨基：最后布哈林接着说道，“共产国际将使……” 插话：这样根本不行。讲实质问题。为什么转弯抹角，不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喧哗声）（会议主席按铃） 托洛茨基：……“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支持变成现实，离开了经济上的和其他形式的相互支持无产阶级就不能（不能！）建成新社会。”（《共产国际》杂志，1919年5月第8期第94页）这就是我对斯大林同志在这里针对我们现在正按日程规定讨论的问题所下断言作出的明确而直截了当的回答，斯大林认为，反对派首先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背离列宁主义而走上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道路的。我还要提醒大家，1921年获得通过并保留至今的共青团纲领中清楚地表述了使我们背上托洛茨基主义罪名的观点。 插话：谈实质问题。你没有勇气对这种指责作出回答。 托洛茨基：同志们，我要问：是不是说布哈林1917年，1919年和1921年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呢？不是，当时他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比在其他许多问题上都更加靠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么共青团的纲领呢？不错，沙茨金曾非常幼稚地试图把起草这个纲领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沙茨金：纲领是我起草的。 斯克雷普尼克：把沙茨金也扯上了。 托洛茨基：由此看来，沙茨金早在1921年就凭着自己的智慧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旧传统都不对头，他作出这个结论，认为可以把托洛茨基主义的异端邪说写进共青团的纲领并且保留下来。（喧哗声） 什维尔尼克：您最好是谈谈对您提出的那些指责。 托洛茨基：原来，无论是布哈林，还是斯大林都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喊声）。待我对最基本的最具原则意义的指责作出回答之后再谈对我提出的其他指责。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布哈林都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也就是没有觉察到共青团的纲领中有一段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话，这一段的表述同我们反对派现在的表述完全一样。就连颇具觉察力的列宁似乎也未觉察到这个情况。（喧哗声）。 彼得罗夫斯基：主席同志，应要求发言人扣紧讨论题目。 伏罗希洛夫：对！ 卡冈诺维奇：您在1915年是否与列宁进行过争论？ 插话：谈谈您1915年的那篇文章。 托洛茨基：如果没人干扰的话，我现在就来谈谈列宁1915年的文章，文章中斯大林的错误最明显。 原来是谁也没有发现托洛茨基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革命关系这个根本问题的异端都写进了共青团纲领，这个纲领已存在了几年，至今仍然存在。 插话：那么是谁纠正您的，难道不是列宁吗？ 托洛茨基：我再说一遍：难道布哈林的声明是偶然现象吗？（喧哗声、会议主席按铃。）共青团纲领是偶然现象吗？是偶然现象吗？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著述都被拋在了脑后。只有被斯大林歪曲了的那段1915年的引文算是例外，斯大林当时正是在谈到日程第4项时援引了列宁的这段话，我现在的谈话被打断也是由于列宁的这段话。我只好就这段引文谈上几句。 插话：您最好能回答一下热月、克列孟梭和两个政党的问题。回答对您提出的所有指责。 插话：别再谈那段引文啦！ 托洛茨基：我要指出的是，恰恰是斯大林，恰恰是在涉及这项日程的时候讲到反对派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背离了列宁主义的立场，说这是我们背叛行为的主要表现，也正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表现。既然主席同志没有打断斯大林同志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发言，那么我也同样请求主席同志给我个机会就这个主要问题作些必要的说明。（喧哗声，有人插话：这已经是挖苦话，够了！）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提纲中……（喧哗声。） 李可夫（会议主席）：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许多委员都向我反映，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脱离了日程规定的议题。（插话：对！）这就使得我让后面的几位发言人有机会就季诺维也夫同志涉及的话题发表意见；不过我认为，如果我们想在今天结束第4项日程，那么我们迟早还是要讨论它的。（插话：对！）因此我认为，以下的要求完全可行，这就是：下面就开始讨论与奥尔忠尼启则的报告有关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将两位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插话：对！） 托洛茨基：同志们，既然其他发言人都有机会在规定的时间内谈他们自认为与规定日程有关的一切问题，那么，我想我作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受到指责的人，你们也肯定不会不给我这个权利的。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谈到了作为意见分歧的组成部分的所有问题，或者说几乎是所有的问题，却没有人因此而对他提出过非难…… 插话：不对，根本不对！ 塔尔贝格：讲实质问题！ 托洛茨基：……他甚至谈到了我关于丰收与欠收对苏联经济的作用的评价。因此，同志们剥夺我的发言权，那是你们的权利，而我在预定的45分钟时间里可以就对我提出的指责只谈那些我认为必须谈的东西。如果主席同志认为这样做不对，他当然可以剥夺我的发言权，确认裁决则是全会的事情。我只有服从。但是，只要我还在讲台上，我就可以只讲我认为对于联席全会的第4项日程具有重要的、本质性意义的东西。 插话：你已经说过无数遍了。 插话：谈谈你解散不解散派别集团？给我们讲讲这个问题。 插话：这个我们要听。 李可夫（会议主席）：我想我下面的话是反映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全体委员的意见，那就是，全会希望听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此刻提上日程的问题的看法（插话：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在两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都讨论过了，已经解决了，并且，确认了好多次（插话：对！），起码谁也不会把它提上这次全会的日程。 伏罗希洛夫（在席上）插话：应当围绕这个问题来谈，谈谈你执行了还是没有执行…… 托洛茨基：如果我应当把主席同志的话理解为同意接着往下谈自己的看法，并根据总的原则性考虑作出必要的结论的话，那么主席同志的意思就与我自己确定的发言提纲不谋而合。（笑声，喧哗声） 席上插话：这不符合日程。 席上插话：别强词夺理了。 卡冈诺维奇：谈实质问题。 托洛茨基：如果您是想说，没有权利讲我认为同对我的指责有关的此次全会的实质……（喧哗声），如果全会认为没有必要听我发言的话，那么它有权剥夺我的发言权。我对此表示服从，这是全会的权利。 卡冈诺维奇：给了您45分钟时间。谈实质问题，别饶舌。 托洛茨基：所以我说，全部问题就在于对实质的看法要是没有分歧，那就再简单不过了。但是在什么是实质的看法上我与卡冈诺维奇同志大不相同。这并不妨碍他去发挥他自己的观点。我发挥的是我自己的观点。 插话：谈实质。（喧哗声） 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的实质问题上我与卡冈诺维奇有分歧，正如在阿姆斯特丹问题上一样。但是我认为，我有权谈自己的看法。 列宁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提纲（1918年1月7日）中说到：“为了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必须有一段时间，至少是几个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8页。］列宁所说的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其中包括了哪些具体的经济内容和社会内容呢？ 伏罗希洛夫席上插话：这全都可以散发和发表嘛。（喧哗声） 托洛茨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18年初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写道：“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俄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列宁全集》第34卷，第274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开始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时候起曾多次引用过这段话。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引了这段话，并且立即补充说：“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但也没有愚蠢到不会研究这种问题。”［《列宁全集》第43卷，第275页。］非常清楚…… 席上插话：有必要重新考虑给他的发言时间问题。 托洛茨基：非常清楚，挖苦话“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指的是“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这个期限太短。（喧哗声） 鲁祖塔克：这些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没有任何关系。 托洛茨基：不过列宁怎么可能为社会主义的“最终”巩固规定那么短的期限呢？（喧哗声）其中包含了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内容呢？另一方面，列宁那番挖苦得不厉害的所谓我们在1918年“也没有愚蠢到（喧哗声）不会研究这种问题”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非常清楚，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最终巩固不是指在一年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喧哗声） 鲁祖塔克：这不是发言，这是在朗读托洛茨基全集…… 托洛茨基：……不是消灭阶级，不是在12个月的时间里克服城乡间的矛盾，而首先和主要是让掌握在胜利的无产阶级手中的工厂和作坊复工。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喧哗声）为了弄清列宁关于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提法，不能把列宁在不同情况、不同背景下，特别是出于不同实际目的所讲的话生吞活剥，任意重新解释。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列宁的思想。到那时我们就会发现，列宁在1915年，即十月革命的两年多之前提出的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只要跟踪观察这种思想在十月变革后不是要制定纲领而是要给生动的经验下理论定义的年代的发展，才能得到正确的、完全无可争议的阐释。 列宁在1915年写道：“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列宁全集》第26卷，第367页。］在这番还相当泛泛的话语中（1915年）不仅包含了同那些即使不能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也应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同时开展革命的所谓革命者的论战，而且也包含了同未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论战。列宁对前者说，革命可以而且应当在单独的一个国家内开始；从哪个国家开始呢？从那个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国家开始。列宁警告后者：要想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宣布进行革命战争，光靠夺取政权还不够。（喧哗声） 席上插话：围绕第4项日程来说，别讲无关紧要的话。 托洛茨基：……首先要赢得时间（“喘息时机”）并“组织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只有这样才可能积极地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喧哗声），才能发动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举行起义。这完全是两年半前列宁在同拥护革命战争的“左派”的论战中得到大为具体和全面的发挥的思想，难道不清楚吗？单靠政权不足以应付战争，还要把掌握在无产者手中的生产组织好，以便保障人民的生活，也就是保证能进行战争（喧哗声）。而为此“至少”需要“几个月”……由此可见，列宁1915年讲的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指初步地组织国家的生产；后来，1918年关于和平问题的一月提纲也完全是一个意思，他在讲到社会主义时指的是工人阶级在掌握了工厂之后要重新开工、要在一个崭新的基础上恢复生产的不间断性，至少是为了养活正在作战的军队，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为了扩展国际革命。1915年不理解列宁的话尚情有可原。在列宁已经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对他原来提出的思想进行鞭辟入里的阐释后的今天，怎么还不理解呢！ 我们能找出列宁从1917年至1923年止有关反对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几百条言论。其中的哪一条斯大林都没有作出过解释，也没有驳斥过。用理解错误的1915年的这段引文来同这一切相对抗，岂不可笑！ 这个在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恰恰在目前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战争危险日益临近，这个问题以最为具体和最为迫切的形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偶然地碰上了一位工人通讯员。大家知道有一种不为报刊供稿、专门负责为编辑部提供信息的工人通讯员。今年2月底，在尖锐地提出军事危险问题的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开过之后，我翻看了不是供报刊发表用的通讯员笔记并发现了下面这段精彩的谈话。 插话：这与第4项日程有关？ 卡冈诺维奇：这是在胡扯。 鲁祖塔克：您什么时候才能谈日程规定的内容呢？ 什维尔尼克：还是围绕第4项议程来谈吧。 托洛茨基：事情发生在国营“十月”糖果厂。一位大约25岁的女工说道：“我们不希望打仗，但是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应当起来捍卫自己的国家。” 一位40岁的工人说：“讲得倒挺好，可怎么收场呢！谁吩咐你们干预英国的内政，往那儿寄钱呢？自找。你们做的那些事就说明你们不希望和平”。 25岁左右的女工说：“我们知道，我们帮助了英国的无产阶级，他们也不会以怨报德，在紧要关头可能会出来防止英国资本主义准备对我们进行的血腥屠杀。”一位50来岁的工人…… （喧哗声。笑声。） 格拉西莫夫：没有来自墓地的消息吧？ 插话：70岁的老太太没说什么吗？ 托洛茨基：一位50来岁的工人说：“在自己的国家安安稳稳地生活，再搞搞建设不是更好吗？共产党人把我们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话写遍了每一个角落。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插手其他国家的事务，还要把上千卢布或上万卢布的钱寄给英国的矿工呢？” 一位40来岁的工人…… （喧哗声，笑声。） 鲁祖塔克：这简直成了托洛茨基纲领。 什维尔尼克：为什么年龄只限于40岁呢？ 托洛茨基：40来岁的工人说：“可以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而且也应当这样做，要是他们愿意打仗就让他们去打好了，我们可不想打仗”，等等。 并不是为了发表而写成的这些精彩的通讯稿证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向工人展示了前景。但展示的是虚无飘渺的前景。这一理论没有包括整个的国际过程，正因为如此，从中得出的结论也是虚无飘渺的；这一理论妨碍我们去认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与国际革命的命运之间的那种休戚与共、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而且会因此而导致非革命的和平主义的结论，我上面谈到的通讯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理论一旦扎根就会对共产国际的发展产生极大的负作用。 所以就要为党提供一个不是根据现成的小抄来讨论这一新理论的机会…… 鲁祖塔克：你自己就在念小抄。 托洛茨基：……而是通过诚恳的、公开的和真正的争论来讨论这一新理论。应当适时地，即在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及时提出这个问题，不要突然地提出，而要采取全面的思想准备、检验和讨论的办法；为此必须适时地出版资料集。在《布尔什维克》杂志或在专供代表大会前展开争论用的其他机关刊物上适时地展开讨论；让反对派有可能把自己就这个问题的发言和文章单独集辑出版或与中央委员会内多数派的代表们的言论和文章一起集辑出版。 斯捷潘诺夫：这也与第4项日程有关吗？ 乌汉诺夫：还不如给我们念点契诃夫的东西呢。 托洛茨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说，有关党内关系包括中央委员会同党的关系的问题…… 插话：那么您对自己所在的那个党有什么看法？ 托洛茨基：反对派似乎持的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那么托洛茨基主义究竟是什么呢？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基辅向积极分子所作的报告把对我们反对派提出的这一指责具体化了，他在报告中举出这样一个事实：反对派在其派别活动中竟滑到这样的地步——穆拉洛夫和哈里顿向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提出了反对派对加里宁和古比雪夫同志的报告的修改意见。对这种修改提出指责，这当然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权利。但是这还不够。雅罗斯拉夫斯基还把提出修改意见这一事实叫做派别活动和托洛茨基主义。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为什么在中央全会批准了中央的路线之后还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难道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可以凌驾于全会之上？这是对我党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认识：一旦党团与中央全会有不同意见就越过中央全会而诉之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 同志们，如果可以这样解释托洛茨基主义的话，那么我敢肯定，每个党员履行自己的最为合法的党内权利的意图都可算作托洛茨基主义了。至于说到尤其是诉诸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这个问题，那么，也许这还可以算中央委员的过错，如果他们确实这样做了的话。但是问题并不在中央委员身上。我手头恰恰掌握着有关这个问题的非常重要的证据。诉诸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的做法永远是违反党内权利、党的传统和党章的行为吗？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吗？ 插话：托洛茨基同志，最后请讲讲实质问题吧。 托洛茨基：列宁同志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与中央委员会产生分歧时，他在1922年12月12日给非中央委员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写过信。他写道：“我会写信告诉托洛茨基我赞同他的意见，此外因我生病，还请他在全会上出面捍卫我的立场。我还希望今明两天写好一份就此问题的实质致中央全会的声明并寄给你们。总之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原则意义非常重大，如果中央全会不能达成一致，我还得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代表大会。在此之前，我要在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俄共党团会议上宣布目前的分歧。”［《列宁全集》第2版补遗第289号文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2月13日写给我的信中说道：“我觉得我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因此我想，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照现在这样的提法就可以消除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否需要指挥权的争论”。［《列宁全集》第52卷，第548页。］ 莫洛托夫：指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不是指托洛茨基主义，而是指国家计划委员会。 托洛茨基：不，列宁是指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意见一致，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将退居次要地位。我认为，在一个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对外贸易垄断问题是列宁主义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正因为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希望求助于党团。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一旦我们失败，我们就应该将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为此，有必要向参加即将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简略地陈述一下分歧所在。如果来得及，我就把它写出来，如果您也这样做，我将十分高兴。”［《列宁全集》第52卷，第548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2月15日写道：“我确信，如果我们有失败的危险（在中央全会上），那么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失败并立即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提出声明，总比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失败有利得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2月15日写给我的信中说：“万一我们的决定通不过，我们就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声明，要求将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 他还接着写道：“如果这个问题在这次全会上被撤销（我想是不会这样做的，而您当然应该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全力反对这样做），那么我想，还是应当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提出，要求把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因为继续动摇不定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列宁全集》第52卷，第550页。］ 最后，在全会根据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议于12月21日改变了过去作出的不正确决定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托洛茨基同志，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列宁全集》第52卷，第553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继续向谁进攻呢？ 插话：向托洛茨基进攻。 托洛茨基：向中央委员会进攻。“……为此要通过一项提案，即向党代表大会提出加强对外贸易和改进对外贸易的措施问题。这件事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会议上宣布。我希望您不会表示异议，也不会拒绝向党团作报告。”“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 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指责我在有关《社会主义通报》杂志的文章的问题上“没讲真话”，在介绍《社会主义通报》杂志在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分歧中所持的立场时“没讲真话”。 插话：我们听说了。 托洛茨基：我带来了就这个问题起草的一份有关个人问题的声明，篇幅不超过一页半稿纸。但是没有允许我公开宣读。会议主席说要把这份个人声明作为附件收入会议记录和速记记录。 同志们，现在我想围绕我们大家存在分歧的那些尖锐的问题从我的《这引向何处》一文，即反对莫斯科鼓动宣传部的照本宣科之作中列举…… 插话：你自己也是在照本宣科嘛。 塔尔贝格：你为什么照本宣科呢？ 托洛茨基：……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印刷厂印制的5000份照本宣科之作，我想把那个证明我们有暴动打算的可怕的罪证举出来。 说什么，反对派正在以战争时期的法国克列孟梭［克列孟梭·乔·邦·（1841－1929）——1906〜1909、1917〜1920年任法国总理，曾多次出任政府部长。］集团为榜样，纠集力量为捍卫另一种护国政策而斗争，这也就意味着要举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这种说法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插话：完全可以自圆其说。 托洛茨基：如果讲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就没有必要提克列孟梭；如果想把克列孟梭的政策作为反对派的罪征，就没有必要提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有人对我们说，你的反对派像克列孟梭集团一样急欲夺取政权。反对派认为，将他们调离领导岗位是对党的利益的一种损害，他们既没有向中央，也没有向党隐瞒过这个观点。任何一个严肃的思想流派都不能不持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将反对派调离领导岗位最近大大影响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 插话：回不到中央去了。 托洛茨基：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性错误恰恰在战争条件下会在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业中为害特别严重。因此我们认为，即使是在战争条件下党亦应保持，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重新建立一种较为灵活、较为合理、较为健全的党内制度，这种制度可允许适时地对政策提出批评、警告和纠正。怎么会由此得出暴动的结论呢？如果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为了阐述自己的想法而从法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历史中援引的历史资料即可发现，克列孟梭反对派恰恰不是通过起义，不是通过违反法国的资产阶级法律，而是通过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法律，通过法国的议会制度掌握了政权。法国议会甚至没有改变自己的人员构成。也没有进行改选。以自己的统治集团为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根据战争的经验得出结论：由克列孟梭和塔迪厄等人组成的内阁要比由潘勒韦－白里安等人组成的内阁更符合资产阶级在战争期间的利益。从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例子怎么会联想到起义呢？ 我国不存在议会机制，对此可以提出异议，我们大家都对此提出异议。是啊，幸好没有议会制。但是我国有党的机制。党在战争时期应同在和平时期一样对自己的所有机关保持监督。在其例行的和紧急的代表大会上决定主要的问题。党完全可以作出结论，解除反对派的政治领导职务是个错误，党可以纠正这一错误。 塔尔贝格：律师的演说。 托洛茨基：党能不能修改它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作出的决定呢？党能不能在代表大会上决定：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我国的经济，为了保卫中国革命和整个共产国际，党应按照列宁在遗嘱中阐述的那些原则来组建自己的领导集体呢？能还是不能？我认为能。我想反对派全都认为能。这里根本谈不上所谓的起义，也根本谈不上对两个政党的政策、分裂政策的骇人听闻的指责。 为了加大在这里提出的含糊其辞的关于起义的指责的分量，有人竟围绕我就军事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写信的事编造了有些不同寻常且骇人听闻的故事。 丘巴尔：你拐弯抹角地指的是什么呀？ 托洛茨基：在革命后的10年间我曾10次给中央委员、非中央委员、个别军事工作者和军事工作者团体写过这样的信。从来没有人想到党员给中央写信提醒中央注意在武装力量的组织或整个军事政策方面的不当之处是反党行为。 丘巴尔：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从来没有发生过游行示威吗？ 托洛茨基：这里已经有人说过，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一个结合得非常紧密的军事反对派在军队建设方面以一种分散主义的和游击主义的方针对抗无产阶级的集中制的方针。不曾有人想到这是反党倾向，伏罗希洛夫同志说我就是由于这个问题才不敢出席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我就此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谈我个人问题的声明，在声明中我准确地引证了政治局关于尽管要开代表大会也一定要我去前线的决定，因为我军在东线连连失利，我军在乌法近郊撤退。遗憾的是，这个声明也未公布。会议主席同志答应把它收入我们的会议记录。 再回过头来谈谈那个军事文件。1924年初我在军事科学讲习班搞过一个文件，就是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书，参加起草的有德宾科［德宾科，帕·叶·（1889〜1938）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海军人民委员等职。］同志、费季科同志、乌里茨基同志、别洛夫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报告书谈的是军队建设问题。通过卡哈尼亚克同志和另外几个同志征集了几位军事工作者的签名以便上报中央。确实有人私下对我说过，这件事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风险，因为有些中央委员已经了解这个文件。文件经过了许多人的手。文件也谈到了我的报告书，也谈到的军事方面的困难，不过角度不同罢了。所有在这份声明上签名的人不仅平安无事，而且几位积极参与者还在递交报告书之后很快得到了提升。 我想作为一名中央委员，我有权呈递根据同上面提及的几位军事工作者商量的结果写成的报告书。当我这样做了的时候竟引起了令人生畏的哗然、指责甚至威胁。因为报告书最后一页没有写完，晚交了半小时，整个全会的机制竟因此开动起来，温什利赫特同志带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正式决定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白色走廊上。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甚至还用上了“军事阴谋”的字眼。这里的军事阴谋就是一位中央委员向中央呈递了一份报告，而且在呈递报告时还通报了曾与他共同商量过某一方面的军事问题的那几个为数不多的、绝对忠诚可靠的党员的姓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中的原因无人不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日后给反对派加上策划起义的罪名积累材料。自然，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决不会使党内的关系缓和，也不会为党内生活创造正常的条件；为了实现我们正在捍卫的那些主张，我们争取党内生活的正常条件的努力并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位党员，并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 我要说，不管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么大、多么尖锐，在就党内的尖锐问题展开争论的时候指责某个党员“枪杀共产党人”，这是共产主义关系中从未见过的，也自然会引来刺耳的、其他场合不能容许的高声喊叫。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就作过这样的表示，奥尔忠尼启则当即制止了他…… 席上插话：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处。 托洛茨基：完全正确，是在书记处。奥尔忠尼启则刚一出面制止雅罗斯拉夫斯基，我当然也就没像现在这样被迫高声喊叫了，在领导机关，而且是党的机关内部高声喊叫当然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当时您把共产党员称作黑帮。 托洛茨基：但遗憾的是，伏罗希洛夫同志在发表声明时并没有受到制止。针对伏罗希洛夫同志所说的这些有损于每一个党员的声誉，也有损于我的声誉的话，我递上了一份书面声明，遗憾的是声明没有公布。我在书面声明中指出，我在任期间、在我的领导下，也根据我的直接指示曾枪毙过逃兵、叛徒和白卫分子，但从未枪毙过共产党人，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对此都应当是清楚的，本来就很清楚。枪毙共产党人的是我们的阶级敌人白卫分子。如果共产党人混迹于逃兵和叛徒的队伍，那么这样的逃兵理应枪毙。 拉德琴柯：是指巴卡耶夫和扎卢茨基吗？ 托洛茨基：如能给我5〜10分钟时间，我现在就把有关巴卡耶夫和扎卢茨基同志的全部文件都公布。说我曾经要求枪毙扎卢茨基和巴卡耶夫，这不是事实。当时根据我本人的要求已在中央委员会内澄清过这个问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命令，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命令规定，每一位政治委员都应当了解与其有工作联系的指挥官的家属现在何处，为的是不把家属在敌人后方的指挥官安排在前线和重要岗位，因为这些指挥官很想与家人团聚，会背叛我们，并把成千上万的红军官兵领上绝路或带到前线去。该命令对政治委员命令很严厉，就是说政治委员必须留意此事。在东方面军一个师出了问题，即指挥班子叛变，给该管区造成重大损失，这时我正在南方面军工作，我通过电报了解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便给斯米尔加［斯米尔加，伊·捷·（1892〜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俄罗斯人民委员会驻芬兰全权代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同志和拉舍维奇［拉舍维奇，米·米·（1884〜1928）——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员、副陆海军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25、1926年任中央候补委员。在联共第15次代表大会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分子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同志发电报询问叛变的指挥官的家属情况，以便立即抓到他们作人质并根据当时的法律处决那些有可能成为同谋和帮凶等的家属。我得到的回答是家属情况不详。我在不知道哪些人是政治委员和有哪些政治委员的情况下（在这一时期有的时候也能够碰到非常可靠的政治委员，这个时期就是一个选拔政治委员的工作做得很不可靠的时期）发了一份电报，我在电报中说，凡是不了解自己的指挥官之家属情况的政治委员均应送上法庭并处以枪决。这并不是关于枪决的命令，这是当时通行的施加压力的办法。我这里有几十份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署的类似的电报，如果愿意，我现在就来读一读。 插话：不需要。 托洛茨基：拉舍维奇和斯米尔加答复我说，我们的某某政委和某某政委是非常好的同志，我们可以为他们担保，如果是我们不称职，那就撤我们的职好了。我的回答的原话是：“同志们，别卖弄了，你们是非常好的政委，是最好不过的政委；我想对你们说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要加倍注意有可能投敌叛变的那些指挥官的家属。”大家都知道，巴卡耶夫同志和扎卢茨基都没有被枪决，在我和这些政治委员之间还隔着像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这样的同志，我给他们发电报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不会平白无故地处理人。这只是当时惯用的一种军事上施加压力的方法。所有这些情况我在当时已向政治局作了汇报。 我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展示过一张公文纸，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伊在关于枪毙共产党人的传闻传到政治局的时候交给我的。有关扎卢茨基同志和巴卡耶夫同志的问题实际上是一场误会。但是团政委潘捷列耶夫确实在喀山被处决，这个团的团长和政委在我军被包围的情况下丢下阵地，截获一条轮船并企图向下诺夫哥罗德逃遁。我们拦住他们，把他们交给了法庭，他们被枪决。我们把这件事报告了政治局。政治局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后来有人对列宁说托洛茨基枪毙共产党人，列宁主动地给了我一张表示高度信任的公文纸。我把这张公文纸交给了列宁研究院。公文纸是空白的，只在下方写一句话，你们可以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速记记录中看到这句话：“同志们：我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的严厉性质，我完全相信，绝对相信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是正确的、合理的，是事业的利益所必须的，因此我完全支持此命令。弗·乌里扬诺夫（列宁）。”当我问列宁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说：“是为了防备再有人散布类似的传闻；给你一份现成的空白公文纸，你可把形势要求作出的决定写在上面”。我从来没有给这份文件派过用场。这份文件在我那里作为历史文献保存下来，我交给了列宁研究院。这份文件证明，尽管有磨擦，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我不会滥用他的信任，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去作损害事业或损害某些同志的事情，即使是在国内战争的最为严峻的形势下也是如此。 关于……的问题…… 卡冈诺维奇：讲讲雅罗斯拉夫尔车站的事情。 插话：讲讲克列孟梭。讲讲热月。 托洛茨基：我正要谈这个问题。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在这里引用了10月16日的声明。这个声明的基本思想是不再搞派别活动。我们的10月16日声明是否真诚呢？同志们，我们有足够的材料证明，反对派的中央委员是如何积极地履行这一保证的……（喧哗声。插话：“噢！”，“你们积极从事的是派别活动”，“你在开玩笑”，“在什么意义上？”）……意思是号召反对派不要自我封闭、不要与世隔绝，不要窃窃私语，不要在党面前躲躲闪闪，要公开地在党的各级组织中阐明自己的观点。不错，每一个派别总的说来都要对自己的拥护者负责，当然不是对每个单个的人，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但另外一条也不错：党的制度要对党内批评可能采取的形式负责。（插话：噢！） 至于谈到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简要地提到的那些条件问题，我只能完全赞同季诺维也夫就这个问题讲过的话。把这些条件看成是某些同志能否留在中央委员会里面的条件，当然是错误的。问题自然不在这里。不久就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两年的间隔之后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除其他问题之外要解决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是否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只是反映党内关系今后的发展变化的外部征兆而已，（喊声：“噢！”）正是为了捍卫我们在党内捍卫的那些观点…… 插话：你们在车站上捍卫！ 托洛茨基：……而且把这种捍卫理解为党依据事变和思想斗争的经验对这些观点进行检验。党内斗争及其尖锐摩擦和斗争引起的后果绝非偶然。党内斗争导致了诸如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欢送中央委员这样的事实。没有人认为这是正常现象。然而也没有人认为《真理报》一连几个月以对待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敌人的态度对待一些中央委员是正常现象。两者都不正常。两者相互联系。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尽管有善良的愿望，只要不在党内建立起较为正常、较为健全的制度，就无法将二者分开。（插话：什么样的制度？）我们声明，为了能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和通过这次代表大会改善党内关系（尽管有深刻的原则性分歧），我们准备作出一切努力…… 插话：无休止的争论。 托洛茨基：……我们还准备为便于中央利用反对派的力量从事任何工作，和平时期的工作或战时工作，而作出努力。每一个反对派，只要不是混进来的，不是偶然当上的（反对派中当然有这样的人），都会凭着良心做到这一切。（插话：“发表宣言了”，“停止发言”，“让托姆斯基讲”） 会议主席：请托姆斯基同志发言。（鼓掌） 1927年8月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14
中国问题上的托洛茨基主义与孟什维主义（托洛茨基，1927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中国问题上的托洛茨基主义与孟什维主义 托洛茨基（1927年8月） 声明 在会议快结束时谨作如下声明： 我在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发言中曾提到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即孟什维克完全赞成斯大林—马尔丁诺夫—布哈林的对华工作路线。这一事实和其他许多事实一样，就连我党的高层都不了解，其原因全在于不偏不倚的报刊上刊登的材料都极为偏颇和草率，至于《真理报》上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我曾指出，唐恩和阿布拉莫维奇认为与反对派的正确路线相对立的斯大林—布哈林的路线是孟什维主义路线，全会上有人试图驳斥我的说法，驳斥方式之粗暴并不能掩饰其理屈词穷。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把确切的引文拿出来。这里仅引两段： 第1段引文： “原则上”布尔什维克也主张在民族解放任务尚未完成之前保持中国革命中的“统一战线”。马尔丁诺夫早在4月10日就在《真理报》上（显然照例把社会民主党人大骂了一通）完完全全地“从孟什维克的立场出发”，明明白白地向左翼反对派拉狄克证明官方的观点是正确的，官方的观点坚持必须保持“四个阶级的联盟”、不要急于毁掉大资产阶级与工人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不过早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强加给联合政府。（1927年4月23日《社会主义通报》杂志第8期第4页，前面处黑体是我用的）。 第2段引文： 《社会主义通报》杂志针对斯大林同志为宣传员确定的宣传提纲写道：“如能排除党内首席人物的语言中每每总要出现的糟粕，对提纲所确定的‘路线’的本质未必能提出多少反对意见。”尽量不离开国民党并且紧紧地抓住左派的武汉政府、“避免在条件不利时进行决战”、不提“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以免“向中国人民的敌人提供新的武器，他们可利用新的武器反对革命和编造所谓中国进行的不是国民革命，而是在人为地推行莫斯科的苏维埃化的新神话”——这样提法目前对于布尔什维克说来也许更明智一些，如今“统一战线”看来已无可挽回地受到破坏，偌大的家底也在最为“不利的条件”下全部败落。（1927年5月9日《社会主义通报》杂志第9/151期第1页，黑体是我用的） 在从华沙到纽约的所有社会民主党报刊中都能够找到类似的和比这更能说明问题的引文。 列·托洛茨基 [1927年8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10
托洛茨基：反对派政纲（节选，第11、12章）（1927年9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反对派政纲（节选，第11、12章） 托洛茨基（1927年9月3日） 《托洛茨基读本》编者按：在1926－1927年的争论期间，联合反对派曾陆续发表多个政纲，阐述自己的观点。1927年5月25日提出《84人宣言》，6月27日提出《15人政纲》，9月3日提出这里摘录的《反对派政纲》。此政纲概括了反对派过去提出的政纲和要求。美国麦克斯·伊斯特曼以《俄国局势真相和共产党的任务》为题将此政纲收入《俄国局势真相》一书。限于篇幅，本书选用最后两章，从《关于真正的和伪造的分歧》一章，可以看到反对派是怎样看待当时所存在的分歧的。 第11章关于真正的伪造的分歧 没有什么比下述的事情更能确切地表明斯大林集团的错误政治路线了：他们喋喋不休地与之争吵的，并不是我们那些真正的意见，而是一些虚构出来的意见，我们现在和过去都从未有过的意见。 当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1]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派别争论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在工人面前详细说明他们的对手所提出的一套实际意见。但是当孟什维克或者社会革命党同布尔什维克争论的时候，他们不是反驳布尔什维克的真正意见，而是把后者从来没有说过的事情推到他们身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能用任何正直的方式在工人面前详细说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工人就会支持布尔什维克。整个阶级斗争的全部规律使这些小资产阶级集团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下流到必须骂对方是“阴谋家”、“反革命的同盟者”，以后又是什么“德皇代理人”。现在如出一辙，我们自己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只能把我们从来既没有想过也没有说过的事加到我们身上，否则就无法对我们的列宁主义观点进行斗争。斯大林集团非常清楚，如果我们能够用任何自由的方式辩护我们的真正观点，那么我们党的大多数党员就会支持我们。 进行党内正直辩论的最基本条件是不存在的。在中国革命这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迄今没有发表反对派所说的任何一个字。在严密地把党封锁起来，把反对派同党报隔绝之后，斯大林集团对我们展开了不停的论战，每天往我们身上添加许许多多的蠢事和罪行，其数量与日俱增。而党员则日益趋向于不相信这些指责。 （一）当我们说，目前资本主义的稳定并不是几十年的稳定，我们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列宁），斯大林集团说我们否认资本主义的一切稳定因素。 （二）当我们按照列宁的话说，为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或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胜利是必要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尤其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内取得最终胜利，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已经完全论证过的，斯大林集团完全捏造说，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三）当我们遵循列宁，指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官僚主义蜕化现象在发展，斯大林集团说我们认为苏维埃国家一般说来不是无产阶级国家。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说明：“无论谁企图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我们，而同时又否认我们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否认苏联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将遭到我们无情的反对和唾弃。”斯大林集团隐瞒了我们的声明，继续对我们进行诬蔑。 （四）当我们指出，热月[2]派正在我国成长，他们有着相当重要的社会基础；我们要求党的领导方面对于这些现象和它们对我们党的某些环节的影响，进行系统的、坚决的和有计划的抵抗，斯大林集团说我们宣称党已热月化。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蜕化变质。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说我们指责我们党的多数右倾，这是不真实的；我们仅仅认为，在俄国共产党内有右的倾向和右倾集团，它们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党能够克服它们。”斯大林集团隐瞒了我们的声明，继续诬蔑我们。 （五）我们指出富农的巨大增长；我们遵循列宁，继续断言“富农不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斯大林集团攻击我们想要“剥夺农民”。 （六）我们提醒党注意私人资本的地位正在加强的事实，注意私人资本积累及其影响在农村的过分增长，斯大林集团指责我们攻击新经济政策，要求恢复军事共产主义。 （七）我们指出党在工人物质条件方面的政策不正确，在解决失业问题和住房需要方面的措施不适当；特别是我们指出，非无产阶级分子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正在猛烈地增大；他们指责我们犯了“基尔特社会主义”[3]倾向和“蛊惑人心”罪。 （八）我们指出工业一贯落后于社会经济要求，以及这种落后带来的全部必然结果——不平衡，商品不足，城乡联盟的断裂，他们把我们叫作“超工业化主义者”。 （九）我们指出价格政策的不正确，它不是把高昂的生活费用降低，而是为私人资本家积聚惊人的利润，斯大林集团指责我们提倡一项提高物价的政策。一年前，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宣布：“反对派在言论中从来没有要求过或建议过提高物价，而是认为我们经济政策的主要错误正是在于它没有进行足够的努力来解决必然造成零售价格过高的商品不足现象。”但是他们隐瞒了我们的声明，却继续诬蔑我们。 （十）我们反对同总罢工的叛卖者、公开扮演着张伯伦代理人角色的英国总委员会的反革命分子“诚恳合作”，因此我们被指责为反对共产党人在工会里的工作，反对统一战线的策略。 （十一）我们反对苏联工会加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或者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作任何种类的勾搭，于是我们被指责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十二）我们反对以中国将军为基础的那个政策，我们反对把中国工人阶级隶属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我们反对马尔丁诺夫的孟什维克策略，因此我们被指责为反对“中国的土地革命”，“和蒋介石同谋”。 （十三）在我们对国际形势所作的估计基础上，我们得出了战争正在临近的结论，我们及时向党提出了这个警告，因此斯大林分子对我们发出了卑鄙的攻击，说我们“希望战争”。 （十四）我们忠于列宁的教导，我们指出，战争的临近只是更加迫切地要求我们有一项坚决的、纯粹的和明确的阶级政策，斯大林分子无耻地断言，说我们不愿意保卫苏联，我们是“有条件的保卫者”，半失败主义者等等。 （十五）我们指出这个明显的事实：全世界资本家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都在支持斯大林在俄国共产党内同反对派斗争，赞扬斯大林压制左派，鼓励他砍掉反对派，从中央委员会和党内开除反对派，《真理报》以及所有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每天欺骗说，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赞成反对派”。 （十六）我们反对共产国际的领导权转入右派手中，反对开除几十万工人布尔什维克，斯大林集团指责我们企图分裂共产国际。 （十七）在党的目前畸形制度之下，反对派——这些忠诚的党员企图把他们真正的观点告诉全体党员，因此被逐出俄国共产党。他们被加以“宗派主义”的罪名。关于捏造的分裂党的阴谋，处分的程序已经安排好了。党的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进行讨论，而是用破布遮掩起来。 （十八）但是，近年来他们最喜欢用的罪名是说我们信仰“托洛茨基主义”。我们曾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说我们维护托洛茨基主义，这是不真实的。托洛茨基曾向共产国际声明，在所有他和列宁争论过的原则问题上，列宁是正确的——特别是在不断革命和农民问题上。”斯大林集团拒绝发表这个向整个共产国际提出的声明。它继续用“托洛茨基主义”指责我们。上书声明所提到的当然只是和列宁之间的过去的分歧，决不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恬不知耻地虚构出来的那些“分歧”。他们硬把我们老早以前的分歧同十月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那些实际分歧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虚构的。 ［斯大林集团提到1923年和1925年两派之间的早期分歧，企图用这个方法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反对派表述在目前政纲里的观点上吸引开，我们认为这种斗争方法是不光明正大的。这些分歧现在已经丧失了它们的意义。由于当时党内和国内一些情况不明，布尔什维克的两派在1923－1924年的争论中所犯的错误和小题大做，现在已经纠正了，并且它们没有妨碍在反对机会主义保卫列宁主义斗争中的诚恳合作。］[4] 斯大林和布哈林集团离开列宁的原则越来越远了，他们断章取义，粗暴和不忠地滥用任意摘选地列宁很久以前的那些论战语句，向党隐瞒列宁较近时期的另外一些话，直接伪造党的历史和昨天的事实，更加严重的是，曲解和直接篡改我们关于目前争论的问题所写的文章，力图用这些方法欺骗党，使党相信目前这个斗争使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斗争。实际上，目前这个斗争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机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修正主义者用过完全相同的方法，他们曾经借口反“布朗基主义”而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我们所以能够在反对斯大林路线的斗争中全心全意地合作，正因为我们完全是在保卫真正地列宁无产阶级路线的意愿和决心下联合起来的。 现在的这个政纲是对“托洛茨基主义”这种指责的最好回答。一切读完它的人都将知道，这个政纲从第一行起到最后一行止，都是以列宁的教导为基础的。它浸透着真正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 让党了解我们的真正意见。让党看到有关我们分歧的真正文件——尤其是我们在中国革命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上的分歧。列宁教导我们，如果发生分歧，不要相信任何人的片面之词，而要要求拿出文件来，请听争论的双方，摒弃谎言，正直地探求争论的关键所在。我们反对派重申列宁的这个忠告。 当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分歧问题是在会前两三天突然降临到党的面前的，我们必须永远消除产生这种情形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为公正的争论和在分歧的真正问题上作出公正的决定而创造条件，列宁在世的时候是经常这样做的。 第12章反对机会主义——维护党的团结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在国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们已经坦白地说明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已经指明了中央委员会这些错误怎样削弱了我们党这个革命的根本工具。我们已经指明，虽然如此，然而我们党能够从内部改正它的政策。然而为了改正这个政策，必须清楚地和坦白地说明党领导上所犯错误的性质。 所犯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错误。根据列宁的经典式定义，机会主义在其发展了的形式中，是由工人阶级领袖和资产阶级组成的集团，它反对工人阶级的多数。在苏联现在的条件下，机会主义在其已臻于完全的形式中，是工人阶级首领们要同正在发展的新资产阶级（富农和耐普曼[5]）妥协，同世界资本主义妥协，而牺牲工人和贫农广大群众的利益的一种愿望。 因为我们指出这种倾向存在于我们党的某些集团里——在有些场合是刚刚出现，在有些场合已充分发展——，就以此为根据指责我们诬蔑党，这是荒谬的。因为我们正是向党呼吁，要党警惕这种危害党的倾向。硬说我们指责党或者中央委员会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对革命不忠诚，背叛无产阶级利益，这是同样荒谬的。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可以产生于对工人阶级利益最真诚的关怀。甚至极端的右倾的代表，也相信他们准备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妥协是对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必要的，他们相信这种妥协不过是列宁认为完全可以允许的那些策略行动之一。甚至代表公开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右倾集团，也并非有意识地希望发生热月事件。这种情况对“中间派”来说更是如此，这部分人执行着一种典型的充满幻想、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的政策。 斯大林及其最亲密的信徒认为，借助于他们的强大机器，他们可以用斗智的办法战胜全部资产阶级的力量，而不必在斗争中去打败它们。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无疑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一定的时期内“玩弄”中国将军们，而在为了革命利益利用过他们以后，就会把他们像榨干的柠檬一样抛弃。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无疑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玩弄”柏塞尔之流，而不是柏塞尔之流反过来玩弄他们。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无疑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能够“自由地”向“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让步，而以后可以同样自由地收回这些让步。 斯大林分子为了“顺利实行”他们的策略，以一种官僚式的自欺欺人态度，完全不让党——实质上就是如此——参与政治决定，这样来避免它的抵抗。斯大林官僚机构作出决定并且行动起来，而后让党来“批准”它的决定。这种方式如果没有使得一些重要的力量瘫痪，也使得它们削弱了。这些力量本来是可以在一个既必要又及时的良好的政治策略行动中使用的，这些力量本来是可以减弱和消除那些领袖的显然恶劣的策略所造成的恶劣后果的。这样，中央委员会右派的妥协倾向和它的中派的策略造成了一个累积的结果，这个结果总括起来就意味着：苏联国际地位的削弱，无产阶级在同苏联内部其他阶级的相对关系中地位的削弱，从而威胁到它同中农的联盟，它在国家机关中的作用的削弱，工业化速度的减慢。当反对派提出热月化危险的问题时，他们心中所想的正是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政策的这些结果，而不是多数派的意图。这种危险就是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而转入小资产阶级的轨道。我们党的历史和性质同第二国际各党之间的巨大区别是每一个人都清楚的。俄国共产党经过了三次革命烈火的锻炼。它在同各式各样的敌人的斗争中夺取并且掌握了政权。它组织了第三国际。它的命运就是第一个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革命决定着它的内部生活的节奏。由于强大的阶级压力而出现在党内的一切思想过程，都有迅速成熟和发展的趋势。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在党内对每一种背离列宁路线的倾向，在一出现的时候就进行及时和坚决的斗争。 在目前条件下，俄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有着深刻的客观根源：（1）国际资产阶级的包围和资本主义的暂时的局部稳定，造成一种相信这是全面“稳定”的倾向。（2）新经济政策是一条绝对必要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它部分地复兴了资本主义，也复活了许多敌视社会主义的力量。（3）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小资产阶级成分不能不渗入苏维埃和党。（4）党在政治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对革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这个事实也进一步造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危险。在列宁领导下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曾经直接地和坦率地指出，我们党内已经存在着整批整批的人们（来自富裕农民的人，高级职员，知识分子），他们本来会加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如果这些党不是非法的话。（5）党所掌握的国家机关反过来使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分流入党内，用机会主义影响党。（6）虽然专家、高级职员和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建设工作是必要的，但是从他们那里发出一种非无产阶级的影响，不断地侵入我们的各种机构——国家的、经济的和党的机构。 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列宁主义反对派对于斯大林集团的明显的日益危险的背离倾向坚持敲起警钟。要是认为党的伟大的过去和它的老布尔什维克队伍在任何条件下和任何事件都是反对机会主义蜕化的保证，这是一种有罪的大意想法。这种想法是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这不是列宁所教导的思想。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道：“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6] 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工人构成了西方社会党内的绝大多数，他们曾经是无条件地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及时克服他们的领袖的机会主义错误，这些错误在开始时并不是很大的。他们低估了这些错误的作用。他们不了解，在和平发展的长时期中，产生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阶层；在这个和平时期后面，到来了第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变动，它不仅会迫使机会主义者，而且也会迫使中间分子向资产阶级投降，使群众在严重的时刻处于解除武装的状态。如果说那些战前第二国际中的左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有什么地方可受责备的话，那不是因为他们当时夸大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把它叫作民族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而是因为他们过多地依赖那时的社会党中的工人阶级党员。他们依赖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依赖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他们低估了这个真正的危险，并且没有用足够的力量动员下层革命阶级来反对它。我们不要再重复那个错误。我们要及时地纠正党的领导机构的路线。用这个事实，我们来回答指责我们要分裂党并且要建立一个新党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迫切地需要一个作为劳动群众和穷人的领导者的、单一的和团结的无产阶级政党。这种不为派系斗争所削弱的团结是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任务所绝对需要的。这种团结只能在不掺杂个人解释和修正主义歪曲的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的基础上实现。 主张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提的工业化必须要有一个确定的速度，主张反对富农的增长及其统治农村的野心，主张及时改善工人条件，主张党内、工会内、苏维埃内实行民主——反对派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工人阶级同它的党分裂，而是为了加强全联盟共产党真正团结的基础。不纠正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只能有一种表面的团结，这将使党在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之下被削弱，这将使党在一旦发生战争时被迫在进军中和敌人的炮火下重新组织队伍。当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一旦发现我们的真正观点和建议，他们必将接受并且为之而战（对于这一点，我们是确信的）——不是把它们作为“派别的”口号，而是作为全党团结的旗帜。我们党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它的领导上的错误，因此还没有纠正这些错误。恢复时期我国工业异常迅速地增长是产生机会主义错觉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委员会在党和工人阶级里面系统地鼓励这种错觉。和内战时期比较，工人的条件迅速开始有所改善，这种情形使工人广大群众产生了迅速地和没有痛苦地克服新经济政策的矛盾的希望。上述的情形阻碍了党及时看清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 列宁主义反对派在党内的成长，迫使最坏的官僚分子使用了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方法。由于再不能用命令阻止在基层党组织内讨论政治问题，于是一部分官僚现在正转向——恰好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建立暴徒组织，它们的任务就是用叫喊、吹口哨和熄灭灯光等办法来破坏关于党的问题的一切讨论。 在我们党内采取直接具体的暴力的方法的企图，势必引起一切正直的无产阶级分子的愤怒，从而必将使它的组织者自食其果。党及其最坏部分的任何手段都不能使党的群众同反对派分离。在反对派后面支持着它的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传统，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国际无产阶级所看到的国际政治的现状和我国经济建设工作的现状。在恢复时期以后，阶级矛盾必然日益尖锐，它将日益肯定我们关于目前危机的出路的观点。它将在保卫列宁主义的斗争中日益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 战争危险的增长已经迫使工人党员更加深刻地思索革命的根本问题。他们的思想必将使他们积极地加入纠正机会主义错误的工作中来。 近年来，我们党的工人阶级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挤出党的领导，它一直受到长期诽谤运动的不利影响，这种运动的目的是证明左即是右，右即是左。党的工人阶级部分将清醒起来。它将发现真实情况。它将把党的命运掌握到自己的手里。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工人先锋队是反对派的任务，是这个政纲的任务。 最重要、最尖锐同时使我们党一切党员苦恼的问题，是党的团结问题。而且老实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命运取决于这个问题。无产阶级千千万万的阶级敌人正在集中注意我们党内的争论，并且，带着无法隐忍的喜悦和急切心情期待我们队伍的分裂。我们党的分裂，建立两个党，这对于革命来说，意味着巨大的危险。 我们反对派毫无保留地谴责要建立第二党的任何企图。两个党的口号是斯大林集团的口号，为了要从全联盟共产党中排除列宁主义的反对派。我们的任务不是创建一个新党，而是纠正全联盟共产党的路线。只有存在一个团结的布尔什维克党，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我们正为了我们的观点在党内斗争，我们谴责“两个党”的口号，把它看作冒险家的口号。“两个党”这个口号一方面表现了党机器内的某些分子希望分裂，另一方面表现了一种失望的情绪，表现了他们不理解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在党内赢得列宁思想的胜利——不管有什么困难。没有任何一个真诚保卫列宁路线的人会抱有“两个党”的观点，或者有分裂的想法。只有那些想用其他路线代替列宁路线的人才会去主张分裂，也就是沿着两个党的道路行动。 我们将用全力斗争，反对建立两个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团结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它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单一的党。它要求一个无产阶级的党——这就是说，它的政策是由无产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并且是由无产阶级核心加以实行的。纠正我们党的路线，改善它的社会成分——这不是两个党的道路，而是加强和保证它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团结。 在此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我们表示我们深刻的信心，工人阶级作出了无数的牺牲，推翻了资本主义，证明他们现在对于纠正其领导机构的错误，有力地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保卫世界革命中心——苏联的任务，是同样能够胜任的。 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为了列宁主义党的团结！ 写于1927年9月3日。译自《俄国局势真相》，1928年伦敦英文版第23－39、94－101、111－133、140－146、155－171、174－195页。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 [1]社会革命党是俄国代表农民利益的最大的政党。成立于1902年，是第二国际的支部。党纲规定最终目标为实现社会主义，消灭阶级和剥削，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主张采用个人恐怖手段。1917年二月革命后参加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曾多次组织叛乱，进行暗杀活动。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7年底分化出左派社会革命党，1919年10月分化出社会革命党少数派。1923年3月宣布解散。机关报为《人民事业报》。 [2]热月（音译为“特米多尔”）指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2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推翻雅各宾专政的反革命政变。热月往往与蜕化同义。 [3]基尔特社会主义是英国工联的改良主义派别之一，产生于20世纪初。主张在现有的工联基础上由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专门的生产者联合会，即“基尔特”，并由这种“基尔特”来管理工业生产，用基尔特社会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4]方括号中的这段话是托洛茨基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请求而插进政纲的。 [5]耐普曼，由俄文“新经济政策”的缩写“耐普”（нзп）加上“人”所构成的单词的音译。指苏联20年代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城市里发财致富的人。后用作对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新兴资产阶级的总称。 [6]《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679页。
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的真相和共产党的任务（192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俄国局势的真相和共产党的任务 托洛茨基1927年 ·第一章前言 ·第二章工人阶级和工会的状况 ·第三章农业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第四章国营工业和建设社会主义 ·第五章苏维埃 ·第六章民族问题 ·第七章党 ·第八章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九章我们的国际环境与战争危险 ·第十章红军和红海军 ·第十一章关于真正的和伪造的分歧 ·第十二章反对机会主义——维护党的团结 第一章前言 在最后一次出席党代表大会所做的发言中，列宁说道：“过去一年来，国家是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来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虽然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驾驶者要它去的方向，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不知这个别人是谁，是秘密的，不合法的，天知道是那里来的人，还是投机者和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轮盘的那个人所想象的那样行驶”[1]。 在这些话里提供了我们应该用来审查我们政策中根本问题的准则。汽车正往什么方向行驶？还有国家呢？政权呢？它是按照我们，代表工人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的共产党人所要求的方向行驶着吗？还是没有按照我们所要求的方向？还是“不完全是”按照我们所要求的方向？ 自从列宁逝世以来的这些年里，我们曾经不只一次地促使党的中央机关，之后并试图促使全党，注意这个事实：由于错误的领导，列宁所指出的危险已经大大地增长了。汽车不是按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所要求的方向行驶。尽管我们遭到了种种迫害，在党代表大会前夕我们仍然认为自己有义务，以加倍的努力唤起党对这个事实的注意。因为我们确信这个情况是可以纠正的。党本身可以纠正这个情况。 列宁说汽车常常驶往我们敌对力量所指示的地方，他这么说使我们注意两个极为重要的事实。第一，在我们社会里存在着敌视我们事业的力量，这就是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他们利用我们的落后和我们政治上的错误，他们依靠国际资本主义的支持。第二，这些力量是强大到能把我们政府的、经济的汽车推往错误的方向，并且最后甚至企图（开头用隐蔽的形式）把汽车的方向盘抓过去。 列宁的话给我们规定了如下的责任： （一）对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这些敌对力量的增长要提高警惕； （二）要记住，随着国家的全面恢复，这些力量将竭力联合，把他们的“修正案”加进我们的计划里去，对我们的政策施加日益增大的压力，通过我们的机器来满足他们的利益； （三）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去削弱这些敌对力量的增长、联合和压力，防止他们在实际上（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造成两个政权制度，这是他们一心想达到的目的； （四）把这些问题的全部真相坦白地告诉全体劳动群众。其中包括“热月政变”的危险和反对这一危险的斗争这个根本问题的真相。 自从列宁发出他的警告以来，我们有许多事情改善了，但是也有许多事情更坏了。国家机器的影响在增长，但同时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化也在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势力在农村中的绝对和相对增长及在城市中的绝对增长，因此我国资产阶级分子开始产生政治上的自觉意识。这些分子对于他们在工作中和在社交中接触到的那部分共产党人，竭力进行腐化，而其结果并不是总是不成功的。斯大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向左开火！”的口号不能不促使党内右派分子和国内的资产阶级—乌斯特里雅洛夫分子更进一步联合起来。 “谁战胜谁”的问题要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文化战线的各个方面长期进行阶级斗争来决定胜负——这是一场最后决定是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呢，还是资本主义发展路线的斗争；是一场最后决定是按照社会主义路线分配国民收入呢，还是按照资本主义路线分配国民收入的斗争；是一场最后决定是单一的无产阶级政权呢，还是和新兴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斗争。在一个小农、小小农和一般的小有产者占压倒多数的国家里，最重大的事变常常是断断续续地和暗中进行的，只是在最后才“意外地”爆发出来。 资本主义成分的主要表现是农村阶级分化和城市私人资本家的增多。农村的上等阶层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正愈来愈紧密地同我们国家——经济机构的各种环节连结起来。而这个机构常常在统计数字的掩盖下帮助新资产阶级，使它增大自己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活动取得成功。 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私营的贸易机构占去我们国民收入的一个很大份额，超过总生产量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近年来，私人资本以商业中间人的资格所经营的贸易，大大超过了全部贸易额的五分之一，每年的绝对数字则超过了五十亿。一直到现在，一般的消费者所需产品的50﹪以上是来自私人资本家之手。这对于私人资本家则成为他们利润和积累的根本来源。农业价格和工业价格的差额，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差额，农村经济不同部门在不同地区和季节的价格的差额，国内和国际价格（走私货品）的差额，这些都是私人收益的经常来源。 私人资本在贷款上获取高利，在政府公债上赚钱。 私人资本在工业上的活动也是很可观的。虽然在最近这个时期私人资本的相对数字减少了，但它的绝对数字仍在增长。登记的私人资本经营的工业每年总产值为四亿。小型工业、家庭工业和手工业每年总产值为十八亿以上。总计，各种非国营工业加起来占全部商品生产的五分之一，占全部市场商品的40﹪左右。属于非国营工业的广大群众和私人资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商业资本和家庭工业资本对于手工业工人群众各种公开的或隐蔽形式的剥削是新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一个极为重要并且日益增大的来源。 税收、工资、价格和信贷是分配国民收入的主要工具，某些阶级从而得到加强，另一些阶级则被削弱。 目前农业税总的来说是以一种颠倒的累进办法征收的：对力量弱的课以重税，对力量强的和富农则只课以轻税。根据大致的估计，占苏联（即使把阶级分化高度发展的省份，如：乌克兰、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除外）土地所有者中34﹪的贫农，得到的纯收入占总数的18﹪。而占7.5﹪的最高层土地所有者获得的纯收入也正好是18﹪。而且，这两者缴纳大体相同数额的税——总税收的20﹪。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税收加在每一个贫农身上的负担比加在富农身上，或者比一般“力量强的”土地所有者身上的负担都要沉重得多。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领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的税收政策绝没有“剥夺”富农。它一点也没有阻碍富农把不断增多的金钱和货物集中在他们手里。 间接税在我们预算中的作用正在惊人地增大，结果就降低了直接税的作用。仅此一端，税收的负担就自动从较富有的阶层身上转移到较穷苦的阶层身上。1925年至1926年，征自工人的税收为上一年的两倍，而征自其它城市居民的税收则减少了6﹪[2]。愈来愈沉重得难以忍受的酒税正好落在各工业部门身上。根据某些大致的估计，1926年和1925年比较，按人口计算的收入的增长，农民是19﹪，工人是26﹪，商人和工业家是46﹪。如果把农民划分为三个基本阶层，你就会看到富农收入的增加比工人收入的增加要多到难以比较的程度。根据税收材料估计出来的商人和工业家的收入，无疑是少于他们的实际收入的。但是，即使是这些加工过的数字，也清楚地证明了阶级分化有了发展。 在过去一年半之间，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已经更加扩大了。农民出售产品所得的价格，至多为战前价格的1.25倍，而他购买工业品所付出的价格至少为战前价格的2.2倍。去年一年，农民，并且主要又是下层农民的这种超额支出的总数为十亿卢布，这不仅加剧了工农业之间的矛盾，而且使得农村阶级分化大大尖锐化。 批发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使国营工业受了损失，也使得消费者受了损失，这就是说有一个第三方面得到了利益。得到利益的是私人资本家，因此也就是资本主义。 1927年的实际工资最多也不过维持了1925年秋季的水平。可是在这两年期间，无疑地国家变得更富了，国民总收入增加了，农村的富农阶层极为迅速地扩大了他们的储存，私人资本家、商人、投机者迅速地增加了他们的积累。很清楚，国民总收入中工人所占的份额是减少了，而其它阶级所占的份额却增大了。在评价我们的全面情况时，这个事实非常重要。 只有从心里认为我国工人阶级和我们党不能克服它的困难和危险的人，才会硬说，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发展中的这些矛盾、指出这些敌对势力的增长，是惊慌失措和悲观主义。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必须看清危险。我们把它们确实地指出来，正是为了用正确的方法和它们斗争并且克服它们。 敌对势力——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一定程度的增长，在新经济政策下是不可避免的。你不能用单纯行政或简单经济压力来消灭这些力量。由于我们提出和执行新经济政策，我们自己就为我国资本主义关系创造了一定的地盘，并且在将来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还必须承认它们是不可避免的。当列宁说下面这段话的时候，他不过是提醒我们注意工人必须知道的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当我们继续是一个小农国家的时候，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基础。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3] 列宁在这里指出的无比重要的这个社会情况，我们已经说过，是不能简单地消灭的，但是我们能通过正确的、有计划的工人阶级政策，依靠贫农和依靠同中农的联盟来克服它，跟它斗争。这个政策是有机地包括在所有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在世界范围内的加强里面，包括在社会主义指挥中心最迅速的提高里面，这个指挥中心是为准备和发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工作的。 正确的列宁主义政策也包括策略的运用。在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的时候，列宁常常采取部分让步的办法，以便麻痹敌人；采取暂时后退的办法，以便以后更成功地前进。现在也需要运用策略。但是在对于不能用直接进攻击败的敌人进行迂回运动作战的时候，列宁总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这条战线上的。在他领导下，党总是明了采取每一个策略的理由，它的意义，它的限度，不可超越的界线，以及无产阶级再次开始前进的位置。在列宁领导下的那些年月里，后退就叫做后退，让步就叫做让步。由于这样，在迂回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队伍总是保持着它的团结一致、战斗精神和明确的目标意识。 在最近时期，领袖们已经肯定地脱离了这些列宁主义的方法。党盲目地被斯大林集团领着前进。这个集团掩盖敌人的势力，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件事情上制造一种成功的外表，它没有给无产阶级指出前途——或者，更坏的是，它给无产阶级指出一个错误的前途。它左右摇摆着前进，迁就和迎合敌对分子。它使得无产阶级队伍的力量削弱并且发生混乱。它促成了消极态度的增长、对领导不信任和对革命力量缺乏信心。它借口列宁主义策略而把非原则的左右跳跃伪装起来，这种左右跳跃总是出乎党的意料的，为党所不理解的，削弱党的力量的。唯一的结果是使敌人赢得了时间，他们前进了。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的这一类策略的“典型”例子在国际上是他们的中国政策和对英俄委员会[4]的政策，在国内是他们对富农的政策。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一项彻底错误的政策的严重后果落在他们头上以后，他们才能发现真相，或者一部份真相。 在我党中央机构的政策实际上决定于斯大林集团的这两年[5]的结束之际，我们可以认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集团无力防止：(1)那些企图把我国的发展推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的无节制增长；(2)在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力量增长的相形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农地位的削弱；(3)工人国家在和国际资本主义斗争中一般地位的削弱，苏联国际威信的下降。 斯大林集团明显的错误是：不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党、工人阶级和农民，反而掩盖事实，讳言敌对势力的增长，不许那些追究和揭发真实情况的人开口。 在整个情况表明危险来自右面的时候，却集中向左开火；粗暴地、机械地压制表示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命运正当震惊的一切批评，公然默许右倾趋势，削弱党的无产阶级和老布尔什维克核心的影响——所以这些事情，正是在最需要无产阶级的积极活动、党的警惕和团结、对列宁真正遗产的忠诚这样一个时期，来削弱工人阶级并使它解除武装。 党的领袖们曲解列宁，修改列宁，解释列宁，补充列宁，视其掩盖他们连续犯下的每一错误的需要而定。自从列宁逝世以来，一系列的新理论被创造出来了，唯一的意义是：为斯大林集团脱离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提供理论依据。孟什维克、路线转换派【事后的同情者】和资本主义报刊欢迎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和新理论，并且认为这是一个“从列宁前进”（乌斯特里雅洛夫）的运动，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说理”，是“现实主义”，是对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乌托邦”的否定。他们欢迎从党的领导中清除一支布尔什维克军队——列宁的战友——，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改变党的根本路线的实际步骤。 同时新经济政策在初步阶段的发展，没有受到坚决的阶级政策的制约和修正，将造成同样性质的更大危险。 二千五百万小农户是俄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逐渐从这一大批人中出现的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下埋装一个大地雷。这个过程的前途最终取决于国营企业增长和私营企业增长的对比。我们工业增长的缓慢步伐大大增加了农民中的阶级分化的速度和由此而产生的在政治方面的危险。 列宁写道：“在其它国家的历史上，富农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甫、资本家的政权。以前所有欧洲的革命由于工人软弱，富农使共和制退到了君主制，使劳动人民的政权退到了剥削者、富人、寄生虫的专政。….你可以相当容易地使富农同地主、沙皇、神甫讲和，即使他们互相争吵，但是要使它同工人阶级讲和，永远办不到。”[6] 谁要是不懂得这一点，谁要是相信“富农长入社会主义”，谁就只能使得革命撞在暗礁上毁灭。 我国存在着两个互不兼容的基本立场。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另一个是一心要把我们的发展转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的资产阶级立场。 资产阶级和追随它的小资产阶级各阶层这个阵营，把它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工厂主的私人首创精神和个人利益上。这个阵营把它的赌注下在“力量强的农民”身上，要使合作社、工业和我们的对外贸易都为这种农民利益服务，这个阵营认为社会主义工业不应该依靠国家预算，它不应该发展得太快以致损害农业资本家的利益。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日益加强的小资产阶级来说，就是压榨工人的体力和神经。争取降低价格对它来说，就是为商业资本的利益而减少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反对官僚主义对它来说意味着解散工业，削弱计划中心；意味着把重工业置于不重要的地位——这又是进行一次有利于力量强的农民的调整，并且很快就放弃对外贸易垄断制。这就是乌斯特里雅洛夫之流的路线。这条路线的名字就是根据分期计划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在我国是一个强大的趋势，它影响着我们党内的某些集团。 关于无产阶级路线，列宁是这么说的： “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确使他们完全屈服，并保证本身完全巩固，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基础上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只有这样，城市才有可能给落后和无变化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这种帮助将为大大提高农业和耕作劳动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实例的力量和小农自身的利益迫使他们过渡到大规模的、集体的、用机器耕种的农业上去”。[7] 我们党的整个政策——预算，税收，工业，农业，对内和对外贸易，一切的一切，应该建立在这个原则上。这就是反对派的根本立场。这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这两个立场之间，斯大林派一天天趋近前者，他们正沿着一条时而稍稍向左然后大大向右的摇摆路线前进。列宁主义路线是在同资本主义成分不断斗争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乌斯特里雅洛夫路线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以逐步侵蚀十月革命果实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斯大林路线在客观上导致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减慢，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降低，从而为乌斯特里雅洛夫路线的最后胜利准备了条件。斯大林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是掩盖在人们熟知的社会主义辞句的假面具下面的，因此它的危险性和破坏性就更大。我们建设过程的完成会把经济发展的全部根本问题暴露出来，并且会使得斯大林的政策破产，这种政策用来解决重大问题——无论中国革命问题，或者苏联基本建设问题，是完全无能的。 尽管情势紧急，并且由于现领导的生硬错误而使紧急情势达于极点，情势仍然是能够扭转的。但是必须改变党领导集团的路线，并且必须按照列宁所指示的方向，雷厉风行地改变。 第二章工人阶级和工会的状况 十月革命使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大国的统治阶级。我们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是把那个以人剥削人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制度加以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我们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是彻底全面改变工人阶级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的第一步。尽管我们的国家穷困，我们的劳动法给了工人——甚至过去被剥夺所有集体自卫权利的最落后工人——法律保证，这是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永远不能给工人的。工会已被提高到一个统治阶级手中的极为重要的社会工具的地位，这就使它一方面能够把那些在其它情况下完全无法接近的群众组织起来，另一方面能够直接影响工人国家的整个政治路线。 党所面对的问题是保证这些最高的历史成就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用真正社会主义的内容来充实它们。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能否成功决定于国内和国际的客观条件，也决定于我们路线的正确性和领导的实际才能。 在估计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发展的情况时，决定性的因素应当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的优势——加上工人阶级各方面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种改善在物质方面（产业工人就业的数目，实际工资的提高，工人预算的性质，居住条件，医药治疗等等）、在政治方面（党，工会，苏维埃，共青团）、最后在文化方面（学校，书籍，报纸，剧场）都应该是很明显的。企图把工人根本的具体利益放在不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个诬蔑性的借口之下把工人的根本的具体利益同工人阶级的总的历史利益对立起来，这种企图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工人国家占用剩余价值当然不是剥削。但是首先，我们的工人国家是一个有官僚主义偏差的工人国家。庞大臃肿而享有特权的行政管理机构吞掉了很大一部份剩余价值。其次，日益成长的资产阶级用贸易和在不正常的价差上投机的手段，盗取了国营工业所创造的一部份剩余价值。 一般来说，在经济恢复的这个时期，工人的数目和他们的生活条件已有所提高，这不仅是绝对的提高而且是相对的提高——也就是同其它阶级的增长相比较。但是，在最近时期，发生了一个急剧的变化。工人阶级数目上的增长及其状况的改善几乎停止了，而它的敌人却在继续增长，而且是以一种加快的速度在继续增长。这必然导致不仅工厂工人状况的恶化，而且导致无产阶级在苏维埃社会中所占的比重下降。 资产阶级在工人中的代理人孟什维克正在得意洋洋地指点我们工人物质上的可怜状况。他们正在竭力煽动无产阶级反对苏维埃国家，竭力劝诱工人接受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的口号——“恢复资本主义”。骄傲自满的官吏在反对派坚持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主张里看见了“孟什维克主义”，这正是给孟什维克主义尽了最大的义务，正是把工人驱赶到它的黄色旗帜下面去。 要克服困难必须了解困难。必须公平正直地用劳动群众的实际状况来检验我们的成功和失败。 工人的状况 到1925年秋季为止，我们的经济恢复时期使工资有了充分迅速的提高。但是从1926年开始的实际工资大为降低的情况直到1927年初才被扭转。1926—1927年会计年度的头两个季度，大企业中的每月平均工资以莫斯科卢布计算，分别为30卢布67戈比，和30卢布33戈比；而1925年秋季为29卢布62戈比。第三季度——按照初步估计——为31卢布62戈比。因此今年的实际工资没有变动，大致在1925年秋季的水平。 当然，特殊部类和特殊地区——首先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工人的工资和一般物质水平无疑是高于这个平均水平的。但是另一方面，其它广大的工人阶层的物质水平却大大低于这些平均数字。 而且，所有的数据都证明工资的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强度加强了，而恶劣的劳动条件仍然未变。 工资的提高愈来愈以要求加强劳动强度为条件。这些新趋势是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兼容的，而中央委员会在其著名的关于合理化的决议[8]中加强了这种趋势。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这项决议。这种政策意味着，由于发展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增加的社会财富本身并不导致工资的增加。 工人数目的微小增长意味着每一个家庭中劳动成员的数目的降低。以实际卢布计算，从1924—1925年以来，工人家庭的开支预算降低了。住房费用的增高迫使工人把它的一部份住房出租。失业者直接或间接地加重了工人预算的负担。迅速增加的酒类消费加重了他的预算负担。从总数可以看到工人的生活标准明显地下降了。除非在实行生产合理化的同时，把工业和交通扩大到足以吸收被解雇的工人，否则现在推行的生产合理化必将使得工人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实际上，“合理化”的结果常常是把一些工人“赶出去”，并且降低其余工人的物质条件。这必然使得工人群众对合理化本身充满不信任。 在劳动条件恶化的情况下，常常是工人中最弱的部分最倒霉，这就是：非熟练工人，季节工人，女工，青工。 1926年，几乎在工业所有部门中，女工的工资同男工相比较有了明显的下降。在三个工业部门的非熟练工人中，女工1926年3月的收入分别为男工收入的51.8％，61.7％和83％。在泥炭工业和装卸工作等方面，一直没有实行改善女工工作条件的必要措施。青工的平均收入和所有工人的收入相比较是在不断的下降。1923年为47.1％，1924年为45％，1925年为43.4％，1926年为40.5％，1927年为39.5％[9]。 1926年3月，49.5％的青工收入少于20卢布[10]。规定在每一事业单位的一定数目的工人中要雇用一定数目的青工的条例被取消了，这对青年工人和工人家庭是沉重的打击。青工的失业数字正在大大地增加。 农业工人 在全国350万雇佣工人中，有160万是男女农业雇工。在这些农业雇工里只有20％被组织在工会中。工资合同的登记刚刚开始。他们工资之低几乎等于奴隶劳动。农业雇工的工资向来低于法定的最低限度——而且这情形甚至常常发生在苏维埃农庄中。平均实际工资不高于战前水平的63％。工作日很少有低于十小时的。实际上，多数情况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工资的支付是不定期的，并且是在令人难忍的拖延之后才支付。农业雇工的这种悲惨状况不仅是由于在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而引起的结果。而且这也是错误路线的必然结果，这条路线实际上——在实际生活里——所优先关心的是农村的上层阶层，而不是下层阶层。我们必须全面地，有步骤地保护农业雇工，不仅要反对富农，还要反对所谓“力量强的”中农。 住房问题 工人通常的居住面积向来大大低于整个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面积。大工业城市的工人在这方面是居民中受惠最少的。在一系列所调查的城市中，各社会阶层在居住面积分配上的情形如下： 产业工人，每人5.6平方公尺；职员，每人6.9平方公尺；手艺工匠，每人7.6平方公尺；自由职业者，每人10.9平方公尺；非工人成分，每人7.1平方公尺。工人占末位。而且，工人的居住面积正在一年一年地缩小，而非无产阶级分子的居住面积却在扩大。住房建设问题的总的状况威胁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无视这个事实，提出了一个住房建设的远景，按照这个远景，五年之后的住房情况比现在还要糟糕。而且这是委员会自己承认的。按照五年计划，到1931年末的时候，平均标准将从1926年末的11.3平方阿尔申[11]降到10.6阿尔申。 失业问题 工业化发展迟缓的情形在其它任何方面都不如在失业问题上表现得那样可怕，失业打击着工业无产阶级的基本队伍。1927年4月失业登记的官方数字是1,278,000人[12]。失业实际人数大约二百万。失业人数的增长比起就业工人总数来是快得无可比拟。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制订的五年计划，我国工业在整个五年期间将吸收四十万稍多一点的固定就业工人。这意味着，加上不断从农村流入的工人，到1931年底时失业人数将增加到三百万人。这种情势将引起的后果是，无家可归的儿童、乞丐和妓女的增多。付给失业者的少量失业保险金引起了人们正当的不满。救济金的平均数为11.9卢布——约等于战前5卢布。工会救济金的平均数为6.5到7卢布——而且在失业的工会会员中大概只有20％的人可以领到这种救济金。 劳动法规被加上了许许多多的解释，为数之多超过了它本身的条文好几倍。而这些解释实际上是取消了法规的许多条文。特别是关于临时和季节工人的法律保障被破坏了。 最近实行的签订集体合同的制度是以几乎普遍地放松法律限制和压低工资等级标准为特点的。赋予经济管理部门以强制仲裁权，这就使得集体合同本身形同虚设，使它从一种双方协议的行动变成一道行政命令了[13]。工业方面拨充工人的赔偿金的款项是非常不充分的。根据劳动人民委员会的材料，在1925—1926年度，在每一千工人中发生因伤残废事故为97.6起。每年有十分之一的工人受伤。 劳动纠纷事件的激增在这几年来是很突出的，这些事件大部分是用强迫手段而不是用调解方式加以解决的。 车间里的制度每况愈下。行政机构愈来愈力求建立起他们的无限权威。工人的雇用和解雇实际上完全操在行政机构手中。革命前的那些雇主和工人的关系现在并不罕见。 生产会议逐渐变得形同虚设。工人所通过的实际建议大部分从来没有实现过。而这种生产会议所提出的改进措施，其结果往往是使工人遭到裁减，这种情形就使得工人对于生产会议感到厌恶。因此出席生产会议的人寥寥无几。 在文化方面，必须注重提出的是学校问题。让孩子受初等教育对工人来说正变得愈来愈困难，更不要说职业训练了。几乎在所有的工人阶级区，缺乏学校的情形在继续发展。父母必须支付学杂费，这实际上就剥夺了工人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学校的缺乏和幼儿园设备不足驱使很大一部份工人子女在街头嬉戏。 工会和工人 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一项决议中所指出的“在工厂劳动条件问题上的利益矛盾”，近年来大大地发展了。但是，近来党关于工会运动的整个政策和工会领导人的实际行动对于工会产生了这样一种影响，那就是，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说：“工会往往不善于处理他们的工作，表现了片面性，常把主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务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上；主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工会组织下的群众的经济利益，尽一切可能提高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水平。”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情况并没有变得较好一些，而是更坏了。工会的官僚主义化更进了一步。 在十个产业工会选举产生的执行机构的全部人员中，车间工人和非党工人积极分子所占的百分比是微乎其微的（12﹪—13﹪）。工会代表会议的极大多数代表是和工业完全没有关系的人[14]。工会和工人群众同社会主义工业的行政方面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疏远。工会组织下的工人群众的自主活动已被工会支部书记、工厂经理、工厂委员会和车间委员会的主席（“三边”）之间的协议所代替。工人对工厂委员会和车间委员会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出席会员大会的人是很少的。 工人的不满既然在工会中无处发泄，因此不得不压抑下去。“我们千万不要太积极——如果你想保住饭碗，就别那么多嘴多舌”。这样一些说法是很平常的[15]。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方面必然愈来愈多地企图在工会组织以外采取行动以改善他们的状况。仅仅由于这一点就必须根本改变目前的工会制度。 最重要的实际建议 一、物质条件方面 （一）根除任何企图延长八小时工作制的倾向。只在绝对不可避免的时候才允许延长工时。不允许在雇用临时工人上滥用职权，不允许把正式工人降低为“季节工人”待遇。在违背以前的规定而延长工时的有损健康的行业里，取消所延长的工时。 （二）最急迫的问题是提高工资，至少要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适应。将来的方针必须是适应劳动生产率的每一增长有计划地提高实际工资。必须使不同部类的工人的工资差别达到日益平衡，方法是有计划地提高低薪工人的工资，而绝不是降低高薪工人的工资。 （三）我们必须制止官僚主义式地滥用合理化措施。合理化必须同相应的工业发展、同按计划分配劳动力、同反对浪费工人阶级生产力——特别是熟练工人——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四）减轻失业的恶果：(1)必须调整失业救济金，使之相当于具体地区的平均工资。(2)鉴于失业时间的持久，救济期必须从一年延长到一年半。(3)不允许再降低社会保险税，对实际上不缴纳社会保险税的行为必须进行一次认真的斗争。(4)必须制止把保险基金用在一般保健和卫生措施上。(5)我们必须全力反对“在被保险人身上进行节约”的倾向。(6)我们必须取消在各种借口下剥夺真正失业工人领取救济金和向职业介绍所登记的权利的一切条例。(7)必须以增加失业者的福利（从产业工人开始）为方针。我们必须为开办长期社会事业制订多方考虑和细心编制的计划，按照这种计划，失业的劳动力将得到利用，而充分有利于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五）有计划地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在全部住房问题上坚决实行阶级政策。不允许牺牲工人利益而去改善非无产阶级成分的居住条件。不许把被解雇的工人和半失业的工人赶出住房。 必须采取有利措施使公寓房屋有较健全的发展。必须使低薪工人可以得到公寓房屋。不允许上层职员占去原定拨给产业工人的房屋。 必须放弃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制订的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政策的住房计划。必须责成各企业机关充分增加其住房建筑开支，和供此项用途的预算款项及贷款，以使今后五年内工人住房确实得到改善。 （六）集体合同必须在工人会议上进行真正的而不是虚有其表的讨论之后才能签订。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必须撤销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给工厂行政方面以强制仲裁权的决议。劳动法规必须被看做劳动者的正当要求的最低限度，而不是最高限度。集体合同必须包含合同整个有效期间不许裁减工人和职员的保证（特许例外必须载明）。生产指针必须以一般工人而不是个别工人为基础加以核定，并且这将做为工资合同整个有效期间的指标。凡是使得工人的各种待遇标准低于原合同的任何修改，均应宣布绝对禁止。 （七）工资和标准局必须至于工人和工会的有限控制之下，必须停止工资和标准的经常改变。 （八）安全设备和改善工厂条件的拨款必须增加。不执行劳动保护条例的必须课以更高罚款。 （九）必须重新审查对劳动法规所做的一切解释，那些导致劳动条件降低的解释必须予以取消。 （十）对于女工实行“同工同酬”。一般地应把妇女工作分在较高等级。 （十一）禁止学徒无偿劳动。禁止降低青工工资。必须采取措施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十二）绝对不准实行有损工人切身利益的节约措施。我们必须恢复那些从工人那里剥夺掉的“琐细开支”（孩子日托，公共汽车票，较长的假期，等等）。 （十三）工会必须更多地注意季节工问题。 （十四）工厂内供应工人的医疗设备必须增加（救护车，急救室，医院，等等）。 （十五）为工人区儿童设立的学校的数量必须增加。 （十六）国家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工人合作社。 二、工会方面 （一）评定工会工作，主要应以它在目前工业的可能限度内在多大程度上维护了工人的经济和文化利益为准。 （二）党组织在决定有关工人群众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措施时，必须认真考虑工会中共产党员的意见。 （三）工会工作的基础必须是：认真选举，凡事公开，对会员负责。 （四）行政机构的组成必须和同级工会机构进行真正的而不是虚有其表的协商，取得意见一致。 （五）在每一届工会代表大会（包括全苏工会代表大会）和一切由选举产生的工会机构（包括全俄工会理事会）中，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必须占多数。非党工人在这些机构中所占的比例至少必须提高到三分之一。 必须定期选派一定数量的工会机关干部去从事生产劳动。 在工会活动中更多地采用志愿工作制，广泛实行志愿工作的原则，更多地鼓励车间工人参加志愿工作。 （六）不允许因党内分歧而撤换被选入工会的共产党员。 （七）必须保证车间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对于行政机构的绝对独立性。雇用和解雇工人，把工人从一个工种调到另一工种工作超过两星期等——所有这一类的事只有在通知车间委员会以后才能办理。为反对在这一类事情上的滥用职权，车间委员会得有权向相当工会和纠纷评议委员会对行政方面的决定提出控诉。 （八）必须保护工人通讯员的权利，因通讯员进行揭发而对之加以迫害的人，必须受到严厉的惩处。 刑法中应该加进一条，凡是因提出批评，提出独立建议，以及投票，而对工人直接或间接、公开或暗中加以迫害的，应作为危害国家的严重罪行而予以惩处。 （九）必须扩大生产会议监督委员会的职权，使之有权监督生产会议决议的执行，并有权检查生产会议在保护工人利益方面的成绩。 （十）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列宁领导下通过的关于国营企业罢工问题的决议，仍然有效。 当租让企业发生罢工时，应把它看作私营企业。 （十一）重新审查劳动统计的全部制度，它以现在的形式所提供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文化状况都是不真实的、显然带有伪饰的，因此极大地妨害了保卫工人阶级经济和文化利益的工作。 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十周年时的困难状况，归根结蒂当然可以说是由于国家的贫困、由于干涉和封锁的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环境对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不断斗争。这种状况不能一下子改变。但是我们能够也必须用正确的政策改变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的任务不是自满地去描绘他们的成就——当然确实有成就——，而是明确地提出还要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以及如有正确的政策就能做到什么的问题。 第三章农业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6]或者是无产阶级国家依靠工业的高度发展和电气化去克服千百万的小企业技术上的落后性，并且在集中化和集体化的基础上把它们组织起来；或者是资本主义在农村积蓄力量，破坏城市里的社会主义基础。 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农民——这是指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基本农民群众——是同盟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都依靠同它之间的正确联盟。关于农民问题，列宁在下面的话里早已正确地规定了我们现阶段的任务：“善于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贫农。”[17] 在农民问题上，斯大林—布哈林集团正在修正列宁，他们修正的主要方面可以概括为以下八点： （一）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即：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沿着集体化道路改造农业。 （二）对于雇农和贫农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地区的社会基础这个问题，估计不足。 （三）把我们在农业经济的希望寄托在所谓“力量强的”农民身上——这在实质上即是富农。 （四）忽视或公然否认农民所有制和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这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向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说。 （五）低估资本主义成分目前在农村中的发展，并且掩饰农民中正在发生的阶级分化。 （六）创造了一种起瓦解作用的学说，大意是：“富农和富农组织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因为我国发展的总框框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预定的。”[18] （七）鼓励“富农合作社的核心长入我们的制度里来”[19]。“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必须让富裕农民和富农发挥他们的经济潜力”。[20] （八）企图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他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按照列宁自己的意见，只有把这两个计划结合起来才能保证过渡到社会主义。 新资产阶级的代表利用官方集团这些修正主义的倾向，已经同我们国家机关的某些环节勾结起来，他们正公然企图把我们在农村中的全部政策转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并且，附带说一下，富农和富农思想的辩护人把他们的野心用关心生产力的发展、关心“一般的”商品产量的增长等等托词掩盖起来。事实上，富农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农的商品生产的增长正在压制和阻碍着所有其它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发展。 虽然我们农业恢复的过程比较迅速，但农民经济的商品生产是很低的。1925年至1926年间，投入市场的商品总量为战前水平的64﹪，出口量仅为1913年出口量的24﹪。这除了由于农村本身一般消费量增加[21]以外，主要由于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差价，以及富农加紧囤积食物。甚至五年计划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一般地缺乏工业产品，就使得城乡间货物的等价交换受到一定的限制，降低了可能投入市场的农产品数量”[22]。因此，工业的落后延缓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延缓了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它破坏了城乡联盟，并且引起农民中迅速的阶级分化。 反对派在有关农民政策的有争论的问题上的看法，已经得到了完全、绝对的证实。在反对派尖锐批评的压力下，我们的总路线已经有了部分的改正，但是这些改正并没有阻止住官僚集团继续倒向“力量强的农民”方面去的倾向。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从加里宁的报告来看，在第十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没有一个字提到农村的阶级分化或者富农的增长。 这个政策只有一个结果：我们将要失掉贫农，并且争取不到中农。 农民中的阶层分化 近年来农业地区已经朝着资本主义阶级分化的方向走了很远。 在过去的四年间，无地和少地的阶层减少了35﹪—45﹪。同时占有六到十俄亩的阶层增加了100﹪—200﹪。占有十俄亩以上的阶层增加了150﹪—200﹪。无地和少地阶层百分比的减少，很大原因是由于破产和流散。例如，在西伯利亚，在一年的期间，15.8﹪的无地农户和3.8﹪的占有二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流散和消失了。在北高加索，14.1﹪的无地农户和3.8﹪占有二俄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流散了。 没有马匹和农具的农户要升入下中农地位是极端缓慢的。目前全国仍然有30﹪—40﹪没有马匹和农具的农户，这类农户中的基本群众正在下降到贫农的地位中去。 在北高加索，主要生产手段的分配如下：50﹪的最贫穷农户占有生产手段15﹪。中间阶层，占农户总数的35﹪，占有主要生产手段的35﹪。最高阶层，占农户总数的15﹪，占有生产手段50﹪。在其它省分（西伯利亚、乌克兰等地）也可以看到生产手段分配的同样情况。 上述土地和生产手段分配不平等的情况在不同阶层农户的存粮分配中也可以得到证实。1926年四月一日，农村中58﹪的剩余粮食是在6﹪的农户手里[23]。 出租土地所占的比例一年年地增加。在多数情况下，出租土地的业主都是占有生产手段的大土地所有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为了逃税，出租土地的事情是隐秘的。贫农既缺乏农具又缺乏牲口，他们大部分是用租来的工具和牲口耕种土地。地租的条件和农具及牲口租费的条件几乎苛刻到奴隶制的程度。伴随着这种物质上的奴役，金融上的高利贷也在发展。 目前农民所有权的分裂不但没有减弱，而是加强了阶级分化的过程。机器和贷款并没有在农业社会主义化上发生作用，而是经常落入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手中，从而加强了对雇农、贫农和下中农的剥削。 除了土地和农具集中在最高阶层的手中以外，他们使用雇工的程度也在日益增高。 另一方面，或者由于彻底破产和流散，或者由于个别家庭成员出走，因此一批数目不断增加的“雇农”正从下层和部分中层农户中出现。这些剩余劳动力有些落在富农或“力量强的”中农的奴役之下，有些流入城市，还有很多人找不到任何职业。 尽管这些情况已经发展得很严重，并且使得中农在经济上的比重下降，但中农仍然是在数量上最大的农民阶层。把中农争取到社会主义农业政策方面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问题。把我们的希望放在所谓“力量强的农民”身上，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希望放在中间阶层的进一步分化上。 只有对雇农的适当关心，只有以贫农和贫农同中农联盟为基础的路线，只有同富农坚决斗争，只有工业化的道路，只有阶级路线的合作社道路和阶级路线的农村信贷制度，才能把中农吸引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上来。 实际建议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农村阶级斗争中，党必须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站在雇农、贫农和中农基本群众前面，并且把他们组织起来反对富农的剥削企图。 为了加强农业无产者——这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的阶级地位，需要采取我们在工人阶级的状况那一节里所提出的一系列措施。 必须不再使农业贷款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农村富裕阶层的特权。我们必须结束目前这样的状况——贫农的微乎其微的储蓄不是用于他们所希望的用途上，而是用于为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服务。 必须迅速发展集体化耕作，用以抵销农村私人所有制的增长。必须有步骤地、逐年资助贫农组织集体农庄。 同时，我们必须更有步骤地帮助集体农庄以外的贫农，方式有：完全免税，适当的土地政策，农具贷款，吸收他们参加农业合作社。“使苏维埃活跃起来，从而造成非党农民的活动中心”（斯大林—莫洛托夫），这个口号既没有阶级内容，而且实际上会加强农村上层的支配作用，我们必须采取下面的口号来代替它：“建立由雇农、贫农和接近雇贫农的中农所组成的非党活动中心。”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真正有计划的、普遍的、长期的贫农组织，这个组织以生活中的实际政治和经济问题为中心，诸如选举问题，税收问题；对贷款、机器等的分配的影响、土地分配和利用、合作社的建立、贫农从合作劳动中得到现金报酬等等。 党应该用一切手段促进中农在经济上的发展——在谷物价格上采取明智的政策，在组织贷款和合作社方面使他们可以得到贷款和加入合作社，有步骤地、逐渐地使这个人数最多的农民阶层可以得到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集体经济的好处。 党在日益增长的富农阶级这个问题上的任务应该是从各方面限制他们的剥削活动。我们绝不能允许继续违背我们宪法载有的剥夺剥削阶级在苏维埃中的选举权的条款。下述的措施是必要的：实行累进税制度；采取国家立法措施保护雇农和规定农业工人的工资；在土地分配和土地使用问题上采取正确的阶级政策；在向农村拖拉机和其它生产工具问题上也同样采取正确的阶级政策。 农村地租制度的发展，目前使用土地的办法（按照这个办法，土地由土地公社处理，而土地公社是处在一切苏维埃的领导和控制之外并且日益处于富农的影响之下），第十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在每年分配土地时“给以补偿”的决议——所有这一切都在破坏着土地国有化的基础。 加强土地国有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把这些土地公社从属于国家地方机关，在处理一切有关土地分配和使用的问题上确立地方苏维埃（清洗其中的富农分子）的有力控制。这种控制的的目的应该是最大限度地保护贫苦和无力的小农的利益免受人数众多的富农的侵害。必须在我们现有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一系列补充的措施，用以制止土地公社中富农所占比例的过份增长。尤其是，必须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把作为土地出租者的富农置于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完全和绝对的监督和控制之下。 党应该粉碎一切只在取消和破坏土地国有化的倾向——土地国有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基本支柱。 目前实行的普遍农业税制度应该改变，改变的方针是：完全免除40﹪—50﹪最贫困农户的税收，并且不许因此在中农基本群众身上增加任何税收作为补偿。收税的日期应该适合下层纳税人的利益。 应该拨出为数要大的多的一笔款项用于建立苏维埃农场和集体农庄。必须最大限度地放宽新建立的集体农庄和其它形式的集体化组织归还贷款的期限。被剥夺选举权的人不能作为集体农庄的庄员。把小生产变成集体大生产的思想应该贯穿到合作社的全部工作中去。在机器供应方面必须坚决实行阶级路线，必须对欺诈的机器公司特别进行斗争。 分配土地的工作必须继续进行，其一切损失由国家负担，首先必须关心集体农庄和贫苦农户，最大限度地保护它们的利益。 谷物和其它农产品的价格应该保证贫农和中农里的基本群众起码能够维持和逐渐提高他们现有的经济水平。应该采取措施消除秋季和春季之间的谷物价差。因为这种差别对于农村贫苦阶层来说损失极大，而其全部利益都归于上层。 不仅必须大大地增加贫农基金的拨款，并且必须彻底改变农业贷款的方针，使之保证贫农和无力的中农能得到低利长期贷款，并且取消现在实行的保证人和担保的制度。 合作制 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就是要在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改造农业。正如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里所说的，对于农民基本群众来说，合作制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简单的道路。这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给予农民的巨大利益。只有发展农业机械化这个方法才能为社会主义合作制（或者集体制）造成广阔的基础。没有生产方法上的技术革命——这就是说，没有农业机器，没有作物轮作制，没有人造肥料，等等——，农业真正集体化的工作就不可能成功和展开。 供销合作社只有在下数条件下才能导向社会主义：（一）这个过程在社会主义成分（特别是大工业和工会）的经济和政治的直接影响之下发生。（二）农业合作社发挥贸易职能的过程逐渐导致其本身的集体化。农业合作社的阶级性质不仅决定于参加合作的农民的不同阶层在数量上的比重，而且尤其决定于他们在经济上的比重。党的任务就是要尽力使农业合作制成为贫农和中农的真正联盟，成为贫农和中农反对富农经济势力增长的斗争武器。我们必须有步骤地和坚持不懈地把农业无产者引导到建立合作社的事业中来。 只有在参加合作的人口得到最大限度独立的条件下才可能有成功的合作社结构。合作社同大工业和无产阶级国家间的真正联盟应该是各合作社组织的正常制度联盟，不允许官僚主义的控制方法。 党领导显然背离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基本路线，他们倾向于寻求富裕农民和富农的支持；他们用反无产阶级的言词掩盖他们这种背离行为，说什么“穷人的幻想”，“吃白饭”， “懒汉主义”，并说在保卫苏联上贫农的价值不大——鉴于所有这些情形，我们比任何时候更有必要牢记我们党纲上的话。在明确指出我们同中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之后，党纲简单明了地宣称：“俄国共产党在其全部农村工作中仍旧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农民力量。党首先把他们组织为独立的力量，建立农村党核心，建立贫农组织，建立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的特殊类型的工会，诸如此类。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他们同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使他们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24] 第四章国营工业和建设社会主义 工业发展的速度 “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25] 在一定的历史情况——资本主义的包围和世界革命的迟迟未到——下，在目前最初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就是工业化的速度必须迅速到足以保证在最近的将来至少解决下列问题： （一）国内无产阶级的物质地位必须绝对地和相对地加强（增加就业工人的数量，减少失业人数，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水平，特别需要按照卫生标准扩大工人阶级的住房面积）。 （二）工业、运输和电站工作的发展速度至少必须同全国需要和资源的增长相适应。 （三）必须使农业有可能逐步过渡到较高的技术基础上，并且保证为工业提供日益增多的原料。 （四）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在技术问题上，在改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物质条件问题上，苏联绝不能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而必须在最近的将来超过它们。 （五）工业化必须达到足以保证国防的程度，特别是保证军事工业的适当增长。 （六）社会主义成分、国家成分和合作社成分必须有步骤地增长，排挤一部份、同时控制和改造另外一部份前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资本主义的和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 虽然我们在工业、电气化和运输方面有很大成就，但是工业化还远没有得到必须和可能的发展。目前工业化的速度以及为今后几年规定的速度是显然不够的。 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有一种政策使我们可以一下子解决所有的困难，或者把有步骤地发展我国工业和文化的一个长时期一下子跳过去。但是我们在工业和文化上十分落后的状态要求特别加紧的努力，把我们的一切财富真正地、及时地动员起来，正确地利用每一种资源，最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工业，还有运输、电气化和建筑工作长期落在人民的要求和需要后面，落在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制度的要求和需要后面；由于这种落后，全国经济周转好像被夹在一把钳子里。这种落后使得农产物商品部分的成交和出口降低。它使进口受到极为狭窄的限制，使生产价格和成本提高，使切尔文[26]不稳定，使生产力的发展迟缓。它延迟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一切物质条件的改善，造成了失业的惊人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它破坏了工业同农业的联盟，削弱了我国自卫的能力。 工业发展速度不够快转过来又导致农业发展的迟缓。同时，没有农业生产力的决定性的提高和商品生产的大量增加，工业化也是不可能的。 价格 不逐步地和坚决地降低生产成本及工业品的批发和零售价格，并且使它们同国际价格平衡，就不可能加速工业化。真正的进步就在这里，无论是在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技术基础的问题上，或者是在更好地满足劳动群众的要求的问题上。 现在应该停止说什么反对派希望提高价格这种下流无聊的叫嚣了。在希望降低价格上，全党是绝对一致的。但仅仅希望是不够的。政策是否正确，不应该凭意图而应该凭结果来判断。目前降低价格的斗争的结果甚至使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政策我们不是正在损失大量的金钱吗？布哈林在今年一月份问道：“十亿的钱到哪儿去了呢？”在这同一个问题上，鲁祖塔克接着布哈林问道：“批发和零售之间的差价到哪儿去了呢？”[27]由于长期缺乏货物，由于极其官僚主义式地普遍降低批发价格，而这种做法在多数情况下又并没有使工人和农民受惠，就使国营工业蒙受了成亿卢布的损失。批发和零售间的差价所产生的利润（特别是落到私商手中的）是如此巨大，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应该把这种贸易利润的一部份保留在国营工业手里。从过去几年整个经济方面的经验里得出的无可辩驳的结论是：必须迅速克服不平衡状态，增加工业商品的数量，加快工业发展的速度。这才是真正降低批发和零售价格，首先是降低生产成本的唯一道路，后者在去年已经显出上升而不是下降的趋势。 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制订的五年计划 （1926—1927年到1930—1931年） 载在即将召开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议程上的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问题，完全应该成为全党注意的焦点。这个五年计划还没有正式通过，而按照它现在的样子是很难被通过的。但它却以最系统、最完整的型态表现出目前经济领导方面的根本观点。 按照这个计划，工业基本投资几乎不是逐年增长的（明年为十一亿四千二百万，1931年为十二亿零五百万）。并且工业基本投资在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将从36.4﹪降低到27.8﹪。按照这个计划，国家预算中工业纯投资在1927到1931这几年间，大约将从二亿降到九千万。每年生产增长率按推定应超过前一年4﹪到9﹪——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迅速发展时期的增长率。土地、生产手段、银行的国有化，和行政机关的集中所具有的巨大有利条件——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所产生的各种有利条件——在五年计划里完全没有得到反映。 目前少得可怜的工业产品的个人消费量规定在五年期间只不过是增长12﹪。棉织品的消费量在1931年将为战前的97﹪，比美国1923年的消费量少六分之五。煤的消费量比德国1926年的消费量少八分之七，比美国1923年消费量少十八分之十七。生铁消费量比德国少五分之四多，比美国少92﹪。发电量将比德国少四分之三，比美国少八分之七。纸的消费量在五年最后的时候将为战前消费量的83﹪。所有这一切是发生在十月革命十五年之后！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的时候拿出这样寒伧、彻头彻尾悲观主义的计划，这实在意味着你们的工作就是要反对社会主义。五年计划所规定的降低零售价格17﹪即使实现了，这在我国价格同国际价格的比例上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后者比前者低2.5到3倍。 物价即使降低得这么微不足道（而且这还不过是一个计划），五年计划也预计到工业品将感不足，无法来满足全国从货币上来计算一年可达四亿卢布对工业品的需求。只要想一想，目前惊人的批发价格在五年期间要降低22﹪——这减得并不算太多——，仅仅这一项就会造成为数整整十亿的货物缺乏。不平衡状态就是这样维持不变，成为零售价增高的一个长期根源。五年计划答应农民在1931年将得到相当于战前数量的工业产品，而价格要高1.5倍。它答应大工业工人在五年终了的时候名义工资将增加33﹪，不算没有根据的降低物价的希望。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设计，为了消除供求间的不平衡，将提高工人缴付的房租，使之高于目前租金金额2.5倍，每年约为四亿卢布。 看到居民中富裕阶层有多余的购买力，计划委员会的官员要来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以改变这种情况。很难使人相信，这样一种恢复市场平衡的方法，是工人国家的负责机关制订的！所有这些虚假的远景，迫使消费者从取消国家垄断对外贸易这条毁灭性道路中寻找出路。 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建筑六千到七千俄里新铁路的计划——与此对照，例如，在1895—1900五年间所建的铁路为一万四千俄里——是严重地不敷需要，这不仅从社会主义工业话的观点来说，而且从各主要省分最基本的经济要求的观点来说。 或者是偏向这边或者是偏向那边，这就是实际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机器的真正态度。这就是我们目前领导方面政治路线的真正面目。 苏联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 在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未来长期的斗争中，最终说来，胜负决定于两个制度的劳动生产率的对比。而这在市场条件下，可以用我国国内价格同世界价格的对比来衡量。列宁在他最后的一些讲话中有一次曾警告党说：即将到来的“考试” “是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考试’，我们依靠这个市场，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28]当时他心中考虑到的就是这个根本事实。因此，布哈林关于我们可以用任何速度，甚至“龟行”的速度走到社会主义的观点，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废话。 我们不能在闭关自守的经济的掩护下躲开资本主义包围。正因为闭关自守，这样一种经济就将不得不以极端缓慢的速度前进，于是就必将遇到不是削弱了的而是加强了的压力，这压力不仅来自资本主义的军队和舰队（“干涉”），而且首先来自资本主义的低廉商品。 当资本主义国家拥有较高的技术时，对外贸易垄断制是社会主义存在下去的必要武器。但是，目前处在建设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只有在技术、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和价格问题上逐渐接近世界经济水平，才能保持这种垄断。经济领导方面的目标不应该是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种经济必然以降低发展水平和速度为代价，正相反，它的目标应该是用最大限度加快速度的方法，达到我们在世界体系中的比重的全面增长。 为此：（一）必须了解我们出口的重大意义，目前，出口落后于我国工业的总发展，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苏联在世界商业交易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1913年的4.22﹪减少到1926年的0.97﹪）。（二）尤其必须改变我们对富农的政策，这种政策使富农可以囤积原料牟取暴利而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出口。（三）必须全面加速我国经济的工业化和加强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而不是资本主义成分），来发展我们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在最近将来不应该分散我们有限的积累，而应该通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把它逐步投入一种新的生产，这种生产首先要保证大量生产最必须和最有用的机器；我们应该有计划地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周密而灵活地用这些成就来补充和刺激我们自己的工业。 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孤立发展社会主义上面，寄托在一种脱离世界经济的速度上面，这样就破坏了我们的整个前途。这样就使得计划领导机关离开了正轨，并且无法提供正确的方针以调整我们同世界经济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什么应由自己生产，什么应从国外输入。坚决抛弃孤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这意味着在短短几年的过程内我们的资源将得到无比迅速的利用，更快地工业化，我们自己的机器生产将更加有计划和有力地增长。这意味着就业工人数量更快地增加和物价的真正降低——一句话，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联得到了真正的加强。 当然，为了备战，我们应该建立我国所需的进口原料的储备，并且应该立刻建立极为必要的新工业——比如铝的生产，等等。但是为了应付一场长期和严酷的战争，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国家工业发展到最高度，既能大量生产，又能迅速地从一种生产转向另一种生产。不久以前的事例已经表明，像德国这样一个工业高度发展的、同世界市场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国家，当战争和封锁一下子把它同全世界隔离开的时候，它竟然能够保持巨大的生命力和抵抗力。 以我们社会结构无比的优越性，我们在“和平”时期利用世界市场以加速我国的工业发展，我们将能够准备得更好和武装得更好地对付封锁或者干涉。 任何国内政策本身都不能使我们免于资本主义包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险。国内问题就是用正确的阶级政策——及工人阶级同农民间的正确关系——加强我们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尽量前进。苏联内部资源极为丰富，我们完全能够这样前进。我们为了这个目的而利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就是把我们对历史的根本估计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结合起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某些主义国家内的胜利将打破资本主义包围，并将解除我们的沉重的军事负担。它将大大地在技术上加强我们，大大地加速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工厂和学校的全面发展。它将使我们有可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这就是，以最先进的技术和所有成员真正平等地劳动和享用劳动成果为基础的无阶级社会。 办法在哪里 社会主义专政的命运决定于真正工业化和迅速提高群众文化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为了更加大胆和更加革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办法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反对派的答案如下： 主要的办法是通过正确运用预算、信贷和价格而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辅助的办法是正确地利用我们同世界经济的联系。 （一）按照五年计划，国家和地方的预算将在五年间从六十亿增加到八十九亿，因此到1931年将占国民收入的16﹪。这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于战前沙皇的预算，后者为18﹪。一个工人国家的预算比起资产阶级的预算来，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在国民收入中占有更大的比例。当然，这是假定这个预算真正是社会主义的预算，除了人民教育经费日益增加之外，它将为国家工业化拨出非常庞大的款项，在今后五年过程内，预算中工业化需要的纯拨款可以且应该达到每年五亿到十亿。 （二）税收没有随着上层农民和一般的新资产阶级的积累增长而相应提高。因此，(1)必须对私人企业的各种超额利润征税，其数额应不少于1.5亿到2亿，而不是像现在的五百万；(2)为了加强我们的出口，必须保证从富裕的富农阶层（约为农民总数的10﹪）征集不少于1.5亿普特的粮食。这种余粮征集应以赊购的形式进行。1926—1927年时，余粮曾达8亿到9亿普特，而且大部分是集中在这些上层农民手里。 （三）必须在实际上实行一种一贯和坚决降低批发和零售价格，并缩小它们之间的差价的决定性政策。而且做法必须是这样的：降低价格的影响所及主要地应该在于工人和农民大量消费的物品方面（可是不允许在已经够低的质量上弄虚作假，而现在正在这样做）。降低价格不应该使国营企业得不到必要的积累，而应该是主要通过这样一些方法：增加货量，降低生产成本，减轻“附加”费用，裁减官僚机构。如果降低价格政策比较灵活，比较适应市场情况，比较能区别对待——这就是，更多地考虑到每一种货物的市场情况——，那么这种政策就会使现在用以养肥私人资本和一般寄生商业的大批款项，保留在国营企业里。 （四）按照去年斯大林和李可夫所发表的宣言，据说实行节约措施每年能盈余3亿到4亿卢布，可是事实上结果却微不足道。节约措施是个阶级政策问题，并且只有在群众的直接压力下才能实现。工人必须敢于对此施加压力。非生产费用每年降低4亿卢布是完全可能的。 （五）熟练地运用对外贸易垄断制、外国贷款、租让制、技术援助协议之类的武器，就会为我们提供额外的收入。这样就会大大增加我经费使用的灵活性，就会以新技术丰富和加速我们发展的全部过程，从而加强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独立。 （六）选择人员——从上到下——和正确的人事关系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财政问题。人员愈差，需要的钱愈多。官僚主义制度必然排斥优秀人员和正确的人事关系。 （七）我们现在经济领导机关的“尾巴主义”实际上意味着亿万金钱的损失。这是我们为缺乏远见，步调不一，极端狭隘和因循落后而付出的代价。 （八）仅仅税收收入并不能满足国民经济的继续增长的要求。必须使信贷成为按照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分配国民收入的愈来愈重要的杠杆，这首先意味着通货稳定和货币流通正常。 （九）在我国经济上采取坚决的阶级政策，限制投机和高利贷的活动范围就会使得政府和信贷机关比较容易动员私人积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长期贷款使工业得到极其广泛的财政资助。 （十）政府经售伏特加最初是作为一个试验而采行的，当时的意思是，经售收入的主要部分应该放在工业化上，主要是冶金工业上。但在实际上，由于国家经售伏特加，工业化反而受到了损害。必须承认这个试验是完全失败的。在苏维埃的结构下，国家经售伏特加是一种损失，这不仅是从私营企业的立场来说——像在沙皇制度下——，而且主要是从国营企业的立场来说。旷工现象，操作粗心，生产次品，机器损坏，工业事故，火警，斗殴，伤残都增多了——这些事故的损失每年达几亿卢布。国营企业在伏特加上的损失并不少于预算从伏特加得到的收益，而比起企业本身从预算得到的拨款来，则多过好几倍。尽早（两年到三年）取消国家经售伏特加将会自动地增高工业化的物质和精神资源。 办法在哪里？这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说工业化速度迟缓的直接原因是缺乏办法的，这是不真实的。办法虽然不多，但还是有办法的。缺乏的是正确的政策。 我们必须断然拒绝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制订的五年计划，并且加以谴责，因为它同“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这一任务是不兼容的。我们必须真正实行重新分配各阶级的税收负担——加重富农和新资产阶级的负担，减轻工人和穷人的负担。 我们必须降低间接税的相对重要性。我们必须在不久的将来取消国家经售伏特加。 我们必须整顿铁路运输业的财政状况。 我们必须整顿国营企业的财政状况。 我们必须把被忽视的林业恢复到正常状态，林业能够并应该成为大宗收入的来源。 我们必须保证货币的无条件稳定。货币稳定一方面需要降低物价，另一方面需要预算上没有赤字。绝不允许为消弥赤字而发行纸币。 我们的预算必须是用途严格的预算，没有赤字、铁面无私，绝不允许任何不必要或者额外的东西。 我们必须在1927—1928年预算中大批增加国防（主要是军事工业），一般工业，电气化，运输，住房建筑，农业集体化的拨款。 我们必须断然抵制一切想干预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企图。 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方针，在增加技术力量和改善群众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电气化和合理化。 第五章苏维埃 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机构，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总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培养互相忠诚，在群众中间有计划地散布恐惧和对统治阶级的服从心理，用这样的方法来使自己骑在人民头上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十月革命用工农兵苏维埃代替了旧的国家机器，给了资产阶级国家这个老偶像以历史上最沉重的打击。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党纲说： “俄国共产党对官僚主义进行最严厉的斗争，为了彻底战胜这种弊害，党提出下述措施：（一）使每一个苏维埃委员必须担任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二）使这些工作不断变换，以便每一个委员逐渐参加国家管理的一切部门。（三）逐步吸引全体劳动人民，直到最后一个人，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充分和全面实行这些措施——这些措施是巴黎公社所开辟的道路的进一步发展——，简化行政管理职能，再加上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这将导向国家权力的消灭。”[29] 苏维埃的官僚主义问题还不仅是一个文牍纷烦和机构人员庞大的问题。根本上这是官僚机构所扮演的阶级角色的问题，它的社会联系和同情的问题，它的权力和特权地位的问题，它同新资产阶级和不熟练工人之间的关系，同知识分子和文盲之间的关系，同苏维埃“阁下”夫人和无知农妇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的问题。干部站在哪一边呢？这是千百万工人每天在实际生活中不断提出的问题。 在十月革命的前夜，列宁提到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他有力地强调指出这个思想：“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实行选举制度以外，还可以随时撤换，还把薪津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同时间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去代替议会制机关”。[30] 最近几年苏维埃国家机构是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呢？向着精简机构和节省开支的方向吗？无产阶级化吗？接近城市和农村的劳动者吗？缩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吗？在生活条件、权利和义务方面更加平等的问题上，情况怎么样？我们在这方面前进了吗？非常明显，对于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你都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当然，不言而喻，真正的和完全的平等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能达到）。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平等化的任务是受到阻碍和迟延了，但是并没有取消。对我们来说，新经济政策不是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逐渐吸引全体劳动人民直到最后一个人参加国家管理工作，有步骤地争取较大的平等，这仍然是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最重要的任务。这个斗争只有在国家日益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在物质及文化建设的一切部门居于优势的基础上才能取得胜利。在过渡时期，这个斗争并不排斥给合格的工人以较高的工资、提高专家工作的物质水平。它也并不排斥给教员以高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工资，等等。 必须注意，近几年来官员队伍的人数一直在增长。它在巩固自己，把自己置于一般人民之上，在同城市和农村的较富有的分子结合在一起。1925年的“指示”把选举权给了为数众多的剥削分子，这不过是一次很清楚的表现，表明这个官僚机构（直到它的顶峰）对于社会上富有的、发财的、兴旺的分子，已经变得有求必应了。取消这些指示——它们实际上是对苏维埃宪法的破坏——，是反对派批评的结果。但是在新指示下的第一次选举在一些地方已经暴露出有一种得到上面鼓励的意图，要尽可能地减少富裕阶层中被剥夺公权的人数。但是，问题的中心不在这里。在新资产阶级和富农不断相对增长，而且日益同官僚机构靠拢的情况下，在我们总的领导机关的错误路线下，即使他们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仍然能够影响——虽然是在幕后——行政人员和政策，至少对较低的苏维埃机关是如此。 下层富农和“半富农”分子及城市资产阶级对苏维埃的渗透开始于1925年，由于反对派的攻击曾使之部分地停止，这种渗透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政治过程，如果忽视或者掩盖这个过程，就会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悲惨的后果。 城市苏维埃，这是使工人和劳动群众直到最后一人参加国家管理工作的基本工具，近年来它已经失掉了一切真正的作用。这是阶级力量对比无可怀疑地向着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改变的表现。仅仅在行政上“复活”苏维埃来抵抗这种现象是不可想象的。只能用坚决的阶级政策来抵抗它——坚决反对新的剥削者，毫无例外地在苏维埃国家的一切组织和机关中增加无产阶级的活动和比重。 莫洛托夫的“理论”说，我们不可以要求工人靠拢国家和国家靠拢工人，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在内容和性质上已经是一个工人国家[31]，这是官僚主义最最恶性的公式。它事先就批准了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官僚主义蜕化。在现领导集团下，对于莫洛托夫这个反列宁主义的“理论” ——这个理论得到苏维埃官僚机构的庞大人士公开的或者默认的同情——的任何批评，都被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但是严厉地谴责这个“理论”以及一切类似的“理论”，是进行任何真正斗争以反对官僚主义蜕化的必要条件。这个斗争并不仅仅意味着把一定数量的工人变成干部。它意味着整个国家机构在一切日常工作中靠拢工人和贫农。 目前官方所进行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不是以工人的阶级活动为基础，而是企图以机关本身的活动代替它，这个斗争不会也不能有重大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它反而促进和加强了现有的官僚主义。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近几年来在苏维埃内部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完全反动的过程。苏维埃同基本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上的决定愈来愈没有关系。它们正在变成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的附属品。政府工作完全集中在后者手里。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讨论问题只不过是做给人看的。同时，苏维埃机关两届选举之间的时期正在延长，它脱离广大工人群众的情形正在增长。所有这一切大大地加强了官僚分子在决定一切问题时的影响。 庞大的城市经济部门的管理工作常常操纵在一两个共产党人手里，它们选用自己的专家和自己的工作人员，并且常常完全依赖这些人。没有适当训练苏维埃的人员。从下到上都没有让他们参加实际工作。因此在苏维埃机构里不断有缺乏熟练工作人员的抱怨。因此权力愈来愈多地转到官僚方面去。 苏维埃重要工作部门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和行政人员，只要同苏维埃主席发生冲突，就马上被撤换。如果同党的省委员会发生冲突，他们被撤换就更快。结果，选举原则已荡然无存，对选举人负责云云也失去了任何意义。 因此： （一）必须采取坚决的政策同官僚主义斗争——像列宁那样进行这个斗争，使它成为阻止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剥削意图的真正战斗，达到这一点的方法是：在党、工会和苏维埃内部坚持一贯地扩大工人民主。 （二）必须采取使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反对富农——同国家紧密联系的口号，国家机关无条件地位劳动群众的基本利益服务的口号。 （三）作为使苏维埃恢复活动的基础，必须加强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的阶级活动。 （四）必须把城市苏维埃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变成引导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工作的工具——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实现城市苏维埃对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的控制。 （五）必须完全停止撤换由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干部，除非在真正和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时，应该把理由向选举人讲清楚。 （六）我们必须做到，使最落后的不熟练工人和最无知的农妇凭他们的经验相信，在无论什么国家组织里，他们都将得到关怀、忠告和一切可能的支持。 第六章民族问题 社会主义发展的总速度的迟缓，城乡新资产阶级的成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增加，国家机关内官僚主义的发展，恶劣的党内制度，同这一切相联系着的是大国沙文主义和一般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发展——所有这些东西都畸形地表现在苏联内部的民族问题和自治共和国问题上。由于一些自治共和国存在着前资本主义文化的残余而使得这些问题更加复杂。 在新经济政策下，私人资本的作用在工业落后的边疆地区异常迅速地增长着。在这些地区，经济机关常常把它们的赌注完全押在私人资本家身上。它们确定物价时不考虑贫农和中农群众的实际状况。它们人为地降低雇工的工资。它们无节制地在工业同供给原料的农民之间实行官僚主义的私人中介的办法。它们把合作社导向使乡村富裕阶层得到更多好处的方向。它们忽视特别落后的畜牧业者和半牧业者的利益。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工业建设计划，特别是农业原料生产的机械化计划——完全置诸脑后了。 官僚主义在大国沙文主义精神的支持下，把苏维埃中央集权制变成了争吵的源泉，为的是如何在各民族间分配官爵（南高加索联邦）。它破坏了中央同边疆地区的关系。实际上，它使苏维埃民族院丧失了任何意义。它对自治共和国行使官僚主义的监护权，甚至剥夺后者处理当地居民同俄罗斯族居民间土地纠纷的权利。直到今天，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表现在国家机关中的大国沙文主义仍然是阻碍各族工人互相接近和团结的主要敌人。 给予贫农真正的支持，使一般中农群众接近贫雇农，把后者组织成独立的阶级力量——所有这一切在民族州和共和国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不把雇农真正组织起来，不建立合作社和组织贫农，我们就有使我国东方落后地区停留在它们传统的奴役状态中，使这些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完全失掉真正下层阶级党员的危险。 共产党人在比较落后或刚刚觉醒的民族间的任务应该是把民族觉醒的过程纳入苏维埃—社会主义的途径。我们应该把劳动群众吸引到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来，特别是用促进本地语言和学校的发展和使苏维埃机关“民族化”的方法。 在同其它民族或少数民族有摩擦的地区，随着资产阶级分子的增长，民族主义常常变得非常嚣张。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地方机关的“民族化”就使少数民族吃亏。边界问题成为民族嫌隙的来源。党、苏维埃和工会工作被民族主义的空气所毒化。 乌克兰化、突厥化等等，只有在联盟的组织和机关里消灭官僚主义的和大国主义的习惯以后才能真正实现；只有无产阶级在民族共和国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只有在我们以下层阶级作为自己的支柱，并且同富农和沙文主义分子进行继续不断和毫不妥协的斗争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 这些问题在向顿巴斯或巴库这类工业中心地区是特别重要的，这些地区的无产阶级居民人数众多，他们同周围农村的广大群众属于不同民族。在这种情况下，城乡间正确的文化和政治关系要求：（一）城市对不同民族的农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必须采取特别关心和真正兄弟式的态度；（二）必须坚决抵抗资产阶级挑拨城乡关系的任何企图——不管是对待农村地区抱官僚主义傲慢态度，或者是对城市怀反动富农式的仇恨。 我们的官僚主义政权把表面“民族化”的实际执行转交到官员、专家和小资产阶级教员手里，而这些人同城乡上层阶级有千丝万缕的社会和文化联系。他们使自己的政策符合上层阶级的利益。这样就使当地的穷苦阶层不敢接近党和苏维埃政权，把他们投入商业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反动神父和封建族长的怀抱。同时，我们的官僚主义政权把民族中真正的共产主义分子打入冷宫，常常把他们斥为“异端分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迫害他们。例如，格鲁吉雅一批重要的老布尔什维克就曾经有过这种遭遇，他们得罪了斯大林集团，而列宁在他去世的末期还热烈地维护了他们。 十月革命唤起了民族共和国和民族的工人群众，因此他们热望立刻独立地参加实际建设生活。我们的官僚主义政权用地方民族主义的叫喊来吓唬群众，企图以此而使他们的热望消沈下去。 我们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残余”，反对“苏联国内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平等”， 反对“曾经受过俄罗斯族沉重压迫的各族人民中的民族主义残余”。有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负责干部参加的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1923年）[32]宣称：“党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在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的当地居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中间支持和发展共产主义的组织”。代表会议一致宣称，从中央到落后的共和国和州去的共产党人，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不是教师和保姆，而是协助者”。[33]最近几年来，整个事情正好是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所任命的民族党机器的领导人，包办了党和苏维埃的一切问题的实际决定工作。他们排挤积极的各民族工作人员，把他们当成一种次等共产党人，他们被吸收参加工作，不过用来起形式上的“代表作用”（克里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鞑靼里亚，北高加索的山区各省，等等地方）。由上而下把地方党的工作人员人为地分成“右派”和“左派”的做法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以便中央机关任命的书记可以独断独行地指挥这两类人。 在民族政策方面，正如在其它方面一样，必须回到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 （一）有计划地、有原则地、坚持不懈地努力消除不同民族的工人间的民族界线——对新来的“民族”工人要特别照顾，提高他们的技术，改善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条件；牢牢地记住，把落后的民族地区引导到苏维埃建设工作中来的真正杠杆，在于在当地居民中形成和发展无产阶级核心。 （二）以加快边疆落后地区工业化的速度的观点重新考虑五年经济计划；制订一项十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应把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的利益考虑在内。使我们的收购政策适应贫农和中农的作物生产（中亚细亚的棉花，克里木和阿布哈兹的烟草，等等）。执行合作社信贷政策以及土壤改良政策（在中亚细亚、南高加索等地）应该按照严格的阶级路线，并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更多地注意畜牧合作社的发展；在原料农业的耕作上实行机械化的方式应该适应当地条件。改正我们的移民政策，使之在民族问题上严格符合正确政策的利益。 （三）真诚地实行把苏维埃、党、工会和合作社机构民族化的政策，同时认真考虑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进行真正斗争，反对在国家、合作社和其它关系的活动中的殖民者态度；取消处在中央和边疆地区之间的一切官僚主义的中介机关；从南高加索联邦在促进那些民族的工业和文化发展上的成功和失败中，去学习它的经验。 （四）从各方面消除妨害苏联各民族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基础上进行最充分的联合和团结的一切障碍，坚决反对把占优势的民族语言机械地强加于其它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这个问题上，劳动群众必须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每一个民族共和国内各省任何少数民族的真正权利必须得到保证。在这方面的一切工作上，必须特别注意过去的被压迫民族和过去的压迫民族之间所产生的特殊情况。 （五）坚持一贯地在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实行党内民主；绝对不允许对非俄罗斯民族采取发号施令的态度，不允许从上而下进行任命和调动；抛弃硬把非俄罗斯共产党人分成右派和左派的政策；要特别注意提拔和教育下层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农业无产阶级和（反富农的）农民党员。 （六）反对乌斯特里雅洛夫倾向和一切种类的大国主义倾向——特别在中央各人民委员会和一般国家机关里。以民族问题上的明确和一贯的阶级政策为基础，进行一次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教育运动。 （七）把苏维埃民族院变成同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的生活相联系的实际职权机关，真正能保卫它们的利益。 （八）适当注意工会工作中的民族问题和建立民族无产阶级单位的问题。这些工会里的工作应该用当地语言来进行，所有各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利益都应该得到保护。 （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给剥削分子选举权。 （十）第五次民族代表会议必须在真正代表“下层”阶级的基础上召开。 （十一）在报纸上公布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在这封信里列宁批评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路线。 第七章党 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党曾经赢得过像我们党所赢得的这样巨大的胜利，迄今十年来我们党一直领导着一个无产阶级并且实现这个阶级的专政。俄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党。没有其它任何党担负过像我们党所担负的这样一个国际历史责任。但正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它所掌握的权力，我们党应该毫无畏惧地批评自己的错误。它应该暴露自己的阴暗面并且清楚地看到实际蜕化的危险，以便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列宁在世时常常是这样的，他经常警告我们防止自己蜕化成“骄傲自大的党”[34]的危险。在显示下面这幅我党目前状况和它的一切阴暗面的图像时，我们，反对派，表示坚定的希望：如果采取真正的列宁主义政策，党是能够克服它的弱点并且足以担当它的历史任务的。 近年来，我们党的社会主义成分一直在恶化。我们党在1927年1月1日时的成分的约数如下： 实际从事产业和运输业的工人 430,000 农村雇工和农业工人 15,700 农民（半数以上现在是政府干部） 303,000 干部（半数以前是工人） 462,000 由上表看来，在1月1日的时候，我们党只有三分之一的车间工人（事实上只有31﹪），而三分之二是农民，干部，前工人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人”。 在过去一年半之间，我们党大约失去十万车间工人。1926年“自动”退党的普通党员达到二万五千人，其中76.5﹪是车间工人[35]。根据官方材料（它当然把实际情况加以缩小），由于最近同党员重新登记一起进行的所谓“甄别”，大约有八万党员被开除出党，其中的绝大多数是产业工人。“以相对数字计算，今年初登记的党员占全体党员的93.5﹪”[36]。因此，仅仅通过重新登记的办法，就“甄别掉了”全体党员的6.5﹪（约为八万党员）。在被“甄别掉”的党员中，大约50﹪为熟练工人，三分之一强为半熟练工人。中央委员会要缩小这些业经大大缩小的资料的企图是显然没有得逞的。我们用斯大林的“甄别”抵销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 另一方面，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来有十万农民被吸收入党，其中大多数是中农。雇农的百分比是微不足道的。 （二）党的领导机关的社会成分的恶化情况更加严重。在县（小区）委员会里，农民（出身）占29.5﹪，职员及其它占24.4﹪；这些委员会成员的81.8﹪是各国家机关的雇员。车间工人在这些党的领导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中所占的比数几乎等于零。州和省委员会里，车间工人所占比数为13.2﹪；在县委员会里为9.8﹪到16.1﹪[37]。 党本身约有三分之一的党员是产业工人，而在那些党的决策机关里，产业工人只占十分之一。这构成对党的严重危险。工会也是走着同样的道路[38]。这表明来自小资产阶级的“行政人员”和“工会官僚”，把我们手里的权力拿去了很大一部份。这是使党“非无产阶级化”的最可靠的道路。 （三）“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前孟什维克”在党机器内和在一般领导岗位上的作用增大了。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在居于我们报纸负责和指导地位的人中，有38﹪是以前参加过其它党派的[39]。目前情况更坏一些。掌握党的布尔什维克报纸的实际指导工作的，或者是“青年”修正主义派（斯列普科夫，斯捷茨基，马里耶茨基及其它人），或者是其它党派的前党员。在居于我们党的行政机构领导地位的人中，约有四分之一是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前孟什维克。 （四）在一切方面，官僚主义都在增长，但是它的增长在党内特别具有破坏性。现在的党官僚们是这样看问题的： “我们有许多党员，他们还没有适当地了解党，了解党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他们认为党是从支部建立起来的——支部是党的基础，然后区委员会，这样一层层地向上建筑，直到中央委员会。这是不正确的（！！！）。必须由上而下看我们的党。在一切实际关系上和我们党的全部工作中，都必须遵守这个观点。”[40] 比较负责的同志，比如乌格拉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给我们规定的党内民主的定义，本质上和这是同一回事。 这个“新”概念是极端危险的。如果我们当真承认“必须由上而下看”我们的党，那就意味着，列宁主义的党——工人群众的党不再存在了。 （五）党内民主在国去的几年内被一步一步地取消了——这破坏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传统，破坏了一系列党代表大会的直接决定。干部的真正选举在实践中已经不存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原则没有一点不受到歪曲。党章被系统地窜改，目的在于增加上层的权利，而减少下层核心的权利。县、区、省委员会的选举期限被中央委员会延长为一年，两年，以及更长的时间。 省委员会、省执行委员会、省工会理事会等组织的领导人实际上是不变动的（任期从三年到五年以及更长的时间）。任何一个党员和任何一部份党员“向全党申诉根本不同意见”[41]的权利实际上被取消了。在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以前，不把一切问题让全党进行事先的自由讨论（向我们在列宁领导下时所经常做的那样）。要求进行这种讨论被看做破坏党的纪律。完全忘了列宁的话：“布尔什维克‘参谋部’必须真正为其部队的忠实而直觉的意志所支持，这支部队服从参谋部，同时又指导参谋部”。 党内正出现一种意义极为重大的情况——这是总路线的必然副产物——，这就是驱逐党内的老人，这些人经历了地下时期，或者至少经历了内战，有他们自己的观点，而且能够维持自己的观点。他们被一些新分子所代替，这些新分子的突出优点是盲目服从。 这种以革命纪律的名义从上而下所培养的服从，其实和革命纪律毫无关系。现在被提升到工人阶级基层组织和行政机构的领导地位的新共产党员，常常是从那些一贯以对革命前原来的当局驯顺着称的工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的得宠是由于他们以明显尖锐的敌视态度对待老的工人党员——在革命最艰苦时刻的工人阶级领袖人物。 同样的现象以更加丑恶的形式出现在国家机关里，人们在那儿常常会遇到苏维埃“党”老爷的完善典型。在庄严的场合，他以十月革命的名义发誓；他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对自己的工作完全漠不关心；他彻头彻尾地生活在资产阶级环境中，背后大骂他的上级，而在党的会议上“痛斥”反对派。 一个领导党员（首先是书记）的实际权利要比一百个普通党员的实际权利大得多。这种日益以党机器代替党的情况是由斯大林的“理论”所促成的，这种“理论”背弃了对于每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不可破坏的列宁主义原则——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并且只能通过党的专政来实现。 党内民主的死亡导致工会和其它所有非党群众组织内的一般工人民主的死亡。 党内分歧被曲解了。对于那些被斥为“反对派”的布尔什维克们的观点，进行一连几个月和几年的恶意论战。但是却不许这些布尔什维克们在党的报纸上阐述他们自己的观点。昨天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崩得分子，犹太民族主义者，都在《真理报》上攻击和谴责一些中央委员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和文件。他们把这些文件断章取义。但是文件本身却从来没有发表过。党的基层组织被迫投票“谴责”他们对之毫无所知的文件。 党被迫根据官方的“说明”和批注来判断我们的不同意见，而这些“说明”和批注往往既不真实又极无知，使人作呕。列宁的话：“谁仅仅根据无稽之谈而相信什么，谁就是个毫无希望的傻瓜”已由另外一句话来代替：“谁不相信官方的话，谁就是反对派”。倾向反对派的产业工人为了他们的态度不得不付出失业的代价。普通党员不能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党的老干部被剥夺了在报纸上或在会议上的发言权。 捍卫列宁观点的布尔什维克们被诬蔑为想要制造“两个党”。这个精心编造的指责，是为了使工人一致反对反对派，因为工人自然是热情维护他们党的统一的。对于斯大林的孟什维克主义严重错误的任何批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英俄委员会等），都被说成是“反党斗争”。情况就是这样，尽管斯大林事先从来没有向党提出过任何问题，无论是中国革命政策，或者任何其它重要问题。关于反对派要制造“两个党”的指责，每天有一些人重复不休，这些人自己的目的正是要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员排挤出党，以便他们可以放手实行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 （六）几乎党的全部教育工作和全部基本政治文化事业现在都已成为整反对派的课程。强制的方法不仅几乎完全代替了说服的方法，而且补充以欺骗党的方法。党的教育成为仅仅是官方宣传，因此逃避这种教育成为一般的倾向。会议，党校和小组活动现在都供作整反对派之用，因此参加的人数大大下降。对于党机器目前的错误路线，全党正在采取消极抵抗。 （七）近年来，不仅个人野心、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现象在党内日益发展，而且发源于异己和敌对阶级的浊流也流入党内——比如，排犹主义。党要保全自己就必须对这类污秽进行无情的斗争。 （八）虽然有这样一些事实，但是压制的措施却完全针对左派。由于反对派在其所属的支部会上发言，由于他们大声疾呼，由于他们企图宣读列宁遗嘱，因而把他们开除出党已经完全变成惯例。在政治认识水平上，更加重要的是在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上，被开除者常常是高于开除者的。这些同志虽然处于党外——因为对蒋介石、柏赛尔或他们自己的官僚“不信任”和“抱悲观主义”，因此有罪——，但他们继续过党的生活。比起那些仍然是党员的野心家和市侩来，他们远为真诚地为党服务。 （九）由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临近，目前压制和威胁的冰雹大大地加紧了，为的是进一步威吓党。这就证明了这个事实：斯大林和李可夫联盟为了掩盖其政治错误，必然求助于极端手段。它在每一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把党置于既成事实之前。 （十）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这是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根据同斯大林一致的原则制订的）是错误的。目前中央委员会的核心继续在摇摆之中向右移动。取消党内民主是政治路线根本错误这个事实的必然结果。既然这条路线反映着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压力，反映着包围我们党的非无产阶级各阶层的影响，那么就必须由上而下来强迫执行。 在理论方面，所谓“青年学派”占有垄断地位。这是修正主义者的学派，他们任何时候都准备执行党机器的学术命令。受过布尔什维克党真正传统的熏陶的青年布尔什维克优秀分子，不仅遭到排挤，而且实际上受着迫害。 在组织方面，政治局实际上隶属于书记处，书记处隶属于总书记，这早已是一个既成事实了。列宁在他的遗嘱中所表示的最大担心——担心斯大林不够忠顺，担心他不按党的方式使用他所“掌握的”“极大权力” ——已经得到了证实[42]。 目前在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一般领导机关里存在着三种基本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公然无忌的右倾。这种倾向又包括两个集团。其中之一，由于它的机会主义和软弱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代表“经济上有势力的”中农的。它的路线是中农决定的，它受到中农思想的指导。属于这个集团的有这样一些同志：李可夫，亚．彼．斯米尔诺夫，加尔宁，格．彼得罗夫斯基，楚巴尔，卡敏斯基及其它人。紧紧围绕着他们活动的是一些“非党”政客：康德拉节也夫之流，萨基林之流，查雅诺夫之流，以及富农的其它代表们，他们或多或少地公开宣扬乌斯特里雅洛夫的理论。在每一个省，尤其在每一个县都可以看到不少小康德拉节也夫和小萨基林，他们在那里拥有一份真正的权力和影响。第一个总倾向之中的另一个集团是由工会领袖构成的，他们代表着工人和职员中的高薪阶层。这个集团的特点是希望同阿姆斯特丹国际[43]加强联系。这个集团的领袖是托姆斯基，麦里尼昌斯基，多加多夫等同志。这两个集团之间有一定程度的摩擦，但是它们要使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路线无论在国际政治或国内政策上右倾的意图，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以蔑视列宁主义理论和鄙弃世界革命策略着称的。 第二种倾向是官方机器的“中派主义”。这种倾向的领袖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基洛夫诸同志。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政治局。不断摇摆的布哈林“代表了”这一集团的政策。这个官方中间集团本身绝不代表任何广大群众的态度，但是它却企图——不是没有成功——使自己代替党。党的、工会的、产业机构的、合作社的、国家机关的”行政人员”这个阶层现在已达几万人。其中有不少“工人”官僚——这就是说，以前是工人，而现在同劳动群众已经失去了一切联系。 不消说，在对革命前途有如此巨大重要性的行政和领导机关里，当然也有成千上万坚定的革命者，他们是没有同群众断绝联系、无限忠诚于工人事业的工作人员。他们在这些机构里进行着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由于政治路线和党的制度的蜕化变质而产生了人数众多的真正官僚阶层这个事实。 这个阶层的实际权力是巨大的。正是这个“行政人员”集团坚持主张“安安静静”，“专心业务”——而最重要的是“不准讨论”。正是这个集团自满地宣布（并且有时是真正地认为），我们已经“快要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十分之九”已经完成。正是这个集团“高高在上地俯视”全党，更加高高在上地俯视非熟练工人、失业者、雇农。这个集团认为主要的敌人在左边——这就是说在革命的列宁主义者之中。这个集团提出“向左开火”的口号。 目前，右和“中间”这两种倾向，由于它们共同敌视反对派而团结起来。但是如果清除了反对派，它们之间的冲突就会加剧。 第三种倾向就是所谓“反对派”。这就是党的列宁主义派。由于统治集团要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它就可鄙地企图把反对派说成是一个右倾派别（“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等等）。反对派是拥护党的统一的。斯大林硬说反对派要建立“第二个党”，他在这面谎言的旗帜之下宣传自己的纲领——“清除”反对派。反对派用自己的口号回答道：“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列宁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统一。”目前这个文件阐明了反对派的纲领。党内的工人阶级成分和一切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将会拥护它。 反对派不得不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列宁的事业而斗争，因此个别人背离反对派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三种倾向的领袖中间将会发生个别人的重新组合，但是这种重新组合并不能改变这个问题的根本事实。 （十一）把所有上述事实合在一起就构成党的危机。自从列宁逝世以来，党内分歧日益深刻化，牵涉的根本问题愈来愈多，范围日益扩大。 党内群众的基本情绪是希望党统一。现在的制度使全党无从理解，威胁着党的统一的危险来自什么地方。在每一个尖锐和重要的问题上，斯大林的全部策略是使全体党员面临单一的抉择：要么放弃你自己的意见，要么承受企图分裂的指责。 我们的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以保持党的统一，坚决反对分裂、割除、驱逐、开除等等政策——但同时在统一这个界限内，保证全党有权对一切有争论的问题进行自由讨论和做出决定。 反对派在揭发目前党内错误和不正常状况的同时，深信党内工人阶级成分的基本群众终于能够不顾一切把党带回列宁主义道路。反对派的根本任务就是去帮助这个过程。 实际建议 （一）必须像我们在列宁在世时所做的那样，在真正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准备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列宁写道：“每一个党员应当冷静地和极其公正地研究：(1)意见分歧的实质，(2)斗争的发展…….这两个问题都需要研究，同时还一定要有能够从各方面进行检查的最精确的印刷文件”。[44]中央委员会必须让每一个党员有可能研究目前党内分歧的实质和目前斗争的发展。为了这样做，它必须通过报纸以及特刊和小册子，发表对党至今隐瞒的全部文件。 任何一个或一部份同志，都应该有机会在报纸上、会议上等等场合对党阐述自己的观点。 中央委员会的、地方组织的、个别党员的和部分党员的中心提纲（政纲），应该至少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在《真理报》（或者《真理报》增刊）和地方党报上发表。 争论的进行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和真正同志式的，不允许攻击个人和夸大事实。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全部准备工作的主义口号应该是统一——不是虚假的统一，而是俄国共产党的真正列宁主义的统一，整个共产国际的真正列宁主义的统一。 （二）必须立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改进党及其领导机关的社会成分。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重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最近的将来，直接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应构成党员的大多数”。在今后二三年间，我们应该仅仅和专门吸收来自车间的男女工人和在田里干活的男女雇工，把这作为一般原则。从其它社会阶层吸收党员，只能在严格的个别挑选的基础上进行：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只有工人阶级或农村无产阶级或贫农出身的才能吸收；贫农只有经过至少两年的社会政治工作考验以后才能吸收。必须停止吸收来自其它党的人们。 我们必须执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区委员会、省委员会等机关的全体人员中，车间工人不应少于50﹪。这项决议实际上被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取消，这是违背反对派意志的。在工业中心，我们必须保持车间工人的稳定多数（不少于四分之三）。在县委员会里，应有同样的由工人、雇农和贫农组成得多数。 （三）必须在实际生活中实现和执行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这项决议是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1923年十二月五日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重申过，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也重申过这项决议。 我们必须以全党的名义重申：“‘工人’民主意味着一切党员有对党内生活重大问题公开表示意见和进行自由讨论的权利。有选举负责领导人员和从上到下各级委员会的权利。”[45]这是同乌格拉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日沃夫等人所发明的和传播的关于党内民主的反列宁主义新定义完全不同的。我们必须对在实际生活中损害每个党员的这种基本权利的人采取惩罚措施。 一般地说，党内少数在任何原则问题上的观点，都应通过党报等方式使全体党员得知。只有在有关问题是秘密的条件下，才允许有例外。不言而喻，在决议通过之后，就要按照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予以执行。党的争论俱乐部网必须扩大，必须使党的机关报刊能够被用来对党领导的错误进行真正的批评（采取讨论专页，文选汇编等形式）。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以来加进党章里面的那些不好的改动（第二十五，三十三，三十七，四十二，五十等页），必须取消。 （四）我们必须采取使全部党机构无产阶级化的坚定路线。构成整个党机构决定性多数的应该是那些受党和非党群众拥护的车间工人和先进的共产党人。党机构绝不应该完全由领取薪津的人员构成，而应该经常从工人中吸收人员来加以更换。地方组织（包括州和省）的预算基本上应依靠党费。地方组织应该定期地确实地把它们的帐目向党员群众公布。目前党的庞大预算和付给党机构的薪津应该坚决削减。很大一部份的党的工作应该由党员在企业或其它工作以外抽时间尽义务来做。恢复党机构生气的措施之一就是系统地把一些同志从机关下放到工厂和其它下层工作中去。我们必须反对书记使其本身不能更换这种倾向。我们必须确定书记和其它负责职位的明确任期。我们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反对最高集团的腐化和堕落，反对培植亲信，“官官相护”等等。（例如：司兹兰，赫尔松，伊尔库茨克，赤塔等地。） （五）早在列宁领导下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着重指出在党内和劳动群众内部更加平等的必要性。早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党已经注意到，在新经济政策下那些因其活动而同资产阶级发生联系的党的工作人员有蜕化的危险。必须“制订完全实际可行的措施来消除专家和负责人员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在生活条件、工资条件等方面），因为这种不平等破坏民主制度，并且是使党腐化和使共产党人威信下降的一个根源”。鉴于不平等的情况近年来异常迅速的发展，我们必须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要像革命者那样来解决它。 （六）必须沿着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的路线，重新组织党的教育工作，禁止仿造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膺品的传布，这种膺品目前正在大规模制造。 （七）必须立刻恢复被开除的反对派党员的党籍。 （八）必须真正按照烈宁指出的精神重建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是： (1)和群众紧密联系。 (2)独立于党机构之外。 (3)在党内有威信。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恢复人们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任，才能把它的威信提到必要的高度。 （九）在选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两者所属机关的全体人员时，必须遵循列宁在1922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及1923年一月四日信（遗嘱）中所提出的忠告。这些信件应该印发给全体党员参考。列宁在1922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信中写道：“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低于最近五年内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人，他们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在我看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的不应该是从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中选择来的，因为这种工人已有一定的传统和一定的成见，这种传统和成见正是应该反对的。”[46] 列宁在写这些信的时期，他在革命根本问题上向党提出了最后的和最为深思熟虑的忠告。[47] 我们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应该严格按照上述列宁忠告的观点，选择它的中央委员会成员。 第八章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共产主义青年团里，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压制是以全力并且常常是以更大的力量在推行着。对青年工人的国际主义教育愈来愈不被重视。一切批评的思想正受到压制和迫害。党机构要求于共青团领导的，首先是“服从”，和愿意整反对派。在这种制度之下，下层组织的无产阶级部分，这个基本健康的部分被剥夺了一切特性。在这里甚至更甚于党内，上层所执行的错误政策正为小资产阶级影响打开道路。 近年来共青团的团员迅速增加了，但这种增加却使以其社会成分的恶化为代价的。从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来，这个组织的无产阶级核心从40.1﹪降低到34.4﹪，青年产业工人的数目从49.8﹪降低到47﹪。青年工人的政治活动也减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最近一系列的决定是极其错误的，这样做只会扩大共青团和工人阶级青年群众的距离，因为这些决定违反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进一步降低青年工人的条件（删改保护学徒工的条例，削减学徒工的特殊工资标准，限制工业学校的学徒工人数——以及企图实行学徒期间不付工资的办法，也属于这一类）。 农村中的共青团愈来愈失去无产阶级和贫农对它的支持。他在农村中的文化经济工作是沿着发展个体经营的路线推进的。贫农的相对比重在各方面都一贯下降——在农村基层组织的一般组成成分里，在积极分子中间，在党员核心组织里。随着城市青年工人参加者日益减少，团内充满了中农和富农青年。 像在城市中一样，在农村中也是如此，小资产阶级分子掌握团领导的趋势正在发展。职员和“其它种种”集团日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农村组织中的情况尤其如此。 我们36﹪的新党员是来自共青团队伍[48]。但是，在团内的党员核心里，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非无产阶级成分。在农村组织的党员核心里，中农迅速增加，雇农和贫农则在减少。（1925年，中农为20﹪，1927年，为32.5﹪。）这样，共青团就变成小资产阶级成分削弱党的一个发源地。为了防止来自知识分子、职员和农村富裕阶层的新成分进一步削弱无产阶级核心的优势地位和把它贬低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上，从而必然引起团蜕化为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就必须采取下述措施： （一）立即阻止在青年无产阶级的劳动和教育方面革命的成果逐渐被取消的情形——废止最近那些降低他们工作条件的措施。这是反对共青团中不健康倾向（酗酒，流氓行为等）的主要前提之一。 （二）按照工人阶级一般福利的发展比例，以提高工资，扩大工业学校和训练班网等办法，系统地和坚决地提高青年工人的物质和文化水平。 （三）执行上次党和共青团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最近数年期间，百分之百地从城市青年工人和农村无产阶级中吸收团员。 （四）加强吸收贫农青年入党的工作。 （五）吸收下中农入团，在其余的中农中间，只吸收那些在社会工作中，特别是在反富农斗争工作中受过考验的青年。 （六）加强团对贫农利益的保护，指导团的工作向着创造农村新社会的方向发展，但不是沿着个人致富的道路，而是沿着农业合作化和农村集体化的道路。 （七）改善党核心的社会成分，在今后两年内，只从工人、雇农和贫农中间吸收新党员。 （八）使共青团各机关的领导人员无产阶级化，系统地和坚决地把雇农和贫农提拔到领导职位上。做出规定，在无产阶级集中的主要地区，团的省委员会和区委员会，以及这些委员会的常委会，应该由车间工人在其中占压倒多数，并且应该吸收后者真正参加领导工作。 （九）在团内进行一次认真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坚决减少领取薪津的干部，使之减少到绝对必需的最低限度。团的工作至少有一半，在工业中心则有四分之三，应该通过团员义务活动来完成，应该把团这个联合组织的各组成部分的普通团员愈来愈多地吸引到中央机构的工作中来。 （十）团的文化和教育工作应该同参加党，苏维埃，工会和合作社的一般政治生活的日常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十一）结束机械同意的制度，从上而下命令形式的僵化制度，反对说谎和愚昧的制度，这就是以整反对派为目的的照本宣读和“只是命令”。而代之以在独立判断，，同志式地交换意见，和真正地而不是模仿地求得知识的基础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十二）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行民主制度。对那些在党和团的问题上特有独立见解的人停止压迫和迫害。严格遵照团章上规定的日期召开区、县、省等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 第九章我们的国际环境与战争危险 苏联在世界舞台上的处境 一场帝国主义者反对苏联的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推迟这个危险，争取尽可能多的时间来加强苏联并团结国际上革命的无产阶级，这应该是我们主要的实际的任务之一。只有主要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才能最后消除这个危险。 由于下述的原因，世界战争的危险正在增长： （一）近年来资本主义方面为加强自己而进行的斗争，及其在这个斗争中所取得的部分胜利，使得市场问题对于各主要国家来说已经成为一个紧急问题。 （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已经相信苏联经济力量的明显增长，他们也看到在对外贸易垄断制保护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局不会在俄国为资本家提供“自由”市场。 （三）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正在猜测苏联的国内困难。 （四）英国总罢工和中国革命的相继失败，使帝国主义充满了希望，他们以为可以成功地打垮苏联。 英苏断绝外交关系很久以前就在酝酿之中，而由中国革命的失败加速了它。在这个意义上，这件事是由中央委员会拒绝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真正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一个报应。如果认为这件事只不过是英苏间贸易形式有所改变，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仍将进行贸易，像我们和美国之间进行贸易那样”。）现在非常清楚，英帝国是有一个更大的活动计划的。它正在准备反苏战争，正从其它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那里取得“道义上的委托”，并且正企图用这种或那种办法，把波兰、罗马尼亚及波罗地海国家或者还有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匈牙利，都拉进反对我们的战争里来。 看来波兰希望在反苏战争上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准备。但是英国强迫它提前作战，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法国，英国要求组成反苏统一战线的压力正得到资产阶级中有影响人物的支持。这些人在他们的要求上变得愈来愈不可调和，当适当时机到来时，他们对于断绝外交关系是不会犹疑的。 最近德国的外交活动愈来愈清楚地表明，它总的“方向”是向着西方的。德国资产阶级已经公开声言，如果发生反苏战争，开始时德国或许会保持“中立”（像美国在1914年那样）。这是为了尽可能从战争中捞一把，而且以后可以以高价向西方帝国主义公开出售它的中立。最有损苏联根本利益的，莫过于对它本身隐瞒德国资产阶级转向西方“方向”的情况。来自德国资产阶级的意外打击对我们将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只有完全公开的“按照实际情况说明事态”，只有唤起苏联工人和德国工人的警惕，才能使我们免于这个打击，或者至少使德国资产阶级难于发动打击。 在对苏联的关系上，日本资产阶级运用策略的狡猾是不下于德国人的。它很聪明地掩盖起它的企图，而假装“友好”。有一个时期，它甚至阻止张作霖攫取中东路。但是它暗中控制着中国，并且可能很快丢掉对我们的假面具。 在近东（土耳其和波斯），最起码说，我们也没有达到这样一种情势：在敌国主义进攻我们的情况下，那里能保证坚决的中立。在上述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政府将会在压力下按照帝国主义的命令反对苏联，这或许是较为聪明的假设。 在帝国主义进攻我们的情况下，美国将起帝国主义“后方”的作用，它迄今对苏联始终保持着不可调和的态度。因为美国正是唯一能在财政上保证反苏战争的国家，这种作用的意义就更大了。 总起来说：假设1923—1925年是一系列资产阶级国家承认苏联的年代，那么从现在开始的时期将是断绝关系的时期。以前的承认时期并不一定意味着和平有了保证，喘息时机可以持久。现在的断绝关系时期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在最近的将来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国际形势极为紧张的新时期，包含着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这是很明显的。 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矛盾是极大的。世界资产阶级要组成反对我国的长期统一战线是极端困难的。但是几个资产阶级国家在一定时期组成部分的反苏联盟，是完全可能的。 把所有这些情况综合在一起，就迫使我们党： （一）必须承认国际形势是危险的。（二）必须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把国际政治问题重新提到重要地位上来。（三）必须极其紧张地全面地进行苏联的国防准备，以防一旦发生战争。 包括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各资产阶级政党，将用各种方法竭力在帝国主义所准备的反苏战争的真正性质上欺骗它们的人民。我们的任务是立刻向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说明，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和劳动剥削者反对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战争——一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本质上是为保持整个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度而战。苏联则是为国际无产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被奴役国家的利益、为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而战。 我们的整个工作应该早已在这些口号下进行：（一）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工人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战争。（二）在所有进攻苏联的国家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内战。（三）使一切对苏联进行战争的资产阶级国家陷于失败。资本主义国家内一切正直的无产阶级应该为“本国”政府的失败而积极努力。（四）一切不愿帮助“本国”劳动剥削者的外国士兵，投向红军这边来。苏联是所有工人的祖国。（五）除了正在进行反帝民族革命战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外，“保卫祖国”的口号只不过是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利益的伪装。在苏联，“保卫祖国”是真实的口号，因为我们所保卫的是社会主义祖国和世界工人运动的基地。（六）自从1917年十月二十五日以来，我们就是“祖国的保卫者”。我们的“爱国”战争是“为了作为社会主义世界大军的一个团队的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战争。“我们的‘爱国’战争不是走向资产阶级国家的一步，而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步”（列宁）。我们保卫祖国即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战争是由工人和雇农，在贫农的支持之下，并和中农联盟反对“他们的”富农、新资产阶级、官僚、乌斯特里雅洛夫派的专家以及白俄之下进行的。我们的战争是真正的正义战争。谁不是苏联的保卫者，谁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彻头彻尾的叛徒。 中国革命的失败及其原因 中国革命的失败使力量的实际对比发生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改变，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新的革命冲突，一场新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整个形势保证了这一点。 机会主义领袖正努力用所谓“客观力量对比”来解释他们自己的失败。他们忘记了，就在昨天，他们还在这同一个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断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很快就要到来。 目前阶段中国革命的不幸结果的决定性原因，在于俄国共产党和整个国际领导集团的根本错误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实际结果是：在决定性时期到来时，中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现在把责任完全推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是不切实的和卑鄙的。 我们在中国进行了一次运用孟什维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策略的标准试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无产阶级不仅没有取得它的胜利的“1905”（列宁），而且目前正扮演着欧洲无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中国革命的特点并不是在中国有所谓“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斯大林—马尔丁诺夫—布哈林把他们全部政策的希望放在这上面。中国革命的特点如下： （一）比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更受压迫的中国农民，他们不仅处在中国压迫者的枷锁下，而且处在外国压迫者的枷锁下，他们能够起来，并且已经起来了，较之1905年革命中的俄国农民更加有力量 （二）列宁早在1920年为中国提出的“苏维埃”口号，在1926年—1927年的条件下仍然是绝对正确的。在中国，苏维埃本来能够提供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农民力量的形式。对资产阶级国民党来说，对他们产生的卡维涅克[49]来说，这是真正得到群众支持的机关 列宁的理论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可能由工农联盟（在前者的领导下）反对资产阶级来完成，这不仅适用于中国，适用于相类似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而且实际上也指出了在这类国家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三）从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目前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由于苏联的存在而有所不同，如果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以苏维埃的形式在中国实现，那么就有一切可能比较迅速地转入社会主义革命。 离开这个政策，就只有联合自由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道路了，它必不可免地引向工人阶级的失败。这就是1927年在中国实际发生的情况。 所有当列宁在世时由共产国际第二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决定——关于东方的苏维埃，关于在民族革命运动的国家中工人的共产党保持完全独立，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反对“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决定——所有这些决定完全被遗忘了。 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1926年十一月）不仅没有对已经气势汹涌地发展着的中国形势提出真正列宁主义的估计，而且完全地和绝对地走上马尔丁诺夫所主张的孟什维克路线。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在这个决议里的确没有一个字提到蒋介石1926年三月的第一次反革命政变。没有一个字提到1926年春天和秋天广州政府在许多省分枪杀工人和农民，及其所采取的其它一些镇压措施。没有一个字提到对工人阶级的强迫仲裁措施。没有一个字提到广州政府镇压工人阶级罢工，广州政府保护黄色“御用工会”。没有一个字提到广州政府力图绞杀农民运动，诬蔑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运动的传布和发展。在第七次全会的决议里，没有要求把工人武装起来，没有号召和反革命大本营进行斗争。蒋介石的军队在这个决议里被描写成革命的军队。没有提出创办共产党日报的要求，甚至没有清晰地和大声地宣称，我们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和独立的中国共产党。最后，七次全会还要求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这种步骤在目前情况下只会造成极其严重的灾难。 共产国际的决议说道：“国民革命政府（即：蒋介石的政府）机构提供了一条同农民团结的真正的道路。”它在同一的地方说道（这是在1926年十一月）：“甚至大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也能在一定时期内和革命并肩前进。” 第七次全会的决议默不作声地放过了下述的事实：在1926年三月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承担了不批评孙逸仙主义的任务，放弃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基本权利，采取了保守的自由主义的土地纲领，最后，允许它的中央委员会书记陈独秀同志在一封1926年七月四日的公开信里，承认孙逸仙主义是工人和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共同信仰”。 差不多在这同时，最负责的俄国同志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在农村中发展内战会削弱国民党的战斗力。换句话说，他们正式禁止农民革命的发展。 1927年四月十五日，当情况看来已经够明显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在圆柱大厅里莫斯科党组织会议上宣称，蒋介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蒋介石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因此是我们的可靠盟友。1927年五月中，当情况进一步明显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宣称，武汉的国民党是“革命的国民党”，是“清洗了右派分子的革命中心。” 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全会（1927年五月）不可能从它本身找到力量去改正这些孟什维克的错误。 反对派向第八次全会提出了下述的声明： “如果完全撤销布哈林的决议而代之以由下述简单的几句话所构成的决议的话，全会就能够正确地进行：农民和工人不要信任左派国民党领袖，而必须同士兵联盟建立自己的苏维埃。苏维埃应该武装工人和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共产党必须保有完全的独立性，必须创办一家日报，必须领导苏维埃的建立。必须立刻没收地主土地。必须立刻推翻反动官僚机构。卖国将军和一般反革命分子必须就地处决。总路线应该是通过工农代表苏维埃建立民主专政。” 反对派想要警告党，武汉国民党决不是革命的国民党，这个意图被斯大林和布哈林斥责为“反党斗争”，“攻击中国革命”，等等。 有关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实际情况的电报被隐瞒和伪造。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50]甚至在“工人与士兵联欢”的标题下，发布中国将军解除工人武装的事件的报导。斯大林断言，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意味着要求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列宁教导的歪曲。事实上，列宁早在1905年时，即提出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机关这一口号。反对派在恰当时机所提出的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却被斯大林和布哈林加以“支持和鼓舞反革命”等等的指责。当起义工人和起义农民的家庭被“我们的”将军们，“革命”将军们所屠杀的时候，斯大林和布哈林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破产，出人意外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但是第二天就又把它忘了。 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和共产国际的策略 由世界大战和我国革命所开始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个根本内容。共产国际是作为一个“世界革命的党”而建立起来的。“二十一个条件”[51]中包含着对这个事实的承认。并且，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共产党人同各种各样社会民主主义的“独立的”孟什维克分裂了。 承认战争和十月革命开始了世界革命的时代这一事实，当然并不意味着每时每刻我们身边都有立刻爆发革命的形势。在一定时期中，在个别的国家里，在个别的生产部门里，“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是能够局部重建其经济甚至进一步发展其生产力的。世界革命的时代将有它的高潮和低潮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准备，反动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程度，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也就更加重要了。但是，革命的这种涨潮和退潮并没有改变列宁关于当前历史时代的全面根本估计。只有这个估计才能成为共产国际革命战略的基础。 但是，由于世界革命运动一系列的失败和从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斯大林集团甚至自己也没注意到，它对于目前时代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和本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估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主要地是产生于这样的假设：资本主义的“稳定”将要持续几十年。这整个“理论”本质上是“稳定论”信徒的蜕化思想的产物。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受到社会革命党、无论其右翼或左翼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切尔诺夫本人已经着文论述关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的民粹主义”问题。左翼社会革命党机关报写道：“斯大林和布哈林正像民粹主义那样，肯定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胜利。”[52]社会革命党支持这个理论，因为他们从这里看到世界革命的策略已被放弃。 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斯大林报告的决议中，提出了明显错误的下述声明：“在国际联系方面，我们取得了‘喘息时机’的加强和延长，它已经变成一整个时期。”[53]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十二月七日）上，斯大林在他的报告里，把共产国际的全部政策放在同一个根本错误的对世界形势的估计的基础上[54]。这种估计已经证明显然是不正确的。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927年七月，八月）的决议毫无保留地说到资本主义技术、经济和政治的稳定。这就使得这种斯大林派对世界形势的估计非常接近第二国际领袖们（奥托．鲍威尔，希法亭，考茨基等人）所做的估计。 自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已有一年半多了。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仅仅提到最重要的事件，就有这样一些：英国总罢工，中国革命的巨大事件，维也纳工人起义。这些事件及其爆炸力就是隐藏在现在的“稳定”情况里的，它们向我们表明，资本主义积累了多少爆裂性物质，它的“稳定”是多么的不稳定。这些事件正好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背道而驰。 资本主义“稳定”的另一方面是，两千万的失业人口，生产机构严重的开工不足，军备的疯狂增长，世界经济关系的极度动摇。目前正笼罩着欧洲的新战争危险比任何东西都要肯定得多地表明，长期和平的希望之不可靠。只有小资产阶级才梦想“几十年”的稳定，为它被资本主义对工人的胜利弄得眼花目眩，它被资本主义技术、经济和政治的成就弄得眼花目眩。但是真实的情况正向着战争发展，战争将要炸掉任何的“稳定”。此外，工人阶级和东方被压迫的殖民地群众将不断地企图用暴力推翻这种“稳定”。有时在英国，有时在中国，有时在维也纳。在英国是一次总罢工——而英国共产党只有五千党员。在维也纳是一场工人起义，牺牲的人等于一次全面革命——而奥地利共产党只有六千党员！在中国是一场工农群众武装起义——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过是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官僚机构的一个附属品！这就是目前世界形势的显着矛盾。这些就是支持和延长资本主义“稳定”的真实情况。我们的最大问题是帮助各国共产党，提高它们自己，以便能满足目前时代向他们提出的巨大要求。但这首先是假定说，在共产国际本身方面，对世界形势的性质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我们的国际共产党（共产国际）应该向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联合全世界工人阶级，为防止战争，为保卫苏联，为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战争而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工人共产党人首先应该把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争取过来，这些工人中间有非共产党者，非党的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工作者，也要争取那些正直的工人，即使他们还是纯粹资产阶级组织的一员。“工人统一战线必须被理解为一切愿意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工人的联合，其中包括仍跟着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等等走的工人。在拉丁国家里，这样的工人的数目仍然是很大的。”这是在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在今天它仍然充分有效和可以适用。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领袖们目前的活动，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在未来战争中的行为，就其不忠实和无耻叛卖来说，将远远超过他们在1914年—1918年所扮演的角色。保罗．崩库尔（法国）已经提出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通过资产阶级在战时实行专政的方法事先就出卖了工人。工会总委员会（英国）正在为杀害沃伊科夫的凶手进行辩护，并且为运到中国去的军队祝福。考茨基（德国）正在鼓吹反对俄国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正在组织“手榴弹运动”。芬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和波兰社会党的领袖们随时准备支持一场反苏战争。美国官方工会组织的领袖们使用最恶意的反动派的语言，公开反对承认苏联。巴尔干的“社会主义者”正在支持“他们的”工人的刽子手，并且随时准备支持任何反对“外国”苏维埃联盟的运动。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口头上“拥护苏联”，但是他们曾经帮助他们自己的法西斯分子，使维也纳起义的工人血流成河，显然，这些人在关键时刻是要站到资本家那边去的。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现在没有鼓吹干涉苏联，只不过因为还没有任何强国准备这样做。所谓“左派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继续隐藏他们观点中的反革命本质，这些人是主要的危险，因为正是他们，使那些追随社会民主党旗帜的工人不能同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断然决裂。共产国际以前的成员（如：卡茨，施瓦尔茨，柯尔什，卢森堡），他们背离了共产主义而采取了极左主义的道路以后，扮演着同样的叛徒角色。 战争愈临近，和这些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不论他们是哪种颜色，从公开的右派到伪装的“左派”）勾搭就愈来愈危险。统一战线的策略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为和工会总委员会的叛徒们结盟，或者解释为和阿姆斯特丹亲善。这样一种政策使工人阶级削弱和混乱，而提高准叛徒们的威信，妨害我们最大限度地巩固自己的力量。这条错误道路用斯大林的话概括起来就是：“向左开火”，这条错误路线在过去一、二年间已经把共产国际各最重要支部的领导地位送进右派手里，这是违背工人共产党人的意志的。（这种情形在德国、波蓝、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都已经发生）。 这些居于领导地位的右派集团的政策是要砍掉共产国际中全部的左派，是在削弱共产国际的力量并且酝酿着不详的危险。 特别是德国的开除乌尔邦斯集团[55]，就是由这种排斥共产国际中全部左派的政策所决定的。斯大林集团不适当地强调乌尔邦斯和马斯洛夫[56]左派党人所使用的某些尖锐的辩论词句（这些词句是回答那些诬陷他们是“叛徒”，“反革命分子”，“张伯伦的代理人”等等的人的），这样就顽固地把德国左派推上了成立第二党的道路。斯大林集团尽力促使德国共产党队伍的分裂成为完全的事实。 实际上，在国际工人运动的一切根本问题上，乌尔邦斯集团是捍卫列宁观点的。它捍卫苏联，并且在决定的时刻，它无疑将为保卫苏联而战斗到底。这个集团里包括着几十万老布尔什维克普通工人，同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有着联系。这个集团得到仍然留在德国共产党内的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共产党人的同情。 纠正斯大林分裂共产国际的行动的第一步，是把所有这些被开除的同志——首先是乌尔邦斯集团——重新吸收到国际中来，这些同志是承认共产国际历届代表大会的权威的。列宁在他《左派幼稚病》中，揭发了真正“极左派”的错误，同时写道，工人运动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敌人过去和现在都是机会主义，“现在它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对于上述的问题，列宁又补充道：“和这个问题相较，纠正共产主义左倾‘错误’是一个容易的问题。”当列宁说“左派”这个词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是极左派；可是斯大林，当他说和极左主义斗争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是革命的列宁主义者。 和作为主要敌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坚决斗争，同时改正“左”倾错误——这是列宁的口号。我们—反对派，提出这同一个口号。 归根结蒂，“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势力就是资本主义势力。在战后危机的最初几年里（1918年—1921年），资本主义迅速地掉进深渊，这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也随之在削弱并掉下去。近几年来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带来了社会民主主义暂时的加强。意大利工人1920年—1921年的失败，德国无产阶级1921年—1923年的失败，英国1926年大罢工的失败，和中国无产阶级1927年的失败，不管原因是什么，它们本身已经引起了无产阶级上层分子中间的革命浪潮的低落。它们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社会民主主义，而削弱了共产党。在共产党内，它们使右派暂时居于统治地位，而排斥了左派。工人贵族的作用、工运官僚及其小资产阶级同事的作用，在这样一个时期变得特别大了，也特别反动了。 这些过程必不可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苏联共产党。行政“中央”已经集中向左开“火”，并且已经用完全机械的方法造成了一种新的内部力量对比，这对于左派列宁主义者是更加不利的。事实上已经造成这样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没有党的选举，只有机器的选举。 这些就是在共产国际、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上，列宁派影响削弱的总原因。结果那些在十月革命后很长时间内仍然待在敌人队伍里，但是最后好像经过一段预备期似的被吸收到共产国际中来的半社会民主主义分子（马尔丁诺夫，施米拉里，腊非也斯，D．彼得罗夫斯基，佩帕尔等人），愈来愈经常和愈来愈高声地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发言。在这些人里还必须加进像海因兹．诺伊曼及其同类这样一些纯粹冒险家的名字。但是在群众里面，新的左倾运动的分子，新的革命起义的分子已经在聚集之中。反对派正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为那个新日子从事准备。 主要的结论 （一）在我们和英国断绝关系以及其它内外困难的影响下，在多数派的统治圈子里正准备着下述的“计划”：(1)承认债务。(2)或多或少地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制。(3)从中国撤退——这就是，“暂时”撤销我们对中国革命，一般地说即是对民族革命运动的支持。(4)在国内实行向右的“策略”——这就是，把新经济政策扩大一些。希望用这个代价来防止战争危险，改善苏联的国际形势，消除（至少减少）国内困难。这全部“计划”是以资本主义有几十年的稳定这一假设为基础的。 实际上这不是“策略”，而是苏维埃国家这方面在目前形势下的全面投降：通过“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通过“新新经济政策”，回到资本主义去。帝国主义者会接受我们的一切让步，然后更加迅速地进行新的攻击甚至战争。富农、新资产阶级和官僚分子意识到我们的让步之后，他们会更加顽固地组织起所有反苏维埃力量来反对我们的党。我们方面的这样一种“策略”，将造成我们的新“资产阶级”同外国资产阶级之间最紧密的同盟。苏联的经济发展将落在国际资本的完全控制之下——一辨士的贷款等于一卢布的奴役。工人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将对苏维埃国家的强大，对苏维埃国家知道领导人民走向那里的能力开始失去信仰。 如果可能“用赎买办法使我们自己”免于战争，我们当然要尽力这样做。但是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强大和团结，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世界革命的策略，必须加强共产国际。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有可能使战争确实长期推迟，而不必付出会损毁我们力量基础的代价；同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真有可能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并且赢得战争。 列宁曾经向帝国主义做出某些经济上的让步，目的在于用赎买办法使自己免于战争，或者用可接受的条件吸引国际资本。但是不论是在这些情况下，或者是在革命的最严重时刻，列宁从来没有想到过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制，给富农以政治权利，削弱我们对世界革命的支持，削弱世界革命的一般策略。 首先我们必须完全地和毫无保留地肯定和加强我们对世界革命的支持。对一切“稳定”思想，对一切假政治家风度（它表现在这样一种说法里：我们不必去管“中国的闲事”，我们最好“尽可能迅速地从中国脱身”，如果我们举措“合宜”，他们会“放开我们的”等等），我们必须表示坚决的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现在实际发挥着瓦解作用，并且明显地妨害国际无产阶级力量团结到苏联周围来。这种理论正在欺骗其它国家的工人，模糊他们对实际危险的认识。 （二）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是团结我们自己党的队伍，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不能再在分裂、割除、“砍掉”等上面公然进行投机。所有这一切都最直接地和战争问题联系着，目前帝国主义正延着这条道义—政治路线进行“试探”。国际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机关报，现在都对我们的党内分歧表示极不寻常的兴趣。它们公开鼓动和怂恿中央委员会现在的多数派，把反对派开除出党的领导机关，如果可能的话，则开除出党，最后如果可能的话，则根本消灭他们。从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时报》，到挣扎得最为成功的第二国际报纸维也纳《工人报》（奥托．鲍威尔），所有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都在向“斯大林政府”致敬，为了它和反对派斗争。它们要求这个政府砍掉反对派——这些“世界革命宣传家”，以此来进一步证明它的“政治家式的明智”。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只要敌人在“砍掉”反对派等方面的希望仍然没有实现，战争也就不会来临。此外，如果可能，我们可以用赎买办法使我们自己面于战争，如果必须战斗，我们可以在战争中取胜——不过，唯一的前提是，我们必须保持团结，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对分裂或割除的指望落空。因为这种事情只对资本家有好处。 （三）必须纠正我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阶级路线，停止对共产国际中的左派的斗争，让那些接受历届代表大会决议而被开除了的成员回到共产国际中来，永远结束同英国工联总委员会的叛徒领袖之间的“诚恳合作”的政策。在目前情况下，和总委员会决裂，其意义等于1914年和第二国际的社会党国际局决裂。在今天和这样一个总委员会保持联盟，就等于在那时帮助第二国际的反革命领袖。 （四）我们必须坚决纠正我们在民族革命运动中——首先在中国，同时也在其它一系列的国家里——的路线。我们必须清算马尔丁诺夫—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回到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制订的路线上来。否则，我们在民族革命运动上，不仅不能起加速的作用，反而会起障碍的作用，从而失掉东方工人和农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共产国际必须把国民党开除出去。 （五）我们必须始终如一，有步骤和顽强地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我们必须推迟战争，“用赎买办法使我们自己免于战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可能和可允许的是都必须去做（参阅第一点）。同时我们必须立刻做好战争准备，不能有片刻松懈。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制止一切关于是否存在战争迫切的危险这种涣散精神的知识分子式的政治闲谈和猜测。 （六）我们必须坚决地纠正我们在国内的阶级路线。假使战争不可避免，只有严格的布尔什维克政策才能赢得战争，这就是：工人和雇农，取得贫农支持，同中农联盟，反对富农、新资产阶级、官僚。 （七）在我们整个经济、预算等方面，进行应付战争事变的全面准备。 资本主义正进入一个新的混乱时期。一场对苏联的战争就像一场对中国的战争一样，它对世界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系列的灾难。1914年—1918年的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加速器”（列宁）。新的战争，特别是一场反对苏联的战争，只要我们这方面在战争中有一项正确的政策，我们就会赢得全世界劳动群众的同情，这场战争将成为更加巨大的促进世界资本主义崩溃的“加速器”。没有新的战争社会主义也将发展。但新的战争必将导致社会主义革命。 第十章红军和红海军 国际形势愈来愈把保卫苏联的问题提到前面来了。党、工人阶级和农民应该给红军和红海军以新的和更大的注意。 所有我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情况都和国防问题有关。军队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模型。它以最鲜明的形式不仅反映着现存制度的坚强的一方面，而且反映着它的软弱的一方面。经验教导我们，在这个领域里，依据表面现象是最不可靠的了。特别在这里，与其失之于轻信和安心，不如失之于反复检验和自我批评。 我国阶级相互关系问题和党在这方面的正确政策，对于军队内部团结和指导人员同士兵集体的相互关系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工业化问题对于我国国防的技术资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目前这个政纲所主张的一切措施——在国际政治和世界工人运动方面，在工业、农业、苏维埃制度、民族问题、党和青年团方面，所有这些问题对于加强红军和红海军有着头等的重要性。 我们对于这方面的实际建议，已经提交政治局了。 第十一章关于真正的和伪造的分歧 没有什么比下述的事情更能确切地表明斯大林集团的错误政治路线了：他们坚持不休地与之争吵的，并不是我们那些真正的意见，而是一些虚构出来的意见，我们现在和过去都从未有过的意见。 当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其它小资产阶级派别争论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在工人面前详细说明他们的对手所提出的一套实际意见。但是当孟什维克或者社会革命党同布尔什维克争论的时候，他们不是反驳布尔什维克的真正意见，而是把后者从来没有说过的事情推到他们身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能用任何正直的方式在工人面前详细说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工人就会支持布尔什维克。整个阶级斗争的全部规律使这些小资产阶级集团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下流到必须骂对方“阴谋家”，“反革命的同盟者”，以后又是什么“德皇的代理人”。现在如出一辙，我们自己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只能把我们从来既没有想过也没有说过的是加到我们身上，否则就无法对我们的列宁主义观点进行斗争。斯大林集团非常清楚，如果我们能够用任何自由的方式辩护我们的真正观点，那么我们党的巨大多数党员就会支持我们。 进行党内正直辩论的最基本条件是不存在的。在中国革命这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迄今没有发表反对派所说的任何一个字。在严密地把党封锁起来，把反对派同党报隔绝之后，斯大林集团对我们展开了不停的论战，每天往我们身上加添许许多多的蠢事与罪行，其数量与日俱增。而党员则日益趋向于不相信这些指责。 （一）当我们说，目前资本主义的稳定并不是几十年的稳定，我们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列宁），斯大林集团说我们否认资本主义的一切稳定因素。 （二）当我们按照列宁的话说，为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或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胜利是必要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尤其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取得最终胜利，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已经完全论证过的，斯大林集团完全捏造说，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三）当我们遵循列宁，指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官僚主义蜕化现象在发展，斯大林集团说我们认为苏维埃国家一般说来不是无产阶级国家。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无论谁企图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我们，而同时又否认我们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否认苏联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将遭到我们无情的反对和唾弃”，斯大林集团隐瞒了我们的声明，继续对我们进行诬蔑[57]。 （四）当我们指出，热月党分子正在我国成长，他们有着相当重要的社会基础；我们要求党的领导方面对于这些现象和它们对我们党的某些环节的影响，进行系统的、坚决的和有计划的抵抗，斯大林集团说我们宣称党已特米多尔化，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蜕化变质。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说我们指责我们党的多数右倾，这是不真实的；我们仅仅认为，在俄国共产党内有右的倾向和右倾集团，它们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党能够克服它们”，斯大林集团隐瞒了我们的声明，继续诬蔑我们[58]。 （五）我们指出富农的巨大增长，我们遵循列宁，继续断言：“富农不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斯大林集团攻击我们想要“剥夺农民”。 （六）我们提起党注意私人资本的地位正在加强的事实，注意私人资本积累及其影响在农村的过分增长，斯大林集团指责我们攻击新经济政策，要求恢复军事共产主义。 （七）我们指出党在工人物质条件方面的政策不正确，在解决失业问题和住房需要方面的措施不适当；特别是我们指出，非无产阶级分子在国民收入中的份类正在猛烈地增大；他们说我们犯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倾向的严重错误，犯了“笼络人心”的罪。 （八）我们指出工业一贯落后于社会经济要求，以及这种落后带来的全部必然结果——不平衡，商品不足，城乡联盟的破裂——，他们把我们叫做“超工业化主义者”。 （九）我们指出价格政策的不正确，它不是把高昂的生活费用降低，而是为私人资本家积聚惊人的利润，斯大林集团指责我们提倡一项提高物价的政策。一年前，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宣布：“反对派在言论中从来没有要求过或建议过提高物价，而是认为我们经济政策的主要错误正是在于它没有进行足够的努力来解决必然造成零售价格过高的商品不足现象。”但是他们隐瞒了我们的声明，却继续诬篾我们。 （十）我们反对同总罢工的叛卖者、公开扮演着张伯伦代理人角色的英国总委员会的反革命分子“诚恳合作”，因此我们被指责为反对共产党人在工会里的工作，反对统一战线的策略。 （十一）我们反对苏联工会加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或者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做任何种类的勾搭，于是我们被指责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十二）我们反对以中国将军为基础的那个政策，我们反对把中国工人阶级隶属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我们反对马尔丁诺夫的孟什维克策略，因此我们被指责为反对“中国的土地革命”，“和蒋介石同谋”。 （十三）在我们对国际形势所做的估计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了战争正在临近的结论，我们及时向党提出了这个警告，因此斯大林分子对我们发出了卑鄙的攻击，说我们“希望战争”。 （十四）我们忠于列宁的教导，我们指出，战争临近只是更加迫切地要求我们有一项坚决的、纯粹的和明确的阶级政策，斯大林分子无耻地断言，说我们不愿意保卫苏联，说我们是“有条件的保卫者”，半失败主义者等等。 （十五）我们指出这个明显的事实：全世界资本家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都在支持斯大林在俄国共产党内同反对派斗争，赞扬斯大林压制左派，鼓励他砍掉反对派，从中央委员会和党内开除反对派，《真理报》以及所以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每天欺骗说，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赞成反对派”。 （十六）我们反对共产国际的领导权转入右派手中，反对开除几十万工人布尔什维克，斯大林集团指责我们企图分裂共产国际。 （十七）在党的目前畸形制度之下，反对派——这些忠诚的党员，企图把他们真正的观点告诉全体党员，因此被逐出俄国共产党。他们被加以“宗派主义”的罪名。关于捏造的分裂党的阴谋，处分的程序已经安排好了。党的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进行讨论，而是用破布遮掩起来。 （十八）但是，近年来他们最喜欢用的罪名是说我们信仰“托洛茨基主义”。我们曾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59]：“说我们维护托洛茨基主义，这是不真实的。托洛茨基曾向共产国际声明，在所有他和列宁争论过的原则问题上，列宁是正确的——特别是在不断革命和农民问题上。”斯大林集团拒绝发表这个向整个共产国际提出的声明。它继续用“托洛茨基主义”指责我们。上述声明所提到的当然只是和列宁之间的过去的分歧，决不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忝不知耻虚构出来的那些“分歧”。他们硬把我们老早以前的分歧同十月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那些实际分歧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虚构的。 【斯大林集团提到1923年和1925年两派之间的早期分歧，企图用这个方法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反对派表述在目前政纲里的观点吸引开，我们认为这种斗争方法是不光明正大的。这些分歧现在已经丧失了它们的意义。由于当时党内和国内一些情况不明，布尔什维克的两派在1923年—1924年的争论中所犯的错误和小题大作，现在已经纠正了，并且它们也没有妨碍在反对机会主义保卫列宁主义的斗争中的诚恳合作。】[60] 斯大林和布哈林集团离开列宁的原则愈来愈远了，他们断章取义，粗暴和不忠地滥用任意摘选的列宁很久以前的那些论战语句，向党隐瞒列宁较近时期的另外一些话，直接伪造党的历史和昨天的事实，更加严重的是，曲解和直接窜改我们关于目前争论的问题所写的文章，力图用这些方法欺骗党，使党相信目前这个斗争是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斗争。实际上，目前这个斗争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机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修正主义者用过完全相同的方法，他们曾经借口反“布朗基主义”而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我们所以能够在反对斯大林路线的斗争中全心全意地合作，正因为我们完全是在保卫真正列宁无产阶级路线的意愿和决心下联合起来的。 现在的这个政纲是对“托洛茨基主义”这种指责的最好回答。一切读完它的人都将知道，这个政纲从第一行起到末一行止，都是以列宁的教导为基础的。他浸透着真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神。 让党了解我们的真正意见。让党看到有关我们分歧的真正文件——尤其是我们在中国革命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上的分歧。列宁教导我们，如果发生分歧，不要相信任何人的片面之词，而要要求拿出文件来，倾听争论的双方，摒弃谎言，正直地探求争论的关键所在。我们反对派重申列宁的这个忠告。 当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分歧问题是在会前两三天突然降临到党的面前的，我们必须永远消除产生这种情形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为公正的争论和在分歧的真正问题上做出公正的决定而创造条件，列宁在世的时候是经常这样做的。 第十二章反对机会主义——维护党的团结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在国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们已经坦白地说明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已经指明中央委员会这些错误怎样削弱了我们的党，这个革命的根本工具。我们已经指明，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党能够从内部改正它的政策。但是为了改正这个政策，必须清楚地和坦白地说明党领导上所犯错误的性质。 所犯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错误。根据列宁的经典式定义，机会主义在其发展了的形式中，是由工人阶级领袖和资产阶级组成的集团，它反对工人阶级的多数。在苏联现在的条件下，机会主义在其已臻于完全的形式中，是工人阶级领首领们要同正在发展的新资产阶级（富农和耐普曼）妥协，同世界资本主义妥协。而牺牲工人和贫农广大群众的利益的一种愿望。 因为我们指出这种倾向存在于我们党的某些集团里——在有些场合是刚刚出现，在有些场合以充分发展，——就以此为根据指责我们诬蔑党，这是荒谬的。因为我们正是向党呼吁，要党警惕这种危害党的倾向。硬说我们指责党或者中央委员会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对革命不忠诚，背叛无产阶级利益，这是同样荒谬的。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可以产生于对工人阶级利益最真诚的关怀。甚至极端的右倾的代表，也相信他们准备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妥协是对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必要的，他们相信这种妥协不过是列宁认为完全可以允许的那种策略行动之一。甚至代表公开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右倾集团，也并非有意识地希望发生热月事件。这种情况对“中间派”来说更是如此，这部份人执行着一种典型的充满幻想、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的政策。 斯大林及其最亲密的信徒认为，借助于他们的强大机器，他们可以用斗智的办法战胜全部资产阶级的力量，而不必在斗争中去打败它们。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无疑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一定的时期内“玩弄”中国将军们，而在为了革命利益利用过他们以后，就会把他们像榨干的柠檬一样抛弃。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无疑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玩弄”柏塞尔之流，而不是柏塞尔之流反过来玩弄他们。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无疑完全真诚地相信，他们能够“自由地”向“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让步，而以后可以同样自由地收回这些让步。 斯大林分子为了“顺利实行”他们的策略，以一种官僚式的自欺欺人态度，完全不让党——实质上就是如此——参与政治决定，这样来避免它的抵抗。斯大林官僚机构做出决定并且行动起来，而后让党来“批准”它的决定。这种方式就算没有使得一些重要的力量瘫痪，也使得它们削弱了。这些力量本来可以在一个既必要又及时的良好的政治策略行动中使用的，这些力量本来可以减弱和消除那些领袖的显然恶劣的策略所造成的恶劣后果的。这样，中央委员会右派的妥协倾向和它的中派的策略造成了一个累积的结果，这个结果总括起来就意味着：苏联国际地位的削弱，无产阶级在同苏联内部其它阶级的相对关系中的地位的削弱，无产阶级物质生活条件的相对恶化，它同贫农的联系的削弱，从而威胁到它同中农的联盟，它在国家机关中的作用的削弱，工业化速度的减慢。当反对派提出热月事件危险的问题时，他们心中所想的正是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政策的这些结果，而不是多数派的意图。这种危险就是——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而转入小资产阶级的轨道，我们党的历史和性质同第二国际各党之间的巨大区别是每一个人都清楚的。俄国共产党经过了三次革命烈火的锻炼。它在同各式各样的敌人的斗争中夺取并且掌握了政权。它组织了第三国际。它的命运就是第一个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革命决定着它的内部生活的节奏。由于强大的阶级压力而出现在党内的一切思想过程，都有迅速成熟和发展的趋势。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必须在党内对每一种背离列宁路线的倾向，在一出现的时候就进行及时和坚决的斗争。 在目前条件下，俄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有着深刻的客观根源：(1) 国际资产阶级的包围和资本主义的暂时的局部稳定，造成一种相信这是全面“稳定”的倾向。(2) 新经济政策是一条绝对必要的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它部分地复兴了资本主义，也复活了许多敌视社会主义的力量。(3) 在一个农民占巨大多数的国家里，小资产阶级成分不能不渗入苏维埃和党。(4) 党在政治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对革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这个事实也进一步造成了一系列的特殊危险。在列宁领导下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曾经直接地和坦率地指出，我们党内已经存在着整批整批的人们（来自富裕农民的人，高级职员，知识分子），它们本来会加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如果这些党不是非法的话。(5) 党所掌握的国家机关反过来使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分流入党内，用机会主义影响党。(6) 虽然专家、高级职员和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建设工作是必要的，但是从他们那里发出一种非无产阶级的影响，不断地侵入我们的各种机构——国家的、经济的和党的机构。 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列宁主义反对派对于斯大林集团的明显的日益危险的背离倾向坚持敲起警钟。要是认为党的伟大的过去和它的老布尔什维克队伍在任何条件下和任何时间都是反对机会主义蜕化的保证，这是一种有罪的大意想法。这种想法是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这不是列宁所教导的思想。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说道：“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质；信念、忠诚和其它优秀的个人精神品质，在政治上完全是不关紧要的东西。”[61] 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工人构成了西方各社会党内的绝大多数，他们曾经是无条件地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及时克服他们的领袖的机会主义错误，这些错误在开始时并不是很大的。他们低估了这些错误的作用。他们不了解，在和平发展的长时期中，产生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阶层；在这个和平时期后面，到来了第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变动，它不仅会迫使机会主义者，而且也会迫使中间分子向资产阶级投降，使群众在严重的时刻处于解除武装的状态。如果说那些战前第二国际中的左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有什么地方可受责备的话，那不是因为他们当时夸大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把它叫做民族的—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而是因为他们过多地依赖那时的社会党中的工人阶级党员。他们依赖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依赖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他们低估了这个真正的危险，并且没有用足够的力量动员下层革命阶级来反对它。我们不要再重复那个错误。我们要及时地纠正党领导机构的路线。用这个事实，我们来回答指责我们要分裂党并且要建立一个新党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迫切地需要一个做为劳动群众和穷人的领导者的、单一的和团结的无产阶级政党。这种不为派系斗争所削弱的团结是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任务所绝对需要的。这种团结只能在不？染个人解释和修正主义歪曲的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的基础上实现。 主张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提的工业化必须要有一个确定的速度，主张反对富农的增长及其统治农村的野心，主张党内、工会内、苏维埃内实行民主——反对派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工人阶级同它的党分裂，而是为了加强全联盟共产党真正团结的基础。不纠正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只能有一种表面的团结，这将使党在日益增长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之下被削弱，这将使党在一旦发生战争时被迫在进军中和敌人的炮火下重新组织队伍。当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一旦发现我们的真正观点和建议，他们必将接受并且为之而战（对于这一点，我们是确信的）——不是把它们做为“派别的”口号，而是做为全党团结的旗帜。 我们党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它的领导上的错误，因此还没有纠正这些错误。恢复时期我国工业异常迅速地增长是产生机会主义错觉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央委员会在党和工人阶级里面系统地鼓励这种错觉。和内战时期相较，工人的条件迅速开始有所改善，这种情形使工人广大群众产生了迅速地和没有痛苦地克服新经济政策的矛盾的希望。上述的情形阻碍了党及时看清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 列宁主义反对派在党内的成长，迫使最坏的官僚主义分子使用了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方法。由于再不能用命令阻止在党基层组织内讨论政治问题，于是一部分官僚现在正转向——恰好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建立暴徒组织，它们的任务就是用叫喊、吹口哨和熄灭灯光等办法来破坏关于党的问题的一切讨论。 在我们党内采取直接具体的暴力的方法的企图，势必引起一切正直的无产阶级分子的愤怒，从而必将使它的组织者自食其果。党机器最坏部分的任何手段都不能使党的群众同反对派分离。在反对派后面支持着它的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传统，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国际无产阶级所看到的国际政治的现势和我国经济建设工作的现势。在恢复时期以后，阶级矛盾必然日益尖锐，它将日益肯定我们关于目前危机的出路的观点。它将在保卫列宁主义的斗争中日益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 战争危险的增长已经迫使工人党员更加深刻地思索革命的根本问题。他们的思想必将使他们积极地加入纠正机会主义错误的工作中来。 近年来，我们党的工人阶级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挤出党的领导，它一直受到长期诽谤运动的不利影响，这种运动的目的是证明左即是右，右即是左。党的工人阶级部份将清醒起来，它将发现真实情况。它将把党的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工人先锋队是反对派的任务，是这个政纲的任务。 最重要、最尖锐同时是使我们党一切党员苦恼的问题，是党的团结问题。而且老实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命运取决于这个问题。无产阶级千千万万的阶级敌人正在集中注意我们党内的争论，并且带着无法隐忍的喜悦和急切心情期待我们队伍的分裂。我们党的分裂，建立两个党，这对于革命说，意味着巨大的危险。 我们反对派毫无保留地谴责要建立第二党的任何企图。两个党的口号是斯大林集团的口号，为了要从全联盟共产党中排除列宁主义的反对派。我们的任务不是创建一个新党，而是纠正全联盟共产党的路线。只有一个团结的布尔什维克党，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我们正为了我们的观点在党内斗争，我们谴责“两个党”的口号，把它看做冒险家的口号。“两个党”这个口号一方面表现了党机器内某些分子希望分裂，另一方面表现了一种失望的情绪，表现了他们不理解列宁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在党内赢得列宁思想的胜利——不管有什么困难。没有任何一个真诚保卫列宁路线的人会抱有“两个党”的观点，或者有分裂的想法。只有那些想用其它路线代替列宁路线的人才会主张分裂，也就是沿着两个党的道路行动。 我们将用全力斗争，反对建立两个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团结的无产阶级政党做为它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单一的党。它要求一个无产阶级的党——这就是说，它的政策是由无产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并且是由无产阶级核心加以实行的。纠正我们党的路线，改善它的社会成分——这不是两个党的道路，而是加强和保证它做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团结。 在此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表示我们深刻的信心，工人阶级做出了无数的牺牲，推翻了资本主义，证明他们现在对于纠正其领导机构的错误、有力地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保卫世界革命中心——苏联的任务，是同样能够胜任的。 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为了列宁主义党的团结！ [1]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245页。—中译者注 [2] 1927年《财政公报》第二号，第52页。 [3]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488页。—中译者注 [4] “英俄委员会”全民应为“英俄统一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发起，于1925年四月六日至八日在伦敦举行的英苏工会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英俄委员会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英国工联代表大会总委员会的主席、书记及两个组织各推出委员三名组成。由于英国工联反动领袖们的背叛政策，该委员会于1927年秋宣告结束。—中译者注 [5] 实际上是四年。—英译者注 [6] 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中文版第37、38页。—中译者注 [7]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140页。—中译者注 [8] 《真理报》，1927年三月二十五日。 [9] 1924—1925年和1925—1926年青年经济状况调查。 [10]中央劳动统计局。 [11] 一阿尔申大约等于二十八英吋。—英译者注 [12] 《劳动报》，1927年八月二十七日。 [13] 《劳动报》，1927年八月四日。 [14] 《真理报》，1927年七月二十三日。 [15] 莫斯科委员会的材料，《情况汇编》载《全体工人大会的报告》，第30页及其它文件。 [16]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6页。—中译者注 [17]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中文版第173页。—中译者注 [18] 布哈林：《到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工农联盟》，第49页。 [19]同上。 [20] 《真理报》，1925年四月二十四日。 [21] 由于人口增加和财产分散，产粮区38﹪的农庄购进粮食。 [22] 第117页。 [23] 《统计汇刊》，1927年，第四号第15页。 [24] 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中文版第93页。—中译者注 [25]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中文版第446页。—中译者注 [26] 二十年代的十卢布纸币。—中译者注 [27] 《政治局记录》，1927年三月三日，第20—23页。 [28]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243页。—中译者注 [29] 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中文版第87页。—中译者注 [30] 《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474页。—中译者注 [31] 《真理报》，1925年十二月十三日。 [32] 原文如此。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于1923年，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召开于1924年。—中译者注 [33]列宁。 [34]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中文版第486页。—中译者注 [35]《消息报》，第二十四、二十五号。 [36]同上。 [37] 《统计汇看》，1927年六月十日。 [38]请参阅关于工会内工人状况的一章。 [39] 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纪录，第83页。 [40] 俄国共产党北方地区委员会第二书记的讲话，刊载于1927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斧头》上。 [41]列宁。 [42] 列宁1922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和1923年一月四日的信件。 [43]改良主义的工会国际组织，正式名称是“国际工会联合会”，1919年七月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立，受第二国际领导。1945年十二月十四日解散。—中译者注 [44]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中文版第26—27页。—中译者注 [45]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 [46]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中文版第620页。—中译者注 [47]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论合作制》。 [48] 《真理报》，1927年七月十四日。 [49] 卡维涅克（1802—1857），法国将军，陆军总长，1848年六月用残暴手段镇压巴黎工人起义。—中译者注 [50] 《真理报》，1927年七月三日。 [51]这里的“二十一个条件”，系指1920年八月六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决议。决议提纲是列宁起草的。—中译者注 [52]Znamia Borbi（《斗争的旗帜》），1926年第十七号、十八号。 [53]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纪录，第957页。（参看《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中文版第238页。—中译者注） [54] 速记记录，第12页。 [55] 关于乌尔邦斯和马斯洛夫，请参阅《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中文版第142页。—中译者注 [56]同上。 [57] 参阅1926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声明，第一页。 [58]同上，第十四点。 [59] 参阅上述由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签名的1926年十二月五日声明。 [60]希望了解托洛茨基思想的读者不必注意方括号中的段落。这是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及其追随者的请求而插入政纲中的，他们在1923年和1925年曾和斯大林合作反对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为了争取他们支持他的政纲而做出这个及其它一些让步。 当然，事实上这次斗争中的争端和自从列宁1923年离开政治生活以来的那些争端本质上是同一的。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在1923—1924年没有犯过原则上的错误——更不要说任何“小题大作”。 —英译者注 [61]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253页。—中译者注
关于莫洛托夫同志有关反对派“起义”的发言的声明（加米涅夫等13人，1927年8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关于莫洛托夫同志有关反对派“起义”的发言的声明 加米涅夫等13人（1927年8月4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12 发文第12511／C号 1927年8月4日发出 第52号件 副本 秘密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请予公布 关于莫洛托夫同志有关反对派“起义”的发言的声明 莫洛托夫同志星期六的发言表明斯大林的小集团现在想的和急于干的事情是什么。对关于失败主义或“有条件的护国论”的诽谤，我们已经表过态，在这里再次表示，反对派从未向任何人提出过保卫祖国的条件，而且在为创造取胜的条件进行斗争，将来也是这样。 莫洛托夫同志就此声明（这也是他的态度的惟一目的），反对派的路线像1918年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路线一样，会导致反党和反苏维埃政权的起义。这番话不是对反对派的路线，而是对斯大林的中派集团的路线的十分准确而清楚的概括。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曾与我党临时结盟。他们在与德国战和问题上与我党有过特别严重的分歧。他们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变成少数派，便发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起义。对于革命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把他们摧垮。 左派共产主义者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时出面反对布列斯特和约。他们采用了极其激烈的、往往是完全禁用的斗争方法，甚至提出有条件地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他们以在国内战争和出现外部危险时搞分裂来威胁党。即使是这样，事情也没有发展到“起义”、分裂的地步，甚至没有一个人被开除出党。原因就在于，列宁领导下的党中央不但没有挑起分歧，而且，尽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公开发动起义，尽管左派共产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向它靠拢（曾联手投票），党中央也从未产生过关于“起义”的带挑拨性的怀疑。仅此一点即可看出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在党的根本观念和工作方法上的根本区别。 莫洛托夫所谓统一政党内的反对派要发动“起义”的话决非偶然。他的这番话是早已酝酿成熟的计划的组成部分。同志们，你们许多人已经完成了部分计划和一小部分计划，却没有看到也不知道整个计划。我们去年7月就在我们的宣言的后记中提醒你们注意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即对党的领导层作激进的人事变动（参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速记记录。1926年10月23～26日》第36页）。现在，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快要结束了，莫洛托夫的发言使我们面临计划的第二个也是最后的阶段。斯大林集团的核心对反对派用了“起义”这样的字眼，意在让全党领会粉碎反对派的思想。 我们认为有必要十分明确地提醒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注意这个问题。 说反对派主张有条件的护国，这不是事实。然而斯大林集团在保卫祖国的问题上竭力在党内反对派与其他派别之间制造障碍、设法在战争危险日益临近的情况下把著名军界人士调往哈巴罗夫斯克、日本和阿富汗等地从而削弱国防力量，却无疑是事实。 说反对派在筹建第二党，这不是事实。斯大林集团一直希望不仅通过党的机关的方法，而且通过国家机关的方法一劳永逸地使党听命于自己，却无疑是事实。 说反对派认为革命进入了热月时期、我们的党也是热月党，这不是事实。党受到了压制，党的反抗能力遭到了削弱。而热月分子在我国确实出现了，他们有恃无恐地把自己的头目塞进党内。共产主义最凶恶的敌人乌斯特里亚洛夫坚持要求斯大林彻底摧垮反对派就是明明白白的、毫不含糊的热月语言。斯大林把整垮党的左派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身不由己地扶持和加强乌斯特里亚洛夫一伙的力量，而削弱无产阶级的阵地。 说反对派的道路通向反党和反苏维埃政权的起义，这不是事实。斯大林集团为从组织上整垮反对派而在实现自己目的的必经之路上无情地架起一座立交桥却无疑是个事实。反对派没有发动起义的迹象。然而，却有斯大林集团继续篡夺党的最高权力的真正危险。这一危险已借莫洛托夫之口公开宣布出来，斯大林集团的上层人物实际上已经以“起义”为口实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粉碎反对派的准备，口头上却安抚那些动摇不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说事情不会搞到这种地步，只是吓唬吓唬反对派而已——斯大林集团通过这种办法把更广大的阶层逐步地引上了自己的思路，使他们渐渐地习惯于计划，这个计划如果全盘端出，今天也肯定会把他们都吓坏的。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把这些本来是不言而喻的话都在这里说清楚：反对派既不会被诽谤吓倒，也不会被从肉体上搞垮的恐吓吓倒。动摇分子正在离开反对派，被事变说服了的成百上千的基层党员正在向我们靠拢。恐吓不能吓倒反对派。镇压措施也无法摧垮反对派。我们会把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坚持到底。我们相信党的无产阶级核心。我们知道，事变对列宁的路线有利，因而也对反对派有利。我们相信，在和平和战争的条件下都可以在既不会出现“起义”和“两个政党”，又不会出现任何动荡和镇压的情况下修正党的路线。反对派是吓不倒的。但要防止党和革命统一受到愈来愈可怕的篡权倾向的侵害。反对派保留自己依据事变进程耐心地、不厌其烦地表明自己观点的权利。但是对进一步践踏党章、对侵犯代表大会的权利、对人为地挑选而成的斯大林集团窃据党的言论和党的报刊，对于由国家机关来堵反对派的嘴巴，对关于斯大林领导核心实行终身制的学说、对篡夺权力（侵权）的理论和实践，反对派将采取一切手段，配合党的革命统一和牢固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反对派决不允许在斯大林集团的小圈子内决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应当由党也将由党来决定。我们完全彻底地主张联共和共产国际实现革命的统一。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重申，我们愿意欢迎任何有助于改善党内关系的建议。要缓和党内斗争，要使党和中央委员会在各项工作中便于更合理地使用各方面的力量，以满足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需要；最后，还要创造条件，保证对真正的分歧进行全面的审查，保证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制定出正确的路线。 加米涅夫 彼得松 季诺维也夫 拉柯夫斯基 皮达可夫 叶夫多基莫夫 斯米尔加 利兹金 穆拉洛夫 索洛维约夫 托洛茨基 阿夫杰耶夫 巴卡耶夫 1927年8月4日
喀琅施塔得（托洛茨基，1927年8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喀琅施塔得 托洛茨基（1927年8月3日） 喀琅施塔得式的热月是通过夺取军事机制实现的。但是可以滑向喀琅施塔得。既然喀琅施塔得分子是喊着苏维埃的口号和以苏维埃的名义滑向资本主义制度的，那就甚至可以打着共产主义旗帜滑向喀琅施塔得的立场。历史及其狡猾之处就在于此。 列·托洛茨基 1927年8月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09
答曼努伊尔斯基（托洛茨基，1927年8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答曼努伊尔斯基 托洛茨基（1927年8月3日） 曼努伊尔斯基证明说，托洛茨基同志是巴雷尔（Бappep）。曼努伊尔斯基这样也就证明了我国存在热月分子。 指责反对派倾向资产阶级民主派，说反对派成功就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成功，这样指责就是承认存在热月的危险性。 指责反对派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同时又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危险性，这就是自相矛盾。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和新经济政策初期，我们的许多同志曾多次地与列宁谈及热月及其危险。谁也没有产生过那种认为热月不可能发生的教授学究或官僚主义骗子的荒谬看法——由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等等，等等。 列·托洛茨基 1927年8月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08
论战争危险和国防政策——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会上的发言（摘录）（托洛茨基，1927年8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论战争危险和国防政策 ——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会上的发言（摘录）托洛茨基（1927年8月1日） 托洛茨基：同志们，首先我要拒绝一种荒诞无稽的说法…… 李可夫：您要讲多长时间？ 插话：15分钟（笑声）。 托洛茨基：45分钟吧。 李可夫：托洛茨基要求讲45分钟。 插话：给他半小时。 李可夫：没有反对意见，45分钟。 托洛茨基：由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涉及面太广，我只提纲挈领地谈。我得从与我本人有关的问题谈起：我要拒绝一种荒诞的说法，说什么我否定资产阶级国家的失败主义政策，特别是其在反苏斗争中的失败主义政策。政治局的提纲有意重提早已消除的分歧，加以渲染并歪曲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那是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几个问题上的分歧，是我错了。与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等人现在对列宁的背离相比，我当时在这些问题上对列宁的背离（我把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季诺维也夫：说得太对了。（笑声） 托洛茨基：提纲硬说，反对派在有关战争和“失败主义”问题上有一条托洛茨基主义方针，又是一则谣言！你们提纲中的第13条通篇都是这样的无稽之谈，就反对派这个整体而言，它同列宁之间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次要的分歧不应负任何责任。至于我个人，这里我可以就这些无耻谰言作个简单答复。还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我就曾以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就战争和反战问题起草了告国际无产阶级书。我撰写了我党党纲的军事部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军事决议和几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还有以相当的篇幅阐述了战争问题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也以大量篇幅对战争、战争的后果及未来军事前景作了评价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性宣言。我起草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纲中关于国际形势及革命和战争的前景问题部分。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受中央委托作了关于国际革命和战争前景的报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1924年），我撰写了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十周年的宣言。中央委员会从未因上述文件而产生过分歧，这些文件不但毫无争议，而且未作修改即获通过。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共产国际相当紧张的工作中我的“倾向”从未反映出来！原来，当我1926年批驳莫洛托夫为英国工人提出的“经济失败主义论”这一文理不通的荒谬口号时，似乎就与列宁分道扬镳了。为什么莫洛托夫在我提出批评之后把自己的荒谬口号藏进口袋了呢？ 莫洛托夫：当时没有任何口号。 托洛茨基：照我说也不是什么口号，而是胡言乱语。我现在说的也正是这种胡言乱语。（笑声） 席上插话：胡言乱语也值得一提？ 托洛茨基：为什么非要去夸大那些旧的、而且是早已消除了的分歧呢？为了什么？为的是掩盖和粉饰目前确实存在的现实分歧，难道可以一面严肃地提出反战的革命斗争和真正地捍卫苏联这一问题，一面又执行英俄委员会的方针吗？工人群众在战争过程中举行全国性罢工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和与普塞尔、希克斯等叛徒结盟的方针可以同时存在吗？我不禁要问，我们要坚持的护国主义究竟是布尔什维克的护国主义还是工联主义的护国主义？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这里首先要谈谈现任领导人近一年来在这方面给予莫斯科无产阶级的教诲。这个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我现在逐字逐句地谈一谈莫斯科委员会的指示：“英俄委员会能够、应当、而且无疑会在反对针对苏联的各种武装干涉行为的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它（英俄委员会！）将成为组织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同国际资产阶级妄图挑起新的战争的一切企图作斗争的组织中心。”我再逐字逐句地谈一谈为总结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而准备的各种材料。这些材料都是针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这两个人正是由于不理解英俄委员会在同……武装干涉行为的斗争中的巨大作用才被指责为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莫洛托夫刚才说：“我们通过英俄委员会瓦解了阿姆斯特丹国际。”这就说明莫洛托夫直到现在还一点不明白。你瓦解的是莫斯科乃至全世界的工人，在区分敌我的问题上欺骗了他们。 斯克雷普尼克：注意腔调！ 托洛茨基：腔调是根据问题的严重性确定的。你们团结了阿姆斯特丹国际，却削弱了自己。总理事会现在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齐心协力——反对我们！ 但是应当承认，与布哈林那不切实的鬼把戏相比，上面读过的莫斯科委员会的丢脸的指示倒是更全面、更清楚、更真诚地反映了赞成保留英俄委员会的那些人的真实观点。莫斯科委员会给予莫斯科工人的教诲和政治局给予全苏联的工人的教诲即是，一旦出现战争危险可以去抓英俄委员会这根救命绳索。从政治上看问题就是这样。然而这根绳索已腐朽不堪。星期六的《真理报》社论谈到了由总理事会的“叛徒组成的统一战线”。就连阿尔图尔·库克，托姆斯基钟爱的韦尼阿明都保持了沉默。《真理报》感叹地说这是“莫名其妙的沉默！”“莫名其妙”这句话已经是你们惯用的腔调了，你们开始时把赌注押在蒋介石集团，不，是押在普塞尔和希克斯身上，尔后又把希望寄托在“可信赖的”汪精卫，阿尔图尔·库克的身上，然而库克叛变了，汪精卫也叛变了，那是在布哈林将他列入可信赖者行列的两天之后的事情。我们把少数派的运动交给了总理事会的先生们及其头目，因为我们也不能够而且不愿意让真正的革命者在这样的运动中与乔装打扮的改良派进行较量。我们为了抓到一根虽然粗大、但腐朽不堪的绳索而撇开了虽然细小却很结实的绳索。当你通过一座既窄小又不结实的小桥时，一个虽小但却结实的支撑物就可能成为您的救命之物。可是如果你抓住的是一个腐朽的支撑物，那可就倒霉了，支撑物一倒你就肯定摔下去。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在国际范围内抓住腐朽支撑物的政策。我们曾先后抓住过蒋介石、冯玉祥、唐生智、汪精卫、普塞尔、希克斯和库克等几根绳索。但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它们都断裂了。我们像《真理报》社论就库克一事一样先说个“莫名其妙”，第二天再补上一句“这并没有出乎我们的预料”。［以下删去“中国的情况如何？”一节。］ 关于“中派主义”和腐朽绳索政策 反对派曾警告说中共在你们的指导下必定奉行孟什维主义政策，反对派当时还为此而遭到无情揭露。我们现在还要胸有成竹地警告说，英国共产党在你们强加给它的政策的影响下必将受到中派主义和妥协派的毒害。如果你们不改弦更张，那么给英国共产党造成的后果就不会比给中共造成的后果好。整个共产国际的情况也是如此。 时到如今应该明白，布哈林－斯大林中派主义是经不起事变考验的。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变即是革命和战争。通过中国革命我们对中派主义政策已经有所领教。革命的要求是，从模棱两可的指示中得出完整的结论。中共不得不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也是中共滑向（也不可能不滑向）孟什维主义的原因所在。你们的指导在中国遭到的空前失败，要求你们最终放弃那种使你们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只得抓住腐朽的绳索的政策。 革命之后的最重大的历史考验便是战争。我们得先说清楚：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半吞半吐、转弯抹角的迂回政策在战时事变中不会有立足之地。这一点也适用于共产国际的各位领导。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现在所面临的惟一考试就是：他们是否日夜准备投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战争则将对他们提出重要得多的要求。然而，对国民党和英俄委员会所采取的政策显然使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阿姆斯特丹和社会民主党的上层人物身上。无论怎样兜圈子，英俄委员会的路线就是寄希望于阿姆斯特丹官僚的腐朽绳索的路线，总理事会现在是其中最坏的一部分。你们的这种政策不仅使中共内部蓄积了马尔丁诺夫思潮而且使共产国际内部蓄积了普塞尔思潮。一旦爆发战争你们就会接二连三地撞上“意想不到的事情”。腐朽的绳索就会在你们的手中断裂。战争将使目前的共产国际的上层人物产生严重的分化。某一部分人会转向阿姆斯特丹的立场，其口号是：“我们希望认真地捍卫苏联，我们不想成为一小撮狂热分子”。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反对阿姆斯特丹国际，因为他们是失败主义者。这是布哈林推导出的结论！另一部分西欧共产党人则坚信大多数会采取我们所捍卫的列宁的立场，李卜克内西的立场。斯大林的中间立场不会有立足之地。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问心无愧地对你们说，关于一小撮反对派和光杆将军等说法在我们看来简直滑稽可笑。类似的种种说法布尔什维克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1914年听到过，1917年也听到过。我们对明天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并且正在为明天的事作准备。反对派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信自己的正确，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一致。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完全正确！ 托洛茨基：在对内政策方面搞中派主义的缓冲在战争条件下是行不通的。各种争立党将会更多，阶级矛盾必将变得十分尖锐，我们不得不作出清楚而准确的回答。 我们在战争时期是否需要“革命的统一”或者“神圣的统一”？资产阶级为战争和军事危险时期臆造出名为“内部休战”或“神圣的统一”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局面。这一纯粹的资产阶级概念的含义是：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争吵，以及各政党内部的分歧在战争期间均告止息，其目的是更加巧妙地蒙蔽和欺骗群众。所谓“神圣的统一”是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阴谋的最高形式。无须赘言，既然我们党在和平时期对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无可隐瞒，那么战争时期就更该如此了，此时的政治路线的纯洁和清晰以及与群众联系的深度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要在国内战争的高潮中，在我们党的集中化程度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严重得多的情况下，还通过异常尖锐的讨论，通过党内民主途径来解决政治领导的所有基本问题，其原因也正在这里。这是一笔必须支付的附加费用，党靠这笔费用制定和加强了正确的路线，巩固了党内的革命统一。现在有些同志，确切地说是昨天有些同志认为，列宁逝世后我们党的领导人的绝对正确同样完全有保障，无须再受党的检验。我们的看法则正相反：现在比我党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党的领导人进行检验与更换。我们需要的不是口是心非的“神圣的统一”，而是真正的革命统一！ 骑墙的中派主义政策在战争时期不可能有立足之地。它不是向右转，就是向左转，也就是说，不是走热月道路，就是走反对派道路。（喧哗声） 通过热月道路能在战争中取胜吗？一般说来，可能取胜。首先会取缔对外贸易垄断。允许富农成倍地出口成倍地进口。让富农压制中农。让贫农认识到，绕开富农便没有出路。扩大和巩固官僚及行政长官的影响，把工人的要求当做“行会习气”拋弃掉。从政治上排挤苏维埃中的工人，恢复去年的选举条例并使之逐步扩展以适应私有主的需要。这就是所谓的热月道路。我们给他取的名字叫做“分期式的资本主义”。到那个时候，由富农组成的下级军官班子和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高级军官班子就会成为军队的统帅力量。照这条道路走下去的军事上的胜利就将意味着向资产阶级轨道的加速推进。 走革命无产阶级的道路是否可能取胜呢？有可能，岂止是有可能。整个世界的局势都说明，在战争条件下，走这条道路最有把握取胜。但是为此必须首先驱散政治上的迷雾，在政治迷雾的笼罩下，所有的猫看上去都是灰色的。富农在右边，他们是敌人；雇农和贫农在左边，他们是朋友。接近中农则要通过贫农。要创造一种政治局面，使资产阶级和官僚不能一边数落着“这可不是1918年”，一边用胳膊肘推开工人。要使工人阶级能说：“1927年我不仅比1918年吃得饱，而且在政治上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走这条道路不仅可能取胜，而且取胜的把握最大，因为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得到波兰、罗马尼亚和整个欧洲的下层人民群众的支持…… 斯大林的中派主义方针能带来胜利吗？这个方针在两个阵营之间摇来摆去，开始时答应亲切对待富农、收养他们的儿子、疼爱他们的孙子，后来又犹犹豫豫地转向组建贫农团，年年修改选举条例即苏维埃宪法，起初倾向富农，后来反对富农，再后来又支持他们，在北高加索就是这样；这是一种依赖蒋介石和汪精卫、依赖普塞尔和库克、依赖有叛卖行为的上层人物而在下层制造混乱的方针。（这一方针迫使我们的政治局接受了1926年10月29日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指示，要求不把国内战争引人中国农村，不把同路人或资产阶级、地主和将军、所谓的自由派推开，或者是另外一条要求自由派资产阶级最低限度地（！！！）武装工人的指示。）这一方针激怒了一些人或者说使之变得很冷漠，又没有征服另一些人的心，丢掉了汪精卫这个“朋友”，还在共产党人中制造了混乱。这个方针意味着始终抓住腐朽的绳索。 这样的方针在和平时期还可能存在一段时间。在战争和革命的条件下，中派总要发生或者向左或者向右的剧烈倾斜。它已经分解成了左右两翼，这左右两翼必然不断壮大而使中派日渐缩小。这一过程的进展肯定要加快，战争一旦被强加在我们头上，它会使这一过程变得激烈起来。斯大林的中派必然逐渐式微。在这种情况下，党就会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反对派的帮助…… 巴布什金：现在就不需要帮助了吗？（喧哗声） 托洛茨基：帮助党拨正路线，同时又不破坏革命的统一，不滥用党的基本财富——干部。因为绝大多数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在政策正确、路线明确的情况下，在要求绝对服从的外部条件下都会更新政策，并且凭良心采取真正的坚定的革命方针。我们想做到的就是这个，也仅仅是这个。我们要同那些散布关于有条件的护国主义和两个政党的谎言的诽谤者，同散布关于起义的谎言的诽谤者进行当面对质！ 反对派坐席上插话：说得对！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批评会不会降低苏联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威信？（插话听不清）我不能替插话人负责。 这并不是我们对问题的提法。这是教堂里的神父或身居高位的将军对威信问题的提法。天主教就要求其教徒无条件地承认教会的权威性。革命者则是又支持又批评，而且实际上他们的批评权愈是无可争议，他们就会愈加忠诚地为他们亲自参与建设和巩固的事业进行斗争。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当然有可能降低斯大林的虚假威信的“无可争辩性”。然而，革命和共和国不是靠这种东西来支撑的。公开地批评和切实地改正错误将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展示我们的制度的内在力量，我们的制度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都能找到正确进行的内部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对派的批评——这种批评已经开始产生的和将要产生的更大的结果，归根结底提高了十月革命的威信，巩固这种威信，靠的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信任，而不是盲目信任，并从而提高了我国在国际范围内的国防能力。 政治局的决议草案写道： “准备反苏战争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胜利的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扩大的基础上的再现。”［《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273页。］ 这话对吗？毫无疑问。甚至提这样的问题本身都很荒唐。可是决议又补充说：“任何同我们党内反对派一样的人都对战争的这一性质抱有怀疑……”等等。反对派对战争的一般阶级含义抱有怀疑？一派胡言！并不怀疑。丝毫也不怀疑。只有那些自己糊涂透顶也想把别人搞糊涂的人才会作与此相反的断言。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大家都认同的这种一般阶级含义掩盖了种种错误和种种蜕变行为呢？不是这个意思。也掩盖不了。如果事先就一劳永逸地认为当前的领导层是惟一可以想象的领导层，是天生的领导层…… 斯克雷普尼克：即使不是天生的领导集团，也是自然而然的领导层。 托洛茨基：那么对错误的领导集团的任何批评都是对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否定，都是煽动起义了！然而这种观点不过是对党的否定。一旦爆发战争党就只能起一种捍卫作用，至于说如何捍卫，那得听别人指挥。 我再简单明确地重复一遍：我们反对派是否对捍卫社会主义祖国持怀疑态度呢？绝对没有。我们不仅希望捍卫祖国，而且还希望教会别人一点什么东西。我们是否对斯大林制定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正确路线的能力抱有怀疑？是怀疑，而且是非常怀疑。 斯大林不久前在《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反对派会反对苏联在与帝国主义进行的未来搏斗中取胜吗？”请允许我重复一遍：“难道反对派会反对苏联在与帝国主义进行的未来搏斗中取胜吗？”且不说这个问题本身有多么无耻。也不想回过头去谈列宁对斯大林的手法所作的经过斟酌的鉴定：粗暴和不忠。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的提法，并对此作出回答。“反对苏联在与帝国主义的未来搏斗中取胜”的只能是白卫分子。反对派支持苏联取胜，它以并不比别人逊色的行动证明了并必将证明这一点。然而对于斯大林来说，问题并不在这里。斯大林实际上指的是另外一个他不能说出来的问题。那就是：“难道反对派认为斯大林领导集团不能保证苏联取胜？”是的，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季诺维也夫：说得对。 托洛茨基：反对派认为斯大林领导集团正在给取胜制造困难。 莫洛托夫：那么党是干什么的？ 托洛茨基：党受到你们的压制。反对派认为，斯大林领导集团正在给取胜制造困难。反对派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可以下这样的断言。事变的发展与反对派的警告惊人地相似。应当改变政策，不要坐等灾难性的内部的检验到来。反对派对全党说，应当改变政策，不要像中国那样坐等灾难性的内部检验。每一个反对派，只要是一个真正的反对派而不是冒牌的反对派，都会在战争爆发时在党指派的前线或后方的一个岗位上工作，并自始至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任何一个反对派都不会在战争前夜或战争期间放弃为修正党的方针而斗争（党内一贯如此）的权利和义务，因为这种斗争是保证取胜的最重要条件。我来归纳一下：要不要为捍卫社会主义祖国而战？要！要不要为捍卫斯大林的方针而战！不要！我们希望党能够改正那些已经导致了巨大失败的触目惊心的错误，公开地修正斯大林的方针。 插话：应当修正的是你。 斯克雷普尼克：党没有给你这么大的权利。 托洛茨基：党给了我作为一个中央委员向中央讲真话的权利。 斯克雷普尼克：但是没让你胡来。 席上插话：你是派别集团的全权代表。 稳定与群众的左倾 托洛茨基：《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草案》立论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在纯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都趋于巩固的事实”。另一方面决议又谈到：“西欧无产阶级中的基本过程是左倾的过程”，而且这一思想好像是针对反对派提出的。提纲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地混乱。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确已走出了那种不是如1920年在意大利、1923年在德国那样不是完全放手，就是屠杀工人、不断破坏生产力的状态。一方面是由于共产党的软弱，另一方面是由于领导集团的错误，资本主义在经历异常尖锐的战后危机之后找到了为争取自身巩固和发展而进行内外部斗争的办法。正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各阶级间的冲突的加剧和世界范围内的种种摩擦的加剧上，这种斗争中蕴含了愈来愈多的阶级冲突、军事冲突和动荡。这就是发展的一般战略路线。整个时代仍然是社会革命的时代。正因为如此，巨大历史范围内的群众左倾过程就必然发生并表现为地下的震荡和直接的、冲破普塞尔主义和奥托－鲍威尔主义等地壳的火山爆发。 但是在当代的可说是基本战略曲线中有其策略的转弯、倾斜和洼坑，有时是很深的洼坑。德国无产阶级在1923年遭到的失败，不管其原因如何，都是导致主要是无产阶级上层人物的革命水平暂时下降的原因所在，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削弱共产党来加强了社会民主派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最近在整个欧洲所看到的情况，在共产党内也是右翼比左翼占有暂时性优势，这又是西方多数政党的共同点。 工人贵族、工人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在这几个时期的作用特别大，也特别反动。在这一国际过程中掌权的联共党也不例外。错误的制度还挫伤了工人的积极性。 席上插话：说的太过分了。 托洛茨基：错误的制度妨碍工人迅速了解失败的原因并消除失败造成的后果。右翼利用强大的机关一个劲儿地攻击左翼，并运用机械手段使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不利于左翼的改变。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使左翼反对派近来愈来愈无法对共产国际、联共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的走向产生影响；而那些在十月革命后还在敌人营垒里后来显然是作为考验对象准许进入共产国际队伍的右派分子、半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却能愈来愈多地代表共产国际慷慨陈词。在这段时间里，群众中积聚着新的左倾的因素，即新的革命高潮的因素，这个高潮或迟或早总会到来。反对派正在为迎接这一天的到来进行理论上和政治上准备。 ※※※ 简单谈谈军队问题。一个国家的防务是全部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结合。但是有一种特殊的、直接防御工具，这就是军队。这一工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军事领域是一个最尖锐地反映制度的强大方面和薄弱方面，所有政治变动、政治错误和失误的领域。同时在这个领域内比其他任何领域都更容易被表面现象、外观形象和流言蜚语所蒙蔽。通过军队来对制度进行检验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这方面最好是多一点批评，少一点善良的信赖。最近，几位军事工作者在可能发现的战争威胁的影响下就我国武装力量的状况交换了意见。 斯克雷普尼克：噢，连军事会议都开过了。 托洛茨基：这些人当中有陆海军检查员穆拉洛夫同志、因持反对派观点被解职的集团军司令普特纳同志和普里马科夫同志，还有姆拉奇科夫斯基同志和巴卡耶夫同志。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忠于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业，并不比在座的任何一位逊色。他们讨论的结果写成了文件，文件中有为提高军队的革命水平和战斗力所必须作出改变的计划。这一文件我已通过李可夫同志给中央政治局送去一份。 这份文件以批判、求实的态度谈到了有关红军建设的所有问题。我们没有打算在联席全会上宣读这个文件，并不是因为这个问题不该在中央委员会内进行讨论，这是有关党和革命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是因为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想为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及其同伙提供口实，他们会借题发挥把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变成闹纠纷的材料，或是像伏罗希洛夫那样用来发表以被污辱的军官的名誉问题为题的、非党的、非共产主义的谈话。可我们提出的是事关党和国家利益的问题。可是在伏罗希洛夫讲话之后我们又认为应该公布我们的文件（不作速记记录也不收入全会记录），为的是让全会感到需要更加认真地检查国家防务状况，而不是像伏罗希洛夫同志那样在发言中作肤浅的评价。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我们把要不要在这次全会上公布这个文件的问题提请政治局决定。暂时只把一份文件交给李可夫同志（如上所述），在文件上签名的人负有完全的责任。（大厅里有喧哗声） 列·托洛茨基 1927年8月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06
就枪毙逃兵问题致奧尔忠尼启则（托洛茨基，1927年8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就枪毙逃兵问题致奧尔忠尼启则 托洛茨基（1927年8月1日） 未发出 尊敬的同志： 您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就雅罗斯拉夫斯基所谓枪杀共产党人的提法说过大致内容如下的一段话：“这种提法不合适。托洛茨基同志受党的委托做了革命利益要求他做的事。枪毙了逃兵。换了我，我也会这样做的。”这是大意。在今天的会议上您又针对我就枪杀共产党人问题所作的辩驳说：“我的意见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都谈过了，我也不想收回我说的话。”可是，6月24日的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第33页只记录了您对米雅斯尼科夫问题的意见，却漏掉了您讲到枪毙逃兵和换了您您也会这样做等较为重要的部分。这该作何解释呢？我对您无意收回自己在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这点毫不怀疑。不过是谁、因为什么要把您的话从速记记录中删掉呢？如果可能的话，请您在今天晚间的会议上再作个答复。相信您会明白这个问题有多么尖锐和重要。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7年8月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