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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的统一（托洛茨基，1926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论党的统一
托洛茨基（1926年9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50
这是争论中的主要问题。这是统治集团的一个基本的、实质上也是惟一的口号。反对派被指责破坏或有可能破坏党的统一。这是对反对派的主要指责。在革命专政的条件下，党的统一的意义是每个党员和每个稍微有觉悟的非党工人都能理解的。由此可见，关于党的统一问题具有巨大意义，对这个问题采取不正确的态度具有同样巨大的危险。应当明确而公开地指出：
党的统一的口号越来越成为执政派手中用来对付党的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恐怖（吓唬）武器。
党首先是一个行动的组织。所有党员群众都应当能够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随时响应战斗动员。没有思想上的一致党的这种战斗力是不可想像的。然而如果认为这种思想上的一致单单是靠上面的指示形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思想上的一致是全党通过经常充实和积累集体的经验，通过在党纲、党章、传统、过去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集体思想工作而形成的。这一过程不可能没有分歧、批评和思想冲突。如果说党的革命战斗力量要求强有力的集中制，那么一个有百万党员的党要保持、发展和加强思想上的统一则要求同样强有力的党内民主制。没有集中制的党内民主制是通向孟什维主义的组织途径。没有民主制的集中制是通向党的机关官僚主义蜕化的途径。
在执政派的组织政策中存在着同所有其他政策中一样的“剪刀差”：口头上承认党内民主制，实际上却加紧镇压越出封闭的执政派上层允许范围的任何思想和批评。这正是威胁党的统一的主要危险。
领导的派别上层掌握着党和国家的所有机关，可以用来维护派别的阵地，其中包括派别的错误。把全部权力集中在中央委员会手中是绝对必要的。把全部权力集中在一个秘密的、封闭的派别手中是可怕的危险。中央委员会，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央委员会也会犯错误。但是一个实行集体生活的党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经验纠正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当党和国家的设施集中在一个靠凌驾于党的纪律之上的由集团内部纪律维系的封闭的派别及其上层（无论什么“七人小组”或“九人小组”）手中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党的正式机关、代表会议甚至代表大会全都形同虚设，只是事后追认已经作出的决定或完成的行动。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一些大幅度改变党的机关领导成员和党的政策方向的极其重要的决定强加于亳无准备的党。七月全会在最后一刻背着党对党的领导层进行了又一次大规模改组（鲁祖塔克[1]同志取代季诺维也夫同志进入政治局，加米涅夫同志变成第八位候补委员，吸收实际上是执政派核心的成员为新的候补委员）。甚至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般委员每次也都让执政派上层弄得措手不及，要么一言不发地接受已经通过的决定，要么转向“反对派”。但由于任何反对派，甚至任何批评都被宣布是对党的统一的威胁并遭到最严厉的机关设施的镇压，所以大多数代表大会代表或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只能一言不发地接受派别上层采取的措施。
批评已经作出的决定被宣布为犯罪。在正常的党的制度下这是正确的。在讨论和起草决定期间提出批评要及时得多。但现行制度的实质是要把背着党在统治集团的秘密会议上讨论和作出的现成决定强加于党，并要党接受事先策划好的力量配置和事先有保障的形式上的多数等。所以，在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决定强加于党之前，借口纪律而禁止争论。只有用这种极其有害的和彻头彻尾的反党手段才能维持派别集团无条件统治的制度。请在党内举出哪怕一个这种批评没有立即被上层宣布为“反对派”的例子来。请举出这样的反对派没有立即被上层宣布为“小集团”的例子来。这样的例子谁也举不出来，仅此一点就完全说明了现行党的制度的特点。政治上偏离阶级路线必然导致走上对党施加机关官僚主义压力的道路。这一方针必然会导致形成封闭的上层派别集团，导致该集团对整个机关的严格选择。同样，权力集中在背着党活动的秘密集团的手中必然助长一长制倾向。集体领导同党内民主制度密不可分。官僚主义机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必然要求上层保持统一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思想的任何独立表现都必然具有强烈的反对派性质。执政派打着党的统一的幌子压制任何批评、任何反对派。实质上，执政派上层是在党的统一幌子下以派别手段维护自己领导党的垄断权。
但全部问题在于，执政派越是疯狂地维护“党的统一”，它对党的统一的威胁就越大。争论，即使是走了样的和片面的争论，变得日益频繁日益尖锐，组织结论变得口益粗暴和反常。独裁倾向在党的领导过程中表现得日益明显和露骨。由于这一切党目前被人为分割为三个泾渭分明的部分：（1）执政派，这是由上层选定的机关的核心；（2）反对派分子，他们正为拨正党的路线和改善党的制度而奋斗；（3）广大的中间群众，这部分群众四分五裂，不明方向，实质上没有可能对党的前途施加积极影响。党的这种极不正常的状況是各种危险，首先是分裂危险的真正的和无可怀疑的源泉。
无论什么制度，只要它能达到目的就行。但现行制度未能使党达到统一，而是使党远离统一。自从列宁离开工作岗位之后，我们经历了1923年的争论，1924年的争论，1925年的争论（与列宁格勒人的争论），1926年春天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又一次机关争论；反对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又一次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被正式与拉舍维奇“事件”（1926年6〜7月）联系在一起，现在则成为反对整个“托洛茨基主义”和被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又一次争论。目前这场争论的性质和方法尽人皆知，无须解释。不久前只有比较亲信的人才知道的事情，现在对于全党也越来越清楚了，即所有这些争论和组织结构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不久前被叫做老列宁近卫军的核心力量，由斯大林一人领导，而他所依靠的是一批总是对他言听计从的同志。
只有蠢人或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者才会真的以为，斯大林争取“党的统一”的斗争能够真正保证统一，哪怕以消灭老的领导集团的现在的整个反对派为代价。综上所述极其清楚的是，斯大林表面上离目的越近，实际上离目的越远。斯大林及其小集团称之为“党的统一”的党的管理的独裁制，不仅要求消灭、罢免和除掉现在的联合反对派，而且要求逐步罢免现执政派中较有威信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的领导职务。显而易见，不论是托姆斯基，还是李可夫，或是布哈林，从他们的过去和他们的威望来肴，都不可能也不能够在斯大林手下发挥出乌袼拉诺夫、卡冈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等人在斯大林手下所发挥的作用。除掉现在的反对派意味着中央委员会内的旧集团的残余力量必然会在实际上变成反对派。新的争论就会提上日程，卡冈诺维奇就会揭发李可夫，乌格拉诺夫就会揭发托姆斯基，而斯列普科夫之流、斯腾之流及其一伙就会诋毁布哈林。只有不可救药的蠢人才会看不到这一前景的必然性。同时，党内更加露骨的机会主义分子也会对斯大林群起而攻之，说他“左的”偏见中毒太深，妨碍更迅速更露骨地下滑。
列宁写道，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的情况下，党的分裂才是不可避免的。能否说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了呢？绝对不能。尽管经济政策、苏维埃政策等出现了偏差，党仍然完全有可能纠正这些错误、拨正经济方针，从而保证在更高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上使结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关于党的制度和党的领导的问题要尖锐得多。党是革命的主要工具。如果这个工具变钝了，就会对革命的所有任务和革命的整个前途产生致命的影响。为了纠正经济错误和拨正党的路线，要求党不仅愿意这样做，而且有能力把自己意志变为行动。所以说改变党的制度是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
但是否会出现下述危险，即采取改变党的制度的斗争本身有可能导致分裂呢！否认这种危险是虚伪的。然而这种危险的根源不是对病症的冶疗，而是这些病症本身，就是说首先是斯大林集团的政策。拒绝对病症进行及时治疗只能意味着使病症进一步自由发展，从而有可能在今后使党陷入错过治疗时机的境地。
简言之，能否在不发生动荡，尤其是不发生突变的情况下改变党的制度呢？我们相信是可以的。至少我们是全力以赴致力于此的。党的官僚化确实很严重，但决没有严重到使党特别是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发生麻痹的地步。实际上，任务在于使党员有可能运用自已的权利和表达自己的意志——在章程的范围内和本着统一的精神。而这也意味着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斯大林集团（这个集团是执政派内部的一个集团）继续用单方面的争论动摇党和用为党内致命的独裁制开辟道路的组织结论破坏党。
如果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自己有力量结束这种破坏性的工泎，消灭通过秘密集团管理党的局面并恢复集体领导，反对派就会全力支持这种行动，全党也会为这种英勇的举动热烈欢呼。然而，经过四月全会尤其是七月全会以后，对中央委员会或中央监察委员会能否为统一而采取主动行动已经不抱多大希望了。4月和7月，反对派真诚地向党的最高机关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建议未经审核即被否决，甚至被从记录中删去。反对派不得不保持沉默，而多数派代表人物在反对派保持沉默的情况下仍然对其进行残酷的迫害，向全党介绍反对派的观点和建议时将它们歪曲得面目全非。单方面的争论开展得越来越频繁，目的无非是要党对越来越不正常的组织结论作好思想准备。恐吓、威胁、开除等手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变本加厉。最重要的一些任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商业人民委员部、外交等等）完全是从派别选择的用度考虑的，有损于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斯大林集团企图在最短的期限内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力图使即将召开的十月全会和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都为这个任务服务。斯大林集团企图再一次使党面对无可补救的既成事实，这样，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除了批准斯大林集团实施的分裂之外别无选择。
党完全有可能制止这些计划的实现。为此党员只需运用自己的党员权利而已。但是需要每个党支部内有几个或哪怕一个党员能顶住上层施加的巨大压力，在关键时刻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既然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无力使党免遭新的磨难，它们就不应当阻碍党获得完整的信息并就迄今为止仍局限于党的领导机关范围内的分歧发表意见。我们预先宣布，任何背着党解决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的基本问题并使即将召开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面对既成事实的企图都是反党的和不能容忍的！”
这是真正维护党的统一的道路。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
[1]鲁祖塔克，扬·埃·（1887〜1933）——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协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俄共《布）中央书记、苏联交通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38年被处死，后平反。 |
给一位不知名的收信人的信（托洛茨基，1926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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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位不知名的收信人的信
托洛茨基（1926年9月2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49
亲爱的同志：
您的信我很晚才收到，因为我外出休假一个月，不在莫斯科。这也是我迟复的原因。
您询问党内的分歧并抱怨报告人所作的蛊惑性的解释。如果您写的属实，那么报告人的解释就不光是蛊惑，而简直是犯罪。
报告人在结束语中说，用您的话来说就是，“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在一次全会上明确声明，他过去不是布尔什维克，今后也不是”。还能想像出比这些话更没有道理的话吗？身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怎么可能不是布尔什维克呢？报告人诬蔑的不是我，而是党。无须多说，他的话从头至尾都是杜撰出来的。
接下去报告人说，托洛茨基“支持克瓦索夫斯基关于使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织取得合法地位的建议”。我根本不认识克瓦索夫斯基。他是否提出过什么关于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取得合法地位的建议——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至少，我跟这样的建议不可能有任何瓜葛。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取得合法地位，因为这些人只不过是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一个楔子。
在我看来，如果您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可以采取军事共产主义和加紧压制的措施来振兴经济，那么就是您自己错了。这种非常措施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即在群众感到没有其他办法时可以产生效果。然而在长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劳动纪律应当越来越依靠工人的主动精神和对自己劳动结果的愈益关心来保证。您以您在陶土开采场的经验为例作了证明，当时您在那里与之打交道的是当地农民出身的觉悟不高的工人。当然，这些工人的文化程度越低，建立自觉的劳动纪律就越难。但总的方针不应当是压制和“拧紧螺母”，而应当是劳动者的主动精神和关心态度，是劳动者舆论的集体监督，是正确地组织生产，等等。
您要求谈谈分歧的实质。我认为在这封信中无法做到，在党代表大会之前展开争论，就像过去一直做的那样，是可以向党全面阐述分歧的。我认为，党代表会议将会确定党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从而也定下代表大会之前争论的时间。到那时完全有可能向党解释分歧的实质，而党也将会作出人人都必须执行的决定。当然，争论必须在党性的范围内进行，就是说，不允许中伤、诬蔑和蛊惑人心，在普遍关心保持党的统一和战斗力的情况下进行。向党员正常而全面地通报分歧的实质是进行公正的党内争论的基本条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年曾就一次党内争论写道，谁要相信空话，那他就是一个不屑一顾的十足的白痴。如果您转述的您的报告人的话是准确无误的.那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规则首先应当用于您的报告人，就是说，不要轻信这一类报告人的话，而是要求他们拿出文件来。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21日 |
供宣传用的问题与答复（托洛茨基，1926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关于反对派（拉狄克，1926年8月）
供宣传用的问题与答复
托洛茨基（1926年9月）
说明：根据卡·拉狄克《关于反对派》一文写成。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48
1．说反对派想把党变成各种派别、集团等的大杂烩，对吗？
答：这种说法荒谬绝伦，纯属胡说八道。反对派主张加强因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倾斜而遭到削弱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统一和有战斗力的共产党才能实现。一个分裂为各个派别的党是不可能成为专政的工具的。所谓反对派维护各个派别和集团的种种论调都是出于派别利益而散布的谎言。
2．说党内的派别活动日趋严重并极具危险性，对吗？
答：对。拉舍维奇同志等的事件只不过是不断增长的危险的表现之一。反对派与统治集团的区别根本不在于反对派容忍派别活动或认为派别活动是党内的正常状况。但反对派不会认为派别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于个别人的恶意所致。反对派认为，党内的官僚主义制度是派别活动产生的原因。
3．能否一下子消灭官僚主义？
答：当然不能。反对派根本不指望在这方面出现什么奇迹。但问题在于，官僚主义没有减少，相反却有了极大的增长。党内反对官僚主义的每一次重要尝试都引起上面的迫害，而这又促使人们走上派别活动和分离活动的道路。官僚主义越是反对派别，它所产生和滋养的派别就越多。
思想上的短视总是与官僚主义相伴而生。统治集团的领导者使自己越来越孤立，已经没有能力评价整个形势和预见明天，也不能给党以广泛的指示。整个政策成了舍本逐末和尾巴主义的政策。无论是谁，只要他试图总结困难，弄清困难之间的联系，对未来作出展望，都会使官僚主义保守主义者惶恐不安，并招来搞派别活动的指责。一种制度积累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困难越多，它就会变得越让人难以容忍。
4．官僚主义和舍本逐末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答；基本原因是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党的基本群众是工人。党的传统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传统。背离阶级路线就必然要以机关官僚主义的方式将政策强加于人。
5．这是否意味着分裂或建立两个党是不可避免的或必然的？
答：绝对不是。把这种观点强加于反对派的企图是一种最不正当、最毒害人的斗争武器。应当用党内手段来反对背离阶级路线的做法。可以而且应当在统一的党的范围内纠正背离的做法。
6．背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答：（1）不理解工业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隐藏的危险；
（2）对工资、节约制度、失业、住房建设等问题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
（3）对农村的分化估计不足并掩饰富农的不断增长的作用；
（4）农业人民委员部、农业合作社和其他组织力图奉行依靠生产能力强的中农即实质上是富农的方针；
（5）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比工人和贫雇农的积极性提高得还快所产生的危险不理解或估计不足；
（6）放宽选举条例和选举办法，以利于小资产阶级；
（7）美化苏维埃国家的现状，并否认苏维埃国家接近工人的必要性；
（8）美化新经济政策，掩饰和淡化新经济政策的矛盾，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比重估计过低；
（9）在国际工人运动问题上（英俄委员会、国民党等）有中派主义倾向；
（10）抱有极其错误和危险的希望，即希望与机会主义和背信弃义的领袖们的联盟能够有助于苏联的军事安全；
（11）力图脱离红色工会国际并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工会章程作了相应的修改）；
（12）不是向右倾，而是同那些对右倾提出警告的人不断进行斗争；
（13）不仅把真正的极左分子，而且把所有主张拨正党的无产阶级路线的人都划为极左分子。
6．［原文序号如此。］说反对派的政策有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结合的危险，这种说法对吗？
答：这种指责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对结合构成威胁的，一方面是工业的落后，另一方面是富农的增长。工业品的缺乏往农村和城市中间打进了一个楔子。富农开始将中央和贫农置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之下，使他们同无产阶级对立起来。这一过程现在还刚刚开始。但对结合的威胁恰恰来自这里。对工业的落后和富农的增长估计过低破坏了对两个阶级的联盟即在我国条件下实行专政的基础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领导。
7．说反对派认为应当把国有工业租让给外国人，是这样吗？
答：这种论调是一种最卑劣的诬蔑。所以能够采取这样的手段，只是因为党被官僚主义扼住了脖子。
《真理报》断言，梅德维捷夫同志在其1924年1月所写的一封信中主张对大部分国有工业实行租让。梅德维捷夫同志两年半以前所写的这封信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表过。谁也不知道这封信，因而无法判断《真理报》所讲的信的内容是否属实。但1923年的反对派和1925年的列宁格勒反对派与这封无人知晓的信有什么关系呢？
反对派认为，关于国有工业发展速度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的命运具有决定意义。为此反对派要求改变税收体制和价格政策，重新编制预算。租让在我国的经济中只能而且应当处于受到严格限制和从属的地位。任何试图使租让的范围超出一定限度，即让外国资本对我国经济拥有主导性的或哪怕只是相当大的影响的做法，都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公然背叛。
8．说反对派与阿姆斯特丹派结成了联盟，对吗？
答：这种论调与上一种论调同样荒谬，也是建立在梅德维捷夫同志那封无人知晓的信的基础之上。如果梅德维捷夫同志或我们党的其他某个党员表示反对红色工会国际而拥护阿姆斯特丹国际，那么反对派会再一次坚决而无情地谴责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就像它曾经谴责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某些领导工作人员那样，当时这些领导工作人员背着党对我国几乎所有的工会章程进行了千篇一律的修改，即从章程中删去了“红色工会国际”并代之以“国际工会联合会”，这只能是意味着为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扫除障碍。
《真理报》试图嫁祸于人的做法，只有在党内批评自由和公开的党的思想工作遭到严重压制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9．说反对派否认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对吗？
答：这种指责是错误的，是建立在对问题本身的错误提法之上的。在我们这个落后国家里光靠自己的力量要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几十年。如果认为在这样长的时期内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将保持下去并得到发展，而我们却在这段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否认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联系，陷入不可容忍的民族局限性之中。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与全世界革命运动的胜利是不可分割的。反对派深信社会主义将在我国取得胜利，不是因为可以把我国从世界经济和世界革命中分离出来，而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背离无产阶级路线必然导致民族局限性，导致低估我国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和不可容忍地美化新经济政策。
10．说反对派是一个集团，对吗？
答：无疑，反对派变成一个集团的危险是存在的。这种危险产生和加剧的原因在于封闭的统治集团的政策和组织措施，这个集团越来越容不下批评、集体讨论、选举制和集体领导。
11．“多数派”能否变成一个集团？
答：能。现在的多数派已变成一个集团。多数派并不是某种由同一批成员组成的经常性组织。在一个生活于内部民主原则基础上的党内，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组合和变动。多数派集团致力于把现存的多数派变成永久的多数派，不管其政治路线如何，也不管任务的变化或党内真正多数派观点的变化。多数派集团同党内民主制水火不相容。多数派集团是靠内部的秘密纪律维系在一起的，仅此一点就会歪曲真正的党的意志。多数派集团利用党的机关妨碍党以民主的方式确定谁是真正的多数派，谁是少数派。最有害的派别活动形式是直接负责全党的当权多数派的派别活动。
少数派别活动的危险来自多数派派别活动的事实。
12．说反对派威胁党的统一，对吗？
答：威胁党的统一的是封闭的多数派集团的存在，因为这个集团使党的政策背离了无产阶级路线并把所有为维护无产阶级路线和健全党的制度而斗争的人推向了反对派。
统治集团的领导人把党的统一理解为：“不许批评我们的政策，不许未经我们批准而提出新的任务和新的问题，不许真正提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关于工业化、关于工资、关于农村贫民等问题。”在统治集团的领导人看来，反对领导集团错误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举动都是对党的统一的威胁。但这只是意味着领导集团不愿意实行党内民主制。
13．说反对派背离了列宁关于党的领导核心的观点，对吗？
答：不，不对。对的是完全相反的意见：现在的领导集团竭尽全力来消灭与列宁并肩工作中形成的老的领导核心。在列宁患病期间和列宁去世之后的今天，人们多次向党解释领导的继承性和连续性的重要性。过去的主要口号是：列宁主义的老近卫军万岁！人们向党解释说，领导经验是在多年的时间内逐步积累起来的，我们党的领导是同两次革命的经验密切联系着的，党在列宁的领导下走过了这两次革命的历程。
现在斯大林集团在这个问题上实行急剧的转折，用在创造性工作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实际工作者”等这样一些新的力量来对抗近卫军。这种对抗本身是放弃党的革命传统的一个步骤。这一倾向被反对流亡者、支持“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的极其反动的言论所掩盖。—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完全符合在党的领导问题上的这种新的、局限于本国的、就事论事的提法。
14．只有“消灭”反对派，才能保证党内的统一和领导的一致，这种说法对吗？
答：不对，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官僚主义对党的压制必然蕴含着一次又一次的分裂。统治集团完全不是一致的。统治集团中有偏向富农、小资产阶级和一切庸俗习气的右倾；有与偏向小业主的倾向结成联盟，但又时常与这种倾向发生敌对冲突的工联主义倾向；有纯粹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方针，只是掩护右倾免遭反对派的批评；也有无数完全保持着无产阶级革命性，但还没有意识到党的政策和党的制度已发生变化的人。现在多数派集团领导人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是通过机关把多数派团结起来的。如果一旦认定反对派“已被消灭”，那么向右滑的多数派集团会立即开始分化为新的派别集团，并由此产生一切后果。现在该集团上层内部已经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只是依靠集团纪律才把这些争论压制下去。可以防止这些争论发展为新的派别斗争的，不是消灭现在的反对派，相反，是认真对待反对派的批评，真正拨正党的路线并恢复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
15．说反对派联盟类似于1913年的八月联盟，对吗？
答：这种对比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能容忍的。八月联盟存在于布尔什维克党外并把自己同党对立起来。八月联盟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是不可改变的。
反对派是布尔什维克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分歧有多严重，都可以而且一定会通过党内方式得到解决。想分裂或暗中策划分裂的只能是那些罪恶的派别分子、党的敌人和十月革命潜在掘墓人。谁把1923年和1925年的反对派联盟同八月联盟相提并论，谁就是在推动分裂，就是要使党认可这种思想。应当同这些以统一的词句为掩饰的分裂倾向进行无情的斗争。
然而，即使从一般政治的角度来看，也绝不能同八月联盟相提并论。在八月联盟时代布尔什维主义断绝了孟什维克奉行的指望六三体制长期稳定的方针，并提出了完整的口号。现在是谁奉行资本主义长期稳定的方针呢？是斯大林集团。是谁坚持事件革命发展的方针呢？是反对派。是谁奉行与最恶毒的革命运动的取消派妥协的方针呢？是主张保留英俄委员会的人。是谁敦促党和共产国际注意反对妥协路线的呢？是反对派。
廉价的历史对比毫无用处。应当研究反对派在无数文件和声明中所表达的真正观点。
16．为什么把反对派叫做联盟？
答：因为反对派是由两个主要派别组成的：1923年反对派和1925年反对派。联盟在政治中意味着同盟，有时则意味着暂时的同盟。可否把反对派看做由两个派别组成的暂时同盟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应当好好了解反对派联合的基础。如果反对派的两个派别在当前的个别实际问题上意见一致，那么联盟叫能只是暂时的同盟。而如果反对派是由于在苏联和国际发展的主要问题上观点一致而团结起来的，那么我们得到的就已不是联盟，而是巩固和可靠得多的党内思想团结。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后，两个反对派派别的代表人物在一系列当前问题上观点一致，越来越接近。在四月全会上他们就经济问题提出了相同的决议。在这一时期两个反对派别的接近被称作联盟。但从那个时候起接近变得要深入得多。以两个派别为代表的反对派都作出了完全一致的回答，得出这样的回答不是由于妥协、相互让步等，而是由于共同的看法和根据近年来的经验而确定的共同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得到的已经不是一个联盟，而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上紧密一致和在争取党和国际的无产阶级路线的斗争中团结得愈益紧密的反对派。
17．说反对派想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并通过这样的方式靠降低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来发展工业，是这样吗？
答：不，不是这样。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最大祸害是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养肥了商人和投机倒把者，他们赚了数亿的卢布。国家按出厂价格出售商品，而农民和工人则按零售价格购买商品。近一年半以来我国的批发价格始终未变，但零售价格却大幅上扬。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在不提高零售价的情况下提高出厂价格，因为零售价取决于供求关系。任务在于把尽可能多的批零差价交到国家手里以发展工业，而无论如何不要提高零售价格。如果零售价格居高不下，批发价低廉对工人和农民来说毫无关系。提高出厂价格打击的是私人资本，而不是消费者。应当从这个方面寻求解决办法。
要是提高出厂价导致零售价上涨怎么办呢？应当谨慎行事，密切关注市场的变化。如果零售价随批发价开始上涨，应当停止行动。应当慎之又慎地摸索前进。国家得到的商业加价部分越多，工业发展得到的资金就越多，工业就能更充分地满足需求。这是降低零售价的惟一途径。这与农民和工人的利益紧密相连。
18．说反对派认为我们的国家不是工人国家，对吗？
答：不，不对。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国家。我们的政府叫做工农政府，因为它是在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它决定着国家的性质。但谁要是只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那他只说对了一半。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居民片绝大多数的工人国家，它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并且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国家机关从旧沙皇机关那里接受了许多不好的东西。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但（1）发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畸变，（2）受到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和（3）处于外部资本主义的压力之下。谁要是忘记或避而不谈问题的这一方面，谁就是粉饰现实，就是说，他是一个官吏，而不是一个革命者。
列宁教导说，工会应当保护工人免遭白己的工人国家的损害（即保护工人免受工人国家官僚主义畸变、小资产阶级压力、资本主义压制等的损害），同时要为保护自己的工人国家免遭阶级敌人的危害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否认国家的工人性质，即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滚到孟什维主义一边；否认或避而不谈官僚主义畸变和资产阶级影响，意味着充当官僚主义的辩护士和为国家的资产阶级蜕化开辟道路。
19．是否需要和是否可能让工人接近国家、让国家接近工人呢？
答：既需要，也可能，又应当。否认这一点意味着局限于问题的第一方面并抛弃同样重要的第二方面，许多官吏包括党内官吏实际上都持这种辩护立场。对官僚主义畸变、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影响的任何批评都被他们说成是否定工人国家。他们从我们国家是工人国家的认定中得出结论说，工人不能也不应当要求这个国家接近自己。莫洛托夫同志在第十四次省党代表会议上最鲜明地和彻底地表述了这种官僚主义立场。他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但是却有人向我们提出，说是最正确的说法应当是：使工人阶级更加接近我们的国家……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们应当提出使工人接近我们的国家的任务，那我们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是谁的国家？难道不是工人的国家吗？难道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吗？怎么可以使工人去接近国家，即要工人本身去接近掌握政权和管理国家的工人阶级呢？”（1925年12月13日《真理报》）。显而易见，这种观点完全否定了列宁关于我们国家的性质问题的提法——不是“笼统的”工人国家（没有这样的国家），而是处于目前历史条件下的目前的具体国家。
20．反对派想不顾一切地把农民的积累抽给工业，这种说法对吗？
答：这样提问题的目的无非是想搞乱人的思想和吓唬农民。这也是一种蛊惑煽动。既然我们的国家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农民，既然这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工业，那么就不能不把人民的即首先是农民的资金投入工业。全部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家在每个时期给工业投入多少资金；以便通过这种途径达到最正确地、对全国来说最合理地分配积累和全部资金。工业品荒和批零价格的巨大剪刀差表明，对工业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任何数字、结论，尤其是关于超工业化主义者的任何空话，都无法消除这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表明，国内的积累在工业和非工业居民阶层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当，由此产生了商品荒，从而养肥了私商并削弱了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
农民从这种实物和货币积累中，即从农民无法换取其所需要的工业产品的积累中，能否得到好处呢？不能，农民由此得不到好处。在工业国有化和外贸垄断的情况下，农民本身已成为整个国家经济的股东，因此同正确而合理地分配国民经济积累以及农民积累休戚相关。对于农民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他投入了多少卢布，而是他拿这些钱可以买多少东西。商品荒和价格的悬殊表明，如果农民投入国有工业的积累比现在多，国有工业将会给他绰绰有余的回报，即向他提供较便宜的商品，这样全体农民就会得到好处。
21．笼统地说从“农民”口袋里掏钱是否正确？
答：不，不正确。农民根本没有一个总的口袋。农民现在已经包括有经济力量各不同的各个阶层。据粗略计算，农民积累了大约4亿卢布的钱财。但这决不意味着每个人平均4卢布或每户20卢布。农民积累的分布极不平均。贫农一点儿积累也没有，相反地却负债累累。中农多少有些积累，但大多数积累在上层即最富裕的阶层手中。积累的主要部分在富农上层手里。粮食储备的情况也是如此：储存和积累粮食的是富裕农民。可见，这里说的不是从农民总的口袋（没有这样的口袋）里，而从富农和半富农阶层的积累中收取额外的资金给工业。这样取得资金将会给中农和贫农提供比较便宜的工业品。这对于农村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有利的。
22．说反对派是一个无原则的联盟，对吗？
答：不，不对。“无原则的联盟”——这是气急败坏的谩骂，而在政治中光是谩骂是不够的，应当分析问题的实质。
正确的说法是：现在的反对派由两个不同的派别即1923年反对派和1925年反对派组成，这两个派别之间过去进行过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的基本原因在于，两个派别中的每一个派别在看到党的政策愈来愈经常地偏离阶级路线后，都力图以自己的方式反对这种偏离。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特别是去世之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制度日渐巩固，不给人通过正常的民主方式拨正党的路线的机会。1923年反对派同1925年反对派一样，对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持不同的看法并且相互之间进行斗争，后来才根据经验确定了共同的原则立场。使这两个派别接近的是它们不愿对机会主义偏离置之不理，而要为了党的无产阶级路线同这些偏离现象进行斗争的共同心愿。相反，现在的统治集团却推行逐渐偏离阶级路线的政策，掩饰偏离，闭口不谈富农倾向，粉饰现实等等。就是这个代表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政策，使两个反对派与统治集团对立起来，这两个反对派的出发点各不相同，而基本任务是一样的。
要对反派联盟有原则还是无原则作出评判，应当对这一联盟的提纲、建议、宣传进行研究。反对派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农村的分化作出了评价，并在这一基础之上提出了整套经济建议。统治集团在任何一经济领域内都没有表现出任何主动精神、任何创造力。它或是保守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因而使错误越积越多，或是有时借用而且经常是不及时地、零敲碎打地借用反对派这样或那样一些建议。在政治方面，反对派联盟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对苏维埃合作社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进攻。在党和国家方面，反对派联盟分析了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及其深藏于领导集团政治路线偏差之中的原因。在国际工人运动方面，反对派联盟揭穿了一种旨在淡化把他们与阿姆斯特丹国际和第二国际分开的矛盾的倾向。反对派联盟以英俄委员会为例，逐步地揭穿了多数派领导的立场的无原则性，而且英国事态的进程每一次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反对派所有主要预见是正确的。
如果认为并指望，经常提起反对派的两个派别过去的斗争就可以消除或削弱这样一个事实，即两个派别根据经验和思想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达成共同的、不断得到各种事实充实的原则立场，那么这是毫无益处的。
23．谁是真正无原则的？
答：真正无原则的是居领导地位的那个派别。执政派根本没有一条原则路线。实质上执政派是一个成分复杂的联盟，这个联盟不是靠思想立场，而是通过组织机钩的方式纠集到一起的。执政派中有，第一，十分露骨的富农倾向5第二，十分露骨的工联主义倾向，第三，没有思想的官僚主义分子，他们在每个具体关头都是根据派别斗争的进程来确定自己的立场的。这类官僚主义首领的主要作用是，他们在背地里劝说自己的“富农”和“工联主义”盟友不要过分向右转，以免给反对派以口实。实际上，机关“领袖们”一方面掩饰偏向小业主和工人上层的倾向，另一方面集中火力打击左派即无产阶级路线。
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不回答反对派的批评或反对派准确表述的建议，而把反对派不同意的或与其丝毫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之处的观点塞给反对派（为此目的专门从档案中翻出梅德维捷夫同志的一封旧信，奥索夫斯基同志的信等等）。《真理报》和所有掌握在领导集团手中的出版物拒不正视反对派的有原则的文件，不让党知道这些文件，把从各处胡乱摘录的文件和引文塞给反对派，避而不谈执政集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比梅德维捷夫同志和奥索夫斯基同志这样或那样的声明错误和危险得多的声明和行为。统治集团的无原则性在这种“思想”斗争方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思想上极其有害的表现。
24．说反对派得到国际孟什维主义的赞赏，对吗？
答：在个别情况下不乏赞美之调，但对反对派的纲领国际孟什维主义却持理所当然的敌视态度。孟什维克何时和因何夸反对派呢？在个别情况下因为批评我们制度的缺点而夸它。当反对派指出不断增长的官僚主义、党内的压制、对工人的需要关心不够时，孟什维克总是幸灾乐祸地附和这种批评。这方面没有任何新东西。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报刊不止一次兴高采烈地摘引列宁关于我们的病症和缺点的指示。当列宁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时，孟什维克高兴得喘不上气来。敌人过去和将来都试图从我们的自我批评中为自己捞取资本。但这决不能成为拒绝公开而勇敢的自我批评的理由。
孟什维克的夸奖还有一个原因。布哈林领导的《真理报》肆无忌惮地歪曲反对派的观点。反对派的决议、声明和其他文件得不到发表。由于布哈林把别人的观点塞给反对派并歪曲反对派自己的观点，总想使反对派接近孟什维克，所以孟什维克在个别情况下信以为真就毫不奇怪了。让人感到惊讶的倒是，国际孟什维主义凭着准确无误的阶级嗅觉，对反对派的革命共产主义路线持这种敌视态度。
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报刊的情况更是如此。现在已经可以说，资产阶级舆论通常都认为执政派的政策更温和，更现实，更冷静，更能保证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合作。相反世界资产阶级报刊把反对派说成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代表。就这个问题写了成千上万篇文章的既有资产阶级出版物，也有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
可见，对于上面的问题可以这样回答：孟什维克有时夸奖反对派是因为其批评；资产阶级报刊夸奖统治集团通常是因为其政策。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 |
三个标准（托洛茨基，1926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三个标准
托洛茨基（1926年9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47
不要空谈“相信”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可能性，而要在三个标准之下进行实际的建设。
第一个标准：生产力是否在向上发展？
第二个标准：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
第三个标准：我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距离是缩短了还是拉大了（价格和人均消费额）。
有些同志认为，只有前两个问题具有决定意义。这是犯错误的根源。第三个标准具有不亚于前两个标准的意义。
列·托洛茨基
1920年9月 |
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托洛茨基，1926年9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托洛茨基（1926年9月7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45
那些跟着自发势力随波逐流的政治战略家力图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业化的决议在实际上化为乌有，于是把所有力图实现这一决议的人统统称作“超工业化分子”。
所谓“哪怕乌龟那样爬行，但我们一定能达到社会主义”（布哈林），“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是足够的”（布哈林、斯大林）等等论调最鲜明地反映出对工业化的庸俗的、尾巴主义的态度。这些论调只不过是对商品荒、批零价格剪刀差和比例失调加重的搪塞而已。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第一份关于近几年内（从1925〜1926经济年度至1929〜1930经济年度）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对比关系的重要远景统计数字，在年半的时间里，恢复固定资本特别会议围绕国有工业的固定资本问题进行了计算。参加计算的有优秀的技术专家，经济工作者、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等等。当然，得出的结果只是初步的、大概的近似值。要求这些结果十分准确是不合理的。但这已经是目前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最重要的、最客观的数字了。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最主要的结论。
衡量工业发展的状況最好是以人均工业品消费为准。如果以现在1925〜1926年度的价格来给工业品估价，那么战前（1913年）每个居民消费的工业品（包括伏特加酒）平均为47卢布，而今年则为25卢布。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特别会议制定的远景规划，1929〜1930年度人均工业品消费为44卢布，就是说，仍然达不到战前水平。
这个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内制定、还没有得到批准的五年计划，无疑将被国家计划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等加以削减，因为该计划要求投入的基本建设资金和整个拨款额大大超过了党和经济领导机关的预测。但在谈论问题的这一方面之前，我们应当进一步了解这个工业发展的远景规划，即仅仅在第五个年头快结束时才使我们在人均工业品消费额方面接近1913年的水平。
据初步计算，农业在这期间将达到战前水平的106%。对此应当补充说明的是，根据目前公认的统计数字，十月革命使农民经济每年在农业支出和税收方面得到大约5亿卢布的好处，因而也使它的购买力得到了相应数目的提高。5年总计为25亿卢布。由于我们现在存在商品荒，所以上述工业发展计划就成了持续不断和日益加剧的商品荒的计划。
除了人均消费额，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标准。国家的工业化是否向前发展，最鲜明的表现就是看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是否在增长。1913年，生产性工业消费占56%，而个人消费占44%。根据恢复固定资本特别会议制定的五年规划，个人工业消费到1930年将占54%，而生产性消费占46%。变化如此微不足道，以致由于数字极为接近而可以不予考虑。可见，恢复固定资本特别会议制定的整个五年计划草案实际上未使工业化有丝毫进展。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整个远景计划是极其保守的。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同样重要的标准。关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增长对我们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用不着加以解释。恢复固定资本特别会议的规划在这方面开辟了哪些前景呢？最起码的是：5年之内工业无产阶级应增加50万人，即平均每年增加10万人。这实际上意味着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总数中的比重的减少。
这就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所属的恢复固定资本特别会议拟定的五年计划。
然而，不要以为这个规定到1929〜1930年度才能达到战前工业水平的谨慎的规划的实行已经万无一失。相反，规划的实行不仅没有保证，而且由于目前大多数人对工业发展问题所持的态度，也不可能是有保证的。为了达到战前可怜的消费额，全部工业产品在5年内（1925〜1930）——由于人口的增长——应当增长1倍，而国有工业产品甚至应当增长114%。而由于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固定资本在今年内肯定会消耗殆尽，所以要使产量增长1倍，就需要投入与我们的规模相称的巨额资金，但同时却只能使消费额得到不大的增长，因为我国的人口增长很快，为了使上述实质上极其保守的规划得以实行，国家不仅应当将工业利润返还给工业，还应当在此之外每年从预算中拨出大约4亿卢布[1]投入工业。为了对这个数字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应当加以注意的是，根据1925〜1926年度预算，国家除了把工业利润返还给工业之外，从预算中仅仅拨出大约3000万卢布投入工业，就是说，在五年中的第1年就少投入37000万卢布。因此为了完成预定的规划，需要在余下的4年里除4亿卢布外，为工业补足今年欠下的37000万卢布，就是说每年9000万卢布。这就是说，在今后的4个经济年度中每年应从预算中拨出49000万卢布即差不多5亿卢布投入工业。
然而就是这个数字也是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它只能满足近5年内工业预定发展的需要。但还应保持下一个5年内工业发展的需要。为此在近5年时间内就应当投资建设新工厂、矿井、电站。这就是说，在近4年时间内平均每年用于工业的预算拨款额应当大大超过5亿卢布。在这4年内基本建设投资每年也应当大大超过15亿卢布。
整个这个规划当然需要进口相应的设备和原料。进口数额将远远超过迄今为止所拟定的数量。但我们在这里不谈问题的这个方面，以免使问题复杂化。
如果向预算提出上面所说的要求，那么关于超工业化的叫喊就会甚嚣尘上。然而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只是使我们接近战前人均工业品消费水平，标志着将会长期存在的商品荒、比例失调和失业现象的加剧。
不仅如此，在这些统计数字中，名义工资在整个5年中总共只提高5%！显然，这个数字被大大缩小了。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国家，或是工人阶级的政党，都不会接受这个数字。而且农民也不会接受的是，在十月革命12年之后他们才能达到战前人均工业品消费水平。可见，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恢复固定资本特别会议拟定的工业发展五年规划并不是超工业化的，而是一个显然谨慎的，实质上是极其保守的规划。
恢复固定资本特别会议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计算数字是因为：（1）对工人和农民的个人消费的增长明显估计过低；（2）实际上拒绝提高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即实际上拒绝工业化；（3）在业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增长明显不够（这意味着农业人口过剩和失业的增长）；（4）工业品成本的降低明显不够；（5）工业明显地不能满足农业、运输业和国防等等的需要。这些计算数字忽视了一个问题，即现在必须为下一个五年（1930～1935年）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及时做好准备。由于上述种种情况，这些明显估计过低的计算数字导致每年必须追加5亿卢布的预算补助金和15亿卢布的基本建设费用，电气化和国防不算在内。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1）必须放弃空谈工业问题的做法，而要切实进行具体计算。
（2）必须了解，目前的工业发展速度显然是不够的。
（3）必须了解，对结合构成威胁的不是工业的冒进，而是工业的不断落后。
（4）必须了解，关于正确地重新分配国民经济积累的问题是国家政策的中心问题，不应按照阻力最小的路线，而应按照能够保证不断地和明显地改善工农业比例失调现象的路线解决这一问题。
（5）必须了解，目前对工业发展所持的观望主义、尾巴主义的态度意味着农村分化和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积累的迅速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政治后果。
（6）必须了解，关于工业发展速度的问题是工人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7）必须停止关于超工业化的轻率议论，将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变成数字和准确指示的语言并着手全面落实该决议。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7日
附：托洛茨基的便条
（1926年9月19日）
亲爱的同志：
这份提纲草稿是我为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准备的。我现在根本不能确定提纲将以何种形式提出。也许它只是用作发言提要。所以，问题不在于叙述的形式，而在于观点的实质。这份草稿的任务在于至少能够包括对内对外的政策的最重要的问题。应当力求做到对所有争论问题给予认真而全面的解释。这是反对斯大林集团的幕后分裂计划的必不可少的措施。我再说一遍，这份草稿是一份未完成的草稿。请认真地看一看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19日
[1]这一数字（4亿卢布）根本不包括用于电气化和军事工业的开支！——托洛茨基注 |
伏育·伏育维奇的演说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部会议讲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伏育·伏育维奇[1]的演说词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部会议讲演——
布哈林同志用一番历史陈述来开始他的演说。让我从他的历史叙述的中断地方讲下去，因为中国大革命运动的历史不是在北伐的前夕告终，相反的，恰恰在此地开始了它的最重要的一个段落。
不过首先，要稍讲几句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全体会议以前，即1926年春天以前，我们在中国的政策。昨天，彼脱洛夫[2]同志，广征博引地，在此地表明了中国党的主要决定与政策，乃至六次全体会议前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所采取的决议，都是正确的。
我很感谢彼脱洛夫同志，为了他根基了文件，不但证明出齐诺维也夫在1926年春天以前曾积极参加于中国政治路线的确立，而且又证明那时中国党与共产国际的原则的一切决定都是正确的[3]
这是对布哈林同志的议论的一个最好回答。
这是十分可感的，彼脱洛夫同志要我们分担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体会议以前的在中国所行政策的责任。但他要求齐诺维也夫同志替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体以后，即自北伐之间，在中国所行政策担负责任，却是夸大的；因为这是一个众所共知的事实，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独立，关于保存其独立面貌的必要的种种决议，实际上都被践踏在脚下，为了要以任何代价维持对蒋介石的同盟。
彼脱洛夫同志甚至走得如此之远，竟在此地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6年6月全会是决议案上摘引文句，借以表明中国共产党常常有保持其独立性与独立政策的意向。彼脱洛夫或许是马丁诺夫同志，曾在「共产国际」第11期上对此全体决议施以严厉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正式机关报斥责这些决议，并建议中国共产党下届大会应该修改它们。现在，当蒋介石政变之后，彼脱洛夫同志出来了，根据着他曾要求修改的决议，想以此证明中国共产党曾有过正确政策的。诚然，不能有比这更大的伪善了。
我们在自己是提纲中说过，在此地还要说一次：中国共产党曾一再努力改正其路线，放弃以任何代价和蒋介石缔结同盟，我们曾在提纲中提议，立即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6月全会的决议案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必须立场开始去实现它们。不幸，中国共产党改正政治路线及其错误策略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鲍罗庭[4]同志与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的正式反对。
假使你们要晓得这些决议案，这些在2月之前被彼脱洛夫同志所斥责，但昨天被他在此地所赞美的，决议案，实际执行得像个什么样子，那末在你们之前放着三位同志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你们将得到一幅生动的图画，他中国已发生的与继续在发生的事情。那时你们将更加容易懂得：蒋介石的政变如何能够发生的。
不过让我们回到历史上去吧。此地有人说，在蒋介石政变以前，反对派始终不说话，而现在则拼命利用这政变以作「派别」攻击之用。实际上事情是怎样的呢？
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执委会之后，拉狄克同志在1926年7月给联共党政治局送了他的第一个信件，关于中国发生的一连串问题，要求作一答复，以便他那孙中山大学校长的活动，能与党的政治路线相符合。这封信至今不曾得到回复。鉴于中国正在发生大事件，拉狄克同志在学年开始时，给政治局送了第二封信，请求说明一些问题，其中的主要点如下：
「就是这些问题需要一个回答：
「一、1926年3月20日以后蒋介石军事独裁的阶段以及我们对它的态度，这问题的困难点在于这一事实：蒋介石乃国民党的领袖而鲍罗庭形式上拥护着他。我们干涉进去反对蒋介石，此地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二、国民党农民工作的清算。
「三、国民党要求共产党人放弃批评孙文主义。
「四、国民党应该在无产阶级中工作吗？
「五、我们该如何拥护国民党的左翼分子？
「六、中共中央全会最近一个宣言的半孟什维克口气问题，其中它说：我们必须进行最低限度的阶级斗争，当我们称共产党的政策为布尔什维克的之时，并不是指一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指为全民利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要提出这些问题，请求你们召我出席会议作一报告。」
拉狄克同志在1926年7月送出第二封信以后，在1926年9月再度提起所有这些重要问题。政治局的唯一答复便是绝对的沉默。
1927年1月，拉狄克同志奉命在史维特洛夫大学[5]作了一系统的讲演，其中他又提起了中国革命的最重要问题。不过事变的进程是如此之快，危险的错误竟积累到这个程度，以致在汉口危机[6]之后，拉狄克同志认为他的责任是要将这些问题公开提出来了。只在那时，他最后在共产主义学院中演说，以如下方式设定了问题：
「中国革命的最后命运将决定于汉口而非上海。对革命的进步言，具有决定性的不是那眼前的军事胜利，而是国民革命运动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蒋介石的将军们差不多到处在枪杀工农，正在动员力量来作决战。左派国民党与共产党须得鼓起勇气与必需的力量，去驱逐右派，与掌握运动的领导权。为达此目的，工农必须立即武装，军队中必须成立工农队伍，土地革命必须完成，社会问题必由满足工人的要求而得解决，而首先，共产党的组织独立必须取得，因为这个独立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必须为国民革命运动中真正的纯一性之获得而斗争。」
历史家布哈林与多数派中「预见了一切且其预断被事实所证实」的其它同志作了什么回答呢？
不郑重地考验拉狄克同志所提出的问题，他们大呼别人狼狈，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与蒋介石间的冲突得到了解决，他的「屈服」与他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効忠之后，起来了一阵胜利的大嚣嚷。不过他们忘记了，在革命中，正犹在别的事情上一样，资产阶级从来不对决议案，但只对武力屈服的。
几天以后，上海被占领，一阵新的胜利的嚣嚷起来了。
这时候，事变的发展表明出蒋介石之进军上海，并非要去反对帝国主义者，而是要去会合帝国主义者，以便与帝国主义者驻扎在上海的军队取得联络，以便获得一枝后卫队，如此准备着实行政变，这政变曾在1月以前失败了的。
为什么他们大叫别人狼狈，而不立即采取必要办法将敌人从我们自己队伍中驱走呢？因为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事变，因为低估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以及它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最有特征的回答是什么呢？
一、资产阶级本来已经要反对工农的，但它不能这样做，因为它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它需要工农去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马丁诺夫）。
二、大资产阶级要消灭中国的封建制度，以便替工业发展建立经济基础。因此，它出兵反对北方军阀，反对那拥护封建残余的帝国主义者（布哈林）。
三、在国民党这个革命议会中，资产阶级只占着少数。它服从左派与共产党人所形成的大多数。它不能危害我们，我们有一切方法去利用它，使我们有利，然而抛弃它（斯大林）。
依我之见，这三种观点之间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可惜我现在没有工夫分析它们。
不过我既然扮演了历史家这个脚色，我愿意你们注意一篇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不然的话，这篇演说便始终不会被历史所知道了。这是斯大林同志对莫斯科党务人员所作的演说，时间在1927年4月6日，即差不多正是工人的鲜血在上海街道上奔流的时候。我甘冒被人攻击为不忠实，或实行个人攻讦的危险，因为斯大林同志昨天不曾触及这个问题，大概他是将此问题算作个人问题的。虽然如此，关于这篇演说，我做有确实的记录，希望能很忠实地传达它的内容，借以保持我共产国际历次大会上前任翻译的地位，斯大林同志倘若要校正一些无意的不确切之处，那他尽有机会把速记记录放在我们前面。斯大林同志说过什么话呀？我只涉及那些最重要的问题。（他说：）
中国革命所以异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者，乃由于这一事实，即它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拉狄克同志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不懂得中国革命发展是速度并不能像他所想望的那么快。他是不耐的；他愿意事变迅速发展，他不懂得1917年的俄国革命，虽然那时帝国主义分裂成互相反对的两个营垒，却也得克服许多困难；中国革命将遭到更大的困难，因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是结成了联合战线的。因此发展的速度将比较缓慢些。拉狄克跑到此地来带了一些很革命的口号：与右派国民党决裂，驱逐右派——再稍微多几个这样的革——革——革命的口号，中国革命就此完了。拉狄克的所有其它错误，都是从这对国际局势，对中国革命及其发展速度的错误估计而来的。国民党是一个联盟，一种由右派，左派与共产党人组成的会议。为什么要实行政变呢，为什么要驱逐右派呢，当我们占据大多且当右派听我们话的时候？
农民的那匹老疲瘦马，只叫还需要的时候他是不肯放弃的。他不赶它走。我们也是如此。当右派于我们不再有用的时候，我们会赶走它。现在，我们需要右派，右派拥有能干的人，他们仍旧指挥着军队而且指挥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者。蒋介石也许对革命没有同情，但他率领着军队，且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者之外，不能有其它作为。
此外，右派的人和张作霖手下的将军们有关系，很懂得如何破坏他们的斗志，引诱他们拿了皮包与行李，不必打击，便转变到革命方面来。他们又跟富商有接触，能向他们筹款。所以他们应该加以利用到底，像只柠檬似地将它榨干了汁水，然而将它丢掉。
这席话，得提醒你们一下，是在上海政变之前数天说的。
中国革命现在正被一个广大的革命党领导着，它的中央委员会形成了一种革命的议会，其领导权属于共产党人。如果共产党人向国民党寻事，他们会被打击的，领导权将转入右派之手，等等。
国民革命军军官们屠杀工农群众，这些布哈林同志不能从莫斯科去关心的「个人问题」，斯大林同志是以什么方式观察呢？斯大林同志说：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以后还要发生的。以为一个已经延续了二年之久的革命可以没有这种事情而进行，那是可笑的。我们隐瞒了这一点吗？不过，说我们隐瞒是不确实的。我们不隐瞒这件事，但我们不要在我们的报纸上夸大它，于是斯大林做着结论，向我们保证道：还有办法，还有与拉狄克所建议的不同的办法，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固然不能像拉狄克所以那么快，但是更靠得住些。
这篇演说是在政变前数天讲的。从来不曾公布过。我们提出抵抗，反对人家没收反对派的文章，反对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沉默，但我们十分民主，所以也提出抵抗，反对斯大林同志强加于自身的沉默，反对他没收自己的文章。这种办法，大概是用以替代自我批评的。可是在这一切之后，我们的新历史家布哈林，在些地出场，为了齐诺维也夫同志在1925年没有预见到1927年的事变进程，且在1926年让胡汉民[7]对执委会扩大会议讲演而发气。但是布哈林同志忘记读一读齐诺维也夫同志那本小册子的紧接其次的一节，在那里，齐诺维也夫早已在1925年，就提出了武装工农的口号，这口号你们是不能实行的，因为你们要以任何代价维持着对蒋介石的联盟。假使你们及时武装了中国工农，则革命的进程应该是不同的，蒋介石的政变应该是不可能的。
诚然，此地人家引证了3月3日政治局的秘密训令[8]。假使这几项训令真地表示着中国政治路线的改变，为什么它对于我们报章的态度，对于一个月后斯大林同志与布哈林同志对莫斯科党务人员所作的演说内容，没有丝毫影响？假使真地懂得了那个路线是错误的，它必须改变，必须对大资产阶级与蒋介石采取另一态度，那为什么在我们全国际诸党的队伍中散布混乱，为什么如此害怕承认所已犯过的错误？3月3日的训令，只是使共产国际的多数派与负责机关的政治责任更加大些，因为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团体，无论如何不是共产国际的主席团，（而是它的多数派及其负责机关。）
1927年4月6日，斯大林同志指控拉狄克同志丝毫不懂得中国革命，这个革命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的任务在于战胜北洋军阀；跟右派过早破裂将表示革命之破灭。我们用不着性急，我们用不着固执，因为大资产阶级是肯听话的，而我们正在利用他们。让我顺带批评一句吧：并不是我们利用大资产阶级，而是他们利用我们，他们赶快霸占了那时国民党所领有的一半以上的领土，屠杀成千无产阶级，以便进行蒋介石的政变……
直到现在为止，在中国所犯的一切错误，都是以这样的话来辩解的，即是说：这是一个符合于「特别条件」的「特别策略」，且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作用使然的。今天，帝国主义在斯大林同志是说明中完全消失了。没有一句话提及中国的帝国主义，土地革命已踏进来占了帝国主义的位置。奉了它的名义，现在企图用以辩解一个同样错误的政策，正好像在蒋介石政变以前，他们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作用来辩解那个错误政策一样。
可是在蒋介石政变以前土地问题在哪里呢？那时候土地革命不是全部国民革命的主要点吗？因为蒋介石政变以前，你们延缓了土地问题的解决，不完成土地革命，以及不武装工农，都只为要保持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个资产阶级，依布哈林之见，是彻的反封建与反帝的。从前，你们要利用资产阶级，以便打击北洋军阀及消灭封建残余。我们已看见了那些胜利。事实表明：中国大资产阶级反封建残余的能力，与达到了资本主义同样发展程度的其它国家的大资产阶级完全一样的。
现在，同志们，你们说中国土地革命列进了议事日程，你们还辩论说，汉口政府已被派定去完成土地革命，去领导这革命。以前你们说：一定不要驱逐蒋介石，他不会叛变我们。我们，相反地，曾经告诉你们，要打倒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只当大资产阶级与蒋介石被逐出于国民党军队的领导之后。这一回，你们对汉口政府又在重复着同样错误，你们以为小资产阶级已经被派定，并且力能完成中国的土地革命的。你说：在土地革命以前不要苏维埃！只有当左派国民党将来完成了土地革命，只有当你们将来在这个意义上利用了他们。我们才能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我们回答你们，并且向中国工农呼吁：在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你们将永远不会有土地革命。你们还在继续那个错误的与罪恶的政策，这政策在准备重演一次蒋介石的政变，这次政变将由动摇的左派国民党领袖与汉口国民革命军的将军们实行了。
汉口政府要能够完成土地革命，只当无产阶级在那个区域中保证了领导权的时候。而无产阶级在汉口政府与左派国民党中取得领导权的唯一方法，则不在于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因为小资产阶级不断地在无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之间摇摆，结局总是倒向较强的一边的；唯一种方法，在于组织工农力量，赋以一个组织形式——苏维埃——这使我们不仅能动员广大群众，且能替共产党在苏维埃乃至国民党中，争取对这些群众的领导权。
同志们，这方面你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只是让步政策的继续，不过这回是对小资产阶级让步罢了。布哈林同志举不出一个具体事实，借以证明自从党的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以来，或至少自从蒋介石政变以来，汉口政府确实去武装工农，并帮助农民夺取土地的。
（海恩次·脑衣曼[9]：汉口政府已打败了华北军阀！）
脑衣曼同志，蒋介石也曾打败了北洋军阀的。我们以全心庆贺这些胜利。但我们要对你们重说一次：最要紧的事情并非一般地打倒军阀，而是要由那受唯一能真正完成土地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所领导的民族运动来打倒北洋军阀。
究竟汉口政府的将军：唐生智与冯玉祥，明日将给我们干一些怎样的意外事情出来，我们不知道。你们也是不知道。唐生智是一个真正的封建主，冯玉祥则是最近才加入国民党的。最近一期「孟却斯脱卫士报」[10]载一个报告，说冯玉祥有好些电报打给上海的蒋介石，报告他的军事胜利。
目前唯一可能的组织是苏维埃，它动员工农群众，他保证共产党在国民党与国民革命运动区域内的领导权。
（塞马特：这是充满了矛盾！）
此地并没有矛盾。假使汉口政府是革命的，像你们所争持的一样，假使它能够完成土地革命，那末这个汉口政府为什么反对苏维埃，要反对工农的革命组织？汉口政府反对苏维埃，因为当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力量足以巩固武装工农在苏维埃中的地位，则汉口政府只能帮助着去完成土地革命了。只有在这个情形中，小资产阶级能够完成土地改革。但是在相反情形中，它注定将跑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
我的演说临了，要指出一点，即今天那位中国同志说中国革命只将在列宁的旗帜之下胜利，是正确的。这是确实的，同志们；中国的革命，甚至那土地革命，要获得胜利，不是在我们的布哈林同志如此珍视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但只在苏维埃的红旗与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
1927年5月于莫斯科
V.伏育维奇
[1]VuyoVuyovitch——少共国际书记，齐诺维也夫派，联合反对派之一员。1927年被开除，1928年投降。此后不从事政治活动，在苏维埃谷物托拉斯中服务。——译者
[2]Petrov——疑系第三国际远东局主任。总之这是一个俄国人。英国译者疑系中国同志的俄名，但名彼脱洛夫之中国同志，并未参加第八次国际执委全会，此时他正在中国。——译者
[3]伏育维奇因系齐诺维也夫派拥护者，所以他设法证明齐诺维也夫以前的整个路线都是正确的。但此观点与事实不符。齐诺维也夫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不仅1927年以前是不正确的——那时他完全与斯大林和布哈林是立场一致——就是当他参加反对派同盟时也是十分软弱的。从他的提纲上看得出来，即使当他对官方路线予以严厉批评之时，也实际上拥护着一个半中派立场。当时官僚机关的拥护者们，在演说中与文章中，老是将齐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的立场对照起来。——英译者注
[4]M.Borodin——俄国共产党党员，1918年，十月革命胜利后，鲍氏始由美返国，参加政治，1922年在英被捕，出狱后，即被派赴中国，任国民政府政治顾问，直至1927年武汉政府清共为止。——译者
[5]纪念联共党最伟大的组织家J.M.Sverdlov的大学，专门培养俄罗斯本民族中的工人共产主义者，注重政治科学。——译者
[6]1927年1月，国民党左右派分裂表面化，蒋介石主张建都南昌，国民党中执会亦在南昌举行，武汉政府领袖当时则受群众的压迫，拒绝了蒋氏要求。蒋氏在南昌公然表示清共意向。——译者
[7]胡汉民，国民党元老，孙中山最早的追随者之一，右派领袖，曾代表国民党，出席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与蒋介石冲突，一度被扣，寻卒。——译者
[8]对中共发出密令的，不是政治局而是国际执委会，日期不是3月3日，而是3月31日。训令如下：「唤起群众，反对右派正在准备的政变，进行反右派运动。此时不可进行公开斗争（因力量关系变得极度不利）。不可放弃武器，在非常情形中，应将武器隐藏。」（见伊罗生「中国革命悲剧」英文本186页）。——译者
[9]HeinzNeumann——德国共产党领袖，热烈拥护斯大林，广州暴动时，任国际代表。——译者
[10]MauchesterGuardian——英国自由主义者报纸。——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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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之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可靠之路[1]
每日快报[2]（DailyExpeess）的驻沪通讯员报告道：
「湖南省的农民在占领土地，且将最顽固反抗的大地主处决。到处，控制权是操在共产党人手里。各个地方组成工人苏维埃，它们掌握了行政权力。」（见1927年5月11日，《真理报》。）
我们不知道，那电报以如此勇敢的笔调来描写局势，究竟正确到何种程度。除了那电报之外，我们没有其它报告。运动是真实范围如何？这不会是故意夸大，为的影响麦唐纳，汤麦斯，裴塞尔与希克斯诸位先生们的想象力，以便他们更容易顺从张伯伦的政策吗？我们不知道。不过在这上面，它是没有决定意义的。
农民们正在夺取土地，在结果最反革命的大地主。工人苏维埃正在各地方组织，它们掌握了行政权。这是一家反动报纸的一个通讯员所报道的。《真理报》编辑部认为这报告颇重要，有排入世界每日最重要的大事表中的资格。我们也是这个意见，这是对的。但若以为中国革命在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四月政变以后，业已进入新的较高阶段，当然是嫌过早的。在一次大失败之后，时常会发生这样情形的：进攻群众中的一部分，转入运动的次一阶段，且在一时间，他们的步子越过了那在失败中遭了最严重打击的领导部队。假使我们遇见的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则湖南的苏维埃将很快会消失，会暂时间被普遍的革命退潮所冲刷去的。
不过没有丝毫理由主张：在我们之前，只能有一次行将在长期间退却的革命所作的激烈的后卫接触了。不管四月失败并非单纯的「插话」，而是反革命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不管工人阶级前卫队的痛苦的流血，可是没有丝毫理由主张中国革命在好几年内被击败了。
土地运动，既然是更散漫的，因之它受反革命绞手们的直接打击就比较差些。土地运动的继续生长，将给无产阶级以在相当近的将来重新起来，且再度转入攻势，这个可能性是有的。自然，在这一点上要做确切的预言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从远方为然。中国共产党必须密切注意事变的实际过程与阶级分化，借以抓新的进潮时机。
不过，新的进攻将不仅视土地运动的进展而定，且将视城市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在次一时期中发展出来的方向而定。蒋介石政变并不仅仅表示中国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多半是更少地表示这一点），而且表示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地位之重建与巩固，以及由此而生的一切后果。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概然性，甚至也许是必然性来，即在很不远的将来，小资产阶级群众将转过来反对蒋介石。小阶级之遭受大痛苦，不仅由于外国资本，而且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的联合，所以他们在某些动摇之后，必然要转过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正是在这里，存在着民族民主革命中阶级机构的最重要表现之一。
最后，那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由于它存在的一切条件使然，是如此习惯于穷困与牺牲，它与被压迫的全部中国人民一起，已如此好地「学习到」视死如归，以致我们可以希望中国工人们，一旦被革命及时所唤起，定能在战斗中做出极度非凡的自我牺牲的行为来的。
所有这一些，给了我们充分权利去估计中国革命的新浪潮，与那以无产阶级之四月失败为终点的这个浪潮之间，相隔不是长长的几年，而是短短几月。自然，没有谁能够确定地说出这中间的时距是长年或是短月。但我们假使不把我们的路线指向新的高潮，假使我们不为此作出行动的任何纲领，任何政治道路与任何组织形式，则我们将是不及格的革命者。
四月失败不是一个「插话」，它是一个严重的阶级失败；至于为什么如此，则我们不愿在此地作一详细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要说到明天，不想谈起昨天。四月失败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无产阶级中心遭受了一个惨酷的打击这个事实。失败的严重性却在于这一事实中，即工人们是被当时以前一直做他们领袖的那些人所扑杀的。这样一个猛烈的转变，必定在无产阶级队伍中，产生出不但是物理的解体，而且是政治的混乱。这个混乱，对于革命的危险，是甚于失败本身，只有一个争取明天的清楚、确切而革命的路线，才能克服它。
在这意义上，英国反动报纸的驻沪通讯员的电报，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昭示出中国革命如能在次一时期达到更高水平，将依循着什么道路。
上面我们说过，农民之消灭湖南大地主，和工人苏维埃的建立一样，可能是上一浪潮的严峻的结束，也可能是新浪潮的开始，因为事情是从远方考察的。这样两个浪潮的对立是能够失去其意义的，如果那中间的时距不长的（英文本作「长」，谅系排印之误——译者），即，几个星期，或甚至几个月。不过无论事情如何（此地只能给一个参考意见罢了，特别从远地讨论这问题不能不如此），湖南事件的象征意义，总是十分清楚与不可争辩的，不管它的范围与势力怎样。湖南的农民与工人，正在指出一条他们的运动所能依循的道路，现在，他们与资产阶级及大地主联盟的链子业已打毁了。谁若相信在这个革命中，任务如此巨大而所吸引的群众又如此众多的革命中，土地问题与劳工问题能以自上而下的命令与仲裁委员会来求得解决，则此人将是鄙夫俗子了。工人自己要打断反动资产阶级的脊骨，要教训工厂老板尊重无产阶级，尊重其人格与权利。农民自己要割断他对大地主的依赖关系，后者正以高利盘剥行为，榨干了他们，而且奴役他们。帝国主义，以其关税，其财政及其军事政策棋暴地阻止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它使工人陷于乞丐状态，使农民陷于最残酷的奴役地位。因此，反大地主的斗争，反高利贷者的斗争，为较好劳动条件而作的反资本家的斗争，就自身提高到为中国民族独立，为那从外国帝国主义锁链下解放生产力而作的斗争。那是主要的与最大的敌人。其所以大者，不仅因为它有兵舰，而且因为它直接地与银行巨头，与高利贷者，官僚，军阀，中国资产阶级有不可分的联系，又因为它与大工商业资产阶级有较为间接的但同样密切的结合。
所有这些事实表示出帝国主义的压力决计不是外部的，机器的压力，它不能将一切阶级融合起来。不，它是一个十分根深蒂固的内部作用的因素，它是加强阶级斗争的。中国的商工业资产阶级在和无产阶级所作的每一个严重的冲突，背后总带着外国资本与外国刺刀的补充力量。这一资本与那些刺刀的主人，扮着更有经验与更加灵敏的鼓动家角色，他们将中国工人们的血打进自己的算盘中，有如他们之对于橡皮原料与鸦片烟一样。如果谁要逐出外国帝国主义，如果谁要征服敌人，那必须使他在中国所进行的「和平的」，「经常的」，绞刑手的与强盗的工作，成为不可能。这，自然不能由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妥协道路来达到。这样的妥协，也许能使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工农的劳动产物的获取，增加一点儿百分比。但这将表示出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更深的侵入，中国工农之更深的奴役。如想战胜外国帝国主义，只能由城乡劳动者起来将它逐出中国。为了这，群众必须数百万地，真正地兴起。他们不能在民族解放的秃头口号之下起来，而只能在反对大地主，军阀，高利贷者，资本家徒党的直接斗争中起来。在这斗争中，群众已经在起来，在煅炼自己，武装自己。此外，再无别的革命训练之道。国民党的大资产阶级领导（蒋介石帮），已用尽方法来反对这条道路。在开头，只是从内部，即用命令与禁令来反对，但当国民党的「纪律」不再够用时，就借助于机关枪。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犹预着，因为害怕群众运动之太狂暴的发展。由于整个的过去使然，小资产阶级的邀进派是更加习惯于观望上层，寻求各种「民族」党派间的勾结，而不惯于往下看，寻求数百万工人的真实斗争。但若在一切事情上，动摇与不坚定都是危险的，则在革命上，这二者却是能酿成大祸的。湖南的工人与农民正在指示出一条脱出于动摇的道路，且因此，指示出一条挽救革命的道路。
这是用不着解释的，只有这条道路，即较深刻的群众扫荡，较激进的社会政纲，工农苏维埃之展开的旗帜，才能真地使革命不致被外来军事所击败。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一点。只有这样一次革命，它的旗帜上明白地写着劳动者与被剥削者们自己的要求，才能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兵士的活的感情。我们曾经在阿强格尔，敖特赛，以及其它地方的海面上，经验了并证明这一点。妥协与叛卖的领导方针，不曾使南京免于破坏，且使敌人的战舰进了扬子江。革命的领导方针，能予运动以伟大的扫荡力的，却能使扬子江的水滚热起来，使路易‧乔治，张伯伦与麦唐纳的战舰无法驶入。无论如何，只有遵照这条道路，革命才能寻找与发见其保障。
我们在上面已反复说过了，土地运动与苏维埃之组成能表示出昨天的完结与明天的开始。但这不是单靠客观条件的。在目前情形之下，主观因素具有巨大的，也许是决定的意义：正确地规定任务，坚决与清楚的领导。如果一个像湖南省所已开始的运动，让它去自然生长，将必然被扑灭的。暴动群众只叫感觉到有一个坚决的领导且与它有更大的结合，则其信心将增加十倍。一个头脑清楚的领导，能将事物在政治方面加以综合化，且能在组织方面加以联结的，乃是唯一种东西，能使那具有相当程度规模的运动，不致发生不小心的或未成熟的侧面跳跃，不致发生所谓「过火」行为，虽然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过火」行为，则没有一次数百万人的真正革命运动能够达到它的目的的。
任务在于给那土地运动与工人苏维埃以一个实际行动的明白政纲，一种内部的团结与一个宽广的政治目标。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间的一种真正革命的合作才能成立与发展，共产党与左派国民党之间的一种真的战斗联盟才有可能。左派国民党的干部，一般说，只有他们肯与农民及城市贫民的革命斗争保持最亲密的接触，才能构成与煅炼自己。由农工苏维埃领导的土地运动，将使左派国民党人最后不得不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营垒与工农营垒之间，作一选择。将基本的阶级问题公开地提出来，这是在目前情形之下的唯一道路，可使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停止动摇且强迫他们踏上那走向胜利的唯一道路。这一点是能由我们的中国党在全部共产国际的援助之下来做到的。
1927年5月27日于莫斯科
[1]5月27日及28两日，托洛茨基写了下面一连串的四篇文章。这时候的中国实际情形，农民早已蜂涌起来夺取土地，武汉国民政府业已开始采取镇压手段，长沙已经发生了屠杀工农的血案；斯大林为了掩饰自己路线的破产，即为了叫人相信武汉政府是革命中心，乃将此等真实消息隐蔽起来。但虽如此，托洛茨基根据了一些不充分的材料，仍能做出正确的分析与指示。如能把这几篇文章与当时武汉局势对照来看，更能显示出反对派主张的正确了。——译者
[2]英国保守党报纸。——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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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摘录）（格·季诺维也夫，1927年4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另一译本】中国革命提纲（1927-4-14）（见《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
（摘录）格·季诺维也夫（1927年4月24日）
编者说明：这个提纲从未正式公诸于世，也没有被译成中文发表过，这里是根据西柏林新方针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中国—被扼杀的革命》一书译出的。本刊摘要发表，仅供参考。
来源：董荣卿译自托洛茨基《中国——被扼杀的革命》西柏林新方针出版社1972年德文版第1卷第249—250、269—316页。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考虑到中国问题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所以我以书面形式来表述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由于在讨论中国问题的莫斯科干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同我进行论战并把实际上我没有的观点强加于我，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尤为重要。我请求把我的这个提纲向全会的与会者散发。因为我将请求全会把这个提纲作为中央即将作出的关于在上海被占领和最近所发生的其他事件以后中国形势的决议的基础。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4月5日于莫斯科
中国当前所发生的事变，和1923年10月德国所发生的事变一样，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如果说我们当时把我们党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德国身上的话，那么今天关于中国我们也必须这样做，何况国际形势对我们来说更复杂和更危险。
中央当时在1923年利用德国发生事变的机会，召集了地方党组织（和全会一起）的非常代表会议，通过了专门的提纲，动员了全党，并通过自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召集了国际非常代表大会，等等。
今天同样应该这样做。
………………
5．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今天在革命中的作用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由哪个阶级来领导农民的问题。
中国的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吗？
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清一色的：它的主要类型是旧的商业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由于一系列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外国资本大规模地限制这个资产阶级的发展，所以它把在商业中所积累起来的资本都集中投到土地上（而这就是中国农民遭受剥削的封建根子）。
在有些地区，整个耕地面积的75%归商人所有。高利贷者放出的债一年要向农民收回高达120—360%。商业资本完全控制了家庭劳动和手工劳动，首先是控制了在中国起重大作用的纺织工业。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的中国的大地主到城市做商人，他们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相结合在一起。这期间中国农村开始内战。农民组织起农会，参加农会的已经有五百万人，建立起武装的农民自卫队，而且已经进行武装斗争，反对总是组织得很好的大地主和乡绅，包括他们的武装队伍——民团。
所以农村中的内战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无庸置疑，这一战争的战线已经很快地扩大，城市商业资产阶级相当多的阶层（至于道道地地的大地主则不用说了）在这场战争中今天已经站在革命街垒的对立面，聚集在国民党右派的周围。
在城市每天都在进行无产阶级反对当地的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还有大规模的罢工。在国民革命军打下武汉后的头两个半月，那里已有二十万工人举行了罢工，直到现在为止他们仅仅争取到以十三小时工作制取代十七小时工作制，以十个半小时工作制取代十一个小时工作制。在广州，罢工斗争几乎发展到爆发总罢工。
在参加工会的人数日益增多的工人阶级的压力下，中国的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同大地主相勾结，并且向外国帝国主义妥协，以便同它结成同盟来镇压工人阶级和农民运动。
中国的资产阶级既不能解决土地问题，也无法领导农民，因为它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同大地主有勾结，它通过政治上的联盟同大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因此这就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农民和日益发展的革命，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正在成为反革命的因素。
农村的内战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在政治上一开始爆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就发生危机。国民革命政府只能是这一内战的参加者，也就是说，要么成为工农和城市贫民的政府（因而是反帝政府），要么成为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府，因而是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的政府。
6．国民党是什么？
国民党是什么？对此必须十分清楚，否则就会犯大错误。
从1922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起就开始组织这个党，其表现就是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进行改组。国民党向左发展，其表现是试图依靠工农和城市贫民，这当时便引起了广州资产阶级起来（商团起来）反对国民党的这一路线。在工农的帮助下1924年镇压了广州的资产阶级，这导致工农分子纷纷涌入党内。一时间，工农和城市贫民在国民党内形成了多数。1926年12月广州的组织计有十五万名成员，其中大学生三万，工人三万二千，农民六万四千。如果除去大约占农民总数25%的混在农民旗帜下的乡绅和大地主，激进的左派分子仍然占绝对多数。但是这个左派多数不领导党。领导党的是资产阶级右派少数，他们依靠国民革命军指挥部，在国民革命军的帮助下，国民党右派在这个军队所占领的每一个地区内直到今天还掌握着政权。资产阶级和大地主走得如此之远，他们在这个军队的指挥部的帮助下，不仅掌握着国家机器，而且还驱散国民党的委员会，如果它们不代表纯粹资产阶级的路线的话。（李济深在广州的政变。）按照这种方式，国民党成为一个在右派领导下的不定形的组织。几乎根本不由组织召开会议，对政治行动和国家建设的问题也不进行讨论。
因为不召开会议，所以党员根本没有可能影响当局的政策。这些情况导致国民党的群众在客观上反对掌握着党的领导和局部政府权力的右翼。中国共产党人竭力依靠党的这个大多数，他们必须同大多数左派一起打倒右派，把他们既从党内也从政府中清洗出去。这样的清洗过程同武装工人和农民联系在一起，因为依靠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机关的国民党右派无疑将用武装来抵制左派要掌握政府权力和党的领导的企图。至今工人岗哨不是没有武装就是被当局解除武装（广州）。农民协会主要以竹竿来武装，他们的武装需要时间。因此，在革命被武装得更好以前，上面的策略是必要的。今天，当依靠唐生智来反对蒋介石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这些策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唐生智也不会解决使政府向左发展的问题，因为这位将军比蒋介石更反动。他是大地主，与日本帝国主义保持着联系，但是1926年却讨好国民党。
国民党的官方的意识形态是孙中山的学说。列宁评价孙文主义是一种独特的中国的民粹主义。而实际上孙文主义“就其纯粹形式来说”，是特殊的、变了样的、适应中国条件的民粹主义加民族主义。列宁称孙中山的党为自由主义政党。孙文主义是中国的民粹主义加民族主义加立宪民主主义。与孟什维克相反，列宁在俄国民粹派身上不仅看到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内容，而且看到他们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核心，也就是就民粹主义是俄国逐渐成熟的土地革命的表现这一点来说。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小资产阶级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动内容，而且也要看到它的进步的和民主主义的特点，孙文主义首先表示追求中国的民族统一，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追求农民革命。这一国民运动日益变成农民运动。但是，在孙文主义中知识分子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今天的国民党中他们形成强大的和有影响的一翼，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孙中山于1894年建立“兴中会”，这个党几乎只依靠资产阶级。1905年孙中山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即“同盟会”，这个党已经试图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农民。1911年，第一次中国革命前不久，孙中山为今天的国民革命党，即国民党奠定了基础。他把自由资产阶级、知识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家庭手工业者的广大阶层吸收进来，同时试图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
虽然孙中山是一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和被剥削群众的真诚朋友，但是他在自己的学说中仍然只赋予工人阶级一个很不重要的地位。孙中山长期来是美国民主制度的热烈崇拜者，早先的美国总统林肯是他的理想，他声称，在夏威夷岛上由美国帝国主义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天堂。
农民问题在孙中山的学说中也非常缺乏研究。
孙中山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才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和在日益成长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影响下开始越来越注意工人运动，并且确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将起巨大的作用。
孙文主义的三个主要口号众所周知，就是：“1．民族主义，2．民主主义，3．国家社会主义。”[1]集中起来，它们形成一个模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1]即民生主义。——译者注
很清楚，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不可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已经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基础。人们可以和应当把孙中山当作一个真诚的革命者来纪念，他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伟大贡献。人们可以和应当把孙中山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一定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盟者，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孙文主义，而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孙文主义？问题就是这样。
作为政治组织的国民党是什么？国民政府是什么？国民军是什么？
人们常说，今天的国民军就是红军。但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既不应当把它同我们革命的红色程度相比，也不能同红军相比，因为它既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部队，象我们的红色近卫军部队那样，也不是一支由工人领导的和从属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农民军，象我们的红军的情况那样。国民军是非常不纯的。它的广州的核心被加入它的组织得很坏的部队所扩充。在今天组成的40支部队中有35支是在战斗中转向南方这一面的。这些军队是由雇佣兵组成，志愿兵占很小比例。但是，普遍的形势使他们成为一支很好的革命的和作好战斗准备的农民军。元帅权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它恰恰是不可靠的。国民军的指挥员大都不仅不熟悉工人，而且也不熟悉农民运动，他们是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他们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不久前还站在北方那一面。共产党人在军队中为数很少。总司令蒋介石是右派，即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已经一再证明自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是会背叛中国革命的人。他的最近的声明（1927年3月）被赞美成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胜利，其实是一个外交步骤。这就象克伦斯基在一段时间内利用声明来对付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一样（当时这个中央委员会还企图保持中派的立场），所不同的是，蒋介石现在占有的实权比克伦斯基当时占有的要多。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进行的第一次政变并不是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追求功名的斗争”（如政治庸人所说的那样），而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蒋介石的胜利导致广东反动派的胜利，反革命武装部队（所谓民团）加紧摧毁农民协会和解除农民武装。旧官吏又回到政府里。工人受到重大的打击。
国民政府直到最近都是将军们手中的工具。只有群众的压力才能缓和政府的右倾和使比较左的分子参加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是费边分子一类的人）。国民政府往往公开反对工农运动：在许多地方镇压工人罢工和扼杀农民运动，它阻止运动的发展和制止运动，采取瓦解和逮捕的手段并竭力把农民运动说成是土匪运动，它支持罢工破坏者组织反对工人。它拒绝农民的最合理的和最基本的要求。它既不认真地从“上面”给农民什么东西，同时也不允许这个运动从下面发展起来。直到1925年大资产阶级在政府中一直起主导作用。
广州直到不久前还是国民运动的主要据点。这里长期来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因此，了解国民政府对广州工人运动的态度是特别重要的。广州工人的实际工资自1917年以来下降了约百分之五十。广州工人的平均工资在每月3元和10元之间。只有少数熟练的产业工人（他们组成工人贵族，占广州二十万工人中的极小一部分）每月在15元和27元之间。正是这群工人贵族组成机械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不是加入阶级的工会，而是追随国民党右派。
国民政府在“国内和平”的口号下要求工人“在国民革命军前线的后方”不举行罢工，而且一切经济冲突要由政府的调解委员会来裁决。工人乐意这样做；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的调解总是有利于企业主。撇开公开站在资本家一边的场合不谈，政府的劳工局常常作出判决工人饿死的调解决定。国民党内有“劳工部”，此外还有“商人部”。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商人部施加压力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把国民党的官方机关拉到自己一边。孙中山在世时就是这样，现在更是如此。
资产阶级借口对付所谓的“红色恐怖”，组织了他们的武装打手。最近甚至发生企业主私刑拷打工人，至于把工人从企业中扔到大街上去，就更不用说了。广州国民政府对于企业主的这些英雄行为不仅常常视而不见，而且还鼓励建立黄色工人组织，由以前转到企业主一边的工人领袖来领导。政府反对武装工人。1926年8月6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命令解除工人武装、逮捕工人和将那些拿起武器反对企业主的雇佣打手的人送交军事法庭。1926年12月，在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出发去武汉以后就已经公布类似的命令，并且工人被为此目的而动员起来的部队解除武装。
在政府从广州出发以后，“革命的”将军李济深就解散了“左派”影响“太大”的国民党广州委员会，并且实际上建立了右派委员会。同时在五万名国民党党员中只留下一万三千名党员，工人退出了。但是在这个委员会中还有共产党人。这位“革命的将军”还隆重接待来到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但是共产党人参加接待时揭露了李济深这位广州的真正主人的这一切英雄行为。
国民政府的警察局继续袒护罢工破坏者联盟反对真正的工会，在警察局的庇护下企业主一再镇压罢工。1926年10月第3军第25团的一部分武装士兵在夜晚侵入火车车辆修理厂并开始射击工人，造成伤亡。这起“事件”的发生与铁路上的一起和平的经济冲突有关联，在这一冲突中国民党右派的挑衅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广州发生的事情，也在国民军占领的整个地区发生。省政府遵循广州的中央政府行事。1926年6月在广西省的梧州发生了枪杀工人和逮捕共产党人的事件。借口是：罢工工人扰乱北伐的后方。有三个参加了香港罢工的工人遭到枪杀。
农民组织也遭到同样的情况。在田阳县一部分农民武装被残酷地摧毁。
在湖北省，1926年10月和11月，一系列农民组织遭到解散。例如在……[1]，在驱散工人和农民的示威游行时有十人受了致命的重伤。在湖南，在解散一个农民组织时，这个组织的一位领袖被绞死。国民党右派实际上领导着政府的重要机关和军队，并利用它们来摧毁工农运动。地区的首脑和军队的司令官在许多地方联合反对工人和农民，而国民党的法庭和报刊却熟视无睹。
[1]这处字迹不清。——译者注
政府官方要求，纲领中不要掺入任何政治。农民组织被说成是“匪帮”。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可以读到如下的说明：1925年《人权报》写道：“眼前的祸害，我们认为是匪帮和与他们有关系的农民组织。这是最大的祸害，我们非常希望采取严厉的措施来消灭他们。”
《民国日报》在1926年7月17日的社论中写道：“农民组织总是只造成不安宁，它扰乱了农村的和平。”《国华报》也这样攻击农民组织。
还在孙中山在世时就已“决定”地租支付额降低25%。但是始终没有执行，因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整个机关同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通过资产阶级又与大地主有联系。
最近，国民政府对工人推行了不可容忍的政策。1927年1月5日，广州政府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一致，公布了一个新的罢工法，它禁止工人在游行时携带武器，禁止设置罢工纠察岗，并且拟定了对几乎所有行业的工人都适用的强制仲裁程序。不过，在强制仲裁审理的过程中，国民政府的代表多次直接作出对资产阶级有利而对工人不利的决定，对商人有利而对商人的雇员不利的决定。众所周知，有一系列这样的情况：蒋介石的人把对他不合适的工人集会解散（在汉口），等等。工会的存在直到现在也没有被认可，广州和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其他地方的工人组织直到今天还被看作是“非法组织”。
革命不仅没有给工人阶级保证八小时工作制，而且没有保证工人阶级每周休息一天，或者保证工人阶级具有劳动保护或广泛的社会立法权。师傅和厂主对苦力和工人仍然可以施行体罚。中国产业工人的境况甚至在今天仍然非常贫穷，只是比苦力的境况稍好一些。
工人的问题情况就是这样。
国民党表面上具有三十万党员。政府官员由于“职务上的理由”都加入党。他们的组织极度不明确。没有一个人能说明，党的基层单位是什么，或者党在哪里开始和在哪里终结。普通党员对他们领袖的政策的影响是非常小的，但是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同时在政治上非常不可靠。
实际上蒋介石和其他将军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
在最近一次国民党全会上进行的中央委员会的改组也许会带来某些改进。但事实是，除了政治局以外又建立了一个具有非常广泛的但没有明确规定的全权的“特别委员会”。
在社会问题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常推行的政策令人想起旧俄国的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政府没有保证工人和农民在经济上得到实际改善。国民党的政治立法同样也是有限的并浸透着资产阶级的原则。
可惜我们共产主义的报刊，特别是我们党的报刊至今仍在美化国民党的真正本质。国民党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还被说成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政府”或者是“四个阶级的联盟”。
似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再适用，似乎在那里会有一个“凌驾于阶级之上”的政府！我们报刊的普通读者必定得到这样的印象：国民党人“差不多”就是共产党人（他们只是在“细节”上和我们不同），中国眼下几乎已经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关于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的政变（当时俄国共产党人遭到逮捕），我们的报刊连一个字也没有提，俄国的工人，同样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都对这一事件毫无所知。
不久前，在1927年3月，才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关于国民党内发生的事情揭开了一点幕布。
在编辑部的这篇文章中我们读到：
“国民政府已经由最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明显右倾的中央所控制。中国南方各省的情况更是这样……高级国务活动家、中国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以及诸如此类都是国民党的右翼。根据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联系来看，国民党右派人士是注定要同帝国主义者妥协、拒绝有效的社会改革和反对革命的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的。”（《共产国际》杂志1927年3月22日第12期第554页）
在文章中我们读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感到严重不安”并且公布了事实上反对罢工权的法律。
如果说《共产国际》的社论说明，“国民党的领导现在患缺乏革命的工农血液的病，中国党必须为输入这样的血液作出贡献，那时情况就会根本改变”（同上，第557页），那么这样一种独特的诊断和奇怪的治疗“贫血”的方法就证明，《共产国际》杂志的编者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国民军最近取得的胜利大大扩大了国民党的地区，它因此添加了汉口和上海这两个工人人口很多的中心。在有利的形势下这会导致国民党左派的加强。但是，就是现在我们同时也已经能看到右翼的加强。中国一部分资产阶级，无疑得到了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完全赞同，修正了对国民党的关系，转到了他们这一边，竭力要加入国民党，目的在于“到达组织的头部，以便砍掉该组织的脑袋”。
资产阶级涌进了国民党的行列，此外国民党还从涌进革命军的新部队的指挥员中得到了新的成员。这两股源泉导致右翼的大大增强。“右派虽然不掌握群众，但通过同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的紧密联系而得到加强”（引自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海勒的文章）。
“目前，运动中的左翼力量比右翼力量大。但是不应当忽视以下事实：在广州军队获胜的过程中，许多同路人加入了该军，这些人很容易被用来反对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利益，如果共产党和国民党革命左翼不是继续守卫革命的利益的话。”——拉费斯这样写道（《中国的革命》第131页）。拉费斯本人同马尔托夫一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特别明显地倒向孟什维主义。
如果把今天的国民党同工农苏维埃相比，甚至只同1917年2月时期的工农苏维埃相比，如果把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同俄国共产党人当时参加苏维埃相比，那就会犯重大错误。第一，国民党只有三十万党员（在四亿人口中），而二月苏维埃却代表千百万人。第二，布尔什维克在加入二月苏维埃时保持了自己党的完全的独立性，而在中国情况不是这样。第三，如果说国民党与苏维埃是同一回事，那么为什么反对中国苏维埃的口号？
1927年4月4日布哈林同志在莫斯科干部大会上说，国民党是党和苏维埃的杂交体。
斯大林同志在同一大会上说，“国民党是这样一类革命的议会，有它的主席团即中央委员会”，并且他补充道：“蒋介石比策烈铁里和克伦斯基多了一个脑袋，因为他根据情况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战争。”
后者同前者一样错误！
如果说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议会，那么在议会中各党派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革命的议会中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不能享有完全的独立性？
要“通过俄国来说明情况”，那么不如把国民党同旧的社会民主党（加上一部分立宪民主党“左派”）相比，当时这个党还是进步的。
但是，把今天的国民党同1920年基马尔的党相比，倒是恰当的。基马尔党当时尽力装成革命的、“几乎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党、向工人卖俏、把农民群众抓住、答应同共产党人合作、称他们的政府为“人民代表委员会”等等。但是在它等待到适当时刻来到时，它便把共产党人驱入地下、砍断了他们的一些领袖的脖子（谋杀了苏布基等等同志）并且成立了资产阶级国民政府，实行保守的国内政策。
当然，不能把土耳其完全同中国相比。首先，在中国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它能起很大的革命的作用。这一重大差别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只有在成为独立的力量，不再是国民党的追随者的时候，才能在政治上起作用。那时国民党的命运——在我们这方面的策略正确的情况下——就会不同于基马尔党的命运了。在国民党的左派人士中有许多真诚的主张同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代表。如果策略比较好，国民党的左派人士就会同右派彻底决裂，并因此能建立一个能起巨大的革命作用的群众性的组织。但是，基马尔党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来说不可能是徒劳无益的。
中国将走土耳其和基马尔的道路还是走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道路？帝国主义者这样问自己（见1927年3月6日《京津时报》）。对于世界革命来说，特别是对于苏联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的这样一种发展：国民党右翼获得胜利和这个“基马尔主义的”右翼——在蒋介石或别的任何人的领导下——同美国帝国主义或者英国帝国主义实行妥协。这样一种结果比占领上海以前的状况会更坏。这个结果会使国际帝国主义得以“和平地”占领中国市场，会促使巩固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会解放英国帝国主义的手脚和使国际帝国主义可能发动反对苏联的战役的时刻推近。无论如何必须认识到有产生这样一种结果的危险。
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完全有义务：把今天的国民党的全部真相告诉自己人和整个工人阶级，使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清楚了解这整个事情，不要作任何这样的尝试：用外交的途径来解决实际上是由阶级斗争产生的问题。
为了革命的利益，有必要利用一个将军去反对另一个将军。但是，这种玩弄各个将军之间的对立和竞争的把戏不能代替阶级路线。我们按照群众意愿确定方向。正如社会革命党的右派和左派之间的斗争在我们的革命的某一时刻具有重大意义一样，国民党的右派和左派之间的斗争也具有不小的意义。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她既不依赖于国民党的右派也不依赖于国民党的左派。
7．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比较年轻。随着上海工人四个月的政治罢工（1924年6月到10月）和香港工人将近一年半的抵制罢工（从1925年6月起），中国共产党才开始发展起来，成员增加到一万五千名（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增加得大概同样多）。而中国的工会大约有一百五十万工人，年轻的共产党对它有着强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协会也有一定影响，农民协会由于有着相当有利的条件和正确的政策，比以往发展得更迅速。
中国共产党是以非常含糊不清的条件加入到国民党里去的一个成分。她不能批评孙文主义这个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学说。
如塔斯社1927年3月23日的电讯报道的（这一电讯没有在我们报刊上发表），国民党全会于1927年3月13日作出的决议中有一条是：“在共产党的机关报上不应当发表干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任何文章。”这种说法实际上意味着禁止中国共产党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什么时候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义务。
各种共产主义组织实际上是很不定形的。在人民看来，共产党人要对国民党的一切行为，包括反对工农的行为，负共同责任，因为他们对国民党不作任何尖锐批评。在向群众宣传鼓动时，共产党人根本不以或者几乎不以人民的名义，不以本党的名义，而总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出现。这样，在联系群众时，常常丧失党的共产主义的立场观点。尽管发生的事件规模巨大，共产党却没有自己的日报，或者根本没有影响广泛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报刊，虽然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已经有着部长的席位。没有共产党的日报实际上就是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中心。总之，共产党变成了国民党的附属品。以下事实也表明了这一点，即在共产党内有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附属性，使党不可能履行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义务。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极其曲折。她的基本方针既不明确也不稳定。例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六月全体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减轻这一切痛苦是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这不是布尔什维主义。也许可以说，这是代表人民的而不是代表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
它（资产阶级）不懂得，象工人组织和罢工中表现出的这样一种最小程度的阶级斗争决不会削弱反帝和反军阀力量的战斗力。它尤其不明白，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取决于它与无产阶级共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战争的结果，而决不是取决于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这种观点决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这完全是孟什维主义的观点。共产党实行这样一种政策，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失败是肯定的。但是，在看到极右倾向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也存在着极左的情绪。例如发表了以下的声明：“1926年3月20日，国民党死了，从5月15日起，她腐烂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用我们的手去支撑这具腐烂的尸体呢？”（《共产国际》杂志1927年3月1日第9期第409页）。这个声明当然是错误的。国民党不可能作为共产主义的组织死亡，因为它从来不是这样的组织。它作为具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核心的小资产阶级的组织，是决不会死亡的。这种极左情绪只能说是对共产党的错误政治行为所导致的极右的、几乎是孟什维主义的错误政策的反动。
首先必须使中国共产党彻底贯彻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赞同的列宁的提纲，因为只有这个提纲能提供保证获得胜利的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国民军占据的地区合法化。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绝大部分甚至在那里也是非法的，在那里军队的长官一有机会就镇压共产党人。必须创办共产党的群众报刊。共产党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向群众说话。
8．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是根本违背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列宁的提纲的。这一方针的支持者显然把发展路线想象如下：我们先是推进国民军的完全胜利，即推进中国的统一，然后我们便开始使共产党与国民党分离。换句话说，我们首先要联合资产阶级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无产阶级再开始作为一支有着完全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独立阶级力量出现。这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主义观点。
一种民族统一完全可以具有不同于另一种民族统一的方式。众所周知，1911年革命后中国统一在袁世凯（中国的斯托雷平和维特的杂交种）底下。后来，中国统一在张作霖的暂时联盟者吴佩孚（直隶时期）底下。大家知道，1911年革命初期，中国统一在孙中山底下的时期十分短暂，因为那时还没有可以保证统一的真正的阶级力量。
中国无产阶级在争取统一的斗争中，必须占据领导地位。因为，如果统一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实现（尽管它很民主），那么无产阶级进行未来斗争的前提条件就会极端恶化。得到加强的民族资产阶级就会迫使无产阶级接受比现在更为不利的条件。无产阶级必须为中国的民族统一事业服务——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公式。中国的民族统一必须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这应当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式。因为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世界就不能解放自己。
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不会被“万里长城”隔开。但是，只有当无产阶级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占据不断加强的领导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发展和最终长入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坚持认为：
“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建立临时的联合，甚至联盟，但是不要同它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130页）
再则，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不再是处于萌芽状态。中国的内部矛盾成熟得非常迅速，就象在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中的情况一样。
共产党人能够和必须支持国民军和国民政府。共产党人能够和必须在一定的前提下参加国民政府。列宁赞同布尔什维克加入临时革命政府，但是他不言而喻反对加入李沃夫公爵或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
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在以下条件下参加国民政府：
1．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她完全有自由进行鼓动、宣传、组织工作、武装工人等等。
2．共产党完全有自由向群众批评国民党的不彻底的措施和错误。
3．共产党本身和共产国际要非常严格地监督他们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
4．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利用一切机会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且在群众面前捍卫这个口号，如果党认为这是正确的话。
5．政府的立场应当是：“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列宁）
没有这些前提条件，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就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并且可能直接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到毁灭。如果我们在国民党政府中有几个部长，但是，没有单独的日报，那么这种状况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更加危险，并且使人怀疑，共产党的部长们能否实现他们的责任重大的任务。人们肯定会说，共产党的部长参加国民政府将损害党的名声，如果党仍然是国民党的附属物的话。
我们党第一次从《共产国际》（1927年3月）的社论中知道，“关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月全会向全党提出了如下任务：
1．从内部联盟的政策过渡到联合的政策；2．制定明确的独立的政治路线；3．实现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国民党的基础；4．要使国民党不是建立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而是使它的组织采取俱乐部的形式。”（1927年3月22日；第12期第555页）
其次还报道说，中国共产党认为绝对有必要在国民党中组织左翼。《共产国际》的社论认为，“所有这一切决议都需要修正。”然而这些决议的基本倾向是绝对正确的。需要“修正”的倒不如说是允许中国共产党仍然成为国民党的附属物的那条路线。
一般来说，是否允许共产党加入非共产主义组织？在有的情况下这是允许的，而且形势的特点甚至要求这样做。例如英国工党的情况就是这样。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英国共产党人必须加入工党。列宁根据形势的特点说明了这种必要性。他说：
“必须指出，英国工党的情况非常特殊，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党，确切一点说，完全不是通常所说的党。它是由工会组织的全体会员组成的，现在总共有四百来万党员，所有加入它的政党都有相当的自由。”列宁当时说，英国共产党员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写文章说工党的某某领袖是叛徒，说这些旧领袖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既然共产党员有这种自由……，那就必须加入工党。（《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227—229页）
此外，不应当忽视以下事实：列宁不主张英国共产党人在英国已经进行革命的时候加入工党，而是主张在英国相对“和平”时期加入工党。英国最近发生的总罢工的例子证明，工党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当运动向前发展时就立即尖锐起来了。
而中国正经历着革命的高涨时期。运动日益发展，工人阶级同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部分之间的矛盾同样日益发展。
当然，不能把国民党简单地比作英国工党。一方面，在英国工党中工人占优势。在那里涉及的是同我们自己阶级的成员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但我们仍然不应忘记列宁关于英国工党所说的话：
“当然，工党大部分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这个唯一正确的标准来看，工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革命分子，是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行动的最坏的反革命分子。”（《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1卷第225页）
英国工党的领袖们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们常常甚至是“工人”帝国主义者。
另一方面，国民党左派，如果它与共产党人合作，目前在客观上起着反帝因素的作用。当然，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同时也不应忘记，在国民党中工人成份不占优势。资产阶级成份在国民党的领导中至今一直起着显著的作用。这些成份明天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成为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国民党的右派领袖已经就是帝国主义的同盟者。
必须考虑到，国民党就整体来说只有在一定时刻才会进行反帝斗争。国民党要求废除中国被迫接受的不平等条约，要求取消最显著的关税不自主的形式，但仅此而已。关于关税不自主的问题，在这里不得不令人想起，例如英国认为可以满足印度的需要，以便解除一部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必须明确承认，国民党的中央和右翼热衷于同美国、日本甚至英国妥协，它企图获得它们的贷款，等等。完全有可能，国民党领导核心的暂时的反帝斗争立即会让位于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
我们也不应当对国民党的“左翼”领袖，首先是汪精卫抱任何幻想，在决定性时刻，他们表明自己也不比英国总委员会的“左翼”领袖好多少。但是，必须尽一切可能把国民党左派的人士引上革命的道路，而不是变成左派的尾巴，因为左派本身就是右派的尾巴。
原则上问题必须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和必须加入国民党，但是只有在列宁允许英国共产党加人工党的前提条件下才可加入。到目前为止，情况不是这样。
在当前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可以和必须留在国民党内，但为的只是积聚力量、立即将群众引到他们的旗帜下、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无情的斗争并竭力将他们赶出去和消灭掉。我们的口号暂时并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立即宣布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地和绝对地对国民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
中国共产党必须公开宣告，她不再承担使她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受到丝毫限制的任何义务；她宣布她以前承担的这种义务现在无效。中国共产党必须发表宣言和散发传单，向人民说明这一宣告的理由。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创办一份日报。
如果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留在国民党内，那么这不仅会导致毫无批评地颂扬国民党、掩饰国民党中的阶级斗争、隐瞒枪杀工农和使工人的物质状况恶化这些无法无天的事实，而且还会导致共产国际内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迷失方向。
一些法国共产党人于1927年3月23日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法国共产党的领袖塞马德·蒙穆索、加香和其他人讲了话，向国民党发了电报：
“巴黎工人祝贺中国革命党进驻上海。在巴黎公社56年以后和俄国公社10年以后，中国公社标志着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显然，有人对法国共产党工人说，现在的国民党是中国公社，
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于1927年3月17日刊登了蒋介石的像片并称他是中国革命工人的领袖，而不告诉德国人蒋介石实际上是什么人。
《红旗》于1927年3月18日报道：“在红色工会国际的行列中有三百万中国工人。”
我们党的一份最大的报纸《巴库工人》这样来说明我们党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她建议国民政府“在国际政策方面暂时推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政策”（《巴库工人》1927年4月5日）。
《巴库工人》忘了：“布列斯特政策”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和在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之后，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党例如在克伦斯基政府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建议推行布列斯特政策。谢德曼和哈赛政府在推翻威廉之后也推行“布列斯特政策”，但是这并没有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是导致资产阶级的胜利。如果社会民主党实施布列斯特政策，那么这就意味着凡尔赛和约，同时意味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如果蒋介石推行布列斯特政策，那就意味着同英美帝国主义联盟。《巴库工人》犯了一个“小”错误：把国民党政府混同于无产阶级政府。如果容忍这样的“小”错误，那么国民党就可以尽情地镇压工人罢工，并且它也可以被称为“中国公社”。国民党的右派和温和派完全可以不管共产党而同英美帝国主义达成协议。
然而，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使错误达到了顶点，他签署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5日的共同声明，声明说：
“即使我们的基本观点在细节上不一致，但我们必须团结一致。”镇压工人罢工、解除工人武装、枪杀工农都只是“细节”！
这一号召否定了以下谣传：“共产党在筹备工人政府、共产党要用暴力占领租界和推翻国民党。”似乎由工人占领帝国主义租界和推翻国民党政府是一回事。这是完全错误的。在汉口工人占领租界，但这决不意味着推翻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号召中不是使国民党的革命分子提高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水平，而是自己降到了国民党领袖的思想水平。这样一种问题的提法隐藏着极大的错误。
同时这个号召表示这种思想：共产党暂时在国民党内合作的形式应当代之以两党的“联盟”。一部分共产党人明显坚持这种思想。
我们决不认为，国民党应当变成一个“工人和农民党”和共产党应当被代替和吞并。认为我们在东方不需要工人党，而需要“工人和农民党”这种思想完全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背道而驰。从来没有任何“工人和农民党”能拥护工人的事业。“工人和农民党”的理想曾由诺阿·约尔丹尼亚实现，但是人人都知道，格鲁吉亚的孟什维主义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国民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组织，今天只要它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就支持它。特殊的情况甚至允许我们在国民党内合作，只要我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得到保证。但是，如果国民党领袖把事情弄到中国共产党不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的条件下同国民党合作，也就是说，如果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排除出去，那么共产党也不应该害怕这一点。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当然也要推行同国民党联盟的政策，只要后者反对帝国主义。但是一刻也不应当忽视工人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
但是，完全有可能国民党中的左翼分子——如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正确——十分强大，足以抵制右派并使共产党能够在上述前提条件下留在国民党内。但是，如果共产党人不立即公开谈论自己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完全独立的问题，如果共产党人放弃支援国民党左翼人士建立自己的派别去反对右派，那么国民党右派就有可能在政治上获胜。这个胜利会对整个中国革命产生致命的后果，一般来说会给世界革命的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保证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和把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
“对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能否起领导作用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如果小资产阶级在决定关头能向左摆的话，无产阶级是可以起领导作用的，而推动小资产阶级向左摆的不仅有我们的宣传，还有一系列的客观因素：经济因素、财政因素（战争负担）、军事因素、政治因素等等。”（《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382页）列宁在1915年这样写道。
只有采取正确的独立的阶级政策，中国共产党才能促使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转向左面，即转向无产阶级方面。
9．论苏维埃的口号
今天，在占领上海以后，今天，当国民政府支配着拥有二亿人口和广大的工人中心地区，在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唤起了农民运动以后，可以和必须提出建立苏维埃这个口号的时候来到了，这个口号是建立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苏维埃、其中也必须有国民军士兵的特别代表。资产阶级的代表不允许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参见前面所述）已经谈到有必要在东方也宣传关于苏维埃的思想，并一有机会就成立苏维埃。在中国这一时刻已经来到。只有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才能真正保证防止中国民族运动按照“基马尔主义”发展。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保证和准备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只有建立苏维埃才会给整个运动以必要的推动力量，因为这使民族运动注入社会的内容。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为工人阶级领导整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一个较好的形式。只有苏维埃才能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政府机构和开始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因为直到今天实际上还是旧官吏在进行管理。
今天苏维埃的行动纲领看来可能大致如下：
1．土地国有化（在孙中山的第一个纲领中也有这个要求。对这一要求必须真正按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解释）。
2．进行真正的土地革命（不只是改良），完成由此产生的一切任务：完全免除贫农和小农支付地租和他们负的债务，消灭一切封建主义残余，等等（国民党的最近纲领完全没有明确规定：（1）固定税率；（2）取消特别税；（3）改组农村的管理机构；（4）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5）解散一切针对农民的武装部门；（6）禁止高利贷；（7）确定支付地租的最大限额，等等，等等。总之，这不是土地革命的纲领）。
3．铁路国有化。
4．实行工人八小时工作制（以及一系列其他劳动法）。
5．废除“不平等条约”和讨论外债问题。
6．没收中国的工厂和企业（大中企业），中国的银行收归国有，如果银行的所有者反对国民革命。
7．应当预计到这样的前景：没收外国工厂和企业、租界以及大农场和其他地产。同意联盟的外国人允许其大量购买，参加干涉的则没收。
8．建立正规的和真正的红军，即工农军队，由工人领导而不是由军官野心家们领导（必须把后者吸引过来，根据俄国革命最初几年的经验，必须利用他们）。
9．武装工人。
10．解放妇女。
11．制定一系列法律来消灭封建主义残余。
不言而喻，中国的苏维埃必须适应中国的情况，即必须使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情况”（列宁）。在今天的条件下，绝大多数人民，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民，可以和必须理解中国苏维埃。苏维埃在今天还不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而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贫民的专政。
我们现在必须提出以下口号作为农民的最近的口号：
1．取消地租或至少立即减少百分之五十。
2．取消非法的税收和强征。
3．打倒土豪！
4．解除民团武装。
5．武装农民。
使革命在组织上武装起来也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把苏维埃建成革命的真正中心（苏维埃对于国民党来说同样可以成为他们积极活动的场所，就象对于共产党来说是积极活动的场所一样）。同情国民党的人民群众也会支持建立苏维埃的观点，只要我们推行正确的政策。凡是在我们能够占领城市管理部门的地方，共产党人必须尽一切力量武装工人并使城市管理部门成为革命运动的支撑点，从而加强反对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运动。
显然，如果苏维埃在中国取得胜利，也必然要实行“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最初对小资产阶级甚至还要作更大的让步。
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攻势，公开和广泛宣传苏维埃和上述纲领，而不让国民党有任何干扰。这将是对国民党的左翼分子的一次真正的政治考验。这也将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真正获得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中国的工农运动将大大加强，将形成真正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将保证目前的斗争最终不会演变成没有任何深刻的社会内容的、纯粹是南北双方的斗争。
如果放弃努力，不把运动提到一个更高阶段，那么就不能结束英国和美国的屠杀。只有在一切事情均由国民党右派来掌管，即由资产阶级来掌管时，帝国主义者才会感到满意，因为资产阶级明天就会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只有帮助更多的工农群众站立起来，把他们武装起来，建立起苏维埃，才能阻止帝国主义的进攻，苏维埃能够把亿万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在“胜利或死亡”的口号下抵抗帝国主义。
10．中国革命的对外和对内立场
中国革命成了推动国际帝国主义的焦点。这里是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暂时是小规模的）聚集的地方。在这里逐渐显示出有可能结成帝国主义列强的统一战线，虽然这条统一战线还远没有得到巩固。南京的屠杀证明，国际帝国主义一旦发现中国革命取得了初步的巨大胜利，它会变得如何的残暴。
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使帝国主义有这样的危险：
1．直接丧失几十个亿（租界等等）；
2．正是在市场问题重新成为决定性的问题时丧失市场，
3．革命的“传染病”扩散到印度、印度支那等地去。
这也说明，为什么一向最懂得用表面的友好来掩盖对中国革命的敌意的美国帝国主义放弃等待的立场。
当前在中国的港口，在上海租界等地存在着国际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武装力量，这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的困难局面。但是，毫无疑问，只要中国革命方面实行正确的和果断的政策，帝国主义的暴行只会激发起中国的更大的力量，导致帝国主义军队的“可靠”部分的瓦解，并引起欧洲和美国工人的愤怒。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帝国主义者建立统一阵线。总之，工人阶级的领导只能在这种紧迫的气氛中保证获得成功。
列宁在1922年4月写道：
“而印度和中国在咆哮着。这就有七亿多人。如果加上周围和它们完全相似的亚洲各国，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大半。在那里，1905年日益迫近，不可遏止地愈来愈快迫近着。在1905年，俄国的革命还能够孤立地进行（至少在开始时），也就是说，没有一下子把其他各国卷入革命，但是现在印度和中国的日益增长的革命却正在卷入或已经卷入革命斗争、卷入革命运动、卷入国际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312—313页）
如果说，列宁在1922年就认为，中国“在咆哮着”，那么他在今天，在1927年对此又会说些什么呢？
中国革命只有在它使其他国家卷入革命，只有在它使它们卷入“国际革命”的时候，才能获得胜利。
中国革命只有在转向为争取苏维埃而斗争的时候，它才能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大限度的同情和支持。“拥护中国苏维埃”——这一号召比“拥护国民党”这个口号更能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理解和支持。
动摇不定和企图把国民党右派推向前台去充当国际帝国主义“可接受的”和可能的“中介人”等等也是十分严重的——这一切做法只会毁坏事业。
蒋介石计划进行的整个北伐并不是革命讨伐反革命，而不过是要改善被孤立的广州的状况的一个战略部署。强大的工农运动使这一讨伐成为至少是部分地成为革命讨伐反革命，这并不是蒋介石的功劳。群众本身，千百万的工人和农民，给国民斗争赋予了社会的、革命的内容，违背了国民党领导者的意愿，无论如何是违背了国民党右派的意愿。随同北伐发生的事件、群众的高涨情绪、他们力量的爆发，都表明：在中国有着如此众多的导火线，中国革命隐藏着如此无穷尽的力量泉源，加深和大大发展中国革命的可能性是多么巨大。
中国革命的外部和内部形势是彼此紧密相联的。
帝国主义者现在在两条战线上充实他们的策略。
一方面，他们准备发动一场直接对付国民革命运动的战争，并且已经局部开始进行了。在中国的全部港口集中着海军舰队。战略据点被占领。部队加强了。轰炸南京不仅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流血的“开始”，接着就会发生一场闻所未闻的血腥屠杀。在外国人居民点进行着狂热的军事准备，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广州也是如此。并不排除这种可能：即在最近的将来放下假面具，外国帝国主义将对中国革命进行惩罚性的征讨并毫无顾虑地企图指定张作霖或它的其他直接代理人为“中国的主人”。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宁愿同国民党的“温和派”（不只是上述右派）分子达成协议，并且为了这一目的不仅利用收买和“爱抚”手段，而且也使用威胁、最后通牒等等手段。美国、日本和法国无疑宁愿同“温和派”达成协议，分裂国民运动和实行妥协，以至稍稍改变剥削中国的形式而不是改变剥削的实质。这条途径最后也会被英国帝国主义的“最负责的”人士所喜爱。派往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到得太迟，以致没有帮上孙传芳的忙，但是他们现在在适当的时候就会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同盟军。
中国革命必须看到这两个危险。克服它们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必须唤起全体工人和亿万农民，必须赋予国民运动以上述社会性质，不要害怕“吓退”资产阶级，坚决走建立苏维埃的道路，立即进行土地革命和宣布八小时工作制，立即利用国家和有钱人给城乡的贫苦居民以实际的援助和给整个运动以尽可能强大的推动力，因为人们开始突破资产阶级的框框。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阻止帝国主义者的进攻。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党营垒内的右派和“温和派”不能为害。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中国革命。只有一场这样的雪崩才能阻止外国帝国主义者。如果想做得“不吓退”中国资产阶级，使国民党的右派和温和派领袖“不反感”，“不刺激”外国资产阶级，那么这就会毁了一切。只要帝国主义者注意到这样一些努力活动，他们就会变得极其厚颜无耻，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部分就会叛变。
在我们尽一切努力来动员国际无产阶级反对战争危险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帮助中国革命坚定地向前迈进，并提到更高的阶段，不害怕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向反动阵营。
有一种论据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背叛”工人，因为它“需要工人来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这种论据是孟什维主义的论据。孟什维克总是说，俄国资产阶级虽然很想背叛工人，但是“这不可能”，因为它“需要工人来进行反对沙皇制度”。马尔丁诺夫在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今天，在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还在重复他当孟什维克时关于俄国革命所鼓吹的那种孟什维主义的陈词滥调。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一发现工人阶级不愿意只是作为本国资产阶级手中对付外国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是独立地提出他们自己的任务，就开始背叛国民革命运动（更不用谈无产阶级革命了）。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时才能获得胜利。
要实行对付外国的彻底的革命政策，前提条件就是对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者们即国民党右派要实行彻底的革命政策，反之亦然。
只要统帅部留在蒋介石手里，只要政府中最重要的席位留在国民党成员手里，只要资产阶级的这些代表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有着重要的支撑点，只要革命事业也总是不断地受到严重的危害，在目前情况下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从内部的叛变（不管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不管是很快还是很慢）远比轰炸南京和占领上海要危险得多。如果说孙中山早先的战友陈炯明会转向反革命，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不会呢？蒋介石已经暴露出自己是工人和农民的敌人，所有帝国主义的报刊都肯定，而且最有影响的帝国主义的机关报都断言，他同张作霖进行了秘密谈判。如果让统帅部留在这个人手里（即使受着监督），那么这就是没有明白：这是内部存在最大危险的征兆。如果共产党人对此也不负政治责任，那么他们就是走在一条他们必须立即离开的十分陡峭的道路上。
11．整个国际形势
最近的事件一再重新证明，国际帝国主义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中国的形势紧张得象一根弦。不管最近情况如何发展，世界的均衡总是不可靠的。爆发一场新战争（或一些新战争）的前景日益接近。在世界政治中聚集着越来越多的炸药。
对苏联的包围越来越明显。张伯伦的最近照会不只是一篇“报刊小品”，不只是一根“扔给顽固派的骨头”（不应当夸大英国保守党人的两部分之间的差别），而无疑是采取有力步骤的外交准备。这个照会是要使英国外交能够在适当时刻转而采取更有效的方法的一个“切口”。这个照会是整个政治链条中的一环。
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策划的统一战线，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对于欧洲来说意味着巨大的不幸。
德国的局部稳定在某种程度上的增长使德国资产阶级对“西方”的同情增长。德国的外交最近越是活跃，就越是清楚，它以某种方式倒向反苏维埃阵线的时刻接近了。
意大利法西斯完全处于英国的影响范围（承认比萨拉比亚由罗马尼亚人兼并）。立陶宛发生法西斯政变，毫无疑问是得到英国同意的。在波兰阶级对立尖锐化，这种对立——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会加速实现皮尔苏茨基的冒险企图。在这样的前提下形成不进攻条约，例如同拉脱维亚签订的和同波兰准备签订的不进攻条约，当然，对于苏联来说绝不意味着真正的安全，虽然它们对于苏联来说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
对苏联在北京和其他中国大城市的机关的突然袭击无疑是由英国组织的，并且部分地也得到美国的支持。这些袭击是一整条故意的政治挑衅锁链上的环节，苏联当然过去和将来都不会去管它们的。北京的突然行动是打算挑起苏联在满洲采取激烈的行动，以便把日本卷进同苏联的斗争并解放英国和美国的手脚。不过这个突然袭击也想减轻国民党右翼分子的工作，首先是吓唬国民党的温和派领袖。也不排除以下可能：张伯伦援引北伐军在搜查和逮捕我们同志后伪造的“文件”，将采取对付我们的进一步措施，将在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上发动反对我们的运动，也许将直到同苏联中断外交关系。
由于工会总委员会显然什么卑鄙的事都准备干，所以张伯伦干这件事就更容易了。在英俄委员会在柏林召开“热烈的”会议后的第二天，总委员会同工党中央委员会一起声明，它对“英国的旗帜在中国受到沾污”感到遗憾，并建议将同国民政府的“冲突”转交国际联盟去裁决，也就是交给张伯伦去裁决。
我们对帝国主义者在北京的行动必须从两方面来给以回答。（1）一方面不要上当，要用镇静、克制和继续执行和平政策来回答，（2）同时在中国要尽一切努力来加深群众运动和发动更广泛的工人阶层来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他们在北方的走狗和反对国民党右派。
整个说来，国际形势很久以来还没有这样紧张过。
中国问题成为关系到世界革命直接的命运的主要问题。它对苏联的最近将来有直接的影响。列宁预言的时刻正是在今天来到了，他在他的政治遗言中写道：
“为了保证我们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同虽然落后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东方式的国家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刻，就必须使这个大多数变得文明起来。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作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454页）
我们是否能获得“第二次喘息”，反对苏联的新十字军东征是否遭到失败，就象它由于“西方和东方反革命营垒中的矛盾，东方和西方剥削者营垒中的矛盾，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列宁语，同上）而遭到失败一样——列宁认为这些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此，今天我们党和共产国际肩负着最重大的责任。
今天的策略问题实质上如下：
1．当我们尽一切可能援助中国革命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尽一切可能来阻止国际帝国主义对南方的公开干涉的扩展。
2．苏联必须仍然推行和平政策，号召全世界劳动人民捍卫和平事业，因为和平事业今天处在重大的危险之中。
3．同时必须尽一切可能来把中国革命尽可能远地推向前进，并且使用全力使它不只是具有国民的性质而且具有深刻的社会性质。
4．为此目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建立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的真正中心，即苏维埃。
5．必须帮助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获得真正的独立性。必须消除束缚和限制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一切可能。
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国民军司令官枪杀上海工人、逮捕上海工会委员会主席、解除中国其他城市的工人武装——这一切都是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事件。
国民党目前的领导者直接担任了中国的卡芬雅克这一角色。枪杀和解除上海工人武装的事件，从国际的观点来看，直接导致同外国帝国主义者拥抱。最近的事件证实了在这一文件中阐述的路线。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4月24日于莫斯科。 |
托洛茨基答Б．尼基京问（1926年9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答Б．尼基京问
（1926年9月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44
叶先图基市
致Б．尼基京同志
抄送布哈林同志备査
尊敬的同志：
对于您所提出的问题，我只能给予极其简要的答复。
（1）如何解释所谓我害怕丰收的说法？
如果不能说这是别有用心的话，那么这种说法就是无知，就是对我国经济的两重性不理解，就是对经济问题持小资产阶级的、富农的、非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丰收会提高生产力。但光这样说布尔什维克认为是不够的。布尔什维克会问：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上这种丰收会提高生产力——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丰收会使这两种形态中的哪一种取得优势？在工业落后的情况下丰收会使资本主义关系取得对社会主义关系的优势。谁不理解这一点，谁就会从布尔什维主义滑向社会革命党。
（2）说我建议为了工业而掠夺农民，对吗？
我不明白，您是从哪儿听来像“掠夺“这种在目前条件下荒谬的、纯属黑帮用语的说法的。各国的黑帮都用这种说法来挑唆农民反对社会党人尤其是共产党人。“掠夺”这个词在目前条件下含有工人国家对农民进行野蛮的阶级剥削的意思。这在我国谈得上吗？掠夺农民的是私商，通过极高的零售加价，这种加价是工业落后的结果。农村贫农、部分中农和产业工人遭到囤积粮食的富农的掠夺。对富农施加税收压力——既是为了工业，也是为了农村群众。谁把对富农施加税收压力说成是掠夺农民，谁就是罪恶地掩饰农村的分化，也就是滑向社会革命党。
（3）说我否认我们是工人国家，换句话说，就是否定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吗？
能够说出这种话的人如不是十足的白痴，就是心怀叵测的诽谤者。认为我国不是工人国家，就等于承认我国是资产阶级国家。这样一来就应成为这个国家的阶级反对派。这是孟什维主义的观点。一个正派人，哪怕只读过我的一篇文章或是只听过我的一次讲话，也不会认为我否认我国的无产阶级性质。但我国不是完全的工人国家，而是有条件的工人国家，即农民占大多数，机关发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变形和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压力之下的工人国家。列宁曾相当雄辩地提醒过我们这一点。谁否认我国的工人性质，谁就是滑向孟什维主义。谁要是仅仅认为我国是工人国家，而忽视这个工人国家的具体特点，谁就是为国家发生资产阶级官僚主义蜕化大开方便之门。
（4）说我否认资本主义的经济稳定性，只承认资本主义的政冶稳定性，对吗？
不，不对。这个题目非常广泛。我只提醒您一点：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曾提出一个问题，即不能指望资本主义危机会连续不断和愈演愈烈，某种程度的经济稳定是不可避免的，等等。所有这些观点您在我当时提出的提纲中和在我的《新阶段》一书中都可以找到。布哈林同志当时激烈地反对我的这个观点。现在来证明欧洲资本主义的状况不同于1919年时的状况，等于是敲打已经敞开的大门。现在应当确定这种稳定的具体程度，看来稳定程度是极其有限的。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得以保留的主要原因在于革命的客观形势与共产党的力量不够之间发生脱节现象。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有：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进程；1920年意大利的九月事件；1923年德国事件的进程；从今年五月总罢工开始的英国事件的进程。谁不理解这一点，谁就不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
（5）说我认为英国共产党是革命运动的绊脚石，对吗？
对这种蠢话大概不值得去驳斥。即使我对这种任意断章取义摘取词句并明摆着错误的解释不作任何说明，正派的读者也十分清楚，我所说的绊脚石指的是工联以及从托马斯和麦克唐纳到普塞尔和库克的各色工党的旧的官气十足的机关。共产党暂时还根本不足以同这个强大的保守机关相抗衡。不仅如此，共产党本身在批评绊脚石机关方面表现得也不够坚决。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6）说我想以新的组织形式取代英国工会，对吗？
这种指责纯属无中生有。我完全赞同列宁关于这些问题的著述和讲活，我认为，随着英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在工联的基础上或与工联紧密相连，但与工联的保守上层相抗衡）新的组织，例如工厂代表（工厂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等等，等等。认为不断增长的群众革命压力只能在工联规章的严格范围内改变工联的领导，就是患了工联主义的病症，而这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性工联组织具有巨大作用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但这个题目太大，需要专门论述。
对于其他较小的问题我就不作答了，因为既然已经作了总的批驳，就没有必要再对零七八碎的诽谤加以驳斥了！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5日于基斯洛沃茨克 |
给拉狄克的信（托洛茨基，192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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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拉狄克的信
托洛茨基（1926年8月30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43
亲爱的卡尔·伯恩哈多维奇：
1．今写信跟您谈谈国民党内的共产党问题。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和研究。我完全赞成您就这个问题所写的东西。但必须具体化——以方便不了解情况的读者，而实质上所有的读者都如此。极其重要的是将有关国民党和共产党发展的主要实际材料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材料传播的地区，罢工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共产党，工会，国民党内部的冲突，等等）。
在我看来，把中国的情况同印度的情况加以比较非常重要。为什么印度共产党没有参加任何民族革命组织？荷属印度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呢？事实是，共产党是否有必要加入民族革命党，丝毫不取决于民族压迫甚至殖民压迫。问题首先取决于阶级分化及这种分化同外国压迫的错综交织。在政治上应当这样提出问题：共产党是否注定要在长时期内扮演由个别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宣传小组的角色（在革命民主党内部），或是共产党在近期内已经可以争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中国无疑已经具备了第二种做法的条件。但还需要证明，哪怕是最概括的证明，然而要选择最必需的实际材料。请您不要忘记，布哈林将在党代表会议上作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报告，因此会上必然会提出国民党的问题。
2．“问题和答复”的情况怎样？
3．您的信写完了吗？
4．党代表会议的日程上有工会问题。据我所知，您曾经负责《劳动报》和工会报刊的工作。鉴于问题极其重要，扩大这一工作并使之系统化是非常重要的。
我每天写点东西，见见客人，与疗养的同志们合合影，打打鹌鹑，我希望您也这样做。
列·托洛茨基
1926年8月30日 |
给一名匿名共产党员的信（托洛茨基，1926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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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名匿名共产党员的信
托洛茨基（1926年8月2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42
尊敬的同志：
您在信中说：
“列夫·达维多维奇：联系到中央委员会内最近发生的事件，您不认为您‘在群众中的游说’（在一些疗养院）有点不知分寸吗？好像其他政治局委员都没有这样做！
党证号为294557的乌共（布）党员及其他党员”。
我没有完全弄清楚，您在您的信中想说什么？您住在基斯洛沃茨克，所以想必您是知道的，我到几家疗养院去访问并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在那里治疗和休养的一些病员提出来的。对于您的信可以这样理解，即我应当拒绝以生病的同志们的名义向我提出的合影或谈话的请求，对吗？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您是否想过，如果我按您的主意去做，即拒绝顿巴斯、巴库、莫斯科的工人或“教育工作者”希望与我共同度过10〜15分钟或合影的请求，您想过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人栺责我根本不想关心生病或休养的同志们，不是吗？我认为，这样的指责至少比您在信中提出的指责理由要充分得多。
诚然，您在信中说，“好像其他政治局委员都没有这样做。”可首先您在这里就错了。我本人就同李可夫同志在基斯洛沃茨克疗养院合过影。我不怀疑，其他政治局委员如果面对这样的请求，他们也不会拒绝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志们会见或合影的。
您在信中提到“中央委员会内最近发生的事件”简直让人莫名其妙。党内产生的这样或那样一些分歧同看望生病和休养的同志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您这是否已扯到极端荒谬的派别活动上去了呢？谁不想让思想上的分歧破坏党的统一，谁就不会用流言蜚语、无端怀疑、诽谤中伤来使这些分歧复杂化。而您，根据我对您的信的理解，走上的正是这样的路。请您认真地想一想您所写的内容！那些邀请我去疗养院的党内和党外工人及全体病员，虽然没有想到把这样的邀请同我们的党内这样或那样一些分歧联系起来。对于他们来说我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是革命的工作人员之一。在与他们的简短谈话中我无非是讲了讲什么是我们党的共同的政治财产。我以自己的全部所作所为向他们灌输这样一个思想，即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分歧，我们的党都会保持自己的团结，保持自己的革命统一。而您简直走到了可鄙的派别活动的地步，竟然说我看望同志们——完完全全是应他们的邀请——和我本着党的路线和党的统一的精神与他们谈话是“不知分寸”（？！）。
我毫不怀疑，像您这样的具有狂热分裂情绪的同志在我们党内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疗养院绝大多数同志的情绪正说明了这一点。我再说一遍，您要是好好想一想，您就会明白这一点。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6年8月25日
于基斯洛沃茨克
附言：还有一个情况不能不特别指出来，即我所收到的邀请上都有几位同志受病友委托的签名；可您的信却没有签名，只有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党证号码和“及其他党员”。为什么不署名呢？这是否意味着您及“其他党员”自己对您的信的性质和口气感到有点难为情呢？
列·托· |
反对派声明——反对将奥索夫斯基开除出党（托洛茨基，1926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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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声明
托洛茨基（1926年8月1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40
我们反对将奥索夫斯基同志开除出党，理由如下。
1．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奥索大斯基同志所写的一篇文章为由作出了开除奥索夫斯基同志的决定，没有向他提出任何其他的指责。中央监察委员会称这篇文章是孟什维克取消主义的文件。显然，对此不应当理解为：奥索夫斯基同志是暗藏的孟什维克，钻进党内是为了达到反对我们党的目的；而应当理解为：他在文章中叙述的观点发展下去可能会得出孟什维克的结论。在第一种情况下应当像对待凶恶的敌人那样对待奥索夫斯基同志。在第二种情况下应当把他看做一个走上错误道路的同志。不管中央监察委员的决定措辞多么激烈，但决定指的是第二种而不是第一种情况。这是必须首先搞清楚的。
2．维护党的思想路线是包括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内的党的领导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开除党籍无疑是维护党的统一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手段，在某些情况下则是一种必需的手段。但这是一种极端的手段。正确地使用这种手段，即正确地使用党的惩罚揹施是保持党的制度的健康其中包括维护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3．我们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整个活动中，特别是在这件事上，没有正确地使用党的惩罚措施。实质上事情是这样的：奥索夫斯基同志那些以高度概括而且是错误的形式表述的极其错误的观点，先是被偷偷塞给了整个反对派，尔后，在用这种不能容许的手段给奥索夫斯基的文章加上其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政治分量之后，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追究奥索夫斯基同志的责任并将他开除出党。这样，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不是维护党的思想路线的措施，而是半遮半掩、有意罗织的对反对派的打击。这一点从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给政治局的附函中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4．说反对派没有在全会上指出奥索夫斯基同志的错误观点，有意把一封原先谁都不知道的信拿来进行讨论，这是不正确的。但反对派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只集中打击奥索夫斯基同志，而对一大批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提出的明显违背党的原则的声明和建议从不作任何谴责的做法。
5．尽管有人完全准确地多次指出了在工会章程、在对待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农业合作社、苏维埃改选、党内民主等问题上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也没人对那些犯有粗暴歪曲和公然破坏党的路线的错误的领导同志进行谴责，哪怕是用最温和的同志式的形式提出遣责。
6．只要提起下面一件事就足以说明问题，在关于党内制度的问题上，当一位政治局委员提到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1923年12月5日决议说党内官僚主义制度促成派别活动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古谢夫同志声称，上述党的决定是“对托洛茨基的错误让步”，而这个决定至今仍有完全的效力和极其重要的意义。记入速记记录的这些话没有遭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任何反对或谴责。对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制度和派别活动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决定持否定态度的古谢夫同志，以他的一票决定着一些被指责搞派别活动的同志的命运。
7．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予以关注的是，在针对反对派的出版物中出现了大量同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文章和小册子，这些作品没有遭到反对只是因为它们是针对反对派的。例如斯列普科夫同志，尽管他写的东西具有不可饶恕的机会主义性质，不仅没人去谴责他，相反，他却去谴责别人。
8．一批既没有经受过阶级斗争考验，也没有经受过革命考验，更没有经受过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斗争考验的年轻教授在党的刊物上横行霸道，使党的发展中一些必要的迫切问题要么在刊物上根本得不到阐释，要么得到的是纯粹的表面的、肤浅的、经院式的阐释。这导致党的思想工作处于零敲碎打的状态，缺少活生生的检验，缺少同志式的思想批评，因而是畸形的。这种状况的后果之一就是奥索夫斯基同志的错误观点。
9．无论是从奥索夫斯基同志的文章中，还是从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的解释中，我们都得不到如下的印象，即奥索夫斯基同志从内心里同党断绝了关系，即使比较正确地对待他，他也不能纠正自己的错误观点。这就是我们反对将奥索夫斯基同志开除出党的原因。
10．此外，我们愤怒地坚决驳斥这样一种诬陷，似乎我们想要把我们党变成几个派别的总和或某种类似的英国工党的东西。我们完全主张在革命的基础上保持统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极力主张对那些破坏党的路线的纯洁性并使党陷入内部纷争的右的倾向进行谴责。党的思想纯洁的真正保障在于回到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列宁主义的党内制度上去。
列·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致政治局委员（1926年8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致政治局委员
（1926年8月1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39
抄送：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关于（布哈林等人在讲话中）对我关于我国性质的思想的公然歪曲
我在七月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苏维埃改选时说：“奥索夫斯基同志说，我们是工农国家。这样说对不对呢？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用过这种说法，并且对此作了说明。他说，我们最工人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我们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并且存在着官僚主义的弊端。”
这段引文已完全说明了问题。我重复列宁关于我们国家的论述，是为了在这方面把它同奥索夫斯基提出的错误论述加以对比。是工人国家吗？是工人国家。但不是一般的“工人”和一般的“国家”，而是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农民占多数、并且存在着机关官僚主义弊端的国家中的工人国家。
我在这篇讲话中接下去谈道：
“列宁说，工人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而现有的工人国家反映了非无产阶级成分的巨大压力……”等等。
这段引文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我说的不是一般的工人国家，而是“现有的工人国家”。接下去我在这篇讲话中说：
“列宁说，工会要保护工人免遭的不是抽象的工人国家的损害，而是现有的工人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和一定范围内的损害，同时还要为保护这个工人国家免遭阶级敌人的危害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即使不说其他任何话，光这段引文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我无需再重复我过去关于我们国家的性质不止一次和经常说的和写的那些与刚才所列举的引文意思一致的话。对于每一个认真负责的人来说问题显然是非常清楚的。确切些说，这里根本不存在问题。
但在未经整理的速记记录中存在明显的歪曲、明显的谬论，——有人企图利用它们大做文章。正是紧接着关于工会应当为保护“这个工人国家”免遭阶级敌人的危害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这段话之后，——紧接这段不容许作任何曲解的话之后有如下一段话：
“我们面临着危险的倾向——有利于富农的倾向——我们要求我们的党坚决进行干预，防止本来就远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进一步下滑，防止进一步从正确的（无产阶级的）路线向有利富农的方向下滑……”
究竟是我本人说走了嘴，还是速记员漏记了一个词，我认为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重要。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问题不在于微不足道和毫无价值的文字游戏，而在于确定我想要讲的内容。显然，速记员记录下的“远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这几个字只不过再一次重复了上面多次重复过的内容，即我们拥有的不是什么抽象的、“纯粹的”无产阶级国家，而是具体的、存在着官僚主义弊端等的工人国家。所以在整理速记记录时我把明显地歪曲了我的思想的“远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这几个字换成了“远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意思是指明上面所说的一切。即使我没有对速记记录进行整理，对于任何一个根本就不了解我的观点、没有读过我的一篇文章、没有听过我的一次讲话的读者来说，只要他是认真、内行和负责的人，通读全文之后完全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不是否定工人国家（甚至批驳这一胡说都着实让人感到难堪！），而是否定对工人国家的抽象的或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还需要对这一点加以充实的话，可以指出一个事实，即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奥索夫斯基的观点大错特错，他说的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
昨天，对关于在速记记录中保留明显歪曲我的思想的说法的提案进行了表决。诚然，这一说法本身未必能引起认真负责的读者的怀疑，但在报刊上已经出现了分明不怀好意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坚决反对在我的速记记录中保留明显错误的说法的企图。这纯粹等于是，如果我在某一句话中漏了个语气词“不”，或者这个语气词是速记员偶然漏掉的，于是便有人企图根据这一点来制造政治诬陷，全然不顾这一句话和整篇文章的总的意思，而后来为使这种诬陷永久化，便提议永久保留文章中被偶然歪曲的地方。
列·托洛茨基
1926年8月13日
附记：
一些同志认为可以把被歪曲的那句话抽出来，使它同我的整个讲话相对立，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能促使这些同志发表声明，承认他们的行为是轻率的或错误的。这样问题也就解决了。
政治局不得不在我缺席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因为我从星期一开始外出休假，获准的假期为一个半月。
列·托· |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192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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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
（1926年8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38
尊敬的同志们：
领导党的某种体制所引起的党内危机无疑已经成熟，需要朝这个或那个方向加以解决。对此大家都有同感。问题仅仅在于选择什么方式来解决危机。面对近期就要作出的重要决定，我们准备在这封信中把问题明确地提出来。
1．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在一系列文件中，首先是在声明中，我们指出了那些把我们同中央委员会多数派领导的政策分开的深刻的原则分歧。不管这些分歧如何严重，但分歧本身并不是党目前所遇到的极其尖锐的危机的直接原因。我们认为，背离阶级路线的那些倾向是可以得到纠正和消除的，而且不会动摇和威胁党的统一——但是得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即拥有正常的党内制度。然而主要危险怡恰在于目前党内制度完全使党丧失了表现自己、说出自己的意见、拨正党的路线和确定党的领导成员的可能性。列宁在遗嘱中极其明确地描述了对党构成威胁的远期的和近期的危险，遗憾的是，当时党对此并未给予应有的注意。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分裂必然会导致党的分裂；但这种前景极其遥远，而且也不大可能发生。在列宁看来，更严重得多的分裂危险来自机关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对这种权力的滥用。正是这第二种危险极其尖锐地摆在了党的面前。在各阶级相互关系问题上的分歧非常严重。然而，只有当无产阶级丧失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领导农民的可能性时，这种分歧才有可能动摇党的统一。这种危险没有现实意义。至少它没有对党构成直接威胁。党内制度则不大一样，它使党没有任何可能对自己的领导施加必要的影响。党对自己的机关没有任何影响。在党的机关的帮助下总书记周围逐渐形成的小集团把全部权力都集中到了自己手里。无数的解释工作说明，向党解释的只是党的机关背着党、未经党同意、未向党通报所决定的事情。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解决了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并对党的领导成员进行了重大改组。当时，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除列宁格勒外，全党根本就没有讨论过这些问题，只是在代表大会期间，在要党同意已作出的决定时党才第一次知道了这些问题。7月，对党的领导进一步怍了改组（将季诺维也夫同志赶出政治局，把组成斯大林集团核心的几个同志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在七月全会之前对此一无所知。这一建议本身是在最后时刻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提出来的，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在全会召开前几天就这个问题作出的决定根本就未涉及政冶局的组成。党要做的只不过是听取对七月全会决定的解释，接受新的领导。
早在四月全会之前就知道，斯大林集团的上层决定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并保证使斯大林取得对托姆斯基[1]、李可夫[2]和布哈林[3]的绝对优势。一些属于多数派的政治局委员提到这个计划时非常气愤。当时还根本谈不上所谓的拉舍维奇“事件”。该计划来自斯大林集团的整个组织政策。拉舍维奇“事件”后来只是部分完成这个计划的一个借口。我们当时在声明中已经指出，近期内将会找出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来进一步改组党的领导。开除季诺维也夫同志，让托洛茨基同志留在政治局内，让加米涅夫同志留任位居第八的候补委员，目的是不使党受到太大的惊吓，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逐渐地、分几次完成对党的领导的根本改组，以便后来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面对一个既成事实并“通过解释”迫使全党接受未经党的同意甚至未向党通报就决定的东西。为改组党的领导而提出来的那些借口实质上只具有次要意义。计划早在找到这样或那样一些合适的借口之前就炮制好了并开始实施。列宁在遗嘱中谈到斯大林滥用机关权力的危险时警告党注意的正是这种计划。
我们早在四月全会期间就对斯大林集团关于党的领导的组织计划提出过警告，今天我们再一次认为有必要指出，现在问题不单纯是粉碎目前的反对派和把反对派从党的领导机关开除出去的问题，而是要建立一个使任何反对斯大林的反对派都不可能出现的领导集团。但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党的领导今后必然发生分裂。以上指出的组织改组的目的，是企图建立由那些过去同领导没有关系，不知道在列宁生前领导如何形成，接受的主要是斯大林集团上层的教育并被斯大林集团提拔到领导岗位的党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列·托洛茨基、格·季诺维也夫
[1926年8月]
[1]托姆斯基，米·巴·（1880〜1936）——1904年参加俄同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当选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加创建红色工会国际，任总书记。历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等职。1936年自杀。
[2]李可夫，阿·伊·（1881〜1935）——1898年入党。1924〜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26〜1930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1931〜1936年任邮电人民委员。1922〜1930年为政治局委员。1933年3月被处死。后平反。
[3]布哈林，尼·伊·（1888〜1938）——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真理报》和《消息报》主编，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书记。1938年被判处死刑，1988年平反。 |
我们为什么投票反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同志就苏维埃改选问题提出的决议案（1926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季诺维也夫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我们为什么投票反对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同志就苏维埃改选问题提出的决议案
（1926年7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35
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我们投票反对莫洛托夫[1]同志代表政治局多数派提出的决议，因为决议的政治结论根本不符合决议自身也确认的那些极其重要的事实，当然，决议对这些事实的确认是模棱两可的。
毫无疑问，中农群众以及城市小市民的情绪变得好多了，不仅仅好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而且好于新经济政策的头几年。然而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中间蕴蓄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估计不足也是不允许的。工业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加快了农村的分化和促进了私商的发展，而且提高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作用和政治自觉，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允许扩大小工业主的选举权，不允许合作社的方针向农村上层倾斜或者对这种倾向中蕴含的危险估计不足。
在莫洛托夫同志的决议看来，改选的基本事实如下：（1）“贫雇农积极性的增长赶不上其他农村阶层积极性的增长。”而贫雇农恰恰是党和工人国家在农村的支柱。
（2）正像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在苏维埃中的代表份额有了明显的增长”。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即统治阶级的代表权遭到了相对的削弱。
（3）利用有利于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指示破坏苏维埃宪法。
然而，企图把这些基本事实说成是偶然情况和个别错误的结果，是根本错误的。最糟糕的政策是含含糊糊地承认危险，以便绕过这些危险去完成当前任务，等于是继续执行产生这些危险的政策。我们认为中央机关报的结论是正确的，尽管在表述上夸大了危险，这个结论是：“竞选活动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同我们党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是矛盾的。”（7月7日《真理报》社论《苏维埃改选的教训》）。
不弄懂《真理报》指出的矛盾，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矛盾之处在于，总的政治指示认为主要危险是工人和贫雇农对富农和整个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进攻，而实际上危险是富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进攻。
斗争矛头不是对准实际危险，而是对准事先对这种危险提出警告的人。
把雇农的消极全归咎于他们“没有文化”是不对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首先是依靠农村中的这些人进行了一场极其伟大的土地战争的。在这些年里农村下层的文化水平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如果说他们的积极性仍然比不上其他阶层，那么相当大一部分责任应由错误的政策来承祖。
不能允许农业合作社的领导者以合作社特别是信贷合作社要是不改变主要依靠“贫农”的做法就不可能强大起来作为借口而实行依靠生产能力强的中农的方针。
说政治局迄今为止没有进行清楚明确的讨论，是根本错误的。
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的建议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农业人民委员认为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有资本积累的富裕农民”……和有条件地吸收比较富裕的、有文化的先进农民阶层参与合作社的领导工作。
农业人民委员认为农业信贷合作社管理中的错误在于，“生产能力强的中农”还没有在合作社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尽管所有资料都无一例外地说明农业合作社，其中包括信贷合作社，发生了有利于农民上层的某种进展，农业人民委员却认为信贷合作社的实际工作中发生了有利于“贫苦阶层”的偏激行动。
农业人民委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是：“为了克服‘社会保障’倾向，应当修改我们的法律，即在借债人不偿还贷款时合作社可以拍卖借债人利用贷款购置的财产，即使这部分财产是其经济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坚决驳斥这些在莫洛托夫同志的决议草案中没有得到适当评价的倾向。农业合作社是党和国家将农民经济转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的强大工具之一。将这一工具交给农村上层，意味着把合作社从社会主义的工具变成资本主义的工具。
为了在工人和贫雇农现有的文化水平的基础上提高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党、所有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政策的阶级内容应当完全适合这种积极性，提高和培养这种积极性。依靠生产能力强的中农的方针必然会压制贫雇农的积极性。选举只是暴露了这一事实。综上所述，很显然，卡冈诺维奇同志提出的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的一部分同志进行谴责的建议是极其错误的，这些同志对反映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压力的危险倾向及时提出了警告，并及时指出必须实行更坚决的工业化方计，对富农采取更正确更坚定的政策，首先要创造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发挥更大积极性的条件。必须使每一个党员明白，要想端正党的路线即实行更加明确的无产阶级方针，就不能把斗争矛头对准坚持和捍卫这一方针的人。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现在主要把希望寄托在苏维埃的蜕化上，就像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把希望寄托在武装干涉上一样。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希望建立在我国发展的资本主义倾向上，建立在比例失调上，建立在剪刀差上，建立在富农的增长上，建立在私商的发展和富农的不断增长的影响上。我们政策的目的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优势，决不允许实际权力在无产阶级和农村贫农同中农结成紧密联盟的情况下从他们手中转移到试图领导并已部分地领导贫农和中农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手中。尤其是在目前时期，在城乡之间的经济比例失调加剧的情况下，必须对降低无产阶级在苏维埃系统内的政治比重的迹象保持高度警惕。
我们不得不经常在我们的敌人的注视之下批评自己的错误。他们必然会抓住我们自我批评的每一句话大做文章。
然而，谁要试图以资产阶级敌人为借口而压制自我批评，谁就恰恰帮了这些敌人的大忙。能够真正削弱我们和帮助敌人的不是批评而是掩饰错误。
我们坚决地批驳那种所谓利用错误的数字来论证政治局多数派路线的批评的指责。不论我们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和中央委员会自身的资料中援引的这样或那样一些个别数字如何，在选举中暴露出来的基本政治过程和倾向是不容置疑的。
相反，我们认为，任何试图通过玩弄数字把戏来掩饰基本政治过程的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这些过程向何处发展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
去年秋天在饲料粮问题上就发生过不能允许的玩弄数字的做法，其目的是掩盖农村的分化、低估富农的经济增长。从那时以来在经济政策方面发生的一切（春天把粮食抛向市场——这是一方面，基层苏维埃选举这是另一方面），都是对试图使统计数字迎合既定的政治结论的形形色色的做法的最严重的警告。
我们谴责那种把我们反对某些错误和倾向，维护某种路线的思想斗争说成是出于某些卑鄙动机的派别斗争的行径。
这种诋毁对全党来说是一种侮辱，也使这样做的人因此背上了骂名。
我们同样谴责那些不是公开批评我们清楚明了表述的观点，而是把一些同我们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甚至同我们反对的观点极为接近的思想和倾向硬塞给我们的形形色色的做法。
只有用不尊重党内舆论才能解释《真理报》上那篇著名小品文中和全会上一些讲话中暴露的企图，即通过暗示、中伤和阴谋硬说我们赞同或容忍下述观点：把国有工业的大部分或主要部分租让出去；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对共产国际毫无根据的卑鄙的攻击；把国有工业比作“土包子”等等。我们过去和现在的观点与这种思想毫无相似之处，而就我们观点的实质本身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只有思想贫乏和不择手段的人才会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我们。
同时我们不得不指出，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一方面把一些同我们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塞给我们，另一方面对一些更加荒谬的类似的错误却不加以制止，因为这些错误是他们本派别的追随者造成的。我们一时一刻都不怀疑，党必将把争论的核心同混杂其中的垃圾区分开来，不仅就问题的本质，而且就不能允许的争论方式提出决定性的意见。
最后我们认为，以上所揭露的领导错误和由这些错误引发的政治错误，无论如何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会贬低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苏联建设方面为教育和团结城乡劳动群众所做的巨大工作。
及时而明确地改正错误将使我们有可能更广泛地开展工作，更紧密地保持同无产阶级和农村贫民的联系。
尼·穆拉洛夫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列·加米涅夫
尤·皮达可夫
格·季诺维也夫
米·拉舍维奇
彼得松
列·托洛茨基
[1]奥洛托夫，维·米·（1890—1986）——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1年起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等职。1962年被开除出党。 |
十三人声明（〔苏〕列·托洛茨基、格·季诺维也夫等，1926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十三人声明
〔苏〕列·托洛茨基、格·季诺维也夫等（1926年7月）
一、官僚主义是派别活动的根源
二、官僚主义发展的原因
三、工资问题
四、工业化问题
五、农村政策
六、工人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弊病
七、党的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弊病
八、官僚主义和普通工人的日常生活
九、为和平而斗争
十、共产国际
十一、关于派别活动
十二、为了团结
补充声明
《十三人声明》和《八十四人声明》是“托季联盟”的两个重要文件，反映了“联盟”的最主要观点。“托季联盟”是在1926年4月开始形成的。同年7月，在联共（布）中央讨论“拉舍维奇事件”的全体会议上，托洛茨基宣读了《十三人声明》。在这次全会上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10月，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也被开除出政治局。1927年5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又发表了《八十四人声明》（一称《八十三人纲领》）。同年10月，联共（布）中央宣布进行全党的大争论。在10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托、季二人均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接着，11月，他们被开除出党。——编者注
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的党的生活中的一些危险的现象，需要我们加以认真而细致的估价。尽管党的最高层企图使党的一部分人脱离群众，并使他们离开党的正确路线，我们仍然对保持党的团结充满信心。正因为这样，我们愿意尽可能直率、明确、甚至尖锐地提出我们对那些威胁着党的有害现象的基本原因的看法，不作任何保留，既不掩饰任何问题，也不缓和任何问题。
一、官僚主义是派别活动的根源
党内日益严重的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在列宁逝世后这段时期内，官僚主义骇人听闻地发展起来了，而且还在继续发展。
执政党的中央委员会不仅掌握着对党发生作用的思想和组织方面的手段，即党的手段，而且还掌握着政府和经济的手段。列宁始终担心一种危险：把行政权力集中在党的机关手中，可能导致官僚主义对党的压力。正因为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想到要设立一个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尽管没有行政权，但它拥有一切必要的权力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并且维护党员自由地表达意见、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选举的权利，而无须担心会招致任何惩罚性后果。
1924年1月的党代表会议决议指出，目前监察委员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同党的机关中和党的实践活动中的官僚主义弊病作斗争，就是要对那些在党的组织生活中阻挠实施工人民主原则（在党的会议上压制自由发表意见，未经党章规定而限制自下而上的选举原则等等）的党的负责人追究责任。
然而；事实上——而这是首先必须加以说明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本身已变成一个纯粹的行政机关，它帮助其他机构施加压力，为它们执行大部分的惩罚性工作，扼杀党内一切独立的思想，一切批评意见，一切对党的前途表示关心的公开的言论以及对党的某些特殊领导人的批评性评论。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党内的工人民主制就是在实行党的共产主义政策时所采取的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能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的建设。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1]
只有充分实施这些原则的党内制度，才能真正使党免除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毫不相容的派别活动。把反对派别活动的斗争与党内制度的问题割裂开来，是回避问题的实质，是培养官僚主义弊病，结果也是助长派别活动本身。
1923年12月5日一致通过的决议直接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官僚主义既然扼杀意见自由和压制批评，不可避免地会把忠诚的党员推上搞秘密活动和派别活动的道路。不久以前发生的事件，特别是拉舍维奇、别连基等人的“事件”，完全证明了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把这个事件说成是某个特殊人物或某个特殊集团心怀恶意的结果，这就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盲目无知。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占主导地位倾向所造成的明显的、无可怀疑的结果，在这种倾向下，一切讨论都是由上往下贯彻，基层的党员只能洗耳恭听，他们只能单独地、偷偷地思考问题。
那些带有怀疑和不满情绪或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不敢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党员群众只是恭听党的要人们按照同一个学习提纲所作的报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疏远了，对领导的信心减少了。在党的会议上全是官样文章，因而不可避免地人们都对它抱冷漠态度。在要对问题进行表决的时候，往往只剩下了无足轻重的少数人，其他的人都匆匆离开会场，以免被迫投票赞成那些事先搞好了的决议。所有的决议都毫无例外地获得“一致”通过。这一切在各级党组织的内部生活中反映出来了。党员不敢公开表达他们出自内心深处的思想，希望和要求。这就是隐藏在拉舍维奇等人“事件”背后的真正的原因。
二、官僚主义发展的原因
非常明显，领导上越是不用党内民主的方法贯彻它的政策，则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越不把这些政策看作他们自己的政策。而经济政策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感情之间在方向上的分歧，必然会增加对高压手段的要求，并且使一切政策具有行政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特点。对官僚主义发展的其他一切解释，都是次要的，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工业落后于国家整个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无产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的降低，——尽管它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工业对农业的影响发挥得不够以及富农迅速增长，这就削弱了贫农和农业工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对政府和自己失去信心。工资的增长落后于城市中非无产阶级分子和农村上层的较高的生活水平，必然意味着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文化觉悟的降低。这是工人和乡村贫农在苏维埃选举中积极性显著下降的主要原因，这种现象的出现向我们党提出了一个最严重的警告。
三、工资问题
我们认为，在经济困难时，我们应采取一切办法和手段保证工人实际工资的稳定，只要形势有所好转，我们就应着手提高工资，但是，在最近几个月当中，我们的这些想法被贴上了“蛊惑宣传”的标签。然而，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工人国家来说，是最基本的同时也是必须采用的方法。无产阶级群众或他们的决定性的核心力量，都深深地懂得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一方面，他们每天都听到人们说：我们的经济正在增长，我们的工业正在迅速发展，一切关于工业发展比例失调的说法都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事先得到了保障，对我们的经济领导的一切批评都是以悲观主义、缺乏信心等等为根据的，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被告知：把工资维持在目前水平上的要求和在将来要提高实际工资水平的观点，全是蛊惑宣传，——这样一来，工人就无法理解，官方在总的前景方面的乐观主义是怎样同在工资问题上的悲观主义联结在一起的。这样的言论必然使群众感到是虚伪的，使他们对官方消息失去信任，并且引起潜在的不安倾向。由于对官方的会议、报告和选举的不信任态度，结果连那些纪律性很强的党员也感到迫切需要在党的机关外到处去了解一下，普通工人群众头脑中的真实思想究竟是怎样的。这包含着一种最严重的危险。我们不是要消除疾病之标，而是要消除疾病之本，尤其是要消除对待工资问题的官僚主义态度。
四月全会否定了要求把实际工资保持在现有水平这个绝对正确而且必要的建议，这显然是个严重的错误，使工资水平实际上下降了。从全部工资中扣除一部分以弥补农业税，使得情况更加恶化了。
这些情况的发展对工人日常生活和思想情绪的影响，由于在实行“节约制度”时所采用的错误方式而变得更加严重了。为争取以更加合理、更加自觉、更加节约的态度对待国家的资源而斗争，这本来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采取了错误的方式，首先是由于没有从工人和农民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结果产生了自上而下的机械的高压政策，归根到底是压迫工人和那些最无保障、收人最低的阶层和集团。在工资、农业税以及“节约制度”这三个方面的错误、必须毫不迟疑地加以彻底纠正。我们必须从现在起，为在今年秋天增加一定的工资打好基础，首先提高那些工资水平最低的阶层的工资。尽管现在仍然存在着困难而且将来还会出现困难，但在目前我国的经济和预算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正是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必须在提高国家工业生产力的同时增加工人群众现有的物质利益。其他任何政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最严重的近视。因此，目前的七月全会拒绝考虑工人的状况这个总的问题，以及拒绝对建设工人住宅这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作出明确的指示，人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四、工业化问题
过去的一年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工业落后于国家的整个经济的发展。最近农作物的收获又一次使我们认识到工业品储备不足。但是，只有当工业的发展速度不是落后于整个经济运动，而是带动其他的经济部门，并不断地使国家的技术水平更加接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才有保障。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无论对无产阶级还是对农民来说都是至关紧要的目标。只有在工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的情况下，才能使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使农民得到廉价的工业品。在很大程度上把对未来的指望建立在外国租让企业的基础上，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根本不能让它们在我们的经济中起重要的、全面的作用，更不用说起领导作用了，否则就会损害我国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要用税收、价格、信贷等方面的正确的政策，实现城镇和农村正确的积累分配，以便尽快地克服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
如果说农村中的那些上层能把去年的收获物隐藏到今年春天，从而造成了进口和出口的减少，使失业增加和零售价格上涨，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和税收政策是错误的，它使富农有机会实行这种反对工农利益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税收政策以及正确的价格政策，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现在，聚积和集中在农村上层手中的几亿卢布，仍在加重高利贷者对贫苦农民的债务奴役。商人、经纪人以及投机者已经积聚了许多亿卢布，它们连本带利早已增加到了数十亿。必须更加坚决地运用税收的压力，以便从中挤出相当大部分的资金来支援工业，加强农业的信贷体系，并且在优惠的条件下通过提供机器和设备帮助农村中的最低阶层。在目前情况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结合问题首先是工业化的问题。但是，党始终忧虑地看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业化的决议，事实上正越来越被抛在一边，正如所有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已化为乌有一样。在这个关系到十月革命生死存亡的决定性问题上，党不愿意依靠那些官方的学习提纲生活下去，因为那些东西往往不是根据事业的利益而是根据派别斗争的利益搞出来的。党希望了解、思考和弄清事实，并且自己作出决定。然而，现在的制度妨碍它这样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文件的秘密流传、拉舍维奇“事件”以及其它问题才一一出现。
五、农村政策
在农业政策问题上，转而依靠农村中的上层阶层的危险愈来愈清晰地表现出来了。已经听到一些有影响的人物的呼声：他们公开主张把农业合作社的实际领导权交给“资力雄厚的”中农，他们还争辩说要使富农的存款得到充分的保密，要使那些漫不经心的或者是无能的负债者，也就是那些贫苦农民，卖掉他们最需要的工具等等。与中农联盟的方针日益被歪曲成与“殷实的”中农的联盟，而后者往往无非是富农。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建立合作社使贫苦农民摆脱没有出路的困境。社会主义国家资源不足这件事情本身，否定立即实行任何戏剧般的转变的可能性。但这并没有给人们以权力对实际情况视而不见，用要求贫苦农民克服他们依赖心理的报告去充塞贫苦农民的耳朵，而与此同时对富农却过分宽容。在我们党内日益常见的这种态度预示着一个危险，即会在我们和我们在农村的主要支柱——贫苦农民之间挖掘一条很深的鸿沟。只有在无产阶级和乡村贫苦农民之间建立一种牢不可破的联系，才能正确建立他们与中农之间的总的联盟，即由工人阶级领导的联盟。与此同时，事实是，去年十月关于组织乡村贫苦农民的决议，在我们各级地方组织的工作中至今没有贯彻；事实是，甚至在高级行政机关中，有人显然要想把农业合作社中的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干部或贫农干部排挤出去，或代之以“资力雄厚”的中农；事实是，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在贫农与中农联盟的幌子下贫农在政治上依附中农并通过中农依附富农的现象。
六、工人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弊病
我们国家国营工业中的工人数目还没有达到两百万，如果加上从事交通运输业的工人，总数还是不到三百万。而政府的工作人员、工会的工作人员、在合作社网中工作的人员以及所有其他的坐办公室的人员，他们数目决不少于三百万。这个统计的对比本身就证明官僚机构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巨大作用。显而易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其社会成份和生活水平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他们脱离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一方面接近生活舒适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接近商人、土地出租者、富农和新资产阶级。
列宁曾多次谈到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弊病，谈到在很多场合下工会必须保卫工人使之不受苏维埃国家的侵犯。但是恰好在这一方面，党的官僚沾染了一种最危险的自欺欺人的习气。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省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最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点。[2]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工人的国家……，可是人们却送给我们一个公式，根据这个公式，更确切地说，是要使工人阶级更加靠近我们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应当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使工人更加靠近我们的国家。可是，我们的这个国家如果不是工人的国家，那么它是谁的国家呢？难道它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吗？怎样使他们更加靠近国家呢？就是说，怎样使工人自己更加靠近工人阶级呢？工人阶级不是掌握了政权，控制着国家吗？”
这些令人吃惊的话否认一个迫切的任务，这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要进行一场斗争，使国家机构真正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服从它自己。这种观点与列宁的观点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列宁在他最后几篇文章之一中写道，我们的国家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它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3]所以，一切真正严肃的而不是虚情假意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都被视为干扰、发牢骚和进行派别活动，这是很自然的。
七、党的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弊病
1920年，在列宁领导下的党代表会议认为必须宣布：不容许党的机关和个别同志不根据实际情况而根据任何其他考虑来动员党员群众。“不容许采取压制手段来对待那些对党所决定的某些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4]今天党的所作所为处处与那个决议相抵触。真正的纪律松弛了、削弱了，被代之以对机关中有权势人物的服从。在最困难时期党依靠的那些干部正在被大批地逐出干部队伍，被重新分配，被流放，被迫害，而且到处被代之以随便什么样的人，那些人没有经过考验，而补此不足的是他们具有绝对服从的本领。在党的制度中的这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弊病，正是把党所了解的的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忠诚的守纪律的党员拉舍维奇和别连基同志打成被告的原因。对他们的起诉乃是对官僚主义弊病的起诉。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央机构的重要性是无需解释的。如果没有这根结实的党的“脊梁骨”，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党的机关绝大部分是由忠诚的和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所组成的，这些人除了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之外没有别的动机。在一种正确发挥作用的制度下，再加上适当地分配党的力量，这些党的工作者就将成功地实现党内民主。
八、官僚主义和普通工人的日常生活
官僚主义在党、经济、日常生活、文化等一切领域中沉重地打击工人。在过去几年中，党的社会成份确实改善了，但是同时还有一点也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增加党内工人的数目，甚至是增加来自车间的工人的数目，仅仅这一点并不能保证党避免官僚主义的弊病以及其他危险。事实上，在目前的制度下，普通党员所起的相对的作用极其微小，实际上往往等于零。
官僚主义体制的最坏的后果，就是它对于工农青年的生活施加影响的那套作法。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青年人没有以往阶级斗争的经验，只有通过独立地发挥自己进行思考、批判以及在实践中检验事物的能力，才能提高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水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多次告诫我们，对青年中的思想变化过程，必须特别谨慎和关心。但是，官僚主义的作法恰恰相反：它用虎钳钳制青年的发展，不让他们提出怀疑和问题，扼杀批评，一方面使青年缺乏信心和勇气，另一方面则培养他们的名利思想。
在过去的一个时期中，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上层中，由于从年轻的和没有经验的人们中间提拔了大批新的官僚，名利思想已经发展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因此，一种倾向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无产者，贫农和农业工人被逐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岗位，代之而起的是知识分子和市侩，这些人更容易适应统治集团领导的需要，但是，他们与工人群众和较下层农民群众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就像在党内一样，为了保证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内实行正确的无产阶级路线，必须把车轮的方向扭到民主化方面来，就是说，要创造条件使青年能工作、思考、批评、作决定并且在党的指引下达到革命的成熟性。
官僚主义制度像铁锈一样渗透到每个工厂和车间的生活中。假如说，党员事实上被剥夺了对于他们的区委、省委或是中央委员会进行批评的权利的话，那么，在工厂中他们就被剥夺了对他们的直接上级提出批评意见的机会。党员群众遭到威胁。一个行政官员，如果因为是一个“忠诚的人”而获得上级党组织的书记支持的话，那么，他就可以保证自己不受到来自下面的批评，即使管理得一蹋糊涂或者称王称霸，往往也不被追究责任。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节约地使用国家资源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由广大群众，首先是由工厂和车间的工人进行严格的监督。只要他们不能公开批评和反对不正当的行为和滥用权力的行为，由于害怕被称作“反对派分子”、“不满分子”或捣乱分子，或由于害怕被开除出党支部甚至工厂，而不敢指名道姓地揭露那些应负责任的领导人——只要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则争取“厉行节约”或提高生产率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会被纳入官僚主义的轨道，即往往损害工人的切身利益。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清。在制定工资率和劳动定额的问题上，拖拖拉拉、毛毛草草，使工人的生活更加困苦，这十之八九是对工人最基本的利益和生产本身采取官僚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的直接结果。这也可以认为是不能按期发放工资的原因，即把一件应当特别关心的事情置诸脑后。
那些上层人物大搞所谓过火行动的问题，是完全与压制批评联系在一起的。反对这些过火行动的通知写了很多。各级监委处理的“案子”并不少。但是，群众对于由官方进行的这种反对过火行动的斗争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在这里，也只有一条出路：要让广大群众畅所欲言。现在这些迫切的问题在哪里讨论呢？不是在党的正式的会议上，而是在旁边，在各个角落里，偷偷摸摸地，担惊受怕地讨论。拉舍维奇等同志的事件正是由于这些不能令人容忍的条件而产生的。彻底解决这个案件的办法就是一定要改变这种情况。
九、为和平而斗争
在各国工人阶级兄弟般团结的基础上发展世界革命运动，是保障苏联不受侵犯，保障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机会的主要手段。但是，假使直接或间接地在工人群众中制造这样的希望，即似乎社会民主党人或阿姆斯特丹分子，特别是以托马斯、珀塞尔这样一些人为首的英国总委员会愿意或者能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武装干涉等等的斗争，那么，这就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这些英国妥协主义的领导人，在总罢工中这样无耻地背叛了自己的工人，现在，在煤矿工人罢工的问题上正在干他们的变节勾当，在战争威胁的时刻，他们甚至会更无耻地背叛英国无产阶级，同时也会背叛苏联和和平事业。列宁在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的代表团的著名指示（1922年12月4日）中指出，只有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无情地揭露那些机会主义分子，才能在资产阶级企图再次挑起战争时，防止资产阶级乘工人们不备而进行突然袭击。列宁在论述在海牙的阿姆斯特丹“和平主义者”时写道：“最重要的是驳斥这样一种论调：似乎所有到会的人都是反对战争的，似乎他们都懂得战争怎样在而且一定会在一个最突然的时机到来，似乎他们都多少懂得一点反对战争的方法，都多少有点能力采取聪明的，可以达到目的的办法来反对战争。”[5]
列宁提醒全党要特别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关于反战问题”，甚至在许多共产党人的讲话中也包含有“许多极端错误、极端轻率的声明”。列宁写道。“我认为，对于这种声明，特别是战后发表的这种声明，应当坚决表示反对，毫不留情地指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对他们的批评可以委婉一些（特别是在必要的时候），但是决不能缄默不言，因为轻率地对待反战问题是极坏的、绝对不能宽容的事情。”[6]
我们党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重温列宁的这些教导。一定要使所有的人知道，托马斯们，麦克唐纳们以及珀塞尔们不可能阻止帝国主义的进攻，就像策烈铁里们、唐恩们以及克伦斯基们过去未能阻止帝国主义的屠杀一样。
一个保卫苏联以及维护和平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就是日益强大的红军同我国以及全世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凡是加强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作用，加强它同农业工人和贫农的联系，从而也加强一切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措施，都会使苏维埃国家能更加可靠地对付进攻，都会加强和平事业。
十、共产国际
党的阶级路线的修改意味着党的国际路线的修改。所有新造的含糊不清的理论，如果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即似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与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进展及结局毫无关系的话，都必须加以抛弃。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正在为独立而斗争。我们大家都在同一条战线上进行战斗。这条战线的每一个地段上的每一支部队都一定要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作出最大的努力，而不要等待别人采取主动。在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以及东方反对帝国主义奴役斗争的密切配合下，社会主义将在我国取得胜利。共产国际以及它的政策方向的问题，是与它的内部制度，从而也是与向来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党的我们党的制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党的任何偏颇，必然传播到共产国际的各国党中去。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责任从国际的角度对我们的路线进行一次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检验。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认，必须使各外国的党更加独立地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然而，此决议像其他许多决议一样，仍然是一纸空文。这并不是偶然的。只有在我们自己的党内有正常制度的时候，共产国际内部许多有激烈争论的问题才能通过正常的政治和组织途径加以解决。用生硬的方法解决有争论的问题，有日益削弱各国共产党的内部团结以及党与党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危险。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上，我们需要来一次决定性的转变——转到列宁制定的、在他的领导下被证明是正确的道路上来。
十一、关于派别活动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前的两年中，存在一个由六名政治局成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同志组成的“七人”宗派集团。这个处于最高领导阶层的宗派集团背着党，事先决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议事日程上的每一个问题；并且独自决定许多问题，根本没有把它们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集团根据派别原则决定党的人事安排，它的成员都受其派别内部纪律的约束。与古比雪夫一起参加“七人”集团活动的，恰恰是那些正在进行一场残酷的反对“派别”和“小集团”斗争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人，诸如雅罗斯拉夫斯基、扬松等。毋庸置疑，自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最高领导阶层中还存在一个类似的宗派集团。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以及在其他一些重要的中心城市中，举行了一些秘密会议，这些会议都是由党的机关中一部分高级领导人组织的，——尽管他们控制了全部官方机构。这些由经过挑选的人员参加的会议，完全是派别性质的。他们可以阅读秘密文件。任何不属于这个派别的人，只要传递过这种文件，也要被开除出党。那种认为“多数派”不可能是一个派别的论调显然是荒谬的。讨论和正式通过决议应该由正常的党的机构来进行，不应该由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派别背着正式机构事先决定所有的问题。这个占统治地位的派别有它自己的少数派，这个少数派把派别的纪律置于党的纪律之上。
这个派别组织的意图，就是不让党运用党章中规定的正常方法，改变党的机关的人员和政策。这个派别组织正在一天比一天更严重地威胁着党的团结。
人们对列宁逝世后所形成的党内制度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人们对政策中的一些偏颇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因此，出现反对派和产生激烈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党的领导集团不是从已经表现出来的那些新的、比以往更为严重的事实中吸取教训，不是改正自己的政治路线，而是不断地加重自己的官僚主义错误。目前处于统治地位的派别的演变表明，毫无疑义，1923年的反对派的核心人物曾经警告背离无产阶级路线的行径的危险，以及那种日益增长的机关制度的威胁，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成十、成百名1923年反对派的领导人，其中包括许多老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他们经受过斗争的锻炼，不屑于追求名利和阿谀奉承，尽管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和服从纪律，但直到今天仍然被拒于党的工作大门之外。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对列宁格勒反对派核心人物采取的压制措施，不能不使我们党内最优秀的工人忧心忡忡，因为他们向来认为，列宁格勒的工人共产党员是最富有经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克服日益增长的富农危险之必要性已完全显示出来的时候，领导集团却采取了反对列宁格勒工人的先锋队的行动，而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对那种危险发出了警告。成百名最优秀的工人被逐出了列宁格勒，成千名列宁格勒党组织中最优秀、最积极的工人党员被用这种或那种借口调离了党的工作岗位。对每一个诚实的党员来说，这些列宁格勒的工人在政治上的正确性，总的说来现在已完全清楚了。
列宁格勒党组织所遭受的创伤只有通过彻底改变党内制度才能治愈。可是，如果事情继续按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那么，毫无疑问，不仅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而且在其他的政治地区和中心，如顿巴斯、巴库、乌拉尔等地，也一定会实行新的镇压、清洗和流放。许多人也将因此而丧失生命。
背离列宁思想的倾向没有比一种企图表现得更为突出的了，这就是使用孟什维主义这个时髦的字眼来避免对党目前的方针的危险作出布尔什维克的估计。恰恰是党的领导阶层中那些思想上最僵化的人擅长玩弄这种手段。孟什维主义断定苏联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资本主义的蜕化变质，它的全部分析都以工人阶级将与苏维埃国家决裂为出发点，就像社会革命党人指望“强大的”农民阶级会同苏维埃国家决裂一样。实际上，只有当工人阶级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裂痕会开始扩大时，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孟什维主义才有希望暂时死灰复燃。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必须在这一裂痕刚刚出现时就注意它，而不能像官僚主义者们那样，对它熟视无睹，否认解决使苏维埃国家进一步靠拢工人阶级和农村贫苦农民的问题是极其必要的。粉饰现实；官方在总的经济问题上抱乐观主义，而在工资问题上抱悲观主义；不愿意正视富农同时反而博取富农的欢心；对贫苦农民关心不够；在工人阶级的中心实行特别粗暴的压制策略；拒不接受最近几次苏维埃选举的教训——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真正直接地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大开绿灯。
认为对所谓反对派进行硬性报复就能扩大党内民主的想法，不过是赤裸裸的自欺欺人罢了。根据党的全部经验，党不可能再相信这种安慰性的传奇。硬性压制的结果是，正在出现新的裂痕和分歧，把更多的人解职，把更多的党员开除，而且对全党采取新的压制策略。这种制度将不可避免地使最高统治集团成为孤家寡人，使领导的威信降低，从而迫使它使用两倍、三倍的压制的手段来代替思想上的权威。党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终止这种毁灭性的做法！列宁的榜样表明，为党提供坚强的领导并不意味着窒息党。
十二、为了团结
丝毫不用怀疑，党完全有能力克服它所面临的一切困难。以为党在团结的道路上不可能找到出路的看法，纯系一派胡言。而且，只有在团结的道路上才能找到出路。但是，正因为如此，对待出现的问题必须采取关切的、诚实的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我们不赞成那种“没完没了的”讨论，也反对那种“讨论热”。这种从上头强加于党的讨论极大地消耗了党的精力，这种讨论多半使党“变得耳聋”，使党很少受到教益或得到改善。
我们在此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议：让我们通过共同的努力在党内恢复一种制度，使得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能完全按照党的传统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感情和思想来加以解决。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党内民主。
只有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才可能有健全的集体须导，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在沿着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而开展的斗争和工作中，我们保证无条件地、完全彻底地支持中央委员会。
补充声明
根据6月24日政治局的决定而被列入目前正在举行的全体会议议事日程的所谓“拉舍维奇事件”的问题，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7月20日的决议，在最后一分钟突然变成了季诺维也夫同志的“事件”。我们认为，首先必须指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草案中所提到的一切事实、报告和疑问，都是在六个星期前，当中央监寒委员会主席团传阅它的关于拉舍维奇等人“事件”的决议时，为大家所知道的。在那个文件中并没有提到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名字。可是，最后的决议草案却非常清楚地表明，“所有的线”都牵到了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身上。每个人都非常清楚，这个问题不是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而是由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那派别集团决定的。
我们看到了要把一个计划贯彻到底的新阶段，这是一个早就策划好了而且一直在实行着的计划。最早作为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直接结果，消息非常灵通的一些党的干部，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鼓励之下、相当广泛地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他们要求改组政治局，开除一些曾在列宁领导下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由新的成员代替他们，这些新成员将组成拥护斯大林同志领导地位的可靠的基础。这个计划得到直接围绕在斯大林同志周围的那个紧密结合的集团的支持，但却遭到另一些根本不屑“反对派”的人们的坚决反对。毫无疑问，正因为如此，党的领导集团决定一步一步地执行这个计划，在这个运动的每个阶段利用一切合适的机会来实现这个计划。扩大政治局，同时把加米涅夫同志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是这个彻底改组党的领导的预谋计划的第一步。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留在政治局，保留加米涅夫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其目的在于给全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老的核心力量被保存下来了，从而减轻人们对于新组成的中央领导的能力和资格所抱的极度担心。早在十四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的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在继续进行反对“新反对派”的同时，仿佛是按照同一个信号，在各地，首先是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开始了反对托洛茨基同志斗争的一个新阶段。当时，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人在一些积极分子会议上公开说，下一个打击应该轮到托洛茨基同志了。一些根本不属于“反对派”之列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表示不赞成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的说法。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后面站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这一点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当时，在党内——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其他一些地方——人们到处都在议论托洛茨基同志即将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的问题。
拉舍维奇同志的案件并没有给改组党的领导的基本计划增添任何实质性的新东西，但是，它却促使斯大林集团对贯彻这个计划的方式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直到最近，这个计划是要把第一个打击指向托格茨基同志，而把季诺维也夫的问题拖到下一个阶段去解决，以便使党逐渐习惯于新的领导，在部分改变领导的每一个新阶段都使党面临一个既成的事实。但是，由于拉舍维奇、别连基等人同季诺维也夫同志关系密切，因此，他们的“事件”促使领导集团改变了计划的顺序，而把打击指向季诺维也夫同志。他们之所以在经过犹豫和阻扰之后才改变这一计划，显然是由于，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拉舍维奇“事件”的最初决定根本没有提到季诺维也夫的问题，尽管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新的决议草案中所列举的那个“案件”的全部成员，在第一次提出对拉舍维奇同志指控时就已出现了。要求把季诺维也夫同志开除出政治局的建议，是在最后一刻根据中央的斯大林集团的命令而提出来的，这是用新的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代替老的列宁主义党的领导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步骤。
同过去一样，这个计划被逐步付诸实行。让托洛茨基同志仍暂时留在政治局，首先是为了使全党有可能相信季诺维也夫同志是由于真的被牵扯进了拉舍维奇事件而被撤换；其次是为了不至于由于多次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而在党内引起过份的惊恐。但毫无疑问，在斯大林核心内部，托洛茨基同志的问题以及加米涅夫同志的问题早已定了，从这种意义上讲，就是说，要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完成整个计划的这一部分，只是一个组织处理和寻找一些真实的或者杜撰的适当借口的问题。这里所涉及到的问题是彻底改变党的领导的问题。我们在拉舍维奇同志的事件被转变成季诺维也夫同志事件之前所写的主要声明中，已对这种改变的政治意义进行了详细的评述。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如果斯大林集团所策划的改组领导的计划被付诸实行了的话，那么，这种明显脱离列宁主义路线的倾向就会朝着极度猖獗的机会主义方向发展。列宁在那个被人们认为是他的遗嘱的文件中，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他的思想，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我们同列宁一样确信，斯大林及其集团的组织政策，由于进一步迫害党的重要干部和进一步脱离阶级路线，正在威胁着党。目前争论的问题是关系到党的领导、党的命运的问题。鉴于上面所谈到的一切，我们表示坚决反对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极为有害的、宗派性的建议。
姆·巴卡也夫尤·皮达可夫
格利兹金伊·阿夫杰也夫
米·拉舍维奇格·季诺维也夫
尼·穆拉洛夫娜·克鲁普斯卡娅
安·彼得松列·托洛茨基克·索洛维约夫
列·加米涅夫格·叶夫多斯莫夫
译自列夫·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的挑战（1926一1927）》
TheChallengeoftheLeftOpposition(1926-27)
1980年纽约探路者出版社英文版第73一92页。
译者：唐亮，黄玉石，刘苏里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3年第2期
注释
[1]《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分册第54页。
[2]《真理报》1925年12月5日。
[3]《列宁选集》第4卷第693页
[4]《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1页。
[5]《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6—407页。
[6]同上书第408页。 |
谈谈施米特同志关于工资的建议（托洛茨基，1926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谈谈施米特同志关于工资的建议
托洛茨基（1926年7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37
施米特[1]同志的决议把必须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尽管我们这里说的是工资，而不是劳动生产率——放在首位，但只字不提相当一部分经济工作者力图过度扩大管理机关的权力，致使工厂的内部规章不仅回到了“战前模式”，而且还有过之。例如，列宁格勒“红三角”工厂就规定，“如果一个工人在三个月之内迟到五次，哪怕一次只迟到一分钟，那他就会无条件地被解雇”。要求“对因病缺勤三天以下者保险部门减发甚至完全停发工资”，就是说，缺勤不超过三天的工人将被自动归入泡病号者之列。建议“为大型企业配备医生并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使他们成为对开病假条负责的人”。要求制定“强制性的工业法典，该法典应当规定管理部门的权利并赋予这种权利以某种不得抗拒的效力。”所有这些都刊登在《工商报》上（1926年7月1日第147号），标题为《如何同旷工现象作斗争》。
这些要求在全苏劳动局和工资等级制定局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有反映。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对劳动法典加以修改，使其规定：（1）管理部门有权在轻的处分未取消时给以重的处分；《2）“对多次违反上下班规定，一个月内三次擅自离岗，没有正当理由缺勤三天以上者立即予以解雇时、对被解雇者“不发退职金”；认为必须“在缺少劳动等价物的情况下（即在哪怕有正当理由而缺勤的情况下）将确定需要支付报酬的情形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修改停工付酬办法”，“修改关于为未成年人预留工位的立法”等等。（1926年7月149《工商报》）
毫无疑问，工厂的劳动纪律应当得到维护。但劳动纪律的维护和加强应当越来越建立在工人自觉对待生产、搞活工会工作的基础上，而不应建立在机械地加重“处罚条例”和“授权管理部门任意运用该条例”的基础上，否则必然会出现粗暴损害工人权利的现象。对任何修改劳动法典以减少工人权利的企图都应予以坚决的反驳。所有提高工资的含含糊糊的许诺，同对经济制度的官僚主义歪曲和管理部门加强对工人的机械压力一样，其后果只能是加深工人与国家之间的裂痕。
※※※
施米特同志（在其石印的报告中）列举的数字说明了许多现象，这些现象表明工资政策的总方针是错误的。（1）苏联商业企业职员的工资大大超过了工人的工资：甚至在外省，今年第二季度商业职员的平均工资也达到了60.81金卢布（莫斯科为102.82，列宁格勒为84.80），而同期全苏工人的平均工资仅为5148；（2）今年第二季度，工业职员的工资从第一季度的98.38金卢布提高到了101.42，而同期工人的工资从第一季度的52.14金卢布下降到了51.44。可见，工业职员还可以部分地补偿这一时期日用消费品的涨价，而工人甚至连名义工资额都未能保住；（3）机关职员的工资与业务人员的工资之间的巨大差距引人注目：例如，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州和省级机关职员的平均收入在莫斯科为100.6卢布，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工作人员——其业务水平并不低——为66.61，而普通学校工作人员为50.68。农业人民委员部也是一样，农业人民委员部机关——91.29，而试验和示范机构——59.66，卫生人民委员部也是如此，机关——108.93，而医疗机构和疗养院——51.76。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了一种普遍的很不正常的倾向，即我们机构的官僚部分（工业职员，人民委员部的管理机关）与那些为居民的社会文化需求服务的工人和工作人员（医生、教师等等）之间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向着有利于前者的方向扩大。因此必须指示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采取坚定的方针，使这两部分人的工资最大限度地趋于平均。
※※※
建议：
1.（1）鉴于至今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尽管为此作了一个又一个决定，因此责成劳动人民委员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会同各加盟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在两个星期之内制定出对任何拖延发放工资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和其他责任的措施草案。
（2）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和劳动人民委员部从保证按时向工业和运输业发放工资的角度修订国家银行第四季度的信贷计划。
2．认为必须：
（1）使实际工资恢复到去年年底的水平；
（2）防止工资下降；
（3）在签订新的集体合同时保证工资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而提高，首先从落后的工业部门（矿山工业、冶金工业、运输业）和每一部门中工资最低的那类工人做起。
（4）责成劳动国防委员会在两个星期之内向政治局提交有关的计算结果。
3．鉴于节约制度总是集中在阻力最小的方面，损害工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成立一个委员会，责成该委员会在两个星期之内对有关材料进行认真研究并具体地提出可行性建议，即应把厉行节约的斗争引上适宜的道路的建议。
认为不能容许按照加强对工人的机械影响措施的精神修订劳动法典，工资等级制定局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正是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4．责成李可夫同志（劳动国防委员会）在一个月之内就下一个经济年度的失业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列·托洛茨基
[1926年7月]
[1]施米特，瓦·弗·（1886〜1940）——1918〜1928年先后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劳动人民委员。1923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际委员会副主席。1925〜1930年任中央委员。后遭镇压。 |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就避免争论致斯大林并转全体政治局委员（1926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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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就避免争论致斯大林并转全体政治局委员
（1926年7月1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32
说明：文件左上角有托洛茨基的附笔：“看来为季诺维也夫所写”。
明天就要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议题是党内生活中的些尖锐问题。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以及将要作出的决议定会对党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毋庸置言，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一定要全力避免在切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采取有可能削弱党的步骤。迄今为止，所有的正式声明都谈到了必须避免党内争论。然而，已经确定于今、明两天在莫斯科召开支部委员会会议和各支部会议，为的是尽快就应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解决的问题作出决议。有理由担心，莫斯科党组织书记乌格拉诺夫[1]同志的这一举动将使中央委员会而临一场实际上已从上层开始的单方面争论。
因为我们深信争论会给党带来极大危害，所以我们认为必须提醒政治局对这一情况加以注意。
格·季诺维也夫
列·托洛茨基
1926年7月13日
[1]乌格拉诺夫，尼·亚·（1886—1937）——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21年先后任彼得格勒省委委员会书记、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书记，1924～1928年任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21年起任党的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0年任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9年任中央书记。 |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声明（1926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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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声明
（1926年7月1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02796
我们恳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些行为，首先是《真理报》编辑部的行为，他们曾多次重申，中央和党都不想挑起争论，但他们的实际做法却明显自相矛盾。布哈林同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他的有关英俄委员会问题的报告，以极其歪曲的形式介绍了政治局内的不宜外传的辩论。布哈林同志虽未指名道姓，却想方设法让听众和读者明白，他到底在和谁进行辩论。向党员大会，尤其是向报刊披露政治局的辩论情况就是在进行争论，至少是想挑起争论。虽未指名道姓，但不是引章摘句就是种种“暗示”，伪装得也太幼稚、太不像样了，简直不值一提。无独有偶，捷尔任斯基同志（他在这场辩论中也出尔反尔）的讲话也把政治局内部的这场辩论广为传播，弄得国内人人皆知。
最后，《真理报》针对梅德维捷夫[1]同志大概在1924年初写的那封党并不知晓的信发表的编辑部评论，很明显表明他们极想引发一场争论或单方面进行争论，如果《真理报》评论援引的这封党并不知晓的信的文字属实的话，就得承认，这封信中的思想极其错误，应该加以谴责。但奇怪的是，《真理报》编辑部把这封信藏了两年多，现在才抛出来，并且附上一系列明显针对特定的几位政治局委员的政治诬陷，所以这除了要迫使这些委员参与政治争论外没有别的目的。同时《真理报》编辑部及一些实际上已开展争论的负责工作人员还不断声称，“党不想进行争论”。首先应该坚决彻底地谴责这些尝试，因为这样做是想让党身不由己地卷入争论，同时把挑起争论的责任推给形式上居少数的，并未挑起也不打算挑起争论狂热的那部分党员身上，因为他们希望半年来经济政治领域的雄辩事实会促使大多数党的现任领导人起来纠正党的方针。
因此，如果说《真理报》编辑部在争论问题上的做法严重背弃了它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职责即保证党的正常发展，不要引发争论震荡，那么《真理报》的行为，就其实质来看，就更加恶劣了。
两年多以前梅德维捷夫同志在党不知晓的那封信中是否谈到过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问题，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梅德维捷夫同志是在有限的读者圈里传播了绝对错误的思想。但《真理报》编辑部不可能不知道，去年底今年初加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23个工会已修改了自己的章程，删除了其中有关它们隶属于红色工会国际的条款，代之以有关它们隶属于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条款。由于国际工会联合会只有两个：红色工会国际和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因此在章程里以国际联合会取代红色工会国际，只能说明持这种主张的人正在为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作准备。我们认为，党中央机关报责无旁贷应捍卫工会的思想路线，不可能不知道章程中这些极其重要的修改，也不可能不了解修改的意义和目的。那么《真理报》在以阿姆斯特丹黄色国际取代红色工会国际一事上保持沉默，甚至这种做法被果断地指出后仍保持沉默，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这里说的可不是个别同志一封反映其绝对错误意见的私人信件，而是印数达数百万份、应按照一定的方向教育千百万工人的正式章程。他们的这种做法自然使人们想到，《真理报》从档案库里抛出梅德维捷夫同志这封两年多以前背着党写的信是为了掩盖他们在原则上纵容工会领导人用阿姆斯特丹国际取代红色工会国际的错误。
《真理报》称，“决不能同阿姆斯特丹的叛徒们、麦克唐纳之流及考茨基之流联欢，同时也不要向施瓦尔茨、达林和阿布拉莫维奇[2]之流伸出手去。俄国的孟什维克究竟比他们‘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同道坏在哪里呢？”对于这个说法可以表示同意，不过它过于简单化，因为英国工会加入了阿姆斯特丹国际，因而是阿姆斯特丹派，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基础上与之“联欢”，建立英俄委员会。有人说这样做的不是党而是工会，这种说法也于事无补，因为《真理报》自己也与阿姆斯特丹的叛徒们、与麦克唐纳之流、与考茨基之流及阿布拉莫维奇之流沆瀣一气了。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揭露梅德维捷夫两年多以前写的那封无人知晓的信里的错误思想时，《真理报》是过于激进了。就是这个《真理报》却支持我们同阿姆斯特丹派中那部分刚刚背叛了总罢工的人联欢，因为无论《真理报》编辑部在这个问题上怎样诡辩，英俄委员会都是一个政治同盟，也就是与一些阿姆斯特丹分子特殊形式的联欢反对另一些阿姆斯特丹分子。总罢工的经验表明，总理事会在总罢工期间出于总罢工的种种目的不去与俄国工会结盟，还号召麦克唐纳和托马斯的议会党团代表来共同领导罢工。总理事会的此举表明，对于总罢工来说，把经济与政治、工会工作者与政治家对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背叛总罢工的过程中麦克唐纳以议员的身分出现，托马斯也是以议员和工联分子的身分出现，正如波赛尔和其他总理事会成员一样。要向群众解释，说我们不能和麦克唐纳建立任何联盟或签订任何协定，因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政客，而我们可以继续与齐特林维持英俄联盟，因为齐特林是工联分子，对波塞尔的叛变行为应从工会的角度，而不是政治角度去评价——搞这样的烦琐哲学，那就是要搞乱群众的思想，使共产主义思想彻底声誉扫地。
有人认为我们布尔什维克应留在英俄委员会里，因为总理事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反映，这种说法更为荒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提法集中反映了政治尾巴主义的全部实质。其实这种哲学就是说工人阶级该有什么领袖就有什么领袖，因此，反对领袖或与领袖决裂就是反对群众或与群众决裂。总理事会当然是英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定阶段。但总罢工及对罢工的背叛行为却震撼了这一阶段。英国工人阶级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有些人就打算取消这个阶段。总理事会背叛总罢工后有这种打算的人就更多了。我们的任务并非是听天由命地去观察各个“阶段”，而是要以实际言行（在这一次则是要用榜样）来帮助英国工人阶级中最革命分子，对于他们来说总理事会不是一个阶段，而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绊脚石和敌人。这就是不同于尾巴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提法。正是因为《真理报》编辑部在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栽了一个比谁都大的跟斗，它现在才在梅德维捷夫同志过去写的那封无人知晓的信里搜罗错误，叫嚣决不容许与阿姆斯特丹的叛徒们、与麦克唐纳之流和考茨基之流联欢。试问，工人群众会不会把这理解为要退出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呢？这会不会是鼓励召回主义呢？如果不容许我们与阿姆斯特丹上层人物（这一回《真理报》把他们与麦克唐纳和考茨基之流的政策扯到了一起）结盟，是不是说也不容许工人留在阿姆斯特丹工会里。抑或《真理报》想对实际上是被迫加入历史上形成的工会和自愿同这些工会的领袖们（他们起的政治作用与麦克唐纳和考茨基起的政治作用一样）结成政治联盟这两种情况加以区别。可这样一来，《真理报》岂不是彻底揭露了布哈林同志那套烦琐哲学的理论了吗？正是布哈林的这些理论在英俄委员会破坏了总罢工之后，在煤矿工人罢工遭到暗中破坏之后仍主张保持英俄委员会。《真理报》越是在对工人运动的革命领导的这些基本问题上乱了套，人们就越会想到抨击梅德维捷夫过去写的那封无人知晓的信无非是要用种种谣言、暗示和叫嚣来迷惑党、蒙蔽党、给党的思想制造混乱，从而掩盖他们自己思想上的破产。
如果梅德维捷夫同志两年多以前真的说过要把我国工业整个或其主导部分租让出去，那么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应该予以谴责。我们不清楚《真理报》的报道在多大程度上是属实的（我们不得不声明，这种情况并非一贯如此），但至少现在（1926年7月）《真理报》应该能找到它认为应予抨击的意义更重要、分量更重、内容更新的事实。我们知道，农业人民委员斯米尔诺夫[3]同志曾正式建议要保证把农业合作社的领导权掌握在“生产上实力强的”中农手中，实际上是说把合作社从农村下层收过来再转交给农村上层以实施布哈林提出的“发财吧”的口号。我们知道，斯米尔诺夫同志曾建议要为农村上层的存款保密，好不让他们戴上富农的帽子，而我们的任务是及时弄清富农的周转额以便相应地收取他们应缴的税款。我们知道斯米尔诺夫同志曾建议修改现行立法以便可以出售不能如期偿债的人即贫农的最需要的农具。我们知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条例已扩大了小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减少无产阶级的选举权。我们知道苏维埃近期的改选结果表明，实行上述政策后，我们到底在向什么方向发展。苏维埃改选无疑以统计数字向我们发出了警告，如果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无产阶级专政就要蜕化为小资产阶级局限性的王国。
《真理报》编辑部对斯米尔诺夫同志（农业人民委员）、农业合作社会领导人卡缅斯基同志的建议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条例等中表现出的种种倾向不置一词。相反，《真理报》编辑部却向中央委员会中那些及时提出警告、及时揭发和及时提出改变方针的同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出于这一斗争的目的，《真理报》还从档案库里翻出了梅德维捷夫同志的那封无人知晓的信，从中引用了（引得对不对，我们不清楚）根本错误的观点并利用诡辩、烦琐哲学、暗示和谣言的手法试图把事情说成是，梅德维捷夫同志这些根本错误的观点与某些同志的观点有某些相似的地方，这些同志认为，“发财吧”这一门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内某些因索发展的一定“阶段”（不是向上的阶段，而是向下的阶段），这个口号与粮食人民委员的建议、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与对工业化问题的态度、与对工资问题的立场有密切联系，这一口号与这些建议和批示等等构成一个虽尚未完全定形，尚未完全确定，但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体系。
我们还是可以毫不费力地对《真理报》编辑部的全篇评论逐行加以分析，揭穿它错误百出、装腔作势、空话连篇、一味诡辩的种种丑态。虽然这场争论明显是《真理报》编辑部通过暗示、造谣这种半遮半掩的手段一手挑起的，但我们仍认为，党不应追随《真理报》编辑部的做法，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通过正常的途径来解决一些至为重要的问题，首先就是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不要再干扰党，也不要用错误的方法把党卷入争论的狂热中去。
格·季诺维也夫
列·托洛茨基
1926年7月11日
[1]梅德维捷夫，谢·巴·（1885〜1937）——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主工党。1920-1922年任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后从事经济工作。
[2]阿布拉莫维奇，拉·（1880～1963）——崩得领袖之一，1923年参与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任国际执行委员会常务局委员。
[3]斯米尔诺夫，亚·彼·（1877〜1938）——1896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十月革命后历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副粮食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书记等职。 |
论平等（托洛茨基，1926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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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平等
托洛茨基（1926年7月1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02795
实行新经济政策前夕，在列宁领导下的中央曾强调指出：“我们必须一再提醒全党注意争取进一步实现平等——首先是在党内，其次是在无产阶级内部以及一切劳动群众内部，最后是在各个主管部门和各个工作人员集团之间，特别是在专家和负责工作人员同群众之间”（摘自俄共（布）全国代表会议决议。1920年9月）[1]。
当然，实行新经济政策使经济和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产生了与实现平等相抵触的条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党可以在这方面及其他方面默认新经济政策中的资产阶级倾向。
所以，1925年底（实行新经济政策的5年后）当中央打算将大平等问题再次提上日程时，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对此采取了敌对态度，这种现象非常令人担忧。
漠不关心乃至敌视那些技术不熟练和不太熟练的工人阶层，把他们看做达不到我们官僚的“高”水平，因而才向往平等的“愚昧无知的群众”，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了（乌格拉诺夫同志的有关讲话尤其错误）。这样对待低收入的工人阶层是机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典型特征，这种现象与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仍不愿意切实提出有步骤地实现大平等问题如出一辙。
列·托洛茨基
1926年7月11日 |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波兰委员会的讲话（1926年7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РЕЧЬТРОЦКОГОВПОЛЬСКОЙКОМИССИИКОМИНТЕРНА2-ГОИЮЛЯ1926г.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波兰委员会的讲话
托洛茨基
1926年7月2日
Zveza翻译
〔来源〕原文原载于《反对派公报》第29—30期
俄文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323.html
我只想谈谈两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上次会议和今天会议的辩论环节都不断地暴露出来。
第一个问题是：毕苏斯基运动[1]（пилсудчина）是什么，它和法西斯主义有什么联系？
第二个问题是：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犯错误的根源在哪里？我指的不是个人或者集体的根源，而是以时代条件为基础的客观根源，虽然它并不减轻个人要承担的责任。
第一个问题：毕苏斯基运动和法西斯主义。
这两种潮流无疑有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的突击部队都是从小资产阶级当中招募来的；毕苏斯基和墨索里尼的行动都是在议会之外，公开采取暴力和内战的手段；他们的努力都不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相反，是为了拯救它。他们依靠小资产阶级群众，掌握权力之后便公开地同大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这里就会不由自主地令人得出一个历史结论，但在此之前必须回忆一下马克思对雅各宾主义的定义——它用下层平民的办法镇压资产阶级的封建派敌人……这是资产阶级上升期发生的事情。而现在，不得不说，资产阶级社会衰退期的资产阶级又需要一种“下层平民”的办法来解决它的任务，但这任务已经不再进步了，而是彻底反动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法西斯主义里蕴含着对雅各宾主义的反动讽刺。
资产阶级崛起的时候，没有办法在旧的封建官僚国家体制内证明自己发展和统治的合理性。它需要雅各宾派对旧社会进行镇压，这样才能保证新的资产阶级社会蓬勃发展。而衰退中的资产阶级没办法用它自己建立起来的议会制国家维持政权；至少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它需要法西斯主义来做自卫的工具。资产阶级不喜欢用“下层平民”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它对雅各宾主义极为敌视，哪怕后者用鲜血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比起雅各宾派和上升期的资产阶级，法西斯分子和衰退中的资产阶级有着紧密得多的关系，但体面的资产阶级也不喜欢用法西斯的方式解决问题，因为对它来说，动乱，哪怕它符合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也和危险联系在一起。由此，就有了法西斯主义和传统资产阶级党派之间的对立。
从根源、来历和口号来看，毕苏斯基运动毫无疑问是一场小资产阶级的运动。要说毕苏斯基本人预先就知道自己要走什么路，这一点或许值得怀疑。他并不像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行为里显示出庸才的痕迹。（瓦列茨基[2]：您说错了！）不过我不是要从任何方面去评判毕苏斯基，我不知道，也许他在有些事情上看得比其他人远；无论如何，哪怕他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那想必他也非常清楚自己想避免什么——首先就是要避免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他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其他人，也许甚至还包括英国大使馆，都会帮他把事情考虑周全。总之，尽管从根源、来历和口号来看，毕苏斯基发起的这场运动是小资产阶级在用“下层平民”的办法解决紧迫的任务，希望挽救崩溃和衰退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毕苏斯基很快就同大资本联合在了一起。这已经是直接向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靠拢了。
有人这么说过（瓦尔斯基[3]）：议会制民主是小资产阶级大放光彩的舞台。不过不总是这样，不是说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它闪耀光彩，但也会褪色和枯萎，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无力的一面。而由于大资产阶级本身也走投无路，议会舞台就会变成一面镜子，映照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绝望和衰败。小资产阶级曾经把代议制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如今却开始觉得它是个累赘，并且通过议会之外的办法寻找出路。从源头来说，毕苏斯基运动是在尝试用议会之外的办法解决小资产阶级的任务，但这也恰恰注定了它必须向大资本投降。如果说在议会里，小资产阶级是部分地、零星地、个别地把自身的无能之处暴露给地主、资本家和银行家，那么，当它试图在议会之外解决任务时，当它夺取权力时，它在社会层面的无能就不再是零星出现，而是显露无遗。一开始情况看起来像是小资产阶级真刀真枪地起来反抗资产阶级政权，而这起义的结果是，小资产阶级，经由它领袖的手，把用流血手段夺来的权力交给了大资产阶级。这就是在波兰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中央委员会所不理解的事情。
大资产阶级不喜欢这种办法，就像是人哪怕颌骨疼痛也不喜欢拔牙。资产阶级社会的体面圈子憎恨毕苏斯基的牙医服务，但他们到头来还是服从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尽管他们威胁要抵抗，又做了很多交易和转卖。昨天的小资产阶级偶像就这样变成了资本手下的宪兵！事情的发展速度像电影一样快，“革命”——表面上是这样——的口号和方法以可怕的速度转变成了反革命政策，开始保护有产者并抵御工人和农民的进逼，这一切令人大吃一惊，但毕苏斯基运动的演变完全符合规律。至于这个速度，它则是内战的结果，因为内战跳过了一些阶段，同时缩短了时限。
毕苏斯基运动是“左翼的”法西斯，还是“非左翼”的法西斯？我不觉得这种区分能有什么成果。法西斯主义必须唤起和培养破产小业主的幻想，这就是“左派”法西斯的发源。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情况下，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去做这件事，其中的“左派”程度也各不相同。但是，就其本质而言，毕苏斯基运动同法西斯主义这个整体一样，都是在发挥反革命的作用。这是一场反议会的，而且首先是反无产阶级的反革命，衰败的资产阶级试图借助它来捍卫和维持自己的根本地位——而且至少在一段时间以内不是没有获得成功。
我刚刚把法西斯主义称作是对雅各宾主义的讽刺。法西斯主义同雅各宾主义之间的关系就和当前这个资本主义同年轻时期的资本主义间的关系一样——前者破坏生产力又衰弱文化，而后者在各个领域都提高了人类的力量。当然，就和任何在本质上非常宽泛的历史比较一样，只有在特定范围之内、用特定的视角对法西斯主义和雅各宾主义做比较，这才合乎情理。如果试图把这种比较推到合理的限度之外，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错误结论。但如果在限度之内，这种比较则能揭示一些事情。上层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把封建主义从社会中清扫出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调动起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激情和幻想。小资产阶级是在同上层资产阶级作斗争的过程中完成这项任务的，尽管它归根结底是为后者服务了。而法西斯分子动员起小资产阶级的舆论和法西斯自己的武装团伙，同统治集团和官方的国家机器展开斗争或者部分斗争。革命的危险越是直接地威胁资产阶级社会，又或者，暂时希望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越是强烈地感到失望，法西斯主义就越容易进行动员。
在波兰，经济和政治上的艰难处境、模糊的革命前景以及同它密切相关的“莫斯科的”危险，这些因素为这种动员创造了非常独特而复杂的条件。在座的一位波兰同志，好像是莱什琴斯基，对此这么说过：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并非藏在毕苏斯基的阵营里，而是在国家民主党那边，也就是说在大资本主义政党的阵营里，这个党管辖着一帮沙文主义团伙，曾经多次展开烧杀抢掠。这是真的吗？这么说吧，国家民主党手下打辅助的团伙只够应付日常事务。鼓动全国大众，以此来打击议会制、民主制，尤其还要打击无产阶级，并让国家权力被牢牢攥在军队手里——这个资本家和地主的党做不到这样的事。要动员城乡各地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中的落后部分，手里就必须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传统”和“民族革命解放斗争传统”这样的政治资源，而这类东西在国家民主党那里连一点影子都找不到。所以说，波兰小资产阶级的动员只能由毕苏斯基元帅来完成，只能是反对国家民主党——同时波兰社会党在一段时间内也完全听命于他。但是，当小资产阶级夺取权力之后，它没办法独立地当家作主。它要么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之下拱手交权，要么——如果无产阶级无力掌权——把权力托付给大资产阶级，但其形式不再会像以前那样涣散，而是会有新的集中形式。波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幻想越深、在经济和议会困境当中进行的动员越是猛烈，这场运动得胜的领袖就越是清楚地、无耻地、“突然地”向大资产阶级下跪，请求他们为自己“加冕”。波兰事件发展的速度为什么和电影情节一样快？这就是谜底所在。
墨索里尼之所以能取得巨大而持久的成功，只是因为那场动摇了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基础和纽带的革命（1920年9月）在当时还没有结束。在革命的退潮中，在小资产阶级的失望中，在工人的疲惫中，墨索里尼制定并实施了他的计划。
波兰的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政权的困境显而易见，但是从群众对战斗的准备程度来看，还并没有出现直接的革命形势。当时的革命形势只是临近了。和他全部的“法西斯主义”一样，毕苏斯基的转向可以说是预防性的，也就是在警告革命。因此，在我看来，毕苏斯基政权长期存在的可能性要比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更小。墨索里尼利用了已经从内部遭到挫败的革命，以及随后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积极性低落。而毕苏斯基则是拦截了即将到来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顺着革命的幼苗向上爬，并且无耻地欺骗了跟随他的群众。这就让人们有理由相信，毕苏斯基运动是一个插曲，它出现在革命的上升期，而非衰退期。
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和波兰共产党领导层所犯错误的客观根源有关。毫无疑问，在五月政变期间，小资产阶级的希望和幻想所带来的压力非常强大。这就解释了“党在这个阶段为什么不能吸引群众，把整个运动引向真正的革命道路”这个问题；但这完全不能替党的领导层辩白，因为它温顺地向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力量投降了，既不要舵，也不要帆，就这样随波逐流……至于错误的主要原因，它们根植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当中，虽然我们把它叫做革命的时代，但我们还远远没有学会认清其中的急剧转折——而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掌握每一个特定的情况。我们这个危机重重的爆炸时代与战前那个时代不同——现在不是有机体学说的时代，也就是说不是相对平稳发展的时代。大战以前，欧洲经历了生产力的增长、阶级分化的加剧，以及两极分化式的发展——一极是帝国主义的发展，另一极则是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无产阶级夺取权力则被人们描绘成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却又远在天边的最终胜利。确切来说，在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的中间派看来，社会革命是句空话；而对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来说，它是个遥远的目标，为此必须要逐步地、系统性地做好准备。大战中断了这个时代，彻底揭露了它的矛盾，并且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生产力有计划地增长、产业无产阶级数量不断上升，诸如此类的事情现在都是不可能的。经济停滞不前或是陷入衰退，失业正在变成长期症状。如果我们拿欧洲国家经济行情的波动或者政治形势的变化来做例子，并且把它们以曲线的形式画在纸上，那么，我们得到的不是一条有周期性波动但又能有计划上升的线，而是一条疯狂上升和下降的曲折线段，像得了疟疾一样不停摆动。固定资本在本质上依然相同，而其中的经济情况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经济困境的桎梏当中，政治形势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被他们吸引的广泛工人群体则四处乱冲，时而向右，时而向左。
这个时候就不能再说这样的话了：社会的有机发展过程是在不断加强无产阶级这个进行生产的阶级，进而加强这个阶级的革命党。目前的条件之下，波动要比从前剧烈得多，它经常影响着党和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党的策略在保留自身原则基础的同时，需要灵活得多、有创造性得多——必须要这样！——除去任何因循守旧的想法。急剧和大胆的转向在这策略当中不可避免，它们首先取决于我们是进入了革命的涨潮时期，还是说恰好相反，进入了剧烈的退潮时期。我们所处的这整个时代都是由这种陡然变化的曲线段组成的，有时向上走，有时向下落。必须要及时捕捉到这些急剧的、有时候还突如其来的变化。战前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以及当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这两者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组织和训练军队的总参谋部与负责在战局中领导这些部队的最高统帅部之间的区别（哪怕战斗之间可能有很长的间隔）。
当然，为群众而斗争仍然是主要的任务，但现在这种斗争的形势不同了：国内或者国际形势时常发生转折，而每次发生转折都会让为群众而进行的斗争在最初阶段就转变成直接的权力斗争。现在不能用几十年为单位来衡量战略了。在一两年或者三年之内，一国的整个局势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在德国的例子中特别生动地看到了这一点。德国的党在缺乏必要前提的情况下试图引发革命（1921年3月），之后我们就看到党内发生了急剧的右倾（布兰德勒派），而随后这种右倾又被整个局势的急剧左转打得粉碎（1923年）。机会主义倾向被极左倾向取代，然而极左派建立统治地位的时候，革命已经走向退潮了；这种形势和政策之间的矛盾放大了错误，从而进一步削弱了革命运动。就好像右派和极左派之间形成了分工，每当其中一个派别随着政治曲线的急剧上下转折而破产，它就把位置让给同它竞争的另一个派别。与此同时，目前采用的办法是每当形势变化就更换领导层，这让领导干部没有机会学到更为广泛的经验，没法了解其中的兴衰起落。而如果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性质没有概括而综合的理解，不了解这个突然变化和急剧转折的时代，就无法培养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因此，尽管这个时代具有深刻的革命性质，党和它的领导层却没法满足形势对它们提出的要求。
波兰的毕苏斯基政权会是法西斯为争取稳定化而斗争的政权，这就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极度激化。稳定化不是外在力量赋予社会的财富，而是资产阶级政治的任务。这项任务得到部分的解决，然后又再度受到破坏。法西斯为争取稳定化而进行的斗争会引起无产阶级的反击。群众对毕苏斯基的政变感到失望，而在此基础上会产生对我们党有利的情况，当然，前提是领导层不能片面地配合政治曲线一时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要掌握整个发展的主线。最重要的是，必须用共产党内部的稳定化来对抗法西斯争取稳定化的斗争。这样一来，胜利就有保证了！
[1]指毕苏斯基于1926年5月12日至14日发动的五月政变以及随后的政治运动。——译者注
[2]马克西米利安·霍维茨（1877—1937），假名为亨利克·瓦列茨基，波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和理论家，曾是波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直到1924年），并长期在共产国际任职。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处决。——译者注
[3]阿道夫·瓦尔斯基（1868—1937），波兰共产主义领导人、记者和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家。他从1918年起成为波兰共产党的成员，并在1926年当选为波兰议会议员。瓦尔斯基在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19—1929）和政治局（1923—1929，曾有中断）任职，随后离开波兰前往苏联。因为反对波共和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化，他在1937年初的大清洗中被捕并处决。——译者注 |
共产国际的几个问题——托洛茨基致联共（布）代表团（1926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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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的几个问题
——托洛茨基致联共（布）代表团
（1926年6月28日）
官僚主义是产生机会主义的根源
1．机会主义，尤其是其变种玩弄外交手腕的中派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随时都准备通过针对其他国家的激进的决议。机会主义以此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自己却不承担任何义务。这种两面派的表现充斥于工人运动尤其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中。工联主义者在马克思时代就提出了有关爱尔兰和印度的问题。如今独立工党拒绝与英国共产党合作，提出了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合并的问题。英国工联总理事会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结成联盟旨在使全世界的工会运动统一起来，而在罢工的关头英国却拒绝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提供的资助、这类事例，大大小小，不胜枚举。
2．由于机会主义倾向出现在共产国际内部，其表现特征是：随时准备通过针对别人的决议，无情地声讨各国的“右倾”，尽管始终（尤其是紧急关头）打算屈服于本国的资产阶级舆论。不用说，布尔什维主义是这种“激进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共产国际的任务是通过与形形色色的假激进主义、政治上的两面派行为等进行不懈的斗争来培养真正革命的政党。问题就在于共产国际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促进这场斗争。
3．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共产国际内存在潜在的、经过伪装的真正机会主义的十分重要根源之一，就是共产国际本身及其领导党内存在的机关官僚制度。在苏联，官僚主义是非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压力的表现和工具，在有了1923—1926年的经验后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由于欧洲的共产党，主要是其领导机关在组织上向联共机关变动和改组上看齐，因此外国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首先是联共内官僚主义的反映和补充。这就是产生前面提及的令人深恶痛绝的两面派行为的根子。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共产党选拔干部的标准主要是看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认可联共这一届的机关配置。外国党中比较独立、比较负责的领导干部如不赞同以单纯的行政手段进行调整，就或是被驱逐出党，或是被赶到右翼（往往是假右翼），或者最终陷入“左”倾反对派的立场。因此，基于共产国际领导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选拔和团结革命干部的有机过程就停滞不前、发生变化甚至扭曲变形了，在某种程度上简直被来自上面即来自莫斯科的官僚主义行政压力所取代。自然，那些比较愿意通过现成的决定、签署任何决议的共产党领导人往往胜过那些革命责任感强、更革命的人。本应选拔坚定的百折不挠的革命者，却常常选出趋炎附势的官僚。
4．我们看到，共产主义的（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波兰等国的）官僚化分子正以在共产国际的一般问题，首先是在联共内部问题上的保护色作掩护，不受惩治地采取十足机会主义的步骤。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而且是越来越多地发现，共产国际的政治活动家们公开正式地持一种立场，而背地里（却是真正地）偷偷持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立场。这一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就谴责了马斯洛夫-路特·费舍集团[1]所谓的两面派伎俩。但显然，无论形式上的谴责有多么公正，却不仅不解决问题、甚至没有提出根本性问题；为什么最负责的共产党人、各大党的领导人耍两面派的手法呢？答案只能是：假使任何一位外国党的领导人与联共中央发生分歧，哪怕是暂时的分歧，那么有无限权力的机关制度就会向他提供三种可能：立即被指控为右倾分子甚至开除出党；投向“左”倾区对派或暂时耍两面派手法以保住其在党内的地位。
5．由此自然无论如何也得不出结论，说共产国际内的右派集团和左派集团代表了正确路线，只因为他们都与正式的中央对抗。无疑，右派集团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左派集团则不乏“幼稚病”。而认为正式的领导干部全是些无思想的官僚也不对。事实上，尽管许多真正的革命者越来越对占统治地位的制度感到不满，但对苏联命运的责任感使他们没有越出这一制度的范围，但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为使共产国际摆脱机关那种缺乏思想、机械死板的作风的影响，必须在共产国际内部彻底进行改组，而这又与联共制度的改变密切相关。
所有富有生机的共产国际成员（不管他们属于现在哪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集团）在提出这项任务时速度越快、范围越广、态度越坚决，这项任务完成时带来的震荡就越小。
苏联与共产国际
1．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这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至少每一个多少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基本问题提法的革命者来说是越来越清楚了。从政治上看，这个理论是不加批判地对苏联现有的一切以及暴露出种种矛盾和自发倾向的一切的掩饰。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会使党放松对国内外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和势力的警惕性。这一理论滋养了消极的听天由命的乐观主义，而这种乐观主义又掩盖了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国际革命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
2．这一理论如果在共产国际中得到合法化，那就会产生不小的宿命论作用。如果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看做是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看做是不能脱离世界革命的一个过程，那么各国共产党的比重、作用及其独立担负的责任就会增加并被提到首位。相反地，如果认为不管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什么情况，只要苏维埃共和国能防止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依靠工农联盟就能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各国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马上就会降到次要地位。不管其他国家的革命进程如何，都要保证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全面胜利。这就意味着在最近一个历史时期欧洲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即足以使社会主义胜利的任务就不是夺取政权。而是抵制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因为非常清楚，只要保证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胜利，就足以保证社会主义进一步扩张到全世界。整个前景因此就改变了。充分利用每一个真正革命形势的问题成了次要问题。出现了认为时间本身“对我们有利”这样一种骗人的错误理论。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正处于喘息时机的条件下，而决不是处于自动保证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条件下、要全力利用喘息时机。要全力延长喘息时机。但如果忘记这一喘息时机是1917年革命和即将在某一资本主义大国爆发的革命之间这样一段较长的时间，那就意味着放弃共产主义。
3．极“左”分子指责统一战线政策，说统一战线政策使外国共产党从独立的革命立场，退到通过在各国工人阶级内部建立强大的“左”翼来协助苏维埃国家的立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完全迎合左派的这一批评，滋养这一批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种批评。“左”倾始终表现为“幼稚病”，现在获得了新的养分，因为他们的领袖维护各国共产党独立的革命作用及对本国命运和苏联命运所负的责任，反对认为只要不去“干扰”苏联，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自然会有保障的官僚的乐观主义。左派的斗争必将日趋扩大，成为一种进步的因素，相应地也会改造左派集团的优秀分子。
关于共产国际纲领
以上所述又一次决定性地肯定了如下思想：只有从世界经济出发，苏联的政策，每一个共产党乃至整个共产国际的政策才可能有正确的方向，而世界经济，尽管存在着使其四分五裂的矛盾和壁垒，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正是由于这些矛盾和壁垒才是一个世界性的整体。
对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提供标准分析的共产国际的纲领不可能按照旧的社会主义纲领的模式来构建。必须具体分析作为有内在联系过程的世界经济的各种联系和关系以及欧洲、美洲、亚洲等相互制约的前景。这样的惟一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同时也给一国社会主义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以致命的一击。
法国工人运动的若干问题
1．法国共产党中的派别集团不是在法国工人运动基础上产生的，而是联共党内斗争的反映，这一点表现得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要突出。法国在为夺取政权而争取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出现的政治问题相当于苏维埃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带来的问题。
2．1923年，在与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时俄共党内问题就被公开提到法国各派别集团的中心。现在共产国际好像不再讨论俄国问题。可外国党的派别集团，尤其是法国党内的派别集团又走上了俄国党内争论的道路，只不过这一次是秘密地、暗中进行的，没有公开的思想斗争，从而彻底暴露了纯机关依附关系的性质。
3．作为反作用，这一切必然人为地在各国共产党中引起对“莫斯科”保持更大独立性的意向。这一意向必然而且已经反映了一些相互矛盾的倾向：（1）一贯导致削弱国际联系的机会主义倾向；（2）革命的无产阶级派别，它会凭自身经验认清官僚制度的危险性（在这种制度下各国党的领袖像官吏一样由上面来撤换）。不必说反对官僚集中制的斗争不能也不应向机会主义联邦制作任何让步。由于共产国际中各国党与本国工人阶级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些党的独立性也随之增强，这必然意味着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和官僚主义的派别的瓦解，各派成员将按照更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新路线重新组合。
4．法国的客观政治局势（矛盾增多，出现大动荡的前景）提供了在党内重新组合的主要标准——根据法国政治发展提出的任务，当然也要紧密联系整个共产国际的作务。如果每一个原来的集团及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现在仍未认识到党内力量彻底重新组合是必然的、必要的，那就必然会被以后发展所淘汰。
5．识别党内进步派别最起码的标准是力求实事求是的认识目前的一切情况，即党的实际力量如何，党员实际数量有多少，党员是否真正联系群众，工厂支部这一改组后的党的基本细胞是否真正具有生命力，统一工会的实际人数有多少。他们是否确实参加罢工，是否确实发行共产主义报刊等等。应该从澄清目前的一切情况入手与官僚主义展开斗争。只有毫不留情地揭发假象、自欺欺人的做法才能使法国党的领导人养成在组织问题上严肃认真，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态度，使他们认识到组织工作是革命的工具。要绘制一份法国党政组织及工会组织分布示意图，其中要标明一切说明所有工人组织和各地工人运动分支机构的实际情况的资料。为什么我们在一些地区力量强，而在另一些地区力量弱，通过这张示意图就能一目了然。这种务实的批判的方法将是检验我们的策略及其是否具有革命现实性、是否能争取到群众的十分重要的方法之一。应根据定期收集到的最新材料修改和补充这张示意图，党依据这张示意图来为自己提出具体任务：如何通过在无产阶级十分重要的中心和地区集中自己的优秀力量，落实自己的斗争口号和方法来夺取这些中心和地区。
6．被资产阶级搞得破了产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分子不论对党有多么重要，但如果党是以损害争取无产阶级这一重要斗争为代价来完成这一任务的话，党的性质显然在某一阶段上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对于我们来说在北部省份争取到100名工人要比在巴黎和马赛争取到1000个官吏或小店主更重要。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个说法理解成是削弱我们争取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斗争士气的愿望。只不过要使这场斗争与巩固和团结党的无产阶级骨干这项基本工作同步进行。我们如果没有能够掌握政权和改造社会的无产阶级，早晚就会失去那些急于投向法西斯阵营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
7．党在工团运动方面的保守主义具有全球的性质。以工会脱离阶级为代价达到工会与党的接近，这不可能有什么价值。要坚决抛弃把工会变为党的略为扩大的版本的倾向。工会与群众运动的联系如何，与实际展开的罢工的联系如何等等是评价工会的主要标准。只有在此基础上党在工会中的巩固才是重要而有意义的。
8．德国和英国改良主义工会拥有数百万工人，法国改良主义工会和我们的工会一样很薄弱。所以法国争取统一战线的重大斗争首先就意味着扩大工会对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影响：要准确考察每一次罢工，切实研究罢工发生、发展的条件，争取与领导罢工的临时组织取得联系，等等。详细记录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一切表现，切实加以研究并制定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方法是工会工作的基础。
9．党内口号是在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的基础上集中一切力量的口号。尤其是1923年，反对派必须在提出革命运动任务的基础上彻底划清界线，清除真正的机会主义分子，架设起通向其他派别革命分子的桥梁。
10．要对莫纳特[2]一罗斯梅尔集团采取正确的立场。错误地把莫纳特和罗斯梅尔开除出党使他们理所当然地向工团主义发展并在他们周围形成新的革命工团主义集团。仅一味批评工团主义而不切实改变党的工会工作，将一事无成。不管在近期恢复莫纳特和罗斯梅尔（或罗斯梅尔）一人的党籍是否合理可行，都要让莫纳特及其集团清楚，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必然和共产党一起站在街垒的一边，所以他们应据此制定自己的政策。只有坚持这样的总方针才能争取那些支持莫纳特的宝贵的革命工人。
11．要团结真正的革命分子，同时还要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选拔革命分子。培养党的干部最主要的是看每个党员在罢工中、在游行示威中和在与警察及法西斯分子的冲突中的表现。过去由于机关的奉公守法，我们常常犯这类大错误。在这些问题上党必须培养党内舆论具有极高的警惕性和不妥协精神。
12．对法国党来说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舶来品。党仍然靠响应联共内部理论斗争及其他斗争来维持，而且这些响应往往是走了样的。必须帮助法国党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法国现阶段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例如，要集体写作《法国向何处去》这本书。
13．必须使法国党及其他任何一个外国党有可能有权对联共党内的争论作出独立自主的判断。如果外国共产党难以对惟一的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道路和方法发表正确的意见，那么决不能由此就认为外国共产党不应介入俄国的争论、这只能产生打着表面“中立”的幌子，暗地里（如前所述）进行机关选拔。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扩大全会拒绝提出俄国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不认真了解问题、不事先在各党内对问题进行研究就作出决定纯属走形式，这对联共，对共产国际不起任何作用。正因为如此，认真、全面、详实地讨论联共当前的形势才的得更为重要。
列·托洛茨基1926年6月8日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六卷271-279页
[1]马斯洛夫、阿·（1891一1941）——德国共产党内“左派”领袖之一。1918年加人德共，1924年当选中央委员，1924年当选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费舍·路特（1895一1961）——德国共产党内“左派”代表人物。1923年5月当选中央委员、1924年“左派”掌握领导权时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1924年出席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当选执委会候补委员。1926年被开除出党。
[2]莫纳特·比（1881一1960〕——法国的工团主义者。1919一1921任法国总工会少数派革命工团主义委员会书记，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4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创办《无产阶级革命报》。 |
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主席团代表团会议上就英国矿工罢工问题提出的建议（托洛茨基，192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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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主席团代表团会议上
就英国矿工罢工问题提出的建议
托洛茨基（1926年6月18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10909
绝密
1．认为英国采煤工人罢工是现今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事实，它的结局将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决定无产阶级斗争的命运。
2．应以比迄今为止更为广泛的规模，从物质、组织和政治各个方面提出给英国采煤工人以援助的问题。
3．吸引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所属的一切组织，包括在它们领导及影响下的各种组织，参加支援煤矿工人罢工的工作。
4．应给自己提出目标，至少使无产阶级先锋队意识到，自己是英国罢工的直接或间接的参加者，这场罢工的结局将决定，或者资产阶级制度得到巩固，或者革命发展得到加快。
5．在有共产党员的一切会议，一切机构和一切组织内（党的、工会的、合作社的、国会的及其他组织的集会和会议上），共产党员们必须为英国采煤工人呼吁。
6．应在全世界大大加强争取停止向英国出口煤炭的斗争。
7．英国共产党应当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到罢工斗争上，按“战时”方式动员党员。
8．这整个运动应当提高并巩固采煤工人的士气，粉碎叛变了的领袖们关于罢工很快会因疲倦而结束的指望。所以，运动必须无情地加以揭露的，不只是叛变了的领袖们，而且还有动摇不定的领袖们。
9．罢工的政治锋芒应当对准保守党政府。采煤工人的罢工无疑将动摇由于取得了对总罢工的胜利而得到巩固的保守党政府的威望。国际上对罢工的支持当更加动摇保守党政府的权威。
10．整个运动良好的，即更广阔而有效的发展预示着这样一种前景，即采煤工人的罢工发展成更广泛的罢工，甚至发展成总罢工。英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方针应当如此。我们工作的性质、力量和速度取决于这一方针。但号召举行新的总罢工问题本身，只能根据运动的进一步变动和发展过程，方可提出和决定。
11．为领导运动，需要有一个规模不大，但内行而有权威的在欧洲的参谋部，参谋部内有一个处于良好状态，即首先具有创新精神的政治领导。
列·托洛茨基（签名） |
托洛茨基就速记记录发表的声明（1926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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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就速记记录发表的声明
（1926年6月9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02792
机关散布的谣言已在我们党内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有步骤地散布的说我“害怕”丰收的无稽之谈就是此类谣言之一。处于同样思想政治水平的是机关散布的新的谣言，说我认为英国共产党有点像反动组织和工人阶级道路上的绊脚石，云云。如果有谁哪怕看过一次我的《英国向何处去》这本书，就不难理解，这种说法是多么荒诞无稽，其目的不是澄清问题的实质，而是不惜任何代价把我同英国共产党对立起来。英国爆发重大事件的前夕我曾致信政治局表示忧虑，我担心英国共产党会像保加利亚共产党那样在群众性行动的关键时刻采取过于消极的立场或观望的立场，那样，它就会遭到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舆论和工人阶级一切旧机关的强烈反对。我由此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我的结论是：“帮助英国共产党领会并思考这一前景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我说，要帮助英国共产党选拔那些“能够理解进行阶级大搏斗的必要性，不怕斗争，敢于斗争”的分子，并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这就是我从自己的担忧和警告中得出的结论。这难道是反对英国共产党吗？从何时起在爆发大搏斗前警告要反对消极情绪这一危险、建议选拔更积极的党员竟成了反对共产党了？这样提出问题不是太荒唐了吗？这可是在列宁的党内啊！
有些英国同志在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曾警告不要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性质估计过高。这样做暴露了他们对危机的深刻性及迫在眉睫的社会动荡估计不足。我认为，就连出版我那本由布雷斯福德作序的书这一微不足道的事实也表明一部分英国共产党员的思想不够坚定。他们还没有领导群众性行动的经验。所有这一切理当便人产生这样的担忧：工人阶级一切旧的领导组织由于机关的强大阻力会变得谨小慎微、彷徨犹豫甚至产生消极情绪。然而不是由于英国社会生活中可怕的保守主义作祟，年轻的英国共产党才需要以十倍的坚定性、十倍的批判、十倍的力量来抵制来自英国舆论及其“工人”机关的压力。旧的上层组织会抵制、阻止并暗中破坏将要举行的罢工，而共产党却对此彷徨犹豫，难道起码的革命理智还没有提醒我们在这种条件下要强调、重申和故意突出这一危险吗？我认为，我们党在共产国际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行动前提出警告，而不是事后大发议论，采取官僚主义的办法事后谴责。
英国共产党在报告信中说：
“遗憾的是，在我们某些区级组织中可以发现，党内还存在宗派主义的残余，这些组织尚未深深扎根于工会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造成这些组织在罢工期间落后于群众的原因”。（1926年5月21日斯图亚特同志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信）
可以根椐英国共产党员的这些话得出结论：缺点恰恰在可以担心而且应该担心的那方面暴露出来。因此说我认为英国共产党是运动的绊脚石，这种说法如果不是为了毒化党内气氛，也是荒唐、无知和愚蠢的。值得庆幸的是，党的革命积极性总体说来是相当高的。这是我们共同的成果，然而这根本不是说不需要提出警告。如果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不回击这些英国同志、如果不给予友好的、但坚决果断的警告，那么消极分子和动摇分子会比实际上的（万幸不是这样）还要多。但现在认为英国共产党能胜任所有任务也是错误的。英国共产党的力量、措施和手段与要完成的那些越来越临近的客观任务不相称，事关重大，要公开说明这一点，而不要用机关的种种谣言和诡计来取代革命教育。
列·托洛茨基
1926年6月9日 |
托洛茨基就民主等问题致政治局（1926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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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就民主等问题致政治局
（1926年6月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02791
请注意以下情况：
6月2日乌格拉诺夫同志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区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根据《真理报》对这一报告的报道，我必须谈谈乌格拉诺夫这位莫斯科组织的领导人是如何理解和定义党内民主的，对这一报告的其他方面我将不在此涉及。
什么是“民主”？
我逐字逐句引用与此有关的地方（《真理报》1926年6月4日第127号）：“党内民主的本质是什么？”乌格拉诺夫同志作了明确的回答：“在于及时正确地把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交给党组织去完成，在于吸引广大党员群众参加讨论并解决这些问题，在于及时正确地向无产阶级解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根据工人阶级及其各支队伍的情绪来检验我们的政策正确与否并在此基础上对方针加以调整”。
被报道十分公正地说成是“明确的”这一定义显然具有彻底的纲领性质。实质上这是对作为一种体系的党的官僚主义的理论定义，党在这一体系内仅仅是机关手中的材料。实际上不难确认，在所有被乌格拉诺夫同志统统称作是党内民主的那些行为和关系中，只有党的机关在起积极的作用，这个机关要在每一个特定时刻作出决定，应以怎样的形式和在怎样的范围内对全体党员群众“施加影响”。
我们来逐一分析如下。
（1）民主就在于，“及时正确地向党提出任务”。报告人十分清楚并先已认定，机关，也只有机关才能向党提出任务，如果机关“及时并正确地”提出任务，而且是否是及时正确，要由机关本身来确定，那么这就是“党内民主”。
（2）接下来说民主就在于，“吸引广大党员群众参加讨论并解决这些问题。”这里的“吸引”这个词本身就说明了整个思路。党员被说成是消极的群众，不推它就不动，不得不“吸引”它讨论那个党的机关向它提出的那些任务。而且如果这个机关正确及时地提出任务又正确及时地吸引它参加，那这就是“党内民主”。
（3）接下来我们得知，民主在于“及时正确地向无产阶级解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也就是机关向党提出又吸引党参加讨论的这些问题。机关与党之间片面的官僚主义关系在这里已扩大到阶级。
（4）民主在于“根据工人阶级及其各支队伍的情绪来检验我们的政策正确与否”。那个提出问题、吸引党员参加对问题的讨论、向无产阶级解释这些任务的机关，也正是由它来根椐工人阶级的“情绪”检验自己的政策，以便“在此基础上对方针加以调整”。因此，调整方针的也正是那个制定方针的机关。是这个机关“正确及时地”提出任务，就是说，需要提出什么样任务的时候就提出什么样的来。是这个机关在它认为正确及时的范围内吸引党员群众参加讨论问题。是这个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就通过党向工人阶级解释。是这个机关根据工人阶级的“情绪”来检验这项工作的成果，还是它，这个机关，根据这种检验和对情绪的考虑“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方针。
乌格拉诺夫同志没有指出党内民主的其他任何特点。我们知道，报道把他对民主的定义说成是“明确的”。我再重复一遍，这一定义具有彻底的纲领性质。这一定义是党的制度及党的意识形态发展中的新成就。1926年6月2日以前党不止一次地对被叫做党内民主的这一制度下过定义。党内思想在这一问题上发展的最明确的几个关键是：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1921年）和1923年12月5日经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后来又为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的决议。党的最近一次即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只谈了必须“走上彻底的党内民主的道路”。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之所以没有解释党内民主的概念，是因为以前几次党的代表大会对此已做得很充分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对党内民主下一个新的纲领性定义，而在于真正实现党内民主。而莫斯科组织的领导人乌格拉诺夫同志则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他提出：“党内民主的实质何在？”乌格拉诺夫同志向自己提出这个纲领性问题时并未去看党以前所下的民主的定义。他自己又下了一个新定义，这我们刚刚已介绍过了。
乌格拉诺夫同志在确定民主的“实质”时实际上把他的纲领性定义与迄今为止党提出的并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定义对立起来了。例如，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认为民主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1923年12月5日一致通过的决议指出：“工人民主制就是全体党员有公开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要问题的自由，有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自由，同时，自下而上的各级领导人员和领导机构都应由选举产生”。其三个特点是：（1）全体党员自由讨论一切最重要的问题，（2）党对其领导机关进行经常的监督和（3）自下而上地选举公职人员和领导机关——所有这三个特点在乌格拉诺夫对党内民主的“实质”所下的定义中都没有谈到。他说的是由机关检验党，但只字未提党对机关的监督。
他说的是由机关及时提出问题并“吸引”党员讨论他们认为是提得及时的问题。他根本没提及党要对所有问题进行自由讨论。最后选举领导人的问题则完全被他从党内民主的实质中一笔勾销。
1923年12月5日的决议指出：“不论在党顺利地克服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方面，或是在提高一切工作部门中党的战斗力方面，党的利益都要求认真改变党的方针以便切实地有步骤地贯彻工人民主制原则”。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对这种提法表示赞同。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重申贯彻1923年12月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改变党的方针的必要性。各级领导同志多次承认，在有关党内民主的决议和具体实践之间存在差别，有些人认为这个差别是骇人听闻的矛盾，而有些人则认为是暂时的不协调。然而大家至少是在原则上或是在口头上和形式上认为，实践应逐渐与作为党的制度的民主制的原则性定义靠拢，党的制度的实质首先是讨论一切问题的自由，党内舆论对各机关的经常性监督和所有公职人员及机构的选举制。
乌格拉诺夫同志第一次公然试图通过把纲领大大降低到实践的水平来克服民主制的纲领性定义与实际制度之间的矛盾。他宣称党的机关拥有无限的统治权是民主的实质，它提出吸引、检验和纠正。1926年6月2日党有了一个基于机关拥有无限权力的最完备的关于制度的定义。乌格拉诺夫同志在试图给民主制的实质下定义的同时，也给官僚制的实质下了定义。诚然，在乌格拉诺夫同志的定义里此官僚制不单是发号施令，而且还向群众提出问题，吸引群众纠正路线。但这只意味着，乌格拉诺夫同志提供了一个关于“开明的”官僚制的定义。而这里却压根儿没提民主。不言而喻，党首先是一个行动的组织。全部制度应保证党作为一个整体有可能及时地统一行动。由此得出结论：既要有真正的党内民主，又要在每个特定阶段历史情势的具体条件下对党内民主加以切实的限制。这一切我们都清楚。党不可能变成一个争论俱乐部。党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以及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都没有忘记这一点。但是党为了保证在新的更复杂的条件下能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1921年起就坚持不懈地提出并重申这一思想，即随着党内无产阶级成分的加强，随着全党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党的制度应通过自由讨论、集体决定、对机关的监督及自下而上的选举制的办法来不断克服官僚主义和机关作风。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从国内战争向经济和文化建设过渡到现在已过去5年多了。党内民主的方针自然是根据从国内战争向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过渡这个条件宣布的。从1923年末中央自己宣布有必要“认真改变党的方针”时起已经过去两年半的时间了。在这5年期间，尤其是后两年半我们没有打仗。我们的经济增长了。无产阶级恢复了元气。党的构成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党的水平和经验都提高了。所有这些条件看来都大大加强了向民主方向“认真改变党的方针”的必要性。但这种改变并未出现。相反地，党的制度从未像现在这样染上了十分严重的任命制、发号施令、乱怀疑、压制一切的作风，也就是无所不在的机关作风。在党内民主的纲领性定义之间，在已经宣布并一再重申的实行党内民主的方针与党的实际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是触目惊心的矛盾。党意识到这个矛盾已日益尖锐，令人痛心且无法容忍。对于革命政党来说，没有什么比表里不一和言行不一更痛苦的事情了。这种表里不一超过一定程度就变成了明显的弄虚作假。于是乌格拉诺夫同志就主动修改了党在党的制度及工人民主制上的原则方针。乌格拉诺夫同志大胆地提出了民主的“实质”问题，并揭示了此实质就体现在及时而正确地工作的开明官僚制度上。假如没有任何其他现象，那么单凭这一个特征就可以说：我们党正处于发展的转折时期。目前这种表里不一不可能持久。要么是完全按照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党的制度开始作认真改变，要么是党应该改变自己的方针，即从列宁的立场转向乌格拉诺夫的立场。
官僚主义产生的阶级关系上的原因
党的制度具有独立自在的性质。它一方面取决于整个形势，另一方面，政策的总方向要通过制度来体现。尽管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党的制度在最近一段时期却不断向官僚化方面转变，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仅仅用国家文化程度低，我们党是执政党这些原因来解释这件事无论如何是解释不了的，这首先是因为国家文化程度在提高，而党的官僚主义却增多了，其次，如果党的执政作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党越来越官僚化，那么就有亡党的危险。但现在还谈不上这种前景。文化程度低即不识字和缺乏必要的最简单的技能，更多地会导致国家机关产生官僚主义。但党是由劳动者，主要是无产阶级中最有文化和最有首创精抻的先锋队组成的。这支先锋队数量上在壮大，质量上在提高。所以，既然谈到党内的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就必然要民主化。事实上这个制度却官僚化了。很清楚，一味提及文化程度低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首先不能说明发展的趋势及其进程。而官僚化达到其极限时也要为自己寻求理论上的光环。这就是乌格拉诺夫同志尝试的根本意义所在。
要在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上寻找官僚化的基本原因。在农村中苏维埃民主有了一定发展的同时，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却发生极端压制的现象，对此不能视而不见。民主不是独立自在的因素。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中要实行这样的政策，使这一政策的体现者——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够通过自由讨论、对机关的监督及机关的选举制来不断地加以实现。显而易见，如果工业即社会主义专政的基础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如果对国民经济积累的分配不是建立在保证社会主义趋势超过资本主义趋势而进一步增长的基础上；如果由此产生的困难首先要由工人阶级来承担；如果在国家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工人工资的增长滞后；如果像伏特加酒这样特殊国库手段的重担也越来越要由工人承担——那么党的机关就越来越不会以党内民主的方法来执行这个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官僚化体现了有损于无产阶级的、已遭到破坏和正遭到破坏的社会平衡。这一平衡的破坏通过党压制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中心，在党的主要基地出现了日益加剧的压制行为。乌格拉诺夫同志抛弃了自由讨论、集体制订任务、对机关进行监督及机关选举制，把任务归结为根据无产阶级的“情绪”来检验党的政策，也就是用机关的经验方法来探索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准备承受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承受来自党领导的一切经济方针和社会方针的压力。因此才要用开明官僚制的方法来代替民主制的方法。
思想中心的削弱是造成党内压制的又一原因
任何一种制度都在发挥其内在逻辑，而官僚制度对内在逻辑的发挥则比其他任何制度都要快。国家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是抵制经济政策及补充经济政策的党的制度中出现的错误的源泉，这是完全自然的。这一抵制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有所体现也是自然的。任何分歧在机关体制统治的条件下都有演变成封闭的派别集团斗争的趋势，这也完全是必然的。而执政党在革命专政的条件下不能与存在对立派别的制度妥协则完全是无可争议的。只需补充一点，机关体制必然会从自身产生派别。不仅如此，在这种只发号施令而不接受监督的封闭的机关体制内，出现集团一般说来是纠正机关政策的惟一可能性。1923年12月5日的决议也非常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点，它谴责了官僚制度，因为这一制度“把任何批评都视为派别活动的表现”并因此“把忠诚的守纪律的党员推上搞小圈子和派别活动的道路”。从这个决议得到一致通过之时起已过去两年半的时间，机关制度扎得更深，表现更突出，因而由机关制度产生的派别集团倾向也更加强了。其后果是党的干部四分五裂，拥有相当丰富经验的可贵的党员被有步骤地挤出党的领导部门，领导核心逐步缩小，思想日渐贫乏。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都深信不疑这个过程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其破坏活动还远未结束。由于拥有无限权力的党的机关集中在人数越来越少的领导核心手中，才产生新的极其尖锐的矛盾：机关势力不断增强，领导核心的思想力量日趋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对各种倾向的恐惧感也会不断加强，由此出现的后果是作出所谓经组织结论，这又使能担任领导工作的人更少，更使他们走上使党的制度官僚化的道路。
在分裂领导干部的每一阶段，机关的领导人都抱着种种幻想：只要扫除新的障碍，然后就可以顺利地“提出问题”、“吸引群众”、“检验”并且“指引方向”。但事实上，在党的领导人官僚化的情势下，机关每次粉碎反对派都必然会引起新的分裂和产生新的危险。列宁格勒集团的这一过程尚未结束，这是显而易见的，领导核心内部的分裂也并不是公开出现的，因为机关要继续与老的反对派（1923年）和新的反对派（1925年）进行斗争。在某一并不遥远的阶段，机关的某一部分人又会不可避免地随事态的发展变成反对派，并带来相应的后果。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一点。
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
上一次全会上又挑起了（诚然，只是顺便地）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党专政的争论。如果只是抽象地提出问题，那么这场争论就可能轻而易举地变为经院哲学。当然，我国制度的基础是阶级专政。但因此就要求，这个阶级不但是“自在的”阶级，而且是“自为的”阶级，也就是说，这个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即通过党达到了自觉。没有这一点也就不可能有专政。如果把事情说成是，党只是教师，专政由阶级进行，那就是粉饰现有的一切。专政是阶级最集中的职能，所以党是主要的专政工具。从本质上说，阶级是通过党来实现专政的。这就是列宁不但谈阶级专政，而且谈党的专政并在一定意义上把两者等同起来的原因。
把两者等同起来的这种做法对不对？这取决于过程本身的实际发展。如果专政的发展使党内以至一切工人组织内的民主方法得到发展，在工人民主和农民民主之间保持必要的“比例”，那么把阶级专政与党的专政在政治上和历史上等同起来这一点就会完全被证明是对的。如果在农民以至私人经济和工业之间比例失调；如果比例失调加大，如果比例失调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即农民民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工人民主，那么专政就必然具有机关官僚的倾向。在这种条件下，机关就会控制党并企图通过党控制阶级。前面引用的马格拉诺夫同志的提法就是这种制度最充分的体现。谁若说阶级专政不是党的专政，那么看来他就要先搞清楚，阶级专政不是党的机关的专政。如果工人民主制度得到越来越大的发展，那么党的专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但不与阶级专政相矛盾，反而是阶级专政的体现。相反，机关越来越严重的恶劣影响（这也是对立的阶级倾向的压力所造成的后果）就会不可避免地使党面临越来越偏离阶级路线的危险。可机关体制却掩盖了这一危险，因为它企图使自己等同于阶级专政。党对机关来说只是用来探索工人阶级“情绪”，以便“在此检验基础上”“纠正路线”。因此，马格拉诺夫对党内民主实质所下的定义与对党的专政的否定这两者之间就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官僚制度竭力要在理论上固定下来。官僚主义理论一贯非常贫乏。官僚主义一贯倾向于：“国家就是我”，党就是我这样的提法。乌格拉诺夫的这种提法实质上就是取消党，使党消失在工人阶级的“情绪”中并被集中化的独立自在的党的机关所取代。斯大林提出所谓与党的专政对立的阶级专政，必然导致机关专政，因为先锋队涣散的阶级（不进行自由讨论、不对机关进行监督、没有选举制就意味着先锋队涣散）充其量不过是集中化机关领导的对象，而这个机关也与党疏远，越来越受到敌对阶级力量的压力。
结论
我们描绘这种倾向时当然根本不认为，它会变为现实。工人阶级内部、党内及党的机关内部存在抵制官僚主义必然产生的这种历史倾向的强大力量。党对这一危险倾向认识得越早越充分；党的机关中心优秀分子越勇敢越公开地帮助党认识这一危险并拨正航向，那么产生的震荡就越小，党的制度的改变就会越平稳、越少痛苦。综上所述，十分清楚，制度向工人民主方向的改变与经济方针向真正工业化方向的改变以及党的领导路线向真正国际化方向调整是密不可分的。
官僚制继续发展必然导致独裁，也必然削弱思想领导。党的制度的民主化不但容许、而且要求在更高的政治文化层次上恢复集体领导。因此，工业化方针，保证无产阶级在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拥有应有地位的方针，工人民主首先是党内民主的方针以及党的集体领导的方针就会成为统一的任务。
列·托洛茨基
1926年6月6日 |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关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谈英国总罢工教训宣言内容的建议（不晚于1926年6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
关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谈英国总罢工教训宣言内容的建议
（不晚于1926年6月4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10905
为制定英国罢工教训提纲而举行的政治局英国问题小组
1926年6月4日会议记录
（政治局第31号记录）附件。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宣言[1]（应在两天内见报）应包括：（1）毫不留情地批评“左倾分子”并把“左倾分子”的行为（归根到底）看做是招致罢工失败的罪魁。当然，批评应当不避重就轻或避而不谈，等等，要让每个普通英国工人都能明白。不但“右”的而且“左”的叛徒的政治作用，尤须以鲜明的笔墨详加描述。（2）总委员会的整个破产应视为总委员会的“8月4日”[2]。（3）宣言应含对英国工人的直接建议：改选总委员会，号召把至今起领导作用的工联“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撤职。
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
[1]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宣言《告全体国际无产阶级》是联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会起草的。最后由布哈林、洛佐夫斯基和托姆斯基修改定稿。1926年6月6日政治局批准，最后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体会议正式通过。6月8日在《真理报》发表。
[2]这是把英国工联上层在罢工问题上的立场比作第一国际在1914年3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所持的立场。 |
英国工人运动问题（托洛茨基，192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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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运动问题
托洛茨基（1926年5月18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02790
1．英国工联总理事会拒不接受苏联工会的援助，这不能不激起苏联工人群众的义愤。在最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国报刊和报告人都把总理事会说成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亲密盟友。英俄委员会的存在就是这个同盟的直接体现。而我们的报刊根本没有对理事会及其领导人进行批评的迹象。
成立作为统一战线政策一个组成部分的英俄委员会是正确的，对于这一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争议。但我们对待这一组织设施的政治态度是不正确的。只有在统一战线政策不剥夺我们对同盟者、半同盟者、同路人等等进行完全自由的革命的批评权的条件下，我们才能接受一切种类和形式的统一战线政策。然而我们在对待英国总理事会方面却自愿地背离这个准则，把统一战线政策归结为半外交谈判、妥协、谨小慎微并一贯模棱两可的声明，等等。我们的报刊对这些步骤也从未作过坚定、明确和清晰的批评性评价。因此，就会不可避免地在苏联工人群众中，包括在我们自己党内，散播幻想。
这一在很大程度上以外交组织原则为基础的妥协没有经受住斗争的考验，这猛烈地冲击了毫无思想准备的工人群众，如总理事会出人意料地拒不接受我们援助，而后又公然背叛罢工。对国际工人运动中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采取纯组织的、机关的和外交的做法，其错误在这方面已暴露无遗。
2．这个错误在英国必然会更深刻地表现出来，对于这一点即使没有掌握必要的实际材料也可深信不疑。英国共产党仿效我们，在有些问题上受到我们的直接暗示，实际上并没有批评总理事会及其拥护英俄委员会的领导人的政策。我们通过这种处事方法解除了英国共产党对工联领导人应采取十分明确立场的责任。我们似乎使英国共产党产生了如下想法：联共会通过英俄委员会和其他途径在这方面做一切必需做的事情。
需要注意的是，英国党在政治上尚不成熟，刚在摆脱极左翼宣传小组的状态。在这种条件下，英国共产党还必须发展自身的基本革命素养和作风，培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领袖不妥协的精神。如果党不对国内，首先是工人阶级中所发生的一切不断作出积极明确的反应，这种教育与自我教育是不可能的。当然，这种批评工作不应具有封闭的宗派主义的性质。相反，这种工作应和目前英国党在群众运动局势下能拥有的全部积极性结合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任何有关英国共产党在总罢工中表现的材料。但可以有把握地作出这样的猜测：英国共产党人（和我们）此前对总理事会的作为尚未使他们作好准备，他们在不断发展的事态中不能占有真正革命的、积极的、揭露形形色色工联分子不彻底性的立场。
我们对总理事会采取的行政外交式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不但使我国的工人造成了错觉，而且还提高了目前这样的总理事会在英国工人，包括他们中间的左派的心目中的威信。所有这一切无疑一方面使总理事会放开了手脚，另一方面使英国国内外工人群众难以确定正确的方针。结果，英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在总罢工中所能取得的成果要少得多，而如果他们能执行我们党在这方面的一切传统所要求我们采取的更正确的，即讲原则的公开的政策，则取得的成果要大得多。
列·托洛茨基
1926年5月18日 |
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计划原则、工业化速度及无原则性（托洛茨基，1926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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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计划原则、工业化速度及无原则性
托洛茨基（1926年5月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02788
1．从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积累规律的相互作用（斗争与合作）来分析我国的经济，原则上是卓有成效的，确切些说是惟一正确的。这种研究只能在封闭的苏维埃经济范围内开始。但是现在这种方法论观点变成“一国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完整的经济前景的危险在增长。可以料想同时也让人担忧的是，那些拥护这种哲学的人们迄今为止依靠的是被他们曲解的列宁的引文，现在却试图利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分析，把这一方法论观点变为对这一假独立自在过程的总结。必须坚决反对这种剽窃和篡改的行径。要把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相互作用置于世界经济的背景下。这样就会清楚，在新经济政策这一有限的范围内的价值规律要靠来自外部的在世界市场上得到不断加强的价值规律不断加大的压力来补充。
2．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首先是工业化的速度问题因此具有决定性意义。对外贸易垄断是为社会主义积累服务的强大因素，但强大因素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因素。只有在苏联产品的价值逐年接近于世界市场产品价值的情况下，对外贸易垄断才能控制并调节来自外部的价值规律的压力。当然，计算苏联产品的价值时要注意到社会立法规定的附加费用。但在世界各种经济制度竞赛的范围内上述要求仍然有效：苏联工业的速度应能保证苏联产品以工农明显感觉到的速度逐渐接近世界市场的产品。
3．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市场的购买力和国家现有的财力是工业化的极限。这一极限不是惟一的，也不是主要的，而只是其他极限的市场货币的经验体现。这样来提出问题的话，我国工业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就表现为商品荒和批零价格的剪刀差。古谢夫等人为了回答这一看法提出了两个毫不相关，其实是互相对立、至少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反对意见：（1）那些主张工业不能落后、要保证其主导作用的人是超工业化主义者；（2）说那些根据市场来确定工业发展程度的人是害怕农民，并且忘记了生产资料的生产不能看市场行事。
4．因此，那些现在（回答）有关更新固定资本问题的人会经验地碰到社会主义积累和计划原则问题，会以其新发现与工业化主义者抗衡，而工业化主义者会因此专门从超工业化主义者变为向农民市场投降的农业主义者。
5．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积累方面的门外汉们在计划原则问题上仍然坚持旧的，实际上是市场的观点。近年来计划原则主要地（如果不是惟一地）是在本年度内在市场的基础上运用了各经济成分相互配合的方法。现在，由于有必要更新和扩大固定资本，复杂的建设性的计划任务就变得刻不容缓了。在这方面，对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提法也应得到其最明确的体现。与此同时所作的相应修改也就被否定了。
6．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作用的问题从各种观点来看都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前面阐述价值积累规律以及经济的速度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对所谓的苏联经济独立性问题来说，对外贸易有着不小的意义。必须全面分析这个问题，并尽可能根据对我国进出口的基本要素的研究来进行。必须在这方面制定大约5年的前景规划。必须表明，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的增长如何辩证地为工业的“独立性”作好准备。
7．必须把农业和工业积累、私人和国家积累的分配与再分配问题同消除认为农村就是“殖民地”的神话联系起来。
8．全会根本没有说明，经济与党的制度之间的联系。其实这种联系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代表大会和决议非常突出地提出了经济问题。但根本没有说明为什么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经济问题虽然被如此突出地提出来（各级地方党组织、各级苏维埃组织、工会组织向经营企业索要贡款，发表一些毫无意义的声明等等），却并未取得必要的成效。显然，国家，首先是党，如不积极参与并监督舆论就不会取得任何成就。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
选拔经济工作者也要出于实事求是的考虑。经济工作者应感觉到党和工人等舆论对自己的监督。
官僚制度的特点是，经济工作者只对机关、首先是对书记们负责。从正确选拔经济工作者和制定正确的经济制度的角度，首先是从最严格的节约角度来说，这种状况都是有害的。
列·托洛茨基
1926年5月2日 |
对李可夫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托洛茨基，不早于192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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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可夫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
托洛茨基（不早于1926年4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02784
一、工农业比例失调和经济政策的任务
新经济政策主要的同时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恢复农民对发展自己的经济的兴趣，从而保障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在与农业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解决发展工业的任务。根据这一联系的市场形式，新经济政策包含了“学会做生意”和“他把每个闲置的戈比投入工业”的口号。同时党还提出了实施电气化的宏伟计划。
无产阶级与农民结合的问题确定了这一政策的基本经济内容。国家经济政策体系的任务是在生产力增长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成分取得对资本主义成分越来越多的优势的条件下保障工农业之间的动态平衡。十分明显，在两种主要情况下可能出现对这种平衡的破坏：如果国家利用国库政策、预算政策、工商业政策及其他政策从整个国民经济中抽出不成比例的大笔年积累以至一切资金，并转而投入工业，其结果是工业发展过于冒进，脱离了国民经济基础，首先是农业基础，并遇到有支付能力需求不足的问题；或者相反，如果国家利用手中掌捤的一切杠杆从国民经济资金及其年的增量中抽出不足的份额，其结果是工业品的供应落后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这两种情况下均可能出现对结合的破坏。工业过分加速自身发展，使农民负担过重，也在破坏农业。但是当工业不能适当地满足实现收成的需要从而导致批零价格剪刀差时，农民承受的损失也不会小。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国家工业化方针这一基本指令。实施这个指令的途径、方法和速度不但对我们今后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前途，而且对苏联工人阶级政治统治的前途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目前我国经济状况的主要矛盾，同时也是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国有工业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产品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十四次代表大会为我国经济的工业化制订的方针来保障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基本路线。
※※※
只有根据我国经济政策的基本战略方针才能正确地评价去年末今年初出现的所谓经济失误，其中包括迫使我们予以削减的进出口计划、工业发展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
近年来的经验证明，我国的工业计划总是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进程和需求，并且在市场的直接压力作用下中途改变，有时一个经济年度内就一改再改，而且几乎总是扩大计划。同时正像工业方面主要沿袭的新经济政策初期的口号——为了不脱离农民经济不要冒进——一样，事实上，工业一直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实际资金、需求和能力，这就导致了要经常破坏和改变工业计划。
党在评估我国工业计划的实施历程时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业计划的主要缺陷是对经济发展总的潜力估计不足，首先是对作为主导因素的国有工业的潜力估计不足。只要想一想，预计在1930年达到的那个水平，1925年已经在两个经济部门——交通和冶金工业——达到了这一点就足够了。工业问题上采取的小手小脚的方针是现今商品荒极其严重的最重要原因。
※※※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向党提出了坚定的工业化指令，同时指出了工业在每一种情况下不能也不应超越的界限。决议指出这些情况是：市场的实际容量和国家的财政资金。这两个因素，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财政资金在每一特定时刻都限制着工业的发展，但是两个因素显然不是不变的或不取决于我们政策的。十分明显，国家的财政资金受整个行政措施、国库措施、预算措施、生产措施和商业措施的制约，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倡助这些措施对国民经济积累进行分配。国家尚未摆脱工业商品荒的局面无疑证明，国有工业与其他经济之间对国民经济资金和积累的分配不仅没有达到必要的平衡，而且在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在丰收的情况下，有更加远离必要平衡的危险。
如果去年下半年的工业计划和进口计划在当时与国家库存现金不符，那么有必要进行相应修改这一事实决不是降低整个工业发展速度的理由，相反这个事实要求我们在经济政策方面采取措施，国家投入工业的资金因而应在全民资金中尤其是在全民资金年增量中占据比迄今为止更大的份额。换句话说，进出口计划和工业计划方面经常出现的失误，是长期以来影响工业和农业的对国有工业的潜力和任务采取紧缩方针造成的反应和偶发性结果。由于商品荒，尤其是零售价使农民们失去的钱（私人资本因此得利）比降低农业税得到的要多得多。
因而产生主要的经济困难的原因是：无论是对农业来说（农民的个人需求和生产需求），还是对工人阶级需求的增长来说，工业的容量都显得过小。消除这种不协调的状况不应通过限制农业的增长或遏制工人阶级需求的增长，而应通过使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消灭这种不协调来实现。
以上任务务必完成，因为在目前状况下，工业尚未完成所面临的其他重要任务，首先是为工业自身生产生产资料的任务、为国家的运输业和国防服务和发展的任务。
有鉴于此，全会责成政治局：
具体制订与农业发展前景密不可分的最近一个经济时期（5〜8年）工业发展和新工业建设的远景规划。
在制订1926—1927年度一切规划和计划时，要制定一个能够保障在1926〜1927年度在消除我国经济内部不协调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的指令。
为此远景规划应从大约5年内（或在另外一个期限内）基本消除比例失调这一工作设想出发，以便假定到1931年，在始终坚持降低物价政策的条件下能够确立工业品供求的相对平衡。当然我们并不奢望把这种规划订得尽善尽美、准确无误，但这种规划应是我国全部经济政策的重要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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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形式和目标，1926〜1927年度规划和计划应以如几点为出发点。
1．向农村上层征收的农业税应是对国民经济积累正确再分配的重要杠杆之一；据此，农业税控制数字的提高必须考虑到从财政上保证工业的主导作用并符合农业的实际增长及其内部的分化。
2．不允许提高零售价，相反，要大力争取降价；批发价方面要在不同的工业部门执行更灵活、更专门的政策，目的是使国家和合作社得到比迄今为止更多的一部分零售加价。
3．1926-1927年度的预算应该这样制订：要把实际上作为工业自身通过预算再分配的资金以外的相当数量的资金都投入工业。工业的纯结余额无论如何也不应少于1.5亿〜2亿，同时应集中全力增加纯结余额。
要记住，我们尚未走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所以应该通过大力压缩或至少是将来不再继续扩大各种非生产性开支来达到上述目的。
4．必须根据已有的经验重新研究伏特加酒的问题，经验证明，国家出售伏特加酒在使农村资金注入重工业（这是我们的目的）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却占据了工人工资中很大的一块。
5．从1926〜1927年度起就应保障真正向新工业建设增加长期贷款的可能性。作为长期贷款基金的应有：
（1）不少于25%的折旧提成；
（2）50%的准备金，并免除工业必须把这些资金投入国家债券的义务。
（3）10%的纯利润；
（4）出售所谓呆滞资产所得收入的50%。
6．应建立折旧提成制度，以使工业有可能在已有的水平上自动地保持自身的生产能力，而其余的补充资金都应用于工业今后的发展。
7．1926〜1927年度进出口计划的制订应保证扩大工业的生产能力及其相当规模的技术改造，包括新工厂的建设。
8．整个经济政策的制订应保证今后（1926〜1927年度）有可能实现不少于10亿卢布的工业基本建设规划，而1925〜1926年度为8.2亿卢布（即增加不少于20%）。
9．为增加保证工业流通不断发展的中央工业准备金，应增加工业银行的资金。
10．现在要对即将收获的庄稼制定并切实准备一套销售措施——首先，要紧急增加进口原料（棉花、丝绸、橡胶、皮革和金属）以增加可在秋天向农民供应的商品后备，其次，准备进行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商品干预，这种干预是以适应我国内部商品流转并完全符合国有工业利益和潜力的国外贷款为基础的。
11．保证国家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实施电气化计划。
二、速度问题
过去几年的经验无可辩驳地证明，剥夺非生产阶级（贵族、资产阶级及君主派和享有特权的官僚）、土地国有化、废除债务并把工业、运输业及整个信贷系统的收入集中在国家手中——这一切保证了我国经济内部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明确无疑的优势。
但正是把我国经济越来越纳入世界市场链条的这些巨大成就进而把我国今后的成就，首先是我国工业化的速度，置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监督之下。以为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下可以以随意的速度走向社会主义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只有在我国工业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产品数量、成本、质量方面的距离明显缩小而不是扩大的条件下，才能保证我们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武装力量才会得到能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技术基础。
三、工业的主导作用与农业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国有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主导作用。党的任务就是充分认识这一指示并根据这一指示作出相应的切实可行的结论。在国有工业落后、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条件下发展农业会不可避免地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国有工业的主导作用就在于，国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是农业的普遍提高及改革其技术和社会形式的主要因素。纺织工业的发展是产棉区发展的强有力杠杆和种棉业逐步实现工业化及公有化的前提条件。制糖业对甜菜种植业、制呢工业对于养羊业、麻织业对于种麻业、罐头工业对于蔬菜种植业、养猪业和渔业，最后，全部工业对于提供原料和为工业职工提供食品的整个农业来说都具有这样的意义。
另一方面，既然农业在简陋陈旧的生产技术基础上已接近战前水平，那么只有逐步对农业实行工业化，即大力发展农机制造业、电气化、人造肥料等等才能使农业真正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家帮助农民经济最有效的形式就是在优惠贷款的条件下大量销售国有工业生产的必要的农具，这又要求紧密结合主要农业区特点的农机制造业蓬勃发展。
四、计划原则及其新的任务和方法
计划原则的意义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失败和失误中都能体现出来。把某些失误当作反对计划原则的理由，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集中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提供了及时发现并设法纠正这些失误的可能，而这种体制如果不把经济管理的基本要素（如国家行政管理要素、市场要素）有计划地结合起来则是不可思议的。
我国经济的增长不仅要求全面加强计划原则，而且还在这方面提出了全新的任务。迄今为止，计划工作主要是要尝试对一年内基本经济要素的变化情况进行预测并灵活地将其结合起来，也就是以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所阐明的那些职能为限。在所谓恢复时期（工业在过去遗留下来的技术基础上发展的时期），这样对目前业务任务灵活地制定计划也许已足够了。但现在随着恢复时期的结束，更新和扩大工业及运输业的固定资本的必要性，除了老任务还向党和国家提出了计划领导方面的新任务。如果说以前拥有相当数量闲置设备的工业能够根据市场的要求在短期内大大超出计划的预测来发展生产的话，那么最近几年工业在这方面的能力将取决于工业每年可能生产出的那些基本建设费用。国家应最严格最周密地规划这些基本建设费用的使用数量和方向。建设新工厂、建造发电站、铁路，改良广大区域的土壤，在适当的期限内培训各类必需的技术熟练的劳动力，把这些新的建设项目与现有经济以及工业计划和全部经济计划结合起来——所有这些事情不可能在一个经济年度内做完。需要对需几年完成、其经济后果会在以后若干年内反映出来的大型设施和大工程进行规划。对年度计划应作为五年远景计划的一个确定部分来加以研究。一方面，年度计划的相应部分应完成五年计划规定的那些任务；另一方面，五年计划应根据例行业务计划对该计划提出的变化每年进行修订。
显然，这种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属性本身制定的超前计划不对能制定得能彻底预见到5〜10年内各个经济因素的发展变化。其实问题就在于提出目标性任务并在计划阶段和实施过程中创造性地加以办调。只有认识现代工业所蕴藏的巨大潜力及其改革力量、克服经济问题上存在的舍本求末习气和尾巴主义、真正掌握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对国家工业化所作的基本指示，才能正确对待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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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化程序并使最高计划机关，首先是国家计划委员会，集中注意一些大的计划问题，目前编制和通过计划的程序应作根本改变。为此要：
1．正确发展经济建设的主要因素，主要是新建项目中的主要因素并使之与工农国家的任务和不断增长的潜力完全协调一致，应该成为我国最高计划机关计划工作的中心。
2．最高计划机关必须避免对下级机关所作的技术核算进行斤斤计较的核查，以便集中精力处理那些最高档次的问题，让下级机关对它们的工作承担更多的责任。
3．应大大减少在经营计划方面制订详细计划的现象，要把这项工作及其责任集中于业务机关，最高机关只负责对计划之间及计划与整个国有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之间进行协调。
只有彻底简化编制和通过计划的程序才能使制订的计划质量更高，及时被通过和被批准，真正地使计划领导机关集中精力于进行大规模经济设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工作上。
五、工资
经济上的困难使得我们目前不能采取大幅度提高工资的方针。党在承认工资尚未达到应有水平的同时应在工资方面提出下列任务：
（1）近期不得降低实际工资；
（2）为今后提高工资创造物质前提，即
（1．1）充分扩大1926〜1927年度工业规模，使货币工资有相应的商品保障（工业品，可满足工人收支计划40%的需求）。
（2．2）坚决地有步骤地对工业进行技术改造，这就足以保障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地有计划地得到提高。
附录：关于后备问题
（不是对决议的修改意见，而是为决议提供的材料）
（1926年4月12目）
后备问题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提得更具体。从后备动用的角度可以确定下列后备范畴：
1．广义上的保险后备，其必要性是由我国整个农业生产经济的重大意义及农业生产对自然现象的依赖性所决定的。这首先是：（1）粮食后备，因为我国的出口主要取决于农业经济中的不稳定产品，（2）外汇后备保证我们有得到世界产品的权利。
2．我国经济中的生产后备，用于某个生产部门有必要迅速扩大而在一个年度的生产范围内又无法筹措为此所需的后备时。其中包括原料后备、设备后备等等。
3．机动后备，这已非后备的本义，只是我们的计划要留有余地，可以在出现我们制订计划时未能考虑到的一些情况时，在计划中增添不同的内容。因此，机动后备的问题就是我们计划硬性执行的程度问题。
此外必须指出一种错误的后备种类，即用于国内的所谓货币后备。如果这一问题不属于积累纸币的储量这一狭隘的技术方面，那么货币后备其实就意味着货币流通领域实行如下政策：我们在一定的时期内提高我国卢布的购买力和汇率，以便在另一个时期通过比较宽松的货币流通政策再把购买力和汇率降至原来的水平。如果我们竖持（这是亳无疑问的）保留硬通货的观点，那么通过提离然后降低我国外汇率作为后备是不能允许的。硬通货体制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执行这样的货市政策：任何时候都不能降低汇率。这就是说，我们这方面不可能有任何后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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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经济情势出发来具体谈谈。
1．粮食后备的积累在相当程度上是补充上一歉收年度所消耗的后备，这种积累是在农民经济的内部完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是粮价高的原因。但这是把这些后备集中到国家手中的障碍。在我国粮食出口没有利润的情况下（只有东南部地区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价格保持一致）为国家后备积累而进行的粮食收购工作就更加抬高了价格，打击了我国的出口，即我国的外汇后备。这项任务只能对明年提出，而且只应在收成令人满意的情况下才能提出。
2．尽管从我国外汇基金祜竭的观点来说需要积累外汇后备，但这也不可能是我们今年所要提出的任务。只有在加强我国出口的条件下，我们也许有可能部分地实现这个任务。
3．我国经济的生产性后备。在我们国内商品荒的条件下，在我们用于发展工业的后备薄弱的情况下，无论是压缩生产以形成后备的方针，还是把额外增加支出用于获得额外后备的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当市场上需求减少以及我们生产不是为消费而是为后备时才能提出这个问题。这里惟一的一个问题是众所周知（与设备更新有关）的生产过程合理化，生产不间断运行所必需的原料、燃料等等的相对数量会因此而减少，这样就会有原料、燃料的后备。
4．“机动后备”——根本不能说我们硬性执行计划的程度过大，这方面的压力大部分来自我们计划上的最低纲领主义，尤其是在工业方面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有害的倾向。
总而言之，后备问题与我国整个经济，尤其是经济各部门中的积累问题密切相关。只有在我国经济中的积累扩大的条件下扩大后备才有可能具体落实，而扩大积累又与提高生产技术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为形成这些后备创造前提条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这项任务推迟到无法确定的时间去完成。比如说，既然此时的农业经济相对亏损，那么后备的积累在近期内，尤其是在明年就是可能的。同时，这样的后备作为预防各种不测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略好的条件下积累必要数量的粮食后备和外汇后备将是明年的重要任务之一。
1926年4月12日 |
托洛茨基为在中央四月全会上发言所作的札记（1926年4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为在中央四月全会上发言所作的札记
（1926年4月7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02782
1．日丹诺夫同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修正案还是决议。这一点上周六我在政治局已谈过。制定决议和通过决议的情況。
2．日丹诺夫同志坦率地提出了主要问题，因而也很有意义：我们1923年所说的，现在还应该说。有些人说：那是1923年的事（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阶段），可现在是1926年工业化阶段。日丹诺夫却说：那时说过的现在还要说。这样一来，新阶段就会化为乌有。但这较接近现实。
3．许多人在这里说，错误的、过于膨胀的工业化方针导致了去年工业的过热局面。我始终坚持认为，这些失误实际上是对过于收缩的战略方针的反弹。企图从我的路线里推论出这些失误简直太可笑了。如以此为基础进行攻击，恐怕我的防护决不会比别的人差。
4，加米涅夫同志认为，他本人一转变，向工业化的转变也就停止了。从过去来看我并不认为这两个过程是完全吻合的。至少1924年春天起就出现了商品荒。我认为，本可以更早地预见到这种情况。
因此，加米涅夫同志就有几乎2年的时间来作出必须更坚定地执行工业化方针的结论了。
5．雅柯夫列夫[1]同志阐明了手工业在缓和比例失调现象方面的意义。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提法，它证明雅柯夫列夫同志尚未完全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领会事态的全部进程。日益加剧的比例失调现象表明了国有工业在某种程度上丧失在市场上的地位这种情况。以为在这种条件下国有工业可以通过合作社来控制手工业，那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合作社不是能产生奇迹的独立自在的经济因素，它只是一种能够满足小商品生产者需求的灵活的社会组织形式。合作社的社会内容不取决于贯串其中的那些经济因素。国有工业和市场比例失调的加剧反倒为手工业的复苏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为其转向社会主义轨道设置了障碍。6．关于收成问题我在第12次代表大会上说过下面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收成会怎么样，我们都希望丰收，但丰收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落后的话）竞争者会增加，因为丰收对国有工业和黑市都意味着市场容量的增加。”对此大家说我对收成过于担心了。我不同意这种意见，不是我过于担心，我这是在从社会主义观点进行评价。企图把事情说成是我害怕丰收，这简直是太愚蠢了。我是担心我们对丰收没有预见和准备。
从生产力发展的观点来看丰收无疑是件好事；从社会主义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就具有了双重性——由于我们缺乏准备，丰收可能会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基础。
去年的情况也是这样。靠我们自己的生产（纺织业）进行的干涉不仅为时已晚而且糟糕透顶。
7．李可夫在提纲里只字未提未来收成的问题。因此，最初的结果已经有了。
1926年4月7日
[1]雅柯夫列夫，雅·阿·（1896～1938）——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2～1923年任党中央鼓动宣传部副部长，后历任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等职。 |
托洛茨基在中央四月全会上的发言（1926年4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在中央四月全会上的发言
（1926年4月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02783
同志们，由于时间不够，我只能回答几个最突出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我本来根本没打算说，但捷尔任斯基同志却出人意料地迫使我对此作出解释。他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落后和冒进哪个更好。不错，许多同志都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别人都是以最泛泛的方式，依我看差不多是幼稚的方式提问的。我当然并没说过“冒进”好，但我说过近几年来采取的都是我们必然落后的方针。由于受总的最低纲领方针的影响，我们的运输业和冶金业就实施了使我们1930-1931年才能达到现有水平的纲领。就拿向国外订购的那批机车来说，由于发生了党内争论这场灾难，竟有人毫无根据地把这件事扯到我的头上。当时有人说，1931年以前订单订的这批机车不会完全派上用场。但既然我不像争论中编造神话所说的那样对机车订多负有责任，那我现在也不能把购得这些如此有用的机车的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我举出这个例子就是为说明我们在某些主要经济问题上存在过分收缩的倾向。我说的是这层意思，而不是什么冒进。可捷尔任斯基同志却问我冒进和落后哪个更好。不仅如此，他问得还相当具体，问去年（日历年度）起跑过快以致不得不后退的做法对不对。我不知道捷尔任斯基同志为什么偏偏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米高扬提出类似问题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未必清楚事情的原委，他完全可能把秋天“轻率”的起跑说成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产物。可捷尔任斯基同志应该知道，这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在去年6月12日就提出警告要防止轻率起跑。我不知道包括米高扬在内的其他同志是不是这样做的。至于说到我，去年6月12日我就说过，尽管形势很好，但由于我国某些工业部门盲目冒进使我们面临金融信贷危机。我逐字引用过的这段话：“金融信贷危机有可能演变为尖锐的工商业危机。我不想被人误解，尤其是在早就有人议论什么‘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等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既然预见到危机必然要爆发，就可以采取一些能缓解其影响和后果的措施。可是却反其道而行之：目前在经济工作人员中流毒甚广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报刊支持的那种盲目乐观可能会加重这场必然爆发的危机的影响，因为这场危机会使我们猝不及防。”这是6月12日的事情。我自然只要需要就千方百计地坚持这一点：今后必须把国民经济资源向工业转移。但同时我绝对清楚必须量入为出，要按已拨出的那些不足的资金来办事。一条战略斗争路线是把资金向工业转移；另一条战略斗争路线是工业自身内部的财政平衡。6月24日我还说过：“有某些迹象表明，工业——至少是工业的个别部门——的发展没有量入为出。这样做的后果再过一年或半年左右就会相当尖锐地表现出来。这个问题应予以特别重视。或早或晚都应在小范围内集体讨论这一问题。”这是6月24日的事情。我不知道别人在这个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但我决不想让别人以不应该“冒进”、不理智的冒进是有害的来教训我。现在，也就是事后，把我当时——而不是出现失误后——表达的想法拿来反对我，这样做大家都该认为有点可笑吧。说什么不应该盲目冒进。可要知道这是我在6月12日和24日说的，这是我的预见，而不是现在，不是今天，不是事后说的。（加里宁：那就是说，您是位很不错的实践家，但却是个糟糕的理论家了。）是的，就是说……但这还不是全部情況。6月28日，我们一家经济类报纸登出了一篇文章，其主要口号印成了黑体：“近期内不用生产规划来梳理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口号是：尽最大的可能和力量发展。”看，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但我当天说的是：“这种疯狂的提法意味着公然号召我们用如下办法来执行我们的生产政策，这种办法不可避免地（在半年左右）会使我国脊椎尚末挺直的工业爆发随着固定设备危机而来的最严重的工商业危机。”这是我6月28日说的。（李可夫：这登在哪张报纸上？）不是登在报上，而是写在给捷尔任斯基的信里。两周写了三封信。所以捷尔任斯基同志比起其他任何一个人来更没有理由来责问我盲目冒进的作法好不好。（捷尔任斯基：我们6月份原地不动时您说要起跑，可是我们起跑了，您又说再跑快点。）不，捷尔任斯基同志，这都是小值一提的东西。我为不得不引用这些信感到非常遗憾，但这是您的过错。当我给您这位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负责领导人写信的时候，是希望在经济方针上帮帮您，当然我也没想到您会逼着我在这里引用这些信。现在，当您为时略晚地指责我，说我不清楚起跑不是始于6月而是始于9月时，这只证明您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缺乏批判的态度。由于这些“历史”原因和错误，工业所拥有的资源相当不足，然而我们不得不以这些资源为准。您，捷尔任斯基同志，却没有认识到早在6月（也许更早些）就可以预见到出现财政困难的危险并且应该（正像我建议的那样）召开搞经济工作的共产党员开会核实一下工业的起跑在财政上能得到多大的保障。遗憾的是，您没有召开这个会议。的确，失误一点也没有给我们造成大灾难。也不要夸大事实。但现在如果有谁企图转而把失误拿来指责我，那么我得说这是“用我的拳头来塞我的嘴”。不合适！因为如果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政治局有人在6月就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危险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我！我召集了工业银行和一些托拉斯的工作人员。当然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作出了几点重要的预见，我认为比例失调的起跑正威胁着我们。遗憾的是，您捷尔任斯基同志没有预见到这一点，也不重视屡次提出的警告，可米高扬同志现在，几乎快过了一年，却把失误归罪于我。（米高扬：失误是我们的错，而您还在继续提您的建议，这是您的错。各有各的账）正是如此：各有各的账。
日丹诺夫同志曾经问过，我的修正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作是修正案。他说这是一个独立的决议。安季波夫同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不知道我修正的是哪几条。这里还有人对纲领等作了不恰当暗示。李可夫同志本可以扼要地介绍这个决议的形成过程，给大家解释清楚所有这一切。建议政治局为下一次全会，即这次全会，制订关于经济状况的决议的是我。这个建议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是一致通过的。在代表大会上出现种种情况之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并感到有必要制定这个决议。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三个月。由李可夫的委员会制订的那个决议草案我是上星期三收到的。（莫洛托夫：是星期二。）不，决议是星期二晚上寄出的，我是星期三收到的。现在你们连几个小时也争来争去，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你们把我们提交必要的修正案的时间卡得太紧。我星期三收到决议，却要求我星期四早晨提出修正并交付表决。我在代表大会后立即召开的新一届的第一次全会上谈到形成党的领导核心时曾经说过，不要把政治局委员置于两难的境地——不是被迫对背着你商量好的现成草案提出相反的意见，就是不得不保持沉默，被迫同意和屈从你所不同意的东西。如果这个决议比较正常地通过政治局讨论，那么在这里激化的许多问题就会通过比较正常的途径得到解决，对此我毫不怀疑。可星期三收到的这份内容极为重要的决议，星期四就要交付表决，我出于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尊重只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参加表决。当时把此事推迟到星期六。由于考虑到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我并不指责制定决议的时间过长。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决议（已经商定的）到我手上时是星期三，即政治局开会的前一天，而推迟也只推迟到星期六早晨。星期五这天我得起草将在星期六提出的对建议的修正意见。安季波夫同志说，不清楚这些修正意见修正的是什么。这不对，不应该人为地激化矛盾，也不要蓄意歪曲。我在李可夫同志委员会里已十分明确地指出过，我对哪一点提出哪些修正意见，李可夫草案中哪一条未经任何改动我就能够接受。所以，当某些人在这里提出：李可夫的决议里有什么什么，可托洛茨基的却没有，他们这样说是无的放矢：我之所以没有这一点是因为我同意李可夫的有关提法，我在委员会里就这样声明了。耗费时间作这些解释我感到很懊恼。错误的不正常的工作方式在不可能发生冲突和对立的情况下也会挑起冲突和制造对立。（有人大声喊叫。）请原谅，你们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其实，同志们，你们还想要什么呢。当如此重大的一般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发生转折之际，如果我们党内不出现实际的综合性的分歧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不过不必人为地夸大这些分歧。否则党又如何能生存并向前发展呢。否则就会出现莫洛托夫发言中提到的现象：以各种口实从左边和右边来指责半托洛茨基主义。为什么指控者轻易变成了被告呢？因为在我们这里任何问题都被置于机关剃刀的刀刃上，即使偏离这一刀刃千分之一毫米，也要被机关神话编造者说成是骇人听闻的倾向。需要借助托洛茨基主义的幽灵来支撑这种机关制度。而这种机关制度会自动导致出这样的情况：不久前还指控别人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的人，今天他自己却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
（插话：出于本人的愿望。卡冈诺维奇：存在决定意识。）
托洛茨基：可我认为，目前哈尔科夫的存在非常悲惨地决定着某人的意识。
斯克雷费尼克：这暗示什么？
托洛茨基：如果您给我15分钟，我就可以详细说明这暗示着什么。但我认为，这里的大多数人仅凭简单的暗示也会心领神会的。
日丹诺夫同志不知为什么提起了1923年的争论。于是别人也毫无缘由地谈起了1923年这场争论。我并没有也不准备指靠这场争论帮忙。现在谈的是今天和明天。我谈过去丝毫没有同“行动纲领”矛盾的意思。现在，尤其是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我们面临着新形势，这次代表大会批判了道威斯计划、农业倾向不是偶然的。要依靠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确立的这一新形势，从这一新形势出发。所以我也不准备回答加米涅夫同志的问题，尽管他说他不是抽象地，而是出于经济的具体需求来对待工业化的；我也不去研究经济转变的需求在多大程度上与主观转变相符的问题。
关于收成问题。我知道，机关又开始就这个题目编造神话了，这是米高扬同志开的头。米高扬同志，您该知道如果您仍旧打算像以前那样进行争论的话，我甚至可以跟您一起去库班哥萨克那里争论一番……
米高扬：我们是在中央全会上，可不是在库班哥萨克中间。
托洛茨基：但您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就像向库班哥萨克揭发我一样。我也就以牙还牙，而且有更充分的理由。我要说，米高扬当然是最支持结合的了。但他是怎么理解结合的呢。他在这儿教会了我们什么呢。大家知道，他说过，该怎样给羊剪毛。要上下前后左右从各个方面均匀地剪、不能剪肉，不能剪出血。米高扬就是把结合理解为剪毛者与被剪毛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结合的工具就是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笑声。）而这一切则被称之为无产阶级与农民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进行的结合。不，太谢谢了。我不同意这种牧羊式的对结合的理解……
该驳斥这种蛊惑性的观点，应该老老实实地理解我对收成的说法。我已经以书面声明的形式要求把我对米高扬同志错误引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文字的批驳列入会议记录。其实应当说，我这里所说的是对我国收成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社会主义的评价。有人说托洛茨基害怕丰收，而莫洛托夫则不怕丰收，这太荒唐了，因为丰收是一种不受我们监督和影响的因素。这是否意味着我在作祈祷，求老天停止丰收，而你们要求扩大丰收。这是什么意思。这没有什么政治意义。问题就在于我国的工商业为丰收和为了社会主义利用丰收作准备的方法。我在修正案里说过，消极地坐等李可夫决议中只字未提的丰收就意味着我们坐失时机，工业品不足及我们对丰收没有作好准备，而丰收意味着市场容量的扩大并从而导致比例失调加大，由于没有持有工业品的国家承办人，丰收就推动了私人资本主义的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经济力量对比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可能变得不利。难道这一年来的经验还没让我们学会什么吗？
我要问：尽管总的来说国家富裕了一些，但此时此刻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领导地位这一点上的状况是不是不如一年半以前了。为什么？因为比例失调加剧，因为对去年的丰收没有准备。这里是否有什么东西说明我们“张皇失措”了呢？不，没有理由要张皇失措，更没有理由视而不见。而把合理的社会主义的忧虑说成是“张皇失措”那就错了。如果再出现今年这样的变化，哪怕百分之一、二重复今年的状况，那么尽管生产力全面发展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速度仍然会是负增长。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比将占上风。我说过而且现在还在说，大丰收本身是作为一切发展基础的创造性因素。但我还要重复一遍，在丰收的基础上可以有两种发展：向资本主义发展和向社会主义发展。一台好机车是个好东西，跑得越快越好；但如果指针没有及时转过来，那就有翻车的危险，而且机车开得越快，翻车的后果越严重。丰收犹如一台正在疾驰的机车，如果工业这个指针不能很好地摆正，那么翻车的危险性就很大。
这就是我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表述过的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现在我不得不重新来加以论证。你们说，我的修正案的提法不适当。那咱们就一起来找到另外的提法。问题难道在这里吗？但当你们转而去进行蛊惑煽动的时候，当你们开始大喊大叫，说有人害怕丰收的时候，那么我要重申：这种做法对孤陋寡闻、糊里糊涂的库班哥萨克也许倒挺合适，可对中央全会来说这绝对不合适。
我归纳一下我的话。我和皮达可夫同志对比例失调及其变动的问题的看法没有被驳倒。我关于在资本主义包围下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速度的问题以及决议中对这个问题错误提法的看法也没有被驳倒。决议里对发展出口（和进口）的要求与“不依赖”世界市场的提法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我们的论据也没有被驳倒。我认为在改造固定资本的新时期里计划因素具有创造性内容，这一看法也没有被驳倒。决议里没有计划因素这一内容。决议既末阐述，也未说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有关工业主导地位方面的指示。李可夫同志的决议规定的1926〜1927年度的指令性任务完全是一笔糊涂账。某些同志不顾整个讨论的过程，说我的修正案十分之九在李可夫同志的决议里已经有了，而剩下的那十分之一则是有害的（他们打算以此来对我引用的斯大林的那些话作相应的解释），这足以使人想起穆斯林的哈里发欧麦尔，他说：“凡是超出古兰经的，那不是在重复古兰经，因而是多余的，就是反对古兰经，因而是有害的”。然而，李可夫同志的决议并不像马克思主义的古兰经。
我认为对提交表决有重要的决定意义的修正案意见是：（1）比例失调的变动，（2）工业化速度不是独立自在的，而是受国际制约的，（3）工业对农业的主导作用，（4）计划因素的新任务，（5）李可夫同志对工资这一条胡乱解释以后，我认为这个修正意见也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我所有主要的修正意见均未被采纳，所以我不得不投票反对整个决议。
我认为加米涅夫同志修正案的不足之处在于，其中在某种程度上把农村分化说得似乎与工业无关；然而，农民的分化及其速度的意义和社会比重取决于工业与整个农村相比的增长和速度。我要对加米涅夫同志的修正案重复一下我在委员会里说过的话：加米涅夫同志的修正案向索柯里尼科夫同志作了一定的让步，但李可夫同志的决议所作的让步要大得多。所以，既然我的修正案未被采纳，我就不得不在这两个文本之间作选择，那我就赞成加米涅夫同志的修正案，并保留我在这里所说的意见。 |
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一次演讲——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部会议上演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一次演讲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部会议[1]上演讲——
同志们！关于目前讨论中的问题，你们已经拿到了齐诺维也夫[2]同志的大纲，这文件，直至目为止，不曾向俄国党公布的，齐诺维也夫被拒到此出席，虽然，无论政治上与形式上说[3]，他都有充分权利出席的。我现在替齐诺维也夫同志的大纲辩护，作为我们共同的大纲。一个群众党的政治教育的第一条规律，是：党不但要知道被中央委员会所采纳的东西，也应知道被否决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领导路线才能为党的群众所明白与了解。自今当时，我们的事情常常是如此的。拒绝将齐诺维也夫的提纲公开于党，暴露出他们智慧的贫弱，他们对于自己立场的缺乏信任，以及他们害怕反对派提纲在党的公共意见看来会比多数一派的提纲更加正确些。再没有别的动机可以解释这个提纲之被隐瞒了。
我企图将我对斯大林提纲的批评，发表于党的理论机关报上，终于没有成功。中央委员会——我的提纲正反对着它的路线——禁止它发表，也禁止齐诺维也夫和我的其它文章发表。
昨天，编辑委员会的一个决定，由柯雷拉同志署名的，在此地分发。它是有关于我们会议程序的通知的。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很明白。无论如何，执行委员会是在报章沉默的一种奇特的空气中开会的。《真理报》上只登通一篇文章，关于这次全体会议，那篇文章中有一句话，那是闻所未闻的无礼：「谁想破坏共产国际的队伍的统一，那他是有罪的。」等等。每一个人都懂得，这是什么意思。甚至还在决议草案未曾公布之前，《真理报》便说有谁倘敢对未来的决议案争辩者，就有罪的。你们能够想象得到，关于此目前所发生的情形，明天《真理报》会怎样去告诉党。现在，在此地莫斯科，凡口头或书面，发表一点意见赞成反对派关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见解者，都被视为一种反党之罪。斯大林同志的完全错误的提纲，被宣布为事实上的神圣不可侵犯之物。不但此哩，正当执行委员会开会的那几天内，有些同志，在他们小组会的讨论中，对齐诺维也夫同志的遭受逼害提出了抗议，便被干脆开除出党，或至少被以开除相威吓。同志们，正是在这样的空气中，你们在行动与决定的。我提议，执行委员会应该决定各国共产党，连苏联的共产党在内，应将我们讨论的完全正确的与客观的报告，更辅以此地所分发的一切提纲与文件，发布出来。中国革命问题不能够放在瓶子里，加以严封的。
同志们，最大的一个危险是那愈形严厉的党制。领导机关的每一个错误，都被「善」加利用，就是说，都被用以反对反对派。当蒋介石政变的电报在莫斯科公布之日，我们相互间会说：反对派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尤其是因为近来曾有不少要求，要他们付出代价。
他们老是在发见机会，用以罗织关于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4]，托洛茨基，比亚塔可夫[5]，史密尔格[6]等人的「案件」，为的把党的注意从最迫切的问题上引开去。虽然党的大会快开了，或许是正因为快开大会，反对派的开除出党，日益增多。党的每一部门：在每一工厂，每一区，每一城，都应用着同样方法。为此，由于必需之故，那些地方常常出现这种分子，他们永远准备在事先接受从上面来的一切事情，因为他们随便干什么事情都不会为难的。他们以这样的希望来慰藉自己：托洛茨基或齐诺维也夫被征服之后，一切事情都会好了。相反的，制度有其自己内在的逻辑的。战斗场的栅门还只刚刚打开，没有终结。在这条路上，将只有困难与更多的痉挛。
这个制度沉重地压在共产国际身上。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说一句批评，他们所持的一个虚伪理由是：不要为害苏联。但这正是给了苏联一个最大的损害。我们的内部政策需要革命的国际的批评，因为对外政策上的错误倾向，不过是我们内部政策上不正确倾向的延长罢了。
现在我要谈到布哈林同志的决议草案了，首先一个问题是直接触及议事日程上已经进行的一点。听吧，同志们：
「共产国际认为：凡自称为工党与工人团体的政党及一般团体，倘不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以反对干涉中国，而是催眠工人阶级，使它失去警觉性，并且在这问题上宣传消极态度，则客观上（有时也在主观上）帮助帝国主义者……准备反苏战争与一般的新的世界大战。」
这几句话听起来是诚实的。但只当这几句话也能适用于英俄委员会之时，才是诚实的。因为这委员会「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以反对干涉中国吗？」不！它催眠工人阶级，使它失去警觉性吗？是的。它在这问题上宣传消极态度吗？无疑。它不借此在客观上（英方的一半则也在主观上）帮助英帝国主义者进行战争的准备工作吗？明白而无疑的。
将这和昨天古西宁[7]以古西宁化的裴塞尔主义的言语为辩护英俄委员会而作的论调比较一下吧。从那里来这种口是心非呢？海关证明书的哲学，在边州海关的办公室里，是远比它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更加合适些的。这种虚伪与无价值的哲学，必须用扫箒来扫去它。
让我们将布哈林的决议案读下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布：（中国革命中）事变的发展，已经证实了预断（最近一次共产国际扩大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动力的估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别宣布：事变的过程已完全证实了扩大全会的预断，即资产阶级之不可避免地脱离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而转入反革命方面。」
上海与汉口的工人们，读到了4月事变的发展，说是完全符合于布哈林同志事先为中国革命指出的历史进行线的，确实会大吃一惊。有谁能想象出一幅更恶毒的讽刺画与更滑稽的迂腐气吗？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被那同一的「民族」资产阶级所消灭的，这资产阶级在这名为国民党的联合党中起着领导作用，共产党在一切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上，都屈服于这联合政党的组织纪律的。反革命的政变发生了，这对于中国工人与世界大多数的工人阶级的打击，有如晴天霹雳，可是那决议案说道：这一切都是依照了布哈林的预断的最好规则而发生的。听起来真好像是一个荒诞的传说。
这里的预断该了解成什么？在此种情形之下，所谓预断表示了什么呢？除了一句空话之外，别无所有。它只说出了这个事实：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某一阶段，一定要同被压迫民众分离的。将这样一种老生常谈可怜地称做「预断」，那是丢马克思主义的脸。这种平庸的废话一点也没有区别出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问问考次基，鄂托·鲍威尔[8]与但氏吧，他们会这样回答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不能永久持续下去。但氏于不久之前，才在他的下贱报纸上涂写这种废话。
可是问题的核样如下：说资产阶级定将与国民革命分裂是一回事，说资产阶级必须握革命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欺骗工人阶级，然后解除其武装，扑灭它，使它流血至死，却是十分不同的一回事。布哈林的全部哲学，在他的决议案中，乃在于将这两个预断看成一物。但这就是说，他不要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两种前瞻之间作任何根本的对照。
让我们听列宁对此问题所说的话吧：「一切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在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都会以诺言去喂养与欺骗人民。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因此工人必须拥护资产阶级，这是取消派营垒中无价值的政客所说的话。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因此，工人们必须叫人民睁开眼睛，慎防资产阶级政客的欺骗，教他们不要相信这些政客，要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他们自己的团结，他们自己的武装。」（1917年3月）
预见到资产阶级之必然脱离，布尔什维克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政策，趋向于尽可能迅速地建立无产阶级独立的组织，尽可能深刻地对它注射对资产阶级的不信，尽可能快地将群众包括在最宽广的形式中，并且武装他们，以一切方法来帮助农民群众的革命暴动。孟什维克预见到了资产阶级的所谓脱离，他们的政策趋向于尽可能长久地延迟这个脱离时期的来到，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惜牺牲无产阶级的政策与组织的独立，他们教工人去信任资产阶级是进步作用，他们宣扬政治上自制的必要。为要和大工贼裴塞尔维持联盟，他们必须叫喊什么真诚关系与什么政治协议来替他文过。为要与中国资产阶级维持所谓同盟，必须常常反复地替他们洗刷罪恶，以此便于资产阶级政客之欺骗群众。
是的，借此是能够延迟资产阶级退脱的时间的。但此种延迟只能让资产阶级利用来反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借它巨大的社会便利以握取领导权，武装其效忠的军队，阻止无产阶级的武装，政治的与军事的武装，等到它占据上风之后，它在第一次严重的冲突中组织起反革命的屠杀。
资产阶级被抛弃在一边，或它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抛弃在一边，同志们，这不是一件事呀。那是革命的两条路。走哪一条路，革命将达到颠覆呢？关于过去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道路，列宁说过如下的话：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在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都会以诺言喂养与欺骗人民。」
党领导的错误立场，可会妨碍了或者便利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一条路呢？它大大地便利了这条路。
要使资产阶级的退脱不成为无产阶级的毁灭，则四阶级联盟是可怜理论，应该在最初就当作对中国革命之政治上与理论上的真正背叛而加以抛去的。是否这样做了呢？不，恰恰相反。
我因为时间不够，不能将革命与不同意见的发展，作一历史叙述；而布哈林却有充分的机会来做这种叙述——叙述得如此详尽，又如此地虚伪，我准备在党的或国际的理论机关报上，来作此种回顾的议论。不幸布哈林只在我们没有机会适当地加以答复的地方，即在我们不容充分举出事实与引证来答复的场所才论及这个。
今天，只举出下面这几件事实就够了：
一、3月16日，在蒋介石政变的短短一月之前，《真理报》上有一篇社评，宣布反对派的罪状，因为反对派相信资产阶级是居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首，且在准备叛变。《真理报》非但不把这一真理明白地告诉中国工人，反而愤慨地加以否认。社评中争辩说：蒋介石是服从国民党纪律的，仿佛冲突着的诸阶级，尤其在革命的飞快速进中，能够服从共同的政治纪律的。偶然提起一点：假使反对派像斯梅拉尔[9]在此地以他的古象方式所说的话一样，从来不曾说过一句话来反对官式路线，那末过去一年布哈林的演说与文章中，为什么充满了关于中国革命最迫切问题的对于反对派的责难呢？
假使我有时间，此地我将朗读一封拉狄克的信[10]：这是他去年7月间所写的一封信的重复。这封信是去年9月间写的，提起了中国的最迫切问题。
二、还只在4月5日，即在蒋介石政变之前一星期，斯大林在莫斯科活动分子会议上排斥拉狄克的意见，且再度声明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我们的警告是没有根据的，又说我们要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一只榨干的柠檬似的丢掉它。斯大林整篇演说的意义，是在安抚，在镇定不安，在给吾党与中国党催眠。几千个同志听到了那篇演说。在4月5日。真的，那预断并没有像布哈林所设想的那么出色。斯大林这篇演说的速记记录从来不曾公布，因为少数几天之后，那只被榨干的柠檬夺取了政权与军队。以中委资格，我本有权利取得这篇演说的稿子。但我费了好些力气想去取得它，结果却是徒劳。现在你们去试行取得，同志们，也许你们能有较好的幸运吧。我是怀疑的。只叫斯大林这一个藏匿了的记录，无需要其它文件，就足以暴露出官方路线的错误，并表示出有人以为上海与广州[11]的事件「证实了」斯大林于一星期前在莫斯科为之辩护的路线，是如何地不合适了。
三、3月17日，中央委员会接到接到一个报告[12]，是由中央委员会派赴中国的三个同志送来的。这个十分重要的文件，恰如其实地描写了共产国际路线的真相。据那个文件说，鲍罗庭的行为有时像国民党右派，有时像国民党左派，但从来不像一个共产主义者。共产国际的代表们也以同样精神做事，只是将那精神稍微改变一点，符合于共产国际，他们妨碍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它的独立组织，特别是它的武装；将它的概念减少至最低限度，他们认为是自己的神圣义务。无产阶级手持武器，威吓那飘荡于一切阶级之上的国民革命的巨灵，这是上天不许的。你们要求这个文件！读读这文件！研究这文件，然后你们不致于盲目地投票了。
我还能举出过去大约一年半至二年中，其它同类的文章，演说与文件。我准备在任何时候，用文字来做这一工作，要做得十分确实，并注明日子与页数的，不过上面所说的，已足够证明事变证实了那时的「预断」这一种说法，是如根本地虚伪了。
再把决议案读下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在业已业过去的革命时期与民族资产阶级缔造联盟这一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还有。甚至在今天，布哈林还声辩着说，马丁诺夫的有名公式，即以为国民政府乃四阶级联盟的政府，只有一个小小缺点。那就是，马丁诺夫没有着重地指出资产阶级系站于该联盟之首。一个十分不重要的小毛病！不幸，马丁诺夫的杰作还表示出许多其它的缺点。因为马丁诺夫在其真理报上的文章上，很公开与清楚地声辩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是（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是（而是！）四阶级联盟的政府。他是以这一方式在圣经上写下来的。
究竟四阶级联盟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曾经在过去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遇到这个名称吗？假使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旗帜之下，领导着被压民众，且经过这一领导权而取得了政权，那末这不是一种联盟，而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利用被压迫群众。但是国民革命是进步的，你们会回答说。诚然。落后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进步的。但其进步性并非由诸阶级的经济合作来决定，而是由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经济剥削来决定的。谁要是不提及阶级斗争，而说阶级合作，借以形容资本主义的进步，则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和平之梦的先知。谁要是提起四阶级联盟，以此强调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利用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进步性，则他与马克思主义无缘，因为这正是机会主义者，「妥协派」，和平之梦的先驱们的政治作用之所在。
国民党问题与此有最密切的关系。布哈林关于这问题所做的结论，乃是地道的政治诡计。国民党是如此「奇特的」，是空前的一种东西，这东西只能以青旗与青烟来形容——总之，谁要是不懂得这个十分复杂的「奇特性」——但这是不能懂得的，因为照布哈林说，它简直是太「奇特」了——便一点也不懂得中国革命。不过，布哈林自己在这方面所懂得的，完全不能从布哈林的话中来懂得。国民党是一个政党，在革命时期，只能被了解为一个政党。在最后时期，这政党没有实现「四阶级联盟」，而只是资产阶级对民众，连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在内，的领导作用罢了。「联盟」这个名词，不应该误用，尤其在这情形中不应该，这里的联盟只能于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政治上说，一个联盟是具有「平等权利」的诸方面所结成的一种联合的表现，它们是为某一共同行动而达到谅解的。但这恰恰不是中国过去的情形，而且直到今日为止也不是如此。共产党是以民族自由资产阶级为首的一个政党中的一个从属的部分。去年5月，共产党让自己负担了义务，甚至不批评孙中山学说，即不批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学说，其目的不仅反对帝国主义，而且也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的。
这一「奇特的」国民党，业已消受了实施专政的政党的排他性的教训，且由此得到结论，对共产党人说道：「闭住你们的嘴！」，因为在俄国，也只有一个政党领导革命的。
在我们，政党的独裁（斯大林在理论上很错误地争论道），乃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的表现。而在中国，我们遇到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国民党的独裁不但反对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且也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这样子，资产阶级，获得小资产阶级与激进派的支持，铲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与农民暴动，以民众及革命的代价来增强了自己。我们赞成这办法，我们使他们更容易地完成了这个工作，我们现在也要用国民党的奇特性的废话来批准这种办法，而不将那过去与现在都隐蔽在这一「奇特性」之后的恶毒的阶级的诡计，告诉无产阶级。
一个政党的独裁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须绝对地保证自己政党的独立——以任何代价，不管它要用什么代价。中国共产党在最后一个时期是一个被上了桎梏的党。它连自己的报纸都没有。想想吧，在一般情形中，尤其在革命中，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它不曾有，且直到今天还不曾有自己的日报？因为国民党不要它有。我们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吗？这就是在政治上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那末退出国民党吗？——布哈林喊道——为什么呢？你这不是想说：共产党不能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存在于「革命的」国民党之内吗？我能赞成共产党留在真革命的国民党内，只在这个条件之下，即共产党能享受政治上与组织上完全的行动自由，且二党之间缔结着关于行动的有保证的共同基础。
因此，在齐诺维也夫的提议与我的提议（第39条）中，尤其在第40条的1，2，3，4，5，6，7项中，更加确定地列举了这些条件。这是留在左派国民党中的条件。假使布哈林同志主张无条件地——在任何情形之下且以任何代价——留在左派国民党内，则我们不能同意。
（连梅尔[13]：决议案哪里有这个话？）
以任何代价来维持一个联盟或组织形式，必然将使自己匍伏于其同盟者的脚下。英俄委员会的柏林会议，便教训了我们这一点。
共产党无论如何必须创办自己完全独立的日报。因此，它将第一次开始以一个政党的资格来存在与行动。
让我们再读下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将中国革命的危机视作长期延续的失败，乃是十分错误的取消派的（看吧，看吧！）观点。」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我们的提纲上已经将自己的意见说明得十分清楚了。那是一次大失败，我想毋需说得的。如想减小这失败的意义，则只能妨碍中国党的教育。
在今天，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地预言那失败将是否延续，并延续到多久。无论如何，在我们的提议中，却是从无产阶级迅速克服失败这一可能性出发的。但要做到这一点，有一个先决条件，便是我们方面的正确政策。党的领袖，陈独秀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最近一次大会的演说（新近揭载于《真理报》的）中所代表的政策，在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是根本错误的：一是在革命政府问题上，二是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假使我们不以最大力量，去纠正中国党与我们党在这两个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上的政策，则失败将更加深刻，且将在长期间重压在中国劳动民众的身上。关于问题的最主要之点，已在我的提纲中，在我对陈独秀同志演说的后记中说过了。我必须大大地限制我自己，我指出这些提纲与其它文件。我也曾答应将拉狄克的信向中央委员会宣读。不幸我不能在此驳覆那些完全无价值的与荒谬的断言，关于「断送」中东铁路等等。布哈林，跟我一样，关于这一点并无文件在手，因为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十分草草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布哈林：否则这一点是无耻的。）
假使为这问题能给我三分钟发言，我将立即驳覆这个面带羞耻的布哈林，因为他说的乃是谎言。那时候我所提议的唯一事情，只是在鲁助达克同志发言之后（鲁助达克同志说那条铁路无论现在从前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为此布哈林攻击他），主张由我们方面发一宣言，以公开而郑重的态度，再度声明我们在北京议定书[14]上所己说过的话，即中国人民一旦建立了自己民主的统一政府，我们将在最优惠的条件中，很自愿与愉快地以铁道交给他们。政治局说：不，这时候假使发一个这样的宣言，会被解释成荏弱的表示，我们将于一个月后发此宣言。我虽不同意，却未反对。那不过是随便讨论一下罢了，只到后来，它才转变成以无赖的方式，以不忠实的方式来讨论，然后，铸成为一个定型，分发到党的组织，到支部去，同时报上则进行弯曲的讽示——总之，它做得与我们近几时来的习惯与行为相符。
（主席发言：）托洛茨基同志，我请你注意，你发言的时间只有八分钟了。主席团许给你四十五分钟，讲完之后，我必须让主席团来决定，是否再给你时间说话。
（连梅尔发言：）此外，我还要请求全部会议排斥某种责骂与言辞：说无耻的布哈林，乃是我所曾听到的最下流的一种话了。
（托洛茨基发言：）我被骂作「无耻」，我回报了「面带羞耻的」，但人家却对我提出抗议。我说面带羞耻的连梅尔指控我说无耻。说无耻的是你，我总只是说面带羞耻的。
（主席发言：）我坚决请你不要说这种话。你想在此地可以为所欲为吗？
（托洛茨基发言：）我屈服于主席的客观态度之前，我收回一切关于「面带羞耻」的疑似的话。
我不能宣读拉狄克的全信；也许我能在第二次发言中宣读。拉狄克的信，得到了我与齐诺维也夫的完全同意而送至中央委员会的，它提起了今天此地正讨论的关于中国革命之最迫切的问题，它不曾为党的政治局所答复。因此，现在我一定只能说到中国革命的最严重失败所造成的一般的政治后果。
布哈林同志已经企图提到张伯伦断绝外交关系的那个事实。那时我们——我已经说过——正处于很困难的境况中，被敌人所围着，而布哈林与其他同志，那时参加于一次党的大讨论中，这讨论是要从困难的处境中找出正确的道路来的。一个革命党，处在逆境中和处在顺境中一样，都不能放弃它分析局势藉为政策得出必要结论的权利。因为，我再说一遍吧，一个错误政策如果在顺境中可能是无害的，则在困难局势中却能是致命的了。
不同意见是大的吗？很大，很有意义，很重要的！不能否认的，这些不同意见在去年一年中是更加深刻了。一年之前，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英俄委员会能产生柏林决议那样的东西，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四阶级联盟的哲学能被《真理报》所赞美，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斯大林能在蒋介石政变的前夜提出他的榨干的柠檬，正像古西宁在昨天提出他的海关证书一样。为什么能有如此急速的发展呢：因为不正确的路线，去年被两个最伟大的事件所测验了，被英国的总罢工与中国革命所测验了。
有些同志已经来了——我们一定还能听到这种声音的，——他们说：既然矛盾业已尖锐化，则必然要走到党的分裂为二的。我否则这种说法。我们所生存的时代中，矛盾是不会硬化的，因为大事变能更好地教育我们。共产国际的路线中，有一个大而危险的右倾。但我们深信着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力量，以及大事变的力量，能决绝地排斥任何一种关于分裂的预言。
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是错误的。而且错得极其危险的。它们抹杀了那问题之最重要的各点。它们所包含的危险，在于我们将不仅不能被救错失的时间，而且还将失去更多的时间。
一、与其不断地发出需要退出国民党的警告（这一点根本就不曾提起），还不如叫共产党必须不顾一切地谋得政治的独立，即使不再留在国民党中亦所不惜。单独出版日报，连左派国民党也须对之作无情的批评。
二、将土地革命延迟至疆土在军事上已有保证之后，——陈独秀的这一思想，必须公开加以斥责，因为这纲领危害着革命的生命。
三、将政府的改组延迟至军事胜利之后，——陈独秀的第二个思想，——也必须指出它是危害革命生命的。汉口诸领袖是联盟还不是革命政府。在这方面造成与散布任何幻想，都等于致革命于死地。只有工，农，小资产阶级与兵士的苏维埃，能作为革命政府的基础。
自然，武汉政府必须于这一或那一方式中自己适应于苏维埃，否则，将归于消灭。
四、共产党与真革命的国民党之间的联盟，必须不仅维持着，而且须在群众的苏维埃的基础之上，扩大与深入起来。谁如口上说要武装工人而不许工人建立苏维埃，那并非真地要武装他们。如果革命向前发展——我们完全相信它会发展的——则工人想建立苏维埃的冲动，会愈来愈强的。我们一定要准备，加强，与扩大这个运动，而不应像决议案上所提出似的，阻止与妨碍它。
假使鼓励最坏的右派的曲解，且允许孟什维克的走私货贴上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海关签条而流通——古西宁同志昨天曾以整个小时做了这个工作——另一方面，倘以机关方法窒息左派真正革命的警告，则中国革命不能前进。
布哈林的决议是错误而危险的。它向左派施行攻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之火中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党的，不能接受这个决议。我们的党与整个共产国际不能宣布该决议为自己的决议。世界历史的问题必须公开地与诚实地被全国际所讨论。这讨论，不管它在政治上是如此地尖锐，却不能以恶毒的口气，人身的攻击与诬蔑来进行。一切文件，演说，提议，文章，必须让全国际的成员都能读到。
中国革命不能被塞进瓶子去，从上面用印签来封住的。
1927年5月于莫斯科
[1]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产生的中执会，于1927年5月举行第八次全部会议，时当上海事变之后，第七次全会上所设定的中国革命路线被无情地驳斥了。这次全会的召集是为要挽救斯大林一系的威望，在组织上打击左派反对派。全会主要议题为中国革命。——译者
[2]G.Zinoviev——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长期伙伴；第三国际建立后，即被举为主席，历届连任，1926年始被斯大林一系用机关方法撤职，代之以布哈林。1925年起，反对斯大林，1927年与托洛茨基联盟，反对党内中右派路线，1927年第十五次联共大会上被开除出党，被放逐，旋屈服，1936年莫斯科审判中，以莫须有罪被斯大林所杀。此处所指提纲，见本卷第一个附录。——译者
[3]齐诺维也夫系第五次国际大会选出之主席，苏联代表团虽将他中途撒换，但在第六之大会之前，齐氏当仍有出席资格，但斯大林一系禁止他出席。——译者
[4]L.B.Kamenev——老布尔什维克，曾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与联共政治局委员，1923年与齐诺维也夫及斯大林联盟，反对托洛茨基，1925-26年与齐氏共同领导列宁格勒反对派，1927年与托洛茨基领导之反对派合作，十五次大会上被开除，旋即投降，担任了一些不重要工作之后，终于在1936年莫斯科冤狱中被斯大林所杀。——译者
[5]G.L.Piatakov——1910年入党，第一次大战时，与布哈林在斯堪地那维亚各国进行国际主义的宣传，内战中在乌克兰工作，任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主席。联共党中委，最杰出的经济学家。1923年起参加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旋投降，最后在莫斯科冤狱中被斯大林所杀。——译者
[6]I.I.Smilga——老布尔什维克，1907年后即积极参加革命运动。1917年4月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战中在前线积极工作。内战结束，转任经济工作，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在党内斗争中，于长期间立于缓冲地位，终于参加反对。1927年被开除，1929年屈服。此后担任经济计划工作，最后在莫斯科冠狱中被斯大林所杀。——译者
[7]Ottornar，W.Kuusinen：——芬兰社会民主党党员，芬兰革命失败后，亡命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任职，曾为该组织主要发言人之一。不管局势如何推移，他总是俄国共产党中得势一派的拥护者。芬苏战争时，任卡来里共和国主席。——译者
[8]OttoBauer，——奥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地利马克思」学派，即一种修正派的理论家。——译者
[9]DR.BohumirSmeral，——第一次大战前后为捷克社会民主党领袖。在战后捷克工人的压力之下，与社会民主党左翼一起参加共产党；但他机会主义的习性极深，即当列宁时代（1920-23年），他也公开主张机会主义路线，待斯大林夺得党权，他就肆无忌惮地发挥他的倾向了。——译者
[10]本卷附录伏育维奇的演说中，曾征引此信。——译者
[11]蒋介石于4月12日屠杀上海工人，越三日，即4月15日，广州亦发生同样惨案，由现属「民主派」之李济深将军主持。——译者
[12]按即本卷附录之「上海来信」。——译者
[13]HermanRemmele，——德国共产党诸书记之一，驻共产党国际代表。德共自勃朗特勒一派领导倒台后，即跃登前台，斯大林派中以服从为职志的典型的官僚。——译者
[14]1924年苏联政府与北京政府签订协议，声明放弃帝俄时代的特权，至于中东路，则声明须俟统一的民主政府成立以后交还。此次1945年新订的中苏条约，斯大林又恢复了一部分1924年所放弃的特权。——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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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信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论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信简[1]
（一）托洛茨基覆拉狄克[2]
亲爱的朋友：
在我看来，你关于中共问题的意见，颇欠圆通。因此不圆通的关系，在辗转传播之时，必然要引起错误的结论，换一句话说，即事实上等于维持现状，但加以左的批评。
你说，国民党背叛民众的资产阶级政策，「在群众中尚未引起反国民党的运动，群众尚未了解无产阶级和贫农单独政策之必要。」这些话无疑地要被那些主张维持现状的人所利用。正因为此，斯大林才有「阶段论」的理论，说是「不能跳越阶段」。若群众尚未明了其必要，则……——如此类推。然而我们的理论，恰恰是相反的。为使群众容易明了国民党背叛民众之政策，我们需要一个绝对独立的，虽然很小的党，以批评攻击宣传等等，以此准备新的「阶段」。
中国现时情形，宛如特别造成的，使群众不能明了独立的党之必要。你看，我们用一切共产国际[3]和俄国革命的威权，告诉中国工人的先锋队说，他们已有了独立的政党，即共产党，但因中国的特别国情，这个共产党即在现在的革命阶段，亦应加入国民党，这是列宁主义等等。国民党则向共产党说：「既然列宁主义要你们加入国民党，我们国民党则要你们放弃列宁主义服从孙中山主义。」
抽象地说，从孙中山可以和平地过渡到列宁[4]，只须将三民主义一贯的引伸，此种教育方法，在某种情形下，可向中国革命青年的知识分子施用。然而在更大的历史事变中，此种说法是无用的。阶级间的斗争会摧毁这在孙中山与列宁间勉强造成的桥梁。中国无产阶级须经过直接公开的克服孙中山主义的过程，须与三民主义公开的斗争。若马克思[5]对拉萨尔[6]尚且主张公开斗争，我们对孙中山难道不应决定同样的态度吗？对于此种根本问题的延宕，暧昧与蒙蔽，不仅危险，而且会断送中国无产阶级。
我们当在何时退出国民党呢？我对于最近数年来中国革命史，不甚熟悉，并且材料不在身傍，我不能断定是否此问题当在1923，1924，或1925年即应严重地提出。那时的准备工作，依你的信表示，似乎应以一二年为过渡期的，或者可以容纳。但我们现在已极度地迟缓了。我们将中共变成一种孟什维克的党[7]，而且不是一种较好的孟什维克主义，即1905年的孟什维克主义，它那时还暂时与布尔什维克同一组织；而是1917年的孟什维克主义，它与右派社会革命党[8]联合一起，拥护立宪民主党[9]。把这种情势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或者容忍它，我们即阻碍了中国工人的阶级觉悟，而以后又借口于工人没有充足的阶级觉悟以图继续延宕和维持现状，这是我们堕落于循环圈中而不能自拔。
假使现时阶级斗争正发展时候，中国共产党员亦表示不愿退出国民党，那并不是证明我们不应退出，而只可证明，我们中国的党是马丁诺夫[10]的党。我怕事实真象真是如此。则我们的任务是要从马丁诺夫的党中吸收真正革命分子，不仅在国民党外，而且在现在的中共以外，开始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党。我这是一种假设，因我不知道中共内部力量的关系。或者因任何方面都未将问题清楚明了地提出，党内各种力量的关系尚难表露出来。但我们若想努力救中共于最后的堕落成孟什维克，则我们不应将退出国民党问题延搁一日。
你提议的口号，只限于要共产党脱离秘密状态么？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问题。脱离秘密即等于蔑视国民党的法律，与它决裂。不通知一下吗？不预先警告吗？不努力与国民党协商新的关系吗？不与左派有所协定吗？如此，则此种决裂为更坏形式的决裂，人将谓我们弃信背盟[11]。况且我们并不是从今天才在中国做起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在中国曾经从各方面讨论过，引起冲突过，又从新议决过，规定于一定的章程之内。不，我们不能不计及昨日的往事，应当提出党章问题。应当由共产党员公开坦白地提议，以两党的独立及协定为基础，重新考虑组织问题。假使不清楚明了地提出，则共产党员自身即不能了解脱离秘密态度的策略意义。我们当使他们了解这种策略将引起何种效果，当有明天的远景在胸。当然退出国民党是一种病的行程。延宕的病症须施以激烈的手术。忧虑我们「推开小资产阶级」是不对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盘旋是无止境的。我们退出国民党时，很可能发生这些动摇。而我们须靠一种固定的政策去征取小资产阶级，不是用假面具和玩外交等等。为实施某种政策，以夺取小资产阶级，我们必须先有实施此政策之武器，即一个独立的党。
所以我的结论如此：
一、承认共产党如果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则对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将产生致命的后果，而且首先将使中国共产党自身完全腐化。
二、承认中国需要完全独立和真布尔什维克的党以领导无产阶级，以继续不断的在工会中争取群众，以领导无产阶级夺取农民群众的斗争。
三、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行动的方式及方法问题，须完全根据党的独立需要而决定。
四、中国共中之一切真革命分子须依赖以上所述之行动大纲，向本党中央要求在国民党和工人群众之前提出完全重新考虑两党间的组织关系。同时共产党员应在各地自动的脱离秘密状态，换言之，以独立的党的资格进行工作。
五、党的大会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组织不附属于别党和阶级政策完全独立的口号之下准备，同时党内布尔什维克分子与孟什维克开始无情的斗争。
1927年3月4日
[1]LouisBlanc——19世纪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主张调和的改良政策。——校者
[2]KarlRadek波兰革命家，著名政论家，在波兰及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中，他属于左派，与卢森堡及默林等合作，第一次大战中，与列宁采取同一立场。十月革命后参加苏联共产党，为共产国际发起人之一，国际执委会委员，曾参加德国革命。1923年后即参加左派反对派，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对中国问题有研究。1927年与托洛茨基等同时被开除出党，1929年对斯大林屈服，任《消息报》主编。、1937年1月，与比亚塔可夫同为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案之被告，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长期徒刑。——校者
[3]共产国际，又名第三国际，1919年成立于莫斯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第二国际多数拥护了各自资产阶级的战争，背叛了革命，列宁乃会合各国左派社会主义者组织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但因苏联国家右倾与世界历次革命失败结果，共产国际也逐渐堕落了，长时期操在斯大林一系手里，简单作苏联官僚外交的辅助工具，最后，1943年5月，被斯大林宣布解散了。——校者
[4]V.I.Lenin（1870-1924）——俄国布尔什维克派的创立者与领袖；第二国际中左派，亦即正统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布尔什维克革命领导者，共产国际创立人。近代共产主义运动中公认的理论的与革命的头脑。——校者
[5]KarlMarx——近代科学社会主义与革命学说的创立者，第一国际的主要人物。——校者
[6]F.Lassalle——德国19世纪中叶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的朋友，学生，敌对者与剽窃者，他部分地接受了马克思的某些学说，但仍保持其特有的机会主义与某些错误理论。——校者
[7]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的伦敦大会上发生分裂，形成多数少数二派，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少数派即孟什维克，前者领袖为列宁，后者则以普列哈诺夫，马尔托夫等为领袖，最初二派出入尚不显着，分歧点为关于党员资格等等，其后二派发展成为两种不同政治路线，布尔什维克派主张工人联合农民完成俄国革命，孟什维克主张推动资产阶级去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而使工人阶级立于赞助地位。等到最后，大战发生及1917年革命之间，孟什维克派更反动了，大多数赤裸裸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勾结，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校者
[8]社会革命党本由俄国的旧革命组织——民粹派演变而成，主要代表农民利益，在十月革命前，左派代表贫苦农民大众、与布尔什维克派联合夺取政权，右派代表乡村资产阶级，与地主及大资产阶级联合，坚决反对十月革命。——校者
[9]立宪民主党为俄国地主与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沙皇倒后，为布尔什维克与革命之最大敌人。——校者
[10]V.Martinov——著名的俄国老孟什维克，列宁早期的主要论敌，1905年后，为极右的孟什维克，反对十月革命，列宁病重后，加入联共，成为斯大林派理论家，中国革命中有名的「四阶级联盟」理论，便是马丁诺夫发明的。——校者
[11]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曾接受好些条件，其中主要的有：不批评三民主义；不出版日报等等。——校者
附：拉狄克信
一、我们的见解，认中共之不可加入国民党，仍旧不变。留在国民党内适足以妨害无产阶级政党之独立。共产党不仅在军阀区域内是秘密的，而且在广州政府下亦没有公开。现在这时候，有几百万人参加职工运动，有几千万人卷入了革命斗争的漩涡，而共产党却没有自己的报纸。共产党只在非常时机始用本党名义号召，一切运动只在国民党旗帜之下进行。国民党的上层将来如向右倾，此种形势将使脱离国民党之群众在组织上没有归宿。因此，我们一切策略上的路线，当努力由国民党内的合作过渡对独立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盟。
二、此种过渡在较为沉静时期，固可由共产党讨论决议简单实行，但在现时状况之下，则此种简单的退出已为不可能。参加运动者有几百万群众，在国民党旗帜之下进行罢工，在国民党旗帜之下作反抗的斗争，在国民党旗帜之下为民族之自由而战。一切国民党的行动，更确切些说，其右翼军人的行动，都是反对群众利益和拥护地主资本家利益的，国民党中央的政策又是路易勃郎[1]式的。然而此等事实在群众中尚未引起反国民党的运动，民众尚未了解无产阶级与贫农的单独的阶级政党的需要。广大的工人群众，尤其是农民，现在看共产党有如附属的与辅助的团体。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公开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口号，而应准备此退出，应先使共产党脱离秘密工作状态，换言之，在各种群众集会上，应该用共产党名义公开出席，尽可能在各地出版共产党报纸，公开批评国民党政府反工农利益和反国民革命利益之行动。
三、这些批评应当集中于一些实际口号方面，例如：一，不纳税；二，反对强迫劳资仲裁；言论集会结社罢工之绝对自由，八小时工作制；三，课大资产阶级重税兴办银行，扶助手工业者集团。
我们的批评与政治口号的作用，在使工农及城市贫民明了广州政府的阶级性，广州政府甚至不能由资产阶级的政策改变为小资产阶级的政策。
四、中国现在由三阶级“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转变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此种转变是在遍及全中国的一大阶级斗争之下进行的。此种转变需要我们努力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党，以领导运动，并极严密地注意由加入国民党变为和它联盟的转变的形式，务使我们短期内在此方面所犯错误，不致推开小资产阶级去和大资产阶级联合，否则中国革命会因失败而推迟若干年。
[1]LouisBlanc——19世纪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主张调和的改良政策。——校者
（二）短简
我承认，最严重的，现在使我最感不安的，莫过于中国的形势。刚接到的电报说，国民革命军已占领了上海。国民政府领土愈扩大，国民党愈变为政府党，则国民党的资产阶级色彩将愈会明显。在此关系上，上海为国民政府所占领，简直有决定的意义。
同时，我们读到加利宁[1]和鲁助达克[2]的演说，他们所发挥和重复的意见都说国民政府是「中国各阶级人民的政府」。原来中国可以有超阶级政府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列宁的遗教，和列宁论民主主义的纲要（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都被忘记得干干净净。我们在真理报[3]上看着这些演说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得读了又读……。然而加加利宁和鲁助达克所代表的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更明确些说，所代表的是现在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政策。在现在的政策下，中国国民革命愈胜利，我们的地位愈危险。一定有聪明人会根据这些话做结论，说我反对中国的好收成[4]，换言之，即反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
姑不从世界革命的观点，即从纯国家的观点来观察，现在的政策也是不对的。我们可无疑地断定，国民政府占领了广大领土后，有巨大的困难任务当前，极感输入外资之需要，而又每日不断与工人冲突，在此等形式下，它会急转地右倾，倾向美国，甚至相当的倾向英国。在此时机，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领导者——，今日的共产党是国民党附属品，其所受的教育，为国民政府是各阶级人民的政府；我们不能承认它是工人阶级的独立领导。
执行此政策的领袖们估计发展的前途原是如此：首先完成北伐军的胜利，换言之，首先统一中国，继则开始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家。此种概念是透明的孟什维克主义：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次则……——等等。依此概念，我们不是历史中积极的阶级力量，却成为对于整个历史行程的某种非阶级的监视者。自然，我们将在第一次转变时，遭到可耻的失败，占领上海多半会成为这转变的时机。[5]
当然，共产党员不能不赞助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和不能不加入国民政府[6]。然而共产党组织上之完全独立与否这问题，不应该有一日的延搁。我们已可悲地贻误时机了。共产党员可与国民党组织一个政府，但须两党完全分立，成立政治联盟。我们和左派社会革命党[7]曾经如此，列宁亦要求匈牙利的共产党如此[8]，责备他们不应合并两党。我们可说匈牙利革命之失败，这是原因之一。
征引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图原谅孟什维克的政策，是绝对不中用的。第一，我们记得，整个第二国际都要布尔什维克不唯应与孟什维克而且当与社会革命党统一组织，都以沙皇的压迫为词，好像反对沙皇的斗争，并不是阶级斗争。在乔治亚，芬兰，拉特维亚，惨酷的沙皇帝国主义之压迫，比英国日本之压迫中国还更明显，然而由此并不能说乔治亚人，芬兰人和拉特维亚人不应组织独立的党。
我以为我们当用某种方式，再将此问题提出于政治局之前。当然有一种危险，中央不去认真考虑问题，只去做派别的诬蔑。但此乃中国无产阶级之头颅所关，我们能默尔而息吗？
1927年3月22日
[1]M.Kalinin——老布尔什维克，1919年起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以迄于死。联共政治局委员，斯大林的拥护者。——校者
[2]J.Rudzutak——老革命家，沙皇时曾被判处十年苦役。革命后，工会领袖，兼布尔什维克党书记之一。1923年，参加斯大林——齐诺维也夫——布哈林的秘密小组，反对托洛茨基。此后历任政府要职，主要在交通方面。——校者
[3]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校者
[4]俄国那几年农产品的收成很好，托洛茨基即警告党的中央说，错误的政策，会使这些收成为富农所利用以反对无产阶级的国家，于是斯大林和赖可夫等攻击托洛茨基，说他不愿俄国有好收成。此地系借喻中国形势。——英译者
[5]这预言在二十天之后就被证实了。4月12日，蒋介石缴了上海工人的武装，杀死了他们的领袖，解散了他们的组织，可是在此以前，除了托洛茨基之外，没有一个共产主义的领袖能预言蒋介石的政变的。——校者
[6]原则上，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不能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许多地方论到这问题，此地所说，或者也反映出联合反对派时代托氏对齐诺维也夫的让步。——校者
[7]十月暴动是布尔什维克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举行的，胜利后，共同组织政权，惟当然两党在组织上完全独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于1918年7月间暴动反对苏维埃政府，就此终止了这个联盟。——校者
[8]1919年匈牙利发生革命，3月间成立苏维埃政府，不久被推翻了。革命失败的原因甚多。惟共产党与社会党合并则为其中之一。——校者
（三）致亚尔斯基的信
亲爱的亚尔斯基同志[1]：
谢谢你寄给我的书，我于今天一天将它看完，有兴趣而且得益。我以为你之反对称国民政府为工农政府是很对的。当然这个定义是一严重的错误，尤其在占领上海后之现在，将特别现露出来。上海占领一事中实伏有许多巨大的阶级矛盾。
然而正因如此，我认为你犯了一个错误，在141页上极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你说，在中国已成立了互相仇视的两大营垒：一方面为帝国主义，军阀，和一部分中国资产阶级，而在另一方面，工人，小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学生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之中等资产阶级……。实则中国现有三个营垒：反动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则在小资产阶级的下层和在农民中作夺取群众的斗争。诚然，1926年的分化不及此时显明，但即在那时也已成为一种事实。你的小册子在1927年出版，绝对应当说及此点。若非你对于米夫[2]的小册子有所批评，则你在许多地方的估量[尤其141页]将成为许多错误和危险——由我看来——的结论之基础。现在用国民党的面具造成两大营垒的幻觉，帮助了资产阶级戴上了国民革命之假面具，因此帮助它容易叛变。另一方面，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使无产阶级之独立政策为不可能。若藉无产阶级之革命的英勇精神和北伐之军事胜利以证明我们无产阶级政策是很正确的，这是胡言乱语和背叛马克思主义。此点我想你也是同意的。工人阶级和革命兵士占领了上海，这自然最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答，他们是为谁占领了上海？若认中国只有两大营垒的存在，则上海之占领为由一营垒转入他一营垒，若我们记得中国有三个营垒，则以上的问题便显出其本来的意义。
中国的工农政府问题绝不可与非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混为一谈。后一问题是有条件的，当视世界革命发展之前途为断。若说现在的中国，依现有的技术与经济的基础，可以用自己力量跳跃社会主义阶段，只有最无识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者才能作如此想。此种概念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之最刻薄的讽刺，此种理论因此一贯的推论变为一种胡说。共产国际若因此而将此胡说理论永远肃清，则此种概念也算替国际尽了一点功劳……。若是中国革命之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3]，在现在纯然是或然性，全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发展如何以为断；为实现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问题便不然，它在现在中国革命进展过程上，以及在革命中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教育上，有最实际的意义。
我们知道革命发展之复杂和矛盾，特别在中国这庞大的和大多数地方很落后的国家，革命或须经过多次的高潮与低落。我们在革命过程中当首先获得无产阶级之独立，能从三个营垒的观点上估量革命，且能在第三个营垒中争取领导权，因以获得全革命之领导权。
我承认我全然不能了解，在中国何以还不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只有依苏维埃路线而凝结的阶级力量，可以进而适应革命的新阶段，而不去适应昨日遗传下来的组织和政治关系，例如国民党。国民党在共产党退出后当如何改组，此在我们为次要问题。第一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之独立，它与城市和乡村小资产阶级亲密合作之方式是苏维埃，苏维埃或为夺取政权之斗争机关，或为政权组织之机关[4]
中国国民革命军之大部未经训练，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在军官中占大优势，革命之明日因此有很大危险。我以为舍兵士代表与工人代表亲密结合外，别无他途可抵抗此种危险。
当然，产生代表之方法，应求其严格适合于某省之某城某村之特别状况，勿使反动分子占有优势，勿使革命军队离析瓦解等等。但我重复地说，舍苏维埃制外，找寻不出其它方法，可检阅组织革命运动，和产生革命政权。为什么不见说及它呢？请你解释我听，这是我始终不能了解的。
不清楚明了地提出为工农政府斗争的问题（工农政府的形式，为工农手工业者及兵士的苏维埃），而只勉强地（因此是反动地）企图将昨日之组织——国民党保持永久，而且强迫共产党服从资产阶级政党之纪律，同时以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安慰自己。
拉菲士[5]同志的演说，说我们当保存现在的国民党，有如机器上之皮带。当人们离开马克思主义时，他们总以空洞的名词，替代阶级的概念。我们当知道这个皮带的两端是连结着什么；不严格地确定共产党组织之地位，而使其服从三民主义的思想上的纪律，国民党必须而且必然将政权交于民族统一战线中最有势力最有力量和最受教育的分子，换言之，国民党在其现在状况之下，是资产阶级手中的一个皮带，用以奴役革命民众。一切其它解释都是胡言乱语。
有头脑的国民党员，不仅要求共产党无条件地服从革命纪律，而且援引十月革命和一党专政的先例以自解。我们从而和之，强迫中共违反自己意志加入统一的国民党，服从它的纪律。我们的计算忽略了一件小事，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不是社会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所谓民族革命「彻底」之意义不是一党专政，而是获得最大限度的民主主义。在我们的观点上说，其意义首先即是无产阶级政党之充分自由。现在革命潮高涨时代，没有比吹唱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为更容易。当革命第一次受挫折，尤其在低落时，可以立刻发现中国缺乏革命斗争和革命胜利的基本武装：一个独立的，集聚经验的，和了解形式的共产党。
1927年3月29日
附注：你的小册子说，香港罢工委员会[6]是一种特别「中国式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若是我们了解中国式的意义不是某种国情，而是苏维埃制发展之一阶段的特征，则你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此种苏维埃有似1905年夏在伊凡诺伏伏士尼生斯克[7]所组织的苏维埃。何以此种制度不能向前发展？我说，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手足都被缚着。若是我们号召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非用三民主义的旗帜（而且须断然和供反动之用的三民主义作战），以争取工人和经过工人争取农民，而同时和城市及乡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合作，则此种斗争与合作，我们想不出比苏维埃还更好的形式。
你在书端供献你的书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国民党和共产党，这是两个不同阶级的党，我们不能以一书致献于两个阶级。我们可与国民党联盟，但须注意同盟者有如敌人，与同盟者感情用事是不可以的。
3月29日托洛茨基
[1]反对派干部之一，1927年被开除出党，充军至西伯利亚，其它不详。——校者
[2]P.Miff——俄国后起的中国问题「专家」，以善于迎合斯大林而升腾，曾继拉狄克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着有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多种，均系发挥斯大林观点者。——校者
[3]这是我们所发现的托氏文章中论到中国革命性质的最早的地方。或者因为他当时和齐诺维也夫派联合之故，或者当时他心中实有这样的观念，此地所发挥的一部分意见，与他后来所持见解（见「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与「中国革命悲剧」序言）颇有出入之处，请参阅附录英译本序及本书代序，并请注意托氏在此中心问题上意见上的演进。——校者
[4]托洛茨基根据俄国革命的历史，认为苏维埃不仅是政权机关，而且是组织群众的以及暴动的机关，但斯大林一系则认苏维埃只能是政权机关。——校者
[5]M.Rates——最初为犹太同盟领袖之一，该同盟乃沙俄时代一种独立的，半民族主义的犹太人的社会主义运动，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与共产主义革命，内战时，拉氏拥护乌克兰彼脱立乌拉的反革命政府，白党失败，拉氏投机加入共党，成为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几个负责人之一。——校者
[6]1925年6月19日，香港及广州方面的工人十余万人，为援助上海五卅惨案，反对英帝国主义，实行总同盟政治罢工。罢工延长了十六个月，对于1925-27年的中国革命影响极大。罢工期间，由罢工工人自己产生了一个「香港罢工委员会」指导罢工，管理罢工者的生活与教育，组织武装纠察队，担任海岸封锁，甚至实行部分的警察权，颇具有苏维埃的雏形。——校者
[7]俄国的一个纺织业中心，在俄国的几次革命上都起了显著作用。第一个完整苏维埃虽在1905年十月间成立于彼得格拉，但类似而未完整的组织形态，却已在同年7月伊凡诺伏伏士尼生斯克的罢工中出现过了。——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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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托洛茨基，1926年3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关于我们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
托洛茨基（1926年3月2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02776
第13份
发文第1643／C号绝密
副本
委员会决定全文[1]
列·托洛茨基
1．对中国的局势需考虑三类因素：
（1）中国的内部势力；
（2）以某种形式反映中国内部力量的军阀组织极其依赖外国；
（3）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为一方，苏联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力量为另一方。
确定方针时存在的困难全在于协调这三类因素的相互关系，其中每一个因素都有其内在逻辑及其发展速度。
在这个觉醒了的拥有4亿人口的国家的发展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内部因素。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发展这些内部力量，首先是吸引农民参加革命、保证无产阶级组织的领导权。我们决定性的优势在于我们有可能在中国执行具有巨大历史规模的政策。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忽视各军阀集团的斗争及其一时的胜利和失败，决不应允许这些短暂的插曲使我们放弃我们政策的基本方针。
一、中国革命的国际方针与苏联
2．没有资料使人认为，中国革命内部力量的发展有片刻的停顿。相反地，倒有充分理由认为，最近一个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工人和农民——的运动将会得到巩固和发展。我们应竭尽全力使这一个运动达到最大的规模。但由于欧洲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洛迦诺公约[2]的签订，尤其是帝国主义者把中国问题充分提了出来，国际形势变得极其困难。在这些条件下，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尤其是苏维埃国家应该竭尽全力阻止帝国主义建立反对中国的统一战线。目前，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及其经济上和政治上与满洲有切身利害关系，可能对中国革命构成最大的危险。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中日关系对其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阶段。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设法争取喘息时机，就是把满洲的国家命运问题“放一放”，即实际上容忍近期内南满仍由日本掌握，当然并不停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总的政治斗争。
3．这个政治方针当然绝对不意味着停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总的政治斗争，应该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完全协调一致。同时要事先估计到中国革命分子和广泛的舆论很难接受这个方针，因为他们极端仇视日本。不过这个方针出于中国革命的内在要求，在欧洲和亚洲新的革命浪潮到来之前中国革命顶不住帝国主义的联合强攻。苏维埃国家的利益与中国革命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苏维埃国家需要延长喘息吋机，而中国革命运动则需要争得喘息时机。
4．因此十分清楚，为了使不大了解情况的人不致误解这个政策，以为是要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搞好苏日两国关系，要使中国革命力量的舆论对加剧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在远东矛盾的方针，首先是和日本达成某种妥协的方针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5．认为为了对中国舆论作必要的引导，需要通过创办新的报刊以及影响现有的报刊的办法来对中国报刊施加革命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影响。
6．一旦实现日本所向往的满洲自治，就要求张作霖放弃对南方的征伐，不再插手中国其他地区的内部事务。我们在这件事上当然决不主动采取行动，也决不承担哪怕是间接的责任，但是对现有条件下满洲自治意义的明确认识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我们规定了必要的行动路线。
7．由于以上制定的政策的总方向，对我们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消除一切能刺激中国舆论的不必要的、附加的次要的因素。毋庸置疑，各部门代表在对中国的活动中存在不能容许的败坏苏维埃政权声誉，给人以苏维埃政权是帝国主义印象的大国主义作风。
要使有关机构和有关人士认识到我们十分有必要对中国采取这种政策，甚至这种政策的外在形式，以消除对我们有大国主义意图的怀疑。要事事处处执行立足于极其关注中国权利、强调其主权的方针。破坏这一政策，即使情节轻微，都应逐一惩治有关肇事者并将此事通告中国舆论。
8．要以各种方式公开声明：我们的政策是完全建立在同情中国人民大众争取国家统一独立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基础上的，要消除我国会进行军事干涉的看法，中国的问题只能由而且只应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苏联政府在中国实现统一以前仍致力于同中国所有现存政府（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省政府）建立和保持正常的关系。
9．在满洲要把外交工作从哈尔滨完全转到奉天。
10．我们和张作霖谈判的基础是：我们很清楚，满洲当局在现有条件下应与日本保持良好稳定的关系；我们无意破坏这种关系；但对满洲当局来说同时与我国保持稳定的和平关系从而保证对东京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是有好处的。
谈判中要向张作霖指出，日本某些集团同意用另一个起缓冲作用的将军来取代张作霖，而我们认为只要建立正常关系就没有理由用另外的人取代张作霖。
11．制定中东铁路严格的办事制度是与满洲达成协议的基本要素：
（1）对解决一切有争议的或存在冲突的问题规定明确的调解程序（按对等原则）；
（2）如出现麻烦，可将问题提交奉天解决。
（3）与此同时，我国铁路局负责人、驻哈尔滨领事和驻奉天总领事会收到如下指令：铁路当局如试图越过中国当局单方面解决问题，甚至向中国当局提出最后通牒，则定予严惩不贷。
12．与张作霖达成协议并将该协议向北京备案后，应争取召开中日苏三方铁路会议，会议的任务是在充分尊重各自权益的基础上制定出三方共同执行的经营和建设满洲铁路以及有关满洲经济协议的计划。
13．只有中东铁路仍严格由苏维埃政权继续掌握，才能防止帝国主义分子在最近时期侵占中东铁路，所以现在必须采取广泛的政治文化措施，使铁路中国化。
（1）用两种文字处理公文。车站及车厢内的站牌和告示等均应用两种文字书写。
（2）成立中国铁路工人学校，对他们进行技术教育和政治教育。
（3）在铁路沿线相应的站点为中国工人和路局与有关的居民设立必要的文化教育机构。
14．有必要查验一下（让谢列布里亚科夫[3]去办），中方是否会把铁路直接交给交通人民委员部这件事视为我国单方面夺取铁路的一个步骤。
要和中国有关人士一起仔细斟酌和研究如何改变铁路制度的一切细节。
要利用现在我们在路局行动有充分自由的时机，根据政治局的决定用一个月的时间对中东铁路进行认真清洗，把不称职的和名声不佳的行政人员和工人调回苏联铁路并代之以从中央铁路调来满洲的一些绝对可靠和有政治素养的铁路工人。
16．另外一方面，现在还必须认真收集（并进一步查明）中国军警和俄国白卫分子对中东铁路的俄籍员工胡作非为、施加暴力的情况，以及俄间人和中国人发生的各种民族冲突和生活冲突的材料。要采取各种办法维护俄国工人的个人尊严和民族尊严，不要让由此产生冲突点燃双方的沙文主义情绪，相反地应该起到政治教育作用。必须在工会下面建立调解委员会或荣誉法庭，由双方在对等基础上参加，由懂得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尖锐性的认真负责的共产党员来担任领导。
应以相应的条约形式（与奉天和北京签订）制定一些措施以防止中国地方当局对铁路员工横行霸道并加以一切必要的组织上的保证。
应使用俄汉两种文字逐项印成告示和号召书在铁路沿线散发，在车站及类似的场所和车厢内张贴。
17．根据上面提出的政策改组驻哈尔滨的总领事机构。
18．与张作霖签订的协议（以后还要和日本签订）的条款之一是应防止人民革命的蒙古受到张作霖的骚扰。
19．现在不要开始和日本的全面谈判，而是要集中注意力通过实行上面提出的措施并对日本的舆论施加相应的影响来切实改善关系，因此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制定相应的一套措施。不预先决定三方（苏、日、中）可能达成的协议的形式，要从政治上和外交上作好准备，使中国决不会把它被迫向日本暂时作出的让步说成是我们也参与其中的对势力范围的瓜分。中国的舆论界，尤其是左翼舆论界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我们只容许中国为防止帝国主义分子进攻的统一战线而向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为中国人民革命运动所必需的那些让步。从这一前景来看可能举行的全面谈判应以作出让步为代价来达到离间日本和英国的目的。
20．一旦得知国民军队的阵地将由吴佩孚长期占领，合理的办法是与吴佩孚寻求妥协以削减其对英国的依赖，同时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英国这个阻挠中国独立的不共戴天的主要敌人的斗争。
21．必须对国民军队进行全面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国民党、共产党），从而使他们成为不受某些个人操纵的、真正的人民革命运动的中流砥柱。
22．广州。由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发展缓慢，广州被看成不仅是革命的临时据点，而且是拥有3700万人口而迫于经济和政治原因同外国签订各类临时协定的大国。广州在得到我们从远方给予支持的同时，被法国领地从南边和英国势力范围从北边和东边即从海上紧紧包围起来。如果英法两国一旦采取一致的敌对行动，广州的局势就会变得十分严峻。广州政府方面必须在作出一定让步的基础上寻求与法国签订临时协定。
附注
问一下拉柯夫斯基同志，广州政府是否有某种可能与法国签订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某种临时协定；为了探听法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虚实，派广州政府的代表去巴黎是否合适。
政府应集中全力采取以下措施来巩固共和国的内部广州：进行农业、财政、行政和政治方面的改革；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华南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巩固共和国的内部防御能力。
广州政府现阶段应坚决避免采取进攻性军事讨伐的打算和能使帝国主义者发动武装干涉的一切行动。（斯大林所改——列·托·）
23．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出的一系列决定中有些因素会促使国民党领导变得行事谨慎、善于退让，为避免在某些严格限定的问题上出现偏离总政策的任何作法，必须态度坚决地作出解释，这种迫于情势而作出的让步决不应削弱革命运动的规模或者减少旨在促进周边受压迫的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而在中国境内外进行的广泛宣传的力度，等等。
24．鉴于中国反对派在帝国主义挑拨下要求我们召回卡拉汉[4]同志，必须在中国（也可能在其他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日本）展开反对这个狂妄要求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阐明作为苏联代表的卡拉汉同志所执行的解放政策的意义和内容。
二、满洲铁路问题
1．在中东铁路的各种关系得到改善之前最好延期召开满洲铁路会议。
2．应事先就中东铁路建设事宜与奉天达成协议，这就是说，苏联不可能在满洲单独进行铁路建设。
3．为了发展中东铁路建设，应减少其公用设施的开支，以使全部闲置资金均用到铁路建设上。
采用交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中东铁路建设计划。
5．为建设单独的铁路支线，最好吸收中国地方资本成立股份制公司，此事尽可能由中方发起。
6．中东铁路的任务不应局限于建设支线，而应致力于建设用于汽车运输的公路，发展航运。
7．要设法利用一切现有手段阻止日本的铁路线从中东铁路向北及向海拉尔延伸，斯吉村以东的铁路线同中东铁路连接。
8．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国从赤塔修建贯通内蒙古东部铁路的消息以向日本施加压力。
9．一旦有可能就着手建设从上乌金斯克到库伦—张家口和从哈巴罗夫斯克到苏维埃港的铁路。
10．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査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之间在货物运价、返运和分配问题上存在的哪些分歧要提交有关国家政府会议讨论。
11．告诉杰布奇，说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一旦抵达，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将就地解决，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还将亲自去东京，此后我方将在互相尊重当事三方利益的基础上提出旨在调解有争议的问题的消除摩擦的具体意义。
三、关于日本移民
解决苏联远东的日本移民问题时要看到日本舆论界对此极其关注。在注意日本在远东的殖民危险时，采取的措施要小心谨慎，循序渐进。限定日本向苏联移民的人数为时尚早，但日本移民人数决不能太多。应严格管理和监督日本移民，应在专门为此成立的协会的帮助下利用日本的资金分期分批地进行移民工作。应按照棋盘格式安置日本移民，同时要加强从俄罗斯中部地区向远东移民的工作。应该让日本农民对所提供的地块感到满意，而且应考虑到日本农业的特点。在哈巴罗夫斯克及其以南地区，而不是在西伯利亚腹地才有适合日本移民的地块。不允许朝鲜移民冒充日本移民进入。朝鲜移民问题要单独研究，而且可以把西伯利亚腹地提供给朝鲜移民。
附件：1919年文件摘录
致俄共（布）中央
由于匈牙利共和国覆亡，我们在乌克兰的失利以及我们有可能丢掉黑海沿岸地区，这一切加上我们在东部战线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国际方针，昨天尚处于次要地位的东西也因此提到了主要地位。
当然现在这个时候西方不会很快爆发重大事件。但是总罢工示威的失败、匈牙利共和国被扼杀以及继续公开支持讨伐俄国——所有这一切都显示，西方革命的潜伏期和准备期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这就是说，法英军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保存着生命力和实力，而我们红军在世界政治的欧洲舞台上无论就进攻还是防御来说，力量都还相当小。这种情况下，西部边界的一些白卫小国暂时可能为我们提供“掩护”。
如果我们往东看看，形势就大不一样了。诚然，东方面军的侦察和作战简报过于笼统，实际上是十分马虎，以致我到现在对这方面的情况还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概念：我们是不是彻底击败了高尔察克[5]，还是只打击了他，使他还能把相当一部分兵力拉到鄂木斯克一带。这里至少打开一扇通向亚洲的大门，所以，如果设想得更糟，也就是说，高尔察克根本没有被击败，那么仍然与我们抗衡的是一支势力不太强大的孤军，而且其交通线漫长而无保障。
当然还存在一个驻扎在西伯利亚的日本军队的问题，这支部队共有几万人。这个数字对幅员辽阔的西伯利亚来说并不算大。此外，现有情报证实，日本人并没有推进到伊尔库茨克以西。完全有理由推测，美国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反对日本向西伯利亚推进。高尔察克是美国的直接代理人。日本借口必须防止高尔察克推行的美国化，派几个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现在事情结局发生了变化。高尔察克完蛋了，日本由于等待我们继续东进，不得不大量增派其占领部队或者滚蛋。高尔察克被消灭之时，日本却在西伯利亚扩张势力，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西伯利亚日本化，美国当然不能不予以抵制。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我们甚至可以指望这帮华盛顿混蛋直接支持我们反对日本。我们向西伯利亚推进，日本与美国产生对抗至少会为我们创造有利的局面。
亳无疑问，我们的红军在世界政治的亚洲舞台上是一支比在欧洲舞台上强大得多的力量。我们在这里无疑不仅能长期等待欧洲事态的发展，而且能在亚洲方向采取积极行动。现在对我们来说通向印度之路要比通向苏维埃匈牙利之路更畅通且路程更短。目前在欧洲的天平上还不够分量的一支军队却能打破亚洲殖民依附关系这种不稳定的平衡，直接推动受压迫群众举行起义并保证起义取得胜利。
显然，在东方采取这样的行动就要求我们在乌拉尔建立和巩固强大的基地。不论我们在近几个月或近几年内面对哪个方向——面对西方还是东方——这个基地无论如何都是必需的。必须千方百计地振兴乌拉尔。现在必须把我们派往或准备派往顿河州工人新村、征粮队等等去的全部劳动力都集中到乌拉尔去。要把我国优秀的科技力量、优秀的组织人员和行政人员派到那里去。要恢复去年春天德国进攻我们时产生的想法：要把工业集中在乌拉尔及其周边地区。现在同样要重视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已清剿地区的苏维埃工作。要把乌克兰目前由于“其无法左右的原因”而脱离苏维埃的工作的优秀党员派到那里去。如果他们失去乌克兰，就让他们为苏维埃革命而去夺取西伯利亚。随着夺得乌拉尔地区或外乌拉尔辽阔的草原，我们就有可能大规模地组建骑兵，兹拉托乌斯恃将会为此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在此以前我们缺乏骑兵。经验表明，在机动作战的国内战争中骑兵的作用很大，而在亚洲作战中其作用则无疑是决定性的。一位重要的军事干部早在几个月前就提出了组建骑兵军的计划（有30000〜40000骑兵：），以便把他们派往印度。
这个计划显然要求我们认真作好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准备。我们迄今为止对在亚洲进行宣传鼓动太不重视。同时看来国际局势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就是去巴黎和伦敦之路要经过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城市。
我们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战绩应极大地提高苏维埃革命在整个被压迫的亚洲的威信。要利用这个因素并把革命学院、亚洲革命的政治和军事司令部集中在乌拉尔或土耳其斯坦的某地，后者在近期可能会比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更起作用。现在就要用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和方法更认真地进行这方面的组织工作，集中必要的人力，集中语言学家、书本的翻译家，吸收当地的革命者。
我们以前当然也曾注意到有必要促进亚洲革命，而且从未拒绝过进行进攻性的革命战争。但我们不久前还出于充足的理由全神贯注于西方。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曾在我们手里。波兰革命发展的速度似乎很快。匈牙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乌克兰已经向罗马尼亚宣战，正准备向西推进，与苏维埃匈牙利连成一片。占领敖德萨可以使我们与巴尔干革命的策源地以及英国和法国的某些港口建立直接可靠的联系，我们向这些地方发送了大量共产主义读物。我再重复一遍，目前局势急剧变化，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第一个狂飙突进时期后收缩了，而且这种状况也许会持续许多个月。一切迹象表明，苏维埃匈牙利的失败延缓了一些小国家（像保加利亚、波兰、加里西亚、罗马尼亚及巴尔干国家）的革命。这个阶段要持续多长时间呢？这显然是难以预测的，也可能持续1年、2年、5年。当今残酷剥削的资本主义多存在哪怕几年，都意味着殖民剥削的程度不可避免地要加深，另一方面起义也不可避免地要爆发。亚洲可能会成为近期爆发起义的舞台。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及时把我国国际方针的重心作必要的转移。
现在当然还说不上削弱我们在南方战线的斗争。但就像去年镇压西伯利亚农民起义的不是苏维埃政权而是高尔察克一样，乌克兰的农民起义在最近一年中将不会被我们，而是被邓尼金镇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总之，欧洲革命似乎推迟了。但毋庸置疑，我们由西向东推进了。我们失去了里加、维尔纳，还有失去敖德萨、彼得格勒的危险。我们收复了叶卡捷琳堡、兹拉托乌斯特和车里雅宾斯克。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局势改变方针。最近一个阶段为亚洲方针的“因素”作的准备工作，主要是为从军事上打击印度、援助印度革命作准备工作可能只是预备性的。首先要积极地制定计划，研究计划的实施，吸收必需的训练有素的人员，建立十分内行的组织。本报告旨在引起中央对上面提出的问题的重视。
列·托洛茨基
1919年8月5日于卢布内
致俄共中央
副本
绝密
我认为有必要对我8月5日的报告补充以下问题：
有资料表明，阿富汗与英同媾和可能会完全转过来反对我们。据我们在土耳其斯坦的人士称，英国正积极联合波斯、布哈拉、希瓦和阿富汗来反对苏维埃土耳其斯坦。假如英国不这样做那倒是不对思议的。现在英国打算在东方建立像它在我国西部边境上建立的那样的国家链条。在那边做这种工作的困难要比在西边少得多。现在问题就在于谁能赢得速度。
我们成功地向土耳其斯坦推进及粉碎高尔察克的南路部队为我们赢得速度创造了条件。但由此可得出结论：我们在西方执行完全正确的等待、适应、躲避和退让政策的同时，应在东方采取坚决果断的政策。
我们只有在土耳其斯坦建立重要的军事基地（这样做已有足够的条件），现在才能破坏英国联合亚洲国家反对我们的活动。要立即选择一条可行的打击路线，要从英国用来反对我们的国家链条中选出一个国家使之处于我们的直接打击之下，在事先提出和解的最后通牒之后，使之听命于我们并进行打击。
由此得出结论：（1）有必要派拥有广泛特命全权的人去土耳其斯坦并下达指示，保证该同志不会在东方采取我们在西方被迫采取的传统防御避让战术；（2）指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土耳其斯坦为我方可能从土耳其斯坦南进集中人力和物力。
列·托洛茨基
1919年9月20日
[1]左侧页边有托洛茨基的附言：“委员会的决定。主席托洛茨基。委员有契切林、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第1页上方有托洛茨基秘书的附言：本件经列·达·修正。1926午4月3日送托夫斯图哈同志交政治局。”下面还有两个可能彼此有联系的附言：“外交上的重新组合——两周后。”
[2]洛迦诺公约——1925年10月经洛迦诺会议讨论并草签，于12月在伦敦签订的条约。主要文件有关于德法和德比边界不受侵犯以及维持莱茵河地区非军事化的保证条约等。
[3]谢列布里亚科夫，列·彼·（1888〜1937）——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1919〜192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22年起任副交通人民委员。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4]卡拉汉，列·米·（1889～1937）——1904年参加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后历任副外交人民委员、驻中国全权代表、驻土耳其大使。
[5]高尔察克，亚·瓦·（1873〜1920）——沙皇海军上将。1918～1919年俄国白卫军主要首领之一，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1920年被枪决。 |
无线电，科学，技术与社会（托洛茨基，1926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Radio,Science,TechniqueandSociety
无线电，科学，技术与社会
托洛茨基1926年3月
李七夜译
译者按：本篇演讲最初于1926年3月1日于莫斯科发表。英文译本转载于英语马克思主义文库。
原英文版出版者介绍
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之际，我们首次用英文出版托洛茨基在1926年3月1日发表的讲话。这是他在无线电之友协会第一次全联邦大会上的致辞。
有些人把苏联科学的进步归功于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们，声称他们把本来可以更好地用于提高俄罗斯人民生活水平的资金挪用到科学上。其他人则断言，俄罗斯的科学成就只是表明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了解科学对战争准备的重要性。也有人认为，俄罗斯的科学整体上仍然落后，但它已经培养出了一些壮观领域的专家。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大错特错的，俄罗斯科学目前的胜利直接源于1917年11月工人阶级的胜利。国有化工业使人们摆脱了私有财产的束缚。革命使科学家摆脱了阶级社会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为人类征服自然奠定了基础。
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阻碍和扭曲了苏联科学的发展。它对杜丁采夫（Dudintsev）的小说《不单靠面包》（NotByBreadAlone，其主题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为真正的科学研究设置的障碍）的愤怒态度表明，现代俄罗斯的科学进步不能归功于官僚。
托洛茨基的这篇演讲是在他被驱逐出俄国前几年才发表的，当时有控制地释放原子能和进行太空旅行都只是科幻梦想，而作为现代工厂生产自动控制基础的电子科学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形式是无线电广播。但托洛茨基以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透彻掌握所产生的远见，在这里解释了为什么1917年11月和科学进步是不可分割的。此外，关于科学和战争的章节表明，氢弹作为终极武器的理论和伟大的威慑力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新颖，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有效。
科学技术的新纪元
同志们，我刚刚参加完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这个中亚社会主义姐妹共和国的成立周年庆祝活动。看起来，关于土库曼斯坦的话题似乎与无线电技术和无线电之友协会相距甚远。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虽然土库曼斯坦地理上离我们很远，但它应该离本次大会的与会者们很近。我们这个包括土库曼斯坦在内的联盟国家幅员辽阔（土地面积达50万至60万弗斯特（versts）），比德国、法国、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大。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分散在绿洲中，没有公路。因此，无线电通讯可能是基于为了达成将土库曼斯坦与我们联系起来的目标而发明的。
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整个联邦，甚至包括最先进的部分，从技术上看都是极其落后的。同时我们也没权利继续保持这种落后的状态，因为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以高水平技术为前提和要求的。在农村修缮道路、修路、建桥（我们多么需要更多的这样的桥梁啊！）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方面（特别是无线电技术方面）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的发明，可能特别是为了使我们之间那些胆小的怀疑论者相信科学技术所固有的无限可能性，表明了科学迄今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不过是我们未来潜力的第一次窥探。
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25年（仅四分之一世纪）。在我们眼前，在我所属的老一辈人眼中，人类在技术领域取得了哪些成就。我还记得，也许我不是在座各位中唯一这样做的人，尽管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是年轻人。那时候摩托车还是稀罕物。在上世纪末，甚至没有人谈论过飞机。我想，全世界有5000辆汽车，而现在大约有2000万辆，其中1800万辆在美国（轻型汽车1500万辆，卡车300万辆）。汽车已变成我们眼中一种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留声机时，听到的混乱声音和沙沙声。当时我还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一个带着留声机在俄罗斯南部城市巡回演出的有志之士来到敖德萨（Odessa），向我们演示了它。现在唱机、留声机的孙子，已成为家庭生活中最常见的部分之一。
那飞机呢？1902年，也即23年前。英国文学家威尔斯（H.G.Wells，你们中的许多人都知道他的科幻小说。)出版了一本书《预期》（Anticipations）。自认为是科技大胆梦想家的他在书中大篇幅描述：大约在本世纪(即二十世纪)中叶，一种比空气重的飞行器将会被发明出来，而且在某种程度的完善后被用于战争行动。该书写于1902年。我们知道，飞机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而这离本世纪中叶还有二十五年呢!
那电影摄影呢？也不是小事。不久前它还不存在，在场的很多人都记得那个时代。但现在，如果没有电影，我们的文化生活是无法想象的。
所有这些创新，都是在过去的25年里进入我们的生活的。在这期间，人们还完成了一些“琐事”。如帝国主义战争、城市和整个国家被毁坏、数百万人被消灭。在这25年中，一系列国家发生了不止一次的革命，虽然他们的规模比我们的小。25年来，汽车、飞机、留声机、电影院、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已经融入我们生活。只需记得这样一个事实，根据学者们的假设计算，人类从简单狩猎生活方式过渡到畜牧业，需要至少25万年。那么这样看来，25年就显得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段时间了。这个时间片段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就是技术已进入新阶段，它的发展速度还在不断变快。
自由派学者通常习惯于把整个人类历史描绘成一条连续向前发展的线，这是不对的（现在他们也不这样说了）。社会进步的进程路线是弯曲的、断裂的、曲折的。文化有进步和有衰落。从前有古亚洲的文化和古希腊、罗马的文化，然后欧洲文化开始发展，现在美国文化在摩天大楼里崛起。过去的文化保留了什么？历史进步积累了什么？技术工艺、研究方法和科学技术思想没有中断和失败，而是在前进。就算是你杞人忧天地幻想着太阳将停止照耀，所有形式的生命都将消亡的那个遥远的未来，我们当下仍有很多时间。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科学技术思想在社会主义组织的社会手中将没有曲折、没有中断、没有失败地前进。它将成熟到变得足够独立，站非常稳健。它将与它联系得最紧密的生产力，一起有计划地、稳步向前。
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
科学技术的任务，是使物质、空间、时间都能被人掌控。而空间、时间、物质是密不可分的。诚然，你可以在某些唯心主义书籍（不是教士性质的，而是哲学性质的）中，读到声称时间、空间是意识的范畴，只是我们意识的结果，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与之对应的论据。但这种主张是令人难以苟同的。任何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如果没有及时赶上晚上九点的火车，而是晚到两分钟，他就会看到离去火车的车尾，就会被自己的眼睛说服。时间、空间、物质现实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任务就是缩小这种空间，克服这种空间，节约时间，延长人的生命，把生命提高到更高层次并丰富生命。这就是和空间、时间做斗争的原因。以物质为主体基础并进行斗争，不仅构成一切真实事物的基础，还构成了一切想象的基础。我们为取得科学成就而进行的斗争，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射系统，即在解剖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生理秩序现象。而解剖学又是从无机世界、化学和物理学发展而来的。每一门科学都是知识的积累，它的基础是与物质及其特性有关的经验，是关于如何使物质服从于人的利益和需要的普遍理解。
然而，科学对物质了解越多，我们在物质上发现“意想不到”的新特性就越多。资产阶级的腐朽哲学思想，就越是热衷于利用物质的新特性或表现来说明、证明物质无关紧要。自然科学在掌握物质方面的进步，与哲学上反对唯物主义的斗争是同步进行的。某些哲学家，甚至一些科学家试图利用放射性现象来反对唯物主义。在过去，原子、元素是物质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但现在，原子里的电子被发现了。在电子理论流行之初，我们党内甚至爆发了一场围绕电子理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唯物主义的斗争。凡是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人，可以去阅读列宁同志的《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著作。事实上，无论是放射性“神秘”现象，还是同样“神秘”的电磁波无线传输现象，都不会对唯物主义造成丝毫损害。
放射性现象，导致人们仍无法想象原子是一个由粒子组成的复杂系统。只有绝望的庸俗唯物主义者，才认为只有徒手可感受到的物质是物质，并以此反对唯物主义。但这是感观主义，不是唯物主义。无论是作为终极化学粒子的分子，还是作为终极物理粒子的原子，都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的感官，虽然是知识开始的工具（即，听说读写）。但并不是知识的最后手段。人眼和人耳是非常原始的观测仪器，甚至不足以观测物理、化学现象的基本要素。如果我们在日常思考中仅以感官发现为指导，那么我们就很难想象原子是一个复杂系统。原子有原子核，电子围绕着原子核运动，由此产生放射性现象。一般来说，我们的想象力是很难以习惯于新认知的。当哥白尼在十六世纪发现地球绕太阳运动，而非太阳绕地球运动时，这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的。保守的想象力至今仍难以适应这一事实。我们在文盲和新生代学童身上观察到了这一点。然而我们这些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尽管看到太阳绕着地球转，但我们并不怀疑事实是反过来的，因为对天文现象的广泛观察证实了这一点。人脑是物质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认识物质的工具。它逐渐调整自己并适应其功能，努力克服自己的局限性。不断创造出新科学方法，想象出更复杂和精确的仪器。反复检查自己的工作，逐步深入到以前未知的深处，改变我们对物质的概念。尽管如此，它始终没有脱离这个一切存在的基础。
正如我们已提到的，放射性绝不对唯物主义构成威胁。它同时也是辩证法的一次伟大胜利。直到最近，科学家们还认为世界上大约有九十种元素。这些元素是无法分析的，也无法转化为另一种元素。可以说，宇宙这面地毯是由九十根不同品质和颜色的线织成的。这种观点与唯物辩证法相矛盾，唯物辩证法讲物质统一性，更讲物质元素的运动和相互转变。我国伟大化学家门捷列夫（Mendeleev），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不愿接受元素可转变的观点。他坚信这些“个体”的稳定性，尽管他知悉放射性现象的存在。但现在，没有一个科学家认为元素是不可变的。利用放射性现象，化学家（物理学家）们成功地“执行”了八九种元素的转变。也同时成功地扫除了唯物主义中的最后形而上学残余。因为现在，元素的可转化性已被实验证明。因此，放射性现象导致了唯物辩证法的最高胜利。
无线电技术指电磁波的无线传输。“无线”不意味着非物质传输。光不仅来源于灯，还来源于太阳，它也不是在电线上传输的。我们完全习惯于光的远距无线传输，更惊讶于光的波粒二象性。所有这些都是物质现象、过程（即光波和粒子风）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表现。新发现及其技术应用表明，物质的异质性和潜力比以往我们所知道的要大的多。但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是凭空产生的。
我国最杰出的科学家说：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近已到达转折点。他们说：不久前科学还只能从物质表面观察物质的各种表象，但现在已开始不断深入物质内部去了解物质结构。我们很快就能“从物质内部”操作物质。当然，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会比我说的更专业、更清楚点。放射性现象正把我们引向原子能释放问题。原子内部蕴藏强大隐性能量，物理学最大的任务就是把这种能量用起来。就像拔出软木塞的瓶子，使这种隐性能量喷涌而出，那么就有可能用原子能取代煤炭、石油、原子能也将成为基本能源来源。这已不是天方夜谭，试想它将为我们开辟怎样的前景！仅此一点，我们就有权宣布科学技术思想正接近一个伟大转折点。人类社会发展的革命时代，将伴随着物质领域的革命性认识和掌握。无限的技术可能性，将在被解放的人类面前展现出来。
无线电、军国主义、迷信
不过，也许是时候更接近政治和现实问题了。无线电技术与什么社会体制相关联呢，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前几天著名意大利人马可尼（Marconi）在柏林说：用赫兹波（Hz）远距离传输图片是在向和平主义献礼，这也预示着军国主义时代的迅速结束。怎么会这样想？这些“时代终结宣告”是如此频繁，以至于和平主义者混淆了所有事情的开始和结束。好似这些我们可以观测的远距离现象本身居然可以结束所有战争！当然，发明一种远距离图像传输手段，是一项非常有吸引力的任务。因为目前听神经因无线电而处于特权地位，这是对视神经的侮辱。但认为这必将导致战争结束的结论是无稽之谈。只能说像马可尼这样的伟人也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只是某一特定领域的专家。用科学思维控制的大脑只是粗略的从部分而非整体来看待事情。就像轮船内部坚不可摧的隔断扇区。这样，事故发生时船不会立刻沉没。人意识中也有无数坚不可摧的隔断：你可以在一个扇区、甚至十几个扇区中找到最革命的科学思维。但隔断外却隐藏着最高程度的庸俗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概括人类一切经验思想的伟大意义。其世界观的完整性，有助于打破这些内在意识分隔。但近眼前问题确切地说，如果只是能看到敌人，那它为什么一定会导致战争结束呢？在早期战争，交战双方就能轻松的互视对方，拿破仑时代就是这样。只是远程武器的发明，才逐渐将对手的交战距离拉远，导致能对看不见的目标开火。如果不见变成可见，那就意味着黑格尔的三一式在这个领域也取得了胜利，正题和反题进入了互相消灭的“合题”。
我记得当时有人写道，飞机的发展将结束战争。因为它将吸引全民参军，毁掉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生活…等等。然而事实上，一种比空气重的飞行器的发明，为军国主义历史开启了新的、更残酷的篇章。毫无疑问，现在我们也即将迎来一个更可怕血腥的章节开始。科学技术有其自身逻辑：认知自然和为了人类自身利益而掌握自然的逻辑。但是科学技术是在阶级社会中发展，而不是在真空中发展。统治阶级、占有阶级控制技术，并通过它控制自然。技术本身既不是军国主义，也不是和平主义。在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中，技术是为军国主义服务的。
毫无疑问，科学技术破除了迷信。但现有社会的阶级性质却在这个进程上设立了实质的界限。以美国为例，该国教堂布道是通过广播来传播的。这意味着广播作为传播偏见的一种手段。我想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国，我希望无线电之友协会防治这种事的发生？（笑声和掌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技术，无疑会破除宗教偏见、破除在人前或自然面前软弱的迷信。事实上，当全国各地都在广播来自理工博物馆的声音时，“来自天堂的声音”究竟算什么！(笑声)
我们不能落后！
只要我们在技术上继续前进，我们就一定能战胜贫穷和迷信。我们决不能落后于其他国家，每个无线电协会会员必须牢记第一个口号就是：别落后了！然而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是异常落后的。这种落后是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主要遗产。同志们，该怎么办？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像战前那样稳步发展前进。那么我们就该扪心自问：我们能赶上吗？如果赶不上，我们会不会被（反革命）压垮？对此，我们说：我们没忘记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技术思想已达到该时期最高发展程度，但其在经济上却越来越走入死胡同，并开始衰败。欧洲经济并没有向前发展。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欧洲是变得更穷而不是更富。但其科学技术发明、发现成果颇丰。战争在蹂躏欧洲并摧毁欧洲大陆大片地区的同时，也极大的刺激了在腐朽资本主义魔爪下窒息的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
如果指那些不存于人脑，而体现在机器、工厂、磨坊、铁路、电报和电话服务等方面技术的物质积累，那么在这里，最重要、也最明显的是我们可怕的落后。更为正确的说法是，如果我们利用好了苏维埃组织的巨大优势，那么科学技术的有计划发展就是一个可能的事实。与此同时，欧洲因自己的矛盾而窒息。这种落后使我们感到恐惧，但我们也不能掩盖我国目前各方面落后的实情。必须用严格客观的尺度来衡量实际情况，既不能灰心，也不能自欺欺人。一个国家如何转变成一个单一经济、文化整体？只有通过通信手段：铁路、轮船、邮政、电报、电话。当然，现在是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
我们如何在这些领域赶上来？我们落后得可怕。美国铁路网总长达40.5万公里，英国约为4万公里，德国为5.4万公里，我国只有6.9万公里。而且这是在我国幅员辽阔的情况下！比较一下货物运输量，以吨/公里为单位更有指导意义。美国去年运输量6亿吨/公里，我国运输量4850万吨/公里，英国运输量3000万吨/公里，德国运输量6900万吨/公里。也就是说，美国运载量是德国10倍、英国20倍，是包括我国和整个欧洲在内区域的2至3倍。
让我们再以作为文化交流传播基本手段之一的邮政服务为例。根据邮电部最新资料，美国去年邮政通信支出是10.5亿卢布，即人均9卢布40戈比。而在我国，邮政支出为7500万卢比，也即人均33戈比。很明显，9卢布40戈比和33戈比之间是有区别的！
电报和电话服务方面的数字则更为惊人。美国电报线总长度是300万公里，英国是50万公里，我国是61.6万公里。但美国电报线长度相对较小，因为他们有约长6000万公里的电话线。而英国只有600万公里，我国只有31.1万公里。同志们，不要气馁，要牢记这些数字。我们一定要衡量、比较，不惜一切代价追赶、超越!（掌声）电话数量是另一个衡量文化水平的很好指数，美国是1400万部，英国是100万部，我国是19万部。美国每100人有13部电话，英国有2.2部多一点，而我国则是英国的十分之一。换句话说，美国电话数量与居民数量的关系是这里情况的130倍。
至于广播，我不知道我们每天在广播上花多少钱，我想无线电之友协会应该计算一下。但在美国，他们每天在广播上花费一百万美元（即两百万卢布），一年赚七亿美元。
这些数字严酷地揭示了我们的落后。但它也揭示了作为最廉价通讯方式的无线电，在我国这样一个庞大农民国家能够且必须具有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考虑把国家变成一个通过各种通信手段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我们就不能认真地谈论社会主义。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必须能同土库曼斯坦等我国边远地区进行交谈。比如我今天讲话开头提到的，土库曼斯坦生产棉花，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兹内森斯克地区的纺织厂的工作依靠土库曼斯坦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为了与全国各地进行直接、即时的通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无线电。当然，我国无线电不能成为城镇特权阶层的玩物，而是要成为城乡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工具。
城镇和乡村
我们不要忘记，苏联城乡之间发展极度不平衡。这是我们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在那个艰苦时期，城里人跑到乡下避难，而乡下人用一磅面包换取一件大衣、几颗钉子或一把吉他。这时，与舒适的乡村相比，城里人则显得相当可怜。但随着经济基础（特别是工业）得到恢复，城镇相对于乡村的巨大技术和文化优势就又重新显现。我们在政治和法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来减轻和消除城乡差异。但在技术上，我们至今还没有向前迈出一大步。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在技术落后、农民文化贫乏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首先意味着城乡差距基本平衡，也即城乡经济和文化同质同线。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为什么使城乡更紧密结合，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资本主义在实行城镇工业化的同时压制住了乡村。而且它不得不这样做。它不仅可以随时从农村，而且还可以从大洋彼岸的落后土地或殖民地获得廉价农民劳动生产的食品和原料。战争和战后的动乱，封锁和可能重演的危险，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不稳定，都迫使资产阶级更关心农民。最近，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资产阶级和社民党政客谈到同农民的联系。（法国官员）白里安（AristideBriand）在同（我国的）拉科夫斯基（ChristianRakovsky）同志讨论债务问题时，强调了小地主（特别是法国农民）的需要。奥地利“左派”孟什维克奥托·鲍尔（OttoBauer）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谈到了与农村“联系”的特殊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老熟人（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George）。的确，我们已经开始有点忘记他在英国的活动，即为了同农民联系而组织了一个特殊的土地联盟。我不知道这种联系在英国背景条件下会以怎样的形式呈现。但在乔治口中，这个词听起来肯定够卑鄙无赖。无论如何，我不建议他当选任何农村地区的赞助人，也不建议他成为无线电之友协会的名誉会员，因为他肯定会搞点诈骗。(掌声)
在欧洲，重新提出与农村联系的问题。一方面是议会的政治策略，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政权摇摇欲坠的一个重要征兆。对我们来说，与农村经济、文化联系的问题，是完全意义上的生死攸关问题。这种联系的技术基础必须是电气化，而这与大规模引进无线电有关。为了完成最简单、最迫切的任务，必须使苏联各地能互相通话，国家能够听见城市的声音。至于在技术装备、文化程度上好于乡村的长兄（即城镇）不去完成这项任务，那么无线电的传播将仍是城镇特权阶层的玩物。
这份报告指出，我国四分之三的农村人口不知道广播是什么，其余四分之一人口只在节日和特殊示威活动时才知道什么是广播。我们的政纲必须让每个村庄不仅要知道什么是广播，而且要有自己的广播站。
去往何方？
这份报告所附的图表，显示了社会各阶层分布的情况。工人占20%——就是那个拿着锤子的小人，农民占13%——拿着镰刀的小人，上班族占49%——拿着公文包的体面人物，然后是18%的“其他人”——虽然没有说明他们的确切身份，但其中有一幅画面描绘了一位戴礼帽、胸前口袋别白手帕、拄手杖的绅士。这显然是个耐普曼（NEPman）[1]。我不建议把这些带手帕的人赶出无线电之友协会，但我们应该更有力地包围他们（向他们施压），这样那些拿着锤子、镰刀的人就可以用上更便宜的广播。（掌声）我更倾向于认为，应该机械地减少带公文包的人数。但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增加其他两个基本群体！(掌声)20%的工人是很少的，13%的农民则是少得可耻的。戴礼帽的人数几乎等于工人人数（18%），而且超过了农民人数（13%）！这是对苏维埃宪法的公然违反。必须采取措施确保今明两年内，达到农民约占40％、工人占45％、办公人员占10％、而所谓“其他”人占5％的目标。这将会是一个完全符合苏维埃宪法精神的正常比例。
用无线电征服农村是今后几年的任务，这与扫盲、国家电气化等任务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完成这些任务的先决条件。各省应制定一个明确的征服农村的无线电发展方案。把新的战争地图摆上桌！从各省中心出发，先用广播征服大村庄。而文盲和半文盲村在设法掌握应有的读写能力前，也有能通过广播这个最民主的信息和知识传播媒介获得文化的机会。农民会通过广播感受到自己是苏维埃联邦的公民，更是全世界的公民。
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农民，不仅取决于我国工业和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欧洲各国的革命。令人担忧的是（这不是偶然的）。，在欧洲工人争取政权的斗争中，社民党人为了达到其反动目的，巧妙地利用了欧洲工业在食品和原料方面对大洋彼岸国家的依赖。美国提供粮食、棉花、埃及棉花、印度甘蔗、马来群岛的橡胶等。危险在于，美国的封锁可能会使欧洲工业在无产阶级革命最困难的几个月和几年中遭受粮食和原材料饥荒。
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我国粮食和各种原料的出口，对欧洲各国来说是一个强大的革命因素。必须使我们的农民认识到，他们每多生产一包运往外国的粮食，就会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力量平衡天平上多些砝码。因为这些粮食会减少欧洲对资本主义美国的依赖。种棉的土库曼（Turkmen）农民必须同伊万诺沃·沃兹涅森斯克（Ivanovo-Voznesensk）和莫斯科的纺织工人联系起来，也必须同欧洲的革命无产阶级联系起来。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全国广播网，使我国农民能听到欧洲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声音。在欧洲工人接管广播电台的那天，在法国无产阶级占领埃菲尔铁塔并在铁塔顶上用欧洲的所有语言宣布他们是法国主人那天（掌声）和那刻，不仅我们的城市工业工人，而且我们最偏远的村庄农民都可以响应欧洲工人的号召—“你们听到我们了吗“？——“我们听到了，兄弟们。我们将帮助你们”！（掌声）西伯利亚将提供油脂、粮食和原料，库班和顿河将提供粮食和肉类，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将贡献他们的棉花。这将表明，无线电通讯将使欧洲更接近于一个单一经济组织。无线电报网除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发展外，还在时刻准备着将欧亚人民团结在一个社会主义人民苏维埃联邦之下。(掌声)
注释
[1]译注：耐普曼（NEPman）指的是透过苏联新经济政策（NewEconomicPolicy）时期从商致富的新兴资产阶级。 |
关于反对派（拉狄克，1926年8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卡尔·拉狄克相关链接：供宣传用的问题与答复（托洛茨基，1926年9月）（1926年9月）
关于反对派
拉狄克（1926年8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07941
第1个问题：联共（布）内是否存在反对派？
答：1923年联共（布）的队伍中产生了反对派。反对派提醒党注意由于不善于加强工业、由于官僚主义压制日益严重而产生的威胁革命的危险。反对派要求实行党内民主和计划经济。尽管反对派集合了三分之一的党员，但还是被以一己的意志冒充党的意志的党的机关所击败。然而反对派并没有消失。
1925年末，一部分党的领导人确信，1923年的反对派提醒注意对党构成威胁的危险是正确的。这部分党的领导人坚定地认为，继续存在对党施加官僚主义压制将扼杀工人阶级先进部分的积极性，将使他们在面对小资产阶级群众首先是富农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解除武装。这些领导人坚定地认为，应当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和加快发展工业（工业化）来对付这些危险。
1923年和1925年的反对派在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上联合起来，为纠正党的总政冶路线而共同奋斗。
第2个问题：反对派对联共多数派提出了哪些指责？
答：（1）对党进行官僚主义的压制；（2）美化苏维埃国家的现状，否认苏维埃国家接近工人的必要性；（3）美化新经济政策和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比重估计过低；（4）不理解工业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潜伏的危险；（5）对农村的分化估计不足，掩饰富农不断增长的作用，同时纵容农业人民委员部在农业合作社方面采取依靠生产能力强的中农即实质上是富农的方针；（6）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比工人、贫农和贫苦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得还快所产生的危险估计不足，由于放宽了选举条例和选举办法而助长了这种提高；（7）对工资、农业、住宅建设等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节约制度问题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8）歪曲统一战线策略，将团结群众的方针偷换为同工人运动的右派领袖结盟的方针；（9）对建立东方全民族运动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强大的独立组织的必要性不理解。
第3个问题：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对反对派提出了哪些指责？
答：（1）不理解苏维埃国家的工人性质；（2）过分强调官僚主义的危险；（3）对靠牺牲农民实现工业化会破坏结合的危险性估计不足；（4）对工人问题采取蛊惑人心的态度；（5）企图通过组织派别来分裂党；（6）结成无原则的联盟；（7）借口党内民主而鼓励取消专政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第4个问题：党内官僚主义制度的表现是什么？
答：表现是：1．党的机关代替党作决定。
2．在党的会议上每个党员都不敢对党的机关和党的政策提出批评。
3．敢于揭露和批评的人均遭到迫害。下放到农村和撤离生产岗位不是出于工作上的考虑，而是为了进行迫害。
4．在党内建立告密和诽谤制度（通过所谓的秘密情报员），受害者往往是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党员。
5．从上到下，从省委书记到支部书记，挑的都是“阿谀奉承”的人，这些人由于“害怕”而不顾党员的良心执行上边的任何决定和命令。
6．工人党员感到自己在支部书记、行政领导人和地方委员会或工厂工会委员会主席面前处于无权地位：一旦发生冲突就有被解雇的危险。
7．一切关系到工人阶级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都未经广泛的党的会议讨论，都是背着党决定的（生产伏特加酒；工资问题；向农村有产业的工人征税；推行节约制度问题，而节约制度往往是裁减低级工人；国际工人运动问题；修改工会章程，从而为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打开了大门；放宽选举条例，违反苏联宪法给富农、小业主等以选举权）。党的机关进行上层争论，而全体党员群众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
8．向党隐瞒在个别问题上的分歧，重要决定和问题不在党内进行集体讨论，而是事先按照官僚主义的方式在统治集团中问加以敲定，然后拿出准备的决定，谁也不敢对之提出异议。
9．中央委员会内部的统治集团由于害怕公开性和批评自己的错误，自己就在组织派别。上行下效，省委和区委内纷纷组织派别性的三人小组、五人小组和十人小组，在小组范围内传阅秘密文件，作出不仅党全然不知而且其余正式的机关干部也全然不知的决定。因此，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派别集团脱离其余机关干部，而机关干部本身又脱离党的状况，具有危险的性质，结果党在党外群众中丧失了威信。所以，1923年12月5日的决议提出，官僚主义导致党脱离群众并成为派别活动的根源，这是正确的。
10．党在思想上的蜕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出现了新的工作人员阶层，这些人官气十足、一身媚骨、阿谀奉承、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独立的见解，成了一群没有原则、只知服从的官僚主义乌合之众。
11．官僚气十足的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占据了党的所有职位，并为那些等待时机以便把无产阶级专政拖离共产主义政策轨道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开辟道路。他们企图利用工人阶级的消极性把无产阶级专政转向农民资产阶级一边。
12．官僚主义制度扼杀了党内的积极性，从而使工人阶级无法对走背离革命的共产主义政策的小资产阶级道路的企图予以反击。
无产阶级恰恰在城乡小资产阶级赢得民主权利的时刻失去了主心骨。（农村的苏维埃民主和最近选举的总结。）
第5个问题：能否一下子消灭官僚主义？
答：当然不能。但问题在于，官僚主义没有减少，相反却有了极大的增长。党内反对官僚主义的每一次重要尝试都引起上面的迫害，从而迫使优秀的党员去建立派别，官僚主义越是反对派别，它所产生和滋养的派别就越多。
思想上的短视总是与官僚主义相伴而生。统治集团的领导者使自己越来越孤立，已经没有能力评价整个形势和预见明天，也不能给党以广泛的指示。党的政策盲目不定，从而有导致更大失败的危险。无论是谁，只要他试图总结困难，弄清困难之间的联系，对未来作出展望，都会使官僚主义保守主义者惶恐不安，并招来搞派别活动的指责。一种制度积累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困难越多，它就会变得越让人难以容忍。
第6个问题：官僚主义增长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答：基本原因是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党的基本群众是工人。党的传统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传统。背离阶级路线就必然要剥夺党的决定权，必然要以机关官僚主义的方式将政策强加于人。
与农民的关系
第7个问题：反对派的政策有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结合的危险，这种说法对吗？
答：反对派的政策旨在加强结合。结合的基础不是关于结合的动听言辞，而是以农民能够接受的价格向他们供应足够数量的优质商品。商品荒及由此而引起的价格上涨对结合构成了威胁。反对派极力主张加快发展工业，这是克服商品荒从而克服城乡分离的最重要的手段。此外，对结合的威胁来自富农和耐普曼的增长，他们试图将农民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将农民同无产阶级分离开。反对派力图缩小富农和耐普曼在经济中的影响，从而缩小他们的政治影响。可见，反对派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
第8个问题：反对派想不顾一切地把农民的积累抽给工业，这种说法对吗？
答：这样提问题的目的无非是想搞乱人的思想和吓唬农民。这也是一种蛊惑煽动。既然我们的国家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农民，既然这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工业，——这对于农民的利益来说同对工人一样必要，那么就不能把人民的即首先是农民的资金投入工业。全部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家在每个时期能给工业投入多少资金，以便通过这种途径达到最正确地、对全国来说最合理地分配积累和全部资金。工业品的匮乏和批发、零售价格的巨大差别表明，对工业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任何数字、结论、尤其是关于超工业化主义者的任何空话，都无法消除这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表明，国内的积累在工业和非工业居民阶层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当，由此产生了商品荒，从而养肥了私商并削弱了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
农民从这种实物和货币积累中，即从农民无法换取其所需要的工业品的积累中，能否得到好处呢？不能，农民由此得不到好处。在工业国有化和外贸垄断的情况下，农民本身已成为整个国家经济的股东，因此同正确而合理地分配国民经济积累以及农民积累体系相关。对于农民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他投入了多少卢布，而是他拿这些钱可以买多少东西。商品荒和价格的过度差别表明，如果农民投入国有工业的积累比现在多，国有工业将会给他们绰绰有余的回报，即向他们提供较便宜的商品，这样全体农民就会得到好处。
第9个问题：笼统地说从“农民”口袋里掏钱是否正确？
答：不，不正确。农民根本没有一个总的口袋。农民现在已经包括有经济力量各不相同的各个阶层。据粗略计算，农民积累了大约4亿卢布的钱财。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每个人平均4卢布或每户20卢布。农民积累的分布极不平均。贫农一点儿积累也没有，却负债累累。中农多少有些积累，但大多数积累在上层即最富裕的阶层手中。积累的主要部分在富农上层手里。粮食储备的情况也是如此：储存和积累粮食的是富裕农民。可见，这里说的不是从农民总的口袋（没有这样的口袋）里，而是从富农和富裕阶层的积累中抽取额外的资金给工业。这样取得资金将会给中农和贫农提供比较便宜的工业品。这对于农村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有利的。
对工业的态度
第10个问题：说反对派认为应当把国有工业租让给外国人，是这样吗？
答：这种论断同关于“超工业化”（即力图过度而不合时宜地发展工业）的叫嚷直接矛盾的。不仅如此，这种论调也是一种最卑劣的诬蔑。所以能够采取这样的手段，只是因为党被官僚主义扼住了脖子。
《真理报》断言，梅德维捷夫同志在其1924年1月所写的一封信中主张对大部分国有工业实行租让。梅德维捷夫同志两年半以前所写的这封信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表过。谁也不知道这封信，因而无法判断《真理报》所讲的信的内容是否属实。但1923年的反对派和1925年的列宁格勒反对派与这封无人知晓、反对派既没写过也没传过的信毫无关系。
反对派认为，关于国有工业发展速度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的命运具有决定意义。为此反对派要求改变税收体制和价格政策，重新编制预算。租让在我国的经济中只能而且应当处于受到严格限制和从属的地位。任何试图使租让的范围超出一定限度，即让外国资本对我国经济拥有主导性的或哪怕只是相当大的影响的做法，都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公然背叛。
第11个问题：说反对派想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并通过这样的方式靠降低工人和衣民的生活水平来发展工业，是这样吗？
答：不，不是这样。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最大祸害是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养肥了商人和投机倒把者，他们赚了数亿卢布（今年已近百万卢布）。国家按出厂价格出售商品，而农民和工人则按零售价格购买商品。近一年半以来我国的批发价格始终未变，但零售价格却大幅上扬。在许多情况下，当零售价格上涨导致需求减少时，可以提高出厂价格而不提高零售价格，因为需求制约着私商哄抬零售价格的限度。任务在于把尽可能多的批零差价交到国家手里以发展工业，而无论如何不要提高零售价格。如果零售价格居高不下，批发价格低廉对工人和农民来说毫无关系，提高出厂价格要打击的是私人资本，而不是消费者。应当从这个方面寻求解决办法。
要是提高出厂价格导致零售价袼上涨怎么办呢？应当谨慎行事，密切关注市场的变化。如果零售价格随批发价格开始上涨，应当停止行动。应当慎之又慎地摸索。国家得到的商业加价部分越多，工业发展得到的资金就越多，工业就能更充分地满足需求。这是降低零售价格的惟一途径。这与农民和工人的利益紧密相连。
工资
第12个问题：说反对派提出先保持现有工资等以后再逐渐提高的口号是在进行蛊惑宣传，对吗？
答：只有不知道应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工业的人才会这样说。不逐渐地提高工资，不提高工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道路上将一事无成，因为如果工人不关心工业的发展，就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我们只是在工人开始“磨洋工”时才提高工资，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首先是靠劳动力单纯地拼体力。同时，工资的提高甚至常常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或者相反。（从1925年8月至1926年3月这段时期每个工人的日生产定额提高了7.0%，而日工资却下降了8.0%。）
这不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策。这种政策带来的是昙花一现的效果。最后，机床过载将导致机床的损坏，劳动力超负荷将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和工人体力衰竭。在企业的官僚主义制度下对这种政策的不满也会促使工人走上酗酒和政治消沉的道路。这就是对工资问题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导致的后果。在工资方面的社会主义政策应当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整个国民收入的增加，提高工资和工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应当靠对机床和机器进行技术改造。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均匀增长。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反对派两次提出这个问题：
1．在中央四月全会上，反对派提出建议，主张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降低实际工资，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提高时提高名义工资。相反，统治集团起初建议不降低名义工资，但允许在一定情况下降低实际工资。只是在反对派的压力之下多数派才通过决议，同意“把工资保持在现有的实际水平上”。
2．在中央七月全会上，针对实际工资持续下滑和推行节约制度时出现的官僚主义弊端，反对派再次提出讨论工人状况问题。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拒绝了这一建议。
可见，在工业接近战前水平、耐普曼和富农的收入不断增长的时期，提高工资的要求却被看做是蛊惑宣传。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关于提高工资是蛊惑宣传的论断被他们自己推翻了。中央由于害怕反对派的壮大而任命了一个全苏委员会来制定提高工资的措施。这就表明，反派提出的要求是可能得到满足的，所谓反对派进行蛊惑宣传的叫喊只不过是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居心不良的表现。
最近，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由于觉察到了工人的不满和惧怕反对派，于是宣布将工资平均提高7％。这种提高是一种蛊惑人心的举措，是为了对付反对派，而不是工人政策中心的某个方针，这有下面的事实为证：（1）这种提高是不够的，因为反对派要求提高15%，以使实际工资水平达到1925年秋天的水平；（2）这种提高不能保证工人的工资在零售价格上涨时不降低，因为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拒绝了反对派关于在价格上涨时提高名义工资的建议；（3）现在实行的提高完全被房租的提高和生活费用的上涨所抵消；（4）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在工业方面的政策导致商品荒加剧，使经济上的困难越积越多，从而使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物质状况的改善更加困难。
可见，现在实行的力度不够的提高工资是一种蛊惑人心的举措，像12月5日的决议一样。其目的是让工人共产党员摸不着头脑，从而轻信他们的话。这就是反对派要求自由讨论一切有争论的问题的原因。
第13个问题：有加快工业化速度和保持并提高实际工资所需的资金吗？
答：毫无疑问，资金是有的。提高工资所需的资金同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一样，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会放在国家金库里等你去拿。这些资金应当去争取。为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通过正确的工业积累政策、正确的税收政策和正确的预算政策挖掘这些资金。
为此必须：（1）在确定出厂价格时做到确保现在由于批零价格剪刀差而落到私商手里的那部分商业利润的相当大部分能流入国家的口袋里。（最近两年从工业领域的超额加价大约有15亿卢布。而今年的基本建设工程，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统计，至少必须投入12亿卢布。）
（2）加强对富农的征税力度，因为富农利用手中积累的多余资金收购粮食，囤积居奇，促使粮价上涨，剥削贫农，不仅对工人的工资，而且对国家的整个进出口计划都是个打击（最近富农阶层的积累已达4亿卢布）。
（3）在分配预算资金时确保工业比以往任何时候得到的都多。现在根据预算，工业为预算提供23100万卢布，而得到23050万卢布。
（4）实行节约制度，吸收工人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应保证工人群众对旨在削减生产过程中的非生产性开支的措施的落实进行监督。来自下层的社会监督是实行节约制度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必须彻底消除那种主要是在工资上节约、动不动就裁减低级工人的节约制度。
（5）每年对国民经济资源进行有利于工业的再分配，以便结束那种工业越来越落后于国民经济需要的增长、由于商品荒导致零售价格昂贵而工人和农民多付钱的状况。
工人国家还是工农国家？
第14个问题：说反对派否认苏维埃国家的工人性质，对吗？
答：不对。反对派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不曾否认苏维埃国家的工人性质，但与列宁一样，反对派注意到，我们的工人国家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非无产阶级的，国家不能将大量的、与无产阶级格格不人的分子从国家机关中清除出去。这两个因素带来的后果是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困难重重。旧沙皇和资产阶级官僚的残余在工人阶级及其国家之间建起了一堵墙。要同这种情况进行斗争，只有尽全力吸收工人阶级参加国家工作，放手发动工人批判官僚主义弊端，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党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借口苏维埃国家的工人性质而否定使工人阶级接近国家工作的任务。中央委员会多数派认为对官僚主义的任何批评都是故意捣乱和反对派行为。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对富农和私商的力量即妨碍社会议建设的力量估计不足。可见，他们实际上在促使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逐渐减退。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指责反对派，说反对派的言论削弱了我们国家的工人性质，这是错误的。可反对派指责中央委员会多数派，说他们的政策如果得不到党的纠正，就会在实际上导致苏维埃国家丧失工人性质，而这已得到了证实。
关于派别
第15个问题：什么是派别，派别是如何产生的？
答：派别指的是从整体分离出来，对一系列根本问题持有特殊的观点，拥有比较固定的单独组织，试图改变党的政策的党内一部分人。党内特殊观点的产生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没有得到全党的赞同；但只有在党组织不让少数自由发表其自己的观点的情况下，观点上的分歧才会导致派别分离。在没有机会以合法方式捍卫党的情况下，少数派或者应当放弃自己的观点，或者应当进行斗争，但斗争会扩大由于意见相左而造成的裂痕。可是如果分歧事关重要的问题，那少数就不能放弃斗争，即使遭到再大的迫害也在所不惜，因为在他们看来，党的政策是错误的，有导致革命灭亡的危险。在各封闭的派别的斗争中，分歧越积越多并趋激化，派别的隔绝越深，暂时分歧变为永久的分歧就越多，并决定着派别成员对所有其他问题的态度。分歧的总和可以说明，党内的各个部分开始或多或少地反映或表达不同阶级的利益。说到底，无产阶级党分裂为各个派别表明了非工人的集团和阶层对党的影响。处于荫芽状态的派别斗争是党内阶级分化的反映或先兆。
第16个问题：我们党内的派别斗争是否有阶级内幕？
答：当然有。苏联存在着工人阶级和农民，除此之外还有在新经济政策的影响下复活的旧资本主义阶级的残余。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是不矛盾的，因为农民将从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得到好处。然而，第一，农民的利益同少数农民——富农的利益是矛盾的；第二，广大中农群众并不向往社会主义，他们把要求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任何牺牲都看成是沉重的负担。因此在苏联以苏维埃政权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展开了斗争，而富农和私商则极力激化这一斗争。
在共产党内存在着农民成分和受工人阶级熏陶不够即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有一定联系的知识分子。这些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党内维护私有者的利益。此外，党内的工人多数在实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时不得不顾及农民的情绪以及农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反抗。对这种反抗过度恐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面前低头，导致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滑向农民观点。这样一来党内的农民成分和半农民成分就结合起来，先进工人内部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方面产生的分歧就具有成为阶级分歧、成为拥护还是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的趋向。
第17个问题：反对派是否维护派别的存在？
答：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反对派不仅不会维护派别的存在，而且相反，是派别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反对派反对派别，首先是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党。按照反对派的意见，只有在非无产阶级成分服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并执行无产阶级政策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们在党内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不承认任何在党内建立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权利。先进工人中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和方法方面将会经常出现一些分歧，但这并不需要建立独立的派别。这些分歧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在党组织内消除。在工人们对问题经过讨论并弄清问题的实质之后，由各个组织通过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因为这样或那样的暂时错误比党的分裂带来的危害要少。在共产党内是不允许出现小资产阶级派别的。要是有党内民主，先进工人并非一定要分裂为各个派别的。
第18个问题：谁应对联共内派别斗争的激化负责？
答：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对联共（布）内派别斗争的激化负有特别的责任。
它以其堕落到为小资产阶级分子保驾的政策奠定了这种斗争的基础。工人共产党员不能容忍那种一提利用富农和耐普曼的积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大喊救命的政策。先进工人不能容忍那种要苏维埃专家和官吏低估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增长的政策。先进工人不能容忍农业人民委员部试图把合作社这种工人专政也就是在农村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具，变为支持富农的工具的政策。先进工人不能容忍给予剥削分子苏维埃选举权的做法。任何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转向小资产阶级立场的行动都会引起和应当引起党内无产阶级分子的反抗。但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不仅以其政策引起无产阶级分子的反抗，而且使得无法通过正常的党内方式消除分歧。它禁止先进工人在党员大会上和在党支部内同背离阶级路线的行为作斗争，对提醒党注意党所面临的危险的每一个党员横加迫害。它不让先进工人说话，禁止党内争论，向党隐瞒反对派的真实观点，把一些表达截然相反观点的文件作为反对派的观点抛出来，并以这样的方式伪造党的意见，用各种威胁手段强迫党的组织通过有利于自己的决议。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在党内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党员不是根据自己的见解投票赞成决议，而是口是心非，以免遭到迫害。这种局面使得不能通过争论的方式形成少数派应当服从的真正的多数派。多数派除了不让党内先进工人的代表说话，还对任何试图在党内越过官方组织而弄清分歧的做法加以无情的压制。同时，它并不满足于夺取党的机关，还在党内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以保证其对党的机关的控制，不管党内大多数人是否拥护它。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政治局被盲目跟随斯大林的中央委员的不合法的全会所取代。政治局被不合法的斯大林领导集体所取代。从省委和区委直至基层党支部内部，都存在着靠派别内部纪律维系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秘密组织。这些组织不仅使反对派代表人物的权利，而且使广大没有参加反对派、但由于某些原因被看做不太“可靠的”党内同志的权利化为乌有。这样，中央委员会的斯大林多数派就以其政策、以其背离阶级立场的行动在党内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分歧，并以其组织政策阻断了通过正常方式即通过对党组织的决定进行争论的方式纠正中央委员会多数派错误的道路。可见，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及其政策和组织方法是联共（布）内派别产生和巩固的根源。
第19个问题：派别的存在是否违背党代表大会的决定？
答：是的，违背第十次和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清楚明确地禁止派别的存在。但这些决定同时也给予党以党内民主。正因为如此，这些决定要求抛弃由某些同志组成的集团封闭地、秘密地决定党的问题的做法，从而使全党有可能公开地、共同地解决党内问题。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送了这种可能性。如果它在断送这种可能性的同时又叫喊反对派别活动，那么这就意味着它要求由那部分表现出官僚主义蜕化倾向、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党的机关的干部垄断党的领导权。革命工人没有给予它这种垄断权，因为这种垄断权以书记处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书记处则把党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引向具有农民民族局限性的政策，尽管速度缓慢，但确定不移。在中央七月全会上反对派不得不团结一致奋起制止党发生蜕化的危险。
反对派联盟
第20个问题：说反对派是一个无原则的联盟，对吗？
答：上面的回答表明，在所谓无原则联盟的叫喊后面隐藏着对反对派所捍卫的原则的畏惧。1923年和1925年反对派联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过去尽管进行过斗争，但这个联盟之所以能够成立，正是因为党的发展经验表明必须坚持三个原则：（1）加快和加强工业化，以此作为克服苏联社会主义成分所面临的来自资本主义成分的威胁的手段；（2）坚持党内民主，以此作为克服党的上层官僚主义蜕化的手段，这种蜕化表现为党慢慢滑向小资产阶级轨道；（3）坚持能保证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和加强共产党与处于动荡之中的非共产主义工人群众的联系的国际政策。这三个原则表明，反对派联盟不是一个东拼西凑、由各种不满分子组成的临时性的大杂烩，而是一个由那些对革命的发展提出的基本问题作出相同回答的共产党员组成的战斗联合体。
正是为了向党隐瞒反对派联盟这些意见一致的回答，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时而试图把所谓的“工人反对派”在1924年以书面形式提出的观点塞给联盟，时而试图把奥索夫斯基同志的观点塞给联盟，尽管中央委员会多数派非常清楚，反对派坚决反对把我国经济命脉拱手送给外国资本、解散共产国际和分裂党的思想。这并不妨碍反对派反对把持有这些观点的同志开除出党，因为反对派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如果党回到党内民主制度上来，如果党给自己明确地提出日益成熟的革命问题，——那么它就能够把党内所有的无产阶级分子团结在明确的革命答案周围，并根除过去曾与党一起进行反资产阶级斗争的那部分党内人士的悲观失望的错误。
第21个问题：是哪些原则把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团地［疑有误——录入者注］在一起的？
答：如果可以笼统地谈论我们党内的无原则性，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提出这样的指责。它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国家工业化的口号，可代表大会刚一结束，它就开始叫喊什么实现这个口号困难重重。这些困难其实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就已尽人皆知。既然多数派认为这些困难是不可克服的，那它在代表大会上为什么要提出工业化的问题？它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向右转。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对于反对派提出的提高工资的口号不依不饶，揪住不放。而两个月之后，这个刚刚还被说成是蛊惑宣传的口号，却被它接了过去。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大叫大嚷反对分裂党的派别活动，但自己却建立了一个封闭的派别，而且滥用党的机关和设施。总而言之，多数派的行动和理论常常是脱节的。政策的无原则性正表现在言行不一上。
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称反对派是形形色色分子的大杂烩，那它自己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由形形色色分子织成的联盟。聚集到这个联盟内的有滑到富农观点的党员（加里宁[1]、亚·彼·斯米尔诺夫[2]、伏罗希洛夫[3]）和我国工会领袖中滑到工联主义观点、对欧洲工会的“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分子（托姆斯基、乌加罗夫、施米特），有拜倒在富裕农民脚下的共产党员和在形形色色的普塞尔和皮尤面前、在“工人运动的铁腕人物”面前卑躬屈膝的共产党员；聚集到这个联盟内的还有鼠目寸光的党内官僚，他们把机关当作党，把革命和反对派提出来的重大问题看作知识分子的捏造。富农把掏不出钱的贫农看作不务正业的人，而欧洲工会的头子则对进不了资产阶级办事机抅的革命群众不屑一顾，党内官僚也一样，把不卖砂糖、不知花钱为何物、不愿背着党处理党的事务的革命者看作不务正业的人。热衷于事务工作，拒绝解决需要克服巨大困难的伟大任务——这就是维系斯大林集团的主线。然而革命的政策要求把日常工作同革命的前景、小心谨慎同敢想敢干结合起来。为了日常工作而放弃革命的前景，借口小心谨慎而放弃敢想敢干，将使党面临庸俗化和分裂的危险，使党内团结遭到削弱，使党没有能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能力反击巨大的危险和经受历史的考验。而失去革命前景的斯大林集团甚至无力保证自己队伍内部的团结。伟大的目的具有凝聚力，渺小的目的具有离心力。因此我们认为斯大林集团的队伍内地方利益、部门倾向之间将进行持续不断的争夺。如果明天反对派被消灭，那么斯大林集团就将会土崩瓦解，因为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事务主义原则不能取代列宁的原则、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反对派就是在这些原则周围集结起来的。
第22个问题：说反对派得到国际孟什维主义、国际资产阶级的赞赏，对吗？
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报刊对联共（布）内发生的事件的评价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都缺少正确评价复杂现象的方法，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这样的方法。因此，在世界报刊对联共（布）内部事件的评价中，不乏赞赏反对派的声音，例如有名的倒戈者、玩弄社会主义原则的保尔·莱维[4]。但越是接近资本主义实业界，对俄国共产主义内的派别斗争的评价就越正确。我国的报刊在斯捷茨基[5]和马列茨基、舒宾和扎斯拉夫斯基[6]之流的一手控制之下，竭力向共产主义工人隐瞒大资本主义报刊的声音。它们隐瞒这些声音是有原因的。资本主义报刊称斯大林的方针是依靠富农的方针。法兰克福交易所的机关报《法兰克福报》直言不讳地写道，只要斯大林掌权，就没有人敢欺负富农。纽约一家大银行的机关报《GuarantySurvey》对斯大林从依靠工人转而依靠富农的举动大加赞赏。不仅如此，以维也纳《工人报》为首的孟什维克报刊欢呼斯大林的胜利，说这是托拉斯大亨、银行经理、机关权势分子对1917年革命幻想家的胜利。但就是这家报刊在夸奖斯大林的有益开端的同时，也向他提出了要求：要想有所得，就要有所舍，既然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想要依靠小资产阶级，那就应放弃专政，因为拥有革命的过去的官僚专政不难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需要得到法律保障，需要消除官僚主义土皇帝咨意妄为的行为。为了证明存在这种咨意妄为的行为，资产阶级报刊援引了反对派对党内制度即对官僚主义高压制度的批评。但如果把这看做是资产阶级报刊对反对派的支持，那么对于世界资产阶级报刊在得知捷尔任斯基[7]的最后一次讲话即关于现在的多数派领导下的经济机关土崩瓦解的讲话后而欣喜若狂又该如何解释。所有资产阶级报刊都一字不差地转载了这篇讲话。捷尔任斯基为此已不可能承担责任，因为这篇讲话是在他死后发表的，没有得到他的允许。但事实终归是事实。让斯捷茨基—马列茨基之流或前《交易所新闻》的编辑舒宾壮着胆子去谈论捷尔任斯基同资产阶级的团结吧。
最后，我们建议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出版一个单行本，把资产阶级领导机关报有关我们党内危机的文章都收进去。他们是不敢这样做的，因为大资产阶级报刊基本上是赞成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而既然事情是这样，那么请他们就不要嫁祸于人，对这些实际上是一种警告的称赞好好考虑考虑。
反对派追求什么
反对派追求的不是党的分裂，恰恰相反，追求的是恢复党的统一。恢复党的统一需要：第一，建立党内民主，即党的所有组织都有权自由讨论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有权在不受机关压制、不受迫害、流放和调动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有权选举所有公职人员，取消打着推荐幌子的委任制。所有党支部都应有相互交往的权利，因为党应当把工人群众团结起来，而不是把他们分成相互隔离的小团体。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应当解散自己的派别组织。各级党委自由解决党的问题的权利应当得到恢复。这样一来所有其他派别存在的理由就将轻而易举地消失。党将在自由争论中确定解决经济、政治和组织领域中已成熟的问题的办法。第二，坚决反对党滑向小资产阶级轨道。只有放弃纵容富农和私商的政策，放弃给予剥削分子（牧师、磨坊主、烟草种植园主）权利的政策，放弃通过合作社扶持富农的做法，这样才能够把农村贫农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只有动员农村贫农和中农才能开辟利用富农和耐普曼的积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有实行党内民主，只有每个工人共产党员都有同所有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的奢侈浪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行为作斗争的自由，才能实现节约制度的口号，把现在遭到浪费的相当大的预算资金用于工业化。只有正确的革命政策才能保证党的团结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革命不可能原地不动。它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只有反对派的政策才能保证作为革命杠杆的党的统一和革命的发展。只有一个领导着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才能保证现在成为列宁所创立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大团结的残留组织的共产国际的团结和发展。
卡·拉狄克[8]
1926年8月
[1]加里宁，米·伊·（1875〜1946）——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起任全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起任党的中央委员、中央政冶局候补委员，1926年起为政治局委员。
[2]斯米尔诺夫，亚·彼·（1877—1938）——1896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十月革命后历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副粮食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书记等职。
[3]伏罗希洛夫，克·叶·（1881～1969）——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元帅。1921年起任党的中央委员，1926年起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年起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国防人民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4]莱维，保·（1883～1930）——德国共产党人。早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斯巴达克联盟的领导成员。1918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0年当选德国统一共产党主席。在德国“三月发动”问题上同德共“左派”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发生严重分歧，被开除出德共和共产国际。1922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接着又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5]斯捷茨基，А．И．（1896~1938）——1915年入党。1926―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西北局委员和列宁格勒省委部长。1930〜1938年任联共中央部长，1934年起兼任《布尔什维克》主编。遭镇压。
[6]扎斯拉夫斯基，达·约·（1880〜1965）——苏联新闻工作者、著作家。1903年加入崩得。1934年加入联共（布》。
[7]捷尔任斯基，费·埃·（1877〜1926）——1895年加入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十月革命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俄共中央委员、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
[8]拉狄克，卡·伯·（1885〜1939）——1904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国外支部，190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19〜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1925年起任中山大学校长。1936年被捕，后平反。 |
稳定和口号（托洛茨基，1926年2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稳定和口号
托洛茨基（1926年2月1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02775
关于提纲
1924〜1925年“联邦与欧洲”这一口号被取消了，因为政策走的是国内稳定的轨道。这是正确的。
因为同样的原因，（口号）被工农政府取消了。
提纲现在提出了“社会主义欧洲联邦”这一口号是十分及时的。内部稳定进程结束了并已转向其反面。美国的压力已不再是预言，而是沉重的事实。但如果我们提出“社会主义欧洲联邦”这一口号，那我们就应该至少对某些国家，首先是对法国提出“工农政府”这一口号。这完全是由议会制危机产生的。
关于提纲第21页
只要社会民主党人还参加或表示同意参加联合政府或容忍其党内那些宣传与资产阶级联合的人，只要社会民主党人还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资产阶级的国家、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捍卫帝国主义祖国或容许其党内存在爱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只要社会民主党人还向工人们鼓吹不能拒绝服从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资产阶级议会制，等等，只要社会民主党人还不公开声明说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只要社会民主党人还不号召工人群众为反对各国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而与苏维埃共和国结成紧密联盟进行共同的斗争，一切就无从谈起，等等，等等。
列·托洛茨基
1926年2月13日 |
同中国军阀的冲突（《在第六次省纺织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译，1926年1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同中国军阀的冲突
在第六次省纺织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译）
Л·托洛茨基（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来源：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一辑），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168～171页，马宝华译。
同志们！近日来，我们全国以至全世界都怀着紧张的心情注视着苏联政府和中国将领（好象还是个大帅，他们那儿元帅不值钱）张作霖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发生的冲突。同志们！你们从今天的报纸上可以确切的了解到，这场可能发展为军事冲突的事件已通过外交途径得到解决，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而在几天前，当苏联政府要求在三天内对我们极为合理合法的要求作出令人满意的答覆时，眼看事态将演变成军事冲突。我敢说，如果我们这儿不是工农政府，而是最“爱好和平”，最“文明”的资产阶级政府的话，那么，事情必将以派兵进入满洲而了结。这是一点不假的。我们同中国北京那个无多大权力的政府签订的中东铁路条约以及同满洲的张作霖大帅签订的关于对中东铁路实行共管的单独补充协定，其目的就是为了把中东铁路变为中国进行和平的经济发展的工具。现在连这样的协定，也被令人愤慨的挑衅性行动所破坏。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内战。革命和反革命的浪潮交替出现，中东铁路也时而被卷入这一漩涡。张作霖大帅是中国极端反动势力的代表，一向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配，但有时也表示愿为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出力。他力图找到一个能给他更多金钱和枪炮的主人。我们就是和这样一个人发生了冲突。他通过自己手下的一个将军（那儿任何一个游手好闲之徒只要能纠集必要数量的土匪，就能被封为将军）逮捕了中东铁路的负责人伊凡诺夫同志，紧接着又逮捕了数百名铁路员工，解散了铁路工会，总之是犯下了一系列暴行，用士兵的铁蹄践踏了他自己同苏联政府签订的条约。
同志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沉默，不能不提出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和职员，更何况有位将军威胁说将把被捕者送交军事法庭审判。资产阶级国家在此种情况下往往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保卫民族尊严、旗帜的荣誉等等问题。我们则对冲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争通过协商达到这一目的。当然，同大帅先生们谈判光靠发表宣言是有困难的。在发表宣言（在此类情况下称作外交照会）的同时，也不得不辅之以武力。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危险……只是由于我们在采取坚定措施同时表现了极其谨慎的态度，才促使杀人魔王（这位大帅的名字也可从中文作这样的译法）释放我们被捕的同志并恢复铁路工人工会。我方提出的其他要求，如惩办肇事者、赔偿损失，特别是创造条件使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冲突等，就所有这些问题的谈判现正在进行中。同志们，工农国家一般地说是不会玩火和炫耀自己的武力的。迄今为止，只有当战争逼到我们头上和刀子抵到我们胸口的时候，我们才进行战争。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十倍，十二倍的小心谨慎。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中国人是受双重甚至三重压迫的人民。中国一直受到敌人的围攻，欧洲帝国主义者不止一次地想把它扼死，后来，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帝国主义者又想置它于死地。作为一个受压迫的人民，中国人民十分多疑而且也是有充分权利怀疑的。当我们起来为保卫被捕的铁路员工而斗争的时候，中国人民自然而然地也会警觉起来。而世界资产阶级报刊则趁机展开了疯狂的宣传运动，发泄其仇恨和幸灾乐祸的心理。他们的仇恨情绪我们是有体验的。受这种仇恨情绪的驱使，阶级敌人步步都想破坏人们对工农共和国的信任。而幸灾乐祸的情绪这次是产生于这样一种捉摸不定的心理，即我们可能也将走殖民主义掠夺者走过的老路。“瞧！他们莫斯科和我们也是一样的难兄难弟：触动一下他们的铁路，他们就动起武来了。这不就是我们过去的政策吗?”最近几天以来，资产阶级报刊上充斥着所谓苏联的政策与沙俄政府的政策如出一辙的文章。可是，他们失算了。他们原以为我们一定会利用这次“良机”把军队开进去，直取哈尔滨，呆在那儿再也不会走了。在资产阶级各国殖民主义政策的历史上，这种方法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先派去神父或牧师，接踵而来的是商人，随后便是外交官，这三步中任何一步遇到一点麻烦，他们便乘机派兵。派兵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确保民族“尊严”的需要，可既来了，就不走了。殖民地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甚至都不无同情地在盼着：说什么，如果他们也感到黔驴计穷，那才好啦！但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给资产阶级世界以这种满足。（掌声）
在怀着满意的心情欢呼冲突获得圆满解决的同时，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布告周知，中东铁路是铺设在中国土地上的，沙皇政府修建这条铁路的目的在于剥削中国人民，把中国的一个省份北满从实际上并入俄国的版图，这一令人诅咒的遗产至今仍对中东铁路起着不良的影响。落后的中国群众不完全了解，我们这里已发生巨大变革，不仅中东铁路换了主人，我们的国家也换了主人。所以中国人仍然怀着恐惧的心理看待中东铁路。当然，中国的先进分子明白，我们之所以珍视参与中东铁路的工作是因为我们不能允许把这条铁路变成外国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和反对我们的工具。一旦中国能成立起坚强的人民政府，我们不必费多大唇舌便可以同它谈清楚的。但是中国的群众还不理解这一点。需要通过事实向他们讲清楚。中东铁路的员工近两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数是苏联人，这些人犹如我们的常驻代表，就象是苏联驻满洲心脏地区的下层外交家。我们应当再次告诉他们：同志们，我们已尽一切努力使你们中遭到丧尽天良的无理逮捕的人获得释放。今后我们也不会让你们受人欺侮。但我们要求你们记住，中东铁路是沙俄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修建起来的，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理所当然地存在着对这条铁路和铁路主人的不信任感。中东铁路的员工们，你们的任务是要把我们从旧政权那里继承下来的这种不信任感从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彻底消除干净。为此，你们应当在自己生活的环境中永远根除沙皇俄国播种的种种恶果，根除藐视和蔑视中国人、用污辱性字眼称呼中国人，把中国人看成“劣等民族”，以及“白人”骑在中国人头上等等恶习。在满洲，任何一个俄国工人的岗位都很重要。那里不存在“民族旗帜的尊严”问题，那里不需要炫耀武力，而需要展示共产主义的旗帜，也就是说需要展示工农之间不分民族语言和肤色团结友爱的旗帜。这就是中东铁路应从冲突中得出的主要经验教训。 |
上海来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上海来信
最近几月来发生的事变，特别是上海最近发生的事变[注一]，最后地使我们相信了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领导机关是不能实行坚定的共产主义政策的，而这样的政策，在业已极度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是尤其必要的。在党的领导机关中，有一个派别，它决心要将党推向右倾，走上取消的道路，同时这一派别及其政策又受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的支持。还走得愈远，则党内已经发生的危机将愈深刻愈扩大，如果共产国际执委会不立即加以干涉，则它对于党乃至对于中国革命，都许会发生严重后果。危机的原因必须从这个事实中寻找，即：中国党的领袖们曾经以为，现在也仍旧以为：既然中国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革命，则由此人们只能期待得到一些民主的自由权与经济状况中的一些微细的改善。他们不相信中国革命发展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正犹之乎他们既不相信中国的无产阶级或农民，也不相信群众或群众行动一样。领导核心的观念约莫是这样的：中国正在经历它的民族革命，这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参加于这个革命的是一切阶级，其中有民族资产阶级，有富裕的绅士与地主，因此要保证革命胜利，必须维持阶级和平。我们只叫举一个例，表示这观念在实行中如何转变成最坏一种的机会主义。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中央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央的报告做了一个决议，它说到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危险倾向，并且宣布道：
『最大的危险是群众运动向左发展，而军政当局鉴于群众运动的飞快生长，陷于狼狈，开始右倾。这两个极端倾向如果在将来继续发展下去，则群众与政府之间的裂缝将要加深，结果红色的联合战线将被破坏，全民运动将受危害。』
从这里得到的自然结论是：群众运动必须加以限制，以自然力量高涨起来的工农运动的潮浪，必须加以防堵。
『在工农的实际斗争中，』那决议案接下来去又说，『我们一定要避免幻想（手艺人与工人的过度要求，工人纠察队之参与行政事务，农民夺取土地，等等），以此铲除左倾的幼稚病。』
党的领导群不懂得群众运动；不但如此，它而且害怕群众运动，它认为这运动是不合式的事，无论如何，是不合时的一个现象，会妨碍它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的。因此它将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利益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自己在资产阶级的脚跟后面追随。因此，在一方面，它镇压群众运动，在另一方面，它进行各式各样的上层拉拢，沉溺于细微事件的买卖，陷于骗术之中，这，在革命条件之下，是等于孟什维克主义的。因为它完全自认为中国革命中帮助的次要脚色，它抹煞自己，抹煞运动，如此便堕入了右派的掌中。最近四月中给中国革命造成了许多新的事情。革命运动的生长，以及基于此生长之上的内部矛盾的激化，造成了一个极度复杂的环境。无产阶级为夺取中国革命中领导权的斗争，实在是今天的任务。我们的意见以为正是最近这几个月，中国的领导机关表示了它只能领导与工人阶级走向失败与投降。
最近这几个月，即约自十一月的开始的那一时期，以下列几件事实为其特征：一、国民革命军打败孙传芳，已获得了一个决定的胜利；二、由于这一胜利，帝国主义与国民政府及右派国民党开始吊起膀子来；三、群众运动已囊括了更新的阶层，达到了从未达到的高潮；四、更趋严重的内部冲突，已使国民党的左右派发生尖锐冲突。这时期具有四个特点：一、广州的反动；二、占领汉口租界；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蒋介石间关于政府所在地问题发生争执；四、上海暴动。现在，我们党在这个时期采取了什么策略？
广州
自从政府迁往武汉，留在广州的右派，以李济深为首，得到蒋介石的赞成，开始了一次反对共产党人的猛烈运动。他们说，自从北伐军在江西得到一次决定胜利之后，广州已位于战区之外，必须巩固起来，需要有『正常』环境。走向此种『正常』条件的第一步，乃是将警察局长撤职，为了他跟共产党人有亲密关系，解散国民党部，以右派替代左派，下令禁止大的公用事业中罢工，禁止罢工中实行纠察，解散工人保卫队，等等。新的国民党省党部决定阻止罢工，给工贼们以自由活动的机会，且公然宣布反对二五减租。然后开始逮捕工人，迫害农业工人，禁止反英示威，乡村里的土豪劣绅得到了鼓励。政府开始津贴及武装右派的工人团体：『机器工会』与『广东工联会』，并且挑唆他们起来反对左派的工人团体。
『巩固』情绪不但传染了广州的国民党人，而且也感染了北方的国民党人。在汉口，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出来反对工人们的要求。政府要模仿广州，采取强迫仲裁办法。最后，鲍罗庭同志的那篇右派国民党式的演说，也落入这个轨辙，是受那同一的『巩固』情绪所鼓起来的。现在，我们党如何对付那起自广州而遍及全国的反动呢？一般来说，能说得上是反对反动的斗争方法的，丝毫都没有。中央委员会关于广东问题所通过的决议案，逐字征引如下：
『最近中，右，左各派对共产党人与接近共产党的分子所以施行共同进攻，其第一个原因在于我们党的广东省委会不认识左派，第二在于它低估了左派领袖们的影响。』
中央委员会提议等汪精卫回国。……我们不要替广东省委辩护，他们受着鲍罗庭的影响，确实是低估了左派；但我们不能懂得，党的领导机关如果不主张阉割群众运动，又怎能将反动派活动的责任嫁于地方党部身上，因为反动派的活动是应该由群众运动的生长来解释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表示出毫无力量发动一个斗争来反对反动。汉口无产阶级在一月三日夺取了汉口的英国租界，那时是越过了国民党，越过了我们的党及其领导机关而从事于这一斗争的，这斗争刺激起反帝运动的新高涨，同时给了国内敌人以一个最严重的打击。
汉口
没有一个人预见了一月三日事变。汉口工人们之占据租界是自动发生的，无论从政府，国民党或我们党方面，都不曾有什么领导或唆使。他们全都遇到了一个既成事实，一个群众的自发行动，而他们全都非理会这事实不可。汉口事件具有非常的重要意义。英国堵塞了它的耳朵。陷于幻灭的群众与党组织，再度兴起了，国民党的右派遭了一个打击，民族反帝运动泛滥全国，甚至逼得张作霖那样地反动派，也说起假装的民族主义的言语来了，要求收回租界等等。此外，汉口事件对于政府与鲍罗庭都发生了革命作用：违反着他们的意志，他们在群众这一自发行动的压力与影响之下左倾了；十二月间的情绪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消灭了，当两星期以后，为了政府所在地问题和蒋介石发生冲突之时，政府人员与鲍罗庭采取了一个左的立场，这如果没有一月三日事变，那是不能想象的。左派，如许多人所相信的，简直已不再存在，这一下却巩固了自己，又因右派围绕在南昌的蒋介石周围而有某种凝固，所以终于团结了。由此导成了宁汉冲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汉口事件有什么反应呢？第一，它根本不要有什么反应。当那问题向中央委员会与俄国同志提出之时，陈独秀同志叹道：『为什么我们应当赞成它，我们该进行什么鼓励呢，现在侵略者不是英国人而是中国人？』这已经是一月十二日或十三日了。只在事件发生了两个或三个星期之后，中央委员会才对群众发一个宣言。同时它给湖北省委会送去了一封信，埋怨我们的同志，因为工人纠察对从夺取租界的第一天起就维持那里的秩序一事，该由他们负责。中央委员会的意见认为外国人与小资产阶级是不应激恼的。
南昌－武汉
一月中，为政府所在地问题开始了争执。武汉派，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中的大多数，坚持服从广州时通过的决定，政府应迁移至武汉。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昌派，则坚持政府所在地应该定为南昌。自然，这争论并非简单地为了政府的所在地。那个问题是：国民革命运动应该跟群众及共产党走呢，还是跟那已经倾向和日本及奉天妥协的独裁者蒋介石走？这争论曾是，而且现在还是，关系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两条路。争执具有极度尖锐的性质。已经有两个月了，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政府，两个中央委员会，两个国民党政治局，两种军队。南昌已成了右派中心。大多数由共产党人组成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被解散了，代之以新的，其中有七个右派，一个中派，还有一个过去的共产党人。蒋介石与（奉天的）杨宇霆[注二]进行谈判，国民党全不知道这件事。经过前内阁总理段祺瑞[注三]那一类的政客，经过黄郛[注四]或戴季陶，同时蒋介石又本人出场，他和日本人进行秘密谈判。他的一伙，何应钦[注五]，也在福建干同样勾当。蒋介石不敢公开反对苏联与共产国际，却开始反对鲍罗庭，加伦[注六]与其它诸人，且努力使这斗争带上个人性质。蒋介石对第六军军长程潜[注七]所发的下引声明[注八]是颇为特殊的：『我绝不反对俄国共产党人，我只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党的右派，但我知道联共党中又存在着一个左派，由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领导的。我准备同他们合作，因为左派赞成完全拥护中国的国民革命，又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而那个右派，由鲍罗庭，加伦等人所代表的，虽然也主张拥护国民革命，但反对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假使他们派拉狄克与加拉罕[注九]到此地来，我是能够和他们合作的。』
当蒋介石自己假装为『俄国左派共产党人』（程潜如此称他）时，他已开始猛烈地猎杀共产党人，并且在最后，于二月二十一日公然发表他那篇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真正虐杀式的演说。
这时候，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干了什么事？人们许会想，它该在拥护武汉政府这口号之下，且要求南昌派服从中央多数派的决议而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运动吧？人们许会想，党将揭露出隐藏在这斗争后面的真正动机，暴露围绕在蒋介石周围的右派阴谋家，且努力推动政府与鲍罗庭，使他抛弃附加在这一斗争之上的个人色彩，以社会改良的政纲，首先是土地改良的政纲，出现于群众之前，且强迫蒋介石（如果他愿意）在确定的政纲基础上接受战斗，以此给他造成最大的困难吧？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干脆地在长期间『不理会』这个斗争，不对……一个立场。甚至到二月中旬，就是，直到斗争已临到非常尖锐地步，在汉口还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采取什么立场。我们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与中央委员会拼命提议立即迁至汉口，以便在那面领导党与武汉派政府，可是我们遇到的只有遁辞推托。无论国际代表，无论中央，都不要参预反对国民党内部反动派的斗争，这一斗争，国民党左派与鲍罗庭（多半是违反着他的意志的）却是想要发动的，国际执委会代表与中共中央的意见是：我们能够与必须对蒋介石让步，虽然他们没有公开如此说出来。这条路线，假使我们能够称之为路线的话，倒只有小半属于中央，而大半属于伍廷康[注十]同志的。例如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得出来，当他动身去汉口并会见了蒋介石以后，他曾请求莫斯科召回鲍罗庭。同时他又含糊地补充那个请求道，否则，蒋介石不愿有任何重要让步。当伍廷康不在之时，中央却采取了一个较为正确的观点，它宣布这是一个关于无产阶级为领导权而斗争的问题，并说，召回鲍罗庭那样的任何让步，都将等于全部投降。
我们对鲍罗庭不存丝毫幻想。我们以共产党人资格，视鲍罗庭为一个极像左派国民党人的人，和每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一样，他顶会动摇。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后，他赞成退出国民党，否认左派的重要性，甚至否认其根本存在。以此他予那个对左派国民党所采取的虚无态度以一臂之助，这态度很流行于广东同志之间。然后，他的否定左派使他毫无遗憾地走向右派，走向投降的与落后的立场，它表现于其十二月十二日的演说及其『购回土地』的思想中。一月间，他向左方摇摆，在一次宴会中发表一篇演说，攻击个人独裁，即攻击蒋介石，这样，他成了一种斗争的不自愿的唆使者，它本人对这斗争却是马上惧而后退的。二月中旬，他自己对F[注十一]同志诉说道：
『我怕我在这问题上做了错误。我起来反对蒋介石是由于舆论压迫，我不知道我做得可对。我们将和蒋介石一路打到北京，但很难和党［即和国民党］一起。』
这几句话再好不过地画出了鲍罗庭自己，人很难说在中共中央右派，伍廷康与鲍罗庭同志三者之间，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意见。
不过我们以为在目前的政治情势之下召回鲍罗庭，将等于对蒋介石屈服，因为正如蒋介石受环境逼成反动派的旗帜一样，鲍罗庭成了国民运动中革命分子的旗帜与苏联的旗帜。虽然具有一切缺点，一切可怜相以及原则之缺少，而今天的鲍罗庭总一方面是左派国民党化身，另一方面是苏联的象征。这就说明我们在此一问题上的立场。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立场却不能以任何原则性的动机来解释。因为他忽视斗争的原则性的内容，在此地也像在其它地方一样，他滑进了拉拢勾结中，这对于整个革命运动是有毒的与危险的。
我们再说一遍：在南昌武汉的冲突中，党的领导核心在二个月之内不采取任何步骤，假使我们不把那最后一个因一群『左派』同志的坚持而通过的关于鲍罗庭的电报不算，则中央委员会对于这个局势向它提出的问题，只是躲起了自己，避作回答。
湖北省的地方党部对此问题，不等中央决定，由自己负责发动了一个运动。
不过鲍罗庭问题已成为这一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之一。蒋介石与右派国民党人已公开出来反对共产党人。我们的党应该发一个清楚明白的政治宣言，公开回答每一个提出来反对它的责难。党却没有干这件事。右派国民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刊物这回进行了一个凶猛的反共运动，而中国共产党则沉默着，希望用各样的拉拢，妥协与小买卖来消灭这个冲突。
在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的条件之下，上海问题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蒋介石需要上海，视之为一个基地，由此进行反对左派与共产党人的更进一步的斗争，同时亦可与北方及帝国主义进行谈判。蒋介石向上海进军，心里存着这个想头，上海占领能给他一个不可抗争的优势去和左派争夺国民党中的领导权。中国资产阶级希望经过蒋介石保证其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在这方面，能够有而且曾经有三种策略。一部份同志，特别是俄国同志与鲍罗庭，以为让蒋介石在上海与浙江去断头折颈倒并不坏，他们催促他去攻取上海；加伦同志的意见是：进攻上海是一个无希望的军事行动，他不参加这行动。这些同志不能估计到在浙江省内进行斗争的不仅是蒋介石，而且是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不懂得蒋介石得到胜利，同时也是革命得到胜利，而失败则也将为蒋介石与革命共同遭受的。
第二个策略在于无条件地与干脆地拥护蒋介石进军上海，在于联合蒋介石的驻沪代表准备暴动，以此帮助国民革命军进攻上海，这一群同志，代表中央的与上海地方委员会的右派，不懂得蒋介石将在上海建立右派政府，将设法使上海变成国民党右派的一个堡垒。这些同志是有意无意地，同意将上海的政权交给蒋介石，这就是，帮助资产阶级在那里扎下阵地。
第三种策略：乃是我们与一部份中国同志所拥护的，在于：一方面用一切手段拥护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另一方面，在上海发动群众运动，藉以对抗右派，又要建立一个民主的人民政府，以便民主的因素凌驾过军事因素，而占领上海的结果，将是国民革命的胜利，反帝运动的胜利，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的代表蒋介石的失败。我们以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行将决定于上海。而且，上海无产阶级自二月十九日至二月二十四日的暴动，客观上乃是要确保此一领导权的一个企图。
孙传芳打败的第一批消息一经来到，上海的空气便白热化了，在几天之内，发生了三十万工人的自发罢工，这罢工，又自发地转变成武装暴动，它缺乏领导，化为乌有。
我们在前一信中曾详细记述了当上海事变中我们党的策略。因此我们在此地只需着重指出几个主要点。
广东军队的前锋离上海二十五至卅英里。完全失去了斗志的孙传芳军队开始抢劫，溃散回来。在市内，一部份武力动摇着，舰队转向了我们方面。三十万工人实行罢工，又转入武装暴动。军事官长将几十名工人处死。一部份小资产阶级业已同情工人，参加斗争，关了店。同时，我们党的中央，虽然参加了罢工的准备但其爆发仍完全出乎它的意料的，现在考虑着是否应该暴动，可是正在这时候，暴动业已实行了。无论工人，无论兵士，也无论小资产阶级，关于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没有得到一点指示。党只自限于提出这个空洞口号：『打倒孙传芳』与『北伐万岁』（在某些地方，甚至简单地叫『蒋介石万岁』）。反帝口号完全不见了。例如有一个对工人发的传单说：
『孙传芳比那干过五卅屠杀的帝国主义者更加残暴。』
党将反孙传芳斗争与反帝斗争分开，这便冷却了群众的热情。党的代表不对群众说话，而对资产阶级的代表说话，期待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在罢工以前不久我们提出的民主国民大会口号，被了解成上层拉拢的一个新手段，不是向群众提出的。结果，我们漏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历史时机，一种希有的情势的配合，这时政权安置在街道上，但党不知道如何拿取它。更坏的是，党不要拿取它，它不敢拿取。
如此这般，那个糟塌党达一年之久的右派倾向，在上海事件中得到了粗鲁的与完成的表现。它只能拟之于一九二三年德国中央委员会与一九○五年十二月暴动中孟什维克派的策略。不过其间还有分别。分别在于这一事实中，即在上海，无产阶级的一边具有多得多的力量与机会，且对事变干涉得极有力，它本可以为革命争取上海，改变国民党内部的力量关系。
中共领导机关犯这些错误并非偶然的。错误乃从它对于革命所怀的右派观念，从它对群众运动缺乏理解，以及从它完全不注意群众运动而来的。
党与群众
中共上层与群众没有接触。这在历史上是需用这个事实来解释的，即在三年之前，党还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小团体，党的领导机关觉得很难懂得：它久已不再是一个小团体，已成为一个拥有三万党员的党，它对数百万工农保有影响，是中国革命中最有势力的一个有组织的力量了。国际代表非但不催促取消此种可厌的小团体精神，反而鼓励这精神，祝福这精神。
党的领导机关，工农团体的领导机关，到处都由知识分子，学生所构成，他们所具备一切优良的质量，但与群众很少联系，不常常懂得他们的需要。这情形一直持续到现在，固然，这不是因为没有工人能够参加领导，而是因为党组织的上层不要容纳工人到领导中。不多几时间，在二月中旬，上海党组织召开一次会议。正如我们所已知的，上海党组织中百分之七十是工人，但在新选举的十六名党委员中，没有一个工人，有三个工人被举为候补委员。党的领袖们对工农所采取的态度，中央委员彭述之[注十二]同志当讨论派选学生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去读书这个问题时，曾有最好的说明。依照决定，本应该派选一百七十五个工人与一百个农民。彭述之同志对我们解释道，中央决定派知识分子与学生，决定的理由如下：
一、工人都不能读书，不能写字，不能说话，不能理解什么。叫我们到那里去找一百七十五个工人进学校？
二、工农假使有机会到俄国去进专修班，生活要过得舒服了。这结果会使他们腐化，将来他们回到中国，便不愿意为党工作了。
学生呢，照彭述之同志的见解，那是相反的，没有这个毛病。他以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共产主义的工农，而是不大会写读的，或竟是文盲的非党分子。当我们坚持要派工农去读书时，中央是接受了我们的计划，虽然是不愿意的；不过一个工人政党的领袖们对于群众的态度，在这件事情中总是出色地表示出来了。中央对于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态度差不多如此。『老头子』（指陈独秀－译者）对我们说，汉口工人纠察队一定要解散，因它是由小资产阶级与手艺工人，一部分由非产业工人组织成的。他以为工人纠察队应由少数『诚实，阶级觉悟与无可非难的』工人组成（这是一个关于汉口工人纠察队问题）。
我们假使观察一下事件内情，则可见汉口工人纠察队的小资产阶级性的说法，乃是简单的一个诬蔑，国际代表曾拣起了这一诬蔑的。汉口工人纠察队系由工人，大部分非产业工人所组成，这是确实的，但若称它为『小资产阶级的武力』，那便完全不正确了。
中央委员会右派对于上海人民代表会议的态度，也出于这一对群众之缺乏信心与他们之缺乏了解。当我们提议在工厂中与街道上选举这个人民会议时，领导同志们好久不懂得这个意思。他们决定以社团代表来替代选举的代表，关于这，『老头子』曾说：『不然的话，工人们也会选举那些鬼知道是谁的家伙。』
依照党的领导核心的见解，工农是一种愚笨的与无言的群众，不觉悟的与不积极的；这个群众一定要被共产主义者率领着，走上一条为他们自己所划定的道路，毋需和这些群众商量。例如党的领导机关宣布道：农民不要土地。尤有甚者，共产主义者不鼓励他们起来减租，他们甚至不愿要求减租。在上海，正当工人起来暴动之时，领袖们宣布工人们不要暴动，又说上海人不要拿取政权。人民代表会议这个思想，被上海区委书记罗一农[注十三]称为『舶来的思想』。此种对于群众需要，群众要求与群众斗争之完全缺乏理解，此种鄙视的与骄傲的态度，酿成了这种情形：一切群众运动都是自发的，没有党的领导，离开党而进行。它已经达到这个地步，以致事变总是在事后认定，然后加以『追认』的。农民反对土豪劣绅，要求减租与降低地价的斗争，曾经是自动发生的，现在也还是自动发生的。汉口无产阶级是擅自占领了英租界。上海的罢工，其爆发与进行几乎都是自发的。而党的右派领袖们却仍旧固执地不相信群众。总之，党匍伏在事变的尾巴后面，不能领导事变，这并非因为党的影响在组织上不够强，而是因为党的领袖沉陷在机会主义与尾巴主义之中。
农民运动
对于群众的不信，首先反映于他们对群众运动之缺乏注意，也反映于他们之镇压这个运动。
一九二六年十月以前，农民问题，农民斗争问题，无论国际代表或中央，都不曾在多少郑重的方式中加以提出过。除非中央六月全会的一些决议案是例外，他们完全不说起农民斗争，反而号召农民跟『正绅』与大地主联盟。十月间，一个关于农民要求的纲领拟出来了，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与党领袖们认为这纲领只为了提出党大会之用。在三四个月的时期内，这纲领并未走出中央委员会的墙壁，一直要到一月间，这纲领才算被分送到各个地方组织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党在农民运动上的策略，本质上没有丝毫改变。镇压乡村斗争与阻止一般的农民
运动这个旧路线，仍旧当令。虽然十一月与十二月间布哈林对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在其演说中，更后，在全体会议上与决议案中，已经斥责了中共的压制农民运动，但党直到今天还不曾改变这个策略，不曾承认它的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在一月间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就已宣布过：
『就我所知（我还不曾看到什么正式文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有人攻击我们，因为党没有对农民问题予以充分注意。这是丝毫真实性都没有的……』
国际代表既然这样说，人是不能期望党能承认这些错误的。
对于农民运动的恐惧，存在于党内，而且至今还存在着。耕者有其田的实现（这就是农民占领土地）被中央称为『一种危险的左倾幼稚病』。它继续说些『与正绅及中小地主缔结联合战线，反对劣绅与土豪』（见十二月三十日湖南来的报告）的话。『正绅』这个名称，至今都可以在一切党的文件，在领导同志的文章中发见。以道德范畴替代社会范畴，实质上代表着乡村中革命运动的停顿。
中央十二月全会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参加之下，通过了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在这决议案中，找不到一个字说到土地纲领与农民的斗争。决议案对于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没有回答一个；对于农民政权问题是加以否定回答的。决议案说，农民政权的口号一定不可以提出来，以免吓走小资产阶级。因为忽略了农民革命，遂致党的领导机关停止去武装农民。唐生智向我们武汉的同志提议，要征发志愿队与农民协会会员到他的军队去，武汉区委会拒绝了它。这些同志的意见是：农民不需要武装他们自己。『老头子』在十二月全会上的声明是典型的，那时发生了武装湖南农民的问题。在湖南农村中，一个真正的内战在进行中，豪绅们成打成百地屠杀农民，可是『老头子』说：
『假使农民现在不需要武器，那末我们不反对政府保管武器。假使民团与农民都不许有武器，那末即使燃起了斗争，后者还是会胜利的。』
工人运动
党在工人运动中的策略，与它在农民运动中的并无二致。首先，党对于工人运动是绝对估计不足而缺乏注意。中央委员会中没有工人部。一百余万有组织的工人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工会与群众分离，在很大程度内它始终是一种上层组织。工会的政治工作与组织工作，到处都以强迫来代替，而主要的事情是有好些机会主义倾向在革命的工会运动的内外生长着。
与雇主们的不断联欢，分享利润，限制生产，帮同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会屈服于雇主及老板，这些是普通现象。
另一方面，工会常常去拒绝支持与保护工人们的经济要求。由于害怕劳工运动之原始性的生长，党在广州同意了强迫仲裁，然后在汉口也发生了同样事情（强迫仲裁这个思想本身就是从鲍罗庭来的）。党领袖们对于非产业工人运动所怀有的恐惧心特别的大。而非产业工人呢，在中国的有组织的工人中恰巧占有了压倒的大多数。
中央委员会在十二全会上的报告说道：
『要决定我们对于中小资产阶级的策略非常之难，因为非产业工人与写字间工人的罢工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本身中间的冲突。双方［即雇主与工人］均为民族联合战线所必须。我们不能偏袒双方的那一方，同时我们也不能中立……在制造生活必需品（米、盐、煤、燃料等）的公司中的雇员，假使有一线希望能在和平方式中获得资方让步，则一定不可以诉之罢工。』
如此，党放弃了对于非产业工人，即对于中国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负保卫与支持之宾。这里它所凭借的口实，就是必须和小资产阶级结联合战线。顺便说一句，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指真正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手工业者少些，而指那商业的中等资产阶级则多些。
甚至为国际代表与鲍罗庭所接纳与签名的那个解说中央决议案的电报，没有说到制止非产业工人斗争的事。那电报隐瞒了一般的制止工人斗争，因为存在于华中的少数工厂，或者是关了门，或者是属于国家或合股公司的，可是大家知道，罢工斗争在国家企业中绝对不许发生的。
党的领导机关也害怕武装工人，我们已经讲过人们散布的关于汉口工人自卫队的诬蔑，以及中央对工人纠察队的态度，这些纠察队曾帮同占领了汉口租界。有单独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中提出了武装工人问题，甚至在那一次，也决定了一部份纠察队必须解除武装，因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分子。甚至当上海正发生暴动的那几天，党的几个组织还不许工人备着普通的竹棍子。党从不曾对工人说过关于武器或武装斗争的话。上海暴动就这样地塌了台。党内右派，特别是上海区委的领袖们，将暴动描写为一个纯粹军事力量的行动，一次冒险。十月二十三日与二月二十二日的暴动就是这样实行了的。
军队
党对军队所采取的态度，周恩来[注十四]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有一个说明。他对党员们说：『参加国民革命军，加强它，提高它的战斗力，但不要在那里进行任何独立的工作。』直到最近，党在军队中没有支部。担任政治顾问之宾的我们的同志，专门替国民党干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
党的中央委员会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指挥部，并非从行伍出身的指挥部，而是那个旧的指挥部。藉助于各式各样的拉拢，反对等等手段，我们的同志希望在军队中维持各个力量的平衡，但他们从不想到要抓取军队。据党领袖们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之见，广州军队不是武装的人民，只是一支雇佣军队，其中不能进行任何政治工作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以特有的热忱，否认在军队中有进行政治工作的可能性。中央十二月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要在军队中建立支部（固然，它只决定成立指挥官的支部，不准兵士们参加），本年一月中，当别的俄国同志提出（并非第一次了）军队中的工作问题时，伍廷康同志却已激烈地出来发言，反对组织支部。开头，他（对孟达里扬同志[注十五]）说，莫斯科已决定反对组织支部，然后他指出几个不能组织的理由：第一，因为军队指挥部，特别是蒋介石，将视之为共产党人的阴谋，会使关系紧张的；第二，因为广州军队是不容自下而来的影响的。当有人提议大规模吸收工人与共产主义者进军队（那时产业工人中颇多失业，广州与汉口都有数千受过训练的工人纠察队），同时主张农民与农民协会会员参加军队之时，伍廷康用种种借口将它搁在一边，他说：到底没有人带他们到军队里去，由此也发生不出什么结果，现在并不招兵，等等。因为他不敢在武装工人这问题上做个原则上的反对者，他便发见了上千个困难，表示出要武装工人是绝对不可思议的，我们不能到任何地方去取得武器等等。
此外，有几十个营长与少数团长是共产党员，他们有巨大影响，还有一个团，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经过所有这些孔道，本可以进行一个大工作的，但由于害怕军队的革命化（某几个党首领满怀着这种恐惧），一些在军队中工作的同志竟致于离开了党，变作『个人』的共产主义军官，他们正如一位在中央负军事工作责任的俄国同志所说：『他们多半会拒绝吸收工人到他们的部队中去，因为工人是捣乱分子。』
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虽然在长期抵抗之后，终于向我们承认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必须加以改组，但过后他一点不曾在事实上进行这一改组。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可曾对中央说起了这回事。
小资产阶级
不相信群众与不了解群众，十分自然地会走到这个地步，即：几个党领袖将党看作各界与各派之间的媒介，正和中国存在着的其它各派一样。由此发生了一种特别热心，去和军事领袖与大资产阶级作上层谈判。我们党在上海的全部策略，半年之中就在于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们作不断恳谈。而这些恳谈，是用一个必须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幌子作掩护的。小资产阶级这个鬼怪达到了荒唐地步。不能组织农民政权，为的是它会吓跑小资产阶级。一定不能为工人们提出要求，为的是这些要求会吓坏小资产阶级。一定不能发展罢工运动，否则小资产阶级会跑开了。一定不能发展共产党，因为它将惊吓小资产阶级。在小资产阶级不曾有任何行动之前，我们不该有什么行动。可是实际上，党的领导机关很不关心小资产阶级，尤其不关心小资产阶级中的手艺人与家庭工人，这些人即使没有数千万，也是有数百万的。党从来不曾注意到这个阶层，没有在那中间做过工作，没有企图跟他们发生联系。它只忙于和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些跟大资产阶级有密切关联的代表，作上层谈判。单单靠这一下，党就已批准了小资产阶级对大资产阶级的屈服了。
实际上，小资产阶级比参加革命的其它部分民众，曾经失去得更多。正是因为这，人家该想到，共产党是应该特别注意到这个事实，即小资产阶级不应该被通货膨胀，高税额，疯狂的捐税制度，高利贷等等所毁灭吧。但在此地，党所走的路线，主要是在于限制工人们的要求。一月八日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说道：
『我们一定要提出：「革斥贪官污吏」，「不浪费人民钱财」等等口号，但不要提出「减轻人民负担」这个口号－尤其当我们和奉天[注十六]作战的时候。』当问题在于立即实行必要的社会改良，减轻那主要落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肩上的捐税负担，且在于转移这些负担于占有阶级之时，党却露出了恐惧，这恐惧，让我们直呼其名吧，倒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大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的。
当上海总罢工那几天，一部份小资产阶级业已参加了罢工，另一部份等待着信号与召唤，而党的右派却在小资产阶级消极的借口之下，设法去取得大资产阶级的援助。我们在关于上海暴动的信及瞿秋白[注十七]的信中说到了这一点。
党，国民党与政府
党在工农运动中，以及军队中所采取的策略，实在是暗中帮助了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派。党对群众既然采取了那个鄙夷的与骄傲的态度，党的右派对革命既然怀着纯粹资产阶级式的观念，那结果就不得不如此的。我们无怪要常常听到这样的称呼，譬如：『蒋介石国民党人』，『唐生智国民党人』等等，这种策略随伴着对于提出大政治问题的恐惧，随伴着对于前途的害怕，党必须要陷于狭隘的，事务的实际主义－这主义离开改良主义没有多远。彭述之与罗一农二同志乃是此种右派倾向的最典型的代表。在他们二人身上，那种细小的事务精神表显得最明白，它拼命把原则问题化作枝节，化作技术性的困难。带着这种观念，许多同志把蒋介石反对围绕于汪精卫[注十八]周围的左派分子的斗争，不看做两种倾向间的斗争，而看作简单两派人的斗争，就不足惊奇了（伍廷康同志给后一观念供给『理论』基础）。由此又发生了对汪精卫回国问题的态度，他们视之为一切祸患的救星，他们忽略了斗争的社会内容，忽略了动员群众运动的必要。一月八日中央政治报告中说：
『我们的意见以为，我们直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使汪精卫，蒋介石与其它军官之间重修旧好。假使我们不能解决这个任务，那末整个民族运动将被绝对破坏了。』
这个运动已经进行了半年多，汪精卫却还不曾回来，多半是永不会回来了；这时我们的党，却将其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全部工作，与汪精卫的回国运动联系起来。
一切关于左派国民党，关于对左派国民党的关系的言论，最后都归结到汪精卫。可是，一月三日的汉口事件已表明了国民党的左倾及左派的结成，只有在群众运动，不但是小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工农的，群众运动兴起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则相反，他们在另一极端寻找左派国民党，
他们忙于从上面去钓取左派领袖们。与此政策相符，这里发生了一个理论，以为必须送一部分群众给这些左派领袖，而共产党人对于群众却已独占了影响的。
十二月全会对中央报告所作的决议案说：
『在群众运动中，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可能和左派合作，且帮助他们去争取群众（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
彷佛问题不在于必须有群众将国民党领袖们推向左边，而在于国民党领袖们必须争取群众。
在政府问题上，党的立场是模棱的。在各地方，共产党对工农说，现政府是一个人民政府，一个颇近乎工农政府的东西了。中央则相反，它的意见是：政府还不是人民政府，人民还不曾自由。由此出发，甚至在地方范围内反对共产党人加入政府机关。当某几个共产党人在江西省做了县长，中央在十二月二日有信写给江西省委道：
『有些同志以为政府已经是一个人民政府，人民已经自由了。他们忘记了我们的党还不是一个执政的党，我们无论如何不可以加入政府去担任什么职务。假使我们在两三个县里当了县长，能够实行我们的党的策略吗？人人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只能叫我们失去我们目前据以对群众发言的地位，失去群众对我们所生的信仰。省委必须立即纠正这条严重的与错误的斜路。必须命令所有这些同志立即辞去县长或退出党。』
伍廷康同志也赞成这个立场，他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对于湖南湖北某几县县长由共产党人担任这一提议，说道：这等于掩盖唐生智的右派政策，等于共产党人在群众面前替这一政策负责。
中央与伍廷康同志尤其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广州中央政府，并非因为共产主义的原则将因此污损，如中央的信所说，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和右派政府冲突，因为加入政府机关，他们便不得不和右派的资产阶级倾向斗争。即使鲍罗庭赞成加入政府，但他和伍廷康同志的立场之间，很显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实质上，鲍罗庭将加入政府一事看成为右派政策的掩护，对右派的投降。
党的独立
右派领袖们既然害怕政府与群众，而且，每当问题关于扩大与加深群众运动之时，总是表示特别小心，所以他们也将我们党的作用与意义看得极低。党隐藏了自己，深深地钻入地下，不敢向群众抛头露面。可是就右派与反动派言，党却不曾对任何人隐藏过，无论蒋介石、冯玉祥、唐生智、甚至吴佩孚，都以『老头子』为中介，跟中共中央有书信往还。拥有三十万党员的党，思想上只受着小小一种周报[注十九]的饲养，而且有时候它还好几个星期才出一次。党害怕叫自己合法化，其所持理由是：合法出来一定要吓走小资产阶级的。在湖南，党的组织决定不开展工作，停止征收党员，以便不吓跑小资产阶级。党的领导机关说：
『讲到有关国民政府方面的政治问题，我们必须说明实际的政治事件，但我们必不可进行宣传，或提高我们的宣传鼓动至国民党宣传的水平。』
湖南省委在去年十二月卅日的一封信中说：
『我们的反帝宣传还是走得太远，比国民党的宣传远得多，这是个大错误。我们走入了左的错路。到处我们听到：「共产国际万岁！」「共产党万岁！」……』
这是党的策略，更正确些说，是其右派领袖们的策略。革命运动升起到更高的平面，阶级矛盾更尖锐了。资产阶级与农村中的占有阶级，会同了一部分军阀，进行一个积极斗争反对各个民主派别。这斗争依四条基本路线进行着：一、抑制反帝斗争；二、以武力压制农民运动；三、以军政的直接压力及强迫仲裁方法去抑制工人运动；四、建立一个藉军队支持的官僚政府。中国共产党则沿这四条路线放弃阵地。直到最近的上海事变为止，党不曾进行过为政府民主化的斗争。甚至在现在，党的领导机关仍未充分懂得这一斗争的必要。
不过从这一封信假使得出结论，以为我们整个的党都感染了机会主义，那是错误的。党的群众及其许多下层组织反而是极其健全的。不过撤换领导层，或者更正确些说，撤换右派，却是一个迫切需要。不实行撤换，不纠正其策略路线，党的康复便不可思议。
全部责任应该由领导机关的右派，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对半负担。在策略问题上，国际代表不能和中央分开，每当中共迟疑着，开始寻找新路径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反而强逼它回到小拉拢，诡计，政治欺诈这只老的泥淖中，这和革命策略是没有丝毫共同支点的。完全缺乏原则，他自己适应于党，且时常在热心胜过别的领袖们。譬如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之后，他感染着投降情绪（与鲍罗庭一起），提议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当他对我们宣布彭述之与罗一农为机会主义者，何松林[注二十]，上海总工会主席，为冒险之徒的时候，他却非但不努力帮助其它的中国同志，将他们撤离领导机关，反而支撑他们。他虽然看到党的许多缺点，这些缺点是只能用生长的痛苦来解释的（有如它狭隘的『小派别』性质，它的组织上的无定型，因此党所采纳的决议都是纸上谈兵），他非但不企图纠正这些缺点，反而借口『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加以容许。他将私自处理的情报送到莫斯科去，扣勒了材料，对共产国际执委会隐匿了党的实况。没有原则，乃至没有政治勇气，他以官僚眼光观察一切，甚至不惜推动中央去做一切荒谬的决议。例如，那次莫斯科来了电报，说西北军必须退入蒙古，这就是说，必须跋涉六百六十个英里，中央委员会及其军事顾问都认为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但伍廷康同志将这个（莫斯科来的决定）提出于中央委员会，不决心把这一行动的绝难实现告诉莫斯科。可是一星期以后，莫斯科自己又来了电报，说这个决定之采纳是并未知道实际情形，又说接到补充报告以后业已将它修改了。
十二月间，伍廷康同志出来反对加入政府。接到了国际关于加入政府的决议以后，他声明加入政府是可以的，只不过不是立即就行，当他和中央一起考虑了那个决议以后，他便说我们是从来主张加入政府的，他这态度使『老头子』大发脾气。
共产国际执委会派这样一个代表，只能破坏工作。倘没有他在此地用共产国际执委会权威掩护右派分子，党多半能以其自身力量反对右派而获得胜利。现在，即使这个斗争也是困难的。现在非但必须召回伍廷康同志，而且必须派一个更强些的工作人员到此地来，他要同时能够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与指挥鲍罗庭的。
中央委员会本身，现在实际上是由三个人组成的，彭述之代表右派，瞿秋白代表左派，『老头子』代表中派。我们都相信：假使能使彭述之与伍廷康孤立起来，放些新鲜空气进中央委员会，弄一些工人进去，那末这个『老头子』，虽然有其一切缺点，却是比伍廷康同志高强得多的一个人，他享有巨大威望，能够继续成为党的领袖之一。不过除了这一切之外，共产国际执委会必须将全体会议决议案所规定的策略路线，予以再确定与具体化。我们的领导同志必须比以往更多地注意中国才好。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于上海
签名者：（[注二十一]）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勃雷希托
[注一]指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起之上海工人总罢工与二月二十一及二十二两日的武装暴动，即所谓第二次暴动。——译者
[注二]杨宇霆－奉天军阀张作霖手下的第一位要人，曾任江苏督军等职，后被张学良枪杀。——译者
[注三]段祺瑞－北洋军阀院系领袖，曾任内阁总理，执政等职，一九二七年北京三一八惨案主角，后与蒋介石妥协。——译者
[注四]黄郛－北洋系亲日政客，与蒋介石有旧。——译者
[注五]何应钦－国民党军人中保定系领袖，北伐时任第一军军长，素来反共，长时期内任军政部长与总参谋长，现任联合国参谋会议中国代表。——译者
[注六]Galen－苏联Blueoher将军之假名，当时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北伐时任总司令部军事顾问。西伯利亚五金工人出身，游击战中跃升，参加内战。中国革命失败，被任远东红军总司令，清党中『失踪』。——译者
[注七]程潜－国民党军人，北伐时任第六军军长，蒋介石开始与武汉政府争执时，程在表面上仍效忠于武汉政府。——译者
[注八]托洛茨基在『斯大林提纲批评』第四十八节中，即指此文件而言。——译者
[注九]Karakhah－第一届苏联驻华大使，属于季诺维也夫派，莫斯科审判案被告之一，被斯大林枪毙了。——译者
[注十]Voitinsky之华名，斯大林系远东问题专家之一，时正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译者
[注十一]F即Fokine－本文件签名者之一。译者
[注十二]彭述之－留俄学生，中共四次大会被举为中委，主宣传，革命失败后，随陈独秀转入托派。——译者
[注十三]罗一农－一名罗觉，『旅莫支部』书记，回国任上海区委书记，后又任江西，湖北省委书记，中央常委等等。一九二八年被捕，旋被枪毙。——译者
[注十四]周恩来－留德学生，旅欧华人共产主义运动发起者之一，回国后任之职黄埔军校，长期担任党内军事与组织工作，对党内政治斗争无定见，有不倒翁之称，现为延安政府要人，主持对国民党和谈。——译者
[注十五]Mandalyan－俄国共产党驻华代表，同意那桑诺夫这个文件中所表示的见解。那桑诺夫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华代表，结果二人都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英译者
[注十六]指奉系军阀张作霖。——译者
[注十七]瞿秋白－新闻记者出身，中共理论家，斯大林路线之偏左解释者与执行者，一九二七年中共八七会议后继陈独秀为中共领袖，实行盲动政策，中共六大后被排挤，从事左翼文学工作，一九三五年在福建为国民党所补，不久枪毙。——译者
[注十八]汪精卫－孙中山最早追随者之一，早年为个人恐怖主义者，曾谋刺清朝摄政王。国民党改组后，居于『左派』，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被逼去国，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政变前，第三国际设法使汪归国，政变后，他主持武汉『革命中心』，不久即反共，与蒋合作。抗战初起，主焦土政策，中途对日妥协，成立南京傀儡政权。——译者
[注十九]即『向导』周报。——译者
[注二十]何松林，－原名何今亮，后又名汪寿华，四一二事变时被蒋介石所绑，三日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处死。——译者
[注二十一]N.Nassonov因此文件，被召回国，旋被派至美国工作，另两人：N.Fokine与AAlbrecht，均系俄国当时派驻中国代表，生平不详，惟有一事确知者，即此三人均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故文中所云，更有『客观』意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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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与矫正的时期到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觉悟与矫正的时期到了！
每天或可以说每时，从中国传来的消息，都是证明第三国际会议所采取的路线的不正确，同时更证明了反对派的预言和提议是绝对的正确的。但是这些消息均被隐藏起来，不在报端发表。在民族资产阶级利用国民党残杀工农以后，中国共产党以前及现在服从的左派国民党，公布了一封告民众的信，在那信中说：「工，农，企业家，商人在民族革命过程中，是革命的同盟者，左派国民党的任务，不仅是解放工农于涂炭之中，并且解放企业者和商人于压迫之下。」——见塔斯社[1]非为登载的5月26日通信，117号——所以左派国民党要求工人注意对于资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反对职工会逮捕反革命者，反对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第三国际所采取的政策，只是推动中共帮助了国民党。一切事变一步紧一步地向这虚伪的政策进攻，向马丁诺夫所发明的经孟什维克领袖但氏所认可的四个阶级联合的政策进攻，这个政策是虚伪的，必难免失败的。若根据新的事变和最后的九次通信，第三国际应将布哈林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删去几行，由下列几行来补充，才是正确的。
一、工农群众已经不信任左派国民党，他们要与兵士联合起来，组织自己的苏维埃政权。
二、由苏维埃来武装工人和先进的农民。
三、共产党必须保证自己的完全独立，刊印自己的日报，领导组成苏维埃政权。
四、刻不容缓地没收地主土地。
五、根本铲除反动的官僚，逮捕反革命者就地枪决。
六、整个的路线就是创造一个经过工农兵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
1927年5月27日
[1]塔斯社，「苏联电讯社」之音译，苏联唯一的官方通信社。——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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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笔记（托洛茨基，1926年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经济问题笔记
托洛茨基（1926年1月1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02773
1．每一种社会制度及该社会制度的每个发展阶段基本上都以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为特征。
2．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不适应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这对欧洲来说是绝对的，对美国来说是相对的。欧洲的生产已停滞不前，美国生产增长的速度也比在社会主义组织下缓慢的得多。
3．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依靠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国家低。不存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社会障碍。整个任务就是要发展技术、正确组织劳动，使生产合理化。
4．显然，只有使我国的劳动生产率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发展和巩固。
5．通过我国经济的工业化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由于我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这样的经济完全能够保障我国的日用工业和军事工业。
然而如果认为只有政治经济保持整个国家经济的闭关自守才能在高度工业化基础上取得经济独立，那是错误的。相反，只有利用世界经济的各种资源，才能赶上并超过它。
7．国际分工的出现出于自然原因和历史原因。在别的国家尚处于资本主义条件时我国向社会主义经济组织过渡，这一情况根本不会改变国际分工由此产生的各种联系和依存关系。封锁是造成我国革命最初几年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摆脱封锁就意味着恢复由于世界分工，即首先由于各国经济水平的差距而产生的各种经济联系。
8．对外贸易的性质和规模也是我们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流转来加速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体现。
9．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频繁的商品流转，这就使我国的经济以世界市场的劳动生产率和成本作为评判的标准。
10．对外贸易垄断制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它直接保护我们不受资本主义富国经济冲击并保证我们有相当长的时间来提高自身的技术和经济水平。
11．但认为对外贸易垄断制是绝对的保证也是不正确的。其有效程度取决于我国经济劳动生产率同世界经济劳动生产率靠近的速度。
12．在我国外汇紧缺的情况下，世界市场的监督作用表现得最明显、最直接：我们出口量不足就不能及时进口我国经济继续增长所必需的一切。
13．阻碍出口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对国家来说出口没有嬴利，或者说，对农民生产者来说不合算。没有赢利有其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如果没有赢利是由贸易费用、运输费用及其他一些附加费用超支引起的话，对外贸易垄断制所依靠的国家贸易机构是否合理就要在这方面通过世界市场受到检验。主要原因就是工农业价格的剪刀差。农民用于出口的产品得到世界市场和出口条件所允许的最高价格。但农民得到价格在折算成工业品价格时就不够数了。如果是封闭经济，那么农业价格会在一定程度上与工业价格保持一致。但由于出口是我们前进的条件，所以农产品价格就要承受世界市场价格的压力。
对外贸易垄断制可能会在一个长时间内保护国内价格高昂的工业不与国外竞争，但垄断制不能提高世界市场的粮价。
14．从我国出口需求来看，世界市场的资源实际上是无限的。这与工业化方针没有任何矛盾，相反完全是这个方针的结果。
事实上进口的幅度完全取决于出口的幅度。
15．所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出口是关键，要向农业调拨尽可能多的追加资金，以便通过进口来扩大出口资源，加速工业发展。
16．这个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工农业产品比例失调是出口出现困难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并不是说农村生产出的东西太多，而是说城市生产出的东西太少。工业品成本高与它的数量不足有密切关系。
17．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找到理论上可以设想的出路：第一，[1]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月15日
[1]文件至此中断。 |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chm电子书下载
中国革命问题
（1926-1940）
托洛茨基—目录—
·校译者序言王凡西
·英译者序言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hachtman）
卷一联合反对派时期
·论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信简1927-3-4,3-22,3-29
·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1927-4-3
·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1927-5-7,17
【参考】中国革命与史太林大纲（1927年5月7日）
（杨湛笑译本，《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上海书局1930年2月10日初版）
·共产党与国民党1927-5-10
·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一次演讲1927-5
·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二次演讲1927-5
·中国革命中的苏维埃问题1927-5-16
·可靠之路1927-5-27
·觉悟与矫正的时期到了！1927-5-27
·不是领悟的时候了吗？1927-5-28
·汉口与莫斯科1927-5-28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1927-7-2
附录：
·中国革命提纲1927-4-14
·伏育·伏育维奇的演说词1927-5
·上海来信1927-3-17
·英译者序言节译1931-8-7
卷二阿拉木图流放时期
·论中国革命的信简1928年春
·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卷三寄居普林基博时期
·可怜的文件1929-7-27
·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政纲1929
·中国发生着什么事？1929-11-9
·答中国反对派1929-12-22
·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国反对派1930-4-2
·斯大林与中国革命1930-8-26
·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1930-9
·狼狈的溃退1930-11
·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1931-1-8
·被绞杀的革命1931-2-9
·被绞杀的革命及其绞刑手1931-6-13
·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1932-9-22/26
·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1932-10-3
附录：关于中东路事件论文三篇
·中俄冲突与反对派1929-8-4
·保卫苏联与反对派1929-9-10
·中俄冲突的结果1930-3-1
卷四寄居挪威及墨西哥时期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1935年8月间举行，由伊罗生同志笔录
·中国与日本1937-7-30
·与李福仁谈话1937-8-11
·论远东局势1937-9-20
·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的信1937-9-23
·和平主义与中国1937-9-25
·中日战争与国际现势1937-10-1
·伊罗生著《中国革命的悲剧》序言1938
·《俄国革命史》中文版自序1940-7
·第四国际紧急大会宣言论中日战争1940-5
附录：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关于中日战争决议案1937-8 |
保卫母亲和为文化而斗争（托洛茨基，1925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保卫母亲和为文化而斗争
托洛茨基1925年12月
周致言录入
本文是托洛茨基在1925年12月7日在第3届保卫母亲节儿童全苏大会上的讲话。这份讲话在1925年12月17日《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刊登。
李实译自英文版《妇女与家庭》，美国寻路人出版社1970年版
同志们，你们这个保卫母亲和儿童的会议，是饶有价值的。因为你们开会的行动内容显示出，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工作，正在从各个方面同时同步地开展。直到昨天，我才有机会读到提交会议的论文；这些论文用小册子的形式印发——尽管我还没有时间全部读完。叫（原文为教。——录入者注）一个多少是站在旁边做出观察的人（虽然本质上没有人有权利在你的工作之外旁观）吃惊不已的一个事实，就是你们的工作已经非常具体和深刻。从我们1918~19年就我们的文化和生活的所有领域提出各种模糊未清的问题以来，我们已经跨前了一大步，按我们的共同经验具体而彻底地把问题思考，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解决，并且没有忽略必须的前瞻，也没有小题大做。这就是我们在所有领域的工作所得到的伟大成就；这个伟大的成就在就在保障母亲和儿童的论文内得到了充分而全面的表达。
同志们，这个论文最惹人注目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相信这点对其他读者也同样适用）是由列别杰娃同志做的关于婴儿死亡率的数字表。这个数字表叫我不胜惊愕，你们在这个场合大抵已经更为具体的讨论到这个问题了，不过我仍是要深入探讨这一点，哪怕这样一来是重复了你们的讨论。这个数字表罗列了从1913~1923年一岁以下婴儿的死亡率。对于这个数字表，问自己和别人的第1个问题是：表内罗列的数字是真的吗？无论如何，这数字表应由公众加以评估。我认为必须把这个数字表从论文中抽出——因为只有你们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才能接触到这本论文集——使之成为报纸以至于苏维埃和党的有争论性的财产；必须加以统计学的整理和核对。而一旦核查无误，应该把它列入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极有价值的成就，记录在案。
按照这个数字表看来，在1913年当俄罗斯比我们现在更为富裕时——是的，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的集体，较我们现在是要更富裕的（我们现在在生产上是迈向1913年的水平，但累计上仍未达到。，而即使我们在工业和农业生产两方面完全等同1913年的水平，我们尚有一段长程才能到达那时候的累积和国民财富）——但尽管是这样，弗拉基米尔森的婴儿死亡率，在1913年全年是29%，而现在是17.5%；在莫斯科省那时是接近28%，而现在是14%左右。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声音：真的！）我不敢提出争议。我只要说：你们是知道的，这个国家是应该要知道的。这个数字的比较必须在众目睽睽下小心核对。国家的生产力和累积水平这样低下，而婴儿死亡率又这样下降——叫人多惊奇。假如这是事实，那么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新文化和更为首要的，是你们作为一个组织的努力取得的最无可争议的成就。假如，这是事实，那么这项成就不仅要在全苏联，还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布。而要是在经过核对后，这项事实是无可争议的，并且在公众舆论上方面也是这样的话，那你们便必须庄严地宣布，从这一刻开始，我们要完全停止和战前的水平比较。眼前的这个数字表显示出，在莫斯科省一岁以内的婴儿死亡率是战前的一半。然而我们在战前的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状况是贵族老爷气的和乡巴佬气的状况，也就是最为恶劣的状况，最为可怕的状况。盖过这些状况的成就，令人非常欣慰；然而战前的状况不能永远拿来作为我们的准则。我们还要寻找其他准则；我们在这一刻并且要从已经变得文明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寻找这个准则——譬如在资本主义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婴儿的死亡率是多少呢？
而就是在这里——在你们的以至于所有其他人的工作上，我再一次发现到一种全盘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得过且过主义方法和近似的处理问题的态度。谁若紧跟着工业和农业方面的工作，都能观察到同一种进程（原文为同一码子。——录入者注）：直到昨天，乃至于今天，我们过去是而现在仍是看着战前的水平来工作。我们说我们的工业在去年达到了战前水平的75%；今年以10月1日开始计算，将会达到——譬如说，95%，而如果万事顺利更会达到100%满分。然而按照这一事实本身我们已经停止了和战前水平相比较了。我们并不想要达到已经成为我们野蛮主义历史一部分的战前水平，但是我们需要同样分担来自国外的加诸在我们肩上的压力：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资产阶级敌人们较我们更有文化，更有实力；工业较我们更优越；在资本主义结构下，他们有一些国家的婴儿死亡率较我们更低，是有可能的。因此，据我，看这个数字表大可成为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你们工作的转折点。我们应鉴定这个数字表，列为普及觉醒的指标，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再拿战前的水平来比较，而应与那些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来比较。
母亲和孩童的命运，按其最基本的特征来说，首先是取决于一个特定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和富裕程度；其次，是这个社会的成员间的财富分配，也就是其社会结构。一个国家在结构上可能是资本主义的，也就是处在比社会主义结构较低级的社会阶段，却较为富裕一些。这就是历史现在呈现给我们的案例：多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要无可比拟地富裕得多，但其财富分配和消费制度，却是属于前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我们的社会结构以其所能容纳的多种可能性，必须替自己制定出一条准则、模式、目的和任务，应比资本主义能够提供的要无可比拟地更高得多。可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方面仍然较我们无可比拟地高的多，我们必须把赶上他们定为我们的即时任务，以便稍后能够把他们甩得老远（原文为老远抛离。——录入者注）。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克服了一个障碍——战前的水平——之后，我们必须给自己指派第二项任务——尽快和最发达的国家和的最好成就看齐；在那些国家内，贫苦大众的母亲和儿童问题所获得的关注，是资产阶级在其本阶级的利益推动下进行。
人们可能说，母亲和儿童的地位，要是首先依赖于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和一般的经济水平，其次是依赖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财富消费和分配方式，那么——你或许要问，你们这个特殊组织的工作，还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吗？我是论辩式的提出这个问题的。任何一种社会结构，包括社会主义结构在内，都有可能面对一种现象，即是在物质上改善某种特定生活的可能性是具备的，然而，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结构中，亦有可能碰到由于旧时的关联，缺乏摧毁旧有生活方式的主动性和勇气而派生的懒散、惰性、奴性传统和保守的愚昧性。我们的党及由党领导下包括你们的一系列组织的任务，应是日常关系习惯和心理向前迈进，防止落在社会经济之后。
从技术方面来说，横在我们当前的有一条大鞭子：来自西方的压力。我们初次进入欧洲市场买卖。我们——也就是说，国家作为商人有兴趣于贵卖平买；然后若要买卖成功，就要廉价生产；要廉价生产，就需有良好的技术和高水平的生产组织。那就意味着，我们初次踏入世界市场的这一步，就是把我们放置在欧洲和美国的技术鞭子之下。在那里，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要向前迈进。我们的社会结构的所有问题，包括由此而联想到的母亲和儿童的命运，有赖我们能成功的接受全世界的竞争。我们和本国资产阶级已经算清账，我们的国家工业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正在蓬勃发展，私有工业在市场上打到国家工业的危险已经不存在——这是无可争议的有数字可以确证——大家已经很清楚了。但我们一旦踏出国际市场那里的竞争对手是强大有力的多和有教育的多。在哪里我们在经济领域上有新的目标——赶上欧洲和美国的技术，并在稍后超过他们。
我们昨日为距离莫斯科130公里的沙杜拉发电站揭幕。这是一项伟大的技术成果。沙杜拉电站是在泥炭地、沼泽地上建造起来的。我国有很多沼泽地，那如果我们能够学懂把沼泽地的潜在能源转化为电力的能动能源，就会给我们的母亲和儿童同样带来有益的效果。（鼓掌）在给电站建造者举办庆祝的同时，也给予了我们有关整个文化及其所有矛盾面一幅清晰无疑的图景。我们是从莫斯科出发的。莫斯科是什么？来自外省的各个代表第一次来到莫斯科，当能看到莫斯科是我们苏维埃联盟的中心，是领导工人阶级运动思想的世界中心。沙多拉电站——距离莫斯科只有一百多俄里——是一项伟大的技术成就，在规模和建设上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泥炭电力站。
从沙多尔卡[1]到莫斯科的火车上，我们望向窗外。森林正在昏睡，深不可及，犹如在17世纪时候。还有随处散落的村庄，与17世纪时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革命诚然提高了这些村落的文化，尤其是临近莫斯科的村落；然而那里仍留有许多中世纪的思想、可怕的、落后的符号，这些符号首先就见诸于母亲和儿童的问题上。
是的，你们在农村首次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联盟内每个有觉悟的公民或许会为此祝贺你们。可是你们的论文无法掩饰，每个乡村仍有年积月累的许许多多的黑暗面——即使从莫斯科沿路到沙多尔卡也是一样。要催促所有乡村赶上莫斯科和沙多尔卡，因为沙多尔卡建立在电气化之上是先进的技术。我们在此或许会再一次想起列宁的话：社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
敦促生活赶上，使之不会落后于技术成就，是你们十分重要的一项任务，因为日常生活是令人可怕地保守的，要较技术无比地保守得多。对于男女农民，对于男女工人，崭新生活并没有第一手模式能透过示范力量把他吸引过来，他们亦没有非做不可的需要去追随那些模式。从技术方面来看，美国对我们来说：“兴建沙杜拉，否则我们将把你们的社会主义一口吞掉，片甲不留。”然而我们的日常生活似乎裹封在硬壳之内，并不直接感觉到这一类打击，也因此社会工作的主动性就来得特别有需要了。
我已经提过，我从论文里发现你们在深入农村方面，着是一项多么伟大的开端。E.A.费德的论文是一个提示，显示出农村对托儿中心不仅有极大的需求，而且农民也有很大的影响，也是表明农村自觉地渴望设立这些托儿中心。可是不久以前（在1918~1919年间），对托儿中心却仍然抱有极大的怀疑，甚至在城镇也是一样。要是新的社会秩序已经沿着这个方向进入到了农民家庭，这毫无疑问也是一项重大的胜利，因为农民家庭也一样会逐渐重组。就这一点我有意向多说几句话，因为这是从报纸上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声音，建议我们在家庭问题上必得效仿最顽劣的农民偏见，而这些说法还是随“融合”[2]来的哩。我们的任务，事实上是从农村现有的去寻找“融合”——而既有的是不能用笔一下勾销的落后性、偏见和黑暗——寻找生机勃勃的结构，使我们能紧密相连，技术娴熟地把农民家庭拉向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的前进道路，而绝对不是消极的仿效建立在奴隶制上的既有观念和传统。
在家庭和日常生活方面，有什么是我们的古老文化？在最顶层的是贵族，在缺乏文化和黑暗的基础上将其庸俗的图章印记到所有社会生活上去。我们脱胎是农民的无产阶级，即使在30年到50年间一蹴步便赶上欧洲的无产阶级，并且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政治学的领域超过他们，然而，就是在无产阶级内部，在其个人道德、家庭及日常生活的领域里，仍然留有奴隶制陈旧的、龌龊的残余。至于在知识分子和人小资产阶级家庭内，真正的现行的奴隶制更是要多少便有多少。你们不应该给自己设定一个运用某种即时的司法跃进来推翻旧有家庭的空想的任务——否则会叫你们碰一头灰，并在农民跟前自行妥协——却应该在物质可能性之内，在社会发展、法令，和沿着法律途径以取得把握的条件之内，指导家庭朝向未来前进。我无意在这个时候谈论计划中的婚姻法，这项法律目前仍在讨论中，而我保留对此的发言权。我大胆假设你们的组织也是一样，会在争取正确的婚姻法的斗争中采取适当的立场。
我只想提出一项叫我吃惊的论据。论据大自如下：怎可给予“未婚”母亲——即是未注册的母亲和“已婚”母亲相同的权利，以获得父亲方面的援助？要是法律否认他在这方面的权利，这个一来，肯定是意味着把这个妇女推向一种她原本不会置身的关系之内吧？
同志们，这是多么险恶啊，这不禁令人疑惑：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用社会主义风格来改造自身的社会吗？我们真的处在莫斯科或是阿杜尔卡而不是在两地之间昏昏沉睡的森林吗？这种对待妇女的态度，不仅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甚至是以其字面上最恶劣不堪的反动派和市侩之徒的态度。谁能够想到，作为要承受不管是多短暂的任何婚姻联盟后果的妇女，其妇女权利竟会得到我国那么过分热情的守卫？我想在毋需要列举那种提法的种种恶相了。然而那种提出问题的方法实在是一种病态性的呈现，见证着我们的传统观点，观念和习俗充斥着真正的愚昧，有需要给予当头棒喝。
在我们当前的状况下，为母亲和儿童而斗争，意味着特地要打酗酒。我很遗憾没有看到有关酗酒的讨论（声音：一篇也没有。）对不起，我来的太迟，无法提议把这一点放进议程，但我会要求把这个问题加进你们下次大会的议程；而更为重要的是加进你们现在的工作中去。没有在广泛战线上打击酗酒，便无从为改善母亲和儿童的地位而斗争。
论文并且正确地谈到，不规则的性关系是无法从书本上横加打击的，并且需要运用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来打击频繁离婚，等等。这是正确的。可是啊，同志们要评价性关系是否轻浮，往往就必须要指出：再没有比经由酗酒和酩酊大醉的影响下形成的性关系更有威胁性的了，而这种情况在受较少教育的环境是非常频繁发生的。按照我的观点，正是你们的组织必须在打击醉酒的斗争中采取主动性的原因（原文无“的原因”。——录入者注）。
假使我们把母亲和儿童命运的问题分设为一系列的问题，并特别地拣出打击醉酒的斗争，让我们便会清晰地明白到，为家庭联系和家庭关系更大的稳定性和合理性而斗争的基本形式，包含着提高人类个性水平的内容。抽象的宣传和说教，对此无补于事。为生命中处在最艰难时期的母亲和保护幼儿而设的保护性的立法框架，绝对有其需要。而如果我们的立法走到极端，这项立法当然是不会朝向父亲而却是朝向母亲和儿童的。因为母亲的权利不论在司法上多么得到保证，事实上——正由于道德、习俗和母亲的角色本身——都不能做到足够的保护，直至我们达到发达的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之前，都会是这样。因此，有需要在司法上给予母亲和儿童越多的支持越好，有需要从多条轨道上带动斗争，包括打击酗酒。在不久将来这方面将不会是我们工作中最细小的分支。
然后——我再说一遍，最基本的方法，是要提高人的个性。人的精神性越高，按照其兴趣的本质、水平，就会对自己和身旁的朋友，不论是男是女。作出要求；这个要求的共同性越高，联系性越强。则越难会破裂。那就意味着经由工业发展、农业发展，及福利、文化和启蒙发展，我们在社会工作的所有领域的基本任务便迎刃而解了；而所有这些发展不会导向动荡的人际关系，反而会导向更稳定的关系，以后最终不再需要司法管制。
回到农村工作的问题。这里看来没有提到农村公社。（声音：有啊）对不起，是我看疏忽了。不久之前，我探访过两个大型农村公社，一个在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地区，另一个在高加索北部的塔尔斯克地区。这些农业公社诚然仍未有我们的“沙杜拉”式的生活方式，以即是不能说他们像沙多拉代表着新技术一样，可以代表新的家庭生活方式。然而可以看到那里有着相当的蛛丝马迹；要是把包围着他们一代的乡村加以比较的话，就更是如此。公社内有托儿服务设备，是常设机构，立足于共同协作，是大型家庭的组成部分之一。分别各有一个房间安置男童女童。在扎波罗热，公社有一个艺术家成员，儿童房间的墙壁用油画装饰的美轮美奂。公社设有公社厨房，饭厅和聚会市图书馆，还有一处特地收拾出来的活动室，不仅是个儿童王国，和农民家庭相比较，这是莫大的踏前一步。妇女在公社里能感到自己是一个人。
同志们，我当然充分的认识到，首先，那只是一个细小的绿洲，其次，这个绿洲仍未经证明肯定可以自我扩大，因为这个公社的劳动生产力仍远未牢固。然而，就一般来说，每一种社会方式，每一个细胞，将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而生机勃勃，只要这劳动生产力不停留在同样的水平或下降，就会如此。建设社会主义，确保母亲和孩童的命运，只有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而在腐朽和贫困的基础上，只有可能倒退回中世纪的野蛮主义。可是各种全新可能性的种子毫无疑问已经在农业公社中显现了出来；尤其当农村的商品生产发展已经在富农和贫农的边缘分子间相当程度地促成了若干资本主义分层化的方式，农业公社在当前就更是有价值了，农村的各种合作社方式，所有用于解决经济、家居生活、文化或家庭问题的集体方式，对我们更是弥足珍贵了。按照论文所述，农村现在开始表现出支持托儿中心——这是迄今未出现过的——并且这些支持从贫穷的农民家里开始扩展到中农家庭去；这一项事实，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沿此下去，我们就会有无数的生产及家庭、家居生活的“沙多尔卡”小村庄，亦即是农业公社。据我看来，从农业公社的家庭及家居生活结构及母亲和婴儿在期间的地位这个观点来看，你们对农村公社必须给予特别关注。
就农民对待“共产主义灯塔”的态度，我非常有兴趣。灯塔一词，极为意义深长。灯塔指示出道路，远远为所有人照耀。在1918年里我们广泛使用这个名字，要多少有多少。然而，又有多少这类“灯塔”原来不过是昙花一现，毫无根基，甚至是轻佻而已。他们当中就已有不少熄灭！所以检查这个名词，察看这个名词是否用得其所，就非常重要。必须要说的是，这个“共产主义灯塔”照耀下的地区，尽管主要住着哥萨克人和一些宗教派别如浸礼会教徒等等——而这些所有人都是相当保守的分子——可是仍未显露出对公社的古老敌意。就是说，这当中无疑存在有若干富农分子；然而由于公社多少是在友善的作风下工作，由于公社拥有三台拖拉机，并在适当的条件下为这一代的地方提供服务，通过这种“融合”，逐渐就让附近一带的哥萨克人，也渐渐熟悉了家庭和家居生活的新方式。至于之前的敌意，据我看，是没有了。这是真实的收益。
有些同志曾向我说，一些苏维埃圈子表现出来的态度是认为农村公社不合时宜，是太超前了，是属于明日的预想，这并不真。公社是明日的雏形之一。主要的准备工作，诚然是沿着一条更为基本的路线推行：会为农村的农业工业化提供技术基础的工业发展，及用以分配经济利益的合作社的方式——否则便不可能把农村提高至社会主义，与而与此并行的，在农村里有着崭新的经济方式、崭新的家庭，及家居生活的“沙杜尔卡”们的活生生的模范，意味着自下而上的同时为明天做出准备，帮助建立起对待妇女和儿童的崭新态度。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社会结构的价值由生产力的发展来决定，这是无可争议的。可是问题也有可能从另一端来着手。生产力发展并没有自身的需要。分析到最后，生产力发展之所以是必需，是由于他为崭新的人性和意识提供基础；地面上再无地主，也不再有因恐惧而生、远在天上的想象出来的天主——反之是一种吸收了过去所有年代所创造的思想和创造力的人类，团结一致、共同前进、共同创造、共同建设比诞生自阶级奴隶制更为高级和高贵的崭新的文化价值和个人、家庭的新态度。生产力发展作为更高级人性的物质前提，对我们弥足珍贵；这种更高级的人性不把自己封闭起来，而会是富有协作性、富有联系性的。
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说，大概在许多个十年以后，运用怎样对待妇女、对待母亲和儿童的态度来给人类社会做出评价是最有可能的——而这种评价不仅适用于社会，也同样适用于个人。我们活在一个政治的年代，一个革命的年代，工作的男人女人同在斗争中发展自己，首先就是以革命的政治方式来形成自己。而在家庭观点和传统意识所在的觉悟细胞，又或是男人对待他人、对待妇女、儿童的态度等等——这些细胞——总是保持着就有的形式。革命尚不成对他们产生作用。幸好要感谢社会的整个结构和我们生活的年代，使得政治和社会观点寓居其间的脑细胞，在我们这个时代受激化作用的速度来的更迅速，更尖锐。（这当然只是类比而已——脑袋的活动程序是不同的）然后我们人是会继续长期观察到，在我们正在建设新工业、新社会时，个人关系的领域仍然留有许多中世纪传下来的东西。所以对待妇女和儿童的态度，是我评价我们文化的准则之一，是无产阶级工人男女进步农民的个人标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导我们，应该根据工人阶级政党对待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的态度，特殊的及一般的，对这些工人阶级政党作出评价。为什么？因为拿英国工人来举例吧，若要唤起这个工人的阶级团结感情，会是相对容易的多——他会作为一分子参与罢工，甚至会参与革命——可是要令他站起来同黄皮肤的中国苦力团结一致，要他把中国苦力一视同仁，看成是受剥削的兄弟，那将证明是要困难的多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有需要冲破多个世纪积累起来的民族自大的硬壳。
同志们，家庭偏见的硬壳，也是同出一辙。一家之主对待妇女和儿童的态度——而妇女是家庭里的苦力——这个硬壳，不是许多个世纪却是上千年的因袭传承的。所以你们是——必须是，将要突破这个保守主义硬壳的道德棒子；这个保守主义硬壳植根在我们古老的亚细亚本质之内，深深植在奴隶制、农奴制、资产阶级偏见以及源出自农民传统的劣性的工人本身的偏见之内。尽你们所能的去捣毁这个硬壳吧，就如你们手中握有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棒子；每个觉悟的革命者，每个共产主义者，每个进一步的工人、农民，皆有责任尽其全力支持你们。同志们，我谨祝祝你们取得伟大成功，而我首先更祝愿你们得到更多公众舆论关注。你们的工作是真正具有纯洁道德的作用，是真正健康的。必须放到我们报纸的注意的中央，使全国所有进步分子能够鼎力支持你们，让你们能够获得帮助，并重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达到成功。（大声鼓掌）
[1]沙卡杜尔是沙杜拉的昵称。
[2]“融合”〔Smychka〕俄语或“联盟”〔Flision〕，是列宁的说法，意为“工农联盟”，是苏维埃国家的基础。 |
建立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妇女和保护母亲（托洛茨基，1925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建立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妇女和保护母亲
托洛茨基1925年12月
本文最先在1925年12月号的《为了新生活》（ZaNovyiByt）上发表。李时译自《妇女与家庭》英文版，寻路人出版社，1970年版。原载香港期刊《十月评论》1998年第1期。总第189期（《三八妇女节特辑》）
改善母亲和儿童地位的切实措施的推行情况，是测量我们的进步程度的最准确方法。这个指标十分可靠，不会欺骗我们。它能立刻显示出广义的物质和文化成就。历史经验显示，即使是已经向压迫者展开斗争的无产阶级，对于妇女作为家庭主妇、母亲和妻子的受压迫者地位，远没有给予必要的肯定的重视。这样安于把妇女看为家庭奴隶的习气，是多可怕的力量！至于在农民方面，更不消说了。农民妇女的担子和绝望的命运，不论是穷人家的农妇或中农家的，比今日的苦囚更不如。没有休息，没有假期，没有一线希望！我们的革命，目前主要在工业地区的城镇才逐渐抵达到家庭方面；到农村去的步伐，则要缓慢得多。在农村，问题多得无可计算。
要从根本上改变妇女地位，只有当所有现存的社会、家庭和家居生活条件都得到改善，才有可能。母亲问题之严重，可以从下列事实表示出来：本质上，她是活生生的交接点，是经济和文化工作纵横交错的枢纽，全部症结系于一身。母亲身份的问题，首先是住所问题，是食水、厨房、洗衣房、饭厅的问题，同样，也一样是学校、书本、休憩地方的问题。醉酒问题最不留情地把家庭主妇和母亲挫伤。文盲和失业问题亦一样。住所中食水和电力减轻妇女的担子，这是首要的。母亲身份的问题，是所有问题的总和。所有症结加到母亲身上，从她身上又向四方反弹。
农村物资毫无疑问的增长，使对母亲和儿童作出前所未有地广泛的照料和考虑，遂成为可能和必要。我们放多大精力到这个领域，将显示到我们懂得把我们生活的基本问题贯串起来的程度，到底有多大。
一如在着手建设苏维埃国家时不可能不把农民从农奴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可能不把农民妇女和劳工妇女从家庭和家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如果我们用来决定一个革命工人的成熟性的标准，不仅是他对待资本家的态度，而且也视乎他对待农民的态度——也即是他对解除农民束缚必要性的理解程度——然则，我们现在用来量度工人和进步农民的社会主义成熟性的程度，同样也应该和必须用他们对待妇女和儿童的态度来衡量，看他们对于把母亲从苦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她有可能挺直脊梁，恰如其分地参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必要性，是怎样的理解。
母亲身份是所有疑难的核心，为了这个缘故，所以要对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每一项新措施，每一条法律和和每一个实际步骤做出检查，考察其会怎样影响家庭，是否会令母亲的命运恶化或减轻，是否会改善儿童的地位。
旧社会仍然从四方八面把我们纠缠得难以动弹；这个事实，由我们城镇上流离失所儿童的数目惊人中得到见证，以最阴暗的方式宣示出旧社会的没落时代是如此这般。从旧向新过渡的年月里，尤其在内战的年月，母亲和儿童的地位从未有过这样艰难。克里蒙梭、邱吉尔和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份子[1]的干预，对女性工人、农民妇女和母亲带来最残忍的打击，留给我们空前地多的失所儿童的遗产。儿童来自母亲；儿童失去家园，主要是母亲失去家园的结果，眷顾母亲是改善儿童命运最真诚深入的方法。
经济的总体增长，为逐步重建家庭和家居生活创造了条件，所有与此有关的问题，必须把其全部的重要性充分的提出来，我们从各个方向处理国家基本资本复苏的问题；我们得以用新机器来替换旧机器；我们建设新工厂；我们令铁路更新；农民开始取得犁、播种机和拖拉机。可是人是最基本的「资本」，那就是人的力气、健康和文化水平，这种资本，比起工厂器材和农民附件，更需要更新。我们绝对不该以为奴役、饥荒和束缚的年代、战争和病疫的年代已经过去，没有遗下一点痕迹。不。它们在人民活生生的有机体中留下了伤口和疤痕、肺病、梅毒、神经衰弱和酗酒——所有这些疾病，以及其它疾病，在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间广泛扩散。必须要令民族健全。没有健康，社会主义无从可想，我们必须深入因由，深入根源。民族的来源若不是来自母亲，则从何而来？反对罔顾母亲的斗争，必须放在首位！建造房屋、建设托儿设施、幼稚园、社区饭堂和洗衣房，必须放在注意力的中心；这种关注并必须是带警觉性的，组织完善的。让质素〔质量〕决定一切。必须设立托儿所、膳食和洗衣设施，以让这些设施提供的便利，能对全然由主妇和母亲一力背负起来的封闭、孤立的古老家庭单位，施以致命打击。
改善环境必招来需求的浪潮，随之是物质资料的浪潮，在公共设施内照顾儿童，和在社区设施供养成人一样，都比家庭来做更廉宜。然而，只当社会组织在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上，懂得做到比家庭更好，则家庭的物质资料转移到托儿中心和食堂，才有可能出现，目前该把注意力放在质素问题上。要对所有服务于贫苦大众家庭和家居需要的机关和机构，作出有高度警觉的社会和恒常的鞭挞，是重大攸关的。
解放母亲的伟大斗争的发起人，当然必须是先进的女性工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运动引导向农村。同样地，我们的城市生活仍然留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农民的特性。许多男性工人持有的妇女观点，仍不是社会主义者的，而却是保守的、农民的，本质上是中世纪的。被家庭桎梏压迫着的农民母亲，因而也把工人母亲拉低至她的水平。必须要令农民母亲站起来。她必须要渴望自己站起来；也就是说，必须令她觉醒，指出道路。
把妇女远远留在后面，就不可能向前迈进。妇女是民族的母亲。妇女从备受奴役中生成的偏见和迷信，把新生代的儿童紧紧包裹，并且无孔不入地深深渗进民族的意识。对母亲作全方位式的关注，是打击宗教迷信的最佳和最深刻的斗争之路。必须令她站起来，必须令她获得开导。解放母亲的意义，就是把联结起人民和昔日的阴暗及迷信的最后一条脐带减掉。
感谢土豆录入
[1]这些是资本主义国家联同俄国的反革命势力（白军）意图推翻革命的主要人物。克里蒙梭是当时法国总统，邱吉尔是英国首相，他们都力主干预俄国革命，高尔察克是沙皇时代的海军上将；1918年，西伯利亚曾短暂推翻了苏维埃政权，高尔察克作为联军傀儡抵达西伯利亚，在同年11月，被哥萨克族长团推选为最高司令。反革命失败后，他被联军遗弃，遭到逮捕和处决。邓尼金也是沙皇时代的将军，反革命领袖之一。他失败后，由〔较为开放〕的弗兰格尔接任白军总司令，成功据守克里米亚长达一年。1920年全军覆没后，弗兰格尔被迫逃亡。——译注 |
建设社会主义意味着解放女性和保护母亲们（列夫·托洛茨基，1925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参考译本：建立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妇女和保护母亲（1925年12月）
Строитьсоциализм——значитосвободитьженщинуиохранятьмать
建设社会主义意味着解放女性和保护母亲们
列夫·托洛茨基佐仓绫奈翻译；Uni译校
中译者注：俄语原文原载于1925年12月《为了新生活》（Зановыйбыт）。此文收录于《托洛茨基全集》俄文版第21卷，由约翰·费尔利译成英语。佐仓绫奈主要根据英译文翻译。Uni根据俄语原文提出了个别修改意见。
为提高母亲和儿童的地位而付诸实践的措施，是衡量我们进步程度的最为精准的方式。这项指标非常可信，不会欺骗任何人。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这项指标能同时展现我们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成就。历史经验表明，即便是正在同压迫者作斗争的无产阶级，也未必能重视那些饱受压迫的女性，例如家庭主妇、母亲和妻子。有一种力量，让人们习惯性地把妇女视作家奴。这是多么可怕！甚至谈及农民的时候也没有谈到这一点。忍辱负重的农妇，以及无论是出自贫困家庭还是中等收入家庭的女性，都遭受着最恶劣的、难以比拟的压迫。无休无假，看不到一丝希望！我们的革命触及了家庭的基础——主要是城镇，也曾一度触及工业区，但触及乡村的时候却异常缓慢。而且，问题实在太多了。
只有当社会、家庭和国内环境得到改变的时候，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女性的地位。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工作的决定性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能从本质上体现母亲问题的重要性。母亲的问题，首先是住宅、自来水、厨房、洗衣房和餐厅的问题。但问题还在于学校、书籍和俱乐部[1]。酗酒，最能够无情地伤害家庭主妇和母亲。文盲和失业也会导致这样的后果。住宅里的自来水和电力能帮助女性减轻上述的所有负担。母亲问题同其他的任何问题密切相关。所有的因素都能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并能影响到其他的不同的方面。
国家的确定无疑的日益富足的物质条件有可能——因此也有必要——让我们重视迄今为止问题数量最多和最严重的女性和儿童。我们在这个方面付出多大程度的努力，将能体现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学会了在日常生活中去以头衔尾。
如果不把农民从农奴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就不可能推进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把农妇和女工从家庭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就不可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我们过去常常以革命工人对待资本家的态度和对待农民的态度来判断他的成熟度，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利用工人和进步农民怎样看待儿童，怎样理解母亲解放问题，怎样看待女性积极参加她本来应该参加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来判断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程度。
母亲问题是所有问题的要害。所以，每次制定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新方针、新法律或新的实践措施的时候，都得考虑一下它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家庭，是否让母亲们命运变坏或者变好，是否提升了儿童的地位。
旧社会在其没落的时期呈现出了狰狞的面目，其种种缺点依然束缚着我们。我们城镇中的数量巨大的无家可归的儿童则是这一事实的最可怕的见证。在从旧社会转变到新社会的时期——尤其是内战时期，母亲和儿童的地位问题从未变得如此尖锐。克里蒙梭、丘吉尔、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引发的战争，极大地伤害了女工、农妇和母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儿童无家可归的烂摊子。儿童是母亲生出来的，而出现无家可归的儿童首先是因为无家可归的产妇。关心母亲，最能够真正彻底改善儿童的命运。
经济的普遍增长正在为家庭和国内生活的逐步重建创造条件。必须最大限度地提出所有与之相关的问题。我们正在从不同的方面着手更新国家的基本资本；我们需要用新机器取代旧机器；我们正在建立新的工厂；我们正在翻修我们的铁路；农民正在获得犁、播种机和拖拉机。但是最重要的“资本”是人，也就是人的劳动能力、健康状况和文化水平。这种“资本”比工厂设备和农业设施更加需要更新。千万不要以为奴役、饥饿和束缚的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它们在人身上留了伤疤。结核、梅毒、神经衰弱和酗酒——所有的这些和其他的疾病在人群中广泛传播。必须要建设一个健康的国家，否则，社会主义就只能是空中楼阁了。我们必须触及问题的根源。而且，如果民族问题的源头不在母亲问题那里，那又会在哪里呢？必须把同忽视母亲问题的现象作斗争放在首位！必须高度重视住房、托儿所、幼儿园、公共食堂和洗衣房的建设，必须小心翼翼、有条不紊地开展这些工作。在这里，质量问题决定一切。建设托儿所、食堂和洗衣房，这样就能利用这些设施所带来的优势，沉重打击旧的、封闭的、孤立的、完全依赖家庭主妇和母亲的家庭。改善环境不可避免地扩大需求，然后增加物质资料的数量。在托儿所里照顾儿童，以及在公共食堂吃饭，比在家里要划算。但是，只有当社会组织学会比家庭更好地去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的时候，物质生活方式才会从家庭转移到托儿所和食堂。现在必须特别重视质量问题。有一部分社会组织和协会是服务于家庭和国内劳动群众的需求的。很有必要对这些社会组织进行社会控制和长期的敦促。
女工必须应该是女性解放的伟大斗争的发起者。这场运动必须无条件地针对农村。同样，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依然存在很多小资产阶级农民。许多男工的对待女性的态度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保守的、农民的——本质上是中世纪的。所以，受家庭压迫的农妇就把她和女工一起拉下来了。农妇的地位必须提高。她必须懂得自我提升，即必须让有觉悟的女性[2]去激发她的觉悟，给她指明道路。
把女性甩在后面，是不可能进步的。女性是全民族的母亲。对女性的奴役使偏见和迷信愈演愈烈，而这些迷信思想蒙蔽了新一代的儿童并且完全渗透进了民族意识。全方位地考虑母亲，是同宗教迷信作斗争的最好、最彻底的办法。她必须提高觉悟，接受启蒙。解放女性意味着要斩断人们同黑暗愚昧时代的最后的联系。
注释：
[1]此处的英译文是“aplaceforrecreation”，直译是“用于娱乐的场所”。俄语原文对应“клуб”，直译是“俱乐部”（club）。在20世纪20年代的俄语中，俱乐部不仅表示娱乐场所，同时也表示为无产阶级准备的文化、启蒙教育机构。在20—30年代，苏联积极地进行了俱乐部建设，并以此在不小的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工会建设运动。大型俱乐部在日后便成为了文化宫。——中译者注
[2]原文在此处没有指明确切的对象。译者认为，这里应该是指“有觉悟的女性”。——中译者注 |
论列宁格勒反对派（托洛茨基，192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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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列宁格勒反对派
托洛茨基（1925年12月2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02771
《真理报》和代表大会多数派的发言者们都把列宁格勒反对派说成是1923—1924年反对派的继续和发展。应当坦率承认，这种类比不仅是一种论战手段，而且还包含着部分真理。要做的只是正确地加以阐明，这是什么样的真理。
列宁格勒反对派的实质可归结成指责官方方针或者指责其右翼使农民开始压倒无产阶级，而在农民内部使富农排挤中农，中农排挤贫农。
现在，完全无可置疑的是，所谓富农倾向从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尤其是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来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最大推动力。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主要是指责它对农民估计不足。这种指责的关键何在？就在于反对派把工业及其发展放在首位，要求工业发展加快速度，即相应地重新分配资金，要求把计划原则引入工业，等等。这种立场被宣布为对列宁主义的修正，而后者的主要条件是：工人和农民的结合、工农联盟，等等。在未曾忘记过去数十年经验的老一代人看来，这种简化的提法至少是立足于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而同民粹派斗争所积累的经验之上的。至于说到缺乏阶级锻炼的广大青年，除去所有的积淀和歪曲，近几年来的争论在他们眼里成了这样一幅景象：一方面，承认“工业专政”和世界革命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发展的另一条道路，同农民结合，同中农结盟，合作社，等等。其实，缺乏阶级斗争锻炼的年轻一代就是在这种论战中形成的。完全可以有把握地断言，正是这种情况为农民倾向的发展创造了最为广泛、最易于滋生的土壤。至于我国的整个社会生活，由于世界革命迟迟没有爆发，由于工业落后，为这种倾向造成了良好的物质前提，——这一点是不可能有任何疑问的。因此，在同反对派斗争的旗号下，尤其在党内较为年轻的几代人之中，在共青团中形成了苏维埃民粹主义的因素。这种因素在理论上还有待定形。布哈林学派使之定形了，尽管是十分羞羞答答的，半遮半掩。
（列宁格勒组织对于警告声最为敏感，这完全不是偶然的，正如反对派的首领们在为自我保存而进行的斗争中不得不去迁就列宁格勒无产阶级的阶级敏感性不是偶然的一样。结果，就出现了表面上十分荒唐，但当时完全合乎规律的怪现象：列宁格勒组织同反对派斗争得最坚决、对农民估计不足抨击得最猛然、叫喊“面向农村”的口号嗓门最高，却率先避开已出现的党的转折的后果，这一转折的思想根源就是同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对于对农民估计不足的无休止的叫嚷，“面向农村”的要求，闭关自守的民族经济和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提出，反对派早在1923〜1924年就曾指出存在一种危险，即党内的这种思想方针可能为慢慢滑向庄稼汉的热月作准备并为此提供方便。我们现在已经听到，列宁格勒人指名道姓所说的危险正是在其思想准备过程中其领导人曾起过领导作用的那种危险。）
列宁格勒党的和经济的领导方法、宣传鼓动上的大吹大擂、地方自大狂等在党内造成了对列宁格勒上层领导十分强烈的不满情绪；除了这种不满情绪，又加上成千上万在不同时期被逐出列宁格勒、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人对列宁格勒制度的强烈愤慨——这些事实都完全无可置疑，其意义也是不容低估的。在这一意义上，更新列宁格勒的上层领导，让列宁格勒组织学会少对全党打政委的腔调，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事。
然而，不能视而不见这样的事实：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在敌视列宁格勒上层领导特点和作风的心态后面，还暴露出了敌视城市对农村地区的思想专政的情绪。各中心城市的预算都太大。它们都有工业，有报刊，有十分强大的组织，有思想优势，但有利于农村的事做得太少，而只提供响亮的空泛口号——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许多发言不过是这一思潮大大减弱了的余波。今天是列宁格勒，明天可能该轮到莫斯科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相互攻讦使这种可能性更容易实现。外省抓住列宁格勒反对莫斯科的立场，是在为普遍打击城市作准备。现在当然仅仅有一些这种现象的初步征兆，发展下去却可能危及无产阶级的作用。（下面这一事实是个人纯粹无原则性的例证，同时又是最大的笑柄：今天，索柯里尼柯夫充当了列宁格勒反对派的一名领袖，而他过去和现在都是鼓吹从经济上解除无产阶级对农村武装的理论家。）
无论坦波夫省、沃罗涅日省，还是格鲁吉亚都不能一笔抹煞。出现农民倾向是因为党在客观上必须关注农民。问题在于程度，在于积极的抗衡。最为积极的抗衡可以是工业中心城市即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活跃而又强大的无产阶级组织。这些组织内部生活的民主化是它们积极、有效地抵御农民倾向的必要条件。实际上，我们还观察到相反的现象。机关制度使这两地的组织失去作用。任何削弱这种制度的要求都被污蔑成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投降，等等，等等。完全受机关制度束缚的列宁格勒曾经百分之百地在“面向农村”的口号下为反对反对派的斗争出过力，从而助长了民族—农村局限性倾向的发展，使其在本次党代表大会上得到了足够鲜明的反映。尽管在形式上没有任何人赞同布哈林学派的“极端性”，但实际上全部“火力”都对准了列宁格勒。
列·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22日 |
对口号和意见分歧的分析（托洛茨基，1925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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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口号和意见分歧的分析
托洛茨基（1925年12月14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02770
判断阶级也好，判断政党也好，都不能单凭它们本身关于自己说了胜什么，单凭它们在目前提出什么口号。这也完全适用于政党内部的派别。不能就口号论口号，而要同整个形势联系来看，特别是同某一派别的昨天、同其传统、同其所选拔的人才等等、等等联系起来看。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口号不具有任何意义。如果说它们不能界定某一派别的整个面目，那么，它们就是这种界定的组成因素之一。且让我们就事论事地分析一下某些基本口号，然后根据已出现的政治形势对它们作出评价。
尖锐地提出农民分化的问题无疑是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事，单凭这一问题的提出使我们由关于中农合作化的纯粹抽象概念重新回到经济发展的现实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党对农民分化问题的重视使我们明白，单靠农村本身的内部手段没有也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加米涅夫的立场由此出现变化，现在他提出如下想法来反对布哈林：社会主义不是苏维埃政权加合作化，而是某种更为复杂的过程，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再加合作化，而所谓电气化应理解为整个工业技术。这样提出问题同成为工业不断落后的原因之一的1923年的立场相比，无疑是前进了一步。如果把这一想法说透了，大致应当是：合作化可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也可以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即如果让农村经济发展放任自流，则合作化无疑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亦即成为富农手中的工具；只有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即在工业对农业的优势日益增大的基础上，贫农和中农的合作化才能保证朝社会主义发展；工业的发展速度越快，工业超过农业越快，就越能有把握地指望抑制农民分化过程，防止中农群众无产阶级化，等等。
然而，就在加米涅夫提出工业是推动力以此来反对布哈林的农业合作化前景的时候，布哈林就评价工业本身的社会性质问题发表了反对加米涅夫的见解。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继续认为工业是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在两、三年前曾经相当普遍，在1923〜1924年争论时期更是一再被提出来过。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认为工业是整个体系的从属部分之一，这一体系的其他部分还包括农民经济、财政、合作社、由国家调控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等等。所有这些由国家调节并监控的经济过程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它经过一系列阶段应当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一构想中工业的领导作用完全消失了。计划原则几乎完全被财政信贷调控排挤了，财政信贷调节具有了农民经济和国有工业之间的中介者的作用，把工农业看做讼争的两造。正是由这一构想产生了农业合作社会主义的构想，加米涅夫反对这一构想是正确的。然而，这一构想还产生了对国有工业的如下估计，即不把它看做社会主义的基本杠杆，而看做国家资本主义的从属部分，现在，布哈林反对这种看法，这也是正确的。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双方如何部分地否定了他们在1923年的共同立场，正是这种立场一方面导致了工业落后于农业，另一方面导致了布哈林的中农合作社构想——它表现为“发财吧”的口号决不是偶然的。
1923年的立场不应当部分地加以否定，而应当完全否定。应当坚定、明确地说明，问题实质不在于今天农村分化的程度，甚至不在于分化的速度，而在于工业的发展速度，只有工业才能够使农村经济发展基本进程发生质变。由此可推导出，“面向农村”意味着首先“面向工业”。由此还可推导出，计划工作并不是工农业间的中介活动，而是国家首先而且主要通过工业来实施的目标明确的经济方针。计划工作的核心可以而且应当是发展工业的规划。脱离工业的计划工作不可避免会造成舍本求末，造成不断提出各种修订，不时就要协商一番。这既适用于国家计委，也适用于劳动国防委员会。既然计划工作已变成在滞后于市场的国有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半消极的中介工作，那么，财政人民委员部自然就把国家计委推到一旁，因为比起国家计委的统计数据来，财政是中介性调节的更根本、更现实的手段。不过财政和信贷调节就其实质而言本身不包含任何计划原则，它虽促进全部经济过程，但本身不包含也不可能包含向社会主义发展的保证。
在我们经济工作伊始之时，列宁提出了电气化思想作为经济计划的基础。电气化是工业因素的最高反映。电气化思想在形式上仍然被列为主导思想。实际上，它在经济发展全局中相对地占有愈来愈小的地位。电气化同经济计划思想联系得最为密切。在这里，社会主义经济只有通过工业技术才能实施计划管理这一思想第一次得到了反映。如果国家计委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没有最紧密的联系，我们就既不会有正确、完整的工业发展规划，也不会有首先通过工业实施的、现实且目标明确的积极的经济计划工作。这是因为农业、运输业，还有切尔文纸币的坚挺都取决于工业发展的性质和速度。在整个经济链条之中工业是基本的、决定性的环节。
列·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14日 |
提纲（即关于“国民经济提纲”的提纲）（托洛茨基，1925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提纲
（即关于“国民经济提纲”的提纲）
托洛茨基（1925年12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02769
引言：投票赞成国民经济提纲决不意味这些提纲已经够了。在目前情况下这意味着，提纲十分空泛，可以对其作正确的具体阐释。尽管不想提出其他提纲来替代这一提纲是自然的，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必要说明：代表大会讨论中央工作报告的情况完全清楚地表明这一提纲模糊不清，论证不充分。无论如何应当对这一提纲加以补充，使之变得具体准确，否则，这一提纲仍然是争论之前时期的产物。
1．对争论的预先总结：对工业的态度是确定政策的试金石。
2．由于把对基本路线的确定同对具体国家机关（劳动国防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等）政策的辩解和指责联系在一起，问题给揽［搅］乱了。
3．、基本路线决定着所有机关——苏维埃机关和包括政治局在内的党的机关——的政策。这一基本路线是由加米涅夫同志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为对抗关于工业的报告而提出的。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争论期间这一路线又有所深化，等等。这一对待工业的基本指导路线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放慢脚步！”
4．根据“放慢脚步”的口号制订的工业计划的实际历史。其结果是商品荒。
5．断言我们可以用乌龟爬行速度来建设社会主义（布哈林），这是胡说。不理解速度问题。世界市场不等待。庄稼汉不想等待。
6．数量和质量的比较系数问题不是工业统计和会计学问题，而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命运问题。在目前条件下，速度不仅决定着运动速度，还决定着运动方向。
7．零售价和批发价之间骇人的剪刀差是工业发展速度不足的结果。这种剪刀差意味着，一部分剩余价值落入私人资本手里，换言之，国有工业不但成为社会主义积累而且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来源。这一事买不能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纯粹绝对的对立来掩盖。国有工业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它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国有工业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为资本主义腾出地盘，而且直接滋养了资本主义。
应当补充对价格政策的评价以及私人资本是靠牺牲什么积累的：（1）削减工业增长；（2）削减工资。
7a．对工业、市场、财政资金等必须相互适应的问题泛泛而谈是可笑的。问题不在于消极适应，而在于在当前客观条件下积极配置资金。应当明白，工业是名副其实的遭受世界资本冲击的战斗前线，其后方即农村市场，并不牢靠。
8．列宁曾经撰文说，我们必须在所有领域实行最为严格的节约，做到每一枚闲置的戈比都投入到工业中去。在国内战争时期，为了集中人力和财力于前线，曾经关闭了一系列人民委员部。现在当然不可能再实行这种体制。然而只要正确理解工业发展速度和社会主义命运的关系，可以并且应当在40亿的预算中大胆坚决地按列宁方式重新分配资金，对工业再追加3至4个亿。
9．应当充分提出计划领导问题。应当最终抛弃说某人想把严格计划强加于人之类的愚蠹说法。问题不在这一点上，而是在于要明白，发展速度取决于消除多余的杂项支出，即取决于计划领导的正确性，而为此需要把经济视野最为广阔并且有专业知识的、最通晓业务的优秀力量都集中到计划司令部之中。
10．应当一劳永逸地弄清楚，劳动国防委员会、政治局等的领导完完全全地取决于预先能内行而权威地研究计划领导工作的基本问题。苏维埃体制实行8年多了，在业已开始的争论过程中附带暴露出中央统计局不称职，这一情況也证明了我们整个计划领导的不胜任。
11．“面向农村”，如同“面向战争危险”和“面向世界革命”一样，首先意味着“面向工业”。应当根本抛弃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从属要素之一，以为计划工作就在于（从财政上、商业上、行政上及任何其他方面）把工业和农业挂起钩来。计划工作只能通过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来实施。
12．应当结束三年来实际上是通过财政人民委员部来领导经济的传统。对于财政人民委员部，只要能支撑切尔文纸币，一切办法就都是好的。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财政人民委员部不会十分注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
13．应当从一开始就划定界限，制止商业人民委员部在作用上仿效财政人民委员部。
14．应当坚定地认识到，国家计划不能如同仲裁法官那样置身于工业、运输业等为一方，农业为另一方的中间。国家首先通过工业来作出计划。必需实行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双重领导。应作为国家计委工作基础的不是抽象的计划经济思想、“挂钩”、“核算”等，而是工业符合国内外一切条件的具体发展。在计划工作这一乐队中工业起着首席小提琴手作用。这表现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应当兼任国家计委主席。
15．出口的压缩和财政信贷困难的增大是直接由工业落后造成的，即由于不能正确配置人力和资金造成的，而其出路不是靠“放慢脚步”的口号，即积累工业落后所产生的危险，而是靠采取广泛措施，大胆地、大刀阔斧地修改预算；在于采取实际步骤来引进外国技术；在于从消除由于平行结构、地方主义和不良竞争等产生的极为严重的杂项开支入手，坚决、毫不动摇地使工业本身合理化。
16．需要保障真正的经济司令部，需要保障真正的经济领导。口号不是“放慢脚步”，而是“步伐更坚定”。
列·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 |
关于经济失败主义的指责（托洛茨基，1925年12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关于经济失败主义的指责
托洛茨基（1925年12月12日）
编者注：本文件第1页左侧有托洛茨基手写的一句话：“亟应于以发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No.02687
有人不止一次地企图把对党的经济领导方法的批评和失败主义，即和对经济危机、国家经济形势恶化及由此产生的群众不满的估计等同起来。很难设想更为荒谬的污蔑了。只有根据生产力的增长、工业的发展和总体经济成就，才能发现有必要实行有步骤的、深思熟虑的、坚定不移的计划领导。由经济挫折、发展迟缓或者生产力下滑所造成的困难只能动摇苏维埃制度，引发不满情绪或者对未来丧失信心。只有振兴经济，提出的新的、更为复杂的任务才能培育党的思想，使它受到锤炼，把它提到更高的水平。在马克思主义者眼里，这种基本思想是无需证明的。
党内制度问题也完全如此。只有以振兴经济为基础才能设想使党内制度朝真正民主制的方向发展。经济生活的健康搏动，工业的增长，工资的提高，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是团结工人群众、提高其积极性和自主性的必要前提。无庸置疑，近几年来熟练工人阶层出现失业现象，是机关官僚制度有所发展、有所强化的前提。工人作为生产者，其脚下的基础越牢固，他在苏维埃组织里，在工会里，在党内越感到自己有较大的独立性。因此应该宣布，凡是把争取对经济实行真正社会主义领导和党内真正布尔什维克制度的斗争混同为指望经济挫折和失败的企图都是极端荒唐的。经济管理中或者党的领导工作中的进步趋势只能依靠愈来愈新的经济和文化成就，依靠工农业的增长，依靠工人觉悟的提高及其在全国普遍振兴基础上的文明性和积极性。反对派的方针自始至终即是如此。
附注：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应当看到实行伏特加酒国家专卖制是一个严重的、十分原则性的错误。应当预见到，这一工作在发挥排挤农村酿私酒的作用之前，在城市中就会占领广大的阵地。它会破坏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降低他们的教养，降低国家在他们眼里的威信。它的虚假利益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它对经济所造成的打击，即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摧毁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力量——工人阶级。
列·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12日 |
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日记）（托洛茨基，1925年12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日记）
托洛茨基（1925年12月9日）
编者注：1925年在俄共（布）内部出现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这个反对派没有统一的纲领，共同之处就是反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要求撤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当时季诺维也夫是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因此列宁格勒就成了“新反对派”的基地。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02766
一、目前争论的根源和方法
1．目前在列宁格勒组织和中央之间正在展开争论，而且其性质越来越尖锐，这场党内争论的社会基础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相互关系。到目前为止，任何一方均未提出应能改变无产阶级和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力量对比的任何明确的实际建议。党可以断定，租赁制和劳动力雇佣制均未经党内斗争即取得合法地位。降低农业税也是如此。在研究有关粮食采购运动措施时未发现中央委员会分成主张提高价格和降低价格的人。在确定提高工资幅度问题上也是如此。党可以断定在确定1925〜1926年度国家预算时同样未见分歧。换言之，在直接或者间接与确定工业及其各部门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促进农业（体现为农民各阶层）的幅度，或者确定工人在国民经济产品中的份额（工资等）有关的所有问题上，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和受到列宁格勒组织支持的少数派之间并没有发现有分歧。最后，对上述所有工作作了总结，并且构成中央向党代表大会提交决议的基础的十月全会决议是一致通过的。
2．然而围绕着一致通过的各项决议展开的斗争却越来越具有尖锐的，主要是组织斗争的性质，它只是部分地而且相当不定型地在报刊上和各种辩论中得到反映。党，或者确切些说，其较了解情况的高层，成了围绕无产阶级和农民相互关系问题展开的极其激烈的机关斗争的见证人和半被动的参与者，但双方并未提出彼此对立的一定的立法提案或原则纲领。
3．至于分歧实质，那么如上所述，分歧无疑是由于各基本阶级所确定的方向，由于它们力求在新的发展阶段确定或明确自己的相互关系，由于他们未来的担心等所造成的。至于分歧的形式和方法，则它们完全是由近两三年来所形成的党的制度条件所造成的。
4．至少在目前阶段，确定分歧的实际阶级实质极为困难，这完全是因为党的机关起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在这一方面它甚至已比一年前更加落后了。列宁格勒一致或几乎一致通过反对中央的决议，同时，莫斯科组织也一致——竟无一人持异议——通过反对列宁格勒的决议，仅这一事实就足以令人深思了。显然，在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基于党的书记处机关人员构成和工作，而不是基于群众本身生活的地方因素。一定的群众情绪已经不可能通过群众组织、各级工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正确的反映，只能暗中拐弯抹角地或者通过社会动荡（罢工）的途径传到党的最高层，对思想起到一定的推动，然后凭某个部门机关主管人的意愿才能得到落实。
二、分歧的实质
5．然而列宁格勒成了反中央的机关反对派的阵地并不是偶然的。党对农村长期采取的种种复杂策略，农村在国家整个生活中经济上和政治上比重的增大，农村内部分化的加剧，工业对有支付能力市场的滞后，经济中这种或那种失调的暴露，工资增长相对缓慢，来自农村的失业者的压力——所有这一切综合在一起恰恰不能不激起无产阶级中最善于思考的分子对未来的担心。是否出现了由于预见失误和领导错误，或者出于客观原因（实际上自然两者都有）造成的某种失调，事实总归是事实，这些事实由于未经全党舆论有步骤地进行研究，不时引起担心情绪，这一情绪又导致机关张皇失措情绪的爆发。列宁格勒的情况无疑就是如此。
6．如果拋开蛊惑宜传、流行口号的探索、机关自卫手段等等不说，那么应该说列宁格勒上层所持立场是官僚主义地扭曲地反映了无产阶级最先进分子在政治上对我国整个经济发展前途、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担心。
附注：同列宁格勒组织领导人结盟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总是把他错误理解的农村和私人经济流通的利益同工业的切身利益对立起来，提及这一点决不是否定上文所引用的对列宁格勒反对派作用和意义的评述。机关暗中的斗争不可避免地造成几种相互矛盾的思想倾向互相纠结在一起，乱作一团。这些思想倾向显然会在斗争的进―步发展中找到自己的真正位置。然而十分显然的是，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为了搞活整个商品流通而准备牺牲工业利益和外贸垄断的这一立场，并未改变列宁格勒反对派的意义。后者是机关上层分子以官僚主义蛊惑宣传的手段去迎合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对我国发展整个进程的担心。
不言而喻，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国内其他地区的工人没有这种担心，或者列宁格勒所有工人都有这种担心。问题在于，这种情绪表现在什么地方，是如何表现的，这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书记处机关。
7．斗争暂时具有在上层暗中进行的性质，使得它的思想反映具有极端公式化、教条化，甚至烦琐哲学的性质。党的思想受到机关意见一致的压制，遇到新问题或者新危险的时候，总是绕道而行，总是纠缠于抽象议论、回忆往事和没完没了地引经据典。现在，党的注意力似乎都被报刊上对我国整个制度下理论定义的讨论所吸引了。
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8．1921年，在改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特别坚持把我国形成中的整个经济体制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当工业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时，人们有很多根据认为，工业将主要通过建立合营公司、引进外国资本、实行租让制、租赁制等等的途径来发展，即采用由无产阶级国家监督、指导的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形式来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合作社应成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商品的销售者，因而应是把工业同农民联系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实际发展却更为顺当。国有工业已占据决定性地位。同国有工业相比，不仅合营公司、租让企业和租赁企业，而且手工业生产所占据的市场份额都很小。合作社向下销售的商品主要来自国营托拉斯，即建设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机构。赋予合作社本身另一种属性，尽管其基层分支机构依托于分散的私人商品农民经济。合作社成为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机构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机构的组成部分，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机构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的舞台。
显而易见的是，对我国经济制度的“国家资本主义”一般定义此刻已失去意义，因为这一定义既不适合国有工业也不适合农民经济；用最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合营公司、租让企业、租赁企业等）来称呼整个经济体系，这就荒唐地地破坏了整个比例关系。
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在1923年争论期间，“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被笼统地用于我们的整个体制，其中包括用于国营托拉斯，明显地违反了列宁对这一概念所赋予的含义。当时，列宁所描述的是不甚理想的前景，即初期纯国有工业的作用很小，而私人资本主义特别是外国资本的作用很大。
9．然而如采把围绕这一问题出现过的混乱——这是由于用不加批判的引章摘句取代了列宁的活生生的分析所造成的——先置之一旁，则无疑可以说，围绕“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形式上的学理主义斗争，反映了由于近几年来农产品供应不足、党的思想极力想重新审视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
10．1923年秋，党的官方思想确定，主要危险似乎在于工业发展过快，这一发展还不具备真正的市场。工业上的主要口号曾经是：不要冒进。是通过静态而不是动态来理解和阐释工农业的相互关系的，即根本没有提出过如下设想：工业是主导因索，正因为如此，工业应当“超过”农业，引导农业前进，而在正确的领导下，这样一种相互关系会前所未有地加快经济发展的整个速度。整个经济方针具有最低纲领的性质。工业的五年计划和其他纲要、运输业、信贷等由于这样的处理都被缩减到可笑的程度。整个经济政治发展空间都被涂抹上对农村市场现状消极膜拜的色彩，每一具体时刻都未充分估计到或者领悟到工业作为经济基础的作用，而工业不应消极地去适应市场现状，而应动态地去形成和扩大市场。
现在，事后再谈1923年在农业和工业领域提出的告诫和教训似乎已经应验了，这同近两年半以来的实际发展情况完全相矛盾。由于逐季度有时是逐月的需要的直接压力，预测和计划，报刊所说的畏缩和舍本逐末的做法总是在不断地修改，同时不仅预测，而且还有直接领导都不可避免会遭受破坏。［按准确的时间顺序提供修改各种生产计划的图景，包括揭示向国外订购机车间问题是如何处理的。——托洛茨基注］
11．现在，我们正处于收尾时期。工业商品的不足对出口工作造成极为严重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反过来又冲击着工业。不言而喻，当前的收尾工作根本不同于苏维埃政权开头几年的收尾工作。当时是经济逐步下滑的结果，现在是增长造成的。然而收尾工作极为鲜明地反映出，在评估经济发展前景时，领导思路令人吃惊地犹豫不决，奉行最低纲领主义，对现实可能性估计不足。
12．这种预见和现实令人吃惊的背离不能不引起工人阶级最能思考问题的那部分人的担心和疑虑。预测说，不能冒进，不能赶速度，否则会脱离农村。而现实表明工业到处都十分危险地滞后，在工业计划方面必需匆忙作出临时安排。除此之外，又是收尾工作。
13．在所谓商品干涉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商品干涉的口号——即建议不能忘记国际劳动分工和世界市场，不能忘记必须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来调节国内市场并加速本国经济发展——被宣布为对富农的让步。这一方针包含着对国外市场的消极恐惧，其结论会导致封闭的民族经济理论。现实完全推翻了这种提法。商品干涉是由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促成的。它表明，什么能成为加速国有工业发展的强有力的工具。它出现消极后果，是由于它违背了预测和计划，匆忙加以修改。
14．越来越清楚，计划工作并不是把受到财政人民委员部限制的部门计划，同预测的或者通过统计所确定的私人经济活动消极地挂钩。国家计划工作依靠强有力的工业、运输业、商业和信贷业的联合体，表现为有意识地提出大规模经济任务并且创造完成这些任务的条件。最低纲领主义或孟什维主义作为对待任务和可能性的态度、方法，不仅存在于政治中而且也存在于经济工作中，况且现在的政治十分之九在于完成经济任务。生产上的最低纲领主义一方面是对国有工业主导作用估计不足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对工人国家所拥有的潜力和方法估计不足的产物。
党需要有对这一基本问题的新方针。国有工业应当成为经济计划工作的中心环节。其基础在于，既在其内部相互关系上，也在其同私人经济的相互关系上，把国有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坚实、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列·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9日 |
悼念伏龙芝（列夫·托洛茨基，1925年11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ПАМЯТИМ.В.ФРУНЗЕ
悼念伏龙芝
列夫·托洛茨基1925年11月13日
Zveza翻译
〔说明〕原文原载于1925年11月13日《消息报》第259期。1925年11月2日，基斯洛沃茨克举行了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的追悼会，托洛茨基在会上发表了这段讲话。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216.html
近年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接踵而至，给带领苏维埃国家前进的这支战士的队伍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缺口。最近的一次打击——也是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在10月31日袭击了我们。下午三点左右，我收到了斯大林同志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里面写了一段简短却可怕的文字：“伏龙芝今天因心脏麻痹而去世。”我和各位，或者至少说和在场的大多数人一样，都知道伏龙芝同志生病了——但老一辈革命家里现在又有哪个是健健康康的？我们都觉得他的病是暂时的，觉得他会返回他的工作岗位。结果——就传来了这封残酷的电报，它几个小时以后就变得更加详细，整个国家、整个苏维埃联盟都收到了这个消息。就像你们当中的很多人一样，我手里握着那张写着讣告的纸条，拼命地想要读出一些没那么可怕、没那么让人绝望的含义，而不是白纸黑字写在上面的信息。但文字容不得解释，它传达的可怕的事实也容不得解释——唉！它无从争辩，也没法撤销。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不在了，一位最勇敢、最优秀、最值得尊敬的人永远地走了，这位逝世的战士会在明天被埋葬在红场上，埋葬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莫斯科。我心中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去那里，去莫斯科，去那个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最后工作过的地方，同他最亲近的战友和朋友一道，向他献上最后的敬意。但是周六和周日没有去莫斯科的火车，而今天出发的火车到莫斯科的时间又已经太迟了[1]。但同志们，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今天不只是莫斯科，整个苏维埃联盟都在深切哀悼、低头缅怀、降下半旗，向这位光荣的战士致敬、致哀。而在基斯洛沃茨克这里，我们在一种痛苦的感情和哀悼的思想当中团结起来，这感情和思想与整个工人阶级及其领导者——共产党的感情和思想融为一体，因为这个党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儿子。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还是个青年学生的时候，就加入了工人阶级的事业。第一次革命（1905年）期间和随后那个严酷而阴沉的反动年代里，他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作。在那个时候，他个人的勇气已经给他这位出类拔萃的年轻革命者打上了烙印。他朝一名对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动用暴力的警官开了枪，这个举动以及他其他的工作让他在1907年被判苦役。极其恶劣的条件破坏了他的健康，他在这种环境里度过了好多年。直到1915年，他才被改判流放定居。
苦役的条件摧残了他的健康，但并没有打倒他的精神：他走出苦役监狱大门的时候和他进去的时候一样，是个坚强不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
1917年革命的时候，他仍然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仍然在纺织工人当中工作。他是一位宣传员、组织者、富有战斗性的领导人。1917年10月的光荣日子里，人们都汇集到他的身边。离十月革命胜利的八周年纪念日只有七天了，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却没能活到那一天！
十月革命之后，伏龙芝主要用他非凡的精力来组织部队、保卫苏维埃国家。他担任雅罗斯拉夫尔军区的军事委员会领导人，以年轻的纺织工人为班底创建了第一批坚强而团结的正规军。
内战侵袭整个国家的时候，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去了莫斯科，他敲开中央委员会的大门，要求把他送到内战的前线去。于是他去了东部，参加了同高尔察克的作战。他指挥着一个军，他——一个曾经的革命学生，一个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苦役犯——成了一支革命军队的领导。一些人怀疑他，一些人不信任他，所有人都自然而然地想着这个问题：他能胜任吗？但是他办到了，而且是光荣地凯旋了。他很快就成了一个由四个军组成的集团军的指挥。我记得，好像是在萨马拉的一次检阅上，他带着极大的热爱和骄傲走过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工人组成的团。“他们绝不会背叛出卖！”而且事实也真的如此……
米·瓦·伏龙芝带领着他的革命步兵团走过了乌拉尔军区，接着去了突厥斯坦，然后又到了布哈拉。那个时候，军队、党和中央委员会里已经形成了一种坚定的意见：哪里情况困难，哪处前线碰了钉子，哪里需要出类拔萃的勇气、坚强的意志和机敏的目力——就把伏龙芝派到那里去。而他在乌克兰的时候领导了进攻弗兰格尔的军事行动，也就是对最后一个主要的军事大敌发起突击。只需要说出一个地理名词就足够了：彼列科普[2]！这个词用光辉的火焰照亮了伏龙芝的名字。它在红军英勇斗争的篇章当中闪耀着，它是英雄气概不灭的闪光，同时也是切合实际、有条不紊的训练。
这位统帅同样有这两个特点。首先是个人的勇气，这对每个军人来说都必不可少，一视同仁，不管他是普通士兵还是率领兵团、中队和大军作战的人。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这个革命者和军人从头到脚都充满了个人的勇气。面对敌人和危险的时候，他从不曾心慌意乱。他不止一次亲自参战——而且是白热化的激战。敌人的子弹有一次都击中了他胯下的坐骑，唯独放过了他本人。但对统帅来说，只有个人的勇气还不够。他还需要决策的勇气。面对敌人的时候，有太多事情取决于他的决策，有疑虑是很自然的：突击要选哪条路线？要选哪种方法？怎么部署部队？是要今天进攻还是等一等？究竟要不要进攻，还是说要撤退？有好几十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思想在这些办法之间踌躇不定，它因为肩负的责任而为难。伏龙芝擅长冷静而清醒地进行考虑、倾听和权衡。权衡之后，再做出坚定的选择；选择之后，就一定贯彻到底。他拥有决策的勇气，而没有这种勇气就不能叫军事首长、不能叫统帅。他直接击败了弗兰格尔，为我国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伏龙芝这个名字，连同彼列科普这个地名，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变成一个卓越的革命传奇——而这个传奇，则来源于活生生的历史事实。
之后，伏龙芝在乌克兰领导了军事力量的组织工作，他把政治渗透和军事打击结合起来，清除了乌克兰的土匪。随后党把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调到莫斯科，安排他领导红军陆军和红海军。我们都期待着，完全相信他卓越的力量和才华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可残酷的命运并不答应。这个挺过了苦役考验的人，这个在内战的炮火当中毫发无损的人，这个在革命需要的时候不止一次两次在沙场上舍生忘死的人——却被人类心脏这样一小块肌肉的痉挛收缩给打倒了。这块肌肉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而他自己则是革命和军队的强大引擎；他倒下了，他意外地阵亡了，因为他体内的引擎，也就是心脏，永远地瘫痪了。
而明天，同志们，红色的莫斯科就将为米·瓦·伏龙芝举行葬礼。我们聚集在这里，和全联盟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们一道——我们和莫斯科团结一致，共同感受着这无法挽回的损失带来的痛苦。这个时候很难找出什么安慰的话，没有也不可能有哪个人心中怀着慰藉，因为一个英雄的个人永远地消失了、离开了，没法再叫他回来了，同志们，他不会再回来了……但我们不止为这位光荣的战友感到悲痛和哀悼。我们是革命者，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下，还要考虑未来。要说失去这位英雄人物让每个人心中都难以释怀，那还有一种集体的慰藉、政治意义上的慰藉，那就是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从青年时代直到他患病心脏的最后一次跳动，米·瓦·伏龙芝都在日复一日地效力于同一项事业；我们意识到，这项事业必将胜利；我们意识到，明天在逝者的坟墓上会庄严地降下半旗，而这面旗帜不会从得胜的工人阶级那有力的双手当中滑落。还有一种慰藉，那就是逝者曾经效力、然后又曾领导过的那支红军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而奋斗效劳；这支军队不断壮大、团结起来，准备和以往一样——而且比以往做得更好——击退敌人可能的进犯。是的，我们的慰藉就在于，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服务于这项事业，虽然残酷暴虐的死亡打断了他的工作，但他的事业永垂不朽，它会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传到另一个时代，在任何地方，我们遥远的后代都会铭记无产阶级英勇的斗争，他们会带着感激、尊敬和热爱呼唤这个明天就要在莫斯科走完最后一程的人。让我们深切缅怀这位战士，垂下我们的旗帜，让我们的心灵在悲伤中沉重，并且要这样说：别了，十月革命的英雄军人；别了，红军光荣的指挥官；别了，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令人难忘的斗士、无所畏惧的革命者——永别了！
而我们，还活着的人们，这次也要做革命者在遭受严重损失的时候所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要收拢队伍，尽快填补缺口。一位伟大的人物离去了，但我们会用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去填补他留下的空缺。因为战斗从未停止；因为党哪怕失去了自己最英勇的旗手，也将带领工人阶级继续前进，走向新的战斗、迈向新的牺牲，它要举起这面见证过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光荣生活的旗帜、见证过这位英雄的革命战士光荣斗争的旗帜，并且把这面旗帜传递给世界各族人民。
注释：
[1]1925年10月31日是周六，11月2日是周一，所以托洛茨基说他来不及出席伏龙芝的葬礼。——译者注
[2]彼列科普地峡是连接欧亚大陆和克里米亚半岛的窄长陆地，伏龙芝曾指挥红军强渡地峡东侧的锡瓦什湾，击溃了防守的白军。——译者注 |
托洛茨基《Д·И·门捷列夫和马克思主义——1925年9月17日在第四届门捷列夫代表大会上关于纯化学和应用化学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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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И·门捷列夫和马克思主义
——1925年9月17日在第四届门捷列夫代表大会上关于纯化学和应用化学的报告[1]托洛茨基
施用勤译
文化继承方面
你们的代表大会是隆重庆祝科学院成立200周年[2]的一部分。其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因为在科学院声誉的皇冠上，化学决不排在最后一位。也许应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问自己：科学院节日的长时间的庆祝有什么内在的历史意义？意义是有的。它绝不是参观博物馆、去剧院和宴会所能穷尽的。这个意义何在？当然不在于外国学者殷勤地到我们这里做客，有机会确认，革命没有破坏科学机构，甚至增加了这类机构。外国学者的这种见证本身有它的价值。但科学院庆祝的意义要广泛和深刻得多。我想这么说：依靠十月革命法规的新国家、新社会在全世界的眼前庄严地着手掌握过去的文化遗产。
说到继承遗产，为了打消这个词在此用于什么意义上的疑问，我应该做一个保留。如果我们不加区别地说继承遗产的话，就是不尊重未来，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比过去更加宝贵，就是不尊重过去，它的一些方面有权赢得深深的敬意。但不是过去的一切对未来都是有用的。人类文化的运动不是以简单的积累完成的，而是有有机生长的时期，有严格检验、筛选的时期。很难说在文化的整体发展中，这些时期中的哪些更富有成效。至少我们生活在筛选和选择的时代中。
罗马法从查士丁尼一世[3]时确立了遗产继承资产清单的法律。查士丁尼一世前的法律规定，遗产继承者只有接受遗产的所有债务和责任，才能接受它，与之不同，资产清单遗产赋予遗产继承人一定的选择权。革命国家体现的是新的阶级，它是文化积累的资产清单一类的继承者。说得直白点儿：科学院在其200年的工作中出版的15000卷著作中，并非全部都能进入社会主义的资产清单中！我们现在以此为生的和为它骄傲的科学创造，其中含有两个不完全等值的方面。总的来说，它被用于认识存在，研究宇宙规律，发现物质的特性和质量，以便更好地掌握它。但认识不是在实验室和课堂的封闭环境中发展的，不，它是人类社会的功能，它反映的是后者的结构。社会要求为自己的需要认识自然。但同时，社会要求用法律确立自己，为自己的机构辩护，即首先是阶级统治机构，它的早期是奴隶制、等级特权、专制权力、种族特殊性等等。社会主义社会格外感激地接受了精密科学的大量遗产，根据资产清单选择法，扬弃所有不是为认识自然服务，而是为阶级不平等和所有其他历史谬误服务的东西。
每个新的社会制度都不是完全继承，而是根据自己的结构来继承过去的文化遗产的。中世纪就是这样把古代哲学的许多因素纳入基督教中，但让它们服从封建制度的需要，把它们变成烦琐哲学，“神学的婢女”。资产阶级社会也是这样把基督教和其他东西一起从中世纪继承下来，但让它经受改造，叛逆的——如以抗议宗的形式，或和平的形式——如让天主教适应新制度的形式。至少资产阶级时代的基督教应该退避三舍，为科学研究腾地方，至少是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范围内。
社会主义社会对科学和整个文化遗产的态度，远非是无所谓的、消极接受的态度。可以说社会主义越是相信直接研究自然的科学，它就以越大的批判怀疑的态度对待与人类社会结构、它的经济组织、国家、法、道德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和伪科学。当然，这两个领域不是用不可渗透的栅栏彼此隔绝的。但是，具有大得多的分量的遗产是在不是与人类社会，而是与“物质”打交道的科学中，即在当然包括化学在内的广义的自然科学中，这是无可争议的。认识自然是让自然服从自己的需要授意的，这里偏离由物质本身属性所决定的客观相互关系，是要受到实践经验的惩罚的。仅此一点就为包括化学研究在内的自然历史研究避免自主的、不自主的、半自主的歪曲、牵强和仿造。社会研究把自己的努力首先用于为历史地形成的社会辩护，保护它免遭“破坏性学说”等的侵害。资产阶级社会的官方社会科学的成就的价值不大的原因，就在于它的这个辩护士的角色中。
只要整个科学还是“神学的婢女”，它只能以走私的方式提供有价值的结果。像上面指出的那样，自然科学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有广泛发展的机会。社会科学转变成资本的婢女的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心理学，它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以及与把所有科学的概括性结论整合为体系的哲学联系起来。
我说过，官方社会科学提供的有价值的东西很少。过去和现在，这点都最好地暴露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没有能力预见明天上。我们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它的后果上看到了这点。我们在十月革命上看到了这点。现在我们在官方社会科学完全无力评价欧洲形势、它与美国和苏联的相互关系，并为明天做出任何结论上看到了这点。须知科学的意义正在于：为预见而认识。
遗产的最有价值的部分无疑是自然知识，而在自然知识中，化学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之一。你们的代表大会是在门捷列夫的标志下召开的，他至今仍是俄国科学的骄傲。
为了预见和技能的知识
在各种科学中，预见和准确性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科学通过预见——在有些情况下是消极的，如在天文学中，而在其他情况下是积极的，如在化学和化学工艺中——检验自己并证明自己的社会使命。个别学者可以完全不考虑自己研究的实际结果。他的思想工作越是广泛、大胆、独立于当前的实际需求越好。但科学不是个别学者的功能，而是社会功能。社会对科学的评价、对它的历史评价，是由科学能够增强人的力量，用预见和掌握自然的力量武装他的能力决定的。科学是为了技能的知识。当勒威耶[4]依据天王星运动的“不规则”，得出存在某个以其存在“扰乱”天王星运动的天体的结论；当勒威耶依据自己的纯数学计算求助于德国天文学家加勒，[5]请他根据座标在天上寻找那颗没有护照的天体；当加勒把望远镜对准那个方位时，在那里找到了那个被称为海王星的天体，在这一刻，牛顿的天体力学庆祝了自己的伟大胜利。
这事发生在1846年秋天。1848年，席卷了欧洲的革命风暴对各民族和国家施加了自己的“扰乱”影响。在海王星的发现和1848年革命之间，两个年轻学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了《共产党宣言》，他们在其中不仅预言了革命事件在不远的将来的不可避免性，还分析了它们的各种组成力量以及它们进一步发展的逻辑，直到无产阶级的不可阻挡的胜利和建立它的专政。把1848年霍亨索伦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路易·菲利浦等等的官方社会科学的预言与此做一下比较，是很不错的事。
1868年门捷列夫在研究和思考原子重量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元素周期表”。门捷列夫把一系列其他属性和特点与作为最稳定特点的原子重量结合起来，把元素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然后在这个顺序中发现一定的无序性的存在，即某些元素的缺乏。这些尚未发现的元素和它们的化学个体，像有时门捷列夫所说的那样，根据“体系”的逻辑，应该占据体系中的空格。门捷列夫在此用自信的研究者的有力的手在敲一扇直到那时还紧闭的自然之门，从那里传来应答他的声音：“是！”甚至是三个声音一起，因为在门捷列夫指出的地方上发现了3个新元素，它们后来获得了氦、钪、锗的名称。
研究和概括思维的多么伟大的胜利！门捷列夫在其《化学基础》中，对科学创造进行了形象的描述，把它比作把一座铁桥抛过悬崖：为此没有必要下到谷底，在它的底部寻找支点，只要在悬崖的一边找到支点，然后把准确计算的拱桥抛过去，它就会在另一边找到支点。科学思维也是这样。它能够依靠的只是经验的花岗岩的基础，但它的概括像搭桥一样，是脱离事实世界的，是为了后来在早已计算好的另一点上重新与这个世界交汇。当概括变成了预见，而预见成功地通过经验检验了自己时，科学创造的这个时刻永远能够给予人的思维以最自豪的、理所当然的满足！在化学中，在元素周期表的基础上发现新的元素，就是这样。
门捷列夫在1871年——即在法国上演巴黎公社的雄浑悲剧的那一年——的预言，后来给费里德里希·恩格斯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们的伟大的化学家是如何对待这个事件的，是可以根据他对“拉丁文化”、它的暴力和革命的总体敌视来判断的。像不仅是俄国的，还有欧洲的和全世界的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一样，门捷列夫没有给自己提出巴黎公社的内在合理性的问题，即这是一个从旧社会中产生的新阶级，它以自己的运动给予旧社会的轨迹以“扰乱性”的影响，像未知的星球对天王星的轨道的影响一样。而在这时，德国流亡者马克思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原因和内在机制，这个科学探照灯的光芒照亮了我们的十月革命，并越过了它射向更远的地方。
为了说明化学现象，早已不再需要被称为热素的神秘物质了。实质上，热素只是化学无知的概括的名称罢了。在生理学领域中，我们早就不再感到对被称为生命力——它是生物的热素——的神秘物体的需要了。原则上，今天我们只要物理学和化学就足以说明所有的生理现象了。在意识领域中，我们不再需要灵魂体，它在反动的哲学中扮演心理现象热素的角色。对我们来说，心理现象最终归结为生理，就像后者归结为化学、物理学和力学一样。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热素理论最活跃。在这里，热素乔装登场：时而以特殊的“历史使命”的模样，时而以永远不变的民族性格的模样，时而作为无形体的“进步”思想，时而作为所谓的“批判思想”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是在为说明社会现象的尝试找到某种超社会的实体。无须重复，这些唯心主义的实质只是社会学上的无知的华丽装饰而已。马克思主义拒绝超历史的实质，就像物理学拒绝活力，或化学拒绝热素一样。
马克思主义彻底把社会当成客观研究对象来对待它，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大型的试验日志，它的实质正在于此。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物质社会结构的服务因素。马克思主义把社会的阶级结构看作是历史地形成的生产组织的形式；马克思主义把社会的生产组织从人类社会和它周围的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中剥离出来，这些关系在某个历史阶段上又是由人的技术、他的工具、他与自然作斗争的手段和方法决定的。正是这种客观方式给予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预见上的不可超越的力量。
请你们拿哪怕是在俄罗斯民族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史为例，不是从你们的政治好恶的角度，而是从门捷列夫为科学做的界定——知识是为了预见和技能——的角度来研究它。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土壤上的整个最初的历史是争取正确的社会历史预报（预见），反对政府的半官方观点和半官方的反对派的观点。从80年代初，即在官方意识形态还以专制、东正教和人民性的三驾马车为生时，自由主义幻想着地方自治会议时，即半立宪的君主专制制度，而民粹派把贫乏的幻想与经济上的反动结合起来时，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预言了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的进步工作，还有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历史角色的出现，以及无产阶级在人民群众的斗争中的领导权，直到率领农民追随自己的无产阶级的专政。
在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方法和它与之进行斗争的那些理论之间的差距，无论如何都不会小于门捷列夫的周期表与它的所有最新的变化和炼金术士的妄想之间的距离。
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
化学反应的原因在于粒子的物理和力学的属性之中（《化学基础》第35页）。门捷列夫的这个公式具有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性质。为了说明自己的现象，化学不是求助于某种新的超力学的和超物理学的力量，而是把化学过程的实质归结为粒子的化学和物理的特性。
生物学和生理学与化学的关系也一样。科学的，即唯物主义的生理学不需要特别的超化学的活力（活力论者和新活力论者的学说）来说明自己的现象。生理过程最终可以归结为化学过程，后者又可以归结为力学和物理学的过程。
心理学与生理学的关系也一样。难怪把生理学称为生命体的实用化学。由于没有特殊的生理力量，因此科学的，即唯物主义的心理学不需要用不可知的力量——心灵——来说明自己的现象，而是最终把它们归结为生理现象。巴甫洛夫院士的学派就是这样的；所谓的灵魂对它来说，是复杂的条件反射体系，它完全植根于生理学的原始条件反射之中，而生理学又通过强大的化学层面植根于物理和力学的土壤中。
社会学也一样。为了说明社会现象无需引入任何永恒的或彼岸的因素。社会也是原始物质发展的产物，像地壳或阿米巴一样。这样，科学思想用自己的钻石钻的方法从最复杂的社会现象中钻探到物质，深入到它的组成成分，深入到粒子和它们的物理力学特性中。
但这当然不意味着每个化学现象都可以直接归结为力学，每个社会现象更不能直接归结为生理学现象，进而把它们归结为化学和力学规律。可以说，科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这样。但循序渐进的、慢慢地逐渐接近这个目的的方法完全不同。化学有其对待物质的特殊方法、自己的研究手段、自己的规律。如果不知道，化学反应最终归结为物质的基本粒子的力学属性的出现，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把所有现象都联系为一个统一的系统的完整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如果只知道化学现象植根于物理学和力学，本身还不能提供解开任何一个化学反应的钥匙。化学有自己的钥匙。只有通过经验和总结、通过化学试验室、化学假说、化学理论才能选择合适的钥匙。
这对所有科学都适用。化学是生理学的强大支柱，它通过大肠杆菌，它通过有机化学和生理化学与后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但化学不能取代生理学。每门科学都在其他科学的规律中寻找支柱，但只是在最终的意义上。但同时，每门科学的彼此区分，正是由每门科学涉及的都是独特的现象领域，即基本的现象和规律如此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领域，它要求特殊的方式、特殊的研究手段、特殊的假设和方法。
在数学和自然历史科学方面，这个观点表明是完全没有争议的，捍卫它就是在闯一扇已经打开的门。社会科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那些在没有严格组织的试验、检验、假说性的概括等的情况下，在比如说是生理学领域中，就不能向前迈出一步的最杰出的自然科学学者，却以大得多的勇气无知无畏地对待社会现象。默认在这个复杂得多的现象领域中，只凭嗅觉、日常观察、家庭传统、再加上现成的社会偏见的储备，就足够了。
人类社会不是根据某种计划，也不是按照一个事先制定的体系发展的，，而是在长期复杂的和矛盾的人类争取生存，然后是日益让自然服从自己的斗争中经验式地发展的。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为这一过程的反映和工具而形成的，而且是滞后的、断续的、一点点的，可以说是在社会条件反射中形成的，后者最终可以归结为集体的人与自然斗争的需求。根据意识形态的反映、所谓的舆论状态等来判断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几乎与根据晒太阳的或由于潮湿而钻进缝隙的蜥蜴的感觉来判断它的解剖和生理结构一样。在蜥蜴的感觉和它的机体之间诚然存在着最直接的联系。但这一联系应该用客观方法来进行研究。对人类社会，若根据所谓的社会的自我认识，即我们根据它的矛盾的、支离破碎的、保守的、未经检验的意识形态来判断它的结构和支配它的发展的规律时，我们就会陷入最大的主观主义中。诚然，可以委屈地反驳，社会意识形态毕竟要高于蜥蜴的感觉。这要看从哪方面看。我认为，说根据蜥蜴的感觉——如果能够具有这种感觉的话——也可以得出关于它的结构和它的器官的功能的结论，它们比根据意识形态的反映——比如过去和现在都在人类社会的生活中占据如此重大地位的宗教概念，或是官方道德的类似矛盾和虚伪的法典，最后，或是类似于唯心主义哲学概念，它们为了说明在人身上产生的复杂的机体过程，让某种被称为灵魂的模糊的、蒸汽状的实质来承担责任，并赋予它以不可思议的和永恒的品质——得出的关于社会结构和它的能动性的结论更加直接，这种说法绝非奇谈怪论。
门捷列夫以不友好的，甚至是鄙视的态度对待社会改造的课题，认为自古以来从这种改造中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结果。门捷列夫期待着精密科学，首先是应该揭示大自然的所有秘密的化学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把我们的杰出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观点与此相对照，是有趣的，后者把战争和革命看成是某种偶然的、由人的无知引起的东西，假设只有深入地了解“人的天性”，才能消除战争和革命。
在此还可以说出达尔文的名字。这位天才的生物学家提示，数量不大的偏离的积累，会形成全新的生物的“质”，以此解释了物种的起源，无意中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了有机生命的领域中。黑格尔的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在达尔文那里得到了天才的应用，虽然这种使用没有得到哲学上的阐明。同时，我们经常在达尔文本人那里看到把生物学的结论转用到社会上的完全是幼稚的和不科学的企图，就不用说达尔文主义者了。把竞争解释为生物的生存竞争的“变种”，这与在生理交媾中看到的只是力学并无二致。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我们观察到的同一个原则性的错误：越过所有阶段，把化学或生物学的方法和成果转用到人类社会中。未必会有任何一个科学试验者会把支配原子运动的规律不加改变地运用到受其他规律支配的分子运动上。在许多科学试验者的身上可以看到对社会学问题的完全不同的态度。在物质的原子结构、或条件反射的生理结构、或生物的生存竞争的名义下，他们完全不考虑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结构。当然，人的社会生活是在被种种化学过程包围的物质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最终，它本身就是种种化学过程的结合。从另一方面，社会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他们的心理机制最终落入条件反射系统中。但社会生活不是化学过程，也不是生理学过程，而是根据自己的规律形成的社会过程，这些规律应该得到客观的社会学的研究，旨在预见和掌握社会的命运。
门捷列夫的哲学
门捷列夫在为自己的《化学基础》做的注解中说：“对对象进行的科学研究有两个主要的或最终的目的：预见和利益……科学预见的胜利如果不能最终导致直接和广泛的利益的话，它对人只有极小的意义。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科学预见使人具有如此的信心，在它的帮助下可以把自然物质变得符合人愿。”接下来，门捷列夫谨慎地补充说：“宗教和哲学概念已经存在和发展了几千年，而那些指导准确预见的科学的概念的诞生，只不过是几百年的事，它们涉及的范围还十分有限。化学成为这类科学的组成部分只有两百年。大概，今后这类科学会带来许多许多的预见和利益。”
这些谨慎的、“暗示的”语句在门捷列夫的口中是意味深长的。它们的遮遮掩掩的意思显然是反对宗教和投机哲学的。门捷列夫让科学与它们对立。他说：“宗教思想统治了几千年之久，但好处没有多少；可你们看看，科学在短期内给予的一切，请你们据此判断它的未来的好处。”门捷列夫把这句话的无可置疑的意思写进了他的《化学基础》第405页上的用小号铅字印的注释中。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门捷列夫是十分谨慎的人，他不打算与官方舆论争论。
化学是革命思想的学校。不是因为化学中存在着爆炸物质。爆炸物质远非总是革命的。而是因为化学首先是改造物质的科学。化学对所有静止范畴中的绝对的东西、保守思维都是危险的。
无疑是在保守的社会暗示的压力下，门捷列夫在化学改造的伟大过程中捍卫稳定不变的因素。伟大的学者以卓著的固执坚持化学元素的不变性和它们之间的不能彼此转化。他需要可靠的支点。他说：“我是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而您是伊万·彼得罗维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元素也一样。”
门捷列夫不只一次轻蔑地谈到辩证法。在这个名称下，他理解的不是黑格尔或马克思的辩证法，而是浅薄地玩弄概念的艺术，部分是诡辩，部分是烦琐哲学。科学辩证法涉及的是思维的一般方法，它们反映了发展的规律。这样的规律之一就是量变到质变。这个规律渗透在整个化学之中。门捷列夫的周期表是完全建立在这个规律之上的，它从原子重量的数量区别中得出元素的质的区别。恩格斯正是从这个角度评价门捷列夫发现的新元素的。恩格斯在其《作为科学的辩证法的一般性质》一文的草稿中写道：“门捷列夫表明，在一系列根据原子量排列的同族的元素之间有空位，它们表明在这些地方应该发现新的元素。他事先描写了这些未知元素之一的化学属性，非常接近地预言了它的比重和原子量以及它的原子体积。门捷列夫无意中使用了黑格尔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建立了科学功勋，它完全可以与计算出未知的星球——海王星——的轨道的勒威耶的发现相媲美。”
周期表虽然在后来得到修正，但它的逻辑比那些保守局限性——发明者本人想把它们纳入其中——更强大。可以认为，从借助放射物质成功地破坏原子的那一刻起，元素之间的种属关系和它们之间的彼此转化得到了经验的证明。通过门捷列夫的周期表，通过放射物质的化学，辩证法庆祝自己的最杰出的胜利！
门捷列夫没有完整的哲学体系。可以说，他也不想有它，因为它必然会使他与他自己的保守习惯和好恶产生冲突。
在门捷列夫的认识的最基本的问题上，可以听到双重性。他好像倾向不可知论者，这样声称，物质的“实质”对我们来说是不可企及的，因为它“与我们的意识和精神格格不入”（！）（Д·门捷列夫：《化学基础》第406页）。但他马上给出了一个杰出的认识公式，它转瞬间清除了不可知论，门捷列夫在同一条注中说：“人逐渐地研究物质，掌握它，对它做出越来越准确的、得到现实验证的预言，越来越广泛和频繁地为自己的需要利用它，没有理由在什么地方划出认识和掌握物质的边界。”十分明显，如果认识和掌握物质没有边界，那就没有不可知的“实质”。认识为预见物质的所有可能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性，为引发这些变化提供力量，这样的认识就是能够穷尽物质的实质的。所谓的“实质”不可知论只是我们对物质的无知的概括的形象。这是我们的无知的假名。二元论区分未认识的物质和它的已被认知的属性的作法，很像荒诞地把金戒指界定为被贵金属环绕的洞一样，如果我们认识了现象中的贵金属，并学会支配它，则实质的洞对我们来说就无所谓了，我们很愿意把它送给古代的哲学家和神学家。
巨大的失误
虽然在语言上对不可知论（“实质的不可知性”）让步（！），门捷列夫在自然科学领域中，首先是在化学中，就其方法和自己的最高成就来说，他不是什么别的人，正是辩证唯物论者。但他的唯物主义似乎被包上了一层保守的膜，保护他的科学思想免于与官方意识形态发生过于激烈的冲突。这不意味着，门捷列夫故意为自己的方法制造了保守的掩饰物；他本人就相当紧密地与官方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因而无疑感到了磨钝辩证唯物主义的过于锋利的棱角的内在需要。
在社会学的相互关系领域中，则完全不同：门捷列夫的社会世界观的主要内容是保守的；但这个内容时不时地被就其基础来说是唯物主义的，就其趋势是革命的伟大猜想所突破。与这些猜想并列的是失误，而且是多么巨大的失误！
我只举众多例子中的两个。否定所有社会改造计划，认为它们是乌托邦和“拉丁人的习气”，门捷列夫只为自己描绘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美好的未来。但他原来有自己的社会乌托邦。门捷列夫认为，当最大国家的政府都意识到为抑制所有的战争、革命和不明白在全人类中发生的进步演变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员和所有其他“好勇斗狠”的人的乌托邦肇事，它们必须变得强大，彼此之间充分协调。各国人民的政府之间的全面协议的曙光已经可以在海牙、[6]葡萄牙、[7]摩洛哥的代表会议[8]上看到了。这段引文是这位伟人的巨大失误。历史对门捷列夫的社会乌托邦进行了严厉的检验。海牙和葡萄牙代表大会产生了日俄战争、巴尔干战争、帝国主义对各国人民的大屠杀、欧洲经济的严重衰退，尤其是摩洛哥代表大会在摩洛哥产生了在保卫欧洲文明的旗号下的令人反感的斗殴。门捷列夫看不到社会现象的内在逻辑，或更高的社会过程的内在的辩证法，因而不能预见海牙代表会议。须知我们知道，科学的意义首先在于预见。如果你们看看，在海牙会议筹划时和召开时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它所写的一切，则会毫无困难地相信，马克思主义者对后果的预见是准确的。因而他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用“重拳”武装起来。为开辟人类发展的新时代，历史性上升的阶级被社会认识和预见的正确的理论武装起来，最后还用相当重的拳头武装起来，确实是不那么糟糕。
请允许我再举一个失误的例子。门捷列夫在临终前不久写道：“我特别为‘国家社会主义’下的科学和整个教育的质量，为整个伦理学担忧。”真是这样吗？现在，门捷列夫的更有远见卓识的学生已经看到了科学、科技思想发展的巨大的可能性，因为这个思想是国有化的，突破了私有财产的樊篱，它不让个别企业主承包，而是为全体人民的经济发展服务。今天国家创建的科技研究院网，还仅仅是正在展现的无限可能性的一个不大的物质征兆……
我列举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迹的这些失误，并不是为了贬损他的伟大声誉。对主要的有争议的问题，历史已经做出了自己的裁决，没有理由重新恢复争论。但可以说，伟人的重大失误对他的学生们来说是重大的教训。从化学领域到社会前景之间是没有直接的通道的。仅靠目测，哪怕是像门捷列夫那样的天才的目测，也是不够的。需要社会认识的客观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
当某个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马克思的理论变成万能钥匙，驰骋其他的知识领域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他的富有表现力的“共产党员的跋扈习气”一词制止了他。这也意味着：共产主义不能取代化学。但是，相反的定理也一样正确。以化学（或整个自然科学）应该解决所有问题为借口越过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也是一种跋扈习气，它在理论上同样错误，在实践中也并不比共产党员的跋扈习气更可爱。
伟大的猜想
门捷列夫没有认识社会和它的发展的科学方法。门捷列夫作为一个十分谨慎的研究者，在允许创造性想象完成概括性的天才飞跃之前，他总要反复地检验自己，但他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却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把猜想和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观点结合起来。需要说的只是，这个猜想是门捷列夫的，尤其是在它直接受这位伟大学者的科学工业兴趣推动的情况下。
门捷列夫世界观中的最主要的核心，可以界定为科技乐观主义。门捷列夫用自己的这个与资本主义发展路线相吻合的乐观主义反对地主顽固分子中的农业反动分子、反对民粹派、自由派或激进派，反对所有的经济上的倒退。门捷列夫相信人类对所有自然力的胜利。他对马尔萨斯学说的仇恨就是由此而来的。这是门捷列夫的特征。它贯穿了他的全部写作，纯科学的、社会政论的和实用问题的论著。门捷列夫满意地指出，俄国人口的年增长率为1.5%，比世界平均增长率高。根据计算，经过150-200年，地球人口将达到100亿，门捷列夫决不在这点上看到有担心的理由。他写道：“别说100亿，在地球上可以为更多的人找到食物，此事需要的不仅是劳动，还有在知识指导下的坚持不懈的发明。我认为，为食物担心，简直是荒谬，如果能够确保把群众和平地、务实地联合起来的话。”
英国教授凯恩斯[9]在科学院庆典之日给我们提的最新建议是：限制人口增长，绝对没有在我们伟大的化学家和工业乐观主义者那里引起好感。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只是重复了自己过去说过的话：“或是这些新马尔萨斯们还想停止这种增长？而依我看，人口越是密集，人就变得更加和睦。”门捷列夫的老人的狡黠往往以这种刻意的简单公式表现出来。
门捷列夫是从工业乐观主义这个角度对待保守唯心主义的巨大偶像，所谓的民族性格的。德·伊·写道：“在原始形式的农村经济为主导的地方，那里的人民不能进行持续不断的顽强劳动，只能在农忙时猛干一阵。这明显地反映在完全没有冷静、平和、节约的风俗上，在一切中都能看到忙乱、撞大运、不会精打细算，或是吝啬，或是挥霍……在除了农业工业之外还有大规模的工厂工业发展的地方，在那里所有人眼中除了有猛干一阵的农业劳动外，还有顽强的、持续不断的工厂中的劳动，就有对劳动意义的正确的评价”等。在这几行文字中最宝贵的是，不把民族性格看成是最主要的和基本的因素，不可更改地一次性赋予的，而是把它看成是历史条件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社会生产形式的产物。这是无可置疑的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接近，虽然只是局部的。
门捷列夫把工业发展看成是民族再教育、培养新的、更加稳定的、更加有纪律和有耐力的民族性格的手段。如果真的把农民革命运动的性格与无产阶级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对比的话，门捷列夫的唯物主义预见的光芒就格外明亮。
关于消灭城乡对立，我们的工业乐观主义者的观点表达得格外鲜明，他对这个问题的公式是每个共产党员都能接受的。门捷列夫写道：“俄国人开始大量地涌入城市……我认为，这个演变只有在那时，即一方面城市不断地扩大，在城里将出现大公园、花园等，即人们力求涌入城市不仅是为了所有人都尽可能健康地生活，不仅对儿童街心花园和游戏有足够的空间，而且对所有种类的休闲都有足够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农村、在农场中、在城外的居民区中将聚集如此数量的居民，这些地方也需要建高楼，产生对输水管、街灯等的城市舒适用品的需要。所有这一切将在一定的时期内导致居民相当密集的整个国家住满了居民，在住宅之间有为生产食物所必需的菜园和花园，还有生产和加工这些东西的各种工厂。”（德·门捷列夫：《认识俄罗斯》，第61-62页，1906年版。）
门捷列夫在此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的过去的提纲：消灭城乡差别。但是，门捷列夫没有在这里提出改变经济形式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会自动地通过创立更高、更卫生和更有文化的人类居住形式使城乡条件平等。我们在门捷列夫寄以如此之大的希望的英国的例子中格外清楚地看到了这点。在英国实现消灭城乡对立之前很久，它的经济发展陷入窘境。失业吞噬着它的经济。英国工业领导者看到社会的拯救在移民，在清除多余的居民。甚至是最“进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近几天刚刚在我们这里证明，英国经济的拯救在马尔萨斯学说中！……对英国来说，克服城乡对立的道路通过社会主义。
再谈一个也是由同一个工业乐观主义授意的猜想。
门捷列夫在自己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写道：“继工业时代之后，未来可能是最复杂的时代，我认为，它的特征可能是方便或最大限度地简化获取食物、服装和住宅的方法。试验科学应该为这个最大限度的简化而努力，近几十年，它已经部分地朝这个方向努力了。”（德·门捷列夫：《认识俄罗斯》第73页注，1906年版。）
这也是堪称经典的话。虽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在另一个地方做了保留——“上帝保佑，千万别让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乌托邦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成真”，然而在他的这些话中仍提供了共产主义的科学技术前景。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能够使获取食物、服装和住所的方法最大限度地简化，显然能够把社会组织中的强制性降到最低点。由于完全没有需要，自私将从社会关系中清除，劳动和分配形式将获得共产主义性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需要革命，因为这完全取决于社会的技术力量。
实用科学和“纯”科学
门捷列夫的工业乐观主义往往把他的思想引上实际工业问题和任务的道路上。在他的理论著作中，都有他本人铺设的通往经济问题的渠道。门捷列夫的毕业论文是研究酒精与水溶合的问题的，现在，这个问题获得了经济意义。门捷列夫为国防需要发明了无烟火药、火胶棉火药。他积极地从事石油问题的研究，而且是在两个方面上——纯理论方面（石油是怎么形成的？）和在工业技术方面。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牢记门捷列夫对简单地把石油当燃料烧掉的反对。我们的化学家大声疾呼：“须知也可以烧钱取暖！”坚定不移的关税保护主义者门捷列夫参与了关税政策问题的研究，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并写了他的“合理的税率”，从社会主义关税保护主义的角度，也可以从中汲取不少宝贵的指导。在他逝世前不久，北方海上航道的问题还在激动着他的思维。但他建议给年轻的研究者和航海者提出开发北极的任务，贸易之路将就便打开。“在那里的冰层下有不少黄金和所有财宝，是另一种美洲。很高兴去那里，须知就是死了也不腐烂。”这些话听起来很新鲜：老化学家想到了死亡，是在腐烂过程的角度下想到的，顺便提到在永恒的寒冷地区的死亡的题目……
门捷列夫不断地重复，认识为“利益服务”。换言之，他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对待科学的。同时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坚持无私的热情对认识的创造性的作用。为什么贸易航道要绕道北极？这里是否与科学的目的是利益的断言相矛盾？没有，没有矛盾。科学是社会的职能，而不是个别人的职能。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科学是实用的。但这根本不意味着，每个学者都实用地对待自己的研究。不！最常见的是研究者被认知热情所推动，一般来说，他的发现的意义越重大，他越是不能事先预见到它的可能的实际后果。这样，研究者的无私的热情与每个学科的实用使命没有什么矛盾，就像革命战士的个人忘我精神与它为之服务的那些阶级的实用任务之间没有什么矛盾一样。
门捷列夫的为了认知而认知的热情与对人的技术力量的不间断的关注极好地结合起来。这就是你们的代表大会的两翼——纯化学的代表和实用化学的代表——都同样有权站在门捷列夫的标志下的原因。我们应该用这种和谐地把纯科学的研究与工业任务结合起来的精神教育年轻一代的学者。门捷列夫对认识、预见和掌握物质的无限可能性的信心，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化学家的信心的科学标志。走下舞台的阶级的哲学思想用它的学者之一——杜布瓦·雷蒙[10]——的嘴说：不可知！——即我们理解不了，认识不了，明白不了。把自己的命运与上升的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思想说：不对，对于认识思维来说，不可认知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我们将能够理解一切！我们将掌握一切！我们将改造一切！
《门捷列夫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出版社1925年版。
[1]译自托洛茨基：《过渡时期的文化》第268-290页，苏联国家出版社1927年版。
[2]科学院成立200周年庆典于1925年9月分别在列宁格勒、莫斯科两市举行。苏联政府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参加了庆典组织工作。几乎世界所有国家的的学者都出席了庆典；此外还有苏联各个机构的一百多位代表。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执行委员会代表出席庆典并致贺词。除了科学院士卡尔宾斯基、奥尔登堡、加里宁、卢那察尔斯基等同志、外国学者的讲话外，还聆听了拉扎列夫院士的以《俄国精确科学200年》为题的长篇报告。外国客人参观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科研机构和博物馆，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后者的良好状况的赞赏，对他们在苏联看到的劳动与科研的结合更是大加赞扬。
[3]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Ⅰ，482/283—-565）527年起为拜占庭皇帝，先后征服北非、西西里、意大利和部分西班牙领土。下令编纂罗马法典（查士丁尼法典）。大兴土木（建起君士坦丁堡圣索非亚大教堂，沿多瑙河边界的城堡体系）。——译注
[4]勒威耶（UrbainJeanLeVerrier，1811-1877）法国天文学家，彼得格勒科学院国外通讯院士（1848）。主要有大行星运动理论与太阳系的稳定性问题方面的著作。在研究天王星摄动基础上于1846年推算出定名海王星的行星的轨道和位置。——译注
[5]加勒（JohannGottfriedGalle，1812-1910）德国天文学家。主要有研究彗星和流星方面的著作。修正了太阳视差，发现了3颗彗星，根据勒威耶计算的座标发现了海王星（1846）。——译注
[6]海牙和平会议系1899和1907年在海牙举行的两次国际会议，讨论战争法和中立法，以及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的问题。两次会议中的第一次会议是俄国政府为审议“通过国际协商寻求保证各国人民真正持久的和平，首先是为不断的现代武装的发展规定界线的最有效的手段”（摘自1898年8月12日穆拉维约夫伯爵的照会）的问题而召开的。两次海牙会议不仅没有完成在这些话中描绘的任务，第二次会议甚至都没有把它们列上日程。多数国家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俄国的建议，列强政府，尤其是德国政府，干脆是公然敌视。列强政府以加大军事预算来答复俄国政府的呼吁。然而俄国政府仍向各国政府递交了又一份照会（1898年12月30日），它的第一条就是建议拟定“规定在一定期限内维持陆军、海军和军事预算的现状。”于7月18-29日召开的第一次海牙会议上，俄国军事代表建议，各国政府彼此保证在5年内不扩展自己的和平时期的军队，也不增加自己的军事预算，还通过在3年内对海军预算的一定的规定。由于俄国无力与西欧各国在军备速度上展开竞争，这个建议与它利害攸关。但这个貌似简单的俄国建议没有得到其他与会代表的应有的支持。由于德国和奥地利的反对，会议仅限于“一致通过的决议”，它宣称，“为了人类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增长，限制军事费用是十分必要的”。俄国的另一个建议：“在适当的情况下，采用善意调停和自愿仲裁的方式，达到避免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的目的”，并制定“采取这些手段的方式和确立在采用它们时的共同标准”的公约，看来这个建议更加容易接受，因为早在海牙会议之前，这些方法就已经实际使用了。在这个建议的基础上，还通过了“关于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特别公约，它在1907年召开的海牙会议上得到重新审查和补充。公约的最终文本规定了由争议双方自愿组成的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制度，承认国家为解决国际争端求助于仲裁法庭是必要的。此外与会代表还签署了禁止用空气球投掷炸弹、扩散毒气、使用炸子等的决议。许多和平主义者赋予海牙通过的这些决议以严肃的意义，虽然它们没有约束力，而只是建议采用而已。第二次海牙会议结束了自己的工作，通过了关于在1915年召开下一次和平会议的决议。1914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了这个没有生命力的倡议。
[7]1905年5月2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处在战争状态的俄日两国递交照会，建议双方和谈。双方接受了总统的建议。7月20日，俄国全权代表——首相C·维特和俄国驻美大使男爵罗森，日本全权代表——日本外务大臣男爵小村寿太郎和日本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抵达美国。7月27日开始在朴茨茅斯谈判，8月23日签署，在该和约中，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俄国和日本必须完全、同时撤出满州，以前属于俄国，现在已在租借的基础上转属日本的辽东半岛除外。满州归还中国。中东路的南段从宽城子到旅顺口的铁路和它的全部财产无偿让给日本。俄国和日本保证为商业和工业目的使用属于它们的铁路，而不用于战略目的。最后，俄国将南库页岛割让给日本。
[8]摩洛哥国际会议，即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为决定欧洲列强在摩洛哥的相互关系，于1906年1月16日至4月7日在阿尔赫西拉斯（西班牙南部）举行。英法两国于1904年4月8日达成的协议承认摩洛哥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但这个协议引起了德国和西班牙的不满。在利害相关的各列强之间进行了非常激烈的外交谈判。当时法国外长德尔卡斯坚持英法协议，寸步不让；有导致法德战争的危险，因此召开了这次会议。邀请出席会议的除了有利害关系的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摩洛哥之外，还有奥地利、比利时、美国、英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俄国。俄国坚决支持法国，因此会议决议对后者相当有利。会议的主要决议有下面几项：1）作为总监的摩洛哥警察首脑由瑞士军官担任，为期5年，由列强经协商任命；一些地方的警察的直接上司由西班牙教官担任，在另一些地方由法国和西班牙教官担任，在其余地方由法国教官担任，而且所有教官都应该由苏丹依据法国和西班牙政府的报告予以确认，该两国政府有权召回他们或用其他人取代他们；2）禁止向摩洛哥运送武器和军事物资，委托法国在阿尔及尔边界对这条规定的履行情况进行特别监督；3）在丹吉尔建立固定资本为1500-2000万法郎的国家银行；除了一般银行的职能外，该银行还具有国库的权利和义务；法国在其中有三股，其他参加该会议的列强各有一股。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各派一名监察监督该银行的活动；4）委托三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对海关收入进行监督，苏丹、摩洛哥国家银行、驻丹吉尔使团各派一名代表。后来表明，摩洛哥会议未能防止列强之间的武装冲突。
[9]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政论家，凯恩斯主义创始人。
[10]杜布瓦·雷蒙（EmilHeirichDuBois-Reymond，1818-1896）德国生理学家、学派创始人、哲学家、彼得格勒科学院国外通讯院士（1892）。瑞士人。电生理学奠基人，确立了反映肌肉和神经中生物电现象的许多规律。提出分子生物电位学说。机械唯物论和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译注 |
《日常生活问题》日文版前言（托洛茨基，1925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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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问题》日文版前言
托洛茨基（1925年8月13日）
编者注：未完成的前言。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
获悉我的小书《日常生活问题》将用日文出版，非常高兴。这本小书当然远不是在各方面都能符合日本读者需要的。社会条件的差异实在太大。我的这些有关日常生活问题的随笔是在我们的革命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和需要的直接压力下写出的，因此，涉及到的不仅有日常生活中的大问题，还有日常生活的琐碎问题。对我的小册子讲到的许多问题日本读者可能不太感兴趣，对有些问题他们也不会明白。不过我仍然希望，这本小书对日常生活问题所持的一般见解即使在日本生活的条件下也能得到运用。
在旧日封建社会里，日常生活问题不成为问题。封建主义的社会条件和生活条件是数百年间形成的。在日本，这一历史时期从封建军事帝国——幕府将军——算起前后近千年。无论日本的社会结构还是个人同家庭的关系在这个时期当然都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很慢，一代一代人都难以觉察，生活方式代代相传，不容违抗，就如同蜂房组织由一代蜜蜂传给另一代蜜蜂一样。在这种条件下，作为个性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它完全同等级的传统、规矩、戒条联系在一起。这种社会环境非常保守，因而完全敌视任何外来影响。坚强、完整、保守的日本对美、欧思想和关系入侵的抵御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
1868年被认为是大转折的一年。那场政治危机是同欧、美生活中的时代转折同步的。在北美合众国，北方和南方为取消奴隶制发生了战争（1861至1865年）。在俄国，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意大利为自己的民族统一高举起佩剑。因此，日本的大转折把日本纳入新的、资产阶级关系和思想的世界。日本的社会生活是沿着旧的封建关系同新的资产阶级关系相妥协的路线发展的。在经济关系中，在国家制度上，在个人生活里，我们都能观察到这种妥协。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在摧毁旧的封建等级关系，唤醒了人的个性意识。这种觉醒在不同的阶级采取了不同的形式。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资产阶级社会不同阶级的共性则是，个人在极力抛弃传统的束缚，为自己提出独立的目标和任务。对日常生活关系的批判，和在新的、更理性的基础上将其重新建立起来的努力，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资本主义在产生出这种努力之后就取消了其实现的可能性。
列·托洛茨基
1925年8月13日 |
托洛茨基《“莫斯科的精神”——追悼上海被害之工人与学生》（19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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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精神”
——追悼上海被害之工人与学生托洛茨基（1925.7）
泰晤士报——英国资产阶级一家最有影响的报纸——在中国民族运动中发现了“寞斯科的精神”。好罢！这一次我们准备着表同意于保守党的告发者。在中国和英国出版的英国报纸诬蔑中国罢工的工人和罢课的学生，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派。我们也准备着，在某种范围内，承认这个可怕的发现。中国工人不愿被日本巡捕枪毙；他们宣布一抗议性的罢工并游行表示他们的愤怒。这不是“莫斯科的精神”，又是什么？中国学生表同情于工人，而加入罢工运动，反对外国人对中国之强暴。这也明显是过激派所做的事。
我们莫斯科派，我们是准备着承受这些攻讦与告发的。不过我们要加添一句话说，最能传播“莫斯科的精神”于东方者，乃是资本家的政客和新闻记者。无知识的苦力若问：“过激派是什么？”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便答复说：“中国工人，凡不愿被英日巡捕枪毙的，便是过激派；中国学生凡与流血的中国工人携手，凡与反抗外国侵略的中国农民携手，也便是过激派。”在东西两半球的反动报纸里面，我们找到了过激主义这一名词之最恰当的定义。
人们在东方再不能做比这样的一种更有用更使人相信更能深入群众的宣传。允许我提出这一问题罢：为什么我们要在东方甚至在西方，设立秘密的机关运用莫斯科黄金以传播毒气和炸药呢？最好的机关是不是能够成就一种教育工作，像泰昭士报及其在各国的同僚所成就的工作——自然是免费的——之千分之一吗？假使所谓莫斯科机关，走来告诉被压迫的中国人说：莫斯科政策是要解放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的，这样，中国人未必相信，因为中国人很有理由可以不信任外国人所说的话。但假使英国保守党报纸——莫斯科的最恶毒的敌人——也是说这样的话，中国人必终于相信了。
穿破衣挨饥饿被压迫受侮辱的中国工人开始觉悟自己有人权，人们便说，这是莫斯科机关煽惑你们起来的！中国工人要联合外国工人保护最初步的人权，人们便说：这是“莫斯科的精神”！中国工人游行要求生活权利和阶级自由发展权利，人们便说：这是过激主义！
感谢这种方法！中国民众的革命教育，在外国巡捕房指导之下和具巡捕心理的国际新闻记者指导之下，有长足的进步。为着深印目前状况之政治教训于中国工人与学生脑中，英国巡捕房便向他们开枪并监禁几百人在上海监狱。人们可以说：这是政治学的速成班！每个中国人从今都能明白“莫斯科的精神”就是国际团结的精神，鼓励被压迫者起来反抗压迫者；中国人也可以明白上海英国监狱中的空气正包含着“英国自由”的精神。
我们似乎再没有得说了。我们可以做结论了。资本家报纸为莫斯科利益已经做了很好的宣传，我们再无须乎添说什么。然而这里，麦克唐纳尔一类的自由派工党政客一定耸起耳朵听我们与保守党的谈话。他们一定反诘泰晤士报经理说：“你们看见了吗？我们时常说英国的保守党替过激派做工。”这是的确的。保守党——或恰切点说，反动党，因为所有资本家的政党现在都是反动的——代表一种伟大的历史势力，依靠在资本上头而表示资本的主要利益。麦克唐纳尔在这一点是很有理由的，即他认定，假使资本家的势力不存在，则西方与东方必都没有过激主义。但只要压迫的资本主义权力存在，“莫斯科的精神”便要到处传播。
为要“消灭”上海事件并决定一种行动抵制“莫斯科”的努力，于是自由派和少数派想出国际会议的计划。他们忘记了一件东西：即决定这解决中国问题会议之一班“绅士”，不是别的，就是向上海工人学生开枪的一班人。
麦克唐纳尔或者已订出了这个会议的大纲了吗？如果还未订出，则我们不妨介绍我们代订的大纲给他。这是很简单的。中国的房子属于中国人。要进去须先打门。主人有权利放朋友进去而驱逐他所认为敌人的出来。这便是我们的大纲的根本之点。你们自然拒绝这个大纲，因为你们在这中间发现了“莫斯科的精神”。然而每个被压迫的中国人和每个公正的英国工人正抱我们这种见解。
这个大纲含有强大的权力在中国民众心上。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便是为这大纲所发挥的观念而牺牲其生命。上海街上所流的血传染“莫斯科的精神”于民众。这种精神到处传播。这种精神是不可制服的。这种精神终于弥漫一切国家，拿自由给他们。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响导》第一百二十二期） |
追忆斯维尔德洛夫（列夫·托洛茨基，1925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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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АМЯТИСВЕРДЛОВА
追忆斯维尔德洛夫
列夫·托洛茨基1925年3月13日
Zveza翻译
〔说明〕本文曾被收录于《回忆录文集》（苏联国家出版社1926年版）。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m207.html
我直到1917年，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派会议上才认识斯维尔德洛夫，他那个时候担任会议主席。当时，党内不见得有多少人能猜到这位杰出人物究竟有几分重量，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就大显身手了。
在革命之后的第一个阶段，侨民，也就是那些在海外呆了许多年的人，和“国内的”、“本地的”布尔什维克还是有所区别。欧洲的经验以及随之而来的更为广阔的视野，还有理论总结后的派系斗争经验，让侨民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优势。当然，这种对侨民和非侨民的划分只是暂时的，之后这种区别就抹消了，但是在1917年和1918年它在很多情况下都相当显著。然而，哪怕是在那个时候，斯维尔德洛夫身上也没有什么“外省习气”。他每个月都在相当自然而然地成长壮大，好像不费吹灰之力。他和大事件保持步调一致，而且不断地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保持接触和合作，这让外界觉得他好像生来就是个一流的革命派“治国人才”。他对待一切革命问题的时候不是从上而下，也就是从笼统的理论设想出发，而是从下往上，运用党的组织展开传导，直接进行切合实际的推动。对他来说，每一项新的革命任务首先都是组织任务，也就是说这些任务刚一出现就马上被他具体化了。有的时候我们在商讨一个新的政治问题，斯维尔德洛夫可能会显得犹豫不决或者还没形成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如果他沉默不语就更给人这种印象，而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但实际上他在讨论期间脑子里同时还在做另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可以这么归纳：要把谁派到哪里去？怎么引导和协调？等总体的政治决议确定下来，需要考虑组织和人员问题的时候，斯维尔德洛夫几乎总是已经有了现成的提议，这些提议来源于他的记忆以及他与其他人的个人往来，而且非常深谋远虑、切实可行。
当时苏维埃各个部门和机构处在建设的最初阶段，它们纷纷去找斯维尔德洛夫要人，这类党员干部的分配工作还是第一次打草稿和开始尝试，它要求负责的个人有非凡的机智和创造才能。机关、记录、档案都没法依靠，因为它们都还处于极其薄弱的阶段，完全没办法直接确定某位职业革命家伊万诺夫[1]到底适不适合在某个到那个时候为止都还只有个名字的苏维埃部门里担任领导。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一种特殊的心理直觉，需要从伊万诺夫的过去当中找到两三个参考点，并从中得出结论，让他在全新的环境中发挥作用。而且这种调换必须要根据每个部门的不同状况来进行——要找人民委员、《消息报》印刷厂的主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克里姆林宫的警备长等等，工作无穷无尽。这些组织问题当然完全不是按顺序产生的，也就是说，不是从上到下或者从下到上按职位排好，而是相互交错、杂乱无章，有很大的随机性。斯维尔德洛夫做了调查，收集或是回忆了许多履历情报，他打电话和别人沟通，又做了推荐、派遣人员、任命干部。我甚至到现在都很难说他是以什么职位在做这项工作，也就是说他正式的权力到底是什么。但无论如何，他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当然，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支持下——完成了这项工作的相当大一部分。没人对此有任何异议，因为这是当时的整个形势提出的需要。
斯维尔德洛夫所做的组织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完成的，他把委员会的委员们任命到不同的岗位上去，给他们每个人单独委托任务。有很多时候，有人带着这样那样的困难打电话找伊里奇求助，他就会建议说：“和斯维尔德洛夫商量吧！”而当某位新晋的苏维埃“大官”和同僚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就会对自己说：“必须找斯维尔德洛夫商量。”要解决首要的实际问题，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和斯维尔德洛夫商量”——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但斯维尔德洛夫本人当然完全不赞成这种依靠个人的办事方法；相反，他所有的工作都为更加系统和有序地解决党和苏维埃的问题准备了条件。
那段时间，所有的领域都需要“先驱”，也就是需要能够在没有先例、没有法规、没有章程的极大混乱当中独立工作的人。斯维尔德洛夫为了各种需要而找寻的正是这样一些先驱。正如上文所说，他回忆起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履历细节——他是谁，他在什么时候有怎样的表现——然后由此做出结论，判断这个候选人适合或者不适合。当然，错误是很多的，但比我们预期的要少，这令人十分惊讶。而且最重要的是，面对着这些任务和困难造成的混乱以及最低限度的人手，他还能着手处理事务，这件事本身就非常惊人了。比起组织方面的任务，原则和政治方面的每项任务都显得更清晰、更容易完成。这种现象哪怕在今天也是如此，它来源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个时期的本质——明确的目标同物质以及人手的匮乏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而在那时，在最初那段时间，这种矛盾比今天还要尖锐得多。就是说，我们一谈到我们事业实际的解决方案，很多人都会为难地摇摇头……“那，您怎么想呢，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然后斯维尔德洛夫就会得出他的办法。他认为，“我们的事业完全有可能成功”——如果派出一批精挑细选的布尔什维克，正确引导他们、把他们和必要的人员联系起来、检验他们、充实他们，这样就可以。要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成功，就必须完全充满信心，相信我们能解决每一项任务、克服每一个困难。斯维尔德洛夫对事业有着取之不尽的乐观，这是他工作的背景。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用这种方式百分百地解决了每一个问题，能够解决百分之十都算好事了。但在那个时候这就已经足够救急了，因为它确保了我们能够拥有明天。毕竟最初那些艰难岁月里，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这样：比如想办法填饱肚子、想办法进行武装和训练、想办法支撑运输、想办法对付伤寒——也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保证革命拥有明天。
斯维尔德洛夫的品质在最困难的时刻表现得特别突出，比如，1917年的七月，也就是彼得格勒的白卫军击溃了我们党以后，以及1918年的七月，即左派社会革命党发起暴动[2]以后。在这两次事件当中，必须要修复组织，恢复或是重建联系，检验那些经受了巨大考验的人。在这两次事件当中，斯维尔德洛夫的镇定、他革命的远见和机智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在其他地方[3]已经描述过，在左派社会革命党暴动的“高峰时期”，斯维尔德洛夫从在大剧院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前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他笑了一下，同我们打招呼说：“好吧，看来我们又得从人民委员会改成革命委员会了。”
斯维尔德洛夫一如既往。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清楚地认识了彼此。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确实是无与伦比：他自信、勇敢、坚定、机智——是最好的那种布尔什维克。列宁就是在那困难的几个月里充分认识并且肯定了斯维尔德洛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有好多次给斯维尔德洛夫打电话，希望对方能紧急采取某个措施，结果大多数情况下得到的回答都是：“已经办好了！”就是说这个措施已经推行了。我们经常拿这个话题开玩笑说：“斯维尔德洛夫大概已经办好了！”
列宁有一次说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本来反对他进入中央委员会，我们竟然这样低估了这号人物！这一点曾经有相当大的争议，但来自下面的代表们在大会上纠正了我们，事实证明他们完全正确……”
毫无疑问，当时肯定不至于出现党组织相互混杂的情况，但是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盟仍然反映出我们党支部的状态有一些不确定性。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那个时候我们把一大批工作人员派去东部前线，同时还把穆拉维约夫派过去当总指挥[4]。尽管这个由几十人组成的小组里大多数人都是布尔什维克，但选出来的书记是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在各个机构和部门里，我们自己党内没有经验的新成员和临时成员越多，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之间的关系就越是不确定。暴动的主要核心是契卡武装部队当中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组织，这个事实就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相互关系很模糊，我们的党员不够警惕和团结，因为他们最近才开始在这个初创的国家机器里生根发芽。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发生了力挽狂澜的转折。暴动的那几天，一个执政党在反对另外一个执政党，所有关系都被打上了问号，各个部门里的官僚都骑在墙头观望局势——而最优秀的、最忠诚的、最有战斗性的共产党成员很快就开始在各个机构内部相互联系，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断绝联系并且反对他们，共产党的支部在工厂和作战部队里成形。这样一个时刻对党和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之前的党员被分配在国家机器这个尚且很模糊的范围之内，又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动地散布在这个范围内，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党的关系溶解在了部门的关系里面；而在左派社会革命党暴动的冲击下，他们立刻显现出来、打成一片、团结一致。到处都在建立共产党支部，在那些日子里，各个机构内部活动的领导权实际上移交给了这些支部。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党内的大多数人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作为执政组织、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者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究竟要发挥什么作用——不只是政治上的作用，还有组织上的作用。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党在它所创建的苏维埃国家机器里进行的第一次组织自决，它是在斯维尔德洛夫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不管是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里的一个派别还是处理军事委员会的车库，都由他亲自操刀。研究十月革命的史学家必须要特别突出并且仔细研究党和国家相互关系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因为它留下的印记延续到接下来的整个时期，直到今天也能察觉。此外，研究这个问题的史学家会发现，斯维尔德洛夫作为组织者在这个重大转折点上发挥了极为杰出的作用，所有实际的联系都聚集在他身上。
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威胁下诺夫哥罗德、而列宁受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刺杀，身中两枪卧床不起，那段时间则更加生死攸关。9月1日，我在斯维亚日斯克收到了斯维尔德洛夫的密电：“请马上过来。伊里奇受伤了，不知道他情况多危险。局势完全安定。1918年8月31日，斯维尔德洛夫。”我立刻动身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党内的气氛阴郁而沉重，但是并不动摇。斯维尔德洛夫就是这种毫不动摇的最好体现。在那段时间，他的工作和职务带来的责任上升了好多倍，他神经质的身影里能感受到一种极度的紧张。但这种神经质的紧张只是让他提高了警觉性——它不是手忙脚乱，更不是六神无主。斯维尔德洛夫在那段时间采取了充分的措施。医生的结论令人松了口气。那时候还不能去见列宁，谁都不能靠近他身边，我也就没有理由在莫斯科逗留了。我回到斯维亚日斯克之后不久便收到了斯维尔德洛夫的来信，日期是9月8日。“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有人顺路要去您那里，我就借此机会给您写几句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况不错，可能再过三四天我就能见到他了。”接下来讲的是一些实际的问题，这里就没必要转述出来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去哥尔克那趟旅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受伤之后就在那里休养。自从我在列宁遇刺之后前往莫斯科以来，这是我最近一次拜访这里。尽管当时的情况非常困难，但能够感受到它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在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部前线，我们已经收复了喀山和辛比尔斯克。谋害列宁的企图对党来说是一次特别的政治动荡——党变得更加警觉、更加戒备，准备好进行反击；列宁在迅速康复，准备很快就返回工作岗位。这一切共同创造出一种坚定的氛围，大家相信，既然党到目前为止都还能克服困难，那它未来也能做得更好。这就是我和斯维尔德洛夫前往哥尔克时的心情。在路上，斯维尔德洛夫向我讲述了我不在莫斯科期间发生的一切事情。就像大多数有着强烈创造意愿的人一样，他的记忆力非常了得。他讲的话里总是有业务骨干、必需的组织情报，再顺便对一些人做点评定——一句话说，就是斯维尔德洛夫平常工作的延续。而在这些特性之下还能感到一种潜藏的镇定，同时又是一种高扬的信心：“我们办得到！”
斯维尔德洛夫需要主持许多不同的机构和会议。他是个威严的主席，但这不是说他限制辩论、制止发言人之类的。相反，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挑剔的态度或者固执的形式主义。他作为主席的威严在于，他总是知道会议要得出什么东西、做出什么实际决定；他知道谁该发言、为什么发言，以及怎么发言；他很清楚事情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每一个伟大而复杂的事业都必然会有幕后的一面——他能在合适的时间推举合适的发言人、对动议进行表决；他知道什么是能够实现的，也有能力去实现他想要实现的事情。总体上，他作为实际事务的领导人有着优秀的品质，他对别人能做出生动而现实的评价，他在组织和人员搭配方面有着不知疲乏的聪明智慧，而这些品质和他作为主席的那些品质是密不可分的。
而在激烈争论的会议上，他允许众人喧哗一阵、大喊一阵，然后能够在适当的时刻进行干预，用坚决的手势和清脆响亮的嗓音整顿秩序。
斯维尔德洛夫身材不高，体格干瘦，他长着一头黑发，瘦削的脸庞棱角分明。他有力的、也许甚至是雄壮的声音和他的身材相比显得不太协调。然而，从更大的程度上来说，这说明了他的性格。但这只是第一印象，然后肉体的外表和精神的面貌融合在一起，一个完整的形象就出现了：矮小而瘦弱的身体，镇定而不屈的意志，有力而平稳的嗓音。
有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遇到什么困难情况的时候就会说：“没什么，斯维尔德洛夫会用他特有的男低音跟他们说明这件事，然后事情就能解决了……”这几句话里有一种亲切的反讽。
众所周知，十月之后的第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敌人把共产党员叫做“穿皮革衣服的”。我认为斯维尔德洛夫为推行皮革“制服”的过程起了很大的表率作用。他自己不管在什么场合都会从头到脚穿一身皮革，也就是脚上蹬着皮靴、头顶戴着皮帽，这种在某种程度上适合当时特点的服装便从他这个组织核心人物开始向外广为传播了。在地下工作时期就认识斯维尔德洛夫的同志对他会有不同的记忆，但在我的记忆当中，斯维尔德洛夫的形象始终是那个穿着黑色皮甲的样子——这就是内战头几年所造成的冲击。
当我们坐在政治局里开会的时候，斯维尔德洛夫则躺在他的公寓里，他患了热病，情况很严重。在会议途中，当时的中央委员会秘书叶·德·斯塔索娃从斯维尔德洛夫的公寓回来了。她脸色惨白，说道：“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状况不好……很不好。”只需要看她一眼就能明白，事情已经没希望了。于是我们休会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去斯维尔德洛夫的公寓看他，我则去了委员办事处，准备立刻出发去前线。大概过了十五分钟，列宁就给我打电话，他声音特别低沉，这说明他的心里极其不安：“已经去世了。”“去世了？”“去世了。”我们又握着听筒好一会儿，感受着电话另一头的沉默。然后我们就挂断了电话，因为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去世了。斯维尔德洛夫不在人世了。
注释：
[1]伊万诺夫是非常常见的俄罗斯姓氏，此处为泛指。——译注
[2]左派社会革命党暴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总体政策，特别是对《布列斯特合约》的签订表示不满，这导致他们在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公开举行暴动。开始暴动的信号是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这次刺杀是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下令执行的，执行人则是党员雅·布柳姆金和尼·安德烈耶夫。——编者注
[3]见列·达·托洛茨基的《论列宁》，国家出版社1924年，第117—118页。——编者注
[4]穆拉维约夫是一名陆军中校，他在克伦斯基时期加入了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十月革命的第一段时间，他担任部队的指挥官，为苏维埃政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18年7月叛变，下令部队撤离东部前线并前往莫斯科。但他没有获得部队的支持，只能开枪自杀。（详见卷III第2部分，注71。）——编者注 |
托洛茨基：致俄共（布）中央全会（1925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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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俄共（布）中央全会
托洛茨基（1925年1月15日）
《托洛茨基读本》编者按：1924年底，党内围绕《十月的教训》展开了新一轮的“争论”，实际上，只是单方面的批判。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对此保持沉默。1925年1月17－20日，俄共（布）中央召开全会讨论托洛茨基问题，通过《关于托洛茨基的言论的决议》，指责托洛茨基“力图使俄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变成某种被托洛茨基‘现代化了的’不要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企图用托洛茨基来偷换列宁主义”。全会决定，给予托洛茨基最严厉的警告，认为他“不能继续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工作”。1月26日，托洛茨基被解除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托洛茨基本人没有出席全会，而是给全会发去这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对《十月的教训》的背景作了必要的说明。
敬爱的同志们：
本届中央全会第一项议程是关于各地方组织就托洛茨基的“发动”所作的决议问题。我因患病在身，不能参加全会，我认为，在这里作以下简短的解释，将会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所助益。
一、我过去认为，现在仍认为，我能够在争论中提出有分量的带原则性的和有事实根据的意见，来反驳说我企图“修正列宁主义”和“贬低”（！）列宁作用的指责。然而，我拒绝作这一方面的解释，这不仅因为患病，而且因为在目前争论的条件下，我就这些题目发表的任何言论，不问内容、性质和语气如何，都只会加深争论，使争论从单方面的争论变成双方面的争论，使争论具有更为尖锐的性质。
现在，在估价争论的整个进程时，尽管在争论中对我提出了许许多多不正确的、简直是骇人听闻的指责，我仍然认为，从党的总的利益着眼，我的沉默是正确的。
二、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说我执行一条特殊的路线（“托洛茨基主义”）和企图修正列宁主义的指责。仿佛不是我走向了布尔什维克，而是布尔什维主义走向了我，这种凭空加在我头上的说法简直是奇怪之至。我在《十月的教训》序言中（第62页）坦率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同民粹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而且同“调和主义”这种曾包括我在内的思潮作了不调和的斗争，从而为完成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作好了准备。近8年来，我从来都没有想到从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在政治上早已消除了。在我党面前出现的这个或那个问题上，不论我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我都是根据我党的全部理论和实际经验来解决的。这些年来，从没有人向我说过，我的某些思想或建议标志着一种特殊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潮。只是在就我的《1917年》一书进行争论时这个名词才出现，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三、对农民的估价问题在这方面有极重大的政治意义。我坚决否认，已完全成为过去的“不断革命”的公式在任何程度上曾促使我在苏维埃革命的条件下对农民采取漠视的态度。如果在十月革命之后我因某种原因一般地重新提过“不断革命”的公式，那仅仅是谈党史，即回顾过去，而不是要说明现在的政治任务。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我看来，无论从我们共同取得的8年革命经验中，或是从将来的任务中，都是找不出根据的。
我也不同意以下一些说法和推论，似乎我在西方革命进程延缓的情况下，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抱“悲观主义”的态度。尽管由于资本主义包围而产生种种困难，苏维埃专政的经济资源与政治潜力是非常雄厚的。我曾不止一次地按照党的委托发挥和论证过这个思想，特别是在几次国际大会上，而现在也还认为，这个思想完全适用于目前这个历史发展时期。
四、关于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已经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无论在中央委员会，或是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更不要说在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之外，我从来都没有提出过足以直接或间接地重新提起业已解决的那些问题的任何建议。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后，经济、苏维埃和国际性质的新任务提出来了，或者说提得更加明确了。要解决这些任务有很大的困难。我绝没有打算用某种“政纲”来和党中央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作对立。对于出席过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或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的所有同志们，这个意见是不需要任何证明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已经解决的争论问题，在最近争论中之所以重新提出，不仅与我的工作无关，而且据我现在所能判断的，也与党的政策的实际问题无关。
五、鉴于这次争论的正式借口是我的《1917年》一书的序言，我认为首先必须驳斥这样一种指责，说我似乎背着中央出版了自己的书。事实上这本书出版（当时我在高加索就医）所依据的原则，和所有别的书，不管是我的书或是其他中央委员的书，甚至一般党员的书所依据的原则是完全相同的。不用说，对党的出版物建立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监督，是中央的事情；但我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丝毫没有违背迄今为止确定的那些形式的监督，自然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去违背它。
六、《十月的教训》序言是我以前，尤其是近一年来一再说过的那些思想的进一步发挥。这里我只举出下列报告和文章：《在欧洲革命的道路上》（梯弗利斯，1924年4月11日），《东方的前途与任务》（4月21日），《西方与东方的五一节》（4月29日），《新的转折》（《共产国际的五年》一书序言），《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哪个阶段》（6月20日），《国内战争的基本问题》。
上面列举的由于1923年秋德国革命失败而作的报告都登在《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出版物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更不要说整个政治局，从来都没有向我提出过这些作品的错误。同样，《真理报》编辑部不仅没有给我的报告加以按语，而且从来不曾向我指出过编辑部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不同意这些报告。
不言而喻，我不仅没有把联系德国事件对十月革命所作的分析看作是“政纲”，而且也没有想到这本书会被人理解为“政纲”，因为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政纲”。
七、由于其他几本我写的书，包括发行过好多版的书都在被指责之列，我认为必须说明，不仅整个政治局，而且任何一位中央委员从来都没有对我指出过，我的某本书或某篇文章可以被说成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1905年》这本书的情况就是如此。这本书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出版的，发行了好多版，曾由党的刊物热情推荐过，共产国际还把它译成多种外文，而现在竟被指责为修正列宁主义的主要材料。
八、如开头已经说明的，我发表上述意见的唯一目的是：对于全会解决第一项议程的问题有所助益。
至于说在争论中一再说我似乎企图享有党内的“特殊地位”，不遵守纪律，拒绝中央委托我的这种或那种工作等等，我不想纠缠于评论这些意见，但我断然声明：我准备在任何职位上和在任何职位之外，自然也在任何党的监督的条件下完成中央所委托的任何工作。
这里无须证明，在这次争论之后，事业的利益要求尽快解除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最后我认为有必要补充一句，在全会闭幕以前我将不离开莫斯科，以便必要时回答某些问题，或者作必要的解释。
列·托洛茨基
1925年1月15日于克里姆林宫
译自1925年1月20日《真理报》。
选自《托洛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 |
托洛茨基《英国往何处去？》（192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英国往何处去？》（1925）
原中译本为《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著者“托罗斯基”，译者张太白，上海春潮书局民国18年4月份出版
英国往何处去？
（1925）
托洛茨基（LeonTrotsky）
解答者初校竑昊二校
序
给美国读者的序
第一章英国的衰落
第二章鲍德温与“渐进主义”
第三章英国劳工领袖的特点
第四章费边派的社会主义“理论”
第五章革命武力的问题
第六章以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与宪章运为例
第七章工会与布尔什维主义
第八章英国往何处去？ |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前10篇）（译者：施用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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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1925-1927）
（前10篇）
托洛茨基
LeonTrotsky
译者：施用勤
陕西人民出版社
第一部分（党内斗争时期）
致拉狄克（1926年8月30日）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1926年9月27日）
致拉狄克（1927年3月4日）
关于中国革命（1927年3月22日）
致阿尔斯基（1927年3月29日）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7年3月31日）
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1927年4月3日）
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素材（1927年4月5日—12日）
论中国的苏维埃口号（绝密）（1927年4月16日）
蒋介石政变后的中国形势和前景（1927年4月19-20日）
不要垃圾
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
评陈独秀同志关于中国革命任务的讲话——《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后记
致政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可靠的道路
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一次讲话——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二次讲话
是该明白的时候了
汉口和莫斯科
共产党和国民党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从蒋介石到汪精卫
后记：布哈林继续让中国共产党误入歧途
致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中国革命的新机会、新任务和新错误
新阶段上的旧错误
中国革命的失败及其原因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
附录1：中国问题提纲
附录2：中国革命提纲——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附录3：中国革命的失败
附录4：武约•武约维奇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
第二部分（流放、流亡时期）
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第一封信
我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答复——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第二封信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第三封信
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它对东方国家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中国问题
附录:关于共产国际政策和制度的一份值得注意的
文件致流放的反对派成员——对《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中国问题》一文的补充
中国政治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任务一份可悲的文件
中国发生了什么？——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对自己提出的问题
托洛茨基给中国反对派的回信
国民会议口号在中国——答中国同志
致中国同志的两封信
致中国和全世界共产党员——论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前景
斯大林和中国革命——事实与文件
仓皇撤退——曼努伊尔斯基论“民主专政”
致中国左派反对派
在中国共产党中搞什么名堂？
被扼杀的革命——评一本描写中国革命的法国小说
被扼杀的革命和它的扼杀者
中国的革命和战争——伊罗生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前言 |
失业者与工会（托洛茨基，192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TheUnemployedandtheTradeUnions
失业者与工会
托洛茨基1924年
杨进译
译者按：本文收录于托洛茨基《共产国际首五年》（TheFirstFiveYearsof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文集英文版第一卷，发表时间不详，但被文集编者置于“共产国际第二至第三代表大会之间”标题下。
在每一个国家，资产阶级现在都在让失业者反对工会组织的工人，目的是破坏这些组织的纪律，降低工资，伤害无产阶级的士气。我们共产国际和革命的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在于就失业问题和失业者们之间进行动员，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个直接的壁垒，或者说最前线的战壕，就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几乎所有的主要工会的机关和领导。拿下这第一道战壕，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当务之急和根本任务。在工会仍然受资产阶级代理人领导下，要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是不可能的。组织上的自动主义（automatism）和保守主义支是撑者旧工会组织的强大力量，这源自于工会经过长年的逐步发展和巩固，以及工会领导人获得相应的习惯而形成的那种内在的平衡和自信。但是现在，所有的环境、整个局势，尤其是人类文明的整个经济状况，都使工会底层失去了任何稳定。失业人数的增加和失业率的提高是破坏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包括首先是保守的工会）稳定的强大因素。共产党人的任务，包含通过巧妙地领导作为无产阶级一部分的失业者奋起斗争来粉碎那些掌握工会权力的保守集团的统治。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把失业问题放在共产党关注的中心位置。围绕失业问题的鼓吹必须获得集中的特点。共产党及其报刊、议会内的共产党团和工会中的共产主义细胞必须口径一致，唤醒劳动群众对失业事实的注意，提出同样的诉求，并日复一日地要求工会为了失业者和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发动一场旗帜鲜明的运动来对抗资产阶级社会。这种在国际范围内用共同的领导口号进行的集中斗争，无疑会把群众团结起来。
没有日期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24/ffyci-1/app11.htm |
《农民报》的任务是什么？（托洛茨基，1924年11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农民报》的任务是什么？
托洛茨基1924年11月17日
Lambda翻译、Zveza校对
原文链接：Вчемзадачи«Крестьянскойгазеты»?
《农民报》是根据党的十二大决议创办的，自1923年11月起在莫斯科出版，由阿·雅科夫列夫同志担任编辑。该报在价格和内容上都考虑到广大农民群众的需求，因此头两年的发行量就已经达到100万份。在此期间，农村通讯员的人数上升到5000人（到1927年1月1日，已经有8800人）。《农民报》具有巨大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它将数百万广大农民群众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
——编辑部。政治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27年。
《农民报》的第一项任务是使农民不仅能够看到自己村子里正在发生什么事，而且还能看到整个国家情况如何。
《农民报》的第二项任务是使农民能够通过这份报纸说出自己的需要，说出他对各项事务的形势有何看法，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去应对。
农民占我们联盟人口的压倒性多数，但他们的居住地点相当分散。如果分散在乡村的农民与颁布法律、制定国家根本策略的那些中心之间有着持续的、不间断的联系，那么许多困难和误解就能得以消除。只有报纸才能建立起这种联系。不断发展和加强这种联系是《农民报》存在的主要理由。在发行的第一年里，它就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它在第二年还需要提高在乡村的影响力，更加深入到农民的生活中去，并且更加充分地反映这种生活。《农民报》是农民正确影响整个国家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手段。
让我们帮助《农民报》吧，支持它，发展它，并且巩固它！
《农民报》第51期，1924年11月17日 |
我们的意见分歧（托洛茨基，1924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十月的教训(1924.9.15)
我们的意见分歧
托洛茨基（1924年11月）
编者注：在手稿左上角有托洛茨基手迹：“仅此一份。未付印。”1924年托洛茨基为他的文集《1917年》写了一篇前言《十月的教训》，该文发表后立即遭到格·季诺维也夫、列·加米涅夫、埃·克维林、奥·库西宁、格·索柯里尼柯夫、约·斯大林以及《真理报》编辑部（尼·布哈林）的猛烈批评。为回答这些批评托洛茨基写了《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但未发表。
本说明的目的
现在就我的《1917年》一书进行的争论（争论过程表明，这本书仅仅是一个借口）提出了数不胜数的涉及事实、原则和个人的问题。我想在这里就那些按我的理解触及党的利益的最大的问题作出说明。
1．说我打着隐蔽的“托洛茨基主义”旗号修正（修改、篡改）列宁主义，是这样吗？
2．说我从特殊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视角为自己的《1917年》一书写了前言，甚至为了贬低列宁主义而错误地说明了一系列问题，是这样吗？
3．说我的前言是一个“纲领”，说我总的来说把在党内组建“右翼”作为自己的任务，是这样吗？
不言而喻，问题不仅在于我想说些什么，而在于如何能说得明白。要知道，可以这样来看待这一问题：托洛茨基并没有有意识地力图用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对他的这种指责太没有根据了。不过，托洛茨基不理解列宁主义或者列宁主义的某些重要方面，因此，托洛茨基尽管并不愿意也并未使劲去做，实际上却歪曲了列宁主义，为与列宁主义势不两立的集团提供了思想纲领。另一方面，也可以作如下假设或设想：过去的条件，列宁逝世后形成的严峻形势，以及这样或那样的个人情况造成了一定的成见，以致在根本不存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地方，或者至多在出现不可避免的基于布尔什维主义共同基础的思想差异的地方发现了“托洛茨基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党作的说明可以和应当达到什么目的呢？
第一，我觉得应当把我想说的说清楚。第二，至少在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消除曲解，如果有这种曲解的话。通过这种办法至少可以设法消除出于误会或带成见的诠释所造成的凭空虚构的分歧。光是这一条就能带来巨大的好处，因为这有助于揭示，说我——有意无意地——用托洛茨基主义的特殊路线来对抗列宁主义这一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指责，是否多少有一点儿严肃的切实的依据。倘若在消除各种误会、个别错误、带成见的诠释等等之后，仍然发现存在着这样两条不同的路线，那么，当然就不能掩饰这一极为重要的情况。党应当竭尽全力，采取严厉措施来保证自己的革命方法、自己的政治路线、自己传统的统一，即列宁主义的统一。如果这样，某些指责我在推行特殊的、非布尔什维主义路线的同志却发誓不予“惩处”，则是不正确的。然而我丝毫也不相信会有这种结局，尽管争论已扯得很远，尽管已经向全党就我的书和我的立场作出了一定的解释。
我这一说明的任务是，试图证明把“托络茨基主义幽灵当作党的危险是没有根据的”。不言自明，我不可能全部涉及近来撰文谈“托洛茨基主义”和抨击“托洛茨基主义”的同志所引用的数不胜数的论据、文字、语录和暗示。这样做既不合适也办不到。我想，如果我从解释我的前言的一些结论入手，对于问题的实质和对于读者将更为有利，因为正是这些结论被说成“托洛茨基主义”最为突出或最为明显的表现，并且恰恰因此成了当前整个这场运动的出发点。我希望就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来证明，我对十月革命的阐释不仅遵循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且与列宁就同一些问题的十分精确具体的评价和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也不能仅囿于这种解释。问题在于，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本身，如果其依据仅仅为近几年来我的声明、言论和文章，看起来也是相当缺乏说服力的。为了使这一指责能有分量，有作用，还把我过去的过去的政治经历即我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前的革命活动也牵扯了进来。我认为有必要对这方面也作出说明。这就是本文的基本内容。
倘若我认为，我的说明会对争论火上浇油，——或者有权决定本文是否刊登的同志直接并公开对我说出这一点，——我会放弃刊登此文，尽管蒙受否定列宁主义的指责令我心情十分沉重。我会对自己说，我只有等待，党内生活较为平静的时刻会给我机会，哪怕是迟到的机会，来驳倒错误的指责。不过，我感到，公开的说明——即就对我的基本指责作出答复——在目前的时刻不会更加激化党内的气氛，相反会使之缓解，使问题适可而止。
确实如此。如果党内确实存在反对列宁主义路线的托洛茨基主义路线，这可能就意味，这是不同阶级倾向的初始斗争。那么，任何说明都无济于事。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清洗自身，才能存在。可是，如果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并不存在，如果托洛茨基主义幽灵，一方面是革命前的过去的反映，另一方面是列宁去世引发的多疑虑的结果；如果不从档案中翻出托洛茨基致齐赫泽[1]的信之类就无法真的再现托洛茨基主义幽灵——那么，公开的说明就有所助益，就可以消除积淀下来的旧成见，就可以驱散幽灵，就可以净化党内气氛。这就是本说明的目的。
过去
上文业已述及：在争论中把我的《1917年》一书的前言同我的全部活动联系了起未，把它说成是极力想取代列宁主义、成为党的学说和党的政治方法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表现。
这样来提出问题，就不得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党的注意力从现在和未来转向过去。党内经常引用旧的文献，旧时论争中说过的话，等等。在这些材料中，尤其是印发了1913年4月1日——即几乎12年前——我写给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杜马代表齐赫泽的一封信。这封信不能不使每一个党员产生甚为恶劣的印象，特别是对那些未曾经历战前侨居国外条件下派别斗争考验的党员来说更是如此，这封信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这封信是在派别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写成的。现在再来谈写这封信的一些细节已经毫无意义。只要提一下造成写信这一事实本身的原则性原因就足够了。这种原则性原因就在于，我当时对孟什维克所持的立场大大有别于列宁的立场。我当时认为必须争取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在一个党内联合起来。列宁认为必须进一步同孟什维克决裂，以期从党内清除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的基本根源。很久以后，我曾经写道：我的基本政治错误就在于，我未能及时看清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原则性鸿沟。正因为如此，我未能理解列宁既反对孟什维主义又反对我本人所维护的调和主义路线的组织—政治斗争的意义。
那些使我在好些年中与布尔什维主义分道扬镳，在许多情况下同布尔什维主义尖锐对立，水火不相容的深刻分歧，体现得最为鲜明的恰恰是如何对待孟什维克派的态度。我根据的是一种根本错误的前景，即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群众的压力终究会迫使两个派别走上同一条道路。因此，我认为分裂是使革命力量毫无必要地在组织上瓦解。而由于布尔什维主对分裂起了积极作用，因为列宁认为，只有通过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无情地划清界线，才可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后来的整个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政策是正确的），于是我的“调和主义”在许多剧烈的转折关头同布尔什维主义发生了敌对冲突。列宁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必须再加上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后者常常被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所有读过列宁著作的同志都知道这一点。因此，说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有所隐瞒”，这很可笑。现在，在事过境迁之后，我当然不可能再想去否定列宁对俄国“调和主义”的批判所具有的原则正确性和巨大的历史远见。俄国“调和主义”的基本特征同国际中派主义思潮相似。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对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党员都是十分明确的和不容置疑的，况且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写了不少文章，有过很多体会，检验和证明了许多东西，在这之后还来争论这些问题，这一想法本身就是十分荒谬的。
如上所述，我反对“大分家”和分裂，于是就同列宁据以培养、创建并教育我们今天的党的那些思想和组织方法一再发生严重冲突。当时，“列宁主义”一词在布尔什维克派之中尚不存在。况且列宁也不会允许使用它。只是从列宁患病以后，特别是他逝世后，党像是一下子概括出了列宁一生所体现的巨大的创造，才使用起“列宁主义”一词。这个词语当然并不同马克思主义对立，不过，它包括了在列宁的领导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世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切新贡献。至于革命前，只有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才用“列宁主义”一词来形容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政策中最反面最有害的东西。当时在我这样的“调和分子”看来，布尔什维主义最大的缺点是分裂活动、派别斗争、组织上的分家，等等。正是在这种含义上，我当时，在激烈论战之时，使用过“列宁主义”一词。现在，倘若问起一个没有经验、不了解情况的党员：“请问，什么是托洛茨基所说的列宁主义？”，随后再向他读一通对列宁主义进行派别攻击的旧文章或旧书信，他当然会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这种做法未必正确。这是拿不了解情况作文章。现在，引用的这些话我听了同其他每一位党员一样也觉得刺耳。只有看过过去的历史亦即布尔什维主义同调和派的斗争史才能理解引用的这些话。而在那场斗争中历史真理和胜利都完全属于布尔什维主义。况且，列宁的全部活动经历表明，只有接受他的历史观，他的目标，他的斗争方式和手段，才有可能理解他这个政治人物和有个性的人。评价列宁不能撇开列宁主义，评价列宁不能只说一半。列宁的政治形象排除任何模棱两可。他用自己的方式迫使所有人或者与他同行，或者与他对立。因此，很显然，对于意味着在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模棱两可的调和派，列宁的形象本身既格格不入，又在许多方面无法理解。为了工人运动虚幻的“统一”而去争取社会民主党各个派别的统一时（我当时认为是正确的），我本人就不止一次在这条道路上同作为政治人物的列宁发生过冲突。
一个革命者只要未能正确对待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及其工作方法，他就不可能正确、顽强并始终如一地参与工人运动。学说、口号、策略和党组织的工作之间不建立起正确的相互关系，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列宁在自己的声明中不止一次雄辩地表述的正是这一思想，即认为我的革命思想或建议只不过是“空谈”，因为我持调和主义立场，正在同构成无产阶级运动基本核心的布尔什维主义发生矛盾。列宁说得对吗？无疑是对的。
没有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既不可能实现也不可能巩固。因此，真正的革命事业只能是能够有助于这个党壮大、巩固的事业。任何其他离开这条康庄大道的革命工作，都不具备对本身可靠性、成功性的内在保证，在许多情况下对当时的主要革命工作造成了直接损害。在这种意义上，列宁是正确的。当时他说，调和派观点在为孟什维主义打掩护，从而往往会把革命口号、前景等等变成空谈。列宁对中派主义的这一基本评价是完全无可置疑的。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就此问题掀起争论，是极其荒谬的。起码就我而言，没有看到有必要进行这场争论。
我在这一问题上的转变始于帝国主义大战开始之时。按照我从1907年开始不止一次发挥的整个估计，欧洲大战应当能促成革命形势。然而出乎我的预料，这种革命形势却导致了社会民主党的彻底背叛。我逐步地重新考虑了自己对政党和阶级、革命行动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相互关系所作的估计。在国际孟什维主义的社会爱国主义背叛行为的影响之下，我一步又一步地得出结论：不但必须同孟什维主义进行思想斗争（的确，我过去也有所承认，但不甚彻底），而且必须不调和地同它在组织上决裂。这种转变并不是在瞬间完成的。大战期间我的文章和讲话之中还看得出有时不甚彻底，有时有所倒退。列宁在反对我的中派主义的种种表现时加以强调甚至故意加以夸大，他做得完全对。不过，如果把整个战争时期当作整体来看，则会一目了然：战争爆发时社会主义所遭受的惊人损害，成了我在一无例外的所有问题上由中派主义转向布尔什维主义的转折点。随着我得出关于阶级和政党、理论和政策、政治和组织相互关系的越来越正确的即布尔什维主义的看法，对资产阶级社会总的革命立场自然就补上了更有生命力、更为现实的内容。从我明确必须无条件地同护国主义作殊死斗争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接受了列宁的立场。我曾视为“搞分裂”、“瓦解组织”的一切行为，都成了争取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独立性的力挽狂澜且颇有远见的斗争。我开始从新的视角，从布尔什维主义即从真正的列宁主义的视角来看列宁的政治方法和组织手段，以及他的政治个性和个人人格。只有成为布尔什维克，才能理解列宁并接受列宁学说。此后对我来说再也没有出现过作为特殊思潮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我再也没有从“托洛茨基主义”的特殊视角来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我入党就是想用托洛茨基主义取代或偷换列宁主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而且是荒唐的。我是作为布尔什维克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有一次，列宁在谈到区联派同布尔什维克合并问题时问我，在我看来在我的志同道合者中还有谁可以进入中央委员会。我回答说，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对我并不存在，因为我认为没有任何能把我同布尔什维主义分开的分歧。
当然可以指责我过去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不正确。这意味着指责我未能自1903年就成为布尔什维克。然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我经过漫长而又复杂的道路才接受布尔什维主义。我在走那段路时，除了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外，并没有其他利益。我曾经同列宁主义作过斗争，当时我确信列宁主义错误地分裂了工人阶级。许多年的经验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我便走向列宁主义。对自已经历的这段复杂道路，我无疑负有政治责任。
然而当我1917年5月从美国回来并把自己交给布尔什维克党来安排时，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所有老党员对我整个的过去是完完全全清楚的。这一过去有过政治错误，可是却没有玷污我的革命荣誉的一点点的污点。如果说我走向列宁主义比其他许多同志晚，但是还可以说相当早，因为我作为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参与了七月事件，参与了十月革命，参与了国内战争和苏维埃时期的其他工作。有一次，我曾经说过（而这被算作我的一项特别罪过），我认为我走向布尔什维主义之路的可靠程度未必低于其他道路，我这自然是指知识分子的个人道路，而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体道路。我这样说只是想说明，就一个人该对自己作出评价来看，我走过的道路使我永远不变地接受了布尔什维主义。为了说明自己的这―思想，我惟一想援引的是一个历史例子。弗兰茨·梅林[2]，这位著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走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晚，而且是在经过重大斗争之后。不仅如此，梅林起初向社会民主党靠拢，后来又离开了它，只是最后才彻底参加了党。在旧档案中能找到梅林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粗暴言论和恩格斯对梅林的毁灭性评价。在党内斗争中人们不止一次向梅林提及他的过去。然而梅林接受马克思主义却是彻底的，终生不渝的。他去世时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加米涅夫同志十分细致地收集了列宁揭露我的立场错误的所有文字。加米涅夫同志把列宁在许多年论战中的抨击变成了对我的最终鉴定。然而读者却可能会产生这一鉴定是不完整的印象。例如，读者据此完全找不到对如下问题的答案：我的前期（1914年前和1917年前）革命活动是否只有错误，或者其中也有使我接近布尔什维主义，走向并接受布尔什维主义的某些方面呢？不回答这个问题，对我后来参与党的工作的性质就难以解释了。与此同时，加米涅夫的鉴定还必然引出另一个纯属事实性质的问题。难道列宁说过和写过的只有加米涅夫同志所收集到的这些吗？难道列宁根据革命年代的经验没有作过其他评价吗？难道现在，在1924年末，只向党通报革命前的评价而根本不提及通过共同工作、共同斗争所作出的评价，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诚实的吗？这就是每一位严肃的读者不可避免会提出的问题。引用过去的文字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些引文只能使人得出别有用心、充满偏见的结论。
党的作用
为了把我现在的某些观点或者文章说成“托洛茨基主义”，并为此把它们同过去的错误挂上钩，需要跳过很多事实，首先是跳过1917年。为此就需要事后再来证明，我不理解1917年的事态，我由于阴差阳错才毫无保留地赞同了列宁的四月提纲，我不理解党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我无视党此前全部历史的意义，等等，等等。而根据1917年的事件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在这些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无论当时还是以后都没有给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来指责我推行某种特殊路线。因此，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不能同这些事件以及我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挂上钩，而是同我评论这事件某些教训的文章挂上了钩。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指责我搞“托洛茨基主义”具有重大的，甚至可以说决定性意义的是如下问题：我在阐述1917年事件时曲解了列宁主义，用另一种同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特殊倾向来同它相对立，这个说法对不对？因此，说我的《十月的教训》搞“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就成了基本的关键，由此把党内出现“托洛茨基主义”危险的种种编造都联系在一起了。然而（实质就在这里）这一把所有人为编造联系在一起的关键却是一个靠不住的关键。只要认真看一下这个关键，它顷刻间就会灰飞烟灭。只有刻意吹毛求疵再加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先入之见才能提供借口，把我的《十月的教训》说成是背离列宁主义的倾向，而不是认真老实地对列宁主义的运用。这就是现在我就争论的几个主要问题想要表明的看法。
尤为令人惊诧，因此也就大错特错的是，竟然断言我在叙述十月革命时忽略了党的作用。然而前言的中心思想以及撰写前言的立意，却完全是承认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是党”（前言第14页）。我是以一系列国家战后革命的失败教训为背景来阐释这一思想的。我们的错误——我再说一遍，再重复一遍，由于我们过早地期待过大战结束时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到来——恰恰就在于，我们仍然未能充分估计党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德国工人们无论在1918年还是在1919年都未能获胜，因为他们没有获胜的基本武器——布尔什维克党。我在前言中两次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可以利用自己这个阶级的一系列优势，无产阶级则只有用革命政党来顶替这些优势。
如果说自德国革命失败后有过某种我一直在重复，在强调，并以十倍的执著在发挥的思想，那就是如下思想：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得到能保证胜利的真正革命政党的领导，那么哪怕最为有利的革命条件也不能使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这就是我的梯弗利斯报告《在欧洲革命的道路上》（1924年4月11日）以及我的报告《东方的前景和任务》（1924年4月21日）、《五一节在西方和东方》（1924年4月29日）、《新的转折》（《共产国际的五年》一书前言）、《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哪个阶段？》（1924年6月21日）等等的主要思想。例如，上面提到的梯弗利斯讲话在分析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我说：“为什么德国至今未能获胜？我认为，回答只能有一个：因为德国没有布尔什维克党，也没有我们在十月革命时所拥有的那样一位领袖……党也未经受我们党所经受过的锤炼。同志们，这就是中心问题。欧洲各国的党都应当学习这一经验。我们大家都应当学会更明确、更深刻地领会并珍惜我们党的性质、意义和本质，它保证了无产阶级在十月的胜利和十月革命后的一系列胜利”。（《西方和东方》，第11页），我再重复一遍，这是有关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尤其是去年德国革命失败后，我所有的报告和文章的基本观点，主导观点。我可以引用数十段文字来证明这一点。能设想我在写作《十月的教训》时会忽然忘掉、抹杀或者歪曲从全部历史经验，特别是近十年来的经验中得出的这一主要观点，主要结论吗？不，这是不可设想的。情况也不是这样。根本不是这样。恰恰相反，我通篇前言依据的就是我在梯弗利斯报告中所勾画的中心思想：“我们大家应当学会更明确、更深刻地领会并珍惜我们党的性质、意义和本质，因为是党保证了无产阶级在十月取得的胜利和十月革命后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当然，我没有重新去论证这一思想，因为我认为十月革命的这一“教训”是早就经过证明、经过检验了的，是毫无争议、无可置疑的。不过，恰恰是有关党及其领导的决定性作用的思想构成了我的前言的中心思想。为了证明这一点，就得把通篇前言再引述一遍，用黑体字把其主导思想标出来。很遗憾，不可能这样做。我只能恳请感兴趣的读者手握铅笔按上述视角去读一下或重读一下这篇前言，并且特别注意以下几页：第12、第13和第14页，第41、第43、第46页，“评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苏维埃和党”一节（第57页、这里，我仅举一例。在前言的结尾我批驳了近年来我国报刊出现的一个观点，即认为英国革命“不必通过政党，而可以通过工会”来进行。我就此在前言中写道：“如果没有党，离开党，绕过党，只通过党的代替物，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是最近十年来的重要教训。不错，英国工会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例如，在一定时斯的一定条件下它们甚至能够代替工人苏维埃，然而，它们之所以能够起这样的作用，不是由于把共产党放在一边，更不是由于与共产党对立，而恰恰是因为共产党的影响在工会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为了这个结论——关于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所起的作用和意义的结论——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因而决不能随便地放弃它或者轻视它”（第9页）。对我的指责恰恰是，我放弃了或轻视了这个结论！经过上文说明，只举出这一段引文即足以证明，强加给我的名之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倾向不仅同我的前言的精神和行文直接对立，而且同我整个的无产阶级革命观直接对立。用这种观点来指出我忘记或有意不谈我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在革命中的作用，这完全是一种不恰当的挑剔。我的前言不是在叙述党的个别机构或组织的作用，也不是在阐释事态的发展，而是试图阐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总的作用。我没有列举事实，我认为这些事实总的来说是众所周知的。我根据的基本论点是党（自然是指它的活生生的在起作用的组织）的领导作用。对于我在叙述时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事，我并没有忽视，我也没有避而不谈。任何牵强附会，任何诡辩都推翻不了这样的事实：对我的主要指责（即贬低党的意义）是根本错误的，是同我实际所说、所论证的一切完全矛盾的。
说我在评价党时不注意党内群众而只注意“上层”、注意领袖的断言也同样是不正确的。据此有人甚至扯到了什么“英雄”和“群氓”的理论。然而问题的整个实质在于，我在界定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总的作用并且以一种未必可再增添一分的断然决然的态度来作出界定时，提出的是关于中央领导在革命时期的作用这个特殊的、局部的而又极为重要的问题。当然其中也包括所谓“领袖”的问题。在评述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的工作时，我曾两次指出，列宁在与一切动摇对抗时，其力量就在于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依靠“做群众工作的党员”。如果我把整个革命问题或者哪怕把整个党的领导问题都归结为“领袖”问题，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当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论断为基础，作为一个专门的但又对革命极端重要的问题来提出关于党的领导核心同全党和工人群众的相互关系问题，那么，这样提出问题就完全是合理的，而在去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则更是双重必要的。顺便提一句，下文我还要谈到这一问题。
不过，人们对我说，需要党不仅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且还为了保持政权，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在国际上纵横捭阖。难道我这一点也没有想到吗？然而实质是，欧洲各国的党面临的还是十分繁重的夺取政权的任务。它们应当集中精力于这一点，致力于这一点。在夺取政权后会出现新的困难。我在此就可以有把握地预言，由胜利的武装起义转为必须放慢速度的“有机”工作将不可避免地在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党内激发新的危机，即不满的左翼的分离。当然，在不同的国家里这种情况会各不相同。不过，这是下一阶段的危险和困难。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对付得了。需耍的只是夺取政权。
说我在阐释十月的教训时无视我党的过去即其大战前和革命前的历史，这一指责具有同样的性质，即明显不公正、十分牵强附会。不过我已经说过：我的行为必然导致如下结论：如果在前期，在准备阶段，无产阶级先锋队没有成为真正革命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无产阶级就利用不了最有利的革命形势。这就是十月的中心教训。其他所有教训都从属于这一教训。党不能为了应付一时之需而临时拼凑起来，也就是说不能为了武装起义才匆匆忙忙建立起来。战后欧洲无产阶级的经验十分确凿地表明了这一点。即使我一个字也未直接提及十月革命前的党史，但光凭这一点也就完全充分地确定了这段党史的意义。然而，我实际上已经十分具体而且确切地谈到了使党能在十月革命中和十月革命后发挥作用的发展条件。我在前言第62页是这样说的：“历史保证了我们党具有无可比拟的革命优越性。同沙皇制度进行英勇斗争的传统，在地下条件下养成的革命的自我牺牲习惯和方式，对全人类革命经验的广泛理论研究，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反对调和主义的牛争，1905年最丰富的革命经验，在反革命年代中对此经验的理论研究，从1905年革命教训出发来考虑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党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锻炼，具有高度的理论上的洞察力，空前的革命气魄。”这哪有“无视”党或者其十月前准备工作的意思呢？不但前言的整个思路是在阐明党的准备工作和锻炼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性意义，而且对于使党成为现在的党的那些发展条件作出了完全准确、具体，尽管简短却几乎十分全面的概括。不言而喻，我未在前言中讲述党的整个历史。因为这本书的主题不是党史，而是十月革命，即党史中个特定时期。不过，我不知道有什么能驳倒我对保证了党“具有完全无可比拟的革命优越性”的发展条件的概括。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指责我“避而不谈”布尔什维主义同我本人过去坚持的那种思潮的斗争，对于这种指责这一回完全可以加以拒绝，因为我考虑的毕竟不是在谈此前的党史，不是在谈革命前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而是在谈十月革命。然而连这个理由都没有必要去谈，因为列举出使我党经受异乎寻常的锻炼，具有高度的理论上的洞察力和空前的革命气魄的那些条件时，我指出的不仅有反对孟什维主义和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而且还有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
我从来都没有暗示过有这样的想法：即有过革命前那段历史的布尔什维主义需要借助“托洛茨基主义”来改变自己的本质，相反，我却直截了当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形成过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是反对那些被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而出了名的思潮的斗争。换言之，我说的与强加于我的截然相反。不说我贬低党的作用，不说我无视党在十月革命前空前的准备工作的意义和作用，编造再次出现托洛茨基主义危险就失去了其主要的根据。况且，我根本就没有贬低过，也没有无视过。上面已经引述了我的主要思想，而我的其他思想都是围绕这一主轴而展开的。这里，我要把这一思想再重复一遍：“我们大家都应当学会更明确、更深刻地领会并珍惜我们党的性质、意义和本质，因为它才保证了无产阶级在十月的胜利和十月革命后的一系列胜利。”（《东方和西方》第11页。）这是列宁主义的观点。我没有偷换它，也没有冲淡它。我是在捍卫它，鼓吹它。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我们已经看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党的作用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不过，还采用了其他手法，而且是双重的办法来勾画我对列宁主义的批判。首先，凡是我对加米涅夫同志和其他反对起义同志的“十月”立场的评论，都被说成是我以批判列宁当时的对手为幌子来反对列宁本人。指责我批判列宁主义的第二个手法是，说我直接描绘了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错误”以及我对这些错误的纠正。这个问题应当认真谈一谈。
加米涅夫同志同列宁在十月革命时的分歧的实质表现在哪里呢？表现为加米涅夫同志主张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下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而列宁则根据已经展开的资产阶级革命准备和号召无产阶级率领农村下层群众去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这就是十月革命时期两种倾向的实质。列宁坚决反对加米涅夫的提法。他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公式已经过时了。他说：“不要向旧公式看齐，而要向新的现实看齐”。列宁问道：“加米涅夫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他回答说：“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3]这是否意味着列宁简单地“放弃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公式呢？不，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丝毫也未想把这一“放弃”强加于他。相反，我直截了当地说（第17页），列宁同俄国社会民主党从劳动解放社起就有的僵化的西欧派传统正相反，他使得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一公式在政治上体现出俄国历史和俄国革命的特殊性。而且对他来说，这一公式如同其他所有的政治策略公式一样具有能动的、有效的因而是具体制约的性质。它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在前言中问道：在1917年革命的条件下实施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吗？我坚持列宁的观点，回答说：它曾以不想完全掌权的半政权工兵苏维埃的形式实施过。列宁通过这瞬息万变的现实认清了自己的公式。他指出，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旧公式的实施只能这么半半拉拉。而反对夺取政权的人则认为，我们应当“完成”民主革命。列宁回答说，按照“二月革命”的路线所能做到的一切均已做了，均已实现了；旧公式已经过时了；应当从现实的发展中推导出新的行动公式。列宁指责自己的对手说，他们未能按照在二月革命的条件下业已实施的形式来认识“民主专政”。早从四月初起，列宁就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也可以叫做‘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上册第29页[4]）。列宁坚持重复说，他的对手们用过时的公式来同革命的需要相对立，从而“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举手投降”。[5]这就是列宁对问题的提法。我则是按照原样加以阐述。为什么在十月革命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我同列宁意见一致而未同加米涅夫同志意见一致，就成为对列宁主义的修正了呢？为什么在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上的列宁主义观点能容纳曾同列宁截然对立的加米涅夫，却要排斥曾追随列宁的我呢？在这方面列宁主义一词是否变得过于灵活，过于随心所欲了呢？
为了引导人们得出十月革命期间这样一种完全出人意料、令人难以思议的列宁主义和反列宁主义的对立，就需要把问题说成这样：是我把加米涅夫等人的布尔什维主义彻底性看成是他们的错误；是我说：“看，就是这些同志确实按列宁的公式一直坚持到底，才最终沦为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俘虏。”但我从来没有说过十月革命时反对列宁的人的错误是他们“彻底”运用了列宁的公式。不，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像列宁那样来对待列宁的公式；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公式在现实中的特殊矛盾；他们不理解1905年公式的过渡阶段性质；他们说的是列宁的话，却把背得烂熟的公式同对现实的研究对立了起来，换言之，他们没有像列宁那样来理解列宁的公式。列宁本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并且对这一错误作了透彻的分析。
同样为了达到把我（确切地说，是列宁）对加米涅夫同志等人的批评变成我对列宁主义的批评这一目的，需要从我1909年写的文章而不是1924年写的前言之中摘取引文。我在1909年写的文章中谈到过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这一公式在革命特定阶段有可能显露出自己的反革命特点。不错，1909年我曾在罗莎·卢森堡的杂志上这样写过。该文已收入我的《1905年》一书。1917年以后，该书曾经用俄文和多种外文多次再版，从未见任何方面的人士提出过质疑或者反驳，因为大家都知道，看该文应当考虑到撰写文章的时代条件。不过，不能把1909年一篇论战文章中的一段话硬塞进1924年写的一篇前言中去。关于这段1909年写的文字完全可以说，我撰写的时候并不清楚我对之提出质疑的这一公式对列宁只具有阶段性、准备性的意义，而不具有独立的意义。这样指责我是对的，我接受这种指责。然而要知道，恰恰是加米涅夫同志等人试图违反列宁的意愿把这一能动的公式变成教条，并把它同正在发展的革命需要对立起米。恰恰是列宁对他们解释说，他们的这种立场阻碍了革命的必要发展。我仅仅是扼要地且用十分缓和的形式复述了列宁的批评和评价。怎么能由此得出修正列宁主义的结论呢？既然非要把“托洛茨基主义”同这一件历史早已勾销的事扯到一起，那就只能说：托洛茨基在前言中赞同列宁关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提法；然而托洛茨基根本不提他放弃不断革命这一老公式；由此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托洛茨基根据1917年革命的经验按列宁的精神来阐释自己的老公式。这就是在这一问题上所能得出的惟一结论，即使如此，也不是根据未提及历史已勾销了的不断革命问题的那篇前言，而是通过把这篇前言同我反映不同政治发展阶级的旧著作比较才得出的。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对我来说，所谓不断革命这一公式的根本是，深信俄国革命以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将不可避免地以社会主义专政而告终。正如我上文论及的，如果说中派策略倾向使我离开了布尔什维主义并同它对立，那么，俄国革命必然将政权交给无产阶级这一根本政治信念又使我同孟什维克对立，并使我历经所有阶段投入布尔什维主义阵营。不过，这与我们现在所谈的问题不是一回事。无论怎么说，我反对那种说列宁或者布尔什维克党在深信自己的公式错了之后接受了“我的”革命公式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十分可笑，是强加于我的。
然而，我不得不预先承认，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引用20年来不同时期的文宇，随心所欲地把它们拼凑在一起，特别是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活强加给我，那么只要愿意，就可以在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这一点上得出任何结论。众所周知，在这场争论中“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一公式最吃香。我认为，不下十位作者（发言者就更多了！）一个接一个地把这一错误的政治公式算到了我的头上。然而我不得不说明，题为《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那份著名传单是1905年夏由侨居国外的帕尔乌斯[6]撰写的。当时我匿居在彼得堡，同他根本没有联系。这份传单由帕尔乌斯个人署名在国外印刷，在俄国没有任何人翻印过。我任何时候对帕尔乌斯这一简单化的公式都不负任何责任。正是在这一时期我撰写过一系列传单，其中较为重要的都是在巴库布尔什维克秘密印刷厂印制的（1905年夏）。此类传单中有一份是专门写给农民的。在现在大都能查找得到的我的这些传单中，没有一份要“跳越”民主革命阶段。它们都提出了立宪会议和土地革命的口号。诸如此类的错误在批判我的文章中不胜枚举。然而没有必要就此再多费笔墨。要知道，问题并不在于我个人在自己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如何表述革命的前景和任务的，而在于我现在，在1924年，对列宁依据与十月革命进程的内在联系对基本策略问题的提法所作的分析是否正确。
在这一方面，没有人指出过我有任何错误。在对十月革命进行理论阐释时我完全依据列宁主义，正如在实施十月革命时我始终同列宁走在一起一样。
某一位作者竟然想得出说我是……按照苏汉诺夫[7]的提法来评价十月革命的，与此相矛盾的是他却援引了列宁那篇评论苏汉诺夫著作的著名文章。一凊二楚：托洛茨基主义在反对列宁主义！这位可敬的作者却大错特错了。1923年2月5日，即在我们得知列宁的评价之前很久，我就曾致函《真理报》编辑部，其中是这样评论苏汉诺夫那本书的：“最近我翻阅了已出版的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的一卷。我感到应当给予这本书以毁灭性的评价。很难设想还有更厚颜无耻的知识分子自我中心主义的丑恶表现……他（苏汉诺夫）起先拜倒在克伦斯基[8]脚下，在左边又抓着策列铁里[9]和唐恩[10]的胳膊肘，向他们灌输高尚得不得了的生活方式，而后来……又向布尔什维克灌输正确的革命行动方式。当七月事变后列宁隐蔽起来时，苏汉诺夫为自己的高尚简直伤心得不得了。他苏汉诺夫从来也没有这样过”……等等，等等。当时，在《真理报》上曾出现过按我这封信的精神写成的书评，甚至把信的一部分也引进了书评中。读者由此可以看出，我能在多大程度上倾向于“按照苏汉诺夫的提法”评价革命。
列宁主义和“布朗基主义”
现在，我们必须来谈一谈一项既用心险恶，又论证拙劣的指责：我竟然把列宁描绘成“布朗基[11]主义者”（！！！），而把自己几乎描绘成从列宁的布朗基主义手中拯救革命的人。只有由于争论而一叶障目才能说得出这样一种指责。
然而是什么成了引起这种关于“布朗基主义”的无稽之谈的由头呢？
9月召开民主会议的时候，列宁从他藏身的芬兰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包围正在举行民主会议的亚历山大剧院，逮捕会议参加者，占领彼得保罗要塞，等等。在9月还不能以彼得堡苏维埃的名义实施这一计划，因为苏维埃组织还未真正布尔什维克化，还不适应这一计划，因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尚不存在。我在自己那本书中有关列宁的九月建议是这样写的：“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本来打算通过党的途径并以党的名义来准备和完成起义，随后由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总结这一胜利。”某些同志不知为什么却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我把列宁的九月建议看成布朗基主义（！！！）。我完全不明白，这跟布朗基主义有什么相干？布朗基主义应当是极力想以不依靠工人阶级的革命少数派的名义去夺取政权的主张。然而要知道，1917年9、10月间形势的根本实质是，劳动人民的多数站在我们党的一边，而且这一多数还明显地在不断增加。因此，当时的问题是，使多数人拥护的党中央委员会承担起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夺取政权，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从而使已发生的革命合法化。就这一建议侈谈什么布朗基主义，这就是荒谬绝伦地歪曲基本政治概念的含义。起义是一门艺术：起义的任务允许有几个解决方案，其中一些可能是较为成功的，另一些则是不那么成功的。列宁的9月建议无疑有其长处：可以使敌人措手不及，不可能组织起可靠的部队转入反攻。9月建议的缺陷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不仅使敌人措手不及，而且也使部分工人和卫戍部队也措手不及，引起他们的惶惑，从而削弱我们的攻击力。这个问题很重要，但纯属实际问题，同布朗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原则矛盾没有任何关系。众所周知，中央委员会没有采纳列宁的9月建议，在就该问题表决时我同所有的人持同样立场。这里的问题并不涉及对整个发展方针的总的确定，并不涉及布朗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涉及对起义完全实际的、在相当程度上是技术性的条件的具体估计，而起义的政治前提则确已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提到，列宁当时不得不“从地下”来估计彼得堡形势的纯粹实际条件。我的这句话激起了完全出乎预料的抗议。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也只不过是重复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就此说过和写过的话而已。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他曾“安慰”某些在大会的前夕因立场极“左”而遭到他严厉痛斥的匈牙利同志。他写道：“当我自己流亡国外时，我曾几次采取‘过左’的立场。1917年8月，我也流亡国外，曾向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过一个过‘左’的建议。这个建议幸而遭到断然拒绝。流亡国外的同志常常采取‘过左’的立场，这是很自然的。”[12]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自己的建议称为过“左”的，并且用他流亡国外来解释他的“左”倾。因此，我在这个问题上仅仅是阐述了列宁的看法。
况且这一被中央断然拒绝的建议对事态的发展起了正面作用。列宁懂得，当时缺少的不是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以至横加阻拦的态度，因此他尽量施加压力，要求每一个和所有的党的负责工作人员都把武装起义当作刻不容缓的实际任务。列宁的9月来信同布朗基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是他影响党的整套措施的一部分，是适当的，它促使大家更具体、更坚定、更勇敢地对待起义问题。
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一段十月革命时非常重要的插曲，这就是克伦斯基调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图谋，我提及这段插曲并不是因为对此又有什么新的补充，而完全是因为，我对这段往事的叙述使加米涅夫同志有借口把事情说成是当时我用自己的“正确”政策对抗了列宁的“错误”（布朗基主义的）政策。我不想再去重复所有那些针对这一问题作出的令人厌恶透顶的结论和暗示。我重新读了一遍自己前言的相应部分，当然，我早就确信，文中丝毫也没有强加于我的那些东西。不过，我在前言中却找到了重要得多的东西：文中有一处完全明确、断然地排除了就我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一事上有“特殊”战略计划问题进行胡编乱造的可能性。请看，前言是这样说的：“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掌权以后，只是继续并加深了两个政权并存的方式。我们主动地检査了关于调走卫戍部队的命令。这样一来，我们就利用合法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和方式掩护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实际起义。不仅如此，我们在宣传中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形式上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展和加深了已经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从而明确了苏维埃的合法地位以便在整个俄国举行布尔什维克起义。”（第50页）因此，这段话无论如何也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以党的名义（“我们布尔什维克”）说的。况且后来围绕卫戍部队的斗争发展也决不是出于哪一个人的计划，而是由于我们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里承袭下来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制度。克伦斯基想调走卫戍部队；而按照惯例未经苏维埃士兵部同意就不能这么做。司令部提请士兵部主席团审议，而布尔什维克已经牢牢掌握了士兵部，于是出现冲突；冲突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对十月革命十分重要的后果。因此，我所描绘的有关卫戍部队的情况完全符合实际的事态发展。然而还不仅如此。我好像有意要排除加米涅夫同志编造谎言的可能性，在下文又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说我们那次‘诡计’百分之百地成功了，那并不是因为这种诡计是一些要避免国内战争的自作聪明的战略家故意想出来的，而是因为它是妥协主义制度解体的条件及其出现的严重矛盾自然造成的。”（第51页）因此，此处的“诡计”一词被加上引号，是为了表明这不是某个人的主观的诡计，而是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所造成的关系客观发展的结果。前言直截了当地说，这并不是“自作聪明的战略家故意想出来的”。因此。不但上述说明是用党即其在苏维埃的代表的名义作出的，而且还直接而明确地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个人的计谋或者个人的花招。那种说我在这个问题上贬低列宁来抬高自己的政策的断言到底有什么根据呢？一点根据也没有。列宁身处芬兰，当然不能在这一事件刚发生时就发现和了解它，并且在事态发展的所有阶段都跟踪研究它。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列宁能及时而详尽（即依据个人的观察）了解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事件，他对革命进程的担心可能会小一些。然而不言而喻的是，即使这样也丝毫不妨碍他不断增强他已经施加的压力。他要求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夺取政权无疑是对的。而且正是多亏他的这一压力，这一点才真的实现了。
“配合形式的国家”
十月革命期间分歧的焦点是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不能彻底理解列宁对这一问题的提法，自然就无法理解十月革命期间的分歧。然而我现在想通过一个目前在争论中起首要作用的例子来揭示，许多同志指责我背离列宁主义，其实他们对列宁所知甚少，对列宁关于夺取政权问题的提法也不甚了了。
在前言中我顺便提及，《论时局》一信的作者们反对夺取政权，因为不得不持类似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当时的领袖希法亭在1918〜1919年德国革命时所持的立场。希法亭曾建议，把苏维埃纳入民主宪法。我的这一对比，曾遭到格外严厉的批判。对我的指责首先是，说我完全错误、甚全“居心不良地”把加米涅夫同志的立场同希法亭的立场扯到了一起；与此同时，还向我一再论证说，列宁也主张过把苏维埃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因此，我又修正了列宁主义。还指责我说，我不理解当时那个过渡关头，当时党在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但同时并没有摒弃立宪会议。最后，还揭发我说，我本人在鼓吹争取苏维埃政权的同时也说过要召开立宪会议。然而如同在其他所有问题上一样，主要的指责是，我把列宁的立场同希法亭的立场扯到了一起，因此就是修正列宁主义，贬低列宁主义。让我们看看是否是这么一回事吧！弄清这一极为重要的情况将有助于澄清1917年的分歧问题。
其实，党当时既争取苏维埃政权，又为召开立宪会议而斗争。当时一个最为普及的宣传口号就说，苏维埃不夺取政权，立宪会议就召开不了，即使召开了，也会成为反革命工具。列宁和党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通向立宪会议之路不是通过临时政府和预备议会，而是通过无产阶级和贫农的专政。立宪会议不应是预备议会的扩大版，而应是工农国家的组成部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反对夺取政权的人把对立宪会议的期望与列宁的起义道路对立起来。他们一再论证说（见《论时局》一信），资产阶级“不敢”破坏立宪会议”没有能力在立宪会议选举中作弊。他们还论证说，我们党将在立宪会议中成为拥有将近三分之一席位的强大反对派。这使他们设想出这样的前景：“苏维埃已经根深蒂固（？），不会被消灭……就连立宪会议在自己革命（？）工作中也只能依靠苏维埃。立宪会议加苏维埃——这就是我们所要走向的配合形式的国家机关。”因此，这种配合形式国家就是，政权通过临时政府、预备议会和由其召开的立宪会议仍旧留在资产阶级手中。我们在立宪会议中起反对派作用，同时仍然是苏维埃的领导政党。换言之，这是一种继续两个政权并存的前景。而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在一定时期内在存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职业跨阶级妥协主义分子时才可能出现。而当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多数，而在立宪会议中占少数的条件下，则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不言自明，列宁的立场与此毫无共同之处。他曾经说过：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再召开立宪会议，如果有必要，再把它同苏维埃配合在一起。列宁的立场同《论时局》一信作者们的立场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在列宁看来，立宪会议也好，苏维埃也好，都是同一个阶级或者非有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村贫民）联盟的机关，立宪会议同苏维埃配合的问题对列宁来说具有组织－技术性质。在反对列宁的人眼里，苏维埃代表着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贫民），而立宪会议却是各有产阶级的机关。只有出于某种幻想，即指望无权的苏维埃会成为“一支对准资产阶级的太阳穴的手枪”，认为资产阶级将使其政策“配合”苏维埃，才可能采取这种实行配合形式的方针。这就是同希法亭立场的相似之处。希法亭在其最为“左”倾的时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提出将苏维埃作为向有产阶级施压的工具即作为不开枪的手枪而纳入宪法！
或者所有上述这一切还不清楚？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对于我们大家最具权威的见证人和阐释者是怎么说的。让我们看看列宁是怎么说的。如果批评我的人能及时而认真地这样做，他们就可以不完全地把读者弄糊涂。让我们打开第14卷[13]，在《给同志们的信》（10月16〜17日）中能找到以下一段充满真知灼见的话：“我们可悲的悲观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永远不能自圆其说。拒绝起义就是拒绝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而把一切希望和期待都‘交给’‘答应’召开立宪会议的善心的资产阶级。惟有在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才能保证立宪会议会召开，才能保证它的成功，难道这还难以理解吗？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已经说过几千遍。从来没有人试图驳倒它。这种‘配合形式’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现在有人以‘配合形式’为托词拒绝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而且偷偷摸摸地干，不敢公开否认我们的口号，这是什么行为呢？能找得出议会用语来形容这种行为吗？有人一针见血地回答我们那位悲观主义者说：‘是一支没有子弹的手枪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公然投奔了李伯尔[14]、唐恩之流，因为他们千百次地宣称苏维埃是‘手枪’并且千百次地欺骗了人民，因为苏维埃在他们的统治下简直等于零。如果是‘有子弹的’手枪，那这也就是起义的技术准备，因为子弹要弄到手，手枪要装上子弹，而且光有子弹是不够的。或者是投奔李伯尔、唐恩之流，公开拒绝‘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或者是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第271〜276页）读到这段振聋发聩的文字，使人感到列宁简直像是对当前这场争论在发表自己的见解。列宁没有等到任何人再就此作出解释就指出，在配合形式的提法下有人“偷偷摸摸地”推出同列宁他所捍卫的思想截然相反的政治思想。可是，当我在自己的前言中用极为温和的形式重复列宁对在两个政权并存的基础上“配合形式的国家”的评述时，批评家们却提出，我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帜在偷偷摸摸地推行……“托洛茨基主义”。这岂不是咄咄怪事？！难道这不正是揭露了在党内制造“托洛茨基主义”危险的全部奧秘？如果“托洛茨基主义”一词（就其旧的、战前的含义而言）是指调和本质上无法调和的倾向，那么，无疑理论上可以把不夺取政权的配合形式的国家归结为上述含义的“托洛茨基主义”。只不过推行这种“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是我。现在也不是我在事过境迁之后以它来反对列宁。
我想并且希望，现在问题一清二楚了。至少我不能讲得再清楚了。谁也不能替列宁讲得比列宁本人更清楚。要知道，有人指责我说，连共青团员都发现了我的错误。唉，共青团员们紧随某些老同志之后发现的只是，在十月革命的基本问题即政权问题上对列宁著述研读得很差或者领会得很差。
能结束我们整个争论的列宁这段关于“配合形式”的文字，是10月中旬即起义10天之前写出的。列宁后来回过头来还谈过这一问题。1917年12月26日，即在我们引用的《给同志们的信》发表两个半月之后，十月起义早已过去，列宁以彻底的理论透析力表述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政权已经由苏维埃执掌了。列宁如果没有绝对的必要性，从来不愿人为地挑起业已平息的分歧。然而，12月26日，即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列宁却认为有必要再来谈一谈这一有争议的问题。列宁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凡是直接或间接想从形式上即法律上，想在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内来考虑立宪会议问题，而不考虑到阶级斗争和内战，那都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和转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布尔什维克党的少数领导人因为不能正确评价十月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犯了这种错误。革命社会民主党应尽的责任就是警告所有的人不要犯这种错误。”（《列宁全集》第15卷第53页[15]）
如上所引，列宁认为，警告所有的人不要犯恰恰是在有关“配合”形式国家的争论中暴露出的错误，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在起义胜利两个月以后，他认为有必要用相当严厉的语调作出这样的提醒。然而，我们却看到，对于某些同志，这一提醒的含义却有一半被忘却了，一半被歪曲了。可是，在国际范围内——因而也包括我们——时至今日这一提醒仍有着十足的威力。要知道，所有的共产党要经历的都还只是实际推翻民主国家的阶段。这一任务是极端艰巨的；老的民主国家则要比我国更困难一千倍。在形式上所有共产党人都站在“否定”形式民主制的基点上。然而要知道，这还未能解决问题。还有最主要的一点：用革命方式来推翻已经化作民族习性的民主制，切实推翻它。资产阶级民主舆论的压力在这条道路上会作出最猛烈的反抗。这一点应当事先就明白并估计到。这种反抗不可避免地也会进入共产党的内部，导致其内部出现相应的集团。勿庸置疑，同资产阶级民主制“妥协”的最流行、最标准、最典型的形式正是如下思想：“配合形式的国家”——绕开起义并绕开夺取政权。这自然是由于整个形势，全部传统，阶级间各种相互关系所导致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警告所有的人”都要提防这种不可避免的危险，对于缺乏锻炼的党来说这一危险可能是致命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告诫欧洲同志：“看，在我们俄国，尽管我们的党是卓越的党，民主制的幻想虽然有所克服，但在关键时刻仍然控制了优秀革命家的意识；在你们那里这种危险还要大得难以估量；对此应有所准备；要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要思考十月革命的经验及其全部革命的具体细节，把它化作自己的血肉！”作出这种警告并不意味着要取代列宁主义。不，这将意味着全心全意地为列宁主义服务。
季诺维也夫同志发问说：反对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前和革命时的反对派是右的集团，右倾思潮或者右翼吗？对这么一个看来根本不成其问题的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的回答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坚如磐石，所以它在十月革命时就不可能有右翼。可是十分明显，说布尔什维克党坚如磐石并不是说其内部从未出现过右倾思潮，而是说它一直能成功地克服右倾思潮：有时同它们一刀两断，有时加以化解。十月革命时期亦然如此。看来，这一点无可争议：既然在革命时机已成熟时党内发现有反对革命的反对派，那么，这是右翼反对派而不是左翼反对派。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仅限于对反对派作心理评述，说“动摇”、“怀疑”、“犹豫不决”等等。要知道，这种动摇具有政治性质，而不是其他别的性质。要知道，这种动摇是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相对立的。要知道，这种对立是经过理论论证，打着政治口号的。对在关键时刻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党内反对派怎么能不作政治鉴定呢？为什么必须放弃政治定性？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当然，可以从心理角度和个人角度来提出问题。譬如，某一位同志是偶然地还是非偶然地置身于反对夺取政权的反对派之列？我根本不想涉及这一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与对党的发展的各种倾向的评价无关。一些同志参加反对派几个月，另一些同志则参加几个星期，这一事实只具有个人履历意义，它不影响对立场本身的政治评价。这一立场反映了当资产阶级社会上空密布致命危险的那个时期资产阶级舆论对党的压力。列宁斥责反对派代表人物，说他们对资产阶级“必然”表现出乐观主义，而对革命力量和无产阶级的能力却表现出“悲观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下册第276页[16]）。只要大致翻阅一下这一时期列宁的书信、文章和讲话，任何人都能亳不困难地得出结论：贯穿这些著述的一条红线是，把反对派定性为右倾，它反映了在夺取政权之前时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压力。而且这一定性还不仅仅局限于同右倾反对派作直接尖锐斗争的时期，许久之后列宁还重申过这一点。例如，1918年2月末，即十月革命已过4个月之后，在同左派共产主义者“残酷”斗争时，列宁把十月反对派称作“十月的机会主义者”。当然可以攻击这一评价：难道在坚如磐石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中还可能有机会主义？然而既然是政治评价，这样一种形式主义的理由自然落空了。这一政治评价是列宁作出的，是经列宁论证的，而且是全党公认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要对它打上问号？
为什么对十月反对派作正确的政治评价很重要？因为它具有国际意义；它在将来才会充分显示其意义。这里我们遇到我国十月的一个主要的教训，现在，在取得德国十月的反面教训之后，这一教训又有了新的、巨大的分量。在每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中我们都将遇到这一教训。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许多困难中有一个完全特定的、具体的特殊困难：它是由党的革命领导的任务所产生的。在斗争急剧转折之际，正如列宁多次说过，即使是最革命的政党也可能落后，把昨日的口号或斗争手段来与新的任务和新的需要对立。然而再也没有比导致无产阶级必须武装起义的转折更为急剧的转折了。这时才出现了党的领导之间、党的整个政策之间和阶级的作为之间不相符合的危险。在“正常”条件下，即在政治生活进程相对缓慢的时候，这种不符合尽管会造成损失，但不会造成灾难。而在出现尖锐的革命危机时期，恰恰没有时间去消除这种不相符合，或者说，冒着炮火去取齐战线。革命危机最为尖锐的时期，就其本质而言，常常是转瞬即逝的。革命领导（犹豫、动摇、等待时机……）同革命客观任务间的不相符合有时会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间导致一场灾难，导致丧失掉多年工作准备好的成果。不言而喻，领导同政党（阶级、整个形势）间的不相符合还可能具有相反的性质：这就是领导超越了革命发展，把怀孕4个多月当成了十月怀胎。1921年3月德国提供了这种不相符合的最为明显的例证。当时党内的“左派幼稚病”表现得淋漓尽致，其结果是盲动主义（革命冒险主义）。在将来，这种危险也完全是现实的。因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总结的教训将一直保持其效力。不过，去年德国的经验却极其直观地向我们展示出完全相反的一种危险：时机成熟了，而领导却落在后面。领导刚刚赶上形势，而形势又发生了变化：群众纷纷后退，力量对比已急剧恶化了。去年德国的失败当然存在其本国的许多特点，但是，也存在表明普遍危险的深刻的典型特点。这一危险可以称之为革命领导的危机。无产阶级政党的下层接受资产阶级民主舆论的压力要少得多，但是党的上层和中层的一些人士将不可避免地在关键时刻或多或少地屈服于资产阶级的物质恐怖和思想恐怖。对这一危险不能视而不见。当然也不存在对付这一危险的万能的解救办法。不过，同这一危险斗争的第一步——是弄清它的根源和实质。每一个共产党内，在“十月”时期都出现了右倾集团（或有所发展），一方面反映了极大的客观困难和危险，另一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舆论的疯狂压力。右倾集团的本质和含义即在于此。正因为如此，各国共产党内恰恰在动摇和犹豫最为危险的关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种动摇和犹豫。在我们这里，这种动摇和摩擦性质最轻。这才使我们有可能实现十月革命。德国共产党的情况却截然相反。它们那里的革命时机已经被错过，而党内危机十分尖锐，以致必须全面更新党的整个领导机构。各个共产党在自己的“十月”时期大概会处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使革命领导的必然危机变得最小，这是每个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要达到这一点，就只有领会我们的十月经验，领会我们党内十月反对派的政治含义。
现今的问题
为了从对过去的估价和教训转到现今的问题，我首先谈一谈一项具体的但格外猛烈而尖锐的指责。这项指责简直出乎我的意料。
某一位批评者甚至说，我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把红色恐怖的“责任”（？！？）推给了列宁。说实在的，这种想法意味着什么呢？看来，这种想法认为，有某种必要推卸对作为革命斗争工具的恐怖手段的责任。然而怎么会出现这种必要的呢？我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心理上对此都无法理解。不错，通过革命、宫廷政变、阴谋等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政府总是感到有必要用忘却的帷幕遮盖住自己取得政权的条件。用暴力手段攫取了政权的资产阶级政府在站稳脚跟，有所巩固并且自身培育出必要的保守素养之后，总是把粉饰、伪造自己“不合法”的过去，抹掉对所采用的血腥暴力的回忆当作自己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可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怎么竟然也会有这种需要呢？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存在7年多了，我们甚至同最保守的英国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接待有爵位称号的大使们，但是我们丝亳也不放弃那些使得我们党执掌政权并且作为十月革命的经验已被纳入世界革命运动武库的方法。我们现在如同在为了拯救革命而不得不采用革命暴力方法时一样，也很少有理由放弃或避而不提我们曾经采用过的这些方法。不错，我们接待有爵位称号的大使，我们允许私人资本流通，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出现了苏哈列夫卡[17]舆论。当然，全俄苏哈列夫卡虽然不得不服从于苏维埃政权却总是在向往用极端“非法的”、“野蛮的”手段夺取政权的苏维埃政府能有所改观，能变成真正“文明的”、“可敬的”的民主政权亦即保守的资产阶级政权。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我国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而且还有国际资产阶级，都将很乐意宽恕苏维埃政权的“非法”出身，因为他们相信我们自己也不会再加以提及。然而既然我们丝毫也不想改变自己的阶级本质，既然我们仍毫不动摇地以革命的态度对资产阶级舆论嗤之以鼻，我们就没有任何必要否认自己的过去，去“推卸”自己对红色恐怖的责任。那种想把这一责任推卸给……列宁的想法是非常不光彩的。谁能把这一责任“推卸”给列宁？列宁本来就承担着这一责任。对十月革命，对变革，对革命，对红色恐怖，对国内战争，——对所有这一切列宁在工人阶级面前，在历史面前都承担着责任，而且将“永生永世”承担着它。或许这里说的是过分措施和过火行为？可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革命会没有“过分措施”和“过火行为”呢？这个简单的道理列宁曾经对那些因为4月、7月和10月的过火行为而大惊失色的凡夫俗子讲过多少遍啊！是的，什么也不能解除列宁对红色恐怖的“责任”，什么都不行，谁也做不到。即使那些过于巴结的“捍卫者”们也做不到。红色恐怖是革命的必要手段。没有红色恐怖，革命就可能夭折。有多少次革命由于劳动群众的意志薄弱、犹豫不决和心慈手软而夭折了。即使我们的党，尽管经受过以前的锻炼，也保留着心慈手软和革命麻痹大意这些因素。任何人也没有像列宁那样事先就深思过革命的难以置信的困难，其内在和外部的危险。任何人在革命前也未曾那样明确地认识到，不镇压有产阶级，不采取历史上最严厉的恐怖措施，无产阶级政权在被敌人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就永远无法坚持下去。列宁一点一滴地灌输给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们，再通过他们并同他们一起灌输给全党和劳动群众的，正是自己的这一认识和由此而产生的顽强斗志。我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谈到的正是这一点。我描绘了列宁如何在革命初期观察到处存在的漫不经心、麻痹大意和面对重重危险和灾祸的盲目自信，时刻教导自己的战友们，只有改变自己的性格使之变得更为严厉，并且用红色恐怖之剑武装自己，革命才能得救。我在回忆文章中谈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列宁伟大的洞察力，就是伟大的精神力量，就是毫不留情的革命精神——同时他有着个人的伟大人性。想从我的话里找出另外的意思，想从中发现有把对恐怖的责任“推给”列宁的意愿，这只能是政治上的愚蠢和心理上的龌龊。
如果我也像某些批判我的人那样无端恶毒怀疑，我满可以说：不应当在我这里寻找“新经济政策”倾向，而恰恰应当在那些竟然想要否定红色恐怖的人那里去寻找。倘若苏哈列夫卡那帮家伙中有谁真的相信了诸如此类的指责，并且因此想入非非，那么，这只能说明，是指责我的人造出了苏哈列夫卡问题上的托洛茨基主义幽灵——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我同这一幽灵有什么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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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苏哈列夫卡——国内的也好，侨居国外的也好——提出的证据总的说来应当慎之又慎。当然，形形色色的敌人都对我们的每一个分歧、每一场争论悲剧兴高采烈，都竭力扩大每一丝裂缝。不过为了从他们的评价中得出某些结论，就需要验证：首先，他们是否明白他们所说的事，因为只有有头脑的敌人的严肃、务实、确凿的评价才具有对症的作用；其次，他们是否是为了煽起我们的分歧、对争论火上浇油才专门炮制自己的评价？对待侨民出版物尤应如此，因为侨民出版物没有自己的直接政治任务，没有大量读者，主要利用苏联报刊上对它们见解的反响投机。
我举一个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我们的报刊曾经报道说，在去年争论期间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通报》[18]杂志把极大希望寄托在“反对派”或其个别人士身上。我未核对过这种消息，不过完全可以设想，像唐恩一伙那种毕生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民主化的、有洞察力的现实主义者，现在把满怀希望都寄托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孟什维克化上。不过我完全偶然地翻阅了孟什维克右翼的《曙光》[19]杂志第7期，看到斯捷·伊万诺维奇[20]的文章对唐恩一伙寄希望于布尔什维克党蜕变所作的如下批评：“或许他们（唐恩一伙人）对这个反对派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情况。然而倘若他们知道的只是众所周知的情况，那么他们不会不知道，正是在俄共内的反对派中有最空想的专政拥护者，最死硬的正统专政派。其影响才表现为最近的左派疯狂大爆发、反新经济政策路线等等。单凭行动纲领的字句，如何才能恰恰从这种‘十月’正统派中区分出‘由于自己的地位，对准备民主地取消专政事业能……起相当大作用的人士’呢？行动纲领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并导致阶级觉悟的压力之下’实现。然而这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假设，而且未待它被纳入行动纲领就已被生活所推翻。在一连串有时甚至提出政治要求的罢工风潮的影响下，俄共反对派要的是强化专政、资产者的血和实行新方针。生活表明，反对派是专政的最死心塌地的煽动者，而行动纲领却要从中区分出民主分子来。与行动纲领大相径庭的生活是多么不合理啊！”（第197页）
我满怀正常的厌恶才在探讨我党内部问题的著述中引用了这个孟什维克白匪骗子文章的一段文字。我决没有想从上述引文之中得出什么政治结论；只有一点除外：对境外侨民的反响和议论要多加小心！对信手拈来的欧洲资产阶级报刊的议论要多加小心！考虑敌人的见解从来都是有益的。然而这要批判地做，不能赋予敌人以超出他们实际所有的洞察力。我们不会忘记，资产阶级总是在盲目议论他们根本理解不了的、构成我们工作主要内容的问题。我们不会忘记，世界资本主义报刊在整个苏维埃制度时期不止一次地宣称，列宁在努力把俄国重新纳入民族保守主义轨道，但是“左翼”在阻挠列宁，被点出姓名的“左翼”分子有时是布哈林，有时是季诺维也夫，有时是本文作者。除了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专政任务一窍不通，这种议论难道还能显示出别的什么吗？决不能这么办：我们先是用自己有失公允、牵强附会的指责把望眼欲穿的资产阶级报刊引入歧途，然后再把其中对我们言论的歪曲反映当作颇有说服力的资产阶级评价。我们这样做就是把我们自己炮制的那个幽灵的幻影当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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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家们，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为了使引用旧著的文字拼凑而成的“托洛茨基主义”幽灵多少具有某种现实性（轰动性）提出了——诚然，采取的是最为泛泛而且模棱两可的形式——现行国内政策问题。我从未就此类问题挑起过任何争议。季诺维也夫同志就此类问题也未能提得出任何具体的意见冲突。我的前言根本未给讨论此类问题提供任何口实。我在任何场合都未对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提出过异议，而且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严格加以贯彻。然而总是把我的前言的背景说成是去年的争论，而不是德国革命的失败。正因为如此，我的前言才成了提出我的整个“路线”问题的借口。
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在他看来可以把我的路线说成是反党路线的罪状。
我似乎极力想削弱党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我决不能接受这指责。为了使这一笼统的问题能谈得十分具体，我想提一下，近来中央通过一系列决定重新断然决然地反对由党的机关来替代地方苏维埃政权机关。这一决定是否会削弱党的作用呢？不，正确执行这一路线只能加强并且强化党的作用。不在而喻，在这一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实际的意见分歧。然而就是对这样的纯实际的意见分歧季诺维也夫同志也没有举出任何新的例证，因为在我们的工作实践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分歧。
我还根本不能接受另一项指责：说我极力想把党变成派别和集团的总和——就像英国工党那样。这种断言的似是而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不论我对十月教训的理解正确与否，根本不可能把我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看成派别集团的工具。我没有给自己提出也不可能提出这样的目标。以为在一个群众性的执政党里根据历史评价就能组织起“集团”来，这种想法十分荒谬！
我不想去谈诸如“专家”、财政、国家计划等等问题，因为我完全没有发现这方面有什么可供“争论”的材料，而且从未为重新提出这些问题提供任何借口。
最后，还有我对农民估计不足的问题，据说这是我的错误——真实的和虚构的——的主要根源。我不想再谈过去，因为这会让我们钻进死胡同。我不想多说我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错误是由于期望德国革命运动能更快地发展，而不是由于“忽视”农民（我没有估计到农民会参加革命战争而造成的）。然而对于现在和未来，我认为必须谈一谈这一基本指责，模糊不清却一再提出的指责。
不过我在这里不能不指出，库西宁[21]完全随心所欲地歪曲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史实。照他的说法是：我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带了党的指示（一旦提出最后通牒就签约），却自作主张地违背这一指示并拒绝签字。这一谎言简直不着边际。我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只带有一个指示：尽量拖延谈判，而一旦提出最后通牒，就争取缓期并返回莫斯科参加中央决策。只有季诺维也夫同志一人提出给我立即签约的指示。但是这一建议被其他所有人投票否定了，其中包括列宁的一票。当然，大家都同意，继续拖延谈判会使条约的条件更为不利，但是都认为，宣传上的所得会大于所失。我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是怎么做的呢？在真的提出最后通牒时，我争取到了暂时休会，回到了莫斯科，然后由中央来作出决策。不是我自作主张，而是根据我的提议，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决定不签署和约。全俄党的会议多数与会者的决定也是如此。我最后一次回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带有党的完全明确的决定：不签署条约。这一切完全可以根据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加以核实。库西宁粗暴地歪曲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史实。不过我还是认为，他并非出于恶意，而是由于不明底细，又不知就里。
首先需要驳斥一个似是而非的想法，即认为“不断革命”这一公式对我来说是某种偶像或信仰的象征，我由此推导出自己的一切政治判断和结论，而同农民有关的问题则更是如此。这种说法根本没有丝毫真理可言。自从我为了弄清未来革命事态发展进程而写了关于不断革命的文章以来，业已过去许多岁月，革命也发生过了，苏维埃国家也已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认为我现在对待农民的态度是由对某一年我关于俄国革命发展设想的理论回忆所决定的，而不是由我党的集体经验和我个人的经验来决定的，这种想法难道是严肃的吗？要知道，后来有了——而且我们都得到了教益——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克伦斯基政府统治、土地委员会、农民代表大会、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作斗争的时期；有了在斯莫尔尼宫不断举行士兵代表集会，我们在会上为争取影响武装起来的农民而斗争的时期；还有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经验，当时老布尔什维克们虽然同“不断革命”毫无关系，他们领导的党的相当一部分人却指望打一场革命战争，他们使得全党通过错误汲取了颇多教训；有了红军建军的时期，当时党以一系列经验为基础创建了工农军事联盟；有了余粮收集制并由此出现严重阶级对抗的时期……后来党又奉行针对中农的方针，这一方针逐步导致党的方针发生相当大的变化——这自然还在同一个原则基础之上；后来又完成了向粮食自由买卖和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并且造成了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难道可以在天平的一头放上我们大家共同享有的这一宏大的历史经验，另一头放上不断革命这一老公式，把这个公式说成是处处、时时、在一切条件下都使我对农民估计不足？这样做不对，也不符合实际。我断然决然地反对这种对不断革命公式的神学式态度。这一公式本身反映了早已过去了的一个发展阶段。重又搬出并夸大这一公式无非是因为否则就难于论证今天的“对农民估计不足”并炮制出“托洛茨基主义”的幽灵。
列宁在关于工农检査院的文章中写道，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成为党的分裂根源的主要政治危险，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基本阶级分裂的危险，它们的合作无疑是保持并发展十月成果的绝对必要条件。如果从两个基本阶级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危险性，那么可以这样说：只有保持工人和农民物质利益的一定平衡，才能保障苏维埃国家的政治稳定。执政党要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来建立这一平衡，因为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变化，两个股东各自对共同事业的投资在变化，私人资本从他们手中窃取的份额在变化，两位盟友各自从共同劳动中获取的股金在变化。在这种条件下，对农民的实际估计不足或轻视农民究竟表现在哪里呢？这表现在：在两位盟友中起领导作用的无产阶级通过党极力尽可能快地确保自己的基础，工业，或者提高文化，却过分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就可能导致政治分裂，其首先发难者则可能是农民。我们不止一次把这样一种急躁的狭隘倾向——它已经有所表现——概括为行会倾向、工联主义倾向，而不是共产主义倾向。不能把今天无产阶级在总的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问题——这一问题当然极端重要——置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条件的保持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之上。应当认为，我们大家都赞同这一点，而且不是自昨日始。
然而我们大家都完全明白的还有另一点。这就是这一分裂的历史危险有可能从相反的方向出现。倘若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即无产阶级为了保持联盟而不得不承受过大的粞牲，如果工人阶级在几年内得出结论，认为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专政它不得不作出过多的阶级自我牺牲，那么，这也会从另一端来动摇苏维埃国家。
我们现在谈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分裂这一历史危险的两个结果，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一危险是现实的，迫在眉睫的。不是的，我们之中没有谁会这样认为。我们是从历史前景上来探讨这一危险的，其目的在于更正确地确定今天的政策。完全无可置疑的是：这一政策只能是灵活的，需要十分谨慎地探查河底，留心浅滩，不敢旁骛地观察两岸——右岸和左岸。同样完全无可置疑的还有，在现今阶段，利益平衡被破坏首先会有损于农村，对此在经济上在政治上都要严肃考虑。
上述一般设想都首先关系到发展工业的问题及这一发展的速度。
如果说苏维埃国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那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则以国家工业和运输业为基础。苏维埃国家没有社会主义专政，就是没有“灵魂”的躯体。它不可避免会发生资产阶级蜕化。然而工业作为社会主义专政的基础依赖于农民经济。不过这一联系是相互的。反之，农民经济也依赖于工业。在这两个组成部分之中，工业是较为能动的（向前运动的、推动的）因素。苏维埃政权能向农村施加的最强大的影响是通过工业和运输业的渠道进行的。其他影响方法本身也很重要，但仍然是第二位和第三位的。不正确增强国家工业的作用，不强化它对农村的组织影响，其他所有措施都终将无能为力。
城市和农村都在关心工业的加速发展。不言自明，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取决于我们的美好愿望。这存在客观制约：农民经济的水平、工业本身的装备、流动资金、国家的文化水平，等等。试图人为地跨越这种制约，当然会遭受严酷的报复，遭受打击的。一头是无产阶级，另一头是农民。然而工业滞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危险也并不会更小，因为由此不可避免会造成商品紧缺和零售物价高昂，而这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私人资本大发横财。社会主义积累和工业发展的速度不是任意的，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不仅受到已知的最大值而且也受到已知的最小值的限制。这一最小值直接由国内的私人资本的竞赛和国外的世界资本的压力所决定。
我们整个发展中出现的危险具有两面性。工业不能过于冒进，否则工业可能会缺乏国民经济基础。然而滞后也同样危险。工业发展迟缓，丧失时机，每一次都意味着同它竞争的私人资本的增长，农村富农的增多及其对农村经济、政治影响的增强。工业的滞后意味着力量对比变化由城市向农村倾斜，而在农村内部，则贫苦农民向新苏维埃型富农倾斜。这种重心的偏移削弱了无产阶级，必然会使得无产阶级今后为了维持工农联盟而不得不进一步在经济上、政治上作出让步。然而非常明显，倘若如此，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内容就会丧失殆尽。
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在千百万小商品生产者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出现的所有困难和危险，我们所有困难合在一起和其中的每一个，都总是如上文所述具有两面性，而不是一面性的。过分追求工业发展高速度如同工业发展速度过慢一样是危险的。
我希望，这些想法都完全无可争议。或许可以指责说这些想法过于空泛。不过那种说对农民估计不足的指责要更为空泛、模糊，而且极端片面。“估计”农民不能对其本身就事论事，而应当放在阶级动态平衡的框架内迸行。世界上不存在事先设定的数学公式，说协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可以直走到哪一条界线，在哪里必须止步。需要通过经常的、积极的机动来确定方针并且摸清形势。然而这种机动对我们党来说过去和将来都不是无原则的随波逐流（如同孟什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设想的）。我们的机动，经济的也好，政治的也好，都属于这样一整套措施：借助它们，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得以保障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也能保障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的最高标准。
一而再，再而三地片而提出关于“对农民估计不足”的指责尤其有害，因为它必然会造成完全毫无根据（这不言而喻！）的担心，以为这仅仅是改变方针——由社会主义专政转向农民工人民主——的理论准备。这当然是胡说八道！我们的党保持着实行机动的完全自由，并且自上而下地由对社会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团结在一起。这是我们大家必须万众一心、彻底履行的列宁的一条主要遗训。我们也一定能加以履行！
1924年11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
[1]齐赫泽，尼·谢·（1864—1926）——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18年起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首脑。后流亡国外。
[2]梅林，弗·（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历史学家、政论家和文艺学家。
[3]《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8、144页。
[4]《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8页。
[5]《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44页。
[6]帕尔乌斯，亚·李·（1869—1924）——19世纪90年代末至20世纪初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作，按近左翼。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在俄国，同托洛茨基一起提出“不断革命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军火生意。
[7]苏汉诺夫，尼·（1882—1940）——俄经济学家和政论家。1903年起是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起是孟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是《新生活报》主编之一，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作。著有多卷本《革命札记》。
[8]克伦斯基，亚·费·（1881—1970）——俄社会革命党人。二月革命后任司法部长、陆海军部长、临时政府总理、最高司令等职。后流亡国外。
[9]策列铁里，伊·格·（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任临时政府邮电部长和内务部长。1918年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首脑之一。后流亡国外。
[10]唐恩，费·依（1871—1947）——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被驱逐出境。
[11]布朗基，路·奥·（1805〜1881）——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革命专政。但把希望寄托在少数革命家的密谋上。
[12]行文有误：此处所说建议是9月而不是8月提出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第28页。
[13]《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95页。
[14]李伯尔，米·伊·（1880〜1937）——崩得领袖之―，孟什维克。1917年任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15]《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66页。
[16]《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95页。
[17]苏哈列夫卡——莫斯科苏哈列夫卡广场上的市场，在国内战争期间是投机商和粮贩进行黑市活动的中心，1920年12月13日封闭。
[18]《社会主义通报》是马尔托夫在国外办的孟什维克杂志，1921年起在柏林—巴黎—纽约出版。
[19]《曙光》——孟什维克的出版物，1922～1925年在柏林出版。
[20]波尔土盖斯（伊万诺维奇），斯捷·（1880～1944）——俄孟什维克，政论家。
[21]库西宁，奥·威·（1881～1964）——芬兰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苏共中央书记、主席团委员等职。 |
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192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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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essonsofOctober
LeonTrotsky
《十月的教训》
（1924.9.15）
托洛茨基
·必须研究十月
·“工农民主专政”。——二月和十月
·反战反护国主义的斗争
·四月代表会议
·七月事变，科尔尼洛夫叛乱，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
·十月变革前后
·十月起义和苏维埃的“合法地位”
·再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苏维埃和党
·关于本书的两句话
〖附录〗我们的意见分歧（1924年11月） |
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二次演讲——在共产国际第八次全部会议上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二次演讲
——在共产国际第八次全部会议上讲——
我们大家都以为中国革命活着，且将继续活着。所以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反对派发了警告，何时与何处发了警告（我断言它是确曾发了警告的，我将负责证明这一点）；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托洛茨基或马斯洛夫[1]要断送中东铁路；问题乃在于从今以后，该做些什么事情，藉将革命从那被错误政策领入的泥淖中拉起来，置于正确的道路上，我想用少数几句话，直入问题的中心，指出我们立场与斯大林立场间那个不可调和的不同点。
斯大林在此地，再度宣布他反对工农苏维埃的建立，他的理由是：国民党与武汉政府，已经是足够的手段与工具，为土地革命之用了。以此，斯大林负起了，而且要国际也负起国民党及武汉政府的政策的责任，正和他过去再三为从前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政策负责一样（特别是在他4月5日的演说中，这演说的速记稿，自然对国际隐藏起来了）。
我们和这个政策无共同之点。我们丝毫不要替武汉政府与国民党领导者的政策负责，我们迫切地劝告共产国际拒绝负担这个责任。我们直接对中国农民说：假使你们服从武汉领袖，不组织你们自己独立的苏维埃，则汪精卫一类的左派国民党领袖，一定要出卖你们的。土地革命是一桩严肃的事情。汪精卫型的政客，在困难情形中，将十次地与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与农民。在这样情况中，两个共产主义者参加于资产阶级政府，如果不是它准备对劳动群众以新打击的直接假面具，那便成为无力的人质了。我们对中国工人们说：假使农民不由你们，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而由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领导，那末不能将土地革命推行到底的。因此，建立你们的工人苏维埃，将它与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由苏维埃武装你们自己，吸引兵士代表们到苏维埃来，枪毙那些不承认苏维埃的将军们，枪毙那些组织暴动来反对苏维埃的官僚与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只有经过农民兵士苏维埃，你们才能争取蒋介石的兵士的大多数到你们方面来。你们，前进的中国无产者，假使相信不到二十五万人的（见谭平山的报告）那个领袖们的组织，小资产阶级与妥协成性的领袖组织，能够代替那包括成千百万人的工农兵苏维埃，那你们便是你们的阶级与你们的历史使命的叛徒。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不将在苏维埃形式中前进而胜利，则将完全失败。
我们将对中国共产主义者说：陈独秀同志的政纲，即，延迟汉口政府的「改组」与大地主土地的没收至战争危险消灭以后，乃是走向破灭的一条最可靠与最迅速的道路。战争危机乃是阶级的危机。它只能因扑灭大地主，铲除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代理人，建立苏维埃，而后消灭的。这里正是土地革命，人民革命，工农革命之所在，亦即真正的国民革命（指这名词的列宁主义的意义，而非马丁诺夫主义的意义）之所在。
现在，要谈到苏联共产党的内部问题。
在目前那样的危急时机，革命政策的主要规律在于：彻底思索问题，以及完全明彻地，没有任何伪善，不带保留地，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苏联共产党的反对派问题，又是国际难局与战争前途方面行将发生的事情的问题。
相信反对派能简单抛弃其见解，那是显然荒谬的。这种问题被事变的试验所决定。从七次全部会议到现在的将近半年之中，我们以为，表示出而且证明了反对派的路线受得起中国革命中最大事变的试验，且有可能正确地预见并预言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即实质是关于阿姆斯坦——伦敦问题[2]，因而也是第二国际问题[3]上的每一阶段。
共同工作可能的吗？我已向你们列举了我们的外交家，我只举出了最重要诸人的名字。我能举出几百与几千名反对派的党工作人员，他们担任国内不同的职务。有谁敢说这样的反对派，例如邮电交通人民委员伊凡·尼基奇·史密尔诺夫[4]，或陆海军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穆拉洛夫[5]，或内务人民委员长便洛包罗道夫[6]，做事比别人差些呢？但是党机关的全部阴谋，就撤除反对派的工作，开始是撤除工厂中熟练工人的工作。仅仅而唯一地因为他们以党的方法卫护自己的反对派观点，他们被迫害着，被调换着，被驱逐着，不管他们的工作的性质如何。因为党的大会临近了，他们企图派中央委员斯密尔格同志，最老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十月革命与内战的英雄之一，我们的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到远东，到伯力去，去做计划工作，这就是，简单地只为要在政治上使他孤立起来。同样的，他们企图除去沙发洛夫[7]同志，他是具有二十年不间断的党工作的历史的，他们提议叫他尽可能快地离开此地，无论到土耳其，到地厄拉·特尔·费果[8]群岛，或到金星，或到其它任何地方，只叫他不见了就好。他们企图以任何代价将一个最老的党员，地道的无产者，前中央委员柯克林[9]（他之被撤去中央委员之职，因为他拥护反对派）运送到英国去，在那里，他实际上将如出水之鱼。所有他们都是无疵的革命者，十月革命与内战中的战士。例子的数目可以倍增至于无穷。这个方法是要毁灭党的。它使党解体。共同的实际工作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为我们工人国家利益的共同工作的保证，完全在于中央委员会，这委员会，诚然，正走着一条恰巧相反的路线。
我再说一遍，不管去年一年内我们的不同意见是加深了，但是推诚相见的共同工作还是可能的。在国际问题上，这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因为巨大的事件正在那里发生。但现在，在国内问题上事变正踏进了新的阶段。不仅战争，而且就是那战争危机，即已将一切问题无情地置于我们之前。每一阶级，在战争之前，必须考验一下政策的基本问题。富农，官僚，与新经济政策下的资产者，抬起他们的头来，并且问道：这将是何种战争，我们从战争中出来将怎样，这战争将以什么方法来进行？另一方面，城市工人，乡村工人与贫农，也将对着战争危机，更锐利地考验革命的成就，考验苏维埃制度的利弊，并且问道：战争将向哪一方向改变力量的关系？它将增加上层领袖的作用，还是下层群众的作用呢？它将坚持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呢，还是将在「民族战争」（斯大林主义的解释）的借口之下加速对领袖们的倾向呢？
我们中间的资产阶级分子已发长得很强；两派是斗争在阶级中有其根源。因为我们国家中只有一个党，斗争是经过我们的党而进行的。
怀着最大的轻浮，或更正确地说，怀着最罪恶的轻浮，他们在此地已经谈到要摧毁反对派，要裂出反对派了，然而这些演说者的全部过去历史，却是最少权利说这种话的。不过我们不将细说他们。这种人是被一个浪头冲到岸上，又被另一个浪头冲离岸边的。
乌斯脱里亚洛夫[10]，布尔什维克主义最狡猾的敌人，已好久要求开除反对派，要求与反对派相决裂了。乌斯脱里亚洛夫是由新经济政策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的代表，又是旧资产阶级中最恶毒一部分的代表，这种资产阶级要靠在新资产阶级身上。乌斯脱里亚洛夫不要「跳过任何阶段」。乌斯脱里亚洛夫公开支持斯大林的政策，只是要求斯大林以更大的决心来消灭反对派。想想这些事实吧。
另一方面，当麦唐纳呼吁反对干涉苏联时，他要求人家不应当妨碍那些懂事的「实际政治家」去消灭「第三国际的宣传家」——这些是按字引来的麦唐纳的话——，这就说：人家不应当妨碍斯大林消灭反对派的工作。张伯伦，以他的匪徒方法，想加速这同一过程。不同的方法指向着同一个目的：要消灭无产阶级路线，要摧毁苏联的国际联系，要强迫俄国无产阶级放弃它对国际无产阶级事务的干涉。我们能怀疑麦唐纳将不反对你们之拒绝齐诺维也夫同志的出席共产国际会议吗？假使你们执行了消灭反对派与分裂反对派的政策，麦唐纳将要吹他的远见了。麦唐纳将要说：实际的政治家与第三国际的宣传家相决裂了。
企图将反对派形容作一群领袖，乃是一个大大的欺人之谈。反对派是阶级斗争的一个表现。反对派组织上的无力，与它在党内及工人阶级中的比重全不相符。目前党制的力量，与其它一些原因一起，又在于它以人为的方法改变了党内力量的关系。党内目前那个沉重的官僚制度，反映着其它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力。昨天，八十名老党员，经了试练的布尔什维克，送一个宣言给中央委员会，其中他们完全拥护我们正在此地所说明着的立场。他们全体，都具有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与更多年在布尔什维克党中不间断工作的历史。在所有这些事实之侈谈什么「托洛茨基主义」，那是在一种滑稽而无赖的态度中，伪装了问题。修正派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贴上了白浪基主义[11]的签条，以便更加容易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正在脱离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同志们，将列宁主义的革命内容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以便更容易进行斗争来反对列宁主义。我们在古西宁同志的演说中已经有了关于这一点的典型例子，借古西宁同志的口在说话的，是一个僻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在党的发展的最后时期中，打击是只对着左派的。其根本原因乃是无产阶级在国际战场上的失败，以及由此而生的右派力量的增强。工人阶级运动的全部历史，证明了大失败的结果总是机会主义路线的一次暂时胜利。在英国总罢工[12]与中国革命失败之后，他们要给反对派，即给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中的左派革命路线，以一个新的打击。无疑的，最有原则最完成的一篇演说，是那新路线的新领袖，四阶级联盟的江湖术士——马丁诺夫，在此地所讲的。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向右移转倾向的大为加强。它表示出乌斯脱里亚洛夫的诸流派，将有胜利之虞。乌斯脱里亚洛夫们是不要跳过任何阶段与时期的，因此，现在乌斯脱里亚洛夫们公开拥护斯大林。不过他们当然不想和他相。在他们看来，斯大林不过是一个阶段，在他们看来，这里的问题是在于摧毁苏联共产党中左的障碍，在于减弱无产阶级的路线，在于转变苏维埃制度为小资产阶级的一个工具，以便由此进入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道路，它多半是采取拿破仑主义的形式的。
战争危机将一切问题无情地提出来了。斯大林的路线是动摇于左右两派之间而实际上拥护右派的一种摇摆不定的路线。战争危机的增长，将强迫斯大林从事选择。他在此地曾努力表示他业已选择定了。当中国工人被资产阶级大屠杀之后，当政治局向裴塞尔投降之后，当陈独秀的演说揭载于真理报之后斯大林只在左边看见敌人，向左派开火。好几十个经过试练的老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主要是从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以集体签名的信向党警告威胁性的内部危机。我们并不怀疑：几千个党的战士将附和他们，这些战士们不怕威吓与挑衅，他们不管一切机械的阻障，将懂得如何透入党的舆论，如何经过党且以党的方法挽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路线。
联络裴塞尔而逼害齐诺维也夫，称颂并掩饰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领袖而逼害苏联共产党与其它党内的左派反对派，——是彼此相连的。这是一个确定的路线。反对这个路线，我们将斗争到底。斯大林说：反对派与张伯伦，莫索里尼，张作霖，站在一条战线上。对于这，我回答道：再没有比斯大林的错误政策更加帮助张伯伦的工作了，特别在中国如此。革命不能对半分开来干的。伦敦的打击击乃是在中国施行的马丁诺夫路线的收据。在这条路上，能够累积的只有失败了。
斯大林显然想把反对派形容成张伯伦的卫队。这是完全符合于他的精神的。昨天密契尔·罗曼诺夫[13]，今天张伯伦。但是在此地，他将比过去对蒋介石与裴塞尔的希望，甚至计算得还更错误些。张伯伦必须以严肃的斗争来反对，国内与全世界的工人必须站立起来与联合起来。而要群众站立，联合与强大起来，则只有经过正确的阶级路线。当我们反对斯大林路线，为正确的革命路线而斗争时，我们是准备反张伯伦斗争的最好条件。帮助张伯伦的不是我们，而是那错误政策。
关于张伯伦与托洛茨基联合战线那个疯狂的丑诋，没有一个诚实的无产者会相信的。不过一部分反动的小资产阶级，那正在兴起来的黑色百人团[14]气的富农，是能够相信的，或者假装着相信的，以便彻的扑灭革命的无产阶级路线及其代表们。如果你们给这个沙文主义[15]的恶魔以一指之助，那你们就完结了。斯大林以其有毒的控词，正在伸出这个指头去。我们在此地说这句话，我们也将在国际无产阶级之前说这句话。
1927年5月于莫斯科
[1]ArkadiMaslow，——前德国共产党内极左派领袖之一，自德国共产党右翼勃朗特勒尔派在1923年失败之后，马斯洛夫便与女共产主义者路脱·斐雪尔领导德国共产党；长期中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后本人失势，乃拥护联共党中的联合反对派，因而被开除出党，后与齐诺维也夫派同时投降，惟迄未再度入党。——译者
[2]Amsterdam——LondonBnreru，中译「阿姆斯坦，伦敦局」，乃一些介乎第二与第三两国际之间的工党，为英国独立工党，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荷兰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一个国际组织，即所谓第二半国际。此国际有时左倾，有时右倾，在1933年，甚至较第三国际为左，但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如暴动等等上，仍属于改良主义政党。——译者
[3]即各国社会民主党与社会党的国际组织，本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20世纪初即逐渐右倾与腐败，待第一次大战时则完全叛变了革命的国际主义，实行改良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现在国际名存实亡，各行其是，所一致者仅替各自帝国主义在工人中所尽代理人作用一点而已。——译者
[4]I.N.Smirnov，——老布尔什维克，从事革命工作三十余年，内战中著名英雄，当时他统率第五军转战于加丈及西伯利亚前线，击灭高尔却克白军，拥护托洛茨基，1927年被开除，流放二年，于1929年投降，被罗织于第一次莫斯科冤狱中，为斯大林枪决。——译者
[5]N.I.Muralov，——老布尔什维克，农学家出身，曾参加1905年革命。十月革命时在莫斯科工作，胜利后任莫斯科军区第一任司令，内战英雄之一。联共发生党内斗争后，他始终属于反对派，因而被开除，流放，后又与其他老领袖一样，屈服，被冤狱审判，为斯大林枪决。——译者
[6]Byelobolodov，——老布尔什维克，联共中央委员，任内务人民委员长，因拥护反对派被撤职且开除出党，后投降，但不复任用。——译者
[7]G.Safarov，著名布尔什维克派领袖，在列宁格勒工作。共产国际中东方问题专家，有关于中国的著作。属齐诺维也夫派，参加反对派联盟，1927年被开除，旋投降，此后不详。——译者
[8]TierraDelFuego，南美洲南端的一群小岛。——译者
[9]Kuklin，——后被开除监禁，备受虐待，生死不详。——译者
[10]N.Ustrialov，本系资产阶级教授，立宪民主党人，十月革命后，主张帝国主义干涉苏联，待苏联采取新经济政策后，才参加苏维埃政府工作，在哈尔滨经济机关中任职。拥护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译者
[11]Blanquism，以Louis-AuguteBlanqui（1805-1881）而得名，白浪基为法国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曾组织数次暴动，他主张以坚决的少数人实行暴动，由此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此种对暴动与革命的认识，即所谓白浪基主义。——译者
[12]为要表示对矿工罢工的同情，英国工人于1926年5月1日发生总罢工，延长九日，为「职工会总理事会」所出卖。——译者
[13]在1926年11月至12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全部会议上，当辩论俄国问题时，斯大林用尽方法，借助于对反对派领袖们的厉害的个人攻击，以图破坏反对派立场的信誉。在他的报告是结论中，斯大林突然间「记得了」：于1917年3月革命之后不久，加明尼夫与一群在亚强斯克的西伯利亚富商共同对密契尔•罗曼诺夫致一贺电。因尼古拉第二退位，将「皇权」让给了他。斯大林关于这一故事的「回忆」，会场中引起了大骚扰。这样的故事，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几年，确曾被反革命党人传布着。没有一点事实根基。那时列宁与党曾正式与公开地否认过这个谣言。在1927年，纯粹由于派别斗争的缘故，这谣言被恶毒地重提起来。——译者
[14]「俄罗斯人民联合会」的诨号，沙皇制下一个极端反动的团体，其中包括许多流氓暴徒，专门殴打，残杀革命分子与犹太人。极端的帝制党。——译者
[15]Chauvinism，以Nicolaschauv’n而得名，指疯狂的爱国主义，特别用以指主张爱祖国的社会主义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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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洛茨基：工人通讯员及其文化角色（1924年8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РАБКОРИЕГОКУЛЬТУРНАЯРОЛЬ
工人通讯员及其文化角色[1]
列夫·托洛茨基
Uni佐仓绫奈译校
原文原载于《真理报》第183期（1924年8月15日），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俄文版第21卷。译者直接根据俄语原文进行翻译和校对，并加粗了部分文字。
俄语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38.html
作为文化提升之“杠杆”的工人通讯员
同志们，工人通讯员的任务与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如今所有的问题，无论大小，都会归结到这个问题上。作为共产主义者，俄国共产党党员的我们，同样也肩负着国际革命的责任。但当我们的这一身份应用于苏维埃共和国本身的任务时，我们首先得是一个“文化人”。革命前，我们多把"文化主义"[2]这个词用作贬义，甚至几乎赋予了该词亵渎的性质。"这是一个文化人"，这指的是一个浅薄的活动家。我们当时是对的吗？是的，我们曾经是对的。因为在沙皇统治之下，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最重要的文化建设工作首先必须是动员无产阶级征服权力——夺取政权的工作，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广泛的文化建设工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的“孟什维克”中，有一位理论家希法亭[3]，他最近在SPD[4]的机关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表达了如下的思想：“我们，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放弃在德意志共和国内部进行的一切革命活动——我们从现在起就致力于提升德国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乍一看，他说的跟我们说的只是略有不同——即主要工作是文化工作。那这区别到底体现在哪里呢？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德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权力，也因此，德国无产阶级的文化建设工作必然只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资产阶级法权的制约下进行。而资产阶级呢，他们拥有权力，把一切出版社、书籍、学校、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和媒介都抓在了手里，并且只把他们自己认为“必要”的部分以“有利可图”的方式“奉献”给无产阶级。
诚然，这方面的现状不容我们乐观。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书本和报刊是如此不尽人意呢？因为我们这些普通人，都很穷，没有文化，缺衣少食。但是，我们没有来自国家或其他阶级的阻碍——也就是说，我们周围没有任何权力会感兴趣去做降低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的事情，因为权力被掌握在我们的无产阶级手中。我之前已经提到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5]在他最后几篇文章的某一篇[6]中，做出了如下的阐述：自从成功夺取政权的那一刻起，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只要资产阶级的统治还在，为达到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斗争就必将表现为无产阶级团结一致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行动。这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打开通往未来王国的大门!而当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以后，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必须得到提高，因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文化水平过低的基础上产生。当然，德国无产阶级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会发现他们的文化建设工作比我们的要容易得多。但是，我们必须在我们自己的历史所带来的条件下工作——我们的历史是一部残酷的压迫史、落后史、贫穷史、不开化史。我们没法摆脱这一历史，必须克服历史遗留问题。迄今为止，革命产生的最大优势和最大收获（因为革命本身当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就是唤醒了劳动群众对文化的强烈渴求。因为没有文化而感到羞耻，进而渴望提升文化水平的人有成千上百万——这是革命给予的最根本的裨益，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这种对文化的渴望在年轻人中自然尤为强烈。毫无疑问，青少年中的文盲比例正在下降——我们在征兵过程中也看到了这一点。但在文盲和完全识字之间，还存在一个阶段，叫做半文盲。很多人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停滞不前。在军队和青年工人之中还存在着许多半文盲，而在青年农民之中半文盲的数量甚至更加庞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让报纸“抓住”这些半文盲，吸引住他们，让他们天天读报，教他们读报，增加他们的识字量，并通过识字拓宽他们的视野。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谈谈今天提出的这个问题。
工人阶级在文化方面觉醒了——而工人通讯员就是这种阶级觉醒的一种表现。这是工人通讯员与其他所有写作团体的根本区别。他们是工人阶级所能亲密接触的最基层、最直接的工具，他们被工人阶级的最新利益唤醒。这一点衡量并决定了工人通讯员工作的意义、他们的作用和利益范围。工人通讯员们感知着工人阶级生活着和呼吸着的一切。工人通讯员们把他们的笔当作“杠杆”——这“杠杆”虽小，但他们人多——所以可以说，工人阶级有许多用于提升自身文化水平的“杠杆”。
思路和叙述
有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那就是如果我们希望这些“杠杆”成功发挥上述作用，那么这些工人通讯员首先需要掌握写作能力。这一点也不像它说起来那样简单，绝不！当然，我们必须明白，不要只把写作理解为会识文断字，而应该首先把它理解为学会寻找自己的思路，会问自己：你，某某某，到底想要说些什么？同志们，学会问自己这个问题，甚至更坚定、更认真地问自己这个问题，是最困难的事情。如果只是备好笔、墨、纸、砚，然后大笔一挥，乱写一气，让读者读了个空——这不够，这不是写作，更不是工人通讯员们该做的事情。不过，罪莫大焉——我们有不少的报刊文章正是按照着这个方子写的，所以我们的报刊泛滥着“官僚化”的病症。当一个记者没有读者意识，因而只模糊地知道自己要写什么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泛泛而谈、胡言乱语和文章的模板化的问题。我说出这些来，完全不是为了冒犯哪个人。而是说，在给定的条件下，对给定的读者找到一种必要的、合适的思路，是每一个作家，包括那些刚当上工人通讯员的人必须具备的能力。我全力坚持这一点。首先，你必须审视自我：你想说什么？为谁说？为什么要说？这种审视是接下来一切工作的前提。而怎么叙述也是一个尤其重要的问题，不过，它的重要性排在理清思路之后。
最近我看到了许多关于写作风格和体裁的讨论，这些讨论意在为工人通讯员的事业服务。当然，这是一个尤其重要的方面。但是我在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之中，仍然看到了不少的废话。比如，有人给出了这样的建议：“请您简单地以无产阶级的方式去写。”——然后他便以为自己在作什么机智的发言。但这个“简单地”是什么意思呢？写作根本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这个建议基本上是从过去的知识分子革命者试图融入群众的那种角度上提出的。他们还告知工人通讯员，说：“请您写或者讲得更简单，更清楚，更具体一些……”——当然，有的时候复读这样的话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他们还对工人通讯员们这样说：“请您写得再简单一些，别去追求什么风格。”那这就完全错误了。仅仅“简单”肯定是不够的，写作是一门技术活，也是一门艺术活。你要形成自己的陈述方式，找到自己的措辞。这是一件工作，也是一项任务，更是一门学问。那么我们要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补充——而这个现象甚至还和我扯上了点关系。我的某个同志告诉工人通讯员，说，我为了锻炼自己的写作风格，我会拿一支“特别的”墨笔，选一张“特别的”纸，“飞一般地写，以至于笔尖碰到了纸上就已经停了下来。”（拍掌，笑声）看到了这几行字，我惊得合不拢嘴巴……这些说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来听我讲吧，工人通讯员同志们、年轻的作家们，风格的形成不是靠笔和纸，而是靠思想，靠大脑。首先必须清楚地问自己：我到底想讲些什么。就算是从叙述方式、体裁和文风的角度来看，这也是首要条件。每个人对于自己所知道或感兴趣的问题都能发挥自己的口才。当然了，有的人的叙述风格可能会比较欢快明朗，而另一群人的叙述风格则可能比较苍白无力。不同的作家之间有着不同的气质。假如一个半文盲坚定地知道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想说什么，假如他不只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渴望达到某种目的，或者说，假如写通讯稿对他来说不是用于满足虚荣心的垫脚石——“看呐，我，伊万诺夫，写了一篇文章！”，而是履行一种社会责任——“我必须谴责这样的错误，必须谴责那里的不义；或者，反过来，我必须要讲述这样一些功绩……”如果认为文风的培养只需要靠某种形式上的手段，而不需要某种主要的动机或者某种能推动人们行动起来的公共诉求，那就是大错特错的。我们，革命者们，也是把行动的欲望放在了写作的第一位：我们要改变什么？我们要实施什么？我们要达到什么？培养写作风格的努力也应当服从这些目标。
通讯稿应该由哪些要素构成？在这里，有两种地位同等的要素——其中一个是事实，而另一个则是观点。没有事实，就不会有真实的报道。这一点需要被铭记在心。报道要以鲜活的、现实的东西为基础，要讲最近发生的事情。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讯员们脑海中有了一个观点的时候，才有可能注意到，并突出这些有趣的事实。除此之外，一个事实不仅可以并且应该被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向读者展示。只有这样，这些通讯稿才能被注入他们应有的那种教育性的力量。无论是作为一名工人通讯员，还是作为一名普通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写作的精髓正是在于高度结合了这种鲜活的事实和正确的观点。究竟是事实更重要，还是对事实的评价更重要，这种争论当然是非常搞笑的——两者分明同样重要——但是不要用观点来扼杀事实！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事实如实地、正确地、有趣地讲出来。不要用一个寓意来敲打读者的脑袋，不要拽着他的脖子去让他看结论——要直接给他事实，应该让他了解事实；叙述事实，让他自己得出这个结论，在他注意不到的情况下，向他提醒这个结论。这是一门至高无上的艺术，每一位想成为严肃的新闻工作者的工人通讯员们都应该向往这种艺术。一个人在这条道路上只能一步一步地前进——勤于校对和重塑已经写好的东西，永不满足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多向别人学习，通过读者来检验自己，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视野和词汇量。
一个恰如其分的叙述首先必须要有内在逻辑。必须一贯地叙述事实或扩展思路，让读者有机会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会经常遇到这样的记者或演讲者：他们并不持续推进自己的主题，而是向读者或听众抛出与主题有若干关系却孤立的、不连贯的思想或者事实。这种马虎的叙述方式破坏着思路，就像身体上的马虎会有害健康一样。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演讲者，哪怕他还很年轻，也请对自己说一遍：“看来这个人就只能这样了。”只有认真地、周到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走得更远。这一点我们在现在的叙述中都能看到：无论被提出的问题多么简单，经过了深思熟虑以后，都能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产生连贯性和新鲜感。但如果这一切都被归结为某种模版，某种句式，需要“大吹大擂”，那也只好“放下笔墨，立地成佛”[7]了。
在写作的时候，你们必须清晰地设想一下，在此时此刻，你的文章在你的车间，或者是在隔壁的车间，甚至是在其他最近的一些车间里被朗读出来。试想一下，十几位工人或普通公民听了你的文章。认真冷静地思考一下，要如何把这些文章送进他们的脑海之中。在另一方面，你们则需要清晰地设想一下，那些被你批判“有过错”或者“杂乱无章”的人们，他们在听到你的文章之后，有没有可能指责你“在没有了解的情况下过分地夸大、歪曲或者混淆了事实”？扪心自问，他们的指责在你的身上是否能成立？是否有需要把文章放在一边，去重新查验一下事实？认真勤恳是工人通讯员最重要的品质，而没有这一品质的话，其他一切都将失去意义。如果你的报道被证明是错误的，夸大的，甚至是完全虚假的，那么这不仅会损害你——工人通讯员彼得罗夫[8]——的信誉，甚至有可能损害落后的读者们对一般印刷品的信任。工人通讯员们，请你们记住，记住你们自己身为报社工作者的声誉，同时，也要记住你们作为苏联新闻界荣誉和尊严之守护者的责任！
当然，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叙述表现形式和叙述风格的问题。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还是相当直接的。很久以前有一位远见卓识的法国作家[9]说过，“风格即人”[10]。也就是说，风格，不是外在的，不是表面的东西，而是一种内在的事物，展现着这个人的本性、发展、意志、勤勉……要锻炼出自己的文风，就必须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思考着的、行动着的人。而在这个锻炼的过程中，任何时候都千万不要原地踏步！
大众化或通俗性
当然，叙述本身应该时时刻刻都尽可能地通俗化。但是，这就又是一个尤其复杂的问题了。通俗的程度不仅取决于叙述方式，而且首先取决于被提出的问题的实质。为了使你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个问题，我准备向你们读一封写给我的公开信。这封信是《工人报》[11]的编辑部转交给我的，以下是这封信的主要内容：
“请《工人报》的编辑部在报纸上刊载这份致托洛茨基同志的公开信。我，作为一名无产阶级工人报纸的工人通讯员，面对影响到我这个通讯员和文化人的事情的时候，我没法沉默。实际上，我经常在《真理报》上（我也订阅了该报纸），看到托洛茨基同志的文章——关于工人阶级生活，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艺术，党在艺术方面的政策等等——这些文章在目前来讲非常非常重要，从主题上看非常有意思，但不是说人人都能看。我说的人人是指工人，即不是说工人不感兴趣，恰恰相反，这些文章都非常有意思，但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太明白，因为这些文章的科学术语太多。比方说，在第209期《真理报》上的《党的艺术政策》[12]一文，有这样的一些词语：‘标准’（Criterion），‘形而上学’（Metaphysik），‘辩证法’（Dialektik），‘抽象化’（Abstraktion），‘矛盾’(Antagonismus)，‘个体’(Individuum)等等。所有这些文字都需要读者有一定的准备和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对于一般的读者，特别是对于工人来说，这样的文字是很难理解的。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文字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为此，我要求托洛茨基同志，多写一点这样的文章，但不要用上述的这些外国术语和概念，而要用一般人能够理解的通俗的俄语代替，这样，所有这些文章就能给我们的工人们带来他们所渴望的那种精神食粮。З.克拉赤科（Крачко,Krachko），9月25日。”
正如你们听到的，这封信已经有段时间了，虽然有些迟，但我现在就在演讲里作出回复。但是，现在回答还不迟[13]，因为关于通俗性的讨论并不会随着时间消失，过去就有，而将来还会存在[14]。当然了，我并没有任何打算证明克拉赤科同志提到的这篇文章就是“通俗的”，或者说里面有哪些可以通过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构建的多余的外来词或表达方式。也许——甚至可以说很有可能——这篇文章有这样的罪过或失误。不过，通俗化问题的本质并不体现在这里。我刚刚也提到过，写作风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对自己想说的话的了解程度。它的核心是思路，是行动的愿望，而此时提升文风才能作为一种辅助型的手段派上用场[15]。大众化问题同理。大众化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达成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手段。叙述的内容应该与主题的难度相对应[16]。当然了，有的时候也有很可能把完全多余的外来词和最简单的概念混淆在一起。但更多时候，难点不在于用词，甚至根本不在于叙述方式，而在于讨论的问题本身。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17]。能不能把它翻译[18]得再通俗一点，把外来词去掉呢？不能。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它的主题非常复杂。如果我们把《资本论》中的所有外来词都换成了国内生产中用到的词语的话，那这本书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加简洁易读。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题本身就很复杂。[19]那怎么才能理解《资本论》呢？那就先想办法先去读一些更简单的书。积累知识，然后再走进《资本论》。主要的难点就在主题的复杂性之中。[20]不止如此，如果《资本论》中的外来词全部都被换成了纯粹的俄语词汇的话，那么表述不仅不会更清晰，相反，反而会变得更加复杂。科学术语（词汇、符号）与某些精确的概念是相关联的。如果用一些看上去[21]合适的俄语词汇来代替这些既定词汇，那么词汇的准确性就会就此消失，表述就会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对一些必要的术语进行解释，然后一次次地重复，来把它们深深地打入读者或者听众的脑海，这样的效果显然会更好。[22]如果主题是直接来自工人的经验，那么就能够并且应该以连目不识丁的人都能明白的方式去进行叙述。[23]但是如果这个主题不是直接来源于个别工人的经验，如果这个问题是建立在无比广泛的经验基础之上的，我举个例子，比如是数学、科学或者哲学方面的主题，就不可能通过某种单一的叙述方式使它们完全地大众化。这里需要一定的准备，需要一个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书库，而这个书库，将成为工人们的阶梯；而每一本书，都将会成为工人们的台阶。
对于落后的工人读者们来说，当地的工人通讯员就是他们的第一块台阶。一位先进的工作者，或者一位受过政治和理论教育的工作者，是怎么样去读报纸的呢？他会先从最重要的电报入手，目睹这个世界上是否有革命斗争在沸腾，是否有议会在进行着冲突，是否有政府的更迭，是否有新战争的威胁，等等。[24]因此，从一开始，他接触的主题范围就比较广。[25]而一个工人大众又是怎样去利用报纸的呢？他会先在上面寻找与他的车间，他的工厂，他周围的工厂，又或者是离他最近的俱乐部，最后是他所在的地区或城市有关的简讯和报道。工人大众会先从一个小的范围开始找起，范围越小，他越感兴趣——因为这样一来，文字表达出来的事实就会与他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所有的文化和政治的教育任务都堆积在这两个范围，这两个“圈子”之间——一个“圈子”很大，大到囊括了我们的整个地球，囊括了所有的生活和斗争；而另一个“圈子”相当小，小到只囊括了我们脚下的部分。在第一个利益“圈子”里，生活着最优秀的先进分子，生活着经验丰富、开明、好学的战士们。而在第二个也就是小的那个“圈子”里，正封闭着落后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在小“圈子”和大“圈子”之间，有一系列同心圆，可以看作是这些人的台阶。而报纸的任务就是扩大广大读者们的兴趣范围——让他们从小圈子一步步地走向大圈子。而在这一教育读者、开阔读者视野的工作中，工人通讯员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离读者非常近，日复一日地观察读者，观察并促进读者们兴趣的增长，扩大自己通讯稿的主题范围，并不断地向生活学习，向书本学习，使自己永远走在读者的前面。
工人通讯员——苏维埃宪政的基石
我们必须时刻抱有这样的观念，即：一个不读报纸的工人，还算不上一个“阶级之子”和“时代之子”……[26]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手段让他觉醒。如果他没有阅读能力，那就应该鼓励他听别人读。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捕捉他的兴趣。[27]他最关心的会是什么？是离他最近的事物。那么，就需要让他听听别人对这些事物的看法。而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工人通讯员。每一个认真工作的工人通讯员都应该把唤醒厂里最后落后的阶级弟兄们沉睡的思想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28]
如果能有清泉长流，池塘便不会成为一沟绝望的死水。[29]报纸也是如此——尤其是在革命时期，在印刷品不得不被垄断的条件下，我们必须记住：一家报社总有官僚化的危险。[30]编辑部总是有自己的栏目架构，自己的办公场所，自己的工作方法论，还有来自上头的指示。生活在不停地变化，群众也在不断地自我更新，新的利益和问题在不断地产生。如果报纸盯着一个方向，而读者却盯着另一个方向，那么报纸就会死亡。工人通讯员们绝不应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工人通讯员们不应当只记录群众的生活，还应该关注群众对报纸的看法——不能只关注跟自己的通讯稿有关的看法，还要关注对所有栏目和文章的看法。要写关于报纸本身的稿子！[31]
要时刻留意那些能在工人阶级中间产生共鸣的书籍和小册子，以便随时写一篇相关文章发到报纸上。[32]报纸替代不了书籍。只有书籍才能把握问题的每一个方面，并且对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更有学术价值的阐述。只写作而不读书的工人通讯员无法前进，而不前进就意味着会后退。工人通讯员们在自己的读者面前有义务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阅读，然后研究，并以工人通讯员的身份随时改善自己的阅读状况，以便解决生活中的焦点问题。
苏维埃国家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拉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与政府的距离，并且教会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33]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忽视这一任务。但过去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际过程比我们在革命初期想象的还要困难许多！在我们这里还有太多的落后、黑暗、愚昧和停滞[34]；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建设任务却是如此地尖锐、紧迫。这正是官僚主义，亦即对国家机关包办的崇拜[35]，背离了工人阶级而产生的结果。报纸的作用正体现在这里——将对国家机器的运作进行有力的校正。而报纸则将会讲述基层对这项工作的看法和反馈，以及这项工作对他们的影响。工人通讯员的工作正是捕捉这些信息，并将其传递给报纸。他将通过这种方式让报纸的读者参与到监督政府工作的活动当中，并逐步为他们的自治打下厚实的基础。[36]工人通讯员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报社职员，不，还将是苏维埃宪政的一个重要基石，还将是对政府机构的补充，来抵消政府机构的官僚化。
生活上的问题
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工人通讯员的工作范围之内的——我对此不止一次地讲过和写过——是工人阶级在其分解和重组过程中的日常生活问题。但这个问题比车间或工厂里的问题要复杂上许多。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正确的方法。否则，就很难不犯糊涂了。日常生活问题基本上，是经济文化建设的问题，也是文化教育影响的问题。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学会如何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的工作，不得意忘形。它由两个具有不同历史意义的内容组成。一方面，我们要在家庭生活中逐渐引入集体主义的元素。在这里，尽管我们仍然有必要对自己的成就保持一定程度的谦虚，但我们可以说，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一切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努力向劳动群众教授为所有文明国家所共有的文化技能：识字，读报，整洁，礼貌，等等。也就是说，我们文化工作的主线当然是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但是在同时，我们也要努力提升我们文化战线中大部分人的文化水平，提升到至少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37]已经达到的那种程度。这正是这项工作的双重特征——它完全受我们过去的历史条件的制约——必须正确理解这点，我们才不会在这项工作的意义和实质上栽跟头。
这样吧，我举个例子：在一些引入了新生活方式的地区，这些地方的社会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发展“共产主义道德”的任务。但是，他们原本说的“共产主义道德”，是指消灭粗鲁，并与酗酒、贪污腐败等罪恶进行斗争。很明显，通过这样的道德提出方式，我们自己也成了某种光学伪装（视觉欺骗）[38]的受害者。似乎粗鲁、脏话、酗酒、贪腐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特征，似乎我们是第一个提出了这样的“共产主义道德”，提出了这样一个清除我们国家内部的罪恶与陋习的任务。而事实上呢？在粗鲁、脏话、贪腐等方面，我们继承了沙皇俄国令人绝望的遗产——沙皇俄国本身就在文化方面落后了欧洲几十年，而在其他方面更是落后了几百年。消灭这一前资本主义的野蛮，是我们文化工作中——那么也就是工人通讯员的工作中——被坚持得非常出色的一项任务。我之所以一直坚持这一点，是因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在做什么。你们是否还记得，马克思曾经说过，作为一个个体，当我们判断一个党时，我们不能把这个党对自己的看法当作依据。[39]为什么？因为过去所有的政党，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都是靠幻想吃饭的，他们掩盖了自己的纲领和工作中的漏洞和矛盾。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党不能脱离幻想而生存。正因为如此，孟什维克和社革党人都把自己当作是“社会主义者”。这些假象掩盖了他们服务资产阶级利益的事实。但我们共产党人不需要幻想，只有我们的党，是唯一一个在进行伟大的历史事业的时候不需要任何幻想、自欺欺人、粉饰的党。给反粗鲁、反酗酒、反贪腐的斗争打上一些高大上[40]的名号，比如为“共产主义道德”或者“无产阶级文化”进行的斗争，并不意味着就真的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近了[41]，而只是为它黑色的准备工作贴上了虚假的彩色标签[42]，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这么做，也不适合这么做。[43]
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我们为提高群众文化水平进行的奋斗的重要性。相反，一切都取决于它的成功。我们曾经说过，伤寒虱子可以吃掉社会主义。反贪腐就像除虱，本身并不意味着建立了共产主义道德，但是很显然，共产主义不能建立在肉体和道德的不纯洁之上。
在城里，在乡下，人们都认为：“共青团员不应该喝酒。”这个成果需要得到加强和拓展。现在，遇到这样喋喋不休的人并不稀奇：他会用深沉的眼神解释说，对抗酗酒……是托尔斯泰主义。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愚蠢、更庸俗的事情。劳动群众对抗酗酒的斗争是一场为身体、为精神、为革命的自我保卫而进行的斗争。我们才刚刚开始站起来。我们什么都缺。我们只能非常缓慢地提高工资。但是工资是劳动者日常生活的基础，也是他们提升文化水平的基础。切入工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发现，酒精掠夺了很大一部分工资，从而切断了文化水平的上升空间。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现如今的条件下，当国家的经济肌体才刚刚从一场大病之中恢复过来，还处处留有脆弱不堪的痕迹时，酒精带来的危害是如此之深。工人通讯员们必须善于把反酗酒的斗争与每一个特定的工人群体的生活条件紧密联系起来，与他们的工厂、文化、家庭生活的全部情况紧密联系起来。但是，在这里，工人通讯员还不是工人通讯员，因为他把酗酒这个革命和群众文化水平提升的最大敌人看得太轻！
在关于日常生活的问题上，还有人会问我如何看待“十月命名式”（Октябрина,Octobering）[44]，问我它是不是新生活的一项事实？当然，这里我们不应该夸大这种命名式的重要性，更没必要将它官僚化；但作为一种转变的标志，它也的确代表着一种进步。就在今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叶利沙维特格勒区[45]的信，该地区曾是最“马赫诺”的地区之一，遭受过最残酷的匪患考验。那边的一个村子（我忘了是哪个）里，已经有多达十户人家进行了“十月命名式”，而就连老人也参加了这些仪式。当然，我必须得再强调一遍，它还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它是一种关键性的转变——它透露出了人们对新事物的渴望。我们就应该这么看待它……
我们的宗教信仰往往不是留存在脑袋里，不是留存在意识之中，更不在信仰之中，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在环境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一定能单靠科学论证来取得成效。但对宗教偏见最强烈的碰撞可以通过生活中的相关现象来体现。人们必须用清晰而批判的眼光去看在教堂中的一场洗礼，一场婚礼，又或者是一场葬礼，并简单地指出，到底是哪里可笑，以及它们令谁看上去可笑。就是这种跟宗教生活有关的通讯稿，比起一些在我们的抽屉里存放着的牵强附会的漫画，可以而且应该在反对日常生活的宗教性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性别问题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性别问题可谓是议论纷纷。[46]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年轻人尤其关心这一问题。几乎在所有的集会上都能找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记录。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以理论的形式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不是在马克思主义阐明家庭形式和社会性别关系发展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现在应该怎样生活，今天应该怎样过？
但是，难点在于：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不可能对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作出任何断然的回答，因为性问题包含了我们社会和家庭生活问题的整个症结，而且这个症结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没法在这里解开这一症结，哪怕只是理论上的：这需要太多时间，而且也不是我们现在的首要问题。但我现在要指出这一问题的几个要点，是因为一个工人通讯员无论如何也无法对社会性别基础上产生的关系、冲突和困难无动于衷。
毋庸讳言，我们对性别问题的看法也非常公开，不搞神秘主义，不搞传统的谎言和伪善那一套——但是我们也肯定不容忍玩世不恭。[47]我们必须及时向年轻一代介绍性别生理和社会卫生知识——我们需要性常识，就像我们需要政治常识那样。这是我们要做的最起码的工作。[48]当然，从现在起，要解决我们在过渡条件下与性别有关的所有矛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住房问题在这一领域以及与个人生活有关的一切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创造适应文化生活的住房条件，是促进性别领域更文明、更人性化的必要前提。[49]公共餐饮条件、婴幼儿的饮食和养育条件等问题也是同样如此。很显然，一切按照社会主义方向改造日常生活的工作，都将为解决当前性别矛盾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个人的觉醒和发展过程曾而且将继续与此并行。文化水平同时也是一种内在修养水平。如果我们说，在通往彻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作为一种暴力机器的国家将逐渐消失，那么也就是说，新的社会生活的所必需的规则将会从外力施加的事物完全变为内在的事物，并且体现在每个公民的社会文化水平当中。[50]这就好像合唱团里的唱手不是被人强迫去唱歌，而是因为自己唱着高兴而唱歌一样——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关系的一致性将满足每个人的个人需要。对于性别关系来说，这意味着：一方面，将其从外在的枷锁与束缚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使其受到个人的，有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和更高要求的内在规则的约束。当然，我们离这个前景还十分远。但它确实为我们指明了存在于当前性别关系领域之中尖锐而痛苦的矛盾的出路。进行以改造日常生活、改造人的个性、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的社会工作——这是许多关于性别问题的会议记录中给出的一项基本指示。而且，这也是工人通讯员们处理这一问题时应该切入的角度。
生活描写和新文学
所以，工人阶级的生活应该通过工人通讯员进行自我回顾和自我讲述。关于新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我们已经有过不少争论。一些文学界人士试图说服我们，说革命文学不应该“反思”，而应该“改造”，因此，革命文学之中没有生活描写的位置。这种看法相当凸显左派的“幼稚病”。这里一点也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影子。不去反思，怎能改造？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日常生活的全部具体内容，怎么能去影响日常生活？有些人（共产主义未来派）认为，革命文学应该在事实上给我们提供“标准”，或者说关于“应该怎样”的例子和规范。但这显然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理想主义的、专家式的、经院式的观点。在这里，世界被人为地分成了两部分：存在和必然。让保守派自己去描绘他们已有的事物，而我们——呵，真正的革命者——将表明，事物应该是什么样的。当你[51]读到这种“自作聪明”的主张时，你会告诉自己：对这些人来说，仿佛马克思和列宁都没存在过一样。先生们，不，不要狡辩——我们迫切需要反映工人的日常生活，这种反映应该从简单的工人的通讯稿开始，一直到艺术的概括为止。毫无疑问，工人通讯员的网络的发展，视野的拓宽，兴趣的加深，文学技巧的提高……所有这些共同创造了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的新的、更广泛地令人接受的文学的基础。
这里请让我回到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争论，以便强调这个问题的核心。有些同志指责我“反对”无产阶级文学。从善意的角度（或者更确切一些，从恶意的角度）出发，可以这么理解上述指责：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反对工人通讯员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唯一直接的草根文学的代言人。无产阶级通过工人通讯员来观察自己的周围，审视自己，并且讲述自己的事情。如果一个工人通讯员不服务于此，那么他们就不是工人通讯员了，我们对他们也失去了信任……同志们，我在什么意义上说过“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话？我不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而是反对某些文人圈子在自家的门上挂个牌子，写道：“无产阶级文学在我们这个小机构里产生，用不着再去其他地方啦！”不！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哪有这么简单？这个任务要比这狡猾和复杂得多！“无产阶级文化协会”(Пролеткульт,Proletcult)[52]就做得很好，因为他们教人写作并且自己也学习写作，教人戏剧、音乐、艺术并且自己也学习戏剧、音乐、艺术。但是，当十几个青年作家匆匆创建起来的文学圈只在主观上与无产阶级有所联系，就声称：“我们是无产阶级文学，其他人的文学全都只不过是在耍滑头”时，我们就必须表示反对。你们太着急了！你们把自己的想象当成了事实。这不是因为我们“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这是什么鬼话？！），而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建立——如果不是在圈子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是从阶级的意义上去理解它的话——不能被认为是这样一个简单而容易的任务，因为在你面前的任务，首先是提升无产阶级落后的文化水平[53]，而不幸的是，这些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还没上升到可以理解和运用文学的程度。[54]同志们，我们有时提到“资产阶级文学”。[55]为什么我们说它是“资产阶级的”？它从哪里来的？是怎么来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富有的阶级，因此，他们受过教育。他们有自由的时间——这是因为他们剥削无产阶级。他们把空闲时间用于各种娱乐，包括文学、艺术等等。资产阶级作家是如何被教育出来的？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子弟。他们上资产阶级学校，住在资产阶级家庭，参加资产阶级的沙龙——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乐于当这些资产阶级的耳朵的资产阶级议员、工程师、商人和音乐家。他们就因此始终有“他们”的社会氛围，并且在其中生活、呼吸。他们只要看上一眼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一个作家、艺术家，必须有日常生活印象的积累。而这些人是在哪里积累的？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下。为什么？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如鱼得水。这是他的环境，他的财富，他的“文化”。而他在这个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吸收到什么，呼吸到什么，闻到什么，就会在他的诗和小说里传达什么。一言以蔽之，这就是资产阶级文学的创作过程。它不是一下子就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几个世纪创造出来的产物。资产阶级已经统治了上百年了。即使在其掌权之前，他们也是当时的富有阶级和有教养阶级。而他们的整个创作者同伙，包括他们的报社里的记者——我们该怎么称呼他们，布尔乔亚通讯员（бужкор,buzhkor）？——这些“布尔乔亚通讯员”们，正是在资产阶级家庭、沙龙、商店等等的一切的所见所闻中得到滋养。那么，资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主要条件是什么？这主要条件便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与资产阶级本身的日常生活条件相同，而他们的文化水平也都大致相同。在那些资产阶级有钱有势的国家里，文学、科学、艺术的宝藏特别丰富[56]。在这些国家里，资产阶级长期得到发展并占据着统治地位，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了一大批人。在这些国家里，资产阶级有伟大的科学和文学传统。而在我们这也是一样，在我们的古典的、精神高贵的、后来居上的资产阶级的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我们的作家和自己的阶级生活在一起，这个阶级能够滋养、支持和激励他们的作家。
如果我们问自己，同志们，此时此刻，今天，我们的无产阶级能不能为他们自己的艺术家、作家、诗人创造这样的条件——能还是不能？我只能回答：很遗憾，还不能。为什么不能呢？正因为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为了送一个有抱负的无产阶级作家或艺术家到学校去学习、发展，在目前的条件下，必须把他从生产中、从工厂中，甚至是部分地从广大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只要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即使是无产阶级内部出现的知识分子也会不可避免地与无产阶级发生一定的脱离。马克思和列宁可以在不做工人的同时，通过他们的聪明头脑理解了工人阶级的发展过程，并且用科学体系表达出来。但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要想感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心情并在文学和诗歌中表现出来，他们就必须在生活中、在日常经验中与劳动群众不间断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这，除非我们为一种新的、真正的大众文化创造好前提条件，它不会也不可能真正发生。这些条件是：第一，识字；第二，真正的识字，而不是半文盲半识字；第三，全民阅读。而这些是以普遍的物质保障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条件必须允许他拥有充足的空闲时间——不仅休息，而且还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培养，换句话说，这一前提是物质和精神上升到一定水平，而在这个水平，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而不仅仅是最高层的工人阶级，将掌握人类所有的文化。通向这一目标的路，是窄还是宽[57]，是长还是短？它和我们通向全面彻底的社会主义的整条道路一样长或者一样短，因为只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才能把整个无产阶级群众，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在这个程度的文化水平上，作者和读者、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文化距离将不会很大。而那个时候的文化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不，它将是一种社会主义文化，因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同，不可能也不打算永远保持统治阶级的地位。相反，它夺取政权是为了让其尽快不再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下，没有无产阶级，那么也就只会有强大的、有文化的工人生产合作社，因而也就只有合作社的，或者说，社会主义的艺术。
当然，在现在涌出无产阶级队伍或涌入无产阶级队伍的青年文艺群体中，也有才华横溢或者至少是充满希望的诗人、小说家等等。但他们的作品只代表了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还谈不上能够用这种艺术来满足无产阶级。人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帮助年轻的无产阶级进行“艺术逃亡”，但同时也不能允许一个年轻的小型问题团体断然破坏我们的前景，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人。这种自我评价是建立在对整个无产阶级的文化历史发展过程的错误认识之上的。无产阶级还非常需要悟透资产阶级的艺术，内化这种艺术产生的精华，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从而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群众艺术的产生条件提供保障。[58]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无产阶级文学小组可以占据一定的位置，但绝不是搞垄断。不言而喻，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艺术会有无产阶级自己的态度，就像他们面对贵族的豪宅时所抱的态度一样。无产阶级不是从艺术中获得阶级观点，而是把阶级观点引入到艺术之中去。而在这里，工人通讯员就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了。[59]他一方面要成为群众的中介，而另一方面则要成为文学甚至是所有艺术的中介。男工读什么？女工读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作品？他们怎么去读这些作品？他们是否将结论应用于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工人通讯员们必须善于观察这一切，聆听这一切，并讲述这一切。
这个大厅里悬挂的这些墙报——这些工人们如此积极地参与了创作的墙报——当然是我们在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斗争中收获的非常宝贵的成就。在这里，体现了他们的基层出身和巨大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表彰、颂扬和奖励（主要是用列宁的著作集）那些把墙报编得更好、装饰得更好的来自工厂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但是，同志们，这些手写的墙报同时也在提醒我们还很贫穷，我们的文化还很落后[60]，提醒着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才能在文化领域与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平起平坐，当然，是在维护和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的前提之上。[61]我们的报刊，包括我们的墙报，表达出来的思想比资产阶级报刊表达的“思想”高得不可估量。但是如果拿英国的报纸来说，从材料的多样性，表现手法、插图、技巧性的吸引力的角度来看，你们就不得不说：“我们还要走多远才能到达他们那种水平？”他们那里呢，除了有大的报纸之外，还有许多小报、专报——专门报道某一行业、企业、街区的特殊利益和需要，并从各个方面反映他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却不得不亲手制作这些每个月才能发行一次或者甚至发行频率更低的这些墙报。或者让我们来把我们自己的报纸出版业和美国的比一比！我们现在整个苏联发行的报纸不到500种，总发行量为250万份。而在美国呢？他们大约有2万种报纸，发行量超过2.5亿份。也就是说，差不多是我们的发行量的一百倍——而同时美国的人口却比我们少2000万人。[62]我们必须时刻把这些数字摆在自己的眼前——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自己的落后。顺便一提，这就是愚昧[63]的险恶力量，正是它让人们的意识沉睡，而我们却需要时刻觉醒着的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败所有的敌人，包括其中最强大的一个——愚昧。
关于检举与批判[64]
最后，我想重提与对我们所有的混乱的检举与批判有关的话题。这是一项即简单又困难的工作。简单之处在于到处都存在着混乱，不用找，看看周围就行了；困难之处在于混乱的原因很复杂，不一定马上就能找得出来。
我国的一切都在“搞好”（налаживание,nalazhyvanye）[65]中。“搞好”这个词我们非常熟悉，非常流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喜欢这个词，总是讽刺地重复；“搞好……”意思是说事情没有好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转。“搞好”一词，往往隐藏着无能为力、手忙脚乱、漫不经心，也隐藏着困难的外部条件和各种各样的缺点与不足。要把混乱的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不幸与过错区分开并非易事。对一个工厂、学校或者部队的情况作出总体评价也同样困难：情况是否有所好转，成果如何，他们的领导应该被表扬还是应该被指责？可以对一个类似的单位进行检查，摆出两张直接相反的画面——就算在其中一个画面中列出所有的不合规章、混乱、不合理使用劳动力或原材料等等的事实和现象，还是会剩下很多类似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可以另辟蹊径：我们可以把过去两三年以来取得的所有进步放在一起，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进步不少。而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起并且对所有的差距视而不见，那么就能得到一幅非常鼓舞人心的画面。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复杂而困难的转型条件之下，检查人员以及工人通讯员很容易成为他们自己的主观偏见和任性的批判，甚至是自身的恶意的受害者。要想保持正确的路线，就需要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自觉性。当一个人在报刊上接受检查或斥责时，如果他只能看到基于表面印象和个人偏见的结论，那么显然，这种检查或斥责并不能推动进步，而是相反，扼杀精神并破坏事业。
这就是工人通讯员们必须像躲避瘟疫那样躲开的危险。当然，一位工人通讯员的判断和评价往往有可能会出现错误——任何事业都不可能在不犯错的情况下完成，而报业犯的错误只不过是相对更少一些。但是偏袒、专横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能也不应该存在于工人通讯员身上。在与任性的斗争中，工人通讯员自己不能成为任性的来源——不能在自己的共情、评价或结论中任性。[66]责任感必须在各项工作之中发挥主导作用。工人通讯员是公共良知的器官，监督、揭露、要求并坚持主张。他不能不这么做！工人通讯员写下一处混乱现象，并等待混乱现象被消灭。但混乱现象不一定会立即被消灭。这才为工人通讯员真正的行动打开了局面。失败后甩手不干很容易。但工人通讯员——战士的做法却有所不同。他很清楚，发现混乱现象比纠正混乱现象容易得多。他也很清楚，报纸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发挥作用的，而是通过日复一日地重复和推动产生作用。工人通讯员会借新的机会，利用新的方式、新的情况或新的细节来揭露同一个混乱现象。他还会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从多方面入手，更清楚地了解混乱现象的根源，以便消灭它。工人通讯员需要有耐力，就像一个战士那样需要有骨气。我们也不是一下子就在大的政治方向上取得了成果：我们经历了数十年的地下斗争，然后是1905年，然后是失败，接着又是地下斗争，然后才到1917年，二月革命，内战……我们的党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了最大的耐力并取得了胜利。必须用共产党的这种斗争精神、忍耐精神和革命责任感来熏陶工人通讯员。工人通讯员应当成为共产主义者，不应该只是在纸面上上而应该在精神上接受列宁的教导，接受“不断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教导[67]：不信口开河，不要靠传言过日子，要查数据，查事实，要学习，要批评，要力求获得成功，要与任性和无防备感作斗争，要坚持，要反复，要扩大自己的思想把握范围，要向前走，要推动别人前进——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可靠的工人通讯员！（暴风雨般的掌声）
[1]本文是托洛茨基在1924年7月23日时所作的演讲，它于同年8月14日被《真理报》第183期刊载，后被载入小册子《关于文化工作的问题》（1924年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立出版社出版）。——原注。中译者补充：原载没有任何着重符号，所有着重号都是中译者自己加的。
[2]文化主义是革命前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力图用单纯教育活动来代替为人民利益进行实际斗争的思潮。——中译者注
[3]《论希法亭》（ОГильфердинге），见《托洛茨基文集》俄语版第八册第106页——原注
[4]即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chlands）。——中译者注
[5]即列宁。——中译者注
[6]即《论合作社》。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四十三卷第367页：“……现在国家政权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剥削者的政权既已推翻，全部生产资料（除工人国家暂时有条件地自愿租让给剥削者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外）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现在我们的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中译者注
[7]原文直译为“快立个十字架，已经没救了。”（ставькрест,пишипропало）——中译者注
[8]类似于汉语中的“张三李四”，起指代某一个人的作用。——中译者注
[9]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布丰，法国博物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启蒙时代著名作家。——中译者注
[10]布丰于1753年6月23日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他在8月25日举行入院式的时候发表了名为《论风格的演说》，这句话便来源于此。原文为：“Lestylec'estl'homme”。——中译者注
[11]《工人报》是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日报，曾于1922-1932年间，随后被改组为苏联水务人民委员会及水运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关报《水路运输报》。——中译者注
[12]写于1923年9月8日，于1923年9月16日的《真理报》上刊载。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23b.htm。——中译者注
[13]原文直译为“这次迟到起不到什么角色。”——中译者注
[14]原文直译为“因为通俗性的问题不是暂时的，不是一时的。”——中译者注
[15]原文直译为“文风的提升和流露则已然成为一种辅助性手段了。”——中译者注
[16]原文直译为“叙述的内容应与主题本身、它的复杂程度或者简单程度相对应。”——中译者注
[17]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他所写的作品中相当通俗的一本了。100多年以来有许多国家的工人正是从《资本论》开始入门，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中译者注
[18]原文直译为“写”，但《资本论》并不是用俄语写成的，因此这口“锅”理应是准备扣给翻译者头上的，在这里作“翻译”用。——中译者注
[19]原文直译为“因为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中译者注
[20]原文直译为“主要的难点是问题的复杂性。”——中译者注
[21]原文直译为“或多或少”——中译者注
[22]原文直译为“最好是解释必要的术语，一次次地重复并将它们引入读者或者听众的脑海。”——中译者注
[23]原文直译为“如果问题是直接从工人经验中得来的，那么叙述可以并且始终应该是这样的，即一个不识字的人都可以完全理解你的意思。”——中译者注
[24]原文直译为“他从最重要的电报入手，用眼睛看世界上是否有革命斗争的加剧、议会的冲突、政府的更迭、新战争的威胁等等。”——中译者注
[25]原文直译为“因此，他一开始就接触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中译者注
[26]原文直译为“还不是他自己阶级的儿子，也不是他自己时代的儿子。”——中译者注
[27]原文直译为“而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让他感兴趣，必须活捉他。”——中译者注
[28]原文直译为“唤醒厂里最落后的弟兄们沉睡的思想，是每一个认真工作的工人通讯员的首要任务。”——中译者注
[29]原文直译为“如果向池塘中注入清泉，池塘中的水就不会停滞或腐烂。”这里借用了闻一多的《死水》。——中译者注
[30]原文直译为“报纸也是如此，尤其是在革命的印刷品垄断条件下。要记住：一家报社总有官僚化的危险。”——中译者注
[31]原文直译为“要给报纸写关于报纸自己的事情。”——中译者注
[32]原文直译为“留意与工人阶级有共鸣的新书和小册子，并给报社多写点关于这个。”——中译者注
[33]原文直译为“教会他们进行治理。”——中译者注
[34]原文直译为“生活中的不变性”——中译者注
[35]原文直译为“偏重于通过国家机关来解决问题”——中译者注
[36]原文直译为“并逐步为他们参与自我管理做好准备。”——中译者注
[37]原文直译为“资产阶级发达国家”——中译者注
[38]原文如此。——中译者注
[39]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498-499页）：“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中译者注
[40]原文直译为“拱卫”——中译者注
[41]原文直译为“并不意味着拉近共产主义秩序的到来。”——中译者注
[42]原文直译为“虚假的标签”——中译者注
[43]原文直译为“即不合适，也不方便。”——中译者注
[44]十月命名式是一场短命的、试图用无神论命名式替代东正教新生儿受洗式的运动，尽管短命，但它仍然创造了诸如“奥克扎布琳娜”（十月）这样的新名字，有点类似于我国的“解放”“国庆”等新名字。——中译者注
[45]即今克洛佩夫尼茨基，旧称叶利沙维特格勒、基洛沃格勒，是位于乌克兰中部的一个城市。位于因古尔河畔。——中译者注
[46]原文直译为“在日常生活中，关于性的问题，人们议论纷纷。”——中译者注
[47]原文直译为“但是肯定不玩世不恭。”——中译者注
[48]原文直译为“这是我们最起码要做的付出。”——中译者注
[49]原文直译为“创造适合文化生活的住房条件，是往性别领域注入更多文明和人性的必要前提。”——中译者注
[50]原文直译为“并且转移到每个公民的文化水平中。”——中译者注
[51]原文如此。作为演讲稿，我不打算对这篇文章的指涉做太大的变动。——中译者注
[52]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指俄国的一个无产阶级文化组织。——中译者注
[53]原文直译为“落后的无产阶级”，没有“文化水平”一词，此处是译者为阅读通顺自己加的。——中译者注
[54]原文直译为“（这些落后的工人阶级群众）很不幸，还没有上升到文学。”——中译者注
[55]原文直译为“在这里，同志们，我们说：‘资产阶级文学’。”——中译者注
[56]原文直译为“文学、科学、艺术特别丰富。”——中译者注
[57]原文直译为“是大还是小”——中译者注
[58]原文直译为“从而保证真正的社会主义群众艺术的条件。”——中译者注
[59]原文直译为“在这里，工人通讯员也应该有所帮助。”——中译者注
[60]原文直译为“提醒我们的贫穷，我们的文化落后。”——中译者注
[61]原文直译为“提醒我们需要学习很多，才能在文化上与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平起平坐，当然，也要维护和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中译者注
[62]原文直译为“而在北美，大约有2万份报纸，发行量超过2.5亿份，也就是说，比我们的发行量大一百倍左右。而美国的人口比我们少了2000多万!”——中译者注
[63]原文直译为“不开花”——中译者注
[64]原文直译为“批判与检举”，下同——中译者注
[65]此处也可做“做好”“调整”“整顿”解，为表讽刺选用这一具有官僚口吻的译法。——译者注
[66]原文直译为“无论是在自己的同情、评价还是结论之中。”——中译者注
[67]原文直译为“不仅要在字面上活而且应该在精神上活在列宁的教诲之下——那就是不断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译者注 |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英译者序言（马克斯·沙赫特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英译者序言
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hachtman沈石译龚义哲校订
各国共产主义者就中国革命问题所进行的讨论的高潮，已经过去四十年了。这部书的再版，能使学生们更容易了解到：在1926年至1928年之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当权的斯大林—布哈林派，与持不同意见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之间，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究竟有着怎样的分歧。在这一时期的末尾，中国共产党人蒙受了惨重的失败，但遭到惨败的，不只是他们。俄国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内战的介入，是他们首次对亚洲的生活和冲突进行的大规模干预。而这次干预，则以同样大的失败告终。斯大林不费什么劲就找到了为自己开脱责任的办法，他把责任全都推到了无辜的替罪羊身上，并清洗了一切胆敢要求他为这次失败负责的人——他学会通过砍掉别人的脑袋来保住自己的脑袋。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只能降低调子，争辩道：“如果认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者们若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共就一定已经掌握政权，这就是愚蠢的学究式看法。但是，如果说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值一谈，那就是可耻的市侩主义。”[1]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能遵循托洛茨基的方针、而不是按照斯大林强加给他们的路线行动的话，他们遭受的失败也许就不会那么惨重了。
无论如何，重新评价这次讨论，对任何不仅仅对历史、理论、政治感兴趣、并且关心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国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从这一运动中诞生的托派反对派的发展的人来说，都是有益的。
重新评价这次讨论所能带给我们的最大好处，是能让我们对过去四十年里所发生的大事重新考察一番。这些事件不但剧烈地改变了亚洲的面貌和心灵，还破天荒地、急剧地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关系和政治问题。这些事件中最突出的，当属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胜利。尽管托洛茨基（还有斯大林）预测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会掌握政权”；他们还保住了政权。他们最终把一个民族团结在一个主权国家里，并让这个国家成了世界政坛的主角之一。他们是如此深刻广泛地改造了人民的经济与政治生活，吸引了全世界千千万万人的注意。他们正在向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最强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霸权进行挑战。这表示他们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些成就里，有几分是样子货、有几分是实打实的；有多少是真实的成就、它还能有多大的潜力；有多少可能改变、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些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本文无法一一探讨。本文专注于评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另外一些方面，希望这些方面也自有其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传统，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成立的。尽管它的创始人都是些学者、知识分子和学生，但这一点只具有次要意义。西方工业国家里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创始人基本上都属于这类人。但在实际中，一切例子都表明了：工人阶级才是社会主义斗争的不可或缺的天然基础，工人阶级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对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没有工人阶级的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就绝不会成为一支有力的政治运动，更别提获胜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如此；在年轻却有力的中国无产阶级当中，中共没过多久就获得了广泛的、强大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至1928年间遭到了沉重的失败，这一失败是个转折点，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一系列事物，其影响持续至今。1927年年底的广州“苏维埃”起义是一次灾难性的冒险，此后的几年里，中共又在南昌、汕头和长沙等地发动了一连串的暴动，这些暴动跟广州起义一样是无望的。这些暴动同广州起义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发生的地点离中国的主要工业中心和商业中心（因而也是政治中心和无产阶级的中心）越来越远。中共在自己的第一次大发展时期里所发展的工人阶级党员，几乎消失殆尽。从1928年起，到中共刚刚巩固自己的政权为止，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几乎没有在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活动中发挥什么作用，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在中国工人阶级缺席的情况下胜利的。仅这一点，就使得毛主义者自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成了一句空话。
要使这一胜利成为可能，中共就必须对自己进行彻底的改造。据谭平山所述，在1925年至1926年间，中共党员里只有5%是农民。在那时，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共产党来说，并不稀奇，更何况中国是一个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这一比例，比起当时各国共产党（比如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或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来，并不算高。但在1928年11月初，党员中的农民比例已经上升到了70%至80%。在1930年9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在十二万名党员里，“产业工人的数量只有两千多人。”[2]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尽管缺乏可靠的数据，但有足够多的迹象表明：在中共最终胜利前夕（当时它已经扫清了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道路），它一直是一个农民占绝对优势的农民党。
在1928年，托洛茨基曾表示，他对中共社会成分的转变感到担忧，并认为这是一个“可虑的过程”[3]，“……它只是中国共产党解体与消散的一个形式，因为，失去了它的无产阶级核心，它便不能符合于它的历史目标了。”[4]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判断并不是“托派”所独有的。在当时，即使是中共的领袖们，也无法接受“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共产党”这个想法。这种想法的最早的代表人物似乎是毛泽东——1927年他在湖南领导农民运动时似乎就表露过这种想法，中共领袖对这种想法表示反对，他们在（1927年11月的）一个决议里，批评了这种想法，他们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它贬低了工人的重要性，将工人的地位降低为农民的助手，”[5]并坚持认为：在革命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应该倒过来（即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农民阶级。——中译者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特别是在李立三当政时期（他后来被毛泽东取代），这一冲突继续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发生着。可是，虽然毛泽东之前的中共领导人始终强调党必须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工作对象，中共在无产阶级和城市当中所获得的支持却在不断减少，而中共的农民党员却逐渐增多，最终占据了绝对优势。中共的这一转变的设计师，正是毛泽东。这一转变的重大意义，绝不亚于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和革命游击战争的实践。
在毛泽东逐步掌握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时期里，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另一个变化，跟苏维埃问题有关。尽管这一变化的重要性，不如党的社会成分的变化重要，但它却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
在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中，苏维埃——经选举产生的、由工人和农民（或士兵）的代表组成的代表会议——都曾出现过，作为广为群众接受的机关，它首先承担起了组织革命起义的任务，然后又成为了新的革命政权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有人认为，苏维埃在1917年俄国革命中的所发挥的作用，无法在另外一个地方重演，那这种看法是武断的。然而，事实是过去50年间在世界上它们到处都没有担负起这个角色：在1918年德国与奥地利的革命中没有；甚至在1919年的巴伐利亚和匈牙利的“苏维埃”共和国里也没有——那儿的苏维埃名过其实，就此而言它是根本事实；贯穿于中国革命史的苏维埃也仅仅是象征性角色。
当然，在1927年的惨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的部队撤到几个省里，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他们确实把自己的政权定义为“苏维埃”。可是这些名义上的“苏维埃”，跟布尔什维克革命中的苏维埃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在最初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整个苏维埃理论（包括列宁在1920年的共产国际二大上针对落后国家、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所做的重述）里都认为，（农民）苏维埃的存在，不单要以革命形势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而且还要有城市里的工人苏维埃为农民苏维埃提供政治和社会领导。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在实践中，通过在工人苏维埃里光明正大地击败了所有其他党派，在全国所有重要工业中心的工人中间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以这些工人苏维埃作为他们力量和行动的基础，把农民苏维埃争取了过来，巩固了胜利。
可是中国革命的路子却完全不同。在1927年的惨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城市中的基础几乎被破坏殆尽，他们撤入了农村。那些农村地区不但落后，而且位置偏远，仅仅具有最低的政治利益，对于民族概念仅仅具有最起码的认识。而长征——它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了不起的壮举——是一次撤退，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落后的地区，撤往更加落后的地区。
共产党军队在它到达的地方，建立起了“苏维埃”或“临时苏维埃政府”。在这些“苏维埃化”的地方，当地居民对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参与感肯定是比以前更强烈了，民族感也更强了。他们身上沉重的徭役和债务负担当然也得到了缓解。但是，在进行重大、广泛的政治、军事决策时，他们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这些决定都是由共产党人做出并推行的，（如果对这一时期的中共文件进行严密考察的话，就会发现，）更确切地说，是由党的军事官僚集团做出并推行的。列宁所构思和宣传的苏维埃，是人民的民主政治机关，兼具立法权和行政权，而这样的苏维埃从来没有在中国存在过。
不管中国的苏维埃究竟是现实，还是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当日本入侵中国后，中共在1937年发表的关于同国民党政权和军队合作抗日的声明中，对苏维埃做出了足够清楚的回答。1937年9月22日，中共（不是延安的“苏维埃”政府，而是中共领袖们）宣布，“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并“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6]还是在同一支笔下——没有进行公开、广泛的讨论——“苏维埃政府”的名义改成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成了“第八路军”，就连延安的马列学院也改成了“鲁迅学院”。这些名字上的改动，对政府、军队或学院的领导机关和组织结构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对当地居民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也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党的彻底控制依然原封未动。仅这一点，就足以驳斥毛泽东主义者所自命的对“列宁主义”的忠诚，更不用说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连打着“苏维埃”旗号的东西都不存在了。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坚持苏维埃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唯一道路，和共产党人统治的唯一形式。
然而，尽管中共轻蔑和抛弃了此前一直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共产主义教条，他们还是成功夺取了政权。他们在全国范围里建立起了一个新的革命政权。帝国主义强权和中国的旧统治阶级曾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低三下四、到处受辱的瘪三，如今中共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格局，洗刷了中国身上所蒙受的耻辱。在如此的成功面前，似乎只有书生气的、教条主义的人，才会有兴趣批判中共。
早期共产国际的——或列宁的——理论和政策是否适用于中国革命，是否曾被中国共产党人虔诚地应用过，这些问题并没有多大重要意义。毛泽东之所以胜利，是不是因为他多少遵循了托洛茨基的政策，他现在跟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跟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多少有点）相似，这些问题也没有多大重要意义。毛主义革命的发展问题比这些问题更重要。与之相关的问题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我们地球上最大多数居民来说，都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他们和居住在经济发达国家里的少数人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托洛茨基关于俄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即不断革命论的核心是：落后、半封建的、专制的俄国，不必像现代西方世界那样走完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阶段。古典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要由人数虽少、但却集中的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去完成。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打下基础。西欧曾经历过的有机的、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资本主义进化阶段，将在俄国被跳过。在共产国际的早期阶段，列宁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补充（尽管有些犹豫并做了修改）：在东方的农业国家里，即使它们比俄国还落后，仍可以通过苏维埃形式的革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由前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共产党中国证明与实现了这一思想。这么认为的人，不仅有共产党中国的领袖，还包括许多非共产主义人士。在“第三世界”国家里，中国的影响是明摆着的。上述毛主义革命的两个方面——非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和苏维埃的缺席——之获得其重要性，与这一思想有关。
要公正地评价1920年的列宁，至少有三点必须牢记：对于苏维埃在东方农业国家里发展的可能性，他是从能得到俄国革命工人国家的领导的角度来考虑的；对于社会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前景，他主要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很快就要在西欧发达国家中胜利这个角度来考虑的（只要满足了这一点，就能为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物质保障，并扫清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障碍）；他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俄国对资本主义做出长时间的让步，就像他在一年之后通过新经济政策所做的那样。公正的评价，无需为毛泽东政权或它的教条找借口。
毛泽东的党和军队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使他夺取了政权。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才能够打破被封锁在延安的穷乡僻壤里的困境。异族军队对中国农民进行了野蛮压迫和残酷剥削，结果就是培养出了非常适合于勇敢、积极的革命党生长的土壤，这个革命党非常敏锐地把自己定义为几乎是专门为民族解放事业——而不是建设新的社会秩序——而战的党。在战场上获胜后，农民第一百次地证明了：由于农民自身短浅的眼光、狭隘的利益和肤浅的雄心，它自己是无法组织和维持自己的民族国家和国民经济（特别是现代经济）的。
由于没有苏维埃或其他代表机关（无论是议会式的还是工业中的），在新的国家里，工人无法管理新国家或组织经济生活。农民的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工人党，但也不是农民党——农民只是组成了党的军队而已。它是一个军队—官僚党，它的统治集团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它在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所进行的经济试验，基本上是按照跨越资本主义、并避免资本主义所必不可免的对工人的剥削的想法——这在理论上值得赞赏——进行的。至今仍困扰着它的困难就此出现了。
要进行各种现代化——尤其是在一个从来不了解现代化的国家里进行——需要大量的资本。资本是被剥削、被积累、被凝固下来的工人劳动的产物，要进行这样的劳动，一方面需要一个现代的、熟练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需要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
新中国过去缺少、现在也仍然缺少这些条件。但它确实有一个选择。在小心地维护自己的民族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它可以从资本泛滥的现代国家引进资本。这么一来，它就必须保证引进的资本能得到适度的利润。为了帮助经济的现代化，它接下来就得上交一定的利润，不过是向外国资本上交利润。此外，它还得抑制自己对于立即、全面的国有化和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从头到脚的）军事管制的现代激情。在激进分子敏感的耳朵听来，这个选择——向外国资本上交利润——简直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然而恰恰是列宁——他在必要的时候是会足够激进的——在1921年发现，对于革命的俄国，这么做是必需的和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认识到，资本主义是可以“跳过”的，但只能以一种明确限定的、近乎匹克威克式（即不能照搬字面意思——译注）的方式来看待。
还有另外一个办法，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和毛主义的中国先后选择了这个办法。在这两个国家里，两国进行现代化不是借助于过去及对国外劳工的剥削所积累的资本，而是靠着对本国工农的特别严酷的剥削[7]。为此，它需要这么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对生产者的哪怕是最轻微的反抗都绝不容忍，也绝不允许任何能让这种反抗得到表达、组织和自卫的政治权利或社会结构存在。因此，所有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成了一个精英统治集团的专有财产。这个集团把必要的行政权力委派给了直接控制经济的组织者、管理者和指导者，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的任何形式的民主监督都是不可能的。
正如俄国所做的那样，通过这种方法，确实可以促进经济的工业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要在这个社会的顶层维持一个专制特权阶级，以及维持对社会底层的剥削、继续保持让社会底层得不到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状况——由于社会的底层没有保持不同意见和进行抵抗的任何权利，加剧了这一状况。进行这种选择所付出的“贡品”，无论是从经济角度来看，还是从精神或人的堕落的角度来看，都是极其不公的。
也许可以承认，即使社会主义在先进的欧美的胜利——如恩格斯所预见、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期望的——并未，或仍未发生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还是可以让一个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剥削的阶段。但这也可能表示，某种形式的剥削还是跨不过去的，尽管这种剥削可能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其压迫性并不更轻一些，反而往往更重。它与社会主义及其理想有多少共同之处，仍是个谜。更简单、准确地说，它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难解的意识形态之谜。
收录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的本书，其美国初版，是三十多年以前出版的。跟托洛茨基在那段时间里的大部分重要著作一样，这本著作对它所针对的共产主义者读者的思想，只有很小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不断消退。在那个世界里，人们几乎只能从正统派共产党对它的批判中才能了解到一点有关这些著作的情况，而正统派共产党在批判它们时，对它们要么是胡乱歪曲，要么干脆就是断章取义。在俄国，它们的完整文本，以及一些节选，仅仅是在1928年至1929年间，以油印或打字稿的方式，在大概一千名党员间传阅过。此后，托洛茨基的所有著作都被查禁了，人们再也找不到他的著作，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了。而在与这些著作最密切相关的中国，一段短时间内，其中几篇文章开始为人所知，在中共惨败之后，促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鼻祖和领袖陈独秀迅速转向亲托洛茨基立场。他的转变并未带来很大影响。在四十年代初，王凡西（一位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翻译并出版了这本书，在中文版里，还把托洛茨基在1928年至1940年之间就中国革命问题写的文章也收录了进去。但这个上海版本恐怕没能传播得很广。总之，在此基础上在中国建立一个重要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努力没有取得多少成效。除了中国和苏联这两个与这些文章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之外，德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也陆续翻译并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与之相比更完善的美国版给当时的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书的初版的引进应该被认为是其中的一个范例。
本书的美国初版需求不多，所以印量很少，三十多年来，只有在几家公共或私人图书馆里才能找到初版。这给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读者造成了不少麻烦。而现在出版的这个版本解决了这个困难。对于严肃的研究者来说，托洛茨基就中国革命及一系列相关问题所撰写的论战性文章，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
[1]列·达·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收录于《中国革命问题》。
[2]出处待考。
[3]列·达·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收录于《中国革命问题》。
[4]同上。
[5]出处待考。
[6]《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该文实际于1937年7月15日由中共提交给国民党中央，9月22日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
[7]意思是：俄国和中国在进行现代化以前，没有像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历过一个资本原始积累和海外殖民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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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十八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8卷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7]
（1908年2—10月）
第一版序言
许多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家，今年在我们这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真正的讨伐。不到半年就出版了四本书，这四本书主要是并且几乎完全是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中，首先是1908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巴扎罗夫、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别尔曼、格尔方德、尤什凯维奇、苏沃洛夫的论文集《关于〈？应当说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其次是尤什凯维奇的《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别尔曼的《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和瓦连廷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
所有这些人都不会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然而所有这些因敌视辩证唯物主义而联合起来的人（尽管政治观点截然不同）在哲学上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别尔曼说，恩格斯的辩证法是“神秘主义”。恩格斯的观点“过时了”，——巴扎罗夫随便一说，好象这是不言而喻的。唯物主义看来被我们的勇士们驳倒了，他们自豪地引证“现代认识论”，引证“最新哲学”（或“最新实证论”），引证“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或者甚至引证“20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哲学”。我们的这些要把辩证唯物主义消灭的人，以所有这些所谓最新的学说为依据，竟肆无忌惮地谈起公开的信仰主义［注：信仰主义是一种以信仰代替知识或一般地赋予信仰以一定意义的学说。[8]］来了（卢那察尔斯基最为明显，但决不只是他一个人！[9]），可是到了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表态时，他们的全部勇气和对自己信念的任何尊重都立即消失了。在事实上，他们完全背弃了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在口头上，他们却百般狡辩，企图避开问题的实质，掩饰他们的背弃行为，用某一个唯物主义者来代替整个唯物主义，根本不去直接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数唯物主义言论。按照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公正说法，这真是“跪着造反”。这是典型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因为只有修正主义者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又不敢或者是没有能力公开、直率、坚决、明确地“清算”被他们抛弃的观点，才获得了这种不好的名声。正统派在反对马克思的过时见解（例如梅林反对某些历史论点[10]）时，总是把话说得非常明确、非常详细，从来没有人在这类论著中找到过一点模棱两可的地方。
不过，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中也有一句近似真理的话。那句话是卢那察尔斯基说的：“也许我们〈显然就是《论丛》的全体撰稿人〉错了，但我们是在探索。”（第161页）这句话的前半句包含着绝对真理，后半句包含着相对真理，这一点我将在本书中力求详尽地指出来。现在我只指出一点：如果我们的哲学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是用几个“正在探索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讲话，那么，他们对自己和对马克思主义就显得尊重些了。
至于我自己，也是哲学上的一个“探索者”。这就是说，我在本书中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探索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发表一种非常混乱、含糊而又反动的言论的人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
作者
1908年9月
第二版序言
本版除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和第一版没有什么不同。尽管这是一本和俄国“马赫主义者”进行论战的著作，可是我希望，它作为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以及介绍从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中所得出的哲学结论的参考书，将有所裨益。至于亚·亚·波格丹诺夫的一些近作，我没有机会阅读，书末附载的弗·伊·涅夫斯基同志的文章提出了必要的意见[11]。弗·伊·涅夫斯基同志不仅是一位宣传家，而且特别是一位党校工作者，因此，他有充分的可能确信，亚·亚·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12]的幌子下贩运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观点。
尼·列宁
1920年9月2日
注释：
[7]《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一书是列宁1908年2—10月在日内瓦和伦敦写的，1909年5月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署名弗拉·伊林。这部著作的手稿和准备材料，至今没有找到。
本书是针对当时俄国知识界出现的一股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而写的。早在1906年秋，列宁读了亚·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第3卷以后，就曾写了一封长达三个笔记本的关于哲学问题的信，并打算用《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札记》为标题把它刊印出来（此信至今没有被发现）。1908年初，俄国马赫主义者出版了一批书，特别是出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一书，对辩证唯物主义公开进行修正。列宁读后异常愤慨，决定写一批文章或专门的小册子来批评这些新休谟主义和新贝克莱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参看列宁1908年2月12日（25日）给高尔基的信和《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和第17卷）。尽管列宁当时忙于《无产者报》的出版和其他党的工作，但他仍以巨大精力投入哲学的研究，并着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写作。列宁主要是在日内瓦各图书馆从事研究和写作，而为了详细了解当代哲学和自然科学文献，还于1908年5月前往伦敦，在英国博物馆工作了一个月。1908年9月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基本完稿，只有《第四章第1节的补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和一条关于埃里希·贝歇尔的《精密自然科学的哲学前提》的脚注（见本卷第376—379页和第304页）是在以后补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巨大研究工作的结晶，据查考，书中引用的不同作者的著作达200多种，其中一部分还是散见于各种杂志上的文章。
列宁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出版起了很大作用。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失败后的条件下，要为这部书找到出版人，困难是很大的。由于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从中协助，Л.克鲁姆比尤格尔私人办的环节出版社最终把这部书的出版承接下来。列宁要求尽快签订合同，并迅速出版。他担心姐姐会受牵累，因而主张以他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但合同最后还是以他姐姐的名义签订的。
这部书的手稿迄今下落不明，但据克鲁姆比尤格尔回忆，该书初版对手稿几乎未作改动。该书初版用的署名，是克鲁姆比尤格尔根据作者的授权从他常用的三个笔名（列宁、土林、伊林）中选定的，理由是伊林这个笔名既在书籍市场上广为人知，又易于避开书报检查。该书是在阿·谢·苏沃林印刷厂排印的，列宁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担任校对，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也参加了校对。列宁亲自看了这本书的校样，当时他由于《无产者报》变换出版地点，已由日内瓦迁到巴黎。1909年5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印数为2000册。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后，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评价。1909年10月8日《新时代》杂志刊登了这本书出版的消息。1909年12月斯大林在给《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信中把这本书称作是“一部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原理集成”。1909年6月瓦·瓦·沃罗夫斯基在《敖德萨评论报》上发表的一篇短评中指出，这部著作“对俄国来说具有特别的价值”。至于格·瓦·普列汉诺夫，据弗·菲·哥林说，他“对这本书反应很好，尽管他在书中被狠狠地刺了一下”。
十月革命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于1920年在俄国首次再版，印数为3万册。列宁的这部著作后来在全世界传播很广。我国于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了它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以后又相继出版了多种中文译本。——5。
[8]信仰主义与僧侣主义含义相同。本书使用这个词的由来如下：列宁在1908年11月8日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信中写道：“……如果书报检查机关的检查很严格，可以把各处的‘僧侣主义’一词都改为‘信仰主义’，并在注解中加以说明（“信仰主义是一种以信仰代替知识或一般地赋予信仰以一定意义的学说”）。”（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172号文献）列宁还曾建议用一个专门术语“萨满主义”来代替僧侣主义，但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不赞成，她在1909年1月27日的信中写道：“改‘萨满主义’已经晚了。再说这个词难道好一些吗？”（同上，第275注）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1版中可以看到，“僧侣主义”一词大都改成了“信仰主义”，但也有些地方没有改。信中所提到的注释加在俄文第1版序言里，以后各版都保留未动。——8。
[9]这里说的是在俄国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潮——造神说。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弗·亚·巴扎罗夫等人。造神派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使科学社会主义带有宗教信仰的性质，鼓吹创立一种“无神的”新宗教，即“劳动宗教”。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就是宗教哲学，社会民主运动本身是“新的伟大的宗教力量”，无产者应成为“新宗教的代表”。马·高尔基也曾一度追随造神派。
1909年6月召开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谴责了造神说，指出它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潮，声明布尔什维克派同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毫无共同之处。列宁在本书以及1908年2—4月、1913年11—12月间给高尔基的信中揭露了造神说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8。
[10]看来是指弗·梅林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文章所写的注释（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国革命时代（1848—1850年）》文集1926年俄文版第3—86、287—289、293—307、511—512页）。梅林在1902年（即过50多年以后）注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文章时，指出其中的一些论点没有得到历史的证实。例如他说：“1850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料巴黎无产阶级会举行起义，或者反动的东方大国会侵犯法国的首都，1850年4月，他们曾预料新的商业危机会到来，这两次他们都大错特错了。”——8。
[11]指弗·伊·涅夫斯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反动派的哲学》一文（见本卷第381—395页）。这篇文章是涅夫斯基受列宁委托而写的，曾作为附录载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2版（192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3卷《附录》也收载了此文，但《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和第5版均未收载。涅夫斯基当时是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1。
[12]“无产阶级文化”是亚·亚·波格丹诺夫早在1909年提出的一种错误理论，基本主张是无产阶级必须创造一种和旧文化完全对立的“自己的”文化，首先是“自己的”哲学。这一理论，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曾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1909年）和博洛尼亚（1910—1911年）为俄国工人开办的学校里加以散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继续鼓吹这种观点，并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活动加以贯彻。他们否认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波格丹诺夫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鼓吹马赫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思想家们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这一决议草案中写道：“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32页）——11。 |
内战问题（托洛茨基，1924年7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内战问题
托洛茨基1924年7月29日
龚义哲译
英文版编辑注：1928年托洛茨基在总结列宁去世后出现的种种分歧时指出，其中之一与军事—革命战略及官僚对其的态度有关。他在《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中写道：“在一九二四年，围绕着军事科学协会，有一大批人开始集体研究内战指示，即一个关于公开的阶级冲突以及为争取专政而进行的武装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南。但是，这一工作不久就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反对——这种反对是向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总体系的一部分；这一工作以后就完全被取消了。再不能想像出比这更轻率和更罪恶的措施了……倘若这些条例包括在一些书册内，倘若所有共产党员都将严肃研究这些条例当作和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基本思想一样的义务，我们很可能会避免最近几年所遭到的失败[1]。”
在1924年的争论中，托洛茨基曾于1924年7月29日，在军事科学协会作过一次题为《内战问题》的讲话，分析了这些问题，下面印出的就是这次讲话。托洛茨基在讲话中提到，1924年刚刚开始的这项工作，“以后就完全被取消了”，对此需要加以补充。尽管斯大林派取消了这项工作，但他们后来又以自己的方式，搞了一个自己的项目：他们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写了一本书，在1928年出了德文版，1931年又出了法文版；1970年伦敦一家资产阶级出版社（圣马丁出版社〔St.Martin'sPress〕）出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取名为《武装起义》（ArmedInsurrection），作者是A·诺伊贝格（A.Neuberg）。此书中的理论和事实，充斥着斯大林派的曲解。
本文由A·L·普雷斯顿（A.L.Preston）根据《托洛茨基全集》俄文版第12卷译出，首次发表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SocialistReview）1970年三四月号。托洛茨基与俄文版编辑均指出此文是在军事科学协会上的讲话，但它显然是在集体讨论的间隙中发表的一系列发言的汇编。
请允许我对这次讨论做个简单的介绍。同志们，其实今年春天我在给学院做报告的时候，已经谈过了这个问题。事实上，无论是我国还是外国的内战，至今都没有人愿意去总结它们的经验。而这样的工作，在实践上和思想上，都是极其必要的。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内战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这段时间里，（在改良主义者眼中）内战已在西欧消失了。然而帝国主义战争又使内战重新提上了日程。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理解这一点。我们把它写进了自己的纲领。
尽管如此，对于内战，对于内战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各种规律，我们基本上还没有进行过科学的分析。甚至可以说，过去十年里，这个星球上发生了种种事情，然而即使是对它们做个简单的描述，都能让我们发现严重的倒退。我最近曾指出，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却完全忽视了富有内战经验的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对于去年九月的保加利亚起义[2]的经验教训，我们也几乎毫不关心。但最惊人的，莫过于我们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大家似乎都以为，十月革命的经验，早就该锁进档案库里，然后就不用管了。
可是啊，同志们，十月革命中有许多东西，是很值得军事策略家学习的，这是因为，未来的战争，肯定会与多种形式的内战结合起来，而且两者结合的密切程度将远超过去。去年九月的保加利亚起义，它的准备过程，它的经验教训，在军事—革命方面，都很有意义。如果要专心认真地研究这些事件，必要的途径就在我们身边：参加过这次起义的保加利亚同志，有不少现在就住在俄国。而且，要全面了解这些事件，也是比较容易的。这次起义，发生在一个大小相当于俄国的一个省份的国家里。还有，卷入其中的各种势力、政治集团的组织，具有政府的性质。再进一步来说，保加利亚起义的经验，对那些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这类国家有不少，特别是所有东方国家都属于这一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要针对内战问题，编写一本通用的手册，或者叫指南、课本、说明书、条令什么的都可以，我们还要特别强调武装起义，把它当作革命的最高阶段。我们必须收集整理历次内战的资料，分析它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研究它们的各种错误，对最成功的行动大书特书，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这样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我认为，在科学方面，它能加深人们对于历史演化的规律的认识；在艺术方面，它能拓展人们根据经验得出的行动原则。总之，我们的目的是非常实际的：让军事—革命的艺术更加充实、更加丰富。
这样一本手册，它的结构肯定会很复杂。首先它必须总结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革命政治的范畴里，毕竟起义就是以另外一种手段延续的政治，不是吗？
在分析起义的必要条件时，必须根据不同类型的国家来具体分析。有的国家，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而有的国家，无产阶级仅占很少一部分，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两种情况中间，是折中型的国家。既然如此，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至少要以三种类型的国家为基础：工业国家、农业国家和中间型国家。这本书在（论革命的前提与条件的）序章中，必须从内战的立场出发，描写这几种类型的国家的特点。
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起义：首先，起义是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经阶段，是阶级斗争的客观法则的必然折射；其次，从客观和实际的立场出发，如何准备和进行起义，才能保证它真正成功。在这方面，战争有许多东西，可以让我们拿来类比，因为战争也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利益冲突的结果。与此同时，战争又是一门艺术。战争理论研究的是武力与各种可用的手段，研究的是如何集中与运用它们，从而赢得胜利。起义同样是一门艺术。我们能够、而且也应该以非常实际的态度，来制定起义的理论，就像制定军事条令一样。
当然，我们一开始肯定就会遭到各种各样的非难与反对，编写一本起义（甚至是内战）的手册，会被人们指责为彻头彻尾的官僚化的乌托邦，他们会说：我们这是要把历史给军事化；革命的过程不会照着条条框框进行；各国革命各有自己的独特国情；革命期间形势瞬息万变；想要制定一大堆规矩，用这些规矩来指导革命，或是像奥地利最高统帅部那样，制定出一大堆不许违反的规定，再强迫人们严格服从这些规定，这样的做法统统都是荒谬的空想。
现在如果还有人宣称自己要搞这种玩意儿，那确实是荒谬的。但是，这些话，基本上也都能搬来指责我们的军事条令。每一场战争，都是在人们没有预料到的形势和条件下爆发的。可是，条令是根据军事经验的资料总结出来的，没有它，谁都别想在和平时期带好军队，更不用说战争时期了。俗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3]，这句话并不是说书就不重要，它只是辩证地告诉人们，不要过分依赖形式逻辑或算术法则。
在内战中，制定计划、进行组织和部署所必不可少的各项基本要素，肯定会比“外战”要差得多。与“外战”相比，政治与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在内战中要更为紧密、更为深刻。因此，把一个领域里的方法，生搬硬套到另外一个领域，当然是行不通的。但是，根据战争中获得的经验，总结出各种各样的手段、办法、指导、迹象和建议，找出它们所揭示的规律，再转化为内战手册可能用得上的总规律，这完全是可行的。
在各项规律中，纯军事行动必须服从政治总路线，必须严格考虑到总体形势与群众的情绪，这一条是不能不提的，对此我完全同意。
总之，别人担心这项工作是乌托邦也罢，是别的什么也罢，我们首先要进行全面的探讨，决定是否存在若干能够构成胜利的条件或是加快胜利的到来的总原则，如果确实有，那么这些原则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样的。只有在这样探讨的过程中，我们才能确定哪些是能够影响这项工作的准确、有用的指示；哪些才是官僚的异想天开。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立场出发，来探讨革命：革命的最高阶段就是起义，政权问题就是由它来决定的。在起义之前，总是要进行一定的政治宣传运动，在此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与准备，才进行起义。作为一项总原则，革命过程中，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适合起义，但这段时间又是至关重要的。起义一旦获胜，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就要粉碎敌人的残余力量，组织新政权，建立负责保卫革命的革命武装，把革命巩固下来。
因此，内战手册（暂时先这么叫吧）将至少由三个部分组成：起义的准备；起义；最后是巩固胜利。所以说，我们的内战手册，首先要以上面讨论过的序章开头，（以总原则或指示的简略形式）先总结革命的前提与条件，接下来再根据内战的三个主要阶段的先后顺序，分别安排三个部分。这就是整个工作在战略上的结构。
这里我们必须解决一个战略问题：如何以符合逻辑的方式，把一切力量和资源运用起来，实现主要目标——夺取并保卫政权。内战战略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会提出一系列的具体的策略问题，比如建立工厂里的行动单位，在铁路和城镇上组织革命指挥部，夺取城镇的关键地点的具体准备方法等等。在我们的手册里，也会讲到在粉碎残敌、巩固到手的政权的时期出现的各种策略问题。
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计划来进行这项工作，有时可能会出现需要同时处理多方面问题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让一组同志专门负责涉及内战的具体策略问题。另外几组就负责制定总体战略方案，负责撰写序章等任务。同时，也必须从内战的角度出发，分析可用的历史材料，这样做当然是因为我们不想凭空编造，而是要根据实际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军事科学的事实的指导下，把这本手册给编写出来。
我暂且不谈如何解释这些原则。过早决定是草率的。我们都知道，军事条令里只有“方案”，没有“时间”或“情况”，因为它里面只讲了大致的指示，却没有给出具体的例子或详细的解释。我们能用同样的方法，让内战手册显得简洁明了吗？我说不准。我们很可能要在手册里引用一些事例，或者把事例放进附录里面，介绍几个史实，配上插图，最起码要简单介绍几句。想要避免过分详细，这也许是个不错的办法。但是呢，我得再重复一遍，现在就规定要怎么写，就算退一步说，也实在是操之过急了。
起义及其时机
应该写一本内战教程还是起义教程呢？我认为如果我们要用“教程”这个词的话，那就应该写一本内战教程。
据说有些同志不同意，这不免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们把内战与阶级斗争、把起义与内战混淆了。内战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具体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针锋相对的各种势力打破了法律的框架，公开地进行角逐，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武力。
这么一想，内战中既有由当地的原因所引发的自发暴动，又有反革命匪帮的血腥镇压，也有革命的总罢工和夺取政权的起义，还有一个粉碎反革命暴动的预谋的时期。这一切都包含在内战的概念之中，它的概念远比起义要广泛，然而，纵贯整个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概念，又比它要广泛多了。
如果我们把起义当做是一件有待完成的任务，我们就得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不是去歪曲它，把它当成是正在进行的任务，把它同革命混淆起来，这样一混淆，它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必须帮助别人纠正这种错误的认识，首先要从我们自己开始。
无论何时何地，起义都会产生具体的任务，让我们去完成。为此，我们要分派工作；人人都要分到一部分任务（当然，这些任务都要与群众运动相联系）；分发武器；选择时机；发动进攻，如果我们没被打败的话，就要夺取政权。应该预先制定好计划，并按照计划来进行起义。起义是革命的一个关键阶段。夺取政权并不是内战的结束；它只是改变了内战的性质。我们的教程也要把这个阶段写进去。这样一来，这本教程就必须写成内战的教程，而不仅仅是起义的教程，当然，这本教程应该重点强调起义这个任务，把它当做中心任务来写。
我们前面提到过本本主义的危险。我可以举个例子，让大家看看它有什么危险。我曾不止一次地指出，本本主义最危险的表现之一，就在于我们年轻的参谋人员对革命中的军事问题的处理方式。如果我们把内战分为三个阶段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领导革命的政党，它的军事工作，在这三个阶段都具有独特的性质。在革命的准备阶段，我们要直接面对统治阶级的武装力量（警察、军队）。在这个阶段，革命党的军事工作中，从内部分化、瓦解敌军占了九成，而为革命招兵买马仅占一成。不用我说大家也该知道，这两方面的比例，是我随口编出来的，但是，革命党的地下军事工作的实情，却也相差不远。
距离起义的时刻越近，组建作战组织的工作就越紧张。学究式的本本主义的危险，就会在这种时候出现。革命党用于起义的作战部队，自然不可能具有正规军的性质，它甚至不会有较大的军事编制，比如旅、师和军。负责领导起义的机关，要尽量制定出完善而具体的计划，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起义计划的前提，不是集中指挥一切革命部队，而是各支部队事先都对自己的任务有着透彻的理解，并且能够最积极主动地执行任务。
总的来说，起义中的战斗，是按照“游击”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参加起义的各支部队，是游击队或半游击式的队伍，把它们团结起来的，是政治纪律，是对必须实现的单一目标的明确认识，而不是某种正规的、集中的指挥体系。
夺取政权后，形势就会发生彻底的变化。革命在胜利之后，为了自卫和发展的斗争，会立即转变为组织集中的国家机关的斗争。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期，游击习气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进步的，但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游击习气就会导致巨大的危险，很有可能会动摇刚刚巩固起来的革命政权。组建正规的红军的阶段，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所有这些方面，都应该在内战教程中得到恰当的反映。
革命的时机与这些措施密切相关。起义的日期，不能随便决定，不能脱离事态的发展，定下一个不可更改的日子。也不能像史书上面写的那样，发个挑战书，约好日子，某年某月某日“我要干掉你”。会这样做的人，对革命及其进程的性质，理解得过于简单了。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明白：进行起义不能光靠主观愿望。当起义的客观条件出现的时候，起义并不会自动发生——而是要由我们去发动。所以，在发动起义之前，革命的总参谋部首先要有一个计划。
起义计划要定下时间和地点。必须认真考虑到起义的各方面因素，一点都不能遗漏。必须时刻关注这些因素，这样才能准确地判断它们的变化，决定先锋队应该与工人阶级保持多少距离，才能既不与群众隔绝，又能采取关键的行动。
起义的时间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当起义的迹象明显出现的时候，就要尽快定下起义的时间。起义的日期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一方面，绝不能让敌人知道起义日期，但另一方面，又不能误导自己的党，不能误导追随党的那部分群众。党的一切工作都要按照定下的起义日期而制定，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到来时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如果计算中出了差错，可以更改起义日期，尽管这样可能会带来极大的麻烦和危险。
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在许多情况下，起义时机这个问题，具有试纸的性质，它可以用来检验共产党人的革命意识，而西欧有不少共产党人，在这个革命的关键问题上，仍不能摆脱宿命论和消极被动的态度。罗莎·卢森堡就是最彻底、最有才能的典范。在心理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她可以说是在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官僚机关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她不懈地指出，这个机关窒息了群众的主动性，在她看来，只有用群众的自发起义，才能扫除社会民主党官僚制造的一切障碍，除此之外别无出路。革命性的总罢工能够冲垮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堤坝，它被罗莎·卢森堡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同义词。
可是，无论总罢工的力量有多大，它的群众性有多强，它还是不能解决政权问题；它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要夺取政权，还是得在总罢工的基础上，组织武装起义。当然，总的来说，罗莎·卢森堡还是没有偏离这个方向的。但当她被迫离开斗争时，她还没有把自己最后的结论给说出来，就连距离最终结论只差一步的想法也没有说出来。
然而，德国共产党直到最近，仍然有着强烈的革命宿命论的倾向。它说：革命正在临近；革命会带来起义和政权。而党目前的任务就是鼓动革命，并坐等其成。既然如此，直截了当地提出起义时间的问题，就是要让党摆脱消极被动，摆脱宿命论，并直面这个关键的革命问题，也就是要有意识地组织起义，把敌人从权位上赶走。
上面讲到的起义时间的问题，必须在内战教程中加以详述。这样做之后，党在准备起义的时候，就能做得更充分，至少，也能让干部们对于起义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应当牢牢记住：对于共产党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从准备革命的工作——经过必要的长时间准备之后——转入直接的夺取政权的斗争。这个转变，不可能不引起危机，甚至是严重的危机。要想减轻危机，并尽早形成一个最坚定的领导集体，唯一的办法就是带领全党干部，预先对革命起义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与调查，越接近起义，这个问题就会越加具体。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十月革命，对欧洲各国的共产党来说，就具有了独特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这项研究现在还没有开展，如果没人想研究它的话，这项研究将来也没法开展。我们自己既没有研究过，也没有整理过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从这次革命中得出的军事—革命方面的经验教训。革命的准备工作从三月开始，到十月完成，这个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要逐个进行详尽的研究；要研究十月起义是如何在几个最关键的地点进行的；然后要研究巩固政权的斗争。
我们这本内战教程是写给谁看的呢？有些同志说，是写给工人的，这样他们就都能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了。如果他们“都能”明白自己该干什么，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但这样一来，这本教程里提出的问题，就会过于广泛，过于细致，也就会脱离实际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以此为出发点。我们的教程，首先应该是写给干部，写给革命的领袖看的。当然，在一些篇章里，有些问题牵涉到比较广泛的工人群体，这些问题就要写得更通俗一些；但这本教程主要还是写给领导人的。
首先，我们应当收集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思想观点，尽可能清晰地把它们写出来，并仔细核对验证，然后，只要有可能，就要对它们进行系统的整理总结。在帝国主义大战爆发前，有些军事作家曾抱怨战争太少了，没法给军官提供良好的教育。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说，革命太少了，影响了革命者的教育。但在这方面，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在这一代人当中，我们运气挺好，1905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足够成熟，足以从事1905年革命，然后命也够硬，活到了1917年，参与领导了那一年的革命。
但是，革命的日常体验，会很快地消散，不用说大家都懂。现在，不知有多少全新的、实际的、持久的、特殊的和迫切的问题取代了它们的位置！如今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不是生产布料，就是建造沃尔霍夫发电厂，要不就是铝的生产之类的问题，没有多少人想要讨论如何组织起义的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过时。历史将会多次要求回答这个问题。
从哪里开始
去年的德国惨败，给共产国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组织革命？在这个问题当中，最关键的是：如何组织革命的起义？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时机的问题，就具有了头等的重要性，因为它显而易见，而且又无法逃避，它一出现，就意味着所有与组织革命相关的问题，都已变得十分迫切。在面临革命时，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就跟过去资产阶级在从封建主义和君主制手中夺取政权时，自由主义所采取的态度一样。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投机革命，但又不愿为革命承担责任。当形势有利于群众斗争的时候，它会利用自己的财富、知识和其他能够施加阶级影响的手段，来改变力量对比，这样做是为了染指政权。在1918年1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从本质上来说，它构成了一个机关，把霍亨佐伦王朝丢掉的政权转让给了资产阶级。这种消极投机的政策与共产主义绝无半点相同之处，共产主义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要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革命，是属于广大的、且几乎是无组织的群众的革命。在这个运动当中，群众盲目的爆发要占相当大的一部分。要想赢得胜利，必须要有这么一个共产党：它必须是集中的；它明确地以夺取政权为目标；它仔细地思考自己的目标，为此精心策划和准备，并依靠群众的起义来实现这个目标。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凭借其经济地位占有优势，而共产党凭借自己的集中性、坚定性与精心策划的武装起义方案，可以使无产阶级获得同样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起义的时间不仅仅是技术细节；它以最清楚、最准确的形式，让我们看到了起义之所以是一门艺术的原因。
显然，在考虑起义时间的问题时，绝不能只依靠纯军事的经验来计算。一般来说，一个政权，只要它有足够的武装力量，就会在任何时候发动战争。然后，在战争期间，最高统帅部决定发动进攻——这当然不是武断的决定，而是在考虑了形势的每一方面之后做出的决定。可是，分析纯军事的形势，要比分析革命—政治形势容易得多。
由于军队的指挥部拥有自己的军队，或者说，军队掌握在它手中，所以它要应对各种有组织的力量以及各种关系，对此它早有周密的研究与准备。革命中，情形显然不会一样。在革命中，作战部队与工人群众并不是隔绝的；只有与群众的进攻运动密切结合，它才能加强打击的力度。所以说，革命的指挥部必须把握运动的节奏，只有对运动的节奏有了正确的判断，才能决定应该在什么时候发动进攻。在我们看来，起义的时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
当然，有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形势已经十分明显，党的领导层不再怀疑行动的时机是否合适：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但是，如果形势发生了如此剧变，距离那关键的一刻只剩二十四小时，那么行动的号召可能就会下达得过晚。这样一来，措手不及的党就无法领导运动，导致运动失败。所以，必须尽早预测到那关键的一刻什么时候会到来，换句话说，就是要根据运动的总体进展和国内的总体形势，事先定好起义的时间。
比方说，提前一两个月定好时间的话，那么中央委员会或党的领导机关就要利用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党可以通过果断的鼓动（它会提出党必须直面的所有关键问题）、协调各级组织的准备工作、选择与指定最有战斗力的分子等工作，来积蓄必要的力量。
这并不是说，如果日子已经定在两三个月——甚至四个月——之后，这个日子就不能改了；而是说，在这段准备期内，应当仔细检验选定的日子是否正确。我们来看看一个例子。
武装起义要想成功，必须具备的政治前提是：有一个战斗的先锋队，它得到了全国主要城市与地区的大多数工人的支持；政府机关已经瘫痪失灵。我们先假设形势还没达到临界点，但正在逼近。革命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但党还是难以确定自己已经得到了必要的多数工人的支持。同时，形势日益严峻。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起义的问题。党中央委员会应该怎么办呢？它可以按照下列思路来考虑：
1、从过去几周的形势发展来看，党的影响力正在迅速增长，所以，可以认为，在国内的某几个中心城市，大多数工人到时是会跟我们干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把党最优秀的力量集中到这些关键地点，我们的设想是，要争取大多数工人的支持，我们还需要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2、一旦我们争取到了大部分主要城市的支持，在政府机关继续瘫痪的情况下——大家都很清楚这一点——我们就要号召工人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我们的设想是，在国内的主要城市和地区成立苏维埃，还需要两周的时间。
3、当主要城市和地区的苏维埃在组织上接受党的领导之后，自然就是要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又需要三到四周的时间。
到了这时候，谁都会明白：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就等于公开、正式地夺取政权；如果不这么做，代表大会就只是一场空洞的表演，马上就会被驱散——换句话说，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真正的权力机关要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所以在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之前就要定下起义的决心：这两个半月就是起义所需的准备时间。
对政治形势的总体分析，以及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都会影响这段准备时间的长短，而准备时间的长短，又决定了军事—革命工作的性质与节奏。军事—革命工作的目的，是瓦解资产阶级军队、夺取铁路网、组建和武装工人战斗队等等。在预备要攻占的城市里，我们要指定地下指挥员，并向他们明确交待下列任务：在第一个月里采取各种措施，检查一切具体部署，并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加强准备工作，到了第二个月的下半月，要随时做好行动的准备。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会分到一定的任务，而且任务划分也很明确，只要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任务干好，军事—革命工作就能在预定的准备期内完成。
我们不但要避免混乱消极，它们会导致致命的失败；而且，运动的全体领导人，都要坚定不移，绝不动摇，这样才能把劲拧成一股绳。同时还要不懈地继续进行政治工作。革命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过了一个月，我们就可以检验党是否成功争取到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支持。进行检验的方法，可以是某种公投，或是工会的行动，或是示威游行；最好是把这些方法都结合起来运用。
如果我们确信，我们给自己制定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起义的时间就可以提前几天。如果情况正好相反，无论我们的影响力在前一个月里增长了多少，仍然没能争取到大多数工人支持的话，就应该谨慎地推迟起义。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仍有很多机会，可以用来检验统治阶级的混乱程度、军队士气瓦解的程度以及镇压机关被削弱的程度。我们可以借此估测一下，革命的地下准备工作暴露出了哪些缺点。
然后，再用组织苏维埃来检验力量对比，并由此确定发动起义的条件是否已经得到满足。当然，在起义前成立苏维埃，并不是在一切时候、一切地方都能做到的。甚至要做好只有在起义过程中才能成立苏维埃的准备。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就有可能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之前成立苏维埃，它们将是即将到来的起义的前奏。这样一来，起义的日期就更好确定了。
党中央委员会要检查自己的军事组织的工作。它要评估军事组织各个部门的工作成效，当政治形势提出要求的时候，还要着重鞭策这方面的工作。军事组织不是要从对形势的总体分析与现存的力量对比出发，而是要从对自己通过准备工作取得的成果的判断出发。我们必须对军事组织提出这样的要求：永远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得足够充分了。不过，不用说大家也该明白，此时关键的是分析形势和研究敌我的力量对比，敌人有多少突击队，我们又有多少，等等。这样做了之后，在两个月、三个月或四个月前定下的日子，就会对起义的组织产生无可比拟的影响，就算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迫使我们提前或推迟几天，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前面我举的例子当然都是假设，但却很好地描述了起义的准备工作的指导思想。起义日期不是随便编的，而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来制定的，在运动的每一个阶段中，都要检验起义日期的正确性，再规定最后的起义日期，以此来指导全部的革命的准备工作。
我再重复一遍，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十月革命——目前唯一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应该从战略和策略的角度出发，来编写十月革命的日程表。一系列事件是如何一环扣着一环发生的，这些事件在党、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与党的军事组织内部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这些我们都应该写出来。党内出现的犹豫不决说明了什么？它对整个局势产生了多大影响？军事组织的作用是什么？这项工作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耽搁了它，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暴风雨前的平静
理解内战，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未来的“教程”应当从各个方面去论述内战。凡是关注1923年德国事变之后的一系列讨论的人，一定都会注意到有些人是这样来解释这次失败的原因的：“主要原因在于，德国无产阶级在关键时刻完全缺乏斗志；群众根本不想战斗——他们对法西斯分子的进攻毫无反应，就是最好的证据；群众都是这样一副态度，党还能怎么办？”各种解释，莫不如此。
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等同志就是这样向我们解释的。乍一看似乎挺有理：群众都不想战斗，党还能怎么办？可是，那个“关键时刻”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在之前的整个阶段中，随着斗争的增长和激化而产生的。
整个1923年里，德国无产阶级都在被迫应战。就在自己的十月革命即将到来的时候，德国工人阶级怎么又会突然丧失了斗志呢？真是莫名其妙。那么问题就来了：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工人不想战斗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想一下自己在十月革命期间的经历。
重读一下十月革命之前的报纸（即使只翻翻党报也好），我们就会发现，有些同志是反对起义的，他们强调指出，俄国工人不愿战斗。现在看来，这简直难以置信，然而这却是他们当时反对起义的主要论据。所以，我们当时的处境是很相似的：俄国无产阶级在整个1917年里都很活跃；可是，当夺取政权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人认为工人群众不想战斗。
其实，就在十月革命前夕，运动还放慢了一点。这对革命的成功是否产生了影响？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中找出某种历史“规律”？要从中得出规律，也许为时过早。但是，这种现象，一定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原因。在自然界，这种现象叫做暴风雨前的平静。我认为，在革命时期，这种现象就只有这么一种意思。
在某一时期内，无产阶级的斗志的增长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罢工、示威、街头武斗等等。首先，群众开始对自己的力量产生自信。此时，运动的规模的增长，足以在政治上产生令人满意的成果。昨天参加运动的人只有几百、几千人，到了今天就有几百万人。基础生活要素方面的迫切要求，让群众接受了一整套的经济与政治观点；这样一来，群众就做好了准备，时刻准备参加新一轮的进攻。
但是，这个时期必定会结束。随着群众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群众的组织水平也在日渐增长。而敌人也做出了绝不会不战而降的姿态。结果，群众的革命情绪也就日益坚定、严肃、紧张。群众正在寻找一个可靠的领导层——特别是当他们犯了错误，遭到失败的时候；他们希望我们站出来，让他们确信：我们会领导他们，并能率领他们在决定胜负的关键战斗中赢得胜利。
到了这个时候，群众就开始摆脱略带盲目的乐观主义，他们对面前的各种困难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群众的情绪出现了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革命的停滞。如果形势允许的话，这种危机是可以克服的，但是，能够克服这种危机的，只有一个能给群众留下这种印象的政党：这个党是认真地决定要领导革命的。
同时，（夺取政权）这个任务的重大历史意义，必然会使党内产生犹豫不决的情绪，这种情况，在那些马上就要肩负起整个运动的重担的领袖们身上特别明显。所以，群众在战斗前的退却，领袖的犹豫不决，这两种现象虽然程度并不相等，却是同时存在的。因此才会有人警告我们说：群众不愿战斗；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在这种情况下驱使他们发动起义是冒险主义。这种情绪占了上风，革命自然只能落得个失败的下场。这种失败是党自己招来的，当然也就没有谁去阻止党一再诉说：起义是不可能的，因为群众不愿意。
必须全面分析这个问题。要从已有的经验出发，学会认清临近起义的时刻，到了这一刻，无产阶级会对自己说：罢工、游行和抗议都无法让我们更进一步了，我们现在只有一战。我已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因为别无出路；但要战斗就要战斗到底，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可靠的领导层来领导我们，要拼尽全力去战斗。
此时，形势已是十分危急。这时候的形势是最不稳定的，就像一个皮球撑在一根针上一样。轻轻一碰，就会让皮球滚向这边或那边。在我们的十月革命中，由于党的领导层的坚决果断，皮球滚向了胜利的方向。而在德国，党的政策使皮球滚向了失败。
政治与军事事务
我们这本“教程”，究竟该怎样定性呢？它是政治教程，还是军事教程呢？我们先从政治转变为军事行动的那一刻开始，然后再从军事行动的角度来观察政治。乍一看，这似乎是矛盾的，因为政治不能服从于起义，反倒是起义要服从于政治。其实这并不矛盾。起义显然是要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基本目标的。但当起义发动的时候，这个时期的全部政治活动都要服从于起义。
一般来说，从政治转向军事行动，以及在面临这样的转折的时候，都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大家都知道，在这种转折关头，总是最脆弱的。政治活动，与它在军事上的延续，在这两者之间的转折点是很容易出岔子的。我们对此还算有一点了解。
要正确地把政治和军事行动结合起来是很困难的，而X同志恰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反面例子。Y同志也犯了前一个发言人的错误，而且还更严重了。按照X同志的说法，列宁在1918年的时候，是不承认红军的重要性的，因为我们的安全，取决于正在彼此交战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斗争。而按照Y同志的说法，我们扮演了“第三个强盗的角色”。
列宁同志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他也不可能说过这种话。在从政治转向军事这一方面，X和Y两位同志都犯了错误。在十月革命那时候，如果我们要对付的，是赢得了战争、平定了欧洲的德国的话，就算我们在战场上有十万人、五十万人甚至三百万人，我们都一定会遭到失败。无论是在1918年还是1919年，我们都不可能凑出足以抵挡赢得了大战的德国大军的力量。因此，两大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是我们的主要防线。
但是，就算有了这种斗争的掩护，如果我们没有在1918年拉起那支弱小的红军的话，我们早就死了一百次了。喀山问题的解决，是因为英国和法国打垮了德国吗[4]？如果我们那些半是游击队、半是正规军的师团没有守住喀山，迫使白军转向下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的话，我们早就被白军像杀鸡一样给宰了，他们肯定会这么干的。他们可能会安排一出戏，让我们来演那“第三个强盗”，然后宰了我们。
列宁同志说过：“亲爱的朋友们，战斗的工人们，不要夸大你们的重要性；你们代表着错综复杂的各种势力中的一个方面，但你们既不是唯一的势力，也算不上重要的势力；其实，我们能存在，都是因为欧洲大战，它把敌对的两大帝国主义拖得精疲力尽[5]，”他在说这番话时，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的。但这不能理解成他否认“红军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把这种论证方法，用在革命的内部问题上，比如说用在武装起义的问题上，我们就会得出一些非常荒谬的结论。
就拿作战部队的组织问题来说吧。一个共产党，如果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非法的，它就得指示自己的地下军事机关组织作战部队，那么，从本质上来说，用这样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几十支部队，在夺取政权的问题上，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政权问题是由社会的组成、无产阶级在生产中的作用、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成熟水平、资产阶级政权瓦解的程度等因素决定的。其实，从长远来说，所有这些因素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短期内，这几十支部队的存在，直接决定了斗争的结果。
夺取政权所必需的社会与政治条件，是成功的前提（在教程的序章中应该讲到这些条件）；但有了这些条件，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胜利。这些条件让我们走到了一个紧要关头，到了这个时候，政治要给起义让路——而我们就要说：该到刺刀上场了。
我再说一次，内战只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的延续。而起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所以，要理解起义，就只能从这种特殊方式的角度着手。在时间问题上，用战争的尺度来衡量政治，就跟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战争一样，都是不可行的。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在未来的内战教程中，我们应该严肃地对待它。在准备革命的时期，我们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时间，也就是用年、月、周来计算。而在起义的时期，我们要用日和小时来计算时间。
我们说战争期间一个月，有时甚至是一天，都能顶得上一整年，这句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列宁同志在1917年4月说过：“要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工人说明……”[6]。到了十月底，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向那些还没有理解的人说明了；必须率领那些已经清楚理解的人去进攻。在十月里，浪费掉一天，都可能导致为了准备革命而做的几个月、乃至几年的工作前功尽弃。
这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前一阵子我们给军事学院出了一个演习题目——比耶洛斯托克是一个工人中心，它处在一个无法防御的位置，我们是应该立即撤出那里，还是守住那里，等着起义爆发？围绕着这个问题发生了争论。不用说，要认真地解决这类问题，就必须要有真实而准确的信息。军事演习是没有这种信息的，因为一切相关信息都是照惯例定好的。但在实战中，争论的焦点是两种时间尺度：一种是纯军事的尺度，另一种是革命—政治的尺度。现在一切条件都是相等的，那么哪一种尺度将赢得战争的胜利呢？
军事的尺度。换句话说，比耶洛斯托克会不会在短短几天内举行起义，这还是个问题；就算起义会发生，可是起义的无产阶级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做过任何军事准备，它能做到哪一步，仍然是个问号。与此同时，起义就算发生了，也不可能急剧改变军事形势，而在这两三天里，那两三个师如果继续守在守不住的阵地上，等待着起义爆发的话，就很可能会在几天内被消灭。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就是一个错误地运用了政治和军事的时间尺度的典型例子。大家都记得，当时我们虽然都清楚，不签订和约，德军就会打过来，可是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中央委员会委员，不顾由列宁率领的少数派的反对，还是做出了拒绝签订和约的决定。这个决定说明了什么呢？有些同志是对革命战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他人——也包括我在内——则认为必须试一下，看看当德国皇帝向革命进攻时，德国工人会不会起来反抗自己的皇帝。
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呢？我们太冒险了。把德国工人发动起来，需要几周，乃至几个月的时间，而德军只需要几天就能打到德文斯克、明斯克和莫斯科。革命政治的时间尺度长，而战争的时间尺度短。在革命政治与军事行动结合的时刻，谁要是还没有从自己的经验出发，通过彻底的思考与总结，得出确切的结论的话，就有可能犯下新的错误；而革命政治与军事行动的结合，正是我们能在战场上胜过敌人的原因。
要尽可能地鲜明
P同志把我们带回了原来的问题上——我们要写的是什么？是起义的教程还是内战的教程？我们的同志告诉我们：不该把目标定得太高；否则我们就只是在重复共产国际的任务。根本不是这样！谁说了这种话，就表示他虽然用对了内战这个词，却把内战同阶级斗争给搞混了。
如果拿德国来研究的话，我们可以先从1921年的三月事件开始研究，这对我们大有好处。三月事件之后，是一段比较长的、在统一战线旗号下重整旗鼓的时期。内战教程在这一时期自然是派不上用场的。1923年1月，鲁尔被占领，革命形势随之出现，1923年6月，德国资产阶级的消极抵抗政策失败了，到处都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权机关瓦解的迹象，加剧了革命形势。我们应该仔细研究这一时期，因为它一方面给出了革命形势是如何深化发展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错失革命良机的典型例子。
去年的德国出现了内战，本该把内战推到顶点、并解决内战的武装起义，却并没有发生。革命形势原本是极其有利的，却被不可挽回地破坏了，结果，资产阶级重新得到了巩固。这是为什么？因为在紧要关头，政治却没有以必要的另一种手段继续进行，也就是说，没有以武装的手段继续进行下去。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流产，资产阶级显然已经在德国恢复了自己的统治，但它的统治并不稳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经过一定的过程，德国迟早会重新出现新的革命形势。1924年8月肯定与1923年8月大不一样。但我们要是对这些事件的经验教训视而不见，不去利用这些经验教训来教育自己，仍然对犯过的错误无动于衷的话，我们就会又弄出一次1923年的德国惨败，这对革命运动造成的威胁，将更为可怕。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对我们基础思想的歪曲，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就在这里，关于起义时间这个课题，已经有人提出了前后不一、疑问重重的反对意见。这只能暴露出他们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提出作为一门艺术的起义这个问题。
有人争辩说，在极其复杂多变的混乱形势中，不能一开始就让自己的手脚被某些决定束缚住，他们居然还把这当成了什么新鲜的、有用的论据了。可是，按照他们这种逻辑，我们就得在军事行动中抛弃一切计划和日期，因为在战争中，形势时刻都会发生剧烈而又不可预测的变化。没有一个军事行动是能够百分之百按照计划进行的；如果计划只贯彻执行了25%，换句话说，在执行计划的时候有75%发生了变化，我们就只能碰运气了。可是，要是有哪个军事领袖借此彻底否认作战计划的有效性的话，那他活该被送进精神病院。
总之，我建议大家坚持使用这种方法，它是最正确、最合理的：首先，把总原则、总体标准给拟定出来；然后看看有哪些是可以略过不讲的或以后再谈的。但我们如果一开始就忽略、保留、歪曲、怀疑和犹豫的话，我们就永远也得不出一个结论。
前面我曾就党的军事组织在准备革命的时期、起义时期和夺取政权之后的时期中的演变发表了一些看法，参加讨论的一位同志对此有不同意见。这位同志认为，不应该允许游击队存在，因为只有正规的军事组织才是必要的。他对大家说，游击队是无法无天的组织……
听了这番话，我十分失望。这是何等的不讲道理、何等的教条主义、何等的书生气的傲慢啊！如果游击队是无法无天的，那么，从这种纯形式的观点来看，我们就得承认，革命也是无法无天的。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我们不得不完全依靠游击队。有人不同意我们，他们说，应该按照正规的方式来组建部队。如果这指的是：在游击战中，我们不能忽视任何纪律因素，不能忽视任何一种适合这种战争的方法的话，我们对此是完全赞同的。但要是有人妄想在起义发生之前，就建立某种集中的、等级分明的军事组织的话，这完全就是空想，一旦付诸实施，就会遭到致命的失败。
如果我要在地下军事组织的帮助下夺取一个城镇（这是夺取全国政权的总计划中的一个局部目标），我会把自己的工作分成几个目标：占领市政府、火车站、邮局、电报局、印刷厂。然后我再把这些任务分配给各个小队的队长，让他们事先就了解清楚自己的任务。每个小队都必须做到自给自足；它要有自己的后勤部，否则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夺取邮局之后才发现自己完全没有粮食供应。把这些小队集中化、给它们设立等级制度的任何尝试，都一定会导致官僚主义，而在战争时期官僚主义应该遭到双倍的批评：首先，这会让各小队的队长错误地认为，有人会向他们发号施令，然而情况却正好相反：他们必须相信，自己享有最大的行动自由，并要最大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其次，官僚主义与等级制度是分不开的，它会把各个小队中最优秀的分子送给总参谋部，满足总参谋部的各种需求。而在起义刚开始的时候，总参谋部基本上还悬在空中不上不下的时候，各个小队却都在等待上级的命令，结果它们就会发现自己浪费了时间，遭受了损失。这样的起义一定会失败。因此，必须批评那些轻蔑“无法无天的”游击队的职业军人，他们的轻蔑是不现实的、不科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
在夺取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政权后，游击队同样可以在国家的边缘地区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德军后方活动的乌克兰游击队，和在高尔察克后方活动的西伯利亚游击队，他们帮了红军多大的忙，难道大家还需要我提醒才能想起来吗？
不过，我们还得提出一条不容置疑的原则：革命政权要把最优秀的游击队吸收进来，并把其中最可靠的分子吸收进正规军事组织的体系内。否则，这些游击队肯定会变成不安定的因素，很可能会堕落成武装的土匪，被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分子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国家。这方面的例子并不少。
当然，在那些不赞同正规军事组织的思想的游击队员当中，也有真正的英雄。比如西维尔斯[7]和奇克维泽[8]。我还可以举出许多人的名字。西维尔斯和奇克维泽像英雄一样战斗，也像英雄一样牺牲了。到了今天，考虑到他们曾为革命立过大功，他们的游击行动造成的各种不良影响，已经被逐渐淡忘了。但在当时，同这些不良影响作斗争，却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同游击主义作斗争，我们才能成功组建红军，并赢得了关键的胜利。
我再说一遍，大家要当心名词上的混乱，因为这往往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我还得提醒大家注意，以形势多变、必须不断加以补充修改为借口，而拒绝以明确、大胆的方式把起义的问题提出来，这种行为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错误。
有人浅薄地、古怪地称之为辩证法；反正，它就是被这么认定的。但它和辩证法其实毫不相干。辩证法就像弹簧，而弹簧是用淬火的钢造就的。从怀疑和疑虑中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在把基本思想运用到实际中的时候，自然会出现各种疑虑和局限。如果我们仅同疑虑为伍，结果将是理论上的糊涂和实践中的混乱。但是，糊涂和混乱与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其实，这种伪辩证法往往掩藏着对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或各种愚蠢的看法，好像它是身外之事。要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把起义当作一种艺术来构想。而我们想要研究的，恰恰就是这种艺术的理论。
我们前面讲过的问题，都应该仔细思索、解决和总结。它们将成为我们的军事指导与教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至少对高级指挥人员来说是这样。
这些问题与保卫苏联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是无可置疑的。我们的敌人仍在指责红军，说红军负有在其他国家挑唆革命运动的任务；敌人这样来指责红军，是为了用刺刀来阻止革命运动。不用说，这种荒诞的指责，与我们推行的政策毫不相干。我们最关心的是维护和平；我们的态度、我们在各种条约中的让步，以及我们的进一步裁军，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我们具有充分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这让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种情况：我们的敌人会用武力来试探我们。如果我们拒绝了用军事手段来人为地强行推动革命发展的思想的话，我们就得相信：资本主义国家向苏联发动战争，可能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内战的前提条件就会在我们敌人的国土上出现。我们必须对此做好准备。
我们必须知道如何把红军将要面临的防御性战争，同敌人阵营中的内战结合起来。因此，这本内战教程，应该成为军事—革命教育的高等课程中的一个必学科目。
[1]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三联书店，1965年，第123页。——中译者注
[2]保加利亚起义：1923年6月9日，由亚历山大·斯坦波利斯基（АлександърСтамболийски）领导的全国农民联盟政府被亚历山大·赞科夫（АлександърЦанков）推翻，在这次政变过程中，保加利亚共产党保持了“中立”，没有积极帮助斯坦波利斯基，这是政变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同年8月，共产国际批评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在这次政变中保持中立的立场，保加利亚共产党迅速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积极准备发动起义。起义于9月下旬发动，但由于准备不充分而惨遭失败。——中译者注
[3]原文为Don'tclingtothemanuallikeablindmantoawall，直译为：不要像盲人扶墙那样依赖条令。——中译者注
[4]1918年8月1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配合下，白军向喀山发动进攻。8月7日，喀山失守。9月5日，红军第2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在伏尔加河区舰队的配合下，向喀山发动反攻。9月10日解放了喀山。——中译者注
[5]在列宁著作中找不到这句话，但列宁确实说过类似的话，见《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4卷，第6页。——中译者注
[6]列宁在1917年4月曾一再强调“要坚持不懈地、耐心地说明……”，参见《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论无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论策略书》等文章（《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29卷，第102—118页、第135—149页）。——中译者注
[7]鲁道夫·费迪南多维奇·西维尔斯（РудольфФердинандовичСиверс，1892年11月23日——1918年12月8日），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团士兵苏维埃委员，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7月被捕，十月革命后获释。1918年前往乌克兰，在顿河一带指挥红军作战。11月15日在战斗中负伤，12月8日因伤重不治而逝世。——中译者注
[8]瓦西里·伊西多洛维奇·奇克维泽（ВасилийИсидоровичКиквидзе，1895年3月12日——1919年1月11日），少年时即参加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开除出学校。1915年志愿参军，在西南方面军第7骑兵军第6骑兵师服役。曾参加社会革命党左派，因进行革命宣传而被捕，二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5月出席了西南方面军第一次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十月革命后当选为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18年率领红军在坦波夫一带作战。1919年1月11日在战斗中牺牲。——中译者注 |
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决条件（原名《世界进化的趋势》，托洛茨基，1924年7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决条件
（原名《世界进化的趋势》）
杜洛斯基（托洛茨基）（1924年7月28日）
录入者：阿芬
说明：原译文中的“素因”统一改为“因素”；“马克斯”统一改为“马克思”。
来源：《晨报副刊》1925年2月14日。译者：吕漱林。译文发表时名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决条件》。
译注：这是杜氏在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八号全俄大会的讲演稿。原名为《世界进化的趋势》，文载在同年八月五号的俄文诚报（Truth）［即《真理报》——录入者注］。
帝国主义战争（欧洲大战）已经过去十年了。在这个时期之后，世界上有极大变化，不过，尚远非十年前我辈所预测所希望者。现在我们用社会革命的眼光去观察历史。这种观察点同时是理论也是有了具体的事实的。我们分析进化的情形时，须要把它放在我们的客观方面，无关于我们的意志，为的是先把它弄清楚之后，才可以用我们的意志——我们劳动阶级的意志来改造它。这两方面（先明瞭客观的情形，后做实地改革的工夫）是我们抱马克斯主义的人研究历史时必不可少的态度。如果只限于研究各种变化的方面，而不去做改革的工夫，则抱此种态度者终必变为宿命论者，旁观主义者，对社会冷淡者，有时或入于那种——大半含有命定主义而服从客观情形的“少数派主义”（Menshevism）者［又译“孟什维克主义”——录入者注］。如果限于另一方面，只注重主观的革命和意志，而不顾客观的情形，那就很容易变为主观主义者（Subjectism），这类主观主义者有很多的类别，例如一派是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m），一派是“左派社会革命党”——这就是我们俄罗斯抱主观主义的一流，并且在此处也可以把极端的共产主义（Communism）者列入，那就是富拉基米尔依立赤［即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录入者注］曾经称他为“小孩子喜欢极端的毛病”。［即“极左幼稚病”——录入者注］［译者按：此杜氏近日之所以见恶于俄国左派份子也。］所以革命政策的手段就是在正确的客观研究和主观的实行。这就是列宁学说的要旨。
我已说过了，我们应用革命的眼光去研究历史，这种革命，就是应当把权力交给劳动阶级的手内去组织共产的社会制度。但是社会革命的前题是什么呢，必要如何条件她才可以发生，才可以发达和得胜利呢？这种前题是很多的。我们可以概括的分为三大类，在开始时也可以分作二类。（一）客观的——就是放在客观的方面，只可以加以研究的，和（二）主观的。客观的先决条件如果从根本上着想，则生产力必须先发达到一定的程度。（我在此先请那些以为现在我所说的都是些很平庸的话，差不多和说“Alphabet”［注：意为字母表；入门——录入者注］一样的人原谅。我以为这些问题对于大家不仅是些“Alphabet”。并且我们也应当时常返回去研究这些“Alphabet”的根本问题，因为是用旧的研究法可以的〔得〕新结论。）如此，社会革命根本的条件就是生产力达到一定的程度，——达到这种程度后要是实行社会制度或共产制度时，在经济方面，生产和分配方面，必有物质上的利益的。在农人的耕犁上（即指农业国）是不能建设共产制度，且也不能建设社会制度的。欲行达到这一定的程度先须要生产技术（如工厂、银行、土地、矿产、交通……机关等）发达。如果我们看一看全世界的资本制度，现在达到这个可以组织社会制度的程度了吗？可以无条件的回答道：“达到了”。怎么可以证明呢？就资本家所经营的大的及最大的企业以及他们的联合——“托辣斯”和“企业组合”能战胜世界上一切中等企业及小的企业的情形上看来，就可以证明了。那末，要把人民，国家，以至于全世界联络一致，按着“托辣斯”及“企业组合”的形式正当的去组织一种唯一依赖生产技术的大企业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一定有极大的物质上利益的。现在这个条件（技术条件）已经有了，并且是早就有了。第二个客观的先决条件：就是应当在社会上有一个人数众多，在生产上亦有势力足可以担任改革的事业，并且愿意去改革社会的阶级。但是这还不够。这个阶级还应当明白他们的环境，觉得非改革不可；并且他们的首领还须是□足政党；当改革的时候方可领袖他们操必胜之权——此处已说到主观的先决条件了。从另一方面说，这个觉悟的劳动阶级，还须要有相当的态度去指导中等阶级，去抑制他们群众的势力，去摇动他们的内部，去减少他们的阶级自大。这样的社会现象方是革命的现象。必须社会的经济基础发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人民的心理上，政治上和劳动阶级，才有革命的发动和成功的先决条件。
如果我们自问——我们所说的那客观的第二个条件，现在已经成熟了吗？——就是说在社会上占重要位置的劳动阶级，已经有了社会革命的可能了吗？我们在此可以坚决地回答道：早就成熟了，已经成熟了十年了，例如欧美等国。我们最好是用较为十分幼稚的俄国劳动阶级来证明。（幼稚的俄国劳动阶级，还可以把资本制度推翻；那末欧美等国强有力的劳动阶级更足以作社会的革命运动了。）那末，现在（欧美的劳动阶级还没有革命）是缺乏什么条件呢？就是缺乏所说的最后的那个主观的条件。欧美的劳动阶级，没有觉悟到他们在社会上的位置，和当可以领袖他们的政党的训练。我们信仰马克斯学说的人把这句话说得不是一次了：“社会的觉悟常落武在客观情形的进化之后”，这就是和一般唯心论者相反对之处，——而我们在这个明显的历史比例的上面，可以看出劳动阶级的命运来。生产力早已备有实行社会制度的可能了，劳动阶级，至少是在资本制度领袖的国内（如美），也早就站在解决经济制度的重要位置上了。因为一切的生产制度，甚而至于社会制度全是依赖劳动阶级，只是缺乏这个最后的客观的因素（Factor）——觉悟落后于生活的情形。
如此，则帝国主义的战争（欧战）就实现了，从一方面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因为劳动阶级的觉悟落后于生活情形的惩罚，从另一方面看来，好似一种有力的促进。我们试一观察帝国主义战争的内容。战争之所以发生，实在是因为劳动阶级没有表示反抗的力量，这就是因为还没有完全觉悟到自己在社会上的重要，和历史上的使命，而且没有正当的一种组织去取得权柄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战争虽是劳动阶级的一种无罪的惩罚和劣运，但同时也可算作一个强大的革命的因素。
这次战争，表现出一种迫切显然的刻不容缓的社会制度应当改革的现象来。我们说过了，在大战之前要实行社会经济制度，必大有益于社会。这就是说：在战前的生产力要是实行社会制度时，较之在资本制度之下，一定是有个极大极远的超过。但是在大战之前，资本国家的生产力也有迅速的增长，如欧美等处；因此，资本国家较有拥护自己存在理由。可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期间内，我们就看出另一种情形来了：生产力不但不发达，并且还衰落，这就是因为生产力在国际间及私产间的范围太窄狭了。及至战后，生产力不过仅可以恢复原状，而万难再形发达。凡尔赛和约成立，把生产力在国际贸易及私人生产的范围内，规定的更狭，和从前相去远甚（因关税规定甚重；又划分出许多欧洲小国）。所以在最近的十年内，已经显露出社会将来的改革和资本制度万难并存的情形来了。由此观察，这次战争实为革命发动的一个因素。不但这个，这次战争并且打破了一切的社会组织，使劳动界离开了保守的和传统的轨道。我们已经达到革命的时期了…… |
华金·毛林与托洛茨基的对话（1924年7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华金·毛林
华金·毛林与托洛茨基的对话
1924年7月7日
《战斗》（第65期），1924年8月8日
〔说明〕B站用户BR-Gabriel译自https://www.marxists.org/espanol/maurin/1924agosto.htm
全国劳工联盟内少数反对派的代表团认为会见托洛茨基是有益的，他是红军的杰出组织者，是列宁去世后俄国无产阶级中最受尊敬的革命家。
托洛茨基的名字与革命的准备以及伟大的俄国工人阶级史诗经历中的最艰难，最英勇的时刻有关。
俄罗斯无产阶级意识到像托洛茨基这样的人的意义。几周前，当他从高加索的休养所回来后，莫斯科工人阶级自发组织了一场支持列昂·达维多维奇的示威游行。工人们散发着满足感。他们知道，托洛茨基坚强而勇敢地回来了，他的健康几乎恢复，准备为革命事业不懈努力。
托洛茨基是英雄战士，是革命所需要的胜利的铁臂。现在，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托洛茨基的名字与俄国人民的所有希望和关切联系在一起。自从托洛茨基从休养所回来后，莫斯科的工人就不断要求他提供建议，他们想听听他的指导。当托洛茨基在工会、军校演讲时，出席的人数多到得有房间可以坐满的人数的十倍以上。共产国际大会开幕当天，在大剧院里，所有的演讲者都得到了好评。但托洛茨基还没有到，当他出现在大厅里的那一刻，掌声是歇斯底里的。无法想象一场演讲中，五千名观众会有如此一致的意见。托洛茨基是列宁死后革命最完美的化身。他的身影一直是昨天奋斗和明天战斗的象征……与托洛茨基交谈，就是倾听革命的声音，就是与那些人类为每个历史时代努力制造出的三四名的特殊人物之一分享片刻的风采。对于西班牙工会代表团来说，这具有重大意义。
托洛茨基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召见我们。一个红军战士把我们领到了战地专员办公室的门口。该同志微笑着出现在我们面前。聊了一会儿关于西班牙的事情和我们的劳工运动后，我们的问题开始了。
无政府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中真的受到过迫害吗？
莱昂·托洛茨基：没有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这样的具体镇压。但是，他们中有几个人和我们作对。自然，在革命时期，多愁善感是个坏教训。我们没有让自己被它引导，我们一直很强硬，毫不留情，甚至对自己也是如此。敌人从正面攻击我们的时候，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想用剑刺我们，怎么办？与我们作战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反革命分子。如果说一边是他们的旗帜是黑色的，那么另一边则是尤登尼奇[1]、高尔察克、邓尼金的白旗。幸运的是，并非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革命的敌人。最优秀的人来到了我们的党，他们今天是最优秀的战士。在革命面前，无政府主义已经分裂成三股潮流，加入革命的人、怀疑的人和走到街垒另一边的人。在革命过程中，不可能浪费时间用道理去说服那些拿起枪来和我们作对的人。但在西班牙，可以希望说服他们中最优秀的人来到我们这边。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具有极大的勇气，能够做出所有的牺牲，具有所有的英雄主义要素。在那里，他们必然会站在你这一边，成为革命的士兵，随时准备参加所有的战斗。另一个派别，正如在佩斯塔尼亚[2]身上可以看到的那样，会在街垒的另一侧。这些人一开始会开展人道主义运动，捍卫与左派的联合，最后会完全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对于这些人，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像在革命期间一样，必须要有足够的灵活性。这些人必须被看作是敌人。
革命的战略
你如何看待欧洲的革命可能性？
莱昂·托洛茨基：去年下半年，革命在德国已经时机成熟。革命的斗争是致命的，像我们在去年看到的那些情况并不是每时每刻都会出现。革命运动并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进的，它有起伏，有上升，也有挫折。革命者的勇气在于知道如何从上升运动中获益，以便给它以明确的推动力。我们有1905年的革命。直到十二年后，才有了其他的起色。在德国，革命开始于1918年。社会民主党人站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使其瘫痪。在去年，出现了一个有利的局面，但是革命运动不知道如何利用它，因此又有了新的退却，现在，我们正处在退潮的时代。德国共产党在上次选举中赢得了约400万张选票。如果我们将这一数字与以前的结果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如果与1919年相比，党获得了地位，那么与去年相比，它就失去了地位。如果选举不是在1924年5月举行，而是在1923年下半年举行，那么党就不会获得400万，而无疑会超过1000万。然后损失就出现了。去年，所有人都在等待革命的到来。整个工人阶级都很有信心，认为最后一击必中，然而德国共产党却让这个机会溜走了。如果我们在1917年10月说：“让我们等待一段时间，以获得更多的力量，对群众有更多的影响”，我们就会犯下可以想象的最大的愚蠢行为，我们就会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群众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就像一个波浪：它升起又消失。当群众来到党的身边时，只有党胆怯了才会只希望留住群众，并更多地增加党员人数。如果党是坚强的、勇敢的、真正革命的，就会利用群众的涌入来狠狠地进攻。如果我们在10月没有发起攻击，希望能有哪怕是多一点的影响力，那么今天的俄国就只能是英法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殖民地。认为革命只有在有统计上拥有绝大多数工人阶级才能取得胜利的革命观念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孟什维克的、宿命论的观念。在德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之后，德国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准备退却，工人们一点一点地回到了改良派的行列。这很容易解释，工人对自己说：“共产党是革命的党，但由于今天的形势不是革命的，就不如加入改良派的队伍，而不是革命的党”。我们有三个革命的例子，应该写下来，让所有国家的工人都能用不可磨灭的字符把它们刻在记忆中。1917年10月，俄国革命的胜利；1920年9月，改良派在意大利破坏的革命[3]；1923年下半年，或因缺乏决策，革命在德国流产[4]。有了这三个事实，就应该做出类似全体工人的革命字母表。
改良派的持续时间
托洛茨基同志，1921年7月也就是差不多三年前，您在接受西班牙工会代表团采访时，已经向我们宣布了赫里欧[5]和麦克唐纳[6]，也就是欧洲开始出现的改良主义领导权的现状。这个改良主义阶段会长期存在吗？
莱昂·托洛茨基：当欧洲资本主义建立独裁政权时，我们不难预见这种政治形势的发展。法西斯主义对资产阶级来说是无产阶级的反面，他们在在街垒的另一边。国家，是在安宁时期，一直隐藏着，伪装着，但一旦需要与无产阶级斗争时，就会显得很凶猛的武装团伙。这场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短暂胜利而结束。如果资产阶级设法把自己从过去的困难时刻拯救出来，它自己就会把这些问题处理好。在墨索里尼目前的情况下，意大利资产阶级已经不需要法西斯专政了。目前，红色的风险在意大利已经消失了。资产阶级想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统治，因而独裁统治变得没有必要，这就是为什么墨索里尼现在试图通过关注真正的资产阶级问题来减少它的毒性并扩大其影响范围。好吧，但改良派的可能性非常狭窄。在它最强大的英国，麦克唐纳政策的卑劣性已经很明显，改革的程度受到很大限制。而且，从全球来看，欧洲的情况不包括社会变革。在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裁军是不可能的。这样，工人就不能指望自己的状况得到改善，工人阶级会因为对改良派影响的幻灭而摆脱它。改良主义的时代不可能长期存在，它的结束将与革命浪潮的兴起相吻合，但不可能说在哪个时刻。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革命前景没有去年下半年那么明朗。
俄罗斯
资本主义列强对俄罗斯的明确承认是否有利于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经济发展？
莱昂·托洛茨基：完全没有。俄罗斯只能依靠自己。我们不能等待，我们不期待外国资本的信贷，尽管俄罗斯是当今能提供最大信贷保障的国家。这看似是一个悖论，但却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如果我们和外国资本签订了合同，这个合同的效力就会一直保持到其他国家的革命。另一方面，资本家把资本留在本国比借给我们更有被征用的风险。资产阶级因为对未来有信心，所以习惯于在商业上进行大量的经济和投资。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会得到这些福利。如今，这种信心已经丧失。他们看到革命的进展无处不在。资产阶级在大额信贷业务和工业项目上变得胆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资本主义绝对不会冒险借给我们几百万英镑的原因。很明显，如果要……
你认为西班牙革命会有何重要性？
莱昂·托洛茨基：对西班牙和美洲来说都是最重要的。西班牙革命将对整个欧洲大陆产生影响。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绝对无能，西班牙的经济发展缓慢。当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那一刻，西班牙将获得巨大的发展。所以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西班牙的革命是必要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也有必要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直到三年前，美国帝国主义仍然很平静；它似乎满足于它在其境内享有的行动半径。但经济需求已将其推向了每天都在扩大的扩张。它想把欧洲和整个美洲大陆殖民化。苏联对东方的意义是传递革命火种的火炬，西班牙对拉丁美洲的美帝国主义也可以是这样。今天西班牙所关心的工业和电力牵引的社会计划，是北美帝国主义所关心的，它力图在西班牙拥有与欧洲完全相同的影响力。而且，只有欧洲苏维埃合众国在与北美帝国主义美国的斗争中，才能确保欧洲受拯救。未来的战争将是社会主义欧洲和资本主义北美之间的战争。在这个问题上，西班牙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成为在美洲大陆内部对抗美帝国主义的支点。
西班牙的问题
你对摩洛哥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莱昂·托洛茨基：有必要公开地、直接地赞成放弃。害怕摩洛哥偏袒法国资产阶级决不能让西班牙无产阶级有丝毫的退缩。资产阶级在强化其对殖民地的统治的情况下会更加压迫工人阶级。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必要采取不妥协的态度。摩洛哥人有绝对的权利宣布自己为独立的共和国。
那关于加泰罗尼亚的问题呢？
莱昂·托洛茨基：我完全支持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当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了解到西班牙其他地区组成共产党的工人并不支持压迫时，加泰罗尼亚工人就会有更多的自觉性。在工人中，既不可能有压迫者，也不可能有被压迫者。但是，必须明白，只有打倒资产阶级，才能获得加泰罗尼亚的独立。一旦革命结束，就会像我们在俄国那样，建立一个越来越紧密的自由联盟。西班牙的工人党必须具有突出的解放性，它必须比其他任何党派都更具有解放性，而且首先是独立斗争的倡导者。这就是为什么加泰罗尼亚的独立问题必须成为其鼓动的主题之一。另一方面，这将是促进资产阶级国家爆炸的绝佳武器。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谈话出现了不同的转变。托洛茨基曾雄辩地对我们说过无数的事情。在他的论述过程中，他引用革命行动，做出气势磅礴的手势，双臂高举，和剑一样隆隆作响。那个表达自己的人精力充沛，胆子大；另一方面，他是我们的战友，和我们一起欢笑。
宁[7]告诉他报刊上刊登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他爱上了一个西班牙舞女，爱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契卡不得不把他送到高加索地区，以治愈他的情欲。托洛茨基在大笑之后说：“这听起来像是我在西班牙时在马德里看到的一个杂耍中的表演。”
另一位同志告诉他，据资产阶级报刊报道，他已经死了无数次。“不幸的是，对于资产阶级，”托洛茨基回答说，“我感到很坚强，我完全相信革命将在各地取得胜利。”
我们在西班牙的事情上已经谈了很久了。在与他分开的那一刻，我们的心中有了更多的能量。向我们传达这种火种的人是革命的天才，是革命的利剑和首脑——莱昂·托洛茨基。
7月7日于莫斯科
[1]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Никола́йНикола́евичЮде́нич1862年7月30日－1933年10月5日），苏俄内战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出身于明斯克省贵族家庭。1881年和1887年先后毕业于亚历山德罗夫军事学校和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曾参加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任高加索集团军司令，晋升步兵上将，1917年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十月革命后逃往芬兰、爱沙尼亚。1919年依靠外国武装干涉军组织白卫军西北集团军并任总司令，参加英国人建立的白卫军西北部“政府”。两次率部进攻彼得格勒。同年11月在红军打击下同残部一起退入爱沙尼亚，解散了自己的部队。不久移居英国，后死于法国。——译者注
[2]安赫尔·佩斯塔尼亚·努涅斯（ÁngelPestañaNuñez，1886年2月14日—1937年12月11日），生于彭费拉达（Ponferrada）一个穷困家庭，当过钟表匠学徒。青年时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工人运动中表现积极，1916年担任《工人团结报》编辑。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2年被当局收买的杀手刺杀，身负重伤。1929年曾短暂担任全劳联总书记，1930年至1932年再次担任总书记。1931年发表《三十人声明》（ManifiestodelosTreinta），严厉批判了伊无联，并因此被开除出全劳联。同年年底创建工团主义党（PartidoSindicalista），1936年参加人民阵线。1937年因病去世。——译者注
[3]1920年9月，意大利工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夺厂运动，由于当时把持意大利的主要工人政党意大利社会党的中派领导人没有主张党积极参与和引导这个运动，该运动最终失败。意大利社会党于1921年1月分裂为社会党和共产党。——译者注
[4]1923年下半年，德法矛盾加剧，法比联军占领了鲁尔，共产国际领导人和德共领导人均认为革命即将到来，但是德共领导层内部陷入争吵，最后导致起义计划胎死腹中。——译者注
[5]爱德华·赫里欧（ÉdouardHerriot，1872年7月5日－1957年3月26日），法国政治家和作家。1905年当选为里昂市长，此后一生皆任此职。1924～1932年三次组阁任法国总理，1936～1940年当选国民议会议长。1919～1957年三次任法国激进社会党主席，为该党公认领袖。曾助力建立里昂中法大学。1932年11月，爱德华·赫里欧和苏联驻法国大使在巴黎签署了《苏法互不侵犯条约》。——译者注
[6]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JamesRamsay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英国政治家，参与1900年创立工党，1924年1月至11月出任英国首相兼外务大臣，1929年6月至1935年6月第二度出任首相，惟任内于1931年8月与保守党和自由党合组国民政府，并另组国民工党，造成与工党关系决裂。——译者注
[7]安德列乌·宁·佩雷斯（加泰罗尼亚语：AndreuNiniPerez；西班牙语：AndrésNinPérez，1892年2月4日——1937年6月20日），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塔拉戈纳省艾尔·文德雷伊镇（ElVendrell）。1917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西班牙共产党。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后参加左翼反对派，回到西班牙后，在西班牙共产党内建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ComunistadeEspaña）。由于在许多问题上与托洛茨基产生分歧，脱离左翼反对派。1935年与毛林一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初参加人民阵线，并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司法部长。1936年12月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1937年6月，在斯大林党的强烈要求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取缔，宁和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被逮捕，并遭到秘密杀害。——整理者注 |
英译者序言节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英译者序言节译
结束这些说明之后，还有三点需要讲一讲。
关于反对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与官方发言人所辩护的相反立场，有好些观念或甚至错误观念，其中之一是说二者的分歧只限于一个问题，而这问题现在是已经「不再存在的」，这便是1927年时期中国苏维埃的建立问题。如果确切些说，则反对派核心与斯大林派观点间的不同，曾是而且现在还是有关乎中国革命在其一切阶段与每一时期上的全部根本的原则问题。甚至在反对派队伍中，特别是在极左分子中间，有一种思想形成着，以为反对派的斗争乃限于这些见解，它们排斥中国的任何「民主」发展，或排斥中国有提出最坚决的与极端的民主口号的迫切需要。特别在反革命的现阶段，在中国提出民主口号已成为不容或缓。共产主义者将在生活上表示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替人民解决置于中国日程上的一切民主任务，以此领导工农群众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方面，反对派在1925-1927年所着重的意见与它所着重的为今天所需要的口号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斯大林主义的队伍中倒确实发生了冲突，因为它一方面提出「民主专政」的前途，而另方面却决绝地拒绝提出最必需的民主口号！
再，关于「民主专政」这个问题，在本书所搜入的文件中，可以感觉到一个明显的矛盾。在较后的文章中，托洛茨基同志将不断革命与工农民主专政对立起来，可是在较先的文章中，却不作这样的对立；诚然，1927年底「反对派政纲」，主张着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矛盾表面上比实际上更甚，那是从两个来源发生出来的。第一个是：1926年「托洛茨基」反对派与「齐诺维也夫」反对派（1923年莫斯科反对派与1925年列宁格勒反对派）组成同盟，为要维持同盟来反对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孟什维克政策，前者对列宁格勒的左翼中派作了这样一种形式上的进步。第二是：在1925-1927年间，那个文字上与纯粹形式上从1917年前列宁著作中假借来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尚未如此明显地充满了不肖门徒注入的反动内容。反对派，即使简单从托洛茨基同志的早期文章出发，了解这个口号，也是以列宁在1917年中及那年以后的了解意义来了解的，就是说，「民主专政」实现于十月革命的「民主时期」（即最初六个月）中，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实现的。当革命之前许久，列宁曾经写过，口号有其过去与未来。不肖门徒们却只向后望着过去，——甚至是以变形的眼光来看的，——他们为了中国，将一种反动内容充实了这个口号，他们不但要把这口号应用于「落后的中国」，而且要应用到全世界五分之四的地域……包括现代的西班牙在内。反对派，首先是托洛茨基同志，对于革命运动所作的最大贡献之一，便是将旧的列宁的口号置于恰当的历史远景之中；在革命经验的光照之下，将此口号的价值作一坦白而非奴性的考验；以及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提纲的某几节中，论及落后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之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所表示的，关于不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恢愎其正当地位。
第三点也许会使读者感觉兴趣，或许会引起多少迷惘的，乃是反对派观点中的另一个明显的矛盾。托洛茨基同志只有在后期的文件中，才说到反对派曾反对将中国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党解消于国民党这个资产阶级政党之中。为要消除任何可能引起的误会起见，我擅自摘引了托洛茨基同志于1930年12月10日给本人的一封信的一部分。
「你指出得很对，一直到1927年上半年俄国反对派不曾公开要求退出国民党。不过我相信，我已在什么地方公开说到过这件事实。我本人是一开始，即从1923年起，就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及国民党之准予参加共产国际的。拉狄克老是跟齐诺维也夫一起反对我。反对派中较为年轻的同志们则几乎全体一致赞成我。拉可夫斯基那时在巴黎，对我们的情形不很清楚。直至1926年，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政治局中总是独立表决，一人反对其他全体。在1925年与那我曾在反对派刊物摘载过的关于中东铁路的提纲同时，我曾再度提出正式建议，要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这建议被政治局其他委员一致拒绝，此事于日后曾被大事渲染来攻击我。在1926年与1927年间，我和齐诺维也夫派在这问题上发生了不断冲突。有两三次，为这事情几乎闹到分裂。我们的中央机关是由联合的二派差不多以等数委员组成的，因为它终究不过是一个同盟罢了。当为此问题举行投票时，1923年反对派的立场被拉狄克与比亚塔可夫所出卖了，前者是由原则出发，后者则是无原则的行动。我们的一派（1923年反对派）为此大为愤怒，要求将拉狄克与比亚塔可夫从中央机关撤回来。但因此一问题有关于齐诺维也夫派的分裂，所以大家决定，我必须在这问题上公开屈服，将我的观点以书面告诉反对派。唯其如此，所以政治局与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虽然常常将我的观点和反对派的正式见解对立起来，可是我们提出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却是如此之晚。现在我们能够确定地说，我们在这问题上的形式上屈服是犯了一个错误。不过，无论如何，这错误只当齐诺维也夫派往后继续发展时才变得明显。在那时候，据我们一派的最大多数人看来，和他们实行分裂是绝对地致命危险的。这样说来，（1930年发表的国际左派反对派关于中国问题的）宣言中说俄国反对派中真正的一派，是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并不与事实相冲突。在成千的被监禁者，被流放者等等人中：简直没有一个在这问题上是同意拉狄克的。而大多数的投降派，都是对中国问题与英俄委员会问题不坚定的，这事实我也已在许多信中指出过了。这是很具有特色的……」
……
麦克斯·夏赫脱曼[1]
1931年8月7日于纽约
[1]MaxShachtinan——美国共产主义者，1928年后转向托派，为美国托派创建者之一，1940年因苏联国家性质等问题，与托洛茨基及美国多数派决裂另组「工人党」，现居于第四国际之外，持颇多不正确见解。——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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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领悟的时候了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不是领悟的时候了吗？
今天的塔斯社公报（第188期），不是供报章登载的，其中包含着几则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电讯。这几则电讯之所以不向舆论公开，并非因为它们能有害于苏维埃国家或中国革命，而是因为它们证明着官方路线的错误与反对派路线的正确。我们只摘引两则特别显著的电讯：
「5月24日塔斯社上海电——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已决定冯玉祥为该会议委员。」
蒋介石已任冯玉祥为政治会议委员这件事（目前，大概未得「谨慎的」冯玉祥的同意），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但这一定要对苏联工人保守秘密。为什么呢？因为直到如今，冯玉祥是被这样介绍给我们的：一个真正的「工人」或「农民」，一个可靠的革命者，等等等等，这就是说，过去对蒋介石所犯的错误，现在又对冯玉祥重犯了一次。现在，最近几星期来，关于冯玉祥之不止可疑的行为的一切电报，都被隐藏起来。为什么呢？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显然因为有些人是怀着这个秘密希望而等待着：也许他终于不会叛变我们吧！假使他还是叛弃了我们，他们将会说：这完全证实了我们关于资产阶级将抛弃国民革命的预见。可是现在如何呢？我们不去警告中国工人与党，不去发动工农兵士群众起来采取真正革命方法以反对将军们的叛变，我们却保持静默，我们将电报装在口袋里。这是没有用的。革命斗争的阶级逻辑不能让人装在口袋里。
第二个电报：汉口情形
「5月23日塔斯社汉口电——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湖北革命战线巩固同盟}提议，调整工人小资产阶级间的关系。中央委员会郑重指出，工人中必须增强纪律，必须服从国民政府命令，且宣布工会无逮捕任何人之权，当工会认为必须逮捕某人之时，总须向政府申请办理。」
这个电报甚至比第一个更加重要。在每个严正的革命家看来，它说明了整个局势，并且表明出官方路线的绝对错误，它的全然的酿灾性，以及反对派路线的绝对正确。
只叫想想这点好了：汉口政府区域内的职工会正在逮捕革命的敌人。这意思就是说，由于局势的整个逻辑使然，职工会是被迫在负起革命苏维埃的任务了。现在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干些什么呢？它要职工会不做非法行为，服从武汉政府的「法令」，且在非常场合中，当一个反革命党，一个叛徒，或一个阴谋家必须逮捕或枪决时，它得恭而敬之地向当局申请，可是那当局，多半是与这个阴谋家有关或者有联络的。这不是嘲弄革命，嘲弄其需要及其最起码的任务吗？武汉政府非但不唤起民众来就地解决敌人，反而禁止这样干。不但此哩，它并非以自己名义来禁止，而是经过共产党来实行。在此情形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那胆怯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与假激进派，起着政治雇员的角色，这些激进派在革命群众面前发抖，且与马丁诺夫共同相信革命之进行是能够经由仲裁委员会而非由群众消灭敌人的。这难道不古怪吗？这难道不是对革命的嘲弄吗？
此外，还值得提起的，就是「湖北革命战线巩固同盟」赋有一个特别的使命，要调整「工人与小资产阶级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不能由特殊同盟与特殊的命令来调整，只能由正确的政策来调整的。工人与城市半无产阶级贫民的苏维埃，一定要成为这种日常革命政策的广大机关。假使职工会被迫负起苏维埃的机能，它们在某些情形中，差不多不可避免地要顾不到或者妨碍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这样看来，不成立苏维埃，也是打击小资产阶级，且在掘毁它与无产阶级间的同盟。
真实情形就是如此。职工会被群众向前推着，要想改正中国与莫斯科两地领导者的错误，正在立即消灭敌人。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它本该作此种简捷的消灭行为之发动者与领袖的，却把工人拉向后退，号召他们增强纪律（对资产阶级的纪律），教他们无声地拜倒于汉口的克伦斯基[1]们与崔勒脱里[2]们，以及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与蒋介石的奸细们的指使之前。
那边给你们展开的是马丁诺夫派的政策，不是空话中的，而是实行上的！
一个整串的电报，特别是从东京发来的，说到汉口政府之「崩碎」，说到它的即将倾倒，等等。自然，这电报必须以最大的谨慎来接受的。这些是敌人发出的电报，他期待革命的倾倒，希望它的倾倒，注视着它的倾倒，并且揑造出各种事情与谎话来。但是上述两则电报，像每天差不多来到的同类的许多其它电报一样，总要强迫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汉口政府的地位是能够成为无望的。假使它阻止工农去结果反革命党，它是要倒台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其错误政策在加速其倒台。如果汉口政府粉碎在工农兵苏维埃是攻击之下，我们当然不会为此可惜。它是会倾倒的，因为它反对成立苏维埃。假使汉口政府在这个毁灭政策上受人拥护，假使中国工农不能放手去立即消灭敌人，不能建立苏维埃，则中国共产党正在帮助汉口政府在最短时间内倒台，助它不光荣地死去，不死在工农群众手中，而死在资产阶级反动派手中。不但此哩，采取着这样的政策，汉口政府在其「倾倒」之前，多半是要和蒋介石联合起来，——以反对工人与农民的。
现在难道真的不是懂得这一点的时候了吗？
1927年5月28日于莫斯科
[1]A.F.Kerensky，——律师出身，后入社会革命党，复改隶「劳动派」（Trudovik），第四届国会议员。第一次大战时为爱国主义专政。1917年俄国三月革命后，在顾去可夫后的新政府中，任陆军部长。彼得格勒七月暴动之后，历任数届内阁总理。被布尔什维克派所推翻。曾企图以武力进攻胜利后的革命政府。现住国外。——译者
[2]N.Tseretelli，——乔治亚邦的孟什维克，第二届国会社会主义派领袖。被沙皇流放至西伯利亚。1917年皇朝倾倒后，他拥护战争，联合政府中任邮电部长。坚决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反对布尔什维克与十月革命。——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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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和图书馆工作（托洛茨基，1924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列宁主义和图书馆工作[1]
托洛茨基1924年7月
施用勤译
同志们，首先允许我向你们的代表大会——全苏首届图书馆工作者代表大会——致意。由教育总局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对我们国家具有特殊的意义。所有读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个问题说过的话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不是书的官员，而图书馆工作人员是，应该是文化战士，应该成为文化战士，社会主义文化的红军战士。我衷心欢迎的正是社会主义文化战士的代表大会！（掌声。）
同志们，刚刚讲了几句，我已经两三次使用了“文化”这个词。文化是什么？文化是知识和技能——人类在其此前历史中积累的全部知识和全部技能——的总和。为了掌握技能的知识！对我们周围的一切的知识，是为了能够改变我们周围的东西——为了人的利益来改变它们——的知识。当然，在世界上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科学和文化的定义，唯心主义的、抽象的、词藻华丽的、彻头彻尾虚伪的，与“永恒的真理”和其他浮夸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定义。我们把所有这些都清除掉了。我们接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我们的具体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文化定义。文化是历史上人类（各族人民、阶级）的技能和知识的结合。知识是人的实践、他与自然力的斗争的产物；知识为改善这个实践，扩展与所有障碍的斗争手段，提高人的能力服务。如果我们这样评价文化概念，我们就更加容易明白什么是列宁主义。因为列宁主义也是知识和技能，但不是为了知识的知识，而是为了技能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主义是人类整个此前文化的结论和最高成果。列宁主义像为劳动群众的利益而翻转的文化一样，是此前多少世纪积累的全部知识和技能。列宁主义基本上就是这样。人类在所有领域中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没有它们，就谈不上共产主义。这些成就中最主要的是技术——还是旨在与自然力作斗争，让它们服从人类的知识和技能。在技术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阶级、国家、权力、科学、艺术、哲学等，都是知识和技能的手段和方法的一整套等级体系。在这些文化领域和方法中，有许多是对整个人类有益的，因为它们让自然服从人类。但在知识和技能中有只有益于统治阶级的，即有特殊的目的：支持剥削，粉饰它，掩盖它，给它戴上面具，这类的东西也不少，因而应该在人类今后的发展中把它们扬弃。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特别要清除的是用唯心的华丽词藻对文化进行的半宗教的解释，它也是阶级统治的产物，为掩盖文化形成了有产阶级垄断的事实，首先是为了统治阶级的享受服务的。列宁主义在于对文化的大胆革命的、同时又是深刻务实的态度：它教导工人阶级为它的社会解放，为在新的基础上改造社会，从巨大的文化积累中挑出它今天最需要的东西。列宁主义是社会结构、它的发展的知识，是在每个特定时候的历史形势中定向的技能，为的是正确、巧妙、尽可能深刻地对环境、社会生活施加影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在我国则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列宁主义的实质就是这样。每个老师、每个工人通讯员、每个扫盲工作者、图书馆工作人员都应该理解这个实质，把它融入到自己的血肉中，如果他们不想只是单纯地当苏维埃国家的官员，而是自觉的文化工作者的话，他们应该让书籍和文章越来越深入到群众之中，像越来越深入到更深的煤层的手拿十字镐的煤矿工人一样。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我们现在在经济和教育领域中完成的所有工作，无论这项工作是多么局部，都应该进入在具体条件下定向的列宁主义方法和对推动这些条件的列宁主义方法的框架内。在我们国家中当权的是工人阶级，它得到了数百万农民中所有自觉的和有思想的人的支持，这个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全部文化成果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提高群众。今天，我们的国家是以国家方式组织起来的列宁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宏大的试验，它不是以小团体的途径完成的，也不是在地下，像我们当初不得不采取的斗争形式，也不是以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革命党的形式，像现在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那样，而是以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组织的形式，它为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社会而利用积累的全部文化。
当我们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领导下以共同的努力草创了这个国家时，我们才初次真正感受到了我们是多么的落后，我们是多么没有文化。最基本的文化任务以其全部规模和全部具体性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可能有人会问——不久前有人问过我——在我们的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共产党管理国家，而在文化发达的国家中，如英国，共产党还十分弱小，这如何解释？我在另一个报告中回答了这个问题。[2]在此我只说最必要的。表面上匆匆地看这个问题，可以得出这个印象，似乎共产主义与国家的文化水平成反比例关系，即文化水平越高，共产主义越弱，反之亦然。当然，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话，它就意味着对共产主义的死刑判决，因为共产主义与托尔斯泰式的和所有其他的对文化的否定势不两立：它的命运完全与文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位女教师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就是这个问题折磨着我们”。可以理解带着怀疑和动摇逐渐走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心理，他受着关于共产主义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的折磨。同志们，但列宁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方法，恰恰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个矛盾的钥匙。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在俄国更早地掌握了政权？因为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更加软弱。它弱在哪里？它不像英国资产阶级那么富，也不那么有文化，后者具有巨大的积累、金钱、文化以及劝诱人民群众，让他们在政治上服从自己的经验，这些使它有机会长久地——像经验表明的那样——阻止无产阶级的阶级觉醒和政治自决。如果我们暂时表现出——我们的表现确实出色，可以毫无傲慢地承认这点——更有远见、更坚强，比先进国家的工人政党更聪明，这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俄罗斯的智慧，而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的概括的理论、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使然。为什么正是我们对这个经验进行了总结并使它成为现实？因为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文化催眠我们。我们的革命优势就在于此。我们的资产阶级是如此可怜的历史余孽，最近几十年中，所有阶级中的重大的、强有力的都不向往资产阶级，而是向往劳动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与资产阶级在一起，而是与农民和工人阶级在一起，因为后者已经与前者区别开了。新历史创造的最伟大的人列宁，在我们这里领导的不是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分子，如果他是生在18世纪的法国的话，而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这样，我们的资产阶级的历史性地迟到的、可怜的、冻得失去活力的性质，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巨大的独立性、大无畏、大刀阔斧创造了条件。由于这点，我们最先掌握了政权。但当我们查看从沙皇专制制度和被战胜的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遗产时，我们发现这个遗产是十分贫乏的。当然，更早，还是在革命前，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国家是落后的，但我们在实际上真正地感受到这点，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在十月革命之后。而在这方面，欧洲的情况如何？在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要困难得多，因为敌人更加强大，但一旦夺取了政权，它建设社会主义就容易得多，因为它得到了更丰厚的遗产。丰富的文化和更加发达的技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它们。如果我们比英国无产阶级更早地夺取了政权，那这根本不意味着我们将比英国无产阶级更早地跨进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不用说共产主义了。不，在政治层面上，我们由于我们发展的历史特殊性而超越了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但后来就遭遇了自己的文化的落后，被迫缓慢地、一寸一寸地前进。英国工人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夺取政权，不是以在麦克唐纳政府中的少数的形式，而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将是在5年后，还是10年后，很难预言。而我们让所有居民识字，保证他们有书看，有报读还需要多少时间？我们苏联的欧洲部分的不识字的成年居民占一半多，大约是57%。我不久前读到，莫斯科有20%的不识字的成年居民，也就是1/5。让我们牢牢地记住这点！现在在我们这里，在莫斯科正在召开第五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3]这是我们的骄傲！全世界最优秀的战士来到我们这里学习——在列宁的学校里是有东西可学的！但当你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时，你看到有5个人走过，你对自己说：他们中平均有一个人不识字。这就是我们的带着自己全部矛盾的革命！可以这样形象地表达。在欧洲无产阶级的脚下是文化土壤，可以说全是柏油路。但欧洲街道的主人是资产阶级。它在柏油路上用粉笔画线（资产阶级的法律！）并且说：你有权在这里行走，而这里不行。而那些禁止行走的地方是有权行走的地方的90倍或是99倍。你毫无办法：它掌握着政权，它是统治者。除此以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脚被牢牢地捆住（警察、法庭、监狱），不让它越过禁止线。于是：脚下是柏油路，但脚被捆住，道路被堵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自由的。我们的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中。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中，我们没有不敢推行的措施。我们什么都敢。没有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主人。我们遇到的障碍就是落后和资金不足。我们的脚是自由的，没有被捆住；没有人预先给我们画出行走的路，但在我们脚下的不是柏油路，而是乡间小路，而且还被沟壑和水洼截断。情况很明显，在头几年，在我们的道路上行走是不可能很快的。我们应该十分顽强地工作。同时你看，英国无产阶级解开了束缚在自己的脚上的绳索。只要它把资产阶级抛开，道路就为它敞开了。而在它的脚下是柏油路。因此在15-20年后——我说的这个期限是大约的，就是这个英国无产阶级，它的保守主义是我们今天经常诅咒的，而且是完全有道理的，可能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中超过我们。我们当然一点儿也不会生气。履行你们的职责，超过我们，我们早就盼着呢，你们我们都是赢家。（笑声、掌声。）同志们，我说这点当然不是为了用我们面临的巨大任务让你们和我自己失去自信，而是为了用列宁主义的方法来解释我们的政治成就与我们今天的文化经济可能性之间的矛盾。明白这些矛盾，意味着找到消除它们的途径。让我们记住，列宁主义的知识永远是通向技能的捷径。
我们经常可以感到在口号和实际可能性之间的矛盾，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但我们的道路不在于拒绝口号，即源自十月革命的原则性的任务，而是系统地、顽强地、不知疲倦地扩展我们的经济文化的可能性。在文化工作领域中，我们的贫穷授意的是严格务实的、节约的、精打细算的，几乎是斯巴达式的工作方式：节俭、严格筛选、合理性。
这首先适用于报纸和书籍。我们以国家出版社周年纪念书展为例。当我参观书展时，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有值得夸耀的东西，在这5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拿1918年的书来说，内容上有许多无意义的，匆匆写就的，凑凑合合印刷的，用的是灰色的纸，有大量的印刷错误，没有装订，没有缝，等等，为了比较，随便拿一本今天的书，装订得要仔细得多，往往都有诱人的封面，一定是石印的，而不是印刷机印刷的（可以说是奢侈！），能够看到巨大的进步。但所有这些只能称为音阶、基本练习、练习曲，还不是在出版乐器上的演奏。应该希望，国家出版社自己也明白这点。与国家的需求相比，我们的图书印数目前还是微不足道的。对我们无条件和绝对需要的书的选择，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我们在此应该所持的基本方针是与其说是大量的出版物，还不如说是我们为之服务的读者绝对需要的少量书籍的大量印数。应该创作这些书籍或把它们从已经创作的书籍中突出出来。进行这样的筛选是一项巨大的工作，只有集体才能完成，要依靠学校、培训班、图书馆的经验，修改和改善现有的书，提出对这样的改善的需求……我们的基本图书——即工农共和国特别需要的——的印数以10万、50万、100万为宜，然后越来越多。这个印数是衡量我们文化工作成绩的最好的尺度。
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所有报纸加在一起，我们目前每天只印刷约3百万份，与我们的宏伟任务，甚至与国家的现有需求相比较，这个数字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方面国家的集中的处理方式——在有地方积极性的条件下——可以为正确的选择和分配对劳动群众来说是必需的报纸、书籍提供巨大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分钟也别忘记我们的群众读者的特点：他还不具备阅读的知识和技能，对他所需要的书的知识，找到这本书的技能。由于我们的读者不能找到自己的书，那么我们的书就应该能够找到自己的读者。这是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任务！我们不得不在很长时间内把报纸放在教育工作的中心，因为我们还不能拒绝，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拒绝对政治导向的需求，因为我们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无产阶级革命还遥遥无期，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在现有的文化条件下，在现有的资源下，报纸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包罗万象的教育工具。围绕着报纸可以也应该形成一系列的文化政治、培养教育影响的体系。报纸当然不是一个说这说那的机构，报纸像教育的工作工具，像知识和技能这些工具一样，是列宁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教育活动中的直接的、日常的实际表现。我们的报纸应该力求成为这样的。但它们还远不是这样的。它们应该成为这样的。只有依靠数万，然后是数十万图书馆、阅览室、“茅屋”和地方的其他文化教育基层组织，它们不仅是自上而下地接受报纸，而且还学习并能够自下而上地推动报纸。这是十分伟大重要的任务。为此必须这样办报纸，让它成为每天或哪怕是每周促进的真正的工具，协调一致的教育努力的工具。
我们更进一步地看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把茅屋-阅览室推到文化教育工作的首位，我说的是农村，如果在茅屋的中间放的是报纸，那在这间茅屋的墙上应该挂着政治地图。没有它，报纸就不是报纸了。我早就开始为政治地理地图进行宣传了，但迄今成效还是微乎其微。也许图书馆工作人员代表大会能够支持我的这方面的倡议。（掌声。）同志们，如果地理术语对工农来说都只是声音，他们不知道，不能想象、也不关心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的面积，它们之间的相互地理位置的话，报纸不仅对于农民，而且对于男女工人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当然，可以鼓励、激励农村的共青团员或村集会唱《国际歌》，给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发贺电。我们这点做得十分出色，几乎是自动的。（笑声。）但同志们，应该让发贺电的农民和工人能够具体地知道：这个共产国际是什么，它是由哪些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在哪里，哪怕只知道一点点，哪怕只知道个大概。应该让读和听电讯的人知道，这则电讯说的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哪个活生生的部分。如果日复一日，哪怕是一周一次地在这个茅屋阅览室中，在阅读时，在图书馆工作人员或“农村阅览室管理员”（因为现在这个奇怪的词流行起来，就没有办法，只好把它写进自己的词典）的解释下，如果我说，他用手指指着地图，讲解电讯，仅此一项他就做了真正的文化工作，因为指出了电讯在地图上的位置，它就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入了人们的头脑中，更加牢固，更加确信。当读者开始想象英国是什么，据说它是岛国，与欧洲大陆不相连，由英国的世界地位决定的它的商业和政治关系对他来说马上就变得更加明白，这在读者的个人发展中，是一个完整的时代。不过请原谅，没有必要对你们说地理的益处，但应该说，对我们的某些机构来说，重复一下这点，并非没有益处。（笑声。）在这方面需要压力、压力。但我不想被人误解。我无论如何不想片面地把责任推到国家出版社的头上。我们的国家出版社和所有其他出版社现在都进行经济核算，即出版在现有条件下有需求的书籍，在这方面显露出来的消费者的意志，起了不小的作用。而消费者是图书馆、阅览室。可以拒绝几十本书，它们有时用不同的词讲同一件事，而且讲得相当粗糙。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大量的现实题材的粗制滥造的书。在严格筛选的条件下，可以彻底拒绝它们，把节约下来的资金用于地图出版，后者挂在墙上，可以挂几个月，教几个月，甚至是几年。我在这次报告前，我曾在所有可能的地方询问过，我们这里有没有读报手册，能够帮人搞清报纸上的事的手册。原来没有这样的手册。我不知道，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是否有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而这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给我寄来许多期刊，其中有个别的小文章是关于如何使用报纸的。其中的某些对此事的领导人是相当有用的，但这完全不是我说的东西，这是一般的方法论的建议，而我说的是实用手册，它可以放在农村阅览室或图书馆里，放在地图下的放报纸的小桌上。手册提供基本的地理、经济、统计和其他说明，表达清晰，所有识字的读者都能懂，还没有这样的手册。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图书馆工作人员同志们，你们还没有组织起读者对作家和出版社的来自下面的压力。
同志们，我们的教育工作垄断在国家的手中，它的领导者是共产党。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在革命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所有对劳动群众教育的垄断的偏离都是死路一条。（掌声。）由于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具有强大的手段，无情地把每个教师共产党员赶走，我们世界上唯一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工人国家的领导者，如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代表打开进入教育工作的大门，我们就干脆是瞎子或白痴。我们充分、无条件地巩固对教育工作的垄断，直到工人阶级和农民以及自己的领导者——共产党——消融在构成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的社会主义的宿舍中，这在明天还不会，后天或大后天也都还不会。在此之前，对政权和作为政权基础的教育工作的垄断应该保持在工人国家和它的领导者——共产党——的手中。（掌声。）但同时，同志们，我们是相当清醒的革命家，应该知道和理解，教育垄断有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消极方面、自己的危险。教育垄断在不正确的组织下，能够产生墨守成规。墨守成规的征兆是什么？是没有内容的形式。它的危险何在？生活会绕开它。如何阻止墨守成规的危险？教育消费者，即基层的组织起来的、永远有活力的压力。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作用、农村阅览室领导者的作用，所有基层文化工作者的作用在这方面是决定性的。我们在上面为地图进行宣传，可不提供地图。为什么？因为没有提出要求。如果从基层，从一千、两千、三千家图书馆和“农村阅览室”发出喊声：“你给地图！”国家出版社就会提供（掌声），并且以适当的价格提供。这对图书也适用。我们出版的所有图书是否都有生命力，都是需要的，像面包一样？关于这点我已经说过：只有1/10是绝对需要的。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出版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走的还是过去的惯性、过去的兴趣、过去的心理、过去的习惯、过去的读者的路线，我们刚刚接近真正的群众读者。仍是根据我们的不完善的统计得出结论，在图书馆中，每个识字的农民平均只有3/4本书（如果我错了的话，就请那些对此事了解得更清楚的人纠正我），在图书馆里平均每个识字的农民只有3/4本书！（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还要少。）
托洛茨基，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为自己过分的乐观主义请求原谅。十分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从10本书——其中9本需要程度大小不同，而且肯定是需要程度小的——中挑选一本好的，最需要的，出版它，印数翻十倍，这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文化成就。为什么？因为这大致是一种类型的、彼此接近的，或是只有细微差别的10本书将由同一个读者阅读或浏览，可以说，他会被这些出版物撑坏肚子。如果不是出这10本不同的书，而是出版一本，印数翻十倍，它到了这个读者手中，他感到真正的饥饿和对阅读以及知识的渴望。但在这里，死人抓住了活人。由于这个惯性，出版工作很难抓住头发把自己拉出来。悄悄地听读者的意见，悄悄地听他们想什么，他们想要什么，理解所有这一切，就在思想上超越了所有那些以官僚方式代替群众思考而不是倾听他们的人，这需要列宁的头脑。你们现在有可能阅读列宁所写的一切。建议你们特别着重读这些著作中的那些他悄悄地听群众，听他们想要什么，需要什么的地方，这是非常有益的……善于用自己的耳朵悄悄地听，这是赋予那些应运而生的人的天赋。但有组织地、集体地悄悄地听群众的意见，只能通过庞大的、有许多分支的、灵活的、有活力的机关，它积极地为群众的物质精神需求服务，如果一个图书馆工作人员不悄悄地听自己的读者的需求，不是把听到的东西向上转达的机构，从而对作家和出版者施加压力的话，他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而是一个简单地管理书架的人。这是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最重要的工作。（掌声。）
当然有许多其他东西和上面指出的任务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处境中的主要矛盾是：政权掌握在劳动者手中，但劳动者还远未掌握最基本的文化。由此产生了矛盾。男女在我们这里完全平等。但为了让妇女实现这些实际可能性，即那些在我们贫困的情况下男人现在已经具有的可能性，妇女最起码应该在识字上与男人看齐。因此，“妇女问题”在我们这里首先意味着与妇女的文盲作斗争。由于文化水平低，许多法令仍留在纸面上。在我们国家中有没有专横？有，而且大量存在。它源于何处？不是源于阶级统治的条件，而是文化的软弱，文盲，仍是植根于不能分辨、阅读、起诉、找该找的地方的无助感。农村茅屋阅览室和农村图书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与这种无助感进行无情的斗争。可以对图书馆工作人员投诉。我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找到了一段有关这方面的有趣的引文，他建议在图书馆中设置投诉处。乍一看，让人觉得是奇谈怪论，似乎不是地方，然而这正是悄悄地倾听劳动群众的心理的地方。农民工人中的觉醒的人被吸引到图书馆，对他来说，图书馆是更高的东西——知识、公正——的源泉。在图书馆中设置投诉处，就能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每个害怕苏维埃官员的男女农民首先想到可以去找图书馆工作人员，去找农村阅览室，他不会糊弄人，不作践人，而是提建议，给报纸写信，揭露，保护。消除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受压抑的劳动工人心里的无助感，就意味着同时消灭了专横，而专横与我们建设的、还远未建设完的制度是不相容的。
在这项工作中，图书馆把农村的所有最优秀的力量都吸引到自己这里，它将依靠他们，并通过他们扩大自己的影响。联系这点，我特别想请图书馆工作人员格外关注复员的红军战士。在有一个他们能够围绕着它聚集起来的中心的条件下，他们就能够成为农村的集体经济形式的承载者，文化工作的领路人。现在我们的农村正经历着具有重大经济和文化意义的十分复杂深刻的过程，农村在分化，在重新出现，迅速地出现富农阶层。应该清楚地明白一点，正是每个先进农民，积极的、识字的、知道什么是苏维埃政权的、能够懂法律的、听农业讲座的、参观农业经济展览的，所有这样的农民在农村不是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承载者，就是富农。因为富农是什么？富农在多数情况下是能干的、有本事的、强壮的农民，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靠其他人的经济提高自己个人的经济。我们复员的红军战士现在多数是农民的最优秀分子，他们能够聚集在学校、合作社、图书馆周围，他们能够从自身中分化出欧洲型的富农。为什么？因为他们识字——如果他们过去是文盲的话，我们在军队中教会他们识字，他们习惯于阅读报纸，他们知道苏维埃机构的地址，他们懂法律，他们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总之，他们不是灰色、愚昧的农民，即使他们出生于最边远的角落，他们在军队里听过农业讲座，参观过我们的农业经济教学机构下属模范农庄等。如果他们在农村能够自行其是，把他们所有这些积累的优势用于自己的经济、自己的利润的渠道中，而这意味着在两三年内，他们会不知不觉地变成欧洲式的富农。这是现实的危险。然而，这个年轻的、更有文化的农民，如果在他刚刚从军队返回之时，就让他参加工作，他准备也能够把自己的精力投入集体合作社的渠道中，他就会成为非常宝贵的社会工作人员。
由于我涉及到了红军战士，我再补充一点：如果我们把你们在你们的文化中可以依靠的红军战士放到你们那里，我们等待着从你们这些农村文化工作人员那里为军队得到新的、更有文化的、更加训练有素的年轻人。你们知道，我们的军队日益转上民兵制的轨道。[4]我们以此首先缩减了我们在预算中的份额，预算中被军队吞噬的部分越小，可以和应该用于文化教育工作的资金就越多。但在这方面也是相互服务。你们应该为我们提供识字更多的、有文化修养的农村青年。因为民兵制以接受能力更强的红军战士为前提，他经过入伍前的训练，然后在几个学期或是几次短期集训的时间内，应该掌握基本军事内容，一点儿也不比经历过长期兵营训练的士兵差。图书馆工作人员、“农村阅览室”管理员是红军建设的重要的参与者。
在结束报告时，请允许我再次回到作为政治教育的最重要武器的报纸的问题上。我拿着今天的《消息报》，读了几则电讯，从今天的代表大会的任务的角度对自己提了几个问题：读者-群众工作者是如何理解这些电讯的？它们会得到解释和说明吗？是如何接受它们的？从我们的国际形势的角度，波兰问题和罗马尼亚问题非常有意思。我要说一下今天报纸上正好是涉及这两个国家的两则电讯。华沙发来的电讯说：“маршалсейма（议会代表——译注）没有接受乌克兰俱乐部的质询，因为这个质询的一部分是用乌克兰语写的。”我就不说电报本身独出心裁的结构了，在这方面我与罗斯塔社和编辑部进行着长期的战争。（笑声。）但我不能掩盖我的担忧，这则电讯以如此令人费解的样子刊登在所有报纸上。我认为，不仅是识字的农民在它的这种样子中什么都不明白，就连“农村阅览室”也不明白。因为他不知道маршал是什么，应该对他解释，这是议会代表，他不接受质询只是因为这份文件的一部分是用乌克兰语写的。假设我们在农村阅览室里，在我们前面挂着一张地图，那上面有波兰。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波兰与我们接壤，把我们与德国分开。在地图下面有《读报手册》，手册告诉你，在波兰有多少乌克兰人，那里有多少少数民族，于是农民知道，在波兰少数民族几乎占了居民人口的一半，约45%。如果现在对他说，波兰的乌克兰人给自己的“民主的”议会提交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的一部分是用乌克兰语写的，即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写的，民主共和国的民主议会的民主主席因这个原因拒绝接受这份声明，我们立刻以关于波兰的鲜明的概念丰富了读者。清楚平静地解释这份电讯的四行费解的文字，是再好不过的宣传语言。接下来是关于罗马尼亚的电讯。我们在这里读到：“在贝萨拉比，所有学校实际上不对少数民族开放。在布科文，不仅取缔了所有民族混杂的学校，连乌克兰的民族学校也关闭了。”我们看到，这则电讯涉及的是民族压迫。在每一期上都有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或民族压迫或被压迫阶级反抗等的特点的电讯。所有这些都是无可估价的学校，尤其是对年轻人。在这些电讯的周围，像围绕着轴一样，可以进行伟大的教育工作。但需要清楚的解释，才能不让这个最珍贵的材料的9/10不留下痕迹地掠过我国99%的识字公民。需要手册、参考资料。这类东西几乎没有。同时，我们刊登大致是同一题目的无数的讲话和报告，它们到了那些人的手中，他们总体来说没有它们也知道里面说的是什么。在这个领域中必需有重大的改变。书籍应该面向人民。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有5万家农村阅览室，以后还会有10万家，在每一家中都有一份报纸。不是3份，不是5份报纸，像我们苏维埃官僚习惯阅读的那样，而是一份报纸，上面清楚准确地阐述最重要的事件。在墙上挂着地图，在上面能够看到所有国家，有手册，里面标出所有国家的居民、民族和阶级组成等。“农村阅览室”得到新报纸，配上手册，在地图前讲解新闻，把尽可能多的人——首先是复员的红军战士——吸引到这项事情中。这样的农村阅览室是列宁主义的不可取代的学校，它在农村培养公民，教会他们在国际形势中定向，为的是让他们能够自觉地推动它，在需要的情况下，可能还要手执武器。我们首先应该培养这样的管理阅览室和农村阅览室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把这些分散的文化火种与中央联系起来。这是可能的，这是能够实现的，这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只有那时，我们的文化建设才能在地方为自己创造必需的杠杆。只有那时，十月革命才能在群众面前展现自己的创造内容。这很快就会实现吗？这当然取决于客观条件，但在不小的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的技能。我们有一个最凶恶的敌人，它的名字叫因循拖延。这个敌人也是我们没有文化的反映，要求专门对它进行斗争。我们现在办乡阅览室、乡图书馆，培养乡组织工作者。这很好。让我们动员这些乡图书馆、乡阅览室和乡组织工作者与因循拖延进行斗争吧。（掌声。）同志们，我不怀疑，你们明白，我说的不是什么乡的因循拖延（笑声），[5]而是我们全俄的和全联盟的因循拖延，让它见鬼去吧！（笑声。）再谈一个问题。今天在同一份报纸上，我读到了一则关于在梯弗里斯因外高加索电影院放映《红色魔鬼》而授予它一面红旗的电讯报导。当然，想表彰电影院的杰出工作一事没有什么不好的。相反，这是非常好的。电影是强大的工具，当我们实现在地方、乡农村阅览室里建起乡电影院，这将意味着我们离社会主义不远了，因为在我们的建设中，不能想象比电影更好的同盟者了。但我想说的不是这点，而是说我们无力表达对功勋的祝贺和表彰：总是授予红旗。我们现在有许多纪念日：两周年、三周年、五周年，几乎在每个这类场合下，都是授予红旗。为什么是红旗，为了什么？如果算一下，为这些授予的红旗花费了多少资金，就会发现用了不少。如果号召一下：在所有的纪念日——它们在我们这里多少有点儿过剩了——中，请别授红旗，而是把这些钱拨给乡图书基金会购书。在用资金买的、送到乡图书馆的每一本书的封面（书一定有封面）上，我们都打上一个章，此书是为了表彰那家外高加索电影院放映《红色魔鬼》的功绩或是出于其他原因。我觉得这种方式更好，更有内容，更有文化。当然，红旗作为革命斗争的标志，是必须的，但把授红旗变成陈规陋习，变成某种必须的，同时又是对谁也没有用的，那就可笑了，有害了。为什么图书馆工作人员不高声说：“今后用扩展农村文化教育工作的资源来表彰功绩或纪念功绩，或是回忆某些重大的失利”，报纸工作者为什么不支持？把这个乡农村阅览室放在关注的中心，它需要图书，需要手册，需要地图，需要经典，需要列宁著作。我们应该给它提供这些。在每本这样的书上我们都盖上相应的印章。同时，这对读者来说将是某种苏维埃历史课……
同志们，如果你们的代表大会沿着各种方向给予我们的、倾向于停滞的舆论中心以有力的推动，那么仅此一点，代表大会就完成了重大的良好工作。应该竭尽全力地根除农奴制和知识分子的老爷习气和传统，它们在我们过去的讽刺语言中表现为“作家写，读者读”。不，作家、出版者、图书馆工作人员和读者在我们这里应该联结在一起。只有来自下面的组织起来的压力、来自上面的监督、检验和筛选，才能实现这点。需要读者变得更加勇敢、要求更高、更加积极。图书馆工作人员应该教他学会这点。应该教会读者的不仅是让他容忍别人为他写的一切，而是要求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当编辑给他提供他所不需要的东西时，就责骂他——当然要客气地骂（笑声）。同志们，你们是这个上层和下层之间创造性的互动的中间人、杠杆、代理人。在苏维埃文化体系中的积极的中间人、最宝贵的杠杆万岁！（经久不息的掌声。）
[1]译自托洛茨基论：《过渡时期的文化》第114-132页，苏联国家出版社1927年版。这篇讲话刊登在1924年7月10日的《真理报》（第154期）上。它在同一个标题下收入《日常生活问题》文集中。
[2]作者指的是1924年6月21日在第五次全苏医疗卫生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首次刊登在1924年7月13日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58期），标题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哪个阶段》。
[3]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6月18日-7月8日）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对（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年半做出总结，这个时期充满了重大历史事件（德国、保加利亚的革命进攻，麦克唐纳的工人政府），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以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进攻为标志。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如下：1、列宁与共产国际，2、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和策略的报告，3、世界经济形势，4、纲领问题，5、工会策略，6、民族问题，7、组织问题，8、法西斯主义。从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制定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与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和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加强纪律性的角度对所有问题进行了讨论。代表大会承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这方面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正确的，尤其指出执行委员会对德国共产党和俄国共产党的策略的正确性。同时代表大会出于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所有可能的歪曲和错误解释的考虑，强调它把这个策略看成是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的手段，绝对不想利用它来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随便结盟；代表大会同时指出，它认为社会民主党只是资产阶级的左翼。代表大会对1923年在德国和保加利亚革命事件时德国和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活动的评价格外关注。经讨论后，代表大会就组织建设问题和策略问题得出了一系列结论。还必须指出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员在联合工会中的策略的决定。这个决定责成共产党员在改良主义的工会组织中进行革命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与所有“极左”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后者有把共产党变成在工人群众中没有影响的微不足道的小集团的危险。在对世界经济形势的评价上，代表大会承认，工农业危机时期仍在继续；“专家方案”不能克服这个危机，只能削弱它的表现；在小资产阶级同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的情况下，社会矛盾新的加剧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新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4]内战结束后，托洛茨基就着手军队民兵化的工作。可惜这项工作被波兰入侵打断，之后就没有再提。——译注
[5]在俄语中，因循拖延（волокита）与乡的（волостной）这个形容词的词形相近，托洛茨基搞了个文字游戏。——译注 |
附录：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关于中日战争决议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相关链接：第四国际
附录
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关于中日战争决议案[注一]
一、日本帝国主义最近把它在华北的军事行动扩大为一个强盗式的大战争，目的在于抢夺新的中国领土与独占中国全部市场。它要强迫中国资产阶级服从它的意志，又要把中国劳动群众践踏于它的铁踵之下。日本在华北进攻北京和在沿海进攻上海，是利用现在这种时机来发动的，因为此时英法帝国主义正忙于西班牙事情，而苏联军事指挥机关正经过斯大林流血肃清而衰弱下来。日本此时发动攻势，就是图谋克服它的封建兼帝国主义政制之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以及图谋占领若干有利的军事基地，以为未来不可避免的日苏冲突之用。
二、被侵略的中国乃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经过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二五——二七年两次革命后尚未曾完成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尚未曾达到民族统一，达到人民民主制的民族国家，达到从帝国主义枷枙下解放出来。中国的经验证明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上述那些任务是只能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着广大劳动群众的专政而实现的。可是在中国，共产国际曾于一九二五——二七年非常有利的革命局势下，阻止了无产阶级去确保革命中的领导权，去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结果致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野蛮的反革命，使国家肢解，使中国更加奴服于帝国主义。
三、正是在这些条件之下，日本才能进攻。日本如果胜利，就将有三种反动的影响：（一）日本封建制度更加巩固，日本帝国注意更加强大；（二）第三次中国革命更要延迟；（三）苏联更有危险。反之，中国抗战则能使日本国内的紧张局势爆炸起来；这个抗战按其本性又是表示中国人民群众在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要求下蜂拥而起，因而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任务，推翻中国资产阶级和结束其它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享有的特权。所以世界无产阶级不能对现时远东的冲突保持中立，不能将日本和中国等视齐观，而应坚决地保卫中国以抵抗日本。
四、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今日以前是获得英美法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之同谋协助的。可是日本愈加侵略，国民党政权就愈加压迫中国劳动群众，愈加服从外国帝国主义命令。自从一九二七年无产阶级革命因布哈林与斯大林主张的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政策而致失败以后，成为劳动群众刽子手的国民党只能以世界帝国主义下的买办和佣仆资格保持其统治中国的地位了。中国资产阶级，为了它的寄生性和先天不足，不能成为中国民族统一之组织者，不能实现任何深刻的民主改革。（没收地主土地，结束私家军队，民主的自由等等。）
五、蒋介石和国民党，以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资格，宁愿尽可能长久的对所谓中国『苏维埃区域』的『红军』作战，而不愿进行普遍的抗日战争。可是中国劳动群众的斗争，在目前时期，只能在抵抗日本和反对国民党不断投降之中找到一个出路。群众日渐增加的贫困和气愤，就迫得蒋介石一面谈判，一面仍进行战争。蒋介石始终遵守着他于一九二七年取得政权时所实行的政策。十年前，蒋介石扑灭了无产阶级革命，但惟有这个革命才能从内部压迫之下解放中国出来。所以群众不可以丝毫信任他能切实有效地抵抗日本。
六、中国无产阶级紧迫的任务，就是为动员和武装广大的民众而斗争，为了进行抗日战争，使得日本战败，爆发革命，又使得卖国而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的国民党失败于无产阶级之手。在这斗争中，国际无产阶级将站在中国工农兵方面。然而中国群众是受了野蛮剥削的，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以从事革命的抗战，从事第三次革命，那就应当依据一种纲领，其中含有确定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要求：武装民众，出版和结社自由，选举工农兵委员会，没收地主土地，分配土地，废除苛捐杂税，取消高利贷，工人监督生产，资产阶级担负战费，准备革命从国民党手里夺取政权交付于工人和农民，工农将伸手向日本和满洲的劳动群众，依照民主方法选举的立宪会议，工农兵委员会全国会议，惟有这个会议才能决定中国命运。
七、这个政策将遭遇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激烈反对，但这是唯一能实行认真抗战以促成日本军阀失败的政策。中国工农既能自己操纵自己的命运，日本工农也就会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军事和经济的奴役制的。日本帝国的倒台，也就是朝鲜，满洲，台湾民众的觉醒。日本帝国的倒台又将巩固苏联革命的工人的地位。
八、斯大林主义官僚们在中国的作用，一定会同在西班牙和全世界的作用一般可恶的。官僚们给予中国的援助，事实上将是支持蒋介石去抵制革命群众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要求。他们将拿武器，金钱和军队去支持蒋介石，只为的在纯军事方面保卫苏联和外蒙古的边境。他们不信中国无产阶级有革命力，能切实有效保卫苏联，他们又害怕中国第三次革命之后，苏联群众会觉醒起来，于是命令中国共产党抛弃一切革命图谋。
九、苏联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应当全力支持中国劳动民众，而不应该丝毫信任资产阶级国民党。不许各种军火，粮食和商品输往日本及其军队去！英美法诸国帝国主义的海陆军兵士不应向中国开枪！
十、第四国际向它的中国支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致敬。中国支部在法律禁止和种种压迫之下，仍能保持和教育其干部，仍能进行坚韧的宣传工作。在今后的斗争中，『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应出其全力建立一个强大的党，第四国际在中国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党。
维护中国武装的劳动群众战胜日本！
第三次中国革命万岁！
打倒国民党！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革命万岁！
[注一]此议决案起草于一九三七年八月间，但因不能确定是否出于托洛茨基手笔，故不列于正文中，而放在附录内。——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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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紧急大会宣言论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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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紧急大会宣言论中日战争[注一]
中国的悲惨经验，对于被压迫民族是一个大教训。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有种种的机运。一个统一的和革命的中国，在此时候，就要成为保护远东自由的有力堡垒了。亚洲的命运，以及在某种限度内说全世界的命运，都将与此时不同的。然而克里姆宫不信任中国民众，却去同将军们结交友谊，利用它的全部威权来压抑中国无产阶级去服从资产阶级，如此帮助了蒋介石去压平中国革命。幻灭了，分裂了，衰弱了，中国遂招致日本来侵略。
斯大林寡头政治，同每一个注定要没落的政制一般，已经不能从历史学得到教训了。中日战争之初，克里姆林宫又将中国共产当置于蒋介石差遣之下，以此消灭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创意力。这次战争将满三个年头了，本可以造成日本一个真正大灾祸而结束的，倘若中国是以一个真正的人民战争来作战，立足于土地革命之上，以其火焰燃烧着日本兵士。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害怕自己的武装群众，比害怕日本强盗更厉害。蒋介石，中国革命的凶恶刽子手，虽然为环境所迫不得不进行战争，但他的政纲，同以前一样，仍旧是建立在压迫自国工人与帝国主义妥协上面的。
远东的战争，将渐渐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纠缠在一块。中国民族要达到独立，唯有在青春的和肯牺牲的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中国无产阶级的自信心，将因世界革命之复活而重燃起来的。它将指示一条可靠的前进大道。事变的进程，将我们的中国支部发展为一个强大的革命党问题提出于议事日程。
[注一]第四国际紧急大会召开于一九四○年五月，主要是为反对与应付第二次大战。文由托洛茨基起草。时距太平洋战争爆发尚有一年半，中日战争当然还是单独进行着的，虽然欧洲已在进行着大战。托洛茨基那时当然仍是把中日战争看做单独的战争，所以他说：『远东战争将渐渐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纠缠在一块』；至于『纠缠』以后我们对它的态度如何，托洛茨基来不及给我们确定回答，它在起草此文之后三个月便被斯大林所派的凶手谋杀了。又宣言全文当时曾由『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印行单行本，本文为其中论『殖民地运动与战争』一节中之一小段。——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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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中文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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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中文版自序
得知我的《俄国革命史》要译成中文出版，这一日不异于是我的一个纪念日，现在我又听说，翻译工作加紧进行，第一卷明年就可印出来了。
让我表示坚定的希望，希望这部书确实有益于中国的读者。我这部书无论有何缺点，但有一件事情我敢自信的，即是：书中事实的记载完全是出于“良心”，这话是说都有原本史料可以证验的；总之，其中没有一件事实曾经为了某种先定的理论原故而窜改过或歪曲过；更加没有为了个人声望原故而窜改过或歪曲过。
世界各国，连中国在内，现时青年一代人的不幸就在于：世上有个大规模的工厂，贴着马克思主义的商标，专门伪造历史，伪造理论，伪造其他种种。这个工厂的名字就叫做“共产国际”。极权制度，即一切生活部门都须受官僚指挥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也要扩张其统治权于过去时代。历史变成了原料，随统治的极权党派之需要而构造一切。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史也陷于此命运中了。最近的而且最完备的伪造和诬蔑，乃是不久之前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史》。全人类图书馆中，我不知道——别人恐怕也不知道吧？——是否有过一本书，其中事实，文件，尤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被人如此无耻地窜改过的，割裂过的或简单从事变进程中涂抹去的，如这本《苏联共产党史》一样，这样做只是为了荣耀一个人，即斯大林。
为了伪造者手里操有无限的物质资源原故，这本粗暴而笨拙地伪造出来的东西，竟翻译为文明各国的语言，而且印成了几百万几千万本强迫流通于世界上。
我们手里既没有那种财政资源，也没有那种庞大机关。但我们有着一些更伟大的东西，就是：对于历史真相之重视以及一个正确的科学方法。伪造的东西，即使是强有力的国家机关来伪造，也是经不起时间考验，有朝一日因为内在矛盾原故而被人揭穿。反之，由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历史真相，有其内在的说服力，总有一日为人所信服。官僚们为什么要修正，要重造，要窜改，——更恰切地说：要伪造——革命史呢？因为他们不得不要剪断那条联系他们于布尔什维克党的脐带，官僚们篡夺了革命，又不得不斩断了布尔什维克传统，于是更加迫切需要重造历史，即伪造历史。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政策，唯有这个政策能致使十月间夺得政权。在其历史的全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毫不妥协地反对那与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之根本冲突就在此处。而且，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未曾产生以前，工人运动内部的斗争，最后分析起来，也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的：与资产阶级合作呢，还是不妥协的阶级斗争？所谓“人民阵线”政策，除了这个好听而骗人的名称之外，毫无什么新奇的东西。无论哪种情形，都是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隶属于左翼剥削者的，不管实行起来，是叫做“合作政府”呢，或“左翼联合”（如法国）呢，或如“共产国际”说的“人民阵线”呢。
“人民阵线”政策产生了特别有害的果实，因为是在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腐败时代实行的。在中国革命中，斯大林居然将孟什维克派图谋在1917年革命时实行的政策，实行到底了。同样事情又在西班牙做一次。这两个大规模的革命之遭受惨败，是出于领导机关使用的方法：这是斯大林主义方法，即是最有害的孟什维克主义的方法。
“人民阵线”政策，于五个年头中间迫令无产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之下，以致反战争的阶级斗争成为不可能的。倘使中国革命因“共产国际”领导而失败，准备下日本侵略的条件；那么西班牙革命的失败以及法国的“人民阵线”的可鄙投降就准备下希特勒进攻及其空前的军事胜利之条件了。
日本胜利以及希特勒胜利，绝非历史的最后之言。此次战争也要成为革命之母的。革命又是要提出和审查人类历史的一切问题，无论在先进国的或落后国的；革命也要开始排除先进和落后国之间的差别。
改良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一切墨守旧规的人，都要被事变洪流涌倒的。唯有革命者，具有过去丰富经验的坚强的革命者，跟得上大事变。中国人民命定要在人类未来命运之中占据第一等位置。中国先进的革命者若从这部历史学得阶级（独立*）立场的若干基本法则，那我是很欣幸的，——这些法则将帮助他们避免未来致命的错误，1925—1927年革命便是葬送于那种错误手里……
※※※
娜塔丽亚·托洛茨基附注：以上文字是托洛茨基同志于1940年7月初写的，作为初稿。有许多事情妨害了他继续写下去；一个月之后，格别乌凶手就把他谋杀了，这篇稿子未曾写完。
*原译文中并无“独立”二字。为了指出文中无产阶级阶级立场的实质——保持阶级独立性，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政治立场上支持、赞助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政策）——而添加。—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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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著『中国革命悲剧』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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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罗生著『中国革命悲剧』序言
首先，本书作者乃属于历史唯物论学派这一简单的事实，在我们的眼中，完全不足以为他的这一著作赢得嘉许。在目前条件之下，『马克思主义』这个标记，首先只能在我们心中引起不信，而不能叫我们先行接受了。与苏维埃国家的堕落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在过去的十五年中经历了一个空前的衰落与贬损的时期。从一个分析与批评的工具变成为一种廉价辩护的工具。它不去分析事实，而只忙于为居高位的雇主们的利益寻找诡辩。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底中国革命中，共产国际起了一个很大作用，本书对它有很详细的描写。但共产国际的文献中，我们如果想找到一本能多少企图予中国革命以一幅周详的图画的，却总是徒劳。我们所能找到的却是几十种『行情性』的著作，它们卑顺地反映着共产国际政策，或更正确些说，反映着苏维埃对华外交政策的每一个曲折，且把事实与一般的论断穿凿附会于每一个曲折。这种文献只能叫人引起心里的反感。而伊罗生的书则与此相反，它从头至尾代表着一本科学的著作。他秉着科学的良心，研究了大量直接材料与补充材料，并以此种研究作为本书根据。伊罗生从事本书的著作，花了三年多光阴。还有一点也得说明的，就是他以前以记者及中国生活观察者的资格，在中国度过了差不多有五年之久。
本书著者以革命家的资格研究革命，他觉得并无理由去隐瞒这一点。在庸人俗子看来，一个革命的观点实际上就等于科学的客观性之缺如。我们以为恰恰相反，只有一个革命家—当然他得具有科学的方法—才能暴露出革命的客观动力。一种思想，要是能够了解事物，那么，一般说来都不是潜想的而是行动的。为要渗透到自然与社会的秘密中去，意志的成分便不可少。正像一个外科医生（人的生命依靠在他的解剖刀上），以极度的注意力分别出一个机体中各种不同的脉络一样，一个革命家（如果他对他的任务具有严肃态度的话），必须以严格的良心，分析社会的结构，它的作用与反射。
要了解目前的中日战争，必须以第二次中国革命作出发点。在这两个场合中，我们不仅遇见了相同的社会力量，而且还常常遇见同样的人物。只叫提到蒋介石这个人物在本书中占着中心地位，就够说明这一点了。当这几行文字正在写的时候，还难于预言中日战争将在何时与如何结束。不过远东目前冲突的结局，无论如何只具有临时的性质。那个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临近的世界大战，将把中国问题拿来与殖民地霸权的其它问题重新作一次观察。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问题在于：依照帝国主义间力量的新关系来重分地球。将来主要的斗争场当然不是立立普脱国[注一]里的洗澡盆——地中海。甚至也不是大西洋，而是太平洋盆地。战斗的最重要的目的物将是中国这个含有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国家。苏联——未来战争中的另一个大注——的命运，也将在某种限度以内决定于远东。为这一次巨人们的冲突作准备——东京今天便企图在亚洲大陆上给自己保证一个尽可能广大的操演场。大不列颠与北美合众国也同样地不愿错失时机。不过，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世界大战仍不能造成最后的结果，因为在它的后面将跟着发生许多次革命，它们不仅将重新考虑战争的决定，并且还要解决所有那些引起战争的条件——这一点，实际上连这些目前命运的缔造者们也都承认的。
这个前途，我们必须承认绝不是一首田园诗。克雷奥（Cleo），这位历史女神，从来不曾做过贵妇和平会的会员。经历这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战的较老一代人，不曾解决他们任务中的一个。他们把战争与革命的重负作为遗产传给了新的一代。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与最悲惨的事情时常是比肩前进的。他们确实将造成未来数十年代的背景。现在我们祇能希望那不能擅自脱离遗传环境的新生代，至少要更好地，学习到他们所生息的时代的法则。为要熟悉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在今天是找不到一个比本书更好的指导了。
虽然盎格鲁萨克森人的天才无疑是伟大的，但人们也不能不见到最不懂得革命法则的人，却正在盎格鲁萨克森族国家中这一个事实。这事情的解释一方面在于：这些国家中的发生革命已成为很久的过去，所以那些官式的『社会学家们』对革命彷佛对儿时的狂欢一样，祇能引起谦逊的微笑。另方面，在盎格鲁萨克森人思想中占如此显著地位的实验主义，要想用以了解革命的危机，那是最没有用的。
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与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一样，其任务在于使社会的结构『合理化』，即是要肃清社会上封建的钟乳石与石笋，且使社会受自由竞争这个法则的支配；自由竞争在那个时代，彷佛是『常识』法则。为要做到这一点，清教徒革命便给自己穿上了圣经的衣饰，因此暴露出一种纯粹幼稚的能力，竟致不能了解它本身的意义。法国革命对美国的进步思想曾发生了很大影响，那次革命是为纯粹唯理主义的公式所引导的。常识（它还害怕自己，故求助于圣经上先知们的假面具）或世俗化的常识（它把社会看成为一种合理『契约』的产物），直至如今还是盎格鲁萨克森思想在哲学与社会学领域内的基本形态。
但是历史上的真实社会，可不曾依照了鲁索[注二]的说法，在一个合理的『契约』上建造起来，也不曾遵照着边沁[注三]的意见，根据于『最大幸福』的原则，而是在冲突与矛盾的基础上，『不合理地』开展着的。为使革命成为不可避免，阶级冲突得紧张至破裂点。恰恰是这个冲突之历史地不可逃避的必然性（它不依赖着善意或恶意，而是依赖于阶级之客观的相互关系）造成了革命与战争——这个历史过程『不合理』基础之最精采的表现。
不过『不合理』的意思，并非等于一任己意。恰恰相反，在革命之分子运动式的准备中，在它的爆发中，它的上升与低落中，有一种深刻的内部法则在，它能被人了解，且在主要之处，能为人预见。诚如人们不止一次地说过：革命具有它们自身的逻辑。但这不是亚里士多德[注四]的逻辑，甚至更不是『常识』之实验主义的半逻辑。它是思想之较高的机能：发展及其矛盾的逻辑，也就是辩证法。
这样看来，盎格鲁萨克森的实验主义的顽固及其对辩证法思想的仇视，自有其物质的原因。恰恰像一个诗人没有本身经验而必然读书得不到辩证法一样，一个富裕的社会，不曾受惯震动，习于不断的『进步』，是不能了解它自身发展的辩证法的。不过，此种盎格鲁萨克森世界的特权，极显然已退向过去之中了。历史正在准备教授英美两国以几课认真的辩证法。
本书作者试将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从先天的定义与历史的模拟中演译，而从中国社会之活的结构及其内在力量的动力中求得。这是该书主要的方法论上的价值之所在。读者将不仅欣赏一幅关于事件进展之结构甚好的图画，而更重要的还将学习着了解这些事件的社会的总发条。祇有站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正确地评量斗争着的各政党的政纲与口号。这些政纲与口号在过程中虽不是独立的，而且在最后分析中也不是决定的因素，但还是革命过程之最明显的标记。
未完成的中国革命就其切近的目的而论，乃是『资产阶级的』。不过这名称之应用祇是过去资产阶级革命的回声，所以它实在不能给我们什么帮助，历史的模拟需在具体的社会学的分析中加以校对，否则它会成为心智的陷阱。在中国正在斗争的是什么阶级？这些阶级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些关系正在如何与向何处变化？中国革命的客观任务，即那些被发展过程所决定的任务，是什么？这些任务之解决落在什么阶级的肩上？它们能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伊罗生的书恰恰予这些问题以解答。
殖民地的与半殖民地的——因而是落后的——国家，包括着人类之最大部分，这些国家的落后程度极其不同，它们形成了一种历史进化的梯阶，从游牧生活，甚至从食人生活起，一直到最现代的工业文化。在或种程度之内一些极端的结合，乃是一切落后国家的特征。不过落后性的等级——如果我们可以应用这个名称的话——是由每一殖民地国家生活中的野蛮主义与文化的成分之比重来决定的。非洲赤道国远落在亚尔及尔之后，巴拉圭比墨西哥落后，埃塞俄亚比印度或中国落后，它们在经济上虽然共同依存于帝国主义的宗主国，但它们在政治上的依存关系却有些地方带有公开殖民地的奴属性质（如印度，非洲赤道国），而另一些则掩盖在虚伪的国家独立之下（如中国，拉丁美洲诸国）。
落后性在土地关系中找到了最有机的与残酷的表现。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曾经把民主革命实行到任何真实的范围。半途而止的土地改革，被半农奴式的关系所吞没，而这些关系在贫穷与压迫的土壤上不可避免地会再生出来。土地关系上的野蛮主义，常常与道路的缺乏，各省的孤立，『中世纪式』的特殊主义，与民族意识地缺如，同时存在。从社会关系中清除去古代的残余与现代封建主义的硬壳，乃是所有这些国家中之最重要的任务。
不过祇叫保存着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依存关系，那末土地革命的完成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帝国主义一方面固然移植资本主义的关系，但另方面却支持着并重新创造着一切奴隶的与农奴的形态，因此，为社会关系的民主化与为建立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斗争，就不间断地转入于反对外国统治的公开暴动中去。
历史的落后性，这含义并非说在较迟一二或三个世纪之后，去简单地重复英国或法国那样先进国家的发展。这落后性产生一种完全新的『配合的』社会形态，在这形态中，资本主义在技术与结构上之最新的成就，植根于封建地或前封建的野蛮主义的关系中，改变着这些关系，征服着它们，并且创造着一种特殊的阶级关系。
在这些落后国家中，没有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能在『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得到解决，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之很快产生，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之下，故对人民而言乃是一个异类的或敌对的阶级。在这阶级发展的每一阶段上，总祇有更加密切地束缚于外国的财政资本，他们本质上是此种资本的代理人。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即从事于手艺与小买卖的人，首先成为与外国资本作势力悬殊的斗争的牺牲者，他们在经济上衰落致无足轻重的地步，成为脱阶级的与赤贫化了。这等人要起一个独立的政治作用，那甚至连想都想不到。农民，这个数量最大，最原子化，最落后与最受压迫的阶级，能进行地方性的暴动与游击战，但需要一个比较前进的与集中的阶级的领导，好使这一斗争升高到一个全民族的水平。这样一个领导自然落在殖民地无产阶级身上了，因为它从最初起，就不仅对外国的，而且对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也立于相反地位。
地理上的接近与官僚机关，把中国的各省与各部早就联结成一个整体，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已使这个整体变成一个经济整体的模样。帬众的革命运动第一次把这逐渐增长的统一翻译成民族意识的言语。在罢工，农民暴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军事征伐中，一个新的中国产生了。那末与本国及外国的资产阶级相联结的军阀，祇能将国家弄得四分五裂，这时中国工人却成为国家统一之不可抗拒的推动力之掌旗手了。这一运动，无可争论地与能与法国第三等级反特殊主义的斗争，或与后来德国与意大利人为国家统一所做的斗争相比拟。但中国又与资本主义初生的国家不同，在那些国家中，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落于小资产阶级肩上，部分地还在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使资产阶级感受到一种危险，即统一后的祖国的领导权将不操在后者手中了。在全部历史中，爱国主义总是与政权和财产不可分离地相联结的[注五]。感受到危险之时，统治阶级是从来不惜使他们自己的国家分解的，他们祇求在这种方式之下，能够在一部份的国土上保持权力。因此，如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掉转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反对这国家统一的掌旗手，那是完全不足奇的。关于这一转变的描写与解释，占据着伊罗生这书的中心地位，它给了我们一个了解中国革命与目前中日战争之基本问题的锁钥。
那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祇叫有保持自己特权存在的希望，就能容忍国家堕落的一切形式。但当外国资本想霸占国家的全部财富时，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便迫得记起它的『民族』责任来了。在帬众压力之下，它甚至还能跳进战争中去，但这战争祇能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中之一，即反对那最无法谈判的一个，而进行战争时所怀着的希望，只是想转替某一更宽大的强国服务罢了。蒋介石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祇能在英国或美国保护者所指示的限度以内进行。祇有那个除了铁链之外无物可失的阶级，才能为民族解放进行反帝战争到底。
上面发挥的，关于历史上晚起国家中『资产阶级』革命之特性的那些观点，绝对不是简单理论分析的结果。在第二次中国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之前，它们早已受到大规模的历史测验了。三次俄国革命（一九○五——一九一七年二月与十月）的经验，对二十世纪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不比法国革命对十九世纪所具有的意义为小。要了解现代中国的命运，读者一定得注意到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思想斗争，因为这些思想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曾经起过，如今还在起着一种直接的，并且是有力的影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则起一种间接的影响。
正因为沙皇俄罗斯的历史的落后性，使它成为欧洲唯一的国家，即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这种学说与社会民主党这种政党，便发展到了有力地步。民主斗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间，或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间的相互关系，恰恰在俄国受到了理论的分析，这是很自然的。第一个把这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提出来的，乃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造者普列汉诺夫。在反对那所谓民粹主义（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没有任何理由希望走一条发展的特权道路，他认为俄国跟那些『不神圣的』国家一样，也得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又以为在这条道路上，为要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必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普列汉诺夫不仅把那作为一个任务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分开（他把社会主义革命延迟到不定的将来），而且他还把力量的结合加以完全不同的描写：资产阶级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联合自由资产阶级来完成，并由此替资本主义的发展清除道路，经过几十年之后，在资本主义发展较高水平上，无产阶级将直接与资产阶级斗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当然不是立刻地——更改了这个学说。在本世纪之初，他以一种比普列汉诺夫更大的力量与更彻底的态度，提出了土地问题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因此他得到一个结论：自由资产阶级是反对剥夺地主财产的，而正因为这个理由，自由资产阶级会在普鲁士式的宪法基础上与皇朝谋得妥协。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提出了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思想。这两个阶级革命合作的目的，他认为在于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之资产阶级民主专政』，这是唯一的方法，可用以肃清沙皇帝国中的封建警察的残渣，建立一个自由的农民制度，且给美国式路线的资本主义发展清除道路。列宁的公式在这一方面是前进了一大步，即与普列汉诺夫的公式相反，它正确地指出了革命的中心任务，即土地关系之民主主义的变动，并且同样正确地约略规定出解决这一任务的一些阶级力量之唯一现实主义的结合。但一直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列宁本人的思想始终束缚在『资产阶级』革命之传统观念上。跟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祇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才能列入当前的议程中。而且与后来不肖门徒所捏造的传说相反，列宁认为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农民的全体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列宁把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农业劳动者与出卖劳动力的半无产者化的农民身上。
列宁这个观念的弱点，在于『无产阶级与农民之资产阶级民主专政』这一内在矛盾的思想。两个阶级，他们的利益祇有一部分相符合，那末他们的政治同盟便不能有成立专政的可能。列宁本人着重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专政』的基本限度，所以公开称它是资产阶级的。他之所以这样干，意思就是说无产阶级为了保持与农民的联盟，在未来革命中，得避免直接提出社会主义任务。但是确切地说，这意思就是无产阶级得放弃专政了。在这样的情形中，革命政权将集中在谁的手里呢？在农民手里吗？但农民是最不能起这样作用的。
列宁在提出他有名的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的大纲之前，把这些问题放着不加回答。祇在四月大纲上，他才第一次跟『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了解与『无产阶级与农民之资产阶级民主专政』公式相决裂。他声明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乃是彻底实行土地革命与保证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唯一方法。不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由于本性使然，不能自限于资产阶级财产的范围以内。无产阶级统治自然而然要把社会主义革命置于议事日程之上。在这样情形中，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革命并非由任何历史的时期分开的，而是不间断地连接着，或者说得更加确切些，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之有机的生长。至于社会之社会主义的转变将以何种速度发生，以及将在最近将来达到何种限度，都不仅要看内部的，而且也要看外部的条件而定。俄国革命不过是国际革命之一环。这样，已经约略地说明了永恒（不断）革命这个观念的本质了。恰恰是这个观念，保证了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中的胜利。
但是历史之残酷的嘲弄竟会如此：俄国革命的经验不仅没有帮助了中国无产阶级，而且相反的，它以一种反动的与弯曲的形式，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前进路上的一些主要障碍之一。不肖门徒的共产国际开始替东方各国把『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公式加以神圣化，而列宁在历史经验的影响之下，早已承认这公式为没有价值的了。一个公式业已陈旧，那它所掩盖的政治内容会与它当年所代表的直接相反，这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工业的，平民大众的，革命联盟，由那自由选举的，作为直接行动的苏维埃来加以胶结，而共产国际却代之以各党中央机关的官僚联盟。在这联盟中，农民的代表权则意外地给了国民党——这个极关心于保持资本家财产，不仅要保持生产工具，而且要保持土地财产的十足资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则扩大成『四阶级联盟』：即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与那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换句话说，共产国际拣起了被列宁所抛弃的公式，祇为要打道回到普列汉诺夫的政治中去，而且还是在一种戴上假面具的，因而是更恶毒的形式中进行的。
为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之从属资产阶级作辩护，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们（丝大林，布哈林）便援引帝国主义压迫这一个事实，彷佛这压迫会逼『全国一切进步力量』结成同盟的。但这正是当年俄国孟什维克的论据，所不同的只是那时沙皇制度代替了帝国主义罢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之服从国民党，表示它之与群众运动分裂，而且是对于它的历史任务之一个直接的背叛。第二次中国革命惨败，就是这样在莫斯科的直接领导之下准备好的。
许多政治上的庸人俗子，总愿意把『常识』猜测还代替科学分析，他们觉得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革命性质及其阶级力量的机动所进行的争论，彷佛是简单的学院主义。然而历史的经验表示出俄国马克思主义『教条公式』之深具活力的重要意义。那些直到今天还不懂得这一点的人，能够从伊罗生的书里学到许多。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治，深刻地表示出：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曾及时地抛开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那末俄国革命会变成什么东西。在中国，不断革命的观念再度被证实了，不过这次并非以胜利形式，而是以惨败形式来证实的。
当然，把俄国与中国等量齐观是不允许的。它们虽然有好些重要的共同点，但异点却仍然太明显。不过人们不难相信，这些异点并非减弱，反而加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结论。在一种意义上说，沙俄也是一个殖民地国家，这可以在外国资本的优势作用上看出来。不过俄国资产阶级对于外国帝国主义，比中国资产阶级享有不可比拟的更大的独立性。俄国本身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俄国的自由主义固然卑琐，但比之于中国的自由主义却具有远较重大的传统与更有力量的支持基础。在自由派左边，站着一些强有力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它们对沙皇制度的关系有的是革命的，有的是半革命的。社会革命党设法在农民中，主要在农民上层中，获得了很大的拥护。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背后，领导着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劳动贵族。恰恰是这三个政党——自由派，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在长期间准备了，且在一九一七年确定地组成了一个联盟，这在当时虽还不曾被称为人民阵线，但已具有它的一切特性。与此相反，布尔什维克则从一九○五年革命前夜起，便对自由资产阶级采取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立场。祇有这个政策（它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的『失败主义』上达到了最高的表现），才能使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
中国与俄国不同的地方：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外国资本之无可比拟的更大的依赖，小资产阶级中独立的革命传统之缺如，工农大众之围绕于共产国际旗帜之下，这一切，如果可能，都需要执行一个比在俄国执行过的更不可调和的政策。但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都遵照着莫斯科命令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走得比以前俄国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所走过的更远。在目前的对日战争中，又在重复着这个同样致命的政策了。
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官僚，怎么能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应用根本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相反的方法呢？谁假使用这个方法或那个人的无能或愚蠢来回答这一问题，那就太肤浅了。问题中心在于：由于新的生存条件，官僚已经获得了新的思想方法。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群众，官僚则开始命令他们。布尔什维克党用正确地表现群众利益的方法来争取领导的可能性，官僚则不得不藉助指挥的方法，以便保证他们与群众利益相反的自己的利益。指挥的方法自然也扩展到共产国际中去。莫斯科领袖认真地以为他们能强迫中国资产阶级走向它利益的左边，叫中国工农走向他们利益的右边，共同沿着克里姆宫所划定的对角线前进。但是革命的本质就在于被剥削者与剥削者都用最极端的形式来表示自己的利益。如果敌对阶级能依对角线移动，那就没有内战需要了。官僚以十月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威望（不必提那用不尽的财源了）作武器，在革命最紧要的关头，使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动力变成为一架制动机。在德奥，官僚能把失败的一部份责任转嫁于社会民主党，但在中国则不同，那里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共产国际在毁灭中国革命的时候，是拥有独占权的。
如果没有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群众有力的国民革命运动，目前国民党之统治大部分中国领土便不可能。对于运动的屠杀，一方面使权力集中在蒋介石之手，另方面也命定了蒋介石在反帝斗争中祇能采取半吊子的办法。这样说来，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对于中日战争过程的了解，具有最直接的意义。因此，这一历史著作获得了最实际的政治意义。
在最近将来的中国历史中，战争与革命行将交织着。日本的目的，想占领几个战略中心点，以图永远，或至少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奴属一个庞大的国家，这不仅表示出它的贪婪，也证明出它头脑的呆笨。日本起来得太晚了。天皇帝国被它内部的矛盾所撕裂，不能覆演大英帝国兴起的历史。另一方面，中国已经远超过十七与十八世界的印度。旧的殖民地国家现在正在进行民族独立斗争，且获得愈益重大的成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纵使目前远东的战争结果日本得到胜利，纵使胜利者自身能在以后数年内逃过内部灾难——前后两这都是极无把握的——那末日本统治中国的时期也是极短的。也许祇有少数几年，即为中国经济生活获得新的推动与劳动大众重新动员所需要的少数几年。
日本的大拖辣斯与大公司已经跟踵着军队前来分取那尚未拿稳的赃品。东京政府怕各派财阀会把华北裂成碎块，所以要设法调节他们的胃口。如果日本能在占领区中保持大约十年统治，那首先要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利益，在华北实行强度的工业化。新的铁路、矿山、发电站、矿业、五金业，以及植棉业行将迅速产生。中国民族的两极化将受到剧烈的推动。在最短促的时期内，成千百万中国无阶级将被动员起来。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将愈加依赖于日本资本。他们将比过去更不能领导民族战争，尤其不能领导民族革命了。那个数量更大，社会地位更强，政治上更加成熟的中国无产阶级，将起来领导农村与侵略者作对。对于外国奴役者的仇恨，乃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凝固力。人们必须想到：新的民族革命会仍旧在目前这一代人的生存期间置于议事日程之上。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要解决这些落在他们身上的任务，必须充分融化中国革命的教调。在这一意义上，伊罗生的书能予以无可替代的帮助。现在祇希望此书能翻译讲成中文与其它的外国文字。
一九三八年序于墨西哥之考约奥冈
[注一]『格利佛游记』中的小人国。——译者
[注二]J.J.Rousseau——法国革命前的大思想家，着『民约论』。——译者
[注三]JeremieBentham——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认为社会的目的在于『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译者
[注四]Aristotles——希腊大哲学家，形式逻辑学之完成者。——译者
[注五]这里是托落茨基在中国问题文章中第四次谈到爱国主义，可与『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与李福仁谈话』及『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信』参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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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与国际现势——答美国某同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中日战争与国际现势
——答美国某同志——
谁敢向日本挑战——英国？美国？苏联？但英国还未预备好，并太受欧洲局势的牵连。为了远东局势它避免在欧洲采取一切重大的步骤，并且为了欧洲局势它又避免在远东采取重大的步骤。它在这局势中所发生的内在冲突，已经完全削弱了它的几个帝国。这是绝对确实的，即：如果日本胜利了，它将把每个欧洲国家的势力都驱逐出中国。这便是英国所以不能有与日本订立永久协议的政策的原因。与美国订立协议以反对日本吗？但这就是说要战争。美国是一个极有力量的国家；这我必须承认，但它对于反日本却很萎弱，因为它在亚洲大陆上没有根据地。美国对日本开战唯一的可能性，是它与苏联订立军事同盟。但这是将来的问题。现在它在太平洋上的全部舰队只是对付将来冲突的一种预备。在今天华盛顿不能对日挑战。
苏联之依赖欧洲局势比较任何别的国家都厉害。如果法国与苏联缔结了反德的军事协议，并且如果这协议得到了英国的拥护——只有这样情形下苏联才能允许自己去对日挑战。但这时从苏联内部的形式看来就还有问题。并且现在英国的政策正走着一种新的方向，即趋于与意大利订立协定，再经过意大利而与德国订立协议，以图建立四个欧洲国家的统治，而苏联则被除外。受意大利支持的德国波兰侵略苏联的军事危险现在很大，我不敢相信这种形势下苏联敢挑斗日本。反之，我相信日本之开始它在中国新的冲突是得到苏联的默许的。这即是说，苏联说：『如果你放开我，你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我相信莫斯科对于现形势是满意的，因为这就是瘫痪日本反对苏联的军事力量。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数字的，而是有许多假定因子的系数。
苏联或欧洲列强对中日战争之直接军事干涉是很不可能的，如果不是完全谈不上的。因此，远东局势之发展就要看日本与中国的军事力量如何，并要看中日的内部形势如何。我们必须从长期的远景来观察这种发展。这是绝无问题的，即：日本不但不能征服中国，并且也不能统治它。从军事观点看来，就是征服朝鲜与满州也已经削弱了日本。今日的满州已不是本世纪初只有七百万人口的满州了。现在满州有三千万人口，并且农民都是习于游击战争的。他们可以在任何一刻锺内被敌人武装起来，被苏联或者是中国。中国自己是一个有四万五千万人口的国家——一种很密的人口。那里已没有日本殖民的余地。现在我们看见英国的印度已有很多困难了。在资本主义趋向没落的时候，要完成像征服中国这样的宏大事业是不可能的。征服埃塞俄比亚有可能，但征服中国则不可能。当英国快要失掉印度时，比不上英国的日本不能征服中国。
又必须注意到日本，——这个含育着社会革命的国家之内部形势。未被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世界外交家，都不懂得日本现在已走近内部爆炸到什么程度。且看土地的情形：人民的半数是农民，平均占有不到半公顷的土地。兵士们——农民与工人亦然——与军阀阶层的态度很不同。老派军人与新起小资产阶级份子之间又有不同，后者是军事化了的法西斯份子，想建立一种『反资本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制度，并且是企图征服整个星球的。所有这一切矛盾一定要爆发。远东局势要引起日本的巨大爆裂。因此我们敢决定说，当莫斯科催促日本去侵略中国时，它又要帮助中国去抵抗日本。直到今天，中国已经表示了抗日的巨大能力，但从军事的观点来看，日本当然是较强。
日本会达到它的直接目标吗？这要看日本是否肯节制它自己。如果它仅只想压迫中国承认它占领满州并承认日本军阀的代理人统治华北五省——这样它是有成功可能的。英国也有可能正在忠告中国对日屈服，以便得到喘息的机会。我们可以说，南京在政治上百分之五十一是伦敦手里的工具，虽然伦敦喜欢中国的抵抗，但它却害怕这种抵抗会被日本所打破，因而又忠告中国让步。这样看来，停战是可能的。在日本国内及日本的军阀统治层中间都有两派，其中一派——及少壮军人——的政纲是要达到绝顶的。日本的军事预算，在和平时候即占其总预算额的百分之五十。这是内部冲突的原因之一。
假如我们把一九二九年（最后繁荣的一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作为一○○，那么日本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六年的生产指数是从一○○增到一五一，表示一种极大的增长。一九三七年第一个月又生长到一五七，即比较一九二九已增加了百分之七五。这几乎完全是由于军事企业。军事预算的增涨与劳苦民众尤其是农民的可怕的生活困穷，成了显然的对照。如果我们再拿一九二九年的指数作为一○○，则我们看出美国在一九三六年为八八，而现在则每月是九五、九七、九九。同时期在德国则是从一○○上升到一一八，这也是由于军事工业、军事预算、重整军备等。意大利的情形如何我不能说，因为墨索里尼什么都未告诉我们——它的统计到一九三五年为止，现在的情形处在秘密状态中。在法国一九三六年底指数为百分之七○，而现在——即『繁荣』的开始而同时也是其完结的时候——则是七三、七五。只有在英国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增长，但这增长也是不能与日本相比拟的。再以一九二九年为一○○，则一九三六年底英国指数是一一六，一九三七年则是一二○到一二三。这增长是由于实行了保护贸易主义，而放弃了自由贸易。但这仅是一种暂时的增长，因为受保护的工业将要发展到超过市场需要的水平，而且似乎这样的水平点现在已经达到了。如果我们把这种情形与苏联比较，我们再以一九二九年为一○○，一九三三年几乎为三○○，而本年则约为四○○以上。我不很信任这些统计数字。这是可能的，如果我们给这些数字以必须的实际的改正（物价、生产力，等等），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数字是经过统计改窜的，比较实际要多一倍，但无论如何，苏联的工业增涨就是比较日本也要超过的。在这里再观察法国的数字则是很有趣味的。以一九二九年的生产指数为一○○（在一九一三年，即大战前一年的指数略同），那么在一九二三年（即德国赔款时代，每年有巨额付款交给法国）为一四○。我们切不要忘记法国在大战中得到了若干很富庶的省分。一九二四年指数是一二四，而到一九三六年，则仅等于一九○八年的水平。虽然法国得到了德国的赔款和两个工业富庶的省分，但它的工业水平竟比较大战以前还低。本年它或许会达到战前的水平。这个获得巨大胜利的资本主义强国之不能生产到它在战前已经达到的水平，这证明资本主义在没落中并不只是一句空话。
把日本牵累到中日冲突之中，对于苏联是最有利益的，为要实现这种牵累，苏联必须帮助日本同时又帮助中国，自然，日本并不需要『苏联的邀请』。你还须知道正式的东京外交是丝毫不信任莫斯科所说的任何话的，而莫斯科也不信任东京说的一切。但日本在进行侵略中国时竟占据苏联的阿穆尔岛，从这事件上日本探出了苏联的真意。莫斯科提出了抗议但又完全退却了。这使日本确知莫斯科是不愿意或未准备去从事军事冲突的。利瓦伊诺夫曾威胁日本，但如果你分析一下他的演说词，你就能看出莫斯科是在说明它不会有任何反对日本的暴动。那种爆发式的名词只是为莫斯科报纸准备的——对于苏维埃工人的爱国情绪的一种让步。但实际上它是在说：『如果你限制自己只做这样的鸡窃狗盗，那我们是可以容忍的，如果你用兵去攻击中国，我们当然要沉默旁观。』这就是苏联向日本保证，它无意和中国建立军事联盟去反对日本。日本也预先看到苏联要暗地里去帮助中国，输送飞机与军火；但不会供给陆军。日本曾整个地考虑过这个局势，而认为侵略中国是可能的。这是颇滑稽的，即在政治上敌对的两方都考虑着同一的东西：日本相信在长期的远景中，它会在中国变得强大，并且在三五年之内它便可以用军事力量去反对苏联对华的干涉。在另一方面，苏联则认为日本牵累在中国事件上，它就有了喘息的机会。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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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主义与中国——答新闻记者德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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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主义与中国
——答新闻记者德蒲林
那所谓和平团体，包括工人阶级底团体在内，一点都不会阻碍战争。无数的和平会议（大半是共产国际所组成的）纯粹是毫无效用的剧台勾当；一到战争起来时，所有这些和平领袖们，所有这些虔诚慈善的太太绅士们，将要一齐转向他们的政府，拥护它们作战，如他们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时的行动那样。
今天阻碍战争爆发的唯一政治因素，是政府方面之害怕社会革命，希特勒自己曾屡次说过这一点。我们应该从这点得出逻辑的结论说：工人阶级越是革命化，工人阶级越是反对统治的帝国主义者阶级，那末，统治的帝国主义者阶级便越不敢放胆实行它们那用武力重新分割世界的计划。
同时，我们必须很细心地区分帝国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即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工人阶级团体处在这两个集团中或对待这两个集团的态度是不能一样的。目前的中日战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绝对无可辩驳，从日本一方面看这是一个抢劫的战争，从中国一方面看这是一个民族自卫的战争。只有那些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日本帝国主义底代理人，才会把这两个国家放在同一平面上。
因此理由，我们对于那些面对着中日战争而宣言他们反对一切战争，各种战争的人，只能发生怜悯与愤恨之感。中日战争已经是个事实。工人阶级运动不能在想奴役别人的人与已被人奴役的人的斗争中保持中立。中国，日本与整个世界底工人阶级运动，必须尽其全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并赞助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军队。
这决不是教它盲目信任中国政府与蒋介石。过去，最重要的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曾经在反抗中国北方军阀，（即外国帝国主义底代理人）之军事斗争中依靠在工人阶级团体底身上。末了，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间，他用武力打碎了工人阶级底团体。这经验是共产国际悲惨政策底结果，我们必须从这经验中学得些教训。工人阶级团体在参加反日本侵略的正当的进步的民族战争中，必须保持它们对蒋介石政府之完全的政治独立。中国共产党现在像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一样，又在猛烈地努力要把中国工人阶级运动在政治上交给蒋介石及国民党。这是一件更可怕的罪恶。因为这是第二次犯这种罪恶。
救药办法并不在于工人阶级团体宣布它们「反对一切战争」，并采取一种消极的叛逆态度而袖起它们的双手，而是参加这战争，物质上精神上帮助中国人民，同时并在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完全独立的精神中教育中国底农民与工人群众。我们绝不因为蒋介石进行战争而攻击他。不，我们攻击他是因为他进行战争得不好，没有用充分的精力，不信任民众尤其工人。
和平主义者在这一可怖的冲突中对中国与日本采取同样的态度，这正像一个人对关厂与罢工同等看待一样。工人阶级运动是反对剥削者底关厂而拥护被剥削者底罢工的。同时，罢工常常受错误领袖底领导，他们有可能在罢工中背叛工人阶级运动。但这决不能成为工人拒绝参加罢工的理由，而只能成为动员工人群众去反对领导机关的不尽职与背叛的理由。在罢工中或罢工后有组织的群众改变他们的方向，这是很常有的事。这情形会很充分地在中国发生。但是只有中国与国际工人阶级团体拥护中国而反抗日本，这种改变才能有利于中国人民。
1937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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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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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的信
托洛茨基
亲爱的第果·里维拉同志[注一]：
近日，我读了奥列尔派和埃费尔派[注二]（不错，确有这样一个派别！）发的关于西班牙国内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几篇文字。列宁曾经称这种人底思想为「幼稚病」[注三]。一个病儿是能得人同情的。但从那时至今已过去二十年了。幼儿已经长大，生了胡子，甚至秃了头发了。但他们尚未抛弃其幼稚的辞语，反而双倍，十倍，增加一切的错误，一切的蠢事，而且添加耻辱在那上面。他们一步步跟在我们背后走。他们取去了我们的分析底若干因素。他们无限制地扩大这些因素，使之与其余的因素对立起来。他们要纠正我们。当我们画一幅人像时候，他们就在那上面添加一个驼背。如果画的是女像，他们就添加一对浓胡子。如果画的是公鸡，他们就添加一只鸡蛋在公鸡下面。所以这种胡闹的事情，他们称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在这信里只限于说说中日战争问题。
在我向资产阶级报纸的声明中[注四]，我曾说道：中国一切工人团体都应积极参加现在的抗日战争，而且参加在第一线上，却不丝毫抛弃其纲领及其独立的活动。可是，埃费尔派喊起来道：这是「社会爱国主义」，这是投降蒋介石，这是抛弃阶级斗争底原则！布尔雪维克派曾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主张革命的失败主义，可是西班牙战争和中日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战争。「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立场是一样的。中国工农唯一的出路，就是以独立的力量起来斗争，反对双方军队，反对中国军队同反对日本军队一样。」这几句话是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日埃费尔派底文件摘出来的，这些话已经足够表明：说者不是真正的叛逆，便是十足的蠢才了。但是愚蠢到了这种程度也是等于背叛的。
我们从来未曾将一切战争置于同一平面之上，也不会这样做，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爱尔兰人对英国的革命战争，支持波兰人对俄皇的革命战争，虽然在这两次民族战争里面，大部份领袖都是资产阶级人物，有时还是封建人物，总之是天主教反动派。当阿卜德克临[注五]起来反抗法国的时候，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带着鄙视态度，说起一个「野蛮的暴君」在反对「民主」。莱翁·布伦底党就坚持这个观点。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雪维克派，我们则把里夫人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战争看做一种进步的战争。列宁写过了几百页书来说明：有分别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之重大的必要，后一种国家包含全世界人类中极大多数。仅仅一般地说起「革命的失败主义」，而不分别压迫人的国家和被人压迫的国家，——那是给布尔雪维克主义画了可怜的漫画，而拿这漫画去替帝国主义服务。
在远东，我们有个典型的例子。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现在日本正要将它变为殖民地的国家。日本方面的斗争是帝国主义的和反动的，中国方面的斗争则是求解放的和进步的。
但是蒋介石呢？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以及中国整个统治阶级，我们无需要存丝毫的幻想，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对于爱尔兰和波兰底统治阶级不存幻想一般。蒋介石是屠杀中国工农的刽子手，这一点，无需要别人提醒我们。但是今天，违反他的意志，他已被人推向前去，为了中国残余的独立地位，而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了。明天，他又要背叛。这是可能的，这是显然的，这而且是必然的。但今天他在作战。唯有懦夫，流氓或十足的蠢才，才能不参加这个战争。
为了使这问题更能明显起来，我们试拿罢工来譬喻。我们并不支持所有的罢工。例如，罢工若是为了要求工厂开除黑种工人，中国工人或日本工人的，我们就要反对罢工。但若罢工是以改善工人生活为目标的，无论所改善的如何微不足道，我们要首先参加罢工，不管领导者是谁。在极大多数情形下，罢工领袖是些改良派，职业的叛徒，资本家走狗。每次罢工，他们本都反对，但是群众压力或客观局势常常迫得他们走上斗争道路。试设想有个工人，他说：「我不愿参加罢工，因为领袖们是些走狗。」这个教派，或者这个极左派蠢才，应分得到他的真正的称呼：罢工破坏者。从这观点看来，中日战争是与此类似的。日本既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既是帝国主义下的牺牲者，我们就应站在中国方面。中国的爱国主义是合当的和进步的。将这两个国家置于同一平面上而说什么「社会爱国主义」，——那只有那种人做得出来，他们未曾读过列宁著作，他们不了解布尔雪维克派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态度，他们只能败坏和污辱马克思主义教训罢了。
埃费尔派曾听到社会爱国派骂国际主义者是敌国底密探，他们于是反驳我们，说：「你们也这般骂！」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那决不是为民主的，也不是为民族独立的，而是为了压迫落后的非帝国主义的民族。在这样的战争中，两个国家是处于同一历史平面之上的。革命者在双方军队中，都应是失败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并非处于同一历史平面之上。日本胜利，意即中国奴服，意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止，意即日本帝国主义惊人的强大。中国胜利，恰好相反，意即日本社会革命，意即中国阶级斗争自由发展，即不受外来压迫所阻碍。
但是蒋介石能够保障胜利么？我不信他能够。怛是他开始战争，今天又是他指挥战争。要能代替他，就必须在无产阶级中和军队中获得决定性的影响；要获得这个影响，就不应当悬挂在空中，而应当置身于这个战争的基地上。应当在抵抗外敌侵略的军事斗争和反对国国内懦弱，衰颓及背叛的政治斗争中获得影响和威望。到了我们不能预先确定的某一阶段上，这个政治的反对可以而且应当转变为武装的斗争，因为国内战争同一般战争一样，不是别的，正是政治底延长。但应当懂得何时转变政治的反对为武装的暴动，并怎样转变。
当1925-1927年中国革命中，我们曾经鞭挞共产国际。可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应当了解的。埃费尔派说我们在中国问题上改变了态度。这是因为这些愚蠢的人并不了解我们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态度。我们从来未曾否认共产党应当参加南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对北方军阀（外国帝国主义走狗）的战争。我们并未曾否认共产党和国民党有缔结军事联盟之必要。恰好相反，我们是第一个主张有些必要。但是我们要求共产党保持它的全部组织的和政治的独立；换一句话说，在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国内战争中，同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中一样，无产阶级先锋队，一面在军事战场上第一线作战，一面就在政治上准备推翻资产阶级。我们在现在的战争中也主张同一政策。我们丝毫没有改变我们的态度。但是奥列尔派和埃费尔派丝毫没有了解我们的政策，无论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时的政策，或今天的政策。
东京和南京此次冲突开始时，我向资产阶级报纸的声明中，曾特别指出革命的工人应积极参加抵抗帝国主义压迫者的战争。为什么我这样做呢？因为第一，从马克思主义观点上看来，这是正确的；第二，从救护我们的中国朋友观点看来，这是必需的。明天，与国民党同盟（正如在西班牙与尼格林同盟一样）的格别乌将要骂我们的中国朋友是「失败主义者」，是日本密探。我们的中国朋友之中，最好的，以陈独秀为首，也许会在国内和国际被人诬蔑，被人枪毙。必须用全力指出第四国际是站在中国方面反对日本的。同时，我又添加一句话说：却不抛弃它的纲领和它的独立。
埃费尔派蠢才图谋嘲笑这个「保留」。他们说：「托洛茨基派要事实上替蒋介石服务，而言辞上替无产阶级服务。」积极而自觉地参加战争，这并不是「替蒋介石服务」，而是违反蒋介石，而替一个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服务。至于反对国民党的「言辞」则是教育群众所的工具，为了推翻蒋介石。一面在蒋介石命令之下（因为，不幸，他在独立战争中掌握着政权）参加军事的斗争，一面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这是唯一的革命政策。埃费尔派拿「阶级斗争」政策来对抗这个「民族和社会爱国的」政策。但列宁一生就打击这种抽象的毫无用处的对立。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使他负有责任去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的爱国的斗争中帮助被压迫的民众。现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十月革命之后也有二十年，凡不了解此点的人，就应当被视为内部最坏的敌人，而被无情地逐出革命先锋队以外去。埃费尔及其一类的人，正是应当如此处置！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注一]DiegoRivera——墨西哥人，有名的壁画家，托洛茨基主义者，曾努力奔走为这位「全球没有护照」的革命领袖，在墨西哥觅得容身之地。但后来，为墨西哥国内问题与托洛茨基破裂。托洛茨基此信写于一九三七年，当时两人尚未破裂，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未发生，中日战争一般都被视为两国之间单独的战争来处理，无论信中说的埃费尔派和奥列尔派，无论托洛茨基本人，无论其它考虑此问题的人都是这般看法。后来虽然世界大战发生于欧洲了，但托洛茨基仍视中日战争为单独进行而尚未与世界大战纠缠一起。他遇难前不久起草的「第四国际紧急大会宣言」仍是这般看法。这是凡读此信的人所必须知道的历史背景。——原译者校者案：托洛茨基将中日战争单独来处理，是明显地说明于他的「中日战争与国际现势」文中。当时的中日战争既然如托洛茨基所说，美国、苏联或欧洲列强对它的「直接军事干涉是不可能的」，那么它的主要意义自然是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因之是「正义的战争」，因之便得出了托洛茨基对此战争所得出的整个态度。反之，如后来中国的反日战争参加在列强反日战争中，即中国战争成了世界战争底一部份，托洛茨基是否也会采取同一立场呢？我们认为不会的，因为在「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二章中曾经对这问题给了回答：「中国底参战（按指第一次大战），在形式的意义上是自愿的，实际上只是奴隶参加于主人间的格斗。」毋须说，这样的格斗不是正义的战争了。
[注二]OehlerEiffel——美国工人运动二个人物，曾参加美国托洛茨基派组织，现在在此组织之外。——原译者
[注三]见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年。——原译者
[注四]即上面的「中国与日本」。——原译者
[注五]Abd-el-Krim——北非洲里夫族领袖，生于一八八二年，曾领导里夫人向西法两国作战。一九二六年战败投降于法国。——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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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远东局势——答联合通信社麦克奈特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论远东局势
——答联合通信社麦克奈特君——
（一）日本对于中国之事实的重大的胜利，就是预示着英国要被逐出中国，美国要遇到紧闭的门，苏维埃远东要受到直接的威胁，并且在次一阶段上法属安南与荷属南洋群岛都要受到威胁。但是我们不相信这个计划有实现的可能。如我在过去十年间所屡次写过的，第一次来到的大战争将被日本的最大社会灾祸所终结。
（二）天皇帝国的内部包含着从前曾毁掉沙皇帝国的一切社会矛盾：半封建的农业关系；『天赐权利』的专制；人民的可怖的贫穷；狭小的国内工业市场；军事预算之庞大的增长；反映出全部国内矛盾的军阀阶层，如此等等。
（三）日本兵士群众反映出日本农民工人的深刻的不满。在战争之初，好战爱国的浪潮照例要控制驻整个军队，但对于这种浪潮的反动是可立而待的。
（四）在二十世纪，英国不能征服印度；反之，它正在准备失掉它。日本不是英国，中国也比印度强。日本帝国主义将因在中国冒险而碰破头。
（五）斯大林正在从事内战以反对人民。在公共生活的各方面——经济、军队、文化，等等——民众对于堕落的官僚阶层的不满，从较忠实、有天才与有批评精神的思想代表们表现出来。斯大林藉格伯乌[注一]之手正在有系统地消灭他们。官僚主义已经成了苏联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之障碍。因此，不满的反抗将要一天多似一天地发生。斯大林的政权已受到悲惨的判定了。最近由苏联来的许多检查过的或『未受检查』的通信，都企图说明血的清党已『加强了』斯大林的地位。这些报告的作者或者什么都不懂得，或者他们懂得很多。
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不能用苏联的利益去说明，而可由统治阶层的忧虑与自保得到说明。斯大林正在后退并且将继续后退。战争将驯服统治的官僚阶层。但是我不疑惑，苏联如果参加远东的一次战争中，结果一定会得胜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
[注一]G.P.U——苏联之秘密警察，即俄文『国家政治管理局』首三字母——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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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福仁谈话——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在墨西哥考约奥冈托洛茨基寓所举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与李福仁谈话[注一]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在墨西哥考约奥冈托洛茨基寓所举行
李福仁：首先我要提出的问题，是因我们一位中国同志所起草的短提纲[注二]引起的，即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组织，当有机会时，在没有反日组织存在的地方，应否发起成立这样的组织？中国组织底中央委员会在这问题上发生了不同意见。一部份认为：这样的组织与斯大林主义者在国际范围内所设立的类似组织没有不同，例如，与反帝同盟，反战反法西斯同盟没有不同。反对这见解的人认为：在目前这时候，当工人运动大部份是消极的，当群众底政治生活主要表现于反日活动中的时候，革命者必须成立这样的组织，以便在斗争中领导群众，且阻止他们落于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底影响之下。
托洛茨基：你能把共产党，职工会，第三党（如果它存在的话）底力量，给我们作一个约略估计吗？救国会组织有多大力量？
李：在「苏维埃」区域（顺便说一声，这区域已不再称为「苏维埃」了）之外，共产党，事实上已不再有党底存在。上海，以前是党活动底主要中心，现在那里有一个机关，但无党底组织。党底秘密机关报很久以来就已不发行了。党底代表曾参加了最近的罢工运动，但其参加祇为的要对它怠工。例如，在一个大丝厂里，罢工正进行时，一个斯大林派底代表对群众大会演说道：中国无产阶级底首要任务是从日帝侵略之下「挽救国家」。一个工人回答道：「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救我们自己——我们正在挨饿。」斯大林主义者曾提出了这个口号：「不要在中国人厂里罢工。」这一下，使他们完完全全脱离了工人，而此种脱脽过程，是从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开始的。「苏维埃」区域中的真情很难断定，因为国民党政府施行新闻检查。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机关之间很少区别。「红军」（最近更名为人民抗日军）主力现在驻扎在陕西省（中国西北部）底东北部。假使我们把好几种估计作一个平均数，则此项军队共有八万人，并非他们全体都配有现代武器的。此外，还有好几支较小军队与农民游击队，在福建与河南等省活动。对这些较小军队，据「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说，「苏维埃」政府不能直接控制，因此共产党虽然采取了新的阶级合作路线，而那些队伍仍旧在执行土地没收与土地革命底其它手段。党已完全投降了国民党，回过来卑怯地请求国民党政府进行「诚实的」反日斗争，即停止进行反对「其自己」人民的内战，建立民主政制，与释放政治犯。现在不能说，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是否已获得了任何形式的协议。当共产党向国民党作首次提议时，国民党干脆要求共产党作无条件的投降，它声明：除了撤消「苏维埃」政府，解散「红军」，与共产党完全放弃阶级斗争底政策，此外不能接受任何条件。有些报道，说南京政府已送钱及军需——卡车，弹药与粮食——至陕西东北部的「苏」区，表示国共之间业已商订了某种「协定」。「红军」下层，对于领导者底新的投降路线，看不出任何反对的样子。不过我们一定要记得，这支军队本身，与江西「苏」区时代，曾在一九三○年与一九三五年之间抵抗了历次南京底进攻，最后在一九三六年夏被迫撒退的那个军队，已经是大不相同了。由江西长征到陕西这当儿，许多熟练的战士离开了队伍，或被杀死了，他们的位置被另一些年青人替代了，这些人是从行军所过的区域底贫农中征募来的，他们将「红军」看成吃饭之地。这支成份冲淡了的军队，已证明出比离开江西时具有伟大战斗传统的军队，是更易成为共产党手中的柔顺工具了。
真正的职工会，即工人们自愿组织的职工会，简直是不存在的，虽然在有几个产业中，在最近，曾有建立此种职工会的企图。一九二九年，国民党政府通过了一个工会法，它像意大利与德国一样，规定政府对工人产业组织的监督与控制。依据该法案，职工会是曾经成立过的，但他们祇能以政府在工人队伍中的走狗资格而存在。机关维持着，其中位置着官僚，工会大会则极不常开的。罢工极少由正式工会号召的，当罢工实际发生时，工会机关出来活动，祇为的要解决罢工。可见工人们并没有真正自己的组织。
第三党是一个很小比重的政治派别，它集中注意于土地政纲。它是当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塌台后，一些「左派」国民党分子搁了浅，在欧洲组织起来的。最初的参加者中，有加入武汉政府当农政部长的共产党右派首领谭平山。该党于一九三○年初出现于中国舞台，以邓演达为首领，此人那时方从莫斯科回来，据说在莫斯科，斯大林曾请他继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邓在一九三一年末被蒋介石所枪毙。主张改良主义的土地政纲，且计划以反帝斗争来发展「民族资本」的第三党，从来不曾有过发展。因为在国民党独裁之下，它不得不渡着非法存在，所以它的总部及其主义活动，都集中于英国底殖民地——香港。在土地政策方面，它不能与共产党争夺对农民的领导，因为共产党是进行土地没收政策的。不过现在它获得了新生机，因为共产党根据其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决议，已将土地革命底政纲抛弃了。现在第三党是从「左」边批评共产党了，责备它叛弃了农民底事业。
决议案上提到的法西斯组织，并非指真正的法西斯组织而言。「法西斯」这个名词，在此地，是从一个团体底名称引出来的，这团体以「蓝衣」出名。蓝衣社不是政党，而是蒋介石底个人组织，其目的在于巩固他在国民党及政府内外的权力。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暗杀蒋介石底政敌。蒋介石以军事独裁来统治，像意国或德国式的法西斯运动，既无需要，亦无基础。小资产阶级，首先是农民，是反对蒋介石独裁的（至少在现在），不能成为法西斯主义底社会基础。斯大林主义者，唯其因为他们对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仍保有一点影响，所以他们的阶级合作政策，正帮助着将这些阶级驱回到蒋介石影响之下。不过目前的蓝衣社，作为蒋政权底一个机关，其成员是完全以国民党及其政府机关中的分子为限，虽然，他们会影响了许多学生团体，特别是上海的学生团体底上层。
救国会是一个爱国团体底联盟，总部设于上海。它包含着好些地方的爱国会社，它们是由学生、教员、小商人与（在某些情形中）工人组成的。不过工人为数甚少。领导者完全属于那接近大资产阶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救国会是一九三一年——三二年间日本占领满洲后兴起的爱国运动在目前的组织表现。在那时，发生了一个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数千学生，离开了教室，占据了火车，到南京去提出抗议，因为政府对日本底战略采取不抵抗主义。接着发生的大规模的示威，吓唬了政府，但当学生在工人与别的被剥削大众中得不到基础与支持时，政府有了勇气，显示了一下武力，便结束了那运动。在以后几年中，直至一九三六年为止，虽然日本继续侵略，可是学生运动事实上都是死的。不过在一九三六年，日本开始在华北提出强制的要求，而南京政府在那地方底行政首脑宋哲元，又对日本作了许多经济让步。这使学生运动复活起来，宋哲元成为许多次学生示威底目标。但是斯大林主义者，这时候他们在北方颇有势力，却对运动怠工，他们声明道，学生示威反对宋哲元。便是破坏「全国统一」。他们对学生说，因为人民没有给宋哲元以充分援助，以致他不能不对日本让步。这断送了运动。有人听见学生们喊道：「假使共产党不愿领导我们，谁愿意呢？」
这时候，在上海与中国底其它城市中，「救国」会发生了，主要的构成分子为学生，知识分子与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其中甚至包括某几个大资产阶级底代表。一些工人，数量很少的，也属于这些爱国团体。这些团体最后汇合成为救国会。在救国会内部，存在着两种政策。反动分子，占据支配地位的，要将那组织带上拥护国民党的道路，他们以为必须帮助政府去和日本斗争。他们的反对者则认为政府在将国家出卖给日本，所以应该批评政府，攻击政府，藉以阻止更多的出卖。该组织底主要领袖章乃器，在南京会见蒋介石，人们相信在那次会见中，他对政府保证了完全的拥护。这行动有使救国会分裂之虞，反南京分子退出了一切活动。很奇怪的，蒋介石后来却逮捕了一切领袖，连章乃器在内，不过最近他们已经释放了。
托：这（逮捕）是遵照东京底命令吗？
李：大家都这样相信，因为东京一再抗议，反对「有组织的反日活动」，但在蒋介石方面，这也是一个预防措置。当领袖们一被捕，救国会事实上塌了台，因为那几个被捕的人控制着财政，记录等等。其它的救国会会员到监狱里去探望这些领袖们，请求他们交出这些控制权，但遭他们拒绝，他们的态度彷佛救国会是他们的私产。救国会一案从未正式起诉，被捕领袖们底罪状是「危害民国」，及与共产党发生关系（这时候南京正在和共产党进行谈判）。在被捕人中之一，邹轁奋的家中，搜到了我们的一张报纸——「斗争」，这就是用以证实所控诉的罪状，即「危害民国」。带便提一声，陈独秀也是为了同样罪状，被判处十三年徒刑的。关于救国会底各省分部，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上海乃是这运动底主要中心，它的联合的诸团体，主要的作用是募集经费。斯大林主义者在救国会中的势力很大，这势力用以引导救国会到国民党底孔道中去。
托：我不能清楚地看出那争论的确实内容。假使救国会领袖们被捕了，那末很清楚的，由我们同志建立起来的抗日组织，不能有合法的存在——那末它必须是非法的。
李：那个意见底主张者认为，我们能获得别人与我们合作，以便让这样的抗日会有合法的基础。那时我们在里面能组织党团。
托：是的，我们能有非法的党团。不过这样说，我仍不能清楚地看出意见不同之点。不同意见祇在于没有这些组织存在的地方发起这样的组织。我不很清楚懂得，为什么置于前列的是这个问题，而不是我们参加罢工运动这问题，这问题在中国一定具有很大意义。如果这是一个关于合法的群众组织的问题，则我能懂得那个观点，不过像现在这样的问题，我将对那些主张（发起组织救国会）的人提议：试做一下给我们看看，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可能和结果的问题。主张者在这方面有过什么事实经验吗？什么具体的偶发事件促发了这个争论呢？
李：问题是当我们起草政治决议案的时候发生的，这文件底用意是要给我们的同志作一些政治指示。决议案说，我们的同志应参加爱国团体底工作，以便争取其中最好的分子到我们的旗帜之下来。这时，另一些人便争辩说，假使参加既存的组织是正确的，则怀着争取它们的目的而建立此种组织也是正确的。
托：我们能够潜入宗教团体去进行反宗教工作，但这不是说，我们应该建立宗教团体。
李：我以为这个提议暴露出我们同志们底不耐。现在我们的工作是很难与很不可观，同志们对于这样一个孤立的，发行一张小报的小派别是感觉疲倦了。他们希望跳过这个时期，他们之提议建立反日组织，乃是他们寻求接近群众之较易途径的一个结果。
托：这种态度有其陷阱：它可能成为危险的。在提纲中，我们很少找到关于职工会的工作：需要组织它们，以便散布职工会的宣传与准备在罢工发生时给它以领导，我相信这比建立与讨论建立救国团体，是重要到一千倍的[注三]。
经济复兴问题在政治提纲上谈得不够——这是随便带过的。我相信是在一九三一——三二年，我曾经写一封信给中国同志，说起，如果在数年内没有工人运动复兴，则红军要堕落的。祇当一个经济复兴开始时，工人运动才能得到新生命，并支持红军；预先断定经济复兴为不可能——这是刘仁静底意见——是错的。他说，军事政制使复兴成为绝对不可能。那时我文字中写到这个问题底必要与重要，并论到一个经济复兴的全部可能性——不可免性——尤其以中国为然；现在经济复兴已经是事实了。
最近几个月来，有几个很有趣味的通讯，关于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固然，中国不是安全所在，但何处是安全地方呢？相对地说，中国现在倒是很能引诱外国资本的一个地方。不管法国底局势多么坏，法国还是送了四万万法郎到南京去巩固通货。捷克斯拉夫经过政府在中国投资。这是最近几年南京表示出某种程度稳定这个事实底结果。这是事实，南京政府拥有一些权威，它为英国政府所支持。事实是：英国经过南京政府，在中国乃是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法国不但借了那四万万法郎，而且投资于铁道建筑。虽然由铁厂联合会（comitedesForges）派遣的法国官方通讯员写道：「我们一定要小心；稳定不是绝对的；霎时间我们能够遇到大恐慌。」但这是事实，资本在中国看到了相对的「繁荣」。这是可能的，外国资本将流入中国，而中国现在能作重要的进步——资本主义的进步，自然，要达到那地步，中国须变成更殖民地化的国家。不过这与印度有重要的不同，统治与决定印度的是大不列颠，可是在中国却有几个不同的帝国主义，这使政府与革命分子，都有更大可能来进行合纵连横。使他们有转肘之余地。假使我们占统治地位，我们将操纵于英日二国之间。这些象征假使是真的，则表示出现在的中国经济有一个重要的复兴：这使工人运动有复兴底前途。那个工人回答道：「首先我们要救我们自己」，他是对的。我们不应当以建立反日组织来开始——自然我们是拥护中国独立的；但我们必须懂得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工会运动中。工业底复兴，经济生活底复兴，也使职工会复兴。我们全部的力量必须集中在罢工运动中。在此地，决议案祇提到了复兴，似乎不好意思提到的，彷佛怕实际事变会反对我们底预断的。我们一定要着重地指出这个事实：现在有一个复兴，资本家、银行家、买办们，在中国做了好生意，同时工人们却仍旧挨饿。为要救中国必须救工人。
提纲中有一个口号：「立即对日作战」，我不相信我们能提出这样的口号。二月里曾准备了战争，现在亦在准备，在那时与现在，我们都说「立即作战」。战争问题不靠着我们，而是由环境决定的。对战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准备，乃是建立工会委员会与党底组织：主张从一切帝国主义，首先从日本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不要用外交把戏与投降，而要用革命的军事斗争，用中国人民的反帝战争来达到；我们为此进行系统的宣传。重要的在于建立一个支点，以便它能及时地成为动员民众的基础；重要的不在于提出立即战争的口号。这后一口号可能彷佛是冒险主义的。
李：这口号底用意要反衬蒋介石底立场。他老是说，他在准备战争。因此我们就提出口号，主张与日本立即战争。
托：那危险便是你用这样的一个口号，巩固了蒋介石底立场。准备底问题，给我们以可能去进行鼓动，去斥责蒋介石底政策。例如，在具体环境中，我能够说，二月三日我们必须开始作战，但在不知的环境中，像「立即战争」那样的口号，却是非现实主义的。为什么日本问题是一个进行立即武装斗争的问题——其它帝国主义的问题呢？我们必须说：一切帝国主义者都是强盗；他们祇在抢劫底方法上有所不同吧了。我们不否认有以一帝国主义反对另一帝国主义与利用他们之间的冲突的权利。但祇有革命的人民政府才能这样干而不成为一帝国主义反对另一帝国主义的工具。现政府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能不成为英国帝国主义底柔顺的工具。他们将回答说：布尔雪维克也利用一帝国主义以反对另一帝国主义，你们为什么批评我们与英国联合呢？联合是依力量底相互关系而决定的，如果我强些，则我能利用它来符合于我的目的，如果我弱些，则我成了工具。祇有革命政府才能是较强者[注四]。
在提纲中，「爱国」这个名词是用来形容斯大林主义者与救国会的。同时，提纲却承认有为国家独立而进行斗争之必要。这是爱国的。这是一个名词使用上的问题。我们否认工人有爱其帝国主义者，爱其帝国主义国家的权利。我们不否认工人们有爱工人国家的权利；也不否认殖民地人民有反对其帝国主义的权利。应用「爱国」这个名词，有一个大区别：日本工人团体无权爱国，但中国工人组织却是有的。斯大林主义者将利用这个错误的名词使用法。假使我们不正确地使用这个名称，这名词能成为我们与斯大林主义者斗争时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中国，我会说：我决不愿将这个字作辱骂与嘲弄之用。我能够对蒋介石说：你想爱国，但你是反对爱国的，因为资产阶级与买办祇能卖国。我会说：蒋介石不能救祖国，但工人们以他们自己的运动，动员工人团集在先锋队周围，即团集在革命党底周围，却能救国。我们说：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但必须以革命斗争底内容，阶级斗争等等底内容，使我们的爱国行为具体化[注五]。
美国问题在提纲上简直没有地位。日本帝国主义与英国口是心非之间的关系，——英国底一切反日运动为的要和这同一的日本缔结协定——这问题写得很好，那是写得很出色的。但美国问题很重要，特别是现在，美国底政策有了改变，舰队集中在太平洋，各岛设防，渔业问题，阿拉斯加与斐列滨问题——这些问题一当罗斯福底「繁荣」破坏之后，立即能变成尖锐的。人道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威尔逊将美国推入了战争；罗斯福也有做同样事情的可能：他许国家实行新措施，许它以一个新命运，——他的输血手术有某些影响。他还有三年任期。假使在那三年中，行情有个激烈改变，——大产业有好的嗅觉，他们能在一年前知道。这一切大的运动，能走入帝国主义底孔道，而且这将是一个极大的运动。中国问题将成为第一重要的竞技场。为什么英国在目前不愿意和美国联合反对日本底侵略，因为这将表示那个优势力量底胜利。
假使提纲中能够提到一下美国，那是好的，美国能成为在中国反日的一个决定因素，——这是世界大战底可能因素之一。美国在那反日战争中没有大影响，我有点惊奇。这是因为它处于欲睡状态——美帝国主义正在危机时代。不过它现在正在改变其政策，改变其等待的懦怯的政策。
李：美国底退避乃是一个有意识政策底结果。华盛顿首先要巩固它在南美洲（泛美联盟）的地位，要建设它的军备。然后，它将和日本算帐。如果我们如此观察美国底地位，则美国将用不着等一个长时期就要参与远东的冲突。
托：这跟我所说的没有冲突。不过华盛顿手里并不握着一切因素。一个激烈的危机，强迫它来一个转变。你说长时期的远景：什么是长时期呢？有三四年实行军备计划，然后，新的美国的世界计划将多少明显了。这是可能的，美国将在二三年内做得叫英国知道它在技术上是更有力量的。
W：[注六]中国现在是采取金本位了。美国底整个海军计划与加速完成这计划，以及航空计划，早就十足反对日本的。
李：英日二国在中国的优势，妨碍了美国在那里获得真正的立足点。例如，替中国筹划脱离银本位及改革中国币制的，是英国。英国在投资方面也占领导地位。中国每年付给英国的巨额庚子赔款，现在已经退还，作建筑铁路及创办其它企业之用，为此所需之一切材料，都须向英国购买。最近时期内美国底干涉中国，主要采取着外交行动底形式，而这些形式也不是很激烈的。要证明目前美国立场之无力，可以举这个事实，即日本能阻止泛美航空公司将太平洋彼岸底终点建筑在中国，以致哪公司不得不搬到葡萄牙底殖民地澳门。日本又强迫南京放弃一张和澳门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签订的合同。可见美国最近在中国的作用是很弱的，目前还见不到行将转强的象征。
托：一个大国，利用这恐慌时期来实行侵略政策的，是日本，后来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而德国则祇利用它来重整军备。其它别的国家，例如英国，能在中国发生影响，因为它有老的根据地，不过英国在国际范围内是完全瘫痪。鲍尔温在其出名的愚蠢的演说中说：「我不能说关于我破产底一切真相」。而在西班牙问题上：法国与英国是可怜的。美国在中国的地位，与英国在西班牙的地位相似，它是等待的，懦怯的。不对日本说，成功也就是最大的负担。英国虽然占有印度数百年，现在也遇到困难。不过中国是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的国家。像日本那样的穷小国家要去占领中国，有苏联作它的邻邦，有英国底竞争，有美国底大威胁，——这一切都将唤起中国人民，而经济底复兴时期已使它（盖指中国人民底兴起——译者）比在一九二四——二七年更加有力。这是个新的时会，对中国言，这是一种产业革命。它能够造成一次新的爱国运动底兴起。就日本言，即使高丽也能成为陷阱。即使与苏联作战，日本得向伊尔库次克底方向前进。在满洲，住着三千万绝对仇视日本的中国人。我相信日本在世界战争中的军事地位，被资产阶级战略家所绝对错估了的，因为他们不计算到革命民族运动底可能性，这些战略家中的最大多数是充满了日俄战争回忆。这里有个大区别：那时的满洲祇住着五百万人，现在却是五千万真正的中国农民。无论如何，我们总能希望中国给予更大的抵抗。现在，我们面临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时期。
李：外国人在中国投资，有一个有趣的特征，那就是：它们如果不是主要地，则是大部份，投在交通上，首先投在铁路上。可是中国底铁路便利着外国制成品底推销。因此，这些投资，远不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它们帮助外国货底推销。
托：这影响是具有辩证性质的。在俄国，；他们也是从建筑铁路开始。一九○五年是一次铁路底革命。我们也已经有了大工业，不过最重要的工业发展开始于一九○五年之后，这是当一九○九与一九一四年间。外国人建造了铁路，给了国家以一个更集中化的性质，；一个政府的权力。政府则回头又变成对外国资本更独立了些，——维持的关税斗争。现在南京政府在政治上受英国底支持，但正是那铁路，将给南京政府以真实的基础，使它能对英国较为独立。一九○五年俄国底总罢工，首先是铁路底罢工，——铁路停顿乃是一个伟大的事实。此地，在落后的墨西哥，铁路工人与产油工人起着大作用；祇有一万三千名油田工人，但他们是「独裁者」。汽车在此地起一个很大作用，公用汽车亦然。差不多二千万人的这个国家，它的全部经营祇能由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实行专政才能得救，但无产阶级为了这个进击，必须有个基础，而其最重要的将是铁路工人。
R：[注七]说美国在华对日态度之表面消极，乃由于这一事实。即它正在寻找一个对日作战的根基地，且因此它对俄发生了关系，不也是正确的吗？
托：是的，这是美国「光荣孤立」政策底最后时期。这个转变底第一个先决条件，是由罗斯福之承认苏联造成的。美苏关系曾经冷谈过，但现在又在接近了，一队美国空军之访问海参崴，具有大的象征意义。自然，红军将军们之受审判，这问题曾成为美国底一个障碍。因为美国怀疑苏联可是一个有价值的同盟者。但这不过是一个插话而已。他们在开始抛「光荣的孤立」政策，正在和苏联接近，这是很小心的，但是清楚的，它的方向不但反对日本，且也反对英国。
还有，中国资产阶级本身底民族政策问题。这提纲以决绝的口气说蒋介石永不会对日作战。那是不对的。一般的政治见解是绝对正确的，而且规定得极好：在反日斗争中的阶级路线。但我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也曾说过同样的话：我们的自由派与资产阶级是绝对不能斗争的，这话，在本质上对的。但资产阶级处在这样的地位中，即处在必须选择于死亡与皇朝之间的时候，他们就把沙皇们底宫庭弃之不顾了。国会变成了反对派，他们参加了革命,他们杀死了拉斯布丁[注八]，这是沙皇家族分离的开始。中国资产阶级不能自由自主地为反帝而斗争，因为它必须动员劳动群众，这是很危险的。但是外国资本与中国群众能够新闻一个局势，资产阶级在这中间将无多大选择之可能。由于同样理由，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是不得不拥护日本帝国主义，但在最后时间，为了救它自己，却可和日本帝国主义破裂，以此帮助我们的。同样，俄国底资产阶级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间企图牺牲皇朝来救他们自己：那时劳强可[注九]做了「革命」领袖，做了俄国底「米拉博」[注十]。中国资产阶级，要救他们自己，能牺牲日本驻屯军，它的银行，它的利益，祇要救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是很亲密的朋友，但他们不是同一的，不应该放在同一只口袋里。
还要讲几句关于名称使用问题；小资产阶级这个辞，在提纲中祇用作城市小资产阶级之意。但农民也是小资产阶级底一部份，——一个很不同的部份，但属于同一阶级。在此地，农民是与小资产阶级对提的，它没有说清楚这是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对提的。
对中国言，那个口号：「反对新的世界大战底准备」，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为新的世界战争底到来而有所准备。我们在中国必须要求成立革命的人民军队，武装工农。蒋介石底政策是屈服于英国的政策。在世界战争中，蒋介石将成为英国底工具。我们底口号应该是：打倒蒋介石底政策，它将变中国为英国底下贱工具，我们的任务是要准备一个工人与农民底政府。
「联合苏联，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这个口号，不如改作「联合世界无产阶级；以中国解放利益底具体纲领作基础与苏联联盟。」现在，苏联便是官僚制度——不要盲目相信苏联！
李：假使南京政府与苏联联盟，而这联盟假使是这样一种性质，即有害于中国而祇有利于苏联，那我们对它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托：缔结反日的军事联盟，即使与目前的官僚作缔盟对手，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亦将有利于中国。但那时我们必须说，我们要求苏联对工人与农民供给弹药，军火；在上海底工人中心必须建立特别的委员会；联盟盟约底拟订，一定要不仅由国民党，而且要有工农团体底参加。我们要求苏维埃官僚发一公开宣言，当战争完了时，如未经中国人民同意，不将占领中国任何地点，等等。
李：那末你想苏联国能够进行帝国主义政策吗？
托：假使它能够组织冤狱，杀害革命者，那它是能够做出一切罪恶来的。
现在，讲到革命底国际性质问题。人们将会问我们：当革命在其它国家中失败时，你能在落后国家中开始革命吗？当反革命在其它国家中胜利时，你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吗？我们一定要说：是的，因为我们的革命，甚至祇是部份地胜利，也将引起日本与其它国家底运动，我们不要太着重别国革命能对中国所发生的影响，而也要看重中国革命对其他国家所能起的影响。
还有，我们一定要警告我们的同志，要他们尽可能注意秘密。现在，斯大林一与蒋介石联盟，他们能在一夜间被完全消灭的——他们一定要很懂得秘密。世界上没有一个运动，曾像我们那样受到逼害的。如果盟约一签定，他们将死陈独秀：我们一定要为他发起一个运动，你可以发起这个护陈运动。
为第四国际底下届大会草拟决议，纽约方面可能建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中国问题与一般殖民地问题吗？国际书记部已决定在十月间召集国际会议，但我个人觉得这日子太近。开大会时，我们一定要在美国已成立了独立的党。必须将国际大会延迟至一二月间。
后记
1937年9月3日
一，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是用英语来举行的，但因我运用这种语言得很坏，速记记录上不能清楚地表示我的思想。对这英文稿，不幸我没有时间加以改正或增添。而局势则自那次谈话以来，又已大大改变了。八月十一日，举行那次讨论时，日本与中国的冲突将发展到如何激烈程度还不清楚。现在，那冲突己成为公开战争，虽然目前还是难说，至少从此地，还是难说那军事行动究将以某种妥协告终，还是相反的，将发展成一次大战争。
二，无论如何，关于独立的「反日」团体这个问题，比几星期前具有更实际的意义了。不过，就是在现在，我仍觉得我们的同志如不更确切地规定这些「反日」团体的目的，则他们不能发起这些组织。我觉得，企图在阶级基础上建立「战事」团体，以便进行那在相应的局势下职工会应该进行的工作，是比较的更正确些。举例说，「假使在某一工厂中，几个工人出去打仗，则须组织一个团体，以便和他们保持联系，对他们及其家属作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援助。试行在城市中为此目的组织特别的工人中心，在乡村中得进行同样的工作。此等为帮助赴前线者的工农协会，能够，而且必须坚持资产阶级是政治团体与政府机关援助革命兵士底家属，等等。」
三，以为战争将立即使国家底经济复兴停顿，那是不正确的。相反的，这里有一切理由叫我们设想战争将产生热烈的工业复兴。而且，我们还应该添说一句：中国底广大幅员，特别是它底南部与西部，将不仅处于军事行动之外，并且，在很大范围内，将处于战争因素底直接影响之外。这样，我们能期望那工业复兴将继续下去，假使战争将受英国，美国，或苏联底资助，则更将如何。军队与政府之依赖于国内生产，将大大提高中国产业工人底作用与重要性。工业的各部门，特别是直接为国防而生产的那几部门，将获得大利。这情形要为工人们底经济斗争开启广大的机会。政府在镇压时，将更加小心，以免破坏战时生产底速度。自然，国民党底流氓与斯大林党底同样流氓将要喊道：在战争时期作经济斗争是「不爱国的」。但劳动群众不大会同情这些忠告：假使真正的革命者能够暴露资本家底大利与官僚们底贪婪，则他们更不会同情这些忠告。
所有这些工作，非但不会妨碍战争，相反的，它将帮助战争。反日战争要具有真正的民族性质，祇当资产阶级不能将全部负担加于劳动群众肩上之时。因此，要求工人监督生产，特别监督战事生产，具有如此巨大的意义——工人不仅「监督」利润，而更要「监督」资本家，使他们不能把劣质的坏产品供给军队。「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将提供出千百个方法，使我们藉以组织各种不同的协会与委员会，工人将与学生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于此种组织。祇是这种组织，必须具有一个虽然狭小的但是完全具体的纲领。联结着军队与工人底利益。」这里我们毋须重复：积极参加于战争及战事工作中的工人革命家们，不能够与不应该替资产阶级底政府负丝毫政治责任。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战争时期，与资产阶级仍立于不可调和的对立地位。先锋队底任务在于：根据于战争经验，将工人团集在革命先锋队周围，将农民团集在工人周围，以此准备真正的工农政府，即领导着数百万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
从上述目的底观点看，「与军队中的革命工人保持密切联系（通信，送物），工人，农民与兵士间的各种联欢，等等，具有极大意义。」
这便是我对八月十一日我们的讨论所能加添的一点短短的补充意见。
***
速记员案：这「后记」是托同志口述，用以答复李福仁（在讨论后提出的）一个问题的。李同志底问题如下：「目前中国的军事行动，是否会使中国经济解体到此种程度，以致经济复兴底结果都将被扫除，甚至使经济退得比以前更后呢？假使经济复兴在长期间被战祸所破坏，可有其它什么基础能使工人运动复兴吗？」
[注一]李福仁，一位外国托派底华名。——译者
[注二]指西安事变后中国托派中央关于「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案。在该文件结尾的「任务」中，起草人提出了「参加群众性的救国会组织」一项；有人便提议增加一条：「在无此类团体存在的地方，如有可能与必要，我们得发起之。」结果未通过，惟提议人保留意见，故李福仁有此提出。——译者
[注三]目前这个尖锐局势如果直接引向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大战，则自然，「战争问题将成为全体人民底，因而也成为工人阶级底活动底注意焦点。」在那情形中，毋需我们发起组织爱国团体。这些团体将从各方面从土壤中发生出来。我们的任务是要将团体内外的工人们从资产阶级分开，注意去武装工人，也要注意工人与兵士底物质利益：即使在战争中，也不要放弃罢工权利，这时候，战争工业将发达起来，资产阶级底爱国者们将获得巨大利润。——原注
[注四]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中国托派内部曾发生了一个新争论：对蒋介石政府「利用」美帝反日我们应取何种态度？一部份人认为：这就表示了「出卖抗战」，而另一部份则以为「抗战仍不失其进步性」。其实托洛茨基在此地，已事先说得很明白。——译者
[注五]托洛茨基对于「爱国主义」这名词的态度，应与「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及以后的「致里维拉信」，「中国革命悲剧序」中所说者并看。——译者
[注六]托洛茨基底书记。——译者
[注七]托洛茨基底书记。——译者
[注八]Rasputin——本系西伯利亚农民，教士，狡黠荒淫，在罗曼诺夫皇朝末年，深得沙皇与皇后信任，官廷中竟成最反动一派底中心，结果为尤苏博夫亲王所杀。——译者
[注九]Rodzianko大地主，沙皇时曾任「御内大臣」，国会议长。——译者
[注十]Mirabeau——法国一七八九年革命中资产阶级底代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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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与新闻记者的谈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中国与日本
——与新闻记者的谈话
日本是资本主义锁链底最弱的一环。它的军事与财政的上层构造，建基于封建的农业的野蛮制度之上。日本军队底周期的逆动，只是反映国内社会矛盾之不可忍受的紧张。全部制度只是因为不断的军事侵略而得维持。苏联的肃军[注一]，以及红军底沮丧，使日本军阀敢于从事新的冒险。
日本对华之或然的军事胜利，将仅有插话性的历史事件之意义。和国家复兴有密切连系的中国底抵抗，将一月一月地强固起来。日本底继长增高的困难，将为军事崩溃和社会革命所终结。
在认真的社会改良之条件下，中国政府可以在群众中唤起深刻的同情，并动员群众去作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过去的经验，不允许我们对蒋介石将军底社会政纲抱有幻想。但如世界上果有正义的战争的话，那么，这一次中国人民反对其侵略者的战争，正是这种战争。
一切中国工人底组织，一切进步的势力，不论它们对于蒋介石政府的态度如何，应当于不放弃自己的政纲和政治的独立条件下，在这解放战争中实践它们的义务到底。
今日的战争和过去不只一次发生的一样，可以为腐朽的妥协所代替，但这种妥协不会是长期的。日本在大陆上太深入，不能退却。中国民族底觉醒，不能忍受长期的屈服。
苏联一方面对于这一伟大的历史斗争，也不能长久作消极的旁观者。苏联国家底自保的利益超过现在统治派底自保的利益。苏联将对中国伸手，将帮助中国军队底建立及其武装。世界一切进步的舆论将站在中国方面。
日本军阀底崩溃是必然的，且是在不远的将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
[注一]红军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与其余七个著名红军高级将领，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宣布业已处死。此后红军干部中被大举肃清，凡非斯大林直系的军官都被撤职或处死。——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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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一九三五年八月间举行，由伊罗生同志笔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相关链接：伊罗生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
——一九三五年八月间举行，由伊罗生同志[注一]笔录
八月八日三时在挪威奥斯洛
（上略）关于同资产阶级联合战线问题：对于刘仁静[注二]所说的陈独秀底机会主义，托氏绝不相信，他觉得把问题说得太不辩证了，太倾向于不加分别地使用含浑的名词了。例如他觉得必须把「联合战线」和「共同行动」区别开来。……他对于刘仁静自命为中国运动中布尔雪维克倾向底代表的那种骄傲态度，颇觉有趣。
八月九日
为要继续昨天我们关于对资产阶级问题之争论的谈话，托氏把我的草稿拿来一看，他在第一页上指出几个例子，说我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各阶层，及其各自的客观与主观的立场，指示得不充分而且不辩证。他又说，假使我们这样地采取一个呆板的公式，那我们就有趋向于教派与机会主义的危险。他着重地说：「共同行动，纯粹插话性的共同行动，一定得同向资产阶级投降，混合组织，或不为任何具体任务而建立一种永久组织的「联合战线」——如法国底人民阵线——分开。要使我们的组织完全独立，好的。但是怎样去应用这一独立性呢？这就是问题底本质之所在。对于学生的或农民的团体，我们当然应该时时进行「共同行动」。我回答他，问题不在我们对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在这里，陈独秀比刘仁静采取了更空洞，更不具体的公式。无论如何，我要打电报给史尼夫立脱[注三]，要它把刘仁静底意见书——「五年来的中国左派反对派」——寄来（因为我当作托氏有，所以没带来），以后我们还要更明确地谈到它。
八月九日下午
这次会议，整个的时间差不多被我关于红军的口头报告所占去了，从红军我又说到中国目前一般的政治情形。F医生和塞道瓦[注四]都在座，我说了一点半钟，又画了一幅地图来说的。我谈到中国红军底起源，初期发展，内部进化及其后来的命运。我说得尽可能地完备，故在结论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好问了。托氏只说：它的发展证实了反对派底一般的预言，即：如不得工人阶级运动底领导，则它的命运不是依赖于其存在区域中的上层民众（商人与中农），即被国民党及帝国主义底较优兵力所压服。至于我们的观点，即红军目前想上新疆去，在那里可以迎合苏联外交上的利益，在苏联边境与那由蒙古侵入的日本势力之间，成立一个缓冲国，托氏认为对的，合逻辑的而且是或然的。临终时，我提出了中国目前的政治远景问题。我描述了刘仁静在经济复兴问题上思想的发展，又说到他为寻找新的出路，转向于红军，说它有在四川扩大的可能性，及此种前途之失败，最后我讲到必须把政治远景弄清楚，因为这将成为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政纲底基础。这问题在以后的会谈中还要讲到。
八月十三日上午
然后我们谈到刘仁静底意见书。我只能引出那论争中的主点，把最重要的引语读些给他听，或让托氏读。而且时间只允许我们讨论他的绪言，国民会议及资产阶级各章。因为这是最重要的。可以把争论底性质给他一个综合的概念。当我读到第十四页时，即刘仁静说群众把国民会议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一个东西」（即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通俗公式），托氏就打断了我的话，他说：倒不如这样说更对些，就是刘仁静把他自己心里的东西和群众心里的东西「当成一个」了。他接着说：我们能说，在英法等国底发展中，民主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长时期，是一个延长了几世纪的时期，在俄国，国会时期底半民主延长了几年，二月革命底民主只延续了八个月，在中国，也许还不能有八个月底时期！但是无论如何，群众总是从需要民主开始的。他们是从这条路上走来，才能接受苏维埃和夺取政权。为这事，我们不能在自己心里造就一个精密的计划，我们一定得藉助于民众底思想和行动来实现我们的行动。在中国，「民主」时期极短，也许完全不存在。这都是完全可能的，但这不是说，群众把国民会议或民主的概念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成为一个东西」。
我接着读下去，他摇头「把这些前途问题来妨碍行动第一步——这是荒谬，荒谬！」第一步就是要努力为国民会议进行宣传与鼓动。「国民党投降日本，人民该自己起来干了。怎样干呢！召集全国的国民会议！这是再简单没有的一个了解法。在所有的各界中，我们一定要开始散布这个思想。在这中间，学生可以和以前一样，在初期起一个很大的作用。我们有两个任务：（一）参加和引起群众底民主运动；（二）使无产阶级参这一民主运动，藉以教育他们无产阶级革命。假使我们能够教育到十个，或一百个人——好的。在将来，他们将是全体无产阶级底首领。终极前途底问题，那是对于这些干部教育的一部份，但这问题不许它瘫痪与阻碍我们目前在外面为国民会议的鼓动！现在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用尽一切方法，并经过一切的孔道以推进国民会议底思想。然后，我们密切地注意我们鼓动底结果。例如，蒋介石企图召集一个他自己的国民大会（结果资产阶级会起分化，右派完全反对这个思想，左派则觉得必须使这运动就范），那我们就攻击它，暴露它。假使资产阶级底激进派企图实现国民会议，那我们的压力必须一方面推他们行动，例如推倒蒋介石及成立他们自己的政府，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不断地对群众揭穿他们所企图的欺骗。现在我们开始为国民会议而鼓动，如何进行第二步，那我们以后再看……」
「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你说去参加这个群众底民主运动。而问题就在此地。现在并没有这样的运动，我们的任务是要去创造它，以便刺激群众运动底复兴。」然后我简单描写了一下目前的情形，关于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消极，不满，缺乏组织。
「我们不能推动群众向前的时候是时常有的。我们不能造成奇迹。革命失败底后果，在群众中感觉得太深了。在一九二八年，我们能够承认失败是一个事实。但是后来，一方面又来了失败底激动（红军等）以及心理效果上的加深。假使经济危机加深，工人数目减少，生产基础缩小——或有大形缩小底倾向——同时农民运动又被镇压下去，那末这就表示反革命已经加深了，它的根底还不会测定。那我们就进行教育干部的工作，我们用一切方法去扩展国民会议思想底触角，等待我们宣传底回音。假使没有回声，那我们就再来，再来，再来。一直来到它发生回声。过去，我们曾经在理论上假定有这样的可能性，即红军占领大些的城市，予工人运动以再生底推动。我们又说过，这个抽象的可能性并不是或然性。我们又说过，假使一个经济复兴能与红军胜利相符合，则其结果可加速群众运动底到来，但是这些幸运的巧遇都不曾实现。这就是说，我们又得完全来过，回到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了。不过运动第二次的到来，其节拍当然要快得多。第二次革命底全内容将紧缩得成第三次革命之简短的序幕。我们从我们的民主口号开始。国民会议口号在这中间能起伟大的作用。我们用文字，鼓动等开始，我们向工人解释，这在目前是能在群众中得到应声，且能推进我们的事业的唯一方法。）接着，托氏就将俄国在一八九三年即在「人民意志党」[注五]被镇压后经过十年反动的那一年，群众底政治活动重新起来的情形叙述了一下。在这一年，普列哈诺夫[注六]及其一派发表了一个文件，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成功表示失望,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却正在这一年掀起了一个大浪潮及于全国。「不过我必须说明的，即那次的再起，乃是在十年资本主义生长与发展之后，它已经把国家底面目完全改变了，假使中国反革命底加深与经济的危机相适应，这就是说，我们的鼓动将没有结果。那末我们就准备我们的干部，进行我们的宣传，我们的结果彷佛是微小的，但是这是在准备将来的领袖呢。我们别希求奇迹。然则，什么东西可以影响群众革命运动底再起呢？各种不同情质的因素都能起这个作用，战争或别国底革命——新的战争一定会伴着新的革命——即令是日本底一九○五年，也都能发生很大的影响。别忘记假使没有我们的一九○五年，那就不会有波斯底革命，不会发生中国底一九一一年。我们的一九○五年，予整个东方以很大的推动。」
「讲到谁召集国民会议的问题，这在目前只是一个理论分析底问题。我们的鼓动应该集中在国民会议底需要上。首先群众一定得需要一个国民会议，当我们的鼓动前进时，我们就在它所得的每一步结果上，再行鼓动。我们在所有的事件上，一定得从需要一个国民会议以反对国民党统治这一点上开始鼓动。参与这一斗争的同志们，似乎都需要一个完整的公式，把什么事都预先做好，一个永远够用的公式！」
「我现在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些争论，所以还不能表示意见。我将更加小心地研究它们。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我想即使陈独秀具有某些机会主义底成份，但他毕竟多活几岁，有更多的经验。他把这一切都在生活中体验过了。他比别人能在更为具体的形式下去知道这些。他能贡献我们许多好的意见，这是可能的。我有这样的印象——我以保留的态度来说它——即刘仁静可怕地把不同意见夸大了。也许陈独秀以策略的方式提出，刘仁静就把它当作整个战略的路线。假使这是陈独秀底战略路线，那末刘仁静底许多批评是对的。可是我想这些不同意见是大大地夸大了的，我稍稍认识了一下，就已使我相信和陈独秀的分裂是不允许的了[注七]。我们绝对需要留他在第四国际底总委员会中与我们合作。我们的不幸不在于这些严重争论上的细微的不同意见，而在于这些细微之争妨碍了我们的行动。」（下略）
[注一]HaroldIssacs底华名。美国新闻记者，曾在沪辨「中国论坛」，最初倾向斯大林主义，继而转向托派。穷四年之力，搜集关于中国革命史料着有「中国革命悲剧」。一九三五年离华返国，途中访问托洛茨基，本篇乃伊氏返国日记所记与托洛茨基谈话中关于中国革命的部份。按托洛茨基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写了他的「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这封信后，就不再写关于中国的东西，因为那时他的注意转向到德国，法国与西班牙问题了。在法二年，不曾触及中国问题。这次是他二年来的首次重提。——译者
[注二]刘仁静，留俄学生，早期中国托派领导人之一，被捕后转入国民党。——译者
[注三]Speevliet——荷兰托派领袖，当时兼第四国际书记部东方各国负责者。——译者
[注四]N.I.Sedova——托洛茨基之妻。——译者
[注五]「人民意志党」，俄国民粹派底政党。——译者
[注六]G.Plekhanov——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俄国社会民主党初期的主要领袖，一九○二年党分裂，普氏居于门雪维克派，大战时更堕落成社会爱国主义者。——译者
[注七]当时由少数青年同志组成的中委会，贸然决定开除陈独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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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冲突的结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中俄冲突的结果
一、中俄冲突，在其最后阶段，如大家知道的，暴露了中国现在政府军事上完全的没有力量。这比任何事都更清楚地指明，我们在中国，不是如鲁钟，乌尔班士等所设想的，以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了，因为一个胜利的革命一定会使政权和军队强固。现在我们在中国所见的是反革命的胜利，它是反对全国极大多数的人民，因此造成无能的军队。
二、同时，它可惊异地，重新指出斯大林和马丁诺夫的错误，他们自1924年以来的孟什维克政策是建立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领导革命这假定上面。实在说，资产阶级只利利用共产国际的政治援助和帝国主义的实力援助以扑灭革命，由此陷中国国家于和从前一样的软弱无力。
三、中俄冲突在军事方面，因此显出无产阶级革命比起资产阶级反革命，占极大优势，虽然前者在最近几年为领导的错误政策所削弱，虽然后者有帝国主义的认真的外交和物质援助。
四、十月革命对四月反革命（即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事变）的胜利，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斯大林政策的胜利。恰恰相反，斯大林政策受了许多严重的失败。占领中东路的事实就是蒋介石对斯大林功劳的一种酬报。斯大林以后之与冯玉祥勾结，也同样是完全没有结果。反对派在1927年4月事变后警告和冯玉祥作冒险的联合以反对蒋介石，等于他们在4月以前反对斯大林与蒋介石联合一样坚决。
五、签字于凯罗格非战公约的无原则的政策，也是同样遭受了严重打击。苏维埃政府的加入美国帝国主义的公约，是苏维埃政府的投降，又是可耻，又是无用。斯大林之加入这种假冒和平工具的公约，是公开地帮助美国政府欺骗美国和欧洲的工人群众。这种加入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显然是想求得美国的好意，因此加速美国的外交承认。其实也可以预料得到的，这目的是不会达到的，因为美国完全用不着用现钱去偿付那已经无代替获来的东西。同时，纽约就利用第一次时机，根据着凯罗格非战公约，实践做中国的保护者，以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作用。莫斯科不得不发出一种严厉的呵斥。这是对的，而且是必然的。但是这种为反对美国政府企图干涉的不得已的示威，显出斯大林之加入非战公约是不可恕的轻率。
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朱德领导下的革命共产军的问题，《真理报》在中俄冲突转变到军事阶段的前夕，报告过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在共产主义旗帜下作武装争斗之许多工农的消息。这斗争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党在此中的作用是怎样呢？这种共产军是命运又怎样了呢？最后，在什么神秘的厨房中，决定了和决定着这些问题呢？
关于最后第六项和别的各项都是同等重要，但是还不能怍一总结。但是一切事情都证明官僚冒险主义在此地亦担负削弱和耗竭中国革命所眝蓄的能力的责任。
1930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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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狈的溃退——马奴易斯基论「民主专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狼狈的溃退
——马奴易斯基[1]论「民主专政」——
在《真理报》十月革命纪念刊上，马奴易斯基重新显示了一次目前共产国际的领导的价值。我们要简短地分析他在这次纪念中对于中国革命的回顾，这段回顾实质上是懦怯的，有意昏乱的，因此是更危险的对于不断革命论的半投降。
（一）「中国农民与无产阶级之革命民主专政」，马奴易斯基写道，「与布尔什维克党在1905年——06年革命中所草拟（！）的根本两样。」
民主专政，不但在1905年，同时也在1917年中，和在两革命之间的诸年中，为布尔什维克所「草拟」。但这不过是草拟而已。事变对它作了一个证验。马奴易斯基像他的先生斯大林那样，一点不思索一下中国革命与俄国三次革命的相像之点，及其不同之点——不，倘然这样一比较了，他们便将不能保持其民主专政的虚构，同时又不能保持与此相关的他们的理论之令誉的虚构。所以这些先生们便不能把中国革命与真正的俄国革命相较，而和「草拟的」革命相较。这样一来，便是更容易混淆更容易撤灰尘在人眼中了。
（二）那末，在中国发生的革命和在俄国「草拟」的革命是在哪方面不同呢？马奴易斯基教我们说：原来中国革命是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整个系统」的！真的，这是马奴易斯基昨天根据以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以反对「1905年草拟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的。然而今日马奴易斯基的结论又不同了：「中国革命的困难是很巨大的；这就是中国红军对于工业中心的胜利行动之所以只能止于长沙。」我们以下的说法是更简单与诚实些：就是农民的游击队伍，在城市没有革命的暴动之际，是无力占据国内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的。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早已很清楚了吗？
但马奴易斯基必须援救斯大林在十六次党大会中的话。他这样地尽了他的任务：「中国革命已经有了红军供其支配，已占有很大的领土，并且这时候在此领土上正在建立工农政权的苏维埃体系，共产党员在其中占据多数。这个条件能够使得无产阶级对于农民不但实现了意识上的同时又是国家的领导。」（着重点是我们加的）
革命的与最能自我牺牲的分子——共产党员之能成为农民运动与武装农民队伍的领袖，这一事实是非常之自然的，并且在象征意义上，亦是异常之重要的。但这并不能变更下一个事实：就是普遍于全中国的工人正处在本国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当无产阶级还没有国家政权在手的时候，它用什么方法实现对农民的「国家领导」呢？这点是完全无论如何了解的。在农民战争中分散的共产党员与共产党员集团的领导作用，并不能决定政权问题。是阶级而不是政党决定政权问题。倘然农民战争能够适时地起来，是能够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但它绝不能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国际的「领袖们」，难道连这一点也没有从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中学习到吗？
（三）让我们听马奴易斯基再说下去：「所有这些（？）条件，使得中国的革命民主专政，必须把属于中外资本的企业一律没收。」（着重圈是我们加的）
「所有这些条件」是一句烂调，它的用意无非是要遮盖旧日立场所造成的缺陷。但以上所引的一句话中，其重心并不在「所有这些条件」，而只在一个唯一的「条件」：马奴易斯基受命去使用权变以离开民主专政而且要不留痕迹。这就是马奴易斯基所以如此勤谨地可惜不十分巧妙地摆尾。
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专政才能与民主专政相对立。后者与前者之间的区别，决定于握得政权的该阶级的性质，及该阶级的历史任务之社会内容。倘然民主专政并不是如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所草拟」的原则那样，是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廓清道路，而是刚刚相反，「属于中外资本的诸企业一律没收」，如马奴易斯基所「草拟」的那样，那末我们便要问：这个民主专政，与社会主义专政有什么分别呢？一点没有分别。这岂非是马氏过了十二年以后，第二次[2]又咬了一口「不断革命论」的智慧之果吗？他咬了，实际上又并未真正地咬了一口：这我们且留在下面再讲。
（四）我们且一句句地读下去：「社会主义成分之具备，将要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革命民主专政的特殊的（！）特性。」好一个「特殊的」特性！
布尔什维克对于民主专政，始终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而不是一个超阶级的民主专政，其与社会主义的专政相对立者，就是在这一个意义——唯一可能的意义——之下。现在中国好像将出现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成分的民主专政」了。在资产阶级的与社会主义的政制之间，阶级的鸿沟就这样地消灭了，一切事物都溶解于纯粹民主主义中，而这纯粹的民主主义，则为「社会主义的成分」渐渐地与有计划地充实着。
这些人们是从谁学习得来的？从维克多‧欠尔诺夫那里学习得来的。这恰好是欠尔诺夫，在1905——06年时，把俄国革命描绘成既非资产阶级的，又非社会主义的，而是民主的，将来会得逐渐地为社会主义成分所充实。不，马奴易斯基并没有好好地应用了这智能之果！
（五）还有：「中国革命，在其从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移之间，将比俄国十月革命有更多的中间阶段；然中国革命生长成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将要比布尔什维克党在1905年为民主专政所预拟（！）的诸时期，要短得多多。」
我们这位算命先生，把每一事件：各个阶段，各个时期，与各个时期之长短，都预先计算过了，他只不过忘记了共产主义ABC。这好像在民主主义之下，资本主义将在一连串的阶段之下，生长成社会主义。至于政权——在这个过程中是变动的，还是不变动的呢？什么阶级在民主专政之下握权，什么阶级在社会主义专政之下握权呢？倘若是两个不同阶级握权，那么其中一个阶级，只有由一个新的革命，从另一个阶级手里把政权夺来；而不能从一个阶级的政权「生长成」另一个阶级的政权。另一方面，我们倘若假定在两个时期内，是同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统治着，那末民主专政之与无产阶级专政相对立，是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原文是没有解答，也无法解答，马奴易斯基被吩咐着不得把这问题弄清楚，而且企图灭迹。
在十月革命中，民主任务之生长到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在无产阶级不变的统治之下。我们因此能够在十月革命的民主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之间，划出一个区域（我们要知道，这不过是对相的）；而不能把民主专政与广州暴动专政分开，因为民主的专政是不存在的。
还有，我们从马奴易斯基那里听得说，中国的民主专政，一开始便要把各种企业一律没收，这就是说没收资产阶级的资产。这意义就是连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阶段也没有了。在这些条件之下，民主专政，将从何而来呢？
马奴易斯基假如把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实际发展相比较，而不是与「草拟」出来的革命（而且弄昏乱与曲解那草案）相比较，那末他的笨拙的理论就完全是不可能的。但他的话是什么用意呢？为了以不退却为退却，为了抛弃民主专政的反动公式，或者为了如中国人所说的，要挣面子。但是斯大林与马奴易斯基的面子上，早已第一写上了蒋介石，第二写着汪精卫。够了！面子是已经丢得很够了。再也挣不回了。马奴易斯基的理论的混乱，是反对中国革命的基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要暴露这种混乱思想的。
1930年11月
[1]D.Manuilsky——乌克兰社会主义者，第一次大战中与托洛茨基接近，后拥护斯大林，莫洛托夫离共产国际主席职后，他就成为国际要人，现任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校者
[2]按此处系指马氏在1918年所写文章中一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诞生于1905-06年那次局限于一个的革命中，为要在国际思想中取得完全的公民权，必须经过一次净化仪式，清除一切民族特点。理论上，将那附着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民族文饰除去，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做的，他努力在不断革命思想中，将俄国革命与无产阶级整个的国际运动联结了起来。」这段文字于1926年共产国际11月全体会议上被人引证，使马氏大倒其霉。——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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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
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南方若干省发生那蔓延于广大地域的农民运动。不仅世界无产阶级的报纸，充满了这个斗争的消息，而且敌人的报纸也是如此。被欺骗的被打败的被摧残的中国革命，表明它还活着。我们希望领导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重新抬头之时期，不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为准备这个时期起见，必须适合时机地提出中国革命问题于世界工人阶级的议事日程。
我们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认为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现在即须大声疾呼以唤起一切共产党人以及一切站在前卫地位的革命工人注意这个远东大国的解放任务，同时须预防共产国际中站在领导地位的一派小组织之错误政策，这个错误政策显然要危害未来的中国革命，正像以前葬送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一样。
中国革命在乡村复兴之征兆，乃是中国革命具有内心势力和广大可能性之证明。但问题乃在于如何将这个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中国革命胜利之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明白了解：现在发生些什么，换句话说，即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估定各种动力的作用，并要正确地判定革命斗争现在究竟达到什么阶段。在这两方面，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都走错了路。
苏维埃政府存在吗？
斯大林派的报纸充满了『苏维埃政府』的消息，彷佛在『红军』保卫之下中国一些广大省分已经成立『苏维埃政府』了。各国工人热烈地庆祝这个消息。中国广大地域上苏维埃政府之成立以及中国红军之成立，自然是世界革命巨大的成功。但我们应该公开地和明白地说没有这一回事。
我们从幅员广阔的中国得来之消息无论如何稀少，但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于事变的过程中内部势力的理解，却十分坚决地排斥斯大林派关于现时事变之估量，认为这个估量是错误的，而且极端有害于革命之未来发展的。
中国历史，好几世纪以来就是贫困而饥饿的农民暴动史。二千年来，中国农民至少有五次达到完全的重新分配地权。但每次重分以后，不久又开始土地集中的过程，其结果又达到部分的或全般的暴动爆发。这种循环现象乃是经济停滞和社会无
直到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以后，中国民族才有新的前途。资本主义是自外面输入中国的。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变成了外国资本和本国受残酷剥削的群众中间之媒介物。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资产阶级一起，将资本主义剥削方法与农奴制的强迫方法和高利贷的压制方法结合起来，斯大林派的根本观念就在于使中国资产阶级成为国民革命领导者以反对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由此产生出来的战略，就葬送了革命。中国无产阶级耗费了高贵代价，才认识得下一真理，即说：中国资产阶级过去以及未来并不愿为反对所谓『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因为所谓『封建制度』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剥削制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至于帝国主义，则资产阶级本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而且也是在帝国主义军事掩护之下的。
资产阶级一经明白中国无产阶级不管共产国际如何制止，仍然是趋向于独立革命的道路的，于是它在外国帝国主义帮助之下，屠杀中国工人，首先屠杀上海工人。资产阶级一经知道它与莫斯科的友谊也是不能麻醉农民运动的，于是它也摧残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的春天和夏天那几个月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惨无人道的横行时期。
斯大林派小组织惊怖于他们的错误所造成之后果，竟于一九二七年末企图一下挽救其多年所实行的错误政策，广州暴动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领导者的出发点是说：革命仍旧高涨。事实上革命进潮已经完全变成退潮了，广州工人前锋之英勇精神，不能够补救领导者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损失，广州暴动葬送于血海中了，中国第二次革命确定被打败了。
我们国际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代表，我们自始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之独立政策。革命高潮开始以来，我们就要求工人领导农民暴动去完成土地革命。所有这些要求都被拒绝了。赞同我们意见的诸同志受压迫并被开除共产国际，而在苏联的同志则被拘禁和充军。为的什么原故呢？为便于与蒋介石同盟！
中国革命之失败
上海和武汉的反革命政变以后，我们左派共产党员曾经坚决地警告说：中国第二次革命告终了，反革命暂时胜利时期到来了，此时在群众的衰败和低落之下，前进工人暴动的企图必然将更有害地削弱革命势力，我们要求变攻为守，巩固党的秘密组织，参加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以下列民主口号动员群众：中国独立，国内弱小民族自决权，国民会议，没收土地，八小时工作制。这个政策一定能使共产党先锋逐渐医治其创伤并恢复其与工会和城乡无组织群众的连系，以便随后全副武装地迎接新的革命进潮。
斯大林派小组织宣布我们的政策为『取消派』的政策，而他们自己，竟像历史上常有情形一样，从机会主义跑到冒险主义。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国革命已经是完全低落了，但那时开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竟宣布在中国实行武装暴动。这种疯狂行为之结果就是工人更加被摧残，良好的革命党人被杀戮，使党陷于崩溃，工人群众失望消沉。
革命的衰落和军阀战争的暂时停顿，造成了国内某种经济活跃的可能性，工人罢工重新开始，但罢工是离党发展的，党不了解客观环境，因之完全不能够在群众面前开启新的前途并用过渡时期的民主口号将群众联合起来。由于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之结果，现在共产党终只保留几千个工人。红色工会人数据党自己的统计，也只有六万人，但在革命高潮那几个月中工会会员约在三百万人左右啊！
工人遭受反革命的打击，比农民更直接得多和悲惨得多，中国工人人数是很少的，并集中在工业中心。农民则在某种程度之下有人数众多和居住散漫两种情形足资保护。革命进潮那几年，乡村中有不少地方首领受到革命教育，而反革命是不能杀尽这些战士的，无疑有好多革命工人，逃离隐藏在乡村里头。最近几十年来民间也流落不少枪械。农民与地方军队或地方政权冲突时候，就将这些枪械拿出来，组成红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军队中，也有部分的骚乱甚至公开的哗变发生，兵是各个地，成群地，有时整连整营地带着武器走到农民方面去。
广州暴动
因此革命被打败之后，农民运动的波浪还继续蔓延于全国各省，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现在就爆发为一种特殊力量了，农民的武装力量驱逐并屠杀当地的地主，尤其是所谓豪绅，统治阶级的地方代表者，官吏，高利贷和富农。
当斯大林派说农民在中国重要区域所创立的是苏维埃政府时候，他们不仅表露出轻信和轻意，而且是隐蔽并曲解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甚至最革命的农民，是不能够创立独立的政府的。农民只能够赞助别的阶级，即统治城市的阶级的政府。在一切紧要关头，农民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便是跟着无产阶级走。所谓『农民党』不过暂时遮掩这个事实而已，但不能更改这个事实。苏维埃乃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之政权机关。这就是说农民不能够依靠自己力量来创立苏维埃政府，对于军队也是如此。农民在中国俄国及其它国家曾经不止一次地创立了游击队，这些游击队作战时候是异常勇敢而顽强的。但这只是游击队而已。只是定着于一定部分而不能担负大规模的集中的战略行动的，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建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谁不明白这点，谁就是不懂得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刚正开始从反革命的瘫痪中脱离出来。农民运动的展开，目前大部分是对工人阶级独立而依照本身特殊规定和本身特殊步骤去进行的。可是中国革命的整个任务乃在如何将无产阶级暴动与农民暴动，政治上配合起来并组织上联系起来。谁要说在工业省分消沉下去时候，中国苏维埃革命能在南方农业省分一省或数省胜利，谁就是不明了中国革命之二大问题：工农合作问题和此合作中工人领导权问题。
农民暴动之广大涨潮无疑可以推动工业中心的政治斗争活跃起来，我们坚决地预信这个。但这无论如何不是说：无产阶级的革命觉醒将直接走到政权的夺取或争取政权的斗争。无产阶级之觉醒，初时可以带着部分经济的和政治的，防御的和进攻的斗争色彩。无产阶级，尤其它的共产党前锋队，究竟需要经过若干时日才能够成熟地成为革命之全国领导者呢？这是不能说定的，但无论如何总不是几星期或几个月的事情。官僚领导机关的命令，是不能代替阶级及其政党之独立生长的。
中国共产党员现在就需要一个适合于较远前途的政策，他们的任务并不在于分散其力量于农民暴动之散漫火焰里去－人数甚少力量甚弱的党总是不能笼罩这些区域的。共产党员的任务乃在于集中力量于工厂、作坊、工人区域，向工人解释乡村事变的意义，提高疲累者和消沉者的精神，并在为经济要求为民主口号并为土地革命而斗争中将他们团结起来，惟有走上这条道路，即惟有经过工人的觉醒和团结，共产党才能够成为农民暴动的，即整个农民革命的领袖。
为助长冒险主义的幻想和掩饰无产阶级前锋队的弱点起见，斯大林派就说：现在还是民主专政问题，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这个根本点上，冒险主义就完全建立在机会主义理论上面。有了国民党的教训还不够，斯大林派还假借『民主专政』名义为未来革命准备下麻醉并束缚无产阶级的新方法。
苏维埃口号
中国前进的工人，在提出苏维埃口号时候，就说：我们是要照俄国工人那样去做的。斯大林派昨天还答复他们说：『不行，不行，你们有国民党，你们所要的，国民党都可以做到。』今天这些领袖则较和婉地答复他们说：『苏维埃是要组织的，但不是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为实现民主专政。』人们就拿这种话对无产阶级说：专政权将来并不操在无产阶级手里，这是说：彷佛另有一种现尚未知的力量，可以在中国实现革命的专政。民主专政的公式，就是这样大开了门户，让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进来重新欺骗工农。
为替民主专政清除道路起见，斯大林派就将中国的反革命说成为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他们为此在反革命营垒中将资产阶级除外了。换句话说：即照旧将资产阶级理想化了。事实上，军阀所反映的正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利益，这种利益是不能与农奴制利益及其社会关系分离的。中国资产阶级继与外国帝国主义发生连系，又仇视民众并惧怕革命，是不愿意或不企图拿议会制度方法以自己名义来统治国家。中国的军阀法西斯政党正是反映中国资产阶级之反民族的和反革命的性质。中国的反革命并不是封建领主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反革命。这是一切私产者，尤其资产阶级私产者，反对工农的反革命。
中国的无产阶级暴动，能够是而且仅仅是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动，中国的农民暴动比较俄国更加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动。中国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主阶级。土地领有者乃是资产阶级。农民暴动所直接反对的豪绅，正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及帝国主义的剥削制度之最末环节。俄国十月革命时候，最初阶段还激起整个的农民阶级起来反对地主阶级，过了几个月之后，方才发生农民的内讧，在中国则每次农民暴动一开始便是农民反对富农，即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中国的中农是很少的。农民中百分之八十是贫农，惟有贫农能发生革命的作用。工人不是与整个农民联盟，而只是与贫农联盟。工人和贫农的敌人是一样的：即资产阶级。除开无产阶级以外，谁也不能领导贫农得到胜利。工人和贫农的共同胜利，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会有别的政制，惟有这个政制才能够建立苏维埃制度并组织红军－红军乃是贫农所赞助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军事上的反映。
斯大林派说：民主专政是革命的最近阶段，它以后将生长为无产阶级专政。现在这是共产国际的学说，不仅应用于中国，而且应用于一切东方国家。这个学说完全离开了马克思的国家论和列宁的关于国家作用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以外的民主专政，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可是要从资产阶级专政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够经由和平『生长』道路的。无产阶级专政惟有经由武装暴动道路，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或法西斯专政而代之。
惟有在一个阶级专政之下即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民主革命才能够和平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苏联由民主行为到社会主义行为的过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进行的。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之民主阶段到社会主义阶段之过渡，进行得比俄国还要快些，因为中国最基本的民主任务比俄国还更多带有反资本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性质。
斯大林派显然还需要经过一次破产，还需要再牺牲一次工人热血，才能够终于决定地宣布说：『革命已经进至更高的阶段，其口号是无产阶级专政。』
向着中国第三次革命走去！
现在谁也还不能说：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回光与第三次革命的曙光结合至何种程度。谁也不能够预言：农民暴动的火焰是否能够在长久时间继续支持着，直至无产阶级前锋队自己强固起来，领导工人阶级斗争并使工人的争取政权的斗争与农民对其切近敌人的进攻相配合起来。
这次乡村运动之特点，就是农民倾向于使这次运动带上苏维埃的形式，或至少苏维埃的名义，并使游击队红军化。这是证明农民如何迫切地寻找一种政治形式，来帮助他们脱离以前的散漫无力的状态。共产党员可以依据这个基础而得到成效。
但无须说明就可了解：中国农民意识中笼统的苏维埃口号并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一般说：农民是不会先天的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惟有斗争的经验才能够使农民赞成无产阶级专政，斗争的经验从事实上对农民证明：农民的民主任务除开无产阶级专政以外是不能解决的。
这便是中国共产党除非依据民主口号出发，不能领导无产阶级到争取政权斗争之根本原因。
农民运动，纵然挂上苏维埃的招牌，仍旧是散漫的，地方性的，省份性的，要将农民运动提高至全国规模，必须使争取土地和反对军阀捐税压迫的斗争与中国独立和民主自主之观念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之民主的反映就是全权的国民会议，在这个口号之下，共产党前锋队就可以也在自己的周围结起工人，被压迫城市平民以及几万万贫农等广大群众，以从事反对国内外压迫者之暴动。
必须等到城市革命进潮确实到来时候，才能够开始组织工人苏维埃。等到甚么时候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只能够准备这个。准备就是积聚力量。现在我们只能够在彻底的勇敢的革命的民主口号之下来积聚力量。
同时我们应该向工人阶级前进份子解释：国民会议对于我们不过是革命道路上一个阶段。我们要接续进行苏维埃制度形式之下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不要忽视下一事实，即无产阶级专政将提出一些极困难的经济上和国际上的问题于中国民族面前。中国无产阶级占全国人口一小部份，比十月革命前俄国无产阶级还要少，中国资本主义比俄国的还要落后。但这困难不是拿幻想，拿冒险政策，拿对蒋介石或『民主专政』的希望所能克服的。惟有明晰的思想和革命的意念，才能克服这种困难。
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非为中国复建万里长城，及在长城的掩护之下建设一国的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就是替世界革命占夺得一座极重要的关塞。中国的命运，像苏联的命运一样，不可看成为处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外。中国革命是极伟大希望之源泉，又是极高度之革命元气之证验。
世界革命的事业是中国工人流血的事业！
中国革命流血的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流血的事业！
共产主义反对派临时国际书记洛斯麦（Rosmer）兰道（Landau）
马尔根（Markin）
俄国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代表：托洛茨基
法国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派）代表：洛斯麦
德国共产党统一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代表：兰道
西班牙共产党反对派代表：安得拉.高尔根
比利时共产党反对派代表：亨诺特
美国共产主义同盟代表：夏赫脱曼，亚拜因
奥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代表：加尔.莫耶
奥国共产党（反对派）代表：佛莱
奥国共产党『党内派』代表：克里格儿
意大利左派代表：甘底亚尼
意大利新反对派代表：散底尼，布拉斯吉
一九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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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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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事件与文件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在近代史上占最重要地位的事件。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共产主义的几个基本流派发生了冲突。目前共产国际的正式领袖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事变中，表现了他真实的全角。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文件，已经抛散，消失与遗忘了。有些则被人们严密地藏匿起来。
我们要藉助斯大林及其亲近助手们的文章和演说，藉助于他所授意的共产国际的许多议决案，来重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重要阶段。为此，我们要引用我们文库中所藏的原有文件。我们特别要引用一个青年斯大林主义者其塔罗夫[注一]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的演说，这个演说是被斯大林藏匿起来不公之于党的。读者们将会自己相信其塔罗夫的供词有如何惊人的意义，他是一个年青的斯大林主义的职业官僚，一个中国事变的参加者，而现在正是少年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
为了使事实和引证更为明了，我们以为唤起读者注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最重要的事变的经过，是非常有用的。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第一次政变
一九二六年秋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有一个从国民党派来的蒋介石的代表参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行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左派』国民党在长沙实行反革命的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宣说：留在『左派』国民党内，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采取暴动路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
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宣布在中国采取武装暴动与苏维埃的路线。
一九二八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放弃把武装暴动作实行的口号。
一四个阶级的联盟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是建筑在四个阶级联盟之上的。底下是孟什维克柏林机关报对此种政策的赞扬：
『四月十日（一九二七年）马丁诺夫在「真理报」上，极有力地并且……十分孟什维克方式地，表示了官方立场之正确，这种立场即是坚认有保持四个阶级联盟之必要；坚认不要急于打倒联合政府，因为在政府里工人与大资产阶级坐在一起；不能早熟地以「社会主义的任务」放在它的前面。』（『社会主义报道人』第八号第四页，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究竟像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且摘引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机关报中的一段吧：
『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广州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罢工法，在这法律中，禁止工人携带武器作示威运动；禁止逮捕商人和企业家；禁止没收他们的商品；建立强迫的仲裁委员会，制裁劳资冲突。这个法律包含了许多项目是保护工人利益的……但是与这些项目并列的还有其它的项目，他们超过了革命战争中为防卫的利益所必须的限度，去限制罢工自由。』（『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第九号第四百零八页。）
在资产阶级放在工人颈上的绳索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有利于工人的纱线（『项目』）。这个绳圈的缺点，只是在于太紧了，竟超过了『为防卫的利益（中国资产阶级的）』所必需的程度了。这是在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的。谁写的呢？马丁诺夫。什么时候写的呢？二月二十五日，离上海大流血仅仅只有六星期。
二斯大林心目中的革命前途
斯大林对于他的同盟者蒋介石所领导的革命，是怎样估计它的前途呢？底下是他那不名誉的宣言中之最不丢丑的一部份（他那最丢丑的部分，是从未公开刊布过的）：
『中国的革命军［即是蒋介石的军队］，是中国工人和农民在求自己的解放斗争中之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广东军队的进展，便是给帝国主义一个打击，给它在中国的走狗一个打击，并且一般地说来，也就是表示中国一切革命分子得到集会，出版与组织的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第四十六页）
蒋介石的军队，据斯大林说来，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它给全体人民以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那么，为使革命成功，需要什么呢？很少：
『青年学生（革命的青年），青年农民，假使都从属于国民党的意识和政治影响之下，则所有这些人都是推动革命飞速进展的力量。』（同书第五十五页）
这样一来，共产国际的任务，不是把工人和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解放出，而是相反的，把他们附属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这篇文章，是在蒋介石被斯大林武装以后，率领着从属于他的工农，『飞速地』走向……上海大屠杀的日子写成的。
三斯大林与蒋介石
自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举行政变以后（那时我们的报纸默无一言），共产党便已减弱到国民党之可怜的附属品的地位了，那时且签订了一个誓约，不批评孙中山主义；这样，蒋介石——这确乎是一件可注意的琐事——便出来主张共产国际容许国民党的加入，他为了准备自己做刽子手，他需要世界共产主义给他作遮饰，而他竟得到了。为蒋介石与胡汉民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被共产国际准许其加入（算是一个『同情』的政党）。蒋介石当准备作坚决的反革命行动之时（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同时还很小心地和斯大林交换像片。这种友谊的加紧，是藉布勃诺夫[注二]的旅行去拜望蒋介石完成的，他是中央委员会的分子之一，是斯大林的一个代办人。另外一件『琐事』：即是布勃诺夫旅行到广州的时候，正与蒋介三月二十日事变同时，布勃诺夫作了什么呢？他教中国共产党顺从并且保持安静。
在上海大屠杀之后，共产国际的许多委员会，都在斯大林的命令之下，企图否认刽子手蒋介石曾为共产国际之一分子。他们忘记了在政治局里表决时，所有的人都反对那一票（托洛茨基的），而且用调协一致的口气，批准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他们忘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有国民党的代表邵力子『同志』之参加，而这次会议正是责斥左派反对派的。在邵力子所说的许多事情中，有这么几句话：
『蒋介石同志在他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宣说，假使中国革命不能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亦即农民问题，那么革命将是不可思议的了。国民党奋斗的目的，不是在中国国民革命之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如同西欧所发生的一样，如同我们看见的一切的国家那样，只有苏联除外。……我们都相信，在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国民党将要完成它的历史的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的纪录［德文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三○三到四○四页。）
这就是一九二六年秋天第七次全体会议里面的许多事情，当共产国际的一分子，『蒋介石同志』，即曾允许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解决一切任务的蒋介石，仅仅解决了一个：恰恰是用流血手段打碎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还竟有如下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一切事变，完全证明了第七次全体会议的预言之正确』
证明了，并且是完全正确的！假使这是幽默的话，那无论如何不是随意想得出来的。不过我们决不可忘记，在这种幽默上面，深深地染了上海工人的血液。
四列宁的战略和斯大林的战略
列宁规定共产国际对于落后国家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反对那在落后国家中以共产主义的外衣披在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身上之企图。』
为要实行这个战略，那曾经允诺在中国『不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民党，竟被准许加入共产国际了。
很明显的，列宁也承认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作暂时联盟的需要，但是同样是很明显的，他主张的联盟，不是与资产阶级的政党联合，藉以欺骗和陷害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农民与城市小市民），而是与群众自己的组织和集团联盟，以反抗民族资产阶级。那么，列宁所想象的与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联盟，究竟是怎么的方式呢？对于这个，他也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写的大纲上，予以答复：
『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及落后国家的民主资产阶级，作暂时的联盟，但是决不应当与它混合，并且一定要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运动之独立性，纵然无产阶级运动还非常稚弱。』
斯大林教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同时准许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这似乎都是执行第二次大会的决议，所有这些，总括起来都被称为『列宁主义』。
五蒋介石政府好像是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的一个驳斥
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广州第一次政变（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后一年，对于蒋介石政府是怎么估计呢？这我们可以从政治局的委员们之公开言论中，看得很清楚。
这里是加列宁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在莫斯科高次纳克工厂的演说：
『中国的一切阶级，自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都深恨外国资本的走狗——军阀；而中国一切阶级之视广州政府，则是全中国的国民政府。』（『消息报』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另一个政治局委员鲁助达克，几天以后，在电车工人的集会上，也有个演说，『真理报』的记载是这样：
『鲁助达克同志，对中国的情势深加考虑之后，他指出在革命政府的后面，有中国一切阶级。』（『真理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
伏洛希洛夫用同样的精神演说了不止一次。
列宁把马克思关于国家的演说，从小资产阶级的垃圾中清理出来，真是徒劳无功。不肖门徒们在很短的时间以内，竟拿双倍的垃圾将他掩盖起来了。
迟至四月五日，斯大林在棱柱厅里演说，还坚持共产党应保留在蒋介石的党内，而且他还否认他的同盟者有叛变的危险，他说：『有鲍罗庭在那里警卫着』。然而蒋介石的屠杀正发生在他演说后的一星期。
六上海政变是怎样举行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证据，那即是一个目睹并且参加中国革命的基塔罗夫的演辞，他是一个斯大林派，他从中国回来正当联共第十五此大会的前夜，他参加了大会并且有一个报告。但他的演讲中许多最重要的部分，都被斯大林从纪录中删去了，得到其塔罗夫本人的同意；真实情形自然不能公开发表，因为它完全证明着反对派对斯大林的一切警告之正确。我们让其塔罗夫发言吧（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对中国革命所家的第一次伤害，便是四月十一到十二之上海工人被屠杀
关于这个政变，我将较详细地说一下，因为我知道我们党内很少人晓得它。在上海曾经有过二十一天的所谓人民政府的存在，在这政府里面，共产党人占多数，所以我们可以说，上海曾有过二十一天的共产党政府。这个共产党政府表现得十分消极，虽然事实上蒋介石的政变早已准备着，每天都有爆发的可能。
这个共产党政府，首先，在很久的时间中，都没有开始工作，其口实：一方面是说，政府之资产阶级部分不愿工作且怠工；另一方而便说，武汉政府并没有承认上海市政府的组成。这个政府的活动，便是颁布了三个命令，而其中之一，就是说，要准备盛大欢迎快到上海的蒋介石。
在上海这时候，军队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尖锐。例如，大家知道，军队（托洛茨基按：即蒋介石的军官们）已把工人敢上屠场。军队逼近了上海，但停止进军至数天之久，他们不到城里来，因为他们知道工人正与鲁军作战，他们希望工人在这个斗争中战死，他们故意延迟进城。后来军队到了上海。但是在这些军队当中，有一师人是同情于工人的——那就是广东的第一师。师长薛岳颇不见悦于蒋介石，蒋介石知道他同情于群众运动，因为薛岳自身是来自下层的。他最初是一个连长，到后才作师长。
薛岳到我们上海同志那里来，告诉他们，一个军事的政变已经准备好了，蒋介石把他召回司令部去过，给了他一个极冷淡的招待，他决定再不到那里去了，因为他怕被蒋诱杀。蒋介石向薛岳提议，叫他带了他的全师离开上海开到前线去；而薛岳则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希望我们同意他不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註三]。他已准备留在上海，并且打算与上海工人共同作战，以反抗已经准备了的军事政变。对于这个提议，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负责领袖们（陈独秀同志也在内）表示，他们已经知道政变业已准备了，但是他们不愿意与蒋介石作过早的冲突。这样，第一师便调出了上海，而城市即被第二师白崇禧占据了去，两天以后，上海工人便被大屠杀。』
为什么要把这种真实而且生动的陈述，从纪录中删去呢（三十二页）？因为它究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而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问题啊！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说：
『反对派是不满意的，因为上海的工人，未曾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决死的战争。它不懂得，革命之在中国，不能够发展得很快。它不懂得，我们不能在不顺利的条件之下，进行决死的斗争。反对派之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死的斗争（当它能避免的时候），就是表示使革命的敌人，更容易进行他们的工作。……』
斯大林这一段演说，题名为『反对派的错误』。在上海悲剧中间，斯大林竟找出反对派的错误来。实际上，反对派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上海的具体形势，那即是说，还不知道三月到四月初，情势是仍然那样有利于工人，虽然共产国际的领导是作尽了一切的错误与罪恶。我们就从那故意隐藏起来的其塔罗夫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那时的情势，还是有救的。上海工人正取得了政权。他们的一部份已武装起来，而且还有一切的可能，更广大地武装他们。同时蒋介石的军队不可靠，其中有一些部分，甚至高级军官，也倾向于工人方面来。但是每个事件和每个人，都被上级命令麻痹了。我们决不应准备决死的斗争反对蒋介石，而应开欢迎大会向他庆祝胜利。因为斯大林从莫斯科下了他的坚决训令：不仅不要抵抗那同盟者蒋介石，而且相反的，你们要向他表示忠诚。怎样表示呢？睡下来并且装死。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五月全会上，斯大林在技术的和策略的立场上，仍然为他那不作一次斗争便作惊人投降的政策辩护，这种投降，引导了革命中的无产阶级走了溃散的途程。半年以后，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斯大林已默无一言。大会上代表，延长了其塔罗夫发言的时间，让他有机会完结他的演讲，因为这个报告甚至引起了他们的深切注意。但是斯大林想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其塔罗夫的描绘，从纪录中删去。我们在这里，第一次把这个真实的历史文件发表出来。
让我们再注意一件有趣的事情：当尽可能把事变的进程涂抹，并把那实际的罪恶隐藏以后，其塔罗夫便挑出陈独秀的责任问题，直到那时为止，斯大林派在任何一点上，都是拥护陈独秀以反对反对派的，因为他曾单纯地执行了他们的训令。但是就在那时候，事情已经很明显，陈独秀同志，已将不愿意作缄默的代罪人，他要公开地讨论上海事变之原因。共产国际后来放纵它的一切鹰犬出来向他吠咬，并不是因为他对革命犯了致命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不愿欺骗工人，不愿作斯大林的掩饰品。
七『注射工农血液』［于国民党］的组织者
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报，再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大约是上海政变三个星期以前写道：
『国民党的领导，现在正患着缺乏革命地工农血液之症候，中国共产党必定要帮助注射这种血液，那么，情势将急剧地转变。』
何等不祥的双关语啊！国民党是正在『需要工农的血液』。这种『帮助』是用最完全的方法供给的：在四五月里，蒋介石与汪精卫，都得到了工农血液的满足的『注射』了。
论及斯大林政策中关于蒋介石的一章时，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宣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策略，在革命业已衰落的时代，是绝对正确的。仅就北伐而论（！），它已给了这个策略一个历史的证明……。』
北伐怎样尽了这个作用呀！
这里是斯大林所经过的道路。北伐竟意外地证明了是对无产阶级的讨伐，证明了他与蒋介石的友谊之正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它一切能作的事情，使中国工人的流血，不能引为教训。
八斯大林再度试验与『左派』国民党联合
其塔罗夫的演说，还删去了底下极可注意的一段：
『在上海政变以后，对于每个人都是很清楚地，中国革命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资产阶级正从革命中退出。这是人所公认，而且即刻都是这样说的。但是有一件事与此有关的，却没有看到，即是：虽然资产阶级正在退出革命，然而武汉政府，连想还未想到离开资产阶级。不幸我们同志中的大多数，还不明了这种情形，他们对于武汉政府存有许多幻想。他们把武汉政府几乎当作偶像，以为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模型。』（这一段被删去的演说，再纪录中三十三页）
『在武汉政变以后，很显然的，资产阶级是退出革命了……』
假使事变不是那样悲惨的话，这是令人发据的事。在蒋介石抛开革命，反对了被斯大林解除武装的工人以后，聪敏的战略家们，最后『懂得了』资产阶级是『退出』革命了。但是斯大林既已承认他的朋友蒋介石已经退出，他还命令中国共产党附属于那同样的武汉政府，按照其塔罗夫在十五次大会上的报告，这武汉政府是『连想也没有想到离开资产阶级』的。不幸『我们的同志都未曾懂得这个』。什么同志呢？是胶贴在斯大林电报上的鲍罗庭吗？其塔罗夫没有举出任何名字来。中国革命对他是很珍贵的，但是他的自保，则对他更为珍贵。
这里，我们听斯大林怎样说吧：
『蒋介石的政变，表示现在南方将有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一个革命的中心在武汉，一个反革命的中心在南京。』
革命的中心之位于何处，不是很明显的吗？在武汉！
『这是表示武汉革命的国民党，领导着坚决的斗争，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它将在实际上转变为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机关。……』
现在，我们最后知道了工农民主专政究竟像个什么东西了！
斯大林继续着说：『因此，在现阶段上，在国民党内部左派分子与共产党员之密切联合的政策，具有特殊的力量与特殊的意义。……没有这样的联合，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二五至一二七页）
没有与反革命的匪徒们——『左派』国民党的联合，竟说『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斯大林一步一步地——在广州、在上海、在汉口——保证革命胜利的方法。
九反对反对派，拥护国民党！
共产国际对于『左派』国民党，是怎样观察的呢？它的第八次全体执委会，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对于这个问题，给了一个明白的答复。
『共产国际以最坚决的态度，拒绝那退出国民党的要求。……中国的国民党，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组织，在这组织里面，无产阶级直接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联合。』
在这样情形之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十分正确地在国民党里面，看见了斯大林的思想，『工农两个阶级政党』之实现了。
拉菲士并不是没有名的人，他最初是彼托立乌拉阁下一个阁员，后来在中国实行了斯大林的训令，他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机关报上写道：
『我们俄国的反对派，是大家知道的，也主张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一贯拥护这种观点，将会引导赞成退出国民党政策的人，走到一九一七年托洛茨基所宣布的那有名的公式去：「不要沙皇，要一个工人政府」，可是在中国它要改变一个形式才行：「不要军阀，但要工人政府」。我们没有理由去注意这些坚决主张离开国民党的人。』（『无产阶级革命』五十四页）
斯大林——拉菲士的口号是：『不要工人，但要蒋介石！』『不要农民，但要汪精卫！』『反对反对派，但要拥护国民党！』
十斯大林再度解除中国工农的武装
在武汉时代，领导的政策是什么？我们且听斯大林主义者其塔罗夫关于这个问题的说话吧。底下一段是我们再十五次大会纪录中读到的：
『当整个武汉时代，共产党中央委会的政策是什么？它的政策是在退却的口号之下进行的……在退却的口号（在革命时代，在革命斗争的最紧张时期）之下，共产党进行它的工作，并且在这个口号之下，先后放弃一个个的阵地而不作依次斗争。以下一些事情都是属于这种放弃的：同意把一切工会，一切农民协会及其它革命的组织，附属于国民党；不得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准许，不作独立行动；决议自动解除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解散武汉童子团的组织[注四]；在国民政府的领土以内，实际上摧毁了一切农民协会；诸如此类。』
这里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描写得极其明白，它的领导，实际上是帮助『民族』资产阶级，冲散人民的暴动，并且消灭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最好战士。
但是这种明白的描写，是很奸诈的，上面的引证之印在纪录上，是在用几行虚点代替删节的那段以后。底下是被斯大林隐藏起来的一节：
『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负责同志，中国同志和非中国同志，发明了所谓退却理论。他们宣说：反动正从各方面向我们进迫，所以我们必须即刻退却，藉以保留合法工作的可能；假使我们退却，我们将能保持此种可能，假使我们进行防卫斗争或企图进攻，那我们将失去一切。』
正当武汉的反革命，开始击破工人和农民的日子（一九二七年五月末），斯大林当着左派国民党的面前，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说（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汉口的国民党及汉口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纪录［德文版］第七十一页）
一个工人，用书面提出问题，问为什么在武汉不建立苏维埃，斯大林答复道：
『很明显的，谁在现在要求在武汉区域，即刻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那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之国民党阶段，也就是冒险把中国革命放在一个极困难的地位』
正是，在一个『极困难』的地位！斯大林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和学生谈话中说：
『在中国，一般地说来，工农代表苏维埃是不是应当建立呢？是的，应当的，绝对应当的。可是他的建立，要在武汉革命政府强固以后，要在土地革命展开了以后，要在土地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
在这样情形之下，斯大林从没有想到，在武汉政府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没有加强他们的地位以前，可以经过苏维埃，加强工人和农民的地位。
俄国孟什维克派的机关报，在那个时候，论那有名的斯大林大纲（这大纲是辩护他的武汉政策的）说：
『在本质上，从［斯大林大纲］中申引出来的［路线］，是很少可疵议的，尽可能地保留在国民党内，紧黏在他的左翼和武汉政府之上到最后可能的一分钟；［避免再不利条件之下作决斗］；不发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因此不［给中国人民的仇敌以新的武器来反对革命，来制造新的谣言，说中国进行的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是人工移植的莫斯科苏维埃］——实际上还有比这个更聪敏的政策吗？……』（『社会主义报道人』第九期［一五一］第一页）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二七年五月的开会，就是当武汉已经开始摧毁工农组织的时候，关于中国部分，还作了如下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地唤起中国共产党注意：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强和发展一切工农群众组织，……在这些组织里面，必须进行一种鼓励，教他们加入国民党，要把国民党转变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之有力的群众组织。』
『加入国民党』，即是表示把自己的头，自愿地送上杀场。上海血的教训，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让它空空地过去。共产党员，如同从前一样，已经被驱使得变成赶牛人，天天为资产阶级刽子手的政党（国民党）赶牛，并且变成了汪精卫和他的伙伴之『工农血液』的供给者。
十一斯大林主义者试验内阁主义
虽然有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的组织和左派反对派的抗议，但是斯大林还实行他的国民党政策，而且试验内阁主义：两个共产党员参加了资产阶级的政府，一个作劳工部长，一个作农政部长——真是典型的人质位置呀！——在共产国际的直接训令之下，为保全联合战线，竟破坏了阶级斗争。这样的指令，是经常地从莫斯科用电报拍到中国，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
我们且听其塔罗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于代表听众之前，怎样形容共产党的『内阁主义』再实际中的情形吧：
『你们知道，在政府中有两个共产党员的部长』。底下的演辞，便从纪录中删去了：
『后来，他们［共产党的部长］便不与其它的一切部长们聚会了，他们不出头露面了，可是在他们的部里，位置了上百的官员。当这两个部长活动的时期，甚至连一个简单的法令，使工农地位较优的法令也没有颁布。这种应受责难的行动，还不算稀奇，还有更可责难更可耻的结束。这两个部长，一个说生病，一个说要到外国去，便以此等理由请求免职。他们的辞职，竟没有发一个政治的宣言，在这宣言里面，他们应该说：你们是反革命者，你们是奸贼，你们是叛徒，我们再不愿与你们在一起了。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作，一个宣说他确实病了；而谭平山则甚至写道，他无法纳广大的农民运动于正轨，所以他请求准许他辞职。我们能够想象还有比这个更大的羞耻吗？一个共产党员的部长，竟声明他不能纳农民运动于正轨，那么谁能呢？军人能够，没有别人。这是公开承认武汉政府对农民运动之严酷压迫是合法的。』
这就是共产党员参加工农『民主专政』的原形。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当斯大林演说和论文，在一切人的心中还非常新鲜的时候，其塔罗夫的报告，不能被印出来，虽然其塔罗夫（年纪轻轻，但却非常伶俐！）为了他自己的福利，并没有对莫斯科的领袖们之领导中国的内阁主义说一句话，甚至说到鲍罗庭的时候，仅仅用『某一非中国同志』来代替。
谭平山抱怨说无法把农民运动纳入正轨，其塔罗夫对这抱怨虚伪地发怒。可是其塔罗夫势必知道这正是斯大林放在谭平山面前的工作。谭平山再一九二六年年底，来到莫斯科接受训令，并且向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报告，说他是怎样努力对付『托洛茨基主义者』，那即是说对付那些要求退出国民党藉以组织工农的共产党员们。斯大林打电报给谭平山，训令他约束农民运动，其目的是在不要反抗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军事参谋部。同时斯大林却谴责反对派……说我们轻视农民。
第八次全体会议，甚至还通过了一个特别的决议，题名为『对于托洛茨基与伏育维奇两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演说之决议……』
『托洛茨基同志……在全体会议上要求，用苏维埃的形式，立即建立两重政权，并立即采去打倒左派国民党的路线。这种在形式上（！）是极左的（！！），可是在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要求，不过是旧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之重复！是要跳过革命中之小资产阶级的农民阶段。』
这里我们看见反托洛茨基主义之赤裸裸的本质了。它是：拥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与农民的革命。
十二领袖与群众
一切工人阶级的组织，都被『领袖们』利用，用它去约束，压制和破坏革命群重的斗争。底下是其塔罗夫的陈述：
『劳动大会［在武汉开的］一天天地拖延下去，并且当它最后集会时候，也没有任何企图想把它用作为抵抗的组织。反之，在大会最后的一天，它还决议在国民政府公署之前，举行群众游行，其目的是表示他们对于政府之忠诚。（洛佐夫斯基[注五]插言：『我在那里用我的演辞警告了他们』。）』
洛夫佐斯基这时候出来说话，简直不知羞耻。他『警告』了中国的工会运动家，其实中国的工会运动家，就是被他的空洞大话弄得混乱不堪的。洛佐夫斯基在中国现地看不见任何东西，不懂任何东西，不能预见任何东西。这个『领袖』从中国回来写道：
『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已经变成支配的力量』（『工人的中国』第六页）
无产阶级的头，已经被挟在蒋介石的铁铐之上，洛佐夫斯基还说出这样的话。由此可见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是怎样地欺骗了全世界的工人。在中国工人被击溃以后（由于各种『总书记』的帮助），洛佐夫斯基竟嘲弄中国的工会运动家，说那些『卑怯者』受到警告了，你们知道，这种警告，就是那最勇敢的洛夫佐斯基之豪勇的演说。在这小小的插话里面，可以看出现在『领袖们』的技巧，看出他们整个机构，及他们的全部道德！
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力量，确实是无可匹比的。我们已经看见，虽然有了三年的错误，可是那时上海的情势还是有救的，如果我们把蒋介石不当作人民的解放者，而当作势不两立的仇敌来迎接。更有进者，甚至在上海政变以后，共产党员还仍然能在各省加强自己的力量。不过他们是要服从『左派』国民党的。其塔罗夫对于左派国民党所举行的第二次革命中之最辉煌的一页，加以如下的叙述：
『武汉方面的政变，发生于五月二十一到二十二日。……这个政变，是简直不可信的情形之下发生的。在长沙，军队有一千七百人，集合在长沙周围的武装军队则有两万人，其中农民占大多数。虽然有这样的优势，可是军事领袖终究握住了政权，枪杀了所有活动的农民，解散了一切革命组织，并且建立了它的专政，这完全因为长沙和武汉的领袖们之懦怯，犹疑和退让的政策所致。农民们听到了长沙政变的消息，他们便自己准备起来，打算围攻长沙。这进攻是五月二十一之次日决定的。农民从各方面调动他们多数的队伍，向长沙进发。很明显的，他们不要很大的努力，便可取得长沙城。可是正当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一封信，陈独秀在这封信上教他们最好避免公开的冲突，把问题转移到武汉来解决[注六]。湖南省委根据这封信，便下了一道命令，通知农民武装队退却，不要向前进展；但是这个命令，没有送达到某两个分队，这两个分队，便向长沙进发，结果是被军队消灭了。』（纪录三十四页）
事情的进展，在其它各省，都很相似。在鲍罗庭的领导之下——『鲍罗庭是在警卫着！』——中国共产党员，都奉命维谨地执行了斯大林的训令：不要与特选出来做民主革命领袖的左派国民党决裂。长沙的投降，是于五月三十一日举行的，那就是说在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决议后几天以内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是完全遵从了这些决议。
领袖们确实尽了一切可能，毁灭了群重的事业！
在同一演说当中，其塔罗夫说：
『我以为我有责任宣说，虽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犯了很长久的空前机会主义错误……可是我们决不应责备党的群众，教他们负机会主义之责……我深信（我曾见过许多共产国际的支部）没有另一个支部能像中国支部那样献身于共产主义，能像中国同志在为主义的斗争中那样英勇。任何国家共产党员都没有中国同志英勇。』（纪录三十六页）
无疑的，革命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在斗争中已经表现了特别的自我牺牲。他们与革命一道，被机会主义的领导毁坏了。这种领导，不是广州，上海和武汉的领袖，而是那从莫斯科发号施令的人。这将是历史的定评！
十三广州暴动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开了非常会议，它惩罚那以前执行莫斯科训令的领导为机会主义政策，即是惩责它的全部过去，并且决定准备一个武装暴动。斯大林的特派密使们，当苏联共产党开第十五次大会的时候，正在广州准备一个武装暴动，其目的是在表示斯大林在中国策略上之政治胜利，藉以遮掩他对俄国反对派的放逐。
在革命潮流已退落，而城市群众还非常销沉的时候，广州『苏维埃』暴动竟急促地组成了，工人们的行动是英勇的，但领导者的冒险主义是罪恶的。广州无产阶级之新的溃灭，消息传到之时，正是十五次大会开会之日。如此，斯大林之击碎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正是当他昨日的同盟者蒋介石打毁中国共产党员之日。
起草新的清单又是需要的了，这即是说要再一次把责任移转到执行者身上去。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真理报』写道：
『许多省军，都一致地向红色广州进攻，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最大的最长久的缺点，正在于在反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即分化运动太不充分。』
『最长久的缺点』！这是不是说，去分化国民党的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呢？若是的，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刊物，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即上海流血的一个半月以前写道：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觉悟的工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应进行分解革命军的策略，这因为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那里还相当强固……』（『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第十九页）
斯大林于一九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有如下的演说——这几句话是他在任何时机常常重复的——：
『在中国，不是徒手人民反对制度的军队，而是武装的人民用革命军形式反对后者。在中国，是一个武装的革命在反抗一个武装的反革命。』
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和秋天，国民党军队被描画为武装的人民。但是常这些军队击碎广州暴动的时候，『真理报』又宣说，中国共产党之『最长久（！）的缺点』，是在于他们的无能去分化『反动的军队，在广州暴动的前段，这同一的军队还被称为革命的民众。』
真是一些无耻的骗子们！在真正的革命者当中可曾见过像这类的事情吗？
十四盲动主义时期
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开会，那是在广州暴动一个多月以后。它怎样估计中国的情势呢？这里是它的决议之确切的字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它的一切支部，应当把这个工作当作自己的责任，即：与那些诋毁中国革命业已完结的社会民主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斗争。』
这是怎样一种奸诈同时又是可怜的狡猾手段啊！社会民主党以为蒋介石的胜利，实际上就是民族革命的胜利（那昏乱的乌尔班士[注七]，也迷糊于这同样的立场）。左派反对派则认为蒋介石的胜利，即是民族革命的失败。
反对派从来没有说过且也从不能说，中国革命是一般地完结了。那被消灭、被混乱、被欺骗和摧毁的，只是第二次中国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仅仅这个，已足够表示领导绅士们之成就了！
我们从一九二七年秋天起，就确认革命的退潮以摆在中国的面前，无产阶级是向后退却，而反革命则已奏凯旋。斯大林的立场是怎样呢？
他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在『真理报』上写道：
『中国共产党正趋向武装暴动。中国整个的情势证明着这个路线是正确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必须集中它一切努力于日常的广泛的与谨慎的从事武装暴动的准备。』
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在行动主义上，作了含糊两可的官僚主义的保留，来批准这种冒险主义的路线。这种保留的目的是很明显的：预先掘些洞穴，让那些『领袖们』要作新的退却之时好爬进去。
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的决议，是轻浮而且罪恶的，它要促成新的冒险，新的散战，打破党于群重的关系，使党失去地位，把最好的革命分子葬送在冒险主义的火坑里，摧毁党的尚存战士。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党的八七会议，到一九二八年七月八日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这整个时期是彻底地渗透了盲动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就是斯大林派的领导，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之最后的一些打击。
一直到第六次大会上，共产国际的领导者才承认：
『广州暴动，在客观上说来，已经是革命退潮时期之「退兵一战」。』（『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啊！是『客观的』！那么主观的呢？那暴动的自觉的制造者——领袖们呢？这是掩饰的承认广州暴动之冒险性质。不管怎样狡辩，共产国际在反对派的意见提出一年以后，尤其重要的是在连续地惨败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已与武汉时代同时终止，它不能经过冒险主义来恢复。在第六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张飞荣（译音——ChanFl-yun）报告说：
『广州暴动的失败，给了中国无产阶级一个更重的打击。革命的第一阶段，在这样连续败北的情形之下完结了。在工业的中心地，工人运动已经感觉到消沉的气象。』（『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第一百六十四号）
事实——是一个强硬的东西！这也不得不被第六次大会所承认了。武装暴动的口号，已经取消了。现在所剩下的事情，不过是『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名称（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把所谓『第一阶段』与将来的第二阶段，用一个无限定的时期来划分开。这是企图用术语，来拯救威望，最好也企图拯救它的一部分。
十五第六次大会以后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译音——Siu），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说：
『只有托洛茨基派叛徒和中国陈独秀派，才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独立（？）发展（？）的前途和稳定（？）。』
我们且不理这种谩骂，这些不幸的人，假使他们不从事辱骂反对派，便永不能住到洛格斯大旅馆[注八]里去。辱骂反对派乃是他们唯一的生财之道。谭平山在他投降敌人以前，也曾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执委会上，用同样态度，大骂过『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那罕有的赤裸裸的无耻，便是企图嫁罪于我们左派反对派，把『民族资产阶级』理想化，并认为它能『独立发展』。斯大林的仆从们，如同他们的领袖一样，都在怒不可遏了，因为第六次大会以后的时候，有显示了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去了解环境的变迁和将来发展的方向。
广州暴动失败以后，有一个时期，正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二八年二月，指导中国共产党走向武装暴动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路线，曾表示了相反的意见如下：
现在，情势将要逆转到相反的方向；工人群众将要从政治舞台上暂时退却下来；党将要穹弱下去，纵然有农民暴动的持续。这间战争之减弱与无产阶级罢工暴动等之减弱，同时将不可避免把国家导入于经济生活之某种初步的进程，其结果，将要引起多多少少的商业与工业的活跃，纵然是非常微弱的。这种活跃将要恢复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并且将容许共产党，在正确的策略之下，再来建立它的关系与影响，以便稍后几时，但在更高的历史平面上，使工人暴动与农民战争连接起来。这就是我们被他们叫作『取消主义』的内容。
在谩骂以外，周对中国最近两年的事情，还说了什么呢？首先他说：『一九二八年，在中国工业与商业上，可以看到一个相当的恢复。』
他继续又说：
『在一九二八年，有四十万工人罢工；一九二九年，罢工的人数，已经达到七十五万；一九三○年上半年，工人运动是更较巩固而且很快地发展。』
很显然的，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去相信共产国际所发表的数字，自然周的数字也包含在内。我们且不管那夸张数字的可能，周的报告，正完全证实了我们在一九二七年初的预言。
不幸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却从正相反对的出发点，预计问题。武装暴动的口号，仅仅在第六次大会上，即是在一九二八年年中，才停止使用。但是在这种纯粹否定的决议以外，党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指向。经济恢复的可能，从没有被党考虑一下。罢工运动发展到很大的范围，但它是与党分离的。假使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是那样愚蠢地说反对派是取消主义，并且能及时了解情势，如我们一样，那么中国共产党将显然强固起来了，首先是在工会运动中，这还有一点怀疑吗？让我们回忆一下第二次革命中之最高潮时代吧。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在共产党影响之下，有两百八十万工人组织在工会里。但是现在，按照周的报告，共有六万人，这还是全中国的数目！
十六苏维埃与革命的阶级性
按照斯大林的意见，苏维埃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在中国革命的阶级转换中，什么位置曾被指定给它的呢？它与那一个阶级的统治联结起来呢？
当北伐时候和武汉时代，我们听见斯大林说，苏维埃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点，才可建立。正因为如此，政治局完全跟随在斯大林之后，倔强地拒绝了反对派所提出的苏维埃口号。
『苏维埃的口号，不表示别的，只是要即刻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并且组织无产阶级的政权。』（摘引『政治局对反对派政纲的书面答复』，一九二七年四月）
在五月二十四日，那时正是上海政变之后，武汉叛变之时，斯大林证明苏维埃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并立的，他这样说：
『但使假使工人有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则他们将不停留在这上面。他们将要向共产党说（而且他们将是对的），假使我们有苏维埃，而苏维埃是政权机关，那么我们不能压迫资产阶级一点吗？不能没收他们［一点］吗？假使有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存在，而不采取没收资产阶级的路线，则共产党人将变成一些吹牛家。在现在，在革命的现阶段上，采取这种路线是可能与应该的吗？不，我们不应该。』
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国民党将变成什么呢？斯大林对于这个，都计算好呢。在他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向学生演讲中（我们已经引过的），他回答说：
『我以为在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并且准备中国的十月革命之时，中国共产党将要改变现在这种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而变为与它作党外的同盟。』
我们这些伟大的战略家，预见了一切的事情——的确的，他们预见了一切的事情，可是除掉阶级斗争，——甚至关于过渡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斯大林还热心地供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同盟者，这同盟者即是那同一国民党。为了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共产党还只准许与国民党作党外联合，而还不与他打破联盟。与资产阶级联盟，据说是为准备『中国的十月革命』之最好的条件。所有这些，都被称为列宁主义。
无论怎样，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对于苏维埃问题的立论，是非常确定的，他把建立苏维埃与即刻没收资产阶级财运连在一起。在那时候，他确实需要这种『急进主义』，他并不是拥护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反之正是拥护资产阶级避免没收。这种有定见的立论，无论如何是很清楚的：苏维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与独裁的机关。这就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立场，这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立场。
但是于一九二七年年底，在广州举行了一个武装暴动，这个暴动是被认为有苏维埃性质的。共产党员得到了政权，他们宣布了许多步骤，都是带有纯粹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银行、房屋、工业企业概归国有等），这可以说我们是面对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了。然而不然，一九二八年二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广州暴动曾作了一个总结。其结论是什么呢？
『今年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这个革命还没有完成……若企图跳过革命中之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同时又估计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它与一九○五年托洛茨基所犯的错误一样。』
但是在这个决议的十个月以前（一九二七年四月），政治局曾宣说这同一苏维埃的口号（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而是苏维埃口号！），是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而不能允许的。可是现在，当试尽了国民党的一切变型以后，当需要批准苏维埃口号之时，我们又听说，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者，才能把苏维埃口号与无产阶级专政联在一起。这表现了斯大林当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之时，曾经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虽然是绕了别的道路。
真的，共产国际的纲领，在这个问题上，也做了一个决然的转变。在殖民地国家之最重要的任务中，纲领上说『建立工农民主专政，须在苏维埃的基础上』。这真是不可思议啊！昨天还认为苏维埃不能与民主革命并立，今天却宣说苏维埃是民主革命的基础了。在这种翻筋斗的把戏当中，我们实在找不出任何一点理论的解释来：一切的事情，都是在严厉的行政方法之下进行的。
斯大林在那一方面是错的呢？是当他宣说苏维埃不能与民主革命并立的时候呢？还是当他宣说苏维埃是民主革命基础的时候呢？在这两个时候他都是错的。因为斯大林不懂得民主专政的意义，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也不懂得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以及苏维埃在他们相互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对这个问题，虽然只说了几句话，可是这次表现得最为明显了。
十七在联共党第十六次大会上的中国问题
斯大林在他那十点钟长的报告中，不管当时心里如何不愿意，总不能把中国革命问题完全置诸不理。可是他恰好对它只说了五句话。那是什么话呀！真如拉丁人所说的『multuminparvo』（言简而意赅）。他避免一切尖锐之点，不敢作一般的概论，更不作具体的预言，斯大林在这五句话当中，完成了他一切未曾完成的错误。
斯大林说：『若以为帝国主义者的恶行，就这样过去而没有受到处罚，那真是可笑的。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来答复了他们。听人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我以为假使这是真的，那么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毫无疑义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完全的瓜分和衰亡』（『真理报』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说：『若以为帝国主义者的恶行，就这样过去而没有受到处罚，那真是可笑的。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来答复了他们。听人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我以为假使这是真的，那么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毫无疑义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完全的瓜分和衰亡』（『真理报』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若以为….那真是可笑的』，这就是后来一切结论的基础。假使帝国主义者的恶行，不可避免地会激起回答，而且还回答是用苏维埃和红军的形式，那么帝国主义者怎样还仍旧生存在世界上呢？
『听人说，中国已经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这里『听人说』是表示什么呢？谁说的呢？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说了什么呢？它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呀，它的代表在大会上曾经发言的呀。这是不是说中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与共产党无关而且连知道也不知道呢？那么谁在领导这个政府呢？谁是它里面的分子呢？是那一个政党领有这个政权呢？斯大林不懂不能给一个回答，而且他连提也不提这个问题。
『我以为假使［！］那是真的，那么［！］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中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这一点不知道，而中国革命的最高领袖，对于这个政府的政治面目，竟不能给我们一个报告，在这样事实之下，还说没有一点惊奇，那么世上还留下什么事情去教人惊奇啊！
『毫无疑问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瓜分与衰亡。』是那一种苏维埃呢？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见各种各样的苏维埃了：一方面有崔勒特里的苏维埃，那托.鲍威尔和夏台曼的苏维埃；另一方面则是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崔勒特里的苏维埃，不能挽救俄国免于瓜分和衰亡。反之他们的全部政策，是向着转变俄国为协约国殖民地的方面走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把苏维埃变为一种武器，解放了劳动群众。中国的苏维埃是那一种苏维埃呢？假使中国共产党对它不能说出什么来，那就是表示它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那么谁在领导它呢？既然不是共产党领导，那么祇有那些偶然的中间分子和『第三党』人们，总之，那些第二种与第三种的国民党残余分子，能够领导苏维埃，能够建立苏维埃政府。
仅仅在昨天，斯大林还以为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前，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是『可笑的』。现在他似乎相信（假使他的五句话，究竟有一些意义的话）在民主革命当中，苏维埃甚至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也能挽救国家。
说到苏维埃政府，而不说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欺骗工人，而且是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农民。可是说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说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那就是再一次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一个陷阱，来陷害无产阶级。不过中国共产党现在是极其微弱的。它的党员之工人成分，只有几千人了。在赤色工会里面的工人，大概有五万人。在这些情形之下，若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即刻的任务，那是显然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中国南部，广大的农民运动正自动地发展起来，这里面有许多游击队参加。十月革命的影响，虽然受了多年的不肖门徒领导所败坏，可是对于中国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农民们把他的运动叫做『苏维埃』，并且把他们的游击对叫作『红军』。这又表示了那时斯大林的庸俗之深刻，当他出来反对苏维埃的时候，他说我们决不能用『人工的苏维埃化』，把中国人民群众吓走了。只有蒋介石能被苏维埃吓走，工人与农民是不怕苏维埃的，在一九一七年以后，苏维埃对于工人和农民，已经变成了他们解放的象征，很明显的，对于苏维埃的口号，寄托不少的幻想。他们是可恕的，但是那些领导的尾巴主义者，把自己限制在将中国农民的幻想加以卑怯的与含糊的引伸，而不向无产阶级解释事变的真实意义，这是可恕的吗？
斯大林说『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那意思即是中国农民，没有工业中心的参加，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能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而没有一点惊奇。但是我们说，在这种情形之下，苏维埃政府之实现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仅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就是崔勒特里的政府，或者半政权的苏维埃，也只有在城市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若以为农民能够独立地建立他们的苏维埃，那就是表示相信奇迹。要建立一个农民的红军，那是同样的奇迹。农民的游击队，在俄国革命中，起了伟大的革命作用，可是它是在城市中已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和有了集中的无产阶级的红军之下，完成它的作用的。因为现时中国工人运动之薄弱，而尤其薄弱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若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中国目前的任务，那是难以说到的。这是为什么斯大林不顾他过去一切的言论，紧随在农民暴动之后，被迫的把农民苏维埃和农民红军，与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接合起来的原因。这种专政的领导，对于共产党是一个太重的工作，它让给某些别的政党，或者可以说让给一个未知的革命党。因为斯大林阻碍了中国工人和农民，不去引导他们的斗争到无产阶级专政，所以现在一定要有一些人，把苏维埃政府拿在手上，当作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机关，以帮助斯大林。斯大林送给了我们五句话算是五个论证，作为这种新的前途之发动力。那就是：（一）『若以为……那真是可笑的』；（二）『听人说』；（三）『假使那是真的』；（四）『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五）『毫无意义的』。这里就是那行政的论据之最权威与显赫的地方！我们预先警告：在这种整个的可耻的计谋之下，中国无产阶级将要再一次付出重大的牺牲。
十八斯大林『错误』的性质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错误。在人类思想的各种范畴内，有时会发生重大的错误，其来源或因考察对象之不足，或因事实材料不充足，或因事件的因素过于复杂难以思考，如此等等。在这些错误之中，我们可以说气象学家在预报天气上的许多错误，是政治范围里面一种整个的连续的错误之模型。一个有学问的敏于理解的气象学家的错误，比较一个经验的天气预测，对于科学是有用得多，纵然后者有时也偶然的被事实所证明。但若一个有学问的地理学家，一个极地探险队的领袖，他的出发点，是认为地球是位于三个鲸鱼上面的，那我们将要说他什么呢？然而斯大林的许多错误，几乎完全属于这个范畴。斯大林从没有昂扬到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他只是很条文式地利用一些『类似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他在实际行动上便以最粗鲁的经验主义的偏见作他的出发点。但这正是事情发展的辩证法：那许多偏见，在革命低落时代，却变成了斯大林之主要的力量。也正是那些偏见，使他演出了他主观上不愿有的作用。那笨重的官僚制度，从取得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分离出来，它攀缘在斯大林的经验主义之上，因为他是贪求权位的，因为他在原则方面是完全的犬儒主义，所以使他成为它的领袖，造成斯大林的神话，而这神话正是官僚制度自身的节日传奇。这就是为什么和怎么样发生下面这种现象的解释：那些顽强而绝对中庸的人，在革命高涨时代，只占在三四等作用的地位，可是在革命退潮时代，在世界资产阶级稳定时代，在社会民主党复生时候，在共产国际之衰弱与苏维埃官僚制度在广大的范围内向保守方面堕落时候，却被聘来当主角了。
法国人常说一个人：『他的缺点乃是他的优点』。说到斯大林，那正可以说：『他的缺点，证明了对他有利的』。阶级斗争的轮齿，陷进了他那理论的贫乏，政治的顺应性和他的精神的紊乱上面去，简言之即陷进了他的许多缺点中去，使他不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使他变成了小资产阶级从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脱离出去的时代的政治家。
中国革命是斯大林的新作用之考验，可是用反证法来考验。由于在苏联取得了政权，由于那些放弃国际革命的阶层之帮助，更由于间接的但是非常实际的敌人之帮助，斯大林自动地变成了共产国际的领袖，并且也只有由于这些，又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官僚机构之幕后的保守的英雄，在大革命潮流的事变中，也必须表现出他的方法和性质。在这个潮流当中，斯大林的作用，表现得悲惨的自相矛盾。他教中国工人附属于资产阶级，制止土地革命，拥护反动将军，解除工人武装，阻止苏维埃实现并且消灭那些已经实现的，作了这些以后，斯大林还完成了崔勒特里仅仅企图在俄国完成的历史任务。其不同之点是：崔勒特里在公开的舞台上活动，他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反对以后，就企图把被镣铐欺骗的工人阶级，贩卖给资产阶级，他必须即刻并且当场负担这种责任的。至于斯大林在中国的活动，自始即是藏在幕后的，他被一个有权的机关所掩护，而且悬挂着布尔什维克旗帜。崔勒特里藉资产阶级来镇压布尔什维克的权力以支持自己。而斯大林则由自己把这种压迫施诸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资产阶级的镇压，被革命高潮所打碎。斯大林的镇压，则被革命退潮所抚育。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能够用纯粹的孟什维克政策，在中国革命中，一直试验到底的原因，亦即是说试验到最悲惨的失败之原因。
斯大林的政策最近有了一个左倾的突变，这是什么一回事呢？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向左盘旋和它所有的意义加起来，将构成历史上一个阶段），只有那些非常短视的人们，不了解人类意识的辩证法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之关系，才会看出它与以前斯大林的政策，有一种矛盾。革命的衰弱与它的上涨一样，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革命退落时的经验主义的领袖，在一定的时候，势必要惊恐自己之身临叛变的深渊，当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时候，他正是被他自己的政策，赶到这深渊边缘，而且他是被无产阶级的敌人和半敌人所利用的。哥德说『你以为你自己在动，其实你是被推着走了』，这里正是这样。因为官僚机关之走向退化不是一个平衡的进程，因为群众当中的革命倾向还非常强固，所以从『热月』政变[注九]的深渊之边缘，转变到左边来，即刻就有充足的拥护和保持的力量。这个转变，带有一种恐慌的跳跃性质，这正是因为这个经验主义者，不能预见任何事情，直等到他临近峭壁悬崖的时候，他才知道。这种向左跳跃的观念，还是左派反对派地他准备的。他祇利用左派反对派的一些零碎的工作，正合乎一个经验主义者的行径。但是这种左倾主义之尖锐的爆发，并不改变官僚制度在演进上的基本进程，也不改变斯大林自身的性质。
斯大林之缺乏理论的准备，缺乏广大的观察力和创造的理想力——若没有这些特点，便不能在广大的范围上进行独立的工作——就完全解释了为什么列宁曾估计斯大林是一个实际工作的助理人，并且他向党提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位置除去，因为那时已经很明白，这个位置会带有独立的重要意义的。列宁从没有把斯大林当作政治的领袖看。
斯大林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他自身是常常而且不变地保持着机会主义的立场。假使说斯大林与列宁没有什么重大的理论或政治的冲突，如同布哈林、加明尼夫、季诺维也夫、甚至赖可夫那样，那不过是因为斯大林从来不曾坚持他的原则的意见，并且在每次发生不同意见时候，总是保持静默，退到旁边，在那里等待。但是因为如此，列宁常常与斯大林有实际的组织上的与道德上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是很尖锐的，正因为斯大林的那许多缺点；列宁对于那些缺点，在他的『遗嘱』上，虽然形式上批评得很谨慎，可是在本质上是非常无情的。
在以上所述的以外，我们还要说明一个事实：列宁曾与一群共同工作者，手携着手地进行工作，那些共同工作者，每人对于工作，都增加了知识，都有个人的创造力，都有卓越的天才。可是斯大林的周围，则围绕着一些十足的庸俗人物，特别是在他清除右派以后，他们缺乏任何一点国际的观察力，而且对于世界工人运动中一个简单问题，也不能产生一点独立的意见来。
同时，官僚机关的重要性，自从列宁死后，就变地无比地巨大。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正是将那机关的巨大权力，与他在理论，政治及民族意识上的偏狭性结合了的结果。斯大林已经证明他自己不能学习了。它在第十六次大会上对中国问题所说的五句话，是澈头澈尾的渗透了他那系统的机会主义，这个机会主义，是在中国人民斗争以前的一切阶段上，统治着斯大林政策的。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负责人，现在正在我们眼前，准备绞杀中国第三次革命，当它开始的时候。
一九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于普林基博
[注一]F.Chitarov——曾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校者
[注二]A.Bubnov,——斯大林派官僚，积极从事红军政治工作；一九一八年参加布哈林的『左派共产党』，主张对德进行革命战争，曾继鲁那察尔斯基为教育人民委员长。——校者
[注三]据陈独秀说，根本不曾有过这件事。——原译者
[注四]据陈独秀说，并未解散童子团。——原译者
[注五]A.Losovsky——当初反对十月革命，后入布尔什维克党。从事职工运动，曾任赤色职工国际书记，以此资格于一九二七年来华参加五次劳动大会，现任苏联政府外次，拥护斯大林。——校者
[注六]据陈独秀说，此非事实。事实上中央特派员及湖南省委书记在马日事变突发后，并未报告中央委员会就逃走了。——原译者
[注七]Urbahns——德国共产党左派领袖之一，被开除后成立『列宁团』，一度同意托派，后即在苏联国家性质问题上及中东路等问题（见本卷『保卫苏联与反对派』）上与托派决裂。——校者
[注八]HotelLux——第三国际之多数外国代表与俄国官员居此。——原译者
[注九]Thermidor——法国大革命后，行革命历经『热月』相当于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十七日。当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即『热月』九日，罗伯士比尔革命政权被推翻，开始反动。德国左派反对派文件中习用此词，藉以喻苏联斯大林派对左派的反动。——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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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国反对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国反对派
在我看来，我们的中国朋友对于民主主义的政治口号问题，渗入了太多的玄学和甚至有点学院主义。
『微细之争』起于名称：立宪会议这是国民会议。在俄国，我们在革命以前用的是立宪会议口号，因为它明显地着重在与过去的时代决裂。但是你们写信说这个口号很难译成中文。假使如此，只有仍用国民会议口号，在群众的意识中，这一口号将一面做革命的鼓励，一面由事变来充实它的内容。
你们问道：可不可以进行为国民会议的鼓励，而否认它的实现可能呢？我的回答是：为什么预先断定它的实现是不可能呢？当然，群众为某以口号斗争，只是在他们任它有实现可能的时候。谁实现它和怎样实现它呢？关于此点，只能做种种的假定。假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更进一步的削弱和民众的不满逐渐增高，特别是在城市之中，则国民党的一部份有与『第三党』联合起来，企图召集类似的国民会议之可能。在此种情形之下，他们一定尽可能地剥夺最受压迫的阶级的选举权，我们共产主义者跑到这种限制选举和指派代表的国民会议中去吗？假使我们没有力量代替它，换言之，即不能自己取得政权，则应当参加进去。我们路上的这一阶段，无论如何不会削弱我们。恰恰相反，它会帮助我们集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力量，和教育这个先锋队。甚至在于假国民会议以内，特别是在它以外，我们要继续鼓动，要求最民主的会议，在有革命的群众运动之时，我们要同时组织苏维埃。在这种时候，小资产阶级认为必须召集比较民主的国民会议，以便把它变成反对苏维埃的工具，这是十分可能的。我们应否参加此种代表机关的选举呢？当然我们要参加。假使我们在这个时候又是力量不够，不能用更高的国家组织形式——苏维埃——来代替它。但是这样的可能，只是在革命进潮达到最高点的时候。而我们还没有走近这种革命进潮的真正的起头。
甚至于苏维埃存在的事实——现在在中国还完全谈不到——其本身还完全不能够做拒绝国民会议口号的理由。因为苏维埃的多数可以在（而且在起初的时候多半在）妥协派及中派政党及组织之手。我们很愿意这些政党在国民会议的公开舞台之上，在人民的面前表现自己的面目。这样的方法可以使苏维埃的多数快些和真正地过渡到我们的一边。当争取多数工作完成之时，我们即提出苏维埃的政纲与国民会议的政纲对抗，把全国大多数的被压迫的群众集合于苏维埃旗帜之周围，这样即可能在实际上而非在纸上，用革命的阶级独裁之机关——苏维埃来代替议会民主制度的国民会议。
在俄国，立宪会议存在了只有三天。为什么？因为它出现得太迟，苏维埃政权当时已经成立了，立宪会议与苏维埃政权相抵触。在此种冲突中间，立宪会议代表革命的过去。但是我们试想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下了决心在三月或四月（一九一七年）召集立宪会议。这在当时是可能的吗？当然是可能的，立宪民主党研究法律问题，拖延立宪议会的召集，希望革命潮流的低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附和立宪民主党唱这些调子。假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稍有一点革命的用处，他们岂不在数礼拜内召集了立宪会议？我们布尔什维克参加选举和参加立宪会议吗？没有这回事。你们或者记得俄国有产阶级的代表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妥协派把革命一切重要问题都推到开立宪会议时解决，同时尽力地拖延它的召开期。这使地主与资产阶级有可能相当地掩饰，在土地问题，工业问题以及其它问题中，他们自己的利益。假使立宪会议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召集得成，则一切社会问题，在会议中都紧迫地提了出来，有产阶级不得不显露出他们的本相，妥协派的背叛作用也十分地明了，立宪会议内的布尔什维克党团要获得最大的威望，而且帮助了苏维埃在自己的队伍中结合得布尔什维克的大多数。在这几个条件之下，立宪会议不仅要存在一天，或者要存在几个月，而且异常地增加劳苦群众的政治经验，不仅不推延无产阶级的革命，而甚至于使它逼近。立宪会议就其本身，大有意义。假使第二次革命不在十月发生，而比方说，在七月或八月发生，则前线的军队或者不至于疲乏削弱得怎样利害，同德国媾和或者取得更有利的条件。但即使说无产阶级革命并不因立宪会议而快到一天，那末在群众中的政治水平上说来，革命的议会主义这个学校，决不是毫无痕迹地过去的，它也许会减轻我们十月革命以后的任务。
中国会不会有同样的变化呢？这种变化在中国不是不可能的。在现在这样条件之下，资产阶级军事统治的肆无忌惮，工人阶级之屈服与涣散，及农民运动之极度低落，假使我们相信和等着中国共产党一跃而取得政权，这简直是相信奇迹。在行动上就走上游击战争的冒险举动上去，目前共产国际一半地袒护着这种行动。我们应该攻击这种政策，且坚决地要警告革命工人，脱离这种政策。从现在的政治环境出发，动员无产阶级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农民群众，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而这环境就是军事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环境。被压迫群众的力量，即在于他们的数量上。他们数量上的力量，当他们醒觉起来的时候，就想经过普选权而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少数的共产主义者，固然在现在已经知道了普选权是资产阶级统治形式之一，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资产阶级统治消灭。我们可以这样来预先教育无产阶级先锋队，但几百万劳苦群众却只有站在他们自身的政治经验基础上才能走上无产阶级专政的路上去。所以对他们说来，国民会议是这个道路上的一个进步的阶段。因此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同时又并列提出别的四个民主的口号：土地归贫农，八小时工作制，中国独立，中国境内各民族有自决权。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前途——它在理论上是可以思议的，——即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了农民群众，依靠苏维埃，在无论那种国民会议实现以前，就取得了政权。但是在最近期间无论如何不大可相信的，因为首先要有极强固的集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没有这样的党，还有什么力量来统一你们这样大的中国革命群众？并且最可惜的就是中国没有强有力的集中的共产党。它还是在刚要建立的时候。而那为民主主义的斗争，却正是造党的一个必要条件。国民会议口号可以把各省分散的运动及暴动从政治上统一起来，且造成共产党结合的基础，而使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的全国的首领。
因此，国民会议口号（根基于普通直接平等及无记名投票选举法产生的）应该全力提出来，应该为它进行勇敢与坚决的斗争。目前，共产国际及中共的正式领导者的纯粹消极作用的立场之完全无用，迟早要无情地暴露出来，假使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派争民主口号的运动进行得愈坚决，则它们将暴露得愈快。那时共产国际的政策必然破产，左派反对派将异常地巩固，且能帮助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的主要力量。
一九三○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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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英国往何处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英国往何处去？》（1925）
第八章英国往何处去？
前不久前首相劳合·乔治的夫人遗失了一条贵重的项链，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报》注意到此事，发表评论认为为妻子购买奢侈品的自由党领袖已经成为工党的敌人。该报社论的作者在评论中得出了颇有价值的结论：“工党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它能防止它的领袖们干出这种可恶的事情。”亚瑟·庞森比，一个失望的自由党人，尽管他加入了工党，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自由党人的身份。在同一版面上，庞森比撰文表示，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的行为毁灭了伟大的自由党。“是的，”社论作者重复道，“自由党领袖已经丧失了自己简单朴素的生活习惯，开始和与他们长期来往的富人一样，过起了阔气的生活，对下层阶级摆起架子了……。”
自由党领袖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根本不足为奇，自由党本来就是两大党资产阶级之一。但对工党里的自由派来说，自由主义是一种高尚的理想，为老婆买项链是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背叛。
《每日先驱报》对如何防止工党领袖堕落的思考则更富建设性。对这些必须考虑工人阶级读者意见的半自由主义工党记者来说，他们对半自由主义工党领袖的警告实在是太战战兢兢了。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能想象得出追名逐利的腐化思想在英国工党的上层中到底有多么严重！光拿劳合·乔治夫人寄给《每日先驱报》编辑的抗议信作为证据就够了，在这封信中，前首相府人提到麦克唐纳接受过好几次来自资本家朋友“奢华”的礼物。收到抗议信后，《每日先驱报》的编辑立刻闭上了自己的嘴巴。这些人竟然想拿劳合·乔治夫人项链的故事来警告和规范工党领袖们的行为，拿抽象的道德处方来指导政治，真是太愚蠢、太幼稚了。相反，宽泛的说，一个阶级和它的党和领袖们的道德状况都取决于它采取的政策。这一点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组织那表现的最为明显。
《每日先驱报》偶然发现与资产阶级来往会对工党“领袖”的世俗道德造成有害的影响。实际上它完全取决于“领袖”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如果我们以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态度对待资产阶级，那就不会存在任何非常友好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领袖不会渴望进入资产阶级的圈子，资产阶级也不会让他们进去。但是工党领袖提倡的是阶级合作，他们希望各党领袖友好往来。例如，斯诺登今年在议会里说：“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合作互信是国家富强的基本条件。”克莱恩斯、韦布夫妇等其它重要人物都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工会领袖的态度也是一样的：我们从他们那里听到的都是雇主和工人代表必须经常欢聚之类的话。
与此同时，据《每日先驱报》所说，为了共同的追求，工人领袖和资产阶级商人之间应建立起永久“和睦的”对话机制，就是说，双方目前要搁置分歧。这不仅败坏工人领袖们的道德，还会危害党的发展。那该怎么办？当约翰·伯恩斯背叛无产阶级时，他开始说：“工人的立场就像工人的靴子或工人的奶油一样，我再也不想要了。”伯恩斯成了资产阶级部长，无疑可以享受颇有讲究的奶油和靴子。但是他的高升却不能为把他抬上部长之位的码头工人带来任何生活上的好处。道德来源于政策。斯诺登若想使他的预算案博得伦敦贵人们的欢心，他就必须极力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向银行业显贵而非威尔士矿工靠拢。
那托马斯又如何？我们曾说过，铁路工人联合会总书记托马斯，在铁路老板的宴会上宣称他的灵魂不属于工人阶级而是属于“真理”的，他之所以赴宴便是为了寻找真理。可笑的是，当《泰晤士报》把这愚事完全公之于众时，《每日先驱报》却对它只字不提。我们可悲的小报通篇大谈空洞的道德，一心想拿劳合·乔治夫人颈环的故事来规劝托马斯。这样做是徒劳的，我们必须把托马斯们从工党的队伍中剔除出去。不能对托马斯和敌人举杯言欢之事闭口不谈，必须把它公之于众，对其进行彻底的批判，号召工人逐驱败类。要改变道德首先要改变政策。
我现在写到这里时（一九二五年四月），英国保守党政府仍然以妥协政策作为自己的方针：工业双方必须“通力合作”，互相让步，工人应该享受到工业生产带来的利润等等。保守党的政策同时表现了英国无产阶级强大和虚弱的两面。一方面，工人通过建立自己的党，迫使保守党采取“妥协”政策。另一方面，工人让麦克唐纳和托马斯之流做工党的领袖，而后者让保守党看到了“妥协”的希望。
鲍德温不断地发表演说，说为了让国家摆脱难关，防止灾难的发生，劳资双方必须互相容忍。工人“领袖”罗伯特·斯密里对鲍德温的演说表示非常满意。“双方要互相容忍，说得好！”斯密里保证自己会贯彻落实鲍德温的主张。同时，他表示希望工业界的领袖能用更人道的方式应对工人的要求。“这个要求完全合法合理，”《泰晤士报》老气横秋的夸奖道。此时英国正面临着工商业危机和长期失业，德国夺走了它对造船业的垄断权，工业全面冲突即将爆发。英国有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这些先生们却偏要和资产阶级妥协。工人群众实在健忘，而统治阶级虚伪到了极点！资产阶级的历史记忆，篆刻在传统规则、国家制度和法律以及世代积累下来的治国技巧中。工人阶级的记忆则存在于它的党里，而这个改良主义工党是个健忘的党。
保守党的妥协政策虽然虚伪，但都是被非常现实的原因逼得。现在欧洲各执政党主要的努力便是维持内部和外部的和平。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单纯用心理因素来解释各国所谓的“反战”和战后政策。资本主义制度在战争期间表现出了强大的力量和充分的灵活性，这催生了所谓军事资本主义的幻想。对经济进行集中的铁血领导，利用军队夺取缺乏物资，四处借债，毫无节制的发行钞票，一面通过血腥暴力的手段排除社会危机，一面用尽手段讨好社会各阶级──战争进行的热火朝天，看起来这些方法似乎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克服一切困难。
经济现实很快就打碎了军事资本主义的幻想。德国几乎坠入无底深渊。富足的法国遭遇了无法掩饰的破产。英国政府被迫供养人数约为军国主义法国军队两倍的失业大军。这时候人们才知道欧洲的财力原来也是有限的。战乱如果再进行下去，肯定会毁灭欧洲资本主义。因此，人们才开始操心起恢复国家、阶级间“秩序”的事来。
在上次选举中，英国保守党非常巧妙地运用这种心理获得了选举的胜利。现在保守党以主张调和、妥协和社会慈善的形象执政。“稳定压倒一切”——保守党人奥斯丁·张伯伦反复强调自由派格雷爵士的发言。英国资产阶级两党报纸都在不断地重复此类主张。维持稳定、重建“日常”秩序、控制物价、恢复通商，统治者的努力并不能解决引发世界大战的基本矛盾，甚至会将其进一步激化。但是，只有研究目前已经实施的种种举措和已经形成的政治集团，才能理解欧洲各执政党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无需多言，和平进程的每一步都受到战后经济形势的阻碍。英国保守党已经开始设法推翻失业保险法。想让目前的英国工业更具竞争力，除了降低工资别无他法。而目前的失业保险法能增强工人阶级反抗的能力，妨碍工资的削减。双方已经在失业保险问题上展开了小规模冲突，这势必引起更严肃的战斗。无论如何，保守党很快就会露出它的本来面目。为此，工党领袖们面临的处境也将越来越棘手。
一九〇六年大选后，强大的工党第一次出现在下议院的舞台上，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其他议会党对这个新成员态度的变化。工党议员在头两年还很受敬重，可是他们的处境到第三年就非常难堪了。一九一〇年，议会开始经常“无视”工党议员。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态度强硬不肯让步，而是因为议会外工人群众的呼声越来越大。在选了如此多的议员进入议会后，工人希望自己的命运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是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罢工浪潮产生的原因之一。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尽管以鲍德温为首的保守党目前还在和工党打情骂俏，但是随着工人对工党、资本和议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保守党对工党的态度不免将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关于这点，我们在前面讨论民主与革命武力对阶级间关系的影响时，已经说过了。现在我们再从工党自身内部发展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以麦克唐纳为首的独立工党的领袖们领导着英国工党。独立工党无论在战前或战时，都一直大体上维持着中派立场，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独立工党的纲领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军国主义”。大战结束后，独立工党退出了第二国际。一九二〇年，独立工党甚至参加了第三国际大会的讨论。它向第三国际提出了十二个问题，一个比一个深刻。其中第七个问题是：“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只能用武力实现这个问题存疑的政党是否可以加入第三国际？”屠夫手举锋利的大刀，牛犊却还在犹豫，真是可笑。然而在关键时刻，这个曾经有意加入共产国际的独立工党，却开始驱逐工党内的共产党人了。
对比一下以前独立工党的政策和现在工党的政策──尤其是后者执政几个月间的政策，其矛盾程度真是令人震惊。现在独立工党中费边派的政策，同他们在工党中兄弟们的政策明显不同。我们能在这些矛盾中听到中派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两种倾向微弱的争斗之声。这两种倾向，麦克唐纳兼而有之——所以这位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会建造轻型巡洋舰，以期将来建造重型巡洋舰。
中派主义的重要待征是平庸和骑墙，它从不轻易表明自己的立场。只要没有到必须得出最终结论，没有到必须回答摆在眼前的基本问题的时候，中派主义就能安稳的维持下去。在和平“有序”的时期，中派主义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甚至能成为一个庞大且活跃的工人政党的正式学说，譬如战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那个时代国家生活主要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但是，一般把中派主义作为自己规则的都是些小组织，因为它们的影响力很小，所以没有必要解答所有的政治问题，也没有必要为他们的答案负责，譬如独立工党的中派主义就是如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的向我们揭示，工人官僚和工人贵族在战前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向小资产阶级堕落的过程，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彻底地改变。但是在遭遇第一次打击之前，这种小资产阶级特性还维持着表面上的独立。
战争的爆发暴露和巩固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即在政治上依附于大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社会帝国主义就是工人运动中小资产阶级依附性的表征。中派主义之所以能在战时存活下来并在战后复兴，表现了工人官僚对小资产阶级之彻底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恐怖。
即便是在非常长的时期内——甚至从倍倍尔时代就开始——一直实行中派主义政策的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无法再战争期间保持自己的立场。它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起身革命，反对世界大战；要么向资产阶级投降，支持战争。由于英国独立工党是工人阶级的宣传组织，所以它“不用负责任”，因此在大战期间它不但可以保持，而且还能强化自己的中派主义立场。它不把自己的阶级立场贯彻到底，也不为难交战国政府，只是忙于作口头上的抗议以及宣传和平主义。德国独立党人的反战立场同样具有中派主义的特点，他们没有阻止谢德曼和艾伯特拿工人组织的全部力量为资本主义战争服务，因为他们也“不用负责任”。
我们在战后的英国可以观察到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工人运动中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派主义两种倾居然“联合”在一起了。之前说过，独立工党非常出色的扮演了不负责任的中派主义反对派的角色，没有为统治者制造任何麻烦。然而，独立工党在战后迅速发展成一大政治势力，现在得“负责”了，于是立场便随着地位的改变而改变。
独立工党之所以得势有两个互相关联的理由：其一，因为历史的发展要求工人阶级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党；其二，数百万强大的工人群众被战争刺激，纷纷于战争和战后时期觉醒，而独立工党的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对他们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当然，民主与和平主义在战前就很受英国工人的欢迎。
不管怎么说，战前和战后的区别是很大的。从前，英国工人阶级在参与政治时，尤其是十九世纪上半叶，都将自己民主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寄托在自由党的活动上。后者没能“证明”工人的幻想，于是便失去了工人的信任。一个专门的工党便由此诞生，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得清楚的认识到，新兴阶级数百万的群众还是头一次卷入政治的漩涡，工人阶级不再相信的是自由党人的好意，他们对用民主与和平主义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仍抱有幻想。工人阶级把自己的希望和幻想从自由党转移到工党之上。正因如此，也只因如此，独立工党成为了工党的领袖。
在工人群众民主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后面，我们能看到他们阶级意识的觉醒，能看到他们对自己地位的不满，和采取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实现自己目的的决心。但是工人阶级建立的政党的意识形态和个人领导因素，来自于这个国家全部的历史、理论与政治文化。
让我们谈一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往往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根本原因。英国工党之所以成为必然，原因在于无产阶级群众的迅速左转。但是政治上的左转，落入了最接近这场转变的无力保守的和平主义新教徒的代表人物的手中。然而在成为数百万有组织工人的领导机关后，独立党不可能保持自己的立场，就是说，他们无法简单地把中派主义强加在工人阶级的政党之上。他们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拥有数百万工人的政党的领袖，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保持中派立场不做决断和用消极的和平主义敷衍场面了。他们先是成了负有责任的反对党，后来又当选为国家政府，而后者必须用“是”或“否”对全国政治生活中最尖锐的问题做出决断。从成为一大政治势力开始，中派主义便不得不超出中派主义的范畴，它要么下决心用革命来反对帝国主义政府，要么公开为帝国主义政府服务。
独立工党选择了后者。和平主义者麦克唐纳开始建造巡洋舰，把印度人和埃及人丢进监狱，用伪造文件等手段玩弄外交。这样一来，协调主义虽成了一大政治势力，却也就变为零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左倾使麦克唐纳的政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政权，但这一切却促使后者迅速右倾。这就是昨天与今天的联系，这就是独立工党对自己的成功大惑不解，并且还在试图把自己伪装成中派主义政党的原因。
独立党人领导着的英国工党的实际政策本质上还是自由主义，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它是格莱斯顿时代软弱政策迟来的回音。格莱斯顿“被迫”吞并埃及，麦克唐纳也“被迫”建造巡洋舰。比肯斯菲尔德比格莱斯顿更能代表资本帝国主义的要求。自由贸易再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了。从整套大英帝国主义体系的观点来看，放弃巩固新加坡的防御这种行为实在荒谬。新加坡是链接两个大洋的钥匙。谁若想继续控制殖民地，或者说，想把帝国主义掠夺政策进行下去，就必须把新加坡握在手中。
麦克唐纳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小心翼翼地试图对政策做一些修正。他的修正毫无意义的，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只会徒然增加自身面临的困难和危险。三党关于英国工业命运问题的政策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其共同特点是含糊，因为他们都很害怕出乱子。三党都持保守主义立场，它们最怕的事情是劳资冲突。保守的议会拒绝了矿工的要求，反对规定最低工资。代表矿工的议员跳出来指责议会的做法是在向工人挑衅，是在“激起革命”，尽管从来没有一个人认真考虑过革命。资本家向工人提议双方共同调查煤矿业的盈利情况，希望藉此证明它已经出不起更高的工资了，换句话说，私有制管理的煤矿业毫无组织，煤矿价格如此昂贵，居然都没有利润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资本家们的提议让保守党和自由党看到了希望，工人领袖也一样。人人都怕罢工，认为它会加强外国竞争者在价格上的优势。其实在资本主义下，就算有产业改良，也得在工人罢工的巨大压力之下才能实现。工人领袖借助工会瘫痪工人群众，实际上加剧了经济的停滞和衰败。
英国工党最著名的反动派、沙文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哈登·格斯特博士，曾在议会里无情地宣布，他非常鄙视自己的党在自由贸易-贸易保护问题上采取的方针。格斯特博士说，麦克唐纳的观点是纯粹消极的，他没有指明摆脱经济僵局的道路。很明显，自由贸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自由贸易的破产也代表了自由主义的破产。
贸易保护主义同样不能给英国带来出路。对一个还在发展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贸易保护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进步阶段。但英国是一个与世界市场紧密相连的老牌殖民主义工业强国，历史将证明，贸易保护政策的实行是这个国家耻辱的开端，它会扶植那些在不能适应目前世界潮流的工业部门，牺牲更符合世界和国内市场需求的工业部门。我们不能用同样腐朽的自由贸易反对鲍德温党主张的腐朽的贸易保护政策，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是唯一可行的方案。要想完成这个方案，工党必须开始着手准备，准备把反动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格斯特们和自由贸易主义的麦克唐纳们从自己的队伍清除出去。
如果要改变工党的政策，就必须彻底更换其领导层，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独立工党在英国工党执行委员会等其它重要机关都占绝对多数，独立工党构成了工党的统治集团。英国工人运动的内部关系为“少数专政”问题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材料，一些英国工党领袖就是根据少数专政来否定共产党在苏维埃共和国中的地位的。然而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只有三万党员的独立工党也包揽了领导工党的权力，而后者是一个有几百万工会会员支持的庞大组织。由于英国无产阶级强大的实力，工党当上了执政党。于是这微不足道的三万人，获得了统治一个拥有四千万国民和上亿殖民地居民的国家的权力。最完美的“民主”居然导致了少数党专政。
不无多言，从阶级观点看来，英国独立工党的“专政”是腐朽的，不过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像这样一个只有三万党员、没有革命纲领、没有斗争经验、没有团结精神的党，都能靠资产阶级民主的手段，通过工会产生的松散的工党站取得政权。那么这些先生们有什么资格对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领导人民进行了几十年奋勇斗争，党员多达几十万，依靠工农群众的组织获得政权的俄国共产党愤愤不平？无论如何，独立工党取得政权的过程与俄国共产党相比，都要保守肤浅得多。
在我们批驳共产党少数专政的论调时，独立工党那让人头晕目眩的履历显得非常有趣。不但如此，独立工党迅速发展的案例对英国共产党未来命运有着无可比拟的借鉴价值。我们在这可以做几点预测。
独立工党成长于小资产阶级环境之中，它的思想和心理都接近于工会官僚。因此工人群众向工会书记施压成立工党之后，独立工党同工会官僚自然而然地坐上了工党领袖的位置。然而，独立工党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发迹之路，以及它的政治手腕和它所起的作用，都预示着共产党的崛起。独立工党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只召集了三万党员。但是英国国际地位和社会内部结构的深刻改变催生了工党，而刚诞生的工党急切需要领袖，就这样，从没想到过自己会有今天的独立工党接下了这把交椅。同样，英国工人的政治发展进程在下一个阶段，将更加急切的“需要”共产主义。
目前的英国共产党还非常弱小。在上次选举中，共产党一共获得了五万三千张选票，与工党的四百五十万张相比实在太少，如果不理解英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很容易产生一种悲观的印象。以为共产党人数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将每年逐步增加，共产党在每一轮议会选举中都会获得更多选票的人，对未来发展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共产党的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内都会十分缓慢，但是一场无可避免的变化将迅速发生：共产党将占据独立工党现在在工党所占的地位。
为此我们必须做什么？答案非常明显。独立工党之所以实现了惊人的飞跃，是因为它帮助工人阶级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党。在上次选举中，英国工人阶级展现了他们对自己创造的工具到底有多热情。但党本身不是一种目的，工人们希望它能有所行动并带来结果。英国工党一瞬间拔地而起，它宣布自己要直接取得政权，而且在这方面它已经有所作为了。尽管头一届“工人”政府妥协性非常强，工党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还是得到了一百多万张新选票。一个松散懦弱，毫无独立精神的所谓的左翼在工党内部出现了。但是光党内反对派的出现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群众要求越发高涨，焦虑情绪在工党上层蔓延。只要对麦克唐纳、托马斯、克莱恩斯和斯诺登之流的性格稍有了解，我们就能理解群众的要求与工党领袖愚蠢的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到底有多剧烈，尤其是当工党再次成为执政党的时候。
简述一下，我们是以英国资本主义目前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不但不能得到改善，而且还会继续恶化这个主张为出发点的。假如这个预言错了，英国资产阶级重夺自己曾经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复兴帝国往日的光辉、恢复并抬升了工业水平、给失业者工作并且提高了工资水平，那么政治将会倒过来发展：工会的工人贵族保守主义会再次增强，工党将持续衰退，党内右派将比以前更强盛，更接近自由主义，而后者也将再度焕发生机。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无论现在局部经济和政治形势如何跌宕起伏，一切情况都在向我们表明，英国当下的处境将越来越艰难和险恶，这将进一步加快英国革命的发展节奏。在这种情况下，工党在未来某个阶段中很可能会再得政权，工人阶级与领导工党的费边派领袖之间冲突的爆发将不可避免。
现在独立工党人之所以扮演着领袖的角色，是因为他们的道路与无产阶级的道路交叉了。但它并不意味着这两条路已经合并。独立工党影响力的迅速增长反映了工人阶级所施加的强大压力。这种压力，发自当前英国的总体局势，将引燃英国工人与独立工党领袖间的冲突。到那时，能够拿出革命主张的英国共产党，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将迅速获得数百万人的支持。
英国共产党和独立工党的命运有一定的相似性。两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宣传组织而非工人阶级政党。在英国历史发展迎来意义深远的转折的时刻，独立工党人成为了无产阶级的领袖。依我们看，共产党在不久之后也会得到一次飞跃。（注）共产党与英国无产阶级的道路将融合在一起，它与独立工党完全不同。后者只是和工会官僚联系在一起。独立工党之所以能领导工党，是因为工会官僚尚能削弱、中和和扭曲无产阶级的独立阶级力量。共产党则相反，只有当工人阶级与工会和工党内的保守主义官僚陷入势同水火的冲突时，它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领袖。共产党要对自己未来的领袖地位有所准备，它必须毫不留情地抨击英国工人运动中所有的领袖人物，日复一日地揭露他们在社会生活和无产阶级运动方方面面表现出的保守主义、反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君主主义性质，以及他们作为统治者奴仆的本质。
工党的左翼试图在麦克唐纳的社会帝国主义党内恢复中派主义。它反映了部分工人官僚对与他们联系群众愈发左倾的不安。不要以为旧派左翼分子能够领导英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夺取政权斗争，这是幻想。他们代表的历史阶段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极其笨拙，他们的左倾完全是机会主义的。他们不会也不能领导群众投入斗争。他们在他们狭隘的改良主义范围内，召回了不负责任的中派主义亡魂，他们不但没有妨碍麦克唐纳，甚至还帮助他巩固工党领袖的地位，帮助他掌控大英帝国的命运。
在独立工党格洛斯特大会上（一九二五复活节），“左翼”分子将自己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独立工党人一边指责麦克唐纳，一边却以三百九十八票对一百三十九票通过了工党政府所谓的“活动”。反对派之所以不吝惜攻击政府，只是因为麦克唐纳已经确保了多数。左派对麦克唐纳的不满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不满。靠添添改改不可能改变麦克唐纳的政策。中派主义一旦掌权，还是会实行麦克唐纳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政策。要想严肃的反对麦克唐纳政策，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立场。说独立工党能进化成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人都在胡说八道。费边派得一个不剩地驱逐出去，必须“把他们统统撤职”。为此，必须对独立工党和它的中派主义作无情的斗争才行。
夺取政权问题提出的越清楚和尖锐，独立工党就越想逃避它。独立工党夸夸其谈，他们不断讨论包括他们完美的议会在内的一切官僚机构和工业国有化等等，想以此取代革命的根本问题。某个独立工党的委员会曾经得出结论说，收购土地和工厂要比直接充公更好，根据这个委员会的设想，英国产业的国有化将按鲍德温的方法一步一步逐渐完成；如果只有一部分资本家的利益被剥夺了，而其他人还在从他的资本那获得回报，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委员会在报告书里说，“如果社会主义在我国不是逐渐实现，而是通过灾难性革命立即完成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反对充公的观点将失去大部分的依据。但是我们不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发生，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份报告书里对它进行讨论”。（引自《泰晤士报》）
一般来说，我们在原则上并没有反对收购土地和工厂的理由。不幸的是让我们实施上述方案的政治和经济机会是不可能出现的。就美国的财政状况而言，它完全可以达成收购土地和工厂的任务。但是这个问题在美国根本无人过问，也不存在能严肃对待该问题的政党。当有那样一个党出现时，美国的经济形势一定早已发生剧烈的变化了。而英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工业国有化是拯救英国经济的重要措施。但是英国糟糕的财政状况让收购土地和工业的可行性大打折扣。
不过财政对收购方案来说还只是次要的。不管是否按收购的方式实现国有化，我们的首要任务都是为其创造一个可靠的政治前提。资产阶级面临生死关头，革命之所以不可避免，正是因为他们决不会老老实实让自己被费边派的银行业务给扼死。除非国有化被严格限制在不会彻底成功的条件下，并且其方案和工党都做出了妥协，否则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不会同意哪怕是一点点产业被收归国有的。任何将产业国有化的行为，即便是部分国有化，都会遭到整个资产阶级阶级的反抗。其他工业部门一定会采取怠工、同盟罢业等种种手段，联合抵制被国有化的工业部门，也就是说，他们将发动拼死的斗争。不管开始时如何小心谨慎，结果都会感到必须要粉碎资本家的拼死抵抗。费边派向我们宣称，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的必要，我们禁不住要说，这些先生们根本就没搞清他们到底得做什么。他们当中最有办事效率的一部分人也许对将来工人政府的某个部门非常有用，在那里，他们可以为计算社会主义财政报表中某个项目而忙碌一整天。但是只要建立工人国家——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先决条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就毫无用处。
麦克唐纳在《每日先驱报》的某篇每周评论（一九二五年，四月四日）里说漏了嘴，透露了一些真实情况。他说，“根据目前的局势，我党面临的斗争将一天一天更激烈。保守党会与我们誓死斗争，工党力量对他们的威胁越大，反动分子（保守党人）施加的压力就会越猛烈。”
完全正确。工党掌权的危险越近，柯曾之流在保守党内的影响力就越强（麦克唐纳说柯曾是未来领袖的“模范”，并非出于偶然）。麦克唐纳的推测总算是对了一次。但实际上我们的工党领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发言的分量和意义。他说保守党拼死战斗，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将越来越猛烈，只是想证明目前不适合组织跨党际的议会委员会。麦克唐纳的预测在本质上不单否定了议会委员会，还是对通过议会解决现今社会危机的幻想的高声否定。“保守党将誓死斗争。”说得好！但是这意味着，如果工党不坚定斗争的决心，就不能击败保守党。我们说的不是两党之间的竞争，而是两大阶级的命运。在两大阶级展开生死搏斗之时，选票的数目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只要阶级还存在，这种事情就永远不会发生。
问题不在麦克唐纳的理论体系，也不在他说漏了的话，换言之，问题不在他对自己活动的态度，也不在他的希望是什么，而在于他到底做了什么和他的行为导致了什么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麦克唐纳的党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广大而猛烈的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开路。除了麦克唐纳的党之外，再没有党能一方面加强资产阶级自信心的同时，又把无产阶级弄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一旦无产阶级的丧失耐心，它就会起来与资产阶级战斗，后者早就因为麦克唐纳党的政策而自信心爆棚了。费边派越是抑制革命的发展，革命在爆发时便越凶猛、越激烈。
岛国的环境、加尔文主义的道德体系、殖民主义的实践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早已让英国资产阶级变得冷酷无情。英国现在正不断地衰退，这无法避免的进程足以造成革命的形势。英国资产阶级被迫与美国谈和、不得不退却、不得不设法调度等待时机，它内心充斥着最为沉重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将以最恐怖的形式在未来的内战中表现出来。比如在普法战争中战败的法国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发泄自己的仇恨；比如垮台的霍亨索伦王朝军官们向德国工人们倾泻自己的屈辱。
英国统治阶级对印度人、埃及人和爱尔兰人以种族歧视的形式表现了自己的冷酷，在未来的内战中，这种冷酷将暴露自己的阶级本质，直指英国无产阶级。另一方面，革命将唤醒英国工人阶级的内心深处的强烈激情，后者长期以来一直被资产阶级用社会风俗、教会和媒体熟练地抑制着。拳击、足球、田径等竞技体育就是供工人阶级发泄自己激情的人造管道。
斗争的具体进程、持续时间以及实际结果，都以英国国内、尤其是国际局面为转移。在英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决定性的战斗中，前者将得到美国资产阶级最有力的援助，后者将首先得到欧洲工人阶级的支持，以及各殖民地被压迫群众的力量。英国作为殖民帝国牵动着整个世界，斗争势必引起国际范围内的大规模战斗。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场景之一。在战斗中，英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将与全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全世界的形势以及英国无产阶级在生产和社会上的地位都为斗争的胜利提供了保证——前提是他们要有真正革命的领袖。那时共产党将崛起，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夺取政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向胜利，谁若相信或者认为还有其他路可走，他就是在欺骗英国工人阶级。这就是本书分析的主要结论。
（注）这种推测当然是假定的，普泛的，决不能拿来和天文学里关于日蚀和月蚀的推测比拟。历史进化的实际程序常是非常复杂，预测的时候很难完全推得准确的。 |
蒋介石政变后的中国形势和前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部分）
蒋介石政变后的中国形势和前景
译自АрхивТроцкого，т．1，стр．75—79。
把蒋介石政变描述成插曲，或把它与1918年穆拉维约夫[1]的叛变相提并论的企图，是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整个错误的、浅薄的、庸俗的评价的继续，它已经导致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有些是无法补救的错误。穆拉维约夫的叛变是个人和小集团的冒险，目标是反对无产阶级政权，它导致冒险分子的灭亡。蒋介石的政变意味着整个革命的阶级偏移，彻底排除了下层“共同参政”，巩固资产阶级对革命和国家的军事统治，恢复了中国资产阶级阶层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更广泛的合作。
现阶段的蒋介石政变以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如此重大的成功而结束，是由我们对整个革命的错误评价中产生的先前的一系列错误的结果。主要错误是：首先，让共产党服从国民党，其次是拒绝组建苏维埃，三是拒绝武装工人。这三个致命的错误又是对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孟什维主义的理解和自愿地把革命领导权通过国民党交到资产阶级上层的手中的产物。
原来，无产阶级是被那些领导它的人所粉碎。在被打得措手不及的无产阶级手中，既没有进行防卫的正确定向，也没有可靠的组织（苏维埃）和武器。最糟糕的是，无产阶级现在只能在敌人的打击下在思想上重新武装。蒋介石现在对中国工人教授的，是我们当初没有教给他们且及时禁止教他们的东西。
由此可能产生对革命发展的严重阻碍甚至造成它的退潮。土地运动是最分散的，因而受刽子手蒋介石的直接损害较小。土地运动进一步的发展在相对不远的将来会为无产阶级提供机会，让它挺起腰杆，重新转入进攻，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对这点的准确预言，当然是不可能的，何况还是从远方。中国共产党必须关注事件和阶级集团的实际发展，以捕捉新的进攻浪潮的时机。
在撤退的过程中、在敌人的打击下建立苏维埃，比在胜利和前进的过程中要困难得多。在这个意义上，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但现在放弃苏维埃是错误的，更确切地说，是犯罪。如果情况表明，失败将长期把工人向后抛，那苏维埃在当前就建不起来。但持这样的立场，现在还没有根据。相反，一切都使人认为，虽然被残酷地放血，无产阶级——正是由于它日常生存的骇人听闻的条件的结果——能够在不远的将来重新崛起。在这些条件下建立苏维埃，就是在退却的道路上建立加固阵地，为一旦形势出现有利的转折时，就转入进攻的前景做准备。
除了国际条件之外，新的进攻的可能性将取决于不仅是上面提到的土地运动的发展，还取决于城市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近期倾向于哪方。蒋介石政变意味的不仅（也许甚至是与其说）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还恢复和巩固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的阵地和由此所产生的全部后果。由此可见，小资产阶级群众转而反对蒋介石，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为期不会太远。只有孟什维克才会认为，在彻底推翻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之前，中国资产阶级将“套在革命的战车上”（马尔丁诺夫）：为了嘉奖资产阶级对民族旗帜的如此忠诚，我们的理论家许诺“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它显然应该巩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结合。整个这个堪称笑柄的前景已经被打得粉碎。但小资产阶级不仅在外国资本那里蒙受严重的损失，也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的联盟那里蒙受损失，因而它必然会转而反对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民族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机制的最重要的体现，就在其中。
我们自己的政策越坚决，我们越少追随还能“利用”的两个“右派”（斯大林语），我们越是清晰明确地给无产阶级先锋队提出为影响数百万城乡劳动群众而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任务，土地运动就进展得越快，小资产阶级就越早地转而反对蒋介石。
汉口政府宣布蒋介石为叛徒。当然，这比与蒋介石沆瀣一气，即当他的仆从好。但把夸大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声明上，无疑是不谨慎的。
由于军事政变而失去政权的政府和议会以最庄严的形式宣布夺权者为叛徒，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它们完全是以此来安慰自己，认为人民“自己”有责任把它们的真正权力还给它们。十分明显，为与蒋介石进行真正的战争，无论如何都需要与国民政府迄今所采取的不同的方法。只有作为真正的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的战争才能以胜利而告终。
认为这场斗争将在分裂的国民党的两个部分之间展开，人民群众的胜利将意味着把政权转交到汪精卫的手中，只能是那些庸俗的市民“理想主义者”，他们认为蒋介石的政变是简单的“插曲”，类似穆拉维约夫的叛变。事实上，蒋介石的政变意味着国家政权的阶级转移。只能通过在革命的整个领导、它的纲领、它的策略、它的组织中的相应的阶级变动，蒋介石才能获胜。为了让群众起而反对中国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联盟，为了让群众相信并明白，他们今天的领导人与蒋介石毫无共同之处，而是他们自己的党的化身，为此需要相应的工农行动纲领，需要谴责、抛弃那些骇人听闻的关于“最小程度地”武装工人的指令。最后，需要为群众提供这样的组织形式——虽然已经晚了许多，它符合今天的中国革命阶段，即为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对资产阶级的群众斗争。应该建立苏维埃。
在发展的新阶段上，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应该彻底改变，就像国民党本身应该剧烈地彻底改组一样。共产党服从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小资产阶级组织，维持如此可耻的状况是绝对不允许的。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平等条约”的口号转到阶级之间的革命联盟的政策上。如果共产党追随国民党，它将不会赢得对群众的影响，而是方便了国民党新的向右转，并将被迫在最坏的条件下与后者决裂。如果共产党独立地面对群众，它将迫使国民党的革命分子不是在上层而是在底层，不是在资产阶级中而是在城乡群众中寻找革命支柱。如果共产党尖锐地提出建立苏维埃的问题，革命的国民党将不得不同样站在苏维埃的基础上。那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将采取更加自然、更加灵活，同时也更加牢固的两个苏维埃领导党的联盟形式。
建立苏维埃的成功将与共产党的积极性、无产阶级克服失败后果的能力、土地斗争的规模、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转变等紧密相关。
根据过去的全部历史，我们十分清楚，斗争的方向和结局不单纯是由一个苏维埃的组织形式决定的。但只有苏维埃能够为群众的新压力提供这样的组织形式，它能够促进人民群众取得为自己而不是为资产阶级的胜利。
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城乡劳动群众的民主专政，是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阶段。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开始，可能有两条道路：向后退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议会制度或波拿巴专制制度，或是向前，进入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阶段。中国革命今后将走这两条路中的哪一条，主要取决于国际形势，即取决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状态，其矛盾的疯狂增长，其恢复时期接近尾声，这一切都证明，在正确领导的条件下，中国民主革命将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成为和必将成为现实的前景。
相反，用抽象的“非资本主义”的前景来实际加强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内的资产阶级，掩盖共产党不可饶恕地通过国民党依附于资产阶级，缺乏真正的群众革命组织，缺乏真正的群众斗争的革命纲领的企图，不仅不能让我们接近革命的“非资本主义”阶段，而是能够葬送它的民主阶段。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19-20日
[1]穆拉维约夫（МихаилАртемьевичМуравьёв，1880—1918）冒险家，参加过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校。1917年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时任彼得格勒城防司令。1918年担任东线部队司令员时，背叛苏维埃政权，在辛比尔斯克煽动叛乱（1918年7月10—11日，约1000人的部队；被红军消灭），拒捕时被击毙。——译注 |
论中国的苏维埃口号（绝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部分）
论中国的苏维埃口号（绝密）
译自ΑрхивТроцкого，т．1，стр．67—74。
尊敬的同志们：
昨天，在讨论中国问题时，斯大林同志答复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我对中国革命问题上我国政策中的主要错误的批评时，他的主要反驳之一是这种句式：“为什么季诺维也夫没有说过……”“为什么托洛茨基没有写过……”我在此不回溯我们就这个问题说过也写过的一切。我毫不怀疑，如果当初对我们的劝告和建议不抱有那么大的成见，不那么敌对，而是更加注意的话，我们本来是可以避免最严重的错误的。近期，主要问题都在连中央委员也不能参加的政治局闭门会议上解决，对此我也不说。这封信的目的不是为回忆昨天，而是提出今天和明天的基本问题：这是关于中国的苏维埃的问题。斯大林同志刚刚表达了反对号召中国工人和全体被压迫群众建立苏维埃的意见。然而，这个问题对中国革命进一步的发展有决定性的意义。没有苏维埃，整个革命将会走向为中国资产阶级上层服务，并通过它为帝国主义分子服务。
全会没有就这个基本问题发表意见。然而，问题是极其尖锐的，继续拖延是不允许的，中国革命的整个命运都与建立苏维埃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在这几行文字中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
斯大林同志的推论是这样的：苏维埃是夺取政权的斗争机构，号召建立苏维埃，意味着事实上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即中国的十月。但为什么我们在1905年也建立了苏维埃？斯大林回答说：“我们在与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在中国没有与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既然我们不直接走向十月，就不能号召建立苏维埃。
全部这个推论是如此明目张胆地歪曲列宁从理论上阐明的我们整个革命经验的意义，如果我不是亲耳听到的话，我是永远不会相信，一个严肃、负责的革命家会说出这样的东西。
我们试着扼要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一、不进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反对沙皇就可以建立苏维埃。为什么就不能在不直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的情况下，通过苏维埃帮助进行反对中国军阀、买办、农奴主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联盟的斗争呢？为什么？
如果斯大林曾（现在呢？）认为，中国的统一应该由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首脑进行，后者通过国民党让共产党服从自己，使它失去了起码的独立（甚至是报纸！），并通过反动官僚管理赢得的领土，如果这样理解民族革命的话，那当然就没有苏维埃的位置了。如果认为不仅是右的，还有中左的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首脑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甚至进行到一半，它必将与帝国主义分子相勾结，如果明白这点，那时就应该及时地准备取代这个领导，现在就更加需要这样做。
取代不意味着简单地用汪精卫代替蒋介石：其结果可能是——同样是汤，只是更稀点。问题不是用人物来解决的。取代意味着筹备革命政府，它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依附于工人、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军队的士兵群众的。只有把符合革命条件、群众的觉醒、对独立行动的向往、对生活条件的改造等的组织给予这些群众，才能实现这点。这个组织就是苏维埃。
二、斯大林认为，先是依靠尚未革命地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起来的群众就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支柱了）的资产阶级应该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然后我们再开始筹备苏维埃。根本错误的观念！全部问题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斗争将如何进行，谁在这场斗争中扮演领导角色。只有在与帝国主义展开的斗争——它将是漫长的——的基础上，只有在与民族自由派资产阶级争夺对工人和农民的影响的斗争的基础上，只有在工农群众组织不仅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基础上，才能走向工农民主专政。这个组织的唯一形式只能是苏维埃。
三、斯大林说：“不能在军队后方建立苏维埃。”这是将军们的观点，而不是我们的观点。将军们认为，不能在后方建立工会。我们知道，苏维埃和工会在后方极好地帮助了革命军队。斯大林反驳说：“须知苏维埃是起义的机构，也就是说，你们建议在后方组织起义并夺取政权。”这是错误地、漫画式地提问题的方式！
确实，苏维埃是夺取政权的斗争机构。但它们根本就不是生来如此的，而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它们只有通过斗争经验，才能成长到担任专政机关的角色（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民主专政）。如果我们严肃地考虑工农民主革命的方针的话，就应该让苏维埃为自己的形成、为自己干预包括军事事件在内的事件的发展有必要的时间，让它们能够得到巩固，积累经验，然后再着手夺取政权。
“但须知全体军官不允许苏维埃”，这与我们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允许还是不允许，这取决于力量对比。这个力量对比应该转为对无产阶级有利。目前，觉醒的、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追随国民党政治组织的上层，必然会使资产阶级上层和将军对无产阶级拥有巨大的优势。认为中国还没有十月，并以此为依据让群众处于分散状态，意味着实际上用自己的手削弱无产阶级，巩固资产阶级和它的指挥官，然后再以指挥官不允许为借口继续反对在后方建立苏维埃。
四、但为什么工人不干脆加入国民党？难道这不是一个有分量的组织吗？为了这样提出问题，应该彻底忘记我们所做过的和所学到的一切。国民党是一个极端上层的组织，虽然它的旗帜很受大众的欢迎。莫非能够想象，数十万数百万的工农在革命期间加入党组织？这在何时何地发生过？须知苏维埃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就地把那些群众吸引到自己的组织之中，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成长不到、再过几十年都成长不到党的水平的。声称国民党是苏维埃的替代品，就是不能允许的诡辩。国民党有30万党员。现在这30万（如果这个数字不是夸大的话）党员是分散的。现在说的还只是国民党的选举的必要性，即党员选举领导机构，当然不是数百万群众选举国民党员。不得不降到把国民党与苏维埃等量齐观的诡辩的地步，仅这一个事实就已经表明，苏维埃已经在叩门了，仅凭十月和非十月的教条的公式是打发不了它们的。
苏维埃将干什么，“组织不合时宜的起义？”在群众没有能够体现其革命意志的权威组织的地方，更容易频繁爆发不合时宜的起义。
正是由于在最重要的革命中心没有苏维埃，将导致混乱、不合时宜和不合理的爆发，它是没有组织的阶级斗争和它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的产物。历来如此：所有革命的经验说的都是这点。
苏维埃将干什么？最紧迫的是，为工人提供组织，帮助他们在组织上与士兵结为兄弟。每个具体工业城市和地区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第一件事就应该是吸引士兵代表、卫戍部队的代表加入自己的组织之中。这是建立反对国民党上层和所有其他恶棍的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侵害的最可靠的途径，更确切地说，是唯一的途径。不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意味着把士兵变成蒋介石的炮灰，准备对工人的血腥镇压，像在上海发生的一样。
仅局限于城市里的工人，当然是不行的。必须把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全部受压迫的城市底层吸引入苏维埃。这有助于工人革命地掌握军队。没有这点，上海的命运，也就是革命的命运将取决于某个极其可恶的波拿巴主义分子。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仅限于城市。应该尽可能迅速地把苏维埃之网从最重要的工业中心扩展到农村，利用现成的农会，拓宽它们的范围，扩展它们的纲领，把它们与工人士兵联系起来。
五、苏维埃将做什么？它们将与地方反动官僚作斗争，向群众学习，并教育他们明白地方政权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联系。它们将在农村与同样的官僚、军阀匪帮、地主等进行斗争。这样，它们将成为土地革命的机构，不能把这个革命拖到中国统一之后（到“国民会议”之后）。
在反动将军之下，专员是软弱无力的角色，他们往往干脆是那些将军任命的仆从。在这个时代，专员只有依靠牢固的地方群众机构，而不仅仅是政党——像没有严肃组织的国民党，被束缚住手脚的，甚至没有自己的日报的共产党——的情况下，才能有意义。组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为人民革命军队的真正的革命民主化奠定基础，没有这点，它必然会沦为中国波拿巴主义的工具。
真正的、实际的、而不是教条虚构的力量重组将通过苏维埃进行。所有那些实际参加或将参加与外国和本国反动派的真正斗争的阶级、阶层将加入苏维埃。劝说个别国民党“领袖”、耍手腕、离间他们、撮合他们，整个这个幕后机制的不体面和无力，现在已经彻底暴露，它将被更严肃的、真正的革命的阶级筛选所取代。力量组合是根据路线进行的：支持苏维埃或反对苏维埃，即赞成使革命转入更高的阶段，或赞成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勾结。
不这样提出问题，整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前景等都是空谈，就不必说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了，它用这点来安慰我们：中国人民群众是叛卖的民族自由派领导的革命的炮灰。
谁反对创建苏维埃，他就应该说：全部政权归国民党。而国民党因此对共产党员说：“你们得服从我。”以俄国的一党专政为借口，禁止他们批评三民主义，甚至不让他们办报。但俄国的一党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现，国民党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没有苏维埃的情况下，在这些具体条件下，国民党专政意味着解除工人的武装，堵住共产党员的嘴巴，群众的涣散状态、蒋介石的政变。
意味着与国民党的战争？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胡说八道！问题关系的是在无限广阔的、深刻的基础上——在数百万之众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基础上——建立与国民党的合作。当然，这个合作以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充分的、无条件的批评自由为前提。这个批评的自由又以共产党刊物和共产党组织的自由为前提。
没有国民党的全面分裂，不把蒋介石分子从中肃清，与它进行共同的革命工作根本就没有可能。在苏维埃问题上，国民党的分化、它的清洗、它的锻炼将更好和更可靠地进行。我们将与老国民党中赞成苏维埃的那部分携手工作，它将加入苏维埃，即真正地与真正的群众联系起来。当然，在与革命国民党携手工作时，我们将十分警惕地监视这个盟友，公开地批评它的半途而废、倒退和错误，就不用说可能的背叛行动了。在与国民党紧密合作的基础上，我们以这样的方式为争取进一步扩大共产党对苏维埃的影响，或通过苏维埃扩大共产党的影响。
但须知苏维埃意味着不确定的双重政权时期，一方面是国民革命政府（如果它能根本上重组、维持和提高的话），另一方面是苏维埃。
这意味着双重政权或双重政权的因素。但须知我们不是曾反对过双重政权吗？我们是反对过双重政权，是因为我们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力求自己夺取政权。我们曾支持双重政权，即支持在临时政府之下的苏维埃体制，因为苏维埃限制了资产阶级专政的野心。二月时期的双重政权制度是进步的制度，因为它含有新的革命机会。但这个进步性是暂时的。摆脱矛盾的出路是走到无产阶级专政一边。在我国的条件下，双重政权制度只持续了8个月。在中国，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个过渡制度可能持续更久的时期，而且在国家的各个不同部分持续的时间各不相同。号召建立和着手建立苏维埃，意味着着手在中国引入双重政权的因素。这是必须的，是拯救性的。只有这样才能开辟今后走向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前景。没有这点，所有关于这个专政的说法干脆就是空话，中国人民群众是不会承认它的。
至于未来的工农专政长入无产阶级专政和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的可能性和途径的问题，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在此不予研究，因为它现在还没有提上日程。存在这样的前景，它有成为现实的所有机会——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应的发展速度的情况下，这对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完全无可争议的。对此可以也应该这样说。但不应该把这个前景变成对今天的局势——战场由资产阶级叛徒占据着——的柏拉图式的奖赏。现在，基本的和性命攸关的任务是为最近的阶段做准备，只有从这个阶段中才能成长出所有今后的前景和机会。
中国革命在当前这个阶段是民主的，即资产阶级的，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常识。但是，我们的政策不是从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赤裸裸的名称得出的，而是从这场革命内部的阶级关系的实际发展中得出的。马尔丁诺夫同志最清楚和确切地从旧的孟什维主义概念出发：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反帝的，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与推翻帝国主义休戚相关，不可能背离这场革命。对此，蒋介石以与帝国主义分子勾结和粉碎上海工人答复了马尔丁诺夫。斯大林同志也在这个观点上陷入迷途，由于他从对革命的一般界定（非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得出结论，因此不应该建立苏维埃。他想用为阶级规定的行进路线来取代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而这个行进路线是从对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上的界定得出的。这是根本错误的立场，它违背列宁教导的一切。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16日 |
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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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素材
译自АрхивТроцкого，т．1стр．57—66。
1927年4月5日
如果要为中国革命的今天的官方策略路线辩护，只能绕开问题的阶级提法，即实质上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我们详尽分析过的《共产国际》杂志上那篇文章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这点。
也许，这篇文章仅是例外？
不幸的是，并非如此。革命越是与官方推行的路线矛盾，为后者辩解就越是牵强附会。
鲁祖塔克同志在电车厂工人集会上的讲话中声明，“革命政府得到了中国所有阶级的支持”（《真理报》1927年3月9日）。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认为，阶级社会的政府是压迫机关，超阶级的、无阶级的政府是没有的，也不可能存在的。马克思当初牢固地确立了这点。列宁的一部最杰出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像在其他无数文章和讲话中一样，他在其中解释并重申，最民主的共和国的革命政府，也是资产阶级掠夺、施暴、剥削劳动者的工具。现在发现，中国革命政府得到了所有阶级的支持。也许，鲁祖塔克同志的讲话传达得不准确？但为什么这没有引起编辑部和作者本人的注意？
持此观点的并非只是鲁祖塔克同志一人。在他讲话的三天前，加里宁同志对国家印钞厂的工人说：“从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的中国所有阶级都仇恨作为外国资本代理人的军阀；中国所有阶级都一致认为广州政府是中国的国民政府”。（《消息报》1927年3月6日，黑体字是我加的。——列·托·）这样，我们看到，他为莫斯科工人提供的是最庸俗的民主幻想。想想吧，“中国所有（！）阶级都一致（！）认为广州政府是自己的”。
这首先对张作霖、吴佩孚和其他军阀来说是不对的。也许，他们不代表阶级？莫非买办资产阶级不是阶级？难道这不是中国资产阶级中最强大和最有影响的一部分？难道受农民运动威胁的地主不支持大小军阀？难道他们不与富农和高利贷者一起组织反革命匪帮来粉碎农民协会？这些阶级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起着不小的作用，它们无论如何都不认为广州政府是自己的，因为它们与它处于内战状态中。“同样”压迫居民中所有阶级的抽象的民族压迫，也是不存在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与中国本身的阶级关系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采取的是内战形式。
但也许，除了微不足道的买办资产阶级、地主、上层官僚和农村富农之外，所有其他阶级真的都一致认为广州政府是自己的？这个断言大致在这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二月革命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俄国所有阶级都一致认为临时政府是自己的政府，但工人认为克伦斯基是自己的，这正好说明了他们的落后、政治上不成熟、布尔什维克党的软弱，而绝不是克伦斯基政府表达了工人的阶级利益。上海工人认为国民政府是自己的，由于这说明的不是中国的民族自由派表达了所有阶级的利益，而是说明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在自己的群众中澄清革命的基本阶级利益。只能从中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应该尽快地摆脱国民党的羁绊，帮助无产阶级弥补失去的宝贵时间。
但是，最令人惊讶的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文件，可能就是3月16日《真理报》社论《中国革命和国民党》了。这篇文章责备“批评者”、“取消派”，因为他们断言右派在革命中居统治地位，革命“已经退化”（！！），共产党应该退出国民党等。我们逐字引用它的主要论述：
既然右派居统治地位，既然革命已经退化，就应该为它哭丧，中国共产党退回“自身”中，放弃“伟大事业”和宏伟计划，那些附和资产阶级，说什么中国革命中的右派“强势”的人的可怜的、简单的逻辑就是这样。建议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就是以此为右派国民党员做帮凶。他们不明白，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之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角色是不可能的，这会注定中国革命的失败。今天的“取消派”没有发现，他们退出国民党的说教，就是取消中国革命的说教。
如果不是此前对《共产国际》杂志社论的分析减轻了我们的任务，那么为了解开在15行报纸文字中的混乱思想，需要整整一篇报纸文章。我们首先听到，那些说中国革命中的右派强势的人，是附和资产阶级。《真理报》是否想说，国民政府掌握在左派手中，或是它否定国民政府在革命中的势力？但即使我们除了《共产国际》杂志上的社论文章所说的东西外对中国一无所知，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国民政府中，政权属于中派，而近一个时期，在多数情况下，中派一直明确地向右转”（第4页）。这说得十分委婉、甜蜜。《真理报》是否想说，甚至连《共产国际》杂志倒霉的社论都在附和资产阶级？为了捍卫错误政策，《真理报》不得不粗暴地粉饰国民政府的组成和政治路线。
接下来我们听到：“既然右派居统治地位，既然革命已经退化，就应该为它哭丧。”为什么右派的统治意味着革命的退化？在二月革命的第一阶段，居统治地位的是李沃夫公爵[1]、米留可夫[2]和古契柯夫[3]，这是否意味着革命退化了？不，这只意味着它还没有展开。《真理报》评判说，“既然右派居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就只能“退回自身中，放弃伟大的事业和宏伟的计划”。这个梦是什么意思？由于资产阶级还在革命中居统治地位，由于工人群众虽然英勇，他们还没有在革命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所以共产党员就应该……放弃伟大的事业。那些认为共产党人只有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它的纪律和放弃批评三民主义，才能从事“伟大的事业”的人，他们的致命的逻辑就是这样。我们则认为，只有独立的党才能为自己制定伟大的计划。
但那些建议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人，“就是以此为右派国民党员做帮凶”。这也不新鲜。马尔丁诺夫们和唐恩们总是指责布尔什维克，说他们推行独立的阶级路线，就是以此为反动派做帮凶。从1904（阿克雪里罗得[4]的地方自治斗争）到1917年间，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论战，有四分之三都是围绕着这个理由进行的。《真理报》的文章没想出任何新东西。它继续说：“他们不明白，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之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角色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加入国民党”不知不觉地被“合作”所偷换。编辑部是否想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只有在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形式下才是可能的？蒋介石的观点就是这样，他声称，只承认作为守纪律的国民党员的共产党员。
诡辩地把“合作”等同于“服从”，《真理报》为右派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员锻造了武器，据我们所知，他们的领导核心于去年6月15日赞成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的观点。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所有基本概念阉割到什么地步，才能声称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服从资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角色”就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领导角色和被领导角色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
但就合作本身而言，《真理报》说得太过头了。结果是，中国革命完全局限于国民党中。事实上，无产阶级在与劳动群众和城乡居民受剥削的底层的合作之外，其领导角色才是不可能的。从国民党妨碍无产阶级展开这类合作时起，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就是犯罪。无产阶级先锋队与被压迫群众之间合作的最可靠、正确、充分的方式，只能是也应该是苏维埃。与国民党的合作应该转移到苏维埃的基础上，即数百万群众的组织。在为苏维埃所做的宣传中，解释其意义时，在中国工业中心建立最初的示范型的苏维埃时，共产党应该占据领导地位。应该迫使国民党与苏维埃看齐，应该帮助那些想投到反动派阵营中的人公然这样做。《真理报》认为，这是为右派做帮凶。事实上这是为革命而斗争。当我们把帝国主义分子的别动队从革命的领导组织中抛开之后，我们在群众中就会强大十倍百倍。难道我们已经连这点都不能明白了？说什么退出国民党就是消灭革命，纯属胡说，可怜的、庸俗的胡说！说什么革命完全局限于右派在其中发号施令的、共产党员在其中被封住嘴巴的国民党内，是胡说八道。
《真理报》的整篇文章都是建立在这些理由上的。就其基本倾向来说，它与《共产国际》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加里宁和鲁祖塔克的原则性声明完全吻合。在这条路上的一切几乎都已经说尽了，早就应该离开这条道路了。
1927年4月5日
仅仅局限于工人，当然不行。国民革命军现在在革命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支军队的成分不是单一的。其革命性的内在保障是完全不够的。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军队内部的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发展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过程的速度可能是极其迅速的。革命性的保障在哪里寻找？答案是清楚的：在底层，在中国的群众中，在他们的政治组织性中，在他们与工人的真正的合作中。这个合作怎么组织？我们的革命已经揭示了其历史形式：与工人苏维埃联系在一起的士兵苏维埃。应该从最大的工业中心的卫戍部队开始。士兵的思维和感受应该和上海、汉口等地的工人一样。上海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至少应该具有1905年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国家生活发展中的意义。
但不能局限于军队。应该尽可能地把城市居民的半无产阶级下层吸引到苏维埃制度中，克服他们的分散性。
与此同时，需要把苏维埃扩展到农村，为此利用现成的农民组织，深化和激化它们与地主富农武装队伍的斗争。
但这些苏维埃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如何？须知苏维埃是夺取政权的斗争机构，或是政权机构。然而在中国，存在着国民党任命的政权。会不会由此造成双重政权？这个双重政权是否会成为“反动派的帮凶”？
这样议论的人是因为不明白，中国革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双重政权时期，即经过这样的时期后，在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下觉醒的和组织起来的群众将与今天的政府争夺政权。双重政权是不可避免的阶段，对今天的状态来说，它是革命的进步阶段。
但须知布尔什维克曾反对过双重政权。对，那是在布尔什维克把革命从双重政权引到更高的阶段——单一的苏维埃政权——时。现在中国的任务还不是这样。首先需要创建苏维埃，即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活动，不是以肤浅的——现在已经是十分反动的——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形成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合作，而是在苏维埃的广阔舞台上。在中国还没有苏维埃、绝大多数劳动者还不知道苏维埃时，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荒谬的。应该从创建苏维埃开始，在现在的条件下，苏维埃就能开辟双重政权的时代。只有在这个双重政权的基础上，将能也应该能在“全部政权归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工作。
1927年4月6日
列宁十分尖锐地把落后的、受压迫的国家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压迫国家对立起来，但这根本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规律对前者来说可以废除。对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受压迫国家来说，其民主革命与民族解放战争融合在一起。在这场战争中，无产阶级不是作为失败主义者，而是祖国的保卫者出现，虽然它还不是社会主义祖国。为什么？其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支持民主革命，虽然它的内容是资产阶级的。不把这两者进行对比，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对交战双方——广州和英国——平淡的和平主义的中立。第二国际的立场实质上就是这样。
但争取民族独立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战争是阶级政治的形式之一。资产阶级甚至在其部分卷入革命或革命战争时，也力图以劳动者为代价进行革命或战争，尽快与反革命势力——在当前的情况下，就是与外国帝国主义——达成协议，仍是以本国劳动群众为代价。因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所有基本革命战略原则，对民族解放战争也同样适用。中国民族民主统一的道路有两条，正如革命战争的两种方法一样：一条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另一条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列宁不仅尖锐地把殖民地解放战争与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对立起来，要求支持前者并进行反对后者的斗争，还不懈地提示，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在决议中，没有一字讲到无产阶级一定要在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下投入斗争，就不用说共产党一定要加入资产阶级的领导组织了。相反，决议要求无产阶级反对担任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
1927年4月12日
在《真理报》（4月10日）的最近一篇文章中，马尔丁诺夫以“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来论证今天的中国政策。这些我们所不知道的特殊性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也阻止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这就是它违背自己的意志，加入与其他革命阶级的共同战线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说国民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人是诽谤的原因。不，这“是四个阶级联盟龅政府”。谁不明白这点，他就必然会得出“理论和实践上都完全错误的结论”。
我们想注意的第一个“特殊性”是：马尔丁诺夫在这里捍卫的中国政策，就是他在1905年时和以后捍卫的俄国政策，而且一字不差。只是那时说的不是外国帝国主义，而是反动的专制农奴制，它阻碍了生产力的增长，妨碍了资产阶级的发展，从而迫使它“违背它的意志”，加入共同的革命阵线等。那时由此得出睿智地推动资产阶级向左转的必要性，而不是把它抛到反动派的阵营中。现在，在过了十多年之后，对中国革命的全部特殊性的需要，只是为了复活马尔丁诺夫的理论，原来，它的“特殊性”是无须介绍的。
但我们是在诽谤马尔丁诺夫。在他的理论中有一个新词。在保持自己整个旧理论的效力，只用外国帝国主义代替了反动的专制农奴制的情况下，马尔丁诺夫使事情完全符合时代精神：他承认，如果中国人遵循他的旧药方，“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将与把外国企业国有化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意味着转入社会主义轨道的开始”。
马尔丁诺夫的理论在其这种形式中获得了最高的说服力。资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了“四个阶级”联盟。它们建立的政府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四个阶级的政府。帝国主义妨碍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一情况使资产阶级留在联盟中。从另一方面，马尔丁诺夫宽宏大量地对中国资产阶级解释，四个阶级联盟直接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样的前景应该更加巩固民族革命的联盟：谁不知道，资产阶级宁愿要没有领导的本国无产阶级，也不愿与外国掠夺者合作。
我们看到，这整个理论干脆是低劣的笑话。马尔丁诺夫利用所有人熟知的中国发展的特点，把早就创立的、早已被整个发展进程所粉碎的理念和政策输出到中国。同时，他像过去一样，马上就走上了最庸俗的资产阶级辩护士的道路。中国的国民政府对他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这是联盟的政府。真是杰出的社会界定！令人惊讶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世界上的每个政府都是阶级联盟的政府。甚至在内战中，都不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厮杀，而是一个联盟反对另一个联盟。但这并不能排除在每一个联盟中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而是以此为前提。中国四个阶级的联盟为谁做支柱？为民族自由派资产阶级。它支持谁当政？资产阶级。马尔丁诺夫的整篇文章都旨在抹杀和粉饰这个事实，渗透了为资产阶级的辩护。
但须知，中国资产阶级参加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对，它仍在参加；我们已经知道它是怎样参加的：作为内部制动器。它仍在参战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推行睿智的马尔丁诺夫的政策，而是因为共产党政策的作用微乎其微。
国民党束缚阶级斗争，让共产党服从自己，为资产阶级防止双重政权，以此给它机会，让它领导以军人政权形式出现的解放运动。我们知道，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扮演这种角色的不只是资产阶级，还有封建阶级和王朝。就其意愿和为自己的目的，这些阶级也都需要以自己的方式摆脱外来压迫的统一的祖国。中国资产阶级宽宏大量地把军队收为义子，宽宏大量地从革命手中接过了政权。国民党帮助它在革命的混乱中利用这些重要的工具。但那些构成革命运动实质的东西：工人的觉醒、罢工、在工会中联合起来，农民的觉醒、暴动，所有这些不仅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完成的，而是在与资产阶级及其政权机关的直接斗争中完成的。在下层，在人民群众的深处，在城市和乡村，没有任何四个阶级的联盟，只有越来越残酷的阶级斗争，枪杀工人，杀死工贼，粉碎农民组织，烧死地主等。但这个数百万群众的斗争没有共同纲领和领导组织。
中国无产阶级没有独立的政党。国民党的共产党支部只是前者的招募机关。在这些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怀着希望：在自己的领导下，把统一共和国的斗争进行到底。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收回外国租界当然都谈不上。资产阶级会与外国主子达成协议，即把香港、上海和南京的无产者的鲜血给自己卖出个好价钱。这个前景比马尔丁诺夫的要现实得多。
列·托洛茨基
[1]李沃夫公爵（ГеоргийЕвгеньевичЛьвов，1861—1925）地方自治会活动家、大地主。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主席，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联合委员会首脑之一。1917年3—7月的临时政府首脑。后逃往国外。——译注
[2]米留可夫（ПавелНиколаевичМилюков，1859—1943）俄国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的组织者之一、《言论报》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沙皇的帝国主义政策辩护，1917年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著有18—19世纪俄国史、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方面的著作。——译注
[3]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Гучков，1862—1936）俄国资本家，十月党人领袖，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1910年起任主席。1915—1917年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1917年任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4]阿克雪里罗得（ПавелБорисовичАксельрод，1850—1928）俄国革命运动参加者，自19世纪70年代初起为民粹派分子，“柴可夫派”小组成员。1883年参加“劳动解放社”。1900年为《火星报》编委，1903年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取消派分子。敌视十月革命，流亡国外鼓吹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译注 |
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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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
译自АрхивТроцкого，т．1，стр．44—56，составленФельстинским，изданХарьков“ОКО”1999г．。
在《共产国际》杂志第11期（1927年3月18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国民党的社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不折不扣的嘲弄。对这篇文章只能如此界定：右倾孟什维主义在革命问题上最糟糕的表现。
文章的出发点是，“当前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国民党的状况、作为领导中国南方的政党——国民党——的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第4页）。这样，核心问题不是在工会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唤醒和联合数百万工人，把农民、手工业贫民的运动引入轨道；不是深化共产党为争取无产阶级的斗争，深化无产阶级为争取对数百万一贫如洗的群众的影响的斗争，不，“问题的核心”（！）是国民党的状况，即该党的组织，据官方统计，它共计30万党员，其中有大学生、一般知识分子、自由派商人，还有部分工人农民。文章说：“对一个政党来说，30万党员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可悲的议会评价！如果这30万党员有此前阶级斗争的经验，经历了领导无产阶级罢工和农民运动的考验，那么更少的党员也能在革命的新的、更加波澜壮阔的阶段成功地领导它。但这30万党员中多数是上层个别招募的结果。我们在此看到的是民族自由派或立宪民主党人与左派社会革命人的联合，其中掺杂着年轻的共产党员，他们在其政治学习期注定要服从资产阶级民族组织的纪律，甚至服从它的思想。
文章接着说：“从中国革命的角度，国民党的发展暴露出令人担忧的征兆”。（第4页）这些“令人担忧的征兆”是什么？原来是，政权属于国民党中派，而“中派近来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明确地向右转”。应该说，文章的全部政治界定只具有形式、议会、礼仪的性质，完全没有阶级内容。向右转，这意味着什么？国民党的“中派”是什么？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上层、中等官员等。像所有小资产阶级一样，这个中派不可能有独立的政策，特别是在数百万工农登上舞台之后。如果无产阶级推行独立的政策，那么就会从这个小资产阶级中派中分化出无产阶级的盟友。但由于在中国没有独立的阶级政党，这样的政策根本就谈不上。
共产党员不是简单地“加入”国民党，还要服从它的纪律，甚至保证不批评三民主义。在这些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派”就只能追随自由派民族资产阶级，后者又通过不易察觉的环节与买办，即公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随着群众斗争的激化程度，它将公然地转到后者一边。这样，国民党是一个政党机关，它能通过上层知识分子中派让群众运动在政治上服从根深蒂固的右派（即公然的资产阶级）的领导，在一定条件下，后者一定会让国民政府服从自己。文章以“左派”在国民党代表会议上、在代表大会上和在执行委员会上占优势为依据，但这个令人安慰的情况“没有在国民政府的人员构成和政策上反映出来”。岂非咄咄怪事！但须知左派小资产者的存在，就是为了在文章、代表会议和宴会[1]上表现出自己的左倾，而政权则交给大中资产者。
这样，国民党中“令人担忧的”的征兆是，国民党没有体现文章作者凭空杜撰的民族解放革命的纯粹理想，而是中国革命的阶级机制。对作者来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人民的历史在阶级斗争的形式中展开，没有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例外。文章继续报道说，“工人运动的增长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感到严重不安（好漂亮的字眼！——列·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的只是资产阶级对觉醒的人民群众的恐惧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吓坏了。随着革命扩展和深化自己的基础，把自己的方法激进化，使自己的口号更加尖锐，有产者集团和阶层以及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市民知识分子必然会从上面分裂出去。国民政府中的一部分与资产阶级血脉相连，另一部分害怕与它破裂，工人运动的增长“使它不安”，它力图遏制后者。文章用“不安”这个委婉的词，像前面的“令人担忧的征兆”一样，讲的是阶级相互关系的尖锐化和民族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追求，它利用国民党作为工具，并通过它来指挥国民政府，给无产阶级套上笼头。我们何时、何地像《共产国际》杂志的社论那样评价过阶级关系？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来自什么源头？
文章建议使用什么方法来克服“令人担忧的征兆”？文章在这些问题上与去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辩论，后者承认，对作为一个独立组织的共产党来说，必须与国民党建立联盟。文章反驳这个观点。它还反驳在国民党内组织作为共产党盟友的左派集团的建议。它教导说，不，任务在于“保障整个国民党的坚定的左派方向”。问题的解决十分简单。当工人进行反对资本家的罢工，农民不顾国民政府的反对而试图驱逐地主时，需要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上保障国民党的“坚定的左派方向”，而这个党是一个联合体：部分是遭受罢工之苦的资产阶级、部分是遭受土地运动之苦的地主知识分子，害怕把资产阶级推到反动方面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后是被束缚住手脚的共产党。
就是这个国民党应该接受“坚定的左派方向”。这个“坚定的左派方向”应该表现何种阶级路线？谁也不知道。怎么实现它？很简单：需要“用革命工农分子来充实它（国民党）”（第6页）。用工农充实国民党？但全部不幸在于，不了解纯粹的民族革命思想的工农，在用自己充实国民党之前，试图利用革命稍稍充实一下自己。出于这个目的，他们组织罢工和农民暴动。而阶级机制的这些不愉快的现象妨碍国民党掌握“坚定的左派方向”。
号召罢工工人加入国民党，意味着会遭到反驳：我为什么要加入一个建立镇压罢工的政府的党？狡猾的文章作者大概会这样回答他：加入一个和资产阶级共同的党，你将能推动它向左转，你将能消除“令人担忧的征兆”，你将能驱散令它“担忧”的乌云。上海罢工工人对此回答说，工人实施自己对国家政权的压力，甚至是改变政权，不是通过在一个共同的党的框架内对资产者施加个人影响，而是通过独立的阶级政党实现的。不过，上海罢工者可能表现出足够的成熟，根本就不再继续说话，而是对交谈者完全失望，不再理睬他。
接下来，文章摘引了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话，他在1926年12月的党的代表会议上说，国民党已经死亡，腐朽，共产党员没必要留在腐朽的尸体的手中。文章就此说道：“这位同志显然（！！！）指的是国民政府，特别是各省权力机构近期所实施的一系列行动，其目的是反对工人阶级和农民展开革命斗争。”（第7页）
文章作者的颖悟着实令人惊讶。当中国共产党员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对革命来说已经死亡时，他“显然”指的是国民政府近来枪杀了几个罢工工人。“显然”！当然，有“令人担忧的”征兆，“但如果不把国民党看成是腐朽的尸体的话，这个危险是可以防止的”（第7页）。原来，全部问题都在于怎么看待国民党。阶级和它们的政党，都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它们。国民党不是尸体，它只是病了。什么病？缺少革命工农的血液。需要共产党促成“输送这种血液”等。总之，需要新近十分流行的输血，但不是个人的，而是阶级的输血。
但须知其实质在于，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方式开始输血，枪杀或帮助枪杀、或允许枪杀罢工者和革命农民。总之，在实施这个伟大的方案时，我们又碰到了同一个困难，即阶级斗争。文章的全部实质是它想以经济、理智和合理的途径让中国革命回避阶级斗争。一句话，用孟什维克的方法，而且是他们最衰败时期的方法。这篇文章刊登在共产国际的理论机关刊物上，而这个国际是通过与第二国际彻底决裂创立的。
文章指责中国共产党党员，说他们不参加国民政府和它的地方机构。他们本来可以在内部推动政府向左转，阻止它对群众的错误行动的，等等等等。过去的全部经验，首先是俄国革命的经验都白费了。革命领导的权威完全在国民党一边，而对工人施加暴力的责任则应该落在共产党人的头上。在国民党内，被束缚住手脚的共产党员无力对数百万之众的群众宣布在内外政策上的独立路线。但工人有权利对共产党员提出指责，说他们在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反无产阶级和反革命的行动中是共谋犯，特别是在他们参加国民政府的情况下。
尽管有工人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工会、农村的土地革命运动，但如果共产党员应该像以前一样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从属部分，作为软弱的附庸加入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建立的国民政府，那时就应该直言不讳地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还没有来临。因为与其在革命时代——正是在这时应该用鲜血巩固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创造能够在几十年中起作用的伟大传统——玷污共产党，还不如干脆就不创建它。
文章阐述了在其衰败时期的右派孟什维主义精神的漂亮纲领，并用最新的精神来修复它，用中国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的客观前提来安慰它。同时，对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景无条件地、直接地取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进程，未置一词。只有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中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协助下，才能把4亿之众分散、赤贫、落后的农民经济装上拖船，经过一系列中间阶段，在广泛建立的世界商品交换和外来的直接技术组织帮助的基础上，把它带到社会主义阶段。认为没有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胜利，在这个胜利之前，中国就能以自己的力量“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是践踏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这与我们的作者无关。他只是对中国许诺非资本主义的道路——显然是对它所承受的侮辱，也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没有独立性，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屈辱无权状况的褒奖。
事实上，应该怎样提出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呢？
首先应该对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说明，在经济上，中国没有独立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何前提；今天在国民党领导下展开的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哪怕是彻底胜利，其结果也只能是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
但需要以同样的力度向中国无产阶级展示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中国迟到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衰落的条件下展开的。像俄国的经验——比如与英国的经验相比——表明的那样，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根本就不一致。应该在国际前景中展望中国今后的发展。尽管中国经济落后，在某种程度上，正因其落后，中国革命完全可能导致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政治统治。这个制度将成为中国与世界革命的政治联系。在过渡时期中，中国革命将具有真正民主、工农的性质。在它的经济中，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占优势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制度的首要目标是保障群众在生产力发展成果中获得尽可能高的份额，同时在政治和文化上利用国家资源。
进一步的发展前景就是民主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它完全彻底地取决于世界革命的进程和作为这个世界革命组成部分的苏联的经济政治成就。如果中国革命在其今天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取得胜利，它很快就会纠正自己，证明自己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可靠的，很快就会争取让它们承认自己，在新的基础上提供租界、获得贷款，总之，进入不那么屈辱、少些殖民地色彩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但仍是深度的附庸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国对苏联的立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的立场。
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角色，才能开辟另一条发展道路。但最主要的前提是共产党的充分独立，它在展开的旗帜下争取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没有这点，谈论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是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革命前的漂亮空话来掩盖右派孟什维克的政策，这是所有可以想象的组合中最令人厌恶的一种组合。
协助“给国民党输工农的血液”（多么庸俗的说法）的纲领不会有任何结果，也没有任何意义。工农的血液也是形形色色的。中国工人这样流的血，不是为自觉的阶级任务流的血。加入国民党的工人就成为国民党员，即被小资产阶级三民主义精神进行加工过的无产阶级原料。为了避免这种结果，工人应该受到共产党的培养。为此，在国民党没有被其他更加符合革命现阶段的组织所取代前，共产党在保持与它的必要合作的情况下，应该有充分地、不受任何外在限制地领导工人斗争，用列宁主义对抗三民主义的可能。
但是，也许文章作者想象出了古老的、真正的马尔丁诺夫式的前景。先是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在中国孟什维克帮助下吸足了工农血液的国民党把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进行到底。在此之后，即在所谓的民族革命的孟什维克阶段之后，就轮到布尔什维克阶段了：退出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脱离，把农民从它那里争取过来，把国家引向“工农民主专政”。
很可能，主导作者的概念是由他所不理解的1905年的两个层面——孟什维克的和布尔什维克的——构成的。但是，应该称这样的前景是迂腐的胡说。不能两次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一次是以资产阶级精神，另一次是以无产阶级精神。当然，如果我们妨碍无产阶级先锋队及时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和利用革命形势，在稍纵即逝的机会中向群众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对劳动者事业的忘我的忠诚的话；即使我们在让共产党继续充当国民党的奴隶的帮助下实现了这个目的，那个时刻早晚仍会来临，即无产阶级先锋队过迟地、很可能不是在共产主义旗帜下与资产阶级分道扬镳，而且可能会彻底放弃政治。欧洲工人运动的过去为中国革命无产者提供了如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相应的意识形态。在这些条件下，中国的民族民主国家很容易采取法西斯主义和半法西斯主义的方法。我们在波兰的例子中看到了这点。曾几何时，毕苏斯基[2]还是小资产阶级革命组织波兰社会党的领袖之一？曾几何时，他还被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中？他的全部过去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和军队中为他赢得分量和权威，而他利用这个资本进行彻底反对无产阶级的法西斯政变。是否有人想说，在国民党中找不到自己的毕苏斯基？会找着的。现在就可以指出候选人。如果波兰的毕苏斯基需要30年的时间来完成他的演变，那中国的毕苏斯基从民族革命过渡到民族法西斯主义，所需要的时间要短得多。
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整个发展的速度都加快了，一个震荡接着一个震荡，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经验基础上学习。不独立的共产党为国民党提供工人，它的政策是，为在中国更加顺利成功地建立法西斯专政准备条件，而且是在不远的将来，那时无产阶级无论如何都将被迫与国民党断绝往来。
孟什维主义甚至在其革命“鼎盛”时，也不想成为提高到全民族任务，尔后是世界任务（布尔什维主义）水平上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而只是充当民族发展的督察，在这种发展中，预先给无产阶级的党划定了从属位置（促进、推动、输血等）。但是，对历史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督察的觊觎，总是在实践中暴露出它的迂腐和愚蠢。孟什维克在1905年充分暴露了这点，考茨基稍晚些，但也同样彻底。
在与民族依附性斗争的意义上，民族革命是在阶级机制的帮助下完成的。中国军阀是阶级组织。买办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最“成熟的”队伍，为了不让中国走向十月，或哪怕是半十月，它不希望中国的二月革命。这部分中国资产阶级也在加入国民党，在其中形成了内在的制动器，它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别动队，明天它就想依靠轰炸南京对革命下层施压[3]，首先是给无产阶级戴上嚼子。只要共产党不服从以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别动队为首的国民党，这就不可能得逞。在1927年解释这些真是不好意思，用这些观点反驳共产国际机关刊物的社论，就更加不好意思！
中国革命的地理扩展与它的社会深化齐头并进。国民政府手中的上海和汉口是两个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两地共有工人约75万人。南京遭到帝国主义分子大炮的轰击。斗争立即转入更高阶段。革命占领了汉口和上海，从而陷入了中国更加展开的阶级矛盾之中。不能再让政策以手工业者—商贩—农民的南方为准。必须或是面向无产阶级，或是面向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面向数百万之众的底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以其南京屠杀表明，他们不打算开玩笑。他们是否寄希望于用这种方式来吓唬中国工人，或中止土地运动？未必。至少，他们的直接目的不在这里。他们首先想迫使参与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上层明白，如果不打算落到世界帝国主义的炮口下，那么与底层破裂的时候到了。轰炸南京是在宣传买办的思想，即与世界资本的联系是拯救性的，它是强大的、它是联合起来的、它是全副武装的，它不仅能够提供利润，还能提供军事援助来反对本国的工农。
断言轰炸南京会把全体中国人民团结得像一个人等，是轻率的。这样的声明适合市民民主派。革命上升到更高阶段，民族阵营更加深刻地分化，它将分成革命的和改良—买办的两部分。这是整个形势的必然产物。在“共同”的愤怒的第一波浪潮之后，英国大炮加速了这个过程。此后把工农赶入资产阶级的政治阵营，共产党作为人质留在国民党中的政策，其客观意义等于背叛。
共产党代表是否应该进入国民政府？如果是一个符合革命新阶段的工农革命政府的话，他们应该无条件地加入；可今天的国民政府，绝不该加入。但在提共产党员在革命政权中的代表问题之前，应该提出关于共产党本身的问题。（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还没有出现时，当事关的是在未定型的民族革命组织中为未来的工人政党准备基础时，它可以加入国民党。在近两年中，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革命占领上海之后，旧的政治关系都已经失效。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月全会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它要求党退出国民党，通过后者的左翼与这个组织结盟。
否定在国民党内组织左派的必要性，代之为建议赋予整个国民党左倾方针，像《共产国际》杂志社论所做的那样，就干脆是在说空话。如果不在一个政治组织内部聚集左倾方针的支持者，并让他们与反对者对立，怎么能把这种方针赋予这个组织呢？国民党当然会反对这点，它很可能会以我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派别活动的决议为依据。这类的伪装我们已经在一党制的问题上看到了：极右的国民党员以俄国共产党为例，指出它的绝对必要性。他们还会指出，实施革命专政的唯一的党不能容忍自己内部的派别。但这只意味着，通过国民党上台的民族阵营的右翼，想以这种方式禁止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不让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有可能在党内获得真正的领导权。
上面分析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在这些问题上，像在所有其他问题上一样，完全迎合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一翼。需搞清楚，中国资产阶级目前企图用俄国革命的权威来掩盖自己，特别是盗用中国无产阶级未来的专政形式来巩固自己的反无产阶级的专政。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在，在确定中国革命正在经历的阶段上，不允许任何混乱的原因。事关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关的是两种方法——资产阶级妥协方法和工农方法——之间的斗争。
怎样、在什么条件下，民族民主革命可以升华为社会主义革命，其间有没有中断，是长期的中断还是短期的中断，对此，现在只能做一些假设。进一步的进程会带来必要的明确性。但用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泛泛考虑来抹杀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问题，就是把共产党搞糊涂，解除无产阶级武装。（列宁在不断革命论中，反对的就是对革命的各阶段——更确切地说，就其阶级内容来说是两场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区分中的不够明确。但是，当那些人夸夸其谈地说什么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同时让无产阶级先锋队受国民党的奴役，甚至禁止在后者中建立派别时，这个错误如果不是扩大了千倍，也至少扩大了百倍。）别让我们活到那天，国际中央监察委员会因中国共产党党员为试图在国民党内建立左派而追究他们的责任。
从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角度——而这正是我们的标准，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保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最大限度的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也不允许自己内部有派别的国民党领导人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哲学，是与无产阶级敌对的反革命哲学，它为明天的中国法西斯主义奠定基础。说什么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意味着合作的破裂，纯属胡说：这是停止奴颜婢膝，而不是停止合作。政治合作要求双方平等和两者之间的协议。这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没有与小资产阶级达成协议，而是在伪装的形式下服从后者的领导，并以组织方式来巩固它。在其今天形式中的国民党，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平等条约”的体现。如果中国革命整体上要求废除与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平等条约，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就应该消灭与本国资产阶级的不平等条约。
应该号召中国工人创建苏维埃。香港无产阶级在总罢工中创建的组织，就其结构和功能来说，十分接近工人苏维埃的原型。依靠这个经验，应该走得更远。上海无产阶级掌握了无可估价的斗争经验，完全可以创建工人代表苏维埃，它将成为全中国的榜样，从而成为所有真正革命组织的中心。
列·托洛茨基
1927年4月3日
[1]在俄国曾有宴会运动。1904年11月“解放社”在俄国许多城市组织的地方自治自由主义分子运动。在司法改革40周年的宴会上，为了预防发生革命而提出政治改革请愿书。——译注
[2]毕苏斯基（JosephPilsudski，1867—1935）元帅、波兰社会党右翼活动家，1906年起为波兰社会党革命派的领导人。1926年5月策动军事政变，成为波兰的实际独裁者、“萨纳奇”制度的头目。1919—1922年为波兰国家元首；残酷镇压革命运动，1920年对苏维埃俄国发动军事行动。1926—1928年和1930年任总理。——译注
[3]1927年3月27日，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美炮舰以领馆工作人员和牧师被杀为借口，炮击南京，导致平民12人死，19人受伤。——译注 |
关于本书的两句话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1924.9.15）关于本书的两句话“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包括二月革命到四月危机，以及五月六日通过建立有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方法对此危机的解决。整个第一阶段的工作，本书作者都没有参加，因为，在五月五日，即联合政府成立前夕，本书作者才回到彼得格勒。关于革命的第一阶段及其前途，我在美国所写的论文中有所阐述。我认为，这些论文在所有主要的论点上完全符合列宁在其《远方来信》中对革命所做的分析。自从回到彼得格勒第一天起，我的工作就完全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相符合。列宁制定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路线，我当然是完全并且充分支持的。关于农民问题，我同列宁之间连一点分歧的影子也没有，当时列宁正处在完成反对布尔什维克右派的斗争的第一阶段，反对他们那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在我正式入党以前，我就参加拟订了一些以党的名义提出和发出的决议和文件。我推迟三个月入党的唯一理由是，我想使区联派组织中的优秀分子和一般来说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布尔什维克赶快合并到一起。我实行这项政策，也是列宁完全同意的。本书的编者要我注意，在我当时所写的一篇论文中，我会为了团结，指出过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有“小组习气”。别有用心的祭司，像索林同志之流，当然要急忙把这句话直接拉扯到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上面去。当我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承认了自己的一些实际的和巨大的组织上的错误以后，我以为没有必要再为这件事去争论了。但是，对于上面所提到的我在最具体的时间条件下的表示，有些受坏影响较少的读者会找到十分简单而直接的解释。在区联派的工人之中，还存在有从过去遗留下来的对于彼得格勒委员会组织改策的很严重的不信任心理。在区联派里面很盛行“小组习气”的议论，他们在这样做时总是借口一切“不公平现象”，这在类此场合下是常有的事。我在论文中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小组习气是存在的，它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但是，为了使它减小，区联派必须停止独立存在。我向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由十二个贝舍霍诺夫组成政府的那个纯粹论战性的“建议”，被有的人——大概是苏汉诺夫——说成是好像我个人对贝舍霍诺夫献殷勤，要么就好像是一种不同于列宁的特殊路线。这当然是最露骨的奇谈。当我们党要求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苏维埃夺取政权的时候，这也就等于“要求”由若干贝舍霍诺夫组成政府了。因为，归根结底，在贝舍霍诺夫、切尔诺夫和唐恩之间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差别，而为了使政权易于由资产阶级转入无产阶级，他们几个人是同样可用的。贝舍霍诺夫不过对统计知道得多一些，比起策烈挟里或切尔诺夫来，能使人产生一种稍微精干一些的印象而巳。一打贝舍霍诺夫等于是由一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组成的政府来代替联合政府。当我们党所领导的彼得格勒群众提出了“打倒十个资本家总长”这一口号的时候，就是要求由孟什维克和民粹派来占有这些总长的位置。“资产阶级民主派先生们，把那些立宪民主党人赶出去吧，把政权拿在你们手里吧。把十二名(多少随便吧)贝舍霍诺夫安置在政府里面吧。我们答应你们，将来到时候，我们一定尽可能‘和平地’罢免你们。这时候很快就要到了。”这里没有任何特殊路线。这是列宁不止一次提出来的路线。我认为必须特别强调本书的编者连茨涅尔同志所提出的警告：本书引用的大部分讲话，不是根据速记记录(哪怕是不完整的速记记录)，而是根据妥协派报纸一半是无知，一半是出于居心叵测的记者的报道。当我匆匆地翻阅了几篇这类文件之后，我就打消了原来想要对这些文件多少加以删改和补充的计划。让它们以本来的面目存在着吧。它们也是一种时代的文件，哪怕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由于连茨涅尔同志对本书作了许多注释，由于连茨涅尔同志和他的助手盖列尔同志、克雷让诺夫斯基同志、罗文斯卡娅同志和伊·鲁米尔同志为本书作了许多细致的工作，本书才能得以出版。在这里，我向他们致以同志的谢意。我要特别谈谈我的亲密的同事姆·斯·格拉兹曼，他为这本书所作的巨大的准备工作，就像为我的其它几本书所作的准备工作一样。在我写这几行的时候，我对这位卓越的同志、工作人员和卓越的人的不幸逝世，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列·托洛茨基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于基思洛沃得斯克上一篇回目录 |
再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苏维埃和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1924.9.15）再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苏维埃和党无论在一九O五年还是在一九一七年，我国的工人代表苏维埃都是从运动本身产生出来的，是这个运动在一定斗争水平上的自然的组织形式。但是，对于欧洲年轻的党来说，由于它们都是或多或少地把苏维埃当做一种“学说”、一种“主义”来接受，所以经常有把苏维埃当做偶像来崇拜的危险有把苏维埃看成一种革命的自足因素的危险。然而，尽管苏维埃作为一种夺取政权的组织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却完全可以产生另外一种情况，即起义可以在其它组织形式基础上层开(工厂委员会，工会等)，而仅仅在起义过程中，或者甚至在起义胜利后才产生苏维埃，这时它已经是政权机关了。从这种观点出发，列宁在七月事变以后所开始进行的那种反对对苏维埃组织作偶像崇拜的斗争具有极大教育意义。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苏维埃在七月中成了公开驱使兵士进攻并压制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所以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可以而且必须为自己寻找另外的道路。列宁曾提出以工厂委员会做为夺取政权的粗织(例如请参看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回忆录)。如果不是科尔尼洛夫叛乱迫使妥协派的苏维埃趋于自卫，并使布尔什维克有可能通过苏维埃左翼即布尔什维克一翼把苏维埃同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因而重新鼓舞起苏维埃中的革命生活的话，运动很可能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前进的。正如德国不久以前的经验所表明，这个问题具有很大的国际意义。在德国建立了好几次苏维埃：作为起义机关，却没有起义；作为政权机关，却没有政权。这样一来，结果在一九二三年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就开始围绕着工厂委员会集结起来。而工厂委员会在基本上执行了我国苏维埃在直接夺取政权以前时期中所担负的一切职务。另外，在八月到九月间，有些同志提议立即在德国成立苏维埃。经过长时间的、激烈的辩论，这项提议被否决了。这样做是完全对的。在工厂委员会已经实际成为集中革命群众的枢纽的事实下，苏维埃在准备时期自然就成了空洞的平行形式。苏维埃只能使人忽视起义的物质任务(军队、警察、武装的百人团、铁路等等)，而去注意一种独立自在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在起义以前不是为了执行起义的直接任务而成立空头苏维埃，就等于公然宣布：“我来攻击你们了！”政府不得不对工厂委员会“容忍”，因为它们已成为广大群众的中心，但是，却要打击那第一个成立起来的苏维埃，因为它是“图谋”夺取政权的正式机构。共产党人势必被迫出来保卫苏维埃这个纯粹的组织形式。这样一来，决战的展开就不是为了夺取或防卫物质阵地，而且也不是在我们所选择的那个时刻，即由于群众运动的条件而产生起义的时刻。不是的，展开决战是为了组织形式、是为了苏维埃的“旗帜”，而决战的时刻是敌人所选择的，而且是硬加在我们头上的。同时，显而易见，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可以十分顺利地在工厂委员会这个组织形式下进行，因为工厂委员会已经成为群众的组织，正在继续成长和巩固，并且使党能够在起义的时间上有机动的自由。不言而喻，到了一定阶段苏维埃是要产生的。值得怀疑的是，在上述条件下，作为起义的直接机关的苏维埃可否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产生，因为这样会有在最紧急时刻出现两个革命中心的危险。英国有一句谚语说得好：“过急流时，不要换马”。到了全国各重要地点胜利后苏维埃就有可能到处成立起来。无论如何，起义的胜利必然引起苏维埃的建立，这时它就是政权机关了。不要忘记，我国的苏维埃还是在革命的“民主”阶段上就产生了的，在这个阶段上就已合法化了，然后我们再把它继承下来加以利用。这种情况不会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中重新出现。在大多数场合下，那里的苏维埃将根据共产党人的号召而建立起来，因而成为无产阶级起义的直接机关。显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以前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动摇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种情况就为成立作为准备起义的公开机关的苏维埃造成条件。但这决不是一般的通例。很有可能苏维埃只是在最后几天才作为起义群众的直接机关而建立起来。最后，也完全有可能到起义已经发生转折以后，甚至在起义完成时，才作为新的政权机关而建立起苏维埃来。必须看到所有这些可能，免得把组织当做偶像来崇拜，免得把这种本来应该是富有弹性的、富有生命力的斗争形式的苏维埃变成一种组织“原则”，从外面硬加在运动的头上，从而破坏运动的正常发展。最近，在我们的刊物上出现大致是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我们无从知道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通过什么门径进行：通过共产党还是通过工会。这样提出问题，表面上好像是从历史发展上去看问题，其实是根本不对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会抹煞近些年来的主要教训。如果说在战争结束时没有能够发生赢得胜利的革命，这恰恰是因为缺少一个党。这个结论适用于整个欧洲。它可以用个别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命运来更为具体地说明。德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就十分明显。德国革命如果保证有必要的党的领导，无论在一九一八年或是在一九一九年，都是可以胜利的。在一九一七年，我们根据芬兰的例子看到了这种情况。在那里，革命运动是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在革命俄国的掩护和直接的军事支持下发展的。但是，芬兰党内大多数领导者原来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于是就把革命断送了。从匈牙利的经验中显然也可以得出同样的教训。他们那里的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左派不是通过战斗夺取政权的，而是从吓坏了的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来的。成功了的——既没有战斗，也没有胜利——匈牙利革命，在最初阶段就缺少战斗的领导。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融合在一起，这一点就暴露出它本身不是一个共产党，因而也就没有能力把那样轻易得来的政权保持在手里，尽管匈牙利无产阶级具有一定的战斗精神。如果没有党，离开党，绕过党，只通过党的代替物，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是最近十年来的主要教训。不错，英国工会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例如，在一定时期的一定条件下它们甚至能够代替工人苏维埃。然而，它们之所以能够起这样的作用，不是由于把共产党放在一边，更不是由于与共产党对立，而恰恰是因为共产党的影响在工会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为了这个结论——关于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所起的作用和意义的结论——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因而决不能随便地放弃它或者轻视它。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自觉、预先考虑和计划所起的作用比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应该起的并且已经起了的作用要小得多。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也是群众，但是比起现在来，其组织性和自觉性要小得多。那时的领导权操在资产阶级各党派的手里。所有资产阶级都有财富和文化，还有与此种优越性有关的组织(城市、大学、报刊等)。官僚的君主政体是凭着经验来自卫的，是以试探的方法去行动的。资产阶级则是窥伺时机，以便利用下层的运动投入自己的社会力量，使局势有利于自己，从而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不仅是一个突击力量，而且是——体现在自己的先锋队身上——一个领导力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文化、市政机关和大学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起的那种作用，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只能由无产阶级的党去起。由于敌人那一方面的自觉程度不可估计地提高了，所以无产阶级的党的作用就更大了。资产阶级在自己几个世纪的统治中创立了一所比旧的官僚君主政体的学校更高明得多的政治学校。如果说，议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无产阶级来说是一所实行革命的准备学校，那么，议会制度在更大的程度上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一所反革命的战略学校。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制度训练出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它现在已成为私有制的主要支柱。欧洲社会革命的时代，正如这种革命最初一些步骤所表明，将是一个不仅要进行激烈和无情的战斗、而且要进行考虑周密和计算精确的战斗的时代。其考虑周密的程度，将比我国在一九一七年时期的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用另外一种与以前完全不同的那些看法来对待国内战争问题，尤其是武装起义问题。我们常常追随着列宁而重复马克思的一句话：起义是艺术。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根据积累下来的最近几年的丰富经验去研究国内战争艺术的基本要素，从而把马克思的公式充实起来，那么，它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应该干脆说：凡是肤浅地看待武装起义问题，那就是还没有克服的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力量在作祟。一个党如果肤浅地看待国内战争问题，妄想到必要时一切都会自行安排妥当，那它就一定要垮台。必须用集体力量来研究自一九一七年以来各次无产阶级战斗的经验。上面所讲到的一九一七年党内各派的历史，也是国内战争经验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我们认为，对于整个共产国际的政策来说也具有直接的意义。上面我们已经谈过，在这里我们再重说一遍，就是研究这些分歧意见，无论如何不能也不该看做是在攻击那些曾经实行过错误政策的同志。但是，另一方面，仅仅因为有些党员没有同无产阶级革命同一步伐，而把党史中最重要的一章删掉，也是不能容许的。党可以而且应当知道自己的全部过去，以便正确地作出评价并把一切都放在应有的位置上。革命政党的传统不是建立在含含糊糊上，而是建立在通过批评而澄清问题上。历史保证了我们党具有无可比拟的革命优越性。同沙皇政府进行英勇斗争的传统，由于地下条件而养成的革命自我牺牲的习惯和方式，对全人类革命经验的广泛理论研究，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一九O五年最丰富的革命经验，在反革命年代中对此经验的理论研究，从一九O五年革命教训出发来考虑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所有这一切的总和，使我们党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锻炼，具有高度的理论上的洞察力，空前的革命气魄。然而尽管如此，甚至在这样的党里面，临到决战的时刻，在它的上层中依然出现了一些坚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有经验的革命者、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在革命最紧要的时期中，大致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一九一八年二月，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采取了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为了捍卫党，为了捍卫革命，为了消弭其中由于此种情况而产生的极度混乱，必须有列宁当时在党内所起的那种唯一的、空前的影响。要想使其它各国共产党从我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掉这一点。遴选领导人物的问题，对西欧的党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夭折了的德国的十月革命的经验正在为此而发出悲鸣。可是，必须以革命行动的观点来进行这种遴选。几年来，在德国会有足够的机会可以在直接斗争的时期中去检验党的领导人物。没有这项标准，其余一切都是靠不住的。这几年来，法国没有多少革命震动，即使是局部的也不多见。可是，法国的政治生活却也爆发过几次国内战争的火花，这时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工会领导者也不得不认真地应付一些急须解决的和尖锐的问题(例如，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一日的流血的群众大会)。仔细地研究这些尖锐的事件，会使我们掌握到极宝贵的资料，以评价党的领导、党的个别机构的行动、党的个别领导者的行动。漠视这些教训，不从这些教训中做出关于遴选领导人物的必要的结论，其前途就是必不可免的失败。因为，没有英明的、坚决的和勇敢的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一个党，甚至是最革命的党，也难免产生自己组织上的保守主义，否则，它就会失掉必要的稳定性。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保守的程度。一个革命的党的极其必要的保守主义成分必须同不墨守成规的充分自由精神、决定方针的主动精神、行动上的勇敢精神相结合。这些精神将在历史道路的转折点上受到最严酷的考验。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列宁所讲的那几句话：甚至最革命的党，在局势急剧转变、从而任务也急剧转变的时候，也往往还继续走着昨天的路，因而成为革命发展的绊脚石，或有成为革命发展的绊脚石的危险。党的保守主义和党的革命主动性，都最集中地表现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而欧洲的共产党还只是将要面临急剧的转变——由准备工作向夺取政权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要求最严格，时间最紧迫，责任最重，危险性最大。放过这种转变的时机就是一股说党所能遇到的最惨重的失败。把近年来欧洲的、首先是德国的战斗经验拿来同我们自己的经验加以对照，我们就会知道，有两种类型的领导者往往会在党必须向前大跃进的时候把党向后拖。一种类型的领导者专门会在革命道路上看到困难、障碍、麻烦，而在判断每一种情况的时候总抱着一种先人为主的、尽管不是经常是有意识的逃避行动的打算。马克思主义到了他们手里就变成了拖延革命行动的依据，这一种类型的纯粹的代表者是俄国的孟什维克。但是，这一种类型自然也不完全限于孟什维克，在最危急的时刻，这一种类型也会突然出现在最革命的政党的负责的岗位上。另一种类型的代表人物的特点是认识肤浅和大吹大擂。这些人根本看不见什么障碍和困难，直要到推车撞壁才算。他们能够利用辞令来冲淡实际障碍，对任何问题都表现出十足的乐观主义(“大海不过没膝深”)，一临到决战的时刻，他们就一定会转变为另一极端。在第一种类型的人物看来，即在谨小慎微的革命者看来，夺取政权的困难只是他们在自己的道路上专门惯于看到的那一切困难的积累和加深。在第二种类型的人物看来，即在肤浅的乐观主义者看来，革命行动的困难永远是突然发生的。在准备时期，这两种类型人物的行为是各不相同的：一种表现为怀疑者，从革命的意义上来看不能过于依靠他；第二种却正相反，好像是个狂热的革命者。但是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这两类领袖就携起手来反对起义。然而，全部准备工作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能够使党、首先是党的领导机关善于决定起义的时机并领导起义。因为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以便改造社会。近来，常常有人谈到并且写到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的必要性。这是一项不可争辩的、必定无疑的任务。这项任务在受到去年保加利亚和德国的教训以后更特别地突出了。布尔什维主义不是学说(就是说不仅仅是学说)，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教育体系。什么是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呢?这就是对这些共产党进行教育，这就是在它们中间正确地遴选领导人物，免得他们在自己的十月革命来临的时候又溜之乎也。“这就是黑格尔，这就是书本上的智慧，这也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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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起义和苏维埃的“合法地位”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1924.9.15）十月起义和苏维埃的“合法地位”在九月里，在民主会议期间，列宁要求直接转入起义。他说：“既然要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待起义，也就是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末同时我们就应当不放过一分钟，立即组织起义队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重要的据点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占领彼得巴甫洛要塞，逮捕总参谋部和政府的官员，派遣那些宁可战死而不让敌人向市中心推进的队伍去抵御士官生和野蛮师；我们应当动员武装工人，号召他们进行最后的殊死战，一开始就占领电报局和电话局，把我们的起义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旁边，用电话把它同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等等联系起来。当然，这不过是大概地谈谈，以说明在目前这个时期不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不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忠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9—10页)这样提出问题，原是预计通过党的途径并以党的名义来准备和完成起义的，以便随后由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总结这项胜利。中央委员会没有接受这项建议。起义被引上苏维埃的道路，而且在宣传上把它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联系起来。这次发生的意见分歧需要详细阐明，然后这次意见分歧自然就不会落于原则问题的范围，而属手纯粹技术问题的范围，尽管这技术问题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前面已经谈过，列宁对于拖延起义是十分担心的。由于党的上层曾经表现过动摇，所以那种在形式上把革命同即将举行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联系起来的宣传，在列宁看来就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延期，一种对犹豫不决态度的让步，一种对犹豫不决分子的让步，一种对时机的放过，一种直接的罪行。从九月底起，列宁就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九月二十九日，列宁写道：“在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上层中，存在着一种倾向或一种意见，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举行暴动。必须打倒这种倾向和意见”。十月初，列宁写道：“拖延是一种罪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一种玩弄形式的儿戏，是一种玩弄形式的恶作剧，是背叛革命”。十月八日列宁在为彼得格勒代表会议所写的提纲中说：“必须反对对宪政抱幻想，必须反对对苏维埃代表大会抱希望，必须放弃必须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那种成见”，等等。最后，十月二十四日，列宁写道：“现在再拖延暴动，已经真正等于死亡，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事。”接着他又写道：“历史将不宽恕那些革命者拖延时机，他们本来可以在今天赢得胜利(而且他们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可是却去冒明天失掉许多良好条件的危险，冒失掉一切的危险。”所有这些信件，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在革命的钢砧上锤炼出来的，对于说明列宁和估计时机具有特殊的意义。贯穿这些信件的基本思想就是不满、反对、愤恨那种对待革命的宿命论的、等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的态度，那种把革命看成为没完没了的事情的态度。如果一般地说时间是政治的重要因素，那么，时间在战争中和革命中的作用将增长百倍。可以在今天做的事就完全不广定也都可以在明天做。今天可以起义、打倒敌人、夺取政权，而明天就会不可以。要知道，夺取政权就是扭转历史的舵把。有人会问：难道这种行动可以决定于二十四小时这样一段时间吗?是的，可以的。当局势已发展到武装起义的时候，行动就已经再不能用政治的长尺来衡量，而是要用战争的短尺来衡量了。放过几个星期，几天，有时甚至一天，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等于出卖革命，等于投降。如果列宁不这样担心，不施加这种压力；不提出这种批评，不这样激烈地并具有革命热诚地对一些人表示不信任，那么，党或许就不能在决定性的时机中整顿好自己的阵?，因为当时党内上层的反抗非常剧烈，而司令部在战争中、尤其是在国内战争中是起很大作用的。但同时十分明显的是：在准备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掩护下，并且在保卫这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来准备和举行起义却给我们提供了不可估量的优越性。自从我们彼得格勒苏维埃拒绝执行克伦斯基关于把三分之二卫戍部队调往前?的命令时起，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武装起义状态。当时不在彼得格勒的列宁，未能估计到这件事实的全部意义。据我的记忆，在他当时所有的文件中，对于这种情况就没有提到一个字。可是，当我们反对调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十月十六日)，向所有部队和机关派出自己的委员，从而不仅完全孤立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也完全孤立了政府的时候，十月二十五日起义的结局已经预先决定了至少四分之三。实质上，我们当时进行的就是武装起义，这是彼得格勒团队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尽管是不流血的)，它是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并且在准备保卫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进行的，而这次代表大会正应该决定关于政权的命运的问题。列宁之所以建议在莫斯科开始起义，以及据他的估计在那里可以保证不流血而赢得胜利，正是由于他当时处于地下，没有可能估计到自从十月中旬最初几天首都卫戍部队“平静地”起义以后，所有士官和军官已经不只在情绪上，而且也在组织关系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自从营队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拒绝离开首都而且当真没有离开的时候起，我们在首都的起义已经取得了胜利，只不过上面还稍微留着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形式的残余罢了。十月二十五日的起义只具有补充的性质。正是因为这个原故它进行得才很顺利。与此相反，在莫斯科进行的斗争则具有较为持久和流血的性质，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已经建起了人民委员会的权力。十分明显，假定在彼得格勒革命以前，就先在莫斯科开始起义，那么，这个起义必不可免地将具有更为持久的性质，而且它的结局也是极其没有把握的。可是，要知道，莫斯科的失败势将严重地影响彼得格勒。当然，即使走这条路也决不是完全没有胜利的可能。但是，起义实际上所走的那条路，却是更经济得多，更有利得多，更成功得多。我们之所以有可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只不过因为“平静的”、几乎是“合法的”武装起义——至少是在彼得格勒——已经即使不是十分之九地、也是四分之三地既成事实了。我们把这次起义称为“合法的”，是指它是从两个政权并存的“正常”条件中产生的。当妥协派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苏维埃检查或纠正政府决议的事。这种做法，似乎成了以克伦斯基苛政之名写入史册的那个制度的宪法中的一项规定。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掌握政权以后，只是继续了并加深了两个政权并存的方式。我们主动地检查了关于调走卫戍部队的命令。这样一来，我们就利用合法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和方式掩护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实际起义。不仅如此，我们在宣传中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形式上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展和加深了已经形成了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从而明确了苏维埃的合法地位，以便在整个俄国举行布尔什维克起义。我们没有用苏维埃宪法的幻想去麻痹群众。因为我们是在争取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把革命军队争取过来，并在组织上把他们巩固起来的。同时，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敌人——妥协派引入苏维埃合法地位的圈套，而且其效果比预期的更大。在政治上、特别是在革命中使用诡计，总是危险的。说不定骗不了敌人反而使跟着你走的群众堕入迷途。我们那次的“诡计”，却是百分之百地成功了。这是由于这个诡计并不是一些要避免国内战争的自作聪明的战略家们故意想出来的。这个诡计是妥协主义制度解体的条件自然造成的，是妥协主义制度的一些极严重的矛盾自然造成的。临时政府想把卫戍部队调开，兵士却不愿意到前才去。我们使这种自然的不愿情绪带上政治色彩、具有革命目的并披上“合法”外衣。这样，我们就保证了卫戍部队内部非常一致，并且把卫戍部队同彼得格勒的工人紧密地联系起来。而我们的敌人由于处境濒于绝望、思想陷于混乱反而情愿把苏维埃的外衣看做是真情实况。既然他们想受骗，我们也就十足地对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同妥协派之间进行了争取苏维埃合法地位的斗争。在群众的意识中，政权的来源是苏维埃。克伦斯基、策烈铁里、斯科别列夫都是从苏维埃出来的。我们也是以我们那个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基本口号而同苏维埃紧密地联系着的。资产阶级从国家杜马接受政权。妥协派从苏维埃接受政权，为的是使苏维埃趋于消灭。我们也是从苏维埃接受政权，却为的是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妥协派还没有中断苏维埃的继承性，就赶忙架起一座由苏维埃到议会制度的桥梁。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召开了民主会议并组成了预备议会。苏维埃之参加预备议会，好像是批准了这种路线。妥协派企图用苏维埃的合法地位做钓钩，去捕捉革命，以便在捉到以后把它拖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不过，我们也同样注意利用苏维埃合法地位。在民主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迫使妥协派同意召开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一方面，他们既然不放弃苏维埃合法地位，他们就不能反对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看到，这次代表大会，从它的组成来看，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更为坚决地推崇这次代表大会，把它看做是国家的主宰，并且把我们的一切准备工作同拥护和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使之不受反革命的必不可兔的攻击这一工作结合起来。如果说，妥协派是通过从苏维埃产生出来的预备议会以苏维埃合法地位来对付我们的话，那么，我们也是以同样的苏维埃合法地位去对付他们，但却通过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由党夺取政权这个赤裸裸的口号下安排武装起义——这是一回事，而在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权力这个口号下先作准备然后再实现起义，——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样看来，使夺取政权达一行动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不是天真地希望代表大会本身当真能解决政权问题。我们根本不存在这种对苏维埃形式的偶像崇拜心理。夺取政权的一切必需工作，不仅是政治工作，而且也包括组织工作和军事技术工作，在当时都是全力以赴的。但是仍旧是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这个借口作为进行这些工作的合法外衣，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应当解决政权问题。尽管我们在全?进行进攻，可是却保持着防守的假像。恰恰相反，临时政府——如果它当真决心认真防守的话——则势必攻击苏维埃代表大会，禁止它的召开，从而使对方抓到一个对临时政府最为不利的理由去进行武装起义。不仅如此，我们不只使临时政府在政治上处境不利，而且干晓麻痹了它那本来已经迟钝的思想。这些人当真相信，我们所致力的是苏维埃议会制，是召开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要通过一项关于政权的新决议，——发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决议的精神，——然后，政府就可以拿预备议会和即将举行的立宪会议作为借口来拒绝这项决议，从而使我们陷于尴尬的地位。最聪明的小市民才子们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设想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克伦斯基笔下找到确切无疑的证明。克伦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十月二十四日半夜他如何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唐恩和另外几个人很激烈地争论当时已经全面展开了的起义。克伦斯基写道：“首先，唐恩对我说，他们对情况的了解此我清楚得多。他说，我是受了我的‘反动司令部’报告的影响而把事态夸大了。随后，他又说，共和国苏维埃大多数通过的决议尽管有伤‘政府的自尊心’，却非常有用处，而且对于‘转变群众情绪’十分重要。他说，这项决议的效果‘已经产生了’。他又说，现在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将‘很快地减小’。据他说，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在同苏维埃中大多数的领袖们谈判的时候，曾表示情愿‘服从苏维埃大多数的意志’。他们准备‘明天就立即’采取一切方法去扑灭那个‘违反他们愿望并且未经他们批准而爆发起来的’起义。最后，唐恩先提到布尔什维克‘明天就立即’(都是明天！)解散自己的军事司令部，跟着就告诉我说，我所采取的压制起义的一切办法，只会‘刺激群众’，而且，一般说来，我这种‘干涉’只会‘妨碍苏维埃中大多数的代表顺利地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消灭起义的谈判’。……为了能充分说明当时的情况，必须补充的是：正好在唐恩向我做这种得意的报告的时候，‘赤卫队’的武装队伍已经把政府机关一个接着一个地占领了。而且几乎恰好在唐恩和他的几位同志离开冬宫的时候，宗教信仰部总长卡尔塔塞夫从临时政府开完会回家，在百万大街被逮捕了，并立即被押送到斯莫尔尼去。而唐恩也正要回到斯莫尔尼去同布尔什维克继续和平谈判。必须承认，当时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是有很大魄力的，而且手腕也不低。在起义已经热火潮天，而‘红军’已经在全城行动起来的时候，一些事先专门派好了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很成功地设法使得‘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们陷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境地。这些手腕高超的人，整夜在无休无尽地争论着各式各样的方案，好像必须用这些方案做为调解和消灭起义的基础。布尔什维克利用这种‘谈判’的方法，使自己赢得了大量的时间。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战斗力量却没有及时地动员起来。这一点恰恰是须要追究的啊！”(克伦斯基：《久远的回忆》，第197-198页)不错，这一点是需要追究的！从上面这种情况来看，妥协派十十足足地上了苏维埃合法地位的当。克伦斯基猜想，好像有一些事先专门派好了的布尔什维克故意以即将消灭起义为辞，去迷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积极参与谈判的那些布尔什维克确实打算消灭起义，并且很相信各党派协商成立的那种社会主义政府的形式。可是，在客观上，这些谈判使者却毫无疑义地对起义有一定的功绩，因为他们是以自己的幻想培养了敌人的幻想。然而，他们之所以对革命有这样的功绩，则完全由于党不顾他们的劝告和警告而勇往直前地把起义引导到彻底的胜利。要使这样一次广泛而繁剧的战斗运动获得胜利，必须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完全异常的情况的配合。首先，必须有不愿继续作战的军队。假使到革命时期我们没有一支破碎的、怀着怨望的、数以千百万计的农民军队，那么，革命的整个进程，特别是在革命的最初时期，即从二月到十月，将会呈现出完全另外一幅情景。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了。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进行的试探才能成功，而这次试探也就预先决定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一种使“不成熟的”而且几乎预先不能察觉的起义同保卫苏维埃合法地位不受科尔尼洛夫分子破坏的特殊的结合，但要把这种结合升华为一种规律，那是谈不到的。恰恰相反，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经验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会再重复了。但是，仔细地研究它还是必要的。通过研究，可以开阔每个革命者的眼界，使他晓得：在明确提出任务、正确估计局势、具有斗争到底决心的条件下，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手段可资运用的。莫斯科的起义具有比较持久的性质，而牺牲也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莫斯科的卫戍部队没有能够像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那样由于调往前?的问题而受到革命的锻炼。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再重复说一下，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是分为两步进行的。第一步在十月前半月。那时，彼得格勒团队服从苏维埃所制定的完全符合他们自己心情的决议，顺利地拒绝执行总司令部的命令。第二步在十月二十五日。这时所需要的只是一种不大的补充性质的起义，以剪断二月政权的脐带而已。至于莫斯科的起义，则是一步进行的。这也许就是它具有持久性质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领导不够坚决。我们看到，在莫斯科曾经由军事行动转为谈判，然后，再由谈判转回到武装斗争。如果说，那种能使被领导者的情绪受到影响的领导者的动摇一般来说在政治上是有害的话，那么，在武装起义的条件下这种动摇就有致命的危险。统治阶级已经对自己的力量失掉信心(不这样，就根本不能指望胜利)，但是，国家机器依然在他们手里。革命阶级的任务是掌握国家机器。为了这个目的，革命阶级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党既然把劳动者引上起义的道路，就应该由此做出必要的结论。“既然作战，就行军法”：在战争中此任何其它地方都更不容许动摇和错过时机。战争是用短尺来衡量的。原地踏步，哪怕是几小时的时间，也会使统治者恢复一部分自信心，而使起义者失掉一部分自信心。可是，要知道，正是这一点直接决定对起义结局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对比。必须用这种观点一步一步地结合政治领导去研究莫斯科军事行动的进程。把在特殊条件下进行国内战争的其它一些地点提出来加以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些地点，由于民族因素，情况就更复杂些。在细致分析实际资料的基础上来进行这种研究，一定能大大地丰富我们对国内战争一套办法的概念，从而使我们易于归纳出一些具有相当一般性的方法、规则和方式，把它们列为一种国内战争的“条令”[2]但是在通过这项研究做出某些结论之前，我们可以说，外省国内战争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彼得格勒国内战争的结局所预先决定了的，尽管在莫斯科发生了意外的阻延。二月革命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临时政府把它承继下来，却没有能力把它更新或加强。结果，二月和十月之间的国家机器，在行动上就成了官僚主义惰性的残余。外省的官僚习惯于向彼得格勒看齐，他们在二月这样做了，在十月又是这样做了。使我们占了很大便宜的是：我们准备推翻的那个政治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完满建成。“二月”国家机器的极端不稳定和缺乏自信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工作，使革命群众和党本身增加了自信心。德国和奥国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九日以后，也产生了与此相同的情况。但是，在那里，社会民主党弥补了国家机器的缺陷，从而帮着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这个政体到现在也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稳定的范例，然而，它自产生以来，毕竟已经存在六年了。至于其它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就不会有这种优越性，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不会这样接近。他们的二月革命已经落在后面很远了。诚然，在英国还保留有不少封建残余，可是却谈不上在英国会有什么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国内的君主政体、贵族等等要到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才能一扫而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将是完全建成的资产阶级国家。但这还不是说，将是稳定了的国家机器，因为无产阶级起义的可能性本身是以资本主义国家解体的极为深刻的过程为前提的。如果说，我国的十月革命是在同一个在二月革命以后还未来得及完满建成的国家机器的斗争中展开的话，那么，在其它国家里，起义的对象将是一个正处于逐渐解体状态中的国家机器。一般来说，可以这样设想，——我们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已经讲到这一点了，——在各个老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抵抗力量通常要比在我国大得多，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比较困难，但是，只要它取得政权，就能保证它立即有一个比我们在十月革命后第二天所有的稳定得多并巩固得多的地位。我们的国内战争只是当无产阶级在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夺得政权以后才真正展开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的前三个年头还延续着。许多情况都说明，在中欧和西欧各国夺取政权要困难得多。可是，一旦取得政权，则无产阶级的行动将无比地更为自由。当然，这种对未来的设想是有条件的。它将大都决定于欧洲各国革命发生的顺序，外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当时苏联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等等。尽管如此，我们基本的和在我们看来是无可争辩的意见却是：在欧洲和美洲，夺取政权这一行动本身将遭遇到比起我国来要大得多、严重得多、顽强得多、并有计划得多的各国统治阶级的抵抗。因而，就更要求我们在事实上把武装起义(一般地说是把国内战争)当作一种艺术来看待了。[2]参看托洛茨基：《国内战争问题》，一九二四年九月六日第二O二期《真理报》。——托洛茨基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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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变革前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1924.9.15）十月变革前后召开紧急代表大会的必要没有了。列宁的压力保证中央委员会和预备议会党团中的势力产生了必要的左倾。十月十日，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与政府之间由于把一部分带有布尔什维克情绪的卫戍部队调往前?的问题而发生了冲突。十月十六日，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个合法的苏维埃起义机关。党内的右翼企图牵制事态的发展。党内不同倾向的斗争，正如国内阶级斗争一样，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右派的立场最充分地并且最根本地表现在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署名的那封《论时局》的信里。这封信是在十月十一日即在革命前两个星期写好的，并且分发给了党的最重要的组织，信中坚决反对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这封信警告人们不要低估敌人的力量，其实这封信却非常奇怪地低估了革命的力量，甚至否认群众有战斗情绪(是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两个星期啊！)。信里说：“我们十分深信，目前宣布武装起义，这不只是拿我们党的命运作孤注一掷，而且也是拿俄国革命的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命运作孤注一掷。”可是，如果不起义，也不夺取政权，那该怎么办呢?这封信也十分明白而确切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军队、通过工人拿起手枪对准着资产阶级的脑袋。”可是，资产阶级不会由于这支手枪而去取消立宪会议呀。信里又说：“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我们党的机会是很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在增长……只要政策正确，我们能在立宪会议中得到三分之一或许更多的席位。”这样看来，这封信就公开采取了在资产阶级立宪会议中起“有影响的”反对派作用的路线。这种纯粹社会民主党的路线，似乎是用下面的道理来加以掩饰的：“苏维埃已经根深蒂固，不会被取消……立宪会议在自己的革命工作中，也只能依靠苏维埃。立宪会议加苏维埃——这就是我们所要走向的一种配合型的国家机关。”为了说明右派的整个路线，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立宪会议加苏维埃的“配合的”国家机关的理论，在一年半或两年之后，又被德国的鲁道尔夫·希法亭重加运用了，因为他也是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这位奥地利德国的机会主义者不晓得自己原来是个剽窃者。《论时局》这封信不认为俄国大多数人民已经拥护我们。它用纯粹议会的观点来估价这种大多数。信里说：“俄国大多数工人拥护我们，绝大部分兵士也拥护我们。可是，所有其余的人都成问题。比如，我们大家都深信，如果现在情况发展到选举立宪会议，那么，农民中大多数将投社会革命党人的票。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偶然的吗?”这种问题提法中有一个主要的和根本的错误，其原因是由于不了解农民可以有重大的革命利益，并且极为迫切地要求加以满足，但农民却不能有独立的政治立场：他们要么通过资产阶级代理人——社会革命党去投资产阶级的票，要么就真正靠拢无产阶级。这两种可能之中，哪一种能实现，正好是决定于我们所采取的玫策。假使我们加入预备议会，以便在立宪会议中产生反对派的影响(“三分之一或许更多的席位”)，那么，我们就会几乎是机械地把农民放在那种地位上，即使得他们必然要通过立宪会议的道路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满足，因而也就不是通过反对派，而是通过立宪会议中的多数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满足。与此相反，假使无产阶级夺到政权，就会立刻为农民反对地主和官吏的斗争造成一种革命局势。如果用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流行的字眼来说，那么，这封信既低估了同时又过高估计了农民：低估了的是他们的革命可能性(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而过高估计了的则是他们的政治独立性。这种同时低估又过高估计农民的双重错误，也是由于低估了本阶级和他的党，也就是用社会民主党的眼光来看待无产阶级。这里丝毫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之外的东西。所有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归根结底，都是错误地估计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可能性。这封信反对夺取政权，并以革命战争的前景来吓唬党。信里说：“士兵群众支持我们，不是为了战争的口号，而是为了和平的口号……假定我们现在独自夺到政权以后，由于整个世界局势而必须进行革命战争，那么，土兵群众就要离开我们。诚然，一部分优秀的青年土兵会和我们留在一道。但是，士兵群众是要离开我们的。”这一论断极值得注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张签订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基本理由。然而，这些理由在这里却是拿来反对夺取政权的。显而易见，《论时局》这封信所表现的立场，使那些拥护这封信里的观点的人非常轻易地接受了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我们在这里还要重复一下我们曾经在其它地方关于这问题所讲过的话：表现列宁政治天才的，不是孤立地来看待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暂时屈服，而是要把十月革命与布雷斯特结合起来看。这一点不要忘记。工人阶级是在始终认为敌人比自己占优势这种意识中进行斗争并成长起来的。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表现出来。敌人手里有财富、政权、一切思想压迫手段和一切镇压工具。经常认为敌人此我们占优势，这是准备时期革命政党的整个生活和工作的组成部分。每次，由于行动的不慎或时机未到所造成的后果，都会最无情地使我们联想到敌人的力量。但是，这种认为敌人比我们强的习惯，现在正在变成胜利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资产阶级今天的软弱，似乎为他昨天的强大所掩没了。“你们低估了敌人的力量！”所有反对武装起义的派别分子都是这样认为的。在胜利前两个星期，我们的一些反对起义的人写道：“凡是不愿意空口侈谈起义的人，必须冷静地权衡一下起义的得失。在这里，我们认为有责任指出，在当前时机中，最有害的是低估敌人的力量和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要比他们所显露出来的大。彼得格勒起着决定作用。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敌人正是在彼得格勒聚积有庞大的力量：五千名士官生，他们武装精良、组织严密，他们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甘心而且善于作战；又有司令部，又有突击队，又有哥萨克，又有很大一部分卫戍部队，又有以扇形配置在彼得格勒四周的很大一部分炮兵。另外，敌人一定要借助利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法把军队从前?调回来。”(《论时局》)既然在国内战争中问题不在于简单地计算军队的营数，而在于预先估计他们的觉悟程度，那么，不言而喻，上面那种计算永远也不会十分可靠和确实的。甚至连列宁也认为敌人在彼得格勒力量强大，因而提议从莫斯科开始起义。据他预计，起义可以在莫斯科不流血地进行。这种个别的预计错误，即使在最顺利的条件下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比较正确的是：应该根据比较不顺利的情况来决定方针。可是，我们在当前场合下要注意的是下面这个事实：在敌人实质上已经没有任何武装力量的条件下，有人却很奇怪地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完全歪曲了各种比例。正如德国的经验所表明，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当起义的口号对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来说，主要(即使不说非常)具有宣传鼓动意义的时候，他们干脆就忽视了敌人的武装力量这个问题(国防军、法西斯队伍、警察)。他们以为，不断增长的革命潮流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军事问题。可是，一当起义的任务被提到他们面前并急待解决的时候，那些本来认为敌人武装力量似乎不存在的同志们，又立即走入另一个极端：他们相信了资产阶级武装力量的一切数字，仔细地把它们同国防军和警察的兵力加在一起，然后把总数四舍五入地算成整数(达五十万以上)，结果就变成一支全付武装、实力雄厚的军队，完全足以打败他们本身的努力。德国的反革命力量此我们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半科尔尼洛夫分子无疑要大得多。最低限度，在组织上和训练上也要强一些。可是，德国革命的积极力量也与我们的不同。在德国居民中，无产阶级占压倒的多数。在我们这里，问题决定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至少在最初阶段是如此。在德国，则有好几十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中心点同时发动起义。从这一点来看，敌人的武装力量完全不像四舍五入的计数结果那样可怕。无论如何，应该坚决地驳斥那种别有用心的计算，为了证明导致失败的政策之正确，这种计算在德国的十月失败之后是一直在进行的。在这方面，我们俄国的实例具有突出的意义：我们在彼得格勒没有经过流血而赢得胜利前两个星期——我们本可以提前两个星期赢得这个胜利的——，党内有经验的政治家就认为，与我们敌对的有甘心而且善于作战的土官生，有突击队员，有哥萨克，有很大一部分卫戍部队，有配置成扇形的炮兵，有从前?调回来的军队。而在事实上却什么也没有。现在我们不妨作这样的设想：反对起义的人在党内和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取得了胜利。指挥机关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不是列宁向全党控诉了中央委员会，指出它打算做些什么，而且指出它无疑会做得很如意，那么革命早就注定失败了。可是，要知道，并不是每个党在相应的条件下都能有一位列宁啊……不难设想，如果反对战斗的路线在中央委员会里占了上风，历史又会怎样写呢。官方的历史家自然要这样来描写史实：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起义完完全全是一桩蠢事，而且会给读者写出一堆关于士官生、哥萨克、突击队员、配置成扇形的炮兵、从前?调回来的军团等等骇人听闻的统计数字。这些兵力，不经起义的烈火检验，看上去要此实际可怕得多。这就是每个革命者必须铭记在心的一条教训。在九到十月间，列宁之所以坚决地、不倦地、不放松地对中央委员会施加压力，是由于他经常担心我们会放过时机。右派回答说：这是多虑，我们的影响将一再增长。谁对呢?而且，放过时机又是意味什么呢?在这里，我们要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对革命道路和方法的积极的、富有战略性的、完全实际的估计，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对革命道路和方法的完全浸透了宿命论精绅的估计是极其分明地相冲突的。放过时机是意味着什么呢?显然，在力量对此变得对我们最有利的时候，才是起义最有利的局势。这里所指的自然是意识方面的、也就是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力量对此，而并非指经济基础，因为，在整个革命时期，基础可以看成是多少固定不变的。在同一个经济基础之上，在社会的同样的阶级分化情况下，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以下列各种因素为转移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他们的幻想的破灭；他们的政治经验的积累；中间阶级和集团对国家政权信任心的动摇；以及国家政权自信心的减弱。在革命中这都是一些瞬息万变的过程。全部策略艺术正在于抓住那个各种条件配合得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科尔尼洛夫叛乱完全准备了这些条件。对苏维埃中占多数地位的各党失掉信任的群众，亲眼看出了反革命的危险。他们认为，现在该当由布尔什维克去寻找时局的出路了。国家政权的自然垮台也好，群众对布尔什维克的急迫而有所要求的自发信任也好，都是不能经久的。危机必须解决，不是向这方面解决，就是向那方面解决。列宁一再说：现在不夺取，那就永远夺取不到！右派对这一点提出反驳说：“……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问题，用‘现在不夺取，那就永远夺取不到’这种提法，是严重的历史错误。不！无产阶级的党将要增长，它的纲领将为愈来愈广泛的群众所了解……它只能用一种方法断送自己的成就，那就是在当前情况下起义……我们要对这种危险的政策提出警告。”(《论时局》)这种宿命论的乐观主义需要极其细致地加以研究。它既不是一个民族所专有的，也不是某个个人所独具的。刚好在去年，我们在德国也看到了同样的倾向。实质上，在这个等待主义的宿命论下面隐藏着犹豫不决甚至是行动无能，只不过用下面这种安慰人的预言作掩饰而已：我们的影响会愈来愈大，愈往后我们的力量就愈增强。这是最要不得的蒙混！革命政党的力量只增长到一定的时刻，在此以后，过程就会转到与群众希望正相反的方向去。由于党的消极被动，群众就会变为失望。可是敌人在这当口就会从惊慌失措之中稳定下来，并且会利用群众的失望情绪。一九二三年十月里，我们在德国看到了这种起决定作用的转折。一九一七年秋天，在我们俄国，距离这种转折也并不很远。可能，再放过几个星期，就完全可以产生这种转折。列宁说得对：“现在不夺取，那就永远夺取不到！”起义的反对者，搬出了自己一条最后的、也是最有劲头的道理：“但是决定性的问题在于：首都的工人和土兵是否真正有那样的情绪，即认为只有巷战才是唯一的出路，因而主动地冲向街道。不是的，没有这样的情绪……假设首都广大的贫苦群众当真富有冲向街道的战斗情绪，那么，就会保证他们所发动的起义能把那些最大的最重要然而我党的影响在那里面却是薄弱的组织(铁路工会和邮电工会等等)带动起来。可是，正由于哪怕是在工厂和兵营里也没有这样的情绪，所以，要在这上面打什么算盘，那就是自欺。”(《论时局》)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德国党的同志们，他们正是以群众不愿战斗为借口来解释去年的不战而退的，那么，上面这几句写于十月十一日的话就具有非常而十分迫切的意义了。不错，问题的关键正在于：一般说来，起义的胜利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最有保证，即群众可能取得足够的经验，不至于轻率地投入战斗，并且能够等待和要求坚决的有本领的战斗领导。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工人群众，至少是他们的领导阶层，根据四月示威，七月事变和科尔尼洛夫的经验，已经具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今后不再是个别的、自发的抗议的问题，不再是试探的问题，而是进行决定性的起义以夺取政权的问题。群众的情绪将与此相适应地更为集中，更为敏锐，更为深刻。从兴奋的、充满幻想的自发状态转到更为敏锐的自觉状态，要产生必不可觅的革命的意外阻碍。群众情绪中这种进步性的危机，只能以党的相应的政策来克服，这首先就是指党真正去准备无产阶级的起义并且善于加以领导。与此相反的是，党长期进行了革命宣传鼓动，使群众摆脱了妥协派的影响，但是，尔后党由于这些群众的信任而被拥到应有的地位的时候，却开始动摇起来，借辞推诿，卖弄狡猾并且彳亍等待。这样的党会麻痹群众的积极性，使群众失望和瓦解，从而把革命断送掉，可是它却为自己找好借口，在失败之后把责任都推到群众不够积极上面去。《论时局》这封信正是要使人走上这一条道路。幸而我们的党在列宁的颉导下坚决消灭了党内上层的这种情绪。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的党才胜利地完成了革命。现在，我们说明了与准备十月革命有关的一些政治问题的实质，并且尽量阐述了在这种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些分歧意见的基本意义，然后我们还要哪怕是简略地讲一下最后几个星期中，也就是决定性的几个星期中，党内斗争最重要的因素。十月十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十月十一日，把上面分析过的那封信《论时局》分发给了党的最重要的组织。十月十八日，也就是革命前一个星期，在《新生活报》上刊出了加米涅夫的一封信。信里说：“不只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而且还有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也都认为，在当前时机中，在当前力量对比中，不顾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在它开会的前几天来发起武装起义，这是一个不能容许的置无产阶级和革命于死地的步骤。”(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八日，第一五六期《新生活报》)十月二十五日，在彼得格勒夺取了政权，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十一月四日，有些负责的工作人员退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议，并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式的要求：由苏维埃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他们写道：“……不这样，那就只有一条路了：用政治恐怖手段来保持纯粹布尔什维主义政府。”当时，在另一份文件里有这样的说法：“我们不能对中央委员会这项毁灭自己的政策负责。这项政策违反绝大部分无产阶级和士兵的意志，因为工人和士兵都渴望尽快停止民主派各个部分之间的流血。因此，我们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义，以便有权公开对工人和士兵说明自己的意见，并号召他们拥护我们的口号：‘苏维埃各党派组成的政府万岁！立即在这种条件下妥协！’”(《十月革命》——《革命档案》，一九一七年，第407—410页)可见，那些本来把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看成冒险而加以反对的人，在起义胜利完成后又主张把政权交还给那些无产阶级与之进行了斗争才夺取到政权的党派。到底为什么胜利了的布尔什维克党一定要把政权交还给——他们所谈的正是交还政权问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呢?反对派对这一点的回答是：“我们认为，组成这样的政府之所以必要，是为了防止今后流血，防止即将来临的饥饿，防止卡列金之流扑灭革命，保证在规定期间召开立宪会议，并切实执行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纲烦。”(《十月革命》——《革命档案》，一九一七年，第407—410页)换句话说，他们的用意是要通过苏维埃的大门，寻求通往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如果革命拒绝通过预备议会进行，而为自己打通了一条经过十月革命的道路，那么，反对派所制定的任务就是要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协助下把革命从专政下解救出来，而把它引上资产阶级制度的道路。目的不是别的，正是要取消十月革命。自然，在这种条件下是谈不到妥协的。在第二天，十一月五日，又公布了一封同样方针的信：“当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违反理智、不顾自然趋势、不肯承认客观条件的时候，我为了维护党的纪律，不甘缄默，因为这些客观条件正迫使我们在崩溃的威胁下，去同所有社会主义党派妥协……为了维护党的纪律，我不能陷入个人迷信，也不能以某人是否参加内阁来决定是否在政治上同那些支持我们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党派妥协，并且不能为此再延长哪怕是一分钟的流血。”(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五日第二O四期《工人报》)最后，写信的人(罗佐夫斯基)提出，必须争取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来决定下面这一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还是不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或者，它将完全走上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道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五日第二O四期《工人报》)局势真的像是无望了。不仅资产阶级和地主，不仅那些还掌握有许多上层组织(全饿铁路员工工会委员会、军队委员会、国家职员等)的所谓“革命民主派”，甚至还有我们党内一些极有影响的工作人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人民委员会委员，也都大声疾呼地谴责党要想继续掌握政权以实现自己的纲领的企图。可是，我们却要说：如果只从表面上而不深入去观察，那么，局势可能被看成是绝望的。应该如何办呢?接受反对派的要求，等于取消十月革命。既有今日，当初又何必去完成它呢。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依靠群众的革命意志前进。十一月七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我党中央委员会有决定意义的声明。这项声明是列宁写的。它充满真实的革命热诚。它的内容明白、简炼而确切。它是写给党员群众看的。这项声明打消了任何一种对党及其中央委员会今后政策所抱的怀疑情绪：“让一切信念不坚定的分子，一切动摇分子，一切怀疑分子以及一切被资产阶级吓倒，被资产阶级直接间接的帮手的叫喊吓倒的分子去惭愧吧。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它各地的工人和士兵群众中没有发生丝毫动摇。我们的党团结得像一个人，屹立不动捍卫着苏维埃政权，捍卫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利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七日)第一八二期(第一一三期)《真理报》)最尖锐的党内危机被克服了，但是内部斗争还依然没有停止。斗争的路线仍旧未变。但是斗争的政治意义却愈来愈小了。关于这一点，十二月十二日乌里茨基在我党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有关召开立宪会议的报告，就是一个非常有兴味的证明。他说：“我们党内的意见分歧并不新鲜。这还是早先在起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条路线。现在，有些同志把立宪会议看成是一种应该用以完成革命的手段。他们抱着循规蹈矩的态度，他们说什么我们不该背礼等等。他们反对那些担任立宪会议议员的布尔什维克去监督会议的召集工作、力量对此等等。他们纯粹从形式上看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可以利用从这种监督得来的资料去剁明立宪会议周围的情况，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才可以确定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现在我们所持的观点，是为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可是，那些为数无几的同志却以为我们是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又应该以立宪会议来完成。”立宪会议的解散，不仅可以看做是俄国历史中一个大的段落的告成，而且也要看做是我们党史上一个相当大的段落的告成。无产阶级的党在克服了党内的反抗以后，不仅掌握了政权，而且把政权保持在自己的手里。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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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事变，科尔尼洛夫叛乱，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1924.9.15）七月事变，科尔尼洛夫叛乱，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给了党一个在原则上正确的立场。但是，这些决议并没有消灭党内上层的意见分歧。恰恰相反，随着局势的进展，这些分歧意见反而进一步采取了更为具体的形式，并且在革命的最严重的时机中，也就是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达到了极为尖锐的地步。依照列宁的动议，企图在六月十日举行示威。这个企图受到那些原来就不满意四月示威的同志们的非难，说这是冒险主义。由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禁止，六月十日的示威未能举行。但是到了六月十八日，党却得到了报复的机会：由于妥协派相当粗心而发起的彼得格勒总示威，几乎完全是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下举行的。但是，政府也企图占上风：在前?上开始了一个很轻率而愚蠢的进攻。这是个紧急关头。列宁警告党不要轻举妄动。六月二十一日，他在《真理报》上写道：“同志们，现在发动是不适宜的。现在，我们不得不度过我们革命中整整一个新的阶段”。(《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一版，第十四卷第一部第276页)但是七月事变到来了，这是革命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党内争论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七月运动中，彼得格勒群众自动的出击起了决定的作用。然而，毫无疑义，列宁在七月里曾经反问过自己：是不是时机已经到来了?群众的情绪是不是超过了自己的苏维埃上层建筑?沉醉于苏维埃合法地位的我们，会不会有落于群众情绪之后的危险，会不会有脱离群众的危险?很可能在七月事变期间，个别的纯军事行动是根据一些同志的动议去搞的，这些同志诚实地认为他们并没有违背列宁对时局的估计。列宁后来说过：“在七月里，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蠢事”。不过，在实质上，这一次也只是在运动的新的而且更高的阶段上进行一种新的而且是更为广泛的试探罢了。我们不得不退却，而且退却得很厉害。党既然准备举行起义和夺取政权，所以它和列宁一起，认为七月发动仅仅是一个插曲。在这个插曲中，我们为了深入地试探自己和敌人的力量，固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是这个插曲却不能改变我们行动的总路线。恰恰相反，那些对夺取政权的政策抱反对态度的同志们，必然认为七月插曲是一个有害的冒险。党内右派分子越发活跃起来。他们的批评更强硬了。反驳的口气也与此相适应地改变了。列宁写道：“所有这些叫苦、这些议论(说“不应当”使群众完全正当的不满和愤怒具有。和平的和有组织的”性质！！)，不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发出的背弃革命的言论，就是小资产者惊慌失措的一般表现”。(《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194页)当时用了“背弃”这个字眼，表现出意见分歧具有悲剧性质。后来，这个不吉利的字眼就愈来愈常见了。对于政权问题和战争问题的机会主义态度，显然也决定了对于国际的相应的态度。右派曾经企图吸引党去参加社会爱国派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代表会议。列宁在八月十六日写道：“八月六日加米涅夫同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特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发言，不能不引起忠实于自己的党、自己的原则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击。”(同上，第23l页)随后，当谈到什么在斯德哥尔摩上空开始飘扬起革命的大旗这句话时，列宁又写道：“这是充满了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精神的最空洞的豪言壮语。这是弥天大谎。不是革命的旗帜，而是勾结、妥协的旗帜，是赦免社会帝国主义者、让银行家谈判瓜分割地的旗帜，——事实上正是这样的旗帜在斯德哥尔摩上空开始飘扬”。(同上，第233页)到斯德哥尔摩去的道路，实质上是到第二国际去的道路，正如参加预备议会是到资产阶级共和国去的道路一样。列宁主张抵制斯德哥尔摩会议，正如后来主张抵制预备议会一样。在斗争的烈火中，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建立新的共产国际的任务。早在四月十日，列宁就已经提出了改换党的名称的主张。他对于所有反对改换新名称的意见一一加以驳斥：“这种理由是墨守成规、不求进取和因循苟且的理由。”他坚持地说：“现在已经是丢掉肮脏的衬衫、穿起整洁的外衣的时候了”。(《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66页)尽管如此，党内上层的反对依然很强烈。结果，又花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党才决定了改换新的名称，回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上去，而在这一年的过程中，整个俄国都脱掉了资产阶级统治这件肮脏的衬衫，列宁在整个一九一七年中的作用，在这一段改换党的名称的经过中得到极鲜明的表现。在最急剧的历史转折点上，他始终在党内进行紧张的斗争，为了明天而反对昨天。在“传统”的旗帜的掩护下进行反抗的昨天，其反抗有时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使局势产生对我们有利的急剧转变的科尔尼洛夫叛乱暂时缓和了党内的意见分歧。但只是缓和，却没有消灭。在那些日子里，在右翼中出现一种倾向，就是要在保卫革命、特别是保卫祖国的基础上，同苏维埃中大多数接近。列宁于九月初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谈到这件事：“我深信，滚到护国主义的立场上去的人[1]或堕落到同社会革命党人联盟、支持临时政府的人(像另外几个布尔什维克)，都陷入了无原则的泥坑。这是非常错误的，这是毫无原则的。只有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掌握以后，……我们才能成为护国派。”随后又说：“就是现在我们也不应该支持克伦斯基政府。支持这个政府是无原则的。有人问：难道不打科尔尼洛夫了吗?当然要打！但这不是一回事；这里有一个界限；有些布尔什维克越出了这个界限，因而陷入了‘妥协主义’的泥坑，被事变的急流冲走了。”(《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277-278页)意见分歧发展的次一阶段是民主会议(九月十四到二十二日)和由这个会议产生的预备议会(十月七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任务是：用苏维埃的合法地位去拘束布尔什维克，然后轻而易举地把这种合法地位转变为资产阶级议会的合法地位。右派是欢迎这种做法的。我们在上面已经听到过，他们是怎样描画革命的未来发展的：苏维埃逐渐把自己的职务移交给相应的机构——移交给杜马、地方自治局、职工会，最后是立宪会议，从而退出舞台。通过预备议会这条道路，就会把群众的政治思想从正在结束自己生命的“临时”机构苏维埃引开，而导至作为民主革命的具体完成的立宪会议。可是，那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中的布尔什维克已经是多数。我们在军队中的影响，不是天天地，而是时时地在增长。当时，已经不是预想的问题，已经不是前途的问题，而干脆是选择明天道路的问题。完全筋疲力尽的妥协派，在民主会议上的行径是毫不足惜的卑鄙行为的表现。同时，我们所提出的以示威形式退出民主会议这个显然是极其龌龊的地方的建议，遭到当时在上层依然有势力的党团中右派分子的坚决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成了抵制预备议会斗争的前奏。九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在民主会议以后，列宁写道：“布尔什维克为了不落入圈套，不让人们用这次会议来转移人民对重大问题的注意，本来应当采取抗议的形式退出会议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31页)民主会议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在抵制预备议会问题上的辩论，尽管主题本身比较狭小，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实质上，这是右派的一种最广泛的、而且从外表来看很得手的把戏，企图把党转到“完成民主革命”的道路上去。看来，这次辩论没有作速记记录至少是没有把记录保存下来。据我所知，直到现在，连秘书的记事也没有发现过。本书的编辑在我个人的文件中找到一些极不完全的资料。加米涅夫同志发挥了一种论证，后来这种论证构成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给党组织的那封著名的信(十月十一日发出的)的内容，其措词则更为尖锐和明确。诺根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是最原则的：抵制预备议会是号召起义，也就是重演七月事变。有些同志则以社会民主党的议会策略的一般理由做为出发点。他们大致是说：“没有人敢于提议抵制议会，但是有人向我们提议抵制同样的机关，仅仅是因为它的名称是预备议会罢了。”右派的基本观点在于：革命必不可免地要从苏维埃引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而“议会”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自然环节。我们既然要在议会中占据左方的议席，我们就没有道理拒绝参加预备议会。要完成民主革命和“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可是怎样准备呢?就是经过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这所学校。要知道，先进的国家要显示给落后的国家以后者未来发展的样式。据他们设想，推翻沙皇政府要用革命手段，事实发生经过也正是如此；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却要在完成了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议会。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必须经过一段延续许多年的民主制度。为了参加预备议会而进行的斗争，也就是使工人运动“西欧化”、尽快把工人运动纳入民主的“争取政权斗争”的轨道即社会民主党的轨道的斗争。民主会议中的党团，其人数在百名以上，与党的代表大会毫无不同之处，尤其是在那些日子里。党团中的大半都表示赞成参加预备议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担心了，而从那个时候起，列宁也就当真不断地敲起警钟来。在民主会议期间，列宁写道：“我们如果把民主会议当作议会看待，那就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就成了不可救药的议会迷。因为，即使民主会议宣称自己为议会，宣布自己为拥有最高权力的革命议会，它还是丝毫不能解决问题，问题只能在民主会议外面，只能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区内解决。”(《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7页)从列宁的许多讲话中，尤其是从他九月二十九日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是怎样来估价参加或不参加预备议会的意义的。他在信里指出“可耻地决定参加预备议会，是布尔什维克极严重的错误”。在他看来，这种决定依然是那些民主幻想和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表现，而他正是在反对达两种表现的斗争中，发挥了并磨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说什么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必须经过一段许多年的时间，这是不对的。说什么议会制度学校是准备夺取政权之唯一的或基本的或必经的学校，这是不对的。说什么取得玫权的道路一定要经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这些说法都是纯粹的抽象词句，都是学究式的死套子，它们的政治作用只有一个：束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手脚，并利用“民主的”国家机器，使它成为资产阶级的反对派的政治影子，也就是社会民主党。不能按照学究式的死套子指导无产阶级政策，而应该根据阶级斗争的现实道路。不应参加预备议会，而应组织起义并夺取政权。其余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列宁甚至会提议召开党的紧急代表大会，提出抵制预备议会作为政纲。自此以后，所有他的书信和论文都集中于一点：决不通过预备议会去做妥协派的“革命”尾巴，而要走到街上去，为夺取政权面斗争！[1]从下面一句句子结构来看，这里显然提起了一些人的名字，但是脱落了。——托洛茨基注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目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8卷（1908年）
目录
·凡例
·前言
1908年
·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1908年5月15日〔28日〕以前）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一版序言、第二版序言）（1908年2—10月）
代绪论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1908年和某些唯心主义者在1710年是怎样驳斥唯物主义的
第一章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一）
第二章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二）
第三章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三）
第四章作为经验批判主义的战友和继承者的哲学唯心主义者
第五章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和哲学唯心主义
第六章经验批判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结论
第四章第1节的补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
附录
·弗·伊·涅夫斯基的论文《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反动派的哲学》（1920年）
·《列宁全集》第18卷年表（1908年1月——1909年6月） |
四月代表会议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1924.9.15）四月代表会议列宁在芬兰车站上所作的关于俄国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演说，对党的许多领导者来说，不啻是一颗炸弹。列宁同那些“完成民主革命”拥护者之间的争论，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发生尖锐冲突的起因是四月武装示威，在这次示威中曾喊出了“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这种情况使得右翼的个别代表找到了借口，硬说列宁犯了布朗基主义的错误。他们认为，要想推翻当时为苏维埃中大多数所支持的临时政府，好像只有避着大多数劳动者才能办到。从外表来看，这种责难像是不乏说服力的，但在实质上，在列宁的四月政策里，连一点布朗基主义的影子也没有。在列宁看来，整个问题恰好在于：苏维埃还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反映着群众的真实情绪，党以苏维埃中大多数为依据是不是会落空。比原来预计“更左”的四月示威，是一种侦察性的出击。其目的是试探群众的情绪，以及群众同苏维埃中大多数的相互关系。试探所得的结论是：必须进行长时期的准备工作。我们曾看到，列宁在五月初会很严厉地约束喀琅施塔得的人，因为他们冒进了，他们曾声明不承认临时政府……而那些反对为政权而斗争的人，对问题却抱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上，加米涅夫同志声诉说：“在第十九期《真理报》上，有的同志(显然是指列宁。——托洛茨基)起先提出来一项推翻临时政府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在这次危机以前就印好了。可是，随后这项口号被取消了，认为它有瓦解作用，认为它是冒险主义的。这表明，我们的同志们在这次危机期间是学到了东西的。现在提出的决议案(就是列宁向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案。——托洛茨基)又犯了这种错误……”这样提出问题，是极其耐人寻味的。列宁在做了试探以后，取消了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但是只把它取消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取消的期间长短，要看群众憎恨妥协派的程度增长快慢而定。可是，反对派则认为这个口号本身就是错误的。列宁的暂时退却，一点也没有改变路线的意味。他的出发点并非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他的出发点完全是：群众在今天还不能够推翻临时政府。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工人阶级能在明天推翻临时政府。党的四月代表会议，整个是讨论下面这个基本问题的：我们是要为社会主义变革而去夺取政权，还是去协助(别人)完成民主革命。可惜的是：四月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到现在还没有印出来。可是，要知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中，根本没有一次代表大会能像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会议这样对于革命的命运具有非常而直接的作用。列宁的立场是：对护国主义及护国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争取苏维埃中大多数；推翻临时政府；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实行革命的和平政策；实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外世界革命的纲领。我们已经看到，反对派正与此相对立。反对派韵观点是用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方法，来完成民主革命。同时，苏维埃仍旧是“监督”资产阶级政权的机构。由此就产生了另外一种对待护国主义的无比妥协的态度。一个反对列宁立场的人，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我们谈到工兵代表苏维埃，就等于谈到我们力量的和政权的组织中心……它的名称就足以表明它是小资产阶级力量和无产阶级力量的联合机构。它还面临着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如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了，那么，这个联合机构就不可能存在了……而无产阶级就会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这个联合机构……可是，现在我们承认这个苏维埃是力量的组织中心……这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我以为我们大家都应该承认，等到这个革命彻底完成的时候政权就会真正转到无产阶级的手里”(加米涅夫同志的发言)。这种说法的无可救药的公式主义，是十分清楚的。要知道，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掌握政权的人不改换，“这个革命彻底完成”的日子永远也不会来到。上面所引用的发言漠视了革命的阶级核心：不是根据阶级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来安排党的任务，而是根据革命的形式上的定义，也就是根据究竟这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安排任务的。他们的见解是：我们应该同小资产阶级联合一起，来监督资产阶级政权，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彻底完成为止。这个公式显然是孟什维主义的。学究式地用革命的名称(“资产阶级”革命)来限制革命的任务，那就必然会采取监督临时政府的政策，会要求临时政府提出不兼并的和平纲领等等。所谓完成民主革命，就是意味着通过立宪会议实行一系列的改良。同时，使布尔什维克党在立宪会议中处于左翼的地位。既然对现实内容作了这样的理解，“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完全失掉了实际内容。也属于反对派的已故的诺根，他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对于这个问题说得最冠冕堂皇、最彻底、也最周到：“苏维埃的最重要职能将在发展过程中消失。一系列行政方面的职务要移交给市政机关、地方自治局等等机构。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今后国家建设的发展，那么，我们不能否认，立宪会议是会开起来的，随着还要召开议会……这样一来，苏维埃的最重要职能就逐渐消失。但这不是说，苏维埃可耻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它只是移交职务。有这个苏维埃，我们就建立不起来共和国公社”。最后，第三个反对派的人物，从俄国没有准备好实行社会主义这个观点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能指望得到群众的支持吗?俄国在欧洲来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度。指望群众同情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党既然抱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它就只能变成一个宣传的小组。对于社会革命的推动必须从西方来”。接着他又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太阳从什么地方升起来呢?我以为，根据一切条件，根据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动权不属于我们。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没有这种客观条件。而在西方这个问题就能够提出来，大致就像我们能提出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一样”。并非所有反对列宁观点的人都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做出了诺根那样的结论。但是，他们由于事物的逻辑发展，在几个月以后，即在十月革命前夕，都不得不接受了这种结论。要么就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要么就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做反对派——当时在我们党内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十分明显，第二种立场实质上是孟什维主义的立场。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孟什维克不得不在二月革命以后取消的那个立场。在事实上，好多年来，孟什维主义啄木鸟就老在唠叨什么未来革命将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政府只能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不能担负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任务，而应该保持反对派的地位来“推动资产阶级向左倾”。马尔丁诺夫对这个问题发挥得深刻到令人厌烦的地步。一当一九一七年资产阶级革命来临，孟什维克很快就加入了政府。在他们全部“原则的”立场中所剩下来的，只有无产阶级不能染指政权这一个政治结论了。但是，很显然，布尔什维克里面，那些揭发孟什维克入阁的主张而同时自己又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人，事实上也走上了孟什维克在革命以前所采取的立场。革命使得政治势力向两个方向发展：右派成了立宪民主党人，而立宪民主党人却成了共和派。这是形式上的向左转，而且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党派，这是向右转。资产阶级社会企图以这样的手段来为自己建立一套保持政权、促进稳定和维护秩序的新骨架。但是同时，正如孟什维克从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立场转到庸俗的社会主义立场一样，布尔什维克右翼也转到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立场，也就是孟什维克昨天的立场。在战争问题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力量变化离合的情况。资产阶级除了少数的学究之外，都在有声无气地嘶叫不兼并不赔款。可是，不兼并的希望已经很小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_齐美尔瓦尔得派虽然责难过法国社会主义者不该保卫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祖国，可是一当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有了地位，就立即成了护国派。他们是从泊极的国际主义立场转上了积极的爱国主义立场。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右翼却采取了洧极的国际主义立场，也就是为了民主和平，为了“不兼并，不赔款”而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这样一来，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破灭了，进而分化为两种相反的观点：以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的保留条件为掩饰的民主观点和社会革命观点，后者或称真正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也就是列宁的观点。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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