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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反护国主义的斗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1924.9.15）反战反护国主义的斗争一九一七年二月沙皇政府的推翻，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跃进。但是，如果只在二月革命范围内来看待二月革命，也就是不把它看成是走向十月革命的一个阶段，那么，它只不过表明俄国已接近于譬如像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法国那种类型。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从来也没有把二月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也没有把二月革命看成是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而看成是一种“民主主义的”至宝。他们也就根据这一点，建立了革命护国主义的思想体系。他们所保卫的不是某一阶级的统冶，而是“革命”和“民主”。可是，在我们党内，革命的二月变革在初期也造成了政治前景的异常混乱。实际上，《真理报》在三月间对于革命护国主义的立场此对于列宁的立场更接近。我们在一篇社论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当军队彼此对立作战的时候，如果建议其中一方军队放下武器各自回家，那么，这是最荒谬的政策了。这种政策不是什么和平政策，而是奴役政策。自由的人民对这种政策一定是气愤而鄙弃的。不，自由的人民一定要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枪弹还枪弹，以炮弹还炮弹。这是无庸争辩的。我们不应容许任何瓦解革命军事力量的行为”。(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第九期《真理报》，社论《不要秘密外交》)这里所说的不是阶级，不是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而是“自由的人民”。不是各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而是自由的人民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想法和说法都是彻头彻尾护国主义的！这篇社论接着又说：“不要瓦解革命的和正在革命化的军队，那空洞的‘打倒战争’也不是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目的是迫使它公开地在世界上一切民主派(！)面前，决然地尽力(！)说服(！)所有交战国立即开始谈判，以商讨停止世界大战的方法。但是在那个时候来到之前，每个人(！)都要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压迫帝国主义政府，以便“劝说”它做好事，这是德国考茨基和累德堡、法国让·龙格、英国麦克唐纳的纲领，但决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这篇社论最后不只“热烈欢迎”彼得格勒苏维埃那篇怨声载道的宣言《告全世界人民书》(这篇宣言完全充满革命护国主义的精神)，而且“高兴地”指出报社赞同彼得格勒两次群众大会作出的显然是护国主义的决议。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其中一项决议是这样讲的，“如果德奥两国的民主派不肯听取我们的呼声(也就是临时政府和妥协派苏维埃的“呼声”。——托洛茨基)，我们就要保卫我们的祖国到最后一滴血”。(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第九期《真理报》)引用的这篇社论不是绝无仅有的。恰恰相反，它完全确凿地表明了列宁回国以前镀真理报》的立场。例如，在下一期的社论《论战争》中，虽然对于《告垒世界人民书》提出了一些批评，但同时却又说：“不能不欢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昨天的告垒世界人民书，因为它号召他们迫使本国政府停止屠杀”。(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第十期《真理报》)”可是究竟从哪条道路去寻求摆脱战争的出路呢?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出路是压迫临时政府，要求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同上)诸如此类的引文——隐蔽的护国主义的和伪装的妥协主义的——还可以举出不少。正当那个时候，甚至更早一个星期，还没有离开自己苏黎世的小屋的列宁就在自己的《远方来信》(其中大部分根本没有送到《真理报》)里猛烈地抨击了那些对护国主义和妥协主义表示让步的任何暗示。他通过资产阶级报纸电讯的歪曲报道，了解到革命运动的情况。在三月八日(二十一日)他写道：“绝对不容许蒙蔽自己和人民的是：这个政府要继续进行世界战争，这个政府是英国资本家的代言人，它要恢复帝制，它要加强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无产阶级革命》第七(三十)期第299页)随后，在三月十二日，他又写道；“建议这个政府缔结民主和约，那无异乎向妓院鸭母宣传行善积德”。(同上，第243页)正当《真理报》号召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迫使它“在世界上一切民主派面前”为和平而努力的时候，列宁写道：“建议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尽速缔结真诚的、民主的、睦邻的和约，就等于一个善良的乡村‘神甫’要地主和商人‘按照上帝的意志’生活，慈爱待人，当左边吃了一记耳光时，就让人家再打他右边。”(同上，第244—245页)四月四日，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第二天，就开始坚决地反对《真理报》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他写道：“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诺言，完全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而不要不可容忍地传布幻想，‘要求’这个资本家政府不再成为帝国主义政府。”(《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页)妥协派三月十四日发出的受到《真理报》极端恭维的告全世界人民书，列宁只称之为“怨声载道的东西”，“乌七八糟的东西”，这更是自然的事了。一方面号召其它国家的人民同本国的银行家决裂，另方面自己却同本国的银行家建立联合政府，这是极端的虚伪。列宁在一篇行动纲领草案中写道：“所有‘中派’分子都赌咒发誓，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说他们赞成和平，赞成向各方面‘逼迫’政府，赞成坚决‘要求’本国政府‘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62页)说不定，乍一看到这种意见，会有人起来反驳。难道一个革命的政党可以不对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施加“压力”吗?当然，不可以。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是改良的道路。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不拒绝改良。但是改良的道路对于次要的问题才有用，对于主要问题是不合用的。用改良的道路取不到政权。不能以施加“压力”的方法去迫使资产阶级在与它整个命运有关的问题上改变自己的政策。战争之所以造成了革命的形势，正由于它没有为改良主义的施加“压力”留下余地。要么，就一直跟着资产阶级走，要么，就把群众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以便从它手里夺取政权。在第一种场合下，可以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某一些内政上的好处，条件却是绝对支持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恰好因为这样，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从战争一开始就公开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也恰好因为这样，真正革命分子才不得不着手创立新的国际。《真理报》的观点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观点，而是民主护国主义的观点，尽管它的护国主义并不彻底。我们推翻了沙皇政府，我们正在对民主政权施加压力。这个政权必须向各国人民提议媾和。如果德国民主派不能相应地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我们就要保卫“祖国”到最后一滴血。和平的前途并不是作为工人阶级的独立任务提出来的，工人阶级的使命是通过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来实现这项任务。因为也没有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实际革命任务提出来。然而，这两件事却是彼此分不开的。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工农民主专政”。——二月和十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1924.9.15）“工农民主专政”。——二月和十月十月革命以自己的进程和结局，给予了那种烦琐哲学式的搬弄马克思主义以无情的打击。这种搬弄以往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中是很普遍的，它在“劳动解放”社就多少有点露头了，而集其大成的则是孟什维克。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把马克思那句有条件的话：“先进的国家显示给落后的国家以后者未来发展的样式”变成为一种绝对的、超历史的(照马克思的说法)规律，并且企图根据这个规律来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既然这样提出问题，那么在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还没有树立“先例”以前，当然谈不上什么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问题。当然，不须争论的是：每个落后的国家会在先进国家历史中找到自己未来的某些特点，但却完全谈不上整个发展的重演。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经济愈加具有世界性质，则落后国家的命运就愈加特殊，因为落后国家势必把自己的落后成分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成就结合起来。恩格斯在其《农民战争》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资产阶级就会开始觉察到，它那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者已开始胜过它了”。历史发展进程使得俄国资产阶级比其它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更早、更全面地有了这种觉察。在一九O五年前夕，列宁对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就得出了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正如以后整个发展所表明，只有把这个公式作为走向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一个阶段来看，才是有意义的。列宁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进性的，是完全和彻底抵制孟什维克的公式的。根据孟什维克的公式，俄国只能重演先进民族的历史，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社会民主党居于反对党的地位。然而，我们党内有某些人，在列宁这个公式上所着重的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着重在它的民主性上，并把它同社会主义性对立起来。这样一来，又无异表明：俄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只能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西方开始。我们只能在英国、法国、德国之后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样提出问题，必不可免地要陷入孟什维主义。这种情况在一九一七年充分暴露出来。当时，革命的任务已经不是预言的问题，而是行动的问题了。在革命的现实条件下，站在把民主实行到底而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主义“为时尚早”，这在政治上就是从无产阶级立场退到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民族革命的左翼地位。二月革命，如果把它作为独立的革命来看，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它却出现得过迟了，而且本身也不具有任何稳定性。它遭到一些矛盾的破坏，这些矛盾立即表现为两个政权的并存。于是，它就该要么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前奏——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要么处于某种资产阶级寡头制度之下，使俄国落于一个半殖民地的地位。因而对于二月革命以后所面临的时期，可以有两种看法：要么看做是“民主”革命的巩固、发展或完成时期，要么看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抱有第一种看法的，不只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而且也有我们党内的一部分领导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确实曾经努力尽可能地把民主革命向左推。但是所采取的方法，在实质上却是一样，那就是对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而这种压力又不要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范围。如果这种政策占了上风，我党就掌握不到革命的发展，归根到底，我们所遭到的将是没有党的领导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起义。换句话说，我们所遭到的将是大规模的七月事变，也就是说，不是插曲，而是大失败了。十分明显，这种大失败的直接后果就是党的毁灭。这样，意见分歧的整个深刻性也就可以想见了。在革命初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自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群众、也就是农民群众在人民中为数的众多和革命本身的不成熟性。正是革命的不成熟性，加以战争所造成的十分特殊的条件，才使得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获得了领导权，或者说最低限度获得了一种形似的领导权，以保卫资产阶级对于政权的历史权利。但这决不是说，俄国革命只能走它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月所走的那条道路。这条道路的产生，不只是由于阶级关系，而且也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那些临时条件。由于战争，农民才组织起来并武装起来，成为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当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旗帜下组织起来以领导农村群众之前，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就已在被战争激怒起来的农民军队中找到了自然的支柱。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就利用达支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的力量来压迫无产阶级，并在初期把它领导起来，因为这股力量曾经是支配一切的。在同样的阶级基础上，革命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进程。战前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最好地证明了达一点。一九一四年七月，革命罢工震撼了彼得格勒。事态发展到了公开的巷战。在这次运动中，领导权毫无条件地落到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和公开合法的报刊上。布尔什维主义在与取消派和一般小资产阶级党派直接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尔后，运动的增长，首先就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增长。一九一四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如果局势发展到苏维埃的话——很可能在初期就已经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了。农村的觉醒活动也会在布尔什维克所主持的城市苏维埃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进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革命党人会立即从农村中消失。不是的。农民革命在开始阶段，很可能是在民粹主义的旗帜下进行。但是照我们所设想的事件发展情况，民粹派本身就要被迫把自己的左翼推出来，与城市中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寻求联合。很明显，在这种场合中，起义的直接结局也将首先决定于与农民有联系的军队的士气和行动。如果没有大战爆发，因而没有在发展的链条上加进一个新的重大环节的话，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的运动能够获得胜利吗?这一点是无法猜测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去猜测。但是有许多情况说明，如果胜利的革命是沿着那条以一九一四年七月事变为开端的道路展开的话，那么沙皇政府的推翻，就大半意味着革命的工人苏维埃直接取得政权，而这些苏维埃将通过(在初期！)民粹派左翼，把农民群众引上自己的轨道。战争中断了正在展开的革命运动，推迟了这个运动，可是随后又异乎寻常地加速了它。战争通过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为小资产阶级的党造成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效果，即创立了一个不仅是社会的、而且也是有组织的基础。要知道，农民的特点，也就正在于他们固然人数众多，但即使当他们具有革命精神的时候，也是难于把他们变成有组织的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的党依靠了现成的组织，即军队，就来威胁无产阶级，而且引诱他们走上护国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列宁立即气愤地起来反对“工农民主专政”旧口号的原因，因为它在新的条件下，意味着变布尔什维克党为护国派集团的左翼。列宁认为，主要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护国主义的泥潭中拖出来。只是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在下一阶段成为农村劳动群众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样一来，又该如何看待民主革命呢?或者，更确切—些说，又该如何看待工农民主专政呢?列宁毫不容情地驳斥了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他说，他们“屡次在我党历史上起可悲作用……，只是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的现实出特点”。“不要向旧公式看齐，而要向新的现实看齐”。列宁问道：“加米涅夫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他回答说：“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努力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4、31页)不错，列宁有时也说过，在二月革命初期，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会把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实现到一定程度。这种说法，只有在这些苏维埃掌握了全部政权的情况下才是对的。但是，正如列宁不止一次阐述过的，二月革命时期的苏维埃仅仅实现了一半政权。它们支持了资产阶级政权，对资产阶级施加了半反对派的“压力”。正是它们的这种中间地位，使得它们不能越出工农兵民主联合的范围。从政权的形式来看，这种联合，由于所依靠的不是调整好了的国家关系，而是武装力量和直接的革命监督，因而是趋向专政的。但是没有达到这种专政，而且相距还很远。妥协派苏维埃的不稳定性，也正在于这种工农兵半政权联合中的民主形式的不明确。这些苏维埃要想不趋于消灭，就得真正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然而，它们要夺到政权，不能以各党所代表的工农民主联合的形式去进行，而只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去进行。这个无产阶级处于统一的党的领导之下，并领导着从农民中的半无产阶级起的农民群众。换句话说，工农民主联合只能看成是一种来成熟的、没有取得真正政权的形式，也就是一种倾向，但不是事实。要想进一步向夺取政权的方面发展，就必不可免地应该冲破民主的外壳，使得大多数农民必须跟着工人走，使无产阶级有实现阶级专政的机会，这样，在社会关系完全而十分急进地民主化的同时，就把工人国家对资本主义所有权所实行的纯粹社会主义的侵夺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了。谁在这种条件下还继续坚持“民主专政”的公式，谁就是在事实上放弃了政权，而把革命引向一条死路。其余一切问题所围绕着的一个基本的争论问题是：要不要为政权而斗争?要不要夺取政权?这一点就已经表明，我们那时所面临的不是无关紧要的、观点上的分歧，而是两种具有极大原则意义的倾向。这两种倾向之一，即基本的倾向，是无产阶级的，并已走上了世界革命的道路；另一种倾向是“民主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并且最后使无产阶级政策服从于正在进行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在整个一九一七年中，每当遇到多少比较重要的问题时，这两种倾向总要发生敌对的冲突。恰好在革命的时代，也就是在把党所积蓄的资本用来直接流通的时候，就会不可避免地揭开并实际暴露出这种分歧来。这两种倾向还将在所有其它各国的革命时期中不止一次地显露出来，只是程度或深或浅，形式有所差别而已。如果注意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最根本之点，把布尔什维主义理解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用武装夺取政权的一种教育、一种锻炼、一种组织；如果把社会民主主义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的一种改良主义的反对派活动，理解为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合法性的迁就，也就是理解为从实际上教育群众承认资产阶级国家的不可动摇性，那么就会十分明白，甚至在共产党内部，在直接革命时期，当政权问题需要迫切解决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斗争也会极为明显、极为公开、极为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要知道，共产党也并不是从历史熔炉中一下子铸炼出来的。只是到了四月四日，也就是列宁来到彼得格勒以后，夺取政权的任务才对党提了出来。但是，即使从那时候起，党的路线也还未具有完整的、一贯的、人人都无疑义的性质。虽然有了一九一七年四月会议的决议，可是反对革命路线的行动——有时暗地进行，有时公开进行——却一直贯穿着整个准备时期。对于从二月到十月革命巩固时期所发生的意见分歧，从其过程上加以研究，不仅具有特殊的理论上的意义，而且也具有不可估量的实际意义。在一九O三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所揭露出来的意见分歧，列宁在一九一O年称之为一种“先期行为”，即预兆。研究这些意见分歧，追本溯源，也就是说一直追溯到一九O三年，甚至再追溯上去，例如追溯到“经济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要想使这项研究具有意义，必须把这项研究进行得彻底，并且要研究这种意见分歧受到决定性考验的那个时期，也就是十月革命的时期。限于现有的篇幅，我们不能给自己提出把这个斗争的所有阶段都加以详尽研究的任务。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我们的出版物中有关我们党的发展的最重要时期的这个值得惋惜的空白弥补上，哪怕只能弥补一部分空白也好。上面已经说过，意见分歧的中心是政权问题。一般说来，这是一个试金石，通过它可以确定一个革命政党(也不只是革命政党)的性质。与政权问题有密切关联的战争问题，也在这个时期被提出来并且获得了解决。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将根据最主要的纪年标志来进行：推翻沙皇政府以后初期、列宁回国以前党和党报的立场；以列宁提纲为中心的斗争；四月代表会议；七月事变后果；科尔尼洛夫叛乱；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问题(九月——十月)；“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分歧意见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做出对共产国际其它政党同样也具有意义的结论。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必须研究十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1924.9.15）必须研究十月我们沾了十月革命的光，但是十月革命却没有沾到我们出版物的光。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著作，来阐述十月变革总的情况，提出它的最重要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要素。不仅如此，甚至那些直接说明变革准备时期各个方面或变革本身各个方面的原始资料，以及最重要的文件，直到现在也都没有公布。我们出版了许多属于十月以前时期的有关革命史和党史的文件和资料。我们所出版的十月以后时期的资料，也不在少数。但是对于十月则注意得十分不够。我们在完成了变革以后，似乎认定：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再去重复它了。我们似乎认为，研究十月，研究十月的直接准备时期、它的实现时期、它的巩固时期的头几星期的各种条件，对于完成今后建设的迫切任务没有什么直接的益处。然而，这样的看法，尽管不是完全有意识的，也是十分错误的；甚至还是有民族狭隘性的。如果说我们不会再重复运用十月革命的经验，那也决不意味着我们从这个经验中没有什么可学习的。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而所有其它各国的无产阶级还都刚刚在着手解决自己的“十月”任务。最近一年来，我们也已经得到一些完全可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就连西方最老练的共产党都不仅没有切实地接受我们的十月经验，而且他们简直就不了解它的实际情况。固然，有人可能要指出：研究十月，甚至是出版有关十月的资料，就不能不同时重提旧日的分歧意见。可是，这样看待问题是十分无聊的。自然，一九一七年的意见分歧是很深刻的，也决不是偶然的。但是，如果事情已经过了几年，到现在还企图拿它们来作为武器去攻击当时犯了错误的人，那就过于小气了。然而，如果为了更无价值的个人考虑，而回避十月变革中具有国际意义的极重要的问题，那就更是不能容许的。去年，我们在保加利亚遭到了两次惨重的失败。首先，党由于抱有学究式的、宿命论的看法，放过了采取革命行动的非常有利的时机(臧柯夫六月政变后的农民起义)。随后，党力图纠正错误，举行了九月起义，却没有为这次起义准备好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先决条件。保加利亚的革命本来应该成为德国革命的前奏。不幸的是，不良的保加利亚前奏，在德国本土得到了更坏的发展。去年下半年，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十分典型的现象，表明一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十分少见的革命形势是怎样被放过的。保加利亚去年的经验也好，德国去年的经验也好，直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得到相当充分而具体的估价。本书作者对于去年德国事件的发展，作了一般的概述(参看《东方与西方》小册子中《在转折点上》及《我们正经历什么阶段》两章)。从那时起所发生的一切情况，都完全地和充分地证实了这个概述的正确。另外也再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打算提出任何其它的说明。但是作些概述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丰富的实际材料具体地说明去年德国事件的发展，以便能十分具体地解释最惨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的原因。但是，既然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从政治上和策略上说明过十月变革，那就很难谈到对保加利亚和德国事件作出分析。我们自己也还没有弄清楚我们到底完成了什么以及是怎样完成的。十月以后，人们狂热地以为欧洲的事件将会自然而然地展开，而且时间紧迫，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从理论上吸取十月的教训。然而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这种革命本身就将成为不可能。无产阶级不能用自发的起义取得政权：甚至在工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德国，劳动者自发的起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实际上也只能把政权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有产阶级能够依靠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教养”、自己同旧的国家机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来掌握从其它有产阶级手里夺来的政权。至于无产阶级，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替他们的党。各国共产党正式建立的时期只是从一九二一年年中才刚刚真正开始的(“争取群众”，“统一战?”等等)。“十月”的任务推延下来了。与此同时，对十月的研究也推延下来了。去年才又使我们重新面临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现在已经到了搜集一切文件、出版一切资料并对它们着手进行研究的时候了。当然，我们知道，每个民族、每个阶级、甚至每个政党主要是从自己切身经验来学习的。但这决不是说，其它国家、阶级和政党的经验是无关重要的。不研究法国大革命、一八四八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即使具有一九O五年的经验，我们也永远完成不了十月变革；要知道，我们是根据了以前各次革命的结论，并继承着它们的历史路线，才创造出我们这种“民族”经验来的。以后，在整个反革命的时期内，也一直是研究一九O五年的教训和结论的。可是，对于一九一七年胜利了的革命，我们却没有做这一项工作，连十分之一也没有敞过。自然，我们现在所处的不是反动年代，也不是流亡时期。况且我们现在拥有的人力和物力，也决不是那些艰苦年代所可比拟。需要做的只是明白而确切地提出在党的范围内和在整个国际范围内研究十月革命的任务。应该使全党，特别是它的年轻一代切实地研究十月的经验，因为这个经验极深刻地、确实地、真正地检验了过去，而给未来开启了广阔的大门。去年德国的教训，不止是有重要意义的预兆，而且也是严厉可怕的警告。固然，可能有人说，即使最认真地了解了十月变革的进程，也还不会保证我们的德国党取得胜利。可是，这种笼统的而实质上是庸俗的议论，是连一步也不能使我们前进的。诚然，仅仅研究十月革命不足以在其它国家取得胜利。但是，可能产生下面一种情况：革命的一切先决条件都已具备，却单单缺少一个了解革命规律和方法的、有远见的、坚决的党的领导。去年在德国，恰好就是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也还会在其它国家出现。要想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和方法，到现时为止，再没有此我们的十月的经验更为深刻和更为重要的资料了。欧洲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凡是没有极郑重地、而且十分具体地研究十月变革历史的，就好像一位要在现在的条件下准备新战争的军事长官，却没有研究过这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战术和技术经验。这样的军事长官，在将来必不可免地要使自己的军队遭到失败。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是党。根据我们的即使是仅仅取之于一年间(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的经验，并根据芬兰、匈牙利、意大利、保加利亚、德国的补充经验，可以确定：由革命工作的准备转向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党内危机。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一般说来，每当党的路线急剧转变时，就会产生党内危机。它要么成为转变的序曲，要么成为转变的后果。其原因是：在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期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要求一定的工作习惯和方法。策略上的转变，表明这些习惯和方法或多或少的破坏。这就是造成党内摩擦和危机的直接和最近的根源。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曾写道：“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经失去任何意义。历史的转变来得如此‘突然’，这些口号也是如此‘突然’就失去了意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173页)由此就要产生一种危险：如果转变过分急剧，或者过分突然，而在以前一个时期，在党的领导机构中聚集了过多的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分子，那么党就会不能在最紧要的关头实现自己的领导，尽管它几年来或几十年来就已经准备应付这个时机了。党被危机所侵害，运动越过了党而前进，走向失败。革命的政党是受着其它政治势力压迫的。它在自己发展的各个时期，要制定抵御和击退这些政治势力的对策。每当策略转变及由此而引起了内部派别变化和发生摩擦时，党的抵抗力量就要削弱。因此，由于策略转变的必要而发生的党内派别变化，往往可能远远超过自己的出发点，而成为各种阶级倾向的支柱。简言之，党如果不能与本阶级的历史任务步调一致，就要成为或者频于成为其它阶级的间接工具。如果上面所说的情况，对于每一次严重的策略转变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对于大的战略转变来说，就更为正确了。我们把政治上的策略，同在军事上的一样，看成是进行个别战役的艺术；而把战略看成是赢得胜利的艺术，也就是夺取政权的艺术。在大战以前，在第二国际时代，我们通常没有这样的区别。当时只限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一个概念。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社会民主党所运用的有议会策略、职工会策略、市政公所策略、合作社策略等等。至于组合一切人力和物力——组合所有各兵种——来战胜敌人的问题，实际上，在第二国际时代就根本没有提出来过。这是因为当时实际上就没有规定夺取政权的任务。只是在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到了一九O五年革命，才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或战略问题。这样一来，它就保证了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具有极大的优越性。革命战略的大时代从一九一七年才开始，首先是在俄国，然后又在整个欧洲。显然，战略并不排斥策略。职工会运动、议会活动等等问题并没有离开我们的视野。但是现在它们都具有了新的意义，它们成了夺取政权的综合斗争中的附属方法。策略从属于战略。既然策略转变通常都要导致党内的摩擦，那么，战略转变所引起的摩擦必然更加剧烈而深刻得多!而所谓急剧转变，这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从准备、宣传、组织和鼓动转入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转入打倒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党内一切动摇、怀疑、妥协、投降的分子——孟什维克分子都会起来反对起义，为自己的反对行动寻找理论公式，而在昨天的敌人——机会主义者那里，就可以找到这些现成的理论公式。这种现象我们还将不止一次地看到。从二月到十月这个时期内，以在群众中所进行的广泛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为基础，对党的武器进行了决战前最后一次的检查和遴选。在十月里和十月以后，这个武器在伟大的历史行动中受到了检验。现在，十月革命已经过了几年以后，还去估价各种对一般革命、特别是对俄国革命的不同观点，而对一九一七年的经验却避而不谈，这就等于搬弄无益的烦琐哲学，而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这无异乎我们争论各种游泳方法的优劣，却连一眼也不肯去看一看游泳者在河里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检验革命的各种观点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去革命中运用它们，就正好像最好的检验游泳的方法是在游泳者跳入水中的时候。回目录下一篇 |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部分）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译自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оппозиция，т．2，стр．224—225。
尊敬的同志们：
现在，我只能根据报纸追踪中国事件。下达了哪些指令，我不得而知。但一个事件引起了注意，即没有一个刊物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主要在军事形式下的——提出苏维埃问题。然而我以为，在现阶段，这个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中国革命已经控制了像上海、汉口这样的无产阶级中心，意义稍逊的其他地区就不用说了。一切都表明，在这些无产阶级地区首要之事就是组建工人代表苏维埃。
2．对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来说，无产阶级与城乡贫民的革命合作是生命攸关的事。无论怎么看待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今后的相互关系问题，有一点是清楚的：几十万工人和数百万城乡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日常政治、行政和生活合作，实质上仅通过党员近30万的国民党组织的上层，是不能实现的。被革命唤醒的人民群众的这样实际的、真正的日常合作，只有通过建立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才能真正实现。
3．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教育刚刚开始，它必然会由于各省军队投靠而膨胀，而这些军队在政治上是十分不成熟的。据掌握的材料所能作出的判断，军官都是资产阶级地主子弟或是倾向于他们的人。看来，在中国革命区域中，中国波拿巴主义的危险相当严重；绝对不能说这种担心是空穴来风。在当前条件下，最有效地防止这种危险的措施，就是从最大的工人中心的卫戍部队开始建立苏维埃士兵分部。
4．不言而喻，建立苏维埃应该仔细考虑，让它们适合所有阶级、地方以及其他的条件和特点，不让这里或那里的反动分子意外获胜，不在军队里造成震荡等。但一切都表明，通过建立中国居民中劳动者和受剥削群众的苏维埃来真正巩固占领区域的任务，再也不能拖延了。
5．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和将能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在条件允许的地方以改良的方式，在有地主和支持他们的军队的地方，则以革命的方式。
6．现在还在百般劝说叛徒和叛逃者，尤其是对将军们。在基层建立苏维埃，有助于急剧改变这个制度。没有对军阀、匪首、无数的将军和匪帮的严厉镇压，在连年的内战后，就不能在中国建立牢固的民主制度。如果不在基层为严厉的镇压建立牢固的支柱的话，这种镇压就无从谈起。这样的支柱只能是无产者、士兵、贫民代表苏维埃。
7．不言而喻，这些苏维埃应该成为和将会成为夺取政权斗争的机关，或是地方政权机关。
8．现在，在现有的条件下，在该地区事实上与革命共进的、支持它的所有居民阶层和集团都能入选苏维埃。这一方面能暴露出这些阶层对无产阶级和它的罢工的态度，另一方面能暴露出它们对国民革命军的态度。政治合作像政治划分一样，是根据阶级斗争的主线进行的，而不是根据国民党人为的组织公式（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知识分子和商人占三分之二，等等）。
9．我在这里不提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问题。但我认为，苏维埃体制有助于在最短的时期内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在中国，苏维埃体制至少在最近一个时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革命民族解放和国家民主统一的工具。在这个时期内，苏维埃将不是一个政党专政下的苏维埃，而是在几个政党联盟领导下的苏维埃，会反映出它们的不可避免的内部斗争和不可避免的变动等。国民党以俄国经验为依据，建立一党专政，即国民党自己的专政，让共产党完全服从它的企图，实质上是反革命企图，必将从中分化出法西斯主义的趋势。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苏联条件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形式下，才是可能的。但在中国，事关的是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民族民主革命应该保证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充分自由，因而也保证作为这一斗争的领导者的共产党的充分独立。没有无产阶级与城乡底层群众紧密长期的、不断深化的合作，革命成功是不可能的。这种合作将通过作为政党联盟、作为工人代表对非党代表施加影响等的苏维埃实现。
列·托洛茨基
1927年3月31日
于加格拉 |
致阿尔斯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部分）
致阿尔斯基
译自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оппозициявСССР，т．2，стр．211—215。
亲爱的阿尔斯基[1]同志：
感谢您寄来的书，今天一天内，我就饶有兴致地把它读完了，受益匪浅。您反对把南方国民政府称为工农政府，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界定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在，在具有巨大阶级矛盾的上海被占领之后，它应该格外明显地暴露出来。
但正因如此，我认为您有一个瑕疵，这在141页上表现得格外明显，您在那页上说，在中国形成了“两个尖锐敌对的阵营”：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另一方面是“工人、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学生、知识分子和部分爱国的中等资产阶级……”事实上，在中国有三个阵营：反动阵营、自由派资产阶级阵营和为争取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下层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阵营。诚然，在1926年之前，这个区分暴露得不如现在清楚，但在那时，它就是事实。您的书在1927年出版，补充说明这一情况是极其必要的。如果不是您对米夫[2]的书的批评，您在许多地方的评价，特别是在141页上的，会给我认为是极端错误的和危险的结论提供支撑。今天形态下的国民党制造了两个阵营的幻象，促成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的假象，可能是为了方便它的背叛。另一方面，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使无产阶级不可能有独立的政策。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广东军队的战绩为依据，证明无产阶级政策完全正确，就纯属招摇撞骗和背叛马克思主义了。工人和革命士兵夺取了上海，这很好。但还有问题：他们是为谁夺取了它？如果认为在中国存在着“两个尖锐敌对的阵营”，那就十分清楚，上海从一个阵营的手中转到了另一个阵营的手中；如果记住在中国有三个阵营，上面提出的问题就有了另外的意义。
为争取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不能等同于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后者只能有条件地提出，只能在世界革命发展的前景中提出。认为当今中国在自己现有的技术和经济基础上，能够以自己的力量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只能是反动的社会主义者的无知。这种概念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歹毒的漫画，并把后者搞到荒诞的地步，如果它能一劳永逸地把这类胡说八道从它的活动场地中清除出去的话，它对共产国际还是有益的……这样，如果关于中国革命长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现在有纯粹的或然性，它完全取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那么关于为工农政府而斗争的问题，现在就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对教育其中的无产阶级和它的党有了最直接的意义。
我们知道，革命进程是多么复杂和矛盾，何况是在一个像中国这样巨大的、绝大部分地区都较落后的国家中。革命可能还要经历一系列的涨潮和退潮。在革命进程中必须首先保证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从三个阵营的角度评价革命，能够为争取在第三个阵营中的领导权，从而争取在整个革命中的领导权而斗争。
应该说，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在中国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不是适应昨天的组织—政治传统（今天的国民党就是这样的传统），正是沿着苏维埃路线进行的阶级力量的聚合，才能适应革命的新阶段。在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之后，怎么改造国民党呢，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它是次要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它与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最紧密的合作形式——苏维埃，是夺取政权的斗争机构，或是政权机构。
考虑到中国革命军队的大部分都极不成熟，资产阶级、地主子弟对它的指挥员系统的巨大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明天的革命的全部危险，为了对抗这种危险，除了让士兵代表和工人代表结合起来等，我看不到其他途径。
当然，选举代表的方式应该严格适合该地区的城市、农村和军队的条件和特殊性，不让反动分子意外获胜，不让革命军队瓦解等。但我再重申一次：除了苏维埃制度外，我看不到检验和组织革命运动以及从中产生的革命政权的其他手段。为什么对此闭口不谈？请解释这一点！这是我无论如何都不明白的。
不是清楚确切地提出为争取以工农（手工业者再加上士兵）代表苏维埃形式出现的工农政府的问题，而是从事人为地，因而也是反动地让昨天的组织——国民党——永远保持下去，迫使共产党服从资产阶级组织的纪律，同时用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来安慰它。
拉费斯[3]在其讲话中说，今天的国民党应该作为“传送带”来维持。当人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时，他们总是用空话来取代阶级概念。传送带是很不错的东西。只是需要明白，它从哪儿送到哪儿。给共产党严格限定的组织地位，让它服从三民主义的思想纪律，国民党必将，而且是不可避免地把政权转交给民族“统一”阵营中更有影响的、更有力的、更有教养的分子，简言之，即自由派资产阶级。这样，在今天的条件下，国民党就是资产阶级手中的传送带，它让革命群众在政治上服从后者。所有其他的解释都是愚蠢和招摇撞骗。
国民党党员（那些有头脑的）不仅要求共产党员无条件地遵守“革命”纪律，还以十月革命和它的一党专政的经验为依据。由于我们迫使中国共产党违背自己的意志加入国民党，并服从后者的纪律，我们自己就支持这样提出问题的方式。与此同时，不考虑这样的“琐事”，如在中国进行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并把它进行“到底”，意味的就不是一党专政，而是保障最大限度的民主，也许在我们看来，首先意味着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充分民主。现在，当浪潮涌起时，没有比为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唱赞歌更容易的事了。但在革命一出现暂时的不顺利时（更何况是在退潮的情况下），马上就会暴露，在中国没有革命斗争和革命成功的主要武器：积累经验和理解形势的独立的共产党。
附：
在您的小册子中说，省港罢工委员会是“中国版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对“中国版”不是在什么有决定意义的民族特殊性上来理解，而是在苏维埃制度发展阶段的性质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话：这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它类似于1905年夏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苏维埃。为什么这个制度不能继续发展？在这条道路上横亘着什么？我肯定地说：是被束缚着手脚的共产党。如果号召它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而不是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公然地为争取影响工人，并通过工人影响农民的斗争中，在直接反对反动地推行的三民主义的斗争中，同时与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革命分子、集团和阶层的合作，在这样的斗争和合作中，想不出比苏维埃更好的形式。
又及：
如果您的小册子的扉页上不提把此书献给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话，我是不会赋予您关于“两个阵营”的话如此之大的意义的。我认为，这样的献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个不同阶级的政党。不能同时把一本书献给它们。可以与国民党联盟，但对盟友需要监督，像对敌人一样：不能对盟友感情用事。
列·托洛茨基
1927年3月29日
[1]阿尔斯基（АркадийОсиповичАльский，1892—1939）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曾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33年被开除出党。——译注
[2]米夫（1901—1938）苏共党员。1925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1927年任校长，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31年初赴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他操纵选举，让中山大学学生王明等人成为政治局委员、常委，让权力全部掌握在王明、博古手中。此后一个时期，他把中国共产党控制在手中。1936年回苏联，任东方大学校长。米夫长期研究中国问题。1938年在大清洗中，他被逮捕枪毙。——译注
[3]拉费斯（МойсейГригорьевичРафес，1883—1942）俄国革命运动参加者。1912—1919年为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中央委员，1919年夏加入俄共（布）。曾任红军政委。——译注 |
关于中国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部分）
关于中国革命
译自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оппозициявСССР，т．2，стр．200—202。
我承认，当前最让我担心的是中国的形势。刚刚收到电报，说上海已经被国民革命军占领。国民政府的领土越大，国民党就越是具有执政党的性质，它就更加变成资产阶级的党。在这方面，上海纳入国民政府的领土简直具有决定意义。
同时读了加里宁[1]和鲁祖塔克[2]的讲话，他们阐述和重复了这个观点，国民政府是“中国所有阶级的政府”（一字不差！）。这就表明，在中国可以存在超越阶级的政府。马克思主义被彻底忘掉了。列宁关于民主革命的提纲（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也被忘掉了。在《真理报》上读到这些东西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读一遍，再重读一遍……须知在这个问题上，加里宁和鲁祖塔克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更确切地说，是共产国际今天的中国问题政策。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就越大，在今天的政策下等待我们的危险就越大。（会有这样的聪明人，他从这些话中得出结论，说我反对中国的“丰收”[3]，即反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
今天的政策是错误的，甚至哪怕是从“纯国家”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在“撇开”[4]世界革命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无须怀疑，中国国民政府控制了广阔领土之后，直接面对巨大困难的任务时，它就会感到对外国资本的需要，天天都将与工人发生冲突，它就会急剧向右转，转向美国一边，也在一定程度上转向英国。此时，工人阶级没有领导，因为不能认为国民党的“共产党”的蛇足是工人阶级的独立领导，而且一直向后者灌输，国民政府是所有阶级的政府。我们原来是孵鸭崽的老母鸡……
看来，这个政策的领导人认为事态发展的进程如下：首先取得国民革命军的彻底胜利，即直到统一中国；然后我们再开始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分开。这个概念是彻头彻尾孟什维主义的。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在这个概念下，我们不是变成历史的阶级力量，而是对整个历史过程的某种非阶级的观察。这样在第一次转折中可耻地跌倒，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很可能，占领上海就是这样的转折关头。
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拒绝支持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看来也不能拒绝加入国民政府。但关于中国共产党充分的组织独立，即它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一天也不应该再拖延。我们已经太迟了。共产党人可以和国民党组成一个政府，但那要在组成政治联盟的政党彼此彻底脱离的前提下。当初我们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情况就是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匈牙利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这样，指责他们实施政党融合，顺便说说，这正是匈牙利革命如此迅速失败的原因。
可以继续与三民主义调情吗？！它今天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桎梏，明天将成为（今天已经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主要武器。我认为，这样的调情是犯罪的。但为了割断三民主义的脐带（应该有人来割断它），需要独立的共产党。共产党内的革命筛选——即它的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布尔什维克化——无疑将在这点上进行。
以民族压迫为借口来为孟什维主义辩护，是绝对站不住脚的。首先应该回忆，整个第二国际从沙皇专制压迫出发，不仅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而且与社会革命党人统一（饶勒斯[5]、王德威尔得[6]等）。好像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似的！在格鲁吉亚、芬兰、拉脱维亚等国中，沙皇专制压迫采用了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形式，比英国甚至日本对中国的压迫更加明显。但是，由此不该得出结论：在格鲁吉亚、芬兰或拉脱维亚不应该建立独立的共产党。
我以为，应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再次对政治局提出这个问题。执行委员会不对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而是把它变成派别诬陷，这样的危险当然存在。但当事情确实关系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头颅时，还能沉默吗？
列·托洛茨基
1927年3月22日
[1]加里宁（МихаилИвановичКалинин，1875—1946）老布尔什维克，1919年继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年起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译注
[2]鲁祖塔克（ЯнЭрнестовичРудзутак，1887—1938）老布尔什维克，1920年起任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1923年起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4—1930年任交通人民委员，1926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31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0年当选党中央委员，1926年取代季诺维也夫为政治局委员，至1932年。1934年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清洗中未经审判被处决。——译注
[3]托洛茨基在批评多数派的经济政策时指出，在工业严重落后，工业品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农业丰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被多数派歪曲为他反对农业丰收。——译注
[4]在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争论时，布哈林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撇开国际事务，我们是否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并建成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嘲讽说：“你能够撇开天气和民警，在1月的严寒天气中赤身裸体地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走，但天气和民警不会撇开你。”——译注
[5]饶勒斯（JeanJaures，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后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05年起）右翼领导。1905年创办《人道报》。他积极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4年7月31日）被法国沙文主义分子杀害。——译注
[6]王德威尔得（ÉmileVandevelde，1866—1938）比利时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为比利时工人党的领导人。1900年起为第二国际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1894年起为国会议员。1914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1937年以前曾担任大臣职务（外交、司法等）。——译注 |
致拉狄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部分）
致拉狄克
译自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оппозициявСССР，т．2，стр．193—196。
我认为，您对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提法，是不充分的。由于话没有说透，在进一步的传播中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即事实上维持现状，再加上左的批评。
您写道，国民党背叛的资产阶级政策“还没有在群众中形成反对国民党的运动，还没有让无产阶级和最贫苦农民理解自己的阶级政党的必要性的理解”。主张维持现状者无疑会抓住这些话。须知正是为此，斯大林重新捡起了“阶段理论”，解释说“不能超越阶段”等，既然群众没有理解到这种必要性，那么就如何如何、等等等等。我们的说法正好相反：为了帮助群众理解国民党的背叛政策，一个哪怕不大但绝对独立地进行批评、解释、揭露的政党是必需的，可以此来为新“阶段”做准备。
须知中国今天的状况，好像是专门为了让群众不明白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而制造的。须知我们以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的全部权威对中国先进工人说，他们已经有了独立的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在革命的今天的阶段上，这个共产党应该加入国民党；这也是列宁的遗训所要求的，等等等等。国民党对共产党员说：“既然列宁遗训要求你们加入国民党，那我，国民党，就要求你们放弃列宁的遗训，要求你们承认孙中山的遗训。”
通过对三民主义的逻辑解释，抽象地提出平稳地从孙中山过渡到列宁的问题，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在对中国革命知识青年的教学中使用，但在巨大的历史规模中，这当然是行不通的。阶级斗争摧毁了我们在孙中山和列宁之间人为建造的桥梁。中国无产阶级应该经历直接公然地克服孙中山，与三民主义公开斗争的道路。如果马克思尚主张对拉萨尔进行斗争，难道我们还不应该在提出与孙中山进行斗争的任务吗？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任何混淆、任何拖延、任何伪装对中国无产阶级都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
共产党人应该什么时候退出国民党？我对中国革命近几年的历史不太熟悉，手头没有资料，因此不敢贸然说，这个问题是否应该在1923年、1924年或是1925年就尖锐地提出了。在那个时期，用您的信中的说法，显然是为为期一两年的过渡状态制定的准备方针，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我们拖得太久了。我们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孟什维主义的变种，而且还不是好的变种（1905年的孟什维主义，那时它与布尔什维主义联合），而是1917年的孟什维主义，那时它与右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支持立宪民主党[1]。把这种局面神圣化，或哪怕是容忍它，我们就阻碍了中国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发展，然后再推说这个意识不够发达，以便把今天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在这种政策下，我们将落入循环论证的困境中。
如果事实表明，甚至在今天阶级斗争已然展开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都不想退出国民党，那么这不意味着不应该退出，而是因为那里有一个马尔丁诺夫[2]的党。我担心，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如此。那时对我们来说，任务可以归结为从马尔丁诺夫的党中吸引出真正的革命分子，不仅在国民党外，而且也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之外建立布尔什维克党。我这是假设，因为中国共产党内真正的力量相互关系，我不了解，由于任何一方都没有明确清晰地提出问题，这一相互关系此前也未必能完全暴露出来。如果我们想尝试拯救中国共产党，避免它彻底的孟什维克退化的话，我们没有权利把退出国民党的要求拖延一天。
您建议局限于共产党走出地下状态的口号，这是回避问题。走出地下意味着破坏国民党的规定。怎么走出？以秘密的方式？不预先警告？不尝试与国民党谈好新的相互关系？不与左翼达成协议？但这是最坏的破裂形式，它将被说成是背信弃义。须知我们在中国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已然经过方方面面的讨论，引发过冲突，改变过决定，制定了确定的章程。不考虑昨天是不行的。需要把问题提到重新审查党章的层面上。需要让共产党员直接、公开地建议，在两党充分独立和它们之间的协议的基础上重新审查组织结构。没有这样清晰明确的问题提法，“走出地下”的策略连共产党员自己都不能理解。须知应该让他们明白，这个策略会导致什么结果，应该有明天的前景。当然，退出国民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耽误的疾病总是要求更加激进的治疗。害怕我们会“推开小资产阶级”，是没有道理的。小资产阶级的摇摆和犹豫不决是无止境的。开始时，退出国民党很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摇摆。但争取小资产阶级只能以明确的政策，而不是伪装和外交手腕等。为了推行能够赢得小资产阶级的政策，需要有执行这个政策的工具，即独立的政党。
因而，我们的结论如下：
一、承认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对无产阶级和革命有致命的危险，首要威胁就是中国共产党将彻底退化为孟什维克党。
二、承认为领导中国无产阶级，为争取影响工会进行的系统的斗争，为领导无产阶级影响农民群众的斗争，需要完全独立的，即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党。
三、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协调行动的方式和方法的问题，应该完全服从于党的独立性的要求。
四、中国共产党所有真正的革命分子应该推出上面指出的行动纲领，要求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对国民党和工人群众提出充分地、开诚布公地重新审查组织关系的问题。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应该处处“走出地下状态”，即事实上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进行工作。
五、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独立和阶级政策充分独立的口号下，在布尔什维克与中国共产党内的孟什维克做无情斗争的基础上，筹备它的代表大会。
列·托洛茨基
1927年3月4日
[1]立宪民主党的正式名称是“人民自由党”，1905—1917年俄国资产阶级自由君主派的主要政党。其纲领是：立宪会议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保留地主土地，合法解决“工人问题”。支持沙皇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帝国主义政策。十月革命后被苏维埃政府取缔。——译注
[2]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СамовойловичМартынов，1865—1935）俄国革命参加者，1884年起为民粹派分子，19世纪90年代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00年起为“经济主义”思想家，1903年起为孟什维克思想家，1907—1912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2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从事杂志编辑工作。——译注 |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部分）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译自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оппозициявСССР，т．2，стр．103—108。
近期中国政治生活的事实和文件，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今后建立何种相互关系提供了完全无可争议的答案。从1925年起，中国的革命斗争已经进入新时代，其特点首先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积极进攻、罢工和建立工会。农民无疑日益深入地卷入了运动。与此同时，商业资产阶级和与其相关的知识分子急剧向右转，采取敌视罢工、共产党人和苏联的立场。
十分清楚，在这些基本事实的烛照下，不能不提出重新审查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以中国遭受的殖民—民族压迫始终不变地要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借口拒绝这种审查的企图，是经受不住任何批评的。当初欧洲机会主义者以我们都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为依据，要求我们（那时还是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不仅与社会革命党人，还要与“解放社成员”[1]留在同一个组织中。另一方面，对英属印度和荷属印度，共产党加入民族革命组织的问题从来就没有提出过。至于中国，在革命运动的不同时期内，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问题用不同的方式解决。对我们来说，标准不是恒定的民族压迫的事实，而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同时也沿着中国各阶级和各政党与外国帝国主义冲突的路线展开的阶级斗争不断变化的进程。
中国工人群众向左转，像中国资产阶级向右转一样，都是如此不可置疑的事实。由于国民党建立在资产阶级和工人的政治和组织的联合之上，今天它备受阶级斗争离心倾向的折磨。没有也不可能有可以对抗这些倾向的任何政治咒语和狡猾的策略手段。
在共产党还是一个宣传社团，仅在为未来的独立政治活动做准备，并力求同时参加当前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时期，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完全正确的。最近两年，是中国工人强大的罢工运动的时期。共产党的报道认为，在这个时期，工会已经有120万工人会员。在这些问题上，夸张诚然是不可避免的。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在不断地涌入和退出的情况下，年轻的工会组织是不稳定的。但中国无产阶级强大的觉醒和它力求进行斗争和追求独立的阶级组织的事实，完全是无可争议的。
就是这一事实给共产党提出了从它现在所处的预备班转到更高年级的任务。现在，它直接的政治任务是争取对觉醒的工人阶级的直接独立的领导权，当然不是把后者领出民族革命斗争，而是为了不仅保障其最坚决的战士的角色，还要保障其在中国人民群众斗争中的政治领导者（领导权）的角色。
支持共产党应当继续留在国民党中的人说：“小资产阶级是国民党中的多数，这使我们在自己的政策的基础上加入该党有长久的可能性。”这个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小资产阶级本身无论人数如何众多，都不能决定革命政策的基本路线。政治斗争在阶级路线上的分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背道而驰，意味着它们争取影响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小资产阶级在商人为一方、工人和共产党人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摇摆。认为仅仅通过狡猾手段和在国民党内的好言相劝就可以掌握小资产阶级，是无可救药的乌托邦。共产党自己越强大，它越是能掌握中国工人阶级，它就可以对城乡小资产阶级分子施加直接或间接的更大的影响。但这只有在独立的阶级政党和阶级政策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上引支持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理由，是我们从1926年7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决议中摘引的。这个决议像全会的其他文件一样，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极端矛盾和由此将会产生的危险。该全会的每一份文件都证明了“近一年来不断加剧的两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自我确立的过程”（摘自同一份决议）。决议、文件和汇报都确认，首先是国民党右翼的增强，然后是国民党中派的向右转，接下来是国民党左翼的动摇和分裂，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对共产党人进攻的路线上发生的。共产党则在国民党内不断退让，从一个阵地退到另一个阵地。我们看到，共产党人的退让是组织性和原则性的退让。他们同意，在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共产党员的人数不能超过三分之一。他们甚至同意接受一份宣称孙中山的学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声明。但像以往一样，每一个新的退让都引起国民党徒对共产党人的新的攻击。如上所述，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上,所有这些过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然而，中央委员会否决了退出国民党的观点和建议。决议说：
某些同志认为，共产党现在就应该主动在组织上与国民党决裂，即消灭与城市工商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与政府的联盟，率领无产阶级和争取追随它的其他受压迫群众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它们歪曲了中国解放斗争发展的前景。
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论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中国共产党今后是否能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解放和统一国家斗争的独立和决定性的力量，现在谁也不能预言。中国革命斗争今后的进程受到过多的内部和外部力量和干扰。共产党争取影响无产阶级和争取后者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的斗争，在近几年中当然是不会取得胜利的。但这根本就不是反对独立的阶级政策的理由，没有独立的阶级组织，这是根本不可思议的。说什么退出国民党就意味着与小资产阶级联盟的破裂，是根本错误的。问题的实质在于，那个国民党中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商人和其他分子的无形联盟，现在已经不可能了。阶级分化转入了政治领域。从今以后，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盟只能依据清晰明确地阐述的协议达成。在今天的条件下，由阶级分化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组织上的划分不是排除，相反是要求根据形势需要与整个国民党或是它的某些部分、在整个共和国或各个省份中的联盟。但是，党必须首先保证自己充分的组织独立性和在争取影响觉醒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斗争事业上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策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谈得上把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引入斗争。
如果我们引用中国共产党七月全会发表的声明（1926年7月12日）中最鲜明的地方，我们就会最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倾向：
减轻所有这些苦难是中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这不是布尔什维主义。不过可以说，这是在拯救我国人民名义下的布尔什维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布尔什维主义。
宣言接下来说：
他们（资产阶级）不明白，如在工人组织和罢工中出现这样最低限的阶级斗争，决不会削弱反帝或反军阀力量的能力。除此之外，他们还不明白，中国资产阶级的福利取决于它与无产阶级共同反帝反军阀的战争的成功，而绝不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斗争的途径是“召开全民代表会议”。这应该使“国民党成为一个政党，它的使命是进行国民革命”。对于军阀不会为召开人民的国民会议提供机会这种反驳意见，宣言以关于政党监督和所有阶级的一致性等泛泛之词来答复。在政纲的23条中，只有12处有对结社和集会等自由的要求。在结尾处，声明宣称：
他们（军阀）指责我们的政纲是革命的。就算是吧，它符合人民所有阶层的刻不容缓的紧迫要求……居民所有阶级的统一战线应该建立在共同的政纲之上。加入这场斗争的人都应该坚决捍卫这些要求。他们应该为这些共同利益斗争，而不是自私地捍卫自己本阶级的利益……
整个声明从头到尾渗透了劝说资产阶级的意图，而不是争取无产阶级。这样的立场是对国民党右派、中派和假左派的领导不可避免的让步的前提。在这个声明中表现出的政策，实质上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术语稍加掩饰的三民主义。
在这些条件下，共产党人接受根据蒋介石的建议而做出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下述决议的事实，就不足为奇了：
凡他党（即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训练其党员明了国民党的基础是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对孙中山总理和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失去了共产党存在的意义。
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关于民族统一的唯心主义思想的学说，在共产党人还能在一个不定型的联盟中与大学生、进步商人在一个组织中共处时，它还能起相对进步的作用。中国社会中和国民党内的阶级分化不仅是不可抗拒的，还是深刻进步的，它同时意味着三民主义完全过时了。共产党拒绝批评这个将日益束缚中国革命手脚的学说，就是自杀行为。然而，当这个责任是在同一个政治组织的框架内的强制性组织共处的产物时，共产党人就是自愿地进入全面受压制的少数的状态。
摆脱这个深刻矛盾和完全不允许的情况的出路，不在最近一次中国共产党全会寻找它的地方，不在力求于国民党内“取代”左派，不在温和而不露痕迹地教育和推动他们，不在“协助在小资产阶级组织中建立左派国民党外围”。所有这些处方，甚至是它们的公式，都与过去孟什维克的伎俩致命地相似。出路在于，作为独立政策前提的组织上的划分，首先着眼于觉醒的工人，而不是国民党左派。只有这样，与国民党或其各部分的结盟才不会是建立在沙子上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转变越快，对中国革命就越有利。
两个结论：
第一，上面，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进行了批评。根据过去的经验可以期待，我们的批评会被描绘成敌视中国共产党工作的表现。可能断章取义地摘出一两句话，旨在证明，中国共产党对我们来说，是革命运动的“制动器”。对这样低劣的“批评”的害处，用不着多费唇舌。但事实胜过所有的虚构和中伤。哪怕是在中伤已经大量印刷和传播的情况下，正确评价、及时预见的事实也会取得胜利。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批评，是出于力图帮助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避免那些早就在其他国家经验中得到验证的错误。应该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负责任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党的领导集团。违背事物的全部进程加入国民党，是莫斯科授意的，并被当做是列宁主义的最高戒条。中国共产党人除了接受从这个组织戒条中得出的政治结论外，别无他法。
第二，政策通过组织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原因，像列宁教导我们的那样。这个机会主义可以根据条件采取形形色色的表现方式。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形式之一就是尾巴主义，即力求抓住那些已经过时的，因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的组织形式和关系。近期，我们在两个例子中看到了组织上的尾巴主义：在英俄委员会的问题上；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在这两个例子中，尾巴主义都牢牢抓住了已经被阶级斗争进程所抛弃的组织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过时的组织形式都帮助右派分子，束缚了左派的手脚。应该从这两个例子中吸取经验教训。
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领导者已经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发出了警告的声音，诚然是以极其谨慎的形式。在国民党中央五月全会后得到的一份关于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策略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落实这些决定（即确定与国民党的组织关系的决定）时，我们必须将它们稍稍扩展，即形式上留在国民党内，而事实上尽可能分工，把它放在两党合作的形式中，即从党内合作的形式逐渐过渡到两党的联盟关系上。”这样，来自中国的建议是，在形式上不改变指令的情况下，实际上破坏它们，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过渡到两个独立政党联盟的道路上。但是，这个出自事件全部进程的建议没有得到同情，结果就是明显错误的、极端矛盾的、危险的七月全会决议。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27日
[1]解放社成员系俄国参加解放社的人。解放社是1904—1905年在俄国以《解放》杂志为核心建立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秘密政治团体、酒宴运动和地方自治代表大会的组织者。其纲领是实行君主立宪和普选权，将部分土地分配给农民。会员后来加入了立宪民主党，其左翼成立了“无题派”小组。——译注 |
致拉狄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部分）
第一部分（党内斗争时期）
致拉狄克
译自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оппозициявСССР，т．2，стр．57，изданаChalidzepublication，1988。
亲爱的卡尔•别恩加尔多维奇：
一、我就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中的问题给你写信。这个问题值得关注和研究。您就这个问题所写的一切我都完全赞成。但为了不知情者（实质上所有人都是不知情者），必须把它们具体化。极其重要的是把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发展相关的主要实际资料收集起来（它们的扩展区域、罢工的增长、工会、国民党的内部冲突等）。
我认为，把中国的情况与印度的形势相比较，是十分重要的。为什么印度共产党不加入任何民族革命组织？在这方面，荷属印度的情况如何？事实是，民族压迫，甚至是殖民压迫根本就不能构成共产党必须加入民族革命党的条件。问题首先取决于阶级分化和这一分化与外国压迫的交织。在政治上，应该这样提问题：共产党是否注定在长时期内扮演招募个别志同道合者（在革命民主党内）的宣传小组的角色，或是共产党能够在近期内觊觎工人运动的领导角色？在中国，后一种情况的条件无疑是存在的。但必须证明这点，哪怕是用最粗的线条，但必须收集最必要的实际资料。您别忘了，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布哈林要做关于国际政策的报告，其中无疑会涉及国民党问题。
二、《问题与答案》的情况如何？
三、您的信是否已经写完？在党的代表会议日程上有工会问题。据我所知，您一直关注《劳动报》[1]和工会刊物。由于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扩展这项工作，把它系统化，是十分重要的。
我每天都写点东西，会会客，与疗养的同志们合合影，打打鹌鹑，希望您也能这样。
列•托洛茨基
1926年8月30日
[1]《劳动报》系苏联中央级社会政治日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机关报，1921年创刊，在莫斯科出版。——译注 |
第七章工会与布尔什维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英国往何处去？》（1925）
第七章工会与布尔什维主义
官方的、守法的、纯粹的民主主义观点是无法评价和否定工人运动基本任务的，这一点在英国最近的历史——尤其是工会的政治募捐问题——上得到了很好地说明。乍看之下它好像只是实用性问题，实际上却是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恐怕工党的领袖们对此并不理解。
工会斗争的目标是改善工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此，工会会员要缴纳一定的会费。人们一般认为工会的政治活动是中立的，然而实际上工会总是追随在自由党身后。当然，和保守党一样，自由党将各种的荣誉卖给富有的资产阶级，为他们的党换取政治献金，因此，他们需要工会的选票，而不需要它的经济援助。在工人借助工会建立了工党之后，情况变了。工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去资助它的亲儿子——工党。为此，工会必须从有组织的工人那缴纳更多会费。
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不约而同地跳出来，痛斥工会，反对“对个人自由的邪恶侵犯”。工人不只是一个工人，还是一个公民，是一个人，麦克唐纳语重心长的教育道。鲍德温、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纷纷为麦克唐纳的言论叫好。作为一个公民，无论工人是否属于工会，都有为任何政党投票的权利。为工党向工人征收不但是侵犯他的钱包，而且还违背他的意愿。别忘了它还是对民主宪法的公然挑战，因为民主宪法向来禁止任何强迫人民支持某党某派的行为。这些观点肯定对工党的领袖们颇有影响，要不是因为他们需要万恶的金钱，不然他们早就放弃那种反自由的、几乎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工会政策了。然而，如果没有钱，就算在民主的世外桃源里也是搞不到议会席位的。金钱把民主主义原则打得鼻青脸肿，真是不幸的命运啊。这就是天底下最好东西最大的缺点。
到目前为止，工会政治募捐问题的历史已经相当丰富并且颇为戏剧性了。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详细叙述。直到最近，鲍德温才制止（暂时）他保守党的朋友们继续尝试禁止征收政治募捐。一九一三年的工会法（修正案）至今还在实行，按照它的规定，凡是工会的会员都有拒纳政治募捐的权利，同时工会对这种会员不得加以处分或将其除名。据泰晤士报（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的估计，大约有百分之十的有组织工人利用该项条款拒绝缴纳政治募捐。这样一来，个人自由原则至少拯救了一部分人。当只有公开宣布自己志愿捐款的工人被征收政治募捐时，“自由”才会完全获得胜利。
但现在工会有一个决议，它要求所有会员都要缴纳捐款。只有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形式声明不捐的人才能除外。换言之，自由主义原则在这里从不容置疑的规则变为可以容忍的例外了。而且个人自由原则目前所取得的成绩也不是来自于工人的意志，而是──哎呀！──资产阶级法律强迫无产阶级团体的结果。
这样问题就来了：占英国人口大多数，因而也是构成英国民主最大部分的工人，为了斗争而不得不总是在破坏“个人自由”的原则；而制定法律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贵族院，却成了捍卫自由的先锋，他们或是断然禁止“强迫”工会会员的行为（一九〇九年上议院关于奥斯本案的决议），或是严格限制这种“强迫”行为（一九一三年工会法），这是怎么回事？问题的关键在于，当然，工人组织决定用反自由主义的、“专制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方法强制征收政治募捐，是因为它想为工人争取在议会里切实的、真正的，而不仅仅是形而上学的代表权；与此同时，保守党和自由党之所以提倡“个人自由”原则，是因为他们想藉此制服工人阶级，然后把他们绑架到资产阶级政党里面来。
我们只要看一看各方面的主张就够了：工会要求享有无条件强迫征收政治募捐的权利；贵族院以神圣的个人自由的名义，要无条件禁止这种敲诈；最后下议院勒令工会让步，于是作为对自由原则补偿，工会放弃了十分之一的捐款。即使是瞎子也能意识到，个人自由原则在这里是纯粹阶级性的，它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之下，意味着有产阶级试图让无产阶级的党化为乌有，以此在政治方面剥夺无产阶级。
保守党在过去数百年的历史中都否认工人拥有选举权，现在同样是这些人，居然跑来捍卫工会工人的向任何政党投票的“权利”了。尽管已经看过和经历过很多事，我们还是不能不带感情的看完一八三零年代初英国改革法案的斗争历史。地主、银行家和教士这些奴隶主阶级，这些享有特权的极少数，在反抗资产阶级和尾随其后工人对议会堡垒的进攻时，竟然如此的顽固和傲慢！奴隶主们让改革法案一直拖到一八三二年，拖到形势已经让法案必须通过时，他们才让开了路。他们扩展选举权不是出于好意，而是想藉此分裂资产阶级和工人。自由党在本质上和保守党没有区别，一八三二年将选举改革成功之后，他们就抛弃了工人们。当宪章派向托利党和辉格党要求给予工人选举权时，这些包办议会的人怒不可遏地反对他们的要求。现在，当工人拥有选举权之后，保守党居然跑出来捍卫“个人自由”，反对工会的“暴行”了。
然而，议会里没有一个人看穿了这充满恶意的可恶的伪善。相反，工党议员们居然还向鲍德温首相致谢，称他宽宏大量，减轻了工党的经济负担。殊不知他还保留着勒紧工党脖子的权力，准备找一个合适的时机下手。那些拿“民主”、“平等”和“个人自由”等说辞自娱自乐的白痴都应该被送回学校里去，他们必须重新温习英国历史，尤其是英国人为扩大选举权而斗争的历史。
自由党员科布登曾声称他宁愿受阿尔及尔总督统治，也不愿受工会统治。科布登在这里表达了一个自由党人对工会含有布尔什维克专制性质的忿怒。从他的立足点来看，科布登是对的。一个落到工会手中的资本家肯定不会好过，俄国资产阶级就是例子。但是更重要的是，工人们一直受到他们雇主阿尔及尔总督式的统治，他们除了依靠工会来削弱后者的专制政权以外别无他法。为此，工人们当然必须做出牺牲，不但有金钱方面的牺性，而且还有个人方面的牺性。通过工会，工人获得的“个人自由”将会远多于他们失去的那部分。这就是不可逾越的阶级立场，它是工会征收政治募捐权利的基础。现在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有必要认可工会的存在。但他们希望把工会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反对资本家个人的斗争变为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
保守党议员马奎斯顿在议会中指出，拒绝向工会缴纳政治募捐的人多半来自小规模的、分散的工业部门，至于集中型工业部门，他抱怨道，存在“道德压迫和大规模恐吓”。真是有趣！上述并非来自社会主义者，而是出自提出禁令的极端保王党人之口，这真是英国议会的特色。马奎斯顿的发言说明，拒绝缴纳政治募捐的情况一般发生在最落后的工业部门，在那里，小资产阶级传统还十分强大，也就是说，把个人自由与为自由党或保守党投票联系在一起的小资产阶级观念还是分盛行。在新的、先进的产业部门，阶级团结和无产阶级纪律占统治地位，这是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工人阶级的叛徒，所害怕的的。
一位保守党议员愤怒的提到，一个工会书记威胁工人，说要把拒绝缴纳政治募捐的会员的名单贴出来。工党议员们也对此愤愤不平，要他说这个不老实的书记是谁。其实他们应该向每个工会推广这种做法。但是官僚们显然不会这么做，他们被两个资产阶级党的嚎叫吓坏了，心里只想着要把共产党人从工人组织中驱逐出去。他们一谈到共产党，就再也不提个人自由，把话题转到国家安全问题上了。他们说，不能让根本不承认神圣的民主主义的共产党人进到工党里面来。
马奎斯顿议员，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位，在议会讨论政治募捐问题时，对民主问题作过简短的发言。反对党对马斯奎斯的言论报以轻浮的笑声，但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好，它不但应该被刻在议会的墙壁上，还应该在工人集会时反复宣传并加以解释。在用数据证明工会政治募捐的重要性之后，马奎斯顿指出，在一九一三年工会法生效以前，工会每年用于政治的花费不超过一万镑，但是现在，由于政治募捐的合法化，工会手里的笔已经有二十五万镑之多。他说，工党已经强大起来了，“如果你每年有二十五万镑收入的话，你要建什么党，达到什么目的都行。”
这位保王党显然被怒气冲昏了脑袋，他说的话有点超过他本来想说的范围了。他公开承认党是造出来的，是靠金钱造出来的，金钱在“民主”的规则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须说明，资产阶级的钱要比无产阶级多很多。光这一点就足以杂碎便民主的神话了。每一个清醒的英国工人都应该对麦克唐纳说：说民主原则是我们运动的最高标准的人在撒谎。这些原则本身受到金钱的支配，它早已被金钱所扭曲和篡改了。
无论如何，我们承认：如果从形式民主主义观点，如果从既非无产阶级，也非资产阶级和地主，而是从一个理想公民的角度来看，那些反动的上议院大猩猩们的理论确实有道理。每个公民当然有权利，该死，自由地用他的钱和选票支持他自由的良心支持的党。唯一的问题是这种理想的英国公民根本不存在也从来没存在过，它只不过是一种法律的假想。也许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相当接近这种理想了。费边派觉得他们是理想公民的典范，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对理想公民的“背离”。费边派的庸人本来就少，但是作为公民典范，还是显得太多了。总的来说，选民可以被分为两部分：有产阶级和剥削者，以及无产阶级和被剥削者。
无论自由派怎么诡辩，都不会改变工会的本质，工会是工资劳动者的阶级组织，其目的在于与贪得无厌的资本家进行斗争。工会最重要的武器之一是罢工，工会会费则用于支持罢工。在罢工期间，工人们为了反对罢工破坏者而掀起无情的斗争。后者是自由主义另一个原则，“工作自由”的产物。大罢工时，工会需要政治上的援助，所以它不得不向新闻界、各政党和议会求助。自由党对工会斗争的敌意是逼迫工会创立工党的原因之一。
仔细研究工党的历史渊源后，你就可以明白，从工会的立场来看，工党在某种程度上是工会的政治部分。它需要罢工基金、组织网络、期刊报纸以及可靠地议会议员。在工会看来，支付选举国会议员的费用和书记处的开销一样，是合理的、应该的、必要的。工会里的自由党或保守党会员也许会说：我照例付我的会费就是了，但我会拒绝工党的敲诈，因为我支持自由党（或保守党）。这时工会的议员可以这样答复他：为了争取改善工作条件——毕竟这是我们组织的目标——我们需要工党，包括其媒体和议员的帮助；你所支持的党（自由党或保守党）总是在我们斗争的时候打击我们，他们想让我们妥协，在我们内部散布分裂，甚至直接组织罢工破坏队对付我们。我们工会不需要支持罢工破坏队的会员！所以，对无产阶级民主而言，资产阶级民主所谓的个人自由，实际上是政治上破坏罢工的自由。
资产阶级让工会力量减少了百分之十，这决不是件无足轻重的事情。这是表示工会每十个会员中便有一个政治的敌人，换言之，即阶级的敌人。其中一部分是可以争取回来的，其余的人却将成为资产阶级在关键时刻对付无产阶级的宝贵武器。在进一步斗争之前，我们必须努力抹去一九一三年法令在工会内部的裂痕。
一般而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凡是忠实的、正直的工人，无论他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或其他方面怎样的，都可以作为工会的会员。我们认为，工会一方面是战斗性的经济组织，另一方面是工人的政治教育学校。我们之所以赞成落后的、无阶级自觉的工人加入工会，并不是为了意见自由和思想自由之类的抽象原则，而是出自对革命权宜的考虑。同样的考虑，英国有百分之九十的工会工人缴纳政治募捐——其中有些人是自愿的，有些人是不想破坏团结，还有百分之十公开抵制工党，我们必须对于这百分之十展开系统性的斗争，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叛徒，并且保证工会有将他们作为罢工破坏者开除出工会的权力。抽象的说，既然公民有权为任何一个政党投票，那么工人组织也有权拒绝容纳在政治行为上对于工人阶级利益表现出敌意的公民。工会将无组织工人驱逐出厂的斗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工人视为“恐怖主义”，或者用比较时髦的说法——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表现。这些规矩可以而且必须带入工党中，因为工党是直接由工会产生的。
我们可以把前面讨论过的，英国议会在今年（1925）三月七日进行的关于政治募捐问题的辩论，作为表现议会民主非常突出非常有趣的典型案例。只有在鲍德温首相的演说里，不确定的征兆才被视为根植于英国阶级结构中的真正危险。旧日的关系早已消失，从前“美好的”英国企业的宗法传统──鲍德温先生年轻时曾经历过——再也不复存在。工业现在愈来愈集中、统一了。工人们在工会里联合起来，而这些组织已经对国家本身构成了威胁。
除了工会，鲍德温还讨论了雇主联合会。不证自明，他只把工会视为民主国家的威胁。所谓的反托拉斯运动到底如何，我们看看美国就知道了。罗斯福慷慨激昂的反托拉斯宣传到头来只是空话。在罗斯福时代和后罗斯福时代，托拉斯一直在变得更强大，最后美国政府变成了它们的行政机关，这比英国工党变成工会政治机关的程度深多了。尽管以协会形式存在的英国托拉斯不如美国托拉斯如此举足轻重，但英国资本家拥有的权力并不比美国少。工会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目前还不彻底、不坚决的──提出了工人政府的原则。工人政府若想要存在下去，非得建立工人国家不可。相反，资本家政府之所以能继续存在，只是因为它还处于民主主义的掩护之下。鲍德温完全赞同的“个人自由”原则，而后者为他的朋友们在议会里提出禁止案提供了依据。他认为工会征收政治募捐是“不道德”的行为，只不过他还不想挑起战端。
斗争一旦开始，就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鲍德温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开第一枪”开头，用“上帝啊，给我们和平吧！”结束了自己的演说。他的演说受到了整个议会的欢迎，包括工党议员。据首相自己承认，他在现场做了个“和平的手势”之后，工党议员托马斯——每当需要拍马屁时他总是在场——便起身为鲍德温欢呼。他宣称，雇主和工人只要亲善合作，双方都能从中得到好处；他骄傲地说，他自己工会里有很多左翼工人拒绝缴纳政治募捐——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反动的书记，托马斯先生。整个关乎两大互相敌对阶级的主要利益的争论，都打着这种传统的含糊的官腔，充斥着纯粹的英国议会的黑话。
保守党的意见具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色彩，而工党的意见则处处充斥着他们可耻的胆怯。资产阶级议员是一只藏起利爪装出慈爱之情老虎，而托马斯等工党领袖就像一条挨了打夹着尾巴走路的狗。
英国经济形势的崩溃在工会那得到了最直接的反映。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热闹的运动中，英国似乎已然成为全世界的主宰。大战唤起了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他们纷纷涌入工会。这种情况在一九一九年到达顶峰，之后便渐渐退潮了。现在工会会员数目已经比以往下降了很多，并且还在继续减少。
约翰·惠特利，麦克唐纳内阁的左翼，曾在今年三月格拉斯哥的一个会议发表了一番评论，大意是说工会现在已经成了从前工会的影子，它既不能作战，又不能与对方谈判。英国职工大会总书记弗雷德·布拉姆利表示他不赞同惠特利的评价。虽然这两个人的理论能力都非常差，但是他们之间的辩论却很有意思。弗雷德·布拉姆利提到，因为从事政治运动越来越“有利可图”，换言之，能开拓更广阔的事业空间，不少最有价值的职员为此离开了工会。“另外一方面”，布拉姆利问道，“如果没有工会的政治募捐，工党哪有现在这幅光景？”最后，布拉姆利承认工会的经济实力有所下降，并且解释说这是受英国经济形势的影响所致。
但是在这位职工大会总书记的话中，你是找不到让工会走出僵局的方法的。布拉姆利的思想没有超越工会与工党间遮遮掩掩的对立关系的范围，问题的关键决不在此。工人阶级激进化和随之而来的工党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导致工会经济实力大受打击的原因是一样的。一方的发展要以另外一方的牺性为代价。但是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工会已成过去了，那未免过于浅薄。相反，英国工人阶级工会将来的前景广阔的很。只不过在目前大不列颠的局势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之下，工会是没有多大希望的，现实将逼迫工会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改造经济。工会本身也会重组并成为改造国家经济的主要工具。
若想实现这一点，其先决条件是工人阶级成功夺取政权──不是以麦克唐纳内阁那种扭曲的庸俗闹剧的形式，而是以货真价实的革命的阶级形式。所有的国家机关必须服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唯一有兴趣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必须用自己的意志支配整个社会。全部的行政机关，所有的法官和公务员都必须深深浸染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精神，就像现在的法官和公务员都浸染着资产阶级精神一样。只有工会才能提供出这些生机勃勃的人材。也只有从工会中选拔出来的人才，才能进入国有化工业的管理机关。
工会将成为用社会主义工业精神教育无产阶级的学校。因此它在未来将非常重要。不过他们现在还困在死胡同里。靠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可能解决目前的问题。英国资本主义的衰弱必然会波及工会。惟有革命才能拯救英国工人阶级，而革命需要组织。要夺取政权，就必须有一个革命党在前面领导无产阶级。工会要想配得上它未来的使命，首先就必须摆脱它保守的职员、摆脱充满迷信的白痴、摆脱等着上帝带来“和平”奇迹的神棍、摆脱资本家的代理人和托马斯之流的叛徒。改良主义者、投机客和自由派工党只会通过打击群众的首创精神来削弱工会的力量。新的革命工党将在工会基础上诞生，它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工具，令工会重获新生。
一粒谷子中包含着未来的小麦，同样，在强迫反自由的政治募捐的“专制”征收中，包含着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麦克唐纳为了反对后者，每天不知疲倦地到处表现自己的目光短浅和愤怒。工人阶级有权利和义务用自觉的阶级意志排除资产阶级民主的胡说八道。无产阶级必须满怀克伦威尔用于培养青年英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自信心，勇往直前。我们之前说过克伦威尔是怎样鼓舞清教徒新兵的，“我不会用委任状里为国王和议会而战的含糊说辞来欺骗你们。如果国王变成了我的敌人，我就会用手枪杀死他，就像我用手枪杀死其他敌人一样；如果良心让你们下不了手，那就请离开我的帐下。”演说中并没有任何残忍专制的因素，有的只是对历史使命的觉悟，即对肩负起毁灭一切挡在历史前面障碍的任务的觉悟。新兴的进步阶级，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它的意志被克伦威尔用嘴巴说了出来。无产阶级若要寻找英国的传统，就应当借鉴当年旧独立党人的革命的自信心和勇敢的进取心。麦克唐纳、韦布、斯诺登之流从克伦威尔的战友们身上得到的只有他们的宗教偏见，这些偏见被他们和纯粹费边派的怯弱拼凑在了一起。
无产阶级的先锋必须将独立党人的革命勇气与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结合起来。
英国资产阶级对局势的把握非常正确，他们知道主要的威胁来自工会方面，知道只有在这些群众组织的压力之下，工党才能更换自己的领袖，成为革命的力量。
资产阶级对付工会的新方法之一，是将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技师、工程师、经理等）单独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工业第三党”。《泰晤士报》正在宣传一些非常精致、非常狡猾的观点，反对“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拥有共同利益”的理论。和其他时候一样，资产阶级政治家在这里非常巧妙的运用了自己提出过的费边派理论。《泰晤士报》和工党领袖们也都说，劳资矛盾危害国家发展。《泰晤士报》继续推论，技师、经理、职员和专家站在资本与劳动之间，他们最有能力洞悉工业“整体”的利益，为雇主与工人带来和平。因此，行政和技术人员应该在工业界单独成立一个党。
《泰晤士报》的言论在本质上就是费边主义。费边派反对阶级斗争，他们是反动的乌托邦派，费边派的观点迎合了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技师、职员等的社会地位，他们介于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希望独立于二者之外，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资本家手中的工具。这种人越强调自己独立于无产阶级和它的组织之外，就越堕入资本主义组织的奴役中。不难预见，费边派在不远的将来会被赶出工会和工党，他们与工商业和政府机关的中间分子的命运将愈发紧密的融合在一起。独立工党的好景持续不了多久，作为“工业第三党”，它迟早会卷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失去自己的立足点，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 |
第六章以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与宪章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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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以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与宪章运为例
《每日先驱报》的编辑在最近的社论中认为，把克伦威尔视为“工人运动先锋”有可能不妥当。该报的一位撰稿人对编辑的观点表示赞同，并提到克伦威尔曾经残酷镇压过平等主义中的一员——平等派（共产主义者）。工党领袖对历史的思索不外乎这些东西。妇孺皆知，克伦威尔是资本主义的先锋，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先锋。这位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反对普选权，因为他认为普选权对私有财产不利。值得一提，韦布夫妇正是通过这一点，得出了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兼容”的结论。然而，事实却与他们的结论大相径庭，资本主义已经学会了如何与民主主义共存，已经能够像操纵证券交易所一样操纵普选制了。（注）不过，对英国工人来说，他们能从克伦威尔身上学到的东西，要比他们能从麦克唐纳、斯诺顺、韦布夫妇等妥协派身上学到的多的去了。克伦威尔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大革命家，他知道遇事不迟疑，他知道保障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利益，反对旧的贵族制度。英国工人必须得学习克伦威尔的优点，就这点而言，活在十七世纪的雄狮要比活在当下的狗值伟大多了。
（注）说来也很有趣，二百年之后，在一八四二年的时候，历史家麦考利在议会里当议员，他便洽洽以克伦威尔所提出的同样理由反对普遍的选举权。
工党领袖们总是紧随为《曼彻斯特卫报》等自由党报刊写头条的奴才们，不分青红皂白的用民主政治反对各种专政政府，不管它是“列宁专政”还是“墨索里尼专政”。看看先生们的这些胡言乱语，你就知道他们的历史观到底有多肤浅。我们不打算否认“列宁专政”——列宁的权力，确实有力的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
当我们讨论专政时，怎么可以忽略它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历史上有克伦威尔专政，有罗伯斯庇尔（Rebospierro）专政，有阿拉克其耶夫（Arakchoyev）专政，有拿破仑一世专政，有墨索里尼的专政。我们与那种视罗伯斯庇尔专政和阿拉克其耶夫专政等量齐观的白痴无话可说。不同的阶级在不同的情况下为了不同的目的，在自己最紧急和关键的时期，都不得不将绝对的权力交付于那些最能贯彻他们基本利益的领袖们。当我们谈到专政时，首先要搞清楚，这个专政代表哪个阶级，表现了那个阶级的什么历史诉求。克伦威尔和罗伯斯庇尔时代，代表着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历史中进步的潮流。威廉·皮特，同样是个人专政，它捍卫王室、特权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小资产阶级革命，而后者的利益在罗伯斯庇尔专政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自由派庸人常说不管是左派专政还是右派专政，他们都一样反对，可实际上他们从来不会放弃任何支持右派专政的机会。在我们看来，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专政推动了社会进步还是导致了社会倒退。墨索里尼专政是早衰的、无力的、腐朽的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专政，这种专政丑陋不堪。“列宁专政”代表着历史新兴阶级强大的力量，代表了这个阶级对旧社会进行的超凡斗争。如果某人能和列宁相提并论，这个人既不可能是拿破仑，更不可能是墨索里尼，他只可能是克伦威尔和罗伯斯庇尔。说列宁是二十世纪无产阶级的克伦威尔还点道理。这种比喻可以算是我们对十七世纪小资产阶级的克伦威尔所能表达的最高敬意。
法国资产阶级篡改了大革命的意义，把它变成了小货币制度，让它溶解在枯燥的日常生活中。英国资产阶级抹去了自己对十七世纪革命的记忆，把一切都解释成是“渐渐”发生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先锋应该再次挖掘英国革命史，刨开盖在它上面的宗教外壳，找到社会斗争爆发的强大力量。克伦威尔无论如何也不是“工人运动的先锋”。但是，从惊心动魄十七世纪革命中，英国无产阶级可以得到许多非常好的关于革命行动的经验。这也是英国的传统，它非常适合安置在工人阶级的军火库中。
无产阶级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传统则在宪章运动中。充分了解这两个时代是每一个有阶级自觉的英国工人的必修课。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澄清十七世纪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宪章运动的革命内涵。
要研究议会制度和一般“法律”在实际而非幻想的历史中占什么地位，首先要研究英国发展历程中的革命时期──从查尔斯·斯图亚特强行召开议会开始，到克伦威尔去世结束这一段时期。英国“大”历史学家麦考利，好用陈词滥调模糊当时英国社会的内部冲突，把十七世纪的革命图景庸俗化了。他的话有时有点意思，但全都非常肤浅。法国保守党人基佐（Guizot）对于事件的观点更加深入一些。总而言之，无论依照什么人的记载，凡是有阅读能力的人，凡是能在历史下发现活生生的团体、阶级和党派的人，都会可以从英国革命的经验看出，法律在社会斗争的规则中的地位有多么次要——尤其是在革命时期，即社会基本阶级的基本利益浮现在台前的时期。
我们都知道十六世纪四十年代英国的选举权非常狭隘，可是根据这种选举制产生的议会却认为自己是人民的机关。下议院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换言之，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所以它也代表全国的财富。在查理一世执政时期，令人惊讶的是，下议院比上议院富有三倍。国王起先解散了议会，后来又因为财政压力重新把它请了回来。议会建立了一支军队保护自己。这支军队渐渐的把一切最活跃、最勇敢、最坚决的人们集中在它的队伍里。正因为如此，议会最终屈服于军队。我们说“正因为如此”所要表达的意思不是指议会单纯的屈服于武装力量（它从未屈服于国王的军队），而是指议会屈服于克伦威尔的清教徒军队，因为这支军队之比议会更勇敢、更坚决的表达了革命的要求。
支持圣公会或英国国教（半天主教）的人都是些保皇党，宫廷人士和贵族，当然还有高级教士。长老派是资产阶级政党，它代表富有或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独立党人，尤其是清教徒，代表小资产阶级，代表平民。表面上是宗教论战，实际上是社会各阶级通过教会宗教斗争的形式，按全新的资产阶级路线进行自决和重新组织。在政治方面，长老派主张限制王权；独立党人，即激进派，主张共和。长老派半吊子的立场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利益相符合，他们被挤在贵族与平民之间。独立党人敢于践行自己的理想和口号，因此他们很自然的取代了长老派，成为了分布在城市与村庄中的革命主力军——觉醒了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双方都打着合法的旗号，为了自己的利益争夺权力和财产。关于这件事，基佐做了非常不错的描述：
“议会与国王（查理一世）现在开始斗争了，这是欧洲向来未曾出现过的情况。……双方不断进行谈判，双方都不希望有什么结果，甚至并不提出对待的条件。他们彼此间的宣告与书信往来，现在并不是针对对方说话，而是向全国人民说话。现在双方都是对全国、对舆论说话，都向着人民方面寻求力量，寻求成功。王权的根据与范围、上下两院的特别权力、人民必须服从君主到什么程度、民团、请愿书、分配官职，全变作正式公开辩论的问题，在辩论中，下列的问题先后出现，并经过解释和评论：社会秩序的普遍原则，各种不同的国家制度，最基本的自由权利，英国历史、法律和风俗。当议会两党的辩论暂时休止，和双方军队在战场上暂停战斗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理性及科学所创造的几个月的中间阶段风，使事态进行暂停一时，而各尽其能事，彼此都争相在这一或那一事业上打上合法的印记，以求人民自由归附。……到了要拔刀相见的时候，大家都觉很惊讶。……双方都以‘非法’和‘标新立异’指控对方，而且双方都有道理，因为一方破坏了王国的古老权利，不肯否定专制的大经大法，另一方却以尚乏规定而且含糊不清的原则为名，要求享有不久前还不为人知的自由和权利。”（注）
（注）见基佐著《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一八五四年伦敦出版，第一卷356-358；中国商务出版社，171-173）[/b]
内战爆发的时候，最活跃的保皇党离开了威斯敏斯特的上下两院，逃到查理一世在约克的大本营去了。结果议会像所有大革命时期发生的情况一样，分裂成了两部分。在这种局势之下，究竟革命方面还是反动方面占“合法”的多数，是无关紧要的。
在政治史的关键一刻上，决定“民主”命运的不是议会而是骑兵──这对肮脏的和平主义者来说是多么可怕啊！内战初期，骑兵是王室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让议会的骑兵师闻风丧胆。值得一提，我们在后来的革命中也能发现类似的情况，尤其是美国南北战争，一开始南方的骑兵也是远胜于北方的骑兵。还有最近我们俄国的革命，在工人群众还没有学会骑马之前，近卫白骑兵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骑兵很难培养，可以说是军队中的贵族。与最近才匆忙集结起来议会骑兵相比，王室骑兵要更加严密和勇敢。美国南部各州的农民和平原居民都是天生的骑手，而工商业的北部各州却得临时学骑马。最后，对俄国来说，它东南面的平原是哥萨克骑兵的故乡。克伦威尔很快就意识到，骑兵将他的阶级的命运。他对汉普登说：“我挑的都是敬畏上帝的人，他们都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我向你保证，他们是不会打败仗的。”
克伦威尔对他招募的自由人和工匠说过非常有意思的话：“我不会用委任状里为国王和议会而战的含糊说辞来欺骗你们。如果国王变成了我的敌人，我就会用手枪杀死他，就像我用手枪杀死其他敌人一样；如果良心让你们下不了手，那就请离开我的帐下。”克伦威尔通过这种方式造就了他的军队，造就了一个党——他的军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武装的党，这正是它力量之所在。一六四四年，克伦威尔“神圣”骑兵队在一场对王室骑兵的战斗中，赢得了辉煌的胜利，由此得到“铁骑军”的美誉。一支“铁骑军”对革命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关于这点，克伦威尔是英国工人的好榜样。
历史学家麦考利对清教徒军队作了非常有趣的评论：
“这支军队组织内部存在的自由并不会影响他们的战斗力，要是换做其他军队，这种放任会让一切军纪都被破坏。一般来说，如果让士兵组织政治团体、选举代表、通过关于国家问题的决议的话，军队便会失去控制并且瓦解不复为军队，士兵会变成最坏、最危险的暴徒。即便在今天，让军队里有宗教集会，让精通经文的下士给才华稍差上校讲道或劝导叛教的少校忏悔，也是不妥当的。但是，克伦威尔却训练出一批有智慧、有纪律、能自制力的勇士，军营里的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都无害于军事组织。同样的一个人，他在没有服役的时候素以煽动和宣传闻名（注），在军队里却以稳重、守序见长，不管是防守、操练还是作战，都能迅速服从命令。”
他还说：
“惟有在他的军营里，最严格的纪律与最高涨的热情才能并存。他的军队像一部精准的机器一样，满怀革命者火一般的热情迈向胜利。”
（注）麦考利是指的宣传革命的人。
进行历史类比时，我们一定要谨慎，在拿十七世纪和二十世纪相较时更是如此。不过，任何人都会不由自主的拿克伦威尔军队与红军相比较，尤其是在军队体制上，二者有几点非常类似。不可否认，前者建立在宿命论和严格的宗教道德准则之上；而对我们来说，战斗的无神论才至高无上。但是，在清教主义的宗教外壳之下，新兴阶级在宣传自己的历史使命，宿命论是一条通往历史进程的宗教之路。
克伦威尔的战士们首先认为自己是清教徒，然后才是军人。我们的战士们也一样，他们首先认为自己是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然后才是军人。但是不同点比共同点要大。
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武装机构。克伦威尔的军队却将党包含在内，因此军队本身才是决定性的力量。我们都知道清教徒军队是怎样将议会改编入了自己内部，使之参加革命的。清教徒军队将十一个长老派议员排除出了议会，因为他们是右派分子。长老派，英国革命的吉伦特党，试图组织一场针对议会的叛乱。残缺的议会向军队寻求庇护，导致自己更加从属于军队。在军队——尤其是军队内部坚决的左翼——的压力之下，克伦威尔被迫处决了查理一世。革命的斧头被圣歌奇怪地包住了。刀刃到底更具说服力，接下来，克伦威尔的部下普赖德上校将议会包围，驱逐了八十一个长老派议员。从此议会里只剩下独立党人，即，只剩下支持克伦威尔和他军队的人。正因如此，曾经发起推翻王权浪潮的议会，到胜利之时却丧失了一起独立的思想和力量。
执掌军权的克伦威尔集思想与力量于一身，不过他真正的力量在于，他有解决革命根本问题的大胆方案。只有呆子、白痴或费边派才只看得到克伦威尔的个人独裁。在社会分崩离析的情况下，个人专政只是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而只有后者才能让国家突破陈旧的外壳，获得新生。十七世纪英国社会危机具有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和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双重特点。克伦威尔一个人同时体现为路德（MatinLuthor）与罗伯斯庇尔。
清教徒骂他们的敌人毫无教化，但是骨子里还是阶级斗争。克伦威尔任务是尽全力给予专制王权和宫廷贵族以粉碎性的打击，彻底消灭已经成为国王和贵族们御用工具的半天主教教会。要想粉碎王权贵族，新兴阶级真正代表的克伦威尔就必须得到群众的力量和激情。在他的领导之下，革命得到了它所必需的一切原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超越了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平等派的“疯子”便遭到克伦威尔无情的镇压。获得胜利之后，克伦威尔便着手将圣经文本与“神圣”士兵的长枪结合起来，建立新的国家法制，当然在这里长枪更有决定权。
一六五三年四月十九日，克伦威尔与长期议会（LongParliament）的残余部分彻底决裂。这位清教徒专政者深谙自己的历史使命，他用《圣经》里的话谴责那些离开的议员们。他对这个人说，“你这个醉汉！”，又骂另一个人，“你这个奸夫！”之后，克伦威尔成立了全是“敬畏上帝者”代表的新议会——它在本质上是阶级议会。“敬畏上帝者”是资产阶级，他们在严厉道德准则的帮助下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伟业，现在，他们在《圣经》的掩护下，开始了掠夺全世界的征程。但是这个贝邦议会还是会妨碍克伦威尔，它剥夺了克伦威尔必要的自由决策空间，让他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局势中难以施展拳脚。一六五三年末，克伦威尔再次调兵清理了下议院。
如果说长期议会残余分子是因为右倾——倾向长老派残余分子——才在四月间被遣散的，那么贝邦议会的问题在于，它在某些事务上太过于遵循清教主义道德，妨碍克伦威尔建设新的社会秩序。革命现实主义者克伦威尔正在建设一个新社会。议会本身不是一种目的，法律本身也不是一种目的，尽管克伦威尔和他的“神圣”军队把实现上帝意旨视为他们自己的最终目的，但是这只不过是建设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材料罢了。克伦威尔解散了一个又一个议会，足见他并不怎么尊敬“全国人民的代表”，就像处死查理一世表现了他对君权神授的蔑视一般。
虽然如此，同样是这个克伦威尔，为接下来二百年的议会制度和民主政治铺平了道路。查理二世为了报复克伦威尔，便把他的尸体吊在绞刑架上。不过，前克伦威尔时代的社会再也回不来了。复辟时代偷偷摸摸的立法措施根本无法抵消克伦威尔的丰功伟绩，钢笔的墨水是擦不掉宝剑的刀痕的。某谚语颠倒过来以后，就比原来正确多了，至少对革命之剑来说是如此。
为了说明旧社会崩溃时期“真理”与“强权”的关系，我们不妨拿长期议会的历史作为参考。在通过决议将自己解散前，议会在二十年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变，它曾反映了阶级力量的震动，它的左派和右派都遭到过驱逐，最先起来反抗国王的是它，受自己军队打击的也是它，它被解散过两次，又重新召集了两次，时而统揽全局时而受尽侮辱。
我们不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是否也会有它的“长期”议会，就算有议会，那也只是个“短期”议会吧。但是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能吸取克伦威尔时代的教训，就更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至于第二个传统，也是纯粹无产阶级的传统，我们就说几句。
宪章运动的非凡意义在于，运动在其进行的十几年内向我们凝练的展现了整个无产阶级斗争的全部图景──从向议会请愿到武装暴动。所有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问题──议会内和议会外活动的内在关系，普选权的作用，工会与合作社，总罢工的意义和它与武装暴动的关系，包括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相互关系，这些问题不但在宪章时代的群众运动发展过程中非常突出，而且还能在运动的历史中找到关于问题原则上的答案。从理论上来说，这些答案并非很有根据，其结论经常没有和运动的整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理论表述也尚未成熟。尽管如此，宪章运动的口号和方法，批判的来看，直到如今还远胜于麦克唐纳们令人作呕的折中主义和韦布们愚昧的经济观点。
我们打个不是很妥当的比方，可以说宪章运动类似与音乐剧的开场乐，这段尚未展开的乐曲向我们概括了全剧音乐的主旨。因此，英国工人阶级不但要研究宪章运动的过去，还要认清它的未来。宪章派把提倡“道德力量”的多愁伤感的说教家一脚踢开，在革命的旗帜之下群众聚集起来，同样的，英国无产阶级也要将改良派、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者从自己的队伍中驱逐出去，在革命斗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
宪章运动之所以失败并非因为方法错了，而是因为它出现的太早了。它是后来历史的预言。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了。但是它的传统在后来的十二年中并没有消灭，它的方法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最终赢得了胜利。宪章运动没有死亡。历史正在让自由主义和虚伪的和平主义消亡，正在迎接宪章运动的重生，迎接在远高于以往的新历史基础上的重生。这才是英国工人运动真正的民族传统。 |
第五章革命武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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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革命武力的问题
我们已经熟悉了麦克唐纳对革命武力的观点，并且证明了这种观点是鲍德温保守渐进理论的一种延伸。相比而言，“左派”兰斯伯里对武力的排斥则比较奇怪，尽管这种排斥表现得更加严肃。后者，如你所见，纯粹而且仅仅是“不相信”武力。无论资本主义军队还是武装暴动，他都“不相信”。他说，如果他相信武力，就不会为英国海军投票，而是加入共产党。真是个勇敢的家伙！兰斯伯里在不相信武力的同时，却相信有死后世界。兰斯伯里充满矛盾的观点让人不禁怀疑起他的现实主义。
但是，这世上总有些事情，不按兰斯伯里先生所相信的那样，是依靠武力才发生的。无论兰斯伯里是否相信英国海军，印度人总是能感受到舰队的存在。一九一九年四月，英国戴尔将军在事前未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下令对一群在阿姆利则集会的赤手空拳的印度人开枪——在这场事件中，四百五十人身亡，一千五百人受伤。在我们对死者表示哀悼的同时，有一点不得不说，那就是那些伤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相信武力。但是，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兰斯伯里得知道，要不是当初法利赛人和胆小如鼠的罗马总督比拉多——麦克唐纳政治上的祖先，用武力对付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就看不到什么花冠荆棘和复活升天，而且兰斯伯里先生本人也将没会有机会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一个社会主义败类了。
不相信武力无异于不相信地心引力。一切人类生活都建筑在各种不同形式的武力和不同武力间的互相对抗之上。所以，不相信武力，就是放弃为人类解放而使用武力，就是支持统治者用武力压迫劳动人民。
但是，我们认为这点评论还远远不够。武力问题，包括和平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等其它伪君子们对该问题的“否定”，在英国政治中占了不小的分量。所以我们必须对它进行仔细的讨论，而且还有必要使说明与英国工党“领袖”们的政治水平相适应。因此我要事先为这种浅显的阐述向其余读者们道歉。
反对一切武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假如说，有一个窃贼闯入了兰斯伯里的家中，恐怕我们这位虔诚的绅士（我们指的是屋子的主人）肯定要用武力，或者呼叫最近的巡警来对付这名闯入者。即便这位基督徒大发慈悲让这个窃贼全身而退——我们不敢保证他有如此的宽宏大量，那显然也得以闯入者立刻离开屋子为前提。再进一步说，这位尊贵绅士之所以能摆出一副基督徒的架势，无非是因为他的住宅处在英国财产法和其无数眼线的保护之下，那些在晚上入户偷窃的盗贼只是例外而非常客罢了。或许兰斯伯里会尝试这样回答我们，闯入尊贵基督徒的私宅是一种武力行为，所以必须要用武力去反击它。我们会说，兰斯伯里的反驳违背了自己反对一切武力的理论。是的，他这是在承认，在原则和实践上都承认了武力的必要性。他的话完全可以翻译成阶级斗争的语言，一位名叫资本主义的小偷每天都在闯入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无产阶级当然有反击他夺取自己剩余价值行为的理由。也许兰斯伯里又会这样答道，他所理解的“武力”并不包含所有的制裁手段，我们美好的社会没了这些制裁就无法正常运转，但是不包括违犯第六戒“不可杀人”。
想要论证这一观点，兰斯伯里可以引用不少关于人类生命不可侵犯的话。不过在这里我们也要问一句，也许用福音书寓言式的语言来问，英国社会主义领袖们能比较好理解；假如在兰斯伯里面前，有一个强盗正挥舞着棍棒要打一个小孩，除了立刻用左轮瞄准射杀歹徒以外，没有别的方法来救小孩了，这时候他应该怎么做？如果他不打算用诡辩来搪塞这个问题，就一定会本着良心说这种例子是很罕见的。
但是这种回答仅仅是在承认，兰斯伯里在上述情况下会将他阻止杀人事件的权利移交于警察。这个专门的武力组织——警察，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满足他对左轮枪的需求，甚至让他根本就不去考虑手枪的问题。
现在，我们换一个问题，如果全副武装的罢工破坏队殴打甚至杀害罢工工人，应该怎么办？这类事情在美国屡见不鲜，其他国家也不例外。工人们不可能靠警察来反抗罢工破坏队，因为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警察都纵容罢工破坏队殴打或杀害罢工工人——众人皆知，人类生命不可侵犯这个法则并不包括他们。我们的问题如下：罢工工人是否有权用棍子、石头、左轮枪和炸弹来反抗那法西斯匪徒、三K党以及其它资本家雇佣的恶棍呢？关于这个漂亮的小问题，我们希望得到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不要含糊其辞，不要逃避责任。
如果兰斯伯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使命是给予民众适当的教育，让法西斯成不了法西斯，流氓成不了流氓等等，那他就是在骗人。当然，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灭武力——起初用血腥粗鲁的手段，然后用比较和平的手段。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行为与道德，而是与资本主义武力斗争的具体手段。
当法西斯党破坏罢工、冲入报社编辑部抢劫财物、殴打并杀害工人代表时，警察却围在外面保护这些歹徒的恶行不受干扰。只有最可鄙的伪君子才会在这种时候以“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武力的”之类的话做借口，劝工人不要以牙还牙。无疑，工人在每一次事件中，都必须视情况决定“如何”应对敌人的武力，并且要决定反抗“到什么程度”为止。这些都是实际问题中的权宜之计，与是否在原则上承认武力的必要性无关。
武力到底是什么？它从哪里来？群众的一般或紧急集体行动在什么情况下会转变为暴动？我们颇为怀疑兰斯伯里或其它和平主义者是否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除非他们参考了刑法，刑法上面清楚地规定了哪些事是不可容忍的。阶级斗争表现在持续不断的公开或隐秘的武力行动上，国家或多或少的“控制”着这些武力行动，而国家则是我们的敌人——统治阶级最有组织的武力机关的代表。
罢工是不是一种武力行动？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罢工曾是被禁止的，几乎每次罢工都会引起肢体冲突。后来，由于罢工运动逐渐的发展，换言之，由于群众武力反抗法律的行动，更确切的说，是由于群众反抗法律的行动不断获得胜利，罢工才获得合法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兰斯伯里可以认为只有和平的、“合法的”罢工（即被资产阶级所允许的罢工）才是工人斗争的手段呢？假如不是工人们在十九世纪初发明罢工，英国资产阶级也不会在一八二四年对其予以法律上的承认。而且，如果一个人承认运用武力和武力的罢工为合法，那么就应该接受一切由罢工带来结果，包括工人用适当的方法反击罢工破坏队，保护罢工的行为。
进一步说，如果工人反抗资本家或资本家团体的罢工是合法的；那么，在兰斯伯里在说工人用总罢工反抗压迫工会、摧毁工人出版社、用挑拨离间和暗杀手段冲散工人阶级队伍的法西斯政府的行为是不合法的之前，是否还要再思忖一下呢？
又有人会说，总罢工不能随意举行，它必须在非常特定的形势下才能发动。不过这是一个实际策略的问题，而不是一般的“道德”问题。总罢工可以说是工人实现自己目的的最具决定性的斗争手段，兰斯伯里和他的追随者不可能想得出其他能取代总罢工的办法。显然，兰斯伯里不至于堕落到去劝工人们静待博爱精神感化，比如说，意大利法西斯（他们多半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之流的内心。但是，如果你承认无产阶级不但有权利，而且有义务用总罢工反抗法西斯政府，那么，你也应该承认从这一点出发得出的合理结论。
总罢工——如果不仅仅是单纯示威的话——标志着社会的剧变，它将决定风雨飘摇中的旧政权的命运，决定革命阶级的声誉。只有工人阶级──尤其是它的先锋队──奋斗到底的决心才能保证总罢工的胜利。但是法西斯当然不会向这种和平示威的罢工让步。一旦真正的危险迫近，法西斯党便会动员它一切的力量去挑衅、杀戮、放火，无所不为。也许有人要问：总罢工的领袖是否可以组织工人纠察队，保护罢工工人免受武力干涉，驱散法西斯党徒并解除他们的武装呢？既然从来没有人能靠宗教圣歌消除疯狂敌人的敌意（至少在我们的记忆里没有），革命民众就当然应该将自己武装起来：起先用左轮和手榴弹，后来用来复枪、机关枪和大炮。难道在这种时候就不能动用武力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会彻底陷入抽象和可耻的矛盾中。不去保护自己免遭武力摧残只是懦弱的表现，这样的总罢工注定要失败。只有疯子或叛徒才会号召大家做这种斗争。事物的逻辑不会因兰斯伯里而改变，“非武装”罢工也会导致武装冲突。这种情况在经济罢工中很常见，对于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革命政治罢工而言，武装冲突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否定武力的人一定会就是否定斗争的全部，换句话说，这种人一定会站在统治阶级一边，为统治者的胜利而战。
但是问题不止于此。我们假定总罢工的目的是要推翻法西斯政权。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得让国家机器缴械投降。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直接与反动军队作战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或把军队争取到革命的一边来。这两种方案并不是绝对的。革命只有打倒反动军队中最强大、坚决、可靠的一部分，并将其余的武装力量争取到自己这边来，才能坚持到胜利。同样的，只有让动摇中的政府武装力量深信：工人群众并非只是在表达他们的不满，而且还拥有不惜一切代价推翻政府的坚定决心，任何残酷的斗争都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只有让动摇的军队明白工人的决心，才能将他们争取到人民的一边来。总罢工的领导的政策愈是因循、犹豫、软弱，军队方面便愈不会动摇，他们拥护现政权的决心便愈加坚固，他们在危机中赢得胜利的机会也就愈大。而且，一旦他们赢得胜利，就一定会用尽一切血腥的手段镇压工人阶级。
换言之，当工人阶级为了自身的自由，不得不实行政治总罢工的时候，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罢工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局部或全部的武装和半武装冲突；他们必须了解，只有迅速挫败罢工破坏队、捣乱者和法西斯匪徒的意图，才能保护罢工免遭失败；他们必须明白，前途未卜的政府迟早会在斗争的某个时间点上将武装部队调到街上来应战，革命群众和这些武装部队冲突的结果将会决定现政权的命运和无产阶级的出路。工人必须首先利用各种方法，通过初步的煽动将军队争取到民众方面来；同时工人也得明白，政府手上总是留着几支非常可靠或比较可靠的部队以备镇压起义；所以，这个问题终究还是要以武装冲突解决。为此，革命群众事先要进行周密的计划与准备，并在战斗来临时带着全部的革命决心迈向战场。
要想打落反动派手中的武器，缩短内战的时间，减少牺牲人数，非得拥有最强大的勇气不可。没有这种信念，就不可能敢拿起武器去战斗；不敢去战斗，就无法组织起总罢工。而且，拒绝总罢工就意味着抛弃严肃的斗争。一旦抛弃斗争，剩下的便只有那些奴颜婢膝的说教——那些官方教育、执政党、形形色色的神父和……反对武力的社会主义说客们的说教。
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理想主义哲学家在现实中靠面包和肉等世俗食物为生，碰到汽车时也得让道免得自己被压死（而不是靠自己“不朽的灵魂”去克服汽车问题）；现在的和平主义者、软弱的武力反对者、道德“理想家”也是一样的，一旦有什么东西触及了他们的直接利益，他们就会去直接或间接的借助和利用政治武力来解决问题。兰斯伯里显然不缺乏类似特点，相较于其他人，诉诸政治武力的冒险对他来说更是家常便饭。一九二五年三月九日，下议院讨论失业问题，兰斯伯里回顾一九二十年通过的失业保险法“并没有保障工人和他们家庭的生活，用达比爵士（LordDerby）的话来说，而是在防止革命。”兰斯伯里又往下说道。在一九二十年，所有在军队里服务的工人都被纳入受保人群中，因为当时的政府不太确信工人们会把来复枪转向他们所期望的方向（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泰晤士报》）。议会会议记录显示，在这几句话之后，“反对派（工党）席位响起了喝彩声”，而执政派席位上传来了“噢！”的叹息。
兰斯伯里不相信革命武力。但是他无论如何都会同意下述来自达比爵士的意见：对革命的恐惧导致了国家失业保险法的诞生。兰斯伯里现在正领导一场反对废除保险法的斗争；因此可以说，这条因为对革命的恐惧而产生的法律为工人阶级带来了一定的好处。革命武力的益处便不言而喻了。因为——出于对兰斯伯里的尊重——如果没有革命，便不会有人害怕革命；如果工人不可能在特定条件下调转枪头，反对政府，政府也不会害怕这种事情的发生。因此，兰斯伯里所谓的不相信武力是一种纯粹的空想。实际上他本人就在利用武力，而且按理而言，他至少每天都在使用这种武力。实际上他甚至在享受着过去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中革命武力所取得的成果。他拒绝将自己的思想串联起来，并得出结论。他反对以革命武力取得政权，换言之，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以革命寻求彻底的解放。他只接受那些不超出资本社会框架的武力。他实在有点像某些素食主义者，这些人在心安理得地吃着鸭肉和兔肉的同时，居然还带着正义的愤怒去反对屠宰牛羊等大型动物。
我们能够预见，兰斯伯里先生，或者一些比兰斯伯里更善辩伪善的思想家，肯定会反驳道：“是的，为了反抗法西斯，反对一切专制政府，一定程度上的武力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并不反对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在民主政治下使用武力的行为。”一旦他们说了这种话，我们就要立刻将其作为在原则上让步的典型例子记录在案，因为我们讨论的不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或适宜使用武力。我们讨论的是，是否可以用抽象的、空洞的人道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待武力。
当他们对我们说，不能在在民主制下使用革命武力时，问题便被他们转移到另一方面去了。我并不是在说反武力的民主主义者要比基督教人道主义者高明，而且要证明这一点实在太容易了。
革命武力是否可以和适宜使用，必须由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民主程度”决定吗？历史经验早已完全否定了这一点。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和和平的合法的改良主义两种倾向之间的激烈斗争，早在共和制和普选权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从宪章运动开始一直到一八六八年，英国工人没有任何选举权，即没有让工人运动“和平”发展的基本政策。虽然如此，宪章运动还是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主张使用武力的群众，另一派主张依靠道德力量——它主要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贵族组成。
尽管德国议会在霍亨索伦王朝时期非常虚弱，社会民主派里也存在着议会改革和革命大罢工两种不同主张的斗争。甚至在六月三日之后沙皇政权之下，孟什维克也能躲在争取合法化的口号之下，放弃和变卖革命斗争。
因此，将资本主义共和制和普选权视为改良主义和合法化理论的基本前提的行为，是理论上的狭隘、精神上的健忘或道德上的伪善的结果。立法改良在本质上表现了奴隶对奴隶主的制度和法律的服从。究竟制度里是否包含普选权，究竟国家领袖是国王还是总统，这类问题，哪怕连投机家也认为是次要的。投机家通常跪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偶像之前，同意只钻资产阶级为他开好的狗洞来达成他的“理想”。但是，这些狗洞都做得很小，谁也钻不过去。
什么是民主政治，它是从哪里来的？换句话说，哪个地方，哪个国家达到了不准使用武力的地步？比如一个有君主制和贵族上议院的国家能被称为民主国家吗？是不是可以用革命去推翻这些机构呢？也许有人会回答说，英国下议院拥有足够的力量，如果它认为有必要，完全可以废除王权和遣散上议院，所以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在这个国家里完成民主政体。我们暂且不谈这点。下议院本身的情况又如何呢？甚至用正统民主主义的观点来看，它真的可以被称为民主机关吗？
当然不能。事实上仍然有很多人被剥夺了选举权。只有三十岁以上的妇女和二十一岁以上的男性才拥有投票权。工人阶级开始工作的年龄很早，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降低年龄限制是基本的民主需求。另外，英国选区的划分非常不公平，工人议员需要获得相当于保守党议员两倍的票数才能当选。
议会通过提高年龄限制，排除活跃的男女青年，将国家命运交付给了以老一代为主的人群。这些老人对生活已经感到倦怠，比起眺望未来，他们更愿意盯着脚下。年龄限制之所以这么高，其用意便是如此。利欲熏心的选区几何学（geometryofelectiondistricts研究如何在选举区划分上取巧）使保守党一张票能当工人两张票来用。所以，即便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来看，现在的英国议会也在公然愚弄人民的意志。
工人阶级能不能——即便从民主主义原则来看——要求现在享有特权、或者说实际上篡夺了下议院的人制定真正民主的选举法呢？但是如果议会拒绝了工人阶级的要求——我们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最近鲍德温政府还拒绝让女性在选举年龄方面享有和男性同等待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是否有“权力”利用总罢工强迫篡权者们制定民主的选举法呢？
我们进一步假设，如果现在这个被篡夺的或者某个更民主一点的下议院，决定废除王权和上议院——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不意味着被证明为议会少数派的反动阶级会无条件承认这个议案。不久之前，我们还看见阿尔斯特的反动派，因为与英国议会在爱尔兰内政问题上意见不合，在卡森爵士的领导下公然发动内战。当时，这些阿尔斯特叛党得到了英国保守党公开的支持。但是，肯定有人要向我们解释说，特权阶级反抗民主议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等同于公开起义，这种叛乱当然应该由国家军队平定。让我们把这个解释放一放，先从上述说明中得出几条具体结论。
我们假设工党在下次选举获得胜利，成为了议会多数派，它开始下定决心用合法的方式，将地主的土地无偿转交给农民和长期失业的工人，向资本收取高额赋税，废除王权和上议院等可恨的制度。毫无疑问，面对议会的挑战，有产阶级不会善罢甘休；而且警察，法庭，海陆军队都被他们牢牢掌握在手中，那他们没有不抵抗的道理。英国历史上的那次内战就是一个例子，当时国王依靠下议院的少数和上议院的多数对抗下议院的多数和上议院的少数。这件事发生于一六四零。只有一个白痴，我们重申一遍，只有一个无药可救的白痴，才会当真以为基督教人生观、人道主义思想、民主主义精神等其它冠冕堂皇的东西在这三百年间取得的巨大成功，能够防止以新的阶级形式为基础的内战在二十世纪的重演。同样，阿尔斯特的例子告诉我们，有产阶级在议会──他们自己的机关──被迫去限制他们的特权时，是绝不会作壁上观的。
所以，要取得国家政权，就必须准备好应对有产阶级的抵抗，以及因抵抗而来的种种情况。如果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府掌握了英国政权，就算它是通过极端民主的过程才掌权的，也无法避免内战。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于心。工人政府将被迫去镇压特权阶级的反抗。而利用旧政府机关，旧警察，旧法庭，旧军队是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的。经议会产生的工人政府将不得不为自己创造新的革命的机关，并且让工会和工人组织成为自己坚固的柱石。这一切都会大大增强工人群众的活跃性和首创性。在与剥夺阶级直接斗争中，各个工会将积极地互相靠近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上到下都紧密结合在一起，很快地到达需要成立地方代表大会，即工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步。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府，也就是说，一个将无产阶级利益贯彻到底的政府，将会发现自己必须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也就是有产阶级的工具，并用工人委员会取代它。这意味着，按民主程序产生的工人政府──假如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最后还是必须靠革命阶级的武力来打击反动派的顽抗。
我们之前说过，现在英国的议会制已经严重扭曲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则，如果不借助革命武力，不管是实现公平划分选区还是废除王权和上议院，都是不可能的。就算我们假设这些要求已经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伦敦议会就会成为真正民主的议会吗？不！伦敦议会是奴隶主的议会。即使英国议会以最理想和最正统的民主主义精神代表英国四千万人民，它还是通过了针对印度三亿人民的法津，它还是支配着英国用武力统治各殖民地所得的财源。印度人民不能参与到决定他们命运的立法过程中去。
英国式民主和雅典的民主颇为相似，平等的民主权利（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仅限于“生来自由的人”，而且这些“权利”是用“下等”民族的自由换来的。每个不列颠群岛的居民平均有九个殖民地奴隶。退一步讲，就算我们不能在民主制下使用革命武力，这个规则也不适用于印度人，因为他们起来反抗的并不是民主政府，而是压迫他们的专制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真正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英国人是不会承认英国为印度和埃及等地制定的法律具有民主约束力。英国全部的社会生活都有赖于殖民统治，而殖民统治以这些法律为基础。很显然，作为贪婪殖民统治重心的英国议会的一切活动，在根本上都是反民主主义的。从民主主义一贯的观点来看，不得不说：在印度人埃及人等等得到彻底的民族自决权（即独立权）之前，或者在他们能选派和英国议员享有同等权利的代表加入帝国议会之前，印度人、埃及人以及英国的民主主义者便有权利起来反抗，反抗只代表一小撮人的议会建立的政府。上述关于英国的结论仅仅是我们用民主主义标准，而且是严格运用民主主义标准，讨论使用武力的问题得出来的。
英国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否认被压迫群众具有使用武力的权力，他们的可耻行为抛弃了民主主义，表现了他们对少数人奴役成百上千万人民的帝国主义专制政治的赞成。我们请麦克唐纳先生在用民主主义神圣不可侵犯教训共产党人和谴责苏维埃政权之前，还是先扫好自家门前的雪吧。
在之前的论述中，我们首先用“人道主义的”、基督教的、教士的观点讨论了武力问题，并且向社会-和平主义者指明：他们试图摆脱无可避免的矛盾，实际上是在被迫放弃自己的论点，承认在民主范围之外的革命武力是合理的。然后我们进一步证明，用民主的观点反对武力和用基督教的观点反对武力一样难。换言之，我们只用社会-和平主义本身的标准，就揭露了它前后矛盾、虚假和伪善的本质。
但是，我们完全不打算接受他们的标准。议会民主的原则对我们来说，从来都不是解决革命武力问题的最高标准。人类并非为民主而生，民主不过是辅助人类发展的工具之一罢了。一旦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阻碍了人类进步，它就应该被毁灭。被人捧上天的正统民主原则和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过程源于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源于由生产力的发展，源于资本主义在国内和国际各方面不可解决的基本矛盾，源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激烈的斗争。一切的历史进程以及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向我们表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让我们的文明免于腐朽和毁灭。只有在无产者革命先锋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才能带领着宗主国和殖民地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夺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我们一切活动和政治决议都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我们认为，用民主的抽象原则和法律条款来评判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一种反动迂腐的行为。我们认为，只有以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为出发点，才能正确的评判民主。我们只关注问题的核心，它的表面无关紧要。只有那些脑子摔坏了的费边派先生们才会成天唧唧歪歪什么“狭隘的阶级观念”。他们想让无产阶级提出的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从属于书呆子的榆木脑袋。这些人是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名义制造混乱的墙头草，他们的思想和他们小资产者的狭隘阶级视野紧密相连。资产阶级在他们的财产和革命无产阶级之间摆了一面民主主义屏风。于是，社会书呆子主义者便对工人们说：你们必须控制生产资料，但是，你们只能使用合法的手段在这个屏风上弄出应该弄的小孔。不过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推倒这道屏风呢？啊，快不要那么想吧！为什么不要那么想？因为我们若以这种手段拯救社会，那就是把那复杂的政府实力和哄人的场面根本推翻了，这种场面不是资产阶级教我们认为神圣的民主的吗？
头两步被我们说服了之后，这些反对武力的人也许要退到第三道防线上去。他们也许赞成将那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玄学思想抛开，退一步保持第三种主张，要靠纯粹的政治计谋和手腕实行那修正的，民主主义的，和平的议会政策。譬如，他们有些人便要说：当然，耶稣的教训并不能给我们一个避免英国资本主义的矛盾的方法；连民主政治也不是一种神圣的制度，不过是历史的发展一种临时的有用的产物罢了；但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不利用民主的议会和它的一切方法作实行取得政权和改造社会的立法工具呢？因为要想实现社会革命，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方法，并且以目前的情形而论，这也是一种比较经济的方法。
我们共产党人决不是愿意劝英国无产阶级反对议会。不但如此，从前有些英国共产党人表示这种趋向的时候，他们还在国际大会的时候受过我们的反对。所以我们的问题并不是议会政策根本是否值得运用，而是议会对于社会进化处的是什么地位；各阶级的实力究竟是在议会里面，还是在议会以外；这些实力互相冲突，将取什么方式，将在什么场所；资本主义为保全它的生命和发展而造成的议会，是否可以由无产阶级用来作为推翻资本主义的工具？
为回答这个问题起见，我们必须设法明了英国政治的进化将来的途径，并且至少要有几分确切的了解。当然，这类推测未来的尝试也许只是假定的，普泛的。但是若不下这番推测的工夫，我们便只好完全在暗中摸索了。
现在的英国政府在议会里占着可靠的多数。那么它说不定能继续当权三四年，虽然时间也许会更短些。在这段时期内，靠鲍德温“调和”演说上台的保守党政府最终会暴露自己的无能，人们会发现它根本无法解决战前英国遗留的一切矛盾和溃疡。对于解决英国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一个——长期失业问题，保守党已经不抱幻想。扩大出口是不可能的。来自美国和日本的竞争日趋增长，德国工业也正在复苏。为了阻止币价贬值，法国也在扩大出口。鲍德温声明政治家无法拯救工业，工业必须想办法自救。恢复金本位的努力将使国民和工业蒙受新的损失，这会导致不满和恐慌情绪的进一步增长。英国工人阶级的将迅速激进化。
危急的形势将导致工党上台。但是，我们有理由担心，不如说，希望事变的进程会让鲍德温倒霉，当然麦克唐纳也不例外。首先，我们预计工业劳资冲突数目会快速增长。劳资冲突的频发意味着工人会对他们的议会代表施加更大的压力。不管是那种情况都不会对那些歌颂鲍德温的调和演说和为柯曾之死哀悼的领袖们的口味。工党党内和它在议会里的形势必将日益严峻。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老虎不久就要露出它的利爪，不再继续抱着渐进主义打呼噜了。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唐纳能否将他的领袖地位维持到下次选举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确定的，我们只能对其进行一定的揣测。无论如何，工党右翼和工党“左”翼的关系必将恶化，更重要的是，群众肯定会越来越倾向革命。
有产阶级会越来越不安，越来越注意工人阶级队伍里的种种事件，并且提前为未来的选举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选战的氛围肯定会变得紧张起来。上次选举时在资产阶级报纸和各大会议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伪造文件事件，不过是未来选举苍白的影子。
假如没有直接引起内乱（这是有可能的），选举的结果可能是以下三种：保守党以微弱的优势占多数，再次取得政权；或者像去年一样，两党都不占绝对多数，唯一不同的是政治环境远不如当初适于妥协政策；再或者工党占绝对多数。
假如保守党再次取胜，愤怒与焦躁将不可避免的在工人阶级内滋长。要求整治选举机制和不公平的选区划分的呼声一定会高起来。人们会更强烈地要求重新选出一个更民主的新议会。这将把工党的内部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为革命分子创造出更加有利的环境。
保守党会在事关自己命运的问题上做和平让步吗？不可能。相反，一旦政权问题变得紧张，保守党就会借助托马斯等上层人物，借助那些不肯缴纳政治募捐的工会会员的力量，试图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保守党很可能会主动挑起局部的冲突，尝试用武力镇压工人，威吓领导工党的自由主义市侩，藉此平息工人运动。
保守党的计划有可能成功吗？有可能。到目前为止，领导着工党的都是些瞎了眼睛、毫无主见、根本不了解社会现实的家伙。他们使保守党能更容易的在运动更加高涨的时期对工人阶级发动攻击。在事变中，工人阶级将遭受或多或少的失败，但都是暂时性的。当然，这一切都和“妥协派”所说的和平的议会道路毫无共同之处。不过这种失败将导致下一阶段重新振作起来的阶级斗争更具革命性，自然是在新领袖的领导之下。
假如两党都不占多数，议会便会瘫痪。工党-自由党联合政府几乎不可能再次出现了，阶级间与两党间的关系已经恶化，最近事变的经验更让他们无法联合。保守党-自由党联合政府出现的可能性不小。但是它实际上和保守党占议会多数的假设是一样的，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这种情况可能带来的结果。回到我们假设的情况，如果两党始终不能达成一致，唯一的议会解决办法便是修改选举制度。这样选区问题和第二轮投票问题等便会成为两党争夺政权的核心问题。可是，议会被分成势均力敌的两派，谁也无法掌握政权，这样的议会真的能通过新的选举法吗？很有问题。无论如何，议会需要来自外界的强大压力。没有绝对多数的虚弱的议会恰好给这种压力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再一次，我们又得出了革命的观点。
然而，我们认为这种中性局面不值一提。不稳定的议会迟早要倒向其中一方，最后形成保守党或工党政府。我们已经研究了保守党政府产生后的情况。至于另一种情况，成立工党政府，是我们希望见到的最好的情况。因此问题是：假如工党在议会里得到了绝对多数，并且成立了政府，它可不可能在实行和平将各部门工业收归国有路线的框架下，用议会制的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为了不把这个问题弄得太复杂，我们假设在下次选举之时，对自由党持妥协态度的麦克唐纳集团还是工党方面的领导集团，这样的话工党的胜利会产生麦克唐纳政府。这次麦克唐纳政府不可能重复以前玩过的把戏：首先，根据我们的推测，它有稳固的多数作为后盾；第二，党际关系在接下来一段时期不免更为紧张，尤其是工党获胜之后。现在保守党还占据着绝对的多数，他们倾向于用屈尊俯首的态度款待麦克唐纳们和托马斯们。但是保守党人比冒牌社会主义者更有出息，一旦丧失了多数派的地位，就会马上露出他们的爪子。保守党一定会动用这样的或那样的，议会的或非议会的手段阻止一个稳定的工党政府产生。就算他们失败了，少数派的保守党也会竭尽全力利用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军队，上议院和王室，阻碍工党政府行政——这还算是比较和平的方法。
摆在保守党和自由党余党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败坏工人阶级政府的名声。因为这场战斗事关生死。从前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争执根本不算什么，它终究斩不断有产阶级的“家庭”纽带。工人政府在税务，国有化和行政真正民主化方面一切的重要改革，都会激起工人群众的巨大热情。吃得愈多，胃口愈大，一旦稳健改革成功，后面的改革免不了会愈来愈激进。
换言之，日子愈久，保守党重夺政权的机会就愈小。保守党对此不可能不明白，这不再是平常的政府换届，而是以议会为开端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产阶级手中尚有大量资源可以用于阻碍议案和法律的通过，妨碍行政管理。不管是谁在议会里占多数，国家机器从头到脚都始终与资产阶级紧密相连。其中包括：整个新闻界，地方政府的主要机关，学校，教会，无数的俱乐部和各种自发团体。他们控制着各大银行，国家财政系统，最后还有运输和商业机关。伦敦——包括工人政府——的日常食品供给都有赖于大型资本主义公司。不言自明，这些巨大的机关都会被投入反对工人政府的残暴的运动中。资产阶级一定会试图让政府的努力化为泡影，他们会靠威胁政府，分化议会多数派并且制造财政恐慌，切断食品供给，关停工厂等等手段，恐吓工人组织的上层，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只有傻瓜才会意识不到，要是工人政府真的掌权了，资产阶级一定会闹得天翻地覆，鬼哭狼嚎。
人们现在谈所谓的英国法西斯主义，更多是出于好奇，但是这种好奇还是能说明几分问题的。现在的保守党还高枕无忧，无须借助法西斯主义。但是随着党与党之间关系逐渐紧张和工人群众日渐强硬好战，随着工党赢得胜利指日可待，保守党右翼必然会渐趋于法西斯主义。随着国家一年比一年穷，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境况变得极端窘迫，再加上长期失业的存在，英国要产生法西斯党是很容易的。
所以，工党赢得选举之后，保守党不但会得到官方的国家机关的支持，还可以得到非官方的法西斯党的拥护。恐怕在议会来得及宣布第一个煤矿国有化的决议之前，保守党就会开始进行血腥的破坏工作。工人政府应该怎么办？要么可耻地屈服，要么粉碎反动派。粉碎反对派决非易事。爱尔兰的经验证明，想要粉碎这一类反动派，坚实的物质实力和强硬的国家机关都必不可少。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工人政府都没有。警察、法庭、军队和地方武装总是站在破坏者、匪徒和法西斯党一边。因此必须解散行政机关，用工党分子代替反动派不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很明显，这种严厉的应急手段，尽管完全合法，一定会加剧反动资产阶级联盟的合法和非法的反政府行动。换言之，内乱还是会爆发。
可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取得了政权的工党，非常谨慎、非常得体、非常熟练的推行它的政策，使资产阶级──怎么说好呢，觉得没有必要积极抵抗？这种假设实在是太可笑了；但是我们知道麦克唐纳和他的朋友们的夙愿正是如此。这位冒牌的工党领袖曾经说，工党采用的改良政策一定是经过“科学证明”的（我们很清楚麦克唐纳的“科学”到底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工党在实行任何改良措施之前，一定要先看一看资产阶级的眼色。假如事事都依着麦克唐纳的善意和他那些经过“科学证明”改良政策，内乱永远都不会爆发——因为资产阶级没有开战的理由。假如第二届麦克唐纳政府还像第一届一样，那我们甚至连通过议会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都不需要讨论了，因为伦敦城预算案与社会主义预算案毫无共通之处。
即使工党政府仍旧和从前一样，它的政策也要做一些变通。将麦克唐纳推上权利宝座的工人阶级的怒涛，不可能马上功成身退，老老实实的平息下去。不，工人阶级的要求会迅速增长。现在再也不会有人给自由党投票了。保守党、上议院、官僚集团和王室的反抗只会让工人们倍加活跃、焦急和忿怒。资本主义媒体的造谣和中伤将让他们更加激动。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工人政府拿出十二分的革命精神，也难以跟上他们的要求。再看看麦克唐纳、克莱恩斯和斯诺登之流，如果他们能表现出革命精神，太阳都会从西边出来。麦克唐纳政府将夹在革命群众和资产阶级之间，被双方的攻势推着滚来滚去，这个政府满足不了任何人的要求，只会让他们恼怒。政府的迟钝让资产阶级大发雷霆，让工人阶级怒不可遏，这将点燃内战的烽火，剥夺政府领导无产阶级的资格。
这时革命派一定会壮大起来，工人阶级中最有远见，最坚定，最革命的一部分将取得成功。麦克唐纳政府迟早得向保守党或者革命政府让位，前者将实行毫不妥协的法西斯政策，后者代表工人阶级的意志，有能力完成社会主义事业。不管最后是哪种情况，内乱都要爆发，两大阶级将展开全面的冲突。如果保守党获胜，工人组织便会被无情的摧毁；如果无产阶级获胜，革命专政将粉碎剥削阶级的反抗。先生们，你们不喜欢这样吧？对此我们表示无能为力。我们和你们一样，不能支配社会运动的原动力。我们什么都“命令”不了。我们只能分析。
有些“左派”人物对麦克唐纳持半拥护半反对的态度，他们也和麦克唐纳一样持民主主义立场。其中也许有几位要说：如果资产阶级企图反抗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政府，工人政府当然不惜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但是这并不是阶级专政，而是民主国家的力量……
继续在这方面争辩下去是无用的。社会的前途并非取决于议会选举的结果，而是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冲突中的实际阶级力量对比。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选出的是三百零七个占少数的工党议员还是选出三百零八个占多数的，是议会拜物教的表现。
请问，如果保守党眼看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工人政府即将诞生，于是拒绝民主化选举制度并且提出新的限制，那该怎么办？呆子们说道，“不可能！”他们不知道，人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现在英国上层圈子已经开始进行各种筹备，试图改组和增强上议会的力量。麦克唐纳曾说，他很理解保守党领袖们为什么对这件事非常上心，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自由党会为此事出力。”我们的圣人不理解为什么自由党要巩固第二道防线来抵御工人阶级的攻势！他之所以不明白，正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是个极度狭隘、卑鄙、粗野的自由主义者。他不知道资产阶级打算动真格，不知道他们正准备赌上性命去战斗，不知道上议院和王室将在战斗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保守党若能削减下议院的权力，进行一场合法的政变。不管这项任务对保守党来说有多困难，一旦他们成功增强了自己的力量，比起在工党政府成立之后再组织反对派，前一种情况对保守党更加有利。
有些“左派”空谈家也许会说，如果发生了那种事，我们会号召群众反对他们。使用革命武力，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吗？因此是不是只要保守党先发制人发动政变，包括用合法的议会的方式发动政变，我们就可以使用革命武力，而且是非用不可呢？那样的话，说使用革命武力是加强无产阶级力量，削弱或击退敌人，加速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权益之策不是更简单一些吗？
“如果保守党‘敢’，我们就马上起来反对他们”，空谈客的允诺实际上一钱不值。一个人不能在平常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套话麻痹群众，在被人一拳打到脸上以后就站出来号召唤群众武装反抗。这是在帮助反动派毁灭无产阶级。群众在从事革命性反抗前，必须在心理上、物质上和组织上有所准备。他们必须清楚阶级斗争会一天比一天更激烈，并且知道斗争激烈到一定程度便会转化为内战。工人阶级的政治教育和领袖选择必须以此为标准。我们每天都要和妥协的幻想进行斗争，就是说，一定要打倒麦克唐纳主义。这就是我们目前唯一的任务。
撇开具体现实不谈，可以说麦克唐纳曾经有过一次机会，让社会主义过渡的难度大大下降，并将内战造成的动荡降到最低限度。那就是工党第一次取得政权的时候。假如麦克唐纳一上台就用果敢的计划对付议会（废除王权和上议院，征收高额资本税，主要行业国有化等）并将其解散，拿出革命的决心诉诸全国。如果能做到，他也许能够趁有产阶级不是很警惕的时候将其制服，不给他们集中力量的机会，并且藉着工人阶级的进攻粉碎他们，趁英国法西斯尚未成气之时控制和重塑国家机器。然后，我们就可以按议会的门路进行革命，让革命“合法化”，最后坚定地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性。我们需要不同于工党的党和不同于麦克唐纳们的工人领袖才能完成上述任务，不过它将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作为我们假设的前提。我们之所以把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放到过去发生的事中分析，无非是要藉此表明，既然过去没有实现，将来更没有这种可能。虽然第一届工党政府软弱无能，但是它的诞生已经让统治阶级空前警惕起来。统治阶级再也不会走神了，他们现在比以前警觉十倍，时刻监视着工人阶级和发生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切事情。高尚虔诚的基督教徒鲍德温在三月五日的议会演说中，发表了出人意料的声明：“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开第一枪。”当时工党议席上居然还有几个笨驴还为他鼓掌。鲍德温的演说无疑是在承认英国将来必有战端。他只是希望，至少希望在中间阶级看来，将未来内战的责任预先转嫁到他的敌人──工人阶级──身上。这正是各国外交时惯用的伎俩，开战前先把责任全推到对方头上。
当然无产阶级政党也想把内战的责任回敬给资本主义的头头们，而且说实话，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工党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更有理由做这种事。诚然，保守党对下议院的进攻将成为鼓动无产阶级最“高尚的”理由之一，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引起革命冲突的理由，而是如何夺取政权并实现社会主义。议会根本不能保证和平过渡：阶级的革命武力是不可或缺、不可避免的。为此，群众必须做好准备，必须做好功课，必须学会和适应运用革命的铁腕。训练的第一步就是与腐朽的麦克唐纳主义做毫不妥协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一个上议院委员会宣布萨摩赛特公爵的爵位应传给某位西摩先生。由此这位先生将得到上议院议员的地位，不过在此之前得解决一个问题：新贵西莫先生的祖宗，西摩大佐在一七八七年结了婚，但西摩大佐结婚的时候，他妻子的前夫是还活着，或已经在加尔各答死了呢？
正如我们所见，它是关乎英国民主政治命运的首要问题之一。《每日先驱报》的编辑在讨论西蒙议员的祖宗的妻子的前夫的逸闻时，顺便反驳了某些人说他希望在英国实行苏维埃制度的指责，“不，不，我们只主张和苏联通商，决不主张在英国建立苏维埃政权。”
请问，在英国技术、英国工业和英国工人阶级文化教养的基础上建立苏维埃制度，究竟有什么不好？我们请《每日先驱报》仔细想想，苏维埃制度可以为大不列颠带来什么。
第一，废除王权，从此斯诺登夫人再也不必为每日操劳过度的王室而担心了。第二，废除上议院，那些因为在加尔各答死得非常及时的曾曾祖母的前夫而坐上上议院席位的西摩先生们，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第三，废除目前的议会，我们都知道，连《每日先驱报》都天天骂它虚伪无能。苏维埃将一劳永逸的清除寄生在土地上的地主。各基本工业部门将归入占全国人口压倒性多数的英国工人阶级手中。保守党与自由党主要的报纸和出版社可以于工人群众的教育事业。一九二〇年罗伯特·威廉斯【译者注：罗伯特·威廉斯RobertWilliams，英国工会的创始人，赤色国际的发起者，《每日先驱报》总监】曾说：“让我在舰队街专政一个月，我就可以把统治者制造的迷梦统统打碎！”现在威廉已经背叛，但舰队街还在等待无产阶级的到来。
实行苏维埃制度后，工人就不用在按不公平方式划出的骗人的议会选区中投票，而是直接以工厂为单位选出代表。工人代表委员会可以从上至下重塑政府机关。出身门第与财产带来的特权将连同靠银行经济支持为生的假民主一起消失。一个能够对政治经济进行统一管理的真正的工人民主政府将会上台。这个以群众为基础的政府对英国而言是史无前例的，它将开创英国与印度、埃及等殖民地自由、平等、友爱的新关系，并立刻与工农俄国结成有力的政治军事联盟。联盟将对未来许多年作好规划。两国的经济计划将按互利原则彼此参照制定，每过若干年修订一次。通过互相交换原料、产品和人力，取长补短，英国工人和俄国工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水平都将得到极大提升。
怎么想都不是件坏事，对吧？为什么要怕别人指责你们想在英国建立苏维埃制度，为什么要为此为自己辩护？资产阶级操纵舆论恐吓工人，想让他们不敢打击英国现政权，工党报纸非但没有无情的揭露资产阶级迷惑群众的反动政策，还毕恭毕敬附和它，拥护它。这也是麦克唐纳主义。
和欧洲一样，英国的机会主义者也经常说，布尔什维克现在是靠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实行专政，这违背了他们的原则。关于这点，只要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对一般民主问题的观点的发展，便可以得到不少收获。在这里，我们只举两段话。马克思的门徒兼亲密战友，拉法格在一八八七年曾简单描绘过法国革命的蓝图：
“工人阶级将在各工业城市中占统治地位，这些工业城市都将成为革命中心并建立联邦，以便把农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并克服在一些商业城市和沿海城市（例如哈佛尔、波尔多、马赛等）中出现的反抗。
在各工业城市中，社会主义者必须夺取地方机构的权力，武装工人并且按照军事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布朗基曾说过，谁有武器，谁就有面包。他们将打开监狱的大门，释放那些小偷，而把诸如银行家、资本家、大工业家、大财主这样的大窃贼关进去。不会虐待这些人，但将把他们当作人质，以担保他们本阶级的良好行为。
革命政权将通过简单夺取这样的方式而建立起来，只有当新政权完全掌握局势的时候，社会主义者才会实行真正的普选制，以便使自己的行动得到确认。资产者曾经很久不让穷苦阶级获得选举权，因此，如果在革命政党巩固自己的胜利以前剥夺所有原先资本家的选举权，他们不应对此大惊小怪。”
在拉法格看起来，革命的命运不是由立宪会议决定的，而是由在与敌人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革命的群众组织决定的。
“一旦建立起地方革命机关以后，这些机关必须通过派遣代表或其他方式建立中央政权。中央政权必须承担义务采取符合革命利益的普遍措施，并且防止组成反动党派。”
拉法格并没有对苏维埃制度进行任何阐述，这些只是他根据革命经验所得到的结论。但是，由与反动派斗争的各地方革命机关选举代表建设革命中央政权这种思想，已经很接近苏维埃制度的理念了。无论如何，拉法格对民主问题的立场在这已表现得非常清晰了。工人阶级只能靠革命夺取政权。“普选制”，拉法格讽刺道，“只能在无产阶级完全掌控国家机关之后才能采用。”但是即便到了那时，资产阶级还是不能拥有选举权，大资本家必须变成我们的人质。
对拉法格与马克思的关系有点了解的人都会明白，拉法格是在与马克思频繁交流的基础上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如果马克思本人不曾对这些问题详加讨论，那只可能是因为他认为革命阶级专政实在是天经地义。不过，马克思对该问题的讨论，不仅限于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还包括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这些例子都足以让我们相信，拉法格只是在发挥马克思的思想。
赞成用阶级专政反对庸俗民主的不只拉法格一人。这种思想早在宪章运动时代就已经相当发达完备了。报纸《贫民卫报》（ThePoorMen’sGuardian）在讨论争取扩大选举权范围时，曾经提出过非常先进的理念。该报文章《唯一的真正的改革》的作者说，“按道理来说，制定法律本应该是生产者的特权。”（注）宪章运动之后的阶级斗争史似乎早在宪章运动时期就得到了总结，这足以说明宪章运动的意义到底有多大。此后的运动在许多方面都有所退步。工人运动的基础扩大了，也得到了新的经验，它必将在更新更高的基础上回归宪章运动理想，并且重拾宪章运动的主张。
（注）麦克思·皮尔在他的《英国社会主义史》第一卷三百〇七页所引的。 |
第四章费边派的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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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费边派的社会主义“理论”
现在让我们克服那发自内心的厌恶感，来读一读麦克唐纳在辞职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详细的阐述了他的观点。我得事先警告读者，麦克唐纳的文章犹如一个充斥着令人窒息的樟脑味的旧家具铺，里面摆满了各种被蛀虫蛀烂的垃圾。
“在感情和道德方面”，麦克唐纳首先说，“在精神范畴，社会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教。”这句话瞬间就暴露了麦克唐纳，一个乐善好施的资产阶级，一个从外面跑进来“服务”——确切的说是高高在上的弯下腰来拯救——群众的左派自由主义者。这种态度源自于当年在伦敦工人社区里安家、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激进知识分子。然而，对于工会的直接产物工党来说，这话真是时代的一个莫大的讽刺！
我们决不能仅仅从字面意思来看“宗教”二字。在这里，麦克唐纳讨论的不仅仅是基督教，而且是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是以《圣经》为基础的”，麦克唐纳说道，“它是一种绝妙的构想（托著：原文如此），也是一种将政府与社会基督化的坚定的努力。”这种观点显然到处都是漏洞。第一：据统计，正式确定自己是基督教徒的人占全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那么，非基督徒该怎么办呢？
第二：无神论已经在基督教徒中，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教徒中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尽管到目前为止，这种趋势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尚不明显。但是人类，包括基督徒，肯定不全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例如有一亿三千万人口的苏联，在这里无神论是受官方承认的国教。
第三：英国统治了印度数百年。同样是这个英国领导着欧洲各国瓜分了中国。尽管受到了长期的支配，印度和中国基督徒的增长速度却远不及欧洲无神论者的增速。为什么？因为在中国人和印度人看来，基督教是压迫者的宗教，是侵略者的宗教，是奴隶主的宗教，是入室抢劫的强盗的宗教。中国人知道，教士是被派过来为外国军舰开路的。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上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配作社会主义的基础吗？这是对中国而言还是对印度而言？
第四：据官方记载，基督教已有一千九百二十五年的历史。在它成为麦克唐纳的宗教之前，它曾经是罗马奴隶的宗教，也曾经是欧洲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宗教，还是加冠和未加冠的封建君主和领主的宗教，是查理一世的宗教——而且，另一个形式的它还是砍掉查理一世头的克伦威尔的宗教。
现在，基督教又是劳合·乔治，丘吉尔，和《泰晤士报》的宗教。还有，我们可以说，基督教也是那个捏造“季诺维也夫的信”的虔诚教徒——他希望这个事件能让保守党在英国的选举中赢得光荣的胜利——的宗教。基督教不靠永无休止的布道、强制性的宗教训练、死后遭遇地狱之火万世劫难的威吓和警察的长剑，能存在两千年之久吗？能灌入欧洲人的脑中并成为他们正式的国教吗？如果不靠前十九个世纪充满了兽性和罪恶历史，基督教能在它的第二十个世纪引发有史以来最血腥最邪恶的战争吗？我们凭什么认为历史如此残暴和奴性的基督教的“神圣的教诲”能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甚至是二十五世纪，建设出一个平等互爱的社会呢？
千万不要觉得麦克唐纳能答得出这种小学生问题。我们这位圣人是一个进化论者，他相信一切事物都会在上帝的帮助下“渐渐”向好的方向变化。麦克唐纳是一个进化论者，他不相信奇迹，他不相信飞跃，唯独的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前的那件事例外：那一天，一个楔子被耶稣基督打入了逐渐演化的进程中，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神圣的教诲——这些教诲让教士们大赚了一笔。
在论证为何基督教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时，麦克唐纳说了两句至关重要的话。他说：“不管对个人还是社会而言，贫穷都是一种不幸，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谁会不同情穷人呢？”在这儿，在社会主义理论的背后，藏着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乐善好施的资产阶级的理论。这个资产阶级对穷人“深表同情”，为此，他便皈依了“良心宗教”，前提是这一切都不能过度影响他商业上唯利是图的习惯。
谁会不同情穷人？据我们所知，英国全部的历史都是有产阶级对劳动群众表示同情的历史。我们没有必要追溯到很久以前，从十六世纪开始看就行了。那时，圈地运动侵占了农民的土地，把他们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资产阶级是怎样表现对穷人的同情心的呢？他们把流浪者送进工场，放上绞刑架，割他们的耳朵，总之用了不少基督教表现怜悯之心的方法。十九世纪初，萨瑟兰公爵夫人完成了对苏格兰北部土地的圈占，马克思用他不朽的文字记录了这令人震惊的惨剧。我们在他的记载看到的不是那可怜巴巴的“同情心”，而是革命的怒火。
谁会不同情穷人？请读一读英国工业发展史吧，尤其是剥削童工的历史。富人对穷人的同情从来没有使穷人摆脱过痛苦和不幸。英国各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除非穷人扼住了富人咽喉，否则他们什么也别想得到。英国的历史，都无非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的历史伴随着资产阶级微小的让步和无情的报复，这还需要证明吗？
“社会主义并不诉诸于武力，”麦克唐纳接说，“社会主义是精神健全而非病态的表现……所以就它的本质而言，应该拒绝使用恐怖的武力……它只靠精神和道德的武器进行战斗。”话是说得很美妙，但可惜不是新东西。《登山宝训》（Sornononthemount）早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而且说的比麦克唐纳高明多了。我们之前已经谈过了这些训诫给人类带来的灾难。难不成《登山宝训》改头换面变成麦克唐纳干巴巴的文字以后，就能带来好一点的效果？托尔斯泰（Tolstoy）拥有比麦克唐纳有力得多的思想和信念，但是他却从未成功说服他地主阶级家庭中的任何一个人，让他们转到福音教派非武力的宗旨上来。麦克唐纳当权时期的情况给我们上了一课。请读者们回想一下，在那段时期里，警察力量没有被解散，法庭没有被废除，监狱也没有被拆毁，战舰也没有被凿沉──相反还建了新的。就我所知道的，警察、法庭、监狱和军队都是武力机构。虽然麦克唐纳认识到“社会主义是精神健全而非病态的表现”，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沿着柯曾爵士的伟大足迹来对付印度与埃及。作为基督教徒的麦克唐纳在“恐怖”的武力面前显得畏畏缩缩；可是作为首相的麦克唐纳则用遍了一切资本主义的压迫手段，并且还将这些武力工具完好无损的移交给了他的保守党继任者。
那么放弃武力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有被压迫者不能用武力反抗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们不能用武力反抗资产阶级，农民不能用武力反抗地主；印度人不能用武力反抗英国的统治和英国资本主义。君主制用武力镇压人民，资产阶级用武力对付工人，地主用武力统治农民，军官用武力指使士兵，盎格鲁-撒克逊的奴隶主用武力支配殖民地人民，“基督徒”用武力清洗异教徒，“国家”正是由这些武力构成的——这个浑身血污的机关千百年来一直在施行武力，麦克唐纳却对它尊敬有加。麦克唐纳只有在提到革命武力才感到“恐怖”。这就是他那“为人民服务的宗教”的真面目。
“社会主义有新旧之分，”麦克唐纳说，“我们是属于新社会主义一派的。”麦克唐纳的“理想”（他的确有“理想”）来自于旧的那一派，不过新的一派有“更好的方案”来实现这理想。这是个什么样的计划呢？麦克唐纳是这样回答的，“我们没有阶级意识……我们的反对者则拥有阶级意识……但是我们希望在那些有阶级意识的地方唤起社会团结的意识。”麦克唐纳倒着空葫芦，总结道：“阶级斗争不是我们造成的。它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也将永远伴随着资本主义，正如西瓜藤上长出来的还是西瓜一样。”
麦克唐纳没有阶级意识，而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却有阶级意识，这是毋庸质疑的事实。这意味着现在的英国工党是一个肩膀上没有脑袋的党，但是英国资产阶级政党确实一个长了脑袋的党，而且这个脑袋有坚固的头颅和强健的脖子。如果麦克唐纳仅仅是坦白他的脑袋在“阶级意识”这方面特别弱的话，那也就没有和他争论的理由了。但是，麦克唐纳还想用他那缺乏“阶级意识”的脑子来制定计划，那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管了。
麦克唐纳说，“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这句话当然是错的。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之前就有了。但是现代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确实是资本主义造成的。“阶级斗争将永远伴随着资本主义”，这句话也是正确的，换言之就是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阶级斗争就不会消失。但是战争中肯定得有交战的双方。其中之一是我们的敌人，按麦克唐纳的话说，“他们代表特权阶级，而且他们希望保护这个阶级的特权。”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主张消灭特权阶级，而对方却不愿意被消灭，这正是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但是麦克唐纳却没有消灭特权阶级的打算，取而代之，他“希望唤起”社会团结的意识。和谁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是他们在与资产阶级斗争时内部统一的表现。麦克唐纳所提倡的团结是被剥削者与剥削者的团结，这实际上就是在保护剥削者。麦克唐纳还扬言说，他的理想与我们祖宗——他指的是马克思——的理想是不同的。其实，麦克唐纳和“我们的祖宗”不同意味着，他在理想上跟接近我们祖宗的祖宗。给混乱的意识形态贴上“新社会主义派”标签的麦克唐纳，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又退回到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那里去了。马克思早在一八四七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对这种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
麦克唐纳主张团结一切试图用民主改良来改造社会的善良市民，反对阶级斗争。按照他的设想，一个政党的“建设性”活动可以代替阶级斗争，这个政党不是以阶级，而是以社会团结为基础。我们“祖宗的祖宗”——罗伯·欧文和费特林等人——的卓越理念被人阉割后用在了议会改良上。干这种事的家伙居然还是工会的产物，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英国工党的人，实在是可笑之至。各国历史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本性都有所表现，但惟独英国历史最客观、最明显、最确凿、最切实地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因为英国工党是由工会的议会代表产生的，而工会是工资劳动者纯粹的阶级性组织。保守党和自由党的禁止工会征集政治募捐提案，成功引发了英国工党的阶级性质与麦克唐纳对该党理念之间的冲突。诚然，工党上层里面有不少费边派知识分子和失望的自由党人，但是我们相信，工人不久就会将这些渣滓清扫出去。而且，现在给工党投票的四百五十万人几乎都是工人（除了少数例外）。并非所有工人都为他们的党投票。但是除了工人以外，就几乎没有人为工党投票了。
我们并不认为费边派分子、独立党人和脱离自由党的分子对工人阶级没有影响。相反，他们的影响非常大，不过也没到无可救药的地步。那些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修正派说到底是统治阶级工具。纵观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一直在通过它的代理人们对工人施加压力。激进分子、知识分子、清谈和宗教社会主义者、欧文主义者，这些代理人们反对阶级斗争、宣扬社会团结、鼓吹与资产阶级妥协，从而削弱和限制无产阶级，降低无产阶级的政治水平。
独立工党（IndependentLaborParty）的纲领与上述“传统”毫无二致，只不过它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引到争取“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和一切相信社会主义的各阶级朋友的大联盟”上去了。他们刻意提出这种模糊不清口号的目的在于混淆社会主义的阶级性质。当然，谁都不会要求党将久经考验的其他阶级的分子拒之门外。然而，只要我们看看整个工党而非工党上层的人员构成，就会发现那一类人现在已经很少了；而且等到工党走上革命的道路之后，非工人阶级的人数还要减少。独立工党死抓着“各阶级联盟”的口号不放，他们是在欺骗工人，用超阶级联盟的神话取代无产阶级真正的力量之源。
前面已经说过，有许多工人还在给资产阶级候选人投票。即便在这件事上，麦克唐纳都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而尽心尽力。“我们不应该把工人看作工人，而应该把他看做一个人，”他解释道，“甚至保守党在某种程度上都学会了…把人当人看。这就是很多工人给保守党投票的原因。”换句话说：被工人阶级力量吓坏了的保守党学会了去接近最落后的工人，去分裂工人，去欺骗工人，去利用他们的偏见，去伪造文件恐吓他们──这就是保守党的“把人当人看”！
英国工会是阶级成分最纯粹的工人组织，它用自己的肩膀把工党扛上了英国的政治舞台。在世界市场中地位下降，经济结构的改变，资产阶级的失败和自由主义的破产，急剧变化的英国形势催生了工党。无产阶级需要一个阶级政党，它向工会施压，募集政治募捐，用尽各种方法来争取建党。从作坊到工厂，从船坞到矿山，自无产阶级下而上的力量不断增强。但是这个力量遭到了英国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力量的抵制。英国政治习惯称自己热爱“自由”，认为英国是世界霸主，拥有最先进的文化，宣扬形式民主，要求人们保持对新教的信仰，这些传统思想不断的给无产阶级施加着压力。费边社会主义便是这两种力量的诸要素混合起来（这是在有意识的削弱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
既然麦克唐纳把明显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看做超阶级性的组织，那么对他来说，英国资本主义的“民主”政府更是一种超阶级的存在。他承认现在的国家被地主、银行家、船厂和煤矿老板们统治着，不是“彻底的”民主。麦克唐纳认为这个国家还有些缺点，“民主政治和，比如说（!!），不由人民管理的工业系统是互相矛盾的。”换言之，现在的民主政治还有一点小的瑕疵：国家生产出的财富并不归国家所有，而是归全国中极少数的人所有。
这一切都是偶然吗？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措施，是用来消灭、扭曲奋起劳动群众的需要与要求的，它让群众的努力失去危险性或者彻底化为乌有。说私有制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受人民拥护的人都是骗子。从来没有人向人民征询过意见。劳动者在一种不是由他们创造的环境中出生、长大。学校和教堂将专门用来维护现存制度的观念灌输给他们。议会民主不过是这种情况的直接表现罢了。麦克唐纳的党则是该系统的基本成分之一。
当经济动荡、危机或战争等灾难性事件让工人群众对现存社会制度忍无可忍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既没有机会——他们也没有这个打算——借资本主义民主的渠道发泄他们革命的愤怒。换言之，人民一旦发现统治者一直以来都在欺骗自己，便会奋起革命。胜利的革命会把权力移交到人民的手中，有了权力以后，人民才可以建设一个为他们利益服务的国家机器。
但是麦克唐纳并不明白这点。“俄国革命，”他说，“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它告诉我们，革命只能带来毁灭和灾难。”这位反动的费边派在我们面前真是丑态尽露。革命只能带来灾难？！然而，民主的英国却引发了世界大战！在这里，不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负有责任，而且故意将欧洲推向战争的英国外交政策要负直接责任。假如“民主的”英国宣布自己站在协约国一方，德国和奥匈帝国也许早就撤退了。假如英国宣布自己中立，法国和俄国也许不会参战。
但是英国政府却这样做：它一面暗地里答应支援协约国，一面故意欺骗德国说它保持中立。“民主的”英国挑起了世界大战，这场战争造成的损失要远大于“革命带来的灾难”。除此之外，俄国革命推翻了帝制、贵族和资产阶级，动摇了教会，让一亿五千万俄国儿女成为一家人，迈向新的生活。麦克唐纳不顾事实，声称革命只能带来灾难，做出这种事的人的智商还需要我来说明么？麦克唐纳只是在重复鲍德温的话。他从来都没有了解过俄国革命，也从来没有了解过英国历史。
我们不得不把之前提醒鲍德温的话再对麦克唐纳说一遍。十九世纪末英国靠自己取得了在经济领域的主动地位，然而英国政治这一百五十年的发展成果得归功于被欧洲大陆和美洲的革命。法国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美国的南北战争，俄国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革命——这些革命推动英国政治向前发展，对英国史上重大的立法改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若没有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麦克唐纳就不可能在一九二四年成为首相。当然，麦克唐纳内阁并不是十月革命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十月的附产物罢了。
连幼儿图书都说，不能杀鸡取卵。而且这个费边派的观点实在可笑：俄国革命给“我们”（谁？）上了一课，所以“我们”（谁？）要避免用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以前发生了那么多战争，“你们”怎么就没学会避免用世界大战解决问题？资产阶级总是把战争称为最后的战争，麦克唐纳有样学样的把俄国革命称为最后的革命。英国资产阶级凭什么要对英国无产阶级让步，凭什么毫不反抗就交出他们的财产？仅仅因为麦克唐纳保证过英国社会主义者决不会动用武力？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看过仅靠和平选举就能让统治阶级放弃权力和财产放弃的情况？更何况英国资产阶级，它都已经干了几个世纪的强盗勾当了？
麦克唐纳反对革命，赞成有机进化：他举了几个自己还没搞清楚的生物学概念作为例子来说明社会的发展。他认为大的变化是许小变化积聚起来的结果，生物体的发育与此类似，如虫蛹化蝶。但是他却忽略了蛹化蝶最重要的一步──新生命用革命的方法冲出老壳的那一瞬间。不过，麦克唐纳“赞成和工业革命类似的革命，因为工业革命是在封建制度的摇篮中逐渐成熟的。”在无知的麦克唐纳的想象当中，工业革命是一种分子层面上的革命，它没有剧变，不会带来灾难和损失。他根本不懂英国历史（且不提其他国家的历史）。他尤其不懂，以商业资本形式在封建主义的摇篮中成熟的工业革命，后来导致宗教改革，使王室与议会间爆发冲突，最后引发了英国内战，让英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为的是让英国日后能富足起来。
拿蛹化蝶这个例子说明社会发展未免过于乏味。我们建议麦克唐纳考虑一下拿革命与生孩子相比，这个类比不但简洁明快，而且相当经典。我们从中也能得到一番“教训”，因为生孩子只能带来麻烦和痛苦（前提是不考虑婴儿的存在！），以后生小孩要用无痛费边法，另外配上天才助产婆斯诺登夫人。
但是事情绝非如此简单。一只在蛋里面长大了的小鸡必须用力啄破石灰质的蛋壳。如果有个费边派的小鸡因为基督教或其它原因拒绝用力，那它肯定会在蛋壳里窒息而死。曾经有英国养鸽爱好者用人工育种的方法让鸽子的喙一代比一代短。一段时间后，他们得到了一个新品种，这品种的鸽子的喙是如此的短，以至于它连蛋壳都啄不破。年轻的鸽子成了约束武力的牺牲品，对短喙品种鸽子的培养也终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麦克唐纳可以在达尔文的著作中找到这个故事。
我们继续用麦克唐纳最喜欢的生物学来打比方，可以说，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艺术是设法缩短无产阶级革命的喙，防止他们啄破资本主义国家的硬壳。无产阶级的喙就是他们的党。看看麦克唐纳、托马斯和斯诺登夫妇，这些人的存在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在短喙和软喙品种培养的方面真是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这帮先生太太们不但啄不破资本主义制度的壳，而且什么事都做不成。
类比到此为止，显然，从生物教科书里面搬出来的粗糙数据如果用在对历史变迁的条件和路线的研究中，只能取得非常有限的成果。人类社会虽然发自有机和无机世界，但它是有机和无机两界经过高度集中和极度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要对它进行独立的研究。社会组织和生物个体相比，无论在内容还是复杂程度上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而且社会能重组自己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自觉选择工具和计划，利用已往的经验，等等。蛋壳里的雏鸟不能将短喙换成长喙，所以便死了。但是工人阶级到了生死关头却可以抛弃麦克唐纳和斯诺登，用革命党这根“喙”武装自己，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
麦克唐纳的观点十分耐人寻味，它是社会生物学和唯心主义基督教的耦合体，前者早已过时，后者极端仇恨唯物主义。“你们讨论革命，讨论灾难性的飞跃，但是你们看看自然界，毛虫将自己包在茧里的举动是多么聪明啊；再看看乌龟，你可以从它缓慢的动作中找到社会变化自然的节奏。学学自然界吧！”与此同时麦克唐纳又用同样的语气侮辱唯物主义，“一种庸俗、荒谬的理论，里面找不到丝毫精神或智慧的结晶……”麦克唐纳和智慧的结晶！他要找的是不是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智慧结晶：一边把毛毛虫作为人类集团活动的典范，一边用永恒的灵魂和舒适的生活来满足他个人的需要？
“有人指责说社会主义者是诗人。这个指责是正确的。”麦克唐纳说，“我们的确是诗人。没有诗意就没有好的政策。广义而言，没有诗意就没有美好的事物。”在用同样的语气说了很多类似的话后，他总结道，“世界上需要一些政治和社会学上的莎士比亚。”这番关于诗意的胡言乱语在政治上也许不像他关于拒绝武力的言论那么有害。但是麦克唐纳缺乏智商的问题在这里表现得更显著了。这个虚伪怯弱的书呆子居然想要用莎士比亚式的嬉笑怒骂来表现世界！他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他所有的诗意加起来还没有一块一寸长的方毯子多。这就是麦克唐纳说布尔什维克党是“耍猴戏的”的真正原因。麦克唐纳不愧是费边主义“诗人”！西德尼·韦布的政策不愧为艺术奇迹！托马斯内阁不愧是殖民的诗歌！最后，斯诺登夫人预算案肯定得算伦敦城爱的凯歌了！
当麦克唐纳忙着说社会学上的莎士比亚之类的傻话时，他便忽略了列宁。英国最伟大的诗人莎士比亚出现在三百多年前，对他本人来说这未必事件好事，但是对麦克唐纳却不然；因为这样他才有充分的时间赏鉴莎士比亚之为莎士比亚。假如莎士比亚是和他同时代的人，他是决不会赏识他的。所以麦克唐纳忽略了──完全且彻底地忽略了——列宁。这瞎眼小人一面无病呻吟的渴慕莎士比亚，另一面对他同时代最伟大的人物视而不见。
“社会主义注重艺术和文学。”有一点非常不可思议，很多话本身没什么问题，可以一经这位“诗人”的口说出来便让人倍感庸俗。只要看一看他的结论就知道了，“即便在非常贫穷，失业率很高的地方——非常不幸，我们国家里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公众也不应该在那些能为人们带了愉快和欢乐的图画或其他东西面前收紧腰包。”不过，我们不清楚这条“出色的”建议是对谁提的，它是在提醒那些失业者——前提是他们有足够的闲钱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还是劝那些富有情操的先生太太们“抛开失业的问题不管”，去买图画“愉悦身心”？我们觉得后者更接近事实。因此，麦克唐纳不过是个自由主义的新教牧师外加清谈客，他先为贫穷和“宗教道德”流下了几滴虚假的眼泪，然后又劝迷途的羔羊们不要向绝望屈服，要继续过他们的旧日子。然后宣称相信唯物主义的都是俗人，而他麦克唐纳是个渴望莎士比亚的社会诗人。我们相信，如果物质世界存在绝对零度，那么精神世界也应该有个绝对俗度用来表现麦克唐纳思想的温度。
西德尼和比阿特里斯·韦布则代表着另一种费边主义。他们习惯于刻苦工作，他们知道事实与数据的价值，这些特点使他们的思想不至于一无是处。虽然他们和麦克唐纳之流一样可恶，但是他们在实际范围内的研究会比后者更有价值。他们在归纳推理方面并不比麦克唐纳高明。西德尼·韦布在一九二三年工党代表大会上提醒所有人道，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不是马克思而是罗伯特·欧文，后者反对阶级斗争，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西德尼·韦布至今还认为约翰·米尔（JohnMill）是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因此韦布劝道，斗争不应在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爆发，而应该在绝大多数人民与地租享用者之间爆发。这个例子足以表明工党主要经济学家理论水平的高下了。
众所周知，历史，包括英国历史，并没有按韦布的规定发展。工会是雇佣劳动者对抗资本家的代表性组织。工会造就了工党，让西德尼·韦布当上了内阁大臣。在某种意义上，韦布只实现了他主张中的一项，即不对剥削剩余价值的人宣战。至于另一项——发起对地租享用者的斗争——至今不见着落。
一九二三年，韦布夫妇的著作《资本主义文明的破产》出版（TheDecayofCapitalistCivilization）。就本质而言，这本书只是略加删改和淡化的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CommentariesontheErfurtPragram）。尽管如此，作者那可悲的费边主义倾向还是在这本《资本主义文明的破产》中表现了出来，而且还有几分是故意的。毫无疑问，韦布夫妇说，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被改变（对谁说的？）。但是问题的全部是要如何改变。“资本主义也许可以在深思熟虑的改良中，渐渐和平的转变为一种新社会结构。”要作到这一步并不难，只要双方开诚布公，达成意见一致就行了。“不幸的是”，两位可敬的作者认为，双方之所以在如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上不能达成一致，是因为有“许多人”拒绝废除私有制，认为废除了私有制天就会塌下来，“但是他们把情况理解错了。”你看看，多么不幸啊！假如工人和资本家都能在“做什么”“怎么做”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的话，一切的问题都能通过“深思熟虑的改良”得到满意的解决。
可是“到目前为止”，双方从来没达成过一致，所以资本家还是投保守党的票。该怎么办？我们可怜的费边派先生们开始陷入混乱当中，《资本主义的破产》变成了费边派的破产。“在大战之前，双方似乎在一些具体措施上达成了一致”，作者在书中回忆道“必须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让它更加平等”等等。谁达成了一致？到底在哪里达成了一致？——费边派的先生们把井中的天空当成了整个宇宙。
“我们认为，也许是错的（！），这种英国特色（！）的双边共识（！），在少数统治阶级面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要求”时，“范围会不断扩大”，并最终使社会和平转型。“但是战后这一切都荒废了：工人的生活状况大不如前，统治阶级用恢复上议院否决权来威胁我们，其唯一目的便是反对再进一层向工人让步”等等。
接下来呢？韦布夫妇想不出解决办法，于是写出了这部小书。该书的结尾如下：“我们试图，可能毫无用处，让各党能更好的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让双方达成谅解……我们献上这部小书。”
真是厉害：拿一本“小书”来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达成和解！总之……在世界大战前，大家“似乎”都在现存体制必须被改变这点上达成了共识；然而，双方对于改变的方法尚无一致意见：资本家维护私有制，工人反对私有制；战后对立的情况更加严重，政治上的分别更加尖锐：因此韦布夫妇写了这部小书，希望让双方走向和解之路；不过这种希望“「可能毫无用处”。不错，它可能，非常可能毫无用处！在我们看来，而且按照“渐进主义”的要求，如此深信劝说的力量的韦布夫妇，应该给自己设置一个比较容易的任务，比如说服几个身居高位的基督教流氓，让他们放弃鸦片贸易，停止毒害数以万计的东方人民。
可怜、可悲又怯弱的费边主义——他们那扭曲的思想实在是令人作呕！
把费边派的各种思想通通讨论一遍是不可能的，因为对费边派而言，“言论自由”就是他们每个领袖都有自己一套哲学体系——每套都包含同样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新教教义等反动元素，只不过排列方法不太一样罢了。
萧伯纳前不久告诉我们说，韦尔斯在通史方面的巨作很久以前就超越了马克思。萧伯纳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作家，他的这番言论让我们非常吃惊。（注）我们可以用费边主义的实质来解释萧伯纳匪夷所思的发现。在理论方面，尽管费边派们住在伦敦，但他们却活在一块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他们同外省人一样无视发生的一切。他们的哲学发明对于保守党和自由党都毫无用处，更别说工人阶级。他们既不能做贡献，又不能解决问题。费边派的工作只不过给了他们解释为什么费边主义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理由。至于他们的理论著作，可以说，这类文章可能是最没用、最无聊的文学种类了。
在当代英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谈起“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包括当时的公众人物）时，总是带着几分蔑视。自维多利亚时代之后，英国的一切都变了，惟独费边派还存在着。韦布夫妇，斯诺登，麦克唐纳和等费边派正是维多利亚时代庸俗乐观主义——明天肯定会比今天好一点，后天也一定要比明天好一点——的最佳诠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看起来像是群来自一个在一场无可挽回的灾难中毁灭的时代的幸存者——愚蠢笨拙，一无是处的幸存者。毫不夸张的说，为了“唤醒社会意识”而在一八八四年成立的费边社（TheFabianSociety），现在已经成为大不列颠最反动的团体了。不管是保守党俱乐部，还是牛津大学，就算英国主教和其它宗教机构，都不能与费边派相提并论。这些都是敌对阶级的机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将打破他们建立的铜墙铁壁。但是无产阶级却被它们自己的上层——费边派的政客和他们的跟屁虫缚住了手脚。
这些虚伪的当权者，狂妄自大的书呆子，夸夸其谈的懦夫们正在有系统的毒害工人运动，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磨灭他们的意志。多亏了费边派，保守党、自由党、教会、国王、贵族和资产阶级才能继续存在，甚至高枕无忧。费边派、独立党人和保守的工会官僚是大不列颠，甚至可能是全世界，现阶段最反动的力量。费边派的垮台会释放英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能量，意味着社会主义夺取英国反动堡垒，意味着印度和埃及的解放，为东方民族的独立运动扎上一针强心剂。
声明放弃武力的费边派只相信“理想”的力量。让我们把真理从庸俗伪善的思想中筛出来，实际上，任何体制都不能单靠武力维持下去。它同样适用于英国帝国主义。如果没有欺骗和分化无产阶级的假社会主义理论，统治英国的一小撮保守和自由党人将失去支援和伪装。单凭自己的实力，他们在压倒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面前连一天都维持不下去。
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家们将天主教、教权主义和祭祀视作他们的死敌，他们认为欧洲要想进步，必须先掐死这帮卑鄙小人。他们正确认识到，天主教有组织的迷信统治和思想警察防碍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妨碍着科学、艺术、政治思想和经济学的进步。费边主义、麦克唐纳主义、和平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言，也是如此。费边主义就算不是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柱，起码也是英国和欧洲帝国主义最得力的护符。我们必须让工人们看看这些自鸣得意的书呆子、胡说八道的墙头草、多愁善感的野心家、资产阶级的看门狗的本色。我们要揭露他们的真面目，让他们的名誉扫地并且永世不得翻身。让他们名誉扫地是让历史进步的头等大事。等到英国无产阶级清理掉他们身上的费边派的垃圾的那一天，人类──尤其是欧洲人──至少可以多长一个头高。
（注）我很抱歉，在未读萧伯纳的信以前，我连韦尔斯的《历史大纲》（OutlineofHistory）这部书的名字都没有听见说过。后来我才看见了；我不可抹煞良心说诳话，老实说，我没有把它读完，因为我只读了一两章，便决定没有再费工夫读下去的必要了。你想想吧，既绝对的没有方法，又没有历史的眼光，又不懂得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的关系；总而言之，一点科学的训练也没有；这么一位“历史家”漫不经心像一个星期日出外闲游的人似的在几千年历史之中大步的乱闯──于是乎作出了这部《历史大纲》，要来代替马克思的著作。 |
第三章英国劳工领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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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英国劳工领袖的特点
柯曾爵士（LordCurzon）去世的时候，各党领袖以及其它人物都为他做了悼词；社会主义者麦克唐纳先生这样总结道：“他是一位伟大的公仆，是一个优秀的同事；他用高尚的理想贯彻着自己的社会责任，是一切后来者的楷模。”他说的居然是柯曾！当工人们起来反驳麦克唐纳的恭维时，工党党报《每日先驱报》却把这些激愤群众的意见都印在一个如此隐晦的标题之下：“其他观点”。聪明的编辑部显然是想用这种方法向我们说明，除了溜须拍马、毫无主见的恭维之外，还有工人们意见的存在。
颇有名气的劳工领袖，前殖民地大臣，现任铁路工人联合会总书记托马斯（Thomas）在四月初参加了一个由大西部铁路（GreatWesternRailway）董事会举办的宴会，鲍德温首相也出席了这场宴会。鲍德温曾经做过这个公司的董事，托马斯则在他手下当过火夫。在宴席上，鲍德温非常客气地称托马斯为他的「朋友”吉米·托马斯（JimmyThomas）；与此同时，托马斯则提议举觞为大西部铁路各董事和他们的主席丘吉尔爵士祝福。托马斯用极其恭谨的语气称鲍德温先生──你永远都想不到！──终身都紧紧地追随着他那可敬的父亲的足迹。他（托马斯）——说出这种阿谀奉承到极点的话的人——参加资产阶级的宴会，与鲍德温之流混在一起，完全应该被指为工人阶级的叛徒，但他并不属于任何阶级，因为，对于阶级而言没有忠诚一说。
有一次，“左派”工党下院议员在是否给威尔士亲王境外游拨款投赞成票一事上挑起了一场讨论。此时，又是这个《每日先驱报》，在自己的头版头条上发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彻底表明了他们对王室的态度。该报说，单凭这次的辩论就得出结论说工党希望废除王室，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的。与此同时，它又说，显而易见，王室并没有改善自己在一部分理智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太多的奢华庆典和仪式（也许是受了“愚蠢的大臣们”的怂恿）；沉迷于赛马和赌博；还有在东非以猎杀犀牛和其它的动物为消遣方式的约克公爵夫妇。这个报纸还说了诸如“只责备皇族是不对的”、“历史传统将皇族与贵族阶级的习性和它的成员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要尽力使他们摆脱这种传统。在我们看来，这种事不但值得去做，并且很有必要去实行”、“我们必须替王子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使他也成为政府机关的一部分”等等愚蠢下贱到不可思议的庸俗话。
无处不在的斯诺登夫人（Mrs.Snowden）当然要跳出来对皇族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她在一份简短的评论中认为，皇族是欧洲最辛苦的阶级之一。她的观点是如此鲜明，以至于除了满嘴胡言乱语的街头演说家外，只要是个人都能看出来。正如《圣经》所言，“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无疑，斯诺登夫人是赞成拨款供威尔士亲王游历的。这位夫人为了说明她为何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曾写道：“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基督教徒。”不过，斯诺登夫人的美德远不止此，出于礼貌我们就不再说下去了。
高贵的希尔斯博士，东爱丁堡的工党议员，解释道，威尔士亲王的游历有利于商业，有利于商业也就有利于工人阶级；因此，他赞成为王室拨款。
现在我们再看看另外几个“左派”或半左的工党议员。某日，议会在讨论苏格兰教会的财产权问题。苏格兰工党议员约翰斯顿，援引一七〇七年的《联合法案》（ActofUnion），否认英国议会具有干涉苏格兰教会那众所周知的无上特权的权力。当议长表示，议会拒绝将这个问题从日程表上移除时；另一位苏格兰工党议员麦克莱恩便起身威胁道，若相关议案得到通过，他和他的朋友便要回苏格兰去，号召废除英格兰-苏格兰联合法案，重建苏格兰议会（保守党议员大笑，苏格兰工党议员喝彩）。作为议会工党左翼的苏格兰派，在反对议会干涉宗教时，并不是根据政教分离原则，也没有对实际情况进行考量。他们之所以要这么做，只是因为有个二百多年前的条约保障过苏格兰教会的权利。这些工党议员为了报复议会对苏格兰教会“神圣”权利的侵犯，威胁着说要重建苏格兰议会，而苏格兰议会的重建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这真是耐人寻味啊。
左派和平主义者乔治·兰斯伯里（GeorgeLansbury），曾在工党机关报头条社论中谈到了一场蒙茅斯郡的集会。他写道，男女工人们带着极大的热情合唱了一首宗教圣歌，而那首圣歌对兰斯伯里颇有“教益”。兰斯伯里还说，有些个人也许反对宗教，但是作为一个运动的劳工运动，就不能将它排斥在外。我们的斗争需要热情、虔诚和信念，单靠唤起个人的利益观念是办不到这一点的；我们的运动需要热情，然而运动的本身却没有唤起热情的力量，所以必须借助宗教的力量。以上便是兰斯伯里的意见。
约翰·惠特利，前麦克唐纳内阁卫生大臣，被人们或多或少认为是极左派的一员。但是惠特利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天主教徒。更准确的说，他首先是一个天主教徒，其次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由于教皇号召信众们抵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每日先驱报》的编辑便要求——非常乖巧的没有指名道姓说是教皇的问题——惠特利解释这件事在天主教和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之间的意义。不过，千万不要觉得该报问的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可以是一个天主教徒或其他宗教的信徒吗；不，它的问题是，一个天主教徒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吗。显然该报认为，信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唯一要讨论的是，一个好教徒有权成为社会主义者吗。
这位“左派”惠特利在回答的时候，也用了同样的口吻。他认为天主教义并不会直接介入政治当中，但是它“仅仅”决定行为的道德准则，并且促使社会主义者在应用他的政治原则时要“照顾到别人道德上的权利。”惠特利这番胡扯表现了英国工党，明显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从来没有接受过“反基督教”的倾向。在他们这些“左派”看来，个人道德指导社会主义的政策，而宗教领导则指导个人道德。这和劳合·乔治的理论毫无区别，因为在劳氏看来，教会是一切政党的活动的支柱。调和政策在宗教方面真是大放光彩。
还有柯克伍德议员，他此前曾抨击过给威尔士亲王旅行津贴的提案。一位社会主义者注意到了这点，便在《每日先驱报》上这样写道，柯克伍德的血管里流淌着克伦威尔的血。当然，这克伦威尔的血是指革命的决心。我们不清楚柯克伍德有没有克伦威尔那革命的决心，但是他显然继承了克伦威尔的宗教心理。柯克伍德在议会的演说中申明，他与威尔士亲王间没有私人恩怨，而且也不嫉妒他。他说：“亲王并不能给我什么。我拥有着健康的身体，享受着作为一个人应有的独立，我的行为只应对一个人负责，那就是造物主。”从演说中我们不但可以发现这位苏格兰议员身体十分健康，而且还发现议员先生并不打算用生物和物理规律来解释他良好的身体状况，而是将一切归功于仁慈的造物主。这位造物主和柯克伍德先生之间存在着两种相当明显的关系，前者以个人好恶为基础，后者发于对上帝的感激报恩的之心。
诸如此类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几乎工党上层一切的政治活动一经分析，都无非是这类的把戏。乍看过去，这些活动都是些可笑和不合时宜的愚蠢行为，实际上它们都是由工党那独特的历史所造成的。打个比方，这一过程和一个人在经过复杂的新陈代谢后长出了胆结石有些类似。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记住一点，这些稀奇古怪的“胆结石”所包含的天然成分，是阻止不了外科手术将它们摘除掉的。
英国工党领袖的观点是一种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混合物，它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工会的要求——更确切点说，工会上层的需要。他们浑身沾满了“渐进主义”的臭味，还对新旧约全书为首是瞻。他们都以为自己是高度文明的人，但是他们却相信是上帝创造人类——满怀慈悲的主诅咒他们的罪恶，然后藉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让误入歧途的人类稍稍朝向正路。正是在这片基督教的“沃土”之上，长出诸如充斥官僚主义的工会、麦克唐纳第一内阁这样的国家机关，以及诸如斯诺登夫人这类人物。
与渐进主义和加尔文主义（Calvinist）的宿命论紧密相连的是傲慢的民族思想。麦克唐纳确信，因为英国资产阶级是全世界一流的资产阶级，所以他，麦克唐纳，无论如何也没有必要从欧洲大陆那些野蛮或半野蛮的民族那里学些什么。麦克唐纳在这个问题上——正如他在其他一切问题上——的观点，都只是乔治·坎宁（GeorgeCanning）等资产阶级领袖思想的仿制品。坎宁曾宣称，议会制英国永远不会去向欧洲大陆的民族学习政治。两人观点唯一的区别在于，坎宁的论证要比麦克唐纳的有道理多了。
鲍德温一直提倡英国政治进程中的保守主义传统，明显是想借这个过去维持着资产阶级统治的支柱来控制目前的状况。资产阶级知道怎么利用保守主义驯服工人阶级的上层。宪章运动中最坚定的战士们都来自于，遭到资本主义猛攻，最近几代才被无产阶级化的工匠阶层，这决不件偶然的事。
还有一个同样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现代英国工人运动中最激进的分子多半是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当然不包括麦克唐纳）。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加在一起，再加上农耕社会的爱尔兰和资本主义的英吉利之间的激烈冲突，导致了人们观念发生了剧大的飞越。苏格兰进入资本主义的时间比英吉利要晚：民众日常生活的迅速转变，导致了激烈的政治反响。我们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先生们，如果去仔细研究研究他们自己的历史，尤其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在其中所处地位，也许就能明白为什么落后的俄国为什么和怎么样——在忽然进入资本主义的时候——产生了最坚定的革命党，并且第一个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但是，英国保守主义生命根基日见衰颓，已经无可挽回了。前几十年，英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们还认为，独立的工人政党是欧洲大陆上的不祥之物。现在，这种幼稚愚昧的见解早已消失了。无产阶级强迫工会建立一个独立工人政党。然而，事情的发展远不止这点东西。
工党的那些自由主义和半自由主义领袖至今还认为社会革命是欧洲大陆特有的瘟疫。不过，他们的落后不久就会在新的事变中暴露出来。工党转变为一个革命党所需要的时间将比建立一个革命党所费的时间短得多。
英国政治进程中保守主义最重要的成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英国人那以新教为基础的宗教思想，即便到现在也还是如此。资产阶级在清教徒主义这所学校中进行了严格的社会训练。然而，一般民众总是反对它。无产阶级并不觉得他自己是“天之骄子”——加尔文主义宿命论显然不是为他们而创的。脱胎于独立党（TheIndependents）运动的英国自由主义，其主要使命是训练劳动群众，使之从属于资产阶级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个时期内，自由主义完成了它的使命。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自由主义在规范工人阶级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其实和清教徒一样，非常小。
因为没过多久，工党就取代自由党成为了执政党，尽管它还带着和前者相同的清教徒和自由主义传统思想。假如仅从麦克唐纳和亨德森（Henderson）这方面去看工党，我们确实得说自由主义已经完成了那不可能的任务，即使工人阶级彻底为资产阶级社会所奴隶。但事实上，与他们希望的相反，另一种力量正在群众中酝酿，它将彻底清算清教徒和自由主义的传统思想，还有麦克唐纳本人。
天主教义，和英国国教义一样，对于英国资产阶级来说，是一种与贵族和教会特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思想。为了反对它们，年轻的英国资产阶级创造了新教作为他们信仰的形态和社会地位的护符。
坚信宿命论的加尔文主义，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解释着历史程序的因果律。新兴的资产阶级觉得历史的规律是站在他们这边的，这种意识就藏在宿命论的外壳之下。加尔文主义虽然否认自由意志，可是它不但没有使独立党丧失革命的力量，反而极大地激励了他们的斗志。独立党人觉得他们是被上天召来完成这伟大历史使命的。我们可以拿宿命论在清教徒革命中的地位，和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互相比较。两场革命中政治活动的最高水平不是依赖于主观意志的作用，而是依赖于对社会规律的服从；区别在于，前者将一切归结于神秘主义，后者则用科学的方法阐明了这一切。
十七世纪之前的资产阶级视天主教义和英国国教义为传统并加以接受，现在的英国无产阶级也把新教教义当做传统思想。同样的，正如醒觉的资产阶级用他们的新教来反对天主教一样，革命的无产阶级将来也会拿起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武器来反对新教。
对克伦威尔和他的战友们来说，加尔文主义是社会变革的精神武器；但是对于麦克唐纳而言，加尔文主义只是激励着他在一切新事物“渐渐”创造出来之前，全力向资产阶级点头哈腰而已。麦克唐纳从清教徒主义没有继承到丝毫革命的力量，他所得到的只有宗教偏见。他从欧文主义者们那得到的不是他们的共产主义者的热情，而是反动空想家对阶级斗争的敌视。费边主义者们（Fabians）从英国历史里学到的只是无产阶级在精神上对资产阶级的依赖。历史背对着这些先生们，他们就把历史屁股上的碑文当做自己的指南针了。
清教徒主义——所谓“被上天选中民族”的宗教——巩固了英国的岛国地位，加强了英国的财力，确保了英国世界政策的成功。这让英国人对一切欧洲大陆和其它非英吉利的事物都抱有傲慢的轻蔑之心。大不列颠的资产阶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坚信着其它各国的语言、科学、技术和文化都是不值得学习的。现在领导工党的市侩们都有这种不良习惯。
海因德曼（Hyndman）在马克思还在世的时候出版过一本叫《全国人的英国》（Englandforall）的小册子，其中不少内容来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不过，他在小册子中却完全没有提及《资本论》和它的作者：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在于海因德曼惟恐吓到读者——英国人怎么可能向德国人学习！？
历史的辩证法给英国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英国当初发展时的优势现在成了它落后的原因。我们在工业、科学、政府组织以及政治思想等领域都能看到这种情况。英国的发展是没有先例的。它不能以更进步的国家为榜样，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它凭自己的经验摸索着前进，总结它自己的经验并展望未来。经验主义铭刻在英国人——尤其是英国资产阶级——的传统思维模式上。这种思想传统传递给了工人阶级的上层。经验主义成了一种传统和旗帜，就是说，这种思想与那对欧洲大陆“抽象”思想的轻蔑态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德国人很早就开始用哲学去解释国家的本质，而英国资产阶级则在实践中建设最适于自己统治的国家。但是时过境迁，在实践方面落后，偏好在理论方面进行思考的德国资产阶级，将他们的弱点变成了优势，并且创造了一个高度科学化和组织化，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工业体系。英国工党的市侩们从英国资产阶级那继承到蔑视欧洲大陆态度的时候，正巧是英国从前的优势开始变为劣势的时候。
麦克唐纳在解释英国社会主义的“内在”特质时曾说，要想找到它思想的根源，“我们必须走过马克思，回到戈德温（WilliamGodwin）才行。”戈德温在他那个时代确实是个出色的人物。但是如果说英国人要回到戈德温，就无异于要德国人回到魏特林（Weitling），或是要俄国人回溯到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我们决不是说英国工人运动没有它自己的“特色”。准确的说，马克思派非常注意英国发展的特殊之处。不过，我们是根据客观情况，社会结构和它的内在变化来解释这些特点的。正因为这一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英国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理解，和对英国工人运动未来的预测，要比英国工党的那些“理论家”高多了。古时那句哲学格言“人贵自知”，从来没进过他们的耳朵里。他们认为他们是被上天召唤的，他们的使命是彻底改造社会这座旧房子。可是，一道地板上的裂缝就让他们气馁了。他们连拒绝给威尔士亲王付旅游费都不敢，哪来的胆子去攻击资产阶级财产权呢？
他们声称，王权“并不妨碍”国家的进步；而且，如果把竞选等等费用都算进来，我们会发现王室的开销比一个总统少多了。这些工党领袖们的发言鲜明的表现了他们的某些“习性”，在这方面，除了榆木脑袋，我实在找不到其它词来形容他们。只要资产阶级议会还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只要资产阶级还不需要一些非议会的手段维持统治，王权便会很弱。但是一旦有必要，资产阶级就会集中包括王权在内的一切非议会力量，用来攻击工人阶级。英国资产阶级很明白王权的危险性，哪怕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王。所以，英国政府才会在一八三七年废除印度大莫卧儿皇帝（GreatMogul）的称号，将他逐出圣城德里，而且那时皇帝的称号已经开始失去威权了。英国资产阶级知道，在某个特定的时机，大莫卧儿皇帝可以集印度独立上层阶级的全部力量于一身，用来抵抗英国的统治。
在主张社会主义的同时又说王权“没有妨碍”而且相当实惠，这和，打个比方，说用科学和魔法来治疗牙痛比较省事有什么区别。这些“琐事”彻底暴露了这些先生们的一切。他们对唯物主义科学的认识有多么的错误，他们的思想体系是多么的虚伪。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决不能以开销的多少来评判王权问题，尤其在这些开销还是伪造的情况下。问题的关键是，推翻旧社会，铲除一切剥削压迫。这个任务，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容不得任何一点对君主制的妥协。
麦克唐纳先生，托马斯先生，还有其他先生们，学着资产阶级穿上了滑稽的法官袍。工人们看到这种现象，便起来反对他们的部长。面对工人的抗议，部长先生们表现的非常恼火。当然麦克唐纳主要的问题还不是这个：不过光这点就足以表现其他全部的东西了。当初新兴的资产阶级与贵族斗争的时候，他们反对穿戴发卷和丝制袭衣。资产阶级革命者身着清教徒的黑袍。为了反对骑士党（Cavalriers），这些清教徒称自己为圆颅党（Roundhead）。新的内容需要一个新的形式。衣服式样问题当然只是件小事，但是群众，没错，没有那个耐心去理解工人阶级的代表为什么还要穿那种既滑稽又俗气的法官袍子。然而群众将会明白，那些会在小事情上犯错的人是不可靠的。
现在这些官场的工党领袖们身上都有保守主义的特点──宗教观念和傲慢的民族观，不过程度和成分各有不同罢了。从极右的托马斯到左派的柯克伍德，个个如此。我们决不能低估英国工人运动上层的保守主义的顽固程度。当然，我们也不认为普通群众完全没有宗教思想和民族保守主义。但是和那些保守主义顽疾已深入骨髓的，整天做自由党跟屁虫的工党领袖们相比，劳动群众所中的毒要浅得多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资产阶级的清教徒主义从来没有深入到工人阶级的思想深处。自由主义也是如此。工人们选举时会给自由党人投票，但是他们在骨子里依然是工人，自由党人还得时刻戒备他们。工党之所以能取代自由党，也是无产阶级群众施压的结果。
如果情况有所不同，假设英国仍能维持高速的发展和繁荣，目前的工党还可以继续和深化新教的和自由主义的“教育”工作，即，把保守的国家主义传统观念和资产阶级纪律更紧密的和广大工人阶级的意识绑在一起。
但是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英国的经济衰败显而易见而且毫无出路，因此上述的“工作”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战争沉重打击了英国民众传统的宗教心理。难怪韦尔斯先生（H.G.Wells.）现在正忙着创立一种新宗教，打算成就从地球飞到火星的费边-加尔文式伟业。我们对他能否成功颇感怀疑。革命的鼹鼠挖的实在太快了！劳动群众很快将摆脱民族保守主义的束缚，创造出他们自己的革命行动的纪律。
自下而上的力量将褪去工党领袖们的外皮。我们当然不指麦克唐纳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不，他肯定要被赶下台。那些可能在最初取代麦克唐纳的领袖们，如兰斯伯里、惠特利和柯克伍德等人物，不久也必将露出原形，他们不过是费边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罢了。他们的激进思想都被民主主义和宗教所束缚，被民族自傲心所毒害，他们在精神上都是和英国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将不可避免的多次更换自己的领袖，直到产生出一个能真正顺应历史潮流，担负起英国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党来。 |
第二章鲍德温与“渐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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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鲍德温与“渐进主义”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鲍德温先生在利兹向保守党的支持者发表了一篇关于英国命运的长篇演说。这篇演说的字里行间，正如鲍德温先生其它言论一样，充满了焦虑。在我们看来，尽管鲍德温和保守党的观点暴露了他们惊慌失措的状态，不过还是很有道理的。接下来，我们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同样的问题。鲍德温先生害怕社会主义，他为了证明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充满危险和困难，竟然引用本书作者的话作为论据——这让人稍感意外。我应该有权利在这里回应鲍德温先生，希望不要有人指责我（但愿如此）这是在干涉英国内政。
鲍德温认为，不断发展的工党是他所拥护制度最大的危险，这种观点当然是有道理的。鲍德温的语气中充满了获胜的信心：“我国人民天性温和，他们与武力革命格格不入。”尽管如此，这位保守党领袖却不忘在演说的末尾提醒他的听众们，说上次选举的情况不能代表最后的结果。
鲍德温深信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然而，他在自己演说中对自己观点所进行的论证却毫无独到之处。近期的局势让鲍德温先生心力憔悴，而且演说的听众都和他抱着相同的观点，所以他便对那些保守党听众老调重弹：人生来既不自由也不平等更不是兄弟。他向在场的资产阶级妇女们问道：她们的儿女们生来平等吗？听众席间便传来一阵洋洋自得的笑声。早在英国群众争取信仰自由和自建教堂权利的时候，鲍德温先生那伟大的曾曾祖父就曾拿此类说辞来对付他们。在后来的争取法律平等斗争和不久前发生的普选权斗争中，统治阶级又用这种调子来反对群众。
鲍德温先生啊，你说人类生来不是平等的；那么为什么他们都要在同样的法庭里，按照同样的法律打官司呢？我们也可以告诉鲍德温先生，人的能力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母亲们却从来不管这些。她们让儿女们在同一桌上吃饭，而且如果条件允许，一定会让每个孩子都有一双鞋子。继母区别对待自己和别人孩子的情况例外。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使每一个人在肢体、生理和心理上都完全相同，而是要保障所有人在生活中都能得到同等物质条件。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把这类简单的道理说下去，读者们肯定会感到厌烦。鲍德温先生若是感兴趣，可以自己去了解。考虑到他肯定更希望看那些的“经典的”和“纯粹的”英国作家的作品，所以我们向他推荐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老罗伯特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力量一窍不通，但是他关于社会主义优点的讨论很有价值，值得一看。
鲍德温先生反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不过最让他恐惧的不是这种理想，而是实现理想的手段是武力。鲍德温先生认为工党内部存在两种倾向。在他看来，其中一种倾向以西德尼·韦布（SidneyWebb）代表，认为“必须采取渐进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另一种倾向则以库克（Cook）或惠特利（Wheatley）之流为领袖，相信武力手段。第二种倾向在惠特利辞去了部长职务之后变得尤其明显。就鲍德温所说，在政府中任职一般能对工党领袖产生有益的影响。政府的工作已经使不少人（譬如韦布夫妇）认识到：革命的方法对英国毫无用处，渐进方案优点显著。在这一点上，鲍德温拿最近俄国的内政胡说八道了一通，妄图藉此增加他反对英国社会主义的那些少得可怜的理由。
让我们从《泰晤士报》中引几段关于鲍德温先生的文字吧：
首相引用了托洛茨基的话。他说，托氏在最近几年的工作中发现：「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愈容易，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便愈大。”托洛茨基还说了英国激进派领袖都没有说过的话：“我们必须学着去提高工作效率才行”。鲍德温先生表示很好奇，如果被别人告诉说革命唯一（!?）的结果是要他们提高工作的效率，到底有多少英国人会给革命投赞成票。（欢呼声和笑声。）托洛茨基在他的书中写道，“俄国在革命以前和革命之后，俄国人的本性并没有改变（!?）。”托洛茨基，这位活动家，终于开始正视现实了。他慢慢地且非常不情愿的发现了韦布先生早在两年前就发现了的规律——“渐进是不可避免的”。（笑声，掌声）。
能被鲍德温先生在里茨保守党听众前做这样一番恭维实在我的荣幸，我想世间只有极少数凡人能得到这种神仙般的礼赞。在我受到鲍德温先生恭维之时，还有一个人受到了同样高规格的待遇，那就是渐进主义的伟大先知——西德尼·韦布先生。但是，在接受这个荣誉之前，我们还要先请鲍德温先生好好的解释一下几点问题。
我们的导师们和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甚至在“最近几年”的经验面前——去否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包括政治、经济和道德等方面）中存在的逐渐的发展过程。在这里，我希望能稍微阐明一下这种逐渐演进的本质。因为鲍德温先生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所以我就拿一件和他关系密切的事情来作例子。德国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逐渐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竞争，并且成为了英国最危险的对手。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英德斗争日趋尖锐化的结果。鲍德温先生是否认为战争是渐进和改良主义手段的表现呢？战争期间，保守党宣称要“彻底消灭德国佬”，而且要英国用武力推翻德皇。按渐进主义的观点来看，英国应该一边用道德感化德国人的心，一边逐渐改进自己和德国之间相互的关系。然而据我们所知，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这段时间里，鲍德温先生却坚决反对任何可能逐渐改进英德关系的方法，他极力试图用一大堆炸药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我们看来，用炸药来解决问题可不是渐进-保守主义的行事风格。
战前的德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突然从浪花里冒出来，更别提还身着战甲了。不，德国是从一个经济上的无名小卒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然而德国逐渐发展的过程曾被打断过一两次。正如我们所见，一八六四年普鲁士对丹麦的战争、一八六六年对奥匈帝国的战争和一八七〇年对法国的战争，极大的增强了德国的力量。只有在这几场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上，德国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与英国展开竞争。
财富，人类劳动力的结晶，当然是以一定的方式逐渐积累起来的。但是鲍德温先生肯定会同意，一战期间美国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突然爆发的战争在一瞬间打乱了财富逐渐积累的过程，它让欧洲穷困，而让美国一夜暴富。
在一次关于工会问题的议会演说中，鲍德温先生曾提起他人生中的一次“转折”。他年轻时曾经营着祖传下来的工厂，工人们也是子承父业，他们世世代代在里面工作。“渐进主义”的原则在他那工厂里向来都如同父权一般不可动摇。
但是后来爆发了煤矿工人罢工，工厂因为缺煤而不能开工，于是鲍德温先生被迫宣布工厂倒闭，遣散了“他的”数千名工人。鲍德温肯定会怪罪恶毒的煤矿工人，指责他们逼迫自己违背保守主义的神圣原则。矿工们也许会这样回答鲍德温先生，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恶毒资本家的迫害，他们之所以发动规模庞大的罢工（它打断了单调乏味的剥削过程），全是资本家逼得。
但是用这些充满了主观情绪的话来分析问题是不可能得到什么结果的。人生方方面面逐渐发展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各种突发事件，比如遭遇灾难、碰到瓶颈、爆发和落魄等，我们懂得这一点就够了。两国之间长期的竞争“渐渐”导致了战争；工人因被剥夺而产生的愤怒和不满“渐渐”导致了罢工；银行的管理不善“渐渐”导致了破产。
这位可敬的保守党领袖也许会回答道，像战争和破产，还有突然间欧洲穷困潦倒、美国一夜暴富这种破坏渐进程序的事情实在让人感到遗憾，本来这些都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实际历史事实和鲍德温先生的美好希望却大相径庭，国家历史往往是战争史的一部分，无数的破产则点缀着经济发展史的星空。鲍德温先生可能会解释说这是人类的本性。让我们退一步，承认他的说法是对的。但这仍然意味着渐进的发展和剧烈的变动如同一对夫妻一般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
然而，人类的历史不仅是战争的历史，也是革命的历史。君主制花了好几个世纪发展壮大，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逐渐走向了没落，直到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它终于被法国革命的一记重拳彻底击溃。无产阶级的斗争让德国专制政体风雨飘摇，一战中的败北让这个政权大有倾覆之势，最终它被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革命给推翻了。英国政府有一句战争口号是：“彻底打倒德国军国主义！”那时候鲍德温先生也是英国政府当局之一员。鲍德温先生难道从来都没有想过，是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鲍德温先生对此也有责任）促成了德国的革命，而且这两件事情都严重打乱了“历史的逐渐发展”呢？也许有人要反驳，说这一切都应归咎于德国军国主义和贪得无厌的德国皇帝。我们很愿意去相信，假如让鲍德温先生来创造世界的话，他一定会让所有的皇帝都是最仁慈的皇帝，让所有的军国主义都是最善良的军国主义。但是这位英国首相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成为造物主；而且他甚至还说过，所有人（包括德皇）生来就不平等、人性本恶、人们之间本非兄弟等诸如此类的话。世界是怎么的就是怎么样的。再者：如果说打倒德国军国主义是件好事，那么将军国主义彻底击溃的德国革命就更是件好事了；换句话说，将那些逐渐形成并且已经腐朽了的东西一举推翻的革命，是件好事。
鲍德温先生可能又会反驳说，渐进的原则在英国不能直接表现出来，它只有在一些特定国家才有比较合适的表现。在这里，鲍德温先生也许要提起我说过的话，也就是说他想通过俄国来说明渐进的原则具有普遍绝对性质。他所做的这些努力都是无用功。从我个人的政治经验看来，他的观点是靠不住的。说起俄国，我的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三次革命——一九〇五年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话说二月革命还得到了布坎南（Buchanan）（想必鲍德温先生肯定知道这个人）不少援助，因为他显然是这样算计的（英国政府对此知情），比起拉斯普丁（Rasputin）的渐进主义来说，给彼得格勒来一点革命要对英国有利得多。
“英国国民性格和英国的历史”真的只体现了保守党渐进主义的传统吗？英国人民真的如此敌视“使用武力”吗？英国的历史首先是一个充满了武力的历史，而且大多数武力是英国统治阶级施加在殖民地人民身上的。举个例子，英国单靠渐进主义的原则能征服印度或埃及吗？索尔兹伯里爵士（LordSalisbury）的话充分地表达了英国有产阶级对关于印度政策的态度，“印度非流血不可！”顺带一提，索尔兹伯里曾是保守党的领袖。我还要补充一点，由于资产阶级新闻界一直对印度消息进行谎报和瞒报，直到现在英国人民都不知道印度那儿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所谓的民主）。也许命运多舛的爱尔兰的历史就是英国统治阶级对各国人民进行“和平的、带来文明和进步行动”结果的绝佳例子吧。据我们所知，当英国要征服南非时，当罗伯特将军的军队打破布尔人的防线时，鲍德温先生连一丝异议都没发出过。这些武力行动，尤其是对布尔人的军事侵略，实在不能让人去相信渐进主义。
所有这些例子都是从英国的对外历史中找出来的。然而，被称作普世原则的渐进主义，竟然不能适用于英国以外的地方。当英国为倾销鸦片而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国门时，当英国用武力夺取土耳其的摩苏尔时，英国强迫波斯和阿富汗向它屈服时，这种原则便不再适用了。
我们可以从上述例子中得出结论，说英国对其他地方人们的压迫越是成功，它就越能缓和国内的矛盾并实行“渐进”政策吗？完全可以，而且事实就是这样的！三百年来英国为开拓市场而不断地发动战争、掠夺别国的财富、扼杀别国的商业竞争、摧毁别国的海军。它在通过这些强盗行为和军事手段打击其他国家的同时，也使英国统治阶级一天一天地富裕起来。一个人只要去认真研究这些事实与它们之间相互的联系，便一定会发现：英国统治阶级之所以能成功逃过革命的打击，是因为他们通过战争等各种手段成功地打击了其他国家，增强了他们的实力。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利用让步和改良来及时平息群众革命的怒火，而且这些措施总是被打了折扣。这无可辩驳的结论和鲍德温先生试图证明的东西完全相反，英国全部的历史都表明，“和平发展”是靠战争的胜利、殖民地暴行和血腥的镇压来保证的。“渐进主义”的表现形式还真是奇怪啊！
知名的主流历史学家吉宾斯（Gibbins）在他的英国近代史概要里说：“一般来说，英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向来支持政治自由和宪政民主，不过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这话说得真是精辟；一则，它代表着一种有深厚官方背景的“国家的”传统见解，没给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伪善声明留下任何余地；二则，它证明了英国只会支持其他国家那些有利于自己商业和其它利益的宪政运动。另外，无与伦比的吉宾斯还补充了一句：“不过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例外的情况”当然是指其他国家发生的运动对英国不利的情况了。在英国人民面前，英国全部的历史被描绘成了一副英国政府为全世界的自由而不懈斗争的壮丽图景。每一次新的欺骗和暴行──中国鸦片战争，奴役埃及，布尔战争，武装干涉苏俄等等──都被解释成“例外的情况”。总而言之，渐进主义的大厦到处都存在着巨大的裂缝，无论在“自由”还是专制方面都是如此。
按照这样的逻辑，一个人完全可以说在国际关系中武力是允许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武力却要受到谴责。既然如此，那也没有必要说渐进的发展规律统治着自然和人类社会了。还不如这样说干脆一些：受压迫的阶级有义务支持本国统治阶级用武力达到其目的的行为；但是这个受压迫的阶级却没有动用武力为自己在这个以压迫为本的社会里取得较好地位的权利。这可不是什么“自然规律”，这只是资产阶级的刑法。
再来看英国历史本身，在这里，渐进原理和和平发展一点儿也不像保守党哲学家们所说的那么盛行。说到底，现在整个的英国都来自于十七世纪革命。在那个年代，大规模的内战催生了保守党和辉格党，后来这两个党交替支配英国达三百年之久。当鲍德温先生为英国历史的保守主义传统奔走呐喊的时候，我们必须冒昧的提醒他：保守党的传统本身就是坚实的构筑在这次十七世纪中叶革命之上的。鲍德温还谈到了「英国国民的性格”，我们只好再次提醒他，这种国民性格是被圆颅党和骑士党内战的巨锤锻打成型的。独立的小资产阶级、工匠、自由农和小地主们，他们那有条理、忠诚、节俭、努力、勇于进取的性格和英国旧日的统治阶级——懒惰、放荡且目中无人的宫廷贵族、有爵位的国家官僚和主教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是英国人啊！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在内战的铁砧上，用军队的重锤打造出这种国民性格，确保了英国资产阶级未来二三百年中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优势。直到后来，将近十九世纪的时候，这种国民性格保守的方面——甚至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显得太保守了——才显露出来。显然，英国先前的历史导致了后来长期议会（LongParliament）对查理一世（CharlesI）专制的斗争和克伦威尔的独裁政治。简单而言，革命不是被人煽动起来的，它是社会进化过程中自然的产物。革命在一个国家的阶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便会产生，这和国家关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爆发战争一样不可避免。也许鲍德温先生能在革命需要一个逐渐准备的过程这点上找到些许理论的安慰吧？
当保守派的老太太们──包括那位最近声称王室是社会上最辛苦阶级的斯诺登夫人（Mrs.Snowden）──想起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时候，她们肯定会在夜里瑟瑟发抖。但即便如此，像麦考利（Macaulay）这类反动作家对那件事的理解都颇为到位。他说，
“那些逮捕他的人们并不是在午夜行刺的刺客。他们做事明目张胆，为天地共鉴，并且希望他们的行动能永远被人们记住。他们对自己做的那些可耻勾当颇为得意。对于决心发动一场彻底的政治与社会革命的政党而言，被英国古代宪法和社会舆论反对的弑君行为具有一种奇妙的吸引力。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必须把国家机器的每个部分都彻底打烂；这种毁灭的行径只会让他们倍感愉悦，他们从不会感到痛心……于是革命特别法庭便成立了。那个法庭宣布查理一世是暴君、杀人法和社会公敌；并且在他自己宫殿的宴会厅前当着数千人的砍下了他的头。”（见麦考利的《英国史》第一册一二六至一二七页──依纽约哈拍尔兄弟公司版本）。
清教徒的目的是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查理一世是不是一个暴虐无度、招摇撞骗和胆小怯懦的恶棍这种问题完全是次要的。清教徒不但杀掉了查理一世，而且还给了君主专制制度致命的一击。直到现在，那些议会渐进主义的传教士们还在享受着清教徒革命胜利的果实呢。
革命对英国政治的以及一般社会的发展起到的作用，并不仅限于十七世纪。可以说——这话看起来也许有些荒谬——无数欧洲革命造成了英国后来一切的进步。我们在这里只大概总结一下几个重点，它不但有益于鲍德温先生，也许对其他人也颇有用处。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有力的激刺了英国民主主义力量——首先是工人运动——的发展。在此之前，一七九九年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曾使英国工人运动消沉了好一段时间。当时，主张对革命的法国宣战的意见只流行于英国统治阶级之中；英国广大群众却愤怒的反对皮特政府，因为他们同情法国革命。英国工会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工人受法国革命影响的结果。后来欧洲反动派的胜利巩固了地主的地位，这导致一八一五年法国波旁王朝的复辟和英国谷物法的通过。
法国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推动力一八三一年英国第一次选举改革法案；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促成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改革。
加拿大政府彻底改组之后，自主权比以前扩大了很多。这也是在一八三七年至一八三八年加拿大爆发起义后才实现的。
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四七年的宪章运动（Chartism）导致了十小时工作制的实行，一八四六年还废除了谷物法。一八四八年欧洲大陆革命运动的失败不但意味着宪章运动的衰落，而且使英国议会民主化进程发生了长期的停顿。
美国南北战争导致了英国一八六八年选举改革。在这场在美国北方和南方之间爆发的战争中，英国工人表示自己支持北方，而英国统治阶级则完全支持蓄奴的南部各州。自由党的帕默斯顿（Palmerston）──号称“叛乱者帕默斯顿”──和他的同僚们，包括那个臭名昭著的格莱斯顿（Gladstone）都是南方的支持者。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很快就承认南方不是乱党，而是和北方对等的交战国。虽然英国船坞替南方造了不少战舰，但北方还是赢得了胜利。北方在内战中革命性的胜利使英国一部分工人阶级获得了选举的权利（一八六七年改革法案）。顺带一提，在英国选举改革的同时，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运动。这场运动造成了一八六六年的“七月事件”，严重的混乱持续了两日两夜。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败削弱了英国工人，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爆发则立刻让他们强大起来。一九〇六年大选结果显示，工党首次在议会中成为一个强大的势力——它获得了多达四十二个的席位。在这里，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显然功不可没。
一九一八年，在一战尚未结束的时候，英国通过了一个新的选举改革法案。这个法案让拥有选举权工人的人数显著增加，并且初次承认妇女有投票权。即便是鲍德温先生也不会否认，这个选举改革法案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刺激之下才得以通过的。英国的资产阶级以为这样做就可以避免革命。因此，渐进主义原则根本没有实现改良的能力，想要取得进步，来自真正革命的威胁不可或缺。
如果我们将英国过去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与欧洲和世界发展历程联系起来看，便可以发现英国在经济上剥削别国的同时，还在政治上利用了它们。英国以欧美各国的内战为代价，减少了它自己的政治动荡。
鲍德温为了反对革命英国无产阶级的领袖，特意从我的书里挑了两段话出来。他把这两段话放在革命派的对立面上，这样做有何用意？要简明阐述这几段话的意义并不困难，而且它与鲍德温试图在这几段话中找出来的东西截然相反。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愈容易，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便愈大。这话我确实说过，现在我再在这里说一遍。
我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是很幼稚。我们几乎完全没有议会政治或民主主义的传统。因此，我们能比较容易的使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的资产阶级出现的很晚，做的很少，所以我们从他们那继承到的东西就非常少。我们现在不得不去修路、造桥、开办学校、教成人读书写字，换言之，我们现在必须去完成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完成的经济和文化的事业。这才是我说的“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愈容易，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便愈大”真正的意思。
把这个浅显的政治定理反过来说：一个国家越是富裕和文明，议会民主主义的传统越悠久，共产党要取得政权的难度便越大；但在取得政权以后，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会进行的更快、更成功。具体而言，比如打倒英国资产阶级这个任务是非常困难的，它需要一个“逐渐的过程”，即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但是英国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土地，和工商业以及银行的机关后，可以用比俄国小得多的代价，比俄国更快、更成功的完成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改组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任务。我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出并且证明过这条逆反定理了，它与鲍德温先生所关注的那些东西密切相关。
不过问题还不止这些。我说到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困难时，心中想到的不但有俄国自身的落后，还有俄国外部强大的反动势力。作为英国政府中的一员，鲍德温先生肯定知道英国政府花了大约一亿英镑的钱，用于对苏俄的军事干涉和封锁。我必须提醒各位，英国花这么多钱的目的就是推翻苏维埃政府。英国保守党和自由党（至少是在那个时候的自由党），在处理与工农共和国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彻底地否定了“渐进主义”的原则。他们为了解决这个历史问题，不惜借助各种武力手段，给苏维埃俄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对于这些渐进主义者的双重标准，我打个比方就够了：他们全部的思想和海纳（Heine）诗中描写的那些僧侣的德性极其相似──这些僧侣劝他们的徒弟喝水，自己却喝酒。（注）
首先取得政权的俄国工人，一开始受到了德国的反对，后来又有协约国（英法是它们的领导）为难他们。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情况要好得多，他们既不会碰到沙皇，也不会撞见俄国的资产阶级。不但如此，他们还可以得到我们苏联强大的物质和人力方面的援助。不瞒鲍德温先生，英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正如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英国保守党人的利益一样。
我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困难的讨论，在这位英国首相的解释下，竟然变成了我说我们的革命事业还不如一根蜡烛值钱。但是我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先锋队，我们的困难来自于不利于我们的国际形势；通过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不利形势转变成其它各国无产阶级的有利形势。因此我们每项革命努力都在影响着国际势力的平衡。
毫无疑问，正如鲍德温所言，我们在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奋斗。如果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人民的文化和生活水平的增长就无从谈起。而且，我们的努力是在为将来的共产主义打下基础。俄国的工人现在是在为自己工作。他们从资产阶级那接手的是早已残破不堪的俄国经济——它饱受一战和俄国内战炮火的蹂躏，后来又遭到资本主义世界干涉和封锁的沉重打击。在俄国工人们的努力下，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几乎完全被毁灭的俄国工业得到了重生——它的生产率恢复到了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六十。
尽管和我们的理想相比，俄国目前的成就不值一提，但是我们确实取得了无可置疑的大进步。假如英国按照它渐进主义的观点，把用于颠覆苏维埃政权的一亿英镑作为贷款或资本投资于苏联工业，我们现在的生产力一定会远超战前水平。英国资本主义在这桩生意中肯定会取得客观的利润，还有最重要的是，它们能得到日益增长的巨大的俄国市场。在渐进主义即将大展拳脚的时候，鲍德温先生却把他现在捧上天的原则弃之不顾，这可不是我们的错。虽然我们现在的工业仍然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但是和几年前相比，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经大有改善了。等我们达到战前的水平——这是我们接下来几年的任务——时，工人的生活水平与比战前一定要好很多。
正是因为如此，也只能因为如此，我们才有资格号召俄国无产阶级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人在资本家的工厂、船坞、矿山里工作是一回事，在他们自己的工厂和矿山里工作是另外一回事。这区别可大了去啊，鲍德温先生！而且等到英国的工人夺取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本来就是由他们和他们祖先所创造的）后，他们也会竭尽全力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
尽管英国工业取得过不少卓越的成就，但它现在急需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可是英国却被它的过去绊住了手脚从而寸步难行。鲍德温应该明白这点，无论如何他已经在自己的演讲中说：“我们历经艰险，把全世界带进了工业时代。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拥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和崇高的地位。但是我们也为这优越地位和世界霸权付出了不少代价：我们的城市缺乏规划且拥堵不堪，我们的房屋紧紧挤在一块，我们的工厂毫无美感可言，而且我们的国家到处都乌烟瘴气。”这里还必须补充几点，英国工业分布散乱、技术保守、组织死板。这就是英国工业被德国、美国工业击溃的原因。
只有坚决的全面改组才能拯救英国工业。若想在一个健全的基础上重建英国煤矿业，首先就要将地表和地底的产权都归入其中，使之成为这个经济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组散乱落后英国电气业的努力，每一步都会遇到私人利益的阻碍。从历史来看，英国城市的起源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它们的规划非常不合理。英国工业也是这样的，它们全都是“渐渐”堆积出来的，缺乏系统性规划。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使英国工业重获新生，我们必须将整个英国工业视作一个统一体来处理。
但是，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重组计划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人民的经济实力。惟有在更高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创造一个更文明、更和谐、更快乐的人类社会。先不管鲍德温先生多么留恋英国的旧工业，假如有一天他被迫承认资本主义的新形式──托拉斯和辛迪加──是进步的，那么在我们看来，将所有工业纳入统一计划体系中的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托拉斯先进到不知哪去了。要实现社会主义计划，非得把一切生产资料转移到给工人阶级的掌握之下不可，换言之，我们必须剥夺资产阶级。鲍德温自己也提到过“十八世纪工业革命释放的巨大力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国民生活，使整个国家的面目为之一新。”
为什么在这点上，鲍德温说的是革命而非渐进发展呢？因为这场十八世纪末发者生的变革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它导致了，尤其是，小手工业者的没落和破产。任何明白历史进程基本逻辑的人都明白，彻底重塑了大不列颠的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若没有十七世纪的政治革命是决不可能发生的。如果没有这场拥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事业，反对贵族特权和上流社会寄生虫的革命，英国工业界伟大的革新精神就永远都不会苏醒，也不会有人为经济的目的而利用这些发明。英国早期的发展造就了十七世纪的政治革命，而这次革命则为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
现在的英国，包括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一场经济革命，一场历史意义远超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经济革命。但是这种未来的经济革命——它将按照社会主义的统一计划全面改造现有的经济体系——如果没有政治革命为它打开道路，是不可能实现的。和现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比起来，十八世纪的行会特权（它是小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在那个时候对经济发展进程造成的阻碍根本不算什么。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主动放弃自己的财产权，在这里，我们只能通过革命的力量逼迫他们就范。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他的道路，英国也不例外。
至于鲍德温所引的第二句话，据他所言那句话是我说的，我对此感到莫明其妙。我坚决否认我曾说过俄国人的本性不可改变，革命也无能为力之类的话。他这段话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从我多年的经验来看，并非所有人，也并非所有首相，会一字不差的引用别人的话。我偶然在我的著作《文化工作问题》中发现了一段文字，它刚好探讨了我们现在所关心的问题。我现在把它全文引在下面：
“我们胜利的希望从何而来？
首先，人民群众的批判精神和主动性已经觉醒了。我们的群众靠这次革命为自己向欧洲──这里指的是“欧洲”文明──打开了一扇窗户，犹如两百年前彼得大帝的俄国为上层的贵族和政客们向欧洲开了一个通气孔（不是窗户）。官方意识形态和它愚蠢的追随者们一直把那些温顺和恭谦的消极性格称为俄国人民不变的、天生的特质，但是实际上这种性格只是他们充满奴性、饱受压迫和缺乏文化教养的表现，直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才把这种可耻的不幸的品质一扫而光。我当然不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根除了一切过去的残余，它们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都不会消失。不过我们已经通过了最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但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现在再也没人敢劝说俄国人民，说他们的命运是建立在谦卑、驯服和容忍的规则之上了。批判向上、团结互助和锐意创新的美德已经深入俄国人民的心中。因此，我们才能取得改变国家性质的伟大胜利，而这场胜利是我们一切工作胜利的首要保障。”
正如读者所见，鲍德温先生对我的描述和我的真实观点完全不同。不过鲍德温的行为也算情有可原，毕竟英国宪法没有规定首相有必须正确引用别人的话的义务。这种胡乱引用充斥着英国的政治生活，其中充满了无数的先例──光说威廉皮特（WilliamPitt）一个人就够了，天知道他有多少次引错了别人的话。
也许有人要问：和一个保守党领袖谈革命有什么用？一个保守党首相的历史观和无产阶级有什么关系？问题的关键不在这位首相身上，而是在麦克唐纳（MacDonald）、斯诺登（Snowden）、韦布（Webb）等其它工党领袖身上，在工党领袖的观点和鲍德温的历史观如出一辙上。我会在下面一章说明这种情况，工党领袖们那形形色色的...渐进观念。
（注）我不愿意说太不客气的话，所以我不问文明社会中所谓基督教道德的进化程序中，假造外国政府的文件用来达到选举的目的这种行为是否可以认为“渐进”的工具。但是我们虽然不愿说到这个奥妙的问题，却还是不能自禁的要提及拿破仑当年的一句话：他说利用假造文件之普遍没有再比英国外交更甚的。不消说，从那时以后，巧妙的手段又进步了许多了 |
第一章英国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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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英国的衰落
资本主义的英国诞生于十七世纪中叶的政治革命和十八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之中。从内战的炮火和克伦威尔（Cromwell）的专政中诞生的英国，还是个只有约一百五十万户家庭的小国家。到一九一四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已经成为一个囊括全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帝国了。
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克伦威尔激进派和清教主义，教育并动员了英国人民──尤其是资产阶级，为他们后来得到世界霸权做好了准备。十八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它统治着整个大洋，并且正在创造国际市场。
一八二六年，一位英国保守党的政论家这样描述工业时代：
“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代将是工业的时代……以后，工业将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现在英国的景况几乎超出我们能想到的一切；而且历史上找不到任何先例……大体算下来，英国制造业的产能约是其它各洲总和的四倍，十六个欧洲造出的棉花也不如英国的多……”。
英国庞大的工业牢牢地支配了欧洲各国和全世界，这是它富足的原因，也是它在世界上所占的那空前的地位的基础。所以工业时代同时也是大不列颠掌握世界霸权的时代。
从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八〇年之间，英国是欧洲和美洲工业的学校。但是这种情形正是使它失去它垄断地位的原因。一八八〇年以后，英国便显然的开始衰落起来。以德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走入了世界的角斗场。同时英国资本主义渐渐的露出它的缺点和保守的方面。自由贸易的学说遭到了德国竞争的猛烈打击。
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英国显然被人从世界霸主的宝座上挤了下来：这在二十世纪初引起了英国上层阶级内部的不安和骚乱，也在工人阶级中造成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从本质上来说具有革命的性质。位于这些变化中央的便是劳资间剧烈的冲突。不但英国工业在世界上所占的特殊地位因此动摇，连劳动界领袖们在英国的优越地位也不稳了。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煤矿工人，铁路工人以及运输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发动了规模庞大的阶级战争。一九一一年八月，一场铁路罢工发展成了全国总罢工，革命的幽灵在英国上空徘徊。领袖们尽自己一切所能，想方设法地瘫痪总罢工。他们的动机是“爱国主义”：总罢工是在阿加迪尔事件（Agadirincident）发生的时候举行的，那时英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现在我们都知道，当时的首相鲍德温先生将劳工领袖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号召他们“拯救祖国”。这些领袖人物竭尽他们所能，巩固资产阶级的势力，为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作准备。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间的战争似乎暂时打断了革命的进程。它阻止了罢工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从表面上看，英国似乎通过在战争中击溃德国，重新恢复了它世界霸主地位。然而事实很快就证明，战争在暂时抑制住英国衰败颓势的同时，也使它更加的严重了。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英国劳工运动以狂风暴雨之势卷土重来。各地罢工事件不计其数。麦克唐纳（MacDonald）之前还敢在罢工宣言上签名，现在他已经被来势汹汹的工潮吓得半死了。一直到一九二〇年末，到煤矿工人、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领袖的三角同盟背叛了总罢工的“黑色星期五”后，运动才逐渐变得能够控制。经济斗争的门路被堵上了，群众的能量便转而涌向政治斗争的方向。这就是工党（LaborParty）突然取得成功的原因。
是什么东西导致了大不列颠外部和内部局势的转变呢？
美国在世界大战中充分彻底地证明了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这个处于大洋另一端的偏僻国家一跃而起，把英国挤到第二的位置上。
英国还在持续衰退的过程中，它与美国进行的和平“合作”只是暂时的。
这种“合作”也许在某个时期会被用来对抗某个第三势力。但是，世界上最根本的斗争是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斗争。必须以英美间的斗争为基础，才能理解和估计那些在特定条件下，显得更加激烈、更具威胁性的冲突。
如同改革是革命的先声，英美的“合作”则是未来战争的先声。走在“改革”（即，被迫与美国进行各种“交易”）路上的英国将一步步的放弃自己的地位，直到最后它不得不抵制大不列颠的生产力，尤其是它活生生的生产力——无产阶级。英国的生产力不再适合于它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严重的失业问题便出现了。过去，繁荣的商业和工业（还有强大的军队，尤其是海军），维持着帝国的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早在十九世纪末，新西兰总理里夫斯（Reeves）曾写到：“现在，两件事情维系着英国与各殖民地的关系：第一，各殖民地相信英国政策的用意主要是和平的；第二，它们相信英国能牢牢地掌控整个大洋。”当然，第二个原因才是最主要的。英国海上霸权的逐渐削弱，增强了帝国内部分离的势力。帝国各部分的利害与本土不再紧密相连，殖民地不断爆发解放斗争，大英帝国的统一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军事技术的进步让英伦三岛不再安全。航空技术和枪炮的发展，让英国失去了它过去在历史上拥有的巨大地理优势。美国，这个被两大洋包裹的巨大“岛屿”，极难受到外国的侵犯。但对英国而言，它人口最多的几个中心都会，尤其是伦敦，离欧洲大陆只有几个小时的航程，极易受到轰炸。
由于失去了岛国的地利，英国政府只好越来越多的介入欧洲大陆的问题，参加各种大陆军事协议。这种政策对于英国的海外属地和自治殖民地是无关痛痒的。它们关心的是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一部分，而不是那狭窄的英吉利海峡（BritishChannel）。一旦爆发冲突，这种因利益不同导致的裂缝马上就会变成无底深渊，彻底粉碎大英帝国与各殖民地的联系。尽管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但大不列颠的日常政治活动被国内冲突瘫痪了，因此它不得不采取消极的政策，结果进一步损害了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同时，英国的军费开支在已经缩水了的国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
英美“合作”的条件之一，是英国要偿还它欠美国的巨额债务，但英国却不可能收回它在大陆各国的债。于是经济力量的平衡更加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
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贴现率从百分之三提高至百分之三点五，英格兰银行（TheBankofEngland）便紧接着采取同样的行动，将贴现率从百分之四涨至百分之五。这件事情提醒着伦敦人，英国经济依赖于美国这一让人深感惋惜的事实。但是他们除了这么办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美国存有的黄金价值约为四百五十亿元，而英国则不过七十五亿元，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美国有金本位，而英国则在孤注一掷地试图重建自己的金本位。毋庸置疑，美国若将贴现率从百分之三涨至百分之三点五，英国便不得不将贴现率从百分之四涨至百分之五。这种措施使基本原料的价格上升，打击了英国的商业和工业。由此看来，美国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对英国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以银行业务逼迫英国，它无时无刻不在向英国展现它巨大的经济优势，并利用这种优势压迫着英国。[1]
与此同时，英国出版物警惕的指出德国工业在各方面——尤其是德国造船业——“进步神速”。三月十日的《泰晤士报》写道：
“德国船厂之所以能与我们竞争，其中一个因素可能是原料的完全“托拉斯化”。在德国，从矿山到钢板，从融资银行到门票的出售，全都“托拉斯化”了。这种托拉斯体系对于工资和生活开支不可能没有影响。当所有的这些力量都为同一个目标组织起来，成本降低带来的利润便非常可观了。”
换句话说，《泰晤士报》在说，一旦其他国家给德国任何恢复生机的机会，它马上就会再一次证明自己先进工业系统的优越性。
有迹象表明，这是真的，向德国汉堡船厂下船只订单是为了威胁工会，籍此向它们为减少工资、增加工时做准备。不用说，资方很有可能采取这种手段。但是这并不足以反证我们的见解，英国工业荒谬的组织和因此耗去的额外费用依然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自从上次英国官方注册的失业人数跌破一百一十三万五千已经有四年了；这段时间里，失业人数在一百五十万到一百七十五万之间浮动。长期性失业是工业系统失灵最明显的表现；也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一九二〇年生效的失业保险条例，本来用于针对人们认为很快就会过去的艰难时期。但是失业却是长期的；保险后来便不再是保险了，因为募捐而来的资金不足以支付失业救济。英国的失业者已经不能被看成一个“通常的”预备队，一个人数不定、构成随时会发生变化的人群了；而应该将他们视为固定的社会阶层，工业景气时他们以劳动为生，不景气的时候，他们便失去立足之地。这个阶层是社会组织新陈代谢不良造成的肿块。
英国工业联合会（FederationofBritishIndustry）会长，威利（Willey）上校，在四月初时宣称，过去两年投资工业的回报过少，资本家不愿意去经营工业。工厂所得的利息并不比固定利息的各种债券（如国家公债等）多。“我们国家的问题不是生产的问题而是销售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销售问题呢？不用说，要生产成本比别人低才行。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需彻底改组工业，或是减低赋税，或是减低工资，或是三样一起实行。削减工资的方法，实际上不能降低多少生产成本，而且一定会遭到工人们坚决的抵抗，因为他们此时正在争取更高的工资。减低赋税也做不到，因为英国不但要还债，而且要恢复金本位，还要维持国家机器，除此以外当局必须得供养一百五十万失业工人。
所有这些费用都要归入工业生产的成本中。如果想要改组工业，必须要有新的投资；但现在工业的低利润率让自由资本都流到政府公债及其它贷款方面去了。
斯坦利·梅钦（StanleyMachin），英国商会联合会会长，近日表示，英国可以通过移民来解决失业问题。慈爱的的祖国对它一百多万劳动者——算上他们的家属就有数百万人——说，“收好东西赶紧滚蛋！”这等于是在承认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完全破产了。
我们必须以大不列颠的世界地位正飞速下降这一事实为出发点，来研究现在英国的内部情形。表面上英国仍然维持着全盛时期的传统，和在世界各处的殖民地及统治机关，但实际上它的地位正一日不如一日。
自由党（LiberalParty）的垮台标志着历经一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社会走到了尽头。丧失世界霸权给英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英国各方面的工业都走入了死胡同，许多独立的工业和小商业资本──它们是自由主义的基础──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自由贸易从此便一厥不振。
过去，一盘散沙的劳工大众和各司其职的保守党与自由党，确保了资本主义稳固的统治。自由主义的破产让资产阶级英国在其世界地位上一切的矛盾浮出水面，并且暴露了它内部的统治危机。工党上层的圈子在政治上十分接近自由主义，但是它没有重新巩固英国议会制度的能力，因为现在的工党只不过代表着工人阶级革命进程中的一个临时阶段罢了，麦克唐纳的位子甚至比劳合·乔治（LloydGeorge）的还要不稳。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马克思认为，保守党将会很快离开政治舞台，以后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将贯穿整个政治发展的脉络。马克思预言的前提是无产阶级革命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和欧洲大陆能够迅速发展，并最终向资本主义发动猛攻：正如后来的俄国立宪民主党（ConstitutionalDemocraticParty）在革命的压迫之下成为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唯一政党一样，英国自由党会吞并保守党，成为英国资本的唯一代表。但是马克思作上项推测的时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一八五一至一八七三年）的前夕。此时宪章运动业已结束。工人运动采取的是工团主义路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能够以自由和保守两党之间的斗争表现出来。议会的钟摆左右来回摆动，在这里，资产阶级找到了一个发泄工人群众不满情绪的窗口。
德国的竞争第一次威胁到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并且予以首次沉重的打击。自由贸易遭遇了德国先进的技术和组织。英国的自由主义是自由贸易在政治方面的推广。自一八三二年资产阶级的选举改良案时代和一八四六年谷物条例废除（CornLaws）之后，曼彻斯特学派（TheManchesterSchool）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从那时候起的五十余年中，自由贸易的原则都是不变的真理。因此，自由党坐拥领袖的交椅，工人只得尾随其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这一模式被推翻了：自由贸易信用扫地；贸易保护主义运动开始。资产阶级越来越趋向于帝国主义。早在格莱斯顿（Gladstone）时代，张伯伦（Chamberlain）领导着的一批自由党人和激进分子举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加入了保守党，那时候自由党就已经显露出败相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商业情况有所好转。英国的政治改革因此暂时中断。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代表资产阶级的自由党已经瓦解了。该党的领袖，罗斯伯里（Roseberry）爵士已经公开站在帝国主义的旗帜下。不过自由党在它退场之前，注定还有一个得势的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由于受到英国资本主义的显著衰落，和俄国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两方面的影响，在政治上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在他们致力于创建议会工党的同时，有不少人涌入处于反对派立场的自由主义阵营中。所以一九〇六年，自由党重新成为执政党。于是才有一九〇六年自由党之得势。但是从本质上来看，自由党的成功维持不了多久。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使工党更进一步的发展。一九〇六年以前，工党在议会获得席位数的增长速度与自由党差不多持平。一九〇六年以后，工人逐渐离开自由党，工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在表面上说，战争是自由党——通过劳合·乔治——发动的。事实上，世界大战肯定会巩固作为帝国主义政策最坚决的拥护者——保守党——的势力。不管怎么说，即便是神圣的自由贸易教条也不可能拯救英国。于是，工党登场的条件终于都准备好了。
当工党的机关报《每日先驱报》（DailyHerald）在失业问题上止步不前的时候，英国工人已经无路可走了——除非他们推翻资本家，自己接管生产。它从我们前面也引用过的资本家的话中得出结论：英国资本家宁愿将钱贷给外国政府，也不愿在国内工业的扩张上花一毛钱。《先驱报》的结论大体上是对的。但它的脑子里只有督促资本家“努力进取”的昏聩想法，从来都不敢去激励工人去推翻资本家。实际上正如我们所见，整个工党的政策都是这样的。韦布夫妇（Webbs）所有的著作，麦克唐纳的演说，还有《每日先驱报》编辑们的每日评论，都超不出“督促资本家”的范围。如果这种可悲的督促能对资本家起什么作用，那也都是反作用。凡是头脑清醒的英国资产阶级都知道，在工党领袖们虚伪的威胁后面，藏着已经活跃起来的工人群众。他们深知其中的危险性，革命随时都会取走他们全部的家当。因此，敏锐的资产阶级决对不可能再往工业里面投资了。
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恐惧不是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能成为「进步”因素的。比如，英国的经济无疑能从与俄国的合作中得到巨大的好处。但是要想做到这步，预先要有周密的计划和大量的信用，而且要将英国工业的一部分进行改组以供俄国需要。然而，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恐惧和他们对于未来命运的不安阻碍了这个极富价值的合作。
此前，革命的威胁之所以能让英国资本家趋向于改良和让步，是因为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的利润看起来是无限的。欧洲大陆的革命对于英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显而易见。英国的资产阶级只要还拥有世界领袖的地位，只要手中还握有庞大的资源供其调遣，大陆上爆发的革命就能促使他们进行改良。他们可以使工会合法化，取消谷物条例，增加工资，扩大选举权，通过一些社会改良法案等等。但是现在，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革命的威胁再也不能促使资产阶级前进了。相反，它消灭了他们仅存的一点从事工业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革命的威胁，而革命本身。
上述的各种因素决不是偶然的或暂时的。它们都在向同一个发展，系统性的恶化着英国在国际地位和国内局势，并让这种恶化的趋势成为历史的必然。
斗争将不可避免的加剧，并且进一步破坏英国社会组织。我们并不打算预测这一过程到底要花多久，但它在五年之内肯定会完成。“能否组织起一个和群众紧密相连的强大的英国共产党，在关节时刻提出解决目前深刻危机造成一切问题的必要结论？”这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因为它决定着英国未来的命运。
（1）作者写了以上的几段之后，英国内阁采取了几种立法和财政性质的办法，确定金本位之恢复，据说这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大胜利”。但就实际而论，这种财政上的成功之表现英国的衰败真是再明显没有的了。英国之所以不惜费那么大的代价来达到这种目的，一方面是受美国那稳定的金元的压迫，一方面是受它自己的自治殖民地财政政策的压迫──各自治殖民地处理它们的财政问题，都越来越以金元为标准，对于英镑渐渐地忽视了。英国要想一下子恢复金本位便非借助于美国巨额的经济“援助”不可，这就是说英镑的命运直接地依靠纽约。于是美国便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剥夺的来源。英国对于这种借款必须付很高的利息，这些利息又只好从它那业已受了打击的工业上榨取。英国为防止现金出口，只得减少货物的出口。但是英国现在如不急于改作金本位，便非在财政的世界市场上促成它自己的衰败不可。这些不幸的情形凑合起来，造成一种极为难的境地。于是英国统治阶级的人们便发生许多极不安的感觉，保守党的报纸里常用忿恨而无力的呼声将这种难境表现出来。《每日邮报》（DailyMail）上说：“英国政府恢复金本位之举，实使联合银行（事实上受美国政府的支配）随时可以在英国引起金融危机……英国政府实不啻将本国的财政政策完全附属于别国之下……大英帝国简直就是扺押给美国了”。保守党的《每日快报》（DailyExpress）说：“多谢丘吉尔（Churchill）的功劳吧，英国倒在美国银行家的铁蹄下了。”还有《每日记事报》（DailyChronicle）关于这件事评论骂得更加厉害了，它说：“英国简直就弄得无异于一个美国的第四十九州岛。”这句话真是说得再明显没有的啊！这一类的猛列攻击都无非表示前途没有希望，财政大臣丘吉尔对于这些话所给的回答，便是说英国除了使它的财政计划与“实际”相符而外，别无办法。丘吉尔的意思便是：“我们一天比一天穷，已经穷得不堪了，美国却比以前富得不知那里去了；我们惟有和美国奋斗或是屈服于它；我们现在使英镑的命运仰仗美国银行，不过是在金本位这一方面表现我们这一般的经济裂痕；要知道水是不会高出水平线的；我们也只好‘和实际相符’吧”。 |
给美国读者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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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美国读者的序
本书的目的是要研究英国未来的命运。由于下面两个原因，美国读者对于这个问题是会感觉兴趣的：第一，因为英国在全世界占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第二，因为美国和大不列颠可以算是两颗并列的明星，其中的一颗的暗淡的越快，另外那一颗便愈发闪耀。
我由研究所得的结论便是英国正在全速地向着大革命的时期前进。当然，英国的秘密警察和他们的美国信徒们一定会说，我这是为了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而进行的宣传——在他们看来，局外人竟可以靠一本小册子改变这个伟大国家的发展方向！
说实话，我只不过是想通过分析英国历史进化中的几个要点，藉此阐明一条历史道路──各种内部和外部的条件正推着英国在这条道路上前进。所以，根据这番讨论便指责我在通过革命的手法干预别国内政的行为，无异于因为一个天文家预测日蚀将要发生，便骂他要造成日蚀一般。
但是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认为天文现象与社会现象是相同的。前者发生在我们之外，后者却通过我们的活动而发生。同时，这话也不是说单靠我们的意志就可以造成历史的变迁，不是说通过小册子就可以掌控它的方向。以为资本主义──包括英国资本主义──辩护为目的而出的书比攻击资本主义的书在发行规模和数量上都要大得多。无论哪种理论，只有根植于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的范围内，才能发生效力。英国之有革命的趋势是因为它已经到了资本主义破产的时期。如果一定要找出个犯人来，我们对这个问题——是谁和什么沿着走向革命的道路把英国往前推？——的回答便是：不是莫斯科，而是纽约。
这种回答也许看起来很古怪，然而这却是明显的事实。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长的巨大势力，让英国的工业，英国的商业，英国的财政和英国的外交，都越来越陷入不可逃避的绝望的窘境中。
美国必须在世界市场上努力地扩张，不然，它的工业便要因为血液太足而中风。美国的扩张必然以英国遭受损失为代价。当一个巨大国家因经济命脉被以道斯（Dawes）先生[1]的计划为指导的美国紧紧钳制而窒息之时，那种说“莫斯科”小册子在输出革命的观点，简直要令人发噱。在今日欧洲“和平”和“重建”的表象之下，无数巨大的变革和军事冲突在默默地准备着以待日后爆发。很受华盛顿商业部信任的朱利叶斯•巴恩斯（JuliusBarnes）先生[2]曾经提出，把世界市场上无利可图的领域划给欧洲的债务国，同时指出那些负债累累的欧洲兄弟们无法阻止它们大洋彼岸的债主的扩张伟业。通过帮助欧洲恢复金融，美国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的迷梦，欧洲国家的贫困和独立性被转变成了硬通货，整个欧洲都得依赖美国。这位债主运用种种手段，或是对于它的债务国施以压力，或是予以展缓，或是答应借债，或是拒绝提供信用，以此让欧洲各国在经济上的独立性愈发受到限制——说到底是让它们陷入了毫无自主权的局面。这种局面，同时也为社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样看来，与纽约证交所所相比，共产主义国际[3]现在几乎是一个保守的组织。摩根（Morgan）先生，[4]道斯（Dawes）先生，朱利叶斯•巴恩斯（JuliusBarnes）先生则是制造行将到来的欧洲革命的工匠们。
美国在欧洲和世界的一切地方进行的事业，大多是与英国合作，并且经由英国经手。但是对于英国而言，这种“合作”意味着它越来越依赖于美国。英国简直可以说，实际上也是，在引着美国夺取霸权。在放弃了世界的主宰权的同时，英国的外交家和商人们把新的世界霸主介绍给他们的老顾客。美国与英国的共同行动骨子里隐藏着两个强大势力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对立，这种对立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它便会转变为一场恐怖的战争。
受篇幅所限，这篇简短的序言无法讨论美国的命运。不消说，现今资本主义在在美国是如此的稳固。美国资本主义真是暴发得令人惊骇，首先它利用欧洲各交战国的不暇顾及，乘机扩张势力，现在是利用欧洲各国的“和平”和“重建”。虽然美国资本主义有这么大的势力，但终究也不是自给自足的，它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此外，美国工业愈发达，它就愈发依靠于世界市场。美国资本主义将欧洲各国越来越推入绝境，种下了战争和革命的种子，一旦它们爆发，便会给美国经济以猛烈的打击。这就是美国前途的大势。美国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只占据次要位置。美国资产阶级可以目击它欧洲亲姐姐的巨大崩溃。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末日也终究是要到来的；美国信托机构的富豪，大种植园所有者，石油大亨和出口商，纽约、芝加哥和圣弗朗西斯科的亿万富翁们不可避免的，如果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都在完成他们对革命到来的工作。美国无产阶级终究也会要达成他们最后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
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英国往何处去？》（1925）
序
英国正处于危机之中，这危机恐怕比其它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都要严重。从广义而言，英国的危机也是四大洲的危机；至于现今最强大的第五洲──美洲，这场危机少说也标志着动荡的开端。与此同时，英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性（这是英国过去历史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它前方的道路。在本书中，我们不会连篇累牍的列举事例和数据——这些东西读者自己可以在目前的参考书和讨论英国经济形势的著作上找到，而是致力于找出并且分析那些事关英国前途的、决定性的历史因素和环境。我们只讨论英国，并不是说整个大不列颠帝国；只讨论本土的大都会，而不是那些殖民地和自治殖民地。殖民地有他们自己的发展脉络，而且这脉络越来越与英国本部的脉络歧趋了。
本书的讨论多半带有批评性质和辩论性质。历史是人造成的；要想估计那些产生现代历史的主要原动力，除以积极的态度去研究外，别无他道。为理解各阶级、各党、和各党领袖在为了什么而斗争，以及他们将要面临什么，我们必须从政治的复杂关系、诳言、假仁义的话，和那无所不至的议会里的冠冕堂皇的欺人之言构成的迷雾中找出一条路来。在这种情形之下，辩驳是政治分析的必要方法。我们肯定要尝试去解决我们自己提出的这个课题，而这个课题将一个很客观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英国要往何处去？” |
答中国反对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答中国反对派
12月20日我才接到你们在11月15日发出的信：这信由上海寄到君士坦丁堡，共费了三十五天工夫，我的答复达到你们手里，至少也要费这许多日子，这是没有办法的。航空邮政和无线电，现在还没有为反对派的事业服务。
在你们的信中，提到关于政纲的两个问题：国民会议与亚洲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第二个问题完全是一个新鲜的问题。对这问题，我以后写专文来回答，关于国民会议问题，我的答复如下：
减弱了力量的且又被迫在地底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不仅在动员工人而又须动员城市与乡村的广大的贫民群众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为了这目的，国民会议就是在目前条件之下的最简单而又最自然的口号。在这口号之下，必须进行百击不懈的鼓动，并须与其它民主革命的口号联系起来；有如：土地归贫农，八小时工作制，中国独立，中国版图内各民族的自决权。
鼓动须用宣传来完成，至少要对无产阶级的最先进份子解释：走向国民会议的道路，只有经过反对军事独裁的暴动，和经过民众夺取政权。
工农得了胜利的革命以后所组成的政府，必然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领导着大多数被剥削的和被压迫的民众在他后面。但我们必须明白地了解一般的革命前途（这一点，我们必须在理论的和宣传性的文字和演词上，不倦地加以发挥）和现实政治口号的区别，所谓现实政治口号，即我们从今日始，要在这口号之下动员民众，使他们反抗军事独裁的制度。这一个中心政治口号，就是国民会议。
你们报告说，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在广东枪杀了反对派同志[1]。无论这事实是如何离奇，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列宁在他的「遗嘱」中斥责斯大林个人有滥用权力的倾向，即使用暴力的倾向。从那时起，这特性已很惊人地在俄国共产党机关内发展，并伸展到共产国际。自然，无产阶级专政，假如不采用暴力，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一部分有时也不得不采用暴力。然而即使在工人国家，仍旧需要工人德谟克拉西很谨慎的监督，使其知道是谁与怎样和为什么使用暴力。这问题若是在资产阶级的国家，就完全呈了另一种的形态，因为在那里革命党还是占着工人阶级的少数，它必须为争取多数进行斗争。在这种条件之下，使用暴力来反对思想上的敌对者——他们不是罢工的破坏者或捣乱者，或是从侧面进攻的法西斯者，他们仅仅是思想上的敌对者——包括忠实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在内——是最大的罪恶、疯狂，这种行动必然会被应用来反对革命党。在十月革命以前继续至十五年之久的布尔什维克与民粹派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猛烈决斗，从来没有发生过用暴力手段的问题。至于个人恐怖主义（暗杀），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对于俄皇的走狗使用，我们也是反对的。可是在现在，各国共产党，尤其是机关人员，对于敌对者，尤其是对于左翼反对派，常常用捣乱会场和机械式的压迫手段。有许多的官僚都诚实地相信这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谛所在。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面前表示懦怯，所以只好向无产阶级内部别的派别表示横蛮，反而使资产阶级的警察成了无产阶级内派别斗争的仲裁者。
由懦怯和暴行的混合而产生的堕落现象是不堪设想的。现在一班青年常认他们的拳头比他们的口才更有用。这就是教育青年们轻视政治，最易帮助青年跑到法西斯的队伍中。我们应向斯大林的这种粗暴而不忠实的方法进行无情的斗争，在集会上与刊物上攻击它，在工人中养成他们对这些假革命党之恨恶与鄙视，他们不诉之于人的脑神经却敲击人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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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独秀的问题，我很知道它在革命几年中的政策：那是斯大林、布哈林、马丁诺夫的政策，实质上说即是右派孟什维克的政策。你们的来信说，陈独秀还没有放弃斯大林的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联合的政策。但是直至现在，我还没有读过陈独秀派任何纲领式的声明书，所以没有可能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
我认为只有对于下列问题有明了的答复，在此基础之上，然后能说：在中国问题上我们是否原则上一致。
关于革命的第一时期的问题：
1、能不能因为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就做出结论，以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领导的作用（斯大林、布哈林的意见）？
2、四个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与无产阶级——联盟（斯大林与布哈林的理论）的口号，是不是甚至于有片刻是正确的？
3、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俄国共产党政治局的决议）是允许的吗？
4、为北伐的利益而妨害土地革命（俄罗斯共产党政治局的电令）是允许的吗？
5、1925到27年广大工农运动发展的时候而拒绝苏维埃的口号是允许的吗（斯大林、布哈林）？
6、斯大林派关于「工农党」的口号——即俄国民粹派的旧口号，应用到中国，是否有片刻是对的？
关于革命第二时期的问题：
7、共产国际的决议说，国民党左右派之摧残工农运动，是「革命转变至较高阶段」的表现（斯大林、布哈林），这是对的吗？
8、在这种条件之下共产国际提出的武装暴动的口号是对的吗？
9、在工农失利的环境之下，由共产国际所认可的贺龙叶挺的游击战争，是对的吗？
10、由共产国际的代表所组织的广州暴动是对的吗？
总之，关于一般过去的问题：
11、1924-27年共产国际在中国方面对于反对派的攻击是列宁主义对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抑是孟什维克主义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
12、1927-28年共产国际对于反对派的攻击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于「取消派」的斗争，抑是冒险主义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
关于将来的问题：
13、在目前反革命胜利的条件之下，反对派深信要用民主口号，尤其是国民会议口号，动员群众，是必需的吗？还是此时只限于苏维埃口号的抽象宣传，像共产国际所决定的一样呢？
14、「工农民主专政」是口号，是否含有革命的内容，像共产国际所想像的那样，或是恰恰相反，此时应揭破这样掩饰着将来国民党的公式，并说明中国工农联合的胜利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呢？
15、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或是相反，中国革命能否得到胜利，能否彻底完成其任务，全看他是否成为全世界革命的锁炼之一环？
据我的意见，这都是中国反对派在他的政纲中所必需答复的主要问题。这问题对于整个国际是有莫大的意义的。中国目前所经过的反动时期，像历史上所常见的一样，必然会变成为理论上加深研究的时期。目前中国革命青年的特征，就在他们之热情要求了解，研究和抓住与细嚼问题的全部，共产国际官僚思想缢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我不怀疑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反官僚的斗争中，能产生许多健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亦为整个的国际服务。
1929年12月22日于普林基博岛
[1]反对派李肃同志，于1928年，在东江某地，被斯大林派所枪杀。——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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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生着什么事？——每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对自己提出的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中国发生着什么事？
每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对自己提出的问题
10月间，《真理报》用最小一号铅子排印的许多电报中，有好几次报道了一个消息：一支武装的共产党队伍，在朱德同志的指挥之下，胜利地在向潮州（广东）进军，又说这队伍已从五千人增大至二万人等等。这样，我们彷佛是偶然地，从《真理报》的简单的电报中，得知中国共产主义者正在进行一个反对蒋介石的武装斗争。这斗争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来源如何？前途如何？没有一个字向我们提及。假使在中国新的革命已成熟到这个地步，即共产主义者已拿起了武器，那似乎必须在具有如此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事件之前，动员起整个国际。那末我们为什么没有听到这种动员消息呢？再，假使中国的局势并未达到这个地步，即未能让共产党人将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回事置于议事日程之上，那末这一支共产党队伍是如何，并为何，开始一个武装斗争来反对蒋介石，即反对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的呢？
是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为何起来暴动呢？也许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已及时治愈了他的创伤？因为那沮丧了的与衰弱了的共产党己及时能在革命潮浪上兴起？城市工人已保证了他们和乡村革命群众的联系吗？全国已漫延了罢工吗？总罢工已推动无产阶级走上暴动吗？假使情形是如此，则一切事情都是明白与应当的。但是《真理报》为什么用寥寥数行，且以小号铅字报道这些事件呢？
中国共产党员暴动起来，或者因为他们得到莫洛托夫[1]解释「第三时期」决议案的文章吗？齐诺维也夫最近的行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他与其他的「投降者」不同，他装着还是活的，他发表一篇论文在《真理报》上出风头，这篇论文证明蒋介石的统治完全与柯尔恰克[2]的暂时统治相像，换一句话说：蒋介石之统治不过是革命高涨过程中一件偶然的事情而已，齐诺维也夫这样的比较，自然可以使人兴奋的。可惜，这样的比较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愚蠢的。柯尔恰克在一个省份里举行暴动以反对那当时建立于全国大部分地域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则资产阶级反革命统治了全国，而共产党员不过在一个省份举行几千人的暴动。因此我们自信有权利可以提出这个问题：这次暴动究竟是中国客观局势造成的呢，还是共产国际关于「第三时期」的训令造成的呢？我们要问：在这次暴动中，中国共产党能有何种政治的作用？拿什么口号去调动群众？在工人中的影响到了什么程度？这些我们一点都未听见说。朱德的暴动彷佛就是1927年叶、贺冒险和广州暴动之再演，——当时正是俄国共产党开除反对派的时候。
或者这些暴动是自发的吗？也许。但在这暴动前面之共产党旗帜，表示什么意义呢？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暴动正式取何种态度？国民党对此问题取什么态度？最后，《真理报》在莫斯科报告我们这件消息时候，为什么毫不加以解释？
但另有一种解释也是可能的，可是同时也就是最危险情形。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是因为蒋介石侵夺中东路而起暴动的吗？这个全属游击性质的暴动，其唯一目的就只在尽可能捣乱蒋介石的后方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要问：谁教中国共产党员这样？使中国共产党员走去做游击战争，究竟该谁负政治责任？
不久以前，我们才严厉责斥一种错误的意见[3]，即认为那样重要的中东路必须从俄国革命手里送给中国反革命手里的一种意见。我们曾经宣布：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就是在这次冲突中拥护苏维埃共和国以反对资产阶级的中国及其一切教唆者和同盟者。但他方面，谁也能完全明白：操有政权和军队的苏联无产阶级，不能够要求中国无产阶级前锋队马上就举行武装战争反对蒋介石，即马上就使用那为苏联政府自身所认为不能使用的一种手段。但在苏联和中国间，或恰切点说，苏联和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保护人之间，如果战争已开始：那末，中国共产党员的任务，就在于最短期间将这个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但即使在这个情形之下，国内战争之爆发也要受一般的革命政策所决定；共产党员也还是不可以随随便便不拘时日就走上公开暴动之道路，而必须先有把握能得工农群众之必要的赞助。在此情形之下，在蒋介石后方的暴动，就将是苏联工农战线之一部分；而暴动起来的中国工人之任务也将密切联系于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其责任、目的和前途，也将是完全明白的。
但在既无战争又无革命的今日，中国共产党员这种单独的暴动，究竟有什么前途呢？只有可怕的失败和共产党）残余的冒险主义化之前途。
应该公开地说出这个前途。立足在游击战争之上的打算，是完全与斯大林派政策之一般性质相符合的。二年以前，斯大林希望与英国工联总理事会中的诸帝国主义者同盟，可以增进苏联的安全。现在，他若希望中国共产党员的暴动，甚至一点成功希望也没有的暴动，能够「稍稍有利」于苏联，——那也是可能的。在前一种情形，他的打算是太过于机会主义了；在后一种情形，他的打算又是公开的冒险主义。但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他的打算，都是与世界工人运动之总任务没有关连的，都是妨害这个任务并违反苏维埃共和国之真正利益的。
我们手里没有一切必须的材料，足以允许我们做出确实的结论。所以我们就问中国发生着什么事情？人们解释给我们听吧！一切共产党员，如果不将这个问题向自己提出并向本国党的指导机关提出，则他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一个领导机关，如果要狡诈地躲避起来，以便于这次中国游击战争失败时候，又把责任加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头上，那末这个领导机关就要因做过危害世界革命利益之最无耻的勾当，而自己破产（固然不是第一次破产）。
我们问：中国发生着什么事情？我们一天不曾逼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一天不撤回这个问题。
1929年11月9日于普林基博岛
[1]莫洛托夫当时任共产国际主席。——校者
[2]Kolchak——海军大将，内战中白军领袖之一，在东线活动。——校者
[3]可参阅本卷附录三篇论中东路的文字。——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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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纲领——中国政治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任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纲领[注一]
中国政治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任务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二月全体会议和第六次世界大会对于中国革命形势做了根本错误的估量，他们隐讳中国革命悲伤失败的事实，宣告革命形势之依然存在（『两个浪潮之间』），以便继续如前地进行武装暴动和组织苏维埃的政策。
其实第二次中国革命迭遭数次摧残，早在一九二五－二七年期间完结，并未解决其任务。我们现在处于两个革命间过渡期之时代，资产阶级反革命全盛的统治，帝国主义的地位亦己巩固。
两个革命间过渡期之时间将延长好久，我们不能预言，它受许多国内及国际的因素所影响，但是第三次革命之到来是必然的，在第二次革命失败的情况下，已完全伏者它的种子。
中国共产主义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为：明了地了解革命失败之原因；正确地估量现时的形势；团结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最坚决勇敢而能坚持的份子；在过渡时代要求之基础上，重新与群众发生联系；并且在各种社会生活中，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
第二次中国革命在一九二七年连续三次模范式的失败－上海、武汉、广州。这三次失败都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最根本的错误政策的直接产品。在以下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四个问题中，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达到最十足的表现。
一、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被引导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而且斯大林和马丁诺夫用种种胡诌哲学，如『工农党』甚至『四个阶级联盟』隐藏该党的资产阶级性。因此无产阶级在最紧急关头，没有自己的政党；尤有甚者，所谓共产党反变成资产阶级欺骗工农的辅助工具。在世界革命运动中从未有过类似这样的罪恶，此应由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灵魂－斯大林负其全责。
现在印度高丽及其它国家还正在培植新国民党式的『工农党』，因此中国共产主义者反对派根据第二次中国革命的经验，认为应该郑重宣言：
无论任何时候和无论任何条件之下，无产阶级的政党均不能加入别一阶级的政党或与别阶级混合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之绝对独立，是共产主义之基本的和先决的条件。
二、帝国主义问题共产国际错误政策之理论根据，是认为帝国主义的压迫可使一切『进步』阶级携手同进。换言之，照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的理论，帝国主义的压迫似乎取消了阶级斗争的法则，实际上，帝国主义对中国之经济。政治、军事的侵略，洽使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异乎寻常的程度。
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基本的农业经济中与封建形式的剥削发生了有机的和不可分离的联系。他们在上层与世界财政资本也是有机地不可分离。中国资产阶级同样地不能解除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形式和与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
资产阶级与最反动的封建军阀的冲突及与外国帝国主义的冲突，比起他们与工人和贫农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在最后一分钟内，永远退至不重要的地位。
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恃有反对中国工农的现成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为后援，他们比任何国的资产阶级更要迅速地残忍地将阶级斗争变为国内战争以屠杀工农。
共产国际领导的最重大的历史罪恶，莫过于帮助中国资产阶级骑在中国工农的颈上，而且掩护着它以抵制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之攻击。在一切革命运动史中，资产阶级还未有过如斯大林领导拥护中国资产阶级的那样一个盾牌。
反对派请中国工人和全世界工人注意以下的事实，在蒋介石的上海叛变以前，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曾及时地警告过：人们对于革命将准备屠杀。而斯大林在蒋介石叛变前数日不唯得意地劝人信任和拥护蒋介石，而且对于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者）施以极野蛮的压迫。
过去的反动的传说谓『民族』资产阶级能领导民众进行革命斗争，现在如有人赞成、宣传、或辩护此种意见、中国反对派即宣布他是共产主义的叛贼。只有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或被压迫的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夺取政权，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革命任务，此外没有任何别的道路。
三、关于小资产阶级及农民问题关于此对中国及东方各国有极重大意义的问题，共产国际的政策是将马克思主义作孟什维克主义的伪解。我们反对派说无产阶级应与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联盟，我们所指的是被压迫阶级的几千万几万万的城市的与农村的贫民。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所谓的小资产阶级乃指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份子，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以民主政党和团体的名义利用城市及乡村贫民，在紧要关头即将他们卖给大资产阶级。我们所谓联盟不是联合汪精卫反对蒋介石，而是联合一切劳苦群众，反对汪精卫和蒋介石。
四、苏维埃问题布尔什维克关于苏维埃的理论为机会主义者的曲解所代替以后，又辅以冒险主义的实际。
在东方各国及西方各国，苏维埃是一种组织形式，在广大的革命进潮时即应组织。一般苏维埃的发生，是一种革命罢工委员会之组织，以后逐渐扩大其权能和在群众眼中逐渐提高其威信，在第二期它成为革命暴动的机关，最后，在暴动胜利后，成为革命政权的机关。
共产国际斯大林的领导妨害中国工农组织苏维埃，有意削弱他们的地位，使资产阶级有摧残革命的可能。以后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企图在二十四小时内组织成苏维埃，这只是一种冒险罪恶，反使军人更可肆无忌惮地屠杀英勇的广州工人。
以上是斯大林的共产国际领导在中国的根本罪状，总括言之，他以最完全最彻底的孟什维克主义代替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失败，首先就是孟什维克战略的失败；不过这次他戴着布尔什维克的假面具，无怪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关于此一问题和斯大林布哈林同情一致的。
不了解这些由中国无产阶级付了极巨代价所得的教训，我们即不能前进。中国反对派完全立足于这些教训之上。
中国资产阶级在屠杀民众后，不得不容忍军事的独裁，军事独裁在现时是唯一的国家政治形式，一方面因为资产阶级与平民群众间有不调和的对抗，另一方面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依赖外国帝国主义。个别的或各省的资产阶级集团或者不满意于此种指挥刀的统治，然而整个大资产阶级除了用指挥刀外，更无别法以维持其政权。
『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的全民，所以它不赞成民主议会主义，在『训政』时期的临时政权组织之下，『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各系军人的统治。
这些各系军人代表各派资产阶级之特别的及地方的利益，彼此互相冲突和公开战争，这些战争却是压平革命的后果。
现在如有人认某系军人是『进步的』，而要重将革命斗争的命运与其武装力量联系起来，这种企图是可怜而且可鄙。
反对派的任务是将工人与贫民团结以对抗整个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国家系统。反对派的路线不是斯大林的与上层联合妥协的政策，而是布尔什维克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政策。
自一九二七年末反革命的形势代革命的形势而起，反革命的形势仍继续加深，这种行程的最明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时夸大中国共产党员为十万人，反对派当时即说，在一九二七年后党极难保有一万人，实际上，党员人数，现在仅有三四千，而党的衰败将继续不已。错误的政治路线，每步均与事实背道而驰，毁坏中国共产党。假如共产主义者反对派不能获得关于党的政策上及党制上的根本变迁，则共产党将必然地趋于灭亡。
共产国际的领导，继续掩饰其错误，即在中国劳动运动中替两个敌人开辟道路－社会民主党和无政府党。只有共产主义者反对派同时进行反机会主义和反冒险主义（两者都是斯大林领导下的必然产物）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才可使革命运动免去这两个互相为用的敌人的危险。
现时中国没有广大的群众的革命运动，我们只当向将来的群众运动进行我们的准备，现在是反革命奏凯时代，我们的准备应当是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吸引多量工人参加国内政治生活。
苏维埃的口号在现时若是实行的口号，则只是冒险或高调。
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必然采用过渡的革命民主要求的形式，如要求召集国民会议（普遍、平等、直接、不记名投票的选举而产生的）以解决国家的最重要问题；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保证中国的国家独立。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否决了过渡的革命民主口号，陷中国共产党于无口号状态，因此使他不能在反革命时代进行动员群众的工作。
中国反对派反对此种无生气的政策，中国反对派预言，当工人开始脱离现时的麻木状态时，工人必然提出民主主义的口号，若共产党置之不理，则政治斗争的复兴，将有利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我们也可预言，现在中国斯大林主义者那时一定跟在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之尾巴后面，将民主口号加以非革命的和妥协的解释。
因此反对派已经预先说明：解决民族独立的任务和提高民众生活的水平线的真正道路，只有由第三次中国革命根本变更现有一切社会组织。
现时尚难预言，革命进潮将于何时与依何种道路发生。有好多征兆可使我们断定，政治的安定乃是相当的经济复兴的前驱，而且此种经济复兴多少当有外资的参加。
经济复兴虽是微弱和时间很短的，将重新集合工人到工厂，提高他们的阶级自信力，造成组织工会和扩大共产党影响之条件。工业复兴无论如何不能取消革命，正是相反，其最终结果将重新引起一切未解决问题的紧张，加紧现时暂归沉寂的阶级间的对抗（军人，资产阶级和民主政党之间；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最后工人阶级和全体资产阶级之间），工业复兴将中国民众从消极的被压迫的状态中拯拔出来，以后不可免的新的经济恐慌，将成为革命的新的推动力。当然国际的因素可以妨碍或加速此众过程。
共产主义者反对派不受现成的死板系统的束缚，它的义务是研究国内生活和国际背景之实际发展，一切策略上的伸缩，当与每一新阶段实际环境相适应，我们的战略总路线是夺取政权。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一定将中国革命化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一部份，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之条件下，才可思议。反对派将斯大林的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推翻得干净。
反对派目前的任务：
一、出版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文件；
二、准备最近将来发行反对派的政治和理论的机关报；
三、以明确的概念为基础，团结优秀的坚决的和能抵抗反革命进攻的共产主义份子。组织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集中的小组织，向新的革命进潮准备自己和别人；
四、和世界各国左派反对派发生经常的实际的关系，以便在最近将来，组织强固有力的，思想上团结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国际小组织。
只有此种小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在共产党内和党外公开地勇敢地前进，才可救共产国际免于灭亡和变节[注二]，并回复它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上。
[注一]按此纲领草成于一九二九年夏天，略加扩充后，为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国反对派的统一大会所接受。－校者
[注二]国际托派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胜利以前，始终以第三国际内部一派自居，志在改良共产国际，使其免于『灭亡与变节』；自共产国际政策及其属党在德国破产之后，托派即以建立新国际，即第四国际自任。－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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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文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可怜的文件[1]
同一切自尊的破产者一样，三头自然也不能不藉攻击不断革命来遮盖自己。这是耶洛斯拉夫斯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三头不顾近代史上机会主义失败的最悲哀的经验——中国革命，在投降时，作不值钱的宣誓说，他们和不断革命论无丝毫的关系。说得更正确些，应当说这些先生们，在世界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和马克思主义，无丝毫的关系。
拉狄克和斯密尔格曾坚持中国共产党应当隶属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而且这不仅在蒋介石政变以前甚至在政变以后他们也是这样主张。泼雷奥卜拉仁斯基嗫嚅地说些什么，也听不清楚。他在政治问题上永远是如此的。最有意思不过的事，反对派内的分子从前曾主张共产党经验役于国民党的，这一切人都变成投降派。现在还留在反对派内，忠于自己的旗帜的人，没有一个人的身上有这个污点。而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可耻的污点。在共产党宣言出世七十五年，在布尔什维克的党发生二十五年以后，这些不幸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可以赞成共产主义者留在国民党的笼里！拉狄克在那个时候对我的攻击的回答，完全和现在的忏悔书是一样的，害怕因共产党退出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结果，使无产阶级脱离了农民而陷于「孤立」。在此事以前不久，拉狄克称广州政府为农工的，帮助斯大林掩饰无产阶级受奴役于资产阶级的事实。他们拿什么来掩盖这些可耻的行动，掩盖这种盲目政策之后果，掩盖这种顽钝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之背叛呢？还用什么呢？不断革命！耶洛斯拉夫斯基的烟袋供阁下们使用。
拉狄克在1928年2月时，即开始寻找投降是理由，很快地就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2月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这决议宣告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取消派，因为他们称失败为失败，和不同意将中国胜利的反革命呼为中国革命的更高一阶段。2月决议宣布了武装暴动和苏维埃的路线。在稍有政治见地和辅以革命经验人看来，这决议是可恶的和不负责的冒险主义的模范。拉狄克同意于它。斯密尔诺夫深沉地保守缄默，因为他已开始嗅着五年计划具体计划的味！他还管中国革命做什么？泼雷奥卜拉仁斯基观察此问题和拉狄克是同样地聪明，虽然是从别一方面。他写道，中国革命已经被击败！而且是长时期的，新的革命不会很快到来。我们值得和中派为中国打笔墨官司吗？为这问题，泼雷奥卜拉仁斯基向各同志发出很长的意见书。我在阿拉木图它的时候，感觉着可耻。这些人在列宁的学派中学着了什么呢？我问我自己，问了十余次。泼雷奥卜拉仁斯基的意见书和拉狄克的意见书绝然相反，但是结论是一样的：他们两个人都要耶洛斯拉夫斯基经过梅莘斯基[2]的手对他们作友情的拥抱。当然是为「革命」的利益呵。他们并不是权位活动者，不是的，他们不是权位活动者，——他们不过是些软弱无能和思想空虚的人。
共产国际1928年2月全会的冒险主义的决议发表以后，我在当时即提出以民主口号（中国立宪会议的口号在内）动员中国工人路线与之对抗。但是在此，不幸的三头跑到极左的一端去了。他们说：这是不值钱的，这是丝毫不负责任的。民主口号吗？无论如何是不可以的。「这是托洛茨基的粗忽的错误」。只有中国的苏维埃，不许有一分的折扣。让我说，我很难想象出比这还要胡涂的态度。资产阶级反动时代而提出苏维埃口号，这是空铃铛，这是开苏维埃的顽笑，而且即在革命时代，换言之，在直接组织苏维埃时代，我们并不取消民主口号。必须真正的苏维埃，已经获得了政权，在民众的眼中看来和真正的民主机关相抵触，我们不到这时候，不放弃民主口号。用列宁的语言（不是小资产阶级斯大林和他的一切鹉鹦门徒的语言），这是说：在国家的发展中，不要跳过民主阶段。
除了民主政纲——立宪会议；八小时工作日；没收土地；中国的国家独立；中国境内的民族自决；等等——除了民主政纲以外，中国共产党只有手足被束缚着，不得不消极地在中国的社会民主党之后开辟道路，这种社会民主党或者在斯大林，拉狄克及其同类的赞助之下，代替了共产党。
由此看来，拉狄克跟在反对派后面走时，总是没有看见中国革命中的最重要问题；因为他主张共产党隶属于国民党。拉狄克没有看见中国的反革命，广州暴动之后他拥护武装暴动的路线。拉狄克现在想跳过反革命和为民主主义斗争的时期，用超时间超空间的抽象的苏维埃观念来脱卸过渡时期的责任。为此拉狄克宣誓，他和不断革命没有丝毫的关系。这是舒服的，这是慰情的。不错，拉狄克不懂革命的动力，不懂革命的时期之转换，不懂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及其重要，不懂民主口号和夺取政权斗争间之相互关系；但是，他所懂得的是什么呵，他不饮杯中之物，假使遇着困难的日子慰藉自己时，他不用不断革命的酒精，而只嗅耶洛斯拉夫斯基的烟壸中最不讨厌的鼻烟。
然而这种「鼻烟」完全不是那样不讨厌的。刚刚相反，它是很危险的。它藏着对将会中国革命的极大危险。斯大林——拉狄克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隐藏着中国、印度和一切东方各国的国民党之重演，是背叛阶级的而非比前较好的重演。
根据俄国和中国的一切经验，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在这些革命的经验之下重新考虑以后，反对派声明说：
新的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之下才能推翻现在的制度，移转政权给民众；
和无产阶级专政（领导着农民和实现民主政纲）对立的「工农民主专政」只是幻想，只是自欺，或更坏的，是克伦斯基时代或国民党时代
在一方面是克伦斯基和蒋介石，在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二的政制之间，没有而且不能有任何中间的革命政制的可能，凡提出那种赤裸公式「即工农民主专政公式——校者」的人，即是可耻的欺骗东方的工人，准备着新的灾难。
反对派向东方的工人说，为党内的阴谋所误的投降派，帮助斯大林撒中派主义的种子，扬尘以遮住你们的眼睛，以木塞塞住你们的耳朵，使你们头昏脑闷。一方面，你们为露骨的资产阶级专政陷于无力，禁止你们发展为民主斗争。另一方面，有人为你们描写一种好像救主似的非无产阶级的专政，由此帮助以后新国民党之再现，换言之，即准备着扑灭下次的工农革命。
东方的工人们，此等宣教师即是叛贼。学着不要信任他们，学着轻视他们，学着从自己的队伍中逐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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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我曾回答资产阶级报纸的代表所提的问题，我声明说，假使苏维埃共和国因中俄冲突而开战，个个反对派都要在拥护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实践其义务。这是最粗浅的，用不着在此详说。然而这只是义务之一半。另一半的义务，同样重要的就是向党说了实话。蒋介石的挑衅，是他对斯大林帮助他扑灭了中国革命的劳绩之酬报。我们曾一字不差地警告过几百次：斯大林帮助蒋介石坐上马鞍以后，蒋介石第一次的耀武扬威就要用蹬子踢击助手的面孔。事情真正照我们所说的这样发生了。请你们写个收条罢！
君士但丁1929年7月27日
[1]按此篇乃「可怜的文件」中关于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文中所称三头，为拉狄克，斯密尔诺夫与泼雷奥卜拉仁斯基，此三人于1927年7月10日向斯大林共同提出「悔过书」，实行投降。托氏所谓「可怜的文件」即指此。——校者
[2]Menshinsky——老布尔什维克，属「极左派」，即不主张从事议会活动的「前进派」，十月革命后，先担任财政工作，后任格‧柏‧乌领袖。——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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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1]
托洛茨基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
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中的教训与任务，现时对国际无产阶级具有最大的教育意义。一九一七年所得经验，为那乘世界工人阶级失败潮浪而踏上政权的不肖门徒们所窜改、歪曲与伪造到了不可认识的地步。此后，人们不得不从那如山的葬物之下，掘取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了。「中国」革命是用了荒唐反衬术证明了布尔什维克派政策底正确。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策，乃是一场大规模的「败者胜矣」之戏。我们一定要用十月革命经验的反命题即中国革命的教训，来教育年青一代的革命者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ABC。中国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这个国家中发生的事情，不但决定着它自已底命运，确实也决定着共产国际底命运。第六次大会非但不将过去作一正确的清算，或整理清楚，反而将犯过的错误尊为神圣，又补充以新的混乱，这能使中国共产党在许多年中陷于绝望境地。当问题有关于国际革命命运之时，以驱逐出党相威吓的那种官僚办法，显然不能叫我们缄口不言。驱逐我们出党的，正是那些直接对失败负责的人；因此他们害怕泄漏光明。
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在中国，我们有了一个将孟什维克政策应用于革命时代的完全例子，而这恰好就是中国走到了一个灾难的理由。这还不算，孟什维克主义又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因为它受了共产国际的威望与苏维埃政府的物质机关之保护，抵挡住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这样条件的凑合是稀世难逢的。结果，一次按其可能性可入于最伟大的革命之列的革命，被中国资产阶级完全破坏了；它反而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可是凭我们所有的材料看来，资产阶级本没有理由期待这种结果。机会主义的错误尚未改正。大会中讨论的全部经过，布哈林与古西宁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员的演说，──所有这一切，都表示出领导机关在中国政治中所执行的行动路线不但曾是错误的，而且直到今天还是错误的。最初以合作方式公然进行机会主义（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在一九二七年年底，则用冒险办法来了一次突然的迂回。广州暴动后，它放弃了盲动主义，转入到第三阶段，最无出息的一个阶段，它企图将旧时机会主义的前提与纯粹形式的，无效果的激烈主义联合起来，此种激烈主义以前在俄国曾得到「哀的美顿主义」[2]与「召回主义」[3]这些名称，乃是最坏的一种极左主义。
不先把三个阶段中（上海、武汉、广州）将革命引入失败的机会主义领导作一正确的估计，不完全懂得这些失败在中国社会，政治与国内外地位上所造成的大破裂，则现在没有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再能前进一步。
大会讨论表示出在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概念中，还保持着何种粗鲁的与致命的幻想。中国代表团之一，当为广州暴动作辩护时，神气十足地指出这个事实：在该城遭受了失败以后，党员数非但不减少，反而增加了。即令在距离革命事变舞台数千里的此地，仍觉得在世界大会上提出这样可惊的报告而未立即遇到愤怒的驳斥，乃是不可相信的。不过幸亏有一个演说者在另一点上做了说明，我们才知道，当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能有多久呢？）数万农民的新党员时，另方面却失去了它工人党员的大多数。正是这个可虑的过程，无误地指出党的衰落的某一阶段的，却被中国共产党员形容成党的生长与进步的标志了。当革命在城市中与工农运动最重要的中心地被击败以后，特别在中国那样的庞大国家，时常会有一些新的区域──其所以会新，正因为它们落后──还包含着尚未竭尽的革命力量。在辽远的边远区域，革命潮浪的头还在一个长时期内扩张开去。关于中国西北[4]部回教徒区域的情形，因为我们没有直接材料，难于确定地说在那些地方是否在下一时期行将发生革命骚动。不过中国全部历史，使这样事情的发生成为可能。这种运动只将是上海、汉口与广州的各次斗争之过迟的回声，乃是显然的。革命在诸大城市遭受了决定性的失败之后，党，在某个时期内，还能从正在觉醒的农民中吸收数万新党员。这个事实是重要的，可作为未来伟大可能性的一个预兆。不过在我们所要研究的时期中，它只是中国共产党解体与消散的一个形式，因为，失去了它的无产阶级核心，它便不能符合于它的历史目标了。
一个革命的低落时代，由于其本质使然，孕育着许多对于革命党的危机。一八五二年，恩格斯说过，一个党，假使放过了革命局势，或在这局势中遭了决定性的失败，则必然要在历史的某一时期内从舞台上隐退出去。假使那革命的被击溃不是因为一种不利的力量关系，而是恰恰像中国的情形一样，乃因领导方面的公开与无可争辩的荒谬，则反革命时代之打击革命党将更加残酷。加以中国共产党存在得短，没有久经锻炼的干部与稳固的传统；最后，又加以领导机关中如此轻率的撤换。（这在其它各国党中亦然，领导者成了共产国际错误的代替负责人。）这些情形合拢来，替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时代造成了确实致命的条件，而那反革命时代将延长多久，则事先不能决定。
只有将今天与昨天底根本问题，明白而勇敢地提出来，纔能使中国共产党免于恩格斯所说的命运，换言之，即从政治观点上说，在一个时期内，趋于消灭的命运。
中国革命底阶级关系，我们已在对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底基本提纲的批评中，用一个专车来研究过了。今天，我们对那一章毋需加添什么话，或者对它有什么变更。我们在那一文件中得到的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往后发展，只能以中国无产阶级率领千百万贫农夺取政权这一方式而进行。要在中国解决某本的资产阶级的与民主的任务，完全要归结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工农民主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乃从事于一种反动企图，要将革命拉回到国民党合作时代所已走过的诸阶段去。这个一般的政治诊断，包含着中国革命的，或更恰切些说，未来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行动的战略路线，却决没有取消了今天以及明天的策略任务的问题。
一不断革命与广州暴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底决议案说：
「存在于中国目前的客观形势是如此：其直接革命局势之持续将不是以几星期或几月，而是以几年来计算的。中国革命具有持续的性质，但在另一方面，它是没有休止的。按其性质，它构成了马克思所称的不断革命。」
这是对吗？若被明智地了解，这是对的。但它一定要照马克思而非照洛明那兹[5]的见解来了解。布哈林揭发洛明那兹的错误，为了后者应用这个公式，但他自己并不比被揭发者较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真正的革命，首先是在一个大国中发生的，特别在现在这帝国主义时代，都倾向于转变为一种不断革命，换言之，它不停止于所到达的任何阶段；不将社会全部改变，不最后取消阶级差别，因此，不完全与最后地铲除再起革命底可能，它是不肯停止的。这正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所由形成的，它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后者是为它的民族范围及其特定的目的所限制的。中国革命本身含有其成为不断革命的倾向，只因为它含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不谈这可能性与离开这可能性而谈不断革命，那好像是企图盛满但那伊特姑娘们的无底桶[6]。只有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且变那政权为反对国内外一切压迫与剥削的斗争工具，纔能保证革命的不断性，换言之，保证它走向前去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这，有一个必需条件，就是要一贯地进行一个政策，能准备无产阶级在适当时候夺取政权的。现在，洛明那兹将革命（在共产党政策正确的条件下）的不断发展的可能性，弄成功一个学究的公式，一劳永逸地保证着「在许多年间」会有革命局势。这样一来，革命底不断性成了一个超于历史之上，与领导者的政策无关，且与革命事变的实在发展不相干的法则了。在这类情形中，事情常是如此的：只当斯大林、布哈林、陈独秀与谭平山的政治领导对革命局势彻底怠工之后，洛明那兹及其同类们才决定宣布他们关于革命不断性的玄学公式。
保证了在许多年间行将继续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置丝毫怀疑，便从这公式中推演出有利于暴动的条件。
「……不但中国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力量不曾耗竭，而且正是在目前，它开始在革命斗争的新的前进中表现出来。这一切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必须承认今天（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有一个直接革命形势存在于全中国。」
广州暴动是从同样的局势估计中完全不可避免地推演出来的。假使真正存在着一个革命局势，则广州失败这一简单事实，将是一个特殊的插话，同时无论如何，不会使这个城市中的暴动变成一次冒险行为的。即使遭遇到了广州本地或其四郊暴动的不利条件，领导机关的责任是要尽一切必需的努力，去最迅速地实现暴动，以便因此分散与减弱敌人力量，使国内其它部分的暴动得以容易胜利。
不过，不是在「许多年」，而是在几个月之后，人们就逼得承认政治局势已激剧地低落了，而且广州暴动以前便是如此的。叶挺与贺龙的南征业已是在革命低落的空气中展开，工人从革命离开去，离心倾向正在获得力量。这跟各省农民运动之存在是不相冲突的。情形时常是这样的。
现在让中国共产主义者问问自己吧：假使他们早懂得了在某一时期内，革命的几个基本力量业已耗尽，大退潮已经开始，他们敢不敢决定在十二月举行广州暴动呢？假使他们及时懂得了局势中这个激剧的中断，他们决不会将号召广州的武装暴动置于日程之上了。领导机关决定了与举行了这次暴动，其政策的唯一解释，便是他们不懂得上海与湖北那几次失败的意义与后果。其它的解释是不能有的。对于新局势与新危机，反对派已及时警告过了，因此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之缺乏此种了解，更加不能原谅。反对派被这些蠢才与诬蔑家攻击为有取消派精神。
第六次大会的决议证实了这个事实，即对「盲动情绪」没有加以适当的抑制，以致造成了湖南湖北等地的无结果的暴动。「盲动情绪」该作如何了解呢？中国共产党员，同意着斯大林与布哈林的训令，判断中国局势为直接革命的，且以为部分的暴动有一切机会能被顺利地扩大为总的暴动。这样看来，这些盲动，乃是对一九二七年后半期由失败造成的中国局势作了错误估量的结果。
在莫斯科，他们能够空谈「直接革命局势」，攻击反对派为取消主义者，同时替自己事先对未来（特别广暴以后）留了一个关于「盲动主义」的后步。可是在事变舞台上，在中国本地，每一个忠实的革命家的责任所在，是要尽他分内的一切可能去加速暴动，因为共产国际宣布了的，一般局势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暴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两面手法这种制度，暴露了它的明知故犯的罪恶性质。
同时，大会决议案说：
「大会认为企图视广州暴动为一次盲动是完全不恰当的。它乃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刚才过去的一个时期中，所作的一次英勇的后卫战（？）；不管领导方面犯了大错，这暴动仍将是中国革命的新的苏维埃阶段的旗帜。」
此地的昏乱是达到了极点。广州无产阶级的英勇气概，被显示出来用作烟幕，去掩盖莫斯科的，并非广州的（决议案上完全拋开它不谈）错误领导。还只在昨天，莫斯科的领导者并不说什么「后卫战」，而是说要推翻国民党政府。
为什么在广州经验之后，斥责号召暴动为盲动主义？因为亏了这个经验，暴动的不合时宜是被证实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需要一个新的实例教训，藉以发现那无此教训即已清楚的事理。但是用生命供给这些过后方知的人们以补充教训，对无产阶级言，不是太浪费了吗？
洛明那兹，革命战略的神童们之一，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赌神罚咒地说，广州暴动所以是必要的，正确的与有益的，恰恰因为它开辟了工农夺取政权之直接斗争时代。他获得了赞同。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洛明那兹承认那暴动并不开辟一个胜利时代，而是结束了一个失败时代。但跟以前一样，那暴动被认为必要，正确与有益的。它的名称被简单地改变了一下吧了：从前锋接触一变而为「后卫之战」。其它一切都跟过去一样。企图躲在广州工人的英勇气概后面以逃避反对派的批评，其力量有如，让我们举个例证吧，有如雷能康泼夫将军[7]因自己的战略而使俄国兵土溺死在马楚尔的沼泽中，如以这些兵士的英勇气概作护符一样。广州无产阶级不曾犯过错误，他们的错处只在于他们过分相信了他们的领导者。他们的领导者的错处则在于盲目地相信了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是由政治的盲目与冒险精神结合而成的。
以一九二七年的广州暴动比一九○五年的莫斯科暴动，是根本错误的。当一九○五这整整一年中，俄国无产阶级逐层兴起，从敌人那里取得让步，使敌人的队伍瓦解，将愈益广大的民众集合在先锋队周围。一九○五年的十月罢工乃是一次大胜利，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俄国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党，它不服从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纪律。党的自尊，明察以及进攻精神，是一级一级地升高的。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在数十个城巿中建立了苏维埃，并非在暴动前夕，而是在群众罢工斗争的过程中。经过这些苏维埃，党与广大群众建立了关系；它表现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它动员了他们。沙皇政府看见各个力量的相互关系每天都在改变得于革命有利，便转取反攻，因而阻碍了革命领导机关，使它没有必需时间去继续动员革命力量。在这些条件之下，领导者能够而且应该作孤注一掷，以便用行动来测验那个最后的决定因素——军队的心理状态。这便是一九○五年十二月暴动的意义。
在中国，事变是在正相反的方式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政策，由一连串向资产阶级的投降所构成的，它使工人习惯于耐性地拥护国民党底羁轭。一九二六年三月，党投降于蒋介石之前：它减弱自已的地位，巩固了蒋介朽的势力；它辱没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它将自己变成为资产阶级领导的一个辅助工具。党实行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四阶级联盟的训令，因而扑灭了农民运动与工人罢工。它拒绝了苏维埃底组织，以便不扰乱中国将军们的后方局势。这样，它将上海工人们缚好了手足，交给了蒋介石。上海溃败以后，党，服从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训令，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左派国民党，于那个所谓「土地革命的中心」。共产党人加入了武汉政府，这是镇压罢工斗争与农民暴动的。这样，他们给革命群众准备了一次新的与更残酷的蹂躏。做了这一切之后，一个完全渗透着冒险精神的命令发出去了，命令人立刻转向着暴动。从这里，百先产生了叶贺的冒险，然后是一次更痛苦的广州政变的冒险。
不，这一切都完全不像一九○五年十二月的暴动。
假使一个机会主义者称广州事变为冒险，乃是因为它是一次暴动。假使一个布尔什维克用同样名称以称呼这些事件，那是因为它是一次不合时宜的暴动。一句德国成语说得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说：二人说着同样事情，但不指着同样事情。泰尔曼[8]式的官僚们，在中国暴动这题目上，可以继续对德国共产主义者讲述反对派的「变节」。我们将知道如何教德国共产主义者以背向着泰尔曼。实际上，对广州暴动的估价问题，乃是从第三次大会寻取教训问题，换言之，是从德国无产阶级的生命攸关之处去寻取教训问题。
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国共产党企图依靠着无产阶级中少数的积极者从事一次暴动，而此时大多数无产阶级是消极的，因为过去历次失败的结果而疲倦，不信及观望的。当时领导这个企图的人，也想托庇于三月斗争中工人们所显示的英勇气概之下。不过第三次大会指斥领导者的暴动精神时，却不为此而恭维他们。当时我们是怎样评判这三月事件的呢？我们曾如此写过：「他们的本质归结于这一事实：年青的共产党为工人运动中明显的低落所惊吓，作一绝望企图，想叫无产阶级中最积极的一个队伍参加进来，干涉事件，以便「电化」工人阶级，如属可能，使事情来一次决战。」（见托洛茨基著「共产国际的五年」，三三三页。）泰尔曼对这一切是一窍不通。
从一九二三年七月起，我们要求决定德国暴动的日期，使蔡特金[9]瓦尔斯基[10]与其它几个老的，很可敬的但是无法纠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吃了一惊。后来，一九二四年初，当蔡特金声明那时候她看见暴动发生将比去年「更加乐观」的时候，我们只能耸耸肩膀。
「马克思主义起码真理说，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在革命局势中与不在革命局势中，不能用同样策略。」（「列宁全集」卷十五，四九九页。）
现在，每个人都口头上承认这个ABC，但离开他们能应用之于实际还有多么远呀！
问题不在于要晓得群众照他们自己意思暴动起来时共产党人一定要做什么。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当群众起来时，共产党人一定要同他们在一起，组织他们，教导他们。不过我们现在所提出的问题是不同的：在广州暴动之前的几个月中，领导机关曾经做了什么，以及它本应做些什么？领导机关的责任所在，应该解释给革命工人听，因为错误政策招致了历次失败的结果，力量的相互关系是完全转向到有利于资产阶级了。曾经打了几次大仗的工人大众，在冲突中被驱散，已经退出了战场。若相信当无产阶级群众正在离开之时我们能前去引导农民暴动，那是荒谬的。必须再度团聚工人群众，进行防御性的战斗，避免总的决战，因为这显然是没有取胜希望的。假使，不管做过了这样一种阐明与教育工作，违反着这工作，广州的群众还是暴动起来了（这是很不可能的），那么共产党人应该出来率领他们。不过发生了的事情则恰好相反。暴动是在事先，经过深思与预谋，根据于整个空气的错误占量而奉命举行的。无产阶级的一个队伍被领进于一次显然没有希望的战斗中，使敌人更加容易消灭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将这一点公开说出来，便是欺骗中国工人，且准备新的失败。而第六次大会可不曾说出这一点。
这一切不是表明广州暴动只是一次冒险，只许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即，领导机关完全不中用吗？不，这不是我们的批评之意。广州暴动表明出，即使在历次大败之后，当着革命的明显退潮时期，即令是在非工业化的，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孙中山主义传统的广州，无产阶级仍能够暴动起来，勇敢作战，夺取政权。我们于此获得了一个具有大意义的事实。这事实重新表明出即使在工人阶级数量上相当弱的，历史发展上落后的，其中人口大多数由农民与分散的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以其自己名义能有多么大的比重，它终于能起的政治作用有多么的大。这个事实，在一九○五年与一九一七年之后，又一次地完全摧毁了古西宁，马丁诺夫及其同类的俗子们，他们教我们说，在「农业的中国」，人是不能梦想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但马丁诺夫们与古西宁们，现在正是共产国际底日常指导者。
广州暴动同时又表明出，在决定关头，无产阶级在孙中山主义这小资产阶级的都市中，甚至在国民党，它的左派或极左派的残滓中，也不能找到一个政治同盟者。这个意思是说：建立中国工人与贫农同盟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完全与直接地落在共产党身上了。这一任务的完成，乃是未来第三次中国革命的胜利条件之一。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恢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权，它受工人与贫农同盟所拥护。
假使一定要说到「变节」的话，那么背叛广州暴动中的英雄与牺牲者的，是那些企图拋弃这个暴动的教训借以掩饰领导机关罪恶的人。必须得出来的教训有如下列：
一、广州暴动表示出，只有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能够进行暴动与夺取政权。在国共合作的经验之下，那暴动表示了与领导贫农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反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是完全缺乏生气且具有反动性质的。
二、设想得与执行得和革命发展过程相违反的广州暴动，加速与加深着革命的低落，使无产阶级的力量容易被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所消灭。这使两革命的中间时期带上了痛苦的，慢性的与持续的性质。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复兴中国共产党使之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
这两个结论的重要性是相等的。只有同时考虑到它们，才能判断局势与确定前途。第六次大会既未做出第一个结论，也不曾做了第二个结论。第六次大会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一九二八年三月）保证中国革命正在「继续」中的决议案为其出发点，但在飞翔中误落进了这样一个地点，竟宣布现在革命已进入预备阶段了。不过这个飞翔帮忙不了什么。我们一定要明白与诚实地说话，要坚决，公开与无情地承认业已发生的革命中断，要将策略适应这局势，同时还要遵循着一条行动路线，能领导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暴动，在未来苏维埃中国中起领导作用。
二两革命的中间期与这时期中行将出现的任务
布尔什维克派的政策，不但以其革命的规模见长，而且也以其政治的现实主义为其特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开的。最大的任务是要晓得如何及时地认识一个革命局势，与如何彻底地利用它。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懂得什么时候这个局势完结了，以及就政治观点看，变成了非革命的局势了。再没有比打架完结之后拿出拳头来更为没出息的与无聊的了。但这正是布哈林的专长。首先，他证明国民党与苏维埃是一个东西，而共产党人则能够经过国民党，避免着战斗，取得政权。等到这个同一的国民党，得到布哈林的帮助，击溃了工人以后，他开始拿出拳头来了。当他不做别的，只是修改与「补充」列宁之时，他的讽刺画的一方面并不超过某种起码限度。当他利用斯大林，赖可夫与莫洛托夫[11]对于国际问题知识的完全缺乏，妄想自起领导时，这个小布哈林可就膨胀起来，竟致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幅巨大的讽刺画了。他的战略归结放在革命低落时期，将那些在流产的与被污损的革命时期所幸存的一些东西，加以结果与毁灭。
必须清楚地懂得，现在中国并无革命局势。那边代之而兴的倒毋宁是一个反革命的局势，它正在转变成一个长短未定的两个革命的中间时代。有谁如果对你说这是悲观与缺乏信心，你就鄙弃他好了。对事实闭上眼睛，乃是缺乏信心的最丑陋的一种形式。
中国还存在着一个十分深刻的革命局势，因为这个国家的内外矛盾，只有在革命道路上寻找它们的解决。但从这个观点看，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有革命局势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公开地表露出来，唯一的例外是苏联，这里虽然遭遇了五年官僚主义的后退，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形式，仍有以改良方法使十月革命复兴的可能性。
在某些国家中，由潜在革命转变为积极革命的日期比较近些；在另一些国家中则比较远些。要事先预言革命发生将依着怎样一个轮次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它不仅决定于国内矛盾的尖锐性，而且也决定于世界因素的交错。一个人可以很有理由地假定，欧洲革命之完成将先于北美洲革命的发生。但预言革命将先发生于亚洲，然后延及欧洲；这已具有更带条件的性质了。这是可能的，甚至是篕然的，但决非必然的。新的困难与纠纷，有似一九二三年的占领鲁尔，或如在北美合众国的压力之下，商工业危机的加深，能在最近将来使欧洲各国进入直接革命的局势中，有如一九二三年德国，一九二六年英国，一九二七年奥国的情形一样。
中国还只在昨天经过了一个蓬勃的革命阶段这个事实，并不会使革命接近而在今天或明天爆发，而是相反的，它使革命离得更远些。接着一九○五年革命以后的一个时期中，东方各国（波斯、土耳其、中国）发生了大的革命动乱与政变。但在俄罗斯本身，革命却只在十二年后，因帝国主义战争而复起。自然，在中国并非一定也要隔开这许多年。世界矛盾进展的一般速度，现在是加快了。我们能够说的只有这一点。不过人们一定要估计到而且记在心里，在中国本身，现在革命是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并且；革命失败的后果还不曾完全消失。在俄国，低落与衰退潮浪，通过了一九○七，一九○八，一九○九诸年，一九一○年底一部分也还处在低落期中，那时多半亏了工业复兴，工人阶级纔开始有了生气。目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的正是一条同样陡峭的下山路。它一定要晓得如何攀牢每一个岩崖，紧抓住每一个支点，才能不致摔跌下去，弄得身折骨碎。
中国无产阶级，从其前锋队起，一定要消化历次失败的经验，用新的方法行动，认识新的环境；它一定要重整其被击散的队伍；它一定要刷新其群众组织；它一定要以比从前更大的明彻性，确定它对国家的当前问题，即：国家统一，民族解放与土地革命，采取什么态度。
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一定要浪费它因胜利所积累的资本。存在于资产阶级内部，以及它与其它各阶级之间的种种矛盾，一定要再度暴露出来，且成为尖锐。各种力量的一次新的集合，一定要在农民中发生反响，使他们重新活动起来。恰好是这一切，将表示出一个革命局势在更高的历史基础上更生了。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列宁说道，「……曾经在革命上升时期与革命落入深渊之时（即对群众发出革命号召而得不到回声之时），经历了悠长几年的那些人，知道无论如何革命总是会重新起来的……」（「列宁全集」，卷二十，第二册，第二一七页。）
中国革命「再起」底速度，不仅由于客观条件来决定，而且由于共产国际底政策来决定。
对于这些根本问题，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议决案只外交式地说几句偏右又偏左的为自己预留地步的话，即讼师式的预先隐藏几句便于将来销案或上诉时根据的话。
不错，大会议决案承认：「群众暴动口号变为宣传口号，……只有到新的革命进潮成熟时候，这个口号才重新立即变为行动口号。」我们顺便说一句：迟至今年二月，这样的态度还被宣布为「托洛茨基主义」哩！于此可见，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所指的只是那能够比共产国际指导机关更早一点估计到事实及其后果的本领。
但大会议决案除了将武装暴动变成宣传口号之外，就再也不前进一步了。大会上的报告关于这一点也不再说什么话。在最近的下一个时期会发生什么呢？必须预备什么呢？拿什么路线做工作呢？没有确定任何前途。
为要了解在这个问题中有多少东西需要根本地重新学习过，我们试再回顾一下昨日，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那个议决案——即最能明白反映机会主义加「革命的」轻率性的那一个议决案[12]。
在中派左翼的神童领导之下，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即广州暴动前夜开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体会议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估量武汉反革命政变后中国的一般政治状况，在其八月大纲中就已经肯定指出：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统治之稳定，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是绝对没有可能的。」
在这篇可注意的大纲中，对于稳定的估量，与对于革命局势的估量，是用同一样的方法。这二种概念是被弄成彼此绝对不能相容的。如果革命局势，在任何条件之下都保证能有「好几年长期间」的存在，那么显然，无论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稳定都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在玄学原则的体系中，此二者是相反的。布哈林及其朋友又兼仇敌的洛明那兹，在这情形中，都不了解革命局势及与之相反的稳定，不仅是阶级斗争的前提，而且是阶级斗争的活的内容。在阶级斗争以外，就无所谓稳定，也无所谓革命局势。我们有一次曾经写过：稳定乃是阶级斗争的「对象」，而非其预先立下的战场。无产阶级要发展并利用一个危机的局势，资产阶级则要以自己的稳定去制止并克服它。在这二个根本的阶级力量之斗争中，稳定就是斗争的「对象」。布哈林最初嘲笑这个定义。随后以偷窃手段一字一句地将这个定义写在他对于某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书面报告里头。但布哈林将我们特别反对他的经院哲学理论之定义，偷为己有写在他的报告里头，而他完全不了解我们的定义之意义。至于说到向左作轻浮跳跃的洛明那兹，那他跳跃半径是非常之狭小的，因为这位勇武的神童并不敢跳断布哈林手里牵着的绳。
当然，绝对的稳定是绝对地与绝对革命局势不能并容的。这些绝对之相互变换，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但如果我们从这些可笑的理论高峰上爬下来，则我们看见：在社会主义完全的和最后的胜利以前，相对的革命局势将会变成相对的稳定，反之亦然，——而且这大概也不止发生一次。在其它的相等的条件之下，无产阶级领导机关愈无能力利用环境，革命局势之转变为资产阶级稳定之危险愈大。蒋介石一派的领导机关是比陈独秀和谭平山的领导机关，更加高明的。但决定事情的，并非这二个领导机关。外国帝国主义以威吓利诱和直接帮助手段来指挥蒋介石。共产国际则指挥陈独秀。两个具有世界规模的领导机关在此地枪来剑往。共产国际的指导，表现出在斗争一切阶段中都完全不中用，因之极度地使帝国主义的指导任务易于进行。在这些条件之下，革命局势转变为资产阶级稳定，不仅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如此，这种转变正在完成中，而且在某种限度下，可以说已经实现了。
布哈林曾经替欧洲宣布过一个「有机的」稳定的新时代。他教我们不要等待最近几年在欧洲会有像维也纳事变那一类的震动以及一般的革命震动。为什么？——谁也不知道！在欧洲，夺取政权的斗争，完全被反对战争的斗争所排挤出去。可是对于中国，人们却否认稳定，就完全像一九二三年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否认德国的稳定一样。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只有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仍固执如前。
中国工农的失败，表明中国统治阶级的政治巩固是不可免的，而这正是经济稳定的出发点。国内战争停止及战区缩小之结果，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相当整理起来，这将自动地走到经济活动的恢复。国家受破坏和损伤之后，日常生活品的的需要将多少开辟其自己的道路。工商业必定会开始重振起来。在业工人的数目必定会增加。
只有盲目的人，才看不见中国已有国家生产力向前发展之某种政治上的前提存在，——这种发展自然是在奴隶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光是一些政治的前提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经济的推动，没有这种推动，国家元气之恢复将比较缓慢。这种外来的推动，可以因外国资本的流入而来。美国已经走在日本和欧洲之前，形式上同意「平等互惠条约」。美国国内的不景气和资本过剩，使美国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侵入有很大的可能性。国民党显然是会「开门」欢迎美国进来的。无疑地，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为要对付那很快严重起来的危机起见，也要企图去争取中国市场。
在地广人稠的中国，只要在道路建筑上有不甚重大的成功，只要汇兑有相当调整，而运输上的危险也相当减少，必定就会自动使商业流通有巨大进步，因此工业也能活跃起来。现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关心中国的道路建筑；出售汽车的美国当然不会落在别国后面。
中国要稳定对外汇兑和建筑道路，必须有多量的外国借款。英美财政界有力的报纸，对于中国的向外借款，曾经加以讨论并认为是可能的。风传还要组织国际银行团以整理中国旧外债并供给中国新借款。消息灵通的报纸已经预称未来的事件为「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
这些伟大计划将实现到何种程度，我们因为没有更多的材料，尤其不知道内幕的情形，是不能预言的。但在最近一时期中，中国发展将按着这个路线，这是无疑的。现在报纸上已经就有好几十种消息，证明中国相当的和平和相当的统一，已经使各种各色的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来。几乎是全中国，收成的良好也帮助去向这一方向的发展。国内商业，输入和输出等的曲线，已经明显露出兴盛的征兆。
自然，我们无需要走到与昨日的错误相反的另一种错误。我们无需要替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的稳定加上任何固定的不变的即玄学的特性。这将是一种非常畸形的稳定，时刻受世界政治以及仍未消除的国内危险的影响。但这个很相对的资产阶级的稳定，是与革命局势有极大不同的。当然，根本的物质的阶级关系还是一样。但阶级力量的政治上的关系，在现时期中，是大大改变了的。这个又表现在：共产党完全被推向后退，退到出发点去。共产党争取政治的影响，差不多要从头开始。所已获得的，只是经验而已。但这种获得，要是正数而不是负数，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即必须正确地消化这些经验。目前这时候。资产阶级一天比一天更有自信，更加团结。资产阶级是进攻的。资产阶级提出自己在明天应该做的大任务。无产阶级是退守的，还非对于每个进攻都能够抵挡。缺乏任何集中指导的农民，这里一堆那里一起地骚动起来，但没有胜利的真实机运。现在，世界资本主义走来帮助中国资产阶级，他们怀着明显的意向，要以中国资产阶级为中介更加屈抑中国劳动群众于地下。这就是稳定过程的实际内幕。到了后天，当布哈林额头碰着了事实时候，他将宣告说：以前的稳定可以认为是「偶然的」，而现在这个稳定显然是「有机的」了。
经济复兴的过程，其本身将表示是几万几十万新的中国工人的动员，是工人队伍的团结，是工人在国内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增大，同时又是工人革命自觉的增长。说到中国工商业的再度活跃将非常迅速地加紧帝国主义的问题，这是无需要解释的。可是，在布哈林洛明那兹学院派理论影响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如果掉头不顾中国的实际过程，将会忽视足以为工人运动复兴的经济上的基础。在最初时期，无产阶级的社会作用和阶级自觉的提高，将从罢工斗争的复兴和工会的巩固中表现出来。我们不必说，这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开辟很广大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究竟还有好长时期留在地底下工作，我们是不知道的。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在最近时期内，必须巩固并改善。但要完成这个任务，就不能离开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秘密机关愈能得到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工人组织之拱卫，愈能深入于这些组织的内部，则愈有发展的可能。中国共产党不可戴上教条式的眼罩，必须将手按在国家经济生活的动脉上。中国共产党应该及时地起来领导罢工，发动恢复工会组织和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惟有在这些条件之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得到确实基础以参加中国的政治生活。
有一位中国代表在第六次大会上说：「国民党政权的巩固是谈都谈不到的。」（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真理报」）这句话不对。在某个时期，甚至在一个相当重要时期内，国民党政权之某种的甚至相当重大的巩固，——是完全「谈得到」的。
中国资产阶级，以决不曾意料到的轻易，对工农赢得了在一时期内具有决定性的几次胜利。由此增长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明白表示在一九二八年六月的上海开的经济会议上面，这个经济会议可说是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方面的一种预备国会。这个会议表明中国资产阶级要收获其胜利的果实。足为资产阶级发展障碍的，就是以前帮助资产阶级战败民众之军阀和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要关税自主，——这是经济独立的柱石；要尽可能完全地统一中国；要废除紊乱巿场的厘金；要制止扣留车辆侵犯私有财产的军事权贵之专横；最后还要裁减为现在国家经济所负担不起的过多的军队。这里面，建立单一币制和整饬吏治也包含在内。资产阶级将所有这些要求，在其经济的预备国会上完全提出来。国民党形式上答应考虑这些要求，但因国民党内部是各地军阀的割据局面，国民党现在成为实现这些要求的一个障碍物。
更强有力的障碍物，还是外国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认为它若能强迫国民党的各派军阀屈服于集中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则能更成功地利用帝国主义者中间的冲突并取得更有利的与帝国主义者的妥协。资产阶级这种见解并非没有根据的。现在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进步」分子，就是朝着这方向走。由此就发生「国民会议」的思想，以此保障已得的胜利，抑制军阀，并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国家主权的代表去和外国资本订约借款。业已在望的经济活跃，不能不使资产阶级的勇气更鼓励起来，使资产阶级对于那些破坏商品流通秩序和扰乱国内市场的人特别地怨恨。经济稳定的第一个阶段无疑将增加中国议会制度成功的机运，因而要求中国共产党在这问题中有恰合时机的政治上的发动。
对于战胜工农的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只限于建立一个选举标准很高的议会，甚至简直只限于成立上海经济会议一类的工商业联合会的代表机关。革命低落时期必然起来活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将提出「更民主」的口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以此方式去与城市和乡村民众的上层分子结合关系。
中国的「宪政」发展，至少在最近阶段，是与国民党内部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现在国家权力都集中在国民党内这派或那派手里。去年八月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决定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大会延迟这样久才召集，乃是因为中央派惧怕失去政权（可见中国的「特殊性」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了）[13]。在大会的议事日程上有关于中国的宪法问题。自然，中国国内外这种或那种事变，不仅可以耽搁明年一月国民党的大会，而且可以破坏中国资产阶级稳定的整个宪政时代。这种可能性时时都存在的。但如果没有新的事变爆发，则中国国家制度问题，即宪法问题，将成为最近时期社会注意之中心。
共产党将取何种态度呢？中国共产党拿什么来对抗国民党宪法的草案呢？共产党或者能说：因为它正在准备一当革命高潮起来就组织苏维埃，所以在此以前，它不管中国有没有国民会议和这个国民会议是以财产为标准的选举抑是普选吗？——这种态度是浮浅的空洞的和消极的。
共产如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通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动过程中，共产党自然要向群众解释，说这个立宪会议不一定能够召集成功，如果召集成功了，但若物质的权力仍在国民党军阀手里时候，这个立宪会议仍是没有力量的。由此，我们有以新方式提出武装工农口号之可能。
因经济活跃而引起国内政治行动的活跃，将重新提出土地问题。但在某个时期中，土地问题将以议会制度的形式提出，换一句话说，即资产阶级尤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企图以立法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共产党当然不能够迁就资产阶级的法律范围，即是说不能够投降于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度面前。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有自己的建立在没收私有土地之上的确定的和整个的解决土地问题草案。（超过若干亩以上者没收，若干亩标准依各省情形决定。）共产党的关于土地立法的草案，根本上应该是将来土地革命的政纲。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将这个政纲加进去做要求国民会议的斗争：如果国民会议召集成功，并要拿这个政纲跑进国民会议内部去斗争。
「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口号是这样地与「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中国民族完全独立」等口号，有密切关系的。正是在这些口号里面，反映出中国革命发展中之民主阶段。在国际政策上，共产党将要求联合苏联。正确地结合这些口号，各个口号之恰合时机的提出，——共产党就能够从地底下走出来，与群众结合，争取群众的信仰并以此促进建立苏维埃和直接夺取政权斗争之时代迅速到来。
从革命的民主阶段抽绎出几个确定的历史任务。但这些任务的民主性质，其本身绝未预先注定须由哪些阶级或哪几个阶级的联合，来解决这些任务。归根结底说，一切资产阶级性的大革命都解决同样的任务。但这些任务，是由各种不同的阶级结构来解决的。
在两个革命过渡期为解决中国民主任务的斗争中，共产党将再度集合自己的力量，证验自己的口号和行动方法。如果经过了议会制度时代——这是可能的，甚至可信的。但全不是必不可免的——那么无产阶级前锋队更有可能从议会制度三棱镜中证验敌人和反对者的力量。在筹备议会时期和议会时期，无产阶级前锋队应该与影响农民的一切资产阶级派别进行不可调和的争斗。争取对农民的影响和对农民的直接的政治指导。但是纵然国民会议真是以极度民主的方式来实现的，但根本问题还是要用暴力来解决。中国共产党经过议会制度时期将达到为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但已经在更成熟的历史基础之上了，即具备更有希望的胜利前提了。
我们说过，议会制度之存在是盖然的，但不是必然的。这个阶段可因中国发生新的分裂而不能实现——在那时也许发生要求各区议会的运动——或者因国外的原因而不能实现。但这绝不失去要求以民主手段召集国民会议之斗争的意义，这个斗争本身有如一个锥子，会凿入有产各阶级结合的中间，使其发生裂痕，并以此扩大无产阶级活动的范围。
我们预先知道，所有那些宣传四阶级联盟，主张以仲裁委员会代替罢工，打电报命令不要发展土地运动，劝告不要使资产阶级惊吓，禁止建立苏维埃，屈服共产党于国民党之下，宣布汪精卫是土地革命的领袖等等的「领导者」，所有这些负革命失败责任的机会主义罪魁，——现在正企图站在左方攻击我们的主张，以为是「宪法的幻想」和「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我们认为必须及时地警告中国共产党员，中国前进的工人，起来反对那些昨日还是蒋介石宠臣所高唱的这种假装的和空泛的激烈主义。伪引的辞句，含混的断语，几公里长的议决案，即各种各式企图离开事实，离开阶级的官样文章，与机关鬼计，是无法使自己离开历史过程的。事变要发生并要证验。谁还以为过去的证验还不够，请等着将来罢。不过让他们不要忘记；这种证验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前锋队的白骨上面的啊！
三．苏维埃与立宪会议
我们希望这里无需要提出关于形式的即资产阶级的民主的一般问题。我们对此问题之态度，是与无政府党人空洞的否定态度，绝不相同的。民主的口号和标准：从形式的观点看，是从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中抽绎出来，而且对于各个国家又各不相同。在一定的时期，民主口号不仅包含着幻想和欺骗，而且还包含着历史的动力。「只要工人阶级夺取整个政权的斗争还未成为当前问题，我们就必须利用任何一种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列宁，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日，「全集」第二十卷第二册二九八页）
关于形式的民主问题，我们从政治的观点看来，不仅是对于小资产阶级群众关系的问题，而且是对于尚未达到革命的阶级意识之工人群众关系的问题。在革命进潮的条件之下，在无产阶级运动取攻势的形势之下，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之参加政治生活，在中国就反映在土地暴动，在与政府军队冲突，在各种罢业纠纷，在捣毁下层政府机关等的行动上面。现在这一类的运动显然是一天比一天低落的。获得胜利的国民党军阀高踞在社会上面。稳定的日子更多一日，则这些军阀和官僚与其它社会分子冲突也就更厉害一日，他们不仅要与前进的工人发生冲突，而且要与城巿和农村中占有势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发生冲突，在某种限度之下也要与大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在这些冲突发展成寪公开的革命斗争以前，就过去事实看来，是要经过「宪法的」阶段的。资产阶级和本阶级军阀间的冲突，必然将吸引——经过「第三党」或其它道路——小资产阶级上层群众到这个冲突里面来。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这些群众是非常之薄弱的。这些群众的潜伏的政治力量，就在于人数众多。因此，形式的民主口号不仅抓住（或能够抓住）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且抓住（或能够抓住）广大的工人群众，正因为这些口号使他们感觉有可能（本质上是幻想的），以自己的意志去对抗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意志。无产阶级前锋队就要在这个经验之上教育群众并领导群众前进。
俄国的经验证明，在革命进潮时，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应用着那个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正确政策，能够领导农民，能够使农民额头碰到立宪会议一类形式的民主而认清此路不通，并能够转移农民使之走上苏维埃的民主道路。可是达到这个结果，并非经过空洞的拿苏维埃去对抗立宪会议的一种办法，而是领导群众到苏维埃来，同时又保留形式的民主口号，一直至夺取政权时候，甚至以后。
「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的俄国，城市的工人阶级，兵士和农民，由于几种特别条件的结果，十分成熟了，可以接受苏维埃制度并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中最民主的那个议会——这是完全无疑的和完全公认的一件历史事实。但布尔什维克并不抵制立宪会议，而且参加会议的选举，不仅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甚至以后……
「甚至在苏维埃共和国胜利前几个星期，甚至在这个胜利之后，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议会这件事不仅不妨害革命的无产阶级，而且帮助无产阶级向落后群众证明这种议会之值得解散，促进使这种解散容易成功，且使人们能够早些说：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一九二○年。「共产主义左倾幼稚病」一四九页）。
当我们采取直接的实际的办法来解散立宪会议时，我记得列宁特别坚持主张要调一二团由多数农业工人组成的列多尼亚的轻步兵到彼得格拉来。列宁表示他的疑虑说：「彼得格拉的卫戌军差不多都是农民，他们不要在立宪会议面前动摇才好。」这里，问题完全不关于政治的「传统思想」，因为议会民主制度的严重传统思想，俄国农民是不能有的。问题的本质就在：那风起云涌参加历史生活的农民群众，绝不是预先就信任城市方面来的领导的，即使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他们也是不信任的，尤其在非革命的时代；他们找寻一个简单的政治方式，可以直接反映他们自己的政治力量，即他们的人口众多的力量。形式的民主就是多数人统治之政治的表现。
自然，倘若坚持说：无论何时并无论在何条件下，民众都不能够与不应该「跳越过」「宪法的」阶段，那便是表示出斯大林式的可笑的学究气。有几个国家中，议会制度时代延长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在俄国，这种时代则只经过几年的假宪法制度和一天的立宪会议存在期间。就历史观点看，不必经过这几年和这一天的情形，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又譬如有正确的革命政策，共产党对国民党完全独立，苏维埃已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组织起来，则革命的发展今天就已经能够领导中国不必经过民主阶段而直到无产阶级专政。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之下，未经农民在最危急时机试验的，未经证验的并因之未经肃清幻想的立宪会议口号，也许，在胜利的翌日，当农民和无产阶级间发生第一个严重纠纷时候，能变成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口号。而无产阶级和农民中间的重大纠纷，甚至在最良好的联盟条件之下，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十月革命的经验就可以证明。我们所占的最大的便宜，就是底下一件事实：即在执政诸政党为主张继续战争和反对农民没收土地而进行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立宪会议，其中的大多数人，当立宪会议召集时候，就即使在农民自己眼中，也已深深表现自己的破产了。
根据布哈林的报告做成的第六次大会的议决案，怎样指出中国发展目前阶段的特性及在此阶段的任务之要点呢？这个议决案中第五十四节说：
「现在在两个革命浪潮中间的时代，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争取群众而斗争，在工人和农民中做群众工作，恢复工农群众的组织，利用一切不满以反抗地主，资产者，军阀，外国帝国主义者……」
这真正是古代最有名的神谕式的妙语双关的典型例子。目前时代，说是「在两个革命浪潮中间的时代」。这个公式，我们是知道的。第五次世界大会曾经用这个公式于德国。每个革命局势都不是按照均衡形势发展的，都各有其高潮和低潮。「在两个革命浪潮中间的时代」这个公式是预先埋伏下，以备将来可以解释说：我们原已认识革命局势的存在，现在不过是在大风暴前的一个「静止」。同时，这个公式将来也可以解释说是两个革命中间的整个时代。这两种情形，无论发现哪一种，将来新的议决案都可以开始这样说：「我们已经预见……」或「我们已经预言……」。
在每一个历史的诊断中，都必然地含有条件性的因素。所诊断的时期愈短，则这种条件性的因素就愈大。给了某种诊断以后，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若从此不再独立地去分析客观状况，而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了，那么这样的诊断，一般说是不可能的。诊断并无命令的意义，而宁是指示方向的意义。诊断到了哪一地步才带有条件性，这点，我们是能够而且应该加以保留的。在某些形势中，我们可以指出几种不同的前途，小心地限制其范围。最后，在纷乱状况之下，也可以暂时放弃一切诊断，只忠告人说：等一等看看。但所有这些，都要说得明白的，公开的和光明磊落的。可是最近五年来，共产国际的诊断，并非指示人以方向，而是为各国党的指导做成的一种圈套。这些「诊断」的主要目的，就在要人去崇拜指导机关的神明，以及在失败的情境中，保持自己的「威信」——这个为弱者所崇拜的最高的东西。这个方法是神谕式的宣告，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个方法，先须有一些「要受鞭挞的小孩」存在于行动的舞台上。这是陷党于瓦解的办法。一九二五年德国指导机关之极左派的错误，正是从这个最卑劣圆滑的所谓「两个革命浪潮」之公式中产生出来的。第六次大会的议决案能够酿成同样多的灾难。
我们看见了上海失败以前的浪潮，随后又看见了武汉的浪潮。还有一些零星的地方性的浪潮。所有这些浪潮，都是从一九二五——二七年总的革命高潮中生长出来的。但这个历史的高潮已经涸竭了。这是必须懂得而且要明显说出来的。重大的战略上的后果得从这里抽绎出来。
议决案说必须「利用一切不满以反抗地主，资产者，军阀，外国帝国主义者。」这是当然的，但太笼统了。怎样利用呢？如果我们是在革命高潮还继续存在约二个浪潮中间，那么每一个不满的表现，不管其如何不重要，都可以照齐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有名的话，说是「第二浪潮的开始」。于是「武装暴动」就应该立刻由宣传的口号变为行动的口号。由此就可以生长出盲动主义的「第二浪潮」。如果，党根据正确的历史前途来观察群众的不满，则党就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利用这些不满。但第六次大会，无论在哪一个问题中，都忽略了这一件「小事」——正确的前途。第五次大会的脑壳已经碰破在这种忽略上面了。整个共产国际的脑壳也将碰破在这种忽略上面。
重新攻击盲动倾向——同时共产国际自己又准备下这种倾向的基础——之后，大会议决案接着说：
「他方面，又有几个同志陷于机会主义的错误：他们提出国民会议口号。」
这个口号为什么是机会主义呢？议决案并未解释。这些领导者，从前给滚牛奶烫了嘴，现在连冷水也害怕起来了。只有一个中国代表瞿秋白在他关于中国革命教训的结论演说中，企图解释这个问题。他说：
「我们由中国革命的经验可以看出：当殖民地的（？）革命达到决定胜负的时候，问题就明白摆在我们面前：即或者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自然，当革命——当然不仅在殖民地如此——「达到决定胜负的时候」，一切国民党式的工作，即一切种类的妥协，都是制革命于死命的罪恶；那时只有：或者有产者的专政，或者劳动者的专政。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即使在这种时候，革命者为要战胜议会制度，其所用手段与空洞的否认议会制度，是逈然不同的。但瞿秋白甚至说得更远：
「那里（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是不能存在的，可能的只是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任何宪政的道路……都是不能有的。」
这是将一个正确的思想扩大成为二重不正确的意义。如果在「革命决胜负的时候」，资产阶级民主政制不可免地耍破产（不仅在殖民地如此），但这绝不是说：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在两个革命的过渡期，是没有可能的。但问题根本就在于瞿秋白与整个的第六次大会，都不愿意承认：所谓「决胜负的时候」，那时正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忙于最无聊的民主把戏的，已经过去了。现在则是在新的「决胜负的时候」之前，现在到那时还要经过一个长的时期，在此时期中，需要用新的方法去应付旧的问题。肯定地说在殖民地的历史发展中不会有宪政的或议会制度的时代，——这就等于不愿意利用现在最最重要的斗争手段，并且，首先，使自己难于得到正确的政治方向，而陷党于没有出路。
如果说：在中国亦如在世界其它国家一样，议会制度的道路并非到自由发展，即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出路，——那是一种说法，那是对的。但如果说：在中国发展中，或殖民地发展中，一般地说，不会有任何宪政的时代或阶段——那是别一种说法，那是错的。在埃及有个议会，现在才被解散，将来还可以恢复。在爱尔兰也有个议会，——虽然爱尔兰是半殖民地的地位。所有南美洲诸国也都是一样。英国诸自治领更不用说。懦弱可怜的「议会」，印度也有。这种「议会」还可以更向前发展：对于这种事情，英国资产阶级是有充分的灵活手腕的。有何根据可以肯定地说：刚刚发生过的革命失败以后，中国不会经过议会的或假议会的阶段，或经过要求这种发展阶段的严重政治斗争呢？这种肯定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瞿秋白又说：中国的机会主义者正要拿国民会议口号来代替苏维埃口号。可能的，盖然的，甚至必然的。机会主义者总是首先抓住议会制度的方法，抓住一般类似于议会制度或甚至接近于议会制度的事物——这是有世界工人运动尤其俄国工人运动的整个经验可以证明的。孟什维克派，抓住了在议会中的行动以之和革命的活动相对抗。利用议会制度的方法，将不可免地产生一切与议会制度有关的危险：宪法幻想，合法观念，妥协倾向等。要反对这些危险和病症，必须有一切政策上的革命路线。但机会主义者提出为国民会议而斗争口号这一件事实，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够拿来做自己对议会制度采取形式的消极态度之理由。一九○七年六月三日俄国政变[14]以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分子的大多数人主张抵制那破碎的和狡猾的国会。孟什维克则不断地主张参加国会。这绝不能阻止列宁起来，坚决地主张甚至要利用这个六月三日的「议会制度」。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联合会议上，与孟什维克一起表决赞成参加选举的布尔什维克，只有列宁一人。自然，照以后事变的整个进程所证明，列宁的「参加」和孟什维克的参加是绝不相同的；列宁并不以之反对革命的任务，而是在两个革命的中间时期利用这种「参加」来帮助革命的任务。我们的党，虽然有一九○五年苏维埃的大经验，还要利用六月三日反革命的假议会，继续为争得立宪会议而奋斗，即为争得最民主形式的议会代表制度而奋斗。应该结合群众于党的周围并领导群众去做夺取政权的公开斗争，以此去取得那拒绝议会制度的权利。想要不做这个工作，而简单地代替以空洞的拒绝——拒绝议会制度的矛盾的与闷人的方法和形式作革命的利用——这未免是太天真的。第六次大会议决案的重大错误就在这里，它在这里来了一个轻率的极左派的跳跃。
试看一看，一切事情是怎样地弄得颠倒错乱。按照现在的领导机关的逻缉，按照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议决案的意思，中国不是走向它的一九一七年，而是走向它的一九○五年。领导者推论说要因此：打倒形式民主口号。真是没有一段活的关节，不为这些不肖门徒所处心积虑去打断的。在不是革命的时代，以前的革命又未解决其最直接的任务，即统一中国并肃清封建的和军阀官僚制的一切残余的任务，——在此条件下，怎样能够丢弃民主口号，尤其是其中最激进的口号即民主的人民代表会议口号呢？
据我所知道，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自己的党纲。布尔什维克党准备并完成十月革命，是拿旧的党纲为武器的，这个党纲的政治部分中，民主口号占重要地位。布哈林当时曾经企图取消这个最低限度的党纲，如像他以后反对共产国际党纲里的过渡时期的要求一样。但布哈林的这一主张，在党史上只算一件轶事。俄国的民主革命，大家知道是由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的。这一点，共产国际现在的领导机关，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了解。但我们的党领导无产阶级走到专政，只是因为党以最大的毅力，固执与忠诚，拥护民主的一切口号和要求，在这口号和要求中，以普通选举为基础的人民代表会议，政府对人民代表会议负责等都包含在内。只有靠这种鼓动，党才能够保持着无产阶级，使不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破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农民的影响，准备工农联盟并吸收最坚决的革命分子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或者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机会主义吗？「尽量地歌唱罢，亲爱的，别害臊好了！」[15]
瞿秋白说：我们有苏维埃口号，只有机会主义者才拿国民会议口号去代替苏维埃口号。这个论据将大会议决案的错误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在大会讨论中，没有一个人来责斥瞿秋白。恰好相反，瞿秋白的意见竟得到赞美并被采入主要的策略议决案中。我们直到现在才明白：现在领导机关中有多多少少的人，虽然被事变进程和列宁的指导所牵引，经历过一次二次甚至三次革命，但他们并未曾独立地思索发生过的各种事变之意义；也未曾消受最伟大的历史教训。因此，我们这里还须重复说几个粗浅的真理。
在我对共产国际纲领的批评中，曾经指出，那些不肖门徒怎样可怕地将列宁称苏维埃是暴动机关和政权机关这一种思想曲解了并伤残了。他们由此得到一个结论，即说：只有到了武装暴动之「前夜」，才能够创立苏维埃。这一种古怪思想最完全的表现，在我们不久以前发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去年十一月全体会议决议案中，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决议案说：
「要创立苏维埃成为革命的政权机关，必须等到群众革命运动无疑的大高潮到来时候和暴动的坚固胜利已有保证时候，才有可能，才是应该的。」
第一个条件——「大高潮」——是无疑的。第二个条件——「胜利有保证」而且还要坚固的胜利，——则简直是学究式的愚蠢。以后，这个决议案又将这个愚蠢继续扩大了：
「胜利还没有完全保证时候，自然是不能够去创立苏维埃的，因为那时将发现这种情形：即大家只注意于苏维埃的选举而忽略了武装的斗争，结果将造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将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引起对于党的领导的危险。」
斯大林的精神，穿过了神童洛明那兹的三棱镜，就从这几行不朽名言中反映出来。可是所有这些名言，纯粹是胡说。在香港罢工时候，在上海罢工时候，在以后整个的工农狂热高潮时期，可以而且应该创立苏维埃，成为公开的群众革命斗争之机关，这个机关或迟或早——但非马上——应该走到武装暴动和夺取政权。如果在我们所考虑的那个阶段上，斗争不能提高到武装暴动，那么苏维埃自然也要消灭的。苏维埃不能变成资产阶级国家中「常态的」机关。但即在这种情形之下，换一句话说，即在武装暴动以前苏维埃被消灭的情形之下，劳动群众还可以有伟大的获得，即是从实际上熟悉了苏维埃，了解苏维埃的机能。到了下一个革命阶段，这个就可以保证苏维埃能更容易地和更广大地创立起来，——纵然在下一个阶段苏维埃还是不能够直接走到暴动，还是不能够直接走到胜利。
我们须清楚地牢记：苏维埃口号能够而且应该在群众革命进潮的初起阶段就提出来。但必须是真正的进潮。工人群众必须奔赴革命，在革命旗帜之下团集起来。苏维埃就是革命进潮向心力之组织上的表现。但由此又可证明：在革命退潮和群众离心力发展的时期，苏维埃将是教条的，无活力的，或者同样不好，是冒险主义的口号。广州的经验就是最明显的和最悲惨的证明。
现在，在中国，苏维埃口号只就前途说才有意义，因此它只有宣传价值。第三次中国革命时的苏维埃口号，与第二次中国革命以后发生出来的国民会议口号，并没有冲突。在两个革命间的时期，尤其在严重失败以后，来采取抵制主义，这乃是自杀的政策。
或者有人说——世界上的诡辩家是不少的——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绝不是抵制主义，现在既然没有任何国民会议，也没有一个人召集或允许召集国民会议，自然就无所谓抵制。这种推论，可是已经太过于可怜了，纯粹形式了，孩子气了和布哈林式了。如果国民党迫不得已宣布召集国民会议，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起来抵制吗？不！我们将不留情地揭破国民党式议会制度的虚伪和欺骗，打破小资产阶级宪法幻想，要求普遍选举，同时又投身于政治舞台上，为的在争议会的斗争中，在选举中，在议会中，鼓动工人和贫农起来对抗有产阶级及其政党。结果，现在这个衰弱的，被迫处于秘密状态的党，将得到多大的成绩，这是谁也不敢预言的。在正确的政策之下，好处将是很多的。但在这个情形之下，不是明白证明：党可以并应该不仅要参加选举（如果国民党宣布要召集国民会议），而且要动员群众团结于这个口号的周围来要求这个选举吗？
在政治上，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今后每过去的一天都将要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在纲领批评中已经说到中国某种经济稳定之盖然性。自从那时以后，报上又登载几十种证据，证明中国经济之开始活跃（见中国劳动大学的公报）。现在中国某种经济稳定虽然尚在初起的阶段，但已不是假设，而是事实。正是在初起的阶段，应该就抓住其倾向，不然就不是应依以进行的革命的政策，而是拖在事变后面的尾巴主义。关于宪法问题的政治斗争也是一样。现在这个已经不是理论上的预测，即已经不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是某种更具体的问题了。中国代表所以屡次谈到国民会议问题，不是无所谓的，而大会认为必须有个特别的（而且特别错误的）决议对于这个问题，这都不是偶然的。并非反对派提起这个问题，而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发展提起这个问题。这里，也必须懂得在一开始时候，就指出其倾向。中国共产党更勇敢地和更坚决地提出民主的立宪会议口号，则留给一切中间党的位置就愈少而自已的成也就愈有保证。
如果，中国无产阶级被迫要在好多年中（就算只有一年罢）在国民党的政制下周生活，那么共产党可以放弃那为扩大一切合法运动的可能性，为争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平等的斗争吗？共产党放弃了这种斗争，就将变成一种无生气的教派。但这个斗争乃是在民主主义的平面上的。在苏维埃政权底下，出版集会乃是无产阶级所独占的。难道现在共产党可以提出这些口号吗？发出这种问题的人，是幼稚和疯狂。现在共产党所奋斗的并不是为马上夺得政权，而是为维持，巩固并发展自己与群众间的联系，以帮助将来夺取政权的斗争。争取群众的斗争，必然要与反对国民党官僚压迫群众组织，摧残民众集会，禁止出版自由等暴行的斗争，联系起来。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共产党将要为争出版自由而斗争呢？或者将这个斗争交给「第三党」呢？共产党是只限于争得零星的部分的民主要求（出版集会夺自由）呢？——那是自由派改良主义，还是要提出最彻底的民主口号？——在政治上，这就是在普遍选举之上的人民代表会议。
或者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帝国主义包围中的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失败后，民主的立宪会议能够「实现」吗？对于这个问题，只可以有猜谜式的答复。但在一般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或在某种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某个要求能否实现，——这对于我们并不是具有决定性的标准。譬如说，英国国王政权和上议院，多半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建立前还未消灭。但英国共产党还是应该提出消灭国王政权和上议院于部分要求之内。要解决所提及的问题，并不在从事于实验式的猜度：究竟某种过渡的要求能否实现。这种要求的社会历史性质才能决定问题：这种要求对于以后的社会发展是进步吗？它适合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吗？能够坚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吗？能够帮助无产阶级走近专政吗？譬如禁止托拉斯的要求，及是小资产阶级的与反动的要求，而且照美国经验所证明，乃是完全乌托邦的要求。至于工人监督托拉斯的要求，在某种条件之下，则完全是进步的和正确的要求，——虽然在资产阶级国家范圈内，这个要求之实现是非常成疑问的。这种要求在资产阶级统治底下之不能实现，必会推动工人以革命的手段去推翻资产阶级。如此，一个口号之下不能实现，从政治观点看比它的相对的可能实行性，能有同样多的成效。
中国在某个时期是否要走到民主的议会制度呢？这个议会制度究竟有若干民主成分，其力量如何，其时期将有几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猜谜式的问题。但设想中国议会制度是不能实现，由此就得到一个结论，认为我们不应该抓着国民党军阀官僚使他们去受中国民众裁判，——那是根本错误的。照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民族解放革命经验的证明，全体人民代表会议之思想，乃是最简单的最基本的最能够号召真正广大群众的思想。占统治势力的资产阶级愈加抑制「全体人民」的要求，则无产阶级前锋队就愈加团结于我们旗帜之下，而人民群众也愈加团结于无产阶级前锋队的周围，同时战胜资产阶级国家之真正胜利的政治条件也就愈加成熟了。那时的国家，不管是国民党的军政国家，或是议会制度的国家。
或者还可以说：既然只有经过苏维埃即经过暴动，才能召集「真正的」立宪会议，那么开始就去创立苏维埃而且仅仅限于苏维埃，不更简单些吗？不，并不见得更简单些。这是等于把车子放在马的前面。只有经过苏维埃才能召集立宪会议，——这是很可相信的。那时，立宪会议在未曾召集以前，也许就成为不必要的了。或者会如此，同样或者也会不如此。如果已经有了苏维埃，经过苏维埃可以召集「真正的」立宪会议，那么我们就要看：召集立宪会议是否还是必要。可是现在并没有苏维埃。创立苏维埃，只有到新的群众进潮开始时候才有可能，而新的进潮又要等过二三年甚至五年或更久以后才会发生。中国完全没有苏维埃的历史传统。共产国际在中国所进行的鼓动，并不是力争苏维埃，而是反对苏维埃。可是在目前这个时候，宪法问题已经开始从各种裂缝中钻出来了。
在新阶段上的中国革命：能够跳过形式的民主吗？从上面所说，我们知道这种可能性，就历史上说，是有的。凭这种最远距离和最少可能的事态去处理问题是完全不允许的。这是政治上的轻率。共产国际的决议不是适用于一个月，甚至，据我们知道，也不是适用于一年的。那末，怎样可以宣布那于最近阶段有重大作用之一种政治斗争形式为机会主义，以束缚中国共产党员的手足呢？
走上为立宪会议斗争的道路，无疑要使中国共产党内孟什维克倾向活跃起来并强壮起来。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在政策转向于议会制度，或倾向于为议会制度而斗争时候，比在直接的革命进攻条件之下，是同等重要的。但像我们在上面所说，不应该因此宣布民主口号是机会主义，而应该定出斗争保障和布尔什维克式的斗争方法以实现这些口号。这种保障和方法，有如下几个要点：
（一）党应该指明并解释，说：拿来与党的根本目的——以武力夺取政权——比较来看，民主口号仅仅有补助的暂时的插话的性质。这些口号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们能够使我们走上革命道路。
（二）党应该，在为民主口号而斗争的过程中，打破小资产阶级的宪法的和民主的幻想及其改良主义的表现，同时解释：国家政权并非由投票选举之民主形式可以得到的，国家政权是由私产制度，教育垄断，武装垄断所维持的。
（三）党尽可能地利用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间对于宪法问题的冲突；用各种方法利用公开活动的机会；争得工会，工人俱乐部。工人报纸能够公开存在；有可能的时机和有可能的地方，创立在党直接影响下之合法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只要有可能：就要使党的一部分工作或多或少地公开出来；——同时，党首先就应该保证那严密组织的集中化的党的秘密机关之存在，由此机关以指导所有一切党的公开的以及秘密的活动。
（四）党应该在资产阶级军队中有系统地做革命工作。
（五）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不留情地揭破一切机会主义主张以改良手段解决中国无产阶级面前问题之动摇倾向；应该肃清党中那些有意使党屈服于资产阶级合法主义之下的分子。
只有严守这些条件，党才能够保持其各种活动间之必要的比例，才不会放过走向革命进潮的新的局势转变，以便在进潮初起时就走去创立苏维埃，动员群众环绕于苏维埃周围并拿苏维埃去对抗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民主议会制度的假面具，——如果这些假面具已经实现了。
四再论「民主专政」口号
立宪会议口号，与民主专政公式没有什么冲突，正如与无产阶级专政公式没有什么冲突一样。关于这点，理论的分析和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都可以证明。
工农民主专政公式，在俄国，乃是代数的公式，即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和下层农民合作之最普通的概括的公式。这个公式的逻辑受下一事实的限制，即它的基础的大小，尚未在行动上证验。尤其我们不能够完全确定地预言：在新时代的条件之下，农民能否成为多少独立的政治力量，能够独立到何种程度，以及共同专政的结果同盟者相互问的政治关系究将如何。在一九○五年，此问题并未经过严格的证验，一九一七年就证明：当农民将一个离开无产阶级前锋而独立的政党（社会革命党）驼在自己的背脊上时候，这个政党就一步进一步地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在一九○五至一九一七年这个时期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国际社会民主党之转向于帝国主义的腐化，有很大的进步。因此，到了一九一七年时，工农民主专政口号，实际上就实现为领导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正因此，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已经从民主阶段「长成转化」至于社会主义的阶段了。
在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口号，如果在一九二五——二七年能够及时地提出来，以证验革命动力，以便以后能够及时地拿领导贫农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来代替这个口号，那也还能有相当政治上的逻辑性，但比在俄国，已经更多带着有限性质和暂时性质了。关于这方面一切必要的话，我们在「纲领草案批评」中已经说过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即：在现在两个革命的过渡期，阶级力量又有新的结合，民主专政口号还有复活的可能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答复：没有，两个革命的过渡期使这个可能完全没有了。两个革命之间的稳定时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长大，无产阶级的长大和团结，农村分化的加增，汪精卫型的民主派以及其它小资产阶级民主者及其「第三党」等的资本主义腐化倾向之更加浓厚。换一句话说，中国将经过一个大体上类似于俄国在六月三日议会政制之下所经过的那种过程。那时，在俄国，我们毫不怀疑认定这个政制不是永久的，也不是长年的，而要归结于革命。结果，果然是这样（并非不借战争帮助）的。但史刀留宾政制以后的俄国，已经不是史刀留宾政制以前的俄国了。两个革命过渡期的政制将使中国发生何种社会的变化，这特别与这个时代的长短有关系的。但这些变化的一般倾向，现在无疑就可以看出：阶级矛盾之尖锐化和成为独立政治力量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完全消灭[16]。但这正表示：在第三次中国革命中，几个政党间之「民主的」联合政权，其内容比一九二五——二七年底国民党将更加反动和反无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前锋队直接指导之下的几个阶级联合政权，才可以容许的。这乃是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个道路必然连带着有不少的困难，但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五附录：关于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党制的一个绝妙文件
以上我们曾数次引用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全体会议之出色决议。正是这个决议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指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关于此点，洛明那兹曾多方辩解，而斯大林则一味在缄默中溜开。实则该决议为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混合物，完全确切地反映出一九二七年七月前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广州暴动以后指摘此决议时，共产国际领袖们既未将它发表，而且也不征引及它。在中国的镜子内照出自己的面孔，他们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这个决议以后在很少人看得到的孙中山大学出版的「中国问题材料」里（第十期），登载出来。
当我的一篇论文「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已告完竣，我又接到该刊物之第十四期登载着同样妙的文件，虽然是别一种，即带有批评性质，——这是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为接受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议案而通过之决议。我们知道上海是属于江苏省的。
该决议虽有原则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误会，实是一篇绝妙文字，其实质不仅死命指责共产国际执委会九次全会之决议，一般地，而且指责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之整个领导。当然符合于共产国际的现存党制，反对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评带着隐藏的和外交手腕的性质。它直接攻击的乃是本国党的中央；有如在无责任的皇帝的统治之下，只攻击负实的宰相，大家认为皇帝是「不能作恶的」。对于国际执委会的决议的某几部分，江苏省委甚至很客气地称赞。一切此种处理问题的「权变」，就是对于国际的党制的一种严厉的批评，虚伪和官僚主义是分离不开的。但决议本质上攻击得比较更利害的地方是关于政治的领导及其所用方法。江苏省委说：
「自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估量客观形势，认为革命虽遭三次失败，仍在高潮的阶段。」
这个估量完全和布哈林对不断革命论所绘的讽刺画相符合，他的这种讽刺画最初应用于俄国，其次应用于欧洲，最后应用于亚洲。斗争的实际事变，即三次的失败，是一回事，不断的「高潮」却是另一回事，彼此是不相影响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一九二七年五月）的决议，作了如下的结论：
「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客观的可能，当立即准备组织武装暴动。」
武装暴动的政治前提应当是什么呢？江苏省委说，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央政治报告指出武汉工人在严重失败之后，正在脱离党的领导，目前没有直接的革命形势……然而虽然如此……中央肯定地说一般状况……自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正是！——托）方面看来，是有利于暴动的。在城市中已无举行暴动之可能，于是必须将武装斗争移到乡村中去。乡村必须成为暴动的中心，城巿则成为辅助的力量。」（见第四页）
我们记得五月间国际执委会的八次全会，曾将领导土地革命之责付托于左派国民党。此后不久，左派国民党就开始屠杀工农。国际执委员的立场弄得完全不能维持。于是要求在中国无论如何不可延缓「左的」行动以抵制反对派之「诬蔑」，换言之，即抵制反对派无疵的论断。因此处在铁锤与砧子之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在一九二七年八月重新颠倒无产阶级的政策。中央说虽然没有直接革命形势和工人群众脱离党，不过社会的经济的状况，据它意见，都「有利于暴动」。当然，胜利的暴动，对于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颜面是很「有利的」，工人脱离革命既是事实，那就必须对城市掉头不顾，而往农村中举行零碎的暴动去。
在一九二七年五月<![if!supportFootnotes]>[17]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时候，我们即已指出如叶贺的冒险的暴动将必然要失败，因为它在政治上没有充分准备，它与群众运动又没有结合。它的结果正不出我们所料。江苏省委关于此点说：
「不管叶贺在广东的失败，中央甚至在十一月全会以后仍然根据直接革命形势之估量坚持继续即刻暴动的策略。」
江苏省委对于下面两个事实守缄默的原因是很可了解的：一、实际上，这也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估量，它将那些正确估量局势的人呼为「取消派」：二、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将革命潮流的低落认为是革命高潮，是因为它在被立即推翻和被开除党籍的恫吓之下。
广州暴动的发生，就是根据于此种颠倒的估量，那时的人们显然不承认它是退兵时的一战。只有发狂的疯子在「退兵一战」时候号召武装暴动和夺取政权。并非如此，暴动是预先想好了的，作为夺取全国政权计划之一部分。关于此点江苏省委的决议说：
「在十二月广州暴动时，中央又决议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立即开始暴动以响应广东，以扩大暴动于全国（见十六号和二十二号的中央通告），这些计划都是根据着不合客观形势的主观估量。在此种情形之下，失败自然是不可免的。」（第五页）
广州暴动的经验不惟吓煞中国的而且莫斯科的领袖们；各处发生警告盲动的呼声，但是政治路线在实质上并无变更，政策仍然照旧的主张暴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照例传达这种两可的训令于下级机关，它也警告说，不要盲动，在通告中学院式地下盲动主义的定义。江苏省委正确而精刻地说：
「中央对于革命运动的估量，既仍根据于革命不断的高潮，则关于此一问题，并无根本变更；估量敌人的力量太低，同时又不注意我们的组织脱离群众……因此中央虽发出反盲动主义的二十八号通告，然而并未改正自己的错误。」（第五页）
这回还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问题。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二月全体会议也没有改变政策。二月全会的决议一方面抽象地警告盲动（以便发生盲动时有话可说），一方面则猛烈地攻击反对派，因为反对派主张必须根本改变全部现行政策。一九二八年二月依旧维持武装暴动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央只是此种训令的传达机。江苏省委说：
「中央三月六日（注意，这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托）的三十八号通告，非常明显地表示中央还受着幻想的支配，认为当时形势有利于湖南湖北江西的总暴动，而在广东全省有获得政权之可能。当时中央政治局与湖南湖北巡视员间，对于暴动的中心地点问题——长沙抑武汉——仍继续着激烈的争论。」（第五页）
二月全体会议决议之恶毒的地方，不仅是其原则上的错误，而是它在实行方面有意滑头。该决议内幕的意义老是如此：倘暴动而侥幸发展，则我们可引据决议中攻击取消派的一段，倘暴动仅止于零碎的盲动，则我们可以用手指着决议中警告盲动的文字。
虽然，江苏省委在任何地方都不敢直接批评国际执委会——大家都知道这批评会付什么代价——然而反对派还没有过如江苏省委决议这样的文件（表面上虽然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对于国际领导施以如此致命的打击。在按月列举暴动政策的成绩以后，江苏省委进而说及此恶毒政策之总原因。
「中央如何会做出那影响实际斗争，充满严重错误的对局势的错误估量来呢？他的原因不外：
（一）估量革命运动为不断的高涨（布哈林和洛明那兹式的「不断革命论」——托）。
（二）不注意我们党的脱离群众和革命转变后之群众组织的损坏；
（三）不注意在此转变后敌人营垒中阶级力量关系之新分合。
（四）不注意领导城市的运动。
（五）不注意半殖民地国家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重要。
（六）暴动时不估量客观条件，又不知对于不同的客观条件，必须应用不同的争斗方法。
（七）发生了农民的倾向。
（八）中央占量形势受主观意见之支配。」
恐怕江苏省委没有读过反对派关于这些问题所写与所说的意见。我们或可断定说他们没有读过。假使他们读过，他们一定害怕将他们的完全与我们相同的意见，说得如此清楚。江苏省委重复了我们的言语而不自知。以上所引攻击中央（换言之即攻击国际执委会）错误路线的八点都同一重要。我们在此项提出第五点解释数语，因为这个问题特别「由事实上」证实了我们对于最基本问题批评之正确。江苏省委决议，攻击中央忽视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任务。这是如何会发生的呢？由于错误政治路线的辩证发展底力量。错误和一切世界上事物一样，是受矛盾律发展力的支配的。官方机会主义的出发点是说中国革命的实质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帝国主义的压迫则团结了一切阶级，至少团结了「国内一切活动的力量」。我们当时曾反驳过，我们说：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只有我们勇敢地发展阶级斗争才有可能，因此我们自然主张发展土地革命。我们曾固执地反对将阶级斗争隶属于一种反帝国主义斗争之抽象目标的企图（如以仲裁委员会代替罢工运动，电令中国共产党中央勿发展土地革命，禁止组织苏维埃等等）。这是问题的第一时期。到蒋介石政变后，尤其在「友人」汪精卫「叛变」后，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现在关税自主问题，即中国经济的（亦即政治的）主权的独立问题，是次要的和「官僚」的问题（斯大林语）。中国革命之实质被假定为土地革命了。政权集中于资产阶级之手，工人离开革命，党与群众脱离，——这些现象，比起农民暴动来，都被认为次要的。不去争取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中真正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换言之即争取整个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而只可怜地屈服于农民的原始力量之前，间或辅以城巿中次要的冒险。但屈服于农民的原始的情绪，正是盲动主义的大前提。俄国以及其它各国的全都革命运动史都证明此点。最近一年的中国事变又重复加以证明。
反对派的估量与警告，都以一般理论上的思考为出发点，并以极不完全或有意失实的官式新闻为根据的。江苏省委所根据的是革命运动中心地直接观察到的事实，理论上他还陷落在布哈林学院主义的网里。它的经验上的结论与我们的结论完全符合，这在政治上所具有的意义，等于化学中在试验室里发现一个新原子，其存在早为基于理论推断所预言的意义一样。所不幸的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分析在理论上的胜利，在现时适以革命的致命的失败为其政治基础。
国际执委会的政策在一九二七年中间来了一个突然的与本质上为冒险主义的转变，出其不意地袭击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痛苦的震动。现在我们舍国际执委会的政治路线而论国际的党制及其组织上所用的方法问题。关于此点江苏省委的决议说：
「八七会议（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央应负盲动主义倾向之责，因为中央严厉地要求各地党都实行新的政治路线，凡不赞成此新的路线者即不许其登记，甚至开除已登记的同志。……此时全党盲动主义情绪益普遍地发展，凡对于暴动政策表示怀疑者即是机会主义者，即对他施以无情的攻击。此种情势引起党内各组织间很大冲突。」
这一切都是在虔诚的学院式的抽象的警告不要盲动的情形下发生的。突然和仓促准备武装暴动的政策，需要仓促的改组党和集合全党力量，中央只容留那些在革命显然低落时期不做声地执行武装暴动政策的分子。最好能发表国际执委会在此时期内所发的一切训令，这些训令可以总称为失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江苏省委决议说：
「中央继续地看不见失败和工人间情绪之低落，看不见这种情势是它领导错误的结果。」
尤有甚者：
「中央攻击这个人或那个人（正是如此！——托）要他为下面事实负责：
（一）地方党部未能在改组时充分地考察党员：
（二）没有提拔工农份子：
（三）地方党部未肃清机会主义分子等等。」
这些都是突如其来，用电报指出的：无论如何，总要做出一些事情以塞反对者之口。但因事情终是糟糕，不可争辩，于是中央说：
「『……若于某一省开始发出暴动的信号，群众的情绪将会变为完全相反」，这种说法不证明中央自己是百分之百盲动主义吗？」（见第六页）
江苏省委理直气壮地这样质问，但慎重地不敢说起中央只是执行国际执委会的训令罢了。
党受机会主义的领导和熏陶，已有五年之久。现在却要它向极左急进，和「立刻推出」工人领袖。怎样推出呢……？很简单：规定一个工人领袖的百分比。江苏省委抱怨说：
「一、不注意领导的干部须在争斗过程中训练出来，中央只预先机械地决定某党部的领导机关工农须占百分之几；
二、不顾屡次的失败，不注意党的恢复已到何种程度，只是机械地说党要改组；
三、中央只独断地说地方党部不提出新的分子，没有肃清机会主义，同时对干部工作者作无根据的攻击，而且轻易掉换他们：
四、中央不注意自身领导之错误，只要求下层工作者严守纪律。」
这不像从「反对派政纲」中抄录下来的吗？不是的，他只是描写实际生活。但因反对派的「政纲」也描写实际生活，所以得到符合。然则中国的「特殊国情」又在什么地方呢？官僚主义铲除了一切国情和民族特性。无论政策和党制，都是由国际执委会（或者更精确些说，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只是等因奉此以传达于下级机关。现在且看江苏省委如何叙述：
「一个区委同志的声明书，很有意义，他说：「现在工作很困难，中央主张十分主观。中央攻击省委说省委不好，省委转而攻击下级机关说区委不好，区委则攻击地方工作同志不好，而同志则怪群众不革命。」』（第八页）
一幅绝妙的明显图画，只是没有一点是专属于中国的。
国际执委会的每一个决议，于叙述新的失败以后，一方面声明说这一些都是预先见到的，一方面说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执行者」不了解上级机关给与的路线。于此只有一个未曾解答的问题。这样远见的领导者一切都预先见到，何以未见到执行者不胜训令之任呢？领导者责任不仅是给下层以空洞的路线并写一些没有地址的信件，而是在选择和训练执行者。领导正确与否全靠执行来证实，它是否深远和可以信赖，全看它的言论与它的行动是否符合。若是在几年的长期中，由一阶段转变至别一阶段，领导者总在事后，在每一个转变时埋怨，说执行者没有了解他，曲解了他的意思，破坏了他的计划，那末这只能证明全都罪过其实是要由领导者负担的。尤其因为这种「自我批评」是不自主与不自觉的，所以更加恶毒。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意见，佐尔城一小部分反对派之变节，反对派领导机关即应负责[18]，而各国党的中央在最紧要的历史关头的行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反不负责。凡对任何事都不负责的领导，就是不负责的领导。这是一切祸患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抵制下级的批评，辄引国际执委会以自重，换言之它在地上用粉笔画了一道白圈，不许越过该圈一步。于是江苏省委真不敢越过该圈，然而在白圈界限之内江苏省委向自己的中央说了一些苦的真理，可以自动地推及于国际执委会。我们不得不再引这个出色文件之以下一段：
「中央说：一切过去领导都与国际的训令一致。好像一切动摇和错误都应由下层工作者负责：如此中央即不能改正自己错误，亦不能领导同志去研究这些经验，也不能巩固与下层机关的联系。中央总说它的领导是对的，一切错误都是下级同志做出，永远都是下层机关在那里动摇。」
「若领导者仅仅轻率地攻击下级负责同志和机关，指出他们的错误，而事实上又不去分析此等错误之原因，则此只能在党内引起纠纷。此种态度是不忠实的（「粗暴而不忠实」——托）[19]，对于革命和党是没有益处的。若领导者自己隐藏错误，将罪过推在别人身上：此种举动对于革命和党同样没有益处。」（第十页）
这是简单的然而是最好的形容中派官僚主义败坏人们意识的工作。
江苏省委决议完全显明地指出：中国革命被引导至于屡次失败和中国共产党被引导至于将近灭亡，是如何促成和用何种方法促成的。因为写在中国共产党纸上的虚幻的十万党员，乃是一个大大的自欺。假使是真的，那要占共产国际资本主义国家党员六分之一了。领导者所犯罪恶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贻害，还远未完结。还有更下落之时期在前面。要向上挣扎须经过极大的困难。每一错误的步调将把党推入更深的泥淖。国际第六次大会的决议陷中国共产党于专走错误和荒谬的步调。在现在的国际的政策和党纪之下，胜利是不可能的。应该改变政策呵！应该改变党纪呵！这正是江苏省委决议所一再说到的。
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于阿拉木图
[注一]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九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政策是一个重要的路标。它一方面替一九二五——二七年使中国革命失败的那个斯大林与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加了冕，说它是为事变证明得「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它虽然在表面上斥责了「八七会议」以来的「盲动主义」，但实质上仍旧继续着这个路线，它宣布中国革命局势仍旧存在，否定资产阶级统治底相对稳定可能，继续以苏维埃为主要的政治口号，排斥国民会议口号，宣布反对派认当时中国已进入反革命时期，中国应从事民主斗争以准备新革命，这个主张为「取消主义」。托洛次基这篇文章主要是讨论革命失败与反革命形势确定后中国共产党底策略问题。文章写成于十九年前，这十九年来的中国政治史给斯大林与托洛次基间的争辩下了最不含糊的判断。——校者
[2]Ultimatists
[3]Recallists——布尔什维克中二派，发生于一九○八年秋，前者由AlexinSky，后者由VOlsky等领导。当时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分子中除列宁外均主张抵制国会，故后者主张召回国会中社会民主党议员，前者主张给国会党团一个哀的美顿书：或执行党底命令或退出国会。——校者
[4]原文为西南，显系西北之误。——校者
[5]Lominadze,G.——联共年青一辈中有名的斯大林拥护者。十五次党大会上即着手组织小派，反对当时与斯大林携手的布哈林。中国八七会议底实际指导者，在中国工作了一个时期，化名为尼古拉。后因组织秘密小组反对斯大林，受打击，终且为斯大林所秘密处死。——校者
[6]TheCaskofDanaideslo希腊神话：Danaos有五十女儿，其中除Hypermnestre，外，均杀死丈夫，死收阴曹，被罚以无底之捅汲水。这里所引只是表示徒劳无功之意。——校者
[7]GenerdRennemkanpf——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将军，曾统兵与德国战，被兴登堡大败于东普鲁土MaSurie沼泽地的但能堡。——校者
[8]ErnstThaelman——德共产党领袖，斯大林拥护者，两次被推为总统候选人，最后为希特勒所囚杀。——校者
[9]KlaraZetkin——第一次大战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兴卢森堡合作，主编党的妇女刊物。与卢森堡及李卜克内西共同发起斯巴达克斯团。德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中的领导份子，惟时常倾向右派。——校者
[10]VarSki——波兰共产党领袖Varschavski的假名。第一次大战前，在波兰社会民主党中与卢森堡等左派合作，积极参加俄国革命运动。晚年右倾，拥护斯大林。——校者
[11]ViacheslarMolotov——老布尔什维克，学生出身，一九一七年斯大林未至彼得格拉翮，立场较斯大林为左，后积极拥护斯大林反对派。布哈林被排斥后曾任共产国际主席，后任苏联外长，权势仅次于斯大林。——校者
[12]这个决议案，「真理报」自然没有公布。它只是在一九二八年「中国劳动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出版的很难得到的「中国问题材料」第十期上能够见到。它是被正式宣布为「托洛次基主义」的，而其实乃是倒转过来的斯大林布哈林式的机会主义。——原注
[13]十月革命后，列宁死前，无论第三国际或联共党，都勤开大会，差不多每年或至多隔二年开一次，斯大林当权后，不常开会，问题决定于极少数人之手，故云。——校者
[14]沙皇内阁总理大臣史刀留宾要求国会交出五十五名社会民主党议员由政府逮捕审判，遭国会拒绝。史刀留宾乃径自逮捕，且解散国会，宣布新选举法，此举显然违反宪法，又因此事开始发生于一九○七年六月三日，故史称「六三政变」。——校者
[15]这是俄国民歌中的句子。——校者
[16]民主同盟与其它中间政团的产生，似乎「推翻」了托洛次基的这一预言，其实这反而是证实了它。几年来，尤其是最近一年来的中间派活动，恰恰证明出它们「独立的政治力量」之缺乏。——校者
[17]此处日期当有误，因叶贺暴动在八月间。——校者
[18]佐尔是德国一小城市，反对派势力颇盛。一九二七年间部分反对派投降社会民主党，于是布哈林在第六次世界大会上引用此事诋毁反对派，几乎说得反对派与社会民主党无别。——原译者
[19]按此系列宁遗嘱中对斯大林评语。－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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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
——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
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以及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左翼，是在对一九○五年革命的经验、错误和倾向的分析上最终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经验的分析，今天对国际无产阶级也具有同等重要性。
但是，这种分析现在甚至尚未开始，就被禁止了。相关的官方文件只是仓猝拼凑事实以适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其空洞性己暴露无遗的决议。纲领草案尽可能使中国问题当中最尖锐的部分被磨平棱角，然而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问题上的致命路线中的主要论点，它正式表示赞同。用咬文嚼字的手法对破产的路线进行辩护，代替了对伟大历史进程的分析。我们的任务，是填补这个空白
1.论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性质
纲领草案说：“〔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达成〕暂时协议只有在资产阶级不妨碍工人和农民的革命组织、并且真正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条件下，才是可以容许的。”
这个公式虽然是故意作为一个“附带论点”加上去的，实际上是纲领草案的主要论点之一，至少对东方各国说来是如此。不言而喻，主要论点谈的是“〔使工人和农民〕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是我们并不是从文法上，而是从政治上，特别是根据经验作出判断的。因此我们说，主要论点在这里只是附带的，而附带的论点却包含着最重要的内容。整个说来，这个公式是为东方无产阶级安排的一个典型的孟什维克圈套。
这里所说的“暂时协议”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政治中，正如在自然界，一切事物都是“暂时”的。或许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纯粹属于实用范围的协议吧？不言而喻，我们不能事先拒绝经过严加界定的、严格属于实用范围的、每次为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服务的协议。例如为了举行一次反帝示威游行而和国民党（领导的）青年学生达成协议，或者为了使中国商人援助租界内的罢工者而达成协议，等等。即使在中国，将来也不能根本排除这种情况。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在这里举出“在资产阶级不妨碍工人和农民的革命组织、并且真正〔！〕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条件下”这种一般的政治条件呢？和资产阶级达成任何协议的唯一“条件”，为了适应某一具体情况而达成的任何单独的、属于实用范围的、作为权宜之计的协议所需要的唯一“条件”，在于一天也不容许、甚至片刻也不容许组织上或旗帜上的混淆，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混淆；在于区分红色力量和“进步”力量，在于一分钟也不相信资产阶级能够或准备领导真正的反帝斗争，或至少不去妨碍工人和农民的斗争。就作为权宜之计的实用协议而言，我们绝对不需要纲领草案开出来的那种条件。相反，它只能给我们造成危害，和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即使在存在“协议”的短暂时期，这个斗争也不会中断——的总路线背道而驰。过去早就说过，如果在当时这种协议是有利的话，即使和魔鬼本身也可以达成纯属实用范围的协议，例如对我们不会有任何政治上的约束、也不会使我们承担任何政治义务的协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魔鬼完全皈依基督教，要求他不用自己的角来反对工人和农民而专门为虔诚的目的服务，这种要求是荒谬的。我们提出这种条件，实际上是在给魔鬼充当律师，并想方设法与后者建立某种亲戚关系。
通过这个预先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荒谬条件，纲领草案（尽管它的提法具有外交辞令和附带的性质）肯定而明确地说明这里牵涉到的正是长期的政治联盟，而不是出于实际理由、严格限于实用目的而达成的、仅适用于特定时机的协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资产阶级“真正”进行斗争并且“不要妨碍”工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否向资产阶级本身提出这些条件，要求它公开作出诺言呢？资产阶级会作出你所需要的任何诺言，它甚至会派代表到莫斯科来，参加农民国际，作为一个“外围支部”依附于共产国际，并想法钻入红色工会国际。简单地说，它会在口头上作出任何诺言，只要这种诺言使它有机会（在我们的帮助下）欺骗工人和农民，使它能够更有效地、更轻易地、更彻底地蒙蔽他们的眼睛——直到开始出现上海所提供的那种机会为止。[93]
但是，这里涉及的或许并不是要资产阶级承担政治义务的问题吧？我们再说一遍，为了把我们变成它在劳动群众面前的保证人，资产阶级是会立刻同意承担这种义务的。这里涉及的或许是对某一民族资产阶级作出“客观”而“科学”的评价、仿佛是由专家用演绎方法对资产阶级是否能够进行斗争和不进行妨碍作出“社会学”预测的问题吧？可悲的是；正如最新经验所证明的那样，这种演绎式的预测总是使“专家”也受到愚弄。如果这里仅仅涉及专家的话，问题倒不会这样糟……
毫无疑问，纲领草案谈的正是长期的政治联盟。如果把偶然为实用目的达成协议的问题包括在纲领中，那完全是多此一举。就这个目的来说，通过一个《论我们当前的任务》的实事求是的战术性决议就够了。这里涉及的是问题，是当权派在为过去对待国民党的“统战”方针进行辩护并以纲领的形式正式予以肯定——这个方针已经使中国第二次革命遭到毁灭，并且有可能使将来的革命也遭到毁灭。
根据草案的真正作者布哈林提出的概念，一切赌注正是押在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总评价上，殖民地资产阶级是否能够进行斗争和不阻挠（工农的反帝斗争），不是由它自己发誓加以证明，而是以严格的“社会学的”方式——也就是用无数适合机会主义目的的学究式的概念——加以证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回头看看布哈林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评价。在列举殖民地革命的“反帝内容”和（莫名其妙地）引用列宁的话以后，布哈林宣称：
“中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几年而不是几个月的时期中，起了客观上是革命的作用。然后它的作用就耗尽了。这并不完全是属于一九○五年俄国自由主义革命那种类型的‘二十四小时’短命鬼。”
这里讲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错误的。
列宁事实上曾经教导我们要严格划分被压迫的和实行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此可以得出极为重要的结论。例如我们对待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战争的态度：对于一个和平主义者来说，这样一场战争就和其它任何战争一样；而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战争。这样一来，列宁就把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起义和被压迫国家的战争提高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水平，特别是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水平。但是，列宁根本没有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以后的布哈林现在所做的那样，把民族解放战争置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上。列宁坚持要区分被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和实行压迫的资产阶级国家。但是列宁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提出过，也绝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仿佛处在民族解放斗争时代的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必定比处在民主革命时代的一个非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更进步和更革命。这既不能从理论上找到任何根据，也不能从历史上得到任何证实。举例来说，尽管俄国的自由主义是很可怜的，尽管它的左翼——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个大杂烩，但谁敢说中国的自由派或资产阶级民主派并不比它们的俄国原型水平更高，或者更为革命？
殖民地压迫必然会使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的说法，是在重犯孟什维主义的根本错误，后者认为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封建和专制压迫的必然产物。
资产阶级的性质及其政策问题决定于一个发生革命斗争的国家的整个内部阶级结构，决定于这个斗争的发展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依赖整个世界帝国主义或它的某一特定部分的程度，最重要的是决定于当地无产阶级的阶级活动程度、这个无产阶级和国际革命运动联系的状况。
一个民主或民族解放运动也许会给本土资产阶级提供机会来加深和扩大剥削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在革命舞台上进行的独立干预则有使资产阶级完全丧失剥削可能性的危险。
让我们比较深入地看看某些事实吧。
共产国际现在的当红理论家们毫不倦怠地反复指出：蒋介石进行了“反帝”斗争，而克伦斯基则和帝国主义携手并进。因此，对克伦斯基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而对蒋介石则必须给予支持。
克伦斯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系是无可争论的。人们甚至可以追溯更远些，指出俄国资产阶级是在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庇佑下“废去”尼古拉二世的王位的。不仅米留可夫——克伦斯基支持劳合·乔治——庞卡莱的战争，劳合·乔治庞卡莱也支持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的“民主革命”——起初是支持他们反对沙皇，后来又支持他们反对工人和农民。这是绝对无可争论的。
但是，就这方面来说，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中国的“二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一年。这次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事件，虽然它是在帝国主义者直接参预下完成的。孙逸仙在回忆录中谈到他的组织如何在一切工作中依靠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法国或美国——的“支持”。一九一八年，孙逸仙向协约国各国政府正式提出了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解放拟订的计画。如果说克伦斯基在一九一七年还在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争，那末中国的资产阶级，这个如此具有“民族”性、如此“革命”和具有诸如此类性质的资产阶级，则公开支持美国的参战决定，希望协约国能解放中国。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断言反清斗争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比反沙皇斗争中的俄国资产阶级表现了更高的革命品质，或者断言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蒋介石和克伦斯基存在原则上的区别。
然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尽管如此，蒋介石的确进行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种辩解是在极其粗暴地掩盖现实。蒋介石对某些中国军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代理人——进行过战争，这和对帝国主义进行战争根本不是一回事。甚至谭平山也懂得这一点。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一九二六年底）作报告时，他谈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的政策特点时。他是这样说的：
“在国际政策方面，它采取完全消极的立场……它倾向于仅仅对英帝国主义作斗争；但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它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和他们妥协。”[94]
国民党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不是革命的，而完全是在搞投机。它力图粉碎和孤立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以便在对中国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条件下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本身（或者是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交易。情况就是如此。
但是问题的中心在于：对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整个提法（在草案中）从一开始就错了。不能就每个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一般”态度来衡量，必须就这个资产阶级对本民族当前的革命历史任务的态度来衡量。俄国资产阶级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则是一个被压迫的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沙皇制度在旧俄是一项进步的任务。推翻帝国主义的羁绊在中国是一项进步的历史任务。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待帝国主义、对待无产阶级以及对待农民的态度，并不比俄国资产阶级对待沙皇制度和对待俄国各革命阶级的态度更革命，如果要加以区别的话，倒是更为恶劣、更为反动。这才是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准确提法。
中国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和它对世界帝国主义本性了解的程度都足以使它懂得，要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真正的斗争，就要使革命群众来一次首先将对资产阶级本身造成威胁的大变革。如果说反清斗争是一个比推翻沙皇制度规模较小的历史任务，那末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是一个规模大得多的任务；既然从一开始我们就教导俄国工人不要相信自由派准备彻底推翻沙皇制度和摧毁封建主义，也不要相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有能力这样做，那末我们就应当作出同样的努力，使中国工人从一开始就充满同样的不信任的精神。斯大林－布哈林颁布的绝对错误的新理论，声称殖民地资产阶级带有某种“固有的”革命精神，实质上是把孟什维主义翻译成中国的政治语言。这种理论唯一的作用是把中国所处的受压迫地位变成有利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内部政治因素，格外加重了资产阶级的份量，而相对降低了遭受三重压迫的中国无产阶级的份量。
但是，纲领草案的作者斯大林和布哈林对我们说，蒋介石的北伐在工农群众当中激起了一个强大运动。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1917年3月自由派代表到彼得格勒去“逼宫”（促使尼古拉二世退位），这个事实不是也起了革命作用吗？难道这个事实不是把全国最受践踏、最筋疲力竭、最怕事的阶层也激发起来了吗？昨天的民粹派律师克伦斯基变成了总理和总司令，难道这个事实不曾激发士兵群众，使他们纷纷集会吗？难道这个事实不曾激发农民，使他们起而反对地主吗？这个问题甚至可以提得更广泛些。难道资本主义的整个活动不曾激发群众，把他们——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从愚昧的乡村生活中拯救出来吗？难道资产阶级不曾迫使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吗？但是，我们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客观作用、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的某些行动的历史评价，能够代替我们对待资本主义或者对待资产阶级的行动所应采取的积极的阶级革命的态度吗？机会主义的政策总是以这种非辩证的、保守的、尾巴主义的“客观主义”作为依据。相反地，马克思主义总是教导说：在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中，无产阶级先锋队越是保持独立性，越是拒绝迎合资产阶级，越是拒绝美化资产阶级，越是拒绝过高估计它的革命精神及其准备建立“联合阵线”和进行反帝斗争的意愿，那末，资产阶级由于它所处的地位而不得不采取的这个或那个进步行动所带来的革命后果将会更加充实，更具有决定意义，更无庸怀疑，而且更坚定。
斯大林和布哈林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评价是经不住批判的，无论是理论批判、历史批判还是政治批判。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纲领草案正力图把这一评价奉为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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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未予揭露和谴责的错误总是会导致另一个错误，或者为另一错误铺平道路。
昨天中国资产阶级还被宣布为革命联合阵线的成员，今天它却已经“最终叛变到反革命阵营中去了”。要揭露这种种耍嘴皮子的江湖把式是多么没有根据并不困难，因为他们全是以纯粹命令主义的方式进行的，缺乏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资产阶级参加革命阵营并非偶然，更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的轻率，而是由于它的阶级利益的压力。这是完全不言而喻的。由于害怕群众，资产阶级后来会拋弃革命，或者公开显示它对革命的仇恨。但是，只有在资产阶级的根本要求通过革命或以其它方式（例如俾斯麦“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它才有可能“最终叛变到反革命阵营”，也就是说，使自己不再有必要重新“支持”革命，至少是不再有必要和革命调情。让我们回顾一下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一年那个时期的历史吧。让我们回顾这一事实：俄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断然地背弃一九○五年革命，只是因为革命使它得到了国家杜马，也就是说，它得到了可以藉以对官僚机构直接施加压力和进行交易的手段。尽管如此，当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战争说明“现代化”的政权仍不能保证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时，资产阶级就再次转向革命，而这次转变比一九○五年的转变更为急骤。
是否有任何人能够认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至少已经部分地满足中国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呢？没有。今天的中国和一九二五年以前一样，距离真正的民族统一和关税自主还远得很。与此同时，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及保护这个市场，使它不受廉价外国货的侵犯，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其重要性仅次于保持它对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阶级统治基础的问题。但是，对于日本和英国资产阶级来说，保持中国的殖民地地位的重要性不亚于经济自主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的政策将来仍然会出现一些“左倾”。对于“民族统一战线"的爱好者来说，将来是不会缺乏引诱的。如果今天告诉中共党人，说他们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底和资产阶级结盟是正确的，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最终叛变”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现在这个联盟没什么用了，这就等于在形势发生客观变化、中国资产阶级重新“左倾”的时候，再次解除中共党人的思想武装。蒋介石仅用一个继续北伐，就完全推翻了纲领草案作者的机械概念。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纲领草案对这个问题的提法的原则错误会显得更为突出、更有说服力、更无可争辩。这个事实就是：沙皇俄国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综合物，即大俄罗斯人和“外族人”的结合，许多“外族人”完全处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的地位。列宁不仅要求对沙皇俄国境内各族人民的民族问题予以最大的注意，而且（和布哈林等相反）宣布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自决权和分离权的斗争，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基本义务。但是党是否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受沙皇制度压迫的各个民族（波兰人、乌克兰人、鞑靼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等）的资产阶级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进步、更激进、更革命呢？历史经验证明，波兰资产阶级——虽然它既受专制制度的压迫，又受民族压迫――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反动；在国家杜马中，它总是倾向保守派（十月党人），而不是倾向改良派（立宪民主党人），鞑靼资产阶级也是如此。犹太人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这个事实并没有妨碍犹太资产阶级甚至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为卑怯、更为反动而且更为恶劣。或许爱沙尼亚资产阶级、拉脱维亚资产阶级、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或亚美尼亚资产阶级要比俄罗斯资产阶级更为革命？我们这些过来人怎么能这样轻易就忘掉那些血的历史教训呢！
同崩得分子、Dashnak分子、PPS分子[95]、以及格鲁吉亚和其它孟什维克分子截然不同，布尔什维克号召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工人、沙俄境内一切殖民地民族的工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成立他们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阶级组织，不仅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毅然决然地断绝一切组织上的联系，在反对这些政党的斗争中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并且通过工人对这些政党进行斗争，以争取对农民的影响。今天，我们或许应当事后承认这样做是错误的吧？我们在这里不是犯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吗？在有关这些被压迫、在许多情况下是非常落后的民族的问题上，我们不是跳越了和国民党相应的发展阶段吗？
事实上，要建立一种理论，把PPS、Dashnak-Tsutiun、崩得等等说成是各个阶级在反专制和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必须建立的跨阶级联合的“特殊”形式，这真不费吹灰之力！这种历史教训怎么能够忘掉呢？
甚至在1925——1927年间的中国革命出现以前，马克思主义者就清楚地知道——而今天甚至瞎子都应该清楚知道——作为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直接因素，外国帝国主义使中国的资本家和自由派归根结蒂甚至要比他们的俄国原型更加卑劣。在1898年的建党宣言中，我们党不是毫无原因地指出过；越往东方去，资产阶级就越下贱、越卑劣，落在无产阶级肩上的任务也就越重大[96]。这个历史“规律”对中国也是完全适用的。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赞助资产阶级——来自取消派阵营的一钱不值的政客们这样说道。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诺言，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器。”[97]
这个列宁主义的论点对整个东方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纲领无论如何必须给这个论点一席地位。
2.中国革命的阶段
国民党政治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四阶级联盟”这个招牌下实行统治的时期。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开始的第二阶段，表现为“左派”汪精卫的汉口政府（中国的克伦斯基主义）进行“独立”统治的一种试验。俄国的民粹派和孟什维克一起给他们那种短命的“专政”赋予了一种公开的双重政权的形式，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甚至没有达到这个阶段。由于历史一般并不是按部就班的，所以我们只能这样理解，除了一九二五年以来国民党实行的那种专政以外，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其它的“民主专政”。无论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半统一状态在不久的将来是否能够保持下去，无论中国是否会重新四分五裂，情况都是如此。但是，正是在革命的阶级辩证法——在使尽其它一切办法以后——明确无误地把领导城乡千百万劳苦大众的无产阶级专政提上日程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却提出了工农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口号。广州起义就是对这个公式的回答。这次起义尽管很不成熟，尽管它的领导是冒险主义的，但是它揭开了一个新阶段的帷幕，说得正确些，是揭开了即将到来的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帷幕，关于这一点，必须进行比较详尽的论述。
在去年年底，为了竭力显示自己跟得上形势（以掩盖过去的罪行），莫斯科荒谬地以强迫手段加快了事态的发展过程，造成了广州起义的流产。但是，即使是一次流产也能够使我们学到许多关于母亲的机体和妊娠过程的知识。广州事件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所以具有重大的、从理论上说是真正决定性的意义，正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历史上和政治上一种罕见的现象，可以说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试验。我们为此付出了昂贵代价，所以我们更应该吸收教训。
根据《真理报》（第三十一号）的报导，广州起义的战斗口号之一就是“打倒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帜和徽号被扯下来放在脚下践踏。但是，即使在蒋介石“叛变”以及后来的汪精卫“叛变”（不是背叛他们自己的阶级，而是背叛了我们的……幻想）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还庄严地宣誓说：“我们不会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广州的工人已经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宣布国民党的一切内部派系都是敌人。这意味着：为了解决根本的民族任务，不仅大资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也无法产生一种政治力量、一个党或一个派系，使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和它一起来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局势的关键正在于（把贫苦农民的运动争取过来的）任务已经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直接就落在共产党的肩上。为了真正解决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就必须把一切权力集中在无产阶级的手里。
关于短命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政策，《真理报》刊载了下述报导：
“为了工人的利益，广州苏维埃发布命令，实现……工人通过工厂委员会对工业的控制……把大工业、运输业和银行收归国有。”
接着，又提到这样一些措施：“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对大资产阶级的一切住宅实行没收……”
由此可知，当权的是广州工人，而且政府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新政权的纲领不仅包括一般地没收广东可能存在的一切封建财产，不仅包括实现工人控制生产，而且包括把大工业、银行和运输业收归国有，甚至包括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没收资产阶级的住宅和资产阶级的一切财产。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这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方法，那末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个什么样子？
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根本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措施的问题，尽管广州比上海、汉口和中国其它工业中心更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然而针对国民党进行的革命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在最初采取的步骤中，发现整个形势迫使它不得不采取比十月革命开始时更为激进的措施。这个事实看起来虽然荒谬，然而却是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革命的整个发展十分合乎道理的结果。
大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地产（正如中国普通存在的那种地产），多数和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城市资本有密切的相互联系。中国不存在和资产阶级对垒的封建地主阶级。农村中最广泛、最普通、最受人憎恨的剥削者是富农兼高利贷者，是城市金融资本的代理人。因此，土地革命既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同样也具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性质。中国实际上将不会出现我们的十月革命曾经出现过的第一阶段，即富农同中农和贫农一起、常常带头反对地主的阶段。中国的土地革命，从一开始就意味着、而且以后仍然会意味着是一场不仅反对少数真正的封建地主和官僚制度，而且是一场反对富农和高利贷者的起义。在我国，只是在十月革命的第二阶段（即一九一八年年中）才出现贫农委员会，中国的情况则是相反，只要土地运动一恢复，贫农委员会就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舞台上。反对富农的斗争将是中国的十月革命的第一步，而不是第二步。
然而土地革命并不是中国目前进行的历史斗争的唯一内容。最极端的土地革命，即无偿分配土地（共产党对这件事自然要支持到底），本身并不能提供一条走出经济死胡同的出路。中国迫切地需要全国统一和经济主权，即关税自主，更正确地说，是对外贸易的垄断。这意味着要从世界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于帝国主义来说，中国仍然是它所能看到的不仅使它发财致富、而且使它真正生存下去的最重要源泉，是今天的欧洲资本主义和明天的美国资本主义防止内部爆炸的安全活塞。正是这种情况，预先决定了中国群众面临的斗争必然具有巨大规模和极端尖锐性。现在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斗争的一切参加者都已经探测出并感觉到这个斗争潮流的深度。
外国资本在中国工业中起的巨大作用，及其直接依赖本国武力来保卫自己的掠夺方式，使工人控制生产的改良计画在中国甚至比在沙俄更难以实现。斗争的过程极有可能使得在起义胜利以后的那一天，就有必要首先直接剥夺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然后剥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
曾经在俄国革命中预先决定“十月”成果的那些客观社会历史原因，在中国以更为强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在中国民族里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对立的情况甚至比俄国的情况（如果可能的话）更加不可调和。中国资产阶级直接和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军事机器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则从一开始就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建立了密切的纽带，从数字上说，中国农民是一个甚至比俄国农民更占压倒优势的群体，但是，由于世界矛盾的挤压而苦难重重的中国农民（他们的命运取决于这些矛盾会以何种方式解决），甚至比俄国农民更不能扮演革命领导角色。现在这已经不再是理论预测，而是在一切方面均已得到证实的事实。
第三次中国革命所必需的这些根本的、同时也是无可争论的社会政治前提，不仅说明民主专政的公式是一个已经毫无希望的过时公式，而且说明尽管（更正确地说是正因为）和俄国比较起来中国极为落后，第三次中国革命不会出现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十月革命曾经有过的六个月（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一八年七月）的时期也不会有；相反地，这次革命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最坚决地扫荡和取消城乡资产阶级的财产。
诚然，这个前景同关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学究式的、直觉的概念是不一致的。但是，这种“错乱”不能由“托洛茨基主义”负责，而必须由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负责。这个规律特别适用于这一具体情况。
如果认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者们若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共就一定已经掌握政权，这就是愚蠢的学究式看法。但是，如果说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值一谈，那就是可耻的市侩主义。工农群众运动的规模和统治阶级瓦解的程度都完全足以提供这种可能性。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把蒋介石和汪精卫一类的人作为特使派到莫斯科去，并且通过胡汉民之流来敲共产国际的门，正是因为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群众面前是无比软弱的；它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力图得到保障。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都不会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硬逼着他们那样干的话。倘若共产国际奉行多多少少算是正确的政策，共产党争取群众的斗争的结果事先就可以确定的——中国无产阶级会支持共产党人，而农民战争本来也可以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提供支持。
如果在北伐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着手在“解放”区组织苏维埃（群众出于本能是一心一意希望这样做的），那末我们就可以取得必要的基础和一个迅速发展的革命开端，使农村的零星起义者团结在我们周围，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军队，瓦解敌人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虽然年轻，仍有可能在共产国际的适当领导下在这些不平凡的年月中成熟起来，并取得政权——即使不是立刻在整个中国，至少是在其中很大一部分地区取得政权。此外，最重要的是，我们将有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党。
但是，正是在领导方面出现了荒谬绝伦的情况——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历史性灾难。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共产国际的权威，所有这一切代表的力量先是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和组织独立。然后又支持汪精卫充当土地革命的“领袖”。在践踏了列宁主义政策的根本基础和折断了年轻的中共的脊骨以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确保了中国的克伦斯基主义将战胜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米留可夫将战胜中国的克伦斯基，而英日帝国主义将战胜中国的米留可夫。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中国发生的情况，其意义就在于此，而且仅仅在于此。
3.是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一次全会怎样评价（包括广州起义的经验在内的）中国革命经验呢？它概括出什么进一步的前景呢？（一九二八年）二月全会的决议是了解纲领草案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应部分的关键。在中国革命方面，决议说：
“把这场革命说成是‘不断’革命（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的立场）是不正确的。在把革命说成是不断革命的同时〔？〕，又想跳越〔？〕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这种预向是一个错误，其性质类似托洛茨基在一九○五年〔？〕所犯的错误。”
自从列宁不再领导共产国际以后，即自从一九二三年以来，共产国际思想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对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特别是对“不断革命”进行斗争。那末，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官方代表——一个带着特别指令被派去的领导人——碰巧都犯了（现在有数以百计的人正因之被放逐下狱的）同样的“错误”呢？围绕中国问题发生的斗争己激烈进行两年半左右。当反对派指出中共中央旧的领导人（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的影响下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政策，这一评价被宣布为“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被宣布为无可指责的。鼎鼎大名的谭平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一致赞同下宣称：
“在托洛茨基主义刚刚露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就一致通过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议。”[98]
但是，尽管“成就非凡”，当事态本身具有的悲剧性逻辑暴露出来，使革命遭到第一次、接着是第二次甚至更可怕的失败时，过去毫无瑕疵的中共领导层就被重新评价，被称为孟什维克，并于二十四小时内被撤销了职务。与此同时，又颁布了新的命令，说新的领导层充分反映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刚刚出现一次新的严重考验，立刻就发现新的中共中央犯了（正如我们不是在言词方面而是在行动方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倒向所谓“不断革命”立场的错误。共产国际的代表走的是同一条路，这个令人惊讶而又实在费解的事实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和革命的真正发展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了。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细谈为了混水摸鱼而在一九二四年炮制的关于一九○五年“不断革命”论的神话。我们仅限于考察一下这个神话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遭到破产的情况。
二月决议的第一段话——前面引用的一段话是从这里来的——说明它之所以对所谓“不断革命”采取否定态度是出于下述动机：
“中国革命当前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无论从经济观点（土地革命和废除封建关系）、还是从民族反帝斗争的观点（统一中国和建立民族独立）、还是从国家的阶级性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观点来看，这个革命都尚未完成……”
关于动机的这一陈述是一连串的错误和矛盾。
共产国际执委会自己说过，中国革命必须使中国有机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这个目标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够达到：革命不是仅仅停留在解决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方面，而是继续开展，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要继续毫无间歇地（即不断地）发展下去，从而把中国引导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马克思正是这样理解“不断革命”这个词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一方面谈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却否认革命的不断性呢？
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坚持说——，无论是从土地革命的观点、还是从民族反帝斗争的观点来看，这个革命都尚未完成。因此，决议得出了“中国革命当前所处的时期”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结论。事实上，“当前所处的时期”是一个反革命的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无疑是想要说明：中国革命的重新抬头（也就是第三次中国革命）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因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二次中国革命既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也没有解决民族问题。然而，即使作了这种修改，这种推理仍然是建筑在对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都完全缺乏了解的基础上。
俄国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后，导致革命的一切国内和国际问题全都没有解决——农村的农奴制度，旧的官僚制度，战争问题，以及经济崩溃问题。从这一点出发，不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且我们自己的党的领导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力图向列宁证明“革命当前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并竭力反对后者在一九一七年进行的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在这一点上，从它的基本考虑来看，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仅仅是抄袭了机会主义者针对列宁的革命倡议提出的反对意见。
按照共产国际的观点，不仅从经济和民族观点来看，而且从“国家的阶级性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观点”来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似乎都尚未完成。这只能意味着，即只要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来掌握舵盘，中国无产阶级就不能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斗争。不幸的是，没有什么指示说明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理想的资产阶级政府。
最近两年当中，苏维埃的口号被认为是不适用于中国的，理由是只有在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的时候才容许建立苏维埃（斯大林的“理论”）。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混乱。但是，当广州的苏维埃革命爆发时，当这次革命的参加者作出结论，认为这正是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的时候，他们却被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难道能够用这种方法来教育党吗？难道这是帮助它解决最重要任务的方式吗？
为了摆脱绝望的境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仓猝万分地提出了最后一个论据——取自帝国主义的论据。跳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倾向似乎“……更〔！〕具有危害性，因为这种提法取消了〔？〕中国革命作为半殖民地革命的最重要的民族特点。”
这些没头没脑的话只能有一个意义，即帝国主义的压迫将由某种非无产阶级的专政予以推翻。然而这意味着：在最后一分钟把“最重要的民族特点”拖出来是为了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或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涂脂抹粉。这个论据不可能有其它任何意义。但是这个唯一的“意义”，我们已经在《论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性质》那一章中充分加以考察，没有必要重新讨论这个题目。
为了取消最典型的“亚细亚式的”奴役形式、取得民族解放、统一全国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任务，中国仍然面临一场广泛的、艰苦的、流血的、持久的斗争。但是，正如事态发展已经说明的那样，恰恰是这种情况使将来的革命中不可能存在任何小资产阶级领导地位、甚至半领导地位。中国的统一和解放在今天是一项国际任务，其国际性程度不下于苏联的生存。这项任务要得到解决，就只有由被践踏的、饥饿的、受迫害的群众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决死斗争——这场斗争不仅要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代理机构，反对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一切“民主”走卒在内。而这正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而不是任何别的道路。
从一九一七年四月开始，列宁就向那些指责他采取了“不断革命”立场的反对人士解释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在双重政权时期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后来他又解释说：在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一八年七月为止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时期，这个专政进一步扩大了。在这个时期里，全体农民和工人一起实行了土地革命，而工人阶级则尚未着手没收工厂企业，只是试行了工人监督。就“国家的阶级性质”来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民主“专政”作出了它所能作出的一切页献——使双重政权流产。至于土地革命，这场革命诞生了一个十分健壮的婴儿，但是起产婆作用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换句话说，被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理论公式结合在一起的事物，在实际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又分解开来。半政权性质的空壳暂时被委托给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而土地——民主革命的真正核心则属于胜利的工人阶级。民主专政的这种辩证分解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不理解的。他们机械地谴责任何“跳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做法，力图用决议来指导历史过程，从而把自己赶入了政治死胡同。如果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理解为通过“民主专政”实现土地革命，那末十月革命本身正是大胆地“跳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岂不是应当因此对十月革命加以谴责吗？
那末，在俄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最高表现、事物的历史必然发展过程，为什么在中国就必然成为“托洛茨基主义”呢？毫无疑问，这同把孟什维克马尔丁诺夫之流的理论——布尔什锥主义二十年来在俄国不断与之斗争的理论——宣布为适合中国情况是出于同样的逻辑。
但是，是否根本不能把中国和俄国进行对比呢？我们的答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纯粹按照模拟（俄国）的方法（为中国）订出来的，但只是形式上的、文字上的模拟，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的模拟。如果我们找到适当的门径，拿中国和俄国进行对比是完全可以容许的。列宁就曾经很好地使用过这种对比法。不仅如此，列宁并不是事后而是事前这样做的，仿佛他已经预见到这些不肖子弟将来的错误。在无数场合下，列宁不得不为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尚未解决、却胆敢夺取政权！）进行辩护。列宁回答说：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尚未解决），所以要这样做（夺取政权）。在反对夺取政权时，博学的先生们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俄国在经济上尚不成熟。对于列宁来说，这是“无可争辩的”[99]。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他针对这些博学的先生们写道：
“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而且应该表现出某些特点，这些特点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点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100]
年轻的无产阶级在自己成长的初级阶段就必须拿起扫帚，把封建野蛮和一切垃圾从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清除掉。正是从这个事实中，列宁看到了使俄国和东方各国更接近的“特点”。
因此，如果我们要以中国和俄国之间的列宁式对比作为出发点，那末我们必须说，从“国家的政治性质”的观点来看，在中国通过民主专政可能得到的一切东西都被尝试过了：首先是在孙中山的广州；其次是在从广州到上海的北伐道路上，而以上海的四·一二政变为结束；接着是武汉，那里的国民党左派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成是土地革命组织者，实际上它是土地革命的刽子手。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内容，它属于将来的中国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的最初阶段。在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民主派”的作用已经受到彻底考验以后，在“民主派”将会（在未来的阶级战斗中）起比过去更大的工农刽子手的作用这个事实已经无可争辩以后，现在来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不过是为了替国民党的新变种（民族统一战线？）留条后路创造条件，也就是为无产阶级准备新的绞索。
为了完整起见，让我们追叙一下列宁对相关话题发表的看法。当1917年某些布尔什维克时坚持以所谓“真正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联合执政经验对抗时，列宁曾简洁地说道：
“现在谁只是说‘工农革命民主专政’，那就是脱离了生活，从而在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就应当把他作为革命古董送到博物馆去（可考虑起名叫做‘老布尔什维克’档案馆）。”[101]
这些话听起来真像是今天说的。
当然，我们绝不是号召中国共产党现在立刻起义夺取政权。步调完全取决于环境。1927年惨败的后果并不是仅仅通过改变策略就可以消除的。现在，革命正在退潮。无数人民正在遭到处决、商业和工业危机在中国猖獗一时，共产国际执委会那些半吞半吐的决议和关于革命攻势迫在眉睫的吵嚷只能是罪恶的轻率行为，而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在三次重大失败以后，一场经济危机并不会激发无产阶级，相反地倒是使无产阶级意气消沉——这个无产阶级实际上已被压榨到油尽灯灭的程度了——，而反革命政府的屠杀政策正在摧毁这个政治上被削弱的党。在中国，我们正进入一个退潮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要在理论方面更深入地扎根，用批判的方法教育自己，在工人运动的一切方面建立和巩固坚强的组织联系，在农村建立组织，领导和统一工人和农村贫民进行的局部的、起初是防御性而后是进攻性的战斗。
什么东西将会扭转群众运动的局面呢？什么情况会使站在千百万群众前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得到必要的革命推动呢？这是无法预言的。未来将表明仅仅依靠内部的变化过程是否就够了，是否有必要增加外来的推动力。
现在有足够的根据设想，由于领导直接错误造成的中国革命被粉碎，将使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有可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克服目前在中国猖獗一时的经济危机。当然，这将以工农遭受更沉重的苦难和牺牲为代价。这个“稳定”局面将使工人再次聚集起来，熔铸为一体，恢复他们的阶级自信心，从而在后来使他们和敌人发生更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将在一个较高的历史阶段进行。只有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攻势出现新的高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认真谈论土地革命的前景。
不能排斥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未来的第三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可能以一种大为压缩和修改的形式重新再现已经过去的几个阶段，举例来说，可能出现某种新的、仿效“民族统一战线”的东西。但是，这个第一阶段将仅足以使共产党有一个机会向人民大众提出和宣布自己的“四月”提纲，即自己夺取政权的纲领和策略。
然而纲领草案在这一点上是怎样说的呢？
“在这里（中国）只有在经过一系列准备阶段〔?〕以后，只有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时期的结果，才有可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
换句话说，过去经历过的一切“阶段”都不算数。纲领草案预见到的仍然是那些已经被拋在后面的东西。所谓尾巴主义的提法正是指的这种情况。它为按照“国共合作”的精神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敞开了大门。由此可知，掩饰旧的错误必然会为新的错误铺平道路。
如果我们带着已经过时的“民主专政”蓝图，进入以比前次高涨大得无可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的新的高涨时期，那末，毫无疑问，第三次中国革命就会和第二次革命一样被导向毁灭。
4.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产物
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全会的同一决议的第二段说道：
“广泛的工农革命运动主要是在共产党的口号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在革命运动的许多中心，它是以工农遭到最沉重的失败、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的一般革命干部遭到肉体上的消灭而宣告结束的。”（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当“浪潮”高涨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整个运动完全处在国民党旗帜下和领导下，国民党甚至取代了苏维埃的地位。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共产党才被置于从属国民党的地位。这正是革命运动以“最沉重的失败”作为结束的原因。现在，当这些失败已得到承认时，人们却企图把国民党从过去一笔抹掉，仿佛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仿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曾把国民党的旗帜宣布为自己的旗帜。
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武汉，过去都不曾有过失败；有的只是革命“向一个较高阶段”的过渡——这就是我们一直得到的教导。现在，整个过渡突然被宣布为“工农遭到最沉重的失败”。然而，为了多少掩饰一下（这些预言和估计所遭到的）前所未有的政治破产，决议在最后一段宣称：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共产国际的一切支部，均有义务对社会民主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谓中国革命已被取消〔？〕的诬蔑进行斗争。”
决议的第一段告诉我们，“托洛茨基主义”就是中国革命不断论，就是认为中国革命现在正在从资产阶级阶段生长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但是我们从最后一段得知，按照“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说法，“中国革命已被取消。”一场“已被取消”的革命怎么能够是一场不断的革命呢？只有完全不负责任、恣意妄为，才会出现这种彻底腐蚀一切革命思想的矛盾。
如果我们把革命的“取消”理解为工农的攻势已被击退并淹没在血泊中，理解为群众处在后撤和衰退的状态中，理解为在另一次进攻以前，除了其它许多条件以外，还必须有一个群众的形成分子的过程（moIecularprocess），而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其长短无法预先确定——如果对“取消”作这样的理解，那末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最后被迫承认的“最沉重的失败”就没有任何差别。我们是否应当从字面来理解取消，认为取消意味着真正铲除了中国革命、也就是铲除了中国革命在一个新的水平上重新诞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呢？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够严肃地谈论这种前景而不造成混乱——假设中国注定会遭到分割和彻底消灭（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或者假设中国资产阶级能够以它自己的不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生活中的基本问题。那些直接把共产党驱入资产阶级枷锁之下的、主张“四阶级联盟”的理论家，现在不是力图把最后那种说法推到我们头上来吗？
历史是会重演的，那些不理解一九二三年失败规模的政治盲人，曾经用一年半的时间来指责我们对德国革命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然而，即使这个（曾使共产国际付出沉重代价）的教训也没有能使他们学到任何东西。现在他们又在使用那个旧的橡皮图章了，不过这次是用中国代替了德国。诚然，他们今天比四年以前更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取消派”，因为这一次情况是清楚得无以复加的：如果真有任何人“取消”第二次中国革命，那就是“国共合作”方针的制定者。
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于能够预见。在这个意义上，反对派能够指出，经验已经绝对证明了他们的预测：起初是关于整个国民党，其后是关于国民党“左派”和武汉政府，最后是关于第三次革命的“保证”即广州起义。关于理论上的正确性，还能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证明呢？
通过向资产阶级投降的政策，己经使革命在最初两个阶段遭到最沉重的失败。机会主义路线在第三个阶段又“发展”成为冒险袭击资产阶级的政策，从而使失败无可挽回。
如果领导机构不是急于匆忙地跳过它自己造成的失败，就应当首先向中国共产党解释：胜利不是一举可得的；在通向武装起义的道路上，还有一个进行紧张的、不断的、残酷的斗争以争取对工农施加政治影响的时期。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我们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说：
“今天的报纸报导，革命至已经占领汕头。贺龙和叶挺的军队已经向前挺进了好几个星期。《真理报》把这些军队称为革命军……但是，我问你们：占领汕头的革命军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什么前景呢？这个运动的口号是什么？纲领是什么？应当采取什么组织形式？七月间《真理报》曾提过一次的中国苏维埃的口号怎么样了呢？”
不首先用共产党来对抗整个国民党，没有党在群众当中进行的建立苏维埃和苏维埃政府的鼓动，不在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口号下独立地动员群众，没有地方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创立、扩大和加强，那末，贺龙和叶挺的起义，即使不谈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必然也只能是一次孤立的冒险，一个冒充共产党的马赫诺[102]式的成就；它必然会由于自己的孤立而覆灭。而它已经覆灭了。
广州起义是在更广泛、更深刻的程度上重复了贺龙和叶挺的冒险，只是其结果要更为悲惨得多。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二月决议表示反对中共党内的盲动情绪、即举行武装起义的倾向。但是，它并没有指出这些倾向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整个机会主义政策引起的反应，是来自上级的纯粹命令主义的指示（即转变工作方向的指示）的必然后果。这个指示没有对过去所作的一切予以评价，没有对策略基础进行公开的重新估计，没有明确的前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是——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必然是——盲动主义的温床。
真正消除盲动主义以及机会主义毒素的唯一办法，是明确地认识这一真理：领导工人和贫农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和实行革命专政的责任，今后会完全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如果后者彻底认识到这一前景，它就不会倾向于仓猝从事对城市发动军事袭击或在敌人包围中举行武装起义，正如它不会卑躬屈节地追随敌人的旗帜一样。
在以最抽象的方式讨论不容许跳越阶段问题和盲动主义的危害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完全忽视了广州起义和这次起义建立的短命的苏维埃政权所具有的阶级内容。仅仅这个事实就使决议显得极为苍白无力。我们左翼反对派认为这次起义是莫斯科为了挽救自己的“威信”而进行的冒险。但是，我们认识到，即使是一次冒险，其发展也得符合由社会环境的结构决定的规律。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从广州起义找到中国革命未来阶段的特点。这些特点完全符合我们在广州起义以前作出的理论分析。此外，共产国际执委会既然认为广州起义是斗争锁链中一个正确的、正常的环节，它就更应当明确说明广州起义的阶级特点。可是，尽管它是在广州事件以后立刻举行全会的，它的决议却对这一点只字不提。这难道不是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共产国际目前的领导由于顽固地奉行错误政策，不得不就一九○五年和其它年代的假想错误（托洛茨基主义）大做文章，而不敢去碰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问题。因为单是一场广州起义，就把纲领草案制定的东方革命蓝图完全被推翻了！
5.苏维埃和革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决议认为共产国际代表“N同志等人”要对“广州缺乏一个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作为起义机构”（着重体是原有的）的情况负责。这个指责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令人惊讶的承认。
根据第一手文件，《真理报》（第三十一号）报导说，广州曾经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但是，它没有谈到任何东西来说明广州的苏维埃并不是一个选举产生的机构，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苏维埃——因为，怎么可能有一个不经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呢？我们从决议上知道了这一点。让我们想一想这个事实的意义。共产国际执委会现在告诉我们，要实行武装起义就必须有一个苏维埃，但决不是在此以前，可是，瞧吧！当起义的日子确定时，还没有苏维埃。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并非易举。群众必须从经验中懂得苏维埃是怎么回事，了解苏维埃的形式，并且在过去就有了某些知识，使他们习惯于一个选举产生的苏维埃组织。当时在中国，甚至连这种迹象也没有，因为正是在苏维埃应当成为整个运动的神经中枢的时期，苏维埃口号被宣布为“托派口号”了。但是，当大人们仓皇失措地为起义规定了一个日子以便跳过自己的失败时，他们同时就不得不指派一个苏维埃。如果不彻底揭露这个错误，苏维埃的口号就可能变成一根扼杀革命的绞索。列宁活着的时候曾经向孟什维克解释说，苏维埃的根本历史任务是组织或者帮助组织夺取政权，以便在取得胜利后的那一天成为这个政权的机构。不肖门生——而不是门徒——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在宣布起义开始的钟声己经敲响时才能组织苏维埃，列宁的广泛概括，被他们在事后变成了一个不是为革命的利益服务、而是危害革命的简单处方。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夺得政权以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苏维埃已经存在了九个月。十二年前，彼得堡、莫斯科和其它几十个城市里就存在过第一批革命苏维埃。一九○五年的苏维埃最终涵盖了大批首都的工厂企业，在这之前，莫斯科在罢工期间曾建立过一个印刷工人代表苏维埃。而在这以前好几个月，即一九○五年五月，伊万诺沃－沃兹列先斯克的一次群众罢工建立的领导机构已经包含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一切基本特点。从成立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最初试验到建立苏维埃政府的规模庞大的试验，其间已经过了十二年以上。当然，绝不是所有其它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需要这样一个时期。但是，如果认为中国工人能够在那个官僚开列的“苏维埃处方”的基础上建立苏维埃，那就是用无济于事的、啰嗦的咬文嚼字代替革命行动的辩证法。苏维埃决不能等到起义前夕、在立刻夺取政权的口号下建立起来——因为，如果事态已经发展到夺取政权的程度，如果群众准备在没有苏维埃的情况下举行武装起义，那就意味着已经有了其它的组织形式和方法，所以才有可能进行准备工作，保证起义的成功，这样一来，苏维埃问题就成了一个次要问题，被降低为一个组织技术或仅仅是名称的问题。苏维埃的任务不仅仅是发出起义的号召或实行起义，而且要领导群众通过必要的阶段走向起义。在开始时，苏维埃不是把群众集合在武装起义的口号下，而是把他们集合在局部性口号下，只是在以后才逐步把群众引向起义的口号，而不至把他们拋在路上，使先锋队脱离阶级而孤立。苏维埃通常主要是在罢工斗争中出现的，这种斗争具有革命发展的前景，但在当时仅限于经济上的要求。群众必须在行动中感觉到并懂得苏维埃是他们的组织，是一个调配力量进行斗争、抵抗、自卫和进攻的组织。他们能够感觉和懂得这一点，不是从仅仅一天的行动、一般说来也不是从任何一件行动中感觉和懂得这一点，而是从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许几年的间断或不间断的经验中感觉和懂得这一点。因此，当国家正在经历革命动乱的时期，当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面临夺取政权的前景——即使这是属于以后某一阶段的前景，即使在一定时期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这个前景——的时候，只有蜕化的官僚主义领导才会约束日益觉醒和日益敢于行动的群众，不让他们建立苏维埃。这一向是我们关于苏维埃的概念。我们认为苏维埃是这样一种广泛而灵活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是在革命高涨的第一阶段刚刚觉醒起来的群众所能达到的，是能够团结整个工人阶级的，无论在某一具体时期已经成熟到能够理解夺取政权的任务的那一部分工人有多少。
难道真需要任何文件证据吗？举例来说，列宁在谈到第一次革命时期的苏维埃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在当时的名称〕在出现或大或小的革命高涨的时刻，从来不拒绝利用属于工人代表苏维埃一类的某些非党组织，来加强社会民主党人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巩固社会民主工人运动。”[103]
人们可以连篇累牍地列举这种文字上和历史上的证明。但是，没有这些证明，人们也能够想象到，问题已经足够清楚了。
与此相反，不肖之徒却把苏维埃变成了一种检阅时用的制服似的组织，党只是在夺取政权的前夕才给无产阶级穿上这种制服。是时候承认不能为了举行武装起义这个直接目的，而通过命令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临时拼凑苏维埃的！这种试验必然会具有虚假的性质，虚有其表的苏维埃制度会掩盖缺乏为夺取政权所最必需的条件的事实。这就是广州发生的情况。在那里，为了遵守仪式就简单地指派了一个苏维埃！
在苏共党内讨论中国事件的论战中，反对派受到指责，据说他们有着下述的所谓“触目惊心的自我矛盾”：从一九二六年起，反对派就为中国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然而在一九二三年秋天，反对派的代表却发言反对为德国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学究式的政治思想在任何其它问题上或许都没有像在这种指责中表现得如此明显。是的，当革命浪潮正在高潮的时候，我们曾经要求在中国及时开始建立苏维埃，作为工人和农民的独立组织。苏维埃的主要意义是使工农同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相对抗。在中国，苏维埃的口号首先意味着和自杀性的、名誉扫地的“四阶级联盟”断绝关系，意味着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因此，重点不在于单纯的组织形式，而在于阶级路线。
在一九二三年秋天的德国，这只是组织形式的问题。由于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极为被动、落后和迟缓，因此错过了及时发出组织苏维埃的号召的时刻，到一九二三年秋天，工厂委员会由于来自下层的压力和自己的要求，已经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占据了苏维埃的地位。如果共产党采取正确的大胆的政策，苏维埃本来是可能在工人运动里占上风的。在此期间，紧张的局势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再丧失任何时间就肯定意味着错过革命形势，起义终于被提到日程上来，所剩的时间已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就是迂腐愚蠢到极点。苏维埃并不是万能的救命符。在当时已经形成的局面中，匆匆忙忙地建立苏维埃只会和工厂委员会重叠。那样做就必须剥夺后者的革命职能，把这些职能转交给新建立的、还完全缺乏权威的苏维埃。而且，在每一天时间都很宝贵的情况下，什么时候办这件事呢？这样做就意昧着用最有害的、玩弄廉价的组织花样的把戏来代替革命行动。
苏维埃的组织形式可能非常重要，这是无可争论的；但只有在这种组织形式及时反映正确的政治路线时才是如此，反过来说，如果把苏维埃变成一种幻象、一个偶像或者是一种小玩意，那末它就可能获得同等程度的否定意义。如果在一九二三年秋天最后的时刻建立德国的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并不会增加任何政治份量，只会造成组织上的混乱。广州发生的情况甚至更糟。为了遵守“规矩”而匆匆建立的苏维埃只是冒险主义暴动的一个幌子，因此我们事后发现，广州的苏维埃就好象只是画在纸上的一条中国古代的龙（似乎耀武扬威，其实并不存在）。在幕后瞎操纵、玩弄纸龙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反对在一九二三年九月在德国草草建立苏维埃，我们赞成一九二六年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我们反对一九二七年广州的冒牌苏维埃。这里不存在矛盾。相反地，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革命运动的力学概念及其组织形式的深刻统一。
被近年来的理论和实践搞得歪曲、混乱和面目不清的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问题，在纲领草案中没有得到丝毫的阐明。
6.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领导贫苦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和中国未来的第三次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由于不仅历史会重演，而且人们违背历史要求的错误也会重演，因此我们已经可以听到所谓“中国尚未成熟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的反对意见。这种提法是抽象的、没有生命的。因为，就俄国本身来说，它是否已经成熟到搞社会主义的程度了呢？据列宁说：没有！它已经成熟到能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解决刻不容援的民族改良任务的唯一方法，但是，整个专政的命运，归根到底决定于世界发展的趋势。当然，这并不排除——相反倒是预先假设——无产阶级专政要实行正确的政策，工农联盟要得到巩固和发展，一方面全面适应本国的条件，另一方面又适应世界发展的趋势，这对中国也完全适用。
在题为《论我国革命》的同一篇文章中（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列宁证明俄国的特点是沿着东方各国特殊发展的路线发展的，他断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下述论据是“极为表面化”的，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104]但是列宁嘲笑这些“博学的”先生们，并不是因为他本人认为俄国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而是因为他认为，和学究们和市侩们的想法不同，缺乏为独立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这些前提根本得不出拒绝夺取政权的结论。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百零一次地、甚至第一千零一次地回答第二国际英雄们的诡辩说：“这个无可争辩的道理（俄国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对于评价我国革命并无决定意义”。[105]这就是纲领草案的作者们不愿也不能理解的。关于中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和俄国一样不成熟——当然，中国比俄国更不成熟——的论点本身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根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整个历史条件和革命形势都要求夺取政权时，无产阶级必须放弃夺取政权。
这个具体的、历史的、政治的、实际的问题不能归结为中国是否已经在经济上成熟到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程度，而应归结为中国在政治上是否已经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这两个问题根本不是一回事。如果不存在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话，或许倒可以把它们看成一回事。这个规律正适用于这种情况，并且充分适用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那末，是不是说中国已经成熟到能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呢？只有斗争的经验才能为这个问题提供确切答案。同样地，只有斗争才能决定中国将在什么时候并在什么条件下取得真正的统一、解放和复兴。任何人如果说中国尚未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程度，那就是宣布第三次中国革命还得推迟许多年。
当然，如果封建残余真像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断言的那样统治着中国的经济生活，事情就简直毫无希望了。幸运的是，残余一般说来是不能起统治作用的。在这一点上，纲领草案也没有纠正已犯的错误，而是以一种委婉曲折、含糊其辞的方式重新予以肯定。纲领草案说，“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上层建筑中，中世纪的封建关系都占优势……”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占优势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涉及的人数呢？还是指在这个国家的经济上所占的统治和主导地位呢？在商业和银行资本所起的无所不包的作用的基础上，本国工业异常迅速的发展，最重要的农业地区对市场的完全依赖，对外贸易所起的巨大而且日益增长的作用，中国农村全面隶属于城市——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占有无条件的优势，进行着直接的统治。农奴制和半农奴制的社会关系无可否认是非常强大的。这些关系部分地渊源于封建时期；它们也部分地形成一种新的结构，这就是说，是旧的关系在生产力发展迟缓、农村存在剩余人口、商业和高利货资本活跃等等的基础上的复活，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关系，而不是“封建”关系（更正确地说是农奴制的关系，一般地说是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只是由于资本主义关系所占的这种统治地位，我们才能认真谈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前景。否则就谈不上首尾相符了。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控制着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中心和神经，同时还因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代表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真正利益。
“因此，甚至当无产阶级占少数人口时（或者当觉悟的和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占少数人口时），它也能推翻资产阶级，然后从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吸收许多同盟者到自己方面来，但是这些群众始终不会预先拥护无产阶级统治，不会懂得无产阶级统治的条件和任务，而只是根据自己以后的经验才确信无产阶级专政是必然的、正确的和合乎规律的。”[106]
中国无产阶级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很大。在未来几年中，这种作用只会进一步增加。事实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中本来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官方领导奉行的整个路线一直在反对让无产阶级夺取领导地位。
纲领草案说，“只有在得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直接支持的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由此可知，党在俄国问题上一直承认的原则，在这里，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也同样得到了承认。但是，如果中国缺乏足够的内部力量来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末，根据斯大林－布哈林的理论，中国无产阶级就不应当夺取政权，在革命的任何阶段都是如此。或许苏联的存在可能使这个问题得到刚刚相反的解决吧：那末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技术不仅足以在苏联，而且足以在中国——也就是说，在这两个经济上最落后的、人口合计达六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了。或许中国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可以存在”的，因为这个专政将包括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锁链中，从而不仅成为这个锁链中的一个环节，而且成为它的推动力？但是，这正是列宁对十月革命的根本提法，这次革命的“特点”正符合东方各国发展的路线。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在一九二五年发展出来的一国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在讨论每一个新的重大革命问题时是如何歪曲和混淆事实的。
纲领草案沿着这条路走得更远。它把中国和印度同“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以及波兰等国对立起来，认为后者是具有“足以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工业”的国家，或者说（正如在其它地方更明确、因此也就更错误地说过的那样）是具有“必需和足够的物质前提……来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已经知道，这不过是玩弄列宁说过的“必需和足够的”前提的辞句；这是一种骗人的、不能容许的把戏，因为列宁明确地列举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前提，包括技术上、文化上和国际上的前提在内。但是，主要问题仍然是：既然建成社会主义是两种经济制度、两种社会秩序之间进行不间断的世界斗争的问题，而且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经济基础又弱小得多，怎么能够用推理的方法确定足以建成社会主义“最低限度的工业”呢？
如果我们仅仅考虑经济杠杆，我们苏联掌握的杠杆显然比世界资本主义的杠杆短得多。中国和印度的情况更是这样。然而整个问题要由两种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斗争来解决。在政治斗争中，杠杆的长端是在我们这边；更正确些说，如果我们的政策正确，它就可能而且必然会在我们手中。
在题为《论我国革命》的同一篇文章中，列宁在指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以后，接着又说，“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107]为什么谁也说不出呢？因为这个问题决定于斗争，决定于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文化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纲领草案完全背弃了列宁从问题的本质中得出的这个思想，断言俄国在一九一七年恰好具有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技术”，从而也就具有为此必需的文化。草案的作者们企图在纲领中说出用演绎方法“谁也说不出”的东西。
当整个问题要由国际动力学来解决时，想找出民族国家（“一九一七年以前的俄国”）范围内的“足够的最低限度”的标准是不能容许的、不可能的、荒谬的。这种错误的、专断的、孤立的民族标准是政治上的民族狭隘性的理论基础，是将来不可避免要犯民族改良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错误的前提条件。
7.关于在东方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反动思想
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教训是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但首先是东方一切国家的教训。
一切为中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路线辩护的论据，如果我们认真加以看待的话，必然三倍适用于印度。在印度这个经典的殖民地，帝国主义枷锁比在中国采取了更加直接得多、明显得多的形式。在印度，封建和农奴制关系的残余更加根深蒂固得多，更加巨大得多。尽管如此，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运用于中国使革命遭到破坏的方法，在印度必然会造成更加致命的后果。推翻印度封建制度、推翻英印官僚制度和不列颠军国主义的任务，只有人民群众的规模巨大、不屈不挠的运动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个运动的强大发展和不可抗拒，由于它具有的国际目标和国际联系，它不能容忍政治领导采取任何半途而废的、妥协的机会主义措施。
共产国际的领导在印度已经犯了不少错误。条件还不容许这些错误以在中国的那种规模暴露出来。因此，人们可以希望中国事件的教训将使在印度和其它东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策路线得到更及时的纠正。
在这里，正如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共产党、党的完全独立以及党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性问题。这条道路上最大的危险就是在东方各国组织所谓“工农党”。
作为公开修正马克思和列宁的若干根本论点的一年，一九二四年将会载诸史册。从一九二四年起，斯大林提出了“为东方国家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公式。这个公式的基础是共产国际曾经在东方用来掩盖自身机会主义的民族压迫因素，正如“资本主义稳定”曾经在西方起这一作用，来自印度以及来自不存在民族压迫的日本的汇报，近来都频繁地提到各地的“工农党”的活动，把它们说成是同共产国际接近和友好的组织，仿佛它们和我们“自己的”组织差不多，然而没有对它们的政治面貌作任何具体说明；一句话，写到和谈到它们的方式和不久以前对待国民党的方式一样。
早在一九二四年，《真理报》就报导说：“迹象表明，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正逐步以创立工农党的形式出现。”[108]
在此期间，斯大林在给东方共产党人讲话时说：
“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为执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在这类国家中，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式即工农党的形式，类似国民党……”[109]
后面就共产党的独立（显然是和先知约拿在鲸鱼腹中一样的“独立”[110]）问题所作的小小保留只是一个幌子。我们深信；第六次代表大会必须指出：在这方面任何一点点含糊其辞都是致命的，是不能接受的。
这里的问题是，在党以及党同本阶级和其它阶级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出现了一种绝对新鲜的、完全错误的、彻底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
为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必要性辩护提出的理由是：在社会成分上，国民党是一个工农党，国民党的十分之九——这个比例曾经被反复指出过千百次——都属于革命派，都愿意和共产党携手前进。但是，在上海和武汉政变期间和以后，国民党的这个革命的十分之九好象变戏法一样无影无踪了。谁也找不到他们的影子。而主张在中国实行阶级合作的理论家（斯大林、布哈林等等），甚至不解释一下国民党十分之九的成员——十分之九的工人和农民、革命家、同情者、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人们——都怎样了。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斯大林鼓吹的所有这些“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命运，如果我们要搞清楚这个不仅把我们远远拋在一九一九年俄共纲领后面、而且把我们远远拋在一八四七年《共产党宣言》后面的概念本身，那末回答这个问题就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只有在我们了解下列两点的时候，才有可能弄清楚著名的十分之九究竟消失到哪儿去了的问题：第一，同时表达两种相互排斥的历史路线——无产阶级路线和小资产阶级路线——的双重组合（即两个阶级的政党）是不可能有的；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独立的农民党，即表现农民的利益、同时又独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外的政党，是不可能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一直教导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也承认并教导说，农民和无产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任何方式把它们的利益视为一体都是错误的；一个农民只有从财产观点上采取无产阶级的观点才能参加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农联盟并没有推翻这个论点，而是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情况下证实了这个论点。如果不存在具有不同利益的不同阶级，那就连联盟也谈不上了，这种联盟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定范围内才符合于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专政之所以和农民同盟之类组织的存在不能并立，正是因为企图解决一切民族政治问题的任何一个“独立”农民组织，到头来不可避免会成为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
资本主义国家里自己标榜为农民政党的那些组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变种。每个农民，如果没有采取无产阶级立场，并拋弃自己的有产者心理，在碰到根本政治问题时必然会追随资产阶级。当然，每一个依靠或者希望依靠农民并在可能条件下依靠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都不得不披上伪装，也就是说，涂上两三种适当的颜色。著名的“工农党”的思想似乎是特别为了掩盖那些被迫寻求农民的支持、而且愿意把工人吸收到它们队伍中去的资产阶级政党而创造的。国民党就是作为这种政党的一个典型而永载史册的。
大家知道，资产阶级社会是这样构成的，家徒四壁、心怀不满的、受欺骗的群众在底层，而心满意足的骗子手则留在顶层。每个资产阶级政党，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也就是说，如果它拥有一定的群众支持）的话，都是按照同一个原则建立起来的。剥削者、骗子手和暴君在阶级社会中是少数。因此，每个资本主义政党都不得不在它的内部关系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现和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因此，在每个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下层成员要比顶层成员更民主，更“左”一些。这种情况适用于德国的中派，法国的激进党人，特别适用于社会民主党。斯大林、布哈林等等经常抱怨上层人士不能反映“左”派国民党普通党员、“绝大多数人”，“十分之九的人”等等的情绪。这些抱怨之所以如此天真、如此不可原宥，其原因正在于此。在他们的古怪的抱怨中，被他们说成是可以通过组织措施、指令和通告等方法予以消灭的一种暂时的、不愉快的误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主要的，根本的特点。
纲领草案作者一般地为一切机会主义联盟——在英国和在中国都是如此——辩解的基本论点，必须从这个角度来加以判断。按照这些论点的说法，和上层人士友善完全是为了下层群众的利益。大家知道，反对派坚持中共必须撤出国民党：
“问题出现了”，布哈林说，“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国民党的领导人摇摆不定吗？国民党的群众呢？难道他们仅仅是‘牛马’？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待一个群众组织的态度要决定于最‘高’层发生的事情呢！”（《中国革命的目前形势》）
居然可能提出这样一个理由，这在一个革命政党中似乎是不可能的。布哈林问道：“国民党的群众呢？难道他们仅仅是牛马？”他们当然是牛马。任何资产阶级政党的群众从来都是牛马，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对我们来说，群众并不是牛马，不是吗？不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不能把他们驱入资产阶级的怀抱，用工农政党的幌子把资产阶级伪装起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从属于资产阶级政党，而是相反，必须随时随地以前者和后者对抗。布哈林以如此冷嘲的口气当作某种次要的、偶然的、暂时的东西谈到的国民党最“高”层，事实上是国民党的灵魂，是它的社会本质。当然，资产阶级在党内和在社会里面都只是最“高层”，但是这个最高层拥有强有力的资本、知识和联系：它永远可以退而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它永远可以诉诸真正的政治军事力量，这种力量和国民党本身的领导是密切地融合在一起的。正是这个最高层制定了反对罢工的法律，扼杀了农民起义，把共产党人推入黑暗的角落，最多只让他们在党内占三分之一的地位，迫使他们作出把小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之上的誓言。普通党员是由这个最高层挑选出来、受其驾驭、和莫斯科一样充当它的“左翼”基础的，正如将军们、买办们和帝国主义者充当着它的右翼基础一样。不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看成是一个中立的、争取群众的角逐场，玩弄所谓左派普通党员占十分之九的字眼来掩盖究竟谁是真正的主人的问题，就意味着增加最高层的实力和权力，帮助它把更多的群众变成“牛马”，而且是在最便利它准备反革命政变的条件下这样做。斯大林和布哈林根据两个阶级的政党这种反动的思想，幻想共产党人加上“左派”会在国民党内取得多数，从而在国家中取得政权，因为中国的政权是掌握在国民党手中的。换句话说，他们幻想通过国民党各次代表大会的通常选举，权力就会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入无产阶级手中。人们能够想象对“党内民主”——而且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还可以进行比这更动人、更唯心主义的偶像化吗？因为军队、官僚机构、报刊和资本肯定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正是由于而且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得以掌握执政党的舵盘。只是在左派不败大胆冒犯军队、官僚机构、报刊和资本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最高层”才容忍或者说曾经容忍占“十分之九”的左派（而且只是这种驯良左派）在党内存在。通过这些强有力的工具，资产阶级最上层不仅使所谓占十分之九的“左派”党员，而且使整个群众都处于从属地位。在这方面，阶级联盟的理论，说国民党是一个工农党的理论，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最好的帮助。当资产阶级后来和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并枪杀群众时，在两种真正的力量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的这种冲突中，甚至连著名的十分之九的废话也听不到了。可怜的民主幻想在阶级斗争的血腥现实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就是“为东方建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所起的真正的、唯一可能的政治作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其它的作用。
虽然关于两个阶级的政党的思想渊源于民族压迫——据说这种压迫取消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我们却已经听到根本不存在民族压迫的日本也有了“工人和农民的”混血儿。然而问题并非到此为止，并不仅限于东方。“两个阶级”的思想力图具有普遍性。前面提到的美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具有最古怪的特点，它努力支持资产阶级的、“反托拉斯的”参议员拉弗勒特竞选总统，以便用这种方法把美国农民套在社会革命的车上。主张这种策略的理论家佩珀是曾经使匈牙利革命陷于毁灭的人当中的一个，因为他忽视了匈牙利的农民。他极为努力地（无疑是作为一种补偿）用使美国共产党融解于农民之中的方法来摧毁这个党。佩珀的理论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超额利润把美国无产阶级变成了世界工人贵族，而农业危机却使农民破产，并把他们驱上社会革命的道路。按照佩珀的概念；一个只有几千成员、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党必须通过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作为媒介和农民融为一体，用这种成立“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办法；在受超额利润腐蚀的无产阶级表示消极或中立的情况下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疯狂的想法在共产国际的上层领导中找到了支持者和半支持者；这个问题有好几个星期悬而未决，最后才对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幕后的评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偏见）作出让步。当时，必须给美国共产党套上套索，才能使它和拉弗勒特的“农民党”分开。拉弗勒特的党甚至比它的创办人死得更早。
现代修正主义为东方创造的一切东西后来都搬到西方去了。如果说佩珀曾经在大西洋的一边试图通过两个阶级的政党来催促历史前进，那末，报刊上的最新消息则告诉我们，国民党的经验在意大利找到了模仿者。在意大利，显然有一种企图要用欺骗的方法使我们党接受“在工农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共和议会”这个荒谬绝伦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中，蒋介石的阴魂和希法亭的阴魂拥抱在一起了。我们当真会落到这个地步吗？
在结束时，我们还需要做的只是追叙一下，工农党的思想把反对民粹派的整个斗争都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抹掉了，而没有这场斗争就不会有布尔什维克党。这场历史斗争的意义何在呢？一九○九年，列宁在谈到社会革命党人时说过下面一段话：
“他们的纲领的基本思想从根本上说，不是认为需要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种‘力量的联盟’，而是否认两者之间的阶级差别，认为不需要在他们之间划一条阶级界限，说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农民同无产阶级不同，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性，是根本错误的。”[111]
换句话说，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是俄国民粹派的中心思想。在农民的俄国，只有和这种思想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才能发展。
列宁在一九○五年革命时期坚持不懈地、毫不倦怠地重复指出：
“如果农民作为一种反动的或反无产阶级的力量而出现，我们就必须对他们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摆脱他们而单独组织起来，并准备同他们作斗争。”[112]（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一九○六年，列宁写道：
“最后一个建议：城市和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你们要单独组织起来。不要信赖任何小业主，哪怕是极小的业主，或‘劳动的’业主。……我们要对农民运动支持到底，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实现并且定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运动。”[113]
这个思想重复出现在列宁数以百计的重要和不重要的著作中。一九○八年，列宁解释说：
“决不能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解释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不同的阶级或政党的合并。不要说是合并，就是任何长期的协议，都会严重危害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削弱革命的民主斗争。”[114]（着重体是我们用的。）
对工农政党这个思想，能够进行比这更严厉、更无情、更具有摧毁性的谴责吗？
另一方面，斯大林却教导说：“革命的反帝联盟可以采取表面上（？）由统一的纲领联系起来的统一的工农党的形式，但不是永远〔！〕必须〔！〕采取这种形式。”[115]
列宁教导我们，工农联盟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导致政党的合并。然而斯大林对列宁仅仅作了一个让步，据斯大林说，虽然阶级的联盟必须采取一个统一政党的形式”，但是像国民党这样的工农党——并不是永远必要的。我们应当感谢他至少作了这个让步。
在十月革命时期，列宁曾经以同样不可调和的精神提出这个问题。从一九一八年开始，在概括三次俄国革命的经验时，列宁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重复指出，在资本主义关系占主要地位的社会里有两种决定性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116]
然而“工农政党”正是一种创造中间道路的企图。
如果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没有使自己和农民相抗衡，没有对农民的无孔不入的小资产阶级无组织状态进行无情的斗争，它就必然会通过社会革命党或其它某个“两个阶级的政党”的媒介而溶解在小资产阶级分子当中，而这个政党则必然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从属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为了和农民结成革命联盟——这不会是毫无代价的——，首先必须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从而把整个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分隔开来。只有以坚定的阶级不可调和性的精神训练无产阶级的党，才能做到这一点。
无产阶级越年轻，它和农民的“血缘关系”越近、越直接，农民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大，那末，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阶级”的政治融合的斗争也就越为重要。在西方，工农党的思想简直是可笑的。在东方，这个思想是致命的。在中国、印度和日本，这个思想不仅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誓不两立，而且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最起码的独立也誓不两立。工农政党只能为资产阶级提供基地、屏障和跳板。
在这个对整个东方说来都带根本性的问题上，现代修正主义仅仅重复着革命以前旧的社会民主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是极为有害的。在十月革命前，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多数领导人都认为我党反对社会革命党的斗争是错误的。他们坚持不解地主张两党合并，认为对于俄罗斯“东方”，成立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是完全合适的。如果我们听从他们的劝告，我们已经得到的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都绝不能实现。国民党在中国以“特殊的”中国方式，由共产国际修正主义分子的帮助而富有成效地起过的一种历史作用，社会革命党曾毫无成效地试图在沙皇俄国发挥出来。社会革命党人的工农“两个阶级”的政党在我国已经成为、也不能不成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代理机构。不无情地谴责为东方建立工农政党的思想，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共产国际的纲领。
8.从农民国际得到的好处必须加以考察
对反对派提出的主要指责之一（如果不是最主要的指责的话），就是说反对派“低估”农民。在这一点上，生活也提供了考验，并在民族和国际范围内作出了判决。每一个事例都说明官方领导人犯了低估无产阶级在和农民的关系上的作用和意义的罪过。因此，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以及在国际上，就发生了最大的变动和错误。一九二三年以来国内错误的根源，是低估了无产阶级经营的国有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对和农民的联盟的意义。在中国，由于不能了解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决定性作用，革命遭到了覆灭。
从同一立场出发，必须检查和评价从一开始就只是一种试验——而且是需要极为小心、极为严格地遵守原则的一种试验——的农民国际的整个工作。这样做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
农民，由于它的全部历史和它存在的条件，是一切阶级当中最缺乏国际性的。通常所谓的民族特点主要来自农民。在农民当中，只有半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群众能够被引导上国际主义的道路，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引导他们。任何走快捷方式的企图都只不过是同各阶级做游戏而已，而这从来都是有害于无产阶级的游戏。只有在无产阶级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拉开的情况下，只有在农民认识到无产阶级不仅是他们的盟友、而且是他们的领袖时，才能把农民吸引到国际主义政治中来。相反地，越过无产阶级，不理会各国共产党，而企图把各国农民组织成一个独立的国际团体，这种企图预先注定是要失败的。归根结底，这种企图只能损害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争取对农业劳动者和贫农的领导权的斗争。
从十六世纪的农民战争开始，甚至在那以前，在一切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农民的各个阶层就曾经起过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农民从来没有起过独立的作用。农民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一种政治力量反对另一种政治力量。他们本身从来没有成为能够解决民族政治任务的一种独立力量。在金融资本时代，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前一些阶段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化的过程已大大加快。这意味着农民的比重缩小了，而不是增加了。无论如何，在帝国主义时代，农民在全国范围——更不用说国际范围——采取独立政治行动的能力，比他们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能力要小。今天的美国农民起独立政治作用的能力远不如四五十年以前，甚至在当时他们不能也不曾组织一个独立的全国性政党。
战争造成的经济衰退给欧洲的农业带来了暂时然而尖锐的刺激，从而在“农民党”（即装腔作势地和资产阶级主流政党对立的资产阶级伪农民党）可能起的作用方面产生了幻想。如果说在战后年代农民动乱风起云涌的时期，还可以冒险进行组织农民国际的试验，来考验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新关系，那末现在就正是为农民国际五年来的试验从理论上和政治上作出决算的时候了，是揭露农民国际的严重缺点并努力指出其积极面的时候了。
至少有一个结论是不可争辩的。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即所有落后国家）的“农民”政党的经验，我国社会革命党人的老经验以及国民党的新经验（血犹未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插曲式的试验，特别是拉弗勒特－佩珀在美国的试验——这一切都不庸置疑地证明：在资本主义下降时期甚至比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更没有理由寻求独立的、革命的、反资产阶级的农民政党。
“域市不可能和农村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领导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问题仅仅在于，城市阶级中的哪个阶级将领导农村。”[117]
在东方的革命中，农民仍将起决定性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会是领导作用，也不会是独立的作用。湖北、广东或者是孟加拉的贫苦农民不仅能在全国范围内、而且能在国际范围内起作用，但是只有当他们支持上海、广州、汉口和加尔各答的工人时才能起作用。这是革命农民在国际道路上的唯一出路。企图在湖北的农民、加里西亚或多布鲁贾的农民、埃及的农民和美国农民之间造成直接的联系，是毫无希望的。
按照政治的性质，任何事物不为一种直接目的服务，则必然成为其它目的——常常是和希望达到的目的相反的目的——的工具。难道我们不曾有过这种资产阶级政党的例子，这个政党依靠或力图依靠农民，认为必须从农民国际得到长期或短期的保证——如果它不能从共产国际得到这种保证的——，从而得到保护，以免受到本国共产党的打击，就像在工会方面，柏塞尔通过英俄委员会取得保护一样？如果说拉弗勒特并未试图向农民国际挂个号，那只是因为美国共产党极其虚弱。他无此必要。尽管他没有这样做，佩珀也不请自来地和他拥抱了。但是，克罗西亚富农的银行家——领袖拉迪奇却发现有必要在他走向内阁的途中给农民国际留下一张名片。国民党更走得令人望尘莫及地远。它不仅在农民国际和反帝同盟中为自己谋得地位，甚至还敲了共产国际的门，在俄共政治局的庇佑下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欢迎，美中不足的只是有一票反对。
当赞成取消赤色工会国际的倾向非常强烈（苏联工会甚至把这个国际的名字从章程中删掉）时，就我们回忆所及，官方报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出过农民国际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的问题。这非常能够说明近年来的主要政治潮流的特点。
第六次代表大会必须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出发，认真检查农民“国际”的工作。现在正是为这个穷年累月、历时已久的试验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决算的时候了。这种决算必须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包括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中。现在这个草案对农民国际的“千百万支持者”以至这个国际的存在本身都绝口不提。
结束语
我们对纲领草案某些基本论点进行了批判，由于时间极为紧迫，不能对所有问题一一加以讨论。我们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来进行这项工作。因此，不得不仅限于最迫切的问题，仅限于和最近这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党内斗争最息息相关的那些问题。
由于我们过去有过所谓“讨论”的经验，我们事先就知道：断章取义地摘引出来的话和一时的笔误都可能被变成对“托洛茨基主义”大张挞伐的各种新理论的沸腾源泉。最近几年都充满了这种耀武扬威的吠影吠声。但是，我们极为冷静地看待这次也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来的廉价的、理论上的恶毒攻击的前景。
附带说一句，纲领草案的作者们很可能宁愿对旧的第五十八条作进一步阐述，而不增加新的批判解释的条款。不用说，这种论点对我们更加不适用。
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面临着通过一个纲领的任务。我们这里做的全部工作完全是要证明，由布哈林和斯大林精心撰写的草案作为纲领的基础是毫无可能的。
目前是俄共和整个共产国际生命中的转折点。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全会最近采取的决定和措施都是证明。这些措施完全不适当，决议是矛盾的，其中某些决议，就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的二月决议，是彻底错误的。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决议都贯穿着一种向左转的倾向。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过高估计这一点，特则是这一倾向还在打压革命的一翼，而右翼则受到了保护。尽管存在这一切情况，我们一刻也不想忽视由于旧的路线造成的绝境而不得不出现的左转倾向。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都会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促进这些向左迂回的迹象，以尽量不引起党内的困难和震动的方式，把它发展成为革命的列宁主义的路线。但是，今天我们还离此很远。共产国际目前或许正在经历它最剧烈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旧的方针远未遭到清算，而新的方针又带来了异己分子的突起。纲领草案反映了这种过渡状况的整体和局部。然而这种时期，就其性质来说，最不利于制定必将决定我们国际党在未来若干年中的活动的文件。我们必须等待时机——在已经失去这么多时间以后——，虽然这样做可能是困难的。我们必须让混水澄清下来。混乱必须过去，矛盾必须消除，新的方针才会明确地形成。
代表大会已有四年不曾召开。九年来，共产国际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目前唯一的出路在于，从今天算起的一年以后召开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一劳永逸地制止篡夺整个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的企图，重新建立正常的制度，建立一种将容许对纲领草案进行真正的讨论，并且容许我们提出另一个草案，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草案来和这个折衷主义的草案对抗的制度。对于共产国际，对于它的各个支部的会议以及它的报刊，不能有什么不许讨论的问题。在这一年期间，全部土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犁来进行深翻。只有经过这样一番劳动，无产阶级的国际党才能获得一个纲领，一个灯塔，这个灯塔将发出穿透一切的可靠的光芒，照亮遥远的未来。
一九二八年六月，于阿拉木图
[93]据英译本注，这里指的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进行的反革命政变。——译者注
[9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记录》，第一卷，第406页
[95]据英译本注：Dashnak（即Dashnak-Tsutiun）和PPS（波兰社会党）是亚美尼亚和波兰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译者注
[96]《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原文是：“在欧洲，越往东去，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也越软弱，越怯懦，越卑劣，无产阶级所担负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也越大”。——译者注
[97]参见《远方来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314页。——译者注
[98]《记录》，第205页
[99]《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100]同上书，第432页。——译者注
[101]参见《论策略书》，《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25页。——译者注
[102]马赫诺是十月革命后乌克兰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曾受富农和无政府主义者所影响，他领导的游击队曾抗击地主及德国占领军，后来拒绝加入红军，并且经常与红军冲突，最后被红军瓦解。——译者注
[103]《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215页。
[104]《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105]《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106]《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243页，原文中无着重体。——译者注
[107]《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433页。——译者注
[108]《真理报》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
[109]参见《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24页。这个版本中无“类似国民党的”几个字，——译者注
[110]见《旧约全书》：《约拿书》第一章。亚米太的儿子约拿因违抗耶和华，乘船逃遁，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使船几乎遭到破坏，后来众人将约拿拋在海中，海浪就平息了。“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译者注
[111]参见《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304页，——译者注
[112]参见《无产阶级和农民》，《列宁全集》第八卷第206－207页。——译者注
[113]参见《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十卷第163页。——译者注
[114]参见《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39页。——译者注
[115]参见《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25页。〔！〕和〔？〕是托洛茨基加的。——译者注
[116]《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２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333页。——译者注
[117]参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225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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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革命的信简（托洛茨基致泼雷奥卜拉仁斯基的第一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论中国革命的信简[1]
（托洛茨基致泼雷奥卜拉仁斯基的第一信[2]）
《真理报》分做好几期登载了一篇长文章，名为「广州暴动[3]的意义和教训」。这篇文章的确是很可注意的，无论就其包含的消息说，或就发挥的议论说，——其中的消息是异常可贵的，是切实可靠的，是出于本源的，至于议论则明白表现了属于原则性的矛盾和混乱。
这篇文章以估计革命本身的社会性开始。据说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种工农革命。这个，昨天还说是应当在国民党旗帜底下展开的，今天则说是反对国民党的了。
但据作者的估计，革命的性质，甚至整个的官式政策，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接着一节是论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这里我们读着「为了工人利益，广州苏维埃颁布法令，规定工人监督生产，经过工厂委员会实行此监督……并将大工业，交通和银行收归国有。」
以后还列举如下的设施：「没收大资产阶级的一切房屋供劳动者使用……」如此，工人经过其自己的苏维埃，在广州握过政权了。全部权力确实是操在共产党手里，即无产阶级政党手里。政纲之内不仅规定没收中国现有各种封建地产而已，不仅规定工人监督生产而已，而且规定将大工业，银行，交通收归国有，又没收资产阶级地产及其一切产业以为劳动者之用。于是发生了问题：以上种种如果是资产阶级革命用的方法，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怎样呢？是什么别的阶级来做呢？用的又是什么不同的手段呢？我们认为：在革命的这个真实发展之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公式，「工农革命」公式，应用于这个时期的中国，于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已经证明是一个空洞的幻构，一种无价值的东西了。凡是在广州暴动以前，尤其现在广州暴动以后，坚持这个公式的人——乃是在不同条件下重复着齐诺维也夫，加明尼夫，赖可夫[4]等人在1917年所犯的错误。这里有人会反驳道：中国尚未曾解决了土地革命呀！不错！但是我们自己国内，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也是未曾解决了土地革命的。在我们自己国，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并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为了中国土地所有权制度上历史的条件原故，我们的土地革命，比较中国现在可能的土地革命，还要严重得多。人们它要说：中国尚未成熟至于社会主义革命。但这样提出问题是抽象而无生气的。俄国本身难道已经成熟了社会主义么？俄国是成熟了无产阶级专政，以此作为解决一切国家问题的唯一方法。但就社会主义发展方面来说，则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条件出发，这个发展是不可分解地联系于世界革命的整个未来发展的。这一点，无论从全体说或从部分说，都通用于中国。如果九个月或十个月以前，这话还是一种揣测（一种过迟的揣测），那么今日就是从广州暴动经验做出来的不可反驳的结论了。若是以为广州暴动纯然是一种冒险行动，是以歪曲形像反映真实的阶级关系的，——那也是错误的。
首先，那篇文章的作者[5]，绝不是将广州暴动看做一种冒险行动，而是看做中国革命发展上完全合乎法则的一个阶段。一般的官式观点乃是：一面估计革命为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他面认可广州政府的行动纲领，二者配合起来。但是即使将广州暴动估计为一种盲动，我们也不能推论说：资产阶级民主公式还是有活力的。这次暴动显然是不合时的，但是各阶级力量以及从此产生的各种纲领，由暴动暴露其完全合乎法则了。最好的证据就是：广州暴动所发现的力量关系，本来可以预见的，而且必须预见的，这个力量关系已经有人预见出来了[6]。
这个问题是最密切联系于那个主要问题，即国民党问题。偶然地，这篇文章的作者装着很满意的样子，说起了广州暴动的口号之一就是「打倒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帜和徽章被扯破了，践踏在脚底下。但是不久之前，即蒋介石「背叛」以后，甚至汪精卫「背叛」以后，我们还听到人们庄严宣誓哩！说是「我们绝不放弃国民党的旗帜」！呵！这些可怜的革命者！
广州工人抛弃了国民党，宣布国民党各派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件事情暗示什么呢？这是暗示：为了解决根本的国家任务，不仅大资产阶级，连小资产阶级，也不能构成一种力量，允许无产阶级政党与之联合来共同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这里又有人要说我们忽视几万万农民和土地革命了。……一个可怜的反驳！……因为整个局势的关键恰好在这个事实里面，即是：争取农民运动胜利之任务落于无产阶级肩上，即直接落于共产党肩上；而此任务事实上只能以广州工人那种办法去解决的，即以无产阶级专政规模去解决的。无产阶级专政手段一开始，就要不可避免地生长而成为社会主义手段的。反过来说，这些手段的总命运，以及整个专政的总命运，最后分析起来，还是由世界发展过程来决定的！这个过程当然不排斥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一种正确政策，反而是以此正确政策为前提的。——这就是加强和发展工农之间的同盟，以及各方面适应于民族条件，同时也要适应于世界发展的过程。广州暴动经验之后又来玩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公式，这就是反对中国之「十月」的，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总方向，政治暴动不管如何英勇，如何富于牺牲精神，还是不能胜利的。
不错，中国革命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但这话并不是说中国革命明天或后天又要起来了，而是说它已经显露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口号之空洞。恩格斯说过，一个政党错过了一个顺利的局势，结果遭受失败，则它将变为乌有的。这话也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之失败并不比1923年德国失败更轻微些。自然，我们必须以一种可感觉的方式去了解这「乌有」一词的意义，许多事情都指示：中国次一时期将是退潮时期，将是一种缓慢的过程同化那些最残酷失败的教训，因之共产党的直接影响将衰弱下去。为此原故，共产党必须在一切原则和策略问题上做出深刻的结论。而这是不可能的，倘若没有一个公开的各方面的讨论，关于以前犯过的一切致命的错误。这个行为当然不可变成自己隔离的行为。必须坚定地按手在工人阶级脉搏上，以避免估计发展步骤上的错误，不仅为了认出一个新进潮，而且为了及时准备一个新进潮。
[1]这几封信没有注明年月，但由内容推断，该是在1928年春天，托洛茨基被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时候。这是专门讨论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在托洛茨基关于此问题的思想发展上，有极大价值。在此地，他第一次公开抛弃了中国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公式。在此地，他第一次发挥了他在俄国革命上所主张的传统见解，他指出了中国未来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为明了托氏在此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起见，请参阅卷1「斯大林提纲」及「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等篇。——校者
[2]EugenePreobrazhensky——有名的左派反对派，经济学家。当时亦在流放中，与托洛茨基及其他反对派领袖常有书信往来，讨论种种问题。曾与布哈林合著「共产主义ABC」，将布尔什维克党党纲作通俗解释。——原译者
[3]广州暴动，发动于1927年12月11日，14日被镇压，持续不满三日。这是广州工人与一部分革命兵士在共产党广东省委指挥下的一次暴动，是斯大林机会主义路线断送了中国革命后，转向盲动政策的一大事件。在整个的革命高涨时期中，斯大林拒绝了反对派提出的苏维埃口号，等到反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时候，他却在24小时内提出了这个口号，这自然是错误而冒险的。不过这次暴动，尤其是暴动中成立的广州苏维埃的政纲与政绩，却让中国无产阶级创建了优良的传统，而且给中国革命提出了理论思考的题材。——校者
[4]AlexisI.Rykov——老布尔什维克，常居右翼。反对十月暴动，革命后，主张与孟什维克组联合政府。列宁死后，被举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竭力反对托洛茨基。后与布哈林及汤姆斯基联合与斯大林斗争，立被击败。莫斯科审判中受审，被杀。——校者
[5]该文作者为HeinzNeumann.——校者
[6]按指左派反对派在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以前关于中国革命的种种警告。——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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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与莫斯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汉口与莫斯科
现在汉口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从塔斯社不断发表的零碎电讯中来判断。
左派国民党继续咀嚼着国民革命中工农与资产阶级团结底理论，并请工人与农民对资产阶级保守纪律。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或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号召职工会只顾“他们自己的事情”，让国民党政府去和反革命斗争。
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恳请农民等待一下，且待外敌被征服之后再夺取土地。
从莫斯科来了警告：不要“过早地”建立苏维埃。
同时，帝国主义对蒋介石行施压力，蒋介石则经过汉口底资产阶级，对左派国民党行施压力。
左派国民党向工人与农民要求纪律与忍耐。
这是一幅一般的图书。他的意义是完全清楚的。
在这几天中，莫斯科底领导者干些什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不过我们用不着怀疑：在最近来自汉口的那些令人不安的电报底影响之下，莫斯科是用近乎如下内容的忠告送到汉口去：“尽可能实行土地革命”；“尽可能多地将群众保留在国民党”；等等。共产党部长们把这些忠告转交给政府与国民党底中央执行委员会。
这样子，共产党底工作分成了两部分：高声说出来的，他吁请工农等待；但在暗底里，他向资产阶级的政府作低声的请求：赶快。但是革命之所以成为革命，正因为群众不愿意等待。资产阶级“激进派”之所以害怕赶快，正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共产党不叫群众站立起来，不占领土地，不建立苏维埃，却浪费工夫去照着马丁诺夫关于四阶级联盟及以仲裁委员会代替革命的那个最神圣的药方，向双方作无结果的忠告。
此项政策之破产是必不可免的。如果我们不严厉地，立即地与坚决地纠正它，则其破产将在最近期内发生。到那时，登载着莫斯科忠告的许多报纸在我们眼前挥舞着：“尽可能实行土地革命，尽可能多地将农民保留在国民党中。”但是到那时，我们将重复我们恰巧在今天所说的话：这样的忠告是欺骗的。整个革命不能依赖于国民党的胆怯的资产阶级领导者有否接受我们的善意劝告。他们是不能接受它的。土地革命不能获得汪精卫的同意来完成，而是要不理汪精卫，要反对汪精卫来完成。
为此我们的第一个任务要解放我们的手，要叫共产党员的二部长退出国民政府，要号召群众去立即占领土地与建立苏维埃。
但为此我们就需要一个真正独立的共产党，它不是向领袖们请求，而是坚决的领导群众的。没有其它道路，不能有其它道路。
1927年5月28日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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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译者序言（1947.4.2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
校译者序言
书与著者
这里介绍给读者的是一部极其重要的书。它与中国过去二十年历史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而且对于中国未来命运也将发生重大的影响。这是里昂·托洛茨基所写，起自一九二七年，止于一九四○年，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所有文章、谈话与通信。
里昂·托洛茨基是谁？对于相当熟习二三十年来世界政治史的中年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是毋须回答的。不过对于一些青年，尤其是年轻的中国工人，约略几句介绍似乎仍不可缺。
托洛茨基，是俄国的马克思派革命者。他一生从事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为了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耗去了毕生光阴，最后且为此付出了生命。他是俄国一次不成功的革命，即一九○五年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又是一九一七年成功的革命，即世界史上第一次工农革命的二大领袖之一—另一个领袖便是列宁。革命成功后，他最初担任过外交工作：著名的对德和谈就是他主持的；接着从事军事工作：他赤手组成了红军，在四年艰难的内战中打退了国际与国内的敌人。此后他又投身于经济工作：苏联的交通与重工业建设因他而奠定了基础。一九二三年后，因世界革命连续遭受失败，国际工人运动右倾，苏联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分子抬头，革命的社会主义左派受到了压迫，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便失去了政权，后来甚至被开除出党，遭到流放，而且逐出国外，世界各国都不许他居住。但虽如此，他仍旧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他最初企图复活共产国际，等到发现斯大林的国际组织完全堕落与无救之后，他创建了第四国际。他不断以文章及通信，指导着全世界年轻一辈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再生而斗争。因此，他更遭了世界反动者之忌；也因此，他更惹起了苏联篡夺者斯大林的仇恨，以致在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被斯大林所派的凶手用斧头砍死了。
这便是这本书的著者。
自然，托洛茨基这个行传的本身不能自行保证他论中国革命问题一书的价值。一个大革命家大政治家不一定也是大理论家；而且懂得俄国革命，甚至懂得更多国家革命的一个外国人，不一定能懂得，更不一定能正确地懂得中国革命。为什么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所写的文字，有崇高的价值？或者，我们更可以一般地问，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要向外国作者去学习关于中国事情的意见？这些意见究竟值得学习吗？
我们首先要对这些问题说几句话。
为什么要研究一个外国人论中国革命的著作？
以为中国问题只有中国人懂得，或者只有中国人懂得正确；至于外国人，无论他是怎样的人，关于中国所说的话都是错的，或至少不值得重视，－这种想法大错特错。
我们应该明白：世界不但从这次大战以后，甚至从早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就可算得是『一家』了。走进了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征服了全世界。全世界成了一个经济单位，因而也成了一个整个的政治机体。不管这世界还被分割成多少个『国家』，并由此制造出多得叫人数不清的对立和矛盾，割裂和隔离；但有一点至少不能否认：无论那一个国家，无论它发展到什么阶段，却总不能离开这个资本主义世界而独立，不能跳出这种关系的世界而存在。各国间的相互关系密切到这个程度，竟致无论那一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能不牵动到世界全身了。
因之，现在一个人的眼光如果限制在自己的国家以内，那简直和三四十年前一个人只把自己的眼界限定在一乡一镇或一县以内，是一样地可笑与鄙陋。尤其要做一个政治家或革命家，非知道全世界的情形不可。
『不过』，听了我们这话，有人也许会这样说：『世界成了一家固然不错，但是我们总不能否认，一个人，不管他是多么杰出与聪敏，但由于传统，文化，语言等等限制，要了解问题，总以了解自己国家的问题为最适当，最容易；至于对别国的国情，那无论如何总不免要犯隔靴搔痒的毛病吧。』
我承认这话中间含有相当真理。因为，不管世界各国的关系如何密切，而各国仍有其特殊『国情』是事实，本国人对本国事情更容易了解也是事实，但这事实不是绝对的。因为，你要知道，所谓『国情』，所谓一个国家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呢？归根结蒂说，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中，它不过是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与各国原已到达的经济发展程度，两相结合的情况，以及这情状所反映出来的政治与文化的总和吧了。因此，无论那一国家的『国情』如何神秘，它的『特殊性』如何特殊，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构成因素，即资本主义，或正确些说，金融资本主义，却是为任何一个国家－自最前进的到最落后的所共通。
如此说来，要了解某一国家的情形，便不一定要这一国家的人才行了。资本主义既然是世界性的，那末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了解资本主义关系。所以问题在于他是否懂得资本主义关系，而不在于他是那一国家的人；问题又在于他是否能正确地把握着资本主义关系，由此去认识这个关系在各个国家所体现的特殊形态，而不在于他是否从小就生息在这些形态之中。
那末谁能正确地懂得资本主义关系呢？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学与生理学。懂得了解剖学与生理学就能懂得机体的构造。但为什么必须又是『革命的』呢？因为马克思主义派本身发生了演变，一些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这学说中一个主要的因素：阶级斗争，以致这门解剖学弄得不完全了，被歪曲了，因而不能正确地解释机体的构造及其各部分的作用了，也就是说，它不能正确地懂得资本主义社会，其法则，其矛盾，及其发展前途了。如果抽去了阶级斗争，那末非但资本主义社会，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都是无法懂得的。因为诚如马克思所指出，以及历史所证明的，人类自从分成了阶级以后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乃是历史进化的主要动力。谁若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个动力，都不仅可以明过去，也可以知未来；不但可以了解本国，也可以懂得世界，懂得世界各国的『国情』。可是，惟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懂得阶级斗争，懂得这历史的动力，因此唯有他能正确地懂得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即懂得我们这时代与我们这世界的主要的，共通的与决定的特点；也因此，唯有他能正确地懂得以此特点为共同基础的各国的『特殊性』。
那末谁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了阶级斗争，回头来，阶级斗争却影响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但革命因种种关系而未能迅速成功，这学说长期生存在阶级社会中，那就不可免地要受着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人物与思想的影响。这些人物，由于自觉地想阉割马克思主义，或由于不自觉地代表着自己阶级的利益，参加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却从事于这一学说之非革命的歪曲，即取去其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自从马克思主义发生到今天，一百年来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与反阶级斗争派的不断冲突史。第一国际时代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反对拉萨尔及其一流；第二国际时代考次基之反对倍恩斯坦，后来列宁与卢森堡之反对考次基与普列汉诺夫；第三国际时代托洛茨基之反对斯大林，乃是这部斗争的三个主要阶段。至于斗争内容，即不变的是关于下一问题：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斗争呢还是与资产阶级合作？站在前一立场的是革命派，即正统派，亦即阶级斗争派；而站在后一立场的则是妥协派，即修正派，亦即对资产阶级的投降派。
由此可知，革命马克思主义在其历史发展中有着这样一个明确的承续关系：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是这一发展中最后与最近的代表。既然如此，那末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所说的话，自然值得我们学习与研究了。
不过这还是就一般的，即就各种人对资本主义世界及其关系的了解的可能性说的。此外，我们还应该从革命之时间上的连续性或重演性，以及空间上的普遍性，来说明这个问题。换一句说，上面所云，我们是说明了目前那一类人，或那一个人，最能正确地了解我们这时代的通性与各国的特性。我们的回答是：唯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它的最近的代表－托洛茨基。下面我们要从另一方面解释这同一问题。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自从在英国发生以后，是逐渐征服各个国家的。每当这个关系侵入一个国家，与各该国原来存在的落后关系发生接触，达到了一定点时，会发生一种革命。这革命，虽然因各国的『国情』而异其广度与深度，但若就一般的历史任务与社会内容言，却是大同小异的，彷佛是循环复演的。因此，谁若参加了，或研究了过去革命，则他便能好地了解目前与未来的革命。因为这一连串革命是其多少的连续性的。这是一。第二，目前资本主义已经征服了全世界，世界上无论那一个国家，不管它的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总是为金融资本主义的势力及其关系所统治着。换句话说，目前整个世界都是那同一反动的帝国主义的奴隶。因此，无论那里发生了革命，不管这革命的直接导因是什么，而它是世界革命之一个部分，却是一定的。这就是说，革命无论发生在地球之那一纬度与那一经度，而其最根本的冲突：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及其代表人，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及被压迫与被剥削的民族与民众，却是一定的。这也就是说，特殊一国的革命是普遍化了。特殊不再成为特殊了。
既然落后国家的革命，在目前历史条件中，一方面多少是过去先进国革命的重演；另一方面主要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那末，参加过革命，尤其参加过中国革命之直接前驱者－俄国革命的人，以及终生致力于世界革命之理论与实践的人，当然是最能了解中国革命的了。托洛茨基是这样的人，因此托洛茨基是最能够了解中国革命问题之精髓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还有一层，落后国家中迟起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其一方面代表过去革命之重演，另一方面构成世界革命一部份这个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在俄国的一九○五年革命，以及后来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中，表明出来。对于这个关系，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中只有托洛茨基知之最早，也了解得最切。在一九○五年，托洛茨基提出了他有名的不断革命论。这理论辨识说明古典的一国的民主革命与新起的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依据这个理论：凡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迟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反对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
这理论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中得到了十分完满的证明。因此它又证明了：从那时以后，只有依据着不断革命论的观点，缠能了解（更不必谈领导与实行了）落后国家的革命的问题本质。托洛茨基既是这一理论的发挥者，那末他之最能了解中国革命问题，自然是有充分根据的。
本书便是一个事实证据，证明托洛茨基确曾最正确了解了中国革命问题。
以上我们是在一般的理论前提上，解释了上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外国革命者所写关于中国革命的文字，值得我们如此重视。以下我们将从史实说明上，证明托洛茨基的文字与思想不仅值得重视，而且为了中国未来的革命利益计，简直是必须研究，必须学习，而且是必须接受的。
中国革命与俄国共产主义者
所谓中国革命问题，主要乃是指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生过的问题，革命失败后所曾发生的问题，以及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及其前途的一些基本问题。大家知道，中国发生那次革命的时候，中国的工人阶级与中国共产党起了极大作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受命于当时这个国际革命的总参谋部的。大家又知道，目前当权的国民党，在那次革命之前，更正确些说，在民国十三年改组之前，是没有力量的，只是一个上层官僚与政客的集团。它之拥有力量，以及他后来之霸占政权，都全部或一部由于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帮助。因此，那次中国革命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差不多全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者有关，而为他们所讨论。
共产国际与苏联支援助中国革命是应该的，是分内的。这是一个无产阶级业已胜利的国家，对正在革命国家的无产阶级之应尽的责任。除了帝国主义者与反动的国家主义者外，没有一个人会说此种革命援助便是『干涉』了中国内政。所以问题不在于这援助与『干涉』的本身，而在于如何援助与怎样的援助。同时问题也不在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之领导本身，而在于这领导是正确还是错误。
做了这点必要的声明之后，我们可以进而谈所争论的问题了。
在那时候，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内部，对于中国问题，随着事变的进展与问题之提出而分成了二派。一派以斯大林为首，另一派则由托洛茨基领导。史托二人当时都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兼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不过当一九二五年前后，因苏联内外局势右倾结果，偏右的斯大林派显然占了优势，所以斯大林一派关于中国问题的主张，便成为共产国际的正式路线，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方针了。托洛茨基不同意这个意见，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提出了不同主张；但均以少数而被否决，不能见诸实行，甚至不能公诸报章。最后，中国革命被斯大林的路线而断送，事实反证了托洛茨基的正确。照理说，主张正确的人应该可以胜利了；但实际阶级斗争的行程却是违反着理论思考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加速了世界局势的右倾，这右倾则帮助了斯大林的右派，使他摧残了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组织。托洛茨基和它成千成万的同志被开除，放逐，幽禁，枪杀，他的思想更被压制与诬蔑了。
在中国革命完全失败之后，托洛茨基一派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缠为中国的一些革命者所知道。根据着在中国实际从事革命的经验，中国许多共产主义者，包括第二次革命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在内，认识了这个理论，完全同意了它，并且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左派反对派，后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究竟托洛茨基的见解比之于斯大林的路线有什么不同，它的正确究竟在那里，那末现在事后研读这些文章，是很容易判别出来的，不过现在我们印出这些文章来，重要的当然还不在于判别过去的是非，而在于从这些是非中得出教训，以便正确了解中国革命问题的本质，复由此了解以保证中国未来革命的胜利。
为了读者较易把握文中所论的问题起见，我们在这里按照时间先后，将各个重要问题先行叙述一下。
我们可以把问题分成三类：（一）革命时期；（二）反革命时期；（三）关于革命性质与前途的。
革命时期的争论问题
革命时期争论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四个：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独立问题。这是最早发生的一个问题。这问题再中国发生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便是共产党是否应该加入国民党。俄国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二三年就开始争论了这个问题。当时斯大林一系赞成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国民党是群众组织，是各阶级的联盟，所以共产党可以与应该加入进去，以便争取群众，争取领导。同时与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及共同进行国民革命。托洛茨基坚决反对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普通的什么群众组织，而且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任何条件之下都不能加入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更不能服从其纪律，信仰其主义。为了争取群众，为要保证对全体革命群众的领导权，更为要保证革命的胜利及其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则共产党必须在组织上与思想上绝对独立。
托洛茨基这立场未能在一九二三年被采纳，仍遭否决。中经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屠杀，再经武汉国民党之屠杀工农与七月间之正式清共，事实上已经没有任何一派国民党可以让共产党『加入』了，而斯大林还是不肯放弃青天白日旗。直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之前不久，才算确定地认为加入国民党已经不可能了。
在『联合反对派』时期的文件中，托洛茨基并不说加入国民党是原则上的错误。他只是说，应该立即退出国民党，因为那时的情势已不容共产党再留在国民党内了。此种说法是它对季诺维也夫派的一个让步。他事后承认，这一让步曾是错的。据他的本意，共产党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该加入其它阶级领导的政党。
二、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问题。这问题是以如下方式提出来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究竟加紧了中国的阶级斗争呢，这是消灭了它，或者至少缓和了它？据斯大林一系的见解，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减少到最小限度。因为从资产阶级起一直到无产阶级，都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为要反对这个压迫，斯大林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与工人阶级可以结成一个『四阶级联盟』，采取国民党形式。由此它更得到一个结论：中国资产阶级除了一小部份与帝国主义直接勾结的买办之外，乃是与帝国主义对立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革命的，而且能领导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革命的。
托洛茨基猛烈地反对这个立场。他认为『以为帝国主义机械似地从外面炼合了中国的一切阶级，那是大错特错。……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不会减弱，但会增强诸阶级的政治分化。帝国主义是中国内部关系中一个很强的力量。这个力量的主要来源，……是外国资本与本国资产阶级间的经济与政治的联系。』（见本书二十页）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则据托洛茨基意见，与买办资产阶级之间『无鸿沟之隔』。他说：『这两部分资产阶级之间，比资产阶级与工农之间，要无比地更接近些。资产阶级之参加民族战争，有如内部的制动机，他们以继长增高的仇恨看待工农群
众，愈来愈准备和帝国主义者妥协了』（见本书二十页）所以他特别提出列宁的话作为警告：『工人们必须叫民众对资产阶级政客的欺骗睁开眼睛，必须教他们不要信任空话，而只要信赖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的团结，他们自己的武装』（见二十二页）他特别反对斯大林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领导革命的那种说法。
中国上次革命特别明显地证出了这两种意见的谁是谁非，一连串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屠杀工农打破了斯大林的神话；可是斯大林一党直到今天还不曾由此获得教训，直到今天还以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的，因此是革命的，甚至可以和工农联合起来『领导』革命的！
第三、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问题。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中国社会中数量最大分子最杂的中间阶层，应该采取怎样态度。斯大林派以阶级合作政策去迎合小资产阶级的上层领袖，去联络乡村中的上层分子，特别是拉拢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以对汪精卫、邓演达、宋庆龄等人的勾搭，代替了争取广大中间阶层的革命责任。托洛茨基反对这个路线。他认为这问题『对于中国及东方各国有极重大的意义』，而斯大林一系对此问题所采取的却是孟什维克态度。他说：『我们反对派说无产阶级应与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联盟，我们所指的是被压迫阶级的几千万几万万的城市的与农村的贫民。』（见二三九页）要缔结这样的联盟，那末当然，不能通过阶级合作，而必须是工人阶级领导城市与乡村的广大贫民，从事最彻底的阶级斗争与土地革命。
中国斯大林派在这问题也不曾学习到什么，他们今天施之于民主同盟的政策，也还是昨天施之于汪精卫『左派』国民党的政策。
第四、苏维埃问题。托洛茨基派依据着俄国两次革命的经验，当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入湖南，引起了无疑的革命进潮之时，就提议在中国开始组织苏维埃，藉以汇合蜂拥而分散的诸股革命力量，藉以统一下层的斗争群
众，更藉以实现由无产阶级的真正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由此防止军人，『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领袖们的反叛。斯大林派竭力反对这个提议，理由是：（一）苏维埃将破坏对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二）将予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以反对中国革命的新理由，说中国革命乃俄国革命之『人工移植』；（三）苏维埃只是暴动机关，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四）中国国民党已经是实际上的苏维埃。
这些理由之不足得，，为历史事实或斯大林自己的行为所驳斥了。没有苏维埃，资产阶级仍旧一再地破坏了联合战线；没有苏维埃，帝国主义者一样在说中国革命是从莫斯科输入的；说苏维埃只能在暴动前夕建立，那末一九○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苏维埃，都是在革命进潮的初期就建立了的，只有经过相当时期的群
众斗争，苏维埃已在群
众中有了信仰，才能谈得上领导暴动，广州苏维埃正因为是在『暴动前夕』建立起来的，所以不能保证暴动的胜利；至于说苏维埃只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机关，那末当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以后，斯大林在中国提出了苏维埃，却仍宣布中国革命是民主性的，就已打自己的嘴巴了。最后，究竟国民党是否可以代替苏维埃，则历史证明得太清楚：一个由资产阶级控制的政党，和由被剥削阶级全体选举的因而反对资产阶级的苏维埃之间，是没有共同之点的，结果也已证明了这个不同作用了。
这四个争论问题决定了中国上次革命的命运。现在，你们如果记起那时革命的实际发展，再如果你们因为年青，没有经过当时的事变，那你们可以同时研究这一段时间的中国史，最好拿美国人伊罗生（HaroldR.Isaaca）所著的『中国革命悲剧』来参阅，那末你们就会清楚，斯大林派表现在这四个问题上的见解，最有力地帮助了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的胜利，帮助了帝国主义统治的重趋稳定，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之被摧残与工农大众之被屠杀。反之，托洛茨基的意见，都是及时与事先提出来的，如果能够实行，那末即使不能保证胜利，则至少能防止如此悲剧之发生的！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争论，虽然表现在这四个不同的具体问题上，而实际只是两条路线的冲突。革命的阶级斗争路线对抗着妥协的或投降的阶级合作路线。无论在那一个问题上，都不过是这两个路线的表现罢了。为什么阶级合作的路线促成了革命的悲惨失败呢？还原到最后来说，那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尤其在资本主义关系的阶级社会中，阶级合作与实际的社会发展不相符，尤其与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不相符。谁主张阶级合作，谁实行阶级合作，谁就被阶级斗争所碾倒，所压碎。在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的社会里，一切种类的阶级合作政策，都只能有利于资产阶级，当注资产阶级实行欺骗。
斯大林派的阶级合作路线断送了中国的一次革命，革命失败却没有完结了斯大林派的错误政策，它发展着，延长着，加深着，藉已准备断送未来的中国革命。这时托洛茨基根据了中国无产阶级以无量数一血换来的经验，做出了总结，展望着前途，并且将这个不变的阶级斗争的革命路线，灵活地应用到新的改变了的反革命局势中。
反革命时期的争论问题
反革命时期两条路线又在好几个具体问题上表现出来，这回主要是围绕着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个争论问题，是关于革命局势的估量。加上所述，斯大林主要表现于那四个问题上的错误路线，将那开始于一九二五年的有利的革命局势逐一断送，一直断送到一九二七年秋天，由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也镇压与枪杀共产党员与工人的时候。那时全国工人阶级都陷于组织上溃散，政治上迷惘与精神上沮丧之境了。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主力如此，则革命之业已过去乃是一个既定事实。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应该全凭这一个事实来判断局势，由此得出适应于新局势的正确政策。可是我们知道，斯大林与当时布哈林的路线并非紧依于阶级立场的，它是阶级合作的，因而是超阶级的。在他们看来，革命既不是以工人为主力，则工人阶级之被击溃，他们之退出政治舞台，并不能决定局势之转换。如果『四阶级联盟』中的资产阶级确定地站在反革命方面，工人阶级一时退出了战斗，那末只叫其中的农民还在战斗中，则革命并未过去，非但未曾过去，而且是转入『更高阶段』了。
托洛茨基主要根据于中国工人阶级全部被打败这个事实，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就宣布了中国第二次革命业已失败，反革命已经寒饥，今后中国将经历一个反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胜利，完全不等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没有一个民主任务是被解决了的。所以新革命不可避免。但这革命在何时到来，当时还无法预言，当前与以后的一个时间，将是反革命统治的形势。托洛茨基认为一个革命党的『最大任务是要晓得如何及时地认识一个革命局势，与如何彻底地利用它。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懂得，什么时候这个局势完结了，以及就政治观点看，变成了非革命的局势了。』（见二一○页）他说：『再没有比打架完结之后拿出拳头来更为没出息的与无聊的了。』（见全上页）不过光是『没出息与无聊』倒也罢了；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此种事后挥拳的政策，还要加深反革命，彻底毁灭革命后幸存的一切残余力量的。
斯大林与布哈林的政策正是『事后挥拳』的勾当，而结果也确乎不但『无聊』而已。这两位战略家将一次过去革命的尾巴当作了另一次新起革命的头，由此确定了暴动路线，希望依靠在由革命余波所激起的农民身上，单凭军事行动，可以造成大革命，保证革命胜利。结果，果然又大量地流了中国革命者的血，延缓了第三次真实革命的到来。
究竟中国上次革命于何时完结？反革命得势开始于那一年头？到现在已不在是争论问题。历史表明得太清楚了，连斯大林派自己也不得不事后承认，革命确是在一九二七年完结的。但由此错误估量所发生的错误行动，其后果却延长颇久，甚至直至如今。
第二个争论问题与第一个有密切联系。这是对当时局势所应提出的中心政治口号问题。斯大林派认革命失败为『革命的更高阶段』，后来又说它处于『两个浪涛之间』，根据这认识，决定了暴动路线，于是极自然地将苏维埃口号作为主要的战斗口号。反之，托洛茨基派，既然认定中国已处于『两个革命的中间时期』，那当然谈不到武装暴动，也谈不上苏维埃，因为苏维埃虽然不如斯大林所说，只是『暴动机关』，但无论如何，它总是要在明显的革命进潮时期，才能开始组织的，并且组织之后，如果不能在相当时期以内走向暴动，也总是无法长期存在的。因此，据托洛茨基意见，中国共产党当时应该提出『平等直接无记名普选的全权制宪会议』，亦即国民会议，作为我们在新局势中从事斗争的中心口号。为什么要提出这口号呢？他的理由是：（一）客观的，未解决的民主任务，以及中国的阶级矛盾，在反革命时期，势必企图从议会制的方式表现出来；（二）主观的，共产党只有在国民会议及其全部民主要求的基础上，可以重新团结自己，与群
众重新接触，吸引工人阶级重上政治舞台，并使自己成为全国反国民党军事独裁的诸般力量的领袖，由此可以重新走上革命之路。
斯大林派骂托洛茨基这一路线为『取消主义』。他们坚决拒绝了国民会议口号。他们为了要在任何条件之下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宁可放弃一切与工人阶级及城市其它部分民众的接近机会，宁可放弃一切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的可能，愈深愈远地跑进了乡间，从事于『山上苏维埃』与农民『红军』的建立。如此活动了有十年之久，结果是失败了。『苏维埃』运动失败后的中共政策，不但如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一年所预言：『中国斯大林主义者那时一定跟在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之尾巴后面，将民主口号加以非革命的和妥协的解释』（见二四一页），而且是索性跪在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脚跟前，将民主不是当作革命口号与要求，而是作为『共产党』革命的目标与理想了。
第三个争论问题，乃是关于农民的革命作用。这自然是从上面一贯接下来的。既认为工人阶级之退出战斗并不等于革命局势之消逝，而且相反，它表示了革命之『更加高涨』；同时，既然以反革命局势为革命局势，闭起眼睛从事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那末，除了将农民当作革命主力之外，便没有其它道路。
斯大林派认为农民可以代替工人，并且可以代替无产阶级去组织红军与建立苏维埃，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实行者。托洛茨基坚决反对这种意见。当斯大林派说，中国业已组织了『红军』并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的时候，托洛茨基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二七四页）他说：『农民，甚至最革命的农民，是不能够创立独立的政府的。农民只能赞助别的阶级，即统治城市的阶级的政府。在一切紧要关头，农民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便是跟着无产阶级走。……苏维埃乃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之政权机关，这就是说，农民不能够依靠自己力量来创立苏维埃政府，对于军队也是如此。农民在中国俄国及其它国家曾经不止一次地创立了游击队，这些游击队作战时候是异常勇敢而顽强的，但这只是游击队而已，只有定着于一定部分而不能担负大规模的集中的战略行动，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建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见二七六页）因此，托洛茨基虽然在中国『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中看出了中国农村问题的深刻，蕴藏于中国农民群
众中的伟大的革命力，他而且承认此种农民暴动的发展『无疑可以推动工业中心的政治斗争活跃起来』，（见二七六页）但他还是坚决地告诉中国共产党主义者说：『共产党员的任务乃在于集中力量于工厂、作场、工人区域，像工人解释农村事变的意义，提高疲累者和消沉者的精神，并在为经济要求为民主口号并为土地革命而斗争中将他们团结起来，惟有走上这条道路，即惟有经过工人的觉醒和团结，共产党才能够成为农民动的，即整个农民革命的领袖』（见二七七页）
斯大林派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听不进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忠告。他们将整个力量投进了农民暴动，脱离了城市，脱离了工人阶级，以致自身堕落成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党，同时它所领导的『红军』终于不得不被改编成『八路军』，『苏维埃』招牌不得不拿下来，换成了三民主义的『边区』，以及后来的『解放区』。
到今天，斯大林派在再燃的内战烽火中，实际上还是迷恋于『农民革命』的路线，甚至是愈迷愈深了。其实呢，单凭着农民力量－何况又是不坚决地依靠在贫农身上的－不仅无法革命，即使军事胜利也是不能取得的。不在城市无产阶级中寻找革命主力，继续妄想藉农民之力来实行多阶级的『联合政府』，这路线是命定着中国斯大林派在政治与军事上之毫无出路的。
第四个不同意见表现于对抗日战争的态度上。斯大林派的农民暴动路线开始于一九二七年秋天，即当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政策断送了城市中以工人为首的革命以后。从那个时候起，斯大林派表面上似乎采取了最革命的阶级斗争政策，而实则它是根本脱离了阶级立场，即根本离开了工人阶级及其斗争。这路线是没有出路的，结果是确实被证明为没有出路了。『长征』以后，在贫瘠与十分落后的陜北高原上，中国共产党连在江西时代的土地革命政策也无法保持了，于是乘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机会，索性回复到它一贯的在革命时代执行过的公开的阶级合作路上去。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借口之下，中国共产党干脆对国民党政府投降了：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取消『红军』名义，取消『苏维埃』，完全放弃阶级斗争，公开声明『共产主义革命不适于目前中国』，共产党声明要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斗争』。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与全民联合的理由之下，抛弃了一切使共产党所以为共产党的言与行，实行了比一九二五－二七年斯大林所曾实行过的更无耻的机会主义路线。
托洛茨基当然绝不同意这个路线。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像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一样，又在猛烈地努力要把中国工人阶级运动在政治上交给蒋介石与国民党。这是一件更可怕的罪恶，因为这是第二次犯这种罪恶。』（见三五三页）据托洛茨基的意见，中国的抗日战争，即使是在蒋介石的指挥之下进行，但还是『正义的战争』（见三三五页）。因为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则是殖民地，二者作战的主要意义，乃是殖民地民众之打击帝国主义。所以他认为，中国的一切工人组织，乃至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积极参加这个战争。但必须在一个严格的条件之下，即『不放弃自己的政纲和政治的独立』（见三三五页）。托洛茨基的这一政策，后来更详细地说明于『与李福仁谈话』及『致里维拉的信』中，他在那里说：
『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战争时期，与资产阶级仍立于不可调和的对立地位。先锋队的任务在于：根据于战争经验，将工人团集在革命先锋队周围，将农民团集在工人周围，以此准备真正的工农政府，即领导着数百万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见三四六页）又说：
『但是蒋介石能够保障胜利吗？我不信他能够。但是他开始战争，今天又是他指挥战争。要能代替他，就必须在无产阶级中和军队中获得决定性的影响；要获得这个影响，就不应当悬挂在空中，而应当置身于这个战争的基地上。应当在抵抗外敌侵略的军事斗争和反对国内懦弱、衰颓及背叛的政治斗争中获得影响和威望。到了我们不能预先确定的某一阶段上，这个政治的反对可以而且应当转变为武装的斗争，因为国内战争，与一般战争一样，不是别的，正是政治的延长』（见三五○页）
托洛茨基队抗日战争的态度，在这两段话里说得很明白：参加战争，坚持政纲与政治独立，继续阶级斗争，由此团集工人，兵士与农民，以使在『不能确定的某一阶段上』进行革命，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此路线十分完全地规定于第四国际书记部对中日战争的决议中－见卷四附录。）这与斯大林派的路线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后者的方向是：国内和平，阶级合作，以帮助国民党争取胜利为第一义。这诚如托洛茨基所说，『又将中国共产党置于蒋介石差遣之下，以此消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创意力。』（见三六九页）因之又诚如他所慨叹：『这次战争将满三个年头了。倘若中国是以一个真正的人民战争来作战，立足于土地革命之上，以其火焰燃烧着日本兵士，本可以造成日本一个真正大灾祸而结束的。』（见三六九页）但因为克里姆宫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使托洛茨基的革命政策无法实现，结果便成了今日中国的『惨胜』，乃至『惨胜』以来更惨的内战与种种灾难！
阶级政策与战争
上面我们约略地，按照发生的时间次序，叙述了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在将近二十年中，对于中国革命问题所执持的两种对立路线。自然我们描写得极简约，而且相当图示化，不过我们不想写得更多，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是要使读者在阅读这本大书之前，对中国革命问题先有一个简单的轮廓，因此在研读之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罢了。
我们说过，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争论，看似五花八门，但归根结蒂只是两个思想的斗争，即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这两个思想在斗争。关于这一点，托洛茨基自己说得最好，他说：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唯有这个政策能使十月间夺得政权。在其历史的全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毫不妥协的反对那与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之根本冲突就在此处。而且，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未曾产生以前，工人运动内部的斗争，最后分析起来，也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的：与资产阶级合作呢，还是不妥协的阶级斗争？』（见三六七页）
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在中国问题上的争论，尤其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在革命时期的四个问题上，情形很清楚，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路线彻底实行了阶级合作。在反革命时期的前三个问题上，表面看，彷佛不然，因为斯大林看见了『不断的直接革命形势』，『提出苏维埃』，『领导土地革命』，『实行暴动』；这一些，彷佛都是极左的，极彻底的阶级斗争，其实，正如我们在上面分析过的，这是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采取的小资产阶级的冒险政策。脱离无产阶级阶级立场的冒险主义，与叛离无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二者都违反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现在事实也证明得太清楚了，斯大林派自一九二七年末期开始的盲动冒险主义，只不过绕了十年的弯曲道路，以便最后回返到更露骨的机会主义。抗战问题结束了斯大林派多年虚伪的激烈主义，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如历史屡次所昭示，战争乃是每一政党政策之无情的考验。只有最坚定的革命者及其政党才能经得起这个考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完全暴露了它『资本主义』的本质，反之，中国托洛茨基派，则藉此战争而更加表现了它的阶级政策的坚定。
在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之间，这问题分歧至显，是非甚明，无需我们多费笔墨。不过关于抗日战争的另一种争论，形式上发生于托派内部，实质上仍关于斯托之争的，我们不得不略加提及，由此可以更充分明了托洛茨基的阶级政策。
争论发生，由于对托洛茨基立场的不同解释。托洛茨基的立场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声明战争是『正义的』，所以要参加战争，另一方面断定资产阶级的领导不能保证胜利，故须在这战争中引起革命，推翻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这个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派的对战争态度上是全新的。过去，根据马克思主义派的传统见解，战争就其历史意义，其目的及其作战国家的政制等等不同，可分作进步的与反动的。我们拥护进步战争，反对反动战争。拥护乃助其胜利之意，反对则使其停止或促其失败之谓。在进步战争中，工人政党对于异阶级领导者的失策，通常以『建设性』的批评为止；而对于反动战争则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甚至引起革命，以便推翻战争的领导者。革命政策从来不曾应用于进步战争之领导者的。列宁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提出一个新的战略，即欲乘统治者对外战争之机，变外战为内战，实行革命；这也是根据帝国主义战争之普遍反动幸这个前提。至于说革命者在进步的或正义的战争中，应该彻底的继续阶级斗争，甚至在可能时候，变『政治的反对武装的斗争』，而变外战为内战，藉以推翻领导者，建立革命政权，则自托洛茨基始。
托洛茨基这立场是否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即是否正确呢？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对战争态度之逻辑的发展。托洛茨基比列宁又前进了一步。他主张在进步的正义战争中也应该实行革命以推翻其统治者了。为什么会前进这一步？这当然是由于客观的原因。自从列宁逝世到现在。世界的帝国主义统治是更彻底了，更成熟也更腐败了，同时，世界革命，尤其是落后国家的革命，其阶级关系也十分清楚与确定了。二十余年来的世界历史，不管它是充满了血与泪，不管它记下了多少次革命的失败与悲剧，但至少有一点已三番四次地告诉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在全世界成熟了，至少，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成熟了。先进国不必说，就是在落后国中，为要解决一些民族的与民主的任务，都必须靠无产阶级专政了。这教训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了要求：必须尽可能为无产阶级的政权而斗争。正是这个要求，使托洛茨基在战争态度上，比早死的列宁前进了一步，实际是替列宁前进了一步。
托洛茨基这个全新的对战争态度，实质上不过是列宁向反动战争所施用的政策，也应用之于进步战争吧了。但它之属于全新的总是无疑。对于新的政策，正如对于新的事物一样，有许多人是不易适应的。中国托派中有一部份人便不能把握住这一新的政策的特质。有一些人，认为：既然抗战是『正义的』战争，那末拥护它就是了，而且要拥护到底。只教它进行一天，不管它怎样进行的，我们就拥护它一天。革命者的整个责任在于：不使它中途停止。由此使发生了有名的『反妥协论』与『支持到底论』。
对于这些人，托洛茨基的『变政治的反对为武装的斗争』，『战争中打倒蒋介石』，『建立工农政府』这个思想，是一分钟都不曾存在过的。诚然，这部分人有时也喊着『转变应战为革命的抗战』，但此口号之议绝不是要以革命反对蒋介石，而是希望蒋介石能够『发动』工农，使『捆缚壮丁』变成群
众『自愿参战』。这部分人完全不懂得托洛茨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是列宁对帝国主义战争态度的扩张与延长；他们只是抽象地凭战争之进步或反动的性质，而坚持着拥护或反对；他们绝不想想，这是托洛茨基将列宁的『变外战为内战』路线在正义战争中之活的应用。
当然，托洛茨基这一立场不等于列宁所说的『革命的失败主义』。所以他不欢喜使用这个名词，也反对人家使用这个名词。因为在进步战争中，参加战争的革命者是决不能主观希望战争之失败的。而且革命的目的正为了战争之胜利，正为了领导者之不能保证胜利。所以托洛茨基从来不欢喜用列宁的旧名来称呼他的政策。他的路线是要以革命来争取战争胜利。据他说，只有中国的工农在战争中兴起，工人监督了生产，农民获得了土地，缠能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兵士因感染革命而瓦解，因此使中国得到胜利。这说法，自然是千真万确的。革命热力乃是一个较弱国家的唯一武器，足以打败军力上较强的国家。可是此种革命的胜利主义，如果彻底地实行，则首先必须让无产阶级政党的干部份子，在列宁对战争的这一极端精神中，受一番教育。因为革命以及革命政权固然是保障民族解放的唯一办法，但谁能否认，在革命过程中，客观上有可能导致前线军事之一时逆转呢？只有事先能料到此种逆转可能的人，才能有足够的魄力去实行『革命的胜利主义』到底。否则，他会惊而却步的。在此意义中（对中日战争言则仅仅在此意义中），列宁的这一彻底说法实在是革命的胜利主义的一个条件。换句更加明白的话说，如果你的态度是：要在统治阶级的对外战争中继续阶级斗争，继续政治的反对，并且在可能时机，要转变此反对为革命，为武装的斗争，以便改换战争的腐败领导，建立工农政府，藉以保证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那末对于革命可能即于战争的影响，你心中必先明白认识两种情形：一，正因为没有革命，前线才不断失败，群
众的革命觉醒反而挽救了失败，这是好的；二，如果一时不及挽救，或竟加深了它，则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教革命发展与成功，定能补偿这点失败。
托洛茨基自己没有把这句话说完，但是问题很明白，托洛茨基决不会将阶级斗争与革命的利益从属于军事利益的。
中国托派中的另一部份人，便是坚持了托洛茨基的这一立场。
现在抗战过去了。托洛茨基这个革命路线没有实现。革命没有能在战争中起来，中国工农没有能在战争中推翻资产阶级与地主的统治而建立自己的政权。结果，战争实际上是惨败了。中国更被奴役了，民众更悲惨了。为什么会造成这结果呢？斯大林派的阶级合作路线自然是主因，而中国托派内部一些『支持到底论』者的立场，也不无相当促成之功。战争过去了，但教训长在。托洛茨基在中日战争中所彻底发挥的阶级路线，是值得我们郑重研究与接受的。
为了充分起见，我们在这里还要提起一个与中日战争相关的问题，曾经在中国的，乃至在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中争论过的。当中日战争发生之初，问题很清楚，这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因此，凡是接受列宁关于殖民地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中国方面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我们应该把同情与援助寄放在中国一边。为了少数人不承认这点进步意义，托洛茨基在『致里维拉的信』及其它文字中曾加以斥责的。在这时候，诚如托洛茨基所指出我们进行阶级政策的基础与借口，『绝不因为蒋介石进行战争，而是因为他进行战争得不好，没有用充分精力，不信任民众尤其工人。』（见三五四页）可是到后来，中国方面的战争因斯大林党与蒋介石的妥协而未能转变成革命，因而未能胜利，而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却爆发了，并且蔓延到中国来了。这时候，无论在军事与政治上说。中国方面的战争都主要地变成为帝国主义战争，即美帝国主义反对日帝国主义的战争之一部份了。这时候，有一部份托洛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本人不幸已经被斯大林所派的凶手杀死了），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变了质，已经由奴隶反对主人的斗争，变成为奴隶帮一个主人反对另一个主人的战争，因此已经由正义的变成不义的，进步的变成反动的了。从此以后，我们进行阶级政策的基础与借口，应该是反对蒋介石进行帮凶战争，而不再是因为他『进行战争得不好了』。
另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中国反日战争之进步性，『初不因它之被纠缠进帝国主义战争而有所改变』。据这些人说，只杀中国是半殖民地一天，则不管它与美国帝国主义如何纠缠，如何勾结，而它之反日战争总归是进步的，因此，始终值得我们拥护的。
这后一部份人的意见自然错了。一个落后贫弱的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合并进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彷佛还能自由实现其战争目的的－事实上绝不可能。因此，在一九一四年，当塞尔维亚的对奥战争一与帝国主义战争相纠缠，列宁便不再说它进步。当一九四○年，一方面挪威的民主政府与另一方面挪威的纳粹政府作战时，因为各自结托于英国帝国主义与德国帝国主义的大战，所以托洛茨基便认为不能与西班牙的内战相提并论。这些史例是太清楚了，它们很清楚地证明着：中国的抗日战争一旦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反日战争相结合，便不再是进步了。
现在，我们事后回顾这个争论，那末连瞎子也会明白：国民党以帮凶资格进行战争的结果，给中国招来的灾难而非幸福，是奴属而非解放。脱离了无产阶级的利益，甚至不顾一般大众的实际利益，只是空洞地凭着什么『殖民地地位』与『民族利益』而赞助资产阶级的战争到底，结果是只能造成目前那样的帝国主义猖狂与资产阶级横行的局面。我们从此也应该得出教训来的。
革命的前途与性质问题
到此为止，我们还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介绍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见解。这些见解虽然有不变的阶级政策作其共同基础，旦终究还是部分的与零碎地。若要把握托洛茨基最根本的思想，则我们必须研究他对中国的前途与性质所持有的见解，亦即研究他的基本思想－不断革命论。
首先，我们要指出，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见解，是经过了一个发展的，并非前后完全一致。再联合反对派时期，他为中国革命的前途这样说：
『……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现在纯然是或然性，全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发展如何以为断；……』（见第七页）
他又说：
『首先，必须让中国无产阶级先锋对弄弄明白，中国并无任何经济上的前提条件足以独立地转变到社会主义，目前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开展着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它的后果，即使在完全胜利的条件之下，也只能再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发展生产力。』（见第十三页）
他又说：
『中国革命若一任其自己力量发展，即是说，若无苏联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即一切先进工人阶级的，直接帮助，结果只能为国家争得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广大的可能，替工人运动获取较有利的条件吧了。』（见二十一页）
由上面这三段引文，显然可见托洛茨基的当时的中国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或民主革命。『即使在完全胜利的条件之下』，也不足以独立地生长成社会主义性的。这样的认识，与斯大林派彷佛没有什么不同。并且在表面上，托洛茨基似乎还比斯大林『右』些。因为斯大林很慷慨地允诺了中国革命之『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而托洛茨基则一在声明此种发展，『无条件地与直接地有赖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总进程。』（见十三页）不过谈到如何保证这『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胜利，并如何从中国方面保证『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不同便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斯大林说：为要保证『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胜利，必须拥护资产阶级，必须缔结『四阶级联盟』，必须叫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必不可以组织苏维埃。至于如何使中国的发展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则斯大林没有说过一句具体的话，除了他说，经过国民党这个『工农民主专政』。
托洛茨基的意见完全不同，他说：
『只叫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革命中起着领导作用，则另一不同的发展道路（即『非资本主义前途』－校译者）能开展出来的。但是为了这，一个首先的与最起码的前提条件，便是共产党的完全独立，以及共产党揭开旗帜，为工人阶级的领导全与革命的领导权进行公开斗争』（见十四页）
他又说：
『不管中国经济如何落后，一部分也正因为这个落后性，中国革命完全能使那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联盟走上政权。这个政制，将是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相结合的政治上的一环』（见十三页）
说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可以而且必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走上政权，这便是不断革命论。这理论是当一九○五年俄国革命时，托洛茨基切实研究了俄国社会的特点，其阶级关系及其革命性质而提出来的。我们在上面说过，一个落后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发生其迟宴的民主革命，不能单单是先进民主革命的重演，因为同时，而且更重要的，它将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了。此二种性质的配合，使各该国的资产阶级不再能起革命作用，尤其不能起领导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的。因为农村中的阶级分化，特别因为无产阶级之成长与政治觉醒，使得资产阶级绝不敢与绝不能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革命，只能迅速地与反动势力（这里首先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落后关系）相结托，回头来反对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工农革命了。托洛茨基分析了此种关系，确认了它，于是得出了结论：落后俄国的民主革命，只有靠无产阶级，会合了为土地而暴动的农民，走上政权，才能完成其任务。此外种种的阶级结合，都只能断送这个革命的。托洛茨基这个理论完全为十月革命所证实，因而成为帝国主义时代民主民族革命的唯一方针了。中国革命发生，托洛茨基便根据了这同一理论，规定出种种革命政策，即我们在上面所曾约略叙述了的。
不过当中国革命初期，即当联合反对派时代，托洛茨基的这个见解，多半为了对季诺维也夫派的让步之故，并未说得十分明确，首先，他并未公然肯定惟有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实行专政，才能解决革命任务。他在有些地方，还支持着『工农民主专政』这个老旧公式，即支持这样公式，它认为包括农村资产阶级在内的农民全体，可能与工人阶级共组政权，且能完成革命。其次，他认为：即使工农联盟走上了政权，『在过渡期间，中国革命将具有真正民主的与工农的性质。在其经济生活中，商品资本主义的关系将不可免避地占着优势。政治制度的方向将首先去为群众获取最大一份的生产力发展的果实，同时，要为群众争得国家资源在其政治与文化的应用上的最大一份。』（见十三页）换句话说，工农政府成立之后，也还不就是革命之生长为社会主义性质。
在中国革命失败之后，研究了教训，更分析了广州暴动的经验，托洛茨基才把自己的意见充分发挥了。第一次－他在致泼雷奥卜斯基的信中，列举了广州暴动及其政府所实行的事实之后，他说：
『以上种种如果是资产阶级革命用的方法，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怎样呢？是甚么别的阶级来做呢？用的又是什么不同的手段呢？我们认为：在革命的这个真实发展之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公式，『工农革命』公式，应用于这个时期的中国，于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已经证明是一个空洞的幻构，一种无价值的东西了。』（见一五九页）
托洛茨基在此地第一次宣布中国未来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作此宣布的理由，并非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完成。不，国民党的胜利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胜利，而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胜利。中国的民族民主任务，不但没有因这反革命胜利而解决，反而因此胜利了而更艰巨了。托洛茨基完全没有忽略这一点，甚至正因为看重了这一点，所以他要确定地说：中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这些任务。因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与帝国主义及落后势力勾结着，反对民族任务与民主任务之任何革命方式的解决。无产阶级为了解决这些任务，则首先就得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政权，推翻它，并建立自己的专政。既然未来革命中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革命将与俄国的十月革命一样，要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完成民主革命了。但是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就决定革命之社会主义性质呢？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手段一开始，就要不可避免地生长为社会主义手段的。』（见一六○页）其实，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甚至为此专政而作的斗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性的了。
因此，托洛茨基对于中国未来革命性质问题的研究更进了一步。他不仅从做革命的动力－即无产阶级，从此动力之归趋－即无产阶级专政，断定了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他又从中国社会主义的真实性质，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社会政治的前提条件：城市与乡村中的阶级矛盾，不但断定未来革命的社会主义性，并且断定在『一开始』就将具有此种性质的。他说：
『……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农村中的一般的最广泛的而且极残酷的剥削者就是富农和高利贷者，即城市银行资本的经纪人；所以中国的土地革命具有反封建的同时亦是反资产阶级的性质。……假如贫农委员会再俄国仅再十月革命之第二时期即一九一八年中叶发生，在中国则土地革命只要一复活，贫农委员会就要采取各种方式而出现……』（见一七八页）
他又说：
『……外国资本在中国工业中有非常大的作用与影响，加之在防卫其强盗式侵略中，帝国主义又直接依靠它自己本国的刺刀，此种情形始终人监督生产之政纲在中国甚至比在俄国尚少真实性。直接没收外国资本家的因而及于本国资本家的企业的事实，由于斗争的进程成为势所必至，多半将在暴动胜利之翌日举行的。』（见一七九页）
再分析一些阶级斗争的紧张情形，托洛茨基于是得出结论说：
『第三次革命……将不曾有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七月），而将被逼于一开始时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见一七九页）
这里很明白，托洛茨基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谓『一开始』，此地当然指的是革命暴动一开始，甚至是革命政权一开始。因为严格与狭义地说来，革命通常是指革命暴动而言的。同时革命若要充分表现其性质，则必须在革命已掌握了政权之后，由此政权所实施的政策来判断。诚然，革命并非一开始就能暴动的，从革命的明显进潮逐渐高涨而达于顶点－暴动，中间或长或短有着一个时距。那末在此时距中，中国未来革命的性质为何？托洛茨基对此问题也有一个答复：
『在第三次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是否得以大为缩短的和改变的形式重演过去了的诸阶段，有如扮演某种新的『全民战线』的滑稽戏呢!这是有可能的；然而这个第一时期，大概只将足够始中国共产党提出其『四月大纲』，即夺取政权的纲领与策略于民众的面前』（见一八四页）
这里也同样地说得很明白：在未来中国革命的进潮一开始，『中国共产党』（这现在自然必须改成『中国的托洛茨基党』了），就必须提出其『四月大纲』，换言之，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即进行夺取政权。至于在什么具体口号上，站在纯粹民族民主的口号或社会主义的口号上进行这个斗争，那是另一问题。这是不能改变夺取政权这个革命之成为社会主义性的。不过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事先承认：民族民主要求在未来革命中仍将起着巨大作用，但据上面所引的分析，中国的反帝国主义与土地斗争既然都具有『反资产阶级性质』，那末民族民主斗争的本身，在中国亦必然带有社会主义性的了。因此，我们知道，中国未来革命无论就任务内容，执行主力，以及政权性质说，都将是社会主义性的；不但在暴动之后，甚至在暴动之前，当革命进潮一开始时，不论群众实际斗争的客观趋向（反资产阶级），乃至领导者的主观的政策（走向夺取政权），都将使革命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斯大林主义者完全忽略了中国革命所已经历过的阶段，完全抹煞中国多年来阶级斗争的真实经验，所以他们在共产国际的纲领上宣布说：中国，『只有经过了许多准备阶段之后，只是在一整个时代游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才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这意思是说，在未来中国革命中，只能由各阶段组织民主政权，解决民主任务，再经过一『整个时代』的『生长』，然后才谈得到打倒资产阶级的经济措置与政治手段。
他们始终看不到中国的『民主任务』只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的统治才能解决，因之只有建立『非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斯大林派这种认识，诚如托洛茨基在二十年前所指出，『又为国民党政策开了一个新试验之路。』（一八四页）此后事情果如所料地发生了，『国民党政策』又被大规模地试验了一次，而且试验有惨败了，但人们拿起了枪在作战的时候，仍旧洞开着这条试验之路!斯大林派今天是以『联合政府』及『发展资本主义』的名义在与国民党作战了。可怜这些一心一意幻想着『中国革命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
至于那些承诺第三次革命的社会主义性，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但否认再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性的人，那末事实上他们会在那时反对中国的『四月提纲』，会屈服于民主与民族的成见之下，会像俄国的马尔托夫与但等一样，将以『民主阶级』的名义去反对工农大众之反资产阶级斗争的。
因此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在这问题上有个明确立场：第三次中国革命将是社会主义性的，一开始就要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别以为这是玄学的或空洞的争辩，不，绝对不，这是有关乎中国未来革命的生死的问题！
我们到此已尽了我们的介绍任务，深入的研究乃是读者们自己的事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全部意见，现在是十分完整地展开在你们之前。笔者在『俄国革命史』中文版序文上曾表示过一个愿望：『中国前进的革命者若从这部历史里学到阶级政策的若干基本法则，那我是很欣幸的。』我们相信现在从这部书里，中国前进的革命者一定能副著者的愿望，一定能学习到许多阶级政策的基本法则。
不过临了，关于刚才讲过的第三次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还有几句重要的话必须补足，就是：托洛茨基从最初一直到最后，都不变地认为：未来中国革命的一些『社会主义手段的总命运，以及整个专政的总命运，最后分析起来，还是由世界发展过程来决定的！』（见一六○页）托洛茨基最无情地对一种荒谬见解，认为在一个国家之内，尤其像俄国与中国那样的落后国家内，能有足够的经济的与文化的条件，足以建立社会主义至于胜利。托洛茨基乃是反动的『伊国社会主义论』的最坚决的反对者，他一贯地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一样，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之条件下，才可思议。』（见二四一页）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懂得把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之内的成熟，与社会主义在一国之内建设成功的可能，这两件不同的事，明白地区分出来。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现实的，进步的；而一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却是幻想的，反动的。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与胜利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懂得胜利后的革命命运是多半依赖于世界革命之总命运的。如此，缠能不堕入反动的幻想之中，有如目前的斯大林派官僚一样，在『一国社会主义』的名义下，断送着苏联的利益，更断送了世界革命的利益。
克全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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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译）（1924年5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另一译本】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全文。1924年5月26日）
托洛茨基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译）
1924年5月26日
……没有疑问，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爆发的争论是很尖锐的，但是我认为，同志们，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报告所包括的一年并指出党内争论时最突出的特点，我们就应该说，这个特点在于，中央委员会本身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某一时期认为（而且公开宣布）改变党内政策是必要的。
官僚主义化的危险
同志们，让我们回顾一下12月5日一致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就在我眼前。在这个决议中列举了在工人阶级以及我们党的发展中的客观矛盾、困难和缺点，同时决议的第一节说，这些不良倾向中包括“党机关的官僚主义的滋长和由此产生的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不能撇开这个事实。党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认为有必要在一致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党机关的官僚主义的滋长，因而产生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在同一个决议中又指出，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增长了。这里有无矛盾呢？不，没有矛盾。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是在长期中发展起来的：群众思考问题要比党来得缓慢，所以党也就是阶级的先锋队。群众要在较长的时间内慢慢综合和总结党的活动。我们共同在决议中指出，近年来（在这个期间群众铲除了自己和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主义的联系）党在一切基本问题上的政策使党博得了工人群众更多的信任。当时我们谁都没想到我们会大步跃进地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干，我们会在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吸收二十万人，乃至可能是二十多万人入党。
但是工人群众以其最忠诚和积极的分子靠拢党这一事实我们都很清楚，在决议中也提到这点。然而在决议中同时还说，党内看得出党机关的官僚主义化，从而产生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这第二种情况说明什么呢？它意味着，如果中央委员会所指出和分析了的那些不良过程得以继续发展，就会使党今后更难取得劳动群众的信任。是哪些情况，哪些原因推动了内部意见尚有分歧有出入的整个中央委员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道通过如此重要、有分量的决议呢？同志们；这里我打算提出最不易受到怀疑的论据。我引用布哈林同志的话……
如果我们提出我们党员大会的问题，它是怎样进行的呢？我本人多次在莫斯科党员大会上讲过话，知道我们党组织中所谓的讨论通常是怎样进行的。例如选举主席团团。区委会的某个同志发言，提出名单，问道：“谁反对？”无人反对，事情就此结束。主席团选出了，这位同志宣称主席团已由大家一致通过选出。此后开始了议程。议程也是同样的一种过程……
我们有许多基层组织把“不许争论”，“谁反对？”等等障碍抓住不放。一整套这样的办法把党内民主化为乌有。不言而喩，由此便产生了不满情绪的巨大浪潮……
请看有名的中央委员之一就是这样形容我们党组织的那些特征，很明显，这些特征就迫使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说到党机关官僚主义的滋长和由此而来的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显然，不可能有比这更严重的危险了。
中央委员会从自己的这一诊断中得出怎样的实际结论呢？我们从12月5日的同一个决议中可以看到这个实际的结论：
“无论从向新经济政策的影响作顺利斗争，或是从提高党在一切工作领域中的战斗力来说，党的利益都要求认真改变党的方针，切实和系统地贯彻工人民主的原则。”
可见，党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认为，由于明显暴露了党内生活的病态和缺点（这是中央分析和肯定了的），有必要认真改变党的方针。同志们，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撇开这个事实，这正是本届代表大会所要总结的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
关于新老两代的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为什么又因为党和工人阶级内部的新老两代问题而复杂化了呢？同志们，为了不使我的说明变得复杂起见，我不来引证许多同志的话，他们从一开始起（而且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就从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内部新老两代相互关系的角度提出了党内制度的问题。我要说得更尖锐些：党内制度问题的实质，在目前具体条件下，对我们来说，首先应归结为党以及工人阶级中新老两代相互关系的问题。显然，问题是关系到工人阶级的整个年轻一代，问题是要使得，或者确切些说，是要保证工人阶级的这个年轻一代在新的条件下走上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不论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中工作，或是按照党和工会的决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中学习）。年轻的一代不能，幸好也不应该重复老一代的历史。老一代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在铁箝沙皇制度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今天自己的道路的。老一代保证了新一代能够在本质上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前进。任务就在于，使得，或者确切些说，保证新一代能够通过符合于新的环境，符合于工人阶级国家的实质的新的途径和道路，走上同一条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康庄大道，
如果我们自问，我们说的是什么样的党内制度，我们所指的党内民主制度是什么，同志们，我一开头就要说（虽然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这几乎是多余的），在我们党内未必能找出十个多少领会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会从纯粹形式上的角度，从多少时间改选一次、百分之几的票数，从争论的角度，从对民主的统计、把国会制形式上的原则运用到党内生活来的角度对待党内民主问题。我们有了长远的经历，特别是向政治上的虚伪，向假民主，一方面是孟什维主义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最后掩盖，作了无数的斗争，所以我们不会从形式上来看民主问题。
我们是从那个角度来看待党内制度的民主呢？从保证党免除党机关官僚主义化和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等现象这一角度出发。这便是一个准绳！如果我试图针对我党的现状，当前时代，当前具体时间，为党内民主下个定义，我就要说：党内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它一方面能保证富有经验的、进行过地下斗争的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因为不保证这种领导（只有孺子才不懂得这个道理），党在目前形势下就不能引导国家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大船通过困难重重的峡谷前进，同时这个制度，在保证老一代的领导的同时，也能保证年轻的一代不是通过学校（通过学校是办不到的），而是通过积极、独立、切实地参加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列宁主义的大道。党内民主制度也就应当保证这两项任务的结合。如果破坏了这种必要的结合和平衡，就会有党机关官僚主义化和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我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当我们反躬自问，过去我们有没有这种必要的平衡，那我又认为自己有权认可中央委员会本身肯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破坏了这个平衡的事实。我要再次提到我在这里援引过的布哈林同志并非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而是在一个区的群众大会上的一大段讲演词，他很具体而明确地说明了在党内方针上的平衡遭到了破坏，这对于较不成熟的党员，即对于广大青年党员是极其不利，而对于老党员干部则是危险的。
派别和小集团
在党内争论中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是党内派别和小集团的问题。同志们，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次提到12月5日决议对这一问题的提法。这个决议指明，党内民主绝对不是允许派别小集团的自由，它们对于一个执党是极其危险的……我在任何地方从来都不曾认为，也从未曾声明，说我认为有必要禁止派别活动的同时，可以容许小集团……我认为，从政治上说这已经足够了，因为这是声明：我从来没有承认，现在也不承认党内小集团的自由，因为小集团在目前历史条件下只不过是派别的另一种名称而已。但是，同志们，我同时还要向你们提起中央委员会关于派别和小集团的同一个问题的决议中的另一段话。这里说：“只有经常的生动的思想生活才能保持住党在革命前和革命中的那种状况，即经常批判地讨论党的过去，纠正自己的错误并集体讨论重要的问题。只有这种工作方法才能提供真正的保证，使暂时性的、偶然性的意见分歧不致变为派别小集团，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上述后果。”接着又说：“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听取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把任何批评都看成是派别的表现，不把忠诚的党员推上闭塞和派别活动的道路。”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同一个决议的组成部分，我认为，我们既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把它从我们记忆中，从党的历史中抹去。如果我们自问，为什么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说，单用所有一切人必须遵守的禁止办法，单用硬性的禁止派别和小集团的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而要这样一种党的方针，足以使我们免除党机关的官僚主义化和由此产生的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如果我们自问，为什么中央委员认为有必要提出这样一种极端重要、极有分量的解释，那我们可以从我所讲的话里找到答复。换句话说，正是党机关的官僚主义化（这一点业已可以看出）是使偶然的暂时性的一件分歧变为小集团，再由小集团走上派别活动的道路（如决议所说）的那些原因之一。
同志们，这就是我对党内基本问题的理解，这些问题如何由一年来党的发展所提出，如何在中央委员会12月5日的决议中得到表述。当我现在问自己，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认为必须告全党说：注意，已出现官僚主义化的象征，这些象征蕴藏着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不容许派别，但要记住，避免派别和小集团的真正可靠保证在于铲除我们上面说到的不良现象。我说，如若设想一下这种情形，设想一下布哈林同志向我们描述的党组织生活的情景，那末，同志扪党内正是沿着着这个方向，正如布哈林本人的演说中也说了的，必然会暴露不满情绪的浪潮，批评的浪潮，这还不清楚吗？在这里，我自问，能不能把这样一种批评，这种不满情绪用小资产阶级倾向这样笼统的词汇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说明和指责时，同志们，这使我非常怀疑和担心。
计划问题
非常怀疑和担心。
……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认为必须反对的不是对计划领导的可能性的幻想般的、空想般的夸大。我被认为是夸大这种可能性的人们中的一个。我觉得这种指责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分散大家的注意力。重要而深值注意的不是有谁夸大了这一问题，重要的在于，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告全党说：不能缩小计划领导的意义，否则就不会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发展前进。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所讲的话。可见，中央委员会所觉察到的危险不在于有谁夸大了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危险是在于，党对计划原则的意义估计不足，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我国的经济体系中没有取得按照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应取得的地位……
同志们，这里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表述，即在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在有计划的结合我们全部工作的问题上也必须改变政策，而且，这不是发生在争论之前，而是在那以后。因此，问题不是关于抽象的包罗万象计划，也不是关于电气化的个别计划，虽然这是关于远景中的庞大计划；而是关于，如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说，日常灵活的“结合”我们经济中的所有组成部分，使其互相配合，以便更正确更少痛苦地使其既分别又共同的适应于我们的市场，即适应于主要是农民市场。请看2月8日，即在争论之后，曾认为必须改变主要经济机关的政策。同志们，这样我就要再问自己，能不能够说，2月8日以前要求作这种变革的呼声就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呢？同志们，我不这样想。在这方面以及在党内有关这一方面的指责或评价有什么根据呢？姑且假定可以这样说：在争论时有许多人骇人听闻地夸大了党内民主的意义，把这个口号绝对化了。就姑且这样说，问题在于党内民主方面的夸大。在计划经济方面，可以姑且说对计划经济的作用估计过高。姑且就算是这样。虽然夸大计划性，绝不能说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及其无政府主义的思维方法绝不会倾向于计划经济。但我不来多说在这些提法上的矛盾。而姑且说，对党内民主方面的夸大和对经济的计划领导方面的夸大有所谴责。但是如果有了这类夸大，那末，岂不是给了我们完全的权利向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说，这些夸大正是由于某些其他的病态不良现象引伸出来的。如果我们说党内民主方面有所夸大，那末这岂不是对党内官僚主义增长的反应，而中央的决议曾断然决然地指出此种增长，并认为由此产生使党脱离群众的威胁。党内民主方面的夸大，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当然可能成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入浸的渠道。没有疑问，任何方面的任何夸大和错误都能成为其他阶级的影响的入浸渠道，因为我们党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会受到国内外其他势力的影响。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常识，重说一遍，对潜在力量，对可能性和远景的每一种夸大都是异己阶级影响的渠道。但我另外要问，难道党中央自己肯定的党机关的官僚主义化竟是某种技术性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吗？我认为，机关的官僚主义化是由于深刻的社会原因……而如果我们说，对民主问题的夸大要求，夸大评价和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可能泉源，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而从长远理论看来这是正确的），那末说党机关官僚主义化的倾向并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更小源泉，而是更主要和直接的危险，这也是同样正确的。党正是十分尖锐地指出了这个主要的直接的危险，而从这种反应中绝看不出有小资产阶级的倾向。
同志们，对于计划问题更应当是这样。在过高估计计划原则方面我们中间谁对谁错，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在著述中去讨论，很可能我们还要写很多书来分析我们的经济发展，一些冷静探讨性质的书刊。但是中央委员会在十二次和十三次这两届代表大会之间提出问题说，党及其领导机关没有用足够的力量来实现有计划地经济领导的任务，这一点我认为是绝对肯定了的……
……在调度商品方面，我们深信，由于我们的任务是通过调度商品来调整国内价格，因此我们不能自我封锁，而不得不仰仗外国商品，而且在这种场合下，我们当然要严格地协调相应的工业部门的利益，——我们在探讨经济问题的时候还要谈到这一点，但这里我无论如何看不出指责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根据。
关于错误
同志们，我们中间谁也不想而且也不能够在反对党时是正确的。归根结蒂，党总是正确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解决基本任务的唯一的历史工具。我已经说过，要在党的面前说这一切批评，一切声明，警告和抗议都是全盘大错，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然而，同志们，我不能说这种话，因为我没有这样想。我知道，要反对党而是正确的，是不可能的。只有同党一起并通过党才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没有提供变正义为现实的其他道路。英国人有句古老的谚语：不管对否，但这是我的国家。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历史权利说：在个别时间，在局部的具体的个别问题上不管对否，但这是我的党……
……无论如何，困难还会有的，而且是巨大的困难，同志们，我也懂得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在目前的职责，我知道归根结蒂党总是正确的，但是党的意见的形成要估计在个别时期与党的领导集团统治地位的情绪有分歧的那些呼声。所以我说，现在当我们吸收了二十万或二十多万工人入党时，12月5日的决议的意义和作用并不在缩小下去。恰恰相反，它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同志们，如果我们因来自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夸大其词的进攻，而忽视了这个决议，那我们就会犯错误，从而带来新的困难，使党内情况再次复杂起来……不仅个别的党员，而且党本身都可能犯有个别的错误……
（摘译自1924年5月27日“真理报”）
来源：《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17—1924年）》，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 |
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托洛茨基，1924年5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另一译本】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译）（1924年5月26日）
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托洛茨基（1924年5月26日）
说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于1924年5月23—31日，会上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和《关于争论总结和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托洛茨基的发言即针对该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先前收录的摘译本（见“相关链接”）系1958年出版。1979年出版的这份全译本是在上述译本的基础上补译的，并有所改动，所以全文照录。
来源：“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托洛茨基言论》（下）（第518—534页）
同志们，我现在只是谈一谈中央报告所阐述或者涉及的问题中的很有限的几个问题。我要提请（或者说我试一试提请）大家注意代表大会（或者说代表大会相当一部分人，更确切地说是整个代表大会）正在等待我说明的一个问题，同时，我预先就完全避免在某种程度上使问题尖锐化，避免带来个人因素，避免更不利于克服党所面临的、我们大家为了党的今后工作都愿意使党摆脱的那些困难，我想我这样做的动机，代表大会是会理解的。因此，如果我不提及最近时期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尖锐情况，那并不是因为我要回避向代表大会回答任何问题，而是因为我打算去掉个人方面的因素，以突出问题的根本实质。
同志们，这里巳经说过，我们党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这就是在两次党的代表大会之间爆发了一场尖锐的争论，争论的目的，正如所说的那样，是或者改组中央，或者改变中央的政策。没有疑问，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爆发的争论是很尖锐的，但是我认为，同志们，如果我们要回顾一下报告所涉及的一年并指出党内争论的垴突出特点，我们就应该说，这个特点在于，中央委员会本身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某一时期认为（而且公开宣布）党内政策是必要的。
官僚化的危险
同志们，让我们回顾一下12月5日一致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就在我的面前。这个决议列举了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发展中的客观矛盾、困难和消极现象，同时决议的第一节说，这些不良倾向包括“党机关的官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不能避开这个事实。党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认为有必要在一致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党的机关出现官僚化，由此产生了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在同一个决议中又指出，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增长了。这里是不是有矛盾呢？不，没有矛盾。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是长期积累起来的：群众思考问题要比党来得缓慢，因此党是阶级的先锋队。群众综合和总结党的活动是缓慢的，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共同在决议中指出，近年来（在这期间群众消除了自己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主义的联系）党在一切基本问题上的政策使党博得了工人群众更多的信任。当时我们真是谁都没想到我们在扩大党的无产阶级骨干队伍方面会来一个快速跃进，即我们会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吸收二十万人，乃至可能是二十多万人入党。
但是工人群众通过其最忠诚积极的分子靠拢党这一事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决议中也谈到了这点。在决议中同时也谈到，党内出现党的机关官僚化，由此产生了党脱离群众的危险。这第二种情况说明什么呢？它意味着，如果中央委员会所指出和分析的那些不良过程得以继续发展，就会使党今后难于取得劳动群众的信任。是哪些情况、哪些原因推动了内部有各种分歧和差别的整个中央委员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道通过如此极为重要的、有分量的决议呢？同志们，这里我打算提出最不易受到怀疑的论据。我来引用一下争论初期布哈林同志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区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几段十分渊博的话。我使用的是讲话的速记记录稿，我只摘录说明官僚化特点的部分，看看布哈林同志在那个时期对此是怎样理解和解释的。我本可以摘录许多其他的引文，但是我却选中了这一段，原因是什么大家都明白。下面就是布哈林同志的原话：
“同志们，我认为应当稍微具体地给大家描绘一下使我们党员群众感到焦虑的情况。这里不是谈论臆想的前提、分析等等，而是明确地提出问题：我们党员群众为什么感到苦恼，从中央到支部都必须重视的非党群众由于什么原因而产生不满情绪。缺点使我们党陷入一种半危机状态，这种状态主要是由于我国现时的经济危机而严重起来的，这类缺点虽然多得不计其数，但毕竟是可以分门别类的。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拿一个党支部的生活作例子，首先拿工人的机关作例子，因为支部也是一种机关。在我们这里（我讲的首先是莫斯科的组织），支部书记通常是由区委会任命，而且区委会也不力求通过这些支部来提名候选人；区委会可以任意地提出人选，选举通常按照既定的方式进行。来上几个人问问‘谁反对’，出于人们多少有些害怕说反对，于是相应的人物就被任命为支部书记。如果我们进行一下调查，看看有多少表决是采用主席问‘谁同意’和‘谁反对’的方式，那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我们党组织的选举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变成了带引号的选举，因为表决前不仅没有讨论，而且是按问‘谁反对’的公式进行的，由于说反对‘首长’是不好的，所以这个问题便就此了结。这就是我们选举基层支部书记的情况。
再看看我们的党员大会，它是怎样进行的呢？我本人在莫斯科的许多党员大会上讲过话，我知道我们党组织中所谓的讨论通常是怎样进行的。以选举主席团为例。区委会的某个同志出来发言，提出名单，问‘谁反对？’没有人反对，事情就告结束。主席团选出了，这位同志宣称主席团一致通过。此后开始了议程问题。议程的情况也是同样。最近两三年来，据我回忆，很少很少在党员大会上提出新的议程项目，这种情况只是个别的，是极少的……后来就是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决议，决议照老一套的办法通过。主席问：‘谁反对？’没有人反对。决议一致通过。这就是我们党组织的通常格式。应该明白，最积极的那部分人对此明确表示不满，是完全自然的，他们肯定是不满意这种情况的。
我们有许多基层组织都抓住了‘没有争论’、‘谁反对？’等等挡箭牌，这一整套做法使党的生活化为乌有。不言而喻，由此就产生了巨大的不满浪潮。我举的是我们最基层的支部生活中的几个例子。在我们党的其他各级组织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只是形式稍有不同。”
这就是著名的中央委员对我们党组织生活的特点所作的描述，显然，正是这些特点迫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说党的机关出现了官僚化和由此产生了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当然，不可能有比这更大的危险。
中央委员会从自己的这一诊断中得出怎样的实际结论呢？我们从12月5日的同一个决议中可以看到这个实际结论：
“不论从党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种种影响作顺利斗争来说，或是从提高党在各项工作方面的战斗力来说，党的利益都要求认真改变党的方针，切实、经常地实行工人民主原则。”
可见，党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鉴于明显暴露了党内生活的病态和缺点（这是中央分析和肯定了的），承认必须认真改变党的方针。同志们，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避开这个事实，这正是本届代表大会所要总结的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这样，中央委员会确定，第一、必须认真地改变党的方针；第二、必须扩大党的无产阶级骨干队伍。这两者是一致的。我们在决议中可以看到，扩大党的无产阶级骨干队伍的工作在最近几个月内，应当成为所有党组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中央委员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确定必须认真改变党的方针，这是否意味着根本破坏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或其他原则呢？我认为不能这么说。这仅仅意味着中央委员会确认，在目前条件下，在这些原则的贯彻上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和偏差，其表现就是党的机关官僚化，就是由此产生的对未来的威胁日益增加的党脱离群众的现象。所以，正是为了保证在现时条件下贯彻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和其他一切原则，中央委员会才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承认有必要认真改变党的方针。
关于两代人的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为什么又因为党和工人阶级内部两代人的问题而复杂化了呢？同志们，有许多同志从一开始就从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内部两代人相互关系的角度（而且我认为是完全正确地）提出了党内制度的问题，为了不使我的说明复杂化起见，我不准备引用这些同志的论据。我要说得更尖锐些：党内制度问题的实质，在目前具体条件下，在我们看来，首先应归结为党以及工人阶级中两代人相互关系的问题。显然，问题是关系到工人阶级的整个年轻一代，问题是要使得，或者确切些说，是要保证工人阶级这年轻的一代（不论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中工作，还是按照党和工会的决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校中学习）能够在新的条件下走上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年轻一代不能重复历史，幸好也不必重复老一代的历史。老一代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在沙皇制度铁蹄下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通过别的途径走上今天自己的道路的。老一代保证了新一代能够在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前进。任务就在于使得，或者确切些说，保证新一代能够通过符合于工人阶级国家的本质、符合于新形势的新途径，走上同一条布尔什维主义、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康庄大道。
如果我们自问，我们说的是什么样的党内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党内民主制度，同志们，我一开头就要说（虽然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这几乎是多余的），在我们党内未必能找出十个多少领会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人，会从纯形式的角度，——从多少时间改选一次，百分之几的票数，多少次辩论等角度，从民主的统计角度，从在党内生活中运用形式主义的议会制原则的角度来对待党内民主问题。我们有了十分长久的经历，其间同伪政治，同假民主（它一方面是孟什维主义的思想休系，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最后遮羞布）作了非常巨大的斗争，所以我们不会从形式上来看民主问题。
我们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党内制度中的民主呢？是从这样的角度，即保证党免除党的机关官僚化和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等这种现象。这便是一个准绳！如果我试图针对我党的现状、当前时代、当前这段时间为党内民主下个定义，我就要说：党内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它一方面能保证富有经验的、进行过地下斗争的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因为不保证这种领导（只有小孩子才不懂得这一点），党在目前形势下就不能引导国家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大船通过困难重重的峡谷前进，另一方面，在保证老一代的领导的同时，也能保证年轻的一代不是通过学校而是通过积极、独立、切实地参加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列宁主义的大道（通过学校是办不到的）。党内民主制度应当保证把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破坏这种必要的结合和平衡，就会有党的机关官僚化和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我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当我们反躬自问，我们有没有这种必要的平衡，我依然认为自己有权举出如下事实，即中央委员会本身肯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破坏了这个平衡。我要再次提一下我援引过的布哈林同志不是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而是在一个区的群众大会上说的那段渊博的话，他很具体而明确地说明了在党内方针上的平衡遭到了破坏，——这种破坏对于不大成熟的党员，即对于广大青年党员是极其不利的，而对于老党员干部则是危险的。
派别和小集团
在党内争论中，上面这个问题牵涉到党内派别和小集团的问题。同志们，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提到12月5日决议对这一问题的提法。这个决议指明，党内民主绝对不是允许派别小集团的自由，派别小集团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随时都可能造成政府以及整个国家机关的分裂或瓦解。我认为这是没有疑问和无可争议的。我们一致认为要引证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该决议关于派别和小集团的定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危险的问题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手制定的。说我似乎是主张允许小集团活动，这是不对的。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诚然，我犯了个大错误，就是在党内争论的紧急关头我生了病，未能象其他许多人那样及时起来发言，驳斥这种说法。我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不曾认为，而且在任何地方也未说过，我认为一方面必须禁止派别，一方面可以容许有小集团。相反地，我在一切场合，只要我有机会谈这个问题，我都指出，派别和小集团是区分不开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正式的文字说明，那我可以提供。现在我不在这一点上占用代表大会的时间。我认为，从政治说这已经足够了（就上面所作的声明而言），我从来没有承认，现在也不承认党内小集团的自由，因为小集团在目前历史条件下只不过是派别的另一种名称而已。但是，同志们，我同时还应当向你们提一下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另一处谈到派别和小集团问题的地方。那里说：“只有经常的生动的思想生活才能保持住党在革命前和革命期间那种状况，即经常批判地研究自己的过去，纠正自己的错误，集体讨论重要的问题。只有这种工作方法才能真正保证短时间的（即暂时的、偶然的）意见分歧不致变为招致上述一切后果的派别小集团。”接着又说：“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倾听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要把任何批评都看成是派别活动的表现，不要因此把忠诚的党员推上闭目塞听和派别活动的道路。”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同一个决议的组成部分，我认为，我们既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把它从我们的记忆中，从党的历史中抹去。如果我们自问，为什么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说明，单靠一道人人都必须遵守的禁令，单靠公开禁止派別和小集团的办法并不能解决问题，还得要有一种党的方针来使我们免除党机关的官僚化和由此产生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如果我们自问，为什么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提出这样一种极端重要、极有分量的解释，那我们可以从我以前的讲话里找到答复。换句话说，党的机关的官僚化（这一点已可看出）正是（如决议所说的）使短时间的暂时意见分歧变为小集团，再由小集团走上派别活动道路的原因之一。
同志们，这就是我对党内基本问题的说明，这就是这些问题由于一年来党的发展而被提出来的情况，这就是中央委员会12月5日的决议对这些问题的表述。在一定的时刻，在12月5日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告诉全党：注意，已出现官僚化的现象，这些现象蕴藏着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不容许派别活动，但要记住，避免派别和小集团的真正可靠的保证在于铲除我们上面说到的那些不良现象，在这个时候，如果我现在事后来自问的话，我要说如果设想一下这种因素，设想一下布哈林同志向我们描绘的党组织生活的情景，那么，同志们，党内在这方面（布哈林本人在演说中也是这样说的）必然爆发不满情绪的浪潮，爆发批评的浪潮，这不是不言自明的吗？在这里，如果我自问，能不能把这种批评、这种不满情绪用小资产阶级倾向这样笼统的词汇不分皂白地加以说明和指责，同志们，那我就要产生很大的怀疑和极度的忧虑。
计划问题
事情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党内问题，一个是有计划地领导经济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的决议中对第一方面的问题的态度，我已经讲过了。我现在扼要谈谈中央委员会12月5日在经济方面所作的结论。
12月50的决议在分析了现有经济状况之后说道：“党从上到下应当由此为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是否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只有看我们是否能真正学会使国营经济成分在其本身之间以及它们同市场之间的日常相互作用上协调起来。”接着又说“国家计委——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地方经济计划组织的经济司令部的极端重要性就在这里。必须保证它真正取得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的那种地位。
因此，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认为必须反对的不是对计划领导的可能性所持的幻想的、空想的以及其他夸大的看法。我被认为是夸大这种可能性的人们中的一个。我觉得这种指责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分散大家的注意力。重要而值得注意的不是有谁要在这个问题上夸大，重要的是，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告诉全党说，不能缩小计划领导的意义，否则就不会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向前发展。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在12月5日所讲的话。可见，中央委员会所觉察到的危险不在于有谁夸大了计划经济的可能性，而在于党对计划原则的意义估计不足，国家计委在我国的经济体系中没有取得按照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应取得的地位。
我离开莫斯科，在苏呼姆从我们的报纸上看到了加米涅夫同志在新改组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上的讲话（这是在2月8日）：“如果我们不把有计划地协调国民经济作为自己的目的，我们就会犯大量的错误。这种协调工作过去一向都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任务，但那时它主要表现为协调劳动国防委员会成立前出现的各主管部门的分歧。我认为这种状况应当改变，今后各经济部门的协调不应是各主管部门冲突的结果，而应是预先考虑周到的经济计划（哪怕是草案）的产物。”
同志们，这里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指示，即在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在有计划的结合我们全部工作的问题上必须改变政策，这番话不是在争论之前，而是在争论之后讲的。可见，所谈的不是抽象的包罗万象的计划，也不是个别的电气化计划，尽管这是庞大的远景计划，而是这样一种计划：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说的，它要把我们经济中的所有组成部分经常机动灵活地“结合”起来，使之互相配合，以便使它们无论是单独地或是整体地都能更切实、更正确、更少困难地适应我们的市场，主要是指农民市场。这就是2月8日，即在争论之后，确认必须改变主要经济机关的政策。同志们，这样我就要再问自己，能不能够说，2月8日以前要求作这种变革的呼声就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呢？同志们，我不这样想。在这方面以及在党内方面提出的指责或评价能有什么根据呢？假定可以说：在争论时有许多人过分夸大了党内民主的意义，把这个口号绝对化了。也就是假定说，问题在于党内民主方面的夸大。在计划经济方面，假定可以说，对计划经济的作用估计过高。这是假定。虽然夸大计划性绝不能说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因为小资产阶级具有散漫性，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思维方法，它绝不会倾向于计划经济。但我不谈在这些说法上的矛盾。假定说，谴责是针对夸大党内民主和夸大经济的计划领导的。如果说这类夸大是存在的，那么，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岂不是使我们有充分的权利说，这些夸大正是由于某些其他不良的病态现象造成的。如果我们说对党内民主是有夸大，那这岂不是对党内官僚主义增长的一种反应，因为中央的决议十分决断地确认了这种增长，认为由此产生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党内民主方面的夸大，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当然可能成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渗透的渠道。没有疑问，任何方面的任何夸大和错误都能成为其他阶级的影响渗透的渠道，因为我们党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处在国内外其他势力的影响之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常识，我再说一遍，对潜力、可能和远景的任何夸大都是异己阶级影响的渠道。但是另一方面我要问，难道党中央自己肯定的党的机关的官僚化是某种行政事务上的现象，而不是社会现象吗？我认为，机关的官僚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官僚化的主要根源就是国家机关，因为摩擦、阶级调和、广大劳动群众以至整个工人阶级本身的愚昧都交织在国家之中。既然我们党领导国家，那么对它来说，国家机关就是产生官僚主义影响的最径直的直接根源。如果是这样，那么官僚化就不是一个行政事务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形式民主方面的夸大也是一样，这是同一类的现象。如果我们说，夸大的要求，夸大的说法，对民主问题的形式主义态度是可能产生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泉源，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从前途上、理论上看来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同样正确地说，党的机关的官僚化倾向也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不小渠道，而且是更为主要和直接的危险。党对于这个主要的直接危险的反应是十分尖锐的，从这种反应中绝看不出有小资产阶级的倾向。
同志们，至于计划问题就更是这样了。我们中间的什么人是否犯了过高估计计划原则的错误，我们可以写书来平心静气地进行争论，大概我们还不得不写很多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书籍，写许多冷静探讨性质的书籍。但是中央委员会在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间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党通过其领导机关没有必要的力量来对付有计划地领导经济的任务，这一点我认为现在是绝对肯定无疑了。现在我想先不谈诸如出超或商品输入等局部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评价也是从“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角度出发的。同志们，这些问题我稍等一等再谈。我们可以在讨论商业问题时再谈，那时这些问题将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这里现在和将来都会有分歧，它们十之八九具有实践的、经验的性质。现在已经有了严格的检验。当然任何人都没有说过，我们不需要出超，我根本没有听到这样的主张，由于我国贫困，出超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奢侈，这样的奢侈应当减少到最必要的限度。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把它减少到这种限度，我们积累了过多的外汇，我们已经开始在纠正这一错误。这是第一。
第二、在商品输入方面，我们认为，既然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商品调配来调整国内价格，那么我们就不能自我封锁，我们不得不仰仗外国商品，在这种场合下，我们当然还要严格地协调相应的工业部门的利益。我们在探讨经济问题的时候还要谈到这一点，但这里我无论如何看不出，小资产阶级倾向这种指责是有根据的。
关于错误
同志们，这里邀请了所有犯错误的人来声明他们犯了错误。在自己的党面前声明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比什么都简单，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最容易。我认为这方面无需多大勇气。但是，同志们，我认为有责任和有义务提醒一点（因为这一点没有人讲到），整个中央委员会在一定的时刻向全党声明了某些只是有待于纠正的错误。12月5日的决议声明了同官僚主义倾向作斗争的必要性，这本身就是声明党内方针有了错误。同志们，如果我们不认为存在这些错误，那也就没有必要改变正确的东西了。要改变的应是不正确的东西、错误的东西。
我们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在新的形势下召开的，这一新的形势是在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号召下形成的，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使党本身的社会成分沿着无产阶级方向发生变化。党内民主问题是否因此而改变或者消除了呢？不，没有改变，不，没有消除。无疑地，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正如在这里讲到的那样，使我们党更接近于选举的党。我在梯弗利斯讲过这一点，我在巴库和在莫斯科的一些会议上也讲过这一点。如果我们从国家民主（要知道，在议会制国家里，国家民主首先要解决的是由哪一个政党来管理国家的问题）方面看问题，如果我们是从这方面看问题，把我们这里出现的情况（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事实）拿来同许多议会制国家最近几个月来举行的选举比较一下，那我们就完全有权利说（而且我亲自讲过几十次），我们这里表现出来的民主的方法（工人阶级在自己前进道路的一定阶段上用某种非常有分量的群众性手段来总结党的多年来的工作，把二、三十万工人推举出来，输送给党），比另一种民主制度（国内的居民在资产阶级报刊专政下、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形式上每隔五年必须把自己的选票投入选票箱一次）要高得无可比拟和不可限量。这是非常明显的，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的这种优越性——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并没有把关于党内方针及其优点和缺点问题从议事日程上取消掉。如果我们愿意现实地估计形势，那我们就得说，党的队伍的这一巨大的发展、这一特大的跃进，是党多年的长期工作的结果。而中央在正确地肯定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增长的同时，在12月份警告自已和全党防止党内机关出现可能有损于党在群众中扩大影响、甚至将使党有脱离群众的危险的发展过程。因此，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事实并不能取消党内方针问题。我认为，它反而使问题变得对我们更加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在这里又碰上了党内有理论经验和受过锻炼的老一代同现在入党的人数众多的年轻一代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现在应当特别着重地和坚定地指出，如果让12月5日的决议中指出的那种过程继续发展下去，就将会对党的主要的两部分人即它的领导一代和年轻一代造成威胁。中央12月5日提出的警告只有从这种前景来看才是有意义的。
同志们，我们中间谁也不想而且也不能当一个反党有理的人。归根结蒂，党总是正确的，因为党是使无产阶级解决其基本任务的唯一的历史工具。我已经说过，要在党的面前说这一切批评、一切声明、警告和抗议都是大错而特错的，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然而，同志们，我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不这样认为。我知道，反对党不可能是正确的。只有同党一起并通过党才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没有提供实现正义的其他道路。英国人有句古老的谚语：不管对不对，但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有更大的历史权利说：在个别时间，在个别的、局部的具体问题上不管对不对，但这是我的党。如果说，在一些同志看来，我在这里作这样或那样的提醒是多余的，如果说，在一些同志看来，我在这里描述这样或那样的危险是多余的，那么我自己认为，我仅仅是尽了自己作为一个党员的责任，要党警惕我认为有危险的那种情况。
如果是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有谁走上讲坛提出这样的决议案，说必须认真改变党内的方针，否则党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那么，同志们，我几乎可以有把握地说，他是得不到响应的，他是得不到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提案的支持的。但是，在党的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中央是应当一致通过这种指出必须改变党内方针的决议的。同志们，我们面前还有十分巨大的困难，我相信，我们大家将作为好同志，作为团结一致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去克服这些困难。这里要发表什么个人声明，那是可笑的，也许几乎是不恰当的，但是我相信，一旦需要，我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街垒的最后一名战士！我坚信，历史不会使我们经受这样的考验，我们将胜利地战斗，攻克我们敌人的街垒。无论如何，困难，甚至巨大的困难还会有的，同志们，我懂得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在目前的责任，我作为一个党员，知道归根结蒂党总是正确的，而党的意见要考虑到在个别时期与党的领导集团中占统治地位的情绪有分歧的那些呼声。我要说，现在我们吸收了二十万或二十多万工人入党，在这个时候，12月5日的决议的意义，它的作用并没有减少。相反地，它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同志们，如果我们由于对小资产阶级倾向进行夸大其词的进攻，而忽视了这个决议，那么我们就会犯错误，从而使党内产生新的困难，新的复杂情况。我们大家都乐于把这些困难和复杂情况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个人也同任何人一样愿意认识错误），那么，同志们，谁也没有权利把这些错误说成是旨在直接或间接地破坏我们党的统一、团结和纪律。不仅个别党员，甚至党都可能犯有个别错误。例如，最近那次代表会议个别的一些决定就是如此，我认为这些决定的某些部分是不正确的和不公正的，但是党的决定即使是不正确的和不公正的，也绝不会使我们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使我们每个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接受党的纪律的决心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如果党作出一个决定，而我们当中有某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决定，那么他就要说，不管公正不公正，但这是我的党，我要对决定的后果负责到底。
译自《真理报》1924年5月27日。 |
论德国革命的失败（托洛茨基，1924年4月11日&1924年6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论德国革命的失败
托洛茨基龚义哲译
·论欧洲革命的道路（1924年4月11日）
·我们正在经历哪个阶段？（1924年6月21日）
英文版编辑注：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使托洛茨基对左翼反对派的任务的分析，发生了重大改变。他在七年后写道：“在1923年秋季的德国事变之前，俄国共产党的党内讨论从来没有导致派别的纷争。苏联国内的经济与政治进程，规模比较小，发展速度相对较慢。1923年的德国事变规模完全不一样，它是一场宏大的阶级斗争。在德国事变之后，俄国反对派便在它的基础上成立了”（《向〈真理报〉祝贺》[GreetingstoLaVerite]，《托洛茨基著作集》，1930年）。在德国事变之后的几个月里，他花了大量时间去分析德国革命在哪里出了差错，并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让更多的人听见他的分析。对于具备政治素养的读者和听众来说，他的主张极具冲击力，但他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主张，让官僚阶层难以将其打成“派别活动”而加以禁止（在1924年春季官僚要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太容易的）。
下文是两篇发言的摘录。《论欧洲革命的道路》（OntheRoadtotheEuropeanRevolution）发表于1924年4月11日的第比利斯苏维埃特别会议，这是第一篇批判地分析德国革命的失败的文章。英文版由乔治·松德斯（GeorgeSaunders）根据《东方与西方》（ЗападиВосток）翻译，并收录于《列昂·托洛茨基讲话集》（LeonTrotskySpeaks，探路者出版社，1972年）；《我们正在经历哪个阶段？》（ThroughWhatStageAreWePassing？）发表于1924年6月21日的第五次全联盟医学与兽医工作者代表大会，英文版由布莱恩·皮尔斯（BrianPearce）根据《东方与西方》翻译，收录于《第四国际》（FourthInternational）1964年夏季号。
论欧洲革命的道路
1924年4月11日
……过去一年，我们是在德国即将发生革命的征兆下度过的。在去年下半年，德国革命日益逼近。我们认为这是世界的发展过程的关键因素。德国革命要是胜利了，就会急剧改变世界的力量对比。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和无数自然资源的苏联，与德国的科技、文化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联盟，足以直接影响欧洲和世界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也会截然不同。
然而事与愿违，德国革命至今还没有胜利。为什么没有胜利？必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它的教训不仅有益于德国，也有益于我们自己。
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有可能获胜呢？生产力必须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无产阶级以及支持和追随无产阶级的各种中间阶级，必须在人口中占到多数。先锋队必须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与手段有着清楚的认识，并且具备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先锋队还必须率领大多数劳动群众参加关键的斗争。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必须已经被整个国内外形势给搞得手足无措、惊恐万状；它的意志即将被摧毁和打垮。这些就是革命在物质上、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必要条件。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所需要的条件。如果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德国有这样的条件吗？——我认为，我们可以响亮而坚定地回答：有！但还差一个。
你们先回想一下，在去年中期，当鲁尔被占领的时候，资产阶级德国进行了消极抵抗，成果却寥寥无几，最后草草收场。这一时期的特点，就是整个德国社会的剧烈动荡。马克一泻千里，就连我们的苏联卢布这么不起眼的货币，都会让马克羡慕。基础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疯狂上涨。工人群众公开同国家发生冲突，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德国资产阶级丧失了行动的勇气和能力。
内阁部长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法国军队踏上了德国的莱茵河河岸。大联合政府总理施特莱斯曼[1]宣称：“本届政府是最后一届资产阶级议会政府，下一届不是共产党就是法西斯。”法西斯分子则宣称：“先让共产党上台，然后我们再把他们赶下去。”这一切都表明资产阶级社会的根基已经濒临崩溃。每天都有大批工人涌进共产党。当然，还有大批群众依然徘徊在孟什维克党的行列中。但大家不妨回想一下，1917年十月我们夺取彼得格勒政权之后，才发现工会的领导还是孟什维克，因为我们党领导的彼得格勒工人冲得太快，一下子就拿下了政权，还没来得及回头把工会身上的旧灰尘给抖掉。
那德国革命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胜利呢？我认为答案只有一个：因为德国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也没有一个我们在十月革命中曾有过的领袖。在这个方面，我们首次有了一个历史经验的伟大化身，可以用来进行比较。当然，肯定有人会说，革命在德国更难获胜。德国资产阶级要比我国资产阶级更加强大、更加狡猾。但是，工人阶级无法选择自己的敌人。你们格鲁吉亚同志的敌人是孟什维克政府，这是命运安排给你们的。而德国工人阶级必须同德国资产阶级斗争。人们完全可以说，历史再也不会给德国无产阶级创造比去年下半年更好的客观条件了。那到底缺了什么呢？一个像我们党一样久经考验的党。（有人说：“说得对！”）同志们，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欧洲各国的党都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也得学会更加清楚、更加深刻地理解与重视我们党的特点、性质与重要意义，正是我们的党，确保无产阶级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革命后的一系列胜利。
同志们，我并不打算让人们以为我的发言基调是悲观的——比方说，好像我认为无产阶级的胜利会被推迟好多年。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意思。未来对我们是有利的。但必须对过去进行正确的分析。去年十月到十一月间，德国法西斯主义与大资产阶级走上了前台，逆转了局势，这是一个重大失败。为了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应该把它好好记录下来，认真分析，找出补救的办法。这是一次惨败。但是德国党会从中吸取教训，得到锻炼并成长起来。形势依然跟以前一样是革命的。但我要回过头来讲讲这一点。
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曾有三次需要动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的机会。这三次是：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俄国；一九一九年九月的意大利；去年下半年（七月至十一月）的德国。
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它发动了，进行了，并且是历史上首次完成了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意大利革命却遭到了破坏。无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压向资产阶级，夺取了工厂和矿山，然而，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施加的压力，却把意大利社会党给吓坏了，它在无产阶级背后捅了一刀，瓦解了无产阶级，搅乱了它的努力，并拱手将它交给法西斯主义。
最后就是德国的经验。德国有一个致力于革命事业的优秀的共产党，但它至今依然缺少这些必要的素质：拿捏分寸的感觉、坚决果断、久经考验。在某个时刻，这个党让革命从指缝中溜走了。
我们整个国际，与每一个工人，都应该把这三个事例、三种历史经验时刻牢记在心：我国的十月革命，在历史为它做好准备后，由我们发动、进行并完成了；意大利革命在历史为它做好了准备后，由工人将它发动了起来，然而却遭到了社会党的破坏与毁灭；德国革命在历史为它做好了准备后，工人阶级也已经做好了发动它的准备，但是，尽管德国共产党是真诚地想要革命的，但它欠缺必要的锻炼，没有必需的领导层，所以它未能掌握革命。
历史并不是这样发展的：首先打好基础，然后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各个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达到了必要的程度，无产阶级开始具备革命性，然后再把这一切全都放进冰库里保存起来，同时培养一个共产党，让它在等待“各种条件成熟”的时候能够做好准备；等到一切就绪，它就挽起袖子，开始战斗。不，历史不是这样发展的。革命要想发生，必须同时具备各种必要条件。
事实上，在去年下半年，如果德国能有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并且具备我们党以前拥有、现在拥有、并且将来依然会有的意志，拥有在行动中表现自己的意愿，拥有能让无产阶级感觉到、并让他们对自己说：“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这个党”的策略技巧；如果当时能有这样一个党，它就会投入行动，并通过行动，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支持……
[1]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GustavStresemann，1878年5月10日——1929年10月3日），1903年参加民族自由党，1917年任该党主席兼国会党团主席。一战期间积极支持战争，1918年12月主持成立德意志人民党，1923年到1929年期间任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我们正在经历哪个阶段？
1924年6月21日
……如今，整个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否利用这些剧变夺取政权，并在夺取政权后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要是有人问：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在这段时期当中，是不是已经变得更强了？我会回答说：总的来说，我们无疑是变强了。几乎每个支部，规模都比以前更大，也比以前更有影响力了。这是不是说，它们的力量会平稳地持续增长呢？不，不能这么说。力量的增长会有波动、起伏、变化——它的发展也是辩证的；共产国际也不会例外。
所以，跟现在相比，去年下半年的德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要强大得多。当时它正朝着夺取政权前进，整个德国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不仅是最落后的工人群众，就连农民中的广大阶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全都相信共产党很快就会夺取政权，重组社会。这种情绪，本身就是革命形势之成熟的最可靠的征兆之一。可是，共产党到现在都还没有夺取政权。这并不是因为客观条件致使夺取政权变得不可能——不，谁也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时候的客观条件，能比去年下半年的德国更为成熟、更适于夺取政权。如果要准确地描述这些条件的话，它们完全可以当做一个经典的例子，载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教科书。可是党却没能好好利用这些条件。我们必须停下来，好好思考一番。
共产国际的历史的第一阶段，始于一九一七年十月，结束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德国的革命高涨。一切都是由战争及其直接后果所决定的。我们当时期待欧洲无产阶级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动起义并夺取政权。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呢？我们低估了党的作用。
（1921年）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闭幕后，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走向群众”这个口号，本质上就是说“把党给建设好”。这个政策，在德国执行得最彻底、最成功。但是，占领鲁尔，打破了欧洲虚假的平静局面，它造成的后果，就是产生了一九二三年的德国形势，这种形势与这个政策发生了矛盾。
一九二三年年底，我们在德国遭遇了不亚于一九〇五年的惨败。不过，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在一九〇五年，我们缺乏足够的力量，在斗争中，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换句话说，失败的原因，在于客观的力量对比。而在一九二三年的德国，我们甚至还没有进入武力斗争的阶段、没有发动和使用武力，就遭到了失败。
因此，在这个事例当中，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党的领导。当然，有人会说，即使党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它还是无法发动足够的力量，还是会被打败。但是这种意见，退一步说，也不过是一种猜测罢了。革命的一切必要条件，也就是客观形势、阶级力量的对比、统治阶级的自信与人民群众等方面，在当时是再好不过了，你们都可以想象出来：占领鲁尔，让民族与国家面临的存亡的危机达到了高潮；经济陷入了危机，以国家财政为甚；议会出现了危机；统治阶级自己已经彻底丧失了自信；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瓦解；共产党的影响力自发地增加；小资产阶级分子开始转向共产主义；法西斯分子的士气严重受挫。
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前提。当时军事方面的形势又是怎么样的呢？常备军规模很小，兵力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也就是说，它是一支按照军队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警察部队。法西斯分子的力量被极度夸大了，它的部队有相当一部分仅存在于纸面上。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七八月的时候法西斯分子的士气都已经严重涣散了。
共产党当时是否已经赢得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支持呢？这个问题无法用统计数字来回答。只能通过革命的动力学来决定。当时群众正在稳步地走向共产党，而共产党的反对者也正在稳步地衰弱。即使是依然追随社会民主党的群众，也没有表现出会积极反对共产党的样子——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他们可是积极反对共产党的。相反，社民党工人大多都在期待革命。这也是革命的必要条件之一。
群众在心理上，是否做好的了战斗的准备呢？从一九二三年全年的历史来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到了去年年底，这种情绪已经有些冷淡了，变得更加集中了，失去了原先的自发性，也就是说，对于持续不断的、本能的爆发，群众已经不太愿意去响应了。但事情就是这样，还能有别的结果吗？到了去年下半年，群众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并感觉到了——或者说理解到了——事态正在飞速发展，关键的决战一触即发。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个坚定而自信的、得到群众信任的领导层，群众才会前进。党的领导人还在讨论群众是否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心理准备，这在性质上是非常主观的，从根本上暴露出了党的领导人自己就缺乏信心。在十月革命前夕，也有人曾不止一次地断言，群众当中没有出现积极求战的情绪。对于这种论断，列宁是这样回答的：即使我们承认这种论断是正确的，这也只能说明我们错失了最有利的时机。但这并不是说现在完全不可能夺取政权。毕竟没有人敢断言工人群众的大多数，甚至是较多的少数，会反对革命。稳健派总是想说，大多数群众不会积极参加革命。但是，只要有少部分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并且大部分群众对革命抱着友善、期待、哪怕是消极的态度，这也已经足够了。
这就是列宁的论点。后来发生的事态证明，参加战斗的少部分人，得到了绝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支持。在德国，事情本来也是会这样发展的。
最后，从国际的观点来看，德国革命的形势不能说是彻底无望的。当然，法帝国主义就在革命德国的旁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世上还有一个苏维埃俄国，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发展壮大，法国也不例外。
德国共产党失败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根本原因在于：从占领鲁尔那一刻起，特别是从消极抵抗（一九二三年一月至六月）的结束那一刻起，革命危机就开始了，然而德国共产党却没有及时认识到这一点。它错过了关键的时机……
一个长年都在进行宣传鼓动的革命党，要想从这个阶段，转入到通过组织武装起义、直接为夺取政权而战的阶段，是非常困难的。这样的转变，必然会引发党内危机。每一个有责任感的共产党人，都必须对此做好准备。为此做好准备的方法之一，就是对十月革命的整个真实历史，进行彻底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实在是太少太少，而德国党对十月革命的经验也运用得相当不充分……即使是在鲁尔危机开始之后，德国党还在以统一战线的公式为基础，而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可是这种策略在当时已经根本不适用了。党的政治影响力在当时出现了自动的增长。需要进行剧烈的策略转换。必须要让群众明白——首先要让党自己明白，现在已经到了必须马上为了夺取政权而进行准备的时候。必须把党的不断增强的影响力，从组织上加以巩固，并争取群众的支持，为直接向国家进攻打好基础。必须以工厂党组为基础，转变党的整个组织体制。必须在各条铁路上建立基层组织。必须大张旗鼓地提出在军队中开展工作的问题。特别重要的是调整统一战线策略，使其彻底符合这些任务的要求，使其更为坚定、更为明确、更具革命性。在此基础上，必须开展军事—技术性的工作。
决定起义日期的问题，只有以此为前景，并与之联系起来，才有意义。起义是一门艺术。一门制定出一个明确的目标、精确的计划、并随之制定出一个时间表的艺术。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及时进行关键性的策略转变，向夺取政权转变。德国共产党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重大的、致命的失误。根本的矛盾由此产生。一方面，党期待着革命；另一方面，由于党曾在三月行动中因盲动而遭受损失[1]，它在一九二三年最后几个月之前，一直在阻止自己产生组织革命——也就是准备起义——的念头。当结局就要到来的时候，党的政治活动还是按照和平时期的节奏来开展的。起义的日期定下来的时候，敌人基本上已经利用党浪费掉的时间，做好了准备，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党以狂热的速度进行着军事—技术方面的准备工作，可是党的政治活动却还是按照以前和平时期的节奏来进行的，两者之间出现了脱节。群众不理解党，跟不上党的脚步。党马上觉察到自己脱离了群众，并失去了行动的能力。由此导致了党突然从阶级斗争的一线阵地上不战而退——这是一切可能的失败中最苦涩的失败。
不要以为历史会机械地创造出革命所需的各项条件，党一提出要求，历史马上就会把这些条件用盘子端着献给党：客官，这是您点的菜，请在这张收据上签个字。历史不是这样发生的。
在漫长的斗争过程中，一个阶级必须锻造出它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要能够在某种形势中找到出路，当革命来敲门时能认出革命，在必要的时刻能够把握住起义的问题，掌握起义的艺术，制定出计划，分配各种任务，并向资产阶级发起无情的打击。唉，在关键时刻，德国共产党并没有在自己身上发掘出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技巧，它缺乏这方面的锻炼，缺乏这样的能量。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方面的问题，大家不妨想象一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我们开始犹豫不决，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我们抽身而退，还说：局势还不够明朗；先等等再说。乍一看，革命并不像一头狗熊，它还没跑进树林里去——如果你没有在十月进行革命，两三个月以后还是可以的。但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它没有考虑到组成革命的所有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
革命最直接、最根本的条件，是群众做好了进行革命的准备。但是这种准备是无法长久保存的。这种条件一出现，就必须马上利用。在十月之前，工人、士兵和农民都跟在布尔什维克身后游行。这当然不是说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说他们在任何条件、任何情况下都会追随党。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让他们深感失望，所以他们才会追随布尔什维克党。他们对妥协派政党的失望，使他们希望布尔什维克能更强硬一些，希望布尔什维克跟其他党不一样，能够说得出做得到。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要是表现出犹豫不决，采取观望的态度，群众很快就会把布尔什维克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当成是一路货色；他们抛弃我们的速度，会跟投奔我们时一样快。这样一来，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那么，“力量对比”究竟又是什么呢？这个概念非常复杂，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因素组成的。在这些因素当中，有些是很稳定的，比如技术与经济，它们决定了阶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力量对比又是由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阶级的人数决定的，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因素是比较稳定的。不过，当一个阶级的人数比较固定的时候，这个阶级的力量，就取决于它的政党的组织水平与活动水平，这个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群众的情绪，等等。这些因素就不太稳定了，在革命时期就更不稳定，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些因素。假如有个极其革命的政党，在事态发展的逻辑作用下，成了工人群众关注的焦点，它一旦错过了关键的时机，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因为原先对这个党寄予厚望的群众，现在已经对它深感失望，陷入了消极被动和深切的绝望之中，留在党身边的只有那些一直以来都在追随它的群众，和它最后争取到的那批群众，换句话说，只剩下少部分的群众还留在它身边。
这就是去年在德国发生的事。包括社民党工人在内，所有人都期待着共产党能带领国家走出绝境；党却不能把这种普遍的期待，转变为关键的革命行动，并率领无产阶级走向胜利。正因为这样，在十月—十一月之后，革命的情绪才会开始消退。这也让资产阶级获得了立足之地，使它暂时得以加强反动，这是因为当时没有任何深刻的变化（各阶级在社会中的比例；经济）能够发生。
在上次议会选举（一九二四年五月四日）中，共产党赢得了三百七十万票。共产党的选民，自然是无产阶级当中非常、非常优秀的核心。但是，应该用动态的观点来分析这个数字。在去年八月至十月间，在其他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举行选举，共产党能得到的票数，肯定会比这多得多。另一方面，如果这次选举推迟两三个月的话，可以肯定地说，共产党能得到的票数会少得多。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党的影响力正在衰退。对此闭目塞听是荒唐的：鸵鸟政策绝不是革命的政策。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准确地认识这一事实。
我前面说过，各国共产党，无一例外，都要受辩证法的支配，它们要在矛盾之中，经过一系列的高涨与危机而发展。在政治涨潮的时期，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会迅速增长；在退潮的时期，它的影响力会衰退，党内的淘汰过程也会加剧。浅尝辄止和不可靠的分子会离开党；党的核心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党就这样为下一波革命浪潮做好了准备。对形势的准确分析，对未来的合理展望，能从错误与失望中拯救党。在关于战后时期的工业繁荣与危机的问题上，我们已经见识了这个道理的正确性。在关于欧洲进入新改良主义阶段的问题上，我们又一次认识到了它的正确性。我们现在需要尽可能清楚地认识德国正在经历的阶段；不然的话，当黎明到来时，我们会连自己到了哪里都不知道。
1905年革命失败后，我们用了七年时间，运动才在勒拿惨案[2]的刺激下，走出了低谷；我们等了十二年时间，才迎来了第二次革命，使无产阶级赢得了政权。德国无产阶级去年遭受了重大失败。它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从失败当中吸取经验教训，休养生息，重新振作起来；共产党只有彻底吸收了去年的经验教训之后，它才能确保无产阶级赢得胜利。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呢？五年？十二年？谁也说不清楚。只能大致认为，从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角度来看，在大战发生后，这个过程发展的速度，会变得比大战发生前快得多、激烈得多。在经济方面，我们会发现生产力增长得很慢，与此同时，在这个时期当中，衰退与改善交替发生，其节奏要比战前更为频繁。在政治方面也会发现同样的现象：法西斯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昨天形势基本上还是革命的，而到了今天，资产阶级似乎就要高奏凯歌了。这里面就蕴含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刻的革命性；时代的这个性质，促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反革命的胜利是不会长久的。但目前我们观察到的是退潮而不是涨潮，我们自然也要依照这种形势来调整策略。
[1]1921年3月，资产阶级政府在德国中部多次向工人阶级发起挑衅，德国党本应帮助工人阶级做好防御行动，但在共产国际代表库恩·贝拉的压力下，德国党错误判断了形势，号召全国工人举行武装起义，结果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导致党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具体经过请参考皮埃尔·布鲁埃的《1917—1923年德国革命》第二十五章和第二十六章。——中译者注
[2]1912年2月，西伯利亚勒拿金矿的工人不堪忍受残酷的剥削，愤而举行罢工。4月16日罢工委员会几乎全体委员被捕。次日，2500名工人向检察机关递交申诉书，却遭到宪兵射击，当场死270人，伤250人。惨案激起了全俄工人的愤怒，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抗议罢工和示威游行。俄国革命运动从此迅速向前发展。——中译者注 |
东方革命之意义与东方大学的职任（托洛茨基“东大”第三周年纪念会上之演说辞，1924年3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东方革命之意义与东方大学的职任
（托洛茨基“东大”第三周年纪念会上之演说辞）（1924年3月21日）
译者：郑超麟
来源：《新青年》第10卷，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主编，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456-461页
现在所有政治的、文化的运动，都是与资本主义有关的，都从资本主义因缘产生出来的。但所谓资本主义，浅显地、斩截地说，是有二种不同的面貌：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和殖民地的资本主义。英吉利算是宗主国的模范形式，它在某种时期能成功其所谓“工人政府”；东方诸国则难找得一个国家做殖民地的模型，形式上举出印度来代表殖民地罢，但如中国，虽外貌还保存自由，然其国际地位与发展步骤仍然属于殖民地之国家。英国是资本主义的模范国家。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伦敦观察了最先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然后著成的。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也一样地发展，但那里不是从自己的萌芽开放出来，而为外国资本之侵入。因此就造成了二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型。为什么麦克唐纳尔那样顽钝，那样保守，那样狭隘呢？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的模范国家，因为资本主义在英国是有机地、一步一步地，从手工业，按照进化道路，经过手工工厂，才发展到当代工业，所以昨日的成见，前日的成见，过去一世纪、二世纪的成见：这些世纪的楂榟，我们都可在麦克唐纳尔的天灵盖中寻得出来。
这里就有一个矛盾现象出现，即马克思为何产生在十九世纪上半期欧洲较落后的国家——德国，列宁何以产生在十九、二十两世纪之交欧洲较落后的国家——俄国？这的确是个矛盾。这个矛盾不是偶然，是可用历史发展之辩证法来说明的。英国的机器是历史创造出来最强大的发展动力，但这种机器在英国是在长而缓的历史过渡中，一步一步制成的、创造的。人的意识普通异常之保守，发展太缓，进步的印象就很难映进人的天灵盖里去。这是事实。主观主义者如社会革命党人，以为人的意识，批评的精神以及其他动力能够推动整个历史。这个是不对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知道历史动力是生产力，如果发展是和缓的、有机的、不大感觉得到的，那么在人脊背后的生产力，就很难映进人的保守的天灵盖里，使之发生政治观念之火花；但如果宗主国的生产力，资本主义模范国家的生产力（譬如英国）侵入较落后的国家了（譬如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十九、二十两世纪之交的俄国，特别是现在的亚洲），如果革命动力侵入和破坏旧制度了，如果发展不是和缓的、有机的、而为怪异的经济震动，怪异的旧社会层次破坏，那么批评的精神就随着国中理论上必要的先进者而尽量发泄出来：这就是马克思所以产生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列宁所以产生在十九、二十两世纪之交的俄国之故，这也就是我们所以在资本主义发展最高、历史最长的国家中，看见最保守的，最顽钝的工党这个怪现象之故。同样在欧洲范围里，经济上、文化上最落后的俄国，而有世上最优良的共产党之事实也可说明。
俄国在经济发展上，正处在资本主义模范国家（譬如英国）和殖民地国家（譬如印度或中国）之中间地位：东方诸国发展与英国之比较，较之俄国和苏联全体与英国之比较，其差别更加明显。资本主义是以外国财政资本形式侵入殖民地的，它摇动了、消灭了殖民地的旧经济基础，一下建筑起新经济的巴比仑塔，因此资本主义于东方诸国之影响映进人的知识，将不是和缓的、进化的，而为突变的，在许多情形之下，其突变且更甚于苏联。
估量东方诸国在最近几年或几十年的政治地位，应该用这个观点。请拿英美银行家的一九二一、二二、二三年账簿来看，你们在伦敦、纽约银行结算的数目中，就可推算出东方诸国未来的革命命运。英国已恢复其为世界债权国资格了；美国积累无数的金子，在其中央银行储藏室中，堆着值三十万万美金的金子。请问英美将这些款项借给谁呢？给苏联吗？你们知道资本家们是不肯的。德国？人也不给。法国？只给一点救济佛郎跌价。究竟给谁呢？
英美资本家们是拿来借给殖民地国家的，他们将东方诸国工业的发展都财政化了。帝国主义战争之先，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所得于英美比较资本主义发展国家所得于英美要少一倍至二倍，而现在情形则恰相反，东方诸国所负债务已超过，且多量超过旧资本主义国家所负担的了。
为什么？原因很多：一方面不信任破产的、贫血的欧洲，有疯狂的、将引起新战争的法国军国主义为其心腹大患；他方面，殖地民和半殖民地国家能供给原料、购买机器和制造品，又是英美所需要。所以大战中以及现在，我们看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之狂热的工业化，如日本、印度、南非、南美等；如果中国的德谟克拉西政党（国民党）成功，将中国统一起来在民族德谟克拉西制度之下，那么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将雷厉风行，也是毫无疑义的。所有这些就是预备下无数无产阶级群众之动员令；他们突然从有史前的半野蛮生活蜕化出来，而钻进工业的热水瓶里；往时积累下来的世纪楂榟、腐旧成见和信仰，已在断头台上斩断，而现在他们的意识已迫得他们去找寻新的思想、新的形式、新的道路了，而日本、中国、土耳其、印度等共产党已发现、存在，且将尽量地发达了。
东方诸国劳动者同志们呵！你们记得俄国革命前辈于一八八三年组织了一个“劳动解放社”。这桩事现在回忆起来觉是很久的；自一八八三年到一九○○年是十七年，自一九○○年到一九一七年又是十七年，一共三十四年，居然是一世纪之三分之一了。自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成立到无产阶级取得“沙尔”制度的俄国政权，中间整整过去一世纪之三分之一；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觉得很长久，但在历史观点上看，这只是一瞬间罢了！
而在东方诸国，发展的步骤，比这段时间更要快些。你们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就是东方诸国“劳动解放社”之栽培者呵！
不错，东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是有大的危险，不应闭目放过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有一派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学生——他们随后变成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走狗，宪政民主党人，且有许多走入十月党或更右的政党。俄国那时在政治思想上还未分化，马克思主义证明资本主义发达之不可免，于是一些为资本主义去欢迎资本主义的人，都拿马克思主义做招牌，而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抛弃。
这种情况在罗马尼亚也有，现在罗马尼亚的支配人物大半经过马克思主义学派。塞尔维亚也有许多保守派、反动派政治家，当其少年时代信仰过马克思主义；保加利亚也有同样情形，不过比较的少罢。总而言之，这可算是俄国和欧洲东南诸国的共同现象。这个危险将恐吓东方的马克思主义么？是有一部分的。为什么？因为东方的民族运动虽是历史的进步动力，譬如印度独立斗争是很进步的斗争，但这种斗争终限于民族资产阶级范围里；又如中国解放斗争，孙文思想也是德谟克拉西的、进步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也终是资产阶级的。我们主张共产党人拥护中国国国党，推动它向前进步。这个必要的，但此地就有民族德谟克拉西思想复活之危险。同样东方无产阶级在那还在进步动力的民族斗争条件底下之国家里，对于这种进步动力自然应加以援助，但东方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都有脱离“劳动解放社”之危险，都有流于民族思想之危险。然而你们究竟占得便宜的，你们比较过去的俄罗斯、罗马尼亚及其他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多得一点便宜——即你们生活和工作不仅在马克思时代之后，而且在列宁时代之后了！
你们的便宜在乎你们的青春期是从那正走入历史去的一个时代——列宁时代——生活和长大起来。你们在读报上有关于马克思和列宁之辩论：一派以为马克思是一位纯粹的理论家，而别一派则反对之，以为马克思也是一位革命的政治家，正如列宁一样，理论与实行相辅而行的。
后一派意见自是不错，但这二位历史人物中间却因时代不同而有差别。马克思主义不是学院派学说，而是革命行动的骨干，马克思还告诉我们说：“学说只好解释宇宙，我们应该改造宇宙。”但第一国际时代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有为劳动运动利用之可能么，马克思能将他的主义一滴不漏地用在行动上头么？马克思有可能和幸动（运）彻底实行他的革命理论么？自然是不能的。马克思自己也知道。他不是一位学院派学者，他完全从革命长大起来，他在一八四八年著成有名的《共产党宣言》，那时他就说破了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预见和预言这种德谟克拉西之破产，他在伦敦著成《资本论》，他又是第一国际的手创者，各国工人阶级先进团体的策略之指导人。我们简单地自问：“谁是马克思？”我们可以答：“马克思是《资本论》之著作者”；我们自问：“谁是列宁？”我们也可以答：“列宁是十月革命之著作者”。列宁比谁都知道他不是修正马克思，都知道马克思定出规律，而他降生（借用《圣经》上语来说）不是为修正规律，而是为执行规律而来的。他比谁都知道这个；然而亏得他能够从生活在马克思与他中间一辈人的作伪底下，从麦克唐纳尔一派人的作伪底下，从高等工人保守性、官僚性的作伪底下，将马克思拯救出来，亏得他能够将洗清了作伪和冒一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完完全全应用在行动上头。你们一辈的最大便宜就在你们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了这个工作，就在你们看见这个工作之完成，而又在东方大学中从容研究这个理论。这是个巨大的便宜，因为马克思在其理论中虽能解释十年和百年的发展步骤，但他的学说随后已部分的变了态，到了列宁才将他的学说整理起来，应用在广大历史范围的行动上。你们已看过这个行动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就是建设在这行动上头的。
根据以上所说，所以我以为民族德谟克拉西思想复活之危险虽然存在，且能陷人，但已不如前此之甚，这是马克思思想之历史的证实。东方大学出来的学生在东方诸国无产阶级运动中将占阶级发酵的、马克思主义发酵的、列宁主义发酵的地位。革命对于你们的要求是很大，这个要求之发现不是按步就班的，不是进化的，而是突如其来的。你们试读列宁近著之一：《好的必是少的，我们总要好的》。这篇文章讨论专门问题，但也论及东方诸国发展前途与欧洲发展之关系。文中根本思想在乎：西方革命发展或至留滞不前，其原因乃麦克唐纳尔一流人之抵抗革命，因为他们是欧洲最保守的势力——土耳其废教皇，麦克唐纳尔反恢复教皇旧位，这岂不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明西方孟雪维克主义与东方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之冲突？
这二种势力中究竟谁是反动的，自然是麦克唐纳尔。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土耳其现正尽它的进步的历史任务。再举阿富汗为例：英国在阿富汗推翻那些欧洲化阿富汗国家之民族资产阶级左派势力，而恢复最黑暗的、生于成见的回教及教皇信仰等等。我们看见欧洲发展怎样为高等工人阶级之怪物的保守主义所包办，欧洲经济怎样逐渐坠落与解体。欧洲寻不见出路：一方面美国不信任，不允借款，他方面英美都需要将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财政化，同时就催促这些国家狂热地走上革命道路。如果欧洲长远为行会式的工人贵族，为孟雪维克的麦克唐纳尔派所把持，革命运动重心就将完全移向东方去；从前需要英国资本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借着资本主义革命动力之帮助，才将旧俄国与旧东方提高起来，将来则需要东方革命，才能钻进英国，破坏或扩大顽钝的天灵盖，灌输革命冲动了。
我在你们校报中，看见一段消息，即在你们大学听讲的土耳其女生回到卡站去，有许多老的、不识字的妇女围绕着她探询新闻等等。这是一件小事，然而这是有世界历史的意义的。波尔扎维克主义之思想、势力及实质乃在这个主义并非向高等工人阶级说话，而是向更广大的、全体的、下层的、百万人的被压迫中之被压迫的群众说话。所以波尔扎维克主义成了东方诸国所爱的学说。你们的校报又说，列宁名字不仅传播到高加索山上，且及于印度；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劳动者虽然一生无机会得读列宁一篇论文，但能猜想到列宁学说是为奴隶、为被压迫者谋利益的。列宁主义又特别为劳动妇女所欢迎，因为世界上再没有比劳动妇女更受压迫的阶级啊！我看见校报上这个女生消息之后，引起我前在巴库短期逗留中之一段回忆。我看见和听见土耳其女共产党员，我在会场中也看见她们，看见和听见她们发出来的热忱：她们昨日做过奴隶之奴隶，今日听见解放新论，其欢呼自不待言了。那时我第一次很明了地想而且自己告诉自己说：妇女将在东方民族运动中比欧洲、俄国更有伟大的作用啊！为什么，因为东方妇女受压迫、受成见包围，要比男子加万倍；新的历史吹嘘，新的经济关系，以比解放男子更大的力量，更突变的形势，将妇女从旧习惯底下解放出来。我们现在东方看见回教的统治，旧成见旧信仰之统治，但这些现在已逐渐化成灰尘——譬如一匹腐化的纱布，外观还是完好，各种花纹也很明晰，但只要经手一动，微风一吹，整匹纱布都四散纷飞化为灰尘了。即如此次回教皇之废除，在古董的东方似乎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然而废除教皇者竟毫发未伤，于此可见东方的旧信仰是已经腐化了，可见一旦劳动群众革命运动兴起，这些旧信仰将顷刻灰飞不能为革命障碍了，同时又可见生活最受摧残、创造才最受抑制之东方妇女——奴隶之奴隶——一旦揭开几重面幕，她们的旧信仰尽数动摇，她们必有狂热的渴望与需要一个新的思想、一种新的意识能够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是于乎东方再没有更良好的创作者，更良好的替革命思想，替共产主义思想奋斗的战士，能够超过于觉悟转来的妇女——东方的女劳动者了！
总而言之，东方大学是出产世界历史酵母的。英美财政资本摇动东方经济基础，鉴（凿）穿了这个基础，一层层地拆开，将旧的破坏了同时又引起向新的需要——你们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之新种子的播种者，你们工作的成效将无限地超过前辈马克思主义者工作的成效了！
然而我是不愿意以任何东方式夸大的态度做出这个结论的。我希望你们决不至于误会我的意思，因为如果存了这种教士式的思想，存了这种轻蔑西方的心理，就将迅速地流入民族德谟克拉西思想里面。共产主义者，东方民族革命者不应这样，你们在东方大学中应该懂得阶级思想与势力之世界运动是向着一个伟大目的走去的，你们应该懂得联络印度人暴动，中国苦力运动，国民党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政治宣传，朝鲜人独立奋斗，土耳其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复兴，高加索文化运动等等，他们应该懂得将这些势力联合于第三国际在英国工作与斗争之上——固然那里工作进行极为迟缓，且出于我们希望之外，然而共产主义蝎子终究要钻穿麦克唐纳尔顽固的天灵盖啊！这种理论的和政治的训练，你们应该在东方大学内取得，这个大学将变成由莫斯科联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被压迫民族运动种种线索之总汇。
你们的第三周年纪念自然是个小的纪念。你们之中许多人才到马克思主义的门限，这个我在校报上看你们的辩论就可知道。但我敢说，你们究竟多占得一点便宜，即你们已经不是在小研究社中，在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里研究马克思主义入门，列宁主义入门，而是在列宁主义灌溉的地域内，在列宁主义空气充满的地域内研究了！你们已经不仅在书本上研究列宁主义而兼有可能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空气中学习列宁主义了！这个不仅指苏联领土内的东方民族而言，从其他东方诸国来的也是一样。帝国主义统治亚洲之最后一页开始了么？它的统治将于一年、二年、三年或五年内完毕了么？这个我们不能知道。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每年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批一批地送出共产主义者，送出列宁主义者，他们都学过列宁主义初步，而且能应用这个初步到实际上去。经过了一年我们就有一批学生，经过了二年我们就有二批学生，经过了三年我们就有三批学生：如此类推下去，到事变严重爆发的那一天，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来的学生众口同声说：“我们在此地！我们已经学会了一点啊！你们——东方的奴隶们，听着！我们会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国际思想译成中国文、印度文、土耳其文、朝鲜文，我们也会将东方劳动群众的痛苦、感情、要求、希望译成马克思主义的文字，译成革命科学的文字啊！”
“谁教你们这个？”“我们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来的啊！”同志们！在你们的第三周年纪念日子，我结束我的演说辞：“敬祝你们的大学：光荣！光荣！光荣！”
一九二四，三，二一 |
列宁全集第18卷——年表（1908年1月——19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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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18卷
年表
（1908年1月——1909年6月）
1908年
1月5日（18日）—3月上半月
阅读1908年初在彼得堡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文集，书中收载了弗·亚·巴扎罗夫、雅·亚·别尔曼、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帕·索·尤什凯维奇、亚·亚·波格丹诺夫、O．N．格尔方德和谢·亚·苏沃洛夫的文章。在阅读文章过程中，列宁向波格丹诺夫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印象，认为文集作者所宣扬的哲学远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把这种哲学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搬出来。
1月25日（2月7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说他在认真地阅读党的哲学家的著作，阅读经验批判主义者亚·亚·波格丹诺夫、弗·亚·巴扎罗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著作，表示反对经验批判主义，赞成唯物主义，认为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哲学方面的观点是正确的。
1月31日（2月13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对高尔基决定为《无产者报》写些小文章表示高兴，同时建议他不要因此而中断写大本的著作；认为与高尔基的哲学观点有分歧；说《新时代》杂志对哲学漠不关心，它从来就不是热烈拥护哲学唯物主义的，而在最近竟不加批判地刊登了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文章；反对那种把僵死的小市民习气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指出社会民主党中所有的小市民派别都是首先反对哲学唯物主义，而倾向于康德、新康德主义和批判哲学。
2月10日（23日）
正式加入日内瓦读书协会。
2月11日（24日）以前
阅读阿·马·高尔基的《个性的毁灭》一文的手稿，并在同亚·亚·波格丹诺夫的谈话中，反对在《无产者报》上刊登这篇文章。
2月11日（24日）
出席《无产者报》编辑部会议。会议研究阿·马·高尔基的《个性的毁灭》一文和载于1908年2月14日（公历）《新时代》杂志上的亚·亚·波格丹诺夫论恩斯特·马赫一文的译者序。译者序中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了一种把对马赫的这种或那种态度变成党内派别划分问题的强烈倾向。会议一致通过列宁起草的《无产者报》编辑部关于这篇译者序的声明，声明中强调指出：这种哲学上的争论并不是派别的争论，任何想把这种分歧当作派别分歧的企图，都是根本错误的。会议决定让列宁和波格丹诺夫尽快去卡普里岛。
不晚于2月12日（25日）
开始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写信给在彼得堡的亲人们，请求把早在1906年夏天写的批判亚·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一书的哲学著作手稿寄来，当时曾想以《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札记》为题发表这一著作（列宁的信和著作手稿均未找到）。
2月11日和3月7日（2月24日和3月20日）之间
把《〈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声明》译成德文，并寄给《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请予发表。
2月12日（25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认为必须对马赫主义和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在哲学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之间发生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场争论不应妨碍在工人政党内执行革命的策略；建议高尔基修改他的《个性的毁灭》一文，把那些即使同波格丹诺夫哲学间接有关的地方都删掉；告知他的卡普里岛之行因故要推迟。
2月—10月
阅读约·狄慈根的《短篇哲学著作集》并在书上作批注，在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大量采用了这本书的材料。
3月3日（16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说《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不顺利，原因是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在哲学上有意见分歧；告知由于自己的哲学癖好，花在《无产者报》上的时间很少，而且愈是读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文章，愈是要责骂他们；请求高尔基为《无产者报》写文章。
3月11日（24日）
致函阿·马·高尔基，严厉抨击马赫主义者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文集，强调同马赫主义者在哲学问题上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3月下半月—4月3日（16日）以前
同到达日内瓦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扬·梯什卡谈话。
在给亚·亚·波格丹诺夫的便条中指出，不把哲学上的分歧尖锐化的情况告诉扬·梯什卡，对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取得成绩具有重要意义。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请他给《无产者报》寄材料来，说正在大量阅读哲学著作；答应去卡普里岛。
3月下半月—4月3日（16日）
为《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文集写《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并将该文送去付印。
4月3日（16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对他同意为《无产者报》写文章和写意大利通讯表示满意。列宁在附言中写道：他本人跟那些鼓吹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的人以及一切马赫主义者走的不是一条路。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告知已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送去付印了。列宁在信中拒绝高尔基想要安排他同那些鼓吹“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的人的会见。
4月6日（19日）以前
致函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到绝不容许把著作家们关于哲学的争论同党的事情混淆起来（这封信没有找到）。
4月6日（19日）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谈到布尔什维克派别内部关于哲学问题的分歧，认为不能因为争论而妨碍工作；告知不能在这个时候去意大利；请他给《无产者报》寄文章来。
4月10日和17日（23日和30日）之间
应阿·马·高尔基的邀请，来到意大利卡普里岛，并在那里度过了几天。列宁向亚·亚·波格丹诺夫、弗·亚·巴扎罗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声明，他同他们在哲学问题上有分歧。
4月
阅读恩格斯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并作批注，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和《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一文时利用了恩格斯的这篇文章。
5月3日和28日（5月16日和6月10日）之间
在伦敦英国博物馆图书馆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5月15日（28日）以前
写《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提纲。这个提纲是供布尔什维克中央和《无产者报》编辑部成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出席亚·亚·波格丹诺夫于1908年5月15日（2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哲学报告会发言时使用的。
不早于5月
研读格·瓦·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并作批注。
5月底—6月初
在《无产者报》编辑部会议上，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一起拒绝亚·亚·波格丹诺夫提出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断言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同布尔什维克派的利益没有矛盾。
6月7日（20日）
写信给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自己已从伦敦返回日内瓦；对出版人帕·格·达乌盖拒绝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表示遗憾，请她另找一个出版人，并请寄来两三本尚未正式出版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即使是没有装订好的也可以。
6月10日和14日（23日和27日）之间
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签署《无产者报》编辑部给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维·康·塔拉图塔的声明：必须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履行相应要求的条件下，消除《无产者报》编辑部同波格丹诺夫之间的冲突。
6月18日（7月1日）
复函在敖德萨的瓦·瓦·沃罗夫斯基，说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分歧正在加剧，同他们分裂将不可避免；鉴于即将举行党的代表会议，邀请沃罗夫斯基8月来巴黎；要求把出席代表会议的委托书只发给地方的工作人员，只发给真正的工作人员；请他为《无产者报》寄文章来；询问是否有可能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6月30日（7月13日）
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告知他正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请她给买两本格·伊·切尔帕诺夫的书：《阿芬那留斯和他的学派》和《内在论哲学》；请求寄一本种子出版社排完的《十二年来》文集第2卷第2分册，这一册里收入了《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
7月27日（8月9日）
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说他打算在一个半月内写完自己的哲学著作；告知曾会见途经日内瓦的表姐玛·伊·韦列田尼科娃；邀请妹妹和母亲秋天到日内瓦来休息。
8月11日—13日（24日—26日）以前
出席《无产者报》编辑部讨论同亚·亚·波格丹诺夫派分歧问题的会议。会议正式向波格丹诺夫提出建议，让他出版一本小册子，阐述他的观点。
8月11日—13日（24日—26日）
出席布尔什维克中央会议，会上分析了在《无产者报》编辑部内部列宁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在哲学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冲突。
8月12日（25日）
《言语报》发表消息，说即将出版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不早于夏天
研读弗·米·舒利亚季科夫的《西欧哲学（从笛卡儿到马赫）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一书并作批注。
9月10日（23日）以前
写信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告知将在10月1日（公历）前完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请她同出版人签订合同。
9月11日（24日）以后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来信，信中说她已在彼得堡逗留数日，同尼·谢·克列斯托夫（安加尔斯基）和康·彼·皮亚特尼茨基商谈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有关事宜。信中还谈到列宁的《土地问题》一书的出版人米·谢·克德罗夫、说有希望得到这部书的两册样书并寄给列宁、告知《卡尔·马克思》文集即将出版、劝列宁到山区某个地方去休息一下。
9月17日（30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米赫涅沃站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他即将去布鲁塞尔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说打算在写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后去意大利一星期；询问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推迟来日内瓦的原因，并建议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和她一起来。
9月25日和10月2日（10月8日和15日）之间
载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的《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文集在彼得堡出版。
9月底
继续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个别地方进行补充。
9月
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一版序言。
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手稿交给弗·菲·哥林（加尔金）阅读。
10月14日（27日）以前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全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2卷）中作记号和作批注，在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利用了这本书。
10月14日（27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已全部写完；说出版这本书可以让步，只要稍有可能，就签订出版合同。
不晚于10月22日（11月4日）
收到《卡尔·马克思》文集，文集中载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
10月23日和28日（11月5日和10日）之间
收到孟什维克马赫主义者帕·索·尤什凯维奇10月23日（11月5日）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建议列宁参加哲学文集的撰稿工作。
10月26日（11月8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请她寄来出版社的地址，以便寄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手稿；同意在书报检查特别严格时把书中的“僧侣主义”一词改成“信仰主义”，并在注解中说明它的含义。
10月下半月，不晚于26日（11月8日）
写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一书。
10月28日（11月10日）
致函在彼得堡的孟什维克马赫主义者帕·索·尤什凯维奇，拒绝他提出的关于为准备出版的哲学文集撰稿的建议。
11月3日（16日）
康·彼·皮亚特尼茨基致电阿·马·高尔基，询问能否由知识出版社出版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11月4日（17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告知迁居巴黎的问题已最后决定；请她转告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手稿已寄给维·亚·列维茨基。
11月13日（26日）
写信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对她没有收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手稿表示不安（这封信没有找到）。
收到姐姐11月9日（22日）从莫斯科的来信，信中说收到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手稿。列宁回信建议，如果找不到出版人就把手稿寄给生活和知识出版社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
11月27日（12月10日）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来信，信中说可以同莫斯科环节出版社签订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合同，并谈到合同的条件。当天列宁给姐姐回电说接受出版社的条件。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对不经过知识出版社就把事情办妥一事表示满意；请求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尽快同环节出版社办好签订合同的手续，并在合同中要求立即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建议签订合同时用列宁的名字，而不用安娜·伊里尼奇娜的名义，以免她受到出版法的追究；告知即将从日内瓦迁往巴黎。
11月29日和12月1日（12月12日和14日）之间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由日内瓦迁居巴黎，《无产者报》也移至巴黎出版。
12月6日（19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同意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弗·亚·巴扎罗夫和亚·亚·波格丹诺夫的语气放缓和一些，但是批判帕·索·尤什凯维奇和尼·瓦连廷诺夫的语气不变。列宁还强调指出，只有在出版人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时才同意用“信仰主义”一词代替“僧侣主义”一词。
12月11日（24日）
致函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谈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校样问题，并对该书章节标题的字号作了具体指示。
12月21日（1909年1月3日）以前
出席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和前来参加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发言反对召回派关于解散《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建议以及他们企图不召开全党的代表会议而召开单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建议。经过斗争，列宁终于成功地否决了召回派提出的建议。
1908年或1909年
起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提纲》。
1909年
1月23日（2月5日）
就《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校样问题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这封信没有找到）。
1月24日（2月6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收到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一批校样，并随信寄去勘误表。
1月—2月
在巴黎布尔什维克小组讲哲学课。
2月1日（14日）
在《无产者报》编辑部会议上要求公开反对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鼓吹的造神说。反对造神说的题为《不同路》的编辑部文章发表在2月12日（25日）《无产者报》第42号上。
2月3日或4日（16日或17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请她花钱请一位同意校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大学生。
2月4日或5日（17日或18日）
写信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说给寄去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校样的更正。
2月8日（21日）
由于党内的分歧，同亚·亚·波格丹诺夫断绝私人关系。
2月17日（3月2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谈到自己在尼斯休养的情况；感谢弟弟德·伊·乌里扬诺夫报告母亲健康好转的消息；高度评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校样的质量。
2月24日（3月9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说随信给寄去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第10和11印张的更正；对迟迟没有寄来校样表示不安；请求尽快出书，哪怕在3月15日（28日）以前出版也好；告知已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决裂；认为书中驳斥他们的地方不能缓和；感谢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的帮助，请代为赠送给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一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2月27日（3月12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希望《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尽快出版；再一次请求不要缓和书中驳斥亚·亚·波格丹诺夫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提法。
3月7日（20日）以后
收到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莫斯科的来信，信中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印刷工作被苏沃林印刷厂耽搁了，还谈到她为尽快出书所采取的措施。
3月8日（21日）
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寄去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手稿第630页的更正（这一更正没有保存下来）。
3月10日或11日（3月23日或24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寄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四章第1节的补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认为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马赫主义者对照一下是极为重要的；还告知已看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部分印张的校样，以及巴黎邮政工人罢工已结束等情况。
3月13日（26日）
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告知已收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15—18印张的版样和第1—9印张及第13印张的清样，寄去第15—18印张的勘误表；询问什么时候出书。
3月26日（4月8日）
写信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请求采取一切措施赶快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4月16日（29日）
致函在瑞士达沃斯的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告知乌拉尔领导组织被破坏；还谈到在《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前夕，亚·亚·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召回派集团的行为给党的工作造成了困难。
不晚于4月18日（5月1日）
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在苏沃林印刷厂印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4月21日（5月4日）
收到列·谢·佩列斯1909年4月18日（5月1日）从莫斯科的来信，信中告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已印刷完毕，即将发行。
不早于4月25日（5月8日）
送给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一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书上题词：“作者送给亲爱的玛尼亚莎”。
4月29日和5月9日（5月12日和22日）之间
在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被列入《图书年鉴》。
4月—6月8日（21日）以前
主持筹备召开《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工作。
5月4日（17日）
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寄往柏林，赠给罗·卢森堡。
5月5日（18日）
致函在柏林的罗·卢森堡，告知给她挂号寄去一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为“关于马赫”的谈话的纪念；请求把这本书列入《新时代》杂志的新书介绍栏；对罗·卢森堡的《革命后的头晕》一文给予好评。
5月8日（21日）
写信给住在阿卢普卡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把妹妹玛·伊·乌里扬诺娃准备考试以及她的健康情况告诉母亲；邀请母亲秋天去巴黎；告知收到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并对该书的印刷质量给予好评。
5月12日（25日）
赠给弗·菲·哥林（加尔金）一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5月13日（26日）
写信给住在阿卢普卡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印刷质量给予好评；但对书价过高表示不满；请求她催出版人尽快支付稿费，把钱寄到巴黎来；说在即将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上不可避免要同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分裂。
5月19日（6月1日）
《巴库信息报》发表普·阿·贾帕里泽评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文章，文章作者同意列宁的关于俄国经验批判主义者的观点是哲学修正主义的观点的看法。
不早于5月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在乌克兰传播很广，基辅的书店公开出售，敖德萨的公共图书馆的读者踊跃借阅，宣传员进行学习并向工人宣讲，基辅工学院还举行了关于这本书的讨论会。
5月—9月
《复兴》杂志5月号、《现代世界》杂志7月号、《批判评论》杂志9月第5期以及9月29日《俄罗斯新闻》等报刊，发表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评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文章。
夏初
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寄给在俄国的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对他在此书出版过程中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6月5日（18日）
《敖德萨评论报》发表瓦·瓦·沃罗夫斯基评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文章。 |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弗·伊·涅夫斯基的论文《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反动派的哲学》（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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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弗·伊·涅夫斯基的论文《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反动派的哲学》
（1920年）
无产阶级当前的主要任务“在于改变”世界。看来，要在目前反复琢磨理论领域中那些已经充分证明了的旧真理，是有点不合时宜的，因为实际工作是这样多，变革又必须是这样坚决而深刻，以致几乎没有时间来愉快地作些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但是这个任务本身的利益，即卡·马克思在关于路·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中讲到的坚决改变世界这个任务的利益，要求一切关心革命成就的共产主义者偶尔也要注意一下这些早已得到证明的并且还没有被任何人驳倒的理论问题。
研究这些乍看起来是抽象的哲学问题，即使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斗争的时代也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反动派、垂死的阶级及其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维护者和思想家们在一切生活领域中，包括在科学领域中，不肯立即让位于新的阶级、新的观点和新的形式。
他们表面上同新世界妥协了，其实是企图从内部来颠覆它。同时，有些人这样做是完全自觉的，他们以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不可取代的”专家的面貌进入新的机关和团体，为的是出卖和背叛无产阶级；而另一些人则是不自觉的，他们深信，他们是为新事业服务的，然而他们却使自己的落后的反动观点具有外表上极科学的形式，并且用腐尸的毒液侵蚀正在进行战斗的群众的意识。
疯狂的资产者妄想以新制度最忠诚的拥护者的面貌，钻进我们的营垒；有一些人则不自觉地试图向群众证明：反动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在同自己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时最好的武器。很难讲，这两种情况中哪一种对无产阶级更有害。
有些人企图使无产阶级相信，僵死腐朽的反动派的哲学是科学的最新成就。亚·波格丹诺夫和他的信徒们（他们因为这位多产哲学家写了许多“著作”而欣喜若狂）就是这种人。
列宁同志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一书的结论中说得非常正确：“……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注：见本卷第375页。——编者注］亚·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就是这种用新名词掩盖起来的唯心主义哲学。亚·波格丹诺夫的“著作”非常多，它们或者以单行本出版，或者分别刊载在各种杂志上。
继《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从历史观点来看认识》以及著名的《经验一元论》（三卷集）之后，问世的还有这样一些不同凡响的著作：《普遍的组织起来的科学》（《组织形态学》第1、2册）、《关于社会意识的科学》、《意识形态科学简明教程问答》、《社会主义问题》；新旧论文集：《新世界》、《科学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任务）、《生动经验的哲学》、《通俗论文集》、《唯物主义、经验批判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经验一元论——未来的科学》；在作者参加下由绍·莫·德沃莱茨基重新修订和补充的《经济科学简明教程》新版（第10版）；《政治经济学初级教程》（政治经济学引论问答）；作者尚未编集成书的关于各种问题的文章和小册子（例如发表在《无产阶级文化》杂志上的论文：《组织起来的科学概论》，载于第7—8、9—10、11—12期，关于无产阶级诗歌以及其他问题的论文）。
我们相信，这里所列举的远非这位多产作家的全部著作，不过好在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只要翻阅一下上面列举的这些最主要的著作，就足以使我们立即相信，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原来那个唯心主义者、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信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批判者，不同的只是波格丹诺夫同志在经验一元论这本书出版后开始更露骨地批判马克思，而且他的哲学也日益变成僵死反动派的哲学。
只要读一读波格丹诺夫的杰作《僵死反动派的……哲学》，不，是《生动经验的哲学》，我们就会确信这是真的。
1905—1910年，波格丹诺夫的反对者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正统学生，在同《组织形态学》的作者、创造者争论时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那就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斗争时提出争论问题一样。
弗·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说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906年圣彼得堡格·费·李沃维奇出版社俄文版第41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5、316页。——编者注］
亚·波格丹诺夫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前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亚·波格丹诺夫在《经验一元论》第1卷中给世界和物体的客观性下了这样的定义：“物理世界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不是对我一个人来说，而是对所有的人来说是存在的，并且我深信，它对所有的人来说就象对我来说一样，具有同样确定的意义。”（《经验一元论》第1卷第25页）接着他又说：“……总之，物理世界是社会地一致起来的、社会地协调起来的经验，一句话，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同上，第36页）
物理世界即自然界（恩格斯认为是“本原”的自然界）的客观性的基础存在于集体经验的范围内。
我们这位哲学家在建立自己的经验一元论体系的时期就是这样看问题的。而他现在怎样看这个问题，他是否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没有，他的观点还是同过去一样。
《生动经验的哲学》第214页上写道：“我们把现实界或经验世界看作是具有全部生动内容、具有构成这种内容的全部努力和阻力的人类集体实践。”
从前，在亚·波格丹诺夫看来，整个世界图景应归结为要素—感觉；现在，他还是把那些声名狼藉的要素作为一切基础的基础。
在《经验一元论》这本书中勾画了这样一个公式：要素、人们的心理经验、人们的物理经验和意识。而在《生动经验的哲学》这本书中，这个公式实质上还是同过去一样。
你们在这本书里能找到的还是同样的经验要素，对人们的客观的、物理的经验即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所下的同样的定义。
你们看证据：
“经验要素是体现在认识中的社会活动的产物……”（《生动经验的哲学》第217页）“如果别人告诉他：‘是的，我们看到和听到的都和你所看到和听到的一样’，就是说，如果他的经验和他们的经验是一致的，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那么他所碰到的是实在的对象，是客观的或物理的现象。相反地，如果他们认定，他所询问的那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那么这就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经验只不过是‘主观的’经验，只不过是心理的经验——错觉或幻觉。”（第221页，黑体是我用的。——弗·涅·）
从引自亚·波格丹诺夫近作的这些言论中已经可以看出，他还是和以前一样站在纯粹的唯心主义立场上，因为他和以前一样固执地认为：物理世界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即人们的经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就没有这个物理世界。这真是荒唐话，只有经验一元论者才说得出来。因为，既然经验一元论者承认物理世界是人们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那么，在那种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即那些社会地组织经验的人还根本不存在的时候，经验一元论者又该怎么办？
还有一段引文可以清楚地说明，波格丹诺夫先前的“著作”中的糊涂思想，直到现在还是糊涂思想。
“有一位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新的彗星，他计算出彗星在空间的位置、它运行的轨道、大小，确定了它的形状、构成等等，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一切发表出来，可见除了他以外，谁也没有看到这颗星，谁也不知道它。因此这颗星暂时只能是他个人的经验，不是社会的经验。但是既已用科学的方法来发现、确定、计算和研究了这颗星，而这些科学的方法又是人类为了组织自己的经验而集体制定出来的，这就是说，这颗星已经成为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它在一系列客观的物理现象中已占有自己的地位。实际上表明了这一点的事实是：其他每一个观察家将会在同一地点找到第一个观察家所发现的那颗彗星。”（第221页，黑体是亚·波格丹诺夫用的）
不能说亚·波格丹诺夫不懂得他是在同他的要素以及代表着物理客观世界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一块儿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波格丹诺夫是懂得这一点的，因为他在自己书中第225页上曾引用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的反对意见，但是尽管他懂得这一点，他还是沉溺于更荒唐的唯心主义的胡言乱语。
亚·波格丹诺夫在书中第226页上说道：“物理的经验就是任何人的经验，即整个人类在其发展中的经验。这是具有严格的、确定的、制定的规律性的世界，是具有固定的、准确的相互关系的世界，这是几何学的一切定理以及力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等的一切公式在其中起着作用的秩序井然的世界……能否把这个世界，这种经验体系看成是不依赖于人类的呢？能否说这种体系是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存在的呢？”（第226页）
亚·波格丹诺夫是怎样回答这个重要问题的呢？在人出现以前是否有物理世界，譬如说，物体是否象万有引力定律所说的那样互相吸引呢？
“如果把测量、确定度量衡单位、计算等等的‘社会实践’抛开，万有引力定律就没有任何用处。因此，如果说这个定律在人类出现以前就起作用了，这并不等于说它是不依赖于人类的。”（第226页和第227页，黑体是亚·波格丹诺夫用的）
显然，按照这种观点，无论物质，无论自然科学所探究的、我们这些承认“神圣物质”的罪孽深重的唯物主义者（另一位批判唯物主义的巴扎罗夫曾经这样挖苦我们）生存其间的整个世界，都是不存在的。显然，按照这种观点，“物质是能动性的阻力”（第55页），或者，如在另一个地方（第89页）所说的，物质“不是别的，而是集体劳动的努力的阻力”；“人把自己的劳动—经验无限展开的场所叫作自然界”（第44页）；“在我们看来，宇宙是组织起来的能动性的不尽的洪流”（第240页）；“世界的图景就是要素的组织形式的连续系列，这些形式在斗争和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它们以往既无开端，将来也无终结”（第241页，这里的黑体是我用的。——弗·涅·）。
这样一来，他又把问题归结为要素，即归结为“体现在认识中的社会活动的产物”！
在《生动经验的哲学》一书的这些“通俗论文”中，亚·波格丹诺夫就是这样阐述自己的唯心主义观点的全部实质的：这里他以经验一元论的观点批判了古代的唯物主义、18世纪的唯物主义，最后还批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
原来“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基本概念也象黑格尔的一样，没有达到十分明确和完善的地步；正因为这样，对辩证方法的运用是不准确的、含混的，在辩证方法的公式中掺杂着随意的成分，不仅辩证法的范围不确定，就连辩证法的含义有时也被严重歪曲”（第189页）。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没有考虑到“能动性的阻力”，没有考虑到“组织起来的过程”，因为，亚·波格丹诺夫说：“如果用我们的方法，我们一开始就能确定辩证法是通过对立倾向的斗争道路的组织起来的过程。这和马克思的理解是否一致呢？显然不完全一致，马克思讲的是发展，而不是组织起来的过程。”（第189页）
亚·波格丹诺夫终于说了真话，并且向我们表示，他超过了马克思，胜过了马克思，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清除了马克思的一切过错和谬误。
在亚·波格丹诺夫创立的“组织形态学”，即普遍地组织起来的科学中，他就来清除马克思学说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过错。
这种改正马克思的过错和谬误的科学是什么呢？
这是一门关于建设的科学，一门“应当科学地把人类的组织起来的经验系统化”的科学。
可惜，我们在“组织形态学”这两册书中（目前只出了两册，大概还有登载在《无产阶级文化》杂志上的关于组织形态学观点的“通俗”叙述）又看到了波格丹诺夫哲学中那些熟悉的旧货色：复合和要素。
我们看到，第一，“人类在其全部活动中，即在劳动和思维中，把那些由不同种类的要素构成的不同的复合当作自己的对象”（《组织形态学》第1册第29页）。第二，复合和要素是相关的概念，复合是一种能分解为要素的东西，而要素是一些能联结为复合的东西；阻力和能动性同样也是相关的概念，“阻力也是能动性，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能动性，即和另一种能动性对立的能动性”，并且正因为世界或宇宙不外是“要素的组织形式的连续系列”，是“组织起来的能动性的不尽的洪流”（《生动经验的哲学》第240页和第241页），所以组织形态学包罗一切科学的材料，这是一门“独一无二的科学，它不仅应当直接制定自己的方法，而且也应当研究这些方法，使之统一，因此组织形态学是集科学之大成”（《组织形态学》第1册第38页）。
这门不同凡响的、集一切科学之大成的科学的方法又是怎样的呢？
“为了转入组织形态学这个领域，必须撇开要素的具体生理学的性质，用无关紧要的符号来代替要素，并且用抽象的公式来表示要素的联系。我们要拿这种公式同其他用类似办法得出的公式比较，从而作出组织形态学的概括，即提供关于组织的形式和类型的概念。”（《组织形态学》第1册第39页）
从下面的阐述可以知道，这些组织形态学的公式是抽象的，空空洞洞的公式是内容很少的，但是它们是万能的，能“运用于无数不同的场合”（第48页）。
的确，我们往下可以看到书中谈了些什么，然而亚·波格丹诺夫认为他的公式是完美无缺的。
因为选择原则可以无限广泛地运用于人类的理论和实践，所以这也就显示出这个原则的组织形态学的性质：选择的机制是普遍的，这种选择有保守的和进步的，“进步的选择改变复合的结构”（第64页），“保守的选择趋向静态的结果，这种结果的典型是稳定的均衡”（第107页），“积极的选择使复合的结构改变成更多样的要素和更复杂的内部相互关系。消极的选择使复合的结构改变成更单一的要素和它们的更不复杂的联系”（第108页）。总之，选择是基本的普遍的机制，可以用它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达尔文主义、马尔萨斯的学说、物质的发展、活的原生质的原始的运动反应、采金的方法以及教派和党派等人类组织。波格丹诺夫从这种基本的普遍的选择机制出发，引伸出浸进规律。
这里首先提出了“有价值的联系”的概念。这是“我们关于组织起来的组合的思维形式”（《组织形态学》第1册第114页），但是由于在各复合之间不可能经常建立这种有价值的联系，所以作为中介的复合，即这种浸进本身，就成为必要的了。
什么是浸进规律？恐怕只有亚·波格丹诺夫才知道，在他的两册《组织形态学》中，除了抽象的、贫乏的、空洞的公式以外，读者不可能获得任何东西。不过，在这两册书中，除了这些公式以外，还有许许多多新术语，这些术语使得本来就含糊不清的有关形而上学体系的说明更加混乱。
亚·波格丹诺夫最反对资产阶级科学的拙劣的术语，可是他自己却把几十个新术语堆积在一起。在他的学说中，那些只要能被他找到的名称是应有尽有的，这里有交配、接合生殖（生物学上的术语），有浸进、出离、递减、不浸进、系统分解；在他的学说中，所有这些符号、复合和要素的不管什么样的组合，统统都有！
我们现在不是写评论亚·波格丹诺夫著作的文章，我们只是为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的出版而撰写一篇短文，因此不可能详尽地陈述我们这位哲学家的全部著作的内容以及他的哲学。
我们的目的是引用两三个基本论点来证明，这种哲学所依据的出发点就是那些唯心主义原则，即要素—感觉和复合，就是否认物质、外部世界，否认整个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所确定的东西，即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而非精神。
根据亚·波格丹诺夫的全部近作，也很容易说明，他的哲学的唯心主义原则对他的论断是多么有害，这些原则把他的体系变成了空洞的抽象的形式，导致他断言：物理世界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物质是能动性的阻力，能动性就是阻力，而阻力也就是能动性，“不浸进就是方向相反的能动性的互相破坏”（《组织形态学》第2册第14页），如此等等。
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谈这些东西。
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亚·波格丹诺夫以一种比组织形态学（用了接合生殖、浸进、不浸进以及其他术语和浸进“规律”）更简单的形式把这一切形而上学的废话奉送给工人。
例如，在《科学和工人阶级》这篇论文中所讲的全是关于普遍的组织起来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化。
什么是社会化，只有天知道。但是实质在于：必须立刻着手建立这门组织形态学，确切些说，也就是着手组织这门组织形态学，因为这种组织形态学本身实质上早就存在了。
资产阶级给无产阶级提供了残缺不全的知识、伪造的科学；资产阶级学者的最科学的理论中反映出社会的阶级结构；资产阶级学者在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创造了科学。波格丹诺夫根据这种正确的论点得出以下的结论：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创立自己特有的无产阶级科学，并把它社会化。
“在群众中普及科学，这不单纯是科学的民主化，而是真正的社会化。”（《科学的社会主义》第31页）
什么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确实不清楚，不过从各方面看来，这也就是组织形态学，关于它已经写出了许多形而上学的晦涩而空洞的文章。
问题原来在于，“组织活动从来都是以某些部分或要素来构成某些系统”（《科学的社会主义》第79页）。可见，离开了这些著名的波格丹诺夫的要素，就寸步难行。
“这些要素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组织了些什么呢？自然界通过自己的进化过程组织了些什么呢？尽管情况各有不同，但有一个特征还是普遍适用的：组织这些或那些能动性，组织这些或那些阻力。我们研究一下就会相信：第一，这实际上是一个特征而不是两个特征；第二，这个特征是普遍的，没有例外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第79页）
这是对亚·波格丹诺夫的“科学”观点的通俗说明，这些观点否认物质的存在，并且用能量来代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物质：“物质归结为‘能量’，即归结为作用、能动性。”（《科学的社会主义》第80页）
如果问亚·波格丹诺夫：这种物质归结为什么的作用，对什么的作用？什么是能动性？这是没有用的。我们别的什么也听不到，只能听到这样一些说法：科学已经分解了原子；能动性是阻力，而阻力也就是能动性；光波是按照某某规律进行干扰的；接合生殖是普遍的事实；一切都重新被归结为经验的要素、复合，即归结为形而上学的胡说。形而上学的胡说打着科学的招牌来破坏或企图破坏读者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过去和现在物理世界都是在这些“要素”和“复合”之外存在着，第一性的基本的事实不是这些要素和复合，而是波格丹诺夫所不喜欢的因而否定其存在的物质。
于是，能动性被组织起来了，因为“组织性有着这样的精确定义，以致这个概念居然可以普遍运用于存在的一切阶段，而不是仅仅适用于生命的领域”，因此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这些在质和量上极不相同的、彼此相差甚远的宇宙要素，可以从属于同样的组织方法、组织形式。”（《科学的社会主义》第91页）
科学的秘密就在于把许多不同的、不可相比的现象系列联系起来，从中得出预见，而且因为一切宇宙要素都可以从属于同样的组织方法，所以难题也就有了解答——“这种解答是普遍的组织起来的科学的事情”（《科学的社会主义》第92页）。好，既然如此，就必须使工人们通过这些通俗论文来认识“组织形态学”的规律，即类似我们在前面所引用的关于积极选择和消极选择的规律，这是亚·波格丹诺夫在关于组织起来的科学的论文（载于《无产阶级文化》杂志）中所研究的问题。
我们不再详细谈论这些“组织形态学的规律”，然而要指出，亚·波格丹诺夫也在这些通俗论文中告诉工人们：辩证唯物主义是不科学的、过时的（例如见《科学的社会主义》第102页）。
我们认为，从亚·波格丹诺夫书中引证的有关“要素”和“复合”、“能动性”和“阻力”等言论，已足以使人相信亚·波格丹诺夫是在重复他的旧错误。
如果再去引证我们在上面列举的亚·波格丹诺夫其他著作中的话，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它们的实质都一样，读者从中发现不了什么新东西。
但是必须指出，亚·波格丹诺夫企图证明，普列汉诺夫、伊林、正统派和其他承认物质存在的马克思的追随者误解他，硬给他的要素加上马赫所赋予的那种实质（《生动经验的哲学》第140页以及第202页和第224页）。
不过，很可惜，这一次亚·波格丹诺夫的理由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上面提到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拥护者说了些什么呢？
尽管他们同亚·波格丹诺夫争论时所用的方式、说法各自不同，但争论的实质却在于他们都向经验一元论者波格丹诺夫问道：在您看来，什么是世界的基础，是物质还是精神？您的要素是什么？
波格丹诺夫在第140页上说：普列汉诺夫、伊林和正统派以为经验的要素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感觉，这是错误的。
要知道，这是极大的误解。马赫和经验批判主义者所说的要素当然是具有感性性质的，但是他们承认感性世界是真正的现实界，感性世界绝不是由于“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而产生的感觉和表象。物体就是感性的物体，不是别的，所以物体的要素是这样的东西：不管我们是否感觉到，树木实际上有绿色、褐色、灰色，有硬度、气味等等。而且只有当一个人“感觉到”所有这一切的时候，对他说来要素也就成为“感觉”。（第141页）
亚·波格丹诺夫认为，许多人由于对经验这一名词不了解而糊涂了。他说，到目前为止，经验都是在个体主义的含义上被理解的。
但是，问题在于：在亚·波格丹诺夫看来，不论怎样理解这种经验，物理世界或这些“物体”不是别的，而是人们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因而……凡是没有这种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的地方，就没有物体，没有物理的外部世界。所以一切关于个人经验和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关于能动性和阻力的论断也就是空洞的遁词和唯心主义的胡说。
不用说，在亚·波格丹诺夫的其他著作中还有许许多多极其可笑的“组织形态学的规律”和观点，但是可惜这篇短文已经超出了它的范围，必须赶快同浸进和递减、“要素”和“复合”分手了。只再补充一点，在波格丹诺夫的《关于社会意识的科学》一书中，甚至在《经济科学简明教程》一书中，甚至还在《政治经济学初级教程》这本书中，都打上了普遍的“组织形态学的”烙印。同时还不能不指出下列的有趣的情况：无论在哪一本书中，他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生产和生产管理制度，以及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本身，都只字不提。
虽然亚·波格丹诺夫同志在他的出版于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著作中闭口不谈的东西还多得很，可是，他对“生动经验的哲学”，确切些说，对僵死反动派的哲学倒是大谈而特谈。
载于1920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俄文第2版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第13卷第317—324页 |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四章第1节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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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1节的补充
［注：第四章第1节见本卷第200—212页。——编者注］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106]
在第四章第1节里，我们已经详细地说明，唯物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批判康德的角度是同马赫、阿芬那留斯批判康德的角度完全相反的。我们认为，在这里哪怕是简略地补充说明一下俄国伟大的黑格尔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认识论立场，也是必要的。
在费尔巴哈的德国学生阿尔布雷希特·劳批判康德之后没有多久，俄国的伟大著作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也是费尔巴哈的学生）第一次试图公开地表明他对费尔巴哈和康德的态度。早在上一世纪50年代，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就作为费尔巴哈的信徒出现在俄国文坛上了，可是俄国的书报检查机关甚至连费尔巴哈的名字也不许他提到。1888年，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准备付印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第3版序言中，试图直接指出费尔巴哈，可是书报检查机关即使在这一年也不准引证一下费尔巴哈！这篇序言直到1906年才和读者见面（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册第190—197页）。在这篇《序言》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用了半页篇幅来批判康德和那些在自己的哲学结论中追随康德的自然科学家。
请看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88年的精彩论述：
“那些自以为是无所不包的理论的创造者的自然科学家们，事实上仍不过是建立了形而上学体系的古代思想家的学生，而且往往是那些被谢林部分地破坏了而又被黑格尔彻底地破坏了体系的思想家的学生，而且往往是些拙劣的学生。只要提一提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大多数企图建立关于人类思想活动规律的广泛理论的自然科学家，都在重复康德关于我们知识的主观性的形而上学理论〈告诉那些把什么都搞乱的俄国马赫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落后于恩格斯的，因为他在用语上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同形而上学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对立混淆起来了；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完全保持恩格斯的水平，因为他不是责备康德的实在论，而是责备康德的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不是责备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而是责备康德不能够从这个客观的泉源引出我们的知识。〉，都照着康德的话说：我们感性知觉的形式同对象的真实存在的形式没有相似之处〈告诉那些把什么都搞乱的俄国马赫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康德的批判同阿芬那留斯和马赫以及内在论者对康德的批判完全相反，因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在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我们感性知觉的形式和对象的真实的即客观实在的存在的形式有相似之处。〉，因此，真实存在的对象、它们的真实的质以及它们之间的真实的关系，是我们不可认识的〈告诉那些把什么都搞乱的俄国马赫主义者：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在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对象——用康德的过分矫饰的话来说就是“自在之物”——是真实存在的，是我们完全可以认识的；不论是它们的存在，或是它们的质，或是它们之间的真实的关系，都是可以认识的。〉，即使它们是可以认识的，它们也不能成为我们思维的对象，因为我们的思维把一切知识材料放到了和真实存在的形式完全不同的形式中；思维规律本身也只有主观的意义〈告诉糊涂人马赫主义者：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在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思维规律不是只有主观的意义，也就是说，思维规律反映对象的真实存在的形式，和这些形式完全相似，而不是不同。〉；在现实中，根本没有我们以为是因果联系的东西，因为既没有先行的，也没有后继的，既没有全体，也没有部分，等等〈告诉糊涂人马赫主义者：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在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在现实中，有着我们以为是因果联系的东西，有着自然界的客观的因果性或必然性。〉。当自然科学家不再说诸如此类的形而上学的胡言乱语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创立出比费尔巴哈提出的概念体系更加精确完备的概念体系〈告诉糊涂人马赫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一切背弃唯物主义而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言论都叫作形而上学的胡言乱语。〉。然而目前对有关所谓人的求知欲的基本问题的科学概念的叙述，仍然是费尔巴哈作得最好。”（第195—196页）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人的求知欲的基本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50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屏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人的无聊的胡言乱语。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上升到，更确切些说，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不能够上升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
1909年5月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8卷第7—384页
注释：
[106]《第四章第1节的补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的手稿，是列宁在1909年3月下半月寄给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当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已付印。列宁在1909年3月10日（23日）或11日（24日）给她的信里说：“寄上补充一则。不必因它而耽误出版。不过，要是时间来得及，可用另一种字体（如用8点铅字）印在卷末，放在结论后面。我认为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同马赫主义者对照一下是极为重要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186号文献）——376。 |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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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评价经验批判主义。
第一，首先必须把这种哲学的理论基础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加以比较。本书前三章所作的这种比较，从认识论问题的各方面揭露了用新的怪论、字眼和花招来掩饰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旧错误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十足反动性。只有那些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一般哲学唯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方法的人，才会侈谈经验批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第二，必须确定经验批判主义这个哲学专家们的小学派在现代其他哲学学派中的地位。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从康德开始可是他们并没有从他走向唯物主义，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向休谟和贝克莱。阿芬那留斯以为自己全盘地“清洗经验”，其实他只是把康德主义从不可知论中清洗出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整个学派愈来愈明确地走向唯心主义，它和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学派之一，即所谓内在论派密切结合起来了。
第三，必须注意到，马赫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门类中的一个学派有着无可怀疑的联系。一般自然科学家以及物理学这一特别门类中的自然科学家，极大多数都始终不渝地站在唯物主义方面。但是也有少数新物理学家，在近年来伟大发现所引起的旧理论的崩溃的影响下，在特别明显地表明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新物理学危机的影响下，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现今流行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就象不久以前流行过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是一种反动的并且使人一时迷惑的东西。
第四，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2000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圆滑的形态，信仰主义全副武装，它拥有庞大的组织，继续不断地影响群众，并利用哲学思想上的最微小的动摇来为自己服务。经验批判主义的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是在于替信仰主义者效劳，帮助他们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 |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六章经验批判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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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经验批判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分为两个阵营：一个就是维·切尔诺夫先生和《俄国财富》杂志[88]的撰稿者，他们不论在哲学或历史方面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彻底的始终如一的反对者；另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最感兴趣的那一伙马赫主义者，他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千方百计地向读者保证：马赫主义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相容的。但是，这些保证大部分仅仅是保证而已：没有任何一个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曾打算稍微系统地去阐述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在社会科学中的真实倾向。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个问题。先谈载入文献中的德国经验批判主义者的言论，然后再谈他们的俄国弟子们的言论。
1.德国经验批判主义者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漫游
1895年，当理·阿芬那留斯还在世的时候，在他所主编的哲学杂志上登载了一篇他的弟子弗·布莱的文章：《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注：弗·布莱《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载于1895年《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9卷第378—390页。］。经验批判主义的所有的老师不仅攻击公开的自觉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而且还攻击自发地站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上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而这位弟子则攻击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他攻击的矛头指向政治经济学中的各种极不相同的学派，但是我们感到兴趣的仅仅是那些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派的经验批判主义论据的性质。
弗·布莱写道：“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整个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说明经济生活现象时使用着形而上学的前提：它从经济的‘本性’中‘引出’经济的‘规律’，人对于这些‘规律’说来不过是一种偶然的东西……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现代理论都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它的全部理论是非生物学的，因而是非科学的，对认识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理论家们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不知道这些理论是从什么土壤中结出的果实。他们自命为不依靠任何前提的实在论者，因为据说他们研究的是这样‘平凡的’（nuchterne）、‘实际的’、‘明显的’（sinnfallige）经济现象……他们都跟生理学上的许多派别有着血缘的类似，这种类似只是同一父母，即形而上学和思辨，遗传给子女（在我们这个场合指生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有一派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现象’时〈阿芬那留斯及其学派常常把普通的词加上引号，想表示：他们这些真正的哲学家才懂得这类庸俗的、未被“认识论的分析”清洗过的用语的全部“形而上学性”〉，没有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所见到的东西（dasGefundene）跟个人的行为联系起来：生理学家把个人的行为当作‘灵魂的作用’（WirkungenderSeele）而屏弃于他们的研究之外，而这一派经济学家则宣称个人的行为对‘内在的经济规律’来说是无足轻重的（eineNegligible）。”（第378—379页）
“马克思的理论从一些构造出来的过程中把‘经济规律’确定下来，并且这些‘规律’是处于依存的生命系列的起首部分（Initialabschnitt），而经济过程则在最终部分（Finalabschnitt）……经济学家把‘经济’变成了一个超验的范畴，他们在这个范畴中发现了他们所想要发现的那些‘规律’，即‘资本’、‘劳动’、‘地租’、‘工资’、‘利润’的‘规律’。经济学家把人变成了‘资本家’、‘工人’等等柏拉图式的概念。社会主义把‘唯利是图’这个特性加给‘资本家’，自由主义把‘贪得无厌’这个特性加给工人，并且这两个特性可以从‘资本的合乎规律的作用’中得到说明。”（第381—382页）“马克思在着手研究〈法国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了，而他的认识目的是要给这个世界观提供‘理论根据’以‘保证’他的起首价值。马克思在李嘉图那里发现了价值规律，但是……法国社会主义者从李嘉图那里得出的结论，并不能满足马克思‘保证’他的被导致生活差异状态的E价值[89]即‘世界观’的要求，因为这些结论已经以‘因工人遭到掠夺而感到愤怒’等等形式成为他的起首价值的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这些结论被当作‘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结论而被屏弃了，因为它们不过是‘把道德运用于政治经济学’而已。‘但是，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是不公正的，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其他经济事实已经出现，因而原来的事实已经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因此，在经济学的形式的谬误后面，可能隐藏着真实的经济内容。’（恩格斯给《哲学的贫困》所写的序言）［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编者注］”
弗·布莱在引证恩格斯的话以后继续写道：“在这段引文中，我们在这里感到兴趣的依存系列的中间部分（Medialabschnitt）被取出来了〈abgchoben，这是阿芬那留斯的术语，意即被意识到了，被划分出来了〉。在‘认识’了‘对不公正性的道德意识’后面一定隐藏着‘经济事实’这一点以后，接着就是最终部分〈Finalabschnitt：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陈述，即E价值，即经过起首、中间、最终（Initialabschnitt，Medialabschnitt，Finalabschnitt）这三个阶段或三个部分的生活差异〉……即对这个‘经济事实’的‘认识’。或者换句话说，现在的任务就是在‘经济事实’中‘重新发现’起首价值，即‘世界观’，从而‘保证’这个起首价值。不管‘被认识的东西’如何出现于最终部分（Finalabschnitt），在依存系列的这种一定的变化中，已经包含着马克思的形而上学了。作为独立的E价值、作为‘绝对真理’的‘社会主义世界观’是‘事后’通过‘特殊的’认识论，即通过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和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来论证的……在马克思的世界观中，‘主观’‘真理’借助于剩余价值的概念在‘经济范畴’的认识论里面找到了它的‘客观真理’，对起首价值的保证完成了，形而上学在事后受到了认识的批判。”（第384—386页）
我们这样冗长地引证这一大段极其无聊的胡话、用阿芬那留斯的术语打扮起来的伪学者的无稽之谈，读者大概会生我们的气吧。但是，werdenFeindwillverstehen,muβimFeindesLandegehen——谁要了解敌人，就得深入敌巢[90]。而理·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杂志，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真正的敌巢。我们请求读者暂且克制对资产阶级科学小丑的应有的嫌恶，去分析一下阿芬那留斯的这位弟子和同事的论据。
第一个论据：马克思是“形而上学者”，他不了解认识论的“概念批判”，他没有研究一般认识论，而是直接把唯物主义塞到自己的“特殊的认识论”中去。
在这个论据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布莱个人和仅仅是属于布莱个人的。我们已经几十次、几百次地看到：所有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和所有俄国马赫主义者都非难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更确切些说，他们都重复康德主义者、休谟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用以反对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那些陈腐的论据。
第二个论据：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生理学）一样，是形而上学的。在这个论据上，“有过失的”也不是布莱，而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因为，正是他们把极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所持有的（根据他们两人自己的承认和所有那些多少知道这个问题的人的判断）自发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叫作“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并向它宣战。
第三个论据：马克思主义宣称“个人”是无足轻重的（quantiténégligeable），它认为人是一种“偶然的东西”，它使人服从某种“内在的经济规律”，它不去分析desGefundenen（我们所见到的东西、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等等。这个论据完全是重复经验批判主义的那一套“原则同格”的思想，即重复阿芬那留斯理论中的那一套唯心主义的谬论。布莱的看法完全正确，他认为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丝毫找不到这类唯心主义的谬论，而且从这种谬论的角度来看，就必然要把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从它的最基本的哲学前提上完全推翻。
第四个论据：马克思的理论是“非生物学的”，它完全不知道任何“生活差异”以及诸如此类玩弄生物学术语的把戏（反动教授阿芬那留斯的“科学”就是由这类把戏构成的）。从马赫主义的观点看来，布莱的这个论据是正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和阿芬那留斯的“生物学的”玩意之间的鸿沟的确是一目了然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事实上是在步布莱的后尘。
第五个论据：马克思的理论有党性和偏颇性，在解决问题时有先入之见。决不是布莱一个人，而是整个经验批判主义，都妄图主张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无党性；既不主张社会主义，也不主张自由主义；不去区分哲学上两个根本的不可调和的派别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力图超乎二者之上。我们曾经在一系列的认识论问题上探讨过马赫主义的这种倾向，所以，当我们在社会学中碰见它的时候，就不应当再感到惊讶了。
第六个“论据”：讥笑“客观”真理。布莱一下子就感觉到了并且是十分公正地感觉到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全部经济学说都彻底地承认客观真理。布莱正是因为客观真理的思想而把马克思主义“根本”否定，并一下子宣布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除了马克思的“主观的”观点以外事实上什么也没有，这样，他就正确地表达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的倾向。
如果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屏弃布莱（他们大概是会屏弃他的），那么我们要对他们说：脸丑不要怪镜子。布莱是一面忠实地反映经验批判主义倾向的镜子，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屏弃布莱，这不过是证明他们的善良的愿望，想把马克思和阿芬那留斯结合起来的荒唐的折中主义的企图而已。
我们现在从布莱转到彼得楚尔特。布莱不过是一个学生，而彼得楚尔特却被列谢维奇这类出众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称为老师。布莱直接地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这位对什么马克思或恩格斯都不屑一顾的彼得楚尔特，却以正面的形式叙述了经验批判主义在社会学方面的观点，从而使我们有可能把这些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加以对照。
彼得楚尔特的《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2卷的标题是：《趋向稳定》（《AufdemWegezumDauernden》）。作者把趋于稳定的倾向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他说：“人类的最终（endgultig）稳定状态，可以就其主要特征，从形式方面加以揭示。这样我们就会获得伦理学、美学和形式认识论的基础。”（第Ⅲ页）“人类的发展本身具有自己的目的”，它趋向于“完善的（vollkonmmenen）稳定状态”（第60页）。表明这一点的特征是形形色色、不可胜数的。例如，到老还不“变聪明”、还不平静下来的狂热的激进分子难道很多吗？不错，这种“过早的稳定”（第62页）是庸人的特性。但庸人不正是构成“密集的多数”吗？（第62页）
我们这位哲学家的加上了着重标记的结论就是：“我们的思维和创造的一切目的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稳定性。”（第72页）解释如下：许多人看见墙上的画挂斜了或桌子上的钥匙放歪了就“不顺眼”，这种人“不一定就是学究”（第72页），他们“感觉到有些无秩序”（第72页，黑体是彼得楚尔特用的）。一句话，“趋于稳定的倾向，就是追求终极的、按本性来说是最终的状态的努力”（第73页）。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第2卷第5章（标题是：《趋于稳定的心理倾向》）中引来的。对于这个倾向的证明都是最有力的。例如：“喜欢爬山的人都是被一种冲动所驱使，他们总想登峰造极，达到最初意义上即空间意义上的最高点。他们所以要爬上顶峰，往往不只是为了登高远眺或借此在新鲜空气和大自然中锻炼身体，而且是因为在一切有机生物内部深藏着一种欲望：一旦开始活动，就一定要依着既定方向达到自然的目的为止。”（第73页）再如：人们为了搜集成套的邮票不知花了多少的金钱！“只要看一看邮票商人的价格表，你就会头昏眼花……然而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比这种趋向稳定的欲望更自然和更容易理解的了。”（第74页）
缺乏哲学修养的人，不理解稳定原则或思维经济原则的整个广度。彼得楚尔特为这些门外汉详细地发挥了自己的“理论”。他在第28节中说道：“同情是对稳定状态的直接需要的表现”。“同情不是所看到的苦难的重复、增加，而是由于这个苦难而引起的苦难……同情的这种直接性是应当加以大力强调的。如果我们承认这种直接性，那么也就是承认，一个人会直接和最先关心别人的幸福，就象关心自己的幸福一样。这样我们就否定了对道德学说的一切功利主义的和幸福主义的论证。正是由于人的本性追求稳定和平静，它在根本上不是恶的，而是乐于助人的。
同情的直接性常常表现在援助的直接性中。为了救人，人们常常不加思索地跳到水里去援助快要淹死的人。与死亡挣扎的人的样子是难堪的，它使救他的人忘掉自己的其他义务，甚至冒着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危险去救一个堕落的醉汉的无用生命，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同情能够使一个人做出一些从道德观点看来不能认为是正当的行为……”
这类难以言传的蠢话，在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的著作中，竟占了几十几百页的篇幅！
道德是从“道德的稳定状态”的概念中引伸出来的（第2卷第2篇：《灵魂的稳定状态》，第1章：《论道德的稳定状态》）。“稳定状态，就它的概念而言，在自己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中都不包含任何变化的条件。因此，用不着进一步论证就可以断定：这种状态没有给战争以任何可能性。”（第202页）“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是从最终（endgultig）稳定状态的概念中产生的。”（第213页）这种“稳定状态”不是从宗教而是从“科学”中产生的。不是象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将由“多数”去实现这种稳定状态，也不是社会主义者的权力“能够帮助人类”（第207页）。不是的，只有“自由的发展”才能实现这个理想。事实上，资本的利润不是在减少，工资不是经常在增加吗？（第223页）关于“雇佣奴隶制”的这一切论断都是不正确的（第229页）。过去可以打断奴隶的腿而不受任何处罚，而现在呢？现在却不是这样，“道德的进步”是无庸置疑的：请看一看英国的大学公社[91]、救世军[92]（第230页）、德国的“伦理协会”！为了“美学的稳定状态”（第2篇第2章），“浪漫主义”被屏弃了。而浪漫主义包括自我的无节制扩大的一切形态，包括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玄秘主义、唯我论、利己主义、“多数对少数的暴力压制”以及“由国家来组织一切劳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第240—241页）［注：马赫本着同样的精神赞同伯倍尔和门格尔的那种保证“个人自由”的官僚社会主义，同时他认为，与这种社会主义“不能匹比”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学说有产生“比君主制或寡头制国家中的奴隶制更加普遍、更加厉害的奴隶制”的危险。见《认识和谬误》1906年第2版第80—81页。］。
布莱、彼得楚尔特和马赫在社会学中的漫游，可以归结为市侩的无限愚蠢，他们在“新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体系和术语的掩饰下沾沾自喜地散布陈词滥调。浮夸的言辞、牵强的三段论法、精巧的经院哲学，一句话，无论在认识论上或社会学上，都是一路货色，都是用同样诱人的幌子掩盖着的同样反动的内容。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俄国的马赫主义者。
2.波格丹诺夫怎样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
波格丹诺夫在他的《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生命的发展》（1902）这篇论文中（见《社会心理学》第35页及以下各页），引证了“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在《批判》一书的序言［注：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11页）。——编者注］里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那段著名的话。波格丹诺夫在引证马克思的这段话以后说：“历史一元论的旧公式，虽然在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可是已经不能完全使我们满意了。”（第37页）因此，作者想从这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去修正或发展这个理论。下面就是作者的主要的结论：
“我们已经指出：社会形态属于广泛的类即生物学适应的类。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就确定了社会形态的范围；为了确定这个范围，不仅要确定类，而且要确定种……人们在生存斗争中，只有借助于意识才能结合起来，没有意识就没有交往。因此，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都是意识—心理的生活……社会性和意识性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来说，是同一的。”（第50、51页，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
这个结论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一点已由正统派指出了（《哲学论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183页及以前几页）。但是波格丹诺夫仅仅用谩骂来回敬她，挑剔引文中的错误，说原文本来是“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而正统派却引成了“按完全的含义”。错误是有的，作者完全有权利加以纠正，但抓住这点大叫“曲解”、“偷换”等等（《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XLIV），这不过是用抱怨的话来模糊分歧的实质而已。不管波格丹诺夫替“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两个词想出了怎样“确切的”含义，有一点却是无庸置疑的，这就是：我们所引的他的那个论点是错误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不是同一的，这正如一般存在和一般意识不是同一的一样。人们进行交往时，是作为有意识的生物进行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是同一的。在一切稍微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在交往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又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发展的，等等。例如，一个农民在出售谷物时，他就和世界市场上的世界谷物生产者发生“交往”，可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从交换中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反映可能是对被反映者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可是如果说它们是同一的，那就荒谬了。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
波格丹诺夫企图“按照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精神”来悄悄地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这显然是按照唯心主义的精神来歪曲这些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想否认这一点是可笑的。让我们回想一下巴扎罗夫对经验批判主义的说明（不是对经验一元论的说明，怎么可能呢！要知道在这些“体系”之间有着很大很大的差别呀！）：“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露骨的意以和存在的同一论。我们再回想一下内在论者威·舒佩（他象巴扎罗夫之流一样拼命地赌咒发誓，说他不是唯心主义者，并且也象波格丹诺夫一样坚决地声明他的用语有特别“确切的”含义）的公式：“存在就是意识。”现在请把这个公式和内在论者舒伯特－索尔登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驳斥对比一下。舒伯特－索尔登是这样说的：“任何物质的生产过程，总是它的观察者的一种意识过程……在认识论上，外部生产过程不是第一性的（prius），而主体或诸主体才是第一性的；换句话说，甚至纯粹物质的生产过程也不能引导〈我们〉脱离意识的普遍联系（Bewuβtseinszusammenhangs）。”（见上引书《人类的幸福和社会问题》第293页和第295—296页）
波格丹诺夫可以随心所欲地诅咒唯物主义者，说他们“歪曲了他的思想”，可是任何诅咒都不能改变简单明了的事实。“经验一元论者”波格丹诺夫所谓的按照马克思的精神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和发展，跟唯心主义者和认识论上的唯我论者舒伯特－索尔登对马克思的驳斥，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波格丹诺夫硬说自己不是唯心主义者；舒伯特－索尔登硬说自己是实在论者（巴扎罗夫甚至相信这一点）。在我们这时代，哲学家不能不宣称自己是“实在论者”、“唯心主义的敌人”。马赫主义者先生们，现在是应该懂得这点的时候了！
内在论者、经验批判主义者和经验一元论者，在枝节问题上、在唯心主义的一些说法上相互争论着，而我们则根本否定他们三者所共有的一切哲学基础。就算波格丹诺夫在接受马克思的一切结论时最好心好意地宣传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但我们还是要说：波格丹诺夫减去“经验一元论”（更确切些说，减去马赫主义），才等于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种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论，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如果有个别的人把这种理论跟马克思主义，跟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调和起来，那么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人比他们的理论要好些，但决不能说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惊人的理论上的歪曲是正当的。
波格丹诺夫把自己的理论跟马克思的结论调和起来，为这些结论牺牲了起码的彻底性。在世界经济中，每一个生产者都意识到自己给生产技术带来了某种变化，每一个货主都意识到他在用一些产品交换另一些产品，但是这些生产者和货主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是在改变着社会存在。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70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展（波格丹诺夫在自己的“理论”中所强调的仅仅是这些废话），而是指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你们过日子、经营事业、生儿育女、生产物品、交换产品等等，这些事实形成事件的客观必然的链条、发展的链条，这个链条不依赖于你们的社会意识，永远也不会为社会意识所完全把握。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从一般的和基本的特征上把握经济演进（社会存在的演进）的这个客观逻辑，以便使自己的社会意识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的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明确地、批判地与它相适应。
波格丹诺夫承认这一切。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同一”论，事实上被他抛弃了，成了空洞的经院哲学的附属品，成了象“普遍代换说，或“要素”说、“嵌入”说以及其他一切马赫主义谬论那样空洞的、僵死的、无用的东西。但是“僵死的东西抓住了活的东西”。僵死的经院哲学的附属品违反波格丹诺夫的意志并且不依赖于他的意识，把他的哲学变成了替舒伯特－索尔登分子以及其他反动分子服务的工具，这些反动分子在几百个教授讲坛上用几千种调子把这种僵死的东西当作活的东西来宣传，以便反对活的东西，窒息活的东西。波格丹诺夫本人是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死敌。但波格丹诺夫的“代换”说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同一”论，却为这些反动派服务。这是可悲的事实，然而的确是事实。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下面还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僵死的哲学唯心主义怎样抓住了活的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诺夫。
波格丹诺夫在1901年所著的《什么是唯心主义？》（同上，第11页及以下各页）一文中写道：“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人们对进步的见解是一致的地方或是不一致的地方，进步观念的基本含义始终只有一个，即意识生活的不断增长的完满与和谐。进步概念的客观内容就是如此……如果现在把我们所得出的进步观念在心理学上的表现和以前阐明的生物学上的表现〈“生物学上的所谓进步就是生命总数的增长”，第14页〉对照一下，我们就不难深信：前者是和后者完全一致的，而且可以从后者中引伸出来……由于社会生活归根到底就是社会成员的心理生活，所以进步观念的内容在这里也还是生活的完满与和谐的不断增长，只要加上‘人们的社会生活’这几个字就行了。当然，社会进步的观念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内容。”（第16页）
“我们发现……唯心主义表现着人的心灵中社会性较多的情绪对社会性较少的情绪的胜利；进步的理想是社会进步的趋向在唯心主义心理中的反映。”（第32页）
不用说，在这一套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玩意中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在斯宾塞和米海洛夫斯基那里，我们可以随便发现许多毫不逊色的定义，这些定义除了说明作者的“一片好心”以外，什么也没有说明，而且表明作者完全不懂“什么是唯心主义”和什么是唯物主义。
在《经验一元论》第3卷中，在1906年写的《社会选择》（方法的基础）这篇文章中，作者一开始就驳斥“朗格、费里、沃尔特曼及其他许多人的折中主义的社会生物学的企图”（第1页），而在第15页上提出了下述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把唯能论和社会选择的基本联系表述如下：
社会选择的每一活动，就是与它有关的社会复合的能量的增加或减少。在前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是‘肯定的选择’，在后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是‘否定的选择’。”（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象这种难以形容的谬论竟然冒充马克思主义！难道还能想象出比罗列这些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毫无意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意义的生物学和唯能论的名词更无益、更死板、更烦琐的事情吗？这里没有一点具体的经济研究的影子，也没有一点马克思的方法、辩证方法以及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迹象，只有定义的编造，以及把这些定义硬套到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上去的企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增长，无疑地是社会整体的能量的增长……”——这句话的后半句，无疑地只是用一些毫无内容的术语重复前半句，这些术语看起来好象是使问题“深刻化”了，事实上却跟朗格之流的折中主义的生物社会学的企图没有丝毫区别！——“但是，这个过程的不和谐的性质，导致它以‘危机’、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能量的急剧减少而告终：肯定的选择被否定的选择代替了”（第18页）。
你们看，这不是朗格吗？在危机的现成结论上只是贴上生物学的和唯能论的标签，既没有补充一点具体材料，也没有说明危机的性质。这一切都是出于一片好意，因为作者想证实和加深马克思的结论，但实际上他却用枯燥不堪的僵死的经院哲学来冲淡马克思的结论。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不过是众所周知的结论的重复而已，至于对这种结论的全部“新的”论证，全部“社会唯能论”（第34页）和“社会选择”，都不过是名词的堆砌，对马克思主义的十足嘲弄而已。
波格丹诺夫所从事的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是给这种研究早已获得的成果换上一件生物学术语和唯能论术语的新装。这全部企图自始至终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象“选择”、能量的“同化和异化”、能量的平衡等等概念，如果应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成为空洞的词句。事实上，依靠这些概念是不能对社会现象作任何研究，不能对社会科学的方法作任何说明的。再没有什么事情比给危机、革命、阶级斗争等等现象贴上“唯能论的”或“生物社会学的”标签更容易了，然而，也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勾当更无益、更烦琐和更死板了。问题不在于波格丹诺夫在这里企图把他的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的成果和结论塞给马克思（我们已经看到他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上所作的“修正”），而是在于他所采用的这种方法，即“社会唯能论”的方法完全是虚伪的，是跟朗格的方法毫无区别的。
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里这样写道：“朗格先生（在《论工人问题……》［注：即《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编者注］第2版中）对我大加赞扬，但目的只是为了抬高他自己。事情是这样的，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for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律，或者更确切些说，人口过剩律。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斗争’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历史地表现出来，而只要把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都变成‘生存斗争’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变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须承认，这对于那些华而不实、假冒科学、高傲无知和思想懒惰的人说来倒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方法。”［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71—672页。——编者注］
马克思对朗格的批判的基础，不在于朗格特意把马尔萨斯主义[93]硬搬进社会学，而在于把生物学的概念笼统地搬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变成空话。不论这样的搬用是出于“善良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巩固错误的社会学结论，空话始终是空话。波格丹诺夫的“社会唯能论”，他加在马克思主义上面的社会选择学说，正是这样的空话。
正如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认识论上并没有发展唯心主义而是在旧的唯心主义的错误上增添一些自命不凡的胡诌瞎说的术语（“要素”、“原则同格”、“嵌入”等等）一样，经验批判主义在社会学上即使最诚挚地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但还是以自命不凡的空洞浮夸的唯能论的和生物学的词句曲解历史唯物主义。
现代俄国的马赫主义（更确切些说，在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马赫主义的流行病）的历史特点是由下述情况造成的。费尔巴哈“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和杜林等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不过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所有这些哲学家和费尔巴哈比较起来，都是一些侏儒和可怜的庸才。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是在与此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这时候资产阶级哲学已经专门从事认识论的研究了，并且片面地歪曲地接受了辩证法的若干组成部分（例如，相对主义），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保护或恢复下半截的唯心主义，而不是集中于保护或恢复上半截的唯心主义。至少，一般实证论特别是马赫主义是在更多地从事对认识论的巧妙的伪造，冒充唯物主义，用似乎是唯物主义的术语来掩盖唯心主义，而对历史哲学却注意得比较少。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可以说是从另一个方面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接受了——有时候与其说是接受了还不如说是背诵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但并没有弄清楚它们的基础，即哲学唯物主义。因此，应当把波格丹诺夫这一流人叫作颠倒过来的俄国的毕希纳分子和杜林分子。他们想在上半截成为唯物主义者，但他们却不能摆脱下半截的混乱的唯心主义！在波格丹诺夫那里，“上半截”是历史唯物主义，诚然，是庸俗的、被唯心主义严重地糟蹋了的历史唯物主义；“下半截”是唯心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饰打扮起来的唯心主义。“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集体的劳动过程”等等，这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字眼，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些掩饰唯心主义哲学的字眼，这种唯心主义哲学宣称物是“要素”－感觉的复合，外部世界是人类的“经验”或“经验符号”，物理自然界是“心理的东西”的“派生物”，等等。
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
3.关于苏沃洛夫的《社会哲学的基础》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谢·苏沃洛夫同志的《社会哲学的基础》，正因为这本书是一部集体创作，所以成了一把散发着浓烈气味的花束。巴扎罗夫说，恩格斯认为“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别尔曼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是神秘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提倡宗教，尤什凯维奇把“逻各斯”导入“非理性的知觉流”，波格丹诺夫把唯心主义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格尔方德清洗掉约·狄慈根的唯物主义，而谢·苏沃洛末写了《社会哲学的基础》这篇文章。当这些人在你们面前同时出现的时候，你们立即会感觉到新路线的“精神”。量转变成了质。早先各自在个别的论文和书籍中探索着的“探索者”，现在发表了真正的宣言。他们之间的局部的分歧，由于他们共同反对（而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消除了；作为一个流派的马赫主义的反动面貌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苏沃洛夫的这篇文章由于下述情况而更为有趣：他既不是经验一元论者，也不是经验批判主义者，而只是“实在论者”，因而使他与这伙人接近的，不是作为哲学家的巴扎罗夫、尤什凯维奇、波格丹诺夫各自具有的特点，而是他们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共同立场。把这位“实在论者”的社会学的议论和经验一元论者的议论比较一下，会有助于我们描绘他们的共同倾向。
苏沃洛夫写道：“在调节世界过程的各种规律的序列中，特殊的和复杂的规律可以归入一般的和简单的规律，而一切规律都从属于一个普遍的发展规律，即力的经济规律。这个规律的实质在于：任何力的系统消耗愈少，积蓄愈多，而且消耗为积蓄服务得愈好，那么这个系统就愈能保存和发展。很早就引起客观合目的性这一观念的各种动的平衡形态（太阳系、地球上各种现象的循环、生命过程）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发展，正是由于它们本身所固有的能量的保存和积蓄，即由于它们内部的经济。力的经济规律，是统一和调节任何发展——无机界、生物界和社会的发展——的原则。”（第293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
我们的“实证论者”和“实在论者”多么轻而易举地制造了“各种普遍规律”啊！但遗憾的只是这些规律并不比欧根·杜林所同样轻而易举地迅速地制造出来的那些规律高明半分。苏沃洛夫的“普遍规律”与杜林的普遍规律一样，都是空洞无物、华而不实的词句。试把这个规律应用于作者所列举的三个领域中的第一个领域，即应用于无机界的发展。你们就会看到，除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任何“力的经济”在这里都是用不上的，更不必说“普遍地”应用了。至于“能量守恒”定律，作者早已把它看成特殊规律［注：值得注意的是：苏沃洛夫把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94]叫作“对唯能论的基本原理的确证”（第292页）。我们的这位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实在论者”是否听说过，无论庸俗唯物主义者毕希纳之流或辩证唯物主义者恩格斯都认为这个定律是对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确证？我们的这位“实在论者”是否考虑过这个差别是什么意思？没有！他只是追求时髦，重复奥斯特瓦尔德的话，如此而已。这类“实在论者”的不幸也就在于他们在时髦面前五体投地，而恩格斯则不然，他掌握了能量这个对他说来是新的名词，并在1885年（《反杜林论》第2版序言）和1888年（《路·费尔巴哈》）开始使用它，然而是把它和“力”、“运动”这些概念同等使用的，掺杂在一起使用的。恩格斯善于吸收新名词来丰富自己的唯物主义。“实在论者”和其他的糊涂人，虽然抓住了这个新名词，可是看不出唯物主义和唯能论之间的区别！］（第292页）而剔在一边了。撇开这一规律，无机界的发展领域中还剩下些什么呢？作者借以把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改变（“改良”）为“力的经济”规律的那些补充、复杂化、新发现或新事实在哪里呢？这样的事实或发现根本没有，苏沃洛夫甚至提也没有提到。他不过是象屠格涅夫小说里的巴扎罗夫所说的，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把大笔一挥，立即描画出“实在一元论哲学”的新的“普遍规律”（第292页）。瞧我们的！我们哪一点比杜林差？
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发展领域，即生物学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机体是通过生存斗争和选择而发展的，那么在这里，力的经济规律是普遍的呢，还是力的浪费“规律”是普遍的？那没有什么关系！对于“实在一元论哲学”说来，普遍规律的“含义”在一个领域里可以理解为这样，而在另一个领域里可以理解为那样，例如，可以理解为有机体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虽然普遍规律因此就成为空话，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把“一元论”的原则保持下来就行了。至于第三个领域（社会领域）里，又可以从第三种含义上来理解“普遍规律”，可以把它理解为生产力的发展。“普遍规律”之所以需要，就是为了用它随便去套什么东西。
“虽然社会科学还很年轻，然而它已经有了坚固的基础和完善的概括，在19世纪它发展到了理论的高度，这是马克思的主要功绩。他把社会科学提高到了社会理论的水平……”恩格斯说，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95]，可是在苏沃洛夫看来这还不够。如果我们再把理论和科学（在马克思以前有社会科学吗？）区别开来，就会更加有力些，至于说这种区别毫无意义，那没有什么关系！
“……他确立了社会动力学的基本规律，按照这个规律，生产力的进化是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原则。但是生产力的发展符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符合能量消耗的相对减少和能量积蓄的增加〈请看，‘实在一元论哲学’的成就多么大啊！它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唯能论的论证！〉……这是经济学的原则。这样，马克思就把力的经济原则当作社会理论的基础了……”
“这样”两字真是绝无仅有！因为马克思有政治经济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来咀嚼“经济”这个字眼，并把咀嚼的结果叫作“实在一元论哲学”！
不，马克思并没有把任何力的经济原则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这是那些不甘心欧根·杜林独享美名的人所杜撰的废话。马克思给生产力的提高这一概念下了完全精确的定义，并且研究了生产力提高的具体过程。而苏沃洛夫却臆造了一个新名词来表达马克思所分析过的概念，并且臆造得非常糟糕，只是把问题弄糊涂了。因为，“力的经济”是什么意思，怎样测量它，怎样应用这一概念，哪些精确的和固定的事实适合于这个概念，关于这一切，苏沃洛夫没有说明，而且也不能说明，因为这是一笔糊涂账。请再听下去吧！
“……这个社会经济规律，不仅是社会科学内部统一的原则〈诸位读者，你们在这里懂得了一点什么吗？〉，而且是社会理论和普遍存在理论之间联系的环节。”（第294页）
是的，是的。曾被经院哲学的许多代表在极不相同的形式下发现过许多次的“普遍存在理论”，现在又被谢·苏沃洛夫发现了。我们祝贺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发现了新的“普遍存在理论”！我们希望他们在下一部集体著作中专门去论证和发展这个伟大的发现！
至于我们的实在论哲学或实在一元论哲学的代表怎样叙述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出来：“总之，人们的生产力形成着发生序列〈嘿！〉，这些生产力是由人们的劳动能量、被征服的自然力、被文明地改变了的自然界、以及构成生产技术的劳动工具所组成的……生产力对于劳动过程履行着纯粹经济的职能；它们节约劳动能量，提高劳动能量消耗的生产率。”（第298页）生产力对于劳动过程履行着经济的职能！这同说生命力对于生命过程履行着生命的职能完全一样。这不是叙述马克思的学说，而是用不可思议的废话来玷污马克思主义。
在苏沃洛夫的论文中，这类废话是不胜枚举的，例如：“阶级的社会化表现为阶级对于人们及其财产的集体权力的增长……”（第313页）“阶级斗争的目的，是要建立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均衡形态……”（第322页）社会的纠纷、仇视和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反社会的现象。“社会进步，按其基本内容说来，就是人们的社会性、社会联系的增长。”（第328页）如果把这类无聊的话汇集起来，可以写成好多本书，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代表们确是用这类无聊的话写成了好多本书，但是把它们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那就未免太过分了。如果苏沃洛夫的论文是使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一个尝试，那就用不着对它进行特别严厉的指责。每个人都会承认，作者的本意是好的，但尝试却完全失败了，仅仅如此而已。然而，当一群马赫主义者在《社会哲学的基础》的名称下把这类东西奉送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在波格丹诺夫的一些哲学著作中看到同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反动的认识论同社会学中的反动挣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4.哲学上的党派和哲学上的无头脑者
我们还须要考察一下马赫主义对宗教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扩大成了哲学上究竟有没有党派以及哲学上的无党性有什么意义的问题。
在以上的整个叙述过程中，在我们所涉及的每个认识论问题上，在新物理学所提出的每个哲学问题上，我们探究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词和学究气十足的烦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是否把自然界、物质、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看作第一性的东西，而把意识、精神、感觉（用现今流行的术语来说，即经验）、心理的东西等等看作第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实际上仍然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根本问题。这方面的成千上万的错误和糊涂观念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在各种术语、定义、烦琐辞令、诡辩字眼等等的外表下，忽略了这两个基本倾向（例如，波格丹诺夫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唯心主义，因为他所采用的不是“自然界”和“精神”这类“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是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这类“经验的”概念。字眼改变了啊！）。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是在于：他们在很长时期内，在差不多半个世纪里，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他们不是踏步不前，只重复那些已经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而是把同样的唯物主义彻底地贯彻（而且表明了应当如何贯彻）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他们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上“发现”“新”路线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尝试当作垃圾毫不留情地清除掉。这类尝试的胡诌瞎说的性质，玩弄哲学上新“主义”的烦琐把戏，用诡辩辞令混淆问题的实质，不能了解和看清认识论上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这一切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毕生活动中所抨击和痛斥的。
我们刚才说，差不多有半个世纪。其实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无比丰富和彻底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异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线。卡·格律恩曾引用过马克思在1843年10月20日写给费尔巴哈的信[96]，马克思在这封信里请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97]写一篇反对谢林的文章。马克思写道：这位谢林是个无聊的吹牛大王，他妄想包罗和超越一切已往的哲学派别。“谢林向法国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说：我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唯物主义者说：我把肉体和观念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怀疑论者说：我把独断主义摧毁了。”［注：卡尔·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的发展的评述》1874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361页。］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看出，不管“怀疑论者”叫作休谟主义者或康德主义者（在20世纪，或者叫作马赫主义者），他们都大声叫嚷反对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独断主义”；他没有被千百种不足道的哲学体系中的任何一个体系所迷惑，而能够经过费尔巴哈直接走上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道路。过了30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25页。——编者注］中，同样明确地把他的唯物主义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即最彻底最发展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同时轻蔑地抛开孔德的“实证论”，把当时的一些哲学家称为可怜的模仿者，他们自以为消灭了黑格尔，而事实上却是重犯了黑格尔以前的康德和休谟的错误。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注：同上，第32卷第672页。——编者注］中也轻蔑地斥责“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因为他们不能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且还对他采取轻视的态度［注：关于实证论者比斯利（Beesley），马克思在1870年12月13日的信中写道：“比斯利教授是一个孔德主义者，因此不能不抛出各种各样的怪论（crotchets）。”（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7页。——编者注）请把这一点同1892年恩格斯对赫胥黎之流的实证论者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2—346页。——编者注）比较一下。］。最后，如果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的一些哲学言论考察一下，那么你们就会看到一个始终不变的主旨：坚持唯物主义，轻蔑地嘲笑一切模糊问题的伎俩、一切糊涂观念和一切向唯心主义的退却。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都是以说明这二者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但从教授哲学的观点看来，这种“狭隘性”和“片面性”也就是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的缺点之所在。事实上，鄙弃这些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无聊的伎俩，正是沿着十分明确的哲学道路前进的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功绩。
和马克思完全一致并同马克思密切合作的恩格斯，在自己的一切哲学著作中，在一切问题上都简单明白地把唯物主义路线跟唯心主义路线对立起来。不论在1878年、1888年或1892年[98]，他对于“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而创立新路线（如创立什么“实证论”、“实在论”或其他教授的骗人理论）的无数煞费苦心的企图，一概表示轻视。恩格斯同杜林的全部斗争始终是在彻底贯彻唯物主义这个口号下进行的。恩格斯谴责唯物主义者杜林用空洞的字眼来混淆问题的实质，谴责他夸夸其谈，采用向唯心主义让步和转到唯心主义立场上去的论断方法。在《反杜林论》的每一节中都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谎言和糊涂观点。只有头脑被反动教授哲学腐蚀了的人才会看不见这种提法。直到1894年恩格斯给《反杜林论》的最后增订版写最后一篇序言的时候，他还是继续探究新的哲学和新的自然科学，还是象以前那样坚持自己的明确坚定的立场，把大大小小新体系的垃圾清除掉。
关于恩格斯探究过新哲学这一点可以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看出来。他在1888年写的序言中甚至提到德国古典哲学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复活的现象，而对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他除了表示极端的轻蔑之外什么话也没有说（不论在序言里或该书正文里）。很明显，恩格斯在看到德国和英国的时髦哲学重复黑格尔以前的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的旧错误时，甚至认为转向黑格尔[99]（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也会是有好处的，他希望这位大唯心主义者和大辩证论者能帮助人们看出浅薄的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谬误。
恩格斯没有详细考察德国新康德主义和英国休谟主义的许许多多小流派，而根本否定它们的背弃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恩格斯宣称这两个学派的整个倾向是“在科学上开倒车”。那么，对于这些新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例如他们之中的赫胥黎，恩格斯是不可能不知道的）的无疑地是“实证论”的倾向，如果用流行的术语来说，无疑地是“实在论的”倾向，恩格斯是怎样评价的呢？恩格斯宣称：曾经迷惑过并且还在迷惑着无数糊涂人的那种“实证论”和“实在论”，至多也不过是暗中偷运唯物主义而当众对它谩骂和拒绝的一种庸俗手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8页。——编者注］只要稍微想一想恩格斯对托·赫胥黎这样一位最大的自然科学家，这样一位比马赫、阿芬那留斯之流更讲实在论的实在论者和更讲实证论的实证论者所作的这种评价，就可以懂得恩格斯会怎样鄙视现在的一小撮沉溺于“最新实证论”或“最新实在论”等等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因此他们对赫胥黎的评价完全是从彻底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因此他们责备费尔巴哈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责备他因个别唯物主义者犯有错误而拒绝唯物主义，责备他同宗教作斗争是为了革新宗教或创立新宗教，责备他在社会学上不能摆脱唯心主义的空话而成为唯物主义者。
约·狄慈根不管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时曾犯过一些什么样的局部性的错误，但他充分重视并接受了他的导师的这个最伟大和最宝贵的传统。约·狄慈根由于发表一些欠妥的违背唯物主义的言论而犯了许多错误，可是他从来没有企图在原则上脱离唯物主义而独树“新的”旗帜，在紧要关头他总是毅然决然地声明：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我们的约瑟夫·狄慈根公正地说道：“在一切党派之中，最可鄙的就是中间党派……正如政治上各党派日益集成两个阵营一样……科学也正在划分为两个基本集团（Generalklassen）：一边是形而上学者［注：这又是一个欠舀的、不确切的说法，不应当用形而上学者”，而应当用“唯心主义者”。约·狄慈根本人在其他地方是把形而上学者和辩证论者对立起来的。］，另一边是物理学家或唯物主义者。名目繁多的中间分子和调和派的骗子，如唯灵论者、感觉论者、实在论者等等，在他们的路途上一会儿卷入这个潮流，一会儿又卷入那个潮流。我们要求坚决性，我们要求明确性。反动的蒙昧主义者（Retraiteblaser［注：直译是：吹倒退号的人。——编者注］）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注：请注意，约·狄慈根已经改正了错误，并且更确切地说明了谁是唯物主义的敌对派。］，而所有那些竭力把人类理智从形而上学的荒诞思想中解放出来的人应当称为唯物主义者……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党派比作固体和液体，那么中间就是一摊糊状的东西。”［注：见他在1876年写的论文《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载于《短篇哲学著作集》1903年版第135页。］
正是如此！包括“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等在内的“实在论者”等等，就是这样一种讨厌的糊状的东西，就是哲学上的可鄙的中间党派，它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把唯物主义派别和唯心主义派别混淆起来。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
唯心主义哲学的“科学的僧侣主义”，不过是通向公开的僧侣主义的前阶，这一点在约·狄慈根看来是毫无疑义的。他写道：“科学的僧侣主义极力想帮助宗教的僧侣主义。”（上引书第51页）“尤其是认识论的领域，对人类精神的无知”，是这两种僧侣主义在其中“产卵”的“虱巢（Lausgrube）”。约·狄慈根眼里的哲学教授是“高谈‘理想的福利’、用生造的（geschraubter）唯心主义来愚弄人民的有学位的奴仆”（第53页）。“正如魔鬼是神的死对头一样，唯物主义者是僧侣教授（Kathederpfaffen）的死对头。”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万能武器”（第55页），它不仅反对“僧侣所宣传的那种人所共知的、正式的、普通的宗教，而且反对沉醉的（benebelter）唯心主义者所宣传的清洗过的、高尚的教授宗教”（第58页）。
在狄慈根看来，自由思想的教授们的“不彻底性”还比不上“宗教的诚实”（第60页），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还“有一个体系”，还有不把理论跟实践分开的完整的人。对于教授先生们说来，“哲学不是科学，而是防御社会民主主义的手段”（第107页）。“那些自称为哲学家的教授和讲师，尽管主张自由思想，但总是或多或少地沉溺于偏见和神秘主义……他们形成了一个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动集团。”（第108页）“为了循着正确道路前进而不致被任何宗教的和哲学的谬论（Welsch）所迷惑，必须研究错误道路中的错误道路（derHolzwegderHolzwege），即研究哲学。”（第103页）
现在我们从哲学的党派观点来看一看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学派。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死对头，那么只有一个，只有……唯物主义者。在一切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象一根红线那样贯穿着一种愚蠢奢望：“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不断的和始终不渝的斗争。象阿芬那留斯这类人精心制造出来的认识论的怪论，不过是教授们的虚构，创立“自己的”哲学小宗派的企图而已。其实，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想和派别互相斗争的总的形势下，这些认识论的诡计所起的客观作用却只有一个，就是给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扫清道路，替它们忠实服务。因此，华德之流的英国唯灵论者、赞扬马赫攻击唯物主义的法国新批判主义者以及德国的内在论者，都拼命地抓住这个小小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学派，这实在不是偶然的！约·狄慈根所谓的“信仰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这一说法，正是击中了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整个学派的要害。[注；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马赫主义事实上正在为那些广泛流行的反动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所利用。在最新的美国哲学中，“最时髦的东西”可以说是“实用主义”[100]了（“实用主义”来自希腊文pragma——行为、行动，即行动哲学）。在哲学杂志上谈论得最多的恐怕也要算是实用主义了。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依靠一般实证论思潮，特别是依靠奥斯特瓦尔德、马赫、毕尔生、彭加勒、杜恒，依靠科学不是“实在的绝对复写”的说法；并且……极其顺利地从这一切中推演出上帝，这是为了实践的目的，而且仅仅为了实践，这里没有任何形而上学，也没有丝毫超越经验界限（参看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1907年纽约和伦敦版，特别是第57和第106页）。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差别，就象经验批判主义和经验一元论之间的差别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和极不重要的。请比较一下波格丹诺夫的真理定义和实用主义者的真理定义：“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真理就是经验中的各种特定作业价值（working－values）的类概念。”（同上，第68页）］
企图“调和”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相信反动的哲学教授，他们既然相信了，也就沿着斜坡滚下去了。他们企图发展和补充马克思学说的那些手法是很不高明的。他们读了奥斯特瓦尔德的著作，就相信奥斯特瓦尔德，转述奥斯特瓦尔德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读了马赫的著作，就相信马赫，转述马赫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读了彭加勒的著作，就相信彭加勒，转述彭加勒的话，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些教授们虽然在化学、历史、物理学等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可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为什么呢？其原因正如政治经济学教授虽然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的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可是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一样。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学正象认识论一样，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总的说来，经济学教授们不过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而哲学教授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
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善于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而我们的那些奴颜婢膝地追随反动教授哲学的马赫主义者就是不善于作到这一点。卢那察尔斯基代表《论丛》的作者们写道：“也许我们错了，但我们是在探索。”其实，不是你们在探索，而是别人在探索你们，不幸的地方就在这里！不是你们根据你们的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为你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去探讨资产阶级时髦哲学的每一转变，而是这种时髦哲学在探寻你们，把它的那些适合唯心主义胃口的新花样塞给你们，今天是奥斯特瓦尔德的花样，明天是马赫的花样，后天又是彭加勒的花样。你们所天真地信仰的那些愚蠢的“理论”把戏（例如“唯能论”、“要素”、“嵌入”等等），始终没有超出狭隘的小学派的圈子，但这些把戏的思想倾向和社会倾向却立刻被华德分子、新批判主义者、内在论者、洛帕廷分子、实用主义者所抓住，并且尽着自己应尽的职责。对经验批判主义和“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迷恋，正象对新康德主义和“生理学”唯心主义的迷恋一样，很快就会消逝，而信仰主义却从每一次这样的迷恋中得到好处，并千方百计地变换自己的花招，以利于哲学唯心主义。
对宗教的态度和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最好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确实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在利用经验批判主义。
我们来看一看前一个问题吧！卢那察尔斯基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部集体著作中谈到了“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宗教的无神论”［注：《论丛》第157、159页，这位作者在《国外周报》[101]上曾谈到“宗教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第3号第5页），而在《教育》杂志[102]上（1908年第1期第164页）又公然写道：“新的宗教在我心中早已成熟了……”］等等，你们以为这是偶然的吗？如果你们以为这是偶然的，那么只是因为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没有把欧洲的整个马赫主义思潮及其对宗教的态度正确地告诉读者。这个思潮对宗教的态度不仅跟马克思、恩格斯、约·狄慈根，甚至跟费尔巴哈的态度毫不相同，而且根本相反。例如，彼得楚尔特说经验批判主义“无论与有神论或无神论都不矛盾”（《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351页），马赫说“宗教的见解是私人的事情”（法译本第434页），而科内利乌斯（他极力赞扬马赫，马赫也极力赞扬他）、卡鲁斯以及一切内在论者则宣传露骨的信仰主义、鼓吹露骨的黑帮思想。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保守中立，就是向信仰主义卑躬屈膝，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没有超出而且也不能超出中立态度，这是由他们的认识论的出发点所决定的。
只要你们否定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你们就失去了任何反对信仰主义的武器，因为你们已经陷入不可知论或主观主义，而这正是信仰主义所需要的。如果说感性世界就是客观实在，那么其他的任何“实在”或冒牌实在（请回想一下，巴扎罗夫曾相信那些把神说成是“实在概念”的内在论者的“实在论”），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如果说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那么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这个运动、即这个物质的运动的无限错综复杂的表现来对物质进行无止境的研究；在物质之外，在每一个人所熟悉的“物理的”外部世界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存在。对唯物主义的仇视，对唯物主义者的种种诽谤，所有这一切在文明的民主的欧洲都是司空见惯的，而且直到今天还依然如此。而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在大众面前把这一切掩盖起来，他们甚至一次也没有打算把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之流攻击唯物主义的胡言乱语同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约·狄慈根维护唯物主义的言论简单地对比一下。
但是“掩盖”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同信仰主义的关系，是无济于事的。事实是抹杀不掉的。这些反动教授由于华德、新批判主义者、舒佩、舒伯特－索尔登、勒克列尔、实用主义者等等同他们亲吻而遭到的奇耻大辱，是世界上任何办法都不能洗刷干净的。现在列举的这些身为哲学家和教授的人物的影响之大，他们的思想在“有教养的”即资产阶级的人士中间传播之广，他们写的专门著作之多，都比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那个小小的专门学派要胜过十倍。这个小小的学派该为谁服务，就为谁服务；该被怎样利用，就被怎样利用。
卢那察尔斯基说出的可耻言论，并不是什么例外，而是俄国和德国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产物。我们决不能用作者的“善良意图”、他的话的“特殊含义”来为这些可耻言论辩护。如果他的话里有直接的、普通的、即纯粹信仰主义的含义，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同作者交谈了，因为，大概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这些言论不使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和彼得·司徒卢威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如果不是这样（而且的确还不是这样），那么这完全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特殊”含义，并且在还有可能实行同志式的斗争的时候同他进行斗争。卢那察尔斯基的言论之所以可耻，就是因为他居然把这些言论和他的“善良的”意图联系起来了。他的“理论”之所以有害，就是因为这种理论为了实现善良的意图竟采用这样的手段或作出这样的结论。糟糕的是：所谓“善良的”意图，至多也不过是卡尔普、彼得、西多尔的主观的事情而已，至于这类言论的社会意义却是绝对肯定的、无可争辩的，并且是任何的声明和解释所不能削弱的。
只有瞎子才看不出，在卢那察尔斯基的“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和波格丹诺夫的心理东西对整个物理自然界的“普遍代换”之间有着思想上的血缘关系。这是同一种思想，不过前者主要是用美学观点来表达的，而后者主要是用认识论观点来表达的。“代换说”默默地从另一个方面来处理问题，它把“心理的东西”跟人分割开来，用无限扩大了的、抽象的、神化了的、僵死的、“一般心理的东西”来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这样就把“人类最高潜在力”神化了。而尤什凯维奇的导入“非理性的知觉流”的“逻各斯”又怎样呢？
一爪落网，全身被缚。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全都落到了唯心主义即冲淡了的精巧的信仰主义的网里去了；从他们认为“感觉”不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而是特殊“要素”的时候起，他们就落网了。如果不承认那种认为人的意识反映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论，就必然会主张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不属于任何人的心理，不属于任何人的精神，不属于任何人的意志。
5.恩斯特·海克尔和恩斯特·马赫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作为哲学思潮的马赫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整个马赫主义始终在攻击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他们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即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我们意识所反映的外部世界客观实在性的自发的、不自觉的、不定型的、哲学上无意识的信念。可是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故意闭口不谈这个事实，他们抹杀或搞乱自然科学家的自发唯物主义同早已众所周知的、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证实过千百次的、作为一个派别的哲学唯物主义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拿阿芬那留斯来说吧！早在1876年出版的他的第一部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中，他就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注：该书第79、114节及其他各节。］、即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进行战斗了，并且象他本人在1891年所承认的（但没有“改正”自己的观点！）那样，他是站在认识论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进行战斗的。
拿马赫来说吧！从1872年，甚至更早些起，一直到1906年，他始终不渝地在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进行战斗；而且他倒是很老实地承认：跟在他后面的以及和他同行的有“一大批哲学家”（其中也包括内在论者），可是只有“很少的自然科学家”（《感觉的分析》第9页）。在1906年，马赫也是很老实地承认：“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坚持唯物主义。”（《认识和谬误》第2版第4页）
再拿彼得楚尔特来说吧！他在1900年宣称：“自然科学彻头彻尾地（ganzundgar）浸透着形而上学。”“它们的经验还应该加以清洗。”（《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343页）我们知道，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把我们对于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的任何承认从经验中“清洗”出去。在1904年，彼得楚尔特又说：“现代自然科学家的机械论的世界观，实质上并不比古代印度人的世界观高明”；“无论世界是建立在神话里的巨象背上，还是建立在一大堆分子和原子上，只要在认识论上把它们设想成实在的，而不是仅仅用来作比喻的（bloβbildlich）〈概念〉，那么这两种说法完全是一样的”。（第2卷第176页）
再拿维利来说吧：他算是马赫主义者当中唯一的规矩人，他因为同内在论者有血缘关系而感到可耻。但是，他在1905年也说：“……自然科学归根到底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个我们必须加以摆脱的权威。”（《反对学院智慧》第158页）
所有这一切都是十足的蒙昧主义，都是最露骨的反动思想。认为原子、分子、电子等等是物质的客观实在的运动在我们头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同相信世界建立在象背上成了一回事！无怪乎内在论者要张开双臂欢迎这类穿着时髦实证论者的小丑服装的蒙昧主义者了。没有一个内在论者不口沫四溅地咒骂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咒骂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这正是因为自然科学家们承认物质（及其粒子）、时间、空间、自然规律等等的客观实在性。早在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那些物理学上的新发现出现以前，勒克列尔就已经根据马赫的理论向“现代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倾向（Grundzug）”（《……实在论》1879年版第6节的标题）进行斗争了，舒伯特－索尔登就已经跟“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基础》1884年版第2章的标题）进行战斗了，雷姆克就已经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这个“街头的形而上学”（《哲学和康德主义》1882年版第17页）进行攻击了，等等。
内在论者从所谓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具有“形而上学性”这一马赫主义的思想出发，完全合法地作出了直接的公开的信仰主义结论。如果自然科学在它的理论中不给我们描绘客观实在，而只是给我们提出一些人类经验的比喻、符号、形式等等，那么毫无疑问，人类就完全有权利替另一个领域创造出上帝之类的同样“实在的概念”。
自然科学家马赫的哲学对于自然科学，就象基督徒犹大之吻对于耶稣一样[103]。马赫也同样地把自然科学出卖给信仰主义，因为他实质上转到哲学唯心主义方面去了。马赫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背弃，在各方面都是一种反动现象。在谈到“物理学唯心主义者”同那些坚持旧哲学观点的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斗争时，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得够清楚了。如果我们把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和（在反动市侩中间）享有盛名的哲学家恩斯特·马赫作个比较，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恩·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这本书在一切文明国家中掀起了一场大风波，这一方面异常突出地说明了现代社会中哲学的党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斗争的真正社会意义。这本书立即被译成了各种文字，出版了定价特别低廉的版本，发行了几十万册。这就很清楚地说明：这本书已经“深入民间”，恩·海克尔一下子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这本通俗的小册子成了阶级斗争的武器。世界各国的哲学教授和神学教授们千方百计地诽谤和诋毁海克尔。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洛治为了保卫上帝，立刻起来反对海克尔。俄国物理学家赫沃尔桑先生特地赶到德国去，以便在那里出版一本卑鄙的黑帮的小册子来反对海克尔，并使那些最尊贵的市侩先生们确信，决不是整个自然科学现在都持“素朴实在论”的观点［注：奥·丹·赫沃尔桑《黑格尔、海克尔、科苏特及第十二诫》1906年版，参看第80页。］。攻击海克尔的神学家真是不可胜数。御用的哲学教授们用尽一切恶毒的字眼来辱骂海克尔［注：亨利希·施米特的小册子《〈宇宙之谜〉所引起的斗争》（1900年波恩版）很好地描写了哲学教授和神学教授们对海克尔的进攻，但是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是太陈旧了。］。看一看这些干枯在僵死的经院哲学上的木乃伊怎样被恩斯特·海克尔的几记耳光打得两眼冒火，双颊发红（也许是生平第一次），这倒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那些供奉纯粹科学和所谓最抽象的理论的祭司们，简直咆哮如雷。从这些哲学上的死硬派（唯心主义者保尔森、内在论者雷姆克、康德主义者阿迪克斯以及其他一些人，天哪，这种人真是不胜枚举！）的一切咆哮中，可以清楚地听到一个基调：反对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反对“独断主义”，反对“夸大自然科学的价值和意义”，反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抓住他，抓住这个唯物主义者；他欺骗公众，不坦白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这一点特别使得最尊贵的教授先生们狂怒不休。
在这整个悲喜剧中［注：悲剧的因素是由于今年（1908年）春天有人企图谋杀海克尔而产生的。当海克尔收到许多封用“狗”、“读神者”、“猴子”等称呼来骂他的匿名信以后，有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曾把一块很大的石头扔进海克尔在耶拿的工作室。］，特别突出的一个情况就是海克尔本人也否弃唯物主义，拒绝这一称呼。不仅如此，他非但不反对任何宗教，反而发明了自己的宗教（也是象布尔加柯夫的“无神论的信仰”或卢那察尔斯基的“宗教的无神论”一类的东西），在原则上主张宗教和科学结成联盟！那么问题究竟在哪里呢？这场风波究竟是由于什么“致命的误解”而引起的呢？
问题在于：尽管恩·海克尔在哲学上是素朴的，他缺乏确定的党派目的，愿意考虑那些流行的反唯物主义的庸俗偏见，他个人对宗教有妥协的倾向而且还提出建议，然而这一切都更加突出地显示了他这本小册子的总的精神，显示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他同一切御用的教授哲学和神学是不可调和的。尽管海克尔本人不愿意和市侩们决裂，但是他用这样坚定而素朴的信念所阐明的见解，跟形形色色流行的哲学唯心主义是绝对不可调和的。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从某位哈特曼的最粗陋的反动理论一直到彼得楚尔特的自以为是最新颖的、进步的和先进的实证论或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都一致认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就是“形而上学”；承认自然科学的理论和结论反映客观实在，就是最“素朴的实在论”，如此等等。海克尔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是给整个教授哲学和教授神学的这种“传统”学说一记耳光。这位自然科学家无疑地表达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虽没有定型然而是最坚定的意见、心情和倾向。他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揭示了教授哲学所力图向公众和自己隐瞒的事实，即：有一块变得愈来愈巨大和坚固的磐石，它把哲学唯心主义、实证论、实在论、经验批判主义和其他丢人学说的无数支派的一片苦心碰得粉碎。这块磐石就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素朴实在论者”（即全人类）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一信念，是大批自然科学家的不断加强和日益巩固的信念。
新的哲学派别的创始者和认识论上新“主义”的制造者的勾当失败了，而且是永远地不可挽救地失败了。他们可以用自己“独创的”体系来进行挣扎，可以竭力用有趣的争论——最先说“唉！”的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博勃钦斯基还是经验一元论的多勃钦斯基[104]——来吸引几个赞赏者，甚至可以象“内在论者”那样来编造浩瀚的“专门”文献。但是，不管自然科学多么摇摆不定，不管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多么不自觉，不管他们昨天对时髦的“生理学唯心主义”多么神往或今天对时髦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多么迷恋，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却在扫除一切渺小的体系和狡猾的诡计，把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一次又一次地推向前进。
现在我们可以从海克尔的著作中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以上所讲的话。在《生命的奇迹》中，作者把一元论的认识论和二元论的认识论作了对比。我们把这种对比中最有趣的几点摘录在下面：
一元论的认识论二元论的认识论
3．认识是生理现象；解剖器官是大脑。
3．认识不是生理现象，而是纯粹精神的过程。
4．人脑中产生认识活动的唯一部分，是大脑皮质的特定部分，即思想皮质层（pbro－nema）。
4．大脑中似乎起着认识器官的作用的那一部分，事实上不过是帮助精神现象出现的一种工具。
5．思想皮质层是极其完善的发电机，它的各组成部分是千百万个肉体细胞（phronetal细胞）。正象身体的其他器官一样，大脑的这一部分的（精神的）机能是组成大脑的些细胞的机能的总结果［注：我用的是法译本：《Lesmerveillesdelavie》《生命的奇迹》。——编者注）巴黎施莱歇尔出版社版第1表和第16表。］。
5．作为理性器官的思想皮质层不是自主的，它同它的组成部分（phronetal细胞）一起，不过是非物质的精神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媒介物。人的理性与高等动物的理性和低等动物的本能有本质的不同。
从引自海克尔著作的这段典型的话里，你们可以看到：他没有去分析哲学问题，而且也不善于把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跟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对立起来。他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嘲笑一切唯心主义的诡计，更广泛些说，一切专门的哲学诡计，他根本没有想到除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以外还可能有其他的认识论。他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来嘲笑哲学家们，但他不知道自己是站在唯物主义者的立场上！
哲学家们对这个强有力的唯物主义的无力的愤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上面已经引证了“真正的俄国人”洛帕廷的评论。现在再来看看同唯心主义不共戴天的（可不是开玩笑！）最先进的“经验批判主义者”鲁道夫·维利先生的评论：“海克尔的一元论是一种乱七八糟的混合物，它把某些自然科学的定律，例如能量守恒定律等等，同关于实体和自在之物的一些经院哲学的传统混杂在一起。”（《反对学院智慧》第128页）
什么东西使得这位最可敬的“最新实证论者”大发雷霆呢？你想，当他一下子明白了他的老师阿芬那留斯的一切伟大学说——例如，大脑不是思想的器官，感觉不是外部世界的映象，物质（“实体”）或“自在之物”不是客观的实在，等等——从海克尔的观点来看不过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胡说时，他怎么会不恼怒呢！？海克尔没有这样说，因为他并没有研究哲学，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经验批判主义”。但是鲁·维利不会不看到：海克尔有10万个读者，就意味着有10万个人唾弃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鲁·维利按洛帕廷的方式先把自己的脸拭了一下。因为洛帕廷先生与维利先生用来反对一切唯物主义、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那些论据，在实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洛帕廷先生和维利、彼得楚尔特、马赫先生及其同伙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于新教神学家和天主教神学家之间的差别。
反对海克尔的“战争”证明：我们的这个观点符合客观实在，也就是说，符合现代社会及其阶级思想倾向的阶级本性。
还举一个小小的例子。马赫主义者克莱因佩特把卡尔·斯奈德的一本在美国颇为流行的著作《现代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景》（《DasWeltbilddermodernenNaturwissenschaft》1905年莱比锡版）从英文译成了德文。这部著作明白地通俗地叙述了物理学中以及自然科学的其他门类中的一系列最新发现。于是马赫主义者克莱因佩特只好给斯奈德的著作加了一篇序言，声明斯奈德的认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V页）。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斯奈德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世界图景就是物质运动和“物质思维”的图景（上引书第288页）。斯奈德在他的下一部著作《世界机器》（KarlSnyder《TheWorldMachine》1907年伦敦和纽约版）中谈到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纪念阿布德拉的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360），他说：“德谟克利特常常被称为唯物主义的始祖。这个哲学派别目前已不大时髦，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对世界的看法上的一切最新进步，事实上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前提上的。老实说（practicallyspeaking），唯物主义的前提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简直是不可回避的（unescapable）。”（第140页）
“当然，如果高兴的话，也可以同善良的贝克莱主教一起去梦想：一切都是幻想。但是无论虚无缥缈的唯心主义的各种戏法怎样令人神往，然而在我们之中，尽管对外部世界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却很少有人怀疑到自己的存在。我们根本用不着多探究各种鬼火般的自我与非我，就可以深信：我们在设想自身的存在时，就已经让一系列现象进入感官的六道大门了。星云说、光媒以太论、原子论以及一切类似的学说，都可以被称为仅仅是方便的‘作业假说’；但是应该记住：在这些学说没有被驳倒以前，它们同关于您亲爱的读者这个人正在阅读这几行字的假说，是站在多少相同的立足点上的。”（第31—32页）
当这种把自然科学的范畴归结为单纯作业假说的马赫主义者的精心杰作被大洋两岸的自然科学家当作十足的谬论来嘲笑的时候，你们想一想，他的命运是多么悲惨啊！鲁道夫·维利在1905年把德谟克利特当作一个活着的敌人加以攻击，这就最好地说明了哲学的党性，并再三地暴露了他在这个党派斗争中的真正立场，这一点还用得着惊奇吗？维利写道：“当然，德谟克利特没有意识到原子和虚空不过是仅仅起辅助作用（bloBeHandlangerdienste）的虚构的概念，它们所以被接受下来，是出于合目的性的考虑，是因为对使用还方便。德谟克利特还没有自由到足以了解这一点的程度；但是我们现代的自然科学家，除了少数人以外，也是这样。古代的德谟克利特的信仰就是我们的自然科学家的信仰。”（上引书第57页）
这真毫无办法！他们完全“用新的方式”、“用经验批判主义的方式”证明了空间和原子都是“作业假说”，可是自然科学家们却嘲笑这种贝克莱主义，并且跟着海克尔走！我们决不是唯心主义者，这是诬蔑，我们只是（同唯心主义者一起）努力推翻德谟克利特的认识论路线，我们已经努力了两千多年，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现在，我们的领袖恩斯特·马赫只有把他的一生和他的哲学的总结、他的最后的著作《认识和谬误》去献给威廉·舒佩，并且在该书中惋惜地指出，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也”同情海克尔的“自由思想”（第14页）。
在这里，这位追随黑帮分子威·舒佩而又“同情”海克尔的自由思想的反动市侩思想家的原形毕露了。所有那些欧洲的人道的市侩们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具有爱好自由的同情心，而在思想上（以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却为威廉·舒佩之流所俘虏。［注：在普列汉诺夫反对马赫主义的意见中，与其说他关心于驳斥马赫，不如说他关心于给布尔什维主义带来派别危害。由于他拙劣地可怜地利用根本的理论分歧，他已经受到孟什维克的马赫主义者所著的两本书[105]的应有的惩罚。］哲学上的无党性，不过是卑鄙地掩盖起来的向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卑躬屈膝而已。
最后，请看一看弗兰茨·梅林对海克尔的评论。梅林不仅是一个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还在1899年底，当《宇宙之谜》一出版，梅林就立即指出：“海克尔的著作无论就其缺点或优点来讲，对于帮助澄清我们党内在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两方面存在的看来有些混乱的观点，是特别有价值的。”［注：弗·梅林《宇宙之谜》，载于《新时代》杂志第18年卷（1899—1900）第1册第418页。］海克尔的缺点是：他还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他在谈到政治，在谈到“一元论宗教”等等时，发表了许多非常荒谬的言论。“海克尔是唯物主义者和一元论者，但他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而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同上）
“谁要想亲自体会一下〈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这种无能，谁要想深刻地懂得，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要成为人类伟大解放斗争中的真正战无不胜的武器，必须扩展为历史唯物主义，那就请他读一读海克尔的这本书吧！
但是，海克尔的这本书之所以应该读，还不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不寻常的缺点是和它的不寻常的优点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也就是说，是和海克尔对本世纪〈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换言之，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胜利前进的清楚明白的叙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这些叙述在本书中所占篇幅大得多，重要得多。”［注：弗·梅林《宇宙之谜》，载于《新时代》杂志第18年卷（1899——1900）第1册第419页。］
结论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评价经验批判主义。
第一，首先必须把这种哲学的理论基础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加以比较。本书前三章所作的这种比较，从认识论问题的各方面揭露了用新的怪论、字眼和花招来掩饰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旧错误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十足反动性。只有那些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一般哲学唯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方法的人，才会侈谈经验批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第二，必须确定经验批判主义这个哲学专家们的小学派在现代其他哲学学派中的地位。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从康德开始可是他们并没有从他走向唯物主义，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向休谟和贝克莱。阿芬那留斯以为自己全盘地“清洗经验”，其实他只是把康德主义从不可知论中清洗出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整个学派愈来愈明确地走向唯心主义，它和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学派之一，即所谓内在论派密切结合起来了。
第三，必须注意到，马赫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门类中的一个学派有着无可怀疑的联系。一般自然科学家以及物理学这一特别门类中的自然科学家，极大多数都始终不渝地站在唯物主义方面。但是也有少数新物理学家，在近年来伟大发现所引起的旧理论的崩溃的影响下，在特别明显地表明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新物理学危机的影响下，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现今流行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就象不久以前流行过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是一种反动的并且使人一时迷惑的东西。
第四，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2000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圆滑的形态，信仰主义全副武装，它拥有庞大的组织，继续不断地影响群众，并利用哲学思想上的最微小的动摇来为自己服务。经验批判主义的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是在于替信仰主义者效劳，帮助他们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
注释：
[88]《俄国财富》杂志（《РусскоеБогатст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1876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1879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刊。1879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1892年以后由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在1893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1906年，该杂志逐渐成了人民社会党的刊物。1914—1917年3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1918年被查封。——328。
[89]弗·布莱是理·阿芬那留斯的学生，他在他的文章里多处使用了阿芬那留斯的术语——E价值。该术语出自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批判》。他在该书第1卷第15页上写道：“任何能够加以描述的价值，如果被假定为我们周围环境的组成部分，我们简单地称之为R。”“任何能够加以描述的价值，如果被看作别人的陈述的内容，我们就简单地称它为E。”E是德文Erfahrung（经验）一词的第一个字母，也是德文Erkenntnis（认识）一词的第一个字母。——330。
[90]这句话出自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处女地》。小说中人物巴克林劝那位“不愿同敌人来往”因而不想去大贵族西皮雅京家做家庭教师的涅日达诺夫说：“说到敌人，我请你记住歌德的诗句：谁要了解诗人，就得深入诗人的国家……而我要说：谁要了解敌人，就得深入敌巢。躲避自己的敌人，不知道他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这是多么荒谬！”——331。
[91]大学公社是英国基督教圣公会牧师塞·奥·巴尼特创办的、吸收大学毕业生参加的社会服务组织，1884年在伦敦贫民区东区成立。英国其他城市和美、日、法等国后来也成立了这种组织。——336。
[92]救世军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1865年由循道会牧师威·布斯在伦敦创立，最初称基督差会，1878年仿照军队编制，1880年正式定名为救世军。该组织着重在下层群众中举办慈善事业，吸收教徒，因此有时也被视为一个宗派。救世军总部设在伦敦，在80多个国家里有其组织。——336。
[93]马尔萨斯主义是指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托·罗·马尔萨斯创立的反科学的人口理论。这一理论通过臆造的“人口自然规律”，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的贫困归咎于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1798年）中说，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1、2、4、8、16……），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1、2、3、4、5……）。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揭示了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动实质，称它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72页），指出：“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的结构，因此应当分别研究每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不应当不管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414页）——344。
[94]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自然科学中关于物质运动的最重要的普遍定律之一。早在17世纪，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勒·笛卡儿就提出过物质不灭、运动量守恒的思想。18世纪俄国科学家米·瓦·罗蒙诺索夫也提出过物质和运动守恒的概念。至19世纪40年代，经过德国医生罗·迈尔、英国物理学家詹·焦耳、德国物理学家赫·赫尔姆霍茨等人的研究和论证，这一定律才被确定下来。多数物理学家起初对新的定律持批判态度，但是它的正确性很快就在所有自然科学领域里得到证实。恩格斯认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最重大成就之一。由于这一发现，“自然界中整个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哲学的论断，而是自然科学的事实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7页）。
但是唯能论者威·弗·奥斯特瓦尔德认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自然界唯一的普遍规律，企图以此来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证明能量离开物质而存在，而且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于能量。俄国马赫主义者亚·亚·波格丹诺夫、谢·亚·苏沃洛夫等拥护唯能论的观点。列宁把唯能论作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表现之一而给予严厉批判。——348。
[95]看来列宁是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的这段话：“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7页）——349。
[96]在列宁引用的卡·格律恩的书中，马克思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这封信是1843年10月20日写的。实际上，这封信写于1843年10月3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3—446页）。——352。
[97]《德法年鉴》（《Deutsch－FranzosischeJahrücher》）是马克思和阿·卢格合编的德文刊物，1844年在巴黎出版。主要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卢格之间有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杂志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第1—2期合刊）就停刊了。这一期《德法年鉴》载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352。
[98]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87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351页、第21卷第301—353页和第22卷第334—361页）。——354。
[99]转向黑格尔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资产阶级哲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趋向。在英国，这种趋向是从1865年詹·哈·斯特林的《黑格尔的秘密》一书问世开始的。在垄断前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时期，经验论哲学（耶·边沁、约·斯·穆勒、赫·斯宾塞）及其伦理个人主义的原则已经不符合英国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利益。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具有从理论上论证宗教的广泛可能，因而引起了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注意。于是一个称为“英国黑格尔派”的派别便应运而起，其代表人物是托·格林、爱·凯尔德和约·凯尔德兄弟、弗·布拉德莱等。他们极力反对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特别是反对达尔文主义。“英国黑格尔派”利用黑格尔学说的保守方面，抛弃它的唯理论和发展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被用来为不可知论作辩护。例如布拉德莱从人的思维的矛盾性质得出结论说，思维只在现象领域运动，因为存在的真正本质是不矛盾的、和谐的、绝对的。在社会学领域，“英国黑格尔派”论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必要性，认为公民的利益要完全服从于这一国家。
在美国，黑格尔主义的宣传是从圣路易斯城开始的。亨·孔·布劳克梅耳和威·托·哈里斯在这里创办的哲学协会出版了美国第一种哲学杂志——《思辩哲学杂志》（1867—1893年），其目的是创立一种“真正美国式的思辨哲学”。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在19世纪下半叶也增强了。瑞典哲学家约·雅·波列留斯试图复活黑格尔主义，把它同占统治地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克·雅·博斯特隆、西·里宾格等）对立起来。挪威的黑格尔右派马·雅·蒙拉德、格·威·林格等用神秘主义精神解释黑格尔哲学，而背离它的唯理论，并企图使科学服从于宗教。——354。
[100]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主要是美国哲学）的一个主观唯心主义派别，19世纪7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取代了曾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哲学。实用主义的主要论点是查·皮尔斯在1878年提出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通过威·詹姆斯和斐·席勒的著作，实用主义形成了独立的哲学流派；约·杜威的工具主义是实用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实用主义者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获得符合真理的知识，但是他们却完全歪曲了真理的概念。皮尔斯把认识看作是获得信念的纯粹心理过程。詹姆斯则拿“有用”、成功、有利等概念来取代作为现实在意识中的正确反映的真理概念。在他看来，任何概念，包括宗教概念在内，是不是真理，就看它们是否有用。杜威走得更远，他宣布所有科学理论、道德原则、社会设施都只是个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实用主义者认为知识的“真理性”（即有用性）的标准是经验。他们所谓的经验并不是人的社会实践，而是个人体验。他们把这种经验看作是唯一的实在，而宣布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概念已经“陈旧”。实用主义者象马赫主义者一样，企图创立哲学中的“第三条路线”，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实际上坚持的还是唯心主义。实用主义用“多元论”的观点来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认为宇宙中没有任何内部联系和规律性，而是象一种可以由个人按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个人体验来拼装的镶嵌画。根据当前需要，实用主义认为可以对同一事实作出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解释；它宣称不需要任何彻底性，只要对一个人有利，他既可以是决定论者，也可以是非决定论者，既可以承认神的存在，也可以否认神的存在。
实用主义曾经在美国广泛传播，几乎成了美国的官方哲学。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实用主义作为统一的独立的哲学派别在美国的地位开始下降，但它的基本精神仍起作用。实用主义在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也在不同时期有过支持者。——358。
[101]《国外周报》（《GazetteEtrangère》）是俄国侨民报纸，1908年3月16日—4月13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4号。报纸主要报道侨民的生活，也刊登有关俄国国内和国外事件的材料。该报第2号曾刊登1908年3月18日列宁在日内瓦国际大会上作的报告《公社的教训》。该报也刊登过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宣传“造神说”和马赫主义的文章。
列宁的引语摘自卢那察尔斯基的《简论现代俄国文学》（载于《国外周报》第2、3号）。——360。
[102]《教育》杂志（《Образование》）是俄国一种合法的文学、科普和社会政治性刊物（月刊），1892—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初期由瓦·德·西波夫斯基和瓦·瓦·西波夫斯基主编，从1896年起由亚·雅·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负责编辑。在1902—1908年间，该杂志刊载过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1906年第2期发表了列宁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这一著作的第5—9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38—199页）。——360。
[103]犹太之吻出典于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犹大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出卖耶稣的叛徒。他按照事先的约定，当着犹太教大祭司派来捉拿耶稣的兵丁的面亲吻耶稣，装作请安，于是那些兵丁就认出并逮捕了耶稣。——365。
[104]博勃钦斯基和多勃钦斯基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两个愚蠢的地主。他们两人都爱传播“新闻”，播弄是非。一次，他们听说钦差大臣要来本县私访，于是四处奔走打听。他们自作聪明地把一位青年旅客断定为钦差大臣，并抢先向县长禀报。博勃钦斯基说他一悟出这个青年是钦差大臣，就对多勃钦斯基说了一声“唉！”，后者则反驳说，是自己先说的“唉！”。后来人们就用“谁先说‘唉’”来比喻无谓的争论。——368。
[105]指1908年出版的尼·瓦连廷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和帕·索·尤什凯维奇的《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372。 |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章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和哲学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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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和哲学唯心主义
一年前，《新时代》杂志（1906—1907年第52期）登载了约瑟夫·狄奈－德涅斯的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和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的论文。这篇论文的缺点在于：它忽视了从“新”物理学中得出的并且是我们现在特别感兴趣的认识论结论。但是，正是这个缺点使我们对这位作者的观点和结论特别感兴趣。象本书的作者一样，约瑟夫·狄奈－德涅斯所持的观点，就是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极其轻视的最“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例如，尤什凯维奇先生写道：“自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通常是一般的、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书第1页）就是约·狄奈－德涅斯这样一个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的最新发现（X射线、柏克勒尔射线、镭[72]等等）直接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作了比较。这种比较使他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约·狄奈－德涅斯写道：“在自然科学的各种极不相同的领域里都获得了新知识，所有这些新知识归结起来就是恩格斯想要提到首位的一点：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不可调和的对立，没有任何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差别’；既然在自然界中有对立和差别，那么它们的固定性和绝对性只是我们加到自然界中去的。”例如，人们发现了光和电只是同一自然力的表现。[73]化学亲和力归结为电的过程已日益成为可能。不可破坏的、不可分解的化学元素被发现是可以破坏的、可以分解的，这样的化学元素的数目继续不断地增多，真好象是在跟世界的统一性开玩笑似的。镭元素已经能变成氦元素了。[74]“就象一切自然力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力一样，一切自然物也可以归结为一种物质。”（黑体是约·狄奈－德涅斯用的）作者在援引一位著作家认为原子只是以太[75]的凝结这个见解时惊叹道：“多么辉煌地证实了恩格斯的名言：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是运动，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我们人所感知的是这种运动的各种不同形式……事实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自然界完全和历史一样，是受辩证的运动规律支配的。”
另一方面，只要拿起马赫主义的著作或关于马赫主义的著作，就一定会看到，它们自命不凡地引证了新物理学，而这种新物理学据说把唯物主义驳倒了，云云。这些引证是不是有根据，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新物理学，确切些说，新物理学中的一定学派跟马赫主义和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其他变种有联系，这却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忽视这种联系来研究马赫主义，就是嘲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也就是为了恩格斯的某个词句而牺牲恩格斯的方法。恩格斯直率地说：“甚至随着自然科学〈姑且不谈人类历史〉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路·费尔巴哈》德文版第1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0页。——编者注］因此，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形式”的修正，对他的自然哲学论点的修正，不但不含有任何通常所理解的“修正主义的东西”，相反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必然要求的。我们谴责马赫主义者的决不是这样的修改，而是他们的纯粹修正主义的手法：他们在批判唯物主义的形式的幌子下改变唯物主义的实质，他们采纳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基本论点，又毫不打算直接、公开、断然地反驳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象“没有物质的运动……是不可想象的”（《反杜林论》第5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页。——编者注］这样无疑是极端重要的论断。
不言而喻，在研究现代物理学家的一个学派和哲学唯心主义的复活的联系这一问题时，我们决不想涉及专门的物理学理论。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从一些明确的论点和尽人皆知的发现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这些认识论结论是很自然地得出的，以致许多物理学家都已经提到它们。不仅如此，在物理学家当中已经有了各种不同的派别，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正在形成某些学派。因此，我们的任务仅限于清楚地说明：这些派别分歧的实质何在，它们和哲学基本路线的关系如何。
1.现代物理学的危机
著名的法国物理学家昂利·彭加勒在他的《科学的价值》一书中说，物理学有发生“严重危机的迹象”，并且专用一章来论述这个危机（第8章，参看第171页）。这个危机不只是“伟大的革命者——镭”推翻了能量守恒原理，而且“所有其他的原理也遭到危险。（第180页）。例如，拉瓦锡原理或质量守恒原理被物质的电子论推翻了。根据这种理论，原子是由一些带有正电或负电的极微小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叫作电子，它们“浸入我们称之为以太的介质中”。物理学家的实验提供出计算电子的运动速度及其质量（或者电子的质量对它的电荷的比例）的数据。电子的运动速度证明是可以和光速（每秒30万公里）相比较的，例如，它达到光速的1/3。在这样的条件下，根据首先克服电子本身的惯性、其次克服以太的惯性的必要，必须注意电子的双重质量。第一种质量将是电子的实在的或力学的质量，第二种质量将是“表现以太的惯性的电动力学的质量”。现在，第一种质量证明等于零。电子的全部质量，至少是负电子的全部质量，按其起源来说，完全是电动力学的质量。质量在消失。力学的基础被破坏。牛顿的原理即作用和反作用相等的原理被推翻，等等。[76]
彭加勒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物理学旧原理的“废墟”，是“原理的普遍毁灭”。他同时声明说：不错，所有上述同原理有出入的地方都属于无穷小量——很可能有我们还不知道的对推翻旧定律起着相反作用的另外的无穷小量——而且镭也很稀少，但是不管怎样，“怀疑时期”已经到来了。我们已经看到作者从这个“怀疑时期”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不是自然界把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注：按彭加勒的原著，“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应为“时间和空间的框架（cadre）”。——编者注］给予〈或强加于〉我们，而是我们把这些概念给予自然界”；“凡不是思想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无”。这是唯心主义的结论。最基本的原理的被推翻证明（彭加勒的思想过程就是这样）：这些原理不是什么自然界的复写、映象，不是人的意识之外的某种东西的模写，而是人的意识的产物。彭加勒没有彻底发挥这些结论，他对这个问题的哲学方面没有多大兴趣。法国的哲学问题著作家阿贝尔·莱伊在自己的《现代物理学家的物理学理论》（AbelRey《Lathéoriedelaphysiquechezlesphysicienscontemporains》1907年巴黎FB阿尔康出版社版）一书中非常详细地论述了这一方面。的确，作者本人是一个实证论者，就是说，是一个糊涂人和半马赫主义者，但是在这里，这一点甚至还有某些方便之处，因为不能怀疑他想“诽谤”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的偶像。在讲到概念的确切哲学定义，尤其是讲到唯物主义的时候，我们不能相信莱伊，因为他也是一个教授，作为一个教授，他对唯物主义者怀着无比轻蔑的态度（而且他以对唯物主义认识论极端无知著称）。不用说，对这样一些“科学大师”来说，什么马克思或恩格斯全不放在眼里。但是莱伊仔细地、一般讲来是诚实地引用了有关这个问题的非常丰富的文献，其中不仅有法国的，而且有英国的和德国的（特别是奥斯特瓦尔德和马赫的），所以我们将常常利用他的这部著作。
这位作者说：一般哲学家以及那些出于某种动机想全面批判科学的人，现在都特别注意物理学。“他们在讨论物理学知识的界限和价值的时候，实质上是在批判实证科学的合理性，批判认识客体的可能性。”（第Ⅰ—Ⅱ页）他们从“现代物理学的危机”中急于作出怀疑论的结论（第14页）。这个危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在19世纪前60多年中，物理学家们在一切根本问题上彼此是一致的。“他们相信对自然界的纯粹力学的解释；他们认为物理学只是比较复杂的力学，即分子力学。他们只是在把物理学归结为力学的方法问题上，在机械论的细节问题上有分歧。”“现在，物理化学的科学展示给我们的景况看来是完全相反的。严重的分歧代替了从前的一致，而且这种分歧不是在细节上，而是在基本的、主导的思想上。如果说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特殊倾向是言过其实，那么毕竟必须确认，象艺术一样，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也有很多学派，它们的结论常常是分歧的，有时候简直是彼此敌对的……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现代物理学的危机的含意是什么和范围多广。
直到19世纪中叶，传统物理学认为，只要使物理学延续下去就足以达到物质的形而上学。这种物理学使自己的理论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这些理论完全是机械论的。传统机械论〈莱伊是在特殊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他指的是把物理学归结为力学的观点的体系〉就这样超越经验结果，超出经验结果的范围，提供了对物质世界的实在的认识。这不是对经验的假定说法，而是教条……”（第16页）
我们在这里必须打断一下这位可敬的“实证论者”。很清楚，他是在给我们描述传统物理学的唯物主义哲学，可是不愿意说出魔鬼（即唯物主义）的名字。在休谟主义者看来，唯物主义一定是形而上学、教条、超出经验范围的东西等等。休谟主义者莱伊不懂得唯物主义，所以对辩证法、对辩证唯物主义同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也就一点不了解。因此，如对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莱伊完全不明白。
“……19世纪下半叶对传统机械论所作的批判破坏了机械论的这个本体论实在性的前提。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确立了对物理学的一种哲学的看法，这种看法在19世纪末几乎成为哲学上的传统的看法。依据这种看法，科学不过是符号的公式，是作记号〈标记，repérage，创造记号、标志、符号〉的方法。由于这些作记号的方法因学派的不同而各异，于是人们很快就作出结论说：被作上记号的东西，只是人为了标记（为了符号化）而事先创造出来（faconné）的东西。科学成了爱好者的艺术品，成了功利主义者的艺术品。这些看法自然就被普遍解释为对科学的可能性的否定。只要不曲解科学二字的意义，那么，科学若是纯粹人造的作用于自然界的手段，若是单纯的功利主义的技术，它就没有权利被称为科学。说科学只能是人造的作用手段，而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这就是否定真正的科学。
传统机械论的破产，确切些说，它所受到的批判，造成了如下的论点：科学也破产了。人们根据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持传统机械论这一点，断定不可能有科学。”（第16—17页）
于是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现代的物理学危机是科学发展中的一个暂时的外部的偶然事件呢，还是科学突然开倒车并且完全离开了它一向所走的道路？……”
“……如果在历史上实际起过解放者作用的那些物理化学科学在这样一次危机中遭到毁灭，如果这次危机使它们只具有在技术上有用的处方的价值，而使它们失去在认识自然界方面的一切意义，那么，无论在逻辑上或在思想史上都一定会发生根本的变革。物理学失去一切教育价值；物理学所代表的实证科学的精神成为虚伪的危险的精神。”科学所能提供的只是实用的处方，而不是真实的知识。“对实在的东西的认识，要用其他方法去寻求……要走另外一条道路，要把认为是被科学夺去了的东西归还给主观直觉，归还给对实在的神秘感觉，一句话，归还给神秘的东西。”（第19页）
作为一个实证论者，作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物理学的危机是暂时的。莱伊怎样清洗马赫、彭加勒及其伙伴们的这些结论，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现在我们只来查明“危机”的事实和它的意义。从我们引证的莱伊最后几句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是哪些反动分子利用了这种危机并使它尖锐化的。莱伊在他的著作的序言里直率地说：“19世纪末期的信仰主义的和反理智主义的运动”力图“以现代物理学的一般精神为依据”（第Ⅱ页）。在法国，凡是把信仰置于理性之上的人都被称为信仰主义者（来自拉丁文fides，信仰）。否认理性的权力或要求的学说被称为反理智主义。因此，在哲学方面，“现代物理学的危机”的实质就在于：旧物理学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物质世界的实在的认识”，就是说，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物理学中的新思潮认为理论只是供实践用的符号、记号、标记，就是说，它否定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并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的存在。如果莱伊使用正确的哲学用语，他就一定会这样说：为旧物理学自发地接受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被唯心主义的和不可知论的认识论代替了，不管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的意愿如何，信仰主义利用了这种代替。
但是，莱伊并没有认为这种构成危机的代替似乎是所有的新物理学家反对所有的旧物理学家。他没有这样想。他指出，根据现代物理学家的认识论倾向，他们可分为三个学派：唯能论或概念论（conceptuelle——从纯概念一词来的）学派；绝大多数物理学家现在继续支持的机械论或新机械论学派；介于这两种学派之间的批判学派。马赫和杜恒属于第一个学派；昂利·彭加勒属于第三个学派；旧物理学家基尔希霍夫、赫尔姆霍茨、汤姆森（开尔文勋爵）、麦克斯韦以及现代物理学家拉摩、洛仑茨等人属于第二个学派。这两条基本路线（因为第三条路线不是独立的路线，而是中间的路线）的实质何在，从莱伊下面的话中可以看出：
“传统机械论建立了物质世界的体系。”它的物质构造学说所根据的是“质上相同的和同一的元素”，并且这些元素应当看作是“不变的、不可入的”等等。物理学“用实在的材料和实在的水泥建造了实在的建筑物。物理学家掌握了物质的元素、它们发生作用的原因和方式，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实在的规律”（第33—38页）。“这种对物理学的看法的改变主要在于：抛弃了理论的本体论价值而特别强调物理学的现象论的意义。”概念论的观点从事“纯粹的抽象”，“探求那种尽可能排除物质假说的、纯粹抽象的理论”。“能量的概念已成为新物理学的基础（substructure）。所以概念论物理学多半可以叫作唯能论物理学”，虽然这个名称对于象马赫这样的概念论物理学的代表是不适合的（第46页）。
莱伊把唯能论和马赫主义混为一谈当然是不完全正确的，同样，硬说新机械论学派尽管同概念论者有着十分深刻的分歧，也会得出对物理学的现象论的看法（第48页），这也是不完全正确的。莱伊的“新”术语并没有把问题弄清楚，反而把问题弄模糊了。但是为了让读者知道“实证论者”对物理学危机的看法，我们又不能撇开“新”术语。就问题的实质来说，“新”学派和旧观点的对立，正象读者会深信的那样，是同前面援引过的克莱因佩特对赫尔姆霍茨的批判完全一致的。莱伊在转述不同物理学家的观点时，在自己的叙述中反映出那些物理学家的哲学观点是十分含糊、动摇不定的。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实质就是：旧定律和基本原理被推翻，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被抛弃，这就是说，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了。“物质消失了”这句话可以表达出在许多个别问题上的基本的、典型的困难，即造成这种危机的困难。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困难。
2.“物质消失了”
在现代物理学家对最新发现的论述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样的话。例如，在路·乌尔维格的《科学的进化》一书中，论述物质的新理论那一章的标题是：《物质存在吗？》他在那一章里说道：“原子在非物质化，物质在消失。”［注：路·乌尔维格《科学的进化》1908年巴黎人A.科兰出版社版第63、87、88页。参看他的论文《物理学家关于物质的观念》，载于1908年《心理学年鉴》。[77]］为了看看马赫主义者怎样轻易地由此作出根本的哲学结论，我们且看一下瓦连廷诺夫吧。他写道：“对世界的科学说明‘只有在唯物主义中’才能得到确实可靠的论据，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虚构，而且是一种荒谬的虚构。”（第67页）他把著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奥古斯托·里希当作这种荒谬虚构的破坏者举了出来，因为里希说：电子论“与其说是电的理论，不如说是物质的理论；新体系不过是用电代替了物质”（奥古斯托·里希《现代的物理现象理论》1905年莱比锡版第131页，有俄译本）。瓦连廷诺夫先生引用了这些话（第64页）后就大叫：
“为什么奥古斯托·里希竟敢这样侮辱神圣的物质呢？也许因为他是唯我论者、唯心主义者、资产阶级的批判主义者、某种经验一元论者、或者比这更坏的什么人吧？”
这种在瓦连廷诺夫先生看来是对唯物主义者的极端恶毒的谴责，正表明他在哲学唯物主义问题上十分幼稚无知。哲学唯心主义和“物质的消失”之间的真正联系何在，瓦连廷诺夫先生是绝对不了解的。他跟着现代物理学家所说的那种“物质的消失”，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区分没有关系。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举出一位最彻底的、最明显的马赫主义者卡尔·毕尔生来说吧。在他看来，物理世界是一些感性知觉群。他用下图来说明“我们对物理世界的认识模型”，并声明，这个图没有注意大小的比例（《科学入门》第282页）：
卡·毕尔生为了使他的图简化，完全抛开了以太和电或正电子和负电子的比例关系问题。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毕尔生的唯心主义观点把“物体”当作感性知觉，至于这些物体由粒子构成，粒子由分子构成等等，涉及的是物理世界模型中的变化，而同物体是感觉的符号还是感觉是物体的映象这个问题丝毫无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按照如何解答我们认识的泉源问题即认识（和一般“心理的东西”）同物理世界的关系问题而区分开来的，至于物质的构造问题即原子和电子问题，那是一个只同这个“物理世界”有关的问题。当物理学家说“物质在消失”的时候，他们是想说，自然科学从来都是把它对物理世界的一切研究归结为物质、电、以太这三个终极的概念，而现在却只剩下后两个概念了，因为物质已经能够归结为电，原子已经能够解释为类似无限小的太阳系的东西，在这个无限小的太阳系中，负电子以一定的（正如我们所看到过的，极大的）速度环绕着正电子转动[[78]］。因此，物理世界可以归结为两三种元素（因为，正如物理学家贝拉所说的，正电子和负电子构成“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物质”，——莱伊的上引著作第294—295页），而不是几十种元素。因此，自然科学正导向“物质的统一”（同上）［注：参看奥利弗·洛治《论电子》1906年巴黎版第159页：“物质的电的理论”，即认为电是“基本实体”的学说，“差不多从理论上达到了哲学家一向追求的东西，即物质的统一”。并参看奥古斯托·里希《关于物质的构造》1908年莱比锡版，约·约·汤姆森《物质微粒论》1907年伦敦版；保·朗之万《电子物理学》，载于1905年《科学总评》杂志[79]第257—276页。］，这就是把很多人弄糊涂了的那些关于物质消失、电代替物质等等的言论的实际内容。“物质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至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看来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80]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固有的。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
一般马赫主义和马赫主义新物理学的错误在于：它们忽视了哲学唯物主义的这个基础，忽视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差别。承认某些不变的要素、“物的不变的实质”等等，并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因此，约·狄慈根着重指出：“科学的对象是无穷无尽的”，不仅无限大的东西，连“最小的原子”也是不可度量的、认识不完的、不可穷尽的，因为“自然界在它的各个部分中都是无始无终的”（《短篇哲学著作集》第229—230页）。因此，恩格斯举了在煤焦油中发现茜素的例子来批判机械唯物主义。为了从唯一正确的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问题，我们要问：电子、以太等等，是不是作为客观实在而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呢？对这个问题，自然科学家一定会毫不踌躇地给予回答，并且总是回答说是的，正如他们毫不踌躇地承认自然界在人和有机物质出现以前就已存在一样。问题就这样得出了有利于唯物主义的解答，因为物质这个概念，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在认识论上指的只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并且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
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任何关于物质构造及其特性的科学原理都具有近似的、相对的性质；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界限；运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等等。不管没有重量的以太变成有重量的物质和有重量的物质变成没有重量的以太，从“常识”看来是多么稀奇；不管电子除了电磁的质量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质量，是多么“奇怪”；不管力学的运动规律只适用于自然现象的一个领域并且服从于更深刻的电磁现象规律，是多么奇异，等等，——这一切不过是再一次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反对形而上学（是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实证论者即休谟主义者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反对它的片面的“机械性”，可是同时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了。他们在否定物质的至今已知的元素和特性的不变性时，竟滑到否定物质，即否定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他们在否定一些最重要的和基本的规律的绝对性质时，竟滑到否定自然界中的一切客观规律性，宣称自然规律是单纯的约定、“对期待的限制”、“逻辑的必然性”等等。他们在坚持我们知识的近似的、相对的性质时，竟滑到否定不依赖于认识并为这个认识所近似真实地、相对正确地反映的客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波格丹诺夫在1899年关于“物的不变的实质”的议论，瓦连廷诺夫和尤什凯维奇关于“实体”的议论等等，也都是不懂得辩证法的结果。从恩格斯的观点看来，不变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人的意识（在有人的意识的时候）反映着不依赖于它而存在和发展的外部世界。而空洞的教授哲学所描述的任何其他的“不变性”、任何其他的“实质”、任何“绝对的实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都是不存在的。物的“实质”或“实体”也是相对的；它们表现的只是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既然这种深化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和以太，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
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新物理学是怎样无意识地自发地动摇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现象论”之间的。辩证唯物主义始终是资产阶级学者所不懂得的，“现象论”不可避免地会得出主观主义的（进而会直接得出信仰主义的）结论。
正是那个奥古斯托·里希（瓦连廷诺夫先生没有能够就自己感兴趣的唯物主义问题向他请教），在他的一本书的绪论里写道：“电子或电原子究竟是什么东西，直到现在还是一个秘密；但是尽管这样，新理论大概注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不小的哲学意义，因为它将会取得关于有重量物质的结构的崭新前提，并且力求把外部世界的一切现象归之于一个共同的起源。
“从现代的实证论和功利主义的倾向来看，这样的好处也许是不重要的。理论可以首先被认为是一种便于整理和排列事实的手段，是一种指导人们去进一步探索现象的手段。但是，如果说从前人们对人类精神的能力大概过于信任，把掌握万物的最终原因看得过于容易，那么现在却有一种陷入相反的错误的趋向。”（上引书第3页）
为什么里希在这里要跟实证论和功利主义的倾向划清界限呢？因为，他虽然看来没有任何一定的哲学观点，却自发地坚持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坚持承认新理论不仅仅是“方便的手段”（彭加勒），不仅仅是“经验符号”（尤什凯维奇），不仅仅是“经验的协调”（波格丹诺夫）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主观主义怪论，而是对客观实在的认识的更进一步。如果这位物理学家懂得辩证唯物主义，他对于同旧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相反的错误所下的判断，也许就会成为正确哲学的出发点。但是这些人所处的整个环境，使他们厌弃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投入庸俗的御用哲学的怀抱。
莱伊对辩证法也是一窍不通的。但是他也不得不确认，在现代物理学家中间有“机械论”（即唯物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他说：走“机械论”这条路的，不只是基尔希霍夫、赫兹、波尔茨曼、麦克斯韦、赫尔姆霍茨和开尔文勋爵。“那些继洛仑茨和拉摩之后制定物质的电的理论，宣称质量是运动的函数而否认质量守恒的人，都是纯粹的机械论者，并且从某种观点看来，他们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机械论者，是机械论最新成就（l’aboutissant）的代表。所有这些人都是机械论者，因为他们都以实在的运动为出发点。”（黑体是莱伊用的，第290—291页）
“……如果洛仑茨、拉摩和朗之万（Langevin）的新假说被实验证实了，并且为物理学体系确立了十分稳固的基础，那么现代力学的定律依存于电磁学的定律就会是毫无疑问的；力学的定律就会成为特殊的情况，并且会被限制在严格规定的界限之内。质量守恒和我们的惯性原理就会只对物体的中等速度有效，所谓‘中等的’这一术语是对我们的感觉和构成我们的普通经验的现象来说的。力学的全面改造就会成为必要的，因而作为一个体系的物理学的全面改造也会成为必要的了。
这是不是说放弃了机械论呢？决不是。纯粹机械论的传统将会继续保存，机械论将会循着它的发展的正常道路前进。”（第295页）
“电子物理学虽然应该列入按总的精神来说是机械论的理论中，但是它力图把自己的体系加给整个物理学。虽然这种电子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不是取自力学，而是取自电学的实验材料，可是按其精神却是机械论的。因为，（1）它使用形象的（figurés）、物质的元素来表示物理的性质及其规律；它是用知觉的术语表达的。（2）虽然它没有把物理现象看作力学现象的特殊情况，但是却把力学现象看作物理现象的特殊情况。因此，力学的规律依然和物理学的规律有着直接的联系；力学的概念依然是和物理化学的概念同属一类的概念。在传统的机械论中，这些概念是比较缓慢的运动的模写（calqués）。这种运动因为是唯一已知的并且可以直接观察的，所以就被看作是……一切可能有的运动的典型。新的实验证明，必须扩大我们关于可能有的运动的观念。传统力学依然是完整无缺的，但是它已经只能应用于比较缓慢的运动……对于高速度，则有另外一些运动规律。物质归结为电粒子，即原子的终极元素……（3）运动，空间中的位移，依然是物理学理论的唯一形象的（figuré）元素。（4）最后，对于物理学、对于物理学的方法、对于物理学的理论以及它们和经验的关系的看法，仍然和机械论的看法，和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物理学的理论是绝对同一的。从物理学的总的精神来看，这个见解比其他一切见解高出一筹。”（第46—47页）
我一大段一大段地全文摘录莱伊的文章，是因为，莱伊总是不敢提“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不这样引证就不能说明他的主张。但是不管莱伊和他所讲到的物理学家们怎样发誓不提唯物主义，然而力学是缓慢的实在运动的模写，新物理学是极迅速的实在运动的模写，毕竟还是不容置疑的。承认理论是模写，是客观实在的近似的复写，这就是唯物主义。当莱伊说在新物理学家中间有一种“对概念论〈马赫主义〉学派和唯能论学派的反动”的时候，当他把电子理论的物理学家们看作是这种反动的代表的时候（第46页），就最好不过地证实了下述事实：实质上，斗争是在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之间进行的。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只是不要忘记，除了一切有学识的市侩们对唯物主义的一般偏见之外，在最杰出的理论家们身上也表现出对辩证法的完全无知。
3.没有物质的运动可以想象吗？
哲学唯心主义利用新物理学或由新物理学得出唯心主义结论，这不是由于发现了新种类的物质和力、物质和运动，而是由于企图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对这种企图，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作实质性的分析。他们不愿理睬恩格斯的“没有物质的运动是不可想象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5页。——编者注］这一论断。约·狄慈根早在1869年就在他的《人脑活动的本质》一书中说出了与恩格斯相同的思想。不错，他还带着他所常有的那种想“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糊涂意图。我们暂且撇开这种意图不谈，因为这种意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狄慈根同毕希纳的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进行论争而产生的。现在来看一看狄慈根本人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的说法吧。狄慈根说：“唯心主义者想要没有特殊的一般，没有物质的精神，没有物质的力，没有经验或没有材料的科学，没有相对的绝对。”（《人脑活动的本质》1903年版第108页）这样，狄慈根就把那种使运动和物质分离、使力和物质分离的意向同唯心主义联系起来，同那种使思想和大脑分离的意向并列起来。狄慈根接着说：“喜欢离开自己的归纳科学而转向哲学思辨的李比希，在唯心主义的意义上说道：力是不能看见的。”（第109页）“唯灵论者或唯心主义者相信力具有精神的即虚幻的、不可说明的本质。”（第110页）“力和物质的对立，正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一样，早已有之。”（第111页）“当然，没有物质的力是没有的，没有力的物质也是没有的。没有力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力都是无稽之谈。如果唯心主义自然科学家相信力是非物质的存在，那么在这一点上他们就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看到幽灵的人。”（第114页）
我们由此看到，40年前也有自然科学家认为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可以想象的，而狄慈根说他们“在这一点上”是看到幽灵的人。哲学唯心主义同物质和运动的分离、同物质和力的脱离之间的联系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实际上不是“更经济些”吗？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假定他抱有这样的观点：整个世界是我的感觉或我的表象等等（如果说的是“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或表象，那么因此改变的不过是哲学唯心主义的一个形式，而不是它的实质）。唯心主义者也不想否认世界是运动，就是说，是我的思想、表象、感觉的运动。至于什么在运动，唯心主义者拒绝回答，并认为这是荒谬的问题，因为只有我的感觉在交替变换，只有我的表象在消失和出现，仅此而已。在我之外什么也没有。“在运动着”——这就够了。再想象不出更“经济的”思维了。如果唯我论者把自己的观点贯彻到底，那么，任何证明、任何三段论法和任何定义都驳不倒他。
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哲学信徒的基本区别在于：唯物主义者把感觉、知觉、表象，总之，把人的意识看作是客观实在的映象。世界是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这个客观实在的运动。和表象、知觉等等的运动相符合的是在我之外的物质的运动。物质概念，除了表示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之外，不表示任何其他东西。因此，使运动和物质分离，就等于使思维和客观实在分离，使我的感觉和外部世界分离，也就是转到唯心主义方面去。通常使用的否定物质和承认没有物质的运动的手法是：不提物质对思想的关系。事情被说成仿佛这种关系并不存在，而实际上这种关系正被偷运进来；议论开始时，这种关系是不说出来的，以后却以比较不易觉察的方式突然出现。
有人向我们说物质消失了，想由此作出认识论上的结论。我们要问，那么，思想还存在吗？如果它不存在，如果它随着物质的消失而消失了，如果表象和感觉随着脑髓和神经系统的消失而消失了，那就是说，一切都消失了，连作为某种“思想”（或者还说不上是一种思想）标本的你们的议论也消失了！如果它存在，如果设想思想（表象、感觉等等）并没有随着物质的消失而消失，那就是说，你们悄悄地转到哲学唯心主义观点上去了。那些为了“经济”而要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人们向来就是这样，因为只要他们议论下去，他们就默默地承认了在物质消失之后思想还存在。而这就是说，一种非常简单的，或者说非常复杂的哲学唯心主义被当成基础了。如果公开地把问题归结为唯我论（我存在着，整个世界只是我的感觉），那就是非常简单的哲学唯心主义；如果用僵死的抽象概念，即用不属于任何人的思想、不属于任何人的表象、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一般的思想（绝对观念、普遍意志等等）、作为不确定的“要素”的感觉、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的“心理的东西”等等，来代替活人的思想、表象、感觉，那就是非常复杂的哲学唯心主义。哲学唯心主义的变种可能有1000种色调，并且随时可以创造出第1001种色调来。而这个第1001种的小体系（例如，经验一元论）和其余体系的差别，对于它的创造者说来，也许是重要的。在唯物主义看来，这些差别完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出发点。重要的是：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这种意图偷运着和物质分离的思想，而这就是哲学唯心主义。
因此，例如英国马赫主义者卡尔·毕尔生，一个最明显、最彻底、最厌恶支吾其词的马赫主义者，在他的著作专论“物质”的第7章开头一节就直截了当地用了一个很说明问题的标题：《万物都在运动——但只在概念中运动》（《Allthingsmove—butonlyinconception》）。他说：“对于知觉的领域说来，什么在运动以及它为什么运动，这是一个无聊的问题（“itisidletoask”）。”（《科学入门》第243页）
因此，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厄运其实在他认识马赫以前就开始了，就是说从他相信伟大的化学家和渺小的哲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的话，以为可以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时候就开始了。谈一谈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个早已是陈迹的插曲是很适当的，尤其是因为在讲到哲学唯心主义和新物理学的某些派别的联系时，不能避而不谈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
波格丹诺夫在1899年写道：“我们已经说过，19世纪没有完全解决关于‘物的不变的实质’这一问题。这种实质以‘物质’为名，甚至在本世纪最先进的思想家的世界观中，还起着显著的作用……”（《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第38页）
我们说过，这是糊涂思想。这里是把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承认在我们意识之外存在着永恒运动着和永恒变化着的物质，同承认物的不变的实质混淆起来了。不能认为波格丹诺夫在，1899年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入“先进的思想家”。但是，他显然不懂辩证唯物主义。
“……人们通常还是把自然过程区分为两个方面：物质和它的运动。不能说物质概念已经非常清楚了。对于什么是物质的问题，不容易提出令人满意的答复。有人给物质下定义，说是‘感觉的原因’，或‘感觉的恒久可能性’；但是，这里显然把物质和运动混淆起来了……”
很明显，波格丹诺夫的议论是不正确的。这不仅是因为他把唯物主义对感觉的客观泉源的承认（用感觉的原因这几个字含糊地表述的）同穆勒所谓物质是感觉的恒久可能性这个不可知论的定义混淆起来了。这里的根本错误是：作者刚要接触到感觉的客观泉源是否存在的问题时，却中途抛开这个问题，而跳到关于没有运动的物质是否存在的问题上去了。唯心主义者可以认为世界是我们感觉（即使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高度“协调起来的”感觉）的运动；唯物主义者则认为世界是我们感觉的客观泉源的运动，即我们感觉的客观模型的运动。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者可以承认没有运动的物质的存在（即使是暂时的、在“第一次推动”之前的……存在）；辩证唯物主义者则不仅认为运动是物质的不可分离的特性，而且还批驳对运动的简单化的看法等等。
“……‘物质是运动着的东西’，这样的定义也许是最精确的了；但是这正如我们说物质是句子的主语，‘运动着’是句子的谓语一样，是毫无内容的。可是问题也许在于：在静力学时代，人们惯于一定把某个坚实的东西、某种‘对象’看成是主语，而象‘运动’这种不适合静力学思维的东西，他们只同意当作谓语，当作‘物质’的一种属性看待。”
这倒有点象阿基莫夫对火星派的责难：在火星派的纲领中无产阶级一词没有用主格出现过！[81]说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或者说世界是物质的运动，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相信物质的人说：‘……要知道，能量应该有承担者呀！’奥斯特瓦尔德问得有道理：‘为什么呢？难道自然界一定要由主语和谓语构成吗？’”（第39页）
这个在1899年深得波格丹诺夫欢心的奥斯特瓦尔德的回答，不过是诡辩而已。我们可以反问奥斯特瓦尔德：难道我们的判断一定要由电子和以太构成吗？事实上，在思想上把作为“主语”的物质从“自然界”中排除掉，这就是默认思想是哲学上的“主语”（即某种第一性的、原初的、不依赖于物质的东西）。被排除掉的不是主语，而是感觉的客观泉源，因此感觉变成了“主语”，就是说，不管以后怎样改扮感觉这个词，哲学变成了贝克莱主义哲学。奥斯特瓦尔德含糊地使用“能量”一词，企图以此躲避不可避免的哲学上的抉择（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然而正是他的这种企图再一次证明了诸如此类的诡计都是枉费心机的。如果能量是运动，那你们只是把困难从主语移到了谓语，只是把是不是物质在运动的问题改变为能量是不是物质的问题。能量的转化是在我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和人类而发生的呢，或者这只是观念、符号、约定的记号等等？“唯能论”哲学，这种用“新”术语来掩饰认识论上的旧错误的企图，在这个问题上彻底破产了。
请看几个说明唯能论者奥斯特瓦尔德如何混乱的例子。他在《自然哲学讲演录》一书的序言中说：“如何把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的旧困难，如果通过把这两个概念归入能量概念而被简单地自然而然地排除掉，那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注：威廉·奥斯特瓦尔德《自然哲学讲演录》1902年莱比锡第2版第VIII页。］这不是收获，而是损失，因为按照唯物主义的方向还是按照唯心主义的方向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奥斯特瓦尔德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所提出的正是认识论的问题，而不是化学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会由于滥用“能量”一词而得到解决，反而会混乱起来。当然，如果把物质和精神“归入”能量这个概念，对立无疑会从字面上消除，但是鬼神学说的荒谬却不会由于我们称它为“唯能论的”学说而消失。在奥斯特瓦尔德的《讲演录》第394页上有这样的话：“一切外界现象都可以描述为能量之间的过程，其原因非常简单：我们意识的过程本身就是能量的过程，并把自己的这种特性传给（aufpragen）一切外部经验。”这是纯粹的唯心主义：不是我们的思想反映外部世界中的能量的转化，而是外部世界反映我们的意识的“特性”！美国哲学家希本针对奥斯特瓦尔德讲演录中的这一段话和其他类似的话，非常恰当地说，奥斯特瓦尔德“在这里穿着康德主义的服装出现”：一切外界现象的可解释性竟会从我们智慧的特性中得出来！［注：约·格·希本《唯能论及其哲学意义》，载于1903年4月《一元论者》杂志第13卷第3期第329—330页。］希本说道：“很明显，如果我们给能量这个最基本的概念这样下定义，使它还包含心理现象，那么这就已经不是科学界所承认的，甚至也不是唯能论者本人所承认的单纯的能量概念了。”自然科学把能量的转化看作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人类经验的客观过程，即唯物地看能量的转化。就是在奥斯特瓦尔德本人的著作中，在许多场合下，甚至可能在绝大多数场合下，能量也是指物质的运动。
因此也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奥斯特瓦尔德的学生波格丹诺夫成了马赫的学生以后，就开始责备奥斯特瓦尔德，这并不是因为奥斯特瓦尔德没有彻底地坚持唯物主义的能量观点，而是因为他承认唯物主义的能量观点（有时候甚至把它作为基础）。唯物主义者批判奥斯特瓦尔德，是因为他陷入唯心主义，是因为他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波格丹诺夫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奥斯特瓦尔德，他在1906年写道：“……奥斯特瓦尔德的敌视原子论而在其他方面却和旧唯物主义非常接近的唯能论，曾引起我最热烈的同情。可是不久我就看出了他的自然哲学的重大矛盾：他多次强调能量概念的纯方法论的意义，但自己在许多场合下却不坚持这一点。在他那里，能量常常从经验事实间的相互关系的纯粹符号变为经验的实体，即变为世界的物质……”（《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XVI一XVII页）
能量是纯粹的符号！波格丹诺夫此后便可以随意和“经验符号论者”尤什凯维奇，和“纯粹马赫主义者”、经验批判主义者等去争论了。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将是信黄鬼的人和信绿鬼的人之间的争论。因为，重要的不是波格丹诺夫和其他马赫主义者的差别，而是他们的共同点：唯心地解释“经验”和“能量”，否认客观实在。可是人的经验就是对客观实在的适应，唯一科学的“方法论”和科学的“唯能论”就是客观实在的模写。
“世界的材料对于它〈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是无足轻重的；旧唯物主义也好，泛心论〈即哲学唯心主义？〉也好，都是和它完全相容的……”（第ⅩⅤⅡ页）波格丹诺夫离开混乱的唯能论，不是沿着唯物主义的道路，而是沿着唯心主义的道路走的……“如果能量被认为是实体，那么这就是减去了绝对原子的旧唯物主义，即在存在物的连续性方面作过修正的唯物主义。”（同上）是的，波格丹诺夫离开“旧”唯物主义即自然科学家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是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他在1906年仍象在1899年一样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而是走向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因为没有一个现代信仰主义的有教养的代表、没有一个内在论者、没有一个“新批判主义者”等等会反对能量的“方法论的”概念，会反对把能量解释为“经验事实间的相互关系的纯粹符号”。就拿保·卡鲁斯（这个人的面貌，我们在上面已经十分熟悉）来说吧。你们会看到，这个马赫主义者完全是波格丹诺夫式地批判奥斯特瓦尔德的，他写道：“唯物主义和唯能论无疑都属于同一范畴。”（1907年《一元论者》杂志第17卷第4期第536页）“唯物主义对我们的启发是很少的，因为它只告诉我们，一切是物质，物体是物质，思想不过是物质的机能。而奥斯特瓦尔德教授的唯能论一点也不高明，因为它对我们说，物质是能量，心灵不过是能量的因素。”（第533页）
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新”术语怎样很快地时髦起来，以及怎样很快地被发现：表达方式的稍微改变，丝毫也没有取消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哲学的基本派别。如同“经验”等术语一样，“唯能论”的术语也可以用来表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当然，彻底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唯能论物理学是那些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新唯心主义尝试的泉源，这种尝试是由于以前认为不可分解的物质粒子的分解和以前没见过的物质运动形式的发现而产生的。
4.现代物理学的两个派别和英国唯灵论
为了具体介绍由于新物理学的某些结论而在现代文献中展开的哲学论战，我们让直接参加“战斗”的人讲话，并且先让英国人讲。物理学家阿瑟·威·李凯尔根据自然科学家的观点来维护一个派别，哲学家詹姆斯·华德则根据认识论的观点来维护另一个派别。
1901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国自然科学家会议上，物理学组主席阿·威·李凯尔选择了关于物理学理论的价值、关于原子的特别是以太的存在所引起的疑惑问题作自己的讲题。演讲人引了提出这个问题的物理学家彭加勒和波英廷（他是符号论者或马赫主义者的英国同道者）的话，引了哲学家华德的话，引了恩·海克尔的名著，试图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注：1901年英国科学协会格拉斯哥会议。阿瑟·威·李凯尔教授的主席致辞，载于1901年《美国科学附刊》第1345、1346期。］。
李凯尔说道：“争论的问题是：应当把那些成为最流行的科学理论的基础的假说看作是我们周围世界的构造的确切描述呢，还是只看作是一种方便的虚构？”（用我们同波格丹诺夫、尤什凯维奇之流进行争论时所使用的术语来说：是客观实在、运动着的物质的复写呢，或者只是“方法论”、“纯粹符号”、“经验的组织形式”？）李凯尔同意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可以没有差别：一个只查看地图或图例上的蓝色线条的人也许和一个知道蓝色线条表示真正河流的人一样，也能够确定江河的流向。从方便的虚构这一观点看来，理论会“帮助记忆”，“整理”我们的观察，使它们和某种人造的体系相符合，“调整我们的知识”，把知识归纳为方程式，等等。例如，我们可以只说热是运动或能量的一种形式，“这样来把运动着的原子的生动图景换成关于热能的平淡的（colourless）叙述，而不去确定热能的真实本性”。尽管李凯尔完全承认在这条道路上可能获得巨大的科学成就，但是他“大胆地断言，这种策略体系不能认为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的最新成就”。问题依然存在着：“我们能不能从物质所显露的现象中推断出物质本身的构造？”“我们有没有理由认为：科学已经提供的理论概要，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理的复写，而不是真理的简单图表？”
李凯尔在分析物质构造的问题时，拿空气作例子，说空气是由几种气体组成的，科学把“各种基本气体”分解“为原子和以太的混合物”。他继续说道，就在这里有人向我们大喝一声：“停住！”分子和原子是看不见的；它们作为“简单的概念（mereconceptions）”会是有用的，“但是不能把它们看作实在的东西”。李凯尔引用科学发展中的无数实例中的一个实例来排除这种反驳，这个实例就是：土星光环从望远镜里观察似乎是连续的物质。数学家用计算证明了这是不可能的，并且光谱的分析证实了根据计算而得出的结论。另一种反驳是：人们把我们在普通物质中没有感觉到的特性强加于原子和以太。李凯尔引用气体和液体的扩散等等的例子，也排除了这种反驳。许多事实、观察和实验都证明，物质是由一个个粒子或颗粒组成的。这些粒子、原子是不是和它们四周的“原初介质”、“基本介质”（以太）有区别，或者它们是处在特殊状态下的这种介质的一部分，这一问题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不过它没有损害原子存在的理论。违反经验的指示，先验地否定跟普通物质不同的“准物质的实体”（原子和以太）的存在，这是没有根据的。局部的错误在这里是不可避免的，但全部科学资料是不容许怀疑原子和分子的存在的。
李凯尔然后举出一些新材料证明原子是由带负电的微粒（小体、电子）组成的，并且指出有关分子大小的各种实验的结果和计算所得出的结果是近似的：“第一级近似值”是直径约100毫微米（1毫微米等于百万分之一毫米）。撇开李凯尔的个别意见和他对新活力论[82]的批判不谈，我们现在引用他的结论：
“有些人贬低那种至今还在指导科学理论前进的思想的意义，他们常常认为，除了如下两种对立的论断，别无选择：或者断言，原子和以太不过是科学想象的虚构；或者断言，现在还不完善的原子和以太的力学理论，如果达到完善的境地，就会使我们对实在有全面而又非常正确的看法。依我看来，是有中间道路的。”一个人在黑暗的屋子里只能极其模糊地辨别东西，但是如果他没有碰到家具，没有把穿衣镜当作门走，那就是说，他正确地看见某些东西。因此，我们既不必放弃不停留在自然界的表面而要深入自然界内部的打算，也不必自以为我们已经完全揭露了我们周围世界的秘密。“可以承认，不论关于原子的本性，或是关于原子存在于其中的以太的本性，我们都没有描绘出完整的图画；可是我想指出，尽管我们的某些理论具有近似的〈tentative，直译是：摸索的〉性质，尽管有许多局部的困难，原子论……在一些主要的原理上还是正确的；原子不仅是数学家（puzzledmathematicians）的辅助概念（helps），而且也是物理的实在。”
李凯尔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演说。读者可以看出，演讲人并没有研究过认识论，但是实际上他无疑代表着许多自然科学家坚持了自发的唯物主义观点。他的立场的实质是：物理学的理论是客观实在的（日益确切的）模写。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我们对它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李凯尔哲学的不确切性的产生，是由于他不必要地维护以太运动的“力学的”（为什么不是电磁学的？）理论和不懂得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相互关系。这位物理学家所缺少的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识（当然不算上那些迫使英国教授们自称为“不可知论者”的很重要的通常见解）。
我们现在看一看唯灵论者詹姆斯·华德是怎样批判这种哲学的。他写道：“……自然主义不是科学，作为它的基础的机械的自然理论，也不是科学……虽然自然主义和自然科学，机械宇宙论和作为科学的力学，在逻辑上是各不相同的东西，可是乍看起来，它们彼此是很相似的，而且在历史上是密切联系着的。把自然科学和唯心主义派别或唯灵论派别的哲学混同起来的危险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类哲学必然包含着对自然科学所不自觉地作出的认识论前提的批判……”［注：詹姆斯·华德《自然主义和不可知论》1906年版第1卷第303页。］一点不错！自然科学不自觉地承认它的学说反映客观实在，而且只有这样的哲学才能和自然科学相容！“……自然主义就不同了，它象科学本身一样，在认识论方面是没有过错的。事实上，象唯物主义一样，自然主义不过是被当作形而上学看待的物理学……无疑地，自然主义不象唯物主义那样独断，因为它对最终实在的本性作了不可知论的保留声明；但是它坚决地认为这个‘不可认识的东西’的物质方面是第一位的……”
唯物主义者把物理学当作形而上学看待。好熟悉的论据！承认人以外的客观实在，被称为形而上学。在对唯物主义的这种责难上，唯灵论者同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是一致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排除众所周知的物、物体、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就不可能为雷姆克所说的“实在的概念”扫清道路！……
“……当如何更好地把全部经验系统化〈华德先生，这是剽窃波格丹诺夫的！〉这个在本质上是哲学的问题产生的时候，自然主义者就断言，我们应当先从物理的方面开始。只有这些事实才是确切的、肯定的、严密地联系着的；任何一个激动人心的思想……据说都可以归结为物质和运动的十分精确的再分配……至于具有这样的哲学意义和这样的广阔范围的论断是从物理科学〈即自然科学〉中得出的合理的结论，这一点现代物理学家还不敢直截了当地肯定。但是，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认为，谁竭力揭露隐蔽的形而上学，揭穿机械宇宙论所依据的物理学实在论，谁就损害了科学的意义……”他说，李凯尔也是这样看待我的哲学的。“……事实上，我的批判〈对于同样为一切马赫主义者所憎恶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完全是以一个人数逐渐增多、影响日益扩大的物理学家的学派（如果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的结论为根据的，那个学派驳斥这个差不多是中世纪的实在论……这个实在论很久很久没有遇到反对意见，以致人们把对它的挑战都看作是宣布科学的无政府状态。但是若怀疑基尔希霍夫和彭加勒（我只从许多名人中提出这两个人）这样的人想‘损害科学的意义’，这的确是奇怪的……为了把他们同我们有根据称之为物理学实在论者的旧学派分开，我们可以把新学派叫作物理学的符号论者。这个用语不十分恰当，可是它至少着重指出了现在特别为我们关心的这两个学派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区别。争论的问题很简单。不言而喻，两个学派都以同样的感性（perceptual）经验为出发点；两个学派都使用在细节上相异而在本质上相同的抽象的概念体系；两个学派都采用同样的检验理论的方法。但是一个学派认为，它愈来愈接近最终实在，愈来愈离开假象。另一个学派则认为，它只是以适宜于理智活动的、概括的记述图式来代换（issubstituting）复杂的具体事实……不管哪一个学派都没有损害作为关于〈黑体是华德用的〉物的系统知识的物理学的价值；物理学进一步发展和实际应用的可能性，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都是一样的。但是两个学派在哲学上的（speculative）差别是很大的；在这一方面，哪一个学派正确这个问题就很重要了……”
这个露骨的彻底的唯灵论者提问题的方法，是非常正确和明白的。的确，现代物理学中的两个学派的区别只是哲学上的，只是认识论上的。的确，基本的差别只是在于：一个学派承认为我们的理论所反映的“最终的”（应当说：客观的）实在，而另一个学派则否认这一点，认为理论不过是经验的系统化、经验符号的体系等等。新物理学发现了物质的新种类和物质运动的新形式，并且趁旧物理学概念被推翻的时候提出了旧的哲学问题。如果说“中间的”哲学派别的人们（“实证论者”、休谟主义者、马赫主义者）不善于明确地提出争论的问题，那么露骨的唯心主义者华德则把一切面具都取下来了。
“……李凯尔的主席致辞维护物理学的实在论，反对彭加勒教授、波英廷教授和我最近所维护的那种符号论的解释。”（第305—306页；华德在他的著作的另一些地方，把杜恒、毕尔生和马赫也添进了这个名单，见第2卷第161、63、57、75、83页及其他页）
“……李凯尔经常谈到‘想象的形象’，同时经常声称原子和以太是某种超乎想象的形象的东西。这种推论方法实际上就等于说：在某种场合下，我不能创造另外的形象，因而实在必须和它相似……李凯尔教授承认另外的想象的形象的抽象可能性……他甚至承认我们的某些理论的‘近似’（tentative）性质和许多‘局部的困难’。归根到底，他维护的只是一种作业假说（aworkinghypothesis），而且是一种在最近半个世纪来大大丧失了威望的作业假说。但是，如果物质构造的原子论和其他理论仅仅是作业假说，而且是严格地局限于物理现象方面的假说，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够证明下述理论是正确的。这种理论断言：机械论是一切的基础；它把生命的和精神的事实归结为副现象，就是说，它使这些事实成为比物质和运动具有更多现象和更少实在性的东西。这就是机械宇宙论。如果李凯尔教授不公开地支持它，那么我们和他也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第314—315页）
所谓唯物主义断言意识具有“更少”实在性，或者断言作为运动着的物质的世界的图景一定是“机械”图景，而不是电磁图景或某种复杂得多的图景，这当然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露骨的毫不掩饰的唯心主义者华德，确实很巧妙地、比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即糊涂的唯心主义者）高明得多地抓住了“自发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弱点，例如，不能阐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相互关系。华德反过来说，既然真理是相对的、近似的，只是“摸索”事情的本质，那就是说，它不能反映实在！但是，唯灵论者却非常准确地提出了原子等等是“作业假说”的问题。现代的有文化的信仰主义（华德是从自己的唯灵论中直接引出这种信仰主义的），除了宣布自然科学的概念是“作业假说”之外，再也不想要求什么了。自然科学家先生们，我们把科学让给你们，请你们把认识论、哲学让给我们，——这就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神学家和教授同居的条件。
至于说到华德的认识论中同“新”物理学有联系的其他各点，还必须提一下他同物质的坚决斗争。华德在嘲笑假说太多而且相互矛盾的时候追问道：什么是物质？什么是能量？是一种以太还是几种以太？或者是某种被人们任意地加上了未必有的新质的新的“理想液体”！华德的结论是：“除了运动，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确定的东西。热是运动的形态，弹性是运动的形态，光和磁也是运动的形态。正如人们所推测的那样，甚至质量本身归根到底也是某种东西的运动形态，这种东西既不是固体，也不是液体或气体；它自身既不是物体，也不是物体的集合；它不是现象的，也不应当是本体的；它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用语加于其上的真正的apei－ron〈希腊哲学的用语＝无限者、无尽者〉。”（第1卷第140页）
这个唯灵论者是始终如一的，他把运动和物质割裂开来。在自然界中，物体的运动转化为不是具有不变质量的物体的那种东西的运动，转化为一种在未知以太中的未知的电的未知电荷的运动，——这种在实验室和工厂里发生的物质转化的辩证法，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也象在广大公众以及在马赫主义者看来一样），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确证，而是反对唯物主义的论据：“……专门（professed）解释世界的力学理论，由于力学的物理学本身的进步而遭到致命的打击……”（第143页）我们回答道，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力学反映这一物质的缓慢运动的规律，电磁理论反映这一物质的迅速运动的规律……“有广延性的、坚固的、不可破坏的原子，一向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支柱。但是，对于这些观点来说，不幸的是，有广延性的原子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知识向它提出的要求（wasnotequaltothedemands）……”（第144页）原子的可破坏性和不可穷尽性、物质和物质运动的一切形式的可变性，一向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支柱。自然界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可变动的，它们表示我们的智慧逐步接近于认识物质，但是这丝毫也不证明自然界、物质本身是符号、记号，也就是说，是我们智慧的产物。电子和原子相比，就象这本书中的一个句点和长30俄丈、宽15俄丈、高7B5俄丈的建筑物的体积相比（洛治）；电子以每秒27万公里的速度运动着；它的质量随着它的速度而改变；它每秒转动500万亿次，——这一切比旧力学深奥得多，可是这一切都是物质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运动。人的智慧发现了自然界中许多奇异的东西，并且还将发现更多奇异的东西，从而扩大自己对自然界的统治，但这不是说，自然界是我们的智慧或抽象智慧所创造的，即华德的神、波格丹诺夫的“代换”等所创造的。
“……这个理想〈“机械论”的理想〉如果作为实在世界的理论被严格地（rigorously）实现的时候，就会使我们陷入虚无主义：一切变化都是运动，因为运动是我们所能认识的唯一变化，而运动着的东西要为我们所认识，又必须是运动……”（第166页）“正如我想指出的，物理学的进步正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可以用来反对愚昧地信仰物质和运动、反对承认它们是最终的（inmost）实体而不是存在总和的最抽象的符号……通过赤裸裸的机械论，我们是永远不会达到神的……”（第180页）
好啦，这已经完全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中所说的一模一样了！华德先生，你不妨去跟卢那察尔斯基和尤什凯维奇、巴扎罗夫和波格丹诺夫攀谈攀谈，他们虽然比你“害羞些”，可是宣扬的却完全是同样的东西。
5.现代物理学的两个派别和德国唯心主义
1896年，著名的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者赫尔曼·柯亨，洋洋得意地给弗·阿尔伯特·朗格所伪造的《唯物主义史》［注：即《唯物主义史及对当代唯物主义意义的批判》。——编者注］第5版写了一篇序言。赫·柯亨大声叫道：“理论唯心主义开始使自然科学家们的唯物主义动摇了，也许不久就会彻底战胜它。”（第ⅩⅩⅥ页）“唯心主义正在渗入（Durchwirkung）新物理学。”“原子论应该让位给动力论。”“惊人的转变在于：对物质的化学问题的深入研究，一定会根本克服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就象泰勒斯完成了物质概念的最初抽象并把关于电子的思辨同这一点结合起来一样，电的理论一定会在物质观上引起最大的变革，并且经过物质转化为力而导致唯心主义的胜利。”（第ⅩⅩⅠⅩ页）
赫·柯亨象詹·华德一样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基本派别，不象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那样，迷失在唯能论、符号论、经验批判主义、经验一元论等等唯心主义的各种细小差别之中。柯亨把握住物理学中现在同马赫、彭加勒等人的名字联系着的那个学派的基本的哲学倾向，正确地评述这种倾向是唯心主义的。这里，在柯亨看来，“物质转化为力”是唯心主义的主要成就，这种看法完全和约·狄慈根在1869年所揭穿的那些“看到幽灵的”自然科学家的看法一样。电被宣称为唯心主义的合作者，因为它破坏了旧的物质构造理论，分解了原子，发现了物质运动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和旧形式如此不同，简直没有被人考察和研究过，真是不同寻常，“奇妙非凡”，以致可以把自然界解释为非物质的（精神的、思想的、心理的）运动。我们对无限小物质粒子的知识的昨天的界限消失了，因此，唯心主义哲学家断定，物质也消失了（但思想仍然存在）。每一个物理学家和每一个工程师都知道电是（物质的）运动，可是谁也弄不清楚什么东西在运动，因此，唯心主义哲学家断定，可以用下面这个诱人的“经济的”建议欺骗没有哲学修养的人们：让我们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吧……
赫·柯亨竭力把著名的物理学家亨利希·赫兹拉来当自己的同盟者。柯亨说：赫兹属于我们，他是康德主义者，他承认先验！马赫主义者克莱因佩特争辩道：赫兹属于我们，他是马赫主义者，因为在赫兹那里可以看到“和马赫相同的对我们概念本质的主观主义观点”［注：1898—1899年《系统哲学文库》杂志第5卷第169—170页。］。关于赫兹是属于谁的这种可笑的争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怎样抓住著名自然科学家的极小的错误，抓住表达得稍微模糊的地方，来证明自己替信仰主义的变相辩护是正确的。事实上，亨·赫兹为他的《力学》［注：《亨利希·赫兹全集》1894年莱比锡版第3卷，特别是第1、2、49页。］所写的哲学导言，表明了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普通观点，这个自然科学家虽然被教授们反对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吼声吓倒，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克服他对外部世界的实在性的自发的信念。这一点克莱因佩特自己也承认，他一方面抛给广大读者一些谎话连篇的关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的通俗小册子，在这些小册子里把马赫和赫兹并列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又在专门的哲学论文中承认“赫兹跟马赫和毕尔生相反，仍然坚持全部物理学可以用力学来说明的偏见”［注：1903年《康德研究》杂志第8卷第309页。］，承认赫兹保持着自在之物的概念和“物理学家的普通观点”，承认赫兹“仍然坚持自在世界的存在”［注：1906年《一元论者》杂志第16卷第2期第164页；论马赫的“一元论”的论文。］，等等。
指出赫兹对唯能论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他写道：“如果我们问一下，究竟为什么现代物理学在自己的论述中喜欢使用唯能论的表达方法，那么回答将是这样的：因为这样最便于避开谈论我们很少知道的东西……当然，我们深信：有重量的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对于原子的大小及其运动，在某些场合下，我们是相当清楚的。但是原子的形状、它们的结合和它们的运动，在多数场合下我们是完全不清楚的……因此，我们关于原子的观念是今后研究的重要而有意思的目标，尽管它们决不是特别适合于用作数学理论的坚固基础。”（上引书第3卷第21页）赫兹期望对以太的进一步研究能得到对“旧物质的本质即它的惯性和引力”的说明（第1卷第354页）。
由此可以看出，赫兹甚至没有想到会有非唯物主义的能量观。唯能论成了哲学家从唯物主义逃向唯心主义的借口。自然科学家把唯能论看作是在物理学家离开了原子而还没有达到电子的时期（如果可以这样说）用以说明物质运动规律的方便手段。直到现在，这个时期在很大程度上还继续着：一种假说为另一种假说所代替；关于正电子还什么也不知道；仅仅在3个月前（1908年6月22日），让·柏克勒尔向法兰西科学院报告，他发现了这个“新的物质组成部分”（《科学院会议报告汇编》第1311页）。唯心主义哲学怎么能不利用这样有利的情况：人类的智慧还仅仅在“探索”“物质”，因此，“物质”不过是“符号”等等而已。
比柯亨的反动色彩浓厚得多的另外一个德国唯心主义者爱德华·冯·哈特曼，用一整本书专门论述《现代物理学的世界观》（《DieWeltanschauungdermodernenPhysik》1902年莱比锡版）。作者对他维护的那个唯心主义变种所发表的专门议论，我们当然不感兴趣。对于我们说来，重要的只是指出，这个唯心主义者也确认莱伊、华德和柯亨所确认的那些现象。爱·哈特曼说：“现代物理学在实在论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只是现代新康德主义的和不可知论的思潮，才使人们唯心地解释物理学的最后成果。”（第218页）在爱·哈特曼看来，最新物理学的基础有三个认识论的体系：物质运动论（来自希腊文hyle＝物质和kinesie＝运动，即承认物理现象是物质的运动）、唯能论和动力论（即承认没有物质的力）。显然，唯心主义者哈特曼维护“动力论”，从“动力论”推出自然规律是宇宙思想的结论，一句话，用心理的东西“代换”物理的自然界。但是他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物理学家拥护物质运动论；这个体系“最常被应用”（第190页）；它的严重缺点是“纯粹物质运动论有产生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危险”（第189页）。作者完全正确地把唯能论看成一种中间体系，并把它叫作不可知论（第136页）。当然，它是“纯粹动力论的同盟者，因为它排除物质”（第VI页和第192页）；但是它的不可知论，哈特曼不喜欢，因为这是一种同真正德国黑帮分子的真正唯心主义相矛盾的“英国狂”。
看一看这位具有不调和的党性的唯心主义者（哲学上无党性的人，象政治上无党性的人一样，是不可救药的蠢才）怎样向物理学家说明走达一条或那一条认识论路线究竟是什么意思，是非常有教益的。关于对物理学的最新结论的唯心主义解释，哈特曼写道：“在追求这种时髦的物理学家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完全认识到这种解释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后果。他们没有看出，具有特殊规律的物理学所以保持了独立意义，只是因为物理学家们违反自己的唯心主义而坚持了实在论的基本前提，即自在之物的存在，自在之物在时间上的实在的可变性，实在的因果性……只有在这些实在论的前提（因果性、时间、三维空间具有超验的意义）下，就是说，只有在自然界（物理学家就是论述它的规律的）同自在之物的王国相一致的条件下……才谈得到不同于心理规律的自然规律。只有当自然规律在不依赖于我们思维的领域中起作用时，它才能说明：从我们的映象中得出的逻辑上必然的结论，是一种未知物在自然科学上的必然结果的映象，而这些映象在我们的意识中反映或标记这种未知物。”（第218—219页）
哈特曼正确地感觉到，新物理学的唯心主义就是一种时髦，而不是离开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重大的哲学上的转变。因此，他正确地向物理学家们解释说，要使这种“时髦”变成彻底的、完整的哲学唯心主义，必须根本修改关于时间、空间、因果性和自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的学说。不能仅仅认为原子、电子、以太是简单的符号、简单的“作业假说”，也要宣布时间、空间、自然规律和整个外部世界是“作业假说”。要就是唯物主义，要就是以心理的东西普遍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很多人爱把这二者混为一谈，我和波格丹诺夫可不是这样的人。[83]
死于1906年的一位德国物理学家路德维希·波尔茨曼，曾不断地反对马赫主义流派。我们已经指出过，他把马赫主义简单明白地归结为唯我论，反对“迷醉于新的认识论教条”（见上面第1章第6节）。波尔茨曼当然害怕自称为唯物主义者，甚至还特别声明一句：他决不反对神的存在［注：路德维希·波尔茨曼《通俗论文集》1905年莱比锡版第187页。］。但是他的认识论实质上是唯物主义的，正如19世纪的自然科学史家齐·君特［注：齐格蒙德·君特《19世纪无机自然科学史》1901年柏林版第942页和第941页。］所认为的，它表达了多数自然科学家的意见。路·波尔茨曼说：“我们是从万物在我们的感官上所引起的印象中认识万物的存在的。”（上引书第29页）理论是自然界即外部世界的“模写”（或摄影）（第77页）。波尔茨曼指出，对那个说物质不过是感觉的复合的人来说，别的人也不过是他的感觉而已（第168页）。这些“思想家”（波尔茨曼有时这样称呼哲学唯心主义者）给我们描绘了“主观的世界图景”（第176页），而作者却宁愿要“更简单的客观的世界图景”。“唯心主义者把物质象我们的感觉一样是存在的这一论断，比作那种觉得被敲打的石头也会感到疼痛的孺子之见。实在论者把那种认为不能设想心理的东西是从物质的东西或者甚至是从原子的活动中产生的见解，比作一个没有教养的人的见解：他断言太阳距离地球不可能有2000万英里，因为这一点他不能设想。”（第186页）波尔茨曼没有放弃把精神和意志想象为“物质粒子的复杂作用”的科学理想（第396页）。
路·波尔茨曼屡次从物理学家的观点来反驳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他证明：奥斯特瓦尔德既不能驳倒也不能取消动能的公式（速度之平方乘以质量的一半）；奥斯特瓦尔德是在错误的圈子里兜来兜去，起初从质量中导出能量（承认动能公式），然后又把质量规定为能量（第112、139页）。这不由使我想起了波格丹诺夫在《经验一元论》第3卷里所转述的马赫的话。波格丹诺夫在引证马赫的《力学》中的话写道：“在科学中，物质概念归结为出现在力学方程式中的质量系数，而根据精密的分析，这个系数就是两个物理复合体（即物体）相互作用时的加速度的倒数。”（第146页）显然，如果以某一物体为单位，那么其他一切物体的运动（力学的）都能用加速度的简单比例表达出来。但是“物体”（即物质）还决不因此就消失，就不再离开我们的意识而独立存在。当整个世界归结为电子的运动时，所以能从一切方程式中消去电子，正是因为到处都是指的电子，而电子群或电子聚合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归结为它们的相互加速度，——如果运动的形式也象在力学中那样简单。
波尔茨曼在反对马赫之流的“现象论的”物理学时，肯定地说：“那些想以微分方程式来排除原子论的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144页）“如果对微分方程式的意义不抱幻想，那就不能怀疑：世界图景（用微分方程式表明的）仍旧必然是原子论的图景，是排列在三维空间中的巨大数量的物依照一定规则在时间上变化着的图景。这些物当然可以是一样的或不一样的，不变的或可变的”等等（第156页）。波尔茨曼在1899年慕尼黑自然科学家会议的讲演中说：“十分明显，现象论的物理学只是穿上了微分方程式的外衣，实际上它的出发点同样是原子状的个体（Einzelwesen）。因为不得不设想这些个体在各种不同的现象群中时而有这一种特性，时而又有另一种特性，所以立刻就发现需要一种更加简单划一的原子论。”（第223页）“电子学说正发展为一切电的现象的原子理论。”（第357页）自然界的统一性显示在不同现象领域的微分方程式的“惊人的类似”中。“用同一方程式可以解决流体动力学的问题，也可以表达势论。流体的漩涡理论和气体的摩擦（Gasreibung）理论显出同电磁理论等等有惊人的类似。”（第7页）承认“普遍代换说”的人们，决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究竟是谁想到这样划一地“代换”物理的自然界呢？
仿佛是答复那些漠视“旧学派的物理学家”的人们似的，波尔茨曼详细地叙述了某些“物理化学”专家怎样采取跟马赫主义相反的认识论观点。1903年的“最好的”综合性著作“之一”（用波尔茨曼的话来说）的作者福贝尔（Vaubel），“对这样常常受人赞扬的现象论的物理学采取了坚决敌视的态度”（第381页）。“他力求构成尽量具体的、明晰的关于原子和分子的本性以及作用于两者之间的力的观念。他使这种观念适应于这个领域里的最新实验”（离子、电子、镭、塞曼效应等等）。“作者在对物质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特别加以说明的时候，严格地坚持物质和能量的二元论［注：波尔茨曼是想说，作者没有企图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这里说“二元论”是可笑的。哲学上的一元论和二元论就在于：彻底或不彻底地贯彻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在对物质的看法上，作者也坚持有重量的物质和以太的二元论，但是他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把以太看作是物质的。”（第381页）作者在自己著作（电的理论）的第2卷里，“一开始就持如下观点：电的现象是由原子状的个体即电子的相互作用和运动引起的”（第383页）。
因此，德国的情形和唯灵论者詹·华德所承认的英国的情形是一样的，就是：实在论学派的物理学家在整理近年来的事实和发现上所获得的成就，并不亚于符号论学派的物理学家；它们的根本差别“仅仅”在于认识论的观点上［注：在写完本书以后，我读到了埃里希·贝歇尔的著作《精密自然科学的哲学前提》（richBecher、《PhilosophischeVoraussetzungenderexaktenNaturwissenschaften》1907年莱比锡版），这本著作证实了本节所说的一切。作者非常接近赫尔姆霍茨和波尔茨曼的认识论观点，就是说，最接近“羞羞答答的”、想得不彻底的唯物主义，他用自己的著作来维护和阐述物理学和化学的基本前提。这种维护自然地转为反对物理学中的时髦的然而却遭到愈来愈多的反击的马赫主义派别的斗争（参看第91页及其他页）。埃·贝歇尔正确地把这个派别评定为“主观主义实证论”（第Ⅲ页），并把同它斗争的重心移到对外部世界的“假说”的证明上（第2—7章），移到对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们知觉而存在”（vonWahrgenommenwerdenunabhangigeExistenz）这一点的证明上。马赫主义者对这个“假说”的否定，常常把他们引向唯我论（第78—82页及其他页）。马赫认为，自然科学的唯一对象是“感觉和感觉的复合，而不是外部世界”（第138页），贝歇尔把这个观点称为“感觉一元论”（Empfindungsmonismus），并将它列入“纯意识论派别”。这后一个笨拙而又荒谬的术语是由拉丁文的conscientia（意识）构成的，无非是指哲学唯心主义（参看第156页）。在这本书的最后两章中，埃·贝歇尔很不坏地把旧的、力学的物质理论和世界图景同新的、电的物质理论和世界图景（就是作者所说的“弹性动力学的”自然观和“电动力学的”自然观）作了比较。以电子学说为基础的后一种理论，在认识世界的统一性上前进了一步；这种理论认为，“物质世界的元素是电荷（Ladungen）”（第223页）。“任何纯粹动力学的自然观除了一些运动着的物，什么都不知道，不管这些物是叫作电子或者叫作别的什么；这些物在往后每一瞬间的运动状态是完全合乎规律地由它们在前一瞬间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决定的。”（第225页）埃·贝歇尔这本书的主要缺点是作者对辩证唯物主义完全无知。这种无知常常使他陷入混乱和荒谬，在这里我们不能谈论这些了。］。
6.现代物理学的两个派别和法国信仰主义
在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同样坚决地抓住了马赫主义物理学的动摇。我们已经看到，新批判主义者怎样欢迎马赫的《力学》，怎样一下就指出了马赫哲学基础的唯心主义性质。法国马赫主义者彭加勒（昂利）在这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带有明确的信仰主义结论的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一下就抓住了他的理论。这种哲学的代表勒鲁瓦（LeRoy）发表了如下的议论：科学的真理是约定的记号、符号；你们抛弃了想认识客观实在这一荒谬的“形而上学的”奢望；你们要合乎逻辑并同意我们的下述看法，即科学只对人的行动的一个领域具有实践意义，而对于行动的另一个领域，宗教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并不亚于科学；“符号论的”马赫主义科学没有权利否定神学。昂·彭加勒因这些结论而感到羞愧，并在《科学的价值》一书中特别抨击了这些结论。但是你们看一看，他为了摆脱勒鲁瓦式的同盟者，竟不得不采取什么样的认识论立场。彭加勒写道：“勒鲁瓦先生宣称理性是软弱得不可挽救的东西，只是为了给认识的其他泉源，给心情、情感、本能、信仰让出更大的地盘。”（第214—215页）“我不走到底”：科学的规律是约定、符号，但是“如果科学的‘处方’具有行动准则的价值，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大体上是有成效的。知道了这一点，也就是知道了某些东西；既然这样，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们不能知道任何东西呢？”（第219页）
昂·彭加勒援用实践标准。但是他只是用来转移问题，而不是用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个标准可以作主观的解释，也可以作客观的解释。勒鲁瓦也承认这个标准适用于科学和工业；他只是否认这个标准证明客观真理，因为这样一否认，他就可以在承认科学的主观（离开人类就不存在的）真理的同时承认宗教的主观真理。昂·彭加勒看到，只援用实践来反对勒鲁瓦是不行的，于是就转入科学的客观性问题。“什么是科学的客观性的标准呢？这个标准也就是我们对外部对象的信仰的标准。这些对象是实在的，因为它们在我们身上所唤起的（qu’ilsnousfontéprouver）感觉，我们觉得是由某种（我不知道是什么）不可破坏的结合剂而不是由一时之机遇所结合起来的东西。”（第269—270页）
发表这种议论的人可以当个大物理学家，那是可能的。但是完全不容争论，只有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尤什凯维奇之流才会认真地把他看作是一个哲学家。他们宣称唯物主义被一种“理论”摧毁了，而这种“理论”一受到信仰主义的袭击就躲在唯物主义的羽翼之下保全自己！因为，如果你们认为感觉是由实在的对象在我们身上唤起的，认为对科学的客观性的“信仰”就是对外部对象的客观存在的“信仰”，那么这就是最纯粹的唯物主义。
“……例如，可以说，以太有着和任何外部物体同样的实在性。”（第270页）
假如是唯物主义者说了这样的话，马赫主义者会叫喊成什么样子啊！将不知会有多少对“以太唯物主义”等等的不高明的尖刻话！但是这位最新经验符号论的创立者在5页之后就宣称：“凡不是思想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无，因为我们不能思考思想之外的任何东西。”（第276页）你错了，彭加勒先生，你的著作证明有些人只能思考毫无意义的东西。著名的糊涂人乔治·索列尔就属于这一类人，他断言，彭加勒的那部关于科学价值的著作的“前两部分”是“按照勒鲁瓦的精神写成的”，因此这两个哲学家能够在下面这点上“和解”：确证科学和世界的同一性的企图是一种幻想；不必提出科学能否认识自然界的问题，只要科学符合于我们所创造的机制就够了（若尔日·索列尔《现代物理学家的形而上学偏见》1907年巴黎版第77、80、81页）。
但是，如果说彭加勒的“哲学”只要提一提就够了，那么，阿·莱伊的著作就必须详细地谈一谈。我们已经指出，现代物理学的两个基本派别（莱伊称之为“概念论”和“新机械论”），可以归结为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差别。现在我们应该看一看，实证论者莱伊怎样解决同唯灵论者詹·华德、唯心主义者赫·柯亨和爱·哈特曼等人的任务正相反的任务：不是附和新物理学的哲学错误及其唯心主义倾向，而是改正这些错误，证明从新物理学中得出的唯心主义的（以及信仰主义的）结论是不合理的。
象一根红线贯穿着阿·莱伊的全部著作的，是他承认如下的事实：抓住“概念论者”（马赫主义者）的新物理学说的是信仰主义（第Ⅱ页和第17、220、362页及其他页）和“哲学唯心主义”（第200页）、关于理性的权利和科学的权利的怀疑论（第210、220页）、主观主义（第311页）等等。因此，阿·莱伊完全正确地把分析“物理学家对物理学的客观价值的看法”（第3页）作为他的著作的中心。
这个分析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我们拿经验这个基本概念来说吧！莱伊硬说，马赫（为了简单明了，我们以马赫作为莱伊所说的概念论学派的代表）的主观主义解释是一种误解。诚然，“19世纪末哲学的主要的新特征”之一是：“越来越精巧、越来越色彩繁多的经验论导致信仰主义，即承认信仰至上，这种经验论曾经一度成为怀疑论用来反对形而上学论断的强大武器。实质上，这件事情的发生还不是因为人们通过各种难以觉察的细微差异慢慢地歪曲了‘经验’一词的实在含义吗？事实上，如果把经验放在它存在的条件中，放在确定和提炼经验的实验科学中去考察，那么经验就会把我们引向必然性和真理”（第398页）。毫无疑问，整个马赫主义，就这个词的广义来说，无非是通过难以觉察的细微差异歪曲“经验”一词的实在含义！但是，仅仅非难信仰主义者的歪曲而不非难马赫本人的歪曲的莱伊，是怎样纠正这种歪曲的呢？请听一听吧：“按照通常的定义，经验是对客体的认识。在物理科学中，这个定义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适当……经验是我们的智慧所没有支配的东西，是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意志所不能改变的东西，经验是现存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所创造的东西。经验是主体面前的（enfacedu）客体。”（第314页）
这就是莱伊维护马赫主义的典型例子！恩格斯的天才眼光多么敏锐，他用“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这个绰号来形容哲学上的最新型的不可知论和现象论的信徒。实证论者和狂热的现象论者莱伊，就是这类人里面的佼佼者。如果经验是“对客体的认识”，如果“经验是主体面前的客体”，如果经验是指“某种外部的东西（quelquechosedudehors）存在着并且必然存在着（seposeetenseposants’impose）”（第324页），那么很明显，这就是唯物主义！莱伊的现象论、他所竭力强调的言论（除了感觉之外什么也没有；客观的东西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等等），都是遮羞布，是掩盖唯物主义的空洞词藻，因为他向我们说：
“我们从外部得到的、经验强加于（imposé）我们的东西，我们所不能创造的、不依赖于我们而产生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创造我们的东西，是客观的。”（第320页）莱伊以消灭概念论来维护“概念论”！他驳斥从马赫主义得出的唯心主义结论，不过是把马赫主义解释为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莱伊自己承认了现代物理学的两个派别的差别，却又满头大汗地去涂抹一切差别，以利于唯物主义派别。例如，莱伊在谈到新机械论学派时说道，在物理学的客观性问题上，这个学派不容许“有丝毫怀疑，丝毫不信任”（第237页），因为“在这里〈即根据新机械论学派的学说〉，你们无须经过从其他物理学理论的观点出发所必须经过的一些弯路，就可以断定这种客观性”。
莱伊掩盖的就是马赫主义的这些“弯路”，在他的全部叙述中给这些弯路罩上了一层纱幕。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正在于：它的出发点是科学的客观性，是承认科学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而唯心主义则需要“弯路”，以便这样或那样地从精神、意识中，从“心理的东西”中“引出”客观性。莱伊写道：“物理学中的新机械论的〈即占统治地位的〉学派，正如人类相信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一样，相信物理学理论的实在性。”（第234页，第22节：提纲）对于这一学派说来，“理论想要成为客体的摄影（ledécalque）”（第235页）。
一点不错。“新机械论”学派的这个基本特征也正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不管莱伊怎样声明自己和唯物主义者毫无关系，不管他怎样断言新机械论者实质上也是现象论者等等，这些都不能削弱这个根本事实。新机械论者（多少有些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和马赫主义者的差别的本质就在于：马赫主义者背离这种认识论，而背离这种认识论，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信仰主义。
拿莱伊对马赫关于自然界的因果性和必然性的学说的态度来说吧！莱伊断言，只是乍一看来，马赫“接近怀疑论”（第76页）和“主观主义”（第76页）；如果考察一下马赫的全部学说，这种“暧昧性（équivoque）”（第115页）就消失了。莱伊考察了马赫的全部学说，从《热学》和《感觉的分析》里引证了许多话，特别论述了前一本书中关于因果性的一章，但是……但是他对关键处，对马赫所说的没有物理必然性，只有逻辑必然性这样的话却避而不引！对于这一点只能说，这不是解释马赫，而是粉饰马赫，这是抹杀“新机械论”和马赫主义之间的差别。莱伊的结论是：“马赫继续分析，并接受了休谟、穆勒和一切现象论者的结论，按照这些人的观点，因果性并不包含任何实体的东西，它只是思维的习惯。马赫接受了现象论的基本命题，即除了感觉，什么也不存在；因果说不过是这个命题的结果。但是，马赫从纯粹客观主义方面作了补充：科学研究感觉，发现其中有恒久的共同的要素，这些要素既是从感觉中抽象出来的，就具有与感觉同样的实在性，因为它们是通过感性的观察从感觉中汲取来的。这些恒久的共同的要素，例如能量及其转化，是物理学体系化的基础。”（第117页）
这就是说，马赫接受了休谟的主观的因果论并且从客观主义的意义上去解释！莱伊托辞规避，引用马赫的不彻底的地方来为马赫辩护，并得出如下的结论：这个经验通过“实在的”解释，就会导致“必然性”。而经验是从外部得到的东西，如果自然界的必然性和自然界的规律也是人从外部即客观实在的自然界中得到的，那么不言而喻，马赫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一切差别就会消失。莱伊用完全向“新机械论”投降，坚持现象论这个名词而不坚持这个派别的实质的办法来维护马赫主义，使它免受“新机械论”的攻击。
例如，彭加勒完全按照马赫的精神出于“方便”而引出自然规律——直到空间有三维。莱伊急忙“更正”道，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任意的”。不，“方便”在这里是表示“对客体的适应”（黑体是莱伊用的，第196页）。真是对两个学派的出色的划分，对唯物主义的出色的“反驳”……“即使彭加勒的理论在逻辑上和机械论学派的本体论解释〈即这个学派承认理论是客体的摄影〉之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即使彭加勒的理论可以作为哲学唯心主义的支柱，但是，至少在科学的领域内，它是同古典物理学思想的一般发展十分一致的，同那种把物理学看作象经验一样（即象产生经验的感觉一样）客观的客观知识的倾向十分一致的。”（第200页）84
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84]一方面，虽然彭加勒站在马赫的“概念论”和新机械论的中间，可是他与新机械论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马赫和新机械论之间却似乎完全没有任何鸿沟；另一方面，彭加勒和古典物理学是完全一致的，而古典物理学，用莱伊自己的话来说，是完全坚持“机械论”的观点的。一方面，彭加勒的理论可以作为哲学唯心主义的支柱；另一方面，它和“经验”一词的客观解释是可以相容的。一方面，这些恶劣的信仰主义者通过难于觉察的偏差而歪曲了“经验”一词的含义，抛弃了“经验是客体”这一正确观点；另一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只意味着经验是感觉，——这一点不论贝克莱或费希特都是完全同意的！
莱伊所以陷于混乱，是因为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任务：“调和”新物理学中的唯物主义学派和唯心主义学派的对立。他企图削弱新机械论学派的唯物主义，把那些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客体的摄影的物理学家们的观点归之于现象论［注：“调和者”阿·莱伊不仅给哲学唯物主义对问题的提法蒙上一层纱幕，而且也回避了法国物理学家们的表达得极为明显的唯物主义言论。例如，他就没有提到1902年逝世的阿尔弗勒德·科尔尼（A.Cornu）。这位物理学家轻蔑地说，奥斯特瓦尔德之流“对科学唯物主义的破坏〈或克服，Uberwindung〉”，是妄自尊大地杂感式地阐述问题（见1895年《科学总评》杂志第1030—1031页）。阿·科尔尼在1900年巴黎国际物理学家大会上说过：“……我们认识自然现象愈多，笛卡儿对世界机制的大胆见解，即关于物理世界除了物质和运动以外什么都没有的见解，就会更加发展和更加精确。在那些作为19世纪末的标志的伟大发现之后，物理的力的统一性问题……重新提到了首位。我们的现代科学界领袖——法拉第、麦克斯韦、赫兹（如果只提已故的著名物理学家）——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于更精确地确定自然界和推测无重量的物质（matiéresubtile）即世界能量的承担者的特性……返回到笛卡儿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国际物理学会议报告汇编》1900年巴黎版第4卷第7页）。律西安·彭加勒在他的著作《现代物理学》一书中正确地指出，笛卡儿的这种思想曾为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所接受和发展（律西安·彭加勒《现代物理学》1906年巴黎版第14页），但是，不论这位物理学家或阿·科尔尼都不晓得，辩证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使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前提摆脱机械唯物主义的片面性的。］。他还企图削弱概念论学派的唯心主义，删去了这个学派的信徒的最坚决的言论并用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来解释其他言论。莱伊声明自己跟唯物主义毫无关系，是何等的虚伪、勉强，这可从他对麦克斯韦和赫兹的微分方程式的理论意义的评价这一例子看出来。马赫主义者们认为，这些物理学家把自己的理论局限于方程式的体系这一情况就是驳斥唯物主义：方程式就是一切，这里没有任何物质，没有任何客观实在，只有符号。波尔茨曼驳斥这个观点，他懂得自己是在驳斥现象论的物理学。莱伊驳斥这个观点，则以为他是在维护现象论！他说：“不能根据麦克斯韦和赫兹局限于同拉格朗日的动力学微分方程式相类似的方程式，就不把他们列入‘机械论者’。这并不是说，根据麦克斯韦和赫兹的见解，我们不能在实在的元素上建立电的力学理论。相反地，这件事是可能的，这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证明：电的现象可以由一种在形式上和古典力学的一般形式相同的理论来说明……”（第253页）目前在解决问题方面的含糊不清，“将随着那些列入方程式中的量的单位（即元素）的性质得到日益精确的描述而逐步减少”。在莱伊看来，物质运动的某些形式尚未经过研究，不能成为否定运动的物质性的理由。不是作为公设而是作为经验和科学发展的结果的“物质的同类性”（第262页），即“物理学对象的同类性”，是测量和数学计算的适用性的条件。
下面是莱伊对认识论上的实践标准的看法：“与怀疑论的前提相反，我们有理由说，科学的实践价值是从它的理论价值中产生的……”（第368页）关于马赫、彭加勒以及他们的整个学派十分明确地接受怀疑论的前提这一点，莱伊宁愿默不作声……“这两种价值是科学的客观价值的不可分割和严格平行的两个方面。说某一自然规律有实践的价值……实质上就是说这一自然规律有客观的意义……我们作用于客体，是要客体发生变化，要客体发生同我们的期待或预见相符合的反应，因为我们是根据这些期待或预见施加这种作用的。因此，这些期待或这些预见包含有被客体和我们的行动所控制着的要素……这就是说，在这些各种各样的理论中有一部分客观的东西。”（第368页）这完全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只能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因为其他的观点，特别是马赫主义，是否认实践标准的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意义的。
总结：莱伊决不是从华德、柯亨及其同伙那一方面去研究问题的，可是他却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承认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是划分现代物理学中的两个主要学派的基础。
7.俄国的“一个唯心主义物理学家”
由于我的工作的某些恶劣条件，我几乎完全不可能看到同本章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俄国文献。我只限于论述我国著名的哲学上的黑帮分子洛帕廷先生的一篇对于我的题目很重要的论文：《一个唯心主义物理学家》。这篇论文发表在去年的《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85]（1907年9—10月）上。真正俄国的哲学唯心主义者洛帕廷先生对现代欧洲唯心主义者的态度，大致象“俄罗斯人民同盟”[86]对西欧反动党派的态度一样。但是正因为这样，看一看同类的哲学倾向是怎样在全然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就更有教益。洛帕廷先生的这篇论文，是对已故的俄国物理学家尼·伊·施什金（死于1906年）的一篇象法国人所说的éloge（颂词）。令洛帕廷先生为之心醉的是：这位对赫兹和整个新物理学很感兴趣的有教养的人，不仅是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第339页），而且是虔诚的教徒、弗·索洛维约夫哲学的崇拜者等等。尽管洛帕廷先生主要是“关注”哲学和警察之间的交界领域，但是，他却能够提供某些说明这个唯心主义物理学家的认识论观点的材料。洛帕廷先生写道：“他是一个真正的实证论者，他毫不倦怠地致力于对科学的研究方法、假说和事实的最广泛的批判，看它们是否适合于作为建立完整的完备的世界观的手段和材料。在这方面，尼·伊·施什金同他的很多同代人是完全相反的。在我以前发表在这个杂志上的一些文章里，我早就不止一次地力求阐明所谓科学的世界观是由哪些五花八门的、往往不可靠的材料构成的。这些材料中有已经证明了的事实，有多少有点大胆的概括，也有在当时对某一科学领域很方便的假说，甚至还有辅助性的科学假想；这一切都被推崇为不容争辩的客观真理，并且必须根据这些真理去判断哲学和宗教方面的其他一切思想和信仰，批驳其中一切不包含在这些真理中的东西。我国的极有天才的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弗·伊·维尔纳茨基教授，曾十分明确地指出，这类想使当前历史时期的科学观点成为一成不变的、人人都应遵守的独断主义体系的企图是多么无聊和不妥当。但是犯这种过错的，不仅是广大的读者〈洛帕廷先生的注释：“一系列通俗书籍是为这些读者写的，这些书籍的使命是使他们深信有那样一种解答一切问题的科学手册。这一类的代表作是毕希纳的《力和物质》或海克尔的《宇宙之谜》。”〉，也不仅是自然科学的各专门部门的个别学者；特别奇怪的是，官方哲学家们也常常犯这种错误，他们的一切努力有时候只是为了证明：除了各专门科学的代表在他们以前讲过的东西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他们不过是用自己的特殊语言来说一说罢了。
尼·伊·施什金决没有一点先入的独断主义。他始终不渝地拥护对自然现象的机械论解释，但是在他看来，这种解释只是一种研究方法……”（第341页）嗯……嗯……旧调重弹呀！……“他决不认为机械论揭示了我们所研究的现象的本质，只把它看作是一种为了科学而把现象结合起来并加以论证的最方便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在他看来，机械论的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远不是互相一致的……”这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的作者们所说的完全一样！……“正相反，他觉得在高层次的问题上机械论应该采取一种严格批判的、甚至是调和的立场……”
用马赫主义者的话来讲，这叫作“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陈腐的、狭隘的、片面的”对立……“关于物的始源和终结、关于我们精神的内在本质、关于意志自由、关于灵魂不死等等问题，就其含义的实际广度来说，不能属于机械论的研究范围，因为机械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适用的自然界限只限于物理经验的事实……”（第342页）最后两行无疑是从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中抄来的。
施什金在他的论文《从机械论观点来看心理生理现象》（《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第1卷第127页）里写道：“光可以看作是物质，是运动，是电，是感觉。”
毫无疑问，洛帕廷先生十分正确地把施什金列入实证论者，这个物理学家完全是属于新物理学的马赫主义学派的。施什金想用他关于光的论断来说明：各种不同的考察光的方法是从这种或那种观点看来同样合理的各种不同的“组织经验”（按照亚·波格丹诺夫的用语）的方法，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要素的联系”（按照恩·马赫的用语）；物理学家们关于光的学说无论如何不是客观实在的摄影。但是施什金的论述糟透啦。“光可以看作是物质，是运动……”自然界中既不存在没有运动的物质，也不存在没有物质的运动。施什金的前一个“对比”是没有意义的。……“看作是电……”电是物质的运动，因此在这里施什金也错了。光的电磁理论已经证明，光和电都是同一物质（以太）的运动形式。……“看作是感觉……”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的映象。不通过感觉，我们就不能知道物质的任何形式，也不能知道运动的任何形式；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的。自然科学就是这样看的。红色的感觉反映每秒频率约为450万亿的以太的振动。天蓝色的感觉反映每秒频率大约620万亿的以太的振动。以太的振动是不依赖于我们的光的感觉而存在的。我们的光的感觉依赖于以太的振动对人的视觉器官的作用。我们的感觉反映客观实在，就是说，反映不依赖于人类和人的感觉而存在的东西。自然科学就是这样看的。施什金的反对唯物主义的论断是最廉价的诡辩。
8.“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和意义
我们已经看到，在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著作中都提出了关于从最新物理学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的问题，并且从各种不同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丝毫用不着怀疑，我们面前有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它不以某一哲学体系为转移，而是由哲学之外的某些一般原因所产生的。上面对各种材料的概述，无疑地表明了马赫主义是和新物理学“有联系”的，同时也表明了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所散播的关于这一联系的看法是根本不正确的。不论在哲学上或在物理学上，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都是盲目地赶时髦，不能够根据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某些思潮作一个总的概述，并对它们的地位作出评价。
关于马赫哲学是“20世纪自然科学的哲学”、“自然科学的最新哲学”、“最新的自然科学的实证论”等等（波格丹诺夫在《感觉的分析》序言第Ⅵ、Ⅻ页里这样讲过；参看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一伙人的同一说法）的一切空泛议论充满了双重的虚伪。因为，第一，马赫主义在思想上只和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门类中的一个学派有联系。第二，这也是主要的一点，在马赫主义中，和这个学派有联系的，不是使马赫主义同其他一切唯心主义哲学的流派和体系相区别的东西，而是马赫主义和整个哲学唯心主义共有的东西。只要看一看我们所考察的整个思潮，就会毫不怀疑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就拿这个学派的物理学家德国人马赫、法国人昂利·彭加勒、比利时人皮·杜恒、英国人卡·毕尔生来说吧。正如他们每一个人都十分正确地承认的，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他们有同一基础和同一倾向，但是他们的共同点不包括整个经验批判主义学说，特别是不包括马赫关于“世界要素”的学说。后三个物理学家甚至都不知道这两种学说。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哲学唯心主义。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比较自觉地、比较坚决地倾向于它。拿那些以新物理学的这个学派为依据的、极力在认识论上加以论证和发展的哲学家来说吧。你们在这里又会看见德国的内在论者，马赫的门徒，法国的新批判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英国的唯灵论者，俄国的洛帕廷，还有唯一的经验一元论者亚·波格丹诺夫。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就是：他们都比较自觉地、比较坚决地贯彻哲学唯心主义，不过在贯彻过程中，有的是急急忙忙地倾向信仰主义，有的则对信仰主义怀着个人的厌恶（亚·波格丹诺夫）。
我们所考察的新物理学的这个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否认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并为我们的理论所反映的客观实在，或者是怀疑这种实在的存在。在这里，这个学派离开了被公认为在物理学家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唯物主义（它被不确切地称为实在论、新机械论、物质运动论；物理学家本人一点没有自觉地去发展它），是作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学派而离开唯物主义的。
要说明“物理学”唯心主义这个听起来很古怪的术语，必须提一提最新哲学和最新自然科学的历史上的一段插曲。1866年，路·费尔巴哈攻击著名的最新生理学的创始者约翰奈斯·弥勒，并把他列入“生理学唯心主义者”（《费尔巴哈全集》第10卷第197页）。这个生理学家的唯心主义在于：他从我们感官同感觉的关系上研究感官机制的功用，例如，他指出光的感觉是由对眼睛的各种不同的刺激引起的，他想由此否定我们的感觉是客观实在的映象。路·费尔巴哈非常准确地抓住了自然科学家的一个学派的这种“生理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即用唯心主义观点解释某些生理学成果的倾向。生理学和哲学唯心主义，主要是和康德派哲学唯心主义的“联系”，后来很长时间被反动哲学利用了。弗·阿·朗格曾以生理学为王牌来维护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驳斥唯物主义；而内在论者（亚·波格丹诺夫竟错误地把他们归入介于马赫和康德之间的路线）中的约·雷姆克却在1882年特别起来反对用生理学虚伪地证实康德主义。［注：约翰奈斯·雷姆克《哲学和康德主义》1882年爱森纳赫版第15页及以下各页］那个时期许多大生理学家追求唯心主义和康德主义，正如现在许多大物理学家追求哲学唯心主义一样，这是不容争辩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物理学家的。一个学派的唯心主义，既没有“驳倒”唯物主义，也没有证实唯心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联系，这正如弗·阿·朗格和“生理学”唯心主义者曾经枉费心机一样。在这两种场合下，自然科学一个门类中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所显露的转向反动哲学的倾向，是暂时的曲折，是科学史上暂时的疾病期，是多半由于已经确定的旧概念骤然崩溃而引起的发育上的疾病。
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现代“物理学”唯心主义和现代物理学危机的联系是公认的。阿·莱伊写道：“怀疑论批判用来反对现代物理学的论据，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一切怀疑论者的一个著名论据：意见分歧〈物理学家中间的〉。”他与其说是指怀疑论者，毋宁说是指象布吕纳蒂埃尔那样的信仰主义的公开信奉者。但是这些分歧“没有对物理学的客观性提出任何反证”。“物理学的历史同任何历史一样，可以划分为几个大的时期，各个时期都以理论的不同形式、不同概貌为特征……只要有一个由于确证了当时还不知道或者估计不足的某一重要事实而影响到物理学各个部分的发现一出现，物理学的整个面貌就改变了，新的时期就开始了。在牛顿的发现以后，在焦耳—迈尔和卡诺—克劳胥斯的发现以后，都有过这种情形。看来，在发现放射性以后，也在发生同样的情形……经过一段必要的时间后，观察事件的历史学家，会很容易地在当代人只看到冲突、矛盾、分裂成各种学派的地方，看到一种不断的进化。看来，物理学近年来所经历的危机，也是属于这类情况的（不管哲学的批判根据这个危机作出什么结论）。这是伟大的新发现所引起的典型的发育上的危机（crisedecroissance）。不容争辩，危机会引起物理学的改革（没有这点就不会有进化和进步），可是这种改革不会改变科学精神。”（上引书第370—372页）
调和者莱伊极力要把现代物理学的一切学派联合起来反对信仰主义！这是好心肠的虚伪，然而终究是虚伪，因为马赫—彭加勒—毕尔生学派倾向于唯心主义（即精致的信仰主义），是不容争辩的。与不同于信仰主义精神的“科学精神”的基础相联系的、并为莱伊所热烈拥护的那个物理学的客观性，无非是唯物主义的“羞羞答答的”表述方式。物理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精神，正如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精神一样，将克服所有一切危机，但是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去代替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现代物理学的危机就在于它不再公开地、断然地、坚定不移地承认它的理论的客观价值，——调和者莱伊常常力图掩盖这一点，但是事实胜于一切调和的企图。莱伊写道：“数学家习惯于研究这样一种科学，它的对象至少从表面看来是学者的智慧所创造的，或者说，它的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不涉及具体现象，因此他们对物理学就形成了一种过于抽象的看法。他们力图使物理学接近数学，把数学的一般理论搬用于物理学……一切实验家都指出，数学精神侵入（invasion）物理学的判断方法和对物理学的理解中去了。对物理学的客观性的怀疑和思想动摇，达到客观性所走的弯路以及那些必须克服的障碍，往往不就是由于这种影响（并不因为它有时隐蔽而就失去效力）而产生的吗？……”（第227页）
这说得好极了！在物理学的客观性问题上的“思想动摇”，就是时髦的“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
“……数学的抽象虚构，似乎在物理的实在和数学家们为理解关于这个实在的科学而使用的方法之间设置了一重屏障。数学家们模糊地感觉到物理学的客观性……当他们着手研究物理学的时候首先希望自己是客观的，他们力求依靠实在并固守这个据点，可是旧日的习惯在起作用。所以，一直到唯能论这种想比旧的机械论物理学更扎实地和更少用假说来构想世界，力图模写（décalquer）感性世界而不是重建感性世界的理论，我们总是在同数学家们的理论打交道……数学家们曾经用一切办法拯救物理学的客观性，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没有客观性就谈不上物理学……但是他们的理论的复杂性，他们所走的弯路，给人留下了一种笨拙的感觉。这未免过于做作，太牵强附会，矫揉造作（édifié）；实验家在这里感觉不到那种不断和物理的实在接触时所产生的自发的信赖……实质上，这就是一切物理学家——这些人首先是物理学家（他们是不可胜数的），或者仅仅是物理学家——所说的话，这就是整个新机械论学派所说的话……物理学的危机在于数学精神征服了物理学。在19世纪，物理学的进步和数学的进步使这两门科学密切地接近了……理论物理学变成了数学物理学……于是形式物理学即数学物理学的时期开始了；这种物理学成为纯粹数学的物理学了，它已不是物理学的一个门类，而是数学的一个门类。数学家过去已习惯于使用那种成为自己工作的唯一材料的概念（纯逻辑）要素，觉得自己受到那些他认为不大顺从的粗糙的物质要素的约束，在这个新阶段上，他们不能不尽量地把这些物质要素抽象掉，把它们想象为完全非物质的、纯逻辑的，或者甚至根本无视它们。作为实在的、客观的材料的要素，即作为物理要素的要素，完全消失了。剩下的仅仅是微分方程式所表示的形式关系……只要数学家不为自己头脑的这种创造性的工作所愚弄……就会看到理论物理学和经验的联系；但是初看起来，以及对于没有基本知识的人说来，大概会觉得这是随意构造理论……概念、纯概念代替实在的要素……这样，由于理论物理学采用了数学形式，便历史地说明了……物理学的微恙（lemalaise）、危机及其表面上同客观事实的脱离。”（第228—232页）
这就是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第一个原因。反动的意向是科学的进步本身所产生的。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它向那些运动规律可以用数学来处理的同类的单纯的物质要素的接近，使数学家忘记了物质。“物质在消失”，只剩下一些方程式。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仿佛是通过新的方式得到了旧的康德主义的观念：理性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非常欣赏新物理学的唯心主义精神的赫尔曼·柯亨，竟鼓吹在中学教授高等数学，以便把我们的唯物主义时代正在排除的唯心主义精神灌输给中学生（阿·朗格《唯物主义史》1896年第5版第2卷第XLIX页）。当然，这是反动分子的痴心妄想；事实上，除了少数专家对唯心主义的极短暂的迷恋以外，这里什么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们象快淹死的人想抓住一根稻草来救命一样，企图用多么巧妙的手段来人为地为那种由于无知、闭塞和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荒诞不经现象而在下层人民群众中产生的信仰主义保持或寻找地盘。
产生“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主义的原理，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原理。这个原理在旧理论急剧崩溃的时期以特殊力量强使物理学家接受；在不懂得辩证法的情况下，这个原理必然导致唯心主义。
关于相对主义和辩证法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对于说明马赫主义的理论厄运，几乎是最重要的问题。例如，莱伊象一切欧洲实证论者一样，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仅仅在唯心主义哲学思辨的意义上使用辩证法这个词。因此，虽然他感觉到新物理学在相对主义上失足，可是他仍然绝望地挣扎着，企图把相对主义区分为适度的和过分的。当然，“过分的相对主义纵然不是在实践上，也是在逻辑上近似真正的怀疑论”（第215页），但是，要知道，在彭加勒那里，没有这种“过分的”相对主义。真了不起，象秤药那样多秤一些或少秤一些相对主义，就可以改善马赫主义的境况！
实际上，关于相对主义问题在理论上唯一正确的提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出来的，所以不懂得唯物主义辩证法，就必然会从相对主义走到哲学唯心主义。单是不了解这一点，就足以使别尔曼先生的《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这本荒谬的小册子失去任何意义，因为别尔曼先生关于他所完全不懂得的辩证法只是重复了陈词滥调。我们已经看到，一切马赫主义者在认识论上的每一步都暴露出同样的无知。
物理学的一切旧真理，包括那些被认为是不容争辩和不可动摇的旧真理在内，都是相对真理，——这就是说，任何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真理是不会有的。不仅整个马赫主义，而且整个“物理学”唯心主义都是这样断定的。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愈来愈正确；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这一切论点，对于所有钻研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现代”认识论来说却是无法理解的。
象马赫特别推荐的皮·杜恒的《物理学理论》［注：皮·杜恒《物理学理论及其对象和构造》1906年巴黎版。］或斯塔洛的《现代物理学的概念和理论》［注：约·伯·斯塔洛《现代物理学的概念和理论》，1882年伦敦版。有法译本和德译本。］这一类著作，非常明显地表明：这些“物理学”唯心主义者最重视的是证明我们知识的相对性，而实质上他们动摇于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这两个处于不同的时代并且从不同的观点研究问题的作者（杜恒是专业的物理学家，他在物理学方面工作了20年；斯塔洛以前是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后来却又因他在1848年出版了一本按照老年黑格尔派[87]的精神写出的有关自然哲学的著作而感到羞惭），都极力攻击原子论一机械论的自然观。他们证明这种自然观是有局限性的，证明不能认为这种自然观是我们知识的界限，证明那些持这种自然观的著作家们的许多概念是僵化的。旧唯物主义的这种缺点是不容怀疑的；不了解一切科学理论的相对性，不懂得辩证法，夸大机械论的观点，这都是恩格斯责备旧唯物主义者的地方。但是恩格斯能够（与斯塔洛不同）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且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天才的真理的内核。恩格斯是为了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为了那陷入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而屏弃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例如，斯塔洛说：“机械论的理论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理论，把局部的、观念的、也许是纯粹假设的属性群或个别属性实体化，把它们说成是各种各样的客观实在。”（第150页）如果你们不拒绝承认客观实在，并且攻击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那么这是对的。斯塔洛并没有认识清楚这一点。他不了解唯物主义辩证法，因而常常经过相对主义滚入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
杜恒也是一样。他费了莫大的力气，从物理学史上引用了许多在马赫的书中也常常可以看到的那种有趣的、有价值的例子来证明“物理学的任何一个规律都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因为它们是近似的”（第280页）。马克思主义者在读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冗长议论时会这样想：这个人在敲着敞开的大门！但是杜恒、斯塔洛、马赫和彭加勒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看见大门已经被辩证唯物主义打开了。他们由于不能对相对主义提出正确的表述，便从相对主义滚向唯心主义。杜恒写道：“其实，物理学的规律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近似的。”（第274页）这个“而是”，就已经开始虚伪，开始抹杀近似地反映客体的（即接近于客观真理的）科学理论和任意的、幻想的、纯粹假设的理论（例如，宗教理论或象棋理论）之间的界限。
这种虚伪竟使杜恒宣称：“物质的实在”是否和感性现象相符合这一问题是形而上学（第10页），因此取消关于实在的问题吧，我们的概念和假说不过是符号（signes，第26页）、“任意的”（第27页）构造等等。从这里只走一步就达到唯心主义，就达到皮埃尔·杜恒先生按照康德主义的精神所宣扬的“信仰者的物理学”（莱伊的书第162页；参看第160页）。而好心肠的阿德勒（弗里茨）——也是一个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所想出的最聪明的办法是这样地“改正”杜恒的理论：杜恒所排除的“隐藏在现象后面的实在，只是作为理论对象的实在，而不是作为现实对象的实在”［注：杜恒著作的德译本的《译者前言》，1908年莱比锡J.巴特出版社版。］。这是我们早就熟悉的根据休谟和贝克莱的观点对康德主义的批判。
但是皮·杜恒说不上有什么自觉的康德主义。他不过是也象马赫那样摇摆不定，不知道使自己的相对主义依据什么。在好多地方，他非常接近辩证唯物主义。他说，我们知道的声音“是在同我们发生关系时的那种声音，而不是在发声物体中本来那样的声音。声学理论使我们可以认识这种实在，而我们的感觉从这种实在中发现的只是外在的和表面的东西。声学理论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知觉只是把握着我们称之为声音的那种表面现象的地方，确实有一种很小的、很迅速的周期运动”等等（第7页）。物体不是感觉的符号，而感觉却是物体的符号（更确切些说是映象）。“物理学的发展引起了不停地提供材料的自然界和不停地进行认识的理性之间的不间断的斗争”（第32页）——自然界正如它的极微小的粒子（包括电子在内）一样是无限的，可是理性把“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也同样是无限的。“实在和物理学规律之间的斗争将无限地延续下去；实在迟早会对物理学表述的每个规律予以无情的驳斥——用事实加以驳斥；可是物理学将不断地修正、改变、丰富被驳斥的规律。”（第290页）只要作者坚持这个客观实在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那么这就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十分正确的阐述。“……物理学的理论不是今天方便明天就不适用的纯粹人造的体系；它是实验方法所不能直接〈直译是：面对面地——faceàface〉观察的那些实在的愈来愈合乎自然的分类，愈来愈清楚的反映。”（第445页）
马赫主义者杜恒在最后一句话里向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递送秋波：似乎给“实验方法”以外的方法开辟了一条小路，似乎我们不能径直地、直接地、面对面地认识“自在之物”。但是，如果说物理学的理论愈来愈合乎自然，那就是说，这个理论所“反映”的“自然”、实在，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的，——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总之，今天的“物理学”唯心主义，正如昨天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不过是意味着自然科学一个门类里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由于没有能够直接地和立即地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而滚入了反动的哲学［注：著名的化学家威廉·拉姆赛说道：“常常有人问我：难道电不是一种振动吗？怎样才能用微小的粒子或微粒的移动来说明无线电报呢？对此回答如下：电是物；它就是〈黑体是拉姆赛用的〉这些极小的微粒，但是当这些微粒离开某一物体时，一种象光波一样的波就通过以太散播开来，而无线电报使用的就是这种波。”（威廉·拉姆赛《传记性的和化学的论文集》1908年伦敦版第126页）拉姆赛叙述了镭转化为氦之后指出：“至少有一种所谓的元素现在不能再看作是最终物质了；它本身正转化为更简单的物质形式。”（第160页）“负电是物质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而正电是一种失去负电的物质，也就是说，是减去这种带电物质的物质。”（第176页）“什么是电？从前人们以为有两种电：正电和负电。当时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最近的研究证明，过去一向叫作负电的东西，确实（really）是一种实体。事实上负电的粒子的相对重量已经测定；这种粒子约等于氢原子质量的七百分之一……电的原子叫作电子。”（第196页）如果我们的那些以哲学题目著书立说的马赫主义者们会动脑筋，那么他们就会了解，“物质在消失”、“物质归结为电”等等说法，不过是下述真理在认识论上的一种无力的表现：能够发现物质的新形式、物质运动的新形式，并把旧形式归结为这些新形式，等等。］。现代物理学正在走这一步，而且一定会走这一步，但它不是笔直地而是曲折地，不是自觉地而是自发地走向自然科学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哲学；它不是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终极目的”，而是在摸索中接近这个目的；它动摇着，有时候甚至倒退。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分娩是痛苦的。除了生下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生物，它还必然会产出一些死东西，一些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废物。整个物理学唯心主义、整个经验批判主义哲学以及经验符号论、经验一元论等等，都是这一类废物。
注释：
[53]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水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205。
[54]指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机会主义思潮，其主要代表是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他们都受杜林思想的影响。伯恩施坦和路·菲勒克、约·莫斯特等人一起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积极散布欧·杜林的折中主义观点。赫希柏格号召把社会主义变成为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全人类的”运动，既包括被压迫者，也包括“上层阶级”的代表。菲勒克在柏林倡议建立了“摩尔俱乐部”，在该俱乐部中杜林思想占支配地位，其宗旨是吸引“有教养的人”接受“社会主义”，争取工人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在1878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后，“摩尔俱乐部”的领导人转移到了苏黎世。在苏黎世创办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问题上，特别明显地表现了赫希柏格集团的机会主义性质。他们认为报纸不应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而只应进行社会主义理想的抽象宣传。
1879年7月，赫希柏格编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刊登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作者是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苏黎世三人团”）。他们在文章中指责党由于攻击资产阶级而招来了非常法，要求党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服从资产阶级，认为工人阶级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著名的《通告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2—190页）。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召开的第一次秘密代表会议，决定撤销“苏黎世三人团”担任的党报编辑职务。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后来退出了工人运动。伯恩施坦则暂时停止宣传机会主义，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一。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伯恩施坦便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他提出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一机会主义口号，实际上是1879年那篇文章的基本论点的进一步发展。——210。
[55]《社会主义者报》（《LeSocialiste》）是法国报纸（周报），1885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最初是法国工人党的理论机关报。1902—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的机关报，1905年起成为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该报刊载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摘录，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表过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保·拉法格、威·李卜克内西、克·蔡特金、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章和书信。1915年停刊。——211。
[56]指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1—353页和第22卷第334—361页）。——213。
[57]《内在论哲学杂志》（《ZeitschriftfürimmanentePhilosophie》）是德国的哲学刊物，1895—1900年在柏林出版。该杂志的编辑是MB考夫曼。积极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威·舒佩和理·舒伯特－索尔登。——219。
[58]《哲学年鉴》（《L’AnnéePhilosophique》）是法国“新批判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90—1913年在巴黎出版，编辑是弗·毕雍。——220。
[59]这里是借用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嘲讽自由派人士的话。宪法是俄国自由派挂在嘴边的一句高调。姜汁鲟鱼是俄国上层社会享用的一种名贵菜肴。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文明人》这部作品中刻画一个自由派人士，说他不知要宪法好，还是要姜汁鲟鱼好。——220。
[60]秘密检查室是沙皇政府的秘密邮检机构，设于邮政机关内，专司暗中检查“可疑分子”的信件。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曾在一个声明中公然否认这一机构的存在。——229。
[61]诺兹德列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233。
[62]《哲学评论》杂志即《法国和外国哲学评论》杂志（《RevuephilosophiquedelaFranceetdeI’étranger》）是法国心理学家泰·阿·里博创办的刊物，1876年起在巴黎出版。——233。
[63]《一元论者》杂志（《TheMonist》）是美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哲学刊物，1890—1936年由保·卡鲁斯在芝加哥出版。——234。
[64]《公开论坛》杂志（《TheOpenCoure》）是宗教刊物，1887—1936年在芝加哥出版。——234。
[65]耶稣会士即耶稣会的会员。耶稣会是天主教修会之一，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于巴黎，1540年经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耶稣会是天主教内顽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集团。——240。
[66]“可怕的报复”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一篇小说的篇名。小说中说的是哥萨克英雄丹尼洛·布鲁尔巴施阴魂报仇的故事。“可怕的报复”一语后来被人们广泛使用，但多带有讽刺和戏谑意味。——241。
[67]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的错误说法是他在1892年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写的注释中提出的。他在注释中说：“我们的感觉是把现实界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的特种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不同于它们所传达的那些事件。但是，它们能够完全正确地传达事件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后者是主要的）。”（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61年三联书店版第1卷第560页）1905年，普列汉诺夫给恩格斯这部著作俄译本第2版加注时承认自己在给第1版加的注释中有一些表达“不完全确切”的地方（同上，第586页）。——243。
[68]《哲学文库》（《ArchivfürPhilosophie》）是德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哲学杂志，新康德主义者和马赫主义者的刊物。1895—1931年分作两个分刊同时在柏林出版：一个是路·施泰因编辑的《哲学史文库》；另一个是保·格·纳托尔普编辑的《系统哲学文库》。从1925年起该杂志改名为《哲学和社会学文库》。——247。
[69]此处是借用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公鸡和珍珠》。寓言说，一只公鸡在粪堆上发现一颗珍珠，但它不知道珍珠的价值，却说这玩意儿还不如麦粒能填肚子。——254。
[70]指帕·格·达乌盖给约·狄慈根的《哲学的成果》俄译本第2版所写的一篇后记，标题为《格·普列汉诺夫和约·狄慈根》。——259。
[71]伊万、西多尔、帕维尔以及第362页上的卡尔普、彼得都是泛指某人，意思和汉语中的张三李四相同。——261。
[72]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威·孔·伦琴发现了一种能穿透普通光不能透过的介质的短波电磁幅射，即X射线（也称伦琴射线）。
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安·昂·柏克勒尔在研究不同荧光物体对照相底片的作用时，发现铀盐能在黑暗中对照相底片发生作用。柏克勒尔的进一步实验证明，这种作用是由一种不同于伦琴射线的新的辐射引起的。这种射线被称为柏克勒尔射线。铀的放射性的发现是科学实验中认识放射性的开端。
1898年，出生于波兰而在法国工作的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和他的丈夫法国物理学家比·居里发现了针和镭这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其中镭的射线比铀强200多万倍。
X射线、柏克勒尔射线和镭的发现奠定了原子物理学发展的基础。——262。
[73]这一发现是英国物理学家詹·克·麦克斯韦作出的。麦克斯韦在迈·法拉第工作的基础上，总结了19世纪中叶以前对电磁现象的研究成果，建立了电磁场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电磁场的变化是以光速传播的。1865年，麦克斯韦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光的本质是电磁波的结论。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亨·鲁·赫兹用实验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从而证实了麦克斯韦关于光是电磁波的结论。——263。
[74]英国物理学家欧·卢瑟福和化学家弗·索迪在研究放射性的基础上于1902年秋提出了放射性元素的嬗变理论。按照这一理论，放射性原子是不稳定的，它们自发地放射出射线和能量，而衰变成另一种放射性原子，直至成为稳定的原子。英国化学家威·拉姆塞在1895年从钇铀矿中分离出氦，1903年又证明氦这种最轻的惰性气体是在镭的放射性衰变中不断放出的。1908年卢瑟福通过实验测出镭以及其他放射性元素放射出的α粒子有两个正电荷，是双重电离的氦原子。——263。
[75]以太原来是古希腊哲学家设想的一种介质，17世纪被人们重新提出，用来解释光的传播和电磁、引力的相互作用等现象。依照当时说法，光象声波一样是一种机械的弹性波，因此它的传播也必须有一种弹性介质作媒介；而依照光在传播中的性质，这种介质必须无所不在，没有质量，绝对静止。这种介质就是以太。电磁和引力作用则是以太中的特殊的机械作用。以太说在19世纪以至20世纪初仍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它既同科学新发现的事实相矛盾，又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随着相对论的创立和对场的进一步研究，人们发现光（电磁波）的传播和一切相互作用的传递都通过各种场，而不通过机械介质，因此以太作为一种陈旧概念就不再使用。——263。
[76]列宁在这里援引的法国物理学家昂·彭加勒对质量概念的论述是符合当时物理学发展水平的。随着电子的发现而来的电子理论的发展，使解释电子质量的性质有了可能。英国物理学家约·约·汤姆孙曾提出一个假说，根据这个假说，电子自身的质量是由其电磁场的能量决定的（即电子的惯性有赖于场的惯性）；于是引进了电子的电磁质量这一概念，这种质量依赖于电子运动的速度；而电子的力学质量，就象任何其他粒子的力学质量一样，被认为是不变的。研究电子电磁质量对速度依赖关系的实验本来应该发现力学质量的存在，但是瓦·考夫曼在1901—1902年进行的这种实验却意外地证明，电子的整个质量具有电磁的性质。由此得出了电子的力学质量消失的结论，而在以前力学质量被视为物质的不可分离的属性。这就成了种种所谓“物质在消失”的哲学思辨的根据。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相对论）证明，力学质量也依赖于运动的速度，不能把电子的质量完全归结为电磁质量。——265。
[77]《心理学年鉴》（《L’AnnéePsychologique》）是法国的一种心理学刊物，1895年起在巴黎出版。它的出版者起初是阿·比纳，后来是昂·皮埃龙。——271。
[78]这里说的是当时的原子结构概念，带有推测的性质。随着物理学的进步，以后人们对原子结构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1911年，英国物理学家欧·卢瑟福根据用α粒子射击重金属箔的实验的结果，首次提出原子行星模型。按照这一模型，原子质量的大部分集中在一个带有正电荷的原子核中；每个原子有若干电子，其数量与其原子序数相等，这些电子沿圆形或椭圆形的轨道绕原子核运动，就象行星绕太阳运动那样。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尼·玻尔根据原子行星模型用经典运动规律和德国物理学家麦·卡·恩·路·普朗克的量于概命阐明了原子结构，提出了玻尔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电子是循着许多分立的圆形轨道绕原子核运动的，在不同轨道上的电子各有确定的能量；当电子从外层轨道跳向内层轨道时便发射光子。后来电子沿轨道运动的概念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而为量子力学的几率分布概念所代替。依照这一概念，原子中的各个电子都处在各自的一定能量状态中；电子的能量愈大，它与核的平均距离就愈远；原子中的各个电子按其能量大小分布在不同距离的几个“壳层”中，而每一“壳层”容纳的电子数量是有限的。原子核则由核子（带正电的质子和不带电的中子）组成。根据现在的理解，正电子是电子的反粒子。它带的电量与电子相同，但符号相反。它的质量也与电子相同。正电子与电子相逢就发生湮灭而一起转变为两个光子。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正电子不能经久存在。正电子是英国物理学家保·狄拉克于1928年在理论上预言，而为美国物理学家卡·安德逊于1932年在宇宙射线实验中发现的。——272。
[79]《科学总评》杂志即《理论科学和实用科学总评》杂志（《Revuegénéraledessciencespuresetappliquées》），是法国的自然科学刊物（双周刊），1890年起在巴黎出版。创办者是路·奥利维耶。——273。
[80]这里是指力学质量。在经典物理学中，它被认为是物质的永恒不变的特性。关于质量概念的变化，参看注76。——273。
[81]指经济派分子弗·彼·阿基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1903年7月22日（8月4日））上的发言。阿基莫夫在发言中批评《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党纲草案说：在讲党的任务的段落里“党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是完全分离和对立的，前者是积极活动的集体，后者则是党施加影响的消极人群。因此在草案的句子中党一词总是以主语出现，而无产阶级一词则以补语出现。”（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127页）阿基莫夫认为，这就表现出了一种使党脱离无产阶级利益的倾向。——283。
[82]新活力论是生物学中的一个唯心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末，代表人物有汉·杜里舒、雅·冯·于克斯屈尔、威·鲁等。新活力论者反对达尔文主义，复活活力论的反科学观点，企图用非物质的因素（“活力”、“隐得来希”等）的作用来解释生命现象和生物机体的合目的性，从而把生物界和非生物界截然分割开来。——289。
[83]这里是借用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话。在该剧中，追求功名利禄的小官吏莫尔恰林建议有进步思想的贵族青年恰茨基留在莫斯科，谋一个官职，以此作为营私和享乐的手段。恰茨基回答说：“当我工作时，就把行乐的事收起；当我嬉戏时，就一心嬉戏；很多人爱把这二者混为一谈，我可不是这样的人。”——300。
[84]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嘲笑自由派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态度的讽刺性用语，见于他的作品《外省人旅京日记》和《葬华）。——310。
[85]《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иПсихологии》）是俄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杂志，1889年11月—1918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该杂志由尼·雅·格罗特教授创办；1894年起由莫斯科心理学会出版，列·米·洛帕廷任编辑。该杂志刊载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方面的文章及其他材料。在90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和谢·尼·布尔加柯夫参加过该杂志的工作；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亚·亚·波格丹诺夫及其他马赫主义者也为该杂志撰过稿。——313。
[86]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1905年12月23日（1906年1月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各等级权利平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总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所设的同盟分部在1905—1907年间达900个。同盟的主要机关报是《俄国旗帜报》。同盟通过宣传鼓动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大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米·雅·赫尔岑施坦、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1908—1910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1917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一起被取缔。——313。
[87]老年黑格尔派又称黑格尔右派，是19世纪30—40年代黑格尔学派解体后形成的派别之一，代表人物是安·加布勒、赫·欣里希斯、卡·罗森克兰茨等。老年黑格尔派在哲学上承袭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抛弃了他的辩证法，利用他关于宗教和哲学同一的论点，把黑格尔哲学解释为神学的唯理论形式；在政治上拥护封建等级制度，把普鲁士王国看作是“世界理性”的体现，反对资产阶级提出的关于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立的民主要求。——324。 |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四章作为经验批判主义的战友和继承者的哲学唯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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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作为经验批判主义的战友和继承者的哲学唯心主义者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经验批判主义单独作了考察。现在我们应当看一看它的历史发展，看一看它同其他哲学派别的联系和相互关系。这里首先要提出的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对康德的关系问题。
1.从左边和从右边对康德主义的批判
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于哲学舞台的，当时德国教授中间的时髦口号是：“回到康德那里去！”这两位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在他们的哲学发展上正是从康德那里出发的。马赫写道：“我应当万分感激地承认，正是他的〈康德的〉批判唯心主义作了我的全部批判思维的出发点。但是我没有能够始终忠实于它。我很快又回到贝克莱的观点上来了”，后来“又得出了和休谟的观点相近的观点……现在我还是认为贝克莱和休谟是比康德彻底得多的思想家”。（《感觉的分析》第292页）
可见，马赫十分明确地承认：他是从康德开始的，以后走上了贝克莱和休谟的路线。再看一看阿芬那留斯吧。
阿芬那留斯在他的《〈纯粹经验批判〉绪论》（1876）一书的前言里就已指出：《纯粹经验批判》这几个字表明了他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态度，“而且当然是”同康德“对立的态度”（1876年版第ⅠⅤ页）。阿芬那留斯究竟在什么问题上和康德对立呢？在阿芬那留斯看来，康德没有充分地“清洗经验”。阿芬那留斯在他的《绪论》（第56、72节及其他许多节）里论述的就是这种“对经验的清洗”。阿芬那留斯要“清洗掉”康德的经验学说中的什么东西呢？首先是先验主义。他在第56节里说道：“关于是否应当从经验的内容中排除‘理性的先验概念’这种多余的东西，从而首先造成纯粹经验的问题，据我所知，是第一次在这里提出来的。”我们已经看到，阿芬那留斯就是这样“清洗掉”康德主义对必然性和因果性的承认的。
其次，阿芬那留斯要清洗掉康德主义对实体的承认（第95节），即对自在之物的承认，因为，在他看来，这个自在之物“不是存在于现实经验的材料中，而是由思维输送到这种材料中去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阿芬那留斯给自己的哲学路线所下的这一定义和马赫的定义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在表达上过于矫揉造作。但是首先必须指出：阿芬那留斯说他在1876年第一次提出了“清洗经验”的问题，即清洗掉康德学说中的先验主义和对自在之物的承认的问题，这是公然撒谎。事实上，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在康德之后就立即出现了对康德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和阿芬那留斯的批判正好是同一方向。在德国古典哲学里，代表这种方向的是休谟的不可知论的信徒舒尔采－埃奈西德穆和贝克莱主义即主观唯心主义的信徒约·戈·费希特。1792年舒尔采－埃奈西德穆批判康德，就是因为康德承认先验主义（上引书第56、141页及其他许多页）和自在之物。舒尔采说道，我们这些怀疑论者或休谟的信徒屏弃超出“一切经验界限”的自在之物（第57页）。我们屏弃客观的知识（第25页）；我们否认空间和时间真实地存在于我们之外（第100页）；我们否认在经验中有必然性（第112页）、因果性、力，等等（第113页）。决不能认为它们具有“在我们表象以外的实在性”（第114页）。康德“独断地”证明先验性，他说，既然我们不能用别的方法来思维，那就是说先验的思维规律是存在的。舒尔采回答康德说：“这个论据在哲学上老早就被用来证明存在于我们表象以外的东西的客观本性了。”（第141页）这样推论下去，就会认为自在之物具有因果性（第142页）。“经验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wirerfahrenniemals），客观对象作用于我们就产生表象。”康德也完全没有证明，为什么“必须承认这种存在于我们理性以外的东西就是不同于我们的感觉（Gemut）的自在之物。感觉可以被设想为我们全部认识的唯一基础”（第265页）。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把任何认识都开始于客观对象对我们感觉（Gemut）器官的作用这一前提作为他的论断的基础，可是后来它又对这个前提的真理性和实在性提出异议”（第266页）。康德无论在哪一点上都没有驳倒唯心主义者贝克莱（第268—272页）。
由此可见，休谟主义者舒尔采屏弃康德关于自在之物的学说，认为它不彻底，对唯物主义作了让步，即对下述“独断主义”的论断作了让步：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是客观实在，或者换句话说，我们的表象是由客观的（不依赖于我们意识的）对象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产生的。不可知论者舒尔采责备不可知论者康德，因为康德对自在之物的承认是和不可知论相矛盾的，并且会导向唯物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也这样批判康德，不过更坚决些。他说：康德承认不依赖于我们的自我的自在之物，这是“实在论”（《费希特全集》第1卷第483页）；康德“没有明确地”把“实在论”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费希特认为康德和康德主义者的惊人的不彻底性就在于他们承认自在之物是“客观实在的基础”（第480页），因此他们便陷入和批判唯心主义相矛盾的境地。费希特向那些用实在论解释康德的人大叫大嚷说：“在你们那里，地在象上，象在地上。你们的自在之物只不过是思想而已，但却作用于我们的自我！”（第483页）
可见，阿芬那留斯以为他“第一次”从康德的“经验中清洗掉”先验主义和自在之物，从而创立了哲学上的“新”派别，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事实上他是在继续休谟和贝克莱、舒尔采－埃奈西德穆和约·戈·费希特的旧路线。阿芬那留斯以为他在全面地“清洗经验”。事实上他不过是从不可知论中清洗掉康德主义。他不是反对康德的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就是否认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而是主张更纯粹的不可知论，主张排除康德的那个和不可知论相矛盾的假定：自在之物是存在的，虽然它们是不可认识的、心智的、彼岸的；必然性和因果性是存在的，虽然它们是先验的，是存在于思维中而不是存在于客观现实中。他不象唯物主义者那样从左边同康德进行斗争，而是象怀疑论者和唯心主义者那样从右边同康德进行斗争。他自以为前进了，实际上他后退了，退到库诺·费舍在谈到舒尔采－埃奈西德穆时曾确切地表述过的批判康德的纲领上去了。费舍说：“剔除纯粹理性〈即先验主义〉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怀疑论。剔除自在之物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贝克莱的唯心主义。”（《近代哲学史》1869年德文版第5卷第115页）
现在我们接触到我国的整个“马赫狂”（即俄国马赫主义者向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整个进攻）的最有趣的插曲之一。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尤什凯维奇和瓦连廷诺夫用千百种调子吹嘘的他们的最新发现就是：普列汉诺夫作了一次“倒霉的尝试，想用妥协的、勉强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来调和恩格斯和康德的学说”（《论丛》第67页及其他许多页）。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的这个发现向我们暴露出，他们思想的极度混乱，他们对康德和德国古典哲学全部发展过程的惊人无知，真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当康德承认在我们之外有某种东西、某种自在之物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时候，他是唯物主义者；当康德宣称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超验的、彼岸的时候，他是唯心主义者。康德在承认经验、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感觉论，并且通过感觉论，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引向唯物主义。康德在承认空间、时间、因果性等等的先验性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唯心主义。由于康德的这种不彻底性，不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或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以及“纯粹的”不可知论者即休谟主义者），都同他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唯物主义者责备康德的唯心主义，驳斥他的体系的唯心主义特征，证明自在之物是可知的、此岸的，证明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没有原则的差别，证明不应当从先验的思维规律中而应当从客观现实中引出因果性等等。不可知论者和唯心主义者责备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认为这是向唯物主义，向“实在论”或“素朴实在论”让步。此外，不可知论者不仅抛弃了自在之物，也抛弃了先验主义，而唯心主义者则要求不仅从纯粹思想中彻底地引出先验的直观形式，而且彻底地引出整个世界（把人的思维扩张为抽象的自我或“绝对观念”、普遍意志等等）。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没有发觉”他们是把那些从怀疑论和唯心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康德的人们奉为自己的老师的，因而看见一些怪人从完全相反的观点去批判康德，驳斥康德体系中哪怕是一点点的不可知论（怀疑论）和唯心主义的因素，证明自在之物是客观实在的、完全可以认识的、此岸的，证明它同现象没有什么原则差别并且在人的个体意识和人类的集体意识发展的每一步上都在转化为现象，他们就悲观失望，不胜伤感。他们喊叫道：天呀！这是把唯物主义和康德主义生拉硬扯地混合起来了！
当我读到我们的马赫主义者要人家相信他们对康德的批判比某些老朽的唯物主义者彻底得多、坚决得多的时候，我总觉得好象普利什凯维奇走进了我们中间，他大喊大叫：我对立宪民主党人[53]的批判要比你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先生们彻底得多、坚决得多！当然啦，普利什凯维奇先生，政治上彻底的人能够而且永远会从完全相反的观点去批判立宪民主党人，可是毕竟不应该忘记：你们批判立宪民主党人，是因为他们是过分的民主派，而我们批判立宪民主党人，却是因为他们是不够格的民主派。马赫主义者批判康德，是因为他是过分的唯物主义者，而我们批判康德，却是因为他是不够格的唯物主义者。马赫主义者从右边批判康德，而我们从左边批判康德。
在德国古典哲学史上，休谟主义者舒尔采和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是前一种批判的典型。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极力排除康德主义的“实在论”因素。正如舒尔采和费希特批判康德本人那样，休谟主义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内在论者也批判了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新康德主义者。休谟和贝克莱的那条路线用新词句略微改扮一下又出现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谴责康德，不是因为他对自在之物的看法不够实在、不够唯物，而是因为他承认有自在之物；不是因为他拒绝从客观现实中引出自然界的因果性和必然性，而是因为他一般地承认任何因果性和必然性（也许纯粹“逻辑的”因果性和必然性除外）。内在论者和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步调是一致的，他们也从休谟和贝克莱的观点去批判康德。例如，1879年勒克列尔就在他那本吹捧马赫是位卓绝的哲学家的著作中谴责康德的“不彻底性和对实在论的顺从（Connivenz）”，这表现在“庸俗实在论的名词残渣（Residuum）”，即“自在之物”这个概念上（《……现代自然科学的实在论》［注：即《从贝克莱和康德对认识的批判来看现代自然科学的实在论》。——编者注］第9页）。“为了说得更厉害些”，勒克列尔把唯物主义叫作庸俗实在论。勒克列尔写道：“我们认为应当把康德理论中一切倾向于庸俗实在论（realismusvulgaris）的组成部分都除掉，因为在唯心主义看来，它们是不彻底的，是杂种的（zwitterhaft）产物。”（第41页）康德学说中的“不彻底性和矛盾”是“因唯心主义的批判主义与实在论的独断主义的未被排除的残渣混合起来（Verquickung）”而产生的（第170页）。勒克列尔把唯物主义叫作实在论的独断主义。
另一位内在论者约翰奈斯·雷姆克谴责康德用自在之物在自己和贝克莱之间筑起一个实在论的屏障（约翰奈斯·雷姆克《世界是知觉和概念》1880年柏林版第9页）。“康德的哲学活动实质上具有论战的性质：他自己的哲学通过自在之物和德国的唯理论〈即和18世纪的旧信仰主义〉对立，通过纯粹的直观和英国的经验论对立。”（第25页）“我想把康德的自在之物比作一个安置在陷阱上面的活动机关，这个小东西看起来是不伤人的，是没有危险的，可是你一踩上去，就会意外地掉进自在世界的深渊。”（第27页）原来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战友内在论者不喜欢康德，是因为康德在某些方面接近唯物主义的“深渊”！
现在请看几个从左边批判康德的典型。费尔巴哈谴责康德，不是因为他的“实在论”，而是因为他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把康德的体系叫作“经验论基础上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全集》第2卷第296页）。
请看费尔巴哈对康德所作的特别重要的评论。“康德说：‘如果我们把我们感觉的对象看作是单纯的现象（我们应当这样看），那么这样我们就承认现象的基础是自在之物，虽然我们不知道自在之物本身是怎样构成的，只知道它的现象，就是说，只知道这个未知物影响（affiziert）我们感官的那个方式。所以，我们的理性由于承认现象的存在，也就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就这一点而论，我们可以说，设想这种作为现象基础的本质，即纯粹想象的本质，不但是容许的，而且是必要的’……”费尔巴哈从康德的文章中选出这样一段话来加以批判。康德在这一段话里认为自在之物不过是想象的物，即想象的本质，而不是实在。费尔巴哈说：“……因此，感觉的对象、经验的对象，对于理性来说是单纯的现象，而不是真理……要知道，想象的本质对理性来说并不是现实的客体！康德哲学是主体和客体、本质和实存、思维和存在之间的矛盾。在这里，本质归于理性，实存归于感觉。没有本质的实存〈即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现象的实存〉是单纯的现象，即感性的物；没有实存的本质，是想象的本质、本体；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想象它们，可是它们缺少实存——至少对我们来说缺少客观性；它们是自在之物，是真正的物，但是它们不是现实的物……使真理和现实分开，使现实和真理分开，这是多么矛盾啊！”（《费尔巴哈全集》第2卷第302—303页）费尔巴哈谴责康德，不是因为他承认自在之物，而是因为他不承认自在之物的现实性即客观实在性，因为他认为自在之物是单纯的思想、“想象的本质”，而不是“具有实存的本质”即实在的、实际存在着的本质。费尔巴哈谴责康德，是因为他离开了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在1858年3月26日给博林的信中写道：“康德哲学是一种矛盾，它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费希特的唯心主义或感觉论”；前一个结论“是属于过去的”，后一个结论“是属于现在和将来的”（上引格律恩的书第2卷第49页）。我们已经看到，费尔巴哈是维护客观的感觉论即唯物主义的。从康德那里再转到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转到休谟和贝克莱那里，即使在费尔巴哈看来，也无疑是反动的。费尔巴哈的热心的信徒阿尔布雷希特·劳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优点，也接受了费尔巴哈的那些被马克思、恩格斯克服了的缺点，他完全按照他的老师的精神去批判康德，说：“康德哲学有二重性〈模棱两可性〉。它既是唯物主义，又是唯心主义。理解康德哲学实质的关键就在于它的这种二重性。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或经验论者，康德不得不承认我们之外的物的存在（Wesenheit）。可是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他不能摆脱这种偏见：灵魂是某种和感性的物完全不同的东西。存在着现实的物和理解这些物的人的精神。这个精神究竟是怎样接近和它完全不同的物呢？康德托辞如下：精神具有某些先验的认识，借助这些认识，物必定象显现给精神那样地显现出来。因此，我们按照自己对物的理解去理解物，这是我们的创造。因为生存在我们身上的精神不外是神的精神，并且象神从无中创造出世界那样，人的精神也从物中创造出一种并非物本身所具有的东西。这样，康德便保证了现实的物作为‘自在之物’而存在。康德需要灵魂，因为在他看来，灵魂不死是道德的公设。先生们〈这是劳对新康德主义者，特别是对伪造《唯物主义史》的糊涂人阿·朗格说的〉，‘自在之物’是康德的唯心主义借以区别于贝克莱的唯心主义的东西，它架起了一座从唯心主义通向唯物主义的桥梁。这就是我对康德哲学的批判，谁能驳斥这个批判，就请驳斥吧……对唯物主义者说来，把先验的认识和‘自在之物’区别开来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唯物主义者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把自然界中的恒久联系割断，都没有把物质和精神看作彼此根本不同的东西，而是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东西的两个方面，因此不需要用什么特别巧妙的方法来使精神接近物。”［注：阿尔布雷希特·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批判》1882年莱比锡版第87—89页。］
其次，我们看到，恩格斯谴责康德，是因为康德是不可知论者，而不是因为他离开了彻底的不可知论。恩格斯的学生拉法格在1900年曾这样反驳康德主义者（当时沙尔·拉波波特也在内）：
“……在19世纪初期，我们的资产阶级结束了革命性的破坏事业之后，便开始否定他们的伏尔泰主义哲学。被夏多勃里昂涂上了（peinturlurait）浪漫主义色彩的天主教又行时了；百科全书派的宣传家们被罗伯斯比尔送上了断头台，而塞巴斯蒂安·迈尔西埃为了彻底击溃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则输入了康德的唯心主义。
在历史上将被称为资产阶级世纪的19世纪末期，知识分子企图借助康德哲学来粉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这个反动的运动开始于德国——这样说并不是想冒犯我们那些想把全部荣誉都归于自己学派的创立者马隆的整体社会主义者。事实上，马隆本人属于赫希柏格、伯恩施坦以及杜林的其他门徒那一学派，这些人是在苏黎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良的〈拉法格说的是上一世纪70年代后半期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有名的思想运动[54]〉。应当预料到：在饶勒斯、富尼埃以及我们的知识分子用熟了康德的术语以后，也会把康德呈献给我们的……当拉波波特硬说马克思认为‘存在着观念和实在的同一性’的时候，他是错误的。首先，我们从来也不使用这样的形而上学用语。观念象客体一样，也是实在的，它是客体在头脑中的反映……为了使那些需要了解资产阶级哲学的同志们开开心（récréer），我想说明一下这个引起唯灵论思想家们如此浓厚兴趣的有名的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吃着香肠、每天收入5个法郎的工人很明白：他被老板掠夺，他吃的是猪肉；老板是强盗，香肠好吃而且对身体有营养。资产阶级的诡辩家（不管他叫皮浪也好，叫休谟或者康德也好，反正都一样）说道：完全不是这样，工人的这种看法是他个人的看法，也就是主观的看法；他可以有同样的理由认为，老板是他的恩人，香肠是由剁碎的肉皮作成的，因为他不可能认识自在之物……
问题提得不对，它的困难也就在这里……为了认识客体，人首先必须检验他的感觉是不是欺骗他……化学家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深入到物体内部，分析了物体，把物体分解为元素，然后作了相反的处理，即进行综合，用元素再组成物体。从人能够用这些元素制造出东西来供自己使用的那个时候起，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就可以认为他认识了自在之物。如果基督教徒的上帝真的存在而且创造了世界，他所作的也不会多于这些。”［注：保尔·拉法格《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载于1900年2月25日《社会主义者报》[55]。］
我们引用这样长的一段话，是为了说明拉法格怎样理解恩格斯，以及他怎样从左边批判康德。他不是批判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不同的那些方面，而是批判康德和休谟共同的那些方面；不是批判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而是批判康德对于自在之物的看法不够唯物。
最后，卡·考茨基在他的《伦理学》［注：即《伦理学和唯物史观》。——编者注］里，也是从与休谟主义和贝克莱主义完全相反的观点去批判康德的。他这样来反对康德的认识论：“我看见绿的、红的、白的东西，这是根据我的视力。但是，绿的东西不同于红的东西，这证明在我以外存在着某种东西，证明物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别……一个个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向我表明的物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差别……是外部世界的真实的相互关系和差别；它们不为我的认识能力的性质所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康德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性的学说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一点也不能知道我们之外的世界，甚至不能知道它是存在着的。”（俄译本第33—34页）
可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学派，从康德那里向左走，走向完全否定一切唯心主义和一切不可知论。而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却跟着哲学上的反动派别走，跟着以休谟主义和贝克莱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康德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走。当然，跟哪一个思想反动的人走都可以，这是每个公民尤其是每个知识分子的神圣权利。但是，如果在哲学上同马克思主义基础已经彻底决裂的人，后来又开始支吾不清，颠倒是非，闪烁其词，硬说他们在哲学上“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硬说他们和马克思“差不多”是一致的，只是对马克思学说稍稍作了“补充”，那么，这实在是令人十分厌恶的。
2.“经验符号论者”尤什凯维奇怎样嘲笑“经验批判主义者”切尔诺夫
帕·尤什凯维奇先生写道：“看到切尔诺夫先生怎样想使不可知论的实证论者－孔德主义者和斯宾塞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成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先驱，当然觉得可笑。”（上引书第73页）
在这里，可笑的首先是尤什凯维奇先生的惊人的无知。他也象一切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一样，用一堆学术名词和学者名字来掩盖自己的无知。上面引用的话出自专谈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那一节里。尤什凯维奇先生虽然谈这个问题，可是他不知道：在恩格斯看来（也象在一切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不论是休谟路线的拥护者还是康德路线的拥护者，同样都是不可知论者。因此，当马赫本人也承认自己是休谟的拥护者的时候，还把不可知论同马赫主义对立起来，这只能表明他在哲学上缺乏起码的知识。“不可知论的实证论”这个名词也是荒谬的，因为休谟的拥护者就把自己叫作实证论者。尤什凯维奇先生既然把彼得楚尔特奉为老师，他就应当知道彼得楚尔特是直接把经验批判主义归进实证论的。最后，把奥古斯特·孔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名字扯进来也是荒谬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所批驳的不是一个实证论者和另一个实证论者的不同点，而是他们的共同点，使一个哲学家成为不同于唯物主义者的实证论者的那些东西。
我们的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所以需要这一大堆字眼，是为了“困惑”读者，是为了用响亮的词句震昏读者，使他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实质转到无关紧要的枝节上去。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唯物主义和整个广泛的实证论思潮（其中既有奥·孔德、赫·斯宾塞、米海洛夫斯基，又有许多新康德主义者以及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之间的根本分歧。恩格斯在他的《路·费尔巴哈》里极其明确地说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把当时（即上一世纪80年代）所有的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都归入可怜的折中主义者、小识小见之徒（Floh－knacker，直译为捉跳蚤者）等等的阵营中。［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2页。——编者注］这种评定可以加在什么人身上和应当加在什么人身上，这是我们的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不愿考虑的。既然他们不会考虑，那么我们就给他们看一个鲜明的对比吧。恩格斯在1888年和1892年说到一般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时，都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56]。恩格斯只引用了一本书，那就是他曾经分析过的施达克评论费尔巴哈的一部著作。恩格斯说：“施达克极力保护费尔巴哈，反对现今在德国以哲学家名义大吹大擂的大学讲师们的攻击和学说。对关心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些不肖子孙的人们来说，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对施达克本人来说，这也许是必要的。不过我们就怜惜怜惜读者吧。”（《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25页［注：同上，第325页。——编者注］）
恩格斯想“怜惜读者”，就是说，使社会民主党人不至于有幸去结识那些自命为哲学家的不肖空谈家。究竟谁是这些“不肖子孙”的代表呢？
我们翻开施达克的著作（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就会看到他经常引证休谟和康德的拥护者们。施达克把费尔巴哈同这两条路线区分开来。施达克同时还引证阿·黎尔、文德尔班和阿·朗格（施达克的书第3、18—19、127页及以下各页）。
我们翻开1891年出版的理·阿芬那留斯的《人的世界概念》这本书的德文第1版，就会在第120页上读到：“我们的分析所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和其他研究者，例如恩·拉斯、恩·马赫、阿·黎尔、威·冯特的结论一致的，虽然由于观点的不同，这种一致还不是绝对的（durchgehend）。并请参阅叔本华的著作。”
我们的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尤什凯维奇嘲笑了谁呢？
阿芬那留斯丝毫不怀疑他自己在原则上接近康德主义者黎尔和拉斯，接近唯心主义者冯特，这种接近不是在个别问题上，而是在经验批判主义的“最后结论”的问题上。他在两个康德主义者之间提到马赫。的确，当黎尔和拉斯以休谟精神清洗康德，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以贝克莱精神清洗休谟的时候，难道他们还不是一伙吗？
恩格斯想“怜惜”德国工人，使他们不至于和这一伙“捉跳蚤的”大学讲师成为知交，这也值得大惊小怪吗？
恩格斯能怜惜德国工人，可是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却不怜惜俄国读者。
必须指出，康德和休谟的或休谟和贝克莱的本质上是折中主义的结合，可以说，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比例，有时主要强调这种混合物的这一因素，有时主要强调它的另一因素。例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公开承认自己和马赫是唯我论者（即彻头彻尾的贝克莱主义者）的，只有一个马赫主义者汉·克莱因佩特。相反地，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许多门徒和拥护者，如彼得楚尔特、维利、毕尔生、俄国经验批判主义者列谢维奇、法国人昂利·德拉克鲁瓦［注：昂利·德拉克鲁瓦《大卫·休谟和批判哲学》，见《国际哲学大会丛书》第4卷。作者把阿芬那留斯和德国内在论者、法国沙·雷努维埃及其学派（“新批判主义者”）都列为休谟的拥护者。］和其他人，都强调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观点中的休谟主义。我们且举一位特别有名望的学者为例。这位学者在哲学上也把休谟和贝克莱结合起来，但是他把着重点放在这种混合物的唯物主义因素上。这位学者就是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托·赫胥黎，是他使“不可知论者”这个术语通用起来的，当恩格斯谈判英国的不可知论的时候，无疑地首先而且主要指的就是他。恩格斯在1892年把这类不可知论者叫作“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3页。——编者注］。英国唯灵论者詹姆斯·华德在他的《自然主义和不可知论》一书中主要攻击了“不可知论的科学领袖”（第2卷第229页）赫胥黎。华德的话证实了恩格斯的评价，他说：“赫胥黎学说中承认物理的方面〈按马赫的说法，就是“要素的系列”〉居于第一位的这种倾向，往往表现得非常明显，以致在这里一般未必能说得上平行主义。尽管赫胥黎非常激烈地拒绝接受唯物主义者这个称号，认为这是对他的洁白无瑕的不可知论的侮辱，但我却不知道还有哪一位著作家比他更配得上这个称号。”（第2卷第30—31页）詹姆斯·华德还引用了赫胥黎的话来证实他的看法。赫胥黎说：“凡是熟悉科学史的人都会承认，科学的进步在各个时代都意味着，尤其是在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意味着我们称作物质和因果性的东西的领域在扩大，我们称作精神和自发性的东西相应地从人类思想的一切领域中逐渐消失。”或者：“我们要用精神的术语来表达物质现象，还是要用物质的术语来表达精神现象，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因为在一定的相对的意义上，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按马赫的说法，就是“相对稳定的要素复合”〉。但是根据科学的进步来看，在各方面最好使用唯物主义的术语。因为它把思想和世界的其他现象联结起来……而相反的术语或唯灵论的术语却是毫无内容的（utterlybarren，只能引起思想混乱和糊涂……几乎用不着怀疑，科学愈向前发展，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将要愈广泛愈彻底地用唯物主义的公式或符号来表达。”（第1卷第17—19页）
“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赫胥黎就是这样论述的，他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唯物主义，认为唯物主义是不正当地超出“感觉群”的“形而上学”。这同一位赫胥黎又写道：“如果我非得在绝对唯物主义和绝对唯心主义中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我不得不接受后者……”“我们唯一确实知道的是精神世界的存在。”（上引詹·华德的书第2卷第216页）
赫胥黎的哲学正象马赫的哲学一样，是休谟主义和贝克莱主义的混合物。但是在赫胥黎的著作中，贝克莱主义是偶尔出现的，而他的不可知论是唯物主义的遮羞布。在马赫的著作中，混合物的“色彩”就不同了，因而那位唯灵论者华德在无情地攻击赫胥黎的同时，亲昵地拍着阿芬那留斯和马赫的肩膀。
3.内在论者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战友
在谈到经验批判主义的时候，我们不免要一再引证所谓内在论学派的哲学家们。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是舒佩、勒克列尔、雷姆克和舒伯特－索尔登。现在有必要弄清楚经验批判主义和内在论者的关系，弄清楚内在论者所宣扬的哲学的本质。
马赫在1902年写道：“……现在我看到许多哲学家，如实证论者、经验批判主义者、内在论哲学的信徒，以及极少数自然科学家，互不相识，各自开辟新的道路，尽管这些道路因人而异，但差不多都是殊途同归。”（《感觉的分析》第9页）这里首先必须指出，马赫难得正确地承认，极少数自然科学家属于这种似乎“新的”但事实上非常陈旧的休谟主义－贝克莱主义哲学的拥护者。其次，马赫认为这种“新”哲学是一种很广泛的思潮，内在论者在这个思潮中同经验批判主义者和实证论者处于同等地位；马赫的这种看法是非常重要的。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俄译本（1906年）的序言里重复说道：“这样，就展开了一个共同的运动……”（第4页）马赫在另一个地方又说道：“我非常接近内在论哲学的追随者……我在这本书〈舒佩的《认识论和逻辑概论》〉里找不到一个地方是我不会欣然同意的，我顶多作了一点修订。”（第46页）马赫也认为舒伯特－索尔登是在走着“十分相近的道路”（第4页），而对于威廉·舒佩，马赫甚至把自己最后的、可以说是综合性的哲学著作《认识和谬误》献给他。
另一位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阿芬那留斯在1894年写道，舒佩对经验批判主义的赞同使他感到“高兴”和“振奋”，而他和舒佩之间的“意见不一（Differenz）”“也许只是暂时地存在着（viel－Ieichtnureinstweilennochbestehend）”。［注：《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8年卷（1894）第1册第29页。］最后，约·彼得楚尔特（弗·列谢维奇认为他的学说是经验批判主义的最高成就）直截了当地宣布舒佩、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这三个人是“新”派别的领袖（《纯粹经验哲学引论》1904年版第2卷第295页和《世界问题》［注：即《从实证论观点来看世界问题》。——编者注］1906年版第Ⅴ页和第146页）。同时彼得楚尔特坚决反对鲁·维利（《引论》第2卷第321页），——维利几乎是唯一的由于有舒佩这样的亲属而感到羞愧的著名马赫主义者，他力图在原则上同舒佩划清界限，阿芬那留斯的这个学生因此受到了敬爱的老师的训诫。阿芬那留斯在评注维利反对舒佩的文章时写了上面引用的那几句有关舒佩的话，并且补充说，维利的批判“也许是过火了”（《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8年卷（1894）第29页。维利反对舒佩的文章也刊载于此）。
我们已经知道了经验批判主义者对内在论者的评价，现在来看一看内在论者对经验批判主义者的评价。勒克列尔在1879年的评论，我们已经讲过了。舒伯特－索尔登在1882年直率地说自己的见解“部分地同老费希特〈即主观唯心主义的著名代表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他也象约瑟夫·狄慈根一样，在哲学方面有一个不肖之子〉一致”，再就是“同舒佩、勒克列尔、阿芬那留斯一致，并且部分地同雷姆克一致”，他还特别满意地引证马赫（《功的守恒》［注：即《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编者注］），来反对“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注：理查·冯·舒伯特－索尔登博士《论客体和主体的超验性》1882年版第37页和第5节，并参看他的《认识论的基础》1884年版第3页。］，——德国所有的反动讲师和教授都这样称呼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阿芬那留斯的《人的世界概念》一书问世后，威·舒佩在1893年《给理·阿芬那留斯的公开信》中祝贺这部著作的出版，认为这部著作是对舒佩本人也维护的“素朴实在论的确认”。舒佩写道：“我对思维的理解和您的〈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是非常一致的。”［注：《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7年卷（1893）第384页。］后来，在1896年，舒伯特－索尔登在给他“所依据的”“哲学上的方法论派别”作总结时，数了自己的家谱：从贝克莱和休谟开始，经过弗·阿·朗格（“我们德国这一派其实是从朗格开端的”），然后又数到拉斯、舒佩及其同伙、阿芬那留斯和马赫、新康德主义者中的黎尔、法国人中的沙·雷努维埃等等［注：理查·冯·舒伯特－索尔登博士《人类的幸福和社会问题》1896年版第Ⅴ页和第Ⅵ页。］。最后，在内在论者的专门哲学刊物的创刊号上刊载的纲领式的《发刊词》里，我们除了看到向唯物主义的宣战和对沙尔·雷努维埃的赞同外，还读到：“甚至在自然科学家本身的营垒中，个别自然科学家也发出了呼声，宣扬反对同行们日益增长的妄自尊大，反对那种支配着自然科学的非哲学精神。例如物理学家马赫就是这样……新生力量到处都行动起来了，它们致力于破除对自然科学正确无误的盲目信仰，开始重新探索进入神秘之堂奥的其他途径，探索通向真理之宫殿的更好入口。”［注：《内在论哲学杂志》[57]1896年在柏林出版的第1卷第6、9页。］
关于沙·雷努维埃，我稍微谈几句。他是在法国影响很大而且传播很广的所谓新批判主义者学派的首领。他的理论哲学是休谟的现象论和康德的先验主义的结合。他坚决否认自在之物。他宣称现象的联系、秩序、规律是先验的，他用大写字母写规律一词，并把它变为宗教的基础。天主教的神父们看到这种哲学欣喜若狂。马赫主义者维利愤怒地把雷努维埃叫作“使徒保罗第二”、“高级蒙昧主义者”、“善于诡辩的意志自由的宣扬者”（《反对学院智慧》第129页）。就是内在论者的这样一些同道者热烈地欢迎马赫的哲学。当马赫的《力学》一书的法译本出版时，雷努维埃的同事和学生毕雍出版的“新批判主义者”的刊物《哲学年鉴》[58]写道，“谈论马赫先生的实证论科学对实体、物、自在之物的批判同新批判主义的唯心主义有多大程度的一致，这是没有必要的。”（第15卷（1904年）第179页）
至于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他们都因自己和内在论者有血缘关系而感到羞愧；对于这些不自觉地走上司徒卢威、缅施科夫之流的道路的人们，当然不能有别的指望。只有巴扎罗夫把“内在论学派的一些代表”叫作“实在论者”［注：“现代哲学的实在论者（来自康德主义的内在论学派的一些代表、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派以及许多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流派）认为，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否弃素朴实在论的出发点。”（《论丛》第26页）］。波格丹诺夫扼要地（而事实上是错误地）宣称：“内在论学派不过是康德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之间的中间形式。”（《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ⅩⅩⅡ页）维·切尔诺夫写道：“一般说来，内在论者只在其理论的一个方面接近实证论，其他方面则远远超出实证论的范围。”（《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第37页）瓦连廷诺夫说：“内在论学派使这些〈马赫主义的〉思想具有不合适的形式，因而陷入唯我论的绝境。”（上引书第149页）请看，这里是要什么有什么：既有宪法又有姜汁鲟鱼[59]；既有实在论又有唯我论。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敢直率地清楚地道出内在论者的真相。
事实上，内在论者是反动透顶的反动派，信仰主义的公开说教者，彻头彻尾的蒙昧主义者。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公开地用自己的理论性最强的认识论著作来捍卫宗教，替这种或那种中世纪思想辩护。勒克列尔在1879年替自己的哲学辩护，说它能“满足宗教信仰者的一切要求”（《……实在论》［注：即《从贝克莱和康德对认识的批判来看现代自然科学的实在论》。——编者注］第73页）。约·雷姆克在1880年把自己的《认识论》［注：即《世界是知觉和概念。认识论》。——编者注］一书献给新教牧师比德曼，他在这本书的结尾宣扬不是超感觉的神，而是作为“实在的概念”的神（大概巴扎罗夫因此就把“某些”内在论者列为“实在论者”的吧？），还说“这个实在的概念的客体化由实际生活来解决”，还把比德曼的《基督教教义学》称为“科学的神学”的典范（约·雷姆克《世界是知觉和概念》1880年柏林版第312页）。舒佩在《内在论哲学杂志》上断言，如果说内在论者否认超验的东西，那么神和来世决不包含在这个概念之中（《内在论哲学杂志》第2卷第52页）。他在《伦理学》一书中坚持“道德规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有联系”的主张，并斥责政教分立这种“毫无意义的词句”（威廉·舒佩博士《伦理学和法哲学基础》1881年布雷斯劳版第181、325页）。舒伯特－索尔登在他的《认识论的基础》这本书里作出结论说，我们的自我先于我们的肉体而存在，自我在肉体死后仍然存在，也就是说，灵魂不死（上引书第82页）等等。他在《社会问题》［注：即《人类的幸福和社会问题》。——编者注］一书中反对倍倍尔，拥护“社会改良”以及等级选举制。他说：“社会民主党人忽视了一个事实：没有神恩赐的不幸，就没有幸福。”（第330页）同时又悲叹道，唯物主义“占着统治地位”（第242页），“现在谁要是相信有彼岸的生活，哪怕只相信有这种可能性，他也会被看成是个傻瓜”（同上）。
就是这些德国的缅施科夫式的人物，这些丝毫不亚于雷努维埃的第一流蒙昧主义者和经验批判主义者，亲密地姘居着。他们在理论上有血缘关系，这是无可争辩的。内在论者的康德主义并不比彼得楚尔特或毕尔生的康德主义多。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内在论者自己承认是休谟和贝克莱的学生，而且这种对内在论者的评价在哲学文献上也是得到公认的。为了清楚地指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这些战友是以什么样的认识论前提为出发点的，我们现在从内在论者的著作里引证几个基本的理论论点。
勒克列尔在1879年还没有想出“内在论者”这个名称。这个名称本来的意思是“经验的”、“凭经验得到的”，它象欧洲资产阶级政党的那些骗人招牌一样，也是一块遮盖劣品的骗人招牌。勒克列尔在他的第一部著作里公开地坦率地自称为“批判唯心主义者”（《……实在论》第11、21、206页及其他许多页）。我们已经看到，他在这本书里批判康德向唯物主义让步，明确地指出他自己的道路是从康德走向费希特和贝克莱。勒克列尔象舒佩、舒伯特－索尔登和雷姆克一样，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对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倾向进行了无情的斗争。
勒克列尔说：“如果我们回到批判唯心主义的观点，如果我们不把超验的存在〈即在人的意识以外的存在〉加给整个自然界和自然过程，那么，在主体看来，无论是物体的总和，还是主体所能看到和触及到的自己的肉体及其一切变化，都将是空间上相互关联的共存和时间上的连贯性的直接感知的现象，因此对自然界的一切解释归结起来就是确定这些共存和连贯性的规律。”（第21页）
反动的新康德主义者说过：回到康德那里去。反动的内在论者现在所说的其实就是：回到费希特和贝克莱那里去。在勒克列尔看来，一切存在物都是“感觉的复合”（第38页），同时他把作用于我们感官的一些种类的特性（Eigenschaften），比方说，用字母M来表示，而把作用于其他的自然界客体的另一些种类的特性用字母N来表示（第150页及其他页）。勒克列尔还说，自然界不是个别人的“意识现象（Bewuβtseinsphanomen）”，而是“人类”的“意识现象”（第55—56页）。如果注意到勒克列尔正是在马赫担任物理学教授的布拉格出版这本书的，并且勒克列尔欣喜若狂地引证的仅仅是1872年出版的马赫的《功的守恒》，那么不由地会产生一个问题：是不是应当承认信仰主义的信徒、露骨的唯心主义者勒克列尔是马赫的“独创的”哲学的真正祖师呢？
至于讲到那个得出“同样结论”（据勒克列尔说［注：《一元论的认识论概论》1882年布雷斯劳版第10页。］）的舒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真的以维护“素朴实在论”自居，并且在《给理·阿芬那留斯的公开信》中苦恼地抱怨说：“我的〈威廉·舒佩的〉认识论通常被曲解为主观唯心主义了”。内在论者舒佩说他拥护实在论，这个不高明的骗术究竟是怎么回事，从舒佩反驳冯特时所说的一段话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冯特毫不犹豫地把内在论者都列为费希特主义者、主观唯心主义者（《哲学研究》杂志上引卷第386、397、407页）。
舒佩反驳冯特说：“我说的‘存在就是意识’这个论点的意思是，意识离开外部世界是不可设想的，因而后者属于前者，这就是我屡次指出并加以说明的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绝对的联系（Zusammengehokeit），在这种联系中，它们构成存在的统一的、原初的整体。”［注：威廉·舒佩《内在论哲学和威廉·冯特》，载于《内在论哲学杂志》第2卷第195页。］
只有非常天真的人才会看不出这种“实在论”中的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真想不到：外部世界“属于意识”并且和意识有绝对的联系！是的，人们“通常”把他列为主观唯心主义者，这就诋毁了这位可怜的教授。这种哲学和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完全一致，切尔诺夫和瓦连廷诺夫的任何声明和抗议都不能把它们彼此分开，这两种哲学将一起被送到德国教授们的反动制品的博物馆里去。作为再次证明瓦连廷诺夫先生考虑不周的一个笑柄，我们要指出：他把舒佩称为唯我论者（不用说，舒佩曾经象马赫、彼得楚尔特之流一样，拼命赌咒发誓，说他不是唯我论者，还专以这个题目写了文章），而对《论丛》一书中的一篇巴扎罗夫的文章则赞扬备至！我真想把巴扎罗夫所说的“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句名言译成德文，把它寄给一个头脑稍微清楚一些的内在论者。他一定会狂吻巴扎罗夫，而且会象舒佩、勒克列尔和舒伯特－索尔登之流狂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那样把巴扎罗夫吻个不休。因为巴扎罗夫的这句名言就是集内在论学派的学说之大成。
最后，请看舒伯特-索尔登吧。“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即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的“形而上学”，是这位哲学家的大敌（《认识论的基础》1884年版第31页以及整个第2章《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自然科学舍弃了一切意识关系”（第52页）——这就是主要的罪恶（这也就是唯物主义！）。因为人不能脱离“感觉，因而也不能脱离意识状态”（第33、34页）。舒伯特－索尔登在1896年承认说，当然，我的观点是认识论上的唯我论（《社会问题》第Ⅹ页），但不是“形而上学的”唯我论，不是“实践的”唯我论。“我们直接感知的东西就是感觉，是不断变化的感觉的复合。”（《论……超验性》［注：即《论客体和主体的超验性》。——编者注］第73页）
舒伯特－索尔登说：“自然科学把〈人类〉共同的外部世界当作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原因，马克思用同样的（而且同样错误的）方式把物质的生产过程当作内部过程和动机的原因。”（《社会问题》第ⅩⅤⅢ页）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和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联系，马赫的这位战友并不想表示怀疑。
“许多人，甚至是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看法：从认识论上的唯我论观点看来，任何形而上学都是不可能有的，就是说，形而上学总是超验的。经过深思以后，我不能够同意这个看法。我的理由是这样的……一切感知到的东西的直接基础是精神的（唯我论的）联系，个人的自我（个人的表象世界）及其肉体是精神联系的中心。没有这个自我，其余的世界是不可设想的；没有其余的世界，这个自我也是不可设想的。随着个人的自我的毁灭，世界也就烟消云散，这看来是不可能的；随着其余的世界的毁灭，个人的自我也就没有容身之地，因为个人的自我只能在逻辑上而不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同世界分开。因此我的个人的自我即使在我死后也必然继续存在，只要整个世界不随着我的个人的自我而一起毁灭……”（同上，第ⅩⅩⅢ页）
“原则同格”、“感觉的复合”以及马赫主义的其他庸俗见解，对那些需要它们的人是服务得很好的！
“……从唯我论的观点看来，什么是彼岸世界（dasJenseits）呢？它不过是我在未来可能有的经验……。”（同上）“当然，举例来说，降神术没有证明自己的彼岸世界的存在，可是无论如何不能拿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来反对降神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唯物主义不过是无所不包的精神联系〈＝“原则同格”〉内部的世界过程的一个方面。”（第ⅩⅩⅠⅤ页）
所有这些话全是在《社会问题》（1896）一书的那篇哲学序言里说的。在那篇序言里，舒伯特－索尔登一直是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手挽着手出现的。马赫主义只有在一小群俄国马赫主义者那里才专为知识分子空谈服务，而在它的祖国却公开宣布它扮演信仰主义奴仆的角色！
4.经验批判主义往哪里发展？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马赫主义在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以后的发展情形。我们已经看到，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是大杂烩，是一些矛盾的没有联系的认识论命题的堆砌。我们现在应当看一看这种哲学怎样发展，往哪里发展，就是说，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会帮助我们援引一些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来解决若干“争论的”问题。实际上，由于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派别的基本哲学前提是折中主义的、没有联系的，所以对这个派别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在枝节问题上进行无谓的争论，这是完全难免的。但是，经验批判主义象任何一种思潮一样，是活生生的、成长着的、发展着的东西，它朝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的事实，要比冗长的议论更有助于解决有关这种哲学的真正本质的基本问题。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实证论”、“纯粹经验”哲学、“一元论”或“经验一元论”、“自然科学的哲学”等等），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以及这些学生和追随者学到了什么。
这后一个问题正是我们现在所感到兴趣的。一切根本的东西，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20多年以前都已经谈过了。在这段时间里，那些想要了解这两位“领袖”的人以及这两位“领袖”本人（至少是比自己的同伴长寿的马赫）认为是自己事业的继承者的人是怎样了解这两位“领袖”的，这一点不会不表露出来。为了确切起见，我们就以自称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生（或追随者）以及被马赫列入这个营垒的那些人为例。这样，我们就会看出，经验批判主义是一个哲学流派，而不是著作家的奇谈汇集。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俄译本序言中把汉斯·科内利乌斯作为一位走着“即使不是相同道路，也是很相近道路”的“青年研究工作者”（第4页）加以推荐。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一书的正文里再一次顺便“满意地提到”汉·科内利乌斯等人的“著作”，说他们“揭示了阿芬那留斯思想的本质并且向前发展了这些思想”（第48页）。拿汉·科内利乌斯的《哲学引论》（1903年德文版）这本书来说吧。我们看到，这本书的作者也提到他要跟随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走（第ⅤⅢ、32页）。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为老师所承认的学生。这个学生也是从感觉—要素开始的（第17、24页），他断然说，他不超出经验（第ⅤⅠ页）。他称自己的观点是“彻底的或认识论的经验论”（第335页）。他毅然决然地既谴责唯心主义的“片面性”，又谴责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的“独断主义”（第129页）。他劲头十足地批驳可能产生的“误解”（第123页）：似乎从他的哲学中会得出承认世界存在于人脑中的结论。他以不亚于阿芬那留斯、舒佩或巴扎罗夫的巧妙手法向素朴实在论递送秋波（第125页：“视觉和其他任何一种知觉是在而且只是在我们发现它们的地方，即素朴的没有被虐伪的哲学玷污的意识给它们限定的地方，才有自己的位置”）。这样，这个为老师所承认的学生也得出了灵魂不死、有神的结论。这位教授讲坛上的巡官，不，应当说“最新实证论者”的学生，吼叫道：唯物主义把人变成了一部自动机器。“不用说，唯物主义破坏了我们自由决断的信心，同时还破坏了对我们行为的道德价值的全部评价和我们的责任心。同样地，关于我们的生命在死后继续存在的思想，唯物主义也不给它容身之地。”（第116页）这本书的结尾是：教育（显然是对这位科学大师所愚弄的青年的教育）之所以需要，不仅是为了活动，而“首先”是为了“培养崇敬心（Ehrfurcht）——不是崇敬偶然传统的暂时价值，而是崇敬天职和美的不朽价值，崇敬在我们内心和在我们以外的神灵（demGottlichen）”（第357页）。
请把这种见解和亚·波格丹诺夫的论断比较一下。波格丹诺夫硬说，由于马赫否认任何“自在之物”，所以在马赫哲学中，神、意志自由、灵魂不死等观念绝对没有（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而且“不可能有容身之地”（《感觉的分析》第ⅩⅡ页）。可是马赫就在这一本书里（第293页）声称：“没有什么马赫哲学”，他不仅推荐内在论者，而且还推荐那位揭示了阿芬那留斯的思想本质的科内利乌斯！因此，第一，波格丹诺夫绝对不知道“马赫哲学”是一种不仅栖身于信仰主义的羽翼下而且还要走向信仰主义的思潮。第二，波格丹诺夫绝对不知道哲学史，因为把否定上述观念和否定任何自在之物联系在一起，就是嘲弄哲学史。一切始终不渝地拥护休谟的人，由于否定任何自在之物，恰恰给这些观念留下容身之地，波格丹诺夫是不是想要否认这一点呢？主观唯心主义者否定任何自在之物，从而使这些观念有容身之地，波格丹诺夫是不是没有听到过这一点呢？这些观念唯独在一种哲学即唯物主义哲学里“不可能有容身之地”，因为这种哲学教导说：只有感性的存在；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外部世界即物理的东西是唯一的客观实在。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马赫所推荐的内在论者和马赫的学生科内利乌斯以及整个现代教授哲学都同唯物主义展开了斗争。
当人们向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着重指出这种不体面的言行时，他们才开始和科肉利乌斯断绝关系。可是这没有多大价值。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大概没有“接到警告”，所以他在社会主义杂志上还推荐这位科内利乌斯（1908年《斗争》杂志第5期第235页：“这是一部容易读的、值得大大推荐的著作”）。有人通过马赫主义把露骨的哲学反动分子和信仰主义的宣扬者拉来作工人的老师！
彼得楚尔特没有接到警告就看出科内利乌斯的虚伪，可是他同这种虚伪作斗争的方式简直妙极了。请听一听：“断言世界就是表象〈我们正与之斗争的——这可不是开玩笑！——唯心主义者就是这样断言的〉，这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有意义，即人们想以此说明世界是陈述者或者甚至是所有陈述者的表象，就是说，世界的存在仅仅依赖于这个人或这些人的思维：只有当这个人想到世界的时候，世界才存在，当他没有想到世界的时候，世界就不存在。相反地，我们使世界不依赖于个别人或者一些人的思维，或者说得更确切和更明白些，不依赖于思维的活动，不依赖于任何现实的〈实际的〉思维，而是依赖于一般思维，并且只是在逻辑上。唯心主义者把二者混淆起来，其结果就是我们在科内利乌斯的著作中所看的不可知论的半唯我论。”（《引论》第2卷第317页）
斯托雷平否认有秘密检查室！[60]彼得楚尔特彻底击败了唯心主义者。但令人诧异的是：他这样歼灭唯心主义，倒象是劝告唯心主义者要更狡猾地掩盖自己的唯心主义。世界依赖于人们的思维，——这是错误的唯心主义。世界依赖于一般思维，——这是最新的实证论、批判实在论，一句话，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骗术！如果说科内利乌斯是不可知论的半唯我论者，那么彼得楚尔特就是唯我论的半不可知论者。先生们，你们在捉跳蚤啊！
我们继续谈下去吧。马赫在他的《认识和谬误》这本书的第2版里说道，教授汉斯·克莱因佩特博士作了“系统的叙述〈对马赫的观点〉，在一切重要的地方，我都能同意这个叙述”（《现代自然科学的认识论》1905年莱比锡版）。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号汉斯吧。这位教授是马赫主义的一个最好的传播者，他在一些专门的哲学刊物上用德文和英文写了不少介绍马赫观点的文章，翻译了马赫推荐的并附有马赫的序言的一些著作，总而言之，他是这位“老师”的得力帮手。请看他的观点：“……我的全部（外在的和内在的）经验，我的全部思维和意向，都是我的心理过程，都是我的意识的一部分。”（上引书第18页）“我们叫作物理的东西的，是由心理要素构成的。”（第144页）“任何科学所能达到的唯一的目标是主观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的真相（Gewissheit）。”（第9页，黑体是克莱因佩特用的，他在这里作了一个注释：“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已经说过类似的话。”）“假定有别人的意识存在，这是一个决不能得到经验证实的假定。”（第42页）“我不知道……在我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自我。”（第43页）第5节的题目是《意识的能动性》（“自生性”＝自发性）。动物这类自动机器的表象变换纯粹是机械的。当我们作梦的时候，也是这样。“在正常状态下，我们意识的特性和这种情形有本质上的不同。这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具有那些〈自动机器〉所没有的特性；要机械地或自动地说明这种特性，至少是困难的。这种特性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自我的主动性。任何人都能使自己和自己的意识状态对立起来，都能操纵这些意识状态，都能把它们鲜明地摆出来或者把它们藏起来，都能分析它们，都能把它们的各个部分彼此加以比较，等等。这一切都是（直接的）经验的事实。我们的自我实质上不同于一切意识状态的总和，所以不能同这个总和相提并论。糖是由碳、氢、氧组成的；假如我们使糖具有糖的灵魂，那么类推下去，糖的灵魂就应当具有任意移动氢粒子、氧粒子和碳粒子的特性。”（第29—30页）下一章第4节的题目是《认识的行动就是意志的行动（Willenshandlung〉》。“我的一切心理体验划分为强制行为和任意行为两大类，应当认为这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外部世界的一切印象都属于前一类。”（第47页）“关于同一个事实领域，可以有许多理论……这个事实是物理学家完全了解的，又是同任何绝对认识论的前提不相容的。这个事实是和我们思维的意志性质有关联的；这个事实表现出我们的意志不受外部环境的束缚。”（第50页）
现在请大家判断一下波格丹诺夫的声明是多么大胆吧，当马赫自己推荐克莱因佩特这种人的时候，波格丹诺夫竟说在马赫哲学里“意志自由绝对没有容身之地”！我们已经看到，克莱因佩特没有掩饰自己的唯心主义和马赫的唯心主义。克莱因佩特在1898—1899年写道：“对于我们概念的本质，赫兹表露出同样的〈象马赫一样的〉主观主义看法……如果从唯心主义方面看来，马赫和赫兹〈克莱因佩特把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扯上，这有多少道理，以后另行论述〉因为着重指出我们的一切概念〈不是个别的概念）的主观起源和它们之间的联系而建立了功绩，那么从经验论方面看来，他们因为承认只有经验这个不依赖于思维的阶段才能解决概念的正确性问题也建立了同样大的功绩。”（1898—1899年《系统哲学文库》第5卷第169—170页）克莱因佩特在1900年写道：虽然康德和贝克莱跟马赫有种种不同，“但是至少他们比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成为马赫主要攻击对象的形而上学的经验论〈即唯物主义！这位教授先生避讳叫出恶魔的名字！〉更加接近马赫”（同上，第6卷第87页）。他在1903年写道：“贝克莱和马赫的出发点是无法驳倒的……”“马赫是康德事业的完成者。”（1903年《康德研究》杂志第8卷第314、274页）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俄译本序言中也把泰·齐亨称作“走的即使不是相同道路，也是很相近道路的人”。我们读读泰·齐亨教授的《心理生理学的认识论》（TheodorZiehen：《PsychophysiologischeErkenntnistheorie》1898年耶拿版）这部著作就会看到，作者在序言里就引用了马赫、阿芬那留斯、舒佩等人的话。看来，这又是一个为老师所承认的学生。齐亨的“最新”理论是：只有“群氓”才会认为，似乎是“现实的物引起我们的感觉”（第3页）；“在认识论的入口，除了写上贝克莱的‘外部客体不是独自存在着，而是在我们的心中存在着’这句话，不可能有任何别的题词”（第5页）。“我们感知的只是感觉和表象。这二者都是心理的东西。非心理的东西是没有内容的字眼。”（第100页）自然规律不是物质的物体之间的关系，而是“还原了的感觉之间的”关系（第104页：齐亨式的贝克莱主义的全部独创性就在于“还原了的感觉”这个“新”概念！）。
还在1904年，彼得楚尔特就在他的《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2卷（第298—301页）里把齐亨当作唯心主义者抛弃了。他在1906年已经把科内利乌斯、克莱因佩特、齐亨、费尔伏恩列入唯心主义者或心理一元论者的名单（《……世界问题》第137页注释）。要知道，所有这些教授先生们在对“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观点”的解释中都有“误解”（同上）。
可怜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非但他们的敌人诬蔑他们搞唯心主义，“甚至”（如波格丹诺夫所说）搞唯我论，连他们的朋友、学生、追随者、专家教授也错误地、从唯心主义方面理解自己的老师。如果说经验批判主义发展为唯心主义，这决不能证明它的混乱的贝克莱主义的基本前提根本是虚妄的。天啊！这不过是一个诺兹德列夫[61]式的人物彼得楚尔特所说的那种小小的“误解”而已。
在这里最可笑的也许是：这位以维护纯洁无瑕自居的彼得楚尔特自己首先以“逻辑的先验”“补充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其次把他们和信仰主义的传播者威廉·舒佩结合在一起。
如果彼得楚尔特知道英国的马赫信徒，他还得把陷进（由于“误解”）唯心主义的马赫主义者的名单大大地扩充。我们已经指出，大受马赫赞赏的卡尔·毕尔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请再听两位“诽谤者”对毕尔生所作的同样的评论：“卡·毕尔生教授的学说不过是贝克莱的真正伟大的学说的回声。”（霍华德·诺克斯的话，载于1897年《思想》杂志第6卷第205页），“毫无疑问，毕尔生先生是一个十足的唯心主义者。”（乔治·罗狄埃的话，载于1888年2月《哲学评论》杂志[62]第26卷第200页）马赫认为英国唯心主义者威廉·克利福德的学说“非常接近”他的哲学（《感觉的分析》第8页）。不过这个克利福德与其说是马赫的学生，不如说是马赫的老师，因为他的哲学著作在上一世纪70年代就已出版了。这里的“误解”是直接从马赫那里来的，马赫在1901年“没有看出”克利福德学说中的唯心主义。克利福德曾说，世界是“精神之物（mindstuff）”、“社会的客体”、“高度组织起来的经验”等等［注：威廉·金登·克利福德《演讲论文集》1901年伦敦第3版第2卷第55、65、69页。在第58页上写道：“我拥护贝克莱，反对斯宾塞。”在第52页上写道：“客体是我的意识中的一连串变化，而不是我的意识以外的某种东西。”］。为了说明德国马赫主义者的欺骗行为，应当指出，克莱因佩特在1905年就把这个唯心主义者抬高到“现代自然科学认识论”的创始人的地位！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第284页上指出了一位“接近”佛教和马赫主义的美国哲学家保·卡鲁斯。卡鲁斯自称是马赫的“崇拜者和朋友”，他在芝加哥主编一个研究哲学的杂志《一元论者》[63]和一个宣传宗教的杂志《公开论坛》（《TheOpenCourt》）[64]。这个通俗杂志的编辑部说道：“科学是神的启示。我们坚持这样一种看法：科学可以改革教会，这种改革将保存宗教中一切正确的、健康的好的东西。”马赫经常为《一元论者》杂志撰稿，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他的新作的个别章节。卡鲁斯按照康德的精神“稍微”修改了马赫的学说，声称马赫“是唯心主义者，或者象我要说的，是主观主义者”，但是，尽管他，卡鲁斯，和马赫有部分意见分歧，却仍然深信“我和马赫在思想上一致”。［注：1906年7月《一元论者》杂志第16卷；保·卡鲁斯《马赫教授的哲学》第320、345、333页。这是对克莱因佩特在同一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的回答。］卡鲁斯声明：我们的一元论“不是唯物主义的，不是唯灵论的，也不是不可知论的；它不过是意味着彻底性……它把经验当作基础，把经验关系的系统化的形式当作方法来使用”（显然这是从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那本书里抄来的！）。卡鲁斯的口号是：“不是不可知论，而是实证科学；不是神秘主义，而是清晰的思想；不是超自然主义，不是唯物主义，而是一元论的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宗教；不是信条，而是信仰（notcreed，butfaith）。”为了实行这个口号，卡鲁斯宣扬一种“新神学”、“科学的神学”或宗教科学。这种神学否定圣经的词句，但是坚信“一切真理都是神的真理，神在自然科学中也象在历史中一样显示自己”［注：同上，第13卷第24页及以下各页，卡鲁斯的论文：《神学是一门科学》。］。应当指出，克莱因佩特在上面提到的那本论述现代自然科学的认识论的书里，除了推荐奥斯特瓦尔德、阿芬那留斯和内在论者，还推荐了卡鲁斯（第151—152页）。当海克尔发表了他的一元论者协会的纲要时，卡鲁斯表示坚决反对。首先，卡鲁斯认为，海克尔否定“同科学的哲学完全相容的”先验主义是枉费心机的。其次，卡鲁斯反对海克尔的“排除意志自由的可能性”的决定论学说。再次，他说海克尔“强调自然主义者反对教会传统保守主义的片面观点，是犯了一个错误。因此，海克尔并不是愉快地致力于使现存教会对教理作出新的更正确的解释而得到高度发展，而是变成了现存教会的敌人”（同上，1906年第16卷第122页）。卡鲁斯本人也承认：“许多自由思想者认为我是反动分子，责备我不加入他们把一切宗教当作偏见来攻击的合唱队。”（第355页）
十分明显，我们面前是以宗教鸦片来麻醉人民的一伙美国文化骗子的首领。马赫和克莱因佩特显然也是由于小小的“误解”而加入了这一伙的。
5.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
波格丹诺夫关于自己写道：“直到现在，我个人在著作界只知道一个经验一元论者，此人就是亚·波格丹诺夫。我倒很了解他，并且能够保证他的观点完全适合自然界对于精神是第一性的这一神圣的公式。这就是说，他把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看作是发展的一根不断的链条，这根链条最底下的环节消失在要素的混沌世界里，而我们所知道的上面的环节是人们的经验〈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即心理经验和更高一层的物理经验，并且这种经验和从其中产生出来的认识都符合于通常称之为精神的东西。”（《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ⅩⅠⅠ页）
波格丹诺夫在这里把我们所熟知的恩格斯的原理叫作“神圣的”公式来加以讥笑，但又巧妙地避开了恩格斯！我们同恩格斯没有分歧，根本没有……
可是请大家更仔细地看一看波格丹诺夫自己对他的标榜一时的“经验一元论”和“代换说”所作的这段概述吧。波格丹诺夫把物理世界叫作人们的经验，宣称在发展的链条上，物理经验要比心理经验“更高一层”。这真是荒谬绝伦！而这种荒谬正是一切唯心主义哲学所特有的。如果波格丹诺夫把这样的“体系”也归入唯物主义，说什么他也认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那简直是滑稽。如果这样应用恩格斯的定义，那么连黑格尔也是唯物主义者了，因为，在黑格尔那里也是心理经验（名为绝对观念）在先，然后是“更高一层”的物理世界，即自然界，最后才是人的认识，人是通过自然界认识绝对观念的。任何一个唯心主义者也不会在这种含义上否认自然界的第一性，因为实际上这不是第一性，实际上自然界不是被看作直接存在的东西，不是被看作认识论的出发点。实际上还要通过“心理的东西”的抽象概念这一漫长的行程才转到自然界。不论这些抽象概念叫作绝对观念、普遍的自我，还是叫作世界意志或其他等等，都一样。这些名称只是用来区分唯心主义变种的，而这些变种多得不可胜数。唯心主义的实质在于：把心理的东西作为最初的出发点；从心理的东西引出自然界，然后再从自然界引出普通的人的意识。因此，这种最初的“心理的东西”始终是把冲淡了的神学掩盖起来的僵死的抽象概念。例如，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人的观念，但是脱离了人的和在人出现以前的观念、抽象的观念、绝对观念，却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神学的虚构。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人的感觉，但是脱离了人的、在人出现以前的感觉，却是胡说、僵死的抽象概念、唯心主义的谬论。波格丹诺夫在编造下面的阶梯时炮制的正是这种唯心主义的谬论：
（1）“要素”的混沌世界（我们知道，要素这个名词除了感觉’不包含任何其他的人的概念）；
（2）人们的心理经验；
（3）人们的物理经验；
（4）“从这种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认识”。
与人脱离的（人的）感觉是没有的。这就是说，第一层梯级是僵死的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实质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通常的人的感觉，而是某种臆造的、不属于任何人的感觉，一般感觉，神的感觉，正如在黑格尔那里通常的人的观念一旦与人和人脑分开就成了神的观念一样。
第一层梯级滚开吧。
第二层梯级也滚开吧。因为，任何人都不知道，自然科学也不知道物理的东西以前的心理的东西（而波格丹诺夫认为第二层梯级先于第三层梯级）。物理世界在心理的东西出现以前就已存在，心理的东西是最高形式的有机物质的最高产物。波格丹诺夫的第二层梯级也是僵死的抽象概念，是没有头脑的思想，是与人分开的人的理性。
只有完全抛弃前两层梯级，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一幅真正同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相符合的世界图景。这就是：（1）物理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它在人出现以前、在任何“人们的经验”产生以前早就存在；（2）心理的东西、意识等等是物质（即物理的东西）的最高产物，是叫作人脑的这样一块特别复杂的物质的机能。
波格丹诺夫写道：“代换的领域是和物理现象的领域相合的；用不着以任何东西代换心理现象，因为它们是直接的复合。”（第ⅩⅩⅩⅠⅩ页）
这就是唯心主义，因为心理的东西，即意识、表象、感觉等等，被认为是直接的东西，而物理的东西是从其中引出来的，是代换它的。费希特说，世界是我们的自我所创造的非我。黑格尔说，世界是绝对观念。叔本华说，世界是意志。内在论者雷姆克说，世界是概念和表象。内在论者舒佩说，存在是意识。波格丹诺夫说，物理的东西是心理的东西的代换。只有瞎子才看不出这些不同的说法所包含的相同的唯心主义实质。
波格丹诺夫在《经验一元论》第1卷第128—129页写道：“让我们向自己提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生物’，譬如说，什么是‘人’？”他回答道：“‘人’首先是‘直接体验’的一定复合”。请注意“首先”二字！“然后，在经验的进一步发展中，‘人’对自己和别人来说才是其他许多物理物体中的一个物理物体。”
这完全是胡说的“复合”，它只适宜于推出灵魂不死或神的观念等等。人首先是直接体验的复合，而在进一步发展中才是物理物体！这就是说，有脱离了物理物体的、在物理物体出现以前的“直接体验”。真可惜，我们的正教中学还没有讲授这种卓绝的哲学；在那里，它的全部价值是会受到珍视的。
“……我们承认，物理自然界本身是那些具有直接性质的复合（其中也包括心理同格）所派生的东西〈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物理自然界是这种复合在其他的、与它们相似的、不过是最复杂类型的复合中（在生物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中）的反映。”（第146页）
凡是说物理自然界本身是派生的东西的哲学，就是最纯粹的僧侣主义哲学。它的这种性质决不会因为波格丹诺夫本人极力否认一切宗教而有所改变。杜林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甚至提议在他的“共同社会的”制度里禁止宗教。尽管这样，恩格斯完全正确地指出，杜林的“体系”如果没有宗教便不能自圆其说。［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41—343页。——编者注］波格丹诺夫也完全是这样，不过有一个重大的差别：上面引的一段话不是偶然的自相矛盾，而是他的“经验一元论”和他的全部“代换说”的本质。如果自然界是派生的，那么不用说，它只是由某种比自然界更巨大、更丰富、更广阔、更有力的东西派生出来的，只是由某种存在着的东西派生出来的，因为要“派生”自然界，就必须有一个不依赖于自然界而存在的东西。这就是说，有某种存在于自然界以外、并且能派生出自然界的东西。用俄国话说，这种东西叫作神。唯心主义哲学家总是想方设法改变神这个名称，使它更抽象，更模糊，同时（为了显得更真实）更接近于“心理的东西”，如“直接的复合”、无须证明的直接存在的东西。绝对观念，普遍精神，世界意志，心理的东西对物理的东西的“普遍代换”，——这些都是同一个观念，只是说法不同而已。任何人都知道，而且自然科学也在研究，观念、精神、意志、心理的东西是进行正常活动的人脑的机能；把这种机能同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分开，把这种机能变为普遍的抽象概念，用这个抽象概念“代换”整个物理自然界，这是哲学唯心主义的妄想，这是对自然科学的嘲弄。
唯物主义说，“生物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是由物理自然界派生出来的，是物理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是从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性、组织性、经验和生物的那种状态的物理自然界中发展出来的。唯心主义说，物理自然界是由生物的这种经验派生出来的。唯心主义这样说，就是把自然界和神相提并论（如果不是使自然界隶属于神）。因为神无疑是由生物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派生出来的。不管怎样考察波格丹诺夫的哲学，除了反动的混乱思想，它没有任何别的内容。
波格丹诺夫以为谈论社会地组织经验，就是“认识上的社会主义”（第3卷第ⅩⅩⅩⅠⅤ页）。这真是痴人说梦。如果这样解释社会主义，那么耶稣会士[65]也是“认识上的社会主义”的热诚的信徒了，因为他们的认识论的出发点，就是神这个“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疑地，天主教也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不过它反映的不是客观真理（为波格丹诺夫所否定而为科学所反映的客观真理），而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利用人民的愚昧无知。
何必提耶稣会士呢！我们在马赫所心爱的内在论者那里完全可以找到波格丹诺夫的“认识上的社会主义”。勒克列尔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的意识（《……实在论》第55页），决不是个别人的意识。这种费希特主义的认识上的社会主义，你要多少，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就可以给多少。舒佩也强调dasgenerische，dasgattungsmaβigeMomintdesBewusstseins（参看《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7卷第379—380页），即认识中共同的、类的要素。以为用人类的意识代替个人的意识，或者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代替一个人的经验，哲学唯心主义便会消失，这等于以为用股份公司代替一个资本家，资本主义便会消失一样。
我们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尤什凯维奇和瓦连廷诺夫跟着唯物主义者拉赫美托夫说，波格丹诺夫是唯心主义者（同时又简直象流氓似地大骂拉赫美托夫）。但是他们不会想一想这种唯心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在他们看来，波格丹诺夫是一个单独的现象，是一种偶然的情况，是个别的例子。这是不正确的。波格丹诺夫个人可以认为他发明了“独创的”体系，可是只要把他和上述的马赫的学生们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这种看法的错误。波格丹诺夫和科内利乌斯之间的差别，比科内利乌斯和卡鲁斯之间的差别小得多。波格丹诺夫和卡鲁斯之间的差别，又比卡鲁斯和齐亨之间的差别小些（当然是从哲学体系方面来看，而不是从反动结论的自觉性方面来看），等等。波格丹诺夫不过是那种证明马赫主义向唯心主义发展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的表现之一。如果在波格丹诺夫的老师马赫的学说中没有贝克莱主义的……“要素”，世界上就不会出现波格丹诺夫（当然指的仅仅是哲学家的波格丹诺夫）。我想象不出对波格丹诺夫还有比下述做法更“可怕的报复”[66]：把他的《经验一元论》翻译成德文，并送给勒克列尔和舒伯特－索尔登、科内利乌斯和克莱因佩特、卡鲁斯和毕雍（雷努维埃的法国合作者和学生）去评论。马赫的这些人所共知的战友和部分地公开的追随者会用接吻来欢迎这个“代换说”，这恐怕会比他们的议论更能说明问题。
但是，如果把波格丹诺夫的哲学看作是已经完成的和一成不变的体系，也未必正确。从1899年到1908年这九年中间，波格丹诺夫在哲学中的漫游经过了四个阶段。最初他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即半自觉的、自发地忠于自然科学精神的）唯物主义者。《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这本书就带有这个阶段的鲜明的痕迹。第二个阶段是上一世纪90年代末流行的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的阶段，也就是在某些地方陷入唯心主义的混乱的不可知论的阶段。波格丹诺夫从奥斯特瓦尔德（奥斯特瓦尔德的《自然哲学讲演录》一书的封面题词是：“献给恩·马赫”）那里转向了马赫，也就是说他采用了象马赫的全部哲学一样不彻底的、糊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第四个阶段是：企图清除马赫主义的若干矛盾，创立一种类似客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普遍代换说”表明波格丹诺夫从他的出发点起差不多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比起先前的几个阶段，波格丹诺夫哲学的这个阶段离辩证唯物主义更远还是更近呢？如果他停留在一个地方，当然是更远了。如果他继续顺着他九年来走的那条曲线前进，那么就更近了。现在他只需要认真地前进一步，就是说，只需要普遍抛弃他的普遍代换说，就可以重新转到唯物主义。因为，就象（silicetparvacomponeremagnis！——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把康德的唯心主义的一切矛盾和费希特主义的一切弱点集中起来一样，这个普遍代换说把不彻底的唯心主义的一切过失和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切弱点集中起来，编成了一条中国式的辫子。以前费尔巴哈只要认真地前进一步，就是说，只要普遍抛弃、完全根除绝对观念，即黑格尔的“代换”物理自然界的“心理的东西”，就可以重新转到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剪掉了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国式的辫子，也就是说，他把自然界当作基础，而没有任何的“代换”。
过些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马赫派的唯心主义的中国式的辫子是否还会长期留下去。
6.“符号论”（或象形文字论）和对赫尔姆霍茨的批判
上面讲到了作为经验批判主义的战友和继承者的唯心主义者，为了再作一些补充，我们认为指出马赫主义对我国文献中所提到的某些哲学论点所作的批判的性质，是适当的。例如，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兴高采烈地攻击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67]，即一种认为人的感觉和表象不是现实的物和自然过程的复写，不是它们的模写，而是记号、符号、象形文字等等的理论。巴扎罗夫嘲笑这种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必须指出，如果他为了保护非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而反对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那他是对的。但是巴扎罗夫又在这里使用魔术师的手法，在批判“象形文字论”的幌子下，偷运他的否认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既没有说符号，也没有说象形文字，而说的是物的复写、摄影、模写、镜像。巴扎罗夫不是指出普列汉诺夫由于违背恩格斯对唯物主义的表述而犯的错误，而是用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来蒙蔽读者，使他们看不到恩格斯的正确思想。
为了说明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和巴扎罗夫的混乱，我们且举出“符号论”（用象形文字这个词代替符号这个词也一样）的一位著名代表赫尔姆霍茨，并看一看唯物主义者以及与马赫主义者沆瀣一气的唯心主义者是怎样批判赫尔姆霍茨的。
赫尔姆霍茨这位在自然科学上极伟大的人物，也象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一样，在哲学上是不彻底的。他倾向于康德主义，但是在他的认识论里并没有彻底地坚持这种观点。例如，在他的《生理光学》一书中对概念和客体是否相符合这个问题有这样一些论述：“……我曾把感觉叫作外部现象的符号，并且我否认感觉和它们所代表的物之间有任何的相似之处。”（法译本第579页，德文原本第442页）这是不可知论。但是接着在同一页上我们读到：“我们的概念和表象是我们所看见或我们所想象的对象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和我们的意识所发生的作用。”这是唯物主义。赫尔姆霍茨只是不明白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这从他在后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来。例如，赫尔姆霍茨在稍后一点说道：“因此，我认为，在实用的真理的意义之外谈论我们表象的真理性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关于物的表象，只能是客体的符号、天然标志，我们要学会使用这些标志来调整我们的活动和行动。当我们学会正确地解释这些符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借助它们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获得所期望的结果……”这是不对的。赫尔姆霍茨在这里滑向主观主义，否认客观实在和客观真理。当他用下面这句话来结束这一段的时候，他竟达到了极端错误的地步：“观念和它所代表的客体，显然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两种东西……”只有康德主义者才把观念和现实、意识和自然界这样割裂开来。但是，我们在稍后一点读到：“首先，谈到外部对象的质，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我们可以加之于外部对象上的所有的质，仅仅表示外部对象对我们的感官或对自然界的其他对象的作用。”（法译本第581页，德文原本第445页；我是从法译本转译的。）这里赫尔姆霍茨又转到唯物主义观点上了。赫尔姆霍茨是一个不彻底的康德主义者，时而承认先验的思维规律，时而倾向于时间和空间的“超验的实在性”（即倾向于唯物主义对时间和空间的看法），时而从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外部对象中引出人的感觉，时而宣称感觉不过是符号，即某种任意的标志，这种标志是跟“完全不同的”被标记的物的世界脱离的（参看维克多·海费尔德《关于赫尔姆霍茨的经验概念》1897年柏林版）。
1878年赫尔姆霍茨在关于“知觉中的事实”的演讲中（勒克列尔把这篇演讲叫作“实在论阵营中的一件大事”），曾经这样表明他的观点：“我们的感觉正是外部原因在我们的器官上所引起的作用。至于这种作用怎样表现出来，那当然主要取决于感受这种作用的器官的性质。由于我们感觉的质把引起这种感觉的外部影响的特性告知我们，所以感觉可以看作是外部影响的记号（Zeichen），但不能看作是它的模写。因为模写需要同被模写的对象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而记号却不需要同它所标记的东西有任何相似之处。”（《报告演说集》1884年版第2卷第226页）如果感觉不是物的映象，而只是同物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记号或符号，那么赫尔姆霍茨的作为出发点的唯物主义前提就被推翻了，外部对象的存在就有些问题了，因为记号或符号完全可能代表虚构的对象，并且任何人都知道一些这种记号或符号的例子。赫尔姆霍茨继康德之后，企图划出一条与“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的原则界限相类似的界限。赫尔姆霍茨对直率的、明确的、公开的唯物主义持有一种不可克服的偏见。但是他在稍后一点又说道：“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驳倒想把生活看作是梦幻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人们可以宣称这种体系是最难令人置信的和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我在这方面会同意最激烈的否定说法，但是，这种体系还是可以贯彻到底的……相反地，实在论的假说信赖平常的自我观察的申述〈或提示，Aussage〉。依据平常的自我观察，随着一定行动而发生的知觉的变化和先前的意志的冲动是没有任何心理的联系的。这种假说，把日常知觉所证实的一切东西，即在我们以外的物质世界，看作是不依赖于我们的表象而存在的东西。”（第242—243页）“无疑地，实在论的假说是我们所能制定的最简单的假说，它在极其广泛的应用范围内是受过考验的并且是得到证实的，它的各个部分是被精确地规定了的，因而它作为行动的基础是最有用和最有效的。”（第243页）赫尔姆霍茨的不可知论也是和具有康德主义成分（跟赫胥黎的贝克莱主义成分不同）的“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相似的。
因此，费尔巴哈的继承者阿尔布雷希特·劳对赫尔姆霍茨的这种没有彻底背离“实在论”的符号论进行坚决的批判。劳说，赫尔姆霍茨的基本观点是实在论的前提，按照这种前提，“我们借助我们的感觉认识物的客观特性”［注：阿尔布雷希特·劳《感觉和思维》1896年吉森版第304页。］。符号论不能和这种观点（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完全唯物主义的观点）调和，因为它对感性有些不信任，即对我们感官的提示不信任。不容争辩，模写决不会和原型完全相同，但模写是一回事，符号、记号是另一回事。模写一定是而且必然是以“被模写”的东西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记号”、符号、象形文字是一些带有完全不必要的不可知论成分的概念。因此，阿·劳说得十分正确：赫尔姆霍茨用符号论向康德主义纳贡。劳说道：“如果赫尔姆霍茨始终信守自己的实在论观点，彻底坚持物体的特性既表现物体彼此间的关系又表现物体对我们的关系这一原则，那么，他显然就不需要这一套符号论了，他就会简单明了地说，‘物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感觉，是这些物的本质的模写’。”（同上，第320页）
这位唯物主义者就是这样批判赫尔姆霍茨的。他是为了维护费尔巴哈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而批驳赫尔姆霍茨的象形文字论（或符号论）的唯物主义或半唯物主义的。
唯心主义者勒克列尔（很合马赫心意的“内在论学派”的代表）也责备赫尔姆霍茨不彻底，责备他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灵论之间（《……实在论》第154页）。但是，在勒克列尔看来，符号论不是唯物主义不足，而是唯物主义太多。勒克列尔写道：“赫尔姆霍茨认为，我们意识的知觉为认识超验原因在时间上的连贯性和它们的相同性或相异性，提供足够的依据。在赫尔姆霍茨看来，这足以使我们推想超验物领域中〈即客观实在领域中〉的有规律的秩序。”（第33页）勒克列尔大声疾呼地反对这种“赫尔姆霍茨的独断主义偏见”。他叫嚷道：“贝克莱的神作为我们意识中观念的有规律的秩序的假设原因，至少能象外部的物的世界一样满足我们对说明原因的要求。”（第34页）“如果不大量地掺入庸俗实在论〈即唯物主义〉，要把符号论贯彻到底……是不可能的。”（第35页）
这位“批判唯心主义者”在1879年就是这样斥责赫尔姆霍茨的唯物主义的。过了20年，马赫的得意门生克莱因佩特在《恩斯特·马赫和亨利希·赫兹对物理学的根本观点》[注:1899年《哲学文库》[68]的第2分刊《系统哲学》第5卷特别是第163—164页。］一文中，用马赫的“最新”哲学对“过时的”赫尔姆霍茨作了如下的驳斥。我们暂时撇开赫兹不谈（他实质上和赫尔姆霍茨一样不彻底），看一看克莱因佩特是怎样比较马赫和赫尔姆霍茨的。他引证了这两位著作家的许多话，特别着重地强调了马赫关于物体是感觉复合的思想符号等等的有名言论，然后说道：
“如果我们探讨一下赫尔姆霍茨的思想过程，我们就会看到下列的基本前提：
（1）存在着外部世界的对象。
（2）没有某种（被认为是实在的）原因的作用，这些对象的变化是不可想象的。
（3）‘原因按其原来的词意，是指停留或存在于不断变化的现象后面的始终不变的东西，即实物及其作用的规律、力’〈克莱因佩特引用赫尔姆霍茨的话〉。
（4）从现象的原因中，可以在逻辑上严格地一义性地导出一切现象。
（5）达到这个目的和掌握客观真理，意思是相同的，因此获得（Erlangung）客观真理是可以想象的。”（第163页）
克莱因佩特对这些前提及其矛盾性，对制造不可解决的问题，表示愤慨，他指出，赫尔姆霍茨并不严格地坚持这些观点，因为有时候使用的“一些说法，有点象马赫对”物质、力、原因等“这些词的纯粹逻辑的理解”。
“如果我们想起马赫的一些那样美妙、明白的名词，就不难发现我们对赫尔姆霍茨感到不满的由来。对质量、力等名词的错误理解，就是赫尔姆霍茨全部论述的毛病。要知道，这不过是些概念即我们幻想的产物，而决不是存在于思维之外的实在。我们根本不能认识什么实在。由于我们的感官不完善，我们根本不能够从我们感官的观察中作出只有一个意思的结论。我们决不能断言，例如，在看某一标度（durchAbleseneinerSkala）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因为在一定的界限内，总可能有无数与所观察的事实都同样相符的数字。而认识存在于我们之外的某种实在的东西，这是我们完全办不到的。即使假定能够办到并且我们认识了实在，我们也无权把逻辑规律应用于实在，因为逻辑规律是我们的规律，它们只能应用于我们的概念，应用于我们的〈黑体都是克莱因佩特用的〉思想产物。在事实之间没有逻辑的联系，只有简单的连贯性；在这里必然判断是不可设想的。因此，说一种事实是另一种事实的原因，是不正确的，而建立在这种理解上的赫尔姆霍茨的整个演绎也就随之站不住脚了。最后，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任何主体而存在的真理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不仅是由于我们感官的特性，而且因为我们作为人（wiralsMenschen），根本不能理解完全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东西。”（第164页）
读者可以看到，我们这位马赫的学生重复着他的老师和那个不承认自己是马赫主义者的波格丹诺夫所爱说的话，把赫尔姆霍茨的全部哲学完全否定，而且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否定的。这位唯心主义者甚至没有特别注意符号论，因为他认为符号论是对唯物主义的不关紧要的、也许是偶然的偏离。克莱因佩特把赫尔姆霍茨看作是“物理学的传统观点”即“直到现在仍为大多数物理学家所持的那种观点”的代表（第160页）。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普列汉诺夫在阐述唯物主义时犯了明显的错误，而巴扎罗夫却完全把问题搞乱了，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混为一谈，用“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种唯心主义胡说来反对“符号论”或“象形文字论的唯物主义”。从康德主义者赫尔姆霍茨那里出发，正如从康德本人那里出发一样，唯物主义者向左走，马赫主义者则向右走。
7.对杜林的两种批判
我们还要指出马赫主义者对唯物主义的难于置信的歪曲中的一个特点。瓦连廷诺夫想用和毕希纳对比的方法来打垮马克思主义者。他不顾恩格斯已和毕希纳异常清楚地划清了界限，硬说毕希纳有许多同普列汉诺夫相似的地方。波格丹诺夫则从另一方面对待这个问题，仿佛他是在维护那种“不知何故常常被人们轻蔑地谈论的”“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X页）。瓦连廷诺夫和波格丹诺夫在这里糊涂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轻蔑地谈论”不好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应当从中看出：他们的本意是要求正确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不是要求从社会主义飞到资产阶级观点上去。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斥责不好的（而且主要是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但他们是从更高级、更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不是从休谟主义或贝克莱主义的观点加以斥责的。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谈论不好的唯物主义者，是重视他们，希望纠正他们的错误；而对于休谟主义者和贝克莱主义者、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他们连谈都不谈，只给这整个派别下一个更轻蔑的评语。因此，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在提到霍尔巴赫一伙、毕希纳一伙等等时所作的无数鬼脸怪相，完全是想蒙蔽大家，掩盖整个马赫主义对一般唯物主义原理的背离，害怕直截了当地同恩格斯论争。
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2章的后面对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以及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作了评论，没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了。只要不想歪曲恩格斯，就不可能不了解他。恩格斯在这一章里阐明唯物主义的一切学派同唯心主义者的整个营垒、同一切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的基本区别时说道：马克思和我是唯物主义者。恩格斯责备费尔巴哈有几分怯懦和轻率，这表现在：费尔巴哈在某些地方由于某个唯物主义学派的错误而屏弃了一般唯物主义。恩格斯说，费尔巴哈“不应该（durftenicht）把这些巡回传教士〈毕希纳及其一伙〉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第21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1—322页。——编者注］。只有那些由于背诵和迷信德国反动教授们的学说而失灵了的头脑，才会不了解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这种责备的性质。
恩格斯异常明白地说，毕希纳及其一伙“丝毫没有越出他们的老师们〈即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的这个范围”而前进一步。恩格斯责备毕希纳一伙，就是因为这一点，而且仅仅是因为这一点；不是因为他们的唯物主义（象不学无术之徒所想的那样），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推进唯物主义，“在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的〉理论方面，他们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恩格斯责备毕希纳一伙，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就在这里，恩格斯逐一地列举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三个基本的“局限性”（Beschranktheit）。马克思和恩格斯摆脱了这些局限性，可是毕希纳一伙没有摆脱得了。第一个局限性是：旧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机械的”，这就是说，他们“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第19页）。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看到，由于不懂得恩格斯的这句话，某些人是怎样经过新物理学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恩格斯批驳机械唯物主义的原因，是和“最新”唯心主义（亦即马赫主义）派别的物理学家们责难它的原因不同的。第二个局限性是：旧唯物主义者观点的形而上学性，即他们的“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这个局限性完全为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和毕希纳一伙所共有，正如我们看到的，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对于恩格斯在认识论上应用辩证法（例如，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丝毫不理解。第三个局限性是：“上半截”即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保持着唯心主义，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在列举并透彻地阐明了这三个“局限性”之后（第19—21页），紧接着补充说，毕希纳一伙并没有越出“这个范围”（uberdieseSchranken）。
只是因为这三点，只是在这个范围内，恩格斯批驳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也批驳了毕希纳一伙的学说！在唯物主义的其余一切更基本的问题上（被马赫主义者歪曲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所有这些旧唯物主义者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别。把这个十分清楚的问题弄得混乱不清的完全是俄国马赫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的西欧的导师和同道者看来，马赫一伙的路线和全体唯物主义者的路线之间的根本差异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需要把这个问题弄得混乱不清，以便把自己脱离马克思主义而转入资产阶级哲学阵营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小小修正”！
就拿杜林来说吧。很难想象有比恩格斯对他的评论更轻蔑的了。可是请看一看，在恩格斯批判杜林的同时，称赞马赫的“革命哲学”的勒克列尔，是怎样批判同一个杜林的。在勒克列尔看来，杜林是唯物主义的“极左派”，这派人“毫不掩饰地宣称感觉以及意识和理性的各种表现，都是动物机体的分泌物、机能、高级产物、总效果等”（《……实在论》1879年版第23—24页）。
恩格斯是因为这一点批判杜林的吗？不是。在这一点上，他和杜林也象和其他一切唯物主义者一样，是完全一致的。他是从正相反的观点批判杜林的，是因为杜林的唯物主义不彻底，是因为杜林具有给信仰主义留下空子的唯心主义的奇思妙想。
“自然界本身在具有表象的生物之内起作用，也在它之外起作用，以便合乎规律地产生相互联系的观点，创造关于物的进程的必要知识。”勒克列尔引用了杜林的这几句话并疯狂地攻击这种观点的唯物主义，攻击这种唯物主义的“最粗陋的形而上学”、“自我欺骗”等等，等等（第160页和第161—163页）。
恩格斯是因为这一点批判杜林的吗？不是。他嘲笑任何的夸张，可是在承认意识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这一点上，恩格斯和杜林，也象和其他一切唯物主义者一致一样，是完全一致的。
“思维是其余一切现实的高级形态……”“哲学的基本前提是：物质的现实世界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并认识这个世界的意识现象群之外，不同于这种意识现象群。”勒克列尔引用了杜林的这几句话以及杜林对康德等人的一连串抨击，责备杜林有“形而上学”（第218—222页），责备他承认“形而上学的教条”等等。
恩格斯是因为这一点批判杜林的吗？不是。世界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着，康德主义者、休谟主义者、贝克莱主义者等等对这个真理的任何背离都是错误的，——在这两点上，恩格斯和杜林，也象和其他一切唯物主义者一致一样，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恩格斯看到了勒克列尔和马赫是从哪一方面手携手地去批判杜林的，他就会用比他用在杜林身上的更加轻蔑百倍的话来骂这两个哲学上的反动分子！在勒克列尔看来，杜林是有害的实在论和唯物主义的化身（再参看《一元论的认识论概论》1882年版第45页）。马赫的老师和战友威·舒佩在1878年责备杜林的“荒谬的实在论”（Traumrealismus）［注：威廉·舒佩博士《认识论的逻辑》1878年波恩版第56页。］，以报复杜林给一切唯心主义者加上“荒谬的唯心主义”这个名称。在恩格斯看来，恰恰相反：杜林是一个不够坚定、明确、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和约·狄慈根出现于哲学舞台上，都是当唯物主义在所有先进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工人中间已经占居优势的时候。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不是重复旧的东西，而是认真地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就是说，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这所建筑物的上层，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在认识论领域中只限于改正费尔巴哈的错误，讥笑唯物主义者杜林的庸俗，批判毕希纳的错误（参看约·狄慈根的著作），强调这些在工人中间影响广名声大的著作家所特别缺少的东西，即辩证法，这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和约·狄慈根并不担心叫卖者在几十种出版物中所叫卖的那些唯物主义的起码真理，而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不让这些起码真理庸俗化、过于简单化，导致思想僵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心主义”），导致忘却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唯心主义体系的宝贵成果——毕希纳之流和杜林之流（以及勒克列尔、马赫、阿芬那留斯等等）一群雄鸡所不能从绝对唯心主义粪堆中啄出的这颗珍珠[69]。
只要稍微具体地想一想恩格斯和约·狄慈根的哲学著作产生时的这些历史条件，就会完全明白为什么他们反对把唯物主义的起码真理庸俗化，甚于维护这些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把政治民主的基本要求庸俗化，也甚于维护这些要求。
只有哲学反动分子的门徒们才会“看不出”这种情况，才会向读者把事情说成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懂得做一个唯物主义者是怎么一回事。
8.约·狄慈根为什么会为反动哲学家喜欢？
前面引过的格尔方德的例子已经包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不准备再看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格尔方德式地对待约·狄慈根的无数例子。最好还是引用约·狄慈根本人的一些论述来说明他的弱点。
狄慈根说：“思维是脑的机能。”（《人脑活动的本质》1903年版第52页，有俄译本）“思维是脑的产物……我的书桌，作为我的思想的内容，和这个思想是一致的，不是不同的。但是，在我的头脑之外的这张书桌是我的思想的对象，它和我的思想迥然不同。”（第53页）然而狄慈根对这种十分明白的唯物主义论点却作了这样的补充：“但是，非感性的表象也是感性的、物质的，即现实的……精神和桌子、光、声音之间的差别，并不比这些东西彼此之间的差别大。”（第54页）这显然是不对的。说不论思想或物质都是“现实的”，即存在着的，这是对的。但是把思想叫作物质的，这就是向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方面迈了错误的一步。实质上，这多半是狄慈根用语不确切，他在另一地方就正确地说道：“精神和物质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它们都是存在着的。”（第80页）狄慈根说：“思维是肉体的活动。为了思维，我需要可供思维的材料。这种材料是自然现象和生活现象提供给我们的……物质是精神的界限；精神不能超出物质的界限。精神是物质的产物，但物质却不止是精神的产物……”（第64页）对唯物主义者约·狄慈根的这类唯物主义的说法，马赫主义者却不作分析！他们偏要抓住狄慈根的一些不确切的混乱的地方。例如，狄慈根说，自然科学家“只有在自己的领域以外”才可能成为“唯心主义者”（第108页）。是不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马赫主义者对此默不作声。但是在前一页上狄慈根承认“现代唯心主义有积极方面”（第106页）和“唯物主义原理有缺陷”，这必定使马赫主义者感到高兴吧！狄慈根没有正确地表达出来的思想是：物质和精神的差别也是相对的，不是无限的（第107页）。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不是唯物主义有缺陷，而是形而上学的、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有缺陷。
“普通的、科学的真理不以个人为基础。它的基础是在外界〈即在个人之外〉，在它的素材中；它是客观的真理……我们称自己为唯物主义者……哲学唯物主义者的特征是：他们把物体世界作为起点，摆在首位，把观念或精神看成结果。而反对者却按宗教的办法从词中引出物……从观念中引出物质世界。”（《短篇哲学著作集》1903年版第59、62页）马赫主义者回避这种对客观真理的承认和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定义的重复。但是狄慈根又说：“我们同样也有理由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因为我们的体系建立在哲学的总的成果上，建立在对观念的科学研究上，建立在对精神本性的清楚理解上。”（第63页）抓住这些显然不正确的词句来否定唯物主义是不困难的。事实上，在狄慈根的书中，与其说是基本思想错误，不如说是措辞不当，他的基本思想是要指出旧唯物主义不能科学地（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观念。
请看狄慈根关于旧唯物主义的论述：“正如我们对经济学的了解一样，我们的唯物主义也是科学的、历史的成果。正如我们同过去的社会主义者判然不同一样，我们也同过去的唯物主义者判然不同。我们同过去的唯物主义者只有一个共同点：承认物质是观念的前提或基原。”（第140页）这个“只有”是值得注意的！它包含着和不可知论、马赫主义、唯心主义不同的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基础。但狄慈根在这里注意的是和庸俗唯物主义划清界限。
然而，接着就是一段完全不正确的话：“物质这个概念必须扩大。它包括现实界的一切现象，因之也包括我们的认识能力和说明能力。”（第141页）这是糊涂思想，它只能在“扩大”唯物主义的借口下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混淆起来。抓住这种“扩大”，就是忘掉狄慈根哲学的基础，忘掉他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是“精神的界限”。在几行之后，狄慈根实际上自己就纠正了自己：“整体支配部分，物质支配精神……”（第142页）“就这种意义来说，我们可以把物质世界看作是……第一原因，看作是天地的创造者。”（第142页）狄慈根在《漫游》（上引书第214页）中重复说，物质这个概念也应当包括思想。这是糊涂思想。因为这样一来，狄慈根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物质和精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对立就会失去意义。至于说到这种对立不应当是“无限的”、夸大的、形而上学的，这是不容争辩的（强调这一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狄慈根的巨大功绩）。这种相对对立的绝对必要性和绝对真理性的界限，正是确定认识论研究的方向的界限。如果在这些界限之外，把物质和精神即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对立当作绝对的对立，那就是极大的错误。
和恩格斯不同，狄慈根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暧昧、模糊、混乱。但是，撇开他的叙述的缺点和个别的错误不谈，他很好地捍卫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第222页及第271页）和“辩证唯物主义”（第224页）。约·狄慈根说：“唯物主义认识论在于承认：人的认识器官并不放出任何形而上学的光，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反映自然界的其他部分。”（第222—223页）“认识能力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真理泉源，而是反映世界的物或自然界的类似镜子的工具。”（第243页）我们的深思熟虑的马赫主义者们不去分析约·狄慈根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个论点，而抓着他背离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地方，抓着他的模糊，混乱的地方。约·狄慈根会为反动哲学家们所喜欢，是因为他有某些混乱的地方。哪里有混乱，哪里就有马赫主义者，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
1868年12月5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很久以前，他〈狄慈根〉寄给我一部分关于《思维能力》的手稿，这一部分手稿中虽然有些混乱的概念和过多的重复，但包含着许多卓越的思想，而且作为一个工人的独立思考的产物来说是令人惊叹的思想。”（俄译本第53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66—567页。——编者注］瓦连廷诺夫先生引用了这个评语，可是没有想到自问一下，马克思是在什么地方看出约·狄慈根的混乱的：是在狄慈根和马赫接近的地方呢，还是在狄慈根和马赫对立的地方？瓦连廷诺夫先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不论是狄慈根的著作或是马克思的信，他都是象果戈理小说中的彼特鲁什卡那样读的。但是要找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难的。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读过全部手稿）阐述的也正是这个世界观。就是瓦连廷诺夫先生们也能从这里想到：约·狄慈根的混乱只能在于他背离对辩证法的彻底应用，背离彻底的唯物主义，特别是背离《反杜林论》。
瓦连廷诺夫先生及其弟兄们现在是不是领悟到，马克思所指的狄慈根的混乱只是狄慈根和马赫接近的地方（马赫从康德出发不是走向唯物主义，而是走向贝克莱和休谟）？或者也许是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所指的混乱恰好是狄慈根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而赞成他背离唯物主义，赞成那些和《反杜林论》（在马克思参加下写成的）发生分歧的地方？
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想要人们承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还告诉全世界，“他们的”马赫赞同狄慈根。这些人是在愚弄谁呢？我们的英雄们没有觉察到，马赫能赞同狄慈根的地方，恰恰就是马克思称狄慈根为糊涂人的地方！
如果给约·狄慈根一个总的评价，他是不应该受到这样严厉的谴责的。他九成是唯物主义者，从来没有妄自标新立异，企图建立不同于唯物主义的特殊哲学。狄慈根多次讲到马克思，总是说他是一派之首（《短篇哲学著作集》第4页，1873年的评论；第95页，1876年的评论，着重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必要的哲学素养”，即哲学修养；第181页，1886年的评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派的“公认的创立者”）。狄慈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欧根·狄慈根和——十分遗憾！——帕·达乌盖同志杜撰“自然一元论”、“狄慈根主义”等等，是给他帮了倒忙。“狄慈根主义”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它是一种混乱思想，是向反动哲学迈进一步，是企图不根据约瑟夫·狄慈根的伟大之处（这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人哲学家有许多伟大之处！），而利用他的弱点来创立一条路线！
我只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帕·达乌盖同志和欧·狄慈根是怎样滑向反动哲学的。
帕·达乌盖在《成果》第2版[70]第273页上写道：“甚至资产阶级的评论也指出了狄慈根的哲学同经验批判主义和内在论学派的联系”，在下面又写道：“特别是同勒克列尔的联系”（这是从“资产阶级的评论”中引来的）。
帕·达乌盖珍视并尊敬约·狄慈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由于不加批驳地引用资产阶级蹩脚文人的评论而使约·狄慈根蒙受耻辱，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些资产阶级蹩脚文人把信仰主义和教授们（资产阶级的“有学位的奴仆们”）的最坚决的敌人同信仰主义的公开鼓吹者和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勒克列尔扯在一起了。很可能达乌盖只是重复了别人对内在论者和勒克列尔的评论，他没有亲自去看这些反动分子的著作。但是下面的话可以作为对他的一个警告：从马克思到狄慈根的一些特殊之处，然后到马赫，再到内在论者，这是一条通向泥潭的道路。不要说把狄慈根和勒克列尔扯在一起，就是把他和马赫扯在一起，也突出了糊涂人狄慈根而不是唯物主义者狄慈根。
我要保护约·狄慈根，使他不受帕·达乌盖的侮辱。我肯定地说，约·狄慈根不应该受到把他和勒克列尔扯在一起的侮辱。而且我能够举出一位在这个问题上极有权威的人物作证，这个人象勒克列尔本人一样是个反动分子、信仰主义哲学家和“内在论者”，这就是舒伯特—索尔登。他在1896年写道：“社会民主党人有或多或少的（通常是较少的）理由愿意接近黑格尔，但他们只是使黑格尔哲学唯物主义化；参看约·狄慈根的著作。在狄慈根的著作中，绝对者变成宇宙，宇宙变成自在之物、绝对主语，而绝对主语的现象是它的谓语。狄慈根就这样使最纯粹的抽象成为具体过程的基础，当然他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就象黑格尔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一样……在狄慈根那里，黑格尔、达尔文、海克尔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常常混杂在一起。”（《社会问题》第ⅩⅩⅩⅢ页）舒伯特－索尔登比马赫更能分辨哲学上的细微差别，而马赫则随便称赞一切人，甚至称赞康德主义者耶鲁萨伦姆。
欧根·狄慈根很幼稚，他竟向德国公众埋怨俄国的狭隘的唯物主义者“委屈了”约瑟夫·狄慈根；他还把普列汉诺夫和达乌盖关于约·狄慈根的论文（见约·狄慈根《认识和真理》1908年斯图加特版附录）译成了德文。这个可怜的“自然一元论者”其实是埋怨了自己。懂得一些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弗·梅林在他的评论中写道，普列汉诺夫反对达乌盖实际上是对的（1908年6月19日《新时代》杂志第38期小品栏第432页）。在梅林看来，约·狄慈根一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陷入窘境（第431页），这是毫无疑问的。欧根·狄慈根写了一篇冗长的哀恸的文章回答梅林。在这篇文章中，他竟说约·狄慈根“对于联合”“正统派和修正主义者这两个相互敌视的弟兄”，也许是有用的（1908年7月31日《新时代》杂志第44期第652页）。
达乌盖同志，再一次警告你：从马克思到“狄慈根主义”和“马赫主义”，这是一条通向泥潭的道路；这当然不是对个人说的，不是对伊万、西多尔或帕维尔[71]说的，而是对一个派别说的。
马赫主义者先生们，不要叱责我抬出了“权威人士”。你们对权威人士的叱责，不过是掩饰你们用资产阶级的权威人士（马赫、彼得楚尔特、阿芬那留斯、内在论者）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权威人士（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梅林、考茨基）。你们最好不要提出有关“权威人士”和“权威”的问题吧！
注释：
[53]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官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水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205。
[54]指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机会主义思潮，其主要代表是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他们都受杜林思想的影响。伯恩施坦和路·菲勒克、约·莫斯特等人一起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积极散布欧·杜林的折中主义观点。赫希柏格号召把社会主义变成为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全人类的”运动，既包括被压迫者，也包括“上层阶级”的代表。菲勒克在柏林倡议建立了“摩尔俱乐部”，在该俱乐部中杜林思想占支配地位，其宗旨是吸引“有教养的人”接受“社会主义”，争取工人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在1878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后，“摩尔俱乐部”的领导人转移到了苏黎世。在苏黎世创办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问题上，特别明显地表现了赫希柏格集团的机会主义性质。他们认为报纸不应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而只应进行社会主义理想的抽象宣传。
1879年7月，赫希柏格编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刊登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作者是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苏黎世三人团”）。他们在文章中指责党由于攻击资产阶级而招来了非常法，要求党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服从资产阶级，认为工人阶级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著名的《通告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2—190页）。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召开的第一次秘密代表会议，决定撤销“苏黎世三人团”担任的党报编辑职务。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后来退出了工人运动。伯恩施坦则暂时停止宣传机会主义，并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一。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伯恩施坦便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他提出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一机会主义口号，实际上是1879年那篇文章的基本论点的进一步发展。——210。
[55]《社会主义者报》（《LeSocialiste》）是法国报纸（周报），1885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最初是法国工人党的理论机关报。1902—1905年是法兰西社会党的机关报，1905年起成为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该报刊载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摘录，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表过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保·拉法格、威·李卜克内西、克·蔡特金、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章和书信。1915年停刊。——211。
[56]指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1—353页和第22卷第334—361页）。——213。
[57]《内在论哲学杂志》（《ZeitschriftfürimmanentePhilosophie》）是德国的哲学刊物，1895—1900年在柏林出版。该杂志的编辑是MB考夫曼。积极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威·舒佩和理·舒伯特－索尔登。——219。
[58]《哲学年鉴》（《L’AnnéePhilosophique》）是法国“新批判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90—1913年在巴黎出版，编辑是弗·毕雍。——220。
[59]这里是借用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嘲讽自由派人士的话。宪法是俄国自由派挂在嘴边的一句高调。姜汁鲟鱼是俄国上层社会享用的一种名贵菜肴。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文明人》这部作品中刻画一个自由派人士，说他不知要宪法好，还是要姜汁鲟鱼好。——220。
[60]秘密检查室是沙皇政府的秘密邮检机构，设于邮政机关内，专司暗中检查“可疑分子”的信件。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曾在一个声明中公然否认这一机构的存在。——229。
[61]诺兹德列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惯于信口开河、吹牛撒谎的无赖地主。——233。
[62]《哲学评论》杂志即《法国和外国哲学评论》杂志（《RevuephilosophiquedelaFranceetdeI’étranger》）是法国心理学家泰·阿·里博创办的刊物，1876年起在巴黎出版。——233。
[63]《一元论者》杂志（《TheMonist》）是美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哲学刊物，1890—1936年由保·卡鲁斯在芝加哥出版。——234。
[64]《公开论坛》杂志（《TheOpenCoure》）是宗教刊物，1887—1936年在芝加哥出版。——234。
[65]耶稣会士即耶稣会的会员。耶稣会是天主教修会之一，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于巴黎，1540年经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耶稣会是天主教内顽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集团。——240。
[66]“可怕的报复”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一篇小说的篇名。小说中说的是哥萨克英雄丹尼洛·布鲁尔巴施阴魂报仇的故事。“可怕的报复”一语后来被人们广泛使用，但多带有讽刺和戏谑意味。——241。
[67]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的错误说法是他在1892年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写的注释中提出的。他在注释中说：“我们的感觉是把现实界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的特种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不同于它们所传达的那些事件。但是，它们能够完全正确地传达事件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后者是主要的）。”（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61年三联书店版第1卷第560页）1905年，普列汉诺夫给恩格斯这部著作俄译本第2版加注时承认自己在给第1版加的注释中有一些表达“不完全确切”的地方（同上，第586页）。——243。
[68]《哲学文库》（《ArchivfürPhilosophie》）是德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哲学杂志，新康德主义者和马赫主义者的刊物。1895—1931年分作两个分刊同时在柏林出版：一个是路·施泰因编辑的《哲学史文库》；另一个是保·格·纳托尔普编辑的《系统哲学文库》。从1925年起该杂志改名为《哲学和社会学文库》。——247。
[69]此处是借用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公鸡和珍珠》。寓言说，一只公鸡在粪堆上发现一颗珍珠，但它不知道珍珠的价值，却说这玩意儿还不如麦粒能填肚子。——254。
[70]指帕·格·达乌盖给约·狄慈根的《哲学的成果》俄译本第2版所写的一篇后记，标题为《格·普列汉诺夫和约·狄慈根》。——259。
[71]伊万、西多尔、帕维尔以及第362页上的卡尔普、彼得都是泛指某人，意思和汉语中的张三李四相同。——261。
[72]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威·孔·伦琴发现了一种能穿透普通光不能透过的介质的短波电磁幅射，即X射线（也称伦琴射线）。
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安·昂·柏克勒尔在研究不同荧光物体对照相底片的作用时，发现铀盐能在黑暗中对照相底片发生作用。柏克勒尔的进一步实验证明，这种作用是由一种不同于伦琴射线的新的辐射引起的。这种射线被称为柏克勒尔射线。铀的放射性的发现是科学实验中认识放射性的开端。
1898年，出生于波兰而在法国工作的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和他的丈夫法国物理学家比·居里发现了针和镭这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其中镭的射线比铀强200多万倍。
X射线、柏克勒尔射线和镭的发现奠定了原子物理学发展的基础。——262。
[73]这一发现是英国物理学家詹·克·麦克斯韦作出的。麦克斯韦在迈·法拉第工作的基础上，总结了19世纪中叶以前对电磁现象的研究成果，建立了电磁场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电磁场的变化是以光速传播的。1865年，麦克斯韦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光的本质是电磁波的结论。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亨·鲁·赫兹用实验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从而证实了麦克斯韦关于光是电磁波的结论。——263。
[74]英国物理学家欧·卢瑟福和化学家弗·索迪在研究放射性的基础上于1902年秋提出了放射性元素的嬗变理论。按照这一理论，放射性原子是不稳定的，它们自发地放射出射线和能量，而衰变成另一种放射性原子，直至成为稳定的原子。英国化学家威·拉姆塞在1895年从钇铀矿中分离出氦，1903年又证明氦这种最轻的惰性气体是在镭的放射性衰变中不断放出的。1908年卢瑟福通过实验测出镭以及其他放射性元素放射出的α粒子有两个正电荷，是双重电离的氦原子。——263。
[75]以太原来是古希腊哲学家设想的一种介质，17世纪被人们重新提出，用来解释光的传播和电磁、引力的相互作用等现象。依照当时说法，光象声波一样是一种机械的弹性波，因此它的传播也必须有一种弹性介质作媒介；而依照光在传播中的性质，这种介质必须无所不在，没有质量，绝对静止。这种介质就是以太。电磁和引力作用则是以太中的特殊的机械作用。以太说在19世纪以至20世纪初仍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它既同科学新发现的事实相矛盾，又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随着相对论的创立和对场的进一步研究，人们发现光（电磁波）的传播和一切相互作用的传递都通过各种场，而不通过机械介质，因此以太作为一种陈旧概念就不再使用。——263。
[76]列宁在这里援引的法国物理学家昂·彭加勒对质量概念的论述是符合当时物理学发展水平的。随着电子的发现而来的电子理论的发展，使解释电子质量的性质有了可能。英国物理学家约·约·汤姆孙曾提出一个假说，根据这个假说，电子自身的质量是由其电磁场的能量决定的（即电子的惯性有赖于场的惯性）；于是引进了电子的电磁质量这一概念，这种质量依赖于电子运动的速度；而电子的力学质量，就象任何其他粒子的力学质量一样，被认为是不变的。研究电子电磁质量对速度依赖关系的实验本来应该发现力学质量的存在，但是瓦·考夫曼在1901—1902年进行的这种实验却意外地证明，电子的整个质量具有电磁的性质。由此得出了电子的力学质量消失的结论，而在以前力学质量被视为物质的不可分离的属性。这就成了种种所谓“物质在消失”的哲学思辨的根据。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相对论）证明，力学质量也依赖于运动的速度，不能把电子的质量完全归结为电磁质量。——265。
[77]《心理学年鉴》（《L’AnnéePsychologique》）是法国的一种心理学刊物，1895年起在巴黎出版。它的出版者起初是阿·比纳，后来是昂·皮埃龙。——271。
[78]这里说的是当时的原子结构概念，带有推测的性质。随着物理学的进步，以后人们对原子结构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1911年，英国物理学家欧·卢瑟福根据用α粒子射击重金属箔的实验的结果，首次提出原子行星模型。按照这一模型，原子质量的大部分集中在一个带有正电荷的原子核中；每个原子有若干电子，其数量与其原子序数相等，这些电子沿圆形或椭圆形的轨道绕原子核运动，就象行星绕太阳运动那样。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尼·玻尔根据原子行星模型用经典运动规律和德国物理学家麦·卡·恩·路·普朗克的量于概命阐明了原子结构，提出了玻尔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电子是循着许多分立的圆形轨道绕原子核运动的，在不同轨道上的电子各有确定的能量；当电子从外层轨道跳向内层轨道时便发射光子。后来电子沿轨道运动的概念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而为量子力学的几率分布概念所代替。依照这一概念，原子中的各个电子都处在各自的一定能量状态中；电子的能量愈大，它与核的平均距离就愈远；原子中的各个电子按其能量大小分布在不同距离的几个“壳层”中，而每一“壳层”容纳的电子数量是有限的。原子核则由核子（带正电的质子和不带电的中子）组成。根据现在的理解，正电子是电子的反粒子。它带的电量与电子相同，但符号相反。它的质量也与电子相同。正电子与电子相逢就发生湮灭而一起转变为两个光子。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正电子不能经久存在。正电子是英国物理学家保·狄拉克于1928年在理论上预言，而为美国物理学家卡·安德逊于1932年在宇宙射线实验中发现的。——272。
[79]《科学总评》杂志即《理论科学和实用科学总评》杂志（《Revuegénéraledessciencespuresetappliquées》），是法国的自然科学刊物（双周刊），1890年起在巴黎出版。创办者是路·奥利维耶。——273。
[80]这里是指力学质量。在经典物理学中，它被认为是物质的永恒不变的特性。关于质量概念的变化，参看注76。——273。
[81]指经济派分子弗·彼·阿基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1903年7月22日（8月4日））上的发言。阿基莫夫在发言中批评《火星报》编辑部提出的党纲草案说：在讲党的任务的段落里“党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概念是完全分离和对立的，前者是积极活动的集体，后者则是党施加影响的消极人群。因此在草案的句子中党一词总是以主语出现，而无产阶级一词则以补语出现。”（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俄文版第127页）阿基莫夫认为，这就表现出了一种使党脱离无产阶级利益的倾向。——283。
[82]新活力论是生物学中的一个唯心主义流派，产生于19世纪末，代表人物有汉·杜里舒、雅·冯·于克斯屈尔、威·鲁等。新活力论者反对达尔文主义，复活活力论的反科学观点，企图用非物质的因素（“活力”、“隐得来希”等）的作用来解释生命现象和生物机体的合目的性，从而把生物界和非生物界截然分割开来。——289。
[83]这里是借用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话。在该剧中，追求功名利禄的小官吏莫尔恰林建议有进步思想的贵族青年恰茨基留在莫斯科，谋一个官职，以此作为营私和享乐的手段。恰茨基回答说：“当我工作时，就把行乐的事收起；当我嬉戏时，就一心嬉戏；很多人爱把这二者混为一谈，我可不是这样的人。”——300。
[84]一方面不能不承认，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嘲笑自由派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态度的讽刺性用语，见于他的作品《外省人旅京日记》和《葬华）。——310。
[85]《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ВопросыФилософиииПсихологии》）是俄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杂志，1889年11月—1918年4月在莫斯科出版。该杂志由尼·雅·格罗特教授创办；1894年起由莫斯科心理学会出版，列·米·洛帕廷任编辑。该杂志刊载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方面的文章及其他材料。在90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和谢·尼·布尔加柯夫参加过该杂志的工作；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亚·亚·波格丹诺夫及其他马赫主义者也为该杂志撰过稿。——313。
[86]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1905年10月在彼得堡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1905年12月23日（1906年1月5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各等级权利平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12人组成的总委员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所设的同盟分部在1905—1907年间达900个。同盟的主要机关报是《俄国旗帜报》。同盟通过宣传鼓动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大暴行的浪潮，同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米·雅·赫尔岑施坦、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马解散后，同盟于1908—1910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1917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一起被取缔。——313。
[87]老年黑格尔派又称黑格尔右派，是19世纪30—40年代黑格尔学派解体后形成的派别之一，代表人物是安·加布勒、赫·欣里希斯、卡·罗森克兰茨等。老年黑格尔派在哲学上承袭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抛弃了他的辩证法，利用他关于宗教和哲学同一的论点，把黑格尔哲学解释为神学的唯理论形式；在政治上拥护封建等级制度，把普鲁士王国看作是“世界理性”的体现，反对资产阶级提出的关于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立的民主要求。——324。 |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三章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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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三）
1．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经验？
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其中也包括马赫主义者，经常拿第一个问题追问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经常拿第二个问题追问马赫主义者。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物质的问题，阿芬那留斯说道：
“在清洗过的‘完全经验’内部没有‘物理的东西’，即没有形而上学地绝对地理解的‘物质’，因为这样理解的‘物质’只是一种抽象，也就是一切中心项都被抽象掉的对立项的总和。正如在原则同格中，也就是说，在‘完全经验’中，没有中心项的对立项是不可设想的（undenkbar）一样，形而上学地绝对地理解的‘物质’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Unding）。”（《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载于上述杂志第2页第119节）
从这段莫名其妙的话中可以看出一点：阿芬那留斯把物理的东西或物质叫作绝对物和形而上学，因为根据他的原则同格（或者用新的说法：“完全经验”）的理论，对立项和中心项是分不开的，环境和自我是分不开的，非我和自我是分不开的（如约·戈·费希特所说的）。这种理论是改头换面的主观唯心主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有关地方说过了。阿芬那留斯对“物质”的抨击的性质十分明显：唯心主义者否认物理的东西的存在是不以心理为转移的，所以不接受哲学给这种存在制定的概念。至于物质是“物理的东西”（即人最熟悉的、直接感知的东西，除了疯人院里的疯子，谁也不会怀疑它的存在），这一点阿芬那留斯并不否认，他只是要求接受“他的”关于环境和自我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理论。
马赫把这个思想表达得比较简单，没有用哲学上的遁词饰语：“我们称之为物质的东西，只是要素（“感觉”）的一定的有规律的联系。”（《感觉的分析》第265页）马赫以为，他提出这样一个论断，就会使普通的世界观发生“根本的变革”。其实这是用“要素”这个字眼掩盖了真面目的老朽不堪的主观唯心主义。
最后，疯狂地攻击唯物主义的英国马赫主义者毕尔生说道：“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不能反对把某些比较恒久的感性知觉群加以分类，把它们集合在一起而称之为物质。这样我们就很接近约·斯·穆勒的定义：物质是感觉的恒久可能性。但是这样的物质定义完全不同于如下的定义：物质是运动着的东西。”（《科学入门》1900年第2版第249页）这里没有用“要素”这块遮羞布，唯心主义者直接向不可知论者伸出了手。
读者可以看到，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的这一切论述，完全是在思维对存在、感觉对物理东西的关系这个认识论的老问题上兜圈子。要有俄国马赫主义者的无比天真才能在这里看到某种和“最新自然科学”或“最新实证论”多少有点关系的东西。所有我们提到的哲学家都是用唯心主义的基本哲学路线代替唯物主义的基本哲学路线（从存在到思维、从物质到感觉），只是有的质直明言，有的吞吞吐吐。他们否认物质，也就是否认我们感觉的外部的、客观的泉源，否认和我们感觉相符合的客观实在，这是大家早已熟知的他们对认识论问题的解答。相反地，对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所否定的那条哲学路线的承认，是以如下的定义表达的：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等等。
波格丹诺夫胆怯地避开恩格斯，装作只跟别尔托夫争辩，对上述定义表示愤慨，因为，你们要知道，这类定义“原来是简单地重复”（《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ⅩⅥ页）下面的“公式”（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忘记了加上：恩格斯的公式）：对哲学上的一个派别说来，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对另一个派别说来，则恰恰相反。所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都喜出望外地重复波格丹诺夫的“驳斥”！可是这些人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对于认识论的这两个根本概念，除了指出它们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不可能，实质上不可能再下别的定义。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这首先就是把某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例如，当我下定义说驴是动物的时候，我是把“驴”这个概念放在更广泛的概念里。现在试问，在认识论所能使用的概念中，有没有比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感觉、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这些概念更广泛的概念呢？没有。这是些极为广泛的、最为广泛的概念，其实（如果撇开术语上经常可能发生的变化）认识论直到现在还没有超出它们。只有欺诈或极端愚蠢才会要求给这两个极其广泛的概念“系列”下一个不是“简单地重复”二者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定义”。就拿上面所引的三种关于物质的论断来说吧！这三种论断归结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归结起来就是：这些哲学家是从心理的东西或自我到物理的东西或环境，也就是从中心项到对立项，或者从感觉到物质，或者从感性知觉到物质。实际上，阿芬那留斯、马赫和毕尔生除了表明他们的哲学路线的倾向以外，能不能给这些基本概念下什么别的“定义”呢？对于什么是自我，什么是感觉，什么是感性知觉，他们是不是能下别的定义，能下什么更特别的定义呢？只要清楚地提出问题就可以了解，当马赫主义者要求唯物主义者给物质下的定义不再重复物质、自然界、存在、物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识、感觉、心理的东西是第二性的时候，他们是在说些多么荒唐绝顶的话。
顺便说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也表现在：他们蔑视学究式地玩弄新奇的名词、古怪的术语、狡猾的“主义”，而直截了当地说，哲学上有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在两者之间有各式各样的不可知论。劳神费力寻找哲学上的“新”观点，正如劳神费力创造“新”价值论、“新”地租论等等一样，是精神上贫乏的表现。
关于阿芬那留斯，他的门徒卡斯坦宁说，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表示：“我既不知道物理的东西，也不知道心理的东西，只知道第三种东西。”有一位著作家指出，阿芬那留斯没有提出这个第三种东西的概念。彼得楚尔特回答说：“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不能提出这样的概念。因为第三种东西没有对立概念〈Gegenbegriff，相关概念〉……什么是第三种东西这个问题提得不合逻辑。”（《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2卷第329页）不可能给这个概念下定义，这一点彼得楚尔特是懂得的。但是他不懂得，援用“第三种东西”不过是一种狡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物理的东西，什么是心理的东西，可是目前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第三种东西”。阿芬那留斯只是用这种狡辩掩盖痕迹，事实上他在宣称自我是第一性的（中心项），自然界（环境）是第二性的（对立项）。
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在经验批判主义哲学里是怎样使用“经验”一词的。《纯粹经验批判》一书的第1节叙述了如下的“假设”：“我们环境的任何构成部分都和个人处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如果前者呈现，那么后者就申述自己的经验，说某某东西是我从经验中知道的，某某东西是经验；或说某某东西是从经验中产生的，是依赖于经验的。”（俄译本第1页）这样，经验还是由自我和环境这两个概念来确定的，可是关于二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学说”暂时收藏起来了。再往下读：“纯粹经验的综合概念”，“就是作为这样一种申述的经验的综合概念，在这种申述的所有构成部分中，只有我们环境的构成部分才是这种申述的前提”（第1—2页）。如果认为环境是不依赖于人的“申述”或“言表”而存在着的，那么就有可能唯物地解释经验了！“纯粹经验的分析概念”，“就是作为这样一种申述的经验的分析概念，在这种申述中没有掺入任何非经验的东西，因而这种申述本身不外就是经验”（第2页）。经验就是经验。竟有人把这种冒牌学者的胡说当作真正的深奥思想！
必须再补充几点：阿芬那留斯在《纯粹经验批判》第2卷里把“经验”看作是心理的东西的一种“特殊状态”；他把经验分为物的价值（sachhafteWerte）和思想的价值（gedankenhafteWerte）；“广义的经验”包含思想的价值；“完全经验”被视为和原则同格是同一的（《考察》）。一句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经验”掩盖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使二者的混同神圣化。我们的马赫主义者轻信地把“纯粹经验”当作真的，可是在哲学著作中，各种派别的代表都一致指出阿芬那留斯滥用这个概念。阿·黎尔写道：“什么是纯粹经验，在阿芬那留斯的书中仍然是含糊不清的。他说‘纯粹经验是一种没有掺入任何非经验的东西的经验’，这显然是在兜圈子。”（《系统哲学》1907年莱比锡版第102页）冯特写道，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有时是指任何一种幻想，有时是指具有“物性”的言表（《哲学研究》杂志第13卷第92—93页）。阿芬那留斯把经验这个概念扩大了（第382页）。科韦拉尔特写道：“整个这种哲学的意义取决于经验和纯粹经验这两个术语的精确定义。阿芬那留斯没有下这样的精确定义。”（《新经院哲学评论》杂志1907年2月号第61页）诺曼·斯密斯说道：阿芬那留斯在反唯心主义的幌子下偷运唯心主义的时候，“经验这个术语的含糊不清很好地帮了他的忙”（《思想》杂志第15卷第29页）。
“我郑重声明，我的哲学的真谛和灵魂在于：人除了经验以外什么也没有；人所要获得的一切，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获得……”这岂不是一位狂热的纯粹经验的哲学家吗？讲这段话的人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约·戈·费希特（《向广大读者所作的有关最新哲学真正本质的明白报道》第12页）。我们从哲学史中知道，对经验概念的解释，使古典的唯物主义者和古典的唯心主义者划分开来了。目前，各式各样的教授哲学都以侈谈“经验”来掩饰它们的反动性。一切内在论者都援用经验。马赫在他的《认识和谬误》一书第2版序言里对威·耶鲁萨伦姆教授的一本书称赞不已。在那本书中我们读到：“承认神的原初存在，和任何经验都不矛盾。”（《批判的唯心主义和纯粹的逻辑》第222页）
我们只能怜惜那些相信阿芬那留斯之流的人，他们以为靠“经验”一词就可以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陈旧”差别。瓦连廷诺夫和尤什凯维奇责备同纯粹马赫主义略有分歧的波格丹诺夫滥用了“经验”一词，这些先生在这里只是暴露出自己的无知。波格丹诺夫在这一点上“没有过错”，因为他只是盲目地接受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糊涂观念。当他说“意识和直接心理经验是同一概念”（《经验一元论》第2卷第53页），物质“不是经验”，而是“引出一切已知物的未知物”（《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Ⅷ页），这时候他是在唯心地解释经验。当然，他不是第一个［注：在英国，贝尔福特－巴克斯同志老早就这样做了。不久以前，一位评论巴克斯的著作《实在的根源》的法国评论家辛辣地对他说：“经验不过是意识的代用语”，你就公开地做一个唯心主义者吧！（1907年《哲学评论》杂志[43]第10期第399页）］但也不是最后一个用“经验”这个字眼来建立唯心主义体系的人。当他驳斥反动的哲学家们，说那些想超出经验界限的尝试事实上“只会导致空洞的抽象和矛盾的映象，而这些抽象和映象的一切要素毕竟是从经验中取得的”（第1卷第48页），这时候他把在人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东西同人的意识的空洞抽象对立起来，就是说，他是在唯物地解释经验。
完全同样地，马赫以唯心主义为出发点（物体是感觉或“要素”的复合），却常常不由自主地对“经验”一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他在《力学》一书（1897年德文第3版第14页）中说道：“不要从自身中推究哲理（nichtausunsherausphilosophieren），而要从经验中推究。”在这里，他把经验同从自身中推究哲理对立起来，就是说，他把经验解释为某种客观的、人从外界得到的东西，他是在唯物地解释经验。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在自然界里观察到的东西，虽然我们还不理解，还没有加以分析，但是已经印入我们的表象，以后这些表象在最一般、最稳定的（stardsten）特征上模仿（nachahmen）自然过程。这种经验就成为永远在我们手边的财宝（Schatz）……”（同上，第27页）在这里自然界被看作是第一性的，感觉和经验被看作是派生的。如果马赫在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始终坚持这种观点，他就会使人类摆脱许多愚蠢的唯心主义的“复合”。第三个例子：“思想和经验的密切结合创立了现代自然科学。经验产生思想。思想经过进一步的精炼，又来和经验相比较”，等等（《认识和谬误》第200页）。马赫的特殊“哲学”在这里被抛弃了，这位作者自发地转到唯物地看待经验的自然科学家的普通观点上去了。
总结：马赫主义者用来建立自己体系的“经验”一词，老早就在掩盖各种唯心主义体系了，现在它又被阿芬那留斯之流用来由唯心主义立场转到唯物主义立场或由唯物主义立场转到唯心主义立场的折中主义效劳了。这个概念的各种不同的“定义”，只是表现着被恩格斯十分鲜明地揭示出的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
2．普列汉诺夫对“经验”概念的错误理解
普列汉诺夫在给《路·费尔巴哈》（1905年版）写的序言第Ⅹ—Ⅺ页上说道：
“一位德国著作家说，在经验批判主义看来，经验只是研究的对象，决不是认识的手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把经验批判主义和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就没有意义了，关于经验批判主义负有代替唯物主义的使命的议论也就是十分空洞无谓的了。”
这全是糊涂思想。
阿芬那留斯的最“正统的”继承者之一弗·卡斯坦宁在一篇关于经验批判主义的文章（给冯特的答复）中说道：“从《纯粹经验批判》一书来看，经验不是认识的手段，而只是研究的对象。”［注：《科学的哲学季刊》第22年卷（1898）第45页。］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把弗·卡斯坦宁的观点和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就没有意义了！
弗·卡斯坦宁几乎逐字逐句地转述阿芬那留斯的话。阿芬那留斯在他的《考察》一书中，坚决把自己对经验的理解同“占统治地位的、实质上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对经验的看法对立起来；他认为经验是我们见到的东西，是我们发现的东西（dasVorge－fundene），后者认为经验是“认识的手段”（上引书第401页）。彼得楚尔特在他的《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170页）中也跟随阿芬那留斯说同样的话。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把卡斯坦宁、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的观点同唯物主义对立起来就没有意义了！不是普列汉诺夫没有“读完”卡斯坦宁及其同伴的著作，就是他从第三手引用了“一位德国著作家”的话。
最著名的经验批判主义者们的这个为普列汉诺夫所不了解的论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卡斯坦宁本来想说：阿芬那留斯在他的《纯粹经验批判》一书中把经验，即一切“人的言表”，当作研究的对象。卡斯坦宁说（上引论文，第50页）：阿芬那留斯不是在这里研究这些言表是不是实在的，或者它们是否和幽灵有关系；他只是把人的各式各样的言表，不论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都聚集起来，加以系统化，从形式上进行分类（第53页），而没有深入问题的本质。卡斯坦宁称这种观点“主要是怀疑论”（第213页），他是完全正确的。卡斯坦宁还在这篇文章里保护他的亲爱的老师，驳斥了冯特说他的老师是唯物主义者那个可耻的（在一位德国教授看来）责难。哪里，我们算是什么唯物主义者！——这就是卡斯坦宁反驳的用意，——即使我们谈到“经验”，那也决不是指通常所说的那种导致或者可能导致唯物主义的经验，而是指我们所研究的、人们当作经验“说出”的一切东西。卡斯坦宁和阿芬那留斯认为把经验看作认识的手段的观点是唯物主义观点（这也许是最平常的，然而如同我们从费希特的例子中所看到的，这毕竟是不对的）。阿芬那留斯同那种不理会嵌入说和同格说而坚决认为脑是思想器官的“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划清界限。阿芬那留斯认为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或见到的东西（dasVorgefundene）正是自我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看法导致对“经验”作混乱的唯心主义的解释。
总之，在“经验”这个字眼下，毫无疑问，既可隐藏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路线，也可隐藏唯心主义路线，同样既可隐藏休谟主义路线，也可隐藏康德主义路线，但是不论把经验规定为研究的对象［注：也许普列汉诺夫以为卡斯坦宁说的是“不依赖于认识而存在的认识对象”，而不是“研究的对象”？如果是这样，这倒的确是唯物主义。但是，不论卡斯坦宁，或者任何一个熟悉经验批判主义的人，都没有说过而且也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还是规定为认识的手段，都还没有解决这方面的任何问题。而卡斯坦宁专门对冯特的驳斥，同经验批判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问题毫无关系。
作为一个笑柄，我们要指出，波格丹诺夫和瓦连廷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给普列汉诺夫的答复表现了同样的无知。波格丹诺夫说：“还不十分明白”（第3卷第Ⅺ页），“经验批判主义者的事情是弄清楚这种说法和接受或不接受条件”。多么有利的立场：我并不是马赫主义者，所以我没有义务去弄清楚某一个阿芬那留斯或卡斯坦宁所说的经验是什么意思！波格丹诺夫想利用马赫主义（以及马赫主义关于“经验”的糊涂观念），可是他不愿意对这种糊涂观念负责。
“纯粹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瓦连廷诺夫抄下了普列汉诺夫的那一段话，并且当众跳起了康康舞[44]，他讥笑普列汉诺夫没有说出作者的名字，没有说明问题的所在（上引书第108—109页）。但是这位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家自己对于问题的本质一个字也没有回答，虽然他承认曾把普列汉诺夫的那段话“至少反复读了三遍”（显然，他什么也不了解）。瞧，这就是马赫主义者！
3．自然界中的因果性和必然性
因果性问题对于确定任何一种最新“主义”的哲学路线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应当稍微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我们先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对这个问题的说明谈起。路·费尔巴哈的观点，在前面提到的他对鲁·海姆的反驳中讲得特别清楚。
“海姆说，‘在他（费尔巴哈）的著作中，自然界和人类理性是完全分开的，它们之间有一条双方都不能逾越的鸿沟’。海姆是根据我的《宗教的本质》第48节提出这个谴责的。我在这一节中说过：‘自然界只有通过自然界本身才能被理解；自然界的必然性不是人类的或逻辑的必然性，也不是形而上学的或数学的必然性；自然界是唯一的这样一种存在物，对于它是不应当，也不能够运用任何人类尺度的，尽管为了使自然界能够为我们理解，我们也拿自然现象同类似的人类现象相比，甚至把人类的用语和概念（如秩序、目的、规律等）用于自然界，而且按照我们语言的性质也必须把它们用于自然界。’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想说，自然界中没有任何秩序，比方说，秋去可以夏来，春去可以冬来，冬去可以秋来呢？是不是我想说，自然界中没有目的，比方说，肺和空气之间，光和眼睛之间，声音和耳朵之间没有任何适应呢？是不是我想说，自然界中没有规律，比方说，地球时而按椭圆形运转，时而按圆形运转，时而一年环绕太阳一周，时而一刻钟环绕太阳一周呢？这是多么荒谬啊！我在这段话里究竟想说什么呢？无非是把属于自然界的东西同属于人的东西区别开来；在这段话里没有说自然界中任何真实的东西都跟秩序、目的、规律这些词和观念不相符合，这段话只是否认思想和存在是同一的，否认秩序等等之存在于自然界就象存在于人的头脑或感觉中一样。秩序、目的、规律不外是一些词，人用这些词把自然界的事物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以便了解这些事物；这些词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没有客观内容的（nichtsinn-d．h．gegenstandloseWorte）；但是，我还是应当把原文和译文区别开来。人理解秩序、目的、规律这些词是有些随意的。
有神论根据自然界的秩序、合目的性、规律性的偶然性公然断定它们是任意产生的，断定有一个和自然界不同的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把秩序、合目的性、规律性加给本身（ansich）就是混乱的（dissolute）、没有任何规定性的自然界。有神论者的理性……是和自然界相矛盾的理性，是绝对不了解自然界本质的理性。有神论者的理性把自然界分成两个存在物，一个是物质的，另一个是形式的或精神的。”（《费尔巴哈全集》1903年版第7卷第518—520页）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被人类的秩序、规律等等观念仅仅近似正确地反映着的客观因果性。费尔巴哈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同他承认我们意识所反映的外部世界、对象、物体、物的客观实在性是分不开的。费尔巴哈的观点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而所有其他的观点，说得更确切些，因果性问题上的另外一条哲学路线，即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被费尔巴哈公允地列为信仰主义的派别。因为事实上很明显，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即不从外部客观世界中而从意识、理性、逻辑等等中引出自然界的秩序和必然性，不仅把人类理性和自然界分离开来，不仅把前者和后者对立起来，并且把自然界作为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把理性看作自然界的一小部分。因果性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路线就是哲学唯心主义（无论是休谟的还是康德的因果论，都是它的变种），也就是或多或少减弱了的、冲淡了的信仰主义。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和这个规律性在人脑中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就是唯物主义。
至于说到恩格斯，如果我没有弄错，他当时用不着专门在因果性问题上以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去反对其他派别。对他来说没有这种必要，因为他在关于整个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个更根本的问题上已经十分明确地同一切不可知论者划清了界限。但是，谁要是稍微认真地读过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就一定会明白，恩格斯不容许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存在有丝毫怀疑。我们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够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1章里说道：“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或世界现象总画面的个别方面〉，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naturlich）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第5—6页）这种自然联系即自然现象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着的，这是很明显的。恩格斯特别强调用辩证观点来看原因和结果：“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第8页）因此，人的因果概念总是把自然现象的客观联系稍许简单化了，只是近似地反映这种联系，人为地把一个统一的世界过程的某些方面孤立起来。恩格斯说，如果我们注意到思维和意识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那么我们发现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相符合，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很明显，“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Naturzusammenhang）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第2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25、38—39页。——编者注］。世界现象的自然的、客观的联系是存在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恩格斯经常讲到“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的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en），他认为没有必要特别解释这些众所周知的唯物主义原理。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里，我们同样可以读到：“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第38页）恩格斯责备旧的自然哲学“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自然现象的〉”（第4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340页。——编者注］。十分明显，恩格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我们人类用某些概念对这个规律性所作的近似的反映具有相对性。
在讲到约·狄慈根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从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歪曲事实的无数例子中举出一个例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的作者之一格尔方德先生告诉我们：“狄慈根的世界观的基本点可以归结为如下论点：‘……（9）我们加给物的因果依存关系实际上并不包含在物本身中’。”（第248页）这完全是胡说。格尔方德先生本人的见解是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真正杂烩。他肆意歪曲约·狄慈根的观点。的确，从约·狄慈根那里可以找出不少糊涂观念、不确切之处和错误，这些东西使马赫主义者称快，使一切唯物主义者不能不承认约·狄慈根是一位不十分彻底的哲学家。但是，硬说唯物主义者约·狄慈根根本否认唯物主义的因果观，这也只有格尔方德之流，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们才干得出来。
约·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人脑活动的本质》（1903年德文版）中说道：“客观的科学的认识，不是通过信仰或思辨，而是通过经验，通过归纳去寻找自己的原因，不是在经验之前而是在经验之后去寻找原因。自然科学不是在现象之外或现象之后，而是在现象之中或通过现象去寻找原因。”（第94—95页）“原因是思维能力的产物。然而它们不是思维能力的纯粹产物，而是由思维能力和感性材料结合起来产生的。感性材料给这样产生的原因提供客观存在。正如我们要求真理是客观现象的真理一样，我们也要求原因是现实的，要求它是某个客观结果的原因。”（第98—99页）“物的原因就是物的联系。”（第100页）
由此可见，格尔方德先生提出的论断是和实际情况截然相反的。约·狄慈根所阐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承认“物本身中”含有“因果依存性”。为了制造马赫主义的杂烩，格尔方德先生需要把因果性问题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混淆起来。
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第二条路线。
阿芬那留斯在他的第一部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中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我们在第81节里读到：“我们既然感觉不到〈没有在经验中认识到：erfahren〉某种引起运动的力量，也就感觉不到任何运动的必然性……我们所感觉到（erfahren）的一切，始终只是一个现象跟着一个现象。”这是最纯粹的休谟观点：感觉、经验丝毫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必然性。断言（根据“思维经济”的原则）感觉是唯一存在的哲学家，不能得出任何别的结论。我们往下读到：“既然因果性的观念要求力量和必然性或强制作为决定结果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以因果性的观念也就和它们一起完蛋。”（第82节）“必然性是表示期待结果的或然率的程度。”（第83节，论题）
这是因果性问题上的十分明确的主观主义。只要稍微彻底一点，那么，不承认客观实在是我们感觉的泉源，就不能得出别的结论。
拿马赫来说吧！我们在关于“因果性和说明”的专门一章（《热学原理》1900年第2版第432—439页）中读到：“休谟〈对因果性概念〉的批判仍然有效。”康德和休谟对因果性问题的解答是各不相同的（其他哲学家，马赫不予理会！）；“我们赞成”休谟的解答。“除了逻辑的必然性〈黑体是马赫用的〉，任何其他的必然性，例如物理的必然性，都是不存在的。”这正是费尔巴哈十分坚决地反对的一种观点。马赫从来没有想到要否认他和休谟的血缘关系。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们才会断言休谟的不可知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是“可以结合的”。我们在马赫的《力学》里读到：“在自然界中，既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1897年第3版第474页）“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因果律的一切形式都是从主观意向（Trieben）中产生的；对自然界说来，并没有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必然性。”（第495页）
在这里应当指出，我们的俄国马赫主义者幼稚得惊人，他们用关于因果律的这种或那种说法的问题来代替关于因果律的一切论断上的唯物主义趋向或唯心主义趋向的问题。他们相信了德国的经验批判主义教授们，以为只要说“函数关系”，那是“最新实证论”的发现，那就会摆脱类似“必然性”、“规律”等等说法的“拜物教”。当然，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冯特完全有理由嘲笑这种一点也没有改变问题实质的字眼更换（上引论文，载于《哲学研究》第383页和第388页）。马赫自己也说到因果律的“一切形式”，并在《认识和谬误》（第2版第278页）中作了一个很明白的声明：只有在能够用可测的量来表达研究的结果时，函数概念才能够更精确地表达“要素的依存性”，但是这甚至在化学那样的科学中也只能够部分地做到。大概，在我们那些轻信教授们发现的马赫主义者看来，费尔巴哈（不必说恩格斯了）不知道秩序、规律性等等概念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用数学上规定的函数关系来表达！
划分哲学派别的真正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对因果联系的记述精确到什么程度，这些记述是否能用精确的数学公式来表达，而在于：我们对这些联系的认识的泉源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还是我们心的特性即心所固有的认识某些先验真理等等的能力。正是这个问题把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同不可知论者（休谟主义者）阿芬那留斯、马赫断然分开了。
马赫（如果责备他始终如一，那就错了）在他的著作的一些地方常常“忘记”他同休谟的一致，“忘记”他的主观主义的因果论，而“只是”以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态度，也就是说以自发的唯物主义观点谈论问题。例如，我们在《力学》中读到：“自然界教导我们在自然现象中发现均一性。”（法译本第182页）如果我们在自然现象中发现均一性，那是不是说这个均一性是客观地、在我们心之外存在着呢？不是的。关于自然界的均一性这个问题，马赫却说出这样一些话：“推动我们把那些只观察了一半的事实在思想中加以充实的力量，是联想。这种力量由于不断重复而加强起来。于是我们就觉得它是一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个别事实的力量，是一种既指导思想也〈黑体是马赫用的〉指导事实并且作为支配二者的规律而使它们相互符合的力量。至于我们认为自己能借助于这种规律而作出预言，这仅仅〈！〉证明我们环境的充分的均一性，但决不证明我们的预言实现的必然性。”（《热学》[注：即《热学原理》。——编者注］第383页）
这样说来，可以而且应当在环境即自然界的均一性以外去寻找某种必然性！到哪儿去寻找，这是唯心主义哲学的秘密，这种哲学害怕承认人的认识能力不过是对自然界的反映。马赫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认识和谬误》里甚至断定自然规律是“对期待的限制”（第2版第450页及以下各页）！唯我论又显形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哲学派别的其他著作家的立场。英国人卡尔·毕尔生以他特有的明确性表示：“科学的规律与其说是外部世界的事实，不如说是人心的产物。”（《科学入门》第2版第36页）“凡是把自然界说成人的主宰（sovereign）的诗人和唯物主义者，都太健忘了：他们为之惊叹的自然现象的秩序和复杂性，最低限度也象人本身的记忆和思想一样，是人的认识能力的产物。”（第185页）“自然规律的广括性质应当归功于人心的独创性。”（同上）第3章第4节这样写道：“人是自然规律的创造者。”“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这一说法要比自然界把规律给予人这一相反的说法有意义得多”，虽然这位尊贵的教授痛苦地承认，这后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不幸现在太流行了”（第87页）。第4章是论述因果性问题的，其中第11节表述了毕尔生的论点：“必然性属于概念的世界，不属于知觉的世界。”应当指出，对毕尔生说来，知觉或感性印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在一定知觉系列不断重复时具有的均一性中，即在知觉的常规中，没有任何内在必然性；可是知觉常规的存在是思维者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必然性包含在思维者的本性中，而不包含在知觉本身中；必然性是认识能力的产物。”（第139页）
我们的这位马赫主义者（恩·马赫“本人”曾一再表示和他完全一致）就这样顺利地达到了纯粹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而不是自然界把规律给予人！问题不在于重复康德的先验性学说，因为这一点所决定的不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路线，而是这条路线的一个特殊说法。问题在于：理性、思维、意识在这里是第一性的，自然界是第二性的。理性并非自然界的一小部分、它的最高产物之一、它的过程的反映，而自然界倒是理性的一小部分。理性便这样自然而然地从普通的、单纯的、谁都知道的人的理性扩张成象约·狄慈根所说的“无限的”、神秘的、神的理性。“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这个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的公式是信仰主义的公式。如果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在恩格斯的书中读到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把自然界而不是把精神当作第一性，因而就非常惊异，这只是表明他们在分辨真正重要的哲学派别同教授们的故弄玄虚、咬文嚼字方面无能到了什么地步。
约·彼得楚尔特在他的两卷集看作中阐述和发挥了阿芬那留斯的理论，他可以说是反动的马赫主义经院哲学的最好的典范。他郑重其事地说：“直到今天，在休谟死后的150年，实体性和因果性仍旧麻痹着思维的勇气。”（《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31页）当然，唯我论者比任何人都“更有勇气”，他们发现了没有有机物质的感觉、没有头脑的思想、没有客观规律性的自然界！“我们还没有提到的关于因果性的最后一个说法，即事件的必然性或自然界的必然性，在自身中包含着一种模糊的神秘的东西”——“拜物教”、“拟人观”等等的观念（第32页和第34页）。可怜的神秘主义者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一直在谈论着自然界的必然性，而且还把休谟路线的拥护者叫作理论上的反动派……彼得楚尔特是超出一切“拟人观”的。他发现了伟大的“一义性规律”，这个规律消除了一切模糊性、一切“拜物教”的痕迹，如此等等。就以力的平行四边形为例（第35页）。我们不能“证明”它，应当承认它是“经验的事实”。我们不能假定物体受到同样的撞击而有各种不同的运动。“我们不能容许自然界的这种不规定性和任意性；我们应当向它要求规定性和规律性。”（第35页）是的，是的！我们向自然界要求规律性。资产阶级向它的教授们要求反动性。“我们的思维向自然界要求规定性，而自然界总是服从这个要求的，我们甚至可以看出在某种意义上它不得不服从这个要求。”（第36页）当物体在AB线上受到撞击时，为什么它向C运动，而不向D或F等等方向运动呢？
“为什么自然界不从无数其他可能的方向中选择一个方向呢？”（第37页）因为这些方向是“多义的”，而约瑟夫·彼得楚尔特的伟大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发现要求一义性。
“经验批判主义者们”以诸如此类不可名状的谬论充塞着好几十页篇幅！
“……我们一再指出，我们的原理不是从个别经验的总和中汲取力量的，相反地，我们要求自然界承认它（seineGeltung）。事实上，这个原理在还没有成为规律之前，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是我们对待现实的原则即公设了。它可以说是先验地、不依赖于任何个别经验而发生作用的。乍看起来，纯粹经验哲学不应当宣传先验的真理，从而回到最空洞的形而上学去。但它所说的先验只是逻辑的先验，不是心理的先验，也不是形而上学的先验。”（第40页）当然，如果把先验叫作逻辑的先验，那么这种观念的一切反动性就会因此而消失，并且它会上升到“最新实证论”的高峰！
约·彼得楚尔特接着教训我们说：不可能有心理现象的一义规定性，因为幻想的作用、伟大发明家的意义等等在这里造成了例外，而自然规律或精神规律是不容许有“任何例外”的（第65页）。我们面前是一位十足的形而上学者，他对偶然和必然之间的差别的相对性一无所知。
彼得楚尔特继续说：也许人们会引用历史事件的或诗歌中人物性格发展的动因来反驳我吧？“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我们就会看到并没有这样的一义性。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任何一出戏剧，我们都可以设想，其中的人物在同样的心理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行动。”（第73页）“不但在心理的领域中没有一义性，而且我们有理由要求在现实中也没有一义性〈黑体是彼得楚尔特用的〉。我们的学说就是这样提高到……公设的地位……即提高到任何以前的经验的必要条件的地位、逻辑的先验的地位。”（黑体是彼得楚尔特用的，第76页）
彼得楚尔特在他的《引论》［注：即《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编者注］两卷集和1906年出版的小册子《从实证论观点来看世界问题》中继续使用这个“逻辑的先验”。［注：约·彼得楚尔特《从实证论观点来看世界问题》1906年莱比锡版第130页：“即使从经验论的观点来看，也可以有逻辑的先验，因为对于我们环境的经验的〈erfahrungsmaβig，在经验中感知的〉恒久性来说，因果性是逻辑的先验。”］我们看到的是卓越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的第二个例子。他不露声色地滚到康德主义那边，并用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宣扬最反动的学说。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因果说根本就是唯心主义的谎话，这是无论用多么响亮的有关“实证论”的词句也掩盖不了的。休谟和康德在因果论上的差别是次要的、不可知论者之间的差别，他们在基本点上是一致的：他们都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这就注定他们必然得出某些唯心主义的结论。比起约·彼得楚尔特稍微有点“良心”的经验批判主义者鲁道夫·维利，由于自己和内在论者有血缘关系而感到羞惭，例如，他不同意彼得楚尔特的全部“一义性”理论，认为它除了“逻辑的形式主义”，什么也没有提供。然而鲁·维利是否因为屏弃了彼得楚尔特就使自己的立场有所改进呢？一点也没有。因为他屏弃康德的不可知论，完全是为了拥护休谟的不可知论。他写道：“我们从休谟的时代起就早已知道‘必然性’不是‘超越的’，而是纯粹逻辑的标记（Merkmal），或者象我很乐意说的并且我已经说过的，是纯粹语言上的（sprachlich）标记。”（鲁·维利《反对学院智慧》1905年慕尼黑版第91页；参看第173、175页）
不可知论者把我们对必然性的唯物主义观点叫作“超越的”观点，因为从维利并不反对而只是加以清洗的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的“学院智慧”来看，凡是承认我们在经验中感知的客观实在，都是非法的“超越”。
在属于我们所研究的哲学派别的法国著作家中，昂利·彭加勒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和渺小的哲学家常常误入同一条不可知论的道路。帕·尤什凯维奇当然把他的错误宣称为最新实证论的最新成就。这种实证论“最新”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还需要加上一个新“论”：经验符号论。在彭加勒看来（在论新物理学的一章中将会谈到他的全部见解），自然规律是人为了“方便”而创造的符号、约定。“唯一真正的客观实在是世界的内部和谐”，并且彭加勒把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多数人或所有的人都承认的东西叫作客观的东西［注：昂利·彭加勒《科学的价值》1905年巴黎版第7、9页，有俄译本。］，也就是说，他象一切马赫主义者一样纯粹主观主义地取消客观真理，而关于“和谐”是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问题，他断然说：“毫无疑问，不是。”十分明显，新术语一点也没有改变不可知论的陈旧不堪的哲学路线，因为彭加勒的“独创的”理论的本质就是否认（虽然他远不彻底）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因此，很自然，和那些把旧错误的新说法当作最新发现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不同，德国康德主义者欢迎这样的观点，认为这是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转到他们一边，转到不可知论一边。我们在康德主义者菲力浦·弗兰克的著作中读到：“法国数学家昂利·彭加勒维护这样的观点：理论自然科学的许多最一般的原理（惯性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等等），往往很难说它们的起源是经验的还是先验的，实际上，它们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纯粹是一些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约定的前提。”这位康德主义者喜不自胜地说：“这样一来，最新自然哲学就出乎意料地复活了批判唯心主义的基本思想，那就是：经验只不过充实人生来就有的框架而已……”［注：1907年《自然哲学年鉴》[45]第6卷第443、447页。］
我们举这个例子是要让读者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尤什凯维奇之流天真到了什么程度。他们把一种什么“符号论”当作真正的新货色，可是稍微有点学识的哲学家们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转到批判唯心主义的观点上去了！因为这种观点的实质并不一定在于重复康德的说法，而是在于承认康德和休谟共同的基本思想：否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从主体、从人的意识中而不是从自然界中引出某些“经验的条件”，引出某些原则、公设、前提。恩格斯说得对，实质不在于一个哲学家归附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许多学派中的哪一派，而在于他把自然界、外部世界、运动着的物质看作第一性的呢，还是把精神、理性、意识等等看作第一性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5—317页。——编者注］
有学识的康德主义者埃·路加对马赫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不同于其他哲学路线的特征也提出了评述。在因果性问题上，“马赫完全附和休谟”［注：埃·路加《认识问题和马赫的〈感觉的分析〉》，载于《康德研究》杂志第8卷第409页。］。“保·福尔克曼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中引出思维的必然性。这个观点承认必然性的事实，它同马赫相反而和康德一致；但是福尔克曼又和康德相反，认为必然性的泉源不是在思维中，而是在自然过程中。”（第424页）
保·福尔克曼是一位物理学家，写过许多有关认识论问题的著作。他也象极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一样，倾向于唯物主义——虽然是一种不彻底的、懦怯的、含糊的唯物主义。承认自然界的必然性，并从其中引出思维的必然性，这是唯物主义。从思维中引出必然性、因果性、规律性等等，这是唯心主义。上述引文中唯一不确切的地方，是认为马赫对一切必然性一概否定。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马赫，或者是坚决离开唯物主义而不可避免地滚向唯心主义的整个经验批判主义派别，都不是这样的。
关于俄国马赫主义者，我们还要专门说几句话。他们想当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读过”恩格斯坚决把唯物主义和休谟的派别区分开来的论述，他们不会不从马赫本人或任何一个稍许熟悉马赫哲学的人那里听说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是遵循休谟路线的，但是他们在因果性问题上对休谟主义和唯物主义都尽量一声不响！支配他们的是十足的糊涂思想。举几个例子来说吧！帕·尤什凯维奇先生宣扬“新”经验符号论。无论是“所谓纯粹经验的材料，如蓝色、坚硬等感觉”，或者是“所谓纯粹理性的创造，如契玛拉[46]或象棋游戏”，都是“经验符号”（《论丛》第179页）。“认识是充满了经验符号的，它在发展中走向愈来愈高度符号化的经验符号。”“所谓自然规律……就是这些经验符号。”（同上）“所谓真正的实在、自在的存在，就是我们知识所力求达到的那个无限大的〈尤什凯维奇先生真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终极的符号体系。”（第188页）“作为我们认识的基础的”“知觉流”是“非理性的”、“非逻辑的”（第187、194页）。能量“就象时间、空间、质量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一样，不能说是物、实体：能量是常数，是经验符号，它象其他经验符号一样，暂时地满足人要把理性、逻各斯导入非理性的知觉流这个基本要求”（第209页）。
我们面前是一个穿着用斑驳陆离、刺人眼目的“最新”术语作成的小丑服装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在他看来，外部世界、自然界和自然规律都是我们认识的符号。知觉流是没有理性、秩序、规律性的，是我们的认识把理性导入其中的。天体是人类认识的符号，地球也在其内。尽管自然科学教导我们说，地球在人类和有机物质可能出现以前就早已存在了，而我们却把这一切都改了[47]！行星运动的秩序是我们给予的，是我们认识的产物。当尤什凯维奇先生感到人类理性被这种哲学扩张为自然界的创造主、缔造者时，便在理性旁边写上“逻各斯”，即抽象的理性——这不是一般的理性，而是特殊的理性；这不是人脑的机能，而是一种先于任何头脑而存在的东西、一种神灵的东西。“最新实证论”的最新成就，就是费尔巴哈早已揭露过的那个陈旧的信仰主义公式。
我们来看一下亚·波格丹诺夫吧！1899年，当他还是一个半唯物主义者，由于受到一位很有名的化学家但也是很糊涂的哲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影响而刚刚开始动摇时，他写道：“现象的普遍因果联系，是人类认识的最终的也是最好的产物；它是普遍的规律，它是那些（用一个哲学家的话来说）由人类理性加给自然界的规律中的最高的规律。”（《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第41页）
天晓得波格丹诺夫的这段话那时候是从谁那里引来的。但是事实上，这位“马克思主义者”轻信地加以复述的“一个哲学家的话”就是康德的话。这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更不愉快的是：这甚至不能“单纯”用奥斯特瓦尔德的影响来解释。
1904年，波格丹诺夫已经丢开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和奥斯特瓦尔德，他写道：“……现代实证论认为因果律仅仅是从认识上把许多现象联结成连续系列的一种方法，仅仅是使经验协调的一种形式。”（《社会心理学》第207页）这种现代实证论就是否认存在于一切“认识”和一切人以前和以外的自然界的客观必然性的不可知论，关于这一点，波格丹诺夫或者是一无所知，或者是知而不言。他完全相信德国教授们称为“现代实证论”的东西。最后，在1905年，当波格丹诺夫经过了上述几个阶段和经验批判主义阶段而处在“经验一元论”阶段时，他写道：“规律决不属于经验的范围……规律不是在经验中得出的，而是思维创造出来用以组织经验、和谐地把经验协调成严整的统一体的一种手段。”（《经验一元论》第1卷第40页）“规律是认识的抽象；正如心理学的规律很少具有心理性质一样，物理学的规律很少具有物理性质。”（同上）
这么说来，秋去冬来，冬去春来的规律不是我们在经验中得出的，而是思维创造出来的一种用以组织、协调、调合的手段……波格丹诺夫同志，组织、协调，调合什么和什么啊？
“经验一元论之所以能成立，只是因为认识积极地协调经验，排除经验的无数矛盾，为经验创造普遍的组织形式，以派生的、有秩序的关系世界代替原始的、混乱的要素世界。”（第57页）这是不对的。似乎认识能够“创造”普遍的形式，能够以秩序代替原始的混乱等等，这种思想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思想。世界是物质的有规律的运动，而我们的认识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只能反映这个规律性。
总结：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盲目地相信“最新的”反动教授们，重复着康德和休谟在因果性问题上的不可知论的错误，他们既看不到这些学说同马克思主义即唯物主义处于怎样的绝对矛盾中，也看不到这些学说怎样沿着斜坡滚向唯心主义。
4．“思维经济原则”和“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马赫、阿芬那留斯和其他许多人用来作为认识论基础的‘费力最小’原则……无疑是认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倾向。”
弗·巴扎罗夫在《论丛》第69页中就是这样讲的。
马克思的学说中有“经济”。马赫的学说中也有“经济”。二者之间有丝毫联系吗，这真的是“无疑”的吗？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阿芬那留斯的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1876）是这样运用这个“原则”的：为了“思维经济”，宣布只有感觉才是存在的。也是为了思维经济，宣布因果性和“实体”（教授先生们“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48]，喜欢用这个名词来代替更确切明白的名词：物质）“都被废弃了”，也就是说，感觉成了没有物质的感觉，思想成了没有头脑的思想。这种十足的谬论是企图在新的伪装下偷运主观唯心主义。这部关于声名狼藉的“思维经济”问题的主要著作正具有这种性质，这一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哲学文献上已被公认。如果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没有看出藏在“新”幌子下的主观唯心主义，这倒是怪事。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俄译本第49页）里还引证过他在1872年就这个问题所写的著作。我们知道，这部著作也贯穿着纯粹主观主义的观点，把世界归结为感觉。可见，把这个著名“原则”引入哲学的这两部主要著作都贯穿着唯心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真的把思维经济原则当作“认识论的基础”，那么这个原则只能导致主观唯心主义，不能导致其他任何东西。只要我们把这样荒谬的概念搬入认识论，那么不用说，“设想”只有我和我的感觉存在着，是最“经济”不过的了。
“设想”原子是不可分的“经济些”呢，还是“设想”原子是由正电子和负电子构成的“经济些”？设想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自由派进行的“经济些”呢，还是设想它是反对自由派的“经济些”？只要提出问题，就可以看出在这里使用“思维经济”这个范畴是荒谬的、主观主义的。人的思维在正确地反映客观真理的时候才是“经济的”，而实践、实验、工业是衡量这个正确性的标准。只有在否认客观实在，即否认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情况下，才会一本正经地谈论认识论中的思维经济！
如果看一看马赫的晚期著作，我们就会发现，他对这个著名原则的说明往往是等于对这个原则的完全否定。例如，马赫在《热学》里又重谈他心爱的关于科学的“经济本性”的思想（德文第2版第366页）。但是，他立即就补充说，我们不是为经济而经济（第366页；第391页重述）：“科学经济的目的是提供一幅尽可能全面的……静止的……世界图景”（第366页）。既然这样，那么“经济原则”不仅被排除于认识论的基础之外，而且实际上完全被排除于认识论之外。说科学的目的是提供一幅正确的（这同静止毫无关系）世界图景，这就是重复唯物主义的论点。这样说，就是承认世界对于我们的认识来说是客观实在，模特儿对于画像来说是客观实在。就此看来，思维的经济性只不过是一个用来代替正确性的笨拙的极其可笑的字眼。马赫在这里，象平常一样，又弄糊涂了，而马赫主义者模仿并推崇糊涂思想！
在《认识和谬误》一书的《研究方法的实例》一章中，我们读到：
“‘全面而又极简单的记述’（基尔希霍夫，1874年）；‘对真实事物的经济描写’（马赫，1872年）；‘思维和存在的符合以及各种思想过程的相互符合’（格拉斯曼，1844年），——这一切都大同小异地表达同一个思想。”
这难道不是典型的糊涂思想吗？竟把“思维经济”（马赫在1872年从中推出只有感觉是存在着的，后来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同数学家格拉斯曼关于思维和存在必然相符合这一纯粹唯物主义的见解相提并论！竟把“思维经济”同对客观实在（对它的存在基尔希霍夫从未想到要怀疑）的极简单的记述相提并论！
这样运用“思维经济”原则不过是马赫的可笑的哲学动摇的一个范例。如果除掉那些怪话或错误（lapsus），“思维经济原则”的唯心主义性质就是确定无疑的了。例如，康德主义者赫尼格斯瓦尔德在和马赫的哲学进行伦战时，就欢迎马赫的“经济原则”，认为它接近于“康德主义的思想领域”（理查·赫尼格斯瓦尔德博士《马赫哲学批判》1903年柏林版第27页）。事实上，如果不承认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那么“经济原则”不是从主体中得出的，又是从哪里得出的呢？感觉当然不包含任何“经济”。这就是说，思维提供一种在感觉中所没有的东西！这就是说，“经济原则”不是从经验（＝感觉）中得出的，而是先于一切经验的，它象康德的范畴一样，构成经验的逻辑条件。赫尼格斯瓦尔德从《感觉的分析》一书中引用了下面一段话：“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本身的肉体均衡和精神均衡，推论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过程的均衡、一义规定性和同类性。”（俄译本第281页）的确，这种论点的主观唯心主义性质，马赫跟谈论先验主义的彼得楚尔特的相近，都是无庸置疑的。
唯心主义者冯特根据这个“思维经济原则”，很恰当地把马赫叫作“翻了一个面的康德”（《系统哲学》1907年莱比锡版第128页）。在康德那里是先验和经验。在马赫那里则是经验和先验，因为思维经济原则在马赫那里实质上是先验的（第130页）。联系（Verknufung）或者存在于物中，作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是马赫坚决否认的），或者是主观的记述原则”（第130页）。经济原则在马赫那里是主观的，并且作为一个可以有各种意义的目的论原则，不知道是从何处降到世上（kommtwieausderPistolegeschossen）（第131页）。你们看，哲学术语的专家们并不象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那样天真，凭空就肯相信一个“新”名词可以消除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对立。
最后，我们再提一下英国哲学家詹姆斯·华德。他干脆自称是唯灵论的一元论者。他不同马赫争论，相反地，我们将在下面看到，他利用物理学上的整个马赫主义思潮来反对唯物主义。他明确地说，“简便标准”在马赫那里“主要是主观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东西”（《自然主义和不可知论》第3版第1卷第82页）。
思维经济原则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很合德国康德主义者和英国唯灵论者的心意，对于这一点，只要看过上述的一切，就不会觉得奇怪了。至于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使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马赫的认识论经济学靠拢起来，这纯粹是滑稽的事情。
在这里略谈一下“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是适宜的。在这个问题上，帕·尤什凯维奇先生千百次明显地表现出了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所造成的那种极端混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反驳杜林从思维的统一性中推论出世界的统一性时说道：“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第31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8页。——编者注］尤什凯维奇先生引用了这一段话并“加以反驳”：“这里首先不明白的是：‘世界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这个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上引书第52页）
这不是挺有意思吗？这个人公开乱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为的是声明自己“不明白”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恩格斯以杜林为例指出：稍微彻底一点的哲学，都会或者从思维中推论出世界的统一性——那样它就毫无力量反对唯灵论和信仰主义（《反杜林论》第30页）［注：同上，第46—47页。——编者注］，它的论据也必然会是些骗人的话；或者从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在认识论上早就叫作物质的并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实在中推论出世界的统一性。跟一个“不明白”这种事情的人进行认真的讨论是毫无益处的，因为他在这里说“不明白”，是为了用骗人的话来回避对恩格斯的十分清楚的唯物主义原理作实质性的答复，同时他重复纯粹杜林式的谬论，说什么“关于存在的原则同类性和联系性的基本公设”（尤什凯维奇，上引书第51页），说什么公设就是“原理”，“如果认为原理是从经验中推出来的，那就不确切了，因为只有把原理作为研究的基础，才可能有科学的经验”（同上）。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这个人只要对印出来的文字稍加重视，就会看出下述思想一般说来具有唯心主义性质，具体说来具有康德主义性质，这个思想就是：似乎有这样的原理，它们不是从经验中得出的，而且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经验。从各种书籍中找来的、和唯物主义者狄慈根的一些明显错误拼凑在一起的连篇累牍的空话，这就是尤什凯维奇先生们的“哲学”。
我们最好看一看一位严肃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约瑟夫·彼得楚尔特关于世界统一性问题的论断。他的《引论》第2卷第29节的题目是：《对认识领域中统一（einheitlich）的追求。一切事物的一义性的公设》。下面是他的几段典型的论断：“……只有在统一性中找得到这样的自然目的，任何思维都超不出这个目的，所以，如果思维估计到有关领域内的一切事实，那么它就能在这个目的内达到安定。”（第79页）“……自然界决不总是适应统一性的要求，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如此，目前自然界在许多场合下已在满足安定的要求，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并且根据我们过去的一切研究来看，应当认为极可能的是：将来自然界在一切场合下都会满足这个要求。因此，把实际的精神状态描述为对稳定状态的追求要比描述为对统一性的追求更为确切……稳定状态的原则更深邃一些……海克尔建议把原始生物界同植物界和动物界并列，这是一种不适当的解决办法，因为这个建议造成两种新困难来代替以前的一种困难。以前是植物和动物之间的界限有疑问，而现在既不能把原始生物同植物截然区分开，又不能把它们同动物截然区分开……很明显，这种状态不是最终的（endgultig）状态。无论如何必须消除概念的这种模棱两可性，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最后即使采用专家经服从多数的表决而取得一致意见的方法也行。”（第80—81页）
看来已经够了吧？经验批判主义者彼得楚尔特丝毫也不比杜林好，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对于论敌也应当公正：彼得楚尔特至少具有科学良心，他在每部著作中都毅然决然地批驳唯物主义这个哲学派别。至少他没有卑贱到冒充唯物主义和声明“不明白”基本哲学派别起码差别的地步。
5．空间和时间
唯物主义既然承认客观实在即运动着的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也就必然要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这首先就和康德主义不同。康德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是站在唯心主义方面的，它认为时间和空间不是客观实在，而是人的直观形式。派别极不相同的著作家、稍微彻底一些的思想家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两条基本哲学路线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根本的分歧。我们先从唯物主义者谈起。
费尔巴哈说道：“空间和时间不是现象的简单形式，而是存在的……根本条件（Wesensbedingungen）。”（《费尔巴哈全集》第2卷第332页）费尔巴哈承认我们通过感觉认识到的感性世界是客观实在，自然也就否认现象论（如马赫会自称的）或不可知论（如恩格斯所说的）的时空观。正如物或物体不是简单的现象，不是感觉的复合，而是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客观实在一样，空间和时间也不是现象的简单形式，而是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能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人类的时空观念是相对的，但绝对真理是由这些相对的观念构成的；这些相对的观念在发展中走向绝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正如关于物质的构造和运动形式的科学知识的可变性并没有推翻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一样，人类的时空观念的可变性也没有推翻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
恩格斯在揭露不彻底的糊涂的唯物主义者杜林时，抓住他的地方正是：他只谈时间概念的变化（这对于各种极不相同的哲学派别中多少有些名气的现代哲学家来说是无可争辩的问题），躲躲闪闪地不明确回答下面的问题：空间或时间是实在的还是观念的？我们的相对的时空观念是不是接近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或者它们只是发展着的、组织起来的、协调起来的和如此等等的人类思想的产物？这就是而且唯有这才是真正划分根本哲学派别的认识论基本问题。恩格斯写道：“什么概念在杜林先生的脑子里变化着，这和我们毫不相干。这里所说的，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杜林先生决不可能这样轻易地〈就是说用概念的可变性这类词句〉摆脱掉的现实的时间。”（《反杜林论》德文第5版第41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页。——编者注］
看来，这非常清楚，就连尤什凯维奇先生们也都能了解问题的本质吧？恩格斯提出了大家公认的、一切唯物主义者都十分明了的关于时间的现实性即客观实在性的原理来反对杜林。他说，光凭谈论时空概念的变化是回避不了直接承认或否认这个原理的。这并不是说，恩格斯否认对我们的时空概念的变化和发展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科学意义，而是说，我们要彻底解决认识论问题，即关于整个人类知识的泉源和意义的问题。多少有些见识的哲学唯心主义者（恩格斯在说到唯心主义者的时候，指的是古典哲学的天才的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容易承认我们的时空概念是发展的，例如，认为发展着的时空概念接近于绝对的时空观念等等，但他仍然是唯心主义者。如果不坚决地、明确地承认我们的发展着的时空概念反映着客观实在的时间和空间，不承认它们在这里也和在一般场合一样接近客观真理，那么就不可能把敌视一切信仰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坚持到底。
恩格斯教训杜林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同上）［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57页。——编者注］
为什么恩格斯要在前半句话里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费尔巴哈的话，而在后半句话里提起费尔巴哈同有神论这种非常荒诞的事情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呢？因为，从恩格斯这本著作的同一章里可以看到，要是杜林不时而依恃世界的“终极原因”，时而依恃“第一次推动”（恩格斯说，这是神这个概念的另一种说法），他就不能够使自己的哲学自圆其说。也许，杜林想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诚意并不亚于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可是他没有能够把那种确实可以使唯心主义和有神论的荒诞事情失去任何立足之地的哲学观点贯彻到底。既然杜林不承认，至少不是明确地承认（因为杜林在这个问题上动摇和糊涂）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他也就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沿着斜坡一直滚到“终极原因”和“第一次推动”中去，因为他使自己失去了防止超出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客观标准。既然时间和空间只是概念，那么创造它们的人类就有权利超出它们的界限，资产阶级教授们就有权利由于保卫这种超越的合法性、由于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中世纪的“荒诞事情”而从反动政府领取薪金了。
恩格斯曾经向杜林指出，否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在理论上就是糊涂的哲学思想，在实践上就是向信仰主义投降或对它束手无策。
现在看一看“最新实证论”有关这个问题的“学说”吧！在马赫的著作里，我们读到：“空间和时间是感觉系列的调整了的〈或者协调了的，wohlgeordnete〉体系。”（《力学》德文第3版第498页）这是很明显的唯心主义谬论，它是从物体是感觉的复合这个学说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不是具有感觉的人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而是空间和时间存在于人里面，依赖于人，为人所产生。这就是从马赫的著作中得出的结论。马赫感到自己在滚向唯心主义，于是就“抗拒”，提出一大堆保留条件，并且象杜林一样把问题淹没在关于我们的时空概念的可变性、相对性等等冗长的议论中（着重参看《认识和谬误》）。但是，这没有挽救他，而且也挽救不了他，因为只有承认了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才能真正克服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立场。而这是马赫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干的。他根据相对主义的原则建立时间和空间的认识论，仅此而已。实质上，这样的构造只能导致主观唯心主义。这一点我们在谈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了。
马赫为了抵制从他的前提中必然得出的唯心主义结论，便反驳康德，坚持说空间概念起源于经验（《认识和谬误》德文第2版第350、385页）。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经验中感知客观实在（象马赫告诫的那样），那么这样反驳康德就一点也没有抛弃康德和马赫的共同的不可知论立场。如果空间概念是我们从经验中获得的，但不是我们以外的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马赫的理论仍旧是唯心主义的。在人和人的经验出现以前，自然界就存在于以百万年计算的时间中，这一点就证明这种唯心主义理论是荒谬的。
马赫写道：“在生理学方面，时间和空间是判定方位的感觉，它们同感性的感觉一起决定着生物学上合目的的适应反应的发出（Auslosung）。在物理学方面，时间和空间是物理要素的相互依存关系。”（同上，第434页）
相对主义者马赫只限于从各个方面考察时间概念！他也象杜林一样踏步不前。如果说“要素”是感觉，那么物理要素的相互依存关系就不能存在于人以外、人出现以前、有机物质出现以前。如果说时间和空间的感觉能够使人具有生物学上合目的地判定方位能力，那也只有在这些感觉反映了人以外的客观实在的条件下才能作到，因为，假如人的感觉没有使人对环境具有客观的正确的观念，人对环境就不能有生物学上的适应。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学说是同对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解答密切联系着的。这个基本问题就是：我们的感觉是物体和物的映象呢，还是物体是我们的感觉的复合。马赫只是在这两种解答之间无所适从。
马赫说道，在现代物理学中保持着牛顿对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观点（第442—444页），即对本来的时间和空间的观点。他接着说，这种观点在“我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他显然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唯物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但是在实践中这种观点是无害的（unschadlich）（第442页），因而它在长时期内没有受到批判。
关于唯物主义观点无害的这种天真说法，使马赫露出了马脚！首先，说唯心主义者“很久”没有批判这种观点，是不确实的；马赫简直无视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他回避直截明了地叙述这两种观点。其次，马赫承认他所反驳的唯物主义观点是“无害”的，实质上也就是承认它们是正确的。因为不正确的东西怎么能够在许多世纪以来都是无害的呢？马赫曾经向之递送秋波的实践标准到哪儿去了？唯物主义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观点之所以是“无害的”，只是因为自然科学没有超出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即没有超出物质世界的界限，而把这件事让给反动哲学的教授们去做了。这种“无害”也就是正确。
“有害的”是马赫对空间和时间的唯心主义观点。因为，第一，它向信仰主义敞开了大门；第二，它引诱马赫本人作出反动的结论。例如，马赫在1872年写道：“不必去设想化学元素是在三维空间中的。”（《功的守恒定律》［注：即《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编者注］第29页，第55页重述）这样做，就是“作茧自缚。正如没有任何必要从音调的一定高度上去设想纯粹思维的东西（dasbloβGedachte）一样，也没有任何必要从空间上即从可以看到和触摸到的东西上去设想纯粹思维的东西”（第27页）。“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令人满意的电学理论，这也许是由于总想用三维空间的分子过程来说明电的现象的缘故。”（第30页）
根据马赫在1872年公开维护的那种直率的没有被搞乱的马赫主义观点，无庸置疑地会作出如下的论断：如果人们感觉不到分子、原子，一句话，感觉不到化学元素，那么，这就是说化学元素是“纯粹思维的东西（dasbloβGedachte）”。既然如此，既然空间和时间没有客观实在的意义，那么很明显，大可不必从空间上去设想原子！让物理学和化学以物质在其中运动的三维空间来“自缚”吧，——可是为了说明电，却可以在非三维空间中寻找它的元素！
尽管马赫在1906年重述过这个谬论（《认识和谬误》第2版第418页），我们的马赫主义者还是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它。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这样，他们就必须直截了当地提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空间的看法问题，不能支吾搪塞，不能有任何“调和”这个对立的企图。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在70年代，当马赫还默默无闻，甚至“正统派的物理学家”都拒绝刊登他的论文的时候，内在论学派的首领之一安东·冯·勒克列尔就不遗余力地抓住马赫的这个论断，说它出色地否认了唯物主义，承认了唯心主义。因为，那时候勒克列尔还没有发明或者说还没有从舒佩、舒伯特－索尔登或约·雷姆克那里剽窃到“内在论学派”这个“新的”称号，而是坦率地自称为批判唯心主义者［注：安东·冯·勒克列尔《从贝克莱和康德对认识的批判来看现代自然科学的实在论》1879年布拉格版。］。这位信仰主义的毫不掩饰的维护者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公开宣扬信仰主义，他一看到马赫的那些话，就立刻宣称马赫是个伟大的哲学家、“最好的革命者”（第252页）；他这样做是完全对的。马赫的论断是从自然科学阵营向信仰主义阵营的转移。不论在1872年或在1906年，自然科学都曾经在三维空间中探求，而且现在还在探求和发现（至少在摸索）电的原子即电子。自然科学毫不怀疑它所研究的物质只存在于三维空间中，因而这个物质的粒子虽然小到我们不能看见，也“必定”存在于同一个三维空间中。从1872年起，30多年来科学在物质构造问题上获得了巨大的辉煌的成就，唯物主义对空间和时间的看法一直是“无害的”，也就是说跟过去一样，和自然科学是一致的，而马赫之流所持的相反的看法却是对信仰主义的“有害的”投降。
马赫在他的《力学》里维护那些研究设想出来的n维空间问题的数学家，使他们不致于因为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出“怪异的”结论而遭到谴责。这种维护无疑是完全正当的，但是请看一看马赫是站在什么样的认识论立场上维护他们的。马赫说道，现代数学提出了n维空间，即设想出来的空间这个十分重要而有用的问题，可是只有三维空间才是“现实的”（einwirklicherFall（第3版第483—485页）。因此，“由于不知道把地狱安放在什么地方而感到为难的许多神学家”以及一些降神术者想从第四维空间得到好处，那是白费心思。（同上）
很好！马赫不愿意加入神学家和降神术者的队伍。但是他在自己的认识论中怎样和他们划清界限呢？他说，只有三维空间才是现实的！如果你不承认空间和时间具有客观实在性，那又怎么能防范神学家及其同伙呢？原来，当你需要摆脱降神术者的时候，你就采用不声不响地剽窃唯物主义的方法。因为，唯物主义者既然承认现实世界、我们感觉到的物质是客观实在，也就有权利由此得出结论说，任何超出时间和空间界限的人类臆想，不管它的目的怎样，都不是现实的。而你们呢，马赫主义者先生们，当你们和唯物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你们就否认“现实”具有客观实在性，可是当你们要同彻底的、毫无顾忌的、公开的唯心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你们又偷运这个客观实在性！如果在时间和空间的相对的概念里除了相对性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如果这些相对的概念所反映的客观（＝既不依存于单个人，也不依存于全人类的）实在并不存在，那么为什么人类，为什么人类的大多数不能有时间和空间以外的存在物的概念呢？如果马赫有权在三维空间以外探求电的原子或一般原子，那么为什么人类的大多数无权在三维空间以外探求原子或道德基础呢？
马赫在同一本书中写道：“还没有过借助第四维来接生的产科大夫。”
绝妙的论据，但是，只有对那些认为实践是证实客观真理、证实我们感性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的标准的人们来说，才是绝妙的论据。如果我们的感觉给我们提供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外部世界的客观真实的映象，那么这种援引产科大夫、援引整个人类实践的论据是适用的。但是这样一来，整个马赫主义这个哲学派别就毫不中用了。
马赫在提到自己1872年的著作时继续写道：“我希望没有人会用我在这个问题上所想、所说和所写的东西替任何鬼神之说辩护（dieKosteneinerSpukgeschichtebestreiten）。”
不能希望拿破仑不是死于1821年5月5日。当马赫主义已经为内在论者服务而且还在服务的时候，不能希望它不为“鬼神之说”服务！
我们将会在下面看到，马赫主义还不只是替内在论者服务。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隐蔽起来的、修饰过的鬼神之说。请看一看这个哲学流派的那些不大象德国经验批判主义代表那样矫饰的法国代表和英国代表吧！彭加勒说，时空概念是相对的，因而（对于非唯物主义者来说的确是“因而”）“不是自然界把它们〈这些概念〉给予〈或强加于，impose〉我们，而是我们把它们给予自然界，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是方便的”（上引书第6页）。这不是证明德国康德主义者兴高采烈是有道理的吗？这不是证实了恩格斯的话吗？恩格斯说，彻底的哲学学说必须或者把自然界当作第一性的，或者把人的思维当作第一性的。
英国马赫主义者卡尔·毕尔生的见解是十分明确的。他说道：“我们不能断定空间和时间是实际存在的；它们不是存在于物中，而是存在于我们感知物的方式（ourmode）中。”（上引书第184页）这是直率的毫不掩饰的唯心主义。“时间象空间一样，是人的认识能力这部大的分类机器用来整理（arranges）它的材料的方式〈plans，直译：方案〉之一。”（同上）卡·毕尔生照例是用确切明白的提纲形式叙述的最后结论如下：“空间和时间不是现象世界（phemomenalworld）的实在性，而是我们感知物的方式〈样式，modes〉。它们既不是无限大的，也不是无限可分的，按其本质来说（essentially），它们是受我们知觉的内容限制的。”（第191页，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第5章的结论）
唯物主义的这位认真而诚实的敌人毕尔生（我们再重复一遍，马赫一再表示他和毕尔生完全一致，而毕尔生也坦率地说他和马赫一致）没有给自己的哲学另造特别的招牌，而是毫不隐讳地说出他的哲学路线渊源于两位古典哲学家：休谟和康德（第192页）！
如果说在俄国有一些天真的人相信马赫主义在空间和时间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解答，那么在英国的文献里却可以看到，自然科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对马赫主义者卡·毕尔生的态度一开始就十分明确。例如，请看生物学家劳埃德·摩根的批评：“自然科学本身认为现象世界是存在于观察者的心以外的，是不依赖于观察者的心的”，而毕尔生教授则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的［注：1892年《自然科学》杂志[49]第1卷第300页。］。“依我看来，作为科学的自然科学有充分根据来说明空间和时间是纯粹客观的范畴。我认为，生物学家有权研究有机体在空间的分布，地质学家有权研究有机体在时间上的分布，而不必向读者解释，这里讲的只是感性知觉、积累起来的感性知觉、知觉的某些形式。也许这一切都是很好的，可是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却是不适当的。”（第304页）劳埃德·摩根是恩格斯叫作“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的那种不可知论的代表，不管这种哲学具有怎样的“调和”倾向，可是要把毕尔生的观点和自然科学调和起来毕竟是不可能的。另一位批评家说道，在毕尔生那里，“起初心存在于空间中，后来空间存在于心中”［注：J．麦·本特利论毕尔生，载于1897年9月《哲学评论》杂志[50]第6卷第5期第523页。］。卡·毕尔生的拥护者莱尔（R．J．Ryle）回答道：“与康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时空学说，是从贝克莱主教以来关于人类认识的唯心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肯定的成就，这是不容怀疑的。毕尔生的《科学入门》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在这本书里，我们也许是第一次在英国学者的著作里看到对康德学说的基本真理的完全承认，对康德学说所作的简短而明晰的说明……”［注：雷·约·莱尔论毕尔生，载于1892年8月《自然科学》杂志第6期第454页］
可见，在英国，无论是马赫主义者自己，或者是自然科学家营垒中反对他们的人，或者是哲学专家营垒中拥护他们的人，都丝毫没有怀疑马赫关于时间和空间问题的学说具有唯心主义性质。“看不出”这一点的只有几个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著作家。
例如，弗·巴扎罗夫在《论丛》第67页上写道：“恩格斯的许多个别观点，比方说，他关于‘纯粹的’空间和时间的观念，现在已经陈旧了。”
当然啦！唯物主义者恩格斯的观点陈旧了，而唯心主义者毕尔生和糊涂的唯心主义者马赫的观点是最新的！这里最可笑的是巴扎罗夫甚至毫不怀疑：对于空间和时间的看法，即对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的承认或否认，可以归入“个别观点”，而和这位著作家在下一句话里所说的“世界观的出发点”相对立。这就是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80年代德国哲学时常说的“折中主义残羹剩汁”的一个鲜明例子。因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同他们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个别观点”对立起来，就象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出发点”同他关于剩余价值的“个别观点”对立起来一样，是荒谬绝伦的。把恩格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学说同他关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学说分开来，同他对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的承认（就是承认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分开来，同他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的承认分开来，这就等于把完整的哲学变为杂烩。巴扎罗夫象一切马赫主义者一样糊涂，他把人类的时空概念的可变性，即这些概念的纯粹相对的性质，同下列事实的不变性混淆起来，这个事实就是：人和自然界只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僧侣们所创造的、为人类中无知而又受压制的群众的臆想所支持的时间和空间以外的存在物，是一种病态的幻想，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谬论，是不良社会制度的不良产物。关于物质的构造、食物的化学成分、原子和电子的科学学说会陈旧，并且正在日益陈旧；但是，人不能拿思想当饭吃、不能单靠精神恋爱生育孩子这一真理是不会陈旧的。否定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的哲学，正如否定上述真理一样，是荒诞的、内部腐朽的、虚伪的。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的花招，正如伪君子鼓吹精神恋爱一样，整个说来是伪善的！
为了举例说明我们的时空概念的相对性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在这个问题上的绝对的（在认识论范围内）对立二者之间的差别，我还要引证一位很老的而且是十足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即休谟主义者舒尔采－埃奈西德穆在1792年写的一段有代表性的话：
“如果从我们之内的表象和思想的特性推论出‘我们之外的物’的特性”，那么，“空间和时间就是某种在我们以外的实在的东西、真实存在着的东西，因为只有在现存的（vorhandenen）空间中才能想象物体的存在，只有在现存的时间中才能想象变化的存在”。（上引书第100页）
一点也不错！休谟的追随者舒尔采虽然坚决地批驳唯物主义并且丝毫也不向它让步，但是他在1792年对空间和时间问题同我们以外的客观实在问题的关系所作的描述，正好和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在1894年对这种关系所作的描述相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最后一篇序言上注明的日期是1894年5月23日）。这并不是说，100年来，我们的时空观念没有改变，没有收集到大量有关这些观念的发展的新材料（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切尔诺夫和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瓦连廷诺夫在所谓驳斥恩格斯的时候所提到的材料）；这是说，不管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卖弄什么“新”名称，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这两条基本哲学路线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会改变的。
除了一些“新”名称，波格丹诺夫也没有给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旧哲学增添任何东西。当他重复赫林和马赫关于生理学空间和几何学空间的差别或者感性知觉的空间和抽象空间的差别的论述时（《经验一元论》第1卷第26页），他完全是在重复杜林的错误。人究竟怎样依靠各种感官感知空间，抽象的空间概念又怎样通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从这些知觉中形成起来，这是一个问题；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实在同人类的这些知觉和这些概念是否符合，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后一个问题是唯一的哲学问题，但是波格丹诺夫由于对前一个问题进行了一大堆详细的研究而“看不出”这后一个问题，所以他不能明确地用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来反对马赫的糊涂观念。
时间象空间一样，“是各种人的经验的社会一致的形式”（同上，第34页），它们的“客观性”就在于“具有普遍意义”（同上）。
这完全是骗人的话。宗教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为它表现出人类大多数的经验的社会一致。但是，任何客观实在都和宗教的教义（例如，关于地球的过去和世界的创造的教义）不相符合。科学学说认为，地球存在于任何社会性出现以前、人类出现以前、有机物质出现以前，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的（对其他行星说来）空间内。客观实在和这种科学学说（虽然，象宗教发展的每一阶段是相对的一样，它在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上也是相对的）是相符合的。在波格丹诺夫看来，空间和时间的各种形式适应人们的经验和人们的认识能力。事实上，恰好相反，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认识日益正确而深刻地反映着客观的空间和时间，并日益适应它们。
6．自由和必然
阿·卢那察尔斯基在《论丛》第140—141页上引证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并且完全同意恩格斯在这部著作的“惊人的一页”［注：卢那察尔斯基说：“……宗教经济学的惊人的一页。我这样说，不免会引起不信教的读者的微笑。”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不管你的用意多么好，你对宗教的谄媚所引起的不是微笑，而是憎恶。[51]］中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异常明晰确切的”评述。
这里的确有很多惊人的地方。而最“惊人的”是：无论阿·卢那察尔斯基，或者其他一群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都“没有看出”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论述在认识论上的意义。他们读也读过，抄也抄过，可是什么都不了解。
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en）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德文第5版第112—113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25—126页。——编者注］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整段论述是以哪些认识论的前提为根据的。
第一，恩格斯在他的论述中一开始就承认自然规律、外部自然界的规律、自然界的必然性，就是说，承认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之流叫作“形而上学”的一切东西。如果卢那察尔斯基愿意好好地想一想恩格斯的“惊人的”论述，就不可能不看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同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基本区别，后二者否认自然界的规律性或者宣称它只是“逻辑的”等等。
第二，恩格斯没有生造自由和必然的“定义”，即反动教授（如阿芬那留斯）和他们的门徒（如波格丹诺夫）所最感兴趣的那些经院式的定义。恩格斯一方面考察人的认识和意志，另一方面也考察自然界的必然性，他没有提出任何规定、任何定义，只是说，自然界的必然性是第一性的，而人的意志和意识是第二性的。后者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要适应前者；恩格斯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他无须多费唇舌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才会埋怨恩格斯给唯物主义所下的一般定义（自然界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请回想波格丹诺夫在这一点上的“困惑莫解”！），同时又认为恩格斯对这个一般的基本的定义的一次个别应用是“惊人的”，是“异常确切的”！
第三，恩格斯并不怀疑有“盲目的必然性”。他承认存在尚未被人认识的必然性。这从上面所引的那段话里可以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从马赫主义者的观点看来，人怎么能够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东西是存在的呢？怎么能够知道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是存在的呢？这难道不是“神秘主义”，不是“形而上学”，不是承认“物神”和“偶像”，不是“康德主义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吗？如果马赫主义者细想一下，他们就不会看不出，恩格斯关于物的客观本性的可知性和关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论点，同他关于盲目的、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的论点是完全一致的。每一个个别人的意识的发展和全人类的集体知识的发展在每一步上都向我们表明：尚未被认识的“自在之物”在转化为已被认识的“为我之物”，盲目的、尚未被认识的必然性、“自在的必然性”在转化为已被认识的“为我的必然性”。从认识论上说，这两种转化完全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基本观点是一个，都是唯物主义观点，都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外部自然界的规律，并且认为这个世界和这些规律对人来说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但又是永远认识不完的。我们不知道气象中的自然界的必然性，所以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气候的奴隶。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必然性，我们却知道它是存在的。这种知识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它同物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以我们的意识为转移这种知识同出一源，就是说，从我们知识的发展中得来的。我们知识的发展千百万次地告诉每一个人，当对象作用于我们感官的时候，不知就变为知，相反地，当这种作用的可能性消失的时候，知就变为不知。
第四，在上面所引的论述中，恩格斯显然运用了哲学上“获生的跳跃”方法，就是说，作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跳跃。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所追随的那些博学的（又是愚蠢的）哲学教授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容许自己作出这种对“纯科学”的代表说来是可耻的跳跃。对他们说来，要想尽办法狡猾地用文字来捏造“定义”的认识论是一回事，而实践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恩格斯说来，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的认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如马克思千百次反复说过的那样）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的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一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在恩格斯的论述中，每一步，几乎每一句话、每一个论点，都完全是而且纯粹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的，建立在正面驳斥马赫主义关于物体是感觉的复合、关于“要素”、关于“感性表象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一致”等等全部胡说的那些前提上的。马赫主义者对这些满不在乎，他们抛弃唯物主义，重复着（象别尔曼那样）关于辩证法的陈腐的混话，同时又热烈地欢迎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次应用！他们从折中主义残羹剩汁里获得自己的哲学，并且继续用这种东西款待读者。他们从马赫那里取出一点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再从马克思那里取出一点辩证唯物主义，把它们拼凑起来，于是含含糊糊地说这种杂烩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们认为，如果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以及他们的其他一切权威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自由和必然）丝毫不了解，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那不过是他们没有读过某一本书的某一页罢了，决不是因为这些“权威”过去和现在对19世纪哲学的真正的进步完全无知，决不是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哲学上的蒙昧主义者。
请看这种蒙昧主义者之一、维也纳大学最正式的哲学教授恩斯特·马赫的论述：
“决定论的立场正确还是非决定论的立场正确，这是无法证明的。只有至善至美的科学或者证明其不可能有的科学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在考察事物时使用（manheranbringt）什么样的前提，要看我们究竟把多大的主观成分（subjektivesGewicht）归于以往研究的成败。但是在进行研究时，每个思想家在理论上必然是一个决定论者。”（《认识和谬误》德文第2版第282—283页）
用心地把纯粹的理论同实践割裂开来，这难道不是蒙昧主义吗？把决定论局限于“研究”的领域，而在道德、社会活动的领域中，在除开“研究”以外的其他一切领域中，问题则由“主观的”评定来解决，这难道不是蒙昧主义吗？这位博学的学究说，我在书房里是一个决定论者；可是，关于哲学家要关心建立在决定论上的、包括理论和实践在内的完整的世界观这一点，却根本不谈。马赫之所以胡说，是因为他在理论上完全不明白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
“……任何一个新发现都暴露了我们知识的不足，都显示出至今尚未被看出的依赖性残余……”（第283页）妙极了！这个“残余”就是我们的认识日益深刻反映的“自在之物”吗？完全不是这样：“……由此可见，在理论上维护极端的决定论的人，在实践上必定仍旧是一个非决定论者……”（第283页）瞧，分配得多好［注：马赫在《力学》中说道：“人们的宗教见解纯属私人的事情，只要他们不想强迫别人相信它们，不想把它们应用到属于其他领域的问题上去。”（法译本第434页）］：理论是教授们的事，实践是神学家们的事！或者：理论上是客观主义（即“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实践上是“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52]。俄国的小市民思想家，民粹派，从列谢维奇到切尔诺夫，都同情这种庸俗的哲学，这是不足为奇的。至于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迷恋这类胡说，羞羞答答地掩饰马赫的特别荒谬的结论，这就是十分可悲的了。
但是在意志问题上，马赫没有停留在糊涂思想和不彻底的不可知论上，而是走得远多了……我们在《力学》一书中读到：“我们的饥饿感觉同硫酸对锌的亲和力本质上没有差别，我们的意志同石头对它的垫基的压力也没有多大差别。”“这样〈就是说，抱这种观点〉就发现我们更接近自然界，而不需要把人分解成一堆不可理解的云雾似的原子，或者使世界成为精神结合物的体系。”（法译本第434页）这样一来，就不需要唯物主义（“云雾似的原子”或电子，即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了，也不需要那种承认世界是精神的“异在”的唯心主义了。但是承认世界就是意志的唯心主义还是可以有的！我们不仅超出唯物主义，而且超出“某一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是我们可以向叔本华式的唯心主义打情骂俏！只要有人一提到马赫接近哲学唯心主义，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就装出一副无辜受辱的样子，可是又认为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最好来个默不作声。但实际上，在哲学文献中，很难找到一篇叙述马赫观点的文章不指出他倾向于意志的形而上学（Willensmetaphysik），即倾向于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尤·鲍曼指出了这一点［注：1898年《系统哲学文库》第4卷第2期第63页，关于马赫的哲学观点的论文。］，而对鲍曼进行驳斥的马赫主义者汉·克莱因佩特也没有反驳这一点，反而说，马赫当然“接近康德和贝克莱甚于接近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经验论”（即自发的唯物主义；同上，第6卷第87页）。埃·贝歇尔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如果马赫在一些地方承认唯意志论的形而上学，在另一些地方又否认它，这只是证明他用语随便；事实上马赫无疑是接近于唯意志论的形而上学的［注：埃里希·贝歇尔《恩·马赫的哲学观点》，载于1905年《哲学评论》杂志第14卷第5期第536、546、547、548页。］。路加也承认有这种形而上学（即唯心主义）和现象学”（即不可知论）的混合物［注：埃·路加《认识问题和马赫的〈感觉的分析〉》，载于1903年《康德研究》杂志第8卷第400页。］。威·冯特也指出了这一点［注：《系统哲学》1907年莱比锡版第131页。］。宇伯威格—海因策的近代哲学史教程也断定，马赫是一位“并非同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无关的”现象论者［注：《哲学史概论》1903年柏林第9版第4卷第250页。］。
总而言之，除了俄国马赫主义者，谁都很清楚马赫的折中主义和他的唯心主义倾向。
注释：
[43]《哲学评论》杂志（《RevuedePhilosophie》）是法国的唯心主义刊物，由佩奥布创办，1900—1939年在巴黎出版。——152。
[44]康康舞是法国的一种下流舞蹈，19世纪30年代出现在巴黎的大众舞会上，后来流行于咖啡馆舞台。——156。
[45]《自然哲学年鉴》（《AnnalenderNaturphilosophie》是德国的实证论派别的杂志，1901—1921年由威·弗·奥斯特瓦尔德在莱比锡出版，撰稿人中有恩·马赫、保·福尔克曼、哈·赫夫丁等。——169。
[46]契码拉是希腊神话中的一只狮头、羊身、蛇尾的怪兽。它口喷烈焰，形状丑陋可怕，经常从山洞里出来攫食人兽，烧毁庄稼，后为希腊英雄柏勒洛丰杀死。契玛拉常被人们用来比喻奇怪的、非现实的东西，或荒诞不经、不切实际的幻想。——171。
[47]这里是借用法国作家让·巴·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中的一句台词。在该剧中，一个樵夫冒充医生给财主女儿治病，竟把心脏和肝脏的位置说颠倒了。在事情败露之后，他又说什么“以前确是心在左面，肝在右面，不过我们把这一切都改了”。——171。
[48]巴扎罗夫是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1862年）中的主人公。作为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痛恨贵族的风尚和习俗。他戳穿了贵族富孀阿金佐娃夫人的虚伪做作，指出她对她根本瞧不起的贵族姨妈——一个地位很高的贵族老处女——礼数周到，殷勤备至，只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显示自己了不起。——173。
[49]《自然科学》杂志（《Natural！！Science》）是一种评述科学新进展的刊物（月刊），1892—1899年在伦敦出版。——188。
[50]《哲学评论》杂志（《ThePhilosophicalReview》）是美国唯心主义派别的刊物（双月刊），由舒尔曼创办，1892年起出版。——189。
[51]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版里，此处印的是：“引起的不只是微笑。”列宁在1909年3月21日给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的信中指出此处应为：引起的“不是微笑，而是憎恶”，并要求务必把这一点列入勘误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185号文献）。此书第1版所附的《重要勘误表》包括了这一更正。——193。
[52]“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是一种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把历史归结为“杰出人物”的任意活动。19世纪30—40年代，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布·鲍威尔、戴·施特劳斯、麦·施蒂纳等人。他们把人民说成是“没有批判能力的群氓”，只能盲目追随“有批判头脑的个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深刻而全面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在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代表是彼·拉·拉甫罗夫和自由主义民粹派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列宁在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时写道，这些主观主义者“这样论断：由于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形形色色，不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现象分开，就不能研究这些现象，而为了把这两种现象分开，就需要‘有批判头脑’和‘品德高尚’的个人的观点，——于是他们就轻而易举地把社会科学变成一系列的小市民道德教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372页）。——197。 |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二章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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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二）
1．“自在之物”或维·切尔诺夫对弗·恩格斯的驳斥
关于“自在之物”，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写了好多东西，如果把它们收集在一起，真是堆积如山。“自在之物”对于波格丹诺夫和瓦连廷诺夫，巴扎罗夫和切尔诺夫，别尔曼和尤什凯维奇来说，真是个怪物。他们对“自在之物”用尽了“恶言秽语”，使尽了冷嘲热讽。为了这个倒霉的“自在之物”，他们究竟同谁战斗呢？在这里，俄国的马赫主义哲学家就按政党分化了。一切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都攻击普列汉诺夫的“自在之物”，谴责他糊涂和陷入康德主义，谴责他背弃恩格斯（关于前一个谴责，我们把它放到第四章里去讲；关于后一个谴责，我们就在这里谈）。民粹派分子、马克思主义的死敌、马赫主义者维·切尔诺夫先生，为了“自在之物”直接攻击恩格斯。
这一次，由于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公开地仇视马克思主义，因而他同在党派上是我们的同志而在哲学上是我们的反对派的那些人比较起来，是较有原则的论敌[33]，承认这一点令人羞愧，可是隐瞒它却是罪过。因为只有不干净的心地（也许再加上对唯物主义的无知？）才会使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圆滑地撇开恩格斯，根本不理费尔巴哈，而专门围着普列汉诺夫兜圈子。这正是纠缠，正是无聊而又琐碎的吵闹，正是对恩格斯的学生吹毛求疵，而对老师的见解却胆怯地避免作直接分析。由于我们这个简略评述的任务是要指出马赫主义的反动性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因此我们不谈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同普列汉诺夫的吵闹，而直接谈论经验批判主义者维·切尔诺夫先生所驳斥的恩格斯。在切尔诺夫的《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1907年莫斯科版，这本论文集中的文章除少数几篇之外，都是在1900年以前写的）里，有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和先验哲学》的文章，它一开始就企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谴责恩格斯的学说是“素朴的独断的唯物主义”，是“最粗陋的唯物的独断主义，”（第29、32页）。维·切尔诺夫先生说，恩格斯反对康德的自在之物和休谟的哲学路线的议论就是“充分的”例证。我们就从这个议论谈起吧。
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宣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的基本派别。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它把存在放在第一位，把思维放在第二位。唯心主义却相反。恩格斯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的哲学家所分成的“两大阵营”之间的这一根本区别提到首要地位，并且直截了当地谴责在别的意义上使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名词的那些人的“混乱”。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根据这个基本问题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接着他又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注：弗·恩格斯《路·费尔巴哈》德文第4版第1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5—316页。——编者注）。1905年日内瓦俄译本第12—13页。维切尔诺夫先生把Spiegelbild译作“镜中的反映”，责怪普列汉诺夫“以十分无力的方式”表达恩格斯的理论，因为在他的俄译本里只说“反映”，而不说“镜中的反映”。这是吹毛求疵。Spiegelbild这个词在德文里也只是当作Abbild（反映、模写、映象。——编者注）来使用的。］
恩格斯说：“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在这里所指的不仅是所有的唯物主义者，而且也包括最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例如，绝对唯心主义者黑格尔。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是某种永恒的“绝对观念”的体现，而且人类精神在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的时候，就在现实世界中并通过现实世界认识“绝对观念”。“但是，此外，〈即除了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6、317页。——编者注］
维·切尔诺夫先生在引了恩格斯的这些话之后，就拼命加以攻击。他给“康德”这个名词作了以下的注释：
“在1888年，把康德、特别是休谟这样的哲学家叫作‘近代’哲学家，是相当奇怪的。在那个时候，听到柯亨、朗格、黎尔、拉斯、李普曼、戈林等人的名字更自然一些。看来，恩格斯在‘近代’哲学方面不怎么行。”（第33页注释2）
维·切尔诺夫先生是始终如一的。不论在经济问题上还是在哲学问题上，他都跟屠格涅夫小说里的伏罗希洛夫[34]一样，简单地抬出一些“学者的”名字，一会儿用来消灭不学无术的考茨基[注：弗·伊林《土地问题》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第195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30页。——编者注）。］，一会儿用来消灭无知的恩格斯！但不幸的是，所有这些被切尔诺夫先生提到的权威，就是恩格斯在《路·费尔巴哈》的同一页上讲到的那些新康德主义者，恩格斯把他们看作是企图使早已被驳倒的康德和休谟学说的僵尸重新复活的理论上的反动分子。好样儿的切尔诺夫先生不懂得，恩格斯在自己的议论中所要驳斥的正是这些（在马赫主义看来是）权威的糊涂教授们！
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已经提出了反对休谟和康德的“决定性的”论据，费尔巴哈在这些论据上补充了一些与其说深刻不如说机智的见解，接着恩格斯继续说道：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或谬论，Schrullen〉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或不可理解的，unfaβbaren———这个重要的词在普列汉诺夫的译文里和维·切尔诺夫先生的译文里都漏掉了〉‘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一旦把它们制造出来，‘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上引书第1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7页。——编者注］
维·切尔诺夫先生引完这段议论，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要彻底消灭可怜的恩格斯。请听：“可以‘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茜素[35]，这当然是任何新康德主义者都不会觉得奇怪的。但是，在提炼茜素的同时可以用同样便宜的方法从同样的煤焦油里提炼出对‘自在之物’的驳斥，这真是个了不起的闻所未闻的发现，当然，这样看的不仅是新康德主义者。”
“显然，恩格斯知道了康德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于是他就把这个定理改成逆定理，断言一切未被认识的东西都是自在之物……”（第33页）
马赫主义者先生，请你听着，胡扯也要有个限度！你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歪曲上面引证的恩格斯的那段话，甚至你不懂得这儿说的是什么，就想去“捣毁”它！
第一，说恩格斯“提炼出对自在之物的驳斥”，这是不对的。恩格斯曾经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说过：他驳斥康德的不可捉摸的（或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切尔诺夫先生把恩格斯关于物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观点搞乱了。第二，如果康德的定理说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那么“逆”定理应当说不可认识的东西是自在之物。切尔诺夫先生却用未被认识的代替了不可认识的，他不理解由于这样一代替，他又把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观点搞乱和歪曲了！
维·切尔诺夫先生被他自己所奉为指导者的那些御用哲学的反动分子弄得糊里糊涂，他根本不了解自己所引用的例子便大叫大嚷地反对恩格斯。我们不妨向这位马赫主义的代表说清楚，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
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说，他既反对休谟，又反对康德。但是休谟根本不谈什么“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那么这两个哲学家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共同之点就是：他们都把“现象”和显现者、感觉和被感觉者、为我之物和“自在之物”根本分开。但是，休谟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在之物”，他认为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本身在哲学上就是不可容许的，是“形而上学”（象休谟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而康德则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不过宣称它是“不可认识的”，它和现象有原则区别，它属于另一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即属于知识不能达到而信仰却能发现的“彼岸”（Jenseits）领域。
恩格斯的反驳的实质是什么呢？昨天我们不知道煤焦油里有茜素，今天我们知道了。35试问，昨天煤焦油里有没有茜素呢？
当然有。对这点表示任何怀疑，就是嘲弄现代自然科学。
既然这样，那么由此就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的结论：
（1）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以，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因为，茜素昨天就存在于煤焦油中，这是无可怀疑的；同样，我们昨天关于这个存在还一无所知，我们还没有从这茜素方面得到任何感觉，这也是无可怀疑的。
（2）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仅仅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所谓二者之间有着特殊界限，所谓自在之物在现象的“彼岸”（康德），或者说可以而且应该用一种哲学屏障把我们同关于某一部分尚未认识但存在于我们之外的世界的问题隔离开来（休谟），——所有这些哲学的臆说都是废话、怪论（Schrulle）、狡辩、捏造。
（3）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
只要你们抱着人的认识是由不知发展起来的这一观点，你们就会看到：千百万个类似在煤焦油中发现茜素那样简单的例子，千百万次从科学技术史中以及从所有人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得来的观察，都在向人表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都在表明，当我们的感官受到来自外部的某些对象的刺激时，“现象”就产生，当某种障碍物使得我们所明明知道是存在着的对象不可能对我们的感官发生作用时，“现象”就消失。由此可以得出唯一的和不可避免的结论：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与此相反的马赫的理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是可鄙的唯心主义胡说。而切尔诺夫先生在他对恩格斯的“分析”中再一次暴露出他的伏罗希洛夫式的品质：恩格斯举的简单例子在他看来竟是“奇怪而又幼稚的”！他认为只有学究的臆说才是哲学，他不能区别教授的折中主义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至于切尔诺夫先生往后的全部议论，我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分析它们，因为它们都是同样狂妄的胡说（譬如他说：原子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是自在之物！）。我们只须指出一个和我们题目有关的（并且看来迷惑了某些人的）对马克思的议论：马克思似乎跟恩格斯不同。这里讲的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2条以及普列汉诺夫对此岸性（Diesseitikeit）这个词的译法。
下面就是提纲第2条：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编者注］
普列汉诺夫不是译成“证明思维的此岸性”（直译），而是译成证明思维“不是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于是维·切尔诺夫先生就大叫大嚷地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矛盾被异常简单地排除了”，“结果马克思似乎和恩格斯一样，也肯定了自在之物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彼岸性了”（上述著作第34页注释）。
请同这位每说一句话就增加好多糊涂思想的伏罗希洛夫打一次交道吧！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如果你不知道一切唯物主义者都承认自在之物的可知性，这就是无知。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如果你跳过这一条的第一句话，不想一想思维的“对象的真理性”（gegenstandlicheWahrheit）无非是指思维所真实反映的对象（＝“自在之物”）的存在，这就是无知或极端的马虎。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如果你断言似乎可以从普列汉诺夫的转述（普列汉诺夫只是转述而不是翻译）中“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拥护思维的彼岸性，这也是无知。因为只有休谟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才使人的思维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一切唯物主义者，其中包括贝克莱主教所攻击的17世纪的唯物主义者（见《代绪论》），都认为“现象”是“为我之物”，或者是“自在客体”的复写。当然，那些想知道马克思的原文的人是不一定需要普列汉诺夫的自由转述的，但是必须细心推敲马克思的言论，而不应该伏罗希洛夫式地卖弄聪明。
有一种情况指出来是有意思的：我们发现一些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不愿意或不能够细心推敲马克思的《提纲》，而一些资产阶级著作家、哲学专家，有时候倒比较认真。我知道这样一个著作家，他研究费尔巴哈的哲学并且为此还探讨了马克思的《提纲》。这个著作家就是阿尔伯·莱维，他在自己写的有关费尔巴哈的著作的第2部分第3章里专门研究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注：阿尔伯·莱维《费尔巴哈的哲学及其对德国著作界的影响》1904年巴黎版第249—338页（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第290—298页（对《提纲》的分析）。］。我们不谈莱维是否在每一个地方都正确地解释费尔巴哈以及他如何用通常的资产阶级观点去批判马克思，我们只举出他对马克思的著名《提纲》的哲学内容的评价。关于提纲的第1条，阿·莱维说道：“一方面，马克思和一切以往的唯物主义以及费尔巴哈都承认，同我们关于物的表象相符合的是我们之外的实在的单独的（独立的，distincts）客体……”
读者可以看到，阿尔伯·莱维一下子就清楚了：承认我们表象与之“相符合的”我们之外的实在的客体，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是任何唯物主义、“一切以往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这种关于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知识，只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才不知道。莱维继续说道：
“……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遗憾的是：唯物主义曾经让唯心主义去评价能动力〈即人的实践〉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应该把这些能动力从唯心主义手中夺过来，也把它们引入唯物主义的体系，但是，当然必须把唯心主义不能承认的那种实在的和感性的特性给予这些能动力。所以马克思的思想是这样的：正象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是我们之外的实在的客体一样，同我们的现象的活动相符合的是我们之外的实在的活动、物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类不仅是通过理论认识而且还通过实践活动参加到绝对物中去；这样，整个人类活动就获得了一种使它可以同理论并驾齐驱的价值和尊严。革命的活动从此就获得形而上学的意义……”
阿·莱维是一个教授。而一个循规蹈矩的教授不会不骂唯物主义者是形而上学者。在唯心主义、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的教授们看来，任何唯物主义都是“形而上学”，因为它在现象（为我之物）之外还看到我们之外的实在；因此，当阿·莱维说马克思认为同人类的“现象的活动”相符合的是“物的活动”，即人类的实践不仅具有（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所谓的）现象的意义而且还具有客观实在的意义的时候，他的话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实践标准在马赫和马克思那里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在适当地方（第6节）将详细地加以说明。“人类参加到绝对物中去”，这就是说：人的认识反映绝对真理（见下面第5节），人类的实践检验我们的表象，确证其中与绝对真理相符合的东西。阿·莱维继续说道：
“……马克思谈到这点时，自然会遭到批驳。他承认自在之物是存在的，而我们的理论是人对自在之物的翻译。他就不能避开通常的反驳：究竟什么东西向你保证这种翻译是正确的呢？什么东西证明人的思想给你提供客观真理呢？对于这种反驳，马克思在提纲第2条中作了答复。”（第291页）
读者可以看到，阿·莱维一分钟也没有怀疑马克思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
2．论“超越”，或弗·巴扎罗夫对恩格斯学说的“修改”
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马赫主义者，圆滑地避开了恩格斯的最坚决最明确的论述中的一个论述，可是他们对于恩格斯的另外一个论述则完全按照切尔诺夫的方式作了“修改”。尽管纠正他们对引文原意的歪曲和曲解是一个多么枯燥而繁重的任务，但是任何一个想谈论俄国马赫主义者的人，都不能避开这个任务。
下面就是巴扎罗夫对恩格斯学说的修改。
恩格斯在《论历史唯物主义》［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英译本序言，恩格斯自己把它译成德文，载于《新时代》杂志第11年卷（1892—1893）第1册第1期第15页及以下各页。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这篇序言的俄译文只有一种，载于《历史唯物主义》文集第162页及以下各页。巴扎罗夫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一书第64页上引过这篇序言里的话。］一文中关于英国的不可知论者（休谟路线的哲学家）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报告（Mitteilungen）为基础的。……”
因此，我们要向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指出：不可知论者（休谟主义者）也是从感觉出发的，他不承认知识的任何其他的泉源。我们要告诉“最新实证论”的信徒们，不可知论者是纯粹的“实证论者”！
“……可是，他〈不可知论者〉补充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我们通过感官去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Ab-bilder）呢？接着他又告诉我们：当他讲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他根本不能确实知道的事物或事物的特性，而只是这些事物特性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3—344页。——编者注］
在这里，恩格斯把哲学派别的哪两条路线对立起来了呢？一条路线是：感觉给我们提供物的正确反映，我们知道这些物本身，外部世界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这就是不可知论者所不同意的唯物主义。而不可知论者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超出感觉，他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不承认在感觉的界限之外有任何“确实的”东西。关于这些物本身（即自在之物，如果用贝克莱所反驳的那些唯物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自在客体”），我们是根本不能确实知道的，这就是不可知论者的十分肯定的论述。这就是说，在恩格斯所谈到的那个争论中，唯物主义者肯定自在之物是存在的，是可以认识的。而不可知论者连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本身都不容许，宣称我们根本不能确实知道自在之物。
试问：恩格斯所讲的不可知论者的观点和马赫的观点的区别是什么呢？是“要素”这个“新”名词吗？但是，以为一个名称就能改变哲学路线，以为感觉叫作“要素”，就不再成其为感觉，这纯粹是童稚之见！或者是那个关于同一些要素在一种联系上构成物理东西而在另一种联系上却构成心理东西的“新”思想吗？但是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恩格斯所说的不可知论者也用“印象”来代替“这些物本身”吗？这就是说，不可知论者实质上也把“印象”分成物理的和心理的！这仍然只是名称上的差别。当马赫说物体是感觉的复合的时候，他是贝克莱主义者。当马赫“修正”说，“要素”（感觉）在一种联系上可以是物理要素，在另一种联系上又可以是心理要素的时候，他是不可知论者、休谟主义者。马赫在自己的哲学上超不出这两条路线，只有极端天真的人才会轻信这个糊涂人的话，以为他真的“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恩格斯在他的叙述中故意不举出名字，因为他批判的不是休谟主义的个别代表（职业哲学家们很喜欢把他们之中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在术语上或论据上的些微改变叫作独创的体系），而是休谟主义的整个路线。恩格斯批判的不是细节，而是本质；他抓住了一切休谟主义者同唯物主义的根本分歧点，因此穆勒、赫胥黎和马赫都受到他的批判。不管我们说物质是感觉的恒久的可能性（依照约·斯·穆勒的说法），或者说物质是“要素”（感觉）的比较稳定的复合（依照恩·马赫的说法），我们总是停留在不可知论或休谟主义的范围之内。这两种观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两种说法，都包括在恩格斯对不可知论的以下论述中：不可知论者不超出感觉，宣称自己根本不能确实知道感觉的泉源或原本等等。如果马赫认为他和穆勒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有了不起的意义，那么，这正是因为马赫符合于恩格斯给正教授们所下的评语：捉跳蚤者。先生们，如果你们不抛弃基本的不彻底的观点，而只是作一点修改，换一下名称，那么你们不过是捏死了一个跳蚤而已！
唯物主义者恩格斯（他在这篇论文里一开始就公开而坚决地用自己的唯物主义来反对不可知论）究竟是怎样驳斥上述论据的呢？
他说：“……看起来，这种论点确实是很难只凭论证去驳倒的。但是在有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在人类的才智发明这个困难以前很久，人类的行动已经解决了这个困难。对布丁的检验在于吃〈要证明布丁，或者说要检验、检查布丁，就要吃一吃〉。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感性知觉的正确或错误受到确实可靠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关于这种事物可能有什么用途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而我们利用这种事物的尝试就必然会失败。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它的观念，并且产生我们所预期的使用效果，那么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关于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是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相符合的。……”
可见，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在这里是叙述得十分清楚的：物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实践检验这些映象，区分它们的正确和错误。我们再听恩格斯往下讲吧（巴扎罗夫在这里不再引用恩格斯或普列汉诺夫的话了，因为大概他认为同恩格斯本人算帐是多余的）。
“……相反地，当我们发现自己遭到了失败的时候，我们一般地总是不要很久就能找出使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不是不完全的和肤浅的，就是不正确地和其他知觉的结果结合在一起〈《历史唯物主义》的俄译文把这处译错了〉。只要我们注意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并把我们的行动限制在正确地取得和运用的知觉所限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客观（genstandlich）本性相符合的（Ubereinstimmung）。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还没有一种情况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种在本性上同现实不符合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但是，这时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出来说道……”［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4—345页。——编者注］
关于新康德主义者的论据，我们留待下次去分析。现在我们要指出：凡是稍微熟悉这个问题的人或者甚至只要是细心的人，都不会不了解恩格斯在这里所叙述的正是一切马赫主义者随时随地加以攻击的唯物主义。现在请看一看巴扎罗夫修改恩格斯学说的手法吧！
关于上面我们所引证的那段话，巴扎罗夫写道：“在这里，恩格斯确实是反对康德的唯心主义……”
不对。巴扎罗夫糊涂了。在他引用过而我们引用得更完整的那段话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康德主义和唯心主义。如果巴扎罗夫真的读了恩格斯的全篇文章，那么他就不会不看到恩格斯只是在下一段我们不再引用的话里，才谈到新康德主义和康德的整个路线。如果巴扎罗夫仔细地读一读和想一想他自己引用的那段话，那么他就不会看不到，在恩格斯所反驳的不可知论者的论据中丝毫没有唯心主义或康德主义的东西，因为，唯心主义只是在哲学家说物是我们感觉的时候才开始的；而康德主义则是在哲学家说自在之物存在着然而是不可认识的时候才开始的。巴扎罗夫把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混淆起来了，而他所以这样混淆，就是因为他自己是马赫派的半贝克莱主义者、半休谟主义者，他不懂得（下面将详细指出）休谟主义者反对康德主义与唯物主义者反对康德主义之间的差别。
巴扎罗夫继续说道：“……但是，真可惜！恩格斯的论据，象反对康德哲学那样，也同样地反对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如波格丹诺夫已经指出的，普列汉诺夫—正统派［注：即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的笔名。——编者注］的学派，对于意识有一种严重的误解。普列汉诺夫也象一切唯心主义者一样以为：一切感知的东西，即一切意识到的东西，都是‘主观的’；只从实际感知的东西出发，那就是唯我论者；实在的存在只有在一切直接感知的东西的界限之外才能找到……”
这完全符合切尔诺夫的精神，符合切尔诺夫硬说李卜克内西是一个真正的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精神！既然普列汉诺夫是一个背弃了恩格斯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所谓恩格斯信徒的你，为什么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呢？巴扎罗夫同志，这不过是可鄙的把戏！你开始用“直接感知的东西”这个马赫主义的字眼来混淆不可知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三者之间的差别了。但要懂得，“直接感知的东西”和“实际感知的东西”这类字眼是马赫主义者、内在论者以及哲学上其他反动分子的糊涂话，是不可知论者（在马赫那里有时又是唯心主义者）用以伪装唯物主义者的假面具。对于唯物主义者说来，“实际感知的”是外部世界，而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对于唯心主义者说来，“实际感知的”是感觉，而外部世界被宣称为“感觉的复合”。对于不可知论者说来，“直接感知的”也是感觉，但不可知论者既没有进一步唯物地承认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也没有进一步唯心地承认世界是我们的感觉。因此，你说“实在的存在〈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只有在一切直接感知的东西的界限之外才能找到”，这是你站在马赫主义立场上必然要说出的蠢话。虽然你有权利采取随便什么样的立场，包括马赫主义的立场在内，但是你在谈到恩格斯的时候却没有权利曲解他。从恩格斯的话中，最明显不过地可以看出：对于唯物主义者说来，实在的存在是在人的“感性知觉”、印象和表象的界限之外的；对于不可知论者说来，超出这些知觉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巴扎罗夫相信马赫、阿芬那留斯和舒佩，以为“直接”（或实际）感知的东西把感知的自我和被感知的环境结合在臭名昭彰的“不可分割的”同格中了，而且他力图通过读者觉察不出的方式把这个谬论硬加给唯物主义者恩格斯！
“……上面引用的那段恩格斯的话，好象是他为了用极其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消除这种唯心主义的误解而特意写出来的……”
巴扎罗夫没有白白地向阿芬那留斯领教！他继承了阿芬那留斯的把戏：在反对唯心主义（恩格斯在这里根本没有谈到它）的幌子下，偷运唯心主义的“同格说”。真不坏，巴扎罗夫同志！
“……不可知论者问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观的感觉给我们提供物的正确表象呢？……”
你糊涂了，巴扎罗夫同志！恩格斯自己没有说过“主观的”感觉这样的蠢话，甚至也没有把它加给他的敌人不可知论者。除了人的、即“主观的”感觉之外，没有其他的感觉，因为我们都是从人的观点而不是从魔鬼的观点来判断问题的。你又把马赫主义偷偷塞给恩格斯了，说什么不可知论者认为чувства（感觉），或者说得更确切些，ощущения（感觉）［注：俄文的“чувства”一词有“感觉”、“感情”等含义，列宁认为用“ощущения”一词更为确切，它只有“感觉”的含义。——编者注］只是主观的（不可知论者并不这样认为！），而我和阿芬那留斯则使客体和主体处在不可分割的“同格”的联系中。真不坏，巴扎罗夫同志！
“……恩格斯反驳说：但是你把什么东西叫作‘正确的’呢？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东西就是正确的；因此，只要我们的感性知觉被经验所证实，它们就不是‘主观的’，就是说，不是任意的或虚幻的，而是正确的、实在的……”
你糊涂了，巴扎罗夫同志！你把物存在于我们的感觉、知觉、表象之外的问题，改成我们关于“这些”物“本身”的表象的正确性的标准问题，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你用后一个问题来掩盖前一个问题。但是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说：他和不可知论者的区分不仅在于不可知论者怀疑模写的正确性，而且还在于不可知论者怀疑能否谈论物本身，能否“确实地”知道物的存在。巴扎罗夫为什么要偷天换日呢？就是为了模糊、搅乱唯物主义（以及唯物主义者恩格斯）所说的基本问题，即关于作用于我们感官而引起感觉的物在我们意识之外的存在问题。不肯定地解答这个问题，就不能当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在感觉给我们提供的那些模写的正确性的标准问题上，尽管看法各有不同，却仍然可以当一个唯物主义者。
巴扎罗夫又糊涂了，他硬说恩格斯在和不可知论者的争论中有这样一种荒谬的愚蠢的说法：我们的感性知觉被“经验”所证实。恩格斯没有用过而且在这里也不能用“经验”这个词，因为他知道唯心主义者贝克莱、不可知论者休谟和唯物主义者狄德罗都是援用经验这个词的。
“……在我们通过实践与物发生关系的界限内，关于物及其特性的表象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是一致的。‘一致’（“совпа-дать”）和‘象形文字’的意思稍有不同。它们是一致的，就是说，在这种界限内，感性表象也就是〈黑体是巴扎罗夫用的〉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
大功终于告成了！恩格斯被改扮成马赫的样子，油炸之后，又加上马赫主义的作料。我们的最可敬的厨师们，当心哽住喉咙啊！
“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恰恰也就是马赫主义的基本的谬论、基本的糊涂思想和错误观点，这种哲学的其余一切胡言乱语都是由此产生的，那些极端的反动分子和僧侣主义的说教者、内在论者，都是因此而热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不管弗·巴扎罗夫在回避这些棘手的问题时怎样转弯抹角，怎样狡猾，怎样玩弄手腕，但他终究还是说滑了嘴，暴露了他的全部马赫主义真相！说“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是回到休谟主义，或者甚至是回到隐藏在“同格”的迷雾里的贝克莱主义那里去。巴扎罗夫同志，这是唯心主义者的谎话或不可知论者的狡辩，因为感性表象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而只是这个现实的映象。你想利用совпадать（一致）这个俄文词的双重含义［注：俄文的“совпадать”一词，有相符、相同、吻合、一致等含义。——编者注］吗？你想使不了解情况的读者相信“совпадать”在这里的意思是“相同”而不是“符合”吗？这是通过歪曲引文原意的手法把恩格斯完全改扮成马赫的样子，仅此而已。
如果读一读德文原文，你就会看到“stimmenmit”这个词的意思是“符合”、“协调”，“协调”是直译，因为stimme是指声音讲的。“stimmenmit”这个词的含义不可能指“相同”这个意义上的сов-падать。就是一个不懂德文而稍微仔细地阅读恩格斯著作的读者，也完全懂得而且也不会不懂得：恩格斯在他的全部论述中总是把“感性表象”解释为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的映象（Abbild），因此，在俄文里，只能在符合、协调等等意义上使用“совпадать”这个词。把“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个思想硬加给恩格斯，这是马赫主义者颠倒是非，把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偷偷塞给唯物主义的拿手好戏；在这点上我们不能不承认巴扎罗夫打破了一切纪录！
试问，没有发疯的人在头脑健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怎么会断言“感性表象〈无论在什么样的界限内都无关紧要〉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呢？地球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它既不能和我们的感性表象“一致”（“相同”的意思），也不能和我们的感性表象处在不可分割的同格中，也不能是在别种联系上跟感觉同一的那些“要素的复合”，因为在既没有人，也没有感官，又没有组织成可以多少明显地看出感觉特性的高级形式的物质的时候，地球就已经存在了。
问题就在于：我们在第1章里分析过的那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关于“同格”、“嵌入”、新发现的世界要素的理论，都是用来掩饰这种论断的全部唯心主义荒谬性的。巴扎罗夫无意地不小心地吐露出来的这种说法的妙处，就在于它明确地揭露了这种惊人的荒谬性，否则，我们就必须到大堆学究气十足的、假科学的、教授的废话中去发掘它。
巴扎罗夫同志，你应该受到赞扬啊！我们将在你活着的时候给你修一座纪念碑，一边刻上你的名言，另一边刻上：献给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葬送了马赫主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
关于上面引文中巴扎罗夫所提到的两点，即不可知论者（包括马赫主义者在内）和唯物主义者的实践标准，以及反映论（或模写论）和符号论（或象形文字论）之间的差别，我们将另行论述。现在我们再引几句巴扎罗夫的话：
“……但是究竟什么东西在这些界限之外呢？关于这点恩格斯只字不提。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表示过愿意‘超越’，愿意超出感知的世界的界限，而这却是普列汉诺夫的认识论的基础……”
在“这些”什么样的界限之外呢？是在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所谓的把自我与环境、主体与客体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同格”的界限之外吗？巴扎罗夫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他象普通人一样地提出问题，那么他就会清楚地看到：外部世界是在人的感觉、知觉、表象的“界限之外”的。但“超越”这个字眼一再暴露了巴扎罗夫的面目。这是康德和休谟所特有的“怪论”，这是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划一条原则的界限。康德说：从现象，或者也可以说，从我们的感觉、知觉等等过渡到存在于知觉之外的物，这就是超越，而这种超越对信仰来说是容许的，而对知识来说则是不容许的。休谟反驳道：超越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康德主义者也象休谟主义者一样，把唯物主义者叫作超越的实在论者、“形而上学者”，认为他们从一个领域非法地过渡（拉丁文是transcensus）到另一个根本不同的领域。你们可以看到，现代追随康德和休谟的反动路线的哲学教授们（就拿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切尔诺夫所列举的那些人来说吧）喋喋不休地用千百种调子重复这些有关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和“超越”的责难。巴扎罗夫沿袭了反动教授们的字眼和思路，并且以“最新实证论”的名义向他们敬礼！但全部问题在于：“超越”思想，即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有原则的界限的思想，是不可知论者（包括休谟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荒唐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用恩格斯所举的茜素的例子说明过了，我们还要用费尔巴哈和约·狄慈根的话来说明。但是让我们先讲完巴扎罗夫对恩格斯学说的“修改”：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一个地方说：在感性世界之外的‘存在’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即我们没有任何材料来解决甚至提出的问题。”
这个论据是巴扎罗夫重复德国马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而这后一个例子恐怕比“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的例子更糟。在《反杜林论》德文第5版第31页上，恩格斯说：
“虽然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够是统一的，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在我们的视野（Gesichtskreis）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offeneFrage）。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8页。——编者注］
看看我们的厨师新做的这盘肉酱吧！恩格斯说的是我们视野的范围之外的存在，例如，火星上人的存在等等。很明显，这样的存在的确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巴扎罗夫却故意不引证全文，把恩格斯的话转述为：“感性世界之外的存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真是荒谬绝伦，在这里，巴扎罗夫把自己所一贯轻信的、被约·狄慈根公正地称为僧侣主义和信仰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的那些哲学教授们的观点硬加给恩格斯。事实上，信仰主义肯定“在感性世界之外”存在着某种东西。而同自然科学相一致的唯物主义者，则坚决否认这一点。站在二者中间的是那些教授们、康德主义者、休谟主义者（包括马赫主义者）等等，他们“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发现了真理”，并且“调停”说：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恩格斯在什么时候说过诸如此类的话，那么，谁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奇耻大辱。
说得够了！从巴扎罗夫那里引来的这半页话里，就有这么一堆糊涂观念，因此我们只好说到这里，不去进一步探究马赫主义思想的种种摇摆了。
3．路·费尔巴哈和约·狄慈根论自在之物
按照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的说法，似乎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自在之物（即我们的感觉、表象等等之外的物）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可知性，似乎他们容许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有着某种原则的界限。为了说明这些说法是何等的荒谬，我们再引证几段费尔巴哈的话。我们的马赫主义者的全部不幸就在于：他们既不懂得辩证法，又不懂得唯物主义，却用反动教授们的话来谈论辩证唯物主义。
路·费尔巴哈说：“自称为唯心主义的现代的哲学唯灵论，对唯物主义进行了以下的、在它看来是致命的责难：唯物主义是独断主义，也就是说，它从感性（sinnlichen）世界即无可争辩的（ausgemacht）客观真理出发，认为客观真理是自在（ansich）世界、即离开我们而存在的世界，但实际上世界只是精神的产物。”（《费尔巴哈全集》1866年版第10卷第185页）
看来，这不是很清楚吗？自在世界是离开我们而存在的世界。这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的唯物主义象贝克莱主教所驳斥的17世纪的唯物主义一样，在于承认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自在客体”。费尔巴哈的“Ansich”（“自在”）和康德的“Ansich”是直接对立的。请回忆一下上面引用过的费尔巴哈的话，在那里他责难康德把“自在之物”看作“没有实在性的抽象物”。在费尔巴哈看来，“自在之物”是“具有实在性的抽象物”，即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完全可以认识的、跟“现象”没有任何原则差别的世界。
费尔巴哈非常俏皮地、清楚地说明：承认从现象世界到自在世界的某种“超越”，承认神父们所设置的而为哲学教授们所袭用的某种不可逾越的鸿沟，是何等荒谬。下面就是他的说明之一：
“当然，幻想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产物，因为即使幻想的力量，和人的其他一切力量一样，就其基础和起源来说，归根到底（zuletzt）是自然界的力量，但是人毕竟是跟太阳、月亮和星辰，跟石头、动物和植物，一句话，跟人用自然界这个一般名称所标明的那些存在物（Wesen）有区别的存在物。因而，人关于太阳、月亮、星辰和其他一切自然物（Naturwesen）的表象（Bilder），虽然也是自然界的产物，然而却是和自然界中的它们的对象有区别的另一种产物。”（《费尔巴哈全集》1903年斯图加特版第7卷第516页）
我们表象的对象和我们的表象有区别，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有区别，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正象人自己也只是他的表象所反映的自然界的一小部分一样。
“……我的味觉神经，正如盐一样，也是自然界的产物，但是不能因此就说：盐味本身直接就是盐的客观特性；盐在仅仅作为感觉对象时是（ist）怎样的，它自身（anundfursich）也就是怎样的；舌头对盐的感觉是我们不通过感觉而设想的盐（desohneEmpfindunggedachtenSalzes）的特性……”在前几页，他还说：“咸味是盐的客观特性的主观表现。”（第514页）
感觉是客观地存在于我们之外的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的结果，这就是费尔巴哈的理论。感觉是客观世界、即世界自身的主观映象。
“……所以，人象太阳、星辰、植物、动物和石头一样，也是自然物（Naturwesen），但他毕竟不同于自然界，因而人的头脑和心之中的自然界不同于人的头脑和心之外的自然界。
……人，根据唯心主义者自己所承认的，是自身中实现了‘主体和客体的同一性’这一要求的唯一对象；因为人是这样一种对象，这种对象与我这个存在物的同等性和统一性是毫无疑义的……可是，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甚至最亲密的人，难道不是幻想的对象、表象的对象吗？每一个人难道不是按自己的意思和自己的方式（inundnachseinemSinne）去了解另一个人吗？……既然人与人之间、思维与思维之间，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别，那么在不进行思考的、非人的、跟我们不是同一的自在存在物（Wesenansich）与我们所思考、想象和了解的这个存在物之间的差别应该大得多！”（同上，第518页）
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的任何神秘的、晦涩的、玄妙的差别，是十足的哲学胡说。事实上，每个人都千百万次看到过“自在之物”向现象、“为我之物”的简单明白的转化。这种转化也就是认识。马赫主义认为，既然我们只知道感觉，所以我们就不能知道感觉以外的任何东西的存在。这种“学说”是唯心主义哲学和不可知论哲学的旧的诡辩，不过加上了新的作料而已。
约瑟夫·狄慈根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在下面将指出：他的表达方式往往不确切，他常常陷入混乱，而各式各样的蠢人（包括欧根·狄慈根）就抓住这些东西不放，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当然也不例外。然而，他们不花一点力气或者没有本事去分析他的哲学的主导路线，把唯物主义和其他因素明确地区分开。
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人脑活动的本质》（1903年德文版第65页）中说道：“我们如果把世界看作是‘自在之物’，那就容易了解：‘自在世界’和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即世界的现象之间的相互差别，不过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差别而已。”“现象和显现者之间的差别，正象十哩路程和全程之间的差别一样。”（第71—72页）在这里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任何原则的差别、任何“超越”、任何“天生的不一致”。但是，差别当然是有的，这里有一个超出感性知觉的界限向我们之外的物的存在的过渡。
狄慈根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短篇哲学著作集》[36]1903年德文版第199页）中说道：“我们知道〈erfahren，体验到〉，任何经验都是那种超出任何经验界限的东西（用康德的话来讲）的一部分。”“对于意识到自己本质的意识来说，任何微粒，不论是灰尘、石头或木头的微粒，都是一种认识不完的东西（Unauskenntliches），这就是说，每一个微粒都是人的认识能力所不可穷尽的材料，因而是一种超出经验界限的东西。”（第199页）
你们看：在狄慈根用康德的话来讲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仅仅为了通俗化的目的，为了对比而采用康德的错误的混乱的术语时，他承认超出“经验界限”。这就是马赫主义者在从唯物主义转到不可知论时抓住不放的一个好例子：他们说，我们不愿意超出“经验界限”，在我们看来，“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
狄慈根恰恰反对这种哲学，他说：“不健康的神秘主义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不科学地分开。它把显现着的物和‘自在之物’，即把现象和真理变成两个彼此totocoelo〈完全、在各方面、在原则上〉不同的并且不包含在任何一个共同范畴中的范畴。”（第200页）
现在，大家来判断一下这位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马赫主义者而希望别人在哲学上称他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的造诣和机智吧！
“带有更多批判色彩的唯物主义者采取了‘泛心论和泛物论’之间的‘中庸之道’，他们否认‘自在之物’是绝对不能认识的，同时又认为‘自在之物’和‘现象’有原则的〈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差别，因而‘自在之物’始终只是在现象中‘被模糊地认识的’，就其内容来说〈看来是就那些并非经验要素的“要素”来说〉是经验之外的，但‘自在之物’又处在被称为经验形式的那些东西的范围之内，即处在时间、空间和因果性的范围之内。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最新哲学家中间的恩格斯及其俄国信徒别尔托夫的观点大致就是这样。”（《经验一元论》1907年第2版第2卷第40—41页）
这是一堆十足的混乱思想。（1）贝克莱所反驳的17世纪的唯物主义者，认为“自在客体”是绝对可以认识的，因为我们的表象、观念只是“心外”客体的复写或反映（见《代绪论》）。（2）费尔巴哈和他以后的约·狄慈根坚决地驳斥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的“原则”差别，而恩格斯则用“自在之物”转化成“为我之物”的简单明了的例子推翻了这个见解。（3）最后，我们在恩格斯对不可知论者的驳斥中已经看到：那种说唯物主义者认为自在之物“始终只在现象中被模糊地认识”的论调，完全是胡说。波格丹诺夫所以曲解唯物主义，就是因为他不懂得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讲到）。至于“经验之外”的自在之物和“经验的要素”，这些已经是马赫主义的混乱思想的开端，这种混乱思想我们在上面讲得够多了。
重复反动教授们的有关唯物主义者的那些不可思议的胡言乱语；在1907年背弃恩格斯，而在1908年又企图把恩格斯的学说“修改”成不可知论，——这就是俄国马赫主义者的“最新实证论”的哲学！
4．有没有客观真理？
波格丹诺夫宣称：“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包括对任何真理的绝对客观性的否定，对任何永恒真理的否定。”（《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Ⅳ—Ⅴ页）什么叫绝对客观性呢？波格丹诺夫在同一个地方说，“永恒真理”就是“具有绝对意义的客观真理”，他只同意承认“仅仅在某一时代范围内的客观真理”。
在这里显然是把下面两个问题搞混了：（1）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2）如果有客观真理，那么表现客观真理的人的表象能否立即地、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表现它，或者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表现它？这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问题。
波格丹诺夫明确地、直截了当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他根本否认绝对真理，并且因恩格斯承认绝对真理而非难恩格斯搞折中主义。关于亚·波格丹诺夫发现恩格斯搞折中主义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另行论述。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波格丹诺夫虽然没有直接说到，但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否定人的某些表象中的相对性因素，可以不否定客观真理；但是否定绝对真理，就不可能不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
稍后，波格丹诺夫在第Ⅸ页上写道：“……别尔托夫所理解的客观真理的标准是没有的；真理是思想形式——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
这里和“别尔托夫的理解”毫无关系，因为这里谈的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而根本不涉及别尔托夫。这和真理的标准也毫无关系，关于真理的标准要另行论述，不应该把这个问题和有没有客观真理的问题混为一谈。波格丹诺夫对后一问题的否定的回答是明显的：如果真理只是思想形式，那就是说，不会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类的真理了，因为除了人类的思想以外，我们和波格丹诺夫都不知道别的什么思想。从波格丹诺夫的后半句话来看，他的否定的回答就更加明显了：如果真理是人类经验的形式，那就是说，不会有不依赖于人类的真理，不会有客观真理了。
波格丹诺夫对客观真理的否定，就是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这种否定的荒谬，即使从前面所举的一个自然科学真理的例子来看，也是显而易见的。自然科学关于地球存在于人类之前的论断是真理，对于这一点，自然科学是不容许怀疑的。这一点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完全符合的：被反映者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外部世界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自然科学关于地球存在于人类之前的论断，是客观真理。自然科学的这个原理同马赫主义者的哲学以及他们的真理学说，是不可调和的：如果真理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么地球存在于任何人类经验之外的论断就不可能是真理了。
但是不仅如此。如果真理只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么天主教的教义也可以说是真理了。因为，天主教毫无疑问地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波格丹诺夫本人也感觉到了他的理论的这种惊人的谬误，我们来看看他怎样企图从他所陷入的泥坑中爬出来，倒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在《经验一元论》第1卷里读到：“客观性的基础应该是在集体经验的范围内。我们称之为客观的，是这样一些经验材料，它们对于我们和别人都具有同样的切身意义，不仅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来毫无矛盾地组织自己的活动，而且我们深信，别人为了不陷于矛盾也应该以它们为根据。物理世界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不是对我一个人，而是对所有的人说来都是存在的〈不对！它是不依赖于“所有的人”而存在的〉，并且我深信，它对于所有的人，就象对于我一样，具有同样确定的意义。物理系列的客观性就是它的普遍意义。”（第25页，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我们在自己的经验中所遇见的那些物理物体的客观性，归根到底是确立在不同人的意见的相互检证和一致的基础上的。总之，物理世界是社会地一致起来的、社会地协调起来的经验，一句话，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第36页，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
这是根本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定义；物理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类和人类经验而存在的；在不可能有人类经验的任何“社会性”和任何“组织”的时候，物理世界就已经存在了，等等。关于这些我们不再重复了。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来揭穿马赫主义哲学：它给客观性下这样的定义，就会使宗教教义也适合这个定义了，因为宗教教义无疑地也具有“普遍意义”等等。再听一听波格丹诺夫往下说吧！“我们再一次提醒读者：‘客观’经验决不是‘社会’经验……社会经验远非都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它总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因而它的某些部分和其他一些部分是不一致的。鬼神可以存在于某个民族或民族中某个集团（例如农民）的社会经验范围之内，但还不能因此就把它们包括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或客观的经验之内，因为它们和其余的集体经验不协调，并且不能列入这种经验的组织形式中，例如，因果性的链条中。”（第45页）
波格丹诺夫自己“不把”关于鬼神等等的社会经验“包括”在客观经验之内，我们当然是很高兴的。但是，以否定信仰主义的精神来作出的这种善意修正，丝毫没有改正波格丹诺夫的整个立场的根本错误。波格丹诺夫给客观性和物理世界所下的定义无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宗教教义比科学学说具有更大的“普遍意义”，人类的大部分至今还信奉宗教教义。天主教由于许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是“社会地组织起来、协调起来和一致起来的”；它无可争辩地可以“列入”“因果性的链条”中，因为宗教的产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在现代条件下宗教得到人民群众的信奉，决不是偶然的，而哲学教授们迎合宗教的意旨，也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如果说这种无疑具有普遍意义的和无疑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宗教的经验与科学的“经验”“不协调”，那么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着原则的根本的差别，而波格丹诺夫在否认客观真理时却把这种差别抹杀了。无论波格丹诺夫怎样“修正”，说信仰主义或僧侣主义是和科学不协调的，然而有一个事实毕竟是无可怀疑的，即波格丹诺夫对客观真理的否定是和信仰主义完全“协调”的。现代信仰主义决不否认科学；它只否认科学的“过分的奢望”，即对客观真理的奢望。如果客观真理存在着（如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只有那在人类“经验”中反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才能给我们提供客观真理，那么一切信仰主义就无条件地被否定了。如果没有客观真理，真理（也包括科学真理）只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么，这就是承认僧侣主义的基本前提，替僧侣主义大开方便之门，为宗教经验的“组织形式”开拓地盘。
试问：这种对客观真理的否定，是出自不肯承认自己是马赫主义者的波格丹诺夫本人呢，还是出自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的基本原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如果世界上只存在着感觉（1876年阿芬那留斯是这样说的），如果物体是感觉的复合（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中是这样说的），那么就很明显，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哲学主观主义，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客观真理的否定。如果把感觉叫作“要素”，这种“要素”在一种联系上构成物理的东西，在另一种联系上构成心理的东西，那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经验批判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并没有因此被否定，而只是被搞乱。阿芬那留斯和马赫都承认感觉是我们知识的泉源。因此，他们都抱着经验论（一切知识来自经验）或感觉论（一切知识来自感觉）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只会导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基本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别，而不会排除它们之间的差别，不管你们给这种观点套上什么“新”字眼（“要素”）的服饰。无论唯我论者即主观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都可以承认感觉是我们知识的泉源。贝克莱和狄德罗都渊源于洛克。认识论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地就是：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马赫承认了第一个前提，但是搞乱了第二个重要前提：人通过感觉感知的是客观实在，或者说客观实在是人的感觉的泉源。从感觉出发，可以沿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组合”），也可以沿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象）。在第一种观点（不可知论，或者更进一步说，主观唯心主义）看来，客观真理是不会有的。在第二种观点（唯物主义）看来，承认客观真理是最要紧的。这个哲学上的老问题，即关于两种倾向的问题，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关于从经验论和感觉论的前提中得出两种可能的结论的问题，马赫并没有解决，也没有排除或超越，他只是玩弄“要素”这类名词，把问题搞乱。波格丹诺夫否定客观真理，这是整个马赫主义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离开马赫主义。
恩格斯在他的《路·费尔巴哈》中，把休谟和康德叫作“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的哲学家。因而恩格斯提到首要地位的是休谟和康德的共同点，而不是他们的分歧点。同时他又指出：“对驳斥这一〈休谟的和康德的〉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德文第4版第15—1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7页。——编者注］因此，指出黑格尔讲的下面一段话，在我看来不是没有意思的。黑格尔在宣称唯物主义是“彻底的经验论体系”时写道：“在经验论看来，外部东西（dasAβerliche）总是真实的，即使经验论容许某种超感觉的东西，那也否认这种超感觉的东西的可知性（solldocheineErkenntnisdesselben（d．h．desUbersinnlichen）nichtstattfindenkonnen），经验论认为必须完全遵循属于知觉的东西（dasderWahrnehmungAngehorige）。而这个基本前提经过彻底的发展（Durchfuhrung），便产生了后来所谓的唯物主义。在这种唯物主义看来，物质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daswahrhaftObjektive）。”［注：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黑格尔全集》1843年版第6卷第83页，参看第122页。］
一切知识来自经验、感觉、知觉。这是对的。但试问：“属于知觉”的，也就是说，作为知觉的泉源的是客观实在吗？如果你回答说是，那你就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回答说不是，那你就是不彻底的，你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主义，陷入不可知论；不论你是否认自在之物的可知性和时间、空间、因果性的客观性（象康德那样），还是不容许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象休谟那样），反正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经验论、经验哲学的不彻底性就在于：你否定经验中的客观内容，否定经验认识中的客观真理。
康德和休谟路线的维护者（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包括在休谟路线的维护者之内，因为他们不是纯粹的贝克莱主义者）把我们唯物主义者叫作“形而上学者”，因为我们承认我们在经验中感知的客观实在，承认我们感觉的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泉源。我们唯物主义者，继恩格斯之后，把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叫作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否定客观实在是我们感觉的泉源。不可知论者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在希腊文里，α是不的意思，gnosis是知的意思。不可知论者说：我不知道是否有我们的感觉所反映、模写的客观实在；我宣布，要知道这点是不可能的（见上面恩格斯关于不可知论者的立场的叙述）。因此，不可知论者就否定客观真理，并且小市民式地、庸俗地、卑怯地容忍有关鬼神、天主教圣徒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教义。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自命不凡地提出“新”术语、所谓“新”观点，实际上却是糊涂地混乱地重复不可知论者的回答：一方面，物体是感觉的复合（纯粹的主观主义、纯粹的贝克莱主义），另一方面，如果把感觉改名为要素，那就可以设想它们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官而存在的！
马赫主义者喜欢唱这样一种高调：他们是完全相信我们感官的提示的哲学家，他们认为世界确实象显现在我们面前的那样，是充满着声音、颜色等等的，而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是死的，世界没有声音和颜色，它本身和它的显现不同，等等。例如，约·彼得楚尔特在他的《纯粹经验哲学引论》和《从实证论观点来看世界问题》（1906）里面唱的都是这类高调。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对这一“新”思想称赞不已，他跟着彼得楚尔特喋喋不休地重复这种论调。其实，马赫主义者是主观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不充分相信我们感官的提示，不彻底贯彻感觉论。他们不承认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实在是我们感觉的泉源。他们不把感觉看作是这个客观实在的正确摄影，因而直接和自然科学发生矛盾，为信仰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相反地，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比它的显现更丰富、更生动、更多样化，因为科学每向前发展一步，就会发现它的新的方面。唯物主义者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唯一的和最终的客观实在的映象，所谓最终的，并不是说客观实在已经被彻底认识了，而是说除了它，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客观实在。这种观点不仅坚决地堵塞了通向一切信仰主义的大门，而且也堵塞了通向教授的经院哲学的大门。这种经院哲学不是把客观实在看作我们感觉的泉源，而是用成套臆造的字眼来“推演出”客观的这一概念，认为客观的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等等，它不能够而且也往往不愿意把客观真理和关于鬼神的教义分开。
马赫主义者对“独断主义者”即唯物主义者的“陈腐”观点轻蔑地耸耸肩膀，因为唯物主义者坚持着似乎已被“最新科学”和“最新实证论”驳倒了的物质概念。关于物质构造的新物理学理论，我们将另行论述。但是，象马赫主义者那样把关于物质的某种构造的理论和认识论的范畴混淆起来，把关于物质的新类型（例如电子）的新特性问题和认识论的老问题，即关于我们知识的泉源、客观真理的存在等等问题混淆起来，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有人对我们说，马赫“发现了世界要素”：红、绿、硬、软、响、长等等。我们要问：当人看见红，感觉到硬等等的时候，人感知的是不是客观实在呢？这个老而又老的哲学问题被马赫搞乱了。如果你们认为人感知的不是客观实在，那么你们就必然和马赫一起陷入主观主义和不可知论，你们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内在论者即哲学上的缅施科夫式人物的拥抱。如果你们认为人感知的是客观实在，那么就需要有一个关于这种客观实在的哲学概念，而这个概念很早很早以前就制定出来了，这个概念就是物质。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因此，如果说这个概念会“陈腐”，就是小孩子的糊涂话，就是无聊地重复时髦的反动哲学的论据。在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哲学上柏拉图的和德谟克利特的倾向或路线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宗教和科学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否定客观真理和承认客观真理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超感觉知识的维护者和反对者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
接受或抛弃物质概念这一问题，是人对他的感官的提示是否相信的问题，是关于我们认识的泉源的问题。这一问题从一开始有哲学起就被提出来讨论了，教授小丑们可以千方百计地把这个问题改头换面，但是它正如视觉、触觉、听觉和嗅觉是否是人的认识的泉源这个问题一样，是不会陈腐的。认为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承认客观真理；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这都是一回事。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只引证费尔巴哈以及两本哲学入门书里的话，以便读者可以看清楚，这是一个多么起码的问题。
路·费尔巴哈写道：“否认感觉是客观救世主的福音、通告（Verkundung），这多么无聊。”［注：《费尔巴哈全集》1866年版第10卷第194—195页。］你们可以看到，这是稀奇古怪的术语，然而却是一条十分鲜明的哲学路线：感觉给人揭示客观真理。“我的感觉是主观的，可是它的基础〈或原因，Grund〉是客观的。”（第195页）请把这句话同上面引证过的那段话比较一下，在那段话里费尔巴哈说过，唯物主义是从感性世界，即最终的（ausge—machte）客观真理出发的。
在弗兰克的《哲学辞典》［注：哲学辞典，1875年巴黎版。］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感觉论是“把认识归于感觉，从感觉的经验中”引出我们的一切观念的学说。感觉论分为主观的感觉论（怀疑论[37]和贝克莱主义）、道德的感觉论（伊壁鸠鲁主义[38]）和客观的感觉论。“客观的感觉论是唯物主义，因为在唯物主义者看来，物质或物体是能够作用于我们感官（atteindrenossens）的唯一客体。”
施韦格勒在他的《哲学史》中说：“既然感觉论断言只有依靠感官才能感知真理或存在物，那么只要〈指18世纪末的法国哲学〉客观地表述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唯物主义的论点：只有感性的东西是存在着的；除了物质的存在，没有别的存在。”［注：阿尔伯特·施韦格勒博士《哲学史纲要》第15版第194页。］
这就是写进教科书的一些起码的真理，而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却把它们忘记了。
5．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或论亚·波格丹诺夫所发现的恩格斯的折中主义
波格丹诺夫的这一发现写在1906年《经验一元论》第3卷的序言中。波格丹诺夫写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所说的意思，同我刚才所说明的真理相对性的意思差不多”（第Ⅴ页），就是指否定一切永恒真理，“否定任何真理的绝对客观性”。“恩格斯的错误就在于不坚决果断，就在于他透过自己的全部讥讽言论，流露出对某些尽管是可怜的‘永恒真理’的承认。”（第Ⅷ页）“在这里，只有不彻底性才会容许象恩格斯所作的那些折中主义的保留……”（第Ⅸ页）现在我们来举出波格丹诺夫如何反驳恩格斯的折中主义的一个例子。为了向杜林说明，凡是奢望在历史科学中发现永恒真理的人会局限于哪些东西，会满足于哪些“陈词滥调”（plattheiten），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论“永恒真理”这一章）里说到“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于是波格丹诺夫反驳恩格斯说：“这是什么‘真理’啊？它有什么‘永恒的’呢？确证对于我们这一代大概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个别关系，这不能作为任何活动的出发点，而且也不会引导我们到达任何地方。”（第Ⅸ页）他在第Ⅷ页上还说：“难道‘陈词滥调’可以叫作‘真理’吗？难道‘陈词滥调’是真理吗？真理就是经验的生动的组织形式。它在我们的活动中引导我们到达某个地方，它在生活斗争中提供支撑点。”
从这两段引文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波格丹诺夫不是在反驳恩格斯，而是在唱高调。如果你不能断定“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个命题是错误的或是不确切的，那么你就得承认它是真理。如果你不能断定它在将来会被推翻，那么你就得承认这个真理是永恒的。把真理是“经验的生动的组织形式”这类词句叫作反驳，这就是用一堆无聊的话来冒充哲学。地球具有地质学所叙述的历史呢，还是在七天内被创造出来的[39]呢？难道能够用“引导”我们到达某个地方的“生动的”（这是什么意思？）真理等等词句来回避这个问题吗？难道关于地球历史和人类历史的知识“没有现实意义”吗？这只是波格丹诺夫用来掩饰他退却的冠冕堂皇的胡言乱语。因为，他在证明恩格斯对永恒真理的承认就是折中主义的时候，既没有推翻拿破仑确实死于1821年5月5日的事实，也没有驳倒那个认为这一真理将来会被推翻的见解是个荒谬见解的论点，而只是用响亮的词句来回避问题，这样的做法就是一种退却。
恩格斯所举的这个例子是非常浅显的，关于这类永恒的、绝对的、只有疯子才会怀疑的真理（正象恩格斯在举“巴黎在法国”这个例子时所说的），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想出几十个例子。为什么恩格斯在这里要讲到这些“陈词滥调”呢？因为他是要驳斥和嘲笑不会在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上应用辩证法的、独断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杜林。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官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正是这个“这样或那样”，就把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杜林同辩证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区别开来了。在一般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的最复杂的问题上，杜林到处滥用最后真理、终极真理、永恒真理这些字眼。恩格斯嘲笑了他，回答说：当然，永恒真理是有的，但是在简单的事物上用大字眼（gewaltigeWorte）是不聪明的。为了向前推进唯物主义，必须停止对“永恒真理”这个字眼的庸俗的玩弄，必须善于辩证地提出和解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正是由于这个缘故，30年前在杜林和恩格斯之间展开了斗争。而波格丹诺夫却假装“没有看到”恩格斯在同一章中对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问题所作的说明，波格丹诺夫由于恩格斯承认了对一切唯物主义来说都是最起码的论点，就想尽办法非难恩格斯搞“折中主义”。他这样做，只是再一次暴露了他无论对唯物主义还是对辩证法都绝对无知。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上述那章（第1编第9章）的开头写道：“我们却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认识的产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Anspruch），如果能，那么是哪些产物能这样。”（德文第5版第79页）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如下：
“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绝对真理的认识和至上的思维〉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在上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至少对我们说来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或构造，Anlage〉、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第81页）［注：参看维·切尔诺夫的话，上引著作第64页及以下几页。马赫主义者切尔诺夫先生完全站在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马赫主义者的波格丹诺夫的立场上。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波格丹诺夫竭力掩饰他和恩格斯的分歧，认为这是偶然的，等等；而切尔诺夫则觉得，这是既同唯物主义又同辩证法进行斗争的问题。］
恩格斯继续说道：“永恒真理的情况也是一样。”［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3—95页。——编者注］
这个论断，对于一切马赫主义者所强调的相对主义问题，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原则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马赫主义者都坚决认为他们是相对主义者，但是，俄国马赫主义者在重复德国人的话的时候，却害怕或不能直截了当地明白地提出相对主义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在波格丹诺夫（以及一切马赫主义者）看来，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就是根本不承认绝对真理。在恩格斯看来，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波格丹诺夫是相对主义者。恩格斯是辩证论者。下面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同一章中讲的另一段同样重要的话：
“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一点正是说明一切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的辩证法的初步知识〈辩证法的基本前提〉，他也会知道这一点的。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作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就是说，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第8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9页。——编者注］接着恩格斯举了波义耳定律（气体的体积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作为例子。这个定律所包含的“一粟真理”只有在一定界限内才是绝对真理。这个定律“只是近似的”真理。
因此，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绝对真理这一总和增添新的一粟，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约·狄慈根在《漫游》［注：即《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编者注］中说：“我们可以看到、听到、嗅到、触到绝对真理，无疑地也可以认识绝对真理，但它并不全部进入（gehtnichtauf）认识中。”（第195页）“不言而喻，图画不能穷尽对象，画家落后于他的模特儿……图画怎么能够和它的模特儿‘一致’呢？只是近似地一致。”（第197页）“我们只能相对地认识自然界和它的各个部分；因为每一个部分，虽然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相对的部分，然而却具有绝对物的本性，具有认识所不可穷尽的自在的自然整体（desNaturganzenansich）的本性……我们究竟怎样知道在自然现象背后，在相对真理背后，存在着不完全显露在人面前的普遍的、无限的、绝对的自然呢？……这种知识是从哪儿来的呢？它是天赋的，是同意识一起为我们所秉赋的。”（第198页）最后这句话是狄慈根的不确切的说法之一，这些不确切的说法使得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指出：狄慈根的观点中存在着混乱。［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67页。——编者注］只有抓住这类不正确的地方，才能谈论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狄慈根的特殊哲学。但是狄慈根自己在同一页上就改正了，他说：“虽然我说，关于无限的、绝对的真理的知识是天赋的，它是独一无二的唯一的先于经验的知识，但是这种天赋知识还是要由经验来证实的。”（第198页）
从恩格斯和狄慈根的所有这些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波格丹诺夫完全不懂得这点，他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它〈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希望成为对于事物本质的绝对客观的认识〈黑体是波格丹诺夫用的〉，因而同任何思想体系的历史条件的制约性不能相容。”（《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Ⅳ页）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这个真理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图画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这幅图画描绘客观地存在着的模特儿，这是无条件的。在我们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中，我们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进到发现煤焦油中的茜素或发现原子中的电子，这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然而，每一个这样的发现都意味着“绝对客观的认识”前进一步，这是无条件的。一句话，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你们会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这种区分是不确定的。我告诉你们：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这里是有你们所没有看到的界限，而且由于你们没有看到这个界限，你们滚入了反动哲学的泥坑。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界限。
马赫、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宣称：我们是相对主义者。切尔诺夫先生和一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也随声附和地说：我们是相对主义者。是的，切尔诺夫先生和马赫主义者同志们，你们的错误正在这里。因为，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相对主义，不仅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并且还否定任何为我们的相对认识所逐渐接近的、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准绳或模特儿。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都是正确的，可以认为拿破仑是否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件事是“有条件的”，可以纯粹为了人或人类的“方便”，在承认科学思想体系（它在一方面是“方便”的）的同时，又承认宗教思想体系（它在另一方面也是很“方便”的），等等。
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
波格丹诺夫加上着重标记写道：“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不承认”象永恒真理“这样的独断主义和静力学”（《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Ⅸ页）。这是一句糊涂话。如果世界是永恒地运动着和发展着的物质（象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这种物质为不断发展着的人的意识所反映，那么这同“静力学”有什么关系呢？这里谈的根本不是物的不变的本质，也不是不变的意识，而是反映自然界的意识和意识所反映的自然界之间的符合。在这个问题上，而且仅仅在这个问题上，“独断主义”这个术语具有特殊的、独特的哲学风味，它是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在反对唯物主义者时所爱用的字眼，这一点我们从相当“老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举的例子中已经看到过了。总之，从臭名昭彰的“最新实证论”的观点出发对唯物主义所进行的一切反驳，都是陈词滥调。
6．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1845年，恩格斯在1888年和1892年，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40]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2条里说：离开实践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即客观的〉真理性”的问题，是经院哲学。恩格斯重复说：对康德和休谟的不可知论以及其他哲学怪论（Schrullen）的最有力的驳斥就是实践。他反驳不可知论者说：“我们的行动的成功证明我们的知觉是和知觉到的事物的对象〈客观〉本性相符合的（Ubereinstimmung）。”［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第21卷第316—317页；第22卷第344页。——编者注］
请把马赫关于实践标准的言论和上面的言论对比一下。“在日常的思维和谈话中，通常把假象、错觉同现实对立起来。把一支铅笔举在我们面前的空气中，我们看见它是直的；把它斜放在水里，我们看见它是弯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说：‘铅笔好象是弯的，但实际上是直的。’可是我们有什么理由把一个事实说成是现实，而把另一个事实贬斥为错觉呢？……当我们犯着在非常情况下仍然期待通常现象的到来这种自然错误时，那么我们的期待当然是会落空的。但事实在这点上是没有过失的。在这种情况下谈错觉，从实践的观点看来是有意义的，从科学的观点看来却是毫无意义的。世界是否真的存在着或者它只是我们的象梦一样的错觉，这个常常引起争论的问题，从科学的观点看来同样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就连最荒唐的梦也是一个事实，它同任何其他事实比较起来并不逊色。”（《感觉的分析》第18—19页）
真的，不仅荒唐的梦是事实，而且荒唐的哲学也是事实。只要知道了恩斯特·马赫的哲学，对这点就不可能有什么怀疑。马赫是一个登峰造极的诡辩论者，他把对人们的谬误、人类的种种“荒唐的梦”（如相信鬼神之类）的科学史的和心理学的研究，同真理和“荒唐”在认识论上的区分混淆起来了。这正好象一位经济学家说：西尼耳所谓资本家的全部利润是由工人的“最后一小时”的劳动所创造的理论[41]和马克思的理论同样都是事实，至于哪一种理论反映客观真理以及哪一种理论表现资产阶级的偏见和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卖身求荣的问题，从科学的观点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制革匠约·狄慈根认为科学的即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万能武器”（《短篇哲学著作集》第55页），而正教授恩斯特·马赫却认为，唯物主义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差别，“从科学的观点看来是没有意义的”！科学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的斗争中是无党性的，这不仅是马赫一个人所喜爱的思想，而且是现代所有的资产阶级教授们所喜爱的思想，这些教授，按照约·狄慈根的公正的说法，就是“用生造的唯心主义来愚弄人民的有学位的奴仆”（同上，第53页）。
恩·马赫把每个人用来区别错觉和现实的实践标准置于科学的界限、认识论的界限之外，这正是这种生造的教授唯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过，人类的实践证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正确性，并且把那些想离开实践来解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尝试称为“经院哲学”和“哲学怪论”。但马赫认为，实践是一回事，而认识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人们可以把它们并列在一起，不用前者来制约后者。马赫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认识和谬误》中说：“认识是生物学上有用的（forderbdes）心理体验。”（德文第2版第115页）“只有成功才能把认识和谬误区别开来。”（第116页）“概念是物理学的作业假说。”（第143页）我们俄国的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天真到了惊人的地步，他们竟把马赫的这些话当作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证明。但是，马赫在这里接近马克思主义，就象俾斯麦接近工人运动或叶夫洛吉主教接近民主主义一样。在马赫那里，这些论点是和他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并列在一起的，但是它们并不决定在认识论上选择哪一条确定的路线。认识只有在它反映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真理时，才能成为生物学上有用的认识，成为对人的实践、生命的保存、种的保存有用的认识。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来考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马赫说：就算实践是唯物主义的，但理论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中写道．“在实践方面，我们在从事某种活动时不能缺少自我这个观念，正如我们在伸手拿一个东西时不能缺少物体这个观念一样。在生理学方面，我们经常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正如我们经常看到日出一样。但是在理论方面，我们决不应该坚持这种看法。”（第284—285页）
这里说到利己主义，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它根本不是认识论的范畴。这里和表面看到的太阳环绕地球的运行也毫不相干，因为，我们用来作为认识论的标准的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剩下来的只是马赫的有价值的供状：人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完全地唯一地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至于在“理论方面”逃避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尝试，只不过是表现着马赫的学究式的经院哲学的倾向和生造的唯心主义的倾向罢了。
为了给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扫清地盘，竭力想把实践作为一种在认识论上不值得研究的东西加以排除，这毫不新鲜，我们可以从下面一个德国古典哲学史上的例子看出。在康德与费希特之间有一个戈·恩·舒尔采（在哲学史上叫作舒尔采－埃奈西德穆）。他公开拥护哲学上的怀疑论路线，自称为休谟（以及古代哲学家皮浪和塞克斯都）的追随者。他坚决否认任何自在之物和客观认识的可能性，坚决要求我们不要超出“经验”、感觉之外，同时他也预见到了来自另一阵营的反驳：“既然怀疑论者在参加实际生活时承认客观对象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并且依据这点进行活动和承认真理的标准，那么他自己的这种行为就是对他的怀疑论的最好的和最明白的驳斥。”［注：戈·恩·舒尔采《埃奈西德穆或关于耶拿的赖因霍尔德教授先生提出的基础哲学的原理》1792年版第253页。］舒尔采愤慨地回答说：“这类论据只是对于小民百姓（Pobel）才是有用的”（第254页），因为“我的怀疑论并不涉及到日常生活的事情，而只是停留在哲学的范围之内”（第255页）。
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同样也希望在唯心主义哲学的范围内给这样一种实在论留个地盘，“这种实在论是我们每个人、甚至最坚决的唯心主义者在行动时都不能回避的（sichaufdringt），也就是承认对象是完全不依赖于我们，在我们之外存在的”（《费希特全集》第1卷第455页）。
马赫的最新实证论并不比舒尔采和费希特高明多少！作为一个笑柄，我们要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巴扎罗夫还是以为除普列汉诺夫以外世界上再没有别人了，再没有比猫更凶的野兽了。巴扎罗夫嘲笑“普列汉诺夫的获生的跳跃的哲学”（《论丛》第69页）[42]，的确，普列汉诺夫曾经写过这样拙劣的词句，说什么“信仰”外部世界的存在就是“哲学的不可避免的获生的跳跃（saltovitale）”（《〈路·费尔巴哈〉注释》第111页）。“信仰”这个字眼，是重复休谟的，虽然加上了引号，但暴露了普列汉诺夫用语的混乱，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为什么要找普列汉诺夫呢？？为什么巴扎罗夫不举其他的唯物主义者，哪怕是费尔巴哈呢？仅仅是因为他不知道费尔巴哈吗？但无知并不是论据。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在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也向实践作了在舒尔采、费希特和马赫看来是不能容许的“跳跃”。在批判唯心主义的时候，费尔巴哈引证了费希特的一段典型的话来说明唯心主义的实质，这段话绝妙地击中了整个马赫主义的要害。费希特写道：“你所以认为物是现实的，是存在于你之外的，只是因为你看到它们、听到它们、触到它们。但是视、触、听都只是感觉……你感觉的不是对象，而只是你自己的感觉。”（《费尔巴哈全集》第10卷第185页）费尔巴哈反驳说：人不是抽象的自我，他不是男人，就是女人，可以把世界是否是感觉的问题同别人是我的感觉还是象我们在实践中的关系所证明的那样不是我的感觉这一问题同等看待。“唯心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它只是从理论的角度提出并解决世界的客观性或主观性、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问题。”（同上，第189页）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他说：当然唯心主义者在实践中也承认我们的自我和他人的你的实在性。不过在唯心主义者看来，“这是一种只适合于生活而不适合于思辨的观点。但是，这种和生活矛盾的思辨，把死的观点、脱离了肉体的灵魂的观点当作真理的观点的思辨，是僵死的、虚伪的思辨”（第192页）。我们要感觉，首先就得呼吸；没有空气，没有食物和饮料，我们就不能生存。
“愤怒的唯心主义者大叫大嚷地说：这样说来，在研究世界的观念性或实在性的问题时要讨论饮食问题吗？多么卑下！在哲学和神学的讲坛上竭力谩骂科学的唯物主义，而在公共餐桌上却醉心于最粗俗的唯物主义，这多么有失体统啊！”（第195页）费尔巴哈大声说：把主观感觉和客观世界同等看待，“就等于把遗精和生孩子同等看待”（第198页）。
这种评语虽然不十分文雅，却击中了宣称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的那些哲学家的要害。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么，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例如，波格丹诺夫同意承认马克思的货币流通理论只是在“我们的时代”才具有客观真理性，而把那种认为这个理论具有“超历史的客观的”真理性的见解叫作“独断主义”（《经验一元论》第3卷第Ⅶ页）。这又是一个糊涂观点。这个理论和实践的符合，是不能被将来任何情况所改变的，原因很简单，正如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这个真理是永恒的一样。但是，实践标准即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进程所证明为客观真理的，是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经济理论，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某一表述等等，因此很明显，在这里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的“独断主义”，就是向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不可宽恕的让步。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注释：
[33]根据列宁书信可以证明，手稿上是“较诚实的论敌”。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版准备付印时，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把这几个字改作“较有原则的论敌”。列宁不赞成这样改，他在1909年2月27日（3月12日）写信给姐姐说：“凡是斥责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一伙的地方，请丝毫也不要缓和。缓和是不行的。很遗憾，你把切尔诺夫同···
他们比起来是一个‘较诚实的’论敌这句话勾掉了。这样语气就变了，同我的谴责的整个精神不符。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不诚实的、卑怯的敌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184号文献）——95。
[34]伏罗希洛夫是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烟》中的人物，是自诩渊博的书呆子和空谈家的典型。列宁在《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里也曾用这个形象来嘲笑维·米·切尔诺夫。他说：“大家还记得《烟》里面那位曾到国外游历过的年轻的俄国大学讲师吗？他平时总是一声不吭，但有时心血来潮，又滔滔不绝地一连说出几十个、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学者和名流的名字。我们这位博学多识的切尔诺夫先生同伏罗希洛夫一模一样，他把不学无术的考茨基彻底消灭掉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29—130页）——98。
[35]茜素是一种红色有机染料，原先是从茜草根中提取的。1868年，德国化学家卡·格雷贝和卡·泰·李卜曼用化学方法取得了茜素。1869年1月11日，他们在德国化学学会会议上宣读了人工合成茜素的报告。人工合成茜素的原料是蒽醌。蒽醌由蒽经硝酸、铬酸或空气氧化而成。蒽含于煤焦油中，在270°—400℃的温度下可以分解出来。——99。
[36]《短篇哲学著作集》于1903年由狄茨出版社在斯图加特出版，共收入约·狄慈根1870—1878年发表在德国《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上的7篇文章，还收入了他在1887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
列宁在《短篇哲学著作集》一书上作了许多批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期间作的（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120。
[37]怀疑论是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是否存在和能否认识表示怀疑的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流派产生于公元前4—3世纪古希腊奴隶制发生危机的时代，其创始人是皮浪，最著名的代表是埃奈西德穆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古代怀疑论者从感觉论的前提出发，得出不可知论的结论。他们把感觉的主观性绝对化，认为人不能超出他自己的感觉范围，不能确定哪一种感觉是真的。他们宣称，对每一事物都可以有两种互相排斥的意见，即肯定和否定，因而我们关于事物的知识是不可靠的。他们要人们拒绝认识，对事物漠不关心，说这样就可以从怀疑中解脱出来，而达到心灵恬静即“无感”的境界。
在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哲学家米·蒙台涅、皮·沙朗和皮·培尔曾利用怀疑论来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教会。照马克思的说法，培尔“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并宣告“无神论社会的来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页）。相反，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布·帕斯卡却用怀疑论反对理性认识，维护基督教。
18世纪，怀疑论在大卫·休谟和伊·康德的不可知论中得到复活，戈·恩·舒尔采则式图使古代怀疑论现代化。新怀疑论十分明确地声称达到科学认识是不可能的。马赫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和19世纪中至20世纪初的其他唯心主义哲学流派都利用怀疑论的论据。——131。
[38]伊壁鸠鲁主义是公云前4—3世纪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及其门徒的学说。伊壁鸠鲁把哲学分为物理学、准则学（关于认识的学说）和伦理学。物理学的出发点是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伊壁鸠鲁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认为自然界中只存在原子和虚空。原子不仅在大小和形状上有差异，而且在重量上也不相同。原子由于自身的重量而产生运动。原子在虚空中的运动形式是直线下降，但由于自身内部的原因而发生偏斜，因而发生原子的互相碰撞和粘附，这就是物质形成的开端。伊壁鸠鲁曾提出灵魂物质性的学说，认为灵魂是“散布在整个机体上的极薄的物体”。
伊壁鸠鲁在认识论上是唯物主义感觉论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影象说，认为发自物体的极其细微的影象通过感觉器官而进入人的心灵，“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概念依赖于感性知觉”，是感觉多次重复的结果。他还认为感性知觉本身就是真理的标准，而谬误的根源则在于个别感觉的偶然性，或者过于匆忙地下判断。
伊壁鸠鲁认为哲学的目的是追求人的幸福，使人摆脱痛苦，得到快乐。但所谓快乐并不是指“放荡者的快乐或肉体享受的快乐”，而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他用原子论唯物主义的原理证明，人不应当对神和死亡恐惧。这种思想带有无神论的性质。——131。
[39]这里说的是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见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2章。——132。
[40]指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页、第21卷第301—353页和第22卷第334—361页）。——139。
[41]指英国庸俗经济学家纳·威·西尼耳为反对缩短工作日而编造的“理论”。他在《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这本小册子中声称，工厂的全部纯利润是由最后一小时提供的；劳动时间每天缩短1小时，纯利润就会消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了西尼耳的这种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51—256页）。——140。
[42]指弗·亚·巴扎罗夫在《现代的神秘主义和实在论》一文中提出的论点：“马赫、阿芬那留斯和其他许多人用来作为认识论基础的‘费力最小’原则……无疑是认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在这点上，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比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获生的跳跃的认识论更靠近马克思。”（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1908年俄文版第69页）——143。 |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一章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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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一）
1．感觉和感觉的复合
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他们的早期哲学著作中，直言不讳地、简单明了地叙述了他们的认识论的基本前提。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些著作，至于这些著作家后来所作的修正和删改，则留到以后论述时再去分析。
马赫在1872年写道：“科学的任务只能是：（1）研究表象之间的联系的规律（心理学）；（2）揭示感觉之间的联系的规律（物理学）；（3）阐明感觉和表象之间的联系的规律（心理物理学）。”［注：恩·马赫《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1871年11月15日在波希米亚皇家科学学会上的讲演）1872年布拉格版第57—58页。］这是十分清楚的。
物理学的对象是感觉之间的联系，而不是物或物体（我们的感觉就是它们的映象）之间的联系。1883年，马赫在他的《力学》［注：即《力学发展的历史评述》。——编者注］一书中重复同样的思想：“感觉不是‘物的符号’，而‘物’倒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感觉复合的思想符号。世界的真正要素不是物（物体），而是颜色、声音、压力、空间、时间（即我们通常称为感觉的东西）。”［注：恩·马赫《力学发展的历史评述》1897年莱比锡第3版第473页。］
关于“要素”这个名词，这个经过12年“思考”的成果，我们在下面再讲。现在我们要指出的是：马赫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承认物或物体是感觉的复合，十分明确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同一种相反的、认为感觉是物的“符号”（确切些说，物的映象或反映）的理论对立起来。这后一种理论就是哲学唯物主义。例如，唯物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的这位有名的合作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就经常毫无例外地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物及其在思想上的模写或反映（Gedanken-Abbilder），不言而喻，这些思想上的模写不是由别的，而是由感觉产生的。看起来，凡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尤其是以这种哲学的名义著书立说的人，都应当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基本观点。但是，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却造成了异乎寻常的混乱，因此我们不得不把众所周知的东西再重复一下。翻开《反杜林论》第1节，我们就可以读到：“……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注：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904年斯图加特第5版第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4页。——编者注）。］或者翻开哲学编第1节，那里写道：“思维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原则〈指一切认识的基本原则〉呢？从自身中吗？不……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存在的形式。……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在想作一个唯物主义者可又不能彻底贯彻唯物主义的杜林那里则相反〉，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它把现实的相互关系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来构造现实世界……”（同上，第21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38页。——编者注］我们再重复一遍：恩格斯到处都毫无例外地贯彻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只要看到杜林稍微从唯物主义退向唯心主义，就毫不留情地加以抨击。任何人只要略为留心地读一读《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就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其中恩格斯讲到物及其在人的头脑中，在我们的意识、思维中的模写等等。恩格斯并没有说感觉或表象是物的“符号”，因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应该用“映象”、画像或反映来代替“符号”，关于这点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详尽的说明。我们现在谈的完全不是唯物主义的这种或那种说法，而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坚持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任何狡辩、任何诡辩（我们还会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狡辩和诡辩）都不能抹杀一个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恩·马赫关于物即感觉的复合的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是贝克莱主义的简单的重复。如果物体象马赫所说的是“感觉的复合”，或者象贝克莱所说的是“感觉的组合”，那么由此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从这个前提出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我论。不管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之流怎样宣布他们同唯我论无关，但事实上，如果他们不陷入惊人的逻辑谬误，就不可能摆脱唯我论。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马赫主义哲学的这个基本要素，我们再从马赫的著作中作一些引证。下面就是引自《感觉的分析》（科特利亚尔的俄译本，1907年莫斯科斯基尔蒙特出版社版）的一个例证：
“我们面前有一个具有尖端S的物体。当我们碰到尖端，使它和我们的身体接触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刺痛。我们可以看见尖端，而不感觉刺痛。但是当我们感觉刺痛时，我们就会发现尖端。因此，看得见的尖端是一个恒定的核心，而刺痛是一种偶然现象，视情况不同，它可能和核心联系着，也可能不和核心联系着。由于类似现象的经常重复，最后人们习惯于把物体的一切特性看作是从这些恒定的核心中发出并通过我们身体的中介而传给自我的‘作用’；我们就把这些‘作用’叫作‘感觉’……”（第20页）
换句话说，人们“习惯于”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感觉看作物体、物、自然界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结果。这个“习惯”对哲学唯心主义者是有害的（然而是整个人类和全部自然科学所具有的！），马赫非常讨厌它，于是就去摧毁它：
“……但是，这些核心因此便失去它们的全部感性内容，成为赤裸裸的抽象符号了……”
最可敬的教授先生，这是陈词滥调啊！这是在逐字逐句地重复贝克莱所说的物质是赤裸裸的抽象符号这句话啊！实际上，赤裸裸的正是恩斯特·马赫，因为，他既然不承认客观的、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实在是“感性内容”，那么在他那里就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抽象的”自我，一个必须大写并加上着重标记的自我，也就是“一架发了疯的、以为世界上只有自己才存在的钢琴”。既然外部世界不是我们感觉的“感性内容”，那么除了这个发表空洞“哲学”怪论的赤裸裸的自我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真是一个愚蠢的毫无结果的勾当！
“……因而，说世界仅仅由我们的感觉构成，这是正确的。但这样一来，我们所知道的也就仅仅是我们的感觉了，而关于那些核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产物只是感觉）的假定，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和多余的了。这样的观点仅仅对不彻底的实在论或不彻底的批判主义来说才是好的。”
我们把马赫的“反形而上学的意见”的第6节全部抄下来了。这些话完全是从贝克莱那里剽窃来的。除“我们感觉到的仅仅是自己的感觉”这一点以外，没有丝毫创见，没有一点思想的闪光。从这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世界仅仅由我的感觉构成。”马赫用“我们的”这个字眼来代替“我的”这个字眼，是不合理的。就在这一个字眼上，马赫暴露出了他所谴责别人的那种“不彻底性”。因为，如果关于外部世界的“假定”，关于针不依赖于我而存在以及我的身体和针尖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假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所有这些假定的确都是“没有意义的和多余的”，那么关于别人是存在着的这一“假定”就首先是没有意义的和多余的了。存在的只是自我，而其余的一切人，也和整个外部世界一样，都属于没有意义的“核心”之列。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不能说“我们的”感觉了，可是马赫却这样说了，这只是表明他的惊人的不彻底性。这只是证明：他的哲学是连他本人也不相信的没有意义的空话。
下面的例子特别明显地说明马赫的不彻底性和思想混乱。就在《感觉的分析》的第11章第6节里，我们读到：“假使正当我感觉着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自己或别的什么人能用一切物理的和化学的方法来观察我的头脑，那就可以确定一定种类的感觉和有机体中所发生的哪些过程有联系……”（第197页）
好极了！这不是说我们的感觉和整个有机体中、特别是我们头脑中所发生的一定过程有联系吗？是的，马赫十分肯定地作出了这种“假定”，因为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不作出这种“假定”是困难的。但是对不起，这正是我们这位哲学家宣布为多余的和没有意义的关于“核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假定”！经验批判主义者对我们说，物体是感觉的复合；马赫硬要我们相信，如果超出这一点，认为感觉是物体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结果，那就是形而上学，就是没有意义的多余的假定等等，这和贝克莱如出一辙。但头脑是物体。就是说，头脑也不过是感觉的复合。结果是，我（我也无非是感觉的复合）依靠感觉的复合去感觉感觉的复合。多妙的哲学！先宣布感觉是“世界的真正要素”，并在这上面建立“独出心裁的”贝克莱主义，然后又偷运相反的观点，说感觉是和有机体中的一定过程有联系的。这些“过程”是否跟“有机体”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物质交换有联系呢？如果某一有机体的感觉不向该有机体提供关于这个外部世界的客观正确的表象，这种物质交换能够发生吗？
马赫没有给自己提出这些麻烦的问题，而是机械地把贝克莱主义的一些片断言论和自发地站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上的自然科学的见解掺杂在一起……马赫在同一节里写道：“有时候人们也提出‘物质’（无机的）是否也有感觉的问题……”这不是说有机物质具有感觉是不成问题了吗？这不是说感觉并非什么第一性的东西，而是物质的一种特性吗？马赫越过了贝克莱主义的一切荒谬之处！……他说：“从普通的、广泛流行的物理学观念出发，这个问题是十分自然的，因为按照这种物理学观念，物质是直接的、无疑地存在着的实在的东西，一切有机物和无机物都是由它构成的……”我们要好好记住马赫的这个确实有价值的自供：普通的、广泛流行的物理学观念认为物质是直接的实在，而且只有这种实在的一个变种（有机物质）才具有明显表现出来的感觉特性……马赫继续写道：“那么在这样的场合下，感觉应当是在物质所构成的大厦中不知怎么地突然产生的，或者应当是存在于所谓这个大厦的基础本身中。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这个问题根本是荒谬的。对我们来说，物质不是第一性的东西。这种第一性的东西只是要素（要素在某种确定的意义上叫作感觉）……”
这样说来，感觉是第一性的东西了，尽管它只和有机物质中的一定过程有“联系”！当马赫说这种荒唐话时，仿佛是在责难唯物主义（“普通的、广泛流行的物理学观念”），说它没有解决感觉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问题。这是信仰主义者及其娄罗们“驳斥”唯物主义的例证。难道有什么其他哲学观点能够在解决问题所需的材料还没有充分收集起来的时候就“解决”问题吗？马赫自己在同一节中不是也说过这样的话吗？他说：“当这个任务〈即解决“感觉在有机界里扩展的范围究竟有多大”的问题〉在任何一个特殊场合下都还没有得到解决时，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见，唯物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区别，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归结如下：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因为以明显形式表现出来的感觉只和物质的高级形式（有机物质）有联系，而“在物质大厦本身的基础中”只能假定有一种和感觉相似的能力。例如，著名的德国自然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英国生物学家劳埃德·摩根等人的假定就是这样，至于我们上面所讲的狄德罗的猜测就更不用说了。马赫主义坚持相反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于是就马上陷入荒谬之中。因为，第一，它不顾感觉只和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的一定过程相联系这一事实，把感觉当作第一性的东西；第二，除了那个大写的自我之外，它假定存在着其他生物和其他“复合”，这就破坏了物体是感觉的复合这一基本前提。
“要素”这个字眼被许多天真的人看成（我们以后会看到）一种新东西、一种发现，其实“要素”是一个什么也不能说明的术语，它只是把问题弄糊涂，只是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问题已经解决或者向前推进了一步。这种假象所以虚妄，是因为：对于那种看来完全没有感觉的物质，跟那种由同样原子（或电子）构成但却具有明显表现出来的感觉能力的物质如何发生联系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研究再研究。唯物主义明确地把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来，从而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推动人们去作进一步的实验研究。马赫主义，即一种混乱的唯心主义，却用“要素”这个空洞的狡辩的辞令把问题弄糊涂，使它离开正确的途径。
下面的一段话引自马赫的最后一部带有综合性和结论性的哲学著作，这段话表明了这种唯心主义怪论的全部虚伪性。在《认识和谬误》中，我们读到：“用感觉即心理要素构成（aufzubauen）任何物理要素，是没有任何困难的，但不能设想（istkeineMōglichkeitabzusehen），任何心理体验怎么可以由现代物理学所使用的要素即质量和运动（处在仅仅对这门特殊科学有用的那种僵化状态——Starrheit——的要素）构成（darstellen）。”［注：恩·马赫《认识和谬误》1906年第2版第12页注释。］
关于许多现代自然科学家的概念的僵化，关于他们的形而上学的（按马克思主义对这个词的理解，即反辩证法的）观点，恩格斯曾经不止一次十分明确地讲到过。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马赫正是在这点上走入了歧途，因为他不懂得或者不知道相对主义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所说的不是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说来，重要的是要在这里指出：尽管马赫使用了混乱的、似乎是新的术语，但他的唯心主义表现得非常明显。你们看，由感觉即心理要素构成任何物理要素，是没有任何困难的！是的，这样的构成当然是没有困难的，因为这是纯粹字面上的构成，是偷运信仰主义的空洞的经院哲学。因此，马赫把他的著作献给内在论者，而最反动的哲学唯心主义的信徒内在论者又来拥抱马赫，这就不足为奇了。恩斯特·马赫的“最新实证论”只是迟了约200年，因为贝克莱早已充分地表明：“由感觉即心理要素”所能“构成”的不是别的，只是唯我论。至于说到唯物主义（马赫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和明确地把它叫作“敌人”，然而在这里也把自己的观点和它对立起来），我们从狄德罗的例子中就已经看到唯物主义者的真正观点了。这种观点不在于从物质的运动中引出感觉或者把感觉归结为物质的运动，而在于承认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一种特性。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坚持狄德罗的观点。顺便提一下，恩格斯所以和“庸俗”唯物主义者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划清界限，就是因为他们迷惑于这样一种观点，似乎大脑分泌思想正如肝脏分泌胆汁一样。而经常把自己的观点和唯物主义对立起来的马赫，当然也会完全象其他一切御用哲学的御用教授一样，无视一切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狄德罗、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
为了说明阿芬那留斯的最初的和基本的观点，我们要谈一谈1876年出版的他的第一部独立的哲学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纯粹经验批判绪论》）。波格丹诺夫在他的《经验一元论》（1905年第2版第1卷第9页注释）中说道：“在马赫的观点的发展中，哲学唯心主义是出发点，而阿芬那留斯的特点则在于他一开始就有实在论的色彩。”波格丹诺夫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信了马赫的话，见《感觉的分析》俄译本第288页。但是波格丹诺夫枉然相信了马赫，他的论断也就完全违反了事实的真相。相反地，阿芬那留斯的唯心主义在上述1876年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连阿芬那留斯本人在1891年也不得不承认这点。阿芬那留斯在《人的世界概念》的序言中说：“谁读了我的第一部有系统的著作《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谁马上就会推测到：我是企图首先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去阐明《纯粹经验批判》一书中的问题的”（《人的世界概念》1891年版序言第Ⅸ页），但是“哲学唯心主义的无效”，使我“怀疑我以前所走的道路的正确性”（第Ｘ页）。在哲学文献中，阿芬那留斯的这个唯心主义出发点是大家所公认的。从法国著作家中，我可以举出科韦拉尔特，他说阿芬那留斯在《绪论》［注：即《纯粹经验批判绪论》。——编者注］中的哲学观点是“一元论唯心主义”［注：弗·万科韦拉尔特《经验批判主义》，载于1907年2月《新经院哲学评论》杂志[17]第51页。］；从德国著作家中，我可以举出阿芬那留斯的学生鲁道夫·维利，他说：“阿芬那留斯在青年时代，特别是在他的1876年的著作中，完全处在所谓认识论唯心主义的影响之下（ganzimBanne）。”[注；鲁道夫·维利《反对学院智慧。哲学批判》1905年慕尼黑版第170页。］
如果否认阿芬那留斯的《绪论》中的唯心主义，那的确是可笑的，因为他在那里直言不讳地说：“只有感觉才能被设想为存在着的东西。”（德文第2版第10页和第65页，引文中的黑体都是我用的）阿芬那留斯自己就是这样来叙述他的著作第116节的内容的。这一节的全文如下：“存在着的东西（dasSeiende）被认为是有感觉能力的实体；实体消失了〈你们看，设想“实体”不存在，设想什么外部世界都不存在，是“更经济些”，“费力更小些”！〉……而感觉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应当把存在着的东西设想为感觉，在它的基础中没有感觉以外的任何东西（nichtsEmpfindungsloses）。”
于是，感觉可以不要“实体”而存在，也就是说，思想可以不要头脑而存在！难道真的会有替这种无头脑的哲学作辩护的哲学家吗？有的，理查·阿芬那留斯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关于这样的辩护，尽管正常的人很难认真地去对待它，但我们却不能不稍微谈一谈。下面就是阿芬那留斯在同书第89—90节中的议论：
“……运动引起感觉这个论点，仅仅是以一种假象的经验为根据的。这种包括知觉这一行为在内的经验似乎就在于：感觉是由于传来的运动（刺激）并在其他物质条件（例如血液）的协助下而在某种实体（大脑）中产生的。尽管这个产生过程从来也没有人直接（selbst）体验过，但是为了使设想的经验成为各部分都是真实的经验，至少必须用经验的证据来证明：那种似乎由传来的运动在某一实体中所引起的感觉，不是早就以某种形式存在于这个实体中的；因此，只能把感觉的出现理解为传来的运动的一种创造作用。于是，只有证明在现在出现感觉的地方以前没有任何感觉，甚至没有最低级的感觉，才能确定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表示某种创造作用，因而同其余的全部经验相矛盾，并且根本改变其余的全部自然观（Naturanschauung）。但是任何经验都没有提供这样的证明，而且任何经验都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明；相反地，实体在具有感觉之前的那种根本没有感觉的状态，只不过是一种假说而已。这样的假说不是使我们的认识简单明白，而是使我们的认识复杂模糊。
如果这种所谓的经验（即感觉似乎是通过传来的运动而在实体中产生的，而实体从这时起才开始具有感觉）在仔细的考察下原来只是假象的经验，那么，或许在残存的经验内容中还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肯定感觉至少相对地起源于运动的条件，就是说，可以肯定现有的然而是潜伏的、或者最低级的、或者因其他原因而没有被我们意识到的感觉，由于传来的运动而解放出来了，或者上升了，或者被意识到了。然而，这一点残存的经验内容也只是一种假象。假使我们用一种理想的观察方法去探究从运动着的实体A中发出并经过一系列媒介中心而传达到有感觉能力的实体B的运动，那么我们至多能发现实体B中的感觉在接受传达到的运动的同时便发展或上升起来，但是我们不会发现这是由于运动而产生的……”
我们特意把阿芬那留斯驳斥唯物主义的这段话全部摘录下来，使读者可以看到“最新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在玩弄着多么可怜的诡辩。我们现在把唯心主义者阿芬那留斯的议论和波格丹诺夫的唯物主义的议论……比较一下，就算是对波格丹诺夫背叛唯物主义的一个惩罚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整整9年以前，当波格丹诺夫一半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即绝大多数现代自然科学家自发地主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拥护者），只有一半被糊涂人奥斯特瓦尔德弄得糊里糊涂的时候，他写道：“从古代到现在，记述心理学一直把意识的事实分为三类：感觉和表象的领域、情感的领域以及冲动的领域……属于第一类的是外部世界或内部世界的现象在意识中如实出现的映象……这样的映象，如果是直接由与它相符合的外部现象经过外部感觉器官引起的，就叫作‘感觉’。”［注：亚·波格丹诺夫《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1899年圣彼得堡版第216页。］稍后几页写道：“感觉……在意识中的产生，是通过外部感觉器官传来的外部环境的某种刺激的结果。”（第222页）又写道：“感觉是意识生活的基础，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第240页）“在感觉过程的每一步上，都发生着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第133页）甚至在1905年，当波格丹诺夫在奥斯特瓦尔德和马赫的善意的协助下，在哲学上已经从唯物主义观点转到唯心主义观点时，他（由于健忘！）还在《经验一元论》中写道：“大家知道，外部刺激力在神经末梢器官中变为‘电报’形式的神经流，这种形式的神经流虽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但丝毫没有神秘性。这样的刺激力首先到达分布在神经节、脊髓、皮质下神经中枢等所谓‘低级’中枢里面的神经原。”（1905年第2版第1卷第118页）
任何一个没有被教授哲学弄糊涂的自然科学家，也和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一样，都认为感觉的确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是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这种转化每个人都看到过千百万次，而且的确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唯心主义哲学的诡辩就在于：它把感觉不是看作意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是看作隔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墙壁；不是看作同感觉相符合的外部现象的映象，而是看作“唯一存在的东西”。阿芬那留斯只是把这种早已被贝克莱主教用滥了的旧诡辩在形式上略微改变了一下。既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每分钟所看到的感觉和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之间的联系的一切条件，因此我们承认只有感觉才是存在着的，阿芬那留斯的诡辩就是如此。
为了结束对经验批判主义的基本的唯心主义前提的评述，我们简略地提一下这一哲学流派在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关于英国人卡尔·毕尔生，马赫直言不讳地说：“我和他的认识论的（erkenntniskritischen）观点在一切主要点上是一致的。”（《力学》上引版本第Ⅸ页）卡·毕尔生也表示他和马赫是一致的。［注：卡尔·毕尔生《科学入门》1900年伦敦第2版第326页。］在毕尔生看来，“实物”就是“感性知觉”（senseimpressions）。他宣称，凡是承认在感性知觉之外有物的存在的，都是形而上学。毕尔生最坚决地攻击唯物主义（尽管他既不知道费尔巴哈，也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的论据与上面所分析过的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毕尔生却一点也不想冒充唯物主义者（这是俄国马赫主义者的特长），他如此地……不谨慎，竟不替自己的哲学想出“新的”称号，而直截了当地宣布他和马赫的观点都是“唯心主义的”（上引版本第326页）！毕尔生认为自己的家谱是直接从贝克莱和休谟那里续来的。我们在下文中将不止一次地看到，毕尔生的哲学按其完整性和思考的周密性来说，大大地超过了马赫的哲学。
马赫特地表示自己是同法国物理学家皮·杜恒和昂利·彭加勒一致的［注：《感觉的分析》第4页。参看《认识和谬误》第2版序言。］。关于这些著作家的特别混乱的和不彻底的哲学观点，我们在论新物理学的那一章中再讲。这里我们只须指出：彭加勒认为物是“感觉群”［注：昂利·彭加勒《科学的价值》1905年巴黎版，有俄译本，散见各处。］，而杜恒也顺便说过类似的观点［注：参看皮·杜恒《物理学理论及其对象和构造》1906年巴黎版第6、10页。］。
现在我们来研究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承认他们的最初观点的唯心主义性质之后，又怎样在以后的著作中修改这些观点。
2．“世界要素的发现”
苏黎世大学的讲师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曾用这个标题写了一篇关于马赫的文章；他几乎是德国唯一想用马赫主义来补充马克思的著作家。[注；弗里德里希·W．阿德勒《世界要素的发现（为庆祝恩·马赫七十寿辰而作）》，载于1908年2月《斗争》杂志[18]第5期，英译文载于1908年4月《国际社会主义评论》杂志[19]第10期。这位阿德勒的一篇文章译成俄文，载于《历史唯物主义》文集。］我们应当为这位天真的讲师说句公道话，他本想好心好意地帮马赫主义的忙，结果反而弄巧成拙。问题至少是提得明确而尖锐的：马赫是真的“发现了世界要素”吗？如果是真的，那么，当然只有十分落后和无知的人才会直到现在还要当唯物主义者。或者，这个发现只是马赫对旧的哲学谬误的重复吗？
我们知道，1872年的马赫和1876年的阿芬那留斯都抱着纯粹唯心主义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世界就是我们的感觉。1883年，马赫的《力学》出版了，他在第一版的序言中恰好引证了阿芬那留斯的《绪论》，对那些和自己的哲学“非常接近的”（sehrverwandte）思想表示欢迎。下面就是这本《力学》中关于要素的议论：“全部自然科学只能描写（nachbildenundvorbilden）我们通常称为感觉的那些要素的复合。这里所说的是这些要素的联系。A（热）和B（火光）的联系属于物理学，A和N（神经）的联系属于生理学。这两种联系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一起存在的。我们只能暂时撇开这种或那种联系。因此，连那些看来是纯粹力学的过程也总是生理学的过程。”（上引书德文版第499页）在《感觉的分析》里也有同样的议论：“……凡是把‘感觉’、‘感觉的复合’这两个名词和‘要素’、‘要素的复合’这两个名词同时并用，或是用前者来代替后者的地方，必须经常注意：只有在这种联系上〈即在A、B、C同K、L、M的联系上，也就是说，在“通常称为物体的复合”同“我们称为我们身体的复合”的联系上〉，在这种关系上，在这种函数的依存关系上，要素才是感觉。在另一种函数的依存关系上，它们同时又是物理对象。”（俄译本第23页和第17页）“例如，当我们注意到颜色对照明颜色的光源（其他颜色、热、空间等）的依存关系时，颜色就是物理对象。但是，当我们注意到颜色对视网膜（要素K、L、M……）的依存关系时，它就是心理对象、感觉。”（同上，第24页）
这样一来，世界要素的发现就在于：
（1）把一切存在的东西都说成是感觉；
（2）把感觉叫作要素；
（3）把要素分为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后者依赖于人的神经，一般说依赖于人的机体，而前者不依赖于它们；
（4）把物理要素的联系和心理要素的联系说成不是彼此单独存在的；它们只是一起存在的；
（5）只能把这种或那种联系暂时撇开；
（6）把“新”理论说成是没有“片面性”的。［注：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一书中说：“人们通常把要素叫作感觉。但由于在感觉这个名称下已经有着一种片面的理论，所以我们宁肯简单地讲要素。”（第27—28页）］
这里的确没有片面性，然而却有彼此对立的哲学观点的杂乱混合。既然你们只是从感觉出发，那么你们用“要素”这个字眼就无法克服你们的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而只是把问题弄糊涂，胆怯地躲开你们自己的理论。你们口头上在消除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之间的对立［注：“自我与世界的对立、感觉或现象与物的对立消失了，一切只归结为要素的结合。”（《感觉的分析》第21页）］、唯物主义（它认为自然界、物质是第一性的）和唯心主义（它认为精神、意识、感觉是第一性的）之间的对立，你们实际上又马上放弃自己的基本前提，重新恢复这种对立，偷偷地恢复这种对立！因为，如果要素是感觉，那么你们连一秒钟也没有权利认为“要素”是不依赖于我的神经、我的意识而存在的。既然你们承认这种不依赖于我的神经、我的感觉的物理对象，这种只是通过对我的视网膜的作用而产生感觉的物理对象，那么，你们就是可耻地离开你们的“片面的”唯心主义而转到“片面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上来了！如果颜色仅仅在依存于视网膜时才是感觉（如自然科学迫使你们承认的那样），那么，这就是说，光线落到视网膜上才引起颜色的感觉；这就是说，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和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物质的运动，例如，存在着一定长度和一定速度的以太波，它们作用于视网膜，使人产生这种或那种颜色的感觉。自然科学也正是这样看的。它用存在于人的视网膜之外的、在人之外和不依赖于人的光波的不同长度来说明这种或那种颜色的不同感觉。这也就是唯物主义：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感觉依赖于大脑、神经、视网膜等等，也就是说，依赖于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物质的存在不依赖于感觉。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是按特殊方式组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这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通过“要素”这个字眼悄悄地偷运唯物主义；这个字眼似乎可以把他们的理论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片面性”中解脱出来，似乎可以容许他们承认心理的东西依赖于视网膜、神经等等，而物理的东西则不依赖于人的机体。事实上，玩弄“要素”这个字眼，当然是一种最可怜的诡辩，因为唯物主义者在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著作时，马上就会提出一个问题：“要素”是什么呢？以为造出一个新字眼就可以躲开哲学上的基本派别，那真是童稚之见。或者象一切经验批判主义者，如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注：约瑟夫·彼得楚尔特《纯粹经验哲学引论》1900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13页：“所谓要素，就是感觉，即通常所谓的简单的不能再分解的知觉（Wahrnehmungen）。”］等等所说的那样，“要素”是感觉，那么，先生们，你们的哲学就是妄图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术语来掩饰唯我论真面目的唯心主义。或者“要素”不是感觉，那么你们的这个“新”字眼就根本没有什么意思，这不过是讲些无聊的空话，装腔作势而已。
例如，拿彼得楚尔特来说吧，按俄国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经验批判主义者弗·列谢维奇的评价，他是经验批判主义的权威［注：弗·列谢维奇《什么是科学的〈应读作时髦的、教授的、折中主义的〉哲学？》1891年坚彼得堡版第229页和第247页。］。他把要素规定为感觉，并在上述著作第2卷里说道：“在‘感觉是世界要素’这个命题中，必须防止把‘感觉’这个词看作仅仅是指一种主观的、因而是虚无缥缈的、把通常的世界图景变为幻影（verfluchtigendes）的东西。”［注：彼得楚尔特的书1904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329页。］
谁害什么病，谁就老谈这种病！彼得楚尔特感觉到：假使认为感觉是世界要素，那么世界就会“消散”（verfluchtigtsich），或者变成幻影。好心肠的彼得楚尔特以为只要附带声明一下，不要把感觉看作只是主观的东西，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难道这不是可笑的诡辩吗？难道事情会因为我们把感觉“看作”感觉或者竭力扩大这个词的含义而有所改变吗？难道人的感觉同具有正常机能的神经、视网膜、大脑等等相联系的事实，外部世界不依赖于我们感觉而存在的事实就会因此消失吗？如果你们不想用一些狡辩来支吾搪塞，如果你们真想“防止”主观主义和唯我论，那么你们首先应该防止你们哲学的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应该用唯物主义路线（从外部世界到感觉）来代替你们哲学的唯心主义路线（从感觉到外部世界）；应该抛弃“要素”这个空洞的、混乱的饰词，而干脆说颜色是物理对象作用于视网膜的结果，也就是说，感觉是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的结果。
我们再拿阿芬那留斯来说吧。在“要素”的问题上，他的最后的（而且对于理解他的哲学大概也是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注：理·阿芬那留斯《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载于《科学的哲学季刊》[20]第18卷（1894年）和第19卷（1895年）。］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材料。作者在这里还列了一个非常“醒目的”图表（第18卷第410页），我们把它的主要部分抄录如下：
“要素、要素的复合：
一、物或属于物的东西………………有形物。
二、思想或属于思想的东西
（Gedankenhaftes）…………………无形物、记忆和幻想。”
请把这个表同马赫在对“要素”作了一切说明之后所说的（《感觉的分析》第33页）“不是物体引起感觉，而是要素的复合（感觉的复合）构成物体”这句话对照一下。你们看，这就是克服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片面性的“世界要素的发现”！起初他们硬要我们相信：“要素”是一种新东西，它同时既是物理的又是心理的东西，可是后来他们又偷偷地作了一点修正：用“最新实证论”关于物的要素和思想的要素的学说来代替粗陋的唯物主义对物质（物体、物）与心理的东西（感觉、记忆、幻想）的区分。阿德勒（弗里茨）并没有从“世界要素的发现”中得到多少好处！
1906年波格丹诺夫在反驳普列汉诺夫时写道：“……我不能承认自己在哲学上是一个马赫主义者。在总的哲学观点上，我从马赫那里采纳的只有一点，即关于经验要素对‘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中立性的观念、关于这两种特性仅仅依赖于经验的联系的观念。”（《经验一元论》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3卷第XLI页）这正如一个信教的人说：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一个教徒，因为我从教徒那里采纳的“只有一点”，即信仰上帝。波格丹诺夫从马赫那里采纳的“只有一点”，而这一点也就是马赫主义的基本错误，就是整个这种哲学的基本错误。波格丹诺夫自以为他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差异有很重要的意义，但事实上这种差异完全是次要的，它没有超出马赫所赞成的以及赞成马赫的各个经验批判主义者之间的细小的、局部的、个别的差异的范围（关于这点下面再详细地谈）。因此，当波格丹诺夫看到别人把他同马赫主义者混为一谈而愤愤不平的时候，只是暴露出他不了解唯物主义同他自己和其他一切马赫主义者的共同点之间的根本差别。重要的不是波格丹诺夫如何发展或修改了马赫主义，或者把马赫主义如何弄糟了。重要的是他抛弃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因而使自己不可避免地陷于混乱，走上唯心主义的歧途。
我们看到，波格丹诺夫在189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当时他写道：“我直接看到的、在我面前的人的形象，就是感觉。”［注：《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第216页，参看上面的引文。］波格丹诺夫没有化费精力去批判自己的这个旧观点。他盲目地相信马赫的话，并且跟着他重复说：经验的“要素”对于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是中立的。波格丹诺夫在《经验一元论》第1卷（第2版第90页）里写道：“正如最新实证哲学所阐明的那样，心理经验的要素和任何经验的要素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和物理经验的要素同一的。”又如他在1906年写道（第3卷第XX页）：“至于说到‘唯心主义’，难道仅仅根据承认‘物理经验’的要素跟‘心理经验’的要素或基本感觉是同一的这一点（这简直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就可以说这是唯心主义吗？”
波格丹诺夫在哲学上的一切厄运的真正根源，他和一切马赫主义者的共同的根源，就在这里。当他们承认“物理经验的要素”（即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物质）和感觉是同一的时候，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说这是唯心主义，因为这无非是贝克莱主义。这里连一点最新哲学、实证哲学或无庸置疑的事实的影子也没有，这里只有陈旧不堪的唯心主义的诡辩。假使问一问波格丹诺夫，他怎样能够证明物理的东西和感觉同一这个“无庸置疑的事实”，那么你们连一个论据也听不到，你们只能听到唯心主义者的老调：我感觉到的仅仅是自己的感觉；“自我意识的陈述”（dieAussageSelbstbewuβtseins——阿芬那留斯的《绪论》德文第2版第93节第56页）；或者“在我们的经验中〈这个经验表明“我们是有感觉的实体”〉，感觉比实体性更为可靠”（同上，第91节第55页）；如此等等。波格丹诺夫（相信了马赫）把反动的哲学谬论当作“无庸置疑的事实”，因为在实际上他没有举出而且也举不出一个事实来驳倒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的观点，即波格丹诺夫1899年所同意的并且至今仍为自然科学所同意的观点。物理学家马赫在他的哲学的谬误中完全离开了“现代自然科学”，波格丹诺夫所没有注意到的这一重要情况，我们在以后还要详细地谈到。
促使波格丹诺夫如此迅速地从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跳到马赫的混乱的唯心主义去的情况之一，就是阿芬那留斯关于经验的依存系列和独立系列的学说（奥斯特瓦尔德的影响不算在内）。波格丹诺夫自己在《经验一元论》第1卷里这样叙述这个问题：“只要经验材料依存于某个神经系统的状态，它们就构成某个人的心理世界；只要经验材料超出这种依存关系，我们面前就出现物理世界。因此，阿芬那留斯称呼经验的这两个领域为经验的依存系列和独立系列。”（第18页）
糟糕的是，这种关于独立（即不依赖于人的感觉的）“系列”的学说，就是偷运唯物主义，从主张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感觉和物理“要素”“同一”的哲学观点看来，这种偷运是非法的、放肆的、折中主义的。因为，你们既然承认光源和光波不依赖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承认颜色依赖于这些光波对视网膜的作用，那么你们实际上就持有唯物主义观点了，并且把唯心主义的一切“无庸置疑的事实”连同一切“感觉的复合”、最新实证论所发现的要素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都彻底摧毁了。
糟糕的是，波格丹诺夫（和所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一起）没有深刻研究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最初的唯心主义观点，没有认清他们的基本的唯心主义前提，因而也就忽略了他们后来想偷运唯物主义这一企图的非法性和折中性。但是，正如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最初的唯心主义在哲学文献中为大家所公认一样，后来经验批判主义力图转向唯物主义，也为大家所公认。我们上面引证过的法国著作家科韦拉尔特，在阿芬那留斯的《绪论》里看到“一元论唯心主义”，在《纯粹经验批判》（1888—1890）里看到“绝对实在论”，而在《人的世界概念》（1891）里看到“说明”这种转变的企图。应当指出：在这里，实在论这个术语是在与唯心主义相反的意义上使用的。我照恩格斯那样，在这个意义上只使用唯物主义这个词，并且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术语，这特别是因为“实在论”这个词已经被实证论者和其他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糊涂人玷污了。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即科韦拉尔特所指的是下面这个无庸置疑的事实：在《绪论》（1876）中，阿芬那留斯认为感觉是唯一的存在物，而把“实体”（按照“思维经济”的原则！）取消了；在《纯粹经验批判》中，物理的东西被看作是独立系列，而心理的东西（因而也包括感觉）被看作是依存系列。
阿芬那留斯的门徒鲁道夫·维利同样承认：阿芬那留斯在1876年“完全”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后来他把这个学说同“素朴实在论”“调和”（Ausgleich）起来（上引著作，同上），也就是说，同人类认为外部世界不依赖于我们意识而存在的这种自发的、不自觉的唯物主义观点“调和”起来。
《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阿芬那留斯》一书的作者奥斯卡尔·艾瓦德说：这种哲学把互相矛盾的唯心主义的和“实在论的”（应当说：唯物主义的）要素（不是马赫主义者所说的要素，而是一般人所说的要素）结合于自身。例如：“绝对的〈考察〉会使素朴实在论永世长存；相对的〈考察〉会宣称绝无仅有的唯心主义永恒不变。”［注：奥斯卡尔·艾瓦德《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理查·阿芬那留斯》1905年柏林版第66页。］阿芬那留斯所谓的绝对的考察，相当于马赫所说的我们身体之外的“要素”的联系，而相对的考察则相当于马赫所说的依存于我们身体的“要素”的联系。
但是在这方面使我们特别感到兴趣的是冯特的意见，他自己也象上述的大多数著作家一样，抱着混乱的唯心主义观点，可是他几乎比谁都更仔细地研究了经验批判主义。关于这点，帕·尤什凯维奇说了这样的话：“有趣的是，冯特认为经验批判主义是最新型的唯物主义的最科学形式”［注：帕·尤什凯维奇《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5页。］，也就是说，是那类认为精神是肉体过程的机能的唯物主义者（再补充一句，即冯特称之为站在斯宾诺莎主义[21]和绝对唯物主义之间的人们［注：威·冯特《论素朴实在论和批判实在论》，载于1897年《哲学研究》杂志[22]第13卷第334页。］）的学说的最科学形式。
说威·冯特的意见非常有趣是对的，但在这里最“有趣的”还是尤什凯维奇先生对他所论述的哲学书籍和哲学论文的态度。这是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对待问题的态度的一个典型例子。果戈理小说中的彼特鲁什卡[23]常常读书，发现字母总会拼成词这一点是有趣的。尤什凯维奇先生读了冯特的书，发现冯特谴责阿芬那留斯搞唯物主义这一点是“有趣的”。如果冯特错了，为什么不驳斥呢？如果他没有错，为什么不说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对立呢？尤什凯维奇先生发现唯心主义者冯特所说的话是“有趣的”，可是这位马赫主义者认为把问题搞清楚则完全是浪费精力（大概是由于“思维经济”的原则）……
问题在于，尤什凯维奇只向读者说冯特谴责阿芬那留斯搞唯物主义，而闭口不谈冯特认为经验批判主义的一些方面是唯物主义，另一些方面是唯心主义，而二者之间的联系则是人为的，这样他就完全歪曲了事实。这位绅士或者是根本不懂得他所读的东西，或者是一心想通过冯特把自己吹嘘一番：瞧，连御用的教授们也认为我们不是什么糊涂人，而是唯物主义者。
冯特的上述论文是一本厚书（共300多页），它首先对内在论学派，然后对经验批判主义者作了极详尽的分析。为什么冯特把这两个学派联结在一起呢？因为他认为这两个学派是近亲，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个看法无疑是公正的，马赫、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和内在论者都赞同这个看法。冯特在上述论文第一部分里指出：内在论者是唯心主义者、主观主义者、信仰主义的信徒。这个看法，我们在下面会看到，也是完全公正的，不过冯特在说明这一看法时不必要地卖弄教授的博学，用了无用的微词妙语并加上多余的保留条件，这是因为冯特本人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和信仰主义者。他责难内在论者，不是因为他们是唯心主义者和信仰主义的信徒，而是因为在他看来他们不正确地推论出这些大原则。往下，在论文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里，冯特专门探讨经验批判主义。他在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经验批判主义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原理（对“经验”的理解和“原则同格”，关于后者我们在下面再谈）和内在论者的主张是一致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和内在论哲学是一致的，冯特的论文第382页）。阿芬那留斯的其他理论原理是从唯物主义那里剽窃来的，所以整个讲来，经验批判主义是一种“五花八门的混合物”（bunteMischung，上述论文第57页），其中“不同的组成部分是彼此完全没有联系的”（ansicheinandervolligheterogensind，第56页）。
冯特主要是把阿芬那留斯的“独立的生命系列”学说当作阿芬那留斯和马赫的混合物中的唯物主义成分。他说（上述论文第64页）：如果你们从“C系统”（极喜欢学究式地玩弄新名词的阿芬那留斯以此称呼人脑或整个神经系统）出发，如果你们认为心理的东西是大脑的机能，那么这个“C系统”就是“形而上学的实体”，而你们的学说就是唯物主义。必须指出，许多唯心主义者和一切不可知论者（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包括在内）都骂唯物主义者是形而上学者，因为在他们看来，承认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就是超出经验的范围。关于形而上学这个术语以及为什么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个术语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论述。现在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指出：阿芬那留斯关于“独立”系列的主张（马赫也有同样的主张，不过用的字眼不同而已），根据哲学上不同党派即不同派别的哲学家的一致公认，恰恰是从唯物主义那里剽窃来的。如果你们从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是感觉或者物体是感觉的复合这点出发，那么你们不破坏你们的一切基本前提、“你们的”全部哲学，就不能得出以下的结论：物理的东西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感觉是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的机能。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他们的哲学中所以把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和唯物主义的个别结论混在一起，这正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是恩格斯以应有的鄙视称之为“折中主义残羹剩汁”［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2页。——编者注］的典型［注：见1888年2月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序言。恩格斯的这些话是针对整个德国教授哲学讲的。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不能了解恩格斯的这一思想的意义和内容，他们有时用一种可怜的借口来掩饰自己，说“恩格斯还不知道马赫”（弗里茨·阿德勒的论文，见《历史唯物主义》文集第370页）。这种意见的根据是什么呢？是根据恩格斯没有引证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话吗？别的根据是没有的，而这个根据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恩格斯在这里没有提到任何一个折中主义者的姓名，至于从1876年起就编辑出版“科学的”哲学季刊的阿芬那留斯，恩格斯未必不知道。］。
在马赫的最后一部哲学著作《认识和谬误》（1906年第2版）中，这种折中主义特别触目。我们已经看到，马赫在那里宣称：“用感觉即心理要素构成任何物理要素，是没有任何困难的。”而在同书中我们又读到：“在U〈＝Umgrenzung，即“我们肉体的空间界限”，第8页〉之外的依存关系，是最广义的物理学。”（第4节第323页）“要纯粹地获得（reinerhalten）这种依存关系，就必须尽可能地排除观察者的影响，即U之内的要素的影响。”（同上）是的，是的。起初山雀扬言要把大海烧干[24]，就是说，要用心理要素构成物理要素，而后来却说物理要素处在“我们肉体之内的”心理要素的界限之外！多妙的哲学！
还有一个例子：“理想（vollkommenes）气体、理想液体、理想弹性体是不存在的。物理学家知道他的假说只是近似地符合事实，随意地把事实简单化；物理学家知道这个不能消除的偏差。”（第30节第418页）
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样的偏差（Abweichung）呢？是什么离开什么的偏差呢？是思想（物理学理论）离开事实的偏差。那么思想、观念是什么呢？观念是“感觉的痕迹”（第9页）。而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感觉的复合”。这样说来，感觉的痕迹离开感觉的复合的偏差是不能消除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马赫忘记了他自己的理论，他在开始谈论物理学的各种问题时，谈得干脆，不要唯心主义花招，就是说，唯物地谈论。一切“感觉的复合”和这全部贝克莱主义的奥秘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物理学家的理论原来是在我们之外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物体、液体、气体的反映，而且这个反映当然是近似的，可是把这种近似或简单化叫作“随意的”，那是不正确的。在这里，实际上马赫对感觉的看法，恰恰和没有被贝克莱和休谟的弟子们“清洗过的”全部自然科学一样，也就是说，把感觉看作外部世界的映象。马赫自己的理论是主观唯心主义，可是当他需要客观性的因素时，就毫不客气地把相反的即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前提放到自己的议论中去。哲学上的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和彻底的反动分子爱德华·哈特曼，同情马赫的反对唯物主义的斗争，在说到马赫的哲学立场是“素朴实在论和绝对幻想主义的混合物（Nichtunterscheidung）”［注：爱德华·冯·哈特曼《现代物理学的世界观》1902年莱比锡版第219页。］时，他很接近真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关于物体是感觉的复合等等的学说，是绝对幻想主义，也就是唯我论，因为从这个观点出发，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幻想。而我们在上面所引证的马赫的议论，也和他的其他许多片断的议论一样，是所谓的“素朴实在论”，即不自觉地自发地从自然科学家那里接受过来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阿芬那留斯和追随他的教授们，企图用“原则同格”的理论来掩饰这种混合。我们马上就要考察这个理论，但我们先得把责难阿芬那留斯搞唯物主义的问题了结一下。尤什凯维奇先生只觉得他所不了解的冯特的意见非常有趣，但却没有兴趣亲自去弄清楚或者不屑于告诉读者：阿芬那留斯的最亲近的弟子和继承者是怎样对待这个责难的。但是，如果我们关心马克思的哲学即唯物主义哲学如何对待经验批判主义的哲学，这一点对于弄清问题是必要的。此外，如果说马赫主义是一团糟的东西，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混合物，那么重要的是要知道，当御用的唯心主义者由于这个思潮对唯物主义作了让步而把它推开的时候，这个思潮究竟流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什么地方。
阿芬那留斯的两个最道地的正统的弟子约·彼得楚尔特和弗·卡斯坦宁答复了冯特。彼得楚尔特高傲而愤懑地驳斥了那种诬蔑这位德国教授搞唯物主义的责难，并且引证了……你们猜，他引证了什么？……引证了阿芬那留斯的那部据说把实体概念消灭了的著作——《绪论》！多么方便的理论，既可以把纯粹唯心主义的著作同它联系起来，也可以把任意拿来的唯物主义前提同它联系起来！彼得楚尔特写道：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批判》，当然和这个学说（即唯物主义）不矛盾，可是它和截然相反的、唯灵论的学说也不矛盾［注：约·彼得楚尔特《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1卷第351、352页。］。绝妙的辩护！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折中主义残羹剩汁。波格丹诺夫不肯承认自己是马赫主义者，而要别人承认他（在哲学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步了彼得楚尔特的后尘。他认为：“经验批判主义……无论和唯物主义，无论和唯灵论，无论和任何形而上学都没有关系”［注：《经验一元论》第2版第1卷第21页。］，“真理……不在两个冲突着的派别〈唯物主义和唯灵论〉间的‘中庸之道’中，而在二者之外”［注：同上，第93页。］。其实，波格丹诺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是一团糟的东西，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动摇。
卡斯坦宁在反驳冯特时写道：他根本反对“塞进（Unterschiebung）唯物主义因素”，“这一因素是与纯粹经验批判完全不相容的”［注：弗·卡斯坦宁《经验批判主义——兼答威·冯特的论文》，载于《科学的哲学季刊》第22年卷（1898）第73页和第213页。］。“经验批判主义，在对概念的内容的关系上，主要是（χατ’-εξοχην）怀疑论。”这种对马赫主义的中立性的强调多少包含有一点真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对他们最初的唯心主义的修正，完全可以归结为他们对唯物主义作了不彻底的让步。贝克莱的彻底的观点有时候被休谟的观点代替了。贝克莱认为外部世界就是我的感觉，休谟则把我的感觉之外是否有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取消了。而这个不可知论的观点注定要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
3．原则同格和“素朴实在论”
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说，是在他的《人的世界概念》和《考察》［注：即《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编者注］这两本书中阐述的。后一著作写得较晚，阿芬那留斯在这部著作中强调指出：这里的讲法的确有些不同，但跟《纯粹经验批判》和《人的世界概念》里讲的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一样的（《考察》，载于1894年上引杂志第137页）。这个学说的本质，就是关于“我们的自我（desIch）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unauflosliche）同格”（即相互关联）的原理（第146页）。阿芬那留斯在这里又说：“用哲学的话来讲，可以说是‘自我和非我’”。前者和后者，我们的自我和环境，“总是被我们一起发现的（immereinZusammen－Vorgefundenes）”。“对见到的东西〈或我们所发现的东西：desVorgefundenen〉的任何完全的描述，都不能只包括‘环境’而没有某个自我（ohneeinIch）（这个环境就是这个自我的环境），至少不能没有那个描述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或见到的东西：dasVorgefundene〉的自我。”（第146页）这里自我叫作同格的中心项，环境叫作同格的对立项（Gegenglied）。（见《人的世界概念》1905年第2版第83—84页，第148节及以下各节）
阿芬那留斯妄想用这个学说来表示他承认所谓素朴实在论的全部价值，即一切不去思考自己以及环境、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人们的那种普通的、非哲学的、素朴的观点的全部价值。马赫表示自己和阿芬那留斯是一致的，同时又竭力把自己装扮成“素朴实在论”的保护人（《感觉的分析》第39页）。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没有一个例外，都相信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以为他们真的在保护“素朴实在论”：承认自我，承认环境，你们还要什么呢？
为了弄清楚最高度的真实的素朴性究竟在谁一边，我们稍为讲得远一些。下面是某哲学家和一个读者的通俗对话：
“读者：物的体系应该是存在着的〈根据普通哲学的见解〉，意识应该是由物产生的。”
“哲学家：现在你是在随着职业哲学家说话……而不是根据普通常识和现实意识说话……
告诉我，并且在回答之前好好地想一想：是否有某个物不跟你对该物的意识在一起，或者说不通过对该物的意识而出现在你的心里或面前呢？……”
“读者：如果我好好地想一想，我应该同意你的意见。”
“哲学家：现在你是说自己的话了，说自己的实话和真心话了。切不可超出你自己的范围，切不可超出你所能理解〈或把握〉的东西。你所能理解的就是意识和〈黑体是哲学家用的〉物，物和意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二者中的哪一个，而是那种后来才分解为这二者的东西，那种绝对的主体－客体和客体－主体。”
这就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原则同格的全部实质，就是最新实证论对“素朴实在论”的最新式的保护的全部实质！“不可分割的”同格的思想在这里叙述得十分清楚，并且正是从这样一种看法出发来叙述的：仿佛这是真正保护没有被“职业哲学家”卖弄聪明所歪曲的普通人的观点。但这段对话是从1801年出版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古典代表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的著作中引来的［注：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向广大读者所作的有关最新哲学真正本质的明白报道——强使读者了解的一个尝试》1801年柏林版第178—180页。］。
在我们所考察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中，除了重弹主观唯心主义的老调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他们妄想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取消从物到意识和从意识到物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对立，这是换了新装的费希特主义的痴心妄想。费希特也以为：他把“自我”和“环境”、意识和物“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了；他用人不能超出自己的范围这种说法把问题“解决了”。换句话说，这是在重复贝克莱的论据：我感觉到的仅仅是自己的感觉，我没有权利假定在我的感觉之外有“自在客体”。贝克莱在1710年，费希特在1801年，阿芬那留斯在1891—1894年所使用的不同表达方式，丝毫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即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哲学路线。世界是我的感觉；非我是由我们的自我来“设定”（创造、产生）的；物和意识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我们的自我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同格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原则同格，——所有这一切都是同一个论点，都是同样的破烂货色，只不过挂上了略加粉饰或重新油漆过的招牌而已。
援用那种似乎受到这类哲学保护的“素朴实在论”，是最不值钱的诡辩。任何没有进过疯人院或向唯心主义哲学家领教过的正常人的“素朴实在论”，都承认物、环境、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自我和任何人而存在着。正是这个经验（不是马赫主义所理解的，而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经验）使我们坚信，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是其他的人，而不是我的高、低、黄、硬等等感觉的单纯复合。正是这个经验使我们深信，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但是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人类的“素朴的”信念作为自己的认识论的基础。
这样地评价“原则同格”，是不是由于唯物主义对马赫主义怀有偏见呢？完全不是。有一些哲学专家，他们对唯物主义没有任何偏袒，甚至还憎恨唯物主义和信奉某种唯心主义体系，但都一致认为阿芬那留斯之流的原则同格是主观唯心主义。例如，冯特（他的有趣的意见是为尤什凯维奇先生所不了解的）直截了当地说：根据阿芬那留斯的理论，似乎没有某个自我、观察者或描述者，就不可能有对我们见到的或发现的东西的完全的描述，这种理论就是“错误地把现实经验的内容和对这种内容的反思混为一谈”。冯特说，自然科学完全舍弃任何观察者。“这种舍弃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关于必须在每一经验内容中看出〈hinzudenken，直译为：设想出〉感受着经验的个人这一观点，完全是没有经验根据的假定，是由于错误地把现实经验的内容和对这种内容的反思混为一谈而得出来的假定，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和内在论哲学是一致地同意这个观点的。”（上引论文第382页）因为对阿芬那留斯表示热烈赞许（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内在论者（舒佩、雷姆克、勒克列尔、舒伯特－索尔登），恰恰是从主体和客体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思想出发的。而威·冯特在分析阿芬那留斯之前详细地指出：内在论哲学只不过是贝克莱主义的“变形”；不管内在论者怎样否认和贝克莱的关系，但字面的差别实际上掩盖不了“哲学学说的更深刻的内容”，即贝克莱主义或费希特主义。［注：上引论文C节：《内在论哲学和贝克莱的唯心主义》第373、375页。参看第386页和第407页。关于从这一观点出发必然会陷入唯我论这点，见第381页。］
英国著作家诺曼·斯密斯在分析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哲学》的时候，以更直率得多、更果断得多的方式说明了这个结论：
“大多数读过阿芬那留斯的《人的世界概念》一书的人，大概都会同意：不管他的批判〈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有多大的说服力，但他的实证成果却完全是虚幻的。如果我们试将阿芬那留斯的经验理论按照人们所要介绍的那样解释成真正实在论的（genuinelyrealistic）理论，那么这种理论就不能获得任何明确的说明：它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否定那据说是它所反驳的主观主义。但是，当我们把阿芬那留斯的术语翻译成比较普通的话时，我们就会发现这套把戏的真正根源在什么地方。阿芬那留斯着重攻击那个对他本人的理论来说是致命的弱点〈即唯心主义的弱点〉，从而使人们不去注意他的立场的弱点。”［注：诺曼·斯密斯《阿芬那留斯的纯粹经验哲学》，载于1906年《思想》杂志[25]第15卷第27—28页。］“在阿芬那留斯的全部议论中，‘经验’（experience）这个术语的含糊不清很好地帮了他的忙。这个术语有时候指经验着的人［注：此处俄译文与英文有出入，英文为：Sometimesitmeansexperiencing。英文experiencing不是指“经验着的人”，而是指“经验”、“体验”这种行为。——编者注］，有时候指被经验的东西；当说到我们的自我（oftheself）的本性的时候，强调的是后一种含义。‘经验’这个术语的这两种含义实际上是和他的绝对考察和相对考察的重要划分〈我在上面已经指出阿芬那留斯的这种划分的意义〉一致的；在他的哲学中，就是这两种观点事实上也没有调和起来。因为当他假定经验在观念上被思想所补充〈对环境的完全的描述在观念上被关于观察着的自我的思想所补充〉这一前提是合理的时候，他就不能把这一假定和他自己关于离开对我们的自我（totheself）的关系什么都不存在的论断结合起来。在观念上补充这种实在——这是我们在把物质的物体分解为我们感觉不到的要素时所得到的实在〈这里的要素是指自然科学所发现的物质的要素，如原子、电子等，而不是指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所臆造的要素〉，或者是从关于人类出现以前的地球的描述中所得到的实在——严格说来，这不是补充经验，而是补充我们所经验的东西。这只是补充阿芬那留斯所认为是不可分割的同格的两项中的一项。这不仅把我们引向从来没有经验过的〈不曾是经验的对象的，hasnotbeenexperienced〉东西，而且还把我们引向我们这样的生物永远也不能经验到的东西。但是‘经验’这个术语的含糊不清，在这里正好帮了阿芬那留斯的忙。阿芬那留斯说，思想就象感性知觉一样是真正的（genuine）经验形态，这样他就回到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陈旧不堪的（time－worn）论据上，即思想和实在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实在只有在思想中才能被感知，而思想则以思想者的存在为前提。因此，阿芬那留斯的实证议论的最终结果，并不是什么独创地、精辟地恢复实在论，而只是以最粗陋的（crudest）形式恢复主观唯心主义。”（第29页）
完全重复着费希特错误的阿芬那留斯所要的把戏，在这里被精彩地揭穿了。只要我们一开始研究一定的具体问题，如关于地球先于人、先于任何有感觉的生物而存在的问题时，立刻就会发现：用“经验”这个字眼来消除唯物主义（斯密斯把它叫作实在论是枉然的）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的那种滥调，完全是神话。关于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加以详细的讨论。现在我们要指出：撕破阿芬那留斯及其伪“实在论”的假面具的，不仅有他的理论上的对手诺·斯密斯，而且还有曾经热烈欢迎《人的世界概念》的出版并认为它是素朴实在论的确证的内在论者威·舒佩［注：见威·舒佩致理·阿芬那留斯的公开信，载于1893年《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7卷第364—388页。］。问题在于：威·舒佩完全赞同这样的“实在论”，即阿芬那留斯所伪造的唯物主义。他在给阿芬那留斯的信中写道，我一直希望和您hochverehrterHerrCollege（最尊敬的同行先生）有同样的权利主张这样的“实在论”，因为有人诬蔑我这个内在论者，似乎我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最尊敬的同行先生，我的思维概念……与您的‘纯粹经验的理论’是非常合拍的（vertragtsichvortrefflich）。”（第384页）实际上只有我们的自我（dasIch，即抽象的、费希特的自我意识，离开头脑的思想）才给予“同格的两项以联系和不可分割性”。舒佩在给阿芬那留斯的信中写道：“您默默地把您想要排除的东西定为前提。”（第388页）很难说是谁在更有力地撕破卖弄玄虚的阿芬那留斯的假面具，——是直率地明确地反驳他的斯密斯呢，还是热烈赞扬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的舒佩？哲学上威廉·舒佩的接吻，并不比政治上彼得·司徒卢威或缅施科夫先生的接吻好一些。
称赞马赫没有向唯物主义屈服的奥·艾瓦德，也以同样的方式讲到原则同格：“如果宣称中心项与对立项的相互关连是不能回避的认识论的必然性，那么，不管用怎样醒目的大字在招牌上标着‘经验批判主义’，这仍意味着抱有与绝对唯心主义毫无差别的观点〈绝对唯心主义这个术语是不正确的，应当说是主观唯心主义，因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和没有人的地球、自然界、物理世界的存在是相容的，它认为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异在”〉。相反地，如果不一贯坚持这个同格而承认对立项的独立性，那么，一切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特别是倒向超越的实在论一边的可能性就会立刻显现出来。”（上引著作第56—57页）
以艾瓦德为笔名的弗里德兰德先生把唯物主义叫作形而上学和超越的实在论。他本人拥护唯心主义的一个变种，因而完全赞同马赫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认为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是最粗野的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第134页）。讲到唯物主义的“超越”和形而上学性，他和巴扎罗夫以及我们的一切马赫主义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关于这点我们以后还要专门论述。这里重要的是要再一次指出：这个想凌驾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上的伪学者的奢望实际上是怎样幻灭的，以及问题是怎样尖锐地不可调和地提出来的。“承认对立项的独立性”，就意味着（如果把喜欢装腔作势的阿芬那留斯的矫揉造作的语言翻译成普通人的语言）承认自然界、外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感觉的，而这就是唯物主义。把认识论建立在客体和人的感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前提上（“感觉的复合”＝物体；“世界要素”在心理和物理方面是同一的；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等等），就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这是一个简单的必然的真理，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容易透过阿芬那留斯、舒佩、艾瓦德和其他人的成堆晦涩难懂的、故意把问题弄模糊并使广大读者畏避哲学的、伪学者的术语，而发现这个真理。
阿芬那留斯的理论与“素朴实在论”的“调和”，最后甚至引起了他的弟子们的怀疑。例如，鲁·维利说：对于所谓阿芬那留斯达到了“素朴实在论”这个流行的说法，我们必须有保留地去理解。“素朴实在论作为教条来说，无非是对存在于人之外的（auβerpersonliche）、可感触的自在之物的信仰。”［注：鲁·维利《反对学院智慧》（即《反对学院智慧。哲学批判》。——编者注）第170页。］换句话说，在维利看来，真正同“素朴实在论”有着真实而非虚构的一致性的唯一的认识论，就是唯物主义！当然，维利是反对唯物主义的。但是他不得不承认：阿芬那留斯在《人的世界概念》一书中，“用了一系列复杂的和部分是十分牵强的辅助概念和中介概念”（第171页）去恢复“经验”的统一、“自我”和环境的统一。《人的世界概念》这本著作是对阿芬那留斯的最初的唯心主义的一种反动，它“完全带有在合乎常识的素朴实在论和学院哲学的认识论唯心主义之间搞调和（einesAusgleiches）的性质。但是，说到这样的调和能够恢复经验〈维利把它叫作Grunderfahrung，即根本经验，又是一个新名词！〉的统一和完整，那我不敢断言”（第170页）。
真是一个有价值的自供！阿芬那留斯的“经验”不能调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看来，维利否定经验的学院哲学，是为了用加倍混乱的“根本”经验的哲学来代替它……
4．在人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对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来说，是特别棘手的。自然科学肯定地认为：在地球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和任何生物的状况下，地球就已经存在了；有机物质是后来的现象，是长期发展的结果。这就是说，当时没有具有感觉的物质，没有任何“感觉的复合”，没有任何象阿芬那留斯的学说所讲的那种与环境“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自我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意识、感觉是高度发展的产物。这就是自然科学自发地主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试问：经验批判主义的杰出的代表们是否注意到了他们的理论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这种矛盾？他们注意到了，而且直接提出了应当用哪些论点去克服这种矛盾的问题。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对这个问题的三种看法，即理·阿芬那留斯本人以及他的弟子约·彼得楚尔特和鲁·维利的看法，是特别有意思的。
阿芬那留斯企图用同格中的“潜在”中心项的理论来克服与自然科学的矛盾。我们知道，同格就是自我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消除这个理论的明显的荒谬，他采用了“潜在”中心项这个概念。例如，人是从胚胎发育来的，这怎么办呢？如果“中心项”是胚胎，那么环境（＝“对立项”）是否存在呢？阿芬那留斯回答说，胚胎系统C“对于未来的个体的环境来说，是潜在中心项”（《考察》，上引论文第140页）。潜在中心项任何时候都不等于零，甚至在没有双亲（elterlicheBeslandteile）而只有能够成为双亲的“环境的组成部分”的时候，也是这样（第141页）。
因此，同格是不可分割的。这位经验批判主义者为了挽救自己的哲学基础，即感觉及其复合，不能不这样主张。人是这个同格的中心项。而在没有人的时候，在人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中心项并不等于零，它只是变成了潜在的中心项！居然还会有人能够认真地对待发表这类议论的哲学家，真是令人惊奇！就连那位声明自己决不是任何形而上学（即任何信仰主义）的敌人的冯特，在这里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使用了破坏一切同格的“潜在”这个字眼，“经验概念被弄得神秘莫测了”（上引论文，第379页）。
事实上，如果同格的不可分割性就在于其中一项是潜在的，那么，难道还可以认真地说什么同格吗？
难道这不是神秘主义，不是走到了信仰主义的大门口吗？如果可以给未来的环境设想一个潜在的中心项，那么为什么不能给过去的环境，即人死后的环境设想一个潜在的中心项呢？你们会说，阿芬那留斯并没有从他的理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的，但正因为这样，他的荒谬的反动的理论只是变得更卑怯些，而不是变得更好些。阿芬那留斯在1894年没有把他的理论彻底讲出来，或者害怕彻底讲出来，害怕彻底思索下去，可是，我们知道，理·舒伯特－索尔登在1896年正是引证了这个理论，恰恰是为了作出神学结论，他在1906年博得马赫的赞许，马赫说舒伯特－索尔登走的是（和马赫主义）“十分接近的道路”（《感觉的分析》第4页）。恩格斯有充分的根据责备公开的无神论者杜林，因为杜林在自己的哲学中不彻底，给信仰主义留下了空子。恩格斯不止一次地并且十分公正地在这一点上责难了唯物主义者杜林，尽管杜林至少在70年代还没有作出神学的结论。而现在我们这里却有一些人希望别人承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自己却又把那种与信仰主义十分接近的哲学传播到群众中去。
阿芬那留斯在同书中写道：“……也许有人会觉得，正是从经验批判主义的观点来看，自然科学没有权利提出关于我们现在的环境在人存在以前的各个时期的问题。”（第144页）阿芬那留斯回答说：“凡是提出这样问题的人，都不能不设想自己的存在〈sichhinzuzudenken，即设想自己是在场的〉。”阿芬那留斯继续说道：“其实，自然科学家所要求的（尽管他们没有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实质上不过是下面这一点：如果我设想自己是观察者，就好象设想我们在地球上用完善的仪器观察另一行星或甚至另一太阳系的历史那样，那么应该如何确定生物或人出现以前的地球或世界的情况呢？”
物不能离开我们的意识而存在；“我们总是把自己设想成力图认识这个物的理性”。
这种必须把人的意识“设想成”和一切物、和人出现以前的自然界在一起的理论，我在第一段里是用“最新实证论者”理·阿芬那留斯的话说明的，而在第二段里是用主观唯心主义者约·戈·费希特的话［注：约·戈·费希特《评〈埃奈西德穆〉》（1794），载于《费希特全集》第1卷第19页。］说明的。这一理论的诡辩是如此明显，真叫人不好意思去分析它。如果我们“设想”自己存在着，那么我们的在场是想象的，而地球在人出现以前的存在却是真实的。人实际上不能成为地球的，譬如说，白热状态的观察者，因而“设想”人在那时候就在场乃是蒙昧主义，这正象我用下述论据来为地狱的存在作辩护一样：我只要“设想”自己是地狱的观察者，我就能观察到地狱。经验批判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调和”就在于：阿芬那留斯竟宽宏大量地同意“设想”一种自然科学认为是不可能设想的东西。任何一个稍微受过教育或稍微正常的人都不会怀疑：当地球上不可能有任何生命、任何感觉、任何“中心项”的时候，地球就存在了。所以，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全部理论是哲学蒙昧主义，是把主观唯心主义弄到荒谬透顶的地步，因为从这个理论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地球是感觉的复合（“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者地球是“要素的复合，在要素中，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是同一的”，或者地球是“对立项，而它的中心项任何时候都不能等于零”。
约·彼得楚尔特看到阿芬那留斯站在如此荒唐的立场上，也觉得惭愧。他在《纯粹经验哲学引论》（第2卷）里，用整整一节（第65节）论述了“地球早期（fruhere）的真实性问题”。
彼得楚尔特说道：“自我（dasIch）在阿芬那留所的学说里所起的作用和在舒佩那里不同〈注意，彼得楚尔特多次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哲学是由阿芬那留斯、马赫和舒佩这三个人创立的〉，但是，这种作用对他的理论来说，看来毕竟还是太大了”（舒佩曾撕破了阿芬那留斯的假面具，说在阿芬那留斯那里事实上一切都只是建立在自我之上的，显然，这一点影响了彼得楚尔特，因此，他想修正一下）。彼得楚尔特继续写道：“阿芬那留斯有一次说，‘当然我们能够想象一个人迹未到的地方，但是为了能够想象〈黑体是阿芬那留斯用的〉这样的环境，就必须有我们称之为自我（Ich－Bezeichnetes）的东西，因为这种想象就是这个自我〈黑体是阿芬那留斯用的〉的想象’（1894年《科学的哲学季刊》第18卷第146页注释）。”
彼得楚尔特反驳说：
“但是认识论上的重要问题决不在于我们到底能不能想象这样的地方，而在于我们有没有根据想象它是离开任何一个人的思维而存在着的或者曾经存在过的。”
正确的东西就是正确的。人们可以去想象和“设想”各种各样的地狱、各种各样的鬼怪，卢那察尔斯基甚至“设想出了”……（说得和缓些）宗教的概念[26]。但是认识论的任务就在于指出这一类设想的非实在性、幻想性、反动性。
“……因为，C系统〈即脑〉是为思维所必需的，这在阿芬那留斯以及我所维护的哲学看来都是不言而喻的……”
不对。1876年阿芬那留斯的理论，是不用头脑思想的理论。而且我们马上会看到，就在他的1891—1894年的理论中，也有这样一些唯心主义胡说的因素。
“……但是这个C系统是不是，譬如说，地球的第二纪（Sekundarzeit）的存在条件〈黑体是彼得楚尔特用的〉呢？”彼得楚尔特在这里举出了我引证过的阿芬那留斯关于自然科学真正需要知道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可以“设想”观察者的那段议论，并反驳说：
“不，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有没有根据象我想象地球在昨天或一分钟以前是存在的那样，想象那个遥远时代的地球也是存在的。或者，地球的存在真的应当取决于象维利所要求的那样吗？他认为我们至少有根据想象，在当时和地球一起存在着某种C系统，即使它还处在最低的发展阶段上。”（关于维利的这一思想，我们马上就要讲到。）
“阿芬那留斯用下述思想来避开维利的奇怪结论，说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不能在思想上撇开自己〈sichwegdenken，即想象自己是不在场的〉，或者不能不设想自己的存在〈sichhinzuzudenken，见《人的世界概念》德文第1版第130页〉。但是，这样一来，阿芬那留斯就把提问题的人的个人的自我，或关于这个自我的思想，不仅当作想象无人居住的地球这样一个活动的条件，而且当作我们有根据去想象当时地球的存在的条件。
只要不赋予这个自我以如此重大的理论意义，这些错误的途径是容易避免的。在注意研究这些或那些对空间和时间上离我们遥远的东西的看法时，认识论应当要求的只是：使这种东西成为可以想象的并且能够被一义地（eindeutig）规定的。其余的一切都是专门科学的事情。”（第2卷第325页）
彼得楚尔特把因果性规律更名为一义规定性规律，并且象我们在下面所看到的，把这个规律的先验性加到自己的理论中去。这就是说，彼得楚尔特依靠康德主义的观念来摆脱阿芬那留斯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论（如果用教授的行话来说就是：“他赋予我们的自我以过分的意义！”）。阿芬那留斯的学说缺乏客观因素，他的学说与宣称地球（客体）在生物（主体）出现以前早就存在的自然科学的要求不能调和，这种情况使得彼得楚尔特抓住因果性（一义规定性）不放。地球早就存在了，因为它在人出现以前的存在和它现在的存在有着因果的联系。第一，因果性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彼得楚尔特说，是先验的。第二，关于地狱、鬼怪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设想”等观念难道不是有因果联系吗？第三，“感觉的复合”的理论无论如何是被彼得楚尔特破坏了。彼得楚尔特没有解决他所承认的阿芬那留斯的矛盾，反而使自己更加糊涂了，因为解决的办法只能有一个，就是承认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外部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只有这样的唯物主义的解决办法才真正与自然科学相符合，而且也只有这样的解决办法才能排除彼得楚尔特和马赫对因果性问题的唯心主义的解决办法，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另行论述。
第三个经验批判主义者鲁·维利，在1896年的《经验批判主义是唯一的科学观点》（《DerEmpiriokritizismusalseinzigwissenschaftlicherStandpunkt》）这篇论文里，第一次提出了阿芬那留斯哲学中的这个困难的问题。维利在这里问道：对人们出现以前的世界怎么办呢？［注：1896年《科学的哲学季刊》第20卷第72页。］最初他附和着阿芬那留斯回答说：“我们在想象中把自己置于以往的时代。”但是后来他又说：决不是一定要把经验理解为人的经验。“因为，既然我们把动物的生活和一般经验联系起来考察，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动物界，即使最下等的蛆虫，都看作是原始的人（Mitmenschen）。”（第73—74页）这样，在人出现以前，地球就是蛆虫的“经验”了，蛆虫为了拯救阿芬那留斯的“同格”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而履行着“中心项”的职务！怪不得彼得楚尔特竭力想和这种论断划清界限。这种论断不仅荒谬绝伦（把符合地质学家的理论的地球观念硬加在蛆虫身上），而且对于我们的哲学家也毫无帮助，因为地球不但在人出现以前而且在一切生物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维利在1905年又一次讲到这个问题。蛆虫被清除了。［注：鲁·维利《反对学院智慧》1905年版第173—178页。］而彼得楚尔特的“一义性规律”当然也没有使维利满意，维利认为这只是“逻辑的形式主义”。作者说，关于人出现以前的世界的问题，如果依照彼得楚尔特的提法，恐怕使我们“又回到所谓常识的自在之物了吧？”（就是回到唯物主义！这实在太可怕了！〉没有生命的千百万年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时间也是自在之物呢？当然不是！［注：关于这一点，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要同马赫主义者另行讨论。］既然这样，那就是说：人以外的物只是一些表象，只是人们依靠我们在周围所见到的一些片断而描绘出来的一点幻想。为什么不真是这样呢？难道哲学家应该惧怕生命的洪流吗？……我对自己说，不要为一些体系而煞费苦心吧，抓住瞬间（ergreifedenAugenblick），抓住你所经历的、唯一能带来幸福的瞬间。”（第177—178页）
对，对！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我论，不管鲁·维利的话多么刺耳，他在分析人出现以前的自然界这一问题时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
我们总结一下。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三位经验批判主义的占卜者，他们满头大汗地竭力把自己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调和起来，把唯我论的一些漏洞弥补起来。阿芬那留斯重复费希特的论据，用想象的世界代替现实的世界。彼得楚尔特离开费希特的唯心主义，走向康德的唯心主义。维利在他的“蛆虫”理论失败后，把手一挥，无意中说出了一个真理：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我论，或者甚至是不承认当前瞬间之外的任何东西。
现在我们只要向读者指出，我们本国的马赫主义者是怎样了解和叙述这个问题的。你们看，巴扎罗夫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第11页上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我们只好在我们可靠的向导〈指普列汉诺夫〉的领导下，走到唯我论地狱的最下的最可怕的一层里面去，在这一层里面，据普列汉诺夫断言，每一种主观唯心主义都面临着这样的威胁，即必须以鱼龙和始祖鸟的直观形式来想象世界。普列汉诺夫写道：‘我们在想象中把自己置于地球上只有人类的极遥远的祖先存在的那个时代，如第二纪。试问：那时候的空间、时间和因果性是怎样的呢？那时候它们是谁的主观形式呢？是鱼龙的主观形式吗？那时候是谁的知性把自己的规律加给自然界呢？是始祖鸟的知性吗？康德哲学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和现代科学完全不能相容，它应该被抛弃。’（《路·费尔巴哈》第117页）”
这里，巴扎罗夫恰好在很重要的（我们马上会看到）一句话前面不继续引证普列汉诺夫的话了，这句话就是：“唯心主义说：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地球的历史表明：客体在主体出现以前老早就存在了，也就是说，在具有明显的意识的有机体出现以前老早就存在了……发展史揭示出唯物主义的真理。”
我们继续引证巴扎罗夫的话：
“……但是，普列汉诺夫的自在之物是否提供了我们所要得到的回答？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就按普列汉诺夫的看法，我们对于物的本来面目一点也不能知道，我们只知道它们的表现，只知道它们对我们感官作用的结果。‘除了这个作用，它们没有任何形态。’（《路·费尔巴哈》第112页）在鱼龙时代，有什么样的感官呢？显然，只有鱼龙以及和它类似的动物的感官。那时只有鱼龙的表象才是自在之物的真实的、实在的表现。因此，就按普列汉诺夫的看法，如果古生物学家愿意站在‘实在的’基础上，就应该以鱼龙的直观形式来描写第二纪的历史。因此，和唯我论比起来，这里并没有前进一步。”
这就是这个马赫主义者的一段完整的议论（请读者原谅我们作了冗长的引证，但非这样不可）；作为第一流的典型糊涂思想，这种议论应当永垂不朽。
巴扎罗夫以为他抓住普列汉诺夫的话柄了。如果说自在之物除了对我们感官的作用，就没有任何形态，那就是说，它们只有作为鱼龙的感官的“形态”才存在于第二纪[27]。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论断吗？！如果“形态”是“自在之物”对感官作用的结果，那么，由此就可以得出物不依赖于任何感官就不存在的结论吗？？
我们暂且假定巴扎罗夫真的“不懂”普列汉诺夫的话（尽管这样的假定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假定这些话在他看来是晦涩的。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要问，巴扎罗夫是在冒充内行来反对普列汉诺夫呢（马赫主义者竟把普列汉诺夫推崇为唯物主义的唯一代表！），还是在阐明关于唯物主义的问题？如果你觉得普列汉诺夫的话是晦涩的或矛盾的，如此等等，那么你为什么不举出其他的唯物主义者呢？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吗？然而无知并不是论据。
如果巴扎罗夫真的不知道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承认物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那么我们真的看到一个极端无知的突出例子了。请读者回想一下贝克莱，他在1710年曾经因为唯物主义者承认不依赖于我们意识而存在的并且为我们意识所反映的“自在客体”而责难他们。当然，任何人都有站在贝克莱一边或另外什么人一边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的自由，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同样无可争辩的是：谈论唯物主义者而又歪曲或无视整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这就是肆无忌惮地把问题搞糊涂。
普列汉诺夫说，唯心主义认为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而唯物主义认为客体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并且或多或少正确地反映在主体的意识中，这些话说得对吗？如果这些话说得不对，那么，稍微尊重马克思主义的人，就应该指明普列汉诺夫的这个错误，并且在谈到唯物主义和人出现以前的自然界这一问题时不必同普列汉诺夫算帐，而是应该同别的什么人，如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算帐。如果这些话说得对，或至少你不能够在这里发现错误，那么你企图把事情搞乱，混淆读者头脑中的关于跟唯心主义截然不同的唯物主义的最基本概念，这是写作方面极不体面的事情。
对于那些不为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一字一句所左右而对这个问题抱有兴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引证路·费尔巴哈的见解。大家知道（也许巴扎罗夫不知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且大家也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他而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达到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费尔巴哈在反驳鲁·海姆时写道：
“当自然界还不是人或意识的对象时，它在思辨哲学看来，或者至少在唯心主义看来，当然是康德的自在之物〈我们的马赫主义者把康德的自在之物和唯物主义的自在之物混为一谈，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详细讲〉，是没有实在性的抽象物，然而正是自然界使唯心主义遭到破产。自然科学，至少在它当前的情况下，必然把我们引到这样一个时代，当时还没有人类生存的条件，当时自然界即地球还不是人的眼睛和意识的对象，因而当时自然界是一个绝对非人的存在物（absolutunmenschlichesWesen）。唯心主义可以对这点反驳说：这个自然界是你设想的（vondirgedachte）自然界。不错，可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自然界在某一时期没有实际存在过，这正如不能根据我现在没有想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对我来说现在就不存在这一点得出结论说，没有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当时就没有实际存在过。”［注：《费尔巴哈全集》，博林和约德尔合编，1903年斯图加特版第7卷第510页；或卡尔·格律恩《路·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发展的评述》1874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423—435页。］
这就是费尔巴哈从自然界在人出现以前就存在的观点出发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作的论断。费尔巴哈驳倒了阿芬那留斯的诡辩（“设想一个观察者”），他虽然不知道“最新实证论”，但很了解旧的唯心主义诡辩。而巴扎罗夫根本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只是重复唯心主义者的这个诡辩：“如果我在那里〈在人类出现以前的地球上〉，那我就会看到世界是怎样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第29页）换句话说，假如我作出一个显然荒谬的并且与自然科学相矛盾的假定（人可以成为人出现以前的时代的观察者），那么我就能够在我的哲学中自圆其说了！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巴扎罗夫对问题的了解或他的写作手法了。巴扎罗夫甚至没有提到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和维利所竭力对付的“困难”，并且把一切都搅成一团，给读者带来如此难于置信的混乱，仿佛唯物主义和唯我论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他把唯心主义说成“实在论”，硬说唯物主义否定物存在于它们对感官的作用之外！是的，是的，或者是费尔巴哈不知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基本差别，或者是巴扎罗夫之流用完全新的手法改造了哲学上的起码真理。
你们还可以看一看瓦连廷诺夫，这个哲学家自然会对巴扎罗夫赞赏之至：（1）“贝克莱是主体和客体相互关连理论的创始人。”（第148页）但这完全不是贝克莱的唯心主义，绝对不是！这是“深思熟虑的分析”！（2）“阿芬那留斯不用他的通常的唯心主义说明〈仅仅是说明！〉形式〈！〉，而用最彻底的实在论的方式表述了理论的基本前提。”（第148页）显然，骗人的把戏只能使小孩子上当！（3）“阿芬那留斯对认识的出发点的见解是这样：每一个体都发现自己处在一定的环境中，换句话说，个体和环境是同一个同格中的相互联系的和不可分离的〈！〉两项。”（第148页）妙极了！这不是唯心主义，因为瓦连廷诺夫和巴扎罗夫已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这是客体和主体的“不可分离性”，是彻底“实在论的”“不可分离性”。（4）“反过来说，没有中心项（个体）与之相符合的那种对立项是不存在的，这是正确的吗？当然〈！〉是不正确的……太古时期林木葱绿……可是还没有人。”（第148页）这就是说，不可分离性是可以分离的了！难道这不是“当然”的吗？（5）“可是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关于自在客体的问题毕竟是荒谬的。”（第148页）当然罗！在具有感觉的有机体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物仍然是那些和感觉同一的“要素的复合”啊！（6）“以舒伯特－索尔登和舒佩为代表的内在论学派，使这些〈！〉思想具有不适用的形式，因而陷入唯我论的绝境。”（第149页）“这些思想”本身并没有唯我论，而经验批判主义决不是重弹内在论者的反动理论的老调！内在论者说自己同情阿芬那留斯，那是撒谎！
马赫主义者先生们！这不是哲学，而是毫无联系的文字堆砌。
5．人是否用头脑思想？
巴扎罗夫十分果断地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写道：“如果给普列汉诺夫提出的‘意识是物质的内部〈？巴扎罗夫加的〉状态’这一论点加上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形式，例如，‘一切心理过程都是头脑过程的机能’，那么不论是马赫或阿芬那留斯都不会反驳他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第29页）
老鼠以为没有比猫更凶的野兽[28]。俄国马赫主义者以为没有比普列汉诺夫更强的唯物主义者。难道真的只有普列汉诺夫或者首先是普列汉诺夫提出了意识是物质的内部状态这个唯物主义的论点吗？如果巴扎罗夫不喜欢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的说法，那么他为什么要同普列汉诺夫算帐而不同恩格斯或费尔巴哈算帐呢？
因为马赫主义者害怕承认真理。他们反对唯物主义，可是却装出一副好象只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样子，真是一种胆怯的无原则的手法。
我们且谈经验批判主义吧！阿芬那留斯“不会反驳”思想是头脑的机能。巴扎罗夫的这句话简直是撒谎。阿芬那留斯不仅反驳这个唯物主义的论点，而且创造了一整套“理论”来推翻这个论点。阿芬那留斯在《人的世界概念》里说：“我们的头脑不是思维的住所、座位、创造者，不是思维的工具或器官、承担者或基质等等。”（第76页；马赫在《感觉的分析》第32页中赞许地引证了这句话）“思维不是头脑的居住者或主人，不是头脑的另一半或另一面等等，思维也不是头脑的产物，甚至也不是头脑的生理机能或一般状态。”（同上）阿芬那留斯在他的《考察》里同样断然地说：“表象”“不是头脑的（生理的、心理的、心理物理的）机能”（上引论文第115节，第419页）。感觉不是“头脑的心理机能”（第116节）。
可见，照阿芬那留斯的说法，头脑不是思想的器官，思想不是头脑的机能。我们读一读恩格斯的著作，就立刻会看到与此截然相反的明确的唯物主义说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道：“思维和意识是人脑的产物。”（德文第5版第2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页。——编者注］这个思想在这部著作里重复了许多次。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里，我们可以看到下述的费尔巴哈的观点和恩格斯的观点：“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stofflich）、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Erzeugnis）。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德文第4版第18页）。或者在第4页上也可以读到：自然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注：同上，第21卷第319、308页。——编者注］，等等，等等。
阿芬那留斯反驳这个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头脑的思维”叫作“自然科学的拜物教”（《人的世界概念》德文第2版第70页）。因此，阿芬那留斯对于自己在这点上和自然科学的根本分歧，是没有丝毫错觉的。象马赫和一切内在论者一样，他也承认自然科学坚持自发的不自觉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承认并且直言不讳地说：他和“流行的心理学”是有根本分歧的（《考察》，第150页及其他许多页）。这种流行的心理学作了不能容忍的“嵌入”（这是我们的这位哲学家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新名词），即把思想放进头脑，或把感觉放到我们里面。阿芬那留斯在同书中说道，这“两个词”（inuns＝到我们里面）就包含着经验批判主义所反驳的前提（Annahme）。“把看得见的东西等等放到（Hineinverlegung）人里面，我们就称之为嵌入。”（第45节第153页）
嵌入“在原则上”违背了“自然的世界概念”（natürlicherWelt-begriff），因为它是说“在我里面”而不是说“在我面前”（vormir，第154页），它“把（实在的）环境的组成部分变成了（观念的）思维的组成部分”（同上）。“嵌入把自由地明显地表现在见到的东西〈或我们所发现的东西：imVorgefundenen〉中的非机械的东西〈代替心理的东西的一个新字眼〉变成某种在中枢神经系统里神秘地潜藏着的东西〈阿芬那留斯又用了一个“新”字眼：Latitierendes〉。”（同上）
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经验批判主义者和内在论者在替“素朴实在论”进行臭名昭彰的辩护时耍过的把戏。阿芬那留斯以屠格涅夫笔下的骗子[29]的贼喊捉贼的忠告作为行动准则。阿芬那留斯竭力装出一副反对唯心主义的样子，说人们通常从嵌入得出哲学唯心主义，把外部世界变成感觉、表象等等，而我却维护“素朴实在论”，认为见到的一切，不论“自我”或环境，都具有同样的实在性，我不把外部世界放到人脑里去。
这里的诡辩和我们在臭名昭彰的同格的例子中所看到的完全一样。阿芬那留斯用攻击唯心主义的手法来转移读者的注意力，实际上是用一些稍微不同的词句来维护同一种唯心主义：思想不是头脑的机能，头脑不是思想的器官，感觉不是神经系统的机能，感觉是“要素”，这些要素在一种联系上只是心理的东西，而在另一种联系上（虽然是“同一的”要素，但是）又是物理的东西。阿芬那留斯用了一些新的混乱术语、新的古怪字眼来表达所谓新的“理论”，其实他只是在一个地方打转，而后回到他的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上。
如果说，我们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例如，波格丹诺夫）没有看出这种“把戏”，并且还把对唯心主义的“新的”辩护看成对唯心主义的驳斥，那么在哲学专家们对经验批判主义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他们对阿芬那留斯思想的本质的清醒评价，而这种本质是在清除那些古怪术语之后才被揭露出来的。
波格丹诺夫在1903年（《权威的思维》一文，见《社会心理学》文集第119页及以下各页）写道：
“理查·阿芬那留斯给精神肉体二元论的发展描绘了一幅最和谐最完整的哲学图景。他的‘嵌入说’的本质如下：〈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只是物理的物体，我们只能凭假说推断别人的体验，即别人的心理。〉”“……由于别人的体验是在他的肉体之内，是被置入（嵌入）他的机体，这种假说就复杂化了。这已经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产生无数矛盾的假说。阿芬那留斯系统地指出了这些矛盾，详细叙述了二元论和哲学唯心主义的发展中的一连串历史环节，可是在这里我们无须追随阿芬那留斯……”“嵌入说是对精神肉体二元论的一个说明。”
波格丹诺夫上了教授哲学的圈套，相信“嵌入说”是反对唯心主义的。他完全相信阿芬那留斯自己对嵌入说的评价，而没有看出那个反对唯物主义的毒刺。嵌入说否认思想是头脑的机能，否认感觉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机能，也就是说，为了破坏唯物主义而否认生理学的最起码的真理。“二元论”原来是被唯心地驳倒的（不管阿芬那留斯如何装腔作势地对唯心主义表示愤怒），因为感觉和思想不是第二性的，不是物质所派生的，而是第一性的。二元论在这里所以说是被阿芬那留斯驳倒了，只是因为他“驳倒了”主体以外的客体的存在、思想以外的物质的存在、不依赖于我们感觉的外部世界的存在，也就是说，二元论是被唯心地驳倒的。阿芬那留斯所以要荒谬地否认树木的视觉映象是我们的视网膜、神经和头脑的机能，是为了加固他的关于“完全的”经验（它既包含我们的“自我”也包含树木即环境）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理论。
嵌入说是糊涂思想，它偷运唯心主义的胡说，并且与自然科学相矛盾。自然科学坚决主张：思想是头脑的机能；感觉即外部世界的映象是存在于我们之内的，是由物对我们感官的作用所引起的。对“精神肉体二元论”的唯物主义的排除（这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就是主张精神不是离开肉体而存在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是头脑的机能，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对“精神肉体二元论”的唯心主义的排除（这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就是主张精神不是肉体的机能，因而精神是第一性的，“环境”和“自我”只是存在于同一些“要素复合”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除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排除“精神肉体二元论”的方法之外，如果不算折中主义，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胡乱混合，就不可能有任何第三种方法。正是阿芬那留斯的这种混合，在波格丹诺夫之流看来，却成了“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的真理”。
但是，哲学专家们并不象俄国马赫主义者那样天真和轻信。不错，每一位正教授先生都维护“自己的”驳斥唯物主义的或至少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调和起来”的体系，可是在对付竞争者的时候，他们就毫不客气地把各种“最新的”和“独创的”体系中没有联系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断揭露出来。如果有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会上阿芬那留斯的圈套，那么老麻雀冯特决不是用一把糠就可以捉住的。唯心主义者冯特在赞扬阿芬那留斯的嵌入说的反唯物主义倾向后，就毫不客气地撕破了装腔作势的阿芬那留斯的假面具。
冯特写道：“如果经验批判主义责难庸俗唯物主义，说它用头脑‘有’思想或‘产生’思想等说法来表明那根本不能用实际的观察和记述来确证的关系〈在威·冯特看来，大概，人不用头脑思想是“事实”！〉……那么这种责难当然是有根据的。”（上引论文，第47—48页）
当然罗，唯心主义者总是同不彻底的阿芬那留斯和马赫一起反对唯物主义的！冯特补充说道，遗憾的只是这种嵌入说“与独立的生命系列的学说没有任何联系，它显然只是在事后相当勉强地从外面加到这个学说中的”（第365页）。
奥·艾瓦德说道，嵌入“无非是经验批判主义需要用来掩饰自己错误的一种虚构”（上引书第44页）。“我们看到一种奇怪的矛盾：一方面，排除嵌入，恢复自然的世界概念，就会使世界重新有活生生的实在这种性质；另一方面，经验批判主义通过原则同格导致关于对立项和中心项绝对相互关连的那种纯粹唯心主义的看法。这样，阿芬那留斯就在一个圈子里打转。他去讨伐唯心主义了，但在同唯心主义公开交战的前夜，却在它面前放下了武器。他想使客体世界摆脱主体的控制，可是又把它拴在主体上。他所真正批判地摧毁的，是唯心主义的滑稽模仿品，而不是唯心主义的真正认识论的表现形式。”（上引书第64—65页）
诺曼·斯密斯说道：“我们经常引证阿芬那留斯的一句名言：头脑不是思想的座位、器官或承担者。这句话就是对我们用来规定两者之间关系的仅有的一些术语的否定。”（上引论文，第30页）
至于说冯特所称赞的嵌入说引起了露骨的唯灵论者詹姆斯·华德的赞许［注：詹姆斯·华德《自然主义和不可知论》1906年伦敦第3版第2卷第171、172页。］，那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华德一贯攻击“自然主义和不可知论”，特别是攻击托·赫胥黎，（这不是由于赫胥黎象恩格斯所责难的那样，是一个不够明确和坚决的唯物主义者，而是）由于他的不可知论实质上掩藏着唯物主义。
应当指出：英国的马赫主义者卡·毕尔生，轻视一切哲学花招，既不承认嵌入，也不承认同格，又不承认“世界要素的发现”，因而他得到了没有这些“掩护”的马赫主义所不可避免的结果，即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无论什么样的“要素”毕尔生都不知道。“感性知觉”（sense-impressions）是他的唯一用语。他丝毫不怀疑人是用头脑思想的。因此在这个论点（唯一合乎科学的论点）和他的哲学的出发点之间的矛盾，是十分明显和显眼的。毕尔生在反对不依赖于我们感性知觉而存在的物质的概念时，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了（他的《科学入门》第7章）。毕尔生重复着贝克莱的一切论据，宣称物质是无。但是一涉及头脑和思想的关系，毕尔生便毅然决然地说：“我们不能从那种和物质机制联系着的意志和意识中推论出任何跟没有这一机制的意志和意识相类似的东西。”[注：《科学入门》1900年伦敦第2版第58页。］毕尔生甚至提出下述论点作为他的这一部分研究的总结：“意识超出了跟我们的神经系统相类似的神经系统，就没有任何意义；断言一切物质都具有意识，这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假定一切物质都具有在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特性，这是合乎逻辑的〉，断言意识或意志存在于物质之外，那就更不合逻辑了。”（同上，第75页第2论题）毕尔生的混乱是惊人的！物质不过是感性知觉群，这是他的前提，这是他的哲学。这就是说，感觉和思想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但又不是这样，没有物质的意识是不存在的，甚至说没有神经系统的意识也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说，意识和感觉是第二性的。真象是说水在地上，地在鲸上，鲸在水上。马赫的“要素”、阿芬那留斯的同格和嵌入，丝毫没有消除这种混乱，只是把事情弄糊涂，用学究气十足的哲学胡话来掩盖痕迹。
阿芬那留斯的特殊术语就是这样的胡话（关于这些胡话只要讲一两句就够了），他造了大量各式各样的名词，如“notal”，“sekuDral”，“fidential”等等。我们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在大多数场合都羞羞答答地回避这种教授的胡言乱语，只是偶尔向读者抛出“exisDtential”这一类的名词（以便迷惑他们）。天真的人把这些字眼当作特种的生物力学，而那些自己也喜欢用一些“古怪的”字眼的德国哲学家却嘲笑阿芬那留斯。冯特在题为《经验批判主义体系的经院哲学性质》这一节中说道：我们说“notal”，（notus＝已知的）或者说某某东西我已经知道，这是完全一样的。的确，这是最纯粹的晦涩的经院哲学。阿芬那留斯的一位最忠实的弟子鲁·维利，有勇气公开承认这点。他说：“阿芬那留斯幻想着生物力学，但是要了解头脑的生活，只能靠事实的发现，而决不能用阿芬那留斯所尝试的那种方法。阿芬那留斯的生物力学决不是以任何新的观察为依据的，它所特有的东西是纯粹公式化的概念结构，而且这些结构连展示某种远景的假说的性质也没有，它们是一些纯粹思辨的死板公式（bloβeSpekulierschablonen），象一堵墙壁那样阻挡着我们的视线。”［注：鲁·维利《反对学院智慧》第169页。当然，老学究彼得楚尔特没有这样承认。他怀着庸人的洋洋自得的心情，一再重复阿芬那留斯的“生物”经院哲学（第1卷第2章）。］
俄国马赫主义者很快就会象那些赶时髦的人一样，对于欧洲资产阶级哲学家戴破了的帽子赞扬备至。
6．关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唯我论
我们已经看到，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是主观唯心主义。世界是我们的感觉，这就是它的基本前提，这个前提虽然被“要素”这个字眼以及“独立系列”、“同格”、“嵌入”的理论掩盖着，但并不因此有丝毫改变。这种哲学的荒谬就在于：它导致唯我论，认为只有一个高谈哲理的个人才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俄国的马赫主义者硬要读者相信：“谴责”马赫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甚至是唯我论”，这是“极端主观主义”。波格丹诺夫在《感觉的分析》的序言第Ⅺ页中就是这样说的，而且马赫派的全班人马也用许多不同的调子重复这一点。
我们在分析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如何掩盖唯我论之后，现在应当补充一点：论断的“极端主观主义”完全在波格丹诺夫这伙人方面，因为在哲学文献中派别极不相同的著作家早已发现了在种种掩盖下的马赫主义的主要过失。现在我们只是把足以表明我们马赫主义者的无知的“主观主义”的那些意见简单地综合一下。同时应当注意，几乎所有的哲学专家都赞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因为唯心主义在他们心目中决不象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眼里那样，是一种谴责；但是，他们确认马赫的真正的哲学方向，用一种同样是唯心主义的然而在他们看来是更彻底的体系去反对另一种唯心主义体系。
奥·艾瓦德在一本专门分析阿芬那留斯学说的书中说道：“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不管愿意不愿意，注定要陷入唯我论（上引书第61—62页）。
马赫的弟子汉斯·克莱因佩特（马赫在《认识和谬误》的序言中特别声明自己和他是一致的）说：“马赫正是说明认识论的唯心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要求可以相容的例子〈在折中主义者看来，一切都是“可以相容的”！〉，正是说明自然科学能够很好地从唯我论出发而不停留在唯我论上的例子。”（1900年《系统哲学文库》[30]第6卷第87页）
埃·路加在分析马赫的《感觉的分析》时说道：如果把误解（Miβverstandnisse）撇开不谈，那么“马赫是站在纯粹唯心主义的基地上的”。“不可理解的是，马赫却否认他是贝克莱主义者。”（1903年《康德研究》杂志[31]第8卷第416、417页）
威·耶鲁萨伦姆是一个极反动的康德主义者，马赫在同一序言中也曾表示自己和他是一致的（思想上的“血缘关系”比马赫以前所想的“更密切些”：《认识和谬误》1906年版序言第Ⅹ页）。耶鲁萨伦姆说：“彻底的现象论会导致唯我论”——因此必须借用一点康德的东西！（见《批判的唯心主义和纯粹的逻辑》1905年版第26页）
理·赫尼格斯瓦尔德说：“……内在论者和经验批判主义者只能二者择一：不是唯我论，就是费希特、谢林或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休谟关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的学说》1904年版第68页）
英国物理学家奥利弗·洛治在一本专门驳斥唯物主义者海克尔的书中，象谈到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似的，顺便谈到“毕尔生和马赫一类的唯我论者”（奥利弗·洛治《生命和物质》1907年巴黎版第15页）。
英国自然科学家的刊物《自然界》杂志（《Nature》）[32]，通过几何学家爱·特·狄克逊的口，说出了对马赫主义者毕尔生的十分明确的意见。这个意见之所以值得我们引用，不是因为它新颖，而是因为俄国马赫主义者天真地把马赫的哲学胡说当作是“自然科学的哲学”（波格丹诺夫给《感觉的分析》写的序言第Ⅻ页及其他各页）。
狄克逊写道：“毕尔生的整部著作的基础是这样一个论点：除了感性知觉（sense-impressions）以外，我们不能直接知道其他任何东西，因此我们通常当作客观对象或外部对象来谈论的物，只不过是感性知觉群。但是毕尔生教授还承认别人的意识的存在，他不仅由于自己写书给别人看而默默地承认这点，并且在他的书中有许多地方还直率地承认这点。”关于别人意识的存在，毕尔生是在观察别人身体的运动时类推出来的：既然别人的意识是实在的，那就是承认在我之外也有别人存在了！“当然，我们还不可能就这样来驳倒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这个唯心主义者会断言：不仅外部对象而且别人的意识都是不实在的，它们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但是，承认别人意识的实在性，就是承认我们借以推断别人意识的那些手段的实在性，即……人体外貌的实在性。”摆脱困难的出路，就是承认这样一个“假说”：同我们的感性知觉相符合的是我们之外的客观实在。这个假说令人满意地说明了我们的感性知觉。“我不能认真地怀疑毕尔生教授自己也象别人一样相信这个假说。但是，如果他要明确地承认这一点，那么他就不得不把他的《科学入门》几乎每一页都重新写过。”［注：1892年7月21日《自然界》杂志第269页。］
嘲笑就是动脑筋的自然科学家对待那种使马赫狂喜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态度。
最后是德国物理学家路·波尔茨曼的意见。马赫主义者也许会象弗·阿德勒那样说：他是一个旧派的物理学家。但是现在要谈的完全不是物理学的理论，而是基本的哲学问题。波尔茨曼反对那些“迷醉于新的认识论教条”的人，他写道：“怀疑我们只能从直接感性知觉中得出的表象，就会走到与从前的素朴信念截然相反的极端。我们感知的只是感性知觉，那就是说，我们没有权利再前进一步。但是，如果这些人是彻底的，那么就应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感知自己昨天的感性知觉吗？我们直接感知的，只是一种感性知觉或一种思想，即我们在这一瞬间所想的思想。如果这些人是彻底的，那就不仅要否定我的自我之外的别人的存在，而且还要否定过去的一切表象的存在。”［注：路德维希·波尔茨曼《通俗论文集》1905年莱比锡版第132页，参看第168、177、187页以及其他页。］
这位物理学家完全应当鄙视马赫之流的所谓“新的”“现象学的”观点，把它看作是哲学上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陈腐谬论。
然而，患“主观”盲目症的却是那些“没有看出”唯我论就是马赫的基本错误的人。
注释：
[17]《新经院哲学评论》杂志（《RevueNéo-Scolastique》）是一种神学哲学刊物，1894年由比利时天主教的高等哲学学院在卢万创办，首任编辑是枢机主教德·约·梅西耶。1946年起改称《卢万哲学评论》。——42。
[18]《斗争》杂志（《DerKampf》）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月刊），1907—1934年在维也纳出版。该杂志持机会主义的中派立场。担任过该杂志编辑的有：奥·鲍威尔、阿·布劳恩、卡·伦纳、弗·阿德勒等。——47。
[19]《国际社会主义评论》杂志（《TheInternationalSocialistReview》）是美国的一种刊物（月刊），1900—1918年在芝加哥出版。——48。
[20]《科学的哲学季刊》（《VierteljahrsschriftfürwissenschaftlichePhilosophie》）是经验批判主义者（马赫主义者）的杂志，1876—1916年在莱比锡出版（1902年起改名为《科学的哲学和社会学季刊》）。理·阿芬那留斯是该杂志的创办者和编辑。1896年阿芬那留斯逝世后，由恩·马赫协助出版。杂志的撰稿人有威·冯特、阿·黎尔、威·舒佩等。
列宁对该杂志的评价，见本卷第331页。——51。
[21]斯宾诺莎主义是17世纪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巴·斯宾诺莎的理论体系。斯宾诺莎认为，世上万物都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实体的表现（样态）。这种实体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它是自身原因，等同于“神或自然界”。实体的本质通过无数的质即属性表现出来，其中最重要的属性是广延性和思维。因果性是自然界各个现象相互联系的形式，是各个物体的直接相互作用，而各个物体的始因是实体。实体的一切样态，包括人在内，其活动完全是必然的。由于思维是普遍实体的属性之一，因此观念的联系和秩序同事物的联系和秩序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人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他认为认识有三种形式，即感性认识、知性认识和理性直觉认识，其中最可靠的是理性直觉认识。他还认为人的自由就在于对自然界的必然性和自己心灵的激情的认识。
斯宾诺莎主义不仅是唯物主义的也是无神论的一种形式。但是它把自然界等同于神，从而对神学作出了让步。它的唯物主义带有机械论的性质。斯宾诺莎主义的局限性是由当时的知识水平和荷兰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后来，围绕着斯宾诺莎的哲学遗产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斗争延续到今天。唯心主义哲学力图歪曲斯宾诺莎主义的唯物主义实质。——56。
[22]《哲学研究》杂志〈《PhilosophischeStudien》）是德国唯心主义派别的杂志，主要研究心理学问题。1881—1903年由威·麦·冯特在莱比锡出版。1905年起改名为《心理学研究》杂志。——56。
[23]彼特鲁什卡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主角乞乞科夫的跟丁。他爱看书，但不想了解书的内容，只对字母总会拼出字来感兴趣。——56。
[24]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山雀》。寓言说，山雀飞到海边，扬言要把大海烧干。山雀的吹牛，惹得满城风雨；大家纷纷来到海边，眼巴巴地看大海怎样燃烧起来。但是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59。
[25]《思想》杂志（《Mind》）是英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刊物（月刊），研究哲学和心理学问题，1876年起先后在伦敦和爱丁堡出版。该杂志的第一任编辑是罗伯逊教授。——66。
[26]从列宁1908年12月6日（19日）给安·伊·叶利扎罗娃－乌里扬诺娃的信里可以看出，此处在手稿中原为“卢那察尔斯基甚至‘设想出了’一个神”，为了应付书报检查，根据列宁的意见而改得缓和了一些（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176号文献）。——74。
[27]第二纪是地质年表里的中生代的旧称。第二纪前头是初始纪，现称古生代；后面是第三纪、第四纪，这两个术语现仍使用。——79。
[28]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小老鼠和大老鼠》。寓言说，有一天小老鼠听说狮子把猫逮住了，就兴高采烈地跑去告诉大老鼠。大老鼠说：“你先别忙高兴，免得一场空欢喜！要是它们两个真动起爪子来，狮子肯定活不了。要知道：没有比猫更凶的野兽了！”——83。
[29]指俄国作家伊·谢·屠格涅夫在他的散文诗《处世之道》（1878年）里刻画的那个老奸巨滑之徒。此人的处世哲学是：如果你想加害对方，那你就“斥责对方具有你感到自己身上存在的那种缺点或恶行。你要显得义愤填膺……并且痛加斥责”。——85。
[30]《系统哲学文库》（《ArchivfürsystematischePhilosophie》）是德国的唯心主义派别的杂志《哲学文库》（见注68）的两个独立的分刊之一，1895—1931年在柏林出版，第一任编辑是保·格·纳托尔普。1925年起改名为《系统哲学和社会学文库》。该杂志用德文、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刊载各国哲学思想代表人物的文章。——92。
[31]《康德研究》杂志（《Kantstudien》）是德国新康德主义者的刊物，由汉·费英格创办，1897—1944年先后在汉堡、柏林、科隆出版（有间断），1954年复刊。解释和研究康德哲学著作的文章在该杂志上占有大量篇幅。新康德主义者和其他唯心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都给这个杂志撰稿。——92。
[32]《自然界》杂志（《Nature》）是英国的一种有插图的自然科学杂志（周刊），1869年起在伦敦出版。——93。 |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代绪论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1908年和某些唯心主义者在1710年是怎样驳斥唯物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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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绪论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1908年和某些唯心主义者
在1710年是怎样驳斥唯物主义的
凡是多少读过一些哲学著作的人都应该知道，未必能找到一个不直接或间接地驳斥唯物主义的现代哲学（以及神学）教授。他们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唯物主义已被驳倒，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驳斥它。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全都在驳斥唯物主义，同时又装出一副样子，好象他们驳斥的本来只是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唯物主义者恩格斯，不是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不是约·狄慈根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且他们是从“最新的”“现代的”实证论[13]、自然科学等等角度来驳斥唯物主义的。我不引证他们的话了，谁只要愿意，都可以从前面提到的著作中引证几百段话。我只提一提巴扎罗夫、波格丹诺夫、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切尔诺夫［注：维·切尔诺夫《哲学和社会学论文集》1907年莫斯科版。作者象巴扎罗夫之流一样，是阿芬那留斯的热诚的信徒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敌人。］以及其他马赫主义者用来攻击唯物主义的那些论据。马赫主义者这个名词比较简短，而且在俄国的著作中已经通用，我将到处把它作为“经验批判主义者”的同义语来使用。恩斯特·马赫是现在最有名望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代表，这在哲学著作中是公认的［注：例如，见理查·赫尼格斯瓦尔德博士《休谟关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的学说》1904年柏林版第26页。］；至于波格丹诺夫和尤什凯维奇同“纯粹的”马赫主义背离之处则完全是次要的，这一点将在后面说明。
这些人对我们说，唯物主义者承认某种不可想象的和不可认识的东西——“自在之物”，即“经验之外的”、我们认识之外的物质。唯物主义者由于承认彼岸的、在“经验”和认识范围之外的某种东西而陷入了真正的神秘主义。当唯物主义者说什么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产生感觉的时候，他们是以“未知的东西”、“无”作为基础的，因为他们自己就声明我们的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泉源。唯物主义者陷入了“康德主义”（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他承认“自在之物”即在我们意识之外的物的存在），他们把世界“二重化”，宣扬“二元论”，因为他们认为在现象后面还有自在之物，在直接的感觉材料后面还有某种其他的东西、某种物神、“偶像”、绝对者、“形而上学”的泉源、宗教的孪生兄弟（如巴扎罗夫所说的“神圣的物质”）。
这就是上述那些著作家用各种不同的调子一再重复的马赫主义者反对唯物主义的论据。
为了考证这些论据是不是新颖的，它们是不是真的只反对一个“陷入康德主义”的俄国唯物主义者，我们来详细地引证一下一个老牌唯心主义者乔治·贝克莱的著作。由于马赫主义者不正确地陈述了马赫和贝克莱的关系以及贝克莱的哲学路线的实质，而我们在后面又不得不屡次提到贝克莱及其哲学流派，所以在这篇绪论中作这种历史考证就更有必要了。
1710年出版的乔治·贝克莱主教的一本以《人类知识原理》［注：乔治·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贝克莱全集》1871年牛津版第1卷，亚·弗雷泽编，有俄译本。］为书名的著作，开头就是下面这一段论述：“每个观察人类认识的客体的人都看得清楚：这些客体或者是感官真正感知的观念（ideas），或者是我们观察人心的情感和活动而获得的观念，或者是借助于记忆和想象而形成的观念……凭着视觉，我获得光和色的观念，获得它们的强弱浓淡和不同种类的观念。凭着触觉，我感知硬和软、热和冷、运动和阻力……嗅觉使我闻到气味，味觉使我尝到滋味，听觉使我听到声音……人们观察到一些不同的观念彼此结合在一起，于是就用一个名称来标志它们，称它们为某物。例如，人们观察到一定的颜色、滋味、气味、形状、硬度结合在一起（togotogether），就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东西，并用苹果这个名称标志它；另外一些观念的集合（collectionsofideas）构成了石头、树木、书本以及诸如此类的感性实物……”（第1节）
这就是贝克莱那本著作的第1节的内容。我们必须记住，贝克莱是把“硬、软、热、冷、颜色、滋味、气味”等等作为他的哲学的基础的。在贝克莱看来，物是“观念的集合”，而他所说的“观念”正是上面列举的那些质或感觉，而不是抽象的思想。
贝克莱继续说道，除了这些“观念或认识的客体”之外，还有一种感知它们的东西，即“心、精神、灵魂或自我”（第2节）。这位哲学家作出结论说，不言而喻，“观念”不能存在于感知它们的心之外。只要想一想“存在”这个词的意思就会确信这一点。“当我说我写字的桌子存在着，这就是说，我看到它而且感觉到它；如果我走出我的书房，我说桌子存在，意思是说，如果我在我的书房里，我可以感知它……”贝克莱在他的著作的第3节里是这样说的，并且就在这里开始和那些被他称为唯物主义者的人论战（第18、19节以及其他各节）。他说，我完全不能理解，怎么能撇开人对物的感知来谈物的绝对存在呢？存在就是被感知（their，即物的esseispercipi，第3节，——这是哲学史教科书中常常引用的贝克莱的一句名言）。“在人们中间奇怪地流行着这样一种见解：房屋、山岳、江河，一句话，一切感性实物都有一种自然的或实在的存在，这种存在不同于理性所感知的那种存在。”（第4节）贝克莱说，这个见解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客体若不是我们凭感官感知的物，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所感知的若不是我们自己的观念或感觉（ideasorsensations），那又是什么呢？认为任何观念、感觉或它们的组合能够不被感知而存在着，这岂不是非常荒谬吗？”（第4节）
贝克莱现在把观念的集合换成了感觉的组合这个在他看来是含义相同的说法，责备唯物主义者“荒谬”，竟想更进一步去找出这种复合……即这种感觉的组合的某个泉源。在第5节里，他责备唯物主义者玩弄抽象，因为在贝克莱看来，把感觉和客体分开，就是空洞的抽象。他在第5节末尾说道：“事实上，客体和感觉是同一个东西（arethesamething），因而不能把一个从另一个中抽象出来。”（这句话在第2版里删掉了）贝克莱写道：“你们说，观念可以是那些存在于心外的、以一种无思维的实体形式存在的物的复写或反映（resemblances）。我回答说，观念只能和观念相象，不能和任何别的东西相象，一种颜色或形状只能和另一种颜色或形状相象，不能和任何别的东西相象……我要问，我们能不能感知这些设想的原物或外在物（我们的观念似乎是它们的影象或表象）呢？如果能够，那就是说，它们是观念，我们没有向前跨进一步［注：此处列宁引用的俄译文与原文英文有出入，英文为：wehavegainedourpoint。按英文可译为：“我们达到了目的”，或“我们有道理”，或“我们取得了胜利”。——编者注］；如果你们说不能，那么我就要找随便哪一位问一问，说颜色同某种看不见的东西相象，硬和软同某种不能触觉到的东西相象，等等，有没有意义。”（第8节）
读者可以看出，在关于物离开它们对我们的作用是否能够存在于我们之外这个问题上，巴扎罗夫用来反对普列汉诺夫的那些“论据”，和贝克莱用来反对他没有提名道姓的唯物主义者的那些论据没有丝毫差别。贝克莱认为，关于“物质或有形实体”的存在（第9节）的思想是如此“矛盾”，如此“荒谬”，实在用不着浪费时间去驳斥它。他说道：“但是，由于物质存在这个教义（tenet）看来在哲学家们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而且又引出这样多有害的结论，所以，我宁肯让人说我罗嗦和讨厌，也不能对任何有助于彻底揭露和根除这种偏见的东西略而不谈。”（第9节）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贝克莱说的是些什么样的有害的结论。让我们首先把他用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的理论论据讲完吧。贝克莱在否定客体的“绝对”存在即物在人类认识之外的存在时，直截了当地说明他的敌人的观点是承认“自在之物”。在第24节里，贝克莱加上着重标记写道，他所驳斥的那种看法承认“自在的感性客体（objectsinthemselves）或心外的感性客体的绝对存在”（上引书第167—168页）。在这里，哲学观点的两条基本路线被直率、清楚、明确地描绘出来了。这一点是古典哲学著作家不同于当代“新”体系的制造者的地方。唯物主义承认“自在客体”或心外客体，认为观念和感觉是这些客体的复写或反映。与此相反的学说（唯心主义）认为：客体不存在于“心外”；客体是“感觉的组合”。
这是在1710年即在伊曼努尔·康德诞生前14年写的，而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却根据所谓“最新的”哲学发现了：承认“自在之物”，这是唯物主义受到康德主义的感染或歪曲的结果！马赫主义者的“新”发现，是他们对基本哲学派别的历史惊人无知的结果。
他们的其次一个“新”思想是：“物质”或“实体”的概念是旧的非批判观点的残余。你们看到了没有，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把哲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使分析更深刻了，把这些“绝对者”、“不变的实质”等等消除了。你们只要看一看贝克莱的著作，查考一下这类说法的出处，就会看得出这类说法不过是自命不凡的虚构。贝克莱十分肯定地说，物质是“nonentity”（不存在的实质，第68节），物质是无（第80节）。贝克莱嘲笑唯物主义者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在别人使用‘无’这个词的意义上使用‘物质’一词。”（上引书第196—197页）贝克莱说，起初人们相信颜色、气味等等“是确实存在的”，后来抛弃了这种见解，承认它们只是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的。但是，那些旧的错误概念没有彻底消除；其残余就是“实体”这个概念（第73节），也就是贝克莱主教在1710年彻底揭露的那种“偏见”（第195页）！1908年在我们这里竟有这样一些滑稽人物，他们真的相信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和马赫之流，以为只是“最新的实证论”和“最新的自然科学”才彻底消除了这些“形而上学的”概念。
就是这些滑稽人物（波格丹诺夫也在内）硬要读者相信：正是新哲学说明了在老是遭到驳斥的唯物主义者的学说中存在着“世界二重化”的错误，因为他们谈论人的意识对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物的某种“反映”。关于这个“二重化”，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家们写下了无数动情的话。不知是由于健忘还是由于无知，他们没有补充说，这些新发现早在1710年就已经被发现了。
贝克莱写道：“我们对它们〈观念或物〉的认识被弄得异常模糊、异常混乱，而且由于设想感性客体有二重（twofold）存在，即一个是心智的或心内的存在，一个是实在的、心外的〈即意识之外的〉存在，因而陷入非常危险的谬误。”于是贝克莱嘲笑起那种认为能够思维不可想象的东西的“荒谬”见解来了！“荒谬”的根源当然在于区分“物”和“观念”（第87节），在于“设想有外部客体”。就是这个根源产生了对物神和偶像的信仰，这一点贝克莱在1710年就发现了，而波格丹诺夫在1908年又发现了。贝克莱说：“物质或未被感知的物体的存在不仅是无神论者和宿命论者的主要支柱，而且也是各色各样的偶像崇拜所依据的原则。”（第94节）
在这里，我们就接触到了从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的“荒谬”学说中得出的“有害”结论，这些结论使得贝克莱主教不仅从理论上驳斥这个学说，而且把这个学说的信奉者当作敌人大肆攻击。他说：“无神论的和反宗教的一切渎神体系是建立在物质学说或有形实体学说的基础上的……物质的实体对于各时代的无神论者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朋友，这是用不着说的。他们的一切怪异体系之依存于物质的实体，是如此明显、如此必要，以致一旦把这个基石抽掉，整个建筑物就一定倒塌。因此，我们不必特别注意无神论者的各个可怜宗派的荒谬学说。”（上引书第92节第203—204页）
“物质一旦被逐出自然界，就会带走很多怀疑论的和渎神的看法，带走无数的争论和纠缠不清的问题〈马赫在19世纪70年代发现的“思维经济原则”！1876年阿芬那留斯发现的“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这些争论和问题使神学家和哲学家如坐针毡。物质使人类费了那么多无谓的劳动［注：此处列宁引用的俄译文与原文英文有出入，按英文应译为：“这些争论和问题使神学家和哲学家如坐针毡，使人类费了那么多无谓的劳动”。——编者注］，因此，即使我们提出来反驳物质的那些论据没有被认为是有充分说服力的（而我则认为它们是十分清楚的），我还是相信，真理、和平和宗教之友都有理由希望这些论据被认为是这样的。”（第96节）
贝克莱主教在直言不讳地议论，傻里傻气地议论！现在，同样的一些主张把“物质”“经济地”赶出哲学的思想却具有狡猾得多的、被“新”术语弄得更混乱得多的形式，使得幼稚的人把这些思想当作“最新的”哲学！
但是，贝克莱不只是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哲学倾向，他也竭力掩盖他的哲学的唯心主义真面目，把它说成没有荒谬见解的并为“常识”所能接受的。他本能地保护自己，使他的哲学不被人责难为现在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论。他说，我们的哲学“没有使我们失去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物”（第34节）。自然界依然存在着，实物和幻想的区别也依然存在着，不过“两者同样地都存在于意识中”。“我决不对我们通过感觉或思考能够认识到的任何一物的存在提出异议。我用眼睛看到的和用手摸到的那些物是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们否定其存在的唯一的物，是哲学家们〈黑体是贝克莱用的〉叫作物质或有形实体的东西。否定它，不会给其余的人类带来任何损害；我敢说，没有它，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感到若有所失……无神论者的确会需要这个徒有其名的幽灵来作为他们不信神的根据……”
这个思想在第37节里表达得更清楚。贝克莱在这一节里对于责难他的哲学取消了有形实体这一点回答道：“如果在通常的（vulgar）意义上把实体这个词理解为广延性、硬度、重量之类感性的质的组合，那就不能责难我取消了有形实体。但是，如果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实体这个词，就是说把它理解为〈存在于〉意识之外的偶性或质的基础，那么，只要对于根本不存在、甚至在想象中也不存在的东西说得上取消的话，我就真的承认我取消了它。”
怪不得英国哲学家弗雷泽这个唯心主义者、贝克莱主义的信徒（他出版过贝克莱的著作并附上了自己写的注释），把贝克莱的学说叫作“自然实在论”（上引书第X页）。这个有趣的术语是一定要提出来的，因为它的确表现出贝克莱想冒充实在论的意图。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会多次碰到一些“最新的”“实证论者”用另一种形式，用另一套字眼重复着同样的把戏或伪装。贝克莱没有否定实物的存在！贝克莱没有违反全人类的公意！贝克莱“只是”否定哲学家们的一种学说，即否定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认真地坚决地以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为其一切论断的基础。贝克莱没有否定过去和现在始终立足于（多半是不自觉地）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论之上的自然科学。我们在第59节里读到：“根据我们关于各种观念在我们的意识中共存和相继出现的经验〈贝克莱——“纯粹经验”的哲学〉［注：弗雷泽在他的序言里坚决认为，贝克莱和洛克一样，都是“只诉诸经验”（第117页）。］……我们能够正确地判断：如果我们处在和现在所处的极不相同的环境中，我们会感觉到的〈或者说，我们会看到的〉是什么。这就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这种认识〈听呀！〉能够保持它的意义和可靠性，并同上面所说的完全一致。”
让我们把外部世界、自然界看作是神在我们心中所唤起的“感觉的组合”吧！承认这一点吧！不要在意识之外，在人之外去探索这些感觉的“基础”吧！这样我将在我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范围内承认全部自然科学，承认它的结论的全部意义和可靠性。为了我的结论有利于“和平和宗教”，我需要的正是这个范围，而且只是这个范围。这就是贝克莱的思想。这个正确地表达了唯心主义哲学的本质及其社会意义的思想，我们以后在谈到马赫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时还会碰到。
现在我们要指出最新实证论者和批判实在论者帕·尤什凯维奇在20世纪从贝克莱主教那里剽窃来的另一个最新发现。这个发现就是“经验符号论”。亚·弗雷泽说，贝克莱的“心爱的理论”就是“普遍自然符号论”（上引书第190页）或“自然符号论”（NaturalSymbolism）。如果这些话不是出现在1871年出版的书中，那么就会怀疑英国哲学家、信仰主义者弗雷泽是在剽窃现代数学家兼物理学家彭加勒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尤什凯维奇！
贝克莱主教用如下的话说明了他的那个使弗雷泽狂喜的理论：
“观念的联系〈不要忘记，在贝克莱看来，观念和物是同一个东西〉不是表示因果关系，它只是表示记号或符号同所标志的物的关系。”（第65节）“由此可见，一些物，从促成或帮助产生结果的原因范畴方面去看（underthenotionofacause），是完全不可解释的，并且会把我们引入极大的荒谬，如果把它们只看作使我们获得知识的记号或符号，那它们就能够很自然地得到解释……”（第66节）当然，在贝克莱和弗雷泽看来，利用这些“经验符号”使我们获得知识的不是别人，而是神。在贝克莱的理论中，符号论在认识论上的意义就在于：符号论应当代替那种“妄想以有形的原因来说明物”的“学说”（第66节）。
在因果性问题上，在我们面前有两个哲学派别。一个“妄想以有形的原因来说明物”，显然它是和贝克莱主教所驳倒的“荒谬的”“物质学说”有关的。另一个把“原因概念”归结为（神）用来“使我们获得知识”的“记号或符号”概念。在分析马赫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时，我们就会遇到这两个穿上了20世纪时装的派别。
其次，关于实在性问题还必须指出，贝克莱不承认物存在于意识之外，但却力图找出一个区别实在和虚假的标准。他在第36节中说道，人心所随意唤起的那些“观念”“和人们通过感官感知的另一些观念比较起来，是模糊的、微弱的、不稳定的。后一类观念是按照自然界的一定规则或规律印入人们心中的，这类观念本身证明有一个比人心更有力更有智慧的心在起作用。人们说，这类观念比前一类观念有更多的实在性；这就是说，它们更明确、更有秩序、更清晰，它们不是感知它们的心所虚构的……”在另一个地方（第84节），贝克莱力图把实在的概念和许多人同时对同一些感觉的感知联系起来。例如，假定有人告诉我们说水变成了酒，如何解决这是否实在的问题呢？“如果所有在座的人都看到了酒，闻到了酒香，喝了酒，尝到了酒味，并感觉到喝酒以后的效果，那么在我看来，就不能怀疑这个酒的实在性了。”弗雷泽又加以解释：“不同的人同时对同一些感性观念的感知，不同于个别人或单个人对想象的东西和情感的意识，这种感知在这里可看作对这类感性观念的实在性的验证。”
由此可见，不能把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解为：似乎他忽视个人的知觉和集体的知觉之间的区别。恰恰相反，他企图靠这个区别来确立实在性的标准。贝克莱从神对人心的作用中引出“观念”，这样他就接近了客观唯心主义：世界不是我的表象，而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原因的结果，这个精神原因既创造“自然规律”，也创造那些把“比较实在的”观念和不大实在的观念区分开来的规律等等。
贝克莱在他的另一著作《希勒斯和斐洛诺斯的三篇对话》（1713年）中，力图用异常通俗的形式说明他的观点。他是这样说明他的学说和唯物主义学说的对立的：
“我也象你们〈唯物主义者〉一样肯定地说，既然外界有某种东西影响我们，我们就应该承认外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一种力量，一种属于和我们不同的存在物的力量。可是这个强有力的存在物究竟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有了分歧。我肯定说它是精神，你们则肯定说它是物质，或者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可以补充一句，也是你们所不知道的）第三种东西……”（上引书第335页）
弗雷泽评述道：“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感性现象是由物质实体或某种谁也不知道的‘第三种东西’引起的；在贝克莱看来，感性现象是由理性的意志引起的；在休谟和实证论者看来，感性现象的起源是绝对不知道的，我们只能按照习惯用归纳的方法把它们当作事实概括起来。”
在这里，英国的贝克莱主义者弗雷泽从他的彻底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接触到唯物主义者恩格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的最基本的哲学“路线”。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把哲学家分为“两大阵营”：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同弗雷泽比较起来，恩格斯注意了这两个派别的更发展、更多样、内容更丰富的理论，认为两个派别之间的基本差别就在于：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在唯心主义者看来则相反。恩格斯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放在这两者之间，称他们为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6—317页。——编者注］。在《路·费尔巴哈》中，恩格斯只是对休谟的信徒（就是那些被弗雷泽称为“实证论者”而他们自己也喜欢以此自称的人）使用了不可知论者这个术语，而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恩格斯就直接讲到“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注：同上，第22卷第345页。——编者注］的观点，把新康德主义[14]看作不可知论的变种。［注：弗·恩格斯《论历史唯物主义》，载于《新时代》杂志[15]第11年卷（1892—1893）第1册第1期第18页。德译文是恩格斯自己从英文译出来的。在《历史唯物主义》文集中的俄译文（1908年圣彼得堡版第167页）不精确。］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述恩格斯的这个非常正确而又深刻的论断（被马赫主义者不知羞耻地忽视了的论断）。这点我们以后再详细地谈。现在我们只指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只指出两个极端即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对基本哲学派别的看法相吻合。为了举例说明这些派别（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不得不常常提到它们），我们简略地讲一讲和贝克莱走着不同道路的18世纪大哲学家们的看法。
请看休谟在《人类理性研究》一书的怀疑论哲学那一章（第12章）中的论述：“人们为自然本能或偏见所驱使，喜欢相信自己的感觉；我们总是不加思索地，甚至在思索之前，就设想有一个外部世界（externaluniverse），它不依赖于我们的知觉，而且即使在我们和其他一切有感觉的创造物都不存在了或被消灭了的时候，它也会存在着，这可以说是很明显的。连动物也为类似的见解所支配，在它们的一切意图、计划和行动中都保持着这种对外部客体的信仰……但是一切人的这种普遍的最初的见解很快就被最粗浅的（slightest）哲学摧毁了。这种哲学教导我们说：除映象或知觉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呈现于我们心中；感官只不过是这些映象输入进来的入口（inlets），它们不能在心和客体之间建立任何直接的关系（intercourse）。我们离桌子远一些，我们所看到的桌子好象就小一些。可是，不依赖我们而存在的实在的桌子并没有变化。因此，呈现于我们心中的只不过是桌子的映象（image）。这些显然是理性的指示。任何一个能思考的人从来都不会怀疑：当我们说‘这张桌子’和‘这棵树’的时候所指的那些东西（existences），不外是我们心中的知觉……用什么论据可以证明：我们心中的知觉一定是由那些虽和这些知觉相似（如果这是可能的）然而又完全不同的外在物引起的，而不是由心本身的能力，或者是由某种看不见的、无人知道的精神的作用，或者是由我们更加无从知道的一种别的原因产生的呢？……这个问题怎样才能解决呢？当然，也象其他一切类似的问题一样，由经验来解决。可是经验在这里却沉默了，而且也不能不沉默。我们心中从来只有知觉，而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并且无论如何也不会获得有关知觉和客体的关系的任何经验。因此，设想有这种关系，是没有任何逻辑根据的。为了证明我们感觉的真实性而乞援于上帝的真实性，无疑是兜一个很出人意料的圈子……我们如果怀疑外部世界，我们就失掉了可以用来证明那个上帝的存在的一切论据。”［注：大卫·休谟《人类理性研究》（论文集）1822年伦敦版第2卷第150—153页。］
休谟在《人性论》第4篇第2章《对于感觉的怀疑论》中也讲了同样的话。“我们的知觉是我们的唯一对象。”（雷努维埃和毕雍的法译本，1878年版第281页）休谟所谓的怀疑论，是指不用物、精神等等的作用来说明感觉，即一方面不用外部世界的作用来说明知觉，另一方面不用神或未知的精神的作用来说明知觉。休谟著作的法译本序言的作者、一个同马赫相近的派别的哲学家（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毕雍（F．Pillon）说得对：在休谟看来，主体和客体都是“各种不同知觉的群”，都是“意识的要素，印象、观念等等”；问题应当只在于“这些要素的类集和组合”［注：《休谟的心理学。人性论……》，沙·雷努维埃和弗·毕雍合译，1878年巴黎版序言第X页。］。同样地，英国的休谟主义者、“不可知论”这个确切名词的创造者赫胥黎，在他的一本论述休谟的书中也着重指出：休谟把“感觉”看作“原初的、不可分解的意识状态”，但是，在应当以客体对人的作用还是以心的创造力来说明感觉的起源这个问题上，休谟不是十分彻底的。“他〈休谟〉认为实在论和唯心主义是同样可能的假说。”［注：托·赫胥黎《休谟》1879年伦敦版第74页。］休谟没有超出感觉的范围。“红色和蓝色，玫瑰香，这些都是简单的知觉……一朵红玫瑰给我们一种复杂的知觉（compleximpression），这种复杂的知觉可以分解为红色、玫瑰香等等简单的知觉。”（同上，第64—65页）休谟既容许“唯物主义立场”，也容许“唯心主义立场”（第82页）：“知觉的集合”可能是费希特的“自我”所产生的，也可能是某种实在的东西（realsomething）的“模写，甚至是符号”。赫胥黎是这样解释休谟的。
至于说到唯物主义者，请看百科全书派[16]的首领狄德罗对贝克莱的批评：“那些只承认自身的存在和自身中交替出现的感觉的存在，而不承认其他任何东西的哲学家，叫作唯心主义者。这种怪诞的体系，在我看来，只有瞎子才会创造出来！这种体系虽然荒谬之至，可是最难驳倒，说起来真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哲学的耻辱。”［注：《狄德罗全集》，J·阿塞扎编，1875年巴黎版第1卷第304页。］狄德罗非常接近现代唯物主义的看法（认为单靠论据和三段论法不足以驳倒唯心主义，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理论上的论证），他指出唯心主义者贝克莱的前提和感觉论者孔狄亚克的前提的相似之处。在他看来，孔狄亚克本应驳斥贝克莱，以免从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这个观点中作出那种荒谬的结论来。
在《达兰贝尔和狄德罗的谈话》中，狄德罗这样叙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假定钢琴有感觉能力和记忆，请你告诉我，难道它自己不会把你在它的键盘上弹出的曲调重弹一下吗？我们就是赋有感觉能力和记忆的乐器。我们的感官就是键盘，我们周围的自然界弹它，它自己也常常弹自己。依我看来，这就是和你我具有同样结构的钢琴中所发生的一切。”达兰贝尔回答说，这样的钢琴还要有获取食物和生出小钢琴的能力。狄德罗答辩道，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拿蛋来说吧。“就是这个蛋推翻了一切神学教义和地上的一切神庙。这个蛋是什么东西呢？在胚胎注入以前，它是一块没有感觉的东西。在胚胎注入以后，它又是什么东西呢？还是一块没有感觉的东西，因为这个胚胎也还只是一种呆滞的、混沌的液体。这块东西是怎样变成另一种组织，变成有感觉能力的，变成有生命的呢？依靠热。什么产生热呢？运动。”从蛋中孵出来的动物有你所有的一切情感，能做出你所做的一切动作。“你是不是要和笛卡儿一样断言，这是一架单纯的模仿机器？可是小孩们会笑你，而哲学家们会答复你说，如果这是一架机器，那么你也是同样的一架机器。如果你承认这些动物和你之间只有机体组织上的差异，那你就表明自己是有常识、有理智的，你是对的。但是人家会由此得出反对你的结论，就是：一种按照一定方式组成的呆滞的物质，浸染上另一种呆滞的物质，加上热和运动，就产生出感觉能力、生命、记忆、意识、情感和思维。”狄德罗接着说道，两者必居其一：或者设想蛋中有某种“隐藏的要素”，它是在一定发育阶段上不知怎样地钻入蛋中的，它是否占据空间，它是物质的还是特意创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这种看法是违反常识的，会导致矛盾和荒谬。或者只好作出“一个能说明一切的简单假定，就是：感觉能力是物质的普遍特性或者是物质机体组织的产物”。达兰贝尔反驳说，这个假定是承认一种在本质上和物质不相容的质。狄德罗回答道：
“既然你不知道一切东西的本质，不知道物质的本质，也不知道感觉的本质，那你怎么会知道感觉能力在本质上是和物质不相容的呢？难道你更了解运动的本性、运动在某一物体中的存在、运动从一个物体向另一个物体的转移吗？”达兰贝尔：“虽然我既不知道感觉的本性，也不知道物质的本性，可是我看到感觉能力是一种单纯的、单一的、不可分的质，是一种和可分的主体或基质（suppot）不相容的质。”狄德罗：“这是形而上学的、神学的胡扯！怎么？难道你没有看见物质的一切质，它的能被我们感觉到的一切形式，在本质上都是不可分的吗？不可入性是不能有多少之分的。圆的物体的一半是有的，但是不能有圆的一半……如果你是一个物理学家，当你看到一个结果产生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承认这个结果是产生出来的，虽然你还不能说明原因和结果的联系。如果你是遵循逻辑的，你就不要抛弃一个现有的并能说明一切的原因，而去提出另外一个不可了解的、和结果的联系更难理解的、造成无数困难而解决不了任何困难的原因。”达兰贝尔：“如果我抛弃这个原因呢？”狄德罗：“在宇宙中，在人身上，在动物身上，只有一个实体。手风琴是木制的，人是肉做的。黄雀是肉做的，音乐家是一种结构不同的肉做的；可是无论哪一个都有同一的起源、同一的构造，都有同一的机能和同一的目的。”达兰贝尔：“你的两架钢琴之间的声音的一致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狄德罗：“……有感觉能力的乐器或动物根据经验知道：在发出某种声音之后，就会有某种结果在它身外发生；别的象它一样有感觉的乐器或别的动物就会走近它或离开它，向它要什么或给它什么，伤害它或抚爱它。所有这些结果在它的记忆里和在别的动物的记忆里都同一定的声音联结着。请你注意，在人们的交往中，除了声音和动作，再没有什么别的。为了认识我的体系的全部力量，还请你注意，这个体系也遇到贝克莱为否认物体存在而提出的那个不可克服的困难。有过一个发疯的时刻，有感觉的钢琴以为它是世界上仅有的一架钢琴，宇宙的全部和谐都发生在它身上。”［注：同上，第2卷第114—118页。］
这是在1769年写的。我们的不长的历史考证就到此结束吧！在分析“最新实证论”的时候，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遇到“发疯的钢琴”和在人的内部发生的宇宙和谐。
现在我们只作出一个结论：“最新的”马赫主义者提出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的论据，没有一个，的确没有一个是贝克莱主教没有提出过的。
当作一个笑柄，我们提一提这些马赫主义者中间的一位瓦连廷诺夫。他模糊地觉得他的立场是错误的，便竭力把他和贝克莱的血缘关系的“痕迹掩盖起来”，而又做得非常可笑。在他的著作的第150页上，我们读到：“……人们每当说到马赫时就拉上贝克莱，我们要问，是指的哪一个贝克莱呢？是那个一贯地自称为〈瓦连廷诺夫想说是被认为〉唯我论者的贝克莱呢，还是那个为神的直接降临和神意辩护的贝克莱？一般说来〈？〉，是那个攻击无神论的、谈论哲理的主教贝克莱呢，还是那个深思熟虑的分析家贝克莱？马赫同唯我论者和宗教形而上学说教者贝克莱的确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瓦连廷诺夫糊涂了，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维护“深思熟虑的分析家”、唯心主义者贝克莱而反对唯物主义者狄德罗。狄德罗把基本的哲学派别鲜明地对立起来。瓦连廷诺夫把它们混淆起来，同时还可笑地安慰我们，他写道：“马赫和贝克莱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接近’即使是确实的，我们也不认为是哲学上的罪过。”（第149页）把哲学上的两个不可调和的基本派别混淆起来，这算什么“罪过”呢？这正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全部大睿大智。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种大睿大智。
注释：
[13]实证论是19世纪30年代产生于法国的哲学流派，是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反动。实证论者自命为“科学的哲学家”，只承认“实证的”、“确实的”事实，实际是只承认主观经验，认为科学只是主观经验的描写。实证论的创始人奥·孔德把实证论等同于科学的思维，而科学思维的任务，在他看来，就是描述和简化经验材料的联系。孔德反对神学，但同时又认为必须有“新的宗教”。他把所有承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和可知性的理论都宣布为“形而上学”，企图证明实证论既“高于”唯物主义也“高于”唯心主义。实证论在英国传播甚广，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约·斯·穆勒和赫·斯宾塞。穆勒的著作突出地表现了实证论哲学的经验主义，表现了这一哲学拒绝对现实作哲学的解释。斯宾塞用大量自然科学材料来论证实证论。他认为进化是万物的最高法则，但他形而上学地理解进化，否认自然和社会中质的飞跃的可能性，认为进化的目标是确立普遍的“力量均衡”。在社会学方面斯宾塞主张“社会有机论”，宣称各个社会集团类似生物机体的不同器官，各自担任严格规定的职能，而为社会的不平等作辩护。在19世纪下半期，实证论在欧洲其他国家和美洲也相当流行。
恩·马赫和理·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是实证论的进一步发展。马赫主义者同早期实证论者有所不同的是更露骨地宣扬主观唯心主义。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唯物主义，主张一种“摆脱了形而上学”（即摆脱了唯物主义）的“纯粹经验”的哲学。
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新实证论是实证论发展的新阶段。新实证论宣称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妄命题”，而哲学科学的任务只是对科学语言作“句法的”和“语义的”分析。——13。
[14]新康德主义是在复活康德哲学的口号下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19世纪中叶产生于德国。这一流派的创始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1865年李普曼出版了《康德及其追随者》一书。该书每一章都以“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结束。他还提出纠正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这一“根本错误”。朗格则企图用生理学来论证不可知论。新康德主义后来形成两大学派：马堡学派（赫·柯亨、保·格·纳托尔普等）和弗赖堡学派（威·文德尔班、亨·李凯尔特等）。前者企图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利用数学方法向物理学的渗透，来论证唯心主义，后者则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宣称历史现象有严格的独特性，不受任何规律性的支配。两个学派都用科学的逻辑根据问题来取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康德，宣布“自在之物”是认识所趋向的“极限概念”。他们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认为认识的对象并不是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性，而仅仅是意识的现象。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不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的变种，断言科学没有力量认识和改变现实。新康德主义者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用“伦理社会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他们依据自己的认识论，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不可能达到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新康德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格·瓦·普列汉诺夫、保·拉法格和弗·梅林都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新康德主义的修正。列宁揭露了新康德主义的反动实质并指出了它同其他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内在论者、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等）的联系。——25。
[15]《新时代》杂志（《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还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25。
[16]百科全书派是18世纪法国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因出版《百科全书》（全称是《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共35卷，1751—1780年出版）而得名。德·狄德罗是该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让·勒·达兰贝尔是狄德罗的最亲密的助手。保·昂·迪·霍尔巴赫、克·阿·爱尔维修、伏尔泰等积极参加了《百科全书》的出版工作。让·雅·卢梭参与了头几卷的编纂。《百科全书》的撰稿人包括各个知识领域的专家，其中有博物学家乔·路·勒·布丰和路·让·玛·多邦通，经济学家安·罗·雅·杜尔哥和弗·魁奈，工程师布朗热，医生保·约·巴尔泰斯，林学家勒鲁瓦，诗人和哲学家让·弗·圣朗贝尔等。这些人尽管在学术上和政治上持有不同的观点，但都坚决反对封建主义、教会、经院哲学以及封建等级制度，而积极反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者在他们中间起着主导作用。他们是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恩格斯指出：“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没有把他们的批评局限于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把批评扩大到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设施；而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了最简便的道路：在他们因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的信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2页）——27。 |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1908年5月15日〔28日〕以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8卷
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1]
（1908年5月15日〔28日〕以前）
1．报告人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
如果不承认，那么他为什么一次也不去分析恩格斯关于这一点的无数言论？
如果承认，那么为什么马赫主义者把他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修正”叫作“马克思主义哲学”？
2．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把哲学体系基本上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把近代哲学中的休谟路线看作是介于两者之间、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称这条路线为“不可知论”并说康德主义是不可知论的变种？［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6—317页。——编者注］
3．报告人是否承认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是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
4．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关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论断是正确的？［注：同上，第22卷第344—346页、第21卷第318—320页。——编者注］
5．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的“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反杜林论》1886年第2版第1编第4节《世界模式论》第2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8页。——编者注］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6．报告人是否承认恩格斯的“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反杜林论》1886年第2版第6节《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第45页）［注：同上书，第65页。——编者注］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7．报告人是否承认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等等观念是自然界、现实世界的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或者恩格斯这样说（《反杜林论》第3节《先验主义》第20—21页和第11节《自由和必然》第103—104页）［注：同上书，第37—39页和第125—126页。——编者注］是不正确的。
8．报告人是否知道，马赫曾经表示他赞同内在论学派的首领舒佩的观点，甚至还把自己最后的一本主要哲学著作献给舒佩[2]？马赫这样地附和僧侣主义的维护者、哲学上露骨的反动分子舒佩的露骨的唯心主义哲学，报告人怎样解释？
9．报告人的昨天的同志（根据《论丛》[3]）、孟什维克尤什凯维奇今天（跟着拉赫美托夫）宣称波格丹诺夫是唯心主义者[4]，报告人为什么对这件“怪事”避而不谈？报告人是否知道，彼得楚尔特在最近的一本著作[5]中把马赫的许多门徒列入唯心主义者？
10．报告人是否确认这样的事实：马赫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列宁不止一次地反对过马赫主义[6]；孟什维克尤什凯维奇和瓦连廷诺夫都是“纯粹的”经验批判主义者？
载于1925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8卷第1—6页
注释：
[1]《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是1908年5月上半月列宁在伦敦写的一份提纲。
1908年5月，列宁为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由日内瓦前往伦敦查阅当代哲学和自然科学文献。在哲学上持马赫主义立场的亚·亚·波格丹诺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乘机积极活动起来，他们借口批判“普列汉诺夫学派的唯物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企图证明布尔什维主义的哲学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马赫主义的一个变种——波格丹诺夫发明的经验一元论。为了宣传他们的观点，波格丹诺夫定于1908年5月15日（28日）在日内瓦作题为《一个哲学学派的奇遇》的哲学报告。列宁获悉这些情况后，写了这份提纲寄给布尔什维克中央和《无产者报》编辑部的成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供他在波格丹诺夫的哲学报告会上发言使用。
杜勃洛文斯基根据列宁的提纲在报告会上尖锐地批判了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观点，宣布布尔什维主义与经验一元论毫无共同之处，造神说与辩证唯物主义根本不相容。他在准备发言时略去了列宁提纲中的第7个问题，并对第2、3、10个问题作了部分修改。——1。
[2]指恩·马赫的《认识与谬误。研究心理学概要》一书，书前题有“献给威廉·舒佩以表示诚挚的敬意”的字样。该书于1905年在莱比锡第一次出版。
威廉·舒佩是内在论学派的主要代表。列宁对内在论学派的评论，见本卷第216—226页。——2。
[3]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该书是一本哲学论文集，收载了7篇论文：弗·亚·巴扎罗夫的《现代的神秘主义和实在论》、雅·亚·别尔曼的《论辩证法》、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无神论》、帕·索·尤什凯维奇的《从经验符号论观点看现代唯能论》、亚·亚·波格丹诺夫的《偶像之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O.И.格尔方德的《狄慈根的哲学和现代实证论》、谢·亚·苏沃洛夫的《社会哲学的基础》。该书于1908年由种子出版社在彼得堡出版。——2。
[4]见帕·索·尤什凯维奇的《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论马克思主义中的哲学派别》一书中的一章：《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该书于1908年由种子出版社在彼得堡出版。——2。
[5]指约·彼得楚尔特的《从实证论观点来看世界问题》一书。——2。
[6]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列宁1908年2月12日（25日）给马·高尔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2。 |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列宁全集》->第18卷
前言
本卷刊载的是列宁在1908年2—10月所写的哲学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为批判波格丹诺夫的马赫主义观点而写的著名提纲《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
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以后，沙皇政府在国内建立了残酷的警察制度，疯狂地迫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各种反动势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十分猖獗。面对反动派的进攻，革命的一些“同路人”陷入悲观和动摇，甚至叛变革命。革命的失败不仅带来了政治上的反动、背叛、动摇，也导致了思想上的倒退、混乱。这一时期，正象列宁所说，“追求哲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加强了；神秘主义成了掩盖反革命情绪的外衣”（《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8页）。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泛滥，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成为时髦。资产阶级思想家鼓吹“寻神说”，他们把革命的失败归于“上帝的惩罚”，宣称俄国人民“失去了上帝”，现在的任务是要把上帝“找回来”。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以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弗·亚·巴扎罗夫为代表的一些人宣扬“造神说”，主张创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宗教”。俄国知识界出现了一批经验批判主义即马赫主义的狂热鼓吹者。他们中既有弗·维·列谢维奇、维·米·切尔诺夫这样一些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公开敌人，也有俄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亚·亚·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经验批判主义是由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哲学家恩·马赫和德国的哲学家理·阿芬那留斯创立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这种哲学是实证论的变种，它在批判地研究经验的幌子下阉割经验中包含的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客观内容，标榜自己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唯一科学的”哲学。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把经验批判主义奉为至宝，利用它向辩证唯物主义展开进攻。特别是波格丹诺夫等人，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企图用马赫主义来“补充”、“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歪曲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连篇累牍地宣扬经验批判主义的观点。俄国马赫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在俄国的反映。伯恩施坦在哲学上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企图用新康德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考茨基和阿德勒主张用马赫主义的认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构成了严重威胁。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同马赫主义者的斗争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政论家札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成果，先后创立了电子论，发现了X射线、柏克勒尔射线和放射性元素镭等等。这些新发现在物理学领域引起了一场革命，使人类认识从宏观世界深入到微观世界。这些新发现打破了传统物理学关于物质结构和特性的旧观念，缩小了经典物理学某些定律的适用范围，动摇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机械自然观，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提供了新的科学论据。可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却歪曲这些新发现的哲学意义，利用它们来宣扬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攻击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某些科学家也从这些新发现中作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结论。他们宣扬“物质在消失”，否定客观世界的实在性；他们夸大认识的相对性，把科学规律说成是人们为了“方便”和“思维经济”“任意”制定的，从而否定科学规律的客观性，否定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面对自然科学中的这些伟大发现和唯心主义对这些发现的歪曲，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作出新的哲学概括，必须澄清唯心主义者制造的思想混乱，捍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为了批判马赫主义等唯心主义哲学，揭露哲学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从哲学上总结和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列宁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重要著作。为了写这部著作，列宁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他深入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为了准确地把握论敌的观点，他阅读了大量马赫主义者及其唯心主义理论前辈的著作。为了掌握现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第一手材料，他特地从日内瓦前往伦敦，在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埋头钻研有关新文献。《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出色地完成了当时历史所赋予的任务。它回击了马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澄清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思想混乱。它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在总结当时革命斗争新经验和自然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着重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些重要原则。这部著作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列宁阶段的代表作之一。
全书由《代绪论》、第一、二、三、四、五、六章和《结论》构成。列宁在《代绪论》中考察了近代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通过历史考证，揭露了俄国马赫主义者用来攻击唯物主义的论据同贝克莱攻击唯物主义的论据如出一辙；说明了俄国马赫主义的思想渊源是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马赫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是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条基本哲学路线斗争的继续；证明了俄国哲学修正主义者作为“最新哲学”来标榜的马赫主义，不过是贝克莱主义的翻版。
列宁在前三章中着重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对立，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第一章中，列宁从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即物质和意识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分析了经验批判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基本前提。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是：感觉是本原，是第一性的，物是“感觉的复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是：物质是本原，是第一性的，感觉、意识来源于物质，是外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列宁从两种认识论的基本前提揭示出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义坚持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路线。”（本卷第35页）这样就从根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赫主义的界限。在第二章中，列宁着重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这一方面来分析和批判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进一步揭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对立，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列宁在这里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发挥了恩格斯的反映论思想，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结论：第一，“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第二，“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仅仅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第三，“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本卷第100、101页）列宁从这些基本原则出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论述了真理的客观性，阐明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列宁指出，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人的认识是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发展的过程；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分。因此，它们之间的“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本卷第137页）。列宁还着重论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本卷第144页）列宁强调要辩证地看待实践标准，它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了它，没有任何东西能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因此它是“确定的”。这样可以回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但是实践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每一具体历史阶段上的实践不可能完全地证实或推翻人的认识，因此它是“不确定的”。这样可以防止人的认识僵化，变成绝对。
在第三章中，列宁揭露和批判了马赫主义否定世界的物质性，否定物质世界内在规律和时间空间的客观性等唯心主义观点，论述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作为物质存在形式的时间空间的客观实在性、物质与运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等问题。列宁在第二章和本章中，在总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历史和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给物质下了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本卷第130页）这一定义概括了一切事物的最一般的特性，强调了它们是客观实在，是认识的源泉；它们能为我们的感觉、意识所反映。这一定义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它具有重大的认识论意义。列宁还阐明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指出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本卷第150页）。列宁对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的思想作了发挥，阐明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人的意志自由必须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上。人在没有认识自然规律以前，是“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人认识了自然规律，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必然向自由的转化是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的。
列宁在第四章中主要考察了马赫主义的历史发展，马赫主义同康德主义、休谟主义、内在论哲学的联系。通过对比研究，揭露了马赫主义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确定了它在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第五章中列宁从哲学上概括和总结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批判了物理学唯心主义认为“物质在消失”的谬论，指出所谓物理学危机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危机，是唯心主义利用物理学的新发现，利用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弱点来反对和攻击辩证唯物主义。列宁指出，某些物理学家所以陷入唯心主义，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辩证法”（本卷第274页）。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当时物理学的新发现，指出：这些新发现“表现的只是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既然这种深化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和以太，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本卷第275页）。列宁的这个科学预言为后来自然科学在认识微观结构方面的一系列新成果所证实。列宁正确地阐述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认为自然科学为哲学的发展提供基础，现代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不但没有驳倒辩证唯物主义，相反地不断地证实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强调自然科学家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他预言，不管道路多么曲折，现代物理学必然要走向“自然科学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哲学”。“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本卷第327页）
列宁在第六章中揭露马赫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批判波格丹诺夫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同一论”，揭穿马赫主义者想用“社会唯能论”以及生物学的和其他自然科学的规律来代替社会发展规律的反科学企图。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者的唯心史观过程中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首先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思想。列宁进一步揭露了马赫主义宣称自己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无党性”的伪装，论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指出“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着”（本卷第375页）。
本卷《附录》中收载了弗·伊·涅夫斯基的一篇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反动派的哲学》的论文。涅夫斯基在这篇文章中对波格丹诺夫后来的一些著作进行了批判。1920年列宁在出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俄文第2版时把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我们也将这篇文章译出，附在卷末，供读者参考。
本卷正文部分是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译校的。书中的引文有些是列宁译成俄文的，有些是列宁引用当时的俄译本的。译校这些引文时我们原则上是以俄文为依据，同时也参考了这本书的一些外文版本和部分原著，个别地方作了脚注。 |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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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LIENINGQUANJI
第十八卷
（1908年）
《列宁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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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18年2月14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秒历法所标日期，在1900年2月以前相差12天（如俄历为1日，公历为13日），从1900年3月起相差13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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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列·达·托洛茨基著：论列宁（供传记作者参考的材料）王家华张海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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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列宁
（供传记作者参考的材料）
〔苏〕列·达·托洛茨基著王家华张海滨译
据莫斯科国家出版社俄文第二版译出
生沃·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出版
前言
列宁与旧《火星报》
十月前后
·一十月前夕
·二变革
·三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四驱散立宪会议
·五政府工作
·六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七讲坛上的列宁
·八庸人论革命家
—附录—
列宁诞辰五十周年
列宁遇刺
列宁在病中
列宁逝世
描写列宁真伪辨 |
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与军事斗争——弗·恩格斯的新书》（1924年3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马克思主义与军事斗争
弗·恩格斯的新书[1]
托洛茨基1924年3月19日
莫得译龚义哲校
说明：首次发表在1924年3月28日的《真理报》上，英译本发表在1944年5月的《新国际》杂志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这本书基本上是对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的分析记录。它是由战争期间发表在《派尔—麦尔新闻》上的一系列文章汇编而成。所以，读者也就不必指望能在这些文章中找到什么军事专著或系统的兵法理论了。这不是恩格斯的任务，恩格斯的任务是对交战双方的军力与手段进行全面分析，并逐日分析双方使用这些军力与手段的方法，帮助读者认清军事行动的实际情况，有时甚至还要把所谓的未来的面纱揭开一角。这类军事评论至少占据了此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剩下的三分之一则紧密结合普法战争的进程，对军事专业的多个专业领域进行了探讨，比如《如何击败普军》、《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原则》、《萨拉哥沙—巴黎》、《法皇的辩白》等。
显然，对这本书，不应该像对恩格斯其他的纯理论著作一样来研究和阅读。为了最好地理解包含在这本书中的形象具体的思想与评述，必须在地图上分析普法战争中的每一步军事行动，并把最新的战争史研究成果考虑进去。普通读者不必给自己规定这样一个科学地批评的任务：这要求读者接受过军事训练，对这个课题有着特殊的兴趣，并且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但是，为了这种兴趣而投入如此之大，这样做对吗？在我们看来，是的，因为这能让我们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本人的军事水平和军事上的洞察力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深入分析恩格斯极其简练的文章，把他的判断与预测与同时代的其他军事作家的判断与预测进行对比，不仅对了解他的生平大有帮助——而他的生平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篇章——而且也能给马克思主义与军事专业这个问题提供一个非常合适的例证。
一件贯穿始终的工作
恩格斯在所有这些文章中只字未提马克思主义或辩证法，然而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惊讶，因为他当时是在匿名给一家资产阶级期刊撰稿，而且马克思的名字在那时也还鲜为人知。但是，恩格斯之所以没有在这些文章中显露出这些一般理论性的思考，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外部因素。我们也许可以相信：假如恩格斯当时有机会在一家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报纸上讨论普法战争——他能更自由地表达自己政治上的爱憎——他对战争的分析与评价也许并不会与他在《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过的有多大差别。恩格斯恪守了原则，没有把任何抽象的教条从外界插进军事科学的领域，也没有提出什么新发现的战术秘诀。
尽管恩格斯的文章十分简洁，但我们还是能看出来，他非常认真地研究了战争的各种要素，从国家的领土面积与人口，到特罗胥[2]将军的过往生平，研究这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位将军的习性。在这些文章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在撰写这些文章之前，就一直在不断进行着浩大的工作。恩格斯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思想家，还是一位卓越的作家，他并不是只会把原材料塞给读者。这也许会让人觉得他的一些观察与总结有失粗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对经验性的材料进行了精心加工，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判断。有一个事实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后来的战争过程，反复证实了恩格斯的预测。毋庸置疑的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恩格斯的这本著作，就是说，我们年轻的军事理论家要像恩格斯研究战争一样，以巨大的热情来研究恩格斯的这本著作。
战争中的数量与质量
但即使是在那些只是读过而没有研究过这本书的人当中——即使是在军人中间，这些人也占了绝大多数——恩格斯的这本书也会极大地激起他们的兴趣，这不仅是因为此书对许多军事行动进行了分析，也是因为在这本军事评论中充满了对战争过程的整体评述，以及在军事专业领域中的判断，前面讲过，有几篇文章全篇都是讲这些内容的。
根据毕达哥拉斯派的旧观念，数字——现实意义上的数字，而不是神秘意义上的——主宰着世间万物，这句话也许特别适用于战争。首先是营的数量。然后是火炮的数量，火器的性能指标也根据射程和精度得到了量化。士兵的士气，可根据长途行军的能力、忍受敌方火力的时间长短等因素来估算。然而，我们越是深入这个领域，问题也就变得更为复杂。一国的装备的数量和特点取决于该国的生产力状况。军队及其指挥人员的构成则与该国的社会结果相符。后勤管理机关取决于整个政权机关，政权机关又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性质。军队的士气取决于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统治阶级根据战争的任务要求来制定军队的主观目标的能力。指挥人员的能力与才干，取决于统治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取决于统治阶级将国土上最有创造力的力量集中使用在自己的目的上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取决于统治阶级是否发挥了进步的历史作用，还是已经苟延残喘、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存续而斗争。
至此，我们还只揭开了基本的坐标系，通过这些坐标也只能让人有个大致的概念。在现实中，战争行为的各个领域是相互依赖的，它们又都与社会秩序的多个方面紧密相连，而且关系要复杂、具体得多。在战场上的最终分析中，所有这些数据最后总结为普通士兵的数量、指挥官、伤亡人数、俘虏与逃兵人数、占领区的面积与战利品的数量。但是，最终的结果该如何预测呢？假如在战役或战争发生之前，就能准确地记录和测算一切因素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战争了，因为谁也不想打一场预先就知道要失败的仗。但是我们无法准确预测全部因素。在战争中，只有最直接的物质因素，才能得到量化。
不过，到目前为止，由于军队的物质因素方面的问题，都要依靠整个国家的经济，所以任何分析，当然还有任何预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假定的数值。在精神因素方面更是如此：该国的政治稳定程度、军队的战斗意志、后方的态度、国家机关各部门之间工作的协调程度，指挥官的才能，等等。拉普拉斯[3]曾说过，如果有一智慧处在可以窥测世间万物的发展过程的位置上，就能准确无误地预测未来发生的一切。这个结论当然是从决定论推导出来的：一切结果必有其原因。但是大家都知道，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不具备这样的智慧。因此，即便是天资最聪颖、知识又最为渊博的人，也经常会在预测中出错。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只有尽可能深入地观察已知的过程中的各种要素、尽可能找出这些要素应该在的位置、把它们综合起来加以估计，再加上丰富的创造性的科学经验和广阔的视野，才能得出正确的预测。
步兵的过去与现在
恩格斯谦虚地把这本著作的任务定为“给报纸写的军事评论”，他在写作中自始至终坚持了这一点：他在写作中，处处都透露出了一个曾接受过伟大的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学校、1848年革命的实践学校和第一国际的熏陶的军事综合评论家的敏锐观察力。
恩格斯写道：“现在我们把双方准备互相残杀的兵力作一对比。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只谈步兵。步兵是决定战斗胜负的兵种。而在骑兵和炮兵（包括多管炮和其他奏奇效的兵器）方面的微弱优势，对于任何一方都是没有很大意义的[4]。”
这段话对于1870年的法国和德国来说，大体上是对的，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这话就不再正确了。现在不可能只靠营的数量来测算军事力量的对比。时至今日，步兵确实仍是战斗中的主要因素。但步兵的技术水平已经有了显著的增长，尽管各国军队的增长程度并不完全一致。我们不仅应该考虑到在1870年还是一种“奏奇效的兵器”的机枪，数量和重要性都已大幅提升的炮兵，还应该考虑到各种全新的辅助性科技：可用于战争和运输的汽车、航空器与化学武器。任何只考虑到营的数量，而没有考虑这些因素的统计，在现在都是彻底脱离实际的。
恩格斯根据自己的计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可供调遣的经过训练的士兵这方面，德国远远胜过法国，战争拖得越久，对德国就越有利——除非拿破仑三世能够先发制人，在德国发挥自己的潜在优势之前，就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然后恩格斯转到了战略层面，这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在这里起作用的是最高级的军事艺术，这个层面上的军事艺术，通过一个由各种杠杆和传送带组成的复杂体系，与政治、经济、文化和行政结合为一体。在战略层面上，恩格斯认为，必须一开始就要正视无法逃避的现实的限制：
“但在目前应当记住，任何时候都不应当确信这些战略计划会完全带来一切预期的效果。障碍随时随地都会发生，例如：部队可能在需要他们的时候不能准时来到；敌人可能突然移动，也可能已采取了意外的戒备措施；此外，激烈而顽强的战斗或者某一个将军的健全的理智，也往往能使败军避免因失败而造成的最坏的结局，即避免失去同自己基地的交通线[5]。”
这无疑是正确的，只有已故的普菲尔[6]将军和他后来的崇拜者之一才会反对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战略观念：即先考虑哪些因素才是整个战争计划中最重要的因素，然后再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把这些因素做到最好；要考虑到各种无法预先确定的因素；下达命令时要灵活，要根据具体形势和各种无法预料的变化来制定命令；最重要的是：要及时记录形势的每一个具体变化，并据此修改计划，甚至是推倒重来——这正是战争艺术的真谛所在。如果有一个算无遗策的战略计划，如果天气情况、士兵的伙食和行军还有敌人的意图都能预先准确算出，那么任何能够精通算法的四大优先准则的机器人都能成为百战百胜的战场指挥官。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这样的作战计划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作战计划并不具备一种绝对的性质，正如恩格斯正确地指出的，即使是最完善的计划，也不能保证一定会胜利。另一方面，计划中的任何疏漏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任何一个稍微严肃些的指挥官都知道要重视计划，但不可一味盲从计划。可要是哪个指挥官以此为借口否认计划的话，那他就会被枪毙或送进精神病院。
军队中的政治
事情是怎样与拿破仑三世的战略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呢？我们已经知道，德国享有一个巨大的潜在优势，那就是它在训练有素的士兵这方面拥有绝对数量优势。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那样，拿破仑三世的任务是迅速而坚决地打击敌人，使敌人发挥不出这方面的优势。人们或许会以为，拿破仑的传统有利于这套方案。但是，不谈其他方面，要想实现这般大胆的方案，必须依赖于军需工作和第二帝国的整个体制，而它的官僚阶层既任性妄为又缺乏能力，所以它不能保障部队的后勤补给与装备供应。因此，在战争初期，矛盾不断，浪费了时间，谁也帮不上忙，任何计划都不可能执行下去，这一切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崩溃。
恩格斯在一些段落中，简单地谈了一下“政治”的干预会对军事行动造成的危害。乍一看，这与战争基本上是政治的延续这一观点是矛盾的。然而事实上，二者并无矛盾。战争当然是政治的延续，但它有自己独特的手段和方法。当政治为解决其基本任务而不得不诉诸战争时，政治不应该为了次要任务而妨碍战争。正如恩格斯所认为的，拿破仑三世企图发起军事行动，用短暂的胜利来使“舆论”偏向自己，而从军事观点来看，这样的行动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这当然就会被认为是政治对战争的不可容忍的干预，这样的干预会使战争不可能完成政治给它规定的基本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拿破仑三世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不得不允许进行这样的政治干预，这个政权暴露出了明显的自责，使它在战争初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崩溃。
在军队连遭败仗、将士纷纷被俘之后，被击败的法国在甘贝塔[7]的领导下试图建立一支新的军队，恩格斯在评述了这些工作之后，对军事组织的本质做出了惊人的理解。他很好地描写了那些临时应征的、半守纪律的年轻士兵。他写道，这些部队“如果不率领他们向敌人前进，他们便会马上叫喊这是‘叛变’，而当敌人真正让他们认识到厉害时，他们却又会立刻逃跑”[8]。这不禁让我们想起自己在1917年至1918年间组建的第一批步兵分队和团队。
人民的武装力量
恩格斯非常清楚，在其他必要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主要的困难在于将群众转变为一个个连或营。他写道：“谁要是见过民众队伍——无论是巴登的Freischaaren[9]，在布尔河作战的扬基志愿兵，法国的流动自卫军或是不列颠志愿军——的操练或战斗，谁就会立刻明白，这些军队无能和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在于军官不了解自己的职责[10]”。
最有教益的是看看恩格斯是如何用心论述军队中的地方自卫军的。在保存群众动员（群众起义）的力量、（在极短时间内）武装起来的民族等问题上，恩格斯与当时盛行于法国的种种伪革命的空谈是何等格格不入。恩格斯非常清楚军官和士官在营队中的重要作用。他准确地估计了第二帝国的正规军在惨败之后，第三共和国还能剩下多少军官。恩格斯高度关注了这些特征在新组建的所谓的卢瓦尔军团中的发展，这支部队绝非武装的乌合之众。例如他以赞扬的口吻写道，新建的这个军团不仅行动一致，服从命令，而且“重新学会了一件很重要的、被路易—拿破仑的军队完全遗忘了的事情：担任轻步兵勤务——一种掩护翼侧和后方不受突然的袭击、侦察敌情、突然袭击敌人部队、获取情报和捕捉俘虏的本领[11]。”
这在恩格斯的“报纸”文章中随处可见：大胆地掌握问题实质，方法上讲求实际，在大小事情上都具有敏锐的眼光，并总是能细致入微地掌控各种材料。他计算了法军征兵的数量和滑膛枪的数量，反复研究德军炮兵，思索普鲁士骑兵马匹的质量，并且从不忘记考虑普军士官的质量。面对着随着事态发展而出现的巴黎的攻防问题，他调查了巴黎城防工事的质量，德法两军炮兵的作战能力，并仔细思考了巴黎城墙背后是否还有可以投入作战的正规军。在1918年我们没有像恩格斯一样做过这些工作，这是多么的令人遗憾啊！如果我们做了这样的工作，当时广为散布的各种把“革命热情”和“无产阶级精神”同专业的组织、完善的纪律与训练有素的指挥对立起来的偏见，一定能够更快、更好地得到克服。
恩格斯的方法
恩格斯的军事评论方法是表达的非常清楚的，他在《战争短评（十三）》[12]中反驳了来自柏林的德军“已坚决向巴黎挺进”的消息，这就是一个好例子。讨论巴黎城防工事的那篇文章[13]得到了马克思的热烈赞扬。讨论围攻巴黎的《战争短评（二十四）》，是恩格斯研究军事问题的一个好例子。恩格斯开篇就明确了两个要点：“第一，巴黎无从指望任何法军及时前来解围……第二，……巴黎的守备部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进攻[14]。”其他的分析全部围绕这两个基本点展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对自由射手（franctireur）战争以及使用这种战法的可能性的两个评价[15]。恩格斯在他的每一篇评论中都充满了自信。这种自信经受住了两方面的考验：一方面是与“真正的”军事专家就相同的问题所写的文章的对比；另一方面是更为有力的考验——事件本身的考验。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分析中无情地排除了一切抽象概念，将战争看作各种行动的具体联系，从现存的各种力量、手段与使用它们的可能性的角度出发来考虑每一个行动，他就像……一个军事专家一样行动，也就是说，他像一个从事这门职业或行当的人一样，从指挥作战的各种内部因素出发，来考虑问题。恩格斯的文章在当时被当作匿名的军事专家所著，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当时他的朋友才给他起了“将军”这个绰号。是的，他就像“将军”一样来对待军事问题，他在专业的军事领域或许有所不足，或许缺乏必要的实战经验，但他拥有一个天才的大脑，这可不是每个将军都能有的。
可是，也许有人会问：尽管如此，但这些文章中哪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呢？。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在这些文章中表达得恰到好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前提之一，就是真理总是以具体形式表现的。这就是说，战争的专业及其问题不能简化为社会和政治问题。战争就是战争，任何一个要分析战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牢记：战争的真理也是具体的。恩格斯这本书讲的主要就是这个道理。但这本书讲的还不止这一点。
如果军事问题不能被简化为政治问题，那我们也就不能将军事问题同政治问题分隔开来。我们前面讲过，战争是政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延续。提出这个辩证而深刻的见解的是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延续，想要洞察战争真谛的人必须洞悉作为战争前提的政治。但是，战争是政治“以另外的形式”的延续，这意味着：要想准确地评估战争的“其他形式”，只有正确的政治导向是不够的。恩格斯最大的、无可比拟的优点就是：他能够深刻把握战争的独立性质——战争具有自己的内在技艺、结构、方法、传统与成见——同时又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专家，而在最终的分析中战争总是要服从政治的。
无需赘言，这个巨大的优势，并不能保证恩格斯在具体的军事判断与预测中不犯错误。在美国内战期间，恩格斯高估了南军在第一阶段显示出来的纯军事优势，并因此认为南方有可能赢得战争。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就在那场至关重要的、奠定了普鲁士的胜利的凯尼格列茨战役前夜，恩格斯还指望普鲁士后备军中发生兵变[16]。在这本普法战争的评论集中，尽管从整体上来说，恩格斯的预测要比前面两个例子正确得多，但在个别问题上肯定也会出现一些失误。只有极其天真的人，才会以为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的所有判断都是正确的。在对那些最重大、最复杂的问题下判断时，他们比别人犯的错要少，这才是他们的思考的伟大之处。他们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做出的判断是错误的，而有些人，不管是否出于侥幸，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在对他们判断错误的原因进行认真的分析之后，往往能够让人获得更为深刻的教益。
阶级的战略战术
各种抽象的概念，比如每个阶级都有其独特的战术和战略的观点，自然不会得到恩格斯的支持。他非常清楚，军事组织与战争的根基，是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不是纯粹的阶级意志来决定的。当然，必须承认，封建时代自有其战术，甚至是有一系列协调的战术；资本主义时代也不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战术；如果社会主义被迫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话，那它也一定会发展出新的战争策略。总的来说，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要比封建社会高，而假以时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也会高过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不能走得太远了。如果走得太远，就会得出这种错误的结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在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的时候，也能立即形成新的战术——而新战术只有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我们以前经常把经济的过程与现象同军事进行比较。如今，针对经济提出一些军事问题，或许也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在经济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下，工业是工人国家的财产，并依照工人国家的要求与指示来进行生产，这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业的社会管理制度，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有重大区别。这种重大区别体现在工业管理体系上，体现在管理人员的选举上，体现在工厂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但是，在生产过程方面，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已经创造了迥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方法了吗？我们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生产方法取决于物质方面的技术，和工人的文化修养与生产水平。现在我们还用着破旧的机器，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工厂，我们现在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在这方面，我们不仅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东西，而且我们还只能希望，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我们能够获得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就已经用上了的生产方法和手段，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生产方法与手段，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才会将我们远远抛在后面。尽管如此，如果这就是经济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军事领域的问题也不会差得太远吧？战术是由现有的战争技术与军人的军事素养和文化水平决定的。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军队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管理结构与资产阶级军队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这体现于指挥员的选拔方式、指挥员与普通战士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于鼓舞我们军队战斗的政治目的。但我们不能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凭借着我们如此之低的技术水平与文化水平，我们也已经能够创造全新的战术，而且要比最文明的西方野兽已经拥有的战术更加完善。恩格斯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第一阶段将要持续很多年，不能把这个第一阶段等同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增长，我们的生产过程也必然会获得迥异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的性质。为了改变生产的性质，我们不需要更多的革命，不需要改变所有制，只需要在已有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军队。在苏维埃国家，以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劳动共同体为基础，在先进工人的指导下，我们肯定会创造出新的战术。但新的战术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创造出来呢？当我们的生产力接近或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
明白这一点之后，就不难理解：当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军事冲突时，我们会有一个很小但却弥足珍贵的优点，足以让我们潜在的敌人丧命。这个优点就是：产生了绝大多数普通士兵的那个阶级，与我们的统治阶级并不是敌对关系。我们的国家是工人与农民的国家，我们的军队是工人与农民的军队。但这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优势。不能因为有了这个政治优势就在军事上自高自大。恰恰相反，我们对自己的落后了解得越清楚，就能越谦虚，也就能更快地学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与战术，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在资产阶级军队中间插入楔子——不仅是军事上的楔子，更是革命的楔子——离间资产阶级与普通士兵，使其分化瓦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大名鼎鼎的切尔诺夫[17]曾做出一个重大发现：他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主义”，我不知道在这里提到这个发现是否合适。对于这个问题，早在我们之前，恩格斯的这本书就已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这个回答并未改变我们之前的判断。他捍卫德意志的民族利益，反对拿破仑三世的帝国，因为在当时的具体历史关系中，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利益代表着进步的、潜在的革命性的力量。在同样的规律指导下，我们现在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民族利益，反对帝国主义。恩格斯在普法战争第一阶段写的文章中，非常委婉地表达了这种立场。难道只因为恩格斯是德意志人，他就应该去迎合拿破仑三世和切尔诺夫，对普法战争的历史意义做出相反的评价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当这场战争的进步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已经得到确保，法兰西第二帝国已被推翻的时候，恩格斯立刻改变了他的“同情”——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充满了感情色彩的字眼来表达他的政治倾向的话。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因为在完成这些任务之后，问题已变为确保普鲁士容克在德国的统治地位，以及确保普鲁士化的德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了。在这种情况下，保卫已被肢解的法国，就成了一件具有革命因素的事情，甚至可能转化为革命。这时恩格斯便站在了保卫法国的立场。但是，正如他在战争前半阶段一样，他在后半阶段也没有让自己的同情心影响对战争形势的客观判断，最起码他竭力避免了这种情况发生。在战争的两个阶段中，他都充分思考了战争的各种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因素，这为他的预测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多余的（即使只是简单提一下）：这个“爱国的”和“民族主义的”恩格斯，在讨论加强法国首都城防的文章中，是如何带着同情心考虑了英国、意大利、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发起有利于法国的干涉的可能性[18]。他在一家英国报纸上的专栏文章提出这些观点，就是为了推动外国发起干涉，向霍亨佐伦王朝统治的亲爱的德意志祖国开战。这甚至要比一趟密封列车[19]更有力量！
恩格斯对军事问题的兴趣，并非出于民族利益，而纯粹是出于革命的利益。作为一个在1848年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创作了《共产党宣言》、经历过大小革命斗争的成熟的革命家，恩格斯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看做一个纯粹的实践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并不完全取决于军事问题。在1859年、1864年、1866年和1870年至1871年的民族运动与战争中，恩格斯都在寻找直接推动革命行动的方法。他仔细观察了每一场新战争，并揭示了这些战争与革命相关的可能性，还试图寻找在未来通过武力进行革命的稳妥办法。在恩格斯对军队和战争问题的解释中，我们找不到一丝学究式的和纯鼓动性的态度，这些解释都是活泼生动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原则立场上是一致的。但马克思并没有专门研究军事问题，他在这方面完全依赖他的“第二小提琴手”。
在第二国际时期，就像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这种出于革命利益而研究战争问题的态度，已经几乎被彻底抛弃了。但是，将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或许是它对军国主义的肤浅的轻蔑态度，在它眼里，军国主义是一种野蛮的习俗，甚至不值得自己去关注。1914年至1918年的帝国主义大战，再次让人回想起了——伴随着何等强烈的轻率！——军国主义，已经完全不是陈词滥调的鼓动与议会中的长篇大论里的那个样子了。战争打得各国社会党惊慌失措，他们原先义正辞严地反对军国主义，现在却对军国主义卑躬屈膝。是十月革命第一个挺身而出，它不仅唤醒了积极对待战争问题的革命态度，还在实际上把军国主义的矛头转向了各国统治阶级。世界革命将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
注释
[1]普法战争期间，《派尔—麦尔新闻》（PallMallGazette）的一位撰稿人建议马克思为该报撰写军事通讯，马克思把这个建议转给了恩格斯，于是恩格斯便为该报撰写了59篇军事评论。恩格斯在世时，这些评论没有再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维克托·阿德勒（VictorAdler）保存了当时的《派尔—麦尔新闻》，在他去世后，恩格斯的这些文章才于1923年以《战争短评》的标题在维也纳出了单行本。1924年出了俄文版，本文即为托洛茨基为该书俄文版写的书评，发表于1924年3月28日的《真理报》。本文首次以英文发表于1944年5月号《新国际》。《战争短评》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可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7/002.htm
[2]路易·儒勒·特罗胥（LouisJulesTrochu，1815—1896），法国将军。普法战争爆发前曾因匿名撰写了一本同情七月王朝的小册子而被迫退役。法军连吃败仗后被重新起用，1870年8月17日任巴黎总督兼城防总司令，9月4日任国防政府主席，1871年辞去巴黎总督之职，但仍保留了国防政府主席的职务，直到2月。1872年退出政界，1873年退役。
[3]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Laplace，1749—1827），法国数学家。
[4]《战争短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14页。
[5]《战争短评（三）》，同上，第24页。
[6]恩斯特·海因里希·阿道夫·冯·普菲尔（ErnstHeinrichAdolfvonPfuel，1779—1866），德国将领，曾任普鲁士陆军大臣和首相。
[7]莱昂·甘贝塔（LéonGambetta，1838—1882），法国政治家，在普法战争期间，当拿破仑三世被俘后，法国成立了第三共和国，由他出任国防政府的内政部长。
[8]《战争短评（二十七）》，同上，第181页。
[9]巴登的Freischaaren是１８４９年德国南部和西部为了维护帝国宪法而举行起义时期加入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抗击侵入普法尔茨和巴登的普鲁士军队的志愿部队。
[10]《麦茨的陷落》，同上，第162页。
[11]《法国的军事形势》，同上，第196页。
[12]《战争短评（十三）》，同上，第77—79页。
[13]《战争短评（十六）》，同上，第94—98页。
[14]《战争短评（二十四）》，同上，第148—149页。
[15]《普鲁士的自由射手》，同上，第214—218页。
[16]《德国战争短评（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07页。
[17]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МихайловичЧернов，1873—1952），社会革命党创立者之一，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和立宪会议主席，十月革命后参加白军运动，失败后流亡欧洲。
[18]《筑垒的首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188—189页。
[19]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等流亡在欧洲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领袖要返回俄国，但协约国拒绝让他们通过，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同德国政府接触，请求德国政府允许他们经过德国领土返回俄国。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德方同意列宁等人乘坐一趟密封的列车穿过德国领土；作为交换，列宁等人承诺回国后劝说临时政府释放同等数量的同盟国战俘。4月16日晚，列宁终于抵达了阔别多年的祖国，次日立刻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 |
放射性和唯物主义（托洛茨基，192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RadioaktivitätundMaterialismus
放射性和唯物主义
托洛茨基1923年
灰衣之蛾译
科学与技术的任务是使与之密不可分的物质，时间和空间服从于人。有某些唯心主义的论述——不是文艺性的，而是哲学的——在这些论述中可以读到，时间和空间是我们心灵的范畴，它们源于我们思维的要求，而实际上与现实不符。但我们很难同意这种观点。如果任何有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迟到两分钟而不是赶上九点钟的火车，他只会看到出发火车的尾端，并亲眼确证时间和空间是不能同物质现实分离的。这一任务是缩小空间，节省时间，延长人类寿命，记录过去，将生活提高到更高水平并使其变得更加丰富。这就是为时间和空间而斗争的原因，而征服物质的斗争以之为基础，这种物质不仅构成了所有实际存在的基础，而且还构成了所有想象活动的基础。我们为科学知识而进行的斗争本身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反射系统，也就是说，它是在解剖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理秩序现象，这种生理秩序现象是从无机世界，化学物理过程发展而来的。每门科学都是基于物质及其特性经验的知识积累。通过概念的概括，科学教导如何使物质为人类的利益和需要服务。
科学越是了解物质，发现物质出乎意料的性质越多，资产阶级腐朽哲学思想就越依赖这些新的性质或物质的表现形式，以表明物质无关紧要。自然科学在物质掌握方面的进步伴随着与唯物主义的哲学斗争。某些哲学家甚至一些科学家已经利用放射性现象来对抗唯物主义。过去，原子、元素构成了物质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原子已经在我们的手中分解为碎片，分解为电子。电子理论一开始流行，一场有关于电子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唯物主义的证据的争论就甚至在我们的党内爆发。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人将从阅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受益匪浅。可以肯定的是，放射性的“神秘”现象和电磁波无线传输的同样的“神秘”现象都不会对唯物主义造成任何损害。放射性的现象，迫使我们看到原子中存在一个难以想象的复杂粒子系统，只能被可怜的只把物质看成可以用手掌握之物的庸俗唯物主义者用作反对唯物主义的弹药。但这是感性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分子，即最后的化学粒子，以及原子，即最后的物理粒子，都避开了我们的视觉和触觉。但是，尽管在我们的感官的帮助下，一切知识得以开始，但它们绝不是知识的最后来源。人的眼睛和耳朵是非常原始的设备，不足以穿透物理和化学现象的基本元素。如果我们在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中只受到我们感官的引导，就很难想象原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具有一个原子核，电子在该原子核周围移动，并且由此产生了放射性现象。我们的想象力通常很难适应新知识。当哥白尼在十五世纪发现不是太阳绕地球旋转时，而是地球绕太阳旋转时，这似乎是奇妙的，即使在今天，想象力的惰性也很难适应这一事实。
我们在文盲人群和每一个新一代的学龄儿童中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尽管我们，那些已经接受了一些教育的“我们”看来也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但我们并不怀疑现实中与此相反，人脑是物质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关于这些物质的知识的工具。它逐渐适应其功能，试图克服其局限性，总是提出新的科学方法，想到越来越复杂和精确的仪器，一次又一次地考虑阐释其活动，一步步渗透到以前未知的深度，改变我们对于物质的观念，而从不与一切存在的基础相撕裂。
放射性绝不是对唯物主义的威胁，而是辩证法的巨大胜利。一段时间以前，科学家们假设世界上大约有90种元素是无法进一步分析和相互转换的。这些元素构成了可以说是由90种不同质量和颜色的线织成的宇宙的地毯。这个想法与唯物辩证法相矛盾，唯物辩证法说的是物质的统一和元素的可转换性。在他生命的尽头，我们伟大的化学家门捷列夫（Mendeleev）不能接受一个元素可以转换为另一个元素的想法；他坚信这些“个体”的稳定性，尽管他已经熟悉放射性现象。但是如今，没有科学家相信元素的不变性。由于放射性，化学家成功地“处决”了八或九种元素，同时又在唯物主义中处决了最后的形而上学的残留物，因为一种化学元素到另一种化学元素的可转换性已经通过实验证明。因此，放射性现象意味着辩证思维是成功的。
无线电技术基于电磁波的无线传输。无线传输绝不是非物质传输。光不仅来自灯，还来自太阳。它也无需电线就可以传输。我们非常熟悉超远距离的光的无线传输。但是，当我们使用构成光现象基础的相同电磁波在短的多的距离内传输声音时，我们会感到非常惊讶。这些都是物质的现象，物质过程——波和漩涡——在空间和时间中的现象。新发现及其技术应用仅表明，物质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蕴藏着丰富多样的潜能。但并不是无中生有的。
我们最杰出的科学家说，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最近已达到一个转折点。他们说，不久以前我们从现象学上研究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观察了它们的表现；但是现在我们开始更深入地研究物质的最深处，我们开始了解其结构，并将很快能够“从内部”对其进行调节。一个好的物理学家当然可以比我讲的更好。放射性现象使我们面临原子内能量释放的问题。原子包含巨大的隐藏能量，物理学的最大任务是释放能量，将软木塞拔出，这样隐藏的能量就可以爆发出来。那就开辟了用核能替代煤炭和石油的可能性，而核能也成为主要动力。这绝不是绝望的任务。我们打开了怎样的前景！仅此一项，就使我们有权宣布，科学技术思想正在接近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人类社会发展的革命时期，也将是物质知识及其掌握领域的革命时代。无限的技术可能性的大门将在被解放的人类面前敞开。
译自：https://www.marxists.org/deutsch/archiv/trotzki/1926/xx/radioaktiv.htm |
托洛茨基《我逃出西伯利亚的经历》（1923）（中译本原名《杜洛斯基之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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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仲云译
远东图书公司出版，1929年1月
感谢镰锤星校对
MyflightfromSiberia,1907
我逃出西伯利亚的经历
（1923）
中译本原名《杜洛斯基之脱逃》
托洛茨基
LeonTrotsky
·译者序言
·解题
·流配【已删，见新译《1905》】
·脱逃【已删，见新译《1905》】
【说明】此书写作日期尚未查到。中译本从英译本转译而来。据目前查找到的资料，最早的英译本是1923年由YoungInternational出版的系列丛书之一，译者MalcolmHughCampbell。1969年YoungSocialistPublication重版时，题为“MyflightfromSiberia,1907”。录入者校对时，对译文中已过时的中译名，改为最新的译名，并逐一做了注解，如“奥特隆【敖德萨】”。 |
致莫斯科女工庆祝活动和集会的一封信（列夫·托洛茨基，1923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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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莫斯科女工庆祝活动和集会的一封信
列夫·托洛茨基（1923年11月28日）
Lambda佐仓绫奈译校
中译者注：这封信于1923年11月28日发表在《真理报》上，后来被乔治·桑德斯翻译成英语，并由洲际出版社于1970年3月30日发表。根据英译文翻译和校对。
由于长期的感冒，我不能参加你们庆祝党在女性中开展正确而广泛的工作五周年的大会。对此，我感到非常委屈。请允许我以书面形式向参会人员致以问候，并通过他们向在党的工作中已经觉醒和即将觉醒的女性工农群众致以问候。
女性解放的问题，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与家庭生活的变革密切相关。现在的家庭，用令人窒息的条条框框束缚女性，让她变成奴隶（如果不是牲畜的话）。是时候打破这些条条框框了。唯有通过公共性的喂养和抚育孩子的组织，才能实现这一点。
女性解放的进程并不短暂，物质条件、毅力、知识和努力缺一不可。
实现家庭日常生活的变革有两种途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是指每个家庭努力利用自身的资源条件，建设和扩大公用的家庭设施，例如厨房、洗衣房等等。自上而下是指中央或地方苏维埃主动建设工人集体宿舍、公共餐厅、洗衣房、托儿所等设施。在工农国家，这两条道路互不矛盾，互为补充。如果工人家庭自身没有独立自主地朝着新生活方式前进，那么国家的努力将化为乌有。但是，如果没有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导和帮助，即便工人家庭再怎么积极努力，也难以取得较大的成功。这项工作必须上下同时进行。
物质条件的匮乏，是家庭生活变革道路和其他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但这仅仅意味着变革的实际的效果可能并不如我们预想的那么好。但是，我们完全不能以贫穷为借口，拒绝向新生活方式前进。
不幸的是，历史惯性和盲目的习惯仍然是巨大的绊脚石。盲目而又愚昧的习惯在黑暗和隐蔽的家庭里，比在其他地方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倘若不是女革命家，谁会首先被迫同野蛮的家庭状况作斗争呢？我这样说，不是指有觉悟的工人就可以不用努力改造家庭的经济形式——首先是喂养和抚育孩子的形式。然而，谁为新的家庭生活作最艰苦、最持久的斗争，谁就是从旧的家庭生活那里受苦最多的人。在当前的家庭状况中，受苦最深的是女性，尤其是做妻子的和做母亲的。
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女性以及在其指引下的每一个觉悟的女性，都应该将其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的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制造了不少障碍，只能让我们这条道路上缓慢前行，那么仍然有必要利用全体女性工人的集体舆论给旧的家庭生活形式施压，以便利用我们已有的资源和力量，能做且做成所有的事。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最落后、最蒙昧的女工，以及在她们之后的农妇，打开通往社会主义王国的大门。
祝你们工作顺利。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列夫·托洛茨基 |
致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1923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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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央委员会
托洛茨基（1923年10月24日）
龚义哲译
英文版编者注：托洛茨基于10月8日上书中央，在政治局对此作出答复之前，又有四十六名重要党员于10月15日发表声明，支持托洛茨基的批评，号召中央委员会与那些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方针政策的“最著名与最活跃的党务工作者”共同召开会议。本书附录部分收录了这个《四十六人声明》（第397页）。
政治局在答复托洛茨基的信中，指责他“挑唆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斗争”，并指控他犯下了一系列可能会“引发真正的党内危机、在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制造隔阂”的错误。复信中没有对他的主张做出任何正面的答复，而是指控他的经济方面的建议背后包藏着当上“经济与军事事务的独裁者”的野心。最后，政治局含沙射影地提起了列宁以前同托洛茨基的分歧，没有对托洛茨基的任何建议作出正面答复，反而对他的过去进行污蔑，抹黑他的观点，这是出于派别斗争的需要而歪曲历史的一次初步尝试。
托洛茨基在答复政治局时，对他个人遭受的诽谤不屑一顾，并直接引用了列宁的观点。《社会主义信使报》在1924年5月28日发表了政治局的这封信与托洛茨基在1923年10月24日给中央委员会写的第二封信的部分内容。本书中收录的英文版仍是由玛丽琳·沃格特根据《社会主义信使报》上的文本翻译而成的。
我们这里引用的，是托洛茨基写给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第二封信中最关键的部分。
……2、“关于把列宁的名字拉进我们的分歧中的企图。”“政治局委员的信，企图把列宁的名字拉进目前的争论，这种做法企图让人们以为，一方代表着列宁同志的政策的延续，而另一方代表着反对这些政策的斗争。把这种争论打扮成这种形式的伎俩早就用过不止一次了，虽然以前做得更谨慎、更隐蔽一些——就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的准备期间，特别是在十二大之后，都用过这种伎俩。由于这些伎俩采用了含沙射影和阴险狡诈的形式，对它们做出正面回应是不可能的。他们之所以含沙射影，正是因为他们算准了这样做是不会得到答复的。政治局委员目前的‘答复’，企图把这种含沙射影做得更具体一点，但是，同样的特征暴露了它，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含沙射影是如何的毫无根据，同时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得以明确而毫不含糊地驳斥它。我将逐条分析争论中的各种问题，引用的每一句话和每一本书，都会给出具体出处，以供查对。
“（1）与经济有关的核心问题之一，过去是、现在仍是这个问题：所谓制定计划，就是在调整国营经济、使其适应市场的增长的过程中，对其基本要素进行系统的协调，而总体指导应该在计划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过去坚持认为、现在还是认为：缺少正确的、统一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正是经济危机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当然，在关于指导制定计划的组织这个问题上，我确实与列宁同志有分歧。列宁在我心目中的威望，就和他在其他中央委员会委员心目中的威望一样巨大。但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都应该明白，在中央委员会里，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就该坚持自己的意见。
“但在列宁自己的构想中，他自己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1923年7月2日，列宁把一份特别的备忘录通过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转交给了政治局，这是他在1922年12月27日那天口授的《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列宁在这份文件里写道：‘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个思想，因为我认为，这样一来，在我们的立法机关系统中奖出现严重的不协调现象。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有合理的思想，即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界人士的机关，虽然实质上掌握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我想，可以而且应该赞同托洛茨基同志的是这一方面，而不是下述方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或者由我们政治领袖中的某人担任，或者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担任，等等[1]。’最后，列宁表示反对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任务变成临时的和紧急的个别任务，并主张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应该是那种通过它就可以‘经常地……解决归国家计划委员会处理的全部问题’[2]的任务。正如我们所见的，这里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十分鲜明而完整的。
“（2）在十二大之前，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发生分歧、并让列宁也卷了进去的另一个经济问题，是关于垄断外贸的问题，我在十二大上提到过这个问题（而且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并将它当作是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社会主义专政的重要支柱之一。我这里有一篇列宁针对这个问题而写的很长的信。我下面要全文引用列宁在1922年12月13日的这份信。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3]。”
（3）在这一段中，托洛茨基提起了一件事：列宁曾委托他在党中央委员会上，对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4]。
“（4）有一个中心问题是由列宁提出的，即关于改组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过去曾被、现在还是被当成我和列宁争论的一个话题，然而这个问题其实就像民族问题一样，极其清楚地反映了政治局内的派别组成。当然，我对旧的工农检查院的态度确实很差。但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对工农检查院的评价要比我要刻薄得多：“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5]。”如果大家还记得工农检查人民委员这个职务谁当得最久，就不难明白列宁说的是谁[6]，在关于民族问题的那篇文章里也是一样。
“可是，对于列宁提出的改组工农检查院的建议，政治局作何反应呢？尽管列宁坚持要求立即发表这篇文章，布哈林还是扣下不发。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给我打电话，把这篇文章的事告诉了我，请求我想办法尽快让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在我的要求下，政治局召开了会议，除我之外的所有出席者——斯大林、莫洛托夫、古比雪夫、李可夫、加里宁和布哈林——不仅反对列宁的计划，还反对发表这篇文章。反对得最激烈和最坚决的是书记处的人。考虑到列宁一再要求看到这篇文章付印，未来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古比雪夫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向政治局建议：为了安抚列宁，专门为他印刷一份印有这篇文章的特殊的《真理报》，同时压下这篇文章，不让全党知道。曾任书记处书记的古比雪夫同志后来被任命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在反对列宁的改组工农检查院的计划的斗争中，通过了一个计划，让列宁的计划“变得无害”。（在古比雪夫领导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因此就变成了一个独立、公正的党的机关，坚持和维护了党的合法性与党的团结的根基，使之免受遭到滥用的党的行政权力之害了吗？我在这里不打算对此深入讨论，因为我觉得答案已经十分清楚了。
“这些就是最近关于我反对列宁的政策的‘斗争’的最有教育意义的插曲。”
[1]《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3卷，第344—345页。
[2]同上，第348页。
[3]《社会主义信使报》没有引用这封信。这段引文为：“托洛茨基同志：……我觉得我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不管怎样，恳请您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即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是绝对必要的。”（《致列·达·托洛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52卷，第548页。）
[4]参见《致列·达·托洛茨基》，《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2卷，第554页。——中译者注
[5]《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3卷，第381页。
[6]指斯大林。——中译者注 |
托洛茨基关于党内分歧致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信（摘录）（1923年10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关于党内分歧致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信（摘录）
（1923年10月23日）
致全会
致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
4．列宁同志提出的改组工农监察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问题成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2]的中心议题之一。真是妙极了，这个问题过去和现在竟然被多次说成是我和列宁同志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也同民族问题一样，政治局内各派对它做出的解释是完全相反的。说得对，我对老工农检查院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打算像列宁同志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那样对工农检查院给予否定的评价：“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要求的了。”[3]如果回忆一下，谁担任工农检查院领导的时间最长[4]，就不难明白，这个评价也同民族问题一文一样，是针对谁的。
然而，政治局是如何对待列宁同志提出的改组工农检查院的方案的呢？布哈林同志并不想发表这篇文章，尽管列宁同志出于个人考虑坚持要马上发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电话里告知我这篇文章，并要求过问一下，以便使文章尽快发表。在根据我的建议立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5]上，所有到会的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古比雪夫、李可夫、加里宁、布哈林等同志不仅反对列宁同志的计划，而且反对发表这篇文章，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也特别尖锐地和坚决地提出了反对意见。鉴于列宁同志一再要求刊登这篇文章，后来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古比雪夫同志在上面提到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把列宁的这篇文章印一份《真理报》专页，目的是安慰他，同时向全党隐瞒这篇文章。我当时说，列宁同志提出的这个激进改革，如果得到正确实施的话，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即使对这个建议持否定态度，要想不让全党知道列宁同志的这个建议也是可笑和荒谬的。对我的回答是一些形式主义的官腔：“我们是中央委员会，我们负有责任，我们是决策的机构。”只有加米涅夫支持我，但他参加这次政治局会议迟到了近一小时。当时倾向刊登这封信[6]的主要根据是，全党终究会知道列宁的文章的。后来，这封信在那些不愿意发表它的人手里似乎成了一面试图反过来……反对我的特殊旗帜。曾任书记处书记的古比雪夫同志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不是公开反对列宁的这个计划，而是采取了使这个计划“失效”的手法。但是这样一来，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否能够成为捍卫党的权利和统一、杜绝党内滥用行政手段的独立的、公正的党的机构呢？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来源：《托洛茨基流亡日记与书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译者：黄柱宇唐伯讷）
[1]1923年10月，联共（布）党内斗争计划，围绕党内民主和国家状况问题展开了大辩论。10月23日，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即将举行之际，托洛茨基向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了这封信，其中涉及发表列宁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经过情况。中央委员会收到这封信的日期是10月24日，这一天被视为此信的正式日期。
[2]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923年4月17~25日召开。列宁因病未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81页。
[4]从1919年3月至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
[5]没有发表关于这次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会议的人和文件。
[6]指列宁的文章。 |
四十六人声明（摘录，1923年10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四十六人声明
（摘录）（1923年10月15日）
来源：“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托洛茨基言论》（第408—411页）
说明：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向中央提交了一封信，批评党的机关“官僚化”、“脱离群众”等。他写道：“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基本上就已形成而在代表大会以后完全形成和固定下来的那个制度比起战时共产主义最严酷时期的制度来，距离工人民主制要远得多。”10月15日，托洛茨基召集一批反对派分子在家里开会，讨论并拟定了由四十六人签名的这份声明。出于策略考虑，托洛茨基本人没有在声明上签字。
10月25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有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联席全会，将托洛茨基及四十六人的声明认定为：“它是派別分裂政策的一个步骤”；“托洛茨基在世界革命和党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关头进行发动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350页）。
〔密件〕
俄共中央政治局：
目前形势极端严重，我们（为了我们党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得不公开告诉你们：继续执行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将给全党带来严重的危害。今年7月底开始的经济和财政危机和由此产生的一切政治（包括党内的）后果，无情地暴露了党的领导在经济方面，尤其是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很不称职。
中央的各项决定临时应付，轻率从事，不成体系，在经济方面没有做到收支平衡，结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财政和运输方面取得肯定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这些成就停止不前和严重的普遍经济危机的前景。而国家经济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说，不能归功于不称职的领导，而是在不顾这种领导，或者毋宁说，在缺乏任何领导的情况下取得的。……
如果不迅速采取广泛、周密、有计划和果断有力的措施，如果目前这种缺乏领导的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就可能面临空前尖锐的经济动荡，与此相联系，必然造成国内政治复杂化，并使我国对外的活动和力量全部瘫痪。任何人都懂得，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这种对外的活动和力量，它决定着世界革命和各国工人阶级的命运。
我们在党内关系方面同时看到，在最近的危机中暴露得特别明显的领导错误正在使党陷于瘫痪和瓦解。
我们认为，这并不是由于目前党的领导者在政治上无能所造成的。相反地，尽管我们在评价局势和选择改变这种局势的措施时，同他们会有分歧，我们还是认为党必须让现在的领导继续担任工人专政的各级领导职务。我们认为危机的原因在于我们在保持官方团结的表面形式之下，实际上我们在确定人选和行动指南时，都是片面地适应一个狭小的派别的观点和意愿。由于党的领导被这样一些狭隘的考虑所歪曲，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自己发挥作用的集体，不再是真正进行生动的活动并与它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集体。与此相反，我们看到党正在日益分裂为书记特权阶层和“普通人”，分裂为由上层选定的党的职业官员和不参加他们的派别生活的普通党员群众，这对任何人都不再是秘密了。
这是每一个党员都知道的事实。党员如果对中央、甚至对省委的某个决定不满意，心存某种疑虑，“亲自”发现某些错误、混乱和违法乱纪现象，都不敢在党的会议上讲，更不敢彼此交谈，除非对方看来完全可靠，会保守秘密。党内的自由讨论事实上已经化为乌有；党的舆论已经窒息了。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党员群众都不能提名选举俄共的省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相反地，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都是由党内的书记特权阶层来挑选的，而这些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正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变为这个特权阶层的高级官员协商会。
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精伸，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这个官僚机关平时可以运转自如，但危机一旦到来就必然发生故障，并且会有在日益迫近的严重事变面前根本不能应付的危险。
这种情况的造成，是因为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的党内派别专政制度已过时了。我们当中许多同志曾经自觉地保证不反对这种制度。由于1921年事件的变化，后来又由于列宁同志患病，我们当中许多同志都认为需要采取党内专政性质的临时措施。另一些同志从一开始就对此抱怀疑或持否定态度。尽管如此，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这种制度实行得过头了。它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党内约束开始松弛。党开始走下坡路。当时就显然不健康的党内多种极端反对派倾向，开始具有反党性质，因为党内对棘手问题不能进行同志式的讨论。本来，这样一种讨论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向这些派别的大多数参加者并向党员群众揭露这些派别的不健康的性质的。结果就出现了引导党员超越最后界限的非法集团，并使党脱离工人群众。
如果不在最近的将来彻底改变当前的这种局势，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危机以及党内派别专政的危机就会给俄国的工人专政和俄国共产党以沉重的打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执行者一一俄国共产党就不得不背着如此沉重的包袱，在无产阶级斗争各条战线难免失败的前景下进入即将来临的新世界的非常时期。……
考验迫在眉睫。这要求我们全体党员万众一心，亲密无间，完全自觉，非常积极，无比坚定。派别统治必须消灭，而首先必须消灭它的祸首，用同志般的团结和党内民主的统治去取代它。……
写于1923年10月15日。译自罗伯特·维·丹尼尔斯《共产主义史料》1960年纽约英文版第239—242页。
感谢MartinZhou校对 |
四十六人声明（完整版。1923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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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人声明
（1923年10月1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2738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
秘密
异常严重的局势迫使我们（为了我们党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公开告诉你们，继续执行政治局中多数派的政策将给全党造成严重的灾难。今年7月底开始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包括党内的后果）无情地暴露了在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党内关系方面党的领导都不称职。
中央委员会的各项决定临时应付，轻率从事，不成系统，在经济领域未能首尾一致，结果我们尽管在工业、农业、财政和运输业方面取得了无疑是重大的成就（我国经济的这些成就是自发的，不是依靠，而是无视不称职的领导，或者确切些说，是在不存在任何领导的状况下取得的），却不仅面临这些成就中断的前景，而且面临普遍经济严重的危机的前景。
我们正面临日益迫近的切尔文卢布的动荡，在消灭预算赤字之前切尔文已自发地变成基本货币；面临信用危机，国家银行不冒剧烈震荡的风险就不仅不再能为工业和工业品贸易提供资金，而且不再能为购买用于出口的粮食提供资金；面临工业品因价格高昂而没有销路的局面，价格之所以高昂，一方面是由于对工业完全缺乏有计划有组织的领导，另一方面是由于信贷政策不当；面临粮食出口计划由于采购不到粮食而无法实现的危险，面临食品价格低得让农民破产、以致农业生产大幅度缩减的危险；面临发不出工资的危险，这自然会引起工人的不满；面临直接造成国家机关混乱的预算混乱——制订预算时的削减和实现预算时的新的任意削减这类革命措施从过渡性措施变成了经常现象，它不断地震撼国家机关，并且由于缺乏削减的计划，对国家机关的这种震撼是偶然的，自发的。
这一切都是已开始的经济上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某些因素。如果不立即采取广泛的、深思熟虑的、有计划的和强有力的措施，如果现在这种缺乏领导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就可能面临出现异常剧烈的经济动荡的危险，这必然引起国内的政治麻烦和我国对外活动积极性和能力的全面瘫痪。而任何人都明白，这种活力和能力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世界革命和各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取决于这一点。
在党内关系方面我们同样看到了那种瓦解党和腐蚀党的错误领导，这一点在目前危机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
我们认为这并不是由于目前的党的领导人政治上无能，恰恰相反，尽管我们同他们在对形势的估计和选择改变形势的措施方面分歧很大，但我们认为，目前的领导人在任何条件下不可能不被党置于工人专政前沿的岗位上。但我们认为这是由于我们在保持官方统一的表面形式下，实际上在挑选人才和确定行动方向时，片面地迁就一个小集团的观点和好恶。由于党的领导被这种狭隘的盘算所扭曲，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成为有生命力的独立发挥作用的集体，而这个集体由于与生动的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来能敏感地把握住这一现实。与此相反，我们发现党越来越加速地几乎毫不掩饰地分化成书记等级和平民百姓，由上面选定的职业党的官员和不参与社会生活的其他党员群众。
每一个党员都知道这个事实。党员虽然对中央甚至省委的这一或那一指示不满，心中产生这种或那种怀疑，独自发现这种或那种错误、混乱和失常现象，却不敢在党的会议上把这些想法讲出来，不仅如此，甚至不敢相互交谈，除非交谈的对方绝对可靠不会说漏嘴，因为党内的自由争论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党内舆论沉默了。现在不是党，不是广大党员群众推举和选出省委和俄共中央委员会。相反，党的书记等级越来越多地在选拔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而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越来越成了这一等级的安排工作的会议。
党内确立的制度令人根本不能容忍，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性，用精心挑选的官吏机关来取代党，这种机关在正常时期运转正常，但在危机时期必然会卡壳，而面对迫在眉睫的严重事态有完全失去独立行事能力的危险。
出现这样的局势，是因为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的党内的派别专政制度已经过时了。我们中的许多人自觉地不与这样的制度对抗。在我们中的某些人看来，1921年的转折，接着是列宁同志患病，这一切都要求作为临时性措施在党内实行专政。另外一些同志从一开始起就对这个专政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不管怎么说，到召开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这个制度已经过时。它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党内的联结装置开始削弱。党开始停滞。党内持极端反对派立场的、明显不健康的思潮已开始具有反党的性质，因为党内对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进行同志式的讨论。而这样的讨论能轻而易举地向党员群众以及这些思潮的参与者揭示这些思潮的不健康的性质。其结果是出现了使党员越出党的范围的非法小集团，党脱离了工人群众。
如果既成的局势在最近的将来没有根本的改变，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危机和党内派别专政的危机将给俄国的工人专政和俄国共产党以沉重的打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及其领导者俄国共产党肩负着这样的包袱，在迎接日益迫近的新的世界动荡时不可能不在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战线上遭到失败。当然，乍一看来，最简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现在由于整个局势不应提出、也不可能把新的复杂的任务提上日程，等等。但很明显，这样的观点是无视现实形势的官方立场，因为危险完全在于，目前面对异常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没有实在的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党内斗争越是暗地里秘密进行，就越加激烈。我们向党中央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使分裂党的各种矛盾尽快得到痛苦最少的解决，使党立即健康起来。必须有见解和行动上的实际的统一。日益迫近的考验要求我们全体党员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完全自觉、异常积极、异常团结地行动起来。派别制度应予取缔，而这一点首先应该由培植这一体制的人来做，派别制度应该由同志团结和党内民主制度来取而代之。
为了实现以上所说的一切，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走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党内危机，我们建议中央作为第一个紧迫的步骤召开中央委员和最著名、最积极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会议，与会者的名单中应包括一批对形势持与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不同观点的同志。
在1923年10月15日给俄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内形势的声明上的签名者
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Б．布列斯拉夫
列·谢列布里龙科夫[1]
我虽然不同意这封信对造成目前局势的原因的某些解释，认为党遇到的是不能用迄今采用的办法彻底解决的问题，但完全同意这封信的结论性意见。
亚·别洛博罗多夫[2]
我虽然对某些理由有不同看法，但完全同意提出的建议。
阿·罗森霍尔茨[3]
阿尔斯基
我基本上赞同这一呼吁书的主张。现在非常需要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地处理我们存在的一切问题，因此我完全支持关于召开上述工作会议的建议，以便确定能使我们摆脱积聚起来的困难的实际途径。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4]
А．韦涅季克托夫
伊·尼·斯米尔诺夫
尤·皮达可夫
瓦·奥博连斯基（奥新斯基）
尼·穆拉洛夫[5]
季·萨普龙诺夫
党内形势和国际形势要求党内力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全力以赴，团结一致。我同意声明的看法，认为声明完全是一个重建党内团结和使党为面临的事态作好准备的尝试。当然目前不可能进行任何形式的党内斗争。中央委员会必须清醒地估计形势并采取紧急措施来消除党内和非党群众的不满。
阿·哥尔茨曼[6]
弟·马克西莫夫斯基[7]
列·索斯诺夫斯基
达尼舍夫斯基[8]
Π．梅夏采夫[9]
Τ．霍列奇科
我不同意声明第一部分中的一些估计，不同意对党内形势的一些评价。同时我深信，党的现状要求采取断然措施，因为党的目前情况不好。
我完全赞同实际建议。
安·布勃诺夫
А．沃龙斯基
弗·斯米尔诺夫[10]
叶·博什[11]
维·柯秀尔[12]
Φ．洛卡茨科夫[13]
［注：在叶·博什、维·柯秀尔之间，尚有一位签名者“Е·贝克”（E.Byk），中译本中未见，兹予注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我完全同意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我认为目前削弱政治专政是危险的，但更新是必要的。
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召开工作会议。
卡冈诺维奇[14]
德罗布尼斯[15]
Π．科瓦连科
亚·叶·敏金[16]
瓦·雅柯夫列娃[17]
完全同意实际建议。
波·埃利钦
我同意布勃诺夫同志的保留意见。
列维京
我同意布勃诺夫的保留意见，不赞同这一声明的形式和调子，这一形式和调子的出现更使我确信应同意这一声明的实际部分。
И．帕柳多夫
О．什米杰利
Н．瓦甘扬
英·斯图科夫[18]
А．洛巴诺夫
拉法伊尔[19]
谢·瓦西里琴科[20]
米·雅柯夫[21]
А．М．普扎科夫
尼·尼古拉耶夫
由于近来我多少离开了党中央的工作，因此我对导言部分头两段的意见持保留态度，对其余部分表示同意。
阿韦林[22]
我同意对国内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部分的阐述。我认为描绘党内形势部分说得重了一些。完全有必要立即采取措施保持党的统一。
И．博古斯拉夫斯基
我不完全同意谈到我国经济形势的第一部分，我国的经济形势确实很严重，要求极其认真地对待，但至今党还没有推出能领导得比至今领导的人好的人。
关于党内形势问题，我认为所谈到的一切问题中有相当一部分真话，我认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Φ．苏德尼克
[1]谢·列布里亚科夫，列·彼（1888～1937）——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1919～192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22年起任副交通人民委员。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2]别洛博罗多夫，亚·格·（1891～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起任东南边疆区经济委员会主席，内务人民委员会部务委员、内务人民委员等职。
[3]罗森霍尔茨，阿·巴·（1889～1938）——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期间是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国内战争期间是一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4]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弗·亚·（1883～1939）——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秘书。后任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乌克兰陆军人民委员。1922～1924年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1934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检察长，1938年任苏联司法人民委员，旋即被捕，卒于狱中。后平反。
[5]穆拉洛夫，尼·伊·（1877～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0～1921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36年被捕，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6]戈尔茨曼，阿·季·（1894～1933）——苏共党员。十月革命后在工会和经济部门担任负责职务，曾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
[7]马克西莫夫斯基，弗·尼·（1887～1941）——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2年起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副敎育人民委员等职。
[8]达尼舍夫斯基，卡·尤·克·（1884～1938）——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俄罗斯联邦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拉托维亚政府副主席、党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
[9]梅夏果夫，П．А．（1889～1938）——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1924年任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10]斯米尔诺夫，弗·米·（1887～1937）——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1—192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
[11]博什，叶·波·（1897～1925）——为乌兑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参加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担任党政负责工作。
[12]柯秀尔，斯·维·（1889～1939）——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至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1922年调任中央西伯利亚局书。1923年起先后任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到主席等职。1939年被处死，后平反。
[13]洛卡茨科夫，弗·伊·（1881～1937）——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至1920年任东线第三和第五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4]卡冈诺维奇，Л．К．（1887～？）——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在西伯利亚等地负责粮食工作。1923—1925年任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管理委员会委员。
[15]德罗布尼斯，雅·纳·（1891～1937）——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2年任俄罗斯联邦小人民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该委员会主席，1924～1927年任副主席。
[16]敏金，亚·叶·（1887—1955）——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省委书记、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副院长等职。
[17]雅柯夫列娃，瓦·尼·（1885～1944）——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郎务委员、粮食人民委员郎部务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副教育人民委员、财政人民委员等职。
[18]斯图科夫，英·尼·（1887～1937）——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后任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某部部民、《莫斯科工人报》编辑、红色处女地出版社编辑等职。
[19]拉法伊尔，Ρ．（1893～？）——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夫书记，后任莫斯科国民教肓局局长。
[20]瓦西里琴科，谢·菲·（1884～1937）——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初任布尔什维克顿涅茨—克里沃罗格矿区区域委员会委员，并任顿涅茨—克里沃罗格共和国政府的总务委员。1921年起在莫斯科从事文学出版工作。
[21]雅柯夫，米·彼·（1893～1936）——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任顿涅茨—克里沃罗格共和国政府成员和布尔什维克顿涅茨—克里沃罗格矿区区域委员会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顿河区委员会委员和书记。
[22]阿韦林，瓦·库·（1885～1945）——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叶卡特林诺斯拉夫苏维埃主席、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成员、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担任国家和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工作。 |
致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1923年10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中央委员会
托洛茨基（1923年10月8日）
龚义哲译
英文版编者注：1923年秋季，经济危机达到了顶点，而“剪刀差”——高价的工业产品与低价的农业产品之间的差价——也在十月初达到了最大值。为了迫使工业产品降价，政府停止了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失业与绝望立刻在城市中蔓延，在八月和九月里，大规模的罢工浪潮席卷各地，党内的两个极左集团——“工人集团”与“工人真理”——也参加了工潮。党中央委员会在九月召开会议，讨论了国家面临的问题，并制定了一系列扶助农民的措施，还进一步削减了对工业的投资，并对参加罢工的党员进行了处罚。负责领导关于政治形势的小组的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就罢工浪潮和参加罢工的党员的集团做了汇报。捷尔任斯基是政治警察机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首脑，在过去这个机构是用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而由他来做这个报告，这一点具有特殊的意义。就在不久之前，他刚刚改组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而这次改组引发了争论：是否应该授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插手党内事务、打击那些反对党的领导层的路线的党员的权力。
捷尔任斯基的报告促使托洛茨基于10月8日上书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在信中概述了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为了减轻危机所应采取的措施，还委婉地提到了列宁的《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而政治局是拒绝公开发表列宁的这封信的。中央委员会一方面动用组织手段来压制党员队伍中的不满声音，一方面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消除造成这些不满的根源，这种做法遭到了托洛茨基的反对。托洛茨基还发出号召：为了使党能够完成自己面临的任务，应该恢复党内民主。这是托洛茨基首次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发起讨论。此前他一直在克制自己，只在个别问题上发起争论。现在他宣称要履行自己的权利，让全体党员都了解自己的不同意见。
这封信从未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但孟什维克流亡者的报纸《社会主义信使报》（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вестник）曾于1924年5月28日发表了这封信，发表时部分是引用原文，部分是转述，部分是概括。本书收录的这封信的英文版由玛丽琳·沃格特（MarilynVogt）根据《社会主义信使报》上刊登的文本翻译，不过其中部分加重号是《社会主义信使报》加上的，而不是托洛茨基加上的。
致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
1、“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小组（负责罢工及其他事务）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我们规定，党员有义务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举报党内的派别活动。十月革命已经过去六年了，把党内有敌对分子在活动的情况向党组织举报，本来就是每个党员的基本义务，似乎不必特意通过一道决议加以规定。可是现在却出现了对这种决议的需求，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征兆，此外还有许多征兆，虽然没有这么明显，但也令人担忧。”
托洛茨基在信的开头就发起了最近的讨论，他继续写道：“对这种决议的需求意味着：（1）党内形成了非法的反对派集团，这可能会对革命造成危险；（2）党内存在这样一种情绪，它使那些知道这种集团存在的同志们隐瞒不报。
“这两个事实表明，十二大之后，党内形势已严重恶化……在十二大的准备工作中使用的方法和措施，让许许多多的党员感到了最严重的威胁，而他们绝不是最坏的那一部分……”然而，半年以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却像是在进一步强化那些曾在十二大的准备工作中使用过的方法和伎俩；结果，党内形成了公开表示敌对和怨恨的集团，以及大量明知这种集团的存在代表着什么样的危险、却仍然知情不报的人……
2、党内形势之显著恶化，原因有两个：（1）原则上的错误与不健康的党内体制；（2）工农群众对糟糕的经济形势的不满，造成这般局面的，不仅是客观的困难，也有经济政策上的极其严重的错误。
3、“十二大是在смычка[1]的口号下召开的。作为工业提纲的作者，我曾在十二大召开前向中央委员会指出，当经济任务要求把‘党的注意力与决心’转向那些用于降低国家生产的产品的最初成本的具体的、有生命力的企业时，如果用抽象而又富于煽动性的方式，向十二大介绍我们的经济任务的话，会造成何等的危险。”
4、关于工业的决议，要求巩固和加强国家计划委员会，为此要把它建设为制定计划的领导机关。有一件事非常重要，那就是在十二大之后，中央委员会得到了列宁同志在生病期间写的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认为必须给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权力（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把立法权和行政权一起给它）。在十二大之后，国家计划委员会实际上已经进一步退居幕后……“政治局不经过事先的准备，也没有参照总体计划，就草率地对最重大的经济问题作出决定，这种情况在十二大之后更为严重……”
托洛茨基还指出，在（1923年）9月19日，李可夫和皮亚塔科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写道“政治局的一些决定使我们发现，在目前形势下，我们肩负的管理国有工业的任务，已经变得极其困难。”托洛茨基对此总结道：“对经济根本谈不上领导。从上到下一团糟。”
5、托洛茨基在这一段里，指出目前的商业与工业危机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财政政策的专断性质，也就是说，它并不服从于经济的总体计划。”他还写道：“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的差价，已经涨到了惊人的程度，这就是最好的例证，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因为在农民——新经济政策的基础——看来，既然他们买不到东西，那么有没有新经济政策都一样，不管这是因为法律禁止了私人贸易，还是因为一普特粮食才能换来两盒火柴。”托洛茨基指出，巩固工业的动机处处都与“政治”考虑相抵触，他觉得必须集中关注这个问题的一个小方面，在他看来，指出党对经济的领导是如何变成了“没有计划，没有体系，党的政策也没有正确的路线”的，这样才能清楚地解释整个问题。
托洛茨基写道，“在十二大上，某些党组织在有关贸易和工业的广告中出现的惊人的弊端，被揭露了出来。这些弊端都有哪些呢？本质上来说，这些党组织原本应该指导各家经济企业，把它们培养得更认真、更严格、更经济、更负责，然而，这些党组织实际上却教坏了它们，利用最粗暴、最浪费的方法来欺骗国家。为了这些党组织的利益，原本只需要向一家企业征收工业税，这样虽然不合法，但至少能产生真正的效果，可它们却做了强行推销但又毫无意义的广告，为此浪费了纸张和印刷工人的劳动。最可耻的是，管理人员根本不打算反抗这种贪婪和堕落之举；相反，他们对省委书记的命令唯唯诺诺，花了大钱在《共产主义者的伴侣》（Спутниккоммуниста）之类的报刊上用半个版面或一个版面来做广告。要是有哪个管理人员胆敢反对这种做法，体现出对党的义务的真正理解，他马上就会登上不承认‘党的领导’的名单，并遭受随之而来的一切后果……在这种‘经济领导’面前，只有完全不懂得正确的经济管理为何物的人、完全缺乏责任感的人，才会视而不见……”
7[2]、中央委员会在上一次召开全体会议时，成立了一个专项委员会，负责削减管理费用和降低物价。“但是，显而易见，国有企业在政治压力下机械地降低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让中间商发了财，对农民市场几乎毫无影响……负责降价的专项委员会的成立，本身就是一个雄辩而又讽刺的证据，它证明了忽视计划与灵活调节的政策，是如何被它自身的力量驱使，不可避免地变为以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来指挥物价的尝试。上梁不正下梁歪，导致了经济的破坏，而不是经济的正常化。
8、“惊人的剪刀差——此外还要加上沉重的单一税，税务负担如此之重，主要是因为这种税制并不符合现存的经济关系——再次激起了农民的深刻的不满。这个政策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工人的态度。最后，工人中的态度的变化，也传染到了了党内。各种反对派集团重新出现并壮大。他们的不满与日俱增。因此，对我们而言，工农联盟是反着进行的：从农民开始——经过工人阶级——然后才到党。此前没有预料到这一点的人，或是不久之前仍在闭目塞听的人，都好好地上了一堂实物教学课……”托洛茨基指出，在政治局内和代表大会前夕发生的激烈冲突，源自对待核心问题的不同态度，而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国有工业的合理化与缩小剪刀差。
9、十二大指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仔细地选择各级管理人员。但是，组织局在挑选人员的时候，看重的却完全是另外的品质。在做出任命、撤职和调职的决定时，在对党员的评价中，最看重的是他会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或反对维持党内体制，这个体制是通过组织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实行的，尽管这样做是秘密的、非正式的，但却更为实在。十二大曾指出，中央委员会的人要有“独立性”。今天这句话已经不再需要任何评语。十二大之后，总书记处在任命省委书记时运用了“独立性”的标准；上行下效，“独立性”的标准被一直运用到了最低一级党支部的任命上。书记处就按照上面对“独立性”的理解，把它认为“独立”的同志挑选出来，安插到各级组织里去，这种做法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0、“即使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最严酷的时期，党内的任命制都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省委书记由任命产生，这种做法现在已经成了规定。这样一来，书记基本上是独立于当地组织的。在面临反对、批评和抗议的时候，书记在中央的帮助下，可以简单地把反对者调走。政治局在一次会议上非常满意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当省与省合并时，受其影响的组织唯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合并后的省委书记的人选。书记是由中央任命的，他实际上独立于当地组织，他也就享有在自己的省内对下级组织的人员进行任命和撤职的权力。各级书记组成的机关是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他们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并开始‘把所有工作都抓在手里。’由基层党员参与决定党组织的具体组成的做法，已经越来越像是一个幻觉。在过去一年、或一年半里，已经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党书记心理，它的主要特征是深信书记可以决定一切大小问题，而不用熟悉相关的具体事务。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情况：某些在领导苏维埃机关时并未表现出组织、行政或其他方面的才干的同志，一旦坐上了书记的位子，就马上开始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经济和其他问题发号施令了。这种做法是最有害的，因为它彻底毁灭了责任感。
11、“党的十二大是在民主的庇护下召开的。当时有许多捍卫工人民主的发言，在我看来都是过于夸大了，考虑到充分发展的工人民主与专政体制是不相容的，那些话在相当程度上就像是在蛊惑人心了。但是，高度集中、紧抓一切，这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特征，它显然应该退位，让更活泼、更广泛的党来负责。可是，在十二大以前已经基本定型的那种体制，在十二大之后已经完全巩固，并发展到了最终的形态，与战时共产主义最炽烈的时期的那种体制相比，它与工人民主的距离更远。随着书记任命制的实行，党机关的官僚化已经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即使是在内战最艰苦的日子里，我们还在党组织内和报刊上，就是否录用军事专家、要建立游击型的军队还是正规军队、要不要纪律等问题进行争论；到了现在，当各种问题困扰着党的时候，却根本没有人对这些问题进行这样的公开探讨。这导致了在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务工作者，完全没有政治主见，至少是没有公开表达出自己的主见，就好像他们相信，各级书记处就应该是拟定党的意见、制定党的决议的合适的机关似的。在这部分没有主见的人的下面，是广大的基层党员群众，在他们看来，党的每一个决议，不是号召他们做什么，就是命令他们做什么。不满的情绪在党的基层中特别强烈，这些不满情绪中，一些是完全合理的，一些是由偶然因素激发的。这种不满情绪不会因为党的会议上的公开探讨而减弱，也不会因为群众（在党委会和书记的选举中）对党组织的影响而减弱，而是会秘密地继续滋长，假以时日，会变成党内的脓疮。”
12、十二大正式通过了有利于“老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方针。托洛茨基在这一段里强调指出，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干部是“党的革命酵素与党组织的脊梁骨，”他同意这些人应该占据党的所有领导职位。但是，他们得以上任的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却代表着一种极其可怕的威胁，这是因为在任命书记时，“独立性”实际上仍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由各级书记组成的这种机关，是独立的和自给自足的，以“老布尔什维克主义”自命的它，将来会把老布尔什维克在党的地下时期所拥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维持下去，这会造成严重后果，对它的不满正在不断增长。
13、“政治局企图根据伏特加等商品的销售额来编列预算，也就是要让工人政府的收入不受经济建设的成败影响，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只是由于它在中央委员会内外都遭到了坚决的抗议，这种可能会给我们的经济工作和党本身造成沉重打击的鲁莽之举才被阻止。可是中央委员会至今都没有驳回在未来让伏特加合法化的提议。各级书记处形成的组织——它越来越独立于党——的独立性与自给自足性，与编列尽量不受党的集体建设工作的成败影响的预算的倾向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内部联系。把任何不赞成伏特加合法化的态度，都给打成反党罪行；把一位要求自由地讨论这个灾难性的计划的同志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中撤职，这将永远是党的历史上最可耻的时刻之一。”
托洛茨基在第14点和第15点中批评了政治局对军队和负责军队的高级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所采取的决议和措施。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不打算深入探究这些批评的细节（有时过于丰富了），但我们应该注意，托洛茨基写了这几句话：“最近的全会试图把以斯大林为首的一批中央委员会委员塞进革命军事委员会。只是因为我进行了最坚决的抗议，全会才立即撤回了这个决议。”托洛茨基还重提旧事，回顾了拉舍维奇与伏罗希洛夫以前是怎样利用了不光彩的手段，才能不顾乌克兰人民委员会的的反对，当上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还把他们用过的不光彩手段同这次进行了对比。
第15点是以下面这几行说明性的话结束的：“在我批评古比雪夫，说他提议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背后的真实动机，与他正式宣称的动机毫不相干之后，他向我做了答复，毫不出奇地，他无法否认这两种动机确实不一致——他怎么可能否认得了呢？——而且他还坦率地向我承认：‘我们认为必须同你作斗争，但我们又不能宣称你是敌人；所以我们只能采取这样的办法。’”
第16点和第17点是这封信的最后两点。“党可能正在进入最关键的历史时期，而它身上还背负着领导机关造成的大量错误。在十月革命六周年之际，在德国革命的前夜，政治局有义务对那份要求所有党员都要向党组织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举报党内的非法派别活动的决议草案进行讨论。十分明显的是，一旦德国发生革命，这样的体制、这种对待党中之党的态度，都会使党无法完成它可能会面临的任务，而一切迹象都表明党将要面临这些任务。必须结束书记处的官僚主义。党内民主必须享有其应有的地位——起码要达到足以阻止党的僵化与堕落的程度。基层党员应该在党的原则与党员的责任感所允许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不满。必须给党一个真正的机会，按照党章来建设党组织的机关，最重要的是党组织的机关要符合我们党的整个目的……
“中央委员会委员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都知道，我在中央委员会内坚定而毫不含糊地同这种错误政策作斗争的同时，又慎重地避免了将中央委员会内的这种斗争变成了对极个别同志的评判：确切地说，那些同志的党内升迁经历如果全都合理的话，也许已经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内坐拥重要职位了。我不得不指出，我在过去一年半里做出的努力没有收到任何效果。这产生了一种危险：党可能会被极其严重的危机打个措手不及；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觉察到了这种危险，却没能公开指出这种危险的同志，都应该遭到党的正确的批评，因为他们把形式看得高于内容。
“考虑到形势已发展至此，我认为：我既有权利、也有义务让每个党员都了解事情的真相，我认为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足够成熟和自我克制，因此，他们可以帮助党找到一条不必经过派别冲突和动荡，也能摆脱目前的困境的出路。”
[1]意为联合或团结，指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工业与农业的结合。
[2]原文如此，并无第6点。——中译者注 |
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文学与革命(1923)（王凡西译本）、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六章
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摘录）
每一个统治阶级都创造自己的文化，因而也创造自己的艺术。历史上出现过东方的和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文化、欧洲中世纪的封建文化以及现在统治着世界的资产阶级文化。由此似乎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产阶级也应当创造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艺术。
可是，问题远不象初看起来那样简单。奴隶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存在过许多许多世纪。封建制度也是这样。资产阶级文化即使只从它崭露头角和蓬勃兴起之时即从文艺复兴时代算起，也存在了五个世纪，而且达到极盛时期并不早于十九世纪，实在说不早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历史证明，以统治阶级为中心形成一种新的文化，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要在该阶级在政治上走向衰落以前的时代才能最后形成。
无产阶级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呢？与奴隶主、封建主、资产者的制度不同，无产阶级认为自己的专政是短暂的过渡时期。当我们揭穿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分乐观的见解时，我们要提醒说，一场社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将要延续的时间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和几十年——几十年，但不是几个世纪，更不是几千年。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里能不能创造新的文化呢？在这方面产生疑问当然是合理的，因为社会革命的年代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年代，那时破坏比建设占着更大的位置。无论如何，无产阶级本身的主要精力将用于夺取政权、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以及为了生存和进一步斗争的迫切需要而运用这个政权。正是在这样一个革命时期，在这个使有计划的文化建设的可能性受到很大限制的时期，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才会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和得到充分的发挥。反过来说，如果新制度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愈不发生动荡，如果文化创作的条件愈有利，无产阶级就会愈多地溶合到社会主义共同生活中去，从而失掉自己的阶级特征，即不再成为无产阶级了。换句话说，在专政时代是谈不上新文化的创造，即谈不上具有最伟大的历史规模的建设的；而当专政的铁钳已无必要的时候出现的、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文化建设，将不会再有阶级性了。由此应当得出这样一个一般的结论，即无产阶级文化不仅现在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惋惜这一点确实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正是为了永远结束阶级文化，为全人类文化开辟道路。我们似乎往往忘记这一点。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模糊不清的议论，是根据类比即同资产阶级文化的对照而产生的，其根源在于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毫无批判地加以比拟。形式主义的历史类比这种肤浅的纯粹自由主义的方法是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在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历史轨道上，根本就不存在物质上的类比。
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在资产阶级通过一系列革命把国家政权攫取到自己手中以前几百年就开始了。当资产阶级还是一个半无权的第三等级的时候，它就在文化建设的一切领域起着重大的、日益增长的作用。这一点在建筑学上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来。哥特式的教堂并不是在宗教灵感的冲击下一下子建筑起来的。科伦大教堂的结构、它的建筑样式和它的雕塑总结了人类从穴居的陈设开始所积累下来的建筑经验，把这种经验的要素用于表现当代文化，即归根到底表现当代社会结构和技术的新风格。旧行会和同业工会的资产阶级前身是哥特式建筑的实际建设者。有意识地和积极地采用过哥特式建筑的资产阶级，在发展壮大即发财致富以后，就不是为教堂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宫殿式楼宇来创造自己的建筑风格了。资产阶级依靠哥特式建筑的成就，面向古希腊罗马的风格，主要是古罗马的建筑样式，利用摩尔式的建筑样式，使所有这一切服从于新的城市社会生活的条件和需要，从而开创了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十五世纪头二十五年末期）。专家们可以统计而且也正在统计：文艺复兴时代究竟有哪些要素渊源于古希腊罗马的风格，究竟有哪些要素渊源于哥特式建筑，以及究竟哪一方面占着优势。总之，在一个富有文化的新的社会阶级自觉有足够的力量来摆脱哥特式建筑的羁绊，把它和在它以前产生的东西仅仅看作是一种资料，并且能自由地使过去的技术要素服从于自己的建筑艺术的目的之前，文艺复兴是不会开始的。所有其余的艺术也是如此，而不同之处在于“自由的”艺术因为各自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即对实用目的和材料的依赖性较小，所以就不会以那么大的说服力显示出各种风格的克服和更替的辩证法。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在封建社会中负有为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存在而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的使命，在这两者和使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革命（在法国）之间，资产阶级的物质威力和思想威力的壮大经过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法国大革命时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战争时期，使文化的物质水平暂时有所降低。但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天然的”、“永恒的”制度而确立起来了……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文化要素的积累及其固定为一种风格的基本过程，决定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有产的和剥削的阶级的社会特性：它不仅在物质上是在封建社会的内部发展起来的，同封建社会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逐步把财富集中在自己手中，而且还把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在领导第三等级公开控制国家以前好久就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基地（中学、大学、研究院、报纸、杂志）。只要回忆一下以下历史事实就够了：德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技术上、哲学上、科学上和艺术上具有无与伦比的素养，但是直到1918年为止还让政权掌握在封建官僚等级手中，只是当德国文化的物质支柱开始分崩离析的时候，才决定，更正确地说，才不得不把政权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是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奴隶制艺术是经过几千年创造出来的，资产阶级艺术是经过几百年创造出来的，那么无产阶级艺术为什么就不能经过几十年创造出来呢？现实生活的技术基础现在完全不同了，因而速度也应当不同。这个表面看来仿佛很有说服力的见解，实际上却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当然，在新社会的发展中，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之后经济、文化建设、艺术都会得到向前推进的极大自由。至于它的速度我们现在只能加以想象。在一个摆脱了为糊口度日而惶惶不安的社会里，公共食堂把食物做得又好又有营养、美味可口，以供大家选择；公共洗衣店很好地为大家洗涤漂亮的衣衫；儿童们吃得饱饱的，健康而又快乐，所有儿童都能吸收科学和艺术的基本营养，就象吸收蛋白质、空气、太阳的温暖一样；电和无线电不是象现在这样以手工业方式工作，而是象一道集中了大量能量的无穷无尽的瀑布那样，听从计划的按钮工作；没有“吃闲饭的人”；人的获得了解放的利己主义——一股雄伟的力量——完全用于认识、改造和改良宇宙方面去，——在这样的社会里，文化发展的活跃程度将是过去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长期的和重大的转变之后才能出现，而这种转变总的来说几乎还没有到来。我们要谈的正是这个转变的时代。
难道目前的时代不是很活跃吗？是高度活跃的。但是这种活跃集中表现在政治上。无论战争或革命都是活跃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技术和文化来达到的。诚然，战争能引起一系列技术发明。但是它所造成的贫困却长期地推迟了这些技术发明的实际应用，而这些技术发明如果得到实际应用，就能够使日常生活革命化。无线电、航空和许多化学上的发现都是如此。革命本身是为新社会创造前提的。但是它在这样做时用的是旧社会的方法：阶级斗争、暴力行动、毁灭和破坏。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人类就会在自身的矛盾中奄奄一息。革命拯救了社会和文化，但是所应用的却是最残酷的外科手术的方法。一切积极的力量都集中在政治上，集中在革命斗争上，——其余的都退居次要地位，一切障碍都被无情地扫除。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其个别的高潮和低潮：战时共产主义被新经济政策所代替，而新经济政策本身也要经历各个不同的阶段。但是总的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新社会中管理生产和文化的组织，而是为新社会进行斗争的革命的、战斗的秩序。决不能忘记这一点。可以设想，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1914年8月2日当作旧社会的顶点，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文化的狂暴势力把帝国主义战争的血和火喷向整个世界。应当说，人类新历史的开端是1917年11月7日。应当认为，人类发展的基本阶段大致划分为：原始人的史前“史”、古代史（它是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发展的）、中世纪（它是建立在农奴劳动的基础上的）、通过雇佣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义，最后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且可以期望由此无痛苦地过渡到无政权的公社。总之，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要用二十、三十至五十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将作为由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极其困难的转变时期，而绝不是作为无产阶级文化的独立时代而载入史册。
现在，在暂息时期，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里对这一点可能会发生错觉。文化建设问题已经被我们提到日程上来了。当我们从今天要办的事推想到未来的许多年时，就可以想象到无产阶级文化。但是在实际上，无论我们的文化建设多么重要和迫切需要，它却完全处在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标志之下。我们依然是行军中的士兵。现在我们正在休息。应当把衬衣洗洗干净，理理发，梳梳头，而且首先应当把枪擦干净和涂上油。我们现在的一切经济文化工作不外是两次战斗和两次行军之间的某种休整。主要的战斗就在前面——可能已经不是那么遥远了。我们的时代还不是新文化的时代，而只是走向新文化时代的初阶。对于我们来说，即使只是为了给新文化开辟道路，也必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掌握旧文化的最重要的要素。
要是照例从国际范围来谈任务，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明确。无产阶级象过去一样，依然是一个没有财产的阶级。这就决定无产阶级只能在狭隘的范围内吸取那些已永远成为人类财富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要素。的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无产阶级，至少欧洲的无产阶级曾有过自己的改革运动的时代，这主要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虽然当时它还没有企图直接夺取国家政权，但却为自身在资产阶级制度下的发展争得了更为有利的法律地位。但是，第一、历史给予工人阶级的改革运动（议会主义和社会改革）的时代（这个时代主要和第二国际时期相吻合）大约只有几十年，面同时给予资产阶级的则有几百年。第二、无产阶级在这个准备时期根本没有变成比较富有的阶级，没有把物质力量集中在自己手中，相反地，从社会文化的观点来看，它变得越来越贫困了。过去资产阶级是在掌握了当时的全部文化的情况下夺取政权的；而现在无产阶级只是在十分迫切需要掌握文化的情况下夺取政权的。已经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的任务，首先是要把早先不为它服务的文化机关——工业、学校、出版社、报刊、剧院等——接收过来，并通过这一措施为自己开辟通向文化的道路。
在我们俄国，这个任务由于整个文化传统的贫乏和最近十年间在物质上遭受的破坏而加重了。夺取政权之后以及在为保卫和巩固这个政权而斗争的近六年间，我国无产阶级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米创造生存和掌握文化常识（真正的、字面意义上的常识）所必需的最基本的物质前提。所以我们提出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做到人人识字的任务不是没有原因的。
也许有人会反对说我使用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太广泛了。完备的，发达的无产阶级文化实际上是不会有的，但是工人阶级在溶化于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仍然能在文化上留下自己的印迹。这种反对意见，首先应当被认为是从无产阶级文化立场的严重退却。无产阶级在专政时期内会在文化上留下自己的印迹，这是不容争辩的。但如果把无产阶级文化理解为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各个领域中的一种发达的、内部协调的知识技能体系，那么，这距离无产阶级文化还是很遥远的。千百万人第一次掌握读、写、算的技能，单是这一情况本身就是新文化的一个实例，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实例。要知道，新文化就其本质来说不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贵族文化，而是群众的、普遍的、人民的文化。在这里量变也可以转为质变：随着文化的普及，它的水平将会提高，它的整个面貌将会改变。但是这个过程也只有在一系列历史阶段中才能展开。随着这个过程所取得的成就，无产阶级的阶级联系将会减弱，因而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础也就会消失。
可是阶级的上层呢？它的思想上的先锋队呢？能不能说，在这个即使是圈子不大的人们中间，无产阶级文化现在正得到发展呢？难道我们没有社会主义科学院吗？没有红色教授吗？某些人就有这样非常抽象地提问题的缺点。事情被理解成这样，似乎可以用实验室的方法来创造无产阶级文化。而在实际上文化的基本结构是在一个阶级的知识分子与这个阶级本身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资产阶级文化——技术、政治、哲学、艺术——是在资产阶级同它的发明家、领袖、思想家和诗人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读者创造了作家，而作家又创造了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无产阶级也是如此，因为无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只能建立在群众创造积极性的基础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最近几年间的首要任务不是在暂时还缺乏基础的情况下对新文化进行抽象的概括，而是从事最具体的文化建设，即帮助其余的群众系统地、有计划地、当然也就是批判地掌握已有的那种文化的最必需的要素。阶级的文化不能背着这个阶级来创造。而为了同阶级一道，在同它的总的历史发展的紧密联系中来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必须——即使是初步地——建成社会主义。在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上，社会的阶级特征将不是加强，而相反是逐渐模糊并化为乌有——这同革命的成就是成正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解放作用就在于，它是为建立无阶级的社会和创造全社会一致的文化扫清道路和奠定基础的暂时的（短期的）工具。
为了更具体地阐明在工人阶级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建设时期的思想，我们就不拿阶级的，而拿几代人的相互更替的历史过程为例来谈一谈。它们之间的继承性表现在：其中的每一代人——在社会的发展时期，而不是在衰落时期——都把自己的贡献归并到以前的文化积累上。但是新的一代人在这样做以前要经过一个学习期。他们要掌握现有的文化，同时又要按照自己的、多少不同于老一代人的方式实现它。这种掌握还不是创造，即不是新的文化珍品的创造，而只是进行创造的前提。以上所说的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用来说明奋起进行历史性创造的劳动群众的命运。不过要补充一点，即无产阶级在结束文化学习阶段以前，它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再提醒一次，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上层是在封建社会里度过自己的文化学习期的；在封建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在文化上就已经超过旧的统治阶层，并已成为文化的推动者了。就整个无产阶级，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它之所以不得不在掌握资产阶级文化的基本要素以前来夺取政权，它之所以不得不以革命的暴力来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正是因为资产阶级不允许它去掌握文化。工人阶级力图把自己的国家机器变为满足人民群众文化渴望的强大的抽水机。这是一项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的重要工作。但是如果不是玩弄字眼的话，那么这还不是创造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艺术”等等，在我们这里大概在十分之三的场合下是不加批判地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和艺术，在十分之二的场合下是指无产阶级的个别集团掌握无产阶级以前的文化的个别要素的事实，最后，在十分之五的场合下，谈论的概念和文字是如此混乱，以致完全不知所云。
下面就是成百个例子中的一个显然不加批判地、危险地滥用“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术语的最新例子。西佐夫同志写道：“经济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体系……构成时代的（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文化的特征。”[1]这样一来，无产阶级文化时代就被置于和资产阶级文化时代同样的地位了。但是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时代，只是从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向另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短暂的过渡。在资产阶级制度确立以前，同样也有它的过渡时代，但是无产阶级革命与力图（而且是不无成效地）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的资产阶级革命相反，它以消灭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为目的，并且尽可能在最短时期内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时期的长短直接取决于革命的成就。忘记这一点，而把无产阶级的文化时代同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时代相提并论，这岂非怪事?
但是如果这样，那么能不能说我们连无产阶级的科学也没有了呢？难道我们不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无产阶级文化的非常宝贵的科学要素吗?
当然，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论的意义，无论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武装，还是对于一般科学，都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在一部《共产党宣言》中要比在历史的、历史哲学的教授们编纂、投机、伪造的文库中有着更多的真正科学。但是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呢？能不能说，我们已经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不仅用来解决政治斗争的任务，而且．用来解决广泛的科学任务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自然是用这个阶级的文化，而不是用无产阶级的文化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及其进行的罢工和斗争，没有他们所受的苦难和举行的起义，那么自然也就不会有科学共产主义，因为没有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需要：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虽然宣称要作最后的殊死斗争，但它却是完全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政治文化的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概括思想。在其最大胆、最诚实、最有远见的代表人物身上——在资本主义矛盾的冲击下——上升到了天才地进行自我否定的高度，而进行这种自我否定所需的批判武器的武库，是由资产阶级科学的发展所准备好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就是这样。
无产阶级并不是立刻就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自己的方法的，而且至今也还远没有完全找到。现在，这种方法几乎主要只用于政治的目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广泛应用及其方法论的发展完全是未来的事。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才能从政治斗争的单方面的工具变为科学创造的方法，变为精神文化的最重要的要素和工具。
整个科学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倾向，这是不容争辩的。科学同有效控制自然界的任务接合得愈密切（物理学、化学、一般自然科学），它的超阶级的、全人类的贡献就愈大。科学同社会经营管理机构联系得愈深刻（政治经济学），或者它把全人类的经验概括得愈抽象（不是在实验生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学，而是在所谓的“哲学”意义上的心理学），它服从于资产阶级的阶级自私观念的程度就愈大，而对人类知识的全部总和所作的贡献就愈小。在实验科学领域里，由于概括的范围不同，科学的诚实性和客观性的程度也不同。一般地说，资产阶级的倾向在方法论哲学即“世界观”的上层领域中最为自由。所以应当自下而上地清扫科学的大厦，或者更正确地说，应当自上而下地清扫，因为应当从上面的几层开始。但是，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在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运用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科学之前，就应当批判地改造整个科学，那就太天真了。这几乎同好说教的空想主义者一样，说什么在建设新社会之前，无产阶级就应当提高到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度。事实上，无产阶级只有在建成，即使是初步建成新社会之后，才能彻底改造道德和科学。可是我们是否会陷入循环圈呢？如何借助于旧科学和旧道德来建设新社会呢？这里必须运用一点辩证法，这个辩证法在我们这里现在竟被胡乱地塞进抒情诗中，塞进办公室的事务中，甚至塞进菜汤和稀饭中。某些基本论点，某些能把人的思想从资产阶级思想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科学方法，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着手进行工作来说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正在掌握并已部分地掌握了它们：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不同情况下进行的许多次战斗中检验了自己的基本方法。但这距离无产阶级科学还很遥远。一个革命的阶级不能因为它的党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电子和离子的假设、弗罗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生物学家的发生学、数学上相对性的新发现等等而停止自己的斗争进程。当然，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掌握科学和重新审查科学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但即使在这里，事情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无产阶级是绝对不会把社会主义建设推迟到它的新的学者（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现在还是小孩子）检验和清理好认识的所有工具和手段后再来进行的。无产阶级在抛弃显然不必要的、不正确的、反动的东西的同时，在自己建设的各个领域中采用当代科学的方法和结论，采用时其中必然会混有一定比例的反动阶级的杂质。实践的结果大体上证明是良好的，因为受到社会主义目的检验的实践，将会逐渐检验和提炼出理论及其方法和结论。与此同时，在新的条件下培养的学者也将成长起来。总之，无产阶级在能够自上而下地对科学进行总的清理之前，必须将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相当高的高度，也就是使整个社会真正享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文化。我绝不想以此来反对目前正在各个部门以小组或讲习班的方式进行或试图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工作。这种工作是必要的，并且是富有成效的。应当千方百计地把它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但是我们在估量这类实验和尝试今天在我们整个历史性工作中的比重时，需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眼力。
以上所述是否排除革命专政时期从无产阶级队伍中涌现出著名的学者、发明家、剧作家和诗人的可能性呢？一点也不排除。但是，如果把个别工人出身的人所取得的即使是很有价值的成就称为无产阶级文化，那是过于轻率的。不能把文化的概念兑换成个人日常使用的零钱，不能按个别发明家或诗人的无产阶级身份证来确定阶级文化的成就。文化是知识和技能的有机的总和，这种总和表明整个社会的特征，至少表明它的统治阶级的特征。文化本身包括和渗透人类创造活动的一切领域，使这些领域具有统一的体系。个别人的成就正在上升到这个水平之上，同时又在逐渐提高这个水平。
在我们目前的无产阶级诗歌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文化创造之间是否存在着这样有机的相互关系呢？显然没有。个别的工人或集团正在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的艺术，而且现在还以相当折衷主义的态度在利用这种艺术的技巧。难道这是为了表达无产阶级自己的内心世界吗？问题就在于远非如此。无产阶级诗人的创作还缺少一种固有的特性，这种特性只有当艺术同整个文化的现状和发展之间具有深刻的相互联系时才能产生。这是有天赋或有天才的无产者的文学作品，然而这并不是无产阶级文学。这或许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源泉之一吧?
不言而喻，在目前这一代人的工作中有许多这样的胚胎、萌芽和源流，多少年后细心的后代人将会划清它们开始导致未来文化的线索，就象现在的艺术史家划清宗教神秘剧导致易卜生的剧作，或僧侣绘画导致印象派和立体派的绘画的线索一样。在艺术上，也象在自然界一样，都是很经济的，什么东西都不会白白丢失掉，一切的一切都是联系着的。但在事实上，具体地、切合实际地说，现在无产阶级出身的诗人的创作，还远没有向着为未来的社会主义之文化准备条件即提高群众的过程发展。
杜鲍夫斯科伊同志由于自己的一篇文章伤了一批无产阶级诗人，看来树敌不少。在那篇文章中，虽然有一些我认为并不一定正确的思想，然而毕竟说出了一系列即使味道苦涩但却基本上无可争议的真理。[2]杜鲍夫斯科伊同志的结论是：无产阶级诗歌不在《打铁场》杂志上，而是在工厂墙报的无名作者那里。在这个结论中也有正确的思想。尽管表达得有些离奇。同样可以说，一些无产阶级的莎士比亚和歌德，现在正在某个地方光着脚跑着步上初级小学呢。毫无疑问，工厂的诗歌作者的创作就其同工人群众的生活、习俗和利益的联系来说，要更加有血有肉得多。但这毕竟不是无产阶级文学，而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提高过程的表现。我们在上面已经阐明，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工人通讯员、土生土长的诗歌作者、揭发者在为将来的播种进行松土和整地的同时，也在做着伟大的文化工作。不过真正的文化艺术收获好在已经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了。
写于1923年9月。译自《真理报》1923年9月14日
[1]《无产阶级和科学》，载于《熔炉》杂志第8期第99页。——托洛茨基注
[2]《真理报》1923年2月10日。——托洛茨基注 |
托洛茨基：党的艺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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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艺术政策
托洛茨基
某些马克思主义文学家惯用苛求的态度来对待未来派、谢拉皮翁兄弟派、形象派作家和一切同路人，无论对他们全体或个人都如此。尤其是不知为什么竟把攻击皮利尼亚克当成一种时髦，甚至未来派作家也参与其事。无疑地，皮利尼亚克的某些特点能引起人们的饿愤懑，如：在重大问题上过于轻浮，过分装腔作势，卖弄才华，抒情味太浓……可是，皮利尼亚克卓越地揭示了落后农民的革命的一角，揭示了私贩粮食的车队，——多亏皮利尼亚克，我们对这些事情比以前看得清楚得多、明显得多了。而对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又该怎么说呢？他的《游击队员》、《装甲列车》、《蔚蓝色的沙漠》，尽管在结构上有种种缺陷，文体不加修饰，甚至粗糙得很，难道我们读后不是更好地了解和感觉到俄罗斯那辽阔的幅员、五光十色的风土以及她的落后和气魄吗？难道这种形象的描绘可以用未来派的言过其实的说法，或千篇一律的颂歌、报刊上天天以同样三百个单词不同排列的文章来代替吗？要想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把皮利尼亚克和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抛掉，我们就会贫困得多……对同路人进行攻击（有点不顾前景和分寸的攻击）的组织者又选定了一个攻击目标，竟把<<红色处女地>>的主编、环形出版社的领导人沃隆斯基同志当成一个纵容者，几乎当成一个同谋者。我们认为，沃隆斯基同志根据党的委托进行了大量文学和文化工作，并认为，用一篇文章浮皮了草地颁布共产主义艺术的命令自然要比从事共产主义艺术的细致的准备工作容易得多。
从表面上看，我们那些苛求者是在沿袭过去（1908年）<<崩溃>>文集所推行的路线。但是总应当理解并看清历史情况的差异和迄今发生的力量对比的某些变化吧！当时我们是挨打的、处于地下的党。革命退却了，斯托雷平、无政府神秘主义的反革命在各方面施加压力，知识分子在党内还起着不相称的巨大作用，而且具有各种派别色彩的知识分子团体都串通在一起。在这种条件下，思想上的自卫要求对文学上的醉后朦胧进行有力的回击。
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基本上处于相反的状况。最终决定知识分子创作路线的社会倾向（倾向于统治阶级）现在对我们有利。应当善于使艺术领域中的政策适应这一点。
革命的艺术似乎只有工人才能创造出来，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工人革命（不再重复很早就说过的话）所解放的劳动力能作用于艺术的毕竟太少了。在法国革命时期，直接或间接反映这一革命的最伟大作品，不是由法国的艺术家，而是由德国、英国以及其它国家艺术家创造出来的。直接完成变革的本国资产阶级不能分出足够的精力来描述和刻画这一变革，更何况无产阶级了，他虽有政治素养，但艺术素养却很差。知识分子除了表面上有其专业技巧上的优势之外，还具有令人反感的、政治立场消极的特点，他们或多或少地仇视或者同情十月革命。持这种“旁观者”态度的知识分子在用艺术反映革命这方面，过去和现在都能比进行革命的无产阶级提供（尽管有所歪曲）更多的东西，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十分了解同路人的政治局限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可是，如果我们抛弃皮利尼亚克和他的<<赤贫年代>>，抛弃有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吉洪诺夫和波隆斯卡娅在内的谢拉皮翁兄弟派作家，抛弃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那么其结果，除了给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开出空头支票之外，还剩下什么呢？更有甚者，象杰米扬.别德内依这样的人，既不能把他算做同路人，我们相信在革命诗歌方面也还不能抹掉他，连他都不能被吸收到按照<<打铁场>>杂志的宣言的精神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学中来，那究竟还剩下什么呢？
那么是不是说，党在艺术领域中完全违背自己的宗旨，站在纯粹折衷主义的立场上呢？这个结论看上去多么无可指责，实际上却是极其幼稚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使我们有可能来估价新艺术的发展条件，注视它的一切源泉，用评述创作道路的办法来促进其中最进步的东西——如此而已。艺术应当靠自己的双脚走出路子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艺术的方法。党领导无产阶级，但不是领导历史的过程。有些领域，党可以直接直接地、绝对地进行领导；有些领域，党可以进行监督和协助；有些领域，党只能进行协助；最后，有些领域，党只能给予指导。艺术领域并不是党发号施令的场所。党可以并且应当进行限制、协助和仅仅是间接的领导。党对各种艺术团体可以并且应该给予有条件的信任，只要它们真诚地努力靠近革命并用艺术的形式来描绘革命。在任何场合下，党现在和将来都站在正与别的文学团体进行争论的或者干脆说进行竞争的某个文学团体的立场上。党所维护的是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党在有意识地、一步一步地为新文化从而为新艺术创造前提条件，党对待文学同路人的态度，不是把他们当作工人作家的竞争者。而是当作在宏伟建设中的真正的或可能的助手。党了解过渡时期文学团体的暂时性，因此对它们的评价着眼于它们在培育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的所起的或可能起的作用，而不是着眼于文学家们的阶级身份。如果今天某一文学团体的地位还不能确定，那么。党作为党，就要善意而关切地……加以等待。个别批评家或读者可能对某个文学团体事先表示好感。捍卫阶级的长远利益的党则应当是客观和明智的。党的慎重不可能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党不能只是因为写作的人是工人而给《打铁场》杂志打上纲领性的印记，另一方面，党也不能事先屏弃任何一个文学团体，即使是知识分子的文学团体，因为它正在努力接近革命，并努力帮助巩固联结城乡之间、党和非党人士之间、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某一个纽带，尽管这种纽带往往是薄弱环节。
但是，这样的政策是否就意味着，艺术领域是党的一个不设防的侧翼呢？这样说未免太言过其实了，不论现在或将来，党对明显有毒的、有腐蚀作用的艺术倾向都要根据政治标准给予打击。不过，艺术侧翼的防卫比政治阵线的防卫要松一些，这是对的。科学领域的情况不也是这样的吗？宣扬“纯粹无产阶级”科学的形而上学者关于相对论能说些什么呢？相对论同唯物主义是不是可以调和的呢？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何人、何时、何地解决的呢？我们的生理学家巴甫诺夫是完全根据唯物主义路线进行工作的，这连门外汉也明白。但是，关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又该怎么说呢？这种理论是同唯物主义协调的呢，如像拉狄克同志（我也如此）所认为的那样，还是敌对的呢？关于原子结构以及其它新理论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学者能在方法论上概括这些新理论，并把它们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联系起来，进而对这些新理论作出相互验证，深化辩证法，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可是我很担心，这样的著作——不是报章杂志上的文章，而是象《物种起源》和《资本论》那样的哲学科学巨著——不是今天或明天就能产生出来的，退一步说，即使今天能产生出来，那么在无产阶级可能解除武装的日子到来之前，这种巨著也有被封存的危险。
然而，难道文化建设，即掌握无产阶级文化以前的基本常识也要有批评、有选择、有政治标准吗？这还用说！但是这种标准是政治的，而不是抽象文化的。政治同文化标准只是在广义上即革命为新文化准备条件这个意义上说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一致性在每一个场合都能得到保证。如果革命一旦需要去破坏桥梁和艺术珍品，那么对任何一个艺术派别，尽管它有一切明显的成绩，只要它可能有分化革命队伍的危险，或可能有使革命内部力量（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相互敌对的危险，革命就不能对它袖手旁观了。我们的标准很清楚是政治的、带命令性的和毫不含糊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应当明确规定自己的作用范围。为了表达得更清楚些，我认为，在存在革命警惕性很高的书刊检查机关的情况下，艺术领域中的宽大而灵活的政策，同小团体的恶意苛求是格格不入的。
十分明显，党在艺术领域中一天也不能实行自由主义的原则：Laisserfaire，Laisserpasser（听其自然）。全部问题只是在于，干预从什么基点出发，它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下——在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之间——党必须作出选择。而这个问题决不象文艺左翼战线的理论家们、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言人以及……苛求者先生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的目的、任务和方法比在艺术上要具体得多，明确得多，理论上研究得充分得多。然而，在以集中化方法建设经济的短暂尝试之后，党看到不得不允许甚至是彼此冲突的各种经济类型同时存在：这里有组织成托拉斯的全国性工业，有地方性企业，有出租、租让企业，有私人企业，有合作社和个体农民经济，有手工作坊和手工业集体等等。但是在目前这个总的倾向中，也包含着对农民经济和手工业的全力支持。没有这种支持，建设社会主义大工业就会成为一个毫无生命力的抽象概念。
我们的共和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联盟。基于这样的社会结构，在提高技术和文化的条件下，需要经历一系列阶段才能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显然，农民和知识分子不是按工人所走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的。他们的道路在艺术中是不会没有反映的。那种不把自己的命运同无产阶级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的知识分子、非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由于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支持，更确切地说，由于资产阶级的支持已十分脆弱，就会在农民中去寻找支持。眼下这个过程还纯系探索性的，在更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其表现是（颠倒历史地）把庄稼汉的革命自发势力理想化。这种独特的新民粹派可说是所有同路人的特征。今后，随着农村学校和读者的增加，这种艺术同农民的联系可能成为更有机的联系。同时，农民中也将涌现出自己的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相比，农民的见解——在经济上、政治上、艺术上——较为简单、较有局限性、较为自私。但是这种农民的见解是存在着的，并且将会存在很久，很牢固。如果一位从农民的角度、多半是从农民知识分子的角度观察生活的艺术家，深刻认识到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那他的创作，在具备其它必要条件的情况下，就会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他的创作将会以艺术感染的方式巩固城乡之间必要的历史性合作。农民向社会主义迈进是一种深刻的、丰富的、多样的、鲜明的进步，有一切根据认为，在这种进步直接启示下所产生的艺术创作将会给艺术带来可贵的篇章。相反，把典型的、古老的、没有开发的、“有民族特色的”农村同繁华的城市对立起来的见解，在历史上是反动的。由此产生的艺术是与无产阶级敌对的，是与历史发展不相容的，是注定要衰落的。可以认为，即使从表面上看，这种艺术除了旧调重弹和怀旧之外，不会有什么作为。
在克柳耶夫、形象派作家、谢拉皮翁兄弟派作家、皮利尼亚克身上，甚至在未来派作家赫列勃尼科夫、克鲁乔内赫、卡缅斯基身上豆油一种庄稼汉的气息，在一些人身上表现的自觉一些，在一些人身上表现的不那么自觉；在一些人身上是本能的庄稼汉气息，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实际上是转化为庄稼汉语言的资产阶级气息。未来派作家、谢拉皮翁兄弟派作家、形象派作家以及皮利尼亚克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是很少口是心非的，他们处处都带着反无产阶级的倾向——至少在不久以前是这样。所有这些团体都以折射的形式反映了余粮收集制时期的农村思潮。在那些年代里，知识分子为了免于挨饿而跑到农村去，并在那里积累了自己的印象。他们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就用这些印象作出相当含糊的总结。但是应当看到，这种总结无非是以喀琅施塔特叛乱告终的那个时期的衬托.现在已经有所表现了。在这些团体中将会产生内扛、分裂，缤纷在社会推动力的影响下重新组合。应当十分细心地和用批判的眼光注视所有这些情况。我们相信，不无某种根据希望取得思想领导权的党，没有权利以廉价的洁癖来回避这个问题。
可是难道范围广阔的纯粹无产阶级艺术就不能够用艺术来阐明并促进农村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运动吗？当然“能够”，正象国营电站“能够”以自己的电力来照亮或供给农舍、畜棚、磨坊一样。只是需要有这样的电站和通往农村的电线。那时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就不会再有对抗性危险了。可是还没有这样的电线。也没有这样的电站。没有无产阶级的艺术。带有无产阶级倾向的艺术，包括工人诗人团体和党内未来派作家在内，要在艺术上满足城乡的需要，并不比苏维埃工业解决包罗万象的经济任务来得快一些。
但是，即使把农民撇开不谈（而怎么能把他们撇开不谈呢？）那么对于作为苏维埃社会的根本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情况也并不完全象文艺左翼战线的作品中所写那样简单。未来派作家不仅仅是因为旧的个人主义文学在形式上过时了，而且也因为——归罪于我们的理由——它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者的本性有矛盾，所以才提议要抛弃旧的个人主义文学。这也就表明他们还是很不理解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辨证性。抽象的真理是不存在的。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也不一样。革命前的知识分子由于个人主义严重，有一部分陷入了神秘主义，另一部分走上了杂乱无章的未来派道路，还有被革命卷入的那一部分——值得称赞地——向无产阶级靠拢了。可是当这些向无产阶级靠拢的人把极度厌烦的个人主义情绪传到无产阶级身上时，说明他们多少犯了一点自我中心论，即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不幸的是，一般的无产者恰好不具备这种品质。无产阶级的个性总的来说，并没有完全形成和分化出来。我们正在掀起的文化高潮，其最有价值的内容恰恰就是要提高对个性的客观评价和主观自我意识。认为资产阶级的艺术作品能够打开阶级团结的缺口，这是幼稚的。工人从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陀思妥也夫斯基那里所得到的东西，首先是关于人的个性及其热情和感情等较为复杂的概念；工人会比较深刻和敏锐地领悟个性的心理力量以及无意识的东西在个性中的作用，等等。结果工人就变得更完美了。早期的高尔基浸透着带有浪漫色彩的流浪汉的个人主义。然而在1905年前夕，他充满了无产阶级的蓬勃革命精神，因为他促进了这样一个阶级的觉醒，在这个阶级中觉醒的个性正寻求与其它觉醒的个性的联系。无产阶级需要艺术的营养和哺育，但是不能认为，无产阶级是已故的或家乃的艺术家们可以按自己的形象或模样随意捏塑的泥巴。
在精神上，从而也在艺术上非常敏感的无产阶级，是没有受过美学教育的。未必有合理的根据认为，无产阶级似乎可以简单地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毁灭前夕所停留的地方开始。一个个体在由胚胎开始发育的过程中往往重复着（生理上和心理上）本种类以至整个动物界的发育过程，同样地，一个新的、多数只是在不久前才摆脱几乎毫无历史地位状态的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不重复艺术文化的全部历史。它在没有把旧文化的要素吸收过来并加以同化之前，是不能着手建立具有新风格的文化的。这绝不是说必须缓慢地、系统地、一步一步地经历过去的全部艺术历史。既然这里说的不是生物个体，而是社会阶级，所以掌握和实现旧艺术文化的过程就具有非常自由和自觉的性质。但是对于新的阶级来说，不去研究过去最重要的里程碑，那就不能前进。
革命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坚决性摧毁了旧艺术的社会基础，旧艺术的左翼在为保持艺术文化的连续性的斗争中不得不在无产阶级中寻求支持，或者至少在无产阶级周围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团体中寻求支持。而无产阶级则利用统治阶级的地位。努力着手搞一般的艺术，并为它准备空前雄厚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工厂墙报是未来新文学最必要的前提，这是正确的，尽管距离还很遥远。当然，任何人都不会认为，无产阶级在没有从墙报提高到独立的艺术技巧之前，就可以把其余的一切统统勾销。创作传统的连续性对于无产阶级也是需要的。现在无产阶级主要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通过资产阶级的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来实现这种连续性，这些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倾向于无产阶级或者希望靠近它。因而无产阶级对其中的一部分要容忍，对另一部分要支持，对第三部分要半收养，对第四部分要完全同化。共产党的艺术政策正取决于这些纷繁复杂的情况。要把这种政策归结为一个极简短的公式是办不到的，而且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写于1923年9月8日。译自《真理报》1923年9月16日 |
托洛茨基：反革命或革命是否能按时完成？（1923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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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或革命是否能按时完成？
托洛茨基
（1923年9月23日）
“当然不能。只有火车才能按时发出，但也不总是如此”……
思维的准确性到处都需要，而在革命战略问题上更是这样。但由于革命不是经常发生的，所以革命的概念和思想也就会蒙上一层油污，轮廓变得模模糊糊，问题勉勉强强地提出，又马马虎虎地解决。
墨索里尼按事先公开规定的期限完成了他的“革命”(即反革命)。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社会主义在革命时机到来的时候，没有实现革命。保加利亚法西斯分子完成了自己的“革命”，采取的办法是搞军事阴谋，规定了准确的日期并分配了角色。西班牙的军官们也是这样干的。反革命政变几乎都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的。反革命政变往往安排在这样的时刻，即当群众由于对革命或民主产生失望情绪而采取漠然态度，从而给组织-技术上业已作好准备并预先规定日期的军事打击造成了有利的政治形势。很明显，有利于反动政变的政治形势不能人为地制造出来，更不用说规定一定的日期。但是，我们看到，一旦这种形势的各种基本因素都已具备，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就能事先选择有利的时机，并根据这个时机配置政治、组织和技术力量，实行确有把握的攻击(如果估计无误的话)。
资产阶级不总是进行反革命的，它过去也进行过革命。它是否为革命或反革命规定过日期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一下典型的或非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发展(这是我们年青马克思主义者的课题！)，那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颇有教益的。但是，即使不作这样的细致研究，那也可以确定问题的下列基本因素；富有的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即获得政权的那部分“人民”并没有进行革命，而是在等待革命的实现。当基层的运动冲破了界限，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或旧的政治制度时，自由资产阶级几乎总是自动地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自由派学者宣布这种革命是“天然的”、不可避免的，于是他们就打着历史规律的旗号，制造出一大套毫无意义的废话；革命与反革命(即卡烈也夫过去说的动与反动)都是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因而是不能随意制造的，或任意规定日期的，如此等等：这些规律从来没有妨碍过有充分准备的反革命政变。然而，这种模糊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维往往钻入革命者的头脑，使之造成极大的空虚，带来实际的危害……
但是，即使是资产阶级革命，也远不是在它的所有各个阶段都按照自由派教授的“天然的”规律发展的，小资产阶级平民民主派推翻自由派时，是通过密谋和发动预先安排好日期的起义实现的。法国革命的极左翼雅各布宾派就是这样干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自由资产阶级(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和1917年2月的我国资产阶级)来说，往往只要等到发生一个强大的自发运动，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知识和自己同国家机关的联系在最后时刻施展出来，从而掌握舵盘。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另外的行动，因为他们既没有财富，也没有社会影响和联系，他们往往只好以考虑周密和精心策划的革命行动计划来代替，而这种计划要求有确定的时间，也就是说，要有规定的期限。
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这样。共产党不能采取等待的态度，来对待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孟什维克的立场基本上就是这样：当革命向前发展的时候，他们阻挠革命，当革命胜利了一半的时候，他们就享受革命的成果，并竭力阻止革命完成。共产党掌握政权，不能是从旁利用革命运动的结果，而只能是直接地从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技术上领导革命群众的结果，在长期准备时期是如此，在决定性的革命关头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共产党对所谓革命是自发发生的，而不是进行的，因此不可能规定日期这种自由派的伟大规律完全无可奈何。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是正确的，而从领导者的观点看，这纯属废话和无稽之谈。
我们设想有一个国家，那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条件业已成熟，或者显然在日益成熟，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党对起义和确定起义的日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如果这个国家正经历着最深刻的社会危机，矛盾尖锐到了极点，民情处于鼎沸的状态；如果明显的、无可争辩的多数劳动人民，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中所有积极的、自觉的、奋不顾身的成员都拥护党，那么，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一个尽可能近的日期，使得在这段时间内有利的革命形势不可能发生不利于我们的急剧转变，并集中最主要的力量来作好出击的准备，使自己的全部日常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都服从于军事目的，以便用集中起来的力量进行打击，除此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任务。
我们且不去剖析一个抽象的国家，而回过头来看看我国的十月革命。当时俄国无论是在国内，或是在国际上，都处在巨大的危机中。国家机关瘫痪了。劳动人民越来越多地涌到我们党的旗帜下。自从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后来又在莫斯科苏维埃形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多数时起，党所直接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地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而是准备按照一定的计划、在一定的日期夺取政权了。大家知道，这个日期实际上也就是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子。一部分中央委员事先就认为，实际出击的时间应该安排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时刻。另一部分中央委员担心，资产阶级会在这以前作好准备并驱散代表大会，因而要求把出击的时间提前。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议规定武装起义的时间不迟于10月15日。这个决议在执行中被有意识地推迟了十天，因为宣传和组织准备过程证明，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而举行起义就意味着在工人阶级相当多的阶层中散布疑虑，因为他们认为夺取政权应该是苏维埃，而不是党及其秘密组织。另一方面，已经完全弄清，资产阶级士气十分沮丧，他们不可能在两三个星期内组织有力的反击。
这样，党在起领导作用的苏维埃里取得了大多数，从而保证了夺取政权的基本政治前提之后，军事问题就完全按明确的日程摆在我们面前。在尚未具备这个多数以前，组织技术计划当然不能不带有很大的假设性和灵活性。对我们说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革命初期建立的苏维埃，是衡量我们革命影响的标尺。苏维埃既是我们进行地下秘密活动的政治掩蔽所，而后来在实际掌握政权后又是政权机关。
如果当时没有苏维埃，我们的战略应该是怎样的呢？很明显，我们首先必须求助于衡量我们革命影响的其它标尺，如工会、罢工、街头示威游行、各种形式的民主选举等等。虽然苏维埃在革命时代是衡量群众实际积极性较为可靠的标尺，但是，即使在没有苏维埃的情况下，我们也完全有可能看清，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实际多数什么时候拥护我们。很明显，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向群众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把整个问题摆到军事冲突的范围里去了，所以当我们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时，我们必须有一个十分周密的、规定有日期的武装起义计划。
既然大多数劳动者拥护我们，至少在起决定作用的中心城市和州里是如此，那么根据我们的号召建立苏维埃就有了保证。较落后的城市和州或迟或早也会跟着起先导作用的中心城市建立苏维埃。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摆着一项政治任务即确定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期，和一项军事任务即保证政权转到这个代表大会手里。显然，这只不过是同一个任务的两个方面。
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在上述形势下，也就是在没有苏维埃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在群众已经自发地向我们涌来，但还不能保证取得明显的绝对多数的时候召开决定性的会议，那我们怎样制订下一步行动计划呢？我们是否确定起义的日期呢？
答案可从上面所说的全部情况中得出。我们可以对自己说，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明显的绝对多数，但是群众中的变动如此巨大，取得我们所必需的、无可争辩的多数也就是最近几周内的事情了。假定说，为了在彼得格勒、莫斯科、顿涅茨矿区争取工人的多数，我们还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向自己提出这个任务，并在这些中心城市集中必要的力量来解决它。一旦争取到了多数——我们用一个月时间实际检验这一点——，我们就号召劳动者建立苏维埃。在彼得格勒、莫斯科、顿涅茨矿区，要做到这一点绝不会超过一两个星期；可以确信，其它城市和州随后也会在两三星期内按照中心城市的榜样跟上来。这样，建立苏维埃网需要花费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当在最重要的一些州里有了我们占多数的苏维埃以后，我们就号召它们参加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代表大会再外加两星期左右时间，这样，在召开代表大会之前，我们就有两个半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不仅应该准备好夺取政权，而且应该把它付诸实现。
据此，我们就可以给我们的军事组织作出计划，规定在两个月、最多两个半月时间内，准备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铁路沿线等地方举行武装起义。我之所以用假定语气说话(即假如这样做，假如这样规定)，是因为虽然我们实际上干得并不坏，但并不是如此有计划地进行的，这倒不是因为“历史规律”妨碍了我们，而是因为我们举行无产阶级起义还是第一次。
但是，运用这种方法会不会失算呢？夺取政权意味着战争，而在战场上就可能有胜有负。但是，我们概括地描绘的那条道路是最正确、最直接通往目标的道路，也就是说它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胜利的可能性。的确，如果在中央委员会开过上述决定性会议一个月以后，我们还没有得到大多数劳动者的支持，那我们当然就不能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等于悬在空中(我们知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反对苏维埃的)。相反，如果过了两个星期以后无可争辩的多数已站在我们方面，这就会缩短我们的计划，使起义的决定性时刻提前到来：计划中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即建立苏维埃和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也同样如此。如上所述，如果在最重要的中心城市正式建立苏维埃还得不到保证，我们就不能提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口号。由此可见，我们每个阶段计划实现的可能性是由前一阶段计划的完成情况提供和保证的。军事准备工作是与极严格地按日程规定的任务同时进行的。在这里，党要牢牢掌握住自己的军事机关。当然，在革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许多偶然的、预料不到的、自发的情况，无疑地，我们应该重视和适应所有这些“偶然现象”，但是，我们的策略计划订得越周密，我们处理这些突然事件就越有把握，越有成效。
革命拥有强大的即兴力量，但它永远不会为宿命论者、粗枝大叶和头脑简单的人作出任何好的即兴作品。正确的政治估量、正确的组织工作和进行决定性打击的决心是必定要胜利的。
写于1923年9月。译自《真理报》1923年9月23日。 |
【苏联档案】俄共（布）与1923年的德国革命（1923年7月至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德国革命
【苏联档案】
俄共（布）与1923年的德国革命
（1923年7月至10月）
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拯救俄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特别是西欧无产阶级上，为此曾多次采取措施帮助甚至策动西欧国家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特别寄希望于德国，认为德国革命的条件最为成熟，而德国革命的胜利将能直接帮助俄国解决经济技术落后的问题。1923年，有关德国革命问题曾在俄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决定把革命的日期定在1923年11月9日。1923年德国爆发由台尔曼领导的汉堡起义，10月23～25日达到高潮。在斗争的关键时到，德共中央取消了本应转变为武装起义的总罢工。德国革命未能成功。有关文件收藏在严格保密的特档中，于1995年首次公布。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吴能翻译）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拉狄克同志关于德国形势的通报》的决议（1923年7月27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外交人民委员部问题（关于德国）》的决议（附电文）（1923年8月18日）
·中央书记助理致拉狄克、李可夫、加米涅夫和鲁祖塔克（附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提纲的意见）（1923年8月20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会议记录（1923年8月21日）
·中央书记扬·鲁祖塔克关于国际形势致各省委、州委、民族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和中央局的密码电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鲁祖塔克同志的通报》的决议（附鲁祖塔克的建议）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季诺维也夫同志提纲》的决议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附季诺维也夫的提纲）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政治局国际事务委员会问题”的决议
№03234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拉狄克同志关于德国形势的通报》的决议
（1923年7月27日）
绝密
1923年7月27日
送拉狄克同志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3年7月27日会议记录（第19号）摘抄
听取：
39．拉狄克同志
关于德国形势的通报
决议：
鉴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一致决定，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在向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发出电报之前弄清他们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之间的分歧，为此建议拉狄克同志与季诺维也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联系一下，弄清他们的意见的准确表述。
中央书记
№0323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外交人民委员部问题（关于德国）》的决议
（附电文）
（1923年8月18日）
绝密
1923年8月18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3年8月9日会议记录（第22号）摘抄
听取：
1．外交人民委员部问题：（关于德国）。（斯大林同志）
决定：
1．向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同志发出以下内容的电报：政治局认为，有必要联系德国的事态对国际形势进行一次总的讨论。是否有可能前来参加几天讨论，然后再回去休假。如果同意，请通知何时到达，以便确定召开专题会议及召唤德国同志。
中央书记
电报
密码
副本
莫斯科国家政治保卫局致别连基按指定收件入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央机要局发送3771/ш8月12日
致斯大林
我认为莫斯科的会议是必要的，特别是由于从我们方面已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措施。我可以在星期三，即8月15日出发，但最好根据治疗进程在星期六，即8月18出发。治疗间断时间不应超过一周。
托洛茨基
8月11日第343/T。编号：57萨姆索诺夫
密码译解：奥斯特林娜
电报
副本
密码
莫斯科国家政治保卫局致别连基按指定收件人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央机要局发送3770/ш8月12日
发自基斯洛沃茨克
致斯大林，抄送托洛茨基
我们当然要来。请与德国人联系，收到他们的回答后，请定下会议时间，但要使您关于会议时间的电报能于会前3～4天送达。
季诺维也夫
布哈林
1923年8月11日。编号：58萨姆索诺夫。
密码译解：奥斯特林娜
电报
副本
密码
莫斯科国家政治保卫局致别连基按指定收件人转发
发自基斯洛沃茨基
致斯大林、拉狄克
蔡特金和我的意见：应当请德国人来，他们的代表中必须有布兰德勒①、奇克列姆连、台尔曼②。后二人必须来是因为他们同工人的联系特别密切。当然也可以另外派遣他们想派的人。
季诺维也夫8月12日
第59号。萨姆索诺夫
密码译解：奥斯特林娜
电报
副本
密码
加急
基斯洛沃茨克国家政治保卫局ЛИНΤО萨姆索诺夫
请转告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会议定于8月21召开。德国人届时将来莫斯科。
斯大林1923年8月13日
别连基第1125/т号
密码电报于18时45分发出。
①布兰德勒，亨利（1881～1967）——1919～1923年任德共中央委员。1923年要求把革命斗争限制在和平罢工的范围内。1929年被开除出党。
②台尔曼，恩斯特（1886～1944）——徳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1923年汉堡起义领导人。1925年起任德共中央主席。
№03236
中央书记助理致拉狄克、李可夫、加米涅夫和鲁祖塔克
（附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提纲的意见）
（1923年8月20日）
绝密
第3216/C号
致拉狄克、李可夫、加米涅夫、鲁祖塔克等同志
遵照斯大林同志的委托，寄上他对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的意见，供参阅。
中央书记助理（签名）
对季诺维也夫同志提纲的意见
绝密
1．以共产国际名义发出的提纲不应公布。应当在一定时间内禁止俄国同志在德报刊上发表自己关于德国革命的指导性文章。应当想方设法避免一切可能让人认为革命是有人从俄国“操纵”、“策动”的任何借口。必须绝对通过德国共产党和以它的名义行动。
2．必须在提纲中直截了当和明白无误地说明，所指的是由共产党人夺取政权，而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应当直截以当地指出，工人政府的口号只不过是包含有统一战线的思想的鼓动性的口号，它的最终形式（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政府）一般说来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如果它万一竟能实现，那么这样的政府必定是瘫痪的和一片混乱的政府，由于软弱无力注定要在最短时期内立即垮台的政府。应当明白无误地告诉德国共产党人，只能靠他们单独在德国夺取政权。
3．提纲中正确地指出，当前的基本口号应当是工农政府。但是，应当坚持不懈地向群众解释，这个政府不是国会的机关，而是由他们批准的，对他们负责的苏维埃的机关。地方苏维埃应当在发生第一个革命高潮时就组建起来。也许在萨克森这样的地区现在就可以着手组建。应当说明，没有地方苏维埃作为其支柱和组织基础，工农政府只会是无根之木。
4．提纲丝毫没有提到，或者极少提到，德国共产党人能不能保持政权，以及根据哪些主要条件可以期望能够保持政权。提纲主要谈到必须和可以夺取政权。然而，保持政权目前是德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基础。提纲的主要缺点就在于此。众所周知，列宁同志在号召俄国共产党人发动起义时，把自己论据的全部重心都集中于说明“布尔什维克能否保持政权”的问题上。现在，由于国际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这一点应当以更大的力量加以强调。
5．应当在提纲中直截了当而明确地指出，德国的工人革命意味着法国和波兰（也许还有别的国家）有可能同德国开战，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封锁德国（不让从美国运来粮食，等等），对此现在就要制定对策。提纲中这个问题含混不清。
6．应当在提纲中清清楚楚地说明，德国发生革命和我们用食物、武器、人员等帮助德国人，这就意味着俄国将同波兰也许还有其他缓冲国爆发战争，因为，显而易见，不进行一场胜利的战争，至少战胜波兰，我们就不仅不能运去食物，而且也不能同德国保持联系（期望德国发生工人革命时波兰会保持中立，并让我们能够从波兰走廊和立陶宛过境——这不啻是期望发生奇迹；关于拉脱维亚也应这样说；至于英国那就更不用说了，它是不会允许我们从海上运输的）。我已经不去说从我们方面给予革命的德国以军事支持的其他论据了。如果我们想真正帮助德国人——而我们愿意也应当予以帮助——，我们就必须准备好作战，而且要认真和全面地作好准备，因为事情归根结蒂涉及苏维埃联邦的生存和世界革命的近期前途。提纲中对这个问题也说得含混不清。
7．必须制订出德国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具体经济纲领。
8．其他较次要的意见以后再谈。
约·斯大林
1923年8月19日
№0323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
（1923年8月22日）
绝密
第27／23号
盖有“特别卷宗”印章
中央政治局1923年8月22日会议记录（第27号）摘抄
关于国际形势
（政治局，1923年8月9日，记录第22号，第1节）
（季诺维也夫、拉狄克、托洛茨基、布哈林、皮达可夫等同志）
1．根据中央现有的材料，特别是根据领导德国共产党的同志们的来信，中央认为，德国无产阶级正直接面临夺取政权的决战。
2．认为不仅德共和俄共的工作，而且整个共产国际的工作，都应当适应这个基本事实。
3．据此中央责成俄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根据当前国际形势作出基本结论，并提交政治局批准。
4．与此相联系，俄共当前的任务是：
（1）从政治上使共和国联盟的劳动群众对面临的事变做好准备；
（2）动员共和国的战斗力量（特别是研究布兰德勒同志提出的问题）；
（3）从经济上援助德国工人；
（4）相应的外交准备。
为研究后几个问题，成立由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拉狄克、契切林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由季诺维也夫同志负责召集。同时责成这个委员会草拟一份给各省委的秘密信件的初稿和报纸宣传的提纲。
委员会的所有决定须通报政治局委员，如无反对意见，即视为政治局的决定。
责成书记处让中央委员了解这些决定。
中央书记
№0323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会议记录
（1923年8月21日）
副本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讨论纪要
俄共中央政治局1923年8月21日会议
主席：鲁祖塔克同志
出席：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
中央委员：安德烈也夫，伏罗希洛夫、皮达可夫、拉狄克。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什维尔尼克、什基里亚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
书记处：纳扎列强、巴扎诺夫。
契切林同志：我请求发言，通报一些实际情况，作为付论这一问题的起点。契切林同志曾和德蒙西①谈过话，弄清了法国各派对待德国革命问题的态度。恰恰是那些“支持”我们的人对于德国革命将采取最令人反感的立场，而且坚持一旦德国爆发革命一定要占领柏林。相反，那些奉行“鲁尔”政策的敌对集团却为德国革命感到非常高兴，期望共产党人把德国彻底“搞垮”。
①德蒙西，安纳托里（1876～？）——1920年起为法国参议员。主张同苏联接近。
波兰的态度。佐尔曼①（这个骗子中的骗子）的信；他认为，如果德国爆发革命，那么苏维维埃共和国只会在柏林市内存在，而且在那里也支持不了很久，因为有4万名有组织的法西斯分子。
①佐尔费，威廉（1881～？）——1923年任德国内务部长。
季诺维也夫同志：首先应当肯定，我们之间近几个月来关于德国革命问题分歧已因事态的发展而消失。现在只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德国革命有90%意味着战争，因此应当避免德国革命。还有另一种提法，而我认为这是惟一正确的，就是我在提纲中说明的那一种。对于第一种提法无法进行认真的讨沦，因为德国发生保皇派政变的可能性太大，因而很可能随之使德国转而由国际监督，进入“奥地利”状态。剩下的只有第二种提法。
德国形势如何。库诺①垮了台。发生的事件超过了议会危机，但还没有达到革命的程度。相当于4月与7月的中间。社会民主党状况。社会民主党出现危机是事实。社会民主党大致分成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社会民主法西斯分子（我指的是那些由社会民主党人组织起来的百人团、第二部分是莱维②一类的人，颇像我们的国际主义者③。第三部分是过时的，僵死的，御用的社会民主党。这一部分人对谁都要妨碍，对什么都要阻挠，但将遭到所有人的打击。社会民主党的崩溃是无庸置疑的。关于法西斯主义。德国完全独特的经济状况使德国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处于一种完全特殊的境地，其特点是极易被极端的政治派别从政治上加以利用。在这方面必须谨慎从事。在这个问题上布兰德勒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竟把争取到小资产阶级的多数作为社会革命的前提。这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在实际上也无法实现。不过，看来，德国共产党不会再坚持这一迷误而不醒，而且根据我们的建议德国共产党已经开始采用“民族的”语调。共产党。多数是否会跟他们走？也许。任务是艰巨的。应当看到，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要比在工会中“容易一些”。不过许多迹象表明，多数已经存在。也有差的地方（农民，等等），但总的看来，可以说德国的形势处于7月和10月之间，至少说形势相当于4月和10月之间④是不会错的。与德国革命相联系的国际形势。当然，法国人和波兰人中将在两种观点之间展开斗争；狭隘的帝国主义观点和较为开阔的资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波兰人可能真的想要得到西里西亚东部，等等。如果这些派别在德国革命时占了上风，那对我们的这场角逐会有好处。但不应把我们的政策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而应建立在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会发生战争的基础之上。危险是巨大的。下了一笔极大的赌注。但是，除了所有这一切之外，这也是使我们党振奋起来，考察自己的力量，检验自己能否取胜的一种手段。总之，必须考虑到最坏的局面，而在采取各种外交行动的同时，则应使波兰后方在军事上作好准备，准备作战。时间。要在冬季以前作好准备。事情在3、4个月内就会发生。德国的形势是这样的，不存在社会民主党使情況改善的客观可能性。希法亭⑤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如果让共产国际为德国任命一个财政部长，我们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选了。因为即使他聪明绝顶，但如不采取社会革命性质的果断措施，想改善德国的财政状况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途兒有一个，名声扫地和彻底破产。共产国际。首先是统一战线策略。这个策略不仅必须继续有效，它目前应当起更大的作用。至于工农政府的口号，应当说，斯大林同志是正确的，如果在政府中与社会民主党人形成联盟，这只会造成危险。我曾经说过，工农政府的口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代号，它历史地正在得到证实。直截了当地说“政权归苏维埃”，是不行的。第一个原因——苏维埃在第一次德国革命期间败坏了自己的声誉，群众习惯于把它们看成是清谈馆。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饥荒，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以此为口实发动的疯狂宣传：“你们看，俄国的苏维埃把事情摘成什么样子了。”这些主要的原因和其他一些别的原因迫使我们使用代号。口号和书籍一样有自己的命运。现在德国工人群众中最受欢迎的口号是“工农政府”。应当以这种情况作为出发点。不久前发生的事件很有代表性。在柏林委员会的全会上，鲁特·费舍⑥发言要求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予以取代。在她之后发言的布兰德勒回答说，应当继续保留工农政府的口号，但是谁愿意谁就有权把它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我想，我们在这里可以确认布兰德勒的立场。如果左派想取消“工农政府”的口号，那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有人想把它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反对。我建议提出“反法西斯工人代农苏维埃”的口号。
①库诺，威廉（1876～1933）——1922～1923年是德国政府首脑。
②莱维，保尔（1883～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共中央成员。1921年2月退出中央，4月被开除出党。
③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个派别。
④这里提到的月份均指1917年俄国革命月份。
⑤希法亭，鲁道夫（1877～1941）——德国经济学家，社会民主党人。拒绝1921年德国共产党提出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统一战线策略。1923年出任德国联合政府财政部长。
⑥费舍，鲁特（1895～1960）——20年代德共领导人之一。反对统一战线。1926年因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
我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必须对经济纲领、民族因素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二部分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方面的材料是有的。
我们的决定现在对于德国共产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没有统一的运动，他们的行动分散零碎，互不联系。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促使统一。但是，当然，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粮食、经费、加强军队、提供人员、进行领导——这些是目前德国共产党所最需要的，我们应当向他们提供这一切。
拉狄克同志：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即曾经有过的分歧因事态的发展而消失了。但是，形势可能引发其他的分歧。现在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形势，以便克服这类分歧将来再产生的可能。我们在判断上可以发生分歧的第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同盟国占领德国造成的威胁不是建立起反革命的后方，而是民族战争。其次，我担心的是，在目前的徳国，继法西斯之后不是共产主义的到来，而是继共产主义之后法西斯的到来。我们不能掌握群众。或者是由党来组织斗争，或者斗争自发地、毫无秩序地发生，而我们将在斗争中被击溃。这后一种情况将导致党的溃散。龃而易见，斗争是必须的，组织斗争也是必须的。对时间的判断我并不比别人更加悲观。
关于夺取政权的问题。俄国同德国的第一个差别。在俄国穿军大衣的农民起了巨大作用，而在德国农民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德国，将起巨大作用的是小资产阶级（主要是起如同法西斯分子那样的作用）。因此，使他们中立化十分重要。因而，应当采取的策略是，不仅不应当同法西斯分子发生冲突，而且还要千方万计地避免冲突，直到经济形势使法西斯瓦解为止。俄国和德国的第二个差别，是存在一个庞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它正在崩溃。我们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崩溃估计过头了。我们的优势是，共产党人的积极力量比社会民主党人的积极力量要占优势。但是，不应当忘记，社会民主党的后备力量还很庞大。正因为如此，“工农政府”的口号才有了根据，而不是说“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德国不受欢迎。我们应当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还有一个问题——德国共产党应当对凡尔赛条约持什么样的立场？防御，还是投降？（托洛茨基：“是在夺取政权之前，还是之后？”）在夺取政权之前。回答应是这样的：我们应当作为保卫德国的政党出现。当前十分重要的还有一个拟定出过渡要求的问题，我们将据此安排在德国的宣传鼓动（例如，不能急于实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国有化。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它就会把一些在社会地位上对我们很重要的阶层从我们身边推开）。为了说明波兰的立场，我还可以援引我同克诺尔“面对面”的谈话。关于这一次谈话，我已向契切林和某些政治局委员作了通报。克诺尔开诚布公地说，波兰惟一的实际政治目的是兼并东普鲁士；因而对于俄国已经形成的关于波兰动员必然应当引起俄国动员的看法表示惊诧。从历史上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十分清楚，但是在革命后的几个月内也可能有一段喘息时机。对这一点也要记住。现在我们应当由外交人民委员部、共产国际、军事部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外国处来拟定措施。
托洛茨基同志：可惜这里没有德国同志在座，不然我想向他们提几个由德国经济形势引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将能为我们解释清楚许多情况。不过我手头有布兰德勒同志给俄共中央的信，发信日期是7月。是请求给将要领导德国革命的军事工作的司令部派出军事专家。很可能，这封信表达了党的路线。
斯大林的观点是正确的规戒律——不能让人看出是我们在领导；不仅俄共；而且共产国际也不行。从这个观点看，如果季诺维也夫同志提纲的最前面两页透露给报刊，那就会酿成极大的祸害。我认为我从报纸上获悉的事实也属此类错误，这一事实就是由工会国际提供一百万德国金马克。这是谁批准的？
至于德国的革命工人群众的情绪，说感觉到他们正处于夺取政权的道路上，那么这种情绪是存在的。但是，这里产生一个准备工作的问题。对革命的混乱无序加以祝福是不行的。问题是这样——或者是使革命不受任何约束，或者组织革命。我这里有在布兰德勒手下工作的一名军事专家的报告。这名军事专家可能并没有对于事件的宏观的政治认识，只有对公式和图纸的过分的热情（尽管也许在那里现有的组织状况下，对公式的偏爱也决不是多余的）。这名军事专家凭军人的嗅觉已经正确地感觉到了事情的军事战略方面。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在军事上软弱无力。革命会沿着不同途径发生（包括混乱无序地进行）。但是，党应当组织革命。报告直截了当地说到有可能出现军事失败的危险，因此必须考虑德国当前的形势，以及它所拥有的铁路网的有效机制，和总参谋部掌握的训练有素、精通业务的军官，他们善于有效地使用这些铁路。因此，十分清楚，工人在公开发动时遭到组织严密的法西斯匪徒击溃的危险，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德国这样大。结论。德共应当规定在军事上作好准备的时间和政治鼓动上相应的进度。规定这个时间之所以必要，还因为在第八个月份存在受到挑唆和革命发生流产的巨大可能性，这比在第二个月份发生流产更加危险。这里我们该讲一讲关于左派和关于工人百人团的问题。5月15日曾有337个百人团，其中197个是混合编组的，140个是清一色由党员组成的。在第一类百人团中，共产党人大约占50%，社会民主党人占20～25%，无党派工人占25～30%。在第二类百人团中，党员占90～95%，无党派工人只是个别的。这些百人团的人数有时超过百人，经常是不足此数，平均约为80人。在混合编成的百人团中，领导权常常由共产党员掌握。我还有另外一些数据，是7月份的。7月份已经有900个百人团，其中718个是混合编成的，其余的全由党员组成。混编百人团有迅速增长的趋势。如果按平均每一个百人团有50个人计算，我们已经有了45000个将参加作战的人。他们的情绪很说明问题：他们不参加政治性群众大会，而去训练场，只要有可能，他们很乐意，而说起去打击法西斯分子，他们就兴高采烈。如果所说的左派在组建混编百人团时表现了有组织的消极怠工是真的，那这是极大的危险，正是这样的危险可能酿成在第八个月份的流产。总之，我上面谈到的军事专家的报告渗透着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们到时候可能没有做好革命的准备。这一报告还以军人特有的敏感提到（而且说得对），革命是最近几个月，甚至是最近几周的事。
凡尔赛和约。作为一个政党，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承认凡尔赛和约。不需要这样做——我们并不能以此收买法国，但却会吓倒德国一些我们需要的阶层，也会伤害德国工人群众的某些部分。而且，最后一点，我们何必束缚自己的手脚——谁知道一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反法西斯斗争苏维埃”的口号不行。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法国共产党提出的要求也不正确。向法国士兵拋出“在要你们镇压德国革命时应进行反抗”的口号是个大错误。这只会导致成百上千的共产党人遭到残害，而一旦法国人占领德国，则会使法国共产党失去领导人。不能把这张王牌拱手交到法国帝国主义者手里。考虑到法国共产党的反对党立场是可以的，也应当加以利用，但是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的这种冒险步骤是不可取的。现在应当尽量少做决定。第一，应当承认，德国革命是几个月内和几周内的事。第二、准备工作应按日程表安排，应当定出时间，并按时完成准备工作。
斯大林同志：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在这里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我们联邦的存亡问题。或者是德国革命失败，我们被打倒，或者是革命获得成功，一切顺利，从而我们地位得到保障。没有别的选择。重要的是俄共的行动路线。而问题的核心是必须把我们的军事力量全力调动起来。
“工农政府”、“统一战线”口号。不能取消这些口号，它们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要向我们的共产党员亮清底牌，应当说明他们要承担起主要的重担。必须约束左派，必须向布兰德勒说清，基本的重负要由上层承担。
凡尔赛条约——在这方面正确的是托洛茨基同志，而不是拉狄克同志。不能提出承认凡尔赛条约的口号。最好是玩弄手法：也许承认，也许不承认（拉狄克：“我赞成这样做”），那就好。应当加进托洛茨基的修改意见。还有一个措施可以缓和局势：必须加强我们在缓冲国中的力量。应当选派这些民族的共产党员去那些国家。有一小块同德国的共同边界对我们很重要，也很必要。应当力求在某一个资产阶级缓冲国打开一个窗口，从而形成一个通往德国的走廊。到革命开始时，应准备好这步。目前还不清楚怎样做，但应当研究这个问题。
至于日程表，我怀疑它是否适用。工人们仍然相信或半信社会民主党。也许希法亭有8个月就够了（布哈林：“他无事可做。”拉狄克：“也可以8个月什么也不做”）。可以规定尝试性发动的日期，不能规定决战行动的日期。
应当把俄共问题从季诺维也夫的提纲中删去。问题要分成两个：一个是涉及德国共产党；另一个是涉及我们俄共。这第二方面要从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划去。自然决定不能透露出去。
契切林同志：我们近期对西欧国家的政策，是同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能不能召集一个会议，研究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例如，要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打算联合捷克斯洛伐克或南斯拉夫，还是准备在那里发动起义，或者两者都进行（插话：“当然，两者都要进行”）。匈牙利的法西斯主义发展到了一个独特的阶段。这个问题要专门研究。罗马尼亚。这里存在两种方针。或者把比萨拉比亚交给罗马尼亚人，从而获得他们的友谊；或者在比萨拉比亚发动起义（这不很困难），并组织向布加勒斯特进军。我们有可能在阿尔及利亚、阿比西尼亚、的黎波里掀起运动。是否要在非洲建立牵制地带。殖民地工作问题之所以更加重要，之所以更加需要考虑，是因为将来去占领德国的是黑人军队。我们小心提防，但我们的机会很大。关于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波兰。如果波兰承担义务保证让粮食通过，那么能给它什么回报呢？拉脱维亚。他们害怕我们，而由于德国日益临近的事态将更加害怕我们。在这里可以利用恐吓，利用军事威胁来施加影响。爱沙尼亚的状况也是这样。同时也要考虑到法西斯的分化。建议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我国对外政策问题。
布哈林同志：我不同意某些同志对于反法西斯日的估计。我们并没有被击溃（拉狄克：“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起事”）。它还起了积极的作用。发展前景。形势的特点是，他们也没有任何前途。我们的行动路线应当是怎么样的呢？把共产国际作为一种公开的组织力量抬出去吗？我以为，是的，要抬出去，而托洛茨基同志在这点上是不正确的。对于工人们来说，这将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这对小资产阶级也是重要的——如果他们知道，在德国革命后面站着苏维埃俄国——这是有利的。共产国际应当公开出面。也有人主张召开秘密会议。但是没有共产国际的公开号召是不行的，没有它对重大事件的反应是不行的，等等。
时间。规定局部发动和动员力量的时间是有利的，不应当规定决战的时间。
关于左派。不要打击他们。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要回忆一下，他们建立过多少功勋。例如，正是左派争取到柏林五金工人的联合。这是极其巨大的现实成就。至于说到过渡措施，最好集中注意力说明他们不需要做什么。提出鼓动问题很重要。应当使我们党做好准备。应当把关于德共和俄共的问题分开。
李可夫同志：十分清楚，把一切都押上了。而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当然，各种各样的外交措施——这不是主要的东西。显然，国际法西斯主义将在打垮柏林之后再摧毁莫斯科。应当设法拖延。必须通过准备工作的日程表，而不是起义的日程表，但这日程表不仅是对德国而言，也是对我们而言。关于左派。当然，应当打击他们——如果他们妨碍正常组建工人百人团。提出废除凡尔赛条约的口号是必要的。最大的危险是仓促行事。应当一面拖延，一面准备。要在更加深刻的政治纲领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群众运动的发展。
日程表应予通过，同时要为争取相近的阶层而继续进行斗争。
托洛茨基同志：关于日程表问题。应当考虑到，德共是一个不曾有过1905年革命的党，这个党也不像我们那样有过地下活动经历，以及进行过有关起义技术的理论探讨。有许多人遭到过失败，害怕盲动主义，害怕革命变成为暴乱。党整个说来处于惊慌失措状态。重要的还有他们没有中央委员会，没有能够进行领导的中央。那里还存在自3月份经受失败后的垂头丧气情绪。需要帮助德国共产党组织起（如果不害怕这个波格丹诺夫式的术语）自身对待面临的革命的态度。日程表的实际意义。应规定什么时间该做什么，当然，时间应当是灵活的，可变的。要拟定计划的初步设想，要先同德国同志谈一谈。
不过日期还是需要的。要规定，什么时候把瞄准器对好。你们对它估计过高了。看看实际情况吧：马克贬值、居民的状况。更大的危险在于，德国革命发生过早。如果没有组织方面的工作，战斗人员会出现意志沮丧，而我们也会削弱现有的力量。
斯大林同志：关于日程表问题。我们完全赞同制订我们的日程表。在德国则是另一回事。有些因素是无法事先预见到的。而举行发动怡恰应当赶上这类有利的因素。我们当时曾存在这样的因素：苏维埃代表大会、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撤出（托洛茨基：“这些因索是我们创造的。”斯大林：“是我们激起的”）。我赞成制订时间可变动的大体的日程表，而且要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发动的时间要赶上有利的因素。
关于左派。对我们来说，他们是最危险的人物。过早地夺取工厂等等，会使我们面临巨大的危险。应当束缚左派的手脚，但不要打击他们。共产国际的策略。共产国际要用公开发表关于援助、关于重心转移、关于德国革命等等的一般性言论来敷衍，而不应下达具体的指令。共产国际只应核准，而不是提出具体计划，不要采取主动行动，不应通过报刊而是暗地里纠正错误。
当前，外交游戏具有重大意义。在这方面必须换牌，对我们外交政策上的许多问题要重新审视。必须见机行事。同外交人民委员部要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关于凡尔赛条约最好避而不谈。这样可以显示出正常的民族色彩。
应当在我们国内进行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应当告诉庄稼汉，土地和自由面临巨大的危险；应当向他们说明，一旦吃掉德国，接着就会吃掉我们。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提出召集共产国际所属地下工作委员会开会的问题。根据目前落到它头上的那些极其重大的职能，应当对它的成员加以变动，把真正的指导共产国际政策的人员增补进去。
季诺维也夫同志：托洛茨基同志在第二次发言中陈述的关于日程表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凡尔赛和约。这里主要的东西是德国工人群众的情绪。他们最怕战争。我国的革命是另一回事。那里的群众不同。他们那里人人读报，一切都要仔细盘算，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对事情先掂掂分量。而他们最害怕的，我再说一遍，是战争。不能默不作声。在那里的政治舞台上，不仅仅只有我们一家。不应忘记，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宣传的主要的王牌是——“共产党人正在给你们准备一场新的战争”。我们应当说，我们将迫使资产阶级慷慨付钱。中心的问题是夺取政权。要到那时候再决定怎样行动。而要夺取政权，就不能在这里因避而不谈战争而让人打倒。对于斯特莱斯曼这个投降主义者和拖延危机的人，应当加以打击。但我们也不开长期支票。我们说，我们会试试予以赦免。
左派。对他们不应打击。布兰德勒曾正确地考虑到要同左派结盟，从而表现出自己是党的真正的领袖。左派拥有巨大的无产阶级中心（柏林、汉堡等）。不应当扼杀他们，而只能控制他们。挑起旧的争论是错误的。
关于共产国际的作用。当然，如果有关我们进行领导的任何一份文件泄漏出去，那会造成很大危害，不过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不该拟制我的提纲——要知道必须向政治局委员们通报自己的观点，以便掌握局势。关于共产国际工作的外部表现自然不能老是画蛇添足，但是例如号召也是霈要的——不然又有什么统一战线的策略呢？
有人指责我对革命的混乱无序斗争不力，说我在提纲中把这一切推诿绐当地。十分显然，我们采取的是发动武装起义的方针。反法西斯发动不是错误。说要组织革命，这是正确的，但是对所有的革命发动袖手旁观则是极大的错误。
最后，关于我们国内的宣传鼓动工作。其内容和进度应保证做到，在2个月以后任何一个农民也不怀疑：现在已拿国家的命运押宝了，白色的德国就意味着战争。应当把群众大规模地发动起来。
然后通过决议。根据托洛茨基同志的提议先通过第一条，然后没有分歧地通过其余各条（见决议）。
巴扎诺夫记录。
1923年8月22～25日整理
№03239
中央书记扬·鲁祖塔克关于国际形势致各省委、州委、民族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和中央局的密码电报
（1923年8月25日）
绝密
密码
第3774/C号
致各省委、州委、民族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和中央局
根据徳国最近的事件，俄共中央决定以密码电报向党组织通报国际形势。德国无产阶级正处于同德国资产阶级进行直接战斗的前夜。以斯特莱斯曼、希法亭为首的最后一届德国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政府，已无力将德国从凡尔赛和约、战争赔款和财政经济危机的桎梏下解救出来。但是，德国劳动群众的胜利将对整个欧洲和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造成威胁。德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可能导致法国、波兰和其他国家资产阶级决心用武装手段镇压德国革命。资本主义欧洲各国政府对德国的干涉和瓜分，将使它们进而打击苏联。如果革命的德国失败，我们苏联将面临巨大的危险。必须努力使德国革命的进行，无论对于德国无产阶级，还是对于我们，都只付出最少的牺牲为代价。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制止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干涉德国的事务。我们的外交工作应当致力于防止德国革命引起国际军事冲突。我们的政策，是和平和劳动的政策。但是，我们应当对最坏的结局作好准备。在强调和平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在实际上切实地作好准备以捍卫欧洲正在成熟的革命，当敌人进犯时保卫我们共和国联盟的领土。对于中央在这方面的一切措施必须以俄共所固有的坚定性予以贯彻。
致以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央书记扬·鲁祖塔克
1923年8月28日
№0324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鲁祖塔克同志的通报》的决议
（附鲁祖塔克的建议）
（1923年9月13日）
绝密
第7765/C号
1923年9月13日
致鲁祖塔克、李可夫、克拉辛、莫洛托夫等同志
政治局会议记录（第35号第5项）摘抄（今年9月13日）
听取：
5．鲁祖塔克同志的通报（鲁祖塔克同志）
决定：
5．（1）基本通过鲁祖塔克同志建议；
（2）责成由鲁祖塔克、李可夫和克拉辛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予以实际贯彻；
（3）不反对在必要时让图罗夫、阿夫拉莫夫和斯塔曼尼科夫同志了解这一问题，并责成书记处了解清楚是否有可能把图罗夫同志留在柏林和他是否有可能兼顾其基本工作和与执行本决议有关的工作。
中央书记扬·鲁祖塔克
中央的决定
（1）责成外贸人民委员部迅即向德运送1000万普特粮食（小麦和黑麦）。
（2）按商易原则安排这次业务时，应保证有关部门任何时候都能办理这批面粉的法律手续。
（3）为了执行本决议第（2）项，组建一个完全在我们控制之下并拥有法人资格的辅助公司，由它按一般原则从苏联贸易机构按现行交易所价格获得粮食。
（4）第（4）项①中提到的辅助公司负责处理这一批粮食，包括保存、转运、重磨和在国内销售，办理一切必要的（税赋、贷款等）辅助手续。同时，由主管机关通过特别代理人向公司下达分配和销售这批面粉的指令，井保证全部工作合法进行。
①原文如此，似应为“第（3）项”。
（5）筹建辅助公司和建立该公司与相应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事务，责成尤尔根松同志负责，并允许他也吸收久鲁阿同志参加这件事。
（6）对该辅助公司的拨款按国家补贴的办法进行，其数额、期限和条件另由专项决议予以规定。
副本由米哈伊洛娃打印。
经核对无误。（签名）
鲁祖塔克同志的建议
（1）将1000万～1500万普特粮食经由平常不经营粮食进口业务的合作社或其他机构运入德国，无疑会立即引起普遍的注意，并导致相应的追究和调查。
（2）要运入如此大量粮食而又不引起特别的怀疑，只有通过特别组建的粮食进口公司或股份公司经办才行，其全部股份应在可靠的人士中加以分配，但其组织结构和业务运转又与普通的贸易公司毫无不同。
（3）这家稂食进口公司将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购买粮食，为此应向其提供必要的外汇资金。粮食将在汉堡交货，再从那里转运到公司租用的仓库和磨坊（例如，在萨克森），并以面粉形式保存在上述地点或运往国内其他地点。
（4）粮食或面粉部分进入市场销售，这样整个业务就具有了正常贸易的形式，收入的款项用于再从俄国购买粮食。
（5）在实施业务运转时，应使库存备用的粮食储备量始终保持在前述1000万～1500万普特的数字上。
（6）在必要的时刻，这批储备全部或其中一部分以某种合法预售或信贷契约的形式，或在公开的运行中，直接根据主管的凭单发往某一个合作社、工会或工厂委员会。
（7）必须立即作出决定，因为组建上述公开机构至少需要2周时问。
（8）自然，通过在当地进行调查硏究和经过同地方活动家对细节进行谈判以后，这一设想可进一步完善，例如部分粮食可以以优惠信贷条件预售给某一个合作社和付款前使自己通过以运达的粮食作为抵押获得处理它们的权利。
（9）如果偏离纯粹商业业务的原则和把它委托给未经营过粮食进口贸易的单位和个人，这项业务必然要失败。
（10）采用上述方法，无论在何种政府管辖之下，我们都能通过所创办的公司的机制保持对粮食的一切法定拥有权，即使在强制征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0324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季诺维也夫同志提纲》的决议
（1923年9月21日）
特别卷宗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3年9月21日会议记录第35号
听取：
2．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政治局今年9月20日决议，会议记录第34号，第2项。）
决定：
2．（2）为了研究军队数量问题，建立由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皮达可夫、李可夫、斯大林、什维尔尼克、伏罗希洛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由托洛茨基召集。（3）责成该委员会研究关于海军舰艇的建造和修理工作的问题。（4）托洛茨基同志委员会的工作期限为2天。委员会工作结果提交全会联系国防问题一起讨论，责成委员会向政治局提交初步报告。
中央书记
№03242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
（附季诺维也夫的提纲）
（1923年9月23日）
绝密
中央全会会议记录第4号摘抄（1923年9月23日）
听取：
1．关于国际形势（季诺维也夫同志）
决定：
1．按政治局专门委员会1923年9月22日认可的文本批准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一致通过）。
中央书记斯大林
绝密
只发到中央委员和中监委主席团委员
临近的德国革命和俄共的任务［节选。］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俄共中央全会和中央召开的各地党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1923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基本通过，1923年9月22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委员会修改通过。
1．德国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及其临近
目前已经十分清楚，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已经完全临近——近在咫尺。德国共产党争取到了无产阶级积极部分中的多数。在最近的将来，德国共产党就能够率领整个无产阶级的多数前进。
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与众不同的新特色，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官员、中小职员、小商人等）在其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可以说，在德国革命中因经济崩溃而疲劳不堪的，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向经济深渊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将起着因战争而疲惫不堪的农民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如今，德国共产党经过相对短暂的时期已经争取到小资产阶级很大一部分阶层的支持。如今，一部分职员、小官吏等等已在参加由德国共产党举行的工厂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如今，德国共产党已经同倾向于在将到来的斗争中支持工人的一些农民阶层达成协议。德国共产党对待农民的正确政策，导致曾向农民暗送秋波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如今向农民大发雷霆。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一方面受到协约国残暴政策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德国大资产阶级狭隘的阶级政策，这就使德国无产阶级在极大的程度上便于进行决定性的斗争。知识分子的贫困化已达到极大的规模，这使他们中的一部分向工人们靠拢。这在很大程度上便于工人进行反对工厂主消极怠工的斗争［……］
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不去加快变革的速度。但是，应当知道，这样一种时刻正在来临，届时继续拖延会导致革命力量瓦解、法西斯分子夺取政权和德国交由协约国帝国主义进行全面的国际监管。
斯特莱斯曼①同彭加勒②的妥协，就它目前能够达到的范围而言，已经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形势。在对资产阶级最有利的情况下也只能稍事拖延。
最大的可能是，决定性的事件就将在几个月之内，也许就在几周之内发生。
①斯特莱斯费，古斯塔夫（1878～1929——1923年8～11月领导德国联合政府。
②彭加勒，雷蒙（1860～1934）——曾多次出任法国总理，1913～1920年任法国总统。1922～1924年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2．德国共产党人的胜利能否巩固？
整个反革命阵营现在寄希望于德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后无法将其长期保持，而为法西斯资产阶级打扫地盘。
德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后明天的主要困难将是：
（1）国际政治方面的困难（来自法国、捷克、波兰资产阶级方面的立即开战的威胁、英国可能进行封锁，等等、
（2）粮食方面的困难：德国农民中最有组织的那一部分富裕农民和地主一起，无疑会给德国的苏维埃政府制造严重的困难；
（3）经济困难（煤炭不足，等等）；
（4）失业；
（5）国内的反革命（法西斯科尔尼洛夫分子），旺代地区（巴伐利亚）；反动的亲法分离主义分子；社会民主党的残余；富农分子；
（6）极其巨大的财政困难。
尽管如此，德国共产党一定能够保持住政权。
国际帝国主义无疑将力图组成反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统一战线。但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会取得成功还是问题。国际资产阶级反对俄国革命六年的历史证明，对国际资产阶级来说，建立这样的统一战线谈何容易［……］
不言而喻，德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必须按最坏的打算制订自己的策略，也就是说，它必须作好进行革命战争的准备，而革命战争迟早不可避免。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应当努力激励起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法国无产阶级的所有潜在的革命力量，以求对德国苏维埃政府进行直接而公开的革命支援。但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府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就凡尔赛条约给法国政府以报偿，如果用这个代价可以换取推迟战争，从鲁尔撤走军队等等的话。
至于粮食困难，那么在这方面德国的苏维埃政府在初期可以指望得到苏联方面的有力援助。
至于煤炭，那么德国在鲁尔被占领之后，现在在这方面就已面临十分困难的状况。德国苏维埃政府按照一定的条件可以向法国重工业的代表提出承担（也就是说由工人政府承担）煤炭供应的费用，以便，当然，也保证苏维埃德国的利益。在情况好转时，苏维埃德国也可以向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购买煤炭［……］
对于国内的反革命危险和财政困难，总的说来苏维埃德国可以按照苏俄的榜样予以克服。
3．国际形势和取胜的机会
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从一开始就具有比俄国革命更大的国际意义。德国是一个工业比俄国发达的国家。德国又位于欧洲的最中心位置。现代德国的命运是同法国的命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德国拥有强大的无产阶级，只要他们把自己的成员调动起来，就足以使欧洲所有其他部分的任何均势动摇。这正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强大力量之所在，诚然其极大困难恰恰也在这里。
对待德国革命，苏联不可能采取当年苏俄由于自身处于极端艰难的状况下和力量薄弱的原因而对待匈牙利革命或芬兰革命所采取的立场，即使它想这样做也不可能。
国际帝国主义并不把德国革命看做是孤立的小事，而怡恰是把它看作为决定整个欧洲命运的事件。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将作出自己的实际结论。
即使欧洲帝国主义一些最大国家的政府胆敢立即攻击德国革命并直接向苏联宣战，我们取得胜利的机会仍然很大。
法国。在军事方面帝国主义法国无疑是一支巨大的力量。法国在空军和整个武器装备方面拥有极大的优势。但是，如果法国竟想大规模地占领革命的德国，为此就需要有几十万士兵，而且最终它还是无法避免当年德国军队占领革命的乌克兰时所遭受到的命运。在这样的战争中，士兵的情绪毫无疑问将是决定的因素。在这场战争中，道义的优势完全在无产阶级德国及其盟友一边。
以下两种情况——是帝国主义法国利用肢解德国投机取巧，在开始时采取观望态度；一是帝国主义法国立即向革命的德国直接寅战，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都会对法国产生巨大的革命影响。
英国。在英国的帝国主义报刊上已经出现了由英国海军占领波罗的海港口的建议。不过英国资产阶级中建议英国在德国革命问题上采取某种中立态度的派别，也许有相当的影响。不过，即使英国敢对无产阶级的德国实行封锁，这种封锁也不会有决定性的作用。而派出大量陆军去镇压德国革命，英国是办不到的。
波兰。德国革命的最主要的敌人将是波兰资产阶级。波兰资产阶级之所以将成为最凶恶的敌人，不仅因为法国帝国主义最倾向于选择波兰作为实现自己反革命目的的工具，而且也因为波兰资产阶级预见到自己处于苏维埃德国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困难处境，必将因绝望而拼死挣扎。但是，不应当对战争开始后波兰内部很快就会发生的民族磨擦的意义估计不足。民族因索（乌克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德国人、犹太人）将给波兰统治集团造成极大困难。而波兰无产阶级恰恰是在这一场战争中能最快地摆脱沉重的民族遗产，因为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无疑将对波兰无产阶级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捷克斯洛伐克。由于地理位置，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在镇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方面起到重大作用，而且也会被调［挑］唆起来反对苏联。可以说，进行这样的图谋是万事俱备的。不过，在捷克斯洛伐克，复杂的民族关系也会使资产阶级最反对革命的部分难以统一行动。而由一个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一定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奥地利已经精疲力竭，伤病在身，不可能在迫近的事态中起到重大作用。相反，取得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很可能会在奥地利引发强大的运动，从而促进同德国的统一。
反动的匈牙利自身已进入严峻的内部危机时期，这使白色匈牙利无法充当镇压德国革命或同苏维埃德国的盟友作战的积极力量。
至于谈到巴尔干国家和我们的边界缓冲国，那么对于其中胆敢听命于协约国而直接进攻我们的那些国家，我们有力量给予足够的回击。
日本正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使日本人民受到很大的牺牲。这样，日本帝国主义至少在几年内无法滋事生端。而世界舞台上也少了一个强盗。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方有一处是平安的。
谈到帝国主义美国，虽然它反对欧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行动很有可能，但毕竟不是眼前的事，因而也不那么可怕。
无论在国内舞台上还在国外舞台上，德国革命在苏联的援助下是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
4．苏维埃德国同苏联结盟会有何种结果？
德国同苏联结盟的主张在德国受到广泛的欢迎，拥有数以百万计的支持者。
苏维埃德国从自己诞生的最初之日起，即将同苏联结成紧密的联盟。这种联盟，无论对德国还是对于苏联的劳动群众都会带来无法估量的益处。
拥有农业优势的苏联和拥有工业优势的德国结合在起，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相互补充。苏维埃德国同苏联的结盟在最近期间内就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样的联盟将拥有苏维埃德国和苏联双方都获得繁荣昌盛所必需的所有经济资源。苏联的农业能从这样的联盟获得极大好处，因为我们的农村能按有利的条件获得它所必需的农业工具、肥料等等。苏维埃德国的强大工业也会得到同样重大的好处，因为可以得到大量的原料和销售市场。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危险一面将最有效地得到缓解。
苏维埃俄国同苏维埃德国结盟将会在俄国形成新经济政策的新阶段，加速和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发展，而且也必然要从根本上消灭新的资产阶级企图在我们联盟的经济中占领统治地位的趋向。1918年的第一次德国革命，尽管本身极不彻底，又遇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中站住脚跟。正在来临的德国第二次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能帮助苏维埃俄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决定性战场上取得彻底胜利，并进而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在全欧洲的胜利奠定不可动摇的基础。
苏维埃德国同苏联结盟还能形成一个同样强大的军事基础。两个共和国共同努力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军事力量的坚强核心，足以保证两个共和国的独立，使其免遭世界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犯。（……）
5．欧洲工农共和国联邦
在整个欧洲当前所处的形势下，特别是鉴于正在来临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有可能爆发新的战争的情况，提出欧洲工农共和国联邦的口号是非常及时的。
目前已经为德国劳动群众广大阶层所接受，并且正在得到其中越来越多的人赞同的德国革命的中心战斗口号是：德国同苏联结盟。但是，德国革命以及整个共产国际，也应当现在就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对革命在欧洲有决定意义的国家里取得胜利以后欧洲国家存在形式有什么考虑？
按照“欧洲工农共和国联邦”口号的精神进行宣传，并把这种宣传纳入应有的轨道（批评并嘲笑那种对联邦的陈腐的和平主义理解、按照共产国际宣传工人政府的口号那样进行一般的宣传，等等），会带来大的益处。
宣传“联邦”的口号时，我们应当与此同时认真强调说明，这个口号非但与民族自决直至自由分离的口号不相矛盾，而且还要它为前提。如果看不到一系列民族还没有经历过以建立独立的国家实体而告结束的那个发展周期，还没有满足过成立独立国家的渴望，那是错误的。我们的整个宣传应当坚持不懈地强调指出，建立联邦所依据的原则是：自决（直至分离）的绝对自由，完全自愿地参加欧洲联盟（联邦），民族真正平等、全面保证参加欧洲工农共和国联邦的小民族和极小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其他方面的发展。
“联邦”的口号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正是转向“欧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口号的一个阶段。而由于苏联理所当然地要参加这个联盟，因而它也将是转向“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口号的一个阶段。
6．德国革命和世界革命
正在来临的德国革命将在极大程度上加速欧洲革命的到来，也加速世界革命的到来。布尔什维克的基本口号“世界革命”，正是在现在第一次获得了生动具体的形式。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意味着布尔什维主义在前所未有规模上取得辉煌成就。布尔什维主义还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刚刚胜利之后就在期待世界革命的胜利。资本中义却显得更具生命力和灵活性。至于说到世界革命的具体日期，那么布尔什维主义早就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经常发生失误。不过，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预测还是正确的。不管敌人怎么说，布尔什维主义始终坚信不渝的基本前景，现在获得了直观的和无可争辩的证实。
与此相联系，俄共的策略现在也应根据世界事态发展速度变得更快这种预计而作某些修改。［……］
8．俄共和可能发生的新战争
毫无疑问，目前彭加勒政府，无论如何，正在准备向革命的德国作战。这场战争的目的是，“拯救”德国和整个欧洲免遭革命的“恐怖”，以及在德国建立一个作为彭加勒手中普通玩具的白色政府。如果是这样——而毫无疑问会是这样——那这就意味着也在准备一场反对苏联的战争。一旦黑暗的反革命势力在德国取胜，无疑意味着这种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取得了胜利。如果事态发生这样的转变，现今英国的反革命分子也会得到极大的加强。如果说寇松的最后通蹀1923年5月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一旦德国革命遭到镇压和在德国建立白色政权，寇松的干涉政策就可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波兰，也许是预见到了事态的发展，也许是执行英法帝国主义探测形势的专门指令，现在就拒绝承认苏联，向我们提出挑战。帝国主义者如果得以把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镇压下去，他们的下一个步骤毫无疑问将是向苏联进军［……］
俄国苏维埃政权，特别是苏俄外交机构的十分重要的任务，是使苏联最广大的劳动者阶层的社会舆论认识到：如果由于德国革命而有人将一场新的战争强加给我们，那么这场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将是一场防御性战争。特别是，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说服农民和红军的广大阶层。毫无疑问，一切敌视我们的集团，如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等等，会力图让农民和红军相信，这一场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是进攻性的，我们醉心于“赤色帝国主义”等等。如果事态的发展竟为对给我们的这类指责留下一点点口实，那么在战争中对政府的这类指责特别敏感的人民可能会发生动榣。
在当前情况下，俄共完全有可能做到，使广大劳动群众把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战争看做正义的民族战争。因为，当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并由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进行“民族”战争时，这样的战争不可能不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也就是说，不可能不是国际主义的战争。［……］
9．当前事件的困难和危险
如果俄共坚决反对在德国革命问题上采取中立立场，如果它无情地回击任何一种市侩“民族”分子，那么这绝不意味着，俄共不清楚当前事件中的困难和危险。相反，俄共应当清楚地知道，我国自己革命史上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为重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正在日益临近。革命的冒险主义在俄共内部必定遇到严厉和无情的反对。俄共在自己新的艰难的、决定性的道路上每走一步，都将以极度的严肃认真和谨慎小心的态度加以权衡。这种态度是俄共面对即将来临的国际事态所承担的巨大责任所要求的。
俄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旦事态发展不利，可能出现同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也许甚至同土耳其等国爆发战争的危险。同样无庸置疑的是，那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事态发展于我们不利时，可能试图策划针对我们的新的直接干涉。在白俄侨民的保皇派分子中已经有人直截了当地在说“欧洲事件”将导致“欧洲”对苏俄的新的进军，而在这次进军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①和弗兰格尔②将军接受极其重大的任务。禾俄侨民的“民主”阵营目前在口头上还反对干涉，但是毫无疑问，只要一有真正实现这种干涉的最小的可能性，整个这个阵营，从立宪民主党人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右派孟什维克，都会支持这种干涉。［……］
①罗曼诺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78～929）——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孙子。在俄国的部分侨民中被看做是俄皇位继承人。
②弗兰格尔，彼得·尼古拉耶维奇（1878～1928）——沙俄将军，1920年曾任白卫“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后流亡国外。
11．我们的宣传
引导全苏劳动群众广大阶层的舆论作好对当前事态的准备，对于我们共和国来说具有与军事技术准备和经济准备同样重大的意义。此次党的工作会议的重要任务是，就上述问题拟订一个尽可能详尽的宣传计划。关于事件的性质本身，在许多方面我们党在目前发展阶段还不能公开谈论。
在这里必须强调以下内容。在我们还拥有的2～3个月时间内，我们应当通过宣传鼓动做到，不仅我们苏联的每一个工人，而且每一个农民都能懂得，德国革命的命运同苏联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在我们的宣传中，特别是在对农民进行宣传时，我们不能仅仅诉诸国际主义感情，我们恰恰要从切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上来加以说明。通过宣传我们应当使每个农民知道，如果发生战争，那么一定是强加给我们的，从我们方面来说是一场防御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要捍卫的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本身，是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等等。每一个农民应当领会：德国革命的失败就意味着白色德国的恢复和俄国地主在白色德国、白色波兰、白色罗马尼亚等等的帮助下力求从俄国农民手中夺走土地和在俄国恢复君主制，这又将导致必须偿还沙皇的债务，大大增加税赋，恢复奴役制。而德国革命的胜利对于俄国人民来说，除了其他等等以外，则意味着更快地提高农业，更便宜地供应农业机器，等等。我们共和国联盟的每一个工人应当懂得，德国革命的胜利意味着资产阶级永远也不能再在苏联昂首阔步。新经济政策的不利方面将在萌芽状态就被消除；农业的俄国和工业的德国之间将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联系；苏联将同苏维埃德国建立联盟，这样的联盟不仅是一种极其宏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而且也是解放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强大因素。
12．建立国防基金
中央全会应当通过决议，建立保卫国防和支援德国革命的基金（当然，这两方面内容都不公开）。这一项基金主要由加入我们联盟的较富裕的共和国，首先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承担。只要作出相应的努力，完全有可能收集到可观的资金。全会应把实际执行这一措施的任务交给政治局建立的那个“德国”事务委员会。
党应当理解，面临的战斗将要求我们首先付出大量的钱财。党应当力求更加有力地节约国家财力的花费，以便首先建立这一项基金。
13．加强红军工作
鉴于面临的事态，党应当在加强红军工作方面表现出特别的毅力，中央全会应当责成政治局督促财政人民委员部实际支付给予军队的拨款，并向财政人民委员部重申加强对严格准时地落实军事拨款的领导。［……］
15．集中力量
俄共之所以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获得胜利，首先是由于它善于集中党的所有力量和全部意志于最重要的决定性的事项上。如果说，在以前的国内战争年代里，在一国范围内，这样做是必要的，那么现在，当革命已经进入国际舞台时，就百倍千倍地更加需要这样做了。这次中央全会和全俄党的工作会议的最为重要的任务，就在于取得对任务的绝对、完全的一致认识，集中力量，并在关键时刻竭尽全力，以求达到目的。在德国革命的战线上取得胜利，就能立即把世界革命的事业大大地向前推进。在这一战线上遭致失败，则可能使我们后退许多年。党应当善于使全联盟数以千百万计的劳动群众认识到时代赋予的重大责任，准备自我牺牲，坚持不懈、刚毅果断并机智巧妙地进行斗争，并以比革命最初五年内的团结一致更加坚强得多的团结一致来进行战斗。
№0324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政治局国际事务委员会问题”的决议
（1923年10月4日）
绝密
特别卷宗
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第38号摘抄（1923年10月4日）
政治局国际事务委员会问题
（季诺维也夫同志）
1．批准委员会的决定。
2．建议接受派遣的同志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主要的危险是德国共产党上层的革命方针同客观情况及工人群众的情绪不符，因而起义准备中的最为急迫和刻不容缓的任务是为德共领导规定明确的时间，井按照这一时间要他们重新进行安排。
3．在规定日期问题上同意委员会的意见——今年11月9日。①
①这就是俄共（布）政治局指定的德国武装起义的日期。
4．从政治上和组织竭尽一切努力，使此日期得到遵守。
5．批准委员会的决定，认为规定的决定性发动的时间只是意向性的，这个问题最后应由德国共产党在当地决定。有可能推迟不应成为压缩工作规模和搁置起义准备具体任务的借口。应当记住，根据事态的演变有可能不得不把开始决定性发动的时间确定在预定限期之前。
6．政治局认为，派遣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去德国目前是绝对不行的。政治局认为，这也是中央全会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委员中有人对此有所怀疑，政治局应与立即征询全体中央委员的意见）。万一上述两位同志在德国被捕，就会给苏联的国际政策和德国革命本身带来无穷的危害。苏联因当前事态而面临的任务，以及组织对德国革命的积极援助，这一切都要求这两位同志留在苏联。另一方面，已经指定的一批中央委员足以保证给予德国同志以有效的帮助。
7．派遣皮达可夫、拉狄克、鲁祖塔克和古比雪夫同志前去德国。
8．向德国同志通报本决议的内容。
9．先行决定，上述四人小组成员自今年10月5日起摆脱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责成中央书记处在今日（10月4日）之内决定临时（至少下次政治局会议之前）接替四人小组成员现在从事的工作的问题。
10．责成四人小组会同政治局国际事务委员会未参加四人小组的成员讨论自己的工作方针问题，井将自己的建议报政治局批准。
11．建议四人小组到达柏林后就吸收克列斯廷斯基同志参加小组工作的问题做出决定，在有可能执行必要的保密规定的情况下吸收克列斯廷斯基同志参加四人小组的工作，并给予他在所有会议或某些会议上的表决权。
12．关于向德国提供粮食的问题先予搁置。
13．把特别基金增加到50万金卢布。
中央书记 |
从旧式家庭迈向新式家庭（托洛茨基，1923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从旧式家庭迈向新式家庭
托洛茨基1923年7月
〔说明〕本文原刊载在1923年7月13日《真理报》。译自英版《妇女与家庭》，美国寻路人出版社1970年版
家庭的内在关系和家庭里发生的事情，按其固有性质来说，是最难调查、统计数字最少的。所以不容易说得准，家庭破裂在现时是否比过去〔是指实在生活方面，而不是纸上文章〕来得轻易和频密，我们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亲身目击。再者革命前的时代和现在的分别，是前者在工人阶级家庭中发生的矛盾，和戏剧性的纠纷，工人自己通常都是视而不见；而现在，有好大一群上层工人处在负责任的地位，他们多少会引人注目，于是每一宗家庭悲剧都会成为人们品头论足和闲言闲语的话题。
尽管有这么重大的保留性，也无法否认，家庭关系，包括无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在内，业已支离破碎。莫斯科党宣传分子第二次大会上，已经把这点作为证据确凿的事实予以透露。人们只是各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因此大为惴惴不安，有人持保留态度，也有人似乎仍茫然不解。而不论是哪种情况，大家都清楚的是，将有某种剧变发生，这个过程动荡不止，时而以病态或令人作呕的、或荒诞或悲剧性的形式交替发生；至于隐藏在这个过程内的开创一种崭新的、更高级的家庭生活的可能性，却仍未显现。有关家庭解体的一些消息，已经悄悄地偶尔登载在报章上，而使用的词汇仍是空泛和一般性的。我读到的一则文章，把工人阶级间的家庭解体呈现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案例。事情决非这般简单。问题的根由实在更深入和复杂。资产阶级在过去和现在造成的影响，现时仍在，但最主要的过程却是包含在无产阶级家庭本身的痛苦的演变中，这种演变导向一种危机，我们现在正目睹这个进程的第一个纷乱的阶段。
战争对家庭的毁灭性的深重影响，大家都耳熟能详。首先，战争令家庭自动解体，把人长久分离，或使人随机契合。战争的这种影响，由革命将其持续和加剧。战争的年月，把历来所有仅仅是借助于传统的惰性才得以维持下去的家庭，弄得分崩离析。战争的岁月把沙皇的权力、阶级特权和古老家庭传统，捣得稀巴烂掉。革命由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开始，达到了其最简略和紧迫的目的。经济方面的问题，更为复杂得多。战争动摇了旧有的经济秩序；革命将之推翻。现在我们建设一个崭新经济的国家——却是绝大部分由旧有的元素做起，将之用新的方法重组。在经济范畴内，只是到了最近期，我们才从破坏的时期走出来，开始上爬。进步仍是十分缓慢，而各种新的社会主义方式的经济生活的成就，仍是十分辽远的事。不过我们是确定地走出了破坏时期的残垣败瓦，1920~21年已经到达了最低点。
家庭生活的第一个破坏时期，却远远仍未结束。瓦解过程正在全速进行。我们必须紧记着这点。家庭和家居生活，打个比喻说，仍然在度过它的1920~21年时期，仍未达到1923年的标准。家居生活比经济更为保守，其中理由之一，是前者比后者仍是少些自觉。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工人阶级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将其先锋——共产党推上最前列，通过这个媒体〔注：宜译为“媒介”、“中介”、“中间环节”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来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在家庭生活，工人阶级分裂成由家庭构成的各个细胞。政权的变更，甚至国家的经济秩序的变更——把工厂和作坊转交到工人手上——所有这些，肯定对家庭状况是有发挥某些影响，但这些影响只是间接性的，外在的，没有触及从过去承袭下来的家居生活的传统方式。
家庭，及更广义来说，家庭生活秩序的激烈改革，要求有来自工人阶级的所有群众的有意识的重大努力，并假设这个阶级本身内在存有渴求文化和进步的强大有力的分子力量。把累积的泥巴翻转，须有力透土壁的犁耙。由国家任命苏维埃国家内的男人女人享有政治平等是一个问题，这并且是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会是更为困难得多——那就是由国家任命男性女性工人在工厂、作坊和工会，同样享有工作平等，这种平等而且要求男人不应把女人置于不利的位置。可是要男女在家庭内确实达到平等，更是个远为艰巨得多的问题了。要出现这种情形，我们所有的家庭生活习惯，就必须要革命化。但很明显地，除非丈夫和妻子在家庭里有通常意义的和生活条件上的实在平等，否则就无从认真谈到他们在社会工作甚至在政治工作方面的平等，只要妇女仍然备受家务束缚，仍得照料家庭、煮食和缝纫，她能参与社会以及政治生活的机会便会大幅度减少。
取得政权是最易解决的问题，然而单就这一项，已经在革命的早期把我们所有力量吸吮殆尽。它要求无尽的牺牲。内战令最严酷的措施成为必须。凡夫俗子们因而大吵大闹，说什么道德的野蛮化、无产阶级变得嗜血和堕落，云云。而实际上发生的事，是无产阶级持着强塞到其手中的革命暴力的手段，为新的文化、真正的人类价值进行着斗争。我们在最初的四、五年里，锱铢必较地经历了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破败时期。在其时，劳动生产力崩溃，产品质量低得骇人。敌人们看到，或选择性地看到，在这样的时期下的苏维埃政权的腐朽征兆。而实情是，这只不过是旧有的经济方式毁灭，而创造一个新的经济方式在没有援手的尝试下，必须要经过的阶段而已。
新家庭关系和个人的生活方式的广义方面，凡是一切未经思想控制的既有事物和传统，也同样必得经过必然瓦解的时期。可是在家庭生活这个范畴，批评和破坏的时期会在稍后才开始，维时十分漫长，而且带有病态和痛苦的面貌；然而肤浅的观察往往不能够看穿这样复杂纠结的方式。这些在国家的条件、经济和生活总体上发生关键变化下显示出来的进步性标志，必须清楚无误地给予界定，以防止我们对看到的现象竖起警号。我们必须学习在正确的照明下判断这些现象，必须学习去明了他们在工人阶级的发展中所处的正当位置，并且有意识地把新的状况引导向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去。
这种警告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已经听到表示警告的声音。在莫斯科党宣传分子大会上，一些同志忧心忡忡地谈到家庭关系轻率地离散，旧有的家庭联系因新的关系而破裂，但新关系也一样地稍纵即逝。不论任何情况，母亲和儿童都是受害人，另一方面，我们之中有谁不曾在私人闲谈中突然听到抱怨，以至是嗟叹，说苏维埃青年，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道德“沦丧”。并非所有抱怨都是夸大之词——当中是颇有些真实的。我们肯定会、必会打击这些真实的黑暗面——进行打击，是为了更高的文化和提高人类个性。可是为了展开我们的工作，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方面而又不至于掉入反动的道德教诲或伤感的意志消沉，我们必须首先把事实弄清，清楚明了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正如前述，巨大的事件（战争和革命）已经以其古老的投影降落到家庭中。随之而来的是，在地洞里缓慢爬行的土拨鼠对家庭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思想、有意识的研究和评价。伟大事件的机械性力量和觉醒的头脑的批判力量两者结合，遂开启了家庭关系的破坏时期，这就是我们在当前目睹的事。俄国工人在夺取了权力后，现在必须踏出有意识的一步，向其生活各个层面的文化推进。在各种强大冲突产生的冲力下，令他的个性第一次摔掉传统的所有生活方式、家居习惯、教会活动和关系。毫不奇怪的，在刚开始时，个人的抗争、对昔日传统的反叛，是带着无政府色彩的——更粗鲁地说，是放荡的方式。我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已经目睹过了；无政府的个人主义以各种极端主义的形态、党派偏见和在公众集会上高谈阔论的形式出现。这种过程在家庭关系中用最亲密的方法，从而也是最痛苦的方式，作出反响，是不足为奇的。在这里，觉醒的个性需要用新的方法重组，离弃莫斯科会议所指责的“胡闹”、“捣蛋”的所有罪恶行为的旧有轨道。
动员把丈夫拉离开他惯常的环境，转变为一个革命者，站在公民前线：这是一次重大的改变：他的视野扩大了，他的精神振奋了，他已今非昔比进步了。然后他回到原处，发现所有事物毫无改变。家庭关系里的原有和睦和人际亲切已经消失。彼此缺乏新的理解。共同的疑惑变成共同的不满，再进而成为恶感。家庭于是破裂。
丈夫是个共产主义者。他的生活繁忙活跃，投入社会工作；他的头脑发展，可是他的妻子也是个共产主义者。她要参加社会工作，出席公众集会，在苏维埃或工会里工作。在他们警惕此事之前，家庭生活已变得荡然无存；又或在接连不断地冲击下，家庭温暖渐渐消失。终于夫妇不和，家庭破裂。
丈夫是共产主义者，妻子是个无党派者。丈夫忘情于工作，而妻子一如既往，只是着眼于家庭。关系是“平顺”的，即是通常的同床异梦。但丈夫所属的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规定他必须除下家里张挂的宗教偶像。他愿意遵命，觉得这是自然不过的事。但对他的妻子，这却是一场灾祸，这一宗小故，把夫妇间的思想鸿沟暴露无遗。终于关系恶化，家庭破裂。
一个古老家庭。共同生活由十到十五年。丈夫是个好工人，对家庭全心全意；妻子也一样，为家庭付出所有精力。在一次偶然机遇，妻子接触了共产主义妇女团体；一个新世界在她眼前展现。她的精力找到了更新更广阔的对象。家庭给忽略了。丈夫激恼。妻子新生的公民觉悟受到伤害。家庭破裂。
这类家庭悲剧例子，全都带引到一个结局——家庭破裂——同样的例子，可以引之不尽。我们列出一些最典型的案例。列举中的所有悲剧例子，是由于共产党员和非党员的冲突而致。不过，家庭的破裂，也即是旧的破裂，并不局限在阶级的最上层，也即是最受新条件影响的成员。家庭关系解体的势态无孔不入，更深更广。整个阶级必然要经过的，只不过由共产主义先锋们先行经过，并且更为激烈而已。对旧有状况的苛刻态度，对家庭的新的诉求，远远超过共产主义者在工人阶级的整体中的界线。
采用世俗结婚制，对经由传统方式确立下来的家庭规矩已经是重大的打击；后一类家庭的同居生活，许多时候只是做出来给外人看的。在旧式的婚姻维系里，个人间的情感维系愈少，则来自外力、社会传统，尤其是宗教礼仪的约束力越有就愈大。对教会权力的重击也就是对家庭的重击。礼仪被剥夺了约束意义和国家认同后，出于惰性而仍然沿用，作为道具之一来为摇摇欲坠的家庭效劳。可是当家庭已经没有了内部盟约，当除了因循的惰性外再没有维持家庭免于破产的其他东西，那么，外来的每一下推力，都有可能令这个家庭四分五裂；与此同时，这也是对教会仪式的聚合力的一击重击。而现在，外来的推力更是空前地、无穷地多。这就是家庭为什么摇摇欲坠、无从复原的理由。生活按其状况做出裁判，并由此对家庭做出残酷和痛苦的责难。历史令古老的森林坍塌——而变为微琐碎屑随风而逝。
可是生活有演化出新式家庭的任何元素吗？这毫无疑问。我们只须清楚地看出这些元素的性质，及其形成的过程就是。就如对待其他事例一样，我们必须把物质条件和心理状况区分开来，把一般与个别分开。一般来说，新的家庭和新的人际关系，在我们心理上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文化进步，是个人的发展，是要求和内在纪律的标准的提高。从这方面来看，当然是意味到革命本身已经踏前一步。至于瓦解中的家庭的最恶劣的现象，只不过是阶级及阶级中的个人觉醒的借喻性的表达，用上了痛苦的方式，如此而已。我们所有和文化有关的工作、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及我们应该进行的工作，从这个观点来看，遂成了为新的关系、新的家庭而做的准备功夫。每个工作中的男女个人，假若文化标准没有提高，就不可能有新的、更高级的家庭。这诚然是由于在这个范畴之内，我们只能谈得上用内在纪律，而不是用外力强制。因而，是由此维系着丈夫和妻子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的阔度和价值，对个人在家庭里的内在纪律的力量，又起着制约的作用。
同样，为新生活和新家庭的条件而作的物质准备，基本上不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工作分离开来。工人国家必须变得更富裕，俾令〔注：即“使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儿童的公共教育、将家庭从厨务和洗濯工作的重担下解放出来，予以严肃解决。我们的经济若没有显著的改善，就无从想像把家务工作和儿童教育社会化。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主义经济方式。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把家庭从家务劳动的重担中解放出来；这些重担现在正压迫着家庭，令其解体。洗衣工作应交给公共洗衣房，膳食应交由公共食堂，缝纫交由公共工场。儿童必须交由敬业乐业的良好公共教师来教育。这样一来，丈夫和妻子间的盟约才得以从任何外来的或偶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一方不再依赖另一方而生活。真正的平等终于确立，双方的盟约将系于相互爱慕。当然这盟约会因人而异，但对谁都是没有强制性的。
因此，走向新家庭的路，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提高工人阶级及组成这个阶级的个人的文化、教育标准；（二）由国家组织料理，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条件。这两种过程，本质上是互为关联的。
上面的陈述，当然不是说，到了物质改善的某个特定时刻，未来的家庭就会一蹴而就，端正过来。不是的。即使在目前，新家庭同样有可能向前迈进几步的。国家仍未能肩负起儿童教育之责，未能设立较私家厨房改进的公共厨房，也未能设立不致令衣服破损或被偷走的公共洗衣房。但这不等于一些较有企业心和进取心的家庭，现在就不能集合一道，组成集体处理家务的家庭组合。当然这类实验必须小心地试行；用集体组合的技术与器材，已达成这类小群体的利益和要求，并能给予每个成员显著的便利，即使这些便利在初期是微薄的。谢马什科同志最近针对重新建构家庭生活的必需性的问题写到；“这个任务，应切实执行，最为奏效；仅自限于法令和说教，不会有大收效。而举出一个例子、描绘一种新的方式，要比上千本夸夸其谈的小册子更有用。外科手术医生在一种名为移植方法的实践里，最深的务实宣传的三昧。在损伤或灼伤的皮肤的一大幅缺皮的表面，除了让皮肤能充裕地自行生长愈合，此外别无他法。方法就是在身体的健康部位切取一张皮肤块片，敷放在缺皮的表面；敷皮逐渐粘合生长，至皮肤覆盖全部伤肉为止。”
“务实宣传得到同样结果。当一间工厂或一项工作采用共产主义方式，其他工厂会相继效仿。”（N·谢马什科：《死者拖着生者》，《消息报》1923年4月14日第81期）
上述集体处理家务的家庭组合的经验，代表着一种最初的、并不完全的，近乎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经验；这种经验应予小心研究，谨慎考虑。个人主动性加上国家权力支持——首先来自地方苏维埃、经济机关的支持，这种结合，应该获得优先。建造新房舍——我们毕竟将要造屋了！——必须按家庭组合的社群的要求来管制。在这个方向上第一宗可见的、公认的成功，哪怕是多么微小和小规模，势必会在更广泛的团体间鼓起欲望，朝着相类似的路线来组织生活。不论从国家拥有物质资源的限度，或无产阶级本身的准备性两方面的观点来看，由上面主动，推行这个深思熟虑的计划，在时机上还未成熟。只有通过建造模范社区，我们才能走出死胡同（原文为死巷。——录入者注）。我们的立足地，必须一步一步的加强，不应该跑到太前，也不应该陷入官僚妄想的实验之中。到了某个特定时刻，在地苏维埃、各类合作社组织等等的帮助下，国家将会把完成的工作社会化、推广和深化，由此，引用恩格斯的话，人类的家庭将会“从必然的王国走向自由的王国”。
感谢周致言录入 |
伏特加，教堂和影院（托洛茨基，1923年7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Vodka,theChurch,andtheCinema
伏特加，教堂和影院
托洛茨基黄素蓉译；五叶、阿迪校订
译按：一战前，沙皇通过垄断伏特加专卖权，并建立了大量国营酒馆，来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由于俄国人酗酒成风，兵源战力下降，1914年沙皇为了战争需要颁布了禁酒令，以改善国民身心健康状况，但这也就废除了国家的伏特加垄断，断了沙皇政府的一大财路。“酒鬼”预算是说，禁酒令颁布后国家杜马制定了扣除酒税收入的新预算，因而说明其实之前的预算的一大部分是来自“酒鬼”的。
有两个重大的事实，给工人阶级的生活留下了一个新的印记。一个是八小时工作日的到来；另一个，是伏特加禁售令。革命前，战争导致了伏特加垄断的取消。战争需要如此大量的钱财以至于沙皇能够把酒税当作微不足道的量放弃掉，多了或少了十亿卢布也不会有太大区别。革命照实继承了伏特加垄断的取消，它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却是基于原则考虑才这样做的；正是由于工人阶级——它成为了新经济秩序的自觉创造者——夺取了政权，通过国家、通过教育和禁令来与酗酒进行斗争才能取得其应有的历史意义。“酒鬼”预算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被废除这个情况并不能改变一个基础的事实：国家用来鼓励人们酗酒的制度的废除是革命不可辨驳的遗产之一。
由于这个联系，娱乐的问题对于文化和教育的重要性就大大增强了。孩子的性格是在游戏中被揭示和塑造的。成人的性格也很明显地在他的游戏和娱乐中显现出来。但是在一整个阶级的性格的形成中——当这个阶级正年轻而又在前进中，就如无产阶级——娱乐和游戏应该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伟大的法国空想改革家，傅立叶，拒绝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对自然本能的压抑，把他的法伦斯泰尔（未来公社）建立在正确而合理地对人类本能和激情进行利用和结合的基础上。这个观念是深刻的。工人阶级国家既不是一个灵修会也不是一个修道院。我们把人视为自然之物，也将其视为某种程度上受过旧秩序的教育和扭曲之物。我们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人的材料上为我们党和革命国家的杠杆的应用寻找一个支点。对娱乐、消遣、观光、笑声的渴望是人类本性最正当的需求。我们能够，并且的确有义务，以更高的艺术品质来满足这一需求，同时，使娱乐成为集体教育的一种武器，从教员的监护和烦人的说教习惯中解放出来。
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件武器，一件别无可比武器，目前就是电影院。这个惊人的、壮观的创新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成功的速度切入了人们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城镇的日常生活里，电影院像澡堂、啤酒屋、教堂和其他不可缺少的、或好或坏的机构一样，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对电影的热爱植根于对消遣的渴望,对看到新鲜事物和不大可能发生的事物的渴望，对用他人的——而不是你自己的——不幸来欢笑或哭泣的渴望。电影以一种非常直接、视觉化、图画式和生动的方式满足了这些需求，而对观众毫无要求；甚至不要求他们识字。这就是观众对电影院这个观感和情感的无尽源泉怀有如此感激之爱的原因。它为我们社会主义教育精力的应用提供了一个点——并且不仅仅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巨大的正方形。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将近六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占领电影院这个事实，坦白而言，虽说不上愚蠢，也显示出我们是多么迟钝和无知。这个武器，这件急切地需要被使用的武器，是最好的宣传工具：技术的、教育的、工业的宣传，反对酒精的宣传、卫生宣传、政治宣传，以及任何一种你喜欢的宣传；它人人能及、引人入胜、切入记忆，并可作为一个可能的收入来源。
在吸引力和娱乐性方面，电影院早已战胜了啤酒屋和酒馆。我不知道纽约或巴黎现在是电影院更多还是酒馆更多，或这些企业中哪些收入更多。但显而易见，最重要的是，在休闲的8个小时如何充实的问题上，电影院与酒馆展开了竞争。我们能取得这个无与伦比的武器吗？为什么不能呢？沙皇政府，曾在短短几年间，就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国营酒吧网络。这桩生意每年收入近10亿金卢布。为什么工人政府不应该建立一个国营电影院的网络呢？这种娱乐和教育的机关可以越来越多地被塑造成为国民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被用来与酗酒作斗争的同时，它也能被作为一个收入来源。这个可行吗？为什么不呢？当然，这不简单。至少，它将会更自然、更符合工人国家的组织精力和能力,相较于——比如说试图恢复伏特加的垄断。
电影院不仅与酒馆竞争，还和教堂竞争。如果我们用社会主义国家与电影院的融合来填补教堂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分离，这个竞争就能变得对教堂有致命影响。
在俄国各劳动阶级中，宗教信仰几乎不存在。它实际上从来不曾存在过。东正教只是一种日常习俗和一个政府机构。在深入群众意识，以及将它的教条和真经融入到人民内心情感方面，它从来不曾成功过。其原因也是相同的——旧俄国（包括其教堂）的文化缺乏状况。因此，当文化方面被唤醒时，俄国工人轻易就抛弃了他和教堂间纯粹外部的联系，这是一种依靠习惯才在他身上发生的联系。当然，对于农民来说，这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并不是因为农民更深刻而密切地体悟了教堂的教诲——当然，这种情况从来没有过——而是因其生活的惯性和单调是和教堂实践的惯性和单调密切联系的。
工人和教堂的关系（我是说无党派的群众工人）主要是靠习惯的线连起来的，尤其是女性的习惯。家中依旧悬挂着圣象因为它们一直在那儿。圣象装饰了墙壁；没有圣象，就只剩光秃秃的墙了；人们就会不习惯。一位工人将不会再劳烦去买新的圣象，但却没有足够的意愿去抛弃旧的那些。如果不用复活节蛋糕，该怎样庆祝春节呢？而复活节蛋糕一定要被牧师祝福过，不然它将毫无意义。至于去教堂（礼拜），人们并非因他们的虔诚而去；教堂灯火通明，挤满了穿着盛装的男女，歌声美妙——这是一系列工厂、家庭或日常街道所没有提供的社会美学的吸引。其中并没有信仰，或者几乎没有。至少，并没有对牧师的尊敬和对仪式的魔力的信仰。但是（也）没有将它全打破的主动意愿。消遣、快乐、娱乐的因素在教堂仪式里占着很大的部分。通过戏剧化的方法，教堂在视觉、嗅觉（通过香）上造成影响，再通过它们来影响想象。人们渴望戏剧性的东西，一种想要见闻非常事物的渴望，一种想从生活的平凡单调中解脱出来的渴望，是强大且不能根除的；它从童年早期持续到老年晚期。为了把普通群众从由习惯取得的仪式和教会主义中解放出来，只靠反宗教的宣传是不够的。当然，它是必要的；但它直接的实际影响仅限于一小部分精神上更勇敢的人。大多数人并没有受到反宗教宣传的影响；但这不是因为他们和宗教的精神联系根深蒂固。相反，这儿根本没有精神联系；这儿只有无形的、迟缓的、机械的联系，它还没有经过意识；只有一种像街头观光客那样的联系，他有时不反对加入一列游行队伍或一个浮夸的典礼，或是听听歌唱，或挥舞他的手臂。
无意义的仪式——它如同增加惯性的负重一样压在意识上——仅仅依靠批评是无法摧毁的；它能被新的生活形式、新的娱乐、新的和更有文化的戏剧所代替。这里，（我）自然想到的还是这种最有力的——因其是最民主的——戏剧手段：电影院。它不需要身穿锦缎的神职人员，等等。在白色屏幕上，电影院呈现出比最富有的教堂——它在一千多年的经验中已经变得聪明——或者清真寺或犹太会堂所提供的画面更吸引人的壮观图像。在教堂里只演一部戏，而且总是同一部戏，从年头演到年尾；而在隔壁的电影院里，你将可以看到异教徒、犹太人、基督徒的复活节，按照它们的历史顺序，有着它们仪式上的相似性。
电影院通过图像来娱乐、教育、冲击想象，使你不再需要跨过教堂的门。电影院不仅是酒馆的一个强大竞争者，也是教堂的强大竞争者。这是一个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必须取得的工具！
原载《真理报》1923年7月12日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women/life/23_07_12.htm |
要重建生活，首先要认识生活（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1923年7月11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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ЧТОБЫПЕРЕСТРОИТЬБЫТ,НАДОПОЗНАТЬЕГО
要重建生活，首先要认识生活
列夫·托洛茨基原文原载于1923年7月11日《真理报》
译校：弗拉基米尔·西穆里奇康斯坦丁·别尔采夫佐仓绫奈
俄语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913.html
日常生活的问题最清楚地表明，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是环境的产物，而不是环境的创造者。日常生活，即环境和生活方式，甚至比经济还更容易，（用马克思的话说）“在人们的背后进化”。在人类历史上，生活领域有意识的创造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日常生活是在人的自发经验中积累起来的；在技术进步或革命斗争的偶然刺激下，它同样以自发的方式发生转变。从主要方面看，它更多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过去，而不是现在。
我们的无产阶级并不古老，也不是世袭的。在过去数十年里，它主要产生自农民，只有一部分产生自小市民。我国无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生动地反映了其社会起源。只要回忆一下格莱布·乌斯宾斯基[1]的《拉斯特里亚耶夫街的道德》[2]就够了。拉斯特里亚耶夫人，即这上世纪后四分之一图拉工人的特点是什么？他们都是那些失去了成为独立业主的希望的小市民或农民，是未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和赤贫者的结合体。自此之后，无产阶级经历了一场汹涌澎湃的运动，在政治方面有很大的飞跃，但在生活和风俗上并非如此。生活保守得可怕。当然，旧的、原始形式的拉斯特里亚耶夫街已经不复存在了。对学徒的虐待，对主人的屈服，恶性酗酒和街头流氓都已经消失了。但是在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方面，在家庭生活方面，旧有的思想还是根深蒂固，似乎与外面的世界隔着一道围栏。我们需要多年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来把旧思想从其最后的避难所——个人与家庭生活领域驱逐出来，以集体主义精神自上而下地重建它。
家庭生活问题是在前面提到的莫斯科群众鼓动者会议上一个讨论特别激烈的议题。每一个人在这个方面都有委屈要说。有很多印象、观察和问题，主要还是问题，但不仅没有答案，而且问题本身也被保持沉默，没有出现在印刷品或会议上。广大工人的日常生活，共产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共产党人与广大工人群众之间的日常对接线——这是一个多么广阔的观察、结论和积极影响的领域啊！
我们文学作品应对不了这些问题。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保守的，落后于生活，没有什么适应性，无法在现象的形成过程中即时捕捉到它们。利别津斯基的《星期》[3]激发了我们一些同志的热情，可我不得不承认，这对年轻作家来说是无节制的也是危险的。从形式上来说，《星期》尽管有天赋的迹象，却充满学生的特性，而只有在远超自我的伟大、不屈不挠和细致复杂的工作下，利别津斯基才能成为一名艺术家。我希望会是如此。然而，这并不是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方面。《星期》给人留下崭新而深刻的印象并不是因为它的艺术成就，而是其捕捉到的“共产主义”的生活领域。但在这个方面捕捉得并不深刻。“省委”向我们在这方面展示的太过于实验性质，也没有深刻根源，更是非本质性的。因此，整个《星期》就带上了一丝偶然的味道，像一部从革命生活中走出来的小说。描述“省委”的生活固然是有趣和有益的，但是当共产主义组织的生活进入人民的日常生活时，困难和意义就来了。我们需要牢牢抓住这一点。当前共产党是每一个有意识前进运动的主要杠杆。因此，它与人民群众的团结成为历史行动、反应和抵抗的根源。
共产主义理论超前了我们现实的日常生活数十年——在某些方面甚至超前了数个世纪。如果不是这样，共产党在历史上就不会成为强大的革命力量。共产主义理论以其现实性和辩证的灵活性，找到了在任何情况下确保其影响力的政治措施。但政治思想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政治是灵活的，而生活则停滞且顽固。工人内部的许多生活冲突就是从此而来，它们发生在意识与传统的相交线上。更何况这些冲突是沉重的，因为它们无声地保留在公众意识中。文学作品，甚至是政论都没法表达它们。我们的报刊在此问题上默不做声。而对急于跟上革命的步伐的新的文学倾向来说，生活是完全不存在的。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见，他们打算创造生活，而不是描述它！但是，新的生活不可能凭空产生。它们必须用已经存在且能够发展的要素来建造。因此，在建立生活之前要先知道我们拥有的要素是什么。这不仅适用于影响生活，也适用于各种形式的有意识的人类活动。需要知道有什么要素，也要知道这些要素正向什么方向改变。请向我们展示，首先向你们自己，展示在工厂、工人之间、合作社、俱乐部、学校、街头和酒馆中发生的事，你们必须明白那里在发生什么，也就是说，要给过去的残余和未来的萌芽找出必要的前景。这一呼吁对小说家、政论家、工人通讯员和记者同样适用。请向我们展示那来源于革命火炉的生活吧！
然而，不难推测，光喊口号并不能吸引我们的作家的注意力。我们需要正确地组织这件事，并进行正确的领导。首先，必须把研究和启迪工人生活作为记者的首要任务——无论如何，至少是他们之中会听会看的人的首要任务；我们必须有条理地把他们引导到这项工作上，指导、纠正、领导和教育他们，使之成为革命的日常生活的书写者。同时，要拓宽工人通讯员的视野。从本质上讲，他们中的几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写出比我们现在的还更有趣味和内容的通信稿。但是为此我们必须深思熟虑地提出问题，正确地设定任务，激发讨论，并协助维持它。
为了提升文化水平，工人阶级——首先是其先锋队——必须有意识地思考自己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先认识自己的生活。资产阶级在上台前就主要通过通过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项任务——当资产阶级仍然是一个反对派的阶级时，就已经有诗人、画家和政论家在为它服务，帮他思考或为他思考。
在法国，被命名为启蒙时代的十八世纪，正是资产阶级哲学家思考社会和个人生活，努力让生活服从于理性规则的时期[4]。他们致力于解决政治问题、教会问题、男女关系和教育等问题。毫无疑问，仅仅讨论这些问题的事实就大大提高了个人的文化，当然，也是资产阶级和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但是，十八世纪哲学家为协调社会和私人关系于理性规则之下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因一个事实而遭到破坏——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手中，而这正是理性的社会基础。私人所有制意味着市场，而市场会盲目发挥经济力量，且经济力量绝不是由理性控制的。市场的经济关系之上，是市场的生活。只要市场仍占据统治地位，那么人民群众的生活就不可能理性化。尽管十八世纪哲学家的结论是精明且大胆的，但从此我们却可以看出它的局限性。
在德国，启蒙运动在上个世纪上半叶（译注：指19世纪，下同）拉开序幕。“青年德意志”，在海涅和伯恩的领导下[5]，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我们在这里看到资产阶级左翼完成的批评工作，他们向奴性、卑躬屈膝、市侩习气、小市民的愚笨以及偏见宣战，并带着比法国前辈多得多的对理性的怀疑，去建立一个属于理性的王国。这场运动后来与1848年小资产阶级革命合并在一起。这场革命远没有改变全人类的生活，甚至无法扫除许多德意志的小邦国。[6]
在我们落后的俄罗斯，启蒙运动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才达到重要阶段。从别林斯基学派中走出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和杜勃罗留波夫[7]，他们批评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针对经济关系，也在相当程度上针对胡言乱语、反动性和生活的落后，他们与传统类型的启蒙主义者相对抗，即那些想用理性建立自己的生活并成为“有批判精神的人”的现实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这个运动与民粹派结合，是一场姗姗来迟的俄国启蒙运动。但是，如果说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者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改变生活和道德——它们是由市场而非哲学形成的；如果说德国启蒙运动的直接文化和历史作用更加有限，那么，俄罗斯知识分子教育对人民的生活和道德的直接影响则更加微不足道。最后，包括民粹派在内的俄国启蒙运动为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准备了条件。而这一事实则决定了俄国启蒙运动的历史作用。
工人阶级只有夺得权力，才能直至最深基础为真正改造日常生活创造条件。如果要合理化生活，即把生活改造得符合理性的要求，就不能不去促进生产的合理化，因为生活的根基在经济中。只有社会主义自己把目标设定为吸收理智并使其服从于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但是最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方面拘泥于技术理性化的思想（通过应用自然科学、技术、化学、发明、机器），另一方面拘泥于政治领域（议会政治），却并没有追求经济的理性化——经济一直是盲目竞争的舞台。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和盲目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当工人阶级掌握权力时，它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使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基础服从于有意识的控制和领导。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有可能有意识地重建生活。
但是，这同样意味着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与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密切相关。然而，毫无疑问，即使在我们目前的经济水平下，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引入更多的批判、主动和理性的元素。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之一。但是很明显，日常生活的彻底重建——把女性从家庭奴役中解放出来，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把婚姻从经济胁迫的因素中解放出来等等——只能在社会积累和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对资本主义的上述事物越来越占优势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有千年保守传统的日常生活只有得到批判，才能追赶上被现有的或即将出现的经济资源激活的进步。另一方面，即使是日常生活领域中最微小的成功，在性质上相当于提高男女工人的文化水平，也会立刻有可能促进工业合理化发展，从而加速社会主义的积累，而这后者又会推动日常生活的公共化。这里的依赖是辩证的：主要的历史因素是经济；但我们共产党，我们工人的国家，只能通过工人阶级，通过不断提高其构成要素的技术和文化素质来影响它。工人国家的文化主义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而社会主义意味着文化的盛大绽放，一种真正的、超越阶级的、属于人的和有人性的文化。
注释：
[1]格莱布·伊万诺维奇·乌斯别斯基（ГлебИва́новичУспе́нский，1843年10月25日—1902年4月6日），俄国作家，曾积极投身于民粹派运动。
[2]格·伊·乌斯别斯基的《拉斯特里亚耶夫街的道德》于1866年发表在《现代人》上。这些文章标志着乌斯别斯基的文学生涯的开始。关于后者的描述，见第四卷，注1。——原注
[3]尤里·利别津斯基（生于1898年）作家，1920年起成为俄共（布）的成员，从1922年开始发表作品。他虽然没写多少文学作品数量，但他已经成功迈入年轻无产阶级作家的前列。他最著名的小说是《星期》和《明天》以及小说《政委》。利别津斯基的作品主要致力于描写共产主义生活。因此，《星期》中的人物是省委会成员、契卡高级官员等，《政委》的主人公是各单位的前军事政委。同时，利别津斯基总是在社会、内战和革命建设的环境中向我们展示他作品的主人公们（镇压起义，契卡的工作，省委的会议，星期六义务劳动）。——原注
[4]法国的启蒙时代发生在十八世纪下半叶，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准备。
在这一时期，法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刚刚开始觉醒。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这个阶段，这些群众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总体上是一致的；后者在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是先进的先锋队，充当了“人民”的代表。这就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法国，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其资产阶级最大代表的身份，在革命化地宣扬无神论、良心自由等方面走得比较远。法国启蒙者与腐朽的社会政治秩序作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是“自然权利”的思想，它是社会存在的某种永恒的准则，据说是来自人类思想的本质。如果说具有惰性生产方式的封建主义与中世纪的生活体系相当共存，那么新诞生的新生产关系则要求将人格从约束它的中世纪秩序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启蒙者自然要想到，必须摧毁少数人的不公正特权，赋予所有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和工作的“自然权利”，然后理性的王国连同公正与普遍的满足才会到来。十八世纪的启蒙者，从“理性”或“自然法”的角度出发，对所有的哲学、政治和日常生活问题进行了修正。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是伏尔泰、孟德斯鸠（所谓的“老一代”）、卢梭、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年轻一代”）。伏尔泰和卢梭虽然敌视教会教条，但仍然为他们对上帝存在的信仰进行辩护，但其他启蒙者，特别是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已经坚决地成为无神论者。法国启蒙者世界观的一个杰出的纪念碑是巨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字典，由狄德罗和著名数学家达朗贝尔以《科学、艺术和工艺大百科全书》为题出版（因此被称为“百科全书派”，法国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有时被称为百科全书派）。在哲学领域，百科全书派宣扬最强烈的理性主义，为唯物主义观点辩护，反对教会迷信。在经济学领域，他们是生理学家所理解的"自然"秩序的倡导者。他们的政治观点远没有这么激进：在这里，他们的诉求并没有超出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范围，以保证受教育的自由和有美德的资产阶级的自由。
德国和俄国的启蒙运动虽然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但仍受到了法国启蒙运动的巨大影响，——原注
[5]“青年德意志”。海涅和伯恩。上世纪30年代在各方面都是西欧国家历史的转折点（30年代的巴黎七月革命，1832年英国的选举改革，等等）。此时的德国还没有进入经济发展的快速阶段。德国相对落后的工业生活还没有像法国那样有力地冲出其旧框架。此外，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旧秩序中最明显的混乱已经被消除了。尽管有激烈的政治反应，但民间改革甚至在后来的德国继续进行。然而，在德国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事件：工业有所发展（部分是由于大陆封锁的结果），第一批铁路建成，德意志各邦之间形成了一个关税联盟。在工业繁荣的同时，经济矛盾也在上升。工业的发展需要扩大市场，而由于封建主义的残余，农民的持续贫困化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工业家们要求征收保护性关税，这与那些站在权力面前、需要廉价农业部门的容克贵族的利益相抵触。这些纯粹的经济矛盾与缺乏对公共财政的控制、陈旧的立法等一起出现。所有这些情况都把资产阶级推到了旧政府的对立面，但鉴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的反对是胆怯的和不坚定的。此外，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不同，在所述期间，德国并不是所有底层阶级都表达了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情绪可能会支持资产阶级革命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主要知识分子被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他们有责任发起一场改造社会秩序的斗争。它在这场斗争中的武器只能是意识形态的批评。当时的德国文学成为解放思想的布道者。几位有才华的作家（古茨科、劳贝等人）联合组成了一个“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其思想领袖是伯恩和海涅。“青年德意志”的口号是在知识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常规中解放出来，与既定的传统进行斗争，反对政治和社会反动。
伯尔尼、海涅和其他青年德国的代表的诗歌和新闻作品充满了讽刺和愤怒，很快就被邦联议会禁止，之后这个文学团体逐渐解体。
为了说明伯恩和海涅的社会和文学活动的特点，这里摘录了弗·梅林的《中世纪末以来的德国史》。（本条注释以下的引文较长，故略去。请读者自行阅读第四章《两次革命之间》——中译者注）——原注
[6]关于德国1848年的革命，见卷一。1，注165。——原注
[7]俄罗斯的启蒙时代主要属于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是俄罗斯在经济形式和社会运动方面的一个转折点。改革后的俄罗斯在经济上进入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年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平民”和“忏悔的贵族”文学。这一文学运动的主要代表（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从理性的角度批判了现有的社会关系，重新审视了道德、生活等问题。在艺术批评领域，他们与右翼黑格尔主义附庸的形而上学美学进行斗争。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仍然重视过有美感的时刻，而杜勃罗留波夫则直接宣称，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是它的实用性。俄国启蒙者与旧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特别是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以及毕希纳和莫莱斯霍特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进行了斗争，后者将哲学简化为神经系统的生理学。伴随着极端激进主义，出现了破坏传统道德的斗争。利他主义的虚伪宣讲遭到了俄罗斯启蒙者的反对，后者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动力。这种新的、所谓的功利主义道德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1863年）中得到了最生动的表达，并且该书迅速成为六十年代的一本参考书。
俄罗斯启蒙运动的特点，以及法国（十八世纪）和德国（十九世纪初）历史上的类似现象，都基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形势。在60年代和70年代，俄罗斯正经历着经济关系的彻底崩溃。俄罗斯的启蒙运动，像法国和德国一样，带有阶级模糊性的印记，而这种印记是当时国家社会状况的特点。作为一个实质上的革命运动，它没有明确的可以使其领导人依靠的社会基础，无论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派（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民主个人主义派（皮萨列夫）。因此，他们不得不大谈人民，把希望寄托在“理性”及其载体——知识分子身上。1861年改革的经验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俄国启蒙者表明，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也不能指望群众运动，因为没有成熟的革命阶级作为先锋队。唯一活跃的力量是激进知识分子。因此，这场运动会宣扬“有思想的现实主义者”和“批判性人格”的教育。把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放在首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主要对个人道德问题感兴趣的皮萨列夫都宣扬了这种教育。60年代俄国的情况与18世纪末在法国形成的情况相比，更接近30年代德国的生活条件。在俄国和德国，启蒙时代恰好是这些国家发展的时期。那时，它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但还没有出现那种直接导致革命形势的社会矛盾的严重性，就像十八世纪末法国发生的那样。因此，在俄国，就像在当时的德国一样，革命知识分子能够为改造社会和政治关系而斗争的唯一舞台是文学。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民粹派（拉夫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是启蒙者的继承人。——原注 |
针对开放酒类买卖提出的决议草案（托洛茨基，192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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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开放酒类买卖提出的决议草案
托洛茨基（1923年6月30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2737
鉴于党内主张以某种形式开放酒类买卖以获取国家收入的呼声逐渐增多，中央委员会全会认为有必要及时制止这种倾向，因为一旦这种倾向得以发展并获得成功，只会给革命和党造成危害。
工人国家的预算和我国总的经济发展之间不可能没有最紧密的内在联系。稳定而切实的社会主义预算可以而且应该依靠农业、工业和对内对外贸易方面取得的成就。尝试通过酒类来获取人民的钱财必然使经济走进死胡同，破坏刚刚出现的经济繁荣和振兴的过程，只会糟蹋人民的这些钱财，败坏执政的工人阶级的风气。
工人的工资接近于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二，一旦工人重又习以为常地酗酒，就会发现工资不够用。其结果是劳动生产率下降，道德败坏。
广大党员就只能认为使酿酒合法化是一种绝望的办法。成千上万的优秀工作人员将无所作为，更不必说为数众多的党员将不能抗拒工人政府使之合法化的酒类的诱惑。上述种种考虑促使中央委员会坚决拒绝并谴责一切开放酒类专卖或其他自由买卖伏特加酒的主张。
只有根据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正常而紧张地工作，振兴工农业，整顿和扩大对外贸易，才能保证有一个作为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组成部分的稳定而切实的预算。
托洛茨基
1923年6月30日 |
就开放酒类买卖致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托洛茨基，1923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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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开放酒类买卖致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
托洛茨基（1923年6月29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2736
最近有一次全会上竟然又提出了为了国库收入允许自由出售酒类的问题——而我认为这个问题早已排除。由于事关重大，提出这一问题的人要负的责任非同小可，我认为有必要发表书面意见，尤其是因为我在休假，没有参加全会。
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是，我国的预算只能依靠农业、工业和对外贸易（输出粮食、木材等）的成就。试图把预算置于酿酒的基础上是欺骗历史的尝试，因为这就使得国家的预算不再取决于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工人的工资还远远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但工人阶级整个来说仍然精神振奋。如果酗酒现象卷土重来，那一切又要走回头路、下坡路。做群众工作的鼓动员就我进行的关于工人生活的调查回答说：是两个基本因素改变了生活，第一，是8小时工作制，第二，是工人喝酒少了，打老婆孩子少了。我们将毁掉工人阶级这一向上的运动，败坏党的作风。更不必说，这种向旧时代的回归将在多大程度上损害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革命声誉。
我坚决反对这项建议。
列·托洛茨基
1923年6月29日 |
托洛茨基就政治局分工问题致俄共（布）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1923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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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就政治局分工问题致俄共（布）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
（1923年6月1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2734
关于政治局管辖分工的问题我当时就已发表过意见，而且是完全否定的意见。问题早在党代表大会之前就第一次提出了，那时政治局否决了这一建议。现在建议通过了。我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我认为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首先反映了错误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我认为有必要以具体的形式表达我对这一决定的评价，因为我毫不怀疑，我们迟早将不得不重新审议这个问题。
为了更明确起见，我举对外贸易为例，正如租让总委员会那样把对外贸易从其他经济问题中突出出来。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就作过决定，指出对外贸易不可能也不容许有一条独立的路线，对外贸易只应是总的经济计划的手段之一。可以输出什么，需要输出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只直接取决于经济的基本因素。
既然决定谈到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准备材料”，那当然不是指从技术方面，而是指从原则上和实践上阐明上面涉及到的每一个问题。但是对外贸易问题是在对外贸易之外来阐明的，确切些说，是通过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国内贸易来阐明的。应该从这4个部门来准备材料，才有助于政治局解决对外贸易的问题。但由此可见，对外贸易问题不能不由那些主管基本经济问题的同志来阐明。李可夫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掌握着对总的经济工作的领导权，他们是政治局在这一领域的天然的情况通报者，对此自然不需要作什么专门的决定，正如斯大林同志自然是民族问题上的主要情况通报者一样。
很不明白，把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问题正式交给季诺维也夫同志负责在政治上会造成什么后果，大概只会引起关于共产国际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合并的传闻，而这对这两个机构未必有利。
责成我准备关于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作斗争的材料的决定同样在实际上不适宜，而且基本上实现不了。只有掌握材料来源，时刻注意这些材料的人才能在这方面进行认真而一贯的观察，这就是中央书记处。我认为，即使不作任何专门决定，中央书记处的成员就这一问题准备材料也会比我干得好得多。我不去谈其他具体的分工了，因为这种分工无非是确认理所当然的事情（加里宁同志通报农民的情况，托姆斯基同志通报工人的情况），或者未必会带来什么实际结果。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上面已经指出的人为地把经济问题分割开的做法，从我的观点来看，这是纯粹形式地对待计划工作的任务和方法的结果。不久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都收到了列宁同志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的信。这封信的中心是什么呢？由于承认有计划的即协调一致的经济工作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因此根据列宁同志的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在十分广泛的一定范围内甚至应具有必须执行的效力。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是否应同时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问题虽然很重要，但毕竟只具有次要的组织技术上的意义。我的这一建议的目的是要在整个经济模式中保证国有工业利益具有足够的影响。现在中央委员会在这方面采取了坚决得多的步骤，把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职务合而为一。很明显，用不同的组织手段和套路可以达到同样一个目的，而这些手段和套路还有待于经验的检验。但问题的实质在于要保证对一切经济问题的处理采取统一的态度和统一的方法。
我在给列宁同志的一封信中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简单地阐明了对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必须有一个总的经济的有计划的处理方法的观点。列宁同志在他的回信中同意我阐明的意见。我认为有必要在这封信后附上上面提到的两个文件，即我给列宁同志的信和他的复信，因为这两封信与上面所谈的种种看法直接有关。
列·托洛茨基
1923年6月15日 |
要量力而为（托洛茨基，1923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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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量力而为
托洛茨基（1923年5月31日）
译者：杨进
托洛茨基致基辅同志们的一封信。俄文原文刊登于1923年5月31日《真理报》。后载于俄文被《托洛茨基全集》第二卷，并由MarilynVogt翻译至英语并收录于托洛茨基《论日常生活问题》。中文译自英语版。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抱怨说你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在你们感兴趣的书籍中连十分之一都读不完。你们并问我如何有效地分配学习时间。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从长远来看，每个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特殊需要和兴趣来做决定。但也应该说，一个人能够跟上最新读物的能力，无论是在科学，政治还是其它方面，不仅取决于个人时间的明智分配，还取决于你们先前受过的训练。
你们具体地提到了“党内青年”们对此的心声，我只能建议他们不要着急，要量力而为，别在多个课题之间走马看花。将第一本书好好读完，沉思，会后，才开始读下一本书。记得过去年轻时，我也总觉得时间不够。即使在监狱里，就算我除了阅读之外什么也没做，但还是觉得没办法完成每天该完成的进度。在政治理论方面，就像在经济理论方面的知识一样，原始积累的阶段是最困难和最麻烦的。只有一个人在自己知识的某些基本要素，特别是理论技能（方法）的要素得到精确掌握，并且已经成为他的自然思考习惯之后，他才有办法熟练地跟上各界的文献。不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而且在相似，或甚至较陌生的知识领域都可以，因为归根结底，思考手法是可以普遍应用在所有事物上的。
按部就班地把一本书好好读完，读透；一次吸收少量的知识，但彻底地理解它。只有这样，你的理解能力才能自然地成长。你的思考力将逐渐获得自信，并提高生产力。考虑到这点后，如何有效地分配学习时间就不再是个难题；改变自己追求学习的方法也会带给你一定程度上的愉悦。
致以同志的敬礼，
列夫·托洛茨基
1923年5月29日 |
致马克斯·伊斯特曼（托洛茨基，1923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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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马克斯·伊斯特曼
托洛茨基（1923年5月22日）
先知在1917译
〔译者注〕该信来源于马克斯·伊斯特曼所著的《列夫·托洛茨基的青年肖像》的前言。马克斯·伊斯特曼描述到：“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托洛茨基本人同我合作写这个故事，他的合作程度在下面这封信中可以看出”。
亲爱的伊斯特曼同志：
您希望为我写传记，[1]并请求我的合作。我第一个提议是拒绝这种合作，但后来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无论是好是坏，我在十月革命与其进一步发展中都发挥了一定作用。许多人通过个人方式通往一般道路。就此意义上来讲，传记也是有其权利的；而且，如果传记没有太大的扭曲（小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那可真是太好了。
从这个方面出发——也就是说，在可靠的材料方面上，我将尽力协助您，但我不能同意阅读您的手稿，因为这样做会使我不仅要对事实，而且要对评论和估价负责。十分明显，这是不可能的。我愿意负责，但只是对根据您的要求我所提供的那些事实负责。其他一切，就只能由您个人负责了。
真诚的问候
列夫·托洛茨基
译者注：
[1]即马克斯·伊斯特曼所著《列夫·托洛茨基的青年肖像》，伦敦费伯出版社1926年出版。 |
为提升谈吐水平的斗争（托洛茨基，1923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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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ruggleforCulturedSpeech
为提升谈吐水平的斗争
托洛茨基（LeonTrotsky）
译者按：本文是托洛茨基在1923年5月15日于《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译者根据英语马克思主义文库上的英语译本翻译。英语版亦收录于托洛茨基《论日常生活问题》。
近来我在我们的报纸上读到一则关于莫斯科“巴黎公社”制鞋厂工人在召开的工人大会里，决议要杜绝对人的辱骂、对不雅字眼的使用进行罚款……等等之类的。
跟现在的紧张情势相比，这当然是一个“小问题”，但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小问题”。然而它的重要性是取决于制鞋厂工人的倡议，是否能在整个工人阶级里收到反响。
不雅字眼与辱骂，是奴隶制、羞辱、对身为人的尊严不尊重的遗产(不论是对自身的还是他人的)。这种问题在俄国尤其常见。我想听听我国的语言学家、外语学家，以及民俗学者专家，他们是否听过在其他语言中，有比俄语中更让人失落、更尖酸刻薄、更低级的用语。至少就我所知，国外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比俄语更糟的了。俄国“社会底层”人们使用的辱骂，是源自于绝望与愤怒的产物，以及奴隶们的不抱任何希望、无法逃离奴隶主的痛苦。另一方面，来自“上流阶级”的辱骂，来自那些绅士与权贵者们的金口的辱骂，是阶级统治、奴隶主的傲慢、不可动摇的权力的产物。谚语应该饱含了大众的智慧，俄国的谚语却显露了群众的愚昧、迷信心理与盲从。有一句俄国古谚是这样说的：“辱骂脏不了谁的衣领”[1]，这不仅是接受了奴隶制度，还要屈服于它。在俄国的辱骂中有两种主流，一种是属于主人们、官员们、警察们，那些富得流油之辈的。另一种是属于饥荒的、绝望的、受折磨群众的。整个俄国生活都被如此下流的用语给沾染了。这些就是十月革命从俄国的过去所接收的遗产之一。
革命首先是在唤醒群众人格的过程，而（统治阶级则认为）在那些群众中本应该是没有人格的。尽管在其方式上偶有残酷与血腥无情，革命它首先是人类的觉醒，它的向前迈进，从而让人们越来越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尊严，对弱者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一场革命，无论多么壮大、动员了多少资源，如果不包含帮助女性脱离过去所受到二、三个层面的奴役，并将女性们带到个人和社会进步的道路上的话，那它就不配被称为革命。如果一场革命，不对儿童这些未来的主人翁们给予最大的照顾（革命就是为了保障未来世代的利益而发动的），那它就不配称之为革命。我们怎么可能在一个充斥着以前主人和奴隶们所操弄的伤害所有人的尖酸脏话氛围内，一砖一瓦的建立一个互相关怀、自我尊重、真正将女性平等视为工人同志，并足够照顾孩童们的新生活呢？对于“出口成脏”恶习的斗争是达到知识文化的一个条件，如同对抗污秽与害虫之于达到物质文化。
要彻底摆脱羞辱性发言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它的心理根源来自于低劣文化环境的后果。因此我们欢迎制鞋厂工人的倡议，也期待这一新运动的发起者可以持续不懈。世世代代充斥着整个社会的心理陋习将会是很难除掉的。另一方面，我们在俄国也时常只顾眼前而往前冲，造成疲惫，从而让许多事又回到了过去的状态。
我们希望工人阶级的女性们（首先是其中的共产党员们的）能支持“巴黎公社”制鞋厂的倡议。通常（当然也是有例外的）男性会用这些脏字羞辱女性，并对孩童们毫不关心。这些不止出现在文化水平低落的群众内，也同样出现在先进的、甚至是我们现在社会秩序内负重责的份子上。我们不能否认旧有的、革命前形式的字眼现在仍然在被使用。而十月革命已经过去六年，这样的风气仍存在于社会“上层”。而当我们离开城市，特别是离开莫斯科，我们的官人们认为他们有必要使用强烈的话语。显然他们认为这些话语能让他们能更与农民亲近。
在俄国，我们的生活是由经济活动中以及生活任何事物中的剧烈对比所组成的。在我国的中心，接近莫斯科的地方，有大片的沼泽以及未开通的道路，但同时你可能突然会惊讶的发现，在这附近居然有间工厂内部装配着连欧美工程师都会赞叹的设备。我们国家的生活里充满了类似的对比。那些旧时代的贪婪食利者，在经过革命与国家征收后，又死灰复燃，把持着他们充满乡野气息的粗鄙和贪婪，带上假面继续他们的欺骗行为，来赚取合法的暴利。但是同时，而我们看到工人阶级中最好的共产主义者们，日复一日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努力，并且已经准备好在任何时候为任何国家的革命进程做斗争，即便那是一个他们还没能学会如何在地图上指出来的国家。
除了这些愚钝的兽性与崇高的革命情怀在社会上的对比以外，我们也经常看到在同样心境里的心理对比。一位男性身为共产主义者而致力于革命事业，但对他来说一名女性只是“雌性”，而不把对方当一回事看。或者原本是一位可靠的共产主义者，在论及民族问题时，却口出无可救药的反动言论。为此我们必须记得，人类意识中的不同部份并不会共同且平行的改变与发展。在这过程中是有一定的经济性原理。人类的心理本质上是非常保守的，而经过生活需求和挤压所造成的心智改变，也仅能首先影响跟这些物质改变有直接关系的心理层面上。
在俄国，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和政治发展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进行着惊人的飞跃，这解释了我们目前的缺乏组织与混乱，并且不仅限于经济和政治。同样的缺陷也发生在许多人的心理层面，由于心态、生活习惯所产生的最先进与最平庸政治观点的诡异结合，这些想法某种程度上是来自久远法条的直接遗产。总的来说，特别是对我们的党来说，正确的政治教育以及自我教育的公式，必须要从党的领导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整顿好意识方面的问题。但不论怎么说以下这个问题仍是极度复杂的，也不是仅仅用课堂讲演和书本就可以解决的：矛盾的根源与心理层面的不协调都是源自于人们生活上的缺乏组织与混乱。心理层面的问题，不管怎么说都还是取决于现实生活。但这种属性并不是单纯地机械性且自动化的，而是表现为可动性并且是交互作用的。最终这些问题必然要以多种不同方式来解决，“巴黎公社”制鞋厂工人们的行动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祝贺他们的提案能一切顺利。
对肮脏话语的斗争，同时也是为争取俄文语言中的纯真、洁净与美丽的斗争的一部份。
那些革命所没有清除掉的反动庸人，认为革命是要进行对俄语的糟蹋。实际上，现在有大量偶然中产生的字眼中，有许多都是完全没必要的、狭隘的表达，并有悖于我们语言的精神。然而这些反动庸人对于俄语的未来乃至于其他所有事物的未来展望也是错得离谱。我们的语言在经过革命动荡洗礼后，将会被赋予弹性与灵巧，变得更强大、更有活力。我们那些革命前的、明显僵化的官方以及自由派媒体的语言，已经大大地由于新的描述方式、新的更准确且活灵活现的表达方式而丰富起来。但在过去动荡的几年间，我们的语言显然变得非常受阻。我们在推进文化发展的一部分表现，将会是从日常措辞中舍去那些无用的，或是违背我们语言精神的字眼和表达方式，并且同时保留了革命时期中毫无疑问、宝贵的语言进步成果。
语言是所有思想的载体。谈吐中的准确性与正确性是达到正确与准确的思考的条件。在我国，工人阶级在历史上首次获取了政权。工人们拥有丰富的工作和生活经验，并且掌握着以此为基础的语言。但我们的无产阶级在基本的读写上都没有足够的学习，更不用谈到文学上的教育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执政的工人阶级，尽管其本身与其社会性质正是在未来俄语中的智慧与伟大，最强大的保卫者，但现在还没有必要的力气，去对抗那些无用的、腐烂的，时不时令人感到厌恶的新的字眼与表达方式的骚扰。现在人们常说“一双周、一双月”（而不是几周、几个月），当然是愚笨且丑陋地。不正确的字眼与表达方式会变成外语错误发音的陋习。在无产者之间，甚至有些已经懂得正确发音的人，在说某些字如：“应该”时会说成“因该”，或者把“在”写成“再”[2]，这些过去、革命前常见的拼写错误，现在却仿佛是一种公民权证了。
由于虚伪的傲慢，没有人在矫正这种粗陋的表达方式。这是错误的。为教育与文化所做的斗争，将为工人阶级中的先进份子提供来自俄语中极其丰富、细致且优雅的养分。要保存语言中的高尚，就要将日常听说读写中所有错误的字眼与表达方式给清除掉。谈吐对话也是需要健康检查的。而工人阶级比其他阶级更加需要一个健康的语言。工人阶级有史以来首次开始去独立思考自然、生活以及它们的基础，而去思考这一切都需要干净清晰的语言为载体。
1923年5月15日
[1]译者注：此谚语的俄文原文应是“Браньнаво́ротеневи́снет”。以中文的常用语来说，其意思可以理解为“被骂又不会少一块肉。”
[2]译者注：这段译者就原意翻译成中文网路世界常见的措辞错误。英文原文如下：say,forinstance,“incindent”insteadof“incident”ortheysay“instice”insteadof“instinct”or“legularly”insteadof“regularly”.
杨进提供译文 |
托洛茨基：论民族问题（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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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问题
托洛茨基陈昂译（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
编者按：托洛茨基的「论民族问题」一文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的「真理报」上发表，题目是「年青人的教育与民族问题──关于联共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对话式的注释」。这篇文章于一九二七年编入莫斯科出版俄文的「托洛茨基全集」的第廿一卷之内。现从英文「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的英译本译成中文。
在这篇文章中，托氏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一种特殊的观念和一般的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活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间的矛盾只是表面的。正如托氏所指出的一样，除非正确认识民族问题，否则阶级斗争的观念是空洞的和抽象的。细读本文，对于解决目前现实的民族问题将有巨大的帮助。
×××
甲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他是一名有能力的和忠诚的青年革命者，并且曾以志愿军的身份参加红军的战斗。然而，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政治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不足的。乙是一个有较好理论基础的同志。
甲：当然，没有人能反对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1]然而，这问题毕竟是人工地被提出来的。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来说，民族问题并不是一个顶重要的问题。
乙：你怎么能这样说？你不是刚好说过你同意大会的决议吗？可是，决议的主要思想是，民族问题并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者的利益而存在，而共产主义却要去解决民族问题，把它作为组织人类生活这个一般的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在你的自我教育的学习小组中，你能藉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摆脱各种各样的民族偏见，当然，这是你个人发展中的一件好事，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在这方面统治党所面临的任务却是一个更为重大的任务：我们必须使那些属于各个不同民族的千百万的人民，能够通过国家和在党领导下的其它机关底媒介，在实际生活上满足他们民族的利益和需要，因而使他们摆脱一切民族的敌忾和偏见──这一切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底平面之上，而是在全民族的历史经验底平面之上。因此，你形式上承认决议，与你之宣称民族问题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并不很重要，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样就证明了你并不同意这个决议，否则就是，坦白说──纯粹根据同志的精神来说，而并不想冒犯你──你并没有把握到这决议的政治意义。
甲：你误解了我。
乙：唔……唔……。
甲：我所要说的意思不过是，阶级问题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说来是无可比拟地比民族问题更为重要的。因此，我俩必须分清问题的轻重。我恐怕，最近我们太夸张了民族问题因而损害了阶级问题。
乙：也许我再次误解了你。在你刚发表的见解中，我觉得你又犯上了一个更为重大的原则上的错误。我们的整个政策──在经济的领域内，在国家的建设上，在民族问题上和在外交的领域之内──是阶级的政策。这一政策是由无产阶级底历史利益来决定的，而这一阶级现时正在为人类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中得到完全解放而斗争。我们对民族问题的态度，以及我俩所采取解决这问题的措施，形成我们的阶级立场底一个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附加的或与之相对立的东西。你说，阶级标准对我们说来是至高无上的。那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必须真正是阶级标准，那就是说，它包含对历史发展底一切基本问题的答案，包括民族问题在内。一种减去了民族问题的阶级标准并不是阶级标准，而仅仅是这种标准的光杆，因而不可避免地和狭窄的行会或工会观点相近似。
甲：那末，根据你的说法，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事情，即，关于各民族集团和少数民族共存形式的事情，对于我们是和保持工人阶级政权或共产党专政的事情同等重要了！像这样的立场很容易于不知不觉中陷入完全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那就是说，把革命的任务附属于各民族协调的利益之下。
乙：我觉得，我有这样一种预感，我今天行将发觉自己居于「偏差者」之列……然而，年青的朋友，我将极力为我的观点辩护。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整个问题，如果在政治上明确地提出来，对我们具有这样的意义──那就是说，藉助于怎样的行动底措施和方法，经过什么道路，我们才能在多民族共居的国土内保持并巩固工人阶级的政权（位居中央的大俄罗斯核心民族，它以前在各族之中是扮演大国底角色的，只占全联邦人口不到一半）？正是在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底进程中，在整个国家建设的活动以及我们为保持和巩固工人政权的日常斗争底进程中，我们目前比向来更为紧急地在面临着民族问题，面临它的活的现实，它在国家、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每日的具体表现。
正是现在，整个党正在开始以这一方法提出这个问题──而不能以别一种方式提出它──你（不幸地不仅是你一个人）却以一种天真的空想主义来宣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比民族问题更为重耍。然而，正是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缘故，我们才在实践上更深入（在将来还要更深入）研究民族问题。你所作的比较有什么意义呢？只有那些不了解「国家和党中的民族因素」[2]底意义的人，才会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无论如何，所有对民族问题采取虚无主义或轻蔑态度的人，将会热心地抓着如你那样的问题提法。掉头不顾从前被压迫的民族底要求和利益，特别是那些落后的和主要地由农民构成的少数民族底要求和利益，是一件非常简单和容易办到的事情；尤其是如果这种懒惰的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能被隐藏在关于国际主义和共产党专政比任何民族问题更重要的一般词句之下……
甲：你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但我觉得，以这一方法提出问题，是向后转迁就边陲地区的落后农民到达了不能容许的地步，因而会招致损害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所赖以生存的无产阶级中心底危险。要就是我不明白你所说过的是什么，或是你真正地走向落后的和主要由农民构成的少数民族底偏差方面去了。
乙：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终于到达了这里──我的农民偏差；我预料的正是这样，因为世界上每一件事情，包括政治上的错误在内，都有它自己的逻辑……「一种赞成落后的农民群众的偏差」──但你知道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这方面要说的是什么吗？
甲：关于什么？
乙：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关于「连系」[3]
甲：「连系」？那和我们谈的有什么关系？我完全同意十二次大会的决议。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连系是一切的基础。连系的问题是我们革命底命运的问题。谁要是反对这连系，谁就是……
乙：对的，对的。但你不认为无产阶级和我们党的专政对我们说来是比农民问题、因而比连系问题更为重要的吗？
甲：怎么？
乙：这很简单。我们，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能把我们的社会革命的目的附属于农民底偏见之下，甚至不能附属于农民的利益之下，农民在其整个倾向上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不是这样吗，我的左翼的朋友？
甲：但是，请见谅，那是诡辩法──那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和所谈的问题没有关系。连系是我们的基础，我们的根据。列宁说，没有和农民的连系，我们就不会达到社会主义；不但如此，没有经济连系所产生的成就，苏维埃政权就不可避免要被推翻。
乙：一点也不错。因此──我以为，你会同意──提出与农民的连系来和无产阶级专政相对抗，那是荒诞无稽的，是在政治上的无知。当然，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纲领底基本思想，是我们国家和经济建设工作底基本标准。但整个问题的要点在于：没有一种确定的和农民的互相关系，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你把农民连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割裂开来，就既定的历史时代而论，留下给你的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和毫无意义的观念。
甲：我并非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是这对于我俩的题目有什么关系呢？
乙：这是有着非常直接和密切的关系的。在我们的苏维埃联邦之内，和农民的连系自然被认为不仅仅是与大俄罗斯农民的连系。我们有大量非大俄罗斯族的农民，他们分布在很多的民族集团之内。对于这些民族集团，每一个民族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都通过他们的民族语言，他们的民族经济的和人民的特点，他们由过去产生的民族猜疑──通过这个折光镜而屈折映现出来。语言是连系人与人，因而也是连系阶级与阶级的最基本的，包罗万象的和最能渗透的工具。在我们的情况中，正如你所承认的一样，无产阶级革命底问题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问题，而后一问题50%以上等于是那较先进的和较有影响力的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和其它民族的农民群众之间的连系底问题，其它民族的农民群众在从前曾受到残酷的压迫，他们对于遭受过的痛苦现在仍记忆犹新。朋友，你错误的地方在于，所有你的自命为急进而实质上是半生不熟的虚无主义的论调，不仅是攻击民族问题，而且是攻击工人和农民的连系这个基本问题。
甲：但是，请注意，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军队没有首先征得乔治亚人民的同意就进入乔治亚驱逐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孟什维克，这是意味着对民族自决原则底显明的违反。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向华沙进军。
乙：对的，当然有过这样的时候，我还清楚记得这些，而我丝毫也不否认它们。而不仅是在某几个时候，且在整个的时期中，我们以武力的手段，毫不畏惧地采取极端的方法，从农民中没收了他们所有的剩余产品，有时甚至没收了他们自己所需要的。
甲：你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
乙：我所说的是，革命不仅以武力夺去了农民的剩余产品，而且把军事制度在工厂和作坊中建立起来。如果我们在某种非常尖锐和严重的时期中没有这样做，我们就会灭亡了。但是，如果我们想在并非冷酷无情的必要情况下去实施这种措施，那么我们更加一定要灭亡。
这当然同样适用于我们对民族问题的政策。革命的自卫要求我们在某些时间内给提弗里司（乔治亚的首都）以打击和进军华沙。如果我们因民族「原则」底空洞的拜物教而畏缩不前，我们就成为革命（这包括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底可怜的懦夫和叛徒了，因为问题很明显，在孟什维克（统治）之下，乔治亚就没有真正的民族自决：英法帝国主义在那儿无限制地统治着，正在逐渐征服整个高加索，并从南方威胁着我们。在民族问题上，正如在所有其它的问题上一样，对我们有重大关系的不是法理的抽象观念，而是实际的利益和关系。我们进军高加索可以（而且事实上已经）在劳动人民眼中证明为正当的，只要这行动是给帝国主义以打击，从而为高加索各民族创造了真正的、实际的自决底条件。
如果由于我们的错误，外高加索的人民群众把我们的军事干涉认为是一种征服的行动，那么这一干涉就会变质为一种巨大的罪恶──不是触犯抽象的民族「原则」，而是触犯革命底利益。这里，我们有一种和我们的农民政策底完全的类比。没收农民的剩余产品是一件非常严酷的事情。但农民承认它是正当的，在事后还承认，因为他们确信，一经情况容许，苏维埃政权就会转而履行它的基本任务──普遍解决劳动人民（包括农民）底生活困难。
甲：但是，你仍然不能否认，阶级原则对我们说来是比民族自决原则居于较高的地位的。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显浅的道理。
乙：我的亲爱的朋友，抽象「原则」的领域总是那些在这地球上迷途的人底最后的避难所。我已经告诉你，阶级原则，如果你不是以唯心主义的方法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了解它的话，并不排除，而相反地是包括民族自决在内的。对于后者，我们不能了解为某些超历史的原则（好像康德的无上命令[4]那样），而应该了解为生活底实在的物质条件之聚合体，这使被压迫民族的群众能够挺直腰，前进、学习、发展和得以接近世界文化。对于我们，对于一切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无庸争辩的：只有把阶级「原则」首尾一贯地亦即按革命精神去运用，才能保证民族自决「原则」最高度的实现。
甲：你自己在解释我们对外高加索的干涉时不是说过，革命的防卫对于我们说来是优先于民族原则的吗？
乙：我可能说过，甚至大概说过。但在怎样的情况下和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向帝国主义者和孟什维克作斗争，他们把民族自决变为一个形而上学的绝对观念，恰好因为他们用这来反对革命──当然，他们自己就践踏了民族自决。我们向第二国际底可悲的英雄们回答，革命防卫底利益比法理上的拜物教对于我们说来是有着更重大的关系；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底实际利益比之任何其它东西对于我们说来是更为宝贵。
甲：但关于红军驻扎在外高加索、土耳其斯坦、乌克兰又怎么样呢？……这不是违反民族自决吗？不是一种矛盾吗？不是证明了革命对于我们是比之民族问题更为重要的事实吗？
乙：当那些国家的人民明白（而且当我们尽我们的一切能力去帮助他们明白），这些军队驻在他们领土内仅仅是反对帝国主义，保证他们的安全的时候，这儿就没有矛盾。当这些军队没有肆意侮辱本地的群众底民族感情，相反地，对他们纯粹表现出兄弟般的关心时，这儿就没有矛盾。最后，当大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尽一切可能帮助在联邦内较落后的民族成员在建设红军的事业上扮演一种自觉的和独立的角色，因而使他们可以首先靠自己的武力来防卫自己的时候，则在我们的民族纲领和我们的实际行为之间就连矛盾的影子也要消失了。当然，所有这些问题之解决，不仅要依靠我们的善意，而且必须我们表现出以无产阶级的方法使这些问题得到真正解决底最大的善意。……我记起两年前我读过了一个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前沙皇将军的一些报告，在这些报告里说，乔治亚人是一些多么利害的沙文主义者，对莫斯科的国际主义多么不了解，需要大量的红军去抵消乔治亚的、亚塞尔拜然的和外高加索的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显而易见，在这一将军的例子中，一种旧时代的强烈的大国态度并没有充分掩饰在新的术语之下。
我们没有理由去隐藏罪过：这将军并不是一个例外。在苏维埃的行政机关中，包括军事机关，这一类倾向已到达了极端强有力的程度──不仅是前沙皇的将军而已。如果这倾向占上风，则在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实际政策间的矛盾，将不可避免的导向悲剧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尖锐地提出了民族问题，以便集中全党的努力去消除这一危险。
甲：好吧。但是你怎样解释这一事实：同样是那些同志，他们能充分地掌握和农民联系底意义，却同时像我一样，在有关民族问题的地方采取一种远为保留的立场，认为这问题是被夸张了，并充满了袒护落后边区底曲解的危险？
乙：我怎样去解释这样的一个矛盾？在逻辑上，这可以由下述的事实得到解释：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把事情好好地想明白。但仅仅是逻辑上的解释对我们的目的是不够的。政治上的解释是：我们党内的主要角色是──而在目前时期不能不是──由大俄罗斯的核心扮演的，这个核心经过了过去五年的经验，已经非常关心和澈底地想明白了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和大俄罗斯农民之间底关系的问题。只用简单的类比，我们就把这种关系扩展到我们的整个苏维埃联邦之内，但忘记了，或者没有充分考虑到，在俄国的周围居住着其它的民族集团，他们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发展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有许多过去遭受的创伤。
党的大俄罗斯的核心大体上还没有充分注意到连系问题底民族方面，更未充分注意到整个的民族问题。由此，就产生了像你所说的矛盾──有时是愚昧的，有的是带着罪恶昭彰的性质的。正因为如此，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在民族问题上的决定并没有夸张。相反，这些决定符合我们生活上深刻的需要，而我们不仅应该接受它们，还要进一步发挥它们。
甲：当大俄罗斯中心的共产党员在大俄罗斯中执行一个正确的政策的时候，在我们底联邦的其它部分不是确实有共产党员在不同的民族情况之下执行着同样的工作吗？这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分工。大俄罗斯的共产党员必须而且将会对大国沙文主义展开斗争，而其它民族的共产党员对于他们自己的地方民族主义展开斗争，这种地方民族主义主要地是反对外国人的。
乙：你所说的只是包含真理的一半，而半个真理有时会导致我们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我们的党完全不是一个根据各自民族特点实行分工的各民族主义者集团底联盟。要是党是这样组织起来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
甲：我并没有提出像这样的事情……
乙：当然，你没有。但是你的思想可能发展到这样的结论。你主张大俄罗斯的共产党员必须反对大国民族主义而乌克兰的共产党员反对乌克兰民族主义。
这点使人记起了在大战开始时斯巴达卡斯主义者[5]的公式──「主要的敌人是在你自己的国内」。但在那里问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反对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他们自己的军国主义国家底斗争。在那儿，这一口号有深刻的革命内容。当然，德国革命者的任务是对霍亨索伦王朝[6]的帝国主义作斗争，而不是暴露法国的军国主义等等。
然而，把这一原则移用于苏维埃联邦国家底构成部分，那就是把各部分问题的比例完全搅错了，因为我们有单一的军队，统一的外交，而最重要的，我们有一个集中的党。最适合于向乔治亚的民族主义作战的是乔治亚的共产党员，这是非常正确的。但这是一个策略的而不是原则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无疑是必须明瞭大俄罗斯大国的侵略的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防卫的民族主义底历史根源。必须认识这些历史因素之间的真正的比例，而这一认识在大俄罗斯人，乔治亚人和乌克兰人的心中必须是一致的，因为这些同样的比例并不依靠于主观的认识途径──地方的和民族的──而只符合于（并且必须符合于）各种历史势力底实际对比。在巴库或回教乡村工作的亚塞尔拜然共产党员，和在伊凡诺夫服兹聂克斯克[7]工作的大俄罗斯共产党员，关于民族问题必须有同一的观念。
这同一的观念必须寓于对大俄罗斯的和对回教的民族主义非同一的态度之内。对于前者，无情的斗争，坚决的排斥，特别是在行政方面和政府方面有如此表现的时候；对于后者──耐心的，关怀的，不辞劳苦的和教育的工作。
如果一个在现场的共产党员对全面的民族问题闭上眼睛，而着手以速决的和过分简化了的方法，以不宽容的否定态度，以迫害和谴责等等手段去反对民族主义（或者常常是反对他认为似乎是的民族主义），那么，他也许能把一些主观上忠于国际主义的、积极的，革命的「左」的青年人团聚在他的周围，但他永远不会把和本地农民群众的持久可靠的连系提供给我们。
甲：但在边区的共和国中，正正是这些「左的分子」要求对土地问题有更革命的和更激烈的解决。而且，无论如何，难道这不是我们接近农民的主要桥梁吗？
乙：毫无疑问，土地问题，尤其是在取消一切封建关系底残余的意义上，必须在每一个地方都加以解决。现在我们已经巩固地建立了一个联邦国家，我们就能够以必需的坚决态度使土地问题得以解决；当然，土地问题的解决是革命底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但取消地主制度是一击即就的事业，而我们所谓的民族问题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进程。在土地革命完成之后，民族问题不会消失。相反，那时它才成为最显著的。凡是与当地群众有关的一切缺陷和缺点，一切不公平和缺乏关怀或粗暴底事情，在他们的心目中都将归咎于莫斯科──而这并非没有理由的。因此莫斯科，我们联邦的中心，必须成为一种积极政策的坚定的首倡者和促进者，这种政策从头到尾充满了对组成苏联的一切民族的兄弟般的关怀。在这方面谈到什么夸张，实在表示出完全缺乏了解。
甲：你所说的含有很多真理，但……
乙：你知道是什么吗？现在我们作过了这次谈话，你再重新读一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吧，然后，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再次讨论这些问题。
译者注：
[1]决议的全文，参考斯大林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一九八至二○八页。
[2]这里所讨论的是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题目。
[3]指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4]康德哲学底无上命令是指良心的绝对无条件的道德律。
[5]斯巴达卡斯团是第一次大战时德国共产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化名斯巴达卡斯所发起的国际主义革命团体。
[6]霍亨索伦皇朝（Hohenzollnr）约建立于十一世纪，自一七○一年起至一八七一年的普鲁士王及一八七一年起至一九一八年的德帝都出自此皇室。
[7]巴库是亚塞尔拜然共和国的首都，位于里海；伊凡诺夫服兹聂克斯是俄国中部的城市。 |
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致编辑部的一封信，以代替先前承诺的文章）（托洛茨基，1923年4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TheCurveofCapitalistDevelopment
(ALettertotheEditorsinPlaceofthePromisedArticle)
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
（致编辑部的一封信，以代替先前承诺的文章）
托洛茨基1923年4月21日
杨进译
最初以俄文发表在《VestnikSotsialisticheskoiAkademii》第4册〔俄文〕中。
英语版资料来源：《第四国际》，纽约，第4卷。第四国际，纽约，第二卷第四期，1941年5月，第111-114页。
1941年5月《第四国际报》导言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以下这封信与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信件最为接近。在这里，托洛茨基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阐述的思想;把它们应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为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推广和使用开辟了新的道路和前景。
这篇文章本身是托洛茨基对1921年后呈现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具体政治经济问题的关注而产生的。这段时间标志着战后革命动荡之后，苏联内部（新经济政策）以及年轻的工人国家与资本主义环境之间关系的相对稳定时期的开始。在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建立不稳定的平衡的同时，这个世界也被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所动摇。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事件的结合，让重新评估资本主义稳定的可能性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成为必要的工作。
托洛茨基在提交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份报告中，托洛茨基抨击了认为资本主义可以自动地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改良主义论断。他写道：“对发展的自动性的信念，是机会主义的最典型的特征”。他也驳斥当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极左翼提出的机械概念，即资本主义必须继续沿着它的下降趋势，不会经历任何间断或逆转而直达崩溃的结局。针对这些片面的申论，托洛茨基提出了辩证的概念，即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堕落的特点是在关键点上与发展的主要下降曲线发生冲突的剧烈脉动。
在共产国际的讨论内，部分人士认为，群众的进一步贫困化将产生新的革命危机;另有人则认为，需要新的繁荣来振兴无产阶级。托洛茨基断言，这两种提法都是片面的，没有考虑到革命的主要动力。“贫穷和繁荣本身都不能导致革命，但繁荣和贫穷的转变、危机、易变性、缺乏稳定性——这些才是革命的动力因素。”正是历史发展的急转弯产生了社会生活中的革命——转弯越突然，革命的后果就越大。
托洛茨基在给第三次世界大会的报告中，具体提到了1848年、1905年和1920-1921年期间的革命，阐明了这一思想。本文是对这些早期意见的理论扩展和深化。它以概括的形式勾勒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基础与上层建筑中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
托洛茨基提出的问题和他指出的解决办法，不仅对阶级斗争中的革命战略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也包含着最广泛的意义。到1922-1923年，在布哈林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的扭曲者们已经开始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把它从分析的工具变成新的神旨。他们不断重复旧的公式，而不是调查新的现实，重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交给他们的思想工具。这些庸俗化者非但没有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反而为其后来在斯大林主义者教授们的手中被扭曲铺平道路。
除了深刻的理论意义，托洛茨基对革命动机因素的观察，对美国国内目前的情况有最直接的影响。战争的繁荣在美国经济中产生了深刻的混乱，在社会生活的所有决定性领域产生了极端的转变。这种从贫穷到繁荣和反之，从战争到和平和反之的迅速而突然的转变，正是引起革命强度的危机的那种社会运动。谁想掌握当前事件的最深层意义，就应该极其认真地研究托洛茨基在此提出的观点，因为它们适用于美国目前的发展和世界局势。
《第四国际报》编辑部，1941年5月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撰写的序言中写道：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个别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出终极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当的专门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这样逐日地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以致能够随时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总结，况且，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还没有突然猛烈暴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在长时期内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后头的。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
恩格斯在去世前不久提出的这些观点，在他之后没有人进一步发展。据我回忆，它们甚至很少被引用——比它们应该被引用的次数要少得多。它们的含义甚至似乎被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忽略了。对这一事实的解释又一次出现在恩格斯指出的原因中，这些原因反对对当前历史进行任何形式的成品经济解释。
要确定经济学传递给当今政治的那些地下脉动，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不可能全面解决;但对政治现象的解释不能推迟，因为斗争不能等待。由此可见，在日常的政治活动中，有必要求助于一些解释，这些解释是如此的笼统，以至于通过长期的使用，它们已经变成了被视为“不证自明”的事实。
只要政治轻视以同样的形式、在同样的渠道内、以同样的速度流动，也就是说，只要经济数量的积累没有变成政治质量的变化，这种澄清的抽像概念（“资产阶级的利益”、“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仍然或多或少地完成了它的解释任务：不是对政治事实的全部具体性进行解释，而是把它归结为一种熟悉的社会范畴，当然，这种范畴在本质上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
但是，当形势发生严重变化时，尤其是急转直下时，这种一般性的解释就会暴露出其完全的不足，并完全变成空洞的老生常谈。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确定质量方面，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从数量上衡量经济对政治的推动力。这些“脉动”代表了“任务”的辩证形式，这些任务源于动态基础，并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表现出其解决方式。
经济形势的震荡（繁荣——萧条——危机）本身就意味着周期性的冲动，这些冲动现在产生了量变，现在产生了质变，并在政治领域产生了新的形式。占有阶级的收入、国家预算、工资、失业、外贸比例等等，都与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并反过来对政治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明白，逐步跟踪政党、国家机构等与资本主义发展周期有关的历史，是多么重要和富有成果的。
我们这样说根本不是说这些周期可以解释一切，因为周期本身不是基本的，而是衍生的经济现象。它们是在生产力通过市场关系的媒介发展的基础上展开的。但周期可以解释很多东西，因为它们通过自动脉动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机制中不可或缺的辩证法弹簧。贸易-工业关系的突破点使我们更加接近政治倾向、立法和所有形式的意识形态发展网络中的关键结点。
但是，资本主义的特点并不仅仅是周期性的重复，否则所发生的将是复杂的重复而不是动态的发展。贸易-工业周期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由每个特定周期内的危机和繁荣期之间的数量关系决定的。如果繁荣期以盈余恢复了前一个危机期间的破坏或紧缩，那么资本主义发展就会向上发展。如果危机——它预示着生产力的破坏或收缩——在其强度上超过了相应的繁荣，那么我们就会得到经济衰退的结果。最后，如果危机和繁荣的强度接近，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暂时的、停滞的经济平衡。这是一个粗略的模式。
我们在历史上观察到，同质的周期被分成一系列。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时代，一些周期的特点是急剧的繁荣和脆弱、短暂的危机。因此，我们有一个急剧上升的资本主义发展基本曲线的运动。也有一些停滞时期，这条曲线虽然经历了部分周期性的振荡，但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在大致相同的水平。最后，在某些历史时期，基本曲线虽然一如既往地经过周期性振荡，但整体上却向下倾斜，标志着生产力的衰退。
我们已经可以先验地假定，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必须拥有——在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诗歌方面——与停滞或经济衰退的时代截然不同的特征。此外，从这种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时代，自然会在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产生最大的震荡。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上，我们不得不强调这一点——在反对目前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解体的纯机械主义概念的斗争中。如果周期性的“正常”繁荣被“正常”危机所取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反映，那么从整个繁荣时代过渡到衰退时代，或者反过来，就会产生最大的历史动荡;而且不难看出，在许多情况下，革命和战争跨越了经济发展的两个不同时代的边界线，即资本主义曲线的两个不同部分的交界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所有的现代历史，确实是让辩证唯物主义者最有满足感的任务之一。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之后，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v）[1]教授处理了这个问题。他像往常一样，煞费苦心地回避了大会本身通过的问题的表述并试图在涵盖十年的“小周期”之外建立“大周期”的概念，其涵盖大约五十年。根据这种对称的风格化的结构，一个大的经济周期由大约五个小的周期组成，此外，其中一半具有繁荣的特征，另一半具有危机的特征，还有所有必要的过渡阶段。对于康德拉季耶夫编制的主要周期的统计测定，应该对个别国家和整个世界市场进行仔细和不过分的核实。但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事先驳斥康德拉季耶夫教授的企图：他标记为主要周期的时代与在次要周期中可以观察到的同样的“严格的规律性节奏”混为一谈，是一个明显错误的来自形式模拟的概括。小周期的周期性重复是由资本主义力量的内部动力决定的，并会在市场经济的任何所到之处表现出来。
至于康德拉季耶夫教授不谨慎地提议把资本主义发展曲线的大段（50年）也称为周期，它们的特点和持续时间不是由资本主义力量的内部相互作用决定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所通过的那些外部条件决定的。资本主义获得新的国家和大陆，发现新的自然资源，以及在这些之后，诸如战争和革命等“上层建筑”秩序的主要事实，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停滞或下降的时代的特征和替代。那么，调查应该沿着什么路径进行呢？建立资本主义发展的非周期性（基本）和周期性（次要）阶段的曲线，以及我们感兴趣的个别国家和整个世界市场的突破点，这是任务的第一部分。一旦我们有了固定的曲线（当然，刻画固定曲线的方法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问题，而且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它涉及到经济-统计技术领域），我们就可以根据参照横轴上的上升和下降角度，把它分成几个时期（见图）。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图解方案，也就是“所有需要检查的程序的基础的特征”（用恩格斯的话说）。
根据我们调查的具体性和细节，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这样的图式：一个与农业有关，另一个与重工业有关，等等。有了这个模式作为我们的起点，接下来我们必须使它与政治事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同步对照，然后我们不仅可以寻找对应关系——或者更谨慎地说，寻找社会生活中明确划定的时代和资本主义发展曲线中明确表达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可以寻找那些释放出事件的直接地下冲动。沿着这条道路，自然不难陷入最庸俗的图式化，尤其是忽视意识形态过程的顽强的内部调节和继承——忘记了经济只是在最后才是决定性的这一事实。从马克思主义方法中得出的讽刺性结论不乏其人！但是，如果因此而放弃上述问题的表述（“这有经济主义的味道”），就表明完全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即从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是其他地方寻找社会上层建筑变化的原因。
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
我们冒着招致经济主义反对者理论上的愤怒的风险（部分是为了激起他们的愤慨），在这里提出一个示意图，它任意地描绘了沿着上述路线9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基本曲线的一般方向是由它所组成的部分结点曲线的特点决定的。在我们的图表中，三个时期被明确地划分出来：二十年的资本主义逐步发展（A-B段）;四十年的蓬勃发展（B-C段）;以及三十年的长期危机和衰退（C-D段）。如果我们把相应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引入这个图中，那么仅凭重大政治事件与曲线变化的图画并列，就足以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提供宝贵的起点概念。当然，政治事件和经济变化的平行性是非常相对的。一般说来，“上层建筑”只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才会记录和反映经济领域的新形式。但这一规律必须通过对那些复杂的相互关系的具体调查来揭示，我们在这里对这些关系作一个图标性的提示。
在提交给第三次世界大会的报告中，我们用1848年革命时代、第一次俄国革命时代（1905年）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1920-1年）的某些历史实例来说明我们的想法。我们请读者参考这些例子（见《新路向》）。它们没有提供任何完成的结论，但它们足以说明我们提出的方法的非凡重要性，尤其是对于理解历史上最关键的跳跃：战争和革命。如果在这封信中，我们使用了一个纯粹任意的图像方案，而不试图以历史上的任何实际时期为基础，那么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任何这种尝试，都太像对那些尚未进行的复杂而艰苦的调查所产生的结果的不谨慎预期。
目前，当然还不可能准确地预见历史领域的哪些部分会被照亮，以及从对资本主义曲线以及资本主义曲线与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相互关系的更具体研究中得出的唯物主义调查会带来多少光亮。在这条道路上可能取得的成果只能作为这种调查本身的结果来确定，这种调查必须比迄今为止进行的那些历史唯物主义考察更系统、更有序。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对现代史的研究方法都有可能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使其获得比极其可疑的对唯物主义方法的概念和术语的投机性玩弄更宝贵的成果，这种玩弄在我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笔下，把形式主义的方法移植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领域，并导致把任务简化为使定义和分类更加精确，把空洞的抽像概念分割成四个同样空洞的部分。简而言之，它通过康德式的附庸风雅方式掺杂了马克思主义。当我们的任务是运用工具在原材料上工作时，无休止地研磨和重磨一个工具来削去马克思主义的钢铁，确实是一件愚蠢的事情！
我们认为，这个主题可以为我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提供最富有成效的工作主题。在这一领域进行的独立调查无疑会给孤立的历史事件和整个时代带来新的启示，或至少带来更多的启示。最后，以上述类别进行思考的习惯将极大地促进当前时代的政治导向，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公开地揭示了已经达到饱和顶峰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已经完全失控的资本主义政治之间的联系。
我很久以前就答应过要为《社会主义学院报》（VestnikSotsialisticheskoiAkademii）在这个主题做点发挥。到目前为止，我因情况所限，无法履行这一承诺。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它。因此，在那之前我只能提供这封信来代之。
[1]中文版译者注：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Kondratiev）：是一名苏联经济学家，于1922年开始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除了繁荣和危机的周期外，更具有长波（Longwave）的总体规律。 |
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业报告的结束语（摘录，1923年4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关于工业——摘译自俄共党（布）第12次代表大会决议(1923.4)
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业报告的结束语
（摘录）
托洛茨基（1923年4月21日）
来源：“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托洛茨基言论》（第373—376页）
说明：1923年4月17日至25日，俄共（布）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既然我提出的只是第一个标准，我就来分析一下——手工业在恢复起来吗？这样好吗？这有什么不好。这是需要的、正常的、必然的和进步的。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前进。这是市场的基础。这是正常的、必然的和进步的，但毕竟是初步的。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手工业意味着什么呢？这里据说有人说过，要么是我被手工业吓倒了，要么是我用它来吓唬别人。不应该这样提问题。手工业本身现在是进步的事物。它的发展是一种必然现象。但是，在国营工业没有同时充分增长和发展的情况下，在它不能充分满足市场需求并处于亏损的情况下，这种手工业就不会处在我们合作社的影响之下，不会处在我们所组织的国家信贷的影响之下，而会处在私人商业资本的统治之下。因此，现在在我国已有相当广泛影响的商业资本同开始逐渐支配其他手工业者的富农手工业者的结合，可能第二次在我国造成真正俄国的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客观的分析。这个危险大吗？怎么讲呢？这是一种不能用统计方法事先估计的危险，它取决于事物的进程，取决于各种力量的斗争，而我们则是这个斗争中的主力。但是看不到这种前景，对它估计不足，就意味着要吃盲目无知的苦头，意味着必然会碰到灾难。我在报告中说过，手工业和手工艺一起提供了四亿一千五百万卢布的产品。
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难道还是那个压制手工业或者限制我国农民经济的结论吗？只有疯子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非常清楚，我们不但不准备压制这种手工业，而且恰恰相反，我们越往后就越要从我们这方面尽一切努力寻求通过合作社和国家信贷同它结合的途径，把它逐步纳入国营经济系统。但是这个任务我们只是刚刚着手解决。另一方面，我们将使我们的国库、税务机关日益适应农民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特点，即更多地压制富农和富农手工业者。我们将千方百计地帮助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尽力把这种发展纳入一定的轨道，把它同我们的国营经济联系起来。但是，如果闭眼不看这一事实，即它可能成为同我们背道而驰的另一种发展的源泉，成为可能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营养液，那就是犯罪的和荒谬的行为，我现在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怎么说好呢——用机械的办法把农村和手工业的生产力转入工业，强迫农村和手工业的发展有利于国营经济呢？不，我们不能。这在经济上会造成一场灾祸。而在这场经济灾祸蔓延之前，我们会碰到政治灾祸。
2月间我们在喀琅施塔特察觉到了这种迹象。因此，我们经营管理的艺术应当在外国资本（这一点我们将单独来谈它）流入我国以前，把工业的发展同农业特别是农民经济最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依赖关系是通过复杂的途径来建立的。首先，我们通过合作社和私人贸易额来摸清市场，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国库和税务机关来摸清农民的购买力。这个税务机关对农民的压力很重；我们大家都想把这种压力减轻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关于这点将有一个专门的报告。我们的工业企图一方面直接依靠农民市场，这就是轻工业，另一方面依靠预算，而预算也是来源于农民那里的。因此，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能保持平衡，破坏平衡，如果我们不能满足农民，脱离农民，或者如果我们在这里或那里把赋税负担加得太重，因而破坏平衡，那么工业就会从某一块基石上滑跌下来。这是一个实事求是地正确估计农民的力量、弱点及其经济伸缩性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为自己提出跳过农民经济或乘汽车超过它的任务，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敢落在它的后面。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们的提纲在这方面明确地写道，对国营工业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不要落后于农业，否则私人工业就会在农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它最后将吞噬或挤垮国营工业。”这个危险并不亚于第一个危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我们冒进了，脱离了农民群众。但是现在有工人阶级专政被推翻的危险；有落后于农民经济及其剩余产品积累的危险，有被农民经济剩余产品积累的基础上必然产生的私人资本碰得头破血流的危险。关于这些危险，同志们，我在我昨天报告的主要部分中已经谈过了。
要是赶不上去，那么，随着今明两年的丰收，会有很大的危险。如果接连三年丰收，对我们来说自然是一种天赐的厚礼，但是这种丰收就要在国内外寻找销路。我们能够向国外输出多少，这取决于欧洲的购买力，但是主要取决于我们的运输条件和技术条件。国内将有农村本身不需要的大量剩余农产品。这是优点还是缺点呢？这是极大的优点。但是这个优点既为国营工业打下基础，也为私人资本打下基础。如果国营工业赶不上农村剩余产品的积累，那么在这种积累的基础上会产生私人资本，就是说，这种剩余产品会促进商业资本同手工业者和富农的结合，如此等等。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我们正在进入整个经济机体恢复的时期，但面临着一个严重危机，即我国工业原料的危机。而且我们正面临另一个更深刻得多的危机——固定资本的危机，即我们的设备日益损耗，这些设备需要更新，为此掌握工业的国家手中必须拥有这方面的资金。同志们，这就是一幅总的图景，但这不是为了吓唬人，而是为了使自己对此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国家的经济正在恢复；有两三次丰收，恢复就会大踏步地前进。超过农村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落后。决不能落后!
译自《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公报》1923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俄文版第297—299页。
感谢MartinZhou校对 |
恳切和礼貌是日常关系中必需的润滑剂（列夫·托洛茨基，1923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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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切和礼貌是日常关系中必需的润滑剂
列夫·托洛茨基1923年4月3日
译校：弗拉基米尔·西穆里奇康斯坦丁·别尔采夫佐仓绫奈
原文原载于《真理报》第74期，1923年4月4日
基谢廖夫同志[1]——小人民委员会[2]主席在国家机器问题上的众多讨论上提出，或者说让我们想起了这个问题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这里说的是国家机器以何种方式与居民直接联系？它是如何与其“对话”的？它是如何接见上访者，申诉者，或者用上访者过去的叫法——“请愿者”？它是如何看待它们的？如果要与之对话，如何去对话……这些本来也是“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分辨出问题中的两个方面——形式和实质。
当然，所有开化民主国家的官僚机构都是为人民“服务”。可这无法防止它凌驾于人民之上，成为一个紧密联合的专业等级。如果它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寡头“服务”，那么，无论是在法国、瑞士还是在美国，它必然在寡头面前恭敬，而傲慢地对待工人与农民，就像对待管理对象那样。但是在开化的“民主”政体中，这一点被和气和礼貌的形式包装起来，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程度不同。必要时（生活中此种场景时有发生），文明的遮羞布会被警察机构毫不费力地撕下——罢工者会在巴黎、纽约以及其他全球性中心被警察重拳出击。然而，一般来说，官僚机构与人民的关系中那“民主的”礼貌，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与遗产：对人的剥削仍然存在，但是它的形式却不一样了——更不“野蛮”了，而是穿上了平等、礼貌的光鲜亮丽的外衣。
我们苏维埃—官僚的机器是特殊的，复杂的，包含着不同时代的传统和未来关系的萌芽。我们这没有作为普遍规则的礼貌，而那继承自过去的粗鲁我们却是见得够多了。但我们的粗鲁却并非同质。有一种是朴直的，根植于庄稼人的粗鲁，它并不吸引人，但当然也不可贬损。只有当它被年轻的小说家当成一种极其“艺术的”的成就来吹捧时，它才会变得完全难以忍受并在客观上反动。劳动者中的先进分子在生理上对这种（带虚伪气息的）平民化抱以敌意，因为他们在那些粗鲁的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看到了古老奴隶地位的印记，并且渴望着以自己内心的纪律来真正掌握文明的语言。但这只是顺便一提……
除了这种农民的、消极的、不痛不痒的、习惯上的粗鲁外，还有一种特别的粗暴——先进分子身上那“革命的”粗鲁。这种粗鲁源于耐心的缺乏，源于对做得更好的热切渴望，源于我对我们奥勃洛莫夫习气愤怒，源于各种精神紧张状态。当然，这种粗鲁本身并不吸引人，我们也将会摆脱它们。可说到底，它往往被同样的革命—道德泉水滋养。它在这些年里不止一次地展现出了竟可移山的强大力量。
这里应该改变的不是其实质，因为它大部分时候都是健康的、有创造性的、进步的。只不过形式扭曲了……
但是，在我们这里，仍然有着主要的绊脚石——陈旧的、先生的、老爷的、带有农奴制残余的、卑鄙恶毒的粗鲁。它仍然与我们同在，并且不容易根除。在莫斯科的政府部门，这种老爷做派从表面上上看，并不是对上访人大喊大叫，或对着他们鼻子挥动拳头的侵略性形式上：它更经常地体现在无情的形式主义上。当然，后者并不是"官僚主义与拖拉作风"的唯一源头，但却是本质上的源头：对活人与其活生生的工作完全的漠不关心。倘若我们能对官僚机构每个细胞的接待、答复、解释、命令和签名过程进行复写，哪怕只在莫斯科范围内取材一天，都能够获得极度浓缩的拓本。更何况，在各省，特别是城镇和乡村交汇的边界沿线就更是如此——而这边界线还是最要紧的地带。
“官僚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现象，绝不同质，是来自不同历史渊源的现象和过程的聚集体。维护和滋养“官僚主义”的原则也各不相同。在我们这里首当其次的就是我们的不文明性、落后性和目不识丁。国家机器在不断的再建设过程（这在革命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中产生的普遍混乱本身就是造成许多多余摩擦的原因，而这点在制造“官僚主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苏维埃机器中阶级的异质性和其中老爷派头、资产阶级和五等文官习惯的混合体，产生了这种最令人厌恶的形式。
因此，和“官僚作风”的斗争不可能不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归根结底，这是在与不文明、文盲、肮脏和赤贫作斗争。机构在技术上的改进、人员的精简、加强工作的正确性，认真性和准确性之类的措施当然不会完全解决这些历史问题，但有助于削弱“官僚主义”的最恶劣的一面。对新型苏维埃“官僚”新的“专家”进行训练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也绝不能自欺欺人，忽视在过渡条件下，让继承了过去的遗产的教师本着劳动、朴素、人性来教育数十万新工人多么困难。困难很大，但不是不可战胜，只不过不能被一次克服，而只能逐渐地被苏联青年越来越好的“再版”克服。
所有这些措施，多多少少具有长远目的，但决不排除与官僚主义式的厚颜无耻、办公室式对活人与其活事的蔑视、真正堕落的笔墨上的虚无主义进行直接的、日常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这种虚无主义之下藏着的，要么是对世间一切事物死人般的冷漠，要么就是死皮赖脸不愿意承认自己无能的懦弱无助；要么是蓄意怠工，要么就是被处分的白骨头对将其处分的阶级生理上的仇恨。这里正是革命杠杆的一个重要支点。
我们需要达到一个点，即让劳动群众中单纯、平凡的人不再怯于向政府机构寻求帮助。越是无助，即越是黑暗，越不识字的人，就越应该受到政府机构的注意。同时，他必须得到帮助，而不是被抛弃。为此目的，除了其他措施外，我们必须始终将这种事情摆在台面上，以吸引苏维埃社会的舆论，尽可能广地使它得到关注，特别是吸引真正的苏维埃人、革命者、共产主义者，最后是国家机器本身的敏感分子。幸运的事，这样的敏感分子还不少：因为国家机器依靠着他们维持，通过他们前进。
新闻界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不幸的是，我们的报纸一般只提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一些稍稍有启发性的材料。而就算提供，它往往只会提供同一类报告，比如“有一间名为××的工厂是这样的，有一个工厂委员会和主管，工厂委员会这样做，而领导那样做”，等等。与此同时，我们的日常生活却充满了明亮的、富有启发性的情节、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国家机器与广大人民群众接触的边界线上。只要能卷起袖子……
当然，这种揭示性和教育性的工作应该得到有力的保护和净化，使之不受恶意、阴谋、不分青红皂白的骚扰、空谈和蛊惑。但这项至关重要、正确提出的工作，在我看来，是我们的报社领导必须从各方位思考以为其制定计划的。为此，我们需要将美国记者的聪明才智与诚实的苏维埃的灵魂相结合的记者。有这样的人。索斯诺夫斯基同志将帮助动员他们。而在他们的编辑委任状上（不被库兹马·普鲁特科夫的讽刺性提醒吓倒）应该写道：请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全俄斗争的“日程安排”可以是这样的：假如在这半年内，我们成功地在整个苏联准确地、公正地利用双重或三重检查的方式确定了有一百名官僚从根本上暴露了对劳动群众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态度；假如我们以准确的理由公布这一百人，也许通过公开审判，把他们赶出国家机器，绝对不把他们送回国家机器，那么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当然，人们不能指望一下子就能从中创造奇迹。但在以新代旧的过程中，向前迈出一小步的实际行动比最大的空谈更有价值。
注释：
[1]阿列克谢·西蒙诺维奇·基谢廖夫（АлексейСемёновичКиселёв，1879—1937），俄国革命家。1879年生于弗拉基米尔省舒依县的一个工人家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随后曾活跃于哈尔科夫、巴库等地。1914年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年在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苏俄内战期间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并兼任突厥斯坦（即后来的俄罗斯联邦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委员。1920年担任矿工工会主席，支持过工人反对派。1921—1923年担任小人民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工农检察人民委员。1924—1937年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9月被逮捕，被处死。1956年4月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平反。——中译者注
[2]请参见列宁《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出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中译者注 |
托洛茨基：关于工业——摘译自1923年4月俄共党（布）第12次代表大会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业报告的结束语（摘录，1923年4月21日）
关于工业
——摘译自1923年4月俄共党（布）第12次代表大会决议
托洛茨基
一、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般作用
目前我国工人阶级与农民间的相互关系，归根结底是以工业与农业间的相互关系为依据的。终极说来，工人阶级所以能保持并巩固其领导地位，并不是经过国家机关与军队，而是经过无产阶级本身所再生产着的工业。党、职工会、青年团、以及我国各种学校的任务，就在于教育和培养新的一代工人阶级。但是，如果没有日益增长的工业基础，所有这些工作，都将成为空中楼阁。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基础。
虽然我国农业技术水平仍是很低，但对整个苏俄经济说来，农业还是占着头等地位。
只有随着工业企业之真正发展，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之唯一巩固基础的重工业之恢复，以及电气化工作接近于实际完成，农业在国家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才可能改变，也必然会改变，而重心才可能也必然会由农业转移到工业上来。党应当有系统地、坚定不移地、不惜一切努力与牺牲地，以尽可能迅速恢复工业与重工业的方法，致力于加速这一过程。
农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据优势地位时期之长短，不仅取决于国内经济成就，因为根据上述一般条件，这类成就只能是逐渐取得的；而且也取决于国外发展进程，即首先是取决于西方革命和东方革命的进程。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都将会增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技术后备，而迅速反映于我国经济发展之整个速度上。我党永久是有着这种国际远景的，但它在估计自己的每一步骤时，却不应当有一分钟忘记或忽视农业占据优势的事实。
不用说忽视这种情况，即令是注意不够，都是含有经济的，以及纯粹政治的无限危险性的。因为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破坏或削弱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会破坏或削弱农民对于无产阶级的信任；而这种联盟与信任乃是目前历史过渡期间无产阶级专政底最主要的支柱之一，保持与巩固这种联盟和信任，乃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条件，因而也是党底基本任务。
必须记住过去历次党代大会的决议，这些决议曾正确地强调指出，只有用实证的方法，即在多年实践中向农民证实集体农庄在经济上是更有利、更合理的等，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使农民赞同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式。
在财政方面，节约国家资财，正确的税收制度、正确地制定预算等政策，目前是应当而且也定会努力不懈的继续执行的，但要获得决定性的成绩，只有在增殖国家工业利润和大力发展国家工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在军队已极端精减并逐渐过渡到民警制度的情况下，国防任务基本上是运输和军事工业问题。
因此，我国预算构成，国家信贷政策，关于国家军事安全的各种措施以及国家一切活动，都应把有计划地发展国家工业提到第一位。
在我国总经济构成中，国家工业之恢复，必须与农业发展紧密联系；在工业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前，应当自农业中，由超过农村需要的剩余农产品中取得必需的周转资金。但同样重要的是国家工业不能落后于农业，否则，私人工业就会在此农业基础上建立起来，而最后，私人工业就会吞没或消灭国家工业。
只有其出产多于其纳入者的工业，才能成为胜利者。依靠预算，即依靠农业渡日的工业是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长期稳固的支柱的。关于国家工业中创造剩余价值的问题，是苏维埃政权底命运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底命运问题。
没有国家底剩余价值积累就不可想象的国营工业之扩大再生产，乃是使我国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条件。
由此可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之路，是要经过国营工业的。
二、新经济政策初期的优点和缺点
新经济政策对于健全国家经济生活的影响是无可辩驳的。这表现在工业的活跃，许多重要工业部门生产的增加，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工人状况之无可怀疑的巨大改善，以及首先是对于基本经济任务和特殊经济任务之态度较为正确等上面，而最后一点则是将来真正解决这些任务的基本前提。虽然如此，工业底实际状况仍旧是非常严重的。在丰收条件下随市场恢复而引起的轻工业活跃，虽远未波及于轻工业底所有企业与所有部门，但它却为其今后正常发展带来了保证。虽然轻工业产品价格极昂，特别是当与农产品价格比较时为然，但它还不能经常保持原本，因此，也就不能保证扩大生产。许多托辣斯生产活动之增强，是依靠过去存下的原料而达到的，恢复这些原料储备，乃是目前国家经济政策中最重要、最紧急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那些很难与市场发生接触，而实际上是完全依靠国家定货的重工业，为要进行恢复工作，需要国家有正确计算的大量投资。铁路与水路运输的情况也多半如此。
由此可知，对轻工业产品价格尚未作到完善的调整（这是由于全部经济条件的关系，而轻工业产品价格，在它尚未达到保证经常还原的水平时仍然是极高的。）和重工业落后于轻工业，乃是新经济政策初期的主要缺点，这是由新经济政策前整个经济状况所引起的，也是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经济关系难免失调的结果。依据市场情况求得更符合工业发展需要的物价调整，建立轻工业与为之供给原料的各工业部门及农业间的更为正常的关系，以及拉平轻、重工业的战线等，这就是目前进入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国家在工业方面的根本任务。而这些任务，是只有当市场与计划间保有正常关系时才能解决的。
三、计划工作之任务与方法
工业、运输业的主要资财，都属于一个所有者——国家——的苏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必须带有计划性，而且由于作为所有者与主人的国家之统治作用，计划原则一开始也就获得了特殊的意义。
可是，过去全部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是不能主观地，用推理或官僚主义的方法去拟制的。包括一切工业部门，包括工业各部门间相互关系以及整个工业与整个农业间相互关系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只有在国有化的基础上，在不断努力于实际协调各经济部门之工作并正确估计其结果的基础上，有了长期准备的管理经验之后，才能确定。
因此，最近时期的任务，便只能是带有一般指示性并多半是准备性的。它不可能以一个什么公式来确定，而只能使各个经济领导机关，使其基本任务、工作方法与实践，能够经常锐敏地适应于市场情况与市场关系。只有发展到最后，计划方法才能够也必须使市场服从自己并从而取缔市场。
由此可知，国家在最近时期采取有计划的经营方式时，还是存在着两种危险的：（一）当企图以计划的方法规定经济发展，以行政措施代替市场调节，而我们的活生生的管理经验又还未能为这种行政措施创造出必要的基础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局部的或全面的特种经济危机，如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发生的一样（如「停滞」、「堆积」等）；（二）当集中性的调整落后于显已成熟的需要时，当采取及时的行政管理措施本可以于较短的时间内，用较少的人力、物力达到同样结果的条件下，我们却要用不经济的市场方法去解决经济问题。
由于我们既已转而采取市场的经营形式，国家就一定要给各个企业以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必要自由，而不以行政手段代替它。但如果说每个托辣斯为着自己工作的顺利，应当自由决定方向，并对自己的工作负完全责任；那么，国家则应当将这些托辣斯以及其它企业联合看作是为自己服务的机关，而藉助于这些机关去探察整个市场，并可能采取较各个别企业根据市场情况所确定者为优越的许多实际措施。比如中央经济机关可以于某一托辣斯在实际中证明其情况无望之前，即作出关于必须取消这一托辣斯的结论。
可是，轻工业与重工业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如何是不能仅仅经由市场途径去解决的，因为事实上这将形成一种威胁，此即于最近数年间将要先破坏了重工业，而后又经过盲目的市场再去恢复它，但已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去恢复它了。
由此可知，我们的计划原则与资本主义诸国不同，它的范围，并不仅以各托辣斯和辛迪加为限，而是要扩及于整个工业的。此外，国家计划还应当包括工业和农业、财政、运输、国内外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
换句话说，由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在大部工业生产力及运输业方面，在信贷手段方面，不但仍旧是所有者，而且仍旧是经营之主体，所以这时期的计划，按其范围来说，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差别很少。但其方法已截然不同。即集中管理的行政手段已为机动灵活的经济手段所代替。
在采取行政措施以推行计划时，应当极其慎重地仔细研究其基础。
计划对于在某个时期（如秋收后粮食上市，货币由城市流入乡村时）所必然或最可能发生的经济现象，应有所预见，并给各相当机关以指示，对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区域的这类预见之尽可能具体，并针对着这种可能的情况制定关于采取某些必要措施的大概时序的指示。
十分明显的仅靠工业本身，即仅靠领导工业的行政机关——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的努力，是不能作出工业的基本计划的，而应当有较工业机关为高的特殊计划机关来承担这一任务，而使工业与财政、运输等联结起。这种机关，按其地位来说，那就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可是必须赋与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一定的地位，使其有更坚强的组织，特别必须赋与以更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必须规定一条确定不移的原则。即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经济问题都经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处理，而不是经由共和国底其它高级机关。不管这类问题是由谁提出，是该委员会本身抑或其它任何部门，计划委员会应当根据其它一切经济工作情况来分析这一新问题、新方案或建议，并从而确定它们的比重与作用。必须坚决肃清中心区或各地方底任何部门或机关匆忙、草率地擅自作出这种或那种决定的企图，因为这类企图乃是缺乏经济预见的表现，乃是最有害的行政上的游击习气残余。
各部门工作作绩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将其计划与提议及时送交国家计划委员会进行全面审查与调整，而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成绩如何，则应看其是否能及时发现经济上的问题，正确地预见到未来，以及是否能使各部门及时实际地获得其自己各工作部份间所需要的预计的协调。
必须经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而与建立各种偶然性的临时委员会如调查、指导、检查、筹备委员会等事作斗争，因为这种委员会乃是我国国家工作中的最大不幸。必须经由正常的永久性机关保证正常工作。只有如此，才能改善这些机关，并使其根据不断增长的经验，全面适应其所负担的任务而发展其必要的灵活性。
在今后是否需要赋与计划的领导机关，即国家经济总参谋部——国家计划委员会以某种行政权力，或何种权力等问题尚未确定前，当计划领导需要使用强制力量时，应经中央政权的适当机关（如经济人民委员会、苏联劳动国防会议、人民委员会议、全俄中央执委会等）之批准。
制定总的经济计划，特别是在苏联的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只有给各经济部门以必要的自主权力，去解决根据其自然条件与生产条件而产生的经济任务，才能顺利制定这种计划。
要作全苏计划，首先要正确估计与指导各省的计划工作，然后把各省计划与全苏联经济任务统一成苏联底整个计划。
当解决各项基本经济问题时，必须充分估计到各民族共和国底利益与权利。必需经由它们的适当机关去解决它们所担承的总计划任务，并在工作上与它们的相当机关取得经常而密切的协调一致。只有如此，才会使工业分布逐渐达到最恰当的地步，而与自然条件、原料出产地、动力等条件相适应。
四、托辣斯、托辣斯底作用及必要的改组
国家是基本生产手段与运输工具的所有者。各个经济部门及其所属各个组织、机关与企业组合，则管理其所受领的一部份经济事务，其独立活动范围以能适应目前市场条件下之经济需要为限，并由上级，即国家底高级机关确定之。
国家有处理各托辣斯、铁路等方面的一切未用资财的无限权力。国家政权对于各经济机关及后者对其所属各机构和托辣斯现行工作之实际干涉范围与干涉形式，纯以合乎经济目的的观点来确定，并以相应的规程调整之。
大部份国家工业都应组成托辣斯，即组成为享有广泛经济自治权的企业联合，它们则作为经济单位自由出现市场。这些经济联合及该联合内各企业之基本任务，乃是增殖与实现剩余财富之价值，以扩大国家资金积累，因为只有这一积累才能保证提高国家底物质水平和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直接为满足国家主要需要而生产的国家企业，如军事工业，同样必须完全服从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每件产品成本的要求。
由于由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之过渡，多半是以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完成的，故各企业之分类，将这些企业合并为各种托辣斯，它们之间的资材分配以及对它们的贷款等，直至现在，多半仍是官僚主义地主观地。从经济计划工作的观点看来，这都是些粗糙恶劣的经验。要纠正和改造它们，已经不是用推理的方法，而只能是也必须是用试验，用使市场经验与行政经验日益结合的方法去进行检查，并在这个基础上改造它们。
周转资金不足的怨声，证明在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国家经营的工业数量，是超过了经过多年内战和封锁的我国一般经济状况下国家所能经营的力量的。因此逐发生了企业不稳定、生产中断，主要是发生了生产不足现象；而这些现象，反过来又引起了产品成本极昂，市场极端缩小，因而也产生了各种经济困难。
摆脱现状的出路，则是把生产急剧集中于技术装备和地理位置最好的各企业。与此相反的其它各种次要的事情，无论如何重要，都必须推到后面去，而让位于基本经济任务；这就是保证国营工业必需的周转资金，减低成本，扩大市场与增殖利润。
今后定货之分配，应严格符合于正确的生产集中之利益。当从纯粹生产条件与营业条件的角度审查托辣斯底机构及其组成时，必须完全摆脱单按平行原则或单按垂直原则的单一样式来合并企业的官僚主义成见；对这种审查工作的领导，必须不是形式的，而要实际地考虑到各企业的联系与相互关系，它们地理分布上的相互关系及与运输市场的关系（如企业之联合等）。必须打退那些与更有益更获利的组织生产相抵触的各部门或地方底不合理要求，而倾听和考虑各有关托辣斯与有关工厂的意见，因为它们的生动经验已证明了抛弃生产组织上的公式主义之必要。
实行减低成本时，应不以追求转瞬即逝的显现于市场上的成绩，而应以我国经济力量之增长与发展前途为着眼点。
按照昨日的定价计算其原料的成本核算，与减低成本是毫无共同之点的，应按浪费国家资财严格惩处。
直接或间接损害重工业的暂时廉价政策，同样是完全不正确的致命政策。如不恢复重工业，那么轻工业以及整个经济建设，都是没有基础的。煤、石油、五金等业，就是这类工业。只有使它们获得成绩，才能真正保证共和国底经济繁荣与对外安全。只有在最高国民经济会议根据已有的各项指示，将工业底所有基本因素结合起来，预见到并准备使这些因素作必要的联合，保证在全部生产过程中，正确及时地利用生产底所有因素（如燃料、原料、半成品、机器、劳动力等），并对各托辣斯实行坚定的日常领导；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能获致工业战线的全线胜利而非部份胜利。
五、工业与商业
没有正确的销售组织，生产的成果就将会引起商业杂费的极度增加，部份的商业停滞，亦即在甚至目前即已极端狭小的市场情况下所无法解脱的商业不振之危机。因此，对那些能保证工业与农民市场之真正联系的基层商业机关之研究，应被提在第一位。至于那将日益起重大作用的辛迪加化问题，最近亦应予以应有的注意，并使其完全适应市场情况与托辣斯底物资后备。把辛迪加变为贸易「总局」的办法，除了压制贸易活动与提高商业杂费外，不会有别的结果。要强制实行辛迪加化，必须在经济上有所准备，在营业上亦有利可图。
代表大会认为过去所通过的一切关于合作社的决议都是正确的，认为合作社作为贸易机关，应日益扩大国营工业与农业间的联系。进一步改善这种机关，大量缩减其杂费开支，一切国家机关为合作社机关之进一步发展创造最便利的条件，使其变为国营工业与农业生产间的基本媒介，乃是国家调节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之一。
鉴于贸易机关与交易规模极不相称，故应尽其全力地以裁减贸易机关，调整销售过程，取消多余的代理店：特别应以将若干商业职能交付最有生气的各地政府机关与合作社机关的方法，来最大限度地缩减商业开支。
无论是国营贸易机关或合作社，都必须注意研究市场情况，督促轻工业企业更有系统地注意使其生产适应工农消费者的需要。
托辣斯与各企业所享有的业务活动上的较大自主权，辛迪加具有较大伸缩性的活动，以及我国工业底一般状况，都要求使单纯的生产活动与单纯的商业活动之间达到最大限度的协调一致。这无论对于国内或国外贸易都是如此。在未确定此种协调底组织形式之前，应即规定：有系统地研究这方面所积累之经验，研究使工业与商业协调的实际方法，乃是一件重要的任务；这一任务的解决，只有在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国内贸易人民委员会继续不断的共同努力，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劳动国防会议底总领导下积极参加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六、工厂
生产的成功或失败，关键就在于基本的工业单位，亦即工厂。在每个企业中，在生产技术方面，与采购、推销方面正确的布置工作，乃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问题。
托辣斯一方面要掌握对企业的总领导权，并将那些业已准备集中的生产、营业部门及其业务活动集中起来，同时另一方面应全力避免绞杀性的集中化，窒息企业之主动性与对其所属各工厂之工作进行机械的干涉。
必须使每个工厂本身的成本核算与结算不仅能使我们断定该企业获利的大小，增长或缩减的程度，而且能充作实行完全符合该企业特点的奖励制度之一般基础。
七、成本核算，平衡与监督
在目前条件下，对企业、托辣斯、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正确程度及整个管理工作正确程度之唯一严格、可靠的实验性检查，只有根据营业结算方面所表现出的物质结果才能进行。如果没有包括整个国家经济自上至下各环节的正确的会计制度，如果没有确定国营工业产品之实际成本的科学的成本核算，那就不能保障不逐渐浪费与消耗国有化之财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托辣斯就将会成为将国家财产转交与私人之手的孔道。
除使目前官僚主义的报告，各种专门的调查统计表，职员登记表等简要化外，制定统一的簿记，规定固定的、一切托辣斯与企业都必须遵行的计算单位，对会计组织方面实行统一领导与统一指导，监督其实际执行，并使其尽量准备确与完善化等工作，应成为经济领导机关，特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底最重要任务之一，其目的在于使整个国营工业，然后是整个国家经济达到真正统一的平衡。
对工业成本核算与工商业间的平衡、正确地组织国家检查，乃是劳动国防会议的迫切任务。如果没有这样有权威的周密检查，其它一切经济督导即将成为幻想，并使那种与正确的经营经济不兼容的、不负责态度滋生起来。
八、工资
过去时期内所实行的工资政策，一般地说，已完全证明了第11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与职工会第5次代表大会决议，而特别是关于职工会与经济组织之间签订集体合同的决议之正确性。
在去年一年内，可以说各业工人的工资都大为增加了，而工资增加的结果，劳动生产率也大大地提高了。
今后总的工资政策应当是：或多或少地拉平一切工业部门内的中等工资，并对中等技术标准进行必要的修正，以便使具有同一或同等技术的工人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工业部门内得到差不多相同的报酬，并在真正以实际产量规定个人工资的条件下，使其尽可能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相当的国家机关应与职工会协同努力，使各该工业部门内所具备之较好条件，不仅用以利于各该工业部门内的工人，而且用以利于整个工人阶级，提高各落后部门首先是重工业与运输业部门的工资。
为着尽力改善工人阶级底状况，国家机关与职工会必须牢记，要长期全面地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只有在发展工业，亦即使工业获得利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从这种观点看来，支持生产效率很低的企业，或维持那些工人数量与企业实际生产力不符的工厂，这种措施乃是最有害、最不合理的社会保证形式，而且这也是违背工人阶级底将来利益的。
各工业企业内所负担之各种非生产所必需，非法令所规定的行政开支，不管这些行政开支有如何重要的意义，对于经济，对于国家都有极大的危害，因为它会破坏正确进行成本核算的可能，并在半隐蔽的形式下迫使国家担负其在目前财政状况下无力担负的开支。托辣斯所擅自处理的，既非法令所规定，又非国家所调整的「赠送」，应看作是浪费国家资财，而非其它，这种行为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对于在目前情况下，劳动法实际实施情况，劳动力、工资、各种工作劳动日之长度、社会保险费、文化教育费等一切规定之执行情况，必须进行仔细的检查，其目的，一方面在于最大限度地（目前工业状况所能允许的限度）满足工人需要，另一方面则在于取消或暂时修改在目前经济条件下显然不能实现的各种规定。为进行上述各项修改工作并采取某些行政措施，经济工作者与职工会工作者应当十分客观地共同搜集那些经过严格审查的实际材料。
九、拨款、信贷、税收与关税
振兴与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必需的条件，就是切实整顿国家预算，使其符合于国家底实际储备，并进行有计划地开支。
必须像结束最大的不幸事件一样，完全结束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客观条件迫使进行的某些事项，因为在进行这些事项的条件下，曾使我国生产计划与用以实现该计划的实有储备间无法达到一致与协调。因为进行这些事项的结果，曾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各种工业的与财政的计划，动摇了最重要的经济机关之基础。
将工业产品（燃料、五金、机器等）无代价地或以擅自规定的不符该种产品成本的价格让与国家（主要是运输与军事部门）去使用的办法，也会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
今后当发现实际收入与预算收入不相符合，而必须缩减预算开支时，应当以公开地，而不是秘密地，以改造预算、有计划地缩减运输、工业企业、军队等方法来缩减预算开支。
工业贷款，不仅是财政的银行的任务，而且是组织与领导工业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因此，对国营工业的拨款事宜，必须尽可能集中在与最高国民经济会议有密切联系的信贷机关。
对直接税及间接税与工业支付力及市场容量两者之间相适应的问题，以及从保护国内一定工业部门的观点出发，对进口货物采用这种或那种税率的作用问题必须作最周密的研究。
同样，必须使铁路运费与市场扩大之需要（特别是向东方的输出）协调一致。
向国外采购与定货（纵使其价格较国内为低廉），除了绝对必需及是项定货可以大大刺激我国是项工业部门之发展者外，必须一概坚决停止。
只有坚决、彻底地执行社会主义的保护关税制度，才能在目前过渡时期内保证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国家工业的真正发展。
十、外国资本
过去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在某种广大限度内是容许私人资本（其中包括外国资本）在工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必须继续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用过去业已证明合适的一切形式：即租让、混合公司，出租的形式吸收外国资本投资于工业。仔细研究，究竟那些工业与企业部门，根据何种原则能够租让与外国资本经营，才有利于国家整个经济发展等问题，应当是计划机关与经济总领导机关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十一、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底地位与任务，培养新的一代技师与管理人员
第11次党代大会决议中所规定的，其正确性已为去年经验所证实的、职工会与经济机关的相互关系，应根据上述决议的精神继续加以发展与巩固。
必须在自上至下整个工业组织内，实行真正的单一权力制。对工作人员进行选择、配备与调动，乃是经济领导机关对工业实行真正领导与对工业命运负责的必备条件。对职工会机关底介绍与推荐固应予以充分注意，但对工作人员有选择与任用之充分自由的相当经济机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亦不能卸脱自己的责任。
国营工、商业工作中的弱点，就在于呆笨、不灵活与缺乏企业心。究其原因，就在于对经济工作人员没有很好的选择，在于他们的经验不足，他们对于自己工作底成绩不够关心。因此在所有这些方面，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正确的措施。特别是对企业领导者底报酬，应以收支差额而定，如同工资应以产量而定一样。
既然经济领导工作者（车间工长，工厂厂长，托辣斯管理处的代表等）底任务是减低生产费用、增殖利润，所以他们的工作就会经常遇到极度的困难，以致经常引起纠纷，使他们被撤职或被调换，所以经济工作者常常是面对着两种危险：（一）其对本企业工人的要求提高时，则遭到他们和他们的代表机关或者是地方党与苏维埃机关的反对；（二）在劳动生产率、工资等问题上循着抵抗最小的路线办事时，那就牺牲了企业利润，因而也就葬送了它的未来。当然苏维埃工厂经理，对工人的物质与精神利益，对其思想情绪必须予以最大的注意。但同时，他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忽略：他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最高义务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减低产品成本，增加工人国家所支配的物质财富数量。在这方面，党与职工会工作人员一定要给予苏维埃厂长以全力协助。苏维埃经济工作者必备的品质，就是精细、坚毅、善于算计。而其最好的证明，则是企业的盈余。
必须帮助工人群众，使其了解：努力于获取利润的厂长，和力图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及保护他们健康的职工会工作者一样，都是服务于工人阶级的利益的。
应使胜任的经理不遭受一切意外与偶然事件，非绝对必需时，不得撤换与调动。
党底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应用其全部威信的力量，来卫护与支持在工作中表现了良好成绩的经理。
另一方面，必须在全苏坚决实施此项规定，即凡不能完成任务之经理，直到其在低级职位上，以其工作证明他已有足够经验，可以重新委托以大事业以前，是不能使他担任同样或更高的工作的。
应当有系统地、专门地训练新的经济工作者。从前那些速成与草率训练时所采取的只重数量的方法应代以按一定计划并经过一定实习的训练。尚未获得必需知识的初期工作者，必须给予补习那些最重要的课程之机会。
党代大会认为，特别需要全力加强会计人员训练，并已派出大量党员，以便保证最顺利地解决组织正确计算的任务。
但是，各类实践活动之专门化，必须与提高理论、政治水平及党的统一密切结合，否则，专门化就会给党带来损失，如像万事通会有害于经济一样。
党与职工会必须严重注意，要在所有各级工业管理机关内增加工人成份的经济工作干部，特别是共产党员经济工作干部，应以保证各工厂有相当的红色经理作为其首要任务。
对于新的一代青年来说，受技术训练不但是专门化问题，而且是一种革命义务。在工人国家条件下，从前青年工人曾用以进行革命政治斗争的那种热情，现在应当全部用于掌握技术。必须使怠慢功课的学生，受到与资产阶级作斗争时逃兵或工贼所受的同样待遇。对于无产阶级先锋队说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装璜门面，而是树立伟业。
十二、吸收专家参加生产
要把工业提到应有的高度，就需要加强生产部门的技术人材。若等待用新的技师、工程师来弥补技术人材之不足，则其进行必然很慢。因此，就必须最好地利用与重行配备我国现有的技术人材。新经济政策期间，从前那些直接参加生产事业的大量优秀专家，都转到工作较轻闲、条件较好的机关、管理局、办公所或者是转到商业中去了。现在的口号就是：「返回到工厂去，从事生产事业去！」为达此目的，必须在各企业中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使能在精神上、物质上满足被吸收到各企业中的专门家，特别是要实行各种奖励原则，以奖励直接生产过程中所达到的技术与经济成就（如各种节约、新的发明与改良等）。对长期工作自动与表现优异的行政工作人员与技术人员，苏维埃机关与职工会应看作是特别宝贵的工作者，予以表扬，使他们享受到像在红军中工作优异的专家们所享有的同样尊敬。
十三、党的机关与经济机关
党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其经常的革命教育任务，它应当清楚了解，在革命底目前经济建设时期，对于苏维埃建设各基本环节中的经济机关之工作领导，也应当是党工作的基本内容。只有当全党的管理经验，足以随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经济任务之复杂化与经济任务之增加而增长时，党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
因此，12次党代大会认为，党的责任，不但在于正确地配备工作人员，而基本上是在于领导经济机关本身的工作，尤其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因为新经济政策时期，部份经济工作干部有蜕化的危险，无产阶级底经建路线有被曲解的危险。当然，在实践中，无论如何都不应把这种领导变为部份的、单独的撤换、调动经济工作人员，干涉经济机关底日常工作，或者是企图直接从事行政管理。
除开在目前条件下必不可免的要对经济机关发出关于某些具体问题的指示外，党组织必须不断努力，使其对经济机关的领导带有广泛的全面的计划性，以便减少其对日常工作底某些个别问题或部份问题必须采取行政干预的场合。
党底领导保证得愈充分，则国家机关本身在完成党所提出的计划任务方面，也就愈能正确地进行其行政、经济工作。
第12次党代大会认为：第11次党代大会关于党的工作与苏维埃工作，特别是与经济工作必须分开与划明的决议，是正确的，并坚持要中央和各地方完全而系统地贯彻这一决议。第12次党代大会特别指出，根据11次党代大会决定「只有在某些问题真正要求党来作原则决定时，党组织才得自己解决经济问题。」
党底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全力支持这种程序，即使权威经济机关，不仅形式上有权力，而且实际上也可能逐渐培养管理人员，并按照他们积累经验之多寡与品质来正确提拔他们。
这只有在按管理经验，办事能力，熟练程度有系统地选拔干部的情况下，也只有在各经济机关内部之各工作部门及其上级工作者都遵守纪律原则和遵从一定的从属制度之条件下才有可能。
而在党的方面，鉴于目前经济工作者所承担的工作责任特别重要，全党一切组织必须全力支助他们，系统地关怀于创造一种环境，使各种经济工作者没有离开党的可能。
十四、印刷业
正确布置印刷工作的问题，不但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有巨大的文化上的意义。
党代大会认为印刷业底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加以改善。
必须提高印刷技术，首先要使它能供大批发行。关于组织印刷工业问题，应于最近解决之，其方针是使大的重要的国家出版社，能够广泛、正确、技术上令人满意地布置其工作。 |
关于工业的提纲（托洛茨基，1923年3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关于工业——摘译自俄共党（布）第12次代表大会决议(1923.4)
关于工业的提纲
托洛茨基（1923年3月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2706
一、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总的作用
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现有相互关系最终依赖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人阶级最终可能通过实现无产阶级本身再生产的工业，而不是通过国家机关、通过军队来保持和加强自己的领导地位。党、工会、青年团、我们的学校等的任务是教育和培养新一代工人阶级。但是如果没有兴旺发达的工业基础，整个这项工作就会像建立在沙滩上一样，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牢固基础。
在对于振兴国家具有头等意义的农业方面，苏维埃国家的活动虽然不断扩大和深入，但在一个非常的时期内仍将主要具有辅助的、协助的经营教育性质，因为绝大多数的农产品还将长期由小商品生产者来生产。
在财政方面，目前的政策——节约国家资金、正常的税收制度、正确编制的预算——应该并今后仍将以不懈的努力加以执行，但只有在国有工业获得盈利并得到大力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成就。
我国的国防在大力缩编、几乎只剩下军队骨干、因而逐步向民兵制过渡时，其任务基本上归结为运输和军事工业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预算的编制、国家信贷政策、整套国家军事安全措施以至整个国家活动都应该把关心国有工业的有计划发展放在首位。
在我国总的经济结构的条件下，国有工业的复兴必然与农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工业向前迈出决定性一步之前，农业中作为超出农村消费的农产品余量应形成必要的流动资金。但对于国有工业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不应落后于农业，否则在农业的基础上会形成私有工业，而私有工业最终会吞并或蚕食国有工业。
工业只有在产出大于消耗时才能取得的胜利。依靠预算即依靠农业而生存的工业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稳固而长期的支柱。关于国有工业创造剩余价值的问题是事关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生死存亡的问题。
国家不积累剩余价值，国有工业就不能扩大再生产，而国有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又是我国农业朝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条件。
因此，通过国有工业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二、新经济政策第一时期的优缺点
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生活的良好影响是无可争辩的。这一影响表现为工业活动的复苏、许多重要工业部门的增加、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工人生活状况不容置疑的大幅度改善，以及首先表现为比较正确地对待基本的和局部的经济任务，这是今后切实完成这些任务的基本前提。但是工业的实际状况仍然极其困难。轻工业的复苏自然是由于收成不错、市场恢复这一事实作成的，但这一复苏并未成为所有的轻工业企业和部门进一步正常发展的保证。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尽管极其高昂（尤其是同农产品价格相比）却并非总是具有恢复的性质，因此，并不能保证生产的扩大。一些托拉斯活力的提高是依靠原有的原料储备，而恢复原料储备目前是国家经济政策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重工业刚同市场有所接触，实际上完全依赖国家定货，为了恢复，需要国家投入经过精确计算的大笔资金。铁路和水路运输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如此。
因此，由于整个经济的条件，轻工业价格尚未调整得正常（价格极其高昂又往往达不到恢复的水平），重工业落后于轻工业，这都是新经济政策第一时期的主要缺点，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时斯是由于此前的整个经济状况以及改行新经济政策时经济关系的必然破坏所导致的。在市场基础上达到比较符合工业发展需要的价格调节，确立轻工业部门和向轻工业提供原料的工农业部门之间比较正常的关系；最后，重工业和轻工业战线拉平——这是国家在目前已经到来的新经济政策第二时期中在工业活动方面的根本任务。这些任务只有在正确处理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时才能完成。
三、计划工作的任务和方法
在苏维埃俄国，工业和运输业的主要资料属于一个所有者——国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必然具有计划的性质，由于国家作为所有者和主人的统治作用，计划原则在初期就已具有特殊的意义。
但是此前的整个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不能先验地通过理论途径或官僚主义途径来确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囊括相互关联的一切部门和整个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只有在国有化的基础上长时期进行准备性的经济试验、不断对各经济部门的工作努力加以实际协调以及正确统计成绩之后才有可能制订出这样的计划。
因此最近这一时期的任务具有一般指令性质和很大程度上的准备性质。这一任务不能用任何一个公式来确定，要求经济领导机关及其基本任务、方法、实际工作始终不断地、百倍警觉地适应市场现象和市场关系。计划方法只有得到彻底发展才能并必然能控制市场并从而取缔市场。
因此十分明显有两个由于近期采用国家的经济计划方法而引起的危险：（1）当试图通过计划干预超越经济发展，用尚未得到生动的经济经验必要验证的行政措施来取代市场的调节时，必然会出现我们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见过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局部的或全局的经济危机（“阻塞”、“堵塞”等）；（2）当集中调节落后于对调节的迫切需要时，在适时的行政经济干预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用较少的人力物力取得同样效果的情况下，我们将用市场的非经济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
由于我们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应向各个企业提供在市场上进行经营活动的必要自由，不试图用行政意图去取代这一自由。但是如果说每一个托拉斯为了取得工作成就应能自由定向并对自己的工作完全负责，那么，另一方面，国家应把托拉斯及其他联合组织看做自己的职能机构，借助它们摸清整个市场，从而使优于单个托拉斯或联合组织的市场定向的一系列实际措施可以实行。例如，中央经济机关能够早在一个托拉斯通过实践确信自己的处境毫无希望之前就得出必须撤销这一托拉斯的结论。
轻重工业的相互关系决不能仅仅通过市场途径来解决，因为这实际上孕育着一种危险，即在最近几年摧毁重工业，然后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予以恢复，但已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了。
因此，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计划原则在我国不局限于个别的托拉斯或辛迪加的范围，而扩展到整个工业。不仅如此，国家计划应包括工业与农业、金融业、运输业、内贸及外贸的相互关系。
换句话说，由于国家对于大部分工业和运输业的生产力以及信贷资金来说仍然是所有者和经营主体，因此新经济政策时斯的计划原则就其规模来说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计划原则区别不大。但就其方法而言则区别极大。总管理局式的行政手段被经营的机动所取代。
计划方法在行政实施时应通过仔细地摸清基础的办法慎而又慎地加以扩大。
准备工作应表现为有关经济机关对在某种经济情势（由于新粮上市、资金流向农村，等等）下必然或十分可能发生的这样或那枰的现象作出经济预见或指示，并把这一预见尽可能在工业的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具体化，对利用预期的形势采取必要的措施作出大致的逐日指示。
十分明显，工业基本计划的实现不可能靠工业本身内部即仅靠工业的行政领导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努力，这项工作应成为位于工业组织之上并把工业与金融业、运输业等联系起来的专门计划机构的任务。国家计划委员会按其地位来说应是这样的机构。但是必须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比较确定的地位、比较固定的组织、比较明确和肯定的权力，尤其是职贲。以下一点应作为不可动摇的原则加以确认：共和国各高级机关不能撇开国家计划委员会来处理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经济问题。而国家计划委员会，不管是由它自身还是由其他任何主管部门提出的倡议，应结合整个经济工作来分析新问题、方案或建议，从而确定其比重和意义。必须十分坚决地摒弃中央和地方的主管部门和机关匆忙草率、心血来潮、拐弯抹角地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的尝试，把这样的尝试看做是缺乏经济预见的表现和行政游击主义十分有害的残余。
对每个主管部门工作的成功与否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应取决于该部门在多大程度上及时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以供全面研究和协调。而对国家计划委员会本身工作成功与否的评价则更应从以下角度来考虑：是否及时提出经济问题，是否正确预见未来和促使各主管部门及时在预算上和实践上协调其工作需要协调的各部门和各个方面。
必须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来与我们国家工作中最大的祸害建立各种各样的临时性、偶然性的工作委员会（后续性的、指导性的、检查性的、筹备性的等等）的现象作斗争。必须保证通过正常的常设机构来正常进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改进这些机关，发挥其必要的灵活性——办法是使它们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适应其任务。
由于不预先决定今后是否需要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一计划工作的领导机构、国家经济的总司令部以这样或那样的行政权力以及具体是哪些权力，近期内只需要确定当计划工作的领导人需要强制力时，应由中央有关权力机关（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予以批准。
四、托拉斯及其作用和必要的改造
国家是生产和运输业固定资产的拥有者。各经济主管部门及其下属机关和联合组织（托拉斯）管理着委托给它们的一部分国家产业，其独立程度视目前市场条件下的经营需要由上面即上级国家机关決定。
国家支配托拉斯、铁路等债务之外的财产的权力仍然是不受限制的。实际上国家政权对经济机关的日常工作的干预和经济机关对各下属全权机构、托拉斯等日常工作的干预，其范围和形式完全根据经济上是否适宜这一点来确定，并由有关条例来调整。
大部分国有工业组成托拉斯，即享有广泛的经济自主权的联合组织，它们在市场上作为交换经济单位自由行动。这些经济联合组织及其所属各企业的基本任务是：获取并实现国家积累所需要的剩余价值。只有国家积累才能保证我国物质水平的提高和整个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直接满足国家重大需要的国有企业，如军事工业，还应完全服从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要求。
鉴于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来实现的，企业的组合及其划分成托拉斯、各托拉斯之间的资金分配、信贷等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带有先验的、官僚主义的性质。从经济计划工作的角度看，这只是大略的、粗线条的试验。对这些试验可以而且应该根据对经验、对日复一日的市场和行政管理经验因素的配合的检验，而不是通过思辩来加以纠正，加以改变。
对缺乏流动资金的抱怨只说明国家在改行经济政策时管理的工业企业的数量超过我国在由于几年国内战争和封锁造成的总的经济状况下的能力。其后果是企业不稳定，工作时断时续，主要是负荷不足，以致造成产品成本过高，市场萎缩及由此出现的种种经济困难。
出路是坚决把生产集中在技术装备精良、地理位置优越的企业里。反对这样做的各种附带的、次要的考虑，不管其本身如何重要，与用必要的流动资金保证国有企业、降低成本、扩大市场、获取利润等基本经济任务相比，都应退居次要地位。
从纯生产条件和商业条件的角度对托拉斯的结构和构成的重新考虑，应完全摆脱企业只按横向或垂直原则结合这种千篇一律的官僚主义偏见，因为这种重新考虑的指导原则应是关于企业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关于各企业间以及它们与交通和市场的地理位置（联合公司等）等的物质考虑，而不应是形式上的考虑。在摒弃部门的或地区的非分要求（因为这些要求与更有利、更能获利的生产组织原则发生冲突）的同时，必须认真听取和考虑到有关的托拉斯和工厂本身的呼声，因为他们的生动经验证明了必须放弃组织上的公式化。
降低生产费用应从复兴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出发，而不是从取得市场上的短期成功的角度出发。
按昨天的虚拟价格考虑原料的成本核算，同降低成本毫无共同之处，应该作为对国家财产的浪费而受到严厉惩处。
通过直接或间接损害重工业来临时降价的政策，同样是完全错误的，致命的。不恢复重工业，轻工业以及整个经济建设就失去了基础。煤炭、石油、金属——这些工业部门的成就才能切实保证共和国的经济繁荣及其外部安全。
只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常坚定不移地对托拉斯实施领导，按上述指示精神把工业的各基本部分结合起来，预见并酝酿其必要的组合，保证在生产的各个阶段正确而及时地利用生产的各个要素（燃料、原料、半成品、机器、劳动力等），工业战线上才有可能取得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成就。
五、工业和商业
如果不能正确组织销售，生产成就今后仍将导致局部的阻塞，即导致即使在目前极为窄小的市场状况下也难加以认可的商业疲软的危机。应把建立能保证工业与农民市场真正的、尽可能多的联系的商业机关基层环节的工作提到第一位。至于辛迪加化，在近期内实施应十分谨惧，应充分符合市场的状况和托拉斯的资源。把辛迪加变成商业“总管理局”只会缩小商业活动和提高附加费用。强行辛迪加化在经济上应作好准备，在商业上应有充分理由。
托拉斯和各个企业较大的业务独立性，各辛迪加较灵活的活动，以至我国工业的整个现状，都要求纯生产活动和纯商业活动更加协调一致。这对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来说都是如此。在不预先规定这一协调的组织形式的同时，现在就应该确认，对这一领域中积累的经验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制定协调工商业活动的实际方法，是一项迫切的任务。这一任务只有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外贸人民委员部、国内商业委员会不断强调，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总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后，才有可能完成。
六、工厂
生产取得成绩或遭致失败的根子在基本的工业单位即每一个工厂。不仅从技术生产的角度，而且从商业的角度正确安排好每一个企业的工作，是一个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问题。
托拉斯在保持对企业的总领导并把为此所需的一切生产和商业部门和业务集中起来的同时，应尽全力避免集中过头，扼杀主动性和强行干预各企业的工作。
每个工厂的独立的成本核算应不仅能使人确定工厂获利多少、其发展或衰落的程度，而且能成为严格与企业特点相符的奖励制度的总的基础。
七、成本核算、平衡表和监督
企业、托拉斯和国家的相互关系是否正确，整个经营活动是否正常、在目前条件下对此惟一重要而可靠的凭经验的检验，只有看其物质成果，看商业平衡表所表现出的这些成果。如果没有自上而下囊括整个国家经济的正常的簿记，没有决定国有工业产品实际成本的科学的成本核算，就无法保证防止国有化财产化整为零或遭到盗窃，而且托拉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国有财产流入私人之手的渠道。
制定出统一簿记的方法和监督簿记的实际进行、全力使之更加精确和完善，应是经济领导机关，尤其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且这一工作的目的应是实行整个国有工业（在今后则是整个国有经济）的统一的实际平衡表。
正确组织国家对工业成本核算和工商业平衡表的检查，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紧迫任务。缺少这种内行的熟练的监督会使其他各种经济检查化为乌有，造成与正确安排经济不相容的不负责任感。
八、工资
前一时期的工资实践总的来说证明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和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尤其是关于工会和经济组织之间订立集体合同的决定是正确的。
可以认定，去年各类工人的工资都有很大提高，因而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
工资的总政策今后的方向应是把各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或多或少地拉平，并对平均熟练程度作必要的调整，以使不同工业部门中相同熟练程度工人的工资，尽可能不取决于市场的局部波动，在个人工资确实受实际产量制约的条件下大体相同。有关国家机关应与工会一起致力于使某一工业部门较好的形势不仅给这一工业部门的工人带来好处，而且给整个工人阶级带来好处，提高落后部门，首先是重工业和运输业的工资。
国家机关和工会在大力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同时，应该牢牢记住只有在工业不断发展即工业带来利润的基础上才可能持续而全面地得到改善。从这一角度来看，如维持任务不足的企业开工，工厂养活的工人数量与该厂的实际生产率不相适应，这样的措施都是亏损最大最不合理的社会保障形式，因而是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明天的。
以各种不是出于生产需要也不是法律规定的附加费用来加重工业企业的负担，不管其用途多么重要，都会给经济和国家带来无穷的危害，因为这样做会破坏正常的成本核算的可能，以半隐蔽的形式把国家目前财力所不及的支出强加于国家。托拉斯的生产“赞助”，即不是法律规定的，也不是由国家调控的“赞助”是对国家财产的浪费，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必须认真检查在目前形势下劳动法典以及关于劳动力、工资、各种工种工时长短、社会保险提成、文化教育提成等等条例的实施情况，以便一方面在工业现状容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取消或暂时修改目前经济状况下明显难以执行的条例。经济工作者和工会工作者应十分客观地共同挑选经过严格检查过的实际材料，供采取上述立法修正或行政措施之用。
九、拨款、信贷、税收和海关税率
整顿和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必要条件，是切实调整国家预算，使之接近于国家的实际资金，接近于这些资金的有计划的支出。必须把以下财政上的做法当作最大的祸害来加以彻底肃清，在收支不符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卢布贬值来加以抵消，支付货币资金时随意确定折算率，从而从根本上破坏极其重要的经济机关的稳定性。工业（燃料工业、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产品无偿或按不能弥补产品成本的随意定价划拨给国家，主要是划拨给运输业和军事部门的做法带来了同样的后果。
今后一旦发现实际收入和预算用途不符并因此必须削减预算的开支部分，这样的削减不应是遮遮掩掩的，而应是公开的，通过修改预算及由此带来的一定后果（有计划地压缩运输业、工业企业、军队等）来进行。
工业信贷体制不仅是财政的任务，银行的任务，而且是组织和领导工业的活动的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对国有工业拨款必须尽可能集中由一个信贷机构进行，而这个机构则应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
必须十分仔细地研究关于税收和消费税与工业支付能力和市场容量相符的问题、关于从保护有关国内工业部门的角度来确定某些进口商品的海关税率问题。
从国外采购和定货，如果并非绝对必要，而有关定货在国内的配置会对我国有关国有工业部门的发展起重大推动作用（原文如此，似应为：阻碍作用——译注），即使其价格低于国内价格，也应坚决放弃。
只有实行确定不移的社会主义保护主义制度，才能在目前的过渡时期里保证苏维埃国家工业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切实发展。
十、外国资本
过去一年的经验表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完全能在一定的而且相当广泛范围内与工业部门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并存。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有条不紊的措施来吸收外国资本以目前已发现的合理的形式（租让、合营公司、租赁）投入工业。要仔细研究以下问题：哪些工业部门和企业根据哪些原则向外国资本提供有利于国家总的经济发展。这一研究应成为共和国计划机关以至一切经济领导机关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十一、经济工作者及其处境和任务，培养新一代技术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
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所规定的工会和经济机关的相互关系，其正确性已为最近一年的经验所肯定，今后仍应本着上述决定的精神进一步加以发展和巩固。
切实的一长制应在工业组织中自上而下地全部实行。工作人员的选拔以及调动和撤换，是经济领导机关握有的切实领导工业和对其前途负起责任的必要条件。工会机构的推荐和鉴定应得到十分重视，但决不能推卸有关经济机关的责任，因为现行条例给予这些机关以选拔和任命的充分自由。
国有工业和商业的弱点是它们的组织臃肿，因循守旧，不善经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对经济工作者的选拔不力，他们的经验不足，他们的利益与其本身工作的成绩挂钩不够。必须在这些方面采取正确的有条不紊的措施。尤其是对企业领导人的奖励应取决于平衡表，而工资应取决于产量。
由于经济工作领导人（车间工长，工厂厂长、托拉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等）的任务是降低生产开支和获取利润，因此他们的工作常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往往导致冲突、撤换和调动。经济工作者始终面临两个危险：（1）由于要求过高而引起企业工人及其代表机构或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反对；（2）在劳动生产率、工资等问题上采取阻力最小的方针，从而牺牲企业的赢利，因而也牺牲了企业的前途。苏维埃工厂的厂长当然应该十分关注工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关心他们的感情和情绪。但他同时决不应忽视，他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最高职责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扩大工人国家掌握的物质资料的数量。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应对苏维埃厂长在采取这些行动时给予全力支持。认真、坚定和精打细算，是苏维埃经济工作者的必备品质。企业的顺差是对他的最高鉴定。
应当帮助工人群众懂得，力求获取利润的厂长同力求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和保护工人的健康的工会工作者一样，是在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
对新的经济工作者的培养工作应具有系统性，同时也应具有深刻的专业性。应当用具有一定工龄按一定计划有步骤的学习来取代匆忙草率，不求甚解的大轰大嗡的学习办法。应向第一时期提拔的、还来不及获得必要知识的工作人员提供弥补最重大缺陷的机会。
但是按实际工作类型划分的专业化应与提高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加强党内团结紧密结合，否则专业化会给党造成危害，如同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态度会给经济带来打击一样。
党和工会应十分重视扩大各级经济系统工业管理机构中工人经济工作者骨干，尤其是共产党员。
学习技术对于新一代来说不仅应是专业化问题，而且应是一项革命义务。在工人国家的条件下，以往青年工人用于革命政治斗争的热情应转向掌握科学和技术。对待学习马虎的大学生应像对待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的逃兵和叛徒一样。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无产阶级先锋队来说，不是追逐名利之途，而是建立功勋的事业。
十二、党的机关和经济机关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确认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工作和苏维埃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分工的决议，坚持要在中央和地方更全面更有步骤地贯彻这一决议，尤其认为必须确认党毫无疑问有权支配自己的工作人员，但这决不应在实践中变成未经协商就频繁撤换和调动经济工作者，而应在严格和绝对必要时才行使这一权力，而且党组织应全力支持这样的做法：内行的经济机构不仅有形式上的权利，而且有实际可能性来逐步培养经济工作者，并随着他们经验的积累和素质的提高正常地加以提升。
十三、印刷业
正常组织印刷业的问题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巨大的文化意义。
代表大会认为印刷业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加以改进。
必领改进出版物，首先是大量发行的出版物的技术。关于组织印刷工业的问题应在短期内解决，以便大型的和重要的国家出版社有可能广泛地、正常地、技术上令人满意地组织工作。
列·托洛茨基（签名）
1923年3月6日
这是关于工业的提纲的定稿本
维特
1923年3月22日 |
托洛茨基就民族问题与格利亚谢尔、布哈林、斯大林等的信件辑（1923年3-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就民族问题与格利亚谢尔、布哈林、斯大林等的信件辑
（1923年3-4月）
·格利亚谢尔同托洛茨基的来往便条
·托洛茨基致布哈林
·托洛茨基就列宁论民族问题的文章致全体中央委员
·托洛茨基就斯大林的声明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们
·斯大林致俄共（布）中央委员
·托洛茨基致斯大林
格利亚谢尔同托洛茨基的来往便条
（1923年3月26日）
说明：这两张便条是格利亚谢尔和托洛茨基在1923年3月26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写的。格利亚谢尔当时是会议记录员。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6515
格利亚谢尔致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同志：
在对民族问题进行辩论时您曾说过，如果说您在通过关于格鲁吉亚冲突问题的决定时还有怀疑，那么现在（辩论时）您就更加确信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奥尔忠尼启则在高加索推行的路线是不正确的。我对您的话理解得对吗？
玛·格利亚谢尔
托洛茨基致格利亚谢尔
我不太明白您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难道进行辩论的情况已被记录在案？
我说的话大意如下：如果说我曾怀疑奥尔忠尼启则的政策和政治局的决定是否正确，那么现在（在奥尔忠尼启则发言之后）这种怀疑则增加了一百倍。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致布哈林
（1923年4月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6517
致布哈林同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觉得，您应该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民族问题写一篇文章，不是轻描淡写，要有分量。您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独特立场无疑是众所周知的。现在更重要的是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完全一致，不是显示那种表面上的和谐，而是要表明党的基本核心在这个问题上将会一致地、毫不妥协地同一切错误行为进行斗争。
顺便将我收到的吉基亚同志的来信转寄给您。此信本身写得不很严肃，也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但是暴露出很多苗头。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心情不安，认识不清。在民族问题上的“漠不关心”往往是假的，掩盖着惊慌失措情绪。在民族问题上必须动用党的固定资本了。
吉基亚同志的信用完后请退还给我。
您的列·托洛茨基亲笔
1923年4月1日
托洛茨基就列宁论民族问题的文章致全体中央委员
（1923年4月1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2711
绝密
致俄共全体中央委员
我今天收到随此件附上的列宁私人秘书莉·福季耶娃同志就列宁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致加米涅夫同志信的抄件。
列宁同志的文章我于3月5日收到，同时还收到列宁同志的三封短信，这些短信的抄件也随此件附上。
我当时为自己抄下这篇文章，是因为这篇文章具有非常的原则意义，我把这篇文章当作我对斯大林同志的（斯大林同志采纳的）提纲的修改意见和我在《真理报》发表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的基础。
如上所述，这篇文章具有头等重要的原则意义。另一方面，这篇文章包含了对三位中央委员的严厉谴责。当时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篇文章向党代表大会作出某些指示（从各种情况看，尤其是从福季耶娃同志的信看，这篇文章是为党代表大会写的）尚抱有一线希望，因此至今我没有提出关于这篇文章的问题。
在目前出现的局面（这一局面已为福季耶娃同志的来信所确认）下，我只有向中央委员会委员们通报这篇文章，此外别无办法，因为依我看，这篇文章对于党的民族问题政策的意义不小于前面那一篇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问题的文章。
如果没有一位中央委员（出于党内性质的考虑，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提出关于以某种形式将这篇文章告知全党或党代表大会的话，我将把这一点看做是默认解除我对党代表大会就这篇文章应负的个人责任。
列·托洛茨基
1923年4月16日
附：福季耶娃同志的信，列宁同志的三封短信和文章。
托洛茨基就斯大林的声明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们
（1923年4月17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2713
绝密
就斯大林同志4月16日的声明致俄共中央委员们
1．列宁同志的文章是由列宁同志通过福季耶娃同志秘密地交我亲收的，而且尽管我马上就表示打算请政治局委员们读一下这一篇文章，列宁同志却通过福季耶娃同志坚决反对这样做。
2．由于我收到文章后两天列宁同志的病情恶化，自然停止了就这一问题同他的进一步联系。
3．过了一段时间格利亚谢尔同志向我要这篇文章，我就还给了她。
4．我抄录这篇文章是供个人使用的（为了表述对斯大林同志提纲的修改意见，为了撰写自己的文章等等）。
5．列宁同志对于他的文章以及关于格鲁吉亚（“我正在准备发稿和文章”）的其他文件作了哪些指示，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推测，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玛丽亚·伊里尼奇娜或列宁同志的秘书那里有有关的指示。出于无需解释的原因，我认为就此事去问任何人都不合适。
6．我昨天和福季耶娃同志通了电话并看了她给加米涅夫同志的信才知道，列宁关于这篇文章没有作任何指示。既然列宁同志对此问题没有正式表示意愿，这一问题还应根据政治上的适宜性来解决。我当然不能单独对作出这样的决定承担责任，因此把这一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决定。我在刚一得知列宁同志对他的文章今后如何处理没有给任何人作过直接的正式指示后，一分钟也没有耽搁就这样做了。文章的原件保存在他的秘书那里。
7．如果有人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做得不对，那么我建议或者由代表大会的争议委员会或者由专门委员会来审理这件事。我认为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列·托洛茨基
1923年4月17日
斯大林致俄共（布）中央委员
（1923年4月1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6523
斯大林同志给中央委员的声明
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托洛茨基同志早在3月5日就收到了列宁同志这些无疑具有高度原则意义的文章，他居然认为可以把它们搁置一个多月而不向政治局或中央全会报告，直到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才提交出来。今天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告诉我，说大家都在议论这些文章，在代表中间有种种流言和传闻。我今天得知，知情者都是些与中央委员会毫不相干的人，而中央委员却不得不靠这些流言和传闻过日子，显然，应该先向中央委员会通报文章的内容。我认为，列宁同志的文章应该在报刊上发表。但遗憾的是，正像福季耶娃同志的信明确指出的那样，现在不能发表，因为文章尚未经列宁同志审定。
约·斯大林
1923年4月16日晚10时
托洛茨基致斯大林
（1923年4月18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2714
亲启
无副本
斯大林同志：
昨天您和我面谈后说，您已完全清楚，在关于列宁同志的文章的问题上我没有做错什么，您将本着这一意思写一个书面声明。到今天上午（11时）我没有收到这样的声明。也许您昨天的报告妨碍您这样做。
您的第一个声明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为您所否定，这就使某些同志可以在部分代表中散布相应的说法。
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容许有任何含糊不清之处（其原因您自然很清楚），我认为必须尽快了结这件事。如果您在回复这封信时没有说明，您将在今天向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发声明，排除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含糊不清的可能性，则我将认为您改变了您昨天的打算，我将请求争议委员会审理整个这一问题。
您比任何人都清楚，我至今没有这样做，决不是因为这样做会给我的利益带来损害。
列·托洛茨基
1923年4月18日 |
新路向－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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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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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记
序言
第一章党内的辈代问题
第二章党的社会成分
第三章派别与小组织
第四章官僚主义与革命
第五章传统与革命政策
第六章对农民的“估计不足”
第七章计划经济（一〇四二号命令）
附录一新路向（致各区党组织会议的一封信）
附录二军队中与其他部门的差事主义
附录三论城市与乡村的联系
附录四两辈代
历史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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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列宁真伪辨（对高尔基评述列宁的一些想法）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列宁
描写列宁真伪辨
（对高尔基评述列宁的一些想法）
高尔基在论述列宁时说：“要描绘他的肖像是困难的。”这是对的，高尔基对列宁的描写就很差。评述的画面好象是由各种不同的线条构成的。隐约地可以看到一些有艺术深度的线条，但是庸俗的心理描写和纯粹小市民道德说教的线条要多得多。总的说来，画面是拙劣的。但因为画家是高尔基，因此，人们将长期鉴赏他的画。这就是为什么要来谈一谈他的画。也许，我们同时还能更好地突出或指出列宁形象的某些大大小小的特点。
高尔基说得对，“列宁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的异常完美的化身”。列宁的坚定目的性是他的基本特点。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而且还准备再说。但是高尔基在这里，紧接着把列宁算作“道德家之类的人”，这是不真实的，庸劣的。“道德家”这个宗教上使用的、教徒们常说的阴沉的字眼不适合于列宁，完全不适合。这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任何人性的东西对他都不是格格不入的。有一次，一位相当有名的宗教活动家，一个非常机灵的、善于钻营的、信奉基督教的共产党员（或者诸如此类的人）在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言，一开始就对列宁唱赞歌，称列宁为“亲人”、“养育者”。我记得，坐在主席团席位上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几乎吃惊地微微抬起头来，然后转过脸去，非常气愤地对我们坐在他旁边的人小声说：“这不是胡闹吗？！”“胡闹”这个词似乎完全是脱口说出来的，带有无意识的不容反驳的意味，但是最恰当不过了。我笑得心颤神荡，一再暗自回味列宁对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演说家的赞美所作出的无比直率的反应。所以，高尔基说的“道德家”和那个人说的“养育者”几乎同出一辙。如果允许这样说的话，这也有点“胡闹”。
往下就更不象样了：“在我看来，列宁是一个传奇英雄，他从自己的胸膛里掏出燃烧的心，用它的火焰为人们照亮道路……”啊呀，……多么不恰当啊！这完全是来源于伊则吉尔老婆子（在我们青年时代，好象就是这样称呼这个预言家的），来源于她讲述的关于茨冈人丹柯的故事。我记得很清楚，故事里这颗心变成了火炬。但是，这完全是另一出歌剧。首先，这出歌剧有着南方的布景、蓝焰烟火的照明和茨冈乐队的伴奏。可是在列宁身上一点没有这出歌剧里的东西，更没有茨冈人的浪漫精神。列宁是——辛比尔斯克的、彼得堡的、莫斯科的、全世界的——严峻的现实主义者、职业革命家，是浪漫精神、虚伪的戏剧性和革命的茨冈风格的破坏者，无论如何也不是英雄丹柯之类的人物。谁需要茨冈式浪漫歌曲的革命性的样品，那就让他到社会革命党人的历史中去寻找吧！
还是那里，隔三行：“他是纯朴的，直率的，就象他说的话一样。”假如是这样，那为什么要迫使他从胸膛里掏出燃烧的心来呢？这一姿态太不纯朴，太不直率了……而且，最后的形容词也是不很令人称羡的，因为“纯朴和直率”这个词组太纯朴和太直率了。人们常用“纯朴和直率”来说明诚实的直言不讳的剑客——士兵的特点。这也不适用于列宁，虽然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的。是的，他在决议、结论、方法、行动中都是极其纯朴的，因为他摒弃了一切非本质的东西、糟粕、虚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和真正核心。但是这并不是说他“纯朴和直率”，或者他的特点是“观点的直线式”，就象高尔基在另一处所说的，那里说得就更差了，完全是庸俗的孟什维克的说法。我不由得想起小说家巴别尔的一句话，大概是这样说的：“列宁的直线中的复杂的曲线。”这句形容语尽管表面上相互矛盾，并有一点雕琢，但比高尔基的“直线式”要正确得多。纯朴而直率的人是闯向目的地，而列宁是通过各种复杂的、有时是很迂回的道路走向目的地，引导人们走向目的地，一往无前地向着一个目标前进。最后，“纯朴和直率”这样的词组完全不能表达列宁的无比机智，他那闪闪发光的敏捷，他给敌人下绊子或引诱敌人落入圈套的那种高超癖好。
但是有必要谈一谈坚定的目的性。有一位评论家意味深长地向我解释，列宁不仅有坚定的目的性，而且有随机应变的才能。他还责备我，说我在评述时突出了坚强性而损害了灵活性，不过作出这些教训的作者是从与高尔基相对的另一个极端来评述列宁的，其实他也不明白如何是好。别忘记，坚定的目的性完全不等于直线式。列宁的灵活性如果没有这种片刻不误的坚定目的性，还有什么价值呢？政治灵活性在世界上不知有多少，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是最能锻炼政治脊梁的学校。既然列宁时常抨击学理主义的直线式，他怎么会蔑视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呢？——不一定是在资本家老板面前的随机应变，也不一定出于自私目的的随机应变，而是在舆论面前，在困难的环境面前，在寻找阻力最小的路线时随机应变。
列宁的全部本质，他的核心在于他随时随地都抱定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已如此深邃地浸透了他的全身，以至他本人就是这个目的的化身，他感到这个目的和他是不能分离的。他对待人、书本、各种现象从不离开也不可能离开他唯一的生活目的。用一句话来说明一个人是困难的。说伟大的、天才的，等于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如果要求用一个形容词来说明列宁，那么我要说：目标坚定。
高尔基指出列宁笑的魅力：“这是非常善于看到人的愚蠢和机灵狡黠的智慧而又善于欣赏心地纯朴者的孩子般天真的那么一个人的笑。”这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形式上费解。列宁喜欢嘲笑傻瓜和卖弄聪明的聪明人，他笑时总是带着出自巨大优越感的那种宽容态度。和列宁一块儿笑的人往往是嘲笑列宁所嘲笑的东西。但群众经常能和列宁笑到一起。他喜爱“心地纯朴的人”，如果可以使用这个福音书上的说法。高尔基讲到，列宁在喀普里向意大利渔夫学习“用手指”，即用没有钓竿的钓丝钓鱼，渔夫们给他解释，“钓丝一动，叮铃，叮铃，——就拉起来”，鱼一上钩，列宁便把鱼拉起来，象孩子一样欢喜，象猎人一样兴奋地喊叫起来：“哈哈！叮铃，叮铃！”多么好啊！这是列宁的生动的语气词。这种热情，这种激动，这种渴望获得、逮住、拉起钓丝的心情——哈哈！叮铃，叮铃！——上钩了！妈呀！——这根本不是阴沉的“道德家”，也不是“养育者”，而是列宁的生气勃勃的真正的语气词。这也可以说是人身上托尔斯泰式的风趣。列宁钓到鱼时欢喜地叫喊起来，就体现了他对孩子、动物、大自然和音乐的生动的爱。下意识的、不自觉地提出目的的、本能的、模糊地意识到的一切同这种强有力的思想动力是很接近的。“叮铃！叮铃！”就表现了这种模糊地意识到的美好行为。由于这种风趣，文章里足足有四分之一的庸俗话也是可以原谅的。往后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竟不超过四分之一……
高尔基说：“他细心地、用一种特别的轻柔的爱护的抚摸抚爱孩子们。”这也很好，很真实。这种刚毅的温柔，尊重孩子身心的个性，就象列宁有力而又柔和的握手一样，也是一个特点。
关于列宁对动物的兴趣，我想起了这么一件事。我们宣言起草委员会在齐美尔瓦尔德集会。会议是在山间一个村子里，在露天，在花园的圆桌旁进行的。不远处水龙头下面放着一个盛满水的大木桶。开会前不久（会议在清晨举行），一些代表在这个水龙头下洗脸。我看到弗里茨·普利亚坚就象准备钻进桶里投水自杀似的，头和上身都浸入水中，引起参加会议的人们的极大惊慌。委员会会议上意见很不一致。各方面都有争论，但主要是在以列宁为一方，委员会的大多数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不知从哪里跑来两只很好的狗：什么品种我说不上来，那时我完全不会区别。显然，狗是有主人的，因为在早晨的阳光下它们就已经在这里的沙地上玩起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一个膝盖跪下，弯下身子，笑着开始给狗的爪子搔痒，正象高尔基说的，用轻柔的爱护的抚摸去搔痒。他的这一动作好象是无意识的，甚至可以说是孩子气的，笑声也是无忧无虑的，稚气的。我记得，他向委员会那边看了看，好象邀请其他人也来参加这个绝妙的嬉戏。看来，大家还没有消除委员会争论的紧张情绪，都有点困惑不解地看着他。列宁还抚爱地拍了拍狗，但更加安详地回到桌子旁说，这样的宣言不能签署。争论又激烈起来了。我现在才明白，很可能，他所以需要“跳到一边去”，是为了心里汇总赞成和反对的理由，然后作出决定。但这里没有什么算计，只是把下意识的行为同有意识的行为协调起来。
高尔基欣赏列宁身上的“青年人的那种激情，他把这种激情倾注到他所做的一切工作中”。激情受到纪律的约束，受意志的牢固控制，就象汹涌的急流在花冈石河岸之间奔腾，——这一点高尔基没有提到，——这并不破坏形容语的确切性：正是青年人的激情。这种激情显示了列宁“那种蓬勃的朝气，只有坚信自己的主张的人才有的那种朝气”。这说得仍然是正确而透彻的。但是，陈旧的无力的道德说教，或者如高尔基在另一处说的“禁欲主义的（！）苦行（！！)”和青年人的激情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一个人违背自己个人的动机和激情，为“崇高的”原则服务，那才是“道德说教”和“禁欲主义”。禁欲主义者是自私的，他进行禁欲主义的算计，等待着奖赏。而列宁在自己的历史性工作中完全、彻底地发挥了自已的才智，表现了自己的个性。
“伟大狡黠者的洞察一切的眼睛”，这不坏，尽管是断章取义。但“纯朴而直率”的人，而且是在道德舞台上活动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眼睛呢？高尔基叙述道：“他喜欢好笑的事情，笑的时候全身晃动，的确是捧腹大笑，有时笑出眼泪。”这个描写是真实的，所有同列宁交谈的人都会立刻注意到这个特点。有时在不大的会议上，不仅在高兴的时候，而且在最艰难的时刻列宁往往突然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他忍着、忍着，终于噗哧一声笑了出来，虽然竭力不笑出声来，就象在桌子底下笑，以免破坏秩序，但还是感染了别人。特别是在疲劳的时候，伊里奇常常笑。他常以他特有的自上而下的手势避开笑声。但是枉然。只有在看了一下表以后，他才竭力控制自己，小心地不正面看别人，显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并过分严格地执行主席的职责，维持秩序。在这种场合下，捉住“议长的目光”，同时说出一句话来重新引起笑声，那就是有本事的了。如果引起了笑声，“议长”就会对破坏秩序的人生气，也会对自己生气。自然这样的事不是经常发生的，多半发生在四、五小时的会议即将结束、大家都疲劳的时候。一般说来，列宁总是保持严格的秩序，因而能在会上解决无数的事。
高尔基接着说：“他善于使简短的、他特有的感叹词‘嗯—嗯’具有无数不同的语气——从辛辣的讽刺到谨慎的怀疑，常常在这个‘嗯—嗯’声中表现出一种只有眼光犀利、深知生活极端不合理的人才能理解的尖刻的幽默。”说得正确而中肯。“嗯—嗯”在列宁亲切的日常谈话中，同时也在他的书面论战中，确实起着很大的作用。列宁在说“嗯—嗯”时发音清晰，每一个字母都分开，高尔基说得对，具有数不胜数的各色各样的语气。这是他的独特的符号本，表达各种不同的情绪和感情的简短的音符汇编。在书面上，由两个字母构成的感叹词，看来很平淡，可是在谈话中却显得色调非常鲜明，因为还配上了声音、点头、眉毛的动作以及列宁的雄辩的手势。高尔基还描写了列宁喜爱的姿势：“头向后一仰，侧向一个肩膀，把手指插进腋下的坎肩里。这个姿势具有一种异常亲切和可笑的神气，有一种斗胜的公鸡的姿态，在这种时刻他全身流露出高兴的神情。”这里一切都很好，除了“斗胜的公鸡的姿态”外。不合适，完全不合适。但对姿势的其他描写都很好。就在这里，紧挨着，在句点之后；“这个可恶世界的伟大的儿子，一个极好的人为了实现爱和美的事业必须使自己成为敌视和仇恨的牺牲品。”啊呀呀！……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饶了我们吧！“这个可恶世界的儿子”，太糟糕了，散发着假慈悲的臭味，本来列宁的姿势是非常亲切的，有时带有狡黠的神态，但无论如何也不是假慈悲。“使自己成为牺牲品”——是不正确的，不真实的，就象用钉子划玻璃发出的声音一样，是不堪忍受的。列宁根本不是使自己成为牺牲品，他的生活是充实的，美好的，生气勃勃的，他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个性，为他自己自由树立的目标服务。这种事业也不是“爱和美的事业”，这太一般化了，太崇尚词藻了，只不过“爱和美”还没有大写——不，这是为了推翻压迫而唤醒和团结被压迫者的事业，这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类的事业。
高尔基讲到列宁关心同志，关心他们的健康和其他方面。可是在这里，不知为什么补充说：“但是在他的这种感情里，我从来没有觉察到那种聪明的主人有时对待诚实而能干的佣人所怀有的自私自利的关心。”这就完全不正确了，高尔基没有看到主要的东西。列宁对同志的个人关心和对事业的纯粹主人翁态度的关心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不能把这种关心称作“自私自利的”关心，因为事业本身就不是自私自利的，而列宁把自己对同志的关心服从于事业的利益，正是这种事业把同志们集合在他周围——这是毫无疑义的。出于事业的关心和对个人同情的这种结合绝没有使对人的关心变得不那么富于人情，而列宁在政治上的坚定目的性却使它变得更有力，可以说，变得更富有血肉。高尔基没有看到这一点，因而他显然不理解他多次替这个或那个“受苦者”向列宁求情的遭遇。众所周知，因革命而遭受痛苦的人很多，高尔基的求情也不少，其中有的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只要回想一下，例如高尔基在莫斯科大审判期间作为社会革命党人的拙劣的、侃侃而谈的代言人就够了。高尔基讲到：“我不记得哪一次伊里奇拒绝过我的请求。如果有过我的请求没有实现的情况，那并不是列宁的过错，而大概是由于笨拙的俄国国家机器经常具有很多可恶的毛病的缘故。可能有人心怀恶意，不愿改善人们的命运，不愿拯救他们的生命。”老实说，这几行字最使我们厌恶。结果是这样：列宁作为党的领袖和国家的首脑，无情地追击着革命的敌人，但只要高尔基一去说情，就从未有过伊里奇拒绝他的请求的情况。如此说来，列宁是根据朋友的求情决定人们的命运的。如果在这一论断后面不加上一个限定语句：事实上，并不是高尔基的所有请求都得到了满足，那么这一论断就会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但是在这一点上过错是有的——苏维埃机器的毛病。是这样吗？在释放和免刑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上，列宁真的无力克服国家机器的毛病吗？很可疑。列宁用“伟大的狡黠者的洞察一切的眼睛”看了一眼请求书和请求者，干脆不去和高尔基争吵，而是授权具有一切假的和真的毛病的苏维埃机器去完成革命利益所要求的使命，这样设想不是更简单一些吗？当伊里奇不得不抛弃庸俗的伤感情调时，他并不那么纯朴，也并不那么直率。列宁对人的关心是巨大的，但是这种关心完全服从于对那种在我们时代把自己的命运和无产阶级的命运融合在一起的人类的关心。没有这种个别对一般的服从，列宁也许就是为爱和美而牺牲自己的道德家了，但无论如何已经不是列宁了，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了，不是十月革命的创始人了。
完全与此有关的还有列宁一年多“非常周执地”坚持让高尔基到国外去治疗的故事。“您将在欧洲良好的疗养院里治疗，您将多做两倍的工作。实实在在如此……去吧，会治好的。我请求您，不要固执。”列宁对作为诗人和人的高尔基很有好感，这是众所周知的，无可争辩的。高尔基的健康使列宁忧虑，也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列宁迫使高尔基出国的“非常固执”中也有着政治上的考虑。在俄国，在那些困难的年代里，高尔基的思想极端混乱，而且有着完全迷失方向的危险，而在国外，面对着资本主义的文化，他可能会挺起身来。那些曾经促使他向资产阶级法国“脸上吐唾沫”的情绪可能从他身上激发出来。当然不一定要让高尔基重复他那不太令人信服的“姿态”；但是，促使他作这种姿态的情绪，比他替受苦的“文化”工作者作拯救灵魂的请愿更有效果，那些“文化”工作者之所以受苦，只是因为他们，可怜的人，没有来得及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脖子上拉紧绞索。是的，列宁关心高尔基，他真诚地希望高尔基痊愈、生活和工作，但他需要的是直起腰来的高尔基，因此他坚决送高尔基到国外去，再去闻闻资本主义文化散发出来的气味。即使完全不知道事情的内幕，仅仅根据高尔基的叙述，也能猜出列宁的动机：他正象一个在任何情况下从来不忘记历史托付他的事业的利益的当家人一样行事。
由于不是以革命的态度而是以庸人的道德说教的态度来描写，极其完整的列宁的形象在高尔基那里变得支离破碎了。当高尔基谈到本来意义上的政治时，情况就更糟。这里不管哪句话，不是误解就是极端的虚伪。“他是一个有惊人的坚强意志的人，在所有其他方面，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列宁是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这难道不是天大的笑话，难道不是嘲笑而且是莫大的嘲笑吗？列宁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然而高尔基觉得还不够。在他的描述中，列宁原来是“在最大程度上具备俄罗斯优秀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品质——自我克制，常常达到自我折磨和自我糟蹋的地步，达到拉赫美托夫睡在钉子上[1]的地步”……瞧，全部机器都开动起来了。在稍稍上面一点，高尔基谈到了这个题目：列宁的英雄主义“是俄国常有的、俭朴的、禁欲主义的苦行，是真诚地相信正义在世界上可能实现的、正直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革命家的苦行”，等等，等等。这段引文是如此甜蜜腻人，矫柔造作，以至摘录它都力不胜任。“相信正义在世界上可能实现的、正直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丝毫不差，正是一个饱读了拉甫罗夫的历史书信或过时的切尔诺夫膺品的激进的平民统计员。我不由地回忆起一位老马克思主义者翻译家在刊物上称卡尔·马克思为“替人民的苦难担忧的伟人”。大约二十五年前，在下伊里姆斯克村我从心眼里嘲笑过这位平民的卡尔·马克思。而现在得以确信，列宁也没有逃脱自己的命运：不是别人，而是见过列宁、了解他、同他接近的、时常和他共事的高尔基，不仅把这位革命思想的大力士描写成禁欲主义的苦行者，而且更坏，描写成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这真是诽谤，而且是善意的、赏识的、几乎是热情洋溢的诽谤，这就更恶毒了。当然，列宁吸取了革命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的传统，但他克服了这一传统，只是从这时起他才成为列宁。“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太具有局限性了，而列宁克服了一切局限性，首先是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如果说列宁吸取了知识分子历来的革命传统是正确的，那么说列宁体现了世世代代农民自发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就更为正确。列宁身上有着仇恨贵族阶级、俭朴、精打细算和敏悟等俄国农民的特点。农民的局限性在列宁身上被极其深远的思想和坚强的意志克服了。最后，在列宁身上，体现出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的精神——这是最有力的一点——，看不到无产阶级，只看到知识分子，等于什么也没有看到。然而天才就在于，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通过列宁摆脱了自己发展条件的局限性，从而发挥了广泛的历史作用。因此，在列宁的深厚乡土性上盛开着自然的、创造性的、不可战胜的国际主义之花。天才首先是克服局限性。
高尔基相当正确地称列宁性格中的基本特点为战斗的乐观主义。可是补充说：“他身上的这一特点是非俄罗斯的特点。”怎么是这样呢？要知道，平民苦行者中的典型知识分子是最俄罗斯的、最坦波夫的现象。具有铁的意志和战斗的乐观主义等“非俄罗斯的”基本特点的列宁怎么竟然是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呢？这里有没有无意中不加区别地对俄罗斯人的诬蔑呢？真的，用套马索套着虱子走的才能是不容争辩的俄罗斯的才能，但是，感谢辩证法，这种才能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不变的，以克伦斯基执政而告终的社会革命党主义是用套马索套着虱子走的古老俄罗斯艺术的最高政治表现。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假如十月革命以前很久，俄罗斯人身上没有点燃起新的性格的火焰，也就不可能有十月革命。列宁不仅处于俄国历史的转折时期，而且处于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转折时期。列宁的主要特点似乎是“非俄罗斯的”特点。请允许我问一下，布尔什维克党是俄国的现象，还是荷兰的现象？这些日夜紧握勃朗宁手枪从事地下工作的无产者、战斗队员、坚强的乌拉尔人、游击队员、红军政委，准备明天为解放中国苦力抛头颅的今天的工厂厂长和托拉斯经理——这个种族，这个部族，这个骑士团是什么，请问，这不是俄罗斯的火炉烤出来的吗？不，是俄罗斯的。或者也可以说，二十世纪（以及更早一些）的整个俄国已不是“俄罗斯的”、土头土脑的、奥古洛夫镇[2]的俄国，而是新的、国际的、具有坚强性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就是从这个新俄国挑选出来的，而列宁是党的最伟大的挑选者和教育者。
但是，这里我们陷入了完全混乱的王国。高尔基不无老来俏之嫌，自称为“可疑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很相信一般群众的理智，特别是农民群众的理智。他认为群众要求外来的领导。他写道：“我知道，我的这些想法将再次受到政治家们的嘲笑。我也知道，他们之中最聪明和最正直的人对我的嘲笑将不是出于本意，而是出于职责。”我不知道，有哪些“聪明和正直”的人会赞成高尔基对群众的怀疑态度。我们觉得这种怀疑态度是太浅薄了。至于群众需要领导（“外来的”？！），应该认为，列宁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也许高尔基已听说过，正是为了实现这种领导，列宁在其自觉的一生中创建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布尔什维克党。列宁用野蛮的但富于表现力的字眼“尾巴主义”称呼对群众理智的盲目信任，而尾巴主义者他是不鼓励的。但是他更鄙视知识分子的唠叨者，这种人抱怨群众，说群众生来就和他的高大形象和模样不一样。列宁知道群众的理智应当和事物的客观进程相一致。而党促进了这种一致，历史证明，党在这一点上不是没有成效的。正如高尔基所写的，在对知识分子作用的估价问题上，他同共产党人是有意见分歧的。他认为优秀的老布尔什维克正是“以社会英雄主义和崇高的理性的精神”教育了成百上千的工人（！！）。如果说得简单些和确切些，只有在布尔什维主义还没有超出培养自已的第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和工人干部的实验室阶段的时期，高尔基曾同布尔什维克和好。他所亲近的是1903—1905年的布尔什维克。但是十月革命时期的布尔什维克，也就是成熟的、壮年的，用坚强的手完成了十五年前还只是模模糊糊拟议中的东西的布尔什维克，同高尔基则是格格不入的、敌对的。高尔基经常渴望高度的文化和理性，不知怎地他竟在半路上停住了。他不是俗人，也不是牧师，而是某种文化的诵经士。因此，他傲视群众的理智，同时也傲视马克思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上面己经说过，与主观主义相反，不是依靠对群众理智的信任，而是依靠终将支配“群众的理智”的物质过程的逻辑。诚然，通往这里的道路不是很平坦的，在这条道路上会打碎不少瓶瓶罐罐，其中包括文化的瓶瓶罐罐。这就是高尔基所不能忍受的。照他的想法，应该欣赏文化的瓶瓶罐罐，而不是把它打碎。为了使列宁接近他的想法，他自我安慰说，“大概伊里奇也是经常昧着良心的”，也就是说，列宁在无情地粉碎一切反抗时不得不经受内心的斗争，战胜对人的爱，对文化的爱，经历内心的悲剧——“昧着良心”。总而言之，高尔基把列宁描写成具有知识分子的内心分裂和当时极为赞赏的“病态的良心”，具有老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这个宝贵脓疮的人。但是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列宁是由一个整体构成的，高成分的、结构复杂的、然而是完整的一个整体，其中一切都好得不能再好，一环扣着一环。的确，列宁时常回避跟各种求情者、庇护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说话。他带着捉摸不透的轻笑说：“让×说吧，否则我又要过于善良了。”是的，他时常害怕“过于善良”，因为他知道敌人的狡猾和调解者的怡然的漫不经心，他认为一切严厉的谨慎措施都是不够的。他宁愿瞄准看不见的敌人，使自己的视线不被偶然情况所引开，并不致过于善良。但是这里也有平静的政治考虑，而绝不是同缺乏意志、哭哭啼啼和“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其他软弱品质密切联系着的“病态的良心”。
事情还不止于此。我们还将看到，高尔基责备列宁“简单化地理解生活的戏剧”，（嗯—嗯），这种简单化的理解“使文化有遭到毁灭的危脸”，（嗯—嗯）。在1917—1918年的转折时期，在莫斯科，人们向克里姆林宫射击，水兵们（实际上有过，但更多的是资产阶级的诬蔑）在织花的壁毯上掐灭烟头，士兵们用伦勃朗的画给自己作极不舒服、极不实用的包脚布（毫无疑问，“崇高的理性”的代表们向高尔基哭诉过），在这个时期，高尔基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变成了绝望的文化诵经士。啊！可怕，野蛮！布尔什维克要打碎一切历史的瓶瓶罐罐：花瓶、炉子、夜壶以及其他东西。而列宁回答他说；需要打碎多少，我们就打碎多少。如果我们打碎得太多了，那是知识分子的过错，因为他们要保卫无法保卫的阵地。这不是太狭隘了吗？这是否意味着列宁真的简单化地理解——上帝原谅！——“生活的戏剧”？我对这种想法甚至不愿加以分析。列宁的生活内容不是因生活的复杂性而唉声叹气，而是要改造它。为此应当把握住生活本身，把握住生活的主要因素，找出基本的发展趋势井使其余的一切受它支配。正因为列宁具有这种创造性地把握生活的卓越技巧，他就能以主人翁的姿态来对待“生活的戏剧”：什么是我们要破坏的，们么是我们要打碎的，什么是我们暂时要加以扶植的。列宁看到所有诚实的、所有个别的东西，发现所有的特点和细节。如果他把次要的东西“简单化”了，也就是说抛弃了次要的东西，那不是因为没有发觉它，而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事物的限度……这里我不由地想起彼得堡的无产者沃龙佐夫。他在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在列宁身边工作，当警卫，帮忙。当我们准备从彼得格勒撤退时，沃龙佐夫忧郁地对我说：“一旦发生意外，他们能得到许多东西，应该把炸药埋在彼得格勒地下，把一切都炸毁。”我欣赏着这位彼得堡的无产者，问道：“沃龙佐夫同志，您不感到彼得格勒很可惜吗？”“有什么可惜的；我们会回来的，我们将建设得更好。”这一段简短的对话不是我臆想出来的，也没有加以润饰。这段对话就是这样铭刻在我的记忆里。这才是对待文化的真正态度。这里没有一点诵经士的哭哭啼啼。文化是人类用双手创造的。真正的文化不在于彩绘的瓶瓶罐罐这些老古董，而在于正确地组织人类的头脑和双手。如果在这条正确组织的道路上有障碍，那就应该扫除它。如果为此而不得不破坏历史的珍品，我们就破坏它，决不哭哭啼啼，多愁善感，往后我们一定能回来，一定能创造出新的、无比美好的珍品。列宁就是这样反映千百万人的思想和感情，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他看得好，看得正确，世界各国的革命家都应该向他学习这一点。
1924年9月28日
于基斯洛沃茨克
（本文吴育群译）
[1]拉赫美托夫是车尼雪夫斯基所著《怎么办》一书中的人物，绰号是“严肃主义者”，为了达到锻炼的目的，他曾在自己床上垫的毛毯上钉着几百枚小钉，夜间就睡在这些钉子上面。——译者注
[2]奥古洛夫镇是高尔基的同名小说中所描写的一个偏僻的小城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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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逝世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列宁
列宁逝世
列宁不在了。再也没有列宁了。控制血管工作的黑暗法则夺走了他的生命。医学已不再能实现千百万人从内心里对它所寄于的热切希望和要求了。
他们当中该有多少人愿意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最后一滴血，只要能使伟大的领袖列宁—伊里奇这个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人的血管重新工作起来！但是这样的奇迹并未能实现，科学表明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就这样，列宁不在了。这句话犹如一颗巨大的山岩坠入大海，猛烈地撞击着人们的意识。这可信吗？难道会这样吗？
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意识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因为敌人还很强大，道路还很漫长，伟大的事业，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还没有结束；因为世界工人阶级需要列宁，也许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为人们所需要。
疾病的第二次发作延续了十个多月，比第一次更加严重。据医生们痛苦的说法，血管总是在“胡闹”。这对于伊里奇的生命是一种可怕的胡闹。也许有希望好转，几乎完全复原，也许随之而来的将是一场惨祸。我们大家都期待着康复，然而迎来的却是惨祸。大脑呼吸中枢不再工作了——天才的思想中枢窒息了。
就这样，伊里奇不在了。党成了孤儿。工人阶级成了孤儿。导师和领袖去世的噩耗首先引起的正是这样的感情。
我们如何前进？我们找得到路吗？不会迷失方向吗？同志们，因为列宁再也不和我们在一起了！
列宁不在了，但列宁主义还在。列宁不朽的业绩——他的学说，他的工作，他的方法，他的榜样——活在我们之中，活在他创建的党内，活在他领导和指引过的第一个工人国家里。
我们心中现在所以充满着无限的悲痛，是因为我们大家由于历史的巨大恩赐而成为列宁的同时代人，我们同他一起工作，接受他的教导。我们的党是行动中的列宁主义，我们的党是劳动人民的集体领袖。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带有列宁的一部分——这是我们每个人身上最优秀的一部分。
我们如何前进？——我们手中有列宁主义明灯，能找到路吗？——靠党的集体思想、集体意志我们会找到的！
即使明天、后天、一星期之后、一个月之后我们还会自问，难道列宁真的不在了吗？因为他的死还将长期地使人感受到大自然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冷酷可怕的专横。
现在和将来，我们每逢想到列宁不在时，心中都会感到象针扎一样的刺痛，它将提示、警告、号召我们每一个人：你的责任加重了！要无愧于曾经教育过你的领袖。
我们将在悲伤、哀思、痛苦之中把我们的队伍和人心团结起来，为了新的战斗，更紧密地把它们团结起来。
同志们，兄弟们，列宁离开了我们。别了，伊里奇！别了，领袖！……
1924年1月22日
于梯弗利斯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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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病中(1923年4月5日在第七次全乌克兰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录）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列宁
列宁在病中
(1923年4月5日在第七次全乌克兰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录）
同志们，在今年这一年，我们对我们党的思想的明确性和意志的坚定性作了又一次的检验。这种检验是很沉痛的。因为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即使到现在还仍在使全体党员和广大劳动人民，更确切地说，使我国的以及很大程度上是全世界的全体劳动人民忧心忡忡。我要谈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当3月初病情恶化的时候，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向党、向国家通告列宁同志健康情况恶化的意见。同志们，我想你们大家可以想到，当我们不得不向党和国家发出这第一号沉痛的、令人忧虑的公报时，政治局会议的情绪该会是怎样的。自然，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也仍然是政治家。谁也没有在这一点上指责我们。当然，我们考虑的不仅是列宁同志的健康，那时我们首先关心的是他的脉搏、他的心脏、他的体温，而且我们同样也考虑到他的心脏跳动的次数将对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政治脉搏产生的影响。我们怀着焦虑的心情，同时也充满着对党的力量的深刻信念，所以我们说，在他出现危险的最紧要时刻需要把危险告诉党和国家。谁也不怀疑，我们的敌人为了搅乱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平静，为了散布令人不安的谣言，他们一定会竭力利用这个消息，然而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连一秒钟也不怀疑，需要立刻把事实真相告诉给全党，因为把实情说清楚就意味着加强每一个党员的责任感。我们的党是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五十万人的大党、大集体，但是，同志们，在这五十万人中列宁处于无可比拟的地位。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历史的过去，都没有人能象他那样不仅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且影响到人类的命运，没有什么样的尺子能供我们来衡量列宁的历史作用。这也就是他长时间离开工作以及他的伤势加重这个事实不能不引起深刻的政治不安的原因。当然，当然，当然，我们坚信，工人阶级一定能获得胜利。我们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自然是对的，但是这只能从最后的历史结局上来说，也就是说，从最终的历史结局上看，即使世界上没有马克思，即使世界上没有乌里杨诺夫－列宁，工人阶级也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工人阶级会产生出它所需要的思想，它所必须的方法，但那要缓慢得多。工人阶级在自己不断发展的两个高峰上涌现出了马克思和列宁这样两个人，这种情况是革命的巨大成就。马克思是指出原则纲领的预言家．而列宁是最伟大的遗训执行者，象马克思一样，他教导的不是无产阶级贵族，而是阶级、是实践中的和处在最艰难的情况下的人民，他不断采取行动，随机应变并获得胜利。今年这一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只能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部分参加下度过。在思想领域，不久以前我们从他那里听到若干足够用很多年的关于农民问题、国家机关问题和民族问题的指示和教导……因此我说需要把他的健康恶化情况通告全国。我们带着自然的忧虑自问，非党群众、农民、红军战士会作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因为农民在我们国家机关中首先信任的是列宁。别的不说，伊里奇是国家机关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相互关系中的伟大的精神支柱。农民会不会认为——现在我们中间一些人在自己问自己，——列宁长时间地离开工作会使他的政策发生改变呢？党、工人群众、国家究竟会有什么反应？……当第一批令人忧虑的公报发出以后，整个党是紧密团结、同心同德、真诚努力的。当然，同志们，党是由活着的人组成的，人是有缺点，过错的，共产党员也不例外，正如德国人所说，他们也有很多“人性的、更甚于人性的东西”，有集团和个人的冲突，包括严重的和轻微的，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因为否则一个大党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但是决定党的精神力量和政治比重的是在这种悲剧式的震荡中间出现的一些东西，即：统一的意志，纪律或者次要的和个人的、人性的、更甚于人性的东西。同志们，我想我们现在可以满怀信心地作出这个结论；党虽然感觉到长期失去列宁的领导，但是它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排除了一切可能威胁它的思想的明确性、意志的统一性及战斗性的东西。
在启程去哈尔科夫之前，我同我们的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穆拉洛夫交谈过，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老党员了，我们谈到了关于列宁的病情在红军战士中的反应。穆拉洛夫对我说：“起初消息传来，犹如一声晴天霹雳，大家悲痛欲绝，而随后则开始更多地和更深刻地思索着列宁。”……是的，同志们，非党的红军战士如今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开始思索问题了，他们非常深刻地思索着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思索着我们老一辈人在中学生、大学生，或青年工人时期曾在书本里，在监禁、苦役和流放时期研究过的问题，他们在思考和争论着“英雄”与“群氓”、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的关系，等等。而如今，即在1923年，我们数十万年轻红军战士都在具体地思索着这些问题，全俄罗斯，全乌克兰和所有其他地方的亿万农民也都同他们一起思索着列宁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可是我们的政治指导员、政委、支部书记怎样回答的呢？他们回答说：列宁是一个天才，天才几百年才产生一次，而工人阶级的天才领袖，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两个，即马克思和列宁。即使按照最强大和最有纪律的党的决议也绝不能创造出一个天才，然而在领袖不在的时候，尽最大限度的努力去设法代替领袖则是可以的，那就是要加强集体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指导员用通俗的形式向非党红军战士阐明的个人和阶级的理论。这也是正确的理论，因为列宁现在不工作了，我们应该加倍齐心协力地工作，加倍注意各种危险，加倍坚决地防止革命出现危险，加倍努力地利用建设的可能性。我们所有的人，从中央委员到每一个非党红军战士，都会做到这点……
同志们，我们的工作进展得很缓慢，很不全面，尽管计划很大，工作方法也是“平平庸庸”：平衡和计算，粮食税和粮食输出——这一切我们正在按部就班地一点一滴地做着……这里会不会使党蜕变得只注重小事呢？同样，我们也不能允许象破坏党的积极统一这类的蜕化现象发生，哪怕稍有一点苗头也不行，因为即使目前的时期能“真正地和长久地”持续下去，那也不会是永远如此。甚至也不可能长久。作为欧洲革命的开始，大规模的革命爆发可能出现得比我们很多人现在想象的要早。如果我们从列宁的很多战略教导中应该特别牢记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他所称之为重大转变政策的东西：今天到街垒去，而明天则到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畜圈里去，今天刚号召完世界革命即世界十月革命，而明天则去同屈尔曼和切尔宁谈判，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形势变了，或者我们按新方式考虑形势——向西方进军，“交出华沙”……我们重新考虑了形势——里加和约，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这同样是相当屈辱的和约……而随后——顽强的工作、一点一滴地努力、节俭、精减人员，检查一下：电话员需要五个还是三个，如果三个够了，就不要设五个，因为那样农民又不得不多交几普特粮食，——日常琐碎的工作，可是，看，在那里，鲁尔爆发出革命的火焰；我们看到这一点，能让自己蜕化吗？不能，同志们，不能！我们没有蜕化，我们改变方法和方式，但是党的革命的自我保全对于我们仍然是高于一切的。我们学习平衡，同时也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西方和东方，我们不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件。我们用自我清洗和扩大无产阶级的基础的办法来加强我们自己……我们对农民和小市民进行妥协，容忍耐普曼分子，但不允许耐普曼分子和小市民入党，绝不允许，——我们要用硫酸和赤热的铁水从党内把他们消灭干净。（鼓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将是十月革命后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为数不多的几次代表大会之一，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将彼此勉励，我们要在我们的意识里用一把锋利的尖刀刻写下主要的座右铭：不要僵化，记住急转弯的艺术，要随机应变，但不要被溶化，要同暂时的或者长期的同盟者实行妥协，但不能让它钻入党内，要始终保持自己的世界革命先锋队的称号。如果从西方响起了警报，——而它是一定会响起的，——那么即使我们那时仍将埋头于计算、平衡和新经济政策，我们也会毫不动摇地和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是彻底的革命者，我们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起立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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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遇刺（1918年9月2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列宁
列宁遇刺
（1918年9月2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同志们，我对我所听到的那些兄弟般的热情的话语，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现在，在这些艰难的日子和时刻，我们大家都深感需要像兄弟一样更亲近地互相体贴，支持我们的苏维埃组织，更紧密地团结在我们的共产主义旗帜下。在这些充满忧虑的日子和时刻，当我们的，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世界无产阶级的旗手卧病在床同可恶的死神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彼此要比胜利的时刻更亲密……
当列宁被刺的消息传来时，正赶上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在斯维亚日斯克、喀山前线。当时那里正在遭受着打击，有的来自右方，有的来自左方，有的来自正前方。但是，这次新的打击却是来自遥远的大后方。这种叛卖性的打击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这是现在使我们最痛苦、最忧虑的战线，也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命同死亡斗争的战线。无论在哪条战线上我们遇到怎样的失败，我都和大家一样坚定地相信即将来临的胜利，但是任何一次局部的失败也没有象这次通过我们领袖的胸廓作战时所遭到的不幸结局这样使俄国和全世界工人阶级感到如此的沉痛、如此的悲伤。可想而知，这个人引起了，而且今后仍将引起工人阶级的所有敌人多么大的仇恨力量。由于大自然的出色工作，使这个人物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和不屈不挠的毅力。这个人物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陈列馆中工人领袖、革命斗士的事绩丰富多彩，琳琅满目，我也和很多其他已有三十年革命经历的同志一样，在各国有机会见到过很多各种类型的工人领袖，工人阶级的革命代表人物。但是我们看到只有列宁才是我们这个铁血时代的理想人物。在我们的背后仍然是所谓资产阶级社会和平发展的时代，在这期间，矛盾不断积累，欧洲经历着所谓武装和平的时期，流血的事件几乎全都发生在殖民地，贪婪的资本在那里蹂躏着最落后的民族。欧洲充分享受了所谓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和平。在这个时代形成和造就了一些欧洲工人运动最著名的领袖。我们知道他们当中有象伟大的已故者奥古斯特·倍倍尔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可是他反映了工人阶级逐渐而缓慢发展的时代，除了勇敢精神和铁一般的毅力之外，他也有他独特的地方，即他处事极端谨慎，总是在摸索，有一套等待和准备的战略。他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在逐渐和点滴积累的过程，——他的思想是一步步前进的，就象德国工人阶级那样，在世界反动时期只是在逐渐地从下面发展着，使自己从黑暗和偏见中解放出来。他的精神形象在产生、发展，变得更坚强、更高大，——但是总也离不开那个等待和准备的土壤。因此奥古斯特·倍倍尔在他的思想上和方法上乃是一个过去的、已经永远消失了的时代的优秀人物。
我们的时代是由另一种材料制成的。这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过去积累的矛盾已经到了可怕的爆发时刻，它们冲破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外壳，世界资本主义的全部基础已经为可怕的欧洲大屠杀所彻底动摇，这个时代暴露了全部的阶级矛盾，使人民群众面临着千百万人为了赤裸裸利润的利益而走向毁灭的可怕现实。对于这样一个时代，西欧的历史忘记了，没有领悟到或者没有能够创造出自己的领袖，——而这一点也并不徒然，因为在战争前夕，所有的领袖得到了欧洲工人阶级的最大信任，反映了它的昨天，但不是今天……
当新时代来临的时候，它表明以前的领袖们已经不能胜任了——这是一个可怕的动荡和流血战斗的时代。历史很乐于——不是偶然地，——在俄国创造出一个由完整的材料组成的、本身反映着我们整个严酷而伟大时代的人物。我重复一遍，不是偶然地。1847年，当时落后的德国从自己人里推出了马克思这样的人物，一个最伟大的战士—思想家，他比别人更早地预料到新的历史道路。德国当时是个落后国家，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德国知识分子在当时经历着一个革命的发展时期，这位精通一切科学的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代表割断了同资产阶级社会的联系，立足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土壤，制定了工人运动的纲领和工人阶级发展的理论。实现马克思在那个时代的预言是我们时代的使命。为此，时代就需要有一批新的领袖，这些领袖应是我们时代的伟大精神的体现者，正是在这个时代，工人阶级已经发展到实现自己的历史任务的高度，它清楚地看到自己面前有一道宽广的境界，而在历史的大道上，如果人类生下来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象尸体那样烂掉，那它就必须从这道境界线上越过去。俄罗斯历史为这个时代创造了一位新的领袖。旧的革命知识分子身上具有的一切优点，他们的自我牺牲、敢作敢为和憎恨压迫的精神，——这一切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但是，还在少年时期，这个人就坚定不移地和那个同资产阶级联系密切的知识分子界脱离了关系，他体现了工人阶级发展的意义和实质。这个人依靠年轻的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运用世界工人运动的丰富经验，把他的思想体系变为行动的推动力，现在这个人在政治生涯中完全地高高升起来了。这个人就是列宁，我们革命时代最伟大的人。（鼓掌）
同志们，你们大家和我一样都知道，工人阶级的命运不是由某些个别人物决定的，但这并不是说个人在我们的运动史和工人阶级的发展史上是无足轻重的。个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模样来塑造工人阶级，也不能随意地给无产阶级指出一条发展道路，但是他可以促进无产阶级任务的完成，加快达到无产阶级的目的。马克思的批评家们曾向卡尔·马克思指出，他所预见的革命要比实际上实现的革命近得多。我们完全有根据回答这一点，因为马克思是站在高山之巅，所以距离对他说来是短的。很多人，其中也有我，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似乎忽视了许多非主流的原因、次要的情况。我应当说，在“正常的”、缓慢发展的时代，这对一个政治家也许是一个缺点；但是，当一切次要的、表面的、非主流的东西已经消失和退出舞台而剩下的只是基本的、以国内战争的严酷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时，这却是新时代的领袖——列宁同志的一大优点。以革命的目光注视着前方，发现和指出主要的、基本的、最需要的东西，这是列宁所特有的最高才能。凡是那些象我一样有幸在这个时期亲眼目睹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他的思维能力的人，对于他这种明察秋毫的思维才能无不感到由衷的惊喜，——我重复一句：由衷的惊喜，它能摒弃一切表面的、偶然的、肤浅的东西，而拟定出基本的行动道路和方法。工人阶级所器重的只能是这样一些领袖，这些领袖指明了发展的道路，即使在无产阶级自身的偏见成为这条道路上的暂时障碍时，他们也能毫不动摇地前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具有巨大的思维才能，而且具有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所有这些品质加到一起，就形成一个兼有勇敢坚强的思维和钢铁般不屈不挠的意志的真正革命领袖。
可幸的是，我们谈论的、听到的和在关于列宁的决议中所读到的东西都不带有行状的形式。然而，要知道距离这一点是那样的近……我们相信，在克里姆林宫这条最近的战线上，生命将获得胜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将重返我们的队伍。
同志们，如果我说过他是工人阶级的勇敢思维和革命意志的化身的话，那也可以说现在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象征，好象历史故意作了这样的安排：在这些艰难的时刻，一方面俄国工人阶级在外部战线上竭尽全力与捷克斯洛伐克人、白匪、英法雇佣军进行战斗，一方面我们的领袖在与同样一些白匪、捷克斯洛伐克人、英法雇佣军的走狗为他造成的创伤进行斗争。这是一种内在的联系和深刻的历史象征！同样，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在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人、英法雇佣军和白匪这条战线的斗争中，我们每日每时都在不断得到加强（鼓掌），——我可以用一个直接来自战场的目击者的身份证明这一点，——的确，我们每天都在不断得到加强，我们明天将比昨天强大，后天将比明天强大——我也毫不怀疑，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喀山、辛比尔斯克、萨马拉、乌法和其他还暂时被侵占的城市回到我们苏维埃家庭的日子己经不远了，——我们也同样希望列宁同志能同时和迅速地恢复健康。然而即使在现在，他的形象，一个暂时离开队伍的负伤的领袖的卓越形象也仍然巍然地屹立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他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们的队伍，因为被阴谋的子弹所打伤的列宁唤醒了我们大家，号召和鞭策着我们前进。我没有发现一个同志、一个正直的工人，由于听到列宁遇刺的消息而垂头丧气，但我看到的却是成批的人紧握拳头，拿起武器；我听到了成百上千的人发誓要向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进行无情地报复。至于前线有觉悟的战士们听到列宁身中两弹而倒下的消息时作何反应，那就不必多说了。任何一个人也不会说列宁的性格中缺少金属；现在他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里也都有了金属，因此他对于俄国工人阶级将更为可贵。
我不知道现在我们的谈话和心脏的跳动是否传到列宁同志的床边，但是我不怀疑他是会感觉到的。我不怀疑，即使他还在发着高烧，他也知道我们的心脏现在正以加快一倍、两倍的速度跳动着。现在我们大家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都是同一个共产主义苏维埃家庭的成员。当我们时代的这个最伟大的人的生命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刻，我们从未感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生命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任何一个傻瓜都能射穿列宁的头颅，但是要再创造出这样一个头颅——甚至对于大自然本身也是一项困难的任务。
不，他会很快站起来的——和我们一起思维、创造、斗争。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要向亲爱的领袖保证：只要我们个人头脑中还有思维力量，只要我们心脏里的热血还在奔腾，我们就要继续忠于共产主义的革命旗帜。我们将同工人阶级的敌人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战斗到最后一息。（呼喊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打断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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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MalcolmCamp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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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
——MalcolmCampbell
“俄国经由满洲谋扩其势力于朝鲜……自然，俄国民众对于此席卷地球之半的困难事业是莫明其妙，而贤明的俄国政治家亦反对这种愚妄的侵略；但是有一群财政的野心家，大公们与他们的族兄都在内，包围着沙皇。他们对于满洲与中国的侵略，抱着很深的希望，他们决不愿意撤兵。于是遂引起了大批的日本军队渡海以至旅顺及朝鲜，俄国则由西伯利亚铁路输送无数列车的农民，使之暴骨于辽远的战地。
“俄军之统率既不良，供应又不行，海陆两军遂全败。于是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乃绕非洲而东，然亦在对马海峡为日本所歼灭。因了这个辽远的而无意义的惨死，遂激起了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强迫俄皇停止战争”（一九〇五年）。——H.G.韦尔斯：《世界简史》[1]
韦尔斯这样就把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动乱略过。但是若说“因这辽远的而无意义的惨死，激起了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则却不是完全的真实。因为俄国无产人民之崛起为乱，还有更重大的理由。战争只是俄国人民所受长时期的无尽穷的专制政治之苦痛的顶点，至强迫沙皇停止战争的，实为自由党人而非俄国人民。在一九〇四年十月二十日，已有地方自治局[2]有名的占代表百人要求资产阶级的和平，在俄国立法机关中，建设人民之代表会议，但是他们可连“宪法”这可骇的名词都没有提及呢。
这种建立议会的要求，甚至政府党的“右派”亦有赞成的，但是俄国学校及大学中的学生，觉得这要求没有真实的内容，进而与城市的工人相提携。二次街上的示威运动（一次在圣彼得堡，是十二月十日；一次在莫斯科是十二月十八十九两日），实是此口号的宣言的结果。他们不满意自由主义决议，他们进一步简捷的要求颁布宪法。
但是参加学生的示威运动的只有劳动贵族，一般真正的工人却置身事外。因为宪法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的需要，不是宪法所能满足。他们直接的向沙皇请愿其辞如下：
“陛下：我们工人，同我们的小孩、妻子、年老无助的父母，敢向陛下请求公道与保护。我们是在穷苦的境地，我们是被压迫者，我们为难堪的劳动所苦，我们是世人嘲笑之的，我们不被人视为人类，我们是奴隶只有默默的忍受他人的虐待。我们已受尽了非常的贫困，我们正被推耍堕入贫穷，非理，愚妄的深渊。专制主义与暴虐政治扼止着我们，我们窒死了。阿陛下！我们已力尽筋疲了！我们已忍受到极点，不能再忍受了！可怕的顷刻已经来到，即与其生着受我们难堪的苦痛，还不如死的好！”
这便是有名的请愿辞的开始，接着就列举工人所受的种种痛苦与压迫——从他们不得不从事劳动的寒风飒飒的工场起，至他们没有权利所受的苦痛止。他们要求大赦囚犯，要求公民的自由，要求教会与国家分体，要求每日八小时工作，工资标准，并分土地给人民。但其最主要与坚决的要求，是以人民平等的选举权为根据召集立法议会。请愿辞的结尾是这样：
“啊陛下！这都是我们最迫切的要求，为了这些要求我们敢来见你。请你用诏书和誓言答应我们的要求。这样，你将使俄国幸福光荣，你的名号将留在我们的心上，永永的留在我们儿童的心上。倘若你不允许这些要求，不注意我们的祈求，那么我们只有死在这里，在你宫殿的前面。此外我们已没有法子了，没有路可走了。我们只有两条路——或者自由幸福，或者是死。陛下，请给我们一条路。我们将毫无怨恨的走我们的路，即是你所给与的是到死亡去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或者是为俄国而牺牲也未可知。我们将欣然的舍去我们的生命。”
一月二十二日，大队的人民向沙皇宫中去请愿。自一月十六日以来，罢工业已开始，至二十日，参加的有十四万人。急进派对于这只是经济性质的罢工，认为不满，竭力想使这并具有政治的意义。
队伍肃静的通过街区，他们不唱歌，不拿旗帜，也不说话。他们穿的假日的衣服。在城内有几处的请愿群众则手拿着圣像及十字架。他们到处都遇到兵队。他们请求兵队让他们和平的通过到皇宫去。他们哭泣，他们祈求，他们想冲过兵士的队伍。兵士立即向群众开枪。死的数百人，伤的数千。
“红色星期日”的消息传遍了全俄，各村镇市都先后的罢业，直至罢业的人数达到数百万，工厂、铁路、矿工——都起来参加。一九〇五年其余的日子，俄国各地便是在反抗以沙皇宫廷为中心的暴政与专制主义的苦战中。结果虽得了些微的让步，如开会的权利，学生集会的权利，此种温情的让步，目的在买自由主义分子的满意，但是警察及宪兵的数量却大大的增强。政府当局时时惧危险的到来。兵士也开始在会场中出现了。军官们确切的对民众声明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兵士是可以倚恃的。政府这样在军队中失了信仰。一次铁路的罢工，使政府陷于非常的困境，最后以俄币外国汇兑的跌落，政府卒受到了影响。
一九〇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政府答应颁立宪法。大家对于这个消息都心存怀疑与惊奇。于是集于街头的群众都互相询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得到了怎样的权利？我们还有什么是没有的？”
不久消息传来，说前夜射击工业学校的军队，现在占据学校了。理由是因为有乱党投掷炸弹。至此，宪法的意义自然不必再问。宪法诚然是答应了，因为暴动与罢工的结果；但是工人及革命的学生，仍旧没有真正权利可享。
而在同时，因为受宪法业已答应的消息的激动，就有释放政治犯的呼声。这无须用激动的演说，这是在每个人的口头的。社会民主党要求军队退出圣彼得堡，取消警察，组织人民自卫团。演说的在圣彼得堡大学的露台向群众讲演。学生们扯下了各地方飘扬着的旗帜，把蓝白两色撕去，只剩着红色，独自飘着。这天下午四点钟，就有大队的群众至监狱要求释放政治犯。
不允，形势就成为这样，宪法是答应了，然而专制政治还是存在。自由集会虽然核准，但是每次会议都包围着军队。言论自由虽然有了保证，但是检察官的权力依然非常强大。科学的自由研究虽然可以，但是大学被军队占据着。总之，一切都答应了，而实则一点没有给与人民。
无产民众拒绝这鞭责，不管这是写在宪法的羊皮纸上的。工人代表的苏维埃，决定大罢工仍旧继续。
罢工一直继续到十一月三日，那天的正午，依旧守着革命的及无产阶级的纪律的几千百的工人，始回到工厂去作工。
于是政府遂开始其报复手段。以后好几个月，整个俄国在Pogrom【屠杀】（对犹太人的大批的摧残）抢掠，杀害的恐怖中。酒醉的警察与秘密侦探自由的逞其横行。在圣彼得堡一地，算没有真正的残虐事件，但是犹太人民仍时时在不安与恐怖中。革命党与苏维埃至此，遂开始工人的武装。十一月十一日，因着一个共同的冲动，一切承制钢铁的工场，都开始造自己的武器——短刀、矛枪、铁鞭、钢剑，成千的锻炼成功。当天晚上开苏维埃代表会议，代表们都先后的跨上台，高举着武器，神情严肃的确告一般工人，他们誓尽力于将至的残杀的镇压。工人们这样自己组织自卫团，挑选守夜人。政府得到了这消息，于是就解散工人自卫团，并没收他们的武器。而在这期间，圣彼得堡方面的残杀的恐怖，也就消除。
此时，工人代表的苏维埃始终在组织工人预备将来的行动，像其努力于已往的活动一样。代表们都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3]，知道在此军队没有准备向工人袭击，各地革命的力量没有密切团结起来，农村人民对于这战斗尚并无所知，或者立在旁观地位的时候，他们行动的最主要的目的，便是继续的使敌人的势力衰弱。至于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知道是时机尚未成熟。他们不像孟什维克[4]自满的体息在这理论上，他们努力向前工作，像明天便是他们胜利之日一样。朝廷或政府的命令，工人们都取反对的回答。只要可能，工人们到处设法妨碍，以阻止沙皇黑色百人团的残暴的行军。
十二月十五日苏维埃发布宣言，否认政府在战时所借的外债，诏俄国人民不负此责任。宣言并要求工人薪金都当付金币。宣言谓俄国现政府已不得人民的信任，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便是推翻政府。这个宣言的署名的有：工人代表苏维埃，全俄农民总会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及组织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宣言立即发生了影响，大概每年的十二月，俄国储蓄银行的现金常超过存款四百万卢布，但是一九〇五年的十二月，则存款提取反超过至九千万卢布。这样一来，使政府短少了九千四百万金卢布。
有八家报馆登载这宣言，于是遂被没收封闭，同日，并发布制止罢工的命令，还有一个命令说凡属铁路邮政电话工人总会之会员发觉后处拘役四年。政府公开的宣告大众说激烈派是无政府党，是极反叛政府的，这实是第一次呢。
当天晚上，工人代表苏维埃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召集会议，铁路工会亦于十二月十九日召集会议，讨论宣布罢工办法。邮政与电话工会的代表，都拥护他们的决议。但卒以政府要在同日逮捕工人代表的消息，致罢工不曾实现。实际上，他们开会的房子，早已有近卫军、哥萨克骑兵、警察、宪兵团团围住。工人代表的苏维埃，托洛茨基也是其中之一，卒被代表俄帝国政府之凶横的警卫军所捕，送狱监禁。当时被捕的三百余人，关于圣彼得堡的三个监中。但是第二个苏维埃又立即宣告成立，这是由新选代表及未被捕的少数代表组成的。
本来是定七月三日公开审判，但直延至十月二日。法庭的院落以及附近的街道，现在都变成了兵营。自由主义派的报纸，当初表示“十分的同情”的，现在完全改变了论调。甚至激烈派的报纸，也用讥讽的怜悯态度来视工人苏维埃的“幻想”。只有工人们依然是真实地忠诚地。各工场的请求书，如雪片样由证人们上呈法庭。有一纸请求书。署名的工人多至两千，因此之故这请求书弄得非常肮脏破碎。
代表们以组织军队谋判罪起诉，说是因为搜出有手枪，还有金钱，这便是买手枪用的。
长时的孤寂的禁锢，挫不了工人苏维埃代表的勇气。托洛茨基对法官的供辞，其结尾是这样：
“我要问：你们可知道被检举的我们，其对于‘政府’一语的见解是怎样？在我们的国中，果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么？政府早已与国民断绝了。现政府的所以存在，是全靠着黑色百人团与其军队警察。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决不是国民的政府，这只是一个屠杀民众的机关。这样把人民的身体加以四分五裂的惨杀的政府，我实在找不出别的名称来。所以你们若能告诉我种种凌虐残杀放火掠夺之事，告诉我发生于特维尔、罗斯托夫、库尔斯克、希德列茨[5]的种种事情，告诉我基什尼奥夫、敖德萨、比亚韦斯托克[6]的事件是俄帝国政府的政策——那么我要承认我们的被检举起诉是应当的，我们便是在十月及十一月，自己武装起来以反对俄国政府的。”
这次的审讯直到十一月十五日始告终结。被检举起诉的工人代表中，十五人（托洛茨基即其中之一）被判决终身流配西伯利亚，二人罪名较轻，拘禁狱中，其余无罪释放。
——马尔科姆·坎贝尔[7]
校注
[1]原文为H.G.Wells,“AShortHistoryoftheWorld”。
[2]原译为“地方行政团体（Zemstvos）”。
[3]原译为“马克斯主义者”。
[4]原译为“少数派（Menshevist）”。
[5]原文为“Tver,Rostov,Kursk,Siedletz”。
[6]原文为“Kishinev,Odeesa,Bielostok”。
[7]原文为“MalcolmCampbell”。 |
译者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我逃出西伯利亚的经历》（1923）
译者序言
列宁的名字，在我们中国这几年来，可说已闹得妇孺皆知了。他是首创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联邦（U.S.S.R.）的英雄，是首对资本主义的世界投掷巨弹的怪杰，他的被一般人——尤其是苏俄人民推崇，视为如天神样，这是应当的。然而有一个与列宁缔造苏俄的功勋相并，我们说起来常把他们俩列举在一起的，有些人或者不十分明白罢。这是谁？便是本书的原著者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LeonTrotsky），这个犹太人，一九〇五年秋季，二十五岁的时候，他是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议长，一言一行，权力高过沙皇，俄国宰相要拍电报，得请求他的允许。到了一九一七年的秋季，他又是该地苏维埃的主席，在战地上是列宁的将军，他号召圣彼得堡的工人与兵士，举起十月革命的旗帜。一九一八年，他虽然不曾习过军事，但他实是组织饥寒疲惫的俄国人民，成为有名的“红军”，以与世界各强国的军队作战的。不但此也，他还是当世最伟大的演说家，他的关于文艺批评的书籍，是与政治经济的著作同样为人传诵的。托洛茨基便是这样一个多方面的人物！
现在我还是简略的来讲他一点历史罢。
他以一八七九年生于南俄地方的农家。幼尝肄业于奥特隆【敖德萨】（Odessa）小学校，到七学年时，转学尼科来夫【尼古拉耶夫】（Nikolaev），此时，即抱革命思想。毕业以后，加入南俄工人同盟，努力工人运动，后被捕，流配伊尔库次克【伊尔库茨克】（lrkutsk）。一九〇二年，逃至海外，在维也纳得与爱特来【维克托•阿德勒】（VictorAdler）相识。其后，转至伦敦，在一九〇五年以前，他继列宁之后为iskra报【《火星报》】主笔，往来宣传于欧洲各大都市之俄国大学生及工人间。一九〇五年革命，被选为圣彼得堡苏维埃的义长【议长】。十二月三日与圣彼得堡苏维埃之代表。共判处流刑，发配西伯利亚。一九〇七年二月，途次别列索夫，冒险脱逃，亡命伦敦。本书所述，即其当时的经过。同年夏，出席共产党大会，复转至奥国，主持Pravda报，屡攻击列宁及其主义。一九一六年二月，自法走西班牙，而又以被迫渡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归国，途经加拿大，被拘留了一月，卒以圣彼得堡苏维埃之要求释放归俄。当克伦斯基政府时，托洛茨基与多数派列宁共事秘密运动。同年九月，第二次被选为圣彼得堡苏维埃义长【议长】。十月革命发生，他是革命的指挥者，任圣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长，以武力推翻临时政府。后转任外交人民委员，当对德和平会议之冲，以不愿妥协，致引退之德军又复进兵。他既辞外交人民委员职，乃转任海陆军人民委员及革命军事会议议长。第六次共产党大会以来，继续为共产党中央委员及政治会议委员。一九二四年后，因与斯大林为首之干部派意见冲突，在苏俄目为反对派领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共产党大会，开除党籍。今年春复判处流型，发配土耳其斯坦，即我国新疆边境。托洛茨基这样眼见着革命的成功，而自己却又到冰天雪地之区过荒凉孤苦的生活，我真不知道他此时的感想又是怎样了！
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俄国革命倘若没有列宁与托洛茨基，现在的情形，当然大不相同。即其不然，没有了托洛茨基，他在逃脱西伯利亚的路上被捉住枪毙了，俄国革命，怕亦要与现在两样罢。列宁先死了，在后世留着英名，给人像神似的崇拜着，然而共同努力革命的托洛茨基，却在配所过孤苦的生活。或者说，凡是杰出之士，当其生时，无不困苦频连，受人讥笑，洎其既死，一般人乃始认识其伟大。真是这样的么？世人的眼光难道真是这样短浅的么？我怀疑，然而事实却又使我不得不这样相信呢。 |
列宁诞辰五十周年（列宁的民族性）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列宁列宁诞辰五十周年
（列宁的民族性）
列宁的国际主义无须多作介绍。它的最好的证明就是在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同统治第二国际的假国际主义实行了毫不妥协的决裂。“社会主义”的正统领袖们通过议会讲台，运用老世界主义者提倡的抽象论据，把祖国的利益同人类的利益调和起来。我们知道，这在实践上导致了借无产阶级的力量去支持掠夺成性的祖国。
列宁的国际主义，绝不是谈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调和的公式，而是国际革命活动的公式。被所谓文明人类侵占的世界领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块进行大规模战斗的场地，而这一战斗的成员则是个别民族及其阶级。没有一个重大的问题不是处在民族的框子里。一根根有形和无形的网线通过有效的联系把它同世界各个角落的种种现象衔接起来。在评价国际因素和力量时，列宁比任何人都最不受民族偏袒性的约束。
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对世界的解释已经足够了，同时他认为，现在的任务是要改造世界。但是他本人——天才的先驱者并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天。现在改造旧世界的工程正在全速进行，而它的第一名工作人员就是列宁。他的国际主义就是实际评价和实际干预世界范围内为了世界目的而掀起的历史事件的进程。俄国及其命运仅仅是这一宏大的历史性斗争的一分子，这一斗争的结局将决定着整个人类的命运。列宁的国际主义无须多作介绍。但同时，列宁本人也有着深刻的民族性。他扎根于俄国的近代历史，把历史予以归纳，给它以最高度的表述，他正是通过这样一条道路登上了国际主义行动和世界影响的顶峰。
初看起来，列宁身上的这种“民族主义的”特点可能会使人感到意外，但实质上这是很自然的。很明白，要领导俄罗斯正在经历的这场在各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革，需要同人民生活的基本力量保持一种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一种根深蒂固的联系。
列宁成为俄国无产阶级——一个年轻阶级的化身，这个阶级的政治年龄大概并不比列宁大多少，但是这个阶级有着深刻的民族性，因为这个阶级总括了俄罗斯所有以前的发展，也总括了俄罗斯未来的一切，俄罗斯民族是同它共存亡的。不拘泥于陈规戒律，不故弄玄虚，思想坚定，行动果敢——这种果敢永远不会变为狂妄——，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性，同时也是列宁的特性。
俄国无产阶级的天性使它现在成为国际革命最重要的力量，这种天性决定于俄罗斯民族史的整个过程，即专制国家的野蛮残酷，特权阶级的微不足道，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酵母上的疯狂发展，俄国资产阶级的穷途末路，它的意识形态的没落，它的政治的腐败。我国的“第三等级”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自已的改革运动和自己的大革命。而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具有更为包罗万象的性质。以往我们的历史既没有造就出路德、托马斯·闵采尔，也没有造就出米拉波、丹东和罗伯斯比尔。正因为如此，俄国无产阶级有了自已的列宁。在传统上失掉什么，在革命中就会赢得了什么。
列宁代表了工人阶级，他不仅是反映了这个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现在，而且也反映了这个阶级前不久作为农民的过去。在这位无产阶级领袖中无可争辩的人物身上不仅有着农夫的外部特征，而且有着强壮农夫的内在素质。在斯莫尔尼官前矗立着另一位世界无产阶级伟人的纪念像：马克思身着黑色礼服站在石基上。当然这是件小事，但如果也给列宁穿上黑色礼服，那就简直不可想象。马克思在一些画象上穿着一件醒目的浆得笔挺的胸衣，上面还挂着一件象单眼镜似的东西。马克思从不卖弄自己，对于那些懂得马克思精神的人，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然而马克思生长在另一种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呼吸着另一种空气，就象德国工人阶级的上层人物那样，根不是扎在农村，而是扎在中世纪的行会手工业和复杂的城市文化中。
马克思的风格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它是坚韧和柔和，愤怒和讽刺，严酷和文雅的结合，它本身就是以往从宗教改革或更早时期开始的全都社会—政治的德国文化在文学和美学上的集中表现。列宁的写作和演说风格正如他的整个结构一样，极其朴素而实际，带有禁欲主义色彩。但是在这种强烈的禁欲主义里绝没有道德训诲的影子。这不是原则，也不是臆造出来的体系，当然更不是做作，这只是从内部集中行动力量在外部的表现。这是一个当家做主的农夫所具有的求实精神，——只是范围更大了。
马克思把全身都投入到《共产党宣言》，自己的《批判》导言和《资本论》中。如果说他即使不是第一国际的创始人，他也会永远是现在的这个样子。相反，列宁把全身都投入到革命的行动中。他的科学著作只是行动的准备。如果说他过去即使没有出版过一本著作，他也会永远象现在这个样子，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第三国际的创始人而被载入史册。
明确的科学体系，——唯物主义辩证法，——对于落在列宁肩上的具有历史性规模的行动是必要的，——它是必要的，但是还不够：这里还需要有一种我们称之为直觉力的潜在的创造性力量：能迅速估计形势，能去粗取精地分辨出本质和重要的东西，能凭想象力补齐画面上所缺少的部分，能想到别人，首先是想到敌人，能把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并且能在头脑中形成打击“公式”的时候而及时地予以打击。这就是行动的直觉力。另一方面，这种直觉力还同俄国人所说的敏悟融合起来。
当列宁微眯着左眼收听着电台里广播某一个帝国主义主宰者的议会演说或当前的外交照会这类血腥奸诈外加表面伪善的东西时，他就象一个壮实而聪明的农夫，他不为空话所迷惑，也不为蜜语所欺骗。这就是农夫的敏悟，只是有着高度的潜力，达到了天才的程度，并用最新的科学思想武装着。
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实现它正在实现的东西，只要它能把农民这个庞大的实体用力拉到自己一边，作为自己的根基。我们整个民族的过去已经为这个事实作了准备。但是，正是因为事变的进程使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的革命才立刻，并且从根本上克服了早先俄罗斯历史上的民族局限性和地方落后性。苏维埃俄国不仅成为共产国际的避难所，而且也是共产国际的纲领和方法的生动体现。
列宁通过科学尚未发现的为人们所不知道的一些形成人类个性的途径，从民族的素质中吸取了他从事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行动所需要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理论阐述早已闻世，但它只是通过列宁才第一次得到了自己的民族的体现，正因为如此，列宁才走在最前列，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最直接意义上的革命领导者。他在诞辰五十周年时所处的地位也正是这样。
载于《真理报》1920年4月23日第8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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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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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前后
一十月前夕
二变革
三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四驱散立宪会议
五政府工作
六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左派杜会革命党人
七讲坛上的列宁
八庸人论革命家
一十月前夕
关于列宁到彼得堡并出席反对战争和反对临时政府的工人集会，我是在加拿大阿默斯特的集中营里从美国的报纸上知道的。被拘留的德国水兵们一下子就对列宁发生了兴趣，他们第一次在报纸的新闻栏里看到列宁这个名字。这些人渴望战争早日结束，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打开走出集中营监狱的大门。他们极其注意每一个反战呼声。在这之前，他们只知道李卜克内西。但他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李卜克内西被收买了。如今他们又知道了列宁。我向他们讲述了关于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会议的情况。列宁的演说使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投向了李卜克内西一边。
在路过芬兰的时候，我看到了新出的俄国报纸，上面登载着策烈铁里、斯柯别列夫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参加临时政府的电讯。这样一来，真相已经大白了。列宁的四月提纲我是在回到彼得堡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得悉的。这正是革命所需要的东西。我只是过了很久才看到列宁在《真理报》上的文章《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那时报纸还是从瑞士寄来的。那些早期的、编号不清的革命的《真理报》，即使现在读起来也还很有味道，颇有政治收益。以此为背景，列宁的《远方来信》显得特别集中有力。文章写得非常心平气和、理论深透，就像—个绕得很紧的有待于进一步展开和扩大的大钢丝圈，从思想上概括了革命的全部内容。
我约加米涅夫同志在到达后不久的一天去拜访《真理报》编辑部。第一次会面大概是在5月5、6日。我告诉列宁，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和他的四月提纲以及他回国后党所采取的全部方针分开，并说我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立即“个人”加入党的组织，或者试着把区联派的优秀分子带进来，该组织在彼得堡有近三千工人，并且很多重要的革命力量都同他们有联系，如乌里茨基、卢那察尔斯基、越飞、弗拉基米罗夫、曼努伊尔斯基、卡拉汉、尤烈涅夫、波捷尔恩、利特肯斯等等。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好像还有索柯里尼柯夫，那时已经加入了党。列宁并没有断然表示赞成哪一种做法。首先需要较具体地把形势和人员看准。列宁认为不排除与马尔托夫的各种合作，尤其是与刚从国外回来的部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合作。与此同时，需要看一看今后“国际主义者”内部在工作上的相互关系如何。由于我默默同意了列宁，所以，从自己方面来说我就不去强行推动事件的自然发展了。政策是共同的。从我到达后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工人和士兵的集会上说“我们布尔什维克和国际主义者”，而由于经常重复“和”这个联词只会使发言造成困难，所以我很快就简化成这样的说法：“我们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者。”这样一来政治上的联合就走在组织上联合的前面了[1]。
七月事变以前，在最紧急的关头，我到《真理报》编辑部去过两、三次。在最初几次会面中，尤其在七月事变以后，列宁给人一种高度集中、极端专心的印象，但表面上却显得很平静、“庸碌”。克伦斯基政权那时似乎很有力量。布尔什维克只是“一小撮”。党本身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明天的力量，可是列宁却在满怀信心地带领着党去迎接最伟大的任务……
他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引起了大多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慌恐不安。他们模糊地感到，这个人准是瞄准了某种非常遥远的目标。但是他们看不见这个准确目标。于是革命的小市民们便自问：这是谁？这是什么？是一个普通的狂躁者？也许是颗具有空前爆炸力的某种历史炮弹？
列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谈到逮捕五十个资本家的必要性的那次发言，似乎说得不那么“成功”。但这次演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对演说者报以短促的掌声，演说者退场时表现出一种言犹未尽和言非所欲的神色……当时整个大厅引起了一阵异乎寻常的风波。大家以惘然若失的目光送走了这位如此平凡和神秘的人物，顷刻间感觉到这是未来的一场风波。
他是谁？他要干什么？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报纸上不是把列宁在彼得堡革命基地的第一次讲话称之为梦话吗？群众选出的代表不是整个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了吗？列宁的立场最初在布尔什维克中间不是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吗？
一方面，列宁要求不但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彻底决裂。他在自己的党内组织了斗争，反对列宁所说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这些“屡次在我党历史上起可悲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只是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的现实的特点。”[2]这样一来，从表面上看，他削弱了自己的党。但是，他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声称：“似乎任何一个党都不同意现在夺取政权，不对，有这样的党，这就是我们的党。”[3]一个与别人互不往来的“宣传家小组”公开主张要在一个已彻底动摇的庞然大国里夺取政权，这难道不是一个奇特的矛盾吗？即使苏维埃代表大会也百思不解这个怪人，这个在小报上写小文章的冷酷的幻想家究竟想要干什么，是何居心。当列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以一种在真正头脑简单的人看来有些傻气的光明磊落的态度宣布“我们的党淮备夺取全部政权”时，场内哄堂大笑。列宁说：“你们尽可以随便发笑。”他懂得：“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列宁很喜欢这句法国谚语，因为他决意要做个笑在最后的人。他心平气和地接着说，一开始就必须逮捕五十至一百个最大的百万富翁，并向人民说明，我们认为所有的资本家都是强盗，捷列申柯丝毫不比米留可夫好些，不过比他更愚蠢些。多么骇人听闻的思想！这位偶尔受到代表大会少数人有节制的鼓掌的代表向大会说：“你们害怕政权吗？而我们却在准备夺取它。”不言而喻，回答他的又是一片笑声，这笑声在当时几乎是傲慢的，只是稍有慌张。
列宁的第二次发言，从一个农民的信中引用了几句可怕而朴质的话：应该对资产阶级施加更大的压力，把它压得粉碎，这样战争才会结束。如果对资产阶级的压力不够大，那就糟了。这段朴质而天真的引文是全部纲领吗？有什么费解的呢？又是一阵傲慢和不安的讥笑声。的确，作为宣传家小组的抽象纲领，“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这句话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可是那些不知实情的人不懂得列宁正是正确地注意到对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历史压力，正是由于这种压力，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被“压得粉碎”。怪不得列宁在5月向马克拉柯夫公民解释说，“工人和贫农的国家比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之流要左一千倍”，“比我们左一百倍”。这正是列宁策略的主要源泉。他透过一层新的但已经相当模糊的民主薄膜，深刻地摸到了“工人和贫农的国家”。它已经为实现大革命作好了准备，但是对于这种准备，它暂时还不能在政治上表现出来。那些假借工农的名义讲话的政党在欺骗工农，而千百万工农还不了解我们的党，还没有看到它就是自己的志向的代表者；同时，我们党本身也还没有了解清楚自己的全部潜在力量，所以它比工农要右“一百倍”。应当使之走到一起来。应当使千百万群众向党开放，也使党向千百万群众开放，既不要向前跑得太远，也不要落在后面。要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做解释工作。即使非常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解释清楚。“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孟什维克不同意吗？打倒孟什维克！他们在发笑吗？为时过早……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记得我提议要求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首先讨论正在准备中的前线进攻问题。列宁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很明显，他还想同其他中央委员讨论一下。加米涅夫同志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交了由列宁匆忙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关于进攻的宣言草案。我不知道这个文件是否还保留着。我记不清什么原因，文稿无论对参加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还是对国际主义者似乎都不适合。我们原想委托波捷尔恩上去发言，但他也反对这篇文稿。我又另起草了一篇稿子，在会上宣读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组织发言的是斯维尔德洛夫，我同他第一次见面，正是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他担任布尔什维克党团主席的时候。
尽管斯维尔德洛夫身材瘦小，显出一副病态的样子，但却给人一种卓越、沉着有力的印象。他担任主席时，就像一台出色的马达那样不带响声地和毫不间断地运转着。其秘诀当然不在于主持会议的艺术本身，而在于他对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了如指掌，知道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每次会议之前他都同一些代表会晤，详细了解情况，有时还要进行一些开导。开会之前，他对会议如何进行，大体上已经有了一个设想。即使没有预先交谈，他也能比别人都清楚地知道各工作人员对所提问题的态度。对于哪些同志的政治面貌如何，他掌握得很清楚，当时在党内他了解的人是非常多的。他是一位天生的组织家和谋略家。在他看来，每一个政治问题，比方说像个别人和党组织内部小集团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及整个组织和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首先都有其具体的组织性质。他能很快地和几乎是自动地把一些数据代入代数公式。因此他使政治公式得到最重要的检验，因为问题关系到革命的行动。
撤销6月10日的示威游行以后，当时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气氛非常紧张，策烈铁里逼迫彼得堡工人解除武装，我和加米涅夫同志到了编辑部，在那里简短的交换了一下意见，由我根据列宁的建议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向执行委员会的呼吁书。
这次会面，列宁就策烈铁里最后一次演说（6月11日），谈了几句关系到策烈铁里的话：“要知道，他曾经是个革命者，服过多年的苦役，而现在却把过去全丢掉了。”这些话里丝毫没有政治性的东西，而且也不是为了政治而说的，只是在一瞬间想起了这位昔日的大革命家的可悲命运。话中带有惋惜和遗憾的色彩，但是表现得很短促，很干瘪，因为列宁最厌恶的就是伤感和心理上的琐琐碎碎，那怕只是一点影子。
7月4日或5日，我会见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好像是在塔夫利达宫。进攻已被击退，统治者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达到了顶点。列宁说：“现在他们要向我们开枪了，眼下机会对他们最有利。”他的基本思想是这样：既然有必要转入地下，那就鸣号撤退。这是列宁的战略的一种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往往是建立在对形势的迅速估计的基础上的。后来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说：“我们在7月干了不少蠢事。”他这里指的是过早地采取军事行动，举行过分挑衅性的与我们全国的力量不相适应的示威游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具有冷静的果敢性，正因为如此，在7月4至5日他不仅从革命方面，而且从敌人方面仔细考虑了形势，并得出结论说：现在是“他们”消灭我们的最有利的时机。侥幸的是，我们的敌人既没有这样的决心，也没有这样的果敢性。他们只限于作彼列维尔泽夫式的化学准备[4]。虽然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如果在七月发动之后的最初几天他们抓住了列宁，他们，即他们的军官就会用两年后的德国军官对付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那样的办法来对付列宁。
关于隐蔽起来或者转入地下的直接决定，在刚才提到的那次会面中没有定下来。科尔尼洛夫叛乱逐渐行动起来。在两、三天里我本人仍在外出活动。在一些党的和组织的会议上作报告，题目是：“怎么办？”布尔什维克遭到的疯狂镇压，看来是不可抗拒的。孟什维克企图想尽办法利用在他们的参与下而造成的形势。记得我曾不得不在塔夫利达宫图书馆一个工会代表会议上发表谈话。到会的有好几十人，全是上层分子。孟什维克占优势。我向工会说明，必须抗议在德国军国主义问题上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这次会议的经过我已经很模糊了，但我却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两三个人的幸灾乐祸的面孔，简直就欠揍他们的耳光……。同时恐怖手段愈来愈加剧烈了，到处在抓人。我在列宁同志的寓所里躲了几天。后来我又出来活动，到了塔夫利达宫，接着很快就被捕了。在科尔尼洛夫发起叛乱和布尔什维克开始反击的时候，我才获得了自由。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问题在这段时间解决了。斯维尔德洛夫提议让我去见列宁，列宁那时还在躲藏着。我不记得是谁带我到了秘密工作寓所（也许是拉赫亚？），我在那里会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加里宁也在那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我在场的时候仍继续向他打听工人们的情绪，了解他们能否进入战斗，能否坚持到底，能否夺取政权等等。
列宁这段时间的情绪如何呢？如果要用一、两句话来概括，那就只能说是一种按捺不住的焦灼和深深不安的情绪。他清楚地看到，需要直截了当地提出一切问题的时候到了。同时，他还认为，可以不无根据地说，在党的上层领导中并没有由此作出一切必要的结论。在他看来，中央委员会的行为过于消极和等待。列宁不认为有可能重新公开回到工作上来，因为他担心的是，万一他被捕，就可能固定和甚至加强党的一些领导人的消极等待情绪，而这样一来就势必错过特别有利的革命形势。列宁的这种担心是合乎情理的。正因为如此，列宁的警觉性，他对各种迟疑犹豫，对各种消极等待和踌躇不决的思想情绪的挑剔，在这些日子和几个星期里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他要求立即采取正确的计谋：给敌人来个措手不及，把政权夺过来，那时就可见分晓了。但是，关于这一点还需要说得更详细一些。
本传记作者只能把最主要的精力用来考虑列宁回到俄国的事实，考虑他同人民群众的接触情形。除1905年间隔了不长一段时间外，列宁侨居国外达十五年之久。在这期间，他的现实感，对富有朝气的劳动者的感受，非但没有削弱，相反，由于理论思想工作和创造性的想象力而得到了加强。根据个别一些偶然的会见和观察，他能抓住并再创造出一幅完整的形象。但是，他一生有一段时间毕竟是在国外度过的，而这段时间正是决定其未来历史作用的最后成熟的时期。他带着现成的革命总结来到了彼得堡，这些总结集中了他生活中的全部社会理论和实践经验。他几乎一踏上俄国的土地，就宣布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但这里仅仅是在开始用被唤醒的俄国劳动群众的新鲜经验来检验他所积累的、反复考虑过的、已经定型的方案。这些公式经受住了检验。不仅如此，而正是在这里，即在俄国，在彼得堡，这些公式更加具有日常不容置疑的具体性，因而充满不可抗拒的力量。现在已经不需要根据个别的或某种偶然的样式再创造一幅完整的远景画面了。它已化为各种各样的革命呼声。列宁在这里也显示出，或许他自己也只是第一次充分地感到，他多么善于听取正在觉醒的大众仍然处在杂乱中的呼声。他从内心里鄙视二月革命那些领导政党的庸碌之争，那些各报竞相转载的“强大的”社会舆论风潮，那些目光短浅、妄自尊大、信口雌黄的行为。一句话，他从内心里鄙视官僚气派的二月俄国。在这种用民主画面装饰起来的舞台下面，他听到了另一类事件的隐隐约约的隆隆声。当怀疑派向他指出严重的困难，指出资产阶级的舆论动员，指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时候，他就紧紧捏住颌骨，使脸上的颧骨显得更突出了。这意味着他在抑制着自己，不把他对怀疑派的想法明确地告诉他们。他比谁都分毫不差地看到并且懂得各种障碍，可是，他也清楚、显著和实际地觉察到了历史积蓄的巨大力量，现在，这些力量已经冲杀出来，必将排除一切障碍。他看到、听到和感觉到的首先是俄国的工人，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他们还没有忘记1905年的经验，他们经受过战争的教训，摆脱了战争的幻想，识破了护国主义的谎言和欺骗，现正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和前所未有的努力。他感觉到了士兵，这些人曾被三年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恶魔般的战争搞得晕头转向，现已被革命的雷声震醒，爆发出强烈的冷酷无情的仇恨，准备对全部无谓牺牲和屈辱予以清算。他听到了农民的声音，这些人依然拖着几百年来农奴制的锁链，由于战争的震动，现在第一次感到有了同压迫者、奴隶主、主人、老爷讨还那笔可怕的无情的债务的可能。农民仍然在孤独地徘徊着，动摇于切尔诺夫的空话和自己的土地大暴动的“方式”之间。士兵们仍然在犹豫不决，在爱国主义和明目张胆的开小差之间寻找出路。工人们仍然听完了策烈铁里最近的冗长演说，但已经产生了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喀琅施塔特军舰的锅炉里的蒸气已经急不可耐地沸腾了。被那可怕的战火烧得满身伤痕的水兵们，集中了工人的钢一般锐利的仇恨和农民的熊一般沉默的愤怒，已经把那些代表着等级、官僚和军事压迫的家伙抛进了大海。二月革命在走下坡路。联合救星们又重新把沙皇的合法性的破衣烂衫拾了起来，加以拉长和缝补，变成了一件薄薄的带有民主色彩的合法性外衣。但是，在这件外衣里面，一切都沸腾起来，波涛滚滚，过去的一切凌辱都在寻找出口，人们对乡村警官、警察分局长、县警察局长、记工员、巡警、工厂主、高利贷者、地主的憎恨，对寄生虫、游手好闲者、好骂人打人者的憎恨，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作好了准备。这就是列宁所听到和看到的，这就是他在久离之后，刚一踏上充溢着革命动乱的国土时，所明显地、绝对使人信服地、亲身感受到的东西。“你们这些傻瓜、空谈家和笨蛋，以为历史是在沙龙里造出来的吗？那是高贵的民主党人同有爵位的自由派狎昵的地方，是昨天的可怜的土律师学习匆忙亲吻显贵们的手的地方。傻瓜！空谈家！笨蛋！历史是在战壕里造出来的，在那里，饱受战争之苦的士兵用刺刀结果了军官的性命，然后绕道跑回自己的家乡，放火点着地主的屋顶。这种野蛮行为不合你们的心意吧？历史回答你们说，请莫恼火，我该怎样，就是怎样。这只是从以往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中得出的结论。你们真的以为历史是在你们的联络委员会里造出来的吗？荒唐，胡扯，蠢话，无稽之谈。历史——等着瞧吧！——这一次选择了芭蕾舞演员、昔日的沙皇情妇克舍辛斯卡娅的宫殿作自己的预备实验室。它从这里，即从这个对旧俄罗斯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来着手准备消灭我们彼得堡沙皇的、官僚贵族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和下流行径。那些烟黑满面的工厂代表，那些战壕中没有文化、粗手粗脚、满身虱子的农民代表涌到这里，涌到昔日的皇家芭蕾舞演员宫，他们又从这里把新的预言带到全国！”
不幸的革命部长们吵吵嚷嚷，想方设法要把这座宫殿还给它的合法主人。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的报纸因为列宁在克舍辛斯卡娅宫的阳台上发出了社会革命的口号而亮出一副凶相。但是这种过时的挣扎，既不能提高列宁对旧俄罗斯的仇恨，也不能加强对他惩治它的决心，因为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早已达到了极限。站在克舍辛斯卡娅宫阳台上的列宁，同两个月后躲在干草棚里的列宁和又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坐在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席位上的列宁并没有什么两样。
列宁同时看到，党内本身对有待完成的伟大跳跃存在着一股保守的反抗情绪，最初这种情绪与其说是政治上的，倒不如说是心理上的。列宁不安地注视着在部分党的领导人中和数百万工人群众中不断增长的抵触情绪。他对中央委员采取了武装起义的公式丝毫不感到满足。他懂得从言论变为行动的困难。他竭力用他掌握的全部力量和手段把党置于群众的压力之下，把党的中央委员会置于其基层组织的压力之下。他分别把一些同志召到他的隐蔽所，收集、核实和盘问情况，运用各种迂回的方法把自己的口号送到党内，传给基层组织，传给每一个党员，使上层领导必须行动起来并把斗争进行到底。为了正确地认识这个时期的列宁的行为，必须搞清一点，他毫不动摇地相信群众愿意并且能够完成革命，但是对党的司令部他却没有这种信心。同时他最清楚不过地懂得，绝不能错过时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把革命形势保持到党已经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去利用它。不久前我们从德国的经验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甚至不久以前，还听到过这样的意见：如果我们在十月没夺得政权，那过两、三个月以后，我们也能夺得。荒谬透顶！如果我们在十月夺不到政权，那我们就根本夺不到了。我们的力量就在于十月前夕群众不断地涌向我们一边，他们相信这个党能做到其他党所做不到的事情。假如这时他们看到我们动摇、等待、言行不一，那他们在两、三个月里就会迅速离开我们，就像在此之前迅速离开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样。这样，资产阶级就会得到喘息的机会。它就会利用这一点来缔结和约。力量的对比就会根本改变，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必要推迟到遥远的未来。这正是列宁所懂得、所觉察和感觉到的。他的不安、焦虑、怀疑和后来证明是拯救了革命的强烈压力就是由此产生的。
十月革命时突然爆发的那些党内的意见分歧早已在革命的几个阶段上显示出来。第一次原则的，但当时还只是平和的理论冲突，是在列宁刚一回国时就围绕他提出的提纲而展开的。第二次冲突也比较缓和，导致这次冲突的是4月20日的武装示威游行。第三次是围绕试图举行6月10日的武装示威游行而展开的：“温和派”认为列宁要把带有起义前景的武装示威暗中加给他们。后来的一次冲突已经相当尖锐了，爆发的原因是七月事变。意见分歧上了报纸。党内斗争发展的再一个阶段是预备议会的问题。这一次在党内两个派别集团面对面地公开争吵起来。这次会议作没作记录？是否还保存着？对此我不得而知。而那次辩论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两种倾向，旗帜非常鲜明，一种主张夺取政权，另一种主张在立宪会议中做反对派。拥护抵制预备议会的占少数，但比多数差不了好多。列宁针对各派的辩论和提出的决议很快从隐蔽所给中央委员会写来了一封信。列宁在信中以无比刚强有力的语言表示赞同抵制克伦斯基—策烈铁里的“布里根杜马”。但此信我在《全集》第十四卷第二册中没有找到。这份非常有价值的文件不知保存下来了没有。在十月革命前夕，当问题涉及到最后采取起义方针和决定起义日期时，意见分歧达到了高度尖锐化的程度。最后，10月25日革命之后，围绕着与其他社会主义党的联合问题发生的意见分歧就异乎寻常地尖锐起来。
回头仔细想想列宁在4月20日、6月10日和七月事变前夕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意思的。后来以及在几次私人谈话中列宁说过：“我们在七月干了不少蠢事。”记得在同德国代表团就德国1921年三月事件的会谈中他也说过此话。这些“蠢事”是指什么呢？是指努力或者过分努力的探索，是指积极或者过分积极的侦查。不一再进行这种侦查，就可能落后于群众。但是众所周知，从另一方面看，积极的侦查有时会不由自主地转为总决战。七月事件时的情景几乎就是这样。最后总归还适时地发出了退却的信号。而那时，敌人并没有把事情进行到底的足够勇气。这种情况完全不是偶然的，因为克伦斯基政权实质上是毫不稳固的，因为这个怯懦的克伦斯基政权对科尔尼洛夫叛乱与其说是制止，不如说是自己对它害怕。
二变革
在“民主会议”结束前，由于我们坚持的结果，确定了10月25日为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日期。当时，不仅工人住宅区而且部队营房里的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觉得最合适的是把卫戍部队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日期上来，正是这一天苏维埃代表大会应当来解决政权问题，而工人和部队应当预先作好准备来支持代表大会。我们的战略实质上是进攻性的：我们向政权发起攻击，但在宣传上则强调敌人要驱散苏维埃代表大会，因此必须给他们以无情的反击。全部计划所依据的是强大的革命浪潮，这个浪潮当时在各地都发展到几乎同样的水平，不给敌人以片刻喘息。最落后的团队至少也会对我们保持中立。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反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任何步骤都必定会保证我们立即取得决定性优势。但是，列宁担心敌人会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调集小股具有坚决反革命情绪的军队先发制人。敌人如果乘我不备而取缔党和苏维埃，逮捕彼得堡的领导成员，那就会使运动失去领导，然后逐步予以削弱。列宁坚决主张：“不能等待，不能拖延！”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于9月底或10月初深夜的节假在苏汉诺夫家里举行了一次著名的会议。列宁出席了会议，这一次他决心力争通过一项不容怀疑、动摇、拖延、消极和等待的决议。但是，在抨击反对武装起义的人们之前，他还对那些把起义与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起来的人施加压力。有人向他转述了我的话：“我们已经确定于10月25日起义。”我确实多次重复过这句话，来反对那些企图通过预备议会和通过立宪会议中“有威望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办法来确定革命道路的人。我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不去夺取政权，布尔什维主义简直就该报废。那时就连立宪会议也很可能开不成。等到一切事情过去之后再在10月25日召开事先保证我们能占多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样我们也就公开承担了不迟于10月25日夺取政权的义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日期挑剔得很厉害。他说，他对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这有什么意义呢？这种代表大会还开得了吗？即使开得了，它又能做些什么呢？必须夺取政权，不应该把它和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把起义日期事先告诉敌人是可笑的和荒唐的。在最好的情况下，10月25日也只能作为一种烟幕，但起义必须提前，不必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应当用武力夺取政权，然后才谈得上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必须立即着手行动！
在7月的日子里，列宁曾明确预料到“他们”会枪杀我们，而现在和那时一样，他又替敌人仔细考虑了全部情况。得出结论说：从资产阶级的角度看，最好的办法就是乘我们不备用武力袭击我们，使革命瓦解，然后各个击破。像在7月时一样，列宁过高估计了敌人的洞察力和决心，也许还过高估计了敌人的物质潜力。这种过高估计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在策略上是完全正确的，目的是使党加倍地努力实行攻击。但党毕竟不能撇开苏维埃和背着苏维埃用自己的手去夺取政权。这样做是错误的。它的后果甚至会影响到工人的行动，并且可能在卫戍部队方面造成非常严重的困难，士兵们了解代表苏维埃，了解自己的士兵支部，他们是通过苏维埃了解党的。如果起义背着苏维埃，不与它联系起来，不借助于它的威望，使士兵看来起义不是直接和明显地从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结局出发的，那就会引起卫戍部队的危险干涉。还不应忘记，在彼得堡除了地方苏维埃以外，还存在着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首的旧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有苏维埃代表大会才能与这个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相抗衡。
结果，在中央委员会里形成了三派：一部分人反对夺取政权，按形势的逻辑他们必然放弃“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要求立即组织起义，不指望苏维埃；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需要把起义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密切联系起来。从而使它在时间上同后者衔接起来，列宁坚持说：“无论如何，夺取政权必须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否则他们就粉碎你们，你们将使任何代表大会也开不成。”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意思是说起义不应迟于10月15日举行。记得关于日期本身似乎没有什么争论。大家都明白，日期仅仅是大致的，可以说是方向性的，根据事态发展，可以稍微提前或推后。但这里谈的仅仅是个日程而已。最必要的是期限，而且是最近的期限，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主要争论是沿着同一部分根本反对起义的人作斗争这条线进行的。我不想重复列宁在这次会议上就下列题目所作的那三四次发言，要不要夺取政权？是不是夺取政权的时候？如果夺取了政权，我们能不能保持政权？列宁在当时和稍后，用这些题目写了几本小册子和几篇文章。会上几次发言的思想自然都是一致的。但是，这几次激烈而热情的即席发言的整个精神是很难转述和表达的，满篇都竭力用自己的意志、信心和勇气去感染反对者、动摇者和怀疑者。要知道，这是解决革命命运的问题！……会议开到深夜才结束。大家都感觉自己就像做完了一次外科手术一样。部分与会者，包括我在内，后半夜都住在苏汉诺夫家里。
大家知道，后来的事变进程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解散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尝试导致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我们有可能利用苏维埃的威望使起义的准备工作合法化，并把它与整个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存亡问题密切联系起来。
从上述这次中央会议到10月25日这段时间内，我记得只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次，但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在什么时候？大概是在10月15日至20日。记得有一件事使我很感兴趣，就是列宁对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发言的“防御”性质采取的态度。我曾声明说，关于我们似乎准备在10月2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日”）举行武装起义的传说完全是谣言，并提出警告，对任何进攻我们将给予坚决回击，直到最后胜利。我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次会见时的情绪比较平静和沉着，甚至我要说，不那么多疑。他不仅不反对我发言中貌似防御的语气，而且认为这种语气完全适合于麻痹敌人的警惕性。但他不时地摇头，并问：“他们会不会抢到我们前头？会不会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我证明说，以后的一切几乎都会自动地发展。在这次会见中，或在会见的某个时刻，好像斯大林同志也在场。不过，也可能我把两次会见混在一起了。总之应当说，对革命前几天的一些事情，在我记忆中像被压缩成团似的，很难把它们分开、拆散，并分别清理出来。
我和列宁的以后一次会见已经是在10月25日，在斯莫尔尼宫了。是在几点钟？完全记不清了，大概是在傍晚。我记得很清楚，列宁是从我们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就卫戍部队未来命运进行谈判这个令人焦虑的问题谈起的。报上报道说，谈判接近圆满结束。“你们妥协吗？”列宁带着逼人的目光质问说。我回答说，我们故意在报上发表安抚人心的消息，这只是展开总攻时刻的一种军事计谋。“这样很——很好，”列宁兴高采烈，拖长着音节说，并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步，激动地搓着双手，“这—非—常—好！”伊里奇一般是喜欢军事计谋的。欺骗敌人，愚弄敌人——难道不是最开心的事吗？但在当时情况下，计谋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已经直接进入了决定性行动的阶段。我开始报告说，军事行动进展神速，我们很快就拿下城内一系列重要据点。列宁看见了（也许是我给的）头天晚上印出的一张警告暴徒的宣传画，上面写着如果他们趁着革命时机作恶，当予以就地处决。我感觉，列宁起初好像在沉思，甚至在犹豫。但后来说：“对——对。”他如饥似渴地记下了这些起义的细节，对他说来，这些细节雄辩地证明：这一次事情确实在全速行进，决定性的关头已经度过，不会有反复和后退了。记得有一个消息给列宁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个消息说我曾书面命令抽调巴甫洛夫团的一个连来保障我们党和苏维埃报纸的出版。
“怎么样，连队出发了吗？”
“出发了。”
“报纸在排版吗？”
“在排版。”
列宁喜形于色，欢呼着，笑着，搓着双手。后来，他又开始沉默，想了一会儿说：“好，可以这样做，只是要夺取政权。”我明白，他只是在这个时刻才最后容许我们放弃用密谋夺取政权。他直到最后一小时还在担心敌人会乘我们不备而进行拦截和袭击。只是在10月25日晚上，他才算放了心，最后批准了事变走过的那条道路。我说“放了心”——但这只是为了说明这里还有一系列与起义未来进程有关的各种具体细微的大大小小问题引起不安：“听着，可不可这样做？要不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会不会引起这样的后果？”这些无休止的问题和建议表面上互不联系，但都是从同一件紧张的立即就会影响到整个起义的工作中产生出来的。
在革命事变中要善于不使自己受挫。当高潮不断掀起、起义力量自动增长，而反动势力注定要土崩瓦解的时候，最容易受事变自发进程的驱使。迅速取胜正如失败一样，会解除人们的武装。不要忽略事变的主要线索，在取得每次新的成功以后，都要对自己说：还什么都没有取得，还什么都没有保证；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的五分钟，正如展开武装行动之前的五分钟一样，应当具有同样的警惕性、毅力和决心；而在胜利以后的五分钟，在第一阵欢呼尚未停止以前，要对自己说：胜利尚无保障，必须分秒必争——这就是列宁的作风，列宁的行动方式和方法。这就是他的政治性格和革命精神的本质。
※※※
我曾说过，有一次，唐恩大概是在去参加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派会议时，认出了化了装的列宁，当时他和我坐在—间过道房间内的小桌后面。这个情节甚至也被画成了画，不过，据我看，画得很不真实。但这是历史画卷的命运，而且也不仅是这一张。我记不清是由于什么原因，但是在过了相当时日以后，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过：“应当记下这一点，否则，以后会被人搞错。”他恢谐地和无可奈何地把手一挥说：“反正一样，他们会没完没了撒谎的……”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斯莫尔尼宫召开。列宁没有出席。他留在斯莫尔尼宫的一间房里，我记得，不知什么原因，房内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后来有人在地板上铺了被子，上面放了两个枕头。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躺着休息。但是，几分钟后有人叫我：“唐恩正在发言，需要给予回答。”我在略作答复以后，回来仍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排躺在一起，他当然没有睡意。哪里顾得上呢！每隔五至十分钟就有人从会议厅跑来报告那里发生的情况。此外，城里不断有人来报告消息：在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率领下，已经包围冬宫，最后冲进去了。
这大概是在第二天早晨，离开过去的一天隔着一个不眠之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样子有点疲惫。他微笑着说：“从地下状态、动荡不安到掌握政权，这个转变太突然啦。Esschwindelt（头晕脑胀）”——不知为什么，他用德语补充了这么一句，并用手在脑袋旁边做了一个旋转动作。这是我听到他就夺取政权所说的唯一的、多少属于个人的意见。这以后接着就是向日常工作平静过渡了。
三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我们举行和平谈判是想借机推动一下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协约国的工人群众。为此就要尽可能拖延谈判，以便给欧洲工人足够的时间来理解苏维埃革命这一事实本身，特别是理解它的和平政策。在谈判第一次中断以后，列宁建议我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屈尔曼男爵和霍夫曼将军谈判的前景本身是很暗淡的，但正如列宁所说，“为了拖延谈判，就要有拖延的人”。我们在斯莫尔尼宫就谈判的总方针扼要地交换了意见。关于是否签字的问题，暂时推后，因为谈判如何进行，欧洲反映如何，会造成什么形势，都无法知道。而我们自然没有放弃对革命迅速发展所抱的希望。
我们不能再打仗，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当我第一次穿过战壕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时候，尽管事先接到通知并一再催促，但我们的同志对组织一次略微象样的抗议德国过分要求的示威，显然也已经无能为力，战壕里几乎空荡无人。谁也不敢说一句甚至有条件地继续战争的话。和平，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此后不久，当我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返回的时候，我反复劝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小组的代表发表一个“爱国主义的”演说来支持我们代表团。他回答说，“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们不能回战壕去，我们不会得到谅解，我们会失去任何影响”……可见，在不可能进行革命战争的问题上，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丝毫没有意见分歧。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德国人能不能打下去，他们能不能向宣布停战的革命进攻？怎样来了解和摸清德国士兵群众的情绪？二月革命以及后来的十月革命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德国的一月罢工表明变动已经开始。但是变动的深度如何？是否需要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军队加以考验究竟是要宣布停战的工人革命，还是要命令向这个革命进攻的霍亨索伦政府。
“当然，这很吸引人，”列宁反驳说，“毫无疑问，这样的考验不会没有结果。但是这很冒险，非常冒险。如果德国军国主义有足够力量（很有可能）对我们发起进攻，那怎么办？不能冒险，现在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比我国革命更重要了。”
最初，立宪会议的解散大大恶化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德国人开始一直担心我们会同“爱国主义的”立宪会议达成协议，这就可能导致继续进行战争的尝试。这样一种轻率的尝试会彻底断送革命和国家，但这一点只有后来才看得清楚，而这使德国人重新紧张起来。在德国人看来，立宪会议的解散意味着我们明显地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停止战争。屈尔曼的腔调立即变得蛮横起来。立宪会议的解散会给协约国的无产阶级造成什么印象呢？对此不难自己作出回答：协约国报刊把苏维埃制度说成是霍亨索伦王朝的代理人。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正是在德军占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时候解散“民主”立宪会议，以便与霍亨索伦签订奴役性和约。显然，协约国资产阶级会在工人群众中散布极大的混乱。而这又会促进对我们的军事干涉。大家知道，甚至在德国，在社会民主党反对派中间流传着谣言，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已经被德国政府收买，目前正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上演一出角色早已配好了的喜剧。这种谣传在法国和英国更是离奇。我认为，在签订和约以前，无论如何必须向欧洲工人表明我们与德国当局誓不两立的鲜明态度。正是在这些考虑的影响下，我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想出了一种“教学式的”表述，正式的说法就是：我们停止战争，但不签订和约。我同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了一下，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就写信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答复说：回来再谈。顺便说一下，也许他在这次答复中已经表示不同意我的建议；我现在记不清这一点，我手头没有这封信，我也不能肯定，信是否还保留了下来。我回到斯莫尔尼宫以后，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这一切都很吸引人，要是霍夫曼将军无力调动他的军队来反对我们，那最好不过了。但这种希望很小。他能够从巴伐利亚突击兵团中精选出几个团的兵力，而反对我们难道需要很多兵力吗？你自已不是说，战壕里空荡无人。如果他终于恢复战争，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被迫签订和约，而那时大家都看得清楚，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决打击关于我们与霍亨索伦王朝秘密勾结的无稽之谈。”
“当然，这里有正确的一而，但这毕竟太冒险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我国革命更重要了，要不惜一切保障革命的安全。”
除了这些主要困难以外，还有党内性质的严重困难。在党内，至少在领导成员中间，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条件持不调和态度的人占支配地位。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有关谈判的消息加强了和激化了这种情绪。它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提出了革命战争的口号。这种情况自然使列宁深感不安。
我说；“如果中央委员会只是在口头最后通牒的压力下决定签署德国的条件，我们就要冒在党内引起分裂的危险。我们党也同欧洲工人一样，需要了解事态的真实情况。……如果我们同左派决裂，党就会严重右倾：要知道，所有那些采取战斗立场反对十月革命和赞成各社会党结盟的同志，都无条件地拥护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我们的任务绝不仅限于签订和约。在左派共产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人是在十月革命时期起过很大战斗作用的，如此等等。”
“这一切都是不容争辩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但目前，问题关系到革命的命运，我们将恢复党内的平衡。但首先要拯救革命，而只有签订和约才能拯救革命。宁愿分裂，也不能使革命遭受军事毁灭的危险。左派会大闹一通，然后，——甚至闹成分裂，这是不可避免的——再回到党内来。要是德国人粉碎我们，我们谁也不能回来了……好吧，就假定接受了您的计划。我们拒绝签订和约。而德国人在此以后转入进攻，那时您怎么办？"
“在刺刀下签订和约。那时全世界工人阶级都将看得清楚。”
“而您那时不坚持革命战争的口号了？”
“决不。”
“照这样说来，这可能不是那么危险的试验。我们冒着丧失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危险。爱沙尼亚的同志在我这里曾说过他们如何出色地在农业方面进行社会主义建没。牺牲社会主义的爱沙尼亚确实是很遗憾的事”，列宁开玩笑说，“但是，为了良好的和平，大概不得不达成这种妥协。”
“如果立即签订和约，难道就能排除德国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吗？”
“就假定这样，不过那里只是一种可能，而这里几乎是必定的了。无论如何，我主张立即签字：这是上策。”
列宁对我的计划的主要担心是，一旦德国重新发动进攻，我们就来不及签订和约了，就是说，德国军国主义不会为此给我们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次说过：这只野兽奔跑得很快。在决定和约问题的历次会议上，列宁总是非常坚决地反对左派分子，而非常郑重和平静地反对我的建议。他勉强地容忍这个建议，是因为党显然反对签字，而对党来说，折中的决定应是通向签订和约的桥梁。最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会议显然表明，刚从熊熊烈火的十月熔炉中出来的我们的党，需要用行动来经受国际形势的检验。如果没有折中的提法，多数人就会赞成革命战争。
这里指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立即反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这一点，也许是很有趣的。至少，斯皮里多诺娃最初是坚决拥护签订和约的，她说：“庄稼汉不要战争，他们会接受任何一种和约。”当我第一次从布列斯特回来时她对我说：“立即签订和约，并取消粮食垄断制。”后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支持停止战争而不签订和约的折中提法，但把它作为通向革命战争的一个阶段——“如果发生意外的话”。
大家知道，德国代表团对我们的声明的反应是，似乎德国不打算用恢复军事行动来作为回答。我们带着这个结论回到了莫斯科。
“他们不会欺骗我们吗？”列宁问道。
我们两手一摊。
“似乎不象。”
“好吧，”列宁说，“如果这样，那就好了：外表保持不变，退出战争。”[5]
然而，在期满前两天，我们接到留在布列斯特的萨莫伊洛将军的电报通知：根据霍夫曼将军的声明，德国人认为从2月18日12时起与我们处于战争状态，因此建议他离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第一个接到这封电报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当时在他办公室里。他正在同卡烈林和某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话。列宁收到电报后，默不作声地把它递给我。我记得他的眼神使我立即感到；电报带来了重要的不样的消息。列宁赶紧结束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谈话，以便讨论当时的形势。
“这就是说，他们还是欺骗了我们。赢得了五天时间……这只野兽什么也不放过。这么说，现在除了签订和约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只要德国人同意保留原来的条件。”
我提出异议，意思是要让霍夫曼转入实际的进攻。
“但是要知道，这就意味着放弃德文斯克，丢失许多大炮，等等。”
“当然，这意味着新的栖牲。但是，要使德国士兵实际上通过战斗进入苏维埃国土。一方面要让德国工人，另方面也要让法国工人和英国工人知道这一点。”
“不，”列宁反驳说，“问题当然不在德文斯克，但是目前不能丧失一个小时。考验已经完毕。霍夫曼要想打仗，也能够打仗。不能拖延：这样他们已经从我们这里赢得了五天时间，这一点我是预料到的。而这只野兽是奔跑得很快的。”
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决议，发电报表示立即同意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相应的电报发出去了。
“我觉得，”我在个别谈话中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如果我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提出辞职，在政治上是适宜的。”
“为什么？我们可不采用这些议会方法。”
“但是我的辞职对德国人来说，意味着政策上的急剧转变，从而使他们深信我们这次真要签订和遵守和约的决心。”
“也许，”列宁考虑了一下说，“这倒是个严肃的政治理由。”
我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接到德军在芬兰登陆和开始击溃芬兰工人的消息。记得我在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室不远的走廊里碰见了他。他情绪异常激动。在此以前和以后，我都从未见过他这样。
“是呀，”他说，“看来，非打不可了，虽然是赤手空拳。这一次看来没有别的出路了……”
这是列宁对芬兰革命被粉碎的电报的最初反应。但是过了十至十五分钟，当我到他办公室去的时候，他说：“不，不能改变政策。我们出兵并不能拯救革命的芬兰，而肯定会毁灭我们。要用一切办法帮助芬兰工人，但不能离开和约的基础。我不知道，这在目前是否能拯救我们。但是，无论如何，这是还可能得救的唯一道路。”
而这条道路果然使我们得救了。
※※※
不签订和约的决定，绝不像现在人们有时写的那样，是从我们似乎与帝国主义根本不能达成协议的抽象考虑出发的。只要在奥弗相尼科夫同志的小册子中看一看列宁就这个问题提议的极有教益的表决，就会相信：拥护“不战不和”试探性提法的人对于我们革命政党在某种条件下是否可以签订“可耻的”和约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我们说过。即使霍亨索伦不敢或不能同我们作战的希望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尽管要承担某种风险，也必须进行这种试验。
三年以后，我们进行了冒险，用刺刀试探资产阶级贵族的波兰——这一次是列宁倡议的。我们被击退了。这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情况有什么差别？没有原则的差别，但是在冒险程度上却有差别。
记得拉狄克同志有一次写道：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与进军波兰期间的魄力是列宁策略思想的威力的最光辉表现。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进军华沙是个错误，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它不但使我们签订了割断我们与德国联系的里加和约，而且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事件一起，给资产阶级欧洲的结合提供了强大推动力。里加和约对欧洲命运的反革命意义，如果设想一下1923年一年的形势，就能理解得更清楚。当时我们与德国存在着共同的边界，无数事实说明，德国的事变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可以通过完全另一种途径发展起来的。同样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没有我们的军事干涉及其失败，波兰本国的革命运动本来会以无比顺利的速度发展起来。据我所知，列宁本人非常重视“华沙”错误。然而，拉狄克对于列宁的策略气魄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自然，在“试探”波兰的劳动群众而未获得预期结果以后，在我们被击退以后（不可能不被击退，因为在波兰保持平静的情况下，我们向华沙进军只能是一种游击式的袭击），在我们被迫签订里加和约以后，不难得出结论：反对进军的人是正确的，最好是及时停止，保证我们和德国的共同边界。但是，要知道这一切只是事后才清楚。而对于列宁来说，在进军华沙的思想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计谋的勇敢精神。冒险是很大的，但目的胜过冒脸，计划可能遭受的挫折不会给苏维埃共和国本身的存在带来危险。而只会使它削弱……
为了向欧洲工人表明态度，是否值得去冒恶化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条件的风险，只有让未来的历史学家去作评价。但非常清楚的是，在表明态度以后，应当而且必须签订这个强加的和约。在这里，列宁的鲜明立场和果断精神挽救了局势。
“如果德国人仍要进攻呢？如果他们向莫斯科推进呢？”
“找们就向东方撤退，撤到乌拉尔，同时发表愿意签订和约的声明。库兹涅茨矿区的煤矿很丰富。我们依靠乌拉尔的工业和库兹涅茨的煤，依靠乌拉尔的无产阶级和莫斯科与彼得格勒那部分随我们撤走的工人，建立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我们将坚持下去，必要时，我们再向东撤退，撤到乌拉尔以东，撤到堪察加，但一定坚持下去。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将从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境内重整旗鼓，发展壮大，重返莫斯科和彼得堡。要是我们现在毫无意义地卷入革命战争，丧失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精华，那时我们自然就永远不能再回来了。”
在那个时期，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在列宁的论据中占了重要地位。有时，他用问题把反对者问得日瞪口呆：“你们知道我国的库兹涅茨矿区有丰富的煤矿吗？我们把乌拉尔的矿藏和西伯利亚的粮食结合起来，就有新的基地了。”对方往往稀里糊涂，不知库兹涅茨在哪儿，那里的煤同彻底的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战争究竟有什么关系。他们瞪着两眼，或者因出其不意而大笑起来，以为列宁不知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耍滑头。而实际上，列宁丝毫不是开玩笑，而是——坚定不移地——在考虑形势的严峻后果和最坏的实际结局。他所以需要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的构想，是为了加强自己和别人的信心：仍然一无所失，而从战略上来说，决不能容许悲观失望。
大家知道，事情没有发展到建立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的地步，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毕竟可以说，未实现的乌拉尔—库兹涅茨共和国拯救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无论如何，只有把列宁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策略与他的十月革命的策略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它和评价它。反对十月革命和赞成布列斯特和约，这两种情况实质下都是同一种投降情绪的流露。全部实质在于，列宁在主张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投降时，发挥了象保证我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那样无穷无尽的革命毅力。只有把十月革命与布列斯特和约、伟大的魄力与胆大心细的作风、果断精神与洞察力自然地和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衡量列宁的方法和列宁的力量。
四驱散立宪会议
就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如果说不是头几个小时的话，列宁提出了立宪会议的问题。
“应当延期，”他提议说，“应当延期选举。应当扩大选举权，年满十八岁的人应当给予选举权。应当尽可能更换候选名单。我们原来的名单根本不合适，因为大量的人员都是一时得势的知识分子，而我们需要的却是工人和农民。应当宣布科尔尼洛夫分子、立宪民主党人为非法。”
有人反对说：
“现在延期欠妥。这会使人理解为取消立宪会议，况且我们自己曾对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提出过指责。”
列宁反驳说：“没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事实，而不是空话。对于临时政府来说，立宪会议意味着或者可能意味着前进了一步，而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尤其根据现在的候选名单来看，则必然是后退了一步。怎么能说延期欠妥呢？如果立宪会议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那这样就会是妥当的吗？”
“但是，到那时我们就更有力量了，”另一些人表示异议，“而现在我们太弱。关于苏维埃政权，外省几乎一点都不知道。假如现在把我们延期立宪会议的消息传到那里，就会更加削弱我们的力量。”与外省联系比我们要密切得多的斯维尔德洛夫特别起劲地反对延期。
列宁的立场陷于孤立。他不满地摇着头，而且重复说：“错误，一个明显的错误，它可能使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愿不要被这个错误断送了……”
不延期！——当这个决定得到通过的时候，列宁就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实现立宪会议的组织措施上来。
那时已经发现，我们完全受骗了，即使加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我们也将处于少数，何况他们是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编在一个总的候选名单里的。
“当然应当驱散立宪会议，”列宁说道，“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情况怎么样呢？”
然而老纳坦松给了我们以很大的宽慰。他是来同我们“商量”的，他第一句话就说：
“似乎看来不得不用暴力驱散立宪会议了。”
“妙极了！”列宁大声地说。“对就是对！你们赞成这样吗？"
“我们有些人是动摇不定的，但我想最终他们会同意的。”纳坦松答道。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时正在度过它极端激进主义的蜜月：他们真的同意了。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和你们在立宪会议里的党团合并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组成一个国民议会呢？”纳坦松提议说。
“为什么？”列宁显然不高兴地说。“为了模仿法国革命吗？我们通过驱散立宪会议来确立苏维埃制度。而照你们的计划办，一切都会乱了套，变得不伦不类了。”
纳坦松试图证明，照他的计划办，我们就能把立宪会议的部分权威拉到自己方面来，但他很快就放弃了。
列宁认真研究了立宪会议问题。
“一个明显的错误，”他说，“我们已经夺得了政权，可是我们又把自己弄到为了重新夺得政权而不得不采取军事手段的地步。”
他十分周密地进行了准备，考虑到了全部细节，并在这方面使那位极其不幸地被委派为立宪会议委员的乌里茨基受到了不公平的审问。列宁还命令一个多半是由工人组成的拉脱维亚团队开到彼得格勒。
“如果发生意外，农民可能会动摇，”他说，“这里需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决心。”
来自俄国各地的立宪会议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列宁的压力下和斯维尔德洛夫的领导下被分派到各工厂和部队。他们成为1月5日“补充革命”的组织机构中的重要成分。至于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他们认为参加斗争是与民选代表的崇高称号不相容的，说什么：“既然人民选举了我们，那就让人民来保护我们。”实际上，这些土里土气的小市民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大部分都是胆小鬼。因此他们认真准备第一次会议的仪式。他们随身带着蜡烛，以备万一布尔什维克把电灯熄灭时好用来照明，带了大量夹肉面包，以备万一不给他们饭吃时好用来充饥。民主就是这样带着夹肉面包和蜡烛的全副武装来参加同专政的战斗的。人民根本未想过要支持他们，这些人自以为自己是民选代表，而实际他们是过时的革命时期的幽灵。
取消立宪会议时我正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但是，后来在我回彼得格勒参加会议的那天，列宁就驱散立宪会议的问题对我说：“当然，从我们来说，没有延期召开是非常冒险的，是非常非常不谨慎的。然而最后的结果是好的。用苏维埃政权来驱散立宪会议也就是为了革命的专政而彻底地和公开地取消形式上的民主。这次教训将是深刻的。”这样，理论上的总结就与运用拉脱维亚步兵团的做法一致起来。毫无疑问，当时在列宁的意识中有一些思想己经最后形成，后来，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在自己关于民主的卓越提纲中论述了这些思想。
众所周知，对形式民主的批判有一段漫长的历史。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前辈，都把1848年革命的不伦不类的特点解释为政治民主的覆灭。代之而起的是“社会”民主。然而，资产阶级社会却在迫使这种民主去占据纯粹民主已无力坚守的地位。政治历史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这个时期社会民主就是靠批判纯粹民主为生的，而实际上它是在履行后者的义务并浸透了它的缺陷。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事：反对派肩负起以保守的办法，解决业已身败名裂的旧势力所完不成的那些任务的使命。民主从无产阶级专政的临时准备条件变成为最高的准则、终审法院、不可侵犯的圣物，即成为资产阶级社会最高度的伪善。我们这里的情况也是如此。10月间，资产阶级在受到了致命的物质打击之后，又企图在1月间，在玄妙神圣的立宪会议的形式下复活。在立宪会议被公开地、明显地、粗暴地驱散以后，无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胜利发展使形式民主受到了一次有益的打击，由于这次打击，它就永无出头之日了。所以列宁说得对：“归根结蒂，好就好在这里！”
※※※
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所体现的二月共和国再一次遭到了死亡的厄运。
在官僚的二月俄国和当时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苏维埃给予我的总的印象里，有一个社会革命党代表的面孔至今仍然使我记忆犹新，就象昨天才见过的一样。他是谁？他来自何方？我过去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想必是从外省来的。样子有点象一个神学校毕业的年青教师。一张几乎没有胡子的脸，颧骨凸出，在呆板而翘起的鼻子上架着一付眼镜。这件事是发生在那批社会主义部长们初次出现在苏维埃的那次会议上。切尔诺夫滔滔不绝、阴阳怪气、东拉西扯、卖弄风情和令人作呕地解释着他本人和其他人为什么要参加政府，由此产生了哪些有利的结果。我记得有一句令人厌倦的话，报告人重复了几十次：“你们把我们推进了政府，你们也能够把我们推出来。”那位神学校学生用充满着爱慕的眼光望着报告人。一个从著名的修道院出来的虔诚教徒在聆听神圣长老的教诲时是应当有这种感受和看法的。发言无止无休，场内人们时而感到不耐烦了，开始喧哗起来。但是对于那个神学校的学生，其虔敬的喜悦源泉似乎是永远不会枯竭的。“我们的，或者确切地说，他们的革命原来如此！”我在我耳闻目睹的1917年这第一次苏维埃会议上这样自言自语地说。切尔诺夫的发言结束时，会场里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只有少数布尔什维克在一个角落里不满地交谈着。这部分人友好地支持了我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护国主义内阁主义的批评，这时一下子就显出他们的与众不同。那位虔诚的神学校学生却惊慌和害怕到极点。但还不是愤懑，因为那时他还不会对一个归国侨民表示愤懑。然而他不明白，对切尔诺夫加入临时政府这种在各方面都令人高兴和羡慕的事怎么能表示反对。他坐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他那副面目成了我的会议晴雨表，惊惧和疑惑在同他还没有消失的虔敬斗争着。这副面孔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作为二月革命的形象，它是最好的形象，是一副天真幼稚的、下层的小市民神学校学生的形象。因为它还有另一副坏的形象，即唐恩—切尔诺夫的形象。
切尔诺夫之所以当上立宪会议主席绝非偶然。扶他出来的是二月革命的俄国，是懒汉式革命的俄国，也是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共和制—马尼洛夫式的俄国，啊，那是多么天真无邪的俄国（一方面）！啊，那是多么令人可疑的俄国（另一方面）！……农民通过虔诚的神学校学生，稀里糊涂地把切尔诺夫之类抬上了高位。而切尔诺夫也就带着一种俄国式的轻盈优雅风度，摆出一副俄国式的滑头滑脑的神气接受了这次的委任。
因为切尔诺夫在我说的这一点上同样具有某种民族性。我所以说是“同样”，是因为四年前我曾写过关于列宁的民族性。把这两个人拿来作比较，或者甚至间接地进行对比那是不恰当的。如果问题指的是他们个人，那也的确是不礼貌、不恰当的。但这里谈的是民族的“自发力”，是它的体现和反映。切尔诺夫追随的是旧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传统，而列宁则结束了这种传统，并完全克服了它。切尔诺夫象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贵族在表示忏悔，并大谈特谈对人民的负责的思想，象一个虔诚的神学校学生在点有神灯的父亲的房问里打开一扇通向批判思想世界的小窗；象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在动摇于社会化与个人田庄之间：象一个单身工人在围着大学生先生们转，他离开了自己人而又不与另外的人交往。这就是切尔诺夫主义的一切，它完全是一套哗众取宠、毫无定形和不伦不类的东西。索菲娅·彼罗夫斯卡娅时代的旧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在切尔诺夫主义里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不过从新兴的工业——商人的俄国那里倒是接受了一些东西，这主要就是：“不欺骗就卖不出去”。赫尔岑当年对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曾经起过巨大和卓越的影响。但是如果使赫尔岑在半个世纪里停滞不前，再把他身上的那五光十色的天才羽毛拔掉，使他变成自己的模仿者那样，并把他置于1905—1917年的背景之下，那就可以看到一个切尔诺夫主义分子。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施行这样的手术那就要困难得多，但是在切尔诺夫主义中也有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滑稽可笑的模拟成分。至于同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联系，那这种联系要直接得多，因为米哈伊洛夫斯基本身的模仿性本来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切尔诺夫主义，就象我们的一切发展一样，也具有农民的素质，不过它是通过不成熟的半知识分子的城乡小市民或者通过成熟过头而酸味十足的知识分子折射出来的。切尔诺夫主义的鼎盛时期必然是瞬息即逝的。士兵、工人和农民在第一次二月革命中的觉醒通过志愿入伍者、神学校学生、大学生和律师这一系列中间环节，通过联络委员会和各种其他神计妙算产生了一种推力，这种推力把切尔诺夫推上了民主的高峰，而就在这时，底部却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裂变，民主的高峰变成了空中楼阁。正因为如此，整个切尔诺夫主义就在2月和10月期间专心致志地祷告着：“那刹那的时光，请留步吧，你是多么美好啊！”然而那刹那的时光并没有停留。士兵变得“凶恶”了，农民也变得顽强不羁了，甚至那神学校的学生也很快地失去了对二月革命的虔敬，——结果，切尔诺夫主义把礼服的后襟一张，彻底地很不雅观地从想象中的高峰上跌落到完全实际的水坑中去。
农民的素质在列宁主义里也是有的，因为在俄国无产阶级和我国全部历史中都存在这种东西。可幸的是，在我们的历史上不仅有消极性和奥勃洛摩夫精神，而且也有运动。农民本身不仅有偏见，而且也有理性。所有积极、勇敢、憎恨停滞和暴力、蔑视毫无骨气等这样一些特点，——一句话，所有这些在社会变动和阶级斗争变化过程中聚集起来的运动要素都在布尔什维主义中得到了表现。在这里，农民的素质通过无产阶级，通过我们的、而且也不止是我们的历史动力本身折射出来，——而列宁对这种折射曾作了完整的表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列宁是民族的自发力的先头体现。而切尔诺夫主义也反映了这种民族的素质，但它是不彻底的，甚至是完全不彻底的。
1918年1月5日的悲喜剧事件（驱散立宪会议）是列宁主义和切尔诺夫主义的最后一次原则性冲突。但也仅仅是“原则性的”，因为实际上的冲突一次也没有过，只是一种小小的带着蜡烛和夹肉而包的全副武装从“民主”舞台上走下来的后卫战式的可怜示威。膨胀的虚构已经破裂，廉价的布景已经坍塌，夸张的精神力量显出了它的愚蠢无能。Finis[6]！
五政府工作
彼得堡的政权已被夺下来。需要成立政府。
“给它起个什么名称呢？”列宁大声地议论着，“只是不要叫什么部长大臣，这是一个可憎的和用滥了的名称。”
“可以称为委员吧，”我提议说，“不过现在委员太多了，要不就称为最高委员……不，‘最高’叫起来不好听，叫‘人民’委员不行吗？”
“人民委员？看来这倒很合适。那整个政府呢？”
“叫人民委员会怎么样？"
“人民委员会，”列宁附和着说，“这好极了，满有革命的味道。”
最后这句话，我是一字不漏地记得非常清楚。[7]
在私下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但是，关于这一段我能谈的不是很多。我只记得列宁对于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蛮横无理的要求极为愤怒，对于我们队伍中赞同这些要求的人也非常不满。但是，我们还是把谈判继续了下去，因为对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暂时还得予以重视。
根据加米涅夫同志的提议，废除了克伦斯基制定的士兵死刑法。我现在记不大清楚加米涅夫是向哪个部门提出这项建议的，很可能是向革命军事委员会，大概是在10月25日的早晨。记得当时我在场，并且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列宁当时还不在。这件事显然是发生在他到斯莫尔尼宫之前。当他得知这第一个法令时，他怒不可遏。
“胡扯，”他重复着，“不枪毙人怎么能实行革命呢？难道你们认为解除自己的武装，就能够对付一切敌人吗？还有什么镇压手段可言呢？监禁吗？在国内战争中，当每一方都指望胜利的情况下，谁会认为监禁有什么意义呢？”
加米涅夫试图证明，问题仅仅限于废除克伦斯基专门用来处置逃兵的死刑。但是列宁没有妥协。他清楚地看到，在这项法令背后，对于我们所面临的极大困难隐藏着一种轻率的态度。
“错误，”他重复着，“不能容忍的缺点，和平主义的幻想……”他建议立即取消这项法令。人们提出反对，指出这样会造成极不好的印象。当时有谁说了一句：“当事情很明显，已经别无办法的时候，那最好还是采用枪毙。”最后终于这样结束了。
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纸，从革命的最初之日起就变成一种相当和谐的豺狼和疯狗的大合唱。只有《新时报》夹紧尾巴，企图唱出“忠顺的”调子。
“难道我们就治服不了这帮混蛋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有机会就这样问。“天哪，这还叫什么专政啊！”
许多报纸特别抓住“掠夺掠夺物”这句话，并通过一切方式，发社论、写诗歌和小品文反复唠叨。
“他们总算是抓住‘掠夺掠夺物’这句话了。”列宁有一次带着开玩笑的失望神情说。
“这是谁说的？”我问道，“还是捏造的？”
“不，我有一次确实说过这句话，”列宁回答说，“我说过就忘了，可是他们却把这句话变成了整个纲领。”于是他幽默地挥了挥手。
凡是对列宁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最大的长处之一就在于他总是善于把实质与形式分开。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强调指出，他对形式也是非常重视的，他知道形式的东西对意识的支配作用，从而使形式的东西变为物质的东西。从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时起，列宁就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上作为政府而有系统地进行活动。当时我们还没有任何机关；同省里没有联系；官吏们在怠工；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在干扰同莫斯科的电话谈判；我们没有钱，也没有军队。然而列宁以政府的名义到处发布决议、法令和命令。当然在这里，他比任何人走得更远，而绝不迷信那些形式上的咒语。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力量就在于从基层由彼得格勒各区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机关。为了使上面的闲散的或者正在怠工的各机关的工作与下面基层的创造性工作联结起来，就需要这种形式上坚定的作风，即需要这样一个政府的作风，尽管这个政府今天还是个空架子，但在明天或者后天它将成为一支力量，正因为这样，它今天就应当作为一支力量而出现。为了加强我们本身的纪律性，同样也需要这种形式的东西。在汹涌的自发势力和先进无产阶级集团的革命即兴行动上面逐渐拉上了政府机关的网线。
在斯莫尔尼宫，列宁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位于相对的两端。联结着我们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把我们分隔开来的那条走廊是如此之长，以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开玩笑地提议要用自行车进行来往。我们通过电话联络，水兵们经常跑步把列宁的重要便条送来，这些小小的纸片上只写着两三句很有力量的话，每一句说得都直截了当，在最重要的字句下面划有两三道着重线，并附有结论性的问题——同样是直截了当的。一天当中我总要几次沿着那条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如同通往蚁穴般的长廊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办公室里去参加会议。当时的中心是军事问题。对外交部的关照我完全交给了马尔金和扎尔金德同志，我本人只管写一些宣传材料和接见为数不多的客人。
德国的进攻使我们面临极其困难的任务，可是又没有解决这些任务的手段，就连寻求这种手段或创造这种手段的最起码的本领都没有。我们开始发出呼吁。由我起草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一文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过讨论。这些国际主义的新兵对呼吁书的标题大为恼火。相反，列宁却非常赞成地说：“这就表明我们对保卫祖国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就需要这样。”呼吁书草案中结论性的一条讲到，凡是帮助敌人者应就地处死。被一阵什么怪风卷入革命甚至被吹进人民委员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施泰因贝尔格出来反对这种残酷的成胁，认为这样会破坏“呼吁书的感召力”。
“恰恰相反！”列宁大声地说，“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感召力（他讽刺地把重音挪到最后）。难道你们认为我们不要最残酷的革命恐怖就可以成为胜利者吗？”
这个时期，列宁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灌输恐怖手段不可避免的思想。各种各样的温情主义，马尼洛夫精神，懒散作风，这样的表现多得很，引起列宁愤怒的不光是这些东西本身，而且是工人阶级的上层对那些只有通过极大的努力才能解决的极其严重的困难缺乏足够认识的种种迹象。列宁在谈到敌人时说：“他们面临着失去一切的危险。但是他们有数十万受过战争锻炼的吃得饱饱的、凶悍无比和不顾一切的军官，士官生，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警察和富农。不客气地说，正是这些‘革命者’设想我们会以仁慈和友善的方式实行革命。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呢？他们所理解的专政是什么呢？一个心慈手软的人能搞出什么专政呢？”这种愤激的话一天之内总能听到几十次，而且矛头总是对着在场的一些有“和平主义”嫌疑的人。每当人们谈论革命和专政的时候，特别是在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或动摇不定的共产党人参加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列宁总是不失时机地指出：“我们的专政在哪里呢？请指出来给我们看看！我们这里是一锅粥，而不是专政。”他非常喜欢用“一锅粥”这个词。“如果我们连枪毙一个怠工的白匪的本领都没有，那还算什么伟大的革命呢？你们看，我们那些资产阶级废物在报纸上写些什么！哪里还有专政呢？纯是废话和一锅粥”……一这些话反映了列宁的真实情绪，同时也说明是有其独特意图的：列宁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坚持认为必须用非常严酷的手段来拯救革命。
从德国人转入进攻开始，新的国家机关的软弱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列宁个别对我说过，“昨天还牢牢地坐在马鞍上，而今天只揪着马鬃了。这可是个教训啊！这个教训必将对我们那种可恶的奥勃洛摩夫精神起点作用。如果不愿意做奴隶，那就要来一番整顿，真正把工作抓起来！即使……即使德国人和白匪消灭不了我们，那也将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完全出人意料地问我：“你看，如果白匪把咱们俩打死的话，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能担当得起来吗？”
“也许不会被打死的。”我开玩笑地回答。
“鬼知道他们。”列宁一边说，一边自己大笑起来。谈话就到此结束。
司令部经常在斯莫尔尼宫的一个房间里开会。这是所有机关当中最乱的一个机关。从来也搞不清楚哪些事情究竟由谁主管，由谁发号施令。在这里第一次一般地提出了军事专家的问题。我们通过同克拉斯诺夫的斗争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当时我们任命穆拉维约夫团长为指挥员。他又委派瓦尔登团长来领导普尔科沃城郊的战役。在穆拉维约夫跟前有四个水兵和一个士兵，他们接受的指示是，左右监视，手不离开手枪。这就是委员制的萌芽。这个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建立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基础。
每一次到参谋部去以后，我就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没有真正的有经验的军事人员，我们就不能脱出这种混乱状态。”
“这想必是对的。他们千万可别叛变……”
“给他们每个人派一个政治委员。”
列宁喊道：“派两个更好一些，并且要精明强干的。我们决不会没有精明强干的共产党员。”
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机构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政府迁往莫斯科的问题上引起了不少争论。据说这有点象从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彼得格勒逃跑的样子。说工人们想不通，说斯莫尔尼宫已成为苏维埃政权的象征，而现在却又建议取消它等等，等等。列宁简直怒不可遏，他对这些说法回答说：“怎么能用这些无谓的感伤情绪来掩盖革命命运的问题呢？如果德国人一下子占领了彼得城并在那里把我们抓住，那革命就将付诸东流。假如政府迁到莫斯科，那彼得堡的陷落只是一个局部的重大损失，你们怎么就看不到这一点，不明白这一点呢？此外，在现时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留在彼得堡，这只能增加对它的战争危险，那就会促使德国人来夺取彼得堡。如果政府迁到莫斯科，那么德国人夺取彼得堡的欲望也就会大大减少，因为如果占领一座处在饥饿中的革命城市，而这种占领又决定不了革命与和平的命运，那究竟有多大的好处呢？你们胡扯什么斯莫尔尼宫的象征意义！斯莫尔尼宫之所以是斯莫尔尼宫，是因为我们在斯莫尔尼宫。我们迁到克里姆林宫，你们所说的全部象征意义也就会随之转到克里姆林宫。”反对意见终于被驳倒了。政府迁到了莫斯科。我在彼得堡又呆了一段时间，大概是因为我担任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原因。到了莫斯科之后，我在克里姆林官的所谓骑士楼里见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里到处是“一锅粥”，就是说毫无秩序，一片混乱，丝毫不亚于斯莫尔尼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意地批评了充满大地方主义情绪的莫斯科人，并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拉紧了缰绳。
政府相当频繁地进行着各部门的改革，同时展开了热气腾腾的立法工作。人民委员会初期的每一次会议都表现了立法方面的一种极其伟大的即兴式创作情景。一切都得从头开始，都得在空地上建立起来。没有什么“先例”可循，因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由于时间有限，就连进行简单的查询都很困难。各种问题的提出都根据革命的紧急需要，即根据那种最难以置信的混乱情况而定。大小事情都稀奇古怪地搅在一起。一些不重要的实际任务也变成极其复杂的原则问题。不是所有的，远远不是所有的法令都互相协调。列宁曾对我们法令制定上的不协调不止一次地，甚至公开地进行过讥讽。这些矛盾尽管从当时的实际任务看来是非常尖锐的，但最后都在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作中湮没了。这种革命思想的工作通过立法虚线为人类关系的新世界规划出了新的途径。
不用说，领导这全部工作的是列宁。他连续五六个小时不知疲倦地主持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初期每天都举行），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领导辩论，用怀表严格地控制报告人发言的时间（后来用计时器代替了怀表）。问题的提出通常是没有准备的，如前所说，往往是根据紧急程度提出来的。常常在辩论开始之前，人民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对问题的实质都还搞不清楚。但是，辩论总是很紧凑，提案报告以五至十分钟为限。然而主席总是能摸索出其中的轨道。如果与会者很多，并且其中有专家和一般不熟悉的人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用他常喜欢用的一种手势，把右手象遮阳板一样紧贴在前额上，透过指缝观看报告人和所有与会者，与俗话说的“指缝里看人”这句话的意思相反，他看得非常敏锐，非常仔细，寻视出他所需要的东西。在一张狭小的纸片上用很小很小的字（多节约！）写着报告人的名字，一只眼看着小桌上的时钟，以便提醒报告人该结束发言了。同时主席根据他在辩论过程中发现的那些最重要的意见迅速地在纸上草拟出决议性的结论。通常列宁为了节省时间把这些便条分送给与会者，征求这些或那些人的修改意见。这些便条是苏维埃立法技术上的一种非常广泛的和有趣的书信式的文件。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找不到了，因为答案往往是写在问题的背面，主席随时把它细心地销毁了。到一定时候列宁便宣读自己的决议要点，而这些要点总是故意地写得那么率直，有点教学式的生硬（这是为了强调，突出，不使人含糊不清），接着，辩论或者完全停止，或者进入实际建议和补充建议的具体议程。列宁的“要点”奠定了法令的基础。
领导这样的工作，除了要有其他必要的品质以外，还要有巨大的创造性的想象力。初看起来，这个词似乎不太合适，然而它表达了事物的本质。人的想象力有各种各样：一个工程师—设计师同一个奔放的小说家一样，需要有想象力。有一种可贵的想象力能够在即使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下把人物、事物和现象想象得象实际表现的那样逼真。运用自己的全部生活经脸和理论观点，把迅速捕捉到的个别的、细小的现象收集起来，进行加工整理，把它们联系起来，根据某种非公式化的相应规律加以补充，从而把人们生活的某一方面具体地再现出来－一这就是想象力，这就是立法家、行政领导人、特别是革命时代的领袖所不可缺少的想象力。列宁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具有现实的想象力。
列宁的目的性总是具体的，否则它就不是真正的目的性。列宁好象最初是在《火星报》上谈过这样一个思想，即在复杂的政治活动的链条中必须善于突出当时的中心环节，以便抓住它，为整个链条指出方向。以后列宁不止一次地重复过这个思想，而且经常谈到链条和环节的本身形式。这种方法在他那里仿佛是从有意识的领域变成了下意识的东西，最后成为他的第二天性。在最紧急的关头，一旦事情涉及到重大的或是冒险的策略上的转折，列宁就把全部其他的、次要的或者可以延缓的事情抛到一边。这绝不能理解为他抓中心任务只是抓它的主要之点而忽视了细节。相反，他总是把他认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提得十分具体，从各个方面去研究它，仔细考虑它的细节，有时甚至是非常次要的细节，寻求论据加以进一步推动，并不断地提示、号召、警告、检查、督促。所有这一切都服从于他所认为的当时的那个决定性“环节”。在这里，他不仅把所有直接或间接与中心任务相冲突的事情，而且把那些分散视线、削弱精力的事情，一概抛在一边。在最紧张的时候，他对于超出他所急切关心的问题以外的那些事情，几乎采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态度。只要一提到其他的所谓中间性的问题，他就会感觉到这是一种危险，于是他就本能地加以回避。当一个危急的阶段顺利地度过之后，列宁经常根据这种或那种理由感叹地说：“瞧，我们竟忘记了做某某事情”……“瞧，我们忙于主要问题，这里忽略了一点”……有时当人们反驳他说：“可是要知道，这个问题曾经提出过，而且提过具体建议，只是您那时连听也不愿意听。”他回答说：“难道真是这样吗？我怎么记不得。”这时他就俏皮地略有“谦意”地大笑起来，并用手从上到下做出一个他固有的特殊动作，意思是说：看来要百废俱兴是办不到的。他的这一“缺点”只不过是他能对所有力量进行最伟大的内部动员的才能的一个反面，而正是这种才能使他成为历史上最伟人的革命家。
列宁在1918年1月初写的关于和约问题的提纲中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段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8]。现在觉得这些话完全不能令人理解：是不是笔误，这里是不是指几年或者几十年？但是，不，这不是笔误。列宁其他一些类似的话也许还可以找到不少。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初期，在斯莫尔尼宫，列宁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一再重复地说过，过半年之后我们这里就会是社会主义，而且我们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且不光是他们，吃惊地抬起困惑莫解的脑袋，互相交换着眼色，然而却哑口无言。这是列宁的一种诱导方式。列宁要使所有的人养成一种习惯，把一切问题都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范围内去考虑，不是停留在“最终目的”的前景上，而是着眼于今天或明天。在这里，列宁在这种急剧转变的时刻，采取了他所特有的极端作法：昨天说社会主义是“最终目的”，而今天的思虑、言论和行动都应当从保证社会主义数月之后取得统治出发。这只是一种教育方法吗？不，不只是这一点。在教育的坚定性上还必须加上一点，这就是列宁的炽烈的理想主义，他的坚强的意志，这种意志在两个时代的剧烈变动中压缩了阶段，缩短了期限。他对自己说过的话是深信不疑的。为社会主义的成功所规定的这段离奇的半年期限，同列宁对待今天的每一个任务采取的现实主义态度一样；也是他的一种精神职能。对于人类发展之极大可能性的深刻而不可遏止的信念，永远是列宁精神的主要动力，为了这种信念可以而且应该付出任何牺牲和痛苦代价。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十分繁重的日常工作中，在粮荒和其他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在国内战争的艰苦环境里，列宁总是极其细致地从事着苏维埃宪法的工作，把国家机关的各项次要的和更次要的实际需要同无产阶级专政在一个农民国家中的原则任务作极其精心的平衡。
宪法委员会因某种原因决定修改列宁的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使它与宪法的内容相“协调”。当我从前线回到莫斯科时，收到了一些从宪法委员会送来的材料，其中有经过修改的《宣言》草案，或者说至少是它的某些部分。我在列宁的办公室里见过这份材料，列宁本人和斯维尔德洛夫都在场。当时正准备召开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究竟为什么要修改《宣言》呢？”我问领导宪法委员会工作的斯维尔德洛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感兴趣地微微抬起了头。
“因为宪法委员会认为《宣言》中有与宪法不一致的地方和不确切的说法。”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回答说。
“依我看这是徒劳的。”我答道。“《宣言》已经通过了，已经成为历史文献，修改它有什么意义呢？”
“完全正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示支持地说，“我也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就让这个披头散发的婴儿这样活下去吧，因为不管怎样，他毕竟是革命的产物……如果把他送到理发师那里去，他未必会变得更好些。”
斯维尔德洛夫“出于职务的原因”曾试图为自己的那个委员会的决定作一些辩护，但很快就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我明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不止一次地不得不起来反对宪法委员会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建议，只是不愿意为了他本人起草的那份《权利宣言》而挑起纷争。但是他非常乐意得到在最后时刻意外出现的“第三者”的支持。我们三个人共同商定不再修改《宣言》，于是这个头发蓬乱的可爱的婴儿就从理发馆里得到了解救……
研究苏维埃立法的发展要特别注意其中一些原则性的因素和转折性的关键，要联系到革命本身及其阶级关系的进程，因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对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它的结论可能而且一定会具有头等重要的实际意义。苏维埃法令扩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全集的一部分，而且绝不是不重要的一部分。
六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1918年的春天过得非常艰难。时时给人一种感觉。一切都在土崩瓦解，惶惶不可终日。一方面，假如没有十月变革，国家就会长期腐败下去。但另一方面，1918年春天使人不自觉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财力枯喝、一片荒凉和极端绝望的国家能有足够的生命力来使新制度维持下去吗？没有粮食，也没有军队。国家机关还只是刚在着手建立，到处都在进行阴谋活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如同一个独立的大国在我国的领土上为所欲为。我们不能或几乎不能拿出任何东西来与之对抗。有一次，在1918年最困难的时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今天一个工人代表团到我这里来过。其中一个人在回答我的问话[9]时说：列宁同志，显然您也是站在资本家一边。您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承认，我简直不知所措了，不知道该怎样来回答他。如果这个人不是出自恶意，不是一个孟什维克，那么这件事就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讯号。”在述说此事时，我觉得列宁比后来听到前线传来喀山陷落或者彼得堡受到直接威胁的坏消息时还要伤心和激动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喀山，甚至彼得堡可以失掉，也可以收复，而工人的信任却是党的主要资本。
“我有这样的感觉，”那些日子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国家在遭受一场严重的疾病之后，现在需要加强滋补、休养生息，以便继续生存和恢复元气，现在只要有一个轻微的推力就可能把它推倒。”
“我也有同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可怕的恶病体质！现在任何额外的推力都是危险的。”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人带来的麻烦很可能起这种致命推力的作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一下子就乘虚钻入了俄国的东南部，他们没有受到抵抗，并且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一些更反动的白党分子纠集到自己周围。虽然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各地的政权，但是外省的虚弱性仍然非常严重。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实际上，十月革命仅仅是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完成的。在大多数外省市，十月革命象二月革命一样，只是通过电报来实现的。一些人过来，另一些人离去，这种事在首都就已经发生过。社会舆论的虚弱性，前统治者的不抵抗，也造成了革命方面的虚弱性。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在舞台上的出现改变了形势，起初是对我们不利，但到了最后是有利于我们的。白军得到了军事上的结晶棒。作为回答的，红军的真正的革命结晶也开始了。可以说，只是随着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出现，伏尔加河流域才实现了十月革命。但这并不是即刻发生的。
7月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往军事委员会给我打电话。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以他那情绪激动时常有的嘶哑嗓音问道。
“不知道，什么事？”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向米尔巴赫投了颗炸弹；听说伤势很重。请您到克里姆林宫来，应当商量一下。”
过了几分钟，我到了列宁的办公室。他向我叙述了事实情况，一次一次地打电话询问新的细节。
“干起来了！”我一边说，一边琢磨着这个完全不寻常的消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抱怨生活的单调无味了。”
“是啊，”列宁不安地笑着说，“看，这就是目前小资产阶级骇人听闻的摇摆性……”他在说摇摆性这几个字时带有讽刺口吻，就象恩格斯讲到“狂热蛮干的小资产阶级”那时的情形一样。
当场还通过电话与外交人民委员部、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其他机关进行了简短的问答式的匆忙谈话。列宁的思想在紧急关头一向都是这样，他同时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作为一个马克思土义者，他要不断丰富自己的历史经验，注意评价新的小市民激进主义的新花样——“摇摆性”；与此同时，作为革命的领袖，他要不倦地抓紧情报工作，拟定出实际步骤。当时有消息说全俄肃反委员会军队中发生了暴动。
“但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可别成为一颗使我们注定要跌跤的樱桃核……”
“我正好也在考虑这一点，”列宁答道，“要知道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命运也正是这样，即为了白卫军的需要而充当一颗樱桃核……现在要千方百计地干预德国人向柏林提供的情报。他们有足够的借口进行武装干涉，特别应当注意到，米尔巴赫大概经常报告说，我们很软弱，只要一推就……”
不一会斯维尔德洛夫来了，他象平日一样。
“看来我们又得把人民委员会重新改为革命委员会了。”他笑着打着招呼对我说。
列宁那时仍在继续收集情况。我不记得就在这次还是以后，得到通知说米尔巴赫死了。应当到大使馆去“吊唁”。决定由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好象还有契切林去。关于我的问题，经过匆匆地交换意见后决定我不要去。
“到那里怎样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摇着头说，“我已经同拉狄克就这一点谈妥了。我想说的是‘慰问’，而应当说的却是‘哀悼’。”
他低声地微笑着，穿上衣服，毅然地对斯维尔德洛夫说；“我们走吧。”他的脸色变成了石头样的灰色。这次前往霍亨索伦大使馆吊唁米尔巴赫伯爵之死，对于伊里奇来说是件苦事。在内心的感受上，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受罪的一个时刻。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互相更了解了。斯维尔德洛夫是个真正不可比拟的人，他坚定、勇敢、刚强、机智，是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典型。正是在这艰难的时日里，列宁完全了解并看上了斯维尔德洛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常把斯维尔德洛夫请来，建议采取这种或那种紧急措施，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的回答是：“已经！”这就是说，已经采取了措施。我们常常因此而开玩笑说；“斯维尔德洛夫可能已经了！”
“当初我们曾反对过他进中央委员会，”列宁不知怎么提起这件事来了，“可见对人估计多么不足！这方面发生过相当大的争论，但是人们在下面，在代表大会上纠正了我们，结果证明他们是完全正确的[10]……”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使我们失去了政治上的同路人和同盟者，但是结果，我们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加强了。我们的党团结得更紧密了。在机关、军队中加强了党支部的作用。政府的路线变得更加稳固了。
无疑，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暴动在这方面也有影响，它使党从那种被压迫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显然从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起党就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党内动员向东线进军的时期开始了。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共同选派了照旧是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第一兵团。这里已经使未来的政治部组织有了初步的轮廓。可是从伏尔加河流域传来的消息仍然不见好转。穆拉维约夫的叛变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使东线陷于新的暂时性混乱。危险性立刻加剧了。而就在这时开始了根本的转折。
“应当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上前线去，”列宁说，“应当把全部稍有战斗力的部队从幕后撤出来调到伏尔加河流域去。”
大家记得，所谓“幕”就是指设在西线的面对德国占领区的那条狭长的军事警戒线。
“那德国人呢？”大家问列宁。
“德国人不会动，他们顾不上这些，他们自己也乐得让我们去战胜捷克斯洛伐克人。”
这个计划被采纳了，并且为后来的第五集团军作了准备。当时还决定由我到伏尔加河流域走一趟。于是我就着手列车的编组工作，这件事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时也参与了这一切，他接连不断地给我写纸条、打电话。
“您有结实的汽车吗？从克里姆林宫车库挑一辆吧。”
又过了半小时：
“您身边带着飞机吗！应该带上，以防万一。”
“部队里将会有飞机，如果需要，我会启用的。”我答道。
又过了半小时：
“我仍然认为，您应该在列车上带一架飞机，谁知道可能发生什么情况。”
如此等等。
团队的组成很匆忙，其中绝大部分是旧军队中解散的士兵，所以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第一次同捷克斯洛伐克人一接触就极其惨重地溃不成军了。
“为了防正这种有毁灭危险的不坚定性，我们必需有一批坚强的、由共产党员和工人战斗队员组成的督战队。应当强迫去作战。如果等待农民去醒悟，那也许就晚了。”我在赴东线之前对列宁说。
“这当然不错，”他答道，“只是我担心即使督战队也不会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俄国人太仁慈，不肯采取革命恐怖的坚决手段。但是必须试一试。”
关于企图谋害列宁以及乌里茨基被刺的消息，我是在斯维亚日斯克听到的。在这些悲痛的日子里，革命经历了一次内心的转折。“仁慈”从它身上消失了。党的钢剑得到了最终的锻炼。决心增强了，一旦需要，就毫不留情。在前线，政治部同督战队和军事法庭同心协力地对年青的部队进行了整顿。变化很快就显示出来。我们收复了喀山和辛比尔斯克。我在喀山收到了列宁伤势痊愈后给我拍来的关于在伏尔加河地区首次告捷的电报。
此后不久我回到莫斯科，我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到哥尔克村探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恢复得很快，但还没有回莫斯科工作。我们看到他情绪非常好。他详细地询问了军队的组织，军队的情绪，共产党员的作用，加强纪律等情况，并且一再快乐地说：“是的，这太好了，这好极了。军队的加强将很快影响全国——纪律性的增强，责任心的提高。”……从秋季开始，果真发生了巨大转折。象春季表现的那种虚弱无力的状况，现在已经感觉不到了。情况有了进展，情况已经稳定下来，而事情很妙，革命这一次之所以得到了拯救，并不是因为有了新的喘息时间，而是相反，是因为出现了新的剧烈险情，打开了无产阶级潜在的革命能源。当我和斯维尔德洛夫坐上汽车要走的时候，列宁兴高采烈地站在阳台上。我记得那还只是在10月25日当他在斯莫尔尼宫听到第一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时候，他才有过这样的快活神气。
我们在政治上消灭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伏尔加河流域已经变得宁静了。列宁伤后也已经痊愈。革命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七讲坛上的列宁
十月革命以后，摄影师们不止一次地为列宁拍照，电影摄影师们也不例外。他的声音被灌入了唱片。讲话被记录和出版。这样一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全部特征都已齐备了。但这也仅仅是一些特征罢了。而其生动的个性则存在于这些特征的独特多变的结合之中。
当我故意试图用生人的眼睛和生人的耳朵第一次来观看和聆听讲坛上的列宁时，我看到的是一个强壮的、个子不高的而内心富有弹性的身躯，我听到的是一种平和、从容、非常急促的声音。P、Л两个字母有些发音不清，讲起话来几乎是不住气地讲，开始时没有什么特殊语调。
起头的几句话通常很一般，语气带试探性，整个身体好象还没有站稳，姿式也不固定，眼神注视着自己，脸色有些阴沉，甚至似乎有点懊丧——他思想里在考虑着怎样抓住听众。这种开场白有长有短，这要视听众、题目、演讲者的情绪而定。看，他终于站稳脚跟。题目开始铺开了。演讲者上身前倾，两个大拇指插进背心的肩缝。由于这两个动作，头和手就立刻突出起来。头部本身在其矮小而健壮、各部位都很均匀协调的身躯上就不显得那么大了。但是前额和光秃而凸起的颅骨在头上却显得很大。手臂的动作很多，但不是乱动，也不是神经质。他手掌宽大，手指短粗，“平民般的”有力。这双手同整个身体一样带有牢靠和男性温厚的特点。但是为了让人们看出这一点，演讲者需要从内部来显示自己，说明他已识破反对者的奸诈狡猾或者已成功地把他们诱入自己的圈套。这时列宁的目光就从宽大凸出的前额下面闪现出来，从1919年拍摄的那张非常成功的照片上稍微可以看出这种神气。甚至一个旁观者初次看到这种目光，也会聚精会神地等着静听他下面所要讲的话。在这种时刻，那凸出的颧骨在那极其聪明的宽宏风度的衬托下显得明快而柔和，在这宽宏风度的后面可以使人感觉到他对人、关系、环境局势乃至最深奥不过的内幕情况的真知灼见。那长着红灰色胡须的下半部脸就象隐没在黑影里。他的嗓音变得柔和了，运用自如了，有时变得很婉转调皮。
看，这位演讲者在列举反对者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或者敌人文章中的恶毒语句了。这之前，他认真研究了敌对的思想，他告诉大家，反对意见是毫无根据的，皮相的或者虚伪的。他把手指从西服背心里抽出来，身体微微向后伸直，轻轻退后几步，好象是在为自己空出一段跑道，并且时而讽刺地，时而失望地耸耸肩膀和摊开双手，富有表情地伸开大拇指。他在提出反驳之前，总是根据反对者和场合的不同，先要给反对者以谴责，嘲笑或者奚落。听的人似乎事先己被告知他应当等待哪些论据和为自己的思想定什么样的调了。接着逻辑上的进攻便展开了。左手又重新插入背心的肩口，或者更经常的是插在裤兜里。右手随着思维的逻辑而有节奏地晃动起来。在需要的时候，左手也出来帮忙。演讲者注视着听众，走到台边，俯身向前，用双手抱成一个圆圈来帮助发挥自己的演说材料。这意味着问题已讲到了中心思想，到了全篇演说的要点。如果听众当中有反对者，有时他们会冲演讲者发出批评或者敌对的喊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十次有九次是得不到回答的。演讲者会按照他自己和别人的需要把他认为需要讲的东西讲下去。他不愿意为了有人偶然提出反对意见而打断演说。他从不因仓促应战而分散他的精力。只是在敌对的喊声之后，他的声音变得更强硬了，发言更紧凑更坚决了，思想更敏锐了，手势更猛烈了。他只是在另一种场合才会及时去理会那些敌对的喊叫，那就是当他的回答符合他的整个思维过程并有助于他更快地得出所需要的结论的时候。这时他的回答往往完全出人意料的简单。他有时会直截了当地把本来想在当时的场合下予以掩饰的情况暴露出来。孟什维克在革命初期曾不止一次地有过这样的体验，他们对破坏民主的指责至今使人记忆犹新。“我们的报纸被封闭了！”——“不过很遗憾，还不是全部！很快全部都将被封闭。（热烈鼓掌）无产阶级专政将彻底消灭这种贩卖资产阶级鸦片的可耻行为。”（热烈鼓掌）演讲者挺直了身躯。两手插在口袋里。这里一点也没有装腔作势的迹象，声音里也没有那种修辞上的哗众取宠，可是他的整个体形，头的姿式，紧闭的双唇，颧骨和略微沙哑的嗓音却充满着对自己的正义性和正确性的不可动摇的信心。“如果你们要博斗，那就请便吧！”
当演讲者抨击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时，那无论在他的姿式上，还是在语气上都可以感觉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激烈的抨击也保持着“劝服”的特点。有时演讲者的语调突然升高，这是因为他在急速地揭露某一个自己人，为这个人而惭傀，并证明这个反对者几乎一点也不会考虑问题，拿不出任何一丁点论据来证明自己的反对意见。而就在这些“几乎”和“一丁点”上，他的声音有时会显得有点假嗓和撕裂，因此一段非常气愤的话也会变得出人意外的温和。
演讲者事先周密地考虑了自己的思想，一直到最后，到最后的实际结论，他考虑的是思想，而不是叙述，也不是公式，但不包括最简单扼要、鲜明准确的用语和词汇，这些用语和词汇后来象流通中的铮铮的硬币一样进入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句子的结构一般很复杂，一句扣一句，或者相反，句子套句子。这样的句子结构对于速记员和后来的编辑都是一种严重的考验。然而，紧张而威严的思想却通过这些复杂的句子为自已开辟了一条坚定、可靠的道路。
可是，这是否真地出自一位有深刻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理论家、学识渊博的学者之口呢？要知道，至少有时使人觉得他象一个非凡的无师自通者，他通过自己的智慧而得到这所有的一切，这一切都是他自己仔细认真思考出的，没有科学资料，没有科学术语，而是按照自已的意思叙述的。这是为什么？因为演讲者不仅在为自己，而且也在为群众考虑问题，他通过实践检验了自己的思想，使叙述完全摆脱掉了他本人起初对待问题所利用过的理论框框。
有时演讲者猛然冲上自己思想的阶梯，一下子跳过两、三阶，这是因为他觉得结论十分清楚，实际上再延长就是多余，需要尽快把听众引导到这个结论上来。而当他感到听众没有跟上来，感到同听众的联系断了线，他就会马上使自己镇静下来，一下子跳回去，再重新起步，但这时的步子就缓慢和适中了。他的声音也变得不同了，去掉了多余的紧张，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当然由于这样一退后，整个演说的结构就要受到影响。然而，难道演说是为了结构而存在的吗？难道一篇演说中还有什么别的逻辑能比促使人行动的逻辑更有价值的吗？
当演讲者第二次讲到结论并在这一次把自己的听众一个不漏地引上这个结论时，场内真正出现了一片由于集体思想得到满足而发出的感激的喜悦之情。现在剩下的，只要在结论上再敲打两三下就行了，这样可以使它更扎实，显得更简明、形象，从而使人更便于记忆，然后可以让自己和别人都去歇口气，去说笑，以便使集体思想能在这时去更好地消化新取得的收获。
列宁演说时所表现的幽默是那样的平易，就象他的所有别的手法一样，假如这里可以说手法的话。任何孤立的诙谐，更不用说是俏皮话，在列宁的演说中都是没有的，而有的只是笑话，这些笑话很形象，为群众所熟悉，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笑话。如果政治形势不十分吃紧，如果大多数听众是“自己的”，那么演讲者并不反对顺便“开开玩笑”。听众带着感激的心情聆听着那种滑稽而朴实的俏皮插话和善良而无情的形容，他们感到这不是说着玩的，不单纯是一句俏皮话，而是有的放矢的。
当演讲者讲笑话时，他的脸的下半部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那张富有感染力的喜欢发笑的嘴。前额和颅骨的线条似乎也缓和了，目光也不再那么逼人了，显得那样的快活，P、Л的发音更发不清了，紧张的男性思想也松弛下来，显得那么乐观，人道。
列宁的演说，象他的一切工作一样，主要特点是坚定的目的性。演讲者不是在演说，而是在引出明确的实际结论。他对自己的听众使用各种方式，解释、开导、叱责、戏弄，再开导、再解释。通连着他的演说的不是形式上的计划，而是明显的、严格为今天拟定的实际目的，这个目的象一根刺一样刺进听众的意识。他的幽默也是服从这个目的的。他的笑话是只图实利的。每一个响亮的词句都具有其实际用途：鞭策一些人，平服另一些人。这里有象“尾巴主义”、“喘息”、“结合”、“争吵”、“共产党员的吹嘘”和几十个其他的不那么固定的词。演讲者在使用这些词之前，先划出一些圆圈，好象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点。找到之后，就安上一个钉子，目测一番之后，抡起锤子照钉子帽狠狠地砸去，一下，两下，十下——一直到把钉子砸进去为止，而当不需要钉子时想拔也很难拔出来。这时列宁就只好用俏皮话从左右两侧敲打这根钉子，使它松动，拔出来之后就扔进了废铁堆里，使那些对钉子己经习惯了的人感到极为心痛。
而就在这时演说就快要结束了。总结作了，结论定了。演讲者的样子就象一个工人，累得精疲力尽，但是最终任务还是完成了。他不时地用手擦擦渗出汗珠的光秃的头顶，发出的声音不那么有力了，就象一堆即将着完的篝火。可以结束了。但是不必期待那种圆满的、似乎不如此就不能离开讲坛的热烈结局。别人不能够，而列宁却可以。他没有演说家式的结束语，他象写文章一样，写完了，就打上句号。“如果找们明自了，如果我们做了，我们就一定会胜利。”——这就是他常用的结束语。再不然就说：“这是需要努力奋斗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而有时更简单：“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说的一切。”仅此而已。这样的结尾完全符合列宁演说的特性和列宁本人的特性，丝毫也不会使听众扫兴。相反，恰恰在听了这种“不动人的”、“平淡的”结束语之后，使人感到它象一团认识的火光腾空而起，重新照亮了列宁在演说中所提到的一切，引起了人们暴风雨般的充满感激之情的热烈鼓掌。
列宁草草收起自己的讲搞，迅速地离开了讲坛，以便避开那不可避免的纠缠。他微微缩着脑袋，下巴低垂着，眼睛被埋在眉毛下边，小胡子几乎象生气的样子在那略微翘起的不满的嘴唇上竖立着。掌声雷动，一浪推一浪。万岁……列宁……领袖伊里奇……在灯光的照耀下，这位举世无双的人的头顶闪闪发光，那不可驯服的浪潮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当欢腾的气浪已经达到最狂热的时候，好象突然在狂吼、轰鸣和激浪撞击声中发出一个年青、有力、幸福和炽热的声音，它象一声汽笛透过暴风骤雨在大声地呼喊：伊里奇万岁！接着，人们从充满拥护、爱戴和热忱的万分激动的内心深处，发出了一个共同的飓风般的、惊天动地的吼声：列宁万岁！
八庸人论革命家
在许多关于列宁的文集中，我见到有一本文集收了一篇英国作家威尔斯的文章，标题是《克里姆林宫的幻想家》。编者在注释中说：“甚至象威尔斯这样一些进步人士也不懂得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如果为了这一点就把威尔斯的文章收录在为纪念这一革命领袖而编的文集里，这个理由似乎就太不充分了。可是对此也许不值得如此吹毛求疵，因为我本人至少也读过几页威尔斯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它的作者，正如在下文中将看到的那祥，是完全无罪的。
威尔斯光临莫斯科那个时期的情形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是在1920—1921年饥寒交迫的冬天。当时笼罩着一种气氛，使人不安地预感到春天将要出现更加困难的局面。饥饿的莫斯科处在积雪之中。经济政策处在急骤转折的前夕。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同威尔斯谈话后给我的印象：“真是一个小市民！真是一个庸人！”他不断重复着，同时双手举到桌子上，他一面笑，一面叹气，这是他在为别人而感到某种内心羞愧时所特有的表情。当他再一次想到他的会谈时，又反复地说：“哎，可真是一个庸人。”我们这次谈话发生在政治局开会之前，而且实质上只限于重复刚才所说的那段对威尔斯的简略评论。然而光是这一点就已经绰绰有佘了。的确，我很少读威尔斯的文章，而且根本没有见过他。然而这位前来观看共产主义试验的英国沙龙社会主义者、费边社分子、撰写幻想和空想题材小说的小说家的这一形象，我是完全想象得到的。而列宁的感叹，尤其是这种感叹的腔调，却毫不费力地补充了其他方面的不足。现在不知通过什么门路收集在关于列宁的文集中的威尔斯的这篇文章，不但又使我回想起列宁的感叹，而且使它充满了生动的内容。因为如果说在威尔斯论列宁的文章中几乎没有列宁的影子的话，那么威尔斯自己的名字却是比比皆是。
我们且从威尔斯起初的抱怨开始吧，你看，为了争取与列宁见面，他不得不长时间奔走，为此使他（威尔斯）“非常生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列宁召见过威尔斯吗？答应过要接见他吗？难道列宁有这样多余的时间吗？相反，在那些极其艰难的日子里，他每一分钟都不得闲；他是多么不容易地抽出一小时来接见威尔斯。即使一个外国人也并不难理解这一点。但整个的不幸在于威尔斯作为一个著名的标榜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外国人，作为最保守的带有帝国主义气质的英国人，浑身都渗透着一种信念，以为他的访问实质上是对这个野蛮国家及其领袖的最大荣誉。威尔斯的文章从头到尾通篇都散发着这种毫无道理的自命不凡的臭气。
正象应当意料的那样，对列宁的特点的描写是从意外的发现开始的。看，他写道，列宁“完全不是一个作家”。实际上，若不是职业作家威尔斯，谁能决定得了这样的问题呢？“在莫斯科出现的有他（列宁）签名的（！）简短尖锐的抨击性小册子，对西方工人的心理充满者错误的见解……很少能表现出列宁思想的真正实质。”这位可敬的绅士当然不知道列宁有一系列关于土地问题、理论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方面最珍贵的著作。威尔斯只知道一些“简短尖锐的抨击性小册子”，而且还指明它们只是经过“列宁的签名”才出版的，这也就是暗示这些小册子是别人写的。真正的“列宁的思想实质”竟没有在已被写成的数十卷著作中表现出来，却是在这位来自大不列颠的知识渊博的客人如此慷慨俯就的那一小时的谈话中表现出来了。
人们至少可以指望威尔斯会对列宁外貌作一番有趣的描写，为了一个描写得很好的特征，我们宁肯宽恕他的那些费边社[11]的庸俗行为。但是文章里却找不到这一点。“列宁有一张愉快的、经常变换表情的黝黑的（！）脸和生动的微笑。”……“列宁很不象他的相片。”……“他在谈话时略微作一些手式。”……威尔斯总也离不开资本主义报纸老练平庸的记者所讲的这套陈词滥调。同时他还发现列宁的前额同阿瑟·巴尔福那长形的和不太匀称的颅骨有些相象，说列宁基本上是个“小矮人，当他坐在椅子边上，他的脚刚能碰到地”。至于阿瑟·巴尔福的颅骨是什么长相，我们对这个可敬的物件不想妄加评论，我们愿意相信它是长形的。但在其余所有部分，那是多么的难看邋遢。列宁的头发是褐黄色的，绝不能说面孔是黑色的。他是中等身材，甚至可能略低于中等，可是他却给了一个“小矮人”的印象，说他双脚几乎刚刚碰到地，这只能是威尔斯的感觉，他自己觉得他象一个文明的格列佛大人来到了北方共产主义小人国。威尔斯还发现，列宁在谈话中间停顿时有一种用手指轻轻提拉眼皮的习惯。这位洞察力很强的作家猜测说：“这种习惯也许是由于视力有某种缺陷。”我们了解这个姿式。他在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面前会有这种情形，他会迅速地把手象遮阳板一样紧贴在前额并透过指缝注视着那个人。列宁视力的“缺陷”在于列宁在这里完全看透了对方谈话的人，看到了他的自负，他的局限性，他的文明的傲慢和他文明的无知，而当列宁把这幅形象看准之后，他就会一边轻轻地摇着头一边说：“真是一个庸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小市民！”
罗特施坦同志参加了这次谈话，威尔斯顺便又得到一个发现，认为他的参加是“俄罗斯现状的特点”。请看，罗特施坦在代表外交人民委员部来监督列宁了，因为列宁过于耿直和轻率。对这种异常宝贵的发现能说些什么呢？威尔斯来到克里姆林官时，他满脑袋里装的都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新闻垃圾，他在列宁的办公室里以他洞察一切的眼力——啊，那当然是没有任何“缺陷”的了！——发现了他早先从《泰晤士报》或其他谣言公司搜寻来的东西，
然而这次谈话究竟谈了些什么呢？这一点我们从威尔斯那里得知，那无非是些十分无聊的老生常谈，它表明列宁的思想通过别人的颅骨折射出来后显得多么贫乏而可怜。附带说一句，我们并不把这副颅骨是否对称视为怀疑的根据。
威尔斯到这里来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即“他要同这位坚定的学理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辩论，但实际上结果完全不是这样”。这一点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惊讶。我们已经知道，“列宁的思想实质”不是在他二十多年来的政治活动和写作活动中揭示出来，而是在他同这位英国庸人的谈话中揭示出来的。威尔斯接着说：“我曾听说列宁喜欢教训人，但他并没有对我这样做。”的确，哪能教训一位自我评价如此高的绅士呢？说什么列宁喜欢教训人，这完全不对。要说列宁能够循循善诱，那倒是真的。但只是在他认为他的谈话对方能够学会点什么时他才这样做。在这种场合他真是丝毫不惜时间，不遗余力。至于这位高贵的格列佛大人大驾光临“小矮人”的办公室的这一义举，只经过了两、三分钟的谈话，就使列宁形成了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就象但丁地狱入口处的题词所说的那样：“永远不要再抱有希望！”
谈话讲到了大城市。威尔斯第一次到俄国，正象他声称的那样，他头脑里有一个想法：城市的外貌是由商店和市场的交易情况决定的。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他的交谈者，列宁“承认”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城市的规模将大大缩小。威尔斯向列宁“指出”，城市的恢复需要做巨大的工作，彼得堡很多巨大的建筑物将只是保留着历史古迹的意义。列宁也同意了威尔斯的这种无可比拟的陈腐之见。威尔斯补充说：“我觉得，他很喜欢同懂得集体主义的必然后果的人交谈，而他自己的追随者中却有很多人忽咯了这种必然后果。”看，这就是一把现成的测量威尔斯水平的比例尺！他认为他的最伟大的洞察力产生的结果，就是他发现在共产主义情况下大城市的杂乱无章将会消失，很多现在资本主义建筑上的巨大怪物将只是保留着历史古迹（如果有幸而未被毁坏的话）的意义。当然，可怜的共产主义者（威尔斯称之为“令人厌倦的阶级斗争的狂热者”）哪里会想得到这种发现，尽管早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旧纲领的通俗注释中就己阐明了这些发现，且不用说古典空想主义者也是了解这一点的。
现在我想大家都会明白，为什么威尔斯在谈话时竟“完全没有发觉”人们多次讲过的列宁的笑容了，这是因为列宁顾不上笑。我甚至担心，是不是因为有一种与笑完全相反的动作使列宁的腭骨抽了筋。但在这方面他那好动而灵巧的手却为他帮了大忙，他的手总是能及时地把他那失礼打呵欠的动作掩饰过去，而不被只顾忙自己事情的交谈者所发现。
正如我们早就听说的那样，列宁没有教训威尔斯，——理由我们认为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威尔斯却坚决地教训了列宁。他传授给列宁一个完全新的思想，即为了社会主义的成功，“需要改造的不单单是生活的物质方面，而且也包括整个人民的心理”。他向列宁指出，“俄国人生来就是个人主义者和商人”。他向列宁阐明，共产主义“走得太快了”，它在任何东西还未建立起来之前就先破坏，如此等等。威尔斯说：“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分歧点，是进化的集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应当说，所谓进化的集体主义也就是自由主义、博爱主义、经济社会立法以及礼拜日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所构成的费边社的大杂烩。威尔斯本人对其进化的集体主义的实质是这样描述的：“我相信通过有计划的社会教育制度，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文明起来，变为集体主义的制度。”威尔斯本人没有说明究竟是谁对谁来实行“有计划的教育制度”：是勋爵们的长脑壳对英国无产阶级，还是相反，无产阶级对勋爵们的脑壳来个当头一棒呢？噢！不，怎么都可以，只是不要是后者。那些文明的费边社分子，那些有思想的毫无私心杂念的人们，那些绅士和太太们，那位威尔斯先生和斯诺登夫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活在世上呢？那还不是为了通过有计划地和持久地宣传隐藏在他们自己脑壳下面的思想，来使资本主义社会文明起来，并使之巧妙成功地逐渐变成集体主义社会？而这种转变，就连大不列颠王朝也根本察觉不了。
威尔斯向列宁所叙述的和列宁所听到的就是这些。威尔斯宽厚地表示：“对于我来说，同这位不寻常的小矮人交谈简直是一种休息（！）”而对于列宁来说呢？——哎，伊里奇做了多么巨大的忍耐啊！他大概暗自说了几个富有表现力的和形象化的俄国词儿。他没有把它们大声地译成英语，也许这不仅因为他的英语还远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而且是因为考虑到礼貌的原故。伊里奇是非常注意礼貌的。但他不能只局限于礼貌的沉默了。威尔斯说：“他不得不向我反驳说，现代资本主义是不可救药的贪婪和浪费，教给它什么也是白费。”这里插一句，列宁还引证了莫纳一本新书讲到的一系列事实，资本主义破坏了英国国家造船厂，不允许合理地开采煤矿等等。伊里奇是懂得事实和数字的意义的。
威尔斯先生出人意料地作出结论说：“我承认，同他辩论我感到很困难。”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进化的集体主义在开始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投降呢？不，不。“永远不要再抱有希望！”这句初看起来出人意料的话绝不是偶然的，它已成为常规，具有严格彻底的费边社的、进化的、教育的特性。这句话的预定对象是英国的资本家、银行家、勋爵和他们的大臣。威尔斯对他们说：看，你们搞得这样恶劣，这样带有破坏性，这样自私自利，甚至使我在同克里姆林宫的幻想家辩论中，往住很难维护我的进化的集体主义原则。醒醒吧，快实现每周的费边社清洗吧，文明起来吧，沿着进步的道路前进吧。可见，威尔斯的沮丧的措词不是自我批判的开始，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那种教育工作的继续，使这个社会通过帝国主义战争和凡尔赛和约变得更加所谓完善、道德和费边化了。
威尔斯略带同情地提到列宁说：“他对自己事业的信仰是无限的。”对此不必争论。列宁对自己事业的信仰程度是足够高的。对就是对。同时，这种高度的信仰使他在那些封锁闭塞的日月里能有耐心同每一个即便是只能为俄国和西方的间接联系效一点力的外国人交谈。列宁与威尔斯的谈话就是这样的。而他同来访的英国工人的谈话则完完全全是另一种情况。他同他们的谈话，那可是生动活泼得多。他既向他们学习，也对他们予以教导。相反，同威尔斯的谈话实质上具有半被迫的外交性质。作者总结说：“我们的谈话不了了之。”换句话说，进化的集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场对抗赛是以平局而告终的。威尔斯回到了大不列颠，而列宁依然留在克里姆林宫。威尔斯为资产阶级公众写了一些浮华的通讯，而列宁则摇摇头，反复说：“这个小市民！哎呀呀！一个多么庸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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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大概会问，为什么今天，几乎隔了四年之后，我会来谈论威尔斯这篇不起眼的文章。当然，说是因为在纪念列宁逝世的文集里转载了他的文章，这一情况并不是理由。说是因为我这篇小文章是在苏呼姆治病期间写的，那这个理由也不充分。我有更重要的因由。须知，如今在英国执政的是威尔斯的党，而这个党是由进化的集体主义的有文化的代表人物领导的。在我看来，而且我不是毫无很据地认为，威尔斯关于列宁的这篇文章也许比起许多其他人向我们暴露英国工党领导阶层的灵魂的文章要好一些：归根结蒂，威尔斯不是他们之中最坏的。这帮人最落后，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偏见！他们的傲慢——英国资产阶级伟大历史作用的一种过时的东西，——阻碍他们认真思考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新的思想现象和超出他们头脑的历史过程。这些老顽固、老保守被禁锢在资产阶级舆论里，这些老爷在把自己和他们的偏见撒到全世界，而在自己周围他们除了自己之外居然什么也没有发现。列宁在欧洲各国都住过，精通多门外语，他能阅读、研究、听、思考、比较、概括。当他成为伟大革命国家的领袖后，他仍不失时机地真心实意地认真学习、探听和求教。他孜孜不倦地观察整个世界的生活。他能流利地用德语、法语、英语进行阅读和讲话，能够阅读意大利文。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工作十分繁忙，他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还悄悄地攻读捷克语法，以便能够直接研究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运动，此事有时被我们“抓住”过，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并替自己辩护几句……而相比之下，威尔斯所体现的则是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狭隘的小市民，这些人视而不见，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值得他们学习，因为他们身上的传统的偏见多得是。而麦克唐纳先生是他们当中另一种类型的比较稳重和忧郁的清教徒式的人物，他安慰资产阶级的社会舆论说：我们与莫斯科进行了斗争，并且我们已经战胜了莫斯科。他们战胜了莫斯科？他们可真是地道的可怜的“小矮人”，尽管个子高！弄来弄去，他们至今连对自己明天的情况还一无所知。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生意人可以毫不费力地任意摆布执政的“进化的”社会主义的学究们，使他们名誉扫地并有意识地在为他们的内阁和政治上的垮台作准备。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在为——不过不是那么有意识地，——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执政作准备。是的，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那些所谓“令人厌倦的阶级斗争的狂热者”。因为英国的社会革命也是在按照马克思规定的法则进行的。
威尔斯曾以他特有的象布丁一样难以消化的俏皮话威胁说，要拿剪刀剪掉马克思的“学理主义的”头发和胡子，使马克思英国化、尊贵化和费边化。但这个意图毫无结果，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马克思仍将是马克思，同样，列宁也仍将是列宁，尽管威尔斯用一把钝剃刀使他受了一个小时的痛苦折磨。我们敢预言，在不远的未来，在伦敦，比如在特拉法尔加街心公园里将并排建立起两尊铜像：卡尔·马克思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英国无产阶级将对自己的孩子们说：“工党的矮子们曾企图给这两位巨人剃头刮胡子，但结果办不到，真是妙极了！”
我希望争取能活到那一天，在我闭眼的一瞬问能清晰地看到列宁仍旧坐在威尔斯会见他时所坐的那把圈椅上，并且就在他与威尔斯会面后的第二天，也许就是在当天，我会听到他发自内心的抱怨：“真是一个小市民！真是一个庸人！”
1924年4月6日
[1]尼·尼·苏汉诺夫在其革命史中创立了一条特殊的、不同于列宁路线的我的路线。但是，苏汉诺夫是一个地道的“构成主义者”。
[2]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5页。——译者注
[3]同上，第95—106页，下同。——译者注
[4]彼列维尔泽夫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1917年7月，他公布了由阿列克辛斯基伙同军事反间谍机关的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伪造文件，造谣说列宁及同伙是德国陆军参谋部的间谍。托洛茨基将此事件称为彼列维尔泽夫式的化学武器。——译者注
[5]本章内所引用的对话自然都是大致的，但关于“外表”一词记得很清楚。
[6]英语：剧终。——译者注
[7]米柳亭同志对这段情况的叙述稍有不同。但是我觉得上述说法更准确。无论如何，列宁说的“满有革命的味道”这句话是针对我提议把整个政府命名为人民委员会而言的。
[8]参见《列宁选集》第2版弟三卷第410页。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译者注
[9]很遗憾，我怎么也不记得代表团是为什么问题而来的。
[10]这里附带说明一下，不知为什么人们始终称斯维尔德夫为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不对。第一任主席是加米涅夫同志，尽管时间不长。后来，党内在试图同社会主义政党达成协议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斗争，根据列宁的倡议，由斯维尔德洛夫代替了他的职务。在《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的注释中说，加米涅夫同志被斯维尔德洛夫所取代的原因似乎是由于前者要动身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参加谈判。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如上所述，引起改选的原因是党内斗争的尖锐化。有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我曾受中央委员会委托，由我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提议选举斯维尔德洛夫为主席。
[11]费边社联合了英国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为了对费边·孔克达特（缓进者）表示敬意，他们自己取名为费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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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列宁列宁与旧《火星报》
“1903年的分裂可以说是意想之中的（预料到的）……”
（摘自列宁1910年的一次谈话。）
毫无疑问，旧《火星报》时期（1900—1903年）对未来列宁的大部头传记作者将引起特殊的心理上的兴趣，同时也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正是在这短短的几年列宁成为列宁。这并不是说他后来就不再发展了。相反，他是在发展——并且是多么匀称！——，无论是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不过这已经是一种更加有机的发展了。由地下状态到1917年10月25日掌握政权，这是一个伟大的跳跃；但这是一个人的表面的，可以说是物质的跳跃，它对一切，只要是可以掂量和测度的，都已掂量过了和测度过了。而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出现分裂前的那种发展中，存在着一种表面上看不见的，然而却是最决定性的内在的跳跃。
这本回忆录的目的是为未来的传记作者提供一些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发展上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时期的有关材料。从那时到现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而这几十年对一个人的记忆来说是非常艰难的。这可能引起自然的顾虑：这里所讲的是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地反映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我认为我本人也有这种顾虑，并且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还是放心不下，因为粗浅的回忆和不准确的证据本来就够多的了！在写本书时，我手头根本没有任何文件和参考资料等等。但我想这样会更好些。我只能凭自己的记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记忆自然而然地来写，多少可以避免对往事作违心的修饰，而这种情形甚至在最严厉的自我检查时也是难以避免的。这样做便于未来的研究者进行考察，那时他们会掌握到与当时有关的文件和各种各样的材料。在有些地方我以对话的形式引用了当时的谈话和争论。当然，时间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未必能够保证准确无误地转述这些对话。然而我觉得我对精神实质的转述是完全准确的，而对某些最强烈的言辞，我是逐字逐句地转述的。
由于这里讲的是列宁的传记材料，也就是说讲的是极其重要的问题，那我就得说一说我的记性。对于一些城市，甚至一些住所的位置，我记忆得非常模糊。比如在伦敦，从列宁的住所到我的住所，距离并不远，但我却不止一次地走迷了路。我长时间老也记不清楚人们的面貌，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过去和现在对人的思想，它们的联系和有关思想问题的谈话，我却记得很牢。这种估计并非主观，我曾通过多次的检验确信这一点：别人和我听同一次谈话，可是他们转述这次谈话时，准确性却常常比不上我，他们得接受我的修改。这里必须补充一个情况，那就是我初到伦敦时还是一个年青的乡巴佬，非常希望尽快地把一切都了解清楚。这样，同列宁和《火星报》编辑部其他成员的谈话就自然牢牢地铭刻在脑海中。因此，传记作者在评价下面发表的回忆录的可信程度时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些情况。
1902年秋我到了伦敦，想必是在10月的一个清晨。我用打手势的办法雇了一辆单马车，按照写在纸条上的住址把我送到了指定的地点。这里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所。人们事先已经教会我（大概还是在苏黎世时）敲几下门环。据我记忆，那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给我开的门，一定是我敲门把她从床上吵醒的。时间是太早了，任何一个稍有经验的，可以说是比较熟悉文明社会生活的人，都必定会在车站上静候一、两个小时，而不是一大早天不亮就去敲人家的门。然而我还保持着自己刚从韦尔霍连斯克逃跑时的那股冲劲。我在苏黎世用大约同样的方式打扰过阿克雪里罗得的住所，不过不是在清晨，而是在深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没有起床，他脸上显出殷切的表情，同时带着应有的惊异的神色。我同他的第一次会面和第一次谈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已经从克勒尔（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知道了我的情况。克勒尔在萨马拉曾经以“笔尖”作为绰号把我正式介绍给了《火星报》组织。我就是这样受到欢迎的：他们说“笔尖”来了……他们好象是在厨房兼餐室里招待我喝了茶。列宁那时已穿好了衣服，我讲了逃跑时的情况，并抱怨了火星边境上的槽糕状况；这道边境控制在一位中学生—社会革命党人手里，此人由于一次激烈的争论，对火星派不怀好感；加上一伙走私贩敲诈勒索，把我洗劫一空。我把一小包通讯处和秘密接头暗号转给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更确切地说，是告诉她必须把某些无用的通讯处销掉。受萨马拉小组（克勒尔和其他人）的委托，我走访了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在所有地方，至少是在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我都发现组织联系极其薄弱的状况。我记不清是在当天早晨还是第二天，我和弗拉基木尔·伊里奇在伦敦逛了一大圈。他带我看了韦斯明斯特（从外面）和另外一些著名的建筑。记不清他是怎么说的了，但语气是这样的：这是他们的著名的韦斯明斯特。当然，“他们的”不是指英国人的，而是指敌人的。这种语气丝毫没有故意加重，而是出自内心，每当列宁谈到某种文化财富或者新的成就，谈到大英博物馆的构造，谈到《泰晤士报》的丰富消息时，在他的声调中都多半流露出这样的语气。后来过了许多年，当他谈到德国的大炮或者法国的飞机时，也同样是这样：他们会了或者有了．做出来了或者达到了，——可是他们是敌人！尽管在他眼前有一种看不见的剥削阶级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人类文化，但是他总是能确定无疑地觉察到这种阴影，就象能感觉到白日的光明一样。我还记得，那次我对伦敦的建筑艺术没太注意。我逃出韦尔霍连斯克后就立即转到国外，我是第一次出国，对维也纳，巴黎和伦敦的了解非常浮浅，而对韦斯明斯特教堂的拱顶我就更不明其“妙”了。诚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拉我去作这次远距离散步的。他的目的是为了认识和考验我。考脸确实是“按全部教程”进行的。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我讲了在连纳流放地的成员及其内部派别。当时主要是根据对积极的政治斗争，对中央的组织和对恐怖的态度来划线的。
“那在伯恩施坦主义问题上就没有理论上的分歧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我告诉他，我们在莫斯科监狱，后来又在流放地读过伯恩施坦的书和考茨基的答复。我们当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谁都没有表示赞成伯恩施坦。认为考茨基是正确的，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当时国际上的理论斗争同我国组织—政治上的争论联系起来，甚至连想都未想过，至少是在最初几号《火星报》和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在连纳出现之前是如此。我还讲了我们以极大的兴趣读了波格丹诺夫早期的一些哲学小册子。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是：他也认为关于自然历史观的小册子是很有价值的，可是普列汉诺夫不赞成，说这不是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没有自已的看法，仅仅转述了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他对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威望是很尊重的，但同时又有些困惑不解。普列汉诺夫的评价当时也使我大吃一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问了经济学问题。我讲了我们在莫斯科流放犯羁押监狱时集体攻读了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在流放时研究了《资本论》，但只研究到第二卷。我还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分析过的大量统计资料。
“在莫斯科流放犯羁押监狱时我们不止一次地为这部巨著表示惊叹。”
“这可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的啊！”列宁答道。
显然，他对青年同志注意研究他最重要的经济著作是很高兴的。
我们谈到了马哈伊斯基主义[1]，谈到它在流放所的影响，很多人上了当。我说，在连纳“从上面”送到我们手里的第一本胶印的马哈伊斯基的笔记对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本笔记尖锐地批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而在这个意义上它完全符合我们的思想过程，这一过程是由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之间的论战而引起的。马哈伊斯基在第二本笔记里“撕下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公式的“伪装”，认为这些公式在理论上证实了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这就激起了我们理论上的愤怒。后来，我们又收到了第三本笔记，其中写有正面的纲领，把经济主义的残余和工团主义的萌芽结合起来，给人一种完全站不住脚的印象。
这次谈话也提到了我今后的工作，当然只是笼统地谈了谈。我想首先熟悉一下已经出版的书报，然后打算秘密回到俄国。最后决定我必须来一番“巡视”。
为了安排住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领我通过了几道街区，走进了一所从前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开办《火星报》印刷所的勃鲁缅费尔德曾经住过的房子。在那里为我找了一间空房，这是一所普通英国式的住宅。不是水平式，而是直立式的。下边住着女房东，楼上各层住的都是房客。还有一间空着的公用房间，普列汉诺夫在他第一次光顾这里之后，管它叫黑窝子。这间房被弄得一塌糊涂，这都是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造的孽，也有马尔托夫的账。他们在这里喝咖啡，一起闲聊，抽烟，等等。由此成名。
我生活中短暂的伦敦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我着手贪婪地阅读过去出版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我正是在这时开始为《火星报》撰稿。
为纪念什吕谢尔堡要塞[2]二百周年，我写了一篇短评，这似乎是我为《火星报》写的第一篇东西。短评的结尾用了荷马的一段话，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荷马的译者格涅季奇关于“无敌之手”的一段话，革命就将用这双手来对付沙皇制度（在离开西伯利亚的途中，我在火车上读了《伊利亚特》）。列宁很喜欢这篇短评。但是，关于“无敌之手”，他抱有理所当然的怀疑态度，向我流露出他那善意的讥嘲。“这可是荷马的诗”，我争辩说，不过我也欣然同意不一定要那段古典引文。这篇短评可以在《火星报》上找到，但是关于“无敌之手”的话已经没有了。
那时我在怀特切佩尔[3]作了最初几次报告，那里的斗争对手是“老头子”柴可夫斯基（他当时已经是老人了）和无政府主义者切尔克佐夫，他也不年轻了。结果，使我实在感到惊奇的是：这两位德高望重的白胡子老侨民竟然也如此明显地胡说八道……同怀特切佩尔的联系是通过伦敦的一位“老居民”，接近《火星报》编辑部的马克思主义者侨民阿列克谢也夫进行的。他向我介绍了英国的生活，而且一般来说他是我各种知识的源泉。记得在去怀特切佩尔的往返途中，我和阿列克谢也夫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谈话，回来后，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转告了阿列克谢也夫关于取代俄国国家制度和关于考茨基最近的小册了的两条意见。“我们的取代不是渐进的，”阿列克谢也夫说，“而是非常猛烈的，因为专制制度太残暴。”残暴一词（残酷、强硬、坚韧）我记得很清楚。“好吧，也许他是对的。”列宁听完之后说。阿列克谢也夫的第二条意见涉及到考茨基的小册子《社会革命的次日》。我知道列宁对这本小册子很感兴趣，因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已读了两遍，还在读第三遍；看来俄译文由他校过。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推荐，我认真研究了这本小册子。阿列克谢也夫认为考茨基的小册子是机会主义的。“笨…蛋！”列宁突然说，并且气愤地吸着嘴唇，这是他不满意时惯常的表情。阿列克谢也夫本人对列宁是极其尊敬的，他说过：“我认为，他对于革命要比普列汉诺夫重要的多。”这句话我当然没有告诉列宁，但是对马尔托夫说过。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众所周知，《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共计六人：三个“老年人”——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三个年青人——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住在瑞士。查苏利奇同年青人住在伦敦。波特列索夫这段时间不知在大陆上什么地方。这种分散状态造成了一些技术上的不便，可是列宁对此毫不在意，甚至正相反。在我回大陆前夕，他很谨慎地对我讲了编辑部的内幕。他说，普列汉诺夫坚决主张整个编辑部迁到瑞士，但是他，列宁反对迁移，因为这样只会使工作更加困难。这时我第一次，当然也只是刚刚有一点明白，编辑部留在伦敦不仅是出自安全上的考虑，而且有人员组织上的原因。列宁希望使当时的组织政治工作最大限度地摆脱老年人，特别是摆脱普列汉诺夫，他同普列汉诺夫已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尤其在制定党纲草案上。在这种情况下，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查苏利奇作为普列汉诺夫的副手，而马尔托夫则作为列宁的副手。两位中间人都非常和顺，除此之外，他们彼此之间都很要好。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纲领理论部分上的激烈争论，我是逐渐了解到的。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过我对当时刚刚公布的（好象在《火星报》第二十五号上）纲领看法如何。可是我对纲领的认识很笼统，所以回答不了列宁感兴趣的这个内部问题。分歧是沿着这样一条线展开的：列宁一方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生产集中、中间阶层的瓦解、阶级分化的性质等等表现得更加残酷和绝对，而普列汉诺夫一方则认为这些问题带有更稳定和小心谨慎的性质。众所周知，纲领中写进了很多“或多或少”的字眼，这是普列汉诺夫加上去的。据我回忆，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说过，列宁最初的草案同普列汉诺夫的草案是针锋相对的，受到了普列汉诺夫带有傲慢和讥笑的语气的严厉抨击。这种情况在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身上是很少见的。但是列宁对此自然是既不沮丧，也没有畏惧。斗争变得更具有戏剧性了。据维拉·伊万诺夫娜说她对列宁说过：“若尔日（普列汉诺夫）是一只猎犬：乱咬了一阵，就又丢下不管了，而您是一只斗犬，死死咬住不放。”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查苏利奇最后这句话：“他（指列宁）很喜欢这种说法。一再满意地问：‘是死死咬住不放吗？’”维拉·伊万诺夫娜甚至还善意地模仿这句问话的语调。
我在伦敦时，普列汉诺夫到伦敦呆了不长一段时间。就在那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他。他到过我们公用的房间，即黑窝子，可是我不在家。
“若尔日来了，”维拉·伊万诺夫娜告诉我，“他想见见您，到他那儿去一趟吧。”
“哪个若尔日？”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我所不知道的大人物，我于是就疑惑地问。
“就是普列汉诺夫……我们都叫他若尔日。”
晚上我到他那里去了。在一间小屋子里除了普列汉诺夫之外，坐在那里的还有著名的德国作家、社会民主党人贝尔和英国人厄斯丘。因为没有椅子，普列汉诺夫不知让我坐哪儿好，犹豫了一下，就让我坐到床上。我没有想到普列汉诺夫这个地地道道的欧洲人，在情况万不得已时，能采取这样的非常措施，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谈话用的是德语，普列汉诺夫德语不太好，只能进行一些简短谈话。贝尔首先谈到英国资产阶级如何善于笼络优秀的工人，而后话题又转到法国唯物主义的英国前辈。贝尔和厄斯丘不久就走了。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满以为我也会和他们一起走，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不能因谈话来打扰房东了。可是恰恰相反，我却认为现在才是真正刚刚开始。
“贝尔谈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我说。
“是的，关于英国的政治谈得是有趣，而关于哲学则是胡扯。”普列汉诺夫答道。
当看出我不准备走时，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建议让我陪他喝杯啤酒。他很客气地向我提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这种客气之中却有一种默默的不耐烦的样子，我觉得他心不在焉。可能他只是白天太累了。然而我却是怀着一种不满和烦恼的情绪走了。
在伦敦期间和以后在日内瓦期间一样，我同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见面要比同列宁见面经常得多。在伦敦我们住在一栋住宅里，而在日内瓦，又经常在同一些饭馆吃午饭和晚饭，所以同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一天要见好几次面。可是同有家的列宁每次会面，不是因为正式开会，就是因为有一些小事情。
查苏利奇这个人很持别，特别令人喜欢。她写东西很慢，饱受真正的创作之苦。“维拉·伊万诺夫娜简直不是写作，而是在搞镶嵌艺木。”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说。的确，她把每个句子都写在纸上，在屋里来回走动，拖鞋在地上踢达地响，手里的烟卷不停地冒烟，在所有的角落里、窗台上和桌子上，到处都是烟头和未吸完的烟卷，在她衣服上、手上、稿子上、茶杯里、甚至有时在同她谈话者的身上全弄得是烟灰。她始终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激进派分子，命运使她和马克思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查苏利奇的文章证明，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领会得相当深。但同时，她身上也还保留着七十年代俄国激进派身上的那种难舍难分的道德—政治基础。在私下的交谈中，她可以放肆地发泄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法和论断的不满。“革命者”这个概念对她具有超越阶级内容的独立意义。记得一次我同她谈到她关于“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的说法时，我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提法。“这不对，”维拉·伊万诺夫娜带着遗憾的口吻，或者更确切地说，带着伤心的口吻提出：“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就是革命者。”她又补充说：“当然，可以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如果把所有没有地方摆的人都列入小资产阶级的话。”……
当时德国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中心，我们紧张地注视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正统派同修正派的斗争。而维拉·伊万诺大娜却不然，而且说：
“一切就是这样。他们也将消除修正主义，并恢复马克思，成为多数，但他们最后还将同凯撒共处。”
“‘他们’是谁，维位·伊万诺夫娜？"
“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关于这一点，维拉·伊万诺夫娜并没有错，看来当时一切都是按另一方式发生的，原因也不是她想象的那样……
查苏利奇对土地纲领采取怀疑态度，不是否定，而是善意的嘲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代表大会开幕前不久，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鲍威尔来到日内瓦，他是老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但也是一个极不坚定的人，一度他同司徒卢威很要好，而这个时期他正徘徊于《火星报》和《解放》杂志之间。在日内瓦他开始倾向于《火星报》，可是他拒绝接受割地。他去找列宁，他可能同列宁早就认识。然而，他从列宁那儿回来后还是不服气，大概是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他的哈姆雷特式的天性，而没有费力去说服他。我同鲍威尔是在流放时认识的，我们就棘手的割地问题进行过长时间的谈话。我苦口婆心地向他摆了我所有的论据，这是平年来我在同社会革命党人和所有一切“火星派”土地纲领的反对者的无数次的辩论中积累起来的。也就在那天晚上，马尔托夫（记得是他）在编辑部会议上通知说（我也在场），鲍威尔找他并声明他是完全的“火星派”。还说，托洛茨基打消了他的所有疑问……
“他也信服割地了吗？”查苏利奇几乎是吃惊地问。
“特别是割地。”
“可……可怜的人。”维拉·伊万诺夫娜用一种难以模仿的腔调说，以至引起我们大家哈哈大笑。
“维拉·伊万诺夫娜有很多东西是以道德、感情为基础的。”有一次列宁这样对我说，同时还讲到在维尔纳省长瓦尔用树条抽打示威游行的工人时，她同马尔托夫曾倾向于搞个人恐怖。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一时“偏差”的痕迹，可以在某一号《火星报》上找到。事情好象是这样：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出版这一号《火星报》时列宁不在，那时列宁是在大陆。通讯社的电讯报道了维尔纳的打人事件。维拉·伊万诺夫娜又表现出了她当年作为英勇的激进派为了惩办鞭打革命者的罪行而向特烈波夫开枪的那股劲头。马尔托夫支持了她……当收到这一号《火星报》时，列宁愤怒地说：“这是向社会革命党人投降的第一步。”同时也收到了普列汉诺夫的一封抗议信。此事发生在我到伦敦之前，因而事实上可能有某些不准确，但事件的实质我记得很清楚。维拉·伊万诺夫娜和我谈话时解释说：“当然，这里问题完全不在于把恐怖作为一种常规；而是以为用恐怖可以制止打人”……
查苏利奇没有真正进行争论，况且她不善于公开进行争论。她从来不直接回答对方的论据，而是内心里仔细思考着什么，一激动，就会很快地发泄出来，在这里，她并不是冲着反驳她的人，而是冲着她认为能理解她的人。向主席报名参加辩论时，维拉·伊万诺夫娜是从来也不报名的，因为要她发言，得要等她火气上来。到那时候，她说起话来就完全不顾报告人的所谓发言登记顺序，而且以一种十分蔑视的态度对待它，她经常打断报告人、主席的话，直到把她要说的说完。要理解她，必须很好地熟悉她的思路。而她的思想是对还是错，总是很有趣味的，并且只是属于她自己的。不难想象，维拉·伊万诺夫娜，她那模糊的激进主义和主观主义，以及她的粗疏的作风，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对立面。他们之间并不是没有好感，不能说感情上格格不入。然而查苏利奇却象一个精明的心理学家，对列宁的力量有一种不太友好的感觉；在她所谓“死死咬住不放”的这句话里就已经流露出了这一点。
编辑部成员之问所存在的复杂关系，我仅仅是逐渐地和好不容易地才弄清楚的。我来到伦敦，正如前面说的，各方面都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在这之前，不要说出国，就是连彼得堡我也从来没有去过。在莫斯科也象在基辅一样，只不过是在流放犯羁押监狱里住过罢了。我也只是从文章里知道一些马克思主义作家。我在西伯利亚读过几号《火星报》和列宁的《怎么办？》。关于伊里奇、《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作者，我只是模模糊糊在莫斯科流放犯羁押监狱里听说的（好象是从万诺夫斯基那里），知道他是一位新起的社会民主党的明星。关于马尔托夫我知道得很少。至于对波特列索夫则一无所知。在伦敦，我仔细地研究了《火星报》、《曙光》杂志和一般的国外出版物，在一期《曙光》杂志上，我看到了一篇旨在反对普罗柯波维奇的论工会的作用和意义的丰富多采的文章。“这位莫洛托夫是谁？”我问马尔托夫。“是帕尔乌斯。”然而我丝毫不知道帕尔乌斯是何许人。我是把《火星报》看作一个整体的，在那些月里，我很本没有想在《火星报》和它的编辑部里寻找各种不同的倾向、色彩、影响等等，甚至对这种念头从内心里感到厌恶。
记得我看过《火星报》上的一些社论、小品文，虽然没有署名，但在行文里却用人称代词“我”，如：“在某一号上我说过”，“关于这一点，在某某时候我已写过”如此等等。我曾打听过这是谁写的文章。原来都是列宁写的。在和他谈话时，我指出，依我看，在不署名的文章中用人称代词“我”来叙述，行文上是欠妥的。
“为什么欠妥？”他很感兴趣地问，也许他认为我不是偶然提出来的，也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啊，因为……”我含糊其词地答道，因为我对此没有任何定见。
“我不认为是这样。”列宁说道，而且神秘地笑起来。当时在这种创作方法上能够觉察到“自我中心说”的气味。实际上把自己的文章（即使没有署名）分出来的这种作法是对自己路线一种保险，是对最亲密同事的路线缺乏信心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一个小的侧面看到构成列宁作为领袖的基本特点的东西，即他那坚定顽强的、不顾一切常规的、不拘泥于一切形式的坚定的目的性。
《火星报》的政治领导者是列宁，但是写政论的主力是马尔托夫。他写起东西来很轻松，就象他说话一样滔滔不绝。列宁经常到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去，在那里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我记得列宁在图书馆大厅里写过一篇批判纳杰日丁的文章，此人当时在瑞士办了一个私人的不大的出版社，某些地方正动摇于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其实在前一天夜里（他一般是在夜里工作），马尔托夫就已经写了一篇论纳杰日丁的长文并把它交给了列宁。
“您读过尤利[4]的文章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博物馆问我。
“读过。”
“有什么看法？”
“觉得还好。”
“好是好，不过还不够明确。没有结论。我在这里扼要地写了一点东西，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否作为补充注释加在尤利的文章里？”
他递给我一篇用铅笔写的四开纸大的东西。在下一号《火星报》上登出了附有列宁脚注的马尔托夫的文章。无论是文章，还是脚注，都没有署名。我不知道这篇脚注是否收进了列宁全集。我可以保证那是列宁写的。
几个月之后，在代表大会前几周，编辑部里列宁与马尔托夫在游行示威的策略问题上，准确地说，是在同警察武装斗争的策略上，插曲式地发生了意见分歧。列宁说：必须建立一些武装小组，必须使工人武装战斗队员习惯于同警察搏斗。马尔托夫表示反对。他们把争论提交到编辑部。“从这当中会不会发展成一种类似小组恐怖的东西呢？”我就列宁的提议说道。（我要提请注意的是，那个时期同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主义策略的斗争，在我们的工作中起着很大的作用。）马尔托夫抓住了这个意见，并开始发挥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必须学会保卫群众游行免受警察的迫害，而不是建立一些单独的小组同它进行斗争。我，大概还有其他人都以期待的眼光注视着普列汉诺夫，而他则回避对问题的回答，他建议马尔托夫拟出一个决议草案，以便手头有了文件以后再来讨论所争论的问题。但是，这段插曲已隐没在同代表大会有关的事件之中了。
除了在各种会议场合以外，在私人交谈中，我能观察到列宁和马尔托夫的机会很少。冗长的争论、不拘形式的谈话往往变成侨民间的闲扯和聊天，马尔托夫很愿意搞这一套，而列宁却不喜欢。这位最伟大的革命舵手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他的理论著作、哲学研究，外语学习以及同人们的谈话上都始终不渝地为同一个思想——目的性所控制。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实验室曾经制造出的那种最强烈的功利主义者。然而，由于他的功利主义具有最广阔的历史范围，所以这种个性不但没有被压扁，没有被减弱，反而随着生活经验的增长和活动范围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和丰富起来……马尔托夫这个列宁当时最亲密的战友已经觉得同列宁在一起不很自在了。他们虽然还以“你”来称呼，可是在相互关系中已明显地流露出一种冷淡。马尔托夫更注重于今天、他所关心的问题、眼前的写作、政论、论战、新闻和谈话。列宁在抓住今天的同时，也想到明天。马尔托夫曾提出很多而且常常是很出色的推断、假定、建议，但是，这些他自己常常很快就忘掉了，而列宁却能在他所需要的时候把他所需要的东西拿过来。马尔托夫的思想象透花似的脆弱，使列宁常常不安地摇头。各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当时不但没有确定，而且也没有暴露出来，只是事后才被人感觉到。以后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火星派分成了坚定的人和软弱的人。大家知道，这种称呼最初是非常流行的，它证明，如果说不存在明确的路线分歧，那么处理问题的态度、决心和彻底程度是有差别的。现在再回过来谈列宁和马尔托夫的关系，可以说，无论在分裂之前，还是在代表大会之前，列宁都是一个“坚定的人”，而马尔托夫则是一个“软弱的人”。他们俩也知道这一点。列宁以批评的，几乎是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他曾经很器重的马尔托夫，而马尔托夫一感到这种目光就很苦恼，并且神经质地耸耸瘦削的肩膀。当他们见面互相交谈时，既没有亲昵的言语，也不说开玩笑的话，至少我看见的是这样。列宁说话时不是正视着马尔托夫，而马尔托夫则低垂着眼，戴着那副从未擦净过的夹鼻镜，显得那么呆板无神。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谈到马尔托夫时，他的语调有些特别：“这是怎么回事，尤利说的吗？”而且把尤利这个名字的发音讲得很特别，略带加重的语气，好象警告似地说：“好是好，甚至非常出色，就是太软弱。”无疑，维拉·伊万诺夫娜对马尔托夫也是有影响的，她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心理上使他同列宁分开。当然，这种综合性的心理学上的描绘比实际材料更多，而且这些描绘是在事过二十二年以后出现的。这段时间有很多事情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对在私人关系上的一些不太重要的情节的描写也可能有错误和有损于前景的地方。这里，哪些是回忆的，哪些是无意中作了修改的呢？我认为总的说来，记忆力还是使事情如实地恢复了其本来面目。
在怀特切佩尔作了“实验性”演说（阿列克谢也夫就此向编辑部成员作了“报告”）之后，我带着专题报告被派到大陆——布鲁塞尔、列日、巴黎。我的专题报告的题目是《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者—革命者对它的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我把详细提纲和引文等交给他审阅。他建议把这个报告再作一番加工，以文章的形式在下一期《曙光》杂志上发表，但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不久来了电报，催我从巴黎回伦敦。原来是要派我秘密回俄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思是：那边的人在对失败、对人手不够提出抱怨，好象是克勒尔要求我回去。但是没等我回到伦敦，计划就变了。当时住在伦敦的列·格·捷依奇和我很要好，后来他告诉我说，他为我进行了“辩护”，以证明“年轻人”（否则他不这样称呼我）需要在国外住一段时间和学习学习，而列宁在进行了一些争论之后终于同意了这一点。到《火星报》俄国组织去工作是令人向往的，然而我更愿意留在国外再呆一段时间。
一个星期天，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到伦敦的一个社会党人的教堂去，那里在举行社会民主党集会，中间穿插着革命—赞美诗的演唱。演说者似乎是从澳大利亚回国的一位排字工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小声地给我们翻译他的讲话，他讲话的调子至少在当时来说是相当革命的。随后全体起立唱：“全能的主啊，请你既不要再让国王，也不要再让富人存在吧”……或者诸如此类的词句。“在英国无产阶级中有大量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分子”，当我们从教堂出来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个问题说，“但他们所有人都同保守主义、宗教、偏见溶合在一起，并且总也冲杀不出来和普遍行动起来，”……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完全生活在英国工人运动之外，一头埋在《火星报》及其有关的事务里。而列宁有时却在对英国工人运动进行独立的探索。
不用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以及她的母亲生活非常俭朴。从社会党人的教堂回来后，我们就在两间一套的那所住宅的小厨房兼餐室里吃了午饭。我记忆犹新，端上的是一小锅炸肉排。我们喝着茶。如平常一样开着玩笑，问我能否自己一个人找到家，因为我分辨街道的能力非常差，由于喜欢分类，我把自己的这种缺陷叫作“地形呆小病”。
召开代表大会既定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最后终于决定把《火星报》的中心迁到瑞士日内瓦。因为那里生活费用无比低廉，而且同俄国联系也比较容易。列宁勉强同意了这点。派我先去巴黎，以便我从那里和马尔托夫一起到日内瓦。加紧筹备代表大会的工作开始了。
过了一段时间列宁也到了巴黎。列宁曾在一个由被驱逐出来的俄国大学教授组织的所谓的高等学校里，就土地问题作了三次讲演。当切尔诺夫在高等学校进行了讲演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坚决邀请列宁去讲演。教授们担心并请求讲演人尽可能不陷入论战。但是列宁丝毫没有使自己受此限制，他的第一次讲演的开头部分是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理论，因此，就其实质来说是论战性的，但是它的这种论战性绝不是同它的科学性相矛盾的。我记得在第一次讲演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得非常紧张。但当上了讲台，他立刻控制住了自己，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前来听他讲演的加姆巴罗夫教授向捷依奇谈了自己的印象：“一位真正的教授！”这位殷勤的人想这样来表示最高的赞赏。通过论战的形式，列宁批驳了民粹派和土地社会改良主义者大卫，对他们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他们的共同性，讲演总是停留在经济理论的范围，没有触及到当前的政治斗争，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社会革命党以及其他问题。讲演人所以接受了这种限制，是因考虑到讲演的纯理论性。在第三次讲演结束后，列宁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政治报告，似乎是在什瓦齐大街一百一十号，但不是高等学校组织的，而是《火星报》巴黎小组组织的。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听取理论性讲演的实际结论，高等学校的所有学生都来了。报告谈到当时火星派的土地纲领，包括归还割地问题。我不记得是谁提出过反对意见。但我记得在报告结束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得十分神气。一个巴黎的火星派分子临走时对我说：“列宁今天可大显身手了。”报告之后，火星派分子同讲演者照例一起到了咖啡馆。大家都感到非常满意，而讲演者本人也极其兴奋。小组的出纳员满意地汇报了《火星报》从这次报告中得到的现金收入数目：大约总在七十五到一百法郎之间，这个数目可真了不起！这一切都发生在1903年初。更确切的时间我现在也说不准，但我认为这并不难做到，也许人们已经做到了。
趁这次列宁来，决定让他看看歌剧。此事委托给了火星报小组的成员伊·谢多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了剧院（喜歌剧），从剧院回来时仍然带着在高等学校讲演时带的那个公文包。演出的是马斯内（？）的歌剧《路意丝》，题材是非常民主的。我们一起坐在楼座[5]里。除了列宁、谢多娃和我以外，好象还有马尔托夫、其余的人我就记不得了。在这次看歌剧的同时，发生了一件小事，虽然完全不带有音乐性，但是我却记得很牢。列宁在巴黎曾买了一双皮鞋，他穿着很挤脚。这双鞋使他受了好几个钟头的罪，最后决定不穿它了。好象故意为难似的，这时我的鞋也真该换了。我要了这双鞋，起初我很高兴，这双鞋正合脚。我决定穿着它去看歌剧。去的路上还很顺利。但是在剧院里我就感到事情不妙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记得歌剧给列宁和我自己留下了什么印象的原因。只记得他十分开心，很有乐趣地开着玩笑。在回来的路上我痛苦极了，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毫不怜悯地开了我一路的玩笑。在他的玩笑里毕竟隐藏着一种相同的感受，因为他自己，正如已说过的，穿着这双鞋已经受过几个钟头的罪了。
我前面提到过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巴黎讲演之前的紧张心情。下面就来谈谈这个问题。自那时过了很久以后，列宁讲演时也有过表现紧张的时候，而且听众越是不是“自己的”，讲话的因由越是庄重，这种情况就越厉害。列宁说起话来在外表上总是很有信心、很坚定，而且很快，他讲话对速记员简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当他力不从心时，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不是他的，而象是反射回来的失去个人特征的回声。而当列宁感觉到这些听众强烈需要的正是他所要讲的时，他的讲话就特别有声有色，说服力很精巧，它不是本来意义的“演说式的”，而是会话式的，只不过场合是讲坛而已。这并不是演说的艺术，而是一种比演说更重要的东西。的确，是否任何一个演说家在“自己的”听众当中都会讲得很好，对于这一点是可以提出异议的。这作为一种一般的公式当然是对的。但问题是在于什么样的听众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使演说家感觉到是自己的。按照议会的样板培养出来的王得威尔得式的欧洲演说家们需要的正是庄严的场合和慷慨陈词的机会。在纪念会和庆祝会上正是他们最得意的时候。而每一次这样的集会对于列宁来说都是一种小小的个人不幸。在分析战斗性政治问题时，他常常是最鲜明和最有说服力。十月革命前夕，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也许是他演说的最好典范。
在巴黎报告之前，我只是在1902年12月底在伦敦听过一次列宁的演说。奇怪的是，我对这次演说的性质、题目已经毫无印象了。我几乎怀疑这次报告是否是他作的？但事情看来是这样，在伦敦举行过一次大型的俄国人的集会，列宁也出席了这次集会，如果他不作报告，他就未必会出席。我记不清楚的原因是：报告他是作过，就象通常那样，报告的题目可能也就是当时那号《火星报》登载过的，因为列宁的相应文章我已看过，所以报告的内容对于我没有什么新东西；不曾有过争论，因为软弱无力的伦敦的反对者们没有勇气反对列宁。听众中一部分是崩得分子，一部分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是不大高尚的人，结果报告很平淡。我只记得在集会快结束时，久居伦敦的原彼得堡《工人思想报》小组的成员特某夫妇走到我跟前说：“请到我家过新年吧！”（因为这一点，所以我才记起集会是在12月底。）“为什么？”我粗野地迷惑不解地问。“大家聚会聚会。乌里杨诺夫也去，还有克鲁普斯卡娅。”我记得他们说的是乌里杨诺夫，而不是列宁，以至于我没有马上明白这指的是谁。原来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也被邀请了。第二天在“黑窝子”里讨论怎么办，大家问列宁是否去。好象谁也没有去。真遗憾，要不然这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机会，能够看到列宁在新年晚会的气氛下同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在一起。
从巴黎一到日内瓦，我就同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应邀到普列汉诺夫那里去。好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去了。可是这天晚上的事我只有一种极模糊的印象。总之，这个夜晚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世俗性的”，且不说它带有庸俗性。记得我是相当孤单和忧郁地坐在椅子上，在主人或者主妇关切中间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普列汉诺夫的女儿们分别送来了茶和饼干。处处都感到拘谨，觉得不自在，并且大概不光是我一个人有这样感觉。也许由于年轻的关系，我对冷漠比其他人更敏感。这次拜访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然，这次“拜访”在我的印象里是很仓卒的，可以说是纯粹偶然的，就象我同普列汉诺夫的所有会面都是仓卒的和偶然的一样。对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启蒙者的光辉形象我打算在其他地方简略地加以描写。这里我谈的只是最初几次见面时的零碎印象，唉！这几次见面我太倒霉了。这一切使查苏利奇大为恼火，她对我说：“我知道若尔日常常令人讨厌，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畜生”（她喜欢用的赞语）。
这里我也不能不指出，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家里有一种朴实而真挚的同志式的同情气氛。我至今还在以十分感激的心情回想着我常去苏黎世时阿克雪里罗得对的我的盛情接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不止一次地到过那里，——我从在他家里的谈话中得知，——他也感到这个家庭的温暖和亲切。在阿克雪里罗得那里我没有碰到过他。
至于查苏利奇，她对待青年同志的那种朴实和诚恳态度真是无法比拟的。如果说不能在直接的意义上来说她的好客，那只是因为她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比她能给予的还要多。她住的、吃的、穿的象个极其俭朴的大学生。在物质价值上，她最大的享受是烟草和芥末。她对其中无论哪一样都要消耗很大数量。当她把厚厚一层芥末抹在非常薄的一片火腿上时，我们就说：“维拉·伊万诺夫娜又在美餐了……”
“劳动解放社”的第四个成员列·格·捷依奇对青年人也非常关心。在此之前我尚未讲过，他是作为拥有发言权的《火星报》行政负责人出席编辑部会议的。捷依奇通常是和普列汉诺夫走在一起，在革命的策略问题上持更温和的观点。有一次，使我惊奇的是他向我宣称：“年轻人，任何武装起义都不会有，而且也不需要。我们服苦役时，有一些人好打架斗殴，他们动不动就打起来，甚至打死。而我采取的态度是这样的：坚定不移地抱定，使行政管理人员懂得，事情可能达到大搏斗的程度，但我是不会参加搏斗的。这样我就受到了行政管理人员的尊重，而且使事态得到缓和。我们对沙皇制度也需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否则，我们将被打得粉身碎骨，也丝毫无济于事。”
这种策略说教使我大为震惊，我把它分别告诉了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列宁。我不记得马尔托夫是怎样反应的了。维拉·伊万诺夫娜说：“叶甫盖尼（捷依奇的老外号）总是这样，本人倒是非常勇敢的，而在政治上却是极端谨慎和温和。”列宁听了之后好象说什么：“嗯，嗯……是，是。”我们两人都笑起来了，没有更进一步地去评论。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第一批代表陆续来到日内瓦，同他们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在这项准备工作中，列宁是无可争辩的领导，虽然不总是那么明显。举行了《火星报》编辑部的会议，《火星报》组织的会议，各代表的分组会和全体会议。部分代表是带着疑问、带着反对意见和小团体的要求来的。准备工作占用了很多时间。
参加代表大会的总共有三个工人。列宁非常详细地同他们每一个人进行谈话并把他们三个人全都争取过来。其中一个是来自彼得堡的绍特曼。他虽然还很年轻，却是一个谨慎和善于思考的人。我记得他同列宁谈话之后回来（我和他住在一起）还反复说：“他的双眼闪烁发光，洞察一切……”
尼古拉也夫的代表是卡拉法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细地向我了解他的情况（我是在尼古拉也夫时认识他的），随后，他狡猾地一笑，接着说：
“他说他原以为您有点象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的信徒。”
“嗯，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几乎发火了。
“这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不知是安慰我，还是戏弄我，列宁反驳说，“你那时也就是十八岁吧，要知道，人不是生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
“这倒也是，”我答道，“不过，我和托尔斯泰宗教学说毫无共同之点。”
党章问题在会上占很大的地位，其中中央机关报同中央委员会的关系问题是组织提案和争论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我是带着中央机关报应当“服从”中央委员会这样一种思想来到国外的。多数“俄国的”火星派分子的情绪也都是这样，不过，并不是很坚决和很固定。
“行不通，”列宁反驳我说，“力量的相互关系不是这样。哼，他们怎么能从俄国来领导我们呢？行不通……我们是坚定的中心，我们将从这里来领导。”
有一个提案说，中央机关报有义务刊登中央委员的文章。
“甚至反对中央机关报的也登吗？”列宁问。
“当然。”
“这有什么必要？毫无必要。中央机关报两个成员的争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是有益的，但‘俄国的’中央委员反对中央机关报的争论则是不能容许的。”
“这不成了中央机关报的全面专政了吗？”我问。
“这有什么不好？”列宁反问，“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央机关报就应当是这样。”
在这期间，围绕着所谓自行遴选权问题发生了纷争。在一次会上我们年青人谈到了积极和消极遴选。“要知道，所谓消极遴选，按俄国的说法叫做‘驱逐’，”第二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着对我说，“这不那么简单。哈—哈—哈！请把消极遴选搬到《火星报》编辑部试试看吧！”
对于列宁说来，最尖锐的问题就是今后怎样组织中央机关报，使它在实际上同时起到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列宁认为不可能使老的六个成员保持不变。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路在任何有争论的问题上几乎始终是站在普列汉诺夫一边，这样一来至多也只是三比三。无论是这三个人，还是另外三个人都不同意让其中任何一位编委离开。只有一种相反的办法，那就是扩大编辑部。列宁想要我当第七名编委，以便往后从七人中，即从扩大的编辑部中分出一个由列宁、晋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组成的更小的编辑小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逐渐向我透露了这个计划，不过他只字未提他正是建议我作编辑部的第七名编委，这个建议除了普列汉诺夫以外其余全都通过，但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原因，整个计划遭到了坚决的反对：吸收第七名编委本身在普列汉带夫看来意味着利用“劳动解放社”中的多数拒绝少数的建议，即以四个“青年人”对付三个“老年人”。
我想这个计划是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对我态度极端恶劣的最重要原因。而凑巧在这里我们又当着代表们的面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公开冲突。事情似乎由于报纸大众化引起的。一些代表坚决主张，根据在俄国的可能性，有必要出版一种与《火星报》平行的大众化机关报，例如，“南方工人社”的意见就是如此。列宁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有不同的考虑，但主要是担心在党的基本核心没有很好地巩固之前，在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大众化”的基础上可能形成一种特殊的小集团。普列汉诺夫坚决主张创办大众化机关报，站在与列宁对立的立场，并公开争取各地方代表的支持。我支持了列宁。在一次会上我发挥了这样一种思想（对还是不对，现在已无关紧要），即我们需要的不是大众化的机关报，而是大量的能帮助先进工人把自己提高到《火星报》水平的宣传小册子和传单，大众化的机关报将会挤掉《火星报》，使党的政治面貌模糊起来。把它降低到经济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水平。普列汉诺夫表示反对。他说：“为什么会模糊起来呢？当然，在大众化的机关报上我们不能说明一切问题。我们在报上只提出要求，口号，而不是研究策略问题。我们对工人说，必须同资本主义斗争，但是，我们自然不是去研究怎样同资本主义斗争的理论。”我抓住了这个论据说：“要知道，无论是‘经济主义者’，还是社会革命党人都说必须同资本主义斗争。而分歧恰恰始于怎样进行斗争。假如在大众化的机关报上我们不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也就“抹杀了我们与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区别。”……反驳的意见获胜了。普列汉诺夫无言可答。显然，这件事不会改善他对我的关系。不久在编辑部的会议上又发生了第二次冲突。编辑部决定在代表大会解决编辑成员问题之前吸收我参加会议（只有发言权）。普列汉诺夫断然拒绝这样做。而维拉·伊万诺夫娜对他说：“那我带他来。”实际上也是她“带”我参加了会议。此事的内幕我自己很晚才了解到，因而出席会议时还一无所知。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用一种很文雅的冷淡态度和我打了一下招呼，他是很善于这一套的。可巧编辑部就是要在这次会议上研究捷依奇和前面提到过的勃鲁缅费尔德之间的争论问题。捷依奇是《火星报》的行政负责人。勃鲁缅费尔德是印刷所的总管。于是就产生了权限之争。勃鲁缅费尔德埋怨捷依奇干预印刷所的内部事务。普列汉诺夫出于老交情支持捷依奇，并建议勃鲁缅费尔德只管印刷所的技术工作。我表示反对，不能只是在技术上管理印刷所，还有组织上和行政上的任务，所以勃鲁缅费尔德在这些问题上也应当有自主权。我记得普列汉诺夫极恶毒地反驳说：“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在技术上会出现各种不同的上层建筑，行政管理的以及其他的，就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所教导的那样，这固然是对的，但是……”如此等等。然而，列宁和马尔托夫很慎重地支持了我，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就更加难以忍受了。在这两种场合，正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赞成我的。但同时他又十分焦虑地注视着我同普列汉诺夫的关系在恶化，因为这有可能使他改组编辑部的计划彻底落空。在后来的一次同新到代表一起召开的会上，列宁把我叫到一边说：“关于大众化的机关报问题最好让马尔托夫去反驳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会和稀泥，而你去会干起来。”干起来与和稀泥这些字眼我记得很清楚。
在“兰多利特”咖啡馆召开的一次编辑部会议之后，也许就是刚刚说的那次会议之后，查苏利奇用她在这种场合所特有的一种胆怯而坚决的口气抱怨我们对自由派攻击得“太过分”。这是使她最难过的事。
“请看，他们多么卖力气，”她说着，眼睛故意不看列宁，但她恰恰是主要讲给列宁听的，“在最近的一期《解放》杂志上，司徒卢威给我国的自由派指出了饶勒斯的榜样，要求俄国的自由派不要同社会主义决裂，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德国自由主义者的可悲命运，所以最好以法国激进派—社会主义者为榜样。”
列宁站在桌旁，前额罩着那顶轻便的“巴拿马式”草帽（会议己经结束，他准备走了）。
“对他们尤其要狠狠打击。”他说完，愉快地笑了，好象在有意逗弄维拉·伊万诺夫娜。
“怎么能这样，”她大失所望地喊道，“他们迎着我们而来，而我们却要打击他们！”
“正是这样。司徒卢威对他的自由派说，必须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但不是采取粗暴的德国方式，而是采取更巧妙的法国方式，要学习正在向饶勒斯主义暗送秋波的法国左翼激进派，采取招徕、献媚、欺骗和诲淫的办法。”
我转述这次重要的谈话，当然不能一字不漏。但它的意思和精神却相当清晰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此刻我手里没有可供验证的材料，但是要验证也并不难，只要读一读1903年春季的几期《解放》杂志，查一下司徒卢威谈到关于自由派对一般民主社会主义，特别是对饶勒斯主义的态度问题的文章即可。我记得这篇文章正是维拉·伊万诺夫娜在刚才所讲述的那段情况时说出来的。如果把那期《解放》杂志的出版日期同该杂志被送到日内瓦、送到维拉·伊万诺夫娜手里和经她阅读所需要的时间（即花三、四天的时间）相加，那就可以十分准确地确定上述在“兰多利特”咖啡馆里的争论的日期。我记得那是春季的一天（也许已是初夏），阳光明媚，列宁那发不清“P”音的笑声是那么开心。我记得他整个平静而好讥讽人的表情，自信而“结实的”身影——的确是结实的，尽管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比他后半生要瘦得多。维拉·伊万诺夫娜象往常一样，时而责骂这个人，时而指责那个人。但是好象谁也没有参与争论，即使有过争论，时间也很短，很快就散会了。
我和她一起回的家，查苏利奇当时闷闷不乐，她觉得司徒卢威的计划失败了。我对她也没有什么可安慰的。然而，那时我们当中任何人也没有预感到，在“兰多利特”咖啡馆门口的这场简短的对话，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多么成功地使俄国自由派的计划遭到了失败。
※※※
我看到了我前面写的那些事件的所有不足之处，结果还比不上我在着手写这本书时所想象的那样。但是我把记忆中的一切，即便是不那么重要的东西，都精心地收集起来了，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人能更详细地讲述这段时期了。普列汉诺夫死了。查苏利奇死了。马尔托夫死了。列宁也死了。他们当中未必有谁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莫非维拉·伊万诺夫娜会留下？但一点也没有听说过。当时的《火星报》编辑部的成员现在健在的还有阿克雪里罗得和波特列索夫。但是他们两人不用说提任何其他的意见，就连编辑部的工作也很少参加，在编辑部的会议上他们是稀客。列·格·捷依奇可能会讲出点什么，但他是在我写的这个时期快结束时，即在我之前不久才来到国外，况且他没有直接参加过编辑部的工作。我们希望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能够提供非常宝贵的资料。她当时处在全部组织工作的中心，接待外来的同志，为要离开的同志送行，建立联系，规定暗号，写信，翻译密码。在她的屋子里几乎总有一股烧纸的气味。她也常常用她那种温柔的坚定口吻抱怨有些人写信太少，或是把密码搞错，或是用化学墨水写的字行与行重叠在一起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组织工作中同列宁并肩前进，每天都监视着列宁身上和列宁周围的一切。然而我希望这几行字不是多余的，——其中因为至少当我在场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也是很少参加编辑部的会议的。而主要是因为有时旁观者能看出当事人所看不见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能讲的都讲出来了。现在我还想谈一些一般性的看法，即为什么我认为旧《火星报》时期，在列宁政治上的自我感觉中，也可以说在他的自我评价中，一定会发生决定性的转折；为什么说这种转折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说它是必要的。
列宁到国外已是三十岁的成年人了。无论在俄国国内和在大学生团体里，还是在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在流放者之中，他都居于为首的地位。他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力量，因为所有他与之接触过和工作过的人都承认这种力量；他到国外时已经具有大量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而这一切都贯穿着构成他精神本质的那种坚决的目的性。在国外，他期望同“劳动解放社”合作，首先是同马克思的精辟而卓越的解释者、几代人的导师、理论家、政治家、政论家、名震欧洲和与欧洲有密切关系的演说家——普列汉诺夫的合作。同普列汉诺夫并列的两个最著名的权威是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不仅是英勇的过去把维拉·伊万诺夫娜推上了最前排的位置。不，她是一位极有远见的思想家，她具有广泛的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修养，具有非凡的心理学方面的洞察力。当时“劳动解放社”就是通过查苏利奇同老恩格斯联系的。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所密切联系的是拉丁语系的社会主义，而阿克雪里罗得则不同，他在“劳动解放社”里代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经验。这种“势力范围”的差别同样在他们的住地上也有表现。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多半住在日内瓦，而阿克雪里罗得则住在苏黎世。阿克雪里罗得注重策略问题。众所周知，他没有一本关于理论和历史的著作。他一般写东西很少。但是只要他动笔，几乎都是写关于社会主义策略问题的题材。在这方面阿克雪里罗得既显示了独立性，也显示了敏感性。通过和他多次谈话（就象和查苏利奇一样，有一段时间我和他也非常要好），我明显地感到普列汉诺夫关于策略问题的著作中有很多是集体工作的成果，而这一工作中阿克雪里罗得的贡献比仅仅根据发表过的文献所证明的要大得多。阿克雪里罗得本人不止一次地对“劳动解放社”(1903年分裂之前）不容置疑的和受爱戴的领袖普列汉诺夫说：“若尔日，你的手好长，到处捞你所需要的东西。”——大家知道，从俄国寄来的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的手稿是阿克雪里罗得作的序。“劳动解放社”通过这种行动收留了一个年轻有为的俄国工作者，同时这似乎也证明是收了一个学生。列宁正是以这种身分和另外两名学生来到国外。我没有参加学生和老师们最初的会面，也就是在那几次谈话中制定了《火星报》的基本路线。然而，从半年来的观察，特别是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来看，冲突之所以那么尖锐，是不难理解的，这里除了刚才指出的原则方面以外，老年人在评价列宁的成长和意义上的看法不正确也是一个原因。
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以及会后，阿克雪里罗得和编辑部其他成员对列宁行为的不满也夹杂着一些不理解的成分：“他怎么能这样干呢？”在代表大会过后不久，就发生了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决裂。而列宁却仍在继续斗争，这就更增加了人们的困惑不解。阿克雪里罗得和其他人的情绪也许可以用下面的话更确切地表示出来：不知为什么他变成了这个样子？老年人纷纷议论：“要知道，他来到国外的时间并不长，来时不过是一个学生，而且自己也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阿克雪里罗得在他关于《火星报》初期的描述中特别强调这一点）。从哪儿突然来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劲儿？他怎么能这样呢？”后来人们推测：他在为自己回俄国创造条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掌握着全部通信联系，这不是没有原因的；那里已在悄悄地对俄国的同志们进行工作，让他们反对“劳动解放社”。查苏利奇要比别人愤怒得厉害些，但也许她比别人懂得更多些。难怪在尚未分裂以前，她老早就对列宁说他与普列汉诺夫不同，他是“死死咬住不放”了。谁知道当时这些话留下了什么印象呢？列宁不是也重复说过：“是的，这完全正确。除了查苏利奇还有谁更了解普列汉诺夫呢？他只会乱咬，乱咬了一阵之后就扔掉不管了，而任务却完全不是乱咬一阵再扔掉……这里需要的正是死死咬住不放。”关于预先对俄国的同志“做工作”的谈论在多大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信的这个问题，当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比任何人都能回答得更好。但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不需进行实际调查就可以说，这种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列宁确立和加强今天，常常是在准备明天。他的创造性的思想永远不会停止，警惕性永远不会放松。一旦他确信在革命到来的形势下，“劳动解放社”没有能力直接领导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组织时，他就由此为自己作出了一切实际结论。老年人犯了错误，而且不只是老年人：这是一个不光年轻而且也很出色的工作者，阿克雪里罗得出于友谊和爱护曾为他作过序，这是一位领袖，他充满着坚定的目的性，而且看来他也完全感觉到自己是领袖，当他开始同老年人，同老师们并肩工作时，他就确信自己比他们更强和更有用。的确，据马尔托夫说，在俄国国内列宁在同辈人中是出类拨萃的。但是那里老是在一味地议论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青年组织。俄国人的名声总还带有土里土气的痕迹；当时有多少人是俄国的拉萨尔和俄国的倍倍尔！“劳动解放社”则是另一种情况，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同考茨基、拉法格、盖得和倍倍尔，同真正的德国的倍倍尔是平起平坐的！列宁在工作中同他们较量了自己的力量，用大的欧洲尺子测量了自己。正是在同普列汉诺夫发生冲突，编辑部分成两派的时候，列宁才锤炼了那种毫不动摇的坚定性，如果没有这一点，他以后也就不会成其为列宁。同老年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是因为事先就存在着两种不同概念的革命运动。不是的，当时这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对待政治事件，对待组织和一般实际任务，以及在对待一切行将到来的革命的问题上，看法存在着深刻的差别。在此之前老年人侨居国外已经二十年了。《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对于他们首先是文化事业，而对于列宁却是革命活动的直接武器。普列汉诺夫是一个陷得很深的革命的怀疑论者，这在几年以后（1904—1906年）已经暴露出来了，而且在帝国主义时代更加可悲。他很蔑视列宁的坚定的目的性，对此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傲慢而恶毒的嘲笑。前面已经说过，阿克雪里罗得是比较注意策略问题的，但他的思想顽固，不想走出从准备到准备的圈子。阿克雪里罗得常常以极大的艺术来分析革命知识分子内部的各种不同社会主义派别的倾向和色彩。在对待革命前的政治上他是一个顺势治疗派。他的方法和手段具有药房和实验室的性质。他的用药量总是卡得非常小：这是些杯子，他把最小的砝码放在天平上。难怪列·格·捷依奇把阿克雪里罗得看作斯宾诺莎式的人物，难怪斯宾诺莎是一个金刚石雕刻匠，众所周知，这种工作是要求用放大镜的。而列宁却整个一下子就抓住了事件及关系，在思想上学会了掌握社会的大局，并以此反映出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意想不到的行将到来的革命。大概在老年人中只有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比较直接地感到革命的迫近。她那富有朝气的，抛弃了学究习气的，充满着直觉力的历史学修养在这点上帮了她忙。但她觉得革命和旧的激进主义是一样的。她从内心里相信，在我国，除了“真正的”、应当掌握领导权的有信心的自由主义以外，革命的一切因素都业己具备，马克思主义者采取过早的批判和攻击，只会吓坏自由派，这种作法实质上起着反革命的作用。尽管维拉·伊万诺夫娜在报刊上没有谈到这一点。即使在私下的谈话中也不是经常都能把问题谈透。然而，这可是她内心里真正的信念。因此就产生了她同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的对抗，她认为阿克雪里罗得是一个学理主义者。的确，在顺势治疗的策略中，阿克雪里罗得始终坚持社会民主觉的革命领导权。他只是拒绝把这种观念从小组和团体的语言译成已经行动起来的阶级的语言罢了。也就在这里显示出了他和列宁之间的鸿沟。
列宁到国外来不是作为“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为了“一般的”革命写作工作，不是单纯地为了使工作了二十年的“劳动解放社”能继续下去。不是的，他到国外来是作为一个潜在的领袖，他不是“一般的”领袖，而是革命的领袖，这一革命正在发展，已为他所觉察到了。他到国外来是为了在短期内建立起革命的思想武装和组织机关。我说列宁有一种狂热的而又有纪律的目的性，这意思并不是说他，列宁，在努力促进“最终目的”的胜利，——不是的，这样说太一般和太空洞，——我是在具体而直截了当的意义上说的，即他为自己提出了实际的目标：加快革命的到来，并保证革命的胜利。当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在国外并肩工作的时候，当德国人称之为距离的魅力的那种东西业已消失的时候，——对于这位“学生”来说，有一点在实际上已经是很清楚的了，即在他认为当时的主要问题上，他从老师那里不仅几乎学不到什么东西，而且持观望怀疑的那位老师依仗自己的权威能够阻挠挽救工作的开展，并且把他即列宁与更年轻的同事分开。从此列宁便机警地关心着编辑部的组成，从此便组成了七人小组和二人小组，从此便出现了把普列汉诺夫同“劳动解放社”分开和建立三人领导小组的意图，这样列宁永远就可以在革命理论问题上依靠普列汉诺夫，在革命政策问题上依靠马尔托夫。人的组成变化了，但是“先期行为”却基本上没有变化，而且最终愈演愈烈。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争取了普列汉诺夫，然而并不可靠，与此同时他失去了马尔托夫，并且永远失去了。看来，普列汉诺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感到某种东西了，他在回答阿克雪里罗得对他和列宁的联盟提出的令人痛心和困惑莫解的责备时，至少是对阿克雪里罗得这样说过：“罗伯斯比尔们就是用这种面团做出来的。”我不知道是否在某个时候这句名言在报刊上引用过，而且是否在党内大家都知道，但是我担保这句话是准确无误的。“罗伯斯比尔们就是用这种面团做出来的！”——而且甚至还有某种更大的，即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历史的回答就是这样。但是很明显，这种历史的启示在普列汉诺夫本人的意识中很快就枯萎了。他同列宁决裂了，又回到怀疑主义和尖刻的讥笑，而由于时间的推移，这种讥笑的尖刻性也随之消失了。
但是，在“分裂的”先期行为上，问题不光是普列汉诺夫一个人的事，也不光是一些老年人的事。第二次代表大会基本上结束了准备时期的最初阶段。“火星派”组织在代表大会上非常突然地分裂成几乎两半，这种情况本身说明在这个最初阶段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达成协议。阶级的党刚刚才冲破了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外壳。大批知识分子在不断地涌向马克思主义。学生运动以其左翼在向《火星报》靠拢。在知识分子青年中，特别是在国外，赞助《火星报》的小组很多。所有这些人都很年轻和缺乏经验，并且多半都不很坚定。火星派的女大学生们曾向报告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火星派的妇女能否嫁给海军军官？”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只有三个工人，而且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他们吸收进来的。一方面，《火星报》在招收和培训职业革命干部，把一些年轻的、具有英勇精神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旗帜之下。另一方面，许多知识分子小组只是从《火星报》路过了一下，后来很快就变成了“解放派”。《火星报》之所以取得了成功，不仅在于它是正在建设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机关报，而且在于它简直就是一篇战斗性的政治的、非常左的、能说善辩的论文。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一时激动，赞成在《火星报》的旗帜下为争取自由而斗争。与此同时，渐进主义的教育家们对无产阶级的力量采取的怀疑态度从前是表现为经济主义，而如今也在十分认真地使自己染上《火星报》的色彩，可是其实质并没有改变。《火星报》的辉煌胜利，归根到底比它实际的成果要广泛得多。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是在多大程度上清楚地和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我现在不加评论，但至少可以说他是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清楚和更充分地意识到了。聚集在《火星报》旗帜下的人们，情绪相当复杂，这种情绪在编辑部中也有反映，但唯独列宁想象到了充满各种严峻任务、剧烈冲突和无数牺牲的明天。他的警觉性和战斗性的多疑就是由此而来的。组织问题的明确提法也是由此而来的，这种提法象征性地表现在关于党员的条目中（党章第一条），在准备收获《火星报》思想成果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正是列宁在着手新的分化工作，着手新的、要求更高的、更严肃的精选工作，这是十分自然的。在决定这一步骤上，代表大会有半数人是反对的，普列汉诺夫只是半个同盟者，所有其余的编辑部成员都是公开的和坚决的反对者；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新的选择，无论对自己的事业，还是对自己的力量都需要有非常特殊的信心。经过经验检验过的自我评定给了列宁这种信心，而这种自我评定是在同“老师们”的共同工作中，在预示着未来分裂的雷鸣闪电的最初的冲突中产生的。为了从事这种事业并把它进行到底，就必须有列宁那种强有力的目的性。列宁不知疲倦地把弓弦拉到极限，绷得不能再紧了，同时还在用手指小心地弹试着，看是否有松弛的地方，是否有断裂的危险？“不能拉得这样紧，弓要断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喊着。“断不了，我们的弓是由拉不断的无产阶级材料制成的，而党的弦需要拉得紧而又紧，因为得把重箭射到远处去！”射箭能手回答说。
1924年3月5日
[1]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敌对的无政府主义流派，于1902年产生，该流派因领导者是马哈伊斯基而得名。马哈伊斯基分子鼓吹用敌对的态度对待革命的知识分子，力图引诱工人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斗争。——译者注
[2]现称彼得要塞。位于拉多加湖奥烈霍沃岛，建于1323年。1611年为瑞典人所占领。1702年彼得一世夺回。要塞失去军事意义以后成了沙皇监禁革命人士的地方。——译者注
[3]是伦敦市内一个欧洲移民区。——译者注
[4]指马尔托夫。——译者注
[5]剧院里最高、最远的座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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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论列宁
前言
本书是一部未完成作，这里有两重意思。首先，书中根本找不到列宁的传记，或他的世界观、行为方法的完整说明。本书仅仅是为别人未来的著述，或者为本书作者的写作提供一些粗略的素材、梗概和草图。不过，这种划“草图式的”方法是免不了的和必要的。现在除了写一些通俗的传记和一般性的描写而外，也很需要写一部比较具体和详细的著作来把我们所见到的有关列宁的个别史实情节、生活和为人的各种特点串连起来。本书很大一部分是作者在前后相隔十五年的两个时期的回忆：旧《火星报》的最后半年和以十月革命为中心的决定性的一年，即大约从1917年年中到1918年秋这段时间。
然而本书之所以说是一部未完成作，还有另一重意思，即从狭义上来看，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继续从事本书的写作，对它作一些修改和订正，补充一些新的情节和篇章。由于生病和因此而暂时摆脱实际工作，使我有机会重新回想起该书叙述的很多事情。读了初稿，我更加思绪万千，想起了一些新的有关列宁的生平或者同他有联系的重大事件。但是这种写作方法有其不便之处，就是说一部作品总是写不完。正因为这样，我决定在一定的时候把手稿机械地裁短并照此发表出去。同时，正如已说过的那样，我要保留今后继续写作这本书的权利。无须说，我所涉及的那些事件和情节的当事人，如能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给予这样或那样的提示，我将非常感激。这里不妨预先说明，我有意识地省略了若干与当今耸人听闻的事件关系极其密切的情况。
本书的两个主要部分带有回忆录的性质，其中包括文章、讲演或我在讲演中涉及到列宁的部分。
在写回忆录的过程中，我几乎没有利用有关与我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任何资料。我认为，既然我没有给自己提出对列宁生平中的一定时期作全面历史评述的任务，而只是想从本书作者作为直接当事人的角度提供一些资料，那就最好是利用我本人的纯记忆中的东西。
在本书基本脱稿时，我翻阅了一下列宁全集第十四卷和奥弗相尼科夫同志的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一书，并对本书作了一些补充。只是数量不多。
列·托洛茨基
附言：在通读全书时，我发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把列宁格勒有时称为彼得格勒，有时称为彼得堡。但是有一些同志则在时间上作了颠倒，把旧时的彼得格勒称为列宁格勒。我看这是不对的。例如，能说列宁在列宁格勒被捕了吗？很清楚，在列宁格勒不可能逮捕列宁。更不能说彼得一世建立了列宁格勒。过几年或几十年以后，城市的新名称同自己所有的名称一样，也许会失去其鲜明的历史内容。但是现在我们最明确和鲜明不过地了解到，彼得格勒改称列宁格勒只是在1924年1月21日以后，而在这以前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名称的。因此我在回忆录中仍保留了写到的事件的那个时期列宁格勒所固有的名称。
列·托·
1924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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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English文学与革命列夫·托洛茨基CHM下载序献词第一部当代文学第一章非十月革命文学第二章革命的文学同路人第二章亚·勃洛克第四章未来主义第五章诗歌的形式主义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第六章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第七章党的艺术政策第八章革命的艺术和社会主义的艺术第二部前夜第一章在第一次革命与战争之间（1908—1914）我们时间上的祖国关于死亡和埃罗斯新年前夕关于艺术的一场谈话折中主义的桑丘·潘沙和他的神秘主义的忠仆堂吉诃德亚里士多德与日课经渴望“文化”“为了文笔优美”白色的小牛犊与文化梅列日科夫斯基论知识分子科·楚科夫斯基对三段论的践踏词语的解放世俗的神学家和万卡的个性大型杂志的命运第二章西方和我们《天真的人》日食弗兰克·韦德金德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在西方1909年维也纳的Secession1911年维也纳的两次展览1913年的Secession附录再版序论文学和俄共的政策译后记刘文飞王景生季耶译张捷校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北京Л.ТРОЦКИЙЛИТЕРАТУРАИРЕВОЛЮЦИЯ据苏联红色处女地出版社1923年第一版译出MarxistsInternetArchiv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English |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1928）（王凡西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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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革命》
（1923）
LiteraturaeRevolução
(LiteratureandRevolution)
里昂·托洛茨基
LeonTrotsky
惠泉（王凡西）译
信达出版社，1971年版
中译本出版小序
导言
第一章前革命时期的艺术
第二章革命的文学“同路人”
第三章亚历山大·勃洛克
第四章未来主义
第五章形式主义的诗派与马克思主义
第六章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艺术
第七章共产党对艺术的政策
第八章革命艺术与社会主义艺术
译后记
我将此书呈献给：
克烈斯欣·乔其维奇·拉可夫斯基[1]
这位战士，大丈夫，与朋友。
[1]在本书著者的“自传”中，曾如此介绍了拉可夫斯基：“……原属保加利亚人血统……算是罗马尼亚人……在不同时代，他积极参加了保、俄、法、罗四国社会党的内部生活，后来成了苏维埃联盟领袖之一，共产国际创立者之一，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驻英法外交代表，而且担了左派反对派的命运。”他与托洛茨基同受迫害，被流放于苏联死海地区，三十年代初，他曾被逼声明放弃反对派立场，以后不知下落。 |
【专题】德国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德国革命
★德国革命★
·1917—1923年德国革命（1971年）[法国]皮埃尔·勃鲁埃（PierreBroué）
·革命回忆录《黑面包干》之德国革命见闻录[苏]德拉伯金娜，Е.著
·《罗易回忆录》选录
【苏联档案】俄共（布）与1923年的德国革命（1923年7月至10月）
相关文献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文献
【说明】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对德国革命的讨论、争论很多，文献记录也多，不予全部转载，读者可直接在“第三国际”专栏中查阅各次会议文献。这里仅列出个别重要篇目，补充某些遗漏的或曾经是保密的文献。
·德共代表团就“三月发动”问题致俄共中央（附列宁、托洛茨基往来信件）（1921年6月16日）
列宁
托洛茨基
·在共产国际三大第十四次会议上对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的讨论发言（1921年7月2日）
·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问题致列宁（德国问题）（1921年7月3日）
·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问题再致列宁（1921年7月3日）
·论德国革命的失败
↘论欧洲革命的道路〔1924年4月11日〕
↘我们正在经历哪个阶段？〔1924年6月21日〕）
·德国共产党的左翼反对派问题（1927年4月2日）
拉狄克
·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三大，1921年6月30日）
【附录】对上述报告的讨论（第十一次会议，1921年7月1日中午12时40分）
对上述报告的讨论（第十二次会议，1921年7月1日晚8时）
对上述报告的讨论（第十三次会议，1921年7月2日12时30分）
对上述报告的讨论及拉狄克的总结发言（第十四次会议，1921年7月2日晚）
·拉狄克的发言（1922年柏林代表会议〔三个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第266号文件）
·关于共产国际政策的提纲草稿（1925年8月）
季诺维也夫
PDF文库
1918德国革命史资料
1923年的德国（1923年德国统治危机与前革命形势。亲苏主流的调子，但资料读读尚可）
为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德国人民阵线而斗争（1936－1938）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1914-1945）（中国官方文人著作。还算可读。书后附录系列历史文件）
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一卷：从开端至1917年
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第二卷
从1917年至1945年（东德官方著作）
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国家党的起源的研究（上、册） |
关于改组和改善中央机关工作的草案（托洛茨基，1923年2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关于改组和改善中央机关工作的草案
托洛茨基（1923年2月22日）
绝密
致中央全会全体与会者
改组和改善党中央机关工作的草案
一、必要的预先的实际说明
1．关于我在改组党中央机关（列宁同志首倡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相当一部分全会与会者事实上已被误导。我没有向全会也没有向政治局提过任何建议。我也没有任何现成的建议。此外，在政治局我们一致决定在这个尖锐的问题上不提任何单独的建议，而力求通过每一次会议交换意见取得一致。这是我们的建议，它得到大家的赞同。我们指望党对列宁同志的信作出自己的反应，在《争论专页》上将会发表文章，而政治局和全会将可能更深人地捕捉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情绪，并且以更准确的形式完全步调一致地去迎接业已成熟的组织改革。我再重复一遍，我在政治局提的建议就是这些，它得到大家的完全赞同。
2．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全会上提出的草案完全出于我的意料。这个提纲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这个提纲的提出程序本身就背离了政治局委员们一致达成的协议，即要采取一切措施来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单独行动。
3．我在开会前几个小时收到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根本不明白，“两个中心”思想指的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向政冶局或中央全会提过什么“两个中心”的草案。我的便函只不过是我们商定的交换意见中的一个简单插曲，我不认为它是什么草案，而且我这个便函的实质也根本不是“两个中心”。仅仅在全会的讨论中才向我说明了“两个中心”思想大致反映了什么意思，同时我确信，我给政治局委员们的便函仅仅是在政治局内部的初步讨论中的一点意见，但它被全会的某些与会者当成了我的“建议”，说它的实质是“两个中心”，是一条反对列宁同志的建议。全会的某些与会者从某某人那里得到相应的消息和指示，因此他们才在发言中说，列宁同志的草案目的在于维护统一，而我的草案则是在搞分裂。
4．在这里我不去追查这是什么人干的，也不去追査经过相应策划的这些来自小圈子的流言的目的。但是我要声明：只要如实地转述列宁同志的信和我对这封佶以及这封信前面的文件所持的态度，这场不诚实的牌戏必将失去任何影响。情况却相反。当政治局的多数委员认为不能印发列宁同志的信时，相反地，我不仅始终坚持印发这封信（得到加米涅夫同志的赞成，季诺维也夫同志缺席），并且始终捍卫信中的基本思想或（为了说得更准确些）我所认为的信中的基本思想。
我保留自己向全党说明这一事实的权利，如果反击流言需要这样做的活，因为我几乎从未对它们作出过反应，这些流言至今没有受到惩罚。
二、改组党的中央机关的基本任务
5．中央委员会应保持其严密的形式和迅速决断的能力。因此进一步扩大党中央委员会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只能使中央委员会补充一些中央代表（主要是补充一些“总督”），因此很少会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而扩大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和确立政治局和全会之间的新的、更为复杂的关系，将使党中央委员会精确无误的各项工作受到巨大损失。
6．另一方面，对中央委员会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要与“下层”和整个苏维埃机关保持经常的而不只是定期的联系，在自己周围有一个一贯生气勃勃和积极的党的“外围”，这一个“外围”—方面可以给中央委员会提供地方和“下层”的新鲜经验，并通过这些新鲜经验的力量来给中央委员会施加必要的压力（在需要的时候施加“联合”压力），另一方面，这一“外围”本身由于与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密切联系和对这一工作的参与，能站到苏维埃和党的更高的高度上并为中央委员会培养接班人。这一“外围”的主要职能应是从党的角度实施视察、监督、指导、教育和惩罚，因为党渗透到苏维埃机关并把触角伸到城市和农村的下层深处。
7．这里的问题是，这一“外围”对中央委员会直接抓的问题是否应拥有决定权或发言权，在哪些情况下和以什么形式（“两个中心”问题）进行，我认为与上述基本任务相比是次要问题。我在自己的便函中提了一条建议，我认为在某些问题上可以授予这一“外围”以决定权。不过我同意这样的意见：这样做，特别是在初期，总有一定的冒险性，因为还没有积累好必要的协作经验。因此，至少在第一年对“外围”仅授予发言权可能更为合理。
三、我对组织方面的建议
8．中央委员会由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加上人数也许不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组成。因此，中央委员会的上述组成比现在的组成有所缩小，至少不会扩大。根据现有的经验，政治局、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更加明确了。
9．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拔75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这些工人和农民要有较长的党龄且适合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领导下从事党和苏维埃的监察工作。
选入主席团的7至9名成员要有很长党龄，也就是大体相当于中央委员一级的工作人员。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75名检查员（或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基本工作任务是在党内和苏维埃的工作中保证全面落实党的路线。
说明：由于在上述一类监察工作中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查院相互联系密切，他们的工作必须协调一致。可以通过以下办法达到协调一致：部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参加工农检查院院务委员会和部分工农检査院惩罚委员会成员参加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也可以实行检查员兼职制。
10．中央委员会有权（根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委派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去完成检查任务和其他任务。
11．每两个月召开一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检查员参加的中央全体会议。该会议有权要求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就他们各部门的工作作全面汇报。
这个组成广泛的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本身是咨询性的，只有经中央委员会批准后才具有法律效力。
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会主席团协商后负责全会联席会议的正常筹备工作。
12．确定经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任命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应正常参加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的工作并发表意见。
※※※
这些建议仅仅是我在两次会议休会期间仓促拟出的草稿，它们仅涉及列宁同志的文章中提到的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提的组织方面的补充问题，我现在还没有考虑。
列·托洛茨基
1923年2月2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五卷№02698 |
对季诺维也夫关于政治局委员会分工的建议的意见（托洛茨基，1923年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对季诺维也夫关于政治局委员会分工的建议的意见
托洛茨基（1923年2月15日）
就我的理解，这涉及的是苏维埃政权内部的分工，而不是党内的分工。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设7个副主席，因为主管，或监察、或照管，或监督某一委员部或几个委员部的一位中央委员就是一位副主席，但他履行的职能还没有现在副主席的职能规定得周全。
我们政治局的全体委员都担任某种工作并且相当繁重。是否可以再把某个部门的“专业”任务分给他们。我有怀疑。
我还考虑，如果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去分别监督一些部门，那么苏维埃问题将比现在更频繁地提交给政治局。
我认为政治局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对真正的党内问题管得太少。
总之，我认为，现在进行改革不是时候，因为距召开代表大会和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所剩的时间已不多了。
列·托洛茨基
1923年2月1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五卷№02694 |
第四章两次革命之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1910）
第四章两次革命之间
一、世界的转掠点
二、德国的新生活
三、革命文学。海涅
四、哲学和无产阶级。魏特灵
五、在浪漫派国王的统治下
六、马克思和思格斯
一、世界的转折点
1815年以后，反动的气氛笼罩着欧洲；反动是如下的历史事实的合乎逻辑的后果：英国的贵族政府和欧洲大陆上的封建列强结成联盟，推翻了作为法国革命继承人的拿破仑的统治。但是，妄想重新恢复封建制度的一切企图，终究都必然会由于为资产阶级革命所创造的新兴的社会诸阶级的反抗而告失败，这也同样是合乎逻辑的。这些新兴的阶级不能容忍这种危及其切身利益的封建复辟。
在欧洲东部，新兴的阶级发展得非常迟缓，以致它们还站不住脚跟。更不用说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了，革命的冲击一遇到俄罗斯原始的野蛮制度，干脆就被它弹了回来，因此，梅特涅所代表的哈布斯堡王朝专制主义，就能用以下的办法来维持其统治：煽动多种语言的奥地利的境内各个大大小小民族互相对立，同时通过自己在联邦议会中的影响去镇压德国境内任何争取自由的运动。当时，霍亨索伦的专制国家就是他的甘心情愿的帮凶，霍亨索伦王朝由于自己祖传下来的偏狭愚笨，竟不知道这样就会大大地损伤自己。
西欧文明民族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1830年巴黎的七月革命粉碎了由外国列强扶植起来的旧王国，法国人民一直感到这个王国就是伪装起来的异族统治，这个王国的贵族和僧侣统治还严重地激怒了举国人民。紧接着在1832年，英国实行了选举制度的改革，这次改革虽然没有流过一滴血，也没有打碎过一块玻璃，但仍然不失为革命的事实。英国政府比法国政府聪明，英国政府在十二小时后就向“外来的压力”让步。要争取到法国工人必须在街垒上流血牺牲才能获得的那种成果，英国工人只需采取威胁的态度就够了。
在英国，正如在法国一样，革命的胜利应归功于工人的铁拳，工人们支持了资产阶级——作为和他们一样的近代社会阶级——反对封建复辟企图的斗争。可是在英国也和在法国一样，资产阶级独自窃取了胜利果实，他们只想欺骗工人，而他们的胜利则首先应归功于工人。因而是他们自己惹起了无产阶级的反对。从1830年起，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出现了近代无产阶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
法国的工人们曾经以为已经把共和国争取到手了，但法国资产阶级并不去建立这样的共和国，而去建立资产阶级的王国。他们把旧王室的旁系亲属奥尔良公爵立为路易·菲力浦国王;让菲力浦登基的条件是：国王必须顺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新王国忠于其宗旨，开始用欺骗手段、无耻的特务统治以及人为的恐怖等方法来剥夺群众的政治权利，首先是剥夺他们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而工人们曾经以为七月革命已永远保证他们享有这些政治权利了。政治斗争的合法手段既被剥夺，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好组织秘密团体，他们既不能发表演说，又不能出版书刊，就只好使用匕首和火枪。因为他们不能公开进行合法活动，于是只好暗中从事非法活动，这是毛奇当少尉时的一句名言，以后在反社会主义者法施行期间，毛奇元帅又收回了这句话，这样做曾使他自感羞愧。
想用武器来推翻贪得无厌的资本家统治的一切尝试，起先当然均告失败，这种统治是资产阶级强加给法兰西民族的。在进行这些斗争时，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仍然并肩作战。当时，资产阶级甚至头脑冲昏到如此地步：他们只怕在小资产阶级当中还流行着的雅各宾传统，而对“工厂主和工人之间简单的冲突”不大在意。1831年秋天，受饥挨饿的里昂丝织工人在“活着没有工作，不如战斗而死!”的口号下举行第一次无产阶级起义时，资产阶级甚至还是抱着那种观点来看待这次起义的。
这次起义是一次饥饿者的暴动，它缺乏明确的纲领，立即就被优势的政府军镇压下去。1834年春，里昂的丝织工人又和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共和派一起，举行了另一次起义，但也同样没有成功。此后，在巴尔贝和布朗基的领导下组成了秘密的四季社[1]，这个社有一定的纲领，也有一定的策略。可是他们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毕竟是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平等要求为基础的；关于只要有少数坚定不移的秘密活动者就足以夺取国家政权的设想，同样也是不正确的。1839年5月12日巴尔贝和布朗基又发动起义时，它只有短短几小时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接着就失败了。由于三次起义的失败，各革命行动党派的力量一蹶不振。从此，资产阶级的王国就得以免受武装的打击，尽管其代价则是王国内部更快的瓦解。
在英国和在法国一样，工人阶级也被胜利的英国资产阶级所欺骗。1832年选举制度的改革，仅仅确保了中产阶级进入议会资产阶级坚决拒绝扩大选举范国以有利于工人阶级。从十八世纪末叶以来，英国的大工业有了更迅速的发展，为法国所望尘莫及。
大工业给英国工人阶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只要政府严禁结社，工人们就在秘密的政治活动中把自己组织起来并且用一切办法为自卫而拼命反抗。后来在1824年，政府许可结社自由，工人们获得了某些活动的余地，于是他们成立了大的工会;到三十年代初，这些大的工会又联合成强大的联合会。可是，由于他们过早地进行罢工而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尽管如此，英国工人们仍一直支持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大地主的斗争，直到工人由于被排挤在工人们所争取到的选举制之外而不得不进行政治性的阶级斗争为止。
1835年，工人联合会在伦敦举行会议，它拟出了一个作为联合会纲领的人民宪章，该宪章包括六条：凡不是精神病者或罪犯的男子一律享有普选权，议会选举每年举行一次，议员领取公薪，表决用无记名方式，选举区不分等级，选民都有被选举权。宪章运动[2]就是近代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以便为自身的利益而行使政权的第一次尝试。但是，它既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因为有很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这一运动;同时它也不包括无产阶级的全部先进阶层，因为那些最近由于第一次大规模行动失败而受挫折的工会没有参加进来。虽然如此，它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使英国无产阶级在精神上、道义上和生活上大为振作，甚至对统治阶级给以强大的反击。可是，和法国工人阶级最初几次的解放斗争相仿，宪章运动由于缺乏明确的最终目标而中途搁浅。
与此相反，十九世纪初期在法国和英国出现的社会主义，则由于不够了解工人运动的历史意义而没有获得什么成果。这种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些颇有见识的人物的事业：他们虽然身处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工商经营的围中，可是很早就发现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反面。在历史上，这种社会主义是走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前面的。资产阶级在能够夺取政权以前，必须先使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而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就必须使广大群众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使居民中的一些阶层完全破产。
上述情况说明了近代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别是由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以及英国的欧文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他们看到，资产阶级愈发财，他们造成的无产阶级人数就愈多，但也使无产阶级愈来愈深地陷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贫困的深渊。因此他们说得很对：用群众日益贫困来换取社会财富的任何增殖，这种历史发展必然导致人类全部文化的毁灭。可是他们认识不到：群众——尽管人数增多而力量却削弱——是能够自己教自己的；只要他们在正成长着的无产阶级身上发现不了独立自主的生命，他们就必然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因此，这种社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的任何政治行动都深恶痛绝，因为这种行动一定会激怒统治阶级，而关键问题据说是要劝说资产阶级相信有必要建立新的社会。
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他们的脑子里设计出一套新社会的方案——作为天才的空想。他们是善于用令人饮佩的尖锐眼光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祸害的革命思想家;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证明的那样，他们用很多富于启发性的思想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的直接追随者，随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发展，愈来愈僵硬地坚持反动的宗派主义;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理解，也不想去理解。
从此以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空想社会主义就在英国和法国陷入错误的道路。革命的工人运动走上了歧途，因为他们缺乏个能够根据可靠的观点制订进军计划并领导他们战斗的总参谋部;同时，空想社会主义在徒劳无益的思想游戏和无法实现的幻想中迷失方向，无所适从，因为空想社会主义认识不到在近代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历史性的力量。
二丶德国的新生活
起先，法国的七月革命对德国只产生微弱的影响。资产阶级一般依然平静无事;菜茵省个别地区的工人破坏了机器和机器制造厂;工人的这种骚动足以说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还不成熟。
然而，在德国北部的个别中邦和小邦里，却发生了这样的骚动：尤其在萨克森王国，这种骚动引起了某些改革，在不伦瑞克公国，甚至赶走了世袭的小暴君[3]。比较起来，在美因河彼岸，南德各邦（特别是莱茵法尔茨以及巴伐利亚在莱茵河左岸的省份）人民最为活跃。1832年5月27日的汉巴哈大会把几千人联合起来，举行争取自由的示威，少数大学生为反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警卫总部而举行了暴动，这两个事件——大会和暴动，并没有给德国各邦政府以多大的打击——因为这两次事件根本就表明了整个运动的无害性——反而给政府提供了它所欢迎的借口，好采取暴力措施去消灭政治上的反对派，那怕是反对派的最初一点萌芽。
最后一次革命的火焰是在黑森大公国里燃烧起来的，煽起这次革命火焰的是布茨巴哈的牧师威狄希和学习自然科学的大学生格奥尔格·比希纳。说比希纳是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是斐迪南·拉萨尔的先驱，这是不恰当的。当社会主义在法国开始觉醒的时候，他根本不想去了解社会主义;可是他拥护并赞扬法国的大革命，在当时来说，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头脑很清醒的人。威狄希是一个诚实的、自有其聪达之处的人，可是根本上依然是一个热衷于皇帝与帝国的基督教日耳曼狂热分子。
在他们两人之间重新产生了这样的矛盾：这种矛盾曾经使德国大学生协会陷于分裂，这种矛盾也表现在《黑森邮报》上，它是从黑森邦的这次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唯一的传单式革命报纸。比希纳在报上煽动农民暴动，象曾经引起了法国大革命的农民暴动一样，以摆脱封建压迫的枷锁。可是威狄希却用圣经语录恶毒地歪曲了比希纳雄辩的、象火一般炽烈的号召。因而这份报纸并没有得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成果。受到威吓的农民把他们手里的报纸交给政府，于是政府立即去搜捕作者。过了十ニ个小时，比希纳饶幸逃脱，1837年2月他在苏黎世逝世，当时他的年龄还不满二十四岁。威狄希被捕后，在监狱里受尽一个有酗酒狂的预审法官的严刑拷打的折磨，以致他最后宁愿自杀，用玻璃片割破血管而死。
可是与此同时，德国各邦政府却在准备一次较大的变革，它竟比所有使政府知罪心虚因而吓得发抖的煽动家[4]所可能发动的变革还要大。1834年，普鲁士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关税同盟包括八千平方英里面积的大地，拥有将近三千万居民。它规定在同盟内自由交通，它又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去和外国的商业劲敌相抗衡。关税同盟是在迫切需要之下产生的。当时德国境内小邦林立，遭受外国优势的竞争，无力抗衡。欧洲别的国家几乎都用关税来保护自己，而德国的国内市场却由于无数的关卡而处于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这样的情况终究是维持不下去的。早在1818年财政上的考虑就已迫使普鲁士邦撤除本邦境内的一切关卡，可是它在国境线上仍保留关卡以抵挡外国。同样，无情的财政困难也迫使中邦和小邦加入普鲁士的关税同盟，尽管那些独霸一方而洋洋自得的小暴君们是非常不愿意这样做的。他们预料得完全正确：加入关税同盟就是普鲁士统治德国的开始。
铁路的修筑也有力地推动了德国经济的发展，铁路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关税同盟的成立。由于全国缺乏方便的陆路和水道，较大的商业城市很快就对这种新的交通工具感到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各邦政府又暴露出它们那种祖传的鼠目寸光的缺点，这些政府愚昧无知，常常阻碍铁路网的兴修。可是，归根到底，他们还是阻挡不了铁路事业的发展。铁路在小邦分治主义偏见的长城上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口，它开发了德国地下煤铁矿藏的财富，因而大力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这时已开始突入小资产阶级的德国南方。
随着经济的发展，德国的文学创作也出现了新的高涨。浪漫主义派渐渐地销声匿迹了。士瓦本的诗人们曾追随浪漫主义派最后的代表人物乌兰德，他们这时仍然保持其乡土特点，这和他们家乡的优美景色有密切关系，虽然这种特点性质还算比较健康，然而这种特点却使他们不去关心民族生活的重大利益。这同样也适用于他们最杰出的天才爱德华·莫立克，因为莫立克不参加任何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所以他被今天的资产阶级文学史家推崇为德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吹捧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仅次于歌德一人，甚至与歌德齐名。
正如士瓦本诗人们还处在浪漫主义派影响下一样，夏米索（1781—1838年）也出
身于浪漫主义派。他的原籍是法国，曾任普鲁士军官，他渐渐习惯于德意志气质，随后就完全被德意志气质所浸透了。他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寻找题材，但他最美的诗篇却是那些描写愈来愈强烈地要求它应有权利的近代生活的作品。夏米索写过一些尖锐的战斗诗歌，针对着法国的耶稣会教士和普鲁士的贵族地主，他写出了更夫之歌：国王实行我们的意志，他的权威就高于一切。这位诗人也听到群众的苦难在叩击资产阶级社会的大门。在他的描写老洗衣妇人和乞丐之犬的诗歌里，他用激动人心的声调歌唱了穷人们的生活。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年）就是被夏米索引入徳国文坛的。在他初期的诗篇中，他也用富于想象力的眼光巡视最遥远和最陌生的地方，以绚丽的色彩描绘了从事世界贸易的地区：这是在1835年，那一年德国开始兴建铁路。这些最初的诗篇就已使人们获得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些诗篇似乎打开了充满腐朽气氛的阴暗的病房中的窗户，因而在病人的眼前呈现出一个欢乐的宽广的世界。斐迪南后来说得不错，他创作的初期是狮子和荒原的诗歌创作时代，是一种革命性的反抗，反对驯服的社会。然而就足连他自己以及无数景仰他的人们，都还不了解他诗篇中的这个特性。他接受了普鲁士国王赐给他的为数不大的恩俸，因而他能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在莱茵河景色宜人的河畔过着愉快的与世无争的诗人生活。
克里斯丁安·第特里希·格拉贝（1801—1836年）是威斯特伐利亚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更近的同乡。就他的禀赋而言，格拉贝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最杰出的戏剧家，他在德国的不幸状态下愁闷而死。这样的天才的确为数甚多。当时有一种可鄙的庸人哲理：说凡是天才都善于应付外界的不利因素;这些天才的凄惨遭遇，就是对这种论调的沉痛抗议。弗莱里格拉特在哀悼他已故的同乡的一首诗中，认为诗人的灵感之火永远是诗人的灾害，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弗莱里格拉特本人虽然经历种种战斗，受过各种苦难，但正是在这些斗争中，他是个幸运儿。格拉贝之所以早死的真正祸根，乃是国家的分崩离析，小邦小城林立的可悲状态，乃是他始终无法摆脱的当时社会环境的压力，乃是德国舞台的衰微使这位天生的戏剧家没有可能来从事有成果的创作。最后，格拉贝之所以早死，乃由于他对法国七月革命的召唤麻木不仁。因为他在童年时代就受人奴役，非常穷困，很早就沉溺于狂饮，这样的生活最后使他极度衰弱，而终于早死。格拉贝写过很多剧本，每一部著作都显露了他的光辉才华，可是没有一部著作能获得民族的意义。
最后，格拉贝投靠了伊美尔曼（1796-1840年）。伊美尔曼是普鲁士邦法院的一个法官，他曾试图在杜塞尔多夫创办一个小型示范剧场。这个剧场一直停留在试验阶段，特别是因为当时伊美尔曼本人在他那很多早已被人遗忘了的戏剧中，仍然非常拘泥于浪漫主义。更重要的是伊美尔曼的小说，首先是《明希豪生奇遇记》[5]，这部奇遇记一半是对当时的德国文学所进行尖刻的可是今天却不很被人了解的讽刺，而另外一半则表现在《奧勃霍夫》的乡村故事中，它描绘了伊美尔曼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农村生活中所汲取的典型人物。他的另外一部小说《后裔》，描写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刚刚开始的阶级斗争，这部小说虽然不大出名，但在近代史上却有较高的价值。不过伊美尔曼在本质上并不是革命的，他的一生都是旧普鲁士式的生硬严格的官吏。
三、革命文学。海涅
当人们在这些诗人的身上很难看出革命的思潮或刚刚看出革命思想的幼苗时，在另外一些诗人的作品中，革命的思想却已灼然可见。由于在德国国内不可能发表他们的自由和勇敢的言论，于是他们只得——自愿的或被迫的——侨居国外。
奥古斯特·冯·普拉顿伯爵（1796-1835年）出身于贵族地主世家，这族世家在德国宫廷史上常常以不光彩的事迹而名闻遐迩。普拉顿本人的职业是巴伐利亚军官;他在世时一直获得巴伐利亚国王路易的恩宠。虽然如此，他仍在德国文学中给革命的政治抒情诗开辟了道路。他开始以文学的形式背叛当时极其腐朽的浪漫主义派，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从事政治上的反叛还是不可能的，正如普拉顿诗中所歌咏的那样，只有自由的人民才配得上产生阿里斯多芬那样的诗人，所以要背叛也只能采取文学的形式。
由于厌恶当时德国的现状，普拉顿在二十年代快终了时就来到了意大利，吸引他到意大利去的不仅是大自然的美景和艺术的宝藏，同时也由于他愿意生活在这正在开始猛烈地挣脱他们身上的枷锁的人民之中。特别是法国七月革命以后，普拉顿毫无畏惧地挺身而出，反对欧洲的专制暴君。在他那具有战斗意味的诗篇中，他抨击彼得堡的皮鞭和柏林的军刀;在脍炙人口的关于旅途中的卢布的妙语警句中，他谴责了贪污腐化风气，沙皇专制国家当时正要用这种风气来污染整个西欧。普拉顿平生孤寂，死时也孤寂。他死于叙拉库斯，享年未及四十岁。几年之后，政治诗歌开始发展，这一派的代表诗人如弗莱里格拉特、海尔维格、普鲁茨、丁格尔施泰特等几乎都把他奉为他们的大师来加以悼念。
路德维希·白尔尼（1786-1837年）虽然不是普拉顿那样的诗人，但也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他出生在法兰克福的犹太街，年青的时候，曾经受过德国的犹太人所遭到的各种苦难，法国人来了之后，才改善了犹太人的地位。白尔尼一开始也进行文学上反叛，首先他以才华横溢的戏剧评论家的身份而峥嵘头角。然而，不久他就和故乡城市里的统治阶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那个城市虽然自称自由城，但是还有一半沉陷于中世纪庸人的泥沼之中，另一半却已变成了近代的金钱市场，它根本不关心市民在精神上的需要。为了逃避由于他的自由言论所招致的迫害，1822年他就逃往巴黎，在那里，他通过他的巴黎书简对德国暴君进行猛烈的斗争;白尔尼的讽刺愈加尖锐，对暴君的打击也就愈加深重。
不过，白尔尼的思想世界还是很有限的。他持有小资产阶级民主观点，他的政治和社会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他缺乏深刻的眼光来观察德国的哲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另外有一位人物[6]就远远超过了他，这人至今尚被诸侯、贵族地主和僧侣所切齿痛恨，仿佛他还活在人间一样。
亨利希·海涅（1797-1856年）不仅在德国文学上，而且在世界文学上都占有独一无二的无以伦比的地位。在他的著作中，非常协调地体现了在这一世纪内先后交替的三大世界观的色彩和形式，这三者非常和谐地统一在这位文学家的身上;没有一位近代的任何其他诗人能做到这一点。海涅自称浪漫主义派最后的幻想之王，但是他却又用响亮的声音嘲笑浪漫主义，使它在世界上无容身之处。海涅一直为资产阶级自由的理想而奋斗，然而他又极其猛烈地抨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种种姑息折衷和纷争不休的缺点。海涅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发现了共产主义，并且再预言，共产主义在未来必将无法阻挡地取得胜利，他颇以此感到自豪;然而他却从没有消除自己内心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正如白尔尼一样，海涅也出身于犹太人家庭。他们两人之所以很早就改宗基督教，并不是为了表面上的利益，而是象海涅很中肯地说过的那样，因为当时的洗礼证书能使他们进入欧洲的文化之林;想从当时在德国还处于中世纪野蛮状态下的犹太教里解放出来，除此以外则无其他的途径。与此相类似的是：海涅在青年时代崇拜过拿破仑;为此，他常常被斥为所谓无祖国观念。拿破仑从犹太人的肩上卸下了使他们玷污受辱的枷锁，给他们打开通往近代文化的大门，假如他们不景仰拿破仑，而去景仰普鲁士王腓特烈·威廉和其他德国君主，那末他们真是傻瓜了。
海涅在二十年代里开始写游记，这是些大胆信手写下的随笔;在这些随笔中，他文思丰富、源源不绝，对德意志生活中的庸人积疾予以尽情讽刺，其间也写过一些诗歌，日后他把它编为《歌集》，在抒情的魅力和柔美方面，只有歌德青年时代的诗篇才能与之媲美。接着，法国的七月革命唤醒他去参加政治的和社会的斗争。于是他奔赴巴黎，并且在三十年代内致力于消除欧洲大陆上具有高度文化的两大民族之间的隔阂。专制君主们都把这种隔阂当作赖以保持其权力的最强大的堡垒，是不无道理的。
海涅向法国人揭示我国古典哲学的秘奧，并以此向他们阐明，我们德意志民族在思想发展上是可以和法国人媲美的。他在给奥格斯堡汇报写的书信中，根据法国在政治、社会、艺术和文学方面对外国的影响，给德国人介绍法国的生活。在这些书信中，海涅反复地谈到作为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他肯定无疑地作出这一预言，他也同样肯定地向法国人预言：继承我们古典文学和哲学的，将是德国的手工业工人。
作为德、法文化交流媒介人的海涅，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对于这一任务的文化意义，只有今天官方的爱国主义者出于他们的民族、政治和社会的偏见才有异议。他们用这样的诽谤对海涅进行报复，说海涅受了法国的资产阶级国王的收买，因而掩饰法国的腐化，而污蔑德国的贞洁。这种恶意的诋毁集中在这样一件事上：海涅正如欧洲其他许多流亡者一样，接受过法国基佐政府的年金，因为当时的德意志联邦议会用卑鄙的暴力手段查禁海涅、白尔尼以及所谓“青年德意志”派的全部著作，不仅查禁那些已经发表的著作，而且禁止尚待发表的著作出版，因而海涅就陷于无计糊口的境地。假如一个德国诗人依靠法国政府的年金为生是一种民族耻辱，那末，这种耻辱并不落在海涅身上。他并没有承担这样的义务：为哈布斯堡和霍享索伦家族的荣誉而成为饿殍;那种耻辱也不落在对受到无耻迫害的人们加以保护的法国政府身上，而应归咎于作为德国君主走狗的德意志联邦议会。
在白尔尼和海涅的影响下，德国境内出现了“青年德意志”派;这是一个由四、五个作家所组成的组织（卢道夫·维恩巴格、卡尔·古茨柯夫、亨利希·劳伯、泰奥多·蒙特）;在德国专制主义的压迫下，它只成为半个反对派，经过德意志联邦议会卑鄙的暴力打击之后，这个组织就完全垮了。从“青年德意志”派无力的手中落下的武器，现在由黑格尔哲学拿起来了。当德国一有新生转机的时候，这派哲学就开始显露它革命性的一面。
四丶哲学和无产阶级。魏特灵
当老一辈的黑格尔派学者继续在牵强附会地推敲这位大师的语句时，青年黑格尔派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在卢格领导下的《哈雷年鉴》;青年黑格尔派认为：黑格尔哲学的内核不是体系，而是方法，不是静止，而是运动，不是停滞，而是发展。
但是当时德国的政治仍然处于荆棘丛生的境地，所以他们首先同宗教开始斗争，因为宗教是德国专制制度在思想上的伴随物，这本来就符合宗教的思想意向。他们参加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对福音书的批判，当时这一运动还没有获得最终的结果，而只是提出了问题。莱辛把问题按其含义总结如下：假如福音书是童话和传说，或者干脆是一些谎言，那末，象基督教这样的世界历史现象又怎么可能从这种沼泽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呢?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年）在他1835年发表的《耶稣传》中虽然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是他对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生平及教义的记述，予以科学而严格的批判，这种批判方法是在古典哲学派中日益成熟起来的。对于在福音书中他所发现的那些不足信和显然杜撰的部分，他不再说它们是欺骗，而认为这是初期的基督教会在无意识中创造出来的，它们把犹太人民的一切救世愿望转加到耶稣头上。可是，这样一来，问题本身并未获得解决，甚至由于以下原因而变得更加模糊，以致到现在还有待于弄清楚：一个青年犹太法学教师，怀着博爱的思想，以并非永远无可指责的德行，以其在讲述动听的讽喻故事方面毕竞还是薄弱的才能——按照施特劳斯的批判，除了这些以外，关于耶稣再无其他可谈了——这样一个人，怎么居然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性的宗教呢?
施特劳斯已经不再承认福音书是圣书，而仅仅视之为世俗历史资料，而布鲁诺[b]·鲍威尔（1809-1882年）则比施特劳斯还进了一步，他根本不承认福音书有历史资料的价值，认为它仅仅只是它那一时代的精神产物。根据罗马帝国最初两个世纪的世俗史料，布鲁诺曾作过深入的考证，证明福音书中所有的思想和观念早在福音书写成之前很久，就在希腊、罗马及犹太的文学中有过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思想和观念并不是耶稣所首倡，借以用胜利者的权力来征服世界。布鲁诺·鲍威尔甚至认为从来不曾有过耶稣这个人。即使他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说得太过分了，可是这个问题比起他的批判的结论来，毕竟还是非常次要的。他的结论是：从来未曾有过从犹太教完整地脱胎而出，并以既定的教义和伦理来夺取过世界的基督教，基督教并未被强加于希腊罗马世界，毋宁说它是这个世界本身的产物，这一产物采取了世界宗教的形式。
鲍威尔认为这样就排除了妨碍着探讨世界真实历史的最后障碍。虽然他的批判如此尖锐，可是他却仍然脱离不了黑格尔哲学的樊笼，这一哲学不是从现实中引取意识，而是从意识中引取现实，不是从事物中引取概念，而是从概念中引取事物。布鲁诺.鲍威尔误以为能用他的纯粹批判，象澄清宗教领域中的问题那样来澄清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问题，因而他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问题从来没有认识清楚过。如果说，不仅污辱无产阶级革命而且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施特劳斯始终是个半庸人，那末，布鲁诺·鲍威尔虽然没有堕落为新德意志帝国的爱国主义派，但是沿着他的政治社会的歧途，他终于投入了《十字架报》[7]的怀抱。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年）则又比鲍威尔更进了一步，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哲学本身，他指出，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支柱，谁不放弃黑格尔哲学，谁也就无法放弃神学。黑格尔的学说——意识产生现实，概念产生事物——只不过是上帝创造世界在哲学上的表现而已。在论述基督教本质的文章中，费尔巴哈使真正的人又获得了其应有的权利。他说：从不依赖于一切哲学的现实当中成长起来的人，对人来说，是最高级的东西。除了人类和大自然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了。神灵只是人类幻想所创造出来的，只是人类本身在其幻想中的反映;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所以人类的最高法则不是上帝的仁慈，而是人类的博爱。
费尔巴哈与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完全决裂，而宣布了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但是，即使是他，也剩下最后一步没有走完，这一步是他无法完成的。按照他的哲学，他始终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所以政府认为他非常可疑。他得不到任何大学的教席，他光明磊落，生活困苦，蛰居于偏僻的村庄;在那里，他和历史性的世界多多少少有些隔绝。他的唯物主义始终限于大自然界，他自已也感到这是一个缺陷，但又始终没有明确评价这样的事实：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里，而且生活在社会里，因而唯物主义不仅是自然科学，同时也是社会科学。
正当德国的哲学开始革命化时，德国无产阶级内部，在侨居国外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中间，也开始了类似的发展，他们或者是在1830年以后被国内的反动派驱逐出境的，或者是流徙各地，卖艺求生而留居国外的。大约在1835年前后，巴黎和瑞士境内的德国手工业工人儿乎同时组成了秘密的组织，巴黎的组织叫做“被剥夺法律保护者同盟”，瑞士境内的组织叫做“青年德意志”派;“青年德意志”派参加了意大利革命者玛志尼领导下的“青年欧罗巴”。在这两个秘密组织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派居统治地位。开始时，“青年德意志”派在瑞士有着较自由的活动余地，但是在德意志联邦议会的逼迫下，这个组织遭到了瑞士政府的迫害。在“被剥夺法律保护者同盟”内部，无产阶级的倾向日益取得优势;后来，这个同盟成为“正义者同盟”，它和“四季社”有密切关系，但是也就因而被卷入“四季社”的灾祸之中。此后，“正义者同盟”迁往伦敦，1840年2月7日，它的若干盟员在伦敦创立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共产主义工人协会”。在巴黎，成衣匠魏特灵聚集了留下来的盟员;他不久就到瑞士去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
威廉·魏特灵（1808-1871年）是最先在德国工人运动史和社会主义史中起过开路先锋作用的德国工人。他的父亲是一个法国军官，在拿破仑侵俄战争中失踪;他的母亲是一个穷苦的女工，她怀着舍己的满腔母爱，想使正在成长的孩子少受无产者私生子的苦难，但是这种苦难魏特灵是无法幸免的。不过他的出身使他能摆脱普鲁士爱国主义，当他到服役年齡将被征召参加普鲁士军队时，他就卷起背囊，流浪到远方去了。
在维也纳，魏特灵找到了女衣裁缝这个足供温饱的职业，可是由于他渴望象他在“正义者同盟”里所遇见的那些同伴，所以不久之后，他又来到巴黎。法国社会主义中的丰富多采的生活给他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就是他把无产阶级的音符写入了这个几部合唱的有时意义模糊的合奏曲。当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可是却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只有有产阶级的远大眼光和慈善心意才能帮助劳动阶级。但是魏特灵坚决驳斥这种“该诅咒的谬论”，并且公开宣布，工人阶级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谋取自身的解放。魏特灵获得这样的认识比法国社会主义者卡贝、路易.勃朗及蒲鲁东更早，更明确，也更尖锐。这些法国社会主义者，在1840年前后，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力图使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成为温和的。
在回顾已往的里昂与曼彻斯特的饥饿起义时，魏特灵并不否认这种社会主义的存在。可是他使社会主义摆脱了一般人道的、局限于和平宣传的性质，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劳动阶级和有产阶级之间对立的基础上。这种对立是永远无法调和的，要消灭这种对立，只有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在思想方面，魏特灵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西欧的社会主义者，然而，从他们大家所陷入的死胡同中他却打开了一条出路。在那垛由各种社会主义体系所投射象魔术灯火的幻景那样时隐时现的墙上，他打开了一扇大门。
魏特灵在瑞士所进行的宣传工作简直轰动了整个欧洲。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这种宣传鼓动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惊愕，正如自以为可以玩火的孩儿忽然手指被烧感到疼痛似的。对于这些阶级来说，和平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东西，它表现得既漂亮，又价廉，兜卖慷慨的同情感，这种同情感对于温情的人们来说，根本不花分文。然而，现在有一位真正的无产者，他揭露了事物的根底，显示出美杜莎[8]的真面目。这位无产者语言纯朴，气势磅礴，有着驰骋纵横的雄辩力，同时具有丰富而发人深省的思想，比起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干瘪无味的文章不知要高明多少。
然而，魏特灵还不是一个近代的无产者。当时在他所熟悉的国家一德国、奥地利、法国和瑞士——里，根本还没有大工业，或者大工业还正在萌芽。魏特灵仅仅是无产阶级化了的手工业的代言人。他不懂得，只有大工业才能创造把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和可能性。他也不了解，大工业将把近代无产阶级组织并训练成一支能完成这种革命的大军;他从来未曾对此明确过：工人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将给自已配备用以谋取解放的武器和工具。
因此，革命之于魏特灵，正象解民于倒悬的国王或解囊济世的百万富翁之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为了按照多多少少富于天才的计划来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就必须以革命来推翻旧的社会。就这方面来讲，魏特灵仍然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尽管他能非常敏锐地提出了新社会的设计，可是即使是最敏锐的空想，依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目标。
魏特灵在目标上和方法上都误入了歧途。因为他还不认识大工业中的无产阶级，而仅仅熟悉无产阶级化了的手工业，所以他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群众的日益贫困化上。他想使资本主义的混乱状况达到最高峰，使劳动阶级陷于无限的贫困。他认为，群众陷入绝望的境地，是掀起革命的最有效的杠杆，他甚至于指望游民无产阶级，因为他建议以盗窃的办法作为穷人反对富人的最后手段。即使当时欧洲各国的政府没有立即动员起来反对魏特灵，魏特灵的鼓动工作也必然会由于这种内在的矛盾而失败。魏特灵未能成为近代工人运动的统帅，可是他却是工人运动的先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给他的这个称号是很恰当的。
五丶在浪漫派国王的统治下
从三十年代中期以来，德国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这时他们已开始提出政治上的要求。
贸易与交通愈发展，分裂割据的德国境内在货币制度和度、量、衡制度的不统一以及关卡重重，就愈来愈紧迫地使人相信民族统一的必要性，而联邦议会忽视交通事业，对外又不能代表德国的贸易和经济利益，也令人愈来愈觉得事态严重。
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第一次爆发在1840年普鲁士国王去世的时候。这位普鲁士王在他遭到困难的日子里，曾郑重宣布过关于实行立宪的诺言，事后他却极其无耻地违背了诺言，不过他又无法完全否认这个诺言，因为当时法国的统治者已把普鲁士王国挤到深渊的边缘，迫使国王不得不在1820年向他的债权人承诺，保证今后未经各邦共同参加担保不再举债。此时，国债的债权人也不象臣仆那样容易盲从受骗了。在老王的统治下，普鲁士拮据的财政尚能苟延残喘，可是现在由于军事和经济上的理由迫切需要扩建铁路网，就不能再拖延新债了。
在新王登基时，资产阶级曾希望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腓特烈·威廉四世具有老王所不能相比的才智。人们知道，新王痛恨那套僵化了的官僚机构;根本无法使这种官僚机构了解资产阶级的需要。仅仅在这里就产生了悲喜剧式的误会。新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派人物，虽然他也痛恨官僚制度，可是他痛恨它的原因并不是他认为官僚制度太反动了，而是太革命化了。他完全同情封建的贵族，他力图完全用中世纪方式来恢复贵族们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他拒绝履行先王所作的关于立宪的诺言，而资产阶级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来迫使国王履行诺言。约翰.雅可比在他所印发的传单《一个东普鲁士人的四个问题》中吁请资产阶级要求获得请国王履行诺言的权利，可是他的传单仅仅得到资产阶级微弱的响应。
然而财政上的困难却不是开玩笑所能解决的。这种困难一年比一年严重，终于在1847年迫使普鲁士王不得不将八个省的由其先王所创建的在表面上仿佛代表各省而实则毫无意义的地方议会合并成联合邦议会，并且在柏林举行会议，据说是要履行关于立宪的诺言，实际上则企图制造一种“专制主义的摇钱树”。可是那时资产阶级却不再那么容易上当了。联合邦议会要求国王首先保证给予宪法上的权利，然后才同意新的债款，他们通过汉塞曼对国王的一切如意算盘作了答复：在银钱来往方面是不能再讲客气谦让的。这样，国王也就黔驴技穷了。
当时，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如形影不离一般伴随着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对国王来说，是一个更危险的敌人。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德国的无产阶级开始壮大。大工业和大商业开始排挤手工业，开始摧毁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这以前，城市居民一直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庸庸碌碌地过日子。而在广大的农村中，大封建主的土地占有制度却不断地在资产阶级化，他们经营马铃薯酿酒业和甜菜制糖业。为了获得必要的劳动力，他们大量剥夺小农的土地;甚至官方报告都说，小农处境十分悲惨。正如农村的无产阶级一样，破了产的手工业者和大工业的工人们也过着难以忍受的贫困生活，而境况最坏的还是那些从事家庭工业的无产者，特别是当时西里西亚纺织工业的工人，他们的处境尤其凄惨。他们的双足还陷在封建制度的泥淖中，可是他们的身体已遭到资本主义竞争风暴的猛烈袭击而支撑不住了。
新兴的无产阶级缺乏任何斗争武器来拯救自己。资本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可以把无产者大批地开除出厂，工人的反抗行动——哪怕是仅仅采取最畏畏缩缩的罢工形式——每一次都遭到警察皮鞭的无情镇压。这个基督教日耳曼国家最主要的法定权利就是要让工人阶级处于完全无权的状态。
新兴的无产阶级当时还没有觉醒，还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在无产阶级内部，思想甚为复杂。犹如堕入深渊而跌昏了似的，无产者还认识不到他们之所以贫困是由于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人为地造成的，还不知道只有对统治阶级的这种利益进行斗争才能消除贫困。他们以酒浇愁，想在喝醉之后忘掉自己的似乎是注定了的悲惨命运。对于穷人来说，社会的新情况却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价格低廉的马铃薯白酒。
但是，近代无产阶级是无法长期任人强行迫使他们过着非人生活的。当这种过程似将永远持续下去的时候，就连最懦弱的人也会为对付折磨他的人而找到武器。四十年代中期，在多次暴动式的骚动中，已经显示出革命的预兆，1844年6月西里西亚的两个织工村镇（朗根皮劳和彼得斯华道）的织工暴动就是较大的暴动。这种暴动与英国和法国革命初期的暴动一样，都是饥饿者的暴动，既无计划，又无目标。这样的暴动只能导致反抗者自身的灾祸。不过他们的全面出击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征兆，表明现在德国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开始考虑到他们作为人而应有的那种不可转让的权利。
由于当时的资产阶级并不打算同专制制度决裂，而无产阶级又缺乏推翻这种制度的力量，因而这个任务又落到文学和哲学的身上。十八世纪的四十年代就成为政治抒情诗的极盛时期。1841年，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817-1875年）的《一个活人之诗》问世，这位诗人受到了热烈的欢呼，其盛况是前所未有的，不仅空前，而且绝后。诗篇里燃烧着旺盛的战斗怒火;剑已出鞘，可是还不知道应该刺入谁的胸膛。也许某些习惯于实际的、认真的政治和社会斗争的人，有时候对这些诗篇中模糊的激情感到好笑，可是在这些诗中有不止一首这样的诗：只有在德语消灭时，它们才会消灭;许多勇敢的自由战士在牺牲时口中还哼着海尔维格的诗歌。
可惜这位诗人的诗歌之春并不长久。当弗莱里格拉特深感人民身上的苦难日益严重而转向政治抒情诗时，海尔维格的歌曲就已唱完了。弗莱里格拉特是威斯特伐利亚人，仿佛是由坚实的树心木雕成的，只能在缓缓的火焰中燃烧，但是能烧得很久，照得很亮。尽管他不象海尔维格那样唱得悦耳动听，并且有时以粗豪奇峭的手法宛若讽刺画的画面，但他在革命的塑造力方面，却超过了海尔维格;弗莱里格拉特能更早地认识到，德意志民族的希望和前途落在德国工人阶级身上。弗莱里格拉特成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位诗人，他把最有力的歌曲献给了德国无产阶级。
和弗莱里格拉特一样，格奥尔格[b]·维尔特也出生于台特摩尔德。在他的诗篇里，他庆贺社会革命，他宁愿为革命多斗争而少歌唱，因此他从未把他的歌曲汇集成册。他的有些歌曲也许还散落在今日已被人遗忘的杂志之中，然而那些留传下来的歌曲就足以使他和弗菜里格拉特媲美。
四十年代的其他一些政治抒情诗人（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丁格尔施泰特、贝克、普鲁茨）还没有进步到足以了解正在萌芽的工人运动的程度，他们的著作至今还留传的寥寥无几。而海涅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讽刺诗歌，他的仲夏夜之梦《阿塔·塔洛尔》，特别是《德国——冬天的童话》都是不朽的作品;单单《冬天的童话》这部诗歌创作，就足以使海涅在历代伟大诗人中永享盛名。
这些政治抒情诗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黑格尔哲学革命发展的影响。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完全决裂而转向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之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创立了也是社会科学的唯物主义。
六丶马克思与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是特里尔个律师的儿子。他幼年时受着父母谨慎细致的教育，他周围的气氛还不是革命的，这方面的情况对青年马克思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他同样也起了决定性影响的还有这情况的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诞生地正是德国境内被法国革命之犁耕得最彻底的地区。
这位青年曾在莱茵河畔的波恩大学度过了几个愉快的学期，当时他已和一位少女较早地订了婚。这位少女正象他自己一样，会发展成为工人阶级的见义勇为的朋友。这时，忧惧不安的父亲，一位德意志的、甚至是普鲁士的爱国者，把这位年轻气盛的儿子送往柏林，为的是使他变得更加规矩和理智一些。年轻的马克思热爱自己的阳光明媚的家乡，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他到柏林去，黑格尔哲学尤其打动不了他的心，因为它对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进入柏林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圈子，当时这一派都团聚在布鲁诺.鲍威尔的周围。正当鲍威尔的划时代的关于批判福音书的思想开始成熟时，卡尔·马克思加入了这个学派，成为它最坚定的成员。
鲍威尔试图证明基督教是古代社会的精神产物，当然就必须首先对希腊、罗马各哲学学派作一透彻的研究，这些学派的学说对基督教信仰的形成有影响。从历史的观点来阐述这些学派，这就是卡尔·马克思大胆尝试的第一项科学工作。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这项科学工作的一小部分。在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马克思还深陷在黑格尔玄学之中，可是他已卓越地掌握了黑格尔哲学辩证法。毫无疑问，马克思在柏林青年黑格尔学派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虽然如此，马克思毕生所攀登的途径，总是紧挨着危险的绝崖。虽然青年黑格尔派懂得在宗教领域内改造先师的学说，但是他们不懂得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内改造他的学说。在这方面，特别是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对此感到束手无策。他们企图以炫耀如下这一点来安慰自己：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地位都远远低于哲学的尊严地位。当时，柏林缺乏象莱茵地区那样有相当发达的工业能对资产阶级法律观念提供强有力的支柱。柏林是一个军事城市，又是首府，居民当中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只敢偷偷地在衣服口袋里握紧拳头，最多也只是作出怒气冲冲的低声唠叨，出出气而已。时代的斗争真正一开始，柏林马上远远地落在科隆和莱比锡之后。在柏林，从天而降的哲学找不到赖以发育滋长的土壤，也找不到赖以摸索前进的实际兴趣。
因此，在柏林的暂时居留曾对青年马克思有过决定性的意义，而对他同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并且立刻投入了那里的实际斗争，参加了《菜茵报》的工作。当时的《菜茵报》是由莱茵地区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康普豪生和汉塞曼所创办，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这个报纸并非革命的机关报;假如普鲁士国家允许在经济进展之后再继之以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进展，那末这家报纸甚至愿意在普鲁士国家的旗帜下进行战斗。
然而柏林的普鲁士政府的目光过于短浅，不懂得它自已的真正利益所在。《莱茵报》愈想把政府推向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高峰，普鲁士政府就愈加坚持他们在易北河以东的那种落后性。这个矛盾一天比一天尖锐，从而使报社里比较激进的编辑人员很快地掌握了该报的大权。马克思就是其中最年轻而又最有才干的一个。也由于他写过的很多稿件如此出色，从而使他在1842年10月成为该报在政治上的领导者。
马克思最初的几篇文章是论述新闻自由问题的，这些文章今天依然属于历来有关新闻自由问题最杰出的文章之列。同时，莱茵省议会关于反窃盗木材法案、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等法案的讨论，把马克思的注意力引向物质利益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黑格尔哲学的思想观点是无法使他找到正确答案的。因此，他不顾别人的阻拦，去专心研究这些问题，从而和柏林的友人们分道扬镳了。
同时，他在《菜茵报》社里着手要彻底研究法国的社会主义，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在菜茵河北岸引起微弱的反响。可是这个打算并未实现。《莱茵报》采取日益反对政府的态度，马克思又善于运用使新闻检查者毫无办法的巧妙策略，特别是由于《菜茵报》的专文报道了摩塞尔河流域农民的情况，因而与莱茵省省长发生激烈的冲突。《菜茵报》出色地进行了这场斗争，普鲁士政府于是下令在1843年4月1日封闭该报。在查封令开始生效之前数周，马克思已经离开了《菜茵报》，因为当时报社的股东们企图采取较温和的策略，希望政府收回查封的成命，而马克思却不愿为此种尝试担负责任。
这时，对马克思来说，要想在德国境内从事任何公开的活动，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他和阿尔诺德.卢格——一位在同时被封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年鉴》里工作的编辑——相约一起移居到巴黎，为的是在一家新的杂志即《德法年鉴》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可是这份杂志仅仅出了一期，因为这两位出版者在原则上无法一致。卢格无法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偏见，而马克思却已经从这些偏见中逐渐解放出来了。
马克思是在巴黎度过1844年的，这一年是马克思青年时代最有成就的一年。他研究了法国大革命，并且从根源上去研究法国大革命震撼世界的影响。根据法国的历史文献，他深刻地研究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且一直研究到中世纪时期。有关法国社会主义的丰富资料，同样也使马克思了解到无数各式各样的事实。法国的社会主义经过了卡贝、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活动，开始接近了工人运动。
在《德法年鉴》里，马克思驳斥了主要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不应涉及政治的见解。为了向当代说明当代，他更愿参加当代的实际斗争。他引用了费尔巴哈的这句名言：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他发挥了费尔巴哈的论点并提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是国家，是社会。在哲学消除了真理的彼岸[9]以后，历史的任务就在于建立此岸[10]的真理。对天国的批判必然会变成对人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必然会变成对法律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必然会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针对当时德国的情势，马克思以令人伙佩的敏锐目光指出（这以后七十年的历史证实了他的论断），德国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将中途搁浅，而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将获得愈来愈大的发展，或者象他以带有哲学意味的语言所表达的那样，在德国，政治上的解放已经不再可能了，只有人的解放还是可能的。假如人们认识到个人力量就是社会力量并加以组织，从而使社会力量不再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和人分开，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人的解放。
马克思告诉他的老朋友青年黑格尔派说：你们若不提高哲学，就无法实现哲学;可是他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东西，他并没有忘记，于是他告诉资产阶级说：你们若不实现哲学，就无法提高哲学。正如哲学会在无产阶级身上找到物质的武器那样，无产阶级也会在哲学中找到他们的思想武器。哲学是解放斗争的头脑，无产阶级则是解放斗争的心脏。如果不提高无产阶级，哲学就得不到实现，如果不实现哲学，无产阶级也就提高不了。
由于思想上的发展，马克思和青年时代的朋友们开始分道扬镳，现在他却在《德法年鉴》的一位同事身上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偿;他就是弗里德里希[b]·恩格斯，从那时起，他就和恩格斯并肩战斗了四十年。恩格斯（1820-1895年）是厄尔倍菲尔德一个工厂主的儿子。和马克思一样，促使恩格斯走上革命道路的并非他本人的困苦生活，而是他的智慧。他从而就与他那非常保守的笃信宗教的家庭精神完全决裂，他早在幼年时代就放弃了仕途。他在厄尔倍菲尔德读完文科中学以后，决定从事经商的职业。后来他在巴尔门和不来梅实习了几年，又在柏林服了一年志愿兵役。
恩格斯的实际活动，并没有使他脱离对哲学的研究。费尔巴哈关于基督教本质的论点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在马克思离开柏林以后，恩格斯也和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有紧密的交往。虽然恩格斯在青年时代不象马克思那样在哲学上有如此严格的系统教育，可是他在实际生活的知识方面却超过马克思。
在兵役期届满以后，恩格斯来到了曼彻斯特，在他父亲的一个工厂里当职员。在这里，他熟悉了大工业。他在哲学方面的造诣，使他能够认识到创造这种工业的近代无产阶级的历史意义。正如马克思从研究法国革命中认识到的那样，恩格斯从英国工业中认识到：经济的事实尽管迄今为止一直被历史学家描述为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微不足道的作用，但其实却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历史力量。恩格斯在他为《德法年鉴》写的文章中批判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他揭露了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矛盾，并得出结论：你们应有意识地作为人去进行生产，而不是作为分散的毫无人类意识的原子去生产，这样你们就超平一切人为的暂时存在的矛盾之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这样一致的结果对他们来说必然就显得更加可贵了。他们在哲学上的出发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从黑格尔、从布鲁诺·鲍威尔、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出发的。他们都研究了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而此时，对马克思来说，是法国革命，对恩格斯来说，是英国的工业，成为他们用以说明时代的斗争和时代的愿望的工具。这两次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的起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依据这两次大变革探讨了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前离析，并一直追溯到它最终的根源。
1844年9月，恩格斯在返回德国的途中，在巴黎和马克思相处了十二天，他们两人极其细致地商谈了各种问题。他们共同草拟了驳斥布鲁诺·鲍威尔的论战文章;这就是《神圣的家族》。在这篇论文里，他们清算了他们以往的哲学思想。但是，在这一篇绝大部分篇幅是由马克思撰写的论文尚未发表以前，马克思在普鲁士政府的催促下已被逐出巴黎，前往布鲁塞尔。在此后的三年内，马克思就住在布鲁塞尔并和恩格斯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致力于发展和加深这一新建立的世界观。恩格斯撰写了他那划时代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同时，马克思则在反对浦鲁东的论文[11]里拟定了他的资本论的初步纲要。这时，他们还同当时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进行论战，不仅对当时已经冒头的政府社会主义，而且还对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进行论战，这个流派把世界的一切祸害统统归咎于诸侯。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满足于从事理论著作，他们还设法进行实际的宣传工作。他们不仅能在当时作为欧洲流亡者的中心地——布鲁塞尔，而且还能在法国、英国和德国都争取到了拥护者。起先拥护者的人数并不很多，然而都是热情的和有觉悟的。正义者同盟赞成他们的观点，这是他们最大的成就。
正义者同盟的秘密学说，原先并没有超出德国的哲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这两者的混合物的范围。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给他们以很大的启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是唯一可靠的理论基础，并且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说明：这里指的不是要实现空想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是要自觉地参加目前正在进行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过程。
1847年夏季在伦敦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正义者同盟成为一个新的组织，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消除了残余的密谋活动的倾向，而成为一个建立在纯粹民主基础上的纯粹从事宣传工作的组织。后来，在这一年的年底，又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同盟的新纲领。在长达十天的会议中，代表们详细地讨论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纲领草案，大会在澄清了一切疑虑之后，一致通过了这个纲领。1848年2月，纲领公开发表，这就是《共产党宣言》。
材料来源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威康·沃尔夫全集（描述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和威廉·魏特灵：《和谐和自由的保证》。
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必须了解海涅、海尔维格和弗菜里格拉特的政治社会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青年时代的著作。
[1]四季社是一个有严格的军事编制、按照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秘密组织。这个秘密组织是按照下列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一个兵士就是一天，六个兵土组成一个星期，服从星期天的命令。四个星期组成一个月，听从七月的领导。三个月组成一个季，受春季的指挥。四个季构成一年，求属于革命代表的最高权威。整个秘密组织受首领布朗基的指挥。——原注
[2]宪章运动（缺）
[3]小暴君：指不伦瑞克公爵卡尔（1804-1873年）在1830年9月7日人民起义时被推翻。——原注
[4]煽动家分子，原意是古代希腊的人民领袖，现在该字带有谴责的意义：人民的骗子手。在德国三月革命期间，这个字表示政治上不得人心的分子。——原注
[5]明希豪生（Munchhausen）;德国的漫游探险家，喜述夸大而令人不可思议的谐闻，关于他的故事，流传甚广。——中译本注
[6]指海涅。——中译本注
[7]全名为《新普鲁士十字架报》，1848年由保守派创办，该报反对革命：后来该报成为保守派右翼的机关报，是极端反动的报纸。——中译本注
[8]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人面的魔女之一，这些魔女带着蛇发和翅膀，相貌狰狞，外形偃化。——原注
[9]指上天丶天国。——中译本注
[10]指现实世界。——中译本注
[11]指《哲学的贫困》。——原注 |
关于用固定资本抵押贷款问题的提纲（托洛茨基，1923年2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致全体政治局委员
（1923年2月13日）
副本
致列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加里宁、李可夫同志
致全体政治局委员
致索柯里尼柯夫、瞿鲁巴、皮达可夫同志
据说部分政治局委员要求限定国有企业只有权用流动资本抵押贷款，我认为问题很严重，是明显而极有害的错误。
为了使这个问题的提法更明确，我草拟了一个提纲［注：即《关于用固定资本抵押贷款问题的提纲》］附上。这个提纲现在的惟一任务是明确问题的提法，从而正确地解决问题。
列·托洛茨基
1923年2月1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五卷№02692
关于用固定资本抵押贷款问题的提纲
托洛茨基（1923年2月12日）
1．从国有化经济与私有经济斗争的角度来看，不言而喻，物质力量的对比，即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对比具有决定意义。这种和那种资本的内部结抅问题，资本利用范围和资本活动形式（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工业资本）以及工业资本的内部结构（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则是第二位的问题。
2．然而在国家资本内部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国家资本对私人资本的巨大优势本身有可能在斗争过程中完全丧失。在同一工业部门内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资本的错误分配乃是一种错误的结构。
3．很清楚，如果全部工业财富由固定资本组成，也就是由工厂的广房、机器组成，而没有流动资本，也就是没有燃料、原料和工资，那么国家与私人资本的斗争中（只要私人资本有合理的内部结构，尽管从总的来说它比国家资本少几成）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惨败。
4．认为国有化就是国家掌握机器和厂房的想法是浅陋的拜物教。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角度来看，国有化就是国家在国有企业中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得到保证。这就是说，在一定的情况下和在一定的范围内将一定数量的固定资本变为流动资本对国家是完全有利的。实际上我们实行租让、租赁和合营公司制便走上了这条道路。很清楚，同一个政策应该在信贷制度中体现出来。因为信贷是在经济的各部门和企业之间进行物资的分配和再分配的手段，所以信贷制度就应促进确立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间正确的比例。
5．限定国有企业只有权在流动资本范围内取得贷款，这就意味着去犯既是原则性的也是实践性的骇人听闻的错误，其理由是：（1）国有企业主要由于流动资本短缺才寻求信贷。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国有企业只能用流动资本抵押贷款，就意味着推来推去踢皮球。换句话说，就是不准他们借款，（2）由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集中“计划”不能完成有利于工业不停运行的资源分配任务，所以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才不得不采取市场办法，因此禁止用固定资本抵押贷款实质上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领域中将新经济政策的方法一笔勾销。
6．用固定资本抵押贷款可能导致大量工业企业转到私人手中，这个危险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危险不是用厂房和机器抵押贷款引起的，而是使用厂房和机器不善引起的。不论贷款得到的数额多大和以什么名义得到，经营亏损必定要求要么撤销企业，要么另外对企业投资。
7．国家不可能承认在这一领域中市场规律是不得上诉的法院，这样考虑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不仅针对借贷制度，而且也针对我国全部经济活动。假如承认市场在任何时候都是终审法院，那我们就应容许铁路运输瘫痪。国家从更长远的角度进行干预并对目前的市场工作进行纠正。国有工业企业的债贷制度也同样如此：假如国家认为自己非保护自己的破产企业不可，那国家就得在一定限期内偿付该企业的债务。国家的这一权利无论如何应得到充分的保障。
8．可以承认，把独立支付自己资本数额内的债务权交给个别企业或托拉斯是不谨慎的。在这方面可能需要加以限制，这出于经济上的谨慎考虑，而绝不是出于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盲目崇拜。换句话说，比如，可以规定托拉斯有权贷款数额为国家交给它支配的财产数额的1/5或1/10（这个比例可根据不同的工业部门进行调整）。借贷数额更大的款项必须得到上级机关的同意（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并向国家计划委员会通报，以便在某些情况下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征求意见）。
9．但应该注意一点，决不应当去找资本家借贷。相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要向其他国有企业和联合公司贷款。比如完全可以这么设想，一个造纸托拉斯借纸给一个印刷厂或印刷托拉斯，以印刷设备为抵押，因而自己得到一个或几个印刷厂。在这种情况下用固定资本抵押贷款的制度便成为某些企业从一个托拉斯转到另一个托拉斯的手段。在这里不存在任何危险。相反，这是改造当前的托拉斯，建立生命力更强，机能更完善的联合公司的最富有生气的方法之一。
列·托洛茨基
1923年2月12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五卷№02693 |
书记处关于中央全会、政治局、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的职能分工的设想（托洛茨基，1923年1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书记处关于中央全会、政治局、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的职能分工的设想
托洛茨基（1923年1月29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五卷№02688
1．将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扩大到50人，吸收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和经济工作中涌现出来的新同志，主要是工厂（厂长、州组织领导人、少数民族共产党中最有威信的党员等等）。之所以需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保证同地方的牢固联系，而且是为了促进从目前还缺乏经验，但表现相当突出的同志中培养新政治领导干部的事业。
2．章程中第23和第24节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内容不作修改，要补充一句话谈关于召开紧急全会会议的问题，增加关于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基本领导仍由中央委员会掌握的内容。如不增加这些内容中央全会的职能仍然不清楚。
3．章程的第25节应作如下修改：“中央委员会决定由7名中央委员组成政治局领导日常政治工作，责成政治局根据情况把真正重大的政治问题提交例行中央全会或紧急中央全会解决。这一改动缩小了政治局的权力而扩大了中央全会的权力。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不作这样的修改扩大中央委员会组成就失去意义了。
4．中央委员会决定由7名中央委员组成组织局领导一般组织工作。
5．中央委员会决定由3名中央委员组成主管经常工作的书记处，负责日常组织工作和执行工作，为全会、政冶局要讨论的问题准备材料。
6．书记处下设由中央委员会一名书记主持中央各部部长联席会议，其职责是预先审议列入组织局或中央书记处议事日程的问题并将问题送交上述机构之一。
7．由书记处分配工作的党的干部以省级为限。书记处一致通过的决定从会议记录上交时起48小时内如组织局无一委员反对，即视作组织局的决定。
8．由组织局分配工作的的党内干部以区城级为限。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只有经政治局批准才能变更中央委员会区域局、少数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边疆区委员会的组成。
9．政治局根据组织局的推荐分配全共和国一级工作人员的工作。
10．政治局可以否决组织局的决定，组织局可以否决书记处的决定，而且出现以上两种情况，决定都将中止执行。
11．中央全会可否决政治局的决定，但无权中止决定的执行。
列·托洛茨基
1923年1月29日
附：托洛茨基在文件上所写的札记
1．争论
挑拨离间
拉林
2．视察员由中央委员会领导还是由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不怕中央委员会”。
3．由于党与国家结合得太紧密，监察［委员会］才接管党的政治职能。
4．今天什么也没有批准。
5．莫洛托夫，鉴定权。
［对第3条］三名委员可以改动［全会会议］日期。
6．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视察员。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
7．过去地下工作的问题。
［对第7条］有3人签名［从组织局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交出会议记录后48小时内无人提出异议］即生效。 |
致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托洛茨基，1923年1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致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
托洛茨基（1923年1月25日）
绝密
我也认为我与斯大林同志的通信已经结束，可以作如下结论了：
1．改组劳动国防委员会根本不解决我所提出的关于每天都要实际地统一经济的问题，因为分管各委员部的5位副主席绝不是“没有本位主义的”。如果每位副主席认真地管“各自的”部，那他将成为这一部门的领导人，不过是一个联合部门的领导人。
2．目前国家计划委员会没有充分地进行实际的经济协调工作，这是事实。但谁也没有完成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是通过出现危机、漏洞、损失以及新的危机等途径自然而然地完成的。只有把国家计划委员会从一个完成个别任务的机构改组成经济司令部，才能为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等部门的工作创造正常的前提，政治局最近对国家计划委员会人员的任命使我确信，我们正远离这一目标，而不是接近这一目标。
3．当前所提的副主席工作是与我的习惯以及我对组织得当的工作的认识完全相抵触的。任命我担任这样的工作，我认为这意味着除掉我这个苏维埃工作人员。
4．我认为，任命一个“乌克兰人”担任副主席将意味着除掉一个乌克兰人。
5．显然，对政治局在我缺席时作出的有关我的决定我不反对。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同志是对的。但是对其他许多问题我也不反对。
6．我举出的“旧文件”对我的意义在于它们阐明了实际任务，说明这个任务一年半前向我们提出时是怎样的，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上还是这个任务。
列·托洛茨基
1923年1月25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五卷№02687 |
就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问题致全体中央委员（托洛茨基，1923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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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问题致全体中央委员
托洛茨基（1923年1月20日）
绝密
1923年1月20日第40号
致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就组织中央经济机关的问题交换书面意见当然不方便。但是，这样做也有一大好处：使全体中央委员更直接地了解问题的实质，他们在全会的会议上不得不草草地研究积压了两个月，有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问题。
1．十分明显，人民委员会除了常设主席外，还需要一位副主席作为人民委员会的工作的领导人。由于劳动国防委员会是人民委员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委员会，可以任命第二位副主席——专管劳动国防委员会。但是，十分明显（无论就工作的实质，还是从形式上的考虑），副主席不能脱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决不能给人以副主席的权利和职责不明确的印象。“副主席本身”的设制是什么？斯大林同志最近的建议最明显不过地突出了这样提问的错误，他建议说：“由乌克兰出一位副主席参加改组后的劳动国防委员会”。“由乌克兰出一位副主席”是什么意思呢？这位副主席是谁的副手呢？是联盟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还是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
我认为，鉴于要成立联盟，可能需要有一位捍卫乌克兰利益的人参加人民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如果把这祥的人称作乌克兰事务人民委员，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赋予他副主席的称号，只会告诉大家，这个称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换句话说，这只是一个官衔，而不是职务。
2．增加副主席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工作繁多。工作的确不少。但我们来具体看一看。
（1）副主席加米涅夫同志。他作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领导共和国最大的一个城市和最重要的一个省份的经济和文化工作。此外还履行副主席的职责。
（2）副主席瞿鲁巴同志。他作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任务是从合理性和法制的角度检查所有的国家机关的活动。此外还担任副主席。
（3）副主席李可夫同志。他只履行副主席的职责。
（4）打算任命托洛茨基同志为副主席，他现在担任军事人民委员，还打算任命他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或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做几项工作，而同一项工作又分给了好几个人去做。这样做的结果当然不是节省人力，相反是浪费人力。在我们这里，兼职通常在任何部门都没有好结果。所有的问题，也包括副主席这个职位，都需要更深入的专业化。
如果决定，加米涅夫同志担任副主席更有利，那就要解除他莫斯科苏维埃的职务，领导莫斯科苏维埃的工作是一项独立的而且愈来愈复杂的任务。
如果认为工农检查院意义重大（当然，不是作为对全体居民的全能的教育者，而是作为苏维埃的国家监督机构），那就要解除瞿鲁巴同志的副主席职务。如果相反的话，那就解除他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职务，任命他为副主席。这样来解决问题（即担任副主席的——或者是李可夫和瞿鲁巴同志，或者是李可夫和加米涅夫同志），会节省很多人力，也就是说一切井井有条。
以为让一个机关的成员摆脱明确的责任并赋予他们以副主席的称号，就可以使这个机关摆脱本位主义或增加本位主义，那是根本错误的。如果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现任委员们是十分狭隘的本位主义者，那至少应当派那些最负责最内行的工作人员来领导这些部门。其他出路是没有的。
附注：现在副主席的情况如何，从他们之间的正式分工可见一斑。经济部门中由瞿鲁巴同志主管的有：农业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邮电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由李可夫同志主管的有：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内商业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银行等。同时，瞿鲁巴同志作为工农检査人民委员应当从“检查执行情况、监督缩减编制和改进机关工作”的角度出发监督所有的人民委员部。副主席作为副主席却没有任何监督和监察的机关。一人监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而另一人监督国家计划委员会。这样的体制能够有效吗？可是有人却建议我们还要增加副主席的人数，各主管部门的名誉监护人，却没有机关，也没有……明确的工作。
3．斯大林同志反对“回顾过去”。而提倡这种回顾的却完全是他。我在最近一次全会后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有必要消灭中央在经济管理机构中的混乱现象的声明。斯大林同志对此作出回答时第一次提出了自己对上述问题的建议。本来进一步的争论完全可以局限于以下问题：什么机关同什么机关合并，任命谁去什么地方等。但是，斯大林同志却回顾“过去”，并谈了原来打算任命我为副主席，而我却拒绝了。
因此我不得不谈了同列宁同志的谈话以及我之所以拒绝的理由。
斯大林同志现在又说：不需要回顾过去，否则，他斯大林同志也许不由得要回忆往事并谈起（为了告诉别人，这样做多么不好多么不恰当），“托洛茨基同志好像在一年半或一年以前曾在政治局里要我们相信苏维埃政权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布谷鸟已经叫了”，如此等等。十分明显，如果说斯大林同志第一次回顾过去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并迫使我进行更正，那么他第二次这样做则已经是出于教育上的考虑：为了表明回顾过去会把一个严肃的人变成布谷鸟。
是的，为了回答某些同志的一种依我看是肤浅的、不可饶恕的乐观主义，不是在一年半前，而是在半年前，我不止一次地在政治局里说过：如果我们这样进行管理，那么我们不会有时间听到布谷鸟叫的。如果有人把这些话评价为“悲观主义”，那么我总是回答说：是的，我对于我们的管理混乱的现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这种乐观主义要牺牲掉我们革命的许多利益。我常常举下列事实为证，我们在政治局里不经什么准备，讨论10分钟，凭耳闻眼估在一次会议上就决定10〜12个十分重要的实际经济问题。在同这种做法的斗争中，我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布谷鸟，如果我们建立一个特殊的副主席团，其中每个人对什么都负责又都不负责，那么没有布谷鸟就很难赶上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了。
斯大林同志在旧事重提之后问道：“难道需要旧事重提吗？”我回答说，不，本可不必旧事重提的。
4．我在1月15日的信中写道：关于任命我为副主席的建议，“从未提交政治局、全会，也从未在那里讨论过”。斯大林同志却出乎我的意料试图根据文件来反驳这一点。我又不得不就这个问题说上几句，因为这些文件可以出乎我的意料鲜明地使全体中央委员了解，问题有时是怎样决定的。斯大林同志引用了列宁同志9月11日的便条，其中建议由于“瞿鲁巴回来后李可夫同志休假”，任命加米涅夫同志和我为副主席，如此等等。关于这张便条，斯大林同志是用电话通知我的。这时，我自己也请了4个星期的假（并获准），主要是为起草预定由我在当时即将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因此，甚至完全不取决于我对增加副主席所持的根本否定的态度，十分明显，列宁同志由于李可夫同志休假而想解决的实际任务，并没有因任命我为副主席而获得解决，因为在此后的几星期，我本人也获准休假，接着要开代表大会，我得全力以赴。十分明显，这些无可辩驳的实际理由，即使对于那些主张这一任命的同志，至少也足以把对我的任命问题往后放一放。看来，如果还是想马上解决问题或者把政治局的意见肯定下来，那就需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在我同斯大林同志通过电话简单交谈后，我确信，这个问题本身至少在我回来以前已被撤销。但是却没有。表决（通过电话或书面形式，文件上有我作的标记）仍然进行了。我只是现在从斯大林同志的信中第一次得知表决的结果。原来斯大林和李可夫投了“赞成”票，托姆斯基和加米涅夫“弃权”，加里宁“不反对”。
此后，政治局在9月14日的会议上作出决定，其中“遗憾地确认托洛茨基同志断然拒绝”。从斯大林同志的信中，中央委员们可能会以为我出席了政治局的这次会议。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我已经在休假。然而，尽管我的理由实际上无法反驳，至少可以把问题往后放一放，政治局却在我缺席的情况下“遗憾地确认”等等。我对这一不是由我提起的插曲不予置评。但我再次指出，问题一次也没有提交政治局，政治局也没有讨论过——至少是在我出席的会上。我想，我的出席不会是多余的，因为事关对我的任命。
5．为了使这个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不致由于重提往事而被搁置（而发起重提往事的，如上所述，完全是斯大林同志），下面我提供从我1921年8月7日提交中央的建议和1922年4月29日提交政治局的信中准确摘录的我们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有关文宇。
列·托洛茨基
附件一
托洛茨基就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计委问题致中央全会
（1921年8月7日）
附件二
托洛茨基致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1922年8月2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五卷№10809 |
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问题致中央政治局（托洛茨基，1923年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问题致中央政治局
托洛茨基（1923年1月15日）
绝密
1923年1月15日第27/T号
致中央政治局
（关于斯大林同志谈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信）
（1）我提交中央的一些书面建议的核心是关于必须保证每天对国家经济进行正常的计划领导的问题——这首先是从恢复和发展国有工业的角度出发的。我一再肯定地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机关直接负责有计划地领导国有经济，并在其权利、职责和人员方面都能实施这种领导。我断定，正是由此才愈来愈努力叠床架屋地设置一个又一个新的领导机关和统一机关，这些机关归根到底只能相互干扰。除了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我们现在还有：副主席小组（三人团）、劳动国防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小人民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时，许多问题还往往转交中央（书记处、组织局、政治局）处理。我认为、领导机构如此繁多，它们的相互关系不明确，责任又分散，从上头造成了混乱。
斯大林同志现在建议合并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团和财政委员会。这个建议，不管其直接的实际价值如何，至少表明存在独立的副主席团和独立的财政委员会是不适当的。
在我第一次建议把国家计划委员会当作统一的经济机关时，我当然还不能评价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因为他的建议比我的建议晚提出了两年。而且斯大林同志的实际上极端重要的关于改组中央机关的建议，是他在批评我再次提出的建议时顺便提出的。
（2）我认为，最近时期我们经济政策的失误在于孤立地提出财政问题。不稳定的卢布不可能成为经济的调节者，因此财政专政往往变成牺牲国有经济进行冒险的投机。这样的政策暂时可以带来虚假的成功。但它必然孕育着自身的失败。
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必须把统一的国有工业的利益作为重点——在带有一切必要的附加条件下——向国有工业的利益看齐。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让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成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原因，这样才能首先从工业利益的角度来研究所有的计划问题。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远景目标达不到，就可以由劳动国防委员会自上而下地加以纠正。斯大林同志的方案建议从劳动国防委员会中撤销包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内的所有部门，而只留下财政人民委员部。因此财政和工业间的不正常的关系在斯大林同志的方案中又得到了新的组织上的表现。
（3）其次，斯大林同志把个人的任命问题拉扯到这一组织问题上来。因此我也不得不谈谈这个问题。一点不错，列宁同志在恢复工作几个星期后，曾建议我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我对此回答说，如果中央任命，那么，我当然从来都是服从中央决定的，但我认为这个决定非常不合理，同我的所有组织观点和行政经济观点、计划打算完全相背。
我在同列宁同志的谈话中作了进一步解释的原因如下：
（a）我认为，副主席团的存在本身就是有害的，因为副主席团使一些担负十分负责工作的同志脱离明确的行政岗位和行政经济岗位，使他们的地位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家似乎对一切全负责，又似乎全都不负责。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人民委员会设—个常务副主席是必要的，而且也足够了，也许再设一个管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在他们之间保持正常的相互关系（劳动国防委员会是人民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会）。
（b）我向列宁同志指出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央书记处、组织局和政治局在苏维埃问题上的政策。最近两年来组织局、书记处和政治局实际上越过有关主管部门，甚至背着它们频繁地对一些问题，例如对军事问题，作出决定（频繁裁减军队而不是考虑周到的有计划的裁减，这导致了极度的混乱及物资和粮食供应的开支急剧增加；在预算方面也有这样的现象，类似现象还出现在人员任命上……）。所有这一切完全破坏了进行正常的工作，选拔和培养干部以及稍微有计划的经济的稍微正常的核算和预见的可能。自然，如果是这种情况（这对于军事部门的任何负责人都已不是秘密），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再去为其他机构承担责任。
列宁同志回答说，他不会违背我的愿望建议任命我为副主席。列宁同志在指出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的选拔确实很糟，我们需要特别有权威的党的工作委员会来研究如何更正确地挑选、培养和提拔工作人员及更正常的组织上的相互关系问题之后，建议我等他对这个工作委员会的职能和组成考虑得更明确后加入这个工作委员会。对此我完全同意。但是，列宁同志在他的病复发以前再也没有提出这个工作委员会的问题。
（4）斯大林同志提出任命我为副主席的方案（这个建议从未提交政治局、全会，也从未在那里讨论过）时，建议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由我“专门关注”。如上所述，这样提问题是根本错误的。专门关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应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席。专门“保护人”的角色只会造成责任的分散，在最需要最应该明确的部门中造成不明确和混乱。我们需要正常地实际地协调各经济主管部门的工作，根本不需要分别对其中的每个部门实行双层领导。
附注：正如第4点所指出，说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就是列宁同志的建议，是完全不对的。列宁同志建议我负责监督的首先是教育人民委员部，而恰恰不是经济主管部门。
（5）没有统一的计划和统一的领导，任何经济工作都无法进行。计划不应是学院式的，而应是实际的。把订计划和监督执行情况分开本是办不到的。我们的计划机关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机关（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副主席团、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或者依靠国家计划委员会，或者临时设置和建立无数个工作委员会。摆脱这种状况的惟一出路是把国家计划委员会抓在手中，也就是说，派负责人员参加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并使他们同专家真正结合起来。最高机关应能从国家计划委员会获得经过精心研究、认真检查、协调一致，并且当然是从苏维埃的、共产主义的角度出发的高质量的材料。
有了这样的正常运作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交给上面的只是一些需要作出立法决定或者需要提出崭新方向的重大原则问题。
打个比方，国家计划委员会将起参谋部的作用，而劳动国防委员会将起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作用。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五卷№10808 |
托洛茨基就簿记问题致列宁等（1922年12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就簿记问题致列宁等
（1922年12月13日）
副本
邮政电报第552号
1922年12月13日
致列宁、加米涅夫、李可夫、瞿鲁巴、皮达可夫、斯大林同志
我认为，皮达可夫提出关于集中的簿记的问题，是绝对正确和非常及时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工农检查院”是绝对不值一提的东西，而簿记才是一切。
现在，工农的市场才是工农的检查。这是强硬的、切实的检査，而不是骗人的检查。只要善于记录下这一检查的结论，即计算一下收支多少和盈亏情况。这也就是簿记的任务。商业核算要求有商业评估，而商业评估则要求有正确的簿记。由于谈的是国有企业，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簿记，而且需要格式统一的簿记。
我认为，要断然决然地提出这个问题，正像皮达可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提出的那样。
托洛茨基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五卷№01540 |
托洛茨基就外贸垄断问题致列宁（1922年12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就外贸垄断问题致列宁
（1922年12月12日）
副本
秘密
邮政电报第551号
1922年12月12日
致列宁同志弗·伊·：
保持和加强外贸易垄断制是一件绝必要的事。但是现在实际上对外贸易的反对者不是对它实行正面攻击，而是采取复杂的迂回行动。另一方面，改变和完善对外贸易垄断的方法也是绝对必要的。
出现一种危险，这就是在改善实行垄断制的方法的外交下偷运实际上损害垄断制的措施。
阿瓦涅索夫同志今天曾来我这儿并告知他的委员会的基本结论。据我对他的理解，他希望贸易垄断制不是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直接施行，而是在外贸部监督下由一些最大的经营单位（辛迪加、康采恩》施行。克列斯廷斯基显然是同斯托莫尼亚科夫商量后建议，各重要经济单位（即显然仍然是辛迪加和康采恩和部分主管部门）在各相应的点上有自己的常驻代表处，这些代表处应成为商务代表处的一个分部。这个计划有些地方是和阿瓦涅索夫的计划一样的，然而也有很重要的差别，克列斯廷斯基基本上把商务代表处看做是共和国的直接贸易（出售和购买）机关。各经济单位通过商务代表处所属各分部经营业务，并且这些分部是同相应的经济单位协商组织的。而阿瓦涅索夫则直接把这些辛迪加的代表处看做基本贸易机关，而商业代表处保留监督的职能。
也许其发展的结果会导致这种情况。但是目前也许以商务代表处为基础要可靠一些。不过，也可能我没有完全准确理解阿瓦涅索夫委员会的计划。他答应明天寄来书面建议。
然而，最重要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根据整个经济工作从俄国去调节我们的对外贸易。需要有人懂得并且决定，什么可以输入和什么不能输入，什么需要输出和什么需要留给自己。不要从法律调节、死的产品清单的观点，而要从实际的、不断变化的、始终根据整个经济需要的观点作出这种决定。这显然应当是本身以发展国家工业为宗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然而，这是一个特殊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已写过不止一次了。阿瓦涅索夫委员会只不过证实了迄今为止对我们的进出口还没有进行这样的核算。
托洛茨基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五卷№01538 |
托洛茨基就意共问题致季诺维也夫（1922年11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相关链接：季诺维也夫
托洛茨基就意共问题致季诺维也夫
（1922年11月24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01534
副本
绝密
邮政电报第517号
1922年11月24日
致季诺维也夫同志
抄送：列宁、布哈林和拉狄克同志
（1）如果博尔迪加[1]想在代表大会上展开大争论并迫使我们同最高纲领派[2]结成反对他的统一战线，那么其后果将是极端不利的，首先这将使塞拉蒂[3]得到加强。我们是否以我党中央的名义给意大利代表团写一封信，建议它在代表大会上根本改变政策：博尔迪加一旦同我们达成协议，就可能在代表大会上发表声明，说他的代表团提出了代表团认为必须提出的反对合并的一切理由，但是由于问题由委员会事先决定，所以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个决定，建议代表大会予以通过，要求对执行这个决定表现出良好的愿望，同时对意大利最高纲领派的形形色色中派表现和残余保持高虔的警惕，要求各兄弟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样保持警惕。
不做这种大胆的急剧转折，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处境就极其困难。其结果是，塞拉蒂在意大利将成为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倡导者。无论如何应当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2）我那份关于新经济政策等问题的提纲怎么样了。[4]
列·托洛茨基
[1]博尔迪加，阿·（1889～1970）——意大利社会党人，弃权派领袖。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并为该党领袖。1930年被开除出党。
[2]最高纲领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在意大利社会党内形成的一个派别。主要领导人为塞拉蒂。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最离纲领，1918年起掌握党的领导权。1922年10月改称最高纲领社会党。1924年塞拉蒂带领部分拥护共产国际原则的党员加入意大利共产党。
[3]塞拉蒂，扎·梅·（1872～1926）——1892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9年起是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主张加入共产国际。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执委会娄吊。1922年4月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三个国际代表会议，11月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4年率社会党部分党员加入意大利共产党。
[4]托洛茨基的提纲发表在《国际通讯》1922年第238、241期。俄文本收入《托洛茨基全集》第12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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