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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党内状况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托洛茨基，1927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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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党内状况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
托洛茨基（1927年7月26日）
现附上对评价党内目前状况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来往信件数封。我想您自己会采取措施对此事展开调查。
附：卡涅夫斯基7月23日的信。
托洛茨基同志7月25日和16日的信。
列·托洛茨基
1927年7月26日
附件1：
卡涅夫斯基致托洛茨基
（1927年7月23日）
副本
尊敬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只得又一次在未收到回信的情况下给您写信了。区党委已得知您1927年7月16日给我的回信（经过非党邮递员之手）。昨晚几个熟人（其中一位是区党委的常委）到休养所来说，区党委知道我接到了您的信，认为我积极参与了反对派活动，并以开除团籍相威胁，要我把您的来信交给区党委。区党委要求我后天去监察委员会接受质询。尊敬的列夫·达维多维奇！在去监察委员会之前，我想同您解决来信的问题。我认为，来信问题未同您商定就把您的来信交回区党委的做法是不诚实的。因此恳请您回答我，来信交不交出去？我认为区党委对此问题的整个提法没有必要保密。联共党按照对党极其有害的错误路线干出了许多不成体统的事情，以断绝通信来往和开除团籍相威胁，是说明这条路线的又一事例。
我已对区党委的代表声明，我不会由于他们的威胁而停止通信联系（当然，如果您同意继续保持这种联系的话，这也是我对您的恳求），在接到您的回音前我不会对来信一事作公开回答。务请尽快回复。如我提出的以上问题能得到答复，将不胜感激。
尊敬您的A．卡涅夫斯基
1927年7月23日
回信请寄：卢布内，区执行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卡涅夫斯基收
附件2：
托洛茨基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
（1927年7月25日）
星期天的《真理报》刊登了马列茨基的文章，对我们向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解释提出了反驳。于是在愈来愈严重的瓦解党的道路上迈出了新一步：竟围绕本不该受检查的文件和发言展开了争论。列宁在谈到党内争论时曾说过：“谁相信空话，他就是白痴。”对这个问题中央监察委员会是怎么看的呢？我们的制度竟允许这个既不是中央委员、又不是中央监察委员的马列茨基，随心所欲地利用我们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秘密会议上所作的解释，把针对我们的不成体统的运动继续进行下去并使之更加激烈，对这样的制度中央监察委员会该作如何评价呢？
“谁相信空话，他就是白痴。”为使党员能够验证马列茨基等人的捏造，我们认为惟一的办法是请求允许我们以出版单行本的形式公布我们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下属委员会和主席团面前的证词。
不必说，我们保留利用手中的文件向每个党员说明马列茨基等人所言都是造谣的权利。
列·托洛茨基
1927年7月25日
附件3：
托洛茨基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处
尊敬的同志们：
对你们的第65/K-12号质询我可作如下答复：
想必你们指的是那位一条腿跛得很厉害的沃罗宁同志吧？如果是这个人，我还记得相当清楚。是罗森霍尔茨将沃罗宁同志吸收到法庭的军事工作中来的，他对沃罗宁那段时间的工作应该更了解。沃罗宁同志当时工作很勤勉，不过与其说表现得像党员，倒不如说像个官吏。这是在南方面军时的情况。沃罗宁调到列宁格勒军区时在内部关系方面已应付自如，并且开始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很大的主动性，凡是了解他在南方面军是个举止谨小慎微的官吏的人往往因此感到吃惊。沃罗宁同他的整个举止总是让我感到可憎。他虚报党龄这件事完全符合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根本不记得我同他谈过什么党龄问题。我不敢说绝无此类谈话——不可能什么全记得，假定沃罗宁同志当时把他虚报党龄一事说成偶然错误，那就更难说了。不过，从我同沃罗宁同志的关系的整个情况来看，我认为他不会与我“探讨”这样的问题。另外，我认为沃罗宁同志如果当时这样表白，那就会使我最终坚信：此人与党离心离德，不能信任。
列·托洛茨基
1927年7月1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500 |
热月（托洛茨基，1927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热月
托洛茨基（1927年7月）
我国是否会出现热月？《真理报》借助于引文证明说，没有这种可能。斯大林则说，那些提及热月的人不学无术。然而这些都不对，没有击中要害。
指责反对派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小资产阶级自发性膨胀的表现，与此同时又否认“热月党人”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不能自圆其说，意味着两个错误：对反对派的评价错误和对我们的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危险的估价错误。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前夕和初期，我们的许多同志曾多次与列宁同志谈及热月问题。这个字眼当时在我国很流行。谁也不会产生荒唐的学究式或冒充内行的关于“不可能”发生热月的想法——由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等等。
列宁在谈到喀琅施塔得暴动时曾说过：“这个事件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政权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转到了由各色各样的分子组成的不确定的集团或联盟手里，他们似乎比布尔什维克仅仅稍右一点，甚至也可能稍‘左’一点……”
“……非党分子却做了白卫分子的垫脚石、跳板和桥梁。这在政治上是必然的”。（列宁1921年3月8日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9页）［参看《列宁全集》第41卷，第18、19页。］
大家都知道，喀琅施塔得问题不仅在于非党人士：许多党员水兵也参加了暴动。他们同非党分子一起使政权离开原来的阶级标志。
喀琅施塔得形式的“热月”是武装暴动。不过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较为平和地逐渐滑向热月。既然喀琅施塔得分子（党内的及非党的）能以苏维埃为口号并以苏维埃的名义滑向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即使高举共产主义旗帜也可滑向热月。历史耍滑头之处正在于此。
什么是热月？革命因遇到某种挫折或冲击下滑一个台阶，即政权发生右转就是热月。上层人物、掌舵人物似乎没有变，言论和旗帜也没有变。热月9日政变的胜利者在政变后的第二天深信并未发生任何灾难性的事情：只不过是惩治了一伙“昔日的领袖人物”，这些人成了离间者、瓦解组织分子、当时的张伯伦－皮特的“客观上的”帮凶。而下面却出现了阶级力量的深刻的重新配置。
私有者在此之前已经恢复元气，扩充实力，抖擞精神。国民秩序得到恢复。新私有者最希望的是不妨碍他们享受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向国家机关、向雅各宾派俱乐部施加压力，因为许多雅各宾分子都觉得自己是私有者、是官家的人；雅各宾党需要改组：把那些比较善于并且愿意追赶新潮流的人推向前台，让非雅各宾党人出身的新人向他们靠拢；把反映城市下层居民即无套裤汉的利益与追求的人排挤至次要地位，让他们靠边站，削弱他们的力量并使他们变得群龙无首。这些下层居民已不像从前那样相信自己的力量——受到来自新私有者及其庇护者国家机关的压力。第一次权力变动还表现为执政的这个政党内的变动：一部分雅各宾党人被另一部分雅各宾党人排挤至次要地位。用列宁的话说，这部分人就成了波拿巴领导下的大资产阶级后来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的垫脚石、跳板和桥梁。
我国是否存在热月危险？这个问题的意思是：（1）我国是否存在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2）有无理由认为，资产阶级复辟不会一举成功，是通过几次一连串的变动来完成，其中第一次变动是自上而下的、多半是从同一政党内开始的——从代表革命高潮的分子向促使革命走向低潮的分子的变动？
否认受资本主义包围的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存在资产阶级复辟危险这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孟什维克或者对我国革命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均一无所知的真正的投降主义者才会说热月不可避免。但否认热月的可能性的则只能是官员、饶舌者或扯谎者。当然，我们这里只是谈可能性，只是说危险性，是从列宁所指的那个意义上说的，列宁曾经说过，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无法扼杀土地革命，可是敌人却能够扼杀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有两种形式：或者是采取彻底而急剧的政变形式（有武装干涉或没有武装干涉），或者是表现为几次一连串的变化。后一种形式被乌斯特里亚洛夫称之为放慢速度往下走，在此过程中并非没有痛苦，法国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热月9日政变就是雾月18日政变的前奏。
因此，只要欧洲革命没有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在我国的条件下两条可能的途径中哪一条更有可能：是急剧的反革命政变的途径，还是几次一连串的变化的途径，连同每个阶段的动荡，连同热月这个最近阶段？我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极其相对的。既然根本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就得面对复辟的两种方式（放慢速度或不放慢速度），就得权衡两种方式的可能性，发现其准备的因素。政治领域也像经济领域一样，始终存在着“谁战胜谁”的问题。
列宁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对发生热月变化的可能性作了生动的阐述。列宁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当然，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紧密相连，列宁指出：
“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列宁全集》第43卷，第92页。］
“我们听老师说过：‘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于是征服人家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则成了战败者。这很简单，人人都懂。至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怎样呢？那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出征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出征民族就迫使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列宁全集》第43卷，第94页。］
列宁是不是认为掌权者必然会发生那样的蜕变？不是。他是否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当然是。他是否认为大概会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这样。这是不是悲观主义？不是，这问题本身就很荒唐。（我要马上附带说说这样一件事：一位党的核心人物的同事居心叵测地同这位核心人物开了个玩笑，他把我摘录的列宁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当作自己的文章拿给这位核心人物看。这位“核心人物”不知真正作者是谁，便对列宁的发言作了如下评价：“老生常谈，有反对派的味道”）。可见，列宁并不排除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漫长时期内都有可能发生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资产阶级蜕变，蜕变的方式是不动声色地用新兴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某些阶层实行文化的和政治的同化。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承认政权有可能发生热月变化，不过这不是说，列宁认为我们的党是热月党，或干脆责骂我们是热月党人。要明白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在我国，是否存在可能使热月的危险变为现实的过程——由于我们执行的官僚主义的盲目政策——确实存在。我不必再说富农和私营企业者，也不必再说外部的资本主义压力。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过我们来举个例子吧：某工厂革命工人中的老骨干靠边站，甚至被新上来的人赶入反对派行列；这些新上来的人，有的连国内战争都没参加过，而且他们中的不少人革命前在业主面前俯首贴耳，在革命初期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这些人现在身为党员，贯于在上司面前俯首贴耳，用当年责骂布尔什维克的话大骂反对派。这样的“变化”甚至在工厂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是什么？这不是反革命，不是政变，而是同一阶级、同一政党内人员的重新配置，这样一来那些最善于见风使舵的人爬上了高位，阶级的革命抵抗力却因此而降低了。我国眼下是不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按照这样的方针进行着人员的重新配置呢？我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同反对派的无情斗争就是一种便于在非无产阶级的压力下进行上述党内力量重新配置的办法。再就是最危险的过程之所在，它使我国的热月分子非常容易向党施加打击。
反对指出热月危险的人反复说，我国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与法国不同，等等，等等。我们也看到，布尔什维克的基础是20世纪的工人阶级，而不是18世纪的前无产阶级。我们还听说，法国革命没有外部出路，因为法国周围都是一些较为落后的封建国家。我国的革命有外部出路，因为我们周围都是一些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反革命在法国绝对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我国则只是一种可能性，今后的国际条件同极端错误的对内政策极其不利地结合到一起时才会有这种可能。一个目前正在从理论上瓦解党的人引证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必要去披过去的外衣的论述，并由此作出荒唐而甜蜜诱人的结论：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谈热月。披过去的外
衣可以对自己和他人掩饰自己在历史上所起的微不足道的作用。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可以而且应当去寻找同过去的相似之处，从过去来学习。列宁于1902年写道，社会民主党人就是把自己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联系到一起的雅各宾党人。当时，也就是25年前，我不同意列宁的说法，我只说法国革命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而我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必要倒退，又退回到雅各宾党人等等，总之我发挥了如今批评反对派的人一再重复而且冲淡其内容的绝顶聪明的东西。列宁对18世纪与20世纪之间的差别、对无套裤汉与产业工人之间的差别的认识不比我们差，这自不必说，但列宁用一条历史继承性的纽带把雅各宾党人与布尔什维克连到一起则是完全正确的。以热月来类比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这样的类比会告诉我们许多东西。热月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反革命，这种反革命是分期进行的，它采取了几种方式，初期利用了同一个执政党中的人通过他们的重新配置和彼此对立。
有那么几个哲人引经据典地说，罗伯斯比尔集团在热月9日的当天还在掌权，并没有成为在野党，这个说法非常可笑。谁也没有说过这两个过程是一码事。如果热月党人不是马上就把罗伯斯比尔集团干掉，而是逐渐地去剥夺它手中的权力，比如说开头只是“狠狠地教训”它一下，那么罗伯斯比尔集团就会变成在野党了。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并不缺少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热月党人，他们要求尽快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这已经是技术问题，而不是过程的政治本质了。
我毫不怀疑，有人会拿我的这些话去作出并公布如下的结论：我国的革命要失败，革命的惟一途径的是热月，我们的党是热月党，社会主义不可能发展，等等，等等。我认为这样的“加工”方法是一个极其恶性的征兆，说明党机关已受到热月党人倾向的影响：那就是解除无产阶级的精神武装，麻痹党，抹煞右派同左派、革命派与机会主义派别之间的思想政治界限、抹煞社会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思想政治界限。解除党的理论武装和在政治上麻痹党，为热月党人倾向鸣锣开道。反对派现在和将来都要为反对解除党的武装而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为他们决不认为热月不可避免。
列·托洛茨基
1927年7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498 |
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aname='_ftnref1'titlehref='#_ftn1'><sup>[1]</s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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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1928）
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1]
新的纲领草案，即决定共产国际未来许多年的全部活动的根本文件，是在上次（第五次）代表大会开过四年以后，这次代表大会即将开幕的几个星期以前才发表的。有人以为既然五大召开前已公布了第一个草案，现在就不必急于公布新草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从五大到现在已经隔了好几年。第二个草案的整个结构都和第一个草案有所不同，它力图总结过去几年的发展情况，正因为这样，在六大上原封不动地通过这个草案是极其鲁莽轻率的。草案有着明显的仓猝从事甚至潦草拼凑的痕迹，事前没有在报刊上进行任何严肃而科学的讨论，也没有在共产国际所属各党中展开广泛的讨论。
在收到草案和发出这封信之间我们所能支配的短短几天里，我们只能就纲领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中间的少数问题加以论述。
由于缺乏时间，我们没有谈及纲领阐述的许多极重大问题，这丝毫不意味着对这些问题的批评不像对本书论及的纲领其它部份的批评那样必要。这些（我们暂时没有触及的）问题今天或许并不十分迫切，但随时可能变得特别重要。
此外，我们必须补充指出，我们不得不在无法取得必需材料的情况下研究新草案。只要提一件事就够了：我们甚至连第一个纲领草案都得不到。所以，在谈到旧草案时——以及在谈到其它某些问题时——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不言而喻，所有的引文都是从原始资料中摘录，并经过仔细核对的。
[1]《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是托洛茨基于1928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写的，曾收入《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一书，1936年纽约英文版。 |
就雅罗斯拉夫尔车站的讲演致卡涅夫斯基（托洛茨基，1927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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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雅罗斯拉夫尔车站的讲演致卡涅夫斯基
托洛茨基（1927年7月16日）
尊敬的同志：
您在来信中写道，卢布内市的组织把我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演讲”内容说成是：“我们这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篡权者的专政”……等等。您表示怀疑是否确有其事？就我而言，我应当这样说：制造这种谣言的人简直以为别人都是傻瓜。实际上我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根本没有发表什么“演讲”，聚集在该处的同志们要求我讲几句话，我说了这样一句：“现在，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们正处在一个艰难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列宁的革命政党的更加忠诚的儿子！”我没再讲过别的话。我的“演讲”稿是有证人证明的——证人不是反对派，而是反对派的对立面。证词就保存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然而不仅是会上、而且党的刊物都把离奇的演讲强加于我。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为什么我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列宁的政党的更加忠诚的儿子”呢？因为有那么几个坏家伙在说什么，反对派与张伯伦是同一条战线上的，说天知道打起仗来反对派会有何表现。说话的坏家伙自己都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是：一部分人愚不可及，另一部分人有切身利害关系。如果有人以下流的诽谤语言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并不认为每个革命者都有义务捍卫苏维埃共和国，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的敌人也会相信。可见，坏家伙的诽谤是要在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面前削弱我们的力量。我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讲那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联共（布）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国家这个问题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分歧。
您写道，我写给俱乐部工人理事会的那封信遭到了所谓的书报检查机关的查禁。这封信您和其他同志都已读过。我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的“演讲”与这封被查禁的信在内容上没什么两样。我认为，对我的信秘而不宣同就我们的演讲散布流言蜚语一样，都是粗暴的反党行为，这种行为给党员队伍造成了混乱和涣散。我们需要的不是流言蜚语，不是诽谤，也不是封锁他人信件的内容，我们需要的是全党都来诚实而认真地讨论有争论的问题，只有党才能在列宁主义的革命基础上维护自己统一和自己的战斗力。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7年7月1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497 |
答戈利曼（托洛茨基，1927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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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戈利曼
托洛茨基（1927年7月13日）
尊敬的同志：
我饶有兴致地读了您的来信。您自称“缓冲器”，从来信看来也确实如此。现对您提出的问题简要答复如下：
1．您建议就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从理论上展开争论。但同时又事先为我们的文章大概不能发表表示遗憾，您又补充说：“对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的不能容忍……又使我们的杂志的几乎所有的党内编辑所固有的成见变得更加根深蒂固”。难道我们的编辑部在亲自制定政策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您所说的“不能容忍”似乎有点情绪色彩，而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路线不正确、事变的进程和阶级关系的发展在同错误路线展开深刻“争论”时，这种“不能容忍”便成了一种自卫形式，即机械地取消就革命基本问题进行的任何意见交换。问题不在编辑部，也不在“不能容忍”，而在于基本的政治路线。
2．您反对领导层四分五裂（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或者是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您在信中是这样写的）。您认为团结一致的领导层更能保证少犯错误。我绝对无意反对这种主张，根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张与列宁对我党领导层未来命运所作的估计完全一致。无论意见分歧有多么深刻和尖锐，但我依然准备尽全力支持可促使恢复列宁主义领导中心的基本集团的每一个步骤。但是问题并未就此结束。革命政党的人员结构问题是由领导的路线问题决定的。我们现在正在滋长一种放肆专横情绪，认为批评中央就如同君主主义者冒犯圣上。这种情绪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中央既不是世袭机构，又不是终身制的党的机构。中央是有权势的机关，但它是党的机关。党可以撤换中央。为此，党应具备谴责中央的可能性。批评中央，特别是在原则问题上、特别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提出批评，是每个党员合法的完全权利。企图侵害这种权利就意味着把党变成机关下的无力的和意志薄弱的合唱团。稍微懂得一点阶级关系的内在结构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会带来怎样的前景。
3．您承认“从3月份起，中央的对华工作路线就出现了重大失误并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我认为，这正是了解您的缓冲立场的弱点的关键。革命是浓缩的政治和浓缩的历史。革命的检验是浓缩的检验。所以就不能把“中国问题”上的路线看成无谓的插曲，哪怕是重大的。在中国，正是由于那里正在进行革命，种种关系都具有浓缩的特点，因此只要基本原则立场对头就不易出错。既然不存在一国社会主义，那也就不存在一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政策。对华政策是苏联对内政策的延伸。只不过由于事变发展的迅猛这种延伸较为明显罢了。
4．您在谈及过去时说道，必须“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妥协主义政策”。这个想法还不够。问题是同国民党政府进行革命斗争问题，国民党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它是公开的资本家政府（南京政府）或者是涂上一点妥协主义色彩的政府（汉口政府）。
5．我们是否承认中国经济中存在封建关系？封建主义是以农业中的农奴制关系为依靠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从这个意义上看就不能说中国存在封建主义。农奴制关系和半农奴制关系在经济方面和社会生活中都表现得非常强烈。这种关系部分源于封建时代。部分是新生物，即在生产力的发展受阻、过剩的农业人口、商业资本和高利贷本金的作用等基础上的再生的。至于在中国哪种关系起统治作用，是“封建关系”（确切地说是农奴制关系和所谓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是资本主义关系？肯定是后者。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的整个经济中起绝对主导作用，才有了能谈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鲁宾斯坦同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述中国经济的好文章。尽管有人（编辑部？）企图把农奴制残余提到首要地位，但他丝毫未能改变文章的下列基本思想：资本主义在中国占优势，工业比农业占优势，城市比农村占优势。中国的无产阶级在生产中的作用现在已经非常之大了。近几年内这种作用只会有增无减。事变已经表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可以发挥重大作用。领导人的方针完完全全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在事实上夺得领导地位。
6．您问是否可以使用诸如“中央的叛卖政策”和“背叛”之类的提法？您还说我也曾有过类似的评价。您这样说有何根据？
7．您担心进一步扩大分歧会导致分裂。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我也认为分裂是最大的不幸。导致分歧扩大的根源不是反对派的险恶用心，而是事态的发展程度。党内制度已决定无法通过正常的党内途径来解决分歧。党本身的不正常状况又是错误的政治路线的必然产物。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产生危险的主要根源。只有把全部问题都公开地、大胆地提出来，才能促使党不是按照套话，而是从实质上来对待这些问题。这是达到建立在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基础上的统一的惟一途径。统一不能靠怨天尤人的缓冲论调和机关的恫吓来维持。
8．您问道：“思想上和组织上同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结盟是否相宜？”组织上结盟的说法本身是完全错误的。这方面的任何断言均纯属无中生有。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接近肯定存在，根据该集团的一些出版物我可以作这样的判断。我认为，该集团放弃了许多东西，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指责这个集团为反革命、叛徒等是完全错误的，犹如指责反对派“支持”张伯伦一样。
最后，我要感谢您寄来您的书。全会之前肯定是无法拜读了。但愿全会之后能够一读，至少可以读读您指出的那一章。
列·托洛茨基
1927年7月1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7495 |
致《真理报》编辑部和政治局（托洛茨基，1927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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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真理报》编辑部和政治局
托洛茨基（1927年7月11日）
在我们请求发表我们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的提纲之后，《真理报》刊登了布哈林同志的文章，对这些还没有发表的提纲加以批评。这里，我们并不想讨论这种新的争论方式：扣住文件不发，然后断章取义地摘引个别句子加以批评。我们认为，一个尊重党和尊重自己的人是不会允许进行这样的争论的。但现在问题不在这里。中央机关报（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方法）认为必须对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进行讨论。布哈林同志的文章就是证明。这也丝毫威胁不到国家利益，否则，布哈林同志看来也不可能发表自己的文章。我们的提纲和布哈林同志的文章分析的是同一些问题。与我们的提纲进行争论的事实本身证明，提纲引起这场争论是必然的，也就是说，这种争论是合理的，否则就用不着争论了，但读者对作为争论对象的提纲得不到发表这个事实应作何解释呢？读者是否有权认为，那些反驳别人的观点但又不允许发表这些观点的人，是不是自认为没有能力进行真正的而不是故意歪曲的思想斗争呢？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坚决要求尽快发表我们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的提纲。
列·托洛茨基
1927年7月1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9461 |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7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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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7年7月11日）
抄送：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抄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真理报》上刊登了布哈林同志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在援引我们尚未发表的文章和给政治局的信件时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这在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是闻所未闻的。这类事情在列宁时代简直难以想象！这在列宁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
1927年5月初政治局作出决定：拉狄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一篇都不能发表。当时还可以举出一些理由，如中国的事件正处于关键时刻，争论有可能对中国本身产生不利的影响等等。
现在，布哈林同志亲自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暗中对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召开专门会议对中央委员会进行批评等等。总之，这是正式承认，对错误进行公开批评和分析的时刻已经到来。
现在，还能否继续扣押我们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呢？现在，还能否继续禁止发表我们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呢？此类情事哪里还会有呢？
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取消关于不准发表我们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的决定。
（2）至少应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最近我们集体撰写的《从蒋介石到汪精卫》一文。
（3）允许我们将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和声明结集出版，可由政治局派人从保密的角度对文件进行审查。
（4）如果政治局认为更妥当，可将我们关于中国的材料同正式文件（共产国际和中央委员会的）合编为一个集子出版。
格·季诺维也夫
列·托洛茨基
1927年7月1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09460 |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1927年7月2日反对派的提纲（托洛茨基等，1927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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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1927年7月2日反对派的提纲
托洛茨基等（1927年7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编者按〕本篇与文库先前上传的《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中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反对派政纲中的中国部分》，应为同一个译本，只不过本篇看起来有大量排印错误，欠校对。兹仅供参考。后者应是修订好的版本。
录自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教学参考资料选辑活页（10）——托陈取消派文件
原件：杨湛笑译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上海书局一九三○年二月十日初版第79-113页
中国的新事件对于中国革命的命运及整个的第三国际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认为任务所在，不顾一切再要你们注意。第三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照着史太林布哈林的成见，还是嘉奖与保存那旧时在中国的妥协的政治路线。扩大会议没有上前一步，做一个实际的问题。不待追寻别的证明，扩大会议未及散会，命令发出没有几星期之长沙事件又重新扩大了一切问题。机会立教的路拨，在革命时期时常是如此的。
长沙事变，工农血肉即随之横飞。所谓武汉左派国民党在战线上事件之扩大，冯玉祥之妥协，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汪精卫的妥协，这些一切，完全重复证明我们送交我们党内的中央及第三国际的很多文件中的分析与预言是对的。可惜的还是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前面开玩笑，付了重价的一切错误与教训，第三国际都疏忽过去了。
一、蒋介石政变后在中国发生了什么？
长沙反革命事件的开始，是在五月十九日，而真理报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六日才传出这个消息，由真理报公布的电报中，可知党及第三国际知道这件重要事件，还在一月以后。冯玉祥被选为南京政府的委员（即蒋介石的白党政府），苏联通信社已于五月二十四日传出了这个消息。（可以参考苏联通信社的目录）但不发表在报章上，这种方法已成了系统。事实虽不可隐蔽起来，最低限度可以延长时间，以便准备党对反对派的新的攻击，如果政策是很正确的，就不需要这种手段，这还不很明显吗？
长沙及湖南各地发生了怎〔什〕么？
地方卫戍司令与几千兵士联合，无疑义的是得了唐生智的承认与同意，（唐氏党〔当〕时曰左派国民党的主人）在五月十九日进行了解除工农纠察队的武装，五月二十一日又有三十五军的部队包围与解散工农会所，五百人被解除武装，十二人毙命，工农会的指导员二十人被捕。
近郊农民听到政变的消息，迅速地组织起武装队伍进攻长沙。无奈他们的武装不完备，为机关枪扫射退却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决议宣布要国民党左派退出他的军队，根据他的命令，很多的共产党员的政治工作人员，被逐出军队。长沙政变不久以前，有夏斗寅的反动，再早又有杨森的政变。事变的一幕就是这样。事变的主动者为军官的联盟，军士代表苏维埃是没有的。因为它——兵士代表苏维埃没有成立之可能么？不是的，因为反对派早已要求组织它，而被史太林布哈林禁绝了。
唐生智完全复演了蒋介石的把戏，开始则出之于发誓与宣言，最终就屠杀工农，及夺取政权。很明显的，北伐不过是他隐藏在“左派”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后方，作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左派政府的政治，就促或〔成〕这个狡滑的工作。苏联通信社五月十日的消息，武汉政府的委员孙科与人接见时，他说中国可走入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反动的孙科他不是悲观者，也不是轻信之叛〔徒〕，从五月十九日（即九日以后）武汉政府的军队与纠察队第一次开始进攻长沙，唐生智实际上是统治国民革命军，他嘉许长沙政变，而冯玉祥与蒋介石则同时进行谈判。
六月十一日上海苏联通信社传出消息：“湖南有一部份的农民陷入过火的状态，发在〔现〕禁止从本省输出粮食，占领商店，分配财富等，”怎么能从阿夫党新切以夫（俄国革命时的反动者）写出这样的话，是偶然的吗？不是的，这是马尔丁诺夫的精神陶养成的
苏联通信社另外一个通信员在自己的消息上加上了牛油与砂糖，不得不承认武汉政府区城〔域〕内随军事胜利的脚跟上即起了新的反动，鲸吞工农在革命中之根本胜利，不只在南方，同时在湖北的北方（真理报六月十六日）事件也不停留的自动的发展，非史太林布哈林的政策所能阻止的。
六月十七日真理报载：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全无经验的（？）农民组织，在有些地方做出错误，这是可能的。国民党中央已采纳了各种方法，禁止没收兵士的（？）与军官的财产！如果违反此命令，则严重处罚，同时严办那些散布流言以造成农民兵土间隔膜的人。事件的发展，恰如以上所指出的。
中国的克伦斯基欺骗民众，说是没收兵士的土地，实际上是关系于将军们的，地主的，官僚的土地。恰恰如像俄国的希哥来夫，阿夫克新切以夫（反革命者）一样，而真理报与他合为一体，土地部长谭平山缄默不言，史太林布哈林在摧残反对派。
武汉政府的军官，是资产阶级地主所组成的，武汉政府之不侵犯军官的土地的决议，是得共产党同意的。军队成了地主们在组织上相互的保险。革命的政党，应当采取直接相反的政策，要没收将军们的土地。没收土地不只是吸收农民，同时要吸收兵士，驱逐地主的军官出军队，枪杀反革命的官长。这样的做了，或者牵制了北伐。但是这种是被压迫者对压追者的征伐，可得到无限的胜利。中国之解放与统一，就是国民革命之完成，不能成于唐生智与蒋介石联盟之北伐，而成于工农反对本国的和外国的压追者之革命的征伐。
二、左派国民【党】与农村革命
谁更换了中国的革命？蒋介石政变以后民族运动是什么？这是蒋介石政变以后首先要待答的问题。史太林布哈林的观点，以为左派国民党现在应当安静的对付蒋介石，推动自己的军队向北方前进。“现在最好是使蒋介石在分〔上〕海区域内与帝国主义纷乱不清”（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史太林在中山大学的演说，书名——《中国革命与反对派的错误》第七页），实际上表现的是什么？纷乱不清楚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史太林和他的虚伪的政策。蒋介石在演奏时机，到了相当程度的变化，在事实上接着〔管〕了“左派”国民党的中央，和革命的军官到他自己方面来，他就直接进行与英日帝国主义者共谋。我们还是在继续安慰自己，“我们的”革命军官向北进攻。我们欺骗了自己和别人。忘记了实际上，这不是我们的，不是革命的军官。到了北京他们正为着与英日两国进行妥协。和平的与蒋介石，甚至于与冯玉祥分割政权。
六月三日苏联通讯社传出自慰的消息：“国民政府决议对南京取坚决的斗争。”无疑的这又是新的欺骗，谁愿意与南京政府斗争，首先就要查办自己队伍中的南京派。
如果蒋介石以全力去讨伐上海与南京是为保证自己政变的准备。如果唐生智的北讨河南为着“左派”国民政府后方政变，则束讨南京很明显的是为着掩避。最近的将来的政变，他定驱逐或者枪杀“左派”政府中不幸的共产党员，与毁坏在汉口的共产党中央。
在这方面事节〔件〕之发展，完全是出于自动的。东方通信社传出“两派的妥协（武汉与南京）渐渐的采取了实际的形式。”事件的中心，就是革命的实力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抗完全没有可能，过去的一切政策达到了使工农没有武装起来。
长沙的事件，不是那些虚伪的乐观者再行视为是一件小的事情，事变普遍了全省，几星期内满布了白色恐怖。湖南是农民运动的中心，长沙有一五○万居民，是革命的中心，革命中心受了打击，非史太林布哈林的政策能够防止的。
实际上并不是像我们习惯上说，蒋介石第二次叛变了，走开了，而是武汉“左派”国民党及武汉政府的叛变与破产。
按真理报五月十八日由汉口传出的可耻与难信的消息：“虽然统治者在湖南各地有白色恐怖，但农民运动渐渐扩大，在许多地方有了农民的政权，乡村间农民与豪绅发生了武装冲突。”革命运动的范围愈扩大，指导者机会主义的错误亦愈明显。农民手中的政权要对抗武汉政府，这表示汪精卫就要不断的摧残农民，我们须给农民以怎样的建议？如何去扩大运动？怎样与城市工人作亲密的联合？不要组织苏维埃吗？或者我们对农民说：驱逐地主，夺取政权，而他们将犯禁律而跳出史太林的阶段。机会主义者之指导，在每个新阶段上，通要使革命运动陷入深坑中。农民能够夺取政权，驱逐地主，屠杀高利贷者，地方上昏暴的官吏。但是用国家的机关的方法来巩固农村革命，热烈万分的农民是不会这样做的。为着此点必须领导国民党（实际的国民党并不是如史太林脑子里想象的国民党的思想），国民党不能指导这样的农村革命，它是反对农村革命的。如果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领导农村革命，农民的暴动必受摧残，这样的例子，在过去几世纪的历史中，已有不少的事实。
责骂反对派“没有估计”武汉中心是农村革命的中心，已经长久了吗？事实上是怎样呢？“左派”国民党与它相随的共产党员，不去扩大工农群众运动的基础，反而走上北伐的道路。
换言之，就是去欢迎那些努力扩大势力的将军们，照着将军们的结论，以后在所得的区域内扩大革命运动。真正的革命民众再起来，照着在蒋介石时代所说的一样，后方为应付前线前〔起〕见，必受相当限制，且必须附属于他。新的北伐不能适应革命的目目〔的〕；因为军队向北前进更大，他们与革命的基础失掉关系也愈深，愈巩固了将军们，愈促成唐生智、冯玉祥及其他军阀们与蒋介石用一致的口吻，进而与帝国主义共同分赃。这些一切事件的真相，都被我党所隐蔽，在新的北伐产生出来的反革命和妥协的阶段，痛击了我党的头部，又认为这是偶然意外的灾患，然而无所谓意外与不意外的事变，我们播下的种子，终会长成的。
左派的汪精卫在他与陈独秀共同签名的宣言中说要召集南京会议，其实就是帮助蒋介石。他使工人们在枪杀的前夜，要安稳。汪精卫在上海工人的武装被蒋介石解除之前，有明显的作用。与“左派”汪精卫之妥协，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屠杀工人前数日写出如下的话：“中国共产党亦如其他一切的党一样，是爱和平与秩序的。”
蒋介石政变后，“左派”国民党的政策完全是继续右派国民党的政策。不过在新的革命斗争阶级中，在南方军队领土内，应用些新的方式。武汉政府，正确的说，就是右派的政府，建筑在反革命的将军们身上。它不使工农超出国民党的旗帜。只要他们服从它，追随在将军们之后。左派国民党的中央及武汉政府内，尚留着有各的〔个〕右派领袖，蒋介石的忠实者，如孙科、徐谦及其他等。一切军事力量，完全落入冯玉祥唐生智之手。冯玉祥与蒋介石全无分别，唐生智稍有些微革命的差别。军事方面完完没有经过改组。郑州会议的图景，实际就是同以前蒋介石作主的会议一样。“左派”国民党中央的“一致”以及“纪律”等，完全是反对工人阶级及农村革命的。它的政策是出以假面具与曲线的形式；在国民党隐蔽之下，它的任务是扩大反革命的力量，及其成熟。而中共中央的作用，就是“左派”国民党中央的附属物，成为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营垒的质押品。
工农革命运动，在国家机关与军队残酷仇视之下，在中共袖手旁观之下受了挫折、摧残与破坏。
四月二十四日从汉口传出“左派”国民政府对于工人与外国企业主有任何冲突状况，必须采取强迫仲裁机关解决。这件实〔事〕实际就是禁止一般的罢工，外国与本国的企业主间，不可有严刻〔格〕的分别！
长沙事变以后，左派国民党对湖南的情形采取下列的方法：
1．从事调查期间，暂时保存目前的（！）湖南政府（即反革命的政府）
2．改组湖南国民党及工农的组织（改组的目的是真实难臆测呵！）。
3．湖南所有的军队统归周〔张〕澜节制。（周为湖南国民党主席，亦特别调查代表之一）
4．工农与军队两方的武装冲突应当停止（工农受屠杀，应当默受）。否则按革命纪律严行重办。
5．任命特别委员会解决湖南发生的问题。
真理报认为这种解决（！）问题，只名之为不彻底，实际上这是叛变的解决问题，真理报对于国民党的反动者只说些温柔的话，而把一切罪恶的秘密都推到反对派的身上。这样的解决问题，就是同俄国的克伦斯基、兴加来夫、隐藏柯尔尼罗夫、柯克马什夫毫无差别。
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真理报登载出大地主、极反动的唐生智的庄重宣言，一字一句都重复蒋介石的相信三民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等等的宣言与意旨。又推动了我党中的高级机关看唐生智为不可多得的奇货。不消一语的批评他，真理报连批评的感觉都没有，那里还有绞杀他的可能！一九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答复季诺维也夫的提纲，史太林这样的说：“实际上存了二个国民党，在武汉的国民党是革命的，在南京的国民党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分裂为二个，农村革命的扩大，获得了（！）肃清（！！）在武汉的以革命的（！）国民党为首（！）的革命的中心。”在第三国际中央扩大会议上，史太林差不多同样的也如此说。
在史太林布哈林高压之下，第三国际也拒绝了在武汉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史太林证明给第三国际说：“在一九○五年俄国只有二个苏维埃组织，即现在的列宁格拉与莫斯科。”（看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三号二十二页）这完全是不正确的。在一九○五年，俄国有苏维埃组织的地方，最低的限度，为三十个，如：Ivanov-BOoznesky，Ogessa，Sarotov，Orekhovoztse，Ekoteriburg，Naretuduskgy，vothinshky，Sobascleff等等。（参看Pekrobshy的1905年）就是再举出一九○五年苏维埃的例子，而史太林终要没〔设〕法避免在武汉提出苏维埃的口号，认为工农革命已经获得了，有汪精卫、唐生智、冯玉祥为中心人物。
但是事实不消再说，史太林的“革命中心”“我们的国民党”（！）甚至于部份的军队（目前的唯一的真实力量）已追随在蒋介石之后了，即追随右派国民党之后了。不是以布哈林的，而是以马克司列宁的观点解释这些事实则适得其反。
在左派国民党中——布哈林说——留着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及少数急进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这种份子带着尾巴性质（！）比较急进的大资产阶级有第二等（！）作用。（参看第三国际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六月十八日的真理报）。
还有那些“急进的”大资产阶级的份子，使得布哈林满意，认为这是尾巴主义的作用，但在实际上，这些急进的作用，不是第二等的而是第一等的。布哈林现在还以为左派国民党在共产党影响（？）之下的。实际上确实表现相反：并不是谭平山陈独秀去影响孙科、徐谦与陈友仁；而汪精卫找寻的（已找过了）不是谭平山，而是孙科以至于蒋介石。
中国的党（各阶级的）实际再证明是资产阶级的，而以共产党为它的尾巴。而布哈林看不清脚与头的差别。
审查结果，证明过去与现在史太林布哈林在中国的政策是有系统的减弱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及无产阶级的力量，将自己的利益服从于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上层的妥协者的身上。中国资产阶级适相反，它进行了纯粹的阶级政策，在莫斯科的虚伪政策隐蔽之下，它利用了工人与农民一直到有利于它为止。当着它看见民众革命高涨的时候，它就枪杀工农。好像完全没有一九○五年与一九一七年前教训一样，也没有马克司主义的理论与多数党的经验一样，在过去和现在重演了一八四八年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惨剧。
三、中国共产党与左派国民党
下层的农村革命，按自己的道路尽量的往前发展，左派的武汉政府，急烈的去阻止它，此时共产党应当做什么呢？共产党员土地部长谭平山执行自己的任务，提出的大纲，不是别的，垂危待毙，求援于资产阶级官僚地主高利贷者之前，作血统混合的大纲。
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同志在汉口党的大会上（五月三日）声明：“要没收大地主及中等地主的土地时，必须注意（！）以后军事方面发展的行动。农民革命的利益任务，是与反革命将军旧的军事行动相符合的。”这样的意思，实际上就是造成政变的先决条件，先则有蒋介石，继则有许克祥，再则夏斗寅的暴动，并且可以为其他一切将军们反革命政变的条件。我们党的中央，登载了陈独秀的演说、没有加以一字的批评，反对派欲批评而不可得。
在“军事胜利的脚跟上，随之而起的新的反动（即武汉的反动）”——长沙政变与夏斗寅暴动以后，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忠实的信，即中国多数党（！）与中国的社会革命立宪党（俄国的）在讨论——“时期到了，应当想方法实现几个农村革命的策略！”同在一天内国民党的改良者屠杀农民，或者不去妨碍屠杀革命的农民。
“将来的革命——信中肯定的说——要依赖国民党方面的坚决行动”。不依赖工人指导下的农民暴动，不依赖共产党本身的指导，不依赖于对农民暴动，而去依赖取反革命态度的国民党中央。
中共中央在信中不要武装工人，而反去解除他们的武装，提出这样的革命的要求：“从速兴问罪之师镇压暴动，授全权于唐生智（！）派军队到长沙压服反革命者。”派唐生智到长沙与反革命者媾和，就等于克伦斯基派遣阿米来可夫与米留可夫媾和一样。
中共中央的信中表示悲愤，以为这是封建份子与军阀勾结而武装反对农民，由于指导革命机关的动摇所引起的，如是做出以下的结论：“军队应当帮助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实现农村改良。”以改良来代替革命，实现国民政府所不愿实现的改良。军队应当帮助改良，而军队在将军们指导之下摧残农民，农民被摧残则与唐生智谈判，而唐生智又是他们军队的父亲与保护者。
从中共中央的忠告信发出以来，又发生了什么？真理报六月十六日登了外交式的斗大字排的消息：“但是有些传说国民党采纳共产党提出的意见是多半不可能的。”
虽然在口头上采纳了，难道保证他在实际上不经丝毫的变更吗？国民党中央自己知道的：它是唯一指导革命的政党，共产党只是附属于它。第三国际不允许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思想，共产党命定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共产党不能独立，它不惯于独立。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就如上面所引出的信件中表现出来。什么地方答复了？谁隐蔽了答复？不为的是保证资产阶级压迫工农暴动更有保证的胜利，现在谁还不愿意明白这点，与这样的多数党实没有话可说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的明显宣言（登在汉口国民新闻报上），是融合马尔丁诺夫路线的化身，当蒋介石的将军在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下屠杀工农的时候，中央（？）清楚的写出如下的语来：“未经过思考的农民的行动，特别是在湖南，引起军队的不满意。夏斗寅想利用军队的不满意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对于小地主的关系，中共已在大纲中明白的规定了，未经过思考的农民的行动是与共产党的行动有冲突的。共产觉对没收小地主及将军们的土地，只要小地主自愿之下承认国民政府所规定的租额，则他们必不会反对为革命柱石的农民。——“只有农民群众联合起来拥护国民政府（杀农民的），才能够巩固革命的根基。”这些是少数派的话，不是多数党的，是黎伯、唐阿、克些埃夫拥护克偷〔伦〕斯基政府，反对那些为柯尔尼罗夫所摧残的农民。未经思考的行动的话，虚伪的政策不只是要使革命失败，而且是腐化共产党的唯一工具。
这就是整幅的图画，不顾工人的组织在四月受严重的摧残，农民失了指导，然而农民终于暴动起来了。汉口的将军们摧残工农，动摇的武汉政府帮助了将军们。共产党恳求克伦斯基同采取农村革命的方法，这一切都为马尔丁诺夫所应允的。史太林布哈林毁灭反对派的不信任“左派”国民党，对中国的关系没有丝毫马克司主义的结论，对付反对派的组织方面的结论，即以随你意来做。
有些同志，特别如佛洛西洛夫解释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与不幸，是“缺乏革命的中坚”。在非革命的政治路线里如何能够培养出革命中坚来！多数党的路线就是养成革命中坚的先决条件。革命中坚的发展，是在它的自身的巩固与深造。
如果共产党倚赖自己训练出青年的革命中坚，自己的第一步工夫，就是独立起来，为影响无产阶级指导职工曾与罢工而斗争。如果共产党无情的捣破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危险，迅速的深入城市乡村被压迫群众的声浪中，如果它勇敢的表现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对于本阶级的关系与全国被压迫群众所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在很快扩大革命条件之下，这些工作，不只是造成极巩固的革命中坚，并且在无产阶级、农民中得到了无限的影响。
帝国主义的军舰泊在长江两岸，海陆并窥的时候，难道在同一个时侯，与蒋介石张作霖奋斗吗？学了马尔丁诺夫的理论的人，当常发出这样的问题。真的——他们说——敌人方面有常备军，有聪明与军官的高等的技术，从海面作公开的帮助，而我们呢？我们有的是革命——全忘记了在马尔丁诺夫之下碎片的埋葬了一切伟大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敌人方面有将军，我们可以将“革命的”军队送给将军，不可侵犯着那些将军，否则，军队散走了，北伐也不能完成了，最好不去惊动蒋介石，绕过他的范围地，否则我们的将军会同他结合，不要太过引起地主，银行家及一般有财产者反对自己，而要与他们“玩”点手段（再做尾巴），否【则】军舰在二十分钟内开入武汉及其他革命中心，这些一切，就是目前马尔丁诺夫式的路线的真正秘奥。
这是自杀的路线，革命走入这种道路永远不会胜利。指出这许多的难关，又复绕过他们（敌人）的范围，实际上就是绕过革命，拒绝我们革命的力量。
火速的发展工农革命，这就是我们恐吓敌人的大炮。这种大炮，同时不只要打破蒋介石、张作霖甚至于帝国主义，首先要击破唐生智及一般在武汉的反革命者，杀尽地主及反革命的军官，残忍的、勇敢的、群众的击杀那些留在农民后方与蒋介石及张作霖有勾结的军队。我们能组织现在的革命军队，只有经过工人阶级指导之下的农村革命队伍中产生出来。无论是唐生智蒋介石张作霖，不能在这种条件之下来组织军事力量的，不管那技术如何高明，官长如何丰富，按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的趋向，若我们少一些与他们的内部走狗开玩笑，阻碍他们活动的余地，则他们将更表示无力量与衰弱。帝国主义的海陆军阻碍中国革命的行动更利害，革命愈加会鼓动群众，更无情的与民众的敌人奋斗。
“难道我们反对农村革命吗”——布哈林的声音。是谁企图完成革命，先则与蒋介石携手，继则与唐生智，再则与汪精卫。谁是中共先则附属于蒋介石，继则附属于汪精卫。是谁反对组织苏维埃于将军们后方，实际上就是农村革命的敌人，最低限度都要阻碍它的发展。
四、再论中国革命性质
对于中国问题，史太林布哈林的机会主义的立场是什么？他们的立场，是为反对派所不明了的。中国革命实质是反对帝国主义，于是从这个简单的无争论观察之下，做下了根本虚伪的结论来。照着史太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意见，在外国帝国主义高压之下，可以结合中国内部不同的各阶级，能够造成四个阶级的联合，非资产阶级的四个阶级的政府（马尔丁诺夫、加里宁、路特助加克及其他）：以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结果是使中国内部的冲突减轻了，因为要忙于对侍外来的袭击。在实际上而是帝国主义加紧了内部冲突的实质。1905——1917〔一九○五——一九一七〕年中，马尔丁诺夫的可耻的破产的理论，他自己常常知道他是一个少数党，只适合中国，而不适合于俄国的。
关于工农问题，马尔丁诺夫则向共产国际提议为调济全民族的革命力量起见，解决一切社会的冲突，则采取仲裁委员会的方法。这些少数派的疯病，无故的加在多数党身上。旧时资产阶级的卖去我们的出路，就是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的利用。后来资产阶级从头到脚抛弃了无产阶级。这种情形直到现在还留在中国革命中。处于新阶段中，仍旧保存那“标本式”的形势,则采取一种新的方法。在这一点上史太林、布哈林在理论上实际上大显过帮助的能力，他们过去与现在都是帮助资产阶级，隐藏起党的指导的阶级性。共产党过去与现在都应当屈服于国民党之下，直到从自己方面不批评三民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的理论，落在大资产阶级之手，成为反对无产阶级的有力的反动工具；转变阶级斗争成为抽象的。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危险认为是一件不关重要的一回事，所以政策上没有丝毫实际的意义，所有力量与方法，都去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策，而放无产阶级于它之下，作了资产阶级的利用品。后来又从头到脚抛弃了他。当着这些事实明显了，布哈林则大胆的声明：“我们预先见到了”。不要污辱自己了，这一些，他预先一点都没有看见，你企图用机械的方法“利用”资产阶级，而又弃掉它，如像“嚼剩了的柠檬”一样，你的先见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幻影。
企图掩饰其马尔丁诺夫政策，引证北伐激起了工人运动，这只是暴露自己的颓丧与确定自己的破产。资本主义一般的发展，都是激动群众。但是革命者不能从这点就立论与资产阶级联合。标本资产阶级革命，常常唤起群众，后来却摧残他束缚他，中共从上海广州工人被摧残以后，仍旧继续作蒋介石北伐的尾巴，激动群众，共产党成了资产阶级的法宝，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帮助资产阶级，在它乐意之下，须激动群众，而我们丝毫不妨碍它屠杀群众。这就是在标本式资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先进者的作用。马尔丁诺夫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先进者，不过是太迟一些，腐坏些；因为我们已生在帝国主义时代了。直接受痛苦于杀戮无产阶级的蒋介石。政变以后的农民暴动，继续扩大史太林关于民族革命的特点，四个阶级联合理论的屏藩，不管马尔丁诺夫天才所赞扬的解决农民问题，用仲裁委员会的方法，直到共同战胜帝国主义以后，再说其他的问题，但是结果终究还是承认：是呵！农民进行国内战争了，反对地主、官僚、将军及高利货者。这样写着，不经国民党的先生们查验可以吗？史太林布哈林机会主义的路线，从此又产出明显的曲线：与帝国主义争斗，削弱了北伐而引起的是反对封建的战争，农民革命成为革命的主要内容。一切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形”于转瞬之间，都烟消云散了。新的曲折更表示其失败与错误。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在机会主义范畴内的曲线。
在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上，史太林自己的演说中，疯病般地企图侮蔑反对派，他说！反对派——看见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是关税问题。这是官僚的立场。我很愿知道史太林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见解是怎样的，但他只知利用人家现成语，而不知道现成语的内容。
在军事势力隐蔽之下，帝国主义深入了中国。在造成商品形式之下，建设铁道与输入工业资本，在银行形式之下，增加了内部的高利货，国家借债，榨取国家收入之大部份有了保证。中国半殖民地的情形，就是它的经济落后，外资侵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之下，推动了国家向前发展。帝国主义大战时，在这一点上确实达到了广大的成绩，只有这种成绩，才能够提出在民族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是外资助长中国经济的不平衡的发展，只在某时推动某部门向前进，它故意妨碍其他部分，可以榨取丰厚的利润，停滞中国内部的积垒。一般的说，帝国主义现在是阻碍了，解体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有〔为〕达到这个目的，他用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方法。这在它手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关税权。中国半殖民地性质之表现，不是别的，而是中国民众或是有产阶级失了发展工业的保障，因为失了它，落后的国家便始终不能前进。就是阻碍了中国在经济上必须得到的平等。从外国所规定的最低的关税额，世界资本主义的国家又强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以经售自己的商品。国家工业之独立发展受了阻碍，家庭工业破产，首先破坏农村经济的后方，造成人口多与贫苦，强有力的高利贷，是最可恶的腐烂的表现。在这样情形之下，其生产更扩大了。农奴制度的关系，在大部份的国家中，它的来源并不是封建残余，而是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了绝大的阻碍。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路线上，关税是根本的问题。这点史太林却丝毫不懂，关税问题，他认为只不过是形式的官僚问题，而不是看作中国国民经济与世界帝国主义的相互问题。取消不平等条约这就表示首先打倒“中国关税的束缚”。
这样的是否表示我们看轻与减少农村问题的意义呢？此种无理谩骂，甚至先发到列宁格拉党积极份子的决议案上，这样的例子最好是适足以证明目前的统治者是何等的卑鄙污浊。不断的争论，便〔使〕在野者及被罪者难以静默。在实际上反对派反对马尔丁诺夫的阶级联盟去代替农村革命使无产阶级的进攻。农民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农民与工人密切起来。造成真正革命军队，只有经过农村革命。高利贷的奴役的束缚，农奴及半农奴关系之在中国乡村中占很重要地位，并且在城市也这样，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但是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中国无可争论的是有统治作用，就是因为这点，所以无产阶级在整个的革命中，即农村革命中有占着指导作用的可能。
布哈林须要造成封建占优势，是为着减少无产阶级政治作用的可能，证明它（无产阶级）是目前服从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妥协者。
若与上面所指出的相合，则完全不能将整个的中国革命引用到农村革命去，土地关系之深切的变动，以及如何他是必须变动的，因为没有一般的生产的发展（就是工业化），即不能从经济的狭巷中跳出。若中国关税不自主，则工业之发展又是毫无意义的。这个关税问题的重大意义，不亚于俄国对外贸易的垄断的意义。最近的将来，无论中国以何种方法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中国一样的需要夺取经济上的平等。这就是与帝国主义的争斗的经济内容，也就是民族革命的内容。工农不夺取政权，这问题不能解决，农村革命也是一样不能解决的。
从抽象的了解民族革命，又从抽象的了解农民革命，史太林布哈林仍旧保存自己机会主义的路线——民族革命应该在蒋介石统治之下的国民党指导，农村革命的领袖应该是汪精卫统治下的左派国民党。史太林拒绝组织苏维埃，就是左派国民党对于农村革命已经（好像）充分完满了，这样的新的预想之确切和深远，恰像以前蒋介石的预料一样。
禁止组织苏维埃之意，在须要保存与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国民党之合作，这里又重演了过去为多数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所揭破的痛骂和虚伪：与小资产阶级必须密切的联合，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不是那些最受压迫最革命的乡村与城市的贫民群众，而是妥协的资产阶级的上层智识份子。
这些上层份子，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就如在俄国革命中的社会革命党少数派在军队中的委员——毕格些黎与克伦斯基之徒的作用一样。农村革命之尽量扩大，就是因受了共产党与汪精卫等的“左派”国民党之合作的束缚，这就是阻碍工农联合的大道。
资产阶级之离开革命，就发生上海工人血肉的横飞。这件事变以后，他成了一种官场式的承认事实。如果有了上海的事件，则目前一切情况之下，革命的担负者，就只是无产阶级与一般城市与乡村的被剥削的劳动者，因此我们就说要组织起工农苏维埃，而他们认为这是表示暴动反对武汉政府，所以不可以组织苏维埃。武汉政府代表那一个阶级呢？史太林与布哈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答复。严肃的阶级分析，是不会与机会主义媾和的史太林布哈林迫不得已为武汉政府隐蔽“说”，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也不是工农政府，恰恰像从前为广东政府隐藏一样，这是超阶级的政府（非资产阶级的，而是四个阶级的）。
在社会的意义上，武汉政府代表的是什么？对于中国的主要阶级他取哪种态度？不管一切中国条件的“特点”，我可不承认武汉的政府的社会作用，它就是中国的克伦斯基政府。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关系，就是克伦斯基与米留可夫、柯弥尼罗夫的关系，米留可夫直接代表资产阶级，克伦斯基就是这个难关中的总司帐。小资产阶级之妥协的上层份子，是代表某个时期唯一的可能的资产阶级政权，对群众小的让步，是次要的，挽救资产阶级之私有财产，是主要的任务。汪精卫与蒋介石之冲突，根本的性质同克伦斯基与柯弥尼罗夫的冲突是同样的性质，他们中间的大小冲突，都是不能换掉那些事实，就是这两方面用一种分工的方法，同样的履行反革命的使命。
革命的政党在这种条件之下的工作是什么？它的作用不只是以无产阶级求对抗，并且要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之下层份子来执行对抗，资产阶级政府的妥协的上层份子，威迫群众相信中国的克伦斯基，就是反对革命的直接罪恶。凡认左派国民党实现农村革命，工农不须要组织苏维埃的人，都有这种罪恶。史太林的立场，就是这样，他的一切虚伪，就是在利用资产阶级好像“嚼剩的柠檬”一样。史太林这种观点是老板移到店员，或从资产阶级移到妥协的地主身上。
史太林布哈林反对我们说：“你们要马上推翻武汉政府”。对于他们的出路，或者只有马上推翻武汉政府，或要参加它，在民众前对它要负责任，为了汪精卫的国民党而不组织苏维埃。真正革命的策略，应当动员全体劳苦群众在自己旗帜之下，反对资产阶级妥协的政府，并准备推翻它。在民众面前拥护汪精卫，而时常唱着革命的腔调以保险自己：“我们预先知道他要徒〔叛〕变的”，这很明显的表示出少数派的离开马克思主义。在实际上预备打破资产阶级摧残工农的剑子手，布哈林只是在口头上说，为着反对资产阶级刽子手屠杀工农的实现应用。在革命的新阶段上，二条不可调合的路线，列宁的，与马尔丁诺夫的。
五、中国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
至于不绕着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周围，而现在党的指导者只是善于造成浓厚的五里云雾，其结果对于问题还是做出深刻的错乱与矛盾。对国民党的关系，根本上就是无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对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的关系。国民觉可以与苏维埃相较（布哈林）可以与革命的国会相较（史太林）这种解说，只是去模糊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没有一点是模糊不清的。
所以必须在此地关于共产党退出国民党，退出的时期以国民党上层份子与下层群众关系的争论，作一简单之总结。
中共加入国民党只在时期上——短时期上——允许加入，因为此时初步工人运动尚未脱化成为真正的工人运动。虽如此，但是要在一定条件之下，这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明白的。主要的条件是：中共要有真正的独立，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大纲不可分离，独立的组织与宜传的工作。
认国民党是同情的党，容许它加入第三国际，这只是允许它在短时间的政治手腕。对付国民党的领导者以严刻的条件，揭破他的反革命的本性，经过第三国际提醒了中国劳动群众之耳目，用我们全力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与巩固它与国民党下层群众与一般贫农的联合。汪精卫的国民党留居在第三国际，这不是别的表示，正是我们直接帮助资产阶级，而隐蔽了资产阶级的政党之反对工农
至于我们呢，当着1925〔一九二五〕年群众运动极大发展以后，即提出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问题，及它——中共缺乏彻底的革命口号与组织独立的问题，我们没有在一分钟内相信国民党上层份子，很明显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上层份子，要与他们破裂，必须接近其下层的工农群众。我们中之一人已于1925〔一九二五〕年要求与国民党上层份子断绝组织上的关系，从党内联合改为党外合作。另外一人于1925〔一九二五〕年上海大罢工以后即刻提出武装工人的口号，而从1926〔一九二六〕年春国民党中采纳的几项条件，这必定免不掉共产党要在组织上从国民党的上层份子解放出来，而与它的下层群众接近。中共本身在党中央扩大会议上——1926〔一九二六〕年六月决议退出国民党，但是史太林布哈林撕毁了这个决议案。
不断的失败，史太林与其党徒尽量的来压迫我们。我们的文件不登载出来，我们的意见书不登于大会记录（例如季诺维也夫1926年党中央的七月扩大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意见书），我们的立场被曲解了，不只是想与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上层份子破裂，同时要想它的下层群众破裂，骂我们孤立了共产党，离开革命等等。这种污浊的假造，延长了一年之久，对工人们说：“我们是中国革命与中国革命队伍中的敌人”，说我们反对中国革命统一的队伍，消灭中国革命等等，真正是从来没有的捏造中的捏造，毁谤中的毁谤。
蒋介石政变以后，更须要与国民党的中央破裂。来反对他，只有独立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下层份子及工农群众亲密联合之下，才有可能。我们又从实际的生活中，提出几种条件，并且只有真正遵守这种条件之下，中共才可在很短的时期之内留在国民党内为着集中自己的力量：吸收更广大的群众随我们走。
我们早已明瞭左派国民党，如汪精卫之流，一定要卖掉工农，我们提出如此的条件，为了以后中共留在武汉左派国民政府内，能在很短的时期中将左派领袖的假面具在澄清的水里暴露出来。
史太林布哈林不去这样做，都把我们实际的观点隐藏起来，仍是继续的坚持下去，肯定说我们“不只是想与那很好的汪精卫破裂，并且想与左派国民党的工农群众破裂”。他们继续的认定汪精卫与冯玉祥是忠实的革命者，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整个的路线中我们都是正确的，史太林等客观上是将汪，唐，冯等帮助者。现在还要与汪精卫的中央发生关系，就是直接的与刽子手联合。要立刻的退出左派国民党及反对其叛变的政策，共产党从资产阶级的圈套中解放出来，保证它的独立，并且帮助它与左派国民党下层工农群众亲密的联合，以反对克伦斯基、柯尔尼罗夫的上层份子。
退出国民党是表示孤立共产党，这就是直接碍弄了多数党的理论与经验。现在共产党离开了农村革命主要的孤立者是国民党中央。好像在1917〔一九一七〕年一样，尚在怕我们从事于社会革命。党与少数派的委员会毕格些黎以及一切的俄国汪精卫之徒而孤立。与帮助蒋介石时，不知孤立了多少上海工人，对汪精卫的帮助，又孤立了农村革命。只有共产党独立起来，才能领导职工会，经工人领导农村运动，不要睡梦去拥护他人的青天白日旗，应该打起自己的红旗，只有共产党为着工人与农民独立而斗争，才能在国民党内引起了真正的革命的化。促成目前统治的妥协者，资产阶级的走狗同革命的下层群众分裂，共产党与这些下层群众应亲密的联合起来，这种联合摆在群众之前，用公开的政治的调和方法来实现。联合的基础愈巩固，工农苏维埃及兵士委员会愈扩大。退出国民党就表示共产党立刻退出武汉政府，揭破武汉政府对农村革命及工人组织的态度是反革命的作用。
共产党之退出国民党，就表示从第三国际中开除国民党，就是因为国民党一切政治路线非革命的、非工农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妥协的性质。
退出国民党，就表示责备陈独秀潭平山对农村革命及你们革命问题一切路线，这些同志的路线，而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方面附属在国民党之下。
在列宁指导之下，第三国际提出了正权〔确〕的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在史太林布哈林指导之下，这个口号变为殖民地无产阶级服从于民族资产阶级之下的工具。在列宁指导之下的第三国家吸收的是一切革命民众的组织（巴古的东方民族大会，及莫斯科的远东民族代表会），其目的在推动农民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随着工人阶级走，在史太林布哈林指导之下的第三国际，将中国的领导作用交给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了（即压迫民众的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受了列宁主义的教训，而是马尔丁诺夫主义。这就是解释中共上层分子现在所进行的是少数派的政策。
我们为中共独立而奋斗，而史太林布哈林极力的压迫我们，我们的自责只是一点：我们反对史太林在中国的自杀政策的斗争未充分。党内的史太林统治，阻碍了这个工作，曲解了我们的立场，在苏联中国及整个的第三国际面前毁谤我们。我们的错误，即是没有达到阻碍史太林布哈林，使中共变为中国资产阶级上层附属品之工作。
共产党的独立，是成功的先决条件，亦就是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唯一重心，史太林布哈林卖掉了列宁主义的这个基本原则。一切完成了的事件，在政治方面，他们应完全负责。
为了辩护那些不可争辩的已完成的错误，史太林布哈林另外作一种解释，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尚浅，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大，帝国主义的力量过强（兵士与大炮）。总而言之就是中国革命，一般的说，按照阶级力量，不能得到胜利，缺乏革命中坚，与有经验的革命军官等等，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结论，都是如此的。为辨护自己的不彻底，懦怯，笨拙，而去扩大敌人的威风，减少自己革命的力量。
六、援救中国革命必须彻底改变一切的指导方针
中国革命受了打击，但是尚未失败，其任务尚未解决，其力量尚未消灭，中国革命有广大的后备军，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新技术的作用所引起的英雄的工人阶级与广大的贫穷化的农民，整个环境推动更广大的群众向前斗争。中国的工农，在他们准备去牺牲之下，他们能反抗一切强力下之，鼓动起更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高利贷者及资产阶级，只要在正确的指导之下，他们能成为不可消灭的势力。胜利路线的唯一保障，就是目前史太林布哈林的领导路线，无论如何应该结束。
应当怎样完成这个呢？
1．加入武汉政府的共产党员，应该立刻从政府中退出来。共产党现在还留在武汉政府内，就等于自己负了枪杀工人的责负〔任〕，退出的时候，应该要有严刻的示威的性质，宣告武汉政府反对工农的罪恶。在这个工作中，应作全国的煽动运动。
2．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完全扩大独立的革命路线，组织共产党的机关报，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的公开，否则，取秘密的方法指斥左派国民党的叛变者，并批评动摇份子。鼓动“下层”（工农）反对叛变的国民党领袖，中国共产党说明实际上可与革命的左派份子亲密的联合，共同为实现革命政纲而斗争。
3．共产国际立刻地开除了所谓同情的左派国民党。第三国际应公开的宣布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能与那些在长沙及他处枪杀工农的人有任何连系。
4．共产党立刻的进行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组织城市乡村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集中一切革命民众，拥护苏维埃并领导他们反对反革命的政府及地主，资产阶级与反革命的军官。在一切苏维埃中，以共产党的党团领导苏维埃。
5．共产党应开始在民众中有系统的——口头或文字的宣传苏维埃的思想于全国。
6．共产党不只是宣传工人与贫民武装起来，并且要在可能的地方，实行夺取武装，达到组织工农的革命〔军〕。
7．共产党坚决的〔在〕广大的在武汉军队及其他军队扩大宣传，号召兵士反对革命者，及帮助农民夺取土地，从国家基金上保证土地与兵士。兵士苏维埃应当派革命的党代表去监督军官的行动。
8．统一的口号就是为实现工农革命的民主专政而斗争，经过苏维埃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地主，军阀，高利贷者及豪绅等。
9．根据以上的提议中的精神，第三国家〔际〕立刻的给中共公开的信，第三国家〔际〕应与那些赞同与现在的武汉政府联合的或是拒绝和它争斗的人坚决的断绝关系。
10．政治委员会立刻取消禁止在报纸上讨论中国革命的论文，那是完全笨拙的，在现在环境之下，不宜讨论的问题都正是关系于第三国际生死的问题。
有了重大的错误，就应忠实的承认，这就是布尔雪维克。反而说些漂亮话：“同盟者”的叛变，我们预先见到的，证明我们的前言等等。这种乐观者的痴事，无人会相信的。中国革命处于最大的危险中，它能得到胜利，要在正确路线之下。必须彻底的改换了领导的路线，那末中国革命才能胜利。
在地狱里消费了许多时间，中国工农会接二连三的暴动，为着我们与反动的联合破裂及改正错误。从上层有系统的阻碍了革命，应当早使它消灭，不可使它多停一小时。革命行动的基本杠杆，就是党要将中共解放出来，使它站在自己的基脚上感觉独立的必要，应在民众之前，采取自己的方针。不要追随史太林布哈林之后去拥护国民党的污浊旗帜，而使自己的旗帜印上了不可磨灭的污点。
现在我们身上负着发展以后事件的责任，我们的提议，有强大的意义，不只是中国革命发展的观点上，并在保护苏联的观点上。过去的经验，证明史太林布哈林虚伪政策阻碍了中国革命的斗争，不断的加强敌人——英帝国主义向苏联的进攻。中国革命之发展，若在多数党路线之下，则证明给“硬头皮”——英国保皇党看，与两个革命斗争比较与一个革命斗争难【得】多了。
事情不是为着要保存中央领导者之表扬威名，而是在关于艰难的紧急关头的革命运【动】。至于威名一字，它能够有保证，只在一个条件之下，就是正确的革命路线。
签名者：——耶夫多基莫夫、沙发罗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拉迪克 |
就发言记录问题致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托洛茨基，1927年6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就发言记录问题致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
托洛茨基（1927年6月29日）
我对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作的说明的速记记录刊印出来后，让人感觉我对速记记录作过什么实质性的修改。同时，秘书处却认为，速记记录准确地表达了我说过的话。事实上，速记记录中有很多重大遗漏和歪曲。当我纠正速记记录的这些错误时，正是恢复了我说过的原话。而你们却得出结论，说我修改了我说过的话。如果你们把未经订正的速记记录当作准确的文件，那就无须让作者修改速记记录了。我认为必须在此强调指出这一切，因为我在主席团会议上的第二次发言的速记记录有很多遗漏和对原话的歪曲。我说得很快，因此丝毫不怪速记员。但我要求，不要把我恢复过来的原话当作被修改的话。如果你们打算继续用括号增补出头一个错误文本中的东西，那么我请求刊印我这封信作为附录。
列·托洛茨基
1927年6月29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55 |
就准备开除反对派一事致奥尔忠尼启则（托洛茨基，1927年6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就准备开除反对派一事致奥尔忠尼启则
托洛茨基（1927年6月28日）
尊敬的同志：
我从各方面获悉，党的负责人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甚至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根据各种理由，其中包括正式审问的结果，提出必须把托洛茨基及其最亲密的志同道合者开除出党。例如，有人再次通知我，说施基里亚托夫同志在正式谈话中作过这样的声明，并确定了必须开除的所谓托洛茨基分子，人数约有20人。施基里亚托夫同志似乎还补充说：“至于季诺维也夫，我们还要稍微等一等，审査一下再说”等等。
我没有理由怀疑传递给我的消息的准确性。
我们看到的是两面派手法，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上，当我根据可能的历史前景谈到开除出党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时，您表示很气愤。与此同时，您在主席团的最亲密的同事却按照完全正式的程序准备采取这种措施，并说这完全是预先决定的，甚至提出必须开除的人数。
我在主席团会议上说过，对反对派的迫害是根据早已制定好的路线进行的，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只不过是对这种派别路线加以伪装和掩饰。您曾经就此给我提意见，说对党的最高机关之一采取这样的态度是不能容许的。但是，请问，您如何把您这位主席的口气、决议的性质同施基里亚托夫同志（更不用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了）讲话的口气及性质统一起来呢？
假若我们有稍微健全的党的制度，党员的权利稍微有保证，就应该把施基里亚托夫同志送交法庭审判，因为他从事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正式路线相悖的破坏组织的派别活动。但是，当然谁也没有这样做，这种骇人听闻的两面派手法和欺骗行径是我们党的制度发生病变的无可争辩的证明。
列·托洛茨基
1927年6月28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54 |
托洛茨基就社论给季诺维也夫的便条（1927年6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就社论给季诺维也夫的便条
（1927年6月28日）
应当嘲笑和盯住今天的社论。他们现在提出武装工人和不信任将军们的口号。（请对比连茨涅尔）。看来，武汉已经投降或者今天投降。几位“左派”国民党领袖不知将随共产党人退到什么地方去（也许，甚至退到莫斯科），这将由国民党自己来宣布。
列·托洛茨基
1927年6月28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53 |
托洛茨基和叶夫多基莫夫的声明（1927年6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和叶夫多基莫夫的声明
（1927年6月28日）
·附：季诺维也夫就声明问题给托洛茨基的便条（1927年6月28日）
说明：在单独的5页大开本纸上是手写的修改方案，题为“我的修改方案”并标明：Г·叶夫多基莫夫。叶夫多基莫夫对文献的正文作了28处修改，部分修改写在托洛茨基的打字稿的行间。这次把叶夫多基莫夫的修改方案放在托洛茨基文献的正文里，但加上了方括号和排成仿宋体。此外，在叶夫多基莫夫的修改方案的扉页上有托洛茨基手写批注和季诺维也夫给托洛茨基的信，现作为单独文献发表（见本卷文件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52和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53）。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51
最近时期，斯大林集团对反对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以前对反对派斗争的主要方法是：把反对派分子同党的无产阶级部分和全体工人分开，党对反对派的纲领作错误的通报，歪曲他们对最重要的原则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观点，向党的和非党的工人群众隐瞒或错误地阐述（对无产阶级革命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证明反对派的路线和指示正确的所有事实、现象和过程，以完全扼杀党内民主和积极性的规模和形式进行镇压，彻底践踏列宁同志在党内产生分歧的情况下教导党的一切，那么现在甚至这一切都不够了。]像完成斯大林的直接任务的雅罗斯拉夫斯基、扎列茨基、罗济特等人，除了向官方机构，还向党的和非党的舆论灌输［就其卑鄙和恶毒的程度来说是骇人听闻的论调]，说一旦战争爆发反对派有可能不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
例如，1927年6月22日第143号《真理报》的社论公然写道：“反对派在政治上利用这些困难，从而使人们对他们在危险时刻能否忠于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疑问。”在6月24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泽同志谴责了这些话。主席团委员中没有一个人公开为《真理报》的文章辩护，虽然我们这些下列签名者公开称此文是对左翼的卑劣诽谤，充满了热月式的仇恨。［完全与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上说法相同。]
这种鼓动越深入，即深入到基层支部、非党人士中间，它就越具有粗暴的和无耻的性质。它日益露骨地责备反对派帮助张伯伦，而且越来越卑鄙无耻地公然暗示反对派直接为张伯伦效劳。［这种鼓动越深入，即越深入到基层支部、非党人士中间，这种腐蚀工作的“执行者们”越觉得可以不负责任和无所约束，他们的鼓动也越具有粗暴的和公然的性质。它日益露骨地责备反对派帮助张伯伦，而且听众得到的消息越少，政治上越不成熟，受斯大林体制的压制越厉害，反击的可能性越小，也就越卑鄙越肆无忌惮地公然暗示反对派直接为张伯伦效劳等。]
［本段开头作如下修改：“在党内制度比较正常的情况下，这样卑鄙的诽谤和诋毁当然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的。现在每个正直的党员都清楚它们是极其荒谬的。鉴于下述事实……这种诽谤的荒谬更是一目了然（别的就不用说了）。]鉴于下述事实：最重要的外交职务现在都由反对派担任，其中很多人已公开表示赞同83人的声明，这种诽谤和诋毁不仅令人厌恶，而且极其荒谬。克列斯廷斯基同志在柏林，拉科夫斯基、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弗拉基米尔·柯秀尔在巴黎，加米涅夫、阿维洛夫-格列博夫在罗马，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卡纳特奇科夫在布拉格，乌菲姆采夫、谢马什科在维也纳，奥谢姆在君士坦丁堡，姆季瓦尼在波斯，克拉耶夫斯基在南美洲，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反对派作为苏联的外交代表或经济代表维护着工人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仅丧失革命荣誉，而且丢掉残存的健全理性的人，才会说反对派同张伯伦结成了统一战线。
在政治上问题是这样的。英国政府现在是苏维埃国家的主要敌人。斯大林集团现在实际上是苏维埃国家的政府。斯大林集团偏离阶级道路［将“偏离阶级道路”改为“背离阶级道路”]，寻求普塞尔的帮助和支持反对张伯伦，竭力讨好普塞尔，接受他的最后通牒，美化他的作用，掩饰他的背叛。由于反对派抵制这种政策，所以斯大林集团为了保持自己同普塞尔的友谊而对反对派进行残酷的斗争。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清楚，博尔杜因-张伯伦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代言人是普塞尔、希克斯之流的“左派”。保持同他们的联盟意味着加强张伯伦和削弱苏联。斯大林的政策现在正造成这些后果。但是，由于斯大林集团现在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所以该集团把对它的政策的任何批评都说成是破坏工人国家。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马列茨基之流发动整个运动和进行迫害、诽谤时，都把社会主义祖国［和党]同斯大林集团等同起来。这里已经不仅仅是热月的思想，而且是纯波拿巴主义的思想。［关于“波拿巴主义”必须修改。]很多多数派代表担惊受怕地注视着这种令人厌恶的背离。但是，他们被自己参与建立的制度吓破了胆，因此只是关起门来进行柏拉图式的谴责，而为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和马列茨基之流提供活动场所［把“为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和马列茨基之流提供活动场所”改为“让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和马列茨基之流炮制遭到这种制度压制的党的舆论，在他们的背后是……”]，在他们的背后是清楚该干什么和走向何处的斯大林。
斯大林在中国抓住不放而且抓到最后的是蒋介石，而后是冯玉祥，是汪精卫，而在英国是普塞尔。一方面寻找同妥协的和叛卖的上层，甚至同资产阶级的直接代表的友谊，另一方面却对俄国的和国际的反对派（乌尔邦斯集团等）进行越来越残酷和越来越疯狂的迫害。［这样提乌尔邦斯集团是不够的。必须指出他们在保卫苏联问题上的立场和活动。必须指出，其他所有的说法都是诽谤。（见《真理根》评路特·费舍在议会的发言。）必须指出，这里把斯大林关于马斯洛夫是挑拨者的诽谤性的批评同苏联的批评混为—谈。]
［关于这个集团在保卫苏联问题上的立场。]
在对内政策上，斯大林集团越来越向小资产阶级和官僚主义的上层看齐，公开让康德拉季耶夫、萨德林、尤罗夫斯基一类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式和半乌斯特里亚洛夫式专家靠近领导工作。斯大林不仅不拒绝乌斯特里亚洛夫这个要求对反对派进行残酷斗争的新资产阶级的代表对他的过分颂扬，而且公开地接受对他友好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的这种颂扬。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党内也不得不完成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计划：流放反对派，用一切手段清除、镇压他们，不让自己的政策受“反对派的腐蚀性毒害”（乌斯特里亚洛夫语）。
斯大林的路线是从下层转向上层［说“从下层转向上层”是错误的，这里是从阶级转向阶级，而不是从下层转向上层的运动路线，（列·达后来也说过。这个地方必须修改]，从工人、雇农和贫农——转向富农、官僚、资产阶级专家，从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转向蒋介石、冯玉祥、唐生智、汪精卫，从英国的矿工和码头工人——转向普塞尔、希克斯和西特林。这是一条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向小资产阶级妥协上层的路线，而这个上层则是通向大资产阶级的桥梁。斯大林的政策越露骨，它的后果暴露得越明显，反对派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对斯大林集团来说就越不能容忍。斯大林越是感到自己无法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方法的基础之上，他就越得用组织扼杀的方法取代思想斗争。但是，由于斗争只限于党内，这些方法已经所剩无几。斯大林集团不得不把斗争转移到党外，以便有可能对反对派公开地采取国家暴力的措施，而不是党的措施。
斯大林集团现在正全力准备这种新的斗争阶段，而且准备工作——一部分是通过官方机构，一部分是采取非官方的方式即通过官方机构中的个别斯大林派别成员进行的。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纪念会上批评马尔丁诺夫等人的几句话被说成是呼吁非党人士反党的号召书，并添油加醋地加以渲染。为此专门炮制了“欢送斯米尔加事件”。托洛茨基在车站上讲的惟一句话成了他的特殊罪行。这句话是：“困难的时期正在来临，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加倍地认识到自已是革命的列宁的党的忠实儿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了使斯大林集团有可能尽快地把反对反对派的斗争转移到党外，并且不受党的方法的限制。
在最近整个时期，反对反对派的斗争实际上已经转到非党人士之中。与此相适应，改变了和正在改变斗争的口号。“反对派想掠夺农民”［这是旧的，而不是新的口号]，“反对派想挑起战争”，“反对派同张伯伦站在一条战线上”——这就是斯大林主义在它同以反对派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中的新口号。根据斯大林的总计划，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跑得更远。［应当说：“在支部里，有些被一年半的严厉批评、卑鄙的陷害和最近的事件弄得晕头转向的人，或者是一些有意挑唆的人常常提出……”等。]在支部里经常有人提出一些纯粹黑帮的和决非偶然的问题：反对派靠谁的钱开展自己的工作？虽然反对派的整个工作就是捍卫自己的观点，除了坚定的信念和政治勇气，不需要任何其他的“钱”。
斯大林的政策的阶级变动有自己的逻辑，必然促使他的集团越来越卑鄙。把反对派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对斯大林集团来说只是一个阶段，一个小小的阶段。在目前的政治方针下，特别是在目前的党内制度下，要求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可能一方面执行依靠普塞尔、蒋介石、冯玉祥、汪精卫、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方针，另一方面又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留在中央。这两种趋势是不可调和的。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必须让位于马尔丁诺夫，因为马尔丁诺夫已经成为中国问题上的斯大林路线的主要理论家，并且得到了唐恩的赞许。
在斯大林的政策显示自己的结果之前，在这个政策表面上看来取得胜利之时，斯大林反对反对派的斗争打的是消耗战。但是当他的中国政策遭到骇人听闻的、现在已经是双倍的破产以后，当在英俄委员会的整个路线遭到致命的和彻底的崩溃以后，斯大林觉得必须打歼灭战。他已经不能够再忍耐下去了。现在巨大的历史事件正以反对派所说的方式落在他的头上。
斯大林在中国的方针导致并将继续导致工农革命被资产阶级妥协上层不受惩罚地粉碎，而斯大林却想不惜任何代价仍然保持与它们的联盟。中国革命的失败也加强了英帝国主义，有助于它反对苏联的行动。
斯大林在英国问题上的立场巩固了总理事会的立场，有助于提高普塞尔和其他叛徒的威信，加强了帝国主义的这群走狗，使他们有可能在决定性关头支持顽固的刽子手反对英国工人（两次大罢工和反工联主义者法）、反对中国革命和反对苏联。总理事会现在已经转入对我们的攻击、并且把英俄委员会的分裂变成了有助于张伯伦实行其孤立苏联的政策的行动。
在国内，斯大林旨在夺取上层［“夺取上层”的说法不恰当。必须换一种说法。]的政策实际上遭到了更大的破产区别仅仅在于，这方面的后果今天还不那么明显，原因是还没有受到外部的检验。［应当说：“由于没有受到外部的检验和由于党员群众对一系列事实、现象、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和政治进程根本不了解”]战争的危险使这种检验日益临近。83人的文件说的正是这一点，现在赞同这个文件的已经有几百名［提出准确的数字]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同志。对城乡小资产阶级上层的让步没有使他们接近无产阶级，相反，却提高了他们的要价。所有这些阶层都向往资产阶级制度的道路。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斯大林越让步，越向乌斯特里亚洛夫谄媚，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就越是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更迅速更彻底地粉碎作为党内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堡垒的反对派。越是向上层、富农、“殷实的中农”、官僚主义者、乌斯特里亚洛夫式的专家让步，城乡劳动群众中的惊慌、担忧、困惑和不满就越厉害。斯大林制度不让这种不满具有固定的党的表现形式，以便改变政策。［把：“以便改变政策”改为：“在其他条件下可能会根本改变政策”。]反对派是群众的深深忧虑和内心不满的惟一表达者。就目前形势的实质来看，反对派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能不成为区区少数。［把“就目前形势的实质来看，反对派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能不成为区区少数”改为：“就目前形势的实质来看，党完全丧失了在目前状况下正确确定方向的可能性，党员群众丧失了有组织地表达自己对党内生活、苏联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最重要的问题和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一系列最重要的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有真正成效的、有布尔什维克觉悟的态度的可能性。由于这些原因，多数和少数之间的关系，他们对党的决定的作用和影响以及‘以党的名义’的权利丝毫不符合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即在正常的党的制度的情况下可以而且应当形成的力量对比，以及最终不顾斯大林及其所有的自觉和不自觉的助手们的各种诡计和努力而形成的力量对比，我们对此深信不疑。我们的这一信念是基于深信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基于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基于党的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基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基于党的列宁主义的锻炼，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动力的科学的列宁主义的分析。”]
斯大林的政策是在各阶级之间随机应变的官僚主义的政策。这种政策本身是不稳定的。很多重大事件正在否定这种政策。它完全被中国革命的事件所推翻。在中国，理论上取得胜利的是马尔丁诺夫和唐恩，而政治上取得胜利的是蒋介石和冯玉祥。这是公开地把“国家”政权转到资产阶级的轨道。［“这是公开地把‘国家’政权转到资产阶级的轨道”的说法，我认为是根本错误的。而以前政权处在什么轨道上呢？处在无产阶级-农民的轨道上吗？应当说：“这是公开地把‘国家’政权从假民主的资产阶级轨道转到反动的资产阶级轨道（或反动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轨道）”。]
在我国，情况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坚信，将来也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但是，斯大林的政策在逻辑上正在导致这种结果。他同反对派的斗争正在解除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武装，使他们对敌人和明天的叛徒错误地抱有希望，不相信真正的革命的朋友，通过对臆造的左的危险进行蛊惑人心的陷害的方法使无产阶级对日益迫近的来自右边的真正的阶级威胁丧失警惕性。［如果接受我以上的修改方案，那么当然需要在文字上进行一些修改并转到本段的第二部分。此外，我认为，必须把结尾放在本段并指出，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内曾试图把对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和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解除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武装的指责说成是对党的指责”。必须指出，当我们说无产阶级先锋队时，我们首先指的是我们党，首先指的是党的无产阶级部分，而当我们说热月的方法和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情绪对，我们从未在这里指整个党，我们总是确切地指出说的是谁。]
由斯大林集团合法和不合法地挑起的党内斗争正接近最高潮。开除出中央是斯大林给其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设下了例行陷阱［尽可能用别的说法代替“例行陷阱"的说法],同时训练他们并使他们逐渐养成用非党的手段迫害反对派的习惯。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和马列茨基走在前面开路。斯大林集团的下一步是自动选定的。如果它今天把伪造的数字强加于我们，那么，它明天就一定会把伪造的行动也强加于我们。［建议删掉。]斯大林集团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动用各种手段和方法来反对反对派，就像1917年7月阶级敌人反对布尔什维克那样：“铅封车厢”、“与反动派勾结”、“外国的黄金”。［建议删掉。]斯大林的方针正在导致这种结果。导致这种结果并导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只有伪君子或政治上的瞎子不承认这一点。［而整个党呢？（我这是指“伪君子”和“政治上的瞎子”）。我认为，结尾应当大致写成这样：“但是，党不会无止境地容忍这样的制度。在列宁的党内扼杀活生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的手段越尖锐（和越卑鄙），这种对党和革命极有害的斯大林制度就会越迅速地被消灭。]
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明确地指出：尽管有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偏移和官僚主义的歪曲，［建议删去“尽管有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偏移和官僚主义的歪曲”]苏联对我们来说是社会主义的祖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派将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忠诚和热情为这个袓国而斗争，即决不能像大多数斯大林新官僚们那样麻木不仁。［建议这样说：“反对派将同全党一起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忠诚热情为这个祖国而斗争”，而结尾（关于斯大林的官僚们），建议删去。]
但是，我们同样明确地声明：斯大林的政策注定要导致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资产阶级国家，先是隐蔽的，后是公开的。［把“导致变”改为：“由于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有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毁灭。像在任何过程中一样，这种逐渐背离在一定阶段上……［注：叶夫多基莫夫作了两处修改的本页手稿丟失，档案库中也没有。——编者注］
在这种转变的道路上有反对派这座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壁垒。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在这座壁垒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具有经过伟大事件的烈火检验的绝对正确和坚不可摧的信念，我们将把反对斯大林的小资产阶级背离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预见到将对我们进行连续不断的诽谤。我们将预先揭穿这些诽谤。已经知道了斯大林准备的热月的迫害的方法。我们公开提醒我们党和国际工人阶级防备这些方法。我们极端轻蔑和愤怒地谴责把苏维埃共和国同统治集团混为一谈的做法。党应在中央委员会之上，纵然中央委员会是由国家政权的全部力量武装起来的，否则，党就不成其为党，而中央委员会就不成其为中央委员会。我们极端愤怒和轻蔑地谴责把社会主义祖国同斯大林集团混为一谈的做法。我们将毫不妥协地同斯大林的路线作斗争，正是为了使社会主义祖国免遭外部的危险和内部的蜕化。［这一点应当保留，但应当换个说法。]
打倒热月的谎言和诽谤！
把普塞尔分子、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和马尔丁诺夫分子赶出联共和共产国际！
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万岁！
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祖国——苏联万岁！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列·托洛茨基［叶夫多基莫夫]
1927年6月28日
附录
季诺维也夫就声明问题给托洛茨基的便条
（1927年6月28日）
列·达：
1．叶夫多基莫夫的修改没来得及看。我的意见是：鉴于文件至关重要（和非常尖锐）——请再给一两天时间研究一下。应当用一页写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并将它作为出发点。关于中国和武汉稍微多说一点。
2．今天必须写好关于中国的文件——至多到明天。已经有了冯（玉祥）和蒋（介石）给汉口政府的最后通牒。当然，他们将投降。应当考虑到今天的社论。
3．您关于粉碎施基里亚托夫的信，我（和其他看过的人）认为是成功的和必要的。而关于布托夫终究是“胜利”。罗伊津今天进行“反驳”。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6月28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52 |
给联共（布）中央全体中央委员的信（1927年6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给联共（布）中央全体中央委员的信
（1927年6月27日）
尊敬的同志们：
党已经受了三年多的危机。1923年的争论涉及的分歧丝毫没有消除，相反，分歧愈来愈大，愈来愈深。1925年，在这之前甚至在政治局中一直起领导作用的那个集团也彻底瓦解了。从这个集团中分离出一个列宁格勒反对派，而该集团中的其他成员掀起了一场反对这个派别的残酷斗争，其激烈程度不亚于反对1923年的反对派斗争。1923年的反对派和1925年的反对派在1926年实行了联合。同时，新的领导集团中再次出现分歧，酝酿着新的“分裂”。党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的实质是：官僚排挤无产阶级先锋队，而官僚内部那些暴发户又排挤老革命家。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地表明，党正处于自革命以来它还从未经受过的如此深刻的危机之中。现在必须马上解决这一危机。
国际形势的急剧尖锐化同中国最近的一连串失败有直接联系，这些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中国革命的错误领导造成的。战争和武装干涉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反对苏联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战争不可能是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普通战争，这场战争只能是资产阶级反对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既然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将具有战争性质，所以这场斗争必将造成交战各方后方阶级斗争的极度尖锐，因而，在建立国际战线的同时，还要建立国内战线。在这场冲突中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系将起决定性作用。毋庸赘言，党内现在已成为反对派的那部分人在这种斗争中，如同在国内战争的历史性搏斗中一样，是不会龟缩在后面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只有在团结一致、积极行动并与工人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但必须开诚布公地指出，目前尚不具备取得胜利的这种团结和积极性。党内危机必须加以解决。
中央委员会试图通过对反对派的机械镇压来解决这场危机。于是“一场批判”接着“一场批判"，“反击反对派进攻”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持反对派观点的同志被排挤出政治局，目前正策划将他们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这一切都发生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几个月之内，本次代表大会按常规应确定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对赞同反对派观点的普通党员的迫害更为残酷，甚至将他们开除出党，不管他们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第一线工人。在按最合法的党内程序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84人声明上签名的人开始遭到迫害。反对派成员被带上党的法庭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了不同意中央委员会观点的看法。可见党员失去了党员最起码的权利。党内正在公开制造将反对派开除出党的舆论。
不仅如此，中央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公然采取了一切党内影响措施，例如制造了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事件”，说他“煽动党外人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斯特舍夫同志不久前在哈尔科夫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威胁反对派说：“你们到职业介绍所再去笑吧。”莫斯科委员会书记科托夫同志在莫斯科恐吓反对派党，“我们将解除你们的工作。”还有人想用饥饿迫使反对派保持沉默。中央公然借助于国家机关来反对党员。
只有变成瞎子才看不到用这种方法同反对派进行斗争就是同党进行斗争。中央没有给基层党员群众弄清分歧的机会。有关反对派的观点党只是从中央的拥护者的歪曲转述中得知的。持反对派观点的同志的文章和发言不准发表，有时甚至连速记记录都不给作（例如，在中央四月全会上讨论中国问题时就是如此）。甚至违反以往的一贯做法，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的报告也不准在党的刊物上发表，而不久前为党员出版的一本有关这些争论的书中，就没有收入托洛茨基同志的讲话，理由是他来不及对速记记录进行修改。不让反对派成员发表意见，就是不让党员群众了解正在争论的内容，就是企图迫使他们相信官方报告人的话。
在党的会议上，党员由于怕遭到迫害而投票赞成中央（除非能避开表决）。形成了有名的“一致同意”的局面，但这是表面上的团结，与党的团结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种表面上的团结压制了党的积极性。中央走的这条路不是团结的道路，而是摧毁党的道路。这条道路同时也是对列宁领导党的方法的极大歪曲。
为了迅速而切实根除这种状况，应该做些什么呢？全体党员必须十分冷静地、老老实实地着手研究以下问题：第一，分歧的实质，第二，党内斗争的过程。对这两个问题都要进行研究，而且一定要有准确的公开发表的、经得起双方检验的文件。谁相信空话，谁就是不可救药的遭人唾弃的蠢货。如果没有文件，就必须向双方或多方见证人进行询问，一定要“特别仔细地询问”，并且要“当着见证人的面询问”。
列宁1921年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现在也只能这样提出问题。党员群众，首先是工人党员群众是惟一有权解决党内由来已久的危机的评判人，而且也只有他们才能解决。背着党员群众处置党内反对派（其中有成千上万名经受了三次革命炮火的洗礼、在国内战争前线进行过英勇战斗、在最困难时期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同志），不是摆脱困境的办法。只有在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才能使党恢复真正的团结，这种团结首先表现为全体党员群众具有极大积极性，准备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牺牲一切。
党员群众有权利，争论双方的每一方也有义务向他们准确而详尽地阐明自己对分歧的所有问题的观点。我们也要在所附的文件中履行我们的这一义务。中央委员会也应在全党面前履行自己的义务。
中央应该让党员群众了解包括我们的文件在内的所有文件，党员群众可以根据这些文件弄清当前的复杂形势，中央应当把这些文件打印出来，并作为党的十五大（离大会开幕总共还剩大约4个月的对间）材料分发给所有的党组织。最近一次中央全会应专门讨论代表大会日程和提交代表大会的材料。我们相信，我们将有可能在全会上坚持我们所阐述的观点。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间隔两年后，也就是在党处于最尖锐的危机时刻即将召开。因此，在进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时必须排除对党使用恐怖手段的任何可能性和施加压力任何企图。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必须在全党对面临的所有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广泛讨论的基础上进行，必须完全符合党章和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只有这样，这些决议才可能是正确的和有权威的。
1927年6月27日
这是我起草的。
列·托洛茨基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49 |
托洛茨基的札记（1927年6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的札记
（1927年6月25日）
列宁关于落后与被压迫人民争取本民族解放的斗争的革命意义的学说，并没有为全体被压迫民族提供普遍地或者自动地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民族斗争的途径和方法取决于被压迫民族的阶级结构，首先取决于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的作用和影响。通常，资产阶级革命者，确切些说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作用越大，无产阶级的人数就越少，独立性也就越小。反之，一个迅速崛起的无产阶级的存在事先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必然起反革命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严格区分这两个处于两极的阶级类型，在它们之间的都是过渡类型，即宗法制殖民地（没有自身的工业，没有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它在自己的国土上经历了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最新型的资本主义关系也将占有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帝国主义，特别是在世界大战期间，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利用自己的关税政策、金融-国库政策等极力阻止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正在运行的发展很快便采用了最新最高类型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形式。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立刻出现了高度集中的形式。如果我们能正确地看待俄国的经验并首先想一想，落后的俄国的阶级斗争进程为什么能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前将政权转到了无产阶级的手中，那么我们对于中国所发生的许多事情的理解就会更深刻了。从发展类型来看，俄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介于英国与印度或中国之间，在很多重要方面更接近于中国，而不是英国。不承认沙皇的债务（这一点现在在我们的政策中仍起着巨大的作用）是我们反对依赖外国金融资本的结果。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把俄国与中国的发展等同起来。但是把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加以正确的比较可以弄清楚很多问题。如果能正确地理解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反对依靠外国金融资本的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的政治上的相互关系，那么对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就会看得更清楚。如果我们说，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不亚于旧俄国反对沙皇的斗争（……）［注：此处原件有遗漏。——译者注］比俄国无产阶级发展更快的时期。对旧传统的破坏更加彻底。由此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无所畏惧和自我牺牲精神，从所有的资料来看，中国无产阶级并不亚于俄国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中国大资产阶级同外国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依附于外国资本。在无产阶级每一次发动大的进攻时，中国资产阶级都能体会到身后外国将军或海军将军的支持，他们提供金钱和武器以消灭工人群众并维护社会制度。列宁教导说，在中国同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情况下，要善于发现民族革命，而不要用笼统的和平主义的或假共产主义的空话反对战争。但列宁还教导说，在民族革命中不要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因为它试图利用民族解放的思想加倍奴役工人群众，列宁又教导说，无产阶级先锋队或这个先锋队中的先锋队从一开始就应该揭露资产阶级散布的有关民族革命的卑鄙堕落的谎言。需要说明的是，革命政党不是资产阶级背叛行径的记录器，而是为数不多的革命教育者，它应提醒大家防备资产阶级的背叛行径，使群众对此有所准备、建立无产阶级可靠的革命根据地，首先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
斯大林加给民族压迫的那些特点，被马尔丁诺夫移到了沙皇制度上。整个推论过程一字不差地保存下来。列宁关于被压迫人民民族革命的理论被篡改为掩盖被压迫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和疯狂反革命的真面目的理论。
列·托洛茨基
1927年6月2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48 |
托洛茨基的声明（1927年6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的声明
（1927年6月）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发言之后紧接着重申（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托洛茨基枪杀了许多共产党员。实际上枪杀共产党员的是白卫分子，即被他们俘获的共产党员遭到枪杀。同样，在红军中也杀了许多白卫分子、叛徒和最危险的逃兵。如果这些叛徒和危险的逃兵中有个别共产党员，那么革命法庭也会将他们枪决。如果托洛茨基枪杀了真正的共产党员，那么党为什么不处决他呢？我知道一起革命法庭处决两名共产党员的事件，这是得到我的完全同意的，枪毙的是一名团长和一名团政委，他们在喀山附近，违反指挥部命令，撤离了前线，劫持了一条船，企图沿伏尔加河溯流而上。如果今天再发生类似喀山附近的事件，我还会完全赞同革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判决。伏罗希洛夫声称，我未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因为“害怕”军事反对派，这是当时斯大林暗地里组织起来不仅仅反对我、而且反对列宁的组织。如今不是任何捏造出来的谎言都可以用文件驳倒的。但可庆幸的是有关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谎言可以用文件驳倒。鉴于乌法形势严峻，中央委员会于1919年3月18日作出了关于派托洛茨基前往前线的决定，当时出席会议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克列斯廷斯基、弗拉基米尔斯基、斯大林、施米特、斯米尔加、捷尔任斯基、拉舍维奇、布哈林、索柯里尼柯夫、托洛茨基和斯塔索娃。决定说：“托洛茨基同志应当立即奔赴前线。”至于其他军人，为了不侵犯反对派的权利，决定如下：“凡是认为前线正需要他们的人可以立即奔赴前线。”军事反对派首领弗·米·斯米尔诺夫得到特别许可而留在了莫斯科。这就是当时中央委员会的决定。
建立正规军，克服游击作风谈何容易。矛盾相当多。有很多地方不尽如人意，也有不少正义的抗议和批评。自由讨论不论是在民间组织中，还是在政治部都进行得相当充分，同时又能严格遵守铁的纪律。但是还有一些损人利己、造谣中伤、惹是生非的家伙，也有一些恶棍散布谣言，说我或根据我的命令枪杀了许多共产党员。1919年7月，建立红军最为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倡仪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一张公文纸的下端用红笔写了这样的话：“同志们：我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的严厉性质，我完全相信，绝对相信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是正确的、合理的，是事业的利益所必须的，因此我完全支持此命令。弗·乌里扬诺夫（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像这种写有我同意您的决定的公文纸需要多少我就给多少，您可以在上面写上任何决定。”我倒要看看，如今揭发我的那些人中谁能拿得出这种寄托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无限信任的公文纸给大家看看。列宁深信我的行为完全是为了革命和党的利益，所以才在这样的公文纸上签了名，对那些行为粗鲁、违法乱纪的人他是从来不会给予这种信任的。
当雅罗斯拉夫斯基如同伏罗希洛夫一样，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向斯大林提起枪杀共产党员的卑鄙谎言时，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坚决制止了他。甚感遗憾的是，李可夫同志没有对伏罗希洛夫同志这样做，这就迫使我采取最激烈的方式进行抗议。
列·托洛茨基
1927年6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45 |
一个反对民主集中制的决议（托洛茨基，1927年6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一个反对民主集中制的决议
托洛茨基（1927年6月）
作者注：这是我起草的。——托洛茨基注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44
1．10月16日声明决定了我们对党的态度和我们在党内的工作路线。谁不同意10月16日声明，谁就是对整个情况一无所知，也就无权说同我们的见解有任何一致之处。
2．关于成立类似“八月联盟”的组织的提法是在拙劣效仿斯大林式的诽谤。
3．我们在中央全会、党的代表会议上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已经阐明了我们对党内迫切问题的态度，今后我们还将向全党阐明这一态度，从而捍卫和发展我们的观点。
4．我们深信，主张民主集中制的一些同志在明显错误的道路上的固执表现会给民主集中制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并损害无产阶级事业。
列·托洛茨基
1927年6月 |
就发言稿的引用问题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托洛茨基，1927年6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的两次发言（1927年6月）
就发言稿的引用问题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托洛茨基（1927年6月9日）
抄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尊敬的同志们：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会期间，执委会委员们收到了如下决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编辑委员会
1927年5月21日第二号记录摘抄
第二条
关于速记记录
2．速记记录不得随意公布。未经编辑部委员会特别许可，任何报告人都无权使用其本人的发言稿。
受编辑委员会委托——库雷拉。
虽然决定中只谈到对“本人”发言稿的使用，但是这一规定显然也适用于对他人发言稿的使用。因此，我认为必须提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注意下面这一情况。
在6月4日的《列宁格勒真理报》（第125号）上，刊登了一则关于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列宁格勒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总结报告的报道。该报告多次引用我的发言和我提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文件。这样做究竟是得到了主席团的许可，还是通过了它的有关机关，抑或是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擅自行动？
这个问题不仅有形式上的根据（在前面谈到的编辑委员会的决定中已有说明），而且也有实质上的根据。那些随意从原件中摘取并随意编排的引文常常被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解释得走了样，与这些引文的真正意思刚好相反。当然，不管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还是它的各个机关都不可能为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对引文的摘引和解释承担责任。要是我的发言刊印出来，那么每个读者都可以把引文同原文加以对照，并得出应有的结论。但根据前面提到的5月21日的决定，是禁止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使用本人的发言稿的。曼努伊尔斯基同志使用我的发言稿是否得到了许可？是在什么情况下得到的？以速记记录即将出版为借口肖自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是在记录正式公布之前引用的，况且当时并不知记录于何时公布。
因此，我请求你们允许我以单行本的形式公布我的发言稿和我提交的文件。如果主席团认为有必要的话，可在单行本上附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相应决定。这将使读者有可能把强加给我的观点同我实际上讲的加以对照。我认为，即使受到批评的观点也应该原原本本地报告给党。
当然，我认为，向每一位关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同志说明，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从尚未公布的原件中随意摘引的引文时断章取义，这是我不可剥夺的权利。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7年6月9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43 |
就发言稿问题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托洛茨基，1927年6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的两次发言（1927年6月）
就发言稿问题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
托洛茨基（1927年6月4日）
抄送：联共（布）中央书记处
昨天，6月3日，我收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最近一次会议的速记报告。该报告第4页上说，我的发言稿没有刊印，因为未经我的修改。可是，没有收入速记记录的这个发言稿是我的秘书处于节前，6月1日星期三16时，也就是已经下班以后签收的。
从我给我送来发言稿到已印好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速记报告给我送来，这之间不是工作时间，当时显然不可能把修改后的发言稿重新打印出来，看来当时速记报告已经付排。
因此，速记报告中说我的发言稿没有印出来是因为我没有及时对发言的速记记录进行修改，这是不对的。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7年6月4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42 |
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的两次发言（托洛茨基，192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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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的两次发言
托洛茨基（1927年6月）
说明：这两次发言经刪节并略加改动后，刊登在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书中，见第132～164页。在为该书专供译成外文的版本所作的俄文注释中，托洛茨基就所作删节作如下说明：“下面刊登的是本书作者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起着法庭作用）上的两次发言。在这两次发言的速记记录中，作者对那些不做具体解释外国读者就无法弄清楚的问题作了很多删节。另外，这两次发言是按原讲话稿发表的、只作了一些修辞上的改动”（1929年）。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41
第一次发言
托洛茨基：在我发言之前——我不知道我是作为被告，还是作为原告来讲话——我坚决要求撤销扬松同志的审判员资格，因为他过去的活动败坏了自己的名声。你们大家当然非常清楚，自1924年起，除我以外，全体政治局委员曾组成一个派别性的“七人小组”。我的职位被你们的前主席古比雪夫接替，本来按其职责而言，他应当带头捍卫党的章程和道德，但实际上他却带头破坏和践踏它们。这个七人小组是个秘密的反党机构，它背着党决定党的命运。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中曾点名指出扬松参加过反党的七人小组的活动。没有人反驳这一发言。扬松本人哑口无言。尽管还有一些人犯有同样的罪行，但是关于扬松的证词是记录在案的。现在扬松竟要来审判我有反党行为。我要求撤销扬松的审判员资格。
主席奥尔忠尼启则：这是不可能的。您大概是在开玩笑吧，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我没有在重大严肃的问题上开玩笑的习惯。我承认我的建议可能使主席团的处境有些尴尬，因为在主席团成员中恐怕还有其他人参加过七人小组的活动。但是我的本意决不是要把我的建议变成玩笑。事实是，如果这叫做“规定议程”的话，那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当时对这些会议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在这些会议上精心策划了反对我的各种办法。特别是规定政治局委员不准彼此论战，而要一致进行反对托洛茨基的论战。这一点党不知道，我就更不知道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是说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是七人小组的成员，但他参加过这个七人派别小组的活动。
奥尔忠尼启则：可能是扬松，而不是奥尔忠尼启则，您搞错了吧？
托洛茨基：请原谅，不过我认为这一错误纯属形式上的错误。我说的确实是扬松。我不是说扬松同志是这个七人小组的成员；他不是，但他参加过这个七人派别小组的活动，这个派别小组不符合党章规定，违反了党的章程和意志，否则就用不着隐瞒了。如果发现在座的还有其他同志像扬松一样，参加过七人派别小组的活动，那么我恳请把他们也包括在我的撤销要求之内。
斯米尔诺夫：我认为……
奥尔忠尼启则：请托洛茨基同志发言。
托洛茨基：由于扬松同志试图把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恢复党内较正常的关系和恢复较协调的工作的方法和途径这个问题所做的解释同我的解释对立起来，所以我就从我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最后提案开始讲起。
现在一些同志想把事情说成是：由于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事件、由于季诺维也夫的广播讲话和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行为”，所以必须把我们开除出党。假使没有我们反对派早在去年7月初提交给中央的声明的话，这一切看上去颇有道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非常清楚和明确地预言过你们反对我们的一切步骤；预料到你们将利用一切借口来实现改组党的领导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你们的派别首领在很久以前，也就是在七月全会之前，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已经设想好了的。
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政治局召开联席会议之前，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突然提出建议将季诺维也夫同志开除出政治局，这是因为幕后派别活动还没有准备就绪，对有些人还得做说服工作，或者说强迫他们将“所有的线索”都从拉舍维奇案件转移到季诺维也夫身上。我们在关于“拉舍维奇事件”的声明中是这样写的……（读）。
当时还没有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但我们已预感到会有这个车站，因为当时有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扬松：车站早在雅罗斯拉夫斯基之前就有了。
托洛茨基：雅罗斯拉夫斯基是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政治因素之前就有了。而关于雅罗斯拉夫斯基我们早就说过：如果你们想知道斯大林在半年之后想得到什么，那你们就去参加会议，去听听雅罗斯拉夫斯基说些什么。
现在我来谈一下七月声明：“根据6月24日政治局的决定，提交给本次全体会议的关于拉舍维奇‘事件’的问题，在最后时刻突然以7月20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决议的形式变成了季诺维也夫同志‘事件’……所有人都非常清楚，这个问题不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中，而是在由斯大林同志领导的派别小组中得到解决的。”
现在你们是想让老实人都以为，由于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一事，我们都得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我们进入了实现早已制定并且正在系统实施的计划的新阶段。十四大闭幕后不久，党内比较广泛的干部中反复流传着一些议论，说必须改组政治局，即便撤掉一批列宁时代就参加了领导工作的干部，用那些可能成为完成斯大林同志领导使命的可靠支柱的新一代干部取而代之，这些议论的源头在中央书记处。这个计划得到了由斯大林同志最亲密的拥护者组成的、紧紧抱成一团的小组的支持，但同时也遭到了另外一些决不参加任何‘反对派’的人的反对，其中也包括你们这一方扬松同志的反对。毫无疑问，‘正因为如此’，领导集团才决定分批实施计划，为此需要利用每个适当的时期。扩大政治局，同时将加米涅夫同志从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这是预先制定的彻底改组党的领导的第一步。把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留在扩大后的政治局中，把加米涅夫同志留在候补委员中，应该说这就使党表面上保持了原有的基本核心，解除了人们对中央领导的素养和能力的担心。代表大会闭幕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后，在继续同‘新反对派’进行斗争的同时，各地——首先是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就像是接到了信号，掀开了反对托洛茨基斗争的新篇章。这一时期，莫斯科组织的领导人多次在积极分子大会上公开说，最近该打击托洛茨基同志。其余那些同‘反对派’毫无瓜葛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表示不赞成莫斯科组织领导人的这种行为，而且人人都知道莫斯科领导人的后台是中央书记处。这一时期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其他许多地方，都在党内非常广泛的范围内对将把托洛茨基同志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对拉舍维奇同志提起的诉讼实际上并没有给改组党的领导的基本计划提供什么新的东西，但促使斯大林集团对实施计划的方法作了某些改变。如果说不久前还计划首先打击托洛茨基同志，而把季诺维也夫的问题放到下一阶段，以便使党逐渐习惯于新领导，使党面对一个个成为既成事实的新的局部性变化，那么拉舍维奇、别连基等同志的‘事件’，由于他们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关系密切，促使领导集团改变了打击顺序，决定先打击季诺维也夫同志……最近关于将季诺维也夫同志开除出政治局的建议是在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指使下提出来的，这是用新的斯大林的领导取代党内老的列宁主义的领导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计划依旧在分批实施。托洛茨基同志暂时还留在政治局内，目的首先是让党确实认为季诺维也夫同志真的是由于拉舍维奇事件被解职，其次，为的是采取这些突然措施不致在党内引起过度恐慌。但是有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就是对托洛茨基同志的问题，如同对加米涅夫同志的问题一样，斯大林核心早已事先决定将他们赶出领导集团；完成这部分计划剩下的只是组织技术工作和寻找适当理由——真正的或者是臆造出来的。”
现在这个组织技术工作就委托给你们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所谓组织技术工作就是要寻找适当理由——真正的或者臆造出来的。你们没有真正的理由，你们只能去找臆造出来的理由。
“问题在于彻底改变党的领导。在拉舍维奇同志‘事件’被变成季诺维也夫同志‘事件’之前我们所作的重要声明中，已对这一改变的政治意义作了全面评价。
这里只需作一点补充，如果斯大林集团改组领导班子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明显脱离列宁路线的现象就会获得明目张胆的、机会主义的发展。列宁在以‘遗嘱’著称的文献中，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自己的思想，和列宁一样，我们根据近几年的经验深信，斯大林及其一伙的组织政策使党面临进一步分裂主要骨干，进一步脱离阶级路线的危险。事关党的领导，党的命运。鉴于上述情况，我们绝不接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这一派别性的、危害极大的建议。”
同志们，这一切现在听起来多么新鲜，多么轰动！可以认为，这是以前写好的，我们不是推测，而是事后研究了你们的所做所为。我非常希望你们在仔细看过你们所有的声明和发言，并将它们与事实加以对比之后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你们现在所走的这条道路是你们预见到的……我们的这个推测对你们来说成了过去和现在你们仍然据以行动的指南。
你们对我提出的指控，也可以说是“适当理由”，这是你们根据委托给你们的技术工作找出来的，完全符合我们一年前所作的推测。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不是第一个阶段，但也不是最后一个阶段。
你们指控我的罪名有两个。第一，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发言。对我所说的扬松同志只说对了一半。他认为，我一向拒绝对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行为作出解释。我准备向党的所有会议，向所有支部，特别是向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对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所有声明作出解释。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审査我在作为上级机构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如果扬松同志到现在仍然理解不了，那他就应当再好好想一想，重读共产国际的章程和我们党的章程。那时他就会明白我是正确的，正如我否认省监察委员会有权追究我作为党中央委员的发言一样，是绝对正确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因我的几次发言而对我进行了谴责，但并没有将自己的权利转托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是我们国际党的中央委员会。我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该机构全体会议上发言，主席团却作出决定谴责我，这个决定你们都知道。而你们就因为我的这个发言再次对我进行谴责。你们没有这个权利。当我向扬松同志指出这一点时，他说：“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委托联共中央采取措施反对反对派继续搞派别活动的。”原来如此。但是，要知道这里说的是中央委员会，而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而且这里说的是继续搞派别活动，而绝不是说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几次发言。况且，我再说一遍，当时我已经心甘情愿地进行了解释，如果时间充足的话，我现在也可以作出说明。你们可以再读一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的文件。这几个星期发生的一切非常有说服力、非常正确地证实，我所叙述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而且我认为，也是整个所谓反对派在执行委员会本次全会上的观点。（会场上一片喧闹声。）我再说一遍：对于我所讲的全部内容我没什么可要修改的，而斯大林同志4月5日，也就是蒋介石政变前夕的讲话至今还瞒着党。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斯大林同志发出挑战：如果您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也是正确的（决议说执行委员会的所有预见都已得到证实），那么请您谈谈，在蒋介石反革命政变，不是个人政变，而是阶级政变的前一个星期您都说了些什么。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我就不用提了，他们说什么难道穆拉维约夫没有背叛吗？莫非我们自己的党内就没有人背叛吗？等等。简直是一派胡言！这完全是另一码事，那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阶级变化，再说资产阶级，有人说我们利用它，然后像挤干的柠檬一样把它扔掉，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利用了我们。我们帮助资产阶级跨上了马，可它却一脚把我们踹开，夺走了整个政权，血腥屠杀无产阶级。而在此之前一个星期，斯大林却对蒋介石的政治路线承担了责任。这是对党最恶劣的欺骗，在我党的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这样恶劣的欺骗行为，说中央委员会“预见到了一切”，但事实上正相反。列宁说过，对党诚实就要弄清事实，正如以前所做的那样，揭露党的领导人犯下的所有错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提纲、所有的文章都带到了执行委员会。可斯大林却把速记记录藏了起来。我敲了所有的门，拨通了所有的电话，为的是得到这个速记记录，斯大林却不给。当我在共产国际向斯大林提出挑战时，当我对他说，请拿出你的速记记录时，他站起来说道：“对托洛茨基同志的人身攻击，我将不予答复。”这算什么人身攻击？为了维护个别同志的威信你们不惜牺牲中国无产阶级的生命。这是革命政党内一般可能犯的最严重的罪行。
再来谈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问题。执行委员会对我的主要指控是，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正在同攻击苏联的叛徒马斯洛夫结成联盟。我再强调一下，这既是在欺骗我们的党，也是在欺骗工人阶级。马斯洛夫集团没有攻击苏联。去年秋天，根据《真理报》的报道，我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信了这一点，当时我还不知道马列茨基之流及其背后和上下左右那些人的全部作用，我对此信以为真，并在指出马斯洛夫集团攻击苏联的10月16日声明上签了名。但这不是实情！我这里有该集团最近一期的《共产主义旗帜》杂志（1927年6月2日）。为使全体党员了解情况，请把该杂志打印出来，好让大家都看看他们是如何攻击苏联的。《真理报》一篇题为《反对派的道路》的卑鄙社论也提到了他们，说他们是张伯伦的走狗。而他们自己在最近的一篇题为《不准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社论中说：“反对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国家的新十字军讨伐正在策划之中……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阻止这种战争。当然不是通过类似英俄委员会等这种不堪一击的组织。……既然已经很清楚，只有真正的、革命的、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共产国际才能够击退对苏维埃俄国即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进攻，那么现在所有这些不堪一击的委员会面对备战和进攻只能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地观望。……因为只有通过革命的方法才能阻止帝国主义战争，因为对任何形式的改良主义——哪怕是最左的改良主义——抱有一丝希望都是幻想政策，所以必须纠正犯下的分裂罪行，确切说就是把所有左倾分子都开除出共产国际。”
他们要求恢复他们在共产国际中的席位，目的是要捍卫他们称之为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国家的苏联。“……现在不是躲躲闪闪考虑某个人的威望的时候。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的东西比领导人的声望更重要，而领导人的整个政策如果得不到改变，将导致与第二国际同样的破产。”你们指控他们背叛，而我认为他们当中的一些革命者要比指控他们的许多人强得多。“……不准干涉苏维埃俄国。这话说起来容易。这一口号要求进行艰苦的、火热的、国际性的宣传和组织方面的工作，然而这些工作甚至还没有着手进行，尽管对越来越尖锐的冲突早已了如指常。”
除了其他要求，文章还提出一个要求：“运输部门、军工厂和化工厂的工人们应立即在‘不让一条船’和‘一列火车载有士兵、武器或装具去反对苏维埃俄国，不让一兵一炮、不让瓦斯和飞机用来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口号下实现国际间的团结；在有人残酷地隐瞒现实情况（即苏维埃俄国的所有左派‘改良主义派朋友’都按兵不动）和组织革命反击的情况下，应立即以列宁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精神进行国际性的反战革命宣传。”
“不准干涉苏维埃俄国！——我们向全体工人发出了立即行动起来的号召。”
我只引了文章的一部分。这份刊物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自始至终采取的都是这种精神。马列茨基之流欺骗党和工人阶级，毒化工人阶级的意识，使他们敌友不分，说什么可以对普塞尔和其他人抱有希望，同时又断言乌尔邦斯、马斯洛夫和其他人等是叛徙。
第二个罪名是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为斯米尔加送行的示威。你们把斯米尔加放逐到哈巴罗夫斯克。我再一次坚决要求你们对这项放逐作出某种统一的解释。施基里亚托夫在委员会里叫嚷道：“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可以工作！”如果斯米尔加是按正常程序调往哈巴罗夫斯克工作，那么你们就无权说对他的集体送行是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示威。如果这是对一个现在需要留在负责岗位——即苏维埃战斗岗位——的同志实行行政流放，那么你们就是在欺骗党，就是在耍两面派。你们还要再说送斯米尔加去哈巴罗夫斯克是正常的工作派遣吗？同时，你们还要指控我们搞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示威吗？这种做法是两面派行为。
再来看看《真理报》6月22日的社论。我的时间有限，我不可能把关于这篇社论应当讲的都讲到。我只引几行，是关于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声明，我说当前最大的危险是党的制度。题为《反对派的道路》的社论就是根据这一点写成的，遗憾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没时间读这篇文章，尽管……这篇文章在审判我们之前就写好了——审判现在正在这里进行，尽管现在大家都在说：读读马列茨基的文章，你们就会知道明天奥尔忠尼启则将说些什么。这篇文章说：“反对派在政治上利用这些困难，从而使人怀疑他们在危险时刻是否忠于无产阶级、忠于布尔什维克党。因为断言最大的危险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在重复苏联阶级敌人的论调。”我不准备理睬在座的马列茨基追随者的，也不准备对这个人作道德评定。我将从政治角度提出问题。文章说，反对派使人怀疑他们在战争时期是否忠于革命。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外交岗位上，即最具战斗性的阵地上（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应该利用这个阵地保卫苏联）工作的是：加米涅夫、拉柯夫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越飞——此人现不在外交岗位上，但他是一位可能用得着的老外交家……皮达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巴黎，不久前赖因霍尔德也在那里；柯普在斯德哥尔摩；你们把萨法罗夫从中国派到了君士坦丁堡；姆季瓦尼在波斯；奥谢姆在君土坦丁堡；乌菲姆采夫和谢马什柯在维也纳；索柯里尼柯夫从日内瓦回国；卡纳特奇科夫在布拉格；柯伦泰在墨西哥；克拉耶夫斯基昨天从阿根廷回国。要知道这些人全都是反对派，而且还远不止这些人。同志们，我来问你们，如果反对派使人怀疑他们在战争时期是否忠于革命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对把“叛徒”或准叛徒放到负责的指挥岗位上的革命军司令部又该如何论处呢？我就曾受我们党的委托担任红军的领导工作，对这样的司令部，我会把他们全部枪毙的。你们是不是拿这样的指控开玩笑？
如果你们有勇气支持马列茨基之流和今天别的坏蛋所说的一切，那么你们应该枪毙或者至少开始孤立那些你们所指控的人；你们还应该解散中央委员会，因为目前，在帝国主义的绞索威胁我们的时刻，中央竟然还把反对派放在战斗性的岗位上。
为什么你们没有这样做呢？这是因为你们清楚马列茨基扯谎是为了欺骗党。这一点你们清楚，因而默不作声。你们知道，他在有意用恶毒的谎言为斯大林开辟道路。你们默不作声，还要包庇他。这里有一封塔斯社“不供发表”的电报，说拉柯夫斯基如何“捍卫苏维埃”，按资产阶级报纸的说法，他如何为维护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而奔走呼号。但是这封电报“不供发表”。而供发表的却诬蔑说反对派使人怀疑他们是否忠于无产阶级。
罗伊津曼：他们没有在83人声明上签名。
托洛茨基：别着急，罗伊津曼同志。克列斯廷斯基已经把自己的签名送来了。今天你们发表了维护拉费斯的不成功的言论。拉费斯是佩特留拉政府的一个部长，他传唤过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罗伊津曼同志，您所维护的都是些不该维护的人。我知道您是一位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您指责的是无辜的人，维护的却是有罪的人。请您等会儿再谈拉柯夫斯基。我这里有一个党员的声明，他叫波兹南斯基，我本人并不认识他。他是1904年入党的，是个排字工人，我听说，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他曾英勇地参加战斗。（插话：我们了解。真够“英勇”的！）
季诺维也夫：（冲着莫罗兹同志）我们也了解您。1918年是我把您逮捕的。
莫罗兹：1918年我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
季诺维也夫：我说的是担任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莫罗兹同志。（笑声）
托洛茨基：正是这个波兹南斯基同志6月22日给中央委员会寄来了下面这封信。（插话。）我再说一遍，我本人不认识他，而且也从未听说他是反对派分子。这封态度明朗的信引起了我对他的极大兴趣，过后我进行了调查，并从一些绝对可靠的党员那里得到了—些情报，这些材料我也带来了。下面我读一下这封信。“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我看了《真理报》今年6月22日题为《反对派的道路》这篇社论后，就在5月25日同志们的声明（所谓的83人声明）上签了名，目的是维护党的统一和建立真正列宁主义的党的纪律。1904年加入联共（布）。党证号码0019773。Я．М．波兹南斯基。”
我认为，斯捷茨基—马列茨基之流［越］是有恃无恐地胡作非为，今天那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或陷入形式上的而不是革命的纪律的真正的老布尔什维克就会越认为反对派是正确的。
现在我想撇开那些指责性的诽谤，谈谈主要的政治问题。
关于战争危险。我们在去年7月发表的声明中说：“在日益发展壮大的红军与我国和全世界劳苦大众之间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系是保卫苏联和维护和平最有力的条件。一切有助于增强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作用、加强工人阶级同雇农和贫农的联系并且巩固工人阶级同中农的联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措施，都能使红军更强大，保证苏维埃国土不受侵犯，并加强和平事业。”
这本身就表明，一年以前我们就呼吁你们关注战争危险问题和战争期间苏联国内的种种危险问题。这些都不是特殊问题。这是我们的阶级政策问题，我们的整个方针问题。当时，国家形式上的元首、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在特维尔发表演讲，说我们需要健壮而有力的士兵，而只有中农才能成为健壮有力的士兵，贫农是不可能提供这样的士兵的，因为他们中间体质瘦弱的人多，因此，这是公开依靠强壮的“中农”的方针，而所谓的“强壮的中农”不是别的，正是富农或准富农。加里宁忘记了我们所完成的十月革命，在这个革命中正是那些瘦小体弱的人战胜了身高体壮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当时和现在在人数上要多得多。你们会说：尊敬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说的还少吗！可是你们制止过他吗？没有，你们没有制止他，而当我们对他灭贫农志气长富农威风的路线进行批判时，你们却制止我们，出席本次会议的雅柯夫列夫玩弄统计花招以掩护富农。雅柯夫列夫应该受到审判，可是他却要来审判我们。
马列茨基之流说我们反对派正在利用战争危险。
现在是你们在利用战争危险迫害反对派，并准备将他们彻底消灭。请看：你们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我们讨论战争危险问题、英国工人运动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问题的全部文献中，只发表了这本作为党内资料的小红册子，而且还是为了对付反对派才发表的。不仅如此，怎么说呢，你们甚至借口我“未修订讲话稿”而把我的讲话从速记记录中弄掉了。这恰恰说明，你们现在利用战争危险首先是反对我们。
斯捷茨基—马列茨基之流现在在干什么？《真理报》上一直在说些什么？说实在的，《真理报》哪怕提出一个与国际形势、与我们的总路线有关的问题呢也好。《真理报》的理论水平真叫人惭愧，现在从这份报纸上真是没什么可学的！关于战争危险的整个问题被人利用，纯粹是为了用最恶毒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
同志们，不要把社会主义祖国同统治集团混为一谈。
我们声明：只要你们没有从生理上封住我们的嘴，我们就要继续批判斯大林制度。只要你们没有堵住我们的嘴，我们就要继续批判斯大林制度，否则，它将会破坏十月革命的一切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像对你们一样宝贵。早在沙皇统治时期就有一些爱国者，按谢德林的说法，把袓国同统治集团混为一谈。我们完全不同于他们。谢德林说：“他们随声附和，一再附和，结果附和没了。”目前，我们党内有许多“随声附和的人”，不管你说什么，他们都随声附和。但愿别把十月革命也给附和没了！我们要批判斯大林制度，因为它是一个不好的制度，一个倒退的制度，一个思想浅薄、心胸狭窄和目光短浅的制度。我们要加倍批判斯大林制度，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的危险性，就是因为斯大林的错误在爆发战争时会加重十倍、一百倍。
扬松同志说，我们把1914年的战争同现在的战争混为一谈。这真是信口雌黄！对这两次战争的区别我们比你们清楚。但是，这两次战争对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基本上是同样的，因为这两次战争都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战争。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一翼有无产阶级专政，世界无产阶级有苏联。苏联在战争中保卫世界无产阶级，世界无产阶级也在保卫苏联。但战争是同世界帝国主义打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对待普塞尔呢？普塞尔何许人也？普塞尔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现在的表现比1914年坏得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对待普塞尔的态度应诙比1914年坏得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对待普塞尔的态度应该像1914年列宁的态度那样，因为我们是列宁学校的学生，因为我们看清了普塞尔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及战后的表现。这就是我们的立场。而你们的立场呢？请听听莫斯科委员会是如何教导的：
“英俄委员会在同矛头指向苏联的各种干涉进行的斗争中，可以而且无疑应该起（请听！）巨大作用。（请听！）这个委员会在同国际资产阶级挑起新战争的各种企图进行的斗争中，是国际无产阶级力量的组织中心。”（请听！）（研究联共中央七月全会总结的材料。莫斯科委员会宣传鼓动部。）
整整一年，我们都试图使你们的思想在英俄委员会这个问题上开窍。我们对你们说过：这个委员会正在危害英国无产阶级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在此期间，你们的全部威望，积累起来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列宁主义的威望——所有这一切，你们都用来支持普塞尔。你们会说：“可我们也批评他！”这不过是堕落的布尔什维克支持机会主义的一种新形式。你们是“批评”普塞尔，可是无比温和，少得出奇，而且你们仍然同他勾结在一起。而当普塞尔本国的革命者指责他是张伯伦的走狗时，他能对这些革命者说些什么呢？“请看！给英国罢工工人捐款的托姆斯基本人是政治局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他批评了我，尽管如此，他现在仍旧同我携手共进，你们怎么能说我是帝国主义走狗呢？”他说得对不对呢？他说得对。你们用狡猾的手段让普塞尔支配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机制。我们谴责你们的正是这一点。这是一种非常严历的谴责，远比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为斯米尔加送行严厉得多。
你们通过英俄委员会利用我们党的巨大革命威望来为普塞尔服务。莫斯科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借口“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对反对派进行猛烈抨击，并鼓动说，英俄委员会在同矛头指向苏联的各种形式的干涉进行的斗争中，应该起无比巨大的作用，它应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组织中心……同志们，所有这些都是你们说的！正是因为这类事情必须把你们交付法庭审判。
你们利用布尔什维主义做了些什么？你们在这几年当中利用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威望，它的全部经验——即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等——这一切做了什么？你们曾对全世界的工人，首先是对我们莫斯科的工人说，一旦战争爆发，英俄委员会将是组织反帝斗争的中心。而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说，一旦战争爆发，英俄委员会对于假朋友中的所有逃兵和投向苏联敌人阵营里的所有叛徒来说，将是一条现成的堑壕。托马斯公开支持张伯伦，而普塞尔则支持托马斯，这才是最主要的。托马斯靠资本家维持自己。普塞尔则靠欺骗群众维持自己，并且支持托马斯。而你们却支持普塞尔。你们谴责我们支持张伯伦。根本不是这样！正是你们通过右翼同张伯伦勾搭在一起。你们既同支持托马斯的普塞尔，又同支持张伯伦的托马斯一起站在一条战线上。这是经过政治分析的判断，而不是诽谤。
鬼晓得在各种会议上——特别是在工农基层组织会议上——关于反对派都谈了些什么，据说提出了反对派进行“活动”的“经费”问题。可能是一些没有文化和没有觉悟的工人，也可能是你们暗中派来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递上这类黑帮才递的条子的……还有充当报告人的卑鄙家伙竟敢对这些条子做含糊其词的解答。如果你们是真正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你们就有责任制止这种肮脏、可恶和卑鄙的纯斯大林式的反对反对派的勾当。我们并没有造谣中伤，而是发表公开的政治声明：张伯伦和托马斯站在一条战线上，他们得到普塞尔的支持，没有他的支持，他们是无能为力的，而你们却在支持普塞尔，因而正在削弱苏联和加强帝国主义。这是一个严正的政治声明！对这一声明的分量到现在你们自己才有所感觉。
现在来谈谈中国革命。雅罗斯拉夫斯基说，马尔丁诺夫成了一名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好极了！紧随其后的还有唐恩。唐恩在4月23日和5月9日先后在两期《社会主义通报》杂志上声明，完全赞同马尔丁诺夫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唐恩说我们的观点“左倾幼稚”，说拉狄克的路线完全和你们一样是“隐蔽的取消主义”。你们为什么要掩盖这一点，为什么向党隐瞒这些事实？你们说马尔丁诺夫曾经是孟什维克，但是要知道唐恩到现在还是个孟什维克。为什么他声明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赞同马尔丁诺夫和斯大林的观点？而你们又为什么要掩盖这一点？
我认为，对英俄委员会的方针是分裂共产国际的方针，因为这一方针正倒向阿姆斯特丹。总理事会是阿姆斯特丹的一部分，而阿姆斯特丹又倒向第二国际。现在幼稚地（或者说狡猾地）在阿姆斯特丹国际与第二国际之间划分原则性区别是可笑的；从工人运动的性质方面、政治路线方面和领导方面来看，这两者完全一样，——参加者是同一类人，结成联盟反对布尔什维克。对阿姆斯特丹的路线就是对第二国际的路线。你们说这是“诬蔑”。这不是“诬蔑”。这是根据你们的立场得出来的政治结论。你们也正朝着这个结论迈进。最近一个时期乌杰格斯特同我们的代表团成员在日内瓦大概进行过什么谈判。有没有这回事？我在问你们，我是中央委员，在你们还没有“开除”我之前，我有权知道与党有关的一切，我在问你们有过没有过这样的谈判？最初乌杰格斯特声明说有过，还说布尔什维克现在对进入阿姆斯特丹的态度与一两年前完全不一样。荷兰报刊对此作了报道。很多报纸进行了转载。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看到了。为什么你们不敢说这是谎言？为什么你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都看到的这一报道不予以驳斥？为什么你们在塔斯社“内部”通报上向党隐瞒这一切？难道在列宁时代可以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向全世界声明，说我们正在同他们进行联合，而我们却不讥讽他们，也不声明这是卑鄙的谎言吗？这一切为什么被隐瞒起来？这里似乎有什么奥秘。乌杰格斯特在发表了最初的几个声明之后，开始巧妙婉转地“否认”谈判的事实。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昨天塔斯社的“内部”电讯说：“虽然矢口否认，但是《ДеСтрид》还是刊登了荷兰改良主义工会的领导人斯坚盖斯的文章。文章说：‘乌杰格斯特和茹布在日内瓦国际经济会议期间，在日内瓦同苏联代表团进行了谈判。对工人运动来说这次谈判的意义至少相当于本次经济会议。但是，当时显然决定对这次谈判不作任何报道。我们认为这一决定是错误的。国际间的团结对欧洲工人运动来说有着非常大的意义。欧亚无产阶级的联盟至关重要。首先必须同俄国工会结成联盟。我们不准备在西欧采用俄国的策略，也不会在任何条件下都同意结盟。我们也反对为‘后排观众’举行的谈判。如果茹布和乌杰格斯特确实同苏联代表团进行过谈判，那么就完全不能排除谈判取得实际结果的可能。应该让工人运动了解这一切。组织起来的大多数工人要求同俄国工会团结一致。应该告诉我们，同苏联代表团的谈判是否促进了这种团结，如果没有那么为什么这次谈判没有取得成果。”（塔斯社）
奥尔忠尼启则：索柯里尼柯夫可以说明这一切，是他进行的谈判。
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或者别的什么人是否进行过谈判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进行谈判，必须有中央的授权。如果没有进行，那么必须公开说明这是谎言。
奥尔忠尼启则：任何授权都没有。
托洛茨基：那我倒要问：为什么塔斯社就这个问题接二连三地发电讯——其中一份我在工作委员会中已宣读过——为什么向全党隐瞒塔斯社这些关系到国际布尔什维主义生死存亡的电讯？为什么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在各种报纸上都看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正在倒向阿姆斯恃丹，却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们为什么要隐瞒这些？谁都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奥尔忠尼启则：我声明，没有这回事。
托洛茨基：那么必须立即也就是明天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明整个这件事都是假的。因为现在还在利用这些报道教育全世界的工人。国际无产阶级认为，由于战争的临近，布尔什维克正在接近阿姆斯特丹。（插话）难道可以相信你们，能使他们尽早地认为这是谎言吗？总理事会比阿姆斯特丹强在什么地方？阿姆斯特丹其他部分也仅仅是在最近一年里没有像总理事会出卖总罢工和矿工罢工那样，愿意无耻和卑鄙下流地出卖自己的工人。英国总理事会目前是阿姆斯特丹最令人憎恶的一部分。而你们在写信时竟称其为“亲爱的同志们”。既然你们自己都保持沉默，那么为什么世界无产阶级就该真的以为你们没有倒向阿姆斯特丹呢？莫非你们现在得到了这种信任？在列宁时期党从来都不希望得到盲目的信任，而是一贯对谎言（如果确是谎言）进行驳斥。而现在你们不是一面隐瞒电讯，一面利用这种盲目信任进行投机活动吗？我看这么做不对头。你们这样做无论如何都不会巩固列宁所争得的对党的信任，而是在破坏这种信任，践踏这种信任。
你们若是真像自己所说的那样认真关注战争危险，怎么还会进行疯狂的而且目前正在日益加剧的党内镇压呢？怎么能在目前排斥第一流的军事干部呢？他们被解除军事工作，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央委员会的现行政策是错误的，是招致毁灭的政策，尽管他们准备并且能够为社会主义祖国而战。你们有很多像斯米尔加、姆拉奇科夫斯基、拉舍维奇和巴卡耶夫这样的军事干部吗？我听说你们打算将穆拉洛夫开除出军事检査院，原因是他在83人声明上签了名。你们与普塞尔及其他同类的“反战战士”难分难舍，却要把穆拉洛夫开除出军事检査院。（场内一片喧闹声。有人喊道：谁向您报告的？）谁也没有向我“报告”，但到处都在议论这件事。
奥尔忠尼启则：您抓紧点。
托洛茨基：你们说得对：我正要指出你们在48小时之后即将做的事情，正如去年7月我们事先端出了你们反对我们的全部预谋一样。现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要开始了。
军事学院和空军学院的学员情况怎样呢？你们正在开除那些参加了反对派的优秀学员。我已经弄到了4名学员的简历，就在即将毕业时这4名学员前几天被你们开除了。第一份是奥霍特尼科夫的简历，第二份是库兹米切夫的，第三份是勃罗伊多的，第四份是卡佩尔的。请听第一份：奥霍特尼科夫，生于1879年，父母是农民（比萨拉比亚人），自己没有土地，为地主种地。小学文化程度，1915年以前，跟着父亲干农活，曾受雇当马车夫。从1915年起，在沙皇部队当兵。二月革命期间，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由后备炮兵队选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但在5月份因有布尔什维克倾向而被调往前线第4集团军，在那里由第14炮兵旅选为师委员会和军委员会的代表。十月革命期间作战负伤，入院治疗。1917年12月出院后，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同罗马尼亚占领军作战，一切行动听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1918年，他在比萨拉比亚加入地下组织，任捷列茨克乡地下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游击队队长。他曾因进行这种活动，受过罗马尼亚战地法庭两次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但都逃脱了。1919年，他率领游击队到达乌克兰，加入红军第45师。担任过不同的指挥职务。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前线。战争结束后多次参加反对白匪的斗争。1924年进入军事学院，因未受过普通教育起初被编在预科班，以“良好”成绩从一年级升入二年级。1927年2月，因持反对派观点第一次受到党内处分。后因参加“为斯米尔加送行”被开除出军事学院。
像这样的简历我这里有4份，内容基本相同。他们都是革命战士、党的战士，负过伤，荣获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奖状和红旗勋章，是久经锻炼的革命者。他们会永远忠于十月革命，为十月革命斗争到底。而你们却在把他们赶出军事学院。难道应当这样来准备革命的军事防御工作吗？
大家知道，有些人指责我们悲观和缺乏信心。“悲观”这种指责从何而来呢？看来，这种蠢言恶语来自斯大林。其实，你们当中的许多人正需要大大增强对国际革命的信心，才能像我们那样反潮流而进。而缺乏信心这种指责又是从何而来呢？它来自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臭名远扬的理论。我们不相信斯大林的这种理论。
季诺维也夫：奥尔忠尼启则1925年曾对我说：“你去写文章反对斯大林。”
托洛茨基：我们不相信这种试图从根本上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新发明。我们不相信这种新发明，因此，我们就成了悲观主义者和缺乏信心的人。
但是，你们知道斯大林这位“乐观主义者”的前辈是谁吗？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份重要文件，如果想要我愿发给你们，这是福尔马尔在1879年写的一篇文章。他后来成了著名的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文章标题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这篇文章译成俄文并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当然也要发给全体党员。
奥尔忠尼启则：我们已经看过了。
托洛茨基：啊，看过了，那就更糟，说明你们也向党隐瞒了这一点。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习惯这样干。当马克思和列宁在老一辈思想家、空想家和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找后来成为马克思或列宁观点萌芽的某祌说法时，他们是怎样做的呢？他们怀着感激之情发掘自己的前辈的思想，写有关他们的文章，宣传他们。你们也有前辈。为什么你们对前辈没有感激之情，为什么你们不出版你们奠基人福尔马尔的书？顺便提一句，他更严肃、更有道理、经济上更适当地论证了现在斯大林和布哈林引以自豪的“思想”。福尔马尔这本书的内容实质是什么？这本书是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福尔马尔没有同他们进行公开论战，因为他们的威望太高了！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绝对明白，他的话是针对谁的。他没有指名道姓，而是说“某些人”。斯大林开始时也是同“某些人”和“有的人”进行论战，他的讲话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智慧。福尔马尔写道：“问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计划，社会主义一定要同时在整个文明世界（所有经济上先进的民族）取得胜利吗？按社会主义思想建立起来的国家可以单独存在吗？”
接下来福尔马尔引用了“某些人”所谓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建成的观点。他写道：“我持相反的观点。我认为——并且以后还要努力证明——社会主义在一个（最初）国家取得彻底胜利不仅具有历史可能性，而且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繁荣绝对不会有任何障碍。”（《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黎世1879年版第54～74页）
可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福尔马尔早在1879年就已发展了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他的门徒斯大林只是在1924年才开始创立他的“独特”理论。为什么是在1879年呢？因为当时是一个反动年代，是欧洲工人运动普遍退潮的时期。法兰西公社在1871年遭到破坏。直到1879年止，法国未曾发生革命运动。在英国，自由派工联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全面取得胜利。这是英国和大陆革命运动最为严重的低潮时期。而此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正迅猛发展。由于这种矛盾，福尔马尔便得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独特理论。你们知道福尔马尔的结局吗？他最后成了极右的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成了一个沙文主义者。你们会说今天的形势不同了。当然，今天总的形势是不同了，但是，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遭到了重大的失败。今天，国际革命及其直接胜利的希望，不像1918～1919年那样大，已经离我们远了，而一些“乐观主义者”大多对此已不抱希望，因而正在得出没有国际革命也能生存下去的结论。机会主义者福尔马尔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始，到堕落为狭隘民族主义的福尔马尔主义，其前提也正在这里。
不论与这种理论有没有联系，你们一味指责我们悲观和缺乏信心。我们反对派是“一小撮”悲观主义者和缺乏信心的人，而党是团结一致的，党内全是乐观主义者和充满信心的人。这种描述未免太过于简单了吧？请允许我提出如下一个问题：一个野心家，即追求飞黄腾达的人，现在会参加反对派吗？除非他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参加进来然后立即退出，为的是马上被封为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优秀代表”。但是，可以说这是极端卑鄙的个别人物。如果以野心家为例，那么，请问，这种人在目前的情况下投靠反对派来谋求个人发迹吗？你们知道，是绝对不会的。当无产者布尔什维克因参加反对派活动正在被赶出工厂而落入失业者队伍的时候（这些人在需要时都能进行战斗，不会亚于在座的全体与会者），一个自私自利的家伙会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反对派吗？利己主义者是决不会参加的。通过工人反对派的实例我们看到，尽管遭到各种镇压，党的队伍中仍保持着为自己的观点而战斗的勇敢精神。一个革命者最重要的品质是敢于反潮流，能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为自己的观点而斗争。我再问一次：庸人、官僚和追求私利的人会参加反对派吗？不，绝对不会。那些家庭负担重、对革命悲观失望、留在党内混日子的工人会参加反对派吗？不，绝对不会。他们会说：制度当然不好，但是让他们去为所欲为吧，我管不着。具备什么样品质的人才会在目前情况下参加反对派呢？他必须对自己的事业，即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非常坚定的信心，真正革命的信心。但是你们所要求的只是一种涂了保护色的信心，是按长官意志表决的信心，是把社会主义祖国和区委会等同起来跟在书记后面亦步亦趋的信心。如果你是一位经济部门领导人或行政负责人，你就必须投靠区委会或省委会的书记来保护自己。
你们的伟大信心经受过什么考验呢？经受过百分之百投赞成票的表决。那些不愿参加这种强迫表决的人，有时就想法子悄悄溜掉。但是书记不会放过你，你必须投票，而且必须按照指示投票，谁要是不投票，他就记下谁的名字。怎么，你们以为这一切能瞒得过无产阶级吗？你们在糊弄谁？我再问一次：你们在糊弄谁？你们是在不高明地糊弄自己，糊弄革命，糊弄党！那些跟着你们投百分之百赞成票的人，昨天奉命“斥责”托洛茨基、今天又奉命“斥责”季诺维也夫，明天一定会“斥责”布哈林和李可夫，这些人在革命的艰难时刻决不会成为坚定的战士。但是，反对派在倒退和镇压最为困难的时期没有投降，并且把既不受利诱，也不怕威胁的最可贵的战士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他们正是以此证明自己的忠诚和勇敢。
扬松：反对派中也有野心家和追求私利的人。
托洛茨基：请您说出名字来！只要您说出名字，我们就同你们—起坚决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在哪儿？反对派的基本核心是由那些既不怕威胁，也不受利诱的人组成的。
党的制度压制、窒息和束缚着党，掩盖着国内正在发生的深刻的阶级变化过程。在战争危险的谣传刚一出笼的时候，我们就已面临这个过程，而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它还会更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雅罗斯拉夫斯基：简直就像是在1910年。当时您也是这么说的。
托洛茨基：几个星期以前，您在党支部说，冯玉祥是真正的革命者。
雅罗斯拉夫斯基：不对。
托洛茨基：您在说谎，就像您对1910年的情况说了谎一样。你们既提出这一问题，那我声明如下：我是犯过反对列宁、反对党的严重错误，但是任何时候，即使在过去反对列宁的斗争的最尖锐时刻，我都没有像雅罗斯拉夫斯基现在这样与列宁格格不入。
目前的制度正在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失去本色，因为它不容许开诚布公地说出危险的根源，而现在无产阶级正受到来自非无产阶级方面的危险的威胁，最近整个时期内，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而其他阶级却在扩展势力。我认为，谁不想了解这一点，就应该立即把谁“开除出”领导机关。这种无所作为和扩展势力的现象比比皆是。每个专家、每个官员、每个官太太，不管是苏维埃的还是半苏维埃的，他们都很清楚，现在的工人“已经不是1918年的工人了”。这一点你们无论在小铺子里、大街上，还是在电车里都能听到。男工们感觉到了这一点，女工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乌斯特里亚洛夫是资产阶级暗中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思想家。我们召开过几次学者代表大会，也召开过一次化工工程师代表大会。大会充满新意。一位工程师在发言中说：“地方政权不在地方。”与会者对他报以掌声。另一位工程师谈了地方上的一些腐败现象。有位共产党员安慰他说：这只不过是办事马虎。对此工程师回答道：“是呀，可倒霉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在这次化工工程师代表大会上，还有一位工程师从讲台上对一位经济部门领导人的共产党员说：“请开除那些红色共产党员厂长。如果您为此被赶下台的话，两天之后我们就会把您重新放在您原来的岗位上。”这些事实比任何议论都更能说明形势已发生变化。
去年秋天，我同一位高加索游击队员进行过一次谈话。他诉说了游击队员们的不满情绪。“他们有什么不满的，吃不饱吗？”“不是，不是吃不饱，我们那里富得很，而是不让我们掌权。”“那是谁在掌权，难道是富农不成吗？”“不是，还轮不到富农掌权，而是一些不伦不类的中间人物。”这位游击队员一字一板地继续说道：“富农也不满”，他们说：“力量已经是我的，可政权不是我的。”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是哪位游击队员对我说的这番话。同志们，这就是北高加索形势的写照。而这种情况莫斯科也有。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工人国家问题。有许多恶毒谎言正在通过《真理报》系统地传播，其一就是所谓我说过我们的国家不是工人国家。这是通过歪曲我的一次未经修订的发言速记记录而捏造出来的。我在那次发言中只是叙述了列宁对苏维埃国家的看法，并将列宁的看法与莫洛托夫的观点进行了对比。列宁说，我们从沙皇机构中接收了许多坏东西。而你们现在怎么说呢？你们正在塑造工人国家的偶像，企图把这个国家当作一种“秉承天意”的特殊国家加以神化。谁是这种神化最出色的理论家？是莫洛托夫。那是他的贡献。我再把他的话给你们读一遍。你们隐瞒了我对莫洛托夫的批评，而《真理报》则歪曲了批评。但是请看，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省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针对加米涅夫所说的话：“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但是有人向我们提出，说必须使工人阶级更加靠近我们的国家才最正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使工人更加靠近我们国家的任务，但是，我们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是谁的国家？难道不是工人的国家吗？难道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吗？那么怎么靠近国家，也就是说，怎么使工人自己靠近执政的和管理国家的工人阶级？”（1925年12月13日《真理报》）这是莫洛托夫的原话。同志们，这是对列宁关于工人国家的概念进行的最拙劣的批判。列宁认为工人国家只有在完成了批判、纠正和完善等大量工作以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完全的工人国家。但是按照莫洛托夫的说法，这种国家成了工人的某种绝对化的东西，不可能再进一步接近群众了。我的反驳，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对列宁关于苏维埃国家的分析所作的叙述，正是针对这种官僚政治拜物教的。而关于我，有人对党说，我否定我们国家的工人性质。这样说不对。（插话）
这次会上有人问：“需要做些什么呢？”如果你们真是认为对我所指出的各种现象束手无策，那就是说，你们承认革命必然灭亡。因为，革命在目前这条道路上必定会灭亡。这就是说，你们才是真正的悲观主义者，尽管你们都是些自满自负的人。然而，这种局势完全可以通过改变政策得到挽救。但是，在决定该做什么之前，必须对现状做出说明，指明各种进程发展的方向。你们如果看一看像住房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就会发现这里正在发生的两种过程，它们反映在很容易核查的数字上：无产阶级的住宅面积正在缩小，而其他阶级的却在扩大。至于正在大面积进行建设的乡村，我就用不着说了。当然，建造房子的不是贫农，而是上层分子，即富农和殷实的中农。城市的情况又怎样呢？所谓“手工业者”即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商人和专家，他们今年每人的住房面积都有所增加。而工人的住房面积今年却比去年有所减少。在谈论做什么之前，必须老老实实地指出事实。正如在住房问题上一样，在日常生活、文化、剧院和政治等方面也是如此：非工人阶级日渐发展，而无产阶级则受到挤压，无所作为。
插话：怎样做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
托洛茨基：如果你们再给我一小时的时间，我就告诉你们该怎么做。
奥尔忠尼启则：您的时间快到了。
托洛茨基：我再要15分钟。（通过）我再说一遍：正如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在物质领域进行扩张那样（你们从街道、店铺、电车和公寓都能观察到这种情况），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现在整个无产阶级都受到挤压，而我们党的制度则在加强对无产阶级的这种阶级压制。这是基本事实。这种打击的威胁来白右派，来自非无产阶级。我们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无产阶级去认识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要让无产阶级别以为政权到手就永世不变，万事大吉了，别以为苏维埃国家会绝对化，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是工人国家。必须让无产阶级懂得，苏维埃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领导实施错误政策的情况下，可能会变成使政权脱离无产阶级基础，而接近资产阶级的机构，然后资产阶级会彻底撕掉苏维埃这件外衣，使自己的政权变成波拿巴主义的政权。在错误的路线下，这种危险是非常现实的。
没有国际革命你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要是没有指靠国际革命的正确政策，要是指靠普塞尔的支持，非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反而会断送苏维埃政权。必须使无产阶级懂得这一些。我们反对派的错误，我们的罪过就在于我们不想麻痹自己，不肯“乐观地”闭眼不看我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危险。
现实的危险来自右边，不是来自我们党内的右翼，因为我们党内的右翼不过是一种传动机构，真正的危险，根本的危险来自正在抬头的各种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家是那个聪明而有远见的资产阶级分子乌斯特里亚洛夫，过去列宁常注意听他发言，并警告大家要提防他。大家知道，乌斯特里亚洛夫不支持我们，他支持斯大林。
1926年秋，乌斯特里亚洛夫写道：“现在需要一种新的策略、新的动力，比方说，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政策。从这个观点来看，必须承认，最近党向反对派所作的一些实际让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忧虑。”接下来他又写道：“要是反对派领袖的悔过声明是他们单方面无条件投降的结果，那么光荣应该属于政治局。但是，如果这个声明是与他们妥协的产物，那政治局就该死。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斗争一定会再度爆发……取得胜利的中央委员会必须有抵抗反对派瓦解性毒药的内在免疫力。它必须从反对派的失败中得出一切结论……否则，这将是我国的灾难……”乌斯特里亚洛夫继续写道：“因此，这项工作必须由俄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和专家以及主张演变的而不是主张革命的思想家来进行。”
乌斯特里亚洛夫得出结论说：“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不仅反对季诺维也夫，而且明确地支持斯大林。”乌斯特里亚洛夫反对你们修改选举法细则中的“错误”。他主张彻底粉碎反对派。
而你们的回答是什么呢？你们企图把反对派凊除出中央委员会——暂时还仅仅是中央委员会。乌斯特里亚洛夫是个通晓法国大资产阶级历史的资产阶级分子，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这位反映新资产阶级情绪的代言人懂得，只有布尔什维克本身的倒退，才能最顺利地为新资产阶级掌权作好准备。这个支持斯大林中央委员会的乌斯特里亚洛夫写道，必须保护（什么？）不受反对派的瓦解性毒药的毒害。可见，他同你们也是一致的，认为反对派是瓦解性毒药，必须清除这种毒药，否则它将是“我国的灾难”。这就是乌斯特里亚洛夫说的话。这就是他不但反对我们，而且支持斯大林的原因。请你们好好想想这一点。现在你们所面对的不是无知的群氓，他们有头脑，不轻意上当受骗，他们不会相信反对派是靠英国的金钱进行活动的，不会的，乌斯特里亚洛夫是一个颇有意识的人，他清楚该说什么，该朝哪个方向走。那么，他为什么支持你们？他同你们一起要维护什么呢？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周报《统计学家报》在6月11日这一号上说了些什么呢？请大家听听：“……已经到了紧急关头：斯大林政府要么粉碎极端分子，彻底制止国外的宣传，要么自己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集团粉碎！！”这些话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机关报说的。该报写道：到了必须决定谁赶走谁的时刻了。现在也请你们解决这个问题。
最近有人告诉我说，索尔茨同志在与一位曾在反对派83人声明上署名的同志交谈时曾拿法国革命做比喻。那有什么，我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方法，我认为，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应当把法国大革命，特别是它最后阶段的事实介绍和马克思主义对它的解释重新刊印出来，供党阅读。这是—个挺不错的警告。（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插话。）只要大家没有让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停下来，我就一直等着，否则我会说出什么反党的话来，谁也打不断我的话。
扬松：我们能打断。
托洛茨基：打断不了，无政府主义的警告对我无效，我需要主席的经常性警告。
索尔茨同志与这位同志谈了有关他在83人信上签名一事……顺便说一句，这里有个谜：索尔茨点了一个签名者的名字，并提出各种各样的严厉警告，可不知为什么你们却没正式指责我们在83人信上签名。怎么能说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一事是犯罪行为，说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发言也是犯罪行为。我在共产国际是以国际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工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归你们管。如果没有雅罗斯拉夫尔车站，那么雅罗斯拉夫斯基在没有车站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插话听不清……甚至连你们也没有。）我知道你们也会无中生有地来煮出指控的汤，你们比那个用斧子煮汤的士兵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不提那个83人声明？索尔茨同志点了那个同志，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沃罗比约夫。（席上插话：是情报员吗？）你们真的想给党套上嘴套吗？不是情报员，而是同志，这些同志揭露了党内的丑恶行为，他们做得对。那么你们为什么没把83人声明作为指责对象呢？如果你们认为这个声明完全是忠心耿耿和开诚布公的表规，也就是说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可以由一部分党员发表这样的声明，那就太好了，我欢迎这样做。可是对去年七月宣言你们完全不是这样做的。请问：你们是不是认定我有罪，是不是认为我们的集体声明是犯罪行为？或者你们不这样认为？我担心你们的派别中央还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我请求在速记记录中不要有遗漏，要准确无误地记下：既然没有指责我们在83人声明上签名，所以我认为、这并不是因为目前的领导集团准备在党内建立一种更健全的制度，以使党员可以向中央提出声明、宣言和建议（这样就不会有这种审判了），而是因为领导集团还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
奥尔忠尼启则：您所做的一切实际上使对问题的辩论和讨论变得完全不是所希望的那样了……
托洛茨基：不正确之间和不合法之间（这个不必由我向你们做解释，因为你们要维护的正是合法性），以及不正确与不合法之间有很大区别。比如，我认为你们此时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我不能说这是不合法的。你们实施的是一条错误路线，审判的是不该审判的人，然而你们的审判是根据党的法规进行的。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认为83人声明实质上，即政治上是错误的，但从党章的角度来看又是合法的？我是这样理解你们的。
有人说我说话尖刻等等，难道我缺少同志式的态度不成，我再次提醒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并请他读一读《反对派的道路》这篇文章，该文最先提出反对反对派，说反对派超越了“同志式的（！）批评”，因此以“同志式的态度”劝诫他们，说反对派在战争中充当了张伯伦的帮凶。如果你们不纠正这一点，你们将很难用正确的同志式的口吻劝诫我们这些反对派，虽然我们完全准备接受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劝诫。索尔茨同志在同这位同志交谈时，正如前面所说，曾拿法国大革命做比较。
索尔茨同志现在就在这里，他最清楚他都说了些什么，要是我把他的话转述错了，他会纠正我的。索尔茨说过：“83人声明意味着什么？它会造成什么结果？你们知道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它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逮捕和断头台。”同索尔茨同志交谈的沃罗比约夫同志问他：“怎么，你们打算把我们送上断头台？”索尔茨在回答时作了冗长的解释。他说：“您难道认为罗伯斯比尔把丹东送上断头台时，他不感到惋惜吗？而后来罗伯斯比尔自己也不得不走上……您认为这不可惜吗？当然可惜，但是不得不……。”这就是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我再说一遍，我们现在必须要重新认识法国大革命。这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甚至可以从克鲁泡特金开始。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比饶勒斯更了解法国大革命的民族内幕和阶级内幕。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许多人被送上断头台。我们也枪决了许多人。但是，法国大革命中有两大篇章，其中一章是这样的（向上指），另一章是这样的（向下指）。这一点必须弄清楚。当篇章这样（向上指）时，法国的雅各宾派，即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曾把许多君主派和吉伦特派送上断头台。我们也有过这样的伟大篇章，当时我们反对派同你们一起成为枪手，枪毙了许多白卫分子和吉伦特派，我们同你们一起都成了枪手。而后来当法国的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和准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雅各宾派右翼中的热月派和波拿巴派——开始放逐和抢杀雅各宾派左翼即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在法国便开始了另一个篇章。我倒希望索尔茨同志彻底思考一下他的比较，首先让他自我回答：索尔茨准备按照哪一个篇章来枪毙我们？（场内议论纷纷。）这不是开玩笑，革命是严肃的事业。我们谁也不会被枪毙所吓倒。我们全是老革命家。但是必须知道枪毙谁，按照哪一个“篇章”枪毙。我们枪毙人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是按照哪一个篇章枪毙的。但是，索尔茨同志，你们准备按照哪一个篇章来枪毙人，你们现在清楚吗？索尔茨同志，我担心你们正准备按照乌斯特里亚洛夫篇章，即按照热月篇章来枪毙我们。
当我们中间使用“热月派”这个词，大家都把它当作骂人话。人们都认为热月派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派，是君主制政权的自觉拥护者，如此等等。决不是这样！热月派是雅各宾派，不同的是他们变成了右派。雅各宾组织——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在各种阶级矛盾的压力下，很快决定必须消灭罗伯斯比尔集团。你们是不是以为他们会在热月9日的第二天对自己说，现在我们已经把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中了吗？决不是这样！请查看当时的所有报纸。他们说：我们消灭了一小撮扰乱党内安宁的人，而现在，把他们消灭之后，革命将彻底取得胜利。如果索尔茨同志对此表示怀疑……
索尔茨：您确实是在重复我的话。
托洛茨基：这就更好了。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的话，索尔茨同志，那将大大有助于我们解决你们准备通过粉碎反对派展开什么样的篇章这个问题。对下面这一点必须有明确的理解，就是如果不照应当做的那样着手纠正党的阶级路线，那么党不得不奉行乌斯特里亚洛夫指定的路线，即对反对派实行残酷斗争的路线。如果你们坚持斯大林的路线，那么你们就应该沿着这条路线走到底。
布里瓦尔是雅各宾派的右翼分子，热月派分子，下面我把他的话读给你们听听。他在报告关于国民公会开会期间将罗伯斯比尔和其他雅各宾派分子交付革命法庭审判的情况时说：“披着爱国主义外衣的阴谋家、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自由；国民公会下令逮捕他们，这些人是：罗伯斯比尔、库通、圣茹斯特、勒巴和小罗伯斯比尔。您的意见如何？——主席问我。我回答说：凡是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总是按照山岳派的原则精神投票的人，都投票赞成逮捕。我更是极力赞成，因为我是这项措施的提议人之一。此外，我作为秘书，立即签发了国民公会的这项法令。”
这就是当时的索尔茨或扬松做报告的情况。罗伯斯比尔及其同伙都成了反革命分子。“凡总是按照山岳派的原则精神投票的人”，按当时的话等于是说，“谁总是布尔什维克”。布里瓦尔自以为是老布尔什维克。“作为秘书，立即签发了国民公会的这项法令”。今天也有立即“签发”的书记。今天，也有这样的书记……
再听一听法国国民公会在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等人被处决以后发出的告全国人民书：“公民们，正当取得战胜外敌的辉煌胜利的时候，共和国受到了新危险的威胁……如果法国公民在祖国和少数个别人物之间进行抉择的时刻犹豫不决，国民公会的工作就会化为泡影，军队的勇敢也将失去一切意义……响应袓国的号召，不参加万恶的贵族和人民的敌人的队伍，你们将再一次拯救袓国。”
他们以为在革命胜利的道路上实现的是“少数个别人物”的利益；他们不懂得这些“个别人物”反映的是那个时代最低层的革命自发势力的情绪。这些“个别人物”反映的是反对“新的新经济政策”和反对波拿巴主义的自发势力的情绪。热月派以为这件事所涉及的是几个人的更换，而不是阶级的变动。“响应祖国的号召，不参加万恶的贵族的队伍。”罗伯斯比尔的朋友都成了贵族。而我们今天不是也从扬松口中听到称我为“贵族”的同样喊声吗？
我可以向你们引证许多篇把革命的雅各宾派说成是当时的张伯伦即皮特的走狗的文章。这个比喻实在令人吃惊！现今袖珍版的皮特就是张伯伦。请你们看看奥拉尔的《革命史》：“敌人不满足于杀死罗伯斯比尔和他的朋友，还对他们进行污蔑，把他们说成是法国人心目中的君主派和卖国贼。”这是原话。而今天，《真理报》上以《反对派的道路》为题的文章不也正是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吗？凡是读过《真理报》最近一篇社论的人都会嗅到它的气味。这种“第二个篇章”的气味正在钻进人们的鼻孔。第二个篇章的气味就是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这个主义正是在我们党的制度压制每一个反对热月的人的时候，渗入了我们党的官方机构，解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武装。在党内，群众工作者受到压制。普通工人默不作声。
你们是想用新的“清洗”达到进一步的沉默。这就是党的制度。请回忆一下雅各宾俱乐部的历史。那里有过两次清洗的篇章。当浪潮像这样（向上指）时，温和派受到排斥；当路线开始曲折向下时，革命的雅各宾派则开始受到排斥。这样一来雅各宾俱乐部作出了什么反应呢？俱乐部中建立起一种恐吓和无个人独立面貌的制度，因为强迫大家沉默，要求百分之百地投赞成票，放弃一切批评，强迫按照上面的命令进行思考，使大家不敢再认为党是生机勃勃的、独立的组织，而不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当时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当时执行同你们一样的各种职能的机构——同整个革命一起完成了两个篇章。在第二个篇章时期，它使党员丧失了思考的习惯，迫使他们盲目接受上面的一切东西。雅各宾俱乐部，这个革命的发祥地，变成了培育未来的拿破仑官吏的温床。我们应该向法国革命学习。但是，难道真需要历史的重演吗？（插话）
说这些可不是开派别玩笑。没有人愿为区区小事而拿大事去冒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在这种场合对这些问题的最后解释。我不知道你们将怎样迅速地执行我在发言开头时提到的那条路线。但是，我并不想用给我的这80分钟来驳斥你们向我提出的各种卑鄙无耻的无谓指责，而是要提出分歧的基本问题。
请你们再读一读列宁谈分歧的那些讲话，你们会发现，关键时刻他用三言两语就把党内斗争中常出现的无关紧要的分歧一扫而光，并十分尖锐地提出一些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也向你们提出一个根本问题：
为了避免分裂应该做些什么呢？分裂可以避免吗？如果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和革命以前的条件下，生活在各种矛盾相当缓慢地积累的条件下，我认为，分裂要比保持团结的可能性大得多。要是对深刻分歧抱有幻想，那就是犯罪。
我曾在三人小组中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生活在从前的、革命前的条件下，即各种矛盾缓慢积累的条件下，分裂要比保持团结的可能性大得多。
但是，现在的局势不同了。我们的分歧已经尖锐到了可怕的程度，各种矛盾变得异常尖锐。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分歧再次变得极为严重起来。但是与此同时，第一，我们党内拥有巨大的革命潜力，拥有从列宁著作、党的纲领和党的传统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这一笔巨大的思想财富。你们大量浪费了这笔资产，很多都被你们用目前党的报刊上占统治地位的“新学派”毫无价值的东西取而代之。但还是留下了很多纯金。第二、目前正处在充满着急剧转变、重大事件和大量教训的历史时期，从中应当并且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如果没有中国革命事件，我们的态度也不会变得如此激烈。比如，我们对工人的工资问题展开了争论。当然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除了直接实际意义以外，对我们来说还有一种预示意义，指出了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何处，迫使我们去检查领导中的多数派对我们赖以维持的工人阶级最起码和最迫切的要求是否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当然所有这一切过去和现在都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对评价路线来说则主要具有预示意义。而现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没有中国革命最近的事件，我们的态度今天也不会如此激烈。但是，中国革命及其现在发生的事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态度也就变得极其激烈：存在两条路线。但是，同志们，这里正好用上一句话：碰得越疼越要治。
目前有许多重大事件正在使两条路线经受考验。但是你们无权隐瞒这些事实，它们迟早总会大白于天下。不应该隐瞒无产阶级的胜利与失败。党可以使了解和接受这些教训的工作做起来更容易或更困难。你们正在增加这些困难。因而我们，只有我们才是乐观主义者。我们说我们正在纠正党的政策，使其不要分裂。我们正在为十月革命的路线而战斗，而且还要继续为它战斗。我们现在深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因而毫不怀疑这条路线将会深入到我们党的大多数无产者的意识之中。
那些用镇压来反对这一路线的人，那些和《真理报》同唱一曲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造成了分裂，他们是极端的悲观主义者，是好造谣中伤制造分裂的人，他们被历史赶进了死胡同。他们已无望取得思想上的胜利，留给他们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被驱除……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责任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中央监察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的责任应该是在这个急剧转折时期建立一种比较健全而又灵活的党内制度，在不发生动荡的情况下让两条对抗的路线去经受各种巨大事变的考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党的有用之才。但是必须使反对派也有可能进行自我检验，当然是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同时要维护为此而制定的所有党章条文。必须解除分裂分子的职务、使他们无法分裂。必须保证党能在各种重大事变的基础上进行思想上的自我批评。如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党的方针在一、二年内一定会纠正过来。当然不是所有在座的人都能和现在一样在那些机关参加会议。但是党会保持住自已的统一。我再说一遍，我在三人小组说的那些话，现在又可以用来反驳索尔茨同志的哲学：不要仓促从事，不要通过事后无法补救的决定。当心不要搞得以后说：我们抛开了应该保留的人，而保留了应该抛开的人。
奥尔忠尼启则：现在我们开始讨论。请萨哈罗夫同志发言。
第二次发言
托洛茨基：这是党的一位负责同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一份“起诉词”。不论是在群众大会上，还是在小型集会上，或是在别人给雅罗斯拉夫斯基起草的发言稿中，只要是反对反对派，说什么都行，可是在党的最高机关中……“起诉人”也是这么说的……但事实毕竟比你们更有说服力。党的高级机关当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然而事实比你们更有说服力。今天，我参加完早晨的会议回来时，正好收到两份“不供发表”的电讯稿，这两份电讯稿再一次推翻了你们的观点。像是有意作对似的，一份是关于英俄委员会的，另一份是关于中国革命的。这两份电讯稿都是瞒着党的。第一份电讯稿写道：“伦敦6月22日电（塔斯社）工会总理事会今天分析研究了希克斯和西特林6月18日从柏林发来的他们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会见的消息，并决定将这一消息以及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来往书信的摘要作为报告一并转交给国际联系委员会”。
原来，我们的代表已经会见过总理事会的代表。有关这次会见的情况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已作了报道，可我们现在却一无所知。
彼得斯：怎么会一无所知，各报都登出来了。
托洛茨基：是登出来了，可说的是将要举行会见。现在整个欧洲人们所谈论的已经是这次会见本身的情况了，通报也出来了。而塔斯社的电讯稿却“不供发表”。请继续往下听：“此外，总理事会还讨论了声明的内容，这个声明将由该理事会在下一次会议上通过。总理事会的例行会议在正常情况下应于7月份召开，工会人士认为，这是总理事会不同意召开英俄委员会的征兆。在同塔斯社的代表会谈时，接近总理事会右翼的研究工运问题的一些报社记者认为，目前出现的形势是在向俄国人宣战。”
因此，决定将召开英俄委员会的建议作为报告提交给国际事务委员会。这种喑中破坏行为被看成是“向俄国人宣战”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今天从伦敦发过来的电讯稿的内容，但电讯稿却被宣布“不供发表”。怎么，难道我们没有权利知道这一切吗？究竟是什么样的“贵族”向百万人的党隐瞒这样的电讯稿？中央委员会必须向党作出答复，究竟是谁隐瞒了这些电讯稿？为什么要隐瞒？而更重要的是，在对英俄委员会的整个评价上谁是正确的？一年前莫斯科委员会曾说，英俄委员会在有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将起巨大作用。战争危险早就有了。托姆斯基去过柏林，在那里进行了协商。结果怎么样呢？将召集英俄委员会的建议作为报告提交给国际事务委员会，因为总理事会正在向我们，而不是向张伯伦宣战。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高兴地接受扬松同志的声明，他说我们可以随时参加工人支部，并在那里为我们的观点辩护，这时，我们感到痛苦的将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对我们的追究，而是被工人抛弃。
我高兴地得知，83人声明（现在的人数要多得多）没有破坏党的纪律，因此我得出结论：对在声明上签名的人的任何迫害都是对党章的破坏。我将采用一切办法尽可能地把这类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地报告给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但是我必须指出，这不是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态度。我还要补充一点，或许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和缺乏信心的人，但是我认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态度比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态度强硬得多，因为雅罗斯拉夫斯基在执行现行方针时更果断、更坚决和更彻底。
我高兴地得知，索尔茨同志称我可以对关于废品问题的文章提出原则性的批评。我高兴地指出，大多数与会者都支持索尔茨同志的这一建议。我高兴地指出，出席本次会议的《真理报》编辑部秘书乌里扬诺娃同志也不反对这一点。
我得知了罗伊津曼同志关于他敦促调査破瓶塞的声明，这些破瓶塞是同伏特加酒一起售出的，而且还提出新的苏维埃口号：“没有伏特加酒吃饭都不香”，“醉汉睡一觉就会清醒”……等等。我收到了我们主席就这个问题写的一个便条，上面只有一个非常简单而形象的词——“下流”。但是，我必须指出，这些破瓶塞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它们进一步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国家正在出售伏特加酒。
奥尔忠尼启则：季诺维也夫本人赞成这一点，但是我反对。
托洛茨基：如果他赞成，那他就错了。如果您反对，那您就对了。最后，有一点必须弄清楚，在沙皇制度下，伏特加酒对国家预算有利，而于私人经济不利。这是在沙皇制度下的情况。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伏特加酒怎么样呢？它对国家预算有利，而于国有经济不利。我认为，除了所有其他后果，诸如那些口号外，对国有经济的弊要大大超过对预算的利，因此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在反对我们自己。
我高兴地指出，当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明目张胆地说我逮捕米雅斯尼科夫和枪杀共产党员时，大会主席打断了他的话。我必须指出，说我枪杀共产党员的卑鄙流言早就传开了。我还必须告诉你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如何对待我枪杀共产党员的卑鄙诽谤的。同志们，我这里有伊里奇所写并由他签署的公文副本。原件我已在几年前交给了列宁研究院。我保存的是影印件，而这一份是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副本。
公文纸的上端写有“人民委员会主席”字样，最下端有列宁亲笔写的几行字：“同志们：我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的严厉性质，我完全相信，绝对相信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是正确的、合理的，是事业的利益所必须的，因此我完全支持此命令。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这是列宁同志亲笔写的。当他把下端写有这几行字的空白公文纸亲手交给我时，我表示不解。他对我说：“我得到报告，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您枪杀共产党员。我给您这样一张公文纸，而且像这种写有我同意您的决定的公文纸需要多少我就给多少，您可以在上面写上任何决定，公文纸上已有我事先签上的名字。”这是1919年7月的事情。现在有很多关于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态度，而更重要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的态度的流言蜚语，我倒要看看什么人能拿出这种公文纸来，这种已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名的空白公文纸，列宁给我时说他先签上名字，我可以作出任何决定，于是这样的决定不仅常常决定着个别共产党员的命运，而且还决定着更多的东西。事情就是这样。但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雅罗斯拉夫斯基将比奥尔忠尼启则更强硬，在所有的支部里将流传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说法，而不是奥尔忠尼启则在这次会上对他的谴责。然后奥尔忠尼启则本人也会说：“一点办法也没有，群众要求这样做，其实我本人也是听了托洛茨基的发言才确信这一点的……”
奥尔忠尼启则：这是什么预见！
托洛茨基：我高兴地得知，奥尔忠尼启则同志谴责《真理报》的社论。但是这50万份净是流言蜚语的报告纸是政治事实，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谴责却鲜为人知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分子省里和县里都有。马列茨基的文章对县里、省里和其他地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分子来说就是斯大林的调子。运动将按照这个调子进行。这是利用最不觉悟的阶层的黑帮本性进行的肮脏的投机活动。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反对这些诽谤性的攻击。您自己才是黑帮分子。（奥尔忠尼启则按铃。）
托洛茨基：我高兴地得知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声明，他说同我的看法一样，认为一年以来官僚主义有所增长。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反对。
罗济特：应该让诽谤分子规矩点。
奥尔忠尼启则：谁也没有委托您发表声明。
托洛茨基：这不只是官僚人数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方针问题，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态度问题。在一次区里召开的有部分积极分子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区委书记雅柯夫列夫作了一个攻击反对派的派别性报告，一位女士发了言，大致内容是：“这里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对反对派必须加以惩罚，但要命的是，当一个衣冠楚楚的人来到区委会时，他立刻会被带到他所需要去的地方，而一个衣着普通满身污垢的女士来到这里时，她就得在过道立等多时”。说这话的是一位女工，区委会委员。这种意见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听到。这不仅说明官僚者人数的增加，而且表明统治集团正在日益同苏维埃新经济政策社会的上层融为一体，也表明正在形成两个阶层、两种生活方式、两种习惯、两种关系，或者用更尖锐的话说，正在形成日常生活中双重权力的要素，在进一步发展的情況下这种双重权力可能会转变成双重政权，而双重政权将会对无产阶级专政构成直接的烕胁。城市中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庞大阶层，他们在下午二点以前过着职员生活，而三点以后则过着市侩生活，对中央委员会采取自由主义态度，而每星期三下午六点以后他们都要谴责反对派缺乏信心。这种党员活像私下里信奉达尔文理论，而需要时就拿出圣餐证的沙皇官吏。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建议我们帮助他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那么，你们为什么要解除反对派的职务呢？难道他们拒绝“提供帮助”吗？确实，过去和现在都有米柳亭式的人物，他们试图证明反对派不好好工作，妄图在背地里捣鬼败坏他们的名声，（我认为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并不鼓励他们这么做）。但是我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反对派被解除职务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称职，或者不遵循中央的指示，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念而受到处罚，是作为反对派被解职的。他们是由于所谓“托洛茨基主义”而遭到惩罚和被解职的。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提出的帮助他进行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建议，使我想起了另一个更具权威性的建议，就是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最后一次谈话，那是在他写完对外贸易垄断的信之后和他写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之前的事。我记得，这件事发生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二次患病前的两三个星期。他把我叫到克里姆林宫他的住处，谈了我们苏维埃机关里快速增长起来的官僚主义和必须找到彻底解决的办法问题。他建议成立一个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并请我积极参与这项工作。我回答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认为，目前在同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时不应忘记，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即在省、县、区、中央，所谓中央委员会等等形成了一套围绕党的著名领导集团和领导人挑选党的、非党的、准党的官员和专家的特殊办法。只要触动一个官员，就会牵涉到专家上头的党员领导干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可承担不了这样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了一会儿说道（我可以一字不差地转述他的原话）“这就是，我说的是必须同苏维埃官僚主义作斗争，而您认为斗争对象还应加上中央组织局？”由于出乎意外我不禁笑了起来，因为我脑子里还没有这种完整的想法。我回答说：“大概就是这样。”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那好，我建议成立一个联盟”。我说：“很乐意和一个好人组成联盟。”最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建议在中央委员会下成立一个同“所有”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委员会，而通过该委员会我们就可以也碰碰中央组织局。关于组织方面的问题他答应再“考虑一下”。就此我们便分手了。后来我有近两个星期都在等他的电话，但是伊里奇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不久便卧床不起了。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自己的秘书给我送来了几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结果这件事就中断了。（会场上一片喧闹声。）
我当时把这一情况告诉过几位最亲密的中央委员同志，我希望他们也一字不差地再来叙述一遍。同志们，这件事是根据当时的整个形势提出来的，这件事大致发生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或准备写关于民族问题的信的时候，也就是在他给我写了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信之后和他派人给我送来关于民族问题的便函之前。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这里试图以他对此类事情所特有的果断否定我引用过的他的一句话，不久前，就在这两天，他说冯玉祥是一个可靠的革命者。我建议中央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査此事，也就是调查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不久前在党的一个比较大的基层组织中是否说过：冯玉祥是可靠的革命者，是“真正的农民”或“真正的无产者”，而当有人对他说，冯玉祥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时，雅罗斯拉夫斯基回答：“没有的事，他从莫斯科回到国内以后，把所有的神父都赶走了”，为此他提议与会者热烈鼓掌以示对冯玉祥的敬意，冯玉祥从莫斯科回来后成了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志同道合者——一个积极的反宗教主义者。
我再次请求把斯大林同志4月5日讲话的速记记录送给我。我请求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把这份速记记录给我。我现在还是中央委员，我有权得到这个记录。作为中央委员，我可习惯于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因此，我最后请求把这份速记记录给我。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说，唐恩兴高采烈地刊登了我的发言。我认为唐恩兴高采烈地刊登所有关于我们内部批评的东西，转载我们所有的争论内容，目的是加深我们的内讧。我再说一遍，有一次我曾经说过这件事：翻一翻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就会发现，这些报刊经常称赞反对派所提出的批评，但是也毫不留情地谴责他们的政策。而这些报刊称赞的正是你们的政策。这些报刊在政策、内部事务和中国革命等问题上赞同斯大林的观点，而它称赞的只是我们的批评。我记得，当列宁谈到我们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和我们从沙皇制度中继承的官僚主义的最坏一面时，所有的白卫坏蛋都高兴得手舞足蹈，但是，这丝毫没有降低列宁对我们的国家组织一处的批评的意义。
我想在本次会议上，利用这一次机会简略地谈一谈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也就是那些出现在我的所谓政治传记中的、特别是通过作为审判员出席本次会议的雅罗斯拉夫斯基以及与之类似的人的口和笔所传播的谎言。所有的老党员都知道，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在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上一度反对过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但我不是孟什维克。如果把孟什维主义理解成一种政治阶级路线——实际上也只能这样理解，那么，我从来都不是孟什维克。从1904年年中起，也就是从孟什维主义开始形式［成］一种政治倾向时起，我就从组织上和政治上同孟什维主义决裂了。在对待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上，我不同意维拉·查苏利奇的文章和阿克雪里罗得关于支持地方自治自由派计划等等的文章的观点。在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我同孟什维主义的观点从来就不一样。而这是主要问题。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不仅用近10年的情况，而且用更早以前的事情（那时我还站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两个主要派别之外），欺骗党和共产国际。
1905年5月，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武装起义和临时政府问题的决议。克拉辛同志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重要修正案，它实际上成了一项单独的决议，曾在大会上受到列宁的高度赞扬。克拉辛提出的这个决议案完全是我在彼得堡草拟的，我有这方面的证据，即克拉辛在一次会议上写给我的一张便条。布尔什维克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武装起义和临时政府问题的最重要决议的中心部分——清查记录——是我执笔的，我也因此而感到自豪。在批判我的人的功劳簿上有什么能与此相比的东西吗？
1905年，巴库布尔什维克地下印刷所印发的许多传单都是我起草的，例如就1月9日事件告农民书，评沙皇的土地法，等等，等等。1906年[1]，11月间列宁主持的《新生活报》同我在《开端报》上发表的几篇论我国革命性质的文章是一致的。我在这些文章中阐述了所谓不断革命论。
奥尔忠尼启则：可是，您当时是在《开端报》，而不是在《新生活报》。
托洛茨基：您大概忘了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保持统一的决议。几个星期后《开端报》便同《新生活报》合并了，《新生活报》曾不止一次地撰文热烈赞扬我的文章。这是趋于统一的时期。两报合并两个月之后又一次分裂了。当时我又被捕入狱……当然我那时不是布尔什维克，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我必须说，你们歪曲了我过去的历史。你们只字不提1905年我在苏维埃与布尔什维克（克努尼扬茨[2]、涅姆佐夫、克拉西科夫等人）携手合作的事实。当时不存在意见分歧。当列宁尖锐地批评同布尔什维克党外的革命者的细微分歧时，当他毫不留情地抨击犹豫不决和吞吞吐吐的行为时，他的做法绝对正确。但是后来当你们向我指出我的错误时，你们却不顾这些错误的实际发展情况，极力歪曲并加以夸大，这是欺骗行为。你们只字不提我1905年在苏维埃与布尔什维克携手合作的事实。你们只字不提1906年列宁在《新浪潮》上发表我的阐述我们在革命中对待农民的态度的小册子《我们的策略》这个事实。你们只字不提列宁1907年在伦敦代表大会上赞扬我对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态度的事实。我肯定，我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分歧从来没有大过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同一些问题上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分歧。有谁敢说他们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有谁敢说他们是孟什维克。
我那时不是布尔什维克，但是我从来没有在组织问题上犯过像维护英俄委员会或让中国共产党附属于国民党这类极端荒谬的重大政治错误。这不仅是组织问题上的，而且是整个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但是我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即使在我本人对列宁右的背离最严重的时候，我也没有犯过这种错误。
克里沃夫：那维也纳的行动纲领是怎么因事？
托洛茨基：您说的是1912年八月联盟吗？
克里沃夫：是的。
托洛茨基：那是调和主义的产物。我那时对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起来的可能性还没有绝望。但是请不要忘记，奥尔忠尼启则、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他们自己在1917年，不是在1912年，而是在1917年加入了同孟什维克的联合组织。维也纳代表会议是搞调和主义的一次尝试。我决没有想同孟什维克结成联盟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我对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和解仍抱有希望，力图使两者统一起来。列宁和以往一样，不同意搞这种人为的统一。由于实行调和主义政策，我发现我同孟什维克在形式上已结成了联盟。但是我与他们之间立刻，几乎在第二天就开始了斗争，而战争爆发时我们已经成了互不相容的对手。可是斯大林当时是一个相当庸俗的调和主义者，尤其是在最尖锐的时刻。1911年，斯大林写了一篇关于列宁与马尔托夫斗争的文章，称这一斗争是“杯水风浪”。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说的话。1917年3月，斯大林赞成与策列铁里联合。1926年，斯大林又赞成同普塞尔、蒋介石和汪精卫结成联盟。和这些错误相比，我的错误真是微不足道。我在1914年即战争期间的活动遭到了彻头彻尾的社会民主党人库西宁，特别是当时的爱国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那帮先生的严重歪曲。我提请大家注意，我在战争开始时写了一本题为《战争与国际》的小册子，当时对我没有好感也不可能有好感的季诺维也夫说，这本小册子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对问题的提法都是正确的。
什克洛夫斯基：那是1914年的事！
托洛茨基：一点不错，是1914年的事。这本小册子成了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极左派手中的武器。我当时虽不是布尔什维克，却是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我在法国曾同一批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同志一起活动，他们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创建者。我是作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被逐出法国的。我是作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被逐出西班牙的。在纽约，我曾同沃洛达尔斯基[3]和布哈林一起在《新世界报》工作。后来我遭到了当时是庸俗孟什维克的梅利尼昌斯基这类“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指责，他们伪造了许多事实……
在加拿大阿默斯特的集中营里，我曾把德国水兵中的李卜克内西的拥护者组织起来，后来这些人站在斯巴达克派方面进行斗争。1917年2～3月，我为《新世界报》撰写了几篇文章，当然就深度而言这些文章无法同列宁的文章相比——你们也不能这样要求我，但是这些文章的精神与列宁的文章相同，当时正是斯大林作为半孟什维克和半护国派分子在《真理报》上大发议论的时候。
奥尔忠尼启则：您只剩下四分钟了，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可我还没有回答你们提出的有关我国革命正走向“衰落”这个主要问题。
奥尔忠尼启则：您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谈您的经历？
托洛茨基：我认为被告人有权谈自己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主席不应加以限制，再说，关于我的经历的问题又不是我先提出来的。我并不想这么做。问题够多的了。但是，正是斯大林派用我的经历问题取代了一切政治问题。我只能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来回答各种谎言。我请求主席团再给我15分钟来回答我国革命的命运问题。
奥尔忠尼启则：您先讲完剩下的这四分钟，然后我们再说给您延长时间的问题。
托洛茨基：奥尔忠尼启则指责我拿法国大革命作比喻，说是不能谈监狱、断头台和衰落的前景等问题。有一句谚语说得好，说说伤不了人。伤人的是事实，是行动，是错误的政策。——但是，我必须说明，这个问题决不是我主动提出来的。这一点我绝对坚持。索尔茨并没有否定我原则上援引的是他的话。因此我认为援引他的话这件事是得到证实的。据沃罗比约夫说，索尔茨是这样说的：“你们想一想，当罗伯斯比尔把丹东送上断头台的时候，他就不感到惋惜吗？你们想想，罗伯斯比尔不是真诚的革命者，他不是只考虑革命的利益，而用断头台来了结，因为革命斗争的逻辑就是如此。”我援引了索尔茨的这些话。这些话使我有根据提出革命的不同阶段的问题，革命的高潮和低潮问题，这个高潮和低潮不论是暂时的还是最终的。是暂时的还是最终的，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我必须指出，目前所有的基层组织都在为作更进一步的“结论”进行准备，这种准备正是根据驱逐和镇压的路线进行的，而你们，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却如此轻率地官僚主义地排除这条路线。是的，我再强调一遍，你们如此轻率地官僚主义地排除这条路线，闭眼不看党内外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次会上有一位同志说：“千万别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这是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的反应……所有基层组织里的报告人事先都经过乌格拉诺夫之流和曼德尔施塔姆之流专门的训练，他们每提出一个关于反对派的问题，就会有一个工人，多半是奉命，站起来说：“你们还同他们啰嗦什么？还不该把他们枪毙吗？”这时，报告人就会态度温和、假仁假义地反对说：“同志们，不要着急。”这已是党内的老一套了。问题常常是背着反对派分子提出来的，造谣中伤、含沙射影、粗暴无耻地即纯斯大林式地歪曲反对派的纲领及反对派成员的革命经历，把他们说成革命的敌人，党的敌人，这一切是为了激起受蒙骗的与会者和不成熟的年轻党员的强烈反响——这些人是你们故意塞进党的队伍里来的——，也是为了以后你们有可能说：“你们瞧，我们是准备等一等的，可群众这么要求。”这是斯大林的既定战略，你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运动的组织者，可后来你们自己遭到这一运动浪潮的冲击时，你们却说：“是党要求这样做的，我能怎么样”……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对我的第二个指责是更为一般性的政治指贲。他说，我拿法国大革命作比喻正表明了我的“悲观主义”。
据他说，托洛茨基认为革命已经灭亡了。要是我认为革命已经灭亡了，那我干嘛还要同你们斗争呢？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始终不能自圆其说。要是我像您所说的那样，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我为什么还要提出“掠夺农民”的建议呢？也许像您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我对农民有个人仇恨吗？要是我不相信革命，我为什么还要进行斗争？随大流岂不更好。请你们把这一点弄清楚，凡是认为革命已经灭亡了的人，也就不会进行斗争了。同志们，你们又没能自圆其说。
十月革命没有灭亡，我从来不认为它已经灭亡了。但是我说过，如果真有人这么做，十月革命是可能灭亡的，——而你们也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您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部思想不是辩证的，而是形式主义的。您的思想忽视了各种现实力量之间的斗争问题，忽视了党的问题，您的思想渗透了彻头彻尾的宿命论，您在区别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时，把它们看成是与形势和政治无关的两种不可改变的范畴，按照您的观点，一个人要么只能是“乐观主义者”，要么只能是“悲观主义者”，也就是说，或者认为革命已经彻底灭亡，或者认为革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我们怎么做都不会灭亡。这两种观点是错误的。难道革命没有经历过一系列的高潮和低潮吗？难道在十月革命时期没有过汹涌澎湃的高潮吗？难道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我们没有处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吗？请回想一下列宁在同左派共产主义者进行斗争时说过的话，他说革命时期驾驶政权这辆汽车是异常困难的，因为时时刻刻都要对付急转弯。布列斯特和约是一次退却。喀琅施塔得暴动以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一次退却。每一次退却的浪潮不都引起了机会主义情绪吗？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当革命的这种退却和低潮延续了一年、二年、三年的时候，就会使群众以至于党内的情绪更加低落。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您是高加索人，您知道山路不是笔直向上的，而是迂回曲折的，待到爬过陡峭的上坡，常常要走两三俄里的下坡路，然后再继续爬坡，但总的来看这毕竟是通向山巅之路。当我中途走的是一般下坡路时，我必须想到，山路迂回曲折，马上就会下坡的。要是我由于“乐观主义”，全然不顾山峦的起伏曲折，我的车子就会在某一个转弯处落入万丈深渊。我认为，你们目前正在向右转，正在走下坡路。危险在于你们看不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你们闭眼无视这一事实。而闭着眼睛登山是危险的。
我们已经攀登十年了。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布列斯特和约和喀琅施塔得暴动，实行了新经济政策。难道新经济政策（实行这一政策是绝对有必要的）没有引起控制我们自己党内右翼的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这种现象吗？
1923年秋天，在德国革命高涨的同时，我国曾出现波澜壮阔的形势。而德国革命失败后，我们也开始了低潮。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这次低潮中出笼的，这是一种悲观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全背道而驰。1926年，中国革命期间，随着国际形势的好转，我国又出现过一次汹浦澎湃的高潮。而中国革命在上海失败以后，我们又出现了低潮。对曲折的革命运动必须根据所有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1923年起我们遭到了一系列惨重失败。只有可怜的懦夫才灰心丧气。那些连左右脚、革命的高潮和低潮都分辨不清的人纯属瞎子、蠢才和官僚主义者。1924年1月失败以后，我同布兰德勒进行过一次谈话，他对我说：“1923年秋天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是因为您过于乐观；而现在您又太悲观了，所以我还是不同意您的观点。”我回答他说：“布兰德勒同志，恐怕您永远成不了革命者，因为您分不清革命的高潮和低潮。”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在探讨革命的成败问题时，完全忽视了这两者在进程中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完全忽视了我们的政策与客现条件的互相作用。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革命不是必胜，就是必败。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确实犯了根本性的锗误，我们就可能断送革命。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去纠正错误路线，我们就会取得胜利。但是，有人断言我们无论对富农，还是对英俄委员会，或是对中国革命做什么都无损于革命，革命“反正”必定胜利，作出这种推断的只能是那些无动于衷的官僚主义者。而正是他们会毁掉革命。我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首先是两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不同。在法国起领导作用的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下层，而在我国则是无产阶级。正是由于这一点、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在我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得到发展，尽管目前还存在着各种巨大的阻力和危险。这是第一个不同点。
第二个不同点是：当时法国的周围是一些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比法国更为落后的封建国家。而我国的周围却是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技术和生产方面都比我们先进，而且有更加强大和更有文化的无产阶级。这些国家在比较近的将来可能会爆发革命。这就是说，尽管帝国主义极端仇视我们，但是从长远的历史观点看，我国革命的国际处境远比18世纪末法国的处境有利得多。
最后是第三个不同点。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生活在国际国内大动荡的时代，这造成了革命曲线的急剧上升，我们的政策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但是，不能认为这条“曲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帮助我们前进。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谁要是认为我们甚至在资本主义有可能击败无产阶级几十年的情况下还能建成社会主义，那他就是无知。这不是乐观主义，而是愚蠢的民族改良主义。我们只有作为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才能取得胜利。即使世界革命推迟多年，我们也必须坚持到它的到来。在这方面，我们政策的取向具有决定性意义。采取正确的革命方针，我们就能自我巩固许多年，就能巩固共产国际，就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能获得世界革命对我们的巨大历史性帮助。
堕落的政策和指靠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方针将会使我们延缓世界革命，削弱我们自身，我们无疑会遭到灭亡。我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革命灭亡了吗？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这样认为。否则就没有斗争意义了。但是我认为，目前也就是近三年以来，由于客观原因和不切实际的政策，我们的革命确实出现了严重的低落。那些客观原因是众所周知的。1923年，资产阶级是否击败了德国的工人呢？击败了。本次会上也谈到了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所遭到的失败。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被中国资产阶级伙同帝国主义击败的吗？是的。这些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这些事实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呢？有的。这些事实是否延缓了我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呢？延缓了。我国经济中的危机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剪刀差，这种危机是造成农民和工人群众的不满和革命情绪低落的原因吗？是的。你们说我们“张皇失措”。真是胡说八道！我要对你们说：你们官僚主义的盲目无知会使我们遭到灭亡。关于这一点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曾说过：官僚主义的盲目无知是所有危险中最大的危险。冒充“乐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盲目无知将使我们遭到灭亡。我认为党的制度是最大的危险，这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可事实的确如此。如果党的制度中目的与手段、任务与方法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地方，即内在的差距，那么这些现象就会使我们四分五裂，使我们陷入困境。如何检验党的路线呢？我们在中国对它的检验是最清楚最准确的。我已经给你们读了今天发来的一份电讯稿，而你们向党隐瞒了这份电讯稿，因为它说明你们的路线不正确。
奥尔忠尼启则：托洛茨基同志，您刚才读的那份电讯稿，报上已经登出来了。
托洛茨基：当然，部分内容是登出来了。但是罪过就在于主要事实竟向党隐瞒了几个星期。电讯稿中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一个更为重要的情况。这个情况证明，我们目前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正像瞎子一样摸着黑行走。我们用对普塞尔的希望“武装”国际无产阶级，用对蒋介石的希望“武装”中国的工人。难道这是革命的政策吗？我已经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说过，在这种路线下，关于总罢工和在战争爆发时举行武装起义的所有谈话都毫无价值。谁寄希望于普塞尔，谁就会指望普塞尔，那他就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走上这条路。英国工人怎样才能重新起来举行总罢工呢？为此他们不仅必须反对资本家和资本家的国家，而且还必须反对工联和工党的所有机构，反对工人官僚把持的舆论工具。英国工人应该痛恨这群卑鄙的卖身投靠的官僚，去发动总罢工。而你们做了些什么呢？你们一方面说，我们要帮助世界革命，而另一方面又同普塞尔称兄道弟，说普塞尔在战争爆发时将成为我们的朋友，因而帮助他们欺骗和麻痹工人。用这样的政策能不能发动工人举行总罢工和起义呢？难道你们把列宁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对我们的教导都忘记了吗？
我认为，党的方针是主要危险。它压制了革命的反抗，加强了右派的方针。右派的方针是什么呢？我认为，你们依靠的是富裕农民，而不是雇农和贫农。我认为，你们坚持的是于官僚和官员有利，而于群众不利的方针。你们过于信赖各种机构。在这些机构中，你们彼此得到有力的内部支持，互相包庇，这就是压缩编制一事迟迟不能实现的原因。由于脱离群众，出现了互相隐瞒的情况，而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政权的主要支柱。在我们党内，现在依靠的是书记，而不是普通党员。党的整个制度是这样的：上层依靠的是机关，而不是普通党员和群众工作者。你们依靠的是普塞尔，而不是被普塞尔激怒了的工人，你们不依靠革命的矿工，而是依靠出卖矿工的普塞尔。在中国，你们采取的方针是指靠蒋介石和汪精卫，而不是上海的无产者，不是扛大炮的苦力和起义的农民。我们这里现在依靠的是马尔丁诺夫、拉费斯、彼得罗夫斯基、斯捷茨基、马列茨基、什麦拉尔、佩佩尔和库西宁。这些人政治上都是完全或不完全的腐化堕落分子，他们在困难时刻不会帮助我们。
现在你们已提出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当然，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普通党员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作。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你们必须作出进一步的结论。生活本身将迫使你们作出这些结论。你们最好是尽早停止和改变这个方针。你们驱除我们就是加快党的右倾，加快共产国际的右倾。你们驱除我们是为了“支持”也会出卖你们的普塞尔。如果你们中央监察委员会不想弄清这一点，那么你们不仅不会缓和党的危机，而且相反，还会给纠正党的路线造成极大的困难。
奥尔忠尼启则：我收到了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有关托洛茨基同志的一个提法的声明，托洛茨基说他即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利用群众的黑帮情绪做文章。遗憾的是我没有听到托洛茨基同志这么说，否则我就会让他放规矩点儿。“我坚决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法……（读声明）我认为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种说法是可耻的诽谤。”
下面请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
1927年6月
[1]原文如此，似应为1905年。
[2]
克努尼扬茨，波·米（1878－1911）——俄国革命活动家，布尔什维克。
[3]
沃洛达尔斯基，弗·（1891～1918）——十月革命后从事出版和宣传工作，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被喑杀。 |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托洛茨基的发言，1927年5月18日-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
（1927年5月18日-30日）
托洛茨基的发言
同志们！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你们知道了苏联共产党至今没有了解的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获准参加今天的会议，尽管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礼节上都完全有权出席这次会议。一个群众性政党的政治教育的第一条准则是：它不仅需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接受的东西，而且需要知道中央委员会拒绝接受的东西，只有这样，领导的路线才能为党员群众完全明白和理解。这是我们一直保持至今的传统。而拒绝向党公开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我的提纲，是理亏的表现，是缺乏自身安全感的表现，同时也表明这是害怕反对派的提纲在党的舆论面前显得比多数派的提纲更正确的表现。除此以外，不可能还有别的理由封锁这些提纲。
我曾经尝试在党的理论刊物上撰文批判斯大林的提纲但没有成功。由于我的提纲是针对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路线的，所以它禁止发表我的批判文章，也禁止发表季诺维也夫和我的其他文章。
昨天，这里分发了一份由库列拉签署的起草委员会的决议，其中援引了我们辩论的消息。至于其中是否有所指，我不太清楚。总而言之，执行委员会会议是在没有一位新闻记者参加的特殊气氛下召开的。而献给全体会议的仅仅是《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有这么一句狂妄到极点的空话：“谁蓄意破坏共产国际内部的团结，谁就是犯罪分子……”等等。这句话的矛头所向，是不言而喻的。早在决议草案发表以前，《真理报》就宣布一切敢于同即将发表的决议进行论战的人为犯罪分子。我们可以想象，在莫斯科这里，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不管发表什么看法，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是按处理反对派的办法，作为反党处理的。斯大林同志的完全错误的提纲实际上已被宣布为绝对正确的提纲。更有甚者，在执委会辩论的日子里，一些在自己支部的讨论中反对攻击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人甚至被草率开除出党，或者至少受到开除出党的威胁。同志们，你们就是在这种气氛中进行辩论和作出决议的。我提议，希望执委会作出决议，准确地、客观地公布关于我们讨论的情况，并附上这些分发的提纲和文件。我们不能掩盖、封锁和禁锢中国革命。
同志们，党的制度日益腐化是一切危险中最危险的。领导的每一个错误都由于对反对派采取措施而被说成是“善意的”。蒋介石举行政变的电报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我们私下里就说：反对派必将为此付出特别惨重的代价，因为恰恰就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它受到不少警告。
有人总是在寻找制造新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皮达可夫、斯米尔加等人“事件”的可能性，以此转移党对一些最迫切问题的注意力；尽管党代会即将召开，或者正因为如此，驱逐反对派事件层出不穷。这种方法已被广泛使用于党的各级组织，使用于每一个工厂，第一个区，每一个城市。这么一来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出现一些这样的人，他们随时准备接受来自上面的一切，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他法。人们麻木地希望，等到战胜了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以后，一切事情就会走向正轨。相反，制度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事情刚刚开头，还没有结束。照此下去，只会遇到困难和其它挫折。
这套制度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人们在美其名曰不损害苏联利益这个错误思想指导下，不敢公开发表一点儿批评意见。然而，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吃了大亏，我们的国内政策需要革命的国际政策，因为对外政策的错误只会加强对内政策的错误。
下面我谈谈布哈林同志的决议草案，首先谈谈直接涉及议程讨论的一个问题。同志们，请听：
“共产国际认为，自命为工人政党和工人组织的党和组织，既然没有最坚决地参与反对干涉中国的斗争，既然麻痹工人阶级的警惕性，既然在这个问题上散布消极情绪，那它们就是在客观上（有时是主观上）帮助帝国主义者……是支持帝国主义准备反苏战争和准备世界大战。”
这些话多么动听。请问，如果把这些话也运用于英俄委员会，那么，它们也仅仅是动听而已。因为，这是“最坚决地参与干涉中国的斗争”吗？绝对不是，这是麻痹工人阶级的警惕性吗？不是！是在这个问题是散布消极情绪吗？毫无疑问！这不是在英帝国主义者备战时客观上（在英国方面也是主观上的）帮助它们吗？当然是，而且是毫无疑问的。
你们比较一下，库西宁使用库西宁式的波塞尔主义的语言就英俄委员会问题夸夸其谈了些什么。这种两面手法是从哪儿来的？这种税签[1]的把戏不应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玩弄，应该到边境城市的海关去玩弄。我们必须禁止玩弄这种不正当的有失体面的把戏。
让我们继续听听布哈林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革命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最近一次（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对中国革命动力问题所作的分析。共产国际执委会特别强调指出，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第七次扩大全会指出的关于资产阶级必然脱离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转向反革命方面的论断。”
上海和武汉的工人如果有机会读到，四月事件的发展竟然与布哈林同志为中国革命预先规定的历史行进路线完全一致，那他们定会感到非常惊奇。人们还能想象比这更丑恶的漫画和更可笑的学究气吗？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被在国民党这个联合党中占有领导地位的“民族”资产阶级战胜的，因为共产党在一切决定性问题上都服从这个联合党的组织纪律。这次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工人和世界大多数工人来说，仿佛是一声晴天霹雳，而在这次政变以后通过的决议说：这一切都是按照布哈林的英明论断发生的。这确实是闻所未闻的怪论。
这个诊断在这里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诊断在现有的条件下意味着什么？充其量不过就是下面这句空话：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定阶段必将脱离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把这种陈词滥调称为英明的“论断”，实际上是贬低马克思主义。这种陈词滥调没有一次划清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的界限。如果你们问问考茨基、奥托·鲍威尔和唐恩，那么，得到的回答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联合不可能永久维持。唐恩不久前还在他的蹙（蹩）脚的报纸上胡乱吹嘘这一点呢。
但是，问题的实质是：说资产阶级必然脱离民族革命，是一回事，而说资产阶级必须夺取革命的领导权，夺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欺骗工人阶级，进而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打败工人阶级，把它淹没在血泊中，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布哈林决议中的全部哲学的基础就是将这两个诊断相提并论。然而这意味着取消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观点之间的根本对立。
下面我们来看看，列宁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客，都是用诺言来‘满足’人民，都多次愚弄过工人。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赞助资产阶级，——取消派中的一些政治草包这样说道。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们不要相信空话，只有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1917年3月）”[2]
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的必然进攻早有先见之明，所以布尔什维克的重点，就是尽快地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尽可能彻底放弃对资产阶级的信任，以最广泛的形式尽快团结和武装群众，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农民群众的革命起义。
而孟什维克在预见到资产阶级的所谓进攻以后，其政策则着眼于尽可能推迟这个时刻的到来，因为他们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宁愿牺牲无产阶级政策和组织的独立性，向工人灌输资产阶级的进步作用，宣扬政治上自我克制的必要性。为了保持与伟大的罢工发起人波塞尔的联盟，有人不惜奢谈亲密的联系和政治上的一致，美化这个波塞尔；而为了维持与中国资产阶级的所谓联合，有人不惜翻新花样，粉饰资产阶级，从而使资阶级政客得以更容易地愚弄群众。
不错，这样一来，的确能推迟资产阶级的进攻时间，但是，资产阶级却利用这段时间来反对无产阶级；它凭借其巨大的社会优势篡夺领导权，武装嫡系部队，在政治上、军事上阻止无产阶级的武装。一旦取得成功，就在发生首次严重冲突时开始反革命大屠杀。
同志们，是资产阶级被抛弃还是它抛弃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是两码事。这是革命要走的两条道路。革命走哪条道路能取得胜利呢？列宁指出的以往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所走的最正确道路是：
“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政客，都是用诺言来‘满足’人民，都多次愚弄过工人。”
领导者的错误观念使中国资产阶级走这条道路是更困难了还是更容易了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更容易了。
为了防止资产阶级消灭无产阶级，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批判关于四个阶级联合的卑劣理论，把它视为是对中国革命的真正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背叛。我们这么做了吗？没有做，恰恰相反。
现在，我没有时间对革命的发展和意见分歧的激化进行历史的论述，布哈林却拥有充分的条件这样做。做得那么全面又那么漏洞百出。我一直打算在党或国际的理论刊物上进行这种早该进行的论述，可惜布哈林只在人家没有条件给予恰如其分的，即实事求是和证据确凿的回答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
今天我只说以下几点就足够了：
1．3月16日，即蒋介石实行政变以前不足一个月，《真理报》的一篇社论指责反对派，说准备叛变的资产阶级按照反对派的样子窃据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真理报》不是向中国工人澄清这个事实，而是愤怒地否定这个事实。它声称，蒋介石是服从国民党的纪律的，就好像反对阶级在革命迅猛发展的时候就能服从联合党的政治纪律似的。同时还要指出，如果正像什麦拉里的夸夸其谈那样，反对派确实对官方的路线什么也不应该说，那么，布哈林在一年来的演说和文章中，为何只要一涉及中国革命最迫切的问题，就连篇累牍地指控反对派？
如果时间允许，我想在这里宣读拉狄克致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这封信重复了他去年7月一封信的内容。这第二封信是去年9月写的，信中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最迫切的问题。
2．4月5日，即蒋介石政变前的一星期，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拒绝了拉狄克的意见，并再次声明，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那些警告缺乏根据，我们要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一只挤干的柠檬把它扔掉。斯大林的通篇讲话是安抚和平息大家的不满，是麻痹我们党和中国党。当时有几千名同志听了这个讲话。这是4月5日的事，确实，讲话的论点并不像布哈林强调的那么出色。斯大林讲话的这个速记记录从未发表过，因为几天以后，那只被挤干的柠檬就夺取了政权和军队。我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员，完全有要权要求得到这个讲话的速记记录。但是我的努力和尝试纯属徒劳。同志们，现在你们不妨试试，也许你们幸运一些。可我表示怀疑。斯大林的这个被封锁的速记记录不需要其它文件就能揭露官方路线的错误，并证明，断言上海事件和广州事件正好“证实”了斯大林一周前在莫斯科维护的路线，是多么不合时宜。
3．中央委员收到了它派往中国的三位同志3月17日寄来的报告。这个文件十分重要，真实地描述了共产国际的路线的执行情况。用这个文件的话说，鲍罗廷一会儿像右派国民党人，一会儿像左派国民党人，就是不像共产党人。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变成了国民党人：他们破坏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它的独立组织，特别是它的武装；他们认为自己的神圣义务就是把无产阶级的武装压缩在最小的范围内。上帝保佑，无产阶级手握钢枪却害怕徘徊在各阶级之上的国民革命这个巨大幽灵。你们可以要求得到这个文件！读一读，研究研究，以免盲目投票。
我还可以向你们列举几十篇最近一年半至两年的这类文章、讲话和文件。我愿意随时写出这方面的书面材料，对各种数据和文件作出极为精确的说明。不过，上面所说的也足以证明，所谓事件证实了当时的“论断”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让我们翻开决议，继续往下看：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在革命的前一时期，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更有甚者，布哈林今天竟然还断言，马尔丁诺夫关于国民政府是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这一著名论断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缺陷，即马尔丁诺夫没有强调领导联合政府的是资产阶级。好一个微不足道的缺陷！可惜马尔丁诺夫的杰作还有其他的错误。马尔丁诺夫在他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中非常坦率而又明确地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是（不是！）资产阶级政府，而是（而是！）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这是他那篇圣文中的白纸黑字。
那么，究竟什么叫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呢？你们以前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见过这个术语吗？如果说资产阶级将被压迫的各阶层引导到自己的旗帜下并在自己领导下夺取政权，那么，这就不是联合，而是资产阶级对压迫阶级的政治剥削。然而，民族革命是进步的！你们反对？当然，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也是进步的。但是，它的进步性所依赖的条件不是各阶级的经济联合，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经济剥削。凡是为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谈阶级斗争只谈阶级联合的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和平幻想的预言者。凡是为强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实行政治剥削的进步性而奢谈四个阶级联合的人，都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因为这里本来就存在着机会主义者、“调和主义者”和和平幻想的鼓吹者的政治作用。
国民党的问题与此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布哈林所制造的混乱是一个地道的政治魔术。说什么国民党是一种“特殊形式”，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形式，只有蓝色旗和蓝色烟幕能说明它的特殊性，总而言之，谁不理解这种极其复杂的“特殊性”（我们不能理解，因为这恰好就是布哈林认为的“特殊性”），谁就丝毫不能理解中国革命。但是，布哈林本人所理解的东西，用布哈林的话说别人是绝对无法理解的。国民党是一个政党，而且是革命时代的政党，它只有作为政党才能为人所理解。这个党在最近一个时期内没有体现出“四个阶级的联合”，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我们不能滥用“联合”这个词，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尤其不能滥用这个词。就政治方面而言，联合是对某种合作取得相互谅解的“平等”的双方结成联盟的代名词。遗憾的是，无论过去和现在，中国都不是这种情况。共产党是一个由民族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党的下属组成部分。去年5月，共产党甚至承担了义务，不批判孙中山的学说，即不批判不仅反对帝国主义也反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学说。
这个“特殊”的国民党掌握了关于执政党实行独裁的学说，并面对共产党人从中得出一条结论：“闭嘴吧！”，因为在俄国，据他们说，也只有一个党在领导革命。
在我们这里，党的专政（理论上被斯大林完全错误地否定了）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的代名词。在中国我们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国民党的专政不仅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且也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资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派和激进派支持下，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农民阶级的起义，依靠人民群众和革命力量加强了自己的实力。我们容忍了这些，我们使它轻易走到了前台，即使现在，我们也还要认可这一点，因为我们在奢谈国民党的特殊性，唯独不向无产阶级指明隐藏在这种“特殊性”后面的卑鄙的阶级手腕。
党的专政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绝对保证自己的党的独立性，而且要不惜任何代价确保这种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个时期是一个受约束的政党。它从未有过自己的一份报纸。你们设想一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在革命中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它过去没有，而且至今还没有一份自己的日报？因为国民党不同意。我们能容忍这些吗？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政治上被解除了武装。于是布哈林就喊道，退出国民党！为什么？难道你们想说共产党作为政党在“革命的”国民党内部难以生存吗？继续留在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内，这一点我可以接受，条件是给共产党以完全的政治和组织活动的自由，保留一个供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活动的可靠基础。
关于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所要具备的政治条件，在季诺维也夫的提纲中，其次在我的提纲（39条）中先后分第一、二、三、……列举得非常清楚。这就是继续留在国民党左翼的条件。如果布哈林同志主张无条件地，即千方百计地不惜任何代价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那我们不敢苟同。
（勒麦列插话：革命时期留在哪里？）
不惜任何代价维持一种联合或一种联合的组织形式，势必导致向合作者屈膝。英俄委员会的柏林会议已经向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
共产党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创办一家自己的完全独立的日报，这样它才能作为政党真正开始生存和活动。
我们继续往下看决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取消主义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革命的危机是一次持久的失败。”
我们在我们的论述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点。我当然认为这次失败是巨大的。而试图缩小这次失败，只会妨碍对中国党的教育。
至于这次失败是否会持久，持续多久，今天谁也无法作出明确的预测。总之，我们的论述是以无产阶级具备克服这次失败的可能性为出发点。但是，我们制定正确的政策是克服这次失败的先决条件。党的领袖陈独秀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真理报》新近已发表）中所维护的政策，在革命政府和土地革命这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是极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全力以赴地纠正中国党和我们党在这两个最重大问题上的政策，那么，失败将会加深，会持久地压在中国劳动人民的身上。我在我的提纲的关于陈独秀同志讲话的补充部分，已经谈了这方面最必要的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多谈了，仅指出一些提纲和列举一些其他文件。我曾答应宣读拉狄克致中央委员会的信，可惜我已来不及在这里驳斥那些“放弃”中东铁路等等非常轻率、非常荒唐的说法了。布哈林和我一样，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文件，因为这个问题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只进行了非常肤浅的讨论。
（布哈林：否定这一点是不知羞耻）
只要给我三分钟，我就立即来驳斥这个知道羞耻的布哈林，因为他所说的纯属谎言。我当时的唯一建议，用鲁祖塔克的话说，是我们方面的一项声明。鲁祖塔克说，这条铁路将暂时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布哈林就因此对鲁祖塔克展开了猛烈抨击。当时我们在这个声明中坦率地、严肃地重复了我们在北京决议中所说的话：在中国人民建设其自己的民主、统一的政府时，我们将以最优惠的条件把这条铁路自愿地高兴地移交给中国人民。政治局曾经说过，不，在这种时候，一个这样的声明将被认为是软弱的标志，我们将在一个月以后发表这个声明。我当时虽然没有同意，但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这事只经过一次短暂的讨论，后来才作了些可怜的不切实际的修改，尔后弄成了一个比较体面的东西，分发给了党的组织和各个支部，并在见诸报端时加上了不切实际的按语。总而言之，最近，这已成了我们这里的习惯。
主席：托洛茨基同志，我提醒您注意，您还有八分钟讲话时间。主席团给了您四十五分钟时间，如要延长，我必须提请全体会议作出决定。
勒麦列：此外，我请求全体会议拒绝某些抵毁和说布哈林不知羞耻的言论，这是我至今遇到的最卑鄙的事。
托洛茨基：如果指责我不知羞耻，而我说的是那些知道羞耻的人，那么，人们可以向我提出抗议。其实，说别人不知羞耻的是你们，我一贯只说知道羞耻。
主席：我急切请求您不要再使用这类词语，您别以为您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
托洛茨基：我很佩服主席这种客观态度，并撤回“知道羞耻”这个有涉嫌疑的词。
我已没有时间宣读拉狄克的信了，如果我有第二次发言的机会，我再向大家宣读。拉狄克的信是取得我和季诺维也夫的完全同意后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提出了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最迫切的问题，而党的政治局没有给予复信。所以我只想在这里就中国革命的严重失败造成的总的政治后果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布哈林同志曾试图将张伯伦破坏外交关系一事作为证明。我已说说过，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我们四面受敌，而布哈林和其他一些同志当时参加了一次党的讨论，以求寻找摆脱困境的正确道路。一个革命党无论是在困境中还是在顺利时，都不能放弃形势分析和为自己的政策得出必要结论的权利。我再说一遍，一条错误的政策在顺利时可能不致产生什么危险，而一条错误的政策在逆境中将是致命的。
意见分歧大吗？很大，非常大，非常重要！意见分歧在最近一年中扩大了，这是无可争议的。一年前，谁也不相信英俄委员会会签署柏林决议，谁也不相信《真理报》会发表关于四个阶级联合的哲学，谁也不会相信斯大林会像库西宁昨天玩弄签署把戏那样出示那只被挤干的柠檬。为什么事态的发展竟会如此迅速？因为错误的路线受了去年两大事件——英国的大罢工和中国革命的支配。
现在有些同志说（这种声音我们以后肯定还会听到）：矛盾激化了，这必然分裂为两个政党。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两个伟大的事件已向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教训。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存在着严重的向右滑的危险趋势。不过，我们要充分相信布尔什维主义和那两个伟大事件的力量，坚决果断地粉碎任何关于分裂的预言。
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是错误的，同时也是极端危险的。它们掩盖了问题的最重要之点，其潜在危险是，我们不仅无法弥补已经失去的东西，而且还将失去很多时间。
1．我们不该对退出国民党的想法（这一点人们并没有提出来）一再提出警告，而是应该将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看得高于其他一切，高于留在国民党内的考虑。必须创办一家自己的日报，对国民党左派也要进行无情的批判。
2．将土地革命延期到军事上有把握确保领土完整的时候进行，这是陈独秀的思想，必须正式给予批判。这个纲领是非常危险的。
3．将政府的改造延缓至军事上胜利后进行，这是陈独秀的第二个思想。它对革命同样是极端危险的。武汉最高联合政府还不是革命的政府。对它抱任何幻想或进行任何宣传，就等于葬送革命。只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士兵苏维埃才能为革命政府提供基础。
当然，武汉政府必将这样或那样地“顺应”苏联，或者消失。
4．共产党和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联合非但必须保持，而且应该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扩大和巩固。
5．谁谈论工人武装，却不允许工人组成苏维埃，谁就不是真正的谈论武装。如果革命继续发展（我们对此充满信心），那么，工人要求成立苏维埃的愿望将会日益强烈。我们必须准备、加强、扩大这个运动，但不是像决议中所说的那样，阻挠和阻碍这个运动。
6．人们无法将中国革命进行下去，因为有人在促进相当严重的向右转，并且以布尔什维主义为幌子，玩弄税签把戏，贩卖孟什维克的走私货，——库西宁同志昨天就叫卖了一个小时之久，而另一方面，来自左派的真正革命的忠告却遭到窒息。
布哈林的决议是错误而危险的。它导致左派遭到了突然袭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硝烟中可能而且必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所以不可能接受这个决议。我们党和整个共产国际也不能将这个决议宣布为自己的决议。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必须由整个共产国际进行坦率的、客观的讨论。这种讨论（但愿它政治上也那么激烈）不应在任何恶意的、个人的攻讦和诽谤声中进行。所有文件、讲话、提纲和文章都必须向国际的各个支部公开发表。
中国革命不应遭到掩盖、封锁和禁锢。
[1]因边境海关的税签通用于边境双方，故此借税签讽喻两面手法。——译者注
[2]参看《列宁全集》第23卷第313-314页。——译者注 |
叶夫多基莫夫等四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7年5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叶夫多基莫夫等四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7年5月2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37
现在附上的这封集体信［注：见《八十四人声明》。］，从其正文来看，是在蒋介石政变和英俄委员会的柏林决定暴露了中央多数派在具有国际意义的基本问题上执行的政策完全错误之后写的。正是这种错误的政策除了在国内问题上导致急剧变化外，还大大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这封集体信是我们在英国保守党人利用我们在中国革命和英国工人运动上的政策的动摇，把事情弄到断绝外交关系的时候递交给中央委员会的。因此，我们深信，业已形成的极其尖锐的形势使这份党的文件平添十倍的意义。
正确的路线永远需要。但是，形势愈严重，就愈需要正确的路线。在目前条件下，正确的路线对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现在掩盖错误就意味着在悬崖边上闭目行进。面对所谓我们在断绝同英国的外交关系时溃不成军的叫喊，或者我们试图“利用困难”的更恶毒的叫喊，面对这些不可避免的叫喊，我们镇定自若，坚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在列宁的学校里学过屏弃所有有条件的、虚假的、矫揉造作的、同无产阶级的政策格格不入的东西。我们面临的任务和困难愈严重，它们就会愈迅速愈坚决愈尖锐地向党提出国内的和国际的政策的所有基本问题。在革命和战争这些问题上，耍小聪明、等待观望或以权威自居，任何时候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无所帮助。
这里无须重复，我们需要和平政策。但是，一旦战争真落到我们头上，一方面，每个工人、每个雇农、每个贫农，另一方面、每个富农、官僚、耐普曼，都会尖锐地提出问题：什么样的战争，为什么的战争，战争将用什么办法和手段进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战争的威胁尖锐地提出了政治的所有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应当给予明确的回答——在口头上或行动上。国际无产阶级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些回答，同样，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也都需要它的援助。能够毁灭我们的是模棱两可、玩弄诡计、在各阶级之间揺摆不定、犹豫不决。能够而且一定能够拯救我们的是明确的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
我们党的不幸在于，它在最近时期被人为地剥夺了正确讨论和集体解决事关工人阶级与工人国家命运的问题的机会。据说有人为他们的命运、为党操心和作决定。在最危机的时期，这样的制度是绝对不能容忍和不能允许的。一批布尔什维克——老党员向中央委员会说明了这一点。中央委员会可以而且应当使党摆脱危机，从而使党能够完全有准备地迎接日益临近的危险。在这条惟一能够得救的道路上，我们准备用全部力量和一切手段帮助中央委员会。
Г．叶夫多基莫夫
格·季诺维也夫
伊·斯米尔加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25日 |
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二次讲话（列·托洛茨基，1927年5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二次讲话[1]
列·托洛茨基1927年5月24日
来源：《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我们都承认，中国革命没有死亡，它还将继续生存下去。也就是说，主要问题不是反对派是否提出警告，怎样和在什么时候提的警告（我肯定它曾发出过警告，并保证为此提供证明），也不在于托洛茨基是否把中东路交给马斯洛夫，[2]问题是怎样做，才能让中国革命摆脱错误路线使它陷入的泥潭，走上正路。我想用几句话突出问题的主要实质，它使我们的立场与斯大林的立场不可调和地区分开来。
在这里，斯大林再次以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土地革命的充分工具为依据，表达了反对工农苏维埃的观点。这样，斯大林就承担了对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政策的责任，就像他不止一次地承担了对以前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政策的责任一样（尤其是在他的4月5日的讲话中，它的速记稿至今仍对共产国际隐瞒），并想让共产国际也对此负责。
我们与这个政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对武汉政府和国民党领导的政策不承担丝毫责任，并坚决地劝告共产国际否定这个责任。我们直接对中国农民说：如果你们不建立自己的苏维埃，而是追随武汉上层，那么汪精卫之流的左派国民党的领导人就不可避免地会欺骗你们。土地革命是严肃的事。在困难条件下，汪精卫的政策将是十倍地与蒋介石联合，
反对工农，共产党员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将是软弱无力的人质，如果不干脆是对劳动群众筹备新的打击的掩饰的话。我们对中国工人说：“如果不是你们，而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农民，他们就不会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建设自己的工人苏维埃，把它与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并通过苏维埃武装自己，吸引士兵代表加入苏维埃，枪毙不承认苏维埃的将军，枪毙组织反对苏维埃暴动的官僚和自由派资产者。只有通过农民和士兵苏维埃，你们才能把蒋介石的多数士兵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你们是先进的中国无产者，如果你们相信其人数不超过三万五千人的上层的、小资产阶级的、就其领导精神来说是妥协派的组织（参见谭平山的报告）能用自己取代有数百万之众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话，在历史使命上，你们就将是自己阶级的叛徒。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在苏维埃的形式中前进并取得胜利，就是彻底失败。”
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员说：陈独秀把“改组”汉口政府和没收地主土地推迟到军事危险消除之后的纲领，是最可靠的死亡捷径。军事危险实质上是阶级危险。对付这种危险只能通过粉碎地主，粉碎官僚机关，消灭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蒋介石，建立苏维埃。土地革命、人民革命、工农革命，即真正的民族革命（在列宁的意义上，而不是在马尔丁诺夫的意义上）就在于此。
现在谈谈俄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
在像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如此危难的时刻，革命政策的主要原则就是把问题考虑透彻，十分清晰、没有任何虚假、毫无保留地说出一切。问题关系到俄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关系到与国际困境和战争前景相关的今后形势。
认为反对派可以干脆放弃自己的观点，当然是荒谬的。这样的问题将通过事件的检验来解决。我们认为，第七次扩大全会之后近半年的检验表明并证明，反对派的路线经受住了中国革命最伟大的事件的考验，为在英
俄委员会问题上（就事情的实质来说，是在阿姆斯特丹问题上）的所有阶段，然后是在第二国际问题上作出正确的预见和预言提供了机会。
共同工作可能吗？我给你们列举我们的外交官，只提最有名的。我能列举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数百名和数千名反对派成员。谁敢说，如邮电人民委员伊万·斯米尔诺夫、或工农海军监察穆拉洛夫[3]、内务人民委员别洛博罗多夫[4]等反对派成员在履行自己职责上比其他人差？但全部实质在于，党的机关系统地解除反对派成员的工作，从工厂的熟练工人开始。他们受到迫害，反复调动工作，驱赶他们，完全不管他们完成的工作的质量，而只根据他们用党的手段捍卫的反对派的观点。
中央委员斯米尔加同志是最老的布尔什维克，是十月革命和内战的英雄，是我们最出色的经济工作者，由于代表大会的临近，人们企图把他发配到远东，去哈巴罗夫斯克从事计划工作，即干脆是为了政治隔离。现在人们企图以同样方式打发走萨法罗夫[5]同志，他已经连续不断地为党工作了二十年，建议他尽快离开，或是去美国，或是去土耳其，或是去火地岛，或是去火星，反正都一样，只要离开就行。千方百计地想把最老的党员之一、地道的无产者、前中央委员（因他是反对派成员而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库克林扔到英国，他在那里将会觉得自己像一条被扔到岸上的鱼。所有这些人都是无可指责的十月革命和内战的战士。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这种方法是致命的，它瓦解着党。齐心协力的实际工作是完全可能的，所有经验都证明了这点。为工人国家的利益保证这种齐心协力的工作，完完全全取决于中央委员会，但它采取的是完全相反的方针。
我再重申一次，虽然近一年来，分歧深化了，但善意的共同工作是可能的。在国际问题上，分歧暴露得更加明显，因为那里发生了宏伟的事件。但现在，在国内问题上，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不仅是战争，还有战争危险的本身，尖锐地提出了所有问题。每个阶级在战前都必然要检验政务的基本问题。富农、官员、耐普曼[6]抬起了头，问道：这将是什么战争。它会给我带来什么，将以什么方法进行战争？另一方面，工人、雇农、农村贫农在面对战争威胁时，将更加严厉地检验革命的成果、苏维埃制度的得失，他们会问：战争将使力量对比朝哪个方向改变？它将增强上层的作用还是底层的作用？它将改进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或是在“民族战争”——斯大林解释下的——的幌子下扩大向上层的偏移？
我国的资产阶级分子有了极大的增长，两个倾向的斗争蕴涵于阶级之中，因为我们国家中只有一个党，这场斗争将通过我党进行。
在这里最轻率地，甚至是以犯罪的轻率说粉碎反对派、开除反对派的那些演说者，就他们的全部历史来说，是最没有权利这么做的人。但我不说他们。这些人只会随波逐流。
乌斯特里亚洛夫[7]是布尔什维主义最主要的敌人，他早就要求把反对派成员流放，把反对派开除出党。乌斯特里亚洛夫是由新经济政策中产生的新生资产阶级和想依靠新资产阶级的最有活力的老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不想“超越阶段”，公然支持斯大林的政策，只要求斯大林更加坚决地镇压反对派。请你们考虑一下这个事实。另一方面，麦克唐纳在反对武装干涉时，要求别妨碍清醒的“实际的政治家”了结“第三国际的宣传家”——这是麦克唐纳的原话，即别妨碍斯大林粉碎反对派。而张伯伦想以自己的强盗行径来加速这个过程。各种不同的方法指向同一个目的：粉碎无产阶级路线，粉碎苏联的国际联系，迫使俄国无产阶级放弃介入国际无产阶级事务。无须怀疑，你们不允许季诺维也夫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麦克唐纳是不会反对的。如果你们推行粉碎反对派，把它开除出党的政策，麦克唐纳将吹嘘自己的敏锐。麦克唐纳将会说：这是讲求实际的政治家与第三国际的宣传家的决裂。
把反对派描写成一个上层集团的企图，是不可饶恕的自欺欺人。反对派代表的是阶级路线。反对派组织上的软弱与它在党内和工人阶级内的比重完全不相符。顺便说一句，党的现行制度的过错，就在于它用人为的方式改变党内的力量对比。党内今天沉重的官僚制度，反映了其他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力。昨天，八十名老党员、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声明，他们在这份声明中完全支持我们在这里阐述的观点。他们都连续不断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工作了十到二十年之久。由于这个事实而指责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就是可笑地、可悲地伪造问题。改良主义者为了方便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髓的斗争，把它称为布朗基[8]主义。从布尔什维主义路线倒退的同志们现在为了进行反对列宁主义的革命精髓的斗争，而把它称为托洛茨基主义。我们在库西宁的讲话中看到了这种斗争方式的经典的例子，是孤陋寡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员通过他的嘴在说话。
在党的发展的最近一个时期，枪口一直对着左边。它的主要原因是无产阶级在国际范围内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及由此产生的右倾方针的加强。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证明，重大的失败之后会造成机会主义路线的暂时胜利。在英国大罢工和中国革命失败之后，想对反对派，即俄国共产党内和共产国除内的左派革命路线进行更加沉重的打击。新方针的新领袖、四个阶级联盟的喉舌马尔丁诺夫在此发表了最重要、最完整的讲话，并非偶然。这意味着什么？向右偏移的进一步加强。这意味着乌斯特里亚洛夫胜利的危险。乌斯特里亚洛夫们不想跨越台阶和超越阶段，因此他们现在公开支持斯大林，但他们当然不打算停留在他那里。斯大林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台阶。对他们来说，事关的是粉碎俄国共产党内的左的障碍，削弱无产阶级路线，把苏维埃制度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工具，以便此后直接复辟资本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以波拿巴主义的形式。
战争危险尖锐地提出了所有问题。斯大林路线是半途而废的路线，在实际支持右倾方针的情况下，在左右两种倾向之间摇摆。战争危险的加剧将迫使斯大林进行选择。他在这里努力对我们证明，选择已经做了。在资产阶级粉碎了中国工人之后，在政治局对珀赛尔投降之后，在《真理报》上刊登陈独秀的讲话之后，斯大林只看到来自左边的敌人，把火力对准他们。主要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几十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布尔什维克以一封集体签名的信让党警惕严重的内部危险。我们不怀疑，数千名党员战士将和他们在一起，不惧怕威胁和诽谤，他们将不顾一切机械障碍，诉诸党的舆论，并以党内手段恢复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路线。
与珀赛尔称兄道弟，诽谤季诺维也夫，粉饰和吹捧左派国民党的简袖，中伤俄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反对派。一环紧扣一环。这是确定的方针。我们将把反对这个方针的斗争进行到底。斯大林说过，反对派与张伯伦、墨索里尼和张作霖在同一阵线之中。对此我回答说：没有比斯大林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在中国的）更方便张伯伦及其他人工作的了。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伦敦的打击是对马尔丁诺夫在中国的方针的清算。在这条路上只能积累失败。
看来，斯大林试图把反对派几乎描绘成张伯伦的助手。这完全符合他的方法的精神。昨天是米哈伊尔·罗曼诺夫，[9]今天是张伯伦。但他在这点上的失算，比他对蒋介石和珀赛尔所寄的希望上的失算更大。反对张伯伦应该进行真正的斗争，而为此应该唤起和团结国内和全世界的工人群众。只有正确的阶级路线才能唤起、团结和加强群众。为正确的革命路线而斗争，反对斯大林的路线，我们以此为反对张伯伦的斗争准备了最好的条件。帮助张伯伦的不是我们，而是错误的政治路线。
没有一个正直的无产者会相信关于张伯伦和托洛茨基的统一阵线的毫无道理的卑鄙说法。但小资产阶级的反动部分、不断增强的黑色百人团的富农会相信或装作相信这点，以便把粉碎革命的无产阶级路线和它的代表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手指递给沙文主义的魔鬼，必死无疑。斯大林以自己恶毒的谮言中伤把这个手指伸了过去。我们在这里这样说，还将公然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这样说。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24日
[1]译自АрхивТроцкого，т．1，стp.204-210
[2]指的是把中东路交还中国，但“托洛茨基是否把中东路交给马斯洛夫”的确切意思，无法确定。
[3]穆拉洛夫（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Муралов，1877-1937）老布尔什维克（1903年起），历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18年）、东线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1920年），内战结束后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3年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到塔拉，1937年在“反苏托洛茨基中心案”中被判处死刑。——译注
[4]别洛博罗多夫（АлександрГеoрrиевичБелобородов，1891-1938）苏联国务活动家，苏共党员（1907年起），1918年任乌拉尔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签署了苏维埃关于处决尼古拉二世及其一家的决定，1923—1927年任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1919年为苏共中央委员，1920年为中央候补委员，20年代中期参加反对派，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被流放到乌斯季—库洛姆，1929年投降，恢复党籍，后来再次被开除出党。1938年被枪毙。——译注
[5]萨法罗夫（ГеорrийИвановичCaфapoв，1891——1941）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集团成员和共青团领袖。1927年被开除出党，拒绝与季诺维也夫分子一起投降，与托洛茨基派成员一起被流放，但很快就投降了。——译注
[6]耐普曼系在推行新经济政策时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因新经济政策简称耐普，故这些人就被称为耐普曼。—译注
[7]乌斯特里亚洛夫（HиколaйBaсилbевичУстpялов，1890-1938）俄国政治活动家、立宪民主党人（1917年起）、政论家，1920年移居国外（哈尔滨），路标转换派思想家之一；1935年回到苏联。——译注
[8]布朗基（LouisAugusteBlanqi，1805—1881）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9世纪30年代曾领导秘密的共和团体，1871年在监狱中被缺席选为巴黎公社委员，奉行宗派主义策略，认为社会革命的成功依靠革命党人秘密组织和精心策划的密谋，革命党人在关键时刻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一理论被称为布朗基主义。——译注
[9]在1926年11—12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上，为了损害联合反对派领袖的声誉，斯大林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他在其报告中突然“回忆”起，加米涅夫在二月革命后，曾与一群西伯利亚富商一起给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致贺电。此事纯属凭空捏造。米哈伊尔·罗曼诺夫（МихаилАлeксадpoвичРоманов，1878-1918）系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弟弟，后者在二月革命中逊位后，把皇位传给了他，但被他拒绝。——译注 |
八十四人声明（〔苏〕列·托洛茨基、格·季诺维也夫等，192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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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人声明
〔苏〕列·托洛茨基、格·季诺维也夫等（1927年5月）
英译者注：
《八十四人声明》起草于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并在上海屠杀工人后不久。那个时候，反对派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在党内传播文件并寻求对声明的签名支持。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会议（1927年5月18-30日）前夕，此文件广为传播，并于五月日提交联共政治局。然而反对派无力让群众听到他们对中国政策的批判——他们的抗议声明无法公布，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拒绝召开特别会议，哪怕公开这些记录，去讨论相关的问题都不肯。最后，托洛茨基被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发起辩论，在当时他还有这一权利。（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的发言收录在《列夫·托洛茨基论中国》）。然而，他的发言遭到了《真理报》的讨伐，被说成是破坏纪律和对党不忠，而发言在未公开的速记记录里也被略去了。
托洛茨基后来认为当时发表声明是想“让更多人承担起责任，只有这样，每个人肩头遭受的打击才会减轻。”（《关于反对派策略的通信》，英译本第332页）。这是左翼反对派在1926年10月声明放弃派别行为之后的转变，试图重新赢得党内无产阶级核心的支持。尽管这一声明是在中国的灾难以及与英国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写的，但它同时也提到了更多的国内事务，坚持反对派的民主权利，并要求在即将到来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
声明中的有些参考资料可能对读者来说并不熟悉。在1927年春天，联共中央委员会要求开展一项叫作“生产合理化”的运动以提高工业效率。通过这一措施，工人被分割成原子化的个体，流水线制度被引进，更多的机器被使用，更多规范将被树立。因为官僚主义的胡乱管理，生产合理化运动推出没多久就被工人们看作是裁员前奏，大家都认为机械化可能让自己丢掉工作。
附言里的“《真理报》上的专断的马尔丁诺夫路线”，指的是亚历山大·马尔丁诺夫（AlexanderMartynov）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此人之前是孟什维克右派，反对十月革命，1923年则加入执政党。他是中国“四阶级联盟”理论的创始人（国民党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政党），根据这一理论，中国共产党被迫留在国民党内作为附庸——因为共产主义者要同进步资产阶级合作。
“‘新的’学派——所谓的‘青年’”指的是一批受布哈林影响的知识分子，而且这些门徒们走得比布哈林更远，在布哈林的一些想法上他们的观点更明确。他们是马雷斯基（Maretsky）、谢斯基（Stetsky）以及其他一些“红色教授”，他们鼓吹依赖那些在农村“经济上强势”的农民，在报刊杂志、大学和宣传部门里散布新民粹派思想。
这份声明抗议说，党报压制反对派要求同国民党决裂的呼吁。实际上，拉狄克与季诺维也夫并不赞同马上跟国民党决裂，这只是托洛茨基和他的一些支持者们的主张。拉狄克与季诺维也夫直到1927年夏季中旬国民党左派开始驱逐共产党员了才同意托洛茨基的见解。1931年，托洛茨基说拉狄克的投票让季诺维也夫的主张在反对派核心分子中占了上风，这导致了反对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表态显得很暧昧。（见《托洛茨基论中国》英文本，第492-493页）。
英俄委员会的问题同中国问题交织在一起。英国工会在1927年3月支持英帝国主义轰炸南京。尽管如此，苏联领导拒绝同英俄委员会决裂。四月间，苏联工会的代表在柏林同英国工会代表见面，重申了对英俄委员会的支持，尽管后者拒绝拥护共产党发起的“帝国主义从中国撤军”的提议。5月12日，英国当局袭击了苏联在伦敦的贸易代表处，并在国内发动了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
《致共产党员的公告》（英文本）（1927年7-9月），由杰夫·怀特（JeffWhite）从法文翻译，乔治·桑德斯（GeorgeSaunders）根据俄文进行了校对。有些名字的拼法以及他们的入党日期与“121人声明”（1927年12月3日）略有出入，可能是因为这份文件是从手稿上草草打字整理的，文件一开始被称作《八十三人声明》。后来有500人在上面签名，最后有3000人签名。
（野耕译）
译自《左翼反对派的挑战：1926-27》（英文本，纽约探路者出版社）
致联共中央政治局
下面的信，从它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在出现了如下的情况之后写的：蒋介石的叛变和柏林协议已经表明，中央的多数派在一些具有国际意义的重要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正是这种错误的政策以及在一些国内问题上的明显的投机，使得苏联的国际地位大大地削弱了。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刻把这封集体的信件递交给中央委员会；现在，英国的保守党人已经使外交关系陷于破裂，其中他们就利用了我们对中国革命以及对英国本身的工人运动的政策的优柔寡断。由此而形成的极其紧张的形势，使这个党的文件具有十倍重要的意义，对此我们是深信不疑的。
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而处境越是困难，则越需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在目前的条件下，对我们来说，正确的路线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现在假使掩盖错误，那就是闭着眼睛走向深渊的边缘。有人叫喊说：现在英国正在破坏外交关系，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却瓦解自己的队伍，或者更坏的是，我们想要“利用”这些困难，——对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叫喊，我们将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而冷静地置之不顾。我们在列宁的学校中已经学会了对一切附有条件的东西、伪善的东西、装点门面的东西以及同政治格格不入的东西不予理睬。我们面临的任务和困难越严重，就要越坚决地提出党的国内外政策中的一切主要问题。例如在革命和战争这样一些问题上，玩弄一文不值的花招，一个劲儿等待或者瞎忙一气向来是无助于人无济于事的。
在这里无须重复说，我们需要和平政策。假使战争真的在我们头上爆发了的话，那么每一个工人、每一个雇农和贫农，以及另一方面，每一个富农、每一个官僚和每一个耐普曼都会提出问题：这是什么样的战争？它是以什么名义而发动的？它以什么方法和手段进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战争危险也直截了当地提出政治的一切基本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在言论和行动上给予明确的答复。国际无产阶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这些答复，而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模棱两可、束手无策、在各个阶级之间摇来摆去、举棋不定——可能使我们陷于灾难。相反地，一条明确的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则能够使我们得救，并且一定会使我们得救。
我们党的不幸就在于，最近以来它人为地被剥夺了讨论以及集体解决工人阶级和工人国家命运所系的问题的机会。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有人为它、为这个党操心并且作出种种决定。在严重危机的时刻，这样的制度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一批老布尔什维克、老党员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一个声明。中央委员会能够而且必须给党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并从而使党能够有充分的把握去应付迫在眉睫的危险。在这条唯一的拯救党的道路上，我们准备竭尽全力支持中央委员会。
格·叶甫多基莫夫格·季诺维也夫
伊·斯米尔加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26日。
致联共中央委员会
同志们：
在领导中国革命当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招致了惨重的失败，只有回到列宁的道路上来才能加以克服。讨论与中国革命有关的问题时的那种极不正常的状况，在党内造成了十分紧张的形势，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由布哈林等人领导的党的理论机关刊物）上所进行的片面的“讨论”，以及对反对派的观点的有意歪曲（例如硬说它要求退出国民党），表明中央委员会中的领导集团企图通过迫害反对派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这一切都在把党的注意力转到错误的方向。
由于这个原因以及由于中央在党的政策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的错误路线，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认为自己有义务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这个声明。
一、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在中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问题还在于，我们怎样和为什么遭到了失败。
尽管我们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尽管上海工人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举行了起义并且占领了该城，尽管中国无产阶级拥有起义农民的强有力的支持；——总之一句话，尽管取得“中国的1905年”（列宁语）胜利的一切先决条件已经具备，而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国工人为资产阶级进行了火中取栗，而且迄今为止是扮演了工人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注定要扮演的那种角色。
把中国工人（尤其是上海和汉口的工人）武装起来的一切先决条件已经具备。然而，英雄的上海无产者却没有武装起来，即使现在，汉口的多数工人也还没有武装起来，虽然在汉口是“左派”国民党占统治地位。（而两个月以后，蒋介石就在汉口消灭了共产党人，并且把权力夺过去了。——作者）
在中国的“领导”事实上只限于发布指示：不能组织革命的罢工，不能武装工人，不能彻底发动农民反对大地主，不能出版共产党的日报，不能批评右派国民党中的资产者先生们和“左派”国民党中的小资产者，不能在蒋介石的军队中建立共产党支部，不能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以便不致“推开”资产阶级，不致“吓跑”小资产者，不致动摇“四个阶级联盟”的政府。作为对此的答复和答谢，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如本来应当料到的那样——枪杀中国工人，而且今天请求日本帝国主义者、明天请求美帝国主义者、后天又请求英帝国主义者来帮助自己。
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内（其中包括联共党内的广大党员），大家对于中国的失败都感到十分迷惑莫解。有些人昨天还在告诉全世界说：中国的国民军队是红色的军队，蒋介石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中国——如果不是今天那就是明天——会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现在，同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的列宁主义的路线针锋相对，有人却在发表一篇篇无可奈何的文章和讲话，说什么：中国根本就没有工业，没有铁路；中国大体上刚刚在经历封建时期的开端；中国人不会读书写字等等；在中国提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纲领和建立苏维埃，还为时过早。那些人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在扩大错误。
中国的失败在最近的将来可能对苏联的命运有直接的影响。帝国主义者如果能长期“制伏”中国，他们很快就会进攻我们苏联。中国革命的失败可能使反对苏联的战争异乎寻常地迫近。而在这种情况下，党却被剥夺了彻底讨论中国问题的机会，而中国问题对于它——共产国际中的第一个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准彻底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与此同时，为了粉饰中央领导核心的错误路线，却组织一次冷冷清清的——当然是片面的——讨论，即对反对派的迫害。
二、去年英国的总罢工，被总委员会[1]出卖了，背叛了，遭到了失败。矿工的罢工也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千千万万的群众大大地向左转了，尽管在这次英国的大罢工中，改良主义的背叛和卑鄙行径空前充分地暴露出来了，但是英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所取得的成绩却极其微小，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方面的领导举棋不定、首尾不一和一贯地行事半途而废。苏联工人在经济上对英国矿工的支持是很出色的。但中央在英俄委员会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支持了总委员会中的叛徒的权威，而且恰恰是在总罢工和矿工罢工极其危急的时日里支持了他们。我们从而帮助他们站住了脚。最后，在最近的柏林会议上我们又向他们投降了，我们承认总委员会是英国无产阶级的唯一的代表（甚至是它的各种观点的唯一的代表），而且赞同了不干预英国工人运动内部事务的“原则”。
在中国事件的背景下，英俄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决议就尤其显得糟糕。托姆斯基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另一些代表在全国际的报刊上宣称：柏林会议具有“亲切的性质”；一切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这些决议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所谓胜利等等。
这一切胡言乱语只能使世界工人运动遭到新的失败。
柏林会议对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强盗行径只字不提，它根本不要求帝国主义的军队撤出中国。当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开始了反对中国革命的公开战争时，英俄委员会罪恶地保持沉默，即恰好做了英国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事情。
那些今天在全世界面前公开背叛英国无产阶级利益——而且甚至是在英国工联的自由这样一个问题上背叛——的人，一旦发生了反对苏联的战争，这些先生们会扮演他们在1914年已经扮演过的那种卑鄙的叛徒角色，对此难道还容置疑吗？
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路线和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的错误路线，这二者之间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同样的路线现在也通过共产国际的总政策表现出来了。现在，在德国，成百名左派无产者和先进工人被开除出党了，因为他们同俄国的反对派共同发表了声明。右派分子在各国党内越来越占极大的优势。严重的右倾错误（在德国、波兰、法国等国）仍然没有受到惩罚。从左的方面进行一点轻微的批评，就导致分裂。苏联共产党和十月革命的威信被利用来把各国共产党拉向右转，使之离开列宁的路线。由于这一切，共产国际不能按照列宁的方式来准备和进行战争。
三、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地知道，在中国以及在英俄委员会方面的错误路线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国内政策上的错误路线的继续和发展。
苏联的经济总的来说已结束了自己的恢复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工业、农业以及苏联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中，我们或者是已经达到、或者是超过了战前的水平。甚至在合作化方面成绩也很可观。这些成绩再好不过地证明了列宁所宣布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这些成绩也是对十月革命的敌人的最好的回答。事实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完全能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它在这一方面显示了初步的成绩，因此，正在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一道准备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最终胜利。
但是，在取得了这些重要成就的同时，由于是恢复时期，也出现了重大的困难。这些困难是在生产力不够发达和我国经济落后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有些人向党员群众隐瞒这些困难，这就反而增加了困难。他们不是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情况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是用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来款待党。这种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行径导致的结果是：党越来越难以看到正在发生的经济过程的阶级内容。而革命的目前时期的种种消极现象，恰恰在于对无产阶级不利的阶级分化，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困难的处境。
工资和失业问题越来越尖锐。
错误的政策加速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势力——富农、耐普曼、官僚分子的增长。这就导致如下的结果：我们不再可能为了工业和全部国营经济而适当地、正确地利用国内现有的原料。大工业既落后于国民经济向它提出的要求（商品匮乏、物价高、失业），也落后于整个苏维埃制度向它提出的要求（国防），这就使得苏联的资本主义成份加强了，——尤其是在农村。
工资不再增加，而且在个别部门甚至有降低的趋势。近来，劳动生产率一般都已提高，但是不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工资，而照例却采取如下的作法：只能通过提高劳动强度而增加工资（参看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古比雪夫的报告所作的第2条决议）。这就意味着，苏联的工人从现在起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而同时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而只能通过付出更多的劳动和体力来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尽管劳动强度基本上已达到甚至已超过战前的水平，现在却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样的政策是同工人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失业的增长不仅牺牲由农村来的人的利益，而且牺牲基干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的失业比已经登记的要多。失业大军的增加使整个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恶化。
在许多地方，工人的居住条件，无论就居住面积或使用条件而言，都仍然跟过去一样地恶劣。
减少对成长中的工人的资助以及取消免费的学习时间，使青年工人的状况大大恶化。
显而易见，由于这一切，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因为工人阶级和我们党之间的关系，对于工人国家的命运来说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
工业品的价格降低得微乎其微：虽然反对派在中央二月全会上赞成关于降低物价的决议案，而整个官方的宣传鼓动却指责反对派，说他们不愿意降低物价。这样的宣传鼓动使党误入迷途，使它不去注意我们的经济政策的一些基本问题。因此，降低物价的问题根本并没有接近于解决。因此，城乡消费者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
农民的分化进行得越来越快。中央领导核心从提出“发财吧”的口号起，到要求富农“长入”社会主义止，发展到了对农民中的分化讳莫如深，加以抹煞，同时在实践上依靠经济上强大的农民。在十月革命的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却处于这样的形势之下：三百五十多万农业工人在各地的苏维埃、合作社和党支部中只扮演非常微不足道的角色，而且，贫农始终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和帮助。最近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农业的决议，根本没有谈农村中的分化，即农村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根本问题。由于这一切，农村对我们的支持被削弱了，工人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的联盟变得岌岌可危了。只有同富农的剥削倾向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这个联盟才能得到发展和巩固。可是，现在在我们这里，这种斗争的重要意义却被抹煞，这种斗争的发展却受到阻挠。这样的政策构成一种危险：这种危险长期地日积月累，有朝一日会突然爆发出来。可是，党和苏维埃的整个官方机构却向左开火，并且对真正的即来自右边的阶级危险大开方便之门。
免除百分之五十的农户即贫农和贫苦农民的农业税，——这一建议被用来进行打击迫害。然而，这一建议被农村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越来越证明是正确的。在五十来亿的预算当中，几千万卢布只具有非常微小的意义。可是向贫苦农民征收这个数额，却会加速分化的过程，并且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阵地。“善于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贫农”（列宁语）。这应当是我们的农村政策的基本路线。
去年9月，我们读到了由三位占据最负责的岗位的同志（李可夫、斯大林和古比雪夫同志）签署的一个呼吁书。其中说：似乎反对派，即我们自己党内和我们自己中央委员会内的一部分人想要“剥夺”农民。呼呼书允诺要通过节约每年缩减三至四亿卢布的非生产性的开支。实际上这个被官僚主义歪曲了的厉行节约的斗争，又把工人折腾了一番，而没有取得任何令人可以感觉到的结果。
工业的合理化带有偶然的、时作时辍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性质。它导致的结果是：尽管成本并没有因之而有所降低，却有越来越多的一批批的工人被抛入失业的行列。
必须取消最近两年来使工人阶级的状况恶化的一切决议，并且一劳永逸地明确：如果不坚持不懈地、有计划地改善工人阶级“这一基本的生产力”（马克思语）的状况，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既不可能发展经济，也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
为了有可能解决党当前面临的经济建设问题——而且何况又是在国内的阶级结构错综复杂、外国对苏联的进攻日益迫近的情况下——，由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延迟，必须首先活跃党内民主，加强党同工人阶级的活生生的、积极的联系。
我们需要列宁在世时那样的铁的纪律。可是，我们也需要列宁在世时那样的党内民主。
全党必须以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和组织团结成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它和全体党员群众一起，切实地而不是官样文章地共同解决有关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的一切问题。
最近以来，党内的制度遭到了破坏，党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的积极性大大地降低了。下层的广大党员群众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自觉地参与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
这表现为，而且不能不表现为工人阶级同党的关系中、以及整个工人阶级的活动中的一些消极的现象。
现在党内流行的制度被完整地搬到了工会中。俄国工人阶级具有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领导下进行三次革命的经验；它以自己优秀儿子的鲜血奠定了苏维埃国家的基础；它创造了英雄主义和组织的奇迹；这个工人阶级具有一切先决条件去广泛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量和组织力量。但是，现在流行的制度，妨碍工人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充分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遭到削弱的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
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曾告诫党说：正确地挑选人材是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可是，现在的方针恰恰是对这些指示的否定。事实上，一些最积极主动、技术最熟练的党员同志，一些热爱事业的经济工作人员，经常不断地被赶出企业，一无例外地被那些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却善于对自己的顶头上司阿谀奉承的分子所代替。党的制度中的这些骇人听闻的不正常现象，就这样在千百万群众的极其重要的、生命攸关的问题上反映出来。
四、国际形势越来越紧张。战争危险正在增长。现在，苏联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先锋队的中心任务，就是要防止战争（或者至少是尽可能长久地推迟战争），就是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坚持只有我们党和苏维埃政府才能贯彻到底的和平政策。
苏联的事业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使苏联避免迫在眉睫的新战争危险，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任务。但是，通过同总委员会中的叛徒结成联盟，无助于完成这一任务。用同珀塞尔、西特林之流结成同盟的办法，不可能进行严肃的斗争以制止战争。只有越过那些叛卖的领导人并且与之作斗争，才能把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和非党的工人吸引过来和发动起来去进行反战的斗争。
我们坚决主张，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应协助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以文件为根据对中国最近的事态进行详细的、认真的、毫无偏见的讨论（并且要吸收了解我们观点的同志参加），以便共产国际执委会能够广泛地提出中国问题和英俄委员会问题，以便不仅使我们党，而且使国际的共产党报刊能够详细地、彻底地讨论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自然应有必要的保密）。
苏联国际地位的巩固有赖于苏联国内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加强。不增加工资，恶化工人的居住状况、增加失业，会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对贫农的错误政策会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由于经济政策中的缺点，我们被削弱了。由于英国工人和中国革命的失败，我们被削弱了。最后，由于错误的党内制度，我们被削弱了。
我们党的总的政策就是吃了右的方针的亏。既然现在对反对派实行有计划的打击，于是，部分地存在于我们自己党内、大量地存在于党外的非无产阶级和反无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就横行无阻，弹冠相庆。打击左派必然使乌斯特里亚洛夫[2]倾向获胜。乌斯特里亚洛夫早就以新的新经济政策的名义，要求对反对派实行这样的打击。乌斯特里亚洛夫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彻底、最坚决、最不可调和的敌人。那些自满自足的行政人员，那些紧跟领导的职员，那些爬到了领导岗位、高踞于群众之上的小资产者，——所有这些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脚跟站得越来越稳，他们越来越趾高气扬。这是地地道道的新的新经济政策分子。他们的后面站着专家——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追随者，而最后一排还有以经济上强大的农民为幌子的耐普曼和富农，真正的危险就来自这里。
这种投机在国内问题上暴露得不像在国外问题上那样明显，因为国内的一切过程，其进展比英国的总罢工或中国革命要缓慢得多。但是，政策的总倾向在两种场合下都是一样的，这种倾向在国内事务上进行得越缓慢，它将来就可能表现得越严重。
列宁说，苏维埃国家是在一个农民占优势、官僚主义的腐化现象很严重的国家中的工人国家。这话是在1921年初说的。列宁的这个定义现在尤其具有生命力。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年代里，城乡的新资产阶级成了一股严重的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攻击反对派，这无非是意味着企图在维护团结的虚伪的喊叫声中（恩格斯说：“任何分裂的罪魁，团结喊得最响亮。”[3]）诋毁和狠狠打击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列宁主义的左派。这样的狠狠打击必然导致的结果是：联共党内的右派会很快地得到加强，无产阶级的利益显然会要屈服于另一些阶级的利益。
五、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党的团结，尤其是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都在列宁的学校中学会了：布尔什维克应当通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路线来谋求团结。在极其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在非法的年代里，然后是在1917年，当我们在战争的包围中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候，在1918年，当我们在空前苛刻的条件下解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的时候，以及在后来的年代里，列宁领导下的党都公开地讨论有争议的问题，而且找到了达到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团结的道路。在比现在的条件要更加严重得不可比拟的条件下，那种作法拯救了我们。
主要危险在于：对党和工人阶级隐瞒了分歧的真实内容。要把有争议的问题提到党的面前的任何企图，都被说成是妄图破坏党的团结。这条错误的路线是由上面机械地确定的。这会造成一种表面上的团结和形式上的平安无事。然而事实上，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和工人阶级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的地位被削弱了。这种情况大大妨碍党在政治上的成长以及它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领导，一旦出现急剧的转折，一旦遇到来自国内或国外的打击，就必然给我们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险。
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正是为了党的团结一致，根据列宁主义的国内外政策，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让中央委员会预防这种危险。
应当如何克服分歧，如何端正阶级路线，而又丝毫不损害党的团结呢？
就是要采取列宁在世时的一贯的作法。
我们建议，中央委员会应作出如下的决定：
（1）至迟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三个月召开一次专门的中央全会，以便事先讨论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一切问题。
（2）这次全会应提出一项任务：尽最大的可能草拟出大家一致同意的各项决议。因为通过这种作法可以保证最大限度的团结并且真正消除党内斗争。
（3）该全会应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的代表，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坚决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重新接纳已被开除、但请求共产国际重新接纳并且站在共产国际基础之上的同志，以便在各兄弟党内搞好充分的团结（当然，这与卡茨[4]和科尔施[5]之流无关）。
（4）如果在这次非常的全体会议上难免产生原则分歧，那就应当把分歧及时地表述和公开出来。每一个同志都应当有机会在党的面前、在报刊上和会议上维护自己的立场，列宁在世时我们就一直是那样做的。
（5）论战应当在严格的同志式的、切切实实的界限内进行，不要搞得剑拔弩张。
（6）无论中央委员会的或个别组织、个别党员、一批党员的提纲草案，都应大致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两个月，在《真理报》上（或《真理报》的附刊上）和地方报纸上发表。
（7）党的出版机构也要努力为那些愿意向党摆出观点、但至今没有在党内获得多数的同志出版小册子、文集和各种书籍等等。
（8）进行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全部准备工作当中的主要口号，应当是团结的口号，——苏联共产党的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团结的口号。
附言：我们的声明，由于要经过大家签名，自然就出来得晚了一点，现在，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必须把它拿出来，现在来自上面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运动正在加紧进行，而借口是，他在5月9日的一次所谓非党的集会上发表了演说。凡是听过季诺维也夫同志演说的人，或者有机会看了那个演说记录稿的人，都会片刻也不犹豫地在那个演说稿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由于《真理报》渗透了马尔丁诺夫的方针，他的演说用温和的和无可挑剔的形式表达了党内广泛人士的担心。不言而喻，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演说仅仅是对他进行迫害的一个表面上的借口。从我们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对迫害反对派的运动的直接准备工作，在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消息刚刚传来的时候就已开始了。
看来，似乎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运动的直接目的，是要实现这样的企图：在党代表大会之前、不经过党代表大会把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以便在准备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和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减少一个对错误路线的批评者。对中央委员会持反对派立场的其余的党员，明天也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玩弄这样的花招，除了使党受到损害之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共产国际的奠基人之一，是根据列宁的建议而选出的共产国际的第一任主席，由于政治局的阻挠，现在他不能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这样的事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季诺维也夫同志仍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却不让他参与讨论世界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问题，对此，我们只能声明：那些只想用行政权力的命令来代替思想斗争的人，没有丝毫的政治勇气。撇开事情的政治意义不谈，这里的问题是粗暴地破坏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一致选出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正式的权利。排斥和搞臭列宁主义者，对于共产国际来说，这不是达到团结的道路。我们的这个声明很可能被作为指责我们搞派别活动的借口。“新的”“青年”学派中那些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官员和“文人”，将会特别卖力。而我们的信件的锋芒之所向，其中也包括他们。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危险的时刻会首先置无产阶级的事业于不顾。我们提出这个声明，就是履行人们始终认为是置身于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行列中的革命者和党员的义务。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几十个老布尔什维克在这个声明上签了名。我们毫不怀疑，还有其他许多现在在苏联的不同岗位上、或者在国外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只要及时了解到了这件事情，也会签上自己的名字。
我们毫不怀疑，这个文件中阐述的观点，会得到我们党内大部分人的赞同，特别是得到工人的赞同。谁了解工人和我党党员的真正的呼声，谁就明白，情况一定会是这样。
本文件最初是由八十三位同志递交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签名的人数很快就增加到了五百人。1927年7月l日就已达到而且还超过了这个数目。签名者的总数约为三千人。许多签名者都是非常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下列的同志，我们注明了他们的党龄：
别洛博罗多夫（1907）；维斯涅夫斯卡娅（1905）；武约维奇（1902）；瓦西里也夫（1904）；瓦尔金（1907）；A·格尔季克（1902）；H·戈登（1903）；叶梅利扬诺夫（1899）；叶甫多基莫夫（1903）；舒克（1904）；季诺维也夫（1899）；萨克斯-格拉德涅夫（1906）；库克林（1903）；卡弗塔尔泽（1903）；穆尔多夫（1903）；奥斯特罗夫斯卡娅（1905）；皮达可夫（1910）；拉狄克（1902）；谢烈布里亚科夫（1905）；伊·尼·斯米尔诺夫（1899）；萨姆索诺夫（1903）；索斯诺夫斯基（1905）；捷尔·瓦甘尼扬（1912）；恰里托诺夫（1905）；沙罗夫（1904）；齐布尔斯基（1904）；叶尔增（1898）。
译自《苏联左翼反对派（1923-1928）1977年西柏林德文版第五卷第84-95页》
译者：杨彦君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3年第2期
注释：
[1]指英国工联总委员会．参看《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26页。一译者注
[2]乌斯特里亚洛夫（1890-？）立宪民主党人，在苏俄内战时支持白军；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后，他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为苏维埃政府工作，因为他始终相信苏联必然会恢复资本主义。
[3]恩格斯的原话是：“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徐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0页）——译者注
[4]卡茨，德国共产党汉诺威地区极左派的领导人，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反对统一战线政策，1926年被开除。
[5]科尔施（1886-1961），1926年前参加德共，因反对1926年4月的苏德协定而遭开除，此人也反对统一战线政策。 |
斯大林伪造历史（托洛茨基，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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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伪造历史
托洛茨基1927年
关于伪造十月起义的历史、
革命的历史和党史
一事
给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局的信
尊敬的同志们：
你们寄给我一份打印着详细问题的单子，要我答复关于我参加十月革命的情况。我怀疑我是否还能对于各种（包括我自己写作的）文件、讲演和书中已经谈到的情况增加很多的内容。但是请允许我向你们提一个问题：正当全部官僚机器——你们的和别人的一起，忙于隐瞒、销毁、或者至少是歪曲有关我参加十月革命的每一点史料的时候，还问我关于我参加十月革命的问题有什么意思呢？有几百个同志曾经一再问我：对于为反对我而毫无顾忌地伪造十月革命和我们党的历史这种情况，我为什么保持沉默。我当然不想在这里说清所有这些伪造问题。那需要写好几本书。不过为了回答你们的问题，我要举出几十个这种有意识地和恶意地歪曲历史的例子；歪曲历史的活动现在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它得到了各种官方机构的当权者的支持，甚至已经扩及教科书方面。
·第一章战争和我的到达彼得格勒
·第二章拉斯科里尼科夫的两种意见
·第三章一九一七年五月到十月
·第四章我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第五章“遗失的”文件
·第六章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两种意见
·第七章奥里明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两种意见
·第八章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和职工会问题的争论
·第九章同列宁在共产国际里
·第十章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农民问题上
·第十一章我的军事工作
·第十二章斯大林分子的最卑鄙的谎言
·第十三章列宁的空白命令
·第十四章关于劳动军事化的谎言
·第十五章我同列宁在工业工作上的一致
·第十六章列宁患病以后
·第十七章国际计划工作
·第十八章同列宁一起反对斯大林
·第十九章同列宁一起反对斯大林，李可夫，加里宁和布哈林
·第二十章我和列宁之间的最后谈话
·第二十一章列宁和斯大林最后决裂
·第二十二章几点结论 |
就提纲问题致中央书记处（托洛茨基，1927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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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纲问题致中央书记处
托洛茨基（1927年5月18日）
1．我今年5月11日向中央书记处提出请求：告诉我何时何地可以看到近两个月政治局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至今没有回音。
2．我今年5月11日请求及时告诉我布哈林同志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以便进行修改，至今没有回音。
3．鉴于布哈林同志的提纲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重复斯大林同志提纲的所有错误，我把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的提纲送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其中包含对斯大林同志的提纲的批评。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8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34 |
就提纲事致皮亚特尼茨基（托洛茨基，1927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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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纲事致皮亚特尼茨基
托洛茨基（1927年5月18日）
致共产国际苏联代表团书记皮亚特尼茨基
鉴于布哈林同志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在最后时刻被分发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随信附上对斯大林同志的提纲的批评，它完完全全适用于布哈林同志的新提纲。结尾部分我是用俄文写的。请采取措施把这个结尾部分译成德文、法文和英文。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8日
附：［注：附录没有发表。——编者注］（1）《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德文本（没有结尾部分）。
（2）结尾部分（跋——《陈独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演说》和《必然的结局》）没有译成外文。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33 |
托洛茨基：评陈独秀同志关于中国革命任务的讲话——《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后记（1927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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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陈独秀同志关于中国革命任务的讲话
——《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后记
托洛茨基1927年5月17日
五十二、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为什么服务？为了理解现状，预见未来。预见应该建立在行动的基础上。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同志的预见的情况：在蒋介石政变的一周之前，他保卫此人，吹捧他，号召利用右派，利用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联系（4月5日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在我们分析的提纲中，斯大林提供了另一种预见的范例，它也得到了生活的检验。我们对斯大林提纲的批评中的核心问题是这样表述的：“新的革命中心是否已经存在，或是需要建设它。”斯大林断言，在蒋介石政变之后，中国“有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斯大林断言不能建立苏维埃，因为这意味着反对武汉中心，即反对中国南方唯一的政府的起义。我们称这个对形势的界定是“错误的、浅薄的、庸俗的”。我们称所谓的武汉政府为“武汉上层”，证明在中国南方，在内战急剧地转到另一条阶级路线上时，还没有政府，它还有待建立。
在5月15日日的《真理报》上，刊登了陈独秀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4月29日）上的讲话。当斯大林撰写自己的提纲和我们批评这个提纲时，无论是斯大林同志还是我们，都还没有这份讲话。陈独秀不是在对形势的整体分析，而是在直接观察的基础上界定局势的。他对新的革命政权说了些什么？他干脆声称，认为武汉政府是革命专政的机构“是错误的”，“它还不是工农群众的政府，而仅仅是领袖们的同盟”。但须知这与我们反驳斯大林的话一字不差。
斯大林写道：“因为现时在这个地区内，除了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之外，并没有其他政权。”[1]
对此我们答复他：“机关官僚对革命政权的态度就从这些话中透露出来····阶级来来去去，但国民党政权的连续性是不变的。但是，仅宣布武汉是革命中心是不够的，而是让它事实上成为革命中心”（参见本书第63页）。这样，不对中国革命者，首先是共产党员说明，如果武汉政府现在就狂妄地认为自己是中国南方的唯一政府，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不无情地抨击已经葬送了如此之多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粉饰和伪装；不对着没有自信的、摇摆不定的武汉中心的耳朵大声喊：不要被表象陶醉，别让自己的称号和宣言的喧嚣把耳朵震聋，着手基础工作，唤起民众，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建设革命政权。斯大林不仅不这么做，还抨击苏维埃口号，支持最糟糕的资产阶级小集团的偏见和那些倒霉的革命者的迷信，后者害怕人民的苏维埃，相信在国民党空头支票上用墨水写的神圣的誓言。
五十三、陈独秀同志依据自己的观察界定形势所用的语言，与我们在理论思考的基础上界定形势的语言一般无二：不是革命政府，而只是上层联盟。但这绝不意味着，陈独秀同志本人从他准确地界定的形势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被错误指令束缚住手脚的陈独秀得出了与他本人的分析相反的结论。他说：“一旦国民政府区域内的形势发生变化，外国干涉和军阀进攻的威胁消失，我们面临的任务就将是开始建设真正的革命民主政权。”
我们应该直接公然地说：接受这样提问题的方式，无异于接受必死无疑的捷径。想要把建设依靠人民群众的真正的革命政权推迟到危险消失之时，却不知最要命的危险就在于，中国南方不是革命政权，而只是上层联盟。由于这个主要危险，包括军事危险在内的所有其他危险都增加了十倍。为了尽可能保卫自己免遭外国和本国军阀的打击，应该巩固加强自己，组织起来，武装自己，没有其他途径。把脑袋藏在沙子里是藏不住的，什么样的魔术都帮不了我们。应该唤起群众的热情，他们时刻准备为自己的事业进行斗争和牺牲。应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尽可能深入地掌握群众。应该不失时机地尽快给他们提供行动的革命纲领和苏维埃的组织形式。没有任何其他途径。把建立革命政权推迟至有人用某种方式消除了军事危险时，就是走必死无疑的捷径。
五十四、在土地运动方面，陈独秀同志诚实地承认，党的土地纲领（减租）是完全不够的。他说：“农民运动变成了夺取土地的斗争。农民自发地起来，想自己解决土地问题。”接下来，陈独秀公然声称：“我们推行过于和平的政策。现在必须剥夺大地产……”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展开这些话的内容，则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因而也是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土地问题上的此前路线的最严厉的谴责。中国共产党不是事先预见到土地革命的进程，预先准备口号，并通过工人、革命士兵和进步农民让它们深入到广大农民之中，而是极度落后于自发的土地运动。难道还能有更加可怕的尾巴主义吗？“我们推行过于和平的政策”。但在自发的土地革命时代，革命党的和平政策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所能犯下的最沉重的历史错误。在农夫自发地为夺取土地而斗争时，和平政策（减租）不是用孟什维克的妥协政策，而是用自由派的妥协政策取代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不明白这点的人，只能是被虚假的国务智慧败坏的庸人，绝不是革命者。
但是，从自己对党对土地运动态度的正确的，因而也是致命的界定中，陈独秀得出了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干脆是致命的结论。他说：“现在必须剥夺大地产，但同时对小土地所有者让步，不能不考虑他们。”这样提问题的方式，原则上是不能否定的。只是应该明确地界定，谁，在中国的什么地区算是小地主，在什么范围内和如何考虑他们。但接下来陈独秀说了下面的话：
但是，要剥夺大地产，也必须等待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发展。当前唯一正确的解决方式，是只有在革命扩展后再深化它的原则。
这条道路是最最可靠的死亡捷径。农民起义只是为了夺取地主土地。我们的党在与自己的纲领和名称的可怕矛盾中推行自由派的和平政策。陈独秀自己宣称，
“现在（？）必须剥夺大地产”。但马上又想起，“不能陷人极左”陈独秀的原话），他补充说，剥夺地主土地，应该“等待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发展”——先扩展革命，然后再深化它。
但须知，这是盲目地重复早就知道的、民族自由派欺骗群众的陈词滥调：先胜利，再改革。我们先“扩展”领土—一为谁？为地主？然后—在胜利之后—在闲暇时再进行“深化”。对此，每个聪明的、有头脑的中国农夫都会这样回答陈独秀：“如果在今天，在武汉政府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急需我们农民的帮助时，它都不敢或不想把地主的土地给我们，在它挣脱了包围、在我们的帮助下战胜了敌人之后，它给我们的土地就像蒋介石给上海工人的一样多。”
应该十分清楚地说：被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领导束缚住手脚的陈独秀的土地公式，客观上只是让中国共产党放弃现在在中国展开的土地运动，而土地运动将给中国革命带来新的浪潮。
为了加强和深化这个浪潮，需要农民苏维埃打出土地革命的大旗，不是在胜利之后，而是在现在，为了保障胜利。
为了不让农民浪潮被打碎、分散，应该通过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工人苏维埃，把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让城市手工业者一商贩贫民和工人代表联合起来。
为了不让资产阶级在革命群众和军队之间打进楔子，应该把士兵代表纳入革命苏维埃的链环中。
应该尽快勇敢和坚决地深化革命，不是在胜利后，而是现在，否则胜利就不会来临。
深化土地革命，农民立即夺取地主土地，将会削弱蒋介石，在他的军队的士兵中引起混乱，在他的农民后方引起骚乱。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胜利之路。
莫非我们在二十年内完成三次革命，就是为了忘记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吗？谁在土地革命中推行和平政策，谁就必死无疑。谁拖延、犹豫、观望、错过时机，谁就必死无疑。陈独秀的公式是葬送革命的最最可靠的捷径。
一定会有诽谤者说我们的言论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的仇恨。须知当初也曾有人说过，我们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的立场意味着对英国共产党的仇恨。事件证实，对英国共产党员来说，作为可靠朋友行动的，正是我们，而不是官僚庇护者。事件将证实—它们每天都在证实一—与那些好心的官僚相比，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员的批评是出于对中国革命更加严肃的、更加马克思主义的、更加革命的态度，前者总是事后为一切进行辩解，而不能事先作出任何预见。
陈独秀的讲话不加任何注释地刊登在《真理报》上，也没有一篇无情地揭露它的致命方针的文章，这一事实本身就应该让每一个革命者产生严重的担忧。因为事关的是列宁党的中央机关报！
我们不想听那些满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安慰者和催眠者的话。事关的不是个别错误。事关的是错误的错误。事关的是错误的基本路线，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是这一路线的完整的表达。
必不可少的曲终和弦
在5月9日的《社会主义通报》的一篇社论中，对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是这样说的：
抛开对头号共产党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语言外壳，未必能对提纲中勾勒的“路线”的实质有许多反对意见。尽可能留在武汉国民党内，尽最大可能地抓住它的左翼和武汉政府；“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战”；不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不“给中国人民的敌人以新的武器来和革命作斗争，来制造新的传奇，说中国现在不是在进行民族革命，而是在人为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化”。事实上，现在，在“统一战线”显然是无可挽回地破坏了，“在最不利的条件下”打碎了如此之多的器皿之后，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未必会有比这更加明智的选择了。[2]
这样，在4月23日的《社会主义通报》上承认马尔丁诺夫在《真理报》上“十分理智地”和“完全按孟什维克方式”分析了中国革命的任务之后，孟什维克最新一期中央期刊的社论又声明，“未必能对提纲（斯大林同志的）中勾勒的“路线＇的实质有许多反对意见”。这一政治路线的吻合未必需要特别加以说明。
不仅如此，《社会主义通报》接下来以嘲弄的口吻说到（我们逐字引用）“拉狄克的路线，它使人可以在“左”的口号（退出国民党，宣扬”苏维埃制度”等）的掩饰下，事实上干脆“退出游戏”，走到一边……”
在这家杂志上，用《真理报》社论和小品文的语言来说明拉狄克路线的特点。否则，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须知拉狄克不能在刊物上公开谈论自己的路线，不然的话，党就会知道，拉狄克的路线已经被发展的整个进程所证实。
但是，《社会主义通报》编辑部不仅用《真理报》的语言叙述拉狄克的路线，还用与《真理报》上的文章完全一致的观点来评论它：唐恩认为，反对派路线使人可以“在左”的口号的掩饰下，事实上干脆退出游戏，走到一边”。
我们在《真理报》的社论上已经读到过，如果采用反对派的路线，就应该为中国革命“哭丧”，中国共产党就应该退回到“自身之中”，放弃“伟大事业”和“宏伟计划”，这是“宣扬取消中国革命”。1927年3月16日《真理报》的社论就是这么说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与唐恩说的一字不差，更确切地说，唐恩关于反对派所说的话，与《真理报》在其一系列文章中所说的，一字不差。唐恩赞成斯大林的提纲，嘲弄用极左词句来掩盖其取消派行为的“取消派分子”拉狄克。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拉狄克的取消派是著名的革命家唐恩认为的那种取消派。这就是《社会主义通报》的社论要教给那些还能学习的人的东西。
正好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开幕前夕收到了所摘引的那期《社会主义通报》，真是意味深长。因为在这次会议上要充分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7日
[1]《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4页。
[2]《社会主义通报》第9期（总第151期），第1页。 |
争取和平的斗争与英俄委员会（托洛茨基，1927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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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和平的斗争与英俄委员会
托洛茨基（1927年5月16日）
·附：托洛茨基就提交提纲致中央书记处、中央监委主席团（1927年5月18日）
作者注：布哈林于1927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五月全会前提出一种新理论：英俄委员会不是在工会方面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表现，而是为保卫苏联而斗争的一种外交工具。本件是托洛茨基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提交的。——托洛茨基注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31
1．战争是政治（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反战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政治继续。懂得这一思想就等于找到了机会主义在战争问题上所有错误的关键。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独立自在的外在因素，而是其主要倾向的最高表现。战争是帝国主义政治的最高工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可以而且应当成为国际无产阶级整个政治的最高表现。机会主义或蜕化为机会主义的激进主义，一贯主张把战争看成一种要求排除革命政治的主要原则的特殊现象。中派主义容忍革命方法，但不相信它。因此，在紧要关头它总是借口形势特殊、情况特殊等而主张用机会主义的方法代替革命的方法。中派主义或虚假的激进主义在政治上的这种特别急剧的转变自然是由战争的危险所引起的。应当用这块试金石亳不妥协地审查共产国际的主要方针。
2．现在，大家都已经清楚，英俄委员会不应当被看作共产党员为了影响群众而参加的工会组织，而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其目的首先是抵制战争危险的特殊的政治联盟。因此，应当根据英俄委员会的经验和榜样，以十倍的注意来审查反对战争的方法，以便公开地和准确地告诉革命的无产阶级，如果我们不想毁灭共产国际和帮助帝国主义反对国际无产阶级和苏联的血腥的勾当，不该做什么。
3．布哈林同志在5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对我们在柏林向总理事会投降提出了新的解释。据说，不应当把这种投降看作是无产阶级国际革命斗争方面的投降，而应当看作是“在外交方面”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方面的投降。我们拥有各种国际行动的工具：党（共产国际）、工会、外交、报刊等。我们在工会方面的行动应当跟着阶级斗争的任务走。但这只是“按一般原则”。在某种情况下，作为例外，我们不得不（照布哈林的话说）利用工会运动的机关，就像利用外交行动的工具一样。英俄委员会目前的情况正是这样发生的。我们向总理事会投降，并不是投降总理事会，而是投降英国政府的代理机构。我们不是在党和政治方面，而是在国家方面不要进行干预。对柏林的投降的新解释的实质就是这样，这种解释，正如我们现在所指出的一样，使投降变得更加危险。
4．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同总理事会的柏林交易曾在我党中央不久前的四月全会上讨论过。在会上为柏林会议的决定辩护的有托姆斯基、安德列耶夫、梅利尼昌斯基同志，他们是我国最著名的工会工作者，而不是外交家。所有这些同志都为柏林的投降辩解，并指责反对派不了解工会运动的任务和方法；称断绝同机关的关系就无法影响大多数工会工作者，断绝同机关上层的关系就无法影响机关；我国工会工作者在柏林的行为正是出于这些考虑。
现在，布哈林同志解释说，相反，为了暂时而尖锐的外交任务，柏林会议的决定是布尔什维克影响工会运动的原则方法中的一个例外。布哈林同志为什么不向我们解释这一点，而在我们中央最近一次全会上单独告诉托姆斯基同志呢？要知道，四月全会的速记记录作为指导性的材料将在全党传阅（但愿如此）。布哈林同志的新理论大概至少将成为党的干部的财富。所以，我们将有两种同样正式的、同样有权威的解释：按照其中的一种解释，我们的柏林政策是工会运动中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性政策；而按照另一种解释，我们的柏林政策是暂时放弃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政策。
5．这种骇人听闻的矛盾在几星期之内从何而来呢？它是由于不能够坚持四月全会的立场（哪怕一个月）而产生的。我国代表团前往柏林时，还不知道布哈林对它们未来行动的解释。布哈林同志本人当时也未必作过这一解释。至少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东两里面，都没有发现这种解释。布哈林同志在四月全会上一肓不发。尽管给反对派的时间很短，但是它仍然得以说明我们的柏林政策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最起码的原则完全不相符合。报告人（托姆斯基同志）甚至不打算在结束语中回答我们的论据。四月全会的速记记录还未来得及出版（但愿它早晚会出版）［注：事实上记录没有印行，为的是不暴露可耻的错误和矛盾。——托洛茨基注］，可是我们已经拥有对我们柏林的投降的新的、刚出笼的解释。十分清楚：这种解释是后来杜撰出来的。
6．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看问题的起源，那问题会更加清楚。在总理事会（“左派”工联主义者同右派在其中互相竞争）最卑鄙地破坏了总罢工以后。联共（布）的反对派要求立即同总理事会决裂，从而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容易地和迅速地从叛徒们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中央的多数用这样的观点来反对我们，即尽管总理事会在罢工期间执行了反革命的政策，但保持英俄委员会似乎是我们对英国无产阶级施加革命影响的利益所需要的。斯大林正是在这时提出了“不能逾越的阶段”论。在目前情况下，所谓“阶段”指的不是群众的政治水平（各阶层的水平不同），而是反映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和同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进行不调和斗争的保守的上层。
与此相对立的是反对派断言，在英俄委员会公然背叛从而结束了以前的“左倾化”时期以后，保持英俄委员会将因它的必然后果不容许我们减轻对总理事会的领袖们，至少是对其“左”翼的批评。有人反对我们（首先就是那个布哈林），说什么这是可恶的诽谤，组织联系决不会限制我们的革命批评：我们决不会作任何原则性的让步；英俄委员会对我们来说只是同群众进行联系的组织桥梁。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以所谓暂时放弃革命的路线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来证明保持英俄委员会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如果反对派中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他就会立刻遭到近来越来越司空见惯的粗暴的恶毒的“批评”，同时用一些思想上似是而非的东西来对付你。
7．反对派用书面的形式预言，保持英俄委员会将日益巩固总理事会的政治阵地，将会使其从被告必然地变为原告。这些预言被宣布为我们的“极左病”的成果。曾经炮制出一种特别的，而且十分可笑的理论，好像要求脱离英俄委员会等于要求工人退出工会。从而保持英俄委员会的政策应当具有原则上非常重要的性质。
8．但是，很快就发现，必须在保持同总理事会的组织联系和称叛徒为叛徒的权利之间进行选择。政治局多数派愈来愈倾向无论如何要保持组织上的联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当然没有“逾越阶段”，然而在政治上不得不从一个阶段退到另一个阶段。根据英俄委员会的三次会议（1926年7月于巴黎，1926年8月于柏林和1927年4月再次于柏林）可以最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我们对总理事会的批评一次比一次谨慎，完全避开“左派”即工人阶级最危险的叛徒。
9．通过不断施加压力，总理事会感到，它已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它从被告变成了原告。它明白，如果布尔什维克在具有非常重要的国际意义的总罢工上不破裂，那么他们以后也不会破裂，也不会向他们提出任何要求。我们看到，总理事会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压力下，愈来愈坚决地攻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退却了，让步了。这种退却是出于工会运动中的革命战略的考虑而决非外交上的考虑。只要读一读托姆斯基、安德列耶夫等人的报告和我们中央全会及政治局的争论就足以相信这一点。至于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刊物就我们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的“极左病”发表的成百上千的文章，我们就不提了。应当从这些演说和文章中选出一部分以文选的形式加以出版并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
政治局的路线自然而然地和必然地以英俄委员会4月初的柏林会议而告终。可见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问题上投降既不是意外的举动，也不是突然的手段，——不，投降是必然的，它是我们事先指出的在这个问题上的整个路线的终结。显而易见，借口外交手段是牵强附会。
10．布哈林同志在1926年6月初炮制出一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在反动工会中工作的必要性（我们也认为这是无庸置疑的）导致仿佛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须保留英俄委员会。布哈林当时不顾明显的事实，完全否认英俄委员会是一个政治联盟，而不是一个“工会组织”。
现在，布哈林又创造了一种新理论，根据这种新理论，我们不惜以毫无原则的投降为代价而留在英俄委员会内不是出于“工会组织的”需要，而是为了外交的目的而保持同总理事会的政治联盟的必要性所要求的。
布哈林今天的理论同他昨天的理论截然相反。它们的共同之处只有一点，即二者都是百分之百的虚假，都是牵强附会，都是为了以后在两个不同的阶段证明从布尔什维克路线滚到妥协路线是正确的。
11．“右派”在战争的情况下将会背叛，就连布哈林也承认这是不容争辩的。至于“左派”，那么他们“大概”会背叛。但是，如果他们背叛的话，那么他们将“以自己的方式背叛”（按布哈林的话说），即不支持我们，但对英国政府来说这是一种负担。不管这些想法多么可鄙，但还是应当对它们进行一下分析。
我们暂且假设情况就是这样。不过要知道，如果“左派”“以自己的方式”即不如“右派”积极、但比“右派”隐蔽地背叛我们，那么这不是由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的眼睛雪亮，而是由于英国的工人。这就是“左派”在所有问题（国内的和国外的）上的总的政治路线：背叛，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背叛。这种政策对他们自己有利。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为了他们那种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反正要执行的政策而答应“左派”放弃我们的政策呢？
12．但是，“左派”在什么意义上将是政府的一种负担呢？显然，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曾是一种“负担”，或者是现在，在英国同革命的中国开战期间，在保守党人攻击工联主义者时，他们是一种“负担”。“左派”在不妨碍政府履行其剥削者和强盗角色的范围内批评政府。“左派”表达群众的不满是为了阻止群众参加革命活动。当群众的不满公开爆发时，“左派”竭力加以控制，使这种不满化为乌有。如果“左派”对资产阶级不批评，不揭露，不攻击，他们就无法“以自己的方式”为资产阶级效劳。
由此可见，必须承认，如果“左派”是一种负担的话，那也是一种有益的、适宜的、必不可少的、能救命的负担，没有它，英帝国主义的轮船早就沉入海底了。
的确，死硬派对“左派”暴跳如雷。不过，这是为了让他们服服贴贴；不让他们越雷池一步；对自己的“负担”不花多余的钱。像“左派”一样，死硬派是帝国主义机制中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13．但是，要知道，“左派”在群众的压力下也能够越过资产阶级为他们划出的界线！这个理由也被加以运用。群众的革命压力可以破坏张伯伦-托马斯-普塞尔的把戏，这是不容争辩的。但是，争论根本不在于无产阶级国际革命运动是否对工人国家有利，而在于我们是用自己的政策帮助它还是妨碍它。
群众愈担心战争的前景，愈不指望总理事会和相信“左派”叛徒（“以自己的方式”背叛的叛徒），群众的压力（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也就愈有力。我们同总理事会代表团共同“一致地”签署了关于战争的可鄙的、骗人的、虚假的宣言，并以此来安抚群众，减轻他们的忧虑，麻痹他们，从而降低他们对“左派”的压力。
14．柏林的投降可能维护“苏联的国际利益”！布哈林的这个错误是最令人发指的。苏联的利益正是由于政治局对总理事会的错误政策受到最大的和最直接的损害。任何东西也不能带来像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中的虚伪和谎言给我们带来的害处。我们骗不了敌人，即那些老练的，洞察一切的帝国主义者。虚伪将使动摇的和平主义者今后继续动摇。幻想和虚伪的政策只能够欺骗和削弱我们真正的朋友——革命工人。
正因为如此，列宁在给出席海牙和平大会（在这里必须同那些工联主义者、合作社工作者等打交道）的我国代表团的指令中写道：
“如果我们出席海牙会议的代表中有几个人会用几种外语发表反战演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驳斥这样一种论调：似乎到会的人都是反对战争的，他们都懂得战争可能而且一定会在一个最意外的时刻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多少懂得一点反对战争的方法，多少能够采取适当的、可以达到目的的办法来反对战争。”［注：《列宁全集》第43卷，第313页。——译者注］
列宁的这些话追求什么样的利益：苏联的国际利益还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列宁在这样的基本问题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把一个同另一个对立起来。列宁认为，我们对工联主义者和平幻想的些微纵容，就会给真正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造成困难，从而给国际无产阶级和苏联带来同样的害处。列宁当时指的是善良的和平主义者，而不是打上烙印的内奸，他们由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在1926年5月以后注定要进入背叛徒的下一个环节。
15．布哈林对此说道：如果我们只通过工会来行动，柏林的决定就是不能容许的。但是要知道，我们可以用党的手段来补充和修改在柏林做的事情。请看：我们正在《真理报》的文章中，在英国共产党人的演说等等里批评总理事会。
这个论据对革命的意识来说是真正有害的东西。布哈林的话只意味着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支持总理事会，而后者“以自己的方式”支持帝国主义国家。我们现在“批评”总理事会，在目前条件下是对我们支持总理事会、我们同它结成政治联盟的必然掩饰。
英国工人没有看到《真理报》的文章（关于普塞尔之流的问题谈得极其含混不清）。全世界的报刊都发表了柏林会议的决定。现在只有少数英国无产阶级知道英国共产党人的文章。而每个英国工人都知道普塞尔同托姆斯基的“真挚关系”、“相互理解”和“完全一致”。作为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代表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的行为比英国共产党人的演说重要得多，因此，人们不同意他们其实极为不够的批评，因为他们的自由也被英俄委员会限制住了。
总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为了同普塞尔结盟而投降是目前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事实。《真理报》的“批评”文章，布哈林的一批又一批新“理论”只不过是这一事实的餐具而已。
16．同已经被我们一致宣布为英国无产阶级的“惟一代表”的叛徒玩弄腐朽透顶的假和平主义勾当怎么能巩固我们的国际地位呢？怎么能呢？要知道，柏林会议是在英国政府对中国公开进行军事行动并准备对我们也进行这种行动的时期举行的。我国的国际地位的利益首先要求公开地直言不讳地说出这些事实。然而，我们对此只字不提。张伯伦知道这些事实，而且需要知道这些事实。诚挚的工人和平主义者面对这些事实可能转到革命路线上来。总理事会中卑鄙的和平主义的惟利是图者不可能公开说出这些事实，因为这些事实揭穿了他们同张伯伦反对英国工人、反对中国、反对苏联、反对世界无产阶级的毋庸置疑的、心照不宣的阴谋。
我们在柏林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用工人国家的整个威信帮助帝国主义的走卒即“和平主义者”保守他们充当窃贼的秘密。而且，我们还要承担保守这些秘密的责任。我们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在反战问题上同张伯伦在总理事会的代理人是“一致的”。这样我们就削弱了英国工人反对战争的力量，扩大了张伯伦的行动自由，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地位。
应当说得更具体一些：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柏林对总理事会的投降给张伯伦对苏联驻伦敦机构进行可能造成各种后果的攻击大开方便之门。
17．不应忘记，由于英国是一个岛国，其边界不会受到直接的威胁，英国的改良主义者在上一次战争中得以比他们的大陆叛友具有较多的言论“自由”。但是，总的说来他们起的作用是一样的。现在，改良主义者，特别是“左派”由于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经验，力图在发生新战争的情况下，比1914~1916年更起劲地欺骗工人。十分可能，如果苏联驻伦敦的机构遭到袭击（他们的全部政策就是为了策划这一行动），“左派”的抗议声将高过自由派。但是，如果英俄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的不是张伯伦，而是我们，大概双方就会在最初的24小时内达成谅解，敲起警钟，向群众解释形势的严重性。可是没有这样做，将来也不可能这样做：英俄委员会在总罢工时不知去向，当时总理事会拒不接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万恶的金钱”；英俄委员会在掘煤工罢工时也不知去向；英俄委员会在炮击南京时也不知去向——因此，英俄委员会在英国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也将不知去向，应当向工人说明这种残酷的真实情况。应当真诚地提醒他们。这样做将使苏联得到加强！
18．有人可能会提出反驳：既然允许我们对资产阶级让步；而如果把现在的总理事会看作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机构，那么为什么不会出于同样的考虑在我们对资本主义作出让步的同时对总理事会也作出让步呢？——有些同志开始在这个公式上兜圈子，这个公式是伪造者为了推行机会主义政策篡改列宁主义的典型例子。
我们在不得不对阶级敌人作出让步时，我们是对主人本身而不是对其孟什维克奴仆作出让步。我们从未掩盖和粉饰自己的让步。当我们对寇松［注：乔·纳·寇松（1859~1925）——英国保守党人。1919-1924年任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的最后通牒让步时，我们向英国工人说明，目前，我们同他们还不够强大，无法直接接受寇松的挑战。为了应付最后通牒，即避免外交的破裂，我们用鲜明提出问题的办法揭示了实际的阶级关系，削弱了改良主义者，巩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以及国际无产阶级的地位。
我们在柏林从张伯伦那里毫无所获。我们为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利益作出的让步（总理事会新的扎根、不干涉原则等），不是为了交换对方的任何让步（不断绝关系，不发生战争），而是单方面的、遮遮掩掩的，并把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让步描绘成工人阶级团结的胜利。张伯伦无偿地得到了很多东西。总理事会的叛徒们也得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得到的是名誉扫地。国际无产阶级中间产生了混乱和纷争。英帝国主义由于柏林会议强大了。我们却被削弱了。
19．但是，据说，在如此尖锐的时刻断绝同总理事会的关系意味着，我们甚至不能同英国的工人组织和平共处。这会使帝国主义者得到一张王牌等等。
这个论据本身就是错误的。当然，在总理事会背叛总罢工以后，立即断绝同它的关系会有利得多，这也正是反对派所要求的：.那样一来，这一年就不会对叛徒们客客气气了，而会无情地揭露他们。去年这方面的论据足够了。这样的政策会迫使总理事会的“左派”投降主义者在维护其残存的信誉的斗争中同“右派”划清界线，半真半假地揭露张伯伦，总之，向工人证明，他们“左派”完全不像莫斯科人把他们描写的那样坏。这会加深总理事会的分裂。而当改良主义的骗子们在争斗时，很多秘密都公开了，于是工人们赢得了胜利。同总理事会的这种斗争是同张伯伦在工人运动中的政策斗争的最佳形式。在这一斗争中，英国革命的工人骨干就会在一年内学会非常机敏地戳穿总理事会的骗子们和揭露张伯伦的政策。英帝国主义今天就会遇到多得多的困难。换句话说：如果反对派在去年6月提出的政策被接受，苏联的国际地位现在会更加强大。
姗姗来迟的这次分裂至少应当在掘煤工罢工期间发生，无论是百万掘煤工，还是数百万受骗的总罢工的参加者都完全了解这一点。但是我们关于这一点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说是同国际工会运动的利益不相容。后果是众人皆知的：它们在柏林得到巩固。今天有人硬说，对于已经带如此多害处的根本错误的路线，由于国际形势的困难，今后也应当予以支持，这实际上意味着为了掩盖领导的错误而牺牲苏联的国际地位。布哈林的整个新理论没有其他的含义。
20．现在纠正错误虽然晚了一年，但仍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当然，张伯伦会说，布尔什维克甚至不能同英国工联主义者和睦共处。但是，诚实的、多少有点觉悟的英国工人会说：“极有耐性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即使在我们罢工斯间也没有同总理事会决裂，但在总理事会拒绝同破坏中国革命的行径作斗争时，就不能继续维持同它的友谊了。”英俄委员会的腐朽的宣言将被摒弃。工人们将看到实际的事实，实际的关系。到时谁受损失呢？是帝国主义，它需要腐朽的宣言。得到好处的是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
21．我们还是再来谈谈布哈林的最新理论。正如我们所知，布哈林的看法与托姆斯基相反，他认为柏林决定不是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由特殊情况造成的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例外。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战争的危险，这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最重要的问题。仅此一个事实就应当使每个革命者警惕起来。结果是：革命的政策适用于比较“正常的”条件；当我们面临生死存亡问题时，只好用妥协政策取代革命政策。
考茨基为第二国际在1914年垮台进行辩护，他后来发明了一种理论：国际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战争的工具。换句话说，考茨基宣布，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在和平时期是正常的，但是在战争的“特殊情况”下只好作为例外，同资产阶级政府缔结联盟，同时仍在报刊上“批评”它。
现在，对国际无产阶级来说，问题不仅仅是像1914年那样同资产阶级国家作斗争，而且是直接捍卫工人国家。但是，正是为了捍卫工人国家，要求国际无产阶级在战争危险的条件下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对无产阶级来说，要防止或延缓战争危险，只能让资产阶级面对变这种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实际危险。换句话说，战争危险不是要求从革命政策变为妥协政策，恰恰相反，要求更坚定、更坚决、更不妥协地执行革命政策。战争把所有问题都十分尖锐地提了出来。战争比和平情况下更不容许摇摆不定和含糊不清。如果在和平时期同出卖总罢工的普塞尔结成联盟是一种障碍，那么在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就是挂在工人阶级脖子上的磨盘。如果认为在工人国家面临生存威胁的情况下，从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倒向机会主义是正确的，就等于原则上投降机会主义：因为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不得不放弃的革命政策还有什么价值呢？
22．总之，是否可以说这一次利用工会是为了国际阶级政策的利益，而下一次是为了某种特殊的外交目的呢？是否可以让联共、共产国际、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同一些代表在一种情况下说总理事会是叛徒和骗子，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说它是志同道合者和朋友呢？以后是否只要秘密地说明，对第一种情况应从革命的阶级意义上去理解，对第二种情况从外交意义上去理解就行了呢？是否可以认真地对待这样的政策呢？是否可以认真地对待提出和捍卫这样的政策的人呢？
在柏林会议以后，“叛徒”一词对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代言人来说变得分文不值。而且像“真挚的关系”、“相互理解”和“一致”（托姆斯基同志的话）这些词也变得同样分文不值。这些非常狡猾的阴谋手段是对付谁的呢？它们一分钟也骗不了敌人。它们只能给朋友们造成混乱，减轻我们自己言行的分量。
布哈林的新理论不是孤立的。一方面，有人对我们说，同显然背叛的总理事会的无原则的交易巩固了苏联的国防。另一方面，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中国工农苏维埃的建立意味着威胁苏联的国防。这不是等于攻击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基础吗？中国工农苏维埃标志着大大延长了苏联战线和巩固了我国的和平阵地。相反，同总理事会的交易实际上缓和了英国的国内矛盾，使张伯伦更容易对中国和我国采取强盗行径。
机会主义的例外（“在非常重要的情况下”）新的原则可以得到广泛的运用。越来越多地用避免武装干涉的必要性来说明向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上层靠拢的理由。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成了为“不干涉”原则辩护的理由。于是从各个方面编织可以套死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原则的圏套。必须永远结束这种做法！
必须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必须进行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广泛的、政治上旗帜鲜明的国际运动。我们同总理事会的联盟现在是这个运动的主要障碍，就像我们同蒋介石的联盟是中国工农革命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一样。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反革命利用它来反对我们。国际形势变得越尖锐，英俄委员会就越发会变成英帝国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的工具。在发生了这一切以后，只有不愿意了解的人才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时间。如果再失去哪怕一天也是犯罪。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6日
附录
就提交提纲致中央书记处、中央监委主席团
托洛茨基（1927年5月18日）
在争取和平的问题上，我将捍卫随信附上的提纲。
我试图得到布哈林同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5月11日会议上的讲话的速记记录，就像我试图得到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的速记记录以及其他许多尝试一样，但都没有结果。但是，布哈林同志的论据的实质我已了解得一清二楚。我的提纲正是针对这些我认为根本错误和极其有害的论据的。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8日
附：提纲《争取和平的斗争与英俄委员会》。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35 |
致政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托洛茨基，1927年5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政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1]
托洛茨基1927年5月16日
1．政治局做出不刊登我的文章的决议。指的显然是两篇文章——文章《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我把它寄给《布尔什维克》杂志，和文章《可靠的道路》，我把它寄给《真理报》。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没有邀我出席，哪怕是遵循外在的程序也应该这样做。
2．指出不刊登文章的原因是它们批评中央委员会，带有争论性。换言之，正在确立一条规则，据此所有党员和党的全部刊物都只能应和中央委员会，不论它说了什么，不论它做了什么，也不管情况如何。
3．我认为中央在中国问题上的路线是根本错误的。正是这条根本错误的路线保证了中国反革命四月政变的成功。与广泛散布的谎言和诽谤一反对派“拿困难投机”—不同，我们建议在禁止旁听的全会上讨论今后中国路线的问题和我们政策中的全部最重要的问题。仅此一点就证明我们的意图是以务实方式重新审查和实际解决这些问题，不做记录，因而也不存在“利用”的意图。政治局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一起，拒绝召开这样的全会。这样，通过在中央委员会内严肃地讨论问题来纠正根本错误的、就其后果是致命的路线的尝试，因政治局的原因没有成功，而像以往一样，政治局总是自动地得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2]的支持。
4．此后，突然出现了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它加强和加重了根本错误政策的最错误的方面。除此之外，拒绝与我们一起在禁止旁听的全会上讨论中国问题（在没有我们出席的“私下”会议上，这个问题当然不止一次地讨论过）的政治局，最后还批准了斯大林的提纲，此后禁止任何人在刊物上提出蒋介石为什么如此轻易获胜，为什么中国无产阶级对此毫无准备，为什么我党可怕地陷在马尔丁诺夫错误政策的网中，为什么斯大林的提纲把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推进机会主义的泥潭，为什么《社会主义通报》昨天如此坚决地赞成马尔丁诺夫的文章，今天则赞成斯大林的《提纲》（1927年5月9日）等问题。
5．莫非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整个路线是可以装进瓶子的微不足道的琐事？莫非这样能够帮助培养中国共产党？莫非共产国际各外国支部能够这样发展？莫非我党能够这样生活？这样的官僚乌托邦能够想象吗？
6．政治局决议说，我们打算强行把党拖入争论。如果把争论理解为预先准备好的“队伍”的机关喧嚣、口哨、喊叫，为镇压反对派而组织的特别战斗队员践踏支部，用威胁和分裂的叫喊惊吓工人支部的话，我们当然是不想要这样的争论的。但恰恰是这样的争论充斥着我党的生活。我们希望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讨论，至少从党的理论机关报和中央机关报开始。
7．确实，我们希望讨论中国革命的命运问题，还有我们自己的命运问在列宁领导时期和我党整个历史上，这样的讨论为什么都认为是正常题。难道有谁会认为，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布哈林颁布的提纲，在每个具体时刻对党来说都是历史发展的最后裁决？我们确实想讨论这些问题，向党证明并说明这些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推行它们有折断中国革命的脖子的危险。
8．中央委员会不想争论。但须知事关的是对中央委员会本身的批评。可以说，每个中央委员会对争论的兴趣越小，它的路线就越错误，它被事件所推翻就越明显、越残酷。我不认为，在我党的历史上，曾有过类似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中国问题和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犯下的错误。但这不是昨天的事。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想立即结束它。但作为命令的错误已经以十倍的力量转入明天。我要说的正是这点。政治局“不想”争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政治局有权禁止讨论事关政治局本身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上的根本错误吗？
9．政治局不想争论。为什么？显然是为了“不打扰”党。但须知正是政治局就虚构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虚构的会议上的反党讲话展开了人为的、上面制造的争论。没有告诉党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了什么（至于我，我可以在他说过的每一个字下面签上我的名字）。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讲话没有发表。把事情说成是会议不是党的会议，实际上，会议是党的会议，虽然出席会议的有部分非党员群众。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争论”开足马力。中央监察委员会对此保持沉默。中央监察委员会没有干预。当“争论”以连续方式进行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了自己的“判决”。
10．现在在全国，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为了不让任何人对革命领导的错误发表意见，为了有可能让每个批评者受到在非党会议上反党发言的追究，专门推行党支部的开放会议。这是制度。这是上面组织的制度。这是为窒息党的思想而从上面组织的制度。难道真的可以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没有对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交流看法的强烈需要，尤其是现在，政治局不是在自己犯下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而是以命令的方式把这些错误强加给党已经变得十分清楚时。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一个正派的党员都必须作出抉择，他应该说：“如果我对党隐瞒自己的批评，比让某些非党群众违背我的意愿听到我的批评，要危险得多。”
11．我们希望党讨论上海灾难的条件和原因。为了阻碍此事，中央委员会把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极其平静、极其温和的讲话变成党的“灾难”。尽管是危急时刻、困难重重、危险重重，等等，上面还是惊吓党，打扰党，恐吓党，对着党的耳朵喊叫，说什么季诺维也夫动员非党群众反党。企图借助于就人为夸大的理由进行的单方面的、残酷的、害人的争论，妨碍党平静地讨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在机关的、单方面争论的喧嚣声中，禁止刊登我们的文章。为什么禁止？因为斯大林无法回答它们。
因为他的提纲的匆匆拼凑的、可悲的、无思想的词句虽然让唐恩十分满意，但被批评一吹，就会烟消云散。
12．以局势困难、外来的危险、迫近的战争威胁为借口，禁止讨论最根本的问题。对这些无可置疑的危险，反对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比他们更早地预见到了这些危险，而且作出了更深刻的评价。危险就在眼前，而且十分巨大。但须知这些危险中的每一个都由于领导的错误而百倍地危险。危险的主要源头，是中国革命的失败，它在没有所必需的革命阶级基础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崛起。我们以错误的政策妨碍这个基础的及时建立。在现阶段上，这击垮了革命，重创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如果再沿着斯大林提纲的道路走下去，中国革命的形势，因而也是我们的形势，将会变得更糟（参见陈独秀的讲话）。那时就会以加倍恶化的形势为借口来加倍地禁止任何批评的声音。在这种方针下，领导越是错误，就越不可能对它进行批评。
13．在这里，全部问题都被翻了个个儿。在有利的条件下还能沿着错误的路线前进。困难处境越是困难，就更加不可抗拒地要求正确路线。如果错误路线，如果领导顽固坚持的错误路线以新的失败和震荡威胁工人国家和世界革命的话，在看到并意识到错误的情况下还对它们保持沉默，就只能是可怜的、无个性的官员，或是卑鄙的钻营者，顺便说说，现在在我们周围，有不少这样的人。用人为制造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争论”的喧嚣声和起哄来压制对有争议问题的原则性的政治讨论，意味着对普通党员的恐吓手段，让他们失去个性，从而让机关更加凌驾于他们之上，让钻营者如鱼得水。
14．我对所有东西直呼其名，因为在这样的形势中，吞吞吐吐是于事无补的。一切都可以暂时压制：批评、怀疑、问题和愤怒的抗议。但列宁把这样的方法称为粗暴的、不忠顺的。它们的粗暴和不忠顺不是因为它们的令人不快的形式，而是因为它们本质上与党的性质是不相容的。不能把中国革命驱入瓶中。这是谁也做不到的。秘密筹备的粉碎反对派，只有以外在的机关方式才能成功。我们捍卫的路线经历过世界历史最重大事件的烈焰的检验，得到布尔维主义的全部经验的巩固，并再次得到中国革命和英俄委员会的悲惨经验的证实，虽然是以相反的方式。压制这条路线是不可能的。但给党和共产国际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则是完全可能的。
这就是我想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清晰明确地所说的一切。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6日
[1]译自K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оппозиция,т.3,стр.43-46。
[2]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任何一个关于党员基本权利的问题上，没有一次对政治局、组织局表现出丝毫的独立色彩，就不用说对书记处了。 |
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托洛茨基，1927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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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
托洛茨基（1927年5月1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30
1．政治局5月12日决定不印发我的文章。显然，这里涉及到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这篇文章我送给了《布尔什维克》杂志，另一篇文章是《正确的道路》，这篇文章我送给了《真理报》。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没有叫我参加，尽管哪怕是出于表面的诚意也应该这样做。
2．不登载这些文章的原因表明，这些文章在批评中央，具有争论性质。换句话说，制定了一种规则，由于这一规则，所有党员和所有党的报刊对中央只能随声附和，而不管它说了什么，不管它做了什么，不管情况如何。
3．我认为中央在中国问题上的路线是根本错误的，正是这一根本错误的路线保证了中国反革命四月政变的成功。与广泛散布的所谓“反对派利用困难投机”的谎言与诽谤相反，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建议在秘密的中央全会上讨论在中国的今后的路线问题和我们政策的所有最重要的问题。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我们打算从实质上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不作速记记录，因而，也就没了“利用”的企图。政治局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任何一个起码的党员权利问题上，都没有对政治局、组织局，更不用说对书记处表现出一点儿独立色彩。——托洛茨基注］拒绝召开这样的全会。因此，由于像以往一样自然得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支持的政治局的过错，通过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认真讨论问题的办法来纠正根本错误的、带有毁灭性后果的路线的愿望未能实现。
4．在这以后，突然抛出了斯大林同志的提纲，这一提纲巩固和加深了根本错误的政策的一些最错误的方面。最后，为了完成这一切，政治局拒绝同我们一起在秘密的中央全会上讨论中国问题（当然在“局部的”即没有我们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批准了斯大林的提纲，随后又禁止任何人在报刊上提出如下的问题：为什么蒋介石如此容易地取得了胜利，为什么中国无产阶级表现得如此没有准备，为什么我们的党可怕地陷入了马尔丁诺夫主义的罗网，为什么斯大林的提纲能把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推入机会主义的泥潭，为什么《社会主义通报》杂志如此坚决地在昨天赞同马尔丁诺夫的文章，在今天又赞同斯大林的提纲（1927年5月9日）。
5．难道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整个路线是可以装入瓶子中的小事？难道这样就能帮助培养中国共产党？难道这样就能使共产国际的外国支部得到发展？难道我们的党可以这样生存下去？这种官僚主义的空想怎么能够出现呢？
6．政治局的决议说，我们想要把一场争论强加于党。如果把争论理解为预先准备好的“队伍”在机关内部起哄，吹口哨、尖叫，用专门迫害反对派的战斗队员充斥各个支部，用关于分裂的威胁和尖叫把工人支部搞得震耳欲聋——那么，我们当然不想要这样的“争论”。但是我们党的生活恰恰充满了这样的争论。我们想要的是在党内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讨论，至少先从理论上，从党的中央机关开始进行讨论。
7．是的，我们是想讨论中国革命的命运问题，从而也是我们自己的命运问题。为什么这样的讨论在列宁健在时的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上被认为是正常的？难道有谁会认为，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颁布的提纲对于党来说，在每一个这样的时期，是历史发展的定论？是的，我们是想讨论这些问题，为了向党证明，为了说明，这些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执行这些提纲会使中国革命受到致命的威胁。
8．中央不想进行争论。但问题是要对中央本身提出批评。可以说，根据一般规律，哪一个中央越是不想进行争论，它的路线就越会犯错误，这条路线就越是会鲜明地、严厉地被事实本身所推翻。我不希望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类似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中国问题上和英俄委员会问题上所犯的那样的错误。但是问题不是在昨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过去或现在都准备使这些错误不再发生。但是这些错误却以命令的方式，变本加厉地转移到明天。我要说的正是这一点。至于政治局“不想”进行争论，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是政治局有权禁止对涉及政治局本身在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问题上所犯的根本错误进行讨论吗？
9．政治局不想进行争论。为什么？显然是“不想打扰”党。但是政治局却对在臆造的非党会议上臆造的季诺维也夫反党言论开展了人为的、由上面制造的争论。只字不向党说明季诺维也夫同志都说了什么（至于说到我，我可以在他说的每一句话上面签字）。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没有发表。事情被说成似乎会议是非党的会议，而实际上整个会议都具有党的性质，尽管也许有一定数量的非党人士参加。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争论”正在全速进行。中央监察委员会默不作声。中央监察委员会没有进行干预。当“争论”以传送带的方式进行时，中央监察委员会就会作出自己的“判决”。
10．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专门召开了党支部的公开会议，目的是不让任何人就革命领导的错误发言，并有可能对每一个提出批评的人追究他在非党的会议上发表反党言论的责任。这是一套系统。这是由上面组织的一套系统。这是由上面组织的一套窒息党内思想的系统。可以真的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没有迫切的需要就中国革命的问题交换意见，特别是现在已经弄清楚，政治局不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是以命令的方式把这些错误强加给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进行选择，每一个诚实的党员都应该说：“如果我对党掩盖我自己的批评，那就会比违反我的意愿，让一些非党人士听到我的批评，有更大得多的危险。”
11．我们想让党讨论上海灾难的情况和原因。为了妨碍这一点，中央把季诺维也夫同志极端平心静气，极端温和的发言变成了党的“灾难”。不顾这是危急时刻，不顾种种困难和危险等等，有人从上面把党吊上拷刑架，使党受到干扰，用恐怖手段对付党，分明虚伪地向党叫嚷说，季诺维也夫动员非党人士起来反党。有人想借助对人为扩大的口实进行单方面的、残酷无情的、令人厌恶的争论来妨碍党就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平心静气的讨论。在单方面的机关争论制造流言飞语、进行喧嚷叫骂的情况下，我们的文章却被禁止出版。为什么禁止？因为斯大林无从答复它们。因为他的提纲中的可怜的、毫无思想的、匆忙编造出来的、使唐恩如此满意的词句在批评的微风吹来时就会化为乌有。
12．禁止对最根本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借口是形势困难，有外部危险，战争威胁临近。对于这些无疑存在的危险，反对派的不同之处只是它更早地预见到了它们，更深刻地重视它们。危险存在，而且巨大。但是每一个这样的危险却会由于领导错误而变得危险百倍。危险的主要来源在于中国革命的失败，而中同革命是在没有必要的革命的阶级基础的情况下如此迅速地崛起的。我们用错误的政策妨碍了及时建立这种基础。这在现阶段使革命处于窘境，并且打击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如果沿着斯大林提纲的道路继续前进，中国革命的形势，自然还有我们的形势将变得更坏（见陈独秀的发言）。那时就可以借口加倍恶化的形势，加倍地禁止一切批评的声音。领导的错误越大，在这种方针下对它进行批评的可能性就越小。
13．这里的问题与正常情况相反。在有利的条件下倒还可以沿着错误的路线继续推进。困难的形势则要求正确的路线，而且形势越是困难，越是强烈地要求有正确的路线。如果路线不正确，如果领导顽固地坚持错误的路线，用新的失败和震荡威胁工人国家和国际革命，那么，对错误保持沉默——如果你看到和意识到了这些错误——那就只有可怜的、失去独立性的官僚或卑鄙的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人才能做到，而这些人，顺便指出，在我们周围还不少。用人为地制造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争论”采取的叫骂、起哄或哄孩子睡觉的方法压制对争论问题进行原则上的政治讨论，就是对普通党员进行恐吓，使其失去独立性，就是更加提高压在他们头上的机关权势分子的地位，就是容许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人像水里的鱼一样自由地游来游去。
14．我对一切都直言不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半吞半吐无济于事。可以用机械的手段暂时地把一切——批评、怀疑、问题和愤怒的抗议——都压制下去。但这些方法列宁称之为粗暴的、不忠顺的。这些方法之所以是粗暴的、不忠顺的，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形式令人感到不快，而是因为它们内在地同党的性质根本不能相容。不能把中国革命赶到瓶子里去。这一点谁也不能做到。秘密地准备的摧毁反对派的做法只能在表面上机械地获得成功。我们所维护的路线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变的战火中经受了考验，被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全部经验所巩固，现在又为，尽管是从反面，中国革命和英俄委员会的悲惨经验所证实。要镇压这条路线是不可能的。但是给党和共产国际造成无可补救的危害则是完全可能的。
这就是我要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明白地、准确地所说的话。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16日 |
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托洛茨基，1927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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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1]
托洛茨基1927年5月7日
在中央全会闭幕几天以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以《中国革命问题》的标题刊登在4月21日的《真理报》上，提纲没有提交全会，也未曾在全会上讨论（虽然出席全会的全体成员仍留在莫斯科）。然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是如此错误，如此本末颠倒，如此渗透了尾巴主义精神，在如此之大的程度上使已经犯下的错误永远存在下去，对它保持沉默，就是真正的犯罪。
必须从中国事件中汲取教训
一、近来，不允许公开讨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理由是，这样的讨论正中苏联敌人的下怀。对那些不惜直接伪造“事实”和“文件”的敌人透露他们能够抓住的那种事实，当然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样的讨论也没有任何必要性。事关的是确定中国革命的动力和评价它的政治领导的基本路线。换言之，事关的是讨论那些正是斯大林同志的提纲讨论的问题。如果这份提纲能够公布，为什么就不能公布对它的批评呢？
说什么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这是危言耸听。如果真是这样，应该拒绝讨论的就不只是俄国共产党，还有共产国际的所有的党，中国共产党也包括在内。然而，中国革命的利益、教育世界所有共产党的利益都要求公开、坚决、彻底地讨论中国革命的全部问题，首先是它的有争议的问题。说什么共产国际的利益与苏联国家利益相矛盾，是错误的。拒绝讨论错误不是出于工人国家的利益，而是出于错误地对待中国革命和苏联利益的“机关”官僚方式。
二、中国革命的4月失败不仅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失败，还是领导的“机关”方法的失败，在这种方法下，每个决定都作为既成事实摆在党的面前；声称决定不允许批评，直到事实表明它是站不住脚的之后，再机械地，即背着党用新的、往往是更加错误的决定来取代它，就像今天的斯大林的提纲一样。这样的方法与革命政党的发展是根本不相容的，对能够也应该独立地在失败和错误的经验上学习的年轻的党来说，它成了特别严重的障碍。
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发表了。至少，在这个提纲的范围内，中国革命的问题能够也应该进行公开和全面的讨论。
帝国主义压迫和阶级斗争
三、与我们的1905年革命相比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首先植根于中国的殖民地状态。忽视帝国主义对中国内部生活的强大压力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但从未经阶级折射的民族压迫的抽象概念出发的政策，也同样是错误的。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和整个领导路线的错误的主要源头，是对帝国主义的角色和它对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影响的错误理解。
帝国主义压迫应该为“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辩解。帝国主义压迫似乎导致“中国所有（！）阶级都一致（！）认为广州政府是全中国的国民政府”（加里宁同志的讲话，载3月6日的《消息报》）。事情的实质是，这是国民党右派分子戴季陶的立场，他证明，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阶级斗争的规律对中国来说，已不复存在。
中国是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形式下的发展，需要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是进步战争，因为它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要求的产物，还因为它有利于英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展。
但这根本就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压迫是机械的压迫，它是外来的，“同样地”压迫着中国的“所有”阶级。外国资本在中国生活中的强大作用导致中国资产阶级中最强大的阶层、官僚和军阀把自己的命运与帝国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没有这种联系，所谓的“军阀”在近期中国生活中所起的巨大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
认为在所谓的买办资产阶级，即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经济政治代理人和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鸿沟，这就更为幼稚。不，与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相比，这两个阶层要接近得多。资产阶级作为内部制动器加入民族战争阵营，时刻仇视地看着工农群众，随时准备与帝国主义妥协。
在国民党内，领导着它的民族资产阶级，实质上是买办和帝国主义分子的辅助工具。只有在工农群众运动软弱、阶级斗争不发达、中国共产党不独立和作为资产阶级手中工具的国民党驯服的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才能够留在民族战争的阵营中。
认为帝国主义从外部机械地把中国所有阶级团结起来，这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中国立宪民主党人戴季陶的立场，无论如何都不是我们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不是削弱，而是加强阶级的政治分化。在中国内部关系上，帝国主义是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的主要源泉不是停泊在扬子江上的外国军舰——它们只是辅助工具，而是外国资本与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联系。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军事上的强大，反对它的斗争要求调动起全中国人民群众的全部力量。只有把工农最基本的、深刻的生活利益与国家解放的利益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地唤起工农反对帝国主义。大大小小的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城乡受压迫底层反对高利贷者、官僚、地方军人暴君的起义，所有能够唤醒底层，把他们团结起来，教育他们，锻炼他们的一切，都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解放道路上迈出的真正步伐。没有这点，右派、半左派的将军们的军事胜利或失利，都是大海表面上的泡沫。但能够唤起受压迫和被压抑的劳动群众的一切，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公然的军事联盟。帝国主义压迫不会削弱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相反，在每一个严重冲突中都将使它激化，直到血腥的内战。中国资产阶级总是有帝国主义为自己的坚强后盾，后者总是用金钱、商品、手榴弹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反对中国工农。
认为可以通过平息阶级斗争，通过阻止罢工、农民暴动，通过放弃武装群众等来实现中国的民族解放的，只能是那些可怜的庸人和告密者，他们心中怀着希望，帝国主义会因为群众的良好行为而把中国的解放作为礼物交给他们。
当马尔丁诺夫建议用政府仲裁来解决问题时，他与蒋介石政策的哲学奠定者戴季陶没有任何区别。
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四、把中国直接面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这样无意义的断言强加给反对派。在这个“批评”中没有任何新鲜之处。1905年前夕和之后，孟什维克曾不止一次地宣称，如果俄国直接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的话，列宁的策略就是合理的。列宁对他们解释说，他的策略是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唯一道路，它在有利条件下会开始长入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问题的本身，是列宁在特定的形式中提出的。仅靠自己的力量，即没有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支持，没有所有先进国家工人阶级的支持，中国革命只能以为国家赢得更广泛的资本主义发展机会和对工人运动更有利的条件而告终。这对他来说，像对我们一样，是起码的常识。
五、但是，说的是中国无产阶级是否需要独立的党，这个党是否需要与国民党结盟或服从它，是否需要苏维埃等的问题，它们的解决取决于我们设想的中国革命的进程和今后所有阶段的速度，那就完全错了。在中国，不得不经历从国民会议开始的相对更加漫长的议会阶段，是十分可能的。国民会议口号是写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上的口号。如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近期内不能转人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工农代表苏维埃在一定阶段上就会从舞台上消失，让位于资产阶级制度，后者此后再根据世界革命的进程，在新的历史阶段让位于无产阶级专政。
六、但首先，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可避免根本就没有得到证明；其次，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资产阶级任务，现在对我们来说，这个论据要现实得多。国民会议口号的本身，如果不说谁、在什么纲领的基础上召开它的话，它就是空洞和抽象的，往往干脆就是招摇撞骗。蒋介石明天就能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来反对我们，就像他今天提出了自己的工农“纲领”一样。我们不想通过蒋介石，而是通过工农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召开国民会议。
这是更严肃和更可靠的道路。
七、布哈林同志以“封建残余”在中国经济中占优势为借口，为机会主义路线辩护，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哪怕布哈林同志对中国经济的评价是建立在经济分析，而不是烦琐地界定“封建残余”上，也仍不能为那个显然方便了四月政变的政策辩护。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遭遇了国家海关受控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瓶颈，因此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性。阻止中国工业的发展，压缩国内市场，意味着维持和恢复农业经济生产中的最落后的形式、最寄生的剥削形式、压迫和暴力的最野蛮的形式、农村剩余居民的增长，维持和激化贫困和所有奴役。
特殊的“封建”因素无论在中国经济中占多大比重，都只能通过革命途径来消除它们，因而不是与资产阶级联盟，而是与其直接斗争。农奴和资本主义关系越是复杂和病态地交织在一起，土地问题就越是不能通过上层立法的方式来解决，与城市工人和贫民紧密联系的农民群众的革命主动性就更加必要；痉挛地抓住与资产者和地主的联盟，并让自己的群众工作服从这个联盟的政策就越是错误。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不仅为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结盟做了铺垫，还意味着进一步维持行政和经济中的野蛮的残余。
以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为借口来反对苏维埃，意味着干脆放弃了我们的1905年和1917年（二月）革命的经验。在这两场革命中主要和眼前的任务是推翻专制农奴制度。这个目的不排除武装工人，建立苏维埃，而是要求这样做。
在二月革命后，列宁对此写下了下面这些话：
为了真正同沙皇君主专制进行斗争，为了真正保证自由，不只是口头上保证，不是靠花言巧语的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空口许诺，就不是工人应该支持新政府，而是这个政府应该“支持”工人！因为获取自由和彻底摧毁沙皇制度的唯一保证，就是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加强、扩大和发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作用、意义和力量。除此以外，一切都是空话和谎言、自欺欺人的把戏。要帮助工人武装起来或至少要对这件事不加阻挠，俄国的自由就将不可战胜，君主制就不可能复辟，共和国会得到保证。不然，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就会恢复君主制，丝毫不会实现、确确实实丝毫不会实现他们所许诺的任何“自由”。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一切资产阶级政客一贯都用诺言“款待”人民和愚弄工人。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波特列索夫[2]之流、格沃兹杰夫[3]之流、齐赫泽[4]之流这样说道，正如普列汉诺夫昨天说过的一样。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让人民群众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欺骗，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5]
中国革命者一旦从自己的头脑中清除掉关于四个阶级联盟的巧妙注释，他就能牢牢地汲取列宁这些质朴语言的意义，显然会不犯错误地走向目的地。
中国问题上的马尔丁诺夫学派
八、中国革命的官方领导一直沿着“全民族统一战线”或“四个阶级联盟”的路线行进（参见布哈林的报告、《共产国际》杂志第11期的社论、1927年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未公布的讲话、马尔丁诺夫刊登在4月10日《真理报》上的文章、3月16日的《真理报》社论、刊登在1927年3月6日《消息报》上的加里宁同志的讲话、刊登在1927年3月9日《真理报》上的鲁祖塔克同志的讲话，等等）。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在蒋介石政变前夕，《真理报》揭露反对派，称统治革命中国的不是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四个阶级联盟的政府”。
马尔丁诺夫的哲学有可悲的勇气把斯大林一布哈林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全部错误推到其逻辑终点，但它没有遭到丝毫的回击。然而它是在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恢复俄国和国际孟什维主义的最粗陋的特征，并把它们用于中国单命的条件中。孟什维克今天的领袖唐恩并非平白无故地在最近一期《社会主义导报》上写道：
布尔什维克“原则上”也赞成在民族解放任务完成之前，在中国革命中保持“统一战线”。早在4月10日的《真理报》上，马尔丁诺夫虽然不得不咒骂社会民主党，仍十分理智地、完全“按孟什维克的方式”对“左派”反对派分子拉狄克证明官方立场的正确性，这个立场坚持必须维持“四个阶级联盟”，不急于破坏工人和大资产阶级一起在其中开会的联合政府，不把“社会主义”任务过早地强加给它。
谁了解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斗争的历史，特别是在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态度问题上的斗争历史，就不能不承认，唐恩赞许马尔丁诺夫学派的“理智的”原则，并非偶然，而是理所当然的。违背自然的只是这个学派居然能够不受惩罚地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1905—1917年的旧的孟什维克策略，已经被事件的进程彻底否定，马尔丁诺夫学派今天把它转到中国，就像资本主义商业把在自己国家中已找不到销路的质量最低劣的商品运往殖民地一样。在这种出口中，商品甚至都无须更新。理由还是那些，一字不差，像二十年前一样。只是在文本中原是专制制度的地方，现在换上了帝国主义。当然，英国帝国主义与专制制度不同，但孟什维主义以它为借口，与以专制制度为借口没有任何区别。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像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一样，是阶级斗争。不能用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来迷惑它，直接由四个阶级联盟中产生的血腥的四月事件十分雄辩地证明了这点。
在实际执行中的“路线”的面貌如何
九、对四月政变结束的过去的那个时期，斯大林提纲声称：“所案员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它在实践中的表现如何？谭平山这位共产党农政部长在其在共产国后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中，雄辩地说出了这点：
从去年7月在广州建立名义上是左派的国民政府开始，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右翼的手中
……由于种种障碍，工农运动不能展开。在三月进攻后，建立了中派（即蒋介石）的专政，然而政治权力仍保持在右翼的手中。就实质来说本应该（！）属于左翼的全部政权都彻底丧失了。
总之，左翼“应该”掌握政权，但他们彻底丧失了它，国家政权属于右翼，强大得多的军权完全掌握在蒋介石“中派”——它成了阴谋中心——的手中。在这些条件下，不难明白，为什么工农运动不能以应有的方式展开。
谭平山对“唯一正确的路线”在事实中的呈现作出了更准确的界定：
我们实际上牺牲了工农的利益……在与我们的漫长谈判之后，甚至没有公布工会法……政府不接受我们以各社会组织的名义提出的农民的要求。当在大地主和贫农之间爆发冲突时，政府总是站在前者一边。
这是怎么发生的？谭平山谨慎地指出两个原因：
（a）左派领袖不能通过政治权力巩固和扩展自己的影响；
（b）右翼“部分是由于我们错误策略的结果，获得了行动的机会”。
十、就是这样的政治关系获得了“四个阶级联盟”的华丽称号。这样的“联盟”充斥着资产阶级国家的革命史和议会史：大资产阶级引领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民族统一战线的空谈家，而后者又把工人搞糊涂，拽着他尾随资产阶级。当无产阶级这条“尾巴”违背小资产阶级空谈家的努力，开始过于较劲时，资产阶级就命令自己的将军们砍去“尾巴”。那时妥协分子就深刻严肃地确认，资产阶级“背叛”了民族事业。
十一、但须知资产阶级不是“仍在”与帝国主义斗争吗？这个论据是无内容的老生常谈。所有国家的妥协分子总是在相应的条件下劝说工人，说自由派资产阶级在与反动派作斗争。中国资产阶级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利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是为了与“帝国主义”建立反对工人的联盟。由于北伐，资产阶级变得更加强大，工人则被削弱了。造成这种结果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谭平山说：“我们实际上牺牲了工农的利益。”为什么？为了支持四个阶级的联盟。结果呢？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最大的胜利，摇摇欲坠的帝国主义得到巩固，苏联的削弱。这样的政策是犯罪的政策。不无情地谴责它，就不能向前迈进一步。
提纲为无法辩护的路线辩护
十二、提纲现在仍企图为把党和无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拴在同一个组织——国民党——的框架内，而且全部领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政策辩护。提纲称：“这条路线.·····如果右派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就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联系和他们的经验。”[6]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是如何服从“纪律”，无产阶级是如何利用右翼，即大中资产者、他们的“联系”（与帝国主义分子的）和他们的“经验”（扼杀和枪杀工人）的了。这种“利用”用鲜血写进了中国革命的史册。然而，提纲说：“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7]真是无以复加了！
从大规模的反革命政变中，斯大林的提纲得出了真正可悲的结论，在统一的国民党内“孤立右派”的政策应该用与右派“坚决斗争”的政策来取代。这是在党内右派“同志”开始用机关枪的语言说话之后。
十三、诚然，提纲以过去对资产阶级背离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预见”为依据。难道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来说，这样的预言就足够了吗？对资产阶级背离革命的“预言”如果不与明确的政治结论联系起来，就是空洞的老生常谈。在上面引用过的那篇赞成马尔丁诺夫的官方路线的文章中，唐恩写道：
在涉及如此激烈对抗的诸多阶级的运动中，永恒的统一战线当然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导报》1927年4月22日，第3页。）
也就是说，唐恩也承认“资产阶级的背离是不可避免的”。孟什维主义政策是千方百计地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统一战线，不惜以让自己的政策适应资产阶级的政策为代价，以削减口号和束缚群众的积极性为件价，在中国，甚至不惜以工人政党在组织上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机关为代价。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无条件地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从革命的第一步起就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破除对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所有小资产阶级幻想，为争取对群众的领导权与资产阶级进行不倦的斗争，无情地从共产党中驱逐那些散布对资产阶级的希望和粉饰它的人。
两条道路和过去的错误
十四、诚然，斯大林同志的提纲试图让中国革命发展的两条道路对立起来：一条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也就是说在它镇压无产阶级和它必然与外国帝国主义联盟的情况下；另一条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反对资产阶级。
但是，为了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个第二条道路的前景不是空话，应该公然和坦率地说，迄今为止，中国革命的整个领导权都与这条道路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反对派过去和现在一直遭受严厉的批评，正是因为反对派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列宁主义的方针，即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础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对城乡受压迫群众的领导权的斗争的道路。
十五、从斯大林的提纲中得出结论，似乎只有在资产阶级自己主动抛弃无产阶级、解除它的武装、砍它的头并蹂躏它的情况下，后者才能脱离资产阶级。但须知1848年革命的流产，正是遵循这条道路的结果，那时无产阶级没有独立的意义，它追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后者又跟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后面，把工人引到卡芬雅克[8]的屠刀下。中国局势的真正特殊性无论有多大，但那个说明了1848年革命道路特点的基本东西在中国革命中以如此致命的精确性重演，就像世界上没有1848年、1871年、1917年的教训，也不存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一样。
蒋介石完成了自由主义共和派将军卡芬雅克的工作，现在这点已经成为共识。随反对派之后，斯大林的提纲也在重复这个类比。但对这个类比必须补充，如果没有安德列·罗列恩、路易·布朗[9]和其他全国统一战线的空谈家的话，卡芬雅克是无能为力的。在中国扮演这个角色的是谁？不仅是汪精卫，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鼓舞者。如果不公开地说出这点，不把它搞清楚，解释明白，那么两条道路的哲学只能是路易·布朗们和马尔丁诺夫们的假面具，即为四月悲剧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上的重演做准备。
中国共产党的状况
十六、为了有权谈在民主革命中为争取布尔什维主义道路而斗争，应该有无产阶级政策的主要工具：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斗争，一分钟也不允许自己的政策和组织消融到其他阶级的政策和组织中。不保障共产党充分的理论、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所有关于两条道路的说法都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直接嘲弄。然而，中国共产党事实上一直并非处于与国民党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部分的联盟中，而是一切服从国民党，而后者实际上是由把军队和政权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共产党服从蒋介石的政治纪律。共产党保证不批评三民主义，它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也是反对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共产党没有自己机关刊物，即独立政党的基本工具。在这些条件下说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就是自欺欺人。
十七、用什么来解释在蒋介石国民党中的共产党的从属性的、无个性的、政治上有失尊严的处境呢？用似乎是不能背离革命的资产阶级（马尔丁诺夫学派）实际领导下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事实上是对第二条布尔什维主义道路的否定，斯大林的提纲事后说到这条路线，只不过是为了做幌子。
以工农联盟的必要性来为这样的政策做辩解，意味着把这个联盟本身变成空话，变成资产阶级政治指挥角色的面具。
共产党的依附状态是“四个阶级联盟”的必然结果的，这是工农运动——即真正的工农联盟，没有它，中国革命的胜利根本无法想象——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十八、未来共产党的情况应该如何？
在提纲中对此只说了一句话，而且是只能散布最大的混乱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的一句话。斯大林的提纲说：“……共产党在与革命的国民党员在一个队伍中战斗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更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0]保持？但须知迄今为止，共产党一直就没有这种独立性。须知它的不独立正是所有灾难和错误的症结。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提纲建议的不是彻底结束昨天的实践，而是相反，“比任何时候都更应当”保持它。
但须知这意味着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依附，后者因而必然会变成大资产阶级的工具。
为了给错误政策辩护，就只能把依附称为独立，并要求保持这本应彻底埋葬的东西。
十九、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只能从今天的共产党最优秀分子的无情的自我批评中产生。在这方面帮助他们，是我们的责任。抹杀过去的错误，人为地阻止对它们进行讨论的企图，首先会给中国共产党造成最大的灾难。如果我们不帮助它在最短期内清除孟什维主义和孟什维克，它就会进入漫长的危机一分裂、退党和各个集团之间的残酷斗争——阶段。除此之外，机会主义造成的严重失败还能为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开辟道路。
尽管有群众性工人运动、强有力地发展的工会、农村的土地革命运动，如果共产党仍应像以前一样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从属部分，作为软弱的附庸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建立的政府之中，那时就应该公然地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尚未来临。因为与其在革命时代——即正是用鲜血凝结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和创造能在几十年内起作用的伟大传统的时候—如此残酷地败坏共产党的声誉，还不如根本就不建立它。
在速度问题上谁错了
二十、在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中，当然有整整一章用于批评“反对派”的错误。不是向右开火，即对斯大林自己的错误开火，而是企图向左开火，从而加剧错误，积聚混乱，使出路变得更加困难，把领导路线推进妥协的泥潭。
二十一、主要的指责是反对派“不明白，中国革命不能快速发展”。提纲在此不适当地提到十月革命的速度。如果提出速度的问题，那就不应该用十月革命的外在尺度来衡量它，而是用从中国革命本身的内部阶级关系中得出的尺度。众所周知，中国资产阶级根本就不理会关于缓慢速度的规定。为了全力打击革命，它认为在1927年4月抛弃一直很好地为它服务的统一战线的面具是及时的。事实表明，共产党、无产阶级，还有与他们一起的左派国民党员对这个打击完全没有准备。为什么？因为领导指望的是更加缓慢的速度，它无可救药地落在事件的后面，具有尾巴主义的性质。
4月23日，即在蒋介石政变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武汉“左派”政府一起发表宣言，并在其中说道：
……我们不曾及时行动，现在我们只能对此感到遗憾（！）。在此我们恳请原谅（！）。（《真理报》4月23日）
在这些可怜、悲戚的文字中，除了作者的意志外，还无情地推翻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速度”的哲学。
二十二、在工人群众力求进行独立斗争时，我们继续支持与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企图利用“右派”的经验，实际上却成了他们手中的工具。我们推行鸵鸟政策，在刊物上对蒋介石1926年3月的政变、枪杀工农和所有能够表明国民党领导的反革命性质的事实保持沉默，对自己的党隐瞒它们。我们忘了关心自己的党的独立性。我们没有为它创建报纸。“我们实际上牺牲了工农的利益”（谭平山）。我们没有为掌握士兵群众采取一个严肃的措施。我们允许蒋介石匪帮建立“中派军人专政”，即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在政变前夕我们还在宣扬蒋介石。我们断言他“服从纪律”，我们成功地“以巧妙策略的手段防止了威胁中国革命的急剧的向右转”（拉斯科尔尼科夫[11]为谭平山的小册子写的前言）。我们全线落后于事件。我们每一步都失去速度，这对资产阶级有利。我们以这种途径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准备了最有利的条件。左派国民党至少为此而“恳请原谅”。从整个这条真正是前所未有的尾巴主义错误的链条中，斯大林的提纲得出了这个骇人听闻的结论，反对派要求“过快的速度”。
二十三、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最常听到的是对“极左的”上海工人的指责，反对所有那些以自己的“过火行为”刺激蒋介石的中国工人。谁也没有引用这方面的资料。它们又能证明什么？这些所谓的“过火行为”，是任何一场让数百万人卷入自己的漩涡的真正的人民革命都无法避免的。
想给刚刚觉醒的群众规定不破坏资产阶级“秩序”的行进路线的政策，是无可救药的庸人的愚钝政策。它必然会在内战迈挥上碰得头破血流，对卡芬雅克们和科尔尼洛夫们发出过迟的诅咒，尚时揭露来自左面的“过火行为”。
中国工人的“过错”是，革命关键时刻来临时，他们没有准备、没有组织、没有武装。但这不是过错，而是他们的灾难。灾难的责任完全落在无可救药地延缓了速度的错误的领导身上。
新的革命中心是否已经存在，或是还有待建立
二十四、关于中国革命今天的状态，提纲通报说：“蒋介石的政变表明从此以后在中国南部将有两个政权、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12]对形势的错误的、肤浅的、庸俗的界定！问题不是简单地在国民党的两部分中，而是在阶级力量的新的组合中。认为武汉政府是现成的中心，它将简单地从蒋介石阻止和推翻革命的地方继续它，就是把4月的反革命政变看成是个人“叛逃”，是“插曲”，即什么也不明白。
工人不是简单地被粉碎了。他们是被那些曾经率领他们的人粉碎的。难道可以认为，群众现在以同样的信任追随左派国民党，像昨天他们追随整个国民党时一样？同时，今后进行的斗争不能仅仅反对与帝国主义有联系的原来的军阀，还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它由于我们的根本错误的政策掌握了军事机关和大部分军队。
为了在革命的新的、更高的阶段上进行斗争，首先需要唤起被欺骗的群众对自己的信任，唤醒那些尚未觉醒的群众。为此，首要的事情就是表明，那个以支持四个阶级联盟的名义而“牺牲工农利益”（参见谭平山的报告）的可耻政策，已经被彻底铲除。谁还拥护这个方向，就应该无情地把他从中国共产党中驱逐出去。
现在，经过流血的考验之后，认为似乎还能挥舞着国民党的旗帜（“我们不会把国民党的蓝色旗帜让给任何人！”布哈林喊道）唤起和率领数百万工农，这种浅薄、表面、可悲的思想应该抛弃。不，群众需要的是革命纲领和从他们自己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战斗组织，它含有与群众的联系和忠于他们的内在保障。仅一个武汉上层对此是不够的，需要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劳动者的苏维埃。
苏维埃和武装工农
二十五、否定了性命攸关的苏维埃口号，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多少有点令人意外地宣布：
“反对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剂（？）则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武装工农无可争议是最必要的东西。在这点上我们没有分歧。但迄今为止，一直认为为革命的利益必须“最小限度”地武装工人，这又作何解释？共产国际代表实际上反对武装工人又怎么解释？（参见四位同志致俄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封信）虽然有充分武装的可能，工人在政变时没有武装？所有这一切都只能用力求不与蒋介石破裂、别冒犯蒋介石、别把他推向右边的意愿来说明。恰恰在最需要火力的“解毒剂”时，却没有它。现在，为了“别推开”汪精卫，武汉的工人群众也没有武装起来。
二十六、武装工人和农民，是最好的事情，但应该前后一致。在中国南方已经存在武装的农民：这是所谓的国民革命军。然而它们却不是“反对反革命的解毒剂”而是反革命的工具。为什么？因为政治领导不是通过士兵代表苏维埃掌握最广大的军队群众，而是局限于纯外在的拷贝我们的政治处和政委，在没有革命政党和没有士兵苏维埃的情况下，它们变成了资产阶级军阀的空洞的伪装。
二十七、斯大林提纲之所以否定苏维埃口号，依据的是这似乎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政权的斗争口号”。那么，“而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剂则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这几个字又意味着什么？武装工人和农民是为了反对谁？不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政权吗？
武装工农的口号，如果它不是空话，不是敷衍塞责，不是面具，而是行动的号召，它就与工农代表苏维埃口号同样尖锐。莫非武装起来的群众将能容忍在自己的身边与自己敌对的或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异己的官僚政权吗？在当前的形势下，真正的武装工农必然意味着建立苏维埃。
二十八、还有，是谁将武装群众？谁将领导武装起来的群众？
在国民革命军还在前进，北方军队缴械投降之时，武装工人可以进行得相对容易。及时地组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意味着反对反革命的真正的“解毒剂”。不幸的是，过去的是无法挽回的。现在，形势急剧恶化。工人自发夺取的数量微不足道的武器（“过火行为”莫非就在于此？）已经被缴械。北进也已经停止。在这些条件下，武装工农是一个重大而困难的务。宣称苏维埃的时机尚未来临，又同时提出武装工人的口号，就是制造混乱。只有苏维埃能够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机构，它将实际武装群众并领导武装起来的群众。
为什么不能建立苏维埃
二十九、提纲对此是这么回答的：“苏维埃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成立的——苏维埃只有在革命特别高涨的时期才能成立。”[13]如果这些话有什么意义的话、则只能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时机，没有在最近一次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开始时号召建立苏维埃。再一次重申：过去的是无法挽回的。如果认为、中国革命将被长期抑制，那么，苏维埃口号当然不会得到群众的反响。但那时，武装工农的口号就更加没有基础。不过我们并不认为，错误政策的后果是如此沉重和深远。很多资料都表明，在不远的未来，新的革命涨潮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除此之外，蒋介石不得不讨好群众，对工人许诺八小时工作制，对农民的优惠等，也说明了这点。在土地运动进一步发展，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反对作为帝国主义直接代理人的蒋介石的情况下，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今天被粉碎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将为新的进攻聚集劳动者的队伍。这将早一个月或晚一个月来临，都是无所谓的，我们现在反正都应该在纲领、口号和组织形式的意义上为它做准备。换言之，今后，苏维埃口号将伴随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反映它的命运。
三十、提纲说：“第二，苏维埃不是为了空谈而成立的，苏维埃首先是作为和现存政权进行斗争的机关、作为夺取政权的机关而成立的。”
可以说，建立苏维埃不是为了空谈，是提纲中唯一正确的地方。但革命者建议武装工农，同样不是为了空谈。在现阶段，苏维埃的结果只能是空谈，武装工农则是严肃的事，谁这么说，他不是在嘲弄自己，就是嘲弄别人。
三十一、第三个论据，因为现在在武汉的一些国民党的上层左派组织，它们在4月23日的宣言中为他们错失了阻止蒋介石政变的机会而道歉，提纲则从中得出结论：建立苏维埃意味着反对左派国民党的起义，“因为现在在这个地区除了革命国民党的政权外，没有任何其他政权”。
机关官僚对革命政权的态度从这些文字中透露出来。政权的夺取不是作为展开的阶级平争的表现和巩固，而是作为国民党的独立意志的体现。阶级来来去去，而国民党政权的连续性是不变的。但是，仅宣布武汉是革命中心是不够的，应该让它事实上成为这种中心。左派国民党有什么？目前还什么都没有，或几乎什么都没有。苏维埃口号意味着号召通过双重政权的过渡制度，建立新政权的真正机构。
三十二、而苏维埃对似乎是“这个地区唯一的政权”的“革命的国民党政府”持什么态度？真是经典的问题！苏维埃对革命国民党的态度将取决于革命国民党对苏维埃的态度。换言之，随着苏维埃的建立、武装、巩固，它们将只能容忍在自己之上的政府是想依靠武装的工农的政府。苏维埃制度的可贵之处，特别是在直接革命时代，是它以最好的形式保证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协调。
三十三、斯大林同志早在1925年就称国民党为“工农党（！？）”。这个界定与马克患全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很明显，斯大林同志想用自己的错误的表述表达这种观点，即国民党是反资产阶级的工农联盟的基础。对那个时期来说，这是绝对错误的。已经说过，那个时期是：诚然工农追随国民党，但引领他们的是资产阶级，我们知道，它将把他们引向何处。这样的党应该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党，而不是工农党。现在，在资产阶级“退出”后（即在它粉碎了没有武装、没有准备的无产阶级之后），照斯大林的说法，革命转入了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上，领导它的应该是左派国民党，即这样的党，应该假定，它最终将实现斯大林关于“工农党”的思想。禁不住要问：为什么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意味着反对工农国民党的战争？
三十四、还有一个论据，建立苏维埃“这就是说，给中国人民的敌人以新的武器来和革命作斗争，来制造新传奇，说中国现在不是进行民族革命，而是人为地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化’”[14]。
这个令人惊讶的理由意味着，如果我们将发展、扩大、深化群众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敌人将会加强自己在诽谤方面的努力。这个论据没有其他意义。可能，它没有任何意义。
也许，提纲指的不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是人民群众本身对莫斯科苏维埃化的恐惧？但是，这种想象的基础是什么？众所周知，形形色色的“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右派、中派还是左派—在他们的全部政治工作中，都十分努力地给自己涂上莫斯科的保护色：他们建立政委制、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治处、中央全会、监察委员会等。中国资产阶级绝不害怕移植莫斯科的形式，而且十分努力地为自己的阶级目的去仿造它。为什么它求助于它们呢？不是对莫斯科的爱，而是因为它们在人民群众中深受欢迎。中国农民知道，苏维埃把土地分给了俄国农民，而现在还不知道的人，今后也一定会知道。中国工人知道，苏维埃保证了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工人应该从蒋介石的反革命经验中知道，没有掌握整个无产阶级并保障它与城乡受压迫群众合作的独立组织，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对中国群众来说，创建苏维埃是他们自己经验的产物，根本就不是“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化”。害怕直呼自己的名字的政策，是错误政策。应该以革命群众和革命的客观要求为准，而不是以敌人说什么为准。
三十五、有人说：但汉口政府仍是事实。冯玉祥是事实，唐生智是事实，他们的手中有武装力量。无论是武汉（汉口）政府，还是冯玉祥、唐生智，都不希望建立苏维埃。建立苏维埃就意味着与这些盟友决裂。这个理由虽然没有直接在提纲中表述，但对许多人来说，它是决定性的。我们从斯大林那里已经听到，汉口政府是“革命中心”，“唯一的政权”。与此同时，在我们党的会议上宣扬冯玉祥“工人出身”，“可靠的革命家”，“忠诚的人”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重复过去一个时期的错误，而且是在这些错误可能变得更加致命的形势中。汉口政府和军官们之所以反对苏维埃，只是因为他们不能决心推行激进的土地纲领，真正地与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决裂，暗中怀着与右派妥协的希望。因而建立苏维埃就更加重要。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推动汉口的革命分子向左转，迫使反革命分子滚回家去。
三十六、但如果苏维埃不与“唯一的”汉口政府斗争，它们不是仍然具有双重政权的因素吗？当然。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执行工农政权的方针，就不能不明白，推行这个方针要经过双重政权时期。后者将持续多久，表现为什么样的具体相互关系，将取决于汉口的“唯一的”政府在事实上如何暴露自己，共产党的独立和主动精神有多大，苏维埃的进展速度等。我们的任务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加强双重政权的工农因素，以此为有充分展开的民主纲领的苏维埃工农政权做准备。
三十七、但在长江上停泊着几十艘外国军舰，它们能够炸平上海、汉口等。在这些条件下建立苏维埃，难道不是疯狂吗？这个理由在斯大林的提纲中也没有表述，但在党的会议上广为流传（马尔丁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15]等人）。马尔丁诺夫学派企图用对英国海军大炮的恐惧来扼杀苏维埃的思想。这个手段并不新鲜。1917年，社会革命人和孟什维克就曾经说过，苏维埃夺取政权，就意味着盟友将占领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以此来吓唬人。
我们回答说：只有深化革命才能拯救它。外国帝国主义只能接受这样的“革命”，它会以某些对中国资产阶级有利的让步的代价巩固帝国主义自己在中国的阵地。所有真正的人民革命一定会破坏帝国主义的殖民基础，一定会引起后者的疯狂反抗。我们曾尝试过半途而止，但须知这个“唯一正确的”路线未能防止南京遭受帝国主义大炮的轰击，也不能保护中国工人不被蒋介石的机枪射杀。
只有中国革命转入真正的群众阶段，只有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只有深化革命的社会纲领，才能像我们自己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能够在外国军队中引起骚乱，激发他们对苏维埃的同情，从而真正地保障革命免遭外来的打击。
斯大林提纲建议用什么来代替苏维埃
三十八、“巩固工农群众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工会以及其他作为未来的苏维埃的准备因素的群众革命组织”[16]。这些组织的道路应该是什么？我们在提纲中找不到与此相关的一个字。关于这仅仅是“未来的苏维埃的准备因素”的那句话，只不过是一句话而已。这些组织现在将干什么？它们将领导罢工、抵制，打断官僚机关的脊梁骨，消灭反革命军事匪帮，驱逐地主，解除高利贷者和富农队伍的武装，武装工农，即实际解决土地民主革命当前的首要任务，从而推动地方政权机构的建立。但这是苏维埃，只是还没有很好地适应自己的任务的苏维埃。因而，提纲建议的是—如果严肃地对待这条的话——用建立苏维埃的替代品来代替建立苏维埃。
三十九、在此前的所有群众运动中，工会不得不履行接近苏维埃功能的功能（香港、上海等）。但正是对这些任务来说，工会表明它是完全不够的。它们包括的只是少数的工人，完全不能包括向往无产阶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底层。然而，像进行对城市底层损害最小的罢工、分配食物、介入税收政策、个人武装力量的形成这样的任务（就不用说在地方进行土地革命了）能够以应有的规模实现，就必须要求领导组织不仅掌握无产阶级的所有阶层，还在日常工作中把他们与城乡贫民紧密地联系起来。最后，蒋介石的军事政变应该把下面这点换人所有革命者的头脑中：脱离士兵的工会是一回事、而把工人和士兵联合起来的苏维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革命工会、农会像苏维埃一样能引起敌人的仇恨。但在反击敌人的打击上，它们比苏维埃就逊色多了。
我们严肃地谈论无产阶级与城乡被压迫群众的联盟，而不是通过可疑的代表的表面的、半伪装的“联盟”，而是在与敌人的群众性的斗争中形成并经历考验的真正的战斗联盟的话，那么除了苏维埃，这个联盟找不到任何其他组织形式。只有寄希望于妥协的上层，而不是革命的底层的人，才会否认这点。
是否应该与左派国民党破裂
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明白，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破裂的恫吓有多少根据。提纲说：“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盟友，使革命的敌人称快。”[17]这些充满诗意的文字完全用的不是地方。事关的不是破裂，而是筹备联盟，不是在服从的基础上，而是在实际平等的基础上。革命的国民党还仅仅是应该形成。我们赞成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耐心地把工农争取到我们一边。但为自己培养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盟友时，共产党不能在国民党动摇的每个阶段上对它俯首贴耳，而是以自己的名义、在自己的旗帜下，公然、直接地面向工人，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实例对国民党表明，什么是群众性的政党，支持国民党向前迈出的每一步，无情地揭露它的每一个动摇和每一步倒退，为与国民党的联盟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式的真正革命的基础。
四十、说什么反对派赞成共产党的政治“孤立”，这个断言纯属胡说。这个断言的真实成分，与说反对派赞成退出英国工会的断言一样。但之所以需要这两个指责，都只是为了掩盖与右派国民党和叛卖成性的总委员会结盟的面具。反对派全力以赴地支持巩固和发展与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的联盟，赞成工人与城乡贫民的最紧密的战斗联盟，赞成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
（一）承认这样的联盟形式是致命的：共产党牺牲工农利益，出于乌托邦的目的让资产阶级留在民族革命的阵营中：
（二）彻底否定这样的联盟形式，它们直接或间接地限制自己的党的独立性，让它服从其他阶级的监督：
（三）断然拒绝这样的联盟形式，在这些形式下，共产党卷起自己的旗帜，为自己盟友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影响和权威的增长；
（四）把联盟建立在清晰阐述的共同任务上，而不是在吞吞吐吐、外交辞令、拐弯抹角和谎言上；
（五）十分明确地规定联盟的条件和范围，并公之于众：
（六）保持共产党批评自己的盟友的充分自由，像监视敌人一样警惕地监视他，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依靠或依赖的其他阶级的盟友，只是同路人而已、在形势的影响下，他可能成为对手或敌人；
（七）把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联系置于与他们的党的上层的联系之上；
（八）最终只能相信自己、自己的组织性、自己的武装力量。
只有遵循这些条件，才可能建立非表面的、不动摇的、不受意外影响的联盟，即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权之下，依靠所有城乡受压迫群众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真正的革命联盟。
中国革命问题和英俄委员会
四十一、在中国革命的领导中，我们犯的不是策略错误，而是一条根本错误的路线。从上述一切中，这点已经十分清楚。如果把在中国的政策与对英俄委员会的政策相对照，这点就变得更加明显。后者中，机会主义路线的站不住脚虽然暴露得不像在中国那样悲惨，但同样充分和有说服力。
四十二、在英国像在中国一样，路线以实际放弃加深在革命的或向左转的群众和叛卖的领袖之间的鸿沟为代价，以与“体面的”上层接近，搞个人关系、外交手腕。在追随蒋介石时，我们促使中国共产党党员接受蒋介石向共产党提出的独裁条件。在追随珀赛尔[18]、希克斯[19]、西特林[20]之流时，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原则上站在对工会运动保持中立的立场上，承认总委员会是英国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保证不干涉英国工人运动事务。
四十三、英俄委员会柏林会议的决议意味着我们今后拒绝支持罢工者反对臭名昭著的工贼的意志。它们意味着谴责和彻底出卖工会少数派，因为后者的工作是反对我们承认其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的那些叛徒的。最后，“不干涉”的庄重誓言意味着我们向以最坏和最保守的形式出现的工人运动中的民族局限性的重大投降。
四十四、蒋介石指责我们干涉中国内政，就像西特林指责我们干涉工会内部事务一样。这两个指责都是转述帝国主义对竟敢关注全世界被压迫群众的命运的工人国家的指责。在这种和其他情况下，蒋介石和西特林在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岗位上，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虽然也与它发生暂时的冲突。谋求与这样的“领袖”的合作，我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压缩、限制、削减我们革命地动员群众的方法。
四十五、由于我们的错误政策，我们不仅帮助了总委员会在出卖罢工后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阵地。更有甚者，我们还为它提供了所有可能的武器，让它能够向我们提出无耻的要求，而我们只好顺从地接受。在关于“领导权”喧嚷声中，在中国革命和英国工人运动问题上，我们的所作所为像是思想上的战败者，从而为自己的物质失败做准备。政策的机会主义错位总是伴随着对自己路线的信心的衰退。
四十六、总委员会的投机分子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得到的不干涉的期票，无疑会对张伯伦证明，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宣传的斗争手段比最后通牒和威胁的方法要有效得多。但张伯伦更喜欢组合行动，把总委员会的外交纳入英国帝国主义的体系中。
四十七、以鲍德温[21]和张伯伦“也”希望英俄委员会破裂为借口来反对反对派，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机制一无所知。鲍德温过去和现在都理所当然地害怕苏联工会对越来越左倾的英国工人运动的有害影响。英国资产阶级以对总委员会施压来对抗全俄工会理事会对工会叛卖的上层的压力，在这场较量中，资产阶级大获全胜。总委员会拒绝接受苏联工会的捐款，拒绝和他们一起讨论援助矿工的问题。英国资产阶级对总委员会施压，并通过它对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施压，并在柏林会议上迫使后者的代表在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上骇人听闻地投降。这样的英俄委员会对英国资产阶级有利（参见《泰晤士报》的声明）。这不妨碍它今后不仅压制总委员会，还要求它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决裂。因为通过这样施压和讹诈政策，英国资产阶级赢得了我们如此无意义和无原则地失去的一切。用教华四十八、说什么蒋介石与反对派“团结一致”，以同样的理由想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赶出去，这类谐言中伤有同样的价值。为此大肆传播蒋介石对另一位将军说过的或似乎是说过的话，证明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与俄国共产党反对派一致。在摘出这段“引文”的那份文件中，所引的蒋介石的话不是表达他的观点，而是体现他准备进行欺骗、扯谎，甚至在几天内用“左派共产党员”来粉饰自己的能力，以便更加准确地进行背后打击。此外，那份文件完全是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路线和工作的起诉书。不应该断章取义，并赋予其截然相反的意义，而是应该让共产国际了解文件本身。
但是，就是把滥用的虚构的“引文”放在一边，仍有一个“吻合”，即蒋介石一直反对与共产党员联盟，而我们也反对与蒋介石联盟。马尔丁诺夫学派由此得出结论，反对派的政策“完全”为反动派服务。这个指责并不新鲜。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的全部发展始终伴随着孟什维克的指责，说布尔什维克为反动派服务，他们帮助君主专制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帮助立宪民主党人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等等，不一而足。列诺得尔指责法国共产党员，说他们力图破坏激进分子和社会党人的联盟，他们是在协助彭加勒。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止一次声明，我们不加入国联，是有利于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的工作，等等。
蒋介石代表的大资产阶级需要在政治上与无产阶级决裂，而革命的无产阶级需要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决裂，这证明的不是它们之间的一致，而是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敌对。软弱无力的妥协分子站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指责“极端的”两翼破坏民族阵线和协助反动派。指责反对派，说它的政策迎合张伯伦、托马斯[22]或蒋介石，是妥协派轻率的产物，并以此无意中承认了我们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性。
四十九、正值英国对中国武装干涉开始时召开的英俄委员会的柏林会议，哪怕是涉及一下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创子手的工作都不收。真俄委员会不会为有效地防止战争动一下手指头，难道还有比这更加鲜明的例证吗？但它并不仅仅是无益的。它像所有幻想和谎言一样，给革命运动造成了难以置信的损害。总委员会以其与全俄中央工会理事会在“为和平而斗争”的事业上的合作为依据，来安慰和催眠因战争危险而感到不安的英国无产阶级的头脑。今天，全俄中央工会理事会在英国和全世界工人阶级面前作为总委员会叛徒的国际政策的担保人，从而减弱和缓和了英国革命分子对总委员会的批评。通过珀赛尔、希克斯之流，麦克唐纳和托马斯获得把在催眠状态中的工人群众引到战争边缘的机会，然后再号召他们保卫民主祖国。托姆斯基在其最近一次接受采访（《真理报》5月8日）时，在批评托马斯、哈弗洛克、威尔逊和其他交易所的雇佣时，对珀赛尔、希克斯之流的偷偷摸摸的、瓦解的、催眠的，因而更加有害的工作只字不提。在采访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些“盟友”，仿佛他们不存在一样。没有他们，托马斯在政治上就不能存在。没有托马斯，就不存在鲍德温，即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我们的良好愿望相反，我们支持与珀赛尔的联盟，实际上支持了整个英国制度，方便了它在中国的工作。在所发生的一切之后，经历过列宁学校的每个革命者不能不明白这点。我们与蒋介石的合作同样迟钝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警惕性，从而方便了四月政变。
阶段论和一国社会主义论
五十、机会主义偏离的主要依据是斯大林近来经常提到的尾巴主义的“阶段”论或“台阶”论。要求中国共产党充分的组织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就是超越“阶段”；要求给予卷入内战的工农群众以苏维埃组织，就是超越“阶段”；要求与总委员会的叛徒决裂，就是超越阶段。从这个角度说，在有产统治阶级的压力下，国民党的保守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府、蒋介石的司令部、总委员会，正在变成群众革命运动的障碍，但所有这些机构的建立，都是伟大的历史阶段，应该使自己的政策适应它们，直到“群众自己”把它推翻。走到这条路上，我们的政策必然会从革命因素变成保守因素。中国革命的进程和英俄委员会的命运就是对此的严厉警告。
五十一、如去年的英国无产阶级大罢工的失败、今年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对国际工人运动不可能不留痕迹地过去，就像1923年秋天的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一样。不可避免地暂时削弱革命阵地本身就是巨大的灾难。在不正确的定向下，在错误的战略路线下，它可能长期得不到补救。正是在现在，在暂时的革命退潮期，比在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进行反对机会主义和民族局限性、争取革命的国际主义路线的斗争。
不论我们代表团的意愿如何，承认不干涉原则，当然就是迎合工人阶级中最消沉和最保守的倾向。苏联工人中最落后和疲倦的阶层认为，介人英国罢工斗争或中国革命是错误的。这是不难理解的。他们越来越多地这样议论：“须知人们这样教导我们，甚至在没有其他国家革命胜利的情况下，只要没有武装干涉，我们就能够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应该推行不会引起武装干涉的政策。我们介入英国和中国的事务是错误的，因为它不会带来积极结果，只会促使世界资产阶级走上军事干涉的道路，从而威胁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现在，在国际革命运动新的失败之后，不管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的意愿如何，它都是为那些旨在限制革命任务，降低斗争规模，加强民族保守局限性的倾向的辩护和找依据，把它们神圣化，对此没有也不能有任何怀疑。
然而，向“不干涉”方向的最小的偏移，不管它是否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来掩护，都将增大而不是缩小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危险。
只有更加深入地掌握群众、更加激进的社会纲领、更加清晰的工农苏维埃的旗帜，才能够有效地保卫革命免遭外来的军事毁灭，对中国革命来说，这完全是显而易见、无可争议的。
只有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在其旗帜上清楚地写上自己的要求的革命，才能不仅触动世界无产阶级，还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士兵。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很好地知道这点。我们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敖德萨和其他地方体验和检验了这点。妥协背叛的领导不能保卫南京免遭炮击，还为敌人的军舰打开了长江的入口。在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革命领导可以让长江之水对乔治、张伯伦和麦克唐纳的军舰变得太烫。无论如何，只有在这条道路上，革命才能为自己寻找并找到保护。
扩大苏维埃的战线还是最好的保卫苏联。我们的国际处境会由于“左倾”错误的结果而恶化或可能恶化的说法，在今天的形势下听起来格外荒谬。我们处境的恶化是中国革命失败的结果。这个失败是世界历史的事实，甚至不管我们是否干涉事件。如果在帝国主义干涉的情况下，我们不干涉，我们只会方便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和我们自己的工作。但干涉和干涉不一样。最错误和最危险的干涉是让革命半途而废的企图。争取和平的斗争是我们国际政策的中心任务。但甚至马尔丁诺夫学派的最极端的代表都不敢说，我们争取和平的斗争与中国革命的展开相矛盾，或是相反，它的展开可能与我们争取和平的斗争相矛盾。二者相辅相成。战胜蒋介石，并使运动进入更高阶段，是最好的保卫苏联。谁在这些条件下否定中国的苏维埃，谁就是解除中国革命的武装。谁倡导对欧洲无产阶级不干涉的原则、谁就是在削弱它的革命先锋队。这二者都在削弱苏联这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主要堡垒的地位。
这样，我们看到，错误的积累和交织所形成的路线，蕴涵着更大程度偏离布尔什维主义路线的危险。批评和警告的声音被当成障碍。官方路线向右的偏移辅以对左边的打击。在这条道路上的进一步行进，将给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国际都带来最大的危险。在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面前对这些危险时保持沉默，就是背叛共产主义的旗帜。
我们一分钟也不怀疑，可以在没有尖锐危机和震荡的情况下改正错误，克服偏向，纠正路线。事实的声音十分雄辩，经验的指示十分明确。需要的只是我们的党—全苏和全世界的—得到自由、冷静地评价事实、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的机会。我们坚信，它会在革命统一的精神中完成这一切。
1927年5月7日
[1]译自ApxивTpoцкoro，r．1，cTp．142-181。
[2]波特列索夫（Потресов,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1869—1934）化名斯塔罗韦尔。曾参加俄国革命运动，1896年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1900年起任《火星报》编辑。1903年起任孟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为侨居国外的白俄流亡分子。——译注
[3]格沃兹杰夫（KуaьмаAHTOHOBHy「noaлeв，1883—？）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分子。1917年曾任临时政府劳工部长。——译注
[4]齐赫泽（HикoлanCeмeнoBиЧxeидзе，1864—1926）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后曾任外高加议会主席，格鲁吉亚立宪会议主席。1921年逃往国外。——译注
[5]《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第18—19页。
[6]
[7]《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1页。
[8]卡芬雅克（LouisEugèneCavaignac，1802-1857）法国将军。1848年任陆军部长和法兰西政府首脑。他率领军队镇压了1848年的六月起义。——译注
[9]路易·布朗（LouisBlanc，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断言不必通过革命斗争，只通过建立公共作坊和实行普遍选举，就可能消除资本主义关系和社会压迫。1848年革命期间，任临时政府成员，领导卢森堡委员会；执行妥协政策。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鼻祖。——译注
[10]《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4页。
[11]拉斯科尔尼科夫（ФёдорФёдоровичPаскольHикOв，1892-1939）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前为喀琅施塔得海军中尉，积极参加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任副海军人民委员、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等军事领导职务。1921年任苏维埃驻阿富汗全权代表；回国后在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工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和中国委员会书记。后任苏联驻外国大使，在清洗期间是为数不多的拒绝应召回国的外交人员之一，并发表声明揭露斯大林背叛革命、迫害革命家的罪行。——译注
[12]《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3页
[13]《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5页
[14]《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6页
[15]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МихайловичЯрoслaвский，1878—1934）斯大林根除“托洛茨基主义”的专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39年），1921年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1934—1939年任《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1931—1932年因重写苏维埃史在速度上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一度失宠。——译注
[16]《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4页
[17]《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6页
[18]珀赛尔（A．Purcell，1872—1935）英国工党左翼党员，总罢工期间为英国工会总委员会领袖之一。——译注
[19]希克斯（GeorgeHicks，1879—1954）全国建筑工人工会的书记，工会代表大会英国总委员会叛卖总罢工时，该联盟是后者的组成部分。——译注
[20]西特林（WalterCitrine，1887—？）1926—1946年任英国工会代表大会秘书长。由于他为英国资产阶级的服务，于1935年被封为骑士，1946年被封为从男爵。——译注
[21]鲍德温（StanleyBaldwin，1867-1947）1923-1924年、1924-1929年、1935-1937年任英国首相，保守党人。鲍德温政府曾镇压1926年大罢工，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1927年），1935—1937年奉行纵容法西斯侵略的政策。——译注
[22]托马斯（JamesH.Thomas，1874—1949）英国铁路工会的领导人，在第一届工党内阁中任殖民部秘书，在第二届内阁中任掌玺大臣。1931年他退出工党，协助麦克唐纳建立与托里斯的联合政府。——译注 |
中国革命与史太林大纲（托洛茨基，1927年5月7日）（杨湛笑译本，《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上海书局1930年初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1927-5-7（王凡西译本）
中国革命与史太林大纲
托洛茨基1927年5月7日
录自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教学参考资料选辑活页（10）——托陈取消派文件。
原件：杨湛笑译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上海书局1930年2月10日初版第21-58页
史太林的大纲题目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曾于中央会议后数日公布于四月二十一日（一九二七）的真理报。此大纲在中央会议上并未提出付诸讨论，（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员并未离莫斯科）史太林大纲的错误，已至脚头颠倒，尾巴主义的精神表现得照耀如同白日。如对此大纲的错误不指出来，实等于莫大的罪恶。
应该了解中国革命给我们的教训
1．不准讨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最近所发表的）他们说道这种讨论帮助了苏联的敌人，易于引起敌人藉口的讨论，自然难以公布，假若因讨论就引起敌人的假造《事实》，假造“证据”，结果不利于讨论，那我们也认为不必要的。然而对于中国革命的动力以及整个的指导路线，换句话说，就是和“史太林大纲”相连的问题，我们认为必须讨论。为什么这个大纲可以公布,而对于大纲的批评就不可公布呢？
说讨论中国问题是妨害了我们国家的利益，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错误。若是这样，不仅联共不该讨论这问题，就是所有一切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共产党都不该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不能例外。中国革命的利益就是世界革命的利益，并且给了我们很多教训，重大问题尤其是所争论的问题应当公开的，彻底的加以详细讨论。认为这是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利益有冲突,实是绝对的不正确。由此可知拒绝讨论并不是与苏联的利益相反的，而是不利于官僚派的指导。因为他们的不正确的“机械”的指导，一方面使中国革命受了很大的损失，他方面减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
2．中国革命四月的失败，不但是机会主义路线破产，同上也是官僚主义指导方法的失败。党的每一次议案之先就种下了失败的种子，在事实上已经表现出决议案的错误以前是不许批评和讨论的，事实上证明决议案错误之后，则又背党【换】一个新的决议，然而还是机械的，并且比从前更错误。现在史太林的大纲就是一例,这种方法与党的发展绝不适合，特别是给幼稚的党大的打击。我们应该从错误与失败中找出经念[验]。史太林大纲已经公布，最低限度，对此大纲的内容提及中国革命各方面的问题都应该公开的讨论。
史太林大纲是代表中央而发表的，然该大纲并未经中央会议讨论，此事实是绝对不能消灭的。政治委员会的三委员史太林、布哈林、毛洛多夫把这个大纲看过，但经他们三个人的同意就以中央的名义公布。自然对于形式上没有争论的必要。然而由此错误而产生的惨酷失败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有世界意义的问题，无论如何对党及对中国革命的利益都是不适用[当]的。
帝国主义的压迫与阶级斗争
中国革命的特点与俄国一九○五年的相比，等一是半殖民的地位，忘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内部生活之压迫是根本自欺的政策，但是只见抽象的民族的压迫，而忘了内部的阶级冲突，亦不能脱出自欺的政策。史太林大纲错误的根本来源一般不正确的指导路线就是犯了这种错误，也就是未能正确的明了帝国主义的作用及其影响中国各阶级的互相关系。
“帝国主义的压迫，应该证明了'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正确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各阶级一致'”（！）“广东政府是中国民族的政府”（以上见新闻报三月六日加里宁的演说）
这种观点与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先生所说——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中国没有主义[阶级]斗争的定律之实质是一样的。
中国是半殖民地，是被【压】迫的国家，为要使中国生产的增加，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必须赶走帝国主义。中国为求独立的斗争，自然是一种进步的斗争。一方面，这种斗争为发展中国经济上所求的，另方面，这种斗争给世界无产阶级发展辟一最容易的道路。
然而帝国主义的压迫并不是机械式的压迫，造成全中国“各阶级之一致”。外国资本主义最大的作用是中国有力的资产阶级官僚与军阀紧相联系，帝国主义的命运若没有这种密切的关系，那末，所谓军阀在中国近代生活中就失掉了作用与意义了。
如果说买办阶级（外国在中国经济，政治上的代表者）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了深渊的鸿沟，这未免太蠢了吧。此两阶级的接近，比资产阶级与工农阶级接近得多呢！资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队伍，等于内部的标棍；总是仇视工农群众，常常准备与帝国主义妥协。民族资产阶级之加入国民党并且占了领导地位，那国民党实质上已成了帮助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工具，民族资产阶级之参加民族革命营垒，只有在工农运动很懦弱，阶级斗争不发展，中国共产党不独立并服从于国民党纪律之下做资产阶级手里的戏具等等条件之下。若以为帝国主义的压迫会使中国各阶级联合，在观地[点]上已经怀了错误的胎。这是中国民主主义群立宪法（资产阶级政党）戴季陶的观点，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非但不能减少政治上的阶级分化，而且使这种分化加烈；帝国主义在中国内部势力的根本来源,不是杨子江上停泊的军舰——这是一种补助品——而是经济上政治上中国资产阶级与外资相连。因为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军事上势力之强大，故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须扩大的烈激的中国人民的力量——工农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只有在他们（工农）生活中的切实利益与民族解决[放]利益相连的条件之下，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城市及农村中被压迫民众之暴动，反对高利贷，反对官僚及地方不良的军人，都是下层群众之觉醒与他们的利益相符合的；组织与训练他们，这才是[有]真正革命的前进。也只有如此，中国社会民众才能得到解放。反之若是军事失败与胜利或是右派半右派半左派的军官失败，都不过是浮面的而已。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的兴起，正是推动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公开的军事上的结合，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但不能减轻工农与资产阶级间的冲突。而适得其反，更加剧了阶级的冲突以至于流血的国内战争。中国资产阶级有强健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她永远反对中国的工农，他帮助中国工农的敌人以金钱，物质，枪弹，如果想达到中国的民族解放而用阶级调和的方法停止罢工，农村暴动及否认武装群众等等，是机会主义者妥协者的幻梦。在中国解放的议事日程上希望求得帝国主义者对孝子贤孙一点赏赐，也是一种极愚的幻相[想]而已。马尔丁诺夫（过去是少数派的领袖，现在是史太林的心腹，第三国际的要人！——译者注）所提议的代替罢工与农村斗争而以政府的仲栽机关来解决冲突，这与戴季陶先生蒋介石将军绝对没有什么区别呵！
马尔丁诺夫对中国革命的理论
3．“民族统一战线”或是说“四个阶级联合”的路线，长期的作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的领导，——请看布哈林的报告第十一期“共产国际”第一篇论文。史太林在莫斯科党积极份子会议上未敢发表的演说，马尔丁诺夫在真理报发表的论文（四月十日），三月十六日真理报上的社论，三月六日新闻报上加里宁的演说，三月九日真理报上的鲁来达克的演说等等——他们指出了很远的这样前途，在蒋介石徒变后的最近真理报上反驳反对派说：中国现在的革命政府，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四个阶级联合的政府”。
马尔丁诺夫的理论将使史太林和布哈林的错误走到原则上的错误的极端，这种理论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上丝毫不同的。这是使俄国的和国际的少数派理论的特点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复活。现在少数派的领袖坦在最近的社会主义畏可思杂志上说：多数党也站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上，这个适用直到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使命之完成。在四月十三日真理报上马尔丁诺夫虽负有责任的痛骂社会民主党，但是他完全照着少数派的方法很明显的告诉了极左的反对派——拉狄克，须要保存四个阶级的联合,不要塌了这个联合政府。工人与资产阶级在这个政府中是可以致聚首，不要使这个政府太早的执行社会主义使命“。（第八期四页四二，三页）
知道多数派与少数派斗争史的人们，特别是知道他们对于与自由资产阶级的关系争论问题的人们必不能承认少数派的领袖坦的吹嘘他们原则上的正确，马尔丁诺夫的理论与这个原则相符合并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这是一种规律吧！若这个理论在第三国际抬起头来，那完全是我们的罪过。
一九○五——一九○七年少数派的政策，蒙蔽的[了]事变的道路，马尔丁诺夫又想此种政策应用到中国去，好像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商人把那些品质不好的在本国不能销售的商品，运送到殖民地去一样。在这种情形之下，商品照旧的运出，原则上与二十年前并无差别，所不同的仅仅在那时【是】沙皇制度统治之下，而现在是帝国主义铁蹄压迫之下。帝国主主义的压迫与沙皇的统治有大的区别，然而少数派所用的罩子则和以前没有一点不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反沙皇的斗争同是阶级斗争。绝不能以长期的“统一战线”为原则。关于这点，四月的流血事变已经明显的很完全的证明了。这种事变完全是由四个阶级联合政策发生出来的。
4．史太林大纲中对【于】过去事变发生的分析，曾有这样的话：“我们采取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路线”。事实怎样反映出来这个路线，谭平山在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一二）自己的报告中说，（注）“在国民政府始于一九年成立时，名义上好像是左派手中撑着，但实际上政权落于右派的手中……工农劳动因为受了各方面的阻碍，不能推扩到广大的群众中去。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又造成了军人专政的中心——蒋介石——政治权力还是像以前一样在右派手中撑着，这个政权按他的实质说，应当是属于左派的,但完全失望了。”
（注）谭平山的报告曾出一本小册。名“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在这小册子上还有拉思图的序言，这本小册子给我们的事实，将所有撰出来的路线都推翻了；谭平山自己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混乱，并且相互矛盾。一方面阶级斗争在中国加剧，另方面说与这些事实相反的路线是正确的。在拉思图的序言中，更表示他没明白在中国发生了些什么？中国有些什么？中国日[目]前将要发生些什么？这样，左派应该握到政权，但是他失掉了政府的权力，政权落在右派手中，整个的军事势力落在中派蒋介石手中，便造成了他们的图谋，于是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工农运动不能发展了。
谭平山更进一步的描写出来所谓绝对正确的路线与反映出来的事实，他说。“我们在实际上是牺牲了工农的利益……我们与政府经过长期的谈判，但始终连一个工会条例也未曾见发表……用社会各团体的名义也曾向政府提出很多的农民的要求，但未得政府的允许，当地主与贫农发生冲突时，而政府常站在地主方面。”这个结果是怎样得来的呢？谭平山很严重的指出下面两个原因：
a．左派不能很好的应用权力，巩固和扩充自己的势力。
b．右派乘我们一部份政策的错误，得施行其政策的可能。
5．在这样政治关系之下，还美其名曰“四个阶级的联合”这完全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国会史相同，大资产阶级使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跟随在自己之后，小资产阶级主张民族统一的巧言来欺哄工人，并且拉他们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到了一定的时候，妥协主义者则起来作深一层的解释，这就是资产阶级叛变了民族运动。
6．“中国资产阶级曾做了反帝国主义斗争”也是事实，然而这个证据是否可靠么？各国的妥协派时常这样说，自由资产阶级于相当时期是革命的，但是资产阶级利用小资产阶级的帮助，仅仅是为达到与帝国主义妥协共同来反对无产阶级。北伐的结果，资产阶级比较无产阶级的力量强大了，这个路线产生的结果还不是一个迷路吗？谭平山说：“我们实际上牺牲了工农的利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把四个阶级的联合维持下去？结果怎样？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至得到了大部分的胜利，巩固了将动摇的帝国主义，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是错误政策的结果，这是不能使革命向前一步的政策。
妄想证明其路线正确的大纲
7．将无产阶级政党与大资产阶级放在一个为大资产阶级占领导地位的圈栏内的政策，现在史太林还想证明其正确，大纲中说：“我们的政策是当右派还服从国民党（！）念[纪]律时候，就利用他们政治上的联合和经验”。然而现在我们应明白的看到，资产阶级是怎样的服从纪律，与无产阶级怎样的利用右派；就是大资产阶级同中等资产阶级怎样的与帝主义“联合”，他们消灭和残杀工农的经验，将来中国革命史上一页血书还不是这种利用的结果吗？？此外，大纲中又说：“相继的事变完全证明这种路线是对的”。他只有如此再不能向前走，因为大的反革命事变，史太体仅得出一个很悲哀的结论：现在“孤立”的政策（孤立右派）应改为与右派作“激烈斗争”的政策，这就是说等到右派“同志”已用机关枪向我们说话以后，我们才能与他们【斗】争呢！
8．大纲中还自辩的说：“预先”已料到资产阶级必然的从革命队伍中退出，难道说这种料到对布尔雪维克主义的政策就算够了吗？这种资产阶级必然退出革命队伍的预料，假若不与确定的策略相符合，这还不是一句空话吗？但在上面引用嘉许马尔丁诺夫路线的那篇文章中说：“在革命运动的过程中，阶级的反抗会要高涨，永远的统一战线绝不可能”（社会主义畏思克）这就是说，坦也承认：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队伍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实际政策少数派则在可能范围内，无论如何要保持统一战线，应用他们的政策直到与资产阶级的政策相吻合。提出口号和积极的群众行动都不能离开资产阶级的范围，甚至要使部份的工人组织——如中国现在服从资产阶级的组织，布尔雪维克政策并与之相反，政治上组织上要与资产阶级分开，在革命的初步即揭破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打破一切小资产阶级为统一战线的自欺。时常与资产阶级为争领导群众面斗争，从共产党中淘汰那些希望资产阶级或为资产阶级粉饰门面的份子。
两个前途与已往的过失
9．史太林想把两个革命的前途相互反证出来，第一个前途，就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在与帝国主义妥协和压迫无产阶级之下，来达到此目的，第二个前途——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反对资产阶级。但是为要使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革命走到第二条路上来不仅是说空话，应公开的说，直接的说。然而直到在现所有的革命路线的领导与此路线尤成反比例。反对派所以反对和批评领导的原故，因反对派在开始的时候，就站在列宁观点上提议，无产阶级为站在民族德谟克拉西革命的基础上以争【取】城市农村劳苦群众领导地位应与资产阶级奋斗。
10．从史太林大纲中得出来的结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离，只是在资产阶级自己把无产阶级抛却，解除他的武装，拳打脚踢的时候才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照这个路去走，一走就是走着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旧路，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旗帜，追随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之后，而后者又追随在自由资产阶级的后面，并且他还把无产阶级引导入加文雅克的刀刃之下，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虽有其伟大特质，可惜于革命过程中又重演了一遍。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根本错误与一九○五年，一八七一年，一九一七年革命，好像没有给我们任何教训一样，又好像没有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党国际的存在一样，即重复表演过去的悲剧。
人人知道蒋介石就是自由共和国的加文雅克，蒋介石做了加文雅克所做过的事，反对派开始就这样说，史太林的政必然帮助重演一遍。此外还有补充一点，就是加文雅克若没有福生罗林，路易勃浪等畅论民族统一战线，他是做不到的。这个畅论的作用在现在的中国是谁呢？不仅是汪精卫，共产觉也是这样的人物。中国共产党所有的路线则出自第三国际，假若这种错误不公开的解释出来，那末中国革命两个前途的理论，仅仅作了路易勃浪和马尔丁诺夫一流人物的玩具，换句话说，四月事变的一幕，将要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中重演一次。
中国共产党的状况
11．为要使民主革命斗争，要依照布尔雪维克的路线走，先要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为主要的工具，要有自己独立的政党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去斗争，任何时也不能使党的政策组织，和其他政党混合。若共产党没有理论上，政治和组织上独立的保障，所谓两个前途简直是布尔雪维克空前绝后的一种笑话。中共在过去以及现在实际上并不是和一部份小资产阶级相联合，而是服从了将军事和政权都握着在自己手中的大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国民党；他在政治上完全服从了蒋介石的纪律，他不准批评小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理论，这种理论虽是反帝国主义同时也反对阶级斗争。党的机关报为独立政党的主要工具，而中国共产党连这种权利都被剥夺了。在这种条件之下，还说是什么无产阶级要争领导地位，不是自欺欺人吗？
12．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服从蒋介石的国民党，失掉本来面目和政治地位之无价值呢？为的是要统一民族战线，认为资产阶级是不能退出革命队伍的——马尔丁诺夫的理论——否认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史太林在他的大纲中仅仅把这条路线作了事变后的假面具。为要证明这个政策；还说什么工农联合，但是中共的依赖状况与“四个阶级联合”政策同样，全使这种联合成为空谈，甚至于使他成为资产阶级发生作用的工具。这种依赖状况成为走到工农运动路上的大障阻，绝得不到【真正的】工农联合。若没有真正的工农联合，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绝不可能。
13．中共将来应有的出路在那里呢？史太林大纲中对此问题虽有很简单的一句话，但这句话很容易生出大的混乱和不可救药的损失。史太林说：“与革命的国民党共同奋斗，共产党应该保证自己的独立。”保证独立吗？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是从来有独立的！此错误并不是没有原因，但在史太林大纲中对于这种根本问题竟一字未提，只说到“更应”保障自己的独立，这就是说理论上政治和组织上无产阶级的政党还要依赖会变成资产阶级工具的小资产阶级政党。
14．中国布尔雪维克主义之发展只有在共产党之优秀份子能够毫不客气的批评自己之下帮助他们直接的任务，假若不在很短的时期内不将此种少数派的理论完全肃清而企图掩藏从前的错误不容许尽量的讨论，使中共在最危险的环境中，那么一定要发生分裂的危机，而各派激烈的斗争，并且机会主义的失败会使中国发生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群众运动无前职工运动，虽然不断的和[加]速发蓬[生]农村中农【民】运动不断的起来，假若共产党仍照从前一样成为服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在质量上只是一个无力的陪客，加入资产阶级组成的国民政府，那就应该直接了当的说，在中国现在还不是组织共产党的时期，因为不组织共产党是要比它在革命中着[看]着用血换来的党与工人群众的关系变成一个奇异的传问[闻]吗？
谁估计错了革命步骤？
15．在史太林大纲中特别指责“反对派的错误”，大纲中本提出矫正反对派的左，但史太林自己的错误则走到右边去了，这所谓矫“左”过“右”呢，史太林的主要错误是蒙糊难找到出路并且推动领导路线向妥协方面走去。
16．主要的诬蔑“反对派”为不明了革命步骤之不能很快的发展，不晓得他为什么提出十月革命的步骤，假若提革命步骤问题，那测量比步骤的不是外面的，十月革命的天然所能的，而是应出自中国革命内部的阶级关系，中国资产阶级并设算到中国革命很快的步骤，他在1927[一九二七]年四月完全抛弃了统一战线的假面具，尽其全力消灭革命，中共追随【国】民党左派之后，受这种打击表示出完全没有准备这是什么原因？因为领导者估计的步骤太慢——无希望的落后——有尾巴主义的实质。
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以后，四月二十三日共产党中央和武汉的“左派”共同发表了一篇宣言，在宣言中说：“我们后悔事前没有准备，现在我们只好一般[声]真实的惭愧吧！”（四月念八日真理报）。
在这几个【忏】悔哭泣的字中，除了作者的原意外已经把史太林对于中国革命步骤的估计无情的驳覆了。
17．在工人自己趋有独立斗争的时候，而我们仍继续并加强与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想起利用“左派的经验”，因此一切工具都握在左派手中，我们采用的政策同驼鸟一样的，把自己的党藏隐起来，1926[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惨杀工农以及一切国民党领导及革命的性质的事实，都不在自己的党报上登载出来，我们忘记了保存自己党的独立，我们没有组织自己的党报，“我们实际上牺牲了工农的利益——谭平山——我们在军队中没有丝毫的进步未能抓着大批的兵士，我们准备了造成蒋介石军事专政的中心，换句话说，造成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事变前我们夸辉[耀]了蒋介石，我们确信了蒋介石服从纪律及我们能干的政策会战胜中国革命右倾的事变”——谭平山的小册拉思图的的序言——总之，我们对于事变的政策都是落后的。在每步中我们为顾全资产阶级的利益，失掉了革命发展的态度，造成了资产阶级及革命的顺利条件，他们左派国民党对于这些事变只说了一声：“真实惭愧”。
18．现在有无革命中心，成是[为]创造个革命中心在中国革命现在情形之下，大纲中说：“蒋介石叛变的意义，就是中国南方形成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个军队和两个中心，武汉是革命的中心，南京是反革命的中心”。他只从表面的和【用】很笨的方法分析中国现在的情形，必难免于错误的，并不是更很简单的把国把党分成两个，而是更实实在在的，应该在新的阶级力量上来分析，倘若认武汉政府是一个现成的中心，他将继续前业继续北伐，这无疑认这次事变（四月十二日）的反革命，为一种个人的“逃跑”或是简单的一回事就完了，如此去看，简直是什么也不懂，工人不是很简单的失败了，而是由于他们的领导者之无能，群众现在认识对于左派国民党和跟他跑，就像昨日他们对整个的国民党一样。能否这样想呢？现在所有的斗争，不单是反对以前与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军阀，并且反对那些因为我们政策错误，而占领所有的军事机关和大部分的军队的“民族资产阶级”。
为更使革命发展到更高和新的阶段，必须把受欺骗的群众拉到自己方面来，唤醒那未觉绝[悟]的群众，为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一就要指出那可耻的政策，并且要扫除净尽，无论任何人假若还依“牺牲了工农的利益”——谭平山的报告——帮助那所谓四个阶级联合的政党，徘徊不前，就应该不客气地请他们从共产【党】中滚出去。
经过流血的事变以后，漂泊在空中的国民党旗帜还没有放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我们不要给人夺去”——布哈林曾说这样的话——这种话简直是距了实际不知多远，是多么可怜，要放于九宵之外去才好，群众所希要的只是革命大纲和从自己队伍中组织与群众发生密切关系的，为保证自己内部的战斗机关，上层分子所组成的武汉政府是放弃这种使命的，担负这种使命的只有工农兵苏维埃和劳苦群众的苏维埃才有可能。
苏维埃与武装工农
19．史太林极力反对苏维埃口号的必要,同时他又几次的声明：“反对反革命的主要工具就是武装工农，他是消毒的良剂”。对于武装工农问题两方都无异义，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为着革命的利益而武装工人农民，只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计算？第三国际的代表实际上恰与武装工农在实际行动上成了反比例，又怎样解释——见四个同志给俄国在第三国际中代表的信——虽然有武装，工农的完全可能，然而在实际中完全没有武装，又怎样解释呢？这还不是我们希望不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不致他受痛苦，不使他向右转的政策所致吗？需要武装工农的时期而没有这种武装的良剂，现在一般的工农群众，特别是装[武]汉的，还没有得着武装起来，为什么呢？为的是不使汪精卫动摇。
20．武装工农自然是很好的事，但必需有个正确的政策，国民革命军实质上不是南方的武装农民么，然而武装农民不是反对反革命的消毒良剂，他到成了反革命的工具，为什么？因为政治领导者（指反革命——译者）仅仅仿效了苏联的政治部，党代表等等的皮毛，而没有阶级的政治训练，实际上这就是因为没有苏维埃作一个中心领导机关，政治部党代表等等，若是没有独立的革命政党，没有兵士苏维埃就会变成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欺骗群众的工具。
21．史太林根本否认组织苏维埃，认为苏维埃只是个口号，只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口号”。我们要问：武装工农是要反对那一个呢？是不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呢？
武装工农的口号若不想成为纸上的空谈，不成为欺骗群众的工具，就要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就与工农兵苏维埃毫无二义。难道说武装工农将来忍受他们的敌人政权的压迫，任由仇视他们的官僚放肆吗？实际的武装在现在情形之下，必然的，造成苏维埃政权的形式。
22．再进一步说，谁来武装工农群众？谁来领导这武装的群众？当国民革命军向前进攻，北军被缴械的时候，自然易于武装工农，此时唯有工农兵苏维埃是反对反革命的“消毒良剂”，过去的不幸是不可挽回了，现在的时局更转变愈大，工人自己获得少数军械（是不是他们错误呢？）。而从工人手中没收去了，北伐停止了，在这种条件之下，朗农是极重大，同时也是极困难的任务，认定组织苏维埃还非其时，同时反提出武装工农的口号，这真所谓乱纷恶味已极。殊不知革命前途发展过程中只有苏维埃能在事实上武装群众和领导武装群众的一种组织。
为什么不能组织苏维埃？
23．史太林答覆本题说：“第一、苏维埃何[可]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组织，组织苏维埃只有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假如这句话这是对的，那就延迟了革命发展的步骤，不组织苏维埃于最后剧烈斗争之先，我们已经是错误了，已成不可挽回的过去事实了，假若认中国革命将消沈至很长的时期，此时群众对于苏维埃口号自然没有回声，然而在此时要武装工农的口号，也是没有根据的了。我们认此政策的不正确之结果，还不至于这样的沈重，我们认为在最近的将来，有许多新的革命高潮之顺利与可能，蒋介石被迫不得不与群众掉膀子，允许工人以八小时的工作制，施些小惠于农民，当农村革命向前发展，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工具——蒋介石的场合之下，不难造成更顺利的革命条件，于最近的将来，刚刚失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应重整旗鼓，向前进攻，无论在一月之前后是承[否]进攻，我们总要在议事日程上准备着我们的大纲，口号和组织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要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使之与中国革命前途并进，使之与革命的命运相互反映。
24．大纲中说：“第二、苏维埃的组织，不是一种无益的会议，苏维埃政权应该是反对现存政权和夺取政权的机关”。苏维埃政权不是一种无益的会议，要算是大纲中唯一正确的理论，然而一个革命者提议武装工农也不是无益的会议吧？谁说于现时阶段中组织苏维埃结果是无益的事，而武装工农才是重要的事，那么，他不是向自己开玩笑，就是向别人开玩笑。
25史太林反对组织苏维埃的第三个理论根据：就是因为武汉政府内几个左派国民党上层分子在四月念三日的华美的宣言中对蒋介石的叛变说了几句惭愧的话，于是史太林就认他们是革命的，若组织苏维埃暴动起来反对左派国民党：因为除去左派国民党外在武汉境内没有第二个政权！
以官僚式的关系对反革命政策的问题，从以上这几个字中完全表现出来了。分析某一个政权不根据于阶级斗争之扩大，而根据于对国民党的希望，不啻某阶级加入和退出革命队伍，与革命前途毫无关系，国民党的政权，依然是继续存在着似的，就使[是]这种观点是正确，也不能说这是革命中有了保障，国民党右派已经有了反动的买办官僚而左派的国民党有什么呢？可以说差不多什么也没有，苏埃维口号是号召群众起来组织实际的政权机关，一一经过两个政权的过渡时期。
26．苏维埃对于“武汉境内唯一的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应该取什么态度呢？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下列的方式：苏维埃对于革命的国民党的关系将要以革命的国民党对苏维埃的关系成正比例，换言之，就是根据苏维埃怎样组织起来，怎样的武装和巩固起来，所以为民众而成立的政府，必须白[自]愿的采[受]它裁判，因为苏维埃制度之所以可贵，特别是在革命时代就是他能够保障中央与地方的一致。
27．史太林于1925[一九二五年]曾称国民党为“工农政党”（？）——史太林著列宁主义问题245页——这个定义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相符合，据史太林观察国民党的基础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工农联盟，殊不知这种观察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实际的情形是工农跟着国民党跑，而使他们向前跑的，则是资产阶级，并且我们还知道，资产阶级使他们向自己跑，这样的党我们把它叫做资产阶级的党，而不叫做工农的党。现在资产阶级得到“休息”以后——就是它打散了没有武装的工农与没有准备的工农以后一一据史太林的意见，已转入了新的阶段“工农政党”的左派国民党，就在这新阶段中应该占领导的地位，那未[末]，我们就要问国民党既是工农政党，为什么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又是反对国民党的政权呢？
28．史太林反对组织苏维埃的第四个理论根据：“组织苏维埃，就是给了中国民众的敌人以新的攻击中国革命的工具，便[使]我们的敌人有新的造谣中伤的可能，他们可以说中国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是'莫斯科苏维埃化'的人造品”。
明显些说吧！史太林以为我们发展扩大，和全国民众运动，那末，中国民众的敌人将会以他们所有力量去造谣，中伤为能事，此外无其他的意义，必然就是毫无意义。
中国民众宁怕真正的莫斯科苏维埃化吗？不会的，史太林既不是中国民众的敌人，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论据呢？这种论据，在中派右派左派等不同的资产阶级，集团的政治之中都装饰成莫斯科的保护色了；他们组织起党代表，政治部，宣传部，中央会议，监查委员会等等。中国资产阶级并不怕把莫斯科的形式搬到中国去，他们为达到他们的目的，尽力的穿戴上这些装饰品，他们之所以原用这些形式自然不是他们敬爱莫斯科而是因为这些形式在民众中已“通俗”，中国的农民会知道苏维埃将给参加苏维埃的农民以土地，不知道的还想求知道呢！中国的工人知道苏维埃所以保证苏联无产阶级的胜利，从蒋介石叛变的经验中，先进的工人应该知道：没有独立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机关，没有保证无产阶级与城市中农村中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的联合机关【，】革命是不能胜利的，组织苏维埃是纯粹出于中国民众自己的经验，怎能说是“搬运莫斯科苏维埃化呢？”——我们的政策应该是群众的革命和客观的需要而不要根据敌人的言论或是怕敌人造谣中伤。
29．有人说：武汉政府，冯玉祥，唐生智操纵了武装的力量，这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而武汉政府，冯玉祥，唐生智，都不愿组织苏维埃，若组织了苏维埃就会与这些同盟者断绝关系，大纲中虽直接的没有理论，关于武汉政府，我们从史太林口中听到的是“革命中心”与“唯一政权”，同时在党的大会上替冯玉祥大吹大擂：“工人出身”，“有希望的革命者”“稳健可靠的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重复过去的错误，果如此作下去那就要失败。武汉政府和军事首领们，自然要反对组织苏维埃？他们不愿意解决土地问题。因为他们与地主有藕断丝连的关系，他们要向右转而奖地主，与资产阶妥协，而我们之所以要组织与苏维埃之重要也就在这里，因为只有这条路，才能够推动武汉政府向左走将反革命逐出。
30．如果苏维埃不与“唯一的武汉政府”斗争，这岂不是形成两重政权的基础吗？虽若想不只在空话，而要在实际上巩固工农政权，就不能不明白这种政权时期之延长与否，他们的相互关系如何，是要按“唯一政府”之实际表现如何，共产党之独立及其工作和苏维埃发展前提之速度如何而定，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力增加两个政权中之工农成份，这就是准备着工农苏维埃政权与德谟克拉西的纲领共同发展到底。
31．在扬子江中数十支帝国主义的军舰，随时可以开到上海、汉口等处的条件之“组织苏维埃不是【痴】人说梦吗？”这个论据确实在史太林的大纲中没有，然它是在广大党内会议上巡行着，（马尔丁诺夫、牙洛斯驶基等这样说）马尔丁诺夫想大不列颠之军舰恐吓和消灭苏维埃的意义，这并不是他的创造，在1917[一九一七年]社会革命党和少数派曾恐吓我们说，苏维埃【要】夺取政权，会引起协约国占据卡限斯坦得和比得格勒。我们的答覆明[则]认为只有广大的革命运动，才能拯救革命。外国帝国主义者承认中国革命，只有这种革命才利于与中国资产阶级妥协，他们才能够在中国对于巩固自己的地位的条件之下；因为整个的国民革命都会分裂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基础，引起与帝国主义的冲突，自然必不可免，过去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并未使帝国主义炮声[击]南京的事件免除，及人民死于蒋介石机关枪之下。由此我们过去的经验证明：中国革命只有渡到广大群众基础之上，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加深革命的社会大纲才能够纷乱外国的军队及唤起他们的同情与苏维埃真正保证革命于外来打击之下。
史太林应用什么来代替苏维埃呢？
32．史太林以“建设革命农民委员会，职工会和其他将来的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实质上就是准备苏维埃政权的基础”然而这些是什么呢？我们在他的大纲中一字也找不到，所谓“准备将来苏维埃的基础[”]这便是一句空话而已，没有国际意义的。这些组织应有的作用，现在是什么呢？他们应当指导罢工排外货折断官僚机关的推[腿]骨打倒反革命的军事强盗消灭地主，废除高利贷者及富农的武装，来武装工农解决所有的农村中民主的任务，推进以至于夺取地方政权，实际上这还不是苏维埃？然而史太林不能正其名的执行这些任务；反而提议——如果从总的方面看来这个提议是重【要】的——替代苏维埃的苏维埃的代用品。
33．所有以前职工会【所】执行的任务，已近于苏维埃的作用（香港、上海、武汉等地），然而要完成这种任务，职工会是不能的，他包含的工人太少，他不能完全的与无产阶级接近的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要实行指导罢工、怎样能使下层群众少受损失，分配粮食参加征现[收]的政策，参加武装组织的任务（指导农村革命是不可少，只有在指导机关不但使包容整个无产阶级并且要密切的在日常生活中与城市农村的劳苦群众相连系的场合之下，从蒋介石政变每个明白革命者的脑前所受的打击中就应该觉悟到军队与职工会在过去是分离的，假若存在了兵士代表苏维埃，就与此情形完全不同，敌人仇视职工会与农村委员会是反对敌人的攻击都比苏维埃里弱得多。无产阶级与城市农村被压迫的群众联合，除了苏维埃以外找不到其他任何形式的组织，能够实现这种联合。否认这种事实的人们就都相信那些上层分子妥协分子，不相信下层的革命群众。
与左派国民党破裂吗？
从上面所说的已经很明显的看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分裂只是一种恐惧。大钢中说：“这是等于从战地退出，丢掉自己的同盟者，国民党敌人所愿意的事”。这种漂亮的话完全不与实际相合。不是说与国民党分裂而是准备着与国民党联合，但是不是站在服从的原则上而是实际的平等，革命的国民党还正在组织中，我们主张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工作是要渐渐的把工农拉到自己一方面来，训练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不要跑在步步动摇的国民党之前而应分[公]开的直接的，用自己的名义修自己的旗帜，把工农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事实上给国民党以（例如共产党）变成群众的党，帮助国民党前进，毫不放过的指导他们每次的摇动，与向后能造成与国民党联合的真正革命基础，这是造成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
34．无原则的造成与认定反对派赞成政治上“孤立”中国共产党，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与说反对派赞成退出英俄委员会相同，这两种诽谤都是拿来做与国民党右派及叛卖工人阶级的英国总工会联合的假面具，反对派尽所有的力量来巩固和发展与革命的国民觉分子联合拥护工人与城市农村的劳苦群众密切的联合【，】为革命的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政权而奋斗。
（1）当共产党牺牲了工农利益，具了空想的目的而与资产阶级同留在革命的营垒内，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联合，形式是不妥当的，是违反列宁主义原则的。
（2）极端否认这种联合的形式就是直接的间接的拯救党于其他阶级监视之下，使自己的党完全独立。
（3）共产党取消自己的旗帜，为同盟者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影响与权威这种联合形式应该反对到底。
（4）联合应该明显向着公共的任务的基础上，而不应该在这种暧昧的、外交的、动摇的形式上。
（5）创造完满的正确的群众周知合作条件及任务。
（6）保留共产党批评同盟者的自由，监视同盟者同监视敌人一样每分钟都不要忘记，若同盟者依附了其他阶级，他就成了敌人的力量
（7）与小资产阶级群众联合，应高出与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
（8）最后应注意到自己，注意到自己的组织，注意自已的武装和力量，保有这些条件，才不仅是与动摇的而可以开倒车的上层分子联合，而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真正革命分子联合这种联合是应依靠于城市农村被压迫群众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指导之下而形式的。
德谟克拉西革命抑是社会主义革命
妄加以诬蔑之词，说反对派认中国革命目前直接就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阶段，这种批评，也没有什么稀奇1905[一九○五]前后，少数派不止一次的毁骂多数党。如果目前俄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那列宁的政府才算正确，列宁则对他们说，多数党的政策为使德谟克拉西的革命彻底完全唯一道路是在某种适宜条件之下，这种革命就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革命。
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列宁是有条件的提出，列宁对于我们都很明显的知道仅仅中国革命本身的力量而无已胜利的无产阶级国家苏联和世界革命先进无产阶级的帮助，则中国革命只能给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以宽阔大路，给工人运动以优良发展条件。
37．中国共产党之是否能独立存在，他是否需要与国民党联合或服从国民党，苏维埃是否能继续巩固起来以及其他。全要看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与速度而决定。中国完成有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议会式的可能，中共也会称赞国民会议这个口号。如果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革命不在最近的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则工农代表苏维埃将要从舞台上退出而代以资本主义制度。再等到世界革命历史的路程上开一新阶段，则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方能实现。
38．第一，完全不能证明资本主义之不可免。第二，这种论证对于我们很重要——因为解决资产阶级的任务，有各种不同方法，国民会议本身是一个空洞口号，一种骗人的东西，如果不说明怎样在什么政纲之下去组成蒋介石明日可以退出国民会议，反对我们与今日提出工农大纲反对我们一样，组织国民会议不经过蒋介石而经过工农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才是庄重的正确方法。
39．布哈林企图证明机会主义的妥协路线是正确的，故认中国的“封建残余”作用在经济中占优势，岂知这是根本无用的企图，如果布哈林站在经济观点上。分析中国革命而不是空想，“封建残余”总是不能证明四月事变政策的正确，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山穷水尽的形式，帝国主义依据海关来阻碍中国工业的发展及限制内部的市场，就是说诞生或保护落后的农村经济的生产形式及旧式的剥削与剥削的残酷压迫形式，过剩人口的增加【加】速了穷困及奴隶的情形。
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封建”成份，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够消灭，就是说不是与资产阶级联合而是与他直接斗争，愈在最染病态的农村制度资本主义互相交错形式之下，则解决农村问题不能用上层立法的方法，必须使农村群众密切的与城市工人及贫民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进攻才能解决，若与资产阶级地主同盟，而忘掉了自己在群众中工作，服从四个阶级联合政策的错误，不仅是准备了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联合，同时也就保存了野蛮，残忍的剥削形式于农村经济的生活中。
反对组织苏维埃于资产阶级性的中国革命中，等于忘掉一九○五年、一九一七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给我们的教训，当时革命目前的根本任务是推翻沙皇及消灭农奴制度，这未尝不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然而他要求武装工农及组织苏维埃。
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曾说：“为着真正反对沙皇，保存自由，不是空说白话，唱资产阶级的漂亮高调所可能的，不是工人应当帮助新的政府而是政府应当‘帮助’工人，因为自由的唯一‘保障）[’]几使沙皇制度破坏到底这唯有武装工农巩固“扩大发展工农兵苏维埃的力量，作用及其意义，才有可能。此外则为自由资产阶级的激进者政客自欺欺人之说。帮助武装工农不但能进入历史的使命而且促成进于完成俄国再无人能够战胜自由，君主不能复辟共和国得到保证，反之，那就是欺骗群众给他们以一钱不值的报酬“革命给人民以粮食的口号在所有资产阶级的革命中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手段，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工人应当帮助资产阶级——取消派的人们是这样说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则说：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工人还该启开民众的眼睛看清资产阶级的欺骗政策，训练他们不相信资产阶级的空话，只有依赖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团结自己的武装”（列宁语）。
中国革命者应该从他的脑子内将现有的决议案弃掉，深刻的思考那四个阶级联合政策与这段简截而着实的话不照一下，才不至于错误才能完或[成]目前的任务。
中国革命与英俄职工联合委员会
39．中国革命的领导不仅是局部的政策错误，而是根本的路线不正确。从上面所说的，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假如将中国革命的领导路线与英俄委员路线相比较，那就更明显了。英俄委员会的机会主义路线，虽不能说与在中国演出来的一样，然而大体上都是领导路线的机会主义倾向。
40．在英国与在中国所有的路线都是“巩固”与上层分子的个人的联合，外交上的联盟，实际上是放弃了扩大革命与左倾民众和卖阶级的领袖中间的划分。追随在蒋介石之后，使中国的共产党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最奇[苛]的条件，追随在斯夫列、喜克司、喜特林（都是英国黄色工会领袖——译者）之后，苏联职工会在原则上是在职工运动中取的中立的态度，承认英国总工会是英国无产阶级唯一的代表，并承认不干涉英国工人运动。
41．英俄职工委员会在柏林会议的决议案，不办[啻]说我们在将来拒绝帮助罢工和反对工贼的意志这个决议的中心又是将职工运动的少数运动（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是革命的成份——译者注）完全弃掉。因为我们承认为英国工人运动中唯一的代表【，】正是俄工运动少数运动所视为卖阶级的东西并且还大声的声明“不干涉”英国工人运动，在原则上这已经是投降于工人运动的民族自限的范围再向极端走步,即有为保守的形式。
42．蒋介石说，我们干涉中国的内政，喜特林说，我们干涉英国工联的内政，蒋介石，喜特林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的诽谤，都是反对于全世界被压迫民众有利益的工人国家，在这种情形，或一种情形之下蒋介石与喜特林固然有条件的不同，地理的不同，有时会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然而他们同作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去与这种领袖同走，我们不能不被截断了与群众结合的可能。
43．英国全总卖掉大罢工以后，我们用了不正确的政策，不但维持了他的动摇地位，而我们根本的去接受这种要求，在漂亮好听的“领袖地位”之下，我们对于中国革命与英俄工人运动，好像是操必胜之权，结果则准备了物质的失败，机会主义的动机常常归于相信自己的路线。
44．英国职工会的领袖们，从全苏联职工会中得了不干涉英国工人运动的期票向张伯伦（英国外交总长——译者）夸耀他们与布尔什维克斗争的能干，比哀的美敦书的恐吓更有效力，张伯伦并用一方面是全总的外交政策另方面有大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政策。
45．以鲍尔温（英首相——译者）和张伯伦愿意英俄委员会关系断绝为前提来攻击反对派，说反对派实际上是帮助了他们。实际上是机会主义者不了解资产阶级的政治手腕。鲍尔温恐怕苏联职工运动强烈的影响了英国的工人运动，英国资产阶级未尝不抑制总工会，但是对那些总工会领袖们的抑制，资产阶级从各方面得着胜利，总工会的卖阶级领袖接受苏联职工会捐助英国罢工的矿工工人我们还与他们帮助矿工工人问顾，英国资产阶级压迫总工会经过总工会压迫苏联职工会的柏林会议中，英国资产阶级从苏联的职工代表得了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的让步，这样英俄委员会对英国资产阶级是有利而无害的，——见泰唔士报宣言——张伯伦、鲍尔温愿意英俄委员会之断绝关系，是想更进一步的经过英俄委员会来压制苏联职工会，英国资产阶级从各方面都能胜利而我们无产阶级则无意义的失掉了一切。
46．也曾听道过无稽的荒论，说蒋介石“同意于反对派主张中共应退出国民党，不办[啻]曾经对他的将领说过似的，其实这个论据，只可证明蒋介石的欺骗技俩和虚伪，为自己粉饰，好从背后来专打工农群众，根[想]蒋介石无时不是反对与共产党联盟，而反对派无时不是反对与蒋介石联盟，所以马尔丁诺夫得到一个反对派“一般的”政策是由反动的结论来。难道这是怪的吗？不奇的，布尔雪维克的发展是随着孟雪维克（即少数派——译者）的诽谤而发展，他们说布尔什维克反动，布尔雪维克帮助贵族反对资产阶级反对社会革命党反对孟雪维克等等的话。列诺迭克说法国共产党希望分裂进步觉和社会主义者的联盟，帮助了普安开采，法国社会民主党不是一次的声明，说苏联不加入国际联盟实与帝国主义非常有利的工作等等的话。
蒋介石以为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应该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断绝，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应该与大资产阶级断绝，这样的事实不是证明他们同情于反对派，而是证明这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的仇视。儒弱的妥协派站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说两个极端相反的阶级为分裂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帮助了反动派骂反对派的政策与蒋介石，张伯伦，托姆斯的相同其实这些妥协派未能彻底的了解，不自觉的承认了反对的路线为无产阶级革命性质。
47．英俄职工联合委员会的柏林会议，正是当帝国主义对中国施炮舰政策之时，然而并未坚决的，晃出实际的方法，实际去反对英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惨杀就使这坚决的方法也通通未加以采纳，难道这一个英俄委员会不能找到反对战争任何方法的明显证据吗？英俄委员会不但不见其利，反而成为革命运动的大障碍。因为他们可以说他们与苏联职工会同是为“争和平”。这种诡诈方法愈使英国工人受着催迷术。苏联职工会在其中的作用更促成了英国无产阶级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保护本国职工总委员会变节的国际政策。这不是减弱与和缓英国革命分子反对职工总委员会的力量吗？白列亚利、喜克思和他们的党徒麦克唐纳尔、托姆斯、英国工人阶级处于催迷术状态中，直到战争临头还没有觉悟，而战争开始后，就号召工人阶级起来保护德谟克拉西的祖国。托马斯基（苏联全总书记）——译来与新闻记者的谈话中，批评托马斯及其他是资产阶级的佣用者——真理报五月八日的关于麻醉工人白列亚利、喜克司，则一字未提到好像是没有他们一样。为什么？殊不知没有他们就没有托马斯的政策存在的可能。帮助那个与我们联合的白列亚利，实际上是帮助英帝国主义；加强了他压迫中国革命，每个学过列宁主义的革命者。详究那些发生了的事件不能不明白，削弱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念，促成了四月政变，实是与蒋介石联盟自己结果。
48．阶段论。一个国家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根本趋于机会主义的动力。自夸的“阶段”论，史太林已不止一次的声述，要求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须有完全自己的独立，是越过了阶段，要求组织苏维埃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参加国内战争，是越过了阶段；要求与卖掉工人阶级英国职工会总委员会断绝关系，也是越过了政治的阶段。保守的民族资产阶级国民政府，军事专政的蒋介石，英国职工总委员会一切统治阶级的特权组织，障阻革命运动发展的组织，都代以越过阶段的观点来观察，岂知广大群众还未走到这伟大的历史阶段的时间，他的先锋队就应该很能干的应用自己的政策，破坏这个阶段。我们过去所有的政策是落在革命之后，以而[至]于变为尾巴。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事变，英俄职工委员会的命运，就是给了我们严重的警告。
49．去年英国总罢工的失败，现在中国革命未能影响国际工人运动，不啻一九二三年德国工人失败，未曾给我们的教训一样，此种政策的结果会一时灭弱了革命运动，完全有害于自己，如再找不到正确的方向，正确的国际策略，这种损失还要继续下去。现在革命潮流退落之时，比以前更应激烈的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民族自限的倾向，为着国际主义而奋斗。
原则上承认不干涉政策，就是证明引导工人阶级趋向于保守。一部分落后的工人会想出无须帮助英国大罢工和中国革命。他们会相信他们的领袖告诉他们的话：“没有其他国家革命的成功，我们也能在我们的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假若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涉。所以我们应当用和平政策不用引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我们帮助中国革命和英国【工】人运动，不仅得不到实际的利益，反会推动世界资产阶级用军事来干涉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那我们的命运是很危险的。”
无丝毫疑义，当新的国际革命运动失败以后，一个国家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的创造者，根本是限制革命潮流高涨而趋于民族自守。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错误为产生另一种错误，造出布尔雪维克以外的路线，而我们的总批评与警告视为眼中钉；自己走到右边去了，反而给左边一个打击。依照这种路线走下去，那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前途将有莫大的危险。对于这种危险若默而不言，不告诉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那就是共产主义的叛贼。
我们亳无疑义的说，错误是可以更改的，我们可以找到无危险和无损失的路线，事实与过去的经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的党（苏联的党，国际的党），自由的慎重的估计事实，从事实中求得符合事实的结论。那我们坚决的相信，我们的党会做到革命的统一的精神。 |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通过决议后发表的声明（托洛茨基，1927年5月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通过决议后发表的声明
托洛茨基（1927年5月初）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28
反对反对派的新决议，是对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毫无疑问、毫无争论的右倾路线的加冕。
这一倾向出现的客观原因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失败，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速度缓慢。
由于一系列的失败——在不正确的尾巴主义的领导下——右倾得到了成长和巩固。这一右倾加深了工人阶级失败的后果，使工人阶级对胜利的准备发生了困难。
德国无产阶级在1923年的失败，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的失败，英国大罢工的失败，最后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这一系列的失败不仅暂时加强了社会民主党，削弱了共产党，而且加强了共产党内部的右翼，削弱了左翼。对这一国际过程，联共也毫不例外。而右翼又利用自己的强大机关专门向左袭击，机械地，通过镇压、流放、解职、开除等手段，使力量对比朝着更加不利于左翼的方向改变。
这就是总的原因，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左翼反对派就成了少数派，而像马尔丁诺夫、什麦拉尔、佩佩尔、台尔曼等等一类的共产党人就以多数派的名义向我们发动大肆攻击。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全会批准了前所未闻的对工贼和叛徒的柏林投降。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就是向阿姆斯特丹靠拢的路线。不仅如此，如果这条路线再继续下去，在共产国际内部必然产生向第二国际架桥的意图。我们今天已经看到，这些倾向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对此提出警告。我们预先宣布要对它们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指望利用英国改良派上层的帮助来反对战争只是可怜的幻想。总理事会和工党领袖们在外交破裂之前和破裂之际的行为都表现得非常胆小和卑鄙。这两种特点随着战争的真正临近只会不断增长。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全会通过了批准过去的错误路线、准备将来的新的失败的决议。汉口的国民党领导人如汪精卫之流，同资产阶级调情，阻碍农民和工人运动，如果阻碍不成，他们就会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农。在这种条件下谁反对苏维埃，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即服从汪精卫，谁就是在准备中国革命的新的，也许是更惨重的失败。我们声明，这条路线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当在共产国际内部为改变这一极端机会主义的政策而全力进行斗争。
你们没有让季诺维也夫同志到这里来，他在7年时间里都是共产国际的主席。我们的发言和文章不印发。执行委员会本身的工作完全被沉默所包围，难道就是这样训练工人阶级去对付战争危险吗？但是现在光是不让反对派的言论和文章发表已经不够了。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掩盖事实。每天都向党和工人阶级隐瞒来自中国、英国及世界各地的电报，只是因为事变进程违反了领导的错误路线。这样，党就被解除了武装，错误越积越多，从而孕育着新的失败。
那种把同反对派的斗争说成是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的企图，特别是从中国事件的角度看，不过是对右倾的可怜的胆小的伪装。你们企图人为地复活托洛茨基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分歧，而这种分歧早在大多数与会者加入布尔什维主义之前就被托洛茨基取消了。这种复活分歧的企图完全是白费心机！马尔丁诺文在这里对中国问题上的官方路线作了最完整的表达，他在三次革命中都采取了积极的反革命的立场。他现在在中国问题上重复着在1905年和1917年说过的一切。孟什维主义的领袖唐恩认为马尔丁诺夫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是正确的，是真正孟什维主义的。你们把列宁对革命的基本观点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以证明马尔丁诺夫反对它们的斗争是正确的。在思想堕落的情况下，这种伪装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无济于事。我们所坚持的观点是被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所检验过的布尔什维主义观点。
约有一百名老布尔什维克，我们党的基本建设者，近来向中央递交了自己支持反对派的基本观点的声明。这个事实彻底摧毁了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弄虚作假的引证。在签署声明的人们当中，来自其他政党的人的百分比大大少于这些人在共产国际或联共党的领导人中的比例。
企图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开除托洛茨基和武伊奥维奇同志，是对共产国际章程的骇人听闻的践踏，这和不让季诺维也夫同志参加执行委员会会议一样。二者都是思想软弱和官僚主义专横的表现。二者都最明显地表现了斯大林的路线，对于这一路线的危险性列宁曾在自己的遗嘱中发出过警告。斯大林不是去改正给党和国际无产阶级造成如此重大损失的十分明显的领导错误，而是想摆脱那些较早发现这些错误并提出警告的人。不让季诺维也夫参加会议以及企图开除托洛茨基和武伊奥维奇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防止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此后还应当从联共中央开除反对派，目的是为了在相应准备好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听不到任何一点批评的声音。这种卑鄙的手段只能破坏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威信。同时，执行委员会昨天不经讨论又突然决定把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再推迟整整一年（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四年）。这种延期的目的是为了使共产国际面对既成的事实，特别是在对反对派的关系上，是为了要求共产国际只是在事后阐明已经发生的事情。照列宁的说法，这只是那种粗暴的、不忠顺的方法，借助这种方法想使党无法通过正常的党内途径来改正路线。但是这是无济于事的。路线将得到改正。只是共产国际和国际无产阶级为这种改正要付出更昂贵的代价。
在等待我们的决议期间，正在筹划进行新的、更加粗暴的镇压。你们的决议会把这些镇压神圣化。但是这一步也不能推动事业前进。真理在我们方面。我们正在进入的国际震荡时期，将每天都表明我们是正确的，将把一切虚伪和两面派手法彻底粉碎。在我们递交的文件中我们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你们对我们提出了责难。但是国际工人阶级有权知道你们为什么责难我们。只有在明显意识到己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才会隐瞒我们的文件。可以把文章隐藏起来，但是不可能把事实隐藏起来。你们不得不重新审査你们的决议。我们准备着明天。我们保卫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继承性。在这次全会后，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将取得胜利，因为除了它，就只有因动摇产生的不知所措，孟什维主义的复发和遭受失败。
第三国际万岁！
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万岁！
列·托洛茨基
［1927年5月初］ |
提交瓦尔金的意见（关于英俄委员会）（托洛茨基，1927年4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提交瓦尔金的意见
托洛茨基（1927年4月2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26
1．扎卢茨基[1]在声明中耍滑头。他谈到观点接近时模棱两可，让人弄不明白，是扎卢茨基接近了中央的观点呢，还是中央接近了扎卢茨基的观点。
2．必须更尖锐地提出问题：既然分歧已不存在，既然指导政策向左偏，那为什么要粉碎左翼？通过右派即根本反对左的或半左的决议的人之手执行这些决议，也是最近一个时期极其严重地困扰党的一种内部矛盾。
3．所谓阶级敌人赞成分裂英俄委员会的结论没有得到充分评价。资本家当然反对英俄委员会。但他们也完全反对现时的总理事会。我们反对改良主义路线，是要用革命路线取而代之。资本家反对改良主义路线，是要控制改良主义者。
4．我觉得，应当直截了当地指出，英俄委员会问题不是托姆斯基的个人问题，他的职责是在其中推行总路线。以后会尝试让他负责的，这无可怀疑。不要促使这样做。
5．第14页上写道：“关于工人问题”。这种说法会给挑剔提供合法的理由。在我国，工人问题是指国际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而您所指的是工人当前的物质状况问题。
6．每一个“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意识到了政策的摇摆。这听起来有点贵族味道。重要得多的是，每个没有文化的人都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摇摆。
7．“苏维埃主义”一词听起来很不舒服，就像是从外国语中生搬过来的。
而总的来说很好。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26日
[1]扎卢茨基，彼·安·（1887～1937）——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革命党，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秘书、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后从事党和行政领导工作。 |
不要垃圾（托洛茨基，1927年4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不要垃圾[1]
托洛茨基1927年4月21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红色教授学院支委会：
昨天，4月20日，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时，作为“主要”论据引用了下述历史资料和观点。
一、反对派建议在中国组建苏维埃。然而（?!）1923年秋，托洛茨基反对在德国组建苏维埃。这个非常有力的论据已经在其他地方重复过了，显然，它注定要分享下述论据的命运：关于反对派号召退出工会，或认为英国共产党是工人运动的制动器，或是害怕丰收，等等。众所周知，《钦差大臣》中的果戈理的那座小城市的居民往每个新栅栏倒垃圾。我们党的某些评论员、论战者和“理论家”利用新提出的每一个严肃问题，倒上一堆垃圾。即使托洛茨基真的在1923年反对在德国组建苏维埃，那也无论如何不能从中得出1927年不应该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结论。为了澄清托洛茨基在1923年是对还是错，应该十分具体地分析德国那时的形势。即使分析表明，托洛茨基当年是错的，也丝毫不等于应该赞成或反对在今天革命的中国建立苏维埃。
事实上，说我在1923年反对苏维埃，本身就是胡说八道。那时说的根本就不是建还是不建苏维埃，而是如何建。1923年，工厂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苏维埃的功能和意义。问题是这样的：是否在我党领导下的革命的工厂委员会之外，再建立苏维埃，或把现成的工厂委员会的形式扩展为苏维埃。我出于一系列说来话长的政治和组织考虑，支持第二个决定。经过全面讨论之后，政治局采纳了我的建议，把工厂委员会变成苏维埃，只是在武装起义的相应阶段再转入公开地创建苏维埃，只说这一点就足够了。
毫无疑问，对1923年的革命领导来说，仅有共产党或它与左派社会民主党的结盟，是绝对不够的。必须有与车间、工厂、城市、区紧密联系的革命群众的选举组织，对此没有人提出异议。仅此一点就能够得出共同结论：把工厂委员会扩展为苏维埃是必须的，以便此后在起义充分展开时，公然打出苏维埃的旗帜。
二、在支部的同一次会议上，宣读了蒋介石的信，或干脆是摘引了蒋介石的声明，即他赞成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而不赞成斯大林和李可夫。这个报道（《文献》）显然应该深化未来的红色教授对中国革命的每念。说蒋介石与反对派的观点“一致”这种堪称笑柄的愚蠢，不值得、提，如果这个愚蠢不是与那些被某些人努力堆到每一道新栅栏——即每一个严肃的新问题——上的垃圾混在一起的话。
蒋介石是否真的说了或写了归咎于他的这些话？我不得而知。
就算是他说了吧。他在什么问题上与反对派一致？原来是他希望国民党与共产党破裂。只要好好地想一分钟，就能把事情全部搞清楚。蒋介石在我们的报纸上看到断言，说什么反对派想破坏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似乎反对派想让二者敌对，似乎反对派想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挑起战争，似乎反对派想为“琐事”让共产党脱离革命的领导。这样粗暴的漫画似地描述的反对派的观点，无疑应该会赢得蒋介石的好感。与其说蒋介石与反对派致，不如说是与强加给反对派的胡说八道一致。对我们来说，事关的不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即它的革命分子、它的真正的左翼——之间的战争，而是与它合作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共产党能够享有无产阶级政党应有的充分自由。当中国要求与其他国家的平等条约时，帝国主义分子就叫嚷中国强奸他们的权利。当我们为中国无产阶级要求与其他阶级的平等条约（联盟）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就叫嚷，说我们号召无产阶级背叛革命。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最紧密的联盟，绝不应该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失去独立性，让它服从资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我们在其他文件和讲话中已经不止一次地解释过这点。确实，它们没有公之于世，这只是使全世界——蒋介石也包括在内——有机会说什么反对派赞成破坏与国民党的合作。
但问题可能会扩展，反对派的某些批评者确实把它扩展了。他们放出流行的说法，似乎我们的政策干脆是“帮助右翼”。在红色教授学院的那个支部中，详细地证明和解释了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反对派支持希望英俄委员会破裂的托马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反对派迎合希望国民党与共产党破裂的国民党右派，等等，不一而足。都说我们的政策为右派服务。
三、听到这样的论据，令人惊讶不已：须知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都会成为泡影，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的整个发展都伴随着孟什维克的指责，说什么布尔什维克为反动派服务，他们帮助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左派，帮助全体立宪民主党人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帮助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帮助右派孟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等等，不一而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员指责列宁，说他以自己的政策最好地帮助了谢德曼[2]。指责我们，说我们以我们不可调和的策略帮助了列诺得尔[3]。列诺得尔指责法国共产党员，说他们帮助彭加勒[4]。须知这些指责不仅是套话，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废话。一个革命者怎么能够屈尊到拾孟什维克牙慧的地步呢？
四、法国共产党人因法国社会党人与激进分子结盟而指责他们，《时代周刊》
每天都因激进分子与社会党人结盟而指责他们。《时代周刊》，即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主导机关刊物，它力图无论如何也要使激进派与社会党人破裂。激进分子回答说：我们不愿意把社会党人向左推，让他们落入共产党人的怀抱，并指责彭加勒，说他为“莫斯科的利益而工作”。社会党人回答说，他们不想把激进分子推到右派的阵营中去，并指责共产党人，说他们为反动派的利益而工作。至少事实摆在眼前一—反动政党和共产党从不同的角度，都同样力求破坏激进分子与社会党人的联盟。这是反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政策的论据吗？
如果我们苏联工会决定现在加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5]，服从它的纪律，那么全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导刊物就会掀起疯狂的吠叫，因阿姆斯特丹的首领与莫斯科红色工会结盟而反对他们。对此，至少是没有人能够怀疑的。马尔丁诺夫学派会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不加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就是为世界资本服务。
众所周知，过去人们相信国联，现在相信它的首先是中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欧洲社会民主党。严肃的资本家的党、公然的帝国主义政党（直接指挥国联的英国除外）对国联持怀疑、疑虑或干脆敌对的态度。例如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就是这样。他们干脆赞成我们不加入国联。相反，欧洲社会民主党则不止一次指责我们不加入国联，是为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和所有帝国主义分子服务。
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欧洲各国政府要求社会民主党把国际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等清除出自己的队伍。另一方面，列宁要求革命的国际主义无情地与社会民主党决裂。考茨基指责列宁，说他使国际主义者与社会护国主义者破裂，是完成帝国主义分子的订货。
可以再追溯得稍远一些，回想起那个时期，当时社会民主党还是主要反对派，在议会中投票反对“自由派”的草案，而且在计票时，它的票与同样投票反对自由派中派的右派的票加在一起。旧议会的速记报告中充请了对反对派社会民主党的指责，说它与反动派沆瀣一气。
而在1905年、1917年呢？李伯尔[6]、唐恩[7]之流在4月至10月间在政治上靠什么为生？
指责布尔什维克党孤立无产阶级，让它与“革命民主派”对立，说什么布尔什维克这样为反动派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列宁回答说，布尔什维克独立的阶级政策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孤立”于社会护国派的上层之外，为无产阶级与数百万之众的农民的真正联盟开辟了道路。
庸俗的、彻头彻尾反动的庸人的抱怨，说什么真正革命的政党帮助反动派，在自由派和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嘴里，只意味着一个：如果无产阶级不意识到自己是无产阶级，如果它同意自愿地支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话，后者就会感到自己更加坚定和更加勇敢地进行反对反动派的斗争。这是对的。对此不能有任何怀疑。但全部“不幸”在于，无产阶级的存在，绝不能仅仅归结为“民主派”与反动派的斗争；无产阶级有其更加宏伟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先锋队知道，如果它的独立政策会削弱过渡的“民主派”的话，如此广泛的群众就会在它的周围联合起来，作为他们的领袖，与所谓的“民主派”相比，它对反动派来说就是可怕得多的敌人。谁不掌握这个革命政策的基本因素，没有学会把它运用到每一个国家，运用到每一个时代的具体情况中去，他就必然会在关于“革命民主派的统一”——当年曾盛极一时，如今已不复存在的策列铁里[8]式的——的庸俗说法上栽跟头。我们现在时时都能观察到这点。也许，上面发挥的想法或者可以应用到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外的所有国家中？人们对我们说，外国的民族压迫可能比阶级关系的逻辑更强大，因此它授意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和行动路线，与我们自己的路线有根本的区别？对此首先需要回答，这种以建立在中国的民族“特殊性”上的抽象借口，绝对没有任何“独特”之处。孟什维克正是以俄国特殊性为借口，来捍卫自己1905—1917年的政策的。
现在，这个已经被历史进程踩在脚下的政策，由马尔丁诺夫同志的学派以中国条件的特殊性为理由，推荐给中国。（我们认为，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马尔丁诺夫同志的学派则从民族压迫克服了阶级矛盾出发，这些矛盾只是由于无产阶级极左的“极端行径”才会激化。但须知这是孟什维克著名的分析1905年革命的五卷本中的整套哲学。）那里以沙皇专制制度为借口，这里则是帝国主义压迫。理由是一样的，一字不差，连字母都一样。只不过在二十年前用的是专制制度一词，而现在在文本中用的是帝国主义一词。英国帝国主义当然不同于专制，但孟什维克式地以它为借口与拿专制为借口没有任何区别。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现在，在政变之后，这难道还不明显吗？须知马尔丁诺夫同志的学派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全部结构，现在受到了蒋介石的反对。须知他是从统一战线中退出来的，而且是相当严肃地退出来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他称为“叛徒”。就对革命的关系来说，他不仅是叛徒，还是刽子手。但对他自己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来说，他不是“叛徒”，而是仆人和执行者。虽然马尔丁诺夫同志的学派百般争辩，这个阶级仍不想与抬起头的无产阶级和造反的农民结盟。可以寄希望于上文所提到的那个支部的红色教授将牢牢地记住中国事件的这些教训，因为中国革命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对我党的年青一代还是一所不可取代的学校。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人把所有原则都背得滚瓜烂熟，可一遇到现实就不知所措。应该学会在行动中认识原则。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21日
[1]译自K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опозициявCCCP，т．3，cтp．9-14。
[2]谢德曼（Phildemann，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1911年起领导该党。1918年11月—1919年2月为人民代表会议主席之一（另一主席为F·艾伯特）。1919年2—6月为政府首脑。——译注
[3]列诺得尔（PierreRenaudel，1871——1935）法国社会党右翼领导人之一。1915-1918年任《人道报》社长。——译注
[4]彭加勒（RaymondPoicare，1860—1934）1913—1920年任法国总统，1912年、1922—1924年、1926—1929年任法国总理。1928年的货币改革以他的名字命名，法郎与其1911年的价值相比，降低了五分之一。——译注
[5]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又称国际工会联合会，1919年由一些改良主义工会领袖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创立。1945年解散。—译注
[6]李伯尔（MиxaилИссaкoвичЛu6ep，1880—1937）别名戈尔德曼，崩得和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898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07—1912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7年为彼得格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对十月革命持敌视态度，十月革命后脱离政治活动。——译注
[7]唐恩（ФёдoрИлbичДан,1871—1947）又姓古尔维奇，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894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因从事反苏维埃活动被驱逐出境。——译注
[8]策列铁里（И.Г，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临时政府部长。1918年起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部长。1921年移居国外。——译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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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1927年4月2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9425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
昨天，4月20日，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时，作为“原则”论据提出了以下历史性看法和观点：
1．反对派建议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然而（？！）1923年秋天托洛茨基曾反对在德国建立苏维埃。这个有力的论据已在许多地方提出过，看来它也注定要遭到同其他一些论据，即所谓反对派号召退出工会、认为英国共产党是工人运动的障碍、害怕丰收等等论据相同的命运。大家都知道果戈理的小说《钦差大臣》里有一个小城市的居民总是向每堵新围墙倾倒垃圾。我们党内某些政论家、雄辩家和“理论家”也是这样，每当提出一个新的重大问题时，总是借此倾倒一堆垃圾。就算托洛茨基1923年曾反对在德国建立苏维埃，那也由此根本得不出1927年在中国不应建立苏维埃的结论。苏维埃不是超历史的组织形式。要想澄清托洛茨基在1923年是否正确，必须对当时的德国形势作具体分析。即使托洛茨基当时不对，这也丝毫不能说明在当前革命的中国不应建立苏维埃。
其实，所谓我在1923年曾反对在德国建立苏维埃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建立苏维埃，而在于如何建立。在1923年的德国，工厂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苏维埃的职能和作用。当时的问题在于：是在我党领导下的革命的工厂委员会存在的同时另建立苏维埃呢，还是将现成的工厂委员会形式发展成苏维埃。我当时出于一系列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考虑（要说明这些考虑太费时间）主张第二种解决方案。足以说明问题的是，政治局在经过全面讨论之后通过了我的建议，即将工厂委员会变为苏维埃，等武装起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再公开建立苏维埃。
总之，当时没有一个人怀疑，仅靠共产党或共产党与左派社会民主党的联盟来领导1923年的革命是绝对不够的。必须有选举产生的，同车间、工厂、城市、地区保持密切联系的革命的群众性组织，对此谁也没有异议。正是这一点使我们作出共同决定：必须把工厂委员会发展成苏维埃，以便以后起义全面展开时公开举起苏维埃的旗帜。
2．在那次支部会议上宣读了蒋介石的信，即简单引用了蒋介石所谓他赞同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而不同意斯大林和李可夫的意见的口头声明。这个消息（“文件”）显然会加深未来的红色教授们关于中国革命的认识。对类似蒋介石“赞同”反对派的观点这种可笑的蠢话大概是不值一提的，如果这种蠢话没有同某些人力图向每堵新围墙，即每个新的重大问题倾倒的垃圾掺和在一起的话。
蒋介石是否真的说过或写过上述那些话，我不知道。就算是他说过，那么他究竟赞同反对派的什么观点呢？原来他想分裂国共合作。对此，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全弄明白。蒋介石从我们的报纸上看到，似乎反对派想破坏国共合作，想使国共相互敌视，想使国共之间发生战争，想使共产党放弃对革命的领导而去做一些“小事”。这种对反对派观点的面目全非的歪曲无疑会受到蒋介石的欢迎。可见，如果说蒋介石赞同什么，那他赞同的不是反对派的观点，而是强加给它的胡说八道。我们所说的不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即同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同国民党中真正的左派进行战争，而是同国民党进行这样一种形式的合作，在这种合作中共产党应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应有的那种完全的独立性。当中国要求与其他国家签订平等条约时，帝国主义分子便叫嚷说中国剥夺他们的权利。当我们要求中国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平等协商（联盟）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便叫嚷我们号召无产阶级背叛革命。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结成紧密联盟绝不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应失去独立性并服从资产阶级政党的纪律。这一点我们在其他文件和讲话中已多次解释过，诚然，这些文件和讲话未曾公布，这就使人有可能向全世界（其中包括蒋介石）说什么反对派赞成中断同国民党的合作。
然而，问题可以扩大，对反对派的其他批评也确实把问题扩大了。这些批评说，我们的政策完全“在帮助右翼”。那个红色教授支部详尽地证明和解释说，在有关英俄委员会的问题上反对派支持想分裂英俄委员会的托马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反对派迎合想分裂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他们说，我们的政策是为右派服务的。
3．听到这样的论据，真使人感到惊讶不已：按照这种论据整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岂不是要成为泡影，因为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始终是在孟什维克的指责声中发展的，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是为反动派服务的，说布尔什维克帮助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反对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帮助所有立宪民主党人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帮助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帮助右派孟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国际派，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指责列宁，说他以自己的政策向谢德曼提供了最好的帮助。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以自己的不调和的策略帮助了列诺得尔。列诺得尔指责法国共产党人，说他们帮助彭加勒。要知道，这种指责不仅是陈词滥调，而且令人极其厌恶！一个革命者怎能如此不知羞耻，竟然检拾从孟什维克的破烂口袋里掉出来的、丢在街上没人要的这种指责呢？
法国共产党人指责法国社会党人同激进党人联盟。“塔恩”则日复一日地指责激进党人同社会党人联盟。“塔恩”即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领导机构力图不惜任何代价破坏激进党人同社会党人的联盟。激进党人回答说：我们不想把社会党人向左推入共产党人的怀抱，他们指责彭加勒的做法“有利于莫斯科”。社会党人回答说，他们不想把激进党人推入右派阵营，并指责共产党人的做法有利于反动派。事实是，反动政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同样力图（从不同方向）破坏激进党人同社会党人的联盟。这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政策的论据吗？
如果我们的苏维埃工会现在决定参如阿姆斯特丹国际，服从它的纪律，全世界的资本家报刊就会疯狂叫嚣反对阿姆斯特丹领袖同莫斯科共产党人联盟。对此至少没有人会怀疑。而马尔丁诺夫派则会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不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就是为全世界资本服务。
众所周知，欧洲的一般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平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过去最信任、现在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信任国际联盟。而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政党、公开的帝国主义政党（大概只有直接操纵国际联盟的英国除外）则对国际联盟持怀疑的或公开敌视的态度。例如，德国纳粹党人就是这样。他们公开赞同我们不参加国际联盟。相反，欧洲社会民主党则不止一次指责我们，说我们不参加国际联盟，就是为纳粹党人和所有帝国主义分子服务。
帝国主义大战期间，欧洲各国政府要求各社会爱国主义政党将国际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等等从党内清除出去。另一方面，列宁则要求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社会爱国主义政党无情地决裂。考茨基分子指责列宁，说他分裂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和社会爱国主义者，是在执行帝国主义分子的旨意。
可以再稍微往前回忆一下社会民主党还完全是反对党的那个时期，当时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投票反对“自由党”法案，而且在计票时它的票与同样反对自由党中央的提案的极右派的票算在一起。旧议会的速记记录充满了对持反对派立场的社会民主党的指责，说它与反动派沆瀣一气。
而1905年呢？1917年呢？从4月到10月李伯尔、唐恩之流在政治上靠什么生活呢？就靠对布尔什维克指责，说布尔什维克孤立了无产阶级，使它同“革命民主派”相对立，说布尔什维克这样做是对反动派最大的效劳。列宁回答说，布尔什维克以独立的阶级政策使无产阶级先锋队“离开”社会护国派上层以后，为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农民结成真正的联盟铺平了逍路。
说真正的革命政党在帮助反动派这种陈腐的、反动透顶的、庸俗的抱怨，在自由派和当今的社会民主派口中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无产阶级不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不执行独立的政策，同意自愿支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么后者就会感到自己坚强得多，对反动派斗争就会勇敢得多。这是正确的。对此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但是全部“不幸”在于：有无产阶级存在，而且它认为历史绝不仅仅是“民主派”同反动派的斗争；无产阶级有自己的巨大得多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先锋队知道，如果它的独立政策能够削弱中间的“民主派”，群众就会团结在它的周围，领导着这些群众，它就会成为反动派的可怕的敌人，比所谓的“民主派”可怕得多。谁没有掌握这一革命政策的基本原理，没有学会把它运用于每个国家、每个时期的具体形势，他就必然会倾向“革命民主派的统一”这种陈词滥调，这是曾盛行一时的策列铁里精神。这种情形现在随处可见。或许上述看法适用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外的所有国家？或许有人会对我们说，异族压迫比阶级关系逻辑更具有力量，因此它促使中国的党和无产阶级执行一条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发展和行动路线？对此首先应回答，这种抽象引用中国民族“特殊性”的做法一点也不“特殊”。孟什维克在维护自己1905～1917年的策略时就是以俄国的特殊性为借口的。现在，马尔丁诺夫[1]同志的学派又以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为借口，把这种被俄国事态进程踏烂了的策略推荐给中国。（我们认为，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流派的根据是，民族压迫使阶级矛盾减缓，只是由于无产阶级极左的“极端行为”，阶级矛盾才又加剧。孟什维克为纪念1905年革命而出的一部五卷本著作中的哲学就是这样。）那里借口沙皇制度，这里借口帝国主义压迫。但结论一模一样，毫厘不差。只是20年前用的是专制制度一词，现在用的是帝国主义一词。英国帝国主义与专制制度当然不同，但孟什维克对它们的引证却没有丝毫区别。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难道这在革命后的今天还不清楚吗？马尔丁诺夫同志的学派关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结成反帝统一战线的全部理论现在遭到蒋介石……的反对。他退出了统一战线，而且不是一般地退出。如果愿意，可以称他是“叛徒”。对革命来说，他不仅是叛徒，而且是刽子手。但对本阶级即资产阶级来说，他不是“叛徒”，而是仆从和执行者。这个阶级不愿同日益抬头的无产阶级和起义农民联盟，尽管马尔丁诺夫同志的学派认为应该联盟。非常希望红色教授学院支部的教授们能牢牢吸取中国事件的教训，因为中国革命，别的且不说，对我党年轻一代来说是一所不可替代的学校。过去有，现在仍然有不少人，他们对各种原则背得滚瓜烂熟，可一接触实际就四处碰壁。应当学会在行动中领会原则。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21日
[1]马尔丁诺夫，亚·（1865～1935）俄国经济派领袖之一，孟什维克。1923年加入俄共（布）。 |
关于对外政策的提纲（托洛茨基，1927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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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外政策的提纲
托洛茨基（1927年4月19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8012
1．毋庸置疑，在波兰和罗马尼亚，伦敦的代理人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在春天或在其他时间发起敌对行动，也许是向我们发动直接的进攻。
2．在外交人民委员部方面。应当从我们面临的危险和削弱这些危险的可能性的角度对欧洲和全世界的政区图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各国内部以及联合体和集团内部的对抗等）。只有吸收所有熟悉情况的同志参与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3．在共产国际方面。针对战争危险的国际宣传应当更系统、更协调一致地展开，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真正集中领导之下进行，另一方面，应当更具体地即结合每个国家的情况和形势进行，及时公布相应的文件、情报、议员的讲话等等。
应当向国际工人阶级包括社会民主党工人十分具体地提出重蹈1914年覆辙的危险性问题。应当更系统地同时也要更具体地揭露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在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问题上的政策，使工人们时刻保持警惕。
4．在党内方面。对于你们来说，同志们，大概人人都知道，党以及紧跟党的工人阶级现在深感不安，这不仅是因为客观形势变得极其错综复杂，而且也由于同领导问题有关的一些原因。最近几年党在英国总罢工和中国革命问题上既抱过巨大的期望，也曾大失所望。在这两个事件中，英国和中国的斗争领导人，这些曾被认为是我们的盟友的人，现在却变成了叛徒和敌人。这些巨大事件在工人群众中引起的不安也许还不十分普遍，但却深藏在人们心中。只有消除这种内心的不安才能把工人阶级政党的全部力量动员起来。应当使党清楚地认识发生的事件并对面临的斗争保持清醒的头脑。
5．在军事方面。谁也不能否认，一些负责同志近几个月以来发表的有关战争危险的前后矛盾的声明，对广大群众尤其是军队的情绪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应当对这方向的情况尽快加以改进，方法是进行明确和协调一致的宣传，口头和书面宣传并用，为此应当把党的所有力量都动员起来。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19日 |
关于英俄委员会问题的决议草案（根据托姆斯基同志关于1927年3月29日～4月1日召开的英俄委员会柏林会议的报告）（托洛茨基，1927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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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俄委员会问题的决议草案
（根据托姆斯基同志关于1927年3月29日～4月1日召开的英俄委员会柏林会议的报告）
托洛茨基（1927年4月1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8009
1．中央全会断然拒绝和谴责英俄委员会最近召开的柏林会议的决议，指出这些决议建立在外交手腕、吞吞吐吐和相互赦免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根本违反整个布尔什维主义政策的原则的基础上。
2．英俄委员会柏林会议的决议中承认必须“以更大的积极性进行互相帮助和支持”，这些话从总理事会投机分子的嘴里说出来就像是卑鄙的嘲讽，因为我们注意到，在总罢工期间总理事会拒绝接受苏联工会的“该死的钱财”，而在巴黎会议上委员会中的英方成员同神职人员一道履行矿山主的委托，甚至对讨论援助矿工的问题大加阻挠。
3．决议中指出，这一“积极性”在英国的“惟一代表”应当是总理事会，这实质上意味着全苏工会中央事理会有直接的义务在今后不向那些将被总理事会这个工贼所出卖的罢工者提供帮助。
4．不“允许一方干涉另一方的内部事务”的义务，意味着我们要向被我们多次宣布为资本主义外交的欺骗和伪善、根本敌视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原则投降。
5．决议说英苏委员会是两国工会组织之间兄弟关系的“化身”，这只有一个意思：工贼是被他们破坏和出卖的英勇的罢工的“化身”。
6．决议中关于英俄委员会的旧决议和预见是完全正确的说法是不能允许的含糊其辞，因为总理事会的行动始终都是同这些决议和预见完全相抵触的。
7．决议指出，对英国矿工的进攻证明英俄委员会的“及时警告”是正确的，这真是莫大的嘲讽。我们的责任现在就是及时警告英国工人对总理事会领导集团今后还必将进行同样令人震惊的背叛行为保持警惕，而决不能借口这一集团对资本的进攻（现在这个集团正尽全力对此提供帮助）作了“及时和正确的预见”而为其遮遮掩掩。
8．西特林之流指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政策构成了对和平的特殊威胁”，却不提英帝国主义匪帮所起的领导作用，他们这种伪善的、口蜜腹剑的、卑鄙的空话纯粹是为了不让工人知道总理事会和麦克唐纳议会党团所奉行的卑鄙无耻和背信弃义的政策，他们甚至拒绝要求从中国撤出英国军队。
9．总理事会所发出的“集中全力……防止发生新的自相残杀的战争”，包括防止发生进攻苏联的危险的号召，听起来更坏、更虚伪、更恶劣。这些政治骗子是资本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的代理人，他们抛出成打的这种和平主义破烂货来麻痹工人，以便能在危急关头随意进行背叛。阿姆斯特丹国际的英国骗子们即西特林、普塞尔之流，在英俄委员会声明发表的当天，对革命的中国人侮辱英国国旗一事表现出了爱国主义的痛心感情并提议将关于由英国强盗扼杀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交由同一群强盗组成的国际法庭审理。
10．中央全会认为必须提请国际无产阶级特别注意，以希克斯、萨乌埃利斯、西特林等一班先生为代表的“保卫工会权利委员会”在目前恰恰没有能力为保卫工联的最起码权利做任何事情，只会跟在麦克唐纳的后面亦步亦趋并准备靠牺牲工人的利益同保守党人达成卑鄱的交易。只有瞎子才会认为，这样的胆小鬼、奴仆和爪牙能够保卫中国革命或苏联，根本不可能！列宁在1922年正是在谈到他们，而且是他们中间最正直的人时写道：“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驳斥这样一种论调：似乎到会的人（工会工作者和合作社工作者——托洛茨基注）都是反对战争的，他们都懂得战争可能而且一定会在一个最意外的时刻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多少懂得一点反对战争的方法，多少能够采取适当的、可以达到目的的办法来反对战争。”
如果不无情地揭露这些先生的虚伪、软弱、庸俗和公开卖身投靠的行为，而是沉醉于他们的虚伪的和平主义空话，就意味着消磨工人的意志，模糊他们的意识，从而帮助帝国主义者打击中国革命，打击苏联和全世界工人阶级。
11．中央委员会对像“编篡”过去那些一个都没有实行的决议、许诺在适当的时机重提世界工会运动统一问题这样一些官僚主义的陈词滥调不予理睬。从事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等于是在开空头支票。
12．中央委员会确认，把保留英俄委员会同公开地和无情地对总理事会的领袖开展革命批评结合起来的尝试，没有产生预想的后果，而完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实际上不是批评、揭露和抨击，而是辩解、庇护和张目——例如，他们关于“意见完全一致”的声明，关于“相互理解”和关于同那些我们认为是昨天和明天的叛徒、决议发表时恰恰正在为资本的利益而从事最肮脏的勾当的人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的声明。
13．柏林会议的决议是对工会少数派运动的公然打击。如果革命者在基本问题上确实能做到与总理事会“相互理解”和“意见完全一致”，那么英国少数派反对总理事会的斗争的正确性就无以证明了。总理事会在赞同召开英俄委员会会议的同时，声称不允许一个国家的少数派参与它的工作并在英国公开掀起了反对工会运动的左派代表的斗争。然而，左派的工作恰恰在当前应当得到不断加强。工会的革命宣传应当具有新的规模，以适应资本进攻的激烈程度和整个世界形势的危险性。
14．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坚决取消同总理事会的联盟，因为这个联盟同我们的任务和目的是根本相反的。应当推动革命的工人组织——首先是红色工会国际——要求英俄委员会在关于中国革命、英帝国主义的行动等问题上实行旗帜鲜明的行动和斗争政策。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应当制定旨在真正维护中国革命、苏联、国际和平和无产阶级反帝统一战线的明确行动纲领。总理事会不可避免地会拒绝这一纲领或拒绝讨论这一纲领，这对立即和公开地同叛徒决裂和无情地揭露他们应当是有利的。
15．中央委员会认为本决议是从最近一年的整个实践中得出的不容争辩的结论，同时责成联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兄弟党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的政策作相应的修改并使这一政策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完全的一致。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16日 |
关于英俄委员会的提纲（托洛茨基，1927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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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俄委员会的提纲
托洛茨基（1927年4月1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8008
1．在战后英国工人群众向左转的影响下，一部分英国自由派工人政治家（议员和工联主义者）向左迈进了一步。这就使得有可能建立英俄委员会作为我们同向前迈了一步的改良派的暂时联盟。这样的联盟——在对暂时的同盟者有充分的批评自由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或缺的。
2．群众运动向公开的革命阶段（总罢工）的转变把自由派工人政治家（议员和工联主义者）抛进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阵营。他们蓄意和公开地出卖总罢工，后来又破坏和出卖挖煤工的罢工。从这时起保留同他们的联盟就会犯下我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政治错误。改良主义总是包含着背叛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是说，改良主义和背叛行为在所有的时候都是可以划等号的。当改良派向前迈进一步时可以同他们达成暂时的协议。当改良派被运动的发展吓破了胆而背叛运动时，保留同他们的联盟则意味着纵容叛徒，掩饰背叛行为……
3．关于是保留还是解散英俄委员会的问题，在总理事会出卖总罢工之后立即就提了出来。当时大多数人决定保留英俄委员会。理由是什么呢？（1）我们过去是通过英俄委员会同广大群众保持联系的；（2）英俄委员会是反对干涉和一切战争的最重要的工具；（3）英俄委员会是统一战线政策的体现形式；（4）英俄委员会是争取世界工会运动统一的工具。
4．自英国总罢工以来过去快一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保留英俄委员会的策略经受了充分的实际检验。应当根据过去一年的实际情况来评价所执行的政策和指出今后的道路。
5．英俄委员会没有把我们同群众联系在一起，而是把我们同群众分开。我们不顾总理事会的反对并绕过它对英国罢工者给予了帮助。我国的报刊没有向我国群众公布总理事会重要成员（西特林、希克斯）的声明，同样，总理事会的刊物也没有向英国群众公布我们的声明。
我们承诺不干预，这已意味着我们已经原则上和公开地拒绝利用英俄委员会来维系同群众的联系。
6．在张伯伦向苏联政府发出威胁性照会期间，英俄委员会一声不吭。现在，当远东的事件具有国际武装沖突的形式时，谁也没有想到去召开英俄委员会会议。莫斯科委员会关于英俄委员会是反对干涉的工具的纲领性声明是根本错误的。列宁曾经正确地警告说，根本不要指望英国孟什维克能开展真正的反战斗争，用他的话来说，英国孟什维克比俄国孟什维克还要坏。在所有的重大事件中（总罢工、挖煤工的罢工、英苏冲突、中国革命），总理事会或者是公开地、或者是暗地里一声不吭地出卖无产阶级和我国革命的起码的利益。
7．由此可见，所谓通过英俄委员会实现统一战线的说法是一句空话，口是心非，是必然把苏联和英国工人引入歧途的政治谎言。战线——这是一个战斗概念。怎么能够同那些在所有的斗争中都同我们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站在同一条战线的人结成统一战线呢？
8．指望利用英俄委员会来实现工会运动的统一同样是错误的。彼此密切相连：总理事会的背叛行为一个接着一个，它当然不可能对召开世界工会代表大会表现出任何真正的主动精神。对这个问题抱任何幻想都只能意味着帮助人所不齿的叛徒悄悄地、逐渐地从他们所承担的义务中解脱出来。从总理事会代表们的嘴里喊出来的世界工会运动统一的口号，就像从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那些恶棍式的领导人嘴里喊出来的阶级斗争或社会主义的口号一样，现在听起来完全是卑鄙无耻的骗人鬼话。
9．因此，最近一年的实践表明，我们保留同总理事会的政治联盟是极大的错误，导致我们的政策越来越走下坡路。
10．事情的过程表明，企图说英俄委员会不是政治联盟，而只不过是参加了一个工会组织而已，这是拙劣和可怜的诡辩。身为我国工会领袖同时也是英俄委员会苏方领袖的托姆斯基同志，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评价英俄委员会时不得不根据事情的进程确认：（1）在以往的会议上通过的所有决定都是完全正确的；（2）双方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3）相互理解；（4）在阶级统一等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这是紧密的政治联盟的语言。一个加入工会的工人共产党员是不会用这样的语言提到希克斯、西特林、普塞尔以及其他叛徒的。托姆斯基同志的用语不是一个因为形势的需要而同资本家的代理人进行组织上的接触的工会工作者的语言，而是政治同盟者的语言。否认、掩饰或淡化这一点是犯罪行为。
11．借口这里即使存在联盟那也是工会联盟，而不是政治联盟，来证明保留英俄委员会是正确的，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普塞尔、希克斯、西特林等人在这一年中不仅是工会方面而且也是政治方面的领导人。对他们来说，工联只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工具，他们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都同工党领袖步调一致。所谓争取中国自由委员会是由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的。这个和平主义的奴颜婢膝的委员会维护的是英国国旗的尊严，并提议将英帝国主义扼杀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交国际法庭。我们关于相互理解、意见完全一致和亲密无间的关系的声明掩盖了普塞尔之流的这种政策，并为这种政策承担了责任。
12．最初的打算是，保留同总理事会的联盟不排除对其叛卖性领导人的“无情批评”。布哈林同志的六月提纲和语气更缓和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六月呼吁书就是据此制定的。然而，事态很快就证明，不能一方面将他们称作工贼和叛徒，另一方面又同他们保持建立在亲密无间的关系、相互理解和意见完全一致基础之上的联盟。必须在批评和保留联盟之间作出选择。在1926年7月30日的巴黎会议上，批评变成了说服。在出卖挖煤工罢工和神职人员同盟罢工的叛徒破坏巴黎会议之后发表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呼吁书，比起六月呼吁书来在表述上要谨慎、克制和圆滑得多。在1926年8月23日第一次柏林会议之后，总理事会代表的表现更加厚颜无耻，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却干脆一声不吭。最后，在最后一次柏林会议上，我们的代表在所有问题上都采取了投降主义立场，并且承认英俄委员会以往所有会议——包括有名的巴黎会议（英国代表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就像是矿山主的雇佣代理人）——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和完全经得住考验的。六月提纲所宣布的无情批评是隐蔽地保留联盟，至此这一批评已完成了其自身发展的一个周期，变成了对同那些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英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人相互理解、亲密无间和意见完全一致的确认。
13．这一年的实践同时也是对斯大林所宣布的理论的检验，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必须留在联盟内，谋求联盟并同“领袖们”保持联盟，直到他们被本国工人群众推翻为止。这种“不跳越阶段”的尾巴主义哲学，在国民党和英俄委员会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检验。必须公开地承认，这种哲学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和我们的所有传统。正是为了帮助英国群众从一个阶段跨入另一个阶段，才不允许我们自己从一个阶段滑向更低的阶段，从对叛徒进行所谓的“无情批评”滑向公开地和赤裸裸地同他们称兄道弟。
14．尾巴主义的阶段论不可避免地和理所当然地会引导人们走向阿姆斯特丹国际，仅从整体大于其部分这一点来看，阿姆斯特丹国际在工人阶级的发展中就是一个比总理事会大得多的阶段。同时，这一年的实践表明，如果我们不仅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英国部分，而且同整个阿姆斯特丹国际开始谋求亲密无间的关系、相互理解和意见完全一致，那么我们就会因此而使欧洲和世界工人运动倒退几个阶段，并在实际上奉行消灭共产国际的方针。
15．我们的方针与此截然相反——取消同阶级敌人的代理人联盟的政策，也就是解散英俄委员会。应当立即纠正柏林会议的巨大错误，这一错误是以往所有错误的必然后果。应当推动革命的工人组织——首先是红色工会国际——要求英俄委员会在关于中国革命和英帝国主义政策的问题上立即采取旗帜鲜明的政策。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应当制定旨在保卫中国革命、世界和平和反对资本家的统一战线的明确的行动纲领。拒绝这一纲领或拒绝讨论这一纲领，可以利用来立即和公开地同叛徒决裂。
毋庸讳言，现在决裂比起去年五月实行决裂，政治上的好处不知少了多少，但应当明白和承认，继续拖延决裂将会使我们的状况越来越恶化，而且实际上将意味着保留这个现在就已经毒化国际工人运动的脓疱。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15日 |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反对派政纲中的中国部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注一]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反对派政纲中的中国部分—
中国的新事件对于中国革命的命运及整个的第三国际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认为任务所在，不顾一切，再要你们注意。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照着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成见，还是嘉奖与保存那以往在中国所执行的妥协的政治路线。全体会议没有上前一步，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不待追寻别的证明，全体会议未及散会，命令发出没有几星期，长沙事变[注二]又重新扩大了一切问题。机会主义的路线，在革命时期时常是如此的。
长沙事变，工农血肉即随之横飞。所谓武汉左派国民党在战线上事件之扩大，冯玉祥之妥协，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汪精卫的妥协，这一切，完全重复证明我们送交我们党的中央及第三国际的很多文件中的分析与预言是对的。可惜的，还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前面开玩笑。付了重价的一切错误与教训，第三国际都疏忽过去了。
一蒋介石政变后在中国发生什么？
长沙反革命事件的开始，是在五月十九日，而『真理报』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六日才传出这个消息，由『真理报』公布的电报中，可知党及第三国际知道这个重要事件，还在一个月以后。冯玉祥被选为南京政府的委员（即蒋介石的白党政府），苏联通信社已于五月二十四日传出了这个消息（可以参考塔斯社的目录），但不发表在报章上，这种方法已成了系统。事实虽不可隐蔽起来，最低限度可以延长时间，以便准备党对反对派的新的攻击，如果政策是很正确的，就不需要这种手段，这还不很明显吗？
长沙及湖南各地发生了什么？
地方卫戌司令率同几千兵士，无疑是得了唐生智的承认与同意，在五月十九日进行了解除工农纠察队的武装，五月二十一日又有三十五军的部队包围与解散工农会所，五百人被解散了武装，十二人毙命，工农会的指导员二十人被捕。近郊农民听到政变的消息，迅速地组织起武装队伍进攻长沙。无奈他们的武装不完备，为机关枪扫射退却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注三]决议宣布要国民党左派退出他的军队，根据他的命令，很多的共产党员的政治工作人员，被逐出军队。长沙政变不久以前，有夏斗寅[注四]的反动，再早又有杨森[注五]的政变。事变的一幕就是这样。事变的主动者为军官的联盟，兵士代表苏维埃是没有的。因为它——兵士代表苏维埃——没有成立之可能么？不是的，因为反对派早已要求组织它，而被斯大林布哈林禁绝了。
唐生智完全复演了蒋介石的把戏，开始出之于发誓与宣言，最终就是屠杀工农，及夺取政权。很明显的，北伐不过是他隐藏在『左派』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后方，作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左派政府的政治，就促成这个狡猾的工作。据塔斯社五月十日的消息，武汉政府委员孙科[注六]对访问者说，中国可走入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反动的孙科，他不是悲观者，也不是轻信之徒。从五月十九日起，武汉政府的军队第一次进攻长沙的纠察队，唐生智实际上是国民革命军指挥者，他嘉许长沙政变，而冯玉祥与蒋介石同时进行谈判。
六月十一日上海塔斯社传出消息：『湖南有一部份农民陷入过火状态，禁止从本省输出粮食，占领商店，分配财富等等。』写出这种阿夫生底也夫[注七]式的话来，是偶然的吗？不是的，这是马丁诺夫精神陶养成的。
塔斯社另外一个通信员在自己的消息上加上了牛油与砂糖，不得不承认武汉政府区域内随军事胜利的脚跟上即起了新的反动，鲸吞工农在革命中之根本胜利。不只在南方，同时在湖北的北方（『真理报』六月十六日），事件也不停留地自动地发展，非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所能阻止的。
六月十七日『真理报』载：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说，全无经验的（？）农民组织，在有些地方做出错误是可能的。国民党中央已采纳了各种方法，禁止没收兵士（？）与军官财产！如果违反此命令，则严重处罚，同时严办那些散布流言以造成农民和兵士间隔膜的人。事件的发展，恰如以上所指出的。
中国的克伦斯基欺骗民众，说是没收兵士的土地，实际上是关系于将军的，地主的，官僚的土地，恰恰如像俄国的兴格略夫[注八]，阿夫生底也夫一样；而『真理报』与他和为一体，农政部长谭平山缄默不言，史大林布哈林则在摧残反对派。
武汉政府的军官，是资产阶级地主所组成，武汉政府之不侵犯军官土地的决议，是得共产党同意的。军队成了地主们在组织上相互的保险。革命的政党，应当采取直接相反的政策，要没收将军们的土地。没收土地不只是征取农民，同时是征取兵士，驱逐地主的军官出军队。枪杀反革命的官长。这样地做了，或者牵制了北伐。但这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征伐，可得到无限的胜利。中国之解放与统一，就是国民革命之完成，不能完成唐生智与蒋介石联盟之北伐，而成于工农反对本国的和外国的压迫者之革命的征伐。
二、左派国民党与农村革命
谁叛变了中国革命？蒋介石政变以后的民族运动是什么？这是蒋介石政变以后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斯大林布哈林的观点，以为左派国民党现在应当安静地对付蒋介石，推动自己的军队向北方前进[注九]『现在最好是使蒋介石在上海区域内与帝国主义纠缠不清』（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斯大林在中山大学的演说，见『中国革命与反对派的错误』第七页），实际上表现的是什么？纠缠不清的不是蒋介石，而是斯大林和他的虚伪的政策。蒋介石是等待时机，到了相当程度的变化，在事实上接到了『左派』国民党中央和『革命的』军官到他自己方面来，他就直接进行与英日帝国主义者共谋。我们还是在继续安慰自己，『我们的』革命军官向北进攻。我们欺骗了自己和别人。忘记了实际上，这不是我们的，不是革命的军官。到了北京，他们正为着英日两国进行妥协，和平地与蒋介石，甚至于与冯玉祥分割政权。
六月三日塔斯社传出自慰的消息：『国民政府决议对南京进行坚决斗争。』无疑的这又是新的欺骗；谁愿意与南京政府斗争，首先就要查办自己队伍中的南京派。
如果蒋介石当初以全力去讨伐上海与南京，是为保护自己政变的准备。如果唐生智的北伐河南为着在『左派』国民政府后方政变，则东讨南京很明显的是为着掩蔽最近将来的政变，它要驱逐或者枪杀『左派』政府中不幸的共产党，与毁坏在汉口的共产党中央。
在这方面事件之发展，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东方通信社传出『两派〔武汉与南京〕的妥协渐渐地采取了实际的形式。』事件的中心，就是革命实力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抗完全没有可能，过去的一切政策达到了使工农没有武装起来。
长沙的事件，除非那些虚伪的乐观主义者，再不能视为一件小事情了，事变普遍了全省，几星期内布满了白色恐怖。湖南是农民运动的中心，长沙有一百五十万居民，是革命中心。革命中心受了打击，非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能够挽救的。
实际上并不是像我们习惯上说，第二个蒋介石叛变了，走开了，而是武汉『左派』国民党籍武汉政府的叛变与破产。
『真理报』五月十八日由汉口传出可耻与难信的消息：『虽然统治者在湖南各地有白色恐怖，但农民运动渐渐扩大，在许多地方有了农民的政权，乡村间农民与豪绅发生了武装的冲突。』革命运动的范围愈扩大，指导者机会主义的错误亦愈明显。农民手中的政权要对抗武汉政府，这表示汪精卫就要不断地摧残农民。我们须给农民以怎样的建议？如何去扩大运动？怎样与城市工人作亲密的联合？不要组织苏维埃吗？或者我们对农民说：驱逐地主，夺取政权，你们就犯了禁律而跳出斯大林的阶段了。机会主义者之指导，在每个新阶段上，通要使革命运动陷入深坑中。农民能够夺取政权，驱逐地主，屠杀高利贷者，地方上昏暴的官吏。但是用国家机关的方法来巩固农村革命，热烈万分的农民是不会这样做的。为着此点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国民党不能指导这样的农村革命，它是反对农村革命的。如果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领导农村革命，农民的暴动必受摧残，这样的例子，在过去几世纪的历史中，已有不少的事实了。
责骂反对派『没有估计』武汉中心是农村革命的中心，已经长久的事吗？事实上是怎样呢？『左派』国民党以及跟在它后面的共产党员，不去扩大工农群众运动的基础，反而走上北伐的道路。换言之，就是去迎合努力扩大势力的将军们，照着将军们的结论，以为必须取得新的区域后，才扩大革命运动。真正的革命民众再起来，照着在蒋介石时代所说的一样，后方为应付前线起见，必受相当限制，且必须附属于它。新的北伐不能适应革命的目的；因为军队向北前进愈远，他们与革命的基础失掉关系也愈深，愈巩固了将军们，愈促成唐生智，冯玉祥及其它军阀们与蒋介石用一致的口吻说话，进而与帝国主义共同分赃。这一切事件的真相，都被我党所隐蔽，在新的北伐产生出来的反革命和妥协的阶段，痛击了我党的头部，又认为这是偶然意外的灾患。然而无所谓意外与不意外的事变，我们播下的种子，终会成长的。
左派的汪精卫在他与陈独秀共同签名的宣言中说到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注十]，其实就是帮助蒋介石，他在工人被枪杀的前夜，教工人镇静。上海工人武装被蒋介石解除之前，汪精卫有明显的作用。与『左派』汪精卫妥协，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在屠杀工人之前数日写出如下的话：『中国共产党之爱好和平与秩序，不下于其它政党。』
蒋介石政变后，『左派』国民党的政策完全是继续右派国民党的政策。不过在新的革命斗争阶段中，在方军队领土内，应用些新的方式。武汉政府，正确些说，就是右派的政府，建筑在反革命的将军们身上。它不使工农超出国民党旗帜，只要他们服从它，追随在将军们之后。左派国民党的中央及武汉政府内，尚留着有各个右派领袖，蒋介石的效忠者，如孙科，徐谦[注十一]及其它等。一切军事力量，完全落入冯玉祥唐生智之手。冯玉祥与蒋介石全无分别，唐生智稍有些微革命的差别。军事方面完全没有经过改组。郑州会议的图景[注十二]实际就是同以前蒋介石作主的会议一样。『左派』国民党中央的『一致』以及『纪律』等，完全是反对工人阶级及农村革命的。它的政策是出以假面具与曲线的形式；在国民党隐蔽之下，它的任务是扩大反革命的力量，及其成熟。中共中央的作用，就是『左派』国民党中央的附属物，成为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营垒的质押品。
工农革命运动，在国家机关与军队残酷仇视之下，在中共袖手旁观之下，受了挫折，摧残与破坏。
四月二十四日从汉口传出消息：『左派国民政府对于工人与外国企业主有任何冲突状况，必须采取强迫仲裁方法解决。』这件事实际就是禁止一般的罢工，外国与本国的企业主间，不能有严格的分别！长沙事变以后，左派国民党对湖南的局势采取了下列办法：
一、从事调查期间，暂时保存目前的（！）湖南省政府（即反革命的政府）。
二、改组湖南国民党及工农的组织（改组的目的是真难臆测呵！）
三、湖南所有的军队统归周澜节制（周为湖南国民党主席，亦特别调查代表之一）。
四、工农与军队两方的武装冲突应当停止（工农受屠杀应当默受），否则按革命纪律严办。
五、任命特别委员会解决湖南发生的问题。
『真理报』认为这样解决（！）问题为不彻底，实际上这是叛变式的解决问题。『真理报』对于国民党的反动者只说些温柔的话，而把一切罪恶的秘密都推到反对派身上。这样的解决问题，就是同俄国的克伦斯基，兴格略夫，庇护哥尼洛夫，阿来克先也夫[注十三]毫无差别。
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真理报』登载出大地主，极反动的唐生智的庄重宣言，一字一句都重复蒋介石的相信三民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等等的谣言与意旨。又推动了我党中的高级机关看唐生智为不可多得的奇货。不消一语的批评他，『真理报』连批评的感觉都没有，那里还有绞杀他的可能！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答复季诺维也夫的提纲，斯大林这样说过：『实际上存在了两个国民党，在武汉的国民党是革命的，在南京的国民党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分裂为两个，农民革命的扩大，获得了（！）在武汉的以革命（！）国民党为首（！）的肃清了的（！）革命的中心。』在第三国际中执委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差不多同样地如此说。
在斯大林布哈林高压之下，第三国际也拒绝了在武汉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斯大林证明给第三国际说：『在一九○五年俄国只有两个苏维埃组织，即现在的列宁格勒与莫斯科。』（见『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三期二十二页）这完全是不正确的。在一九○五年，俄国有苏维埃组织的地方，为三十个，如：－
伊凡诺伏，伏志尼辛斯克，敖德塞，萨拉托夫，奥勒霍伏泽夫，爱迦德邻堡，那勒杜杜斯克，伏兴斯克，索巴塞列夫等等。（参看包克洛夫斯基着的『一九○五年』）。我们即使再举出些一九○五年苏维埃的例子，而斯大林终要设法避免在武汉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他认为工农革命已经获胜了，有汪精卫，唐生智，冯玉祥为中心人物。
但是事实不消再说，斯大林的『革命中心』，『我们的国民党』（！）甚至于部分的军队（目前的唯一的真实力量）已追随在蒋介石之后了，即追随在右派国民党之后了。不是以布哈林的，而是以马克思列宁的观点解释这些事实则适得其反。
在左派国民党中，布哈林说，留着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及少数急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份子带着尾巴性质（！），比较急进的大资产阶级有第二等（！）作用（参看第三国际中执会全体会议的总结报告）（六月十八日的真理报）。
还有那些『急进的』大资产阶级的份子，使得布哈林满意，认为这是尾巴主义的作用。但在实际上，这些急进份子的作用，不是二等而是第一等的。布哈林现在还以为左派国民党在共产党影响（？）之下的。实际上确实表现得相反：谭平山陈独秀影响不了孙科，徐谦与陈友仁[注十四]；而汪精卫找寻的（已找过了）也不是谭平山，却是孙科以至于蒋介石。
国民党（各阶级的）实际上证明是资产阶级的，而以共产党为它的尾巴。但是布哈林看不清脚与头的差别。
审查结果，证明过去与现在斯大林布哈林在中国的政策是有系统地减弱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及无产阶级的力量，将自己的利益服从于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妥协者身上。中国资产阶级适相反，它进行了纯粹的阶级政策，在莫斯科的虚伪政策隐蔽之下，它利用了工人与农民一直到有利于它为止。当着它看见民众革命高涨的时候，它就枪杀工农。好像完全没有一九○五年与一九一七年的教训一样，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一样，在过去和现在重演了一八四八年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惨剧。
三中国共产党与左派国民党
下层的农村革命，按自己的道路尽量地往前发展，左派的武汉政府，激烈地去阻止它，此时共产党应当做什么呢？共产党员农政部长谭平山执行自己的任务，不是别的，正是垂危待毙，求援于资产阶级官僚地主高利贷者之前，作血统混合的大纲。
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同志在汉口党的大会上（五月三日）声明：『要没收大地主及中等地主的土地时，必须注意（！）以后军事方面发展的行动。』农民革命的利益与任务，是与反革命将军旧的军事行动相符合的。这样的意思，实际上就是造成政变的先决条件，先则有蒋介石，继则有许克祥[注十五]，再则夏斗寅的暴动，并且可以为其它一切将军们的反革命政变的条件。我们党的中央，登载了陈独秀的演说，没有加以一字批评，反对派欲批评而不可得。
在『军事胜利的脚跟上，跟着起了新的反动（即武汉的反动）』，——长沙政变与夏斗寅暴动以后，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忠告的信，即中国布尔什维克党（！）给中国社会革命党与立宪民主党的信上说——『时期到了，应当想方法实现几个农村革命的策略！』同一天内国民党的改良者正在屠杀农民，或者不去妨碍屠杀革命的农民。
『将来的革命』——信中肯定地说——『要依赖国民党方面的坚决行动』。不依赖工人指导下的农民暴动，不依赖共产党本身的指导，不依赖农民暴动，而去依赖那取反革命态度的国民党中央。
中共中央在信中不要武装工人，而反去解除他们的武装，提出这样的革命的要求：『从速兴问罪之狮镇压叛乱，授全权于唐生智（！）派军队到长沙压服反革命者。』派唐生智到长沙与反革命者媾和，就等于克伦斯基派遣萨文可夫[注十六]与哥尼洛夫媾和一样。
中共中央的信中表示悲愤，以为这是封建份子与军阀勾结，武装反对农民，这是由于指导革命机关的动摇所引起的，因此，做出以下的结论：『军队应该帮助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实现农村改良。』以改良来代替革命，实现国民政府所不愿实现的改良。军队应当帮助改良。而军队在将军们指导下摧残农民，农民被摧残则与唐生智谈判，而唐生智又是军队的父亲与保护者。
从中共中央的忠告信发出以后，又发生了什么？『真理报』六月十六日登了以外交式的斗大字排的消息：『但是有些传说，以为国民党采纳共产党提出的意见是多半不可能的。』
虽然在口头采纳了，难道就保证它在实际上不会有丝毫的变更吗？国民党中央自己知道的，它是唯一指导革命的政党，共产党只是附属于它。第三国际不允许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思想，共产党命定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共产党不能够独立，它不惯于独立。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就如上面引出的信件所表现的。什么地方答复了？谁隐蔽了答复[注十七]？不，为的是保证资产阶级压迫工农暴动更容易胜利。现在谁还不愿意明白这点，和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派实在无话可说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的明显宣言（登在汉口民国日报上的），是马丁诺夫路线的化身，当蒋介石的将军在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下屠杀工农的时候，中共（？）清楚地写出如下的话来：『未经过思考的农民的行动，特别是在湖南，引起军队的不满，夏斗寅想利用军队的不满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对于小地主的关系，中共已在大纲中明白地规定了：未经过思考的农民的行动是与共产党的行动有冲突的。共产党反对没收小地主及将军们的土地，只要小地主自愿承认国民政府所规定的租额，则他们必不会反对为革命柱石的农民。——『只有农民群众联合起来拥护国民政府（杀农民的），才能够巩固革命的根基。』这是孟什维克派的话，不是布尔什维克派的话，是里倍尔[注十八]，丹但，与阿夫克底也夫拥护克伦斯基政府，反对那些为哥尼诺夫所摧残的农民之未经思考的行动的话，虚伪的政策不只是要使革命失败，而且是腐化共产党的唯一工具。
这就是整幅的图画：不顾工人的组织在四月间受了严重的摧残，农民失了指导，然而农民终于暴动起来了。汉口的将军们摧残工农，动摇的武汉政府帮助了将军们。共产党恳求克伦斯基采取农村革命的方法，这一切都为马丁诺夫所应允的。斯大林布哈林诋毁反对派不信任『左派』国民党。对中国方面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对付反对派的组织方面的结论，却是肆无忌惮地干。
有些同志，特别如伏罗希洛夫[注十九]，解释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与不幸，是『缺乏革命的干部』。在非革命的政治路线里如何能够培养出革命干部来！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乃是养成革命干部的先决条件：革命干部的发展，首先在于革命路线的确立与加深。
如果共产党要倚赖自己训练青年的革命干部，其第一步功夫，就是独立起来，为影响无产阶级及指导职工会与罢工而斗争。如果共产党无情地揭破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危险，迅速地得到城乡被压迫群众的拥护，如果它勇敢地表现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表现出它对于本阶级与全国被压迫群众所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则这些工作，在很快扩大的革命条件之下，不只能造成极巩固的革命干部，且将在无产阶级与农民中得到无限的影响。
帝国主义者的军舰泊在长江两岸，海陆并窥的时候，难道在同一个时候，与蒋介石张作霖战斗吗？学了马丁诺夫的理论的人，常常会发出这样问题。真的——他们说——敌人方面有常备军，有聪明的军官与高等的技术，从海外作公开的帮助，而我们呢？我们有的是革命——人们全忘记了，在马丁诺夫的领导之下，裂成碎片地埋葬了一切伟大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敌人方面有将军，我们可以将『革命的』军队送给将军们，不可侵犯那些将军，否则军队散走了，北伐也不能完成了。最好不去惊动蒋介石，绕过他的范围地，否则我们的将军会同他结合。不要太过引起地主，银行家及一般有财产者反对自己，而要与他们『玩』点手段（再做尾巴），否则军舰在二十分钟内开入武汉及其它革命中心。这一切，就是目前马丁诺夫的路线的真正秘奥。
这是自杀的路线，革命走入了这种道路永远不会胜利。指出这许多的难关，又绕过他们（敌人）的范围，实际上就是绕过革命，拒绝我们革命的力量。
火速地发展工农革命，这就是我们恐吓敌人的大炮。这种大炮，同时不只要打破蒋介石，张作霖，甚至于帝国主义，首先要击破唐生智及一般在武汉的反革命者，杀尽地主及反革命的军官，残忍的，勇敢的，群众的，击灭那些留在农民后方蒋介石及张作霖有勾结的军队。我们能组织真正的革命军队，只有经过工人阶级指导之下的农村革命的队伍中产生出来。无论是唐生智，蒋介石。张作霖，都不能在这种条件之下来组织军事力量的，不管那技术如何高明，官长如何丰富。至于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若我们少与它们的内部走狗开些玩笑，阻碍它们活动的余地，则它们将更表示无力量与衰弱。帝国主义的海陆军阻碍中国革命的行动更利害，革命愈加会鼓励群众，更无情地与民众的敌人奋斗。
『难道我们反对农村革命？』——布哈林的声音。谁企图完成革命，先则与蒋介石携手，继则与唐生智，再则与汪精卫联合，谁要中共先则附属于蒋介石，继则附属于汪精卫，谁反对组织苏维埃于将军们的后方，那么，谁在实际上就是农村革命的敌人，最低限度是要阻碍它的发展。
四再论中国革命性质
对于中国问题，斯大林布哈林的机会主义的立场是什么？它们的立场，是反对派所明了的。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反对帝国主义，于是从这个简单的无争论的观察之下，做下了根本虚伪的结论。照斯大林布哈林马丁诺夫意见，在外国帝国主义高压之下，可以结合中国内部不同的各阶段，能够做成四个阶段的联合，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四个阶级的政府（马丁诺夫加里宁鲁组塔克及其它诸人的主张）；以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结果是使中国内部的冲突减轻了，因为要忙于对付外来的袭击。实际却是帝国主义加紧了内部冲突。一九○五－一九一七年中马丁诺夫的可耻的破产的理论（他自己常常知道他是一个孟什维克），是不适合于俄国的，但却以为适合于中国。
关于工农问题，马丁诺夫向共产国际提议为调剂全民族的革命力量起..解决一切社会冲突，应采取仲裁方法。这些孟什维克的疯病，无端的加在布尔什维克派身上。旧时资产阶级出卖我们的前途，就是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利用之后，就被根本抛弃了。这种情形直到现在还留在中国革命中。在新阶段上，仍旧保存那古典的形势，不过采取着一新种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布哈林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大显其帮助的能力。他们过去与现在都是帮助资产阶级，隐蔽起国民党的指导的阶级性。他们主张，共产党过去与现在都应当屈服于国民党之下，直到从自己方面不去批评三民主义，让这小资产阶级理论操在大资产阶级之手，成为反对无产阶级的有力的反动工具，他们把阶级斗争转变成抽象的东西。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危险，被他们认为是不关重要的一回事，所以政策上没有丝毫实际的意义，所有力量与方法，都去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策，而置无产阶级于它之下，作了资产阶级的利用品，后来又从头到脚被抛弃了。当着这些事实明显了，布哈林则大胆地声明：『我们是预见到了的』。不要污辱自己了。这一些，他预先一点都没有看见，你企图用机械的方法『利用』资产阶级，而又弃掉它，如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你的先见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幻影。
企图掩饰其马丁诺夫政策，引证北伐激起了工人运动，这只是暴露自己的颓丧，与确定自己的破产。资本主义一般的发展，都能激动群众。但是革命者不能从这点就立论与资产阶级联合。古典的资产阶级革命，常常唤起群众，后来却摧残它，束缚它；中共从上海广州工人被摧残以后，仍旧继续作蒋介石北伐的尾巴，激动群众，共产党成了资产阶级的法宝，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帮助资产阶级，在它的优容之下激动群众，而我们丝毫不妨碍它屠杀群众。这就是在古典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先进者的作用。马丁诺夫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先进者，不过太迟了些，腐败些，因为我们已生在帝国主义时代了。直接受痛苦于杀戮无产阶级的蒋介石政变以后的农民，继续扩大暴动。斯大林关于民族革命的特点，四个阶级联合理论的屏藩，不管马丁诺夫天才所赏赐的什么解决农民问题用仲裁委员会的方法，直到共同战胜帝国主义以后再说其它的问题，但是结果终究还是承认：是呵！农民进行国内战争了，反对地主，官僚，将军及高利贷者。这样写着，能经过国民党先生们的检查吗？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的路线，从此又产生显明的曲线：与帝国主义争斗，北伐削弱了，而引起的是反对封建的战争，农民革命成了革命的主要内容。一切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形于转瞬之间，都烟消云散了。新的曲折更表示其失败与错误。我们所见到的，只是机会主义范畴内的曲线。
在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斯大林自己的演说中，疯狂地企图污蔑反对派，说它——反对派——看见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是关税问题，这是官僚的立场。我们很愿意知道斯大林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见解是怎样的，但他只知利用人家的现成语，而不知道现成语的内容。
在武力掩护之下，帝国主义侵入了中国。除了输入制成商品以外，还建设铁道与输入工业资本。在银行形式之下，增加了内部的高利贷，借债给国家，使榨取国家收入之大部分有了保证。中国半殖民地的情形，就是它的经济落后。外资侵入中国，在某种程度之下，推动了国家向前发展。帝国主义大战时，在这一点上确实达到了广大的成绩，只有这种成绩，才能够提出在民族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是外资助长中国经济的不平衡的发展，只在某时推动某部门向前进，它故意妨碍其它部门，可以榨取丰厚的利润，停滞中国内部的积累。一般说，帝国主义现在是阻碍了，解体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为达到这个目的，它用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方法。这，在它手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关税权。中国半殖民地性质之表现，不是别的，而是中国民众或是有产阶级失了发展工业的保障，因为失了它，落后的国家便始终不能前进。就是阻碍了中国在经济上必须得到的平等。从外国所规定的最低关税额，世界资本主义的国家又用强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以销售自己的商品。国家工业之发展受了阻碍，家庭工业破产，首先破坏农村经济的后方，造成人口过多与贫苦，强有力的高利贷，是最可恶的腐烂表现。在这样情形之下，其生产更难扩大了。农奴制度的关系，在大部分的国家中，它的来源并不是封建残余，而是由于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了极大阻碍。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路线上，关税是根本的问题。这点斯大林却丝毫不懂。关税问题，他认为只不过是形式的官僚的问题，而不是看作中国国民经济与世界帝国主义的相互问题。取消不平等条约这就表示首先要打倒『中国关税的束缚』。
这样是否表示我们看轻与减少农村问题的意义？此种无理谩骂，甚至发见于列宁格勒党积极份子会议的决议案上。这样的例子最好是适足以证明目前的统治者是何等的卑鄙齰。不断的争论，使在野者及被责者难以静默。实际上，反对派反对以马丁诺夫的阶级去代替农村革命与无产阶级的进攻。农民与帝国主义作争斗，农民与工人密切联系起来。造成真正革命军队，只有经过农村革命。高利贷的奴役的束缚，农奴及半农奴关系之在中国乡村中占很重要地位，并且在城市也是这样，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
但是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中国无可争论的是有统治作用，就是因为这点，所以无产阶级在整个的革命中，及农村革命中，有占着指导作用的可能。
布哈林需要造成封建占优势，是为着减少无产阶级政治作用的可能，证明无产阶级目前是应服从于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妥协派的。
若实情与上面所指出的相符合，则完全不能将整个的中国革命归结到农村革命，不管土地关系之深切的变动，以及它是如何必须变动，但没有一般的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工业化），即不能从经济的狭巷中跳出。若中国关税不自主，则工业之发展又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关税问题的重大意义，不亚于俄国对外贸易的垄断的意义。最近的将来，无论中国以何种方法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中国一样的需要争取经济上的平等。这就是与帝国主义争斗的经济内容，也就是民族革命的内容。工农不争取政权，这问题不能解决，农村革命也是不能解决的。
从抽象的了解民族革命，又从抽象的了解农民革命，斯大林布哈林仍旧保存自己机会主义的路线，民族革命应该由蒋介石统治之下的国民党指导，农村革命的领袖应该是汪精卫统治下的左派国民党。斯大林拒绝组织苏维埃，说是左派国民党对于农村革命已经（好像）充分完满了。这样的新的预想之确切和深远，恰像以前对蒋介石的预料一样。
所以要禁止组织苏维埃，是为了必须保持与那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国民党之合作，这里又重犯了过去为布尔什维克派所揭破的错误和虚伪，即：与小资产阶级必须密切的联合，人们不是将它了解成与那些最受压迫最革命的乡村与城市的贫民群众，而是与妥协的资产阶级的上层知识分子联合。这些上层份子，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就如在俄国革命中的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派——崔勒脱里与克伦斯基之徒的作用一样。农村革命之尽量扩大，就是受了共产党与汪精卫等的『左派』国民党之合作的束缚，这就是阻碍工农联合的大道。
资产阶级离开革命，发生了上海工人的血肉横飞。这件事变发生以后，他们只是官场式的承认了事实。如果有了上海事件，则在目前情形之下，革命的负担者，就只有无产阶级与一般城市与乡村的被剥削的劳动者了，因此我们就说要组织工农苏维埃，而他们认为这是表示以暴动反对武汉政府，所以不可以组织苏维埃。武汉政府代表那一个阶级呢？斯大林与布哈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答复。严正的阶级分析，是不会与机会主义调和的。斯大林与布哈林迫不得已，为武汉政府辩护，说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也不是工农政府，恰恰像从前为广州政府辩护一样，说它是超阶级的政府（非资产阶级的，而是四个阶级的）。
在社会的意义上，武汉政府代表的是什么？对于中国的主要阶级他取那种态度？不管一切中国条件的『特点』，我们不能不承认武汉政府的社会作用，就是中国的克伦斯基政府。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关系，就是克伦斯基与密留可夫[注二十]哥尼洛夫的关系。密留可夫直接代表资产阶级，克伦斯基就是这个难关中的总司帐。小资产阶级之妥协的上层份子，是代表某个时期唯一的可能的资产阶级政权，对群众作小的让步是次要的，挽救资产阶级之私有财产却是主要的任务。汪精卫与蒋介石之冲突，根本的性质同克伦斯基与哥尼洛夫的冲突是一样的，他们中间的大小冲突，都不能改变那些事实，就是两方面用一种分工方法，在同样地履行反革命使命。
革命的政党在这种条件之下的工作是什么？它的作用不只是以无产阶级来对抗，并且要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之下层份子来对抗资产阶级政府的妥协的上层份子。胁迫群众相信中国的克伦斯基，就是反对革命的直接罪恶。凡认定左派国民党实现农村革命，工农不需要组织苏维埃的人，都有这种罪恶。斯大林的立场，就是这样，他的一切错误，就是在利用资产阶级好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斯大林这种观点从老板移到伙计，或从资产阶级移到妥协的地主身上[注二十一]。
斯大林布哈林反对我们说：『你们要马上推翻武汉政府』。在他们看来问题只有：或者只有马上推翻武汉政府，或者参加它，在民众面前对它负责任，为了汪精卫的国民党而不组织苏维埃。真正革命的策略，应当动员全体劳苦群众在自己旗帜之下，反对资产阶级妥协的政府，并准备推翻它。在民众面前拥护汪精卫，而时常唱着革命的腔调以保险自己：『我们预先知道他要叛变的』，这很明显地表示出孟什维克派的离开马克思主义，在实际上预备打倒资产阶级摧残工农的刽子手，布哈林却只在口头上说，要等到资产阶级刽子手实行屠杀工农时才拿来应用。在革命的新阶段上，有两条不可调和的路线：列宁的与马丁诺夫的。
五中国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
至于环绕着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周围，现在党的指导者只是善于造成浓厚的五里雾，其结果对于这个问题还是做出深刻的错乱与矛盾。对国民党的关系，根本上就是无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对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的关系。国民党可以与苏维埃相比（布哈林），可以与革命的国会相比（斯大林），这种解说，只是去模糊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是一点没有含糊不清的。
所以关于共产党退出国民党，退出的时期，以及国民党上层份子与下层群众关系的争论，必须在此地作一简单的总结。
中共加入国民党只在时期上——短时期上——才是允许的，因为此时初步的工人运动尚未蜕化成为真正的工人运动。虽然如此，也必须在一定条件之下。这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明白的。主要的条件是：中共要有真正的独立，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可分离，独立的组织工作与宣传工作。
认国民党是同情的党，容许它加入第三国际，这只是作为在短时间的政治手腕，才是允许的。我们要给国民党的领导者加上严刻的条件，揭破他们反革命的本性，经过第三国际提醒中国劳动群众之耳目，用我们的全力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与巩固它与国民党下层群众与一般贫农的联合。
汪精卫的国民党留居在第三国际，这不是别的表示，这正是我们直接帮助资产阶级，而隐蔽了资产阶级政党之反对工农。
至于我们呢，当一九二五年群众运动极大发展以后，即提出以后中国共产党是否留在国民党内的问题，及它——中共——缺乏彻底的革命口号与组织独立的问题。我们没有一分钟相信国民党的上层份子，很明显地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上层份子，要与他们破裂，必须接近其下层的工农群众。我们中之一人[注二十二]，已于一九二五年要求与国民党上层份子断绝组织上的关系，从党内联合改为党外合作。另外一人[注二十三]，于一九二五年上海大罢工以后即刻提出武装工人的口号。而从一九二六年春国民党中央采取的几项条件看来，必不可免的共产党要在组织上从国民党的上层份子解放出来，而与它的下层群众接近。中共本身在党的中央全体会议上——一九二六年六月——决议[注二十四]退出国民党，但是斯大林布哈林撕毁了这个议决案。
不断的失败，使斯大林与其党徒尽量的来压迫我们。我们的意见书不登于大会纪录（例如季诺维也夫向一九二六年党中央的七月全会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意见书），我们的立场被曲解了，说我们不只想与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上层份子破裂，同时要想与它的下层群众破裂，骂我们要孤立共产党，要离开革命等等。这种卑劣的伪造，延长了一年之久，对工人们说我们是『中国革命与中国革命队伍中的敌人』，说我们反对中国革命统一的队伍，消灭中国革命等等，真正是从来未有的捏造中的捏造，毁谤中的毁谤。
蒋介石政变以后，更需要与国民党的中央破裂。要反对它，只有在独立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下层份子及工农群众亲密联合之下，才有可能。
我们又从实际的生活中，提出几种条件，并且只有真正遵守这些条件，中共才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留在国民党内为着集中自己的力量，吸收更广大的群众随我们走。
我们早已明了左派国民党，如汪精卫之流，一定要卖掉工农，我们提出如此的条件，为了以后中共留在武汉左派国民政府内，能在很短的时期中，将左派领袖的假面具在澄清的水里暴露出来。
斯大林布哈林不去这样做，却把我们真实的观点隐藏起来，仍是继续坚持下去，肯定说我们『不只是想与那很好的汪精卫破裂，并且想与左派国民党的工农群众破裂。』他们继续认定汪精卫与冯玉祥是忠实的革命者，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整个的路线中我们都是正确的，斯大林等客观上是蒋，汪，唐，冯等的帮手。现在还要与汪精卫的中央发生关系，就是直接与刽子手联合。要立刻退出左派国民党及反对其叛变的政策，共产党从资产阶级的圈套中解放出来，保证它的独立，并帮助它与左派国民党下层工农群众亲密的联合，以反对克伦斯基哥尼洛夫式的上层份子。
说退出国民党是孤立共产党，这就是直接嘲弄了布尔什维克党理论与经验。现在共产党离开了农村革命，主要是怕对国民党中央孤立，好像在一九一七年，尚在怕我们从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派的委员会崔勒脱里以及一切俄国汪精卫之徒孤立一样。帮助蒋介石时，不知孤立了多少上海工人，对汪精卫的帮助，又孤立了农村革命。只有共产党独立起来，才能领导职工会，经过工人领导农村运动。不要做梦去拥护他人的青天白日旗，该打起自己的红旗，只有共产党为着工人与农民独立斗争，才能在国民党内引起了真正的革命分化，促成目前统治的妥协派及资产阶级的走狗同革命的下层群众分裂。共产党与这些下层群众应亲密地联合起来，这样联合摆在群众之前，用公开的政治的协调方法来实现。联合的基础愈巩固，工农苏维埃及兵士委员会愈扩大。退出国民党就表示共产党立刻退出武汉政府，以及揭破武汉政府，农村革命及工人组织的态度是反革命的。
共产党之退出国民党，就表示从第三国际中开除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一切政治路线是非革命的，非工农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质的。
退出国民党就表示责备陈独秀谭平山对农村革命及民族革命问题的一切路线，这些同志的路线，曾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方面附属于国民党。在列宁指导之下，第三国际提出了正确的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在斯大林布哈林指导之下，这个口号变为使殖民地无产阶级服从于民族资产阶级之下的工具。在列宁指导之下的第三国际吸收的是一切革命民众的组织（巴库的东方民族大会及莫斯科的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其目的在推动农民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随着工人阶级走。在斯大林布哈林指导之下的第三国际，将中国的领导作用交给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了（即压迫民众的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不曾受了列宁主义的，而是马丁诺夫主义的教训。因此中共上层份子现在所进行的是孟什维克派的政策。
我们为中共独立而奋斗，而斯大林布哈林则竭力压迫我们，我们的自责只是一点：我们反对斯大林在中国的自杀政策的斗争未曾充分。党内的斯大林统治，阻碍了这个工作，曲解了我们的立场，在苏联中国及整个的第三国际之前毁谤我们。我们的错误，即是没有达到阻碍斯大林布哈林使中共变为中国资产阶级上层附属品之工作。
共产党的独立，是成功的先决条件，亦就是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唯一重心，斯大林布哈林背叛了列宁主义的这个基本原则。一切已成了的事件，在政治方面，他们应完全负责。
为了辩护那些不可争辩的已完成的错误，斯大林布哈林另作一种解释，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尚浅，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大，帝国主义力量过强（兵士与大炮），总而言之，就是中国革命，一般地说，按照阶级力量，不能得到胜利，因为缺乏革命中坚与有经验的革命军官等等，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结论都是如此的。为辩护自己的不彻底；懦怯，笨拙，便去张大敌人的威风，减少自己革命的力量。
六挽救中国革命必须彻底改变一切指导方针
中国革命受了打击，但是尚未失败，其任务尚未解决，其力量尚未消灭，中国革命有广大的后备军——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新技术作用所引起的英俊的工人阶级与广大的贫穷化的农民。整个环境推动更广大的群众向前斗争。中国的工农，准备着牺牲，反抗一切强暴，他们能鼓励起更大的运动来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高利贷者及资产阶级，只要在正确的指导之下，他们能成为不可消灭的势力。胜利路线的唯一保障，就是：目前斯大林布尔哈领导路线无论如何应该结束。
应当怎样完成这个呢？
一、加入武汉政府的共产党员，应该立刻从政府中退出来。共产党现在还留在武汉政府内，就等于自己负了枪杀工人的责任，退出的时候，应该要有严正的示威的性质[注二十五]，宣告武汉政府反对工农的罪恶。在这个工作中，应作全国的煽动运动。
二、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完全扩大独立的革命路线，建立共产党的机关报，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地公开，否则取秘密的方法指斥左派国民党的叛变者，并批评动摇份子。鼓励『下层』（工农）反对叛变的国民党领袖，中国共产党说明实际上可与革命的左派份子亲密地联合，共同为实现革命的政纲而斗争。
三、共产国际立刻开除那所谓同情的左派国民党。第三国际应公开宣布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能与那些在长沙及他处枪杀工农的人有任何联系。
四、共产党立刻进行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组织城市乡村的工农代表苏维埃，集中一切革命民众，拥护苏维埃并领导他们反对反革命的政府及地主，资产阶级与反革命的军官。在一切苏维埃中，以共产党的党团领导苏维埃。
五、共产党应开始在民众中有系统地——口头或文字地——宣传苏维埃的思想于全国。
六、共产党不只是宣传工人与贫民武装起来，并且要在可能的地方，实行夺取武装，达到组织工农革命军的目的。
七、共产党坚决与广大地在武汉军队及其它军队中扩大宣传，号召兵士反对革命者，及帮助农民夺取土地，从国家基金上保证土地给与兵士。兵士苏维埃应当派革命的党代表监督军官行动。
八、统一的口号是为实现工农革命的民主专政而斗争，经过苏维埃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地主，军阀，高利贷者及豪绅等。
九、根据以上提议中的精神，第三国际立刻要给中共一个公开的信，第三国际应与那些赞同与现在的武汉政府联合的或是拒绝和它斗争的人坚决断绝关系。
十、政治局立刻取消在报纸上以文字讨论中国革命的禁令，那是完全笨拙的，在现在环境之下，不许讨论的问题都正是关系于第三国际生死的问题。
有了重大的错误，就应忠实地承认，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反而说些漂亮话：『同盟者』的叛变，『我们预先见到的』，『证明我们的预言』等等，这种轻浮的痴事，无人会相信的。中国革命处于最大的危险中了，它能得到胜利，但要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必须彻底的改变了领导路线，中国革命才能胜利。
在地狱里度了悠长岁月的中国工农会接二连三地暴动起来，以便破裂我们与反动派的联合及改正错误。从上层有系统地阻碍革命这种事，应当早使它消灭，不可使他多延长一小时。革命行动的基本杠杆，就是党要将中共解放出来，使它站在自己的基脚上感觉独立的必要，应在民众之前，采取自己的方针。不要追随斯大林布哈林之后去拥护国民党的污浊旗帜，而使自己的旗帜印上了不可磨灭的污点。
现在我们身上负着发展以后事件的责任，我们的提议，有重大的意义，不只是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观点上，并且在保护苏联的观点上。过去的经验，证明斯大林布哈林虚伪政策阻碍了中国革命的斗争，不断地加强敌人——英国帝国主义——向苏联的进攻。中国革命之发展，若在布尔什维克党路线之下，则将证明给『死硬派』——英国保守党看，与两个革命斗争比较与一个革命斗争要难得多了。
事情不是为着要保存中央领导之威望，而是关于在艰难的紧急关头的革命运命。至于威望之能有保证，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就是正确的革命路线。
签名者：－
耶夫多基莫夫[注二十六]沙发罗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拉狄克
[注一]
这是托季联合反对派政纲中关于中国部分，文由托氏起草，但在加入国民党与工农民主专政问题上，显对季派有重大让步，可参阅卷一附录夏黑脱曼的英译本序。按该项文件提出时，武汉『左派』国民党政府已公开反共，十三日后，就召开了汪精卫与唐生智的所谓『分共会议』。再过几天，武汉也公开枪杀工人，『革命的』汪精卫和反革命的蒋介石联合起来了。此时反对派提出了改变路线的警告与急救危局的办法，但仍被斯大林所拒绝了，他还是采取妥协政策，甚至幻想政策，幻想以『诚恳』态度来拉住『革命的』汪精卫，以退让办法来拉住『革命的国民党』。结果如众所周知，革命完全被断送了。如果那时采取反对派的提议，是否能挽救革命自是疑问，但至少在城市革命尚未全灭，农村革命风起云涌之时推行苏维埃，那比五个月之后，革命在全国退却时候于一夜间提出苏维埃于广州，总要有利得多。过去二十年的国内形势，也必定会完全不同的。此文在反对派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惜译文太坏，而原文又无从觅得，只得暂以原样刊出，留待他日改译了。——校者
[注二]
即『马夜事变』，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电报代名为『马』字）夜，长沙何健部下一个团长许克祥率兵围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一切革命组织，大举屠杀。文中不知何故，说是五月十九日。凡说五月十九日之处都应改为五月二十一日。——校者
[注三]按即朱培德。——校者
[注四]
[注五]
杨森，忠于吴佩孚的四川军阀，当时驻湖北西部，五月间，向武汉移师；夏斗寅，本亦北洋军人而投国民党者，被派去对抗杨森，突哗变，进攻武汉，一路屠杀农民，解放土豪劣绅，后为武汉军校学生及革命工人的队伍所击溃。——校者
[注六]
孙科——孙中山的儿子，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中，他时常戴着『自由派』或『反对派』的面具，而实际上，他是最容易对右派屈服的。他一生的从政史，充满了此种『反抗』与屈服的喜剧，目前他似乎又是国民党内『民主派』领袖了。——校者
[注七]Avksentiev
俄国孟什维克派领袖，二月革命后曾任克伦斯基政府部长，专门反对工农『过火』行动，后来拼命反对十月革命。——校者
[注八]Shingarer——立宪民主党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第一届临时政府的农业部长，拼命反对工农
[注九]
蒋介石叛变，且在南京组府之后，武汉发生了东征或北伐的争论，最后北伐主张胜利了，武汉军队于五月间向进发，与张学良统率的奉军大战。奉军战败，但北伐军亦元气大伤，这时冯玉祥坐渔人之利，出潼关，召开郑州会议，且进与蒋介石妥协，武汉的左派在军事与政治上都遭了惨败。——校者
[注十]
陈汪宣言中关于此事之原文如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最近一次全会决议，向全世界表示出，像开除共产党与禁止职工会那样的事情是决计不会发生的。』——校者
[注十一]
徐谦——当时武汉政府中的中坚份子，接近冯玉祥，与蒋介石不睦，文中云系蒋氏『效忠者』非是。——校者
[注十二]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召开，在会议上，冯玉祥坚决主张清共。——校者
[注十三]M.V.Alexiev——沙皇时代将军，曾任总参谋长，二月革命后，一度被临时政府认为俄军总司令，后又任为克伦斯基之总参谋长。与哥尼洛夫勾结阴谋反对临时政府，十月革命之死敌。——校者
[注十四]
当时任武汉政府外交部长，左派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校者
[注十五]
长沙五月二十一夜屠杀工农的直接指挥者。——校者
[注十六]Savinkov——恐怖主义出身，政治上的冒险家，极右派，克伦斯基任他为陆军部政务官。哥尼洛夫叛变，他实际参与阴谋。——校者
[注十七]此处译文谅有错误。——校者
[注十八]Lieber——俄国孟什维克派领袖之一，老革命者，极度爱国，仇恨布尔什维克派，二月革命后，在苏维埃的多数派中占重要地位。——校者
[注十九]K.Voroschilov——老布尔什维克，一九一八年后即拥护斯大林，内战中，与斯氏结合反对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军事政策。佛龙瑞死后，他任陆军人民委员兼红军领袖，政治局委员。——校者
[注二十]Miliukov——大学教授，立宪民主党领袖，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布尔什维克党与十月革命之坚决反对者。——校者
[注二十一]此句译文谅有错误。——校者
[注二十二]按此一人即托洛茨基。——校者
[注二十三]此另一人系季诺维也夫。——校者
[注二十四]
决议内容见本卷附录季诺维也夫提纲中引文。——校者
[注二十五]
六月三十日，农业部长谭平山奉中共中央之命，致书国民政府，以『体况不能胜任』为由，呈请『给假』。劳工部长苏兆征则于数日后，提出辞职，理由是：『局势之最近发展，使我无法再行留任。』。——校者
[注二十六]G.E.Evdok’mov
——老布尔什维克，列宁格拉工人出身，联共党中央委员，属季诺维也夫派，开除出党，对斯大林屈服，均与齐氏取一致行动，后与齐氏一起被斯大林所杀。——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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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托洛茨基，1927年4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关于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
托洛茨基（1927年4月1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8007
致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1]
《真理报》编辑部
有人企图说明，对于我来说，我国同世界市场联系的必然发展，似乎是反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的论据，这不仅是荒谬和不诚实的，而且简直是不明智的。我过去和现在对那些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封闭经济”的理论家一向持反对态度，这些理论家“抛开”国际因素考虑问题，而国际因素在他们看来只是武装干涉。我过去和现在都证明，“国际因素”首先表现在使我们依赖（列宁说是服从）世界市场的进出口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证明，在近期进出口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将会增长。我过去和现在都证明，这种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会加快我国的发展速度，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它增加了我国的实力、我国的比重、我国的抵抗能力——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祗抗能力。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抛开国际因素的荒谬理论和乌龟爬行哲学的否定，但决不是对有可能通过发展我国同世界市场的联系即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来增强我国经济的否定。对于这一问题我大约在两年前就在《真理报》上首次发表的我的题为《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小册子中作了相当明确的阐述。这里我不得不引用一大段能使我们一下子切入问题实质的话：
“但我们‘长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不会包含其他的、更严重的危险吗？在发生战争或封锁的情况下我们不会面临无数的生命线随之中断的危险吗？不能忘记，资本主义世界对我们极端仇视”，等等，等等。这种想法许多人都有。在生产者中间可以找到许多不自觉或半自觉的“封闭”经济的拥护者。应当就这个问题说上几句。当然，借债也好，租让也好，对进出口的依赖不断增加也好，都有一定的危险。由此可见，在每一个方面都不能掉以轻心。但还有相反的危险，而且一点儿也不小：这种危险就是延缓经济的发展，就是比积极利用一切世界资源所能达到的速度要缓慢的经济发展速度。而在速度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我们生活和成长于世界经济的压力之下。关于我们“长入”世界市场后会遇到战争危险或封锁危险的论据过于空洞和抽象。既然包括一切形式的国际交换会使我们在经济上得到增强，那么这种交换也会使我们更有力量对付封锁或战争。至于我们的敌人还会利用封锁或战争来对付我们——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丝毫的怀疑。然而，第一，我们国际经济联系的形式越多，我们的潜在的敌人就越难破坏这些联系。第二，即便最终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也会比在封闭经济下以及由此导致发展缓慢的状态下强大得无与伦比。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资产阶级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德国在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建起了强大的工业，并靠这一工业发展成世界经济中一支最活跃的力量。德国的外贸周转以及同国外市场包括海外市场的联系在短时期内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战争一下子把这一切都切断了。德国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而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陷入了几乎完全的经济闭塞状态。然而整个世界都亲眼看到了这个高度工业化国家的惊人的生命力和耐力。以前争夺市场的斗争培育了德国生产部门的高度灵活性，德国在战时有限的国内基础上充分利用了这种灵活性。
“世界劳动分工不是一个可以不予考虑的因素。我们只有善于利用世界劳动分工的条件产生的资源才能全力加快自己的发展。”（《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第63～64页）
我希望，这些话能对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争论，其中包括布哈林关于我只谈我们的依赖性不断增长但忽略了我们力量的增长的说法，作出极其准确的回答。
在上一次全会上，我在插话时已经向布哈林作了解释，指出不是应当抛弃对世界的依赖，而是应当意识到这种依赖，并在这种意识到的依赖中找到提高我国的比重和增强我国的实力的资源。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将走向独立自在的经济状态。决不。我国的对外贸易不仅将绝对增长，而且将相对增长，而与此同时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也将增长。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成本和我国的价格向世界靠拢，那么这种依赖将不会产生任何危险。
我在解释自己的思想时举了技术援助的租让作为例子。昨天托拉斯独立生产了涡轮机，质次价高。今天托拉斯在外国公司的指导和直接监督之下生产涡轮机，并向外国公司支付相当大一笔贡款，但是生产的涡轮机质优价廉。我国的依赖性是否增加了呢？增加了。我国的经济实力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增强了。我用这个例子说明和解释了发展我国同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的辩证法。由此产生的不是我对社会主义的不相信，而是我对独立自在经济（“抛开国际因素”）在封闭状态下的乌龟爬行哲学的极端仇视。
尽管我的这个简短的解释依据的是事物和思想的最起码的逻辑，是非常准确的引文，是我所捍卫的政策的整个方针，而且还可以再找出10条同样有说服力的引文来充实它（解释），但我对于我的解释能否对《真理报》在这个问题上的论战方针产生任何影响丝毫不抱幻想。布哈林同志还会像从前那样把不是我说过的话用引号圈起来，摘引片言只字，而且完全“抛弃”我在给我限度的最短时间内想要表达的明确思想。
※※※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对外贸易方面有许多东西不仅取决于我们，而且还取决于西欧资本家的行为，而且我国的进出口越发展，我们就越依赖资本主义的西欧，我们就越容易遭受敌人的打击。”（《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9页）
这些话完全承认了依赖性的增长，斯大林认为摆脱依赖的良方就在设立准备金——一个重要的但决不是基本的问题上。他的这一错误来自他关于我国的发展速度这一基本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在斯大林同志看来，我们有“足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快上加快的速度”，因此在这里不应当“乱扯”国际因素（见斯大林在1926年四月全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我国的速度够不够快只能用世界经济的规模来衡量，因为我国的发展速度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忘记这—点就意味着忘记基本的东西。但至少可以用斯大林、布哈林和其他人对我关于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不断增长的言论的指责来回敬上面所引的斯大林的话。
我希望，我将有机会对这些问题作出解释，哪怕是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也好，正像米高扬等同志再次指出的那样，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思想混乱到了极点。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15日
[1]原文如此。似应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
关于农业任务的提纲（托洛茨基，1927年4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关于农业任务的提纲
托洛茨基（1927年4月1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8005
关于农业任务的提纲基本上是对加米涅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在左年四月全会上提出的有关修正案的淡化的叙述——只是晚了一年。提纲转向当时被否定的修正案，这一点当然是好的；提纲淡化这些修正案，这一点不好；提纲晚了一年才提出，这一点更不好。
1．关于价格问题
托洛茨基的修正案说：（……）
（……）说明了工业对农业的主导作用，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对农业的巨大好处，认为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对结合有危险的尾巴主义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2．在速度问题上，修正案认为我们的发展速度处于世界经济的或多或少的控制之下，结果在去年的四月全会上遭到了否决，在宣传中，粗暴地和不明智地企图把修正案同道威斯体系的预言相提并论。然而，现在实践已经完完全全地证明这些话中表述的思想是正确的。这一思想意味着，第一，我们在价格政策上应当越来越同世界市场接轨；第二，为此我们应当越来越向先进的资本主义技术看齐，包括让折旧提成和投资政策服从于这种看齐。
所谓世界市场的或多或少控制是直接通过进出口渠道实行的。请看《计划经济》月刊1月号第27页关于这一点的论述：
“在制订本年度的控制数字时，在方法上必须将我们的进出门计划作为整个计划的出发点，根据进出口计划制定一系列工业部门以及整个工业的计划，包括根据进出口计划来协调新企业的建设等等。”
由此可见，不存在任何独立自在的、“充分的”速度，只有受到国际因素制约的速度。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我们的四月修正案无疑是正确的。
3．计划原则
关于计划原则我们的修正案认为，随着由恢复时期向所谓的改造时期的过渡，计划应当具有周期性质——5年—8年—10年，而不是年度性质。这是由独立建设和经营新企业的条件所直接决定的。顺便提一下，我们的修正案关于这一点写道：
“年度计划应被看作五年远景计划的固定部分。年度计划应当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相应任务。”（第167页）
这一修正案被否定。结果，在基本建设投资问题上我们得到的不是计划，而是有关各个工业部门的形形色色的纸上年度指标。二月全会责成政治局在适当考虑基本建设工程的情况下“加快制定初步的五年计划”。显而易见，这里至少浪费了一年时间。浪费一年时间就等于浪费物质资源和损失速度。
4．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四月的修正案说明如下：
“制定整个经济政策时应当保证明年（1926～1927）能够实现总额不少于10亿卢布的工业基本建设工程规划。”（第166页）
这一修正案遭到了否决。基本建设投资的控制数字直到今年二月即施工季的前夕才确定下来，总额为94700万卢布。如果我们的修正案当时能被接受，从10亿卢布中划出数额为1亿卢布的准备金，那么本施工季的条件就会有利得多。
在谨慎的幌子下极不谨慎地浪费了时间，损失了速度并因此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数额达几千万卢布的不必要的损失。
5．关于节约制度
我们在去年四月提出的修正案要求改编预算，以便给工业提供比现在多得多的资金。修正案提出：（……）
这一修正案遭到了否决，五个月之后，由李可夫、斯大林和古比雪夫签署的著名的十月宣言指出，某些同志想要剥夺农民，宣言反其道而行之，郑重提出将国家预算中的非生产性开支减少3～4亿卢布。
6．关于农产品收购
关于农产品收购和价格问题，我们的修正案（由加米涅夫同志签署）警告说：
“在粮食和工业所必需的农业原料市场上，自发因素、私人资本和农村富农上层人物的作用比原来预料的要大。”（第161页）
这一修正案被说成是所谓在富农面前惊慌失措的一种表现，因而遭到了否决。今年的粮食收购运动完完全全地证明这一警告是正确的。
7．关于第聂伯河建设工程
去年的四月全会认为，关于第聂伯河建设工程，不言而喻，其近期建设计划理应被否决。第聂伯河建设工程被比作留声机等等。在去年的四月全会之前，许多负责工作人员和一批像交通人民委员部这样的部门，都对近期搞第聂伯河建设工程的想法予以谴责，认为这是空想。这使得进行全面经济核算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并且导致在交通人民委员部方面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谨慎有余变成了不谨慎和浪费时间。
8．关于潜力
无疑，去年的经验证明，我们在我们修正案的附件中提出的关于经济潜力的意见是正确的。
9．关于工资
说我们去年四月提出的建议是蛊惑宣传的指责已经像脱皮一样自行消失。我们对问题的提法是惟一正确的和现实的。
10．关于住房建设
关于住房问题，我们的建议是争取在最近时期内至少让工人的住房面积不会减少，结果在去年遭到了否定，理由出人意料，说这个规划太小，必须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
然而事实证明，工人的住房面积从1923～1924年到今年（包括今年）发生了如下变化：从每人12平方俄尺递减为11.5～10.8。目前为10.6（见4月8日《真理报》）。根据所有资料判断，明年工人的住房面积比今年还要少。由此可见，我们的建议完全是从现实条件出发的。否定我们建议的理由是不符合实际的。
※※※
上面所举例子都来自去年四月我们就经济问题决议所提出的修正案，现在，修正案正以某种方式庆祝它的周年纪念日。假如提到其他方面，那么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所有这些例子都证明，这些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和现实评价中提出来的无疑是正确的意见和实际建议，先是在整体上被否定，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然后再被部分地、零敲碎打地、姗姗来迟地加以吸收。这就是对经济发展和领导问题的尾巴主义态度。尾巴主义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都意味着速度的损失。速度的损失则意味着某些资源从社会主义轨道转到资本主义轨道上。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11日 |
德国共产党的左翼反对派问题（托洛茨基，1927年4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德国共产党的左翼反对派问题
托洛茨基（1927年4月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8003
亲爱的同志：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德国共产党左翼反对派的《情况通报》（1927年3月1日第5～6期合刊）。这一期使人对马斯洛夫、费舍、乌尔邦斯集团的总面貌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1．不能不指出，那种认定这一集团宣布苏联是资产阶级国家并从事反对苏联的叛卖活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相反，该团体极其尖锐地提出反对威胁苏联的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该团体在给德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声明中说：
“我们无疑将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支持苏维埃俄国，但支持的方式完全不同于改良派阵营的‘朋友们’。”
在给党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中说：
“同时我们的确不赞成卡茨、科尔什[1]或施瓦尔茨在俄国问题上发表的错误的、非共产主义的观点。
“我们认为苏维埃俄同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我们不赞成任何关于俄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科尔什），以及在俄国策划‘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施瓦尔茨）的言论，我们认为这是取消主义言论。我们现在仍然一如既往地认为，支持无产阶级的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任何进攻和反对孟什维克的诬蔑运动，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不言而喻的义务。”
公开信援引了左派代表在议会的有关讲话，同极左派明确划清了界限。
诚然，可以认为，这些左派的总方针给世界革命因而也给苏联的国防带来了危害。这种说法没错。这已经是总的政治评价问题了。但列举事实应当实事求是。左派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过去和现在同极左派坚决划清了界限，并提出了一系列目的在于更具体地同威胁苏联的危险作斗争的建议。我认为，从现在或以后有无可能恢复这一团体在共产国际中的席位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实是主要的。
在左派提出的反对干涉的措施（召开运输工人、海员、军工工人代表会议等等）中有这样一个建议：
“立即召开英俄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中的改良派成员——不言而喻——肯定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来反对‘自己的’、得到他们支持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那时便利用这一点揭露这些叛徒并因此而补上在英国总罢工期间未做的工作，使英国无产阶级认清‘左的’和右的改良主义。”
这个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在政治上也是适宜的。在我国刊物的倡议下，所有共产主义的刊物在最近时期都大谈特谈干涉的危险性。
就像有人先诉我们所（疑为“告诉我们说”之误——录入者）的那样，英俄委员会并不是“一具僵尸”，却始终一言不发。英苏两国政府频频交换措辞严厉的照会，英方的照会是对和平的公然威胁，英俄委员会对此一言不发。英国炮轰南京，英俄委员会对此一言不发。如果该委员会还在，它为什么一言不发呢？而如果它已不复存在，为什么对它的灭亡避而不谈呢？我们看到，俄国反对派在英国总罢工失败之后揭露过的、英俄委员会的英方成员在掘煤工举行罢工的整个时斯内每天都鼓吹的那种政策，在这里又一次拙劣地再现。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反正我们现在是扮演了包庇英国孟什维克的角色，列宁曾说他们比俄国孟什维克要坏得多。
在为即将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埃森代表大会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对形势作了如下评价：
“改良派对无产阶级影响的增强反映了德国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不仅最近时期的所有国会选举，而且更重要的是所有工会选举，都表明了这一点。”
接下去我们看到，这篇文章作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声明，对德国“稳定”的特殊性作了说明：
“事实上，左派在这次党代表大会[2]上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他们没有毫不留愦地向党说明1923年失败的严重性，没有进行必要的选举，没有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向党说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趋势，没有根据这种情况提出当前时期的斗争纲领和口号，而这本来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同时强调指出纲领性的观点也是完全正确和绝对必要的。”（黑体是我加的）
我认为，这一表白实质上是正确的，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表明左派通过这个问题学到了许多东西。早在1923年11～12月间就已经相当清楚地表明：革命形势的最尖锐时期已经过去；低潮已经开始；这个低潮将月复一月地变得日益严重。布兰德勒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是制订导致无产阶级遭到严重失败的政策（的）罪魁祸首之一。他说，革命形势“在发展”。克拉拉·蔡特金也说过这样的话。然而左派当时也没有看到到失败的严重程度，因而没有预见到整个政治形势发生急剧而深刻的转折的必然。不仅如此，他们由于一时冲动而打算把一些人打入“取消派”之列，这些人在当时就已指出这种转折是不可避免的，并提醒人们防止那种在1923年是绝对正确而必要的，但在1924年这个绝对稳定的时期却有可能是极其危险甚至是毁灭性的政策的人。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完全正确地指出，由于失败，一方面人们对失败的意义及后果作出了错误的评价，另一方面在左派阵营中对“当时条件下什么是‘左倾’”出现了——在我们看来是大多数人的——完全错误的理解。”例如，许多左派按照文章的说法，而我们认为是整个左派——当时都认为“谈论放慢革命的速度是根本不允许的”。这可真是一针见血。“左”倾表现为浮躁不安，不愿意“容忍”这样一个事实——即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形势这一次已经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左派和布兰德勒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走到了一起，当然是殊途同归。布兰德勒力图掩饰失败的规模，指责我们对1923年的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并把自己打扮成对明天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者。左派则继续作出直接革命的展望，因而不得不过低估计1923年失败的意义，并且认为1924年的政治形势不是急剧转折的结果，而是过去的直接继续。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布兰德勒猛烈抨击托洛茨基对形势的评价，左派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纠正他的错误。相反，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即在稳定和革命低潮开始一年半之后，谈到群众向左转（！）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评价的基础上产生了错误的总方针，从而导致德国的左派领导屡犯错误并促成左派领导的迅速灭亡。说我们赞同布兰德勒1923年的政策或他对失败之后形势的评价，这是错误的。我们同他存在着重大分歧。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接受左派的行动纲领，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政治形势已经发生的急剧转折。
在从那时起的三年多时间里，布兰德勒没有学会辨别革命的正面和背面。他在德国和俄国问题上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点。至于说到左派，那么正像上面所引的几段文字指出的那样，他们学会了许多东西。说左派（马斯洛夫、路特·费舍、乌尔邦斯等人）否认所谓的稳定，这是错误的。相反，正像上面所引的几段文字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们明确地承认稳定——和完全正确地——把稳定看作是已经变化的阶级力量对比，而不是看作某种机械的过程。他们完全正确地认为稳定的基本政治标志是改良派对无产阶级影响的增强。他们完全正确地认为原因就在于1923年秋天革命的失败，当时党未能利用无可怀疑的革命形势并带领无可怀疑的革命群众去夺取政权。经过巨大考验和希望之后遭到的这次巨大失败不可能不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积极性的降低，从而使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转变。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巩固使它有可能推行旨在巩固其经济阵地的政策。其中最有可能的是采取一系列为经济“稳定”开辟道路的国家措施。
指责俄国反对派否认经济稳定是没有道理的。1923年（德国的）经济混乱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巩固必然会带来经济上的调整，而经济上的调整又会使资本主义阵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但在这种集中发生变化的时代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确地认识到，经济现象与政治现象之间存在辩证的依赖关系。我们同庸俗的宿命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种宿命论认为稳定的到来（怎样？从哪里？为什么？）打断了德国革命的发展。打断革命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政治因素：共产党没有驾驭形势的能力。全体无产阶级、全体人民亲眼目睹了党所经受的考验和遭到的失败。由此开始寻找通过其他途径摆脱不可救药的危机的方法，再说领导作用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方而。谁不明白这一点，谁就什么也不明白。
我们看到，左派明白1923年末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这本身就是政治上成熟的标志。我们的时代与战前不同，是政治急剧转折的时代。应当学会及时对这些转折作出判断和评价。在低潮开始一年半之后说群众“向左转"，这就意味着要犯重大的错误。现在左派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至于他们进行这种评价时说错的话，只具有次要意义并且来自他们昨天的认识。他们明白了最主要一点，即在1923年是正确的手段和方法，在1924～1925年就可能是极其有害的。他们明白，“根本不允许的”（！）不是谈论放慢革命发展的速度。相反，根本不允许的是不考虑事实，否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德国“极右派”的情形则完全相反。他们完全否认相对稳定（见他们1927年3月1日的机关报《共产主义政治》）。他们认为，关于随着这种稳定的发展会出现新的革命形势的说法，纯粹是自欺欺人。他们问道，在稳定即资本主义得到巩固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出现革命形势呢？他们对稳定的分析同机会主义者一样充满了宿命论——只不过是从另一端。在他们看来稳定是资本主义巩固的独立过程。在我们看来，稳定首先是阶级斗争的过程，阶级力量对比不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稳定的每一个新阶段都在各阶级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产生新的、更高形式的矛盾，而且始终具有矛盾日趋激化的倾向。正是在这一辩证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发生革命动荡和战争风云。只有可怜的庸人才会认为只有在直接革命的形势下才需要共产党。可以满怀信心地说，目前的帝国主义时代要关心的是革命形势健康发展。现在需要的只是德国共产党利用目前的稳定时期进行相应的准备。在布兰德勒看来胜利遥遥无期，在左派看来胜利必然到来。
4．左派在给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中驳斥了指责他们破坏共产主义原则的论调，指出他们从来没有破坏过“关于革命的代议制、关于在改良主义的群众组织中首先是在工会中开展革命工作，关于建立工人苏维埃等的基本原则，就如它们（这些原则）在第二次国际代表大会上被通过时那样，而在大会以后它们越来越遗忘了”。这段话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它会被理解为好像对共产国际纲领策略的表述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完成的。如果间想起左派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是反对派，那么这种印象就更深刻了。谣传左派中的一些人认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说他们不想把1923～1924年间的教训搬到1921年。战后直接发生的混乱无序的群众高潮不可能取得胜利，原因是没有一个同这些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真正革命的党。而当党形成以后（当然只是个雏形），在群众中低潮已经开始。由此产生了党在1921年二月战斗期间的错误。第三次代表大会对这些错误作了权衡和评价并提出了迎接新的战斗时期的纲领。理解1921年的转折同样是必要的，就像理解1923年的转折一样。这两次教训都同样成了革命时期的战略及其急剧转折政策的组成部分，
5．在使国际无产阶级对即将到来的帝国主义战争作好准备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项指示：必须“孜孜不倦地和坚持不懈地宣传列宁的口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国内战争”。（见《给党代表大会的公开佶》）
这一表述是不确切的。很可能，这里只是表述上有缺陷——没有别的意思。但不确切的表述会使人得出错误的政治结论。列宁说的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国内战争”的口号会被理解为老一个套：以战争对抗战争，等等。一般来说，如果形势已经非常有利于革命，无产阶级能够用国内战争对抗帝国主义战争，那么资产阶级未必有可能发动帝国主义战争。如果形势使资产阶级能够将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强加于人民群众，那么无产阶级未必能够简单地用国内战争来对抗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政策的目的将是在以后的进程中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恰恰说明和平主义鼓吹者提出的“拒绝”战争、新兵罢战等口号是愚蠢的。如果由于叛卖性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的存在和由于我们的错误，资产阶级能够重新把国家拖入战争轨道，那么共产党就不能简单的“宣布”进行国内战争，而应把自己的整个宣传和组织工作转到战争轨道上来，以便在某个时刻，在形势发生急剧转折的情况下，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就是列宁的口号的意思，仅此而已。
6．我们认为，总的来看，1923年左派对于德国“国防”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是布哈林……在1926年奇怪地提出来的。左派完全正确地认为，战败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同战胜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样，在战争中成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俄国资产阶级在1917年被打得一败涂地。然而，我们的党没有实行民族和解的政策。德国左派完全正确地指出，比利时社会党人完全有理由以他们的中立的祖国被毁灭来为自己辩护。然而，我们认为王德威尔得是一个不亚于谢德曼的叛徒。不言而喻，如果——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本国战败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帮助它医治好创伤，而在它表现出有能力扼杀别人的时候与它分道扬镳，那么这样做纯粹是愚蠢的行为。
关于工人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可能的协议的问题，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显然，苏联不能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结成永久或长期的防御性和进攻性的联盟，因为它们的政策的目的截然相反，所以阵线的暂时一致只能是一种例外，而不是通例。但例外是可能的：例如，与边境缓冲国达成不允许外国干涉军过境的协议。这样的协议如果有可能达成，哪怕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完全允许，在某些条件下甚至是完全适宜的。边境缓冲国的共产党应当拥护这样的协议，当然在批评本国资产阶级方面也丝毫不能缩手缩脚。这里说的不是支持“自己的”被压迫的资产阶级，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哪怕是弱国）的民族战争，而是利用该帝国主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所处的特殊条件，以利于工人国家防备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进攻。
最近进行的那场建立在谎言和诬蔑之上的手榴弹事件，始终是在为干涉做准备工作。但我们完全有权提出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工人国家能否和一个由于环境所迫而有同样利害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共同生产武器弹药的军事技术协议呢？如果这个工人国家很落后，如果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如果它可以通过签订这样的协议而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那么它当然有权并且应当签订这样的协议。列宁在一次同布哈林争论时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没有拒绝法帝国主义提供的军事技术援助，以反对向我们发动进攻的霍亨索伦[3]。一个正直的人能否从强盗那里得到左轮手枪呢？——列宁向布哈林通俗地讲解了他的观点的错误。如果强盗准备向一个正直的人供应左轮手枪时只有一个条件，即他这个强盗同时也得到为自己生产左轮手枪的可能性，那么事情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一个处于强敌四面包围之中的工人国家有权与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者签订有可能增强工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暂时协定，否认这一点是荒谬、可鄙和可耻的。德国每一个革命的和只要是正直的工人都会理解，不签订这样的协议工人国家早就灭亡了。只有像科尔什、施瓦尔茨之流这些可怜又可鄙的饶舌者才会认为这是背叛，恰恰相反，这是在履行无产阶级专政政府的义务。
我关于我所收到的这期左派刊物的评论就写到这里。总的结论我已经在前面作出了。布兰德勒在这些年中什么也没有学到，左派则学到了许多东西。所以我认为，左派将为自己找回在共产国际中的位置。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2日于加格拉
[1]科尔什，卡·（1886～1961）——1919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1925年任徳共机关报《国际》主编，1926年与团结在《共产主义政治》杂志周围的一些人组成极左集团，被开除出党，后作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活动。
[2]在1924年春天召开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左派从布兰德勒分子手中夺过了权力。
[3]霍亨索伦，指威廉二世（1859～1941）——德国皇命和普鲁士国王（1888～1918）。 |
不肖徒辈（托洛茨基，1927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不肖徒辈
托洛茨基（1927年3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8000
革命前的俄国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研究各个阶级包括统治阶级的某些民族部分的政治本性的试验场。在沙皇俄国各种形式的压迫交织在一起：农奴制等级压迫，官僚警察压迫，资产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其中民族压迫也同等级和阶级压迫形式交织在一起。被压迫民族也是社会历史阶梯中的一个完整的梯级。某些被压迫民族就其经济和文化水平来说不是低于而是部分地高于统治民族（芬兰人，波兰人，部分犹太人等等）。从另一方面来说，在高加索和亚洲有几十个民族还没有摆脱游牧生活，或者是刚刚步入定居生活的第一个阶段。
无论如何，按照常规可以说，除大俄罗斯民族以外的所有民族都处于错综复杂的压迫之下，因为这里除了民族压迫还有各种其他形式的剥削和压迫。
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如果抽象地推论，可以认为，沙俄帝国境内的波兰、犹太、亚美尼亚、德意志或鞑靼资产阶级要比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坚决、激进、革命。然而现实推翻了这种推测。而且不是偶然的。
问题在于民族压迫采取了不同的形式。民族压迫是通过阶级实行的。无疑，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和农民更容易接受革命的思想，并且首先走上了群众性斗争的道路。华沙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很长时间走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无产阶级的前面。定居下来的犹太手工业工人首先掀起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早在1905年革命时期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土地斗争就具有最革命的气势。
然而正是这些情况麻痹了民族资产阶级。例如，可以说，波兰资产阶级因此才长期依附于专制制度，而波兰无产阶级则一直站在革命的前列。
由此而得出了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结论。
列·托洛茨基
[1927年3月] |
我们能取得经济独立吗？（托洛茨基，1927年3月19～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我们能取得经济独立吗？
托洛茨基（1927年3月19～27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98
首先应当取得共识的是对独立的理解：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经济，还是不可战胜的强大的经济？怎样理解独立或自主呢？不言而喻，对独立的这两种解释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工业的所有基本部门不得到发展，不实现电气化，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实力。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即在近几年里建立起我们不需要国际市场、国际市场也不需要我们的完整的和成比例的所有经济部门。如果我们走这条路，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的积累在数量过多的新产品、新企业和新的工业部门之间进行分配，这样就会把我们的发展速度真的降低到乌龟爬行的地歩。走这条路我们必然会崩溃。衡量我们经济政策的基本标准应当是速度——积累的速度，物质财富增长的速度。
然而说到底，这一发展应当使我们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即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完全满足我们的一切需求——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都根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过这种独立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可能性更小，因为社会主义将建立在比资本主义技术先进得多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扩张的意图）意味着生产力在一个国家内受到限制，那么这种情况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就更加严重。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反动，正是因为这一理论使我们从资本主义尤其是其帝国主义阶段已经达到的水平向后退。国际主义的基础不是空洞的原则，而是新的技术同各民族国家范围的不适应。由此产生的结果从一个方面来说是帝国主义战争，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人们有时将美国抬出来作为工农业平衡发展的例证。然而，第一，社会主义的任务不是城市和乡村的平衡发展，而是消除城乡的对立；第二，美国从来都不是封闭的经济，而现在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如此。作为美国工业化的基础的是农产品的大量出门。现在美国的金融资本和工业需要国外市场。美国在使世界各国不同程度上依赖它的同时，自己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依赖性。如果无产阶级在美国掌握了政权，它无论如何也不会将这一发展往回拉——即退回封闭状态。
有人试图说明，似乎最大限度地发展我们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是我反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的论据，这种说法不仅是荒谬和不诚实的，而且是不明智的。对于这一问题我大约在两年前就在《真理报》上首次发表的我的题为《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小册子中作了相当明确的阐述。这里我不得不引用一大段能使我们一下子切入问题实质的话：“但我们‘长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不会包含其他的、更严重的危险吗？在发生战争或封锁的情況下我们不会面临无数的生命线随之中断的危险吗？不能忘记，资本主义世界对我们极端仇视，等等，等等。这种想法许多人都有。在生产者中间可以找到许多不自觉或半自觉的‘封闭’经济的拥护者。应当就这个问题说上几句。当然，借债也好，租让也好，对进出口的依赖不断增加也好，都有一定的危险。由此可见，在每一个方面都不能掉以轻心。但还有相反的危险，而且一点儿也不小：这种危险就是延缓经济的发展，就是比积极利用一切世界资源所能达到的速度要缓慢的经济发展速度。而在速度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我们生活和成长于世界经济的压力之下。关于我们‘长入’世界市场后会遇到战争危险或封锁危险的论据过于空洞和抽象。既然包括一切形式的国际交换会使我们在经济上得到增强，那么这种交换也会使我们更有力量对付封锁或战争。至于我们的敌人还会利用封锁或战争来对付我们——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丝毫的怀疑。然而，第一，我们国际经济联系的形式越多，我们的潜在的敌人就越难破坏这些联系。第二，即使最终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也会比在封闭经济下以及由此导致发展缓慢的状态下强大得无与伦比。”接下去说：“世界劳动分工不是一个可以不予考虑的因素。我们只有善于利用世界劳动分工的条件产生的资源，才能全力加快自己的发展。”我希望，这些话能对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争论——其中包括布哈林关于我只谈我们的依赖性不断增长，但忽略了我们力量的增长的说法——作出极其准确的回答。
顺便说一下，布哈林反对我的论战几乎完全是按这个模式组织进行的。他取的不是我的思想即我所叙述的有内在联系的思想，而是使用一种只能称作文丐的手法：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里摘取一句话或片言只语，再随便补充几句什么，然后就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这句话再加上布哈林自己的一些东西宣布为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从我的未经核对的速记记录中摘取个别词句——完全不顾我的讲话的明白无疑的涵义——然后从这些词句中造出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充其量是布哈林本人颠倒过来的观点，但绝不是我的观点。
如果说同世界市场的不断增长的联系和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希望，那么关于超工业化、关于力图使我国工业超速发展的指责意味着什么呢？关于那种速度——即一方面是“乌龟爬行速度”，另一方面是“超工业化速度”——的整个争论意味着什么呢？远不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能不能成功的争论，而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走什么道路有望成功的争论。我之所以要提出和强调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是因为，第一，这种依赖符合现实情况，第二，只有对这一现实情况有明确的认识才能理解速度问题。大约两年前我在《真理报》上写道：“在速度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我们生活和成长于世界经济的压力之下”（《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第2版第63页）。为什么反对不学无术的封闭经济的空谈就是悲观主义呢？为什么反对“乌龟速度”的反动昏睡理论就是缺乏信心呢？既然我的基本思想是我们只有善于利用世界经济资源才能全力加快自己的发展，那又怎么谈得上向资本主义经济投降呢？
其实，说我们的发展将导致独立，即实现各经济部门全面的内部平衡并摆脱必须进出口的局面，这有什么根据呢？这根本没有任何根据。相反，这同世界经济发展——其中包括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的所有趋势是根本矛盾的。
我们并非很早就理解这一点的。我们根据这一观点评价最近的帝国主义战争并预言今后帝国主义战争仍然不可避免。我们根据这一观点在1923年接受了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口号，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逻辑结果。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欧洲联邦和我们苏联必将联合为一个经济整体。最后，我们认为，苏联是连接欧洲社会主义联邦和亚洲联邦的大桥。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认为自由的印度和社会主义的英国将会过封闭的、互不依赖的生活。它们之间的财富交换是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这种交换在推翻英国资产阶级之后仍将保持并将在一个大联邦的范围内进行。这一点适用于我们的北印度——西伯利亚。开发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这是巨大的国际任务。德国和英国的技术、丹麦的农业经验都将在这里得到应用。然而这里所指的当然不只是一个西伯利亚。库尔斯克的磁铁矿藏，乌拉尔的钾矿藏，我们所有的巨大资源都需要使用国际积累和世界技术。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电气化任务。
我们并非很早就理解这一点的。可以说，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1]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特别关注下所写的关于电气化的书，极其鲜明地表明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其中——包括我们的电气化计划——的国际性质。请看该书第六章的论述：
“仅仅在几年以前对问题还是这样看的。从那时以来，世界技术或世界经济发生了哪些足以使我们根本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和把对我们的理想（我们大家四五年以前把它称作小资产阶级理想）的否定叫作小资产阶级怀疑主义的变化呢？
但有人说，这些推测都是建立在对欧洲社会主义革命飞速发展的希望之上的。当然，对于社会主义的欧洲我们不需要任何“独立性”。同社会主义的欧洲的关系是建立在最有效的（能产生良好结果的）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兄弟合作。资本主义的欧洲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对它应当保持独立性。这样提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有说服力，实际上是错误的。对近几年的瞻望表明，我们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将不断增长，不仅将绝对增大，而且将相对增长，就是说，同整个经济周转相比对外贸易额将不断增加。由此可见，最近的时期将成为我们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增加和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同步提高的时期。什么时候开始向封闭状态转变呢？我们需要多长时间进行发展，“长入”世界市场，以便以后转向封闭经济呢？欧洲能否做到提前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呢？为什么现在当我们在经济上极端落后的时候长入世界经济对我们却没有什么致命的危险，而过5年或10年之后当我们变得相当强大的时候倒需要同世界经济保持独立呢？这有什么根据呢？相反，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将年复一年地提高我们对于国际交换的兴趣。这一交换将通过对外贸易垄断的方式得到严格调节。在欧洲社会主义联邦内交换将具有计划性质。在这两种体制之间不会产生任何断层，即使产生断层，我国的经济在其各部门保持平衡的基础上也能运行。相反，同资本主义各国的进出口在正确调节下的增长，将为未来即欧洲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和生产时的商品和产品交换准备好条件。”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在列宁的指导下写道，一国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这是正确的。在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中总是存在反动的倾向。把生产力赶入民族的范围——是根本反动的倾向。即使是沙皇俄国的生产力也超出了这种范围。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无与伦比的巨大发展的条件下之上。
国有工业应当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然而对于我国目前还极其落后的工业来说，起主导作用的是世界工业。我们生产的产品比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贵1.5～2倍，我们必须赶上它们，学习它们的技术，而且它们的技术也不会停滞不前的。这就是速度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我们没有想过学习世界技术。我们还根本没有提出生产问题。当时的问题是在农村找到粮食，有效地利用一切储备，用这样的方式来保卫自己。庸人们把这样的共产主义鄙夷地称作消费共产主义。但没有消费共产主义就不能拯救活的生产力，就不能保证过渡到下一阶段。
恢复过程初期，任务是让现有的技术设备满负荷运转，不管这些设备的有形磨损多么严重或结构多么陈旧。每开动一部机器就意味着前进了一步。
在所有的或者几乎是所有的机器都开动以后，折旧问题就提上了日程。为了保证生产的连续性，必须购买新的机器来代替磨损的机器。此外，必须购买新型机器来代替老式机器。世界市场日复一日地控制着我们在整个生产中和每个单独的部门中的落后状态。通过什么途径呢？通过价格的变动。斯大林同志企图把我关于世界经济控制着我们的思想说成是什么道威斯体系并问道，我是否是指以租让形式向外国资本所作的某些特别的让步等等。对于这样提问题只能表示惊讶。问题的解决不是靠道威斯体系，而是靠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列宁说，世界市场将对我们进行检验。我说的控制同列宁所说的检验是一个意思。其实这种检验是接连不断的，并且是不由自主的。如果在某个部门内资本主义技术取得新的和大的进步，而我们还停留在旧的方法上，那么这将表现为价格再次拉开，也就是说，表现为我们的比重减少，我们的阵地削弱，我们更易遭到种种干涉的损害。可见，我们必须赶上世界技术。
马克思把机器有形磨损的折旧同机器无形磨损的折旧区分开来。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机器在其有形磨损远未达到极限就不再使用了。当然，与先进企业并存的还有后进企业。但先进企业的资本家不得不对自己的机器的无形磨损进行折旧。这是对技术进步的支付。这种支付通过降低成本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如果资本家不能及时更新无形磨损的设备，就会从一流水平退到二流和三流水平，而在某些情况下会被完全排挤掉。这一点也适用于某些国家的一大批工业部门和整个工业。我们对世界经济的依赖表现在我们不仅要向我们的发现和发明看齐，而且向世界技术的进步看齐，不仅要对我们的设备的有形磨损，而且要对无形磨损进行及时的折旧。
当然，不应当把这理解为我们应该立即在一年或者二年或者三年内解决这一任务。这样提问题是幼稚的，但我们的发展速度应当能使我们在技术上越来越接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水平。检验我们同他们之间的距离是否缩小或是扩大，就是说，我们所占的比重是否增加或是减少，最好的尺度就是价格的比较动态。由此可见，国际对此控制问题并不像斯大林所说的是什么“乱扯国际因素”，而是由我们的状况即我们是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所决定的，就是说，“我们服从于世界市场，同这个市场联系在一起，离不开这个市场”。
可见，当列宁谈论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时，似乎把这一问题从国际革命中划了出去，并在某种意义上将其同世界革命对立起来，就像部分同整体相对立一样，在这些情况下他指的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简单和狭窄得多但却非常迫切的任务：在国有化工业的基础上恢复经济过程，其中包括为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提供保障，这一点对苏联尤为重要。过去斯大林也是这么理解的。
引文［斯大林的］
这样一来就说明，试图引用这一类引文并证明在单独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然而还有另一类引文——即列宁明确无疑地谈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共产主义社会的话。这样的引文为数不少。但它们的依据全都是这样一个前提，即世界革命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近一个阶段同其会合，我们今后将在同其他更发达的，己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进行兄弟合作的情况下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列宁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场合都从未撇开无产阶级革命在其他国家的胜利这一决定性因素来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成。当他谈论完全和最终胜利时他指的不是避免武装干涉的保障，而恰恰是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即无阶级社会，他一向认为这在一个国家内特别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内是不可能的，这同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传统是完全一致的。关于社会主义完全和最终的胜利，他提出：（1）夺取政权是第一阶段，（2）恢复城乡之间的经济周转即恢复国有工业是第二阶段。
把最终的或完全的胜利理解为免遭武装干涉的保障是亳无道理的：武装干涉的危险恰恰存在于最初的阶段，而到了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武装干涉的危险就会被抛到九霄云外。
列宁这样看待社会主义建设的例子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实质上，列宁的每一个讲话同我们党的纲领、同党的共青团纲领一样，充满了这种前不久在我们中间还完全无可争辩的国际观点。如果说列宁没有随时随地地、没有在每一个具体的场合都强调我们胜利的国际局限性，那么这只是因为列宁认为这一点已经深入人心，因而是不言而喻的。
例如，列宁1921年2月6日在服装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道：“所以工会……正在建设一个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新国家，虽然它是少数，但它能够建成而且一定会建成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因为我们得到千百万自食其力的人的支持。”[2]
可见，这段引文是说，我们的工会能够建成而且一定会建成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因为工会得到千百万农村贫民和全体农民劳动群众的支持。如果孤立地来看这段引文，它似乎对于证明在一个国家内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是相当有利的。至少这段引文在任何方面都不亚于为此目的而引用的其他引文。它认为工人同千百万劳动者的紧密联系是共产主义社会胜利的条件。但列宁在上述讲话的开头说道：
“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工人在国际范围内也必须共同行动起来。自从1917年我们同俄国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作斗争时起，自从1917年末我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时起，我们就经常地，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指出，我们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和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就是至少要把革命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3]
列宁紧接着这些已经将问题讲明的话说道：“三年多来，我们最主要的困难在于，西欧的资本家结束了战争，推迟了革命的爆发。”[4]
讲话的以下部分全都用来证明资本主义毕竟患有绝症。世界革命在最近的将来就将到来，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工会如果能够带领千百万劳动者跟自已走，它就能够建成而且一定会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列宁始终如一的思路。他可能在这样或那样的场合没有强调指出他在对服装工业工人的讲话中说的那类话，即“我们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和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就是至少要把革命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但他从来没有忘记更没有否定我们取得胜利的这个条件，他称其为根本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条件。坚持这一点似乎让人甚至感到奇怪。列宁在1918年初所说的以月计算的喘息时间，在后来特别是从1923年秋天起即德国无产阶级遭受最沉重的失败之后，变成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列宁本人对喘息时间的看法随着事态的发展也发生了变化并日益具体化。他开始谈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应当保持10年、20年而不是几个月的正确关系，认为这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条件。发展速度的变化是有巨大意义的事实。我们的所有困难和内部争论其实都来自速度的减慢。但发展速度减慢本身并未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同世界革命的总进程割裂开来。用列宁的话来说，我们仍然是一个环节，而不是独立的链条。
列宁在庆祝十月革命二周年的讲话中说：“我们一向强调我们是从国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在一个国家内要完成这样的事业即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5]
是的，我们一向强调这一点。我们没有别的想法。现在我们仍然不打算改变问题的提法：“在一个国家内要完成这样的事业即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
布哈林直到现在还认为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纯粹是形式问题。他没有放弃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提出的脱离实际的单独发展模式。他不明白，我们的发展速度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他不明白，除了军事干涉以外，还有依仗技术优势进行的力量要强大得多的低廉价格干涉。他不明白，国家计划委员会为什么没有根据“足够的”国内发展速度在独立自在的结合的基础上制定控制数字，而是不得不使整个控制数字向对外贸易数字看齐。我们依赖于世界经济的这种现实意义，布哈林没有领会，没有考虑过，没有明白。当然，如果要布哈林作出回答，那么他会开始“承认”我们依赖于世界经济；但他的所有论据、结论和展望全都是建立在封闭经济模式之上的。
然而，关于似乎我没有看到的我们通过依赖走向独立的问题究竟怎样呢？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布哈林试图使人相信，似乎我的展望就是依赖性不断加深，也就是说毫无希望，也就是说怀疑一切，也就是说丧失信心及其他一切与此类似的说法。这种说法由来已久，该是抛弃的时候了！我在自己的《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书中说明，我们恢复了对世界经济的依赖，这种依赖将不断加深，如果我们的政策正确，这条道路是惟一一条能使我们得到增强，使我国的经济比重得到提高，因而使我们强大得足以对付可能发生军事干涉和不断发生的以低廉价格进行“干涉”的道路。我解释说，在当代条件下关于民族经济独立的问题根本不可能通过古老的中国方式得到解决，我以资本主义的德国为例作了说明：近几十年来德国的经济同欧洲和海外国家的经济最紧密地溶合在了一起，长期依赖于外国供货人和外国进货人，当德国遭到军事封锁，同世界经济的一切重要联系一下子就被切断之后，德国表现出了罕见的生命力，同一大群形形色色的敌人对峙了整整4年。应当怎么解释这一历史奇迹呢？“德国在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建起了强大的工业，并靠这一工业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最活跃的力量。德国的外贸周转以及同国外市场包括海外市场的联系在短时期内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战争一下子把这一切都切断了。德国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而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陷入了几乎完全的经济闭塞状态。然而整个世界都亲眼看到了这个高度工业化国家的惊人的生命力和耐力。以前争夺市场的斗争培育了徳国生产部门的高度灵活性，德国在战时有限的国内基础上充分利用了这种灵活性。”（《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第63～64页）由此我们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我们需要的不是对世界经济的“独立”，而是高度的劳动生产率，而这样的生产率只有在快速发展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而快速发展又要求广泛而巧妙地利用世界市场资源。换句话说，我们的方针不是独立的乌龟爬行速度，而是尽可能快的发展速度。这种方针有什么悲观主义呢？如果说我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反对抛开国际因素这一反动透顶的观点的，我又怎么可能不承认我们通过国际联系和依赖会变得更强大呢？
我在另一个地方借用我国经济生活领域中的一个例子阐述了我的思想。我国有大约12家托拉斯已经同著名的外国公司签订了技术援助合同。我国的托拉斯根据这些合同取得了专利、图纸和有关的外国公司的指导。这样一来我国的产品得到了改进并降低了价格，我国的企业为此而向自己的资本主义合作伙伴付出了很大的一笔贡款，然而这笔贡款同我国国有工业得到的好处相比要少得多。以前，机器制造托拉斯独立生产涡轮机，其中设计费用占涡轮机成本的7%。如今该托拉斯在按外国图纸生产涡轮机。资本主义公司的代表有权对生产进行监督，以防止生产其他型号的涡轮机并从每台涡轮机上抽取贡款。这无疑是相当严重的依赖。但设计费用因此只占涡轮机成本的2.5%，而且涡轮机的质量得到了提高。怎么做有利：是独立生产质次价高的涡轮机还是依赖别人生产质优价廉的涡轮机呢？问题本身已经作了回答。这里所谈的托拉斯的道理可以而且应当适用于我国的整个经济。这种可以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的依赖——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一种进步的依赖。那种让我们以乌龟爬行速度前进的独立，而且还洋洋自得，是一种反动的独立。这种独立的哲学是反动的哲学。
列·托洛茨基
1927年3月19～27日
[1]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伊·伊·（1870～1928）——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主义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起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工作。1925年起任中央委员、《消息报》主编、《真理报》副主编。1926年起任列宁研究院院长。
[2]《列宁全集》第40卷，第324页。
[3]《列宁全集》第40卷，第318～319页
[4]《列宁全集》第40卷，第319页。
[5]参看《列宁全集》第40卷，第2页。 |
札记（托洛茨基，1927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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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
托洛茨基（1927年2月2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89
“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再一次重申，在国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积极性的增强推翻了反对派关于工人阶级阵地及其专政遭到削弱的许多论断。”
1．这个批评是一个进步、对反对派的意见这一次表述得是正确的。反对派确实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治阵地以及无产阶级专政遭到了其他阶级的进攻。
2．这一点恰恰揭示了反对派的基本准则：为保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由此决定了必须对一切阶级危险保持警惕。仅此一点就说明关于让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
3．决议这一次对反对派的观点的表述是正确的，但却对这些观点作了错误的批驳：
（1）国家经济的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谁也无法怀疑。但这是一个两面的过程。应当正确的评价这个过程的每一阶段的政治力量对比；
（2）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积累的增长使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和阶层（商人，熟练的专家，官僚，富农）的原始政治倾向得到复苏和活跃。
4．目前阶段是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开展政治进攻的初期。无产阶级对形势及其中的危险认识得越清楚，无产阶级的一般阶级的、革命的积极性就会表现得越突出越明显。
5．只谈论“活跃”、“积极性”等等，而不说明其阶级内容，就等于是在说废话。
6．要真正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积极性，就不能掩盖现实危险，恰恰相反，要揭示这些危险。应当对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化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等等作出阶级评价，揭示它们的深刻的征兆性意义。谈什么“惊慌”、“悲观主义”等等是荒谬的，甚至是愚蠢的。但无产阶级应该做好保卫自己的政治阵地的准备，这些阵地近期内将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保卫无产阶级的阵地——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将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和团结起来，并使工人阶级有能力在国内和国际条件一有利时就转入革命的进攻。
列·托洛茨基
1927年2月26日 |
托洛茨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与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信件往返（1927年1月26日～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与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信件往返
（1927年1月26日～2月22日）
·托洛茨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致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1927年1月26日）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致托洛茨基（1927年2月7日）
·托洛茨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致雅罗斯拉夫斯基（1927年2月22日）
托洛茨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致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
（1927年1月26日）
抄送：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76
尊敬的同志们：
昨天的《真理报》刊登了雅罗斯拉夫斯基[1]同志在第十五次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就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发表的讲话。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讲话中引用了“拥护托洛茨基同志的纲领的联共（布）党员和苏联列宁共青团团员小组”在敖德萨散发的秘密传单。在公布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讲话中，没有任何材料可以断定这份传单是谁写的和谁散发的。传单的内容极其荒谬，以至使人怀疑这件事的背后是否有党的敌人插手。无须怀疑，白卫分子试图插手和挑起事端，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看一看白卫分子的刊物如《舵轮报》的报道就会明白这一点）。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没有提供有关传单来源问题的任何信息，就得出结论说：“这份文件表明人们完全转入了地下状态”。至于指的是哪些“人们”——则没有说明。此外，传单中提到了我的名字。
如果就此事进行调查——这是我所希望的——，那么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没有弄清传单的来源就将其发表，这里有没有挑拨之嫌。如果传单的作者确实是一些滥用我的名义的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不在讲话中指出所有这些据说已经弄清的情况呢？最后，就算这种极其难以置信的事情是可能的，也就是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确信这样的传单肯定同托洛茨基的《纲领》有联系，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找我澄清这个问题呢？
我不能不提请中央监察委员会关注这种明显不正确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只会给党内关系带来消极后果。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月26日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致托洛茨基
（1927年2月7日）
第631—68号
绝密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81
致托洛茨基同志
抄送：联共（布）中央
尊敬的同志：
我从列宁格勒回来后看了您1927年1月26日就在第十五次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关于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的报告所作的发言（我在发言中宣读了在敖德萨的联共（布）各支部流传的传单）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的声明。您表示困惑地说：“为什么没有弄清传单的来源就将其发表，这里有没有挑拨之嫌”。您问道：“如果说传单的作者确实是一些滥用我的名义的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不在讲话中指出所有这些据说已经弄清的情况呢？最后，就算这种极其难以置信的事情是可能的，也就是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确信这样的传单肯定同托洛茨基的《纲领》有联系，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找我澄清这个问题呢？”
我是作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从联共（布）中央书记处获得上述文件的，因为这份文件是分发给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同时，我所公布的这份传单的后面还附了一封编号为1号的信，这封信就某一点上说是极力为反对派辩护的一种尝试。这封1号信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召开之前和在最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弄清的反对派的路线如出一辙。而且中央在分发这份传单时附了一个通知，说这份传单是“1926年12月末在敖德萨市各支部”传播的。我当时没有任何根据认为这份传单来自白卫分子；而弄清谁是散发这份传单的罪魁祸首我一时当然还做不到，因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都十分清楚，根据以往同反对派的地下派别活动斗争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要查明谁是这些文件的散发者有多么困难。我索取了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具体的材料。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规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无权向党报告由于散发这样的文件和存在这样的地下集团而对党的统一形成的威胁。我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发表声明，是因为我不仅有正式的根据，而且有许多其他的材料，有些材料您托洛茨基同志也是知道的。我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联席全会上作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时还援引了的托洛茨基分子、工人、莫斯科党组织成员安德列耶夫同志的声明。这个声明指出：
“……在交换意见时（在巴辛耶夫的家里）明确了今后的行动。作为基础的是：今后要搞秘密活动，转入地下状态，只进行单个人的活动而且主要是保存好目前现有的干部，并尽可能逐渐吸收别的干部”。
安德列耶夫同志是1926年10月11日向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发表这一声明的（见1926年10月23～26日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速记记录第15页）。
我在列宁格勒时看到过另一位安德列耶夫（А．安德列耶夫）同志1927年1月21日给列宁格勒省委组织部的声明，这位同志在声明中说，他从“坚定的托洛茨基分子”利诺夫斯基同志那里得知“反对派目前的计划”，内容大致如下：“我们接到指示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公开行动，而要为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准备，而且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我们接到指示要把自己装扮成中央多数派百分之百的拥护者，以便取得信任并力图获得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委托书，在代表大会表决时一决雌雄。”
此外，前反对派活跃分子之一党员费多罗夫（前共青团中央委员）也曾于1926年12月1日向列宁格勒省监察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声明，说反对派在1926年10月16日声明之后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反对派的首领在会上似乎作过如下指示：“现在必须停止在各工厂的派别活动，但不要中断与各区的团体的联系，要打着探亲访友‘喝茶’的幌子，收集所有关于局势的信息，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重新恢复我们的活动了。”
所有这些声明使我作为中央监察委员有权在自己关于反对派活动的报告中向党发出警报。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没表过认为这些传单或类似的传单来源于您的声明。在列宁格勒代表会议上，我在宣读这份传单时曾说：“这里没有一行文字是在指示如何更秘密地活动，如何更好地掩盖这一活动，但所有的人都清楚，这是企图继续开展这一活动。因此，首领们的声明（我指的是1926年10月16日的声明）说他们不再进行任何派别活动，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他们自己答应不再进行派别活动，但对他们的拥护者今后的行动则纵容放任，推卸自己的责任，等等。我们丝毫不能解脱他们的责任。”由此可见，我认为我的行动中根本没有您所指责我的“错误的行力”，我认为我在自己的行动中维护党的利益是完全正确的。
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
托洛茨基就敖德萨文件问题致雅罗斯拉夫斯基
（1927年2月2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87
致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抄送：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尊敬的同志：
由于中央全会的召开以及身体欠佳，未能及时对您2月7日的来信作出答复，一直拖到现在。
1．从您的信中得知，敖德萨的文件分发给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由于我哪一个机构的委员都不是，所以我没有得到文件，尽管文件中直接点了我的名字。至于您说的什么1号信，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2．对于“前托洛茨基分子”安德列耶夫同志及其所说的在巴卡耶夫同志家里发生的事情我没什么可说的。说实在的，我认为在这一极其紧张的时刻有人说出像安德列耶夫同志所叙述的那些想法[2]和意见是可能的。但我认为，巴卡耶夫同志不会说出这些想法来。
3．您引用了另一位安德列耶夫同志的话，这位安德列耶夫根据“坚定的托洛茨基分子”利诺夫斯基同志所说，谈到了这样的指示：“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公开活动，要把自己装扮成中央多数派百分之百的拥护者，力争获得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委托书”等等，——这段引文本身就暴露了其内在的站不住脚。安德列耶夫同志和利诺夫斯基同志我都不认识。然而问题当然不在这里。您间接转述的“计划”本身就纯粹是荒谬的。至于说到我，那么我认为，每一个赞同反对派观点的同志都无权向党隐瞒这一点，而恰恰相反，应当利用党给他提供的一切途径，坚持自己的观点。
4．所引费多罗夫同志的活，即关于反对派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反对派的首领“似乎”指示“打着探亲访友喝茶的幌子……”等等，等等，同所引利诺夫斯基同志的一段话如出一辙。一般来说，我不怀疑，有反对派情绪的同志，特别是遭到批判的同志，会相互走访“喝茶”。我认为，您自己也明白，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我不怀疑，他们在走访时会互通信息。为了防止这样做，就应当结束反对派集团和小组的隔绝状态。应当使反对派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可能参加党的正常的日常工作，担负起自己那一份党的工作，列宁在世时和国内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一直是这样做的。
5．用您的话来说，您没有发表过认为敖德萨的传单来源于我的声明。您要是发表这样的声明成何体统！您实际上说过：“这里没有一行文字是在指示如何更秘密地活动……”，这就够了。指示是谁下达的？关于这一点您没有直说。但在您宣读的文件中点了我的姓名。您用您所引用的利诺夫斯基同志和其他人的话引导您的听众顺着明确的思路往下想。这是含沙射影的手法，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使用这种手法尤其是不能允许的。
6．接着您说，签署10月16日声明的人只是为了保全自己才放弃派别活动的，同时却鼓励别人进行派别活动，您这又说错了，因为我们的声明的意思和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央委员会用纯粹党内手段根除分歧。如果您看看《真理报》就《中央委员会通知》发表的第一篇社论，那么您就会发现，社论说10月9声明是党的胜利，是“历史”事实等等。当然，两三天之后调子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尽管在这几天内并没有发生任何新的事件。极有可能，引发这种急剧的和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的转折的是您的通报和您所引用的“前托洛茨基分子”安德列耶夫同志的话等等。
7．您认为可以在讲话中和报刊上对反对派的政治路线作如下评价，即这条路线分析了“与苏维埃政权的冲突”问题并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行动”的问题出谋划策。您像往常一样，引用某位通常是您根本不认识的同志的证词来攻击您非常熟悉的一些同志，而这些同志的观点，不管您怎样横加指责，都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毫不相干，就像您本人的观点一样。这样的方法只能毒化党内和全国的政治氛围。
8．您说要捍卫您作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向党报告对党的统一形成的威胁”的权利。这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不仅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而且任何一个党员都有这样的权利。我丝毫不想对这种权利提出异议。我只是想说，您，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对于这种权利进行了最不正确的使用并以您的言论毒化了党内生活。我认为，利用您的言论可以不费力地编成一个有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不能做什么的教科书。正因为中央监察委员会拥有巨大的权力并掌握着每个党员的政治生命，所以要求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特别是主席团委员，在公众场合发表事关某个同志的政治活动、政治名誉的讲话时要格外谨慎。而在您的言论中连一点谨慎的影子都见不到。
9．在七月联席全会上，您在谈到有人向病中的列宁告斯大林的状时喊道：“可耻！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把私人关系同政治搅在一起！”对于您所说的告状一事我不想多谈。但您的结论我却准备全盘接受。把私人关系以及人身攻击同重大的政治问题搅在一起是不能允许的。此外，这也是“可耻的”！然而，您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对个别同志的人身攻击同与他们的观点的思想斗争搅在一起。
10．1926年10月，您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区委的扩大全会上说：“托洛茨基同志领导的租让总委员会编制庞大，将租让所得利润吃个净光。租让总委员会的同志们不去从事党交办的事业，而是在那里组织争论。”极有可能，租让总委员会的编制如您所说是“庞大”的。但全部问题在于这样的编制是在工农检查院的领导之下确定的，而工农检查院又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思想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我决不是想让您对租让总委员会的编制承担责任。但在提出如此毫无根据的指责时还是应当对问题多少有些了解。政治局关于加强租让总委员会机构并在其内部设立新的部门（监督部门）的决定是在我到租让总委员会任职之前作出的。定编工作是在工农检查院的一位代表的参与下进行的，他认为确定的编制是不够的。如果您坚持不同的意见，您可以随时通过适当的方式提出这一问题。
11．在租让总委员会中，有数十名党内和党外的同志在工作，在非常勤恳地工作。为了反对反对派，或者为了反对我个人，说这些工作人员“将租让所得利润吃个净光”，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可以撤换机构的领导人或某些工作人员。但这样毫无根据地谈论国家机关自然会引起每个工作人员的不满并损害提出这种指责的人的威信。
12．12月，您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代表会议上说：“你们知道，在中央四月全会和七月全会之后，许多反对派分子前往疗养地去养精蓄税，而与此同时我們中的许多人却不停地努力工作。”我认为，这段话的含意用不着解释。
13．不但如此，您在谈论租让总委员会和疗养问题时还提到了汽车问题，您在对总委员会进行揭露之后紧接着谈到有些人占用了两部汽车，有些人应当受到法律追究，等等，等等。如果在这方面您查明有错误，那就应当实实在在地进行追究并发布决定，而不要进行笼统的中伤。我认为，这样的指示应当下达到每一个把人身攻击搬上讲坛的普通同志。不但如此，中央监察委主席团委员也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定。
14．关于一部分而且是很大一部分党内工作人员享有其他工作人员所没有的特权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认为特权过多了。可以对特权进行限制。任何这样的措施，只要涉及到我，我都会服从的，我想，我不会比任何其他同志做得差。但由于就原则性问题进行政治争论而提出汽车问题，这就是谮（谣）言中伤，这种做法对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来说尤其是不能容许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由得想起了您所说的话：把个人因素同这样重大的问题搅到一起是可耻的。
15．我根本不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应当成为某种调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人不应该在斗争中坚持明确的观点。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它就是为这一任务而建立的）在于保障党的权利或者说党的活动在党内有一定的基础。当时，谁也没有像您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那样粗暴地践踏党的权利的基础。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不同的意见——不仅在所谓的反对派分子那里，而且在中央多数派路线的拥护者那里，都一样。您的大多数言论就像是有意要搞成无法共同工作的局面。我不认为您会成功。至少，既然这取决于我，即多数情况下都成为您的讲话攻击目标的我，那么我是不会在这方面让您满意的。但您的讲话，即以我为例援引的那种讲话（这样的讲话非常多），将给党带来极大的危害，很遗憾，对于这一点我没有任何怀疑。
列·托洛茨基
1927年2月22日
[1]雅罗斯拉夫斯甚，叶·米·（1878～1943）——1921年起为中央委员，1923年起为中央监委书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限制，削弱［季洛维也大在页边上的附笔］——季诺维也夫的笔迹。——列·托洛茨基［—列·托洛茨基在页边上的附笔］ |
致中央委员（关于无产阶级政治状况评价）（托洛茨基，1927年2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中央委员
（关于无产阶级政治状况评价）
托洛茨基（1927年2月2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85
关于联系整个形势即国内形势和世界形势对无产阶级的政治状况作出评价的问题，是在就改选问题进行争论期间提出来的，并引起了一些尚未完全暴露的意见分歧。我认为必须弄清楚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心平气和地说明这个问题至少会消除一些臆造的意见分歧。
1．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并不总是一成不变。即使是在大致一样的经济条件下，无产阶级也会在世界性和全国性的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发生政治方面的变化。
2．10年前，我国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比现在要低得多。然而在当时，由于国内和国际条件的交织作用，无产阶级取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阶级都末曾取得过的革命进攻的力量。认为这种革命进攻的力量可以保持好多年甚至几十年则是荒谬的。这里的降低和提高，有时甚至是幅度很大和很急剧的降低和提高，是完全不能避免的——这取决于整个形势，取决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
3．无产阶级和我们一起斯待着欧洲革命在1917年后马上爆发。1923年无产阶级期待着德国革命的爆发。1926年，在挖煤工罢工期间，无产阶级期待着英国事件的革命发展。1918〜1926年是欧洲无产阶级遭受巨大失败的几年。对此假装看不见纯粹是愚蠢和怯懦的表现（由此得出所谓悲观主义的结论同样是愚蠶的）。我国工人阶级为每一个这样的事件而焦虑不安——先是满怀期望，后是大失所望。这一经验使我国无产阶级对世界革命采取了某种新的态度（极其谨慎、克制，不耐烦的人——极大的怀疑，不成熟的阶层——公开的不信任），这难道不明显吗？
4．国内的发展进程，即在第10年我们才勉强达到战前的生活水平，这一点不能不对整个无产阶级产生影响。无产阶级走向革命时自然是满怀着希望，而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则充满了幻想。因此，特别是在速度缓慢的情况下，必然会对革命、对革命是否有能力在短时期内深刻地改变关系和生活流露出失望的情绪。根据这一点就说无产阶级对整个革命失去信心或者打算背弃革命，是愚蠢的或背叛的行为。然而如果看不到，革命在目前时期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使无产阶级集中意志和注意力，无产阶级的意志和注意力分散到了许多问题上，日常生活问题以及车间的、地方的和其他的需求不仅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遮盖住了整个阶级、整个革命的前途——看不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变成了瞎子。
5．50年代初，马克思根据整个世界形势首先是经济形势确认，革命暂时进入了低潮。马克思没有卷起革命的旗帜，但却同不愿看到这一点的主观主义者断绝了关系。马克思不怕直言不讳地提到低潮。
6．1907年，列宁确认革命的形势有所低落并号召去那“肮脏的地方”即参加第三届国家杜马等等。列宁不仅无情地与取消主义者，而且与不愿看到形势发生变化、工人阶级本身情绪发生变化的主观主义者（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等等）断绝了关系。
7．我们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我们认定，在德国1923年的失败之后，德国共产党逐渐失去了在群众中的影响。我们认为，在最近一年中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波兰共产党、瑞典共产党、挪威共产党等都衰弱了。在党的影响衰弱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的是政治错误。然而作为衰弱的基础的是自1918〜1923年之后在无产阶级群众自身中发生的更加深刻的过程。这种现象会长久吗？我们的时代是急剧转折的时代。但这不会改变对正在进行的过程的评价。英国的罢工实际上是在没有欧洲工人阶级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罢工的失败只会推迟新的高潮的到来。这就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事实，这就是明确规定了当前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的方法的事实。
8．或许有人会说，所有这些对于欧洲来说多多少少是正确的，但跟我们没有关系。这就是民族的局限性，而且是最可怕的局限性。我们有时越过我国工人阶级看待德国的、英国的、中国的事件。这种不良习惯的表现是，我国的报刊告诉工人阶级的只是世界发展的片断，主要是让人高兴的片断。我国工人阶级为德国的、英国的、中国的事件而焦虑不安，而留在他们意识中的沉重感觉不是光靠漂亮话能消除的。
9．莫洛托夫同志反驳说：那党10年来的工作往哪儿摆？——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阶级及其经验和结论不是党的机关工作的简单产物。我们大家知道，党在阶级的生活中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但党不是惟一的因素。党无法消除整个世界形势的影响、世界工人阶级胜利和失败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影响等等。党可以而且应当削弱低潮的影响。党可以而且应当正视工人阶级中的一切过程并向先锋队解释这些过程，使他们做好适应形势新变化的准备。但闭眼不看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
10．布哈林同志在他的列宁格勒报告中说，我们党内存在黑帮分子。我们不想夸大他们的数量。但与他们并存的还有对黑帮宽容的分子。其次还有一些不愿积极反对黑帮的人等等。这是怎么回事，是偶然的吗？难道无产阶级自身阶级积极性、警惕性和警觉性和警觉性的下降与这些现象不相符合吗？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党对于没有帮助无产阶级确定正确的方向负有绝大部分责任。应当从这一点做起。但怎样做起——这取决于无产阶级在何种程度上响应或不响应警告、号召的呼声等等。
11．敌视和半敌视无产阶级的阶级和集团觉察到无产阶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通过国家机关，而且通过经济和日常生活体现出来）有所减弱，因此，小资产阶级中政治上活跃的阶层的自信心得到增强。这一信心在不断增强，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压力和控制。无产阶级无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正在迫近的危险。在这方面我们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12．非无产阶级的活跃必然使无产阶级积极行动起来。无产阶级将会奋起自卫，以便在情况变得稍好一些就转入进攻。这就是明天的前景。对此应当做好准备和培训工作。
13．当代的主观主义者对这一切都不理解，他们认为党的官僚是惟一的因素。主观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就像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与官僚主义者的意见惊人地一致。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大。官僚主义者说：“无产阶级诸事顺利，这一点通过我得到了反映。”主观主义者说：“无产阶级诸事顺利，只要官僚主义者不加干涉，这一点就会通过我得到反映。”二者都大错特错了。
14．正是由于整个方针不正确，主观主义者从去年的十月事件中得出了毫无用处的结论。正因为如此我们同主观主义者走的不是一条路。构成我们分歧的基础的是对政治力量对比的不同评价，其中包括在评价无产阶级自身的自我感觉方面存在的深刻分歧。
15．可以说：所有这些多多少少都是正确的，但谈论这一点则是“不妥当的”。这样的理由是完全虚伪的。正是因为防止党和党的最有远见的分子悲观失望，才应当实事求是地说。当然，应当说得能被别人正确理解，就是说，应当使人看到今天的错误明天将会得到克服的前景。这一前景应当既包括客观因素，也包括主观因素。然而闭眼不看今天形势的基本因素，这不是我们的政策。
列·托洛茨基
1927年2月21日 |
日记摘抄（备忘）（1927年2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1927年2月19日
目前局势[2]（备忘）
1．“是否有某些经济药方能克服所有矛盾，预防所有危险，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难题呢?”
这样提问题是不对的。如果真有这样的药方，那就是说，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了。
过渡时期中这一阶段的局势——在所谓世界“安定”的条件下——是矛盾重重的。
我们的任务，按其重要性分叙如下：
1）把列宁的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武器真正保存下来；所以，不应当对党隐瞒矛盾和危险，相反，应当在认识这些矛盾和危险的过程中培养党（挑选革命家）。
2）依靠基本的阶级力量，在政治上机动灵活，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并将它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相衔接（由此，一方面对富农、耐普曼、官僚主义者，另一方面对贫农，都应采取明确的态度。对中农的态度，则仿照对待贫农和富农的明确态度来确定）
3）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尽量往前发展。这就要求：明确懂得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正确估计国内资源，并善于将它同世界市场上的资源结合起来加以利用。所谓“独立”并不是标准，速度才是标准。
2．现阶段各阶级力量的对比。
在工业和贸易周转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相对有所增长。
工商业领域里，资本主义成分绝对增长（在相对降低的情况下）。
在农业方面，富农和农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仅有绝对增长，而且有相对增长。
结论是，社会主义因素从整体上看落后于国民经济（失调，脱节）。
在政治力量上，已导致有损于无产阶级的变化。
无产阶级虽然在文化上有所增长，但阶级的自我意识却在下降。原因是：剪刀差、失业、工资增长缓慢，酗酒现象迅猛增多，由于官僚主义，离心力人大超过向心力。
在城乡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中产阶级分子中，政治积极性提高了，这些阶级昨天还占有支配地位，他们的政治要求自然超过了对经济实力的要求。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下降，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产生了幻想（只有在党意识到这种危险性并敢于及时动员无产阶级起来保卫他们受到威胁的地位时，才不至于让这些幻想变为现实）。
比较
不参加目前进行的党员登记（战争的危险性）。
邓尼金危急时期的征收党员周。
中央全会和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
近期政治展望
来自右翼的阶级压力正不可避免地增强。这种压力，会在某些局部地方表现得特别强大。一些领域被右翼所钳制。
米留可夫[3]——乌斯特里亚洛夫[4]——卡明斯基[5]。
特别注意各阶级的政治动态，以及其外部的正式表现（选举细则，税务政策．对专家的态度等。）
至关重要的，是观察右翼进攻的各种征兆，并要再三阐明我们的立场，作出警告，准备回击。这是我们估计形势应遵循的基本路线，
无产阶级在压力之下必然会增强向心力。展望未来，最近一个时期具有“防卫”的性质，但不久一定会转入进攻。通过党的革命无产阶级核心进行阶级防卫准备——这个任务是当今最后通牒派分子不会理解的。在当前条件下，对他们稍有让步就意味着扼杀我们的事业。
另一方面，持反对立场的取消派分子，当他们的路线现在每天都证实是正确无误的时候，却正在脱离这条路线，他们会不可避免地被抛到极右翼方面去。对他们应采取严格区别对待的态度。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向党的群众工作者学习，尽管他们仍保留着昔日的惰性，现在产生的情况也妨碍着他们理解国内和党内政治上的发展；但是，我们同反对派却毫无共同之点，这些反对派都是由牢骚满腹的大官儿或半大官儿组成的，为了修正路线，就有必要进行长期的、严格合乎党的精神的斗争，这使他们感到害怕。：虾们。
降低工业品价格问题
正如我们1926年4月所预言的[6]，最近一年，比例失调不是喊小了，而是增大了。“在今年内，我们的剪刀差极大，甚至在工业增长的条件下，也比去年要大。”（米高扬）[7]只有改变各种商品总量的相互关系（在降低成本的条件下增加工业品），才能实现工业品价格实际而持续的下降。
我们的战略总路线是降低价格，这是我们大家都无可争议的，虽然它同半官方的主张相对立。目前的整个经济形势，使降低价格成为策略上刻不容缓的任务。
不改变价格形成的所有基本因素，也就是整个的经济因素，降低工业品价格就要冒风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不得不采取政治性的突击措施。这种措施取得的成绩无论大小，都能减少工人对工资的不满，减少农民购买者的不满。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最坚决、最彻底、最严格地实行全会的决议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把降低工业品价格作为突击性行政制度的一项孤立的措施加以实行，而没有相应的税收、预算．工业等制度配套，便会引起今后的比例失调扩大。好几亿卢布就可能由国营经济转入私人经济。结果，商品到消费者手中即使已降低价格10％，我们所面临的工业拨款任务仍会比现在更加紧迫。住这种情况下，为了有利于发展工业，只好归还工业流失的资金，因为通过商品周转渠道回笼的资金只是其中一部分。要将这几亿卢布归还工业，有两种方法：要么通过预算和信贷，要么再提高出厂价格。
从当前预算的结构来看，通过预算进行补偿会引起新的债务和消费税等等。这又会导致成本提高，商品量扩大不足，延缓价格的进一步降低，甚至还使它有所提高。而这种作法本身，又可能而且必然会导致同农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首先便会造成农业原料基地缩小。
因此，虽然以行政手段进行突击性降价同整个经济政策是不协调的，但即使降价实际上完全不奏效，即六月一日前商品零售价格确实降低10％，今后仍会出现一个提高价格和稳定价格的新时期。
因此，要千方百计地支持这一正在贯彻执行的方针，留心观察其他人是否正确地贯彻执行了这个方针。我们不允许玩弄任何诡计，要在各种会议上。报刊杂志上恳切阐明这一方针的执行情况。总之，要在最近召开的全会上，力促通过决议，任何时候都不允许随波逐流，不能支持广为流传的行政幻想，不能沉湎于经济上的庸俗习气。必须冷静地、认真地、坚决地使党在意识上有所准备：要能理解主要的经济过程，并从中找出需要执行的基本任务。这就是：加快工业发展速度，扩大工业品产量，并将它作为系统的、而非仅仅是突击性降低的唯一途径。
基本建设问题
在全会上，第一次显露出—个总体配合上的情况，即基建投资是多年性的建设规划问题，也就是说，是从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出发，制定出一个新型计划的问。全会在所列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一些年度栏目中，同经济尾巴主义的表现发生冲突。全会在4月驳回了关于有必要制订多年性建设规划的修正案，10个月后又通过一项决议，提出明年的基本建设工程计划应当成为五年计划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制订新的计划方面就损失了一年时间，这必然意味着失去千百万卢布。
4月，还驳回了及早规定1926年至1927年基本建设工程控制数为10亿卢布的建议。过了10个月，临到施工季节，又规定了一个九亿四千七百万卢布的控制数。年度款额规定太迟，便给它大大地打上了一个问号，至少国家又要多花费好几百万卢布附加费用。
在4月全会上，第聂伯河建设工程局被宣布为留声机[8]。几个月后，又决定本年度内就开始破土动工。
这些例子（还有其他一些同样令人瞩目的例子）显而易见地表明，占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一种对经济预见和计划设想的庸俗厌恶情绪）其实意味着软弱无力的尾巴主义，表明国民经济正在付出巨大的代价。
[2]系首次发表。同《日记摘抄》一样，《目前局势》也是打字稿。托洛茨基作这篇记事是为了“备忘”，就是说，它是一篇没有正式写成的文章。
[3]巴·米留可夫（1859—1943），立宪民主党领袖，1917年3月至5月任临时政府部长。后侨居巴黎，任《新闻报》编辑。
[4]尼·乌斯特里亚洛夫，立宪民主党人，国内战争年代曾在□军里打过仗。经济学家。布尔什维克夺取胜利利后，他曾创立资本主义必然复兴的理论，使托洛茨基大为震惊。托洛茨基曾用乌斯特里亚洛夫的理沦，证明“右派反对派”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危险性和与之相反的左派反对派（托派）的正确性。
[5]格·卡明斯基，布尔什维克，曾积极拥护农业集体所有制。但托洛茨基认为他太“右”。例如：托洛茨基指责他夺走了农村穷棒子们对合作社的监督权，并将这个权力交给了托洛茨基反复称之为“富农”的农民。
[6]这里没有发表。
[7]阿·伊·米高扬（1895-1978），1926年任贸易人民委员。
[8]托洛茨基系指斯大林在1926年4月全会发言里的以下—段话：“谈到……用自有资金投放第聂伯河建设工程，这需要很大一笔投资，好几亿卢布。我们可不能弄到这种农民的地步：他攒下余钱，不拿去修理犁头或更新经济，却拿去买留声机，最后终至破产……”（引自列·托洛茨基《群像》一书，1984年美国版，第101页）
来源：《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译者：黄柱宇唐伯讷） |
关于注释（托洛茨基，1927年2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关于注释
托洛茨基（1927年2月1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84
注2。关于统一的军事学说。
我不明白，这里为什么这样详细叙述我对于统一的军事学说的不同意见？难道这些意见没有收入本卷吗？如果收入了，那么我建议把注释相应的地方压缩一下。
在第4页上有一段极不准确的引文。请将引文核对一下。
注148。关于婚姻——我觉得不符合目的。实际材料大概是可靠的（我没有对材料进行核实）。但思想方面完全没有弄清。把克拉西科夫[1]和别洛博罗多夫[2]划入了同一类。然而当时克拉西科夫维护错误的、实质上是富农的观点。根本没有提到在整个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的克雷连柯[3]同志。我认为，这一注释中可以保留的只有实际的时间顺序。可以从克雷连柯同志文章中摘录一段文字取代一般性的议论，因为克雷连柯同志清楚地说明了，在关于婚姻的争论中贯穿着无产者和小业主的观点的斗争。所有这些在注释中根本没有说清楚。
注257。关于德国共产党。
显然，对布兰德勒[4]集团采取了姑息迁就的态度并极力遮掩他们的错误。
注261。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拉福莱特问题的决议是根据我的建议作出的，有文件为证吗？我不怀疑，事情本来就是这样，而且注释中所引用的决议也全部或相当大一部分是我所写。然而有没有这方面的正式论据呢？
附录4。摘自“全国委员会”呼吁书的引文不完整。在这份呼吁书中我记得有一些更精彩的论述。
列·托洛茨基
1927年2月16日
[1]克拉西科夫，彼·阿·（1870〜1939）——189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起任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2]别洛博罗多夫，亚·格·（1891〜193）——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起任东南边疆区经济委员会主席，内务人民委员会部务委员，后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二副人民委员。
[3]克雷连哥，尼·瓦·（1885〜1938）——十月革命后任红军最高总司令、俄罗斯联邦最高法庭庭长、检察长、苏联司法人民委员，党中央监察委员。
[4]布兰德勒，亨·（1881〜1967）——189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9～1923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1年采取“左派”立场。1923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29年被开除出党。 |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托洛茨基，1927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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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
托洛茨基（1927年2月16日）
绝密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79
在全会上，我们在声明不同意关于价格的决议中说明理由部分的一些论点之后，投票赞成整个决议，并表示将全力以赴协助消除在争取实现中央委员会拟定的降低价格的计划方面所出现的一切障碍，
在2月15日《真理报》社论中，我们投票赞成中央的决议被说成是“为布尔什维克所不耻的政治投机行为”，并说这是反对派力图“成为叫喊得最响的降低价格的拥护者，而昨天他们叫喊提高价格也是最响的”。至于我们投票赞成政治局提出的决议；至于我们声明必须空前团结一致地试行降低价格——社论中只字未提。此外，任何一个看过社论的人都会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似乎我们要求降低的价格幅度大于政治局建议的和全会通过的幅度，即6月之前降低10％。其实，我们在讲话中对如此大幅度地降价能否完完全全地落在消费者身上表示怀疑。对此表示怀疑的还有其他一些不属于反对派的同志。我们从未建议（无论是明说还是暗示）扩大降价的百分比。由此可见，一方面不告诉读者我们投票赞成中央的决议，另一方面断言我们要求马上实行幅度大于决议规定的降价并指责我们进行什么投机——《真理报》根本不说真话。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打算进行的运动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全体党员、所有机构和广大劳动群众在这件事上真正齐心协力地行动；第二，对采取的所有措施进行全面的和有原则的务实讨论——不要中伤，不要冷酷无情，不要毒化党内氛围。我们认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党才能在这一运动中学到许多东西，而不管党将把计划降低的多大部分落实到消费者身上。正因为如此，尽管许多为政治局的决议辩护的发言有明显的经济错误，甚至决议中说明理由的部分也有错误之处，我们仍然完完全全地投票赞成最近这次全会的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决定：力争将各种工业品的零售价格降低10%。
既然《真理报》认为必须对我们的这种做法提出批评，它起码应当告诉读者我们投了什么票，我们在解释自己投的票时说了些什么。《真理报》2月15日的社论，在开展打算进行的运动这样一件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需要和应当努力保持完全一致的事情上，向全党隐瞒真相并毒化党内氛围。
不仅如此，《真理报》用谮言中伤和含沙射影来代替讲事实，必然会使广大渎者，特别是那些记得列宁关于只有傻瓜才轻信人言的教导的读者，自然而然地产生弄凊反对派在全会上究竟说了些什么的念头。这样，出自对完整和可靠的信息的正常需求，由于中央机关报的歪曲报道，产生了一种不健康和危险的倾向即通过后门获取信息并把在当前本应成为全体党员共同财富的东西当作秘密文件传来传去。
我们对《真理报》散布的那些不仅根本违背我们的意图和做法，而且违背党的利益的流言蜚语表示坚决的抗议。
列·托洛茨基
1927年2月16日 |
托洛茨基就注文问题致巴甫洛夫（1927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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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就注文问题致巴甫洛夫[1]
（1927年2月1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82
如果可能的话，两个注文还应当再压缩一下，特别是叙述托洛茨基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观点或是他对1923年事件的看法的地方，因为该卷已收入了相应的著作。此外，如果可以的话，应当淡化注释卷的论战性质。要删去的地方我作了记号。
在第4页上有一句话：“遗憾的是，在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中这段话没有保留下来”，这是不可能的。我清楚地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是从速记记录中看到这段话的。“左派”躲在幕后叫嚷，说我以隐蔽的形式用不服从代表大会进行威胁，以自己的名义和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名义。他索要了速记记录，读了相关的地方并认为声明是极“有诚意的”。也许是俄译本没有保留这段。但在德文速记记录中应当有，我认为代表大会的德文记录中也应当有。
列·托洛茨基
1927年2月15日
[1]《托洛茨基全集》的编辑之一。 |
托洛茨基致索恩采夫（1927年1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致索恩采夫
（1927年1月28日）
·附录：索恩采夫《当代资本主义全部矛盾的基础》（不晚于1927年1月28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78
亲爱的同志：
我粗粗（不得已）看了您的讲话，没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讲话内容丰富而有意义。
在这样提出问题的情况下，“撇开国际因素”（用布哈林的语言来说）具有一定的危险。在我国的经济中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同价值规律既共处又斗争。斗争的结局取决于那些规定着国民收入在两种体系之间的分配的条件，其中包括政策。结果形成了平等地进行决战的局面。但我们是世界经济的部分并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这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同“我国的”价值规律的决战受制于世界价值规律，这将极大地改变两种规律的力量对比，如果仅就经济范畴及其无限发展这一范围而言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撇开国际因素”即不求助于资本主义危机和国际革命的话。
您对这一切当然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在您讲话的结尾对此也有暗示，然而这里光是暗示是不够的。否则，我国那些在《共产党宣言》问世80年之后才琢磨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战胜“自己的”资产阶级即“自己的”价值规律这样一个天才思想的哲学家们，就会抓住您对问题的提法做文章，尽管您的提法无疑是正确的。有一些哲学家也曾这样抓住我的《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书的第1篇大做文章，而他们根本不知道第1篇同第2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当我在该书第2篇中提出旨在证明不能“撇开国际因素”的论据时，哲学家们就大叫大嚷起来，好像我背离了我的《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书的观点。今后我们也免不了会碰到这些论据。
我记得，我国的哲学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1]，这位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大家，在《资本论》第3卷问世后认为，他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讲授给学生们的不是应当讲授的东西，他指责马克思放弃了自已的观点：你们看，马克思所说的价格不是像它理应这样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生产费用的基础上。“自己的”价值规律同“自已的”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的斗争是“第1卷”。把这一斗争纳入世界价值规律的体系是“第3卷”。第1卷是必要的，但还不够。我们应当转而研究以后的几卷。
大约在3年前我们驳斥了我国的哲学家们，他们可耻地歪曲列宁的话，把我国的整个经济体系称作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的报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社论和“学术”论文，甚至还出版了教科书（该好好清理这些教科书了！）。我们针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提出了两个体系斗争的理论。现在这些哲学家勉勉强强地接受了这一观点，但是却要求我们“撇开国际因素”，以使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得到安宁。我们除下述可能性，即这些哲学家今后为了寻求救命稻草而抓住两种规律斗争的理论做文章并指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2]放弃了自己的理论，而他们本来打算宣布他的理论是对一国社会主义的完美论证。当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对这种解释没有多大责任，就像马克思对斯克沃尔佐夫教授（另一位，不是这位，不过也包括这一位）的“马克思主义”不负多大责任一样。然而为了杜绝理论上的舞弊行为，我们自己还是应当不撇开“国际因素”，即使是在一个20分钟的讲话里。
您的列·托洛茨基
附言：我想提酲您，除了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外，还有一个可敬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个规律的现状。
1927年1月28日
当代资本主义全部矛盾的基础
索恩采夫（不晚于1927年1月28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77
当代垄断资本主义不仅产生工业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矛盾，而且激发了新的矛盾和困难，这些矛盾和困难具有特殊的性质，并且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产物。而且这些矛盾和困难似乎是对金融资本为克服其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内部矛盾而采用的方法的回应。列宁写道：“矛盾的这种激化是自世界金融资本取得彻底胜利之时起开始的过渡性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生产的卡特尔化、自由竞争受到限制和高额卡特尔利润的出现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首先是银行把额外的卡恃尔利润集中在自己手里。卡特尔稳定的高额利润促使资本从利润率低得多的非卡特尔部门流出。这样一来，重工业部门的资本大量增加，从而加剧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所有这一切极大促进了用于积累目的的大量资本的形成。然而另一方面，卡特尔对供给的调节过程本身恰恰意味着对生产的限制。这种情况极大地阻碍对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的利用。可见，垄断的本质自身就阻碍资本的无限积累。摆脱这种新产生的矛盾的出路就是符合垄断的特殊本质的资本输出。这样一来，我们看到了下面的矛盾链：（1）为了创造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资本主义不得不在一定水平的集中基础上产生垄断。（2）垄断使得有可能打破利润率不断降低的规律，人为地规定了一定的利润率，从而使得有可能在这一利润率的基础上将剩余价值资本化。（3）这样，垄断就打破了平均利润率形成的规律，导致社会资本的重新分配，使资本从非卡特尔部门流向卡特尔部门，从流向轻工业流向重工业，从而造成资本在卡特尔部门的过量积累。
可见，垄断虽然部分地消除了一个矛盾，但同时却产生了一系列其他的矛盾，当然，这已经是在另外的生产结构的基础之上。垄断导致整个世界经济中的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加剧。为了认识所有这些矛盾，必须对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即所谓重工业中的积累过程的条件进行研究。众所周知，在工业繁荣时期大工业处于比轻工业有利的地位。但到危机时期，在此前时期吸足了资本的重工业由于固定资本占大多数而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而与此同时轻工业却能比较顺利地压缩生产并适应变化了的需求。由此可见，无论是上升时期重工业资本增加的过程，还是危机时期资本减少（限制资本）的过程，都具有越来越大的突变性质并加剧了生产中的不平衡关系。所有这些情况都使矛盾更加尖锐。对于卡特尔工业来说，资本输出是惟一一条能够摆脱这些矛盾的出路。垄断所产生的资本输出成了垄断继续生存的先决条件，因为正像希法亭[3]所写的那样：“卡特尔本身在资本争夺投资范围的竞争中，在积累对价格形成的影响方面，什么也不可能加以改变，从而就不可能阻止不平衡关系的产生……因为比起非卡特尔部门的竞争来，卡特尔领域的竞争是在更高的利润率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无法输出资本的情况下，卡特尔的出路就是限制生产，但这样一来就使得不平衡状况更加严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全部压力都落到了非卡特尔部门头上，一旦出现萧条，卡特尔部门和非卡特尔部门之间的矛盾就达到最尖锐的程度。资本输出也是卡特尔打开矛盾的结子，从而给自己开辟在有利于取得高额利润率的条件下利用新积累的固定资本的惟一方法。资本输出具有怎样的性质和规模呢？与商品输出不同，资本输出的规模不取决于资本输入国的商品生产水平。资本输出的限度取决于：（1）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2）输出国家的资本积累规模或生产资本的剩余量（资本输出通过这种方式超过了不发达国家进口的限度）。随着欧洲资本发展为金融资本，资本从一开始就已经很少这样输出了。因此工业资本的输出越来越提到首位，同时工业资本还是平均各国利润率的手段。原料、金属在各国之间分配的不平衡（从这些国家发展水平的角度而言），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输出运动的方向产生了影响。由于金属、铁、煤、铅、铸铁、石油以及其他原材料的生产赶不上重工业的飞速发展，为销售和出口这些产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样一来，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铁和矿石的出口和进口为现代经济联系打下了主要基础，并决定了资本向这些或那些市场运行的主要方向。这使新的市场资本化并扩大了这些市场的消费容量。由于力图保持利润的稳定和保护投入的固定资本，而导致世界市场的个别部分被纳入了国内市场。通过这种途径实现了对原料产地、殖民地等等的垄断统治，即对投资领域的垄断。这一过程导致作为金融资本基础的经济版图的扩大，并通过这种途径使世界经济务个部分的社会发展得到平衡。但这决不意味着在世界市场的这些部分中资本在积累和增长。尽管殖民地、落后国家的工业有了增长，尽管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达到了很高水平，但它们却越来越依赖更发达的国家的金融资本。因此，社会发展的同一决不意味着财富、收入等等的分配实现了同一即平均分配。事实是，世界金融资本的80%集中在4个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手里——这一事实既说明了这些国家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垄断地位，也说明了附属国剩余价值分配的形式和途径。
超帝国主义问题
考茨基在其小册子《中欧的统一》中写道：“有人臆造了一条规律，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经济原因而使小国失去了政治生命力。”考茨基在这里是想对伦纳[4]进行反驳。伦纳根据下述事实即“社会生产力不仅超越了小国，而且也超越了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大国”得出结论说，世界经济需要世界国家，“帝国主义通过一个民族统治受其支配的许多民族这种形式而实现了国际化”。考茨基对此回答说：“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经济发展推动了国际国家的建立和民族国家的被取代这种事实。”（《中欧的统一》）无疑，考茨基在这里是错误的，因为通过分析最新的资本主义结构可以看出，这方面的经济倾向是存在的。这种倾向的产生是由于存在下述事实，即生产力的发展超过了国内市场，集中垄断的增长早已给资本主义工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资本主义工业不仅已成为大规模生产，而且成为世界性的生产，也就是说，只有世界市场才能成为其销售产品和投资的市扬。然而当代世界经济的具体经济现实却没有给在当代世界经济范围内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这一经济倾向形成纯粹形式的机会，并导致“几个大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而这些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构成金融资本时代的历史内容。当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谈论跨国联合起来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可能性时，没有注意到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布哈林在其《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一书中完全正确地揭示了一种情况，他写道，世界市场上地位的平等（生产费用，这是竞争的主要因素），和经济结构的同一（因为力量对比的变化为反映往昔力量对比的协定的变化创造了基础）是缔结牢固的协定的条件。
由于一系列历史和社会条件，这种情况在世界经济中至今也没有出现。希法亭说的“全面的托拉斯在经济上是可能的，尽管历史和社会条件永远不会给已经出现的过程发展为全面的卡特尔的机会”，指的正是这一点。列宁也曾这样写道：“金融资本的统治没有削弱而是加剧了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状况和矛盾。”从我们所引的有关铁路建设和殖民地增长的材料以及各国家生产力增长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金融资本和托拉斯没有削弱而是加剧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增长速度的差别（顺便说一下，近来从石油工业的增长这一事实中尤其可以看出这一点），但这并不排除以下事实的存在，即“民族经济”现在是在世界经济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经济活动的（见布哈林《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一书）。因此布哈林是完全正确的，或者说他至少有一定的权利把帝国主义看作世界经济问题。从这一观点来看，从世界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方面来研究这一问题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在资本现在所处的货而－商品阶段，——当代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并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提出更迫切的需求，资本的有机构成在提高——对世界资本的再生产造成巨大的障碍。如果再考虑到重工业的跳跃式发展，那么就能明显地看到整个工业的不均衡增长以及农业和工业之间、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之间的矛盾的深化。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分配失调。原料和农产品价格昂贵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现象。我们已经知道，垄断只能加剧这种价格昂贵现象和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均衡状况。这样一来，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冲击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比例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以致这里数量上的变化已经超出了质量上的变化。这样一来，正是缩小了销售市场的那个过程（生产的大规模性质，世界的地域划分，资本向农业国的转移等等）也缩小了原料市场。但是在世界资本再生产的条件下这种变化导致采取了扩张政策的新方法。在销售市场和原料市场缩小、工业不均衡增长、农业和工业之间以及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之间存在矛盾的情况下，资本财富如何进行国际转移呢？在布哈林看来，资本输出的起因在于资本的相对过剩，即增加后的资本带来的利润只相当于资本增加前的利润。这样就具备了向国外输出资本的条件。资本的转移体现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最普遍的规律，资本的转移作为资本主义关系的一极同作为一极的劳动力的转移是一致的。在第一种情况下，转移的过程受各国利润率平均规律的调节；在第二种情况下，转移的过程受工资标准国际拉平规律的调节。像布哈林正确指出的那样，劳动力的流入流出抅成世界劳动市场的一种现象。同时，资本再生产、积聚和集中的过程，以及生产力的增长同国家资本主义民族占有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矛盾，而且每一次集中就像垄断取代自由竞争中的每一个步骤一样，只能导致矛盾发展到最高程度并交织成一团。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可能的出路是：（1）消灭财富或者（2）根本改变斗争力量的对比。第二种出路的实现靠战争。因此，战争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分配生产力的一种手段。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生产力的这种重新分配是否意味着原殖民地和其他对象分配中的不平衡状况以及金融资本的剥削被消除呢？无疑，这样的战争将会使这些对象在战胜国之间的分配更加平衡，因为战争将给予这些国家在这种重新分配的基础上开始新的前进的机会。但最终战争将使金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中原有的一切矛盾再次产生，从而使金融资本时代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在扩大了的范围内再次产生。然而这些矛盾已经是在生产力在世界经济范围内作了另外一种分配的情况下发展的。战争可以将发展的重心移向完全不同的世界市场，它削弱了一大批国家并为迄今为止一直处于落后地位的一些国家的跳跃式发展创造了条件。除此以外，战争无法阻止一大批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就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索恩采夫
（1927年1月）
[1]斯克沃尔佐夫，亚·伊·（1848〜1914）——俄国经济学家、农学家，教授。
[2]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叶·阿·（1836〜18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21年任中央委员，1920〜1921年任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1921年起先后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育总局局长、《真理报》编辑等职。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3]希法亭，鲁·（1877～1941）——奧地利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任魏玛共和国财政部长。
[4]伦纳，卡尔·（1870～195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18～1920年任奥地利总理，1945～1950年任奥地利总统。 |
对外政策的提纲（托洛茨基，1927年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对外政策的提纲
托洛茨基（1927年1月1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75
土耳其
同土耳其的友好关系稳定程度如何（罗马尼亚的希望。）
罗马尼亚
由于王位继承人问题而产生的王朝困难。查问：罗马尼亚国王已经死亡，还是仅仅打算退位？
反对南斯拉夫的意大利－阿尔巴尼亚条约。
罗马尼亚
法国－意大利关系在罗马尼亚局势中造成矛盾：罗马尼亚保持着同法国的“亲密联盟”和同意大利的“深厚友谊”。
[波兰]
欧洲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矛盾：一个国家状况的改善几乎总是以另一个国家的恶化为代价的。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国家对我们的政策方面：矛盾极深，以至一个国家同我们的关系恶化几乎总是能减少另一个国家对我们的敌意。例如，德国在国际联盟（该联盟使德国同拉帕洛疏远）的胜利表明波兰在国际联盟的失败，从而能够减少波兰对我们的敌意。
然而在这方面自有其高潮和低潮。现在不得不指出，一些国家对我们的敌意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另一些国家对我们的敌意的减少，所以说敌意有了增加。
皮尔苏茨基“既不要争吵，也不要战争”的声明（12月15日）。
波兰外长扎列斯基在日内瓦失败之后于12月12日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同我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在比萨拉比亚问题上需要意大利。但意大利反对法国，而罗马尼亚对法国的需要超过了对意大利的需要。
立陶宛
起初政变被认为是贾杰克（老爷爷）所为。然而斯梅托纳被认为是亲德分子。英国政变的领导人有可能用立陶宛来对抗布尔什维克，但却不把立陶宛交给皮尔苏茨基。
波兰
法国现在对波兰的对俄政策牵制很大。英国对波兰的对德政策也有牵制。英法对抗对波兰的西方政策和东方政策带来麻烦，就像意法对抗改善了罗马尼亚在比萨拉比亚问题上的处境一样。
波兰需要美国的借款。美国反对的当然是在立陶宛的冒险行为，而不是在尼加拉瓜和墨西哥的冒险行为。
皮尔苏茨基会不会把走廊地带还给德国以换取立陶宛呢？这是决定包围能否成功的问题之一。
走廊地带问题——从目前欧洲的整个命运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不值一提的问题。但欧洲的问题全让这种小的死结缠死了。波兰的走廊地带这个凡尔赛思维的最高产物，只是最无耻、最愚蠢和最恶毒地反映了目前整个欧洲的混乱情况。
当然，意大利可以批准对比萨拉比亚的占领。当然，英国和法国可以强迫波兰接收立陶宛而让出走廊地带。每一个这样的矛盾都要通过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但这样的矛盾实在太多了。而且每一个都同另一个纠缠在一起并牵制着它。是否能够克服这些矛盾呢？
罗马尼亚在同意大利接近。这使它同小协约国疏远并导致对南斯拉夫的合围。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月15日 |
对文章的几点说明（战争·和平·革命）（托洛茨基，1927年1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对文章的几点说明
（战争·和平·革命）
托洛茨基（1927年1月14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18174
1．也许在一开始就应谈一谈和平。应当这样说上几句：有一句古老的拉丁格言说，如果您要和平，就要准备战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这意味着：如果你要为和平而斗争，就应理解战争的历史的、阶级的本质等等……由于现在争取和平的任务（有利于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极其尖锐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所以对我们来说深入领会列宁的战争学说等等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我认为，应当在前言中对这一点加以发挥。
2．1904年普列汉诺夫[1]就已经是一个隐蔽的爱国主义者了。他多次重复盖得[2]的话：社会主义不可能是反民族的。他就这一题目同拉柯夫斯基进行了多次相当不严肃的谈话。因此我认为在谈到他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时应当谨慎一些（第4页）。
3．在第8页上应当加上一两句话，以便同后面的短条目相衔接。
4．第13页，关于是否可以“用武力带来”自由和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应当作一些解释和“淡化”，部分是出于宣传的考虑，部分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只有在同该国的革命阶级紧密联系、同心协力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劳动者和受压迫群众确实把外来干预当作解放的干预而不是隐蔽的暴力的情况下，才可以“用武力带来”自由和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历史上，“打着解放的幌子”企图施以暴力、侵占、奴役的事例层出不穷。因此，无产阶级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等等就应当更严谨，更不妥协，更加警觉。
5．应当在这里，或最好在结尾，说明我们为什么如此执着地为和平而斗争，既然我们一般来说是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列宁说，我们不能发誓不再进行革命战争。但这决不是说“革命战争”永远和在任何条件下都能随心所欲地解决革命的任务。在使民穷财尽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在使我国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内战争之后，和平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成长壮大和各国共产党得到培训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战争爆发得越晚，我们苏联和与我们在一起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变得越强大。因此我们最大的革命利益是尽可能延迟战争的爆发，尽全力反对战争。最好的结局是，欧洲革命能赶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前爆发。一般来说，这是有可能的。我们的全部政策都应以此为基准。实行这样的“和平”（革命意义上的，而不是和平主义意义上的）政策后，如果资产阶级一旦将欧洲或整个世界拖入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我们将能够比较容易地和因而比较快地把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这就是我们与和平、与维护和平、与巩固和平休戚与共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党真诚争取和平的原因。这就是与社会民主党人等的卑鄙谎言相反，我们同任何军国主义意图都格格不入的原因。
6．第18页。由于这个原因应稍稍缓和关于战争的第二个时期“已为时不远”的预言，对此作出更有条件的表述，以便为“主观因素”留有余地。
列·托洛茨基
1927年2月14日
[1]普列汉诺夫，格·瓦·（1856～1918）——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2]盖得，茹·（1845～1922）——法国工人党创建人之。第二国际中派领袖之一。 |
第二十二章几点结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
第二十二章几点结论
我可么引证许多事实、证辞和引语来驳倒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及其同伙所伪造的近十年的历史，上面所引证的不过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我必须补充一下，伪造并不限于这十年，而是遍及党过去的全部历史，把它说成是一场布尔什维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斗争。在这个范围内，伪造者感觉特别自由，因为事件都是属于遥远的过去，并且他们可以任意挑选文献，用片面选择引语的办法伪造列宁思想。但是，我现在不深入谈我的前期革命活动（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一七年），因为这封信是由于你们征询关于我参加十月革命以及我同列宁之间的会见和关系等情形而引起的。
关于十月革命以前的二十年，我只稍许谈几句。
我曾经属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孟什维主义就是以后从这里发展出来的。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始终同少数派联结在一起，道到一九〇四年，大约是所谓《新火星报》的“土地运动”的时候，这时我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革命前途问题上同孟什维主义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明确化了。一九〇四年，这就是说二十三年以前，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孟什维主义断绝了关系。我从来没有自称或者认为自己是一个孟什维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在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我就“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发表了下述声明：
“一般说来，我认为查个人历史并不能使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作决定。我确实在许多问题上犯过错误，特别是在我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期间。但是，不能从此得出结论，政治问题不应当按照它的内容，而是按照个人历史加以审查。否则，我们就必须要求公布全体代表的个人历史。[77]我已经声明过许多次，在我同布尔什维主义有分歧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错误在我这方面。为了把我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以前那些分歧的性质和程度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我要这么说：
当我站在布尔什维克党外的时期，当我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分歧达到最高峰的时期，我同列宁观点之间的距离也从来没有像现在斯大林——布哈林的立场同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基础之间的距离那样大。
党和革命发展中的每一个新阶段，每一本新书，每一种新的流行的学说都引起布哈林那方面的新摇摆和新错误。他的全部理论和政治历史是一长串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形式上的圈子内所犯的错误。自从列宁逝世以后，布哈林的错误的程度，特别是它们的政治后果，都远远超过他以前的错误。这位训诂学者挖空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现实内容，把它变成了儿童的概念游戏，变成了仅仅是口头上的诡辩，这样的训诂学者在党领导从无产阶级的轨道上滑到小资产阶级的轨道上的时期，自然是最合适的“理论家”了。没有诡辩是不能滑过去的。这就是目前布哈林在“理论”上的作用。
在所有那些（也有限）问题上，凡是斯大林企图持独立立场，或者仅仅企图在没有列宁及时指导的情况下独自回答重大问题时，他总是毫无例外地，可以说本能地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
斯大林在流放中对列宁反对孟什维主义、反对前进派和调和主义的斗争加以攻击，说它是侨民的“杯水风浪”。[78]
就我所知，除了一篇多少有些正确但充满学生腔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以外，关于斯大林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思想情况，再没有其他政治文献了。
斯大林在二月革命开始时的独立立场（列宁回国以前）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立场。
斯大林在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问题上的独立立场整个渗透着袖手旁观和妥协精神。
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独立立场不过是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间的马尔丁诺夫的孟什维主义的廉价翻版。
斯大林在英国工人运动问题上的独立立场是一次中派主义向孟什维主义的投降。
你们在引证的时候可以偷天换日，隐藏你们自己讲话的记录，禁止发表列宁的信件和文章，大量制造不正直地挑选出来的引语。你们可以扣压、隐藏、烧毁历史文件。你俩可以把你们的审查制度扩展到记录革命重大事件的像片和电影方面去。所有这一切都是斯大林正在做的。但是结果并不能符合他的希望。只有像斯大林这样思想狭隘的人才会认为这些可怜的阴谋诡计使人们忘记现代史的重大事件。
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一九一八年的时候，在斯大林反对我的运动的最初阶段，他觉得有必要写出下面这些话来：
“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确定地说，卫戍部队迅速转到苏维埃方面，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的出色执行，党应该把这些功劳主要地和首先归于托洛茨基同志。”
我对自己的话完全负责，我现在必须说，在中国革命三次最重要的转折点上，中国无产阶级遭到野蛮的屠杀，在一九二六年总罢工以后，英帝国主义的工会代理人的地位得到了加强，以及共产国际和苏联地位的一般削弱，党应该把这些功劳主要地和首先归于斯大林同志。
列·托洛茨基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77]“我个人可以提出一个相当伟大的先烈。德国有一个叫做佛兰茨·梅林的有教养的人，他是在长期和激烈地反对社会民主党（以前我们都自称社会民主党人）以后，在中年才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当梅林最初写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时候，他是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敌人，作为资本主义的走狗对党怀着知识分子式的反对来执笔的；但是以后，当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本名著中重写这个党的时候，却是作为党的真正的朋友来写作了。另一方面，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马克思，并且他们都长期在恩格斯的鞭策之下。不仅如此，而且伯恩施坦因为是恩格斯的遗稿保管人而很出名。但是，佛兰茨·梅林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逝世和下葬的，而另外的两个人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呢，却继续过着改良主义走狗的生活。个人历史当然是个重要因素，但它本身并不能决定什么事情。”
[78]参阅《东方黎明报》，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第二十一章列宁和斯大林最后决裂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二十一章列宁和斯大林最后决裂是的，我和列宁之间有过分歧。但是斯大林根据这些东西来歪曲我们关系的一般性质的企图，一碰到我所提到的时期中的一些事实，就化作蜜粉；在这个时期中，我已经说过，决定问题不是用不留记录的谈话和投票，而是用通信的方式；这也就是列宁第一次和第二次患病之间的时期。其间的事实概括起来如下：（一）在民族问题上，列宁准备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攻击。关于这件事，是列宁的秘书以他的名义拜在他的指示下告诉我的。她重复得次数最多的一句话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准备一枚攻击斯大林的炸弹。”（二）列宁在论工农检查院的文章里说：“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什么要求可提。……一个人民委员部，如果工作马马虎虎，得不到任何人信任，并且说话毫无威信，那又何必组织它呢？……“我要问一问工农检查院现在的领导人或任何与之有关的人，他能不能具体地告诉我，像工农检查院这样的人民委员部实际上有什么用处呢？”[72]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间，斯大林始终是工农检查院的首脑。列宁在这里的打击完全是针对他的。（三）同一篇文章说：“（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73]这些话本身已经够清楚了，如果把它们同我在上面引述的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的最后谈话联系起来，意思就特别尖锐；在那次谈话里，他说到我们组织一个集团来反对作为官僚主义发源地的组织局。括号中的列宁式的朴实语言完全是针对斯大林的。（四）关于遗嘱不需要多说。其中充满对斯大林，对他的粗暴和不忠顺的丧失信任。其中说到斯大林可能滥用权力以及因此引起的党的分裂的危险。从遗嘱的所有性格描述中引出的唯一组织结论是：“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调开。”（五）最后，列宁在世时所写的——或者不如说所口授的——最后一封信，是给斯大林的断绝和他之间一切同志关系的信。加米涅夫同志在这封信写成的同一天夜里（一九二三年三月五——六日）告诉了我这件事。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加米涅夫同志述说过这封信。瑶·伊·乌里扬诺娃[74]的证词的速记记录证实了这封信的存在。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全会上历数列宁给斯大林的“警告”时说：“第三个警告是这样的：一九二三年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私人信中，断绝了和他之间的一切同志关系。”[75]玛·乌里扬诺娃试图把事情说成是，列宁在逝世前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中声明断决一切同志关系这件事，是由个人的原因而不是政治的原因引起的。难道有必要指出，列宁的个人动机永远产生于政治的、革命的、党的原因吗？“粗暴”和“不忠顺”也是个人品质。但是列宁却在这上面警告党，不是为了“个人的”原因，而是为了党的原因。列宁断绝和斯大林间的一切同志关系的信有着完全相同的性质。那封信是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以后和在遗嘱以后写的。要减低列宁最后这封信的道义分量的图谋，一直在煞费心机地进行着。可是党有权利知道这封信！这就是事实真相。这就是斯大林怎样地在欺骗党。[76][72]同上书，第449页。——中译者注。[73]“有关这个事件的文件是存在的。”——引自玛·伊·乌里扬诺娃在联席全会主席团上的声明。（玛·伊·乌里扬诺娃是列宁的姐姐。——英译者注。）[74]速记记录，第一号，第32页。[75]速记记录，第四号，第104页。[76]读者如果有兴趣追索此后的反斯大林官僚主义阴谋的斗争史，可以再我的小册子《列宁逝世以后》中找到有确实文件证明的这段历史。我的书的最初几章现在时多余的了，因为托洛茨基在这里已经把我只提供了一个准确梗概的那些文件全部披露出来。但是，他也用和我同样的方式解释这些文件。因此，由于我的书的出发点得到了这样的肯定，所以它的主体部分仍然是很重要的。它是列宁逝世后俄国共产党内最重大事件的现存的唯一历史。——英译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二十章我和列宁之间的最后谈话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二十章我和列宁之间的最后谈话最近我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谈到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的最后谈话，这是在他第二次发病以前不久的事。我现在把它引述在下面：“列宁在克里姆林宫他的房间里召见我，谈到官僚主义在我们苏维埃机关里的惊人发展，同时谈到必须寻找一个杠杆来触动这个问题。他提议设立一个中央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并且邀我积极参加这个工作。我回答他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按照我的判断，目前同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斗争中，我们必须不要忘记，无论在外省或者在中央，围绕着某些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团，在省里、区里、党支部里，在中央，这就是说中央委员会——有一批特选的干部和专家，党的，非党的和半党的专家。你要攻击苏维埃的干部，就会碰到党的领导人。专家也是他的随从中的一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担任这项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了一会，然后说道（我在这里几乎逐字逐句引用了他的原话）：‘这就是说，我提议和苏维埃的官僚主义斗争，而你要加上党的组织局[71]的官僚主义。’“我因为这句话的出乎意外而笑起来，我的头脑中还没有这样成熟的观念。“我回答道：‘我想是这样。’“然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道：‘那么，好的，我提议组织一个集团。’“我说：‘我总是愿意和一位好人组织集团的。’“在我们谈话结束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将要提议由中央委员会建立一个和‘一般’官僚主义斗争的委员会，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委员会触及党的组织局。他答应‘进一步’考虑组织方面的问题。说到这里我们就分手了。以后我有两个星期等着他召见，但是伊里奇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不久就卧床了。这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他关于民族问题的信通过他的秘书送交给我。这样，那项工作就再也没有进行。”从实质上来说，列宁的计划完全是针对斯大林的。[71]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444页和第445页。——中译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十九章同列宁一起反对斯大林，李可夫，加里宁和布哈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十九章同列宁一起反对斯大林，李可夫，加里宁和布哈林列宁的改组工农检查院的建议受到斯大林集团的极其敌意的对待。我曾在早先给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里用很有节制的话谈到这件事。现在我把这一段重抄在下面：“对列宁改组工农检查院的计划，政治局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布哈林同志[67]对于发表列宁的文章踌躇不决，而列宁则坚持立刻发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68]用电话告诉了我这篇文章，并且要求我设法使它尽快发表。在因我的要求而立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所有出席的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古比雪夫，李可夫，加里宁，布哈林诸同志，不仅反对列宁的计划，而且反对发表这篇文章。书记处成员更是毫不容情地明白表示反对。由于列宁坚持必须给他看到印出来的文章，古比雪夫同志（不久担任了工农检查院的首脑）提议，专门印一份载有列宁文章的《真理报》给他自己看，而这篇文章必须对党隐瞒起来。“我表示，列宁同志所提出的这个根本改组的建议本身是进步的，如果能正确执行的话；但是，即使不是这样，不让党知道列宁同志的建议也是荒缪可笑的。我得到了同样形式主义精神的答复：‘我们是中央委员会。我们将负这个责任。我们将要作出决定。’只有加米涅夫同志支持我，他是在政治局会谈举行了几乎一个小时以后才到场的。“在无论如何不应当向党隐瞒列宁写的文章这个主要道理之下，他们被说服了，同意发表这篇文章。后来，这篇文章变成了那些当时不顾发表它的人们手中的特别武器，企图用来反对我！古比雪夫同志当时是书记处书记之一，被任命为中央监察委员会[69]的首脑。一种‘拔掉牙齿’的政策被采取了，用以代替反对列宁计划的斗争。工农检查院是否这样就具有了独立不倚和公正无私的特性，是否抵挡住了各种各样的滥用行政权力而维护和坚持了党纪和统一，这个问题是不需要深入研究的，因为答案非常清楚。”[70]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首先向我清楚地表明，列宁的改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完全是针对着斯大林的当时已经过度的官僚主义权力，针对着他的不忠顺。所以斯大林顽固地反对列宁计划。[67]列宁的妻子。——英译者注。[68]党的一个组织，和工农检查院共用一套人员。——英译者注。[69]引自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70]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是这个局的首脑。——英译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十八章同列宁一起反对斯大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十八章同列宁一起反对斯大林我不在这里引用列宁在民族问题上反对斯大林的重要信件。这封信已经印入七月二十六日全体会议速记记录，并且还用单页的形式散发过。他们没办法隐藏这封信。但是关于这同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文件，党却完全不知道。阿尔希瓦里亚斯和斯大林学派的历史学家们正用一切办法不让这些文件问世。他们将继续这样干下去。事实上，他们完全可能把这些文件干脆销毁。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引述列宁关于苏联结构问题的最早的那封信的一些最重要的摘录，以及斯大林的回信。列宁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的信是写给加米涅夫同志的，同时信的副本抄送拾了全体政治局委员。下面是信的开端部分：“你也许已经从斯大林处收到他所领导的委员会拟定的关于接受独立共和国参加苏联的决议草案。“如果你还没有收到，那么向书记处要，并且请你立刻读它一遍。昨天我和索科里尼可夫谈到这个决议草案，今天又和斯大林改了，明天我要和穆吉瓦尼（一个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他被人怀疑是主张“独立”的）见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无比重要的。斯大林有一点急躁。你，还有季诺维也夫，要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你有一次曾经想要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多少做了一些。）“斯大林已经同意做一个让步，在第一条里不写‘参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写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一个欧亚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中‘正式联合’。我认为这个让步的精神是很明显的。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共和国和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而且我们和他仍一起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一个新的联盟，一个新的联邦——‘欧亚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这后面是列宁以同样精神所作的一系列改正。列宁在信的结尾部分写道：“斯大林同意推迟到我到达后才把这个决议草案提到政治局。我将在十月二日，星期一到达。我希望同你和李可夫会谈两小时——比方说早晨从一点到两点，如果必须在晚上，那么五点到七点，或者六点到八点“这是我的初步计划。我将根据同穆吉瓦尼和其他同志的谈话来为这个决议草案而斗争，并且要改变它。我要求你也这样做，侯复。你的列宁“附言：此信抄送政治局全体委员。”斯大林在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这同一天，把他给列宁的复信分送给政治局委员。下面摘引斯大林复信中重要的两段：“列宁对第二条的修正，建议在俄罗斯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再建立一个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我看来，这个修正不应该被采纳。莫斯科存在两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个显然像是‘下院’,而另一个像是‘上院’，这只能给我们带来冲突和争辩。”接下去是：“四、关于第四条的问题，在我看来，列宁同志自己有一点‘急躁，，他要求把财政、粮食、劳动和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同联邦各人民委员部合并。毫无疑问，这种‘急躁’将为‘鼓吹“独立”的人火上添油’，而有损列宁的民族自由主义。“五、列宁对第五条的修正，在我看来，是多余的。约·斯大林”像其他许多文件一样对党隐瞒起来的这些特别能说明问题的通信，都是早于列宁那封著名的关于民族问题的信的。列宁关于斯大林的草案所说的话都是非常有节制的，语气是缓和的。那时列宁仍然希望不经过大的冲突而纠正这个问题。他温和地批评斯大林“急躁”。列宁把斯大林指责穆吉瓦尼主张“独立”的话加上引号，显然表明他自己是和这个指责无关的。此外，列宁特别强调，他要在同穆吉瓦尼和其他同志谈话的基础上提出他的修正案。斯大林的回信完全相反，是以粗暴为特点的；第四点的最后一句特别值得注意：“毫无疑问，这种‘急躁’将为鼓吹‘独立’的人火上添油，而有损列宁的民族自由主义（!）。”这样一来，列宁就等于被指责犯有民族自由主义的错误。关于民族问题的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使列宁看到，他不能用内部方式，或者说用在家庭内部影响斯大林的方法解决问题；必须把问题向代表大会、向党提出。为此，列宁写了几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格鲁吉亚”问题有极大的重要性，这不仅因为他担心错误的民族政策在格鲁吉亚的后果——这种担心已经完全得到了证实——，并且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看出了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而且不仅在民族问题上）整个路线的错误。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意义重大的信件直到今天还对党隐瞒着。借口列宁当初并不打算把这封信向党宣读，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难道列宁当初打算把他在记事本上和他所读过的书的页边上所作的札记出版吗？事实是，凡是直接或间接打击反对派的东西你们都发表，但是你们却把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根本纲领的信隐藏起来。这里是这封信的两段摘录：“我想，在这里，斯大林的急躁和在采取行政措施上的任性以及他对臭名昭彰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忿恨，起了决定作用。忿恨通常在政治上一般都起最坏的作用。”（引自列宁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信）[65]下面的话更加严厉：“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责任。”（引自列宁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信）[66]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觉得自己大概不能出席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他立刻把这封信送给我。下面是列宁在他参与政治生活的最后两天中给我的信：“绝密。本人亲启。“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我恳切地要求你把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辩护格鲁吉亚事件的责任承担起来。这个事件目前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负责‘起拆’，我不能相信他们的公正无私。的确，恰恰相反。假使你担任辩护，我就安心了。如果为了某种原因你不同意，那么把全部文件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你不同意的表示。“致以崇高的同志般的敬礼，列宁米·伏·记录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给托洛茨基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在他的信（该信已用电话转达给你）上附告，加米涅夫同志星期三到格鲁吉亚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问问你是否有什么东西要带到那里去。（签字）米。伏罗基契娃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给穆吉瓦尼，马哈拉泽等同志（抄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同志）：“尊敬的同志们：“我正在全心全意地为你们工作。对于奥尔忠尼启泽的粗暴行为以及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态度，我极为愤怒。我正为你们草拟信件和讲话。“敬礼列宁一九二三年三月六日”“致加米涅夫同志（抄送托洛茨基同志）：“列夫·波利索维奇：“为了补充我们的电话淡话，我现在把下面的情况通知给作为政治局代理主席的你：“我已经通知过你，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件。“这个问题一直使他极为忧虑，他准备在党的会议上谈这个问题。在他上一次发病前不久，他告诉我，他将要发表这篇文件，但是要再过一些时候才发表。以后他就病了，没有给我最后的指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这篇文件是有指导意义的，并且非常重要。按照他的指示，曾把这篇文件抄送托洛茨基同志。鉴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托洛茨基在党的会议上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辩护。“我手中所有的这篇文件的唯一副本，现已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收藏在他的秘密档案里。“我提请你注意上述事实。“我无法早一些通知你，因为我今天才刚刚病愈恢复工作。列宁同志私人秘书莉·弗齐也娃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六日”在他们围绕着列宁对我的态度的问题所进行的一切诽谤之下，我不得不提请大家注意列宁第一封信的结尾——“致以崇高的同志般的敬礼”。凡是知道列宁用字节约和谈话方式的人都会看出，列宁在他的信上写这些字并不是偶然的。当斯大林被迫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全会上宣读这封信的时候，他把“致以崇高的同志般的敬礼”这些字换成“致以共产主义敬礼”的客套，这也不是偶然的。斯大林在这里又一次表现了他的本色。[65]参看同上书，第633页。——中译者注。[66]《真理报》编辑。——英译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十七章国际计划工作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十七章国际计划工作我曾把我们销售的紊乱状况归于国民经济一般的无计划性。在计划工作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作用问题上，政治局曾经有过争论。其中包括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的争论。在计划委员会的人员问题上，也有过争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给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写道：“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种思想，因为我认为，这样一来，在我们立法机关系统中将出现很大的不协调现象。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有健全的思想，就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作为领导人、专家、科学技术代表的总和，虽然实质上掌握正确判断事情的大量的材料，但它多少是撇在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的。……我想，可以而且应该同意托洛茨基的正是这一方面，而不是下述方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或者由我们政治领袖中的某个人担任，或者是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担任。”[64]上文在列宁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给我的信中，已经提到过这些分歧了。列宁在那封信里建议推迟那个问题，不太确切地把它说成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行政权问题。我坚持全面加强国家计划委员会，把各个部的计划工作都隶属在它下面，我并没有建议赋给国家计划委员会行政权，我认为行政权应该仍旧集中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手中。但现在这不是根本的问题。无论这封信的性质也好，语气也好，都是多么心平气和，列宁把我们以前存在的分歧只看作一件事务的讨论，他建议政治局按照接近我所维护的观点的方向，来解决那些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党听到了多少谎话啊！[64]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中文版第629—630页。——中译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十六章列宁患病以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十六章列宁患病以后有关列宁生命最后一段时期的伪造和杜撰是特别多的。按说斯大林对这段时期应该极其小心，因为这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斯大林已经得出了一定的最后的结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健在期间的政治局内部历史，当然是很难详细说明的。当时没有速记记录，只把决议写下来。所以这就便于搬出一些零零碎碎的、完全没有意义的插话[62]，加双歪曲，加以夸大，或者于脆杜撰一些“分歧”，其实根本不存在任何分歧的迹象。当然，政治局里经常发生实际问题上的分歧，其中也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之间的分歧。全部的问题在于这些分歧在一般工作中占什么位置？在分歧这个题目上，斯大林集团毫无顾忌地散布恶意的传说，这些传说一接触事实即被粉碎，并且最后会使斯大林自食恶果。要驳斥这些传说必须首先提到列宁患病时期——更确切地说，两次严重发病之间的时期，这时医生允许列宁参加工作，许多重要问题是用通讯方式来决定的。在这些信件里——这就是说，在无可怀疑的文件里——可以看到中央委员会里面出现了什么有争论的问题，谁和谁有分歧，同时也可以部分地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一些个别同志的态度。我将引用少数几个例子。对外贸易业垄断制一九二二年末，中央委员会在对外贸易的垄断制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在追溯中我不想夸大它的意义；但是在中央委员会里围绕着这个问题所形成的政治结合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索科里尼可夫同志的首先提议之下，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意味着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决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反对这个决议。列宁从克拉辛那里得知我没有出席中央委员会，并且我表示反对这个决议，于是列宁就同我通信。这些信件以及列宁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给政治局的信都至今没有发表。加于列宁遗著之上的检查制度现在是严酷无情的。列宁所写的片纸只字，只要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有损于反对派，你们就发表。但是具有巨大根本意义的文件，只要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有损于斯大林，你们就不发表。现在我引用列宁有关上述问题的一些信件：“托洛茨基同志：“我把克列斯廷斯基的来信送给你。请立刻回信。你同意吗？我将在全会上为垄断制问题而斗争。你呢？你的列宁“附言：阅后尽快送还。”“致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雅科夫[63]，抄送托洛茨基：“鉴于我的病情加剧，因此我将不能出席全会。我意识到我现在的举动在同你们的关系上是很尴尬的，甚至比尴尬还坏，但是虽然如此，我却只能这祥。“今天我收到托洛茨基同志一封信，也许除了最后说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几行之外，信中全部主要内容我都同意。我将要写信拾托洛茨基，告诉他我同意他的意见，同时要求他鉴于我的病状而承担起在全会上为我的立场辩护的责任。“我想应该分三个部分来进行辩护：第一，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这个根本原则——充分地和最后地肯定这个原则；第二，把阿维涅索夫所提出的实现垄断制的实际计划，委托一个委员会去作细节的考虑；这个委员会应该有不少于百分之五十的委员是来自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的；第三，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应该另外研究。另外，我认为我和托洛茨基之间将不会有分歧的，只要他只限于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发展国家工业的前提下进行工作时应该对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所有各方面的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我希望今天或者明天再写信给你们，并且把我将在中央全会发表的关于上述问题的实质的声明送给你们。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个问题是这样地重要，假使我不能取得全会的同意，我将把它提到党代表大会上去，并且在此之前，在本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我们党团中宣布现存分政。列宁口授，勒·福·记录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致托洛茨基同志，抄送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托洛茨基同志：“我已经收到你对于克列斯廷斯基的信和阿维涅索夫的计划的评论。我认为，我们是完全一致的，并且我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在一定情况下不包括（或者推迟）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否需要有行政权的争论。“无论如何，我恳切地要求你把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捍卫我们关于必须无条件地保持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共同意见这个任务担当起来。鉴于上次全会通过一项完全同对外贸易垄断制背道而驰的决议，而且既然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屈服的，因此我想，正如我在给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的信中所说的，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党代表大会上去。为此，我们需要在本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内，作一次关于我们的分歧的简短说明。如果我能够，我将要写这个说明；如果你愿意做这件事，我会非常高兴。在这个问题上动摇就会给我们巨大的损害。反对垄断制等于指责我们机构无能。我们的机构是有无能的地方的，但是，为了机构的无能而取消垄断制，无疑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列宁电话口授，勒·福·记录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托洛茨基同志：“我现在把今天收到的弗鲁姆金的来信送给你。我也认为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有人担心这个问题将使我激动起来，因此对我的健康会有坏影响，那么我认为这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如果拖延不决而使我们的政策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动摇不定，那我的激动就会在一万倍以上。所以我提请你注意附上的信件，并且诚恳地要求你赞成即刻讨论这个问题。我确信，如果我们有失败的危险，那么就在党代表大会之前失败，然后立刻提到代表大会的党团上去，这比在代表大会之后失败要有利得多的。这样一种妥协或许会被接受：现在通过批准垄断制的决定，但是仍然把这个问题提到党代表大会上去，而且立刻达成这个协议。照我看来，在任何情况下，只有这样的妥协是对我们有利的。列宁电话口授，勒·福·记录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托洛茨基同志：“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充分的一致。我要求你在全会上宣布我们的一致。我对于我们决议案的通过抱有希望，因为一部分在十月份投反对票的人现在已经部分地或全部地同意我们这方面了。假使我们的决议案竟然不能通过，那么我们将提给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并且宣布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如果发生上述情况，请通知我，我将送出我的声明。如果这个问题被从目前全会的日程上取消（我料想不至于如此，当然，对于这种情形，你必须用我们共同的名义全力抗议），那么我认为我们必须照样提给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并且要求把这个问题转给党代表大会。再有任何动摇都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你可以把我送交你的全部材料保留到全会以后。你的列宁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列夫·达维多维奇：福斯特教授今天允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一封信，于是他向我口授了下面这封给你的信：“‘托洛茨基同志：“‘看来，我们一枪未发而仅仅用迁迥动作就攻克了阵地。我提议，我们不要停下来，而要继续进攻，为了这个目的，要提出这样一项决议案——向党代表大会提出加强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执行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措施问题。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内宣布这个决议案。我希望你不反对并且不会错过机会在党团内作一次讲话。尼·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要求你回一个电话。娜·康·乌里扬诺娃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这些信件的内容和语气，都不必再加说明了。关于对外贸易问题，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新的决定，取消了旧有的决定。列宁信中“一枪未发”而得胜的趣话就是指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假使在投票赞成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决议案的人们中出现了托洛茨基的名字，而斯大林则同列宁一致主张取消这个决议案，那么，将会写出多少大本、小本的书籍以及小册子来证明托洛茨基的小资产阶级和富农“倾向”呢？[62]这两个人都不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列宁和他们一起“阴谋”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多数！[63]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中文版第621—622页。——中译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十五章我同列宁在工业工作上的一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十五章我同列宁在工业工作上的一致关于我在铁道部的工作，列宁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同时，你们已经从叶姆沙诺夫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的提纲中看到，我们在恢复运输方面制订了一个为期多年的切实计划。第一〇四二号命令预计为五年，在五年当中我们就能恢复我们的运输业，减少破烂机车的数目，我要强调一下，在提纲第九条里指出我们已经把这个期限缩短了，这一点也许是最困难的事情。“当预计许多年的大计划出现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怀疑分子，他们说：我们哪里还能去预计许多年的事情，能完成现在要做的事情就不坏了。同志们，必须善于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没有一个长期的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计划，就不能进行工作。运输工作的明显改进表明，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我提醒你们注意第九条的一个地方，那里说，恢复运输业的期限原定为四年半，但是这一期限已经缩短，因为我们正在超额完成工作，期限现已确定为三年半。其他落后经济部们也应当这样工作。”[55]我要在这里指出，在发布了第一〇四二号命令以后一年，在捷尔任斯基同志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关于下一步工作的根本原则”的命令里，我们可以读到下面的话：“由于降低第一〇四二号命令和第一一七五号命令——有计划的工业工作的第一次的光辉实验——所规定的定额是暂时的，又由于目前的燃料危机……，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支持和恢复设备和车间……。”关于企图关闭普梯洛夫工厂的问题[56]：在李可夫同志一九二七年十月——这就是说，在这个问题发生过四年以后——写的论文里，又出现了关于我要求关闭普梯洛夫工厂的故事。顺便说一下，在这件事情里，也像在其他许多事情里一样，李可夫同志的行动是很不小心的，他搜集了不利于自己的材料。事实是，关闭普梯洛夫工厂的建议是李可夫一九二三年初自己在政治局提出的，他当时是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席。李可夫解释说，普梯洛夫工厂在十年过程中是不需要的，人为地支持普梯洛夫工厂对其他工厂会产生有害的影响。政治局——我和其余的人都在内——把李可夫引证的资料当成真货。我投票赞成李可夫同志提出的关闭普梯洛夫工厂的建议，斯大林也投票赞成。季诺维也夫同志当时在休假。他反对这个决议。这个问题在政治局重新提出，决议被推翻了。李可夫是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席，这件事情的主动权完全在他手里。他在短短的四年之后竟敢把自己的“罪恶”推在我身上，他的有恃无恐一定到了很大程度。但是，不要着急。当撤换李可夫的那天到来时，这个事实必然以新的形式出现。你们不用等很久。他们欺骗党，编造说，列宁怎样要把托洛茨基作为粮食供应人民委员派送到乌克兰去。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把事实混淆和歪曲得令人无从辨认。我在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下，作过许多次这样的旅[57]行。在列宁的充分同意之下，我曾经到乌克兰去改善顿巴斯煤炭工业的组织工作。在列宁的充分同意之下，我曾经作为产业军委员会主席在乌拉尔工作。列宁曾经坚持要我去乌克兰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去改善粮食供应的组织工作，这完全是真的。我和拉可夫斯基同志通了电话，他说，不用我帮助，他们已经采取了必要措施以保证工人中心的粮食需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坚持要我去，但是以后放弃了这个意见。这就是这件事的全部情况。这是列宁认为在一定时期内最重要的一个实际斗争问题。这里是列宁关于我去顿巴斯的问题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话：“由于派出了一个由托洛茨基同志担任主席的全权委员会到顿巴斯去工作，我们每月从顿巴斯得到的煤已由二千五百万普特提高到五千万普特。该委员会通过决定，把负责的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派到那里去工作。现在已派皮达可夫[58]同志到那里去领导。”[59]和这个问题有关的情况：皮达可夫同志后来被斯大林用阴谋从顿巴斯排挤出来。列宁认为这是对煤炭工业的严重打击，在政治局里批评了这件事，并且公开反对斯大林的瓦解活动。“我们已经取得不少成绩，这一点顿巴斯的例子表现得特别清楚。顿巴斯有许多同志无限忠诚地、卓有成效地工作着，如大工业方面的皮达可夫同志。”[60]“在‘中央煤炭管理局’工作的，都是些不仅绝对忠诚而且确实博学多能的人，甚至说他们是有天才的人也不过分，因此中央委员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里。……我们中央委员会还算有些经验，一致决定不撤换领导人员。……我问过乌克兰的同志，并且特地问过奥尔忠尼启泽同志，中央委员会并责成他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显然那里有过阴谋，情况一蹋糊涂，如果党的历史工作者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费十年工夫也搞不清楚。结果实际上不顾中央一致通过的指令，把这批人撤换了。”[61]所有老的政治局委员都知道一一斯大林比谁都清楚——，列宁那些说到阴谋反对忠诚、博学和天才的顿巴斯领导人的措词尖锐的话，指的是斯大林阴谋反对皮达可夫。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苏维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写了一些关于工业建议根本问题的论文。我记得我回答列宁说，这些论文很好，只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就是关于专家问题。（我用很少几句话指出了这个问题的要点。）同一天我收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下面这封信：“绝密“托洛茨基同志：“我和加里宁同志一起正参加一个非党员的会议。他劝我作一个关于我所提出的决议案的简短讲话（对这个决议案你提出了关于专家问题的补充，这完全正确）。“星期三你是否可以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就这个决议案作一次很短的讲话？“你的军事报告一定准备好了，那么星期二你就没有事了。“我没有可能在代表大会上作第二次讲话。写给我几个字，或者打个电报给我。如果你同意，这再好没有了。并且可以通过电话由政治局投票批准。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上，我们是这样地完全一致，以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可以授权我来代替他讲这些问题。我记得我通过电话说服他亲自来讲这件重要事情，只要他的健康允许的话。最后就是这样做的。[55]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463—464页。——中译者注。[56]有一万人在普梯洛夫工厂里做工。当托洛茨基为一般工人要求较好的条件时，有人硬说他要求关闭普梯洛夫工厂，企图通过这个说话使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反对托洛茨基。——英译者注。[57]皮达可夫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八年的整个时期内是反对派的一个成员，同托洛茨基立场一致。他最近在一份由保留的悔过书上签名。——英译者注。[58]《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462页。——中译者注。[59]《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140页。——中译者注。[60]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264页。——中译者注。[61]愚蠢到可耻程度的一个传说是关于“布谷鸟叫了”据说这指的是我过去的“悲观主义”。当道理和事实把斯大林和布哈林迫得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们就拿出“布谷鸟叫了”这最后的一手。“布谷鸟叫了”是从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新经济政策初期的一次谈话中引用来的。在这个困难时期，一方面从工人政府已经很有限的资源的浪费情形看，同时另一方面从私人资本迅速积累的可能性看，我国有限资源的分配情形使我感到了严重的危险。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为了检查我国工业发展的进程，当时我组织了所谓“莫斯科联合托拉斯”。有一次我和列宁谈话，提到了某些销售混乱的严重例子，我大概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这样经营事情，布谷鸟的叫声很快就要成为我们的丧钟了。”大概就是这一类的话。像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重复了不止一次。列宁就曾经惊呼过许多次：“事情如果这样子，我们准完蛋。”这是语气很强的话，但绝不是“悲观的”预言。这大体上就是“布谷鸟叫了”的历史，斯大林和布哈林想从这里占到便宜去补偿他们在中国革命，英俄委员会，经济领导，和党的制度上所欠的债。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十四章关于劳动军事化的谎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十四章关于劳动军事化的谎言众所周知，马尔丁诺夫[53]坚持说，内战时期的共产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是“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理论现在广泛流行。建立产业军、劳动军事化以及其他一些措施，正如食物配给一样，都是由于那个时期的条件所必然产生的，但是这些都被那些市侩和卑鄙无聊的人描写成“托络茨基主义”的表现。在这些问题上列宁是站在哪方面呢？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组织会议上，我们争论过领导中心的命令主义。我在讲话里指出，命令主义会窒息我们的工业，集中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原则，应该在实际中贯彻地方主动性和中央领导之间的必要协调。列宁在他的讲话里着重指出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说：“最后，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一意见：这里有人错误地把我们的争执说成是工人同农民的争执，想把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扯在一起。”[54]“我们的争执”指的是那些拖得很久的争执，在这些争执里，列宁和托洛茨基是一边，李可夫、托姆斯基、拉林还有其他人是另一边。斯大林同志在这些争执里像在其他许多争执里一样，始终在幕后进行活动和等待时机。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二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干部会议上，列宁说到我们同李可夫、托姆斯基及其他人之间的争论：“这场令人厌恶的官僚式的争吵是谁挑起来的？不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里丝毫没有这种东西。是洛莫夫，李可夫，和拉林这几位同志。他们每一个人都占着最高的地位。都是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他们中间还有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头衔非常多，我如果要一一列举，就会丧失我的十分钟讲话时间的一半。所以，无须说，对这个会议他是表现了极大的仁慈、谦虚和明显的兴趣，等等……。李可夫等人跑到这里来掀起了一场咬文嚼字的争辩。托洛茨基同志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的论点，而他们掀起了关于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官僚式的辩论。当然，我们知道，洛莫夫，李可夫，和拉林诸同志在他们的糊涂透顶的文章里并没有直接这样说。正如这里有一位发言人所说：‘你们不要沉溺在关于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辩论里面。’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发生了一个错误。那么在这个会上改正那个错误，并且停止在集中和分散的问题上嚼舌头。李可夫同志说，必须谈集中和分散，因为托洛茨基没有提到这一点。这位先生认为，坐在这里的人都愚笨到这种程度，以致连托洛茨基提纲的开头几行也忘了，它们说，‘经济管理将采取一项总计划’，等等。无此谦虚的李可夫，洛莫夫，还有拉林，你们会念俄文吗？让我们回到我们都只有十六岁的时候，再在集中和分散上嚼舌头吧。这就是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委员和主席团的领导工作吗？这样的胡说八道和可怜的废话——在这上面浪费、时间是一件可羞和丢脸的事！”下面是：“战争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最大限度地实行纪律和把几十万人——同志——集中起来的能力，这些人为拯救苏维埃共和国而死去。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就会完蛋。”我要指出，这篇讲话是在列宁研究院手中，至今没有发表，仅仅因为它不利于党现在的欺骗者。把一部分列宁的理论遗产向党隐瞒起来，这是背离列宁路线这一行动的必要部分。上面所引的列宁讲话将来会发表的，这就是当要免除李可夫的职务的时候。[53]马尔丁诺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党老的领袖之一。在一九〇一年在伦敦召开的最初的党代表会上（中译者按——在伦敦召开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间应为一九〇三年。），他是列宁的主要反对者，此后二十年间他是孟什维克的右派领袖。一九二三年，马尔丁诺夫突然宣称他改变了思想，他同意布尔什维克。他回到俄国即被就收入党，在列宁死后他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杂志的编辑。在这个地位上，他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政策上的主要指导者或理论辩护者之一。——英译者注。[54]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卷，中文版第213页。——中译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参考】中国革命与史太林大纲（1927年5月7日）
（杨湛笑译本，《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上海书局1930年2月10日初版）
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1]
题名为中国革命问题的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揭载于真理报上，其时中央委员会[2]全体会议闭会后才数日。那提纲并未提出于该会议，在那次会议上绝未讨论过这提纲（虽然全体会议的所有出席者都尚在莫斯科）。
而且，斯大林同志的几条提纲错误到这个地步，他们将事情颠倒至此种程度，他们是如此充满了尾巴主义精神，他们是如此要把已犯的错误永久持续下去，以致我们对他们保持沉默将是一种确实的罪恶了。
必须从中国事件中得出教训
一、禁止公开讨论中国革命之理论的与策略的问题，最近是以这一事实作理由的，即此种讨论将取悦于苏联的敌人。自然，将那些可能被敌人抓住来利用的事实加以公开是绝不许可的（顺便说一句，这些敌人并不惜直接发明『事实』与『文件』）。不过完全不需要有这样的讨论。问题只关于决定中国革命的动力及估定其政治方面的基本路线。换句话说，问题是要讨论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中所讨论的同样问题。假使这几条提纲是能够发表的，那么对提纲的批评为什么便不能发表呢？
以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能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那是一个闻所未闻的错误，假如真是如此，那么不但苏联共产党，便是共产国际的其它任何党，连中国共产党在内，将不能举行任何讨论了。不过中国革命的利益，以及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教育利益，需要将中国革命的一切问题，尤其是那些争论问题，作一公开的，有力的与无所保留的讨论。说共产国际的利益与苏联的国家利益相冲突是不对的。拒绝讨论错误，不是由于工人国家的利益，而是由于对中国革命与苏联利益所采取的虚伪的『机关式的』，官僚的态度。
二、中国革命四月间的失败，不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失败，而且是领导者的官僚方法的失败。领导者用了这个方法，把每个决定都当作既成事实置于党之前：那决定，据人们解释，在未被事实废弃之前不可批评，可是决定一经被事实废弃，人们却又同样机械地，即瞒过了党，代之以往往更加错误的决定，有如斯大林目前的提纲。这样的方法，就其本身说，即与革命党的发展不合，而成为年青政党之特别笨重的障碍物。年青政党本可以独立地从失败经验和错误中学习的。
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是公布出来了。至少在这几条提纲的范围内，中国革命问题是能够，而且一定要公开讨论，并从每一角度来讨论的了。
帝国主义的枷轭与阶级斗争
三、中国革命的特点──譬如与一九○五年[3]我们的革命相比──首先在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一个政策，假使忽视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内部生活的强大压力，则将是极其错误的。但若一个政策，从民族压迫的抽象概念出发，不顾其在阶级方面的曲光与反射，则将是同样地错误。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其中错误的主要来源，正和全部一般的领导路线的错误来源一样，在于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作用及其对中国阶级关系的影响之错误观念。
帝国主义的枷轭，被用来当作「四阶级联盟」[4]政策的辩护理由。帝国主义的枷轭，好像会造成这样的事实：中国的「一切」（！）阶级会同样地视广州政府为「全中国的国民政府」（！）（见三月六日消息报[5]加利宁同志演说）。这在实质上是右派国民党人戴季陶[6]的立场，他以为阶级斗争的法则并不存在于中国──因为有帝国主义的压迫。
中国是一个被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在资本主义形式中前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挣脱帝国主义的枷轭。中国为其民族独立而作的战争乃是进步的战争，因为它是从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需要发生，又因为它能使英国无产阶级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容易发展。
但这决不表示帝国主义的枷轭是机械式的，以「同样」方式屈服中国的「一切」阶级的。外国资本在中国生活中的有力作用，已使很有力的一部分中国资产阶级，官僚及军阀，和帝国主义共了命运。没有这个纽带，则那所谓「军阀」在现代中国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便不能了解了。
相信那所谓买办资产阶级，即外国资本在中国之经济的与政治的代理人，与那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有鸿沟之隔，那是极其天真的。不，这两部分资产阶级之间，比资产阶级与工农之间，要无比地更接近些。资产阶级之参加民族战争，有如内部的制动机，他们以继长增高的仇恨看待工农群众，愈来愈准备和帝国主义妥协了。
处身于国民党内并成为其领导者的民族资产阶级，实质上是买办与帝国主义的工具。它之所以能存留在民族战争的营垒中，只因为工农群众的无力，阶级斗争的不发展，中国共产党之缺乏独立，以及国民党之驯顺地被操于资产阶级的手中。
以为帝国主义机械似地从外面焊合了中国的一切阶级，那是大错特错。这是中国立宪民主党人戴季陶的立场，但绝非我们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不会减弱，但会增强诸阶级的政治分化。帝国主义是中国内部关系中一个很强的力量。这个力量的主要来源，不是扬子江中的兵舰──他们不过是辅助物──，而是外国资本与本国资产阶级间的经济的与政治的联系。正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反帝斗争需要从中国人民很深处很有力地发挥出力量来。要真正唤起工农来反对帝国主义，只有把他们基本的和最深刻的生活利益，与民族解放的事业联结起来，才是可能的。一次工人罢工──不论规模大小──，一次农民叛乱，一次城乡被压迫人们反对高利贷，反对官僚，反对军阀土皇帝暴动，都会唤起广大群众，会使他们结合起来，会教育他们，会钢铁一般地团结他们，这是中国人民在其革命的和社会的解放路上真正的前进了一步。没有这，则右派，半右派或半左派将军们的军事胜利与失败，仍不过是大洋面上的一些泡沫罢了。但是凡使劳动者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站立起来的一切事情，必然要推民族资产阶级去和帝国主义者作公开的同盟。帝国主义的压迫不是减弱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之间的阶级斗争，反而使这斗争激烈起来，在每一严重的冲突中都达到流血的内战地步。资产阶级老是有帝国主义作它坚实的后卫，后者老是以金钱，货物与弹药帮助前者去反对工人与农民。
只有可悲的分子与谄媚家，衷心希望帝国主义能为奖励群众的良善行为而使中国获得独立的，才能相信中国的民族解放能藉缓和阶级斗争，勘平罢工与农民暴动，及放弃群众武装，等等，来达到的，当马丁诺夫同志提议以政府的仲裁方法来代替罢工与土地斗争时，他是与蒋介石政策之哲学上的鼓励者──戴季陶，没有任何不同的。
民主主义革命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四、有一种无意义的议论硬派作反对派所主张的，即以为中国现在是处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前夕。这「批评」毫不新鲜。当一九○五年前夕及以后的一些时候，孟什维克老是说，假使俄罗斯正直接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前夕，则列宁的策略是正确的。但列宁则解释给他们听，他的策略是走向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唯一道路，而这样的胜利在有利条件之下，将开始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个问题，列宁是以有条件的方式提出来的，在他，也正犹之对于我们，这是一个起码智慧：中国革命若一任其自己力量发展，即是说，若无苏联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及一切先进国工人阶级的，直接帮助，结果只能为国家争得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广大的可能，替工人运动获取较有利的条件吧了。
五、还有一种议论，同样是根本上错误的，便是中国无产阶级是否需要一个独立政党；这政党是否需要和国民党联盟，或是必须屈服于它；苏维埃是否需要，等等问题，必须视我们如何了解中国革命之更后阶段的过程与速度来决定的。中国将经过相当长的议会制度──以立宪会议开始──的阶段，是十分可能的，这要求写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上。假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不远的将来不生长成社会主义革命，则完全可信地，那些工农苏维埃将在某个阶段上从舞台上退出，让位于资产阶级制度，这政制，依着世界革命的进展，将在新的历史阶段上，又让位于无产阶级的专政。
六、不过首先，资本主义道路之不可避免，绝未被证明过；其次，资产阶级性的任务能在好些不同方式中解决的，──这论据现在对于我们是无比地更合时了。立宪会议的口号，如果不说出谁将召集它与将具有什么政纲，则只能成为空洞的抽象，时常是简单的江湖骗术。蒋介石即使在明天，也能提出立宪会议口号来反对我们，正像他现在之提出「工农政纲」来反对我们一样。我们要一个不是蒋介石而是由工农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召集的立宪会议。这是唯一郑重的与可靠的道路。
七、布哈林[7]同志以为中国经济中「封建残余」起着优越作用，以此他企图为机会主义的与妥协的路线辩护，那是根本不能成立的。纵令布哈林同志关于中国经济的估量系根据于经济分析而非学院式的定义，「封建残余」仍不能为那个政策辩解，这政策是如此显明地促成了四月间的政变的。
中国革命具有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主要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其政府的关税相冲突，这关税是依存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国工业发展之受阻，国内市场之被窒塞，促成了农业生产方面最落后形式的保存与重生，最寄生性的剥削方式以及最野蛮的压迫与暴力方式之保存与重生，促成了过剩人口的增长，以及赤贫化及各种奴役的继续存在与加甚。
不管中国经济中标准的「封建」成分的比重如何大，他们总只能以革命方法扫除掉的，因此，不是与资产阶级联盟，而是进行直接斗争来反对它。
封建关系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纠缠愈复杂错综，土地问题便愈不能由上面的立法来解决，与工人及城市贫民密切联合的农民群众的革命创意力便愈加必需，拼命想和资产阶级及大地主联盟，且将自己工作从属于此联盟的那个政策，便愈加错误。「四阶级联盟」政策，不但准备了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联盟，而且等于保存行政上与经济上的野蛮主义的一切残存物。
求助于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特别用以反对苏维埃，那是简单地拋弃了我们在一九○五年与一九一七年两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在那些革命中，立即的与主要的目的是取消专制的与封建的政权。这目的并不排斥，而是要求武装工人与成立苏维埃。列宁在二月革命之后，是如此处理了这个问题的。
「为要进行反对沙皇帝制的有效斗争，为要获得自由的真实保证，不仅在口头上的，不是在自由派演说家的漂亮诺言中的保证，则工人一定不可以拥护新政府，但政府必须「拥护」工人。因为自由及最后摧毁沙皇制度的唯一保障，乃是武装无产阶级，巩固，扩大，发挥工兵苏维埃的作用，意义与权力。其它一切，都是自由派与激进派营垒中那些自欺自的政客们的空话与谎言。拥护工人的武装，或至少不妨碍这件事，则俄国的自由将不能克服，皇朝将不能复返，而共和将得到保障。否则，人民将被欺骗。诺言是便宜的，不花费丝毫。一切资产阶级政治家在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都曾以诺言「喂养过」人民，愚弄过工人。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因此工人必须拥护资产阶级；这是取消派营垒中来的无价值的政客们说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因此工人们必须叫民众对资产阶级政客的欺骗睁开眼睛，必须教他们不要信任空话，而只要信赖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的团结，他们自己的武装。」（「列宁全集」十四卷，第一部，十页至十一页，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中国革命者把那十分狡猾的，关于四阶级联盟的决议与解释从脑子里拋弃，便将牢牢地把握住列宁这几句简明话语的意义，将确实地不迷失路道，将达到目的。
中国问题上的马丁诺夫学派
八、这几时来，中国革命的正式领导人，都采取着「全民联合战线」或「四阶级联盟」的路向（见布哈林的报告；第十一期「共产国际」社评；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斯大林对莫斯科积极分子会所作之未发表演说；马丁诺夫四月十日在「真理报」上的论文；三月十六日「真理报」社评；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揭载于「消息报」的加利宁同志的演说；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真理报」鲁助达克同志的演说；等等）。事情在这轨辙上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当蒋介石政变之前夕，「真理报」为要攻击反对派，竟宣布革命的中国不是为资产阶级政府，而是为一个「四阶级联盟的政府」所统治。
马丁诺夫哲学，它有可怜的勇气将斯大林与布哈林在中国政策诸问题上的错误发挥至逻辑的结论，它并没有遇到丝毫反对，但这等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践踏于脚下。它是再生产了俄国的与国际的孟什维克主义的最粗野的诸特点，将它们应用于中国革命的条件中。无怪孟什维克派的现领袖但氏[8]，在「社会主义报道人」[9]杂志最近一期上写道：
「布尔什维克『原则上』也赞成在中国革命中保持『统一战线』至民族解放任务之完了。四月十日，马丁诺夫在真理报上最有力地，以十分「孟什维克方式」地，虽然责任不得不骂一下社会民主党地，昭示了『左派』反对派分子拉狄克以官方立场的正确，这立场坚主维持『四阶级联盟』的必要，不加速推翻工人与大资产阶级并坐着的混合政府，不要过早地强迫那政府实施『社会主义任务』。」见该志第八期第四页，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凡是知道布尔什维克主义反对孟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历史的人，特别是他们在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关系问题上的斗争历史的人，一定得承认但之称许马可诺夫学派的「合理的原则」不是偶然的，他是有完全的合法权利如此做。只是这学派能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高声发言而不受处罚，才是奇怪的。
从一九○五年至一九一七年的古旧的孟什维克策略，已被事件的进展践踏在脚下了，现在却被马丁诺夫学派搬移到中国去，这正像资本主义的贸易一样，它将在本国市场上找不到买主的最次货，倾销到殖民地。这货品甚至不曾改头换面哩。论据是一样的，逐字逐句地一样的，跟二十年前没有不同。文章有所不同的，只是以前的「专制」字样，如今代之以「帝国主义」字样罢了。自然，英帝国主义与专制不同。但孟什维克之提到英帝国主义，与他们之提起专制没有丝毫不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专制的斗争一模一样，是一种阶级斗争，帝国主义之不能藉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来驱除，已被四月的流血事件证明得太清楚了，这事变是四阶级联盟政策的直接结果。
「路线」在实行中，怎样的面貌？
九、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对于过去这个时期，即以四月政变为止的那个时期，宣布道：
「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它在实行中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共产党员农政部长谭平山[10]，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第七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给了一个漂亮的答复：
「自从国民政府于本年七月在广州成立以后，名义上它是一个左派政府，而实际政权却早已操在右派手里。……因种种障碍的结果，工农运动不能充分发展。三月事变之后，中派［即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成立了，而政权则仍旧握在右派手里。整个政权，本应［！］属于左派的，终于失掉了。」
如此：左派「本应」握有政权的，但最后失掉了它；国家政权属于右派，属于军官，这是无比地更强些，且完全操于蒋介石的「中派」之手，这「中派」成为阴谋的中心了。在这种条件之下，那是不难懂得的，为什么「工农运动」不能照它应分的程度发展了。
「唯一正确的路线」在实际上成个什么样子，谭平山还给了一个更确切的形容：
「……我们在实行中牺牲了工农利益……政府跟我们长期谈判以后，连个工会法都不颁布……政府不接受农民要求，这些要求是以各种社会团体的名义向它提出的。当大地主与贫农之间发生冲突时，政府老是站在前者方面。」
这一切怎样能发生的呢？谭平山小心地举了两个理由；
（一）「左派领袖不能利用政权去巩固和扩张他们的影响；」
（二）「一部分由于我们错误策略的结果，」右派「获得了行动的可能。」
十、冠以「四阶级联盟」这个夸张头衔的那种政治关系，便是如此的。这样的「联盟」，在资产阶级国家的革命史乃至议会史中屡见不鲜：大资产阶级领导着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民族联合战线的花言巧语者；而这些民主派则使工人们迷糊，将他们拖拉在资产阶级背后。当无产阶级的「尾巴」，不顾小资产阶级花言巧语者的努力，开始太猛烈地激动起来时，资产阶级便命令它的将军们摧残无产阶级。然后，机会主义者以深刻的神气，发现资产阶级已经「出卖了」民族事业了。
十二、不过虽然如此，中国资产阶级不在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吗？这论据也是空洞的老生常谈。每一国家的妥协派在同样情形中，都曾向工人们保证，自由派资产阶级是为反对反动派而斗争的。中国资产阶级利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为的要和帝国主义缔结反工人的同盟。北伐只能增强资产阶级而削弱工人。准备这一种结果的策略是错误的策略。谭平山说：「我们在实行中牺牲了工农利益」。为什么？为要拥护四阶级联盟。结果呢？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大胜利，被震撼了的帝国主义的巩固，苏联的削弱。这样的政策是罪恶的。假使我们不无情地惩罚这政策，我们便不能前进一步。
提纲想辩护一个无可辩护的路线
十二、甚至在目前，提纲还想辩护这个政策，它将无产阶级党与大资产阶级在一个组织──国民党──的范围中联合起来，而那组织的整个领导是在资产阶级手中的。提纲说：「这路线是要……利用右派，利用他们的关系与经验，只叫他们服从着［！」国民党的纪律。」现在我们很知道资产阶级是如何服从了「纪律」，与无产阶级如何利用了右派，即大中资产阶级，他们的「关系」（与帝国主义的）与他们的「经验」（绞杀与枪毙工人方面）了。这一个关于「利用」的故事是用血字写在中国革命的史书中的。但这并不妨碍那提纲说：「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个路线的正确」。这真是妙得无以复加的！
从那巨大的反革命政变中，斯大林提纲得出了实在可怜的结论，在联合的国民党中使「右派孤立」的政策，一定要「代以」以「坚决斗争」反对右派的政策了。这一切都是在右翼「同志」开始用机关枪发言之后才懂得的。
十三、诚然，提纲说起了关于资产阶级必然要退出革命的「先见」。但是这样的预言的本身，足以产生布尔什维克政策吗？资产阶级行将退出这一先见，如果由此不能作出确定的政治结论，则是一个空洞的老生常谈。在上引的赞成马丁诺夫的半官路线的那篇文章中，但氏写道：「包含着如此矛盾的诸阶级，这运动中的联合战线自然不能永远继续下去。」（见「社会主义报道人」第三页，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版。）可见但氏也是承认「资产阶级退出之必然性」的。不过在实践上，孟什维克主义在革命中的政策在于用任何代价尽可能长地保持联合战线，为此它不惜将自己政策适应于资产阶级的政策，不惜减低口号与群众活动，甚至，像在中国，不惜将工人政党在组织上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机关。而布尔什维克方法则在于对资产阶级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无条件划分，在于从革命的头几步起就无情地暴露资产阶级，在于破坏一切与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的小资产级幻想，在于为群众的领导权而对资产阶级作不倦的斗争，在于将一切散布对资产阶级的空希望或将资产阶级理想化的分子，无情地从共产党中驱逐出去。
两条途径与过去的错误
十四、斯大林同志的提纲，诚然企图把中国革命发展的两条途径相对立起来：一条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镇压无产阶级，且必然要与外国帝国主义联盟；另一条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反对资产阶级。
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二个前途不将成为空话起见，必须公开明白地说，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的整个领导是不可调和地反对着那个前途的。反对派在过去与目前之遭受激烈批评，恰恰因为从一开始起，它便将该问题之列宁主义的处理法，提到前列，那就是，它主张这一途径：无产阶级要在民族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及其基础上，为争取对城乡被压迫群众的领导权而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十五、从斯大林提纲中你可以得到这个结论：无产阶级只当它被资产阶级所踢开，所缴械，所砍首与践踏在脚下以后，才能离开资产阶级。但这恰恰就是一八四八年流产的革命的发展道路，那时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旗帜，只是跟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后面，民主派则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后面蹒跚，在卡文涅克[11]的军刀之下率领着工人们。不管中国局势的真实特点是多么的大，一八四八年革命发展的基本特点还是在中国革命中丝毫不差地重复了，彷佛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12]，一九○五年和一九一七年[13]历次革命的教训，乃至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教训，都未曾存在似的。
蒋介石扮了共和自由派卡文涅克的角色，这一点已成为周知之事。斯大林提纲跟着反对派，也承认了这个类比。但这类比必须加以补充。假使没有雷特路·洛林们[14]，路易·勃浪们以及那无所不包的国民阵线的其它空谈家，则卡文涅克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国是谁扮演着这些角色的呢？不仅汪精卫，而且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首先是他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的那些教唆者。除非把这一点公开说明了，解释了，而且深刻地记住了它的意义，则两条发展途径的哲学，只能替路易·勃浪与马丁诺夫式的机会主义作烟幕，也就是说，只能准备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上，重演四月悲剧吧了。
中国共产党的地位
十六、要有权利谈那为民主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道路而斗争，必须有无产阶级主要工具：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在自己的旗帜之下斗争，永远不许它的政策与组织解消在其它阶级的政策与组织之中。共产党在理论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没有保证，则关于「两条途径」的一切谈论都不过是嘲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时期，从不曾联合过国民党中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部分，而是从属于整个国民党，这政党事实上被手握军队与政权的资产阶级所领导着。共产党服从蒋介石的政治纪律。共产党签字负责不批评孙中山主义，不批评这个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它不但反对帝国主义，也反对阶级斗争。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报纸，即，它缺少一个独立政党的主要武器。在这样条件之下而谈为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斗争，乃是自欺欺人。
十七、共产党在蒋介石的国民党中采取屈服的，不明确的与政治上下贱的立场，何以解释呢？用这来解释，即是要坚持在资产阶级实际领导下的民族阵线的统一（据马丁诺夫学派之见，资产阶级彷佛是「不能」从革命中退出去的），这就是在实行中拒绝了第二条途径，即布尔什维克的途径，关于这途径，斯大林提纲当作事后聪明，只为了伪装目的，才说起来的。
以工农联盟的必要性来辩护这样的政策，那是将此联盟本身减贬成一句空话，替资产阶级的指挥作用作掩饰。共产党之依赖，乃是「四阶级联盟」的一个必然结果，它是工农运动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因此，也是无产阶级与农民间真正同盟的主要障碍，但是没有这个真正同盟，中国革命的胜利甚至是不能想象的。
十八、共产党将来该做什么？
提纲中只有一句话提到这问题，但这句话是能够种下最大的混乱与产生无可救药的害处的。斯大林提纲说：「……当共产党在革命国民党的队伍中战斗时，必须比素来更甚地保持其独立。」保持吗？但是共产党至今不曾有过这样的独立。这个独立的缺少，正是一切祸殃与一切错误的来源。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提纲非但不一劳永逸地终结了昨天的行为，反而提议要「比以前更甚地」保持它。但这就是说，他们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依赖，这小资产阶级政党不可避免要变成大资产阶级的一个工具。
为要替虚伪政策辩护，人们不得不称依赖为独立，且要求那应该永远埋葬的东西保持下去。
十九、只有在共产党中最优秀份子的无情的自我批评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才能生长。我们的直接任务在于帮助他们去做这个工作。为掩盖过去错误而企图压制关于他们的讨论，则将造成大害，首先大有害于中国共产党。假使我们不帮助他们在最短期内，肃清自己内部的孟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派，则它将踏进一个长期危机，其间将进行着分裂，脱离，与各派间的激烈斗争。不但此哩，机会主义的严重失败可以替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清除道路。
假使，不管有工人的群众运动，不管职工会的有力生长，不管农民争土地的革命运动，共产党还应像从前一样做资产阶级政党的完全附属物，不但此也，它还应参加该资产阶级政党所建立的国民政府，那不如公开说：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时机尚未来到。在革命时期如此残酷地辱没了共产党，即是说，正当那个政党以血的纽带联结于工人群众，正当伟大的传统──命定着要存活至几十寒暑的传统──被创造之时，遭到了如此残酷的辱没，真还不如根本不建立共产党的好。
谁弄错了时速？
二十、斯大林提纲中自然有整整一节说到「反对派的错误」。提纲不打击右派，即不打击斯大林自己的错误，它一心一意地打击左派，以此加深错误，累积纷乱，使出路更难，而驱领导路线于妥协的泥淖中。
二十一、主要罪状是：反对派「不懂得中国革命不能以快速度发展」。为了某种理由，提纲将十月革命的速度拉进到此地。如果速度问题提出来了，那必不能以十月革命的外面度来量，而应以中国革命本身的内部阶级关系来测定的。中国资产阶级，就像我们所知的，不曾注意到关于慢速度的训戒。一九二七年四月间，资产阶级认为拋弃联合战线的假面具是十分合乎时机的，这面具曾替他们服了很好的务，但那时为了以全力向革命进攻，却必须拋弃了。共产党，无产阶级，以及左派国民党人，表示他们完全没有准备接受这一个打击。为什么？因为领导方面估量着一个较慢的速度，因为它无望地停顿在后面，因为它感染了尾巴主义。
四月二十三日，即在蒋介石政变之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左派」武汉政府联合发了一个宣言，它说：
「我们只能表示遗憾（！），因为我们不曾及时行动。为此，我们由衷地道歉［！］」（见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真理报」）。
这几句悲惨的与带泣的自白，违反了作者们的本意地，无情地驳斥了关于中国革命速度的斯大林主义的哲学。
二十二、当劳动群众被逼走上独立的斗争时，我们继续保持着与资产阶级的同盟。我们企图利用「右派」的经验，却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我们在刊物上进行一种驼鸟政策，禁载与藏匿了蒋介石一九二六年三月[15]间的第一次政变，枪杀工农，以及一般表示国民党领导之反革命性的一切事实，使我们自己的党无从知道。我们忽略了不去注意我们自己的党的独立。我们不为此创立报纸。「我们在实行中牺牲了工农利益」（谭平山说）。我们不采取一个郑重步骤去争取兵士。我们让蒋介石这一帮建立「中派的军事独裁」，即建立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独裁。正当政变前夕，我们替蒋介石吹奏了军号。我们宣布他曾「服从了纪律」，且我们已能「因一次巧妙的策略应用，预先防止了一次危害中国革命的激剧的右倾。」（拉斯可尼可夫[16]给谭平山小册子写的序言）我们落在一切事变之后。每一步我们都在速度上算错以致有利于资产阶级。这样，我们给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准备了最有利的条件。左派国民党至少对我们「诚实地道了歉」。斯大林提纲则相反，它从这一连串确实无匹的尾巴主义错误中，得出了出色的结论，说反对派要求……一个太快的速度。
二十三、在我们的党会议上，愈来愈经常地能听到一些责难，他们反对「过左」的上海人，一般地反对中国工人，因为他们以「过火行为」恼怒了蒋介石。谁都不举出一点例子来；不过即使举出例子又能证明什么呢？没有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将数百万人吸引到漩涡中来的，能进行得没有所谓「过火行为」。一个政策，如想替刚正觉醒的群众划出一条前进的线，使他们不要扰乱资产阶级的「秩序」，那是无可救药的庸人俗子的政策。一方面对卡涅克们与哥尼洛夫[17]们作事后的咒骂，另一方面又责备左派的所谓「过火」，这是永远要在内战的逻辑上撞破头的。
中国工人们的「错误」在于这一事实中，即当革命的紧急关头，他们却是无准备的，无组织的与无武装的。但这不是他们的错误，这是他们的不幸。使他们不幸的责任完全落在那坏领导者身上，他让每一个时隙(interval)空过去。
新的革命中心业已存在呢，还是必先创造起来？
二十四、关于中国革命的现局势，提纲声明道：蒋介石的政变，表示出中国南方现在将有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种军队，两个中心：一个革命中心在武汉，另一个反革命中心在南京。」这是多么不确，肤浅，庸俗的一个描写呀！这并非简单是国民党分成两半的问题，而是阶级力量之新的分台问题。相信武汉政府是一个业经完成的中心，它简单将从那被蒋介石中断与打败的地点起继续推进革命，那是把四月间的反革命政变看作了个人的「脱逃」，看作了「插话」，一句话，那是一点都不曾懂得的。
工人们不仅被击溃而已。他们是被领导他们的人所击溃的。有谁能相信群众现在会以昨天对整个国民党的同样信任，来跟从左派国民党呢？从今以后，不仅要进行斗争来反对与帝国主义联合的旧军阀，而且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因我们十分错误的政策的结果，已攫取了军事机关与一部分军队。
为要在更高的革命新阶段上进行斗争，被欺骗的群众必先要他们相信自己，不曾觉醒的群众则必须唤起来。为此，首先就得表示出那个可耻的政策，即为要支持四阶级联盟而「牺牲了工农利益」（参看谭平山的话）的政策，已经不留丝毫痕迹了。任何人倘使倾向这个政策，必须无情地从中国共产党中驱逐出去。
那个浅薄得可怜的与官僚的思想必须拋弃。它认为：现在，当大屠杀的经验之后，只叫略略将国民党「旗帜」在空中一摇，数百万工农就能行动与领导起来。（我们不愿将青天白日旗缴给任何人！布哈林喊道。）
不，群众需要一个革命政纲与战斗组织，那组织是要由他们自己队伍中生长出来，且其本身包含着接近群众与忠于群众的保证的。武汉政府不足以语此，为此必须有工农兵士苏维埃，劳动者的苏维埃。
苏维埃与工农武装
二十五、拒绝了苏维埃这个有生气的与必不可缺的口号以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有点出人不意地声明道：「对付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剂（？）乃是武装工农」。工人的武装无疑是一件必需事情。我们在这一点上根本不会有不同之见。但一直以前认为正确的办法：说为了革命利益应在「最低限度」内武装工人，我们该如何解释呢？共产国际代表事实上反对工人武装，又该怎样解释？（参看三同志致共产国际联共代表团的信[18]。）工人们虽有武装起来的完全可能，却在政变之际发见自己是全无武装的，又该怎样解释呀！这一切都得用不与蒋介石破裂，不冒犯蒋介石，不推他向右去的愿望来解释的。这服出奇的「解毒剂」恰恰没有用在最最需要的时候。今天，工人们在武汉也是没有武装的──以便「不逐走」汪精卫。
二十六、武装工人与农民是一件再好没有的事。但人总得合乎逻辑的。在华南，已经有了武装的农民；他们就是那所谓国民革命军。但是，他们远不曾成为「反革命的解毒剂」，却成了反革命的工具。为什么呢？因为政治领导并非用兵士苏维埃去包括军队大众，而自满于纯粹外表地抄袭我们的政治部与政治委员。殊不知没有独立的革命党与兵士苏维埃，这种政治制度早已变作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一个空洞掩饰物。
二十七、斯大林提纲之所以拒绝苏维埃口号，因为它将成为「反对革命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口号」。但在这情形中，「对付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剂乃是武装工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工农武装起来将反对谁呢？它不将反对革命国民党的政权吗？
武装工农这个口号，假使不是一句空话，一个遁辞，一副假面具，而是叫人行动的一个号召，则其性质不会比工农苏维埃口号稍不严重些。武装群众难道肯容一个非其族类的与敌视他们的官僚政权，存在于他们之旁或他们之上吗？在目前情形之下，如想真正武装工农，必不可免地要成立苏维埃。
二十八、还有：谁将武装这些群众？谁将率领这个武装人群呢？
当国民革命军正向前进与北洋军队正放弃土地之时，要武装工人比较容易进行。工农兵苏维埃这个及时的组织，倒确能成为反革命之真正「解毒剂」。不幸过去的错误是无法补救的了。现在全盘局势发生了一个走向较坏方面的激剧转变。工人们自动攫得的少数武器（这就是所谓「过火行动」吗？）已经被缴下了。北伐业已停止。在这些条件下面，武装工农是一个困难任务。宣布成立苏维埃的时期尚未成熟，同时却提出武装工农的口号，乃是散布混乱。只有苏维埃，在革命的未来发展时，能成为真正武装工人且率领这些武装人们的机关。
为什么不能成立苏维埃？
二十九、对这问题，那提纲回答道：「第一，苏维埃不能在每一方便时候就建立的，他们只能在革命潮浪特别高涨之时建立起来。」假使这句话有点意义，那便是：在刚过去的那个有力的革命高涨时期之初，我们放过了有利时机，没有号召群众建立苏维埃。再说一次吧：过去的错误是无法补救的了。假使我们认为中国革命已经溃败得将在长期间无法再起，那么苏维埃口号自然不能在群众中得到回声。但如此则武装工农的口号就更加没有根据了。不过我们并不相信所执行的错误政策的后果是如此严重与深刻的。有许多事实，说明着在不远将来有新的革命高涨的可能性与或然性。这些事实之一，便是蒋介石不得不与群众吊膀子，允许工人们八小时工作日，答允农民减轻各种痛苦，等等。在土地运动更加扩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转变过来把蒋介石当作公开的帝国主义走狗来反对的场合，则在不远的将来，能发生一些更有利的条件，那时现在被打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将再集合了劳动者的队伍以进行新的攻势。这情形将早一月或迟一月发生，那是无需关心的；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在现在用自己的政纲与自己的组织，为它的到来作准备。换句话说：今后苏维埃口号将伴随着中国革命之整个未来行程，而且反映着它的命运。
三十、「第二」，那提纲说，「苏维埃不是为说空话而成立的；他们被建立起来，首先作为反对现存国家政权及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机关。」苏维埃不是为说空话而成立的，这也许是提纲中唯一正确之点。但一个革命者提议武装工农也不是为了说空话呀。此地假使有人说：在目前阶段上，苏维埃的结果只能是空话，但工农武装则相反，它能做出严正的事情来，那他不是给自己，便是给别人，在开玩笑。
三十一、第三个论据：因现在武汉有些左派国民党组织，他们在四月二十三日的庄重宣言中为他们之睡过了蒋介石的政变而道歉，所以那提纲就得出结论道：建立苏维埃就是举行暴动来反对左派国民党，「因为在那区域内，现在除了革命国民党的政权之外，并无其它政权。」
从这几句话中颇能闻出人们对于革命政权之机关式的与官僚的见解的气息。他们不将政府看作诸阶级发展着的斗争的表现与巩固，但看作国民党意志的自足的表现。各阶级有来有去，但国民党的承续则可延至无穷。但要使武汉真的成为革命中心，光以这个名称来称呼它是不够的。蒋介石那个偏安的国民党拥有反动的与雇佣的老官僚群。左派国民党拥有什么呢？在目前，什么都没有，或者差不多没有什么。苏维埃口号是一个号召，它号召人们经过那两重政权的过渡政制，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的真实机关。
三十二、苏维埃对于「革命国民党政府」，对于那被指为「在那区域中的」「唯一」的政权，将取什么态度？真是高深古雅的问题！苏维埃对革命国民党的态度，要看革命国民党对苏维埃的态度而定。换句话说：只叫苏维埃发生了，武装了自己，巩固了自己，则它们能容忍在它们之上的，只有那以武装工农为基础的那种政府。使苏维埃制度成为有价值的，乃由于下一事实，即：特别在直接革命时期，它提供了最好方法去保证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间的协调。
三十三、斯大林同志早在一九二五年，就称国民党为「工农党」（！？）（见「列宁主义问题」第二六四页）。这定义与马克思主义无相同之点。不过这个不正确的公式，斯大林同志显然想用以表示这个意思：国民党的基础是工人与农民的反资产阶级联盟。这话，就说这话的时期而言，是绝对错误的：不错，工人与农民曾经跟随国民党，但他们是被资产阶级所领导，而他们被领到了那里去，我们是知道了。这样一个党是称做资产阶级的，并非工农的。当资产阶级「退出」以后（即当它屠杀了无武装的与无准备的无产阶级以后），革命，依斯大林说，是进入一个新阶段了，在此阶段上，革命是要由左派国民党领导，即是说，要被一个这样的人（至少我们如此假定着），能最后实现斯大林的「工农党」思想的人所领导的。问题发生了：那么建立工农苏维埃，为什么就等于对工农的国民党政权战争呢？
三十四、另一论据：号召建立苏维埃，「就是给中国人民之敌以一个新的武器，让他们反对革命，用以制造新的流言，并声言中国没有国民革命，而只有莫斯科苏维埃化的人工移植。」
这一令人胡涂的论据的意思是：假使我们发展扩大与加深群众的革命运动，则中国人民的敌人将加倍努力来毁谤革命。这论据没有其它意义，因此它就根本没有意义。
也许提纲心目中所指的并非中国人民的敌人，而是民众本身对于莫斯科苏维埃化的恐惧吧？但这顾虑根据着什么？大家知道，一切类型的「民族」资产阶级，右派，中派与左派，在他们的一切政治工作中拼命将自己涂抹上莫斯科的保护色：他们设置党代表，军队中的政治职位，政治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监察委员会，等等。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不怕移植莫斯科方式，他们小心地将他们贬损了价值，为他们自己的阶级目的服务。但是为什么他们要应用这些名目？并非出于对莫斯科的爱，倒是因为这些东西在民众中很流行。中国农民知道苏维埃曾将土地给了俄国农民，谁不知道这一点，他就应该知道它。中国工人知道苏维埃保证了俄国无产阶级的自由。蒋介石的反革命经验一定已使前进工人们懂得了，没有一个独立的组织去包括整个无产阶级，且保证他与城乡被压迫群众的合作，则革命不能胜利。苏维埃的建立，在中国群众方面，是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发生的，决非是「人工移植的苏维埃化」。害怕以真名称呼事物的政策是错误的政策。人必定要受革命群众与革命的客观需要所引导，不要为敌人愿说的话所指挥。
三十五、人们说：武汉政府终究是一个事实呀。冯玉祥[19]是事实，唐生智[20]是事实，而他们都拥有武力；无论武汉政府，无论冯玉祥，也无论唐生智，都不要苏维埃。建立苏维埃便等于和这些同盟者破裂。这论据虽没有公然规定于提纲中，对于许多同志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我们早已听过斯大林关于武汉政府所说的话了：「革命者」，「可靠的人」，等等。这一切都是在重复过去错误，不过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其中这些错误能酿成甚至更悲惨的后果的。汉口政府与军事领袖能够反对苏维埃，只因为他们不愿意进行激烈的土地政策，不愿意和大地主与资产阶级真正破裂，因为他们存心跟右派妥协。但这样，苏维埃之成立就尤其重要了。这乃是推动武汉的革命分子向左并强迫反革命派退休的唯一道路。
三十六、但即令苏维埃不进行战争反对武汉的「唯一」政府，苏维埃不仍旧带有两重政权的成分吗？无疑的。谁假使真正赞成建立工农政府的路向，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赞成，那他一定懂得这路向将经历某个时期的两重政权。这时期将延长多久，它将具有怎样的具体形式，那是要看武汉的「唯一」政府自己如何行动，要看共产党的独立性与创意力，要看苏维埃发展得多么快，等等而定的。无论如何，我们的任务总是要加强两重政权中的工农成分，以此供给那真正工农苏维埃政府以一个充分发展了的民主政纲。
三十七、但是扬子江中停泊着好几打外国兵舰，他们能够扫灭上海，汉口等地。在这种情况中成立苏维埃不是发疯吗？这论据自然也没有规定在斯大林的提纲中，但它在党部会议中到处巡游着（马丁诺夫，耶洛斯拉夫斯基[21]，以及其他诸人是这理由的宣讲者）。马丁诺夫学派颇愿借对英国海军炮火的恐惧心来谋害苏维埃思想。这个计策不是析的。在一九一七年，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派想恐吓我们道：苏维埃夺取政权，那意思就是叫协约国占领克朗斯达[22]与彼得格勒。我们回答道：只有加深革命才能挽救它。外国帝国主义只肯容忍这样的「革命」，即它给中国资产阶级以些少让步的代价而能巩固自己的在华地位的。每一掘毁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基础的真正人民革命，都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帝国主义的疯狂反抗。我们曾企图半途而止的，但这个「唯一的正确路线」不曾将南京从帝国主义的炮火下保护下来，也没有保护得中国工人使之不受蒋介石机关枪的扫射。只当中国革命转入真正群众行动的阶段，只有成立了工农兵苏维埃，只有加深革命的社会政纲，才能，像我们自己的经验所证明的，引起外国军队对苏维埃的同情，因而造成他们队伍中的纷乱，由此真正保护着革命，使它不受外来的打击。
斯大林提纲提议什么来代替苏维埃？
三十八、建立「革命的农民委员会，工人职工会，以及其它的群众组织，作为未来苏维埃的准备成分。」这些组织应该有什么方针？关于这，我们在提纲上找不到一个字。说他们是「未来苏维埃的准备分子」，这句话仅仅是一句话，再无其它意义。这些组织现在将做些什么？他们将要进行罢工，抵制，打断官僚机关的背脊骨，消灭反革命的军队，驱逐大地主，解除高利贷者与富农队伍的武装，武装工人与农民，一句话，他们将要解决民主革命与土地革命的一切问题，这些置于当前日程上的问题，这样，他们将提高自己到地方政权的地位。但那时他们将是苏维埃了，只是一种不胜任于他们任务的苏维埃吧了。因此，那提纲所提议的是（如果我们郑重地看待这些提议的话）：建立苏维埃的代替物，但非苏维埃自己。
三十九、在过去所有的群众运动中，职工会被迫尽了极近乎苏维埃作用的作用（香港，上海等处）。但这些作用正是职工会所完全不能胜任的。他们包含的工人数太小了。他们完全不包含城市中倾向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但是这样的任务，就像使城市中的较贫民众尽可能少受因罢工而生的损失，配给粮食，顾问纳税政策，参与武装队伍的组织，更不必说各省土地革命的进行，都只当那领导组织包含着不仅无产阶级的所有部分，而且在其活动过程中与城乡贫民保持密切联系，才能以必需的劲势加以完成。人们至少会想到：蒋介石的军事政变已最后叫每一个革命者懂得了这个事实，即脱离军队的职工会是一回事，联合工人与兵士的苏维埃却是十分不同的一回事。革命的工会与农民协会能与苏维埃一样地引起敌人的仇恨。但他们远不如苏维埃之能够招架敌人的打击。
假使我们郑重地谈到无产阶级与城乡被压迫群众的联盟──不是领袖们之间的「联盟」，经过可疑的代表们而缔结的半混合的联盟，而是在群众反对敌人的斗争中缔造与煅炼起来的真的战斗联盟──那么这样的联盟除了苏维埃之外不能有其它的组织形式。只有那些依赖妥协的领袖更多于下层革命群众的人，才能否认这一点。
我们应该和左派国民党破裂吗？
从上面的意见中可以看出，那些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破裂的耳语是多么的无稽。提纲说：「这是等于逃避战场，置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同盟者于不顾，为革命的仇人所快。」这几句动人的话用得全然牛头不对马嘴。这不是破裂的问题而是准备联盟的问题，不是在屈服的基础上而是在真正平等权利的基础上联盟的问题。革命的国民党尚未形成哩。我们赞成共产主义者在国民党内部工作，耐性地吸引工农到他们方面来。共产党能够得到小资产阶级的同盟者，不在于当国民党的每一步动摇时表示自己的屈服；而只在于它是否能公开与直接地号召工人，是否能以自己名义，在自己旗帜之下，将工人们组织在自己周围，且以榜样及行动告诉国民党以群众的政党是什么样的；在于拥护国民党的每一前进步骤，在于无情地揭开每一个动摇，每一步后退；又在于建立工农兵苏维埃，作为与国民党联盟的真实的革命基础。
四十、说反对派主张共产党的「政治孤立」是荒谬的。这种说法所含有的真实性，与那说反对派主张退出英国职工会的说法所含有的同样多。两种罪名都只为了掩护他们之与右派国民党与变节的总理事会缔结联盟吧了。反对派坚决赞成加强与发展和国民党革命分子间的联盟，赞成工人和城乡贫民间的坚强的战斗同盟，赞成走向工农与城市小资产阶级成立革命专政的路线。
为此，必须实行下列诸项：
（一）共产党牺牲工农利益，幻想把资产阶级保留于国民革命的营垒中，这样的同盟形式，必须宣布为能酿祸殃的；
（二）共产党为其同盟者的利益，放下了自己的旗帜，不扩大自己的影响与自己的威望，这样的同盟形式，必须决绝地加以排斥；
（三）成立同盟必须清楚地规定共同任务，不能以误解，外交诡计，谄谀与伪善为基础；
（四）必须十分确切地规定同盟的条件与限度，让这些条件与限度为众所周知；
（五）共产党要保留批评的完全自由，要以不下于警戒敌人的警觉心监视共同盟者，一刻都不要忘记：一个以其它阶级为基础或依存于其它阶级的同盟者，只能是一个暂时的同伴，由于环境之力，他能成为对头与敌人；
（六）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发生联系，要看得比和他们政党领袖的联系为高；
（七）最后，要依靠我们自己。依靠我们自己的组织，武装与力量。
只有遵守这几个条件，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真正革命同盟才是可能的，这不是动摇的与变化叵测的领袖之间的同盟，而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之下，以城乡一刀被压迫群众为基础的一种同盟。
中国革命问题与英俄委员会[23]
四十一、在中国革命方面，我们遇到的不是策略的错误，而是一条根本错误的路线。从上面所叙述的一切中，很明显可以得出这个论断来了。假使这个中国政策拿来和我们对英俄委员会的政策相比，则此论断将更加明显。在后一场合，机会主义路线的矛盾性暴露得没有像在中国问题上那样悲惨，但是同样地完全与明确。
四十二、在英国，一似在中国，那路线的目的在于以个人关系为基础，靠着外交拉拢，同时在实行上不去加深革命群众或左倾群众与变节领袖之间的鸿沟，以便和「坚强的」领袖们谋得接近。我们跟在蒋介石的后面跑，以此驱策中国共产主义者去接受蒋介石向共产党提出的独断条件。只叫全俄联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跟在裴塞尔[24]，希克斯[25]，西脱林[26]及其同类们的后面跑，且在原则上采取着对工会运动保持中立的立场[27]，则他们便是承认了英国工会的总理事会为英国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且自己接受约束，不去预闻英国工人运动的事。
四十三、英俄委员会柏林会议的决定，等于说，我们将不拥护罢工者去反对那些断然破坏罢工者的意志。这些决定等于斥责并坦白地出卖工会中的少数派，少数派的全部活动在于反对叛徒，而我们却承认叛徒们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最后，关于「不干预」的庄重声明，表示我们在原则上屈服于劳工运动之最落后与最保守形式的民族狭隘性。
四十四、蒋介石责备我们干涉中国内政，正好像西脱林责备我们干涉工会内政一样。两种责难，都不过是照抄世界帝国主义用以反对工人国家的那种责难，即是说，后者竟敢关心于全世界被压迫群众的命运。在这场合正和在其它场合一样，蒋介石，也正如西脱林，在不同环境与不同的地位上，都做着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虽然他们与帝国主义间有着暂时间的冲突。假使我们追求着和这种「领袖们」合作，那我们不得不更加约束，限制以及阉割我们从事革命动员的方法。
四十五、由于我们的错误政策，我们不但帮助了总理事会维持其出卖罢工后摇摇欲倒的地位，而且更甚的，我们供给了它一切必需的武器，使它得以对我们提出无礼的要求，而我们则驯顺地接受这些要求。掩蔽在「领导权」这句悦耳的空话之下，我们在中国革命及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行为，好像我们在精神上业已被征服了的，且以此准备了自己的实际上的失败。一次机会主义的迷途，时常随伴着对于自己路线的失却信任。
四十六、总理事会的事业家们，从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获得了不干涉的保证之后，无疑劝张伯伦[28]说，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宣传的方法比哀的美顿书与恫吓是有效得多的。不过张伯伦宁愿二者兼施，他将总理事会的外交与不列颠帝国主义暴力兼并拢来。
四十七、假使有人以下面这个理由来反对反对派，即鲍尔温[29]或张伯伦「也」要解散英俄委员会，那么他就一点也不懂得资产阶级的政治机构。鲍尔温对于苏联工会所能予英国向左发展的劳工运动以有害影响，害怕得有理。而且现在还在害怕。英国资产阶级对总理事会施压力，反对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对英国工联会的变节领袖们所施的压力，在这二压力的交斗场上，资产阶级是全面地获得了胜利。总理事会拒绝了接受苏联工会的捐款，拒绝了和苏联工会讨论援助矿工问题。英国资产阶级对总理事会行施压力，以它作中介，又对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施压力，以致在柏林会议上，能使俄方代表在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上作前所未有的投降。这种英俄委员会只能替英国资产阶级效劳（参看伦敦泰晤士报宣言）。但这不会妨碍英国资产阶级将来继续对总理事会施压力，且要求它和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破裂，因为用了这样一个压迫与欺骗的政策，英国资产阶级赢得了因我们那无意义与无原则行为而失去的一切。
四十八、说蒋介石「赞同」反对派，因为他要把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这种暗箭，也具有同样价值。蒋介石的一句话被传布着，据说他曾对另一个军官说，他在这点上同意联共反对派。这句「话」所从引出的那个文件原稿，引证蒋介石这句话的用意不在于表明他有这个见解，而在于表明表他准备与倾向欺骗，作伪，甚至假装几天「左派共产党人」，以便更能在背后行刺我们。况且，那个文件是一份长长的控诉状，它控告着共产国际在中国诸代表的路线与工作。与其断章取义地摘引那文件，且赋他们以和原文所含相反的意义，那倒不如将这文件本身对共产国际公布出来[30]。不过，搁开那所谓「引文」的误用不谈，也还有「相合之点」，即蒋介石老是反对和共产党人同盟，而我们则反对和蒋介石同盟。马丁诺夫学派从此得出结论：反对派政策「一般地」替反动派服务。这罪名也不是新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派的整部发展史，便伴随着这样一个孟什维克派的责难，它说布尔什维克玩着反动把戏，他们是帮助皇朝反对立宪民主党，帮助立宪民主党反对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诸如此类，以至于无穷。当法国共产主义者攻击激进党与社会党联盟时，雷脑特尔[31]说他们帮助朴荫凯赉[32]。德国社会民主党曾不止一次地想说我们不加入国际联盟，乃是替极端帝国主义服务，等等。
这个事实：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要和无产阶级破裂，另一方面的革命无产阶级则要和资产阶级破裂，并非他们双方「赞同」的证据，而是他们中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证据。无救的妥协派，站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责备两方「极端」的派别破坏民族阵线与帮助反动派。说反对派与张伯伦，汤麦斯[33]或蒋介石唱双簧，正表示出他们心地狭隘的机会主义，同时又不自觉地承认了我们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性与革命性。
四十九、英俄委员会的柏林会议，正和英之开始干涉中国同时，它却竟不敢提到这个问题，即：采取有效方法来反对英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绞刑手工作。要证明英俄委员会甚至不能动一指以真正阻止战争，难道还能找到更显明的证据吗？但它不单单是无用而已。它和每一幻想与伪善一样，曾予革命运动以无可测量的灾害。总理事会，一提起它和全俄工会中央会议「为和平斗争」而合作，便能抚慰与镇定英国无产阶级被战争危险所激起的意识。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现在英国工人阶级乃至全世界工人阶级之前，彷佛成了一种保人，担保总理事会中那些叛徒们的国际政策。英国革命分子对总理事会的批评，因此而减弱了，变钝了。亏了裴塞尔，希克斯及其同类们，麦唐纳[34]与汤麦斯之辈才能将劳工群众保持在麻痹状态中至战争来到的直前，然后再可以号召他们起来保卫民主主义的祖国。在汤姆斯基同志最近一次对记者谈话（见五月八日「真理报」中，他批评了汤麦斯们，海夫洛克·威尔逊[35]们以及伦敦股票交易所的其它走狗们，但没有一个字提到裴塞尔，希克斯及其一类人的毁灭的，分解的，镇抚的，因而更恶毒的工作。京话中没有提及这些「同盟者」的名字，彷佛他们竟不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要和他们同盟呢？但他们确是存在的哩。没有他们，汤麦斯不能在政治上存在。没有汤麦斯，则鲍尔温，亦即英国的资本制度，便不能存在。与我们最善的意向相反，我们拥护与裴塞尔的同盟，事实上乃是拥护着整个不列颠的政制，且便利了它在中国的工作。看见了一切已发生的事情之后，凡经历过列宁学校的每一革命者，都能明白这点道理了。同样的，我们与蒋介石合作，挫钝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警觉心，且以此便利了四月政变。
阶段论与一国社会主义论
五十、关于「阶段」或「步骤」的尾巴主义的学说，最近被斯大林再三宣说着。这学说在原则上成了机会主义策略的理由。假使要求中国共产党组织上与政治上完全独立，那就是说步骤被跳过了。假使要求成立苏维埃组织来吸引工农群众至内战中，那就是说阶段被跳过了。假使要求与那现正进行最卑贱工作的总理事会的叛徒们解消政治同盟，那就是说，阶段被跳过了。保守的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蒋介石的军部，总理事会──一句话，任何由有产的与统治的阶级的压力而建立的机关，且成为革命的阶级运动之障碍物的，照此学说，都成为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对此阶段，人的政策必须去适应的，一直要到「群众自己」经过了这个阶段为止。只叫我们踏上了这条道路，则我们的政策不可避免地要从革命因素变成为保守因素。中国革命的进程与英俄委员会的命运，乃是这方面的一个紧急警告。
五十一、这样的事件，有如去年英国无产阶级大罢工的失败，有如本年的中国革命，是不能对国际劳工运动毫无影响而过去的，正像一九二三年秋天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不曾不留痕迹而过去了一样。革命局势之一个不可避免的暂时减弱，本身已是一种大祸。假使规定的方向是错误的，假使战略的路线是虚伪的，那么这个灾祸能成为长期间不能补救的。恰恰在目前，正当革命的暂时退潮时期，为反对机会主义的与民族狭隘性的一切表示并为主张革命国际主义路线而作的斗争，比从来任何时期都更需要了。
我们的代表团既承认着不干涉的原则，则不管其意向如何，总是要在工人阶级中助长最保守的与最失败主义的倾向。苏联工人阶级中最落后与最疲倦的一部分，认为干涉英国罢工斗争或中国革命是一个错误，这事实是一点也不难懂得的。他们愈来愈经常地论辩道：「人家不是教我们说，即使没有甚他国家的革命胜利，但只叫没有外来干涉，我们能够在自己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吗？那么我们一定要进行这样的政策，它不会引起干涉的。我们干涉英国与中国的事情是一个错误，因为它没有得到积极结果，却驱使世界资产阶级走上军事干涉的路，因此危害到我们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建设。」
没有疑问的，而且不能疑问的，即现在，当国际革命运动遭到几次新的失败之后，一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将不管该学说的创立者的意志如何，总要去替下列一切倾向作辩护，寻找理由与净化工作，这些倾向是：限制革命目的，扑灭斗争热情，主张民族的与保守的偏狭性。
对于「不干涉」方面之虽极微小的偏岔，不管是否以一国社会主义论作掩护的，都只能增加帝国主义干涉的危险而非减弱它。
这就中国革命方面说是完全清楚而不可争辩的，即是只有较为深刻的群众运动，较为激烈的社会政纲，工农苏维埃的口号，才能真正保卫革命，只挡外来的军事攻击；只有一次革命，劳动者与被压迫者在它的旗帜上，明白写着他们自己的要求的，才能不仅抓住国际无产阶级的感情，而且把握住资产阶级国家的兵士们的感情，我们从自己的经验里，很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在内战几年中，我们在阿汉格尔[36]，敖得赛[37]，以及其它地方，见过并且证验过这一点。妥协的与变节的社会运动，能使扬子江的水太过于沸热，以致路易·乔治[38]，张伯伦与麦唐纳的兵舰无法停泊。无论如何，这总是保卫革命之唯一道路与唯一希望。
苏维埃阵线的扩展，同时是保卫苏联的最善法门。在目前情形之下，说我们的国际地位业已恶化，或者，说它总是能因某种「左的」错误的结果而恶化的，那是荒谬的说法。假使我们的地位业已恶化，则它是中国革命失败的结果，这乃是一个历史的与国际的事件，不管我们对它干涉与否。我们倘不干涉帝国主义的干涉，则我们只将便利其工作，──便利其反对中国，同时又反对我们自己的工作。但在这一干涉与那一干涉之间是有不同之点的。最错误与最危险的一种干涉乃是努力想叫革命发展半途而止。为和平而斗争占据着我们国际政策的中心。但即令是马丁诺夫学派的最极端的代表也决不敢以为我们的和平政策能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相冲突，或相反地，中国革命的发展能与我们的和平政策相冲突。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保卫苏联的最好方法，就是扑灭蒋介石的反革命，将中国革命运动提高至较高阶段。在这种条件之下谁反对中国组织苏维埃，谁就解除了中国革命的武装。谁对欧洲无产阶级宣布不干涉原则，谁就减弱了它革命先锋队的力量。二者都在削弱苏联，削弱这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主要堡垒的地位。
如此，我们看见错误是如何彼此累积起来的，这些错误之总和产生了一条路线，它是愈来愈远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路线了。批评之声与警告被视为阻碍。官方路线之转向右边，又以对左方的打击来补充。在这条路上继续下去，则对于苏维埃国家以及共产国际，都将发生最大危险。假使我们将这些危险对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隐瞒起来，那我们将叛弃共产主义的旗帜。
我们一会儿也不怀疑，这些错误能被补救，偏差能被克服，路线能被纠正，且中间可不经过凶恶的危机与痉挛的。事实的语言是太雄辩了，经验的教训是太明白了。只需我们的党，苏联的以及国际的党，有充分的可能性去衡量事实，并由此获得应有的结论好了。我们坚决相信，他们是能够在革命团结的精神中去得到这些结论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日
收场白
（关于陈独秀[39]同志论中国共产党任务的演说）
五十二、在政治上为什么要有马克思主义？为要懂得目前的事情及预见将来的事情。先见必须是行动的基础。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同志的预见如何实现了：蒋介石政变之前一个星期，他保护他：替他吹喇叭，号召大家去利用右派，利用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关系（见四月五日对莫斯科活动分子会的演说）。在那被我们分析的提纲中，斯大林又给了一个先见的例子，也已被生活所证验了的。我们对于斯大林提纲的批评中，一个中心问题被我们以下面方式规定着：「那里业已存在一个新的革命中心呢，还是必先由我们创立起来？」斯大林争辩说：蒋介石政变之后，那边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两个中心：革命中心在武汉，反革命中心在南京。」斯大林争辩说：「不能建立苏维埃，因为这将表示为反对武汉中心，反对华南「唯一政府」的一个暴动。」我们称这个局势估量为「错误的，肤浅的，庸俗的。」我们称这所谓武汉政府为「武汉的领袖们」，并指示出自从内战突然转向到另一阶级路线之后，华南至今尚无政府存在，我们必先建立一个政府。
在五月十五日「真理报」上，转载着陈独秀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大会（四月二十九日）上所作的演说。
当斯大林写他的提纲与我们写提纲批评的时候，大家手头都没有那篇演说，陈独秀估量局势不是根据于对形势的一般分析，而是根据于他的直接观察。现在，陈独秀对新的革命运动说些什么话？他明白宣布道：将武汉政府当作革命民主专政的一个机关「是一种错误」，「他还不是一个工农群众的政府而仅仅是领袖们的同盟。」但这不正是我们反对斯大林所说的话吗，逐字逐句地？
斯大林写道：「现在除了革命的国民党政府之外没有其它政权」。我们就这一点回答他道：「这句话颇能闻出人们对于革命政权之机关亠的与官僚的见解之气息……各个阶级有来有去，但国民党的承续则可延至无穷［他们以为」。但要使武汉真的成为革命中心，光以这个名称来称呼它是不够的。」（参阅上文）斯大林不对中国的革命者，首先对共产主义者说清楚这一点，如果武汉政府自己幻想它已是中国的唯一政府，则它将在墙上撞破自己的头；不回过头去无情地反对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他们已破坏了这么多次的革命）的装饰性的伪善；不对着不定的，犹豫的与动摇的武汉中心的耳朵呼喊：「不要让外表现象迷惑了，不要叫你们自己的头衔与宣言给弄昏了，开始干些艰苦的日常工作吧，动员群众，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建立革命政权。」──斯大林不做这一切，他却拼命出来反对苏维埃口号，拥护那最坏的，最乡僻气的与官僚的偏见和那些倒霉革命者的迷信见解，这些革命者害怕人民的苏维埃，但对于国民党的便条之神圣的墨迹，却是具有信心的。
五十三、陈独秀同志根据他一己观察来估计局势，与我们根据于理论思考而估计局势，恰恰说着同样的话。没有革命政府，只有一个领袖们的同盟。但这绝不是说，陈独秀同志本人从那为他正确地估量了的局势，得出正确的结论来。因为被错误的命令缚住了手和足，陈独秀得出的结论根本和他自己的分析相矛盾。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要一经国民政府区域内的局势有所改变，且外国干涉与军阀进攻的威胁已消失，就开始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与民主的政府。」
此地我们必须直接与公开地说：这样提出问题，那是采取着一条走向毁灭的最可靠与便捷的途径。以民众为基础的真正革命政府的建立，推延至危险消失之后。但中心危险正在于这个事实，即华南没有一个革命政府，那边现在只有一个领袖们的同盟。由于这个主要祸根，一切其它的危险──连军事危险也在内──要增加到十倍。假使我们想防卫自己到最高的可能限度，藉以抵御外国的与我们「自己的」军队，那我们必须成为强者，巩固我们自己，组织与武装我们自己。此外没有别的道路。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头埋在沙里。这里是没有妙计能够帮助我们的。群众的热情必须唤起，必须唤醒他们起来准备为他们自己的事业而斗争而死去。但为了这，必须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尽可能深切地吸引住群众。一小时都不能错失，我们必须给群众以一个行动的革命纲领与苏维埃的组织形式。此外没有其它道路。将革命政府的建立时期延宕到有谁能以这一或那一方式消除了战争危险之后，那你是采取着一条走向毁灭的最可靠的与最便捷的道路。
五十四、关于土地运动，陈独秀同志老实承认党的土地政纲（减低地租）是十分不够的。他说：农民运动「是正在变成为土地的斗争了。农民自动起来，要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再讲下去，陈独秀同志公开宣布道：「我们执行了一个太平和的政策。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产……」这几句话的内容假使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发挥起来，则将对中国共产党，乃至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土地问题上的整个过去路线，判决最严厉的罪状。中国共产党非但不预先见到土地运动的进程，不及时确立口号，且将此等口号经由工人，革命兵士与前进农民散布到农民群众之中，它却落在自发的土地运动后面有一个很大距离。世上还能有比这更古怪的一种尾巴主义吗？「我们执行了一个太平和的政策」。但在自发的土地革命时期一个革命党的平和政策是什么？它乃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所能犯的最可悲的历史错误。当农民已自动为土地而斗争之时，一个平和的政策（减低地租），不是孟什维克的妥协政策，而是自由派的妥协政策。不能懂得这一点的，除非是那被所谓政治手腕所腐蚀的俗子，而决非革命者。
五十五、不过陈独秀同志从他关于党对土地运动的态度之正确的，因而是致命的估量中，得出了不仅是错误的，而且确乎是能闯大祸的结论。他说：「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产，但同时要对小地主让步，必须顾虑到他们。」原则上，这样提出问题是不能受攻击的。它必须清楚地规定那等样人与在中国那一部分的才算作小地主，并且必须如何顾虑他们，及顾虑他们到什么程度。不过陈独秀还说下去：
「不过，即使没收大地产，也得等到军事行动之往前发展。目前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只当革命扩大之后再行深入这个原则。」
这条路是走向破灭的最可靠，最确实与最短的快捷方式。农民已经起来夺取大地主的财产。我们的党，和它的政纲与它的名称成了可怕的矛盾，却执行着一个平和的自由派的土地政策。陈独秀自己宣布「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产」，但他立即撤消了这话，他说我们「必不可陷于极左派立场中」（陈独秀自己的话），而且他又说我们一定要「等军事行动往前发展」，才能没收大地主的产业，说革命必先扩大，然后加深。
但这不过盲目地重复民族自由派欺骗群众的一个著名的与衰朽的老公式吧了，那公式是：先胜利，后改良。首先我们要「扩大」疆域──为谁呢？为大地主吗？──然后，当胜利之后，我们将平静地关心到「加深」问题。对此，每一个聪明的与有一半敏感性的农民会回答陈独秀同志道：「假使武汉政府在今天，当它被敌人包围，死活地需要我们农民的支持时，这政府不敢将大地主的土地给我们，或不肯给我们，那么，等它脱出了这个包围后，当它得到我们的帮助而击败了敌人后，它将给我们多少土地，恰恰和蒋介石给过上海工人的一样。」我们一定要十分明白地说：为共产国际代表们的错误领导缚手缚脚的陈独秀同志，他的土地公式，客观上没有别的，只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和现在正在中国进展的行将造成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浪潮的真正的土地运动，割离开来的一个公式吧了。
要加强这个浪潮，并要加深它，我们需要高揭土地革命的旗帜与农民苏维埃，不是在胜利之后，而是立即需要，以便保证胜利。
假使我们不愿让农民浪潮归于消灭，像泡沫似地飞散，则那些农民苏维埃必须由城市的与产业中心的工人苏维埃联合起来，同时还须将城市中商业与手工业区域的贫民苏维埃，加添到工人苏维埃去。
假使我们不愿让资产阶级离间革命群众与军队，则兵士苏维埃必须安排进革命的练子中去。
必须尽可能地敏捷，尽可能地勇敢，尽可能地有力，去加深革命，不是在胜利后，而是要立即地，否则就不会有胜利。
加深土地革命，农民立即夺取土地，将立即灭弱蒋介石的力量，将使他的兵队陷于纷乱，且使内地的农民行动起来，其它没有走向胜利之路，也不能有其它道路。
难道我们在二十年内实行了三次革命，真的只为要忘记其中第一次革命的ABC吗？谁在土地革命中进行平和政策，他就完了。谁延宕事件，动摇，观望，错失时机，他就完了。陈独秀的公式乃是破坏革命的最稳之道。
有些毁谤家会说我们的话是由于仇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之故。以前不是有人说过，我们对英俄委员会所取立场，乃表示我们对英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吗？事变证明了这个事实：以忠贞的革命家态度而非官僚的阿谀者态度来对待英国共产主义者的，乃是我们。事变还将证明这个事实──他们每天在证明着──我们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批评，是由着我们对中国革命比官僚阿谀者采取了更郑重的，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态度之故。那些官僚阿谀者假使不需要预见未来，倒是肯在事后赞成一切的。
陈独秀同志的演说转载在「真理报」上，并无一字批评，并无一篇文章揭露其破产路线──这个事实本身，一定要使每一个革命者充满最大的疑惧，因为这是有关乎列宁党的中央机关报的！
别让那些和事佬与谄媚者对我们说什么「年青共产党之不可避免的错误」吧。这不是有关于几个单独错误的问题。这是有关的错误中之错误的问题。这是有关于错误的基本路线的问题，至于那路线的完满表现，则为斯大林同志的提纲。
必需的最后一致
五月九日那一期的『社会主义报道人』，在一篇文章里论到斯大林同志的提纲道：
「假使褫夺了一个共产党领袖起草提纲时所必有的那个文字的外衣，则我们对于在那提纲中遵循着的路线的本质，极少有反对的话可说。尽可能地留在国民党内，紧附着国民党左翼与武汉政府至最后的可能时机：「避免在不利条件之下进行决战」；不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以免「给中国人民之敌以新的武器，使他们进行反对革命的斗争，捏造新的流言，即说中国所进行着的不是国民革命。而是莫斯科苏维埃化之人工移植」。──现在，当「联合战线」已显然无可救药地被破坏，那磁器已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被打碎之后，真的，布尔什维克还能做那一些更有意识的事呢？」（「社会主义报导人」第九期「一五一」第一页）
如此，当四月二十三日的一期「社会主义报道人」，承认了马丁诺夫在「真理报」上分析中国革命的任务「极其动人」，且「完全按照孟什维克方式」之后，这个孟什维克派的中央机关报在其最近一期的社论中，又声明斯大林同志提纲中所「遵循的「路线」的本质，极少反对的话可说。」两种政治路线之此种一致，差不多不需要特别的说明了。
但还不止此哩：「社会主义报道人」同一文章中，又用讽剌口吻，说到──我们逐字摘引着──「拉狄克的路线，它以极『左』的口号（退出国民党，『宣传苏维埃制度』等）作幌子，其实却简单想拋弃那竞技场而自己走开……」（见第九期（一五一）第二页）。这里，拉狄克的路线，是借用「真理报」的社论与小品文字眼来形容的。终究说来，这是不得不然的：拉狄克关于他的路线，不能在报章上公开说任何话。因为否则，党将知道拉狄克的路线是正在被整个事变的进程所证实着了。「社会主义报道人」的编者不但用「真理报」的话来形容「拉狄克路线」，而且完全依照「真理报」论文的精神来评估它：依但氏说，反对派的路线会有这个可能，使它「以极左的口号作幌子，其实却想拋弃那竞技场而自己走开。」我们已经在「真理报」的论文中读到了，必须替中国革命做「荐亡法事」，中国共产党员必须「缄口不言」，他们必须放弃「大事业与大计划」，而且这一切都是「取消中国革命的说教」──如果反对派的路线被采取了的话。这些话，例如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六日的「真理报」社论中，实实在在是这样说的。我们可以看出，这正是一字不差为但氏所说的话，或者更正确地说，但氏关于反对派所说的话，一字不差地正是「真理报」在许多文章中所说过的。但氏赞成斯大林提纲，嘲笑「取消派」拉狄克，因为他以极左的空话来掩饰其取消主张。现在是一切都明白了：拉狄克的「取消主义」就是被那著名的革命者[40]但氏所如此估价的同样的取消主义。这便是「社会主义报道人」的社论对那些尚能学习些东西的人所提供的一个教训。
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会的前夕，──那会议是一定要全面考察中国革命问题的──上引那一期「社会主义报道人」能来到莫斯科，那确乎是不祥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
[①]斯大林既在四月五日发表演说，称赞蒋介石，但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跟共产党翻了脸，斯大林于是压下了自己的演说稿，同时对苏联工人瞒起了上海的事件。沉默九天后，始在四月二十一曰，提出了一个提纲：「中国革命问题」，替自己的路线辩护，他说上海惨剧「证明了以前定下的路线是正确的」，他认为国民党右派及其领袖蒋介石已经叛变了，而国民党左派及其领袖汪精卫则在武汉造成了一个「革命中心」，现在应该留在左派国民党内与汪精卫联合来革命了；一句话，过去用之于蒋介石的政策，现在要全部应用于汪精卫身上了。托洛茨基于是提出了一个反提纲。我们现在是二十年后读这个文件，参证以真实发生了事变，当然后容易看出谁对谁错来的。──译者
[②]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是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这未能改变这个事实，即那提纲没有为中央委员审查。政治局委托三个委员──斯大林，布哈林与莫洛托夫三同志──审阅史大林同志的提纲，如获同意，则可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自然，问题不在于事情的形式方面，对于这，谁也没有提起来。不过这是很清楚的，当错误业已造成，且已酿成严重失败之后，以如此「心」的方法来决定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那总是与党的及中国革命的利益不符的。──原注
[③]一九○五年，俄国发生第一次革命，反对沙皇专制。全国性的政治罢工潮浪，促成了世界史上第一个苏维埃组织。结果，主要反对派的资产阶级很快对沙皇制度妥协，而农民暴动又不及与城市的工人斗争相配合，失败了。──译者
[④]据斯大林与马丁诺夫意见，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党，而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四个阶级所合成的联盟。──译者
[⑤]苏维埃政府机关报。──译者
[⑥]国民党理论家，曾曾加中共的发起，不久退出，后来成为国民党右派领袖之一，能以自觉的资产阶级发言人资格，对中国革命作系统的说明。──译者
[⑦]N.I.Bukharin──老布尔什维克与有名的经济学者，一九○六年起积极参加莫斯科的党的活动，三度被捕，亡命国外。大战中为国际主义者，革命后，一九一八年采取极左派立场，反对列宁，一九二三后转入右派，与斯大林及齐诺维也夫携手，反对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后期，以第三国际主席地位，与史大林共同实行机会主义路线，且共同将托洛茨基等开除出党。斯大林与右派决裂，布哈林被解除一切重要职务。一九三八年被罗织入最后一次莫斯科审判中，以荒唐罪名被杀。──译者
[⑧]F.J.Dan──孟什维克领袖，一八九○年起即参加革命运动，第一次大战时期，为和平主义者，二月革命后被举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之一，主张与资产阶级联盟，竭力反对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但氏亡命国外，从事反苏活动。──译者
[⑨]俄国孟什维克党国外局当时在柏林出版之刊物。──译者
[⑩]当时中共领袖之一，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任中国问题报告人，竭力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他以当时汪精卫政府的农政部长资格，执行斯大林的训令，主张限制土地革命，甚至以武力反对农民暴动。武汉政府倒台后，谭平山退出共产党，组织第三党，后为蒋介石三民主义青年团之主干人物，最近似乎又「左」起来了。──译者
[11]一八四八年，一阵革命潮浪席卷了西欧，在几个主要国家中都发生了群众的革命运动，当时法国正处在奥尔良皇室的路易·菲力的统治之下，这是个大产业家与地主的政权。二月间发生革命，路易·菲力被推翻，宣布共和，是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此次革命以巴黎工人为主力，但被小资产阶级的政客所领导着，这些政客又跟在资产阶级的政客与军人后面；六月间巴黎工人举行暴动，为资产阶级的将军卡文涅克（JeanBaptisteCavaignac）所压平，此后，革命即趋于衰落，路易·邦那帕于十二月间被举为总统，一八五二年十二月邦那帕称帝，号拿破仑第三，第二共和国于是告终。──译者
[12]一八七一年，巴黎工人乘普法战争之机，于三月十八日举行暴动，推翻拿破仑第三政府，成立巴黎公社，以未能对资产阶级的逃亡政府采取积极与迅速的打击，且未能取得外省农民的响应，结果失败，此后即开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译者
[13]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发生革命，推翻罗曼诺夫皇朝，建立临时政府，俄国工农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之下，继续加深革命，于十月间举行暴动，推翻资产阶级与妥协派社会主义者的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译者
[14]Ledru.Rollin(AlexandreAuguste1808-1874)──法国一八四八年二月共和民主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临时政府一员，反对四月十六日的工人运动，调动军队反对工人。六月暴动以后，为小资产阶级的「山岳党」的领袖。──译者
[15]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借口共产党人李之龙所辖中山兵舰擅自驶抵黄埔军校江面，有「阴谋」倾覆国民政府之虞，乃调动黄埔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东山俄人住宅，宣布紧急戒严，断绝省内外交通，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五十余人。结果共产党表示重大让步，例如：「不怀疑与批评总理及其主义」，共产党须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名单提交国民党中常会；国民党之市，省，中央等党部中，共产党员只准占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许任党政机关首长；共产党中央今后对其党员所发一切训令，应先交两党联合委员会批准……事变才告结束。三月二十日事变是资产阶级军人控制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工人阶级的第一次大成功。──译者
[16]F.Raskolnikov──出身海军军官，一九一七年革命中为有名的布尔什维克。一九二三年曾于短期间倾向左派反对派，一九二四年改变观点，拥护斯大林路线，曾担任共产国际东方事务部主任。──译者
[17]LavreG.Kornilov(1870-1920)──沙皇军官。一九一七年九月间曾率部回攻彼得格拉，意欲取消临时政府，为首都工人所击溃，十月革命后，曾统率白军与红军作战。──译者
[18]即本书卷一附录中的「上海来信」。──译者
[19]本北洋军阀之一，一九二四年，倒吴佩孚戈，后与广东国民党政权联络，称他的军队为「国民军」，一九二六年春与直鲁奉军阀作战失败，溃退西北，乃更直接与苏联往还，冯本人赴莫斯科，自称「工人之子」，深得斯大林一系的器重，助编军队，使冯再起，由绥包入陜西，出潼关，被称为「左派」军人；但冯一入中原，即逐去党代表，与蒋介石会晤，宣布反共。此后与阎锡山联合反蒋，失败后失去军权，最近赴美，又表示「左倾」。──译者
[20]湖南旧式军阀之一，当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进展至湖南时，他即归依国民党军，当蒋介石公开与武满政府决裂后，斯大林即将希望寄托于唐生智，为要取得唐氏及其部下将官（这些都是湖南地主）的欢心，竭力压制土地革命，但结果唐氏仍与蒋介石合作，完结了武汉政府。唐氏后曾反蒋，失败，就此退出了军政界。──译者
[21]E.Yaroslavsky，──老布尔雪维克，二月革命后，采取半孟什维克立场，勃来斯脱立陶夫斯克时代为极左派，反托洛茨基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颇替斯大林尽力，于窜改党史方面尤多贡献，惟后仍被史大林所黜，因斯大林欲抹尽布尔雪维克的传统，以致耶氏所编党史，亦竟被宣布有「托洛茨基观点潜入了」，已死。──译者
[22]俄国彼得格勒外面的著名海军站──该地海军对十月革命颇多帮助。
[23]一九二五年初期成立，一方面是俄国工会代表，另一方面为英国工会总理事会，目的在统一两国的职工运动。一九二六年英国发生总罢工，英国工会官僚借第三国际与苏联的威望，实行违反罢工利益的政策，俄国反对派主张立即退出英俄委员会，藉英国工会官僚划清责任，而斯大林则坚决反对，直至最后，苏联被英方工贼利用完毕之后，于一九二七年被踢开。──译者
[24]A.A.Purcell，原系英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旋脱党任全国家俱业职工会领袖，当英国职工官僚与莫斯科勾搭时，任英国职工总理事会领袖。一九二六年英国总罢工与矿工罢工之被破坏，他颇有力。后曾加入独立工党。──译者
[25]GeorgeHicks──英国建筑业职工全国总会秘书。亲共有年，特别与俄国职工会有往还，惟仍不免于出卖英国的总罢工──译者
[26]W.M.Citrine──英国职工总理事会书记长，英俄委员会首脑之一。属于英国职工运动中之右派。──译者
[27]一九二七年四月，英俄联络委员会（Auglo-russianUnityCommittee）在柏林举行的那次会议上，──这已在该委员会的英方出卖了英国罢工之后──汤姆斯基与俄国职工会的其他代表们，不仅声明委员会之「由衷的融洽」与「一致」，而且在通过的决议案上，他们承认了英国工会总理事会（GeneralCounciloftheTradeUnions）为英国工人的「唯一代表」，且自誓「不干预」英国工会运动的事务。──英译本注中译者按：汤姆斯基(Tomsky)原为联共党右派首领之一，苏联工会领袖，当一九二七年前后反对左派时，他与斯大林合作。迨斯大林与右派决裂，欲以「希特勒走狗」罪名消灭全体老布尔雪维克时，汤姆斯基在布哈林案中亦为被告之一，惟与布哈林等不同，他不曾在「公开审判」的法庭上背诵格柏乌口授的供词，因为在事先他以一颗子弹保全了自己数十年老革命家的令誉。
[28]J.AustenChamberlain──保守党的杰出领袖，一九二四年的鲍尔温内阁中任外交大臣。有名的反动家，苏联的死敌。后来与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Cnamberlain），乃是他的兄弟。──译者
[29]S.Baldwin──英国保守党领袖，长期间任英国首相，一九三六年，因爱得华八世婚事退隐。──译者
[30]共产国际从未正式发表过这个文件。本书本卷附录全文，即「上海来信」。──译者
[31]PaulRenaudel──法国社会党右派领袖之一，第一次大战期间，社会党中央机关报的主编。大战中为极端的爱国主义者。──译者
[32]RaymondPoincare──有名的法国政治家，曾多次任内阁总理，第一次大战时任法国总统。法国参议院中「共和联盟」领袖。反动的法帝国主义的杰出领袖。──译者
[33]J.H.Thomas──原系英国全国铁路工会政治书记，极反动的工人领袖，两次工党内阁，均任阁员，「国民政府」时亦留任。──译者
[34]J.R.MacDonald──一九二四年第一届工党内及一九二八年第二届工党内阁首相，一九三一年工党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麦氏继任首相。最初为独立工党领袖，后为工党领袖，终则与二党均脱离关系，完全厕身于资产阶级政客之中。──译者
[35]HavelockWilson──当时为英国海员工会的反动的领袖──译者
[36]Archangel，俄国北部海港，临白海，十月革命后该地为英国海军占领，因受革命影响，士兵厌战，终且退去。──译者
[37]Odessa，面临黑海的俄国海港，革命后，法国帝国主义派遣军舰前来干涉，因受革命感染，一舰哗变，溺毙长官，自行回家。──译者
[38]LloydGeorge──第一次大战时英国首相，自由党领袖。──译者
[39]中国启蒙运动大师，五四运动主将，反对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学，提倡民主政治，科学思想与白话文学，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发起中国共产党，以该党总书记地位，在第三国际斯大林一系指示之下，领导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基于亲历经验，深悟斯大林路线之非，乃接受托洛茨基主张，从事中国托派运动，一九三一年被国民党所捕，判处十三年徒刑，在抗日后获释，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死于四川江津县。──译者
[40]英文作Revolutionist（革命者），疑系Revisionist（修正派）之误。──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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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列宁的空白命令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十三章列宁的空白命令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二日，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说道：“假使说我们战胜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那是因为我们的纪律优于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纪律。托洛茨基同志采用了死刑，我们将支持他。他采用死刑是通过共产党人的自觉的组织和宣传的道路。”列宁为维护我在他充分同意之下所执行的军事政策而作的其他许多讲话，都不在我的手边。特别是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关于军事问题的会议的记录，始终没有发表。为什么不发表这个会议记录呢？因为列宁在这个会议上全力反对斯大林的同事们，这些人现在是这么卖力气地在伪造历史。但是我手边有一个文件，它抵得过一百个。当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奥尔忠尼启泽同志的反对之下发动了一场反对我的恶毒阴谋的时候，我曾经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里谈到过这个文件。一九二七年八月，在上次联席全会上，当伏罗希洛夫站在雅罗斯拉夫斯基一边的时侯，我又引证过这个文件。列宁自己主动地给过我一张空白公文纸，下端写着这样几行字：“同志们：我知道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严格性质，我相信，绝对地相信他的命令的正确、得策和为了我们事业的必要，因此，我对于他所发布的命令给予充分的支持。弗·乌里扬诺夫（列宁）”关于这张空白公文纸的用意，我向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这么解释：“当他给我这张在下端写着这几行字的空白公文纸的时候，我感到迷惑不解。他说：‘我已经听说正在出现一些针对着你的谣言，说你枪杀共产党人。我给你这张空白公文纸，声明我支持你的决定，并且这种公文纸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你可以在这张纸上写你要写的任何决定，我的签字是现成的。’这是在一九一九年七月。既然关于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关于他对我的态度，现在到处散布着流言蜚语，那么我要问，还有谁能拿出这样一张有列宁签名的、事先批准尚未作出的决定的空白公文纸给我看看。通过这些决定，不仅可以左右个别共产党人的命运，而且常常可以左右一件远为大得多的事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十二章斯大林分子的最卑鄙的谎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十二章斯大林分子的最卑鄙的谎言在斯大林分子反对我的运动中，最卑鄙的部分是，他们污蔑我曾经下命令枪杀共产党人。这个污蔑是我们的敌人，所谓“新闻处”曾经传播过的。这就是，白军政治部们曾经尽力在我们红军士兵中散发传单，指责红军司令部，特别是托洛茨基，杀人成性。斯大林的代理人现在正走着同样的道路。姑且假设这个谎言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古谢夫，及斯大林的其他代理人，在内战过程中一言不发呢？现在出自斯大林代理人之口的这个为时过晚的“揭发”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工人们，农民们，和红军兵士们，党欺骗了你们，因为它曾经告诉你们，军队的司令托洛茨基是执行党的意志和政策的。党在它的无数关于托洛茨基的工作的文章里，在它历届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里，欺骗了你们，支持了托洛茨基，并且向你们隐瞒了像枪杀共产党人这一类的事实。列宁参加了这个欺骗，他曾经坚决地支持托洛茨基的军事政策。”这就是斯大林的为时过晚的“揭发”的真正意义。被他败坏名誉的不是托洛茨基，而是党，是党的领导。他破坏群众对一切布尔什维克的信任。因为，如果在过去，在列宁和他的基本核心同事领导着党的时候，都有可能把惊人的错误甚至罪行隐瞒起来，那么当现在，当中央委员会全体人员的威信已无限低下的时候，你还能指望什么呢？举例说罢，比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内战久已过去之后的一九二三年曾经唱过过分赞美托洛茨基、赞美他的忠诚、赞美他献身工人阶级事业的革命精神的颂歌，那么今天有思想的青年党员要怎么说呢？他一定会问自己：“到底雅罗斯拉夫斯基什么时候对我说的是谎话——是他把托洛茨基捧上天的时候呢，还是现在给托洛茨基抹灰的时候呢？”这就是斯大林的真正工作，也是他那些正在努力为他创作新传记的代理人的真正工作。[49]众所周知，古谢夫特别致力于从文字上修改我们的历史。他甚至写了一本标题是《我们在军事上的分歧》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最先出现的就是关于枪杀共产党人（不是逃兵，不是叛徒，而是共产党人）这种恶毒的流言蜚语。古谢夫也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把同一个事实和问题写了两次，一次在列宁时期，一次在斯大林时期。下面是古谢夫在第一次写的东西：“托洛茨基同志的到达（喀山附近）使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托洛茨基同志的车厢停在斯维亚日克车站的岔道上，在这个车厢里，是胜利的坚定意志，是首创精神，是军队各方面工作的干劲。从最初的一天起，在这个成了政治部和人民委员部总部的、挤满无数部队的铁皮车的车站里，和在十五俄里以外的团队里，每一个人都感到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来临了。“这首先出现在纪律方面……在这个游击习气，漫无纪律，和小资产阶级自我中心的时期，托洛茨基同志的严厉方法是特别地和超乎一切地有效和必要。你用说服的方法什么事也做不了。并且，当时也没有时间进行说服。在托洛茨基同志在斯维亚日克停留的二十五天的过程里，完成了巨大的工作。组织涣散和士气败坏的第五军的团队变成了富于战斗精神的部队，并且作好了收复喀山的准备。”[50]从内战中生活过来、还没有失掉记忆力的每一个党员都会说——至少向他自己，如果他不敢大声说出来的话——，像古谢夫所写的这类赞词，你可以从出版物中引证几千条。在这里我只限于引证最权威的赞词。高尔基在回忆列宁的文章中写道：“用拳头敲着桌子，他〔列宁〕喊道：‘指给我另外一个这样能干的人，他能够在一年之内组成一支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就是模范军队，而且博得了军事专家的尊敬。我俩有这样一个人。我们有一切，你将会看到奇迹。”[51]按照高尔基的记述，列宁在同一次谈话中说：“是的，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同他的关系，他们说了一大堆谎话。好像，他们说了一大堆谎话，特别关于托洛茨基和我。”[52]是的，关于列宁同托洛茨基的关系，他们说了一大堆谎话。但是你怎能把过去那种可怜的手工业方式的说谎同今天正式组织起来的、全俄和全世界规模的说谎相比呢？过去的说谎者是黑色百人团、白卫分子、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现在采用这个方法的是斯大林集团。[49]斯大林关于米海依尔·罗曼诺夫事件的“揭发”也是这样的。关于这件事，斯大林实质上向党和共产国际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关于加米涅夫，中央委员会欺骗了你们十年。《真理报》编者刊登了一个假否认。列宁欺骗了党。我，斯大林，参与了这个骗局，但是既然现在加米涅夫在实际观点上同我分歧，我决定揭发这整个骗局。”斯大林的大部分“揭发”，不可能得到党和群众的相信。唯一的可能是他们将减少对党的领导——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的信任。我们必须反对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而重新取得这种信任。（这里涉及的事情是：加米涅夫从西伯利亚拍给米海依尔大公爵一封贺电，当时传说大公爵将在俄国建立君主立宪制。有些人说，电报上的签名是加米涅夫任主席的一个会议，是在他离场后别人代他签上去的；另外一些人说，是他自己签的；还有一些人说，根本没有这么一封电报。——英译者注）。[50]《无产阶级革命》，第二二五号，一九二四年。[51]马克辛·高尔基：《弗拉基米尔·列宁》。[52]同上。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十一章我的军事工作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十一章我的军事工作从我从一九一八年春天开始的军事工作为主题，在斯大林指导下，进行了重写历史的尝试。事实上，为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或者更老实地说，为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进行了要重写全部内战历史的尝试。如果在这里重述创立红军的故事和列宁同这个工作的关系，那就等于写出内战的历史。目前，古谢夫之流[45]正在写。以后还有一些人也要来写。我只好限于谈谈两三件有文件证明的例子。当喀山被我们的军队收复时，我收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贺电，当时他的病体正在迅速痊愈中：“我热烈祝贺红军的辉煌胜利。愿它成为工人和革命农民联盟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粉碎剥削者一切抵抗，保证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一个先声。工人的革命万岁。列宁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九日”[46]列宁电报中高度满意的口气——“我热烈祝贺”——说明了他认为收复喀山是意义重大的，事实也确乎如此。喀山的收复是一次最初的而且在本质上是决定性的考验，它考验了工人和革命农民联盟的力量，它考验了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和可怕的废墟中创建一支战斗的革命的红军的能力。创建红军的方法在收复喀山中受到了战火的考验，列宁深知这次考验的意义。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一批军事代表曾经批评军事政策。斯大林之流和伏罗希洛夫之流最近一道在说，似乎我不敢出席代表大会听取这些批评。这说法距离事实是多么遥远！下面是中央委员会关于我在代表大会前夕动身去前线的问题的决议：中央委员会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会议记录摘录。出席人员：列宁，季诺维也夫，克列斯廷斯基，弗拉基米尔斯基，斯大林，施密特，斯米尔加，捷尔任斯基，拉舍推奇，布哈林，索科里尼科夫，托洛茨基，斯塔索娃诸同志。议题：（十二）从前线来的一些同志得知要领导人立刻回前线的决议之后，对这项决定的正确性提出了问题，这项决定可能被前线组织解释为中央政府不愿意倾听军队的呼声。有些人甚至把它解释为一种手段，因为托洛茨基同志的离会和不许军队代表与会，这就使得军事政策问题即使提出来也没有用处。托洛茨基同志对于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解释为手段一事表示抗议，他并且要求注意由于从乌发和西方战线更远处的撤退而引起的极端严重的局势。他坚持离去。决议：(1）托洛茨基同志立刻动身回前线。(2）索科里尼科夫同志将在前线领导人的会上宣布撤销要他们离去的命令，现在决定，那些认为自己必须在前线的同志可以立刻离去。(3）军事政策的问题将列为代表大会日程的第一项。(4）按照他自己的要求，弗·米·斯米尔诺夫同志将留在莫斯科。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那时党的制度的一个鲜明实例。所有那些因军事政策而攻击中央委员会的人，特别是军事反对派的领袖弗·米·斯米尔诺夫，都被允许留下参加代表大会，尽管前方的局势很困难。那些支持中央政策的人则在代表大会开幕之前被派回前线。现在事情的做法是正相反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军事部分的记录至今没有发表。其中载有列宁的发言，他坚决维护我在中央委员会指导下所制定的政策。为什么不发表？因为这些记录将把斯大林和古谢夫在内战时期的错误致命地暴露出来。斯大林曾经尽力传播把一九一九年初政治局因东线问题而引起的军事分歧夸大得荒诞可笑的叙述。分歧的实质是这样的：我们是应该继续向西伯利亚前进呢，还是应该固守乌拉尔而把我们的全部力量投入南方战线，以便解除莫斯科的威胁呢？在一段时间里，我是倾向第二个计划的。许多军事工作人员，其中有斯米尔加，拉舍维奇，伊·尼·斯米尔诺夫，科·伊·格伦斯坦等人，他们都赞成第一个计划。第一个计划被通过了，并且获得了美满的结果。在这次分歧里没有任何根本问题。这完全是实际问题。这次进军的尝试说明了，高尔察克的军队已完全瓦解。向西伯利亚进军是完全成功的。军事工作是严厉的工作。进行这个工作不能不使用压力、压制及其他强制手段。许多人的自尊心受到损伤——这常常出于必要，但有时也出于错误。许多不满出现了，当然有些不满是完全正当的。当关于东方战线的分歧发生，中央委员会决定调换总司令的问题时，我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辞去军事和海军事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在这同一天，一九一九年七月六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它的主要部分如下：“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从各方面考虑了托洛茨基同志的陈述之后，所达到的一致的结论是，不能接受他的辞职。“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将尽他们的一切可能使南方战线的工作对托洛茨基同志更顺利，对共和国更有成果，南方战线工作是托洛茨基同志自己所选定的，这是目前最困难、最危险、最重要的工作。作为国防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协同他自己所提名并由中央委员会所批准的南方战线人民委员叶哥罗夫，托洛茨基同志可以自由行动。“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政治局给予托洛茨基同志以充分的权力，他可以采取任何方式去改正他认为必须改正的有关军事问题的政策，而且可以要求提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如果他希望这样做的话。”在这个决议上签字的是：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加里宁，谢烈布利雅柯夫，斯大林，斯塔索娃。这个决议本身已经证明了一切。它结束了分歧，工作按照应有秩序向前进行。附带在这里谈一谈，根据速记记录，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八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联席会议上断言，中央委员会当时“禁止”我插手南方战线。对于这个问题，上述的决议提供了足够详尽的回答。但是关于东方战袋的分歧是唯一的那样子的分歧吗？绝对不是。在反对邓尼金的战略计划上有过分歧。在彼得格勒问题上有过分歧——把彼得格勒放弃给尤邓尼奇呢，还是保卫它？在向华沙进军[47]的问题上和在我们撤退到明斯克以后下一个战役的问题上有过分歧。这一类的分歧都是产生于实际斗争并且在斗争中解决的。关于南方战线问题，必要的文件已经载在我所著的《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48]一书里面。当尤邓尼奇向彼得格勒推进的时候，列宁有一个时候认为不值得试图保卫这个城市，并且认为我们应该把防线移近莫斯科。我表示反对。季诺维也夫同志支持我，我想还有斯大林同志也支持我。十月十七日，列宁通过直接线路打电报给我，我当时在彼得格勒。这封电报的内容是：“托洛茨基同志：“昨夜我是在国防委员会度过的，我已把他们的决议用密码拍发给你。“你可以看到，你的计划已经通过了。但是向南撤退彼得堡工人的意见没有被否决（他们告诉我，你同克拉辛和李可夫一起发展了这个意见）。在必要性出现之前谈这个问题会分散对战斗的注意。“包围和切断彼得堡的计划当然要求相应的政策改变，这你会就地进行的。“在当地执行委员会的各部门里指定一个人收集苏维埃的公文和文件，准备撤退。“附上一篇宣言，这是国防委员会批准了的。我很匆忙，宣言不太好。你最好把我的名字放在你的名字后面。“敬礼！列宁”这一类的事情是很多的。它们在一定的时间里有很大实际意义，但是争论却没有根本意义。这不是关于原则的斗争，而是为在一定时间和地点击退敌人而制定最好计划的问题。斯大林之流和古谢夫之流试图重写内战的历史，他们是不会成功的。[45]古谢夫以前是托洛茨基手下的一个军事工作人员，东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英译者注。[46]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中文版第76页。——中译者注。[47]托洛茨基反对向华沙进军，列宁赞成这个计划。以后列宁说那时他错了，托洛茨基是对的。——英译者注。[48]第二卷，第一册，第301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十章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农民问题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十章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农民问题上布哈林完全由于要么是轻视要么是忽视农民而提出了他的反动口号“发财吧！”从此以后，他就认为他用一句话纠正了他过去的全部错误。更有甚者，他认为在农民问题上也同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以及其他有部分分歧的问题上一样，他可以用同一个调子唱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的老调。布哈林学派在这个问题上散布的蠢话和无聊话是数不清的。要一一驳斥它们就得写一本专著。我现在只提出最重要的几点来谈谈：（一）在这里我不去说革命前确实存在的那些老分歧。我只想说，这些分歧已经被斯大林的代理人和小小的布哈林学派夸大、歪曲和丑化得面目全非了。（二）在一九一七年的时侯，我和列宁在农民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三）《社会革命的土地纲领》的“诞生”过程是列宁与我充分一致之下完成的。（四）我最初阅读的列宁所制定的有关土地问题的法令是用铅笔写的。当时没有任何分歧的迹象。我们是一个思想。（五）农民问题在粮食政策中显然占有不小的地位。像马尔丁诺夫这种无聊的人，正在说粮食政策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41]。不，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我是同列宁密切合作参加制定这个政策的。当时没有一点分歧的影子。（六）以中农为基础的路线是在我最积极地参加之下确定的。政治局的委员们都知道，在斯维尔德洛夫死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首先想到的就是任命加米涅夫同志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选择一个“工农”人物的建议是我提出的。加里宁同志的名单是我提出的。他的“全俄之长”的头衔也是我给起的。所有这一切当然是些琐事，不值得总是停留在这上面。但是在目前，这些琐事，这些情况对于历史伪造者来说，却是致命的证据。（七）我们全部的军事政策和军事组织归结起来，十分之九是工人对农民的关系问题。反对小资产阶级游击习气和手工业方式的军事政策是我在列宁的密切合作之下完成的。（八）一九二〇年初[42]，我根据自己对农民经济情况的分析，向政治局提出了一系列类似新经济政策的措施的建议。如果“不关心”农民是不可能有这个建议的。（九）我已经说过，职工会问题的讨论是为了寻找一条走出经济上的死胡同的道路。新经济政策这条出路是全体一致制定的。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无可怀疑的文件基础上加以证实。将来某一个时候是会得到证实的。这里我只作两点引证。在回答我们对富农、中农和贫农的态度以及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间在农民问题上的所谓分歧的问题时，我在一九一九年写道：“在苏维埃政权的中心里，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或现在都不存在分歧。反革命分子的事业是越来越没有希望了，他们只有欺编工人群众，硬说将有一场所谓冲突从内部分裂人民委员会。”[43]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回答农民古洛夫的问题时，写了下面这些话：“在二月七日的《消息报》上，登载了农民古洛夫的一封信，他提出了我国工农政府对待中农的态度问题，并谈到一些谣言，如列宁同托洛茨基不和，恰恰在中农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有巨大分歧。“托洛茨基同志在二月七日的《消息报》上已经作了答复。托洛茨基同志说，关于他同我有意见分歧的谣言，是地主和资本家或者是有意或无意帮助他们的人所散布的无耻谣言。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完全证明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是合乎事实的。他同我之间没有任何分歧，在中农问题上不仅托洛茨基同我没有分歧，而且我们两人所加入的共产党全党都没有分歧。“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信中，详细而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党和由苏维埃和共产党员选出的现在的工农政府不把中农当作自己的敌人。我万分同意托洛茨基所说的一切。”[44]在这里我俩看到了同样的事实。这个谣言最初是白卫分子散布的。现在斯大林——布哈林学派抓住了这个谣言，把它发展了，并且处心积虑地加以宣传。[41]见马尔丁诺夫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红色处女地》上的文章。[42]在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并得到通过前一年。——英译者注。[43]《消息报》，一九一九年二月七日。[44]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中文版第523页。——中译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九章同列宁在共产国际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九章同列宁在共产国际里但是，职工会问题是在我和列宁合作的年代里党和苏维埃国家生活中的唯一问题吗？在我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九二一年这同一年里，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展开了一次有关共产主义政策根本问题的深刻的斗争。这个斗争转到了我俩的政治局。不久以前我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曾经简单地谈到过这个斗争：“当时共产国际在政策上有可能采取德国三月事件路线的危险。这就是就，企图人为地制造革命形势——像一位德国同志所说的那样，给无产阶级‘充电’。这种情绪在代表大会上很普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出的结论是，如果采取这条路线，共产国际一定会走向毁灭。在代表大会之前，我把我对三月事件的印象写信告诉了拉狄克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知道这封信。当时考虑到情况很难应付，既不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而又得知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一致支持德国的左派，我自然不愿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于是给拉狄克同志写了一封信（以提纲的形式），请他把他的意见告诉我。拉狄克和我意见不一致。列宁听到了这件事，派人来把我找去，他把共产国际的情况描述为包含着极严重危险的那种情况。对这个情况及其问题的估计，我俩是完全一致的。“在我们会谈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人去找加米涅夫同志，用意是要保证自己在政治局中占多数。当时政治局中有五个人。加上加米涅夫我们就有了三个人，因此是多数。但是在我们出席共产国际的代表团里，一边是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三位同志，另一边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和加米涅夫。附带说一下，这两方面曾经举行过几次正式会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说：‘那么，我们是在组织一个新派别了’。在谈判将要提出的决议草案的时侯，我代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派。拉狄克代表季诺维也夫同志那一派。“季诺维也夫：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是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可是顺便说一下，当时季诺维也夫同志相当尖锐地指责拉狄克同志，说他在敲判中‘背叛’了他那一派；这就是说，做了过大的让步。“这次斗争是遍及共产国际各党的一次巨大斗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我商议，如果代表大会投票反对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向代表大会屈服还是不屈服？而它的决议可能是具有灾难性的。我们商议的情形你们可以在我讲话的速记记录中找到。当时，在列宁的同意下，我说：‘如果你们，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反对我们的决议，那么我相信你们会给我们留下足够的余地，以便我们将来用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个警告的意思是相当清楚的。但是，我应该补充说，由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当时我们代表团内部的关系，仍然一直是很好的同志式关系。”[39]在列宁的同意之下，我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上，为我们的共同立场进行了辩护，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前召开的。我向所谓“左派”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赶到执行委员会来，下面就是他那时在会上说的话：“我来这里是为了对贝拉·康恩同志的讲话提出抗议，他在讲话中反对托洛茨基同志，而不是维护托洛茨基同志，他本来是应该这样做的，如果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拉波尔特同志是绝对错误的，托洛茨基同志发言反对是绝对正确的。……托洛茨基同志说那句括的时候，他是一千倍地正确。这里还有一位卢森堡的同志，他谴责法国共产党，因为它不抵制对卢森堡的占领。你们瞧，问题就在这里。他像贝拉·库恩同志一样，认为这是一个地理问题。不，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反对……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从根本上支持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一切。……”诸如此类。在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整个讲话里，一再强调他同托洛茨基之间的充分团结。这里是我俩团结的另外一个例子。一九二二年，在特—瓦加尼扬同志倡议之下，创办了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的杂志。在第一号上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到党的两代，老的一代和新的一代在教育条件上的区别，还论到必须采用特殊方法对年青一代进行理论教育，以便保持党的理论和政治传统。在这个新杂志的下一号上，列宁写道：“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一般任务，所有要点已由托洛茨基同志在第一、二期合刊上谈过了，而且谈得很好。我只想谈几个问题，把杂志编辑部在第一、二两期合刊的发刊词中所宣布的工作内容和纲领规定得更确切些。”[40]我们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的一致是偶然的吗？只有我们的一致这次碰巧被清楚地记载在报刊上这个事实才是偶然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的团结一致是表现在实践中的。[39]政治局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会议速记记录，第12—13页。[40]《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198页。——中译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八章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和职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八章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和职工会问题的争论上面我用一九一七年的一些例子所说明的情况，可以概括此后的所有年代。我的意思并非说在列宁和我之间没有分歧。分歧是有的。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分歧延续了好几个星期，而且在好几天里具有很尖锐的性质。围绕着这次分歧堆砌起来的惊人的夸大之词，已经在我的《文集》第十四卷和该卷注释里用文献加以揭发了。这次分歧在我们私人关系上没有留下任何不快的阴影。恰恰在和约签字几天以后，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下，我被派担任军事领导工作。在职工会问题上的冲突更加尖锐和持久。这个分歧的尖锐正说明当时国家经济已经走入一个死胡同。但是，作为死胡同出路的新经济政策是意见完全一致地通过的。[34]几个月以后，同样一致地通过了关于职工会的新决议，代替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相反决议。如果相信目前党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你会以为在革命的最初六年中，完全充满了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职工会问题的分歧。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十月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本身，创立政府，创立红军，内战，共产国际的四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宣传的全部文字工作，外国共产党和我们自己的党的领导工作。在所有这些工作上，在这些工作的一切根本问题上，我同列宁是完全团结一致的，除了目前的历史家所说的两个重大问题：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职工会。斯大林及其仆从竭力把职工会的讨论描绘成我对列宁的“尖锐”斗争。这里是我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矿工代表大会上说的话，当时正是这个讨论的高潮：“施略普尼柯夫同志[35]在这里说——或许我把他的思想表述得粗略了一点——他说：“不要相信托洛茨基同列宁的分歧。他们仍然要团结起来的，而斗争将只针对我们！’他说‘不要相信’。“我不知道这相信和不相信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们要团结起来。在决定任何一个重要问题时我们可能发生争论，但是这些争论只能把我们的思想推向一致。”[36]列宁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结束讲话中总结了关于职工会的讨论，这里是他关于这同一个问题所说的话：“施略普尼柯夫说：‘列宁将同托洛茨基联合起来。’托洛茨基回答说：‘凡是不懂得必须联合的人就是反党；当然我们要联合起来，因为我们是党人。’我支持托洛茨基。确实托洛茨基同我有分歧。但是每当中央委员会中形成双方票数大体对等的情形时，就要由党来决定，这时我们按照党的意志和指示联合起来，这样党就作出了决定。托洛茨基和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声明出席了矿工代表大会，并且带着这样的声明到这里来了。”[37]这和最近出现的关于职工会讨论的恶意编造的历史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当布哈林不加小心地企图利用职工会讨论作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武器时，事情就变得可笑了。这里是列宁对布哈林在讨论中的地位所作的估价：“在这以前托洛茨基一直是斗争中的‘主角’。而现在布哈林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托洛茨基，并且完全‘盖住了’他。布哈林在斗争中有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因为他所犯的错误，比托洛茨基所有错误的总和还要大一百倍。“布哈林怎么走到这种同共产主义分离的地步的呢？我们知道，布哈林同志非常温和，这是他的一个非常使人喜欢而且不能不喜欢的特点。我们知道，人们常常开玩笑地把他叫做‘软蜡’。似乎就是说，任何一个‘无原则的人’，任何一个‘恶意煽动者’，都可以在这块‘软蜡’上任意雕刻。加米涅夫同志在一月十七日的争论中使用了（而他是有权使用的）这些带引号的尖刻词句。然而，无论是加米涅夫或任何别的人，当然都不会想到用无原则的恶意煽动来解释布哈林的行为，不会想到把一切归结于这一点。”[38][34]斯大林主义的新理论家孟什维克马尔丁诺夫，他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浪潮中参加到我们这面来的，他把关于职工会的分歧描写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分歧。关于这个问题，马尔丁诺夫在一九二三年写道：“列·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期间的思想无论比布尔什维克或者比孟什维克都更合乎逻辑和始终一贯。但是他的思想的缺点也就是他太“始终一贯”了。他所描绘的一副画面精确地预示了十月革命最初三年的布尔什维克专政已经进入一条死胡同，使无产阶级脱离农民，因此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作长距离的撤退。”（《红色处女地》，一九二三年第二号，第262号）新经济政策以前是托洛茨基主义在统治着！布尔什维克主义从经济政策开始！令人惊异的是马丁诺夫用同样的方法说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按照他的说话，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这就是说，正在革命发动的高潮上——是托洛茨基主义在统治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只是在莫斯科起义扑灭以后——差不多在第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期间——才开始的。现在马尔丁诺夫对比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所用的道理正是他二十年前对比孟什维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那一套。而这些文章竟冒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就用它们来教育党的年轻“历史家”！[35]施略普尼柯夫和亚历山德拉·柯伦泰领导着一个叫做“工人反对派”的派别，这个派别反对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被列宁击败。——英译者注。[36]我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全俄矿工代表大会上的结束语。这里是我讲话中的另外一段，列宁曾在他的小册子里引用。“在我和托姆斯基同志进行最尖锐的辩论的时候，我常常说，对我来说这是很清楚的，只有具备托姆斯基同志的经验和威望的人才可以充当我们工会的领袖。我在工会干部大会上说过这一点，刚刚不久我还在济米那剧院说过这一点。党内理论上的争论并不意味着互相反对，而是意味着互相影响。”（十二月三十日讨论记录第34页；《列宁文集》第十八卷，第一部分，第71页）。[37]这是向党的代表大会所作的讲话。（《列宁文集》第十八卷，第一部分，第132页）。[38]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中文版第34—35页。——中译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七章奥里明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两种意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七章奥里明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两种意见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揭发者中，奥里明斯基[30]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我记得，他曾经在关于我的书《一九〇五年》的问题上特别热心，我这本书原来是用德文出版的。奥里明斯基在关于我的书的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在列宁时代，一种是在斯大林时代。一九二一年十月的时候，有人提起了出版我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奥里明斯基写拾我下面的信：“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党史局当然乐于用俄文出版你的书，但问题是：谁来翻译它呢？你不能让随便什么人来翻译托洛茨基写的书！那样就会丧失所有的美和独特的风格。或许你可以每天从你重要的国家工作中挤一点时间来做这个工作——顺便说一下，这也是重要的国家工作——并把俄文译文口授拾一个打字员。“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现在就着手筹备你的作品的完整文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委托一个人去担任这件事。现在是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了。新的一代对党的历史没有应有的了解，不熟悉领袖们过去和现在的著作，这样他们就会常常离开正轨。原书现送还，希望它很快译成俄文回到局里来。致以最好的祝愿米·奥里明斯基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这就是奥里明斯基在一九二一年底所写的——这就是说，在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分歧和关于职工会的分歧以后很久的时候，对于这些分歧，奥里明斯基及其同伙现在正力图给以极其夸大的重要性。一九二一年秋天的时候，奥里明斯基认为出版《一九〇五年》是“重要的国家工作”。奥里明斯基是首倡出版我的全集的人，他认为这是教育党员的工作所必需的。一九二一年秋天的时候，奥里明斯基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他了解过去的事。他比别的任何人都更了解我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分歧。他本人在过去就曾经参加过同我的论战。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妨碍他在一九二一年秋天为教育年青党员而打算坚持出版我的全集。或者一九二一年时奥里明斯基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吧？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现在也是反对派的揭露者中的一员了。他跟在别人之后指责我们悲观主义和缺乏信心。这个角色特别适合卢那察尔斯基[31]。跟在别人的后面，卢那察尔斯基不仅从事对比“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而且支持——在少许的遮遮掩掩之下——各种各样的人身攻击。也像某些人一样，卢那察尔斯基在同一个问题上既懂得怎样写反对的意见又懂得怎样写拥护的意见。他在一九二三年出版了一本小书《革命剪影》。其中有一章是谈我的。我决不是为了这一章夸张的赞美辞令而引用它。我只引用卢那察尔斯基谈到我对列宁的态度的两段：“托洛茨基是个满身是刺的专横人物。只有在他同列宁联合以后，在他对列宁的关系上，托洛茨基从那时到现在都经常表现着一种柔顺和动人的服从，并且承认列宁的上级权威，这种承认是出之于真正伟大人物所特有的谦虚。”[32]而在这段的几页以前是：“列宁受伤了，我们都担心这是致命伤，这时，没有谁比托洛茨基更好地表达出我们对列宁的感情。在这场世界性事件的可怕风暴里，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的另一个领袖——绝没有趋向感伤主义，他就：‘当你想到列宁可能死去的时候，似乎我们生命的一切都没有用了，你就不想再活下去’。”[33]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在他们主人的指挥之下，像一个交际秘书似的，懂得如何写这样的东西或那样的东西。[30]奥里明斯基现年九十岁，他是“党史和十月革命史研究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就是我把它简称为“党史局”的。——英译者注。[31]这里对卢那察尔斯基的讽刺指的是这个事实：十月革命期间，在彼得格勒传说莫斯科的美丽的圣华西里教堂被革命者破坏了，卢那察尔斯基宣称，如果革命必须破坏艺术品，那么他就反对革命。[32]第25页。[33]第13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中国革命提纲（致联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另一译本】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1927年4月24日）
中国革命提纲[1]
致联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鉴于中国革命问题的非常意义与复杂性，我用书面写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因为斯大林与布哈林二同志，在讨论中国问题的莫斯科活动分子会议上，硬将一些见解派在我头上，其实我并不同意那种见解的。我请求将我的提纲分发给出席全部会议的诸同志，因为我要请他们否决中央委员会提交全部会议的关于占领上海及最近其它事件发生后所造成的中国局势的决议。
1927年4月15日于莫斯科
G.齐诺维也夫
目前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件，具有1923年10月间在德国[2]所发生事件的同样大的意义。假使那时吾党的全部注意转向了德国，那末现在就必须向着中国，因为国际局势是更加复杂，且更使我们烦心了，我们尤其要这样办。
1923年德国事件的结果，吾党中央委员会召集了一次地方党部代表的特别会议（与中央全部会议联席），通过了特别提纲，动员了全党，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中的代表召开了一次国际特别会议，等等。
现在也必须做同样事情。
一列宁主义诸原则与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革命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要懂得，乃至正确志估计中国事件，人们必须彻底明白列宁主义关于一般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的立场。
列宁写道：「只在这个时代中，其中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进行反资产阶级的内战，而不开发的，落后的与被压迫的国家中又进行一连串民主的与革命的，以及民族的解放运动，社会革命才能完成。
「为什么呢？因为资产阶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并且客观的真实告诉我们，与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存着，还有整整一大批很弱的或经济上全不开发的国家。」（见全集卷8，页369-370。）
因此，依列宁之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乃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一个构成部分，虽然列宁自己将它们定名为民主的与革命的，即是说，就它们的迫切目的论，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成份。但这不是说，任何一个民族运动，在一切时机，在一切怀境中，都是一个革命因素。它只是说，最后分析起来，民族解放运动就其全部而，乃是这样一个因素。
一个民族解放运动能够经历几个不同阶段。当芬兰人民（包括资产阶级在内）进行斗争反对沙皇制度（即反对当时的俄罗斯帝国主义）时，它是一个民族解放斗争。有一个时期，芬兰资产阶级，由史文胡夫特[3]（他本人被沙皇政府充过军的）率领着，为反对克伦斯基的帝国主义政府而斗争。客上，它是挖掘了俄国资产阶级权力的基础，准备了俄国无产阶级在1917年10月间的胜利。当十月革命之翌日，从苏维埃政府方面刚刚接得了独立的史文胡夫特们，对于那正在准备一次十月革命的「他们的」工人们，却不过给了一个刽子手孟纳汉[4]，他将芬兰的无产阶级革命淹死在血泊之中。今天的芬兰资产阶级，在某种范围内，仍在为它的民族独立进行着斗争。我们不能说芬兰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只能说它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工具」。虽然如此，人们却不能在这时说芬兰的民族运动有什么革命意义。芬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己生长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因为无产阶级，竭尽可能，却无力量足以将运动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平面，即是说，足以在芬兰造成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国家。
另一例子：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俄罗斯的优秀人物——赫尔岑[5]，乔尔南塞夫斯基[6]——都同情过波兰的反抗。马克思与恩格斯[7]，当第一国际[8]时代，正确地认为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值得国际无产阶级之援助的。波兰人受俄国大地主的压迫，因而波兰发生了对沙皇制度的仇恨，是有革命意义的。但从帝国主义战争发生后，波兰资产阶级将毕苏斯基为首的民族运动转变成德国帝国主义的玩物，往后，又成为英法帝国主义的一个工具[9]。
土耳其供给了我们一个更有趣的例子。凯末尔‧帕夏[10]领导的土耳其民族运动，在一长时期内，具有无可置疑的革命性质，而且完全配称为民族革命运动的。它反对着国中的旧封建制度，反对着苏丹统治，同时反对着帝国主义，首先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这运动卷进了广大农民群众，且在某种程度内，也卷进了土耳其工人阶级。那时候的凯末尔党，在某种限度内，活像今天的国民党。（不过片刻不要忘记，土耳其的工人阶级自然比中国的要弱得多。）凯末尔党有它的「人民委员会」，这特别指出了它与苏俄之间的亲密，等等。1920年，11月29日，凯末尔打给齐趣林[11]的一个电报中，竟这样说：「我是深深地相信，将有一天，一方面西方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亚非二洲的被压迫民族，会懂得国际资本是利用他们来进行相互毁灭与奴役，只为了他们主人的利益；将有一天，全世界劳动群众的心中将觉悟到殖民政策的罪恶——到那时，资产阶级的权力就会完结了！」这并没有阻止那同一的凯末尔，在较后一些时，割断共产党首领们的咽喉，驱劳工运动入于非法状态，将土地改革减缩至最低限度，而在他的国内政策上，走上了向着资产阶级与富农的路。所以发生这种事情，因为土耳其无产阶级是太弱了，不能创立一个独立的阶级政权，不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帮助农民，不能创立一个不受自由派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军官所拘束的土耳其革命的领导中心，等等。现在，凯末尔主义不是民族革命运动了，它不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土耳其的国家统一完成了，——但是「在凯末尔方式」中，即是「在资产阶级方式中」，完成了的，正好像德意志的国家统一当时是「在俾斯麦[12]方式中」达到了的一样。土耳其的民族运动并未直接生长成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联结的革命运动。
在波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口号当初也得到占有阶级的口头赞助，但后来却变成为他们的反对物，成为里查汗[13]的军事的与法西斯的皇朝了，它在很大范围内，其实是英国的一个工具。在「国家统一」与「进步」（「集中化」，「现代化」）的外表下面，实际上乡村中维持着一个农奴制度，劳动者表示一点最微弱的政治不满都会被镇压的。
这样的例子可以从印度，埃及等国的民族运动的历史中引出许多，特别当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与紧接着战后的几年中。
革命的历史昭示出每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不转变成社会主义的革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资产阶级的反动道路。它或者前进，或者后退，却不能停止在一点上。或者是一条上升线，或者是下降线。这法则有如一条红线，它贯穿着自法国大革命起，中经1848年诸革命与1905年俄国革命，直至1918年德国革命，的一切大革命。
当列宁为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提出了「工农专政」这个口号，并辩护这个观点，以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只能由工农革命专政来实现之时，他写道：「这个专政不可避免地将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即是说：它或者是走向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失败的一个过渡，或者是走向社会主义专政的一个中介。）」（见列宁全集，卷5，页123。）
这同一法则本质上能应用于民族解放运动。只叫民族解放运动与国家统一是在资产阶级之下进行的。纵使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广大规模，在某个时候也要走上资产阶级的反动道路。最近十年来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摇撼帝国主义基础方面，确曾有了不少贡献。但虽如此，过去几年这些民族运动的具体行程与结局，一定要使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极清醒地体会到这个事实，即民族运动决计不是常常具有同一性质的，只叫它们处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它们绝对地将在某个时期起着一个反无产阶级的作用，它们会成为帝国主义工具的。
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民族革命运动
每一个民族革命运动都是资产阶级性的运动，但非每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都是民族革命运动，正像每一个农民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但非每一个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农民革命一样。列宁将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与那些国家中的民族解放运动」分别开来。在他对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报告中，列宁在讨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时说道：
「第三，我特别愿意着重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问题。这一点，曾经引起了某些不同意见。我们辩论了，究竟宣布共产国际与共产党应该拥护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理论上与原则上是否正确的。讨论结果，我们得到了一个一致决定，即我们只谈民族主义的革命运动，不谈「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无疑，落后国家中的每一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因为那些地方的广大民众系由农民构成，农民是代表社会主义的中等阶级的。倘以为无产阶级政党，只叫有可能在落后国家兴起，就能够在这等国家执行共产主义的策略与共产主义的政策，毋须对农民运动采取确实的态度，不必实际上拥护它，那是乌托邦的想法。但是反对论出来了，说：假使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则革命运动与改良运动之间便没有分别了，近年来落后国家与殖民地中的改良运动是很清楚的，因为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已尽了一切可能，俾得在被压迫民族中也造成一个改良主义运动。剥削国家的与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已经获得某种谅解，所以很常常地，也许甚至在最大多数情况中，被压迫国家中的资产阶级，纵令它拥护民族运动，却是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同意着，即与它共同行动着，反对一切革命运动与革命阶级的。这一层，在（民族与殖民地运动）委员会里完全指出来了，我们相信，我们该做的唯一的正确事情，是要顾到这个分别，且差不多处处将「民族革命」字样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字样。它的意义是：我们以共产主义者资格，将在殖民地国家拥护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只当这些运动是真正革命的时候，即只当它们的代表者不阻止我们在革命的意义中去教育与组织农民与被剥削大众的时候。如果做不到这一步，则那里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也要进行斗争反对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第二国际的英雄们便是属于这种资产阶级的。殖民地国家中业已存在了改良主义的政党，有时它们的代表们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见第二次世界大会记录细目，页139-140。）
在列宁的这几条纲领中，我们已有了一个钥匙去解决中国革命的一切策略问题。我们，共产主义者，即使对于一个资产阶级的与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运动，也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加以利用，但我们并不拥护任何一个民族运动，而只拥护这样的运动，它们的代表们不阻碍我们教育与组织农民及广大的被剥削群众的。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很好地学会了用一只手「拥护」民族运动，用另一只手联络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对革命阶级的一切革命运动。
假使我们以此应用到目前的中国，我们必须说：领导了与仍在领导着国民党的右派国民党，也是用一只手「拥护」民族运动，另一只手却携着帝国主义者（美国的，日本的与英国的），反对革命的诸阶级（无产阶级与农民）。
列宁的这几个基本训令，被共产国际的二次大会所接受的，当我们前去解决中国革命的诸问题时，必须记在心中。
三中国革命的一般远景
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在最近二十年来有了巨大进步。相信中国的本土资本家阶级只拥有中国工业的一个很小部分，是错误的。煤业资本60%，铁业资本20%，纺织业资本67%，火柴业资本70%，糖业资本25%，铁道投资58%，江海航运业资本26%，属于中国资本家。二十七家中国银行共有资本二万五千万华币。此外，本土中国资产阶级的商业资本，也构成一个大数目。为了比较，我们且记起这个事实：当19世纪之末，俄国工业主要也是依外资生存的，总资本中只有20%是俄国人的（根据M.N.包克洛夫斯基[14]的数字）。外资投在俄国工业商业与银行的总额，在1917年之前，约共二万五千万卢布。外资投放于中国显然是大些。
「资本主义征服了中国，将促成欧美资本主义的倾覆，」恩格斯在1895年如此写过。
「欧洲人民的一次次暴动，十分可能地，将有赖于天国「即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它比依赖于任何其它原因更甚，」马克思写得甚至还更早些。
「人能安稳地预言：中国革命将飞一个火星到目前工业制度的火药桶去，它将引发那个正在准备着的普遍危机，这危机一旦蔓延到了各个外国，则大陆上将跟着发生政治革命。」
一般地，马克思的意见是（参阅「法兰西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这个有机体的边缘，比在它的中心，要早些发生狂烈的暴动，在中心部分，各机能的调节是比其它地方容易些。」在这意义中，他赋予中国革命乃至俄国革命以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已在俄国胜利了，而在中国则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革命的民主专政，只当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对先锋队执行了正确的策略的时候，才能胜利，才能开始生长为社会主义的专政。然后大陆上与全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有一个长足进步。
在目前的中国，差不多有五百万工资劳动者，其中包括着雇用于矿山、铁路、纺织厂、丝厂、大铁厂等等的三百万产业工人。
这些工人还得到大多数手工业者与小职员的参加，他们在目前情形下，是能够并且愿意跟工人阶级一起走的。
农民的63%是贫农，他们所有的土地不在二亩[15]以上，他们被大地主与富农所剥削着与奴役着。这个63%的贫农，只占有了全部耕地是1／4。5%的富农与大地主，却占有着全部耕地的30%；10%[16]拥有20%的地产；中农——一共20%——手中，握有26%的耕地。
贫农与中农受着捐税，高地租，官吏专制等等的重压。几千万农民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
此外，如果我们再看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相当荏弱；买办们之被人民所憎恨；乡村中高利贷者，豪绅与富农之反复地激起农民暴动之勃发（因为前三者的镇压办法）；一方面多数工艺小资产者，千百万城市贫民与小商人，另方面大部分知识分子与学生，其中最大多数对于现状之不满；如果我们再记得中国无产阶级在上海、香港、天津、汉口等那样有决定意义的地方具有何种力量，则无产阶级在展开着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将居于领导地位，显然是可能的。
中国革命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取得胜利，否则完全没有胜利。不然的话，资产阶级将握住整个革命，在这一或那一方式中，与外国帝国主义（与这一或另一群国家，或与单独一国）妥协起来，然后，它将在一个相当时期，领着中国走上资产阶级的道路，将比凯末尔‧帕夏更残酷地扫灭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的（即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并非除外的，倘若有一个正确政策，是颇为顺利的。帝国主义近年来不曾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它也不想在最近几年内去发展它，因为（一）它在自己国内的生产机关也不曾被全部利用；（二）帝国主义害怕本土无产阶级的生长；（三）因为中国的整个局势对帝国主义是不够「有保障」，不够「安全」的。
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在我们生息着的世界革命时代，能够走上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苏联，占有世界陆地1／6的苏联存在着，且对中国革命已有了巨大影响；因为苏联已存在了十年；因为共产国际存在着，它联合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其队伍之中；因为民族解放运动在全世界生长着；因为严重的冲突仍旧划分着帝国主义者的营垒，又因为一个强壮的，年轻的，迅速革命化的工人阶级存在于中国——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可能的。
列宁在二次大会上说，「那个问题是：以为战后正在解放着自己且其中正兴起着进步运动的诸落后民族必须要有一番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发展，我们是否认为正确呢？我们得到了结论，即我们一给予否定的回答。如果革命的胜利的无产阶级组织着一个系统的宣传，同时各个苏维埃政府又用全力去帮助它们，则假使这些民族必须经过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是错误的。」（见二次大会记录细目页142。）
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可能的，只要：
（一）工人阶级确实成为一个为自己而斗争的阶级，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如果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能吸引农民群众在它的后面，如果它不让大小资产阶级吸收工人阶级到「包括全民族」的小资产阶级同盟，总之，如果它懂得如何在实际上成为中国全部革命运动的领袖与指挥，如果它将统一中国的领导权操在自己手中；
（二）苏联以其全力拥护中国工人阶级；
（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英、法、日、美）的无产阶级革命成熟，以及这些国家的工人若能懂得如何去阻止他们的资产阶级以军事力量绞杀中国革命；
（四）中国革命在别的被压迫国家中，如印度安南能找到有利的回声。
要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进行成功的斗争，只当我们能首先努力地与永远地抛弃马丁诺夫的基本公式的时候，才有可能。那个公式是：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一定要纣它是政策从属于一个顾虑，即不可让自由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因这将减弱革命的推动力。
「从我们革命的内容乃是资产阶级性的这个事实，」列宁在1907年写道，「我们中间就做出肤浅的推论，以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以为无产阶级在此革命中只有次要任务可以执行，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是不可能的。」
无疑的，在其目前阶段上，中国革命仍旧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完成这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要赋以它最大可能的规模，要帮助它彻的进行反帝斗争，要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要领导他达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族革命开始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这一切都只当工人阶级能够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之下，将运动的领导权完全从资产阶级的手中夺出以后，而且一般地能将小资产阶级拽引在一起以后，才是可能的。
换句话说，这一切要成为可能，只有当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营垒中发生激烈的阶级分化的时候，这一分化业已开始，且从现在起，将每天向前进展了。害怕这个分化，坚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拼命「不去惊吓」这一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将中国革命中的联合战线策略解释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同盟，且将国民党解释成「四阶级联盟」的政府（马丁诺夫语，见1927年4月10日《真理报》），便是扑灭群众的革命精神，——那便是限制革命的政纲，便是将革命政纲硬放进资产阶级孟什维克派口号的普鲁克勒斯蒂的床上[17]——换句话说，是抛弃中国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当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规定出落后国家的非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时，他立即将这前途和东方的苏维埃口号联结起来，同时他又主张在这些国家中要以任何代价创建独立的共产主义团体。列宁说：「我们一定不仅要在一切殖民地的与落后的国家中建立独立的小组与党，我们一定不仅要立即开始宣传农民苏维埃的观念，设法适应苏维埃组织于前资本主义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一定要在理论上解释：得到先进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落后国家能够达到苏维埃的组织形式，而且经过一些阶段之后，避免着资本主义制度，也能够走到共产主义的。」（二次大会记录细目，页142。）
更说道：
「苏维埃组织的观念是简单的，不仅能够应用到无产阶级的关系，而且能应用于封建的与半封建的农民关系。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还不广泛。不过委员会——有许多殖民地国家的代表参加的——里面的讨论坚决地昭示了我们，我们必须将这一点归入共产国际的诸原则中，即：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的苏维埃，不但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是一个合适工具，即对于那些前资本主义的环境，也是适应的，共产党以及准备创立共产党的那些分子，其绝对的责任是在落后国家与殖民地中，也要到处宣传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的观念，且一当情形许可时，就应该实际企图建立劳苦人民的苏维埃。」（见同上引书，页141。）
列宁报告之后，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便采纳了一个关于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它的文句这样写着：
「特别需要拥护落后国家中的农民运动，反对地主，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残余。首先，我们一定要努力在任何地方赋予农民运动以最大可能的革命性质，组织农民与一切被剥削者到苏维埃中，以此，在西欧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与东方殖民地及落后国家中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造成一个最亲密的联合。」（见同上引书，页230。）
如果我们将这列宁的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极重要的指示记在心中，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伟大的运动，它现在已在中国的工人群众中兴起，它竟占领了上海，且在国民政府的权力之下已联合了二万万人的一块领土，则立即必须替中国提出苏维埃口号了。
中国革命已达到了这个地步，那里苏维埃口号已成为主要口号了。
谁假使口里说起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而现在（当占领了上海以后）拒绝苏维埃口号，那是并未郑重地思索了他自己关于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那句话的。
四论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运动的阶级独立
无产阶级运动的阶级独立这个思想，以及最首要的，在落后国家，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思想，乃是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基本教训之一。它极密切地与这些国家在顺利条件下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思想相联结着的。落后国家，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反帝斗争，对世界革命运动的诸力量的一般平衡，自然具有巨大意义，它在某个时间内造成一些条件，足使无产阶级与人民中的非无产阶级部分采取共同行动，缔结某种反帝国主义公敌的同盟与协议。但是正因为这，共产主义者一定要特别着重地指出，无产阶级运动或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必须完全独立，更不必说共产党之必须独立了。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采纳的列宁提纲，直到今日还保有其全部力量的，关于这问题说道：
「必须进行坚决的战争，反对人家企图以一件共产主义的外套，披在落后国家中并非真共产主义的革命解放运动的身上。共产国际的责任是要拥护殖民地与落后国家中的革命运动，为了唯一种目的，即为要在一切落后国家中，团结未来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而且实质上是共产主义的——的单位，且为要教育他们，使他们觉悟到自己的特殊任务，就是要进行斗争，反对他们自己国内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流派。共产国际和殖民地与落后国家中的革命运动，应该建立暂时协定，甚至联盟，但一定不可和它混合，而必须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质——即使那运动还是在胚胎形式。」（见共产国际二次大会记录细，德文版，页231。）
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间的争论基础，最后分析起来，在长时间内都是从这个问题出发的：在落后的沙俄应该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吗？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能够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吗？孟什维克派的政策在事实上否定了这。正是这个否定，驱使孟什维克派逐渐走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营垒中。
布尔什维克党，据列宁说，「不用害怕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携手打击敌人，但在一个绝对的条件之下：不混合组织；分途进军，共同打击；不隐瞒利益的冲突；警戒同盟者和戒备敌人一样」等等，等等。（全集卷6，页130。）
我们现在，恰恰没有权利在中国忘记这个「绝对的条件」，否则，我们是离开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与恩格斯论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党及工人阶级对它的态度所说的话，我们现在只叫作一点必要的改变，可以拿来论国民党这个政党：
「革命的工人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是：它和民主派一起前进，反对民主派志在推翻的那一派；它反对民主派，凡当民主派想用一切事情来巩固其本身的时候。」（见「科伦共产主义者审判答辩」，页129。）
「在新的官式政府之旁，他们（工人们）一定要同时成立他们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不管它是采取着自治委员会或自治会的形式，应用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的工具，如此，好让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而且使他们从一开头起，便发觉自己处在一个政权的监督与威胁之下了，在那政权后面，站着整个工人群众。一句话：从胜利的第一个瞬间起，我们的不信态度一定要不再对着那个业已消失的反动党，而应对着我们的旧同盟者，对着那个设去独吞这共同胜利的政党，……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大炮，武器与弹药武装起来，一定要立即实行；复活旧时资产阶级的民军来对付工人，一定要加以反对。……在这方面（即任命候选人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一定不要让自己被民主派的空话所骗，例如说这么办将使民主派分裂，将予反动派以胜利的可能。所有这些话，最后分析起来，都是为了作弄无产阶级打算的……但是他们（工人们）自己一定要尽大部分工作去谋得他们的最后胜利，即是要在他们的阶级利益上启发自己，尽可能快地采取他们独立的政党立场，不肯在片刻之间被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伪善空话引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同上引书，页：133，134，137。）
这样的一般原则，是共产主义者，为要解决中国革命的最重要问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时候，所必须要采取的。
五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现在革命中的作用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哪一阶级将领导农民？
中国资产阶级能将农民领在它背后吗？
中国资产阶级不是单一性质的：它首先是商业资产阶级加高利贷者。由于好一些理由，首先由于这事实，即外国资本多少已妨碍了这个资产阶级的发展，商业中累积起来的资本已集中在地产上，因此保存了中国农民剥削是封建根底。
在某些地域中，全部耕地中的75%属于商人。高利贷者从农民那里收取从120%——360%的年息。商业资本已完全征服了乡村中的家庭工业与手工业，首先是那在中国起着大作用的家庭纺织工业。将封建剥削方式应用于农民的中国地主，在城市中却是商人，他与其他部分的中国资产阶级联系着。不过内战已经在乡村中开始了。农民正将自己组织进农民协会，它已包含了百万农民，它正在建立武装的保卫队，它已跟通常组织得很稳固的大地主与豪绅以及他们的武装队伍——民团，进入武装冲突了。
如此，乡村中的内战已经是一个事实了，这战争的战线无疑将迅速扩展，而在这战争中，重要一部分的城商业资产阶级，不必说纯净形式的大地主了，业已置身于革命巷战物的那一边，且正在团结于右派国民党的周围了。
在城市里，无产阶级反对本国工业资产阶级的一个愈益紧张的斗争正在进行中，它爆发成一次非常广大的罢工潮。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以后的最初二个半月中，那里有二十万工人罢了工，所得结果只是以十三小时工作日代替了十七小时，十小时半工作日代替了十一小时。在广州，罢工斗争的发展几乎达到了号召总罢工的程度。
在正在愈益坚强地组织进工会去的工人阶级的压力之下，中国资产阶级从国民革命离开了，与大地主联盟，跟外国帝国主义妥协，它拚命想联合帝国主义来镇压工人阶级与农民运动。
中国大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它不能领导农民在它后面，因为它本身在好大程度内与地产联结着，在政治上与大地主阶级联合着，那意思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农民，它不能推进革命。随着工农运动的进展，中国资产阶级是正在转变成一个反革命的因素了。
政府中以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危机，只是乡村中内战与城市中阶级斗争的政治表现的开端。民族革命的政府在此内战中只能是偏袒的，就是说，或者成为工人阶级，农民，与城市贫民政府（以及此种范围内的反帝政府），或者是大地主与资产阶级的政府，也就是，与外国帝国主义妥协的政府。
六国民党是什么？
国民党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完全弄清楚这问题，否则会发生大误会的。
党的组织可以回溯到1922年，那时共产主义者加入了国民党。此事，在1924年1月间的国民党改组大会上得到了表现。早在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向左发展，表现于它的企图将自己建基于工农及城市贫民群众之上的，引发了广州资产阶级的一次暴动（「纸虎党」暴动）[18]，反派国民党的这一路线。1924年的广州资产阶级，被国民党在工农帮助之下镇压了以后，工农分子便大批地入党。这些分子在目前，成了国民党的大多数。1926年12月，广东党部有十五万党员，其中包含了三万二千工人，三万学生，六万四千农民。假使我们除去农民数字中的25%，他们是豪绅与大地主假冒着混进来的，那末激烈的左派分子还是占有绝对的大多数。不过这个大多数的左派并不领导党。它是被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领导着的，这一派以国民革命军的指挥部为基础，亏了这些军官们，右派国民党继续统治着南方军队所占领的区域。资产阶级与大地主不仅得到军部之助，将国家机关拿在手中，而且他们做到这种地步，竟致于解散那些不执行纯粹资产阶级路线的国民党委员会（李济深在广州的变乱）。这便是国民党在右翼领导之下成了一个混乱组织的情形。党部几乎从来不召开会议，政治行动与建立国家诸问题，是不被讨论的。因为那里不举行会议，党员就无法影响当局者的政策。此种情形造成了一个局面，致使国民党这个党，主要在客观上是和那把持了党领导的右派对立着的，而在各地方具有最高权力。中国共产主义者多分建立自己的基础在这个党是左派大多数身上。与这个左派大多数一起，他们一定要推翻右派分子，将他们从党与政府中驱除出去。这样的肃清运动，是与工农武装相联系的，因为右派国民党，受着国民革命军的军部所支持，将无疑地要用武器反对左派想在国家或党中夺取政权的任何企图。直至今日为止，工人纠察队或者是无武装的，或者已被当局解除了武装（如广州）的。农民协会的武装主要是些竹杠子。要武装他们，需要一个时间。因此，从上而下的合纵连横是必要的，等到革命武装得更好些为止。目前，这种权谋采取着联络唐生智以反对蒋介石的形式。这样的权谋是不可少的。但即使唐生智对于政府的左倾问题也不会解决什么，因为他是比蒋介石甚至更加反动的一个将军，一个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地主，他在1926年才勾上了国民党的。
国民党的官式思想是孙中山的学说。列宁将孙中山主义形容为特殊的中国民粹主义。实际上，「纯净形态的」孙中山主义，乃是适用于中国条件的一种特殊的民粹主义，加上了民族主义。列宁说孙中山的党为自由派的党。孙中山主义便是存在于俄国的社会革命党的主义，加上民族主义，再加上立宪民主党的主义。与孟什维克派不同，列宁在俄国的民粹主义中不仅看出了它的小资产阶级的与反动的性质（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俄国社会主义」），又看出了它的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本质，只为它是俄国成熟的土地革命的表现。我们一定要不但看出他小资产阶级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动的内容，而且要看出它进步的与民主的本质。孙中山主义首先表现为中国国家统一的努力，由此，在相当程度内，又表现为农民革命的倾向。这个民族运动在更大的限度内成了农民运动。但在孙中山主义中（跟在当时的俄国民粹派运动中一样），知识分子起着重要作用，而在目前的国民党中他们构成了强固而有势力的一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这组织几乎全部是资产阶级。1905年，孙中山组织了一个新党，同盟会，它在某种程度，已在农民中找寻支持了。1911年，第一次中国革命之前不久，孙中山奠下了目前这个国民革命党——国民党——的基础。他吸引进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工业者，同时又与工人阶级和农民发生关系。
孙中山，一个诚实的民主主义者，被压迫群众的一位真心朋友，在他的学说中，对工人阶级却只赋予了一个很不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年中，他热烈地赞美着美国民主制度，视林肯[19]总统为其理想，宣布美国帝国主义在夏威夷群岛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为一种天堂。
农民问题在孙中山的学说中，也同样地少有研究。
只当他生命的最后二中年，在俄国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成长的影响之下，孙中山才开始较多地注意到劳工运动，并相信工人阶级将在中国革命中起一个大作用。
孙中山主义的三个主要口号，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是：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合拢在一起，它们代表着一个模糊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形态，显然，决不能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形态，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已站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了。孙中山，以一个真诚的革命者而论，他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尽了无可估价的力，是能够，而且应该受尊敬的。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某一个阶段，孙中山是能够，而且应该被视为那运动的一个同盟者的。但必须明白看到，孙中山主义不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只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才有这个资格。马克思主义或孙中山主义？这便是那问题之所在。
国民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看，是什么呢？国民政府是什么呢？国民革命军是什么呢？
时常有人说，目前的国民革命军就是红军。但这并非实情。他们既不能和我们革命中的赤卫队比，也不能和红军比，因为他们既非纯粹的无产阶级队伍，如我们的赤卫队，又非受工人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军，如我们的红军。国民革命军的成份是极度复杂的。广州组成的核心，已参加了各个组织得很坏的其他队伍。在现有的四十个师中，三十五个是由那些在战斗中倒向南方的人所构成的。这些军队系由佣兵所组成，志愿投効的仅占很小的百分比。不过一般的局势将他们转变成优秀的农民军队了，革命的与渴望战斗的。指挥部的作用非常之大。但这指挥部极不可靠。国民革命军的军官们主要是那些分子，他们既见外于工人，也与农民运动无关，他们属于资产阶级与大地主。国民革命军中好大一群军官短时期前还是替北方服从的。共产主义者在军队中寥寥可数。总司令蒋介石属于右派，即属于国民党中资产阶级分子，他已再三表现过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公开敌人，是能够出卖中国革命的人物，他最近那个宣言[20]（1927年3月），共产主义者与左派国民党人极口称赞为一种「胜利」的，其实是外交式的一只棋子。当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仍旧想保持一个中派立场时，克伦斯基曾在长时期内，对那中央委员会说了同样的言语，所不同的只是目前蒋介石手里握着比那时克伦斯基手里多得多的实权。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的第一次政变，不是（像政治俗子们所描写的）什么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的「野心的斗争」，而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反映。蒋介石胜利，导致了反动派在广东的胜利。武装的反革命队伍（所谓民团也者），马上捣毁农民协会，解除农民武装。老官僚们又弄回到政府中。许多严重的打击加于工人身上。
国民政府，直至最近，乃是将军们手中的一个工具。只当群众压力打击了政府中的右派，才算让某几个多少激进分子加入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是一位费边派[21]式人物）。国民政府时常公开出来反对工农运动，在许多地方，它曾镇压了工人罢工，绞杀农民运动，不许它生长，限制它，解散组织，逮捕人员，且竭力将农民运动与土匪「运动」混为一谈，援助工贼组织以反对工人。国民政府拒绝农民的最公正最起码的要求。它不「从上」将任何重大的让步答应农民，同时却不许农民从下发展运动。1925年以前，大资产阶级在国民政府中奏了第一把提琴。
广州，极短时间以前，是民族运动的主要支点。国民政府在此存在了一个长期间。为此，特别重要的，要知道一下国民政府对广州劳工运动的态度。广州工人的实际工资，1917年以来，已降低了大约50%。广州工人的平均工资，每月自三元起至十元不等。只有少数熟练的产业工人，形成了一个劳工贵族（占广州二十万工人之很小部分），每月获得十五至二十七元工资。正是这一部分劳工贵族组成了机器工会，它不属于那个阶级性的工联会，而追随着国民党右派。
在「内部和平」的口号之下，国民政府要求工人不要「在国民革命军后方」罢工，要将一切经济冲突提交政府的仲裁委员会解决。工人愿意这样做；但在最大多数的情形中，政府仲裁袒护着雇主们的利益。政府的劳工局做出它的仲裁决议，陷工人于饥饿之境，它是有意站在资本家一边的。国民党里有「工人部」，此外还有一个「商民部」。资产阶级对商民部行施压力，在最大多数情形中，他们总能吸引国民党的机关到他们那边去。
孙中山活着时候的情形是如此，现在则更甚了。
以抵抗莫须有的「红色恐怖」为借口，资产阶级组织着它的武装队。最近甚至已达到雇主凌虐工人的地步，更不必说工人之被剥夺职业了。广州国民政府不但常常对雇主们的这种事业闭上眼睛，甚且鼓励黄色工会的建立，这些工会是在变到雇主方面去了的一些过去工人首领的领导之下的。政府反对武装工人。1926年8月6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下了命令，解除工人武装，逮捕工人，凡以武器反对雇主们的雇佣军队者，交军法审判。1926年12月，当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迁至武汉之间，又发了一个同样命令，当局曾特别调动了军队，强行解除了工人们的武装。
政府离开了广州之后，「革命」将军李济深解散了国民党的广州党部，因为其中「左派」占了「太大的势力」。他自创了一个右派党部。国民党的五万党员中，只剩下了一万三千。工人们都跑掉了。不过党部里也还有共产主义者。虽然如此，当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去到广州时，这位「革命」将军还开了欢迎会。由于共产主义者的参加李济深的党部，这位广州的实际主人的英雄事业，都得到了掩盖。
国民政府的警察曾不断保护工贼们的工会，反对真正的工会。在警察保护之下，雇主们曾不断镇压罢工。1926年10月，第三军第二十五团的一队武装兵士，在深夜拥进了铁路车厂，向工人开火，死伤了好些人。这个「事变」之所以发生，乃与铁路上的一次和平衡的经济冲突有关，其中右派国民党人的挑拨曾起了不小作用。
广州所发生的事情，在国民革命军的全部占区内都发生着。各个省政府效法着广州的中央政府。1926年7月，广西省梧州发生了枪杀工人与逮捕共产党员事件。借口是：罢工工人捣乱北伐的后方。被杀工人中有三个曾参加了香港罢工。
同样事情发生于农民团体。东莞县一个农民自卫队被无情地消灭了。
在湖北省，1926年10月与11月中，有许多农民协会被解散了。例如在麻城县，当一次农民示威被驱散时，有十个人受了致命伤。在湖南，当一个农民协会被解散时，其中一个领袖被绞杀了。实际操纵政府机关与军队的右派国民党人，利用手里的势力来摧毁工农运动。各区领袖与各地军队的指挥官一致行动以反对工农，国民党的法庭与报纸则默许着它。
政府当局要求农民协会的纲领中除去一切政治性的条文。农民团体被称作「匪徒」。国民党的机关报上我们可以读到如下的宣言：1926年6月，「人权杂志」写道：「目前的不幸……我们相信在于匪徒以及跟匪徒混在一起的农民团体。这是最大的不幸，我们极度希望当局采取坚决手段来消灭它们。」
「民国日报」在其1926年7月17日一期是社评中写道：「农民协会继续只在煽起不稳，他们破坏乡村中的和平。」「GoHua报」（疑系「国话」——译者）也同样地攻击农民团体。
二五减租当孙中山还活着的时候就「决定」了的。但迄未实行，因为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整个机关，经过千百条线索，与资产阶级联系着，经过资产阶级，又与大地主联系着。
国民政府最近对工人执行了一个不可允许的政策。1927年1月5日，广州政府依照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颁布了一条关于罢工的新法律，它禁止工人在游行时携带武器，禁止特别的罢工纠察队，且几乎在各业中成立了强迫的仲裁制。在仲裁委员会的仲裁中，国民党政府代表的决定，老是直截地帮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帮老板反对伙计。蒋介石的徒党每遇不合蒋氏之意的工人会议（在汉口），就加以驱散，这种情形是很多的。甚至职工会议存在都没有得到认可，广州以及其它在国民政府下面的工人团体，直至今日为止，都能算是「非法团体」的。
革命不仅没有给工人阶级保证了八小时工作日，甚至还没有给他们保证了一星期中的一个休息日，没有劳动保险，也没有广泛的社会立法。老板与厂主仍能给苦力与工人以体罚。中国产业工人的地位甚至现在也还是十分可怜的，比苦力的地位好不了多少。
劳动问题的情形便是如此。
形式上国民党有三十万党员。政府官员是「为了服从的理由」才加入党的。其组织是极度不定形的。没有谁能正确地说出：党的基本单位是什么，或党的起点在哪里+与终点在哪里。普通党员对他的领袖们的政策的影响是极为微弱的。但中央委员会具有广大权力，同时在政治上则极不可靠。
实际上，蒋介石以及其他将军们的手中，差不多无限的权力。
国民党最近一次全部会议所决定的中央委员会的改组，也许能有相当改善。不过事实是，除了政治局[22]之外，又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它具有极远大的但不确定的全权。
社会问题方面，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时常采取一种政策，它叫人想起旧俄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来。政府对工农只许了很少的真实的经济改良。国民党的政治立法是同样地悭吝的，浸染在资产阶级的原则中。
在我们共产党的刊物上，特别在我们联共党的刊物上，国民党的真实本质，不幸直至目前为止，都是以鲜明颜色来描绘的。在我们中间，国民党政府曾被解释为，且继续在被解释为一个「中国的全民政府」，或「四阶级联盟」，等等。
彷佛马克思主义不再适用于中国，彷佛一个「超于各阶级之上」的政府是能够存在的！我们的刊物的普通读者必定已有了这样一个印象，彷佛国民党人是「差不多」共产主义者（他们跟我们只在「细节」上有所不同）而目前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则恰恰已是社会主义革命了。甚至1926年3月20日的蒋介石冒险行为，那时俄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被逮捕了的，我们的报章刊物上都不提一个字，对于这事件，苏联工人，正和全国际的无产阶级一样，丝毫都不知道。只在最近，1927年3月，「共产国际」的评论上才出现了第一篇文章，它稍为揭露了一点国民党中所发生的事件。在那篇社评中，我们读到：
「国民政府已落在中派手里，这一派近来在大多情形中，已公然倾向右派。华南各个省政府的情形，则更是如此……属于右派国民党的是一些重要政治家，中国资产阶级层的代表之类。由于他们的过去，现状，他们的社会的与政治的关系，右派国民党人预先注定着要和帝国主义者妥协，要排斥彻的的社会改革，要停止革命的工农运动之继续发展的。」（「共产国际」，德文版，12期，554页，1927年3月22日。）
在同一篇论文中，我们读到，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是十分关心于劳工运动的生长的，它们正在颁布一些实际上反对罢工权的法律。
讲了这一切之后，「共产国际」的社论宣布道：「现在国民党所患的病症是在于缺乏革命工农的血。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关心于一次恰当的输血，那时局面会激剧改变的。」（见同上引书第557页）——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诊断与处理贫血症的特别方法，只是暴露了杂志编者们的深刻的错误态度。
国民革命军的最近胜利使国民党领土大为扩张，一直包括了汉口与上海这两个劳动民众的中心。在顺利条件之下，这是能使国民党左派的地位加强起来的。但即使在目前，也显然看得见右派地位的平行状的加强。一部分中国资产阶级，无疑是获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完全赞许的，正在改变其对国民党的态度，正在跑到国民党方面来，拼命想加入它，企图站在组织的头上以便砍去那组织的头。
「资产阶级正在拥进国民党的队伍，国民党又从混入国民革命军的那些新军队的军官中，获得其新的党员。这两个来源使右派有了强力的生长。右派手下没有群众！但它是强的，因为它和整个国家机关与军事机关有密切联系。」（摘自赤色职工国际驻中国形势代表黑勒L.Heller的文章。）
「在目前，运动的左派力量比右派的要大得多。但是人一定不可看不见这个事实，即当广州军队获胜的过程中参加了许多追随分子，他们是容易被利用来反对工农群众的利益的，如果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的左派不能经常地为革命利益而戒备的话」，拉菲士（在「中国革命」第131页上）如此写着，甚至拉菲士，这位与马丁诺夫一起，在中国革命问题中极明显地沉溺于孟什维克主义的人，都如此写着。
将目前的国民党与工农苏维埃，甚至只与1917年2月时期的苏维埃相比，将中国共产党员之留于国民党中与俄国共产党员之参加当时的苏维埃相比，都是犯了一个大错。第一，国民党只有三十万党员（在四万万人口中），二月苏维埃却代表着成千上万人民。第二，当布尔什维克派参加二月苏维埃时，保持着自己政党的完全独立，这在中国则不然。第三，假使国民党即等于苏维埃，为什么反对在中国提苏维埃口号？
「国民党是介于党与苏维埃之间的一个东西。」布哈林同志于1927年4月4日的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说。
「国民党是一种革命的国会，连同它的主席团，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同志在同一个会议上说，并且又添了一句：「蒋介石比崔勒脱里与克伦斯基高一个头，因为由于环境所逼，他是在领导一次反帝国主义的战争。」
一个说法是和另一个说法同样错误的！
假使国民党是介于党与苏维埃之间的一个东西，那末它为什么不肯接受苏维埃口号？国民党的领袖们一定要反对这口号的。
假使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国会，其中各个政党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与必需的。那末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此革命国会内不享受政治与组织上的完全独立？
「用俄国话来说」，国民党倒可比之于社会革命派的旧党（加上一部分「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即当那政党还具有进步作用的时候。
不过更正确的，是拿国民党来比1920年的凯末尔党。那时候，凯末尔党拼命想装成一个革命的，「差不多」布尔什维克的党，与工人吊膀子，号召农民群众到它一边，允许和共产党人合作，称它的政府为「人民委员会」，等等。但是当时候一到，它便将共产党人驱入非法地位，割断他们的许多领袖（暗杀苏勃基[23]同志等人）的咽喉，成立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进行保守的国内政策。
自然，土耳其是不能在一切事情上都和中国相比的。首先在中国存在着一个数量很大的工人阶级，能够起伟大的革命作用。这一基本的不同一定要一刻钟都不忘记。但只当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一个独立力量，只当它不再是国民党的附属物之时，它才能在政治上发挥这个作用。这时，国民党的命运，假使我们方面有正确的策略，也会和凯末尔党的命运不同。左派国民党人中有许多人是诚心诚意拥护工农联盟的。倘然有更正确的策略，左派国民党人能和右派最后决裂，以此产生一个能起伟大革命作用的群众组织。但是凯末尔党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必须保持的。
「中国将走土耳其与凯末尔‧帕夏的路呢，还是走列宁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路？」帝国主义者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927年3月6日，「京津泰晤士报」。）对世界革命，特别对苏联，的一个最大危险，就是国民党的这样一种发展。即，它的右派胜利了，以及此「凯末尔」派，在蒋介石或别人的领导之下，与美帝或英美帝国主义妥协起来。这样一个结局将比夺取上海以前的局势更坏。它将开放中国市场，让国际帝国主义「和平地」征服它，这将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它将解放英国帝国主义的手，将加速国际帝国主义可能以远征军进攻苏联的时机。这样一种结局的危险是必须绝对地看到的。
光凭这一点，我们就绝对地有责任，告诉自己与整个工人阶级以目前这国民党的真相，将这情形好好地通知全国际的无产阶级，不企图以外交方式解决那些实质上由阶级斗争所发生的问题。为了革命利益而利用一个将军去反对另一将军是必要的。但玩弄将军们之间的矛盾与敌对，不能代替阶级路线。我们的路向是对着群众。正如当我们革命的某一阶段上，社会革命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有过巨大意义一样，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目前的斗争，也具有不小意义，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需要一个独立于国民党左右二派的中国共产党。
七中国共产党
中国党是比较年轻的。只当上海四个月政治罢工（1925年6月至10月）与约近一年半香港工人的抵货罢工（开始于1925年6月）之后，中国共产党才开始生长起来，达到一万五千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约有同样人数）。不过中国职工会中，约有一百五十万工人，年轻的共产党对这些工会发生强大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协会也有相当影响，在顺利条件与正确策略之下，这些农民协会甚至会更迅速地增大的。
中国共产党在模棱的条件之下，成为国民党的一国构成部分。它负有不批评孙文主义的义务，而这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的。
据1927年3月23日塔斯社的一个电讯（这电报在我们报纸上并未登载）说：19273月13日国民党全会中有一个决议：「凡足以破坏国共合作之一切言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均不得登载。」这样一个规定实际上就是表示禁止中国共产党批评国民党。这样一种义务，任何共产党都必不可负担的。
共产主义的组织，实在是很无定形的。在人民眼中，共产党人分担着国民党的一切行动的责任，连同反对工农的行动在内，因为共产党员避不对国民党作严厉的批评。在民众中间鼓动时，共产党人从来不，或差不多从来不，以本党名义而以国民党名义出场的。在此情形中，党的共产主义的面目，常常在和群众的接触中失去了。不管事件的规模是如何大，共产党直到今日没有自己的日报，或一般的什么销数颇广的布尔什维克的刊物，虽然它在国民政府中已经有了自己的部长。没有共产党的日报，即表示没有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中心。一句话，共产党真的已变成了国民党的一个附属品。这是如此确实的，以致甚至在中国党内部，「有人以为不能在乡村中发动革命，因为他们怕吸引农民到革命中来，会破坏反帝联合战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斯大林语。）
中国共产党组织上与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存，使党不能完尽其对工人阶级或农民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一条极度曲折的小径。它的基本路向是既不清楚又不稳定的。例如1926年6月的中共中央全会采纳如下一个决议：
「减轻这些痛苦乃是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这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过它可以说是代表我们人民的一种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不是代表共产主义的……
「他们（资产阶级）不懂得，像表现于工人组织与罢工中的那种最低限度的阶级斗争，一点也不减弱反帝势力与反军阀势力的战斗能力。此外，他们不懂得中国资产阶级的福利有赖于与无产阶级共同进行反帝反军阀战争的成功，而不赖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之继续。」
这观点绝对是非布尔什维克的：这确实是一种孟什维克派的立场。共产党采取这样一个政策，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失败是有了保证的。不过与此种极右的弯曲同时，我们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又看到了极左派情绪。像这样的宣言：「国民党在1926年3月20日死了，5月15日[24]以后，它已经腐臭了。为什么我们要用我们的手去撑住这个腐尸呢？」（见德文版「共产国际」，1927年3月1日，409页）那自然是错误的。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国民党，那是不能死的，因为它从不曾是这样一个团体。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团体，中央具有一个坚强的资产阶级核心的国民党，则绝不是死的。这样一种极左派情绪，可解释为对于那个错误的，极右的，差不多孟什维克政策的一个反动，中国共产党的错误的政治态度，正在领向这个政策去。
中国共产党首先一定要全部应用共产国际二次大会所采纳的列宁提纲。因为只有这提纲，能给予一个正确的路向，保障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区内一定要取得合法存在。因为大部分共产党甚至在这种地方都是非法的，因为军队的首领们利用每一个机会镇压共产党员。一种共产党的群众报纸必须建立起来，共产党人必须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对群众发言。
八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以任何代价留在国民党内，那是与二次大会所采纳的列宁提纲根本冲突。这路线的那些赞成者，显然将发展的路线想象为如下情形：首先我们要推进国民革命军到完全胜利，即达到中国统一，然后我们开始将共产党从国民党分裂出来。换言之：首先让我们联络资产阶级去干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无产阶级将以完全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以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来开始行动，等等，这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观念。
一种国家统一可以和力一种国家统一完全不同。这是熟知的事，在1911年革命之后中国在袁世凯[25]（介于中国史刀留宾[26]与维特[27]之间的一个人物）之下统一过。然后，中国在吴佩孚[28]（直系时代）——张作霖目前的同盟者——之下统一过。这是熟知的事，当1911年革命初期在孙中山之下所出现的中国统一是如何的短暂得有如蜉蝣，因为那时还没有一个真实的阶级力量能够保证这个统一。
在为统一本身而斗争的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一定要夺得领导作用。因为如果统一是在资产阶级（即使最民主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则无产阶级往后斗争的条件将大大变坏。地位稳固了的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将比目前更不利的条件加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为中国统一的事业服务——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公式。中国的国家统一必须为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这该是工人阶级的公式。因为无产阶级，若不解放全世界，便不能解放自己。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无万里长城隔绝着。不过资产阶级革命要能够生长，且终于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则只有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本身中能够夺得愈来愈大的领导作用的时候。列宁坚持了这一点：
「共产国际和殖民地与落后国家中的革命运动，应该建立暂时协定，甚至联盟，但一定不可和它混合，而必须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质——即使那运动还是在胚胎形式。」何况在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已不再是在胚胎形式了。中国的内部矛盾，正如在每一大革命中的情形一样，是成熟得很快的。
共产党人可以而且必须拥护国民革命军与国民政府，共产党人在某些条件下面，可以甚至必须加入国民政府。列宁赞成布尔什维克加入临时的革命政府，不过他自然反对加入像里伏夫[29]亲王的或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
中国共产党人具备下列条件，便可以加入国民政府：
（一）中国共产党政治上与组织上完全独立；它有充分机会进行其鼓励，宣传，组织工作，武装工人，等等。
（二）共产党人有充分机会在群众之后批评国民党的不彻底与错误。
（三）共产党自己与共产国际最严格地监督其在国民政府中的诸代表。
（四）中国共产党人有充分机会提出苏维埃口号，且在党认为适当之时，为此口号在群众前进行辩护。
（五）政府的政纲一定要是这样的一种，它不妨碍我们「在革命精神中教育与组织农民与广大的被剥削群众。」（列宁语）
共产党人加入国民政府而无这些条件，则孕育着极大危险，简直可以折断那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脊骨的。
假使我们在国民党运动中有少数几个部长，却没有一张党的日报，那末这种情形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是更加危险的，且使人不得不怀疑共产党部长们能否完全他们所担负的任务。这可以确定地说，假使共产党仍旧是国民党的一个附庸，则共产党部长们之参加国民政府将毁坏党的信誉。
只是读了「共产国际」杂志第12期（1927年3）的社论以后，我们的党才第一次知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6月全会决定了关于国民党的如下几个任务：
「（一），从党内联合政策转入同盟政策；（二）规定出一个明白而独立的政治路线；（三）努力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国民党的基础；（四）使国民党不要建立成一个集中的党，使它是地方党部最好采取俱乐部形式。」（1927年3月22日出版，555页。）
它还报告我们说，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组织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共产国际」的社论认为：「所有这些决定都得纠正」。但这决定的根据倾向是不可否定地正确的。需要「纠正」的倒是让中国共产党继续做国民党附庸的那条路线。
一般说共产党加入非共产主义的组织是允许的吗？有这样的情形，那时加入是允许的，局势的特殊甚至还使那加入成为必要的。我们有过这样一种局势，例如对于英国工党。共产国际在二次大会上决定了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加入工党。列宁以为这个必需是从局势的特点来的。
他说：「我们一定要记在心头，英国工党是处于非常特别的情况中：它是一个很奇特的党，或者更正确些说，它根本不是一个普通所谓政党的党，它包括所有工会的会员，现在约有四百万人，它给一切属于它的政党以甚大的活动的自由。」
「英国共产主义者，」列宁继续说，「有充分子的自由写文章，指工党的这些或那些领袖们为叛徒，说他们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资产阶级在劳工运动中的代理人……当共产主义者享有这种自由时……他们应该加入工党……在这样条件之下不加入工党将是一个错误。」（全集，卷17，页303。）但只是在这种条件之下。
此外，三民主义这一点须得看到：列宁表示赞成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的时候，英国并非已发生了革命，而是在英国生活比较「和平」的一个时代。最近英国总罢工的例子已表示出工党与共产主义者间的关系，运动一起来，立刻便尖锐化了。
不过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革命兴起时期。运动在生长着，工人阶级与国民党中资产阶级部分之间的冲突也生长着。
自然，国民党不能简单地比之以英国工党。一方面，英国工党中工人占绝对多数。那里的问题是和我们自己阶级的人员进行联合战线策略。但虽如此，我们不应当忘记列宁关于英国工党所说的下面的几句话：
「工党大多数自然是由工人组成的；但由此不能得出结论，以为由工人组成的每一政党在政治上便都是工人党。这是要看谁领导它，要看它的行动内容与它的政治策略如何：只有后数者能够决定在我们之前的是否一个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由此唯一种观点看，工党倒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即使它是由工人组成的，因为它被反动分子，而且是最坏的反动分子，所领导者，以十足资产阶级的精神领导着。」（全集，卷17，页301。）
英国工党的领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从犯，并且时常他们自己就是「劳工」帝国主义者。
另一方面，左派国民党，只叫他们与共产党人合作，则客观上在现时总起着反帝分子的作用。此地自然有个大区别在。不过同时也不得忘记，工人分子在国民党中不占多数。截至目前，资产阶级分子在国民党的领导中起了大作用，这些分子甚至明天便能在某一形式与某种程度内作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与从犯的。右派国民党领袖们则已经是帝国主义的同盟者了。
必须记得，国民党整个地反对帝国主义只到某一点为止。国民党要求取得强加于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废除关税依存的最粗野的形式，但仅此而已。必须记得，就关税依存而论，例如英国，就曾觉得相当敷衍印度，因此获得一部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是可能的。必须清楚看到：国民党的右派与中派是热烈地倾向向于和美国日本甚至英国妥协，他们将企图从它们那里获得借款，等等。国民党领导核心的目前的反帝斗争，将很快地让位于和帝国主义的妥协，是十分可能的。
我们也应该对国民党的「左派」领袖，特别对汪精卫，不存一点幻想。在决定关头，他们可以证明出不会比英国工联理事会的「左派」领袖们好得丝毫。不过必须尽一切可能去领导左派国民党人走上革命道路，只是不要成为左派的尾巴，这些左派自身乃是右派的尾巴。
在原则上，问题必须如此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可以而且必须参加国民党，但只能在列宁同意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的那几个条件之下。现在为止，情形并不如此。
在目前的军事与政治的局势中，中国共产党可以并且必须留在国民党内，但只为了积聚它的力量，为了立即开始团结群众在其旗帜之下，为了进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右派国民党，并且为了要努力开除他们出党与消灭他们。在现状之下我们的口号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立即宣布与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之完全的与无条件的政治组织上的独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完全自主。
中国共产党必须公开宣布，凡丝毫限制其政治独立与组织独立的任何义务，它都不再负担，过去它负担过这种义务，现在取消它们。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一篇宣言与一连串告民众的传单中，说出此种声明的理由。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创立他的日报。
共产党必须以任何代价留在国民党中这条路线，不但导致了对国民党之无批评的颂赞，导致了对国民党内部阶级斗争的掩饰，导致了对枪杀工农与工人物质地位恶化那样的叫得震天价响的事实之抹煞，而且又导致了共产国际内各党，连中国共产党在内，的直接的迷惘。
法国共产党人于1927年3月23日在巴黎开了一个大会，参加的有法国共产党领袖塞马特[30]，莫莫索[31]，嘉香[32]与别的几个，它给国民党拍了如下一个电报：
「巴黎工人庆祝革命的中国军队进入上海。巴黎公社[33]之后五十六年，俄国公社[34]之后十年，中国公社在世界革命的发展上标出了一个新阶段。」
法国共产主义的工人们显然听人家告诉说目前的国民党是中国公社！
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在1927年3月17日印出了蒋介石一帧相片，称他作中国革命工人的领袖，不对德国工人解释究竟蒋介石是谁。
1927年3月18日的「红旗」报，报告说，「三百万中国工人在赤色职工国际的队伍中。」
我们俄国党的最大报纸之一，「巴库工人」，以这样方式解着我们党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以致它忠告国民政府，要它在「国际政策方面暂时进行勃来斯脱——立托夫斯克的政策。」[35]（见1927年4月5日，「巴库工人」。）
「巴库工人」忘记了，「勃来斯脱政策」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及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后。但我们的党无论如何不能将勃来斯脱政策，例如对克伦斯基的政府提议。当德皇威廉[36]被推翻之后，夏参加曼[37]与哈瑞[38]的政府也曾采取了「勃来斯脱政策」，但这不曾引导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导致了资产阶级的胜利。社会民主党人所实行的勃来斯脱政策，所表示的意义便是凡尔赛[39]，同时表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蒋介石进行的勃来斯脱政策，将表示为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同盟。「巴库工人」犯了一个「小小」错误，它将的政府与无产阶级政府等量齐观了。自然，假使这个「小小」的错误是可允许的，那末国民党尽管可以去镇压工人罢工，却也可以被称为「中国公社」的。没有共产党人，右派与温和派的国民党人将很能够跟英美帝国主义妥协起来的。
不过错误的最高峰是由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同志达到的，当他在国共联合宣言上签了字的时候。那宣言说道：
「即使我们的基本观点在一切细节上都是不同的，我们也必须联合。」镇压工人罢工，解除了武装，枪杀工农原不过是些「细节」！
那个文件否认「共产党准备组织工人政府，要用武力侵入租界以及推翻国民党政府」这些谣言。彷佛工人占领帝国主义的租界与推翻国民党政府是一回事似的！这是绝对错误的。汉口工人们占领了租界，而这绝不表示推翻国民党政府。不去将国民党的革命分子提高到工人阶级先锋队水平，中国共产党自己却在这宣言中沉溺进国民党领袖们的思想水平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设定问题，是孕育着最大危险的。
同时，那宣言表示了一个思想，即目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合作的形式，可代之以两党的「同盟」形式。显然有一部分共产党人坚持着这一点。
我们的立场绝对不是要变国民党为「工农」党，再叫「工农」党代替与吸收共产党。以为在东方，我们所要的是工农党而不是工人党，这思想是完全跟马克思与列宁的思想决裂了的。从来不曾有过什么「工农」党，能够保卫工人事业的。「工农」党的理想曾被诺阿‧约旦尼亚[40]实现于乔治亚，但是人人都知道，乔治亚的孟什维克派实际上起了个什么作用。国民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团体，我们现在拥护它，只因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局势的特殊性甚至还许我们在国民党内部与它合作，只要我们的政治的与组织的独立是百分之百有保障的。但若国民党的领袖们硬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致使中国共产党不能在这种条件（即在组织与政治的完全独立这些条件）之下与国民党共同工作，就是说，如果他们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则共产党即使对于这一点也必定不要惧而退开。即使在那时候，只要国民党愿意为反帝斗争，则共产党自然要对它应用联合政策。不过工人政党之政治的与组织的完全独立这件事，却是一会儿都必不可看漏的。
不过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倘然有一个正确策略，则左派国民党分子将有充分力量足以开除右派，且使共产党人能在上述条件中留于国民党内，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若共产党人不立即公开提出他们组织上与政治上的完全独立问题，若共产党人放弃援助左派国民党人造成他们自己一派去反对右派，则右派国民党的政治胜利不是谈不上的。那胜利对整个中国革命将有最坏的后果，且将对一般的世界革命事业发生最大灾害。
只有这样一个政策能够保证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且保证将农民与全体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究竟在资产阶级性的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否起领导作用，对这问题，我们回答道：能起的，倘若小资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倾向于左派，并且他们之被推向左派，不仅由于我们的宣传，而是由于一连串的，财政的（战争负担），军事的与政治性质等等的客观因素。」（见列宁：「反抗潮流」）这是列宁在1915年所写的话。
只有用一个正确的，独立的阶级政策，中国共产党方能帮助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倾向左派，倾向到无产阶级方面。
九论苏维埃口号
在目前，在夺取了上海以后，国民政府已领有了二万万人的区域，有大的工人中心在它是辖区内以后，在大的工人罢工业已唤起了农民运动以后，能够与必须发出建立苏维埃口号的时期已经到了，要提出口号：成立工农劳动者会议，成立国民革命军兵士也须派有其特殊代表的苏维埃，成立不容纳资产阶级代表的苏维埃。共产国际的二次大会（参阅上面）己说到过，即使在东方也需要宣传苏维埃思想，需要在第一个机会便成立苏维埃。这时机在中国已经到了。只有建立苏维埃能够准备与保证中国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只有建立苏维埃能够替工人阶级在整个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造成一个较好的领导形式。只有苏维埃能够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开始造成新的，因为直到目前，旧官僚实际上还是霸占着行政机关。
苏维埃的目前政纲大约可以如下：
一、地产国有（这要求亦包含于孙中山的第一纲领中。我们必须以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意义来解释它。）
二、真正的土地革命（不仅改良）及其一切后果，即，将贫农与小农从村租与债务中完全解放出来，消灭封建制的一切遗迹，等等。（目前国民党的政纲是极其不正确的：一、确定税率；二、取消一切特税；三、改组乡村行政；；四、改良农民状况；五、解散一切反对农民的武装队；六、禁止高利贷；七、确实租税的最高限度，等等，等等。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土地革命的政纲。）
三、铁道国有。
四、劳工八小时工作制（以及整整一连串的劳动法案）。
五、取消「不平等条约」，还须提出外债问题。
六、没收中国人的工厂作坊（大型与中型的），将中国人的银行收归国有，如果它们的业主反对国民革命。
七、作为一种远景，主张没收外国工厂作坊，租借地，以及种植场与其它地产等。凡与革命妥协的外人产业，可斥资收买，凡参加干涉的外人产业则没收之。
八、建立一支正规的与真正的红军，就是，一支工农军队，由工人而非职业军官率领之（职业军官必须以俄国革命初期经验的精神加以吸引与利用）。
九、武装工人。
十、解放妇女。
十一、颁布各种法律以消灭封建残余。
中国的苏维埃自然须适应于中国的条件，就是说，必须适应于「前资本主义的条件」（列宁）。在目前情形之下，最大多数的民众，首先是最大多数农民，能够而且必须加入苏维埃。中国苏维埃在现在时期不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而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贫民的专政机关。
其次，我们必须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农民的口号：
（一）取消地租，或至少减低地租是50%。
（二）禁止非法的税收。
（三）驱逐土豪劣绅。
（四）解除民团武装。
（五）武装农民。
有组织地武装革命也是必需的，就是说，建立苏维埃，作为革命的真正中心（苏维埃能成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人二者共同的活动舞台）。假使我们采取一个正确政策，同情国民党的民众也能够拥护建立苏维埃这个思想的。我们在那里争到了城市的行政权，共产党人便必须尽一切可能去武装工人，去转变市政机关为革命运动的支点，且加深反资产阶级与反大地主的运动。
这是明白的，如果中国苏维埃胜利了，一个「中国的」新经济政策也将是必需的，在开头甚至对小资产阶级得作更大让步的。
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为苏维埃及上述的政纲从事公开的与广泛的宣传，以此采取攻势，绝不让国民党在这方面缚住了我们的手。这对于国民党的左派分子将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测验。它也将表示中国共产党之获得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真正独立。它也将表示中国工农运动的真正加深。一个真正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力量将被造成了，而且造成了一个郑重的保证，它保证目前的全盘斗争到头来不会变成一个简单的南北斗争而无任何深刻的社会内容。
英美帝国主义者的许多屠杀，不能因为我们不企图提高运动至较高阶段而停止的。要叫帝国主义者得到满意，只有让一切事情都转入右派国民党人手中，就是说，转入资产阶级手中，而这资产阶级则明天就会变得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要使帝国主义的进攻得能停止，只有当更多的工农大众站立起来后，当他们被武装后，当苏维埃被建立起来，能够在「胜或死」这个口号之下，组织千百万中国人去抵抗帝国主义的时候！
十中国革命的内外形势
中国革命正成为国际帝国主义是聚光点。此地这一点，此地这个地方（目前还只在小范围内），国际帝国主义已聚集了军队。在此地，各大帝国主义国家缔结联合战线的可能性开始模糊地出现，虽然它还远不曾固定的。南京的屠杀，表示出国际帝国主义一感觉到中国革命的最初几个大胜利，便立即变得如何野蛮了。
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威胁着帝国主义：
（一）会直接损失数万万元（租界等等）；
（二）会失去市场，特别是在市场问题具有决定性的这个时代里；
（三）会使革命「瘟疫」蔓延到印度，安南等地。
这也能解释这个事实：一直以前最懂得以外表仁善来遮盖其对中国革命之敌视的美帝国主义，现在显然在放弃它的姑息态度了。
国际帝国主义的大量武力出现于中国各海口，于上海租界等地，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一个异常困难的局势。但是没有疑问的，中国革命方面倘若有一个正确与大胆的政策，则帝国主义的野蛮行为只能在中国激起更大力量，只会促成帝国主义军队中「可靠」部分的解体，且将在欧美工人中引出愤怒的爆发。只有这样能够阻止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无论如何，只有工人阶级的领导能够在这紧张与沉重的空气中保证着胜利。
1922年4月列宁写道：
「印度与中国正在沸腾着。有七万万多人住在那边。再加上邻近的与同样的亚洲国家，他们便有了全地球总人口一半以上。那边的1905年正在来到，不可抵抗地与愈来愈快地，不过它和俄国的1905年革命（至少其初期）有个本质上的与巨大的不同点，就是俄国1905年能够孤立地过去，即不马上引得旁的国家也进入革命，可是正在印度与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却在目前便已被牵进革命斗争，牵进革命运动，牵进国际革命了。」（全集，卷18，第二部，74页。）
假使列宁在1922年就以为中国「正在沸腾」着，则在1927年，现在，他该说它是什么呢？
中国革命要能够胜利，只有当它吸引的国家进入革命的时候，只有当它吸引它们「进入国际革命」的时候。
中国革命要能获得国际无产阶级的最高度的同情与援助，只有当它发展到为苏维埃的斗争的时候。「拥护中国苏维埃」这个号召，比「拥护国民党」这个口号，从国际无产阶级方面将得到多得多的了解与拥护。
不管右派国民党人怎样动摇，却企图将他们推上前列，借使国际帝国主义容易「接受」，比较可以出任「调停人」，等等，——所有这些企图都只能毁坏事业。
整个北伐在蒋介石心目中并非是革命对反革命的讨伐，而宁是一个战略步骤，能缓和广州的孤立地位。有力的工农运动——至少是部分地——转变了这军事远征为革命对反革命的讨伐，蒋介石是没有功绩的。这是群众他们自己，几百万工人与几千万农民，将社会的革命内容注入到民族斗争中，反对国民党领袖，至少反对国民党的右派领袖。跟着北伐而发生的许多事情，群众的兴起，他们的沸腾，表示出中国有如何多的燃料，中国革命中存在着何等不竭的力量的蓄积，以及加深中国革命并给予一个大推动的可能性是如何之大。
中国革命之国外的与国内的地位是密切地联结着的。
帝国主义者在现在这时期是在两条选择上施展其策略。
一方面，他们正在准备一次直接的战争反对国民革命运动，且已部分开始了这个战争。在中国的一切海港中，集中着舰队。各战略地点被占领了。军队正在大量地运来。轰炸南京不单单是一段插话，但表示着一个血的「开始」，以后还有可怕的流血事件接踵而至。狂热的军事准备正在租界上进行，不但在上海，而且在广州。在最近的一个时期内，外国帝国主义抛弃假面具，进行一次对中国革命的公开征讨，而且肆无忌惮地将企图搬出张作霖与其他直接的代理人来作「中国主人」，都不是谈不上的。
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倒宁可和国民中的温和派（不仅那公然的右派）分子谋取妥协，为达到此目的，他们不仅以贿赂与「爱抚」作手段，而且应用着恐吓，最后通牒，等等。美国，日本与法国，无疑地宁愿与「温和派」作「和平的」妥协，宁愿分裂民族运动，宁愿成立「和解」，借以使剥削中国的形式（并非它的本质），稍稍改变一下。这条道路，最后分析起来，也将为英国帝国主义中最负责的一部分人所愿意的。派赴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来得太晚了，帮助不了孙传芳[41]，但现在他们在恰好时机能成为右派国民党人的同盟者。
中国革命一定要看见这两个危险。要克服这两个危险只有一条路：唤起一切工人与千百万农民，将一个明显表出的社会性质赋与民族运动，不怕吓跑资产阶级，努力在建立苏维埃的路上前进一步，立即推进土地革命，立即宣布八小时工作日，立即剥夺富有者去实际帮助城乡贫民，开始打破资产阶级的束缚借此给整个运动以最有力的推动。只有这样能够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只有这样能够使国民党营垒中的右派与「温和派」的叛逆们不致为害。只有这样能够挽救中国革命。只有这样一个雪崩能够遏止那外国帝国主义者。那些竭力「不要吓跑」中国资产阶级，「不要排拒」右派与温和派的国民党领袖，「不要恼怒」资产主义者的人们，只将毁坏一切罢了。帝国主义者一见到这些人的努力，立刻会变得十倍地无礼，而国民党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则会采取叛变步骤。
当我们正做一切事情来动员国际无产阶级去反对战争危险之时，我们同时必须帮助中国革命，使它坚决前进，较高地生长，不怕中国资产阶级投入反动营垒。
说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出卖中国工人，因它「需要工人帮助去作反帝斗争」，这是孟什维克派的论据。过去孟什维克时常说，俄国资产阶级诚然要出卖工人，但「不能出卖」，因为「它需要他们帮助去作反沙皇斗争。」（马丁诺夫现在已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对于中国革命却重复着他做孟什维克时对俄国革命所宣扬过的同样的孟什维克的滥调。）其实，中国资产阶级一当它看见工人阶级不愿意仅仅做它反对外国资产阶级时手中的工具，而提出其自己的独立任务时，便早已开始出卖民族革命运动（不必说无产阶级运动了）。中国革命要能成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要有一个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一贯的革命政策，先得有一个对中国资产阶级领袖的，即对国民党右派人物的一贯的革命政策，反之亦然。
只叫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留在蒋介石手里，只叫最重要的政府职位留在右派国民党人手里，只叫资产阶级的这些代表们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中有其最有力的支持点，则革命事业总是继续处于严重危机中。内部叛变（不管直接的或间接的，迅速的或缓慢的）在目前情况中，对于中国革命比轰炸南京与上海是占领军队要更加危险些。假使孙中山过去的战友陈烔明[42]能够跑到反革命方面去，那末为什么蒋介石不能呢？这个人已经表示他是工农的敌人，全部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向他下注，关于他，帝国主义最有势力的机关报都以为他正在和张作霖进行秘密谈判。将最高指挥权留在这个人手里（即使是在某种监督下的），乃是这样一种优柔寡断，可说是最大的内部危险的一个预兆。假使共产党人为此负担了即使最微小的一点政治责任，他们便在走一条很危险的小道。他们一定要立刻离开这条险道。
十一统论国际局势
近一时期的事变，一再证明了国际资本主义稳定的完全相对性。中国局势是和小提琴的弦一样地紧张。不管次一时期将如何发展，世界的平衡总是要愈来愈危殆的。一次新的战争（或许多次新的战争）日益接近了。世界政治中正在累积着愈来愈的炸药。
苏联的被围形势更加清楚了。张伯伦最近一个谍文不仅是一篇「报章小品」，不仅是「丢给死硬派的一块骨头」（英国保守党内二派的不同意见一般地不能加以夸大），而无疑地是为一些更有力的步骤所作的外交准备。这谍文是一种「开切手术」，其目的是要让英国外交在适当时机转入更加有效的方法去。这个谍文是整个政策链条上的一环。
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正在造成的联合阵线，在某种情形下面，也能替欧洲酝酿大灾难的。
德国部分稳定的某种加强，从而能加强德国的资产阶级对「西方的」同情心。最近德国的外交愈加热闹，也就看得更加清楚：它在这或另一方式中也参加反苏阵线的时机，是日益来到了。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已完全走进了英国的势力圈（承认罗马尼亚侵占比萨拉比亚），立陶宛实行了一次法西斯政变，无疑是得到了英国承认的。波兰是阶级矛盾正在尖锐化，这，在其它一切条件相等的情形中，能促进毕苏斯基的冒险计划。在这种情形下面，苏联与拉脱维亚所缔结的及与波兰正在缔结的不侵犯条约，自然对苏联绝非认真的保障，虽然这些条约对苏联有某种积极意义。
北京以及中国其它大城市中苏联使馆等机关遭到攻击[43]，无疑是由英国组织的，同时部分地获得了美国的支持。它们是整个有意的挑拨政策上的一些环子，对于这些挑拨，苏联自然是从未而且不会有什么举动的。北京「事件」乃用以激起苏维埃政府在满洲采取严厉手段，想借此拉日本进反苏斗争中，解放英美的手。不过许多用意中之一，它也在想借此使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工作容易成功，首先威吓那国民党中最温和的领袖们。北军搜查了我们的使馆并逮捕了我们的同志之后，揑造了一些「文件」，张伯伦会引证着这些文件，将在反对我们的斗争中采取一个新步骤，将在全世界所有的资产阶级报纸上煽起一个运动，最后多半将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因为工联总理事会显然准备干出任何卑鄙的事情来，使张伯伦更加容易办事。当柏林的英俄委员会的「衷心」讨论之次日，总理事会，联合了工党的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惋惜「中国之侮辱英国国旗」，且提议将此与国民政府间的「冲突」交由国际联盟会，即交那同党的张伯伦处断。
我们对于帝国主义者在北京的行为的答复必须是两方面的：（一）一方面，不要落入陷阱，以镇静自制及继续和平政策来回答挑拨；（二）同时在中国本土则加深群众运动，唤起更多的劳动者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他们在北方的走狗，反对右派国民党。
统观全局，国际形势是比过去一个长时期内的更加紧张了。
中国问题正在成为世界革命的即刻命运的主要问题。它可能对苏联的即刻命运发生直接影响。正是现在，列宁写他的政治遗嘱时所预见的时机业已到了，列宁那时写道：
「为了保证我们的生存直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和革命的民族主义的东方之间，世界文明国家和继续停留在东方式落后状况而占着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国家之间，发生一次冲突的时候，这占人口中最大多数的人是必须完成他们的文明的。我们在文明方面也有所欠缺，不能直接转入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具有转入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全集……[44]）
是否我们能「第二次得到一个喘息时间」（见同上引书），是否那个反对苏联的新十字军会失败，它之所以「失败，即因为东西剥削者的营垒中，日本与美国的营垒中的矛盾的结果而归失败。」这些事情列宁是给以决定意义的。
为此现在那个最大的责任落在我们党与整个共产国际的肩上了。
现时期是策略问题主要在于下列数项：
（一）我们从任何观点上都要予中国革命以援助，同时却必须尽一切可能去阻止国际帝国主义对南方的公开干涉；
（二）苏联必须一如从前执行和平政策，号召各国劳动者帮助保卫和平事业，它现在处于很严重的危机中了；
（三）同时必须尽一切可能驱使中国尽可能前进，且施展一切力量，使它不仅具有民族的，而且有深刻的社会性质；
（四）为达此目的，我们必须努力建立真正的中国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的中心，即苏维埃；
（五）必须帮助中国共产党以任何代价获得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真正独立。凡束缚与限制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的事物，必须摧毁。
上海工人被解除武装，上海工人被国民军的军官所枪杀，上海总工会主席[45]被捕，中国其它城市中工人们之被解除武装——这一切都是具有最大意义的事件。
国民党目前的领袖们正在直接扮演中国主义文湼克的角色。上海工人的枪杀与缴械，就国际观点看，是在直接领向外国帝国主义主义的怀抱中。最近发生的事件，完全证实了在所附文件中所发挥了的路线。
G.齐1927年4月14日，莫斯科。
[1]以前的注释中我们提到过齐诺维也夫，他是1926-27年联共党反对派内二派之一的领袖。这提纲，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说过：是作为他们的「共同提纲」而加以辩护的，但虽如此，其中许多意见显然与托氏不同。这是两条路线，两个流派，因此也得到了两种命运。1927年的联合是暂时的。我们在此地附录这个文件，一方面固然因为它有积极的价值，在许多方面，即使到现在还值得我们学的；不过在另一方面，也为了历史的意义，即它是齐诺维也夫派，生活上最接近于列宁的一部分老布尔什维克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个系统见解，我们希望读者能借此作一比较研究。顺便，我们又要把联共党那时的反对派历史作一个较详叙述。托洛茨基反对派，又名左派反对派，或莫斯科反对派，或1923年反对派，或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最初发生于1923年莫斯科，所为的是下面两个问题：一，俄国共产党内的工人民主；二，国家计划的工业化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意义。托洛茨基主张建立党内的工人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如此他在党的政治局中进行了长期的坚决斗争。那时站在另一方面斗争的是所谓三头（斯大林，齐诺维也夫，加明尼夫）。在1923年10月8日，托氏将自己的观点写成一封信，给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该信由四十六个著名的共产党员签名，其中有比亚塔可夫，泼雷奥卜拉仁斯基，雪连勃里亚可夫，斯密尔诺夫，安东诺夫，奥夫襄可，穆拉洛夫等人。拉可夫斯基与克雷斯丁斯基没有签名，因为他们那时正出使在外国。拉狄克单独写了一个信，主张政治局不要故意与托洛茨基对立。这一些出名的老布尔什维克派，构成了1923年莫斯科反对派的基础与中心。1925年，有一个新的反对派发生了，即所谓列宁格勒反对派，那是因为列宁格勒的工人，不满于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对富农政策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结果，其中也有许多最著名的共产党员，如：齐诺维也夫，加明尼夫，列宁夫人，梭可尔尼可夫，等等。两个反对派在1926年联合起来，称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联盟」。这联盟的共同立场归结在一个名为“Platform”的文件里（本卷「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为该文件之一部分），提交党的十五次大会，被宣布为「反党文件」，不准印行。反对派自己用油印印了出来，为此，泼雷奥卜拉仁斯基与雪连勃里亚可夫等人先后开除了。十五次联共党大会上，反对派悉被开除，惟「列宁格勒反对派」随即投降，托派分子则坚持下来，许多人死在监中；许多人很久以后才投降。历史证明，经得起考验而且真正代表列宁主义与叛变的斯大林主义作战的，是托洛茨基派而非齐诺维也夫派。——译者
[2]1923年秋，因法比军队占领鲁尔的刺激，德国又发生了直接革命形势，尤其在南部德国，在萨克森邦成立了共产党与社会党的联合政府，但因社会党人的叛变，与共产党人的迟疑与错误，这政府只成立九日就被柏林派来的军队所扑灭了。此时汉堡曾发生暴动。——译者
[3]P.E.Svinhufvud——当芬兰在沙皇治下时，史氏为民族主义者，后成为极端的反动派。国家联合党领袖，以反共著名，曾任上院议员，总理，熜统等职。——译者
[4]Mannerheim——芬兰将军，沙皇时代为民族主义者，曾被流放，芬兰独立后，资产阶级与地主的反革命领袖，1918年春革命中，他率领二万德军，镇压革命，大肆屠杀。芬苏战争时为芬方统帅。——译者
[5]A.I.Herzen（1812-1870）——有名的俄国作家与政论家。俄国自由主义与民粹派运动之父。四十年代为左翼黑格儿派，信奉法国共产主义。当时俄国西欧派领袖，反对俄国国粹派，亡命国外。先后在伦敦与日内瓦办杂志：「极星」与「钟」，反对专制，提倡农民解放。——译者
[6]N.G.Tchernechevsky（1829-1889）——曾被马克思誉为「俄国最伟大的学者与批评家」。唯物论的哲学家，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一生从事于民众的教化工作。领导六十年代的革命运动，1862年被捕，死于流放地。——译者
[7]FriedrichEngels（1820-1895）——马克思最亲近的朋友与同志，与马氏共同创建近代科学的社会主义。——译者
[8]第一国际，或称国际工人联合会，于1864年9月28日成立于伦敦圣‧马丁堂，由英国工会，法国劳工团体，意大利马志尼派的代表，以及波兰与德国的个别分子参加。马克思被举为第一届总委员会委，受命起草宣言。此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即成为该组织的领袖与发言人。后因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古宁派在内部发动斗争，趋于衰微，1872年决定将总委员会移至美洲，1876年7月15日开末次大会于美国费城。——译者
[9]民族解放运动往往要变质，要变成「帝国主义一个工具」，我们此次抗日战争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译者
[10]KemalPasha——土耳其军官，第一次大战中有战功，战后，组国民军，由「青年土耳其运动」组凯末尔党，领导1919年的民族革命。任土耳其独裁总统至死。——译者
[11]G.Chicherin——苏联著名外交家，老布尔什维克，大战中与托洛茨基合作，办「我们的话」，十月革命后，被英国捕禁，1918年返国，即任外交人民委员长，后为利瓦伊诺夫所代替。——译者
[12]O.Bismark（1815-1898）——德国「铁腕宰相」，曾以「铁与血」统一了德意志帝国。他一面镇压了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的革命，一面由普鲁士大地主与资产阶级领导，以霍亨‧索伦皇朝为中心，以自己方式完成了统一任务。——译者
[13]RizaShah——波斯宰相，1925年顷，倾向民族独立运动，推翻旧王室，自立为帝，一时曾对英表示反抗，但立即联英镇压国内民众，实行专制统治，第二次大战中被英国放逐。——译者
[14]M.N.Pokrovsky（1868-1932）——自由派教授出身，布尔什维克派最有名的历史家，着有「俄国史」「1905年史」及「沙俄时代远东外交史」多种，氏在政治上拥护斯大林，且在理论上与托洛茨基做过许多争论，但确是「高才和博学，而且深深忠实于他所服从的大事业」（托氏语），与晚近那些以窜改史实为能事的苏联史家不同。——译者
[15]原文为Hectare——即公顷，显属错误。——译者
[16]此处有脱落。——译者
[17]Procrastes——为希望腊雅典巨盗，相传所获俘虏，悉缚于一铁床上，身长者斩首截足，身短者则强拉之使长，喻削足履也。——译者
[18]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受英帝国主义指使，勾结军阀，联络国民党右派，于1924年8月的开始以商团反对孙中山及广东工人，双十节后实行暴动，屠杀徒手群众，后卒为工农及革命兵士所镇压。——译者
[19]A.Lincoln（1809-1865）——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主张废农奴，以此引起南北战争，1865年被刺死。——译者
[20]3月7日，蒋介石在南昌广播，主张继续「联俄」；3月10日，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于汉口，取消蒋介石之中执会主席兼职及一切非常权力，蒋氏表示「服从」。——译者
[21]Fabian——指英国费边社员，或具有此种思想者。「费边」名称系由罗马将军FabiusCunctator之名而来，此人主张缓慢与延宕的战术，英国一些社会主义者用以喻温和与进化的社会主义。——译者
[22]国民党称政治会议。——译者
[23]Soubkhi——土耳其共产党领袖，被凯末尔政府暗杀于TrebieonD.——译者
[24]1926年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全会通过了一些决议，反对共产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蒋介石提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它规定了许多关于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活动范围与束缚，主要的如共产党不得批评三民主义，共产党须向国民党中常会把交其党员名单，各级党部中共产党不得占三分之一以上人数等等。——译者
[25]袁世凯，本清室大吏，辛亥革命时与南方革命党妥协，被举为总统，逼清帝退位。1915年12月15日僭称洪宪皇帝，不及百日即被推翻，忧愤而死。北洋军阀即由他的系统而来。——译者
[26]P.A.Stolypin（1862-1915）——1906年后任沙皇宰相，镇压1905年革命时有功。上台后实行有名的土地改革，目的在摧毁乡村公社与鼓励农村富农，借以加强政府在乡村中的资本主义基础。1911年9月在基辅被警局密探所杀。——译者
[27]CountSergeiWitte（1849-1915）——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俄国有名的政治家。对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显有贡献；効忠皇朝，同时又与自由派勾结；曾影响沙皇，使他颁发那个允诺政治自由与召开国会的诏书。惟在第一届国会召开前，维德被逐出政治舞台。——译者
[28]吴佩孚，直隶派军人首脑，本直督曹锟部下师长。此派军阀长期间受日本或英国支持。直派全盛时代约自1923至1924年，当时中国实未统一。1926、27年北伐时，吴氏残余势力在两湖曾与国民革命军激战。——译者
[29]PrinceG.J.Lvov（1861-1925）——俄国有名的政治家与地主。沙皇被推翻后，他成为第一届临时政府的总理，此政府自3月延长至7月。——译者
[30]PierreSemard——法国共产党领袖之一。——译者
[31]GastonMonmousseau——工团主义者出身，法共领袖之一，法共在职工运动方面的负责者。——译者
[32]MarcelCachin——第一次大战时，他拥护战争。当时法国社会主义者领袖。访俄后，变成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曾任「人道报」主笔，及众院共产党发言人。斯大林的拥护者。现任法众院议长。——译者
[33]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暴动后所成立的一种专政机关；它是无产阶级新国家是模型；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中经七十二日被普法二国联合的反动势力所扑灭。——译者
[34]俄国公社指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政权。——译者
[35]勃来斯脱——立托夫斯克，乌克兰一城市。1918年间，苏维埃政府代表曾与德奥等国代表在该处进行和谈，最后在德月武力压迫下签订了割地的退让条件。所谓勃来斯脱政策，即指当时列宁的见解：以暂时屈服争取时间；以屈辱条约换得工人国家的继续存在。条件签订后不久，德国败了，勃来斯脱条约自动失效，列宁政策的正确完全被证实了。这与蒋介石的为反革命而对帝国主义妥协，显然不是一回事。——译者
[36]WilhelmII——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皇帝，战败后被推翻。——译者
[37]PhilipScheidemann——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与哀培尔脱同为最积极的战争拥护者。1918年，被德皇任命为国务大臣。无法拯救皇朝，但镇压了斯巴达格斯团的暴动。1919年被议会举为内阁总理，拒签凡尔赛条约。任Kassel城市长直至1927年。在社会民主党中为极右派。——译者
[38]HugoHasse——继倍倍尔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大战时，与考茨基同采中派立场，后赞助独立社会民主党之成立，为该党右派。最后为一法西斯党徒所刺，旋卒。——译者
[39]Versailles——第一次大战结果，协约国在法国凡尔赛宫起草极苛刻的条件，逼德国承认。——译者
[40]NoaJordania——老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前任加索蒂夫里斯城苏维埃领袖，革命后乔其亚邦成立反布尔什维克的独立的孟什维克派政府，他担任首席，以迄该政府被红军推倒。——译者
[41]孙传芳，北洋军阀之一，革命时正任「五省联军总司令」，与国民革命军对抗，被击败，后被人刺死。——译者
[42]原文为ChiangTsuMing——疑系陈炯明之误，陈炯明曾于1921年在广州勾结北洋军阀，用武力推翻孙中山的政权。——译者
[43]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得北京公使团同意，派军入东交民巷，搜查苏联大使馆，捕去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二十人，旋加以绞杀；同时上海苏联领事馆被包围，检查出入人员。——译者
[44]英译本此处脱落一行。——译者
[45]名汪寿华，即何松林。——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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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中的苏维埃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中国革命中的苏维埃问题[注一]
亲爱的同志们！
昨天讨论中国问题，在答复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对于根本错误的中国革命策略之批评，斯大林同志的主要的反驳：很赘言的不外是『季诺维也夫未曾告诉过我们……』。『为什么托洛茨基没有写过？……』我现在并不讲对于此问题我们已经写过了些什么。无疑的你们已经见过我们以往不带成见的和不带恶意的忠告和提议，如果预先注意到这些，我们也许避免了这些莫大的错误呢！我也不去论及那些主要问题全都不在公开的政治会议里决定，而不许中央委员参加这件事。这封信的目的更不是旧事重提，乃是到今天和明天的重要问题：中国组织苏维埃的问题。斯大林同志现在反对号召工农群众去组织统一集中的苏维埃，而这个问题，对于决定中国革命伟大前途之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没有苏维埃的组织，全部革命要帮助上层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
中央全体会议并没有讨论如此重要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如何急迫而刻不容缓的。中国革命的命运与苏维埃的组织，有生死的联系。这也就是我在这信中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
斯大林的理由是：『苏维埃是政权机关，实现苏维埃，为的是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向中国的十月革命走去。』为什么我们在一九○五年有苏维埃的组织呢？我们为的是要推翻沙皇，──斯大林的答复，──在中国没有沙皇可以推倒，我们又不是直接走向十月革命的，所以现在用不着苏维埃组织的号召。
总之，以上这种理由，很明显地曲解了列宁在理论上所夸耀的，我们一切革命的经验。我不相信一个重要的负责的革命职业家，能够这样说。这简直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话。
现在我们就很简单地来分析这个问题罢：
（一）苏维埃在未领导无阶级专政的斗争以前，既可作推翻帝制的机关，为什么不能由苏维埃帮助来打倒中国一切的军阀，官僚，封建残余和外国帝国主义呢？为什么不去安排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工作呢？
若是一个负责者像斯大林同志这样主张：中国统一，必须由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经过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屈服于他们成为他们的附属物，拒绝共产党有最低限度之独立（甚至一个最小的日报都不许出版），同时国民党用反动的官僚政治去统治一切攻取的区域。如其这样观察民族革命之意义，那末当然没有苏维埃立足之余地。如其我们注意到资产阶级之领导国民党，不仅是右派，就是中派左派也好，还是不能完成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也许在半途尚未经什么失败就投降了帝国主义。如果我们懂得这些，那末我们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内——最近的将来或目前——预备一个新的领导机关。
一种革命，不仅是把汪精卫放在蒋介石的位置上就够了，若不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只是可以证明他们是一样的，因为更换个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革命政府革新不是靠几句漂亮话，乃是要建筑工人，城市贫民，农民及兵士的实际利益上面。使这些人们能得着实际利益，必须有一种组织最适合于革命环境，提醒群众觉悟，促进他们的自动性，并使他们更改一切生活等等，这就叫做苏维埃。
（二）斯大林所想象的，起初资产阶级领导这种没有组织的群众（因为有了组织他们就不能替资产阶级作顶柱了），要等帝国主义打倒以后，再开始准备组织苏维埃。这是多大的一个幻想的错误呵！整个问题是这样：怎样去打倒帝国主义及中国反动派的势力；同时能担任这伟大的领导任务？工农民主专政之实现，在乎反帝斗争之扩张，持久，与坚忍；在能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并能深刻地影响工农群众；在乎这种工农群众之组织，不仅能打倒帝国主义，同时还要打倒中国的资产阶级；而这种组织的形式，只有苏维埃。
（三）斯大林说『苏维埃不能组织在军事的后方』。这是将军们的观点，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所应说的。将军还以为工会也不应组织在军事的后方呢。我们知道苏维埃同工会在后方，都是最完善的帮助了革命的军队。斯大林反对说：『苏维埃是暴动的机关。你们提议组织苏维埃，就是要暴动，夺取政权……。』你们看他这个问题的公式，是多么荒谬绝伦不伦不类呀！不错，苏维埃是为着政权而斗争的机关。但是苏维埃并不是生来就要如此[夺取政权]的，而是向此发展的。总得经过许多斗争的经验，苏维埃才会变成专政的机关[这指民主专政]。若是我们为了工农民主专政打算，那末苏维埃已经有组成的必要了；为的是苏维埃能在各种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及军事上占据相当的地位，苏维埃得到无限的阅历和力量，那时伸手就能拿政权了。
将军们不许组织苏维埃，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是算不了什么。——容许与否，完全靠力量之大小，这种组织力量之大小，赖乎无产阶级扶养而强大。这样如果不组织苏维埃，没有组织的群众，只去附和浅陋的国民党的政治；如此好像给了上层资产阶级和将军们以无上的威权，然后要压迫无产阶级了。为了中国还未到十月革命的时期，因此而不团结散漫的无组织的群众，实际上就等于软化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使资产阶级及将军们的势力加强。——此后在事实上那些将军们自然不消提防在后方『遭苏维埃之浩劫』了！
（四）『为什么不叫工人单纯地加入国民党』（斯大林的问题）？这样做法，是否已经够了呢？将问题这样看，他必是忘记了我们所作和所学的一切。不管他的旗帜是怎样群众化，国民党之为政党，是极上层的组织。在革命的时候，一个人能梦想所有整千整万的工农都能加入政党的组织吗？不能的！这正是苏维埃的重要地方（因为苏维埃就是群众的）。无疑义的是要团结一切群众，因为这些群众未到加入政党之『成年』，几年之后，也不会完全加入政党的。以国民党代表苏维埃这简直是谎谬的诡辩。国民党共有党员三十万人，现在这三十万党员（若不是吹牛）已经四分五裂了，现在才有人（即斯大林等）主张国民党要采用选举制，即领导机关须经党员选举而产生；不用说，这国民党并不经党员之选举的，更不是千百万群众选举的。若以国民党比拟苏维埃，只就这件事实，已经是诡辩已极了。为什么还表示用不着十月革命的主张与计划，用不着苏维埃去敲门呢？并且就是十月革命，也不会把我们由苏维埃中吓跑[注二]
（五）苏维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不是组织不成熟的暴动呢？当然，苏维埃是为组织未来的暴动的。不成熟的暴动，往往易于发生，就在于没有对于群众表示出革命目的之有权威的组织，切实点说，在于没有重要的革命中心。就是因为没有苏维埃的组织，就因为当时缺少阶级斗争的组织，欠缺了苏维埃作指导中心的机关，才能走向一且散乱不成熟的暴动呢。这是常事，凡是革命经验，都是如此教训我们的。
（六）苏维埃要作什么呢？最低限度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工人及帮助工人和兵士有团结的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工业的城市里，某个区域内，第一步就应该将代表无产阶级的赤卫军的兵士代表拉到自己这一方面来。这是保障反对国民党方面以及其它邦那帕主义[注三]与法西斯主义[注四]之最的确，而且是最可靠的方法。还不迅速的组织工兵代表苏维埃，那就等于将兵士放在蒋介石的大炮之下，转过来向工农袭击，作无人道的流血，重演上海遭过的惨剧。
（七）自然，在城市里面，我们绝对不能自己限制自己，不于工人所有的组织外去吸收手工业者，小商人，及一般的群众来反对城市的上层组织。这些群众是必须去吸收的。必如是，工人群众，才能很方便地参加到军队里去。军队里没有工人，那就等于上海的命运，也就是革命的命运，全靠着军阀了。
（八）无论如何不要限制自己的行动在城市里，所以应当愈快愈妙地密布苏维埃的工作，自主要的工业中心，发展到边城去，直到农民协会所在的地方，加紧他们的联系，推广他们的组织，扩张他们的政纲，和工人连接起来。
（九）苏维埃要作什么呢？一切苏维埃的责任，要打倒所有的反动的官僚势力，苏维埃要训练群众，教育群众，了解城市政权和乡村政权应该联成为一片。在乡村里打倒官僚余孽，士豪劣绅等等。……如此苏维埃马上成为土地革命的机关，在中国没有统一以前及在国民会议未开之前，这个问题是刻不容缓的。
（十）一般反动的党代表（国民党当局的）正式的做了军阀的参谋，走狗，接受了军阀的任命，已经是毫无希望了；在第一个条件上，党代表只有建筑在群众地方的机关上，才有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建筑在极上层的无严格组织的国民党上的，也不是建筑在手足受了束缚，甚至于连出日报权都被剥夺了的共产党上的。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形成，乃是建筑在民族的民主革命的德莫克拉西化之基础上，若没有这基础，这军队很容易成为中国军阀地主们手内的工具。
（十一）苏维埃不是空想的，无道理的力量，它是合乎实际工作环境的基本行动。加入苏维埃的一切上层和下层的阶级，要实际上与内外的反动力量作坚决的斗争。离间国民党的领袖们，使他们彼此间斗争，挑拨这个反对那个，以后又拼命合并他们，现在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些都是没有什么效用的玩意儿；将来应该更换以阶级路线，极彻底的革命政策。势力的分化，要有两种趋向：拥护苏维埃，或者反对苏维埃，换句话说，或是预备推动革命到最高阶段；或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妥协。若问题不是如此提出，一切工农民主专政的种种估计都是空的，更谈不到什么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安慰我们自己的一纸空文罢了，因为事实上中国的群众，还是塞在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领导革命的炮口呵！
（十二）凡是反对组织苏维埃的人，必然要说『一切政权归国民党』。这是国民党对共产党所说的话，『要服从我』。它正禁止中共批评孙中山主义，连一张日报都不准出版，而又援引苏联一党专政之例呢。在苏联，一党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专政（不要苏维埃）在实际的，具体的形式，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封闭共产党的口，使群众成为无组织的状态，这就是蒋介石政变了。
（十三）那末要和国民党宣战了吗？不，不，完全不是！问题是在更宽广更深刻的基础上来合作，——建筑在千百万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基础上来合作。自然这种合作，共产党要有无条件的自由，来批评国民党。所谓共产党的批评自由，即是出版及组织的自由权。若在大体上国民党不肃清蒋介石之类的成分，那末我们可有什么革命工作与之合作呢？唯一的策略，最可靠的方法，是要分化国民党，扫清不良份子，加强它的革命性。可以和一部份拥护苏维埃而加入苏维埃的国民党份子相携手；同时实际上这一部份国民党份子也是要真正去接受革命群众的。自然我们和国民党携手，除了公开的注意这个联盟者之外，还要公开地批评他半自觉的后退，错误，不忠于工农的头脑。如此与国民党密切合作之后，我们还要为共产党在苏维埃内及为着苏维埃的影响而斗争。
（十五）组织苏维埃岂不是两重政权吗？一方面是革命政府（若合乎原则的建设，也可以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是苏维埃。是的，这就是两重政权的意思。我们岂不是反对过两重政权吗？我们过去对两重政权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的资格，自己要夺取政权。现今赞成两重政权，是要拥护苏维埃的制度，在有临时政府时代，制止资产阶级的专政之企图。二月革命时期，两重政权的统治，是一种转变的统治，因为两重政权本身，就酝酿了革命动力的。这种政权的统治，是暂时的。由矛盾的二月时两重性的政权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八个月的光景，在中国现在的过渡统治，依各部分不同的环境看，也许还可再长久些。号召组织苏维埃，等于中国引进了两重性的政权，这是必须而且切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打开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式的革命远景。除此之外，说什么专政的阔谈，中国工农绝不会听到的。
（十六）现在注意到将来问题的可能性，由工农民主专政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再进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也是些极端重要的问题，我现在并不来分析，因为现在还未到那个时候。但这种观察是存在着的，因为以后有可能的机会，要成为事实。——这些将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相呼应——这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不能否认，不能躲避的。我们能够这样说，而且必须这样决定。当占领区域被资产阶级的军队把持着，这种前程，在现时的环境之下，不要以为很乐观的，这种根本的生死紧急关头，只有现在改变政权，才能够造成将来的出路和可能。
（十七）中国革命是民族的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革命，这是我们的ABC，但是据我们的政治分析，中国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性的发展，马丁诺夫同志很明确地重复了孟什维克派的旧思想来分析目前的中国革命。
他说『中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还带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坚决地要打倒帝国主义的，不会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在上海与帝国主义携手，惨杀无产阶级，已经明白地答复了马丁诺夫同志的错误，现在用不着我来答复。斯大林同志所以落到马丁诺夫这种观点之下，就是死板地了解革命定义（非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他的结论是：因此所以不需要苏维埃。一种真实的阶级斗争，他以阶级的笼统观念来替代了，我肯定说，因笼统不定而形成的革命主义说是资产阶级的[注五]，这是根本上的矛盾！路线上的错误！列宁从来没有这样教训过！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六日托洛茨基
[注一]这篇文字大概是托洛茨基致联共党中央委员会或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信中专论中国当时之应否立即组织苏维埃，斯大林那时坚决反对提出苏维埃口号，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关于这问题作过一篇演说如下：『现在我们能说俄国从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七月的情形可与目前的中国情形相比吗？不，不能这样说。其所以不能这样说者，不但因为俄国当时正处于无产阶级革命之前，而中国现在则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前，而且又因为时俄国的临时政府是反革命的政府，而目前的汉口政府却是一个革命政府（就这名词的资产阶级民主意义而言）。……工人苏维埃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苏维埃，如果有顺利的条件，能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说，如果有顺利的条件能使资产阶级的政权转变无产阶级专政，那末这样的苏维埃是能够存在并向前发展的。一九○五年列宁格勒与莫斯科的苏维埃，以及一九一八年德国的工人苏维埃，其所以倒台者，不正是因为那时这些顺利条件没有存在吗？如果一九○五年俄国有了像今日中国的左派国民党那样宽广的革命组织，那末当时的俄国很可能就不组织苏维埃了。』（见德文版『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议中国问题』纪录，页六六）这篇演说不久，就被历史驳斥得体无完肤，以致他不敢在任何其它书籍中重印出来。——校者
[注二]按上面二句文义漠糊，谅系误译，待将来找到原文底稿时校正。——校者
[注三]Bonapartism.即拿破仑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这名词常用以指责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时代，一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军人，出来以『全民』或『超阶级』的名义，依靠多数落后群众的支持，实行独裁，表面上也反对资产阶级，而实质上则只对付革命的工人。——校者
[注四]Fascism.这是在独占资本时代，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因客观或主官员因而失败，愤激的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份工人，受大资本利用，转而反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行一种最反动的政制。——校者
[注五]原译稿此句当系误译或误印，因无原文或任何其它本子足以参考，无法校改，大意当系『依据笼统的革命学说而说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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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两种意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六章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两种意见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诽谤和捏造，十分之九是对着作者的。很难想像有更加混乱和恶毒的谎言了。但是，不要弄错，认为雅罗斯拉夫斯基总是这样写的。不，他曾经写过完全不同的东西。词藻是同样的华丽，气味是同样的恶劣，但是意思恰好相反。一九二三年春天，雅罗斯拉夫斯基专文描述作者早期的政治活动。这是一篇喋喋不休的赞颂之辞，使人无法卒读。引用它也要硬着头皮才行。不过还是得这样做。在扮演检查官角色的时候，雅罗斯拉夫斯基特别乐于叫那些因散发列宁遗嘱、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件、以及列宁敢于批评斯大林的其他非法文件而有罪的共产党人，在证人席上面对面地对质。现在让我们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他自己面对面地对质一下。“托洛茨基同志的辉煌的文学——政论活动（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一九二三年是这样写的）使他博得了传遍世界的‘小册子大王’的名声。英国作家萧伯纳这样描写他。凡是注意到他在四分之一世纪过程中的活动的人，无不深信他这种政论家和辩论家的天才，是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里特别灿烂地发展、成长和成熟起来的。但是即使在他活动的早期，我们也已经可以看到一种最深刻的天赋。处在沙皇检查制度的严密钳制之下，每一个希望逃脱这种钳制并使自己高出一般水平的人的大胆的思想和大胆的形式都不免被检查制度所损毁，尽管如此，可是托洛茨基那时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却仍然浸透着灵感，它们都具有形象，具有色彩。正在成熟的地下力量是这样的伟大，正在觉醒的人民的心脏的跳动是这样强烈地被感受着，正在发展的矛盾是这样的尖锐，以致世界上一切检查制度都不能扑灭像当时列·达·托洛茨基那样光辉的人物所具有的创造力。“大概许多人都已经看见过流传很广的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像片，那时他第一次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看那一头怒发冲冠的头发，看那富有特点的嘴唇和高高的前额。在那一头的头发之下，在那高高的前额之下，一条不平静的想像、思想、情绪之流甚至那时已经在沸腾着了——有时这条激流使托洛茨基同志稍微游离历史的大路，有时使他走了一条太长的弯路，或者，从另一方面说，使他大胆地采取了一条不应该走的捷径。但是在所有这些探索的行动里，我们看到一个高度忠献的革命者，天生的先锋角色，用他那久炼成钢、屈伸自如的锋利辩才扫荡着敌人，用他的一支笔洒布着（!）他的思想的财富，像精美的珍珠一样。”接下去是：“我们手头的这些文章包括两年多的时间——从一九〇〇年十月十五日到一九〇二年九月十二日。那时西伯利亚的同志们高兴地读着这些才气焕发的文章，难耐地等待着它们的出现。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作者是谁，而那些知道他的人当时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最革命的军队和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的一个公认的领袖。”结尾是：“他反对散漫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唔！)，托洛茨基同志以后证实了他的反对是有理由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证实了这一点，和伟大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革命无产阶级肩并肩地证实了这一点。这是需要伟大的力量的。西伯利亚的村庄没有消磨掉他的这些力量，反而使他确信，必须从根本上大刀阔斧地打碎那个有可能发生他所描写的事实的结构。”[29]虽然在他最近的那些估价中，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大弯，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一方面他仍然称毫未变，这就是：无论在诽谤上或者在赞颂上，他同样地令人难耐。[29]《西伯利亚的火花》，第一号和第二号，一九二三年一月和四月。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五章“遗失的”文件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五章“遗失的”文件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在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问题上，党的领导人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我们是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呢，还是一个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的政府？）十一月十四日，列宁在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说到了这个问题。中央委员会一九一七年会议记录已经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时出版了。十一月十四日会议记录原来是包含在内的。目录初校样中标明有这个记录。但是以后，遵照上面的命令，十一月十四日把记录删掉了，并且向党隐瞒起来了。这样做的原因是容易了解的。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列宁向委员会说了下面的话：“关于联合政府问题，我甚至无法严肃地来谈这样一个问题。很久以前托洛茨基说，联合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懂得这个问题，而从那时以来，还一直没有比他更优秀的布尔什维克。”[24]这个讲话以口号结束：“绝不妥协！一个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他们告诉我们，删掉这个记录的命令是从党史局来的，命令上的解释是，列宁的这个讲话的记录“显然”错误。当然，列宁的讲话不会符合现在正在编造的十月革命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这同一个会议记录表明，当纪律被用来掩盖明显的机会主义政策的时候，列宁如何对待纪律问题。在费尼格斯坦同志讲话以后，列宁宣称：“假使你们要分裂，就干吧。假使你们取得了多数，就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拿去，并且保持下去。我们就到水兵中去。”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勇敢的、坚决的、不调和的态度，列宁拯救了党免于分裂。铁的纪律，是的，但是要以革命政策为基础。列宁在四月四日说道（这是在一个党的会议上；斯大林向党隐瞒了这个会议记录）：“甚至我们布尔什维克也对临时政府表示信任了。这只能用革命中升起了一股毒气来解释。这是社会主义的末日。同志们，你们对政府抱信任态度。假使是这样的话，我们不能在一起工作。”他继续说：“我听说现在在俄国流行联合，即同护国派联合的思想。这是背叛社会主义。我觉得宁可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像李卜克内西那样——一个对一百一十个。”为什么列宁把这件事说得这样激烈——一个对一百一十个呢？因为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会议中，半妥协的倾向是很强的。斯大林在那次会议上支持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所提出的决议案：“支持临时政府的各种活动，只要它在正在进行的革命中，采取满足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民的要求的路线。”更有甚者，斯大林赞成和策烈铁里[25]联合。这里是一段会议记录的准确摘录：“日程：策烈铁里要求联合的建议。“斯大林：我们应该去。必须说明我们对联合条件的建议。可以按照齐美瓦尔德——昆塔尔[26]的条件，进行联合。”某些与会者认为这样一个联合，是不是派别太复杂了，斯大林对于这个反对意见回答说：“不必跑得太远和预料分歧。没有分歧的党内生活是不存在的。我们将在党内克服这些不足道的分歧。”同策烈铁里之间的分歧，斯大林认为是不足道的。在同策烈铁里的追随者的关系上，斯大林是主张放宽民主的。他说：“没有分歧的党内生活是不存在的。”党史局的领导同志们，现在允许我问你们：为什么我党一九一七年三月会议的记录至今未见天日？你们普遍散发各种问题的无数图表。你们搜集各种常常是最没有意义的琐事。可是你们为什么继续隐藏对于我们党的历史有着不朽意义的三月会议记录？这个记录暴露出党内占支配地位的分子在列宁回国前后的情况。我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里曾经一再问道：为什么党史局向党隐瞒意义如此重大的文件？你们是知道这个文件的。它是在你们的掌握中。你们不发表这个文件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无情地反映了斯大林在三月底和四月初——这就是说，斯大林试图独立地制定政策的时期——的政治路线。列宁在这同一个四月四日会议讲话中说道：“《真理报》要求政府放弃兼并。这是废话！……绝大的讽刺。”[27]这个讲话没有加以整理。这里有一处遗漏的地方。但是讲话的一般思想和总的方向是绝对清楚的。当时《真理报》的编辑之一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半护国主义的文章，和在“只要”等等说法下支持临时政府的文章。斯大林有保留地对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的告人民书表示欢迎，告人民书是虚伪的、社会护国主义的文件，它在列宁那里引起的只是愤怒。党史局的同志们，这就是你们所以不发表我党一九一七年三月会议记录而向党隐瞒这个记录的原因，这就是你们所以如此做的唯一原因。我在前面引用了列宁在彼得堡委员会十一月十四日会议上的讲话。哪里发表了这个记录呢？哪里也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们禁止。刚刚出版了一本第一个合法的彼得堡委员会的一九一七年文件汇编。十一月十四日会议记录原来是包括在这个汇编里的，并且是在最初排印的目录中标明了的。但是以后，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个记录在党史局的命令之下被从这本书中抽掉了，命令中有这样一个出色的解释，说是列宁的这个讲话“显然”是被秘书在记录中曲解了。“显然的”曲解何在呢？它就在于：列宁的讲话无情地驳斥了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目前这个历史学派关于托洛茨基的捏造。每一个知道列宁讲演风格的人都将毫不犹疑地承认那句归为列宁说的话的真实性。在列宁关于妥协的那些话的后面，在列宁威胁说“我们要到水兵中去”这样的话的后面，你感觉到在那些日子里的一个活生生的列宁。你们不让他和党见面。为什么？因为他的那句关于托洛茨基的评论。仅仅如此。你们隐瞒一九一七年三月会议的记录，因为它不利于斯大林。你们隐瞒了十一月十四日会议的记录，因为它妨碍你们为反对托洛茨基而进行的伪造工作。[28][24]这个声明由于下面的事实而具有特别的意义：恰好在这时，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同他自己的五个追随者斗争，其中包括李可夫，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他们因为列宁拒绝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组成联合政府而退出了中央委员会，李可夫并且辞退了政府的职位。列宁公开谴责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有关托洛茨基的声明——“从那时以来还一直没有比他更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就带有了对他的追随者正式通报的性质。——英译者注。[25]策烈铁里是孟什维克的领袖，以后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首脑，现在是第二国际的执行委员。——英译者注。[26]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瑞士齐美瓦尔德村召集了国际主义者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当时有左中右三派，左派以列宁为首。一九一六年在瑞士昆塔尔村召集了国际主义者第二次国际代表会议。昆塔尔宣言是根据代表会议上互相斗争的各集团妥协的结果而拟定的，较齐美瓦尔德宣言前进了一步。——中译者注。[27]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2、38页。——中译者注。[28]允许我提到一件关于李可夫同志的偶然事件的插话。许多人对下面这件事感到惊奇：在列宁研究院的记录里发表了一篇列宁的文章，其中有几句提到李可夫的很不愉快的话，列宁是这样写的：“孟什维克执政派的机关报《工人报》，正在竭力攻击我们，因为警察在一九一一年逮捕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嫌疑犯李可夫，以便在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前夕进行“自由”活动（《工人报》对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们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因此，列宁在一九一一年是把李可夫算在非党的布尔什维克里面的。这些话现在怎么会见了天日呢？本来现在是只从列宁著作里引用责难反对派的话的。涉及目前多数派的代表们，是只准引用赞美的话（假使有的话）的。但是上述的字句怎么会发表的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件事作了完全相同的解释：斯大林的历史学家认为必须（太快了！太快了！）对李可夫完全客观。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四章我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四章我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关于我参加十月革命的情形，你们在《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的注释里可以读到下面的一段话：“在彼得堡苏维埃的多数转入布尔什维克手中以后，托洛茨基被选为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他在这个地位上组织和领导了十月二十五日的起义。”[19]这里有多少是真实的，多少是虚假的，让党史局——假使不是现在这个党史局，那么就让将来某个党史局决定吧。前些时候斯大林同志绝对否认上面那段话，他这样说：“但是必须说，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没有起而且不可能起任何特殊作用，他当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只是执行了领导他的每一个行动的相应的党机关的意志。”[20]下面接着说：“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我们党内比较后起的人物，他无论在党内或在十月起义中都没有而且不可能起什么特殊作用。”在提出这些证言的时候，斯大林忘记了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所说的话；这就是说，正当革命一周年的时候，那时事实和事件在一切人的心中记忆犹新。甚至在那时，斯大林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他如此规模宏伟地进行的反对我的活动。但是那时他不得不比现在小心和隐蔽地进行。下面是他那时写在《真理报》[21]上的东西，题目是：《党最杰出的领袖们的作用》：“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确定地说，党应该把卫戍部队迅速转到苏维埃方面，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的出色执行，这些功劳主要地和首先归于托洛茨基同志。”这些话今天听来绝对不会有人相信是从斯大林嘴里说出的，这些话绝不是为了赞扬而作的夸大——相反，斯大林当时的目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不想谈那方面。很久以前就有人说过：诚实人有这个好处，他即使记性不好，但从来不会自相矛盾。一个不忠诚、无原则和不正直的人，必须经常记住他过去说了些什么，以免使自己丢脸。斯大林同志在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帮助下，正在试图编造关于十月起义的组织工作的新历史，他们以这个事实为基础：党建立了一个“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的实际中心”，似乎，托洛茨基不是这个中心的成员。列宁呢，也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单单这个事实就表明，这个委员会只有从属机构的作用，它没有发挥任何独立的作用。现在编造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故事的唯一原因是，斯大林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它的全体成员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乌里茨基。”[22]不管挖掘垃圾是多么不愉快，但作为当时事件的直接参加者和目睹者，我必须提出下述的证言：列宁的作用当然不需要再有任何证明。斯维尔德洛夫我是常见面的，并且我常常征询他的意见和向他要人来帮助我。加米涅夫同志，众所周知，他当时持有特殊的立场，这种立场的错误[23]，他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承认了，不管怎样，他积极地参与了革命中的大事件。我和加米涅夫一起在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总部里，度过从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这个决定性的夜晚，我们用电话回答问题和发出命令。我愿意尽力搜索记忆，但是我仍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在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斯大林的作用究竟是些什么？我从来没有征询他的意见，需要他的合作。他从来没有表现过最起码的主动。他从来没有提出过独立的建议。这个事实不是任何新型“马克思主义历史家”所能改变的。一点补充如上所说，斯大林和雅罗斯拉夫斯基最近几个月以来费了很大力气证明，领导整个起义过程的，是党所建立的包括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布勃诺夫，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的组织工作中心。斯大林尽其一切可能地强调托洛茨基不是那个中心的成员这个事实。但是可惜，由于斯大林的历史学家的粗心，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这就是说，在我写了这封信以后）的《真理报》上，出现了中央委员会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到二十九日会议记录的准确摘录。“中央委员会以下述成员组成一个军事革命中心：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布勃诺夫，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这个中心是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就是彼得格勒市苏维埃所建立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任何其他的领导起义的苏维埃机构是不存在的。因此，中央委员会所指定的这五位同志是作为补充人员而参加到托洛茨基担任主席的这个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者中间的，因此托洛茨基就没有必要参加到他已经担任主席的一个组织的工作者中间。总而言之，在历史已经完成之后，要修改它是多么困难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在布列斯特写了一本十月革命简史。这本书用各种文字出了很多版。没有人告诉我其中有重大的遗漏——即：书中没有指出起义的主要领导机构“军事革命中心”，这个机构的成员有斯大林和布勃诺夫。如果我对十月历史的记忆这么糟，为什么过去没有人纠正我呢？为什么在革命最初的几年里，在所有的党校里都一点没有事地读着我的书呢？甚至在一九二二年，党的组织局似乎还认为我相当知道十月革命的历史。下面是关于这一点的微小然而雄辩的证据：“第14302号1922年5月24日莫斯科“致托洛茨基同志：“中央委员会组织局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会议第十二号记录的摘录。“委托雅科夫列夫同志于十月一日前，在托洛茨基同志主编下，编成一部十月革命历史教科书。第二宣传部书记签字。”这是一九二二年五月的事。我的关于十月革命的书和关于一九O五年的书在那时以前已出过许多版了，组织局是很了解的——而组织局那个时期的首脑早已就是斯大林了。但是组织局却仍然认为必须由我来担任编写十月革命历史教科书的工作。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只是在列宁永远闭上了眼睛以后，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才对“托洛茨基主义”睁开了眼睛。[19]第482页。[20]《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文版第284、285页。——中译者注。[21]第二百四十一号。[22]参看《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文版第284页。——中译者注。[23]这个温和的暗示所指的事实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夺取政权的行动，他们和孟什维克进行协商来反对这件事，并且在非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发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号召起义的秘密决议。列宁在一封长信里骂他们是“叛徒”，“逃兵”，“工贼”等等。这封长信载在我的《列宁逝世以后》一书中。季诺维也夫以后曾声称，他平生两个最大的错误是一九一七年反对列宁和一九二四年反对托洛茨基。他说：“我现在要和托洛茨基长期合作。”这话是在两年以前说的，而他现在又一次地叛变了，正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写“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章。——英译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三章一九一七年五月到十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三章一九一七年五月到十月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六月和七月间所发布的一系列文件，不是我执笔写的就是我参加定稿的。属于这一系列的文章，例如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关于在前线实行进攻的议案的声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七月示威的日子里拾执行委员会的信，等等。我已经发现了很大一批我所写的，或者是我参加撰写的布尔什维克在这个时期的决议。我当时在一切会议上讲括，都是以布尔什维克身分出现，这是所有的同志所熟知的。不久以前有一位新型的“马克思历史家”企图发现我和列宁在七月起义问题上的分歧。[14]每一个人都企图出一分力，而希望收回一百倍的报偿。即使去驳斥这些捏造，你也必须克制住一种要呕吐的感觉。我不引用回忆录。我限于引证文件。在我当时对临时政府所作的声明中，我写道：“（一）我同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站在一个基本立场上，并且我在我的《前进报》上和一般地说在我所有的讲话中，说明了这个立场。……（二）我所以没有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和不属于布尔什维克组织，并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分歧，而是由于我们党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现在已经完全失掉了意义。”[15]关于七月起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主席团召开了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邀请我去提出他们关于新形势问题和党的问题的声明。这是在我和党正式联合以前的事情，而尽管实际上——举例来说，斯大林当时就在彼得格勒。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家们”那时还不存在，集会的布尔什维克们一致通过了我的声明中关于七月起义和党的问题的根本观点。关于这一点是有出版物可以作证的，特别是在恩·伊·姆拉列夫的回忆录里面。众所周知，当问题是在艰苦条件下的思想态度和政治行为的问题时，列宁对人是不会犯因为仁慈而信任的毛病的，尤其是对那些以前一直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以外的革命者，这样的仁慈更加和他格格不入了。是七月起义这件事把过去的界线的残余清除了。在他关于参加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候选人名单的信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我俩不能允许这么多的候选人从最近才参加我们党的经验很少的人们（比如尤·拉林）中间产生。我们必须特别加以重新考虑和修改这个名单……“不言而喻……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候选人资格，例如，像列·达·托洛茨基的候选人资格，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从回国的那天就立刻站在国际主义者的立场上；第二，他在区联派中为同布尔什维克合并而斗争；第三，在七月的困难日子里，他以卓越的工作表明自己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捍卫者。显然，对于出现在名单上的多数新党员是不能这样说的。”[16]我们同“预备国会”的关系问题是在列宁不在场的情况下决定的。我当时成了作为那些主张抵制预备国会的布尔什维克的发言人。如所周知，参加民主会议[17]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中的多数投票反对抵制。列宁坚决支持少数。下面是他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一些东西：“应当抵制预备国会。应当抛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到工会中去，到群众中去。应当号召他们进行斗争。应当给他俩提出正确鲜明的口号：驱逐克伦斯基这个拿破仑主义者的匪帮和解散他伪造的预备国会，解散这种策烈铁里——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还不肯接受我们提出的把政权和平地转交拾苏维埃的妥协办法（当时我们在苏维埃中还没有占多数），他们又滚到卑鄙无耻地勾结立宪民主党人的泥坑里去了。打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毫不留情地把他们从一切革命组织中赶出去。不要同这些基什金的朋友、科尔尼洛夫的地主和资本家的朋友进行任何谈判和会议。”“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托洛茨基赞成抵制了。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在参加民主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中，抵制的主张失败了。抵制万岁！”[18][14]一次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反对临时政府的自发起义。这次起义并不是布尔什维克所发起和希望的，但当起义已经发生的时候，竟决定站在这个运动面前领导它。由于群众没有准备夺取政权，所以这次运动就在两三天内很快就减弱和消退了。所有的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报纸都指责布尔什维克组织了这次起义，并且对布尔什维克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列宁躲藏起来。托洛茨基继续活动了一个短时期，而在七月二十三日被捕，一直被监禁到九月四日。——英译者注。[15]《文集》第三卷，第一部分，第165—166页。（指托洛茨基本人的文集。——中译者注）[16]《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合法的彼得堡委员会》，《列宁格勒党史》第305—306页。[17]民主会议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召集各种合作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代表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四日举行的一个会议。他们的目的是寻求一些新的方法来支持临时政府，当时临时政府的权利已经日益转到苏维埃手中，而苏维埃正在日益趋向布尔什维克。民主会议力图建立一个所谓预备国会或者共和国苏维埃的新机构，设想由它来控制政府。那些以托洛茨基和列宁为首的、有意识地进行以革命夺取政权的活动的布尔什维克，自然反对民主会议和预备国会。那些日后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人，热别是加米涅夫和李可夫，他们赞成这个支持临时政府的计划。列宁那时处于“地下”，他每天向党发出措辞强硬的信件，坚持采取准备夺取政权的进攻政策。列宁在他支持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的“上层分子”中，显然存在着动摇的倾向，这种动摇可能会招致灭亡，因为斗争还在继续发展中……在我们党的“议会”上层分子中间，最高级是有问题的。”（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41页。——中译者注）看来很有趣，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和《真理会》编辑对待列宁的样子很像以后他们对待托洛茨基的样子。列宁在九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写道：“鉴于中央委员会对于我从民主会议一开始就对这个问题所坚持的主张竟然搁置不答，以及中央委员会删去我的文章中对于像参加预备国会的可耻决定，像把苏维埃主席团中的席位献给孟什维克，等等等等，这一类严重错误所作的指责，因此我不能不从这里面看出一个“有礼貌的”暗示：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要我封住嘴的一个有礼貌的暗示，而且甚至是要我退出的一个建议。”“对我来说已有必要请求批准退出中央委员会，我的确这样请求，同时我要保留我在党的下层和在党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权利。”因为那时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还没有垄断报刊，也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帮助，所以列宁的信到了全党的面前，而情况很快就改变了。在布尔什维克团十月七日的会议上，托洛茨基又一次发言主张抵制，加米涅夫反对，经过激烈的辩论以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获得通过。——英译者注[18]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40页。——中译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二章拉斯科里尼科夫的两种意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二章拉斯科里尼科夫的两种意见为了要把我在一九一七年的路线同列宁的路线对比，拉斯科里尼科夫[7]同志最近涂抹了不少纸张。他所写的这些东西和目前时期的其他捏造毫无区别，因此不必从其中引证什么例子。只要摘录这同一个拉斯科里尼科夫在早些时候所写关于一九一七年那个时期的某些话就够了。“过去战前时期的分歧的余响已经完全消失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策略路线已没有任何区别。战争期间已经出现的那个合并问题，从托洛茨基一回到俄国，就完全地、确定地实现了。从他第一次的讲演里，所有我们这些老列宁主义者都感到他是我们的人。”[8]这些话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或者反驳什么而写的，而仅仅是按照事实叙述当时情形。以后拉斯科里尼科夫表明，他也懂得怎样不按照事实叙述当时情形。在党史局的机关报上重新发表他的文章时，拉斯科里尼科夫小心地删掉了当时的事实，而代之以当时不存在的情况。也许不值得总是谈拉斯科里尼科夫同志，可是他的例子很鲜明。他在评论我的文集第三卷时问道：“那么托洛茨基本人在一九一七年的立场是什么呢？”他答道：“托洛茨基同志仍然认为自己是同孟什维克们——策烈铁里和斯科别列夫同一伙人中的一员。”下面是：“托洛茨基同志还没有澄清他对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态度。当时托洛茨基同志仍然居于动摇不定的骑墙立场。”[9]我们将怎样把这些厚颜无耻的断言和上面摘录的这同一个拉斯科里尼科夫所说的话一一“过去战前时期的分歧的余响已经完全消失了”——调和起来呢？如果托洛茨基还没有确定他对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态度，怎么会“所有我们这些老列宁主义者都感到他是我们的人”呢？但是还不仅如此。在这同一个拉斯科里尼科夫写的题目叫作《七月的日子》[10]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列夫·达维多维奇[11]当时不是我们党的正式一员，但是事实上他从美国回到国内那天起，就一直在我们党内工作。不管怎样，他在苏维埃里第一次发表演说以后，立刻就被我们全体看作是我们党的领袖之一。”这看来似乎很清楚，似乎不可能加以曲解了。但是放心好了。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邪恶一天当就够了。[12]我们今天的“邪恶”是如此地巨大——这种邪恶是在官方的指挥和命令下系统地加以组织和强化的。拉斯科里尼科夫的行为不仅代表他个人的特点，而且代表我们目前整个领导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特点，为了充分表现这种行为的美妙，我不得不从拉斯科里尼科夫的《克伦斯基的监狱》这篇文章中摘引较长的一段。下面是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话：“托洛茨基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态度是一种非常尊敬的态度。他把列宁看得高于一切他在俄国或者国外遇到过的同代人。在托洛茨基谈到列宁时所用的语气里，你可以感到一个学生的忠诚。那时，列宁已经为无产阶级事业工作了三十年，托洛茨基是二十年。过去战前时期的分歧的余响已经完全消失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策略路线已没有任何区别。在战争期间已经出现的那个合并问题，从托洛茨基一回到俄国，就完全地、确定地实现了。从他第一次的讲演里，所有我们这些老列宁主义者都感到他是我们的人。”[13]必须作些补充，拉斯科里尼科夫在一九一七年夏季的月份里常常在工作过程中和我相会。他开车带我到喀琅施塔得去，他常找我商量事情，常和我在监狱里作长时间谈话，等等，等等。所以他的回忆之作是极有价值的证言，而他以后的“修改”，不折不扣地是一个捏造者在命令之下完成任务的作品。[7]拉斯科理尼科夫在一九一七年时是一个海军军官，作为咯琅施塔得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曾参加推翻临时政府，他现在共产国际工作。[8]《克伦斯基的监狱》，载《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二三年第十号，第二十二号，第150—152页。[9]《红色处女地》，第七和第八号，第395—401页。[10]《无产阶级革命》，一九二三年第五百十七号，第71—72页。[11]列夫·达维多维奇是托洛茨基的教名和父名。——中译者注。[12]语出《圣经》《马太福音》篇。——中译者注。[13]当然，拉斯科理尼科夫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关系的这个证言并没有阻止他引用《托洛茨基给齐赫泽的信》，来教育青年党员。（齐赫泽是孟什维克的一个领袖，一九一二年当他正和列宁争论激烈的时候，托洛茨基写给他一封信，信中用极端的语言攻击列宁。——英译者注）在我们撇开拉斯科理尼科夫以前，让我们听一听他在其回忆文中怎样描述调查员宣读厄马连科关于德国黄金等事的证言时的情形：“在宣读证言的过程中，我们时时加以讽刺的评论，但是当调查员的没有感情的声音念到对我们来说是如此亲爱的列宁同志的名字时，托洛茨基不能控制自己了。他用拳头敲桌子，挺身站起来，愤怒地宣称，他拒绝听这个充满恶毒谎话的证言。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在这个不加遮掩的捏造面前抑制自己的愤怒，我们全都热烈地支持托洛茨基同志。”在“不加遮掩的捏造”面前，愤怒是一种完全可理解的感情。且撇开拉斯科理尼科夫本人那些浅薄的捏造（没有遮掩得很好），让我问他：对于最近按照厄马连科式样捏造的佛兰格尔军官和反革命阴谋案，刚从斯大林学校毕业的今天的拉斯科理尼科夫抱什么态度呢？（厄马连科是沙皇密探，他伪造文件证明列宁和托洛茨基同德国总参谋部之间有联系。这些文件在美国被称作“席松文件”。上面所描写的调查是由临时政府所任命的一个委员会来进行的。最后一段是暗示斯大林完全按照沙皇政府的方式，使用一个密探来证明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反对派和活动在俄国的白卫分子之间有联系。请参阅《序言》后面的《原编者说明》。——英译者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一章战争和我的到达彼得格勒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第一章战争和我的到达彼得格勒[1]我从加拿大的监狱出来到达彼得格勒，是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初，正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参加联合政府的第二天。你局机关报像其他许多的出版物一样，近来尽力把我在战争期间的活动描写为接近“社会爱国主义”[2]。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忘记”了有一本题目叫作《战争与革命》的我在战争期间所写的东西的结集，这本书当列宁在世期间印过许多版，曾经是党校的学习文件，还被译成外文列入共产国际的出版物中。你们力图在我在战争期间的路线这个问题上欺骗青年一代，尽管众所周知，由于我进行革命国际主义的反战斗争，早在一九一四年我就在德国被通缉。这是因为我的德文著作《战争和国际》。我在法国被驱逐出境，因为我在那里和共产党的未来建党人共同工作。我在西班牙被逮捕，因为我在那里和未来的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我从西班牙被移送到美国，我在纽约继续进行国际主义者的革命工作，和布尔什维克们一起参加编《新世界》报，我并且在这个报上对二月革命第一阶段作出了列宁主义的估计。在从美国回俄国的途中，我被英国当局从轮船上抓下来，送进加拿大的一个集中营，在那里和六、七百个德国水手一起生活了一个月；这些水手后来都投身于李卜克内西和列宁的阵营。（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后参加过德国内战，现在还给我来信。）关于一封谈到我在加拿大被捕原因的英国电报，列宁的《真理报》写道：“编者按：英国大使收到的这封电报说，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前主席，献身革命事业几十年的革命家——同德国政府所津贴的一项计划有联系，这怎么能使人相信呢，哪怕是一分钟？这分明是对一个革命家惊人和无耻地诽谤。”[3]在目前这个对反对派进行卑鄙诽谤——本质上和一九一七年时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没有区别——的时期，这些话听起来是多么新鲜。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的注释里，你们可以读到如下的话：“从帝国主义战争开始的时候起，〔托洛茨基〕就采取了彻底的国际主义者的立场。”[4]这样的评语，以及更明确的评语，可以举出无数来。关于我的《战争与革命》一书，俄国和外国的党报上曾经有几百篇文章指出，从我在战争期间的全部工作来考虑，人们必须承认和了解，我和列宁的分歧是次要的，而我的根本路线是革命的，它使我继续接近布尔什维主义——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我在这里不屑去挖掘我目前的指责者们的政治历史——尤其是他们在战争期间的活动。他们现在孤立地援引列宁在同我论战中使用的一些尖锐辞句作为他们论证的基础，其中有些话还是列宁在战争期间说的。列宁从来不能容忍发表意见半吞半吐或含混不清。当一个政治思想在他看来是不完全或者含混，他就给予痛击；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在特定时间内的政治攻击是一回事，对一个人的政治路线的全面估价又是另一回事。在一九一八年或者一九一九年的时候，在美国有某一个F·同志出版了一本包括列宁和我在战争期间所写的文章的集子，其中有我的关于那时正在辩论的欧洲联邦问题的文章。列宁对这件事反应如何呢？他写道：“美国的F·同志做得完全对，他出版了一厚册包括托洛茨基和我的一系列文章的书，这样就提供了一幅俄国革命历史的轮廓。”[5]在我们这一批人到达彼得格勒的时候，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费多罗夫同志在芬兰车站欢迎我们，他在欢迎词中讲到革命的更高阶段、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这样一些问题。我在答词中完全同意他关于革命前途的说法。以后费多罗夫告诉我，他的讲话中的基本观点是在列宁的同意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列宁的指导下确定的。不言而喻，列宁认为这些观点对于我俩合作的可能性是有决定意义的。我从加拿大回国以后没有立即加入布尔什维克组织。为什么？因为有分歧吗？你们现在正力图根据这个事实来捏造分歧。凡是一九一七年时身居布尔什维克中央核心组织的人都知道，当时从第一天起，就从来没有一点我同列宁之间存在任何分歧的迹象。在我抵达彼得格勒——或者不如说芬兰车站的时侯，我从被派来迎接我们的同志那里得知，在彼得格勒有一个革命国际主义者的组织（所谓“区联派”[6]），这个组织正在考虑同布尔什维克合并的问题，并且这个组织的某些领导人员把这个问题推迟到我到达以后再作决定。区联派组织中大约包含三千名彼得格勒工人，它的领导人员中有岛里茨基，阿·阿·越飞，卢那察尔斯基，尤尔涅夫，加拉罕，弗拉基米洛夫，曼努伊里斯基，波泽尔恩，里特文斯等人。关于区联派的性质，《列宁文集》第十四卷里有这样的说明：“在战争问题上，区联派采取国际主义的立场，在策略上，他们是接近布尔什维克的。”我在回国后的最初几天，就首先向加米涅夫同志，以后当着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真理报》的编辑说，鉴于不存在任何分歧，我已经准备好即时加入布尔什维克，但是关于尽快吸收区联派组织入党的问题还需要作决定。我记得，当时在场的某人问我认为合并应该如何进行（区联派的什么人应该进《真理报》编辑部，什么人应该进中央委员会等等）。我回答道，对我来说，既然不存在任何分歧，这个问题就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重要性。在区联派的领导人员中，有些人企图推迟这次合并，提出这个或那个条件等等。在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和区联派之间曾经积累了一些老的意见和缺乏信任等等，这是在这类关系中所常有的。使我们的合并推迟的原因仅仅是这些，而不是其他。[1]我给这封信里的各章加上了题目，同时还给托洛茨基正文主要部分的某些地方加了脚注。——英译者注[2]社会爱国主义是布尔什维克给那些放弃国际主义和对阶级斗争的忠诚、在战时和战后支持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所加的污辱性名字。——英译者注[3]《真理报》，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4]第482页。[5]《列宁文集》第十七卷第66页。我不想触及我现在的指责者中的多数人在二月革命开始时的行为。关于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之流，关于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还有其他许多许多人，人们可以想起不少有趣的事情。我限制自己只关于麦里尼昌斯基说几句话，他曾经企图在报纸上对于我一九一七年在纽约时的态度提出虚假的见证。每一个在美国的人都知道麦里尼昌斯基是一个孟什维克。在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社会爱国主义和中派主义斗争时，麦里尼昌斯基置身事外。他逃避所有这样的问题。他在加拿大集中营里也是这样，他（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是偶然同我和丘德诺夫斯基一起到那里去的。丘德诺夫斯基和我制定我们将来的工作计划时，并没有告诉麦里尼昌斯基。但是既然我们你挨我我挨你地住在一个营房里，丘德诺夫斯基和我决定向麦里尼昌斯基提出一个明白的问题：他在俄国将同谁合作，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必须为麦里尼昌斯基说句公道话，他当时回答说：“同布尔什维克。”仅仅在这以后，丘德诺夫斯基和我才开始把他作为同志那样同他交谈。请读一下麦里尼昌斯基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七年所写的东西，凡是在美国认识他的人，都只能对之发笑。但是何必回溯到美国呢？你只须听听麦里尼昌斯基的任何讲演，就可以认识这位保持饭碗的机会主义者了，柏塞尔主义对他比列宁主义要接近得多。（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现在是《消息报》的编辑。一九一七年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号召俄国工人停止战争并且成立自己的政府的时候，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则鼓励工人认购克伦斯基的“自由公债”。雅罗斯拉夫斯基是斯大林的御用文人。他在二月革命以后也是主张支持临时政府的。麦里尼昌斯基现在是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主席。关于丘德诺夫斯基，不详。——英译者注）[6]原名是“统一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区联组织，是由一些脱离布尔什维克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在彼得格勒组成的。这个集团产生于一九一三年，长期以来采取中派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区联派相当靠近布尔什维克，并有时和布尔什维克团结一致。在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区联派提出声明，说他们在各方面都同意布尔什维克，并请求接收他们入党。——中译者注回目录下一篇 |
艾森贝格的便条和托洛茨基的批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注释）（1927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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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贝格的便条和托洛茨基的批语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注释）（1927年1月1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74
列·达·：
请审阅随函附上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注释，这一条注释对于第21卷《过渡时期的文化》来说是很重要的。
艾森贝格[1]
1927年1月13日
如果说列宁有时使用“无产阶级文化”这一说法，而有时又弃之不用，那么这里应当寻找的不是实质上的矛盾，而只是在不同时间对术语的不同使用。当然，在工人阶级争取掌握过去的文化成果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时候，可以把过渡的文化时期称作无产阶级文化时期，尽管没有一个人提议将过渡经济称作无产阶级经济，而经济是文化的基础。然而这已经是纯粹术语上的争论了。托洛茨基同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当然不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文化建设的巨大意义，而只是要首先否定：（1）对文化建设问题的片面的小圈子态度和（2）错误的历史前景，根据这种前景认为在资产阶级文化时代之后将是无产阶级文化时代。
应当结合第5页所讲的内容对这一思想作某种形式的发挥，否则读者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列宁在一种场合下使用“无产阶级文化”的说法，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又弃之不用。
在整个注释的结尾：
很难想象还有比瓦普分子在这里给自己提供的贫乏证明更有说服力了。上面我们从托洛茨基同志的讲话中摘引了一段文字，他在那里向岗位派的分子解释说，他们根本想象不出农民和所有非无产阶级成分通过什么样的经济和文化途径才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现在，瓦普分子在部分地吸取了这一经验教训之后，把自已过去的不理解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
列·托洛茨基
[1]“红色教授”，我的全集的编辑之一。——托洛茨基注 |
关于《列·托洛茨基全集》第14卷第1册前言（托洛茨基，1927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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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列·托洛茨基全集》第14卷第1册前言
托洛茨基（1927年1月8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73
致埃利钦和巴甫洛夫同志
1．应当加上进军华沙的年份和月份。
2．第2页倒数第2段说：“从该书的最后两篇……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这里说的太不明确。我手头没有这卷书，但这里应当说得具体一些，倒数第2篇究竟为何而写。
※※※
在注释中必须指出前言中提到的下面一点，即提到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提纲的地方。虽然我的提纲被一致通过，但却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此外，还作了妥协性的修改，因而使提纲大为逊色。佩佩尔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扩大全会上由于疏忽而提到我采纳了他的修改意见一事。我记得，在我的初稿中极其肯定地预见到了局势向好的方面的转折，并得出了必须策略地利用这一转折的结论。佩佩尔及其一伙先是坚决地否定了这种可能性，而后又同意作有条件的表述：说什么如果出现向好的方面的转折，那么就怎样等等。我好像记得，这一条就这样在被磨去棱角后大为逊色地列入了提纲。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瓦尔加[1]同志在某些会上公开讲过这一点，极有可能是在“计划工作者”俱乐部作的报告中（或是在结束语中）。必须还这一事件以本来面目，并在注释中指出，佩佩尔的修改使提纲大为逊色，只是作为向左派的让步，加上由于委员会核心的动摇不定，才接受了他的修改。佩佩尔打着拉福莱特的旗号从美国回来后，在同我谈话时承认了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错误。在最近的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他却企图重新评价他的错误，几乎把他的错误说成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胜利。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月8日
[1]瓦尔加，叶·萨·（1879—1964）——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生于布达佩斯，先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9年先后任匈牙利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0年移居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成为俄共（布）党员。此后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 |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托洛茨基，1927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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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托洛茨基（1927年1月6日）
未发出
说明：左上角有托洛茨基的附笔：“草稿看来是我写的”。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71
1927年1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即使在我们的中央机关报近来风气不正常的情况下仍然显得不同寻常。叛徒施瓦尔茨（他不是叛徒就是冒险主义者）在德国国会发表讲话，以著名的手榴弹事件力由支持反苏运动。中央机关报认为可以把施瓦尔茨的卑鄙行为同联共内的反对派联系起来，以图通过施瓦尔茨证明反对派的观点与张伯伦的反苏叫嚣有联系。如果不认为这篇社论是某一个年轻的官迷的不负责任的举动，那么就只能认为这篇社论别有用心，是企图把对反对派的迫害升级，而这将会长期毒化党内的氛围。我们认为必须提请政治局关注全党面临的巨大危险，这种危险深藏于上面指出的那篇社论所表现出来的新的作风之中。
我们指出了威胁着工人国家的富农危险和一般资产阶级危险，而这却被中央机关报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成是我们恨不能宣布工人国家是富农国家。这样解释我们的观点是可耻地说谎和诬蔑。即使欧洲有人企图把反苏叫嚣（说苏联是资产阶级国家）同我们反对派联系起来，那责任也不在于我们的观点，而在于对我们的观点日复一日地进行的歪曲、伪造和诬蔑。现在这种伪造已经向国际阶级斗争方面转变，一部分联共中央委员及其党内志同道合者（他们在与革命和工人国家休戚与共这一点上并不亚于任何人）的观点硬被说成与帝国主义的反苏叫嚣和策划武装干涉遥相呼应。这里采用的斗争手段比我们在所谓的给米哈伊尔·罗曼诺夫[1]的电报这一事件中所看到的还要粗暴和无礼。
我们认为，政治局应采取坚决措施制止这种宣传进一步发展。政治局不会看不到，提供新的斗争方法的人显然是要迫使持反对派立场的同志采取只会使党内形势激化、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下降、造成新的破裂和引发新的斗争（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的步骤。我们向政治局声明，既然事情与我们有关，那么恶意中伤的手段是不可能使我们放弃自己的立场的，这种立场部分地体现在我们10月16日的宣言中，这种立场表明，无论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对于全党来说，只有我们的党——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领导者——团结一致，才有可能战胜一切困难并免遭外部的和内部的各种危险。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月6日
[1]罗曼诺夫，米·亚·（1878～1918）——俄末代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弟弟。
这里指的是，据说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加米涅夫自流放地返回途中给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打电报一事。 |
札记（关于美国投机商艾维·利的信）（托洛茨基，192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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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记
（关于美国投机商艾维·利的信）
托洛茨基（1926年12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67
艾维·利在美国以手稿形式出版了一本小书，印数200册，分别寄给美国知名人士。艾维·利在给凯洛格和柯立芝（美国国务卿和总统）寄这本小书时附了一份报告，其内容被一些共产党员得知。艾维·利在给凯洛格和柯立芝的信中写道：
“以斯大林、李可夫和契切林为首的温和派认为俄国应首先发展其社会和政治经济，这一点可通过同掌握世界主要金融资源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关系而顺利达到……该温和派认为必须——至少现在必须——抛弃世界革命理论……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加米涅夫等人为首的一帮人失去了权力……这一左翼共产党人集团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应该全力推动世界革命，支持第三国际采用各种暴力手段及非法活动摧毁资本主义世界的努力。
我不信俄国有任何负责人会愿意证明上述革命理论确实代表了某个共产党领袖的观点。当然，共产党和第三国际还在高喊：‘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红军万岁’……尽管俄国政府的某些领袖还在重复老一套说法，但事实上他们在日常事务中使其活动适合于现存条件。”
这是美国最大的投机商写给其主子柯立芝和凯洛格的。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2月 |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致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主席团（1926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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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主席团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
（1926年12月14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69
说明：文件第一页上有托洛茨基附笔：“极可能是季诺维也夫起草的。列·托。”参见本卷文件№07968。
尊敬的同志们：
在表决斯大林同志的报告的决议之前，我们请求宣读以下关于我们的投票理由的声明。我们还请求在《真理报》、《国际新闻通讯》和全会速记记录上登载这份声明。
关于投票理由的声明
我们投票反对关于斯大林同志的报告的决议，我们认为需要发表如下声明以说明我们的投票理由：
1．我们再次坚决反对关于我们的发言具有派别性的指责。我们重申：无论任何人，即使他打算直接或间接地赞同我们的意见，但只要他否定我党和我国的无产阶级性质，都将遭到我们无情的回击。
2．我们的全部批评都是针对偏离无产阶级路线的错误，都是为了维护、保障和巩固我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及其同国际革命不可分割的联系。
3．我们坚决反对说我们不相信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责。事实上我们像过去一样毫不动摇地相信：苏联无产阶级在联共领导下将战胜一切困难，在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下社会主义定能在苏联建成。我们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只是为了继续坚持列宁一贯坚持的东西，坚持至今仍是共产国际一切纲领性决定的基础的东西。
4．我们坚决反对毫无根据地指责我们具有悲观情绪和缺乏信心。
（1）我们努力使党集中注意不断增长的富农危险并不是要向这一危险低头，而是要让党更加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并借助无产阶级国家的有力支持使他们能够带领中农反对富农。说我们建议“压制农民”以利于工业化是不正确的。我们坚持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没有这个联盟，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注定要灭亡。但我们说：我们在农村的支柱是贫雇农，我们在农村的盟友是中农，我们在农村的阶级敌人是富农。
（2）我们强调并使党注意私人资本增长的事实不是要向这一事实低头，而是要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把私人资本严格限制在从属的地位。
（3）我们说正在建设中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然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这当然不是要向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屈服，而是要坚持更合理地分配国民收入以促进国家工业，想方设法加快国家工业的发展速度，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教育他们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密切相关。
5．我们反对一切说我们怀疑我国的工人性质和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断言。至今为止，反对派的拥护者一直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与其他所有同志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发展国家工业、稳定硬通货、加强我国经济的计划因素、保障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倾向占主导地位。我们能说出几十个在这些工作中不无成绩的优秀工作者、反对派拥护者的名字。今后，只要中央委员会把这项或那项工作交给我们，我们还会这样去做。
6．说我们现在反对统一战线策略是不正确的。我们拥护这一策略。但我们反对在托马斯、皮尤和普塞尔无耻地出卖英国矿工时同他们达成协议。
7．说我们反对在改良工会中开展工作是不正确的。不，我们主张共产党人甚至在最反动的工会中工作，正如列宁教导的那样。凡是在工人组织起来的地方，就应该有我们共产党人。
8．说我们赏识“极左分子”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现在反对、将来也要反对一切极左错误。但我们要求共产国际各支部像列宁教导的那样对待甚至是犯了错误的诚实的“左派”革命工人。我们也要求共产国际像列宁那样揭露和打击以表忠言词掩盖右派行径和勾当的右派领袖、外交家和议会主义者。
9．我们依然跟列宁在世时一样，是社会民主党的敌人。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领袖是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说社会民主党改变了对我们反对派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不，它像过去一样（甚至更加）仇恨我们，并且疯狂迫害我们，就像恼羞成怒的小资产者迫害毫不妥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那样。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对我们所坚持的政策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但有时也想方设法利用我们的批评。迄今为止一直如此。
10．说我们“否认”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事实是不正确的。我们承认这一事实。我们在许多涉及英国罢工运动的文件中提到过这一点。我们只是否认能稳定“几十年”并要奥托·鲍威尔一班先生相信这一点。我们继续坚持列宁的观点，即我们的时代是世界革命的时代。
11．从所有这些可以看出，我们没有犯丝毫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错误。我们深信将来会证明这一罪名是经不住批评的。
12．说我们捍卫“托洛茨基主义”是不正确的。托洛茨基向整个共产国际宣布，在他和列宁争论过的所有带有原则的问题上——特别是关于不断革命和农民的问题——列宁是对的。我们捍卫的是列宁主义。我们首先反对修改列宁的国际革命学说。
13．说我们指责我们党的大多数人“右倾”是不正确的。我们只是认为联共内存在右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派别和集团现在有巨大的影响，然而党定会克服它们。
14．我们对在1926年10月16日声明中所承担的义务定会履行到底。但我们有充分权利来捍卫自己的原则观点。我们在10月16日的文件中就宣布过这一点，对此谁也没有提出异议。在共产国际存在的7年当中所有党（也包括联共）的所有内部分歧都被提交共产国际，同时任何一个少数派都有权捍卫自己的原则观点。如果向世界共产党领导机关公开陈述自己的观点是派别活动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其他方式在共产国际的共同决议范围内坚持自己的思想呢？我们将捍卫联共和共产国际的统一。
15．不能因敌人屡次试图利用党内的一切分歧就不再进行自我批评。如果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只能在预先保证意见一致的基础上进行，那它们就没有必要召开。共产国际以及每个党的制度应该保障有切实的可能进行那种既不会变成派别活动、也不会破坏统一行动的自我批评，这同我们的纲领和章程是完全一致的。
16．我们认为，提交给你们的这份决议不仅对我们所捍卫的、我们确信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切传统的观点作了错误的、别有用心的评述，而且会破坏共产国际的制度，使本来就不够开展的党内批评更加不开展。然而我们毫不怀疑，即使通过了这项错误的决议，共产国际也和过去一样仍是惟一一个能够根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纠正其某些部分和其自身的错误的组织。
17．出于这一坚不可摧的信心，我们有权并且会完全服从你们将要作出的决定，同时号召所有自认为是我们的志同道合者的同志这样做。
格·季诺雉也夫
列·加米涅夫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2月14日 |
反对派声明（托洛茨基，1926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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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声明
托洛茨基（1926年12月1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66
1．我们再一次坚决反对指责我们的发言具有派别性质。如果向世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是搞派别活动，那么究竟以什么方式来坚持自己的思想呢？
2．我们重申：无论何人，即使他打算直接或间接地赞同我们的意见，但只要他否定我党和我国的无产阶级性质，都将遭到我们无情的回击。
3．我们的全部批评都是针对偏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错误，都是为了维护、保障和巩固我们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政策及其同国际革命不可分割的联系。
4．我们坚决反对毫无根据地指责我们具有悲观情绪和缺乏信心。
（1）我们强调指出富农的危险日益增大并不是要向其低头，而是要让党更加坚定地依靠贫雇农并借助无产阶级国家的有力支持使他们能够带领中农反对富农。
（2）我们强调指出私人资本不断增长并不是要向其低头，而正是要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把私人资本严格限制在从属地位。
（3）我们说正在建设中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然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这并不是要向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屈服，而是要坚持更合理地分配国民收入以促进国家工业，想方设法加快国家工业的发展速度，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教育他们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密切相关。
5．列宁的学说教导我们，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轻视敌人。我们党的革命力量一向在于向无产阶级公开讲明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先锋队不会悲观失望、精神颓丧。
6．我们反对诬蔑我们怀疑我国的工人性质和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任何卑鄙荒谬的说法。迄今为比，反对派的拥护者一直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与其他所有同志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发展国家工业，稳定硬通货，加强我国经济的计划因素，保证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倾向占主导地位。今后我们还会这样去做。
7．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对我们所坚持的政策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但有时也想方设法利用我们的批评。迄今为止一直如此。利用分裂搞投机的阶级敌人对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总是幸灾乐祸。这一次敌人又打错了算盘。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和纪律是坚不可摧的。
8．但是不能因敌人的幸灾乐祸而停止自我批评。如果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只能在预先保证意见一致的基础进行，那它们就没有必要召开。共产国际以及每个党的制度，应该保障有切实的可能进行那种既不会变成派别活动、也不会破坏统一行动的自我批评，这同我们的纲领和章程是完全一致的。
9．我们认为，提交给你们的这份决议不仅对我们所捍卫的、我们确信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切传统的观点作了错误的、别有用心的评述，而且会破坏共产国际的制度，使本来就不够开展的党内批评更加不开展。
10．然而我们并不怀疑，即使通过了这一错误的决议，共产国际也和过去一样，仍是惟一一个能够根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纠正其某些部分及其自身的错误的组织。
11．出于这一坚不可摧的信心，我们有权并且会完全服从你们将要作出的决定，同时号召所有自认为是我们的志同道合者的同志也这样做。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2月13日 |
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托洛茨基，192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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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
托洛茨基（1926年12月1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65
这一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对革命的怀疑论和民族局限性是其理论前提
关于能否在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因欧洲革命发展缓慢而出现的，它已成为联共党内思想斗争的主要检验准则之一。斯大林提出的问题非常不切合实际，而且用来解答这一问题的也不是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而是纯粹形式主义的论据和只适用于过去种种不同情况的旧引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理论的拥护者们是以封闭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为出发点的。他们当然承认敌人会手执武器来阻止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但是，他们除了死记这一危险之外，只剩下孤立地积累经济成就、发展国家工业、组织农民参加合作社，等等。至于这会给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全然不知。
实际上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特征恰恰在于我们正逐步地彻底摆脱封闭式的国家经济状况，同欧洲市场和世界市场日益加深联系。如果把我国发展的问题完全看成苏联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内部关系，并且以为靠正确的政治手腕和建立合作社网就能使我们不再依赖世界经济，那就意味着被可怕的民族局限性所束缚。这一点不仅可以从理论角度来证明，也可以用进出口方面的困难来证实。
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是否可能或应当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种问题就如同无产阶级是否可能或应当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争取政权的问题一样。对这个问题《共产党宣言》早已作出了回答。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夺取本国的政权，然后将自己的胜利扩大到其他国家。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是世界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英国组织煤矿工人罢工或德国建立工厂支部一样。
无产阶级是否可能在德国单独一个国家夺取政权？当然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国内各种力量的对比，还取决于世界局势。在世界局势的影响下国内力量对比可能发生急剧变化。如果苏联垮了，如果资本主义在英国和法国又获得新的力量，如此等等，那么在德国夺取政权就要推迟许多年。关于在我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完全可以而且应当这样提出。这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而是世界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要建成社会主义即不仅使我国的工业高度发达，而且在工业的基础上实现集体化（在其他国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掌权的情况下），最起码需要比如说25年。这就是说，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根据欧洲的资产阶级制度将会在难以确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下去的推测提出来的。但是，在这段时间里资本主义经济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个问题斯大林根本没提，换句话说，尽管欧洲存在很深的经济和政治矛盾，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更深的矛盾，尽管东方逐渐觉醒并显示出强大的威力，但欧洲目前这种经济和政治状况似乎还能维持25年甚至更长时间。这种设想显然没有经过充分的考虑。
如果单纯从理论上来谁断，关于资本主义欧洲未来几十年的命运（因为斯大林的整个理论的根据就是资本主义欧洲将存在几十年）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1）欧洲在资本主义基础上重新振兴，
（2）欧洲经济衰退，
（3）维持现状，但会出现某些波动。
让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这三种情况。
（1）抛开一切条件和情况不谈，我们暂且假设欧洲正步入资本主义振兴的新时期。在这种情況下我国的农产品出口将会大大增加，这当然是一件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事。但是这种有利之事还远远不能化解资本主义繁荣的新时代的种种负面影响。如果我们现在还难以使我国工业达到欧洲的水平（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胜利），那么一旦资本主义重新振兴，譬如说就像20年代欧洲的振兴那样，这项任务就根本完不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工业即它的廉价商品想必会冲击俄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形势也会变得非常不利。获得物质力量的资产阶级又会变得不可―世。它不会容忍社会主义国家与其并驾齐驱。它的军事力量也会随着其强大的物质力量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对欧洲无产阶级的反抗抱什么希望，因为战前欧洲和当前美国的经验表明：由于资本主义的繁荣，资产阶级得以在所有决定国家命运的问题上把相当一部分无产阶级置于它的影响之下。我们，还有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陷入绝境。
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悲观的设想。的确如此。但不可能有别的设想，因为提出这种设想的前提条件根本就是悲观的。那么在客观发展过程中有没有这种悲观设想赖以成立的某些根据呢？完全没有！根据事物的发展，决没有理由对欧洲资本主义抱过分乐观的态度，因而不能据此论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自欺欺人的乐观理论。
（2）现在我们作一下设想（极其符合实际情况的设想）：欧洲资本主义将会遇到重重困难，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逐渐降低。仍然有人要问：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明显崩溃的情况下欧洲无产阶级还不能在几十年时间内夺取政权呢？怎么对它的力量这样“缺乏信心”？而且，既然认为欧洲资产阶级仍会掌权（尽管其经济体系日益崩溃），那就必然要问：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资本主义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估计它很可能进一步强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经济发展将会衰退到何种程度？我国的出口将极为困难，因为衰退的欧洲没有能力购买我国的农产品。与此同时，工业设备和原料的进口也将陷入困境。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放慢，也就是说，建成社会主义还霈要更多个几十年。在美国资本主义缓慢的发展速度下我们会陷入何种境地？这两种可能性都是极难预料的。然而有一点很清楚：这条道路上的危险可能是根本无法克服的。宣称我们在这样的前景下仍能“在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简直就是开玩笑。但这种前景是如何设想出来的呢？它来自一种不切实际的、完全荒谬的推测：尽管资本主义日益衰退，但欧洲无产阶级也不能在几十年时间内掌握政权和经济。换句话说，对“在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盲目乐观情绪产生于对欧洲革命的极端悲观情绪。
（3）现在来分析一下第三种情况：资本主义欧洲既没有衰退，也没有振兴；无产阶级的力量足以阻止资产阶级破坏苏维埃共和国，但还不足以夺取政权。我们在最近一段时期所遇到的大概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各种力量的不稳定的平衡。但是绝不能认为这种状况会持续20～30年。欧洲的内部矛盾以及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到非找到某种解决办法不可的程度。欧洲不可能照目前这种状况——英国的失业和罢工、法国的金融危机、德国的经济困境——再存在几十年。如果欧洲革命推迟25年或者更长时间，那可能是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之一：要么是欧洲资产阶级找到了能够使其重新振兴并使无产阶级“屈服”的新的平衡点；要么是欧洲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危机的情况下仍没有能力取代资产阶级，于是欧洲在经济衰退的同时出现了政治衰退。这两种推测我已经分析过了。它们所依据的不是对现存发展因素的分析，而是内心对欧洲资本主义势力的恐惧和对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的怀疑。
以上我们几乎没有触及美国和东方这两者的作用。但是非常明显，这两个因素都只会进一步证实我们所阐明的看法。认为欧洲的内部矛盾在几十年内不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就等于认为欧洲资产阶级还会在几十年内保持自己的殖民统治。如果接受这个“方案”的话，那么除了美国的强大这一危险外，还将出现资本主义欧洲恢复和振兴的危险。总之，那种能够使我们获得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单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将其进行到底所必需的起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条件的现实历史局面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这样的前景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它的前提是荒谬的。
十月革命不单单是国内局势的产物，而且是国际局势的产物。没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外国资本在俄国的作用，没有因此而引发的资本主义矛盾的极端尖锐化，没有世界对抗性矛盾，没有欧洲阶级斗争的经验，没有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没有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没有帝国主义战争——就不可能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并没有中断这些世界联系和依赖关系，也就是说，没有解除国际上对我国今后整个发展的制约。
可以肯定地说，那种竭力回避从国际角度看待苏联经济发展问题的做法实际上是盲目地害怕资本主义势力的表现，是不相信社会主义经济能够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手对抗资本主义势力的表现。于是便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不对世界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准备事先宣布现有发展速度“够快了”，其实就是事先把苏联国内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称为社会主义，而不顾国外将会发生什么。
不相信世界革命，同时又提出在一个技术和文化落后的国家里独立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方案，这无疑是犯了民族局限性的毛病，而且还有点妄自尊大。对这种前景的否定并不包含丝毫的悲观情绪。相反，一味地追求这种前景只会导致对整个世界局势产生怀疑。
无庸赘言，任何企图根据上述情况得出我们不能在欧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结论的做法都是极其荒谬的。我们的工作是国际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对世界力量对比有着巨大影响。我们每取得一项经济成就，就标志着欧洲革命临近了一步。我们的胜利是有保证的，这不单单是因为我们在十月革命中夺取了政权，还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气数已尽，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有高潮也有低潮）在不断发展，因为我们为生存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和我国经济的增长正推动着世界革命前进，从而使共同的胜利有了保证。
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与共产国际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对此不仅联共，而且整个共产国际都应理解和认同。这一理论会松懈和麻痹联共对国内和世界上种种资本主义发展倾向的警惕和戒心。它助长听天由命的消极乐观情绪，而这种情绪极大地掩盖了对社会主义和国际革命的命运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
如果这一理论得到认可，那么它必然对共产国际起到同样不可避免的作用。如果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世界革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离开世界革命就无法实现的进程，那么各国共产党的力量、它们的作用以及它们各自的责任就会上升到首位。反之，如果认为苏维埃政权仅仅依靠苏联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就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不会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发生事情的影响（但是苏维埃共和国必须避免武装干涉），那么各国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立刻就会退居第二位。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共产党在最近历史时斯的主要任务，即足以保证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胜利的任务，不是夺取政权，而是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企图。因为事情很清楚，只要能保证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胜利，自然就能保证社会主义继续向全世界扩展。整个前景就是这样被歪曲的。关于充分利用所出现的一切革命形势的问题被置于次要地位。编造一种毫无根据的、用来迷惑人的理论，说什么时间本身“对我们有利”。实际上，浪费时间、一再重犯1923年那样的错误是最危险的。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处在喘息的条件下，而决不是处在可以自然而然地保证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条件下。要想方设法利用喘息时机。要在喘息时机内最大限度地推进社会主义发展。但是，忘记这里所谈的正是喘息时机，即1917年的革命与某个资本主义大国的近期革命之间这一较长的时期，就意味着放弃共产主义。
所谓的极“左”派常常指责统一战线政策，说这一政策对外国政党来说就是放弃独立革命的立场，退而采取通过在各国工人阶级内部组建强大的“左”派（其实是中派）来一心一意帮助苏维埃国家的立场。根据列宁对统一战线的提法来看，这些指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英俄委员会的实践完全迎合“左派”和“极左派”的批评，并以此来证明这一批评是正确的。“左”派尽管仍然患有某种程度的“幼稚病”，但已获得新的营养，因为他们支持各国共产党发挥独立的革命作用，这些党不仅对本国无产阶级命运负责，而且也对苏联的命运负责，相反，官僚主义的乐观主义却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只要不受到“干扰”，就自然会得到保障。在这些条件下，“左派”的斗争逐渐成为一种进步因素并且必然导致共产国际内部的重大改组。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2月12日 |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1926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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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
托洛茨基（1926年12月9日）
同志们！首先我想请求你们不要限制我的时间。议程上的问题就像围绕着轴心一样在围绕着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打圈子。一位青年同志很随便地数了一下在这个大厅里反对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发言人的名单（而这个名单还是不完全的），其中有布哈林、库西宁、特伦、佩珀、伯尔契、施特恩、布兰特、雷梅勒，更不用说斯大林同志的长达三小时的报告了。
这个行将结束的争论别致得很。今年1月，我们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告各兄弟党书说：
“联共（布）中央完全一致地认为，把有关俄国问题的争论带到共产国际的队伍中去是不适宜的。”
可见，这样的国际性争论从没有正式进行过，至少我们没有参加过。这里有人想用对托洛茨基的起诉书来了结这一场没有正式公开过的争论。
托洛茨基主义理论是认为地制造出来的，是违反我的意图、我的信念和我的真正观点的。为了向你们证明，我并不是那个强加在我身上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责任编辑，请你们让我的时间不受限制（至少两个小时）。
（给托洛茨基同志一个小时）
同志们，我要就这个重要的问题发言，尽管在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几天可以看到这样一篇社论，其中把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里作了发言的事实解释为派别活动的企图。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根据里泽同志关于让联共（布）反对派代表发言的建议作出的决议，完全是按照另一种精神起草和通过的。台尔曼和埃而科利同志的发言也完全是另一种味道，今天宣读的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心也没有说我们发言就是破坏我们10月16日的声明。不，不是如此。如果中央委员会作了这样的声明，我就不会向主席团请求发言了。中央固然说过，我们的发言可能促使派别斗争恢复起来，但中央让我们自己对此作出抉择。中央的声明提到，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甚至不顾直率的建议而拒绝发言，理由是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已经就当是争论的问题表示了意见。同志们，可是我应该就此提到一个事实，即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决议中正是责备我不愿意发言。在这个决议中说，我以似是而非的理由而不向共产国际的最高机关说明自己的观点。
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我声明说，我们的发言不是申诉，那么我们只是想以此表示一个完全并确的思想，第一，我们不提出任何决议案，其次，由于和问题牵涉到我们的意图和行动，因此我们尽力使我们表达的思想不致推动共产国际内同情我们的同志走上派别斗争的道路，而是相反地，促使他们放弃派别活动。说我们的发言本身似乎就是违背10月16日我们所承担的义务，这是不正确的，因为10月16日承担的义务和中央对此的回答，使我们完全能够用正常的党章规定的办法来坚持自己的思想。
同志们，我已经说了，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是争论的轴心。我们尊敬的主席把问题说成这样，似乎我在争论中有个人突出的野心，这是对我的曲解。情况完全不是如此。这里谈的是政治问题，而决非个人问题。而且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政治问题同我个人、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违反我的意愿的，是完全错误的、人为的，但这不是被我，而是被那些批评我们观点的同志联系在一起的。
斯大林同志的报告，至少是前半部分（因为可惜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今天《真理报》上刊登的前半部分），我认为是一个通篇指责反对派犯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的报告。这个指责所依据的是从几十年的政治活动和新闻活动中抓到的引证，这是企图用种种诡辩的逻辑从早已为事件进程解决了的旧争论中吸取现成的答案，来应付今天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崭新阶段上我们和整个共产国际所面临的问题。这一套人工设计三番五次依据的事实是，我在我的政治生活中，在我多年的政治活动中站在布尔什维克党之外，而在某些时期激烈地反对过党和反对过列宁的极为重要的观点。在我这方面曾有过错误！单是我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当然是没有“条件”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在纲领、策略、组织和党籍方面是不许有什么条件的）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证明，过去那些使我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东西已经留在党外了。
（雷梅勒的喊声：“怎么把那样的东西留在党外呢！”）
当然，同志们，这不能按照雷梅勒同志那样从表面意思上来理解。我的意思是说，意见出入和意见分歧已经由我在政治生活的进程中，根据政治生活的经验加以消除了，在我入党以前，我的活动中的非布尔什维克的因素就被事实以及来自事实的思想经验克服了的。当然，我不完全愿意承认雷梅勒同志（和其它一切人）有权自命为优秀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性更强的共产主义者，要知道问题不在这里。对我的政治生活道路负责的是我一个人。党只是把我当作自己的党员看待，我也只是用这样的称号从这个讲台上辩护一定的思想。
当我在布尔什维克党外的时期，意见分歧是相当严重的。且只说一些主要方面，这些分歧牵涉到对俄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从而对最近革命的前途和它从民主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可能性所作的具体估计。关于所谓不断革命的和问题是与此有联系的。另一方面，意见分歧牵涉到建党的方法和道路以及对孟什维主义的态度。在这两个问题上（当向我提出这类问题时，我已经作了书面说明），在座的同志们反对我远不都是正确的。但列宁，他的学说和他的党反对我则无疑是正确的。为了答复对此有怀疑的同志们，我曾写道：
“我们认为，正如经验确凿无疑地证明了的，在一切多少带有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谁是要和列宁的意见发生了分歧，真理无疑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方面。”
接着又说：
“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完全站在列宁根据1905-1917年的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所制定的理论与策略学说（“结合”）的立场上。”
现在完全违反事业的利益而被人为地卷入争论的这个理论，即不断革命论，在我还没有看到作为对所谓的革命都适用的万能学说的、作为一种超历史理论的这个理论的缺陷时，我是不理解的，尽管我引用了马克思在一封信里的话。当时我把不断革命的观点运用于俄国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我只知道唯一的一部作品（而且直到最近几星期我才知道），试图从这个理论中制造出一种万能的学说，使它具有修改列宁的理论立场的性质。下面我就要向你们念一段引文。用不着说，我和这种解释丝毫没有共同之点：
“……在1905-1906年革命的民族局限性的条件下产生的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必须通过清洗典型的民族特征，取得国际思想体系的资格。列·达·托洛茨基在1905年从理论上进行了这种使布尔什维主义清洗掉民族色彩的工作，他企图用欧洲不断革命的思想把俄国革命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联系起来。”
这不是我写的，不，这是一位名叫曼努伊尔斯基的同志在1918年写的。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喊声：“我写了蠢话，而您现在却来重复它。”）
蠢话？完全同意您的说法。（笑声）尽管不得已地把自己的意见称为蠢话是不愉快的，但是，同志们，你们根本不用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情况表示不安，毫无根据地应说我树立了伟大的英雄业绩的曼努伊尔斯基同志马上又会说我犯了两三个莫须有的错误，并通过这种办法来维持平衡。（笑声）
同志们，近年来我再一次碰到了不断革命论，而且是一种有时在事后塞给我的丑化了的不断革命论。这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请回想一下由于我的关系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而展开的争论吧。当时指责我为几乎是取消主义的趋势辩护，虽然我是站在列宁完全同意下来为这些趋势辩护，而反对许多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危机将不断地（不停顿地）发展和尖锐化的同志的。我说我们应当考虑到可能产生的稳定的趋势，临时的变化，即资本主义经济情况的暂时好转，又说我们应当由此作出策略的结论，我的这些论点当时被某位极左派斥责为几乎是半孟什维主义的观点。首先这样做的佩珀同志，我记得他当时还是初次登上从产国际的舞台。
（佩珀的喊声：“您当时不得不接受我对决议案的建议！”）
原来如此？既然佩珀同志不顾我的有限时间而从主席团上来打断我的话，我就要提醒一下，我们都知道佩珀同志有三条福音。他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第一条福音说：俄国革命需要西方不断地即不停顿的革命攻势，因此佩珀维护了三月行动（1921年在德国）的错误策略。
后来佩珀同志去了美国，又从那里给我们带来了第二条好消息：共产国际应当支持拉福勒特的资产阶级政党，因为据说美国的革命将不是由工人，而是由破产的农场主来实现的。这就是他的第二条福音。
第三条福音是我们现在从他那里听到的，这就是：俄国革命从今以后既不需要美国的农场主革命，也不需要德国的三月行动，因为俄国革命本身靠自己的内部就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总而言之，这是一种适应于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这就是佩珀同志的第三条福音。我虽然白发斑斑，却也愿意向佩珀请教，但我决不能这样每隔两年就大转弯地从头学起。
同志们，我决不认为审查履历的方法能够使我们解决原则问题。我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我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时候犯过错误，这是不完全不容置辩的。然而未必应当由此作出结论说，政治问题可以不按其内容而根据履历来加以审查，因为不然的话，就该要求全体代表交出履历了……我个人则可以援引一大先例。在德国曾有一个叫做弗兰茨·默林［注：现通译“梅林”。——上传者注］的人生活和斗争过，他在长期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直到最近几年我们还被叫做社会民主主义者）之后，才作为一个完全成熟的人参加了社会民主党。默林先前作为一个敌人（不是作为资本的奴仆，而是作为思想上的敌人），写了一本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后来作为一个忠实的朋友，把这部历史修改成一部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精湛的著作。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则不同，他们从来还没有公开反对过马克思，而他们两人长期以来受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鞭挞。此外，伯恩斯坦还以恩格斯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闻名。然而，弗兰茨·默林是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而逝世和安葬的，而另外两个人——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却是作为改良主义的走狗而活到如今。履历因素固然重要，但它本身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之中谁也没有一个无可职责、毫无过失的履历。列宁在世时比谁的错误都要少些，但就是他也有过错误。至于我们，当事情关系到重要的原则问题时，但我们反对列宁时，我们总是错的。
斯大林同志在这里列举了别人的错误，却漏谈了他本人的错误。如果“不断革命”由于和列宁的真正观点不同而是不正确的，那么在它里面仍然有某种正确的东西，这也就使我能够走向布尔什维主义，譬如说，“不断革命”并没有妨碍我在同布尔什维主义作了斗争的尝试之后（上面已经说了，我这是不对的），于1917年在美国从根本上确定了与列宁向党发挥并实际贯彻的那条路线在原则上相同的路线。斯大林同志在二月革命后执行过列宁称之为考茨基主义倾向的错误策略（反映在《真理报》上的文章和关于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中）。在民族问题上，在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的问题上，在党专政及其它问题上，斯大林同志后来又犯了很大错误。但是我认为，他现在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的关于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季诺维也夫同志把这个问题的历史讲得很清楚，我完全确信，每一个同志只要仔细研究问题（当然不是形式主义地只根据引文，而是根据这些引文出处的文章的精神），他就必然会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传统完全在我们这方面。然而单是传统还不解决问题。可能会说：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自己必须修改（修正）以前关于可能和不可能再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决定。让他们这样去说吧！但我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根据。在我看来，旧决定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全部意义。我认为这个问题越发挥下去（这对于整个共产国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我才认为有义务在这里发言），新理论的宣告者们就越来越不仅和我们学说的基本原理，而且也和我们工作的政治利益发生矛盾。
同志们，这个理论的前提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斯大林指责我不承认或不完全承认这个规律。其实不然！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并不是帝国主义的规律，这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规律。资本主义在其初期的发展大大加深了不同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悬殊；帝国主义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并没有扩大这种水平的悬殊，而是相反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它们的均衡。这种均衡从来不会那么彻底。发展速度的差异将一再破坏均衡，这就使帝国主义根本不可能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列宁把不平衡归结为两点：第一、速度；第二、不同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由于问题牵涉到速度，帝国主义在这里使不平衡发展到极高的程度；而由于问题牵涉到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所以这里正好是速度的差异引起某种均衡的趋势。谁不懂得这点，谁就是不懂得这一问题的根本点。拿英国和印度来说吧。印度某些地方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英国最初的资本主义发展要快得多。但是英国和印度之间的差别、经济上的距离现在比五十年前要大些还是小些呢？是小些。再以加拿大、南美、南非为一方，英国为另一方为例。加拿大、南美、南非最近一个时期以疯狂的速度向前发展。英国的“发展”则是停滞甚至下降。因此，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不平衡。但是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现在比三十或五十年前彼此更加接近了。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很重要的结论。某些落后国家近一个时期来的发展速度飞快，而某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却缓慢甚至倒退，这就使考茨基关于按计划组织起来的超帝国主义的假设完全不可能实现，同时还由于不同的国家在水平上彼此接近（当然决不会达到平衡），它们就发生了同样的要求（对销售市场、原料等等）、同一类型的竞争。正因为如此，战争的危险的又变得越来越大了，并且战争本身的规模也会很大。然而也正是这一点才保证和加深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质。
同志们，世界经济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近二十至三十年来由于落后国家和整个整个大陆加速发展而日益确定的现实。这是一个根本事实，正因为如此，企图在研究个别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命运时，硬要抽掉这个国家同世界经济整体的联系和相互依赖，这是根本错误的。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是完全同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背道而驰的。
帝国主义大战是什么？是不仅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形式，而且也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框子的生产力暴动。帝国主义大战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框子对于生产力已狭小到难以容忍的程度。我们总是断定说，资本主义不能掌握它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超出资本主义国家框子的生产力纳入更发达的经济整体。退回到孤立的国家去的道路是再也没有了。
革命前、大战前的俄国是怎样的呢？它是不是一个孤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它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本问题就在这里。谁忽视这一点，谁就是忽视一切社会的政治考虑的基础。为什么经济落后的俄国的也被卷入了世界大战呢？因为俄国通过金融资本把自己的命运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命运牢不可破地结合在一起了。它没有别的路可走。请问，同志们，是什么使俄国工人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呢？首先当然是土地革命。如果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农民战争”（这正是列宁天才地预见到并从理论上规定了的），无产阶级要在我国掌握政权是不可能的。但难道在其它革命中农民战争使无产阶级执政了吗？至多是使资产阶级执政。为什么我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呢？因为它是世界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它在能够取得政权以前就和整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同走了下坡路，也就是说，因为资本主义俄国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如果旧俄国家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如果俄国站在世界发展的旁边，站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旁边，如果俄国既没有金融资本在本国经济中的统治，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在本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精神统治，它就决不能“凭自己的力量”如此迅速地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如果地位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它就能够像一按电钮就关上电灯一样使一个国家脱离世界经济，那是根本错误的。
社会主义的前提是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这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杠杆。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我们自问，我国工厂的技术装备如何？根据这一问题的专家瓦尔扎尔的统计，战前我国工业装备的百分之六十三是进口的机器。只有三分之一的装备是国产的，而且这三分之一还是极简单的机器，因为比较复杂的和重要的机器都从国外进口。因此，当你们察看我国工程的技术装备时，你们就会亲眼看见俄国以及苏联在物质上对世界经济的依赖。谁不注意问题的这个方面，谁在议论这个问题时把它的经济技术基础和世界经济政治关系撇开不谈，谁就必然会成为赤裸裸的抽象概念和断章取义的引文的俘虏。
近十年来，我们几乎没有更换我国工业的固定资金。在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们根本没有从国外输入机器。显然，这种情况使某些人认为，我国工业的技术装备似乎属于我国的自然资源，似乎今后可以在这种“自然的”基础上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完全建成。但这是幻想。我们现在处在所谓恢复时期的终点。我们接近了战前的水平。但是恢复时期的终点同时也就是恢复我们和世界经济的物质联系的起点。我们应该更新现在正经历着危机的固定资金。谁以为在今后几年里我们就能够自己制造全部或大部分装备，谁就是一个幻想家。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重要的人任务而提出的国家工业化。意味着在最近时期和相当长的时期里不是减少，而是相反，增加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因而也意味着增加我们对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对它的技术和经济的依赖（当然是相互的依赖！），意味着加强对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是说，不能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变化的问题割裂开来。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可以自己制造机器。”那么我就要回答：“当然，如果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今天就垮台，那么我们在一、二十年后就能够制造出的今天多得多的机器。”如果我们想撇开资本主义世界（然而它是存在的）而抽象地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提出任务，要在最近时间里凭起自己的双手制造出全部机器或至少是最重要的机器，就是说，如果我们企图忽视世界经济中的分工，并跳过造成我国工业的现状的先前的经济历史，总之，如果我们走上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的道路而一切靠自己的双手制造的话，那么这就必然会大大减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极其自然，拒绝利用世界市场来弥补我国装备的缺陷，就会使我们自身的发展慢得惊人。然而发展速度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因为地球上毕竟不止是我们一家，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暂时还只存在于新闻记者和决议起草人的幻想之中。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直接或间接地）处于世界市场的相对控制之下。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发展速度不能任意规定。它是由整个世界发展给我们规定的，因为世界经济处于最高一级的地位控制着自己的每一个部分，即使这个部分处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为了使我国工业化，我们需要输入机器。而农民需要输出粮食及其它产品。如果我们不输出，我们就不能输入。另一方面，国内市场不能吞纳全部农产品。因此，无论农民的需要和工业的需要都把我们重新纳入世界经济，而我们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也就意味着我们同它同它的斗争将与时俱增。我们越来越走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孤立状况，而纳入世界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体系中。谁如果谈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而忽视我国经济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合作”和斗争的事实。谁就是搞赤裸裸的形而上学。
同志们，在这以前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相当片面的争论毕竟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斯大林同志稍稍比较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思想，从而暴露了自己的立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拿斯大林同志报告前半部分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来说吧，它的站不住脚可以说是明摆着的。斯大林同志说：
“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否可能呢？如果用具体的阶级语言解释这一公式，建成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请注意这个思想！——托洛茨基注）因此，当人们说在苏联有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时，也就是想说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在解决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课题时，问题就是如此，而且只能如此。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1]”
这样说来，这里的全部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仿佛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解决也就在于此。其实不然！建成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消灭阶级，是以全部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组织取代阶级社会。问题在于克服城乡之间的矛盾，这又要求农业本身的高度工业化。而这一切都要在资本主义依然包围的环境下进行。不能把这个问题和仅仅对国内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混为一谈。
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对“社会主义胜利”的理解各有不同。例如，当列宁谈到西欧时在1915年写道，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可能夺取政权，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然后起来同其它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战斗。他这里说的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着我们最近几年来已经做过的事：工厂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过来，采取必要的步骤由国家负担费用来保证生产，从而使人民能够生活、建设、保卫自己抵抗资产阶级国家等等。这也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是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只不过是初步而已。然而从这里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还远得很。因为，我们再重复一遍，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然后就是国家消亡。而斯大林同志却说，我们只要战胜国内的资产阶级，就能保证在我国建成这种完全的社会主义。可是，同志们，我们需要国家和军队的反对外部的敌人。就是说，只要还有世界资产阶级，这个因素就总是要保留的。此外，能不能设想，在欧洲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我们就能仅仅依靠国内的经济和文化资源，使无产阶级和农民溶合在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中？上面说过，为此我们就必须大力提高技术，这首先要增加粮食的出口和机器的进口。机器在世界资产阶级手中，而它是我国粮食和原料的买主。世界资产阶级暂时还操纵着世界价格，因此我们对它还有一定的依赖并要同它作斗争。为了消除这种依赖，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在政治上镇压资产阶级，政治上我们在1917年在俄国就已把它推翻了，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即在同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中建成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只有使这个孤立的并且暂时还很落后的国家的生产力变得比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更加强大才行。因为，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不是一年，不是十年，甚至也不是二十年，而是好几十年，所以只有使我国生产力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力才能达到这一点。所以问题不是民族无产阶级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殊死的斗争。问题只应该这样提。
现在再请听：
斯大林说：“假如这是不正确的，假如党没有理由断定说，虽然我国在技术上比较落后，但苏联无产阶级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党就没有理由（理由？——托洛茨基注）继续掌握政权，它无论如何应当放弃政权并转到在野党的地位。”[2]
接着他又重复说：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能战胜‘民族’资产阶级，能建设社会主义，并终于把它建成，那么党就应该继续掌握政权，领导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以期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或者是我们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那么，鉴于不能立即（为什么说立即？——托洛茨基注）得到外援，即其它国家革命胜利的支持，我们就应当老实地和公开地放弃政权，而采取在苏联组织未来的新革命的方针。党能不能欺骗（为什么说欺骗？——托洛茨基注）自己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党是要被肢解的。正因为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就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不是失败，而是缺乏信心？——托洛茨基注），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的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移到在野党的地位。”[3]
这是一片虚伪之词。同志们，列宁关于这点说了些什么？
（主席科拉罗夫同志请发言人注意，他的时间快到了。）
可是有人对我说，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一样有一个小时。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一个小时延长为一小时三十五分。（笑声）我希望的也会给我同样多的时间。
我想说的话恐怕还没有讲到一半。当然，你们完全可以不让我讲完。但是我刚刚打算来谈最迫切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总是肯定说，我们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时间上拖得长些，但它的胜利是有保证的，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从来就痛斥那些以社会主义的命运同他们的个别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说法来辩解的爱国的机会主义者，不论这班爱国者是否卖弄革命，或者是否像他们大多数人那样完全拒绝革命而以改良主义的纲领为立足点。另一方面，我们总是断定说，如果情况是一国的无产阶级能够站到前列，掌握政权，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和军事进攻，或者确切些说，两者同时并举的话，它就没有权利去等待别的国家，因为世界革命恰恰就是这样展开的。我们的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掌握了政权，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以此向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伟大的范例，我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巩固和我们的国家，——这一切对于我们大家都是不言而喻的，——难道这是有争论的吗？但正因为我们是世界无产阶级，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用自己的建设来参与世界革命的胜利发展，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有什么特别的保证，我们将不依赖世界革命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这里却还在说，如果我们要求（向谁要求？）这种保证而不可得，我们就该辞职，把问题归结为内阁危机，并退居为苏维埃国家的在野党。难道问题的这种提法不是虚伪透顶的吗？
斯大林本人的想法未必和他在报告中所说的一样。否则的话，他早就应该辞职了。昨天以前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里已经引了斯大林在1924年说的话。然而我还要重复引一次。因为，如果没有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事先保证，我们就应该自动交出政权的话，那么请问：斯大林同志本人在1924年（不是在耶稣诞生之前，也不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那时仿佛还不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而仅仅是在两年以前）的情况如何呢？我再提醒一下斯大林当时写的下面一段话：
“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的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4]
是的，然而在1924年我们并没有打算交出政权，也没有退居为工人国家的在野党。请好好地想一想这一点吧！如果我们党的传统，如果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真正从来就要求并且现在也要求相信不经过国际革命而能在单独一个国家，而且是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如果谁不承认这点，谁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那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即根据本身经验本应知道我们党的思想传统的斯大林，怎么能在1924年写出这种话来？请你们给我解释解释！
这里还有一个谜。我在这里给你们看一本书，书中有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如果有人要看的话，我可以把这本书放在主席团的桌子上。我们党在1921年9月表示赞同这个纲领，以领导和教育我国的整个青年运动。在共青团纲领第四条中我们可以读到如下一段（请你们注意地听一听这些话，特别是从青年共产国际来的同志，因为我们苏联共青团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在苏联，国家政权已经有工人阶级掌握。工人阶级在三年反世界资本的英勇斗争中捍卫和巩固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俄国虽然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但毕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居民占多数的工业落后的国家。它只有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革命发展的时代。”
这是什么？悲观主义？缺乏信心？可能甚至还是托洛茨基主义？我极难对此做出回答。要知道这些话是写在现在拥有二百多万工农青年的我们青年组织的纲领上的。当有人为一国社会主义的新理论辩护时说：“要知道我们应该使我们的青年看到前途”（这是斯大林同志惯用的一个论据），“否则看不到这个前途，青年就会陷入悲观主义或缺乏信心，甚至（上帝救命吧！）陷入托洛茨基主义”，那么我要问：既然共青团五年来有着这样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这一切灾难为什么却没有发生呢？
（主席科拉罗夫同志按铃表示发言人的时间到了。）
人们总是在最有意思的地方打断我。不过还是请主席团和全体会议给我上面提到的哪怕三十五分钟也好。
（主席说：“您的时间到了。”）
遗憾得很，毫无办法只好让你们还没有听完就去表决向你们提出来的决议案了。但是我正要引的主要论据虽然还没有说出来，仍然保持客观的效力。要知道这并不是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会议。虽然你们将一致通过决议（这一点我们没有怀疑，尤其是在今天什麦拉里同志发言以后，因为他很内行地指责我们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但是事实依然故我。事实将发挥它的力量，而我们的论据将从事实的力量中获得新的力量。这个问题还会在我们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占有自己的地位，我毫不怀疑，即使不是我，也总有别人会向共产国际发挥今天你们不让我讲完、然而对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保有全部力量的那些论据.
译自《世界革命的道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速记记录）》
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俄文版第2卷第94-106页。
[1]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页。——编者注
[2]《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页。——编者注
[3]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页。——编者注
[4]《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61页。——编者注 |
日记摘抄（备忘）（1926年11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1926年11月26日
日记摘抄（备忘）
译注：《日记摘抄》片断系打字稿，并不一定是指字面意义上“每日的纪事”。托洛茨基稍后承认，那些年他并没有正式写过日记。这—部分俄文原稿是首次发表，它的英文缩编本曾于1941年10月刊登在《第四国际》上，全文则载于列夫·托洛茨基著《左派反对派的挑战》一书（1926—1927），1980年纽约版，第165—172页。
1．在历史上，发生革命之后接踵而来的总是反革命。反革命总会使社会倒退，但却永远不能使它退回到革命的起点上。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反革命的交替是由于阶级社会机制的某些基本特征引起的。只有在阶级社会里，才可能发生革命和反革命。
2．革命必须吸引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在被压迫群众把自己的美好希望同革命口号联系在一起时，革命才会对他们产生吸引力，就这一点而言，革命使人们产生的期望总是过高，引起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的阶级机制所限，由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水深火热的处境、由于一种客观的必要——要保证哪怕最微小的发展，就得集中巨大的希望和力气。
3．然而，正是这种情况孕育着一种最重要的，同时又是最普遍的反革命因素。对于在革命进程中第一次觉醒的广大落后群众来说，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不符合、也不可能直接符合他们的期望。这些群众产生了失落感，他们要回复到平庸无望的生活中去，这同样形成了革命后期的一个特点。正如那些曾参加过革命，并且感到“满意”的阶级或阶层，要转入“有秩序”的营垒中去一样。
4．同这些过程紧相联系，在统治阶级营垒里，也平行发展着另一种性质的过程，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前者相对立。广大落后群众的觉醒，打破了统治阶级所习惯的平衡，使他们既失去了直接的支柱，又丧失了信心。因此，革命可能取得的胜利果实，比它后来能够保住的要大得多。
5．革命取得直接胜利之后，很大一部分被压迫群众却感到失望，革命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政治积极性反而降低，这会大大增强反动阶级的信心。在这些反动阶级中，既有被革命打倒但却未被消灭的人，也有将革命进行到某一阶段后又被革命的继续发展抛向反动营垒的人。
6．前面草拟的提纲，多少反映出过去历次革命的机制。据此，我想针对近10年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对这些问题作更具体的分析。
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农业革命同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相结合，便把亘古未有的众多群众吸引到革命斗争中来，同时使革命本身也具备了亘古未有的规模。
7．由于革命具有这样大的规模，又具备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坚强领导，所以，旧的统治阶级和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前期阶段和资产阶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包括君主政体、官僚体制、贵族体制、阶级体制），都在政治上遭到彻底粉碎，这种打击是坚决的，永久性的，以致原来的统治阶级在外国帝国主义操纵下多年来一直试图用武力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8．坚决粉碎原来的统治阶级，是防止复辟危险的保障之一。而这一保障的意义和威力，只有在同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保障相比较时，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
9．大多数农民直接关注的，是保住他们那过去曾经属于地主所有的土地，这是对抗君主——地主复辟的最重要保证。
米留可夫的想法是，通过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实行复辟，目的是要（通过同社会革命党结盟）使农民在政治上严守中立，吸引农民的上层人士，并使之倒向复辟一边。
10．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在1918年至1920年间保住政权，并且保住工厂的国有化，原因只在于农民为了他们被夺去的土地，同无产阶级一道进行了反对同一敌人的斗争。保卫国有化工厂的斗争很少使农民直接受到触动，但农民得到的工业品，暂时还只能高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价格。
11．正是依据这个评价，列宁在1922年写道：
我们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这从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建立了苏维埃类型的国家，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这也是无法夺回的；虽然只有靠几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实际经验，才能使苏维埃类型的国家“日益完善”。
但是，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力量，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176页）
12．只要我们的革命还处于孤立状态，那么，对无产阶级来说，人民问题仍旧是各阶段的中心问题。革命的胜利和这个胜利的规模，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战争”相结合作为条件的。由于农民对农业保持社会主义制度、对销售等领域保持合作社制度均不感兴趣，他们便有可能分化，构成（反革命）复辟的危险性。如前所述，米留可夫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复辟，正是为了使农民更容易从无产阶级之中分化出来，所以才试图将自己的命运跟封建君主主义复辟势力脱钩。
13．农民是资本主义以前的阶级（阶层）。到了资本主义，他们就转变为小商品生产者，即农村小资产阶级。军事共产主义则使农户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受到经济约束。新经济政策使农民受阻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得以恢复，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也就因此应运而生。
14．农业产品的比价（剪刀差），必然决定了农民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持的态度。出口农产品就可以使国内的剪刀差受到世界市场的控制。
我国的工业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1至2倍。若再加上质量修定额，则高于国际市场2至3倍。
只有逐年改变这个比价，使之对农民有利，亦即在工业上赶上资本主义世界，才能保持对外贸易的垄断。
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提出离开国际市场，研究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单独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15．作为个体商品生产行，农民在恢复自己的经济、从事买卖经营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复辟资本主义的因素。产生这种因素的经济基础，是农民对高昂的粮食价格和低廉的工业品价格儿甚感兴趣。
复辟的政治因素，产生于商业资本。商业资本一方面恢复了分散的农民们的内部联系，另一方面也恢复了农村同城市的联系。商人利用农村中的上层人物，组织反对城市的罢工。这首先可能与个体商业资本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与合作社资本存在联系。合作社资本拥有一批旧的商业人员，对富农也有天然的依靠趋势。
16．从复辟的危险性看，地主和资产阶级侨民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直接作用是完全微不足道的。只有这种经济和政治的内部过程发展到反革命的“成熟”阶段时，复辟势力同侨民的直接“结合”才可能发生，主要是通过变侨民为外国资本代理人这一途径。※
※对于官僚主义蠢人来说，只对复辟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作一番分析是“不足为据”和“值得怀疑”的。不过官僚主义蠢人活在世上．正是为了阻碍革命分子正确评估复辟势力的活动，并及时动员无产阶级回击他们，从而使复辟势力的活动更加容易进行。——原注
17．从经济的发展直到它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其间常常需要许多年时间。近几年之所以会变得极为艰难，正是由于恢复时期所取得的成绩将我们引入了世界市场体系，从而在农民日常的经营经验中，暴露出我们工业的极端落后。只有无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发挥其积极性，而且无产阶级政党有能力采取果断策略，为此目的无条件地将专政集中在党的手中，才能渡过这个艰难的时期。
18．工人阶级目前把希望寄托在尝试上面，现在无产阶级队伍已得到恢复和充实。同革命的头五年相比，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在这个刚刚出现的新阶段，社会上非无产阶级因素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作用有增大的危险，但这个新的阶段，却几乎尚未被无产阶级群众所意识到。
19．党的制度的主要危险，就在于它忽视和掩饰了阶级的危险性，反对任何人指出这种危险性，从而削弱了无产阶级的警惕性，多少解除了它的武装。
20．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是错误的，即较之十月转折时期及以后的头几年，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前景、对于所作的广泛总结，均已大为淡漠了。革命政党既不能作变换不定的群众情绪的尾巴，同样也不能忽视群众情绪的变化，因为引起这种变化的，是根深蒂固的历史习惯，
21．同以往的任何一次革命相比，十月革命更强烈地唤起了人民群众、首先是无产阶级群众最大的希望和热情。在经历了1917年至1921年的巨大苦难之后，无产阶级群众明显改善了自己的处境。群众珍惜他们所得到的改善，并期望以后能进一步提高。但他们在不断尝试中发现，这个改善的过程是极其缓慢的，直到现在他们的生活才达到战前的水平。生活中的这种尝试对于群众，尤其对于年长一代的群众具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变得谨小慎微，疑心重重，很少再对革命号召一呼百应，对革命的全面总结不太信任，这是一种既尝到了国内战争的苦头，又取得经济复苏的成绩之后产生的情绪，一种尚未被阶级力量新的发展所打破的情绪，它是党的生活的基本政治背景。这种情绪又作为“秩序”和“平静”的基础，成为官僚主义的支柱。反对派试图向党提出新的问题，却被这种情绪碰得粉碎。
22．在经历了两次革命之后，或者说，哪怕就只是经历了1917年起的后一次革命，老一辈工人阶级都已经精疲力竭，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担心会因战争、饥馑、经济崩溃、瘟疫流行等等原因而发生各种动荡。
不断革命论正是用以恫吓大部分工人这种心理的，这些人决不追逐名利地位，但却已经被家庭拖累得奄奄一息。从这一点来看，不断革命论同早已束之高阁的旧论争自然毫无关系，不过仍然明确地意味着横加“干预”、破坏“秩序”等重新引起动荡的阴影，意味着对恢复时期取得的成果存在威胁，意味着还有一个大奋斗大牺牲的时期。用不断革命论进行恐吓，实际上是在戏弄包括党员在内的工人阶级中不堪拖累那一部分人的庸俗和较庸俗的情绪。
23．安定问题也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问题并不在于现实地评价资本主义曲线的变化，而在于用动荡的前景来进行恐吓。目前，不断革命论和“否定”安定论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向。这两种理论，都是为了把含糊不清的庸俗情绪描绘成反对革命前景的保守形象。
24．现在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和必要的革命锻炼。他们不象老一代人过去那样，自己去寻求道路，而是一下子进入了强有力的党和国家机关的环境，进入了党的传统、威望和纪律的环境里。这会暂时对年轻一代发挥独立作用造成困难。向党和工人阶级的年轻一代指出正确的方向，具有重大的意义。
25．与上述情况同时出现的，是在党和国家机关中，有一类特殊的布尔什维克的作用异乎寻常地增强了。这些人在1905年就加入了党，或者在党内从事过积极的工作，然后在反动时期又脱离了党，适应了资产阶级制度，并在其中占据了较为显要的位置。他们同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起成为护国派，被卷入战争初期始料未及的二月革命，成为列宁纲领和十月转折的坚决反对派。但是，在胜利以后或胜利得到巩固以后，随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停止暗中对抗。他们又重新回到党内来。这些同“六三政变”①多少有过妥协的家伙，实质上只会是些保守分子。一般来说，他们是拥护安定的，也是不同意反对派的。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握有培养青年党员的大权。
这就是党在最近的发展阶段，决定改建党的领导，把党的政策推向右转的整个情况。
26．官方对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赞扬备至，这表明将过去的进程在理论上神圣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第一次公开破裂，
27．产生复辟分子的原因在于：1．农民的状态。他们不要地主，但在物质方面还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同贫农保持政治联系的重要性就在于此）；2．工人阶级内有影响的阶层的情绪；他们革命精力减退；老一代人已经疲惫；保守分子比重增大。
①1907年6月3日，俄国沙皇政府策划的反革命政治行动，是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开始。——译者
28．抗拒复辟的倾向：1．农民既害怕地主同资本家一道离去，又害怕他们同资本家一道回来。2．政权和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实质上仍然保留在工人国家手中，尽管这个国家是很不正常的。3．国家领导权实际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虽然这个党正在破坏自身的阶级力量和政治情绪。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犹如谈论已经实现的事实那样谈论热月政变，只能是对实际情况的粗暴歪曲。实际情况并未超逃党内预演和理论准备的范围。政权的物质机构并未交给另一个阶级。
来源：《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译者：黄柱宇唐伯讷） |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26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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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托洛茨基（1926年11月1日）
《托洛茨基读本》编者按：1925年一年间，托洛茨基对党内斗争作壁上观，看“三驾马车”的分裂和斗争。1926年春，托洛茨基开始同“三驾马车”中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诺夫的“新反对派”结盟，组成“联合反对派”，或称“托季联盟”，在内政外交和国际革命问题上同斯大林派展开争论。1926年10－11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1月1日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当天托洛茨基在会上发言作答。11月3日斯大林作报告的结论，继续批判托洛茨基等人。
1924年底，斯大林修改了《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关于单独一国不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提法，引发了最高层的异议。以后的争论就不断地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进而涉及内政外交以至世界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读者从当时的讲话和文章中不难看出，那时的批判和反批判实际上是在“打语录战”。这里的一个问题是谁的说法符合或者接近列宁的观点。不过今天回顾这场争论，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实践的检验，看看何种主张比较符合苏联的实际，能够解决苏联所面临的问题，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至于给托洛茨基的观点戴上“社会民主主义”的帽子，显然是不伦不类的。稍晚，托洛茨基还有一个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可以作为补充。
同志们！决议案指责反对派（包括我在内）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我打算把最近时期即与“反对派联盟”这个名称有关的时期内我们（中央的少数）和中央的多数发生分歧的争论问题再一次逐个地进行分析。我应该肯定说，这些争论问题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提供可以指责我们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任何根据。
同志们，我们争论的问题首先是我们在目前时期、目前阶段遇到什么危险，是我们国营工业落后的危险，还是冒进的危险。反对派（包括我在内）证明，我们面临的现实危险是国营工业落后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危险。我们多次指出，由于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所执行的政策而造成的比例失调，有进一步加剧的危险。人们不知为什么把这叫作“悲观情绪”。同志们，算术是既不知道悲观，也不知道乐观的。经济统计既不知道乐观和悲观，也不知道缺乏信心和投降精神。数字就是数字。如果你们拿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来看，这些数字说明，上半年的比例失调，或者确切些说，工业品脱销达3.8亿卢布，本年度达5亿卢布，这就是说，按照国家工业委员会初步的控制数字，比例失调增长了25％。李可夫[1]同志在自己的提纲中说，可以指望（暂且还只是指望）本年度不会再增加比例失调了。但是这个“指望”从何而来呢？原来是来自收成比我们所指望的更坏。如果沿着我们批评家的错误道路走下去，我可以说，李可夫同志在自己的提纲中实际上是欢迎恶劣的收割条件来摧残我们不坏的收成，因为收成越多，比例失调就更大。（李可夫即席插话：“我是另一个意思。”）但是数字本身说明问题。（插话：“为什么你们对李可夫报告不发言？”）加米涅夫同志在这里解释了我们不发言的原因。因为对这个专门的经济报告，除了我们在四月全会上发表的意见，我不能补充任何修正案和论据。我和其他同志们在四月全会上所提出的修正案和提议，现在仍然完全有效。但是从4月以来的经济经验，显然还太少，使我们不能指望在当前阶段说服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志们。而重新进行还没有受过经济生活进程检验的那些新争论，也只是徒然使气氛紧张而已。如果新的经验使那些问题在数字上受到检验，它们就更易于为党接受，因为客观的经济经验检查意见分歧，不是看数字乐观或者悲观，而是看它们是否正确。我认为，我们对比例失调的估计是正确的。
我们还争论了工业化的速度。有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指出：现在速度不快，而正是由于工业化速度不快，才使农村分化过程显得特别重要。富农正在抬头，或者说，贫农在农村所占的比重正在减少（还是同一件事的另一个方面），这里自然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是过渡时期的严重现象，病态现象。“害怕”当然没有任何理由。但是应当正确估量它们。我也认为，在工业落后即在比例失调加剧的情况下，农村分化可以成为危险的现象。反对派曾经说过，我们必须逐年减少比例失调。同志们，这里我看不出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我们坚决主张农村的分化要求对农村各阶层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减轻下中农的税负，并对富农尤其是对富农和商业资本的结合施加更大的压力。我们主张免除贫农40％的税。我们对不对呢？我认为对，你们认为不对。但是，这里会有什么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我从未想到。（笑声）
我们说过，在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农村分化的增长就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加倍的保证，就是说，我们决不能容忍扩大富农、雇主、剥削者，哪怕是小剥削者的选举权。我们曾就扩大小资产者选举权的著名指令发出过警报，这对不对呢？你们会说，我们这个警报是“夸大其词”。就算是这样。但我在这里看不出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我们曾要求、坚持和主张坚决谴责同“生产实力强大的中农”搞农业合作社的方针，因为这种称呼通常就是指富农。我们主张谴责信用合作社面向农村上层的“小变动”（这是政治局报告中用的字眼）。同志们，我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在工资问题上有过意见分歧。分歧的实质在于，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在我国工业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上，在其已经达到的水平上，不应当这样来提出工资问题：工人必须先提高劳动生产率，然后才会导致工资的提高。而应当相反：工资的提高（尽管较少）应当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插话：“用什么资金？”）不论是对，还是不对，但这里没有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我们曾把你们所知道的党内生活现象和官僚主义的滋长联系起来。我想，这里也没有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其次，我们曾反对过高估计稳定局面的经济因素和过低估计它的政治因素。例如，如果问，英国现在的经济稳定情况究竟怎样呢？显然，英国正在破产，它有入超，对外贸易正在减少，生产正在下降。这就是英国的经济“稳定”。而资产阶级的英国靠什么来维持呢？不是靠鲍尔温[2]，甚至不是靠托马斯[3]，而是靠柏塞尔[4]。柏塞尔主义是英国目前“稳定”的另一种说法。因此我们认为，在举行总罢工的工人群众面前，直接或间接支持柏塞尔是根本不正确的。因此我们要求取消英俄委员会[5]。我在这里看不出任何“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
我们曾坚持重新修订我们工会的章程，关于这点我在中央已经报告过了，“工会国际”[6]去年在章程中被删去了，而代之以“国际工会联合会”，即使按照最善良的愿望，它也只能被理解为“阿姆斯特丹”[7]，而不能有别的理解。我满意地指出，现在对去年的修订作了修订，“工会国际”又重新写入了我们工会的章程，它不能不受到欢迎。但为什么说我们在这方面产生过的不安是社会民主主义呢？同志们，我怎么也无法理解。（笑声）
我想——当然只是扼要地——列举一下最近时期所发生的意见分歧的要点。这些分歧是由于我们对党和工人国家的阶级路线在长期的新经济政策和国际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受到的威胁理解不同而引起的。同志们，从这些意见分歧中，从我们在这些意见分歧中所坚持的立场中，无论用怎样复杂的逻辑方法，甚至用烦琐哲学的方法都找不出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正因为如此，这就需要从现实的意见分歧——在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目前阶段所产生的实际而又严重的分歧——回溯很远，从一般对“我国革命性质”的理解中去探索意见分歧。即不是从对当前的革命阶段，对当前的具体任务的理解中，而是从对革命的性质，或者如提纲所说，从对“革命本身”、对“其本质”的理解中去探索意见分歧。德国人在这种场合的说法是：ansichundfursich（自在与自为），这是一个有名的形而上学术语，就是说，革命与它的周围世界没有实际联系，与革命的今天和明天没有关系，而是一种产生万物的“本质”。瞧，在这个关于“本质”的问题上，我在革命的第九年竟成了否认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罪人。罪名不大不小！同志们，关于这一点，我是第一次从这个决议中知道的。我觉得，如果同志们由于某种原因认为必须引用我文章中的话来写决议，那么至少应当引用我就我国革命性质问题所写的主要著作，可是建立原罪的理论（“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的主要部分，却引用了我在1917－1922年所写的文章中的话。同志们，请原谅，不从实质上谈问题，却引证某时某地写的某些话，这是令人非常扫兴的。但是，既然在决议中为了论证“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摘引了我著作中的很多话，我就不得不作出必要的答复。我受党的委托在1920年写了《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来反对考茨基，反对考茨基认为我国革命是非无产阶级革命、非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这本书曾经通过共产国际在国内外大量出版。本书得到最亲近的同志（包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非敌意的评价。而决议没有引用这本书。我在1922年受政治局委托写了《帝国主义与革命之间》一书。在这本书里，我根据格鲁吉亚的局部经验重新研究了——通过同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攻击我们的国际社会民主党进行论战——无产阶级革命（这种革命有权不仅打破小资产阶级的偏见，而且有权破坏它的机构）的基本问题。这也没有引用。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受中央的委托作了报告，报告的中心是说：我们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平衡时期。我和布哈林[8]同志发生了争论。他当时认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以前，将不断地经过一系列的革命和危机，不会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稳定”。当时布哈林同志曾指责我右倾（也许还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同意下，为我提出的提纲进行辩护。提纲的精神是，尽管革命延期，我们如果壮大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就能度过这个阶段。在1922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受中央的委托，作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后作的。我论证了什么呢？我证明说，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不引用我受党的委托从1920年到1922年论述我国革命性质的这些著作（不管好坏，但这些是主要著作），却从这个时期的一篇序言和另一篇跋中摘引两三行，抓住个别词句不放。我再说一次，没有一句话是从主要著作中引来的。根据这4段引文（1917－1922年）就定下了我否定我国革命社会主义性质的罪名。定罪之后，就把其他一切，甚至1925年的反对派都罗列在这一罪名、这一原罪之下。加速工业化的要求和增加对富农正税的建议以后都是出自这4段引文。（插话：“不要成立派别。”）
同志们，我珍惜你们的时间，但是，为了反驳决议强加于我的罪名，我还是应该举出几段引文，——我本来可以举出几百条来。首先我请大家主义，制造原罪的理论所根据的4段引文都是引自我在1917年至1922年写的著作。在此以后，我是否认为我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却一概不提，无人知道。现在，在1926年底，为了说明所谓反对派在主要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的目前观点，竟摘引我个人在1917至1922年为止的著作，而且，再说一遍，这不是主要著作，而是出于完全偶然的原因所写成的著作。同志们，现在回头来谈这些引文，我要对每一条引文都作出回答。但请允许我先从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举出几段更重要的话。
例如，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我在1921年10月28日莫斯科市工会代表会议上就说过：“我们现在改变我们的经济政策是寄希望于我国经济更长远的发展。我们考虑到，欧洲革命尽管正在成长壮大，但比我们所预料的发展要缓慢得多。资产阶级更加巩固了。在仍然受到资本包围的我国，我们不得不承认要更缓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应当把自己地力量集中在装备最好的大企业上。此外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农村中的粮食税，出租企业的增多，所有这一切都在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和新资产阶级的产生创造条件。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将在大工业更狭窄、但更巩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同年11月10日我在索科里尼奇区党员大会上说过：“我们现在情况怎样呢？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之中，第一、在一个国家的基地上，第二、在一个经济文化最落后的国家的基地上，并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四面包围之中。”
我作了什么结论呢？主张投降吗？请看我的主张：“我们的任务是要使社会主义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农民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有无优越性的裁判员。我们要在农民市场上与资本主义竞争⋯⋯
“现在我们有什么根据来树立胜利的信心呢？根据很多。国际形势，共产党的发展，我们完全保持了政权，我们只在我们认为需要的范围内才开放自由贸易，这都是根据。”
同志们，这都是在1921年说的话，而不是在1926年。
我在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说（这是专门反对奥托·鲍威尔[9]的报告，如今却突然要把我和他等同看待）：“我们在市场基础上进行经济斗争的最重要手段是国家政权。只有改良主义的笨蛋才不了解这种工具的意义。资产阶级却很懂得。它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掌握的另一种工具是国家最重要的生产力：全部经济运输业、全部采矿工业、绝大多数加工企业都由工人阶级直接经营管理。
“土地也属于工人阶级，即属于工人国家，农民每年为此缴纳几亿普特的实物税。
“工人政权控制着国界：外国商品，一般外国资本只能在工人国家认为适当和许可的范围内流入国内。
“这些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和手段。”
我在1923年出版的《生活问题》一书中，曾就这个问题说过：“工人阶级通过以前的斗争取得了什么和保证了什么？
“一、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国家）。
“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物质支柱的红军。
“三、一切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是没有内容的空洞形式。
“四、对外贸易垄断制，这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
“这4个牢固地争取到手的因素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钢铁结构。正是由于这个钢铁结构，我们每一个经济和文化的成就（如果这是真实的成就，而不是虚假的成就）就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组成因素。”接着，该书还有更明确和更尖锐的提法。书中说道：“革命的变革对于俄国无产阶级越是容易（当然是相对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越困难。但是，以4个基本因素（见上文）为特征，并受过革命锻炼的我国新社会制度的结构，却使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一切善意的和理智的努力在客观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工人使资产阶级发财，而且劳动得愈好，资产阶级就愈是大发其财，尽管工人不愿意和不想这样做。在苏维埃国家中，一个善良的好工人即使没有想到，或不关心（如果他是非党群众或者不问政治），他却正在完成社会主义的工作，增加工人阶级的资金。十月革命的意义正在这里，新经济政策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意义。”
我还可以尽量增加引文，因为我对我国革命没有做过别的解释，也不可能做别的解释。但我还是仅限于摘引斯大林同志引用过的那本书（《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它最初是在1925年发表的，作为小品文刊登在《真理报》上，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从来没有向我指出过书里有什么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异端思想。这本书在今年出了第二版，并由共产国际译成多种外国文字。我以前没有听说这本书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作了不正确的描述。斯大林同志随意看了两三行，就说“不明确”。因此我不得不再往下念，以说明这是完全明确的。
首先请看序言，它专门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批评家和社会民主党的批评家，首先是批评考茨基和奥托·鲍威尔，这里说：“（敌人关于我国经济的）评论有两个方面：第一、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使国家破产；第二、说我们发展生产力实际上是走向资本主义。第一种批评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思想。第二种批评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特色，即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
我希望本书能向没有成见的读者表明，无论公开的大资产阶级分子，还是自封为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在说谎。当他们说布尔什维克使俄国破了产，这是说谎⋯⋯当他们说生产力在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是说谎。在工业、运输业、商业和财政信用系统方面，国营经济在全国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缩小，相反却在增大。数字和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农业问题要复杂得多。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点也不感到突然。从分散的农民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耕作制，只有通过在技术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采取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步骤才有可能。这种过渡的基本条件，就是要使政权保持在竭力想领导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阶级手中，这个阶级越来越善于通过国营工业来影响农民，提高农业技术，从而为农业集体化创造前提。”
批评反对派的决议说，托洛茨基的观点很接近鲍威尔的观点，因为鲍威尔说过，“在无产阶级仅占全国人口极少数的俄国，无产阶级只能暂时建立自己的统治”，“只要全国农民群众在文化方面成熟到足以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无产阶级就必然会重新丧失自己的统治”。首先，同志们，怎么能够设想我们中间竟有人会想出这样庸俗的问题提法？“当农民群众在文化方面成熟”，这个提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什么呢？所谓“文化方面”，怎样理解呢？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独立的农民文化是没有的，农民只能或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或者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达到文化方面的成熟。农民的文化发展只有这两种可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认为，“文化上成熟的”农民会抛开无产阶级，独立掌握政权，这就是最粗陋、最庸俗的偏见。我们从列宁所阐明的两次革命的经验中深知，如果农民与无产阶级发生冲突，推开它的政权，那么农民只能成为（经过波拿巴主义[10]）资产阶级的桥梁。不可能有一种建立在既非无产阶级、又非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基础上的独立的农民国家。可见，鲍威尔的全部说法都是极其鄙俗的市侩见解。
说什么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而且还指责我们进行正是“掠夺”农民（不是富农，而是农民！）的鼓动。
同志们，我认为这根本不是我们词典中的用词，因为共产主义者不可能建议工人国家“掠夺”农民，而这里说的正是农民。如果说，建议免除贫农40％的税并把它转加到富农身上，这有可能正确或不正确，但这绝对不是掠夺农民。
我要问你们，如果说我们不相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或者（尤其是说我）主张消极等待欧洲的革命，我希望对我说明：那我们为什么主张“掠夺”农民呢？为了什么目的呢？这是无法理解的。我们认为，工业化——社会主义的基础——发展太慢，这是打击农民。比方说，如果农民收成的商品部分比去年提高20％（我假设的），但如果谷物的售价下降8％，而各种工业品的价格像过去一样，提高16％，那么农民的收入就会恶化，还不如歉收和工业品廉价零售的时候。加速工业化，尤其是通过对富农征收更高的税额，将提供大量降低零售价格的商品，这既有利于工人，也有利于大多数农民。
你们可以对此不同意。但谁也不能否认，这里说的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套看法。你们怎么能说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而要求掠夺农民呢？”什么原因？为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我肯定，这是无法解释的。有一些事情是无法解释的。例如：我曾问过不止一次，为什么解散英俄委员会就是号召退出工会？而为什么不参加阿姆斯特丹就不是号召工人不参加阿姆斯特丹工会呢？（喊声：“会对你们说清的。”）我至今没有得到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将来也得不到。（喊声：“会得到的。”）对于怎么可能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力图“掠夺”农民的问题我也将永远得不到回答。
在同一本书（《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中还详细谈到，正确分配国民收入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观在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倾向的斗争之中。“斗争的结局将取决于两种倾向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如果国营工业发展速度比农业慢，而农业又越来越快地分化出两个完全对立的集团：上面是资本主义农场主，下面是无产者，那么这种过程自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让我们的敌人去试着证明这个前途是不可避免的吧。即使他们比可怜虫考茨基办事娴熟，也会碰得焦头烂额的。然而，上述前途是否能够排除呢？从理论上说是不能排除的。如果执政党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连犯错误，从而阻碍了目前大有希望的工业的增长，如果党放弃对农村政治经济过程的监督，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失败。然而我们决不打算根据这些前提来作出我们的预测。在1918年11月9日以后，考茨基和他的朋友们曾经出色地教会国际无产阶级怎样丢掉政权，怎样断送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怎样为资本主义效劳。这里就无须多说了。我们的任务、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方法是不同的。我们想要表明，怎样保持和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怎样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内容充实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本书的全部内容，（插话：“关于合作社只字未提。”）——也谈了合作社，——书的全部内容是专门论述怎样以社会主义内容充实苏维埃国家形式这个题目。有人可能会说（已有这种苗头）：“是的，当处在恢复过程中，工业发展速度达35％至45％的时候，你认为我们是在走向社会主义，但当我们遇到固定资本危机的时候，你在恢复和扩大固定资本困难面前就表现得所谓‘惊慌失措’。”
我不能全部引证《发展速度及其物质限度和条件》这一节（第43页及以后各页）。这里指出了我们比资本主义优越的4个因素，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全部优越性如果得到正确的利用，就能在最近几年内使工业增长率比战前的6％提高两倍、三倍，甚至更多。”
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年我国工业的增长率为18％。固然，这里还包括恢复的因素。但是不管怎样，我在一年半以前用作例证而提出的粗略统计数字和我们今年的实际速度非常接近。
你们问：那么决议中引用的这些惊人言论又作何解释呢，——我应该作出答复。但首先我要再说一遍，我在1917—1922关于革命性质所写的主要著作，一本也没有引用。而我在1922年以后，在去年和今年写的东西，却被蒙上了一块奇怪的幕布，引了4段话。斯大林同志在报告中详细谈到了这几段话，决议也说到了，所以请你们允许我也来谈谈。
“工人运动在民主革命中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变成反革命势力。在农民中，整个富农阶层和很大一部分中农也‘聪明起来’，安静下来，转到反革命方面去，以便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夺走政权⋯⋯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持，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11]
同志们，我很担心，如果有人说，这段话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毒果，很多人都会相信。但这段话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的。
在《列宁文集》第5卷中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05年底构思的小册子笔记。那里描绘了一个前景：工人在民主革命中取得胜利，富裕农民和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农转到反革命方面。顺便说一句，在《布尔什维克》杂志最近一期第68页上引了这一段话，令人遗憾的是，虽然用了引号，却作粗暴的歪曲：干脆删去了提到大多数中农的话。我建议把《列宁文集》第5卷第451页和最近《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9－20期第68页对照一下。
我可以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中举出几十段这样的话：第6卷第398页，第9卷（我没有时间来念，谁想核对，可查记录）第410页，第7卷第1册第192页。
我还要再从第9卷第415页上引一段话：“俄国革命（指民主革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一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这个条件，无论实行地方公有制也好，国有化也好，或分配土地也好，复辟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业主在任何占有制和所有制的形式下面都是复辟的支柱。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以后，小业主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阶级。”[12]（即席上插话：“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对，我会谈到它的。现在来引一段我在1922年所写的话，说明我对1904－1905年时期革命的看法是怎样形成的。
同志们，我非常不想重提不断革命论的问题。这个理论和目前的争论毫无关系，不论是其中正确的部分，或不完备的部分和错误的部分，都与目前的争论毫无关系。这一点我已经声明过几十次。无论如何，对我们近来大谈特谈的这个不断革命论，不仅1925年的反对派，而且1923年的反对派，你们知道，都不能承担任何责任，而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早已归入了档案的问题。现在回头来谈谈决议中所引用的话（诚然，是我在1922年写的，但是是从1905－1906年的角度写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虽然这是在1922年写的，但这句话用的是将来时，是说无产阶级会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因为这是叙述革命前的观点。请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05－1906年说大部分中农会“聪明起来”并转到反革命方面去的预言证实了没有？是证实了，还是没有证实？我肯定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证实了。（插话：“一定程度上？”“什么时候？”喧哗声）在党的领导下，首先是在伊里奇的领导下，用新经济政策克服了和农民的分裂，这是无容争辩的。（喧哗声）同志们，如果你们有谁认为我在1926年没有领会新经济政策的意义，那他就错了。我在1926年领会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可能比别人差些，但毕竟是有领会的。但是请你们注意，在还没有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在还没有1917年革命的时候，在我们想像革命发展的前景的时候，根据过去革命——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的经验，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举出了引文）在内，有过这样的观点：无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并把土地交给农民以后，将会像同反对者，甚至同反革命势力发生冲突那样，不仅遇到富农，而且还会遇到大多数中农的反抗。我们这里出现过这种反抗的“迹象”没有？出现过某些迹象，而且还不少。例如，当马赫诺匪帮在乌克兰帮助白匪扫除苏维埃政权时，这就说明伊里奇的预言是正确的；当我们这里发生安东诺夫叛乱、西伯利亚叛乱、伏尔加叛乱和乌拉尔叛乱时，当“中农”在喀琅施塔得叛乱中用12英寸口径的海防大炮和苏维埃政权交锋时，这难道不就是说，伊里奇的预言在革命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是正确的吗？（莫依先科[13]：“你主张什么？”）我在1922年的著作中关于和农民分手的话没有别的意思，只是确认这个事实而已，难道这还不清楚吗？我们用新经济政策克服了和农民的分裂。但是，难道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有过意见分歧吗？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没有意见分歧。（喧哗声）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前夜，当党在寻找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时，在工会问题上发生过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分歧具有严重的意义；但是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几个月之后从新经济政策中产生了关于工会的新决议时，我们在中央也是一致赞成的。而在转变关头——这种转变是非同小可的——，农民（包括中农）却说：“我拥护布尔什维克，但反对共产党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中农在这个阶段上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特殊的俄国形式。
我因为说过“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战得住脚”而受到指责。这是我在1917年8月写的。我想，这是完全正确的。难道我们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住了脚吗？我们来回顾一下事实。当德国和协约国缔结条约时，局势是岌岌可危的。如果这时没有及时发生德国革命，一次遭到社会民主党破坏而没有完成的革命，但毕竟是一次推翻了旧制度和瓦解了旧的霍亨索伦军队的革命，如果德国仍然像以前一样，那我们可能就已经被推翻了。这里不说一般“资本主义的欧洲”，而说“保守的欧洲”，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保持着自己的全部机器，而主要的是军队。请问你们：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能不能生存下来？（插话：“得了吧，你难道是在和小孩讲话吗！”）同志们，如果说我们生存下来了，证实因为欧洲已经不是过去的欧洲。请看列宁关于这个问题是怎样写的：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1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什么时候说这种话的？1919年3月18日，十月革命后两年。难道这在实质上不是同一个意思么？我在1917年8月说话的意思是，如果我国革命不能推动欧洲，不能震撼欧洲，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插话：“在德国进行的革命犯了错误。”）在1917年以前和在1917年从政治设想上有过考虑的那些老同志，请问，他们是怎样想像革命及其后果的？当我想让自己和别人回忆这一点时，我发现大致的说法是一样：“我们曾经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来援助我们，这时我们的胜利就可以完全得到保证；或者是我们去做我们所能做的革命工作，意识到即使遭到失败，对革命事业还是有好处的，我们的经验将有助于其他国家的革命。我们懂得，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革命命运。这是谁说的？（莫依先科：“列宁。”插话：“而不久以后他是怎样说的？”）列宁的话是在1921年说的，而我的话是在1917年说的。因此我有权为我在1917年说的话向列宁在1921年说的话申诉。（插话：“列宁后来说了什么？”）后来我也讲了一点别的。（笑声）“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尽管有这种想法，但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做到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都要保存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胜利的时候以及在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都一再表示了这种信念。这样想总的说来是正确的。”[15]
引文接着说，道路是更为曲折的、更为复杂的，但我们的预见基本上是正确的。重说一遍，我们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是同心协力，没有任何意见分歧的。（莫依先科：“为了不致灭亡。”）
对，正是为了不致灭亡；正是为了不致灭亡——我已经说过了，我领会到这一点——，我们共同努力过渡到了新经济政策。
同志们，我请求给我延长时间。我想谈谈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我请求再给我（我只剩下5分钟了）半小时。（会场上喧哗声）同志们，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问题。
（执行主席：“等一等，我们来决定。还有什么提议？
“有二种提议：第一种提议是按照原来规定不变，第二种提议是再延长半小时，第三种提议是只延长一刻钟。
“表决：谁赞成再延长半小时？请举手。谁赞成延长一刻钟？少数。你还有半小时。”）
下面一段引文用来对我进行如下的指责：虽然伊里奇说过，“只要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16]，托洛茨基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在世界革命胜利以前无产阶级不可能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我要问，这段引文首先是什么意思？伊里奇说：无产阶级和农民保持10－20年的正确关系。这就等于伊里奇说：在10－20年内我们不能建成任何社会主义。为什么？因为所谓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理解为一种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没有阶级的制度。社会主义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这就是说，这里描绘了20年的前景。在此期间，我们必须执行一条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确关系的政治路线。首先是这一点。但接着又说了，托洛茨基主义认为，“在世界革命胜利以前不可能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是说，我规定了一条法律，在世界革命胜利以前应尽可能和农民建立不正确的关系。（笑声）同志们，显然，在这里想说的不是这种思想，因为这句话根本没有意义。
新经济政策是什么？新经济政策是向新轨道的过渡，正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更正确的关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吗？不，没有意见分歧。我们现在争论的是对富农征税，无产阶级和贫农联系的方式方法。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关于如何建立和农民的正确关系的争论。你们可以认为我们哪些建议不正确，但是整个思想斗争正是由于在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上究竟保持怎样的关系才更为正确而引起的。
在1917年期间我们在农民问题上出现过意见分歧没有？没有！我们一致接受了农民委托书即“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作为我们政纲的基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是在膝盖上用铅笔起草的土地法令在我们中间引起过意见分歧吗？没有，是一致通过的。剥夺富农财产的政策引起过意见分歧吗？没有引起任何意见分歧。（莫依先科：“而布列斯特和约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展的争取中农的斗争引起过意见分歧吗？没有。确定了对待农民的态度的党纲引起过意见分歧吗？没有。我不是说，不曾有过任何意见分歧，但我肯定说，即使在个别重大问题上有过意见分歧，那么在党对待农民政策的基本路线上是没有意见分歧的。
是的，1919年在人们中间有过在这方面有意见分歧的流言。关于这件事伊里奇是怎样写的呢？我来提醒一下。那时有个农民古洛夫问我：你和伊里奇有哪些意见分歧？我回答了他。我的回答刊登在《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下面是伊里奇的话，刊登在1919年2月的《消息报》和《真理报》上，是从列宁文章中一字不差地引来的：
“1919年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登载了农民格·古洛夫的一封信，提出了我国工农政府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并且谈到流传的谣言，什么列宁同托洛茨基不和，什么他们恰恰在中农问题上有很大分歧。托洛茨基同志在2月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的《给中农的一封信》中已经作了答复。托洛茨基同志在这封信中说，关于我同他有意见分歧的谣言，是地主和资本家，或者是有意和无意当了他们帮凶的人所散布的耸人听闻的无耻谎言。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完全肯定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符合事实。我同他没有任何分歧，在中农问题上，不仅我同托洛茨基没有分歧，而且我们两人所加入的共产党全党都没有分歧。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信中详细而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党和现在这个由苏维埃选出的，受这个党领导的工农政府不把中农当作自己的敌人。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所作的说明。”[17]
这是在新经济政策以前，然后就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再重说一遍：难道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有过意见分歧吗？没有！我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曾就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问题作过与鲍威尔论战的报告。后来我在这个问题上说过：“新经济政策受到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欢迎，认为这是解放生产力的一个必要的（但自然是‘不够的’）步骤。考茨基以及奥托·鲍威尔一类的孟什维克理论家们都赞成新经济政策，证实把它看作俄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曙光。他们还把补充说：或者是新经济政策破坏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可喜的结局），或者是布尔什维克的专政破坏新经济政策（悲惨的结局）。”我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整个报告证明说，新经济政策不会破坏布尔什维克的专政，但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将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优势。
下一段话使我受到指责——（我们在这里直接转入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问题）：“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我的话），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这是在1922年说的。而后来在决议中却指责说：“代表会议认为，托洛茨基同志及其同道者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基本问题上的这种观点，是和我们党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18]可能这里有点细微的差别（我现在还未发现），这里的提法不够确切（这一点我也看不出来），但是说这些观点“和我们党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就太过分了。首先我举出和列宁主义有密切关系的一段话：“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完全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俄国还称不上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19]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位比我重要的人物说的，这是伊里奇在1918年11月8日说的！不是在十月革命以前，而是在1918年11月8日，夺取政权后的第二年。同志们，如果他仅仅说了这些，我们当然可能任意滥用个别引文来作论据。（插话：“这是关于最终的胜利。”）不，对不起，他说：“需要最积极的合作。”同志们，企图转到武装干涉上是说不通的，企图回避基本问题转到武装干涉上是说不通的，因为这里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需要合作，不是仅仅免除武装干涉，而是“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还不能把俄国列为先进国家）的”合作。（插话：“怎么回事？”插话：“结论，结论。”）同志们，这不是唯一的谈到问题不仅在于武装干涉的引文。目前的结论就是我所说的观点：由于落后所产生的内部矛盾应当在国际革命中求得解决，这并不是我的特殊见解，而是列宁多次极其坚决果断地阐明过的同一个观点。
有人对我们说，这对于似乎还未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时代，即对帝国主义以前的时代是正确的，我不能详谈这个问题。但是遗憾的是，我应当说，斯大林同志在理论方面和历史方面陷入了最严重的错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在帝国主义以前很早就有了。此其一。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现在在各国发展极不平衡，但这种不平衡在19世纪要必20世纪更加悬殊。当时，英国是世界的霸主，而日本，根据我们上一代的记忆，则是一个异常闭塞的封建等级国家。在我国农奴制度废除的同时，日本开始接受资本主义的文明。中国在酣睡，如此等等。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尖锐，更加深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不平衡性的认识并不比我们差。正因为金融资本是最活跃和灵活的资本形态，所以帝国主义的发展比金融资本主义的前期更具有“平衡”的趋势。毫无疑问，现在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发展不平衡性，但是说在过去，在19世纪，在帝国主义的前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为平衡，因为说什么当时一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不正确的，而现在，帝国主义发展的类型增加了，一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正确的了，不，这不能自圆其说，这是和全部历史经验相矛盾的，完全不符合实际现象。必须寻找其他更有力的论据。
斯大林同志写道：“谁否认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的可能性，谁也就一定要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20]
而我们在1918年听见伊里奇说过，为了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几个先进国家的直接合作，“我们还不能把俄国列为先进国家”。然而，列宁并没有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请看他在1918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
“我知道，当然有一些自以为很明智、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聪明人（这是针对考茨基主义和苏汉诺夫主义的），他们硬说在一切国家爆发革命以前不应夺取政权。他们没有料到他们这样说就是脱离革命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等待劳动者阶级完成国际范围的革命，那就是要等大家在等待中停滞不前。这是荒谬的。”
对不起，下面是这样说的：
“这是荒谬的。革命的困难是大家都知道的。⋯⋯因为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终地取得胜利。”[21]
然而，伊里奇没有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
后来，在1921年，不是在1917年，而是在1921年，又说：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在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在这个阶级相当成熟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这里不是说武装干涉，而是说国家经济和阶级发展的水平。
“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话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都一再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
“另一个条件，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22]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会议上，在一切报刊上，都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明这一点。”[23]
这就是说，伊里奇并不认为只要无产阶级和农民达成协议，我们就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不管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如何，他不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这只是一个条件。另一个条件是其他国家革命的及时支持。他把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认为这是对于我们特别必要的条件，因为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最后，我说过：“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这也成了我的罪名。同志们，显然，我们已经有点忘记了正确运用术语了。我们所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什么呢？当然，我们有共同引为自豪的巨大成就，我在《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小册子中向外国人也极力说明这些成就。但对这些成就有多大，应当有冷静的估计。李可夫同志的提纲说，我们接近了战前水平。这也不确切。我国的居民人数也一样吗？不，更多了！而按人口平均的工业品消费量呢？比1913年低得多。按照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草案，我们只有到1930年才能达到1913年按人口平均的工业品消费量。1913年的水平是怎样的呢？这是贫困、落后，野蛮的水平。当我们说到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真正的高涨时，这就是说，城乡之间不应该有矛盾；这就是说，普遍富裕，生活有保障，都有文化。这才是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我们离这一天还远得很。我国现在还有大批流浪和失业的人口，我国农村每年有200万剩余劳动力，每年流入城市约50万，而工业每年所能吸收的人数不超过10万。我们可以为既得成就而自豪，但不能破坏历史的远景。这还不是真正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这仅是在联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长桥上初步的几个重大步骤。这难道是一回事吗？不是一回事。我受到指责的那段话是绝对正确的。
伊里奇在1922年曾说：
“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势力，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也决不会使人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灰心失望，因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工人的共同努力。”[24]
可见这里说的不是武装干涉，而是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几个先进国家工人的共同努力。也许，你们会说，这是伊里奇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写的，当时好像还不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不，这是他在1922年写的，这个规律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的确，在《论合作社》这篇文章中有唯一的一段话，这是人们企图用来和伊里奇说过的全部言论对立起来的唯一的一段话⋯⋯（插话：“偶然的。”）不是偶然的，一点也不偶然，我完全同意这段话，只是应该正确理解它。这段话说：
“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者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25]（读得很快。笑声。）同志们，请再给我几分钟。（笑声。喊声：“对。”）对，我对这段话完全同意。（插话：“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里说明了什么，这里列举了哪些因素？这里列举了：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无产阶级的政权，第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第四、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第五、合作社。这就是伊里奇在这里列举的因素。请问，你们中间谁也不认为可以在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不是吗？如果保加利亚的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掌握了政权并组成了合作社，（喧哗声）保加利亚的无产阶级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呢？不，不能。这是说，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要有一系列别的因素，如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技术、文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里列举了国家的条件，所有制的条件和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仅此而已！他是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我们不需要使农民无产阶级化，不需要各种新的革命，只要有了政权，有了和农民的联盟与合作社，我们就能利用这些国家的和社会的形式与方法把任务执行到底。但是，同志们，我们知道伊里奇还有另一个社会主义定义，即社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样，我念的那段引文是否取消了电气化呢？不，没有取消，这段引文对伊里奇所有其他论述建成社会主义的言论——我在上面作了明确的说明——是补充还是取消？我说，这句引文是补充，而不是取消我上面引用的那些话，因为我们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国际市场、非常现实的国际经济的环境中为电气化而奋斗的。世界经济不是理论上的概括，这是一种有力的现实，它的规律也对我们施加压力，而且我们每一年的发展都使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在比较详细谈到这点以前，我要提醒一下，某些同志在根据伊里奇《论合作社》一文的引文而进行片面解释而造出一种全新的理论以前（而这种理论在我看来是极不正确的），他们自己曾坚持过别的观点。斯大林同志在1924年和现在（插话：“这是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讲的完全不一样，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这段话并未因此而消失，而且直到1926年还全盘保留下来。请听：
“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的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26]
这是斯大林同志在1924年写的，而决议中引用我的话，却截至1922年为止。（笑声）是的，这是在1924年说的；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了免除武装干涉，不是为了防止复辟，不，不，决不是，而是“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斯大林同志改变了这种观点。这当然是他的权利。
他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说：
“这种说法的缺点在哪里呢？缺点就在于它把两个不同的问题连接成了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肯定的回答；另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它无须革命在其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就有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因而免除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否定的回答。”[27]
对不起，在前一段话（1924年）中这两个问题根本没有混淆，那里不是说武装干涉，而是非常清楚地说单靠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地努力不可能完全组织社会主义生产。
同志们，难道问题真是归结为武装干涉吗？决不能把问题设想成这样，我们在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而外来的敌人可能打破我们的玻璃。问题不是如此简单。武装干涉是战争，而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政治则是集中表现的经济。可见，问题在于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经济关系。这种相互关系决不限于所谓武装干涉这种特殊形式。这些关系更加具有连续的和深刻的性质。布哈林同志曾直截了当地说，整个危险仅仅在于武装干涉，如果没有武装干涉，“我们甚至在这个缺乏技术的基础上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的，这是对的。——托洛茨基注），这种社会主义的增长会异常缓慢，我们会像乌龟爬行，但我们毕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一定会建成社会主义”（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
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对的；说我们将和世界无产阶级携手并肩建成社会主义，这是无可辩驳的。（笑声）我觉得，在共产党的代表会议上当人们说到将和世界无产阶级携手并肩建成社会主义时发笑，是不对的。（笑声。插话：“不要恶意煽动。”“不要来笼络我们。”）我说，像乌龟爬行我们是永远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因为我们受到世界市场日益严密的控制。（插话：“你胆怯了。”）请看，布哈林同志是如何想像这种建设的。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应该说这是出自布哈林手笔的经院气味最浓的文章）（笑声）中说：“争论的是，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物，我们是否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并建成社会主义，就是说，争论的是我国革命的性质。”（布哈林：《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9－20期第54页）请听，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能不能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如果“撇开”，就能够。但撇开是办不到的！全部关键就在于此。（笑声）如果“撇开”天气和民警，可以在正月间裸体走在莫斯科街头。（笑声）但是我担心，如果你们要这样做，无论天气或是民警都不会撇开你们的。（笑声）
“再重复一遍：争论的是内部力量的问题，而不是同国外关系的危险问题。因此，争论的是我国的性质问题。”（布哈林，《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9－20期）我国革命从什么时候起和国际条件无关而具有独立的性质呢？我肯定说，如果没有两个国际条件，即第一、如果没有大大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本；第二、如果没有推动我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世界上就不会有我们所知道的我国革命。在1917年以前，革命就是通过各种伟大的世界力量的汇合而准备起来的。十月革命就是由于这些力量的汇合并经过世界大战而产生的，现在有人却对我们说：“撇开”国际环境，在我们家里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态度。决不能撇开世界经济。什么是出口？内部事务还是国际事务？要在国内收集出口产品，似乎就是内部事务，而要输出到国外去，似乎又是国际事务。（笑声）
什么是进口？进口好像是国际事务，因为要到国外去购买商品，但输入国似乎又是内部事务。（笑声）请看，布哈林同志主张“撇开”国际环境的全部理论在进口与出口问题上立刻破绽百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取决于速度，而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则最直接最尖锐地取决于原料和装备的进口。当然，可以“撇开”外汇不足而订购大量棉花和机器，但这样只能干一次，第二次再要这样“撇开”就行不通了。（笑声）我国的全部建设受着国际的制约。
当有人问我，我们的国家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我应当说，这个问题本身是提得不够妥当的。如果你们不是根据从未经校订的记录中随意摘取三言两语，而是根据我关于这个问题所发表的几十篇和几百篇的文章和演说，我们只有这样相互对待，不是抓住未经校订的词句，而是从实质上看待彼此的观点，——那么你们在作出判断时，就会毫不犹豫地承认，我同你们一样认为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对于这个国家是否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我已经引用许多言论作了回答。如果你们问，国内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资金在30或50年内彻底建成社会主义，而不管全世界将发生什么事件，那我要说，问题的提法根本就不正确。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帮助世界的革命无产阶级，而世界无产阶级在10年、20年、30年内夺取政权的希望绝不比我们建成社会主义的希望少；希望决不会更少，而是更多！
同志们，请问，当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时，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是重要之点，是整个问题的核心。你们说：不管在此期间全世界将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将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好的，我们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多少时间？伊里奇认为，20年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由于我们农民国家的落后性就是30年也建不成。最低期限也要30年至50年。请问，在这个时期内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如果不对欧洲作出预测，也就不能为我国作出预测。这里可能有几种前景。如果你们说，30至50年内欧洲无产阶级自然会夺得政权，那时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10年、20年、30年内取得政权，那么无论在我国或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的阵地都是确保无虑的。但是，显然你们认为，应当从这样的前景出发：欧洲无产阶级在近30年内不会夺取政权。否则你们为什么需要你们的全部预测呢？请问，在这一时期内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单纯从理论上说，这里有三种设想：或者欧洲将像目前一样，围绕着战前水平动荡不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此起彼伏，互相平衡。这种“平衡”我们所以称之为不稳定的“平衡”，是因为它⋯⋯是不稳定的。这种局面不可能延续20、30、40年。这种局面必将朝着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得到解决。你们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将找到新的动态平衡，你们是否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将保证自己有新的高涨时代，帝国主义大战前的扩大再生产呢？如果认为这是可能的（而我认为资本主义绝没有这样的希望），如果在理论上姑且假定如此，那么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还未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这不是帝国主义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而是推动经济和文化向前发展的上升的资本主义，这就是说，我们来得太早了。
（执行主席：“托洛茨基同志已经超过允许给他的时间，已经半个多钟头了。他请求再延长5分钟。表决一下。谁赞成再延长5分钟？谁反对？还要再表决吗？”）
我请求再付表决。
（执行主席：“谁赞成再给托洛茨基同志5分钟？谁反对？多数。”）
我想用5分钟做一些简短扼要的结论。
（执行主席：“再表决一次。”插话：“用代表证表决。”执行主席：“用代表证表决。谁赞成给托洛茨基同志5分钟？请举起代表证。谁反对？少数。与其花5分钟数票，不如给他5分钟。托洛茨基同志讲话。”）
总之，如果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在我们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30至50年内将走上坡路，那么就应该作出结论，我们将被窒息或被击溃，因为上升的资本主义除了其他一切，还会拥有相当的军事技术和完全相当的手段。此外，我们知道，当资本主义实力大增的时候，它可以通过工人贵族鼓动群众进行战争。在我看来，这种阴暗的前景正在被世界经济的整个局势所排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我国社会主义的前景建立在上述前景上面。
还有第二种前景：资本主义没落和腐朽下去。但要知道，这正是欧洲无产阶级学习——很慢，但毕竟在学习——进行革命的艺术的基础。
能不能设想欧洲资本主义会腐朽30年至50年，而无产阶级还没有能力完成革命呢？我要问，为什么我应当接受这个只能称之为对欧洲无产阶级怀着毫无根据的极端悲观心理的前提呢？同时又对靠我国孤立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充满着无批判的乐观情绪呢？我作为共产党员的理论职责或政治职责在什么意义上使我必须接受欧洲无产阶级在40、50年内不会夺取政权（如果会夺取，那么争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的前提。我断言，我没有任何理论的或政治的根据来设想我们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要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更加容易些。
不。这里较多的希望完全在欧洲无产阶级方面。如果这样，请问：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因素看成彼此对立的，而不是像列宁那样看作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条件”呢？为什么需要在理论上承认在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呢？这种前景从何而来呢？为什么在1925年以前谁也不曾提出这个问题呢？（插话：“提出过。”）不对，谁也不曾提出过，斯大林同志在1924年也说过，单靠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我今天还是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时候，才能得到保证。这绝不是说，我们的建设是非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和不应当全力以赴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像德国工人在准备夺取政权那样，准备未来社会主义的因素。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每一项成就都有利于德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而他们的斗争也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唯一正确的国际主义前景。
我在结束发言时要重复一下在中央全会上说过的话。如果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国家（虽然有官僚主义病态），即还需要不顾某些错误的官僚主义的主张而大大接近工人阶级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的建设；如果我们不认为我国有足够的资源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我们不确信我们能获得完全的和最后的胜利，那我们显然就不能留在共产党的队伍中。
可以而且应当根据这两条标准来评价反对派；或者反对派只可能有一条路线，或者可能有另一条路线。如果认为我们的国家不是工人国家，我们的建设不是社会主义建设，那就应当使无产阶级反对这个国家，并且应当建立另一党。
第二条路线。（插话：“你们已经开始了这条路线。”）如果认为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但有着官僚主义病态，受着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资本主义包围的压力；如果认为我们的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但我们的经济政策不足以保证按需要分配国家资金，那就应当用党的手段和办法反对你认为是错误的、不正确的、危险的东西，并对党和工人国家的总政策负完全责任。（执行主席铃声。）现在就结束发言，还有一分半钟。
毫无疑问，最近时期的党内斗争的特点是表现为派别活动这种极端尖锐的形式。毫无疑问，反对派方面这种尖锐的派别活动（不管它是由于哪些条件引起的，我现在且不去谈它）可能并且已经被大多数党员群众理解为意见分歧已经很大，可能使共同工作无法进行，即可能引起分裂。这就是说手段和目的显然不相适应，即反对派所要维护的目的和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所采用的手段互不适应。正因如此，我们承认了这种手段（派别活动）是错误的，这不是由于今天的考虑（插话：“没有力量啦。失败了。”），而是由于估计到党内所形成的整个局势。10月16日声明的目的和意思是在共同工作和每个人在自己岗位上对党的总政策一致负责的范围内维护我们所坚持的这个或那个观点。
同志们，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决议的客观危险何在呢？危险在于它把不仅必然产生派别性政策，而且必然产生两个政党的政策的这样一些观点强加在我们身上。
这个决议有把10月16日声明和中央通知变为一纸空文的客观倾向，这个通知曾满意地⋯⋯（插话：“这是威胁？”）⋯⋯不，同志们，这不是威胁。我最不愿说威胁话。（插话：“那这是为了什么？”）你们马上就会听到了，请听到底，还有几句话。
在我们看来，这项决议的通过会造成损失，而我就所谓反对派的同志们，首先是领导同志们的情绪所能作出的判断来看，这项决议的通过决不能迫使我们离开10月16日的路线。我们不接受强加于我们的观点。我们不打算人为地扩大意见分歧或者使它激化，从而准备恢复派别活动。相反，我们每一个人一方面不缩小意见分歧（分歧是存在的），同时竭尽全力在不中断工作和对党的政策共同负责的范围内来处理这些分歧。
译自《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俄文版第505－535页。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
[1]阿·伊·李可夫（1881－1938）——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内务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28－1929年同布哈林一道反对斯大林的路线。1937年3月被捕，1938年3月被处死。后平反。
[2]斯·鲍尔温（1867－1947）——英国保守党领袖。1923－1924、1924－1929和1935－1937任英国首相。
[3]詹·亨·托马斯（1874－1949）——英国工会活动家、工党领袖。1920－1924年任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主席。
[4]艾·阿·柏塞尔（1872－1936）——英国社会党党员。1924－1927年任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主席。英俄统一委员会创建人之一。
[5]英俄委员会，全称为英俄统一委员会，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发起，于1925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苏英工会代表会议上成立，1927年秋停止活动。
[6]工会国际，即红色工会国际，成立于1921年，1937年底解散。
[7]“阿姆斯特丹”，指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1919年7月在阿姆斯特丹成立，1945年12月14日解散。
[8]尼·伊·布哈林（1888－1938）——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历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书记处书记，《真理报》主编。1928－1929年反对斯大林的路线，被解除各项重要职务。1937年3月被捕，1938年3月被处死。后平反。
[9]奥·鲍威尔（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家。1918－1919年任奥地利外交部长。1921年是第二半国际创建人之一。
[10]波拿巴主义是资产阶级依靠暴力和欺骗进行统治的一种形式，产生于波拿巴·拿破仑统治时期，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11]《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1－142页。
[12]同上书，第327页。
[13]克·弗·莫依先科——1917年加入俄共（布）。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
[14]《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26页。
[15]同上书，第42卷第40页。
[16]同上书，第41卷第378页。
[17]同上书，第35卷第469页。
[18]《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三分册第239页。
[19]《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50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用的。
[20]《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9页。括号里的文字是托洛茨基加的。
[21]《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13页。
[22]同上书，第41卷第50－51页。
[23]同上书，第51页。
[24]《列宁全集》第3版第4卷第640页。
[25]《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768页。
[26]《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0页。
[27]同上书，第8卷第61页。 |
答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指责（托洛茨基，1926年10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答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指责
托洛茨基（1926年10月29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58
一
1．前言。决议指责反对派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社会民主党是部分依赖工人阶级的官僚分子、在所有基本问题上执行资本政策的小资产阶级改良政党。社会民主党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将整个工人阶级运动置于资产阶级民主之下。
尽管《东方曙光报》认为反对派想在四条原则基础上用民主共和国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但这种意见未必会被作为决议的基础。
2.（1）反对派反对把选举权扩大到小资产阶级和企业主。
（2）反对派坚持增加对富农的税收并减免农村贫农40%的税收。
（3）反对派反对向生产能力强的中农倾斜的合作社方针。
（4）反对派坚持更快地发展工业。
（5）解散英俄委员会。
（6）工会章程。
（7）最后，反对派认为党的生活的某些现象同官僚主义的增长有关。
3．反对派认为，在所有这些方面有迹象表明，在新经济政策和资本主义包围条件下滋生的有害倾向正威胁着我们党的无产阶级路线和国家的工人性质。在这一点上很难找到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4．只有撇开当前发展阶段产生的实际分歧，退回到遥远的过去，才能表面上构建能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指责辩解的逻辑体系。
5．全部问题就在于对我国革命性质的评价。
6．在此期间，我受中央委托就我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写了一本反驳考茨基的书（《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20年），把布尔什维克对我国革命性质的理解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解作了对比。
1922年我写了一本关于格鲁吉亚的书（《帝国主义和革命之间》，1922年），更具体地把共产主义对我国革命性质的理解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解作了对比。
改行新经济政策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对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进行了论证。
7．撇开这些著作却抓住一些东拼西凑的引文不放，是想把我对我国革命性质的理解和列宁的理解对立起来。
8．然而即使这种根据断章取义的或片言只字的引文（有时是用明显歪曲原意的未经校正的速记记录）间接取证的方法，也没能给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结论提供任何根据。
9．我们在1917〜1918年或1920年认为，只有在一系列国家革命之后才能真正繁荣社会主义经济，只有经过几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只有扩大我国革命的范围，才能摆脱在农民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矛盾。难以相信，这一事实在1926年受到责备。
10．分析引文。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
11．农民问题（列宁给古洛夫的回信。我的《苏维埃政权和农民》一书中的一章（第17卷，第2分册，第525〜548页）。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及其他）。
12．主要矛盾：不相信社会主义和掠夺农民（我们的词典里没有“掠夺农民”这个词组）。决议没有对反对派的真实观点作任何评价。决议的任务就是证明反对派具有倾向而且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为证明这一点，不得不脱离或撇开有争议的问题。不得不在故纸堆里搜寻间接罪证。不得不对写过的主要东西避而不谈。不得不对列宁在这方面的著述视而不见。在这种司法式的、经院式的、检察式的方法下矛盾无法避免。由此产生的突出矛盾使决议从头至尾漏洞百出。
13．有人会说：引文确实不能证明它们应证明的东西。引文至少反映了那个时期党的总的观点。但现在是新时期了。党的方针变了。能不能把列宁《论合作社》一文中的几句话同列宁写过的所有东西对立起来呢？这个问题暂且放在一边。让我们不管那些旧引文，提出以下问题：
（1）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吗？
（2）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吗？
（3）我们能否不管世界革命的进程而取得胜利，即把社会主义进行到底？
14．我们是否认为我国的建设将导致社会主义（见《走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前言）？
15．有人会说：但这是恢复过程的情况。新时期的困难迫使我们改变观点并承认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援引关于改造时期速度的引文）。
16．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道课题，不是一个有保障的过程。争论的焦点是用什么方法解决这道课题。当前的中心问题是速度问题。
（1）比例失调问题。
（2）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的对比。
17．你们是否认为这些问题没有欧洲革命也可解决？问题的提法是抽象图式化的（作分析时可以暂时从国际环境中抽象出来；作预测时则不能从国际环境中抽象出来）。
18．这一时期欧洲会出现什么情况？（分析三种模式）
19．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吗？（引莫洛托夫的话）
结论
反对派只有两条道路可走。第一条道路：如果认为我国不是工人国家，我们从事的建设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等等，那么就应当使无产阶级起来反对这个国家，应当建立另外一个党。
第二条道路：如果认为我国是工人国家，但带有官僚主义弊端；如果认为我们从事的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但经济政策不足以保障对我国内资金进行必须的分配，那么就应在完全立足于这个国家的基础上，抱着对党和工人国家的总政策完全负责的态度，通过党的方法和途径同认为是错误的、不正确的和危险的现象作斗争。
20．最近一个时期党内斗争的特点是斗争形式极端尖锐，已发展成派别斗争，关于这一点该说的在10月16日的声明中都已经说了。不管这种尖锐的派别斗争是由什么条件引起的，都无疑会被党员群众理解为或部分理解为，由于分歧的尖锐性和紧迫性协同工作已不可能，将会分裂为两个党。
我无论如何不想淡化分歧。分歧相当严重。以后的经验会对它们作出检验。但这完全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范围内的分歧。
21．10月16日的声明是消除上述不和谐的重大的、原则性的一步。其目的是：把为这些或那些观点而进行的斗争纳入协同工作和为总政策一致负责的范围。
22．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决议的目的是把从中必然导出派别政策甚至两党政策的那些观点强加给我们。这项决议具有把10月16日的声明以及欣然接受这份声明的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变为一纸空文的倾向。这项决议错误至极，同时它人为地为分歧推波助澜。
这项决议的通过将会造成重大损害。但是据所谓反对派的领导同志的情绪来看，这项决议的通过不会使我们背离10月16日的声明路线。我们不接受强加于我们的观点。我们不打算人为地助长或加剧分歧，以便以此证明派别斗争旧病复发。相反，我们每一个人在不淡化现有分歧的同时，将竭尽全力地把这些分歧纳入通畅的、集体的工作范围。
二
1．决议指责反对派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
2．实际分歧。
（1）更快地发展工业，是结合和降低价格的条件。
（2）工业化速度受国际条件影响。
（3）增加对富农的税收，并减低农村贫农40%的税收。
（4）通过税收以及更合理的价格政策增大对私人资本的压力。
（5）反对把选举权扩大到小资产阶级和企业主。
（6）反对向生产能力强的中农倾斜的合作社方针。
（7）工资问题。
（8）党的生活的某些现象和官僚主义的增长。
（9）反对过高估计经济成分的稳定作用和过低估计普塞尔主义。
（10）要求解散英俄委员会。
（11）修订工会章程。
3．消除威胁我们党的无产阶级路线和国家的工人阶级性质的危险。
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4．失败主义？
5．需要撇开当前发展阶段产生的分歧，退到遥远的过去才行。
从具体到抽象再到经院习气。
6．全部问题就在于对我国革命性质的评价。
引文出自1917〜1922年间的著述。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29日 |
对我国革命的评价及农民问题（托洛茨基，1926年10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对我国革命的评价及农民问题
托洛茨基（1926年10月29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57
1．1917年在对革命的评价方面是否出现过什么分歧？
2．采取农民自由委托书作为土地纲领基础。
3．土地法令。
4．剥夺富农政策。
5．争取中农的斗争（见第17卷《苏维埃政权和农民》中的书信和报告）。
6．列宁就中农问题答农民古洛夫。
7．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8．解释新经济政策（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结论
我坚决反对根据过去的、而且是被歪曲的关于不断革命的争论事后篡改十月革命这一活的历史的任何尝试。
我们是否认为我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十月革命九周年之际提出这个问题至少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把自己的国家称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是因为它实现了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它奠定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不认为我们确立了苏维埃制度后就把我国排除在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之外。
正是由此开始出现真正的分歧。
※※※
1．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一国实现或者“相信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实现是基本前提。
批评，包括决议。
2．指责想掠夺农民是第二个前提。
3．既然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那究竟为了什么要掠夺农民呢？这个问题至今没人解释过。
4．我们说，比例失调说明：
（1）需要加快工业化进程；
（2）存在为此所需的内部资金。
5．有人回答我们说：你们过去夸大了资本和私营企业主的积累；你们过分夸大了被官僚机制侵吞的资金数量。
换句话说——有人回答我们说：国内没有加快工业化的资金。
6．所谓我们相信“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断言以何为基础？
7．我们提出的任务是根据以下客观情况：工业化的速度不仅由国内关系、而且由国外关系（世界市场）来决定。
直到最近还有人回答我们说：可以是乌龟爬行速度，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国际关系与此无关。国际关系以干涉来威胁我们；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8．关于世界发展的相对监督的修正案在七月全会上被否决。
9．我们认为“乌龟爬行速度”是不够的，因而被宣布为“悲观主义者”和“信念不坚定的人”。
我们说：
（1）主要危险在于工业落后（比例失调问题）；
（2）由此产生来自富农和私营企业主的危险；
（3）向生产能力强的中农倾斜的方针是不正确的；向农村上层“偏移”是不容许的；
（4）扩大富农和小资产阶级在苏维埃制度中的政治影响是不容许的。
我们确信这些倾向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危险的。为什么要把这称作“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呢？
※※※
当前的问题是怎样提出的？国内是否有建设社会主义的资源，而不受世界风云变幻的影响？
这种提法带有经院习气。它对任何人、任何事情来说都不需要。
问题是这样的：国内是否有充足的资源来加快工业化的速度，保障社会主义成分占有较大优势并缩短我国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差距？
缩短差距是好几年的计划。
这一计划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准备是相辅而行的。
我们应当逐年把我们的价格向世界价格哪怕稍微靠拢。我们的价格应当逐年变得更有竞争力。
无产阶级和农民
“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
10〜20年内农民继续存在？
这是什么社会主义？
要知道问题是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以确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确关系。是否有过分歧？
租赁和雇农。
关于富农、贫农、中农的争论也就是关于“同农民的正确关系”的争论。
我的关于农民的引文：
“我们主要的力量对比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工人阶级是惟一能够不仅使我们的国家在将来达到社会主义，而且直接使之免遭灭亡、瓦解和崩溃的阶级。正如列宁同志在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根本任务在于确立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正确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托洛茨基，1923年4月5日的报告）
“我们党的全部智慧应该用来使这个问题（从农民那里拿走多少）不变成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成为协商、妥协的问题。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妥协派，在使工人国家同农民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彻底妥协派。”（托洛茨基，1923年4月5日的报告）
“即使在所谓的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我们基本的社会主义方针也同样保持全部效力。”（托洛茨基，1925年7月29日《消息报》）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29日 |
是否需要争论？（托洛茨基，192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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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争论？
托洛茨基（1926年10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56
现在党内正在自上而下展开一场反对一切争论的激烈斗争。《真理报》撰文指出争论是有害的和危险的。但是谁都没有说明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方式能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什么是争论？争论就是党对其所面临的而且在党内有分歧的那些问题进行讨论。党能否不经讨论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如果不应由党解决这些问题，那又有谁会替它解决？所有问题实际上就在这一点上：谁能为党、替党、背着党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真理报》以及反对争论的演说家们说：所有这些问题已经由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解决了。但问题是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十个月了。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争论的问题是，在农村是富农的影响增加了的还是党、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影响增强了。在四月全会上争论的问题是，工业是超前了还是落后了、工资收入的提高是和国家福利的总体增长同步还是滞后。
在七月全会上争论的问题是，在苏维埃中是无产阶级的影响增强了，还是小资产阶级、富农分子的影响由于富农实力的扩大和工业落后而增强了，结果使无产阶级、雇农贫农和共产党的影响削弱了。
非常明显，这些问题不可能一下彻底解决。争论要受到生活的检验。应该考虑到最近一年内积累的那些事实，以便党能在成熟讨论的基础上对所有有争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决定。
如果不是党还有谁能解决这些问题呢？这是一些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命运的问题。必须在每一个新的阶段对全部经验进行检验。除了党又有谁能检验这一经验呢？如果在党内出现了严重深刻的分歧，那么除了代表大会又有谁能解决它们呢？而如果党在代表大会之前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讨论，那么代表大会又如何能解决它们呢？全面讨论即是争论。
当然，争论有其消极方面。争论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实际工作。但是问题关系到应该按照什么路线开展整个实际工作。我们需要的是能使无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得到加强，能保障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取得优势的实际工作。如果分歧是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发生的，那么下述说法，即干点实际工作，不要讨论按照什么路线开展实际工作这种说法就是荒谬的。
每一个党员都不得不考虑的这些根本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这些问题就是：
1．最近一年内整个国民经济向前迈了一步。工业发展了。国家总的富裕程度提高了。但实际工资与去年秋季相比降低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国家富裕程度的提高继续高于工资收入增长，这是否会有危险？这实际上意味着工人阶级社会影响在降低。要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呢？
2．国内的商品荒说明工业拿不出必需数量的产品来交换农业的剩余商品。由此产生了所谓比例失调，即工业品数量满足不了农民的需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前夕以及在四月全会上争论过这种比例失调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的问题。今年秋天的事实表明比例失调扩大了。这说明尽管工业向前发展了，但还是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这表明国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是增大了，而是减小了。这正是实际工资在这一年减少而不是增加的原因。党讨论过这个问题吗？没有，没有讨论过。能推辞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吗？不，不能。当然，无论是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还是四月全会都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全党必须执行的回答。但是党所作的决定必须经过生活的检验。党考虑到了这一检验。如果在党内或在党中央委员会里产生分歧，党就对这些分歧加以讨论并作出人人必须执行的决定。对其他所有问题也是这样。这些问题结成了一根链条。工业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社会主义积累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积累；工资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水平。这说明无产阶级的经济作用增长不够快甚至相对降低。而这不能不对政治有所影响。最近的苏维埃选举表明无产阶级及其在农村的可靠支柱——贫农——的政治比重有些下降。能说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了吗？不能，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些具有非常意义的新的事实。对这些事实评价不一，包括在中央委员会里也有分歧。谁能作出决定？党的代表大会。
可以说中央委员会的少数应该服从多数。这毫无异议。可以认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委员破坏了纪律。可以因此对他们进行处分。但这不应取消关于党的代表大会的问题。问题是为了让党能以新事实、新经验来检验自己以前的决定。认为危险不是来自富农、而是来自对这一危险提出警告的那些人，这对吗？向左开火，即反对那些提醒注意工业落后、注意无产阶级在苏维埃社会中的政治比重下降和贫农在农村中的力量减弱等等的党员，这对吗？问题关系到党的政策的总路线。今年有大量事实来检验这一路线。谁能进行这一检验？怎样进行？如果党不倾听有争议的观点，拒不作出自己的决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又如何能作出其决定呢？
所有不幸都在于一些同志——包括《真理报》编辑部——认为有人可以作出决定而不用通过党。他们说争论是有害的和危险的。但这其实简直就是说党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在出现分歧时究竟怎么办？对这个问题没人给我们任何回答。
争论真的有危险吗？这要看是什么样的争论。如果工人支部要讨论一下为什么工资在经济总体增长的情况下反而降低的问题，这有危险吗？如果工人支部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倾听中央委员会多数以及反对派的意见，这有危险吗？任何危险都没有。只是这些意见要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陈述，调子要适当，要从各个方面加以阐明，要向全党提供必要的文件、数字、不要让任何人蒙在鼓里。如果在报刊和会议上进行那种无休止的、激烈的、单方面的、愈来愈演变为对反对派的直接谩骂和诋毁的争论，并且对党隐瞒陈述了反对派观点的主要文件，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样的争论才是危险的。它毒化党的舆论，破坏党的统一。
《真理报》说争论导致脱离实际工作。但争论终归在进行，况且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起从未间断。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出版小册子，制定反对反对派的决议。同时，反对派的真实意见和建议被肆意歪曲。不给反对派表白的权利。现在从上面又发起一场争论，声称不需要争论。出现了一种新理论，认为有争议的问题可以不经党内讨论而解决。就这一题目展开了激烈的、单方面的争论。党为此白白耗费了巨大精力，而没有从实质上去讨论工资收入因何降低、切尔文卢布的购买力因何跌落、富农在农村的影响因何快于工人阶级福利增长等问题。对专政构成威胁的正是这些事实，而决不是在党内对这些事实的讨论。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来保障党的正确争论方针。谁想避开争论，谁就是想避开党。谁也不能替党解决问题。应该辩论的不是关于争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无产阶级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的那些重大问题。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 |
关于政治局的决定（托洛茨基，1926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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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局的决定
托洛茨基（1926年10月1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55
关于政治局认可布哈林同志对我们的声明所作修改的决定，我们认为有必要申述如下。
如果不去考虑那些在我们看来政治上次要的、仅仅有损原文的微小改动，那么还有四处改动有独立的政治意义，我们认为不能把它们加进以我们的名义发表的声明。
1．关于“派别和集团自由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完全准备在声明中加进第十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定。这些决定至今尚未取消，而且我们的看法和这些决定完全相符。我们认为布哈林同志的说法是片面的。因为事关我们在党内的行为路线，我们坚决声明：拒绝派别手段和集团，解散已经或正在形成的集团，采用这些手段是错误的和危险的等等。这些话清楚、直接、明确地反映了我们显然打算彻底履行的义务。
第十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把派别和派别活动问题同党的制度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在声明中只字未提过去那些促使派别活动产生和传播的条件。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份反应表达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彻底消灭派别活动的充分意愿的文件中援引这些条件是不合适的。但是，由于布哈林同志的修正案不仅提出关于我们的直接、清楚和明确的义务问题，而且提出了关于“派别活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认为只能用第十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确切文本来回答这个总的问题。
2．我们承认在未得到中央委员会有关决定的情況下开始辩论是错误的。布哈林同志的修正案说“破坏了代表大会（第十四次）关于禁止全国辩论的决定”。代表大会没有这样的决定，而且根本不可能有。中央一月全会确定了关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运动的形式，禁止中央委员在其中发言。我们压根不知道任何禁止全国辩论的决定。只要向我们指出说的是哪个决定，我们就立刻把它加进我们的声明。尽管这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但因为事关代表大会的决定，我们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追根究底。
3．很明显，中伤共产国际或苏联的行为和共产党员的称号是不相容的。如果德国共产党员乌尔邦斯同志和维贝尔同志中伤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情况属实，就有必要按照党的有关制度对他们进行谴责。我们没有掌握这样的材料，所以不能谴责这两个党员犯有中伤共产国际和苏联这样严重的罪行（如果对“中伤”一词确实按它所包含的意思理解的话）。
对于被开除出共产党的路特·费舍[1]和马斯洛夫[2]我们同样不了解他们的中伤事实。我们知道，他们和宣称苏联是资产阶级国家云云的科尔什划清了界线。如果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走上中伤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道路，那就意味着他们和共产主义一刀两断，共产国际的大门将永远对他们关闭。我们没有材料作出如上判断。因此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把他们同科尔什相提并论。
至于谈到以700份签名表示完全支持我们的德国左派，显然，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和它断绝联系，至少是在它的这一部分观点上。说到派别活动、我们声明拒绝支持任何派别集团。
4．有人指责梅德维捷夫同志，说他在差不多三年以前写的一封信中表露了取消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同社会民主党人融合或接近以及租让国家工业等等想法。这些怪异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对此谁都不会有片刻怀疑。梅德维捷夫同志对《真理报》所评论的这封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我们在声明中没有追究梅德维捷夫同志的信的准确性，只表示绝不同意信中表述的思想。至于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没有鼓吹取消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等等，施略普尼柯夫同志证明他过去和现在都从来没有赞成过这些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以我们的名义声明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持有上述观点。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人告诉我们，这种“划清界线”是必要的，以使同工人反对派的联盟成为泡影。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一联盟到现在为止表现在哪里、在什么文件、哪些行为或声明中。这样的文件、声明和行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正如联盟本身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一样。
※※※
鉴于以上所述，我们不能以自身名义向党说出得到政治局认可的布哈林同志的修正案中的内容。我们当然完全认为，对党中央的服从必须以少数派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公开维护他们所不同意的观点为前提。如果政治局认为我们“必须”“按党纪原则”采纳布哈林写的修正案，我们将会服从并签署中央委员会认为符合当前党的利益的任何声明。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政治局要求我们签署这类声明的正式决定。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16日
[1]费舍，路特（1895-1961）——德国共产党内“左派”代表人物。1923年5月当选中央委员。1924年“左派”掌握领导权时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1924年出席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当选执委会候补委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
[2]马斯洛夫，阿·（1891～1941）——德国共产党内“左派”领袖之一。1918年加入德共，1924年当选中央委员，1924年当选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 |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索科里尼科夫、托洛茨基、叶夫多基莫夫六人声明（1926年10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加米涅夫相关链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索科里尼科夫、托洛茨基、叶夫多基莫夫六人声明
原文载于1926年10月17日《真理报》第240号。中译文来自《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24—192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和大会之后，我们在许多原则问题上与大会的多数及中央分歧了。我们的观点表达在我们在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政治局发表的正式文件和发言中。我们现在仍坚持这些观点。我们坚决摒弃“派别与小集团自由”的理论与实际，承认这种理论与实践是和列宁主义的原则及党的决议相抵触的。我们认为切实贯彻党关于不允许派别活动的决议是自己的义务。
同时我们认为有责任向党公开承认，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和我们的志同道合者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多次采取了违犯党纪，超出党所规定的党内思想斗争范围而走上派别活动道路的步骤。我们认为这些步骤是绝对错误的，声明坚决放弃用派别方法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因为这种方法危及党的统一，并号召同意我们观点的所有同志采取同样的行动。我们号召立即解散一切围绕着“反对派”观点形成的派别小集团。
同时我们承认，不顾中央的决议而开始全国争论，我们在十月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表的言论违背了中央关于不允许全国争论的决议。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到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是不正确的，因为，尽管克鲁普斯卡娅决无此意，旧事重提却可能被人理解为分裂的远景和以分裂进行威胁。我们一致摒弃这样的远景，认为这极端危险并且与我们的立场毫无共同之点。
我们坚决申斥那种变成攻击的对共产国际或我党政策的批评，因为这种批评削弱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共产国际的地位，削弱共产国际的先头部队苏联共产党，削弱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不仅科尔什以及像他一样与共产主义决裂了的人，而且超出这些范围的任何人的宣传，都必将遭到我们的坚决反击。我们断然否认那些进行任何反对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或苏联的宣传的人自命与我们同心同德的权利。
我们承认共产国际的每个成员有权在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共产国际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大会决议的范围内捍卫自己的观点，同时认为绝不允许直接或间接支持共产国际个别支部中任何集团进行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派别活动，不论这是法国的苏瓦林集团，德国的马斯洛夫—费舍尔、乌尔邦斯—韦伯集团，意大利的波尔迪加集团或任何别的集团，不论这个集团对我们观点的态度如何。我们认为特别不许对已被开除出党和共产国际的人如鲁特・费舍尔、马斯洛夫的活动有任何支持。
奥索夫斯基在文章中表现的观点，以及麦得维杰夫的在《真理报》上被分析过的观点（“两党”论，宣传取消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企图与社会民主党统一，使租让政策超出列宁规定的范围等等），我们过去认为，并且现在仍认为是极端错误，反列宁主义并与我们的观点根本矛盾的。列宁对施略普尼科夫和麦得维杰夫同志所捍卫的“工人皮对派”政纲所作的估价，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完全赞同。
我们认为应绝对遵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将绝对服从并执行这些决议。
我们每人只应通过由党章、代表大会和中央决议所规定的形式来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深信这些观点中正确的东西将会被党在谷后工作进程中加以采纳。
※※※
近几个月以来，许多同志由于违背党纪和采用派别方法为反对派观点辩护而被开除出党。由上所述，下列签名者对迖些行动的政治责任显而易见。我们坚决希望，反对派用实际行动停止派别斗争，将使被开除的同志们能够重新加入党的队伍，只要他们已经承认违背党纪和党内统一利益的错误，况且我们有责任尽力协助党消灭派别斗争和反对违犯纪律的旧病复发。
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
皮达可夫
索科里尼科夫
托洛茨基
叶夫多基莫夫
1926年10月16日 |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托洛茨基，1926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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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
托洛茨基1926年9月27日
廖晓淇译自《托洛茨基档案》第2卷。中译文载于《斯大林研究》第5辑。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治生活的事实和一些文件资料已经无可争议地回答了今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从1925年起，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特点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积极参与，接连不断的罢工以及工会组织的建立。农民无疑正逐渐地被吸引到运动中来。但与此同时，商业资产阶级和与其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则向右转。对罢工、对共产党人和苏联采取了敌视的立场。
从这些基本事实来看，显然需要重新研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以所谓由于中国正遭受民族殖民压迫才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借口拒绝重新研究这一问题的企图是不堪一驳的。从前，欧洲的机会主义者也曾要求我们这些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不仅同社会革命党人而且同“解放派”共处于同一个组织内。理由是我们三者都反对沙皇制度。另一方面，却没有对英属和荷属印度提出共产党加入民族革命组织的问题。就中国来讲，共产党和国民党相互关系的问题在革命运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决办法。我们的标准不是民族压迫这一长期存在的事实，而是中国社会内部以及中国各阶级和党派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冲突方面不断变化的阶级斗争进程。
中国工人群众倾向于左派，这一点如同中国资产阶级倾向于右派一样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既然国民党过去是以资产阶级和工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联合为基础的，那么，它现在因阶级斗争的离心趋势而分裂就是必然的。任何政治上的咒语或巧妙伎俩都没有也不可能阻挡这种趋势。
当初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时的共产党是一个只准备将来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同时也打算参加当时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宣传团体。近两年，正是中国工人开展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的时期。共产党的报告说，这一时期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有120万人。当然，在这些问题上夸大其词是难免的。此外，大家都知道，年轻的工会组织在时起时落的局势中是摇摆不定的。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觉醒并显示出强大力量，他们渴望参加斗争、渴望组成独立的阶级组织，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因此，摆在共产党面前的任务就是从它所处的准备阶段向更高阶段过渡。目前要争取直接独立地领导觉悟了的工人阶级，当然，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使工人阶级脱离民族革命斗争，而是使他们在中国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不光成为最坚决的斗士，还要成为政治领导者（主宰者），这应该是共产党的直接的政治任务。
主张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人说：“国民党内小资产阶级的优势（多数）地位使我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政策长期留在国民党内。”这种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小资产阶级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它自己不能确定革命政策的基本方针。政治斗争因阶级路线不同而分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断然分道扬笣。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为影响小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小资产阶级在商人与工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左右摇摆。有人认为，只要耍一点巧妙手腕或好言相劝就可以在国民党内左右小资产阶级，这完全是没有希望实现的幻想。共产党要直接或间接地对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施加更大的影响，首先它自身就要更强大，也就是说它要更多地争取中国工人阶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成为独立的阶级政党，制定独立的阶级政策。
上面引用的主张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理由是我们从1926年7月14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决议中摘出的。如同全会的其他文件一样，这个决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极端矛盾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危险性。中共中央七月全会的文件一味要说明的是“一年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的自我形成”（引自同一决议）。全会决议、文件和报告都指出了这样的事实：起初是国民党右派势力得到加强，接者国民党中派向右转，随后国民党左派发生摇摆和分裂，这一切都是通过打击共产党人而实现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一直在退让，从一个阵地退向另一个阵地。正如我们看到的，共产党人的退让既有组织，也有原则。他们同意在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共产党人的数量不超过三分之一。他们甚至同意接受原封未动地保留著孙中山学说的宣言。但是每一次退让总是招致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人的新的进攻。正如已经指出的，所有这些在阶级分化的情况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中央全会还是否定了那些建议退出国民党的中共党员的观点。决议指出：
“如果有些同志认为共产党应当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组织上的关系，现在就要消灭这一各阶级（城市商业和手工业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以及政府中的一部分人）联盟的政党，以为共产党已经就能独自领导无产阶级，使其他被压迫民众跟着它，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那么，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完全看错了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远景。”[1]
然而这里所讲的理由在我看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今后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有能力作为独立的和决定性的力量带领无产阶级和农民实现国家的解放和统一。这是目前谁都无法预测的。中国革命斗争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要有国内和国际绝大多数力量的支持。当然，共产党为影响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不可能在近几年内就取得胜利。但这绝对不能成为反对独立的阶级政策（没有独立的阶级组织，独立的阶级政策是不可想象的）的理由。那种认为退出国民党就意味着毁掉了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商人以及其他分子在国民党内的那种若即若离的联盟现在已经不可能存在了。阶级分化已经转变为政治上的分道扬德。今后，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只能建立在明确的、以白纸黑字形成的协议的基础上。组织上的分立是阶级分化的必然结果，但这井不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反而需要）根据形势在全国或在个别省份同整个国民党或同其某些部分结成政治联盟。但首要的是，在争取影响觉醒了的无产阶级群众的事业中，党必须保证自己在组织上的充分的独立性。保证自己的政治纲领和策略的明确性。只有这样才真正谈得上把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也吸引到斗争中来。
只要从中共中央七月全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宜言（1926年7月12日）中摘引出几个最明显的段落，我们就会再清楚不过地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
“解除这些痛苦乃是中国人民目前最迫切最低限度的要求，决不是什么赤化，或者可以说是国民自救的赤化，而不是共产主义的赤化。”[2]
宣言接着写道：
“他们（资产阶级）不明白工人群众组织工会，以罢工争求自己生活改善，目前这种最低限度的阶级斗争……毫没有减少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斗力……他们又不明白中国资产阶级只有参加国民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及军阀，才有出路，抑制工人的阶级斗争，不是他们的出路。”[3]
斗争的途径是“召集国民会议”。完成这项工作的应当是“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4]宣言在回答关于军阀不会允许召开真正民众的国民会议的反对意见时，只是笼统地谈了谈政党的监督和各阶级的联合。二十三条政纲只在第12条中加上了关于结社、集会等自由的要求。宣言的结尾部分写道：
“他们（军阀）或者要说这一个纲领是赤色的，可是这一个二十三条赤色政纲，确是各阶层民众目前最急迫需要的东西……各阶级的民众联合战线，必须有一共同政纲才能成立；尤其要参加这一联合战线之各阶级的民众，都忠实于这共同政纲，为共同政纲而共同争斗，不只顾自己阶级的利益而牺牲共同政纲……[5]
整个宣言从头至尾贯穿着要说服资产阶级，而不要争取无产阶级的主张。有了这种立场，就必然在国民党右派、中派和假左派的领导面前一次次地退让。这个宜言所阐述的政策其实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稍加粉饰的三民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人认为可以接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所作出的如下决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他政党（指共产党）必须使其加入国民党的每一个成员明白，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是国民党的基础，所以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学说不能有任何怀疑和批评。”
非常清楚，按照这种提法，中国共产党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三民主义是关于民族团结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小资产阶级学说，它在共产党人尚能与学生、进步商人根据非固定联盟的原则共处于一个组织之中的时期可以发挥相对进步的作用。中国社会内部和国民党内部阶级分化的出现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具有深刻的进步意义。同时它也标志着三民主义已完全过时。共产党要是还不批判这个将越来越束缚中国革命手脚的学说，那简直就是自杀。然而它又非这样做不可，因为它在组织上必须与他党共处于同一个政治组织之中，而且共产党人是心甘情愿地去当总受压制的少数派的。
摆脱这种极为矛盾而且完全不能容忍的状况的出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次全会能寻找得到的。出路不在于取消“替代”国民党内左派的要求；不在于和缓地、潜移默化地教育和推动他们；不在于“帮助把小资产阶级组织建成国民党左振的外围组织”。所有这些办法甚至所用的语言都太近似于孟什维克的那套老把戏了。摆脱目前状况的出路在于从组织上划清界限，这是制定独立政策的先决条件，同时要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觉悟了的工人身上，而不是集中在国民党左派身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同国民党或其一部分组织的联合才会是牢固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转变得越快，就越有利于中国革命。
两点结论
1.前面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最近作出的决议进行了批评。根据以往的经验，可以预料，有人会想方设法把我们的批评说成是对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不友好的表示。他们可以用断章取义的办法来证明，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看成了革命运动的“制动器”。这种卑劣“批评”的危害性是无需赘述的。但事实胜于一切谎言和诽谤。即使诽谤铺天盖地而来，正确估价并及时预见出的事实仍会占上风。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进行批评，是想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避免重犯早已为其他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了的错误。中共中央所犯错误的责任首先要由我们党的领导层来负。不管事态如何变化都要留在国民党内，这是来自莫斯科的所谓列宁主义的最高指示。中国共产党人别无选择，只能根据这个组织指示得出政治结论。
2.政策是通过组织体现出来的。所以，正如列宁教导我们的那样，在组织问题上极易产生机会主义。这类机会主义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尾巴主义，即死抱着那些已经过时因而正走向自己反面的组织形式和关系不放。我们最近在两件事上看到了组织上的尾巴主义：一是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二是在共产党同国民党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在这两个问题上，尾巴主义都是抱着已被阶级斗争的进程否定了的组织形式不放。在这两个问题上，已经过时了的组织形式都帮了右派分子的忙，束缚了左派的手脚。应该从这两件事中吸取教训。
在中国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已经就共产党和国民党相互关系问题提出了警告，当然，是用十分谨慎的方式提的。在国民党五月全会后收到的关于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策略的报告中是这样讲的：
“在贯彻执行这些决议（即确定同国民党的组织关系的决议）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稍微放宽一些，即在形式上继续留在国民党内，而实际上则尽可能分开工作，以两党合作的形式工作，这就是说，要从内部混为一体式的合作逐步转变为两个政党的联盟式的联系。”可见，在中国已经有人建议表面上保留上级指示，实际上不必照办，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转到两个独立政党的联盟的轨道上来。然而，这个根据事件发展的全过程得出的建议没有得到赞同，所以才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的那些明显错误、极其矛盾而且带有危险倾向的决议。
注释：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册第120—121页。
[2]同上，第185页。
[3]同上，第187页。
[4]同上，第190页。
[5]同上，第194—195页。 |
关于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托洛茨基，1926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关于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
托洛茨基（1926年9月）
一、目前形势及其危险
二、政治上的两重性（言与行之间的剪刀差）
三、向中派主义的堕落
四、现实主义、实践主义和舍本逐末
五、阶级敌人的评价
六、堕落的理论伪装（斯大林集团打着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幌子进行反列宁主义的斗争）
七、政治水平的降低是政治堕落的结果
八、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暴露出哪些倾向
九、国际问题上的中派主义
十、关于“稳定”问题的抽象提法是机会主义的理论伪装
十一、出路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53
一、目前形势及其危险
1．从苏联建设和联共党内变化的角度来看，国际和国内形势具有哪些基本特点呢？简述如下：
（1）在无产阶级遭到一连串的失败之后世界革命的发展速度放慢；
（2）从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而后新经济政策又得到了一系列的新进展（1924年4月）；
（3）工业滞后，商品荒，比例失调及比例失调日趋严重；
（4））农村分化加剧；富农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增强。
（5）整个小资产阶级即新旧小资产阶级得到加强；介入城乡经济关系的真正的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得到加强；
（6）在苏维埃和其他机构内发挥巨大作用的大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日趋活跃；
（7）通过吸收数十万没有参加过（至少没有自觉地参加过》革命前的阶级斗争、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等的政治斗争的新党员使联共规模得到扩展；党的干部或者靠新成员，或者靠其他政党的退党人员，或者靠脱党多年而七月革命后又回到党内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而得到补充；
（8）列宁逝世。
2．光是上述情况就清楚地表明了危险来自何方。列宁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党不知不觉地发生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蜕变的危险。他在最后几篇文章中提出要防止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产生官僚主义。他指出，及时跨上工业的铁马是防止农民狭隘性王国的保证。
3．国有工业的发展不容置疑。关于这一发展的意义无须赘言。但问题取决于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对比，取决于由此产生的各个阶级的对比。商品荒、比例失调进一步加剧的前景、富农和私商的发展，实际上都表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速度滞后。这是理解形势的钥匙。
只有保持相应发展速度的工业才能为农业的集体化即把贫农以及中农组成生产联合体提供技术基础。在工业滞后、甚至连农村市场的日常需求都满足不了的情况下——更不用说对农民经济进行改造了——农村的分化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对分化估计过低，掩饰分化，对此慰以空话，就是暗中破坏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基础。
领导集团或者根本否定工农业比例失调，或者宣称比例失调是历史的必然，最后，或者是预言现行经济政策下比例失调将不断得到缓解。这一年来的实践已经彻底驳倒了这种充满内在矛盾的观点。比例失调进一步加剧。这就是说，农村的分化和私人资本的积累在近期将以更快速度发展。同时，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固定资本几乎已经消耗殆尽。工业的进一步扩大要求必须相应投入比现在多得多的资本。这也要求在国民经济积累的再分配方面采取更为系统和坚决的措施，从富农、商人、不断壮大的私人企业主向国有工业倾斜。在这方面从上到下都应当对国家预算进行修订。只有全党明确认识到那些现在就已相当尖锐的经济矛盾进一步发展的危险，才有可能实行这种坚决而彻底的政策。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结合构成威胁的不是工业的冒进，而是工业滞后的不断加剧。根据这种情况全党应当接受新的方针。
富农、商人、全体小资产者一边巩固自己的经济阵地，一边在敲政治的大门。苏维埃中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小资产阶级而有损于工人和农村贫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抹杀这个事实（即无产阶级和农村贫民的政治比重在减少）的意义，至少意味着以轻率的态度对待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步步进逼的条件下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农业合作社、农业贷款方面，一方面，工作实际上在向农村的富裕阶层倾斜，而另一方面，政治方针发生了转折，即有意识地把希望寄托在农村上层身上。关于农村和整个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斗争的问题，被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挤到了一边。
所有这些经济过程和政治倾向都以新理论作掩护，根据这个理论合作社本身似乎有能力把贫农、中农和富农的经济联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并将它们引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取决于工业的作用。与此同时向所有农村阶层提出了“发财吧”的口号——而当时的情况是，富农明显地靠剥削贫农而致富。新的富农合作社理论是对列宁主义的粗暴歪曲。
在国家存有积累的情况下，工业的滞后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经济和政治比重的减少，而且意味着失业的直线上升和工资增长的停滞。
与此相应，在劳动力问题上的落后的资本主义的观点重新抬头，就是说，似乎只有在预先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才能提高工资。实际上，在我国的条件下工资的提高应当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这种惟一正确、惟一适宜、惟一社会主义的政策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条件是对经济及经济资源给以正确的领导。
同常常冒充为“农民”的富农的关系趋于融洽是有代价的，不仅延误了工业的发展（这对工人和农民群众都是个打击），而且恶化了同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政治关系。
党的路线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官僚机构的压力之下发生了偏移，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不了解这一事实就不能找到摆脱危机的办法。
4．在上面所指出的情况下，集中火力向左打，即打击那些不仅提醒我们注意小资产阶级蜕变的一般历史危险，而且警惕地注视着这种蜕变的每一个特征，要求采取相应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反措施的人，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集中火力打击左，意味着通过消除党内的批评意见和警告来直接促进堕落和蜕变的过程。我们现在正不知不觉地慢慢堕落。乌斯特里亚洛夫[1]建议把这种堕落变为自觉的有控制的堕落。进一步集中火力对付左和策划“消灭反对派”——如果得逞的话，——意味着无产阶级成分的极大削弱，并有可能把堕落变成不加控制的灾难性的堕落。当然，从这种堕落中得益的不是那些目光短浅地集中火力对付左的同志，而是所有的阶级敌人。
二、政治上的两重性
（言与行之间的剪刀差）
官方领导集团是一个联盟，其骨干是斯大林的机关派别集团。这个联盟有三种基本成分：一些人奉行指靠业主的方计，另一些人奉行工联主义的方针，第三类人是纯粹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把联盟团结在一起，用反对派来吓唬“业主”和工联主义者，竭力把整个集团从陡坡向右拉。
联盟的组织领导属于纯粹的机关工作人员，这些人没有政治方针，用耍手腕取代政治方针。两种明确的社会倾向的代表为政治注入了实际内容。以斯大林为首的专耍手腕的人就像是联盟在向右滑时的制动装置。总之，结果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建议的那种机制即所谓有控制的堕落。
从无产阶级观点对这一政策进行批评，总是马上而且几乎是自动地遭到抨击和谴责。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领导集团就会作出一项决议，赞成所谓的反对派说的许多话。但政策仍跟从前一样，因为决议的执行者实际上是反对决议的，他们只是出于谋略上的考虑，在联盟的机关领导人的压力之下才接受决议的。1923年12月5日关于党的制度的决议就是这种情况，决议作出后党的制度比通过决议之前变得更加糟糕。1925年十月全会关于贫农集团的决议也是这种情况。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体制民主化的决议也遇到同样的遭遇。最近时期关于工资、关于国家预算的结构、关于节约制度、关于农业合作社、关于住宅建设等问题也是这种情况。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工会、国家机关中的）的几乎是反对派的决议通过得越多，官僚主义就越严重。在正式决议和实际政策——关于工业、农村、党——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越来越大的差距即一种政治上的剪刀差。决议成了对付反对派的工具，确切些说，成了解除反对派武装的企图，从这个意义上讲成了给党的无产阶级分子的一种口头上的礼品。而实际政策则成了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官僚主义机关的实际贡品。堕落的程度可以用这种政治剪刀差的程度来衡量。还可以用政治剪刀差的程度来衡量斯大林压制的程度：政治实践越不符合决议即党的社会成分和党的传统，就越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党的途径来贯彻这一政策，就越需要采用委任制和惩罚手段。
只有在剥削阶级掌权的社会里两重性才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工具。在所谓的民主制度下政治剪刀差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一方面是普遍的平等，另一方面是一小撮剥削者称王称霸。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不管这一专政多么严酷，正确的政策不仅可能而且应当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政治剪刀差在我们这里的出现本身就已经是堕落到与党格格不入的轨道上的准确无误的征候。在斯大林集团中，把无原则性上升为体系的专家占了很大的比重。要求言行一致被戏称为浪漫主义。实际政策就是一方面口头上重复反对派的口号，另一方面不断向富农倾向和工联主义倾向作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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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党内存在富农倾向意味着实际上把党变成代表各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的全国联盟。在专政面临右的危险时向左开火。在专政面临右的危险时向左开火，——这就是对党的统一的真正威助。
每一种倾向同时也威胁着现派别领导集团的统一。领导联盟中的工联主义分子在一个月之前或晚些时候就已感到富农的压力不断加大。工联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的代表人物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产生的分歧，现在已在党的上层暴露出来。大量的这类分歧是通过派别方式即背着党解决的。然而，领导集团不可能长期保持统一的假象。阶级利益的逻辑比机关手腕和斯大林的诡计更有威力。不管官僚主义怎样向工会施加压力，工会都不可能不成为反对富农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组织。
三、向中派主义的堕落
中派主义是介于布尔什维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之间的一种中间思潮。中派主义实质上意味着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在革命高涨时期中派主义通常是通往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桥梁。在低潮和衰落时期中派主义一般是从革命立场后退的桥梁。
对无产阶级路线的背离在我国的条件下意味着走向机会主义的两个变种：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思想。斯大林的中派主义是铁路线上的一个小车站。在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农民的条件下，这种背离必然涂上民粹主义的色彩，这实质上意味着闭眼不看农村的分化，纵容富农，抹杀工业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真正保证的主导作用，剥夺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党内的领导作用。
正是在一个城乡无产者同富农之间存在着大量过渡阶段的国家里，背离有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往往以通常的言论、口号和引文作为掩护，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然而如果这一过程今后仍将在无人阻止和反对的情况下继续下去，那么到了一定的阶段肯定会出现公开的政治变化即政权的阶级转移。同时，斯大林的中派主义保卫和掩盖右的倾向，模糊和麻痹党的意识——在富农、私商、工业的滞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实现的保障等问题上。同在传统的布尔什维主义公式的掩饰下粉墨登场的中派主义进行斗争，就是为无产阶级保持政权而斗争。
四、现实主义、实践主义和舍本逐末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经济派”、孟什维克，改良派、中派等所有机会主义者的虚假的现实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布尔什维主义在其整个历史时期内多次被指责为空想、浪漫主义、主观主义等等。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在本国范围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总是把当前任务同基本的阶级倾向联系起来。这正是列宁的革命现实主义，它同缺乏思想的实践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更不用说一天又一天地耍无原则的手腕了。
对布尔什维主义路线的背离越来越经常地和牵强地披上了考虑“实际”政策、必须拥有“稳固的立足点”等外衣。与此同时，对国际革命的憧憬遭到了公开的嘲讽。对“稳固的立足点”的寻找越来越推动人们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迁就政策对革命改造政策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优势。对小资产者、富农、官僚、英国工联主义者、庸俗的社会舆论、小市民关于婚姻和家庭的观点尽力迁就，掩饰这种迁就的哲学是认为富农及其后代是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的人员。不仅嘲讽“浪漫主义”，而且还讥笑“流亡活动”。我们党的不可估量的优势就在于党的领导阶层中有数百名从前的流亡者，他们在多年的实践中不仅了解国际工人运动，而且同这一运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革命的国际主义思想已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布尔什维主义不可能不成为国际革命的政党。“流亡者”不可能不成为这个党的宝贵的财富。相反，滑向民族局限性、“一国社会主义”的泥潭等等，不可能不对革命“浪漫主义”和“流亡活动”产生仇视。
五、阶级敌人的评价
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的分歧的评价具有重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报刊对我们党内正在进行的反对反对派的运动所作的众口一词的评论是极有教益的。除了像保尔·莱维这样一些极不负责的政治阴谋家以外，所有“有声望的”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报刊都一致认为，打击反对派、将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等等，是我国接近“正常”制度的标志。依靠富裕农民的方针被资产阶级报刊看成是斯大林集团进步性的基本方面。一些报纸，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报纸，希望斯大林集团能进一步采取明智的措施，以此来保证在不发生新的动荡的情况下将俄国彻底纳入国际“文化”的范围。另外一些出版物，主要是大资本主义出版物，认为斯大林集团的政策只是让国家做好迎接新制度的准备，然而要实行新制度还需要其他集团和其他领袖。但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都认为，只有斯大林集团战胜反对派，才能保证苏联回到资本主义进步的道路上来。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资产阶级报刊并不是一面准确无误的“反映”镜。在利用敌人的评价之前应当想一想，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评价而不是别的评价。但决不能对各国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报刊在这件事上意见完全一致这个事实不闻不问。对于反对派，外国报刊几乎完全是根据布哈林、斯列普科夫等人对反对派所作的歪曲评价进行评判的。而对于斯大林集团，我们的敌人是根据这一集团的自我评价进行评判的。敌人的评判表明，执政派的政策中有一些使各国大小资产阶级满怀希望的东西。可以不把这个事实告诉自己的党，但要回避这个事实却是不行的。
六、堕落的理论伪装
（斯大林集团打着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幌子进行反列宁主义的斗争）
1．诸如小资产阶级的壮大，中产阶级的产生，小资产阶级对苏维埃和合作社的政治进攻，我们党内某些成分思想上的蜕化，偷换党的思想，对无产阶级路线的背离等等这样一些过程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是缓慢的，因而几乎是不知不觉的。起初可能觉得党的传统的继承性似乎完完全全地保留了下来。但这只不过是暂时的。事实的压力强于思想的伪装，哪怕是建立在坚定的传统之上的伪装。
2．反对反对派的思想斗争（因为这里一般是可以谈论思想斗争的）是在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幌子下进行的。同时“托洛茨基主义”的概念每天都在变。对新的经济和政治现象不是作阶级分析，而是完全按照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方法，用胡乱摘录的引文来做文章。
反对派的各个部分通过不同的途径，甚至在相互斗争中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这一事实被企图用来证明反对派的“无原则性”。为了有助于作这种证明，向党和共产国际隐瞒了反对派清楚明了地叙述自己在所有基本问题上的观点的文件。要求从上而下地一致投票反对反对派，而试图宣渎反对派声明的人则被开除出党。试图使党相信，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数百名有20年以上党龄的其他工作人员突然背离了列宁主义。这种指责无需考虑事实和反驳论椐。
3．政治上不知不觉的堕落是为了不让人感觉得到，需要思想上的伪装，需要利用一些旧的常见的名词术语、旧概念来达到与这些概念的本意截然相反的目的。如果说过去认为“托洛茨基主义”具有调和主义和中派主义的特点，那么现在由于发展的无情戏弄，“托洛茨基主义”被认为是旨在反对背离布尔什维主义立场而滑到中派主义立场的革命批评。认清这一思想伪装是在走向党的正确方针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4．思想伪装在穷途末路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中表现得最为拙劣。列宁主义，革命时代产生自帝国主义，产生自世界范围内而不是一国范围内资本主义的“成熟”和“过熟"。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出现。这一专政的命运同全世界首先是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则与此相反，说什么既然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取得了政权，它也就使这个国家脱离了全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被说成是“有保证的”，与世界革命的进程无关。整个这一理论从头至尾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和革命时代的性质的学说的攻击。但由于历史的捉弄，对列宁主义的粗暴修正是打着批评“托洛茨基主义”的幌子出现的。
有一种极其荒谬的观点认为，似乎不承认斯大林的新理论就是怀疑论，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信心等等。坚决否定和谴责斯大林的理论只是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应当掩盖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缺乏信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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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除了在政治上发生明显的变动（农业人民委员斯米尔诺夫和卡明斯基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建议，加里宁和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关于选举的指示，布哈林“发财吧”的口号等等），最近时期还对列宁主义进行了同样粗暴的理论修正。尽管农业的商品率在工业滞后的情况下有了普遍的增长，但农民的分化却被有意低估，甚至被化为乌有，这完全是步民粹派之后尘。正在形成一个特殊的统计学派，该学派使出浑身解数，不是用来揭示，而恰恰相反，是用来掩盖农村分化的过程（雅柯夫列夫[2]同志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越来越经常地解释为两个在历史上“权利平等的”阶级的联盟，说它们都同样保证向社会主义的发展：一个通过工业，一个是通过合作社。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作用被抹杀，就像工业在经济上的主要作用被抹杀一样。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本身也成了一个空壳。绝对不可缺少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系，被置于同无产阶级与世界革命的联系相对立的状态，似乎没有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无产阶级也能够应付自如——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没有世界革命也行。用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对没有经受过阶级斗争考验的年轻一代进行教育，年轻一代只知道社会革命党人是白卫分子，却不知道社会革命党人是鼓吹工人和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结成“权利平等的”联盟的俄罗斯的民族的“社会主义”学派。党的新一代受到的是无耻修正列宁主义的教育，而这种修正是打着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幌子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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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们在党内制度问题上也看到了这一过程。在评价党内制度时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问题是：党在列宁去世后是否保留了党在列宁生前所拥有的议论、批评和选举的自由？谁说保留了，谁就是在撒谎。同时，对那些导致党的生活如今严重官僚化的方法进行的批评，却被说成是企图把党变成派别的大杂烩，把布尔什维克同麦克唐纳的党相提并论等等。执政派打着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幌子反对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
任何企图驱除和消灭右派和左派集团中最积极的分子并代之以“按照委任制”偶然选派的领导人的做法，都必然蕴蓄着对党进行不稳定的官僚主义管理的危险。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即右派集团同左派集团一样，在党内拥有独立的根基和传统，同群众运动有联系并且善于学习。现今的领导是暂时的组织联合体，由于他们把自己同右派和左派对立起来，因此只能靠莫斯科的帮助苟延残喘。
七、政治水平的降低是政治堕落的结果
披着理论伪装的政治堕落不可能对形势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结果导致党的理论水平每况愈下。这不是哪些人的问题，而是路线问题。现在“理论”的任务不是进行分析、总结和预测，而是在事后用常见的说法来证明堕落政策是正确的。由此使党的刊物变得异常官僚化。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文字代办学派（斯列普科夫[3]、斯捷茨基、斯腾[4]等等，等等、他们掌握了一点儿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为了用来达到政治诡辩的目的。党的出版工作的最高领导被托付给像布罗伊多这样的人。我们看到，当统计数字同官方政策产生矛盾时，如有时揭示了农民分化的迅速发展（谷物饲料平衡表），而有时又揭示了小资产者和富农对苏维埃的进攻，这时就对统计进行行政干预。对无产阶级路线的背离必然导致党在理论上解除武装。
官方反对持不同意见者的论战变得越来越粗暴——不是就其调子而就其内容而言，越来越不成体统。有争议问题的理论和政治实质被拋置一旁。任务只有一个，即损害反对派的声誉，在反对派和其他某个曾经受过批判的派别之间找出某种外在的、偶然的、人员的或时间上的联系来。实现这一目的靠的是拙劣的诡辩和间接的罪证。曲解引文，断章取义地摘引片言只字的方式越来越受到布哈林及其学派的推崇。梅德维捷夫写于1924年初、在两年来的时间里都不为党所知的一封信，现在被从档案中翻了出来，并借助于拙劣的和不正当的歪曲和暗示的手段塞给反对派，其目的是要把同反对派所坚持的主张截然相反的观点强加于反对派。奥索夫斯基当时一篇无人知晓的文章也是这种遭遇，他在其文章见诸报端之前就被开除出党。所有这种假装坚持原则的论战都充满了骇人听闻的思想粗俗、陈规旧套和弄虚作假。
要保证小册子或文章能够问世，只需往其中加上几句反对反对派或反对派某些代表人物的无耻谰言即可。这个方法似乎免除了作者对其他所有方面应负的责任。由于这样的制度，党的文库中增加了成百上千篇理论上无用、政治上空洞、但在党性和政治上靠得住的“著作”，因为它们是反对反对派的（请看卡冈诺维奇、乌格拉诺夫、克维林同志及其他许许多多名气较小的现行路线的代表的文章、讲话和小册子）。
革命的政策不仅应当对现在和过去作出评价，还应当对未来作出有远见的展望。机会主义的政策则恰恰相反，只顾眼前利益，实际上不愿意作出理论概括。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路线涉及面宽，理论上准确。对这一路线的背离必然引起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法的内心敌视。背离需要掩饰。分析被经院哲学所取代。这就是布哈林的经院素质在今天获得如此大的发展并在政治上大显身手的原因。但即便是他，待他培育的代办“学派”彻底暴露时，大概也会被抛弃的。
八、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暴露出哪些倾向
在处于上面所分析的条件中的执政党内部，必然会产生诸如蜕化、革命意志消沉、沉湎于庸俗习气、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滋长以及追逐名利等等现象，对此难道可以有半点怀疑吗？这些不可避免的倾向究竟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并蔓延到了多大的范围呢？由于党内的现行制度而无法对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进行检査。其实无须检査也很清楚，官僚主义制度不断加剧蜕化的倾向。因为数量众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多的党内（实质是党外）庸人由于对上面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回答“是的是的”而受到保护和奖励；革命分子则因为提出批评、表示异议、要求答复而受到迫害并被开除出党。
在列宁生前，清党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仕务就是把那些入党不是为了干革命而是为了捞取执政党的好处的分子清除出党。工人反对派的错误倾向在当时受到了党的谴责，然而工人反对派仍然被广泛吸收参加了把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者、异己分子、追逐名利者清除出党的工作。现在清党的目的则几乎完全是为了清除反对派。那些鼓吹所谓“铁的纪律”的人常常是一些同党的革命精神格格不人的分子，这些人从来没有参加过革命斗争或是在最困难的年代里脱离了党，他们加入党或回到党的队伍中来是因为党成了稳固的执政党，而这样的党实质上正符合他们的保守倾向。这是一些还维护“秩序”而不管秩序的阶级内容如何的分子。关于我国的建设同世界革命的关系，关于歪曲党的阶级性质，关于同贫农的分歧等问题的提法激怒了他们，他们觉得这是对“制度”和“秩序”的危害。就是这类一遇大的危险或在欧洲历史即将发生革命转折的关头就会绝望和惊慌失措的保守的小资产者，现在成了同反对派作斗争的极端派代表。
党的机关越僵化、派性越严重，党的基本群众就越是模棱两可和优柔寡断，党内就越容易产生蜕化，而且瓦解的过程越是不易察觉。反对派捍卫党的阶级路线和党的政策的国际主义性质，因而成了吸引党的无产阶级核心、吸引真正的革命分子、吸引优秀的青年党员，一句话，成了吸引所有那些不是把党看做管理现有国家的机器，而是看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的工具的人的核心。
斯大林集团所挑起的这场反对反对派的疯狂斗争一旦取得胜利，必然意味着保守派庸人比重的增加，意味着小资产阶级蜕化过程在党内相当多的和有影响的人士中间加速发展。
九、国际问题上的中派主义
1．中派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即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产生的。在苏维埃的条件下即在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中派主义必然具有新的形式，而迷惑人的正是这一点。然而我国的中派主义在国际舞台上一亮相，就立刻暴露无遗。在共产国际问题上斯大林集团的做法是：
（1）竭力将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说得遥遥无期；由此导致过高估计资本主义的稳定；
（2）力图割裂我国对内政策对国际革命的依赖关系；由此产生了反列宁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3）越来越将重心转移到客观过程上来：由此产生了“阶段”论，使我们重返《工人事业》的“阶段”理论；由此导致对自觉的革命因素即党估计不足；
（4）越来越接近共产国际中真正的右派或干脆没有思想的分子，同时不仅对极左派，而且对所有独立的革命分子进行残酷迫害；
（5）力图用组织手腕代替政策；为此目的缓和了对中派的批评并且对真正的右派分子，只要他们俯首听命，就拒不作出组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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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中派主义立场的堕落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暴露得最为明显和不容置疑，而且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这不是偶然的。通过国内问题即首先通过发展较慢的经济进程为对斯大林集团的政治立场进行检验，必然要比通过西欧阶级斗争的进程特别是近几个月来英国阶级斗争所采用的激烈形式进行检验来得慢。
在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对中派主义政策的布尔什维主义批评，不是被谴责为“托洛茨基主义”，而是被谴责为召回主义。正像已经提出的，对于堕落来说，极有代表性的是利用过去的说法作辩解，把这些说法从活的概念变成经院主义的文章。
召回主义是什么呢？召回主义就是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要求无产阶级的代表退出反革命的假议会机构。那里所说的不是同背叛了的领袖自愿结成联盟，而是参加发展进程强加给我们的代议机关。仅此一点就证明类比完全是经院性质的。如果一定要从第三和第四届国家杜马时代寻找例子，那么不要从布尔什维克代表被迫参加杜马本身中去寻找，而要从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孟什维克党团自愿结成联盟中去寻找。这个联盟一直保留到孟什维主义变为公开的取消主义、变为斯托雷平式的工党为止。
当时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团同孟什维克党团断绝关系，最后他达到了目的。调和派和中派对断绝关系愤愤不平，说问题不在于“领袖”的联盟，说哪一派的后面都有“群众”。然而列宁是正确的。如果同那些公然变成合法的六三反对派的人保持一致，就不能实行革命的政策。现在也一样，如果同那些在巨大的考验中暴露了真面目、实为矿山主和保守党政府的直接和间接代理人的自由派工人政治家保持一致，哪怕是一丝一亳的一致，就不能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实行革命的政策。
3．在阿姆斯特丹国际问题上，中派主义路线导致了极大的混乱，这种混乱能使共产国际彻底迷失方向。
一切有利于保留英俄委员会的理由都会被而且肯定会被刻意用来证明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是对的。如果说总理事会是一个不能跳过去的历史“阶段”（斯大林语），那么阿姆斯特丹国际则是一个更大的阶段，因为整体总是大于自己的一个部分的（总理事会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如果说在政治上同工会上层人士断绝关系意味着号召工人退出工会（布哈林的理论），那么显然，我们不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就等于号召全世界的工人不加入工会或退出工会。
然而，中央的《通告信》（1926年1月14日《真理报》）说：“联共（布）中央坚决驳斥所谓苏联工会有可能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反革命传言”。这个断然声明本身没有给任何曲解留下余地，然而需要重新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不加入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工会组织因而也是一个历史“阶段”的阿姆斯特丹国际呢？
这种解释尤为必要的原因是：（1）我国几乎所有的工会去年在章程中都不再提起红色工会国际，而是说要加入工会国际联合会；当时人所共知，除了共产国际只有一个国际联合会——阿姆斯特丹同际；（2）许多著名的和负责的党的工作人员在1925年都表示赞成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一些人主张有条件加入（托姆斯基同志），另一些人主张无条件地坚决加入（政治局候补委员卡冈诺维奇[5]同志）。
同英国代表团的巴黎谈判和柏林谈判结果使问题更加复杂。总理事会坚决拒绝以任何方式同我们共同参加实际斗争，然而却又一次在关于工会运动的统一的决议上签了字。这一决议同保留英俄委员会本身一样，其惟一的现实意义只能理解为：委员会应当成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桥梁。然而这一想法本身却被宣布为“反革命传言”。
显然，中派主义意味着在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前后脱节、自相矛盾和思想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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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集团在共产国际所有其他问题上的政策，就其实质来说，具有同样的中派主义性质。
4．在波兰，在发生军事政变（在时间上正好与英国总罢工相合）的日子里，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实行可怜的尾巴主义政策，将共产党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自发势力的组成部分。在如此严重的关头很难想像还有比这更大的机会主义错误。然而，我国报刊对波共中央委员会的批评如同蜻蜓点水，似乎是为了求得良心上的平衡。波共中央委员会在最紧要的关头把党引上了克伦斯基式的道路，却未伤一根寒毛。而左派却被解除工作，遭到批判，在德围左派则被开除出党。
5．英国共产党在批评工党中的中派和工联主义方面过去和现在表现得都不够坚决。指出下面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共产国际关于总罢工被出卖的提纲过于严厉，只是迫于巨大的压力才将提纲登载出来。他们认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呼吁书是错误的。斯大林集团不是坦率地和坚决地指出英国共产党的这些弱点（这些弱点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克服，就会在今后给英国无产阶级带来极大的困难），而是掩饰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消极观望和犹豫不决等过错，并对指出这些过错的人进行公开迫害。
6．领导集团对国民党采取的立场具有完全的机会主义性质。现在，当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越来越按阶级路线划分的时候；当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通过发动有数百万工人参加的罢工而走上斗争舞台的时候；当工会组织吸收了数万、数十万工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不能再作为一个宣传团体继续留在国民党内，而应当给自己提出成为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的任务，这个党应当为争取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而进行斗争。共产党的独立性决定着它不能在组织上加入国民党，但并不排除它同国民党结成长期的政治联盟，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斯大林集团却把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组织上划清界限的问题提法本身说成是“极左”、“投降主义”、“取消主义”以及其他一些难听的字眼，以便掩饰其对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错误的、尾巴主义的态度和对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斗争中可能起的作用的贬低。
※※※
7．斯大林集团在世界革命运动的问题上堕落到中派主义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联共党内反对反对派的残酷的机关斗争使这种堕落日益加剧。联共内部斗争的原则方针必然会在共产国际各党中有所反映。外国党内反对反对派追随者的斗争将推动斯大林集团越来越向右转，从而将斯大林集团在世界工人运动问题上的中派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暴露无遗。
十、关于“稳定”问题的抽象提法是机会主义的理论伪装
战后我们在欧洲看到了什么？经济方面：生产的不正常的急剧收缩和扩大——尽管某些领域取得了技术成就，但整体上仍低于战前所达到的水平。政治方面：政治局势如此急剧的动荡，忽左忽右。
什么是稳定？战前和战后的欧洲
可以称之为真正稳定和有生命力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这样的：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充分满足不断扩大的整个生产的需要，满足部分改善劳动群众至少是劳动群众上层状况的需要。这样的情况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中都没有出现过。一个国家或一个工业部门的状况的暂时改善反映出另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工业部门的状况的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理解稳定呢？
（1）没有战争，至少在欧洲大陆没有战争。
（2）没有革命——指公开的国内战争。
（3）各国之间建立起比较“正常的”经济关系，其中包括通商条约。
（4）货币比较稳定。
战前我们在欧洲看到了什么？
经济方面：通过“正常的”行情波动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政治方面：通过不大的动荡社会民主党得到发展，自由主义遭到削弱。
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经济和政治矛盾加剧的有序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不断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先决条件。
稳定和普塞尔现象
稳定，比如说，对于今天的英国意味着什么呢？生产力的发展吗？经济情况的改善吗？更加美好的前程吗？工人群众的相对满意和平静吗？绝对不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所谓稳定依靠的完全是五花八门和形形色色的旧工人组织中的保守势力，而且是在英国共产党软弱无力的情况下。英国在经济和社会关系方面革命已经完全成熟。问题纯粹是在政治方面。稳定的主要基础是工党和工联的上层人物，这些人在英国实质上是按分工原则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工人群众处于总罢工和挖煤工罢工期间那种状态下，在资本主义稳定的机制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已经不再是麦克唐纳和托马斯，而是皮尤、普塞尔及其一伙。他们起主要作用，托马斯起补充作用。没有普塞尔，托马斯就失去了依托，而与托马斯一起的还有鲍德温。虚伪的、外交官式的、披上伪装的、普塞尔式的“左派”，时而轮流地，时而同时地与教徒和布尔什维克称兄道弟，他们随时准备不仅要退却，而且要叛变，这就是英国革命现在的主要障碍。稳定这就楚普塞尔现象。谁不理解这一点，谁就不知道了解整个政治形势的关键。由此可见，以存在稳定为由来证明同普塞尔结成政治联盟是正确的，这是理论上多么荒谬，实践上多么有害的机会主义。英国经济的客观稳定遭到了根本破坏。为了动摇政治稳定，应当摧毁普塞尔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工人群众的面前同普塞尔保持一致，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一致，也是一种极大的犯罪和耻辱。
为了德国党的稳定，两个基本派别应当在思想政治上相互接近和相互渗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拥有正确的政策和相宜的领导。
当然，这并不是说，右派或左派将完完全全以现在的形式加入这个联合组织。一定的选举是不可避免的。将被淘汰的首先是两个派别中那些迄今为止仍对自己的片面性和党的领导必然建立在更正确、更全面的共产主义政策基础上缺乏认识的人。不可避免地将被淘汰的还有那些准备同共产国际分道扬镳或宣称苏联是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应当对这个国家采取反对派立场的“左派”分子。当然，这并不是说，应当将每个对共产国际或对苏联有过激言论的工人都自动排除在外。在受联共内部事件影响进行激烈的派别斗争的情况下，这种过激言论是不可避免的。但德国共产党变更力量配置当然应当在共产国际和严格的党的继承性的范围内进行。右派和左派在现时党的犮展的更高阶段上的相互接近，其目的决不是要消除或摆脱“台尔曼集团”的领导，因为这样做只是意味着将台尔曼自己现在用于左派的那些错误方法用于这个集团。
※※※
在其他一些战后大规模群众斗争经验不够丰富的国家里，共产党内的派别具有不够鲜明的特征，但这些派别总的来说反映了那些向这一或那一方向倾斜，集偶然事件、外部压力、个人因素等于一身的发展中的矛盾。然而，就是对法国来说，也不可能通过消除所谓的右派和左派方式来保证对党实行正确的和稳定的领导，这是毫无疑义的。那种旨在通过施加组织压力的方法使这两个派别处于反对派地位的不可原谅的派别政策是极其有害的，应当受到坚决的谴责。另一方面，每一个反对派集团和这些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如果意识不到必须在法国阶级斗争的发展所提出的任务的基础上相互接近，将不可避免地被今后的发展抛到一边。革命的政策不是向昨天而是向明天看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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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以上所述理解为，现存的右派或左派表达了同正式的中央相对立的已经很完备的正确方针。无疑，在一些右派中间存在着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在左派中间——则有不少的“幼稚病”。如果认为官方的领导干部大部分都是没有思想的官僚主义者，那也是错误的。事实上，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命运担忧的责任感使许多真正的革命者暂时留在了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主义制度下，尽管对这种制度的不满与日俱增。然而，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在共产国际内部，在全面争论——其中包括围绕联共许多问题进行争论——的基础上，彻底的重新配置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共产国际各党才能摆脱以联共的现行制度为基本来源的机关淫威。
共产国际的所有有生命力的部分越是迅速地、广泛地、坚决地提出这个迫切任务，而不理睬现在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的派别，这个任务解决时引起的震动就越小。
十一、出路
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所有问题必然会使我们重新面对党的制度的问题。在经济、工资、税收等问题上背离阶级路线，就其本身来说当然是极其严重的危险。然而，由于斯大林制度束缚了党的手脚，使党没有机会通过正常的途径纠正党的领导层的方针，这一危险扩大了10倍。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共产国际。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必须对共产国际实行更民主的集体领导的决议在实践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共产国际问题上的最重要决议都是通过纯粹的派别方式作出的，通过斯大林派遣的秘使贯彻实行的。改变共产国际的制度成了国际革命运动生死存亡的问题。这种改变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或者同时改变联共的制度，或者通过反对联共在共产国标中的领导作用的斗争。无须多言，所有的努力都应当是为了保证实现第一种途径。争取改变联共制度的斗争就是争取改善共产国际制度和保留我们党在共产国际中的思想领导作用的斗争。
在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和代表大会之后，关于党的制度的问题更加激化，表现为斯大林应不应当继续担任总书记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提法同所谓的列宁遗嘱有继承关系，列宁建议为了党的健康发展应及时撤消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列宁的理由是，斯大林粗暴，不守规矩，会滥用权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建议充满深刻的政治和心理敏锐性，对此现在未必还会有疑问。斯大林的力量十分之九不是他个人的力量，而是他“继承下来”的机关的力量，因为斯大林早在列宁生前就当上了总书记，尽管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违背列宁意愿的。在列宁生前，尽管斯大林是总书记，但机关执行的是政治局的政策即列宁的政策。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领导的机关变成了独立的力量。斯大林的作用就是党内派别官僚主义原则最完整的表达者的作用。但正因为这样，现在问题决不在于斯大林当还是不当总书记。显然，即使中央委员会明天能解除斯大林（“根据他个人的请求”）的总书记职务，任命鲁祖塔克、莫洛托夫等担任这一职务或者根本取消总书记一职，实际上这在目前的总的形势下也不会给党的制度带来任何变化。现在的中央委员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样，完全是通过派别途径单方面挑选出来的。省委书记、边区书记和州委书记也是通过上头这种派别方式由上级挑选出来的，然后由这些书记如法挑选出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每一位书记再相应地为自已挑选出省委员会、边区委员会、县委员会、区委员会等等。在选举出席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名单实际上是由书记们圈定的，而且经常警告说，省委或中央“不能容忍”反对派的代表当选。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管理中被荒谬到极点的派别官僚主义集中制取而代之。机关掐住了党的喉咙，不仅不让党说话，而且不让党喘气。机关的核心是封闭的斯大林集团，这个集团认为自己是不可更换的：对它的任何批评在第一阶段都被它宣布为反对党的统一的罪行，在第二阶段则被说成是国事罪。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是以总书记身份还是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或是以其他什么身份来领导他那个在党的机关内部组成的集团，已经完全无关紧要了。斯大林的集团独裁使党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种独裁如果不遇到反击，将给党带来越来越惨痛的一次又一次动荡。问题不在于让斯大林名誉扫地和将他驱除出去，即不在于用斯大林之道还治斯大林之身，而在于恢复正常的即列宁的党内制度，斯大林集团也将会溶合于这个制度之中。应当将党对机关的权力还给党。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召开经过认真准备和民主选举的代表大会，这样的代表大会将使中央委员会和所有党的机关的组成符合百万党员的真正想法和情绪。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
[1]乌斯特里亚洛夫，尼·瓦·（1890〜1938）——立宪民主党活动家，曾参加高尔察克白卫政府，高失败后移居哈尔滨。1921〜1922年在布拉格和巴黎出版《路标转换》文集和杂志，是路标转换派的思想家之一。1935年返回苏联。
[2]雅柯夫列夫，雅·阿·（1896〜1938）——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2—1923年任党中央鼓动宣传部副部长，后历任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等职。
[3]斯列普可夫，A．H．（1899〜1937）——1919年入党。1924〜1928年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工作，1928〜1932年任伏尔加区委常务局委员和宣传鼓动工作部部长。后遭镇压。
[4]斯腾，Я．З．（1899～1938）——1914年入党。1924～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全会宣传鼓动部处长，1927—1928年任联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28〜1930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副院长。
[5]“……我们应当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取得牢固地位，我们应当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组织。有些人会产生疑问：我们布尔什维克一直都在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怎么能同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国际中坐在一起呢？这似乎有些不好理解，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迂回前进的力式。广大工人群众在相当大程度上跟着阿姆斯恃丹国际走——因此我们应当到有群众的地方去。我们布尔什维克希望，我们在反对资本进攻的基础上与阿姆斯特丹国际共同工作，我们就能把其他国家的工会组织首先是英国的工会组织团结在我们周围……“（拉·莫·卡冈诺维奇《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之后党的工会的当前任务》第52页）。——托洛茨基注 |
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1]
「共产国际」[2]11号（1927年3月18日）上揭载了一篇论中国共产党五次大会与国民党的社论，这无论就哪一方面说都是对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要素与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一种非凡的嘲弄。这篇文章不能以其他方式形容，只能说是右派孟什维克主义对革命问题的最坏表现。
文章以下一命题为出发点：「中国革命在此刻的任务中的任务，乃是国民党的地位，在南部中国属于领袖地位的国民党这个政党之往后发展。」（见第4页）这样看来，任务的任务竟不是数百万工人在职工会与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觉醒与统一，不是将贫苦的农民与手艺工人吸引至运动的主流，不是加深共产党争取无产阶级的斗争，亦不是加深无产阶级争取数百万被剥夺了产权的群众之斗争——不是的，「任务中的任务」（！）乃是国民党的地位，即，一个政党组织，它，依照官式的数字，拥有大约三十万党员——学生，知识分子，普遍自由派商人，以及一部分农民与工人。那篇文章宣布说：「对于一个政党，三十万党员是一个很大数目。」一个卑贱议会式的评价！如果这三十万人是从过去阶级斗争的经验中出来，拥有领导无产阶级罢工与农民运动的经验的，那末，自然，即使是更少些的党员数，也能胜利地在革命的新的与更广大的群众阶段上，担负起领导责任。但这三十万人大多数乃是个别从上层征集来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民族主义自由派或立宪民主党人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再混合着共产主义者。这些共产主义者在政治的训练时期却不得不服从着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组织的纪律，甚至服从它的思想。
「国民党的发展」，文章继续说，「暴露出从中国革命利益看来可惊的（！）朕兆。」（见第4页）这些「可惊的」朕兆是什么性质呢？它显然是指：政权操在国民党中心之手，而「这中心在最近期内大多确定地倾向到右边」。应该指出：这篇文章中所有的一切政治定义，都是形式的，议会式的与礼仪的，空洞得没有任何阶级内容。这所谓倾向到——右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国民党的「中心」是什么？它包括着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等官吏，等等。与一切小资产阶级一样，这个中心是不能执行独立政策的，特别是当数百万工农已走上舞台的时代。这个小资产阶级中心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即当无产阶级执行独立政策时，才能产生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但是在中国，既然缺乏一个独立的阶级政党，这种政策是谈都谈不到的。共产党人并非简单地「加入」国民党，他们是服从其纪律，甚至负有义务，不可以批评孙中山主义的。在这些情形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心只能尾随在民族主义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后面，这个资产阶级以不可察知的等差，和买办的，即公开勾结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相联系着；而且，与群众运动的尖锐化成比例，这个小资产阶级将愈加公开地转向到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方面去。这样看来，国民党是一个政党机关，它适于将群众运动经过一个知识分子上层的中心，政治上臣服于公开的右派，即臣服于公然的资产阶级领导——这领导在此种条件下，是定能将国民政府屈服于已，且将继续使它屈服于已的。文章引证着这个事实，即在国民党的临时会议，大会与执行委员会中，左派都占着优势，但此令人安心的情形，并「不反映于国民政府的人事及其政治上」。多么的可惊呀！但是终究是这样：左派小资产阶级的存在只为的在文章中，会议上与宴会间发挥一下激烈主义，同时却将政权交给中大资产阶级。
如此说来，国民党中的「可惊」朕兆在于这里：国民党不是民族解放革命这一纯粹思想的体现，有如那文章作者从它拇指上流露出来的，而宁是中国革命的阶级机构的反映。作者发现出中国人民的历史是在阶级斗争的形式中展开这个事实，由此证明着它不是全人类历史的例外，就此觉得「可惊」了。那文章往后又告诉我们，「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郑重其事地关心（巧妙的措辞！）于工人运动的生长。」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只是说，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已给资产阶级在工人群众的觉醒之前的恐惧心所骇住了。革命愈扩大及加深其基地，激化其方法，尖锐其口号，则按着比例，那各派各层的有产者，及与之联系的知识分子市民们，不可避免地要在上层和革命分裂。国民政府中的一部分，以血的联系附和于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害怕与资产阶级决裂，便「关心」于工人运动的生长，设法要抑制这个运动。文章用了那个精致的「关心」这个词，与他在前面用「可惊的朕兆」这个词一样，指出阶级关系的尖锐化，以及民族主义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企图，它要利用国民党做工具，经过党向国民政府下命令，叫无产阶级停止活动。何时与何地我们会像「共产国际」社论那样估计了阶级关系呢？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们的来源是什么？
那文章提议用什么方法去克服这些「可惊的朕兆」呀？在这些问题上，那文章驳斥中国共产党中央6月（1926年）全会的立场，后者曾主张中国共产党以独立组织的资格，和国民党缔结联盟。文章排斥这思想。它又排斥在国民党中组织左派作为共产党同盟者的提议。不可以的，它教训道，任务在于「确保全体国民党能坚决地左倾」。问题是解决得很方便的。在革命发展的新阶段，当工人正从事于反对资本家的罢工，当农民正不顾国民政府的反对，设法驱逐地主，这时候所需要的乃是保证国民党能有一个「坚决的左倾」，而这个党，却是代表着这样一种混合体，其中包含了一部分受罢工之害的资产阶级，一部分受土地运动之害的地主知识分子，害怕「驱迫」资产阶级到反动方面去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最后，那个被缚住了手足的共产党。正是这个国民党一定要获得「一种坚决的左倾」。这个「坚决的左倾」必须表明一个什么阶级的路线，没有一个人知道。还有，如何达到这目的呢？很简单，必须「以革命的工农分子充实它（国民党）。」（见第6页）以工农充实国民党吗？但是整个困难在于不熟悉国民革命这纯粹思想的工农，正在试行于他们将自己去充实国民党之前，要利用革命来「充实」一下他们自己。为此目的，他们从事于罢工及土地暴动。但是阶级机构的这些不愉快表示，妨害着国民党使之不能有一个「坚决的左倾」。吁请一个罢工的工人加入国民党，是要遭到他的反对的：这个党经过它所指定的政府镇压罢工，为什么我要加入它？那文章的渊博的作者多半会回答他道：加入一个与资产阶级共同的党，你将能够推它向左，将消除「可惊的朕兆」，将驱散其「关心」的暗云。对于这，上海工人将会回答道：工人们能对他们的政府施行压力，甚至能使它改组，但所用的方法不是在一个共同政党内个别地压迫资产阶级，而是以独立的阶级政党来达到这个目的。不过话又得这样说，这位上海的罢工工人，业已在行动上证明了他政治觉醒的成熟的，大概会不愿继续讨论，而只是耸耸肩膀，认定谈话对方为无望而走开的吧。
那文章后来摘引一位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话，这位领袖在1926年12月的党临时大会上说，国民党是死了，解体了，共产党人没有理由依附在这个臭尸身上。关于这，那文章说：「这位同志心里显然（！！）想着这个事实，即近来国民政府，尤其是各省政府机关，曾有好多次出来反对工人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斗争的发展。」（见第7页）这篇文章的著者的善窥人心真是可惊的。当一位中国共产党人说，就革命方面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派的上层是死了，他「显然」在心里想着这一个事实，即国民政府曾在小规模内枪杀罢工工人。「显然地」！当然，「可惊朕兆」是有了的，「但这危险可以克服，只叫我们不要将国民党视作臭尸。」（见第7页）彷佛全盘事情依着人如何看待他们。国民党不是死尸，它只是生了病。生了什么病呢？病症在于缺少革命工农的血。共产党必须「帮忙注入血液」等等。总而言之，需要的乃是实行一次新近颇为流行的输血手术，不过不是个人的，而是阶级的输血。不过事情的本质终究是这样的，资产阶级已经开始用它自己的方法，用枪杀，或帮助枪杀，或容许杀罢工者与革命农民的方法来输血了。总之，正当服用这张出色的药方之时，我们却遇到了那个同样困难，那就是，遇到阶级斗争。整篇文章的精神是想叫中国革命绕过阶级斗争，走上一条节省的，合理的与简便的道路。一句话，是要应用孟什维克派的方法，而且是最反叛时期的孟什维克派方法。这篇文章揭载于共产国际的理论机关报上，共产国际则是与第二国际不可调和地决裂了以后建立起来的！
文章责备中国共产党人不参加国民政府及其地方机关，他们假使参加进去，可以自内推动政府向左。使它不采取反对群众的错误行动，等等。过去的全部经验，首先是俄国革命的经验，被抹煞了。革命的领导权完全交给了国民党，对工人实施暴行的责任却必须叫共产党人负担。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被缚住了手足，无力对数百万群众提出一条内政外交方面的独立路线。但是工人们对于共产党人，特别他们如果加入了国民政府，却颇有理由责备他们与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共谋进行一切反无产阶级的与反人民的行为。我们革命的全部经验被抹煞了。
如果，不管广大的劳工运动，不管工会与乡村中革命的土地运动的有力生长，而共产党人仍不得不和以往一样，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从属部分，且以无力的附庸资格加入那个资产阶级政党所组成的国民政府，那末必须坦白地说，组织共产党的时期尚未来到。因为，在革命时代毁损共产党信誉，就是说，正当一政党与工人阶级间的联系用鲜血来固封，正当那影响可及数十年的伟大传统正在创建之时，毁损共产党的信誉，倒不如根本不成立共产党还要好得多。
以衰落期的右派孟什维克主义的精神发挥着一个闪烁的政纲，那篇文章复以谦卑的现代精神将它再加润色，竟以这事实来安慰中国，即是说它具有「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客观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发展之非社会主义前途是无条件地与直接地有赖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总进程的。只有最前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中国无产阶级之有组织的帮助之下——能够率领四万万原子化的，赤贫的，落后农业经济的群众，经过一连串中间阶级，以世界规模的商品交换及外来直接的技术援助与组织援助为基础，走到社会主义。相信没有最前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在此种胜利之前，中国能以其自身力量「跳越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那是将马克思主义的ABC践踏在脚下。我们的著者并不关心于这一点。他简单地答允中国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的道路——显然是为要补报中国所已蒙受的损害，以及无产阶级运动的依赖性质，特别是那中国共产党的堕落的与被剥夺权利的地位。
中国发展之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其实要如何才能够与必须提出呢？
首先，必须让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弄弄明白：中国并无任何经济上的前提条件足以独立地转变到社会主义，目前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开展着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它的后果，即使在完全胜利的条件之下，也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发展生产力。但必须同样有力地在中国无产阶级之前阐明问题的相反方面：这个迟晏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在中国展开是在资本主义之帝国主义的衰落的条件中。俄国经验表示了与，例如，英国的经验相反，政治根本不是与经济对等发展的。中国的往后发展，一定要在国际的前途中加以共产党员。不管中国经济如何落后，一部分也正因为这个落后性，中国革命完全能使那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联盟走上政权。这一政制，将是中国与世界革命相结合的政治上的一环。在过渡期间，中国革命将具有真正民主的与工农的性质。在其经济生活中，商品资本主义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占着优势。政治制度的方向将首先去为群众获取最大一份的生产力发展的果实，同时，要为群众争得国家资源在其政治与文化的应用上的最大一份。这一前途的更进一步的发展——民主革命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完全与唯一地有赖于世界革命的进程，以及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苏联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成功。如果中国革命在目前那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领导之下得到胜利，则它会很快走向右边，会对社会主义各国表示善意，会不久获得它们的承认，在新的基础上给它们以让步，获得借款，一句话，它将加入社会主义的国际系统，作为一个地位较好的，殖民地气较少的，但仍旧是深刻地依存着的东西。此外，这个中华民国对于苏联的关系，最好不过是像目前的土耳其共和国[3]对苏联一样。
只叫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革命中起着领导作用，则另一不同的发展道路能开展出来的。但是为了这，一个首先的与最起码的前提条件，便是共产党的完全独立，以及共产党揭开了旗帜，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与革命的领导权进行公开斗争。这一点如果做不到，一切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空谈，只能以（俄国）革命前期左派革命党[4]人的辞藻掩盖右派孟什维克的政策——这是一切可想象的混合物中最令人恶心的一种。帮忙将「工农血液注入国民党」（多么无耻的一种话语）这个政纲，不会产生什么结果，也不能有什么意义。那里也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工农血液。中国工人正在流的血，不是为阶级觉悟的任务流的。加入国民党的工人将是国民党的党徒，这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的原料将在那小资产阶级的孙中山主义的模型里重铸过。要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工人们必须在共产党中受教育。可是为了这，共产党必须完全解脱任何外面的限制，能自由地领导工人斗争，且以列宁去对抗孙中山主义。
不过也许是文章的作者以古老的及真正的马丁诺夫方式，观察下述远景：第一，民族资产阶级藉助于国民党（它得中国孟什维克派之助，注入了工农血液）完成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接着这个所谓民族革命的孟什维克阶段，将轮到布尔什维克阶段：共产党退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决裂，从资产阶级方面争取农民，领导国家走到「工农民主专政」。作者多半是为一种观念所诱导，而此观念则是他不能理解1905年时代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5]二派的形成所致。但这种远景我们必须宣布为迂腐的废话。
民族的民主革命不能分两次：第一次以资产阶级精神，然后以无产阶级精神，来完成的。确实的，假使我们阻止无产阶级先锋队，使它不能及时与资产阶级决裂，不能利用革命局势藉以向那处于最高斗争的一去不复的事变中的群众，证实其力量与对于劳动者事业之不可动摇的忠贞；假使我们为达此目的而进一步地使共产党奴役于国民党，那末早晚会有这样的时候来到，那时无产阶级先锋队将多半不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过迟地与资产阶级实行决裂，而且将完全放弃政治的。欧洲劳工运动的历史，将会供给中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以相当的思想，有如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在这些情形之下，那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民主国家将很方便地采取法西斯主义或半法西斯主义的方法。
我们在波兰已看到过这情形。毕苏次基[6]做那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波兰社会党的领袖之一，难道是很久以前的事吗？他坐在彼得保罗狱垒[7]里，难道是很久以前的事吗？他的整个过去使他在小资产阶级各界与军队中享有势力与威望；他利用这个威望进行了一次法西斯政变，完全反对无产阶级。有谁想否认国民党干部中能发现其自己的毕苏次基们呢？他们会被发现的。候补者早已指定了。如果波兰毕苏次基需要三十年完成其演变，则中国的毕苏次基只需要一个更加短促的期间去完成他从民族革命到民族法西斯的转变[8]。我们是生活于帝国主义时代，这时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大变动紧接着大变动，而每一国家都从另一国家学习经验。进行不独立的共产党政策，供给国民党以工人，乃是准备了条件，让人们最成功地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专政，而且在不很远的将来，无产阶级不管如何，总是被逼要从国民党中退出来的。
孟什维克主义，即使在其革命的「开花」时代，便已设法使自己不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主义则相反，它以无产阶级政党资格长成起来，担任全民族的，乃至全世界的任务，）而想做民族发展的监视人，以此资格，无产阶级政党事先被派定了一个附属地位（干些合作，推动，输血等等工作。）但怀着此种伪马克思主义的监视历史的大志，常常在行动上证明为书生的愚蠢，孟什维克派早在1905年便已完全暴露出这一点了；考茨基[9]干这同样的事情稍微晚了一点，但并不比较不含糊些。
一个民族革命，当作反对民族依存的一种斗争解，却是经由诸阶级间是机械学而完成的。中国军阀代表一个阶级组织。买办资产阶级代表着中国资产阶级中最「成熟的」一国部队，它不要中国的二月革命，怕因此引起十月革命，甚或半十月革命。现在参加在国民党中的一部分中国资产阶级，乃是国民党内部的制动机，他们又是买办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辅助队，他们在明天就会抓住这南京的轰炸案[10]，藉以对革命的下级部队施行压力，首先要控制无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不能每天以指挥优良的阶级抵抗去对付，则资产阶级的此一企图是会成功的。但共产党继续服从国民党，服从那个以买办资产阶级及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辅助队为首领的国民党，则无产阶级想从事抵抗便不可能。在1927年还须解释这种道理真是难以为情的，必须将这些思想反对共产国际机关报上的社论，那就加倍难为情了！
中国革命在地理上扩大着，同时也在社会上加深着。上海与汉口——这两个包括着七十五万工人最重要的产业中心——落在国民政府手中了。南京曾受帝国主义者的炮轰。斗争立即转入更高阶段了。革命占了汉口与上海，因而陷入了中国最发展的阶级矛盾之中。它再不能以华南手工业小买卖的农民为其政策的方向了。它必须决定或者向着无产阶级，或者向着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向着那反资产阶级斗争中的数百万下级行伍。一方面我们具备了这。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以其南京的屠杀表明着他们不是开玩笑了。他们想以此恐吓中国工人，或想以此使土地运动停止吗？不见得。无论如何，这不是他们的立即目的。他们首先是想逼使民族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上层了解：如果他们不顾世界帝国主义对他们试炮，那末他们和下层群众决裂的时候业经到了。炮击南京意在宣传买办主义的思想，即宣传与世界社会主义联系是有益的；那个有力的，统一的与武装的世界资本主义，不但能提供利润，而且能供给武力援助给中国资产阶级去反对它自己的工农。
这是轻浮的判断，以为炮击南京将使全中国人团结为一，等等。这种说法投合于中等阶级民主派的胃口。革命已高升至一新的水平；民族主义者营垒中更深刻的分化，它之行将分裂成革命派与改良主义买办派，乃是整个局势中绝对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出来的。英国人的大炮，在最初一个「普遍的」愤怒潮浪之后，只将加速这个过程。自此以后，驱策工农进资产阶级的政治营垒，以便使共产党留在国民党队伍中当作人质，客观上即等于实行叛变政策。
共产党的代表们应该参加国民政府吗？对于一个与革命的新阶段相符合的政府，一个革命的工农政府，他们是没有问题地，一定要加入的。对于目前的国民政府，则无论如何不可以。不过在提出共产党派遣代表参加革命政权这问题之前，须得考虑共产党的本身问题。革命占领了上海之后，以前的政治关系已成为绝对地不能容忍了。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中央6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是无条件正确的，它要求党退出国民党经过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缔结同盟。
否认国民党中有组织左派必要，而像「共产国际」社论中所提议那样，要使整个国民党采取左的路向，那是等于空谈。对于一个政治团体，假使不在其中团结左倾的人，且使他们反抗左派的敌人，怎能使它左倾呢？国民党自然会反对这。很可能的，他们将开始征引我们第十次党大会反对派别的决议[11]。我们早已在一党专政问题上见到了此种蒙面之戏。国民党的极右派坚持一党专政必要，他们举着苏联共产党的例。同样，他们会坚持实行革命专政的那一个党中不能容易有派别存在。但这只表示那借国民党取得了政权的民族主义营垒中的右翼，想用这个方式禁止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且使小资产阶级的激烈分子，完全不能在党中对其领导发生真正影响。我们上面分析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去迎合国民党中资产阶级一翼的意思。
我们必须清楚懂得，中国资产阶级现在还在企图以俄国革命的权威掩护自己，它特别要抄袭中国无产阶级未来的专政形式，借以加强他自己的反无产阶级的专政。因此，在今天最重要的，是决定中国革命正在经历的阶段时，不许有任何混淆。现在问题不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后一种革命的范围内，这是关于两种方法间的斗争问题：资产阶级妥协派方法相对着工农方法。今天我们只能猜想，在什么条件与什么情况之下民族民主革命能够生长成社会主义革命，生长中是否会有中断，究竟这中断将是长的还是短的。事变的往后发展将给我们以必需的阐明。但若以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思想来蒙蔽目前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问题，那是使共产党混乱，且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让我们希望吧，我们不将见到国际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召中国共产党人去解释企图在国民党中建立左派的理由。
从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以此利益作为我们的准则——的立场说，资产阶级革命是任务是要替工人取得他们在反资产阶级斗争中的最大自由。从这个立场说，国民党领袖们关于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单独集中的党的哲学，是替明天的中国法西斯主义奠下了思想基础。说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表示合作的破裂，是荒谬的。这不是停止合作，而是终止奴属。政治上的合作以双方平等及二者的协定为前提。中国党情形可不是如此。无产阶级不是与小资产阶级订立协定，却是在蒙蔽形式下服从其领导，用一个组织的封签贴在这个从属关系上。目前形式的国民党，乃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不平等条约」的化身。如果整个中国革命要求取消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平等条约，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取消对它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不平等条约。
必须号召中国工人们建立苏维埃。当香港总罢工时候，香港无产阶级建立了一个在结构与职能上颇近于工人苏维埃原始形态的组织。以此经验为基础，必须更向前进。上海无产阶级已拥有斗争的无价的，他们是完全能够创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这个苏维埃将成为全中国的榜样，且由此成为一切真正革命组织的吸引中心。
1927年4月3日
[1]本文写于1927年4月3日，那时上海工人举行过第三次英勇的暴动，九天之后，蒋介石就要实行他著名的「4•12」大屠杀了。这时候，中国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了一个危急点，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正在作第一次的大决斗，这时候，以斯大林为首的第三国际，却仍旧坚决主张拥护整个国民党，拥护蒋介石，反对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反对在国民党中组织左派，反对共产党独立行动，他认为共党的任务是要将工农的血输入国民党……这时候，托洛茨基写了这篇文章提出警告。送交各报，均被拒绝登载，但他文中所有警告，不幸在九天之间，就统统被证实了。——译者
[2]「共产国际」为第三国际的理论机关报，月刊，1927年前后的该报主笔为马丁诺夫。——译者
[3]第一次世界大战，土耳其参加于德奥方面，战败后，凯末尔领导的「青年土耳其党」发动革命，得苏联帮助，使他能内逐苏丹，外败希望腊，但土耳其资产阶级一经胜利，就立刻屠杀工农及共产党，与英帝国主义妥协了。——译者
[4]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承继着民粹派的老理论，认为俄国可以凭借封建的乡村公社制度，直接走到社会主义，这自然是一种反动的幻想。——译者
[5]当联合反对派时代，托氏对列宁在1905年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从不作正面批评，而只指出斯大林们对此口号作不正确的理解。——译者
[6]J.PILSUDSKY——在沙皇时代做过社会主义者，第一次大战中最初参加德国方面反对俄国，谋波兰独立，旋被德人所拘，欧战后，波兰复国，毕氏任总理，掌军权，在英法支持下，进攻苏联，1926年，举行政变，建立独裁，自任总统，实行法西斯式统治，1935年逝世。——译者
[7]在彼得堡，沙件时代用以幽禁重要政治犯的。——译者
[8]此地托氏明显地指着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较托氏此文后二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棱柱厅里对三千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发表演说，回答托氏，称蒋介石为「忠于纪律的」，七日后，蒋氏便以「4•12」屠杀来表明了他对革命纪律的态度。——译者
[9]KarlKautsky—德国社会民主党乃至整个第二国际的理论头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为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大战中，他采取了和平主义的中派立场，竭力反对俄国十月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派，反对苏维埃政府。——译者
[10]1927年3月24日国民军攻占南京，停泊下关江面的美国与英国炮舰，即以领事馆员及教士被杀为借口，开炮向城中轰击，结果平民被杀者十二名，伤十九人。——译者
[11]1921年举行苏联共产党第十次大会，当时内战初停，又承苏波战役之后，经济有陷于崩溃之虞，苏维埃国家将自军事共产主义制度转变到新经济政策，此时情势异常困难，故大会通过决议，禁止党内小派斗争，然此乃一时的紧急措置，绝非不变原则，而斯大林一系则利用其当权地位，永远宣布党内不许有派，借以巩固其官僚统制，实则此与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精神不符。国民党复利用斯大林作风，叫出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以此反对党内的共产主义者与左派分子。——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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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与国民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共产党与国民党[1]
一、我以为新的形势需要我们重新考虑共产党与国民党间之关系，我们为什么应当留在左派国民党内呢？
关于此点的解释，理由不一，最常听到的是说，「左派国民党内有工农群众，我们当在其中工作，以获取他们到共产党方面来。」此种理由，恐怕很难成立罢。社会民主党和黄色职工国际的工人群众比国民党还更多呢。此种理由亦可整个地应用于英俄委员会。
照一般的原则说，我们需要夺取工人到自己方面时，我们不是加入某组织而是退出某组织。
二、另一理由：「现在我们与左派国民党同受压迫，退出国民党是不可以的。」我想我们受攻击的时代，比我们攻击人的时代，混合组织，更为危险。关于此点，匈牙利库恩•贝拉[2]的经验，证明得非常鲜明。艰难时机然后知革命党刻苦奋斗的精神。和汪精卫派同一组织，我们即代他们负动摇和叛变之责。我们应当：抵抗敌人是共同的，政治实任是分开的。
三、照第一理由，我们一日未将一切工人和农人夺去，即应留在左派国民党内一日，如此，则我们永久不能退出国民党。第一，因为中国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还有很长期间，不仅可以领导农民，而且可以吸引工人。第二，留在国民党内，我们就不能令工人在国民党与共产党间有所抉择。
至于农民，则国民党有如俄国的社会革命党，在无产阶级的专政以前，可以成为农民的党，正因如此，我们有与他联盟之必要。
第二个理由说，我们当留在国民党至退守期（被攻击）终了为止。然而我们在进攻开始时，又可以说不能退出国民党，退出便破坏了这进攻。
四、将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的事为例，是不能成立的。英国工党的成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的分化，进行得比较迟缓。国民党是各种阶级的「党」，各阶级间之政治分化，因革命关系，进行得异常迅速，而中国共产党的应付，永远是落后的。
五、蒋介石叛变以后，问题更加紧急。原来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会最可耻的反共产党和反工人阶级的提议，是由汪精卫提出的。这是叛变前夕。现在，根据一切报告，汉口政府仍继续此路线，而共产党则成为国民党之左翼反对派。在莫斯科我们可以说，留在国民党内，同时须有完全的（？）政治上及组织上（？）之独立，然而在实际上是怎样情形呢？在汉口这一切问题有如燃眉之急，而中共中央无论如何不能了解我们的提议。而在如此紧急关头，游移和无决断是最糟不过的。
六、又有一种理由：「退出国民党是必要的，然而共产党必须有相当时期的准备。」这个意见我们最要接受。如此，则必须公开地告诉中共。所谓准备，很明显的，当是在退出国民党后与它联盟，在一切路线上与它合作，同时，政治责任则分开担负。不幸，此种纯然实际之意见，致为人所忽视，而所举理由，不外以上所述，关于一般性质的。
七、我们可以不犹疑地说，共产党之留在左派国民党内，又会使共产党之政策受其组织上倚赖之影响，以共产党之幼稚与无经验，必然会使它重复过去时期的一切错误。
3月3日拉狄克同志来信，主张相当时期内仍留在国民党内的理由是：「一切国民党行动，更确切些说，其右翼军人的行动，都是反对民族利益和拥护地主及资本家利益的，而国民党中央的政策又是路易‧勃朗式的。然而这一切，在民众中尚未引起反国民党的运动，民众尚未感觉有工人及贫农的单独的阶级政党的必要。」
当时我曾反对过此种意见。照这种说法，独立的工人政党之组织会延迟至群众了解其必要的时候。但现在我且不管此问题之原则方面，拉狄克同志的意见很明了：应当等国民党右派和军人方面的一种行动，可使群众感觉有自己的政党之需要。那么4月蒋介石的叛变是否已使群众感此需要呢？我看，似乎是如此。
但现在又发生新的困难；照3月3日的意见，4月蒋介石之叛变，应当成为共产党独立之信号的，现在又宣告为共产党独立之主要障碍了。我们为自己画了一道组织上的圈子，始终跳不出去，时刻去找新的和不新的政治理由以自解。
我很明了，关于此问题我们中间的不同意见在此，这固然无原则上的歧异，但是此种组织问题反映在中国现时状况下，有巨大意义。那些曾经做过蒋介石左翼附属品的中国共产党员，现在要在一二年内成为汪精卫的左翼附属品。
1927年5月10日
书后：以上短文章于将近一月以前。从那时所发生的事变，重新说明我们对于中间独立的基本问题应有明了的观念。将国民党描画成一个散漫而无纪律的团体，是等于曲解问题的实质。无论国民党之外围如何散漫，它的中央机关是将革命的独裁权紧握手中。关于此点，广州国民党是模拟苏联共产党，汉口国民党又模拟广州或南京之国民党，加入国民党而同时保存完全政治及组织上的独立的意见，汉口的中共中央一定视为不可解决的神谜，亦仅此而已。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共中央在去年亦曾主张由党内联盟改为党外联盟，换言之，即赞成退出国民党。无疑的，现在有人要向中共中央说，你们看，甚至苏联共产党的反对派亦反对退出国民党，此种论调将在中国被人普遍的流传和利用，等于我们此地说反对派主张退出国民党的普遍一样。
谭平山[3]就职演说词，更明显地证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非一般的加入，而是在现在的及其具体的条件下，——竟容许共产党的领袖公开宣言，他们将实行国民党的政纲，而非实行自己的党之政纲。更糟的是共产党竟容忍如此的领袖，混淆党的界限。我们无论如何要完结此种情形，关于此问题，共产党内应马上产生布尔什维克的分化。
现在当怎样办呢？应当列举我们留在国民党直至今日的原因，而且与他相并，更重要些，更清楚明确些，要列举我们应当明白退出国民党的原因。主张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每日都有，只须看「不公布的电讯」[4]。
延宕此问题而不解决，只有使形势更糟的。
[1]写这篇文章时候的中国政情是这样的：蒋介石已经在南京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后来做汉奸的汪精卫则从俄国回来，到武汉去主持「左派」国民政府。共产党被右派国民党清了出来，现在掉过头去拉住「左派」，据说要帮助左派发展土地革命，使它成为「革命中心」，工人是事实上呢？这个「左派」国民党的反动面目也已十分清楚了：5月17日夏斗寅叛变，接着，5月21日，长沙屠杀工农，汪精卫和整个「左派」国民党都是袒护这些「事变」的。这时候，斯大林们却还不主张退出国民党，而更坏的，反对派内部也还有人反对立场退出国民党，托洛茨基乃不得不提出新的警告，此文是对拉狄克与齐诺维也夫而发。——校者
[2]BelaKun——匈牙利共产主义者，1919年3月匈牙利苏维埃政府主席，匈牙利革命失败的一个主要负责者。——校者
[3]1926年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部会议议决中国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政府。次年3月，国民党中全会指定谭平山为农政部长，苏兆征为劳工部长。5月20日谭平山就职，发表演说称：「我认为我的唯一责任是要推行政府的农业政策……实行国民党与先总理的农业纲领。」。——校者
[4]当然斯大林派为要辩护自己的破产政策，不敢把武汉政府的反革命行为泄露，因为他要俄国人民相信，汪精卫和他的政府是「革命的」。——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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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反对派问题答同志们问（托洛茨基，1926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就反对派问题答同志们问
托洛茨基（1926年9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51
斯大林集团把自己分裂党的政策建立在将“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对立起来并断定1926年的反对派（列宁格勒人）背离列宁主义立场而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基础之上。任何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党员都非常清楚，这种宣传的目的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斯大林集团公然背离阶级路线所引起的真正的分歧吸引到旧的分歧方面，而这些分歧或者已完全消失，或者已失去尖锐意义，或者是虚构的。
所谓1925年的反对派否定了自己并走上1923年的反对派的道路的说法是完全虚构的，是出于粗暴和不端的玩弄权术的考虑而提出来的。党从1923年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有那些甘愿滑入小资产阶级泥潭的人才不愿学习这种经验。列宁格勒反对派对于掩饰农村分化的行为，对于富农的增长及富农不仅对自发的经济过程，而且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影响的增长及时敲响了警钟；对于我们党的队伍内部在布哈林的庇护下产生了明显反映我国经济中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压力的理论学派也及时敲响了警钟；列宁格勒反对派坚决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这是从理论上为民族局限性辩解，所有这些头等重要的问题作为有机的组成部分写进了联合反对派的共同宣言。两派在宣言中提出了基本的经济任务和党政任务：必须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和从根本上改变对工资问题的态度；必须反击富农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对苏维埃、对合作社的进攻并保证与农村的结合，但不是通过富农，而是通过下层即通过雇农，通过贫农与中农（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我们完全站在列宁根据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结合”而提出的理论和策略学说的基础上）；必须坚决反对我党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蜕化倾向；最后，必须全力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成分并保证无产阶级中心、地区和支部对党的政策的决定性影响，同时使党的制度回到列宁的党内民主轨道上来。我们认为，而且经验也无可辩驳地证明，在所有比较重要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中的哪一个与列宁发生了分歧，那么真理必定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边。我们团结起来捍卫列宁主义并反对歪曲列宁主义的人，我们无条件地承认列宁在遗嘱中关于我们每一个人所作的一切指示，因为这些指示的深刻含义已在实践中得到完全证实，我们无条件地把遗嘱忖诸实施，遗嘱的意义不仅在于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而且在于保留列宁在世时形成的整个领导核心，并防止党的领导从列宁式的蜕化为斯大林式的。只是由于两派（1923年反对派和1925年反对派）的共同经验，所有基本问题——经济的、党的制度的、共产国际政策的——才能获得了正确的和完全的解决。
所有利用两派代表人物的旧文章或旧提纲在联合反对派内部通过重提过去的思想斗争，散布互不信任情绪的企图都是不能得逞的犯罪行为。斯大林“诋毁领袖们的名誉”的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在革命政策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忆旧，何况是恶意歪曲的忆旧，而是党所面临的革命任务。联合反对派在4月和7月已经证明并将在10月证明，面对粗暴的和无端的迫害他们的观点只会更加一致，而党将会明白，只有在联合反对派的观点的基础上才能找到摆脱目前严重危机的出路。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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